罗马史诗三部曲

（套装共三册）

[英]彼得·希瑟 著

任颂华 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帝国与蛮族

——从罗马到欧洲的干年史（罗马史诗三部曲）

[英]彼得·希瑟 著

任颂华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引子

第一章 移民和蛮族

欧洲的居民

关于人口迁移的大讨论

人口迁移和入侵

第二章 全球化与日耳曼人

日耳曼欧洲的转变

战士、国王和经济

和罗马的关系

全球化

第三章 条条大路通罗马？

从波罗的海到黑海

移民和日耳曼人

掠夺的浪潮

第四章 移民和边境的崩溃

“曾是战士”

民族迁徙

为生存而战

第五章 匈人的迁徙

“万恶之源”

部落的聚集

帝国与身份

移民与帝国

第六章 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精英转移还是民族大迁徙？

精英与大众

法兰克人和罗马高卢

大规模迁徙和社会压力

第七章 新欧洲

帝国陨落

新秩序

系统的崩溃和欧洲的诞生

第八章 斯拉夫欧洲的创生

寻找斯拉夫人

欧洲的斯拉夫化

移民和斯拉夫人

移民与斯拉夫欧洲

第九章 维京人的大迁徙

维京人和西欧[2]

俄罗斯的维京人

移民潮

维京人的扩张

移民与发展

第十章 第一个欧洲联盟

政治与发展

国家的崛起

同等政治体与边缘区

第十一章 移民的终结与欧洲的诞生

移民

移民与发展

帝国的牛顿第三定律？

参考文献

原始资料

参考书目

前言

写这本书真的是花了我太长的时间。我签下最早那份合同时，我的儿子威廉还没出世。而这本书最终出版之时，他已经要参加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GCSE）的考试了（也就是说他已经16岁了，如果你不熟悉英国教育体系的话……）。写这本书花了这么长的时间，部分原因是我同时也在做别的事情，但这个项目本身就占用了4个独立的学术假期，比我在其他任何事情上花费的时间都要多，这确实反映出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首先，本书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需要参考许多不同领域的专业文献。其中一些领域，特别是斯拉夫历史和考古学，我绝对不敢说自己已完全掌握，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些领域的重要学者长期以来都将他们重要的论点以西欧语言发表。在这里以及接下来许多方面的学术讨论中，我往往会闯进一些少有前人涉足的领域。当然，这是本书花了这么长时间的第二个原因。

但是，以全面比较的方式来探讨方方面面的历史是这个项目设计的核心。我最初设想的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论述第一千年中蛮族欧洲的转变。首先，在我看来，第一千年上半叶处于罗马帝国边缘的日耳曼社会，第一千年下半叶处于法兰克和拜占庭帝国边缘的斯拉夫社会，二者的发展模式相似。这肯定不是偶然。其次，从前的学者往往过度强调第一千年里蛮族迁徙现象的重要性，而一些现代学者在我看来有些矫枉过正，对蛮族迁徙的作用过于轻视了。为了帮自己思考第一千年中的人口迁移问题，阅读更现代、记录也更完善的人口迁移案例似乎是个好主意。而通过这样的阅读，本书的轮廓得以成形。在阅读研究人口迁徙的比较文献时，我渐渐意识到：首先，人口迁移的模式和形式往往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模式密切相关；其次，所在的政治环境对人口迁移模式和形式的塑造有决定性的影响。换句话说，很长时间之后我终于意识到，我一开始打算从两条线入手来研究第一千年的蛮族欧洲，但实际上它们根本不是独立的两条线，而是一个更广泛的转变过程中相互依赖的两方面。第一千年的蛮族迁徙模式必然会受到同一时期蛮族社会中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影响，也在这些社会与当时帝国势力往来的过程中得到塑造。这是本书的核心论点，它只能从本书最终采用的广泛比较方法中产生。当然，读者可以判断采用这种策略的总体收获是否能够弥补其在细节方面的不足。

另外，我想在这里带着巨大的喜悦和感激，为我多年来进行这个项目时得到的所有帮助献上感谢。我受到了不少机构的直接帮助。耶鲁大学的古典学系和历史学系是我在1999—2000年的庇护所，在那里，我获得了许多关于现代人口迁移模式的知识，尽管理解得不是那么全面。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在2004年秋季给了我一个学期的额外学术假，我总共休了8个月的假，本书后面大部分章节的草稿都是在此期间写成的。学术假期间，我也在华盛顿特区敦巴顿橡树园研究中心非常宜人的环境中度过了一段日子，能在那里工作非常好，周围有很多书和激励我的伙伴。我十分感谢研究中心的主任和董事会成员邀请我在2004年秋季学期成为那里的访问学者。凭借在AHRC的迁徙与离散族群项目下获得的一笔小额资助，我在2005年春季和夏季举办了一系列关于人口迁移和第一千年的研讨会，我自己收获非常大，希望对其他参与者来说也是如此。

过去16年中，我在学术方面承蒙许多人的帮助，在此无法一一感谢。在我思考这个主题的最初几年里，我有幸受邀参加由欧洲科学基金会（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的“罗马世界的转型”（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项目中的一个分组。这对我来说仍然是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体验，当时和之后交流的想法和信息对我的帮助难以言表。我要特别感谢普热梅斯瓦夫·乌尔班奇克（Przemysław Urbanczyk），他后来邀请我去波兰，使我对中世纪早期斯拉夫人的理解不至于停留在十分肤浅的层面。另外，我还要感谢所有参加AHRC资助的人口迁移研讨会的人，他们使研讨会成为激发思考的愉快经历。在众多用思想和著作一路上给我启发和帮助的学者中，我特别感谢保罗·巴福德（Paul Barford）、安杰伊·布科（Andrzej Buko）、詹姆斯·坎贝尔（James Campbell）、戴维·顿维尔（David Dumville）、盖伊·哈尔索尔（Guy Halsall）、沃尔夫冈·豪布里希斯（Wolfgang Haubrichs）、洛特·海蒂格（Lotte Hedeager）、阿格纳尔·黑尔加松（Agnar Helgason），克里斯蒂安·吕布克（Christian Lübke）、沃尔特·波尔（Walter Pohl）、马克·休金（Mark Shchukin）、马克·托马斯（Mark Thomas）、布莱恩·沃德·珀金斯（Bryan Ward Perkins）、麦克·惠特比（Mike Whitby）、马克·惠托（Mark Whittow）、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伊安·伍德（Ian Wood）和阿列克斯·伍尔夫（Alex Woolf）。给予我帮助的远远不只有这几位学者，但我在学术上大大受惠于他人的工作，这份名单至少是一个缩影。

在更直接的层面上，我要感谢我的编辑乔治娜·莫莉（Georgina Morley），我的文字编辑休·菲尔波特（Sue Philpott）和尼克·德·索莫吉（Nick de Somogyi），以及我的编辑主管塔尼娅·亚当斯（Tania Adams）。他们付出了辛劳，为这个项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非常感谢他们发现和纠正了不一致、不正确和不恰当之处。当然，书中若还留有不一致、不正确和不恰当的地方，那都是我自己的责任。我还要感谢尼尔·麦克林恩（Neil McLynn）和其他各位朋友及同事，他们审阅了本书大部分章节的各版草稿。我非常感谢他们的耐心、鼓励和纠正。像往常一样，我也欠家里每个人的情，在过去几个月里，非常感谢你们的包容。邦戈（Bongo）和图其（Tookey）耐心地容忍我不带它们锻炼，威廉和纳撒尼尔慷慨地宽恕了我的分心和暴躁脾气。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妻子盖尔（Gail），除了大量的后勤和感情支持，她也在本书出版的最后几个阶段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得到的恩惠难以衡量，为此我愿回报以最多的爱和感恩。

引子

882年夏天，在靠近匈牙利平原的地方（多瑙河在此地流经阿尔卑斯山和喀尔巴阡山脉），摩拉维亚公爵（Duke of the Moravians）斯瓦托普鲁克（Zwentibald，或作Svatopluk）和他的手下抓住了弗林哈（Werinhar），“恩格尔沙克（Engelschalk）三个儿子中的第二个，还有他们的亲戚威兹洛伯爵（Count Wezzilo），割下了他们的右手和舌头，更可怕的是还割下了他们的生殖器，而且割到一点（生殖器的）痕迹都看不到”。在公元第一千年欧洲历史的大背景中，这一事件有两个方面十分突出。

首先，摩拉维亚人是说斯拉夫语的。摩拉维亚位于多瑙河以北，大部分位于现斯洛伐克境内。在现代人看来，说斯拉夫语的人在中欧的这个地区占大多数似乎没什么大不了；他们如今仍在当地占大多数。但是，从第一千年之初到接下来的整整500年里，斯洛伐克和它周围的许多地方都在讲日耳曼语的人的控制之下。说斯拉夫语的摩拉维亚人是从哪里来的？

第二，事件本身也值得注意。尽管描述这一事件的是一位并非摩拉维亚人的法兰克评论家，尽管造成的伤害令人发指，但我们的这位评论家对斯拉夫人并非丝毫不能理解。我们得知，摩拉维亚人之所以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是为了先发制人，也是为了血债血偿。说是血债血偿，是因为弗林哈的父亲恩格尔沙克和他的叔叔威廉之前管理这段边境属于法兰克的那一边时，对摩拉维亚人也施以暴力。这次行动也是先发制人，摩拉维亚人想要阻止恩格尔沙克的儿子们从一个新任命的人手中抢走原本属于他们父亲的职位。摩拉维亚人的行动肯定是残暴的，但他们不是毫无来由就施暴的野蛮人，即便是法兰克评论家，也能意识到残暴背后有着明确而连贯的行动计划。摩拉维亚人希望边界地区属于他们的那部分能按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运作。考古证据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要求。摩拉维亚是在第一千年晚期出现的第一个有一定规模和凝聚力的斯拉夫国家，其物质遗存令人印象深刻。在其首都米库勒茨采（Mikulčiče），发掘者发现了一系列巨石建成的围墙，以及占地400平方米的宏伟教堂的遗迹，其规模不比当时欧洲任何其他地方（哪怕是被认为更先进的地区）的任何建筑小。 [1] 在第一千年这个大背景下，这就更不寻常了。公元元年时，摩拉维亚还处在日耳曼人的统治之下，而且摩拉维亚人的组织方式通常只是小型酋邦，也没有建造过什么比大一点的木屋更了不起的东西。

就这样，9世纪晚期的一次边境事件完美捕捉到了本书的核心问题：公元第一千年中蛮族欧洲的根本性转变。本书使用的“蛮族”一词意义非常特殊，只包含最初那个希腊单词barbaros的部分含义。对希腊人以及后来罗马帝国的人来说，“蛮族”有非常明确的“低等”的意思，从道德到餐桌礼仪，蛮族的一切都低人一等。它意味着对立面，“他者”，是罗马帝国一统之下地中海文明帝国的反面。我所说的“蛮族”则有限定的含义，并没有道德意味。本书所说的“蛮族欧洲”，指的是位于东方和北方的非罗马、非帝国的世界。尽管地中海地区从哲学到工程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惊人的成熟高度，但那也是为了取乐就可以将人投喂给野兽的世界，因此，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在道德方面比较帝国的欧洲与非帝国的欧洲。

我们的故事从公元元年开始，当时欧洲各地的情况有巨大的反差。新近统一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圈子孕育了一个政治成熟、经济先进、文化繁荣的文明。这个世界有哲学、银行、职业军队、文学、令人惊叹的建筑和垃圾收集系统。在欧洲其他地方，只有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的某些地方开始按照更接近于地中海的节奏前进，其他地区的居民仍然是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政治单元的规模也很小。这些地区大部分由说日耳曼语的人统治，他们有一些铁制工具和武器，但一般都用木头，文化水平很低，也没有石头建筑。越往东，社会就越简单：铁制工具更缺，农业生产效率更低，人口密度更小。事实上，这是古代亚欧大陆西部的世界秩序：占主导地位的地中海圈支配着未开发的北部腹地。

时间推进一千年后，世界变了。说斯拉夫语的人取代了说日耳曼语的人，成为蛮族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力量，一些说日耳曼语的人在欧洲其他一些地方取代了罗马人和凯尔特人；更为根本的是，地中海的统治地位已被打破。从政治上讲，这是由于从前的北部腹地出现了更大和更稳定的国家组织（比如摩拉维亚），但这种模式并不局限于政治。公元1000年的时候，地中海地区的许多文化模式——尤其是基督教、文学和石头建筑——已经在向北和向东传播。大体上，欧洲这片土地上的人类组织模式正朝着同质化的方向发展。正是这些新的国家和文化结构永久性地打破了地中海主导的古老世界秩序。蛮族欧洲不再野蛮。古代的世界秩序让位于新的文化和政治模式，而这些模式才是现代欧洲模式更直接的先驱。

这种大规模权力转移的总体意义体现在，许多现代欧洲国家在书写自身历史时，都会（多少有些牵强地）回溯到某个建立于公元第一千年中晚期的政治共同体。有些情况下，这种回溯相当勉强，而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绝对无法将国家传说进一步回溯到公元元年或更早。从深层次的意义上讲，第一千年的政治和文化变革确实见证了现代欧洲诞生的阵痛。因为在根本上，与其说欧洲是个地理现象，不如说是文化、经济和政治现象。从地理角度来说，欧洲只是亚欧大陆的西部。赋予欧洲真正历史身份的是以下这种情形：产生了一些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相互往来的社会，社会间往来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各个社会出现了明显的相似之处；而真正的相似性首次出现，是第一千年中蛮族欧洲转型的直接后果。

这是国家和地区崛起的关键时期，正因如此，它长期以来吸引着学者和公众的关注。各种版本的粗疏叙事认为，当初先民们已经建立了民族共同体，这也是学校里通常教授的内容。自公共教育普及以来，现代欧洲人多多少少都对自己国家的传说有些了解。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情况开始复杂起来。

直到最近，学者和大众对这个时期的理解仍然是，有这样或那样一批移民，在第一千年的不同阶段突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在第一千年的中间时段，讲日耳曼语的移民摧毁了罗马帝国，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若干先祖国家。他们之后是更多的日耳曼人，以及作用更突出的斯拉夫人。斯拉夫人的活动在欧洲的国家拼图板上又放进了许多块拼图。这个时期结束时，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欧亚草原的更多移民完成了拼图。对细节的争论虽然很激烈，但没有人怀疑，男女老少的大规模迁徙在欧洲创生的传说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大概在上一代学者中，围绕这些主流观念的学术共识就已破裂，因为事实证明这样的论述过于简单。虽然没有出现新的综述，但各种各样研究带来的总体效果是，人们现在认为，至少在一些现代欧洲国家的先祖国成形于第一千年的过程中，人口迁移起到的作用远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大。比方说，现在经常有人主张，在过去被认为是大规模迁徙的过程中，实际上参与迁徙的只有少数人，甚至没有。过去人们认为，人数众多的一个又一个社会群体在第一千年的欧洲版图上定期迁徙，但最近人们描绘出的图景是，真正迁徙的人很少，许多人聚集在这些迁徙者的文化旗帜之下，获得了新的群体身份。这些研究暗示，在公元元年后的一千年里，与人口迁移相比，欧洲内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对蛮族欧洲重组的作用重要得多。

本书的根本目标是提供关于欧洲诞生的综述——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综述；本书将充分采纳修正观点中所有的积极方面，同时避免其陷阱。正如上文中那桩摩拉维亚逸事有力地提醒我们的那样，在第一千年的故事中，从前不发达的蛮族欧洲地区的国家形成，也就是更大、更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的发展，至少和人口迁移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从该结论可知，正是因为如摩拉维亚这样的实体在横跨欧洲北部的政治格局中出现，以地中海为根基的国家才不再能像罗马帝国在一千年前所做的那样行使跨区域霸权。尽管如此，我们切勿急于采纳人们的身份不断变化、只有少数人迁徙的观点。本研究将证明，我们接下来应该做的不是去否定人口迁移（有的移民人群的规模相当大），而是以蛮族欧洲当时发生的种种变革为背景，去分析人口迁移的不同模式。

总的来说，本书想实现的，不仅仅是将某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重新放回第一千年重要现象的列表，把它们简单地放在其他变革的旁边。本书试图论证的是，有可能构建一种类似于统一场论的理论，来解释蛮族欧洲更大范围内的转变。仔细观察可知，如果要更好地理解第一千年中的国家形成和具体的人口迁移形式，就不应把它们当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变化，而应该视其为对同一组刺激做出的不同反应。两种变化回应的都是第一千年开始时欧洲较发达地区和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巨大不平等；在我看来，两种变化都有助于减少这种不平等。人口迁移与国家形成是密切相关的现象。它们摧毁了地中海主导的古代世界秩序，奠定了现代欧洲的基石。

[1] 关于此次事件，见Annal of Fulda 882；关于考古，见Poulik (1986)。

第一章
移民和蛮族

1994年4月，约25万人从非洲中东部的卢旺达逃往邻国坦桑尼亚。次年7月，在他们之后进入扎伊尔的人数高达惊人的100万。他们都想逃离杀戮的狂潮，而引发这些杀戮的，是一次算得上当代最黑暗的得逞的暗杀。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e’nal Habyarimana）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Cyprien Ntaryamira）乘坐的飞机试图在卢旺达首都着陆时坠毁，二人丧生。此次谋杀一下子让这一地区的两位温和派领袖不再能够发声。卢旺达政府、机关和司法部门中其他的温和派声音也被迅速压制。杀戮开始了，不仅出现在城镇，也出现在农村。据联合国估计，仅在4月份就有10万人被杀，总共有约100万人死于屠杀。逃命是唯一的办法，4月和7月，卢旺达的男女老少纷纷逃离。难民们大部分的财产留在了国内，无法稳妥获得品质有保证的食物和饮水。结果可想而知。7月份逃亡扎伊尔之后的1个月内，有5万名难民死亡；接近10万人（总死亡人数的1/10）死于霍乱和痢疾。

近期因政治危机而出现移民的情况有不少，卢旺达只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没过多久，75万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逃往邻国，这同样是对不断升级的暴力的反应。但是，大举逃离危险只是移民的原因之一。更多的人通过移民搬到“更富裕”的国家，将移民当作提高生活质量的策略。这种现象遍布全球。20世纪80年代，20万人离开了总人口350万的爱尔兰共和国，大多数去了经济上更具活力的欧洲地区；尽管后来有不少人又回归祖国，因为随着爱尔兰经济的蓬勃发展，爱尔兰也成了劳工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在生活水平较低的地方，经济移民更为普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中，目前有1 500万人在中东，1 500万人在南亚和东南亚，1 500万人在北美，1 300万人在西欧。移民人数简直是天文数字，造成这种惊人现象的是巨大的财富不平等。比方说，孟加拉国的人均收入仅为日本普遍收入的百分之一。这意味着在日本打工的孟加拉人，即便其工资只是日本人平均工资的一半，赚到相当于在孟加拉国两年的收入也只需要用两周。政治暴力加上经济不平等，使各种形式的移民成为现代世界的重要现象。

过去也差不多如此。“人类的历史就是移民的历史。” [1] 这句话算是老生常谈，但正如大多数老生常谈一样，它大致是正确的。这是现有的人类进化证据的基本含义：不同的原始人种在非洲大陆这个有利环境中进化，随后利用其额外脑力提供的适应性技能，在地球上大部分陆地环境中定居。从本质上讲，世界各地的人都是移民及寻求庇护者的后代。

上一个千年记录下来的历史中，也有许多移民的例子。其中一些的记录非常详尽，特别是源自欧洲内部的移民。当然，现代美国是移民创造的。1820—1940年，有多达6 000万欧洲人移民海外，其中3 800万人到了北美。如今，仍有一波接一波的移民潮涌向美国，特别是讲西班牙语的移民，可见美国的移民故事远没有结束。16世纪，有25万人从西班牙移民到新世界，17世纪上半叶又有20万这样的移民。在这两个世纪，分别有8万名和50万名英国人勇敢地渡过了北大西洋。再之前的文献就比较杂乱了，但移民肯定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中世纪盛期，仅在12世纪，就有20万讲日耳曼语的农民移居至易北河（Elbe）以东，在荷尔斯泰因、西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边境地区占领土地。 [2]

欧洲的居民

本书关注的是更遥远的过去：公元第一千年的欧洲。这是一个介于历史和史前之间的世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一方面是通过书面历史资料，另一方面是通过专归考古学家研究的物质遗存。证据的广度及复杂程度对研究构成了挑战，但毫无疑问，在公元元年之后的一千年里，各种形式的人口迁移在欧洲边界内频繁进行。考虑到移民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整体角色，当时没有出现形形色色的移民才奇怪。1—2世纪，罗马人走出意大利，为西欧大部分地区带去了城镇生活的乐趣和集中供暖。但长久以来，被视为第一千年的根本特征的是欧洲帝国边界之外的所谓蛮族迁徙。

这些蛮族是什么人？基督出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他们住在哪里，生活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蛮族欧洲

公元第一千年开始时，帝国欧洲（可以定义为罗马军团所及之处）的范围从南部的地中海盆地开始，一直向北延伸到（广义上的）多瑙河，向东延伸到莱茵河。在此疆域之外的是欧洲的蛮族，他们占据了欧洲中部的一些高地和大欧洲平原（欧洲四大地理区域中最大的一个）的大部分地区（地图1）。但是，这个广大地区的统一性在于地质结构而不是人文地理。虽然整个区域的土壤都以重黏土为主，但各地的气候和植被有显著区别，农业潜力因种植季节和土壤基本肥力的不同而不同。西部地区，特别是不列颠南部、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受大西洋天气系统的控制，冬季温暖湿润，夏季相对凉爽，同时还有充足的降雨——为什么是英国人发明了板球这种唯一无法在雨中进行的比赛，仍然是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平原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更接近大陆性气候，冬季更寒冷，夏季更炎热、更干燥。越往东，冬季平均气温就越低，夏季降水则是越往东南方向越少。历史回顾表明，这对农业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在农业技术有限的前现代时期。在东南部，即使是乌克兰著名的肥沃黑土地区，生产力也受到夏季降雨量低的限制，定居点只能围绕河谷建立。在北部和东部，冬季的寒冷造成了严重的限制。由于寒冷，构成欧洲平原大部分地区自然植被特征的落叶和混合落叶针叶林无法在这些地方生长，取而代之的先是纯松柏科的针叶林，然后是北极苔原。在欧洲部分地区，远古的土壤中积聚了足够的腐殖质，使一般的耕作成为可能，而这种景观大体上可以说止步于混合林地带的北部边界。

公元第一千年之初，这片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依旧树木繁茂，而北欧在开发出全部农业潜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因为树木，还因为土壤。北欧平原厚厚的黏土土壤有高产的潜力，但需要重犁来维持其肥力：所需的犁不仅要能切出沟，还要能将土壤翻过来，这样杂草和作物残茬就能在土壤中腐烂，养分供下一个种植季利用。在中世纪盛期，这个问题由“卡鲁卡”（carruca）——一种最多可由八头牛拖拉的四轮包铁犁——解决了。但在第一千年之初，欧洲大多数蛮族所做的不过是在土壤表面扒拉而已——请从字面意义理解“扒拉”。所以要说的话，那时欧洲平原的居民靠耕种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人口分布在绿色“海洋”中一个个孤立的耕种“岛屿”上。

地中海地区评论家对自身的兴趣总是比对边境之外的蛮族“他者”更大，但即使是他们也认识到，越往西，这样的种植岛屿就越多，人口也越密集。更具体地说，他们将大欧洲平原的蛮族分为日耳曼人（Germani）和斯基泰人（Scythians）。此前曾有凯尔特人（Celts或Keltoi），但之前属于凯尔特人的西欧和中南欧地区大多已被罗马人的进攻吞噬。在第一千年开始时，这些地区已经走上拉丁化的非蛮族轨道，有了城镇和垃圾收集系统。考古证据表明，帝国欧洲新边界的设立不仅仅是一次意外。前罗马时期凯尔特人的物质文化以独特的艺术风格闻名，尤其以精美的金属制品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凯尔特人定居点在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普遍展现出成熟：别的不说，他们有用先进的转轮技术制作的陶器，一大批通常有围墙的定居点（所谓的oppida），他们还大量使用铁制工具，形成了生产力相对强大的农业。 [3]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日耳曼人留下的物质遗产就没有那么丰富和发达了。在日耳曼欧洲地区的典型发现包括火葬用的骨灰瓮（但陪葬品很少或几乎没有）、靠手工而不是转轮制造的陶器，而复杂的金属制品和设防的定居点则完全没有。在日耳曼人主导的地区，农业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也不怎么高。当然，正是因为日耳曼欧洲的经济所产生的剩余农产品少于邻近的凯尔特地区，日耳曼人才养不起那么多能够制造复杂金属制品的专门工匠和艺术家。而尽管在整体战略上，罗马人从未将目标设定为仅仅吞并凯尔特欧洲，但对数次征服企图的记述表明，战场上的罗马指挥官最终意识到，经济欠发达的日耳曼欧洲不值得费力去征服。传统说法强调，罗马之所以未能征服日耳曼人（我们如今通常这样称呼那些讲日耳曼语的人），是因为后者在公元7年于条顿堡森林会战（Teutoburger Wald）中击溃了瓦卢斯（Varus）的三个军团。但实际情况没那么戏剧化。接下来的几年中，罗马人针对此次失败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胜利无法掩盖的事实是：征服日耳曼欧洲后可能带来的税收，既不足以收回征服的成本，也无法支撑随后的驻军费用。

结果就是在公元元年后不久，罗马任由各个说日耳曼语的群体控制了莱茵河和维斯瓦河（Vistula）之间大片的欧洲地区（地图1）。这些日耳曼人的主要社会单元和政治单元都很小。1世纪的塔西佗（Tacitus）和2世纪的托勒密（Ptolemy）列出的日耳曼群体的名单令人眼花缭乱，数量多到只能在地图上大致绘出。尽管如此，关键点很明确：既然有这么多政治单元（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其为“部落”，但这个词带有很多可能不恰当的既有观念），各个单元的规模肯定都非常小。

这片地区并不总是日耳曼人的专属领地，甚至也许没有被他们长期占有过。希腊罗马的文献表明日耳曼欧洲的范围时有扩大，不过几乎没有提供相关过程的细节。例如，公元前3世纪末，说日耳曼语的巴斯塔奈人（Bastarnae）移居喀尔巴阡山脉的东南面，成为黑海西北部的统治力量。大约在进入公元第一千年之际，说日耳曼语的马科曼尼人（Marcomanni）将凯尔特波伊人（Celtic Boii）逐出了波希米亚高地的盆地。因此，我们所说的日耳曼欧洲，实际上是日耳曼人统治下的欧洲地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个广袤地区中的所有人口（其中一些是新近在战争中被征服的）在信念系统、社会实践等文化方面是同质的，甚至也没有理由认为该地区的人必然使用相同的语言。 [4]

“斯基泰”是古希腊古罗马地理学家使用的一个泛称，指的是北欧平原东部的居民，其分布范围从维斯瓦河和喀尔巴阡山脉边缘开始，延伸到伏尔加河和高加索地区。（地图1）在希腊的地理和人种学传统中，这里经常被描绘成一个寒冷的荒野，住着原始的“他者”，恰与希腊文明形成鲜明对照。人们说，种种不文明的行为，居于这个世界的居民都在实施：刺瞎、猎头、剥皮、文身，甚至饮用不掺水的葡萄酒。实际上，该术语所涉的领土包含各种各样的栖息地。从大欧洲平原东部缓缓向南流动的大河形成的河谷中，至少是在由林侵草原区域标出的温带地区内，可以找到经营良好的农业村落。在南部，是更为干燥的草原地带景观，广阔的草原为游牧部落提供了天然的家园。更向北和更向东，本来就不怎么密集的农业系统逐渐消失，将苍茫大地留给了北极圈的狩猎采集者。 [5]

在这些不同的人口群体中，游牧民族将在我们关于公元第一千年蛮族欧洲转型的故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只是间接作用，所以没有必要详细讨论游牧民族的世界。我只想说，这一时期开始之前很久，游牧民族就在喀尔巴阡山脉东南面和黑海北面游荡了。从地质学角度来看，这部分地区仍属于欧洲平原，但普遍缺乏夏季降雨，因此难以或根本无法发展农业。在顿河以东，由于没有足够的降雨，农业只能依靠灌溉，但是在古代，灌溉技术没有传到这些地区，因此这里的土地保留了自然植被，也就是草原。在顿河以西，一些河谷地区有足够的农业用水，但这些河谷很靠近一大片仍是天然草原地貌的区域，该区域就在黑海沿岸的内陆。因此，也许并不奇怪，在古代，游牧民族和偏向定居的农业部落往往轮流统治这片土地。公元元年前后，在公元前3世纪进入该地区的说日耳曼语的巴斯塔奈人和佩乌契尼人（Peucini）仍然统治着这里，但他们的统治即将被游牧的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推翻，后者在公元1世纪横扫了整个地区。 [6]

在林侵草原以北，北欧平原的东部是一片片针叶林越发茂盛的区域。这里的冬季平均气温更低，土壤腐殖质更少，农业条件更差。这是地中海地区的人在公元第一千年伊始鲜有了解的世界。在《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 ）中，塔西佗将狩猎采集者芬尼人（Fenni，芬兰人Finns）置于遥远的北方，将另一群体威尼蒂人（Veneti或Venethi）置于芬尼人和位于喀尔巴阡山脉边缘的日耳曼佩乌契尼人之间：

威尼蒂人从萨尔马提亚人那里习得了不少风俗，因为在掠夺进程中，他们在耸立于佩乌契尼人和芬尼人之间的所有森林和山丘中穿越。尽管如此，将他们归类为日耳曼人更恰当，因为他们有固定的房屋，携带盾牌，也喜欢快速步行。

稍早时候的普林尼（Pliny）也听说过威尼蒂人（他称其为Venedae），但没有写下更详细的信息，甚至2世纪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了解，只知道他们中一些群体的名称。这一区域比更远的区域也就少那么一点点神秘感，传说更远区域的人“面目是人，身体四肢却和野兽一样”。

公元元年前后，东欧这些树木繁茂、森林覆盖的地区的居民如何生活，从考古学证据看是相当明确的。正如塔西佗就固定定居点做出的评论所暗示的那样，这是一个农民的世界，但他们的物质文化非常简单，发展程度比西边日耳曼欧洲的主流物质文化还要低。事实上，遗存下来的陶器、工具和定居点简单到无法按照风格甚至年代分类，公元第一千年上半叶，这些方面的变化极其缓慢。考古证据表明，这是一个由孤立的小型农业定居点组成的世界，其生存水平低于日耳曼人，几乎没有剩余产品的迹象，与南方富裕的地中海世界也没有贸易联系。这些住在森林中的威尼蒂人的种族和语言特征引起了很多讨论，不少讨论集中在他们与讲斯拉夫语的群体的关系（如果有点关系的话）上；公元500年以后，讲斯拉夫语者在欧洲历史上变得非常突出。我们在第八章还会讨论这个问题，而如果想在公元元年找到斯拉夫人（或者他们最直接的祖先）的踪迹，那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在这些大欧洲平原最东端的简单农业群体中。 [7]

因此，稍加简化后，可以将公元第一千年开始时的蛮族欧洲分为三个主要区域。最西边和最接近地中海的地区是最发达的，具有最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和物质文化，其陶器和金属制品已经相当丰富和复杂。这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由说凯尔特语的人控制，大部分地区刚刚被纳入罗马统治之下。往东一些是日耳曼人主导的欧洲，那里的农业生产不那么集约，也因此缺乏相应的丰富物质文化。日耳曼欧洲农业生产的集约程度还是比东欧森林地区要高，后者的物质文化只有与农业水平相对应的极少量遗存。这个简要的综述里并没有什么真正有争议的内容——也许除了在哪里能找到斯拉夫人之外。引起巨大争论的问题是：在接下来一千年蛮族欧洲惊人的转变进程中，移民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蛮族迁徙和公元第一千年

所有人都承认，公元第一千年，蛮族欧洲内外出现了一些人口迁移。但人口迁移情况整体如何，如今引起了很大争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认为人口迁移是蛮族欧洲转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是塑造第一千年独特形态的中心力量。4—5世纪的大规模日耳曼移民摧毁了罗马帝国西部，在北方建立了新的语言和文化模式。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来自黑海北部沿岸地区的哥特人（Goths）在35年间（376—411年）分三个阶段，向法国西南部挺进了2 000多千米。来自中欧的汪达尔人（Vandals）差不多走了这个距离的两倍，他们越过地中海，同样分三个阶段，来到了罗马控制下北非地区的中部行省。这次迁移花了差不多33年（约406—439年），其中包括在西班牙的长期停留（411—约430年）。也正是在这几个世纪中，随着来自丹麦和德意志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到来，不列颠群岛的历史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斯拉夫移民的作用可以说更为重要。关于斯拉夫人起源的问题总能引起激烈的争论，但不管他们来自哪里，毫无疑问的事实是，6世纪时还少有人知的讲斯拉夫语者，在接下来的200年里进入了中欧和东欧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中有很大一部分曾被讲日耳曼语者统治，因此斯拉夫人的崛起表明，巨大的文化和政治变化出现了。它创造了现代欧洲的第三个主要语言区域（另两个是罗曼语区和日耳曼语区），而这三个区域间的边界自创建以来几乎没有变化。9—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为一个千年来的大迁徙画上了句号。大西洋上，冰岛和法罗群岛第一次有人定居，而西欧的维京移民则在英格兰建立了丹麦律法区（Danelaw），在欧洲大陆建立了诺曼底公国（Duchy of Normandy）。再往东，另一批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在创建第一个罗斯国家基辅罗斯（Kievan）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基辅罗斯的边界划定了沿用至现代的欧洲边界。 [8]

关于这些移民群体和它们的重要性，没有哪个看法得到过普遍接受。正如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看到的那样，许多细节一直并将继续有很大争议。但在1945年之前，欧洲的学派都坚信蛮族迁徙对第一千年的欧洲历史发挥了巨大的塑造作用。在最宏观的层面上也确实如此。第一千年的人口迁移被视为确立了现代欧洲的主要语言种类：罗曼语、日耳曼语和斯拉夫语。而人们认为，人口迁移在更精微的层面上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某几群移民被认为奠定了英格兰、法国、波兰和俄罗斯等长期存在、疆域广阔的政治实体的基础，更不用说那些在19—20世纪从欧洲的多民族帝国中获得独立的斯拉夫国家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惊人比例的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将自己独特身份的起源追溯到第一千年的移民。这种对过去的共同想象被近来的学术界称为“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对细节的争论从未停止，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代欧洲的许多群体认为，自己的独特身份扎根于从公元第一千年的某次人口迁移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历史。 [9]

对参与迁徙的人口单元的性质，这样的叙事有自己的看法。许多迁徙并没有很好的史料记录，有些根本没有记录。但已有的历史资料确实有时会谈到成年男女和儿童组成的人数众多的紧密群体，这些人经过深思熟虑，从一个栖息地迁至另一个栖息地。这类信息引起了共鸣。如果移民群体预示着大事件，从它们中间将产生一批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保持独特性，最终必然发展为现代欧洲民族的实体，那么人们自然容易认为，所有的移民都是前面所说的那样。因此，第一千年的所有移民群体，无论是否有记录，都被视为在文化上独特、在生物学上能够自我繁衍的大型人口群体，这类群体有幸不受移民过程的影响，从地图上的A点移动到B点。这些古代的先民必须人口众多，而且足够独特，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会繁衍出这么多追求政治自决的现代后人。如此构想的迁移过程可以用一个类比来描述：在台球桌上滚动的台球。受某种力量的驱动，台球会从桌上的一个地方滚到另一个地方（移民出发地的人口过剩往往是可能的原因），但运动结束时，台球除了所处的位置不同外，跟原来没有任何区别。这种看法最常用于描述参与了4—6世纪移民的日耳曼群体，但在很大程度上也用在了斯拉夫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身上。现代斯拉夫群体［如塞尔维亚人（Serbs）、克罗地亚人（Croats）和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等］都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第一千年时那些凝聚在一起的移民群体。 [10]

这个对第一千年的描述，本身属于试图概述史前时代欧洲人口分布的更宏大的叙事。公元元年的时候，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多少有了书面记录。而对更遥远过去的重建则完全依赖于考古证据，并且（在1945年以前）往往被写成一个接一个“先进”群体先后主导欧洲的历史。石器时代晚期的第一批农民从东方来，取代了狩猎采集者；使用铜器的人群取代了使用石器的人群；使用青铜器的人群又取代了使用铜器的人群；最后，铁器时代和公元第一千年到来了。我们不必关心这个大局的细节，但要了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从某些第一千年的文本中了解到的一种人口迁移模式——男人女人带着儿童，结成有凝聚力的团体，有意识地迁徙并占领土地——被整个套用到了更远的过去，用以解释来自史前欧洲考古遗迹的发展模式。正是出于这种对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自以为是的了解，最开始的农民，以及后来用铜器、用青铜和用铁器的人才被看作依次迁入并先后接管欧洲的外来人口。 [11] 在这个关于欧洲人口的宏大叙事中，公元第一千年代表了一个结尾和一个开端：说它是结尾，是因为自上个冰期以来，一拨又一拨移民塑造了整个欧洲的历史，此类移民中的最后一批就是在这个时期到来的；说它是开端，则是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居住在欧洲土地上的就是诸多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实体，也就是基本不受进一步人口迁移影响的群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从这一时期，还可以总结出一种人口迁移模型，用以梳理欧洲的整个历史。正是因为该模型应用得非常广，后来学术界的反应才会如此激烈。

关于人口迁移的大讨论

1945年以后，人口迁移驱动着欧洲历史的叙事不再被视为确凿无误，许多关键要素受到了质疑。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这种叙事基本还是主流；但特别是在讲英语的学术界，人口迁移已被降级为历史剧本中的一个龙套角色，由内部驱动的转型才是剧本中的主角。这场思想革命相当激烈，深刻影响了近来人们对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看法，因此，如果不了解其主要纲领，就难以理解本书之后的内容。一个关键的起始点是，对于人类如何聚集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社会单元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全新的理解。

身份危机

对人口迁移问题的思考竟然以群体身份作为第一个要点，这似乎有点奇怪。但关于欧洲历史的传统宏大叙事意味着人口迁移和身份密不可分，至少在公元第一千年中如此。基本原因有两个。首先，为这种叙事提供动力的人口迁移台球模型假定，人类总是结合成由男人、女人和儿童构成的紧密群体，该群体基本对外人封闭，通过同族婚姻（嫁娶的人都已经是该群体的成员）繁衍。其次，根据群体身份长期都在起作用这个本质上相同的观点，第一千年的移民群体与现代欧洲那些与之有相似名称的国家之间存在直接而切实的连续性。也就是说，波兰人是斯拉夫波兰人（Slavic Polani）的直系后裔，英格兰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直系后裔，等等。民族身份是古老不变的“事实”，而因为古老，民族身份具备了可以超越其他任何政治组织形式的合法性。在不以民族作为政治组织主要模式的国家，必然有其他一些通过非法使用武力建立起来的权力结构（例如中欧和东欧的古老多民族帝国），而这些结构必须被推翻。事实证明，这两种假设都是有缺陷的。

纳粹的暴行是促使历史学家重新思考固有观念的一大原因。民族始终存在，是组织起大型人类共同体的最正确的方式，这种固有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民族主义高峰期。在纳粹手中，这些观念直接导致了对“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主张——该主张基于古代日耳曼人曾控制多少欧洲地区提出；在此基础上，纳粹又加上了所谓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建立了恐怖的死亡集中营。历史学家可能无论如何都会在某个时候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失控的民族主义的暴行刺激他们尽快做出纠正性的反思。进一步的研究证明以下说法站不住脚：说同族语言的古代人和现代人有着具延续性的共同政治身份。19世纪欧洲出现的那种民族身份是在那个历史时期创造出来的，并不是什么一度被淹没，后来重新浮出水面的东西。如果18—19世纪没有出现大众传播手段，就完全不可能将数量庞大且地理位置分散的人口结合成民族共同体。举例说，在没有运河、铁路和报纸，“country”的含义还是“郡”而非“国家”的时代，绝大部分不列颠人根本无法产生现代的那种群体认同。现代民族主义的创造也需要知识分子有意识的参与，他们编纂了民族词典，确定了民族服装，收集了民族舞蹈和民间故事——当时这些用来“衡量”种族（我总觉得这些人有点像《丁丁历险记》中的那位卡尔库鲁斯教授）。然后，同一批人拟定教育方案，巩固他们已经认定的民族文化元素，使之成为可以在学校传授并自我复制的文化情结；在大众基础教育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欧洲迅速普及的时代，民族主义文化情结通过学校教育传播给了更多的人。民族主义的出现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故事，也在上一两代学者中得到了应有的关注。而我们的观点很简单：欧洲人口并没有从公元第一千年开始，就分成了明确知道自己民族归属，并以此为基础生活和行事的一个个群体。不能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民族强加到久远的过去。 [12]

在人们重新审视民族主义现象的同时，社会科学学者通过研究个体如何产生群体认同，认同的程度有多深，得出了同样具有革命性的结论。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在这个领域做出了颠覆性研究。他调查了身份如何在缅甸北部山区发挥作用。利奇证明，个人的群体身份并不必然随可衡量的文化特征的变化而变化，无论这些文化特征是物质的（例如房屋或陶器类型）还是非物质的（共有的社会价值观、信念体系等）。共有一套可衡量的文化特征（包括语言这个民族主义时代群体认同的伟大象征）的人可以认为自己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而文化特征不同的人也可能自认为属于同一个群体。因此，从根本上说，身份只是感知，关乎个人在脑海中对自己身份的感知，以及别人对他或她身份的感知，而不是一张可衡量特征构成的清单。文化特征可以表达身份，但并不能定义身份。苏格兰人可能会穿短裙，但即使他不穿，也还是苏格兰人。

正如大量进一步工作所证实的那样，在研究构成人类群体身份的纽带方面，这是一种与“二战”之前的主流观点截然不同的全新观点。1945年以前，身份被视为一种不变的、给定的东西，是所有人生活的决定性方面。但是，受到利奇工作启发而进行的研究表明，个人的群体身份可以且确实会发生变化，而且一个人可以拥有多个群体身份，甚至可以视情况选择对自己有好处的身份。我们生活在后民族主义的世界中，因此并不像60多年前的人那样觉得上述说法惊世骇俗。我的儿子将拥有美国和英国的护照，而在1991年以前，持英美两国护照的人必须在18岁时选择其中一个国籍（那时，美国公民能拥有的另一重国籍只能是以色列或爱尔兰国籍——这个组合真有趣）；欧洲共同体公民既有本国国籍身份，也有欧洲共同体身份。群体身份不再像以往那样被视为生活选择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有时会降级为比较次要的角色。例如，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于1969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在第一千年研究中特别有影响力。这些论文展现的总体观点是，身份只不过是个人晋升的策略。不同情况下最有利的群体身份是不同的，个人可以视情况改变自己所忠于的身份。按照巴斯在这些论文的引言中做出的著名判断，群体身份必须被理解为“转瞬即逝的情境建构（situational construct），而不是坚实持久的事实”。 [13]

这项工作之后，我们再也不能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一生不变的基本身份了。曾经，那种观点在民族主义时代无法撼动，也是支撑第一千年（事实上还要算上更远的过去）欧洲发展宏大叙事的人口迁移模式背后的基本假设。人口迁移的台球模型做出绝对化的假设：移民以完整的社会群体为单位迁移，移民群体对外人封闭并通过同族婚姻自我繁衍，还拥有明显不同于迁移过程中遇到的其他群体的文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观点部分基于某些历史文本，但大部分基于有关人类群体组织方式的主流观念，因为历史文本确实很少，文本之间的年代间隔也很远。民族主义关于群体身份的假设一旦站不住脚，以该假设为基础的旧有宏大叙事就免不了要遭受批评。

新千年？

从后民族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遥远的欧洲历史，考古学家在这方面先行一步。欧洲考古学的传统方法是在特定区域内，对大致相同时期的考古发现进行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模式匹配，继而标记出不同的子区域，也就是“文化”。最初，这种文化的定义往往基于陶器类型，因为陶器碎片本身非常坚硬，也相对容易找到。但是，不管是哪些方面的相似性，埋葬习俗也好，房屋类型也好，还是金属制品或别的什么，原则上都可以拿来用，而且学者们也一直在用。随着考古学在19世纪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兴起，很快出现了这样的经验事实：在具有考古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区域之间有时可以划出边界。在那样的学术和政治背景下（当时仍是欧洲民族主义的高峰期），将地图上标记出的文化等同于古代“民族”，这样的诱惑很难抗拒，毕竟这些“民族”都被认为应该拥有自己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如果你够走运、研究的历史时期足够晚，你甚至可以根据历史文本（如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的信息来命名你在地下发现的文化的承载者。

这种做法如今通常被称为“文化历史”，它的发展与活跃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德国学者古斯塔夫·科辛纳（Gustav Kossinna）有很大关系。他的方法比我们有时理解的要复杂一点。他并没有说所有具有考古相似性的区域都等同于彼此独立的古代民族。他主张，只有在不同的考古区域之间可以画出清晰的界线，而且界线内部区域的相似性足够显著、足够独特时，上述等式才能成立。但是，“清晰”“显著”“独特”这样的术语总会引起争论，而且那个时代考古调查的基本假设是：你通常会发现遗存整齐地依照不同的“文化”堆在一起，而这些文化是“民族”的遗物。

对我们来说，关键在于科辛纳的“文化历史”支撑着宏大叙事的大部分内容。把考古文化等同于“民族”的人，往往会去用人口迁移来解释重大的考古变化。如果将每一组独特的物质遗存（考古学“文化”）都等同于一个古代“民族”（“民族”被视为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那么当既有的遗存模式发生改变时，很自然就会想到这是受了新的“民族”的影响。既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那么如果突然在一种“文化”之上发现另一种新的“文化”，就难免认为这必然意味着一个“民族”取代了另一个。因此，人口迁移，特别是一个群体被另一个群体大规模替代的那种人口迁移，往往被用来解释在考古遗存中观察到的变化。用现代的说法（相关术语当时还没创造出来），欧洲的人口格局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种族清洗过程中形成的；这样的设想被形象地称为“侵略假说”历史观。 [14]

对群体身份的新认识深刻影响了旧的知识结构。一旦不再假设物质遗存是古代“民族”打包留下的“文化”，物质遗存就越看越不像“文化”了。随着所发现的材料越来越多，已有的发现受到更严格的检视，人们注意到，许多所谓不同文化之间的界线其实并不清晰，而在所谓同一文化内部，也发现了重要的局部差异，说明这种文化内部并不同质。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虽然有时相似性模式确实存在（而且如果确实存在的话，通常意味着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有一点很清楚：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简单规则（例如“文化”＝“民族”）。任何一种相似和差异模式的具体意义，实际上取决于它在哪些地方相似和不同。可观察到的考古“文化”既可能是某个社会经济互动区域的物质遗存，也可能是有着共同宗教信仰（例如丧葬仪式相似）的区域的物质遗存，甚至可能是某个政治联盟区域的物质遗存（可以说科辛纳就这么认为）。在我看来，可以这样总结两种方法的差异：科辛纳认为考古文化是实体（“民族”）的遗存，但现代考古学家认为它们是互动体系的遗存，而且，具体是什么样的互动，在不同情况下也不尽相同。 [15]

如果以这种方式重新审视文化的本质，考古学家就有机会证明，物质文化方面的哪怕是很重大的变化，也有可能是外部入侵之外的原因造成的。既然可观察到的考古相似性模式可能由多种原因促成，包括贸易、社会互动、共同的宗教信仰等等，那么所观察到的变化就有可能是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出现变化造成的。出现变化，未必是因为有新的社会群体到来，而可能是因为原有的系统有了重大变化。实际上，由于侵略假说本身在学术上有局限性，此前又被当作单一的变化模式应用于过多的地方，再加上对群体身份的新见解的影响，英语世界中整整一代的考古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摒弃了侵略假说的原则，而其他地方的许多考古学家随后也这么做了。

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抛开侵略假说，去寻找其他类型的解释。新方法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削弱了传统宏大叙事中的大部分内容。直到1960年前后，对欧洲史前史的描绘还停留在这样一幅画面：一群接一群的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农业或冶金）新技能来控制土地，赶出在他们之前到来的那群人。而如今，青铜器时代和罗马铁器时代（大约是公元前的最后两个千年）之间的中西欧社会的大部分演变，都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而无须借助大规模人口迁移和种族清洗的模型。欧洲的历史图景不再是一批侵略者取代另一批侵略者，而是人们学习新技能，渐渐发展出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 [16]

这场学术革命中，还有一个因素深刻影响了近来研究公元第一千年欧洲历史的方法。在摆脱文化历史和侵略假说那一度未受质疑的暴政的过程中，一些考古学家（特别是在英国和北美）几乎将人口迁移排除在重大变革背后的推动力量之外。从科辛纳的概念紧身衣中挣脱出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甚至有人决定再也不想和人口迁移有任何关系。对这些考古学家来说，人口迁移论与先前本学科知识发展不那么先进的一个时代相关，当时的学者认为考古学从属于历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一些史料支持人口迁移的台球模型。如果文化被认为是“民族”，就有可能将史前考古学转变成准历史叙事：民族X取代了民族Y，诸如此类。

因此，在一些考古学家心目中，关于过往的模型，只要是牵涉到人口迁移的，就是头脑简单。正如近来一部介绍中世纪早期墓地的著作所说，避免用人口迁移来解释考古变化“是抛弃了一个往往毫无根据的简单化假设，以便用关于那个时期的更精细的解释来代替”。注意这里的用词，特别是“简单化”和“毫无根据”（由人口迁移论主导的世界）与“更精细”（任何其他类型的解释）之间的对比。它响亮清晰地传递出了信息：任何研究考古学上可观察到的人造物类型或习俗的地理变迁的人，如果想要对过去进行“精细”或“复杂”的描述，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回避人口迁移这个因素。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了。人口迁移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占据压倒性的统治地位，但现在已成为考古学解释里的大恶魔。 [17]

如此重大的认知转变势必对历史学家如何理解第一千年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一千年的考古证据始终非常重要，而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也一直在考虑身份大讨论的意义。历史思考方式转变的另一重要里程碑，也是后来所有身份认同研究及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研究方法的起点，是德国学者莱因哈德·文斯库斯（Reinhard Wenskus）于1961年出版的著作《部落的建立和结合》（Stammesbildung und Verfassung ）。该书表示，你只需读一读1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著作，甚至都不需要读太多，就能知道有一些日耳曼群体被完全消灭，一些新的群体得以创立。当你检视4—6世纪大迁徙的情况时，不连续性的证据只会成倍增加。正如我们稍后将详细探讨的那样，处于这一时代中罗马帝国继承国核心的所有日耳曼群体，包括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等，都可以被证明为全新的政治单元。这些单元在行进中创立，许多都在一路上吸纳背景多种多样的新成员，而新成员中的一些甚至不讲日耳曼语。因此，日耳曼人在第一千年中形成的政治单元不是具有连续历史的封闭群体，而是可以被创造和被摧毁的实体，视乎历史情境，其规模会扩大也会缩小。自那之后，对群体身份可能如何对第一千年的日耳曼人起作用、可能起到多大作用有了很多讨论，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再讨论相关论点，但后来的所有讨论都接受了文斯库斯的基本观察并以其为出发点。 [18]

这些观察对理解日耳曼移民产生了深远的连锁影响。当你突然在位置B而不是位置A遭遇了X群体时，根据群体身份封闭不变的旧观点，最自然的结论就是整个群体发生了迁徙；而如果群体身份是可塑可变的，那么原则上只需要少数甚至极少数群体X里的人迁徙就能实现上述效果，这一小部分人将成为一个核心，一路上吸引不同背景的人群。就这样，“台球论”逐渐被“雪球论”取代。很多人认为，情况不是一个个由男人、女人、儿童组成的紧密大规模群体下定决心穿越欧洲大陆，而是人口群体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开始是小群体，可能主要由战士组成，他们获得成功后，在一路上吸引了大量的新人。

这种关于第一千年蛮族欧洲历史证据的后民族主义解读，与同时席卷了考古学的新见解有着相似但独立的根源。但考古学家的新观念十分激进，推动人们着手改写根据史料构造出来的蛮族迁徙故事。如今一些历史学家确信，过去绝不可能有大型混合移民单元，因此他们认为，少数支持存在这种移民单元的史料，也就是侵略假说模型的来源，一定是出了错。有人认为，古希腊罗马的史料被“迁徙”这个主题（topos）感染了，这种文化反射使得地中海作家将迁徙中的所有野蛮人都描述为“民族”，而无论该群体的真实性质如何。原先，欧洲历史被认为由长距离、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推动，而现在人们开始认为，推动历史的是小规模的群体，它们在迁移过程中获得了新成员。人口迁移——虽然现在几乎不使用这个词——显然还是故事的一部分，但人们开始认为参与迁徙的人群规模并没有从前设想的那么大，因此关键的历史进程不再是迁徙本身，而是迁徙开始之后获得新成员的过程。 [19]

一个绝妙的对称出现了。传统的宏大叙事迫使考古学服从历史的要求，考古学上的文化被理解为“民族”，而得自公元第一千年史料的一种人口迁移模式，则将这些文化的发展塞进了一个不时发生大规模人口迁移和种族清洗的历史叙事。而现在，同一批史料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则是因为考古学家激烈反对文化历史及相应的侵略假说，从而引发了对传统人口迁移模式的抗拒。历史学曾引导考古学，如今考古学则引领着历史学。在这个过程中，欧洲早期的历史不再被理解为由外部移民驱动，而是被理解为一个主要涉及内部发展的故事：迁徙的人很少，但很多人受这些少数人的刺激，适应了后者的生活方式。这个模式就其本身而言很漂亮。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50年前处境的镜像面。但是，这样一个很不错的对称和学术上的进步，是不是令人信服的历史呢？在公元第一千年的蛮族欧洲史中，人口迁移真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龙套角色吗？

人口迁移和入侵

侵略假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们再也不想把史前和第一千年的欧洲史，理解成一系列古老“民族”通过大规模迁徙和种族清洗的组合，来获取想要的生存空间了。这么说吧，这样的组合本来就不应该存在。至少传统宏大叙事中的种族清洗元素据我所知在史料中找不到支持。但是，侵略假说的消亡并不意味着人口迁移已完全从故事中消失——它也不可能消失。即使你接受地中海作家深受迁徙主题影响的说法，他们的文化幻想也必须以某种人口运动为基础，而一些考古证据同样说明人类做出了某种程度的迁徙。因此，人们开始使用两种模型来替代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侵略假说模型。

第一种是“推进浪潮”（wave of advance）模型。它适用于小型移民单元，针对外来人群如何接管当地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该模型曾用于说明新石器时代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如何散布到欧洲各地，并展示了即使是通过个体的无定向迁徙，农业人口也可能最终支配这片大陆上所有合适的土地。根据这个模型，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并没有大批到来并通过侵略驱逐狩猎采集者；实际情形是，和狩猎采集者相比，农民有能力生产多得多的食物，人口增长也快得多，长此以往，农耕人口就淹没了狩猎采集人口。随着个体的农民逐渐成熟，四处寻找自己的土地，农业人口从最靠近第一块农田的地方开始，填满了这个大陆。该模型描述的是一种小规模、家庭式或家族式的迁徙，迁徙人群在无意间接管了土地，而因为这样的性质，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原本住在那里的一些狩猎采集者可能也自己学会了农业技能。对于那些试图摆脱充斥着大规模迁徙和群体征服的世界的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吸引力呢？ [20]

第二种模型“精英转移”（elite transfer）的应用范围更广，因此在考古学家中更受欢迎。该模型认为，闯入者人数并不是很多，但他们用了侵略性的方式，靠征服取得土地。之后，入侵者会赶走目标社会中掌权的那些精英，接替他们统治当地，而创造了原先那些精英（如今他们已被放逐或贬抑）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不会受到影响。中世纪历史上这一现象的典型例子是在英格兰发生的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由于《土地调查清册》（Domesday Book ，又称《末日审判书》）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我们了解到在11世纪后期的英格兰，有数千个持有土地的诺曼家庭取代了盎格鲁-撒克逊精英（后者的人数只是略多一些）。该模型描绘的人口迁移图景也远不如侵略假说所设想的那么激烈。它保留了侵略假说中的意向性和一些暴力成分，但因为只涉及一群精英取代另一群精英，而且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保持不变，所以比起作为旧模型中心的种族清洗，这个过程不那么令人反感。由于只有一小部分精英被替换，所以产生的后果不那么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那么重要——毕竟，既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基本保持不变，就像诺曼征服时期的英格兰那样。 [21]

因此，针对侵略假说过分简化的问题，学术界的回应是提出两种模型，这两种模型用各自的方式将人口迁移的重要性降到最低——或是减少可能参与迁徙的人数，降低暴力程度，贬低其影响力，或是提出迁移加侵略的意图其实并不明确或未必存在。比起侵略假说，这两种模型显然更符合如下对群体身份的看法：紧密的大型人口群体不可能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有意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虽然这两种模型明显更成熟，也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步伐，但即使将这两个模型结合在一起，也不足以构成研究第一千年欧洲人口迁移问题的合适方法。仅用这两个模型提供的框架来讨论，将带来三个具体问题和一个一般问题。

被误解的身份？

第一个问题的根源是，研究公元第一千年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热切接受人类不总是组织成内部繁衍、对外封闭的群体的观点（而且我认为，他们也决心永远摆脱纳粹时代的可憎观念），因此，对于当代探讨身份问题的社会科学文献，他们往往只关注其中的一半。在利奇、巴斯等人关注群体行为，观察到个人会根据眼下利益改变效忠对象的同时，另一组学者将注意力转向对个体行为的密切观察。这些人有时被称为“原生论者”（primordialists），因为他们认为群体隶属关系始终是人类行为的基本要素。其中一些研究得出了似乎与利奇和巴斯不同的结论：在某些情况下，继承下来的群体认同感显然不能被随意操纵，而是会将个体限制在与其眼下利益相悖的行为模式中。外表、言语（无论是语言还是方言）、社会实践、道德价值观和对过去的理解，这些方面的差异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强大的障碍，阻止个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改变群体归属。 [22]

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时被认为是相互矛盾的，但在我看来，它们不是。它们实际上是一系列可能性中的两个极端。根据具体情况，尤其是在历史上，继承而来的群体身份对个人施加的约束力可能强也可能弱，号召力也相应较大或较小。这与能观察到的现实也是一致的。就现在更大的群体身份而言，当代关于欧盟的讨论中，涉及“不列颠性”（Britishness）的言论能在英国激起强烈的共鸣，相比之下，“卢森堡性”（Luxembourgeoisness）这样的言论在其本国（卢森堡位于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之间）激起的共鸣就小得多。在个人层面也是如此：不管是哪个较大群体，其成员在忠诚度方面都是有个体差异的。我要强调的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群体身份是人们生活中有时更强大、有时更软弱的力量，并不会与巴斯所说的产生真正的矛盾（尽管他可能认为会产生矛盾）。巴斯的名言是身份必须被理解为“情境建构”。这说得很公道，但关键在于不是所有的情境都一样。部分因为受到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任何不以阶级为基础的身份（群体身份肯定不是，除非每个成员的地位都一样）必然是“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影响，部分因为他的主要目的是反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局面，巴斯强调且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形成弱群体归属的情形。但即便从他自己措辞的逻辑上看，其他能产生更强的群体归属的情况也是有的，而所谓的原生论者已经探索了其中的一些情况。

两种完全不同的约束都可能成为障碍。一方面，存在非正式的约束，这牵涉到什么样的食物、服装乃至道德价值是“正常的”。研究表明，个体在幼年时就被烙上了许多这类由群体定义的特征，这当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们有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使个体若不处于自己社会的规范之中，就会感到很不舒服，以至于无法在其他社会中自在生活。另一方面，改变身份也会遭遇很多正式的障碍，这些障碍有时会与前面说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一同发挥作用。作为个人，理论上你可以宣称拥有任何一种身份，但它未必会获得承认。在现代社会，群体成员身份通常意味着有一本合适的护照，而在那之前得满足获得该护照的条件。当然了，过去没有护照，但一些古代社会是会认真监管成员身份的。例如，获得罗马公民身份的权利受到严格保护，还建立了一整套官僚机构来监管个人的权利要求。希腊城邦此前采用过类似的策略。这种通过官僚机构来管理的方法有赖于识文断字的能力，但并无理由认为没有文字的古代社会在某些条件下就不能严格地控制成员资格。群体成员的身份也可以有不同的级别。在现代社会，美国和德国会通过官方或非官方渠道接受大批外国劳工，但不一定赋予他们完全的公民权利。在我看来，这才是全面理解身份问题的关键。如果完整的群体成员身份能带来某种法律或物质利益（换句话说，一系列有价值的权利），那么可想而知，它会受到严格的控制。 [23]

因此，从身份辩论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比我们有时意识到的还要复杂。对出生在根本谈不上简单的背景之中的人来说，群体身份是分层的。一个人可以有家庭、家族、城镇、郡县、国家，以及如今的国际组织归属（如欧盟公民身份），也有自己的生活选择，比如完全搬到其他地方生活，声称自己是某个群体的成员。但是，他或她提出的任何主张都必须得到承认，而根据具体情况，这些可能的归属关系会对这个人施加或强或弱的限制。从本质上讲，巴斯的名言做出了一种虚假的对照。所有群体身份都是“情境建构”，它们被创造出来，发生变化，也可以完全消失，只是有些建构更“转瞬即逝”。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当今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研究方法的第一个潜在问题。这些方法所依赖的假设是，大群体的身份认同总是比较弱，但这只是对身份辩论的片面理解。如果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先入为主地采取某种立场或，是认为身份认同的力量很强（民族主义时代），或是认为它很弱（目前正形成的共识），我们就会忽视或找理由无视与我们立场相反的证据。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愿意在重新审视第一千年的人口迁移证据时，不去预设所讨论的人口群体必然如当今某些片面理解群体身份问题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很弱的约束力。

英语国家的一些考古学家强烈反对将人口迁移当作历史变化的可能动因，并因此拒绝接受可能反映人口迁移作用的考古发现，这造成了第二个问题。现代世界中，一个社会群体整体迁移的情况并不常见，而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看到的那样，我们所研究的时期也是如此。事实上，很少或根本没有第一千年存在种族清洗的证据。因此就第一千年的人口迁移而言，几乎总是部分人口从A点迁移到B点，而原本在B点居住的人会有至少一部分留下来。唯一的例外是冰岛，斯堪的纳维亚人在9世纪到达那里时，冰岛还无人居住。既然如此，就不应该期望发现整个物质文化的完整转移。旧的物质文化中只有某些元素有可能被带到B点，就是那些对实际参与迁徙的移民子群体来说也许具有特别意义的元素。而B点的一些或大部分原有的物质文化可能会继续存在，迁入群体和原住群体的交往则可能产生一些全新的物品或实践。换句话说，可能反映第一千年众多迁移过程的考古发现往往是模棱两可的，仅凭考古发现，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当时发生了人口迁移。 [24]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如果说明可能存在人口迁移的考古证据是模棱两可的而不是确定的，那就这样吧，总比用一系列实际上不存在的入侵故事来填补欧洲历史好一些。但如果认为谈到存在人口迁移就是“简单化”和“毫无根据”，就会造成问题了。如果你用这种思维框架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无法不带偏见地处理证据的模糊性问题。如果你正在研究的考古变化与人口迁移过程可能相关也可能不相关，那么重要的是照实表达，既不夸大也不贬抑。但由于考古学家刚刚经历了与人口迁移论的这场闹剧式离婚，一些人非常倾向于将人口迁移完全排除出关于过去的叙述（至少在英国和北美如此）。 [25] 在一些小圈子里，光是提出某个可以观察到的变化可能是在没有人口迁移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变化无须移民就能发生的说法就会被当成经过确证的事实。许多人口迁移过程在考古发现上的体现只能是模棱两可的，因此只要够巧妙，就总有办法不通过人口迁移来解释考古学上发现的几乎所有变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如此解释。应该做的，不是因为有模糊的地方就认定不存在人口迁移，而是接受存在模糊之处这个事实，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特别是有没有恰当的历史证据，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不管是以群体身份认同总是很弱为前提，来估计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规模，还是因为只有模棱两可的考古证据就认为人口迁移不存在或不重要，都不是保险的做法。我们看到的这两个问题又产生了第三个问题。有时，人们会用“迁徙主题”的概念（地中海作者在文化反射的引导下，会将任何迁徙中的蛮族视为“民族”）来证明，一些关于大型、紧密、混合移民群体的历史证据并不可靠。然而，到目前为止，说“迁徙主题”普遍存在只是一种断言，并没有任何经过恰当论证的证据。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个概念颇有道理，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群体认同的强度不足以产生史料中体现的那种大规模人口迁移的观念，也因为如前所述，可能反映人口迁移的考古发现往往模棱两可。但是，如果考古发现的模糊性必然存在，如果所有第一千年群体的认同都必然很弱的这种想法并不保险，那么这两点为所谓迁徙主题存在提供的支持就不太站得住脚了。因此，有必要在下文中逐一审视有关大型群体迁移的历史记录，以判断轻易否定相关记录是否合理。

即使只有这三个问题，也足以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第一千年的人口迁移问题了。但是，当前研究该主题的方法需要全面更新，还有第四个理由，这个理由涉及的范围更广。

移民与发展

关于人口迁徙的比较研究有悠久的传统。像许多其他领域一样，从原本简单的模型开始，已经发展出了更复杂、更有趣的模型，特别是在上一代学者当中。一开始，学者的兴趣主要集中于经济动机，将其视为解释人口流动的最重要因素。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非常成功地证明进入美国的外来移民与其商业周期呈正相关。 [26] 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研究与这个快速发展的领域已经有了一些互动。例如，在考虑因果关系时，“推力”和“拉力”的概念（“推力”是迁出地的坏处，“拉力”是迁入地的好处）早就进入了学术词汇。同样进入学术视野的还有，信息准确对人口的迁徙流动至关重要，大规模迁徙开始前，有时会先让一小群人打头阵（“侦察员”），这些人的经验能为后续行动增加动力。但这些观念只不过是移民比较研究的冰山一角，而一般而言，研究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学者很少利用比较研究的文献。 [27]

出现这样的遗漏很奇怪，因为比较文献提供了大量有据可查的案例分析，可以用来与第一千年的证据比较，并显然有潜力跳出“推进浪潮”和“精英转移”的限制，拓展迁移模型的范围。最近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例子，包括经济因素驱动的人口流动，从每个人都自己做决定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流动是无组织的。但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随着那些已经到达目的地的人群的人口增长，这样的流动会将人口散布到整个区域，哪怕区域像美国一样大。从20世纪的历史上，我们还能看到一个重要的移民理由：政治冲突。个人为逃离施加迫害的政权而成为难民的情况非常普遍，但政治动乱可能催生更集中的移民潮。近年来最可怕的例子是本章开头提到的卢旺达，但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前南斯拉夫发生过种族清洗，1973年沙特阿拉伯在3个月内驱逐了8.8万名外国人，“二战”结束时中东欧有2 500万难民流动，巴勒斯坦难民仍然流离失所。

除了拓展基本的学术参考框架，比较文献还表明，在第一千年的研究中，还应该就人口迁移过程提出更加细致的问题。近代早期和现代的个案研究都没有发现A地所有的人口集体迁移到B地的情况。迁徙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局限于某些子群体的活动，这能让我们问出一系列能带来成果的问题。是什么让一些人留在家乡，让处境多少相似的另外一些人决定迁移？为了解这一现象而进行的工作已经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模式。经济移民——至少就第一批移民而言——往往比较年轻，通常是男性，而且在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中算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会进行迁徙的往往是本来就在流动的人群。进一步研究发现，来到纽约的荷兰移民中有一半在之前就已经移民过一次——从欧洲其他地区移民到荷兰。同样，早期参与建立北美殖民地的“爱尔兰人”中，有很多出生在苏格兰家庭里，这些家庭的上一代才移居爱尔兰。 [28] 因此，应该以内部人口变动的既有模式为背景，来理解较长距离的迁徙。生活在人口变动区域的人，更有可能加入较长距离的迁徙。

而在这些多样化的参与模式中，迁徙的决定也不是仅靠所谓理性经济计算做出的。其他因素会使个人的思维过程复杂化。有关预计目的地和抵达路线的信息是一个关键变量。只有当路线以及可能成为新家之处的优缺点被大众理解时，前往新目的地的大规模迁徙才能启动。在那个阶段之前，“渠道化”（channelled）移民相应更常见。在这种模式下，来自范围相对有限的迁出地区的人口群体到达迁入地后，又聚在了一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似乎是可获得的信息有限，也和移民迁出地的人口能提供的社会支持种类有关。毫不意外，交通费用也会进入潜在移民的计算，心理成本也很重要。在新地方生活是否有疏离感，连接个人与亲友的情感纽带是否遭到破坏，都会影响是否迁徙，以及迁徙后是否留在当地的决定。因此，在有完善记录的人口流动中，大量移民返乡是重要的特征。 [29]

除了这些因素外，移民潮还可能受到出发地或目的地（或两地）政治结构的干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多多少少叫停了自“二战”以来持续从第三世界特定地区流入的合法劳工移民。这一决定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经济考虑，因为工业界仍然希望移民提供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但政府在意的是平息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对移民社区的敌意。事实上，移民还是会从原先的源头继续流入，但形式已经大为不同，移民前来的理由是与家人团聚，而不是作为新的外来劳工。移民的性别和年龄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新的移民不再是一批又一批的年轻男子，而是妇女和长者——先前移民的妻子和需要他们赡养的父母。这只是一般规则的一个例子，表明政治结构决定了潜在移民做决定时的选项。 [30]

针对人口迁移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估量某次人口迁移的重要性，移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侵略假说的影响，对第一千年背景下此类问题的讨论往往与移民数量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说的是“大规模人口迁移”，还是更接近于精英转移的较小规模的现象？人口迁移的重要性则会根据移民群体的规模大小而上调或下调。但第一千年的史料里就算有数字，也不是无可置疑的数据，因此这类讨论难免经常陷入僵局。比较移民研究文献普遍从相对意义而非统计学意义上定义“大规模迁移”，这种定义的适用范围更广。到底什么才算是“大规模”迁移？到来的移民群体占迁入地人口的10%能算吗？还是要20%、40%，或者别的什么比例才算？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从所有参与者的角度考虑人口迁移的影响。理论上，参与某次人口迁移的人可能只相当于其目的地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在出发地人口中占的比例很大。因此，从迁入地原有人群的角度看是精英转移的人口迁移，对移民自身来说可能是一个更为重大的人口现象。为了将这些情况考虑在内并避免纠结于数字，移民研究将“大规模”移民定义为这样一种人口流动（无论人数有多少），它改变了出发地和目的地之一或两地的人口空间分布，或者给两地之一或两地“带来了政治或社会制度的冲击”。 [31]

但这并不是说，得自近现代的信息和见解就自动适用于第一千年。移民研究通常探讨的是（基本属于同时代的）20世纪的例子，或是欧洲人在美洲定居的例子，包括16—18世纪对北美洲和南美洲的第一阶段殖民，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涌向北美的移民大潮。 [32] 这些社会与第一千年的欧洲存在重大的结构差异。第一千年时，欧洲的经济本质上是农业性的，农业产出水平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当时没有大规模生产，因此19世纪和20世纪的移民劳工模式——首先是工业化欧洲吸收农业化欧洲的劳工移民，然后是从欧洲之外吸收劳工——根本不适用。 [33] 第一千年的欧洲人口也比近现代欧洲少很多；迟至1800年，欧洲国家的政府还倾向于控制对外移民，而不是限制对内移民。第一千年的国家（我们姑且认为存在国家）的治理能力和官僚机构也不那么发达，因此它们显然不像近现代的国家那样有制定和执行移民政策的能力。

交通和可获得信息的情况也一样。第一千年有交通也有信息，但与现代世界相比，交通成本高得多。古代世界最著名的经济统计数据也许是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最高价格法》（Edict on Maximum Prices ，自约公元300年开始）中的记录：每运载50罗马里，一车小麦的成本就翻一番。只要交通仍然昂贵（直到19世纪后期依然如此），对考虑移民的人来说就会是很大的问题，尽管有时可以通过国家援助来消除这个问题。 [34] 在文字出现之前或无文字的世界中，信息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传递（与有文字社会的情况大不相同），传递的方式也完全不同于有着大众媒体的世界，因此，考虑移民的人很难收集到有关可能目的地的信息。在中世纪盛期，通过指定的代理人开展招募活动，有时能克服这样的局限；但在第一千年中，影响信息流动的限制是显而易见的。 [35] 尽管如此，现代移民研究至少贡献了一系列新的主题和更详细的问题，有助于推动第一千年人口迁徙研究超越传统的侵略假说模型，甚至超越当前学界对该模型的回应。

而在什么带来了人口迁徙这个问题上，现代世界对我们这些与第一千年纠缠的人最有启发。在个体移民的层面上，比较分析早已不限于列出“推”和“拉”的因素了。移民按基本动机分有两种：比较自愿的受经济因素驱动的移民，以及不那么自愿的政治移民。但经济移民和政治移民之间往往不是泾渭分明的。一个看起来受经济因素驱动的决定，其背后的理由可能是政治因素，因为政治歧视可能导致获取资源和工作机会方面的不平等。反过来也一样，看上去出于政治动机的迁徙决定可能与经济动机绑在一起，哪怕二者的关系没有几任英国内政大臣认为的那么密切。不管怎么说，经济压力可以和政治压力一样产生制约。看着你的家人因为得不到土地或工作而饿死，这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这些复杂性意味着，对于一个考虑移民的人的决策过程，我们不光要从推力和拉力因素入手分析，还要建立一个坐标系，一条轴上是“经济”和“政治”，另一条轴上是“自愿”和“非自愿”，而个人的动机通常是这四个要素的复杂组合。 [36] 一般而言，潜在的移民可以被理解为面临一种投资选择。移民的决定涉及各种初始成本，包括交通、找工作期间的收入损失、离开亲人和熟人产生的心理压力，这些必须与去往预计目的地可能获得的长期收益放在一起权衡。根据各自的计算，个人可能选择离开或留下，或者离开一段时间，以期获得足够的收益，使返乡后的生活更加舒适（这是移民返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所有这些都具有启发性和挑战性，但在宏观层面，移民研究还有更深刻的教益。尤其是因为政治无论如何都不容易与经济分离，经济原因仍然是移民的基本触发因素之一。事实一次次表明，两个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或者自然资源可获得性的差异会促进移民流动，只要迁入群体认为可以从迁入地获得的有价值资源更多。这是“世界体系论”的基本结论，该理论研究经济上较发达的中心与欠发达的边缘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人口迁移往往被证明是这种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37]

这一关键的观察结果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要想比较好地研究任何时代的人口迁移，就需要结合一般性的分析（例如可能带来人口迁移的基本经济背景）和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解答：到底有谁加入了这次人口迁移，为什么加入，这个过程是如何开始和发展的？ [38]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受侵略假说的影响，传统上研究第一千年时，会在社会转型的内部动力（如经济和政治发展）和移民的外来影响之间划清界限。在解释从出土的历史遗迹中观察到的变化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那一代或几代考古学家认为，内部变革是与移民进行生存斗争的结果。考虑到这样的学术背景，从移民研究中能得出的最基本的教训是，这种明确划分的做法是错误的。决定移民模式的首先是当时发展模式的不平等，移民模式也会随发展模式而变化；发展模式既是移民模式进一步转变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移民和内部转型不是两种互相冲突的解释方法，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对第一千年的传统看法产生了这样一种宏大叙事：经过一千年的入侵和种族清洗，一个多少可辨的欧洲从地中海主导的古代世界秩序中产生了。新的信息，以及特别是对群体身份和人口迁移的新理解，已经有效地摧毁了这一图景。现在是时候用新的图景取而代之了。本书试图迎接的正是这一挑战。本书最主要的论点是，移民和发展不是相互冲突的两种解释，而是需要放在一起考虑。它们是相互联系的现象，只有合在一起，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地中海对北方和东方蛮族的统治如何被打破，一个可辨的欧洲又如何从古代世界秩序的废墟中出现。

[1] Bohning (1978), 11.

[2] 当代证据的有用总结，见Salt and Clout (1976); King (1993); Collinson (1994), 1—7, 27—40; Holmes (1996); Cohen (1995), (1996), (1997), (2008); Vertovec and Cohen(1999)。Canny (1994) 介绍了近代早期移民的证据。20万说日耳曼语的农民，见Kuhn (1963), (1973); Bartlett (1993), 144—5；背景介绍可见Phillips (1988),(1994)。

[3] 有关前罗马时期凯尔特人的世界的介绍，可以参见Cunliffe and Rowley (1976);Cunliffe (1997); James (1999等。实际上，凯尔特文化和设防定居点文化（Oppida culture）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罗马的征服实际上也只是刚刚越过了其边界。见Heather (2005), 49—58。

[4] 对早期日耳曼世界的有用介绍，见Hachmann (1971); Todd (1975), (1992); Krüger(1976), vol. 1; Pohl (2000)。但要注意，这些文献中的一些往往极力避免讨论维斯瓦河周围以及更往东地区的日耳曼群体；这是纳粹时期之后的一种神经过敏，因为在纳粹时期，古代说日耳曼语的人曾经统治这些地方的事实被用来作为领土侵略的借口。

[5] 最近的一篇优秀引介，见Batty (2007)；关于斯基泰在形成希腊世界观中所扮演的更广泛的文化角色，见Braund (2005)。

[6] Khazanov (1984)对草原世界做了精彩的介绍。

[7] 塔西佗的引文见Tacitus, Germania 46.2（之后的事，参照46.4）；另见Pliny,Natural History 4.97; Ptolemy, Geography 3.5.1 and 7。有关这些区域的地理和考古发现的古代社会经济模式，见Dolukhanov (1996)。在俄罗斯的森林区域内，许多河流的名称实际上源于波罗的语（Balt）而非斯拉夫语，包括公元1000年时斯拉夫人将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因此，目前还不清楚塔西佗的威尼蒂人说的是斯拉夫语、波罗的语，还是这两种语言的某种先祖语言（见本书第八章）。

[8] 游牧民族也发挥了作用：匈人（Huns）加速了罗马帝国的陨落，阿瓦尔人（Avars）促进了中欧和东欧的斯拉夫化，马扎尔人（Magyars）和保加尔人（Bulgars）为两个重要的政治实体奠定了基础，这两个政治实体的悠久历史与现代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密不可分。

[9] 关于民族主义兴起之文化意义的文献现在很多，但如果只看简述的话，请参阅Gellner (1983); Anderson (1991) ; Geary (2002)。

[10] 在近代早期和现代的作品中，日耳曼移民往往被描述成家庭团体，而更接近那个时代的罗马史料虽然对移民记述很少，但有时也会提到有妇女及儿童与战士一起迁移。（我在这里进行了简化，实际的证据将在随后的章节中讨论。）研究罗马帝国崩溃的学者分成两大派，一派认为日耳曼入侵是帝国崩溃的原因，一派认为是其结果。对不同观点的有用概述，见Demandt (1984)和Ward Perkins(2005)。至于斯拉夫人，有一派观点试图表明自青铜时代以来，有一个分布于整个中欧和东欧、讲斯拉夫语的庞大人群（只是已不为人知），但相关证据不能令人信服（见本书第八章）。有关维京研究的传统方法的有用综述，见Sawyer(1962), chapter 1。由于民族主义冲突，人们淡化了所谓的“诺曼派”（Normanist）观点，即维京人建立了第一个俄罗斯国家：见Melnikova (1996), chapter 1（另见本书第九章）。

[11] Childe (1926), (1927).

[12] 见前注9。就连认为在民族主义出现之前的历史时期，某些地方有可能出现了相对固定、涉及人数较多的群体身份的人[如Smith (1986)]也接受这一基本观点。

[13] Leach (1954). “转瞬即逝的情境建构”：见Barth (1969), 9。年代近一些的综述见Bentley (1987); Kivisto (1989); Bacall (1991)。

[14] 这个假说在科辛纳自己的作品中已有体现，特别是Kossinna (1928)。该假说在戈登·蔡尔德（Gordon Childe）同样有影响力的作品中更为突出（见前注11），他概括了科辛纳的许多想法，同时放弃了后者对北欧种族优越性的一些假设。有关科辛纳的影响，请参阅Chapman and Dolukhanov (1993), 1—5; Renfrew and Bahn (1991)等。

[15] 有关这些学术发展的概述，请参阅Shennan (1989); Renfrew and Bahn (1991);Chapman and Dolukhanov (1993), 6—25（其中包括对两位作者关注点差异的有用叙述）; Ucko (1995)。伊恩·霍德（Ian Hodder）的工作，尤其是Hodder (1982)和Hodder (1991)，特别有助于恢复“物质文化的相似和差异模式有时能反映出人类组织的重要方面”这一观点。

[16] Clark (1996)代表了远离侵略假说的关键转折点。关于在那之后学者们尝试过的种种解释性假说，例子请参见Renfrew and Bahn (1991)；Preucel and Hodder(1996)；Hodder and Hutson (2003)。

[17] Halsall (1995b), 61；另参见他的进一步评论：“（侵略假说）在今天的考古界很少得到信任。它太简单化，相当于是断言19世纪从新古典主义到新哥特式建筑的变化，或是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艺术的变化，是侵略的结果”（第57页）。对人口迁移论的看法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样的说法非常普遍。另外一个例子是尼古拉斯·海厄姆（Nicholas Higham）在Hines (1997), 179中的评论，他夸赞不用人口迁移论，而用其他方法重新解释一系列遗迹的做法，认为新的解释“更复杂”。所讨论的问题见Hines (1984)。

[18] Wenskus (1961); 其他可参阅文献包括Wolfram (1988)关于哥特人、Pohl (1988)关于阿瓦尔人的著作。

[19] Geary (1985)和Geary (1988)是从这个角度写成的介绍性文章，Halsall (2007)对4—6世纪做了全面研究。Amory (1997)和Kulikowski (2002)重点研究了迁徙主题。

[20] 在“推进浪潮”模型中，最著名的见Renfrew (1987)，第1—2章，第4章（总结以前的方法）和第6章（模型本身）。

[21] 关于“精英转移”的详细案例分析，见本书第六章。

[22] 见前注13。Smith (1986)探讨了这种更加固定的群体身份观的一些历史应用；Bentley (1987), 25—55使用布尔迪厄（Bourdieu）的惯习（habitus）概念作为理论方法的基础，以了解身份如何通过社会植入其中的个体。在谈到阻止个人过于轻易地改变群体身份的各种差异（宗教、语言、社会价值观等）时，“原生论者”的说法听起来似乎仍然停留在1945年以前的学术界中，仍在列清单、做勾选框。但是在原生论者看来，决定身份的并不是这些“东西”本身，而是个体对它们的反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身为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并不是群体归属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在北爱尔兰，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同样的宗教差异成了集体忠诚的重要象征。不是在框中勾选的项目，而是个人对该项目的反应决定了个人的群体归属。

[23] 关于希腊人和罗马人，见Sherwin-White (1973)。Halsall (1999)反对我早些时候使用的这个类比，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外籍劳工（Gastarbeiter）和没有绿卡的移民在他们所居住的社会中根本不享有完全的公民权，也没有看到大量证据证明，即使在第一千年，群体身份有时也是复杂文化背景下权利差异的基础：见本书第五章。他也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古怪的观点，即西罗马各个部分的蛮族征服者在分发经济资产时，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声称自己可以分一杯羹。见Heather (2008b)。

[24] 参见Antony (1990), 895—9；Antony (1992)指出，这些修正后的理解出现后，许多旧的理论讨论就过时了，后者预设考古发现与人口迁移有很高的相关性。

[25] Härke (1998), 25—42很好地分析了哪些当代考古学流派更愿意接受人口迁移是变革的可能驱动力，哪些流派对此持轻视态度。英国拒绝人口迁移论的“非迁移说”(immobilism)与苏联和丹麦的学派类似，德国学派仍将人口迁移作为其基本范式之一。

[26] Jerome (1926).

[27] 例如，最近有一本500页厚的关于西罗马陨落前后人口迁移活动的书，满足于借鉴若干为考古学家而写的概述，而不是参考一手文献：Halsall (2007), 417—22。相比之下，同一本书花了一整章的篇幅讨论群体身份问题，并深入（且有洞见地）参考了专业文献。

[28] 关于爱尔兰和荷兰移民，请参阅Bailyn (1994), 1—2。关于现代实例中的总体模式，见Fielding (1993a); King (1993), 23—4; Rystad (1996), 560—1。历史上的相似例子，参见Canny (1994)，尤其是第278—80页（有完整参考文献）。

[29] 关于成本的计算，见Rystad (1996), 560—1；Collinson (1994), 1—7（两本书都附上了进一步参考文献，很有帮助）。关于移民返乡，请参阅Gould (1980)；Kuhrt (1984)等。

[30] 关于西欧移民政策变化及其整体影响的评论，见Cohen (1997)；King (1993),36—7；Fielding (1993b)；Collinson (1994), chapter 4；Rystad (1996), 557—62；Cohen (2008)。显然，近年来欧盟扩大后，东欧移民大量涌入。

[31] “带来……冲击”: King and Oberg (1993), 2。有关大规模迁移的定性界定的一般讨论，见King and Oberg (1993), 1—4；Fielding (1993a)等。

[32] 不过也有关于中世纪盛期的讨论，见Phillips (1988), (1994); Bartlett (1993),144—5。

[33] 20世纪90年代，人们讨论了福特式大规模生产技术的终结可能会如何影响未来的移民流动，见Fielding (1993a)。我们现在知道部分答案了，例如，熟练劳动力被吸引到西欧，而中东地区对大规模劳动力的需求继续快速增长，见Cohen (2008)。

[34] 关于西班牙向新世界的移民，以及英国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请参阅Sanchez-Albornoz (1994); Borrie (1994), 45ff。开往澳大利亚的囚犯船是另一种非自愿的国家援助计划。

[35] Bartlett (1993), 134—8.

[36] 针对动机的一般性讨论中，有用的参考资料有Fielding (1993a)；Collinson (1994),esp. 1—7；Voets et al. (1995), esp. 1—10；Rystad (1996)；Vertovec and Cohen (1999)；Cohen (2008)。以下文章做了一些案例分析：Atalik and Beeley, Cavaco, Montanari and Cortese, Oberg and Boubnova, in King (1993).

[37] 见Cohen (1996), (2008)等。

[38] 例见Rystad (1996), 560—1; Bailyn (1994), 4—5。

第二章
全球化与日耳曼人

公元357年夏，由阿勒曼尼（Alamanni）诸王率领的一支庞大的日耳曼军队集结在如今斯特拉斯堡市附近的莱茵河西岸（属于罗马的那一侧）。在留存下来的罗马帝国晚期（约公元275年之后）最详细的历史叙述中，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做了如下描述：

所有这些好战和野蛮的部落都由克诺多马里斯（Chnodomarius）和塞拉皮奥（Serapio）领导，这两位国王比其他所有掌权者的地位都高。克诺多马里斯实际上可耻地煽动了整个骚乱。他骑马行在左翼之前，头盔上有火焰色的羽状饰物……他是勇猛的士兵，也是熟练的将军，比其他所有人都优秀。右翼由塞拉皮奥率领……他父亲是克诺多马里斯的兄弟梅德里克斯（Mederichus）……多年来一直作为人质被羁押在高卢……跟随他们的是权势低一等的国王，他们有五人，还有十名王公（regales）和一大队贵族（optimates），加上从各个国家征募的3.5万名军人，其中部分是为了钱而打仗，部分是根据协议来用服务回报。

日耳曼阿勒曼尼人在罗马帝国后期统治着罗马莱茵河边境的南段，阿米阿努斯的描述非常好地体现了他们中缺乏统一王权的情形。在此基础上，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自1世纪——塔西佗那时写下了他著名的《日耳曼尼亚志》——以来，日耳曼世界几乎没有变化。哪怕只是匆匆浏览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在政治方面，当时的日耳曼世界极为支离破碎。他的作品——这方面后来也得到了2世纪托勒密《地理学指南》（Geography ）的有力支持——记录了太多主要政治单元的名字，总数远远超过50个，无法一一列举。处理这些名字最好的办法是将它们放在地图上。虽然各个单元的地理位置只能靠大致估计，但是地图能让人对日耳曼人政治上的分裂程度有比较好的把握（地图2）。 [1] 然而，仔细考察就可以知道，仅仅因为4世纪的阿勒曼尼人有很多国王，就认为自1世纪以来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变化，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日耳曼欧洲的转变

只需快速浏览4世纪中叶日耳曼欧洲的态势图，就可以看出变化之大；布局和塔西佗时代相比大不一样（地图3）。东南部的局面已完全不同，在喀尔巴阡山脉之内、周围和东面，各个哥特群体兴起并占据了主导地位。西部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塔西佗和托勒密所知的众多较小单元，已经被四个较大的群体取代，它们占据了罗马莱茵河边境和附近的土地：边境上的是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Franks），在他们后面的是萨克森人和勃艮第人（Burgundians）。在试图了解这些4世纪实体的运作时，我们像往常一样遇到了困难：罗马作者们普遍对“蛮族”事务缺乏兴趣。幸好还有阿米阿努斯，因为他，相比起其他群体，我们掌握了更多与阿勒曼尼人有关的证据。而正如阿米阿努斯的叙述所表明的那样，阿勒曼尼人的政治是复杂的。

政治的变化

阿米阿努斯的历史著作相当详细地介绍了354—378年的情况，在存留下来的书卷里，他并没有分析阿勒曼尼人的政治如何运作，也没有分析维护统治者权力的体制结构。他多少算是连贯地记述了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阿勒曼尼联盟（这个称呼比较好）的运作情况。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自塔西佗时代以来，莱茵河边境地区这一部分的日耳曼政治出现了两个根本转变。首先，也是毫无争议的一点是，组成阿勒曼尼联盟的各个群体，也就是在国王和王公的率领下出现在斯特拉斯堡，阿米阿努斯在其他地方也多有论述的群体，其结构比1世纪时更为稳固。塔西佗的作品，不仅仅是《日耳曼尼亚志》，还要算上《编年史》（Annals ）和《历史》（Histories ）中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1世纪时差不多同一片日耳曼尼亚地区的大量信息。那时，一些日耳曼群体，例如乌昔鄙夷人（Usipii）和邓克特累人（Tenchteri），没有国王也能过得很好：在必要时，由领头人（拉丁文为principes）组成的寡头集团开会讨论事项，形成集体政策。即使有人在某个群体中获得了国王的权力，他的权威也会遭遇反抗，而且往往不能长久，他无法将权力传递给指定的儿子或继承人。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日耳曼政治中两位占统治地位的君王是克鲁西人（Cherusci）中的阿米尼乌斯（Arminius）和马科曼尼人中的马罗博杜斯（Maroboduus）。阿米尼乌斯的统治时间非常短。他之所以能获得统治地位，是因为他领导了那场著名的反抗，在公元9年的条顿堡森林之战中击溃了瓦卢斯的3个军团，但他只是克鲁西人几个领袖中的一个。胜利让他在一小段时间里拥有了优势，但别人的反对一直存在，尤其是赛吉斯特（Segestes），他也是克鲁西人的领袖，还协助了罗马人。事实上，阿米尼乌斯在于公元19年因一部分族人加害而去世之前就已失去了权力。马罗博杜斯的统治根基比较深，但最终被罗马和内部竞争对手破坏，因此在塔西佗的时代，也就是1世纪和2世纪之交，马科曼尼人不再由马罗博杜斯的后人统治。 [2]

相比之下，4世纪阿勒曼尼人的政治生活是围绕国王（reges）和王公展开的。我们手头的证据表明，阿米阿努斯称为阿勒曼尼亚（Alamannia）的地区被划分为一系列的子区域（在日耳曼语中可能已经被称为“gau”），其中每一个（或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个）区域都由国王（rex）或者王公（regalis）统治。这种王权似乎至少一部分可以继承，不一定是从父亲到儿子这么简单的模式，也有可能是在王族成员中继承。在斯特拉斯堡时的主要领袖克诺多马里斯和塞拉皮奥是叔侄关系，而塞拉皮奥的父亲梅德里克斯地位重要，很长时间里都在罗马充当人质。在罗马期间，梅德里克斯开始崇拜埃及神塞拉皮斯（Serapis），并因此给儿子取了一个明显非日耳曼的名字。在阿米阿努斯的描述中，我们还见到了一对父子：瓦多马里乌斯（Vadomarius）和威蒂卡比乌斯（Vithicabius），他们相继当上国王。要注意，不能一概而论，阿勒曼尼的国王是有可能被推翻的。一位叫冈德马杜斯（Gundomadus）的国王被自己的追随者杀死，只因为他不愿加入前往斯特拉斯堡战斗的军队。国王之外的一些人在阿勒曼尼社会中也很重要。阿米阿努斯也提到了参加战斗的贵族。不管怎么说，比起罗马帝国早期，4世纪时，阿勒曼尼人的国王势力更大，地位也更稳固。 [3]

其次，和1世纪时相比，4世纪的阿勒曼尼联盟更像是一个坚实的政治实体。这个观点的争议要大一些，因为我们看到，阿勒曼尼并不是那种只有一个不受挑战的统治者的中心化实体。整个4世纪，阿勒曼尼亚都没有过只有一个国王的情况。而1世纪的日耳曼尼亚本身完全有能力建起更大的联盟，并将一些较小的主要政治单元纳入其中。因此，一些学者而认为，证据不足以支持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观点。但是，1世纪的超部落联盟要么是主要行使宗教职能的长久（但并非不变的）联盟，要么是持续时间非常短的政治性联盟。塔西佗提到了3个“宗教联盟”（除了各自的宗教信仰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的部落结成的群体）：离海最近的印盖窝内斯（Ingvaeones）、内陆的厄尔密诺内斯（Herminones）和西边的伊斯泰窝内斯（Istvaeones）。我们对它们知之甚少，但我不想低估它们对早期日耳曼世界的重要性，因为托勒密也知道它们，这意味着这些联盟从1世纪存续到了2世纪。但关于罗马对该地区试图进行的和实际进行的征服的叙述表明，宗教联盟从未成为应对外部入侵的政治或军事基础。无论其地位如何，哪怕它在别的领域很重要，宗教联盟都不是重要的政治组织。当以政治联盟的形式抵抗罗马或（在稍早时期）试图进入凯尔特人之地扩张日耳曼人的地盘时，联盟是围绕处于支配地位的个人组织起来的：恺撒时期的阿里奥威斯特斯（Ariovistus），罗马计划征服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地区时的阿米尼乌斯和马罗博杜斯，或者是后来组织大型起义的巴达威人（Batavian）领袖尤里乌斯·西威利斯（Julius Civilis）。这些领袖都通过个人魅力、劝说和恐吓组织起了大型联盟，以广大的日耳曼世界为兵员基础，也就是从塔西佗和后来的托勒密列出的许多小政治单元中招募战士。然而，这些联盟无一例外，都在领袖失败后崩溃了，而且之后再也没有人说起过。马罗博杜斯联盟的持续时间比其他的长，但即使如此，在他死后联盟也很快解体了。 [4]

在联盟整体的稳定性这个层面上，1世纪和4世纪的比较很说明问题。斯特拉斯堡战役的结果是阿勒曼尼人惨败：

经此一役，罗马方面有243名士兵和43名高级军官阵亡……但在阿勒曼尼人这边，有6 000具尸体躺在阵地上，还有大量无法估计人数的死者被河水（莱茵河）卷走了。

在他试图逃回河对岸时，克诺多马里斯被俘。尤利安（Julian，又称背教者尤利安）以他堂兄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二世（Augustus Constantius Ⅱ）的名义在西方统治，然后利用胜利将他自己定的条件强加给幸存下来的那些阿勒曼尼人的国王。事实上，克诺多马里斯之所以能如此自由地组织起他的部队，是因为罗马内战先造成了莱茵河边境地区的权力真空。尽管如此——这是4世纪与1世纪完全不同的地方，克诺多马里斯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以他为首的联盟被彻底破坏，而1世纪阿米尼乌斯和马罗博杜斯失败后，以他们为首的联盟就崩溃了。不仅是参与战斗的许多较小的阿勒曼尼国王在尤利安的外交手腕下保住了王位，而且在战斗结束后不到10年，就出现了瓦多马里乌斯这个让罗马人头疼的新领袖。这个威胁通过暗杀瓦多马里乌斯解除了，但随后又出现了第三位：马克里阿努斯（Macrianus）。在阿米阿努斯笔下，尤利安之后的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Ⅰ）三次试图抓捕、暗杀马克里阿努斯，但最终由于更东边事件的压力，皇帝让步了。罗马人和阿勒曼尼人在莱茵河中碰面，举行水上峰会，皇帝承认了马克里阿努斯在阿勒曼尼人中的卓越地位。 [5] 即便是重大军事失败，也不足以摧毁更大的阿勒曼尼联盟，这和1世纪的情况不同。

可见，和1世纪的联盟相比，4世纪的联盟能带来更稳固的政治身份，因为联盟不会随着某个人职业生涯的起伏而起落。随着情况的变化，一个区域内会有这个或那个国王崛起，但不管个人的政治生涯如何变化，联盟整体几乎不受影响。阿米阿努斯留下的一些信息也表明了这些纽带的力量，尤其说明问题的是，国王冈德马杜斯因为没有和大部队一起去斯特拉斯堡而被他自己的一部分追随者推翻了。至少对这些人来说，有的时候，群体身份比自己对国王的忠诚更能决定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行为。阿米阿努斯没有告诉我们群体身份是如何起作用的。但他确实提到，阿勒曼尼国王彼此设宴款待，这种相互支持的关系至少让一些国王联合在一起参加了斯特拉斯堡战役。如果能知道协议和王室宴请的细节，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4世纪的阿勒曼尼人，但很可惜，阿米阿努斯没有提供我们想要的信息。

像许多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联盟一样，阿勒曼尼可能有一套既定的政治和外交惯例，它定义各个国王是上位王还是下位王，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下位王对上位王效忠并承担一些义务，同时对自己的领地保有直接的日常控制权。在这些系统中，政治连续性不可能是绝对的。没有哪个上位王可以完全复制或直接继承前任的权力模式；但只要确立了新的等级，不同地位的国王之间就会形成一种众人都接受的关系，可以用来协调和界定（高等级的和低等级的）双方在新协议中的权利。在我看来，4世纪的阿勒曼尼人中，显然有这样一个系统在运作，其总体重要性的一个可见标记是罗马外交政策在边境这一部分的“形态”。每当罗马人的注意力被分散——通常是因为阿米阿努斯时代罗马帝国的波斯前线上发生了事件，就会适时出现一位阿勒曼尼人的上位王；而罗马对莱茵河区域政策的主要方向，就成了消灭在这个上位王统治时期出现的继承人。 [6]

可惜，关于是否有类似的系统在莱茵河边境的其他大型实体——法兰克人、萨克森人和勃艮第人——中运作，阿米阿努斯没有给我们任何提示。和他们的阿勒曼尼邻居一样，4世纪的法兰克人肯定有众多的国王，但我们对他们如何行动了解得不够多，无从得知法兰克政治身份是否可以在重大失败后继续充当集体行动的基础。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所有4世纪的日耳曼群体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运作；300年前的日耳曼群体也是一样，根据塔西佗的记录，一些群体有国王，一些则没有。特温吉（Tervingi）是一个哥特人主导的联盟，在罗马欧洲边境喀尔巴阡山脉的另一端，也就是极东端活动；这个联盟可以证明，更广泛和政治上更稳固的群体身份并不只在4世纪的阿勒曼尼人中有。特温吉人是罗马的日耳曼邻居里，另一个和阿勒曼尼人一样有大量相关信息存世的群体。

在政治运作和持久性方面，特温吉联盟显示出3个与阿勒曼尼联盟非常相似，但与所有1世纪联盟都差别很大的特征。首先，从约330年到约370年，特温吉的中央控制权似乎在同一个王朝中至少传承了3代，国王的正式头衔是“士师”（judge）。可见，与阿勒曼尼各区中国王的情况相比，特温吉所在的东日耳曼世界中，权力世袭程度更高。其次，和阿勒曼尼人的情况一样，特温吉士师们统治着一个联盟，其中有不少国王和王公。第三，特温吉联盟被足够强大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哪怕经历重大失败也能保留下来。据我们所知，特温吉联盟最早登台是在4世纪30年代早期，当时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对其造成了重大打击。而不仅特温吉联盟没有解散，当时主导联盟的王朝还保住了权力，并在一代人之后策划推翻君士坦丁强加的条款中最不合理的那些方面。 [7] 需要强调的是，在4世纪的日耳曼实体中，我们只对阿勒曼尼和特温吉这两个有所了解，我们不能断定这个时期的每个大型日耳曼群体都以同样的方式运作。然而，这两个案例提供了极好的证据，证明和300年前同一个地区相比，4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出现了范围更大、更有凝聚力的群体身份认同。

这是如何产生的呢？

军事王权的兴起

这是一个没法直接讲述的故事。1世纪到4世纪这段时间里没留下任何重要的相关叙事资料，也就无从对这一关键中间期里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关系做详细描述。即使是2世纪马科曼尼人战争这么大的动乱，也只能靠零碎的证据来重构。不管怎么说，恐怕没有哪个罗马历史学家，包括作品已散佚的，能写出时间跨度那么大的作品，体现出以阿勒曼尼联盟和同时代的特温吉联盟为完成标志的长期转变。1世纪的资料记载了部落之间的大量权力斗争，甚至有整个部落被创建、被摧毁的事。例如，巴达威人最初是卡狄人（Chatti）的一个分支，而罗马的观察者目睹了卜茹克特累（Bructeri）的毁灭，塔西佗记载了卡狄人和厄门杜里人（Hermenduri）之间的殊死斗争，以及被流放而不幸失去土地的安普希瓦力人（Ampsivarii）的最终消亡。 [8] 部落内部的权力斗争时有发生但频率不高，很有名的一次是阿米尼乌斯和赛吉斯特为控制克鲁西而进行的斗争。但从这些零散信息中，你看不出日耳曼的政治结构正朝规模更大、凝聚力更强的方向发展。关于促使那类政治结构出现的种种过程，最具戏剧性的线索来自一个最不可能想到的地方。

1955年，一群丹麦工人在日德兰半岛（Jutland）南部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地区的哈泽斯莱乌（Haderslev）挖排水沟。但他们不久就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因为他们在所挖的一小段排水沟里发现了一堆金属物品，有600件之多，很多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他们挖沟的低洼草地在古代是一个湖泊，不过算不上特别深。在接下来的9年中，人们对1 700平方米的草地进行了精心挖掘，出土了一系列惊人发现，竟然还有一艘船的残骸。所有这些物品都在罗马时期的不同阶段被倾倒在湖中。物品聚在一起的情况表明，有些物品是从袋子或篮子中成堆倒出来的。这绝不是第一个出土的日耳曼倾倒场。19世纪后期，北欧，特别是丹麦的一系列沼泽地中出土了类似的物品。但艾斯博尔沼泽（Ejsbøl Mose）——前述哈泽斯莱乌遗址的名称——是这些地点中第一个使用现代考古方法挖掘的。这让我们有可能回答早期挖掘中没能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倾倒场中堆积的物品，是连续多次，每次倾倒少量物品的结果，还是次数较少，但每次都倾倒大量物品的行为的产物？

通过对地层细节的仔细观察，我们得到了清晰明确的答案。在艾斯博尔沼泽找到的物品是在不同时间分多次倾倒进来的，但偶尔会有一次性倒入大量物品的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挖掘者发现，有一堆物品是同批倾倒进来的，那是一支约200人的小型军队的所有军事装备，它们在公元300年左右的某个时候被一次性沉入水中。这些装备包括数百件物品，被证明属于一支团结一致、组织良好且有明确领导层级的军队。军队里有近200名长矛兵，每人都持有带倒钩的投掷标枪和用于刺杀的长矛；挖掘者发现了193个带倒钩的矛头和另外187个无倒钩的矛头。约三分之一的军人还有随身武器。挖掘者发现了63个腰带扣，以及原本佩在腰带上的60把剑和62把小刀。军队由10位或更多骑马的指挥官领导。出土物品还包括10根缰绳和7套马刺。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装备在沉入湖中之前都已被仪式性地摧毁。剑全被折弯，许多木头碎片来自被砸碎的长矛。这一过程中明显存在暴力，看到这些残骸，我们不禁联想起史料中偶有记载的种种仪式行为，比如将敌人的武器作为贡品献给神灵。 [9] 一两名骑马者可能徒步逃脱，少了的马刺或许只是丢了。但可以说，挖掘者发现的是4世纪初一场久被遗忘、完全没有记录的歼灭之战（Vernichtungsschlacht）中被消灭的军队的最后遗留物。

作为考古现场，艾斯博尔沼泽太棒了，但这些发现还有更广泛的意义。从中得出的清晰景象——一支专业、组织良好、有完整从属结构的军队——与大量文献证据吻合，也就是说到了4世纪，日耳曼的王室领袖（国王）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固定军事组织，而且可以达到这样的规模。斯特拉斯堡战役后，罗马人最终将克诺多马里斯逼入窘境，当时他的随从们和领袖一样投降了。巧的是，他们也是200人。这些随从显然有军事职能，但一些难得的证据证实了我们原本只能假设的东西，也就是他们也被当作社会权力的工具。4世纪70年代早期，特温吉人的领袖决定试着统一他们臣民的信仰，于是随从们被派往各个哥特村庄去要求那里的人服从。这里的关键是，根据塔西佗的记载，1世纪时不存在这种机构；当时有随从和战队，但不是固定的，重要领袖只是偶尔收到自愿捐赠的食物，提供给为其服务的人。考古发现的1世纪物品中，也没有艾斯博尔沼泽出土的那种专业、多样化的武器。在1世纪和4世纪之间的两个世纪，日耳曼国王逐渐获得了全新的固定军事力量。 [10] 当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与塔西佗时代的国王相比，4世纪资料中提到的这些国王在日耳曼社会结构中占据了更稳固、更重要的地位。

明确表明这一发展的重要性的进一步证据，出现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在人文领域中，比较语言学更具异国情调，要求也比较高。它研究的是词语和语义的语言学起源，以及它们在不同语族间的演变。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所有日耳曼语言中表示“国王”或“领袖”的词都派生自三个词根：thiudans（人民的统治者）、truthin和kuning。其中，thiudans肯定是最古老的，只有它在其他印欧语系语言中有对应词；然而，它在日耳曼语族不同分支中的分布模式说明，到了罗马时代晚期，这个词用得越来越少，甚至已经没有人用了，取而代之的是truthin。kuning这个词是后来才流行开来的。值得注意的是，truthin最初的意思是“战队的领袖”，但到了罗马时代晚期，该词已经成为日耳曼世界各处指代“国王”或“领袖”的主要用词。这不仅仅是改了个名字那么简单。thiudans意为“人民的统治者”，所谓军事职能只是其工作的一部分，甚至都不算太重要的部分。塔西佗描述1世纪日耳曼社会的名言“他们的国王是按照出身推举的，而选拔将军则以勇力为标准”，说的似乎就是这样的情况。到了4世纪，指代领袖的新术语表明这种区别已经消失，军事指挥成为当时日耳曼领袖的主要职能。用语的变化再好不过地表明，新类型领袖在罗马时代晚期出现这一现象非常重要；这样的领袖身居高位、权柄煊赫，只因有一支固定的战士部队听命于他。 [11] 考古学、文献资料和语言学加在一起，为我们揭示了4世纪那种更为坚实的王权形式的根源。

在1世纪和4世纪之间发生的事情大体上是这样的：一类军事领袖发展出一种新型的军事力量，利用它拉开了自己与其他人在社会权力方面的距离。不用多想就能知道，这不可能是个你好我好的过程，毕竟有一小群精英正忙于宣称自己拥有凌驾于其他所有人之上的地位。当然，这可能是以艾斯博尔沼泽武器倾倒事件为顶峰的一系列事件的背景。考古学家发现的是一整队军事随从的武器。而武器被摧毁得如此彻底，曾挥舞这些武器的人的命运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建立社会统治地位时，新的军事国王下了很大的赌注，而艾斯博尔沼泽提醒人们，每一个成功的群体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失败的群体。对这样的失败本身，马上可以想象到两个可能的场景。因艾斯博尔沼泽而无意中在后世留名的战士群体败于一个敌对的战队之手，也可能是被一群不那么军事化的日耳曼平民击溃的（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欣赏战士领袖想要的那种统治）。用好莱坞电影来打比方，一种情景是《教父》（Godfather ）——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国王用这片古老的湖泊向所有对手发出消息，警告“你们也有可能最终与鱼儿同眠”（在此情形下，水里的是淡水鱼）；另一种情景是《七侠荡寇志》（The Magnificent Seve ）——一群农民具备了足够的战斗力，足以消灭至少一支掠夺成性的战队。虽然难以确证，但从被毁物品体现的愤怒上看，当时的情景可能更接近尤·伯连纳（Yul Brynner）演的《七侠荡寇志》，而不是阿尔·帕西诺（Al Pacino）演的《教父》，因为我们从后来的一些事件中知道，获胜的战队领袖倾向于吸收被打败对手的军队以增强自己的实力。 [12] 不过这只是细节。最根本的一点是，在军事国王崛起的漫长过程中，暴力必然时有发生；不同战队的领袖间会发生冲突，这类领袖和他们想要控制的人之间也会爆发冲突。

扩张和发展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要维护在艾斯博尔沼泽被摧毁或克诺多马里斯雇用的那种军事随从队伍，花费会非常高。职业军人自己不生产食物，他们需要给养。我们知道种种与日耳曼战队有关联的证据，必须承认，它们大多出自后来的英雄史诗，但阿米阿努斯的提示，以及人类学家研究过的记录更完善的类似例子可以从侧面支持；这些证据表明，这些军人需要的确实是英雄级别的供养：大量的烤肉和酒类，就像好莱坞大片《贝奥武夫》（Beowulf ）中展现的那样。军事装备也不便宜。必须指出，在艾斯博尔沼泽没有发现护身铠甲，而这是古代和中世纪最昂贵的个人军事装备。例如，阿米阿努斯评论说，克诺多马里斯身披铠甲，很容易在战场上认出他来。这表明即使在4世纪，一般日耳曼战士也穿不起铠甲。不过，艾斯博尔沼泽发现的那支部队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有剑，其余大部分战士的标志性装备也是由技能熟练的工匠用昂贵的原材料制成的。 [13] 换句话说，随从使新的军事国王成为4世纪日耳曼土地上的强势人物，但其出现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经济需要发展到能够产生多余的食品和/或其他形式的可流通财富的程度；其次，国王必须能够将这些盈余或其中很大一部分转为自己所用。

这一简单的观察对我们理解历史是有意义的。直到公元元年，整个日耳曼欧洲都没有足够的粮食盈余，也缺乏其他形式的可流通财富。故事要从农业生产说起。日耳曼欧洲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实际上第一千年罗马治下的欧洲和欧洲其他地区的经济都是如此。然而，不同类型农业经济的生产力有高有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考古研究表明，在罗马帝国是其西面及南面最近的邻居的400年间，日耳曼欧洲经历了自己的农业革命。

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莱茵河以东的农业实践基本是“粗放的”，也就是说不属于“集约型”。粗放型农业产量很低，养活同样数量的人口单元需要更大面积的土地。这种农业制度的典型特征是，定居点往往规模较小，分散在各地，存续不会超过一两代人的时间。基本上，日耳曼欧洲的人口没有或者说没有必要保持土壤肥力，使任何一年中的作物产量都能达到最大，或者持续使用同一片土地而不是短期或中期使用。一旦产出开始下降，降到他们认为可接受的水平以下，他们就会转移到一个新的区域。支持这种解释的证据有很多种形式。

在欧洲中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仍能看到从前广泛流行的“凯尔特田地”（Celtic fiel）系统的边界——石墙。这些石墙是用耕种过程中从田地里清除出来的碎石头建造的。这些田地非常大，反映出需要大量土地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运作。已知的定居模式证实了这一点。在1945年之前，被认定为1—2世纪的日耳曼定居点的地方不多；研究早期日耳曼人，主要是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他们的墓地。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定居点与墓地的比例为7比1，而且还在增加；但早期出现失衡的原因也比较清楚了。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些早期定居点都很小，存续时间很短。因为知道定居点用不了多久，所以居民们不会投入太多时间精力建设定居点。因此，定居点的总数很大，但也很难在一开始就被发现。关于当时通用的农业技术，只有侥幸留存下来的一点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证明了上述观点。例如，在现代捷克的奥德里（Odry），日耳曼时期的墓地得到了精心挖掘，它就建在一块古老的“凯尔特田地”之上。在其中一个出土的坟墓中，人们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犁地和施肥手段的证据。它们都很原始。犁地的方法是交叉浅耕。这意味着土壤不会被翻起来，杂草和作物残茬也就不会在土壤中腐烂并为土壤提供重要的养分（尤其是氮）。证据体现的唯一额外施肥方式是加了一些灰。仅仅采用这些技术，土壤肥力不可能长久维持。 [14]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荷兰和德国沿海的沼泽地区开始，人们发现了日耳曼农业实践在罗马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确凿证据。当时，因为对艾斯博尔沼泽的挖掘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考古学家的兴趣普遍转向了定居点，考古技术也发展到了可以获得真正有用的结果的程度。对早期日耳曼人定居点的第一次重大发掘，集中于这些沿海地区特有的人造土丘——在荷兰语中称为terpen，德语中称为Wierde。这样的土丘是连续多年在同一块本来很低洼的土地上定居形成的。经过许多年，腐烂的垃圾、建房屋的木材和其他废弃物品使定居区的地平面上升了。这些遗址于是成为考古发掘的自然目标，不过当地农民早就意识到这些土丘是由肥沃的表土堆起来的，因此在考古学家到来之前，许多土丘已经被全部或部分刨走了。

在一个考古界内赫赫有名但外界知之甚少的地方——费德森丘（Feddersen Wierde），考古学家做了十分细致的工作。在近10年的时间里（1955年到1963年），人们进行了认真的分层挖掘，确定了该定居点的完整演变过程。该定居点落成于1世纪中叶，有5个家庭在此定居。他们最多可能有50人，从事混合农业，还在养牛上下了不少功夫。从第一阶段建造的畜栏数量来看，这最初的5个家庭拥有大约100头奶牛。但这只是开始。这个定居点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继续发展，在3世纪晚期达到最大规模，那时，它有多达300名居民，而这些居民拥有超过450头奶牛。学者详细研究了此地日常生活的众多方面，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关键在于定居点的规模和延续时间，这些能间接反映出农业实践的变革。如果还是实行早期日耳曼世界那种古老而粗放的农业制度，那实在难以想象这么多人能在几百年的时间中如此近距离地生活在一起。如果还采用古老的制度，生产就不可能那么集约，土壤肥力也不会保持。费德森丘之所以能如此发展，是因为那里的居民采用了集约型的农业制度，因此可以更好地增加田地土壤的肥力，并让密度高得多的人群生存好几代。我们无法重构这一农业革命的全部细节，但它肯定涉及更有效地利用所有牲畜的粪便来维持耕地的肥力。 [15]

不应该轻率地认为这个例子代表了普遍的情况，同样，没有理由认为费德森丘——其基础是整合程度较高的畜牧业和种植业——是日耳曼农业集约化的唯一模式。而对大量其他罗马时期定居点的发掘表明，费德森丘绝不是农村发展的孤例。和费德森丘差不多一样知名的是威斯特（Wijster），它也在日耳曼尼亚西北部。在威斯特，最初有一个家庭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开始耕种。现代农民刨走了不少土，威斯特的大部分被破坏得太严重，无法很好地进行考古挖掘；但我们知道的是，到了4世纪，这个原本只有一个家庭的地方已经发展为一个大面积的定居点，为至少五六十个家庭提供栖息地。他们忙于开发附近德伦特河（River Drenthe）河口之上的那些易于耕作的沙质土壤。在莱茵河边境以外地区出土的其他罗马时期大型定居点包括霍德（Hodde）、佛巴斯（Vorbasse）、金德卢普（Ginderup）、玛丽斯敏得（Mariesminde）和诺里弗杨德（Norre Fjand）。

我们对其他地方情况的了解并不是那么全面，也不很清楚农业集约化的确切模式，但已知的信息足以证明，日耳曼农村的发展是罗马时期的普遍现象。至于现在德国的中部地区，以及喀尔巴阡山脉之外的古代日耳曼尼亚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其定居模式发展的细节我们了解得比较少；当然，没有理由认为各处的农业实践同时发生了改变。尽管如此，在所有这些地区都发现了足够大的定居点：例如，位于柏林以西50千米处的巴霍斯特（Barhorst）曾有30个家庭定居，在更遥远的东南方，发现了4世纪的许多大型定居点，采用的是哥特人主导的切尔尼亚霍夫（Cernjachov）系统。这表明在罗马帝国时代，日耳曼人主导的欧洲发展出了集约化程度更高的农业制度。一些独立发现的农业器具说明了同样的情况，铁犁头和犁刀的出土表明，4世纪的人可以更有效地翻土。定居点的规模更大，延续时间更长，也有证据表明当时的人使用了更有效的耕作器具，这些都说明，公元后的最初的几个世纪中，日耳曼欧洲的农业实践发生了重大变革，尽管其技术相对于边境另一侧的罗马而言，专业化程度还差得很远。 [16]

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观察。首先，这场农业生产革命必然带来粮食生产的大幅增加，这有助于解释新兴的军事国王如何供养随从。在农业革命发生之前，很难想象落后的日耳曼农业经济能产出足够的剩余粮食来支撑4世纪那种规模的固定职业战士群体。其次，从更宏观的层面上说，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意味着日耳曼欧洲的人口在同一时期呈指数增长。我们没法对人口增量给出一个数字，但正如人口统计学家告诉我们的，食物供应永远是限制人口规模的关键因素之一。日耳曼农业革命使得粮食供应量大幅增加，人口必然相应增长。人口膨胀也体现在其他证据中。对整个罗马帝国时期都存在的日耳曼人的墓地，考古学家在充分注意到地层的前提下进行了挖掘，他们发现在这些区域中，3世纪和4世纪埋葬的人口数量高于之前的200年。花粉研究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这一发展。在公元后最初的4个世纪中，谷类作物产生的花粉比例增加，而草和树木的花粉比例降低，这是农业集约化的又一证据。 [17]

农业产出的大幅增长不仅是随从们给养的来源，也必定是这一时期日耳曼社会新财富的一个基本来源——最能体现新财富的，是随从们昂贵的军事装备。多出来的食物可以换成其他想要的物品。不过，虽然农业可能非常重要，但它并不是新财富的唯一来源。近年来出现的证据表明，在公元后最初的4个世纪中，日耳曼欧洲的整体经济财富之所以大幅增加，是因为生产明显走向多样化，食品之外一系列其他商品的交换也有所增加。

金属生产及其后续加工的证据充分揭示了这一经济领域有着类似的扩张模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现代波兰境内的两个主要生产中心——圣十字山（Świętokrzyskie Mountain）和马佐夫舍（Mazovia）南部——据估计在罗马帝国时期生产了超过800万千克的生铁，开采量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也大大增加。金属加工的证据比较零碎，但同样说明问题。出自艾斯博尔沼泽的60把剑第一次出土时，人们认为这是到当时为止在一个空间里发现的最了不起的一批罗马剑。更详细的分析表明，尽管这些剑有着罗马样式，但它们实际上是在日耳曼欧洲制造的复制品。可见，到公元300年左右，已经至少有一个中心能够以相当大的规模生产标准化的军事装备，而已知的更早时代的日耳曼剑都是个别人的作品。 [18]

贵金属加工的证据同样引人注目。19世纪后期，在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萨（Pietroasa）发现了一批精美的金银器皿。大部分物品的制作时间可以追溯到5世纪，但至少有一件银餐盘制于4世纪，而且是在罗马帝国以外的日耳曼欧洲制作的。在4世纪的日耳曼遗址中已经发现了制作这类物品的模具，罗马帝国时期，由贵金属制成的个人饰品的总体水平也有了提升。到了4世纪，复杂的银质扣针（fibula）——一种安全别针，日耳曼人习惯用它来固定衣物——已经相当普遍，至少在阿勒曼尼一个王国的所在地发现了生产它们的作坊的遗址。而在1—2世纪，扣针通常由青铜或铁制成。3世纪中叶，日耳曼陶器的生产方式开始改变。3—4世纪，日耳曼陶匠开始使用转轮制作陶器（但未必是所有地方的陶匠在同一时间开始使用轮子）。这一发展与大大改进的烧窑技术相结合，使陶罐能在高得多的温度下烧制，日耳曼欧洲因而可以广泛使用质量显著提高的陶器。改用转轮制作陶器不仅有助于生产出质量更高的产品，还带来了更大规模、更商业化的生产。在某些地区，转型是彻底的。在4世纪黑海以北由哥特人主导的切尔尼亚霍夫世界，用转轮制作餐具已经成为常规（不过锅仍然是手工制作的），而且与罗马帝国行省制作的餐具几乎无法区分。相比之下，同时期的阿勒曼尼人在一些地方尝试用转轮制作用具，但尝试的时间不长，范围也不广。这或许是因为与哥特同行相比，阿勒曼尼陶匠要面临来自罗马的更严酷也更直接的竞争。但在罗马时代晚期之前，在日耳曼人居住地发现的高质量转轮制品无一例外都是从罗马输入的，所以即使是这种程度的经济发展，也代表着重大的转变。 [19]

金属加工和陶器生产显然是非农业经济的主要领域，人们既生产昂贵的物品，也生产更便宜、使用范围更广的物品。在后期日耳曼经济的其他领域，也可以看到越来越专业的生产方法，其中一些也是全新的。最引人注目的是玻璃生产。4世纪之前，在非罗马欧洲发现的所有玻璃都产自罗马，是从边境那一边输入的。但是在公元300年之后的某个时候，位于喀尔巴阡山脉腹地的科马罗夫（Komarov）建起了一个玻璃生产中心，其产品在中欧和东欧得到了广泛使用（地图3）。从发现玻璃的各种环境看，玻璃是精英用品，往往是地位的象征。玻璃生产业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玻璃制品肯定是当地经济的极有价值的补充。在4世纪由哥特人统治的土地上，考古挖掘发现了一个村庄，那里有一个完全不同，但同样有意思的例子。在如今罗马尼亚的巴拉德——瓦莱亚塞亚卡（Barlad-Valea Seaca），调查人员发现了至少16个小屋，都用于生产当时墓葬中的一个常见物品——鹿角制成的梳子。一些日耳曼群体使用发型来表示政治归属并展示地位。最著名的例子是塔西佗描述的所谓苏维汇（Suebic）结，一个早期日耳曼人的头骨上就有一个保存完好的苏维汇结。在这样的背景下，梳子自然是一种重要的个人财产。在小屋内，发现了各个生产阶段的梳子部件，为我们揭示了整个制作过程。在本例中，似乎整个定居点都在专门从事同一样重要物品的制作。 [20]

也就是说，到了罗马帝国末期，日耳曼欧洲经济中不光是农业生产，其他领域也都开始繁荣——当然是相对而言。在整个地区，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见证了爆炸式的发展和财富的创造。同当今的全球化一样，和新财富至少一样重要的，是个不那么让人愉快的历史现象——财富的分配非常不平等。日耳曼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赢家和明显的输家。正是在这个时候，军事国王及其随从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越发紧密。不仅仅是食物，生产出来的许多物品都被新兴的军事国王和他们的武装随从消费了。显然，铁是铁制武器所必需的，而至少有一些玻璃、贵金属物品和更高质量的陶器是为他们制作的。所有这些物品都出现在墓葬中，通过仔细分析可以证明，这些物品属于罗马时代晚期的日耳曼社会精英。 [21] 正在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战士、国王和经济

19世纪的人对早期日耳曼社会的看法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彼时，民族主义热情高涨，有人以此为框架，提出了早期日耳曼Freiheit（自由）的概念：公元前的日耳曼尼亚是自由平等的高贵野蛮人构成的世界，没有中间的贵族，国王直接对自由民组成的大会负责。这种观念是错的。即使在塔西佗的时代，日耳曼社会也有奴隶，不过这些奴隶经营自己的农场并交出部分农产品，而不是作为他人地产上失去自由的劳动力而受到更严密的统治。尽管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中，日耳曼世界的物质遗存并没有展示出明显的地位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即使在一个物质简单的文化中（公元前3世纪，有社会地位的中北欧日耳曼人的最重要标记是，穿衣服时加上一个稍微华丽一些的扣针），地位的差异也会带来生活质量的巨大差异。哪怕不能通过拥有华丽物品来体现，只要更高的地位意味着能获得更多的食物，不需太多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有更大的可能性把基因传递下去，社会地位的差距就是非常真实的。事实上，我认为塔西佗作品中体现的地位差异对1世纪的日耳曼世界来说恐怕不是全新的，即使这样的地位差异很难通过那之前几百年里留下了考古痕迹的物品来得到判定。 [22]

话虽如此，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原本就有的不平等，其程度在罗马帝国时期越来越深了。我们已经见到了其中一些证据。从新财富中得利的包括新兴的军事国王和他们的随从（至少是发了财的那些随从）。从考古学来看，他们的兴起反映在丧葬实践和定居点遗址这两个方面。陪葬品的奢华程度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一般说来，真正豪华的坟墓（在德语文献中称为Fürstengräber，“王公墓葬”）会形成墓葬群，按时间先后是1世纪末的吕布索（Lübsow）墓葬群，以及3世纪末的洛伊纳——哈斯莱本（Leuna Hassleben）墓葬群。显然，说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只存在于这些时段里是不可信的。有人认为，豪华墓葬的出现可能标志着社会压力加剧的时期，当时有一批新的人对较高的社会地位提出了主张——当然，提出主张的是操办葬礼的人，而不是死者自己。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丧葬实践的改变肯定反映了新财富的影响。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之前，日耳曼人的丧葬仪式似乎都差不多，在当时的火葬墓地中发现的典型物件，也就是一件手工制作的小陶器，偶尔加上一些个人物品。相比之下，在罗马时期，不仅有极其豪华的王公墓葬群，而且数量不算少的其他墓葬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随葬品，男性的墓葬中通常包括武器，而女性的墓葬中通常包含珠宝。在日耳曼欧洲的部分地区，特别是在波兰，在坟墓旁立碑是表明地位的另一策略；墓葬群周围会垒起石头形成坟冈，单个的墓葬则通过立起石碑（stelae）来展现特殊地位。例如，在位于奥德里的维尔巴克（Wielbark）墓地中找到了500座平坦的墓葬和29座坟冈。 [23]

关于定居点的考古发现通常也能反映当时发生的种种变化。阿勒曼尼国王和王公处于社会顶端，考古学家对他们的居所已经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其中最著名的是乌拉赫（Urach）的圆山（Runder Berg），那里曾是阿勒曼尼人的地盘。3世纪末或4世纪初，这个山顶区域长不超过70米，宽不超过50米，周围是用结实木料筑成的壁垒。区域内有许多木结构建筑，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是大宴会厅，可能用于宴请随从和其他国王。较低的斜坡上是其他建筑物，包括工匠作坊和可能是其他仆人住宅的建筑。比起一般的农村，这个地方的外来罗马陶器和其他精美产品的集中程度要高一些。日耳曼尼亚境内还没有发现过罗马时期之前的大型住所，而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大型住所变得相当普遍。还是在费德森丘，2世纪村庄里的一栋房子虽然没有那么宏伟，但与其他房子相比显得特别突出。它比其他房子大得多，周围是木栅栏。挖掘者认为这是当地头人的住所。在其他许多地方也发现了特别大的房屋，例如位于柏林东南30千米处，靠近威塞尔（Wesel）和卡布洛（Kablow）的哈尔登（Haldern）；所有这些房屋都建于罗马时期。阿勒曼尼人的领地被考察得很透彻，在那里已经找到不下62座不同类型的精英住宅，它们都建于4世纪和5世纪，其中有10座经过了挖掘；在日耳曼欧洲各地，甚至东至黑海以北由哥特人统治的地区，都发现了类似的居住区，只是还未进行深入研究。 [24]

总体情况已经够清楚了。定居点和随葬品说明社会不平等越发严重，而且不需要太多思考就能看出，拥有军事力量可以让国王乃至他们的随从获得特权，从新财富中分得比其他人更多的一份。直接的结果是，到了4世纪，日耳曼世界的社会分层比1世纪时更加明确，至少在某些地方，政治组织的结构也更加稳定。事实上，这两种现象同时出现是非常自然的。对人类社会组织演变模式的比较研究早已证明，阶级界定和国家形成是不可分割的。但在4世纪，这种不平等带来的影响有多深远？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主导了这个地区的新政治实体？它们可以算作某种意义上的“国家”吗？

给人类社会及其政治制度分类有着悠久复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他之前的人。在现代，它从马克思、恩格斯赋予国家及其演变的意义中得到了全新的动力。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家是社会、政治和法律结构的总和及保障，任何时期的统治阶级都会通过国家来控制当时生产财富的主要手段——古代世界中的土地，近现代的重工业，当今的计算机软件和硬件。严酷的现实总是隐藏在某种意识形态的外衣下。社会精英告诉其他人，国家为了他们所有人的利益而存在；但如果你看得够透彻，就会发现国家是在维持特权阶层的权力。最近的研究远远超出了这种马克思主义框架，一批复杂的文献专门分析早期的国家形式，用诸如“部落”、“简单的酋长国”、“复杂的酋长国”和“早期国家”等术语来标记其大小和复杂程度。但是我们不用太在意如何在这个范围内定位4世纪时的阿勒曼尼和哥特联盟；我们可以更好地综合利用这些文献，找出四个关键的考察点，来帮助理解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 [25]

第一个考察点很明显：规模。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政治系统中，人口在什么数量级？第二，它采用什么样的政府系统？是否有官僚或政府官员，他们使用什么技术实施了什么样的权力？第三个考察点是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关的社会分层。无论你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为何如此做出的判断，特定类型的政治制度就是往往与特定类型的经济组织联系在一起。如果经济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盈余以供养不事农业生产的官员，就无法支撑起一个大型、中央化的政府系统。 [26] 至于第四也是最后一个考察点，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一个社会的政治关系。统治者如何选出，如何获得合法性，通过什么机制创造和维持权威？具体说，这个考察点关注的是武力和同意之间的平衡，以及统治者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回报他们的子民（不管给的是什么），并为自己得到经济等方面的支持找到理由。 [27]

鉴于现有证据的性质，从这4个考察点中的哪一个入手研究4世纪的日耳曼尼亚都不容易。证据通常很少，即便有的话也主要是与阿勒曼尼联盟和哥特特温吉联盟有关的证据，而能不能通过对这两个实体的研究来形成一般化的结论也是个问题。但至少这两个实例代表了4世纪日耳曼人可能做到的事情的限度，并且两者之间（以及与更广泛的证据间）有足够的联系点，表明根据这两个联盟的能力和运作模式得出更一般化的结论，是合理的。

权力与国王

在规模问题上，证据很不理想。但是，阿勒曼尼和特温吉联盟肯定都有军事能力，处于服役年龄段的年轻人超过1万人。阿米阿努斯告诉我们，克诺多马里斯为斯特拉斯堡战役聚集了一支3.5万人的军队。这些军人不都是阿勒曼尼人，而且罗马人记录的关于蛮族的数字总是值得怀疑——尽管在此例中，数字不算太离谱。罗马军队的数量为1.2万，这个数字相对可靠，能印证克诺多马里斯部队的数量级超过1万。4世纪，罗马人相对于日耳曼人的战术优势仍然相当大，特别是因为（正如前文所说）后者通常没有护身铠甲。因此，克诺多马里斯应该不会在完全没有人数优势的情况下开战。特温吉军队的数字不那么容易得出，但特温吉联盟至少有3次派遣3 000人的分遣队参与罗马对波斯的战争。这个数字可能还不到其总军事力量的三分之一。特温吉也强大到足以逃过皇帝瓦伦斯（Valens）367—369年为期3年的敌对。我是这么理解的：阿米阿努斯在暗示，即使在联盟内部出现分裂之后，其中较大的一支也能在战场上投入至少1万名战士。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阿勒曼尼和特温吉联盟可以投入远超1万名，可能多至2万名的战士。当然，对这些联盟人口总数的估计，取决于你认为战士可能占多大比例。通常会把战士人数至少乘以4或5，这意味着整个群体的人口规模在5万到10万之间。要我说的话，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这些联盟的总人数。 [28]

我们现有的罗马史料也没有足够的兴趣去总结使这些联盟运作起来的政府结构。因此，这些政府的能力，只能主要从系统能做出怎样的行政行为来推断，本研究就会采用这种方法。在某些领域，阿勒曼尼和特温吉联盟展示了很强的能力。至少可以说的是，面对罗马的力量，两个联盟都有维护自己领土空间的观念。当领土面临罗马极富侵略性的干涉时，阿勒曼尼和特温吉的领袖分别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中的船上与罗马皇帝举行了峰会；峰会富有象征意义地宣布，河道标志着他们的领地与帝国之间的明确边界。至于其他地方的边界，也就是和其他日耳曼人领地间的边界，是不是（在感觉上和实际上）也定义得如此明确，我们不是很清楚，但完全有可能如此。例如，德涅斯特河似乎被用作特温吉人和邻近的哥特群体格鲁森尼人（Greuthungi）之间的界河。阿勒曼尼人和他们的勃艮第邻居之间敌意很深，足以让我们认为双方——正如阿米阿努斯记载的那样——认真地定义了各自的领土。按照阿米阿努斯的说法，他们随手使用了一些之前就有的罗马边界标记来定义他们领土的界限。 [29]

在他们的领土内，至少作为对罗马压力的回应，日耳曼领袖有时会有在一定程度上统一文化的雄心。例如，4世纪罗马对多瑙河地区的文化霸权，时常表现为试图将基督教传播到邻近地区。在能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特温吉的领导层至少两次对此坚决抵制。先是348年，罗马的基督教传教士被驱逐；然后是369年以后，哥特基督徒不断受到逼迫，甚至遭到处决，殉道者的数量不可小觑。这表明，哥特特温吉联盟的领地观不仅表现在经济和军事上，也在文化上有积极表现。 [30]

此外，各个领袖的行动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制度化的权力。我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证据表明特温吉人中产生了明确的军事义务。我们看到，特温吉联盟3次派出军事分遣队参与罗马的波斯战争。参战的人从罗马帝国获得了一些经济补偿，但总的来说，证据表明这种服务——要知道，是在1 500千米以外的边境上提供服务——是一种强加的义务，人们并不愿意接受。这种服务必然是哥特领袖一有能力就会想办法去除的一个附庸条款。尽管如此，特温吉的领袖能把分遣队组织起来，就说明他们不仅能找出需要服兵役的人，还能迫使他们上战场。阿勒曼尼联盟偶尔也提供分遣队为罗马服务，但我们能知道的细节很少，而且阿勒曼尼分遣队去的地方要近得多。有趣的是，日耳曼语中通常用来描述“服兵役”的词借自拉丁语，这或许表明此类从罗马帝国传递而来的命令，在那些被迫提供分遣队的日耳曼人中形成了一种新的义务兵役制度。 [31]

阿勒曼尼和特温吉的领导层也得到了获取基本经济支持的权利，其形式可能是对农业生产征税。这方面的权利是供养国王军事随从的必要条件。到了4世纪，已经没有哪个国王能像1世纪的国王那样，仅靠纯粹自愿捐赠的食品来供养其专职随从了。从罗马进口的商品范围很广，包括4世纪精英居住地遗址上发现的那种葡萄酒双耳瓶，这也说明国王会取走一定比例的基本生产物，用于交换罗马的商品供自己使用。但日耳曼领袖应该至少还有另外一种获得经济支持的主要方式。如前所述，到了4世纪，与罗马帝国的跨境贸易已成为重要的现象。罗马当局肯定对所有这些经济活动征收了关税，而日耳曼国王也极有可能这么做了。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阿勒曼尼或特温吉联盟征收了关税，但边境地区其他的日耳曼国王早在1世纪时就已经这样做了。当时，马科曼尼的国王瓦尼乌斯（Vannius）的财富肯定与出现在他宫廷中的罗马商人有关，而4世纪的国王们不这么做是不大可能的。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贸易及贸易规则会在特温吉领袖与东罗马的外交谈判中占据突出地位，也很难解释是什么让克诺多马里斯富有到雇得起雇佣军，作为他召集到斯特拉斯堡的其他部队的补充。 [32]

这两个联盟也有权要求至少部分人口提供劳动服务。阿勒曼尼国王可以动员劳动力建造他们自己带防御工事的住地（如圆山），而如果不得不尽一些外交义务（比如尤利安皇帝在斯特拉斯堡之役后强加给他们的条约），他们也可以组织劳动力为罗马服务。同样，特温吉人的士师试图通过建造一套坚固的防御工事来抵挡匈人（Hunnic）在4世纪70年代发起的侵略——阿米阿努斯称之为阿塔纳里克（Athanaric）之“墙”。特温吉人当时可能是在尝试修复阿鲁塔努斯河（River Alutanus）上的古老罗马防线，但最后没有成功。不过，能去尝试这样一个工程，说明征用劳役的权利已经确立，像圆山这样的哥特精英居住地等有形证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33] 在罗马帝国以及后来那些主要由日耳曼人统治的西罗马继承国中，劳役通常只是较卑微的那部分人口的义务，也就是不服兵役的那部分人。没有证据表明阿勒曼尼和特温吉联盟也是如此，但可能性很大。

因此，在某些关键领域，4世纪的日耳曼领袖拥有完备的权利。他们可以规定兵役、劳役，还能规定征收的农产品的比例，然后让子民（也许是人口中的不同部分）来尽这些义务。尽管我们现有的资料没怎么记载这样的事，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有权参与解决我们所谓的法律纠纷——当然，是在比较重要的子民遇到法律争议的时候。不管是哪里的哪个领袖，只要他有些能力，就都不会缺少在解决纠纷方面的权威，因此，认为特温吉和阿勒曼尼的领袖也有这种权威，应该不会错。 [34] 至于这些权利实际上是如何行使的，就我们所知，这两个联盟没有明确的官僚机构。没有资料提及4世纪日耳曼世界的官僚，尽管国王肯定有自己的官员，而国王做出索求的时候，也很少或根本没有通过正式的书面行政体系。4世纪的日耳曼人已经知道多种书写方式。如尼文（Runes）已经开始使用，有些日耳曼人能很好地用拉丁文写作。而到了4世纪中期，出于基督教传教的需要，人们忙于将哥特文转变为书面语言——这是第一个转变成书面语言的日耳曼语言。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读写能力用在了征收和缴纳农产品形式的收入的过程中。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征收是个随意的过程。至于征收是如何不通过书面而常规化进行的，我们可以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行政管理的一些最早证据中找到线索。治理这一7世纪农业经济的方式，是划分出几个较大的税收区，各个区每年都必须贡献一定数量可用作食物的农产品。该系统要奏效，就需要在一开始做详尽的调查来将农村分区，还需要货物仓储空间，以及用于跟踪交货情况的理货系统，但不需要太多官员，官员也不需要识多少字。实际上，这种从农村经济中获取收入的简单机制在其他不少地方也能见到，我们绝对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做法超出了特温吉人和阿勒曼尼人的能力。 [35] 如前所述，阿勒曼尼的领土已被分为几个区（Gaue），财政可能是这些区的职能之一。当然，在阿勒曼尼，存在多个国王，其中许多控制着自己的区。可想而知，这种环境下所有征收都首先由这些区级国王进行，也受他们支配，尽管他们可能不得不将一部分收入上交给某个上位王。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和许多其他中世纪早期的环境中，财政制度的主要目标是食物，而不是其他一些更容易交换的财富形式。学术文献中所说的“王室巡游”（royal itineration）是财政制度运作的核心。国王、国王的主要顾问和专职随并不在一个固定的宫廷里工作，而是定期在王国内巡游，在一些指定的地点驻留。这些驻留点也是收集当地食物的中心，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基于食物的税制固有的物流问题——食物的体积和重量都很大，货币相比之下就轻便许多。食物山不到国王这边来，国王就到食物山那边去。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4世纪的日耳曼国王进行了巡游，但巡游是获得食物供应的很方便的手段，因此理论上，他们有可能采取这种做法。罗马人不容易预测到他们要打击的阿勒曼尼国王可能在什么地方，这也许说明阿勒曼尼国王有巡游的行为。如果巡游系统存在，一个相关的观察结果显然是会有很多王室中心，也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阿勒曼尼有很多这样的中心。阿勒曼尼的区不超过25个，最多有25个国王，但我们已经发现了62个精英居住地，都是山丘堡垒，而书面资料还提到有其他位于低地的堡垒（但至今未被发现）。 [36]

国家与社会

上述经济发展对社会权力在日耳曼人中的扩散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很难全面估计，但可以初步看出两方面明确影响。农业生产集约化，经济的其他部门至少有了一定程度的多样化，因此日耳曼欧洲的总人口肯定在罗马帝国时期显著增加了，但国王和军队从额外产生的财富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收益。而要了解随之而来的社会权力再分配就比较困难了。事实上有一系列证据表明，不应夸大整体变革的程度。文字和考古证据都表明，国王及其随从之外的人在4世纪的日耳曼社会中仍然很重要。

一部分证据描写了日耳曼人的政治行为。正如研究罗马帝国眼中的蛮族的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所说，阿米阿努斯的描述隐隐指出，国王不能随意差遣战士，而必须“敦促”和“说服”他们去遵守自己的政策。另外，前文谈到的那位阿勒曼尼国王，只因为没有响应克诺多马里斯的号召，就被自己追随者推翻了。阿米阿努斯明确指出，这是他所在区域的“人民”（plebs, populus）行动的结果。这里的“人民”指的可能只是一个由王室随从构成的有限政治世界（虽然阿米阿努斯的用词不是那个意思），但斯特拉斯堡之役涉及的军事政治社群远远超出了这些社会圈子。聚集在那里的阿勒曼尼军队据说有3.5万人，战士人数肯定远远超过1万名。主要国王们的随从只有几百人。阿米阿努斯提到因斯特拉斯堡之役而聚集在一起的有16位国王和王公，就算他们每人有200个随从（尽管大多数国王的随从数量肯定更少，因为克诺多马里斯是他们中间最强大的国王），打仗的随从加起来也只有3 200名。参与军事行动的显然不仅仅是国王和少量专职的随从，参战似乎也不是什么崇高社会地位的象征。从考古发现来看，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死者随葬品数量增加的现象，并不局限于极少数豪华的王公墓葬。除了这些特殊的墓葬，还发现了大量没有任何随葬品的墓葬，以及相当多有少量个人物品的坟墓，随葬的物品通常是陶器，以及前面提过的某种类型的武器（男性墓葬）和珠宝（女性墓葬）。罗马帝国晚期，武器陪葬的情况显著增加，虽然不是在整个日耳曼尼亚地区都发现了这个情况，但确实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男子的生活中，军事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也呼应了随从兴起的现象。但是，这类墓葬的总数很大，可见除了国王和随从，还有其他人也走上了这条路，以维持或者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37]

6世纪和7世纪的大量法律证据有可能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谁。这些文本或法典由西罗马的继承国编纂，是完整描述日耳曼人统治的社会中社会分类运作方式的最早资料。从文本编纂的年代看，它们反映的都是西罗马崩溃之后日耳曼社会的情况，这些社会已然经过了一个与从前罗马帝国残留的经济、政府和社会制度互动的阶段；因此，显然很难用这些资料来阐明4世纪日耳曼社会的情形。但是（这是普遍的共识而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些后续的互动只会加剧日耳曼世界原本就有的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因为接管原罗马领土的过程让国王及其直接支持者获得了更多超出平等份额的财富。也就是说，这些后来的法律资料会低估不直接服务于国王的社会群体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当作指引，推测出4世纪日耳曼社会中可能存在的不平等的最大程度。

这些法律资料对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的描述惊人一致。国王自然地位特殊，而为国王服务通常也会提升服务者的地位。此外，这些法典经常提到一个贵族阶级。可以合理地认为，4世纪国王和随从的世界中，也可能有与之类似的群体。但所有的法典（我们确实见到了来自大量继承国的法律条文）都提到了一个地位在贵族之下的自由民（freeman）阶级，自由民仍有相当多的权利和义务。自由民阶级之下，是永久获得自由的被释奴（permanent freedman）和奴隶这两个阶级。自由民通常要服兵役（事实上许多被释奴也要服兵役，但奴隶不用）；在法律纠纷案件中，自由民的证词可获信赖；他们的地位受到一系列措施的保护，以防止奴隶和被释奴未经许可越界。 [38]

19世纪对日耳曼社会的浪漫主义想象夸大了自由民阶级的重要性。例如，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占男性人口的大多数；而鉴于他们显然拥有特权地位，我敢打赌他们只是少数。享有特权的永远只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一些来自东哥特和伦巴第的不那么充分的证据表示，6世纪携带武器的男性群体中，可能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是自由民（奴隶不算在内，因为他们不携带武器）。自由民占总人口的比例显然只会更小。但自由民也不是法律书写者臆造出来的。在后罗马时代的西方各地都有自由民，从法律实践方面的证据看，自由民是当地社会重要的行动者，一些关于日耳曼人主导的群体与东罗马交战的叙述中也提到了自由民。 [39] 如果经历了罗马财富进一步涌入、不平等现象加剧过程的继承国的情况是这样，那么在未曾经历该过程的4世纪日耳曼社会中，自由民的地位极有可能更加重要。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认为，罗马时期的社会分层加剧后，日耳曼社会中重要的社会政治阶层就只剩下一小群国王和随从。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人数更多的自由民维持着或发展出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特权。他们可能是考古上新发现的一些3—4世纪日耳曼尼亚村庄里宽敞舒适的长屋（longhouse）的主人，也可能是大量虽有随葬品但称不上奢华的墓葬的墓主。

对4世纪日耳曼社会分层的这一描述相当复杂，显然会影响我们要分析的最后一个关键领域——日耳曼政治中约束与共识之间的平衡。

存在某种程度约束的证据很明确。国王有武士随从。通过使用这些随从，他们获得了具有一定世袭性质的地位。这些随从也可以行使更大范围的职能，充当社会执法者，前述特温吉人迫害基督徒时就是这样；当时，迫害政策是违背一般村民的愿望的。 [40] 前文提到，特温吉的领袖也可以征募军事分遣队，要求分遣队艰难跋涉，参加罗马对波斯的战争。军事国王并不总是在众人共同的拥戴下崛起的，艾斯博尔沼泽发现的武器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但是，国王和随从的权势并没有完全盖过一个人数更多的特权阶级（自由民？），因此至少在有些时候，国王的政策需要考虑到这个在总人口中占比更大的特权阶级，还需要获得他们的广泛支持。我们知道，政策不受欢迎的国王是可能被推翻的。推翻那个不愿加入克诺多马里斯队伍的阿勒曼尼国王的可能是他自己的随从，但更可能是他自己领地中人数更多的自由民。特温吉旧统治王朝的最后一名成员阿塔纳里克在加强防御工事时被推翻，因为人们反对他提出的打击匈人威胁的方法，反对最终升级为政治分歧。 [41] 这两个事件凸显了新军事国王的权力所受到的明显限制。

我们无法对这个主题做非常详尽的探索，但从史料中确实能看出一些协调和施加这类限制的机制。首先，我们不应该把自由民和国王随从分得太清楚。有大量证据表明，日耳曼社会是基于年龄群（age sets）运作的，男女都是如此，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明确标志出个人生命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权利和责任。例如，老年人哪怕地位再高，都不会有武器随葬，这说明军事义务有年龄上限。就女性而言，法律证据表明，各个地位群体中社会价值最高的是育龄妇女。同样，青春期之前的儿童的墓葬似乎很少与成年人的墓葬放在一起，这再次暗示年龄和地位是联系在一起的。 [42] 光凭现有资料不足以进行彻底的探索，但应该很有可能的是，至少有一些男性自由民在年轻时照惯例当过国王的武士随从。

自由民农民和国王随从的世界之间可能还有其他联系，但我们对此了解不足。村庄肯定为国王和随从提供了经济支持，而人们想必也会期望国王不仅为直接随从，也为更广泛的自由民阶层举行定期宴会。如果这种宴会始终常规举办，国王和自由民之间就有可能建立起持续到4世纪的互惠关系。而在某些地方，此类行为在后来更不平等的日耳曼人统治的继承国中仍可以见到，因此罗马帝国晚期存在这种行为就更有可能了。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早期的英格兰，人们有时会期望正在巡游的国王用更多的宴请来展示“国王到此”带来的好处，以回报提供食物的村民；这样的宴会为许多重要的社会和政治交流提供了场合。如果只看规模，阿勒曼尼的各个区域都很小，各区的国王基本不可能与其他人隔绝，我认为宴会和类似的互动是不可避免的，很可能长期以来都是日耳曼世界的一个特征，因为在很多类似的环境中都找到了这样的活动。 [43]

集会可能也对限制国王权力起了重要作用。罗马帝国早期的日耳曼政治单元一般通过会议来运作。会议上，人们就群体的政策辩论并做出决策。塔西佗的作品非常强调这个机构，而它显然不仅仅是他一直丰富的想象力的产物。我注意到，现有的1世纪和2世纪的记录十分零碎，但记下了多个不同场合发生的事件，说明当时有如下情况：作为对某次造反的惩罚，或者是为了防止造反，集会要么被罗马当局禁止，要么只能在有罗马观察员在场时举行。4世纪的证据并没有说明这种集会在多大程度上延续了下去，但当时肯定有村民集会；特温吉人376年到罗马帝国寻求庇护的决定，应该是在一次有社会地位重要的人出席的大规模集会上，经过长时间辩论后做出的。继承国法典设计的争端解决程序也说明，出于法律目的，定期集会是必要的。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4世纪的各个联盟内部一直存在一种集会结构，作为进一步限制国王专断权力的手段。 [44]

也没有证据表明日耳曼国王能推广足以确立其统治权的意识形态。比方说，有的人认为，国王们会给自己加上神圣的光环，表明自己的部落独得神灵恩宠，使他人很难挑战自己的王权；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几乎没有证据支撑。日耳曼语中描述“国王”的3个主要单词中没有哪个是有神圣意涵的。前文提过的那几个词的含义都非常务实，分别是“人民的统治者”、“战队的统治者”和“联盟的统治者”。日耳曼国王肯定利用了受神恩宠的概念，也就是heilag，它在不同的日耳曼语言中有派生词，但它是一种事后（post de facto）的概念，要通过实践才能确立。如果你赢得了战斗并因此获得了权力，那么你就能证明自己是神圣（heilag）的，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自称神圣就能自动获得权力或防止其他人挑战你的权威——被挑战者往往面临毁灭性的结果，正如叙事证据一再表明的那样。而篡位者只要成功，就能证明自己是神圣的。

强调某个王朝进行神授统治的例子倒是有一个，可以在狄奥多里克（Theoderic）的宫廷宣传中找到。他是6世纪早期意大利东哥特人阿马立王朝（Amal）的领袖，他统治的国家属于西罗马的第一代继承国。对狄奥多里克王朝的这种看法直接写在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的《信札》（Variae ）中，间接反映在约达尼斯（Jordanes）的《哥特史》（Getica ）中。但如果将这种宣称与阿马立王朝的实际历史对比，就能得到很有启发意义的结果。直到差不多狄奥多里克之前的那一代，阿马立家族才在哥特世界中掌握了大权（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详细介绍），而狄奥多里克去世后，没有合适男性继承人的阿马立王朝很快就解体了。狄奥多里克用一系列惊人的征服——特别是对意大利的征服——证明自己是神圣的，但这不足以保护王朝免受不称职继承人的影响。狄奥多里克为确保他未成年的孙子继承王位而做的宣传，也仅仅是宣传而已。 [45]

有关年龄群、宴请义务、会议和有限王权意识形态的证据都非常零碎，只能让我们看到日耳曼人实际政治生活的一点皮毛。然而，主旨是很明确的。尽管新的精英利用罗马时期的经济发展来提升社会地位，并至少在日耳曼欧洲的某些地区为4世纪时更大、更稳定的政治单元做了铺垫，但我们不能夸大他们的权力。在国王和随从的圈子之外，一个范围更广的社会群体仍然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非常重要，并且必然会参与政治进程。尤其是，这个群体的人数大大超过国王随从，因此如果要采取大型军事行动，就必须得到这些人的支持。无论如何，如我们所见，自由民和武士随从可能已经有了种种关联。

从更宏观的层面上说，要创建罗马帝国晚期那种规模更大的新联盟，就需要获得这个范围更广的社会群体的某种同意。阿米阿努斯的作品里有一个例子，说的是一个阿勒曼尼国王试图在斯特拉斯堡之役前与联盟保持距离，结果招致了死亡。并不是所有1世纪的旧政治联盟都在3—4世纪新联盟创建的过程中被摧毁，这也说明了同样的情况。我们只有关于法兰克人的明确证据。罗马帝国后期的资料表明，一些旧的政治单元（具体说是卡狄、巴达威、卜茹克特累和安普希瓦力）被纳入了法兰克联盟。显然，这个过程肯定不是旧单元投票加入新的区域联盟那么简单，因为也出现了新的单元，比如阿米阿努斯提过的萨利（Salii）；但该过程也不是完全没有延续性。 [46]

从比较文献的角度来看，4世纪的联盟介于“早期国家”和“复杂酋长国”之间。根据通常的标准，这些联盟太大、太稳定，社会分化程度太高，不能被归类为“部落”或“简单酋长国”。仔细看的话，早期国家和复杂酋长国之间的差异基本只是程度上的，前者的组织性、稳定性和权力等略强一些。有关4世纪联盟的证据很少，难以做出更精确的判断，而从仅有的那些证据中，有时还能得出彼此矛盾的结论。例如，从治理能力和所建立的王朝权力（特别是在特温吉人中间）看，这些联盟很像国家，但它们缺乏专门的王室官员，也没有证据表明相对广泛的社会精英群体（自由民？）保留了下来，从这些方面看，联盟更接近复杂的酋长国。但我们不必执着于这个问题。重要的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给日耳曼社会（至少在其最接近罗马边境的部分地区）带来了一种新的联合因素，使其能够召集成千上万的人去行使某些职能。从政治上看，这些新结构建立在旧结构的基础上，有的纳入了一些之前就存在的社会单元，但它们的力量和稳固性表明，其与旧时代的日耳曼极为不同。

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是什么启动了支撑起联盟的经济转型，经济发展到底是如何带来新的政治结构的？

和罗马的关系

公元30年左右，罗马商人加吉里乌斯·塞肯得斯（Gargilius Secundus）从一个名叫斯泰鲁斯（Stelus）的男子手中买了一头奶牛。斯泰鲁斯不是罗马人，住在莱茵河对面如今的荷兰小镇弗拉讷克（Franeker）附近。这笔交易花费了115银努米（nummi），并由两位罗马百夫长见证，记录恰好留存了下来。一位现代的评论者认为这笔交易很“平凡”，确实如此：它规模小，无足轻重。这样的交易在罗马的欧洲边境肯定发生过上千次。这么认为的理由很简单。大量的罗马士兵驻扎在帝国边境，尤其是在帝国早期，但后期也是如此。他们就代表着巨大的经济需求。1世纪，仅在莱茵河北部地区的卡纳内菲特人（Cananifates）地盘上，就驻扎有大约2.2万名罗马士兵（包括军团士兵和辅助部队人员），而本地的卡纳内菲特人只有1.4万名左右。后者不可能满足罗马士兵对食品、饲料和天然材料（如建筑和烹饪用的木材，以及皮革）的需求。一个军团有5 000人，每天需要大约7 500千克的谷物和450千克的饲料，一个月下来就是225吨谷物和13.5吨饲料。士兵所需有一部分是由帝国中心直接提供的，但这样很麻烦，还有物流方面的问题。帝国当局更愿意支付现金，让当地供应商去满足部队的要求。 [47]

贸易和控制

因此，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帝国边境地区都对各种初级农产品有着巨大的需求，有充分理由认为非罗马的供应商在满足这一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世纪，情况仍然如此，在这方面，阿米阿努斯作品中描写阿勒曼尼人的章节依然值得注意。在斯特拉斯堡取得胜利之后，皇帝尤利安可以对落败的阿勒曼尼诸王提出任何要求。条约的细节不尽相同，但都要求获得食品、建筑用木料等原材料，以及重建工程所需的运输车和劳动力。获胜的尤利安想得到这些物资，只要征用就行了，但即使在不太有利的情况下，罗马军队也需要这些物资，这种时候就要付钱了。无论付不付钱，对周边的日耳曼人来说，罗马军队始终是经济需求的来源。

尤利安的条约中提到的所有物品都无法通过考古发现。日耳曼人种植的小麦、砍伐的木材、加工的皮革、建造的建筑，这些痕迹都找不到，因为它们无法留存到今天。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间接体现在了（前文提过的）罗马时期日耳曼欧洲农业生产的大规模扩张中。多出来的食物中有一部分被新兴的国王和随从消耗了，还有一部分由日耳曼尼亚不断增加的人口消耗，但罗马军队是促进生产的进一步（或许也是最初的）刺激。首先，罗马人到达日耳曼边境并提出要求的时间与农业生产集约化的时间重合。最早有新村庄（如费德森丘和威斯特）出现的地区，都可以相对容易地将农产品通过水路运到莱茵河河口，然后顺流而上送至沿河的军事驻地。正如最近的文献正确强调的那样，也正如所有罗马边境地区的情况表明的那样，边境某种程度上更像是接触区，而不像我们可能一开始以为的那样，是隔开帝国和它周边邻居的分界线。 [48]

就日耳曼而言，罗马不仅是额外经济需求的来源，而且也是使农业集约化成为可能的一些想法和技术的来源。在威斯特和费德森丘，产量提高似乎是由于人们更加系统地整合了耕作农业和畜牧农业，使用动物粪便来维持田地的肥力。更一般地说，它涉及更复杂的耕作技术和设备的使用。这些想法在何处传播以及如何传播仍有待研究，但早在这些技术传播到日耳曼之前，罗马欧洲和拉坦诺欧洲（La Tène，罗马帝国在公元前1世纪吞并了该文化的大部分领地——见第一章）就广泛使用更有效的犁和整合度更高的综合农作制了，这些技术可能激发了日耳曼农业革命。

罗马世界也需要日耳曼尼亚生产的其他商品。从偶尔出现的外来词中可以看出几种产品，文献中也有提及。用于填充枕头的鹅毛和某几种红色染发剂就是其中两种产品。但比它们重要得多的是另外两种，可能是三种（算上不太确定的铁的话）原料。没有具体证据表明有大量生铁从日耳曼欧洲南部和西部边境运输到罗马世界。但是波兰两个主要生产点产出的铁远远超过当地需要的用量。也许，这些铁只是在日耳曼世界中流通，但加工它们以满足罗马的需求也完全可以想象。其他两种重要材料则肯定会从日耳曼世界输入。第一种是琥珀，这种硬化的树脂附在原本沉在水里的树上，和树一起被冲到波罗的海的海岸上。表示“琥珀”的词是拉丁文从日耳曼语借来的少数外来词之一。我们知道罗马人对这种产品很有兴趣，喜欢用琥珀来制造珠宝。在尼禄（Nero）时代，元老院甚至派了一个使团，去北方调查琥珀的起源。从波罗的海开始的贸易路线有两条。主要的一条路线是一路向南直达多瑙河中游位于卡农图姆（Carnuntum）的军事要塞，另一条路线经喀尔巴阡山东麓抵达黑海的港口（地图2）。这些路线是罗马作家熟知的。 [49]

尽管现有史料较少提到对日耳曼人力的需求，但它至少与对琥珀的需求同样重要。有两种主要形式的人力需求。首先，罗马军队总是需要招募新兵。所谓罗马军队的蛮族化曾被认为是帝国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观点充其量是部分错误的。从奥古斯都时代起，至少一半的军队，也就是所有的辅助部队，士兵不是罗马人，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从日耳曼世界招募来的。帝国末期，军事单元的分类发生了变化，公民组成的军团和非公民组成的辅助部队之间的区别部分消失。没有任何迹象表明4世纪罗马军队中的日耳曼人比例比从前更高，或军队因有日耳曼人而不再那么可靠——无论如何，一般认为在实际操作中，军团的招募人员可能有一段时间无视了只应招募公民的要求。因此，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对日耳曼兵员的需求都很大，从许多碑文记录中就可以看出。我们从叙事资料中知道，招募的日耳曼士兵分两种。有些人自愿参军，希望在罗马军队中走上可能带来丰厚回报的职业道路。但许多人只是因为别无选择。对此，阿米阿努斯也说得很明确。他记录下的帝国与不同蛮族群体间和平条约中，大部分都有强制征兵的条款。打了败仗之后，你不仅需要提供劳动力和食品以求重获帝国的青睐，还必须让一部分年轻人去罗马军队中服役。 [50]

日耳曼尼亚的人力还以另一种形式进入帝国：奴隶。对于罗马时代奴隶贸易的运作情况，我们并没有记述详细的史料可用，现有史料比不上阿拉伯作家对阿拉伯帝国9—10世纪奴隶贸易的记述（第十章）。因此，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奴隶贩子都有谁，他们通常在什么地方购买奴隶，也不知道后来日耳曼尼亚是不是有大的奴隶市场，用于将奴隶卖给中间商或者直接卖给罗马商人。但是，奴隶贸易在罗马时代一直都有，其重要性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日耳曼语中有一系列术语派生自拉丁文mango，后成为表示交易和商人的基本词干。但拉丁文中的mango不是指一般的商人，而是特指奴隶贩子。因此，欧洲那些说日耳曼语的人最先遇到，或许也是最常遇到的罗马商人应该就是这些人口贩子。 [51]

总的来说，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公元元年前后，罗马帝国的欧洲边界向北扩张，突然给日耳曼世界带来了和富裕得多的罗马帝国做生意的机会，这大大刺激了日耳曼尼亚的经济，使其在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里获得显著发展。根据恺撒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说法，当时的日耳曼人对和罗马商人做生意没什么兴趣，他们允许罗马人进入自己的地盘，只是希望罗马人把战利品卖给他们。如果这是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实际情形，那么事情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到1世纪末，莱茵河边境的贸易已经普遍到了河东的日耳曼部落用罗马第纳里（denarii）来交易的地步。事实上，在日耳曼发现的大部分罗马时代的银（比如精致的银扣针），可能是把这种罗马银币熔了以后得来的，而很多这种钱币在4世纪时仍在流通。虽然不是每个边境群体与帝国的贸易关系都密切到要用罗马钱币（我们稍后再谈为何如此），但在帝国存续期间，这样的情况肯定时常出现。使用罗马钱币的现象通常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相当靠近边境的地区在某个阶段集中了较大数量的低价值罗马硬币。比如4世纪时莱茵河东面一些古老的罗马道路附近的地区，这些道路当时还属于阿格里-戴可美特（Agri Decumates）这个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间的三角形区域，由阿勒曼尼人控制；又比如多瑙河更往东一些，与罗马行省上默西亚（Moesia Superior）接壤的区域。 [52]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整个罗马时期，帝国的近邻都希望获得与帝国商人交易的特权，此类特权罗马通常严格控制。即使在4世纪的哥特特温吉人想切断与帝国的大部分联系的时候，最终达成的协议里还是规定了两个贸易中心将继续运作。大量考古证据证实了文字资料给人的印象。对1—4世纪日耳曼遗址进行的主要考古发掘大多发现了各类罗马物品。

这些发现有明显的年代模式和地理模式。比方说，在日耳曼尼亚境内众多离边界线很近的地区（最远的距防线100千米），发现了大量1—2世纪的罗马货物，这些货物出现在定居点中，也被陪葬在墓中。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罗马钱币外，还出土了大量精美陶器（terra sigillata）、青铜饰品和玻璃。再比方说，在韦斯特里希（Westrich）遗址的1—2世纪断层，挖掘出来的陶器和金属制品中有三分之一是罗马制造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不过，这种模式虽然在某些地方很常见，但并不适用于莱茵河和威悉河（Weser）之间的莱茵河北部边境地区，此地这个时间段的罗马物品不那么丰富。离开紧邻边界的地区来到易北河区域，模式又略有不同。这里有大量的罗马货物，但往往集中在特定区域。例如，位于现在图林根州的萨勒河（River Saale）区域集中了数量惊人的罗马货物。在波希米亚（今捷克共和国的中心地带）的易北河上游支流，以及易北河下游、威悉河中下游（都位于现在的下萨克森州）附近发现了其他的集中地。另一个确定的集中地在北海沿岸。在离边境更远的地方，罗马物品的量比较小，但仍有一些可识别的集中地，如波兰南部的雅库索维斯（Jakuszowice），斯堪的纳维亚的古默/伦德堡（Gudme/Lundeborg）村落群，以及丹麦东部。 [53] 笼统地说，有足够的资料表明在公元元年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日耳曼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是购买大量有吸引力的罗马进口产品。但是，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集中地呢？

部分答案在于物流。一车小麦每运输50罗马里，价格就要翻一番，可见前现代时期的陆路运输是多么困难和昂贵。因此，陶器、青铜器和玻璃等价值相对低的物品只能运往比较近的地方，除非有水运或者其他降低费用的手段。于是，只在与边境直接接触的区域出土了罗马物品也就不奇怪了。运输也可以解释一些更特殊的现象。可以走水路运输，很可能是费德森丘这样比较远的地方能参与供应边境罗马军队的原因，而从钱币的分布看，阿格里-戴可美特的古罗马道路网也许仍对4世纪的贸易有促进作用，即使在该区域落入阿勒曼尼人之手以后。但是，物流不能解释一切。

另一方面的解释涉及日耳曼世界具体的贸易机制，以及交换而来的罗马商品在日耳曼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如果恺撒所写的属实，那么最初是有一些日耳曼人抵制同帝国进行贸易的。但这种抵制情绪很快就被完全化解了，拥有罗马商品反而与高贵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了一起。分析较奢华墓葬中发现的物品类型可知，从1世纪后期开始，下面3种东西经常同时出现在奢华墓葬里：大量当地制造的日常物品、显然很昂贵的当地制品（如武器和珠宝），以及从罗马进口的物品。可见，从罗马进口的商品很快成为展示卓越社会地位的必备之物。这并不奇怪。罗马进口品具有异国情调，必须通过向罗马商人支付什么东西才能获得，因此，这些东西必然会带来一定的优越感。这也是我们已经观察到的现象的另一个方面。与当今的全球化一样，并不是人人都从古代日耳曼经济的发展中获得了同等的好处，获利的主要是国王及其随从；因此可想而知，他们手里的罗马进口产品肯定更多。

这一点值得深思。虽然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没什么特别，但它揭示了新交换网络运作方式的重要方面。稍微想一想就能意识到，这样的结果只能说明国王及其随从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利润加以组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某种程度上，国王拥有军事力量，因此能从新产生的农业剩余产品中抽取一部分。然后，国王不仅可以用它们来供养随从，还能将其用于交换，从罗马世界获得贵金属钱币、葡萄酒和橄榄油，或者他们想要的任何其他东西。

如果要确保获取其他新贸易形式中的大部分利润，军事力量也至关重要。想想奴隶贸易吧。没有人自愿当奴隶。得有人在日耳曼社会中将他们聚集起来并卖给罗马商人，这个过程不可能和平。顺便提一下，奴隶贸易也可能是艾斯博尔沼泽那些随从被杀的背景。如果他们从事奴隶贸易，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其他人会这么有系统地在他们身上发泄愤怒了。即使是琥珀贸易，也不是那种可以靠在波罗的海岸边徘徊，捡起夜晚被冲上岸来的琥珀就完成的温和过程。近年来，波兰北部最令人吃惊的发现之一是一系列长达数千米的木质堤道，这些堤道在波罗的海附近的沼泽地区连成了一个道路网络。碳14和年轮学证明，这些是在公元元年前后铺成的，在之后的200年中也经常得到维护。已经有人正确地指出，这些堤道是为琥珀路线的北端服务的。但所有这些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换句话说，这一定对修堤道的人来说非常值得，才会让他们如此费心费力。作为努力的回报，他们想必以某种过路费的形式分得了不少贸易利润。值得注意的是，日耳曼语中表示“过路费”的词是一个来自拉丁语的外来词，这说明在帝国成为他们的近邻之前，日耳曼人并没有这个概念。当然，如果能从贸易中分得这么大一份利润，其他人也一定会想参与修建堤道的活动。在这方面，军事力量也很重要。靠着军事力量，你可以强迫那些地位较低的人去建造和维护堤道，也可以防止其他武装团体接管这个显然很不错的小小收入来源。 [54]

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鼓吹“涓滴效应”（trickle-down theory），与这种陈词滥调的主张相反，经济发展并不总是好事，至少不是当然的好事。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社会财富的增加引发了激烈的争夺，有时还涉及严重的暴力，因为很多人都想获得对这些财富的超比例控制权。在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地区，不利影响也许不那么严重。众所周知，很难对农产品征税，而且不管怎么说，想要更高的产出，就需要充足的劳动力——至少耕作农业是这样，因此，国王和战队（其中一些人可能是从富裕的农民中招募的）也许不会提出太苛刻的要求。然而，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对处在弱势的人来说非常糟糕：奴隶显然是受经济发展之害的人，不过我还想到了铁矿，因为至少在罗马世界，被定罪流放到矿山无异于极刑。即使对社会顶层的人来说，控制新财富的斗争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艾斯博尔沼泽是北欧沼泽地中的30多个武器堆积地之一，大部分武器是在公元200—400年间被放入的——可想而知，日耳曼世界围绕新财富产生的暴力有多严重。此外，没有理由认为只有碰巧有可以用来处置战败者的沼泽和湖泊的地区发生了斗争。塔西佗提到一个1世纪的献祭仪式，需要将死者和他们的武器吊在树上，而如此放置的武器是没法保存下来，然后被考古学家发现的。我倾向于认为，表明暴力竞争存在的直接证据之所以限于北海周边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的日耳曼人因近水而特别好斗，而是因为相关证据偶然保存了下来。 [55]

在试图了解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日耳曼社会的转变时，探讨其与罗马帝国的贸易往来并不是什么新想法。但是，有理由相信，贸易本身并不构成足以带来这种转变的机制，毕竟并不是各地都有大量的罗马货物。但如果我们不仅考虑新的财富流本身，还将后续争夺财富控制权的斗争考虑在内，此类贸易起了重要作用的观点就会更有说服力。真正起到变革作用的是这种连锁效应，而不仅仅是新财富的存在。日耳曼世界的各个群体争夺对利润的控制权，对新出现的财富做出了动态反应，促进了它们所在世界社会政治结构的重塑。

讨论中的这一额外方面与后殖民研究领域中被贴上“能动性”（agency）这一通用标签的论点颇为相似。要点在于，从前的分析（“殖民”分析而不是“后殖民”分析）过于消极地看待较发达社会对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的影响。“能动性”理论（对究竟什么是“能动性”，学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的基本观点是，在面对外部刺激时，土著群体会出于自己的考虑并按照自己的优先级，抓住某些（而不是另一些）可能性。就我们讨论的主题而言，与罗马接触而产生的经济机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而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抓住了这些机会。一些群体学会了扩大农业生产，一些出口铁或琥珀，还有一些群体开展起奴隶贸易。随之而来的是不平等越来越严重，这不仅为4世纪更大的政治联盟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且也反映在考古所见罗马商品的零散分布中。在直到易北河的中间区域中出现的那些罗马物品集聚处应该是日耳曼群体建的，这些群体能够支配从罗马帝国流出的某些新财富，并用这些财富来购买考古学家发现的那些物品。例如，9—10世纪时奴隶贸易的受益者，在考古学上可以通过其交易的成果辨认出来，历史文本中也有相关的记载（但罗马时代不是这样）。因此，将同样的原则应用在罗马帝国周围的日耳曼人身上也是合理的。 [56] 但在我看来，即使算上当地人对新财富做出的动态反应，也远远不足以概括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世界转型中起到的作用。为此，我们还需要探索帝国是如何保持其边境的长期稳定的。

管理附属国的艺术

1967年，人们在靠近古罗马城市纳美顿［Civitas Nemetum，如今的施派尔（Speyer）］的莱茵河流域挖砾石的时候，发现了从一幢罗马别墅中劫掠而来的战利品。接下来16年的仔细挖掘为我们重构了整个故事。之所以在那里有这些发现，是因为在3世纪末，一些阿勒曼尼袭击者试图将他们的战利品运回莱茵河对岸，但他们的船被罗马巡逻船伏击并击沉。罗马巡逻船被称为lusoriae，是轻型的桨式战舰，船上有撞角，船员装备精良。边境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但袭击者试图带回家的东西很不寻常。他们居然带着重达700千克的战利品，装在三四辆推车里，准备用筏运到莱茵河东岸。经过仔细检查，人们发现这些战利品可能是一整幢罗马别墅中的全部物品。袭击者对他们能找到的每件金属制品都感兴趣。这批战利品中只缺了昂贵而结实的银器和高价值的个人珠宝。要么房屋的男女主人在袭击发生之前已经带着细软逃离，要么这些高价值的战利品是另外运送的。但在推车中，有数量可观的银餐盘、整套厨房设备（包括51口锅、25个盆碗和20个铁勺）、大量的农具（从修枝镰到铁砧的各种东西，多到足以经营一个大型农场）、别墅神龛里的一些祭品，还有39枚质量很好的银币。 [57]

这批非比寻常的物品的性质清楚表明，帝国在处理边境关系时要面对棘手的问题。蛮族袭击者对金银感兴趣，这个我们都能想到。多年来，在不少罗马时代的贮藏处都发现了掠夺来的昂贵物品。但是，蛮族想要的远不只有这些。由于日耳曼世界的经济发展远不如罗马世界，前述所有物品袭击者都能用得上，他们也可以将其出售给他人——阿勒曼尼农民、主妇，甚至可以卖给阿勒曼尼匠人进行再加工。这可能是出土物品中最能体现一般袭击者劫掠目标的一批了。而历史资料清楚表明，劫掠（通常规模小于这次对别墅进行的惊人扫荡）在罗马边境无处不在。

在1世纪的不同时间，各个军团的推进大致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停了下来，但这并不意味可以对边境之外的土地放任自流。出现越境袭击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是两个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的地区相邻自然会有的现象。帝国也没有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突然从攻击转为防守。边境安全需要更加积极主动的反应。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帝国在欧洲边境地区保持着总体军事优势，并以侵略性的外交作为辅助。这些政策有效地将那些最近的邻国转变成了附属国。 [58]

罗马帝国在存续期间使用的方法一直变化不大，也对日耳曼世界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阿米阿努斯记下了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对358—359年多瑙河中游出现的问题的反应，这是4世纪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和他之前的皇帝一样，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跨出的第一步是建立军事优势。春分刚过，趁敌方认为自己仍然安全，他在多瑙河上架起了一座浮桥，出其不意地攻击萨尔马提亚人。战况惨烈：

好多人怕得挪不动步子，被纷纷砍倒；那些跑得够快得以逃生的人，只能藏在阴暗的山谷中，看着他们的国家毁于刀剑。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军事行动很快打击到了邻近的夸迪人（Quadi）和该地区所有其他的边境群体。然后，皇帝利用这种军事优势来敲定他希望能延续下去的外交协议。这些群体及其领袖一个接一个前来（或者被迫前来）听候皇帝的裁决。

并非所有群体都得到同样的对待。皇帝对其中一些还是比较优待的。萨尔马提亚王公齐扎斯（Zizais）表现出了精湛的演技：

一见到皇帝，他就将武器扔到一边，整个人趴到地上，仿佛一具死尸。他在应该提出恳求的时候，因恐惧而无法发声，这激起了更大的同情；不过，经过多次尝试，他抽泣着说出了一点请求。

蛮族应该对罗马的神授权威表示服从，齐扎斯很清楚这一点，罗马钱币和纪念碑上的蛮族画像强调的也是如此。所描绘的蛮族总是顺从地躺在画面的底部，通常是在皇帝脚下。这位萨尔马提亚人很可能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决定采取那种做法，也获得了想要的结果。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决定恢复齐扎斯的追随者的政治独立（他们在不平等的联盟中是下级伙伴的角色），将这位王公升格为独立的国王。事实上，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当时最关注的是，如何按照最符合罗马利益的方式，重新安排在边境这一地区运作的政治联盟系统。也就是说，要瓦解会对罗马产生威胁的过大联盟。齐扎斯得到的东西，其他人失去了。夸迪人的国王阿拉哈利乌斯（Araharius）虽然抗议，但仍失去了下位王萨尔马提亚国王乌萨法（Usafer）对他的服从，后者像齐扎斯一样恢复了独立地位。有时，罗马的干涉要暴力得多。在阿米阿努斯的叙述所涵盖的24年中，罗马有3次采用了另一种策略：皇帝邀请可能造成问题的边境国王用晚餐，然后把他们要么杀掉，要么绑架起来。 [59]

除政治重组外，罗马还推行了多种措施，确保帝国刚刚付出的军事努力获得经济回报，再加上一些约束，保证在军团撤离后新的协议能得到实施。有些是标准的措施，比如从臣服于皇帝的群体中抽调年轻男子进入军队服役。我们已经知道，这是日耳曼年轻人在罗马帝国存续期间进入罗马军队的几种方式之一。帝国还要求各个群体交出人质，人质通常是地位很高的年轻人。人质在罗马帝国其实并没有被视为囚犯，但有的人质在协议破裂时会被处决。罗马俘虏也都被送回帝国。在其他方面，协议的细节有所不同。取决于皇帝认为一开始造成麻烦的各个群体应该负多少责任，有的群体会被要求提供劳动力、原材料和食物，有的群体则会被授予有特权的贸易地位。此外，外交补贴是罗马的常用外交武器。过去的一些历史学家对此表示怀疑，认为给蛮族领袖钱是罗马后期军事衰弱的标志。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称这种补贴为“海外援助”。罗马帝国在历史上一直都有外交补贴的做法，即使是在罗马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例如，尤利安在斯特拉斯堡击败阿勒曼尼人以后，还给被打败的国王发放年度补贴。原因很简单：补贴能帮助刚刚与罗马达成协议的国王巩固地位。这么看来，补贴是很好的投资。 [60]

除了所有这些外交细节之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干预体现了另一层关注。出于两个原因，帝国不希望离边境最近的腹地变得过于拥挤。首先，这将意味着太多群体有机会袭击罗马领土。其次，种种上位王、下位王关系的建立和重组表明，边境群体之间政治竞争不断，一旦有更多的群体参与这场游戏，它们的地位之争就可能演变成在罗马土地上实施的暴力。有鉴于此，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他的顾问最终决定，在新的协议中加入一个关键内容，就是让萨尔马提亚群体利米刚特（Limigantes，也是一个联盟）离开最靠近罗马的边境地区。这不是利米刚特人的意愿，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军事恐吓，罗马也这么做了。利米刚特的两个子群体阿米森斯（Amicenses）和皮肯斯（Picenses）遭到了残暴对待，其他人屈服了，同意离开。这一地区看上去正走向和平，但并非如此。一年后的359年，一些利米刚特人回来了，说他们更愿意进入帝国，成为纳税的进贡国，而不是继续生活在指定给他们的远离边境的土地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费解。阿米阿努斯将一切归咎于利米刚特人的背信弃义。双方似乎已经达成了原则上的协议。萨尔马提亚人获准越河进入帝国疆域，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则带着他的军队回到了该地区。然后，在关键时刻出了问题。萨尔马提亚人没有投降，反而袭击了皇帝——阿米阿努斯是这么说的，而罗马人的回应是：

我们的军队急切地冲向前去，渴望着……在奸诈的敌人身上发泄愤怒。他们一路砍杀，从活着的、垂死的和已死的敌人身上践踏过去，毫不怜悯；他们的双手还未浸润屠杀野蛮人的鲜血，敌人的尸体就已堆积成山。

利米刚特人也许确实背信弃义，或者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想要明确表示，自己的命令必须得到遵守——或者，同样可能的是，悲剧是由不信任和混乱造成的。但在历史上，罗马帝国有时的确会吸纳帝国之外的人口群体，这是一种边境管理的技术。帝国后续可以获得的收益（新的纳税人、潜在的兵员等）肯定在考虑范围之内，但这种做法也有防止因边境过于拥挤而形成威胁的作用。 [61]

这套方法应用得非常普遍。偶尔的重大军事干预使确立区域范围内的外交协议成为可能。这种协议会打破有威胁的联盟，找出朋友并给予奖励，同时惩罚敌人。为确保新协议不仅仅在短期内被遵守，罗马会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方面通过惩罚性军事行动和收押人质来造成恐慌，另一方面则用海外援助和贸易特权来给某些群体一些甜头。这些方法很有效，但肯定不完美。方法有多成功（从罗马角度看），可以用外交协议的预期有效时间来衡量。据我估算，4世纪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境每次重大军事干预后产生的外交协议，平均持续时间为20—25年，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相对于投入的军事力量，这样的回报可能是公平的，也是能合理预期到的。然而，重要的是明白，维持整个系统的是偶尔但果断的罗马军事行动。边境群体是罗马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但条款和条件并不是双方自由协商决定的。罗马一直使用武力维持自己的优势。

罗马的外交方法本身很吸引人，也有相应的学术文献。它们推动了日耳曼社会的转型。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远离罗马边境的人口在这个故事中有活跃的能动性。罗马外交当然带来了一些重要的直接影响，但这不是全部。整个4世纪，日耳曼境内的群体和个人以各种方式回应罗马的种种对外政策，这种反应与帝国一开始的干预同样重要。

多年来，罗马外交中一个方面所具有的变革潜力得到了相应的重视，那就是年度补贴。补贴不仅可以是现金或金条，也可以是高价值的罗马商品，如精美的珠宝或华丽的布料。拜占庭时代，有时会用目标经济区无法获得的食品来当补贴，在之前的时代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前面提过，补贴的目的是增强某个比较听话的边境国王的力量，使他认识到维持边境和平对他有利。补贴往往会增强现有的王权。但有必要认识到，与琥珀和奴隶贸易一样，外交补贴对日耳曼世界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新财富。而和贸易利润的情形一样，新财富的出现引发了潜在接受者之间的竞争。失去补贴可能是利米刚特人不愿远离边境的一个原因，也是从（罗马人眼中的）上位国被降格为下位国的额外不利后果。当然，年度补贴缩水或档次降低都可能导致危机，瓦伦提尼安一世364年单方面减少给阿勒曼尼人的补贴就带来了危机。我们还有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有的群体进入边境地区，正是为了取代当前接受补贴的那个群体，自己获得补贴。因此，对补贴控制权的争夺放大了补贴带来变革的效力。这也意味着罗马有时只能把补贴赠予它无力控制的斗争中胜出的一方。 [62]

但补贴只是罗马外交战略的一部分，战略的其他方面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例子是定期的军事干涉。在4世纪，平均下来基本每一代人的时间里都要在边境的各段进行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干涉的形式通常是烧毁可以找到的一切，直到当地国王进入帝国领地表示臣服，然后就可以采取外交手段，重新分配补贴了。这种焦土式干涉造成的经济影响值得仔细研究。当然，我们没有来自4世纪的确切信息，但中世纪遭受类似恐怖侵害的地区的资产记录是个值得注意的类比。例如，约克大主教的土地在14世纪遭到苏格兰人的越境袭击，其记录表明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税收水平（税收收入能比较好地反映“产出”）。这是因为袭击者除了劫掠很容易替代的可移动物品外，还瞄准了农业资本项目，比如非常昂贵的耕畜（中世纪的耕畜相当于现在的拖拉机），更不用说住房和其他大件物品了。重建所有这些的成本很高，收入减少持续了20年以上。

如果在看待罗马边境策略模式时也把这种经济效应考虑在内，就会发现，特别是在冲突相当普遍的时期和地区，生活在罗马帝国周围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这一点从考古记录里也可以看出。例如，罗马帝国早期，一些边境地区的罗马输入品很丰富，但莱茵河-威悉河地区却是一个例外。在那里发现的罗马输入品很少，而直到2世纪后期，定居点的人口密度都不怎么高。这反映了该地区众多群体和帝国之间的敌意。莱茵河-威悉河是克鲁西人的核心区域，也是阿米尼乌斯叛军的心脏地带——这些叛军在公元9年的条顿堡森林会战中击溃了瓦卢斯的军团。5世纪，西罗马其他地方的经济每况愈下的时候，有经济扩张迹象的一个西方地区似乎是阿勒曼尼人的领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时那里的森林被砍伐，农业和定居点有所扩张，可见人口也出现了扩张。在我看来，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时西罗马权力衰弱，无法每过一代人就烧毁阿勒曼尼村庄一次，也不再定期窃取后者的剩余农产品。还是在5世纪，阿勒曼尼人之间明显的政治统一趋势达到了顶峰，最终出现了单一的、不受挑战的国王。前文提过，罗马对抗这种趋势的干涉手段是定期消灭新出现的主导人物，但罗马的干涉已不再有效，因此出现上述情况并不奇怪。 [63]

我们也应该从阿勒曼尼（或边境附属国整体）的角度来考虑罗马外交策略的前述方面和其他方面。经常破坏村庄只会引起仇恨，阿米阿努斯也经常提到边境另一边对罗马的不满。事实上，即使是罗马干涉中不那么暴力的方面也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而输家肯定满怀怨恨。齐扎斯很擅长的那种在公开仪式上的卑躬屈膝，对需要这样向罗马表示臣服的人来说肯定算不上愉快。虽说齐扎斯获得政治独立的地位也许会很高兴，但他从前的上位王失去了对齐扎斯追随者的原有权力，只会非常恼火。阿米阿努斯还提到了一位从前的上位王阿拉哈利乌斯，他失去臣民后很愤怒。此外，帝国偶尔也会决定，不让某些蛮族群体（比如利米刚特）在早已立足的地方继续生活，而且我们也知道，帝国乐于使用恐吓来执行这样的决定。这只是阿米阿努斯笔下罗马人采取的一系列高压行动之一。例如，前面提到，瓦伦提尼安一世自己单方面改变了协议，未经协商就降低了赠予阿勒曼尼领袖的年度礼物的价值，他还在之前商定不可修建防御工事的地方建了工事。资料中还有一些暗示，表明皇帝为了保证人们足够服从，会随意改变自己在某个地区的“青睐盟友”。最狠的是，皇帝们乐于指示他人去消灭那些构成太大威胁的边境国王。从这些做法中，可以清楚看出罗马边境管理的情况：焚烧邻近村庄，加上一系列进攻性的外交策略——其中不乏暗杀。

如果你从非罗马人的角度看待所有这一切，那么显然就要将罗马的压迫性统治考虑在内。在历史叙述中，许多被统治者的怨恨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在最低层次上，边境群体显然很愿意从事小规模和大规模盗窃。越境袭击是常有的事，当然也代表了另一种从罗马流出、会引发争夺的新财富，而对这一财富的控制可能改变日耳曼世界的政治。怨恨更引人注目的表现是，不少后来建立王朝的族群都想发动更大规模的叛乱，比如1世纪的阿米尼乌斯（直接起因是税收要求），以及4世纪的克诺多马里斯——前文提过，人民的情绪如此高涨，当时在任的国王冈德马杜斯因为拒绝参与行动而被赶下了台。

因此，在试图理解这一时期日耳曼社会的转型时，罗马粗暴的军事和外交侵略带来的延续4个世纪的敌意是要考虑的一大因素。

对于罗马时期日耳曼的军事化（武器储备的增加可以证明），最近出现了两种解释。一是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在罗马辅助部队中服役，二是罗马在莱茵河以东的军事行动提升了战士的地位。我们注意到，尽管这是对罗马权势的两种反应，一种是抓住机会，另一种是应对威胁，但两种解释远非不能兼容。日耳曼人口中的不同部分，甚至同一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肯定都会从这两方面做出反应。 [64] 我只强调，必须认真研究针对罗马权力的负面反应，承认其在巩固政治中的作用。

我们看到，军事化远远不只是用武器为死者陪葬。罗马时期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领导语言，强调了战争的重要性。统治者成了真正的战争领袖，而这种转变不是单靠武力实现的。罗马时代晚期的日耳曼政治共同体里，除了国王和他们的直接随从，还有许多人，而且以军事王权兴起为代表的政治巩固进程需要这个（自由民？）社群的同意才能启动。这里，同时存在积极面和消极面。很多人认为，能采取有效军事行动的国王更有可能赢得罗马人的认可，成为与之进行边境业务的好伙伴，从而获得有价值的补贴和赠予。但这样的人，比如阿塔纳里克和马克里阿努斯，自然也更有能力抵制罗马帝国蛮横的要求和入侵。在我看来，这两个人既表明了反罗马情绪的重要性，也反映了4世纪时表达不满情绪的限度。两人都通过抵制罗马入侵在自己的社会中获得了尊重和权力，但是当帝国（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让步并提出比较好的条件时，两人都愿意与帝国交易。 [65] 他们的经历生动地说明，即使是日耳曼政治集权进程的主要受益者，也不得不一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

全球化

与罗马的多层面接触推动了日耳曼世界的转型，不同层面的接触同时发生，经常互相重合。边境的经济需求，可能还要结合技巧和技术的转移，刺激了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而这是所有其他变化的根基。许多人在罗马的辅助部队中服役，他们回家时带着工资或退休金；而至少在与罗马有着和平关系的地方和时期，罗马钱币成了鼓励交换的有效机制。新的贸易网络形成，也许带来了铁矿石交易，奴隶和琥珀的大量交易则肯定存在。与这些新财富在日耳曼世界中流动起来一样重要的事实是，奴隶和琥珀贸易需要更复杂的组织形式。情况不是罗马买家遇见日耳曼生产者这么简单。北部的琥珀路线和暴力的奴隶交易网络都表明，新的财富对日耳曼社会的冲击并不温和，也不是雨露均沾。特定的群体通常以军事方式组织，从军团推进到莱茵河和多瑙河带来的新机会中获取超比例的好处。外交和政治接触也促成了新的财富流动，国王通过他们的随从组织起军事力量，从额外的贸易权和年度补贴中获得超比例的收益。

与帝国的一系列其他接触也推动了变革。获取年度补贴也有代价，年度补贴是罗马管理边境的技艺之一。日耳曼的边境群体除了获得补贴之外，有时还会遭受来自帝国的大规模军事攻击。他们也感受到干涉性操纵的分量，罗马的操纵决定了他们在哪里生活、可以与谁结盟、接受谁的统治。罗马经常向他们索取商品、服务甚至人力。他们的公共生活以公开、屈辱地顺从罗马权威为前提。这些附属国的怨恨表现为随处可见的小规模越境袭击。在我看来，此类袭击的更深远影响是使这一时期日耳曼兴起的新型军事王权获得了合法性，从而为新联盟获得更强的政治凝聚力奠定了基础。军事国王有能力从自己的社会中攫取更多的资源，从新的财富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但他们也更能保护追随者，使他们免受帝国的过度干涉。

换句话说，日耳曼世界及其帝国邻居之间的“积极”和“消极”接触（当然这么说总会有这个问题：积极和消极是从谁的角度判断的？），总的效果是一样的。双方关系加深的同时，各自的政治巩固进程也得到推动。实际上，这可以说是一种早期全球化。一个完全不发达，仅能维持生计，生产、贸易、社会分层基本单一的农业经济体，突然与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结构强大的罗马帝国走到了一起。于是，新的财富，加上争夺新财富、抵抗罗马侵略的斗争，产生了更明确的社会分层，新的政治实体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罗马帝国后期的新日耳曼尼亚，是由帝国的行为和当地人对帝国的回应共同塑造的。

当然，前罗马时期的日耳曼社会也不是什么原始幸福的乐土。我们已经看到，早在罗马军团从地中海边缘向外推进之前，在主要由日耳曼人统治的中北欧亚斯托夫（Jastorf）文化区，与主要由凯尔特人统治的西欧拉坦诺文化区之间，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就已存在。我们也看到，在军团来到门口之前，相对不发达的亚斯托夫社会就已开始自我重组，为的是从更发达的拉坦诺邻居那里获取更多的财富。从阿里奥威斯特斯这一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相邻社会财富水平相差极大会产生怎样的变革性影响，而这些影响在罗马人来到之前就在发挥作用了。但是，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拉坦诺欧洲被经济上更富裕、政治上更统一、军事上更强大的罗马帝国所取代。于是，不管是一开始的外部刺激，还是对这些刺激的内部反应（“能动性”），其力量都显著加强。

即使罗马人没有到来，日耳曼人内部的普遍差距最终也有可能产生更大、更稳固的政治单元。但是，与帝国的积极往来使这一过程缩短了好几百年。而说到与帝国接触如何改变了古代日耳曼尼亚，这些还不是故事的全貌。我们还需要探索日耳曼社会的某些角落里，与社会和政治转型同时出现的移民现象。

[1] Ammianus 16.12.23—6。有关确定这些早期政治单元地点的尝试，请参阅Krüger(1976—83), vol. 1, 44—55, 202—19。从1世纪到4世纪几乎没有变化的观点，例子见James (1989), 42，遵循Thompson (1965) 40的看法。

[2] 关于阿米尼乌斯和马罗博杜斯的文献汗牛充栋，介绍性的著作请参阅Krüger(1976—83), vol 1，374—412；Pohl (2000), 21—4。关于早期王权及普遍缺乏王权的情况，见Green (1998), chapter 7。关于马罗博杜斯缺乏继承人，请参阅Tacitus,Germania 42。

[3] 克诺多马里斯、塞拉皮奥和梅德里克斯：见Ammianus 16.12.23—6；瓦多马里乌斯和威蒂卡比乌斯：见Ammianus 27.10.3—4；冈德马杜斯：见Ammianus 16.12.17。贵族：见Ammianus 16.12.23—6。绝大多数研究该领域的学者都会接受这种世袭区域王权的观点：例见Pohl (2000), 29—30, 102ff.; Drinkwater (200）,117ff（附有完整参考文献）。阿勒曼尼人中一些旧群体的名称（Brisigavi，Bucinobantes，Lentienses）流传下来，成为现代地名（Breisgau，Buchengau，Linzgau）。

[4] 有关1世纪和2世纪的联盟，参见Tacitus, Germania 38—40（论苏维汇人）等。涉及总体的评论，可参阅的包括Hachmann (1971), 81ff.; Krüger (197—83), vol 1,1, 374—412；Pohl (2000), 65f。例如，尤里乌斯·西威利斯的起义联合了巴达威人、弗里斯兰人（Frisians）、卡纳内菲特人（Caninefates），卜茹克特累人（Bructeri）和邓克特累人（Tacitus, Histories 4.18; 21），但在他失势后联盟没能存续。

[5] “经此一役……”：Ammianus 16.12.60。对尤利安外交手腕的叙述见Ammianus 17.1, 17.6, 17.10及18.2。瓦多马里乌斯：见Ammianus 21.3—4。马克里阿努斯：见Ammianus 28.5, 29.4, 30.3。

[6] 中世纪早期的爱尔兰和英格兰分别提供了较明确和较不明确的例子：例如，Binchy (1970a)和Bassett (1989)中的论文做了介绍。我在这里采取了和德语国家学者的极简路线极为不同的看法，该路线由Humver (1998) 和Drinkwater(2007), 121ff提供了完整的介绍，他们认为4世纪的阿勒曼尼没有统一的意愿，虽然学者也承认，一旦罗马的操纵在5世纪消失，统一就发生了。

[7] 参见Wolfram (1988), 62ff，以及Heather (1991), 97ff中的进一步论证，反对的是如Thompson (1966), 43—55等的观点；参照Thompson (1965), 29—41。三代人是：阿利阿里库斯（Ariaricus，332年开始执政），阿利阿里库斯一个我们不知道名字的儿子，以及这个儿子的儿子阿塔纳里克（Athanaric）。对哥特与罗马关系的这种重构——仍与Thompson (1966) 的观点不同——见Heather (1991),107—21。其他人会对当时哥特与罗马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但没有人怀疑特温吉联盟在受君士坦丁打击后继续存在，“士师”的地位得以保留。

[8] 巴达威，见Tacitus, Histories 4.12; Germania 29。卡狄、卜茹克特累和安普希瓦力，见Tacitus, Annals 58; Germania 33。厄门杜里，见Tacitus, Annals 13.57。

[9] 关于艾斯博尔沼泽，见Ørsnes (1963)。打败敌人后用其武器献祭的记载，见Caesar, Gallic War 6.17; Tacitus, Annals 13.57。

[10] 克诺多马里斯，见Ammianus 16.12.60。Drinkwater (2007), 120—1假设国王克诺多马里斯和他的3个朋友各有50个随从，而不是他一人拥有200个，但如果是这样，很难明白为什么他是国王。特温吉，见Passion of St Saba 。关于随从及相关背景，可参阅资料包括Hedeager (1987)；Todd (1992), 29ff（附参考资料）。与罗马帝国早期公共机构的对比非常鲜明：见Thompson (1965), 29ff。

[11] 见Green (1998), chapter 7; cf. Wolfram (1997), chapter 1; Pohl (2000), 66ff。“他们的国王……”：Tacitus, Germania 7 (‘reges ex nobilitate duces ex virtute sumunt’).

[12] 见第六章，克洛维（Clovis）的崛起。但是，克洛维在罗马土地上活动，他可以支撑起一支大得多的随从队伍，而鉴于日耳曼的经济发展情况（见下文），日耳曼领袖难以建立大型随从队伍。

[13] 关于克诺多马里斯的铠甲，见Ammianus 16.12.25；我们后文会再谈到剑。

[14] 关于奥德里，见Kmiecinski (1968)。在这些日耳曼人居住的东部地区，墓地比1—2世纪任何定居点保留的时间都更长，墓地周围有大型的石头圈却几乎没有坟茔。可以合理地推测，这说明是墓地而不是定居点为社交聚会提供了场地。

[15] 最完整的讨论见Haarnagel (1979)。

[16] 关于威斯特，见Van Es (1967)。更笼统的相关研究见Krüger (1976—83，可比对第1卷第11章与第2卷第5章）；Myhre (1978); Steuer (1982), 258ff.; Hedeager(1988), (1992), 193ff.; Todd (1992), chapter。关于边境另一侧的罗马，有用的讨论见Carroll (2001), chapter 4。

[17] Goffart (2006), 2—32反对基于约达尼斯著名的《哥特史》（Jordanes, Getica 4.25）的老派假设，即整个日耳曼尼亚，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是各个族群的发源地，那里不断产生后来入侵罗马帝国的民族，直到罗马帝国被推翻。他评论老派历史编纂学还比较公允，但他没有讨论具体的考古证据。

[18] 见Urbanczyk (1997b)。

[19] 关于彼得罗阿萨宝藏，见Harhoiu (1977)。关于在圆山（Runder Berg）的扣针制作（见后注24），见Christlein (1978), 43—7, 171。关于陶器，见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第3章（切尔尼亚霍夫）；Drinkwater (2007), 89—93；更多背景信息参见Krüger (1976—83), vol. 2, 123ff。

[20] 关于玻璃，见Rau (1972)。关于梳子，见Palade (1966)。

[21] 为相关研究奠定基础的是Steuer (1982)。

[22] 有关历史编纂学的介绍，见Thompson (1965)。我倾向于这种观点：通过手工制品来衡量社会地位的做法，很可能让我们误以为人类历史上平等遭到侵蚀（如果人类平等曾经存在过的话）是很晚才有的事，其实不然。

[23] 有用的概述，见Thompson (1965), chapters 1—2；Todd (1992), chapter 2；更详细的讨论，见Gebuhr (1974)；Hedeager (1987), (1988), (1992), chapters 2—3；Hedeager and Kristiansen (1981)；Steuer (1982), 212ff；Pearson (1989)。关于奥德里，见前注14。

[24] 关于圆山，见Christlein (1978)；Siegmund (1998)；另参见Brachmann (1993),29—42；Drinkwater (2007), 93—106指出，肯定还有其他的低地阿勒曼尼精英领地，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关于费德森丘，见Haarnagel (1979)。关于哥特地区，见Heather (1996), 70ff（附有参考书目）。更一般性的讨论，见Krüger (1976—83),vol. 2, 81—90；Hedeager (1988), (1992), chapter 4；Todd (1992), chapter 6；Pohl(2000)。

[25] 两个经典和极具影响力的总体叙述是Fried (1967)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以及Service (1975) 采用的更乐观的路线。这些研究为后来对中间社会（非常小的和更现代的社会之间的社会）更详细的研究设定了框架。我所说的四个考察点取材自以下文献：Claessen and Skalnik (1978), Claessen and van de Velde (1987);Skalnik (1989); Earle (1991); Claessen and Oosten (1996).

[26] 参见前注。不管是采用Service的观点（国家在此过程中能更有效地完成更广泛的功能），还是采用Fried不那么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官僚机构的增长引发权力结构的进一步固化），这点都是正确的。

[27] 这里的关键词是“互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交换对彼此有价值的东西。这很可能不是（也不需要是）公平的交换，但交换行为本身就值得尊重。如果只是单方面的行为，那就毫无尊严可谈。

[28] 阿勒曼尼：见Ammianus 16.12。特温吉：见Heather (1991), 109（关于公元376年之前，基于Ammianus 20.8.1, 23.2.7, and 26.10.3），146。Drinkwater (2007), 142—4认为在斯特拉斯堡，阿勒曼尼人及其盟友有1.5万名。基于他之前的假设，即阿勒曼尼人没有对罗马边境的安全构成任何实质性威胁，他一直压低阿勒曼尼人的数量。我认为，这是一个循环论证，没有说服力：见Heather (2008a)。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些社会拥有奴隶，而奴隶通常不用服兵役。我们不知道奴隶的占比，但很可能他们在总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只计算战士的人数就会低估这些社会中年轻成年男子的人数。

[29] 关于水上峰会，见Ammianus 27.5.9（参见Themistius, 10）, 30.3.4—6。关于勃艮第和阿勒曼尼的边界，见Ammianus 28.5.11。

[30] 有关证据的介绍，见Heather & Matthews (1991), chapter 5。

[31] 关于哥特分遣队，见前注28，Heather (1991), 107ff中提到关键的一点，即罗马在外交方面占上风时，有时会强迫哥特人提供军事服务。关于阿勒曼尼分遣队，见Heather (2001)。关于源自拉丁文的外来词，见Green (1998), chapter 11。

[32] 瓦尼乌斯，见Tacitus, Annals 12.25。关于哥特人居住地的罗马进口商品，见Heather (1996), 70—2。关于贸易和外交，见Heather (1991), 109。当然，克诺多马里斯开出的条件可能是从战利品中分一杯羹，而不是直接付钱。

[33] 有关阿塔纳里克之“墙”，见Ammianus 31.3.8以及Heather (1996), 100中的鉴定。有关圆山和其他住地，见前注24。

[34] 基于对前注25中引用的文献的搜寻。哪怕中世纪以无能著称的爱尔兰国王——被已故的帕特里克·沃莫尔德（Patrick Wormald）精妙地讽刺为“祭司般的蔬菜”——都会行使解决争端的权利。在著名的爱尔兰国王手册（Crith Gablach ）中，专门规定了一天来让国王行使这个职能：见Binchy (1970b)；比照Wormald (1986)。

[35] 有关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税收系统的介绍，见Campbell (2000)；Blair (1994)。这样的安排在从未落入罗马统治的不列颠地区也能找到：见Barrow (1973)。

[36] 罗马人试图绑架一位阿勒曼尼国王时遇到了困难，可见阿勒曼尼国王并不是固定居住在一个地方的：见Ammianus 29.4.2ff。研究巡游的著作非常多，Charles Edwards (1989)做了很好的介绍。

[37] 见Thompson (1966)；参见Heather (1991)，177ff（附有完整的参考文献）。关于冈德马杜斯，见前注3。即使接受Drinkwater (2007), 142—4的假设，即有24个阿勒曼尼区域国王，他们的武士随从也不会超过4 800人。关于随葬品的范围，可参阅的著作如Steuer (1982); Weski (1982); Harke (1992)。关于完全没有随葬品的墓葬，可参阅的包括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62，其中有一些来自哥特人统治地区的例子。

[38] 浏览来自西哥特、法兰克、伦巴第、勃艮第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相关法律资料可知，这一群体相当重要；来自“小一些”的政治实体（如图林根、巴伐利亚及阿勒曼尼亚）的史料也提到了自由民。

[39] 关于自由民与奴隶的比例，参见Heather (1996), 324—5，参照Procopius, War 3.8.12（在一支哥特军队中，1名精英配4名下属）；8.26.12（在伦巴第军队中接近1比1）。有关这场战争，见Heather (1996)，特别是附录I（收集了罗马叙事资料中提到的两类战士的证据）。特许状方面的证据，见Wickham (1992);(2005), part 3。后罗马社会并没有立即落入规模小得多的土地精英的统治，他们可以被看作公元800年及之后加洛林时期的统治力量。关于土地资产的增长，见本书第六章；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和法兰克北部贵族/士绅统治的基础；更多背景，见Wickham (2005), part 2。

[40] 村民们至少试图保护过他们中间的基督徒：见Passion of St Saba 4.4；Heatherand Matthews (1991), chapter 4。

[41] 见Ammianus 31.3.8。

[42] 从法律文献中可以看出，社会价值随年龄变化很大，众所周知育龄妇女的社会价值最高，但年龄对男人来说显然也很重要，例如，老年人的随葬品是马刺而不是武器，这表明军事义务存在年龄限制：见Hedeager (1988)。儿童有时不会埋葬在墓地中：例如，Siegmund (1998), 179ff。

[43] 关于宴会作为“互惠”一部分的重要性（见前注27），见Earle (1984), (1991)。Thompson (1965)讨论了1世纪的证据。关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观念和现实，见Charles-Edwards (1989); Campbell (2000), chapter 8。

[44] 关于罗马帝国早期，见Thompson (1965), 37ff。关于罗马对集会的控制，见Dio 72.19.2；73.2.1—4。关于4世纪村民聚会，见Passion of St Saba ；参见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chapter 4。关于决定进入帝国，见Ammianus 31.3.8: ‘diuque deliberans’ （见本书第四章）。Thompson (1965), (1966)强调4世纪的资料（基本上是指阿米阿努斯）没有提到哥特人和别的日耳曼人中有常设的议会。这是一个正确的观察结果，但不意味着议会就不存在。

[45] 研究神圣王权的文献汗牛充栋，可以参考的著作包括Wenskus (1961)和Wolfram (1994)。但是“神圣”（heilag）这个术语和概念是很清楚的：见Green(1998), chapter 7中的语言学证据；参见Pohl (2000) and Moisl (1981)中的实际应用。有关阿马立王朝实际的（而不是编造的）历史，见Heather (1991), chapters 1—2, and part 3; Heather (1996), chapters 6, 8 and 9。

[46] 见Gregory of Tours，Histories 2.9；Ammianus 20.10也提到了卡狄。萨利：见Ammianus 17.8；参见James (1988), chapter 1; Wieczorek (1997) 中的相关论文，以及大量可能相关的二次文献。建立阿勒曼尼的政治过程应该不至于完全不同。旧的名称都没有留存到4世纪，但联盟似乎确实是逐渐建立起来的。例如，在3世纪，尤辛吉（Iuthingi，本身是一个新名称）似乎是一个单独的群体，但到了4世纪，它就成了更大联盟的一部分了：见Drinkwater (2007)，63ff。

[47] 关于加吉里乌斯的牛，见Boeles (1951), 130，插图16，引自Geary (1988), 3；军团需求的计算来自Elton (1996)。

[48] 尤利安的条约在Heather (2001)中有更详细的讨论。关于边界及其运作的一般情况，见Whittaker (1994); Elton (1996); Wells (1999), chapter 6; Carroll (2001)，后两本书更关注莱茵河罗马的那一边。

[49] 关于外来词和贸易，见Green (1998), 186f. and chapter 12。关于铁的生产，见Urbanczyk (1997b); 更一般的介绍参见Krüger (1976—83), vol. 2, 157ff。

[50] 关于强制征兵，见Heather (2001)。

[51] 见Green (1998), chapter 12。

[52] Caesar, Gallic War 4.2; Tacitus, Germania 5（但塔西佗注意到，内陆的日耳曼群体仍然不认为罗马银币有价值）；参见Green (1998), chapter 12。关于4世纪货币的集中，见Drinkwater (2007), 128—35；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91—3.

[53] 关于特温吉和贸易，见Themistius, Orations 10，以及Heather (1991), 107ff的评论。关于罗马进口商品及其模式的一般介绍，见Eggers (1951); Hedeager (1988);von Schnurbein (1995); Wells (1999), chapter 10; Drinkwater (2007), 34ff。

[54] 关于罗马货物和社会地位，见Steuer (1982)。关于琥珀堤道，见Urbanczyk(1997b)。关于过路费，见Green (1998)。

[55] 见Caesar, Gallic War 6.17；Tacitus, Annals 13.57。有关沼泽地堆积，见Orsnes(1963), (1968)；Ilkjaer and Lonstrup (1983)；Ilkjaer (1995)；更一般的评论，见Hedeager (1987)；Steuer (1998)；Muller-Wille (1999), 41—63。

[56] 对贸易重要性的深思熟虑的分析，见Fulford (1985)。关于9世纪和10世纪的受益人，见本书第十章。有关“能动性”的介绍及更具体的问题，见Wilson(2008）。

[57] 此次发现的详细报告，见Kunzl (1993)；英文的概要见Painter (1994)。

[58] 更详细的叙述（附有完整参考书目），见Heather (2001)。

[59] Ammianus 17.12—13, 以及Heather (2001)。关于清除有威胁的领袖，见Ammianus 21.4.1—5; 27.10.3; 29. 4.2 ff.; 29.6.5; 30.1.1—21。

[60] 有关扣押人质的理由，见Braund (1984)。在补贴方面，Klose (1934)收集了早期的证据，Heather (2001)收集了帝国后期的证据。

[61] “我们的军队急切地冲向前去……”，见Ammianus 19.11。关于重新安置和驱逐之间平衡的更多讨论见本书第三章，并参考如Heather (1991), 第4章中罗马的标准移民政策；关于罗马在建立其日耳曼边境时，对附近人群进行有组织重组的情况，见Carroll (2001), 29ff。

[62] 瓦伦提尼安一世削减赠予：见Ammianus 26.5; 27.1。有关评论见Heather (2001)；以及Drinkwater (2007), chapter 8（他试图证明阿勒曼尼从来不曾是威胁，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害的。）

[63] 有关莱茵河和威悉河，见Drinkwater (2007), 38—9。关于阿勒曼尼亚5世纪的经济扩张，见ibid., 355—44。

[64] 见Wells (1999), chapters 10—11，它遵循von Schnurbein (1995)，强调了2世纪中期之后日耳曼环境中罗马武器输入的增加。

[65] 阿塔纳里克，见Ammianus 27.5；马克里阿努斯，见Ammianus 30.3。这两个人面对的皇帝都受到来自其他地方的压力，瓦伦提尼安的问题在多瑙河中游，瓦伦斯要对付的则是波斯，见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chapter 2。

第三章
条条大路通罗马？

172年的夏天，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困境。自166年以来，战火就一直在罗马的欧洲边境燃烧，特别是在奥勒留如今卷入的多瑙河中游地区。此前，他的一名主要指挥官——近卫军长官文德克斯（Vindex）在与波希米亚的日耳曼马科曼尼人作战时，死在了多瑙河以北。皇帝亲自领导了罗马对斯洛伐克夸迪人的第二次攻击。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罗马人在敌国领土上行军，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全副武装地保持战斗队形。夸迪人了解地形，也知道罗马人即将到来。他们没有开火，而是诱敌深入，让罗马人远离补给车队。然后，夸迪人收网了。罗马军队没有补给，也没有水；夸迪人就在他们周围，根本不用出战：

罗马人又热又渴，夸迪人希望能轻松地拿下（罗马人）。于是他们在各处布置了守卫，把罗马人围住，不让他们去任何地方取水；因为蛮族有着绝对的数量优势。因此，罗马人因疲劳、受伤、太阳的灼烧和口渴而陷入了可怕的困境，他们既不能战斗也不能撤退，只能站成队形……炎热使他们萎靡不振。

情况实在糟糕，灾难眼看着就要到来——

突然，天空乌云密布，一场大雨倾盆而至——这不能不说是天意……一开始，所有人都抬起头来，用嘴接雨水喝；然后有些人拿出盾牌和头盔接水。他们不光自己畅饮，还给他们的马匹喝水。而蛮族开始向他们冲锋时，罗马人且饮且战。

雨水使罗马人精神振奋，也迫使夸迪人出战，因为已经没有靠干渴和中暑而让罗马人投降的希望了。雷电——据说其中一些闪电击中了蛮族——清理了现场，皇帝从陷阱中脱身，他的军队完好无损，圆满取得了一场著名的胜利。

拯救了马可·奥勒留的暴雨神迹此后广为人知，被古代人视为神眷顾罗马帝国的又一证据。神力来自何处也有争议。我们主要的资料来源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将此次神迹归功于埃及法师阿努菲斯（Arnuphis）的努力，但基督教作者称，来自叙利亚的一支基督徒军团的祈祷奏了效。不管是谁的功劳，暴雨让皇帝脱身，他对此感激不尽。他连战连捷，恢复了罗马欧洲边境的秩序，尽管这用去了2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剩余时间。在帝国首都，皇帝立起了庆功柱。这次暴雨神迹和其他战争中事件的场景刻在庆功柱上，永传于世。 [1] 可是，马可·奥勒留皇帝为什么会陷入这场生死之战呢？

从波罗的海到黑海

1世纪，罗马停止了向主要由日耳曼人统治的温带地区的扩张，莱茵河和多瑙河沿线大致标出了此时的边境，但帝国并没有进入纯粹的防御模式。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罗马利用总体军事优势和侵略性外交，将离边境最近的政治实体变成了罗马的附属国。袭击、威胁、军事示威和蛮族臣服是这场大戏中的标准项目，但正面对抗还是极为少见。过往的严酷经历让蛮族深刻地记住了教训：与技术占优的罗马军队公开冲突通常以灾难告终。到2世纪中叶，马科曼尼和夸迪作为边境附属国的历史已经超过了100年，这让我们更难理解那场几乎让马可·奥勒留丧命的战争。为什么经过差不多100年的小摩擦之后，长期以来的附属国现在却试图在全面的军事冲突中消灭皇帝和他的军队呢？

暴雨神迹发生在一系列动乱之中，这些动乱统称为马科曼尼人战争（Marcomannic War）。但除了波希米亚的马科曼尼人之外，战争还涉及许多其他群体，尽管前者确实是战争中一些最著名插曲的主角。战争过程也没那么容易重构。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原本写下了对此次战争的完整描述，包括相当多的详尽细节，但他的作品只留下了一些残篇，而其他资料非常有限。结果，我们只能看到一系列独立的事件，彼此之间的关联往往不明确。最重要的是，与战争规模及根本原因相关的问题尤其令人费解。我们的罗马资料自然集中笔墨在边境地区的暴力，以及它蔓延到帝国的方式上。然而，历史和考古资料清楚表明，破坏边境地区稳定的一个因素是新的日耳曼外来群体的到来。

马科曼尼人战争

马可·奥勒留于161年登基，他在统治初期主要处理罗马美索不达米亚边境来自帕提亚人（Parthian）的威胁。这些年里，在别的措施之外，他还不得不从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调动了整整3个军团（应该有1.8万人）到东部，但到了2世纪60年代中期，麻烦开始在西部酝酿。据报道，在166—167年的冬天，6 000名伦巴第人（Langobardi）和乌比人（Ubii）袭击了罗马行省潘诺尼亚（Pannonia），即现在匈牙利的多瑙河以南，以及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和以西的地区。虽然袭击者被击退，但多瑙河中游这一地区仍然麻烦不断。168年，该地区长期以来的罗马附属国马科曼尼和维克图阿里（Victuali）要求进入帝国。上一章说过，境外群体要求被纳入帝国并非闻所未闻，有时这样的要求也会得到批准。然而，皇帝拒绝了这一次的请求。也许皇帝无法在军事上控制局势，但他下定决心要获得军事控制。

170年，皇帝在潘诺尼亚集结部队。资料中有一些线索，表明皇帝此时考虑正式吞并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的领土。但他因此采取的军事行动遭遇了惨败。罗马军队被马科曼尼人包围，而由于一路上许多要塞的兵力被调去实施进攻，狂暴的蛮族军队得以突进意大利本土。乌代尔佐（Uderzo）被洗劫，阿奎莱亚（Aquileia）被围困。罗马治下的意大利遭受了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灾难，入侵者直到171年年底才被完全击退。与此同时，整个多瑙河流域都弥漫着不安。游牧的萨尔马提亚艾兹吉斯（Iazyges）人和日耳曼夸迪人在喀尔巴阡山脉西部的多瑙河中游平原上制造麻烦，还有两个汪达尔群体阿斯丁格（Astingi）和拉克林吉（Lacringi）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达契亚（Dacia）北部边境造成威胁（地图4）。来自达契亚东北部的科斯特博赛（Costoboci）人也袭击了色雷斯、马其顿和希腊，他们大概是沿喀尔巴阡山脉东部而不是西部的山坡向南推进的。此时，莱茵河北部边境也遭受着严重的袭击。皇帝不得不去对付种种威胁，报复计划因而延后，直到172年，马可·奥勒留才恢复了攻势。经过在多瑙河中游的两年激战（其间发生了暴雨神迹），皇帝终于让马科曼尼人、夸迪人和艾兹吉斯人臣服。波希米亚、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大平原恢复了和平；在2世纪70年代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皇帝采取了军事和外交的综合对策，意在像以往一样，将眼前的军事胜利转变为更持久的和平。 [2]

狄奥·卡西乌斯作品留下的片段对此有所提及，但并不全面。但两个世纪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同一地区实施的策略与之惊人相似。有敌意的国王被比较顺从的国王取代，特别是在夸迪人和萨尔马提亚人中——他们推翻了皇帝之前提名的国王［分别是福提乌斯（Furtius）和赞提克斯（Zanticus）］，公开对抗帝国。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被迫接受在其土地上建起一系列堡垒并在其中驻扎2万名罗马士兵的条件。当然，所有这些再次说明，成为罗马的附庸虽然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和好处，但这通常不是自由选择的。一些群体（如阿斯丁格）获准搬到新的领地上，另一些群体（如夸迪）则不能，有些群体甚至被纳入帝国［多达3 000名纳累喜人（Naristi］。一切都要看皇帝的意愿，看他认为什么最符合帝国的利益。纳累喜是个比马科曼尼小得多的群体，而马可·奥勒留当时已经获得了军事胜利，可以随意定条件，所以这一次，他很乐意接受这个群体。同样，一个群体的交易特权是授予还是取消，视乎皇帝认为它忠不忠诚。不同规模的中立区域重新建立起来。例如，危险的萨尔马提亚艾兹吉斯人就像358年的利米刚特人一样被迫搬离，新地方到河流的距离是老地方的两倍。如果皇帝觉得什么地方特别可疑，就会在那里设立罗马要塞，并禁止部落召开常规集会来处理政治事务。秩序恢复、更顺从的国王权威巩固后，管控就会放松。艾兹吉斯人最终获准返回旧的中立区，也可以穿过罗马的达契亚行省与他们的萨尔马提亚同胞罗克索拉尼人（Roxolani）恢复正常关系。因此，以马可·奥勒留影响深远的军事行动为基础，建起了一个外交协议和联盟的复杂网络，这与长久以来罗马管理附属国的方法是一致的。正如狄奥·卡西乌斯评论的那样，马可·奥勒留面对的问题很大（比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358年面临的问题要大得多），直到180年去世都没能完成这项工作。 [3]

但我们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一开始是什么造成了麻烦？

一份主要资料认为，根本原因是欧洲中北部几个日耳曼群体的一系列扩张活动，包括人口迁移：

不光是维克图阿里人和马科曼尼人搅乱了一切，还有其他部落伺机而动。那些部落被更远的蛮族驱赶而不得不撤离，如果不能被罗马和平接纳，就准备进攻意大利。

在传统的宏大叙事中，这段文字自然被人拿来做文章，认为这证明马科曼尼人战争标志着来自日耳曼尼亚的大规模迁徙的第一阶段，而这样的移民最终摧毁了罗马帝国。但这段摘录来自疑点颇多的《罗马君王传》（Historia Augusta ）。虽然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特别是更久远的2世纪历史，但总的来说其文本是伪造的：它很可能是公元400年前后罗马的一位元老院成员写下的，而不是像它宣称的那样成书于公元300年前后。我们无法判断这本书里哪些说法可信，因为很难分辨哪些是基于真实信息的内容，哪些只不过是作者的杜撰。如下一章所示，在公元400年前后写作的人，是知道当时一个逃离“更远的蛮族”的例子的：大量哥特人在匈人的追赶下逃入帝国。因此，完全有理由怀疑，《罗马君王传》里所说的事并不是马可·奥勒留面临的问题的真正起源。最近一位评论家认为，应该全盘否定书中对战争起因及影响的看法。按照这种观点，应将4世纪的所有观念放在一边。不应将马科曼尼人战争视为终将淹没整个罗马世界的日耳曼海啸的第一波。情况恰恰相反：刚刚结束了帕提亚战争的马可·奥勒留希望重新建立罗马在其欧洲边境的权威，从边境东边撤军后，袭击数量有所增加，但并没有超出正常范围。也就是说，皇帝想要发动的反击（换句话说是罗马的侵略）来势汹汹，这才让边境燃起战火。恐慌之下，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率先发动了攻击。 [4]

这一重构在某些方面是公允的。当然有必要警惕可能的时代错误，但对罗马侵略的恐惧肯定是蛮族考量时的一个因素。罗马希望凭借军事优势对边境事务发号施令，而蛮族附属国也不指望帝国会认为任何报复是“公平的”或“相称的”。皇帝需要让人看到他对蛮族强硬，对蛮族的事业强硬。尽管如此，要说2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我是不能同意的。说马科曼尼人战争是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主义发动的伟大反击的开始，这样的理解太简单了，但说它只是正常的边界冲突，同样是简单化的看法。即使将它与4世纪战争那些可能误导人的相似之处放在一边，马科曼尼人战争所涉边境冲突的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从对因果关系的重构看，当时确实有主要力量参与了这场战争。

首先是规模。袭击的地理范围非常大。2世纪70年代初期，莱茵河北部边境、多瑙河中游平原，以及达契亚的北部和东部边缘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这几乎就是罗马的整个欧洲边境了。1世纪时，哪怕是最严重的动乱，都不会同时影响莱茵河和多瑙河中游地区以外的地区。这次的危机也显然不同于4世纪时因克诺多马里斯的雄心而引起的危机。我们在上一章看到，克诺多马里斯也只是扰乱了一小段边境。此外，马科曼尼人战争前前后后大概打了15年。4世纪大部分有记录可查的边境冲突，延续最多也就两三年，就连牵涉到克诺多马里斯的冲突也没有超过5年。因此，地理范围和持续时间都足以说明，这场战争非同一般。

关于这场战争，最难把握的是数字。这15年里，有多少人参与其中？直接证据很少。我们唯一知道的数字来自狄奥·卡西乌斯的作品，他说有6 000名伦巴第人和乌比人参加了对潘诺尼亚最初的攻击。如果这个数字正确，那么这支军队的规模就算比较大的了，但还算不上庞大（比方说，和聚集在斯特拉斯堡的阿勒曼尼人的数量相比）。其他资料中的证据要么隐晦要么模糊。至少在多瑙河中游的一部分战役中，出战的罗马军队人数显然很多；而在开始大反攻之时，马可·奥勒留召集了两个新的军团（1.2万人）。

一些地方遭受的损害也很严重，不仅是意大利，莱茵河下游边境以西也是如此，从比利时海岸到索姆河（Somme），塔文纳［Tarvenna，即泰鲁阿讷［Thérouanne）］、巴格库姆［Bagacum，即巴韦（Bavay）］和萨马罗布里瓦［Samarobriva，即亚眠（Amiens）］等罗马城市被夷为平地。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的数量多到足以杀死一名长官并严重威胁皇帝的生命，这也表明当时发生了重大战争。马可·奥勒留获胜后，为自己在罗马立起了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同样说明这场战争不容小觑。这个纪念碑肯定有自我美化的宣传作用，但之前的纪念碑，比如图拉真（Trajan）纪念碑，是用来宣扬重大战争的胜利的（图拉真纪念碑是征服达契亚之后立的）。马可·奥勒留立起这么大的纪念碑而没有招来讽刺，这也很说明问题。对决意坚持军事行动规模不大的人而言，找理由认为其中某个证据不成立还勉强可行，但这些证据全部加起来，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罗马人和他们蛮族邻居的关系而言，马科曼尼人战争绝非平常。 [5]

地理上的迁移（有时显然是移民）是又一证明，它是此次战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副题。情况与1世纪的边境冲突也明显不同。例如，攻击潘诺尼亚而引发战争的伦巴第人和乌比人，显然从易北河下游向南迁徙了约800千米；而塔西佗在1世纪末、托勒密在2世纪中期（距马科曼尼人战争爆发只有半代人的时间）写作的时候，这两个群体还在易北河下游地区。他们向南迁徙的过程没有留下记录，但最自然的路线是沿易北河（欧洲中部南北向的一条主要河流）而下前往波希米亚，然后经过摩拉瓦（Morava）山谷来到多瑙河中游平原（地图4）。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是沿着中欧的一条大道前行，这条大道250年前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也走过。我们不清楚这些伦巴第人和乌比人是打算带着战利品回家的掠夺者，还是打算去边境地区定居的入侵者。其他一些群体永久迁移的意图则明确一些。这次战争期间也向南迁移的汪达尔群体就是如此。这些汪达尔人从波兰中部出发走了一小段路，并与罗马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谋，企图夺取达契亚边境科斯特博赛人的领土。前文提过，作为化解危机的举措，罗马接纳了纳累喜人进入帝国，而马科曼尼人和维克图阿里人早先曾要求得到同样的对待。并非所有群体都想迁到罗马边境地区。奥勒留皇帝曾坚决阻止夸迪人整体向北迁移，进入易北河中游塞姆诺奈人（Semnones）的地盘。 [6]

重要的是别走极端。所有这些都不代表从北方涌来的蛮族迁徙潮势不可当，而马科曼尼人、夸迪人和艾兹吉斯人肯定利用即将出现的麻烦攫取了财富。一些外来者进入边境地带只是为了劫掠。即便如此，仍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边境地区的日耳曼群体大多是半臣服于帝国的附属王国，而不是帝国的死敌，它们至少部分因为侵略性群体的到来而被卷入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如它们所说）确实需要罗马的援助。马科曼尼国王巴罗马里乌斯（Ballomarius）曾代表11个边境群体向皇帝马可·奥勒留进言，这些群体惯常定居的地方如今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威胁。 [7] 如果我们不得不在此抛开马科曼尼人战争（1970年以前的学者恐怕只能如此），那可能会很有趣，但最终会感到挫败。光看历史资料，我们感受不到当时的场面有多大，而奥勒留与马科曼尼人、夸迪人的争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但是在上一代学者活跃的年代，发现了大量新的考古证据，大大增加了我们对2世纪日耳曼尼亚北部发生的事件的认识。

这一证据的发现，算是冷战的一个迷人的副产品。1939年之前，在中欧和东欧挖掘了许多遗址，但在战争的大火中，许多出土物品都丢失了；战后的学者只好从头开始。当时大部分的动力、人力和资金来自一个特别的圈子：苏联阵营中的东欧国家。这些国家设法将两种表面上不相容的关注点结合起来。一方面，这些国家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在考古学上表现为希望证明现在的居民是从前原住居民的最新后裔，而那些原住居民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光荣地占据着同一块领土。另一方面，人们想要证明，19世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勾勒出的古代历史发展进程是正确的，这个关注点要合理一些。但事实上，我们前面提过，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认同是一种虚假意识。基于这两个原因，对远古时代的调查在这些国家蔚然成风，形成了一个有国家赞助的庞大增长型行业。现在回头看，这些工作产生的一些出版物，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出版物，意识形态的色彩太重了。但是，有许多学者不肯屈服于强大的压力，去迎合官方希望看到的那种历史，他们对官方路线或是敷衍或是无视，坚持自己的研究。即使在那样的年代，他们也在所有新发现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而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东欧学者已经基本可以自由地做研究了。 [8]

一个直接的成果是，对罗马时期日耳曼人统治下欧洲的主要物质文化系统有了更清晰的描述，特别是将波兰北部的维尔巴克文化与其南部近邻普热沃斯克（Przeworsk）文化明确区别开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发现了普热沃斯克文化，也做了相对充分的研究。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陶罐装饰、武器构造等细节上的差异，以及更宏观层面上的区别，将两者区分开来。维尔巴克的男性从来没有武器陪葬，而普热沃斯克的男性通常有。维尔巴克的墓葬经常是火葬和土葬的混合，而普热沃斯克只有火葬。这种差异表明两种文化的来世观念有本质区别。

这些鉴定对马科曼尼人战争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大量的新发现让我们有可能建立起更可靠的考古测年系统。科辛纳这位令人敬畏的文化历史创始人从两个要素的交集入手。首先，他和同伴确立的原则是，用样式演变来确定某个“文化”的相对年代。他们认为，外观设计更成熟、装饰形式更复杂的物品，其年代要晚于具有较简单外观或装饰的同种物品，这么设想后来证明是合理的。原则上，这种方法可以用于任何类型的物品，但该方法最初主要应用于陶器。然后，早期的研究人员尝试利用偶然发现的年代比较容易确定的物品（通常是日耳曼遗址中的罗马硬币），来将先后出现的样式排列在更精确的年代表中。如果一枚公元169年的硬币与某类陶器一起被发现，那么该类型陶器的年代就会定在169年前后。虽然这样做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可定年物品从制作出来到最终被放在人们发现它的地方，之间隔了多久只能靠猜；从中得出的结论有的还错到离谱，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优质的1—2世纪罗马银币，到了4世纪仍在蛮族欧洲广泛流通。

1970年后，可供学者们研究的物质遗存越来越多，将上述基本方法用到这些材料上以后，他们确立了范围广得多的物品的样式演变顺序，包括武器、带扣、珠宝、梳子等。这样，确定所发现物品的年代就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因为可以不必基于在同一处发现的所有物质遗存，而是仅仅基于一件物品来确定年代。于是，这些日耳曼人主导的主要文化系统被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往往通过某种武器类型及有关联的胸针、带扣、罐子、梳子形式来定义。这样一来，也就更容易辨别出产生于较早的时期，但后来的人仍在使用的物品了，而在以前，如果较晚近的墓葬中出现了这类物品，是会让定年变得很不可靠的。 [9]

所有这一切都与马科曼尼人战争有关，因为近期的研究表明，大约从2世纪中期开始，在现在波兰的这片土地上，日耳曼人或日耳曼人主导的物质文化的结构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具体说，维尔巴克文化系统开始从波美拉尼亚向南扩展，进入大波兰北部［在诺泰奇河（Noteć）和瓦尔塔河（Warta）之间］，并从东南方向穿过维斯瓦河进入马佐夫舍（地图4）。从前，这一系列遗址背后的人口群体的身份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因为它可能与极为敏感的斯拉夫起源问题有关；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在1—2世纪，维尔巴克文化所包含的区域由哥特人、鲁吉人（Rugi）和其他日耳曼人统治，即使其人口一开始（或者说后来也）不是都说日耳曼语。但维尔巴克文化从约150年开始扩展进入的那些新领地就不同了，从之前人口的物质遗存看，那里原本属于普热沃斯克系统。传统上认为，该系统和汪达尔人有关，但肯定也包括了其他人口群体。像大多数这类文化区域一样，它面积广大，可能包括了塔西佗和托勒密提到的几个1—2世纪时的小型日耳曼群体。

但真正重要的不是具体细节的甄别，而是维尔巴克在扩张这一基本事实。年代方面的巧合让人无法忽视。维尔巴克的扩张（说明波兰北部发生了某种重大动荡）与马科曼尼人战争差不多同时发生。二者必然有某种联系，罗马资料中记载的边境骚动也与一系列更广泛、影响了日耳曼欧洲更多部分的骚动有关。考古证据无法明确这种联系是不是因果关系。即便使用改进的样式年表，也只能将遗存的年代定到差不多25年的范围之内，没法更精确，而相邻阶段之间总有相当大的年代重叠。在本例中，25年的区间太大了，大到维尔巴克的扩张既可能是马科曼尼人战争的原因，也可能是其结果。要更明确的话，只能依靠更精确的碳14或年轮学定年。这些证据肯定会出现，但目前我们只能暂时搁置这个问题。 [10]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应该如何构想维尔巴克系统扩张背后的人类历史。考古区域是系统的物质遗存，不是物件的遗存。因此一个系统扩张到其他地理区域，使另一个系统消亡，并不一定意味着征服行为（但科辛纳肯定会这么想）。原则上，扩张可能是多种发展的结果，其中肯定有征服或吞并，但还有贸易模式、信仰结构等的扩张。本例中很明确的是，在维尔巴克的扩张中，原有的普热沃斯克人口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新的维尔巴克文化规范，而不是被维尔巴克移民完全取代。在一些墓地，可以看到维尔巴克形态的墓葬直接取代了之前普热沃斯克形态的墓葬，没有过渡阶段，墓地使用方面也没有明显的停顿迹象。因此，可能是普热沃斯克人群采用了新的维尔巴克丧葬习俗，不用武器随葬，实行土葬，想必也接受了这种习俗背后的信仰模式。但即使这种程度的改变也不是无端发生的。一定发生了什么，让这些普热沃斯克人改变了长久以来的生活（或者不如说是死亡方面的）习惯。考古证据没有说这可能是什么。在我看来，某种新的政治势力是最有可能的答案，因为即使是文化模仿，通常也是随政治声望而来的。

与文化适应同样重要并同时起作用的是，维尔巴克的扩张从波兰北部向南带去了一些人口。历史资料对此有所反映。例如，公元200年前后，罗马军队可以从达契亚边境招募哥特人——古老的维尔巴克群体之一。而在100年之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哥特人的地盘离边境太远。考古材料本身也极具启发性。自公元元年开始，维尔巴克遗址的总体密度一直在快速增长。在1—2世纪，各个定居点使用的时间很短，相对来说投入使用很快，停止使用也很快，这反映出人口只能在短期内维持土壤的肥力。在更宏观的层面也有规律可循。公元元年后，维尔巴克地区内有人使用的定居点总数一直在增加，每25年为一阶段。从表面上看，这说明人口在增长，这既有助于解释向喀尔巴阡山脉的南迁（这让罗马人能够招募到哥特人新兵），也可以解释维尔巴克人为什么会让波兰中部的近邻普热沃斯克人感到压力。我们看到，日耳曼欧洲的农业生产证据确实表明这里的人口在罗马帝国时期大幅增长，因此这样的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维尔巴克人口的不断增长可能迫使一些普热沃斯克人面临选择：是被吸收进维尔巴克系统，还是另找地盘？ [11]

当然，我们还想知道更多。特别令人沮丧的是，我们无法确定维尔巴克扩张和马可·奥勒留在边境遭遇困境孰先孰后。不过，历史和考古学在此结合得很好，两者都表明这场战争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非比寻常，而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在于从远处而来、侵入边境地区的人口群体扮演的角色。能表明马科曼尼人战争涉及大批迁徙人口的，不是只有《罗马君王传》中那些相当有问题的证据。狄奥·卡西乌斯的《罗马史》中更可靠的片段也提到了这样的情况，维尔巴克的扩张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发生的事的另一个方面。所有这些足以表明，马科曼尼人战争不能被理解为只是比平常的边境争端略微暴力一些而已。而如果我们去看3世纪的情况（此时维尔巴克的扩张来势汹汹，而更多的日耳曼移民完全改变了罗马的边疆世界），马科曼尼人战争的分水岭意义就更明确了。

去往黑海及更远之处

马可·奥勒留采取的对策有效解除了2世纪60年代的眼下危机，而且在差不多两代人的时间里，使罗马欧洲边境得享安宁。但进入3世纪后，罗马遇到了更大的麻烦。此时，萨珊（Sasanian）王朝兴起，以近东（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和伊朗）为基础崛起为可与罗马抗衡的超级大国，对罗马来说问题严重了起来。萨珊人是最大的威胁，他们击溃了三位罗马皇帝的军队，甚至俘获了其中的第三位皇帝瓦勒良（Valerian）。他们用锁链押着瓦勒良去见萨珊人的“众王之王”（Shah-an-shah）沙普尔一世（Shapur Ⅰ）。瓦勒良死后，萨珊人剥了他的皮作为战利品。这一新的威胁自然迫使罗马把军事资源调到东边。我们必须在这一背景下审视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发生的事情。如果萨珊人没有在此时突然闯入历史，罗马在3世纪欧洲的对手们就不可能如此自由地行动。 [12]

在西欧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的边境地区，3世纪的危机牵涉到规模不大的人口迁移和规模大得多的政治重组。我们在上一章研究的新日耳曼联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阿勒曼尼联盟在213年首次成为罗马的敌人，当时的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对其发动了惩罚性的或者说是先发制人的行动。可能在那时，阿勒曼尼人就已构成了威胁，但我们的有限资料表明，从3世纪30年代开始，威胁急剧增加。阿勒曼尼人在242年发动了一场特别大的进攻，而类似的袭击可能持续到了到3世纪四五十年代——虽然重构这一图景的基础只能是一些零散的历史和考古证据，以及最重要的硬币证据，因为没有连续的叙事资料留存下来。但最晚到260年，阿勒曼尼人和该地区的其他群体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有些群体获得了罗马的补助。在美因茨出土的一个祭坛很有名，它说明罗马发动了一次反击，救回了数千名因某次蛮族袭击意大利而被俘的罗马人。最令人瞩目的是，261年左右（罗马是不会把自己的失败到处说的），所谓的阿格里-戴可美特地区（它从1世纪初开始就被罗马占据）被彻底遗弃（地图5）。

据我们所知，这并不是阿勒曼尼人征服的结果，而更可能是当时西方的皇帝波斯杜穆斯（Postumus）的决定，他决定从该地区撤出急需的军队来保卫战略意义更大的地区。不管怎么说，这证明了边境地区的压力有多大，而撤军并没有解决问题。3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中期，阿勒曼尼人的更多袭击被记录下来，对此我们有生动的证据：13个不幸的人被残忍地杀害、肢解、剥去了一部分皮肤，然后遗体被扔到他们在雷根斯堡-哈丁的农场的井里。到了四帝共治（Tetrarchs）和君士坦丁大帝治下的3世纪末和4世纪初，在罗马采取了更多军事行动后，新边境的形势才最终稳定下来，此后才有了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那种更为稳定的4世纪附属国关系。 [13]

虽然这次危机的一大诱因是日耳曼社会整体发展、新政治联盟出现带来的额外军事力量，但两次人口迁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罗马撤军后，阿勒曼尼人进入了阿格里-戴可美特，整个4世纪，他们在此幸福生活。他们并不是从远处来的。在3世纪当一个阿勒曼尼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有不少争议，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但来自阿格里-戴可美特的所有物质证据，包括珠宝、陶器类型和埋葬方式，都表明此地新来的日耳曼主人原本住在不太远的地方，就在所谓的易北河-日耳曼三角洲那一带，也就是易北河以西，南至波希米亚，北到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那片土地（地图5）。

其次，4世纪，就在阿勒曼尼人的后方，但仍然在罗马外交不时能触及的范围内，勃艮第人定下了自己的地盘。与罗马帝国晚期才出现的阿勒曼尼人不同，勃艮第人在1—2世纪就已经为塔西佗和托勒密所知。当时他们在更东边（现在是波兰领土）占领了土地。他们一度是汪达尔世界的成员，生活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也就是说，4世纪的时候，一些勃艮第人向西迁移了约500千米。历史证据表明，此时他们定居在美因河中游的某处，这也得到一些考古证据的证实。物质证据不多，但在差不多同一地区出土了一批随葬的剑。在这些坟墓中发现的物品类似于早先在日耳曼东部地区发现的物品，与来自易北河-日耳曼三角洲的群体的物品截然不同。但我们需要承认证据有限。直到3世纪甚至更晚，东日耳曼人一般都会将死者火化，而美因河发现的剑是土葬的随葬品。历史证据还将4世纪的勃艮第人明确定位在科赫（Kocher）河谷，但那里没有出土东日耳曼的物品。阿勒曼尼人和勃艮第人显然有过迁徙，但其性质、规模和因果关系还需要认真研究。 [14]

3世纪莱茵河流域的危机已经够严重了，更东边地区的行动则更具爆炸性。马科曼尼人战争主要在多瑙河中游平原上展开，但这一次，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喀尔巴阡山脉以东与黑海北岸接壤的广阔土地上。战争始于238年。据记录，一些哥特人在多瑙河流入黑海的地点附近向希斯特里亚（Histria）发起攻击（地图6）。随后是一系列主要由哥特人向罗马帝国发起的攻击；所有攻击都在喀尔巴阡山脉和黑海之间的多瑙河下游边境发起。我们无法完整重构这些攻击的过程，只知道攻击在250年左右达到了顶峰。249年，巴尔干东部城市马西安诺堡（Marcianople）被阿盖斯（Argaith）和刚特里克（Guntheric）的哥特追随者洗劫一空，暴力迅速升级。

250年春天，另一位哥特领袖刻尼瓦（Cniva）突破了罗马边境，在位于欧斯库斯（Oescus）的古老军团堡垒那里渡过了多瑙河，那是多瑙河上最方便的渡口。然后，他进入了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地带，拿下了巴尔干山脉南部的菲利普波利斯［Philippopolis，现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迪夫（Plovdiv）］并在那里过冬。第二年，皇帝德西乌斯（Decius）试图拦截当时正在撤退的哥特人，但他本人在阿伯里图斯（Abrittus）阵亡。 [15] 这真是场大灾难。某种程度上，它比更有名的条顿堡森林会战失利还要糟糕。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位在位的皇帝在与蛮族的战斗中丧命。然而换个角度看，情况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严重。德西乌斯去世时，帝国正经历巨大的内部政治动荡，这是敌对的萨珊帝国兴起，在罗马体系内激起的巨大危机的连锁反应。德西乌斯统治的只是罗马欧洲和北非的一部分，带去作战的部队只是帝国军队的一小部分。这是一次重大失败，但部队损失并不大，不至于威胁帝国的完整。随后发生的事件也表明了这一点。253年和254年，多瑙河流域又发生了攻击，但没有什么效果；哥特人随后放弃了沿多瑙河攻击的做法。我们可以自然得出结论：德西乌斯的继任者已成功将其封闭。

不久，不同群体组成的袭击队伍从另一条线路发起攻击，他们连续三年（255—257年）乘船渡过黑海，进入小亚细亚。 [16] 第一次远征以黑海东南岸的皮提乌斯（Pityus）为目标，但没有成功。第二次远征中，他们成功洗劫了上一年的目标和特拉佩祖斯［Trapezus，现在的特拉布宗（Trabzon）］。我们的主要资料称发起这些袭击的人为“Boranoi”，这个名字的意思可能只是“北方人”。257年的第三次远征似乎规模更大，显然有哥特人加入，比提尼亚（Bithynia）和普罗彭提斯（Propontis）被毁，卡尔西登（Chalcedon）、尼科美底亚（Nicomedia）、尼西亚（Nicaea）、阿帕梅亚（Apamea）和普吕萨（Prusa）等城市遭到了破坏。接着我们的资料出现了缺口，尽管资料有各种问题，但这可能反映出攻击停止了或者强度降低了；然后在268年，一支庞大的海上远征军离开了黑海北岸。这支军队中有一部分是哥特人，但也包括其他一些日耳曼人，特别要提到的是赫鲁利人（Heruli）。新的远征军并没有直接渡过黑海，而是沿着北部和西部海岸移动，始终在陆地附近，一路上袭击沿海城市，比如安奇阿卢斯（Anchialus）。他们也攻击托米（Tomi）、马西安诺堡、基齐库斯（Cyzicus）和拜占庭等城市，但被击退了。然后，侵袭者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进入爱琴海（Aegean）。来自北方的海上袭击者第一次闯入罗马的地中海“内湖”。在此地，远征军分作三大群体，分别袭击了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附近的北巴尔干地区、阿提卡（Attica），以及小亚细亚的沿海腹地。皇帝加里努斯（Gallienus）在巴尔干地区发起反击，但269年重创袭击巴尔干的那一群体的，是他的继任者克劳狄二世（Claudius Ⅱ），克劳狄因其战绩而赢得了绰号“哥特库斯”（Gothicus，意为“打败哥特人的人”）。历史学家德克西普斯（Dexippus）等人在雅典周围率军对抗赫鲁利人；而由首领雷斯帕（Respa）、维杜克（Veduc）和特鲁拉（Thuruar）率领的第三队人马最终在269年被驱回黑海，但他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破坏。罗得岛、塞浦路斯岛以及大陆上的西代（Side）城和伊利昂（Ilium）城遭到破坏。此次袭击造成的最引人注目的损失应该是以弗所（Ephesus）的狄安娜神庙被毁。 [17]

罗马的反应非常激烈。这几个群体都被打败了，而且再也没能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发起重大的进攻。与德西乌斯战败后的多瑙河流域一样，我们只能推测，攻击线路已通过有效对策封锁。但是，哥特问题并没有就此了结。270年，又发生了越过多瑙河的攻击，安奇阿卢斯和尼科波利斯（Nicopolis）遭到洗劫。不过，新皇帝奥勒良（Aurelian）随后在271年带着部队来到多瑙河以北，彻底打败了名叫卡纳包得斯（Cannabaudes）的哥特领袖——据说此人要为最近的暴乱负责。奥勒良的反击将新的威胁扼杀在萌芽状态。3世纪70年代中期，又发生了一些海上袭击，本都（Pontus）更是遭到洗劫，但再没有越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巴尔干半岛的袭击了。皇帝击败哥特人带来了一些慰藉，他还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组织了特兰西瓦尼亚达契亚的有计划撤离。 [18]

与在西部阿格里-戴可美特进行的类似撤离一样，关于放弃达契亚的过程，我们只有很少的信息。但叙事证据和钱币库都表明，3世纪的攻击大多绕过了达契亚的边境而进入巴尔干半岛，或者越过黑海进入小亚细亚，而没有直接影响该省本身。因此，这样的撤离似乎更多是出于战略设计，而不是因直接的军事灾难而仓皇撤退。奥勒良可能多少考虑过缩短边境线。达契亚是多瑙河以北的突出部分，需要在三面进行防卫。撤离达契亚后，罗马在东南欧的边境线可以缩短差不多800千米。达契亚还可以充当给讨厌的外来者的新奖品，让忙于争夺的他们不至于进一步攻击罗马领土。欧特罗庇厄斯（Eutropius）在4世纪写道，达契亚“现在”（369年）被泰法尔人（Taifali）、维克图阿里人和特温吉人割据。奥勒良将军事成功与战略撤离相结合，消除了越境攻击的大部分动力，但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罗马的多瑙河边境才能完全恢复秩序。 [19] 和莱茵河流域一样，直到四帝和君士坦丁大帝发动进一步军事行动后，哥特人和其他族群才接受了我们在上一章谈到的那种半附属国身份。

但是，在3世纪的行动中如此重要的哥特人到底是什么人？罗马帝国东欧边境的大规模骚乱持续了两三代人的时间，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毋庸置疑的是，哥特人统治的出现表明，罗马帝国在多瑙河下游边境面临的威胁的性质出现了重大变化。在1—2世纪，罗马主要面对的是讲波斯语的游牧萨尔马提亚人和定居的达契亚人。到了4世纪，被称为“哥特人”的群体已成为罗马在该地区军事和外交行动的焦点。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哥特特温吉人成了帝国在多瑙河下游地区之外的主要附属国。我们刚刚概述的事件也表明，在这中间的一个世纪里，帝国受到的跨境军事威胁和跨海军事威胁大幅增加。1—2世纪时，那种经达契亚、跨过黑海或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而来的攻击是闻所未闻的。

对于这些情况，传统上会认为，日耳曼移民是这场战略革命的关键因素。1—2世纪，黑海以北的任何地方都见不到“哥特人”，该地区会被提到的部落只有萨尔马提亚人和达契亚人。我们听说的当时唯一一个哥特群体居住在波兰北部。那么，移民论就是一锤定音了吗？不完全是。迈克尔·库利科夫斯基（Michael Kulikowski）最近提出，对黑海以北形势发展的传统观点是“受制于文本”造成的假象。库利科夫斯基本人不是考古学家，但这是从考古学家的行话中借来的术语，用于描述这样一种情况：一心希望考古学发现符合现有的历史证据，因而对考古证据做出扭曲的解释。就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而言，现有的3世纪史料远非完善，有一本6世纪的《哥特史》，作者是个叫约达尼斯的人，书里写到哥特人在一个叫菲利默的国王（King Filimer）的统治期间迁移到黑海。库利科夫斯基认为，这个说法不仅本身不可信，而且还给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其他证据的看法造成了不当影响。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这一陈述，其他考古和历史证据根本不会让任何人想到有人口迁徙这件事。3世纪的麻烦、4世纪哥特人统治的兴起，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人口迁徙，而在于该地区既有人口在社会政治方面的重组，这一重组和催生罗马后期西部的新日耳曼联盟的重组大致相同。 [20] 他说得对吗？

他的论点有两个可信的方面。首先，没有人怀疑社会经济和政治重组，即“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4世纪的哥特特温吉人有复杂的联盟政治结构、成熟的社会等级制度，其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形态也远远超出了1世纪时日耳曼尼亚的常态。他们的政治结构基于世袭权力，而且相当稳固，经受得住重大失败的考验，还能形成连贯的策略来扭转最坏的后果。其次，库利科夫斯基说得对，我们根本不该相信约达尼斯。约达尼斯的写作时间在事件发生300年后，他对4世纪哥特世界的看法可以说是出现了时代错误，这一点我们很快会详细讨论。 [21] 如果他对4世纪哥特历史的看法错得如此离谱，那他对3世纪的描述也同样值得怀疑——哪怕我们没有足够的当时资料，没法系统判断。但是，即使我们认可这两方面观点，仍然有足够的高质量证据表明，来自北方的日耳曼移民是3世纪战略革命的一个主要因素。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罗马在多瑙河下游边境地区面对的力量与从前不同了，这种变化远不是换了个标签这么简单。1—2世纪，喀尔巴阡山脉的东部山麓——如今的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被许多达契亚群体占据。图拉真征服特兰西瓦尼亚时，这些群体并未直接受到罗马的统治。3世纪，它们之中形成了某种政治统一，后来被统称为卡皮人（Carpi）。紧邻黑海北部的主要萨尔马提亚群体是罗克索拉尼人，1世纪初，该群体和艾兹吉斯人一起打破了讲日耳曼语的巴斯塔奈人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随后，艾兹吉斯人迁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匈牙利大平原，罗克索拉尼人则留在了东边，统治着本都的古老希腊城市（该城市在3世纪还保有一些独立性）。图拉真征服特兰西瓦尼亚的达契亚后，萨尔马提亚人和达契亚人成了至少半臣服于罗马的附属群体，虽说没有被正式纳入帝国。因此，哥特人和其他讲日耳曼语者突然在该地区占据统治地位，代表着重大的文化转变。而毫无疑问的是，此地的新哥特主人说的是日耳曼语。乌尔菲拉（Ulfil）为其中一些人翻译了哥特语《圣经》，他是哥特人在小亚细亚俘虏的罗马人的后代，这本《圣经》的日耳曼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哥特人的出现，意味着罗马东北边境地区的势力在肤色和身份上都有了重大的变化。 [22]

当然，并不是说这是讲日耳曼语者首次在该地区成为统治阶层。在第一千年开始时被萨尔马提亚人征服的巴斯塔奈人也是日耳曼人。所以理论上说，是有可能把3世纪黑海以北哥特人统治的兴起，解释为1世纪处于臣服地位的那些日耳曼群体的重新崛起的。不过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新的日耳曼移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达契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统治的时期，被称为哥特人——也可以说是“Gothones”或“Guthones”——的群体远远地居住在西北方的土地上，靠近波罗的海。塔西佗在1世纪末说它们居住在那里，托勒密在2世纪中期也是这么说，托勒密明确地说哥特人是居住在维斯瓦河河口的群体之一。尽管希腊语和拉丁语的音译不尽相同，但是语文学家们毫不怀疑，“哥特”就是那个3世纪时突然从波兰北部迁移到黑海的群体的名字。哥特人不是个例。在我们的资料和学术讨论中，涉及哥特人的内容很多，但其他日耳曼群体也参与了这一行动。赫鲁利人我们在前面提过了，另外，3世纪后期和4世纪早期的资料记载，喀尔巴阡山脉及其周围存在说日耳曼语的格皮德人（Gepids）、汪达尔人、泰法尔人和鲁吉人。鲁吉人和哥特人一样，在塔西佗时代住在波罗的海沿岸，而同一时期汪达尔人最有可能居住的地方是波兰中北部，在哥特人和鲁吉人的南边。汪达尔人和鲁吉人与哥特人同时在喀尔巴阡山脉地区出现，说明这些群体经过了大规模的迁徙，所有人都从波兰向南和向东迁到了本都。塔西佗没有提到赫鲁利人，但在4—5世纪，第二个非多瑙河流域的赫鲁利群体又定居在遥远的西北方向，这也意味着多瑙河流域的赫鲁利人可能通过某种形式的迁徙到了那里。格皮德人和泰法尔人与赫鲁利人一样，在3世纪末首次出现在资料里。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再讨论这些“新”日耳曼群体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还想了解更多信息。历史证据尽管有明显的不足，但总体上倾向于支持，一波日耳曼扩张浪潮——大致从西北向东南迁移——促使奥勒良改变战略，放弃特兰西瓦尼亚高地。这样的结论只能靠推断得出。当时的罗马资料没有明确描述日耳曼人迁徙的情况，只谈到了其影响——这些新群体越过罗马边境发起的攻击。如果“哥特”是唯一一个在这些年中改变位置的欧洲中北部日耳曼群体名，那么还有可能说这不过是名称偶然相同，但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并不是只有“哥特”。既然如此，没有理由不接受历史证据表明的情况。1世纪时萨尔马提亚游牧民族到来的影响在3世纪得到了翻转，日耳曼人对喀尔巴阡山脉以东的统治曾因巴斯塔奈人及其盟友被推翻而丧失，而3世纪哥特人、鲁吉人、赫鲁利人和其他说日耳曼语的群体的迁徙则恢复了这样的统治。 [23]

这一过渡性的结论得到更广意义上的两方面历史证据的支持。首先，黑海以北哥特力量的崛起最终迫使一些原本住在那里的群体完全撤离该地区。我们很快就会详细讨论的是，在公元290年后大约25年的时间里，大量（但不是所有）来自喀尔巴阡山麓的说达契亚语的卡皮人被纳入罗马帝国。他们出走，有可能是因为本地群体之间竞争加剧，但更有可能是大规模日耳曼移民到来的结果。其次，卡皮人出走后，新的哥特群体进入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和以东的平原，但仍保持高度流动性。4世纪30年代，哥特特温吉人曾计划带着所有家当搬到多瑙河中游地区，从4世纪70年代开始，他们与同为哥特人的格鲁森尼人一起搬迁到罗马帝国的新家（下一章会讨论）。他们在一次迁徙后继续保持流动性，这很值得注意，因为如我们所见，比较研究一致表明，迁徙是一种在特定人群中建立起来的文化习惯。发现4世纪的哥特人仍具有流动性后，我们就更有理由接受他们或他们的祖先在3世纪也具有流动性的证据了。这两方面本身并非无可置疑，但都强化了相关历史证据，表明哥特移民在重塑3世纪黑海以北战略形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4]

此外，冷战留下的考古遗产让我们的讨论得以突破历史资料的限制。在约公元150年和3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的这段时间里，维尔巴克文化系统再次扩张，先是大规模向东南进入波来希［Polesie，普里佩特沼泽，（Pripet Marshes）］和波德拉谢（Podlachia），然后进入沃里尼亚（Volhynia）和乌克兰北部。以地理范围来看，马科曼尼人战争前后出现的早期维尔巴克扩张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在这段时间里，波美拉尼亚西部的维尔巴克定居点和墓地不再有人使用，也就是说，维尔巴克群体的中心发生了很大的迁移（地图6）。考虑到新近在黑海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日耳曼群体中，哥特人，可能至少还有鲁吉人，都源于1—2世纪的维尔巴克系统，上述发现实际上很能说明某些最终来到黑海的日耳曼人可能采取了怎样的路线。一条定年大致正确的维尔巴克墓葬带从维斯瓦河上游一直向南延伸到德涅斯特河（Dniester）上游（地图6）。这在年代方面肯定与238年哥特袭击者突然出现在希斯特里亚城外关系密切。 [25]

然而，这一时期本都北部在考古上真正引人注目的发展并不是维尔巴克系统本身的进一步传播，而是一系列融合了维尔巴克特征的新文化系统的产生。其中最重要的是切尔尼亚霍夫系统，截至4世纪中叶，该系统已经遍布多瑙河和顿河之间的广袤区域（地图6）。这又是一个例子：文化系统的年代和身份在以往曾有很多争议，但其基本特征如今已得到确定。已经发现了5 000多个定居点，发掘出许多混合了火葬和土葬的大型墓地，从遗存看，该系统无疑从3世纪下半叶一直繁荣到公元400年（或者略晚一些）。在年代和地理位置方面，该系统的遗存与（可靠的同时代资料描述的）罗马时代晚期哥特人的统治是吻合的；如今普遍认为，该系统可以反映哥特人（可能也包括其他讲日耳曼语者）在黑海以北创造的世界。

这一新系统的某些要素与它西北面的维尔巴克系统的要素相似甚至相同，但重要的是认识到维尔巴克系统自身仍在延续；根本不存在完全撤离波兰北部这种事。一些陶器是相同的，手工制作的维尔巴克碗形陶器在早期切尔尼亚霍夫地层特别多见。另外，扣针类型和女性服装的风格（两肩处佩有成对的扣针）与维尔巴克地区发现的多有相似。一些房屋类型，特别是人类和动物共居的长屋（德语是Wohnstallhäuser），在两个系统的至少某些区域中都很常见。虽然目前还没有全面的比较研究，但很引人注目的是，将维尔巴克墓地和中北欧相邻地区墓地区别开来的两种风俗，也能在切尔尼亚霍夫区域中找到。两个系统的葬仪都是土葬和火葬并存的。另外，维尔巴克地区的人并没有将武器（或任何其他铁制物品）与男性死者一起埋葬的习惯，切尔尼亚霍夫葬仪也是如此。

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其他特征则起源于别处。虽然在早期经常使用手工制作的维尔巴克陶器，但更为复杂的轮制陶器（有点像罗马行省的陶器）很快成为该系统的特征。除了肯定起源于由日耳曼主导的中北欧文化的长屋，许多切尔尼亚霍夫地区还有一种常见房屋，就是下沉式或半下沉的小屋（德语为Grübenhaus）。后面那种小屋一直是喀尔巴阡山脉东麓及更远地区的特色，在1—2世纪的维尔巴克或任何其他日耳曼北部定居点都没有发现这样的建筑。考古挖掘者偶尔还会在切尔尼亚霍夫墓地内发现萨尔马提亚墓葬的一个特有做法：在坟墓内的架子上放置物品。显然，在因北方日耳曼人向黑海迁移而形成的新混合体中，一个萨尔马提亚人口群体始终扮演着角色。 [26]

对这些遗存的解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争议。1906年，第一批切尔尼亚霍夫的物品刚出土，人们就发现它们与中北欧典型的日耳曼物品颇为相似，特别是在金属做工方面，而识别出维尔巴克系统则是很久以后的事。很快，这些物品与历史资料中的哥特人迁徙联系在了一起，还在纳粹时代被用来扭曲地证明侵占东欧领土是合理的。纳粹官员甚至还用哥特大英雄的名字来重新命名黑海地区的城镇，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要改名为“狄奥多里克港”（Theoderichshafen；狄奥多里克是5—6世纪时的伟大哥特领袖。见第七章）。简言之，“侵略假说”被生生套用到了这些物质遗存上。既然在波罗的海和黑海边都发现了同类型的金属制品，那么来自波罗的海的人群必然取代了后者，驱逐了原本住在黑海边的人——公平地说，这一观点在卡皮人离开的记录中得到了一些支持。

但即使抛开政治不谈，如此看待这么复杂的证据也太简单化了。虽然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遗存中有清楚的维尔巴克印记，但也包括了很多非维尔巴克的元素。而物品和习俗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不通过大量人口流动的机制（人口迁移）也可以实现。物品可以交易，技术和习俗既可以被采用，也可以独立发展出来。尽管切尔尼亚霍夫系统与其维尔巴克邻居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该系统的建立本身不能证明发生过人口迁徙。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反迁徙论的一个关键论点是，如果没有约达尼斯对哥特人迁徙的记录，维尔巴克和切尔尼亚霍夫遗存之间可见的相似之处并不足以让人想到移民。

但在我看来，即使排除了约达尼斯的文字，还是有足够的历史证据支持人口迁徙是改造本都沿海地区的关键因素这一观点，而且，考古证据比反迁徙论文献所主张的更具说服力。在查看物质遗存之前，应该先知道我们可能会找到什么。除非你想研究的是入侵人口将原住人口几乎全部赶走或者某地第一次有人定居这么罕见的情形，否则人口迁移留下的考古痕迹是不会太明确的。在移民与原住居民混居的情况下，移民的物质文化中只会有少数或极少数要素进入新的地方，也就是那些有意和无意中与深入人心的信仰或行为模式相关的要素。在其他生活领域，移民很可能会顺手接受本地文化的要素（许多现代移民就是如此），或成为移民人口和当地人口碰撞后形成的新文化聚合体中无法单独识别的成员。简而言之，你能找到的反映人口迁移的考古证据必然是模棱两可的，因此，光凭考古证据模糊这一点，是无法证明人口迁移不存在的。

但就我们目前讨论的这个例子而言，说明存在人口迁徙的考古证据实际上颇为扎实。我必须补充一句，这不仅是我的观点，也是对材料进行过详细研究的上一代专家的一致判定。值得强调的是，这些专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私念。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位人物是卡齐米日·戈德洛夫斯基（Kazimierz Godlowski）和马克·休金，前者是波兰人，后者是俄罗斯人。早年间，两人都不得不与管理知识分子的官僚机构艰苦斗争，这些机构坚持着与他们观点迥异的看法。戈德洛夫斯基的工作有助于破除旧的正统观念（我们在第八章还会讨论），即“隐藏的”（submerged）的斯拉夫人一直占据着波兰领土。休金则最终将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年代确定到3世纪晚期和4世纪，并由此将它与哥特人联系起来，而这又与苏联官方确立的意见相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官方都决意将遗存中相对先进的部分定为属于早期斯拉夫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夸大讲日耳曼语者在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作用，是根本不符合波兰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利益的，因此，这不可能是戈德洛夫斯基和休金为自身利益而玩起的学术游戏。他们一致断言维尔巴克和切尔尼亚霍夫系统之间有着深层联系，其原因并不难想到。

如果比较1—2世纪发展起来的维尔巴克系统与3世纪在喀尔巴阡山脉以东和黑海以北产生的新系统，我们就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不是几件物品转移或几样技术传播这么简单，明显得多的文化特征表现出了相似，包括体现社会规范（女性服装）、社会经济生活策略（长屋）乃至深层信仰体系（葬仪）的习俗。同样惊人的是，维尔巴克的陶器在切尔尼亚霍夫发展的早期阶段无处不在，而且维尔巴克系统在前几代人的时间里沿东南方向急剧扩张，一直扩张到将出现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地区的边界。 [27]

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无事可做了。比方说，如果能有一本全面的专著来比较两个系统的墓地中火葬与土葬的普遍程度，并适当关注区域差异，那就太好了。我还希望最终能有一部专著，详细讨论切尔尼亚霍夫系统广袤疆域内不同区域的不同农业策略。我们在哪里能找到长屋？下沉式的小屋又在哪里流行？考虑到在积累起大量信息前，人口迁移往往只以“渠道化”的形式进行，我想，前述两种研究思路可能有助于确定移民更为集中的地方，并通过推理找出原住居民人数占优的其他地区。然而，即使只凭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两个系统间的相似之处也足够突出和深入，可以得出考古材料确实支持了历史证据的结论，也就是说，来自西北方向的移民的确在3世纪黑海北部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马科曼尼人战争一样，3世纪人口迁移的证据基础并非完美，个别证据的可信程度也会受到质疑。尽管如此，考虑到那些表明移民关键作用的历史和考古证据，彻底的反迁徙论解读只能是诡辩。总的来说，我们已经可以认定，大致顺罗马帝国沿河边境而来的日耳曼移民从2世纪中叶开始发挥作用，扰乱了蛮族欧洲的既有局面，并在3世纪加强了势头。西部有一些移民，东部移民更多，这两个地区的移民现象与其他政治和社会经济变革同时发生，而这些变革产生了4世纪日耳曼尼亚的新联盟。但接受这个观点后，更多的问题随之到来。人口迁移有多种形式，迁移的原因也有许多，而且可能相互关联。3世纪日耳曼人口迁移的性质和规模怎样？具体过程如何？归根到底，人口迁移是什么引起的呢？

移民和日耳曼人

关于与马科曼尼人战争相关的人口流动的细节，并没有同时代的史料保存下来，不过6世纪约达尼斯的《哥特史》中确实有一段叙述，提到了3世纪的哥特移民。约达尼斯本人有一部分哥特血统。他描述了哥特人向黑海的迁移：

此时人口大大增加，加达里克（Gadaric）的儿子菲利默在位……他决定让哥特军人及家眷离开（波罗的海附近的）那个区域。为了寻找合适的家园和宜人的地方，他们来到了斯基泰的土地，在他们的语言中叫“艾乌姆”（Oium）。他们欣喜地看到此地有大量财富。据说在一半的军队到达后，他们过河的桥梁彻底倒塌，之后再也没有人可以渡河往来。据说这个地方被沼泽地和一个环形的深渊包围。大自然造成这种双重障碍，使人难以进入此地。即使在今天，邻近的人们还可能会听到牛的低哞，甚至可能发现人类的痕迹——如果我们相信旅行者说的故事的话，但是我们只能认为，他们是远远地听到这些声音的。据说这部分越过河并与菲利默一起进入艾乌姆的哥特人拥有了想要的土地；他们很快遭遇了斯帕里（Spali）人，与他们战斗，最后赢得了胜利。然后，胜利者匆匆赶往斯基泰最边缘的地方，也就是黑海附近。 [28]

约达尼斯在此描述的，简直是侵略假说的一个教科书式例子。一位国王和一群人集体搬到新地方，击败原住居民并占有了土地。这些将近300年后写下的话，与3世纪的现实有多大关系呢？

人口迁移过程

从存留下来的年代比较接近的史料看，当时的迁徙过程比约达尼斯在晚得多的时代描述的要复杂得多。首先，参与迁徙的是一系列日耳曼群体，而不仅仅是哥特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与约达尼斯描绘的有很大不同），不管是哥特人还是迁徙的其他参与者，都不像约达尼斯所写的那样以一位国王加一个民族的模式，作为团结紧密的群体一起迁徙。事实上，哥特人的迁移最能体现这一点，相关的同时代证据也最完整。资料告诉我们，哥特群体以不同方式生活在广阔的地理区域内：从多瑙河河口德西乌斯皇帝阵亡的地方，到克里米亚（之间距离近1 000千米）及更远处的陆地和海洋。他们的行动高度分散，相应地有一系列哥特领袖：刻尼瓦、阿盖斯、刚特里克、雷斯帕、维杜克、特鲁拉和卡纳包得斯。有些群体彼此结成同盟，但可靠的同时代资料中没有提到有谁是全部哥特人的国王，而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没有提到约达尼斯笔下的菲利默。 [29]

3世纪这些群体的分头行动，最终产生的并不是一个4世纪的哥特王国（如果是一次组织良好的土地掠夺行动，就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而是好几个。受约达尼斯的影响，人们常常认为我们讨论的事件在黑海以北产生了两个主要的哥特政治实体：西哥特人（Visigoths）和东哥特人（Ostrogoths）。但约达尼斯是把6世纪的哥特政治模式套用到4世纪了。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在5世纪建立了西罗马的继承国，可以证明，这两个群体都是5世纪在罗马的眼皮底下和罗马的土地上新形成的，我们之后会再讨论。当时并没有留下什么资料，让我们可以看到4世纪哥特人统治之下本都以北的世界的全景——总不能事事如意。但是，在公元375年之后的差不多50年里，当时的历史资料中出现了至少6个独立行动的大型哥特人群体。每个群体都可能源自一个政治独立的4世纪哥特单元；也就是说，那次迁徙产生了6个甚至更多个哥特政治实体，而不是只有两个。3世纪的哥特人分头独立行动，的确可能形成多个实体。在这一点上，和哥特人有关的记录最多，但它也适用于其他群体。在268—269年的海上大突袭中，赫鲁利人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小组，一组在阿提卡与哥特人合作，另一组在马其顿围攻塞萨洛尼基。3世纪的人口迁移根本不像约达尼斯“一位国王、一个民族、一次移动”的公式那么简单。 [30]

3世纪的模式在另一个层面上背离了侵略假说模型：从前不为人知的日耳曼群体首次出现在史料中。赫鲁利人、格皮德人和泰法尔人都是在3世纪甚至4世纪初的史料中首次亮相的。这些群体也有可能之前就存在，只是被忽略了；但是，列出名称并不是什么难事，1世纪塔西佗和2世纪托勒密的列表又似乎相当完整，因此有理由认为，史料中没有提及那些群体，这一点值得关注。在种种动荡中，有新的日耳曼群体被创造出来也不奇怪。正是在这个时期，阿勒曼尼和尤吞吉（Iuthungi）这两个新的群体出现在西部，我们也知道，日耳曼群体就是起起落落的。像所有人类组织一样，这些群体可以被创造，也可以被摧毁。从我们拥有的资料看，罗马时期日耳曼的政治模式似乎非常多变。例如，在1世纪，塔西佗描述了巴达威的建立。巴达威人最早是卡狄人的一个分支，后来脱离大群体，有了自己的名称，走上了不同的历史道路。塔西佗的作品还提到了其他三个群体在不同时期消亡的过程：安普希瓦力、卡狄（这表明巴达威脱离卡狄有多么明智）和卜茹克特累。因此，可以合理推断，格皮德、赫鲁利和泰法尔是3世纪新出现的群体。 [31]

事实上，就算是在约达尼斯的作品里，也能看到这一更为复杂现实的痕迹。他对哥特移民的所有描述中，社会政治分裂这一主题都很突出。菲利默迁徙时，一座桥倒塌了，将一些哥特人和大部队隔开。他还提到过之前的一次哥特人迁徙，当时是从斯堪的纳维亚来了三艘船。那次也有一艘船掉了队，而约达尼斯告诉我们，正是由于此次掉队，才产生了格皮德人。尽管极端怀疑的观点在某些圈子中相当流行，但实际上这两个故事很可能是与哥特口述历史相呼应的（哪怕隔了一层）。这样说的话，那些历史虽然往往将人口迁徙描述为国王和民族的迁徙，但也多少记录下了更深层的现实：人口迁移的核心特征是政治上的不连续性，而不是整个已有的社会单元简单地从A点转移到B点。 [32]

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层面上，考古证据也反映了这一基本事实。虽然可以合理地认为，维尔巴克和切尔尼亚霍夫系统之间的广泛相似性说明两者间有大量人口迁移，但维尔巴克系统本身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到5世纪都继续存在，基本还是在切尔尼亚霍夫领地西北的老地方。考古学家也发现了一些过渡性的物质文化系统，地理位置介于两者之间。人们仍在讨论，这些系统究竟是完全独立于维尔巴克和切尔尼亚霍夫两大系统存在，还是其中一个系统的变体；我们还应注意，不要马上将这些文化系统和3—4世纪资料中提到名字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物质文化边界可能是政治边界的反映，但正如我们所见，不能认为一定如此。无论如何解释——也有可能在经过仔细考察后，整个切尔尼亚霍夫系统最终会被重新划分为相互关联的一系列区域群体，马斯旺门兹（Masłomecz，形成于约180—220年）、鲁兹坎坎（Ruzycankan）和沃里尼亚（形成于约220—260年）等群体都非常清楚地表明，移民产生的与新的政治秩序相呼应的物质文化，很明显不是单一的。并非所有参与南迁的维尔巴克群体结果都相同。有些群体走上了参与创建切尔尼亚霍夫系统和其他新群体的道路，有些群体换了环境，但多少保留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有些群体则选择不迁徙。 [33]

因此，3世纪人口迁移的主体不是整个人口群体，而是一系列子群体，各个子群体在某种程度上独立运作，和许多现代移民的模式很像（见第一章）。与马科曼尼人战争相关的一些迁移可能也类似。显然，不是所有伦巴第人都参与了引发战争的对潘诺尼亚的攻击。大约350年后，也就是公元500年前后，伦巴第人才大量移居到多瑙河中游地区的这块地方；在那之前，大部分人可能一直居住在易北河北部地区。3世纪西部的日耳曼移民基本上也是如此。相关的叙事证据更少，但考古研究非常清楚地表明，阿格里-戴可美特并不是被一举占领的。我们在上一章讨论过，4世纪阿勒曼尼的政治权力仍然处于分散状态，这可能反映了群体分批进入新领地的移民早期阶段。在罗马人于公元260年前后放弃这片土地后不久，似乎有群体迁了进去，但在其他地方，迁入过程要慢得多。例如，在美因河中游地区，要到4世纪初，也就是差不多两代人之后，易北河-日耳曼物品才取代了莱茵-威悉物品。 [34] 因此，3世纪时，东部和西部迁徙的群体是分散、多样的，并没有“整个”民族大规模占领土地的事发生。但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描述那些参与迁徙的人口群体呢？

一些移民小群体是急于建功的战队：在一个特别著名的战士的领导下，由几百名年轻人组成的较小的群体。建立小型的有组织武装团体（比如因艾斯博尔沼泽遗址而为后人所知的那个小队）是罗马时期日耳曼社会的一个特征。一些战队由国王领导，另一些战队的成员则关系较为平等。因此，如果一些考古遗存暗示有此类战队参与了3世纪的迁徙，我们不用感到奇怪。在喀尔巴阡山脉以东，出土了切尔尼亚霍夫时代早期的一些墓地——科济亚-雅西（Cozia-Iasi）、托迪热尼（Todireni）和布拉尼斯特（Braniste），这些墓地不同于切尔尼亚霍夫和维尔巴克的墓地，死者有武器陪葬。从其他的陪葬品看，埋葬在这些墓地里的人是从北方来的日耳曼入侵者。但墓葬中有武器随葬，表明这些群体起源于维尔巴克系统之外，可能来自南边的普热沃斯克地区。这些墓地都不大，与寻求财富的小型普热沃斯克武装团体的形象吻合。 [35] 对于沿维斯瓦河上游和德涅斯特河延伸的维尔巴克墓葬带，如果可以全面考察墓葬主人的年龄和性别，会非常有意思。这样的研究应该能反映出，在这类小型的移民子群体中，都是某个年龄段和某个性别的人较多，而不像常规群体那样各种年龄性别的人都分布得比较平均。西方的迁徙情况应该基本类似，毕竟阿格里-戴可美特也不是被一举占领的。

但不是所有3世纪的活动都可以通过几百个人组成的小群体来解释。不管皇帝德西乌斯的统治范围多么有限，如果哥特领袖刻尼瓦只拥有数百名而不是数千名武装随从，他都不可能击败德西乌斯。据说哥特人和赫鲁利人被克劳狄二世在塞萨洛尼基击败时，损失了数千人。你当然可以怀疑这些数字的真实性和确切性，但克劳狄二世显然是打了一场很大的仗；至于268—269年的海上突袭（前述的遭遇战是其中一部分），倘若攻击方没有那种损失数千人仍能打仗的兵力的话，是不可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的。 [36] 来自马科曼尼人战争的证据是相似的。一些行动可以用战队来解释，但不是全部。例如，狄奥·卡西乌斯写道，伦巴第人和乌比人第一次向潘诺尼亚发起进攻时，召集了6 000名男子；而夸迪人为了摆脱奥勒留皇帝的惩罚性限制，一度打算“整体迁移到塞姆诺奈人的土地”上，此地在易北河和奥得河的更北面。 [37] 罗马人用自己的反制措施阻止了夸迪人的计划。我们不能确定是不是群体中的所有人都打算出发前往北方，但证据明确表明，数千人的日耳曼群体当时正考虑出发上路。

在迁徙的日耳曼人中，至少某些群体人数很多，这也可以从它们迁入地发生的事上看出来。例如，哥特人和其他跋涉到黑海的人并不是与世隔绝的。238年，哥特人攻击希斯特里亚以后，罗马人答应给这些攻击者年度补贴，条件是他们退出城市并释放俘虏。这引起了当地卡皮人的抗议，他们说自己比哥特人“更强大”。我们知道，卡皮这个群体是一群所谓自由的达契亚人在喀尔巴阡山脉的摩尔达维亚腹地建立起来的，属于半臣服的附属国，但从未受到帝国的正式统治。哥特人和其他讲日耳曼语者扩张进入边境地区，与这些达契亚群体产生了竞争。渐渐地，该地区哥特人的力量越来越大，卡皮人则日益衰弱。最后，卡皮人完全落败。他们完全失去了政治独立性，很多人——按照罗马的资料说有数十万人——在公元300年前后被重新安置在帝国境内。 [38] 我们当然还是可以质疑数字的精确性，但总体情况是毋庸置疑的。从4世纪初开始，卡皮不再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我们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他们迁到了多瑙河以南。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讲日耳曼语的哥特人取代了原来住在那里的说达契亚语者，成为喀尔巴阡体系的主导力量。

我们知道，对于边境地区的竞争，帝国有个固定的应对方式，就是将一些受到惊吓的移民纳入帝国。接纳纳累喜人就是马科曼尼人战争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359年时也打算这样对待一些利米刚特人。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公元300年前后将大量卡皮人从边境地区撤出，是为了解决3世纪出现的新问题。卡皮人不是唯一的输家。更往东，日耳曼移民征服了萨尔马提亚王国和本都的古老希腊城市，他们到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帝国撤离了特兰西瓦尼亚高地。 [39] 不是所有的卡皮人都迁移到了多瑙河以南，特兰西瓦尼亚以及本都沿海地区的大部分原住居民仍然留在原地。不管怎么说，大规模的重新安置和对该地区战略局势的彻底重塑都表明，罗马现有的边境安全措施已经被说日耳曼语的外来人口的大举入侵破坏了。总而言之，我们所说的这些日耳曼群体，是可以随时将数千人投入战场的群体。只有几百人的群体恐怕永远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西方的模式并不完全相同。没有如此大规模冲突的记录，而且由于阿勒曼尼人在阿格里-戴可美特占有了被遗弃的领土，他们并没有那种要逐出现有住民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行动的规模都非常小。在阿格里-戴可美特之外，阿勒曼尼人给住在当地的其他日耳曼群体施加了压力，其中就有最终在美因河中游输给阿勒曼尼人的莱茵-威悉群体。这可能也需要更统一的群体行动。同样（我们稍后详细讨论），前来的勃艮第人数量够多，可以保留自己独特的东日耳曼方言。另外，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在4世纪时常相互竞争，这样的竞争可能在3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促进阿勒曼尼人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群体行动的另一个因素——这也完全符合我们掌握的关于阿勒曼尼人群体动态的证据。

阿勒曼尼联盟是经过漫长的政治过程才形成的。例如，3世纪的资料第一次提到阿勒曼尼联盟时，尤吞吉人还不在联盟之内。但到了4世纪中期，他们就已进入联盟，控制着若干区域中的一个，而这些区域之间往往有上位王和下位王的协议（第二章）。这个过程始于3世纪早期。一度流行一种主张，就是第一份提到阿勒曼尼联盟的材料不会早于3世纪90年代。若果真如此，那么自然应该认为，3世纪时对莱茵河这个地区的袭击和土地掠夺是由独立的战队进行的，这些战队夺取阿格里-戴可美特后才开始建立更大的团体结构。但是，这个年代定得太晚了。早在213年，皇帝卡拉卡拉就在与阿勒曼尼人作战了。虽然此时的阿勒曼尼联盟还没有接纳那些将在4世纪成为其一部分的子群体，但这确实说明联盟在3世纪初已经开始了重大的政治重组；因此，即便是这个时候的阿勒曼尼联盟，也不仅仅是一些战队的集合。 [40] 既然如此，西方的情况可能与同时期喀尔巴阡东面的情况非常相似，参与行动的有一些规模较大的群体，当然也包括战队。

实际上，这些武装扩张的模式大概可以用一个更普遍的逻辑来解释，因为东方的证据在一些关键方面让人联想到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向西欧的扩张，关于那次扩张的记录比较详细。一开始，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行动规模也很小。被记录下来的最早事件仅涉及3船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于790年左右在英格兰南部海岸造成了麻烦。小规模行动持续了1.5代人的时间，但从9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较大的联盟战队开始在西部水域活动，行动的规模变大了；有些联盟由“国王”或“伯爵”（jarl）率领，他们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中本来就很有地位。结盟的趋势在9世纪60年代的“大军时代”达到顶峰，当时几个较大的群体开始以新的方式结合，以实现那些需要更强的兵力才能达到的目的。就维京人而言，他们的目标是击败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克王国的军队。所有这些都让人想起3世纪日耳曼人的扩张模式。日耳曼群体的扩张也很可能是从小规模袭击开始的，但洗劫罗马城市、击败罗马皇帝、夺取既有边境附属国的资产都需要更强的兵力，因此像维京人的情形一样，新的联盟在日耳曼移民中形成，以便为新的冒险提供相应规模的力量。 [41]

我们仍要详细研究的问题是，在扩张过程的不同阶段中，日耳曼移民群体中妇女和儿童所占的比例有多大。维尔巴克系统对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一个显著影响正是在女性服装（至少是女性殡葬服装）方面。如前所述，在这两个文化中，女性的衣服都用风格类似的两个扣针扣起，每个肩膀上有一个，还有相同样式的项链和腰带。3世纪之前，喀尔巴阡山脉的达契亚语群体中找不到这种着装方式。如果没有大量女性（也因此包括儿童）走上南迁的道路，我们很难相信会发生如此惊人的转变。这一点得到如下事实的证明：在3世纪中叶到4世纪晚期的几代人的时间里，这些移民中至少哥特人还在继续说日耳曼语。斯堪的纳维亚人在9世纪，以及特别是在10世纪对俄罗斯的入侵，主要是通过小群小群的武装男性完成的，如果日耳曼群体迁徙的方式也和他们一样，那么就像维京时期在罗斯发生的那样，移民会很快采用迁入地原住人口的语言。但是，乌尔菲拉的哥特语《圣经》清楚表明，3世纪的人口迁徙之后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4世纪中期，乌尔菲拉在哥特特温吉人中工作，此时距他们出发向黑海迁徙已经有100年了，移民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仍然是日耳曼语。 [42] 要是没有哥特母亲将哥特语教给孩子，上述情况就不可能出现。

其他几次人口迁徙的证据更少。但即使在马科曼尼人战争时期，有限的证据也表明一些移民群体中有妇女和儿童。幸运的是，这些证据来自狄奥·卡西乌斯而不是《罗马君王传》，所以可信度比较高。例如，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试图迁移到塞姆诺奈人的土地上未果，当时是全部人口（希腊语pandemei）都打算迁徙。更明确的一个证据是，阿斯丁格汪达尔人在试图夺取之前属于科斯特博赛这个自由达契亚群体的土地时，曾经提出谈判，希望当地一位罗马指挥官能保护他们中间的妇女和儿童。后一项证据更是让我们看到，马科曼尼人战争不可能只涉及年轻男子。 [43]

可惜，3世纪西方的相关历史证据非常含糊，以至于最近一位评论家断言，类似行动都是由男性组成的小规模战队执行的，这应该是“常识”。但在阿格里-戴可美特一些早期的女性和儿童墓室中，发现了外来的易北河-日耳曼物件，因此出于谨慎，不该做上述断言。目前尚不清楚“战队”的兵力是否够强，我们恐怕也不应该一看到“阿勒曼尼”这个标签（哪怕是早期），就认为它指的是联盟性质的政治实体。更正面的证据是，勃艮第人和哥特人都能在长时间内保留自己的语言。有明确证据表明，勃艮第方言具有东日耳曼特性，但证据实际上来自5世纪末，来自西罗马崩塌过程中在罗讷河（Rhône）河谷一带兴起的独立勃艮第王国。也就是说，尽管在西方生活了200年，勃艮第人仍设法保留了他们的独特方言。就像哥特特温吉人的语言模式一样，如果没有至少一些包括妇女儿童的“完整”社会群体从奥得河东部进入美因河流域，这是不可想象的。 [44] 关于3世纪西方人口迁徙的描述很少，我们必须因此更加谨慎。将当时只有战队在行动的说法当作“常识”，和用侵略假说解释一切没有太大区别，毕竟我们有来自当时东方的明确证据，表明那里的人口迁移模式多种多样。来自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哥特人的证据各有不同，但都让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2—3世纪的日耳曼移民群体中，有的是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因此，如果要说阿勒曼尼移民中没有妇女儿童，我会非常犹豫。

至于总共有多少人参与了迁徙，我们无法估计。这方面的数据非常少，最多只能用来猜测受马科曼尼人战争和3世纪日耳曼扩张影响的原住居民的人口规模。但在面对这种证据僵局的时候，比较研究中使用的对大规模迁徙的定性界定就派上用场了。历次人口迁徙对迁入地“政治制度的冲击”非常明确。特别是在3世纪，罗马帝国放弃了特兰西瓦尼亚的达契亚，许多卡皮人被逐出了长期居住的家园后进入帝国。留下来的卡皮人，以及独立的萨尔马提亚诸王国和本都沿海北部的希腊城市，最终都臣服于由迁入的讲日耳曼语者创建的新政治体系。从约公元300年开始，日耳曼人对这个地区的统治就很明确了，他们能建立统治，是数千人，甚至很可能上万人带着武器迁徙的结果。根据如今移民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定性而非定量定义，这显然就是“大规模”移民。当然，在西方也是如此。阿勒曼尼人和勃艮第人的到来，阿格里-戴可美特的撤离，莱茵-威悉群体统治的推翻，甚至早期的纳累喜移民，都必然是发生在受影响地区的重大事件。 [45]

这些事件对移民自身也很重要。在人口迁徙的过程中，新的政治结构形成，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群体。罗马的资料自然关注蔓延到罗马土地上的暴力事件，包括城市被劫掠、越过黑海的袭击，以及卡皮等群体的流离失所。但是，原住群体被征服之后，另一个时有暴力出现的过程展开了，因为各批移民需要在自己人当中确立新的政治秩序。公元300年前后的罗马资料顺便提到了当时在达契亚定居的移民群体间的竞争。 [46] 这个过程的结果之一可能就是特温吉联盟，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联盟中一系列国王听命于执政的“士师”。我猜测这些国王出自原本彼此独立的移民群体，通过某些手段，出于某些原因，他们同意臣服于特温吉统治王朝。约达尼斯笔下那种整个民族从波罗的海迁移到黑海的图景太过简单，忽视了各个层面的复杂性。

当然，关于2世纪和3世纪的这些移民，有很多情况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当时的情况肯定是人口分批次迁徙，而不是侵略假说模型设想的那种一次性迁徙。某些行动，特别是早期阶段的行动，可能是由战队执行的。但光靠战队的力量还不足以实现见于史料的那些更有雄心的活动，例如永久吞并土地，以及与罗马帝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战斗。某些情况下，人口迁移带来了语言和物质文化模式的转移，这说明一些大型移民群体里不仅有男性，还有妇女和儿童。有些情形确实让人联想起传统的侵略假说，特别是讲日耳曼语者在黑海地区的扩张过程。他们带着武器而来，最终造成大量原住居民外流。日耳曼人对黑海地区的占领过程不像旧的侵略假说那么简单，也不像精英转移那样清晰，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或许可以用经过修改的侵略假说模型来描述：移民不是整批涌入，而是小批流入并渐渐发展出势力，大部分原住居民仍留在原地，但人数众多的混合移民群体已经有力地宣告自己成为此地政治上的新主人。

然而，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结论。如果我们想真正了解当时的人口迁徙，就需要进一步提出问题。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些移民流？为什么移民都朝着罗马边界的方向行进？我们得到的结论，即参与迁徙的有时是混合的人口群体，又带出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在政治动机占主导的时候，现代的确有大型混合群体移民的情况，但此类移民的形式是无组织的难民潮，没有政治领袖，也没有政治方向。在接受大型、混合，以及尤其是有组织的移民群体的证据之前，还有必要回应基于“常识”的反对意见，即扩张活动通常只涉及完全由男人组成的战队。对于为什么一些日耳曼移民群体在试图控制新土地的过程中既派出了战士，也带上了妇女和儿童，有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

近边缘区和远边缘区

移民大致朝罗马边境的方向流动，以移民接管的土地计，东方的移民取得了更引人注目的成果。至于移民流动的方向，可以通过在现代移民中起重要作用的两大因素来理解：“信息场域”（fields of information），以及由政治结构创造的整体环境。信息场域在西方起到的作用不需多说，因为阿勒曼尼人不用迁徙太远的距离就能进入阿格里-戴可美特。可以想见，他们此前就已了解或很快就了解了这个迁入地。但是东日耳曼人长途跋涉需要更多的解释。他们对本都以北到底有多少了解？

从波兰中部和北部的维尔巴克和普热沃斯克地区到黑海有一条最直接的路线，那就是经喀尔巴阡山脉的外沿，穿过维斯瓦河上游和德涅斯特河河谷。前文提过，一条经过定年的维尔巴克墓葬带证明这是移民走过的路线。这是中东欧的一条天然通道，而且在公元元年前后的几百年里，交通一直非常繁忙。当时，它是连接地中海世界和波罗的海沿岸琥珀出产地的两大枢纽之一。我们之前说过，地中海世界的珠宝业很看重这种浸没于水中的硬化树脂，它也是日耳曼尼亚的主要出口物之一。因此在这个时代，大量商人沿着这条哥特人迁移的主要路线来来往往，一些维尔巴克人实际上参与了贸易，建造和维护了一系列靠近波罗的海的木桥和堤道。 [47] 因此，2世纪末和3世纪来自中北欧的日耳曼移民可以利用有关喀尔巴阡山脉南部和东部土地的巨大信息库，并得知有什么可能的路线通往那里。因为有琥珀贸易，他们对这条路线非常熟悉，对路线另一端的社会和环境也有所了解。不过我认为，进一步分析考古证据后，很可能会发现这些东部日耳曼人一开始的迁移是渠道化的，在全面了解该地区的情况之前，他们都聚集在本都北部有限的几个迁入地。

一进入黑海地区，更多的信息场域就开始发挥作用。移民们很快了解到，袭击经济更发达的罗马帝国有可能带来丰厚的收益，他们也知道几条可以发动此类袭击的路线。其中一些路线他们可能已经走过，因为早在他们于238年攻击希斯特里亚之前，就有哥特人在罗马军队中服役并抗击波斯人了。希斯特里亚袭击发生前30年的一段铭文说明，驻防阿拉伯半岛的罗马军队中就可能有哥特士兵。但是在他们到达之前，移民不可能了解地中海东部及其腹地的地理信息，也不知道黑海对面就是小亚细亚北部那富饶的沿海地区。这些信息很快为移民所知。从3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渡过黑海发动海上袭击。他们所需的情报来自哪里毫无疑问。历史资料明确指出，黑海北岸希腊城市的许多居民是航海专家，他们为这些远征提供了船只和水手。不难想象，他们也从那些居民口中得知，谁能穿过这200多千米、将本都南岸和北岸隔开的开放海域，谁就有可能靠袭击获得丰厚的利润。 [48]

3世纪移民的选择既受到与琥珀贸易路线有关的信息的影响，也受到周围世界政治结构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可能更大。在现代世界中，移民受国家干预；国家通过护照、边境管制和移民政策来引导、鼓励或限制移民流动。古代国家的结构没那么复杂，但罗马帝国在接纳移民群体时确实应用了移民政策，显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3世纪日耳曼移民的流动。

2世纪中叶开始从日耳曼中北欧向外扩张的，不是只有维尔巴克群体。从更西边的易北河河口出发的伦巴第人和乌比人敲响了标志着马科曼尼人战争开始的钟声。我们知道，维尔巴克系统之外的日耳曼尼亚在3世纪仍然活跃。来自易北河三角洲的阿勒曼尼人和来自更东边的勃艮第人，他们的迁徙在重塑莱茵河边境地区的地缘政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时其他日耳曼群体正在喀尔巴阡山脉以东扩张。在3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所有由日耳曼人统治的罗马欧洲边境地区，其战略形势都以大致相似的方式得到了重构。罗马的战略地位在东方和西方都越来越糟。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移民因素都与更广泛的政治变革一同起作用。在西部，政治重组占主导地位，也最显眼，重组的结果是出现了新的法兰克和阿勒曼尼联盟。而在东部，移民因素占主导地位，因为日耳曼人扩张占据了广袤的土地，带来了重大的文化变迁。在他们位于黑海北部的新世界中，移民创造了比欧洲中北部有过的政治结构都更大、更复杂的政治结构。

因素虽然大体相似，但给东西方带来的影响完全不同。在喀尔巴阡山脉以东，大片土地落入讲日耳曼语者的控制或霸权之下，产生了大量新的政治单元。在西方，日耳曼人领土的地理扩张仅限于阿格里-戴可美特，政治转型径直向联盟的方向推进，而不像黑海以北的政治进程那么多样化。之所以有这样完全不同的结果，是因为日耳曼人在西方的扩张与罗马帝国的军事和政治结构发生了直接碰撞。3世纪，罗马帝国的军事和政治结构不时陷入混乱，这主要是因为波斯萨珊王朝崛起，罗马不得不耗费大量资源，在东部重新部署。这让时时想着扩张的日耳曼群体在3世纪中期看到了大量短期获利的机会，但从长远来看，罗马帝国的结构是持久的。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大幅增加税收是重要的一步），罗马找到了足够的资源来遏制波斯的威胁，日耳曼人也因此难以大举西扩。简而言之，由于罗马军队及其防御工事的力量，日耳曼人在西方的扩张只获得了少量新领土，大部分精力则用于内部政治重组和短期的越境攻击。黑海以北发生的事不能在西方重现；黑海以北各罗马附属国的权力结构更为分散，日耳曼移民得以在广大地区创造新的霸权。罗马帝国可能没有可以颁发护照的官僚机构，但其边境结构起了很大作用，东欧和西欧虽然都面对爆炸性的移民和政治重组，却因此获得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49]

从现代移民研究的角度审视，这些迁移路线和迁移产生的不同结果是完全说得通的。但仍存在两大问题。是什么让这么多欧洲日耳曼人在此时走上了迁徙的道路？我们如何解释移民群体中看似反常的特征，也就是如证据表明的，有一些大型的混合社会群体参与了迁徙？

缺少第一手资料是我们理解移民动机的最大阻碍。我们不能像近年来的移民研究那样以个案研究为基础讨论，因为没有这样的个案。但正如前文提到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坐标系来理解移民的动机，一条轴上是“经济”和“政治”，另一条轴上是“自愿”和“非自愿”。四个参数组合起来，或许能够概括绝大部分情况。也就是说，一些人移民主要是出于自愿的经济方面的动机，而对另一些移民来说，非自愿的政治方面的动机占主导地位。即使我们做不到我们想要的那种细致程度，采用这种方法仍然是一种高效的前进方式。

全面来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移民非自愿地受了政治因素的驱动。我们所说的当然不是像20世纪90年代初卢旺达难民那种规模的政治难民。但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2世纪末和3世纪日耳曼尼亚的一大特征是暴力政治竞争加剧，丹麦和其他沼泽地区出土的相对集中的武器堆积点可以证明。我们没有理由认为3世纪的原始丹麦人特别好斗；更有可能的是，和其他地方相比，那些沼泽地更好、更多地保存了暴力增多的证据。至少，如果暴力程度没有升级，很难想象那些更看重领袖军事能力的新的政治联盟会在那个时候出现。而考虑到这样的背景，面对旧日耳曼地区越来越危险的生活环境，没人想到要迁移到新地方才奇怪。资源就那么多，竞争却越来越激烈，这始终是迁移的一个主要原因。 [50] 但是，如果政治竞争升级能部分解释为什么这么多日耳曼人走上了迁徙之路，那么更为积极的经济动机则有助于解释迁徙的主要地理方向。

我们在第一章中提过，考古研究发现，除了少数从地中海地区输入的物品外，罗马时代初期的日耳曼世界只有一种简单的物质文化：陶器用手工制作，很少有贵金属，以物质形式来彰显身份地位的方法比较有限。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随着日耳曼世界开始接触地中海区域较发达的经济体，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边境产生了许多新的财富流动，这些财富来自新的贸易联系、外交补贴和越境袭击带来的回报。然而，关键是，这些新财富的收益并不是在社会上平均分配的：某些阶层获得了高得不成比例的收益。收益在地理上的分配也不平均。紧邻罗马帝国边界线居住的日耳曼群体，有多得多的机会与罗马帝国接触并获得财富。

外交补贴只付给靠近边境定居的群体。例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君士坦提乌斯对边境政策做出了调整，他调整涉及的范围最远到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当然，最远处离边境肯定不止几千米，但应该不会超过他的军团两到三天的行军路程，所以可能会有100千米。虽然不是只有边境上的人才会发起越境袭击，但显然他们这么做更容易。农产品和其他原材料贸易也是如此。从运输物流的角度看，边境地区的人向罗马士兵（需求的基本来源）提供产品要容易得多。但不应夸大边境的作用。像费德森丘这样水运便捷的村庄也可以从罗马的需求中获益，而且，一些高价值的交易网络（如奴隶或琥珀交易网络）也深入了日耳曼尼亚内陆。比如，一般认为是那些掠夺成性的内陆日耳曼人为获得奴隶而发起了最初的袭击，而维尔巴克堤道表明，波兰北部有些人因琥珀路线而获利颇丰。尽管如此，财富流动产生的利润大部分或全部流入了边境地区；即使长途贸易也必须最终借助边境上的中间人——至少，国王们会在边界处收取过路费。马科曼尼的国王瓦尼乌斯让日耳曼商人带着要卖给罗马商人的货物进入他的国土，然后收取过路费，这么好的发财机会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看得到。靠垄断赚钱真是太美妙了，大概正因如此，罗马帝国与附属国之间的外交协议才会格外强调贸易安排。

近来对边境特别是罗马边境的研究强调指出，有必要是将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这样的设施当作在边境两侧延伸了一段距离的文化和经济接触区的中心，而不是排他性的防线。这么做的一个结果是，最近的分析倾向于低估边境沿线和越境发生的暴力和冲突。这种分析自然说出了很重要的真相，但不是关于边境局势的全部真相。虽然边境两边的人口彼此间有种种接触，但他们不会只是待在自己小小的边境舒适区里轻松自在，而不受更广阔世界的影响。

边境一侧的因素可能破坏边境和睦共存的节律，比如罗马皇帝对声望的需要。4世纪60年代后期，瓦伦提尼安一世想向他那些拥有土地的纳税人表明他对蛮族很强硬。于是，他减少了对阿勒曼尼国王的年度赠予，结果是灾难性的。这些国王会将获得的赠予转送给追随者，以维持自己的声望，因此瓦伦提尼安一世的节约措施威胁到了他们的权威。结果，一股暴力浪潮破坏了莱茵河边境的阿勒曼尼地区的稳定。 [51] 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是，不在罗马这一侧的边境地带原本就有不稳定的趋势。不稳定的原因和我们刚才所说的情况直接相关。这些边境地区与更发达的罗马世界有着密切联系，有机会获得一系列新的财富。于是，日耳曼尼亚出现了双速发展的情况：越靠近罗马边境的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越高、速度越快；越远离罗马边境的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越低、速度越慢。结果就是边境地区和日耳曼内陆之间的财富差距迅速拉开。在我看来，这种不平等是2—3世纪移民潮的另一个关键动机。发展不平等的现象带来人口迁移，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来自远边缘区的武装团体伺机而动，也想获得莱茵河和多瑙河附近那些能带来利润的机会。

这种趋势早在1世纪就出现了。前面提过1世纪的附属国国王瓦尼乌斯，他在1世纪上半叶享受罗马的补贴，从住在他王国里的罗马商人身上获取财富，日子一直过得很舒适。但这种幸福的状况最终在公元50年时被打破了，他的财富遭到来自边境地区之外的一群日耳曼人的洗劫，他们组建了一支有足够力量的远征队，夺取了他的资产。 [52] 在3世纪的所有事件中，都可以看到或推测出同样的基本动机——夺取边境地区的财富。例如，黑海地区到处是看得见又搬得走的战利品。奢华的个人墓葬里满是贵金属，这是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本都北部萨尔马提亚王国的考古特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此多的财富就像是一块磁铁，吸引着哥特人和其他人，他们通过琥珀路线上人员和信息的定期流通得知了这种情况。日耳曼移民一来，就用种种方法来最大限度地攫取这些财富。 [53]

出现在黑海地区的第一批武装哥特人不仅在238年劫掠了其中一个城市希斯特里亚，还承诺如果他们获得罗马的年度补贴，就会维持和平。 [54] 这个群体显然清楚与罗马帝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会带来怎样的常规收入。袭击也是如此：无论是袭击巴尔干半岛还是跨过黑海袭击，其动机都是获得能带得走的财富，包括人力和财物。这体现在那里新建立的日耳曼人统治的王国的遗存中，这些遗存见于切尔尼亚霍夫文化系统，和维尔巴克系统的遗存相比，贵金属要多得多。银扣针在3世纪末和4世纪的切尔尼亚霍夫遗存中相当普遍，但很少在1世纪和2世纪的维尔巴克墓葬中发现。切尔尼亚霍夫的定居点和墓葬遗存中，罗马陶器也特别常见，包括精致的餐具，以及本来装有葡萄酒或橄榄油的双耳瓶的残片。因此，尽管我们没有从哥特人内部或者个人角度来陈述移民动机的材料，但我确信他们组织成武装团体，正是为了获得边境地区的财富。边境地区与罗马世界的种种接触，不仅使它比日耳曼内陆更加富裕，也使边境地区成为其他内陆群体的自然目标，后者组织起来，为的是分一杯羹。

因此，我们所讨论的3世纪移民既有基本出于自愿的经济动机，也深受政治因素驱动。这里说的政治动机，不是现代难民的那种负面政治动机，而是一种更“积极”的掠夺性动机（用“积极”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想染指罗马世界边缘日耳曼人主导的社会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光靠某些人站出来要求分到一份，好像移民劳工去现代经济体的工业或服务业找工作一样，是行不通的。日耳曼世界的新财富不是在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工厂中产生的，而是产生于附属国国王的宫廷，这些国王通过与罗马打交道获得收益，然后将其重新分配给自己的关键支持者。这些国王在一开始就获得了补贴、过路费、军事服务的报酬，（非常有可能）还瓜分了越境袭击的收获。一些移民可能设法成了国王的随从，但这并不代表对移民劳工有大量需求。随从不会太多，而且不管怎么说都只需要军事专家。对于较大的移民群体来说，想让新财富的主人把它们交出来，唯一的方法是武装起足够的人，去推翻某个附属国的国王，然后控制他的收入。3世纪，许多移民抓住了东西方出现的机会，许多附属国的国王都被推翻，罗马欧洲边界沿线的政治地理迥异于前。

日耳曼移民先驱？

这一点很重要，它解释了为什么在2世纪后期和3世纪，虽然日耳曼的人口流动主要出于自愿，受经济动机驱动，但有时大型移民单元也会参与迁徙。这与现代世界中类似的自愿人口流动形成了鲜明对比。现代社会的移民单元往往很小，只是一个人或者再加上几个同伴。这看似矛盾，但可以用经济环境的根本差异来解释。现代移民流动实际上是由摆在他们面前的那种经济机会——对个体工人的大量需求——决定的。同样的原则适用于罗马帝国时期，但当时经济机会的性质不同。在现代世界中，移民可以通过在工厂或服务行业工作来获得经济发展产生的财富中的合理份额。但在2—3世纪，要想成功，就得成为在罗马边境上占据有利可图角落的附属国的领袖或军事精英。因此，即便是出于自愿并主要受经济动机驱动，当时的移民单元有时也需要具备相当大的规模才能成功。从罗马最早向莱茵河与多瑙河进军起，边境沿线所有具备吸引力的地方都已有人占据。如果你是一个局外人，但想要加入这个有利可图的边境体系，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足够的武力闯入，赶走现在的住户。来自边境地区以外的掠夺性活动一开始可能只是小规模的袭击，比如1世纪对瓦尼乌斯发起的进攻（虽然看起来也相当有规模）；但如果你想永久占领一个地区，就需要数千人的兵力，而不是数百人。 [55]

这可以解释那些古老移民群体中另一个看起来异常的现象（虽然有点矛盾）：妇女和儿童有时与男性战士一起前往边境地带。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军事力量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有可能接管边境附近某个能创造收入的地方。如上一章所说，在罗马时代的日耳曼尼亚，召集起几百人的战队很容易。但派几百人去袭击还行，却不可能带来3世纪罗马欧洲边境沿线发生的那种结构性变化，即到处都有新的移民附属国取代现有的王国。按照当时日耳曼尼亚主流的发展水平，如果要实施更高级别的军事行动（比如征服行动），国王就不仅得说服他们的随从，还得说服大量的武装自由民参加远征。我们知道，此时的社会还没有完全被国王和他们的随从统治，只动员起随从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克诺多马里斯在斯特拉斯堡只召集了阿勒曼尼的国王们和他们的随从，他连一点赢面都不会有。

这是理解3世纪日耳曼移民表面上的特异之处的重点。可用剩余财富的规模在结构上限制了随从的规模。因此如果想要成事，就需要招募大量自由民，而历次远征中都至少有一些家庭参与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如果这些远征是那种去了就不会回来的长途跋涉（比如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人从波兰迁至黑海地区），就肯定会有家庭参与（就像马科曼尼人战争中的汪达尔人一样）。 [56] 由于侵略假说在过去用得实在太多太滥，现在有不少人，特别是考古学家，不愿意认为混合群体有可能会以接管新领地为目的，大批出发。这些人认为，把过去的任何一个事件描述成侵略假说的那种图景，都是站不住脚的，哪怕有当时的和基本可靠的资料记录了这样的图景；这种负面反应根深蒂固，我认为有必要指出，现代世界中是有类似的现象的。

1800年左右，有大约4万个布尔（Boer）移民家庭在好望角腹地定居点的范围内耕种，这些定居点最初由荷兰人于1652年建立。这些家庭之间大多有姻亲关系。但在19世纪初，英帝国主义的财政和文化压力开始形成，布尔人开始寻找新的居住地。布尔的群体组织结构没有达到政府的级别，但已经足以成立一个委员会（Commissie）并派出侦察人员去核实邻近地区是否有农作的潜力了。一队人马去了如今的纳米比亚，带回了令人失望的消息，但是另一队人马——由21名男子和1名女子组成——沿着索特潘斯山（Soutpansberg）行进，发现北德兰士瓦（Transvaal）和纳塔尔（Natal）颇有潜力。于是，各个群体聚在一起，以每天10—15千米的速度向北前进。一开始是50到100个家庭为一组，每个家庭都带着他们的牲畜，赶着装有各种日常用品的牛拉大车。1836年2月，亨德里克·波特希特（Hendrik Potgieter）带着200人和60辆大车出发，紧随其后的是规模差不多的其他群体：约翰内斯·范伦斯堡（Johannes van Rensburg）及19个家庭，路易斯·特雷加（Louis Tregardt）及7个家庭［其中包括87岁的丹尼尔·普费弗（Daniel Pfeffe），他要负责队伍中34个孩子的教育］，安德里斯·比勒陀利乌斯（Andries Pretorius）带了60辆运货车，赫特·马里兹（Gert Maritz）和皮特·雷提夫（Piet Retief）各带100辆。所有这些群体均是男女老幼都有的。

除了牧草质量之外，侦察人员还回报说有大片无主之地，这对布尔人来说很有吸引力，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判断。在他们的目标区域有两个强大的军事王国——姆济利卡齐（Mzilikazi）的马塔贝勒（Matabele）王国和丁冈（Dingane）的祖鲁（Zulu）国。他们可不打算让布尔人予取予求。一开始，双方尝试谈判。某次谈判中要达成某个所谓的土地赠予协议，却导致皮特·雷提夫死于丁冈之手，这一事件很著名。第二晚，丁冈发起袭击，杀死了500名移民，其中包括56名妇女和185名儿童。布尔领袖下定决心要粉碎这些国王的权力。于是他们重新组织，建立更大的打击力量，无情地摧毁了敌人的势力。移民拥有一项重大的技术优势：5英尺（1英尺≈0.3米）长的燧发枪。他们可以骑在马上，在一分钟内射击好几次。所以，数量相对较少的布尔部队就能造成严重损伤。即使在袭击姆济利卡齐的主要政治中心时，也只要几百个布尔人就能杀死3 000名马塔贝勒人，并将国王的牛棚化为灰烬，同时自己毫发无损。在火器面前，丁冈的祖鲁人也是毫无反抗之力。这些军事上的成功鼓励更多的移民出走，离开英国人的统治，最终有1.2万人离开了好望角。

除了技术优势（只要数量相对少的布尔人就可以打大仗）之外，这里发生的事情与记录中表明的3世纪黑海以北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也包括9世纪维京人在西部活动的情况）是一致的。获得资本财富，也就是控制土地，需要克服巨大的政治阻碍。明确这一点后，寻求财富的小群体入侵者将自己重组为更大的群体。最初移民的和平流动迅速转变为刻意的武装掠夺，也很说明问题。现代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 ）完全有能力组织成具有足够能力来攫取他人资产的武装团体，并且确实有时把迁徙当作手段。同样重要的是，布尔移民单元的活动明显有军事性质，但除了男子以外，总是包含妇女和儿童。3世纪的材料表明至少有一些日耳曼群体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不仅表明武装的混合群体理论上可能存在（有些人因为非常反感侵略假说而怀疑这种可能性），而且还凸显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如果一个意在掠夺土地的集团的军事能力并不仅仅依赖于专业军人，还要依赖那些也参加战斗的自耕农，那么所有加入迁徙潮的农民都会带着他们的家人。布尔人从小就受骑马和射击的训练，妇女也是如此，即使男人不在也完全可以打仗；正是靠着这样的军事能力，他们制服了马塔贝勒人和祖鲁人。我们知道，2世纪和3世纪的日耳曼尼亚有一些军事随从，但人数并不多，而日耳曼人在面对卡皮人和萨尔马提亚人时，并没有像火器那样的巨大军事优势，因此，靠武力进入本都北部的日耳曼群体的规模需要远远大于布尔突击队。因此，他们必须招募在日耳曼社会中占比更大的自由民战士兼农民，这些人自然会带上他们的家人。

如果远征想要成功，领袖就得把招募的条件放得很宽，以吸引自由民战士。那个古老时代的相关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但过程可能类似于哥特领袖狄奥多里克在470年前后组织第一次重大军事远征的经过：

狄奥多里克已经成人，因为他已年满十八，告别了少年青葱。于是他从父亲的旧部中召集了一些人，带上了自己的朋友。他的追随者差不多有6 000名。 [57]

这次远征不是一次单程旅行，所以没有理由带上家人；但它表明，即使在5世纪，想动员一支有规模的力量，也需要在随从之外向更广泛的日耳曼社会阶层招人。然而，要完整解释2—3世纪的现象，特别是自由民和他们的妻子出于什么考量才会接受劝说，加入前往黑海的武装远征，我们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因素——固有的流动性，这个因素也在现代移民个案研究中得到了揭示。

普热沃斯克和维尔巴克地区的人口和当时的其他日耳曼尼亚居民一样，实行混合农业。如塔西佗所说，也在对一些定居点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的是，牛是衡量财富的重要标志，但谷物是主食，谷物生产是经济活动的基石。日耳曼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他们不会像当时的草原游牧民那样，在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间来回放牧。但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许多日耳曼社会，当然也包括维尔巴克地区的那些社会，缺乏必要的农业专业知识，耕地的土壤肥力只能维持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因此，从中长期看，他们是会改换定居点的。人们离开土壤肥力枯竭的地区，在前行的路上建立新的定居点。和这一点相吻合的是，在维尔巴克地区，墓地不仅是死者的安息所，也为生者提供了比较稳定的聚集场地。墓地的使用年限要长得多——奥德里的墓地差不多用了200年，而在此期间，许多定居点建立起来，又被废弃了；甚至，墓地也可能有社群生活中心的功能。例如，公元200年以前的维尔巴克墓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墓地里有一大圈石头，石圈中没有墓葬，但有的地方会在中央竖起一根柱子。考古学家不无道理地认为，这些石圈标出了举行会议的公共空间。即便如此，维尔巴克人口显然是会定期迁居的。 [58]

这跟我们讨论的问题很有关系，因为比较研究反复证明，已经具有流动性的人口更容易采取移民这种生活策略。这甚至适用于跨代的情形。从统计数据来看，移民的子女和孙子孙女比一般人更有可能迁居。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内的人群准备从维尔巴克和普热沃斯克地区跋涉到黑海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无法长期维持农业生产所需的土壤肥力，因此早就有了通过迁居策略来让日子过得更好的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将迁居策略落实为跨越较长距离的有条理迁徙，并不是太大的改变，改变程度和17世纪的英国农民从农村进入城镇再决定乘船前往美洲差不多。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也确实是重大的改变。

在公元200年之前，也许是因为人口稍有增加——这是根据每一代人用到的定居点数量判断出来的，维尔巴克群体采取稳定而不引人注目的迁徙形式，向南进入原本属于普热沃斯克文化的地区。维尔巴克扩张的这一阶段与“推进浪潮”模型吻合。人口缓慢增加，向南迁移是个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大规模定向迁移的结果。向北迁移受到波罗的海的限制，而无论如何，离远古冰川留在南部海岸的沙质岩石沉积物越远，土壤肥力就越高。随后跋涉到黑海则是完全不同的举动。所涉及的距离要长得多，迁徙所用的时间则较短。2世纪的扩张用50—75年的时间向东南方向移动了300千米左右。发生在3世纪的迁徙在相同的时间内跨越了1 000多千米。因此，这第二次迁徙，或者说同一次迁徙的第二阶段，显然更有方向性，也必须如此。

也许是人口稍有膨胀引起的定居点平稳迁移，现在成了为经济利益而蓄意武装侵入其他政治环境的行动。这方面与布尔人的历史惊人相似。从1652年建立第一个定居点到1800年，因为人口增长（例如，路易斯·特雷加的4个妻子为他生了17个孩子），个别定居者家庭从好望角向北迁移，一直到了800千米之外的奥兰治河（Orange River）——最初的边界。这也符合“推进浪潮”模型。后来，面对英国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负面刺激，布尔人越过奥兰治河继续迁移，这次迁移建基于原本的迁移传统，但很快被引导并加速发展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移民单元变得更大，人口流动在遭遇抵抗时迅速演变为军事掠夺。3世纪的日耳曼人也类似，他们在本都北部变换目的地时需要仔细计划。个别日耳曼家庭从北方迁移到黑海地区时，就算有吞并土地的念头，肯定也会一无所获。在一个新的世界中建立军事霸权需要仔细的规划和大量的人口，哪怕这些人口来自一系列彼此独立的远征队伍，而不是传统侵略假说所设想的一个“民族”。

掠夺的浪潮

关于2—3世纪的移民潮，一定还有很多事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光凭现有证据，我们无法详细探索具体的触发因素，无从知道哪些人在邻居还留在家中时就打算走上迁徙之路，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但证据足以表明，移民是改变罗马欧洲边界的一个主要因素。“发展”——促使帝国晚期新联盟出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过程——也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以反迁徙论的立场解读证据，就不得不无视大量考古和历史证据，而且根本无法解释多瑙河下游和黑海边境上罗马主要合作伙伴的文化转变。再往西的地方，人口迁徙的作用没那么显著，但在阿勒曼尼人占领阿格里-戴可美特和大量勃艮第人到达美因河流域这两件事上，仍能看到其作用。

证据还确立了人口迁移与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人口迁移和发展并不像有些人描述的那样是不同的解释方法，而是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层面上交织在一起。首先，日耳曼社会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人口迁移的一个根本原因。发展既可能是人口迁移的消极因素，通过加剧内部竞争促使一些人去其他地方寻求更安全的家园，也可能是人口迁移的积极因素，比如，与罗马帝国接壤的边境地区的新财富，会鼓励远边缘区（outer periphery）的群体迁入并取代现有的群体。与罗马帝国的接触大大促进了日耳曼尼亚的发展，但发展程度有很大的地域差异；而就像在现代世界中一样，巨大的财富差异会刺激人口迁移。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新财富的机制，即成为罗马在某个边境地区的优先合作伙伴，也解释了由此产生的迁移潮中的一些古怪之处。这几百年间的人口迁移不像传统侵略假说构想的那样简单。许多独立的远征队伍（其中只有一些具有一定规模）推进了人口迁移。移民迁入后，波罗的海和黑海两岸的大部分原住人口仍然留在原地。因此，当时并没有发生整个人口单元从A点迁移到B点并进行种族清洗这样的事。但是，为了取代别的群体成为罗马的优先合作伙伴，从而获得边境地区的新财富，有时候是需要组建起大型军事力量，来推翻现有的政治秩序的。因此，与今天不同的是，当时的移民单元必须既有规模，又有武装。

第三，雄心勃勃的国王想要从边缘地区迁移到边境地区，但光靠军事随从不能组织起足够的军事力量；正因如此，迁徙中一些较大的群体才会包含妇女和儿童。这种人口迁徙的形式既不是推进浪潮，也不是精英转移。家庭组成的小型群体在随意迁移的过程中，会被卡皮人、萨尔马提亚人或者莱茵-威悉的日耳曼人轻易消灭，而只靠随从组建起战队的国王无法赢得必打之大仗的胜利。

罗马帝国时代早期的日耳曼社会中发生的变化，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凸显人口迁移和发展间基本联系的另一种移民模式，还开启了最终将抹平公元第一千年之初欧洲各地巨大发展差异的进程。在直接受罗马控制的地区以外，日耳曼社会与罗马帝国在各个层面上的接触释放出种种力量，这些力量累积起来，最终改变了日耳曼社会。4世纪时，更成体系的政治结构控制了更多的人口。这些力量在边境的作用最显著，但对边境之外的地区也有一些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琥珀、奴隶贸易等经济网络的范围很广。更重要的是，沿着罗马帝国的边界，出现了一个比较富裕的近边缘区（inner periphery），让更外围地区的群体有了向内进行掠夺性迁移的倾向。因此，最终将打破地中海主导地位的大范围转型过程，影响的不是只有罗马欧洲边境附属国所在的狭长地带。然而，即使到了罗马帝国晚期，欧洲中东部和东部的大片地区也没有受影响；这种状况的改变要等到4世纪，2—3世纪移民潮形成的附属国新政治秩序陷入混乱的时候。到目前为止，人口迁移对发展起的还是次要作用，但情况很快就将不同。匈人的时代到来了。

[1] “罗马人又热又渴……”：见Dio 32. 8—10。

[2] 很好的介绍，见Birley (1966), chapters 6—8, with Appendix Ⅲ；另可参见Böhme(1975)。

[3] 见Dio 72.20.1—2（军队的驻防）；72.11—12, 72.20.2, 72.21（分别是阿斯丁格、夸迪和纳累喜的迁移）；72.15, 72.16.1—2, 72.19.2, 73.3.1—2（贸易特权和中立区）;72.19.2, 73.2.1—4（集会）。

[4] “不光是维克图阿里人……”，见Historia Augusta : Marcus Aurelius 14.1；关于该文本欺骗性的介绍，见Syme (1968), (1971a), (1971b)。关于罗马的侵略，见Drinkwater (2007), 28—32，他还考虑了瘟疫以及马可·奥勒留的责任感可能带来的影响。

[5] 关于莱茵河边境的破坏，见Carroll (2001), 138；另外，关于军团及马可·奥勒留的自我纪念，参见Birley（见前注2）。也可参见本书第二章注28。

[6] 关于1世纪伦巴第人的家园，见Tacitus, Germania 40。这一队6 000人显然是一个群体；5世纪，又一批伦巴第人追随他们往南迁移（见本书第五章）。后来那些伦巴第人从波希米亚的临时定居点侵入了多瑙河中游部分地区，但不知道这个2世纪的群体是否也是如此。有关永久性迁徙的参考，请参见前注3。

[7] 见Dio 72.3.1a。

[8] 见如Barford (2001)，引言和第1章。

[9] 该领域最重要的工作来自已故的卡齐米日·戈德洛夫斯基（Kazimierz Godlowski），特别是他对罗马时期欧洲中北部的整体研究，见Godlowski(1970)。Shchukin (1990)以戈德洛夫斯基的开创性工作为基础，做了很好的概述。在细节上仍然会有争论，而更多的“文化”及“文化”中的各阶段都已有了更精确、更确定的年代。在最早的时候，只有罗马硬币能为可靠的年表给出指示。1945年以来，人们更好地理解了罗马轮制陶器的发展顺序，其中包括精陶（餐具）和双耳瓶（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储藏罐）。两种后来的技术使定年更精确：碳14（会给出年代范围）和年轮学（它可以准确地告诉你，一棵树是什么时候被砍倒的）。结合戈德洛夫斯基的一般方法，这些技术进步产生的大量知识足以让从前的学者惊讶莫名。

[10] 在定年的专业术语中，这一扩张发生在罗马铁器时代的B2, B2/C1a。本书的这几个段落提炼了两个重要文献集中的信息，即Peregrinatio Gothica 1和2；参见Shchukin (2005)。

[11] 更完整的讨论，见Heather (1996), 35—8。古典资料中有零碎的证据，表明哥特群体在向南、向东迁移：见Batty (2007), 384—7。

[12] 相关文献非常丰富。简要介绍（附有完整的参考书目）见Heather (2005),chapter 2。

[13] 近期的综合研究（附有完整的参考书目），见Drinkwater (2007), chapter 2。（注意他在第43—45页的重要论点，即在3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一个名为阿勒曼尼的部落已经明确存在。我们后面会再讨论这点。）关于残酷的暴力，见ibid.,78f.（还有更多例子）；Carroll (2001), chapter 9。

[14] 有关阿勒曼尼的起源，见Drinkwater (2007), 48f., 108—16（附有完整参考书目）。

[15] 阿盖斯和刚特里克：见Jordanes, Getica 16.91（参见Historia Augusta : Gordian 31.1中的“Argunt”，可能是把两人当作了一人）。刻尼瓦：见Zosimus 1.23;Jordanes, Getica 18.101—3; Zonaras, Chronicle 12.20。

[16] 主要来源是Zosimus 1.31—5。另外的来源和评论，见Paschoud (1971—89), vol. 1,pp. 152ff., n. 59f。

[17] Zosimus 1.42—3, 46，with Paschoud (1971—1989), vol. 1, pp. 159ff. n. 70ff.

[18] Historia Augusta: Aurelian 22.2. 没有证据表明他和一代人之前在同一区域统治的刻尼瓦有关联：见前注15。关于其他3世纪的进攻，见Batty (2007), 387—95。

[19] Eutropius, Breviarium 8.2.

[20] 关于提到哥特人的1—2世纪文献，见Tacitus, Germania 43—4；Strabo, Geography 7.1.3 (‘Butones’)；Ptolemy, Geography 3.5.8。Kulikowski (2007), chapters 3—4；参见Jordanes, Getica 4.25—8（关于菲利默，见本书第144—145页）。

[21] 更多有关特温吉的细节，见本书第二章。约达尼斯的时代错误，首先在Heather(1991), chapters 1—2中证明（我在库利科夫斯基之后，表明了我的怀疑）。

[22] 关于1—2世纪的情况，见Shchukin (1990)；关于各种巴斯塔奈、萨尔马提亚和达契亚人群体（附有完整参考资料，注意，有的地方出于政治需要曲解了材料），参见Batty (2007), 353ff。关于乌尔菲拉和他的《圣经》，见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chapters 5—7。

[23] 1、2世纪哥特人的位置，见前注20。鲁吉人，见Tacitus, Germani a 44。汪达尔人，见Courtois (1955), chapter 1。（库利科夫斯基并未讨论这一更广范围内的证据。）

[24] 卡皮人：见后注。关于4世纪30年代，见Anonymous Valesianus I.6.30.376，chapter 4。

[25] 用术语说，这些转变发生在B2—C1a/b这一时段。更完整的讨论，见Heather(1996), 43—50，基于前注9中提到的材料，现在更有Shchukin (2005)的补充。Kulikowski (2007), 60ff整体上忽略了考古证据的重要性，没有讨论维尔巴克扩张这一现象。

[26] 关于该材料的引介，见Kazanski (1991)；Shchukin (2005)，更完整的文献列表见Heather (1996)，47—50。

[27] 见Kazanski (1991); Heather (1996), 47—50; Shchukin (2005)。

[28] Jordanes, Getica 4.25—8.

[29] Jordanes, Getica 16—17.90—100记录了阿马立国王奥斯托哥塔（Ostrogotha）在3世纪的胜利。但这位国王根本是神话人物，他被虚构出来是为了解释东哥特人（Ostrogoths）名称的由来，然后他的名字被加进了已知的历史事件：见Heather(1991), 22—3, 368。

[30] 更多细节见Heather (1991), chapter 1 and 84—9。

[31] 巴达威：见Tacitus, Histories 4.12, Germania 29。卡狄、安普希瓦力、卜茹克特累：见Tacitus, Annals 58, Germania 33。

[32] 菲利默迁徙时的分离见第144—145页引文。Berig: Getica 4.25—6 with 17.94—5.Goffart (1988), 84f有意挑战《哥特史》里有很多哥特口述史内容的传统说法，这是合理的，但可能有些过头：见Heather (1991), 5—6, 57—8, 61—2。

[33] 可参阅Borodzej et al. (1989); Kokowski (1995); Shchukin (2005)等。

[34] 见Drinkwater (2007), chapter 2 and 85—9（附参考资料）。

[35] 见Ionita (1976)。

[36] 有关赫鲁利人的伤亡，见George Syncellus, Chronicle , ed. Bonn, I.717。关于爱琴海远征军的其他数据（2 000艘船和32万名男子），见Historia Augusta: Claudius 8.1。据说卡纳包得斯的失败造成5 000名哥特人死亡：Historia Augusta: Aurelius 22.2。这些材料大部分源于德克西普斯在当时的陈述。如果参照维京人的行动方式，有人可能会认为，是较小的群体先实施了初步行动，行动大获成功后，更大的群体才参与进来。然而，3世纪的证据并不足以说明当时有这样的先后发展。有关规模的进一步评论，见Batty (2007), 390ff。

[37] 伦巴第人：见Dio 72.1.9。夸迪人：见Dio 72.20.2（明确地说pandemei，“所有人”）。

[38] 卡皮人的反对，见Peter the Patrician fr. 8。卡皮人出走进入罗马境内，见Aurelius Victor, Caesars 39.43；Consularia Constantinopolitana , s.a. 295。更多背景，见Bichir (1976), chapter 14。在皇帝加莱里乌斯（Galerius）治下（293—311年），对卡皮人总共发起了六次军事行动。

[39] 关于那些希腊城市，Minns (1913)和Rostovzeff (1922的经典著作仍然很重要。对之后获得的考古证据的介绍，见Batty (2007), 284—9（附有参考文献）。

[40] Drinkwater (2007), 43—5正确地拒绝了最近那种认为阿勒曼尼在3世纪90年代之前不存在的潮流；但他试图主张，3世纪所有行动的主体，包括占领阿格里-戴可美特的行动在内，都是战队，这个论点没有说服力。

[41] 见第九章。

[42] 女性殡葬服装见前注26。有关哥特语《圣经》的介绍，见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chapters 5—7。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初的北欧留里克（Rurikid）王朝，它迅速采用了斯拉夫语名字（见第十章）。另见本书第六章，该章讨论了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不列颠时期的语言学证据。

[43] 夸迪：见Dio 72.20.2。阿斯丁格汪达尔：见Dio 72. 12.1。

[44] “常识”：见Drinkwater (2007), 48。有关勃艮第人的语言学证据，见Haubrichs(2003)。

[45] 有关“大规模”移民的定性界定，请参见本书第44—45页。如果“大规模”听起来太接近侵略假说，那么也可以换一种说法（也许可以用“重要的”？），但在第一千年研究中采用符合专门移民研究规范的术语肯定是有好处的。

[46] Panegyrici Latini 3 [11].16—18.

[47] 见本书第二章。

[48] 关于军事铭文，见Speidel (1977), 716—18；参见Batty (2007), 384—7。关于船只，见Zosimus 1.32.2—3。

[49] 因此，我主张，虽然“互动”主题近年来已成为边境研究的一个特征——如Whittaker (1994); Elton (1996)，但也应该去研究边境地区同样真实存在的军事功能。

[50] 奇怪的是，Drinkwater (2007), 48—50虽然接受了日耳曼世界内部竞争加剧的证据，却拒绝承认这会促使群体逃离逐渐加剧的生存威胁，从而增加罗马边境和其他地区的压力。Wells (1999), chapter 9与此类似，也一样奇怪地用“内因”来解释，试图在边境地区，特别是罗马这一边的边境地区内部找到3世纪骚乱的原因。

[51] Ammianus 26.5, 27.1；参见Drinkwater (2007), chapter 8。

[52] Tacitus, Annals 12.25.

[53] 参见，如Anokhin (1980); Frolova (1983); Raev (1986)。

[54] Peter the Patrician fr. 8.

[55] 罗马边境管理的节奏也许促进了这个过程。罗马人所做的是定期疏散边境地区的人口，以减少过度拥挤的情况，降低发生暴力的可能性（见本书第102—103页）。但这只会使远边缘区的群体更容易集结起足够多的人，推翻现有的罗马附属国。

[56]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121—122页。无论怎样，我都坚定主张，自由民和随从群体不大可能是泾渭分明的。

[57] Jordanes, Getica 55.282 (‘ascitis certis ex satellitibus patris et ex populo amatores sibi clientesque consocians’).

[58] 参考资料见前注10，以及Kmiecinski (1968)对奥德里的论述。有时人们会用“半游牧”之类的术语来描述这种情况，但我认为这是有误导性的。我们在此讨论的是从事混合农业的人口，他们会畜养很多动物，也可能用牛来衡量财富，但同时从事大量耕种，即使他们缺乏让土地长期保持肥力的技术。

第四章
移民和边境的崩溃

大概是在376年夏末的时候，一大批哥特特温吉人来到多瑙河北岸寻求庇护。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特温吉都是帝国在多瑙河下游地区的主要附属国。这些人由阿拉维乌斯（Alavivus）和弗里提根（Fritigern）领导，两人此前与特温吉联盟的大首领阿塔纳里克分道扬镳。同是哥特人的格鲁森尼人原本住在离边境更远的地方，在德涅斯特河东边，他们紧随特温吉人而来。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都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南面和东面定居了至少三代人的时间。他们突然向多瑙河迁移，显然是因为所在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动荡。经过一番思考，东罗马皇帝瓦伦斯决定允许特温吉人进入帝国，帮他们渡过多瑙河，但他决定不接纳格鲁森尼人。然而，格鲁森尼人很快找到了办法，在没有帮助和许可的情况下渡过了河，很快，更多的群体不请自来：377年是泰法尔人加上一些匈人和阿兰人（Alans），378年来了更多的阿兰人，379年，罗马在多瑙河中游的一些萨尔马提亚附属国的人也来了。特温吉、泰法尔和萨尔马提亚这些比较近的长期附属国，格鲁森尼和阿兰等远一些的附属国，加上之前不为人知的匈人入侵者，几方为控制罗马东欧边境以北地区而互相争斗，战火蔓延到了帝国的领土上。

376年后大约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在罗马中欧边境以外的地区，也就是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多瑙河中游盆地，现有秩序同样遭遇了大崩溃。可能有许多规模较小的群体也参与了，但最主要的蛮族群体有四个。首先，拉达盖苏斯（Radagaisus）率领一个以哥特人为主的群体，在405—406年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随后在406年年底，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组成混合部队，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一路破坏直到西班牙。不久，匈人和斯基里人（Sciri）的混合部队进入东罗马的巴尔干半岛，拿下了达契亚省的马尔蒂斯堡（Castra Martis）。最后，勃艮第人绕过他们的西方邻居阿勒曼尼人，在施派尔和沃尔姆斯（Worms）附近的莱茵河流域定居。我们不知道勃艮第人定居的确切时间，但应该是在406年到413年之间。从4世纪的角度看，这是多个群体的混合：已经建立起来的边境附属国（苏维汇）、偶尔出现在罗马外交网中的群体（勃艮第和汪达尔），以及多瑙河中游的完全的局外人（阿兰）。 [1]

从罗马的角度看，东欧和中欧边境的连续崩溃还不是苦难的结束。376年渡过多瑙河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最终在382年与罗马达成了某种和平。之前的6年，罗马人和他们展开大战，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378年8月9日，蛮族杀死了瓦伦斯皇帝，消灭了他三分之二的野战部队。从395年开始，其中一些人——到底有多少人我们稍后再谈——聚集到阿拉里克（Alaric）及其继任者麾下。这支部队先在巴尔干半岛周围移动，然后进入意大利——而且是两次进入，最后到达高卢。这一次，他们通过另一项协议从418年开始扎根在阿基坦（Aquitaine）。这个定居点最终发展成了西哥特王国——西罗马的第一代继承国之一。在欧洲中部边境崩溃时聚在一起的一些群体也表现出持续迁移的能力。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些409年定居在西班牙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20年后乘船前往北非，在那里最终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勃艮第人也继续迁移，只是没那么戏剧化。在匈人手下遭受重创后，许多群体在5世纪30年代后期由罗马重新安置在日内瓦湖周围。而从这个定居点开始，最终形成了西罗马的第三个继承国。

有些情况下，迁徙的距离非常长。从黑海西北角到阿基坦的直线距离大约是2 500千米，但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在长途跋涉中走的并不是直线。汪达尔人从斯洛伐克或附近地区前往突尼斯，途经西班牙和摩洛哥，迁徙距离接近4 000千米，而和他们一起的阿兰人走得还要远。公元376年之前，顿河是黑海以北阿兰人领土的西部边界，从那里到迦太基的距离是惊人的5 000千米，他们也许是一路磕磕绊绊着去的。

根据关于公元第一千年的传统叙事，罗马欧洲边境及更远地区的这些动荡事件是日耳曼民族大迁徙（Völkerwanderung）的开端。Völkerwanderung的字面意思是“民族大迁徙”（即使并非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说日耳曼语）。根据这样的说法，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其他许多群体（后面两章会讨论）的群体认同早已形成，他们男女老幼一起，以紧密团队的形式从一块领地迁移到另一个领地。在迁移过程中，他们摧毁了罗马帝国在西欧的势力；有些人还将此描述为从公元9年开始的斗争的终局。公元9年，阿米尼乌斯的联盟在条顿堡森林会战中击败了瓦卢斯和他的三个军团。如果这个故事还不够宏大，那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人们对欧洲的创生的理解中，与罗马边境崩溃有关的事件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这些群体似乎是整个民族一起迁移，这种模式被整个套用到了欧洲史前史上，人们完全用人口迁移、侵略和“种族清洗”来解释那段古老的历史。因此，罗马晚期的边境入侵是个关键的测试案例。侵入边境的，到底是不是包括不同年龄层和性别的大型人口群体？

“曾是战士”

一些当时的资料提到哥特人于376年来到多瑙河。所有资料都认为，这是因为在欧洲边缘出现了一支新的力量：神秘的匈人（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匈人的情况）。一份资料甚至写出了聚集在河岸上的哥特难民的人数：20万人，男女老幼都有。然而，我们对当时事件的了解基本来自一位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对于哥特人的失败和随后前往罗马边境的过程，只有他写下了比较具体的细节。例如，他（也只有他）告诉我们，多瑙河岸边一度有三个独立的哥特群体，还有一些非哥特人的群体。同样，只有阿米阿努斯的叙述谈到格鲁森尼人在两位国王去世后如何做出搬迁的决定，以及特温吉联盟如何因不同派别应对匈人的方法不同而分裂。除了这些细节之外，阿米阿努斯的作品和其他资料一样，明确写到了两种情况。首先，有大量哥特人来到河边。他没说有多少人（实际上他说的是人太多，数不过来），但是他记录了皇帝瓦伦斯在阿德里安堡（Hadrianople）作战时，得到的情报是对手有1万人。皇帝也知道，这只是哥特人此时散布在巴尔干地区的总兵力的一部分。其次，这些战士来的时候带上了妻儿。 [2]

没有哪位罗马帝国晚期的评论家会去精确描述任何蛮族移民群体——比方说，八成的男性移民带着家人一起出发，但阿米阿努斯清楚地知道，迁徙行动由武装起来的男性移民驱动，他们带着家人，财物装在车中。有几次，车队被用作移动要塞（就像布尔人那样），拉成一个防御性的临时阵地，可见车队规模必然很大。如前所述，历史学家经常用战士数量乘以5来算总人口数，当然这只是猜测。但不管你乘以几，2万甚至更多的战士再加上他们的家人，迁徙的人肯定有好几万。阿米阿努斯虽然明确地说并非每个移民都是几大哥特群体的成员，但据他记载，两大哥特群体（376年进入帝国的特温吉和格鲁森尼）很有政治凝聚力。在多瑙河岸边，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各自作为一个整体和罗马谈判，后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保持联合行动。

如果我们把阿米阿努斯关于376年的种种描述放到一起，就会知道为什么现代学者如此犹豫了：哥特人群体中男女老幼都有，人数有好几万，他们来是为了逃脱匈人的追赶，他们作为整体和罗马打交道。这一切实在太像老旧的侵略假说：一个民族，一个领袖，行动有明确的方向，侵略和逃离侵略扮演重要角色。我们也知道，这种现象与3世纪和维京时期的掠夺性移民潮不同，在现代那些资料完备的移民案例中，则完全看不到这样的情形。面对这两个问题，我们还能相信阿米阿努斯笔下如此清晰的画面吗？

在古典传统中写作的古代历史学家，其作品的可信度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判断的。当时，历史是修辞学的一个分支，虽然其目的是真实，但所追求的不一定是字面意义上的真实。可以想见，当时的历史作品会追求艺术效果，这有娱乐受众的考虑，但也可以用来揭示关于人和事的更深层次真相。我们所了解的阿米阿努斯很有意思。在他的《历史》的最后，他写下了一行令人难忘、基本准确（但比较有限）的自我描述：“曾是战士的希腊人。”（miles quondam et Graecus.）他出生在东罗马的安条克（Antioch），那里主要讲希腊语。进入军队之前，他显然在希腊语、拉丁语和文学方面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军队中，他升任中级军官，成为将军的副官。他多次参加战斗，执行秘密任务——有一次是深入波斯边境，还有一次是暗杀一名篡位者。但据我们所知，他从未实际指挥过部队。罗马最后一位异教徒皇帝“背教者”尤利安死后，阿米阿努斯在4世纪60年代中期离开了军队，而他本人也不是基督徒。除此之外，他没有告诉我们太多自己的情况，也没有说出书写历史的目的，只是提到了他离开军队，最终在4世纪80年代后期移居罗马前访问过的几个地方。4世纪90年代早期，他在罗马写完了《历史》一书。

关于这位历史学家和他著作的研究文献数量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从中可以清楚看出两点。首先，在声称想要获得真相的同时，阿米阿努斯并不反对用些文学手法来传达他心目中的真相，有时甚至会回避一些事。在他自己的一生中，身边的一个重大文化现象是帝国逐步基督教化，但他在自己的文本中对此能不提就不提，甚至可能用宗教宽容的幌子来掩饰自己对基督教的厌恶。他处理其他问题的时候可能也用了处理宗教问题的方式，但坦率多了。 [3] 但不管怎么说，吉本（Gibbon）认为阿米阿努斯是“最忠实的指路者”。吉本不傻，而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要点可以支持吉本的判断。我们大可以说，在罗马帝国晚期（也基本可以说整个罗马时期）留存下来的记述中，阿米阿努斯的叙述最详细、信息最丰富。我们已经看到他对哥特人的叙述在其他很多方面是正确的：在叙述同一件事的时候，他文本的详尽程度完全压倒了其他留存下来的资料。如此丰富的知识部分来自他自己的经验（例如，他详细写下了自己执行秘密任务的经过，写得很有意思，他还参加了尤利安未能获胜的波斯战役），部分来自消息灵通的参与者［比如退休的宫廷太监欧克里斯（Eucherius）］，另外，他还参考了档案资料。他在一处提到，有一个“更秘密”的档案他没办法看到；也就是说，另一些档案他是看过的。而在另一处，他透露说，在写关于军事人员的事的时候，他通常会去浏览他们职业生涯的官方记录。一位法国历史学家也成功地证明，阿米阿努斯的叙述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阅读罗马军官和下属指挥官往来文件的基础之上。 [4] 换句话说，虽然是用了文学手法，也有刻意的回避，但阿米阿努斯的确是在从事类似于现代历史研究的事情，否则他的叙述中是不可能有那么多细节的。因此，对阿米阿努斯可不可靠这个问题不能简单作答，要视具体段落的情况而定。

在376年发生的事件上，阿米阿努斯的可信度近来遭到两次攻击，一次很严重，另一次只是稍好一些。最重要的是，有人认为他对376年事件的描述有点像传统的侵略假说，是因为他（以及写得不如他详细的其他作者）忍不住要用那种方式来描述事件。据说，接受古典教育的作家有着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蛮族”是以“民族”——相互关联的“血缘群体”——形式迁徙的；因此，他们下意识地把行进在罗马土地上的所有外来者都描述成这个样子。换句话说，“迁徙主题”在他们心里根深蒂固，因此他们无法精确描述迁移中的蛮族的特征。其次，有人认为阿米阿努斯强调匈人是哥特人来到多瑙河的根本原因这一点是错误的。据说事实上，是罗马的行动破坏了哥特附属国世界的稳定，从而让匈人进入新的领土，因此匈人并不是我们资料所描绘的那种凶狠的外来入侵者。 [5] 这些批评很重要，但是不是有说服力？阿米阿努斯是否对匈人起了多大作用有误解？而他将376年的事件描述为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大规模行动，是不是因为他缺受限于观念而不得不如此？

从我们的资料看，有时的确有充分理由认为，一些作者心中是有某种“迁徙主题”的。6世纪的约达尼斯将3世纪哥特人迁徙到黑海地区描述为一个“民族”在迁移，但年代更接近3世纪的资料中描绘的现实要复杂得多。9世纪对4—5世纪伦巴第人迁移的记录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之后会看到。不过，对于阿米阿努斯笔下的376年事件，我们该怎么看呢？

在本例中，再用迁徙主题来解释恐怕说不过去。首先，虽然那只是一个脚注，但若说阿米阿努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本能，把特温吉人或者格鲁森尼人设想为（“血缘群体”意义上的）“民族”，我是看不出来的。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分析它们。他感兴趣的是这些群体作为军事和政治集体具有怎样的力量，以及它们对罗马的安全可能造成什么威胁；这也基本上是从帝国视角看待蛮族的记述所关心的。这些群体运作的细节并不是他的关注点。特温吉人肯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一个封闭、生物学上自我繁衍的群体，其成员差不多共有一个独特的文化身份。在罗马帝国早期，社会分化就已存在于日耳曼世界，并在随后的300年中迅速加剧（第二章）。我们所知的罗马晚期的所有日耳曼群体，作战时都会带上等级不同的两组战士，而这两组人对群体身份的认同有很大差别。这些群体中可能还有不允许参战的奴隶。阿米阿努斯没有探讨这个方面，肯定是限制了我们对特温吉人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讨论所有进行迁徙的外来者群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模型。更重要的是，从他的《历史》一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完全有能力区分迁移中不同类型的蛮族。

例如，在《历史》一书的不同章节中，我们见到蛮族战队在罗马土地上从事着攫取财富的常规消遣。阿米阿努斯总是会指出这些群体是战队，有时还会说某个战队里有几百人。他显然有办法区分哪些群体是战队，哪些是大规模的混合人口群体。考虑到战队和376年多瑙河边的哥特群体规模悬殊，这也许并不奇怪。因此，他对斯特拉斯堡战役的描述（见第二章）就更相关了。参加这场战役的（至少据阿米阿努斯说）有克诺多马里斯麾下的3万多名阿勒曼尼人及其盟友，而且他们都在罗马的土地上。这支队伍的规模很大，但阿米阿努斯非常清楚这是一次试图进一步侵吞罗马领土的军事行动，而且队伍中只有男性。他还清楚地区分了克诺多马里斯组织军队时用的各种招募手段。许多人是战斗中出场的各位阿勒曼尼国王的追随者，但有些人是推翻自己的国王后出战的，还有些则是为此战而雇的雇佣兵。 [6] 由此可见，虽然参与行动的蛮族人数众多，但阿米阿努斯没有受到“蛮族部队等于迁徙民族”这一下意识反应的影响。

仔细审视他对哥特人出现在边境时多瑙河以北发生的事的记录，这一点就更明显了。例如，在他笔下，那些渡过多瑙河准备去往阿德里安堡的外来者，并不都带着家人。377年秋天，哥特人遇到了麻烦，他们被困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粮食供应即将告罄。为了战胜扼守巴尔干山脉通路不让他们通过的罗马驻军，哥特人招募了匈人和阿兰人的混合部队前来帮忙，并向他们许诺了大量的战利品。这个策略奏效了。这里的要点有二。首先，如果一支队伍中混合了不同政治单元的人（而不是一个“民族”），阿米阿努斯是看得出来的，比如这支匈人和阿兰人的混合部队。其次，虽然他们是在罗马土地上行动的蛮族人，但阿米阿努斯并没有提到还有妇女和儿童同他们一起。在阿米阿努斯看来，这只是一支在紧张局势下对哥特人有用的混合雇佣兵战队罢了。 [7]

事实上，他甚至没有将特温吉人描述成一个从家乡一路顺畅迁到罗马边境的“民族”。376年，特温吉人是分两批来到多瑙河的，因为其内部发生了分裂。由阿拉维乌斯和弗里提根率领的群体人数较多，他们原本属于统治阶层，决定不接受阿塔纳里克的领导，而是到罗马帝国寻求庇护。另一个群体规模较小，但人数也不少，这群人随后在阿塔纳里克的指挥下到了河边。在河边，最初也想寻求庇护的阿塔纳里克做出了另一种选择。阿米阿努斯明确将特温吉人描述为陷入危机的政治联盟，而不是团结一致上路的“民族”。 [8] 他不仅能描述不同类型的蛮族群体，包括人数非常多的那些，还详细描述了处于危机中的哥特人的情况，可见，阿米阿努斯这位希腊士兵非常有经验，也有足够的信息来为我们明确且准确地描述多瑙河畔发生的事件。他告诉我们一群又一群哥特人带着家人大批涌入时，完全不像是受了某种文化主题的影响。在《历史》的其他部分，他还提到一些非常大的蛮族群体以很不相同的方式在罗马的土地上迁移。他如此描述376年的事件是有意为之，而不是因为他脑中只有这么一种模型。现在，这一点似乎多少被接受了。即使在一般而言对大规模迁徙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中，也只有一个人试图质疑阿米阿努斯提到的数字，他只是断言阿米阿努斯受迁徙主题的影响，但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论证。 [9] 因此总的来说，阿米阿努斯可能的确很了解自己所写的主题。

质疑阿米阿努斯可信度的人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他强调匈人是这些人流离失所的首要原因。这种质疑源于君士坦丁堡的索克拉蒂斯（Socrates Scholasticus）所著《教会史》（Church History ）里的一段记载，索克拉蒂斯认为阿塔纳里克联盟不是在376年面对匈人袭击时分裂的，而是早在369年，瓦伦斯对特温吉人的战争结束后就分裂了。按照索克拉蒂斯的说法，弗里提根在战争结束之后脱离了阿塔纳里克的领导。在此基础上，盖伊·哈尔索尔最近主张，哥特人来到多瑙河，最终应该归因于瓦伦斯而非匈人，因为瓦伦斯的军事行动使阿塔纳里克和格鲁森尼人经历了失败，撼动了罗马在多瑙河下游的附属国，正是这种混乱让匈人有机会进入哥特领土。这种观点与传统看法向左。传统上认为，匈人是军事力量强大的外来者，其迁徙入侵摧毁了黑海以北既有的政治秩序。 [10]

显然，索克拉蒂斯的记载与阿米阿努斯的描述格格不入。对特温吉联盟何时分裂、如何分裂，两位历史学家的理解完全不同。而这是哈尔索尔论证的根本问题。索克拉蒂斯的作品取了一个很贴切的名字，因为作品的大部分内容与基督教会的发展有关。其他事件他只是偶尔附带提到，而且不会讲什么细节。索克拉蒂斯对4世纪哥特人的整体了解应该远不如阿米阿努斯。此外，索克拉蒂斯是5世纪中期在君士坦丁堡写作的，因此他描述的并不是与他同时代的事件。因此，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仅凭索克拉蒂斯的一份孤立记载，就去纠正与事件同时代的阿米阿努斯写下的十分具体的描述，这在方法论上是不合理的，除非有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但实际上并没有。事实上，仔细审视就能发现，索克拉蒂斯的记载，其实是阿米阿努斯笔下哥特-罗马关系的混乱版本（有些事件的先后顺序搞错了）；反过来不成立，因为阿米阿努斯的作品中有大量索克拉蒂斯作品里没有的细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瓦伦斯对阿塔纳里克的战争最终陷入僵局，可能还增加了这位哥特领袖的声望，因为他受邀参加皇帝在河上举行的峰会，得到极大的尊重。这场冲突给多瑙河以北的稳定带来的影响，肯定比不上4世纪30年代早期君士坦丁皇帝大胜特温吉人的影响，而当时匈人还未出现。 [11] 因此，前述两种质疑阿米阿努斯可信度的论点都站不住脚。我们可以合理地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376年夏，外来的匈人发起侵略，哥特人以大型混合人口群体的形式走上了迁徙之路。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怎样将阿米阿努斯描述的迁徙现象与近现代世界中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模式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376年迁徙的规模和特征与现代的个案研究并不是完全不合拍。这是因为如阿米阿努斯和其他资料一致记载的那样，哥特人来到多瑙河边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的、消极的。匈人正在破坏整个本都北部地区的稳定，哥特人希望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如阿米阿努斯所说：

（哥特人）认为色雷斯是个合适的避难所，原因有二：那里的土壤非常肥沃，而且，多瑙河汹涌的洪水将这片区域与正经历外族战争的战场隔开了。 [12]

阿米阿努斯指出，哥特人有两个动机：罗马领土的吸引力，以及想要逃离多瑙河以北不安全生活的愿望。

我们先看第二个动机。政治原因（换句话说就是恐惧）带来的人口迁移，通常是大型混合人口群体的迁徙：1994年的卢旺达，一个月内有25万人迁移，另一个月内该数字高达100万。376年，哥特人迁徙的政治动机十分强烈，所以其规模不是问题。然而，这次迁徙与现代类似的移民活动的差异在于组织程度，哥特人的组织程度体现在至少三个主要的哥特人群体中。这并不是否认（实际上反倒承认了）多瑙河以北有大量零散的难民，而是说除了他们，罗马人还要面对三个相当有凝聚力的群体：特温吉人内部分裂形成的两个群体，以及格鲁森尼人。这与所有现代的人口迁徙都不一样。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中欧，还是时间上更近的卢旺达和科索沃，政治难民的洪流都表现为许多人纷纷逃命，他们之中并无组织。难民进入营地后，在一部分人中间可能会出现领导结构和组织，但现代世界从未出现过阿米阿努斯描述的那种有序疏散的例子。我们应该相信他吗？

我还是认为，一般而言我们应该相信他。考虑到背景的差别，376年的事件与现代大规模人口迁移之间的差异是可以解释的。例如，哥特人迁徙的奇特之处，可以用376年时哥特人所面临的匈人威胁来解释。在现代的描述中，哥特人往往是惊慌失措的难民，拼命要逃离紧追不舍的匈人大部队。主要的权威资料在描写哥特人到达多瑙河的情景时，都渲染恐慌和失败的气氛，从而为前述观点提供了不少依据。历史学家索西穆斯（Zosimus）可以代表许多人的看法：

（匈人）前进，冲锋，然后适时后撤，他们骑在马背上射箭，大行杀戮。他们不断如此，将（哥特人）逼入了绝境。活下来的哥特人不得不离开已落入匈人之手的家园，逃到多瑙河彼岸，乞求皇帝收留。 [13]

然而，阿米阿努斯记下来的细节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画面。匈人首先袭击了说波斯语的游牧阿兰人——他们住在顿河另一边，在哥特人的东边。匈人吸纳一些阿兰人后，袭击了格鲁森尼人。经过激烈的斗争，格鲁森尼人的首领艾莫纳里克（Ermenaric）和威提莫（Vithimer）阵亡，于是格鲁森尼人决定西撤，就这样进入了特温吉联盟的领土。联盟领袖阿塔纳里克向德涅斯特河挺进。不用说，有关匈人的报告和一大群外乡哥特人如今在他边境上扎营的事实都让他忧心忡忡。匈人发动的一次突袭迫使他回到喀尔巴阡山脉，他试图在那里建起一条防线来保护领地。阿米阿努斯对地理的描述总是含含糊糊，不过还是有可能推断出，这条防线应该是用废弃的罗马防御工事改建的，这些防御工事（limes transalutanus）曾用于保护多瑙河以北的原罗马达契亚地区。但更多的匈人袭击破坏了特温吉人对阿塔纳里克领导能力的集体信任，导致“大多数”特温吉人离开阿塔纳里克，前往罗马帝国寻求庇护。仍在撤退的格鲁森尼人加入了他们——格鲁森尼人寻求庇护的想法似乎是从特温吉人那里学来的。 [14]

这些事件的展开花了多长时间？人们通常认为，匈人对哥特人的攻击是“突然”发生的，而且不管是明说还是暗示，事件发生的时间范围总是被压缩在一年多一点。但一些叙述细节表明并非如此。格鲁森尼两位国王中的艾莫纳里克抵抗匈人“很长时间”（diu），而威提莫抵抗了“一段时间”（aliquantisper），抵抗期间，发生了“多次交战”（multas clades）。这些都不是明确的时间标志，但“很长时间”的抵抗更可能是以年计而非以月计的。此外，哥特人来到多瑙河的时候，匈人并没有紧跟在后面。哥特人可以耐心地坐在河边，派出一位使节前去拜谒瓦伦斯皇帝并递送庇护申请。但瓦伦斯当时在1 500千米之外的安条克，而走陆路的话，使节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些都表明，376年的多瑙河附近并没有大量匈人出现，哪怕特温吉人刚刚遭受了匈人发起的两次大规模袭击。

随后发生的事件也大致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事件表明直到400年左右，许多匈人仍在黑海东北方向很远的地方。大多数现代的重构倾向于认为匈人在376年或那之后不久横扫而来，最西达喀尔巴阡山脉甚至更远。然而在395年，匈人大举袭击罗马帝国，而这么大规模的袭击还是第一次；他们选择跨越高加索山脉，而不是渡过多瑙河。人们认为，这是个狡猾的计划：匈人带着他们的马长途跋涉，从多瑙河基地沿着黑海北岸行进了数千千米。但是，这太荒唐了：等不到开始袭击，马匹和人早就筋疲力尽了。这次袭击真正表明的是，迟至395年，大多数匈人仍然在喀尔巴阡山脉的东边活动，可能主要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地区（地图7）。其他可靠的证据证实了这一点，比如更多的哥特人（不是376年时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和其他非匈人在罗马帝国多瑙河下游边境是抵抗帝国的主要力量，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386年，也就是最初那批哥特人迁徙10年之后，甚至更晚。 [15] 虽然匈人确实在黑海北部引起了革命——哥特人于376年来到多瑙河边正是这一革命的体现，但那时并没有大批匈人向西走得那么远。换句话说，与通常想象的不同，特温吉人并不会马上面对匈人的如潮箭矢，而且确实有机会对他们周围发生的混乱做出更加谨慎的反应。 [16]

但如果特温吉人有时间组织阿米阿努斯描述的那种有序疏散，那么是否可以合理推断他们这样做了？能组织有序疏散，意味着他们有一个力量足够也连贯一致的决策机构来制订和推行计划，这就带出了关于政治能力和群体认同强度的问题。其他证据表明，特温吉的领导层有能力做出“重大”决策。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联盟成功地维持了对罗马的一贯政策，特别是他们作为附属国可以容忍的臣服程度。这甚至延展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政策，要组织起对哥特基督徒的迫害，因为这个新来的宗教与帝国的文化统治有关。由此看来，特温吉人的认同强度足以让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去应对匈人构成的新威胁，这种设想本身而言没什么不合理的。

这些决定究竟如何做出，又由谁做出，取决于当时哥特社会中社会权力的分布情况。具体地说，社会分层的程度和阶层之间“差距”的程度将决定决策过程会涉及谁、以何种方式涉及。在社会阶层的顶端，阿塔纳里克、阿拉维乌斯和弗里提根等领导者——在我们的文本中被称为“士师”或“国王”——会积极倡导特定的政策；但如第二章所述，一个人数更多的（自由民？）群体对上级提出的建议享有某种集体否决权，因此可能在决策过程中至少扮演了被动的角色。阿米阿努斯叙事中的一些内容表明事实确实如此。他们花了不少时间讨论要不要进入罗马帝国。阿米阿努斯写的是diuque deliberans：他们“考虑了很长时间”。我认为辩论可能也很激烈。他们来到多瑙河以南后，特温吉的新领导层一再“敦促”和“说服”民众接受特定的政策路线，而不是简单地发布命令。 [17]

当然，这不是说特温吉人统治地区中的所有人口都参与了决策。考古遗存和历史资料都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有着复杂文化的世界。日耳曼移民的军事力量创造了它，也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主导。但是，尽管公元300年左右卡皮人逃到了罗马的土地上，但大部分原来住在那里的群体——达契亚人、萨尔马提亚人等等——仍留在原处，受哥特人统治。事实上，最难回答的问题是，3世纪人口迁移带来的日耳曼精英和残留的原住群体之间是什么关系？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难以在考古证据中将两者区分开来，所以目前的假设似乎是这两个群体在社会政治和地理方面都迅速融合在一起了。但如此假设既非必要，也不太可能成立。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主观的，内在于个人的自我意识和彼此的关系中，物质文化的相似性与此并不相干。物质文化可能反映群体认同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比较研究的支持，但研究的所有例子都只涉及一两个被赋予了象征意义的特定物品，而不是广泛的、地区性的人工制品集聚。而要确定哪些物品是重要的，则需要精确的民族志信息。 [18] 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遗存普遍相似，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独立各异的群体身份。

此外，特别重要的是不要忘了整体的历史背景。哥特人和其他在3世纪进入黑海地区的日耳曼移民通过征服赢得了地位，开始享受边境地区的财富。鉴于这种背景，他们与被征服者之间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应该不会那么快消除，哪怕两者之间没有样貌特征上的差异——大迁徙之后，布尔人和他们的新邻人之间正是因为样貌特征不同而产生了隔离。因为日耳曼人是征服者，所以日耳曼身份意味着更高的地位，如果允许原先住在那里的群体跨过这样的地位界限，就有可能威胁到移民的特权地位。简而言之，那是一种类似殖民地的环境，闯入的精英们有现实理由来保护他们的特权，以防其受到原住群体的侵蚀。从对3世纪罗马俘虏的处置方式上可以看出，4世纪的哥特世界确实以这种方式运作。乌尔菲拉是罗马俘虏的后代，俘虏们显然获准建立了一个基督教会，教会在俘虏和俘虏的后代中持续运作了好几代人的时间。另外，乌尔菲拉在347年或348年被逐出哥特领土时，俘虏后代中的许多人与他同行，可见，他们很有可能在哥特人的领地内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想来也是低一等的社群（否则他们就不会离开了）。 [19] 我们在下一章中会看到，在这个时代其他复合的蛮族国家形态中，都可以发现这种被征服者的自治。

这并不是说，在原先住在那里的群体中，就没有一个人或一批人能跨过障碍，融入来到此地的哥特人的社会，获得较高的地位。军队的兵员需求很可能会促成一些比较平等的联盟，比如377年罗马土地上哥特人与一些匈人和阿兰人之间的联盟。一些原住群体也可能有机会获得低等级战士（被释奴？）这样的过渡地位。这些人可以参战，地位比奴隶高得多，但其人身仍然依附于某些自由民。但总的来说，由于身份认同和地位是联系在一起的，整合绝不可能自动发生。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376年的事件，就会看到特温吉人做出决策时肯定会涉及自由民阶级，因为提出政策的人需要赢得支持。参加疏散行动的应该包括自由民和被释奴，因为正是这两个阶层为群体提供了军事能力，其他迁徙的哥特群体中则有一些低等级的战士。 [20] 即便如此，我怀疑许多原住群体可能没有参加迁徙，文献和考古证据似乎也如此暗示。一份历史资料提到376年后多瑙河北部的“卡皮-达契亚人”（Carpo-Dacians），而当时统治喀尔巴阡山脉地区的特温吉人已经离开，切尔尼亚霍夫的定居点和墓地并没有在当时突然停止使用的迹象。 [21] 我自己能做的最好猜测是，特温吉复合的社会政治世界中有一群说日耳曼语的哥特精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3世纪移民的后代，各种来源的被释奴与奴隶紧紧依附于他们。与这个“哥特人的世界”并存的，还有不少早先住在该地区的群体传承下来的社群。他们肯定已经臣服于哥特人，应该也会给哥特人纳贡，但可能基本保持日常自治，不太可能参与376年的撤离。

简而言之，我们对特温吉联盟形象的重构，特别是它有能力在强势的罗马面前维护自身的军事、政治、文化的形象，基本上符合如下观点：担起领导职责的政治团体——需要获得武装自由民，也许还有被释奴的支持的“国王”们——是有可能参与阿米阿努斯笔下的那种决策过程的。阿米阿努斯的记载细节丰富，他所描述的行动并没有什么不可能实现的成分，因此，我们应该大致接受他的说法。而先假设日耳曼世界中的群体认同有局限性，再据此驳斥阿米阿努斯的叙述，这不太站得住脚。此类质疑往往基于对近来群体认同辩论的片面解读，而更广泛的证据则表明特温吉的高层至少有强烈的政治认同感，足以实现阿米阿努斯所描述的那种决策过程。

但即使只是简单浏览移民研究这个学科的成果，我们也能意识到，如果想真正理解这一行动，就需要提出一系列更具体的问题。为什么面对匈人引发的危机，376年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会做出迁移的决定？他们又为什么会决定越过罗马边境？阿米阿努斯没有给出进一步的细节，因此我们不能指望重构多瑙河以北那次剑拔弩张的会议上讨论的一切。但是，移民研究揭示了影响移民决策的各种因素，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重要的观察结果。

特温吉人用迁移来应对危机，这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我们知道，特温吉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阶层主要是讲日耳曼语的移民的后代，那些移民于3世纪在黑海地区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比较移民研究一再证明，移民习惯往往会在人口群体中得到加强。前文提过，自己有过迁徙经历的老一代人会向他们的后代传递这样的期许：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离开这里去寻找条件更好的地方。从罗马的角度看，主要与3世纪相关的喧嚣一直持续到4世纪，影响着边境之外的土地。公元300年以后，特温吉人才完全控制了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之间的地区，而该地区之前是卡皮人的领地。约290—310年，罗马运送了若干个这样的群体到多瑙河南岸，特温吉人正是因此得以进入上述地区。但即使到了4世纪30年代，特温吉人还在继续迁移。332年，他们开始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活动，进入了一些邻近的萨尔马提亚人的领土，但罗马的军事行动迫使他们返回多瑙河下游地区。参与4世纪30年代早期事件的一些人在376年的时候应该还活着，因此靠迁徙来解决重大问题的想法，无疑是存在于特温吉精英的心中的。 [22]

移民研究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信息场域，活跃的信息场域显然起了重要作用，让特温吉人决定去帝国之内而不是其他地方寻找新的领地。显然，特温吉人对他们强大的邻居非常了解；从4世纪20年代开始，特温吉就是半臣服于罗马的附属国。这必然影响了他们对目的地的选择。 [23] 不过，对于他们眼中选择罗马的好处，有必要做一些思考。在罗马帝国面前，哥特人表现出难民的姿态，表示愿意为罗马提供军事服务以换取庇护。但是，特温吉人深知，帝国对如何安置移民早有政策。他们知道公元300年左右卡皮人是如何得到重新安置的，也见过4世纪30年代对萨尔马提亚人的进一步重新安置。重新安置的条款可能很苛刻，也可能很慷慨，未必都是惩罚性的，但所有的重新安置都是在罗马军事统治的明确背景下进行的。但是，这个先决条件并不适用于376年。特温吉人寻求庇护时，瓦伦斯皇帝正陷在和波斯的长期复杂争端里——这个争端还是皇帝自己挑起来的。他所有的进攻部队都在东部疲于奔命。

因此，罗马人和哥特人的动机都很不简单。几分不同的资料一致表示，瓦伦斯见到前来多瑙河的哥特人非常高兴，认为他们是新兵的现成来源。但在罗马帝国的宣传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皇帝制定政策时绝不可能听命于蛮族；因此，资料记载的这种喜悦必然只是宣传。两个主要边境，一个陷入敌对，另一个失去政治稳定，只有笨蛋在此情此景下才会高兴。而瓦伦斯虽说不怎么样，但还不至于笨到这个程度。 [24] 事实上，他制定了审慎的政策，可见并没有大喜过望这样的事。他并没有让所有请求庇护但未曾臣服的哥特人进入，而是只接纳了阿拉维乌斯和弗里提根率领下的特温吉人。瓦伦斯还在巴尔干地区部署了所有可用的部队，以阻挡阿拉特乌斯（Alatheus）和萨弗拉克斯（Saphrax）率领下的格鲁森尼人。他没有足够的军队去阻挡所有哥特人，只能尽量减少损失。 [25]

至于特温吉人，可以合理地假定他们很清楚瓦伦斯的情况。边境附属国很擅长解读罗马部队重新部署意味着什么——例如，军队从多瑙河调到幼发拉底河，就是在准备对波斯采取敌对行动。边境接触区的消息总是很灵通。阿米阿努斯讲过一个关于阿勒曼尼人的故事，很有名。376年，阿勒曼尼人怀疑多瑙河更东边的地方出现了麻烦，因为罗马军队不断被调离他们的前线，然后一位有着阿勒曼尼血统的罗马卫兵退役回家，证实了他们的猜测。 [26] 就算特温吉人不太可能一开始就揣测到瓦伦斯的想法，但有两个迹象表示，他们想要的很可能远不只是帝国通常会给移民的臣属地位。据阿米阿努斯记载，首先，他们要求得到“色雷斯的一部分”，不光是为了逃离匈人，也因为那里土地肥沃。我们知道，进入罗马的移民通常会被打散成小型的团体，去往罗马指派的地方。但特温吉人有更主动的想法。

想理解这一点，就需要考虑罗马及其周围的经济发展模式。哥特人和3世纪的其他日耳曼移民之所以迁入黑海地区，是因为那里属于罗马帝国的近边缘区，经济上的吸引力更大。这些移民在那里获得了更多的财富，但罗马帝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经济剩余更多。一来到帝国边境地区，就可以感受到这些财富：城镇、防御工事、军队，甚至别墅。而我们之前看到，所有这些往往会吸引越境的袭击者。因此，阿米阿努斯说罗马的财富是哥特人的动机之一，是完全合理的。这也让人想起现代的个案研究。现代移民很少有不考虑经济因素的，即便他们移民主要是出于非自愿的政治动机。当然，这也意味着376年的哥特人不只是难民——因为他们有分享罗马财富的野心，所以长期来看必然会与罗马国家发生冲突，尽管瓦伦斯当时实在无法从波斯抽身，去和特温吉人计较。

表明特温吉领袖有更大的野心，也很清楚可能的后果的第二个迹象，是他们得知瓦伦斯最终决定接纳他们，但不接纳格鲁森尼人后的反应。阿米阿努斯告诉我们，他们不仅为自己的好运而欢欣鼓舞，还继续与格鲁森尼人保持联系，以期采取联合行动。 [27] 可见，特温吉领袖极可能有一个需要两个群体协调行动才能实现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至于他们具体有哪些野心，我们只能猜测。但特温吉的精英是3世纪移民的后代，那些移民曾目睹罗马出于压力而撤离旧行省特兰西瓦尼亚的达契亚。他们通过长期信息场域而获得了更深层次的看法，自己对罗马附属国的情况则有直接的体验，也许正是这些让他们在376年夏天将目光投向了罗马帝国。他们表现出难民的样子，但可能早已暗暗期待帝国有一天会从色雷斯撤出，这样他们就能获得一块丰饶的土地——而且，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帝国的近边缘区还要高。

难怪讨论花了很长时间：迁到罗马的领土上，同时不甘于臣服，这样的举动简直危险重重。瓦伦斯的军队也许在376年夏天忙得顾不上他们，但不会一直如此，而且，特温吉人是见识过罗马军队的力量的：4世纪30年代，罗马军队迫使他们离开属于他们邻居萨尔马提亚人的土地，罗马还不时调用特温吉人组成罗马辅助部队；从4世纪60年代开始，特温吉人只能靠逃跑来避免被罗马人彻底击败。当然，所有这一切强调的是，尽管有明显的经济吸引力，但在帝国内寻求庇护的这种策略，只有在移民有能力组建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才能奏效。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他们就不可能抵挡罗马或早或迟必然发起的军事反击。因此，由于罗马国家拥有强大的力量，移民单元必然需要采取那样的形式，这也完全符合比较移民研究揭示的另一个关键点。

既有的政治结构始终是决定移民活动性质的关键因素。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4世纪的日耳曼国王只养得起数百人的专业军队。如此规模的部队在罗马皇帝面前不会有任何胜算，因为罗马皇帝拥有一支旨在恢复“正常”移民模式的野战部队。小型移民部队最好的出路是受雇于罗马军队，加入待遇还不错的辅助单元，在其他时候进入帝国的一些哥特群体似乎就走上了这条路。 [28] 但是，要想实现哥特人在376年的野心，特温吉的领袖就需要哥特社会中更多军事力量的帮助，也就是自由民和依附于自由民的被释奴——如果我对这两个战士阶层的定位正确的话。不过，具体用什么名称无关紧要。关键是，他们需要大量的战士，而且就像3世纪时一样，需要到专业军事随从之外去招募士兵。

结果就和3世纪时一样，移民单元除了战士，还包括了妇女和儿童。376年的哥特人就像从波兰到黑海的3世纪移民一样，开始了单程旅行。如果把家人留在身后会怎样？不存在这种选项。把家属留在家乡，等于把他们暴露在被匈人掠夺的危险中。而且正如之前提到的，女性和男性一样早就习惯了迁移，他们都记得自己的先人当年做出的生活选择。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日耳曼经济的发展程度不足以养活足够数量没有经济负担的职业军人，让他们单凭自己的力量与罗马较量。

因此，细看之下，376年特温吉人的迁移就不那么像传统的侵略假说构想的图景了。迁移的决定导致联盟分裂，而且，从3世纪他们在黑海地区这一角确立的统治模式看，讲日耳曼语的精英决定迁徙，并不会导致此地空无一人。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社会分层到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可以区分出四种不同的社会层次：自由民，被释奴，融入“哥特”家庭的奴隶，也许还要加上基本自治的纳贡者。国王和更广泛的（自由民？）精英是这个文化复合体中的统治群体，总人口中有很多成员未必与前者的社会政治结构有紧密联系，也就不会加入这一移民浪潮。 [29] 但说来说去，没有理由怀疑阿米阿努斯的根本前提，即这个特温吉精英群体有多达数万人。这一记载不仅本身前后一致，得到了其他资料的证实，而且用可观察到的人类移民模式的基本原则来解释也说得通。

这个结论本身很重要，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鉴于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文本质量较高，376年的事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测试案例，说明了罗马帝国晚期牵涉到日耳曼群体但记录不那么完整的事件中，还可能存在怎样的情况。我们不能简单地假设这一时期所有的迁徙形式都相同，有些显然不同。但是，如果我们认为376年是传统的“大迁徙”的第一回合，那么就有理由认为它见证了一场大规模的迁徙，一场不是由一个“民族”，而是由一大批凝聚力很强的人进行的迁徙。为我们描绘这幅画卷的是当时一位很有见识的人，他显然不受有关蛮族迁徙的意识形态盲区的影响。鉴于哥特世界的历史本身就产生于向黑海地区的迁移，考虑到政治权力和军事能力在当时日耳曼社会中的分布情况，以上说法是很有道理的。除了3世纪常见的从小规模活动开始逐渐壮大的掠夺性移民，我们还可以加上另一种形式的掠夺性移民（对哥特人来说是部分掠夺性移民）：大规模混合群体。在考虑罗马边境崩溃的第二阶段时，这是一个重要的中间结论，需要牢记。

民族迁徙

匈人入侵的连锁反应破坏了罗马东欧边境的安全，此后大概30年，罗马的中欧边境也陷入了类似的混乱局面。376年的时候只有一次穿越边境的重大行动。但第二次的危机不同，它有好几个不同的组成部分。首先，在405—406年，日耳曼国王拉达盖苏斯带领一支似乎大多由哥特人组成的庞大部队进入了意大利。资料很零碎，但我们知道这些入侵者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西面而非东面，因为他们通过意大利东面的阿尔卑斯路线进入意大利，没有经过巴尔干半岛。与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不同，拉达盖苏斯根本没有停下来请求许可。他完全就是个不请自来的入侵者。 [30]

其次，差不多与此同时，另一支庞大的蛮族群体从拉达盖苏斯军队出发地附近启程，但这些人沿着多瑙河上游向西走，而不是像拉达盖苏斯一样向南穿越阿尔卑斯山脉。这个群体中大部分是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但也包括了一些人数较少的小群体。汪达尔人［有两个独立的群体：阿斯丁格和西林格（Silingi）］401—402年已经出现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地方，就在罗马的瑞提亚（Raetia，现代瑞士的一部分）对面。直到约370年，原本是草原游牧民的讲波斯语的阿兰人才占据了顿河以东的土地。不过，苏维汇人的身份更成问题。这个名词出现在帝国早期的罗马资料中，但未见于约150年到400年之间的资料。它很可能指的是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中的一些人，他们在罗马帝国早期形成了旧的苏维汇联盟并在多瑙河中游地区定居——注意这也是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更多的苏维汇人显然在5世纪时占领了同一地区，并且正如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于358年发现的那样，这些民族的多位国王常常彼此结成暂时的政治联盟。借助这些来源极为不同的人力，这支联合部队最终武力穿越莱茵河上游边境，进入罗马领土。传统上认为，这发生在406年12月31日。 [31]

接着，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两次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入侵。407—408年，上述队伍渡过莱茵河后不久，由匈人乌尔丁（Uldin）领导的一支匈人和斯基里人的部队入侵多瑙河下游边境地区的东罗马领土。乌尔丁曾是罗马盟友，从约400年起在河流以北定居。然后，到了413年，勃艮第人从莱茵河往西推进了较短但仍相当可观的距离。3—4世纪，勃艮第人在阿勒曼尼人东面的美因河流域建立了权力基础。在406年到413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他们绕过了自己的老邻居，在如今沃尔姆斯和施派尔的罗马边境线西侧安了身。这表示他们进行了一次距离4世纪时住所约150千米的迁移（地图8）。 [32]

留存下来的关于第二次边境崩溃的信息远不如第一次（约376—380年）那么有启发性，因为现存史料的质量没有可以与阿米阿努斯的作品比肩的。假如完整保存下来，兴许受雇于君士坦丁堡的底比斯的奥林匹多罗斯（Olympiodorus of Thebes）的《历史》一书可以透露不少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但很可惜，留存下来的只有从约408年开始到410年8月罗马被洗劫这段时间里的叙述（不过这一段还算完整）。 [33] 作品对边境崩溃的一些后果提出了极好的见解，但没有讨论崩溃的源头。因此，历史辩论基本集中在边境上一开始发生了什么，这并非偶然。不过，近来的讨论在各方间建立了一些共识，使辩论更集中在那些有分歧的地方。

传统上，所有这些入侵都被视为“民族大迁徙”的一部分。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都是“民族”，包括男女老少，人口众多。这些群体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总有点说不清，但肯定有数万人。据记载，阿斯丁格汪达尔人甚至在渡过莱茵河之前就与法兰克人苦战了一场，损失了2万名战士。考虑到战士与总人口的比例通常被认为是1比5，这意味着仅阿斯丁格汪达尔人的总人口就远远超过10万（因为他们显然没有被法兰克人彻底歼灭）。还有两份资料称，汪达尔-阿兰联盟以及勃艮第人可以投入的战士数量分别是7万和8万，而追随拉达盖苏斯的总人数应该以10万计。 [34]

如今没人相信这些数字代表的是他们真实的军事力量。事实证明，勃艮第人从来都不过是二流的势力，而如果有一支8万人的军队，勃艮第人将非常强大；根据另一份资料，8万是勃艮第人的总人口数。 [35] 但大家的基本共识是，这些入侵群体的军队必定有相当规模，其中几个都能各自部署超过1万人的战士队伍，就和376年哥特人的两个主要群体一样。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如何能在罗马帝国造成那种程度的破坏了，而更明确的数字也确认了这一点。

在罗马方面，对抗所有这些入侵者的累积效应体现在约420年时的军队编制文件（distributio numerorun）中。如琼斯（A. H. M.Jones）证明的那样，这份文件表明，西罗马野战军中有80个军团（接近总数的50%）在395年到410年间被彻底摧毁。这些兵力一部分是在内战中损失的（我们很快会谈到这个），但大部分损失是在与405—406年后到来的不同入侵者作战时遭受的。更具体地说，斯提利科（Stilicho）这位西罗马的军事总指挥和事实上的统治者光是为了攻打拉达盖苏斯，就不得不组建30个兵团（numeri）的队伍，应该超过1.5万人。奥林匹多罗斯的《历史》留存下来的一段残篇也对此有记录：击败哥特人拉达盖苏斯后，斯提利科从这位哥特领袖的追随者中征募了1.2万名比较优秀的战士到罗马军队中去，这证明此次入侵的人数远远超过了1万人，甚至说有2万人也是可信的。 [36]

说到渡过莱茵河的联盟，维塔的维克托（Victor of Vita）提供的一个数字需要慎重考虑。按照他的记录，联盟中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进入北非时，分成70组行进，每一组理论上有1 000人（不是1 000名战士），这样一来，总人口规模就是7万人；不过维克托还写道，这是其领袖——阿斯丁格汪达尔人的国王盖萨里克（Geiseric）——想出的计谋，为的是让外人觉得这个群体要比实际上大得多。维克托是一名北非主教，他的写作时间在盖萨里克于439年占领迦太基之后的几十年，但他的主要受众是那些不得不与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生活在一起的北非人。因此，有理由认为他了解自己所说的事，也知道如何在当时合理的范围内表达观点。那批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总人口超过5万人（夸大的成分考虑在内），也就是说有超过1万名战士，而在向北非进军之前，他们在西班牙遭受了重大损失。这样看来，这个群体406年渡过莱茵河时，规模应该还要大不少，特别是当时苏维汇人也在群体之中。 [37] 还有许许多多可以争论的地方，但对于这个群体的活动的叙述，以及关于罗马反击和群体规模的证据，这些方面的观点相当一致。欧洲中部边境崩溃牵涉到的单元中，至少有两个单元可以投入2万名战士（也许还可以略多一些），这似乎已被广泛接受。 [38]

迁移中的这些队伍规模很大，但很明显，它们不是传统上说的“民族”那么简单。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组成的是一个全新的联盟，而不是一个民族。苏维汇人这个群体也是如此。而汪达尔人一开始有两个不同的子单元：西林格和阿斯丁格。西林格人、阿斯丁格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一开始都有各自的国王。拉达盖苏斯的队伍同样可能是一个新的联盟，尽管他似乎是联盟唯一的国王，由乌尔丁带进帝国的匈人和斯基里人也是后376年时代的新政治单元。 [39]

不同类型的资料都多次明确提到有妇女和儿童，足以证明他们也在队伍中。拉达盖苏斯的一些追随者后来被征入罗马军队，据说，他们的妻儿留在许多意大利城市中当人质。至于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我们没有与他们最早渡过莱茵河同时期的证据，但是5世纪第二个10年早期在高卢采取行动的一组阿兰人中，确实有妇女和儿童随军。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429年移居北非时，肯定是以混合队伍的形式行动的。妇女（以及她们的子女）可能是406年以后才加入的，有些也的确如此；但是，似乎没必要把妇女儿童的存在解释得这么复杂，而且这个解释也说不太通，尤其是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有明确的证据——特别是那些如今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与376年事件相关的证据——证明，日耳曼人和阿兰人群体在迁移时有时会带上家庭。这样的话，406年的队伍中完全有可能包括妇女和儿童。而有的资料说8万人是勃艮第人的总数，有的说仅仅是战士的数量，可见这个群体中可能也有妇女儿童。即使它们不是古代的“民族”，证据也充分表明，我们应当将它们视为数万人组成的混合群体。 [40]

还有两点也获得了普遍接受。首先，尽管他们侵入罗马的路径不同——拉达盖苏斯进入意大利，汪达尔人、阿兰人、苏维汇人和勃艮第人一路来到莱茵河上游并渡了河，乌尔丁进入巴尔干北部，但将所有参与者视为一个集群并没有错。因为虽然他们向不同的方向前进，但所有人在发起袭击之前，都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今匈牙利的多瑙河中游平原上或平原周围。

其次，这些人离开之后不久，大量匈人首先进入了多瑙河中游的同一地区。人们一度认为“匈人风暴”（Hunnensturm）早在376年就席卷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但这一方面是基于对罗马诗人克劳狄安（Claudian）的误读——他只提到395年匈人的袭击经由高加索山脉，而不是跨过多瑙河（与有些人的看法相反），另一方面是由于误以为匈人领袖乌尔丁卷入了405—408年的事件。乌尔丁显然不那么重要，并不是匈人阿提拉（Attila）那个层次的征服者。证据表明匈人的主体直到约400年还留在黑海北面和东面；而最晚到411年或412年（也可能是410年），许多人已经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定居了。 [41] 这些获得公认的观点放在一起，很好地勾勒出罗马中欧边界在5世纪头10年崩溃后给我们带来的历史问题。所有人都同意，参与这次行动的侵略性军事力量规模很大，大部分人同意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危机的中心在匈牙利大平原上，不久之后匈人就来到了大平原。虽然这些得到了普遍认可，但入侵的根本原因仍然存在争议。

1995年，我提出，卷入405—408年危机的大部分蛮族群体来自多瑙河中游，匈人是不久之后在那里以大数量出现的第一个群体。之后，我继续论证说，罗马中欧边境的崩溃最好理解为376年事件的重演，只是这次是在喀尔巴阡山脉的西面而不是东面。鉴于这次迁徙的移民单元与前一次性质相似，再考虑到匈人进军欧洲的具体时间，我认为，405—408年的危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罗马的其他一些蛮族邻居宁愿冒险进入罗马帝国，也不愿面对与匈人打交道的不确定性，这有点像376年哥特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的选择。换句话说，这场危机的根本源头在罗马之外，是蛮族地区的发展引发的。 [42]

近来的两项研究采取了另一种方法，认为危机的主因在罗马世界内部，一方面是罗马对外来者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半带来的政治混乱。在他的《蛮族潮》（Barbarian Tides ）中，沃尔特·戈法特（Walter Goffar）认为，君士坦丁堡有可能支持拉达盖苏斯入侵意大利，以便分散斯提利科的精力，因为此时的斯提利科有将巴尔干部分地区［东罗马的伊利里库姆（Illyricum）］从东罗马控制下夺走的野心——这一地区传统上属于西罗马，但当时在东罗马的统治之下。他还进一步主张，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匈人，而是蛮族对罗马政策看法的改变，以及罗马实际力量的变化。一方面，376年越过多瑙河的哥特人一直获准作为半自治的政治团体生活在罗马土地上，这在蛮族地区激起了更大的野心。其他边境群体的成员看到，他们是有可能进入经济上更发达的帝国领土，而不必放弃他们的群体身份和凝聚力的。这些蛮族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西罗马正走向衰弱，或者看上去如此：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Ⅰ）于395年去世后，帝国的东西两半之间出现了真正的分离，由不同的幕僚以狄奥多西两个未成年儿子的名义进行统治——东罗马的皇帝是阿卡狄乌斯（Arcadius），西罗马的是霍诺留（Honorius，但实际统治的是斯提利科）。外来者群体因此感到可以利用帝国的不统一来增加在罗马土地上繁荣和生存的可能性。 [43]

盖伊·哈尔索尔提出了一个相关的论点。他认为4世纪末的两个篡位皇帝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Magus Maximus，383—387年在位）和欧根尼乌斯（Eugenius，392—394年在位）为了和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内战，抽调了莱茵河西北边境的罗马部队，但他们最终都失败了。这些冲突让西罗马的部队损失很大，特别是在394年的冷河之役（Battle of the Frigidus）中。斯提利科将军在395年实际控制西罗马之后，并没有着手恢复罗马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局势，因为他更关心与君士坦丁堡的竞争对手斗争，以控制整个帝国。因此到了5世纪初，莱茵河上的防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蛮族附属国国王的善意；除此之外，罗马国家控制力减弱还体现在欧根尼乌斯394年倒台后特里尔铸币厂（Trier mint）被关闭，以及将高卢行省的首府从特里尔改为南边的阿尔勒（Arles）。在哈尔索尔看来，这种削减对405—408年的危机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从欧根尼乌斯的时代开始，罗马西北部一些地方的硬币流通就被打断了，而哈尔索尔认为，情况甚至恶化到影响了几百年来半臣服的帝国附属国一直享受的外交补贴，补贴出现了减少甚至中断。这些领袖的政治权力结构因此受到威胁，因此从405年起干脆带着追随者迁移到了罗马的领土上，以夺取自己掌权所需的财富。在戈法特和哈尔索尔看来，帝国内部的进程促使多瑙河中游的蛮族迁移到罗马的土地上，留下了权力真空，匈人随之而来。 [44]

这些研究指出的因素中，的确有一些在危机展开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有一批明确的证据表明，382年授予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的有利条款，改变了蛮族对能通过谈判从罗马那里拿到怎样的好处的看法。4世纪90年代后期，一个名叫特里毕吉德（Tribigild）的人率领一些结盟的哥特军队在小亚细亚起义，他最初可能就是利用了服务于罗马的其他蛮族的怨恨，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如此好的条件。同样，昔兰尼的塞内西乌斯（Synesius of Cyrene）在399年称，由于382年的条约（特别是397年阿拉里克和欧特罗庇厄斯之间进一步谈判后修订的条约），还有至少一队的外来者要求以类似的条件进入帝国。 [45] 帝国东西两半之间的分裂使得帝国无法协调反应。我们看到，从405年秋天开始，西方的实际统治者斯提利科与君士坦丁堡在控制伊利里库姆上产生了争议，甚至不惜以开战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西罗马中欧边境开始崩溃时，是不能指望东罗马施以援手的——至少在斯提利科于408年夏天下台前都是如此。在那之后，才有了一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此时，蛮族已经在西罗马土地上建立了势力。 [46]

然而，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君士坦丁堡方面鼓励过拉达盖苏斯进攻意大利。东西罗马之间的分歧只能解释危机的后续过程——特别是为什么在409年之前东罗马没有援助，而不能解释为什么蛮族一开始会越过边境。蛮族认知的变化也不足以解释这种决定。尽管拉达盖苏斯的部队在前一年夏天遭到灭顶之灾，但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仍然在406年12月31日越过了莱茵河。虽然花了一段时间，但斯提利科最终组建了一支足够强大的罗马军队抵抗拉达盖苏斯，结果是罗马大获全胜。拉达盖苏斯本人被捕并被处决，大量（据报道有1.2万名）身份较高的战士被招募进罗马的辅助部队，而他们众多地位较低也更不幸的同胞被卖为奴隶，奴隶市场的价格被打压到了低点。 [47] 很明显，5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西罗马并不打算给谁382年哥特人获得的那种待遇。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仍然决定渡过莱茵河，这说明在他们的想法中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

不管是什么因素，我相当确信，哈尔索尔提出的罗马从西北撤军并不是答案。一方面，并无充分证据表明确实发生了这种撤军，已有的证据基本是默证。许多评论者将高卢行省的首府迁往阿尔勒的日期定在405年之后，认为它是莱茵河入侵的结果而不是起因。 [48] 此外，还有足够的罗马军队留在西北部，使另一个西罗马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Constantine Ⅲ）得以发动政变，406年年初，他从不列颠来到阿尔卑斯山，409年几乎完全统治了西罗马。即便外交补贴中断起了什么作用，入侵的也不是受其影响的蛮族（而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补贴是否中断了：这同样只有默证）。我们知道，罗马外交补贴首先给了边境地区的主要蛮族群体，即西罗马边境上的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马科曼尼人、夸迪人和萨尔马提亚人。405—408年的入侵基本不涉及这些边境蛮族。莱茵河联盟的苏维汇人可能属于这一类（如果他们真的就是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只是换了一个名字），但其他所有群体要么来自东部（莱茵河联盟中拉达盖苏斯率领的哥特人和阿兰人），远远超出了帝国西部外交网络的范围，要么来自主要边境附属国背后的地区（勃艮第人和两个汪达尔人群体）。如果补贴中断，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但他们显然留在了原地。 [49]

这个论点可以再进一步，但要说罗马势力从西北撤出引发了405—408年的边境崩溃，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些入侵中的第一次，即拉达盖苏斯于405—406年发起的攻击，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到西北部。拉达盖苏斯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意大利北部，但不可能认为此地的中央皇权有任何削弱。事实上，从西北部撤军只会增强帝国在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如果西北部罗马力量的削弱是导致405—408年入侵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第一次入侵的目标是另一个方向呢？

在我看来，去看究竟是哪些蛮族涉入了危机会更有启发。可用的资料不足以让我们重建4世纪多瑙河中游地区的详细情况图，但我们可以画出基本的轮廓：多瑙河湾部以北和以西的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来自蒂萨河（River Tisza）两岸的不同群体［利米刚特人和阿格拉刚特人（Argaragantes）］的萨尔马提亚人。更往北，还有汪达尔人和其他日耳曼群体，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影响到4世纪的边境行动。 [50] 如果将这样的分布与405年后该地区出现的入侵者对比，那么很明显，多瑙河中游在罗马中欧边境崩溃之前，就已经见证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和人口动荡。

405—408年的事件发生之前，汪达尔人在401—402年冬天首次引起了斯提利科的警觉。他们在附近的出现对瑞提亚（差不多就是罗马时期的瑞士）的和平产生了一些威胁。这一地区在4世纪中期显然不是他们的家园，当时他们住在西北方向差不多600千米之外的蒂萨河北部地区和斯洛伐克，在多瑙河中部平原和原罗马行省达契亚的边缘。 [51] 他们最初搬迁到瑞提亚边界的举动虽然无法与后来挺近西班牙和北非相比，但本身确实是一个重大行动。

拉达盖苏斯的联盟（其中肯定包括一些哥特人）应该是从喀尔巴阡山脉的西边入侵意大利的，这也支持了上述观点。从4世纪开始为人所知的众多哥特群体中的一个或几个，应该已经被招进了拉达盖苏斯追随者中的哥特分队。但当时没有哥特人居住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阿兰人的情况也类似：历史资料明确指出，在混合入侵部队渡过莱茵河时，阿兰人是其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到405年时，已有不少阿兰人前来占领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领土。但同样，4世纪时没有阿兰人居住在这个地区。一直到约370年，阿兰人最西的落脚处离那里还有1 500千米，在东边，顿河的另一边。 [52] 从4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不同的阿兰子群体（他们的政治结构中似乎包含了许多自治程度颇高的单元）跟随撤退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向西移动。一群阿兰人与一些匈人结盟，于377年秋天加入了罗马巴尔干半岛上的哥特人，甚至参加了阿德里安堡之役。378年夏天，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在巴尔干西北部遭遇了更多的阿兰人，380年，他将同样数量或更多的阿兰人招入了西罗马野战部队。 [53] 之后的事态趋于平静（至少在我们的资料中），但向西迁移的阿兰人是376年后第一次边境危机的主要部分，至于为什么到406年的时候，喀尔巴阡山脉以西有那么多的阿兰人，只能用他们后来继续向西迁移来解释。乌尔丁的混合军事力量（他们也从多瑙河中游附近的某个地方进入达契亚）包括了匈人和斯基里人，这也能支持上述结论。 [54] 4世纪的时候，哪怕是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的东部边缘，这些群体都不为人知。因此，在涉入405—408年危机的群体中，勃艮第人和苏维汇人（如果后者确实就是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这种在多瑙河中游以及周边地区长期定居的群体，基本上属于少数派。

在罗马边境的腹地，这种程度的人口迁移是相当不正常的。罗马人通常非常严格地控制边境地区的群体迁移。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359年，萨尔马提亚一个小群体（利米刚特）的成员回到他们前一年被驱逐出的多瑙河中游边境区域，而光是这么一个群体就让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果断做出了反应，因为他担心边境以外的骚乱会蔓延到罗马的领土上。 [55] 405—408年的危机爆发之前，大批新的群体出现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相比之下，约50年前君士坦提乌斯面临的扰乱就不算什么了。两个规模相当大的汪达尔群体、非常多的阿兰人、拉达盖苏斯联盟中的哥特人，还有乌尔丁率领的匈人和斯基里人，都是多瑙河中游的新来者。因此，西罗马在405—408年面临的边境渗透是边境以外同样甚至更大规模危机的产物。那里一定发生了重大事件，才让所有这些群体迁居到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然后才如更多史料记载的那样迁移到罗马的土地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与罗马帝国内部发展有关的因素都没法很好地解释为什么405—408年的危机爆发之前，多瑙河中游地区集中了大量武装群体和他们的家属，尽管这些因素肯定有助于解释后来发生的事情，比如为什么在409年或410年以前，西罗马都没有得到东罗马的帮助，为什么通过高卢进攻被证明比入侵意大利更好。我在1995年提出，匈人进入欧洲的第二阶段活动促使这些群体聚在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我个人认为，这仍然是最有可能成立的解释。不仅匈人向欧洲中心迁移的时间与多瑙河中游平原那些入侵者离开的时间对得上，而且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匈人的移民模式提供了两个进一步的佐证。首先，匈人自己有迫切的理由要进入中欧，他们去那里，不太可能仅仅是因为汪达尔人和其他人离开并留下了权力真空。其次，考虑到匈人是如何处置那些挡了他们道的邻居的，这些邻居很有理由逃离。因此，匈人行动中心的第二次西迁，即从黑海迁到多瑙河中游（这显然在5世纪初期发生了），很可能带来了405—408年危机酝酿阶段的场面：可能成为匈人新臣属的群体纷纷逃离。这不仅是喀尔巴阡山脉西面出现移民的最简单解释，也是最合乎逻辑、最有说服力的。其他解释完全无法说明405—408年的大部分入侵者为什么一开始会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

鉴于这场危机很可能是376年危机的重演——只是这次是在喀尔巴阡山脉西面而不是东面，史料描写的第二次迁移的具体过程与376年有相似之处也就不奇怪了。第二波移民潮中的很多群体和之前4世纪的哥特人一样，本身就有迁徙的历史。看上去唯一的例外是苏维汇人（我们仍假设这个术语指的是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的几个子群体），他们在加入渡过莱茵河的行动之前哪儿都没有去。而阿兰人原本是游牧民族——但对此还需要多说两句。通常认为游牧民会随机进行长距离迁移，但事实上他们通常只是往来于固定的夏季和冬季牧场之间。这与4世纪末和5世纪初的那种地理迁移完全不同，当时家庭和畜群不得不离开长期定居的地方，迁移数百千米。2世纪末和3世纪的哥特人本身具有的迁徙能力可能也在这次迁居中起了作用，哥特人之所以习惯迁徙，是因为他们的农业经济并不像现代农业那样依附于特定的土地。不管怎么说，参与莱茵河渡河的各个阿兰人群体来到多瑙河中游（406年事件的起点）之前，经历过一次从顿河以东开始的长途跋涉，可见他们中间已经形成了迁徙而不仅仅是游牧的习惯。 [56]

拉达盖苏斯的哥特人也是如此。他们是3世纪黑海迁徙产生的另一支日耳曼人主导的军事力量，其经历可能与从前的特温吉人有相似之处。4世纪的时候，喀尔巴阡山脉以西没有哥特人的踪迹，因此在那次后来证明不幸的意大利之行以前不久，拉达盖苏斯的哥特追随者肯定有过至少一次从本都到多瑙河中游的迁徙。汪达尔人并不像3世纪的哥特人走得那么远，但是从马科曼尼人战争时期开始，他们的控制范围得以延伸，从波兰北部和中部向南延伸到特兰西瓦尼亚高地的原罗马达契亚部分地区。他们也必然先从这个区域向西迁移到了阿尔卑斯山脉的边缘，有资料在402年记下了他们在那里的活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参与第二轮大迁徙的群体本来就有迁移习惯，这些人更有可能通过再次迁移来应对重大的威胁和机遇。

同样，这些后来的移民的种种动机，可能也类似于376年哥特人迁徙的动机。但我们无从得知他们面临的威胁有多么紧迫，因为不能确定匈人大规模进入多瑙河中游地区的日期。他们是不是需要比376年的特温吉人更快地离开旧的住地，我们并不清楚，但不管怎样，他们迁移主要都是出于消极的政治动机。他们也在寻找更安全的新家园。当然，大量哥特人、阿兰人和汪达尔人涌入多瑙河中游平原，哪怕没有匈人的压力，这件事本身也足以在该地区内造成政治问题。如果一个相对较小的萨尔马提亚群体在359年重返边境地区就足以破坏稳定，那么大量外来者的涌入必然会造成政治混乱。

但与376年时的情况一样，这并不意味着移民们没有想到他们有组织地迁移到罗马土地上之后，有可能得到经济和其他收益。如果来自匈人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搬走，那么就像在376年一样，意识到搬到帝国会有好处的移民就会把目光投向帝国。还有两点观察值得一提。首先，在帝国之外找到一个新家并不容易。例如，376年的时候，有一小群特温吉人撤离多瑙河后没有试图进入罗马，他们迁移到特兰西瓦尼亚高地或高地的西部边缘。但是为了保住这块新领土，他们不得不驱逐一些已经居住在那里的萨尔马提亚人，这些萨尔马提亚人则涌到了罗马的土地上。 [57] 我们也看到，406年在前往莱茵河的途中，汪达尔人与一些法兰克人发生了激烈冲突，据说他们损失了令人难以置信的2万人——我们可以合理地将其视为对艰苦战争的真实回忆。日耳曼尼亚并不是到处都有肥沃的土地等着让人来占领，既然无论搬到哪里都要苦战，那还不如去罗马帝国，毕竟那里的经济更发达。另外，就像376年的特温吉人一样，第二批移民中的大多数对帝国有足够的了解，知道这些潜在的好处。换句话说，由于存在一个活跃的信息场域，这批后来的移民讨论后倾向于迁往帝国，和376年时一样，经济掠夺的希望和对匈人的真正恐惧同时起了作用。其次，如前文所述，376年的哥特人后来在罗马土地上作为半自治单元生存了下来，有理由认为这是5世纪初流离失所的群体选择罗马的又一原因。

然而，这些移民群体都知道其在罗马世界占据一席之地的雄心会遭遇重重阻力。哪怕有过怀疑，拉达盖苏斯军队的命运也足以将其打消。既然希望迁移过去之后，罗马帝国会做出对他们有利的让步，那么各个群体就都需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又和376年一样）他们必须招募自由民（或阿兰人中对应阶层的人）。 [58] 出于与376年（以及3世纪后期的日耳曼人扩张和9世纪的维京人扩张）同样的理由，唯一可行的移民单元是超过1万名战士再加上家眷组成的队伍。这些移民深知他们的行动是危险的，这点可以从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而组成的一些联盟看出来。在乌尔丁失败之后，被卖为奴隶或不得不给别人充当隶农（coloni）的斯基里步兵可能别无选择，而有关拉达盖苏斯追随者的资料质量不高，难以得出结论。 [59] 但是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的大规模联盟是一个全新的群体组合，这些群体在4世纪时彼此甚至不是近邻。此时的联盟显然仍很松散，但即使是这种程度的合作，也需要大量的斡旋。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是正确的举动。有一个说法认为，有相当多的西林格汪达尔人留在原地，如今的西里西亚（Silesia）就从他们得名。一个更可信的说法是，406年迁移的那部分苏维汇人到达西班牙西北部之后很久，还有大量的苏维汇人仍然居住在多瑙河中游地区。

帝国对这些新移民的抵触坚定而彻底，其中一些人不得不改变一开始的策略。东罗马的谈判代表在没有交战的情况下成功策反了乌尔丁的一些关键支持者，乌尔丁的力量被外交手段瓦解。这些人想必在罗马军队中获得了诱人的地位，而许多不那么幸运的斯基里人只能在罗马人的地产上受人奴役。拉达盖苏斯军队的命运与此类似。他的一些地位较高的支持者弃了船，和罗马做了一笔交易，被选入罗马的军队。但是这一次的规模不一样了。被征召加入斯提利科军队的1.2万名拉达盖苏斯“最好的”战士可能从一开始就考虑到，加入规模较大的移民群体，对他们最终与罗马当局达成交易会很有帮助。但同样可能的是，直到斯提利科和他的野战部队压近，他们见识到罗马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后，才想到了换边的策略。 [60]

与376年渡过多瑙河的迁移一样，与罗马中欧边境崩溃相关的人口迁移和传统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景象仅有部分相符。在405—408年的危机中，确实有大量混合群体越过边界，但其原因更多在于帝国外部的因素，而不是帝国内部的情况。虽然其中一些群体的组织程度很高，不像现代世界中有时出现的那种难民潮，但这些群体的活动往往可以用现代移民模式背后的原则来解释，尤其是消极和积极动机的组合，以及现有政治结构和信息流动产生的巨大影响。不过，这些群体只是复杂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参与行动的一些群体似乎确实有悠久的历史，阿斯丁格汪达尔人就曾出现在2世纪的马科曼尼人战争中。但与罗马帝国晚期的所有日耳曼群体一样，几个世纪以来，它们彼此之间和与罗马之间的互动很多，也因此经历了转型，群体中包含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权利。群体内部的关系因随后形成的群体间联盟而更为复杂，例如为了更好地在罗马土地上生存而形成的两个独立汪达尔群体的联盟，以及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的联盟。因此，和传统的图景相比，迁徙群体的规模要大得多，还出现了新的政治关系，甚至还有巨大的文化差异（比如讲波斯语的游牧阿兰人）。即便某些组成单元已彼此建立联系，越过边境的实体仍是临时的政治联盟，而不是长期存在的人口群体。

因此，难怪罗马当局能通过打击要害来摧毁一些联盟，尤其突出的是，罗马将拉达盖苏斯和乌尔丁军事追随者中的精英吸引到自己一方，打压那些群体的领袖，牺牲地位较低的普通士兵的利益。但是，社会复杂性和即兴联盟自然产生的内部不统一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能够在与罗马进行最初接触后幸存下来的群体还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重复这种迁徙过程的能力。

为生存而战

两次边境崩溃的时候，进入帝国的所有主要群体都有着相似的历史。在最初（绝大部分不请自来 [61] ）对罗马领土的渗透之后，是一段武装斗争的时期。这些蛮族群体要迫使帝国接受，它们不可战胜，不会接受罗马通常强加给移民的那种征服加融合的政策。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最初的斗争持续了大约6年，直到与罗马达成382年10月3日生效的和平协议。帝国愿意接受这样的协议完全是因为哥特人的军事能力，特别是他们连续击败了两位罗马皇帝——最著名的当然是378年8月9日在阿德里安堡击败了瓦伦斯，然后是380年夏天在马其顿击败了狄奥多西一世。其他较小的移民群体——泰法尔人、萨尔马提亚人和孤立的哥特人子群体——没能通过最初的军事考验，因而受到了严苛的对待。他们失败后完全失去了群体身份，群体的成员都被分配给罗马地主充当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 [62]

405—408年危机涉及的移民群体也有类似的历史。这些人同样不请自来，也要为开辟新的家园而战斗。有些人失败了。我们看到，乌尔丁和拉达盖苏斯的许多追随者遭遇了厄运，他们或是被杀，或是作为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被分配出去，尽管每个群体中都有一些成员设法与罗马当局达成了交易。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要更幸运一些。在高卢制造了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后，409年或410年，他们强行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罗马的西班牙，在那里寻找新的机遇。在最初越境6年后的412年，他们瓜分了行省的大片土地。西林格汪达尔人占领了贝提卡（Baetica），阿斯丁格汪达尔人占领了加利西亚（Gallaecia）大部，苏维汇人占领了加利西亚的西北部，而阿兰人作为当时军队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拿下了卢西塔尼亚（Lusitania）和卡塔根尼斯（Carthaginensis）这些更富裕的省份（地图9）。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割据得到了罗马中央当局的批准，但它似乎代表了一种比单纯的劫掠更有序的经济剥削方式。 [63] 无论是376年还是406年，从入侵到最终定居下来之间的时间间隔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像这样带着武装、不请自来的大规模移民群体，是不可能与迁入地的已有人口立刻达成妥协的。

然而需要解释的是，这两组移民分别在382年和412年定居下来后，为什么隔了一段时间后再次上路。传统上认为，哥特人382年定居巴尔干半岛，395年在阿拉里克的领导下公开叛乱，并在接下来两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带着他们的家人和庞大的车队在希腊漫游。他们向南到达雅典，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然后又往北走，到了亚得里亚海边的伊庇鲁斯（Epirus）。经过短暂的休整，他们在401—402年进入意大利，而后又回到巴尔干半岛，直到408年再度启程向西，在意大利从408年待到411年，最终到达高卢并定居下来。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也差不多：在西班牙持续到429年的停留不过是个插曲，之后他们乘船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并向东行进，分两个阶段向罗马北非最富裕的省份前进。他们在437年通过条约在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Numidia）暂时获得了一些土地，然后在两年后攻陷迦太基及周围的一些行省，建立了更永久的家园。

长期来看，这些逃离匈人的群体表现出走走停停的迁徙模式。在过去，人们一直都认为第二次迁移的群体和最初越境迁移的是同一个，叙事上的间隔并不算什么障碍。然而，近来有人提出，第二次迁移的不是最初跨越边境时的那种混合人口群体，而更像是军队；这次迁移的队伍本质上完全不同，是正在成形的战队，只从原来的移民中吸收了少量的人力。最欢迎这种说法的，是那些坚信古代社会单元不可能有很强的群体身份认同的人，他们认为像376年和405—408年的入侵者这样的群体，是不可能经过长时间多次动荡后还团结在一起的。 [64]

那么，这次迁徙的是军队还是族群？移民研究能帮助我们理解汪达尔人、哥特人和其他群体这种持续的流动性吗？

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上居然有这么大的分歧，可见相关的资料并不完备。不过，与公元382年后的哥特人有关的资料比较全面，至少某些年份的资料比较多，因此哥特人的这段历史可以充当测试案例。就哥特人而言，首先要问的是：那些在395年追随阿拉里克造反的人，是否能代表根据382年条约定居下来的所有或大多数哥特人？过去从未有人怀疑这点，但近来蛮族身份变动不居的新观点被许多人接受，因此出现了这样的要求：证明382年与罗马议和的哥特人和追随阿拉里克叛乱的哥特人是同一群。有办法证明吗？

简单来说，答案是否定的。没有哪个罗马的评论家列出阿拉里克在395年召集的究竟是哪些人，也没有人具体描写他如何调动支持他的力量。当然，那是公元第一千年中期，资料不全并不奇怪，重要的是，不要不切实际地追求确定性，然后再以无法确定为借口，拒绝实际上很合理的一种可能性，即参加阿拉里克395年暴动的，就是382年签了条约的哥特人。这并不是说所有按照条约定居下来的人必然参与了暴动，而是说根据382年协议定居下来的哥特人与阿拉里克最早的一批追随者之间有足够的重合度。

该论点首先得到了质量较高的原始资料的佐证。第一，对于此次叛乱，同时代的两位年代早、问题少、彼此独立的罗马评论家——西罗马的克劳狄安和君士坦丁堡的塞内西乌斯——都做了记载。他们明确指出，追随阿拉里克反叛的人就是382年的那群哥特人。如果要否定他们的记录，就得合理说明，为什么这两位分处东西罗马，受众和写作目的都不同的评论家，要去曲解那次行动；但目前还没有找到这种理由。 [65] 此外，这一本身就很可信的基本结论还有进一步的佐证。近年来，有人根据希腊历史学家索西穆斯的一段记述来否定塞内西乌斯和克劳狄安的记载。索西穆斯记载，阿拉里克最早在与欧根尼乌斯作战时就发动过叛乱，因为狄奥多西一世只让他指挥一些蛮族辅助部队，而没有把他当作真正的罗马指挥官。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他原本的野心与382年那批哥特人无关，395年的叛乱也是如此。这种说法有三个主要问题。

首先，6世纪的索西穆斯显然是搞错了与阿拉里克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欧纳皮乌斯（Eunapius）的记述。根据年代晚得多，问题也很多的索西穆斯的三行文字（的确只有三行），去否定与阿拉里克同时代的克劳狄安和塞内西乌斯，而且没有进一步论证他们为什么都以同样的方式曲解了阿拉里克的行动，这种方法论怎么说都是站不住脚的。 [66] 第二，将阿拉里克改写成只对罗马有野心的人，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阿拉里克发动反叛后仅4年，出身蛮族的东罗马将军盖纳斯（Gainas）抓住一些哥特辅助部队反叛的机会，自己获取了在君士坦丁堡的权力。索西穆斯笔下的阿拉里克也是类似的人物（那些采取这条论证路线的人也承认这一点），但是，那两位作者中的塞内西乌斯并没有在准确描述盖纳斯的行为方面遇到什么障碍（克劳狄安则根本没有提到盖纳斯）。 [67] 如果说，塞内西乌斯虽然对盖纳斯怀有敌意，但还是照实记录了他的行动，那么塞内西乌斯和克劳狄安有什么理由去曲解阿拉里克的行动呢？第三，我们可以肯定，追随阿拉里克的从一开始就是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至少有1万名战士，因为在395年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迎战一支完整的罗马野战部队了。我们如果不接受克劳狄安和塞内西乌斯告诉我们的事情，也就是阿拉里克领导的是那些缔约后反叛的哥特人，就得为这么庞大的军队另找来源。这不容易做到，因为东西罗马的野战军现在都归西罗马将军斯提利科指挥。 [68]

第二个佐证简单说就是，可以合理地认为，在从382年到叛乱发生的这段中间期里，382年的哥特人保持了稳定的政治认同，足以最终发起叛乱。这个“中间期”只有13年。这段时间足够让一代人成熟起来，但许多在382年活跃的成年人在395年仍然活跃。尽管我们对许多细节一无所知，但382年条约的关键是允许相关的哥特人继续享有前所未有的自治——当时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认可这一点。虽然这些哥特人发起了叛乱，还造成一位皇帝死亡，但他们并没有被打散后分派到帝国各地，这就是为什么泰米斯提乌斯（Themistius）这位狄奥多西皇帝的发言人和宣传者，必须竭尽全力才能让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接受和平协议。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认为，仅仅13年后，这批哥特人再次合作，采取了行动。 [69]

原本的这份和约在哥特与罗马的关系中留下了两个没有解决的大问题，两个问题因395年阿拉里克的叛乱而越发凸显。首先，在382年的和约中，罗马人没有承认谁是全体哥特人的领袖。这符合罗马的一贯政策，即限制可能构成威胁的群体的政治凝聚力——如我们所见，这也是4世纪时对待阿勒曼尼上位王的标准政策。此外，特温吉和格鲁森尼联盟内部的发展也限制了凝聚力。两个联盟进入罗马领土的决定都伴随着高层的政治动荡，现有的领袖或是阵亡，或被推翻。 [70] 在阿德里安堡之役前，弗里提根曾试图上位，我们还有充分的证据表明382年之后斗争仍在继续，阿拉里克为获得对哥特人的整体领导权而不得不战胜一个个对手。他的地位很可能在394年或395年得到了提升。虽然更多地要归因于索西穆斯对欧纳皮乌斯作品的篡改，但阿拉里克一开始确实可能更想在罗马谋求发展。但是，他最终选择在哥特人中发展势力，而且有一个很好的（间接）证据，证明他这么做时至少挤掉了一个竞争对手。阿拉里克后来的生涯，以及他的姻亲和继任者阿陶尔夫（Athaulf）的生涯，受到了萨卢斯（Sarus）这位出身哥特的罗马将军的干扰。萨卢斯发起了一场一个人的战争，为的是破坏阿拉里克和阿陶尔夫与（萨卢斯所效力的）西罗马可能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值得注意的是，萨卢斯的兄弟塞尔吉里（Sergeric）后来发动了一场政变，杀掉了阿陶尔夫及其直系亲属，自己成为阿拉里克的哥特人的首领，但在位时间不长。可见，萨卢斯显然来自庞大的家族，有实力竞争哥特人的总体领导权，而他无情的敌意则暗示，正是因为阿拉里克崛起，他才会离开哥特人去为罗马效力。 [71]

此外，阿拉里克在哥特人中能取得更大范围的政治成功，与他对待382年条约的第二个未决问题的方式密切相关，也就是半自治的哥特人对罗马帝国负有何种军事义务这个问题。如前文所述，在加给外来者的和约中，罗马通常会规定外来群体需要为罗马军队提供壮丁。382年的和约也可能有此规定，因此罗马正规军中才会有哥特人的辅助部队。但和332年多瑙河以北的特温吉人的情况一样，条约还规定，针对特定的军事行动，哥特人还应提供不定期的军事服务，派出规模更大、自主领导的分遣队。来自特温吉的分遣队曾在332—360年间四度出战，帮助罗马对抗波斯，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与哥特人签订的条约中提出了类似的要求，要求他们派兵参加狄奥多西与西罗马篡位者马克西穆斯和欧根尼乌斯的两次内战。 [72]

有可信的证据表明哥特人对这样的军事义务很不满。在针对两名篡位者的军事行动中，缔约哥特人的参与总有反叛相伴。狄奥多西第二次向哥特人寻求援助时，哥特领导层就如何回复发生了激烈争论。 [73] 哥特部队在第二次远征中的命运也说明了为什么会有问题。在394年9月的冷河之役中，哥特人第一天就被派到了前线，而且伤亡惨重。当时一位罗马历史学家评论说，这场战役见证了狄奥多西的两次胜利：一次是战胜了篡位者欧根尼乌斯，另一次是战胜了哥特人。考虑到罗马帝国容忍哥特人的半自治地位只是因为无法彻底打败他们，这样的伤亡的确有可能改变罗马和哥特之间的权力平衡，让罗马人有机会改写条款。因此，毫不奇怪，几乎是刚从冷河之役回到家乡——应该是在394—395年的冬天，缔约的哥特人就造了反，他们的领袖决心改写382年的条款。 [74]

条约里很多我们想了解的内容，以及它规定的哥特与罗马关系的模式，都已无法还原了。但正如许多外交协议一样，它显然是一种妥协方案，将一些更有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但是，我们可以完全合理地假设，阿拉里克在395年叛乱的本质与两位同时代评论家的描述相符。阿拉里克率领382年缔约的大群哥特人造反，该条约让他们有足够的自治权，能够通过集体行动改写他们的协议条款，而冷河之役的伤亡给了他们非常现实的不满理由。这个过渡性结论引出了另一组问题。为什么哥特人为获得更有利的条件而发动叛乱，会带来进一步的人口迁徙？毕竟，不用拉家带口，也不用带着所有家当再次上路，他们也完全可以造反啊。 [75]

原因之一肯定在于他们已经建立的移民习惯。从历史上看，这一人口群体总是通过搬到新地方来解决问题。这个群体曾在3世纪从波兰迁往黑海，在4世纪初迁入瓦拉几亚，在4世纪30年代试图迁至喀尔巴阡山脉以西，最终在376年渡过了多瑙河；他们对如何实现大规模、长距离迁移了如指掌，也随时准备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而376年渡过多瑙河的人中，肯定有一些在395年仍然健在。但即使是一直有迁移习惯的群体，也不会在没有很好理由的情况下随便迁移，而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在叛乱之后的迁移，则有助于实施改写382年和约中他们不满意的条款的策略。

迁移的动机之一很简单，就是沿途劫掠罗马的社区。395年的时候，阿拉里克是新上位的哥特领袖，需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这可以通过带领追随者走上充满财富的路途来实现；史料将哥特人缓慢向南推进至希腊境内和周边的过程描述为一场大范围的劫掠，而我们也没理由认为其中有欺骗的成分。 [76] 但劫掠只是他们的目的之一。阿拉里克还需要迫使罗马接受有利于哥特人的条约修订。大多数史料不涉及这些谈判的实质性内容，但通过记录得比较详细的资料（比如阿拉里克408—410年第二次逗留意大利期间的资料），我们发现，关键的问题是阿拉里克希望自己的领导地位获得完全的承认，这种承认可能体现在授予阿拉里克某种罗马官职，罗马给予哥特人一定的经济支持，帮哥特人找到一个适合定居的地方。这些诉求背后的重点是，哥特人希望罗马无条件承认自己作为罗马领土上半自治群体的基本权利。382年时，罗马当局显然也在暗自祈愿。帝国发言人泰米斯提乌斯于383年1月在元老院面前为该条约辩护时，以如此陈词结束演讲：期望有朝一日，所有独立的哥特身份终将消失。 [77]

在达成长久的和平协议之前，哥特人提出种种条件，罗马帝国在谈判时肯定极为不情愿，因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罗马一直拥有足够的军事霸权，不需要被迫在自己的土地上与某个蛮族力量长期共存。因此，赢得罗马的让步绝不是容易的事，这也是有着更好记录的外交事件文献一再表明的。408—410年间，有好几次，阿拉里克几乎达成了协议，但都因帝国不妥协而失败。他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众所周知他将要求降到最低，而直到连这点要求都遭到拒绝后，他才允许自己的部队洗劫罗马。这次人口迁移的目的，一是对帝国资产造成损害从而迫使帝国达成协议，二是让哥特人搬到最有机会实现长期外交胜利的地方。阿拉里克395—397年在希腊逗留，为的是迫使东罗马与其谈判，最终他成功了。397年，以太监欧特罗庇厄斯为首的君士坦丁堡当局和他达成了不错的协议。但是，帝国的一些精英圈子非常不喜欢这样的让步，这也是导致欧特罗庇厄斯在399年倒台的问题之一。随后的一系列政权一致决心不和阿拉里克谈判，所做出的让步也都被撤回。 [78] 东罗马关上了大门，促使阿拉里克启动下一次迁徙：401—402年，哥特人第一次入侵意大利。这是在通过进一步迁徙来迫使西罗马达成协议。但是，斯提利科靠军事力量挡住了阿拉里克前进的脚步，陷入困境的哥特人回到巴尔干半岛，而无论是西罗马还是东罗马都不愿谈判。

只有外来因素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斯提利科的中欧边境岌岌可危，这位西罗马大将军急需兵员。他已经在401—402的冬天领教了汪达尔人对瑞提亚的威胁，知道多瑙河中游的局势一触即发，因为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兰人等群体为逃离匈人，都迁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因此，斯提利科开始考虑与阿拉里克的哥特人结盟。 [79] 斯提利科最终在408年夏天被废时——主要是因为他没能处理好从405年开始撕裂西罗马的入侵和篡位的复杂局面，阿拉里克已经与他达成谅解，正将自己的追随者推回通往意大利的路上，显然是要去收回应得的东西。更根本的是，与东罗马相比，西罗马目前的混乱局面让阿拉里克更有可能在那里达成合适的交易。

哥特人在接下来的3年里留在意大利，有几次几乎和罗马达成了协议。但帝国总是不愿妥协，他们最终失去了耐心。哥特人现在的领袖是阿拉里克的姻亲和继承者阿陶尔夫。在他的率领下，哥特人前往高卢，这次还是为了占据有利的位置，以迫使罗马与之达成长久的协定。最后，在416年到418年之间，新协议浮出水面。哥特人在阿基坦的加龙河（Garonne）河谷得到了一片富饶的土地，可以耕种和定居，那里比巴尔干的任何地方都富裕得多，距离意大利北部的帝国权力中心还更远，而且，他们的领袖得到了罗马的完全认可。但他们在罗马国家的政治结构中既没有得到金钱，也没有获得任何高级职位，而这些原本都在阿拉里克于408—410年间提出的最有野心的计划之中。在地理和政治方面，他们被放逐到了罗马世界的边缘。哥特人同意像以前一样偶尔为罗马帝国战斗，还受雇在西班牙抵抗莱茵河的入侵者。 [80]

虽说从现代的角度看，这种行为很奇怪，但395年之后阿拉里克的追随者们断断续续迁移，有其自身的逻辑。无论是这一切，还是418年的最终协议，都无法表明阿拉里克的核心支持者不是382年的那批哥特人。他们一直试图迫使罗马帝国或至少帝国的一半与之达成长久的协议，而他们不断迁移，则是为了进入有助于谈判达成合理协议的政治和地理环境。事实上，我们看到的还是罗马国家结构对哥特移民过程施加的无法逃脱的影响。在约20年的漫长迁移过程中，哥特人不断调整，只为获得足够的影响力来迫使帝国改变数百年来的政策。最终，是405—408年的危机，还有莱茵河入侵者在西班牙实施的吞并，才让西罗马当局接受了哥特人的推进。

在该协议出现的过程中，一个新情况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哥特人那从巴尔干到阿基坦的漫长旅途中，有几段时间不短的相对稳定期：397—401年和402—407年在巴尔干地区，408—411年在意大利，412—415年在高卢南部。总共算来，从最初的叛乱到最后定居在加龙河河谷，前后经历了20多年，但其中也许只有大约5年半的时间用于长途迁徙。不管怎么说，这是极其严峻的考验，也是压力重重的时期。而且，你一定想象得到，从起点到终点，阿拉里克的队伍肯定不会保持原样。事后看来，我们知道这次长途跋涉得到了不错的结果。但是面对旅途的艰难和粮食的短缺（特别是410—411年在意大利，414—415年在高卢），以及罗马随时可能发动的反击（尤其是在395年、397年，以及402年内两次与罗马野战军对抗），哥特人并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否值得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

虽然较早的时候，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阿拉里克的队伍从一开始就是那样，但最近的说法正确地强调，阿拉里克队伍的成员在395年和418年之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认为阿拉里克比较可能成功的追随者多，队伍规模就大；看好阿拉里克的人少，队伍规模就小。如今这已是普遍看法了。实际上，体现成员数量稳步增长的证据远远优于体现其数量下降的证据。仔细检索资料后，我们发现少数地位很高的人在哥特群体中时常出现的政治权力斗争里落败后，会转而效忠罗马，可能还带着自己的军事随从。前面提过的萨卢斯和弗拉维塔斯（Fravittas）就属于这一类，可能还要算上一个叫莫达雷斯（Modares）的人。不过这些人是非常特别的一类，不能说明群体中有成员大量流失的情况。另外，我们知道的唯一一份提到阿拉里克失去支持的资料出自一个罗马政治化妆师之手，他为斯提利科效力，由于斯提利科没能在402年的战争中击败哥特人，此人需要竭力挽回他雇主的声誉。他声称阿拉里克的追随者成群结队地抛弃了他，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可信的。 [81]

虽然如此，但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身份认同出现了变化。首先，376年的移民来到多瑙河边时，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群体：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两个群体之间的区分，在我看来到395年时已经消失，另一种看法认为是在408年前消失的。但区分消失的时间只是细节问题。在多瑙河以北的时候，格鲁森尼和特温吉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渡过多瑙河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两个群体间的区别就消失了。 [82] 两个群体合为一个，随后规模有所扩大。在罗马之外，阿拉里克于409年获得了两股增援力量。斯提利科被推翻后，意大利罗马军队中一支重要的蛮族部队加入了阿拉里克的队伍，这支部队与斯提利科有密切的联盟关系，士兵的家属留在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却在一场大屠杀中被残酷杀害。非常有可能的是，这些人中有很多在仅仅4年前追随拉达盖苏斯来到意大利，然后在那场导致他们前领袖倒台而死亡的外交阴谋中投向了罗马。在罗马之外，很多奴隶加入了阿拉里克的哥特人队伍。我怀疑很多奴隶源自同一批人，因为拉达盖苏斯那些比较不幸的追随者在406年被当作奴隶出卖。但毫无疑问，还有各种不同来源的人。 [83] 这已经远远不是第一章中谈到的那种传统台球模型能够解释的了。

也就是说，在阿拉里克的生涯中，一个大得多的新政治单元在395年之后的新一轮迁徙中被仓促建立了起来。在我看来，其中原因其实很简单，哪怕我们没有记载这个过程背后谈判情况的资料。斯提利科的前军事盟友加入阿拉里克的队伍，只是因为罗马的敌意。他们一度认为当罗马的盟友很有前途，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而抛弃了拉达盖苏斯。斯提利科向他们提出的条件很有吸引力，也许类似于欧特罗庇厄斯在397年给阿拉里克的条件。但斯提利科倒台后，罗马人对“蛮族”的固有敌意释放出来，蛮族士兵的家人遭到袭击，因此，这些人的想法改变了。而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联合起来的先决条件，也是在他们从376年起对罗马帝国采取的联合行动中创造出来的。这个过程也不顺利。两个群体在阿德里安堡共同获得胜利之后，于379—380的冬天再次分裂，主要是因为联合部队的给养问题多多，但也可能是因为两群人的领袖互不相让——任何联合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84] 但显然，这个新的、更大的军事政治实体主要是为抵挡罗马的势力而组建的，如果没有帝国的压力，它肯定不会出现。罗马政治结构的裂缝引导了哥特人在395年和418年之间做出的举动，来自罗马军事力量的压力也促使一些原本彼此独立的移民群体为了生存而联合起来。从不少补充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未能吸取教训的群体遭受了怎样的后果。在阿德里安堡之战中，孤立的哥特袭击部队遭到摧毁，而脱离大部队自己行动的小群体则被制服，不得不接受罗马通常给蛮族群体的那些条件，定居下来。 [85] 蛮族群体想在罗马领土上兴旺，唯一的办法是联合形成具有足够规模和足够政治凝聚力的实体，以防被罗马帝国各个击破。

因此，阿拉里克的哥特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在行动中会出现临时的群体身份。这支队伍的成员似乎大多数是哥特人，但即使在4世纪确实存在共同的哥特文化认同（也许是有的），它也不是获得群体身份的先决条件。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些匈人应该是在新群体内获得了永久的成员身份，而在罗马之外加入阿拉里克的奴隶源自何处根本就是个谜。 [86] 但即便是其中的哥特分遣队，在进入罗马的土地前也没有在同一个政治单元中一起行动过。正因为有罗马的军事压力，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才会在阿德里安堡联合起来，拉达盖苏斯那批比较幸运的追随者才会认为自己最初选择罗马是错误的，换到阿拉里克麾下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在帝国边界的另一侧，罗马人的攻击既不那么激烈也不持久，不至于促使这么大规模的群体形成；但在罗马的土地上，所有这些哥特人必须联合起来，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生存。事实上，这是一种经典模式。外部压力往往是活跃群体身份认同的必要催化剂。

在统一之前，群体间如何谈判，我们不得而知。但考虑到之前各自独立的政治经历，谈判肯定不会容易——被迫离开这个群体去为罗马效力的高地位哥特人数量不少，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正因如此，外部压力才成为群体形成的关键，而这并不意味着后来在战火中形成的群体认同从本质上说是脆弱的。如果认同真的那么脆弱，罗马早就将这个群体瓦解了（就像对付乌尔丁和拉达盖苏斯的部队一样）；而这个群体尽管后来遭遇了外交挫折、饥荒，又失去了最初的领袖，却仍然保持联合的状态。这一点是罗马最终愿意达成协议的第二个原因。5世纪的第二个10年，聚集在高卢的哥特力量空前庞大，而且在与罗马的持续冲突中，形成了从前哥特政治单元所无的空前凝聚力。 [87] 罗马在418年时被迫承认有必要达成协议，主要是因为阿拉里克创建的力量已经强大到无法摧毁。

因此，尽管证据存在种种问题，但我们最好将从阿拉里克起兵反叛到418年于阿基坦达成解决方案之间的行动理解为，376年的移民再次上路，寻求更美好的未来，途中，一些405—408年的移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我们之前讨论这一时期的日耳曼社会时说过，军人和民众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在经济和政治结构只能支持有限数量的职业战士的社会里，凡是要动员大规模武装力量的事业，都难免需要自由民及其家属的参与。为了有机会取得成功，阿拉里克不得不说服大量的哥特人，让他们相信再次出发迁居他处有好处。但我们也看到，如果这些移民要实现目标，就需要从范围更大的支持者中招募人手。由此产生的新的政治认同，可能部分建立在各哥特群体文化相似性的基础之上，但文化相似并不是关键。汪达尔-阿兰联盟表明，背景完全不同的群体，也可以组成政治身份认同很强的实体。比文化相似性更重要的，是罗马帝国这个敌对势力。

我认为，上述分析很好地解释了行动的种种奇怪之处，而其他论点是做不到的。行动中体现的复杂的政治议程，以及特别是阿拉里克要求有一个定居区域的做法，并不符合雇佣军团的模式。如果说参与行动的只有雇佣兵和军团，就得回答阿拉里克能从哪里找到这么多职业战士这个难题。

这里的很多要点也适用于另一批多次迁徙的人：406年的莱茵河入侵者。可以放心，说到他们412年定居西班牙之后的历史，我们不会再重复“军人还是民众”的讨论了。还讨论这个问题未免太浪费读者的耐心，而且相关资料也不怎么有用。因此，你对阿拉里克的哥特人的理解，往往会影响你对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的理解。这么说吧，我们手上有一份基本与所记载事件同时代的详细资料，多少算是权威，其中确实写到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拉家带口地前往北非。 [88] 因此，出于我们在讨论哥特人的例子时谈到的那些原因，我们没什么理由去怀疑这种说法。

在其他更具体的方面，哥特人和莱茵河入侵者的移民过程更符合比较移民研究的预期。物流问题在决定个人如何行动方面起了关键作用。阿拉里克的哥特人带着庞大的车队上路，因此只能走陆路，使用罗马的公路网，而这极大限制了可选路线的范围，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也迫使（比方说）哥特人在395—397年采取那样的往返路线。无法确保海上运输也扼杀了阿拉里克在410年秋天洗劫罗马之后将部队运往北非的计划，最终，罗马人将他的部队封锁在高卢南部并切断其粮食供给。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陆地上也是带着车队迁徙的，但最终决定渡海进入北非时比阿拉里克的哥特人做得更好，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有更多时间准备。阿拉里克考虑迁往北非，是在他围攻罗马却没能得到想要的外交协议之后。但他在短短几个月后的410年夏末秋初就放弃了计划。相比之下，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各处活动了十几年，然后才渡海前往北非。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组织必要的航运，而且与410年的阿拉里克不同的是，429年时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不需要面对帝国迫在眉睫的反击。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分批渡过直布罗陀海峡，也就不需要那么多船只，因为留下来的人在等待渡海时没有被袭击的危险。

信息场域也发挥了作用。哥特人曾参与对抗两个西罗马篡位者，这为他们后来入侵西罗马做了铺垫。在那之前，他们对欧洲地理的了解微乎其微，也不了解北意大利那些相对富饶也易受攻击的土地离他们的巴尔干领地有多近。410年洗劫罗马前后，他们在意大利待了3年，这无疑也让他们有可能考虑前往高卢。对于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406年时，他们显然知道罗马的莱茵河边境在哪个地方，但对西班牙在哪里只有最模糊的认识，也许完全不知道从西班牙南端到摩洛哥只需一小段路程。他们在西班牙停留了很久，不仅有充分的时间安排航运（这样的安排肯定借助了当地罗马商人的力量），还可以收集基本信息（可能也是从罗马商人那里），这使向北非迁移成为可能。事实上，为了准备那次决定命运的渡海，他们尝试了几次海上冒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425年对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发动的海上袭击。 [89]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多次迁徙的动机，在比较研究的视角下也说得通。这个合并后的群体离开西班牙去往北非的许多理由，与阿拉里克的哥特人离开巴尔干半岛进入西罗马的理由一样。他们当然对该地区的财富感兴趣。罗马北非的中部行省——努米底亚、拜萨西恩（Byzacena）、普罗康苏拉里斯（Proconsularis）——是罗马城的粮仓，北非商人将商品带到地中海广大地区，特别是卖到西班牙（如北非陶器的分布模式所示）。这肯定会激起汪达尔人攫取北非的兴趣。此外，北非对他们而言可能是个更安全的地方。哥特人通过不断迁徙来让罗马做出外交让步，而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直到离开西班牙，都没有与西罗马中央当局达成任何条约。这在409年时并不重要，因为当时西罗马正忙着对付阿拉里克和一连串的篡位者。然而到了5世纪第二个10年中期，西罗马已经重获稳定，篡位者被镇压，哥特人则通过新条约加入。此时，莱茵河入侵者成为头号公敌，帝国军队和哥特部队（罗马帝国想从哥特人那里得到的正是这样的军事援助）联合起来，在西班牙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他们的惩罚性军事行动。416—418年，西林格汪达尔人和阿兰人遭受重大打击，被迫放弃他们的独立行省，幸存者接受阿斯丁格汪达尔人的领导。5世纪20年代，西罗马中央的政治稳定再次崩溃，压力再次缓和，但喘息之机只是暂时的。

因此，除了财富之外，北非还为幸存下来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提供了更大的安全保障。一旦在那里定居，帝国未来就只有可能从海上对其发起攻击，而比起陆地行动，海上军事行动的难度呈指数级增加，后续事件也表明确实如此。从5世纪40年代初到60年代末，帝国3次向北非派出大规模远征军，但都以失败告终。 [90] 像哥特人一样，莱茵河入侵者既有政治动机，又有经济动机，而且也和哥特人一样，他们通过不断迁徙来在罗马帝国政治和军事结构的裂缝中寻求安全和繁荣。多次大规模迁徙是罗马领土上蛮族群体持续存在的根本，认为其无关紧要的说法完全不可信。

说到莱茵河入侵者，与阿拉里克的哥特人一样，他们群体身份的发展从修正观点看经历了不少过程。439年占领迦太基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不能简单等同于莱茵河边的那群人；在那之前，群体的成员们在罗马土地上挣扎求生，各个群体的身份都经过了重新协商。就莱茵河入侵者而言，重组的进程更为深入。阿拉里克的队伍——至少在精英层面——似乎主要由哥特人组成，莱茵河入侵者的组成则非常不同。两大汪达尔人群体——阿斯丁格人和西林格人——可能在文化上有些相似的地方，但苏维汇人是来自不同地区的讲日耳曼语者；在406年的队伍中占比最大的阿兰人是讲波斯语的游牧民族，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与如今是盟友的日耳曼农业群体完全不同。406年，这支队伍只是非常松散的联盟，正如他们412年在西班牙的大割据表明的那样——这些群体跟随各自的领袖，占领了不同的行省。

促成该群体更紧密联合的因素，与促成阿拉里克的哥特人统一的因素相同。又一次，罗马帝国这一敌对势力向许多入侵者表明，共同行动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也是因为武力的威胁：哥特-罗马联合行动无情地摧毁了西林格汪达尔人（他们的国王在失败后被带到了拉韦纳），毁掉了阿兰人的独立（他们的国王阵亡后，剩余的人只能投靠阿斯丁格人并接受其领导）。在没有罗马军事威胁的时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将出现联合；而即使面对罗马的压力，也不是所有的入侵者都加入了新联盟。阿斯丁格的君王后来试图用武力控制苏维汇人，但后者抵挡住了。还有一些阿兰人倾向于留在原地接受罗马统治，最终在高卢定居。 [91]

就这样，面对罗马帝国的敌意，希望保持独立的人们开始就原先的群体身份重新协商，以创建规模更大、更具凝聚力、更有可能在罗马土地上生存下来的群体。因此，除了迁徙，群体身份的一种特殊演化对外来蛮族的生存能力也至关重要。

重构他们376年和405—408年的迁徙故事需要进行很多工作。好在这些移民的部分历史得到了相当好的记录，他们的迁徙过程是一个关键的测试案例，我们也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就不再赘述了。他们的历史表明，进入罗马帝国的移民有可能（有时确实也会）有组织地大批到来，其中不仅有军事人员，还有他们的家属。如果他们不甘于沦为罗马的炮灰或农业劳动力，就必须以这种移民单元的形式进入罗马。只有通过招募军事随从之外的人力，才有可能组织起足够大的队伍，在远征时获得成功。同样重要的是，更好的证据表明，这些移民有可能并且确实进行了多次迁徙。绝大多数群体在进入罗马领土之前就有了迁移传统。他们不断迁移，也在罗马的压力下就群体身份不断协商——群体总人数因而稳步增加。迁移和身份调整双管齐下，这是在罗马土地上生存下来的长期战略。

但是，即便需要重新拾起被修正论者摒弃的观点，去主张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不仅是376年之后30年的重大主题，而且与上一章中谈到的动力不断增长的人口流动同为第一千年的重要移民现象，这种迁徙的图景也不是传统上设想的那样。越境进入帝国的各个群体来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已经很复杂的蛮族世界。它们不是“民族”，至少不是那种文化上同质、彼此多少地位相当、离开后出发地就空无一人的人口群体。尽管如此，从两种意义上说，这仍是大规模人口迁移。这类移民群体哪怕只有一个精英，也会包含大量自由民战士和他们的亲属，因而主要移民群体的总人数可达数万人。从移民研究的定性定义上看，这样的迁徙也是大规模的，因为移民在出发地和迁入地（或两者之一）造成了明显的政治冲击。摧毁罗马东欧和中欧边境的移民很快积累起如下成就：在战场上杀死了一位皇帝，消灭了他的军队；用武力逆转了帝国通常对移民的政策；攫取了一些关键省份，使其不再受帝国的完全控制。他们留在身后的土地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正是这个主题：罗马边境之外的大迁徙。

[1] 4世纪后期的这些动荡事件之前，阿兰人的领土以顿河为西部边界。这使阿兰能刚好成为罗马多瑙河下游边境的外围附属国，尤其是因为帝国与克里米亚南部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说到405—408年影响了多瑙河中游边境地区的动乱，阿兰人只能算是完全的局外人。

[2] 对危机的相同看法，见Ammianus 31; Eunapius frr.（以及Zosimus 4.20.3 ff，它在很大程度上但并非完全依赖于Eunapius）; Socrate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4.34;Sozomen, Historia Ecclesiastica 6.37等史料。20万的总人数是Eunapius fr 42的说法，该史料的叙述通常比较模糊和夸张，本身不大可信：见Paschoud（1971—89）, vol. 2, 376 n. 143。但这个数字一些人是接受的，例如Lenski (2002), 354—5（附有参考文献）。1万名战士，见Ammianus 31.12.3；这可能只是特温吉战士的人数：见Heather (1991), 139。关于车队，见Ammianus 31.7, 31.11.4—5,31.12.1ff。关于家属，见Ammianus 31.4.1.ff.; Zosimus 4.20.等。

[3] Matthews (1989) 强调了阿米阿努斯的文学手法，Barnes (1998) 则强调阿米阿努斯并不坦率。这两项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分歧，但都强调对阿米阿努斯的作品不能简简单单地去解读。进一步的评论，请参阅Drijvers＆Hunt (1999); G.Kelly (2008)。

[4] 关于“更秘密”的档案，见Ammianus 14.9.1。关于职业生涯档案，见Ammianus 28.1.30。关于军事文件，见Sabbah (1978)。

[5] 关于迁徙主题，见Kulikowski (2002)。关于因果关系，见Halsall (2007), chapter 6。

[6] 关于迁徙行动，见本书第144、129页。阿米阿努斯论战队：见14.4; 17.2; 27.2;28.5。阿米阿努斯论斯特拉斯堡：16.12.7; 31.8.3.

[7] 有人把这支雇佣兵援军与和特温吉人一起来的格鲁森尼人混淆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见Heather (1991), 144—5以及附录B。

[8] 特温吉人的分裂，见Ammianus 31.3.8ff.; 31.4.1。格鲁森尼人似乎也出现了分裂。有一个叫法诺比乌斯（Farnobius）的领袖和他的追随者跟随大部队渡过了多瑙河，但之后的命运和其他人完全不同：见Ammianus 31.4.12; 31.9.3—4。

[9] 只有Kulikowski (2002)真的敢于暗示阿米阿努斯的描述完全是误导，但即便是他，也在Kulikowski (2007), 123ff中基本放弃了原来的观点。虽然他希望证明哥特群体没有什么凝聚力，但他仍然接受了这个观点：哥特人的混合群体人口“至少以数万计，可能还多得多”（p. 130）。在其他反迁徙论者中，Halsall (2007)认为可能有超过1万名战士，混合群体总人数有4万人；而Goffart (1981), (2006并未详细讨论过376年的事件。

[10] 见Halsall (2007), 170ff，他借鉴了Lenski (1995)对Socrate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4.33的分析。

[11] 因此，我现在还是认可我自己在Heather (1986)中提出的“阿米阿努斯与索克拉蒂斯”问题的分析。哈尔索尔希望避开一系列使掠夺性移民成为因果关系中心的事件，这似乎是他反对年代更接近、记录更详细的阿米阿努斯，偏向年代更晚、记录更简略的索克拉蒂斯的根本理由，但他并没有给出基于历史证据的充分理由。我认为，这属于用先入之见来给不合理的方法论找根据。

[12] Ammianus 31.3.8.

[13] Zosimus 4.20.4—5.

[14] Ammianus 31.3.2—8.

[15] 有关高加索突袭，见Maenchen-Helfen (1973), 51—9（认为他们来自多瑙河）。有关383年多瑙河以北的其他哥特人，见(Arimer) Achelis (1900)；以及(Odotheus) Zosimus 4.35.1, 4.37—9。

[16] 一些匈人群体确实在405—408年之前在更往西的地方活动，但在公元400年之前，这样的匈人数量相当少：377年秋天加入多瑙河以南的哥特人的雇佣兵（见前注7），还有4世纪80年代在瑞提亚发现的另一个匈人/阿兰人的战队（Ambrose, Epistolae 25）。从约400年开始，乌尔丁（Uldin）的力量显然比较大，但即使是他的队伍，在405—408之后到达多瑙河中部的匈人部队面前也相形见绌：见本书第五章。总的来说，所有这些都表明，376年的行动更接近恺撒笔下公元前1世纪中期莱茵河以西邓克特累人和乌昔鄙夷人的活动。当时发生的是一系列规模较小的袭击和攻击，而不是一次彻底的入侵，使莱茵河以东的人认为住在那里不再安全：见Caesar, Gallic War 4.1。

[17] 关于讨论，见Ammianus 31.3.8。关于说服，见Heather (1991), 176—7,179—80。

[18] 关于考古学和群体认同，请参见本书第一章。切尔尼亚霍夫文化中，我觉得有可能区分出移民群体的物品是骨梳，某种形式的扣针，北欧、日耳曼长屋类型。遗憾的是，这些物品的详细分布图尚未得到绘制。

[19] 关于乌尔菲拉的介绍，见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chapter 3。我怀疑另一种观点——迅速的社会融合——有一厢情愿的成分，主要是出于对纳粹时代的恐怖的反应，不愿意接受相对有紧密关联的人口群体中会有这样的不平等关系。希特勒的宣传机构利用罗马帝国晚期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群体的东扩，为第三帝国的恶毒行为辩护：见Wolfram (1988), chapter 1。但是，如果我们试图按我们的愿望而不是合理证据来重构过去，那么谴责纳粹暴行这个值得称许的决心反而会带来混乱的思考。

[20] 关于阿德里安堡战役的记载没有特别提及战士的不同等级，但确有证据表明，不同等级的战士见于拉达盖苏斯405年的部队（Olympiodorus fr 9）、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的东哥特（见本书第五章），以及后来的东哥特法律。另外，《罗马君王传》生动地记录了3世纪大量哥特移民带着家眷和奴隶行进的情景，这些记录可能是基于4世纪的事件而写的（Historia Augusta , Claudius 6. 6, 8.2；参见本书第三章）。我认为，处境艰难的特温吉人在多瑙河岸边为换取食物而卖给罗马人当奴隶的，很可能就是这些低等级战士：见Ammianus 31.4.11.

[21] 关于卡皮-达契亚，见Zosimus 4.34.6。关于切尔尼亚霍夫的延续，见Kazanski(1991)。

[22] 关于卡皮人，见本书第三章。关于萨尔马提亚人的迁徙，见Anonymous Valesianus 6.31。

[23] 关于4世纪的哥特人，见本书第二章。有关信息的观点也适用于阿塔纳里克领导少数人进入萨尔马提亚领土的行动：特温吉人全体在332年也尝试这么做过，但遇到了罗马人的反击，只好作罢（见前注22）。

[24] Noel Lenski (2002), 182ff., 325f试图证明，哥特人到来，瓦伦斯认为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兵员，因此决定攻打波斯。我认为这个论点没有说服力，我仍确信哥特危机让瓦伦斯几乎没有回旋余地：见Heather（1991），128ff。

[25] Kulikowski (2007) 123ff暗示，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是分头来到多瑙河并请求庇护的，所以瓦伦斯需要先后做出决定，但这不符合阿米阿努斯的记载（31.4.12—13; 31.5.2—3）。

[26] Ammianus 31.10；参见更宽泛的边境研究，如Whittaker (1994)。

[27] Ammianus 31.5.3—4。也可能只是罗马人多疑了，但我不这么认为。

[28] 比如，苏利达斯（Sueridas）和科利亚斯（Colias）率领的哥特人（Ammianus 31.6.1），也许还有霍塔里乌斯（Hortarius）率领的阿勒曼尼单元（Ammianus 29.4.7）。

[29] 我怀疑（但没法证明），对于那些只对哥特人进贡，但在其他方面基本享有独立的原住群体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有关匈人和它的不同臣民间的类似关系，见本书第五章。

[30] 完整的参考资料，见PLRE 2, 934。

[31] 关于瑞提亚的汪达尔人，见Caudian, Gothic War 278—81, 363—5, 400—4, 414—29。关于苏维汇人的身份，见Goffart (2006), 8—3，他认为是马科曼尼人/夸迪人，这种观点最有可能成立。越过莱茵河的日期一般定在406年12月31日，是根据Prosper, Chronicle AP 379；说编年史作者也许指的是405年12月31日的论点，见Kulikowski (2000a), 328—9。不过根据Birley (2005), 455—60的反驳，Kulikowski (2007), 217 n.37的说法似乎不那么确定。

[32] 关于乌尔丁，见Sozomen, Historia Ecclesiastica 9.25.1—7；Codex Theodosianus 5.6.3。关于勃艮第人，见Demougeot (1979), 432; 491—3。

[33] 关于奥林匹多罗斯，首先见Matthews (1970)，进一步的讨论见Blockley (1981),(1983)。

[34] 汪达尔人的损失，见Gregory of Tours 2.29。1比5的比例是常用的做法，见Schmidt (1933), 286, 293。有关汪达尔/阿兰的数字，见Procopius, Wars 3.5.18—19；Victor of Vita,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 1.2。有关勃艮第的数字，见Orosius 7.32.11。关于拉达盖苏斯的追随者人数，见前注30。

[35] Jerome, Chronicle 2389 (= 371 AD).

[36] 关于那份编制文件及其重要性，见Jones (1964), Appendix Ⅲ。Jones的论点没有受到Kulikowski (2000b)的影响，因为该观点来自《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 ）中两个日期明确的段落的对比：约395年时的东部野战军和约420年时的西部野战军。关于30个兵团，见Zosimus 5.26.4。关于拉达盖苏斯的1.2万名追随者，见Olympiodorus fr. 9。

[37] Victor of Vita,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 1.2。因此，我比Goffart (1980), Appendix A更信任维克托的观点。

[38] 例如，Halsall (2007), 206认为拉达盖苏斯率领着“一支大型部队”，将渡过莱茵河的队伍形容为“庞大”（p. 211）。只有Drinkwater (2007)，特别是其中的323—4才认为战队就足以解释这样的行动。

[39] Zosimus 5.26.3认为拉达盖苏斯在攻击意大利之前进行了大规模的招募（但我有点怀疑他是将拉达盖苏斯和渡过莱茵河的队伍弄混了）。Codex Theodosianus 5.6.3明确指出，乌尔丁的追随者是匈人和斯基里人的混合，也就是说那是376年后出现的一个新联盟。

[40] 关于拉达盖苏斯的追随者，见Zosimus 5.35.5—6。在高卢的阿兰人，见Paulinusof Pella, Eucharisticon 377—9。关于北非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见Victor of Vita,History of Persecution 1.2。关于勃艮第人，参见前注34和35；还应当考虑到，该部落能在迁移过程中保留他们的东日耳曼方言，见本书第三章。没有人怀疑阿米阿努斯的记载，即376年哥特人来到时也带着妇女和儿童（31.3—4），所以日耳曼人和阿兰人武装部队可能携带家属的基本原则似乎也成立。但Drinkwater (1998)持相反观点，他断言，尤其是在273年，认为只有战士参与行动才是合理的，这一说法并未引起关注。参见Drinkwater (2007)，323—4。

[41] 危机起源于多瑙河中游，此后那里出现了匈人，这两个观点都是Heather(1995a)首先提出的，现已被普遍接受：见如Goffart (2006), chapter 5; Halsall(2007), 206ff。克劳狄安的一个关键段落被误读为指的是多瑙河上的匈人，见Against Rufinu ⅱ. 26ff（特别是36f。）。

[42] Heather (1995a).

[43] Goffart (2006), chapter，特别是75—8（危机后不久匈人出现在多瑙河中游）；78—80（拉达盖苏斯）；94—5（哥特人来到罗马土地上并生存下来，凝聚力没有受到太多影响，这在其他群体中带来了连锁反应）。

[44] Halsall (2007), 195—212；参见Halsall (2005)，特别是补贴中断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45] 关于特里毕吉德，见Heather (1988)；Synesius, De Regno 19—21。

[46] 来自东罗马的首批实实在在的援助是4 000名士兵，他们于409—410年来到了拉韦纳（Ravenna）：见Zosimus 6.8。

[47] 关于奴隶，见Orosius 7.37.13ff。

[48] 通常认为应对此次迁移负责的要么是君士坦丁三世，要么是君士坦提乌斯三世（Flavius Constantius）：见Chastagnol (1973)；参见Kulikowski (2000a)。Halsall(2007), 209对此提出质疑，但没有提出具体证据来反驳。

[49] 关于君士坦丁三世，见Zosimus 6.1，其中明确表明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军队已经充分联合起来支持他，将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赶入西班牙，将篡位者带向了帝国：见Matthews (1975), 312ff。关于罗马外交中补贴的一般作用，见Heather (2001)。

[50] 相关的资料，首先是Ammianus 17.12—13；Anonymous Valesianus 6.31—2。有关4世纪汪达尔的近期讨论，见Goffart (2006), 8—7，他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说，有证据表明他们住在西里西亚（Silesia），蒂萨河上游。

[51] 关于瑞提亚地区的汪达尔人，见前注31。关于他们在4世纪时的位置，见前注50。

[52] 关于4世纪的哥特人，见Heather (1991), chapter 3。关于阿兰人，见Goffart(2006), 89—90，以及Ammianus 31.3.1，根据阿米阿努斯的记载，375年前后，最西边的阿兰人群体被称为“顿河人”（Tanaites）。

[53] 关于377年的阿兰人，见Ammianus 31.8.4ff，以及Heather (1991), 144—5 and Appendix B；关于378年，见Ammianus 31.11.16。他们被征召加入罗马军队，见Zosimus 4.35.2。

[54] 乌尔丁追随者的身份来自Sozomen, Historia Ecclesiastica 9.25.1—7以及Codex Theodosianus 5.6.3。

[55] Ammianus 17.12—13（君士坦提乌斯358年的安排）；19.11.1—3（利米刚特人359年回归）。

[56] 游牧经济中固有的周期性迁移与“真正”的人口迁移间的区别，见本书第243—248页。

[57] Ammianus 31.4.13；我认为这些是在狄奥多西登上帝位之前被击败的萨尔马提亚人：见Theodoret, Historia Ecclesiastica 5.5; Panegyrici Latini 12(2).12.9—10。

[58] 阿兰人经济有游牧特征，从理论上说，他们的社会结构有可能与以农业为主的日耳曼人（如汪达尔人和哥特人）不同；Ammianus 31.2.25有此暗示，说得比较笼统。

[59] 关于斯基里人，见Codex Theodosianus 5.6.3。拉达盖苏斯的追随者中，地位较高的一些被召入罗马军队，其他许多士兵则被卖为奴隶；命运的反差可能表明后者在是否要参与行动这点上别无选择。

[60] 关于乌尔丁的部队，见Sozomen, Historia Ecclesiastica 9.25.1—7；以及Codex Theodosianus 5.6.3。拉达盖苏斯：见Olympiodorus fr. 9，其中提到那些“最好的”士兵，而Orosius 7.37.13ff的记载则不同，那里记录了被卖为奴的普通士兵的悲惨命运。“最好的”一词，原文是Olympiodorus用到的“optimates”，有时optimates被翻译为“贵族”，但不可能有那么多贵族，所以这个词只可能是指更高级别的战士：见本书第二章。渡过莱茵河的群体和勃艮第人中间的精英，他们不像拉达盖苏斯或乌尔丁那样面临罗马强大而迅捷的反击，所以没有脱离移民大众的明显倾向。

[61] 唯一可以说是接受了邀请的群体是特温吉人，他们在376年受到瓦伦斯的邀请。但在我看来，当时的瓦伦斯其实也没有别的选择。

[62] 参见Heather (1991), chapter 5, and Appendix B。我不相信格拉提安皇帝在380年夏天与格鲁森尼人达成了单独的和平协议。我们很清楚，罗马传统政策的这种调整只影响了特定的哥特人：见Stallknecht（1969）。Kulikowski (2002) 和Halsall (2007), 180ff最近试图主张，382年的时候，罗马没有批准任何不寻常的政策，但这一论点经不起推敲：见Heather (forthcoming)。

[63] 当地的罗马地主很可能会与侵略者达成协议，以防止其财产受到缺乏组织，因此更具破坏性的攻击。参见Hydatius, Chronicle 41 [49]：特定的入侵者群体在特定行省落脚，因此西班牙行省议会有可能负责与罗马行省这一边谈判。

[64] 参见如Kulikowski (2002)；Halsall (2007), chapters 7—8。

[65] Claudian, De Bell. Get . 166ff., 610f（写作年代定为402年）；Synesius, De Regno 19—21（写作年代定为399年），以及Heather (1988)。Kulikowski (2002)和Halsall (2007), 189—94都没有解释，为什么认为这两位罗马作者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曲解事实。

[66] Zosimus 5.5.4。Liebeschuetz (1992); Kulikowski (2002); Halsall (2007), 191—4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偏重篇幅短、较为混乱，而且和所记载事件不在一个时代的索西穆斯的记录，轻视与事件发生时年代更接近的资料（即使这意味着对阿拉里克的职业生涯采取略有不同的解读）。索西穆斯的问题很多，包括将斯提利科与阿拉里克之间的两次战役（395年和397年）混为一谈，他还把两个资料来源——欧纳皮乌斯和奥林匹多罗斯的作品——合到了一起，从而抹去了阿拉里克的哥特人10年的历史[Zosimus 5.26.1：见Heather (1991), 210]。因此，说索西穆斯没有真正掌握阿拉里克的职业生涯，还是说得轻的。

[67] 盖纳斯的行动在Synesius, De Providentia 中得到很好的描述，虽然这样的描述肯定带有敌意；参见Cameron and Long (1993)。

[68] 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Liebeschuetz (1992) 认为阿拉里克在395年仅仅领导着一两个哥特辅助兵团的看法是错误的。Halsall (2007), 192—3试图避开这个问题，他一直拒绝接受该部队与382年的哥特人有重合，但同时认为阿拉里克的武装追随者数量一定很多，他们主要是哥特人并来自巴尔干半岛。而接受后面那些观点，实际上离阿拉里克领导382年的哥特人反叛这个结论就不远了。他拒绝这一结论是因为他不相信382年确立了授予哥特人自治权的条约，但请见注69。

[69] Themistius, Orations 16.211。除泰米斯提乌斯的作品之外，可以说明哥特人直到约390年甚至更晚都还享有自治的不仅有赞同狄奥多西及其和约的资料，如Pacatus, Panegyrici Latini 12.(2).22.3—5（其中哥特人被描述为服务于狄奥多西的外来群体之一），还有对此表示不赞同的资料，如Synesius, De Regno 19—21 [Heather (1988)对此有评论]。Halsall (2007), 180—4提出奇怪的主张，表示没有证据说明382年时哥特人获准继续享有自治；他似乎没有仔细阅读泰米斯提乌斯演讲的结尾。参见Kulikowski (2002)。

[70] 罗马对待领袖的政策，见Heather (2001)。不管是最早的领袖（阿塔纳里克、艾莫纳里克家族）还是他们的直接继任者（弗里提根、阿拉特乌斯和萨弗拉克斯），都没能在376—382年的斗争中活下来：更多细节，见Heather (1991),188—92。

[71] 弗里提根：见Ammianus 31.12.8—9，以及Heather (1991), 175—6,179—80。弗拉维塔斯（Fravittas）和埃留尔夫（Eriulph）之间的纷争是382年后的争夺的最好例子。两人各领导了一派，对哥特与罗马孰先孰后持不同观点：见Eunapius fr.59，Zosimus 4.56在概述Eunapius fr. 59时写出了事件发生的时间。进一步的讨论，请参阅Heather (1991), 190—1。狄奥多西应该举办过宴会，让Halsall (2007),188—9的论点难以成立，Halsall认为，阿拉里克不可能是带领382年的哥特人造反的领袖，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在382年以后，哥特人的社会政治等级继续保留下来（Halsall没有讨论这一事件）。有关萨卢斯和塞尔吉里的更详细的信息，请参阅Heather (1991), 197—8。Kulikowski (2002)和Halsall (2007)都没有讨论它可能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希望获得罗马对他领袖地位的认可，是阿拉里克一再要求罗马帝国授予其将军头衔的原因，当然可能还要算上连带的给他的随从们的报酬。但请注意，将军头衔是可选的额外项，为了达成协议他可以放弃这个要求：见Heather (1991), chapter 6。

[72] Kulikowski (2002)——Halsall (2007), 187—9基本追随他的观点——否认在条约签订的382年和阿拉里克发动叛乱的395年之间，哥特人提供了大规模的军事服务；但其论证过程诡辩的成分太多，不能令人信服。Panegryrici Latini 12.(2)32.3—5暗示，主要的哥特分遣队很可能只是为对抗马克西穆斯而招募来的（特别是Pacatus明确评论道，将哥特人留在身后是危险的），而Eunapius fr. 55和Zosimus 4.45.3注意到马克西穆斯试图破坏被招进军队的哥特人的忠诚，这再次暗示有些事情很不寻常。一系列资料都写到有大量哥特人参与对抗欧根尼乌斯的军事行动（Zosimus 4.58；John of Antioch fr. 187；Orosius 7.37.19），而狄奥多西为哥特领袖举办宴会（见注71）时，正在考虑如何回复欧根尼乌斯的使节（Zosimus 4.56）。在我看来，宴会可能是为确保哥特人参与而采取的第一步行动。

[73] 关于马克西穆斯的叛乱，见Eunapius fr. 55；Zosimus 4.45.3,48—9。当然，阿拉里克对抗欧根尼乌斯之后领导了叛乱。Kulikowski (2002) 和Halsall (2007), 187—93的论点既没有评论马克西穆斯的叛乱，也没有评论宴会上的争吵发生的时间所表明的意义。

[74] Orosius 7.35.19（伤亡人数在Zosimus 4.58得到确认）。Kulikowski (2002) 和Halsall (2007), 187—93都没有讨论哥特叛乱的背景。

[75] 最近，我们在北爱尔兰的“耶稣受难日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也称贝尔法斯特协议）中看到了这种外交战略的一个成功范例，一个失败的案例是“奥斯陆中东问题协定”（Oslo Accords on the Middle East）。

[76] Zosimus 5.5.5ff.

[77] Themistius, Orations 16.211.c—d.

[78] 我们尚不清楚，这在短期内是否会对阿拉里克在伊利里库姆的地位造成任何实际影响；作为该地的指挥官，他或许能够保持对权力杠杆的控制。

[79] 关于该论点的更多细节，见Heather (forthcoming)。

[80] 更多细节参见Heather (1991), chapter 6。

[81] 弗拉维塔斯、萨卢斯和莫达雷斯：见PLRE 1, 605；372—3。关于402年的战役，见Claudian, VI cons. Hon . 229ff；参见Cameron (1970), 186—7。

[82] 之所以说“消失”，是因为在所有讨论376年事件的资料中，只有阿米阿努斯知道最初有两个独立的哥特群体。在我看来，格鲁森尼人和特温吉人都根据382年条约得到了安置，而两个群体都参与了阿拉里克在395年的叛乱，而且肯定是联合起来的。另一种观点是，联合发生在408年阿拉里克将其姻亲阿陶尔夫从潘诺尼亚招来时：见Zosimus 5.37.1ff。

[83] Zosimus 5.35.5—6. Pace Kulikowski (2002)，如果他们不属于斯提利科征召的那批1.2万名拉达盖苏斯的追随者的话，很难想象为罗马效力的这一大批蛮族战士是从哪里来的：见Olympiodorus fr. 9。

[84] Heather (1991), 151ff试图解开Zosimus的困惑。

[85] 几个哥特小群体被Frigeidus（Ammianus 31.9），Sebastianus（Ammianus 31.11）以及Modares（Zosimus 4.25）分别击败。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个完整的列表。关于该过程的一般性论述，见Heather (1991), 213—14, 223—4, 314ff。

[86] Zosimus 5.45.3；参见Liebeschuetz (1990), 75ff.; Kulikowski (2002。

[87] 想说清这支哥特力量到底有多大，基本只能靠猜测。不过，如果4世纪哥特单元的兵力是大约1万人，那么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队伍能投入的战士数量至少是2万，总数可能在3万到4万之间。

[88] Victor of Vita,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s 1.2.

[89] Hydatius, Chronicle 77 [86].

[90] 5世纪第二个10年中期：见Hydatius, Chronicle 59—60 [67—8]；5世纪20年代：见ibid. 69 [77]；5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见Heather (2005), 289ff. and 390f。

[91] 苏维汇人：见Hydatius, Chronicle 63 [71]。阿兰人：见Bachrach (1973)的简明列表。

第五章
匈人的迁徙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混乱从君士坦丁堡一直蔓延到巴黎，然后在453年，匈人阿提拉因为夜夜当新郎而暴毙。喝了一两杯酒之后，这位大征服者回房睡觉，却因为一根血管爆裂而死亡。第二天一早，人们找到了他的尸体，新娘蜷缩在旁边，已经吓坏了。他的暴毙开启了他的儿子们对权力的疯狂争夺，争夺很快升级为全面的内战。之后，情况发生了更危险的变化。阿提拉的帝国不仅包括匈人，还有大量非匈人的臣民，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快认识到，内战是他们摆脱匈人控制的机会。领导叛乱的是格皮德人中一位名叫阿尔德里克（Arderic）的国王。结果是一场发生在454年的重大战役，地点在原罗马潘诺尼亚省的内达奥河（River Nedao，不清楚具体位置）。

阿提拉控制下的各部落间激烈交锋。王国和人民分裂出去，一个整体分裂成许多部分，各自为政。由于首领死去，他们疯狂地互相攻击……于是，最勇敢的部落支离破碎……只见哥特人挺起长矛，格皮德人挥舞长剑，鲁吉人折断刺入身体的长枪，苏维汇人徒步，匈人弯弓，阿兰人的主战部队是重装战士，赫鲁利人则用轻装武士。 [1]

这段叙述很有名，尽管修辞色彩大于写实，但它点出了本章的核心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匈人的崛起引发了两次向罗马帝国境内的大规模迁徙。从表面上看，在边境之外，匈人崛起也带来了重要的人口迁移。首先，是匈人自己。376年罗马东欧边境崩溃之前，他们在黑海东北面，高加索对面的某个地方生活。但是罗马的潘诺尼亚行省——内达奥河战役发生的地方——包括喀尔巴阡山脉以西匈牙利大平原的东南边缘，而阿提拉帝国的中心在距离高加索数千千米的多瑙河中游地区。与此同时，正如对战役的描述所示，匈人从不孤军作战。4世纪70年代，他们第一次攻击黑海以北的哥特人时，讲波斯语的阿兰游牧民也参与其中，乌尔丁的部队中包括讲日耳曼语的斯基里人，而东罗马军队在427年将其他匈人赶出潘诺尼亚后，还要重新安置匈人的大量哥特盟友。一代人的时间之后，阿提拉的帝国又合并了至少3个哥特群体，其帝国中的其他群体还包括讲日耳曼语的格皮德人、鲁吉人、苏维汇人（应该是406年留下的那些）、斯基里人、赫鲁利人，当然还有讲波斯语的阿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 [2] 450年前后，这些非匈人中的绝大部分和匈人一样住在多瑙河中游。但是其中许多群体在4世纪时不曾占有多瑙河中游的土地，在6世纪时也不占有这片地区。匈人不光是自己向西迁徙，进入了欧洲的心脏地带，而且似乎以某种方式促使许多在阿提拉帝国崩溃后离开的群体聚到了匈牙利大平原上。

即便是对中欧匈人时期如此简略的概述，也显然能引发关于人口迁徙的问题。首先，是什么将匈人带到了欧洲的中心，他们自己的迁徙过程采取了什么形式？其次我们该如何理解涉及阿提拉帝国中其他群体的人口迁移？是精英转移，还是更大规模的迁移？

“万恶之源”

在本书论及的所有移民中，匈人也许是最神秘的。他们自己什么都没有写下，但公元第一千年的群体可能都是如此。更大的问题是，直到阿提拉兴起（5世纪40年代），或者说直到他兴起前几十年（5世纪20年代），就连罗马的资料对匈人都甚少提及。那时，匈人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约370年时截然不同——那时黑海以北的地区首次感受到了匈人袭击的压力。缺乏信息的原因不难推断。从罗马的角度来看，376—380年和405—408年的危机，都源自匈人将其他群体推过帝国边境。这些外来群体随后对罗马领土造成了巨大破坏，罗马评论家自然会更关注它们，而不是一开始引起问题的匈人。

结果，我们对匈人的了解少得可怜。我们甚至不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语言。我们手上的语言学证据大部分是阿提拉时代的人名——匈人统治者及其追随者的名字。但是在那个时候（原因本章稍后讨论），日耳曼语已经成为匈人帝国的通用语言，许多记录下来的名字要么肯定是，要么很可能是日耳曼语名字——所以这对我们没有帮助。有人说匈人讲波斯语，也有人说他们讲突厥语或芬兰-乌戈尔语［Finno-Ugrian，比如后来的马扎尔语（Magyars）］，但事实是我们不知道匈人说的是什么语言，而且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 [3] 关于匈人迁徙的动机和形式，直接证据同样有限。阿米阿努斯认为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万恶之源……我认为就是如此。匈人……在亚速海之外冰封海洋附近居住的匈人，极为野蛮。”他们就是如此凶悍，四处袭击就是他们的本性。其他资料也将匈人描写得十分残暴。索西穆斯借鉴之前的历史学家欧纳皮乌斯的说法，描写了匈人第一次袭击哥特人时造成的恐慌，而6世纪的约达尼斯将匈人写成被驱逐的哥特女巫和邪灵的后代。 [4] 真想就此打住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但如果我们想为4世纪末和5世纪初匈人的迁移进程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就需要进一步分析。

我们所知道的是，最初，匈人是来自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这片广袤的土地横跨数千千米，从欧洲边缘一直延伸到中国的西部边界。这里夏季降雨少，特征植被是草，因而比起自己的邻居，草原上的人口更依赖于放牧；但是，与我们通常想象的不同，这些人也会从事一些耕作，还与更偏向定居的人口有经济往来，以弥补粮食的不足——毕竟粮食构成了他们的大部分主食。匈人被认为是游牧民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首次遇到他们是在顿河以东，顿河是一条分界线，其东边的平均降雨量过低，无法在没有灌溉的情况下广泛从事耕种农业，二是因为阿米阿努斯对他们做出的著名描述。吉本很喜欢这个描述，其中用到的词语非常令人回味： [5]

他们的生活方式实在是粗糙。他们不会用火，不会给食物调味，只吃野生植物的根和半熟的肉，什么动物的肉都吃，而且只会把肉放在自己的大腿和马背之间稍微加热一下。他们没有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屋……在他们中间连用茅草覆盖的小屋都找不到。他们在山间和林中漫游，从出生起就习惯了寒冷和饥渴……他们穿上脏兮兮的衣服以后就不再脱下，也不知道更换，直到衣服穿烂……他们不会犁地，连犁都没有握过。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家庭，没有法律，没有固定的生活方式，而是像难民一样住进大车到处流浪。就在这样的大车里，女人们制作脏兮兮的衣服，与丈夫交配，生下孩子并将他们养大。没有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他们的母亲在一个地方受孕，在另一个地方生下他们，在更远的地方把他们养大。

这样的形象颇具浪漫色彩，但很可惜，能从中得出的基本结论——匈人始终在随意迁徙——是一个深深的误解。

事实上，光是看上面这段描述，就能发现一些问题。阿米阿努斯和其他古典历史学家一样，在引入有意思的新角色时往往会写一些题外话；而在4世纪，大家对这样的内容有很高的期待。受众想看的是华丽的修辞描写和对古典作品的旁征博引。阿米阿努斯关于匈人的题外话没有让人失望。但除了充满修辞和引用，它还有一个更明显的问题。在《历史》的存世章节里，阿米阿努斯向读者介绍了阿兰人、萨拉森阿拉伯人（Saracen Arabs）和匈人这三个游牧群体，而介绍每个群体时说的题外话都差不多，只有一些细节不一样。仿佛阿米阿努斯有本“游牧民族题外话指南”，需要用的时候调出来就好。我们不禁要问：将各个版本区别开来的那些细节有多可信？阿米阿努斯讲了些关于匈人政治领导层的事，很有意思，我们之后会谈；此外，他还描写匈人如何把肉放在鞍下加工。20世纪20年代，一位现代人类学家兼历史学家发现蒙古人会做同样的事，而在那之前，人们还以为匈人这么做是在用错误的方法治疗坐鞍痛。所以，也许我们确实需要认真对待阿米阿努斯说的一些事情。他描写萨拉森人时谈到的少数细节之一是萨拉森男女都非常享受性生活，这让人不禁想搞清楚他是怎么知道的。但总的来说，无论描写的是来自肥沃新月地带（Fertile Crescent）边缘的沙漠阿拉伯人，还是来自欧亚大草原的讲波斯语的阿兰人，或是讲突厥语或芬兰-乌戈尔语的匈人，所用的词句都差不多，这足以让我们警觉，也确实引起了一些人的警觉。 [6]

最近人类学家收集的有关游牧生活方式的比较证据证实了这些猜疑。当然，游牧群体几乎都不一样。草场和牲畜类型的不同，可能会带来实践和组织上的巨大差异。但游牧群体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游牧群体通常不会随意移动，也不会长距离迁徙——长途迁徙对人和牲畜来说都是不利的。例如，20世纪对欧亚游牧群体的直接观察表明，游牧民通常每年两次在固定的夏季和冬季放牧区之间移动，迁移的距离有限。以哈萨克人为例，在斯大林让其定居下来之前，他们迁移的距离大约是75千米。到达放牧区后，牧民分成小组，赶着牧群缓慢绕圈行进，彼此保持距离，以便让牧草有时间生长。与此同时，群体中的其他人在固定的营地中生活，有些甚至种植庄稼。在这个制度中，迁徙是为了在两片草场之间往来，因为单凭一片草场不足以获得全年的草料。通常，夏季牧场位于冬季太冷，因而不适合牧草生长的山地；冬季牧场位于距离不算太远的低地，这样的地方夏季的日照和降雨量不足，限制了放牧。游牧可以说是将这样的两个地方连接到了一起，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放牧区。在这样的机制下，迁移有明确的目的，不可能是随意而为。游牧生存方式还是很脆弱，高度依赖显然是边缘地带的降雨；而如果不了解潜在目的地的承载能力，或者不清楚那里已经确立的放牧权（这点同样重要），就走向未知的地区，结果就可能是经济上的灾难。 [7]

由此可见，匈人侵入黑海东北面阿兰人主导的世界，然后又进入欧洲的中心，并不像J. B. 贝利（J. B. Bury）在20世纪20年代的著名讲演中所描述的那样，是其游牧经济的自然延伸。匈人并不是在欧亚大草原上闲逛，然后碰巧来到黑海以北的草原西部边缘并喜欢上了这里。匈人将他们的活动中心分两个阶段向西迁移，两阶段之间隔了大约一代人的时间，其中必有原因，相关的决定肯定也经过了仔细考量。对于要采取的行动，既要考虑潜在的收益，也要考虑其风险，比如，在新的目的地有可能无法为自己的牲畜找到足够的放牧场地，或者更可能的是不能取得对这些场地的权利。 [8]

至于匈人向西迁徙的原因，答案就没那么简单了。罗马的资料几乎没用。阿米阿努斯说袭击其他蛮族对于匈人这一超级蛮族来说很自然，这个观点也没什么帮助。不过从现有证据看，可能有三个因素在促进匈人群体向西迁徙方面起了作用，其中两个是可能因素，另一个则更为确定。可能因素之一是气候变化。公元400年左右，西欧气候宜人，夏季长而炎热，阳光充足。但对西欧而言很好的气候，对顿河以外的世界却不那么有利。那样的气候意味着夏季降雨少，牧草无法生长。因此，草原游牧群体围绕牧区的竞争自然越发激烈。至于会发生什么，现代世界有一个令人难受的参照例子：达尔富尔（Darfur）冲突的核心是苏丹游牧民被赶出他们从前的家园，因为全球变暖把牧场变成了沙漠。然而，将这一论点应用到4世纪的麻烦在于，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都不可能知道4世纪的气候变化实际上有多严重或多有限。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在没有这些数据的情况下，我们推测气候的影响相当小。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看到，公元第一千年中后期，一系列游牧群体出现在欧亚大草原上，还有更多群体随后出现，由此可见，欧亚游牧民并没有面临严峻的生态挑战。而就算匈人面临生态压力，他们也有可能朝几个方向迁徙，就像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在遇到匈人威胁时一样。气候变化因素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向西迁移。

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是政治革命。公元第一千年末期，至少有两个游牧群体跟随匈人走出草原进入欧洲，它们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受到了东方其他游牧群体的政治和军事压力。6世纪的阿瓦尔人（Avars）试图逃离西突厥帝国，9世纪的马扎尔人则因佩切涅格人（Petchenegs）的袭击而从黑海以北迁移到匈牙利大平原。在无法得知4世纪欧亚草原西部具体情形的情况下，说匈人不可能面临这种压力并不明智。 [9]

即使我们认为，匈人迁移的消极动机源自气候和政治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在这些因素之外，无疑还有一些积极理由促使匈人向西迁移，这也是众多移民潮所证明的。罗马资料描述了匈人给帝国外围边缘带来的最初影响，没有具体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后来的材料很有启发性。从约390年开始，特别是5世纪20年代以后，匈人参与了与罗马世界有关的种种活动。有时，他们对罗马发起突袭。一支针对东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大型袭击队伍在395年通过高加索，而此时匈人的主体还未迁移到中欧；有迹象表明这段时期里还发生了一些较小规模的袭击。有时，匈人作为雇佣兵为罗马帝国效力。早在4世纪80年代，一队匈人和阿兰人的活动就引发了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和篡位者马克西穆斯之间的外交冲突。在5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在他不明智地入侵东罗马的达契亚之前，乌尔丁为斯提利科提供过军事援助。从大约410年开始，随着匈人大量涌入中欧，雇佣军服务达到了顶峰。5世纪的第二个10年，他们可能为西罗马事实上的统治者君士坦提乌斯三世（Flavius Constantius）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支持，但要到埃提乌斯（Aetius）的时代，也就是从5世纪20年代开始，他们才成为西罗马的重要屏障。埃提乌斯不仅利用他们的支持来保证自己的权力不受罗马人对手的挑战，而且还通过他们遏制如今已在西罗马领土上定居下来的其他蛮族的野心——最突出的一次是在5世纪30年代通过军事行动压制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阿提拉时代，匈人势力大为扩张，他们终于从发起袭击和提供雇佣军服务转向了大规模入侵。匈人在442年和447年两次大举袭击东罗马巴尔干地区，然后在451年和452年入侵了高卢和意大利。 [10]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从地中海罗马世界发达得多的经济体内攫取更多的财富，只是方法不同。突袭显然是为了劫掠拿得走的金银珠宝和其他可流通的战利品，而财富也是匈人提供雇佣军服务的动机。虽然埃提乌斯与匈人有关系——他作为人质在匈人中待了3年，但如果没有慷慨的酬金，匈人也不会为他而战。甚至阿提拉的入侵也是为了钱。对于袭击之前和之后的外交接触，我们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阿提拉最关心的始终是他可以获得多少外交补贴。他对额外领土和其他类型的收益没有太多兴趣。 [11] 如果说匈人对罗马帝国地中海区域的这种基本态度，也适用于4世纪70年代（并没有什么不适用的明确理由），那么匈人分两阶段向西迁移的决定就完全说得通了。离位于意大利北部和君士坦丁堡的罗马世界的政治中心越近，从罗马财富中分得一份的机会就越多。换句话说，匈人的行为很像3世纪的哥特人和其他主要讲日耳曼语的掠夺者：他们的迁徙是对财富极大不平等的回应。和哥特人一样，他们是要从帝国欠发达的外围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转移到更富裕、离帝国中心更近的区域——在那里，军事力量够强的群体有各种各样的发财机会，而匈人的军事力量显然很强。

关于匈人迁移群体的性质的发展，还是可以说出一些有用的看法的。关于匈人移民单元的规模，并没有哪份资料给出数据，但所有当时的证据都表明，最初向本都北部的扩张主要是通过战队——全由男性战士组成的小型队伍——完成的。格鲁森尼人的国王威提莫之死促使哥特人在376年向多瑙河迁移，威提莫曾与阿兰人发生多次小冲突（multas clades），这些阿兰人是被匈人赶到他的王国中的。由此可见，虽然各次交锋总体而言极大地影响了稳定，但单次交锋的规模都不大。阿米阿努斯写到威提莫雇了一些匈人来帮他击退阿兰人。有些人认为这里是抄写时出了错，但这么说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这一记录符合多个小规模战队基本独立行动的情况。威提莫的前任艾莫纳里克能够抵抗匈人“很长时间”（diu），这也表明实际发生的是一系列较小规模的交战，而不是严密策划的对抗。而罗马的东欧边境崩溃之时，匈人也是在不同的地方，采用不同的策略来追求利益的。

根据资料记载，匈人除了为威提莫作战外，还袭击特温吉人的土地（两次），与一些阿兰人一起当雇佣兵，在377年与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一起在多瑙河以南对抗罗马，4世纪80年代初，匈人牵头，拉着卡皮-达契亚人从多瑙河以北向帝国发起袭击。 [12]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做了这些事的是彼此独立的匈人群体，而不是出现在不同地方的同一个群体，上述这些行动也没有哪一个需要大规模的军队。事实上，阿米阿努斯在他的题外话中就提到，这个时代的匈人不是由国王统治，而是由“临时的领袖”统治。这是一个有点含糊的用语，其含义引起了很多争议，但它符合匈人分成小规模独立单元的图景。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时代并没有哪个匈人领袖重要到留下了名字。 [13] 这让人想起，6世纪斯拉夫人和9世纪维京人袭击的第一阶段都是小规模袭击。而斯拉夫人和维京人领袖的名字，直到发动袭击的群体规模扩大后，才出现在记录中。

376—380年危机背后的匈人扩张可能是由战队驱动的，而在一代人之后，罗马中欧边境的崩溃则见证了更大规模的移民。在第二次危机之前，已经有资料提到在帝国边缘行动的匈人群体的规模在扩大。400年前后，当时罗马的资料终于提到了一位匈人领袖的名字，他就是乌尔丁。他势力很大，不时为帝国提供军事援助，其追随者中有匈人也有斯基里人。虽然偶尔会吹嘘他的势力范围从日出之地延伸到日落之处，但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正确认识了他的实力。在他的主要追随者抛弃他后，不需要采取军事行动，他夺取东罗马领土的企图就破灭了；从那以后，他消失在了历史的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不再见于史料。这样的职业生涯，可配不上“阿提拉的先行者”这个称号。在我看来，乌尔丁从盟友到入侵者的突然转变，只能说明他的权力基础还不够稳固，经受不住从约410年开始在那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匈人群体的冲击，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新来的群体规模更大、组织得更好；否则乌尔丁的突然转变就太莫名其妙了。 [14]

这方面的证据很明确。东罗马外交官兼历史学家奥林匹多罗斯在411—412年访问新近来到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匈人时，发现他们由多个等级不同的国王统治。在他到访之时，匈人在中欧出现不过几年，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大量独立战队组织为如此复杂的政治结构的；而事实上，有记录表明5世纪另一草原游牧民族阿卡齐里人（Akatziri）中存在类似的系统。因此，匈人向西迁移的第二阶段非常有可能是由奥林匹多罗斯遇到的国王们领导的。确实，考虑到匈人在迁移过程中从多瑙河中游赶出了数万名日耳曼人和其他人，光凭一系列独立的战队恐怕很难集结起足够的力量来接管这一地区。国王的存在表明，完成从黑海东北面向匈牙利大平原的迁移的社会单元，显然比先前造成376—380年危机的战队规模更大、更有组织。 [15]

因此，总体而言，有证据表明匈人迁移到欧洲的模式和前文所说的3世纪模式类似，该模式在9世纪将再次出现。迁移最初的驱动力来自急于建功的战队，在那么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一定要迁移的打算。而一旦事实证明战队的行动可以带来大量财富，规模更大、更有组织的群体就会参与进来，为了尽可能多地攫取财富，新的群体可能会以控制财富所在地区为目标。匈人后来的行动表明，多瑙河中游地区之所以吸引他们，不是因为那里有发展农业的潜力（农业潜力是英格兰在9世纪吸引丹麦人、在11世纪吸引诺曼人的原因），而是因为该地与罗马世界有种种紧密联系，有助于他们攫取更多的财富。结果，来自黑海以北的小规模袭击演变成动力稳定增加的人口流动，最终发展为大规模群体的迁移，因为通过这种手段，可以控制匈牙利大平原，从而尽可能多地攫取财富。

我们无从得知参与这两个主要迁移阶段的匈人群体到底规模如何。在370年前后的第一阶段迁移中，匈人战队和离开家乡的阿兰人联合行动，破坏了哥特政治单元的稳定，而这类哥特单元能投入的总兵力也许有1万。但是，很难由此推断出发起攻击的匈人部队有多少人，原因有两个。首先，匈人的袭击是间接的。破坏黑海以北政治稳定的是长期以来的多次袭击和小规模进攻，而不是正面的对抗，最终让哥特格鲁森尼人做出在375—376年迁移的重要决定的，不是匈人本身，而是匈人在阿兰人中造成的动乱。因此，情况肯定不是人数够多的匈人在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中击败了1万名哥特人。其次，与19世纪的布尔人一样，匈人在军事硬件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他们的特征武器之一是在草原上早已为人所知的复合反曲弓。然而，和他们以前在欧亚草原西部使用的弓相比，他们现在用的弓更长：最长的有150厘米，而不是常规的100厘米。因此，他们的打击范围更大，从罗马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其威力。这些记载称，匈人自己在哥特对手的射程之外，却可以摧毁哥特对手的部队。匈人的另一个特征武器是长马刀，一旦敌人的队形被打散，他们就可以在近距离交锋时用马刀出色地完成扫荡。 [16] 但弓箭究竟给匈人带来了多大优势并不明确。燧发步枪使得布尔迁徙者能对抗10倍于自己数量的对手。数百名突击队员可以击败数千名祖鲁人和马塔贝勒人，自己则几乎毫发无伤。如果匈人武器的优势有那么大的话，不到1 000人的匈人队伍就足以击溃整个哥特附属国。但即使是匈人的长弓也不会有步枪那么大的优势。

至于匈人国王带到匈牙利大平原上的较大部队规模有多大，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参考蒙古人的情况，每个匈人战士都需要有很多匹马才能保持全速移动。这或许可以间接表明匈人部队可能的总体规模，因为据计算，匈牙利大平原可以放牧不超过15万匹马。推算回来的话，这么多的马匹可以服务于1.5万—3万名匈人战士。这个结论完全合理，但显然也不过是猜测。在缺乏更多资料的情况下，我的猜测是，约370年时的扩张性袭击显然是由数百名战士组成的战队进行的，并没有直接挑战哥特附属国的全部力量，5世纪初进入中欧的大规模群体是该地区某个拥有1万—2万名战士的队伍，但这仅仅是猜测。

在无法精确估计匈人数量的情况下，比较移民文献确实能就匈人向中欧的扩张给我们一些提示。行动的第一阶段让我们联想起，在一些记录得比较好的移民活动中，往往是先有“侦察”的行为，前去侦察的人回来后再向更多的人说明搬家的好处。虽然匈人迁徙的第二阶段——大型匈人群体的整体移民——在现代世界中找不到对应，但它符合这样一个通用的基本原则：移民单元的规模和性质应该能让它在迁徙发生的环境中实现获取财富的任务。出于我们之前看到过的原因，匈人最终进行的大规模掠夺性移民必然涉及妇女和儿童。在军事行动也带有移民意图的情况下，大型军队中那些非职业军人的众多家属不可留在后方，否则他们的安全就无法保证。此外，与前面提到的其他移民一样，匈人已经有了迁徙的传统。而由种种比较证据可知，迁徙传统肯定有助于他们下定决心：既然罗马世界有那么多潜在的收益，不如就拔营出发，离罗马近一些。游牧群体通常一年迁徙两次，这意味着匈人比一般群体更有能力组织大规模迁移。

与罗马土地上哥特人、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情况一样，匈人进入欧洲的两个主要阶段间隔了相当一段时间，另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匈人从黑海以北地区驱走哥特人和阿兰人后，面对新出现的机会，需要获得相应的地理知识。从这个角度看，395年匈人通过高加索发起的对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大规模袭击可以看成他们的一个学习过程。袭击带来了巨大的动荡，许多罗马资料中都有相关记载，毕竟一群袭击者甚至接近了圣地（Holy Land）。但是，袭击者损失惨重，再也没有重复这样的实验。 [17] 这并不表示匈人自己认为这次袭击大获成功；袭击的损失很可能促使他们最终决定向西进入匈牙利平原，而不是往其他方向迁徙。而这次迁徙所需的地理知识，无疑积累自公元405年之前较小规模匈人群体在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活动，比如4世纪80年代的匈人雇佣兵的活动，以及乌尔丁率领下匈人的活动。

此外，和其他许多群体的情况一样，迁移过程在匈人内部引发了重大的社会政治重组。上文提到，奥林匹多罗斯在411—412年访问匈人群体时，所看到是基于等级不同的国王形成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非常适合游牧社会。游牧经济的组织形式意味着人口需要相对分散。带着畜群的人口如果挤在一起，就会导致过度放牧和经济灾难。与此同时，子群体需要有自己的组织来处理争端之类的问题，而整个大的群体在必要时又需要一致行动，特别是在需要保护所有人赖以生存的放牧权利的时候。因此，游牧社会的合理政治形式是组织良好的分权而不是集权，而国王分等的制度很适合这种政治形式。 [18]

但是，当另一位东罗马历史学家和外交官，著名的普里斯库斯（Priscus）在阿提拉时期的5世纪40年代中期访问匈人时，由不同等级的国王构成的体系已经消失。阿提拉被许多大人物包围，而虽然他最初与他的兄弟分享权力，但那时已经见不到别的王室成员了。至于国王分等制度废除的过程，并没有资料记录，但是阿提拉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发生外交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后者向重要的匈人流亡者提供保护。 [19] 因此，我认为阿提拉这一支——最晚到他叔叔鲁阿（Rua）掌权的5世纪30年代——驱逐或废黜了其他国王。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经历了这样的政治进程，东哥特人和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的法兰克人也会经历。

这一切都与迁徙有关，原因如下。大体上说，在这几个群体中，都是一位领袖垄断了过去由几位领袖分有的政治支持。那名成功的领袖需要掌握前所未有的财富，才能在资助竞赛中击败竞争对手，把对手的支持者抢过来，从而迫使对手要么离开群体，要么接受低于国王的低等地位。对匈人而言，新财富来自他们能与罗马帝国发展出的新关系带来的利润。袭击、雇佣兵服务加外交补贴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不择手段地掌控利润分配是通往政治胜利的捷径。匈人迁徙到多瑙河中游，政治革命随之而来，尽管这肯定不属于他们迁移时设想的目标。

因此，根据移民研究使用的定性定义，匈人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进入欧洲，无疑是大规模迁徙。虽然匈人迁徙的势头是逐渐增加的，并不是一下子大批涌入，但匈人在黑海以北和中欧显然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冲击。事实上，最终改变匈人内部政治结构的冲击也同样强大。我们无法确定匈人行动的触发因素，也就难以做进一步分析。罗马的资料强调他们行动的偶然性，讲述了一个迷人的故事：漫游的猎人们在沼泽中跌跌撞撞，突然见到了富饶的土地。但这只是一个故事，而且与阿米阿努斯的大多数题外话一样，是在经典作品中有先例的故事。 [20] 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也许可以认为，罗马帝国边缘地区的财富首先吸引了匈人袭击者，此后匈人迁移的势头才稳步增加。我们日后如能获得关于气候变化或政治发展的新资料，可能就会修正这一看法，重新考虑前述种种因素所占的比重。但目前来看，帝国边缘地区财富的吸引力似乎是重要的因素。

然而，匈人时代的移民不仅影响了匈人自己，也影响了阿提拉帝国中的众多群体。从各方面证据看，匈人统治时期迁入多瑙河中游的许多其他群体，其迁移动机和过程都与匈人有很大差异。

部落的聚集

在阿提拉的非匈人子民中，格皮德人、苏维汇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在4世纪时就占领了多瑙河中游的土地，那是在匈人进入欧洲之前很久。阿米阿努斯记述358年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干预该地区的过程时，提到了苏维汇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其他资料称格皮德人居住在该地区东部边缘，在原罗马达契亚行省（今罗马尼亚）西北面的土地上。在阿提拉时代，它们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势力完全不值一提。然而，阿提拉帝国中大多数非匈人群体的情况并非如此。4世纪时，哥特人和阿兰人的领地显然位于喀尔巴阡山脉东面而不是西面，赫鲁利人、鲁吉人和斯基里人大概也是如此。至于赫鲁利人、鲁吉人和斯基里人的地理位置，最容易确定的是赫鲁利人，虽然4世纪的资料没有提到他们，但我们知道他们在3世纪时占据了黑海以北的土地。关于斯基里人位置的证据不是那么明确，但是在380年左右，该群体的名称首次出现在罗马资料中时，斯基里人与匈人联合袭击了罗马的多瑙河下游（而不是中游）的边境地区，由此可以推测，斯基里人居住在喀尔巴阡山脉以东。我们没有关于3世纪或4世纪时鲁吉人的明确信息，但他们像哥特人一样，1—2世纪时属于维尔巴克系统。而资料提到，5世纪时，鲁吉人（又是和哥特人一起）出现在多瑙河中游地区，显然，鲁吉人有可能在3世纪时像哥特人一样往东南方向迁移，来到了黑海。 [21] 也就是说，和哥特人及阿兰人一样，斯基里人、鲁吉人和赫鲁利人可能都在4世纪末或5世纪初的某个时候迁到了喀尔巴阡山脉的西面，进入多瑙河中游地区。

事实上，我们有更多关于阿提拉帝国中哥特人的信息。哥特人分为若干群体。其中一个由阿马立家族及其对手统治，根据同时代的资料，该群体在5世纪60年代初获得了突出的独立地位。第二个群体在5世纪60年代中期由一个名叫比格里斯（Bigelis）的男子领导，而第三个群体直到5世纪60年代后期还受到阿提拉的儿子丹吉兹克（Dengizich）的严密控制。其中一些哥特群体，比如拉达盖苏斯405年率领的哥特人，可能在匈人于410年左右在多瑙河中游地区建立统治地位之前就进入了该地区。其他一些群体可能在匈人势力最大的时候被迫迁移到那里。还有一些群体也许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根据约达尼斯的说法，阿马立家族率领的哥特人在阿提拉去世后的5世纪50年代中后期才移居至喀尔巴阡山脉以西，尽管这群人在5世纪40年代承认了阿提拉的领导权。 [22] 和哥特人有关的证据除了暗示他们有过迁徙之外，还给了我们一个重要提醒：资料中提到的匈人治下的各个群体，本身可能都分为多个独立的团体，相应而言，这些团体向西转移到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历史可能更为复杂。

匈人的崛起似乎让大量人口离乡背井迁移到多瑙河中游，而匈人势力的终结则引发了更长时期内人口的来来往往。早期迁出人群中比较突出的是匈人自己。本章开头提到，格皮德人在内达奥河战役中获胜，在那之后，越来越多之前从属于阿提拉的群体获得了独立，匈人帝国的军事实力急剧下降，以至于到了5世纪60年代后期，阿提拉的两个幸存的儿子——丹吉兹克和赫尔纳克（Hernac）——得出了多瑙河以北的生活过于危险的结论。因此，他们打算去东罗马寻找新的地盘。赫尔纳克受到了接纳，带着追随者在小斯基泰（Scythia Minor）得到了土地，丹吉兹克却在469年败给了东罗马军队，被杀后，他的头颅被挂在君士坦丁堡示众。到了470年，也就是在阿提拉去世17年后，匈人已经不再是泛多瑙河世界的一支独立势力：这真是极具戏剧性的历史进程。事实上，在丹吉兹克和赫尔纳克决定迁往多瑙河以南之前不久，其他一些难民群体这么做了。不同的资料提到了两群在466年左右侵入东罗马的人，一群人是由名为霍米达克（Hormidac）的领袖率领的匈人，另一群是比格里斯领导的哥特人。 [23] 我们不清楚这些行动的具体背景，但当时阿提拉帝国的不同人口群体显然试图逃离多瑙河中游地区的战斗。

阿提拉死后，多瑙河中游地区的人口也不是只有迁出。约达尼斯约550年在君士坦丁堡写下了相关记录，据他说，直到5世纪50年代中期，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群体才迁到喀尔巴阡山脉以西，此时的领袖是一个叫瓦拉米尔（Valamer）的人。然而，这个故事最早写下来，可能是在6世纪20年代，在瓦拉米尔的侄子、东哥特意大利的国王狄奥多里克的宫廷中。出生于5世纪50年代中期的狄奥多里克此时已年过七旬，这确实增加了故事的可信度。但约达尼斯对瓦拉米尔的早期职业生涯似乎没什么把握（我们将在稍后讨论），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 [24] 但如果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是后来者，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在5世纪60年代的争斗中，往往是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其他群体——尤其是斯基里人、苏维汇人、鲁吉人和格皮德人——联合起来对抗哥特人。尽管如此，斗争的最终结果是更多的人迁出了。没能掌控这场竞争性冲突是匈人决定去罗马帝国寻求庇护的根本原因，而出于同样的道理，在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手下遭遇第二次重大失败后，大量斯基里人——其中最出名的是被击败的斯基里国王艾德科（Edeco）的儿子奥多亚塞（Odovacar）——于469—470年进入了西罗马。接下来离开该地区的是哥特人自己。还是按照约达尼斯的说法，在潘诺尼亚的波利亚河（Bolia）边（我们也不知道该河流的准确位置），阿马立家族率领下的哥特人在血腥的战斗中击败了对手的盟军，然后在473年或474年进入了东罗马巴尔干半岛。这开启了为期15年的巴尔干间歇期。在此期间，狄奥多里克上台执政。他接替了他的父亲狄奥德米尔（Thiudimer）——狄奥德米尔的哥哥瓦拉米尔在与斯基里人交战时丧生，狄奥德米尔继承了对该群体的控制权。哥特人最终在488年秋天离开了巴尔干，狄奥多里克的追随者们进入意大利，创建了东哥特王国。 [25]

匈人的衰落、斯基里人的毁灭和哥特人的离去都不足以结束对多瑙河中游地区控制权的争夺。473年或474年的时候，该地区还有三股主要势力：鲁吉人、赫鲁利人和格皮德人。下一个遭受严重损失的是鲁吉王国。鲁吉人定居在多瑙河以北如今的下奥地利地区，河对岸是从前的罗马行省诺里库姆（Noricum），他们惹怒了从476年开始统治者意大利的奥多亚塞。486年，奥多亚塞往多瑙河以北派遣了一支大规模远征军，击败了鲁吉人，杀死了他们的国王费勒修斯（Feletheus）。这是独立鲁吉王国的终结——尽管费勒修斯的儿子弗雷德里克（Frederic）带领一群幸存者向南逃到巴尔干半岛，并在487年或488年臣服于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他们随后加入了东哥特王国向意大利的进军。 [26]

鲁吉王国灭亡后，多瑙河中游的主要力量只剩下赫鲁利人和格皮德人了，但来自波希米亚和易北河中游地区的伦巴第群体开始向南迁移进入该地区，他们最先进入的是以前由鲁吉人统治的土地。1世纪时，伦巴第人活动的核心地带位于易北河下游，就在日德兰半岛的南面。关于将他们在5世纪后期带到下奥地利的那次迁徙（地图10），存世的书面记录在9世纪（事件发生几百年后）才成文，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细节，显然不是基于任何权威的历史记录。关于伦巴第人向南方的推进，我们掌握的第一个比较有把握的日期是由罗马资料提供的，资料称，他们趁奥多亚塞摧毁鲁吉人后留下权力真空，在488—489年进入下奥地利。到下奥地利后，伦巴第人的力量显然经过了两个阶段的增长。首先在508年，他们的部队击溃了赫鲁利人。根据后来的那份文献资料，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苏维汇人的残部也被击败，不得不离开多瑙河中游地区。伦巴第人力量的第二次扩张是在他们占领多瑙河以南原罗马潘诺尼亚行省的时候。我们对此知之甚少，只知道这可能发生在6世纪20年代到6世纪40年代之间，但整体模式是很清楚的。伦巴第人从易北河沿岸地区以及邻近的波希米亚开始缓缓渗透，到6世纪中，伦巴第人已成为多瑙河中游西部地区的主导力量。 [27] 在更东边定居的格皮德人现在是他们的强大对手。

至于赫鲁利人，508年的失利导致其队伍立刻出现分裂。一个子群体整体离开了多瑙河，最终落脚在极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第二个子群体先是向格皮德人寻求避难，但是格皮德人提出的要求太过严苛，于是他们很快在东罗马找到了另一个避难所。6世纪第二个10年早期的某个时候，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Ⅰ）将多瑙河沿岸的土地授予了他们。他们一直在那里待到6世纪40年代，直到自己王室的最后一位成员去世。不知怎的，他们知道另一群赫鲁利人最终去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于是派遣了一个使团去寻找合适的君主。然而，回程花了很长的时间，主要是因为他们首选的候选人在返回多瑙河的途中死去，于是，查士丁尼皇帝根据留下的人自己的要求在此期间挑选了一名新的统治者。斯堪的纳维亚使团终于回归时，内战爆发了，多瑙河地区的赫鲁利人再次分裂，一支队伍留在东罗马，另一支队伍回到了格皮德人中间。在随后伦巴第人和格皮德人的战争中，拜占庭派遣一些留下的赫鲁利人为伦巴第人提供军事支援。在战场上，这些人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从前的同胞——后者现在为格皮德人而战。 [28]

然而，赫鲁利人的命运只不过是一个插曲。随着伦巴第势力的增长，由匈人崛起引发的多瑙河中游革命最终落幕。这个过程细节非常复杂，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从匈人约410年时第一次进入喀尔巴阡山脉以西开始，到508年赫鲁利人被打败为止。然而，从种种相关资料看，所发生的事件有明显的逻辑。首先是在匈人的策划下，多瑙河中游平原上集结了大量武装力量，接着在阿提拉去世后，其帝国内的各个群体展开了争夺领导权的持续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一些军事力量离开了该地区，于是，多瑙河中游的格局从匈人时代的各股势力彼此接近，演变成6世纪的伦巴第人和格皮德人划分势力范围。然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与这些过程相关的人口迁移活动：主要是匈人势力增长后该地区的人口迁入，以及阿提拉去世后的人口迁出，尽管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可能）和伦巴第人（肯定）是重要的例外。 [29] 没有人会否认出现了人口流动，但人口流动的性质和规模争议很大。

在关于这些事件的传统叙述中，我们的资料中所用的标签——哥特人、鲁吉人、赫鲁利人、斯基里人等等——给人的印象是这些群体都是“民族”：如前所述，“民族”指的是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的紧密人群，人们共有一套独特的文化规范，群体基本对外人封闭，通常是在群体内部通婚而繁衍后代。于是，与阿提拉匈人帝国兴衰相关的不同阶段的移民活动被视为“民族大迁徙”的一部分。然而，与这些迁移活动相关的历史证据相当有限。我们看到，即使这些移民直接影响了罗马世界，罗马历史学家对蛮族迁徙的描述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与匈人帝国有关的大多数人口流动都在罗马境外展开，详细证据自然更少。我们通常只能在资料中看到，有个A群体从X点移动到了Y点，有时甚至连这一点都不明显；对迁移的人口单元的构成则根本没有记录。

既然史料如此沉默，那么要估计这些人口流动（精确说的话，是记录下来的名称的变迁）的规模和性质，首先要看我们总体上怎么理解这些标签所代表的群体的性质。也就是说，匈人帝国内部的人口迁移问题与我们激烈争论的蛮族群体身份认同问题密切相关。如果你认为标签所代表的人口单元都有强烈的群体认同，那么你估计的约410—508年流入和流出匈牙利大平原的移民的数量就会比较大。而如果你认为群体认同只不过是蛮族为眼前的方便可以采用或放弃的标签，那么这些标签在欧洲各地的移动就没有太多人口统计学的意义。当然，可能不是什么意义都没有，因为标签移动位置肯定需要有人迁徙，但未必需要大量人员迁移。如果标签“起作用”（也就是说，实现了人们认为有用的功能），那么进行迁移的一部分人很快可以在目的地集合起新人。那么，关于阿提拉时代群体的凝聚力或身份认同，现有的证据能说明些什么呢？

帝国与身份

历史学家普里斯库斯曾随使团访问匈人，他根据亲眼所见写道，在阿提拉的营地中，有个看起来很像富有的匈人的人突然用希腊语向他打招呼，“此人衣着体面，头发修剪得很短”。在普里斯库斯的询问之下，该男子向普里斯库斯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他是讲希腊语的罗马商人，来自多瑙河畔的维米纳库姆城（Viminacium）……

城市被蛮族占领后，他失去了财富……被分配给奥尼吉修斯（Onegesius，阿提拉的重要心腹之一）为奴，因为在阿提拉之后，各领袖……从富人中挑选自己的俘虏。在后来与罗马人和阿卡齐里人的战斗中，他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并根据（匈人的）法律将战利品交给主人，自己获得了自由。他娶了一个蛮族妻子，生了孩子，还能与奥尼吉修斯共餐，他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更好。

这位变成匈人战士的罗马商人是个教科书般的例子，体现了目前阿提拉帝国中群体认同研究的一个主要观点：群体认同的可塑性极高。体现这一观点的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的生平。奥多亚塞的父亲艾德科（如果这两个艾德科是同一个人的话——这种可能性颇高）首次见于史料时，是阿提拉的心腹之一，身份与庇护那位前罗马商人的奥尼吉修斯一样。艾德科令人称奇的地方是，在阿提拉去世后，他成了斯基里人的国王，但他自己不是斯基里人。他能对王位提出要求，可能是因为他娶了一名地位很高的斯基里女人，因为据说他的孩子奥多亚塞和奥诺弗斯（Onoulphous）的母亲是斯基里人。而艾德科本人则被认为是匈人或图林根人（Thuringian）。显然，这两个人的生平故事说明，阿提拉的帝国是既有的群体身份的熔炉。该论点也有更普遍的证据支持。阿提拉许多亲信的名字实际上是日耳曼名字，而不是匈人的名字。奥尼吉修斯和艾德科显然如此，而另外两个人贝里库斯（Berichus）和斯克塔斯（Scottas）应该也是如此。史料中出现的阿提拉及其兄弟布莱达（Bleda）的名字也是日耳曼名字。我们知道，日耳曼语是阿提拉帝国的通用语言，因为其子民中有许多日耳曼人，其数量远多于匈人这个核心群体。 [30] 因此，所有的历史证据都表明，在匈人治下的多瑙河中游地区，文化是多元的。

匈人的考古遗存讲述了类似的故事。自1945年以来，近两代人的工作挖掘出大量匈人统治时期的遗存，这些遗存主要来自对匈牙利大平原上墓地的挖掘。考古还发现了一些宝库。但这些是不是“真正意义上”匈人的遗存还很难判断。包括黑海以北的伏尔加草原在内，考古学家总共鉴定出不超过200个可能属于匈人的墓葬。这样的墓葬里往往有长弓，有不同于标准欧洲服装的服饰，能看到某种颅骨变形的情况（一些匈人会在婴儿头骨定型前束缚婴儿的头部，形成细长的头型），还可能发现一种特殊的大锅。这种墓葬的数量很少。要么是匈人的墓葬方式往往不会留下考古痕迹，要么需要另行解释为何匈人的遗存这么少。然而，在5世纪中期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至少看起来像是）属于匈人的日耳曼子民的遗存。将这些遗存标记为日耳曼物品有几个理由。这些物品的标志性特征，匈人到来之前，罗马帝国晚期中东欧由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人统治的区域中的常见物品也有。所发现的这些5世纪的物品来自一系列年代有先后的考古地层，其中可以看到被称为“多瑙河风格”的日耳曼墓葬。 [31]

葬仪采用土葬而不是火葬， [32] 其特征物品大量出现在数量较少的奢华墓葬中。其他许多墓葬中则很少或根本没有随葬品。物品包括个人装饰物，比如半圆形的大胸针、板扣、带有多面体吊坠的耳环、金项链；武器和军事装备也很常见，比如带金属贴花的马鞍、骑兵用的长剑、箭矢。遗存也反映出一些特殊的仪式。例如，将打破的金属镜子与死者一起下葬的做法相当普遍。在坟墓中发现的物品的种类、下葬的方式，以及也许最重要的，女性穿衣的方式（两边肩膀处各用一个安全别针——扣针——收拢，再用另一个扣针在身前扣上外衣），都直接源自4世纪日耳曼遗存体现的一般模式。5世纪阿提拉的广大子民吸收并发展了这些特征。因此，仅根据考古遗存是无法区分开匈人统治的不同日耳曼群体的。 [33] 就像那位商人和艾德科的生平所表明的，无法进一步细分的日耳曼物质文化在阿提拉帝国中广泛传播，说明这个帝国是个文化大熔炉。融合甚至可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之所以较难找到5世纪的匈人墓葬，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匈人不仅学会了日耳曼语，还开始像他们的日耳曼子民一样穿着。

毫无疑问，阿提拉帝国内有不少人忙着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以期在政治状况和机遇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获得成功。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历史和考古证据表明这个多元文化帝国内的群体身份有着无限的可塑性。基本上，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被带入匈人轨道的人都成了匈人。不管是最早的核心游牧群体，还是扩充了阿提拉帝国人力的主要讲日耳曼语的群体，都获得了匈人的群体身份；阿提拉去世后，这些人再次调整自己的身份，形成了不同的群体，在5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获得了独立。 [34] 我毫不怀疑这种模式适用于某些人和某些群体，但它忽视了大量的历史证据，而这些证据表明，人们并不能自由选择最有利于自己获得物质财富的群体身份，匈人帝国的结构对此有明确限制。

首先，有必要再考虑一下普里斯库斯提到的那位罗马商人的经历。他的成功之路始于在战斗中为新主人效力，用战利品换得了自由。尽管阿提拉在5世纪40年代打的胜仗肯定带来了大量战利品，但有多少罗马俘虏能像那位商人一样成功呢？肯定不会太多。奥尼吉修斯的餐桌恐怕容不下很多受到青睐的前俘虏。而缺乏战斗经验的罗马俘虏，又有多少具备那种能力和运气，能在战斗中幸存下来？普里斯库斯还记录了一桩逸事，比较少被人提到。它讲的是另外两名俘虏的命运，这两人同样被匈人军队抽调入伍，他们为了报仇，趁乱杀死了主人。最后，他们被绞死了。 [35] 恐怕这种不太和谐的事态，而不是普里斯库斯笔下那名商人的幸福结局，才是主奴关系的主流。

此外，这些故事说的都是被个别俘虏的罗马人。阿提拉统治的大多数非匈人群体是一群人一起被并入该帝国的。大量历史证据表明，这些人身处的关系模式无法轻松带来大规模的身份转变。首先，匈人帝国不是人们自愿加入的帝国。这方面的证据充足且一致。非匈人是在征服和威胁之下加入帝国的。阿提拉时代匈人手下的最后的受害者阿卡齐里人就是如此。当然会用一些外交手段，但关键信息是明确的：“阿提拉立刻派出了一支庞大的部队，消灭了一些人，迫使剩下的人臣服。”显然，正是为了避免类似的命运，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才在376年夏天来到多瑙河。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证据都表明，阿提拉的子民不是自愿加入的臣民，而是没来得及逃跑的人。 [36] 显然，匈人和臣民之间的关系不怎么和谐。更广泛的证据证实了这一点。

想理解匈人帝国，关键要认识到它从一开始就不稳定。学者很少关注这个方面，因为现有的叙述资料基本来自普里斯库斯，而他描写的是5世纪40年代阿提拉治下处于最辉煌时期的匈人帝国。然而，如果你稍微扩大一下视野，就会发现许多表明帝国不稳定的证据。匈人统治的许多群体是被迫加入匈人帝国的，因此罗马人能鼓励这些群体脱离匈人帝国（很多人早就准备好一有机会就逃跑了），从而不断削弱匈人的势力。当然，失去了一部分臣民正是乌尔丁在408—409年被击败的原因，但我们不知道当时罗马人是不是利用了匈人主人和非匈人子民之间的裂痕。

其他证据就更清晰了。比如，5世纪20年代东罗马将匈人从潘诺尼亚赶走时，策反了大量匈人控制下的哥特人。这些哥特人被迁移到色雷斯，从此之后似乎一直忠诚地为东罗马军队效力。 [37] 还有一些臣民则自发行动：

鲁阿做匈人的国王时，居住在多瑙河周围的阿米尔祖里人（Amilzuri）、伊提马里人（Itimari）、腾所里人（Tounsoures）、博斯基人（Boisci）和其他部落纷纷逃离，加入罗马人那一边作战。 [38]

这些事件发生在5世纪30年代末，当时阿提拉的叔叔鲁阿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即使是这么大的成功，即使这些臣民随后可从战利品中分得一份，也不足以让他们保持平静。毕竟可想而知，新统治开始的时候总是特别有张力：

（于440年前后开始统治时，）阿提拉、布莱达已经与罗马人讲和，他们率部队穿过斯基泰，征服了那里的部落，并向索罗格西人（Sorogsi）宣战。 [39]

对新统治者而言，确立自己在匈人中第一号人物的地位之后，显然有必要重申自己对臣属群体的统治权。事实上，匈人领袖竭力防止罗马人挑起麻烦。在他们与君士坦丁堡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中，阿提拉和布莱达强迫东罗马同意“在匈人准备开战时，（东罗马）不应与任何蛮族群体联合对抗匈人”。 [40]

由此看来，阿提拉去世后，匈人与其臣属群体之间爆发的大规模冲突不是偶然发生的例外，而是源自匈人帝国内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普里斯库斯访问阿提拉帝国后，描绘了其内部的和平宁静的景象，但这种画面很误导人。帝国通过征服而建立，借助恐吓来维持，而离开它的唯一方式——就像阿提拉去世后的众多事件所表明的——就是自己杀出一条路来。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敌意为何如此持久？答案可以在普里斯库斯历史著作的另一片段中寻找，该片段谈及丹吉兹克于467—468年对东罗马发起的最后一次攻击——此时距这位历史学家访问阿提拉的朝廷已有差不多20年。该片段记录了哥特人和匈人混合部队中不同的分遣队如何在罗马间谍的挑拨下发生内斗。此人提醒哥特分遣队，匈人通常是如何对待哥特人的：

这些人不关心农业，却像狼一样发起攻击，抢走哥特人的粮食，结果，哥特人仍是他们的奴隶，还得自己忍受粮食短缺。 [41]

当然，匈人所做的远不只是夺走哥特人的粮食。匈人还要求臣属群体为他们作战。虽然普里斯库斯笔下那位变身为匈人的商人日子过得很好，但像他那样的只是少数。如前文所述，在作战时，很少有罗马平民俘虏能发挥什么作用，而他们为匈人作战的伤亡可能是巨大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为匈人帝国的一部分是很糟糕的经历：先是军事征服，后是经济剥削，还得不时被调去为阿提拉作战。

同样重要的是，匈人帝国缺乏密切管理子民事务的治理能力（这与罗马帝国显然有很大不同）。众所周知，匈人的官僚机构中有名文书是罗马人（他是西罗马事实上的统治者埃提乌斯派去的），还有一名罗马俘虏，可以用拉丁文和希腊文写信。可见在实践中，即使在被征服之后，各个臣属群体基本上仍需自己管理自己的日常事务。这并不是说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例如，在征服阿卡齐里人后，阿提拉任命了他自己的一个儿子来监督活下来的首领们，还杀掉了几个敢于反抗的首领。前述片段中提到，一些哥特人在467—468年加入丹吉兹克的入侵军队，他们仍有各自的首领，但并没有领导他们整体的领袖。而据我们所知，3世纪和5世纪之间所有独立的哥特群体，即使在权力分享的情况下（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群体一开始的时候是兄弟分享权力），也都有一个地位突出的领袖，可见，匈人的监管很可能是为了防止被他们击败的大规模臣属群体中出现统一的领袖。 [42] 匈人和早先的罗马人出于同样的目的采取了这种策略。罗马人将其用在帝国之外的阿勒曼尼人身上，也用在382年与帝国内部的哥特人签订的条约中。如果可以防止出现领导整个群体的领袖，就能挑起群体内部的政治竞争，让它没那么容易发起有效反抗。

类似结论也能从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的政治历史中得出。约达尼斯留给我们的故事表明，瓦拉米尔在哥特人中为首的地位并不是继承来的。要获得这样的地位，他需要积极压制敌对战队的领导者，还要尽可能将落败对手的追随者吸引过来为己所用。这些故事发生的时间不明，但似乎更可能是在阿提拉去世之后而不是之前发生的，因为在那之后，形成了一个强大到足以独立行事的哥特群体，而这正是匈人试图用管理策略来避免的情况。经过这种程度的联合之后，这些哥特人才有了足够的力量入侵多瑙河中游地区，或者要求君士坦丁堡承认他们的独立。 [43] 如果哥特人的情况也适用于匈人的其他臣属群体，那么就能解释为什么匈人力量崩溃后，斯基里人必须从阿提拉的主要追随者中寻找自己的国王了。

于是，在阿提拉帝国的盛世景象之外，我们还看到了这个帝国固有的不稳定性。匈人和罗马人不一样。罗马人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将子民，至少是其中那些拥有土地的精英，转变为完整意义上的罗马公民，征服后那种紧张对立的氛围因此消散；但是，匈人缺乏能直接管理他们子民的官僚体系。事实上，我怀疑匈人对不同群体统治和干涉的程度有很大差异。例如，格皮德人在阿提拉去世时似乎已经有了一个领导他们全体的领袖，也许正因如此，格皮德人才能第一个主张独立。其他群体，比如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都得先在5世纪50年代中后期设立一位全体领袖，才有办法挑战匈人的霸权。还有一些群体，比如在468年时仍然由丹吉兹克统治的哥特人，则始终没能推翻匈人的霸权。 [44]

如果史料的质量更好，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匈人帝国在453年之后像洋葱一样被层层剥开。不同层次的臣属群体先后宣布独立，匈人之前控制程度低的群体先独立，控制程度高的群体后独立。这里起作用是两个可能相互关联的关键变量，一是臣属群体的政治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留，二是这些群体与匈人帝国的心脏地带——阿提拉扎营并接待普里斯库斯使团的地方——相距多远。在营地附近定居的一些群体被严密控制，统一领导权的苗头一出现就被扑灭。其他群体在更远的地方定居，保留了更多原本的政治结构，受控也不那么严密。在阿提拉时代，法兰克人和阿卡齐里人的地盘分别是距匈人帝国心脏地带最远的和最近的。我们听说阿提拉曾试图干涉法兰克人的一次继承纠纷，所以即使莱茵河北部也不是完全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而阿卡齐里人就定居在黑海以北的某个地方。在这两地之间，图林根人、哥特人、格皮德人、苏维汇人、斯基里人、赫鲁利人、萨尔马提亚人和阿兰人都听命于阿提拉，只是程度不同。 [45]

还有一个让情况更复杂的因素值得在此一提。我们没有关于阿提拉帝国的详细信息，但一份可靠的拜占庭资料记录了两个世纪后游牧的阿瓦尔人的帝国中地位等级的情况，可供比较。资料讲述了一群东罗马俘虏的故事。他们被从家乡带到北方，在从前的罗马城市西尔米乌姆（Sirmium）附近定居下来，给阿瓦尔人当奴隶。他们的地位渐渐提升，成为帝国内的自由民（但仍处于从属地位），还获准建立自己的政治领导层。 [46] 重要的是，不要因为缺乏同样高质量的资料，就不去考虑这样的可能性。阿提拉的帝国里也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在享有完整权利的匈人和匈人的奴隶之间，有一个中间阶层。不过应该强调的是，即使他们的地位后来提高了，这些俘虏及其后代对阿瓦尔人的事业也没有投入到无条件参与的程度。机会一来，他们就会摆脱阿瓦尔人的控制。

上述种种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匈人帝国内群体身份认同的运作方式。群体身份认同并非始终不变。普里斯库斯笔下那位前罗马商人的经历表明，特别成功的奴隶有可能跨越地位和身份的鸿沟，在匈人中获得完全自由的地位。但是，最初那群核心的匈人也在经历群体身份认同的重大变化。我之前提过，据我们所知，这些匈人原本身份认同的基础是对级别不同的国王的直接效忠，这些国王的联盟创造了更大的群体，但随着鲁阿和阿提拉王朝的崛起，这些较低级别的身份认同被随之而来的政治重组一扫而空。其他一些有着更好文献记录的游牧群体也受类似过程的影响，它们生活在欧亚大草原的西部边缘以及更远的地方。例如，被称为塞尔柱突厥人（Seljuk Turks）的11世纪群体并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政治实体，而是一大群讲突厥语的游牧民暂时联合在取得了惊人成功的塞尔柱部族麾下，该部族胜过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征服了近东大部分地区。 [47] 这样戏剧化的政治过程即使在核心支持者中也很可能产生赢家和输家。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迹象表明，帝国开始崩溃时候，一些匈人群体更愿意把赌注押在阿提拉儿子之外的领袖身上。

在匈人的臣属群体中，至少有一些经历了更戏剧化的重组过程。作为它们的新领主，匈人一直从最高的政治层级干涉它们的事务，不让受管理最严格的群体中出现能领导整个群体的人。阿提拉似乎招募了有着不同背景的助手，这些人的一部分工作可能就是监管臣属群体——如前文所述，这些群体的地位可能有高有低，尽管我们缺乏匈人时期的详细证据。这么做非常明智。阿提拉管理着一个主要由多少具自治权的臣属群体组成的帝国，需要忠诚的下属来管理它们的事务或监督管理事务的人。在与阿提拉帝国巅峰期相关的考古地层中发现的黄金反映了同样的策略。发现的黄金数量相当多，但可能仅仅代表最初存放的黄金的一小部分。我们无从得知居住在匈牙利平原上的人在几百年里发现和回收了多少黄金。应该强调的是，匈人时期之前的日耳曼考古遗址中很少能发现黄金，因此阿提拉洗劫罗马世界时肯定获得了极多的新财富。除了军事统治，阿提拉显然还会把与罗马人交战时获得的战利品分配出去，好让臣属群体的领袖更愿意接受他的统治，就像罗马人也会分发年度补贴给他们击败或征服的蛮族领袖一样。 [48]

来自蛮族世界各地，特别是讲日耳曼语地区的军事力量纷纷聚集在匈牙利大平原，将此地变成了一个文化熔炉，但这给大型群体身份认同的解体造成了障碍。匈人征服哥特人、格皮德人、赫鲁利人等等群体，是为了利用和剥削这些臣属群体的军事和经济潜力。如果所有这些人都能像那位前罗马商人一样完全获得自由匈人的待遇，那么他们获得如此特权后，就会要求更好的待遇，就像那位商人得到的那样。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匈人最初的征服就得不偿失了。匈人帝国当然是多元文化的，但是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群体身份并不具有无限可塑性，也没那么容易被侵蚀。因为匈人地位更高，所以帝国的多元文化特性实际上相当于围绕匈人身份设置了障碍。匈人缺乏官僚能力，因而臣属群体至少保留了中层领袖，从而巩固了能维持现有群体身份的结构。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忍受的剥削使他们有动力去维持这些身份，因为唯有凭借这样的身份，他们才能推翻匈人的统治，或是逃到罗马帝国，或是在适当时候通过武力重获政治独立——而对一个支离破碎、失去集体行动能力的群体而言，这两条路都是走不通的。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旧的身份认同不会在匈人统治下轻易消失。

还必须强调的是，历史证据所描绘的匈人帝国——其内部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紧张关系而四分五裂——与考古证据体现的并无矛盾，即使你确实认为与匈人相关的考古痕迹之所以少，是因为他们采用了之前和他们的日耳曼子民联系在一起的葬仪。事实上，讨论考古证据时，有时会出现一些方法论混淆。如今，我们的学术界已经抛弃了文化历史，所有人都很清楚，不能假定每个群体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物质文化。但有时人们认为，如果分布在某区域内的物质文化没有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该区域中就不可能有明确不同的身份认同。然而，这只是把文化历史背后的错误假设——不同的群体应该具有不同的物质文化——反过来用了。如果某区域内物质文化的差异未必代表不同的政治身份认同，那么物质文化没有差异也不能说明那里人的政治身份都一样。身份认同不是物质文化结构，而是心理和政治结构——个人主张自己的身份，而群体也愿意承认这样的主张。因此，考古证据对身份辩论而言意义非常有限，除非是特殊情况，比如其他方面的资料告诉我们某个物品具有特殊意义。在匈人治下的欧洲，人们的物质文化大体相同，但重要的地位差异和不同的群体身份仍然存在。 [49]

崩溃的认同

在关于匈人帝国创建和维持的证据之外，对其崩溃过程的叙述再度表明帝国内部的那些身份认同有多么重要，即便这些认同还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阿提拉去世后，帝国的臣属群体靠军事力量宣布独立，帝国被从内部摧毁。如果这些人当初都自愿成为匈人，也得到平等的对待，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们集体行动，从罗马帝国中攫取了巨量黄金，这些黄金后来在多瑙河中游的墓葬中被人发现。这种程度的劫掠是他们独立行动时办不到的——早期日耳曼遗址中一般看不到黄金，而在匈人激发的联合崩溃后，东罗马在5世纪后期重新控制了巴尔干地区。 [50] 实际上，非匈人为从匈人统治下逃脱而投入了大量精力，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他们在匈人帝国中地位较低，饱受剥削，遭受的损失远超过能从帝国得到的好处——匈人帝国整体的掠夺能力更强，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分到一些财富。阿提拉之死带来了机会，这些群体很快争先恐后地宣布独立。

和当初被纳入匈人帝国时一样，脱离匈人控制的过程促使群体身份发生了改变。如果所有或者大部分臣属群体被并入匈人帝国后都无法建立统领整个群体的领导层，那么阿提拉去世后，在他曾经统治的疆域各处，肯定会出现将艾德科和斯基里人联合起来的那种争权夺利的事。瓦拉米尔肯定需要先击败其他统治者，才能将一部分哥特人联合起来（就是后来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而且很可能得从非哥特人中招兵买马。除了在5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作为匈人帝国继承国出现的有名字的大型人口单元外，我们的史料还提到了不少规模较小的群体，如普里斯库斯著作残篇中提到的索罗格西人、阿米尔祖里人、伊提马里人、腾所里人和博斯基人。匈人帝国崩溃后，其中一些群体进入罗马的领土，而当罗马帝国重新安置它们时，它们行动的混乱之处就表现出来了，约达尼斯写道：

萨尔马提亚人、塞曼德里人（Cemandri）和一部分匈人住在马尔蒂斯堡……斯基里人、萨达加里人（Sadagarii）和一部分阿兰人……得到了小斯基泰和下默西亚……而鲁吉人和其他一些群体要求定居在拜泽（Bizye）和阿卡狄奥波利斯（Arcadiopolis）。阿提拉的小儿子赫尔纳克和追随者选择在小斯基泰最边远的地方定居。埃姆奈祖（Emnetzur）和与他同族的乌尔金都（Ultzindur）拿下了达契亚的欧斯库斯（Oescus）、乌图斯（Utus）和阿尔慕斯（Almus）。 [51]

上述群体各自分到了一个或几个位于巴尔干半岛北部的拜占庭军事基地，可见它们本身的规模不是太大。类似的群体可能被纳入了匈人帝国崩溃后出现的较大的王国。比方说，6世纪40年代，在追随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进入意大利的人的后代中，就有比提古热（Bittigure）匈人。比提古热匈人在5世纪60年代被阿提拉的儿子征用，以对抗狄奥多里克的伯父瓦拉米尔，而在此期间，他们肯定改变了政治效忠对象。 [52] 当然，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过好几次，而在阿提拉死后，匈人帝国重新洗牌显然是可能的。

鲁吉人的命运基本是上述情况在较长时期中较大规模的版本。他们建立了匈人帝国最初的继承国之一，但在奥多亚塞摧毁了他们的独立后，他们又投靠了狄奥多里克。格皮德人和伦巴第人继承了这个传统，继续招揽各部落的残余。战败的赫鲁利人加入了格皮德人（虽然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满意自己得到的条件），而在伦巴第人于6世纪60年代末离开意大利时，按照助祭保罗（Paul the Deacon）的说法，是带上了苏维汇人、赫鲁利人、格皮德人、巴伐利亚人（Bavarians）、保加尔人（Bulgars）、阿瓦尔人、萨克森人、哥特人和图灵根人。这个名单上，至少前三个群体曾在后匈人时代的多瑙河中游地区游荡。 [53] 阿提拉去世后，继承国建立带来的政治认同调整不可低估。有些继承国，甚至也许所有继承国都不是文化上同质、对外人封闭、通过内部通婚繁衍的群体，而是由都想脱离匈人控制的各方残余拼接而成的新王国。即便是在阿提拉活着的时候就不怎么受匈人控制，也有自己的国王的格皮德人，在匈人帝国崩溃后，也可能会招募新人。而像斯基里人和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这样的群体更是如此，他们直到此时才统一或重新统一起来。虽然缺乏相关信息，但鲁吉人、苏维汇人和赫鲁利人等其他群体的起源也完全可能一样混乱。

从“民族”这个词传统上的另一层重要意义上说，这些王国也不是民族。前文谈过，经济复杂性在300年间不断增加，带来或大大加剧了日耳曼世界的社会不平等。在原本臣属于阿提拉的群体里，有明确证据表明，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中有两类地位不同的战士，可能一类是自由民，一类是被释奴。在阿提拉的儿子们放弃这场斗争后才靠武力进入多瑙河中游地区的伦巴第人，他们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理解群体身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只有地位较高的战士才能从所属群体的存在中充分受益，他们拥有群体赋予的权利和特权，因此，恐怕只有他们是完全忠于这个群体身份的。这个维度的重要性体现在历史叙述中。拜占庭征服东哥特意大利时，在一场战斗中，达尔马提亚（Dalmatia）一支哥特人部队中所有地位较高的战士都被杀死，剩下的地位较低的战士立即投降了。根据普罗柯比（Procopius）对那场战争的叙述，地位较高的战士的伤亡往往引起哥特人的恐慌和失望。 [54]

因此，至少可以说，在匈人帝国之后出现的较大实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它们文化上不同质，等级上不平等，它们是政治联盟和地位各异的人组成的复合体，不仅有两类战士，还可能包括了没有武器的奴隶。不过，我们也不应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在摒弃将这些实体视为完全封闭的人口群体的旧观点后，就走向反面，认为它们仅仅是为了方便而设的标签，没有内部结构，也不稳定。在此无法充分展开讨论，但有必要提到两个重要结论。首先，群体身份并不依赖于王室。一类研究认为，王室相当于社会黏合剂，将临时凑在一起的非常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造成他们同属一个族群的表象。伦巴第人从不同的家族而非独一的王室中选择国王，甚至某些时期里没有国王，但还是继续作为伦巴第人存在。众所周知但有时会被忽略的一点是，从证据看，哥特人的情况比我们最开始认为的还要与之类似。6世纪20年代，瓦拉米尔长寿的侄子狄奥多里克为了帮助自己未成年的外孙对抗家族内外的一系列竞争对手并获得意大利王位，发起了大量宣传，强调自己的家族是独一的王室，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有资格统治这些哥特人。卡西奥多罗斯还从哥特人历史的角度帮他“证明”了这一点，方法是编一个家谱，写上狄奥多里克的外孙是家族王权的第17代传人。但是国王总是会说这种不能够相信的话，我们尤其不该相信他；如果拿当时的史料来比对，就会知道狄奥多里克宣称的那种历史站不住脚。卡西奥多罗斯的阿马立族谱也是哥特人的口述历史和罗马人的书面历史拼凑起来的，还有来自《圣经》的一些灵感。事实上，可能从约450年开始，阿马立家族才对这些哥特人逐步建立起了统治权。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一旦狄奥多里克这一脉未能出现一个合适的男性继承人，这一支就直接被砍断了：他的外甥狄奥达哈德（Theodahad）在536年因领导失误而被谋杀，而这距离狄奥多里克这位伟大的国王去世仅仅10年。 [55]

其次，虽然后阿提拉时代的政治进程混乱不堪，但从中产生的一些较大群体的身份认同也不是那么容易破坏。例如，尽管在487—488年加入了狄奥多里克追随者的行列，但鲁吉人在接下来两代人的时间里仍然保持独立，直到约540年，他们仍是意大利土地上可以辨认的群体。同样，虽然赫鲁利人经历了种种艰辛和分裂，于508年败在伦巴第人手中，但在那之后4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仍保留了强烈的群体认同感。没有这种身份认同，他们就不可能去向北迁移到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同胞那里寻找传统统治家族的领导者。 [56] 从历史来判断，鲁吉人和赫鲁利人都是“中等规模”的实体。这两个群体的军事力量显然不如哥特人、伦巴第人或格皮德人联盟，后面那些力量较强的联盟形成了延续时间长得多的政治实体，并最终将鲁吉人和赫鲁利人吸纳进来。关于鲁吉人和赫鲁利人的证据都受到了质疑。赫鲁利人派使团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行动被认为是“童话故事”，而鲁吉人在540年的重新出现被视为仅仅是历史学家普罗柯比的发明，据说普罗柯比倾向于把见到的每一个蛮族群体都当成一个“民族”，因此我们不该相信他。关于上述赫鲁利人和鲁吉人行动的详细记录，都只见于一份史料，因此质疑其有效性很容易。但是，这样的质疑是否有实质证据支撑呢？

我认为没有。以赫鲁利人为例，对他们向斯堪的纳维亚派出使团过程的详细叙述，是关于他们被伦巴第人击败之后的命运的完整讲述的一部分。赫鲁利人命运故事的其他部分在别的资料中得到了证实，而普罗柯比总体上描述的是赫鲁利人身份实际上遭到了破坏。当赫鲁利人的两支队伍终于相互开战的时候（549年，一支为格皮德人作战，另一支（通过东罗马）为伦巴第人作战）结论必然是，“赫鲁利人”这个标签已经不是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了。这段叙述完全合理，没有不一致或明显的错误。当然我们还想知道些别的，但这段叙述已经符合古代和中世纪历史学家通常采用的基本可信度标准了。同样，说到鲁吉人，不同的资料记录了在狄奥多里克5世纪90年代早期征服意大利期间，他们是如何为自己谋划的。他们两次改换立场，先是加入奥多亚塞，后又回到哥特人一边。因此，在意大利被征服之后，他们（或其中一部分）还将鲁吉人身份保存了一代人左右的时间，这并不奇怪。

怀疑这两个故事的唯一理由是，它们不符合那些提出质疑的现代学者对身份问题的先入之见。这些学者深受巴斯思想的影响，认为第一千年中期的日耳曼群体不可能拥有强大的群体认同。但我们知道，巴斯代表的只是现代身份认同研究中的一条路线，而相关研究并没有为群体认同具有高度可塑性这个先入之见提供压倒性的支持。根据情况（个人情境结构的具体性质），群体认同可以更弱或更强，而在鲁吉人的例子中，普罗柯比甚至写出了他们维持群体身份的机制，即自愿不与其他群体的人通婚。 [57] 鉴于其一致性和细节，我很乐意接受证据告诉我们的内容。赫鲁利人和鲁吉人可能不是19世纪经典意义上的“民族”。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赫鲁利人或鲁吉人拥有强大的文化共性（但公平地说，也没有证据说他们没有），阿提拉帝国崩溃时，他们也可能通过不同的结盟方式吸收了其他群体的人。这两个群体肯定也像这个时期我们所知的其他日耳曼群体一样，有明显的地位等级区隔。但不管怎么说，赫鲁利人和鲁吉人的群体认同能够对大量成员施加强有力的控制。

规模较小、不那么多样化的群体中存在这种情况比较容易想象，但一些较大群体的身份认同似乎也是如此。536年，拜占庭人决定征服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他们的到来让一系列子群体临阵变节；这些子群体更愿意与入侵者和平相处，而不是继续向哥特人效忠。一份存世的莎草纸文本很好地描绘了一个叫冈迪拉斯（Gundilas）的哥特庄园主的困境。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随着战事的起伏而来来回回不断改变站队，拼命想要保住自己的土地。但是，变节者和冈迪拉斯的行为并不能代表狄奥多里克的支持者及其后代对拜占庭入侵的反应，否则在接下来的20年里，哥特人就不会为维持政治独立而战，毕竟，拜占庭人还向他们提出一项和平协议，表示只要他们愿意臣服，就能保留自己的土地。从普罗柯比的叙述和更广泛的证据中真正能得出的结论是，在战争过程中，地位较高的战士这一最在意哥特群体身份的核心团体被逐渐摧毁，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战争中丧命。 [58] 维持群体身份对这些人最有利，因为他们从中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愿意为此而战。我认为，无论是在哥特人中还是在当时的其他日耳曼群体中，地位较高的战士很可能都是群体认同的真正基石，群体的相对稳固程度取决于这类人的忠诚程度和态度。当然，即使是这些地位较高的人，也不都对群体怀有同等程度的忠诚。现代世界中不存在所有人都忠于所在群体的情况，古代世界恐怕也没有什么不同。

移民与帝国

毫无疑问，即使在精英战士的层面，匈人帝国的兴衰也带来了群体身份的重大改变。第一波身份改变的潮流源自征服及相应的控制机制，特别是镇压具有威胁的大领主。第二波身份改变的潮流出现在阿提拉死后，一些原本的臣属群体汇聚起了足以摆脱匈人控制的军事力量，各群体纷纷重组。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两个过程从根本上削弱了匈人和其子民之间的区别。大致维持这种区别显然对匈人有利，尽管阿提拉通过针对性的劝诱而谨慎培养了一批顺从或半顺从的臣属统治者来管理各自的群体。如果没有这样的区别，一开始征服这些臣属群体所带来的好处很快就会消失，而不管怎么说，一些可能更边缘的群体（如格皮德人）确实完好地保留了自己的王权。可见，在这种结构中，整体改变群体认同是会遇到明显障碍的。但即便继承国因此看起来更像联盟而不是“民族”，其创造的身份更明显是政治身份而不是文化身份，它们还是在由大量支持者组成的核心人群中建立起了牢固的群体认同——这么判断的根据是，需要大范围的军事行动才能摧毁这样的认同，而且即使在遭遇重大失败后，这样的认同还能延续几代人。

这至少是可以从历史证据中得出的结论，我们没有很好的理由对此不予采信。这段叙述所依赖的证据能够通过所有对可信度的常规检验，拒绝它的唯一理由是先入为主地假设5世纪的认同不会如此运作。但对群体身份认同的现代理解并不能支持这种假设；事实上，现代研究表明，群体身份认同很可能是分层运作的，个人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来根据情况改变效忠的对象。即使群体的成员不属于文化同质的“民族”，我们也需要认真对待群体的名称，这些名称之下集合了大量人口。这进而表明，这些群体随着匈人帝国的兴衰而进出多瑙河中游地区时，应该产生了大量的人口迁移活动。我们可获得的当时的资料有限，但证实了这一想法。

阿提拉治下的群体

关于迁移中的蛮族的高质量历史证据，大多数还是和哥特人有关——这次是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阿提拉去世后不久，在三兄弟中的老大瓦拉米尔的领导下，他们突然出现在了多瑙河中游的历史进程中。有必要详细探讨关于这些哥特人的证据，因为他们的情况是比较可靠的基准，我们能够以此为参照，考察其他只被简略提及的人口迁移事件。事实上，这群哥特人是在阿提拉去世后才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还是说他们在5世纪50年代中后期突然崛起是因为匈人控制崩溃后，瓦拉米尔联合了若干已经定居在多瑙河中游的独立哥特战队，对比尚无定论。但不管怎么说，473年，在波利亚河战役中取得巨大胜利后不久，这群哥特人从潘诺尼亚出发前往东罗马的巴尔干诸行省，现在的领袖是三兄弟中的老二狄奥德米尔。接下来的6年中，在一系列复杂政治计谋的作用下，他们多次长途跋涉。最初，这群人从巴拉顿湖（Lake Balaton）地区出发，行走约1 000千米来到塞萨洛尼基以西的埃欧达亚（Eordaia）。此时，狄奥德米尔去世，领导权移交给他的儿子狄奥多里克。475—476年，他们继续行走了600多千米，来到多瑙河上的诺瓦埃（Novae），然后又从多瑙河出发走了800千米，途经君士坦丁堡，479年，他们拿下了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迪拉基乌姆（Dyrrhachium）要塞港。

非拉铁非的马尔库斯（Malchus of Philadelphia）这位当时的历史学家详细记录了狄奥多里克接下来与东罗马之间的谈判，我们从中了解到，离开潘诺尼亚6年来，这个群体走过了约2 500千米的距离。谈判过程中，哥特人的领袖向君士坦丁堡方面的特使阿达曼提乌斯（Adamantius）提出，自己可以派6 000名精挑细选的战士去参加将来的一系列行动。这显然不是他的武装部队的总人数，因为非战斗人员留在了迪拉基乌姆，需要至少2 000人的驻军防卫。因此，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的兵力应该是1万人或稍多一点。也是在这些谈判中，狄奥多里克提到他的队伍中“有大量非战斗人员”，随后前往意大利时，这支队伍也包含了许多妇女儿童。阿马立家族领导的这群哥特人也许不是19世纪意义上的“民族”，但这群人作为一个数万人的大规模混合群体进入了巴尔干半岛，这类似于早先在376年穿越多瑙河的哥特群体或参与406年渡过莱茵河行动的大规模群体。 [59]

一项关于在意大利的哥特人身份的重要研究（狄奥多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冒险之后去意大利建立了王国）否定了上述核心观点。该研究称，该群体中存在妇女和儿童的记载只见于一位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柯比）的作品，而此人的证据受到了经典迁徙主题的污染。狄奥多里克的队伍并不是一群逃离后匈人时代多瑙河中游混乱局面的有凝聚力的难民，而是在巴尔干地区滚雪球形成的一个新群体，主要由东罗马军队的不同成员构成，基本上是男性战士。然而，一系列的资料都提到狄奥多里克那具有极高机动性的队伍中包含大量妇女儿童：不光是普罗柯比，还有与狄奥多里克同时代的一名致颂词者，此人在507年与一些18年前才长途跋涉而来的人交谈时说起了这种情况，此外，也写于狄奥多里克治下的意大利的一部意大利圣徒生平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60] 因此，对普罗柯比记载的指责就像对阿米阿努斯对376年事件的描述的指责一样，并不令人信服。事实上，和阿米阿努斯一样，普罗柯比显然有能力描述不同类型的蛮族活动。他并没有将所记录的迁移中的蛮族都描述为在进行人口迁徙的“民族”。例如，他经常提到斯拉夫人和其他全由男性组成的袭击战队。我们也知道，和376年的哥特人一样，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行动时是带着庞大的车队的。狄奥多里克和阿达曼提乌斯谈判时，一支罗马军队在车队抵达迪拉基乌姆这一安全位置之前，突袭了这支行动缓慢、落在后面的队伍，扣押了2 000辆运货车。这支庞大的附属队伍里想必有妇女和儿童，运送着各种财物，可能还有谷种和农业装备。因为所有在巴尔干地区和狄奥多里克打交道的拜占庭谈判代表都认为，无论达成怎样的政治解决方案，方案中都得保留将无人居住的农地授予狄奥多里克率领的哥特人。 [61] 虽然还谈不上是“民族”，但这些哥特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混合人口群体，可以合理推测这些人闲时为农、战时为兵。最近的一些研究质疑了同一群男子既能为农也能为兵的观点，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见，鉴于当时日耳曼社会的普遍经济发展水平只能供养数量有限的职业战士，这是完全合理的。在那个时代，日耳曼群体要想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必须从军事随从以外更广的社会阶层中招募兵员，既招募拥有土地和家庭的人，也招募相对无牵无挂的年轻人。在无法供养大型职业军队的农业社会中，出现农民战士（如布尔人中的那些）是很自然的结果。

然而即便这些也不是狄奥多里克带到意大利的队伍的全貌。在巴尔干半岛逗留期间，他吸纳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新队伍，这些人来自一个不同的哥特群体。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于473年到达罗马巴尔干半岛之前，那个群体已经在色雷斯定居一段时间了。具体时间有多长目前还有争议。这些色雷斯哥特人的起源并不明确，可能是几批不同的移民进入罗马巴尔干半岛后形成的。早在5世纪20年代就有过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涌入，因为罗马的军事行动让多瑙河中游的众多哥特人摆脱了匈人的统治。这些哥特人被重新安置在色雷斯，而前述另一支哥特力量在470年前后已站稳脚跟的地方就是色雷斯。当然，从最初的定居到色雷斯哥特人以一支独立力量的面目出现在史料中，之间隔了两代人的时间。

这里有个明显的问题。如果上述两者有联系，就意味着定居下来的那些哥特人在这约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着某种群体身份，但在此期间他们似乎没有自己的国王。我们所知的第一位色雷斯哥特人的国王是在5世纪70年代早期才确立权威的，当时色雷斯哥特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庇护人阿斯帕（Aspar）将军被谋杀，于是他们发动了起义。但在阿斯帕被杀之前，色雷斯哥特人享有“同盟者”（foederati）的特殊地位。这个称号的意义在于，它只授予那些因受偏爱而在被纳入东罗马军队时仍能保持内部凝聚力的群体。从5世纪20年代到约470年，巴尔干地区的罗马军队中有许多哥特人和哥特名字的将军，这表明5世纪70年代的色雷斯哥特人的确和之前定居下来的人有某种联系。不过，阿提拉的帝国里还有其他哥特群体，帝国的崩溃促使其中一些迁入了东罗马。5世纪60年代中期，比格里斯率领的哥特部队在东罗马领土上落败，幸存者（也许还有其他未被提及的人）很可能被纳入了东罗马现有的哥特部队。也没有必要认定所有色雷斯“哥特人”都是真正的哥特人，即使当时的资料将其描述为如此。 [62]

无论其起源如何，到了5世纪70年代初斯，色雷斯哥特人都成了巴尔干军队中的一个独特群体，而且带着自己的妇女和儿童。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有超过1万名战士。478年，他们的领袖——不巧也叫狄奥多里克，但人们通常用绰号“斯特拉波”（Strabo，“斜视者”）称呼他——从君士坦丁堡支取了1.3万人的薪水和给养。这支队伍的凝聚力很强，能够选出自己的领袖去与罗马谈判，并成为罗马信赖的盟友。获得大额补贴（每年910千克黄金）后，他们在帝国首都附近定居，与那里的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关系密切。大统领（magister militum）和贵族阿斯帕在471年以前是他们的政治庇护人，他是权力掮客和造王者，在457年将皇帝利奥一世（Leo Ⅰ）扶上了宝座。阿斯帕在君士坦丁堡一直握有实权，利奥一世忍无可忍，终于在471年安排谋杀阿斯帕，以夺回政治上的独立——利奥一世因此被称为“屠夫”。色雷斯哥特人与这样一位显赫人物的密切关系表明，他们是东罗马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起义应该是因为阿斯帕被杀让他们的特权地位岌岌可危。但阿斯帕去世后，斯特拉波仍与皇帝的家族成员保持联系，并从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其他支持者那里了解到朝廷的情况。色雷斯哥特人显然融入了东罗马政体，这从另一侧面说明，其中一些人从5世纪20年代开始就是有特权的军人了。 [63]

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刚来到巴尔干地区的时候，引发了一场三方冲突，两个哥特群体围绕东罗马的宫廷展开了地位之争。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在483年或484年组织暗杀斯特拉波的儿子雷西塔克（Recitach），解决了一部分问题。雷西塔克当时刚被选为新的色雷斯哥特人领袖，而他父亲的结局同样悲惨：斯特拉波被马从背上甩了下来，不巧落在了一根长矛上。雷西塔克一死，大多数色雷斯哥特人就投靠了狄奥多里克。现有史料对这种情况并没有明说——涉及这一时期的东罗马史书，存世的只有中世纪的人做的一些摘录，而相关的残篇只记录了暗杀，没有记录其后果；但是，作为独立群体的色雷斯哥特人正是在这个时候突然从历史记录中消失的，只有少数拒绝投靠阿马立家族的人在6世纪时仍留在东罗马。推动两个群体整合的另一个理由是，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对抗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的政策向来是让这些人互相争斗，然后再清理散兵游勇。联合产生了意义重大的结果。从关于两支队伍各自规模的证据来看，联合使狄奥多里克的队伍多了1万名男子，他麾下的哥特军人数量差不多翻了一番；后来在意大利的哥特军队的规模应该在2万人以上。 [64]

因此，谋杀雷西塔克促成了惊人的融合进程。狄奥多里克的伯父瓦拉米尔是家族中第一个通过杀戮、征服、驱逐敌对的哥特战队领袖来获得非凡地位的人，他以此将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统一起来：在哥特人迁移到潘诺尼亚之前的乌克兰，或在阿提拉死后的多瑙河中游（如果这些哥特人已经在那里定居的话），他都用了这样的策略。没有哪个战队拥有超过1 000名的战斗人员，甚至也许只有几百人。在伯父和侄子两代人的努力下，阿马立家族从许多战队领袖中的一个，一跃成为指挥超过2万名战士的卓越哥特国王。在488年秋天启程前往意大利的正是这支规模已大大增加的队伍，队伍中包括妇女、儿童和运货车队，总计5万到10万人。

当然，你可能还有更多想知道的事情，但对于第一千年中叶来说，有这些证据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它还为我们考察随匈人帝国兴衰而进出多瑙河中游的其他力量提供了一些参考；很明显，在这一时期迁移的其他人口群体中没有哪一个的规模比得上这支真正可怕的力量。对于那些原本臣属于匈人，后来在5世纪60年代进入罗马帝国的较小群体（霍米达克、比格里斯的队伍，以及阿提拉两个幸存儿子领导的军事力量），史料没有提供相关数据。但其他群体都未能获得狄奥多里克领导的哥特人所享有的独立地位，许多群体最终分散为多瑙河边境各处的小群体。这类群体恐怕最多只能派出一两千人作战，其中大多数也许只能召集几百人。 [65]

赫鲁利人和鲁吉人的失败使人口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比较大的力量，但比起狄奥多里克的力量还差得很远。对于阿提拉死后发生的事件，我们能找到的另一个看似合理的数字来自549年。格皮德人和拜占庭各自的赫鲁利盟友在那一年的战斗中相遇，两支队伍分别有1 500人和3 000人。因此，赫鲁利人的第二次分裂应该是在549年之前；前面提过，第一次分裂后，一批数量不明的赫鲁利人去到了斯堪的纳维亚。而留在多瑙河区域的两个赫鲁利人群体，应该都不会愿意投入全部的兵力为他人作战。因此，在分裂发生之前，在伦巴第人手下受到重创之前，赫鲁利人应该能投入5 000到10 000名战士作战，也许只比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略弱一点——当然这是在狄奥多里克吸纳色雷斯哥特人之前。我们没有关于鲁吉人的任何数据，但是他们后来被奥多亚塞彻底击败，可见在多瑙河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鲁吉人只是中等的角色，也许是一支和赫鲁利人规模相当或略小一些的力量。 [66]

这个时代来来往往的群体中，最难确定行踪的是伦巴第人。伦巴第人最终主导了多瑙河中游地区，这是很明确的，但这一发展背后的历史进程并不明确。后来的伦巴第资料写道，在一个又一个国王的领导下，伦巴第人夺取了鲁吉人的王国，又占领了潘诺尼亚，当然，早先那些使他们远离易北河河口的行动也是在国王率领下的侵略——侵略假说又出现了。然而，所有同时代的证据都表明，当时的伦巴第王室并没有太大的权威。伦巴第人移居意大利后，次级领袖谋杀了国王，在没有中央王权的情况下运作了10年。因此，中层领袖独立的倡议很可能在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行动的早期阶段。就像约达尼斯对3世纪哥特人扩张的描述一样，后来的伦巴第资料肯定受到了迁徙主题的影响，将行动重新描述为一个国王率领下一个民族的一次迁徙。 [67]

另一方面，伦巴第人从易北河南下迁移，迁入地都不是完全的权力真空。他们来到赫鲁利人的土地上时，要正面对抗的力量可不容小觑。因此，伦巴第人扩张到多瑙河中游地区的过程可能类似于3世纪日耳曼人向黑海的扩张（第三章）。虽说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往往是不同的群体分别迁移，其中一些或大部分可能规模很小，但移民也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形成更大的群体来打大仗。换句话说，它看起来是一种经典模式的另一个例子，其他例子包括3世纪的哥特人、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19世纪的布尔人：最早一批进入新土地的入侵者获得成功，从而鼓励了其他人，更高地位的领袖最终带着更多的追随者进入了战场。由于缺乏历史资料，我们无从得知这些行动涉及的总人数，甚至不知道参与行动的主要是全由男性组成的战队，还是也包括妇女和儿童的群体。伦巴第人6世纪60年代前往意大利时肯定是举家搬迁的，而至少从508年击败赫鲁利人开始，伦巴第人就拥有了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因此，他们集结的军事力量想必超出了职业军事随从的范围。如果是这样，那么混合社会群体就在伦巴第人的扩张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扩张的最早阶段之外。

与伦巴第人迁徙有关的考古证据并没有提供太多的信息。罗马时代晚期，波希米亚的特征葬仪是土葬。然而，4世纪末和5世纪初，那里出现了一些火葬墓地，与在北方伦巴第人起源地（易北河北部流域，以及哈茨山、阿尔特马克和梅克伦堡地区北部）发现的墓葬相似。这些与众不同的墓地固然可能是一些原本住在波希米亚的人决定将死者火化的结果，但考虑到5世纪末确实有不少伦巴第人来到了多瑙河中游，这些墓地更可能是他们迁移路线的提示。 [68] 这称不上是压倒性的证据，但正如前文所述，考古发现基本不可能提供完全明确的人口迁移证据。易北河北部流域人口群体的物质文化彼此太过相似，无法明确体现出区域内短距离的人口流动，因此我们无从得知第一批进入波希米亚的北方入侵者来自何处。而且不管怎么说，移民群体都很可能有从整个地区招募人员。

伦巴第人掌权之后多瑙河中游的考古证据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足够清楚的：在6世纪的进程中，以原罗马潘诺尼亚行省为中心，一系列年代明确的遗迹分布在历史记载中所说伦巴第人统治的地区。这些遗迹无疑体现出伦巴第王国的存在。然而，与多瑙河中游的其他遗迹相比，特别是与历史资料中说的格皮德人统治地区的遗迹相比，它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不是说伦巴第王国与其对手格皮德人的王国之间的差异微不足道。这种相似之处真正表明的是，6世纪伦巴第人的物质文化与5世纪匈人的物质文化遵循了类似的轨迹。随着时间推移，伦巴第物质文化失去了原有的独特性，完全适应了多瑙河中游的规范；这或许也能印证这种观点：考古学上很难看到能体现阿提拉时代匈人活动的遗迹，是因为他们也采用了新的物质文化规范。就伦巴第人而言，他们原本使用火葬，后来采用了新的习俗，将未经火化的尸体下葬，墓地大致东西向成行排列（德语是Reihengräber）。伦巴第妇女衣服的样式（至少是她们入葬时的衣服）和多瑙河地区的其他人一样，两肩各佩一枚扣针。罗马帝国早期，易北河北部群体手工制作的陶器有各自独特的设计，可以相互区分；但后来，样式相当统一的多瑙河中游轮制陶器取而代之。我们最多只能说（这也与现代民族志研究的类似例子一致），从银扣针的样式上，能看出物主是忠于伦巴第人还是忠于格皮德人，因为我们发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样式，分别分布在多瑙河中游平原的两个部分。 [69]

匈人帝国兴衰的过程也穿插着一系列人口迁移现象。其中一些迁徙行动由人口集中的大规模群体完成，比如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473年，数万人离开匈牙利前往巴尔干半岛，他们可能就是约20年前从乌克兰迁到匈牙利的那群人；488年，一个更大的群体从巴尔干出发前往意大利——算上色雷斯哥特人和鲁吉难民的话，人数接近10万。参与迁徙的还有一些人口较少的群体，它们在导致旧霸权解体的战争中失利，沦为难民，这方面的代表是5世纪60年代的匈人和斯基里人、5世纪80年代的鲁吉人，以及508年以后的多个赫鲁利人群体。此外，这一时期的人口迁徙中，也出现了我们在前文看到的掠夺性人口移民，那就是伦巴第人的迁徙。

虽然历史资料没能提供多少有用的数据，但至少根据比较移民分析中使用的定性定义，进出多瑙河中游地区的武装移民活动多属于大规模人口迁移。5世纪上半叶，阿提拉治下部落聚集所带来的整体“冲击”，在考古学上表现为人称“多瑙河样式”的遗存，在叙事记录方面体现于匈人集结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向地中海发起攻击。在匈人统治下，该地区产生了新的政治和社会关系，而这代表了进一步的冲击。这一摇摇欲坠的结构要靠通过战争和恐吓从罗马得来的黄金润滑才能运作。匈人利用战争和战争带来的利益，通过恐吓和奖励的有力组合来管束自己治下的武装群体。政治乃至文化上的混乱显而易见。

匈人帝国崩溃时代的许多没有记录或记录不全的人口迁移，从定性意义上说也属于大规模迁徙。奥多亚塞的介入对鲁吉人来说是巨大的政治冲击，因为这次介入摧毁了鲁吉人的王国，幸存者不得不两次走上跋涉之路，每次都要行走数百千米。他们先是在罗马巴尔干地区加入了狄奥多里克，然后跟着他的车队来到意大利。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早先的介入对斯基里人产生了类似影响。遭遇这些失败后，并不是所有的斯基里人和鲁吉人都离开了多瑙河中游地区，但他们已经失去了独立性，还有不少斯基里人前往意大利参军，改变了当地军事力量的平衡。因此，一旦时机成熟，奥多亚塞就成了意大利土地上第一个罗马继承国的实际统治者。伦巴第人来到多瑙河中游也对赫鲁利人造成了冲击，赫鲁利人的独立和团结也被摧毁，许多人不得不离开。虽然就我们讨论各个群体而言，几乎没有可用的数据，但它们都是拥有可观军事力量的群体，在因匈人帝国兴衰而迁徙的过程中，它们促成了当地政治体系的重大调整，影响范围不仅限于多瑙河中游地区，还包括邻近和略远一些的巴尔干地区、黑海北岸，甚至意大利。我们现有的详细叙事证据大体印证了分析匈人帝国群体认同运作方式得出的结论。史料中的那些群体标签代表着能有效运作的人口群体，其中一些包含了数万人。匈人在中欧统治的兴衰引发了众多混乱事件，破坏了这些人的生活，许多人因此出发上路，远离是非之地。

可以观察到几种不同类型的人口迁移，既有集中的大规模间歇性迁移，也有延续时间更长的人口流动，但许多迁移活动超出了“推进浪潮”或“精英转移”模型所设定的界限。关于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的迁徙有详细的记录，虽然并不是所有迁移活动都有这样的记录，但很明显，无论是以距离、暴力程度还是失去政治独立来衡量，许多迁移活动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从移民的角度看，大部分行动也是更绝对的意义上的“大规模”行动。如我们所见，有良好（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鲁吉人）或合理（赫鲁利人、匈人、伦巴第人）的证据证明，许多移民群体包括了男人、女人和儿童。有些群体，例如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人数可达数万；而很多时候，是群体内的大量成员作为关系紧密的团体一起迁移，比如376年和405/406年的迁移。 [70] 没有哪个参与迁徙的群体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而且有很多证据表明，迁徙过程会导致移民群体分裂，因为移民们需要做出极其困难的决定，这也是比较移民研究文献所揭示的。例如，一些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在473年拒绝向南进入罗马巴尔干半岛，他们更愿意跟随狄奥德米尔的弟弟维迪米尔（Vidimer）。他们向西迁移，最终被吸收入西哥特王国。同样，并非所有巴尔干地区的哥特人都乐意在489年与狄奥多里克一起前往意大利。有些人更愿意忠于拜占庭。赫鲁利人的多次分裂很有说服力地表明做出迁移的决定到底有多难，分裂之后，一些赫鲁利人去了斯堪的纳维亚，而另一些则根据战争的结果和未来主人给出的条件，臣服于格皮德人或东罗马。 [71] 尽管证据存在各种问题，但从匈人帝国的兴衰中能得出的唯一合理结论是：罗马帝国以外的移民现象与带来376—380年和405—408年危机的移民现象一样重要。

方法与手段

上述人口迁移活动中，有一些采取了迥异于现代世界移民的形式，其原因和第一千年背景下出现此类人口迁移现象的原因相似，无须再做详尽讨论。举例说，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先是在473年进入东罗马的巴尔干，然后又在488—489年进入意大利，两次迁移都有充分的经济动机，也是自愿的。他们第一次迁移是为了挤掉色雷斯哥特人，自己成为君士坦丁堡青睐的盟友，以占有色雷斯哥特人一度享有的利益。别的好处不说，光是色雷斯哥特人每年获得的补贴就有数千千克黄金，而远在潘诺尼亚的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拿到的补贴只有几百千克。同样，狄奥多里克率领队伍移居意大利，是为了以奥多亚塞以及仍在运作的罗马财政结构为代价，来让自己和追随者富起来。狄奥多里克在拉韦纳建造的不少建筑和许多其他纪念碑现在还能看到，充分说明了6世纪初意大利的统治者能够获得多少可支配收入。他还将一些税收收入重新利用起来，为他重要的哥特追随者们创造了有薪水的职位——肯定是为了确保得到他们的政治支持。然而，这两种获取经济利益的策略要想奏效，就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改变现有的政治局面——首先要说服皇帝利奥选择新的哥特盟友，然后是击败奥多亚塞的军队。当然，对付奥多亚塞还涉及一个额外的政治维度，因为狄奥多里克和皇帝芝诺（Zeno）的关系已陷入僵局。两人谁都不信任对方，而一系列的对抗表明，两人都不能轻易地除掉对方。 [72] 这样的人口迁徙，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是很难分开的，而要想有机会成功，狄奥多里克必须有一支大军。正如我们之前所见，那个时代非罗马欧洲的经济所能支持的职业战士，其数量不足以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因此，自由民及其家属对行动而言不可或缺。

伦巴第人扩张背后的动机很相似。据我们所知，他们进入多瑙河中游地区不是因为受到了威胁，而是被该地区的财富所吸引。长期以来，多瑙河中游都属于罗马帝国的近边缘区，财富和发展水平在1—4世纪中稳步增长，远超过易北河河口的任何地区。全盛时期的阿提拉帝国更是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匈人时期多瑙河中游墓葬中的黄金数量，在日耳曼世界中是前所未有的。而墓葬中的黄金肯定只是总量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黄金都藏在当时统治该地区的国王的国库中。哪怕没有明确的证据，我们也能想到伦巴第移民会想从这些战利品中分一杯羹，更何况阿提拉死后，君士坦丁堡仍在支付外交补贴，只是金额较小。但要想分得财富，自然需要投入大量兵力去改变现有的政治结构——换句话说，去打败赫鲁利人。虽然伦巴第人向南的渗透在一开始可能只以战队形式进行，但最迟到他们离开鲁吉人王国的时候，伦巴第人和其他加入迁徙的移民就得将自己改造为更有凝聚力的团体，只有这样才有办法摧毁赫鲁利人的王国。 [73] 这样的迁移尽管很大程度上出于经济动机，也是自愿的，但总是具有政治考量。移民们是否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来在即将开展的行动获得成功？

相比之下，其他一些移民活动几乎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斯基里人、鲁吉人、赫鲁利人和匈人都有过受极为消极的政治因素刺激而不得不离开现有领土的时候：斯基里人、鲁吉人、赫鲁利人分别被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奥多亚塞和伦巴第人击败，匈人则是原有的优势地位不断受到侵蚀，直到难以为继。在每一例中，军事上的失利都摧毁了该群体维持独立的能力，不过这些战争失利者以不同的方式应对灾难。鲁吉人和赫鲁利人整体（或其中大部分人）迁移到了不同的地区，而斯基里人似乎分解成了多个小群体，各自为自己的未来谈判。《圣塞韦里努斯生平》（The Life of St Severinus ）中提到有一小群斯基里人（不是主要力量）前往意大利。人们注意到这个群体，只是因为奥多亚塞是其中一员。 [74] 后阿提拉时代匈人的迁移可能结合了政治和经济动机。如我们所见，5世纪60年代中期，匈人中比较小的群体和阿提拉幸存儿子率领的两个较大的群体向东罗马寻求庇护。经济因素有助于他们选定迁移的方向，但不是他们一开始决定迁移的原因。

罗马士兵仍然可以获得的报酬和其他奖励可能是众多斯基里人和其他人最终迁往阿尔卑斯山以南的主要原因。大群的鲁吉人、赫鲁利人以及匈人（有时不止一个群体）也在失败后要么被迫离开多瑙河中游地区，要么与其他国家建立从属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史料中并未明确提及，但影响了他们对移民方向的选择。赫鲁利人受不了格皮德人的统治，于是投靠拜占庭，直到因继承权爆发的内战将他们进一步分裂，一些赫鲁利人重投格皮德人。显然，接受这些难民的主人（无论是东罗马人还是格皮德人）期望他们为自己作战，难民们似乎也很乐意这么做，可见作战并非赫鲁利人不满格皮德人统治的根本原因。难民也可能被期望提供某种经济贡献，但也许不像他们以前向匈人支付的那么多。或许，鲁吉人从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那里得到了更好的条件。虽然他们在狄奥多里克征服意大利期间一度转投奥多亚塞，但很快就回到了狄奥多里克一边，似乎满足于成为东哥特王国的一部分，直到540年，可见比起赫鲁利人，鲁吉人对现状要满意一些。 [75]

很可惜，我们不知道阿提拉的儿子丹吉兹克和赫尔纳克想从君士坦丁堡那里得到怎样的条件。他们前往东罗马领土之前，曾要求皇帝利奥允许他们进入罗马市场。匈人政治霸权的衰败应该在5世纪60年代中期就产生了经济后果，因为不同的臣属群体取得独立后停止了纳贡，而投靠君士坦丁堡这个选项最终对地位受侵蚀的匈人产生了吸引力。这一举动给阿提拉的其中一个儿子带来了灾难。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拜占庭可能认为丹吉兹克的队伍是个威胁，而赫尔纳克的不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赫尔纳克似乎满足于在罗马帝国中获得非常有限的领土，就在多布罗加（Dobruja）以北的边境，所以也许丹吉兹克要求的太多了。 [76] 但是，对所有这些群体来说，失败都造成了重大影响。这些人成了政治难民，不得不接受地位更高的伙伴提出的恼人条款。至少，失败剥夺了他们以前作为地方统治力量获得的所有收入，至少对投靠格皮德人的赫鲁利人而言，他们现在不得向“主人”上交额外的供奉。此外，他们还得提供军事服务。虽然不可能详细研究他们的动机，但这些移民的动机中显然交织着经济和政治因素，可想而知，自愿移民中经济因素占主导，而非自愿移民中政治因素占主导。但即使是自愿的移民，为了获得他们看中的财富，也必须将政治环境重塑得有利于自己，因此他们需要以庞大而有凝聚力的群体的形式迁徙。这些移民群体的规模和性质也许与现代移民不同，但两类移民的动机同样是复杂的。

匈人时代移民活动的其他方面让我们想起了现代的例子。这一时期，已有迁移习惯的人口群体非常容易将移民当作一种策略。在最终迁移到意大利之前不久，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才从喀尔巴阡山脉的东面移到西面，又向南迁移至东罗马的巴尔干半岛，并继续保持高度的流动性。在那里，这个群体又迁移了超过1 500千米，因为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为取代色雷斯哥特人成为罗马帝国的盟友，在政治和地理上都采取了迂回曲折的路线。虽然我们手上相关的具体信息要少得多，但最终定居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的伦巴第人似乎也是如此。我们对他们迁徙的具体时间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通过某种方法从易北河出发最终到达那里，几乎可以肯定中间有几次过渡性迁徙（也许可以称之为在迁徙过程中的暂停），使他们能以波希米亚为跳板进入多瑙河中游地区。匈人帝国消亡后的主要输家——匈人自己，还有鲁吉人、斯基里人和赫鲁利人——也是一样。同样，即使不能还原每个群体迁移的细节，我们也知道这些群体都在4世纪末或5世纪初的某个时候进入了多瑙河中游地区，然后在两代人，至多三代人（赫鲁利人的情况）之后离开。将移民当作策略的观念在这些群体中根深蒂固，是一种存储在集体记忆中的反射，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调用。这类群体会用迁移来对种种刺激做出回应，而没有迁移传统的群体不大可能如此。

在决定迁移方向的时候，信息场域显然很重要。在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的各次迁徙中，信息明显是关键的一环。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在君士坦丁堡当了10年人质，人质生涯在他18岁时（472年前后）结束。他回归得正是时候，还带回了两个消息：色雷斯哥特人因为与朝廷有联系而获得了大量财富；他们正在造反，因为皇帝利奥暗杀了他们的庇护者阿斯帕。不到一年，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就向南迁移，试图取代色雷斯哥特人成为君士坦丁堡偏爱的哥特盟友，这绝非巧合。后来，狄奥多里克领导的哥特人显然具备了充分的地理和政治知识，足以想到下一步可以去往意大利，而这些知识从何而来也许无须过多解释。他们在潘诺尼亚的老家就在通往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东部山口附近，而意大利北部的统治者奥多亚塞是阿马立家族宿敌的后代。早在479年，在他率领大部队迁移到那里之前10年，狄奥多里克就向君士坦丁堡的使者阿达曼提乌斯（当时他们在迪拉基乌姆要塞港外谈判）提出，自己可以带领一些部队去意大利参加联合远征，推翻奥多亚塞。 [77]

其他受匈人力量崩溃刺激而产生的人口迁移，也大多有明显活跃的信息场域在起作用。例如，在邻近的波希米亚定居的伦巴第群体想必看到了奥多亚塞破坏鲁吉王国后造成的权力真空，意识到自己可以乘虚而入。同样，451年袭击意大利的阿提拉军队中有斯基里人，他们像狄奥多里克领导的哥特人一样定居在进军路线附近。当然，先接受格皮德人统治，又接受拜占庭统治的赫鲁利人留在了这个他们已定居至少50年的地区，因此可以合理地认为，他们也了解自己决定采取的行动意味着什么。还有两个更有意思的案例：鲁吉人和其他离散的赫鲁利人。王国于487年被奥多亚塞摧毁后，鲁吉人不知用什么方法知道了狄奥多里克的所在。不过，狄奥多里克在东罗马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终在484年被任命为执政官，所以他那些不太远的邻居知道他在巴尔干地区的确切行踪也许并不奇怪。那些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赫鲁利人的情况更值得注意。按照普罗柯比的说法，并不清楚他们失败后向北方出发时是否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你也许以为他们不知道，然而，那些留在多瑙河的赫鲁利人在20年后需要找一个有王室血统的人继位时，却还能找到这批出走的人——尽管此时两群人已经相隔了大约1 800千米。向北迁移的赫鲁利人在出发之前，可能已经和一些人有过接触或得到了相关知识，意识到可以将斯堪的纳维亚作为目的地，而这些信息，留在多瑙河附近的人也是知道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两个群体可能在分开后尚有一些联系。一个相关的例子是斯堪的纳维亚国王拉尼的罗道夫（Rodulf of the Rani），他后来在意大利狄奥多里克的宫廷中避难。像这样的小插曲告诉我们，切不可低估旧罗马边境之外的知识流通。 [78]

然而，只有在大规模人口转移可行的情况下，知识才会转化为实际行动。古代资料能提供的相关信息通常很少，但我们知道一些移民活动是由运输物流决定的。像4世纪90年代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一样，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带着庞大的车队迁徙。东罗马在479年扣押的2 000辆哥特运货车可能只是车队的一部分。此次袭击发生在狄奥多里克吸纳色雷斯哥特人之前，因此联合后出发前往意大利的哥特人（加上鲁吉人）的车队将更加壮观。2 000辆运货车排成一列纵队的话，总长将超过15千米。身后拖了这么个大尾巴，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在多山的巴尔干地区行进时，自然只能借助罗马的公路网。我们正好也知道，他们在473年的首次行进利用了从奈苏斯（Naissus）到塞萨洛尼基的军事大道的两条可用岔路；他们后来在478—479年从君士坦丁堡郊外向西撤退时走的是厄纳齐雅大道（Via Egnatia）。可以推测，他们在此期间和随后的所有迁移都是沿罗马交通干线进行的。此外，用车队来运送财产和非战斗人员的不太可能只有哥特人。事实上有足够的参考资料表明，前述移民群体都采用了这样的运输方式。 [79]

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也体现在现代的例子上），移民活动刻上了既有政治结构的烙印。一开始，是崛起的匈人力量将那些军事力量强大的群体聚集在多瑙河中游地区，这些群体要么是被匈人带到那里，要么是试图逃避匈人却没能成功。如果没有匈人势力的约束，这些军事群体也不会在彼此这么接近的状态下共存——阿提拉一死，激烈竞争就爆发了。东罗马作为有凝聚力的国家继续存在，这也塑造了移民活动。例如，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因此决定向南进入东罗马巴尔干地区。此地物产并不富饶——例如，与哥特人离开的原潘诺尼亚行省相比，其农业生产力没有那么高。但是，地势崎岖的巴尔干半岛仍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与君士坦丁堡离得够近，哥特人可以向君士坦丁堡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将从更富裕的埃及和近东领土获得的税收分一部分出来给哥特人。政治结构也决定了这些哥特人最终选择的目的地。要不是西罗马消亡，他们就不可能在意大利半岛上建立独立的王国，东罗马皇帝芝诺也不会鼓励狄奥多里克这么做。伦巴第人也是一样：如果匈人帝国继续存在，他们就不可能进入多瑙河中游。

前文谈过，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现了时髦的看法，认为匈人帝国的兴衰表明这一时期的群体认同具有高度可塑性，而且这一过程很少涉及人口迁移。在这个领域，证据基础不如我们希望的那么扎实，但是有足够可靠的证据表明这两个观点都需要修改。首先，历史证据清楚表明，加入匈人帝国不等于成为匈人。匈人帝国是一个本质上不平等的非自愿联盟。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加入其中的非匈人都是被迫的，他们受到系统化的剥削，最终努力摆脱了匈人统治。考虑到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加入匈人帝国不会瓦解这些较大的群体认同了。对匈人而言，维持这些认同对他们有利，因为成为匈人就等于获得了特权地位；而从臣属群体的角度看，坚持保有较大的群体认同有助于他们在机会成熟时摆脱匈人的统治。

就史料中提到的许多群体而言，相关的信息不够充分，而关于另一些群体（特别是伦巴第人）的信息更是严重不足；但前述关于认同的观点可以从信息比较充分的记录中得到印证，例如帝国创造和毁灭过程中的移民活动。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一直被描述为大规模的混合人口群体，其中包括1万多名战士和他们的家眷，还有几千辆运货车组成的车队随行。这样的描述源自当时的各种史料，不同史料的记载一致而且详尽。这也是他们的国王在意大利的宫廷里描绘的形象。任何证据都可以反驳，但反驳的出发点必须合理。而在本例中，反对意见主要基于对研究群体认同运作方式的现代学术文献的片面解读。宽泛地说，匈人帝国带来的人口效应是将大量军事化群体吸收到中欧的核心地带，这些群体有的在匈人积累权力的时候来到这里，有的则是在匈人力量崩溃后前来。匈人势力的约束力消失后，如此集中的军事能力一定会引发激烈的竞争，使较小的实体失去独立性，但总体上的影响是促使许多当初迅速进入该地区的群体迅速离开。

乍一看，在这些迁移活动中，发展程度不同所起的作用并不像在3世纪日耳曼人的扩张中那么明显。本章研究的大多数迁移活动初看之下都是政治因素驱动的，与匈人帝国的建立或崩溃有关。但第一印象可能会出错。正是由于发展程度不同，匈人才会在多瑙河中游地区搭建自己的战争机器。这个基地位置便利，匈人可以从那里发起突袭，勒索保护费，拿到一部分罗马帝国通过税收体系征集的地中海财富。而普里斯库斯为我们详细记录的阿提拉的要求，实际上都和金钱有关系。如果没有来自罗马的财富，匈人的战争机器就无法运行。阿提拉去世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决定了想退出竞争的各个群体的行动方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绝大多数人向南移动，他们仍受地中海地区财富的吸引，但政治结构也在起作用。如果一个群体想要向南和向东迁移，进入拜占庭帝国并长期留下，就得像阿提拉的最后一个儿子和一些从前附属于阿提拉的较小群体那样，接受被打散后失去政治独立的命运，毕竟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实力基本没有受损。狄奥多里克率领的哥特人数量很多，在短期内足以在那里生存，但还不足以迫使君士坦丁堡与他们达成持久协议，这个看似异常的情况其实印证了我们的观点。

至于那些更有雄心的人，南方和西方才是该去的方向。在之前的年代，西罗马边境防御工事和驻守边境的军队曾是向西移民的障碍，但现在障碍已被移除。3世纪的时候，日耳曼群体向东进发并成为黑海以北地区的统治力量（第四章），这种模式没有再现。匈人帝国时期，不时有大批战士带着家眷挤在欧洲中部和南部的道路上。差不多同一时间，不同类型的移民影响着罗马帝国的西北边缘。在我们对传统上说的民族大迁徙的考察中，接下来要关注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

[1] Jordanes, Getica 50.261—2.

[2] 乌尔丁率领的匈人和斯基里人：见Sozomen, Historia Ecclesiastica 9.5; Codex Theodosianus 5.6.3。427年时匈人的哥特子民：见Theophanes AM 5931；参见Procopius, Wars 3.2.39—40，以及Croke (1977)。时间可能是421年或427年。对阿提拉子民情况的最好概述是Pohl (1980)。

[3] 见Maenchen-Helfen (1973), chapters 8—9。他也指出，像阿提拉这样的领袖很可能有一个匈人语言的“本名”，加上一个日耳曼绰号；在日耳曼语中，“阿提拉”的意思是“小父亲”。

[4] Ammianus 31.2.1—2; Zosimus 4.20.3—5 (cf. Eunapius fr. 42); Jordanes, Getica 24.121-2.

[5] Ammianus 31.2.3ff

[6] 关于阿兰人的题外话，见Ammianus 31.2；关于萨拉森人的题外话，见Ammianus 14.4。在探讨这一材料时，Maenchen-Helfen (1945) 的观点比Thompson (1995) 更有批判性，虽然是Maenchen-Helfen注意到肉被放在了马鞍之下。进一步的评论以及近期的参考书目，见G. Kelly (2008), chapter 2。

[7] 关于游牧的一些基本情况，特别是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群体，见Cribb (1991);Khazanov (1984); Krader (1963); Sinor (1977), (1990)。

[8] Bury (1928).

[9] 阿瓦尔人：见Pohl (1988)。马扎尔人：见Bakony (1999)。

[10] 一般性描述，见Thompson (1995)；Maenchen-Helfen (1973)；参见Heather (1995a)对匈人与埃提乌斯关系的论述。

[11] 在普里斯库斯（Priscus）作品的残篇非常明确地写道，阿提拉对额外领土带来的收益基本不感兴趣。

[12] 376年以前的匈人：见Ammianus 31.3。377年时的匈人和阿兰人：见Ammianus 31.8.4ff。匈人和卡皮-达契亚人：见Zosimus 4.35.6。

[13] “临时的领袖”：见Ammianus 31.2.7。约达尼斯确实提到这个时期一位名叫巴朗伯（Balamber）的匈人国王，但相关事件实际发生在450年前后，巴朗伯其实是哥特国王瓦拉米尔（Valamer）：见Heather (1989)。

[14] 乌尔丁：见Sozomen, Historia Ecclesiastica 9.5，进一步的评论和完整的参考资料见Heather (1995a)。维京时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第一阶段小规模扩张的领袖，很快被带着大批移民前来的重要领袖推翻：见本书第九章。

[15] Olympiodorus fr. 19；参见Priscus fr. 11.2, p. 259（有关阿卡齐里）。

[16] 关于匈人的弓箭，见Heather (2005), 154—8，附有进一步参考资料。

[17] 基于匈牙利大平原放牧空间的一些计算，参见Lindner (1981)。395年的大袭击，见Maenchen-Helfen (1973), 51—9。

[18] 关于游牧民族分权的一般讨论，见前注7引用的文献。

[19] 见Heather (2005), 325ff，有完整的参考书目。

[20] Procopius, Wars 8.5似乎间接保存了与所记录事件同时代的欧纳皮乌斯最初讲述的故事，而后者的故事则基于Herodotus 5.9 [关于昔恭纳伊人（Sigynnae）]。

[21] 3世纪的赫鲁利人，见本书第三章。斯基里人：见Zosimus 4.35.6。鲁吉人：见Tacitus, Germania 43。关于他们可能出现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哪些地方，见Pohl (1980)。

[22] 我们之后会详细讨论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群体。比格里斯：见Jordanes,Romana 336。有关在丹吉兹克领导下的第三个群体，见Priscus fr. 49。

[23] 丹吉兹克：见PLRE 2, 354—5。赫尔纳克：见Jordanes, Getica 50.266，以及PLRE 2, 400—1。霍米达克：见PLRE 2, 571。比格里斯：见前注。

[24] Jordanes, Getica 50.264。Pohl（1980）出于折中，认为此时由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只可能从特兰西瓦尼亚出发迁移。关于约达尼斯存世的《哥特史》与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所写的哥特历史之间有什么关系，学者们有很多讨论。我们知道卡西奥多罗斯的哥特史是在狄奥多里克的意大利宫廷中写就的。在我看来，文本证据确实表明约达尼斯在写作时使用了卡西奥多罗斯的文本（正如他声明的那样），并且我发现，反对这一点的种种阴谋论实在不能令人信服：见Heather (1991), chapter 2; Heather (1993)。对于年代这么晚的哥特人向多瑙河中游地区的迁移，相关的考古证据并不明确。Kazanski (1991) 提出切尔尼亚霍夫文化迟至约450年才消亡，但这与人们通常所持的观点相悖，而且该论点可以说是循环论证，因为它以约达尼斯的记载为基础，约达尼斯称此时喀尔巴阡山脉以东仍然有哥特人。

[25] 奥多亚塞：见PLRE 2, 791—3。有关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冒险，见Heather (1991), part 3。

[26] 完整的参考资料，见PLRE 2, 457 and 484—5。

[27] 严格来说，伦巴第人应该被称为朗格巴第人（Langobards）。文中所说的叙述资料是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1.19。现代的评论，见Christie(1995); Jarnut (2003); Pohl and Erhart (2005)等。

[28] Procopius, Wars 6.14—15。参见Pohl (1980)：考古证据表明，格皮德人此时正慢慢地向南扩张进入特兰西瓦尼亚。

[29] 早期的一个例外是427年从匈人统治中获救的哥特人：见前注2。我们很快会看到，色雷斯哥特人可能也是如此。格皮德人在该地区扩张势力：见前注28。

[30] “他是讲希腊语的罗马商人……”：见Priscus fr. 11.2.422—35。艾德科：见PLRE 2, 385—6。

[31] 可以通过佩戴扣针的方式来推测出人们的衣着，而在大部分墓葬中，服饰里能保留下来的也就是扣针了。无法通过考古发现的原因可能很戏剧化（尸体被暴露在外经受风吹日晒或被野兽啃食），可能平淡无奇（火葬然后撒掉骨灰），也有可能是形成了不用可定年的物品随葬的风俗（人口改信基督教后欧洲北部的中世纪墓葬往往因为这个原因而无法定年）。将匈人统治的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各个考古地层区分开来的，是大致相同的墓葬品在装饰上的一些细微改变。按年代先后（不同地层的年代有重叠），这些地层分别是维拉方塔纳（Villafontana）层、上锡本布洛涅（Untersiebenbrunn）层和多摩罗斯普斯塔/巴克索达斯（Domolospuszta / Bacsordas）层。相关资料的介绍，见Bierbrauer(1980), (1989); Kazanski (1991); Tejral (1999)。Wolfram (1985)中有精美的插图。

[32] 中欧的许多日耳曼群体在1世纪到3世纪都采取火葬，但在匈人到来前夕，土葬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33] 然而，历史资料偶尔能提供足够的信息，配合考古证据的话，是可以识别出一些群体的。

[34] 最近的研究见Halsall (2007), 474—5；有关阿瓦尔帝国的类似观点，见Pohl(1988)，以及Pohl (2003)。

[35] Priscus fr. 14.

[36] Priscus fr. 11.2, p. 259。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见本书第四章；乌尔丁战败后，斯基里人的地位变得更低，受到了更严苛的对待：见前注2。

[37] 参考资料见前注。

[38] Priscus fr. 2, p. 225.

[39] Priscus fr. 2, p. 227.

[40] Priscus fr. 2, p. 227.

[41] Priscus fr. 49.

[42] 罗马人向阿提拉派了不少文书。一个名叫卢斯迪修斯（Rusticius）的俘虏写了封奇怪的信（Priscus fr.14, p. 289）。这一政府机器可以记下哪些王公叛变而逃到了罗马，也可以记录臣属群体所需的供应，但也仅限于此了。阿卡齐里：见Priscus fr. 11.2, p. 259。哥特人：见Priscus fr. 49。

[43] 见Jordanes, Getica 48.246—51，以及Heather (1989), (1996), 113—17, 125—6。

[44] 格皮德人：见Jordanes, Getica 50.260—1.

[45] 法兰克人：见Priscus：fr. 20.3。阿卡齐里人：见前注42。在居于两者之间的臣属群体中，受统治程度最深的应该是Priscus fr. 49提到的哥特人，上文已有引述；受统治程度最浅的是格皮德人，他们带头发动了反对阿提拉儿子的起义（见前注44）。介于两者之间的还有瓦拉米尔领导的潘诺尼亚哥特人：见前注43。

[46] Miracles of St Demetrius II.5.

[47] 参见如Agadshanow (1994)。

[48] 进一步的讨论见Heather (2005), 324ff，附有参考资料。

[49] 我们看到，现代人类学证据表明，一般只能发现极少数物品有表示群体身份的作用，但这不代表群体身份不是真实存在的：见本书第39—40页，特别参考了Hodder (1982)。

[50] 阿提拉可以获得数千千克黄金的年度补贴，而一般而言，即使是一个算得上成功的匈人后继群体（如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也只能获得300千克的黄金：见Priscus fr. 37。

[51] Jordanes, Getica 50.265—6。约达尼斯本人来自这个巴尔干军事区，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他的分类是正确的。这些定居行为具体发生在5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的哪些时间，我们并不清楚：不过赫尔纳克定居的时间可以明确，是在5世纪60年代末。这些也可能都是465年之后匈人力量解体过程的一部分，在此期间，比格里斯和霍米达克进入罗马领土。赫尔纳克愿意分解自己的权力基础，可能也因此得到了比丹吉兹克好的待遇（见前注23）。

[52] Jordanes, Getica 53.272; cf. Agathias 2.13.1ff

[53] 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2.26ff；参见Jarnut (2003)。不管是保罗的叙述还是其他早期伦巴第文本，都提到胜利的一方会将更多战士纳入群体，但不一定都给他们平等待遇：参见Origo Gentis Langobardorum 2（作为aldii，“半自由人”）；History of Lombards 1.20,1.27,5.29。

[54] 哥特人：见Heather (1996), Appendix 1。伦巴第人：见前书，参见前注53。另见本书第二章。

[55] 伦巴第人：见Jarnut (2003)，他认为伦巴第人的国王可能只是领导远征的暂时领袖。哥特人：见Heather (1989), (1996), chapters 8—9。

[56] 在487年加入狄奥多里克的鲁吉人：见John of Antioch fr. 214.7；他们在541年仍可辨认：见Procopius, Wars 7.2.1ff（哥特人占领意大利期间，他们两次改变了立场）。赫鲁利人：见Procopius, Wars 6.14—15。

[57] 对关于赫鲁利人的描述提出怀疑的是Goffart (1988), 84f；对关于鲁吉人的叙述提出怀疑的是Halsall (1999)。现代学界群体身份研究的总体情况，参见本书第一章。

[58] 冈迪拉斯莎草纸文本是Amory (1997) 观点的核心（Amory的译文见该书附录1）。但请参见Heather (1996), chapter 9, and Appendix 1, (2003)。

[59] Malchus fr. 20, p. 446.215ff（6 000人），p. 440.83ff（非战斗人员和辎重）。参见Jordanes, Getica 55.281—2（狄奥多里克之前的远征也用了6 000人，那是他作为人质被扣押在君士坦丁堡而最终返乡后，为了表现自己的气概而发动的远征）。更多评论，见Heather (1991), chapter 7。

[60] 见Amory (1997)；除了Procopius，Wars 5.1.6ff之外，也参见Ennodius, Panegyric on Theoderic 26—7以及Life of Epiphanius 118—19（参考111—12）。

[61] 东罗马通过突袭扣押了2 000辆运货车（Malchus fr. 20），但没有迹象表明车队里只有这么多车。哥特人拿到了“无主”之地，可见他们自己会耕种，狄奥多里克与君士坦丁堡代表之间的种种谈判也体现了这一点：Malchus fr. 18.3, p.430.5ff；fr. 20, p. 438.55ff., p. 446.199f；参见Heather (1991), 244ff。

[62] 更完整的讨论和完整的参考资料，见Heather (1991), 259—63；比格里斯，见前注22。

[63] 有关1.3万人的薪水和给养，以及每年910千克黄金，见Malchus fr. 18.4, p.434.12ff. and fr. 2, p. 408.22。全面的讨论和参考资料，见Heather (1991), 253—6。

[64] 斯特拉波之死和雷西塔克被杀，见John of Antioch fr. 211.4 and fr. 214.3。狄奥多里克在意大利的部队，见Hannestad (1960)。完整的讨论，见Heather (1991),300—3。

[65] 参考资料请见前注22及23。

[66] 549年赫鲁利人的数量：见Procopius, Wars 7.34.42—3。普遍认为，赫鲁利人比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少，因为后者被描绘为在后阿提拉时代多瑙河中游平原的竞争中取得了大胜。但是，我们仅有的相关资料是约达尼斯的作品，很可能的情况是，狄奥多里克吸纳色雷斯哥特人之后，他的队伍才成了超级势力。

[67] 迁徙主题在助祭保罗的《伦巴第人史》（History of the Lombards ）中随处可见：伊伯（Ibor）和阿吉奥（Agio）兄弟俩领导了从斯堪的纳维亚出发的第一次迁移，阿吉蒙德（Agilmund）领导了第二次迁移，进入波希米亚，戈多（Godo）带他们进入鲁吉王国，塔坨（Tato）与赫鲁利人作战，瓦科（Wacho）领导了对潘诺尼亚部分地区的兼并。现代学者的评论，参见前注27中引用的作品。

[68] 特别参见Jarnut (2003)，其中有参考资料。关于早期伦巴第人的国王从本质上说只是远征的领袖的观点（见前注55），参见Christie (1995), 14—20。

[69] 见Curta (2001), 190—204，以及该书中的图18。

[70] 东哥特人、赫鲁利人、匈人、鲁吉人和伦巴第人群体都有过这种大规模迁徙的情况。伦巴第人的迁徙很可能一开始是小规模移民潮，然后出于正面对抗赫鲁利人的需要，重组成大规模移民的形式。这方面类似于3世纪的哥特人：见本书第三章。

[71] 维迪米尔：见Jordanes, Getica 56.283—4。Procopius, Wars 1.8.3明确地提到色雷斯哥特人中有两人——贝萨斯（Bessas）和戈迪吉斯克鲁斯（Godigisclus）——没有追随狄奥多里克；另外一些反对者，见Heather (1991), 302。

[72] 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在5世纪60年代每年收到136千克的黄金（Priscus fr.37），而色雷斯联盟能得到910千克（见前注63）。关于狄奥多里克以及意大利的财富，见Heather (1995b)。

[73] 匈人产生的财富，见前注31。然而，考虑到伦巴第群体的政治结构看起来并不集中，因此伦巴第人向多瑙河以南进一步扩张进入原罗马潘诺尼亚行省时，采取的形式可能还是移民潮，而不是统一的定向迁移。

[74] Life of Severinus 6.6.

[75] 参考资料见前注56。不过，考虑到狄奥多里克之后的成功，鲁吉人在此事上可能没有真正的选择权。

[76] 关于市场，见Priscus fr. 46。其他参考资料，见前注23。

[77] 关于狄奥多里克的人质生涯及其终结，见Heather (1991), 264—5。他在479年提到意大利，见Malchus fr. 20。

[78] 拉尼的罗道夫：见Jordanes, Getica 3.24。

[79] 473年迁徙的路线：见Jordanes, Getica 56.285—6。

第六章
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精英转移还是民族大迁徙？

410年左右，不列颠诸行省退出了罗马体系。接下来的近200年，它们基本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正确地称这段时间为不列颠历史上“失落的世纪”。 [1] 它们在600年前后回到了舞台上，此时不列颠低地（基本上是现代英格兰所覆盖的区域，是从前罗马行省的中心地带）的大部分富饶农田似乎已落入外来入侵者之手。讲日耳曼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取代了讲凯尔特语和拉丁语的当地人，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200年之前，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直漫游在北海的另一边。而在同一段时间里，罗马的高卢行省遭遇了类似的命运，落入讲日耳曼语的法兰克人之手，受这些入侵者的政治统治，而法兰克人先前只出没在莱茵河以东。高卢的文化变迁远不如英吉利海峡以北那么彻底。6世纪时，卢瓦尔河以南地区许多罗马精英的后裔仍享受着他们的祖先在帝国统治下积累的土地，那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基本保留了罗马式的风格。然而即使在高卢，巴黎盆地以北也出现了大不相同的情况。在那里，日耳曼语言向西扩散，排挤了拉丁语和凯尔特语，从历史和考古证据看，并没有太多迹象表明罗马士绅和贵族在公元600年后仍存在于该地区。

盎格鲁-撒克逊人夺下不列颠低地，法兰克人占领高卢北部，关于这两件事，有一系列问题可以问。在罗马世界西北角发生的政治和文化变化中，人口迁移起的作用有多大，采取了什么形式？过去人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的扩张是罗马帝国末期“民族大迁徙”这个泛日耳曼现象在西部的表现。近来，人们则认为它们体现了更有限的人口迁移模型——精英转移。第一章提过，精英转移的经典原型是11世纪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事情经过在《土地调查清册》中得到了全面记载，该书记下了诺曼人到达［确切地说是在1066年1月5日，用书中动人的语言说就是“爱德华国王（忏悔者）生活过的日子，也是他去世的日子”］之前以及20年后，谁在英格兰拥有哪片土地。证据很明确：到来的诺曼人数量虽然不多，但已经具有政治影响力，他们在这些年里成了英格兰新的地主阶级。这种有限形式的人口迁移能否令人满意地解释5世纪和6世纪不列颠低地和高卢北部的变迁？从比较的视野看，答案是否定的，而将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案例放在一起研究（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分开研究），就能看到其中的原因。

精英与大众

移民在将罗马的不列颠转变为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这应该没什么疑问，但具体发挥了多大作用，人们的看法相当不同。19世纪，人们普遍认为，至少在英格兰，大量移民可以说完全取代了当地源于凯尔特人的罗马不列颠人，就算有幸存者，他们也被向西赶到了威尔士、德文和康沃尔，或是海那一边的布列塔尼。维多利亚时代、爱德华时代甚至后来的学童在成长过程中都相信，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始于肯特的亨吉斯特（Hengist）和霍萨（Horsa），此后高奏凯歌一路向前推进。这种对过去的观点主要基于幸存的叙事资料，特别是基尔达斯（Gildas）的《不列颠的毁灭》（Ruin of Britain ）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 ）。这些史料总是被认为过于肤浅，但从中可以看出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和凯尔特当地人之间持续的敌意，以及入侵者最终的成功。到了1900年，上述观点得到了更多证据的支持：语言和地名。当时人们已经知道，现代英格兰的绝大多数地名派生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说的日耳曼语，而不是罗马不列颠人说的凯尔特语，后者在现代英语中也没有留下明显的痕迹。凯尔特语的词根只能在一些主要河流的名称中找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铁路大建设为该论点提供了第三方面支持。随着铁路支线的扩展，19世纪后期出土的一系列墓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从欧洲大陆来的入侵者带来了后罗马时期的物质文化，而与幸存罗马不列颠人口有关的证据非常少。根据传统观点，盎格鲁-撒克逊人实施了非常有效的“种族清洗”——虽然当时这个词还没造出来。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广泛的共识已经裂解为有时显得刻薄的分歧。现在没有人相信当时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也没有人相信绝对没有移民。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见解有很多，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许多历史学家和一些考古学家认为，5—6世纪不列颠低地的盎格鲁-撒克逊化显然是通过带有敌意的占领实现的，占领者包括来自德意志北部和低地国家的大量移民。而另一组人的意见是，实施这一过程的是数量少得多的欧洲大陆移民，其文化规范在当地既有人口中广泛传播，当地人也基本自愿接受了他们的文化，也就是说，先是精英转移，后是文化模仿。认可该观点的有一些历史学家，但更多的是考古学家，对从前文化历史中固有的大规模迁徙模式的拒绝显然影响他们很深。 [2]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分歧？

争论的根源

正如本书探讨的许多主题领域一样，在这方面，摒弃民族主义史观可以产生深远的解放效应。现在没有人会认为凯尔特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所以一直敌对，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凯尔特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事实上，公元600年后的史料显示，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不同王国之间的斗争并不比它们和罗马不列颠人的斗争少，有时盎格鲁-撒克逊人甚至会与后者结盟来对抗自己的同胞。在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西部和北部，区域间差异很大。近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是，学者通过周密分析立石铭文使用的语言，揭示出在5—6世纪，不列颠西部有相当数量幸存下来的罗马精英，他们说的是罗曼语，而他们北边的不列颠伙伴讲的是凯尔特语。 [3]

世界观的改变让我们能以新的方式审视现有证据，而知识方面的新进展也推动了对证据的重新解释。过去50年的另一个重大进步是，我们对罗马不列颠的具体发展程度掌握得更好了。通过研究地表收集的陶器碎片并有策略地选择挖掘地点，人们发现罗马不列颠晚期的人口数量实际上非常大。我们无法得到确定的数字（最近的估计在300万到700万之间，误差幅度很大），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4世纪对英格兰乡村的开发程度比那之后到14世纪之前的任何时候都要深。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罗马不列颠是一潭死水，但并非如此，它是罗马帝国中繁荣发展的区域。因此，虽然当年洛因（H. R. Loyn）写道，“深入了解就会发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定居过程更像是人类对抗森林的传奇，而不是撒克逊人对抗凯尔特人的故事”，但现在，入侵者能将几乎所有罗马不列颠人都驱赶向西的看法已经很难站住脚了。 [4]

现代英格兰的地名绝大多数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语，该事实也得到了重新诠释。人们发现，其中大部分地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该地几百年后形成的，当时农村定居点的结构才最终固定下来。关键的情况是地产（庄园）和村庄相继出现，而这一发展在公元800以后才起步，一直进行到11世纪。那时，盎格鲁-撒克逊语成为有地阶级中的主流语言已有很长时间，新的地产得到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名称也就不足为奇了。而由于这个命名过程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初定居下来后的两三百年才发生，地名就很难证明原来住在那里的凯尔特人和罗马人曾被大批日耳曼定居者全部驱赶出去了。从定居到命名，中间隔了超过两个世纪，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足够让日耳曼语通过文化同化过程在原住人口中传播了。 [5]

对当时情况的上述三种新见解，几乎每个人都会接受。盎格鲁-撒克逊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也足够明确。不列颠低地（基本上就是现在的英格兰）在约350年时是罗马世界中的一个高度发达的地区，但是在600年时由讲日耳曼语的精英统治，这些精英认为自己的祖先在350—6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从欧洲大陆而来。然而，移民在所有这些事上发挥了什么作用，当地原住人口是如何离开的，这些都是争论很激烈的问题。

分歧这么大，可见现有证据严重不足。第一个关键问题是，400年前后，罗马不列颠的状态究竟如何？很少有人怀疑它在50年前就已经蓬勃发展了。诚然，那里的城镇居民并不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热衷于对公共纪念建筑进行私人投资，但这是帝国晚期罗马世界的普遍现象，应该从当地精英生活模式转变的角度来理解，而不应该像从前不少学者那样认为这仅仅是经济现象。

有必要停一下谈一谈这个论点。4世纪时，罗马地主精英的生活模式从以家乡为中心明确转变成为帝国服务。他们之前自己出钱在城镇建造公共纪念建筑，完全是为了在当地赢得权力。但到了4世纪，这种做法就失去了吸引力。为了解决一系列被统称为“3世纪危机”的问题（其中最棘手的是波斯崛起为超级大国），罗马帝国没收了所有当地的资金，而从前正是因为有这些资金，当地罗马精英才会把在家乡赢得权力当作值得追求的目标。到了4世纪，在家乡行使权力要担负很大的责任，可支配的钱却少了很多。现在只有在帝国而不是在家乡服务的人才能体验到花纳税人钱的乐趣。不出意料，帝国各地的罗马精英都合理地改变了他们的消费优先级。精英们不再用投资来争取在家乡的权力，而是越来越多地投资于自己的孩子，帮助他们适应帝国的官僚机构并在其中进一步攀升。城镇的形象因此受到影响，但这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现象，而不是简简单单的经济危机迹象。 [6]

罗马不列颠乡村的证据符合这一整体模式。4世纪，不列颠的别墅发展空前，处处展现出资财丰厚。别墅经过翻修，尤其突出的是带图案的彩色马赛克取代了黑白几何图形的马赛克，此外还出现了私人的基督教礼拜堂。在过去，这可以用彩色电视机的出现来类比，但离彩电问世已经过去了很久，我的大部分学生都不知道电视曾经只有黑白两色。然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乡村繁荣在多大程度上持续到了公元400年。例如，发掘出来135个内有罗马钱币的不列颠别墅，其中65个里边只有约公元360年以前的钱币。这是意味着不列颠的别墅经济——在衡量罗马行省的总体状况方面，这个指标比城镇更可靠——在那时开始衰落，还是说，只不过是钱币流通的方式发生了改变（钱币从来都不是罗马经济交换的核心特征）？

一些人主张，当时出现了很大的混乱，近来的一个史学趋势就是强调“系统崩溃”（考古学行话）。这种观点认为，到400年时，罗马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系统在不列颠都失效了，因此罗马不列颠的消亡是出于内部原因，随后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只是来到了一个多少可称为权力真空的地方。罗马正规军看起来在4世纪90年代撤出了哈德良长城一线，似乎也支持了这一论点。堡垒仍有人驻守，但与罗马正规军有关的那几类金属制品从那以后仅见于不列颠低地，有人因此认为，是一些独立的当地首领接管了这些边境堡垒。然而，源自堡垒的证据含糊不清，而罗马不列颠在400年前后的总体状况确实取决于别墅经济崩溃何时开始。无法确定准确的年代成了一个问题。如果别墅经济在4世纪后期解体，那么所谓罗马不列颠的终结就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毫无关系。但如果别墅经济解体于410年之后，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更有可能要为此负责。 [7]

如果我们想知道在这个有争议的开端之后，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就会发现相关证据的质量更加糟糕。历史资料特别匮乏。由多少算是同时代的不列颠当地人写成的书只有一本——修士基尔达斯写的《不列颠的毁灭》。他写作的确切年代还有争议，但肯定是在5世纪晚期到6世纪中叶之间。然而，这本书的一大问题是，基尔达斯想写的不是历史，而是要献给自己时代的不列颠国王的道德手册，他不时利用过去的事件来说明他对当下的看法。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理出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的叙事大纲，但往好里说，相关信息也只是零星、不完整的——实际上，对于应该如何理解那本书，已经有人提出了非常不同的建议。 [8] 欧洲大陆的资料中提到了一些差不多同时期发生在不列颠的事情，可以作为对基尔达斯作品的补充，另有一些年代很晚、非常零散的资料汇编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里。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一些记述可能反映了实际事件。书中大部分条目与国王和他们的征服有关，其中一些可能是根据大致准确的回忆写下的。所记录的一些事件从地形上看也非常合理，特别是577年的德哈姆（Deorham）战役。据说这场战役使得格洛斯特（Gloucester）、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和巴思（Bath）落入盎格鲁-撒克逊人之手。去现场（就是巴思郊外德哈姆公园的那片土地）看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它地势极高，俯瞰周围的土地。但总的来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录既有限又有问题。它实际上只谈及韦塞克斯（Wessex）、肯特（Kent）和苏塞克斯（Sussex）三个王国，这些王国后来被纳入9世纪时阿尔弗雷德大王（King Alfred the Great）的疆域，而在其庇护下，该文本才能以其现存的形式流传下来。从埃塞克斯（Essex）到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后来构成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的大片地区，要么在编年史中只有很少的记载［麦西亚（Mercia）和诺森布里亚］，要么根本没有记载（埃塞克斯），而且这部编年史竟然几乎没有细节。很多地方只有年份没有事件，在写到事件的地方，也只有寥寥几笔。我教课的时候，把《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关于5—6世纪的所有记录翻译成现代英语后打印出来，用一张A4纸的正反面就够了，而且字也不需要挤在一起。这本书列出了一系列相互间没什么关联的事件，连一段完整的叙事都没有。此外，文本的形式和年代问题都表明，有时，那些历史（很可能是口头历史）上伟大英雄的事迹发生在何时只能靠猜测。5—6世纪欧洲大陆一些同样参考了口述传统的资料中也有此类猜测，而且猜测并非全无道理。例如，可以通过王室都有的家谱和国王名单推断出大致的年表，再根据这个年表来为保存下来的记忆中与某个人有关的事件排序（比如国王赢得的战争）。 [9] 然而，这些只是猜测，不是确定的知识，而且《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信息实在匮乏，因此它用处有限。 [10] 公元600年前后，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了不列颠，对于在那之后的盎格鲁-撒克逊历史，我们知道得要多一些。比德（Bede）的《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中详细的历史记载实际上是从约公元600年开始的，关于那之后发生的事，比德保留了大量的独立信息；而对于那之前的事，他还是基本依赖基尔达斯的叙述，我们今天依然只能如此。

考古材料似乎更有分量。大量关于罗马不列颠的信息得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早期的大约3万个墓葬。不过，这些墓地里葬着5世纪中叶到7世纪后期的10到15代人，而对于这段时期里不列颠低地的人口，保守的估计也从没低于过100万。因此，即使是这么多的墓葬，也只是原始人口的一小部分样本。还有两个问题增加了解释的难度。首先，定年根本说不上精确。约公元400年之后，不再有罗马钱币进口到不列颠。能用到科学定年（碳14或年轮学）的情况很少，因为很多墓葬发掘出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些方法。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年代需要根据随葬品的风格样式来确定。正如我们在其他情况下所看到的，这样的方法可以将墓葬年代确定到一个25年左右的范围内，这总比没法定年好得多。但如果想将一系列考古资料与已知的历史记载联系起来，那么25年的范围可能就不够精确，无法确定某一批墓葬是出现在某组事件之前还是之后。 [11]

第二个问题更为根本。这些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墓葬有两种基本形式。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小型土葬墓，其中一些有丰富的随葬品。再往东，在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的部分地区和东北沿海地区，发掘出了数量相对少的大型火葬墓（地图11）。火葬墓的归因没有什么疑问。火葬习惯对于晚期罗马不列颠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而无论是墓葬形式还是在火化后保留下来的可识别物体，在4世纪和5世纪初的日德兰半岛东南部都有明确的先例。因此，来自日德兰地区的讲日耳曼语的移民形成了英格兰东部的火葬墓地，对此没有什么疑问。 [12]

土葬墓的问题则比较多。首先，这类墓葬中有许多是没有随葬品的。这些人是谁？他们是比较穷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留下来的罗马不列颠人（他们的标准葬仪确实是没有随葬品的土葬），还是说，只不过是一些不想用随葬品的人？同样，虽然在有随葬品的坟墓中发现的许多物品（扣针、袖扣、武器等）无疑是讲日耳曼语的欧洲大陆人口最先制造和使用的，但并非所有物品都是如此。而总体上说，这些物品在英格兰的出现和传播并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口迁移的有效指标。与英格兰东部的火葬仪式不同，在土葬墓中发现的服饰并不是从讲日耳曼语的欧洲大陆的某处一下子传过来的。某几类物品的组合最终局限于英格兰的特定区域，但其中许多物品起源于日耳曼尼亚的不同地区。例如，袖扣成为早期生活在沃什（Wash）内陆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独特服饰元素，而尽管他们穿的衣服基本源自不同的地区，袖扣此前只见于挪威西部的部分地区。 [13] 换句话说，在不列颠低地发生的事，和产生了所谓阿提拉帝国的多瑙河风格的发展过程有点像（第五章）。在5世纪的不列颠低地，盎格鲁-撒克逊特有的新服饰组合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来源。

如果服饰和习惯可以在不同的日耳曼移民群体之间传播，那么它们也有可能从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群体传播到罗马不列颠本地人群中。人可能在某些条件下接受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观点我们现在都能接受。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旧的身份认同松动的时候，5—6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和罗马不列颠当地人都面临这样的情况。新的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的分界与不列颠既有的政治结构不同，也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分界是从欧洲大陆迁移过来的。众所周知，具有不列颠名字的人——塞狄克（Cerdic）和西恩里克（Cynric）——出现在韦塞克斯王室中，而7世纪末韦塞克斯王国的《伊尼法典》（Ine’s Law ）明确提到，当时有许多地主祖上是非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本地人。可见，韦塞克斯很可能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罗马不列颠人复杂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而不仅仅是日耳曼人征服的产物。位于沃里克郡（Warwickshire）的沃珀顿（Warperton）墓地是迄今为止独有的例证，在这片墓地上，可以见到从罗马晚期式到撒克逊式墓葬的发展过程。这也说明当时可能出现了文化同化。而且，许多土葬墓地还继续使用了200年，从5世纪到6世纪和7世纪，而在此期间移民和本地人之间必然有了很大程度的融合，因此，欧洲大陆式样的服饰恐怕不能很好地说明穿戴这类服饰的人来自哪里。 [14]

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范围和性质这一关键问题，现有的考古学和文献证据都不足以给出明确的答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填补这一空白的新方法和新资料。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DNA（脱氧核糖核酸）检测和同位素分析开辟了新的方向，但两者都无法轻易解决我们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尚不清楚是否可以从5—6世纪的骨骼（保存于通常潮湿的不列颠环境）中提取古人的DNA。一切都没有定论，而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探索不那么直接的路线。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现代英格兰男性Y染色体内特定基因组合的分布。这可能非常有用。Y染色体一代一代由父亲传递给儿子，其中一个基因组合可能可以关联到第一千年中叶从欧洲北部迁移到不列颠低地的入侵人口群体。这种基因组合在现代英国人中广泛分布，在75%或更多的样本中都能找到。

但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个令人兴奋的新证据？一开始，研究人员主张，他们的发现证实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看法，即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期间发生了类似于种族清洗的事情，该基因组合在现代人口中75%的分布，说明5—6世纪时有75%的本地男性被替代。然而，无论以什么标准评判，盎格鲁-撒克逊的男性野心家们都是这片土地上的新精英，他们能获得更多的食物，接触女性的机会也更多，因此，他们显然比本地的罗马不列颠男性更有可能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最近由同一批研究人员建立的数学模型表明，要产生特定基因组合在现代英格兰男性人口有75%分布的结果，外来男性群体所需的繁殖优势不用很大，入侵者群体一开始的人数只需达到5—6世纪本地群体的10%~15%就可以了。因此，不必多说，现代DNA证据并不能判定当时的情况究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大规模迁移，还是精英转移加后续效仿。 [15]

尽管同位素分析产生了一些吸引人的个别结果，但其作用整体看来恐怕并不比DNA分析大。这项技术的工作原理是，牙齿中所含的矿物质能标示出这个人的成长地，矿物质通过牙齿主人在童年或少年时期喝的水沉淀在牙齿中。其中一些化学特征可以判定为属于某些在地质上独特的区域。因此，你有可能判断一个身着盎格鲁-撒克逊服装下葬的人是真的来自欧洲大陆，还是只是一个变换了身份的罗马不列颠人。然而，问题在于该技术仅适用于第一代移民。两个真正的日德兰半岛人渡过北海后生下的孩子，绝对会长出东盎格利亚人的牙齿。因此，同位素分析若要得出哪怕笼统的结论，都需要大量昂贵的采样和大量非常精确的时序判定。而就算是第一代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后代也会有着不列颠人的牙齿，同位素分析要得出结论恐怕很难。因此目前来说，对于大规模迁徙和精英转移之间的学术僵局，同位素和DNA分析都难以提供解决方法，而这个僵局源自史料和考古证据的不足。 [16]

可见，现有的资料带来了一个学术问题，却没有提供明显的解决方案。史料证据太单薄，没能令人信服地描绘出5—6世纪不列颠低地的情况，而物质文化的重大转变可以有大规模入侵或大规模文化效仿两种解释。而对晚期罗马不列颠的新认识表明，该行省人口太多，根本没有可能进行种族清洗，但是从公元600年后的语言学证据看，当地人口对（诞生于不列颠古典时代晚期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日耳曼语言的影响非常小。探讨显然陷入了僵局，但如果我们先考虑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潮本身的证据而不是其对不列颠的影响，再用比较的视野来重新审视大规模迁徙与精英转移的问题，就有可能打破传统的障碍。

撒克逊人的到来

比德8世纪初写于贾罗（Jarrow）修道院的历史作品，为Adventus Saxonum——撒克逊入侵者来到不列颠——提供了两个日期。第一个日期是446年，所根据的是基尔达斯关于不列颠人向埃提乌斯请求帝国援助的记录。埃提乌斯是5世纪中叶西罗马事实上的统治者，当时他“第三次当执政官”。基尔达斯没有记下此次请求的日期，但比德可以查阅罗马执政官的名单，该名单告诉他埃提乌斯第三次当上执政官是在446年。比德给出的另一个日期是约450—455年，来自他那个时代肯特王朝的一个传说，即王朝的创始人在皇帝马尔西安（Marcian）和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Ⅲ）共同执政时期，于不列颠东南角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17] 然而现代学者普遍认为，且不论规模如何，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到不列颠低地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起源的唯一记载来自基尔达斯的《不列颠的毁灭》。书中称，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的起因是不列颠行省退出罗马帝国体制后，皮克特人（Picts）和斯科特人（Scots）（分别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对不列颠发起了大规模攻击。关于细节有很多争议，但其他当时的资料告诉我们，406年左右，不列颠的罗马军队已经拥立了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后者将部队转移到高卢以对抗莱茵河入侵者。最终，也许是在409年，不列颠各省再次起义，似乎摆脱了篡位者的控制。不久之后，他们可能收到也可能没收到西罗马皇帝霍诺留的一封信，告诉他们得自己负责防御。然而，到了这个地步，这封信只不过是在法律上（de jure）承认了事实上（de facto）的情况。霍诺留无能为力，不列颠人则落入了后罗马的境地中。 [18]

基尔达斯似乎是从这里开始记述的。已经独立的罗马不列颠人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

于是，他们召集了一个委员会，讨论怎样才能最好地对抗连番残酷的入侵和掠夺……然后，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加上骄傲的君主都瞎了眼；他们为我们的土地寻找的……守卫是……凶猛的撒克逊人……一群幼狮从蛮族母狮的巢穴中冲了出来，坐着三艘龙骨船（keel）——他们这么称呼战船……收到君主的命令后，他们首先在岛屿东侧磨尖了可怕的利爪，表面上是为了我们的国家而战，而实际上是为了对抗它。母狮看到第一支队伍已经获得成功，就马上派出了狗群，数量更多……（终于撒克逊人）抱怨他们每月的津贴不足……称如果得不到更多的报酬，就要撕毁协议并劫掠整个岛屿。他们一点也不拖延，将威胁立即付诸行动……这些不敬的东部人燃起熊熊大火，火焰从东海岸一直蔓延到西海岸。大火摧毁了城镇和乡村，而且燃起后经久不灭，直到几乎烧毁了整个岛屿的表面，用它狂暴的红舌蹂躏着西海岸。

尽管基尔达斯告诉我们，这些失败导致许多不列颠人要么向侵略者投降而成为奴隶，要么逃往海外，但罗马不列颠并没有就此消亡。即使埃提乌斯拒绝了罗马不列颠人向帝国求援的最后请求，他们还在继续抵抗。他们中间著名的奥勒留·安布罗修（Aurelius Ambrosius）——神话人物亚瑟王的历史原型——组织了一次反击，最终不列颠人在围攻（如今无法定位的）巴顿山（Badon Hill）时取得了大胜。此后，繁荣重新回到了岛上，幸福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基尔达斯写书的时候。 [19]

从现代历史学家的角度看，基尔达斯作品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年代不精确。他笔下的那些事件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基尔达斯完全没有提到委员会最初向撒克逊雇佣军发出那带来厄运的邀请是在什么时候。比德显然认为，从邀请到起义到后来的一系列行动都是短时间内先后展开的，他因此将撒克逊人到来的时间定在了446年，其根据是不列颠人在混乱中向埃提乌斯求援时，他正第三次担任执政官。大多数现代学者认为撒克逊人到来的时间这么定太晚了，因为据当时比较有质量的资料记录，撒克逊人在410年前后已经对不列颠发起了几次大规模进攻。那样的话，和比德所认为的相比，最初请求雇佣军援助的时间可能会早一代人左右，这也符合基尔达斯的实际措辞。这样一来，基尔达斯之后的陈述就可以理解成是对较长时间内发生的事件的概述。基尔达斯笔下的事件前后跨越了比较长的时期，这个观点也符合以下事实：在英格兰，可确定年代的最早的撒克逊遗存属于5世纪30年代。 [20]

至于使战火“从东海岸一直蔓延到西海岸”的撒克逊人叛乱，确定其年代的最佳参考可能是一份欧洲大陆的资料，即所谓的452年的《高卢编年史》（Gallic Chronicle ，叫这个名字是为了迎合学术幻想，因为它于452年在高卢成书）。根据此书的记载，不列颠在441—442年落入撒克逊人之手。这一编年史在其所记载的事件发生仅仅10年后写成，而我们也知道罗马不列颠人和罗马高卢人在409年之后仍然有不少接触（我们接下来会谈），因此它实际上是一份相当不错的证据。当然，构建事件还有其他可能的方式，但将基尔达斯笔下的雇佣军叛乱与5世纪40年代早期的混乱联系起来似乎是最自然的。到了5世纪60年代，至少有一位重要的不列颠领袖在高卢北部的卢瓦尔河地区发展事业，这与基尔达斯笔下一些不列颠人逃到海外的情况是吻合的。即使你否认这层联系，根据《高卢编年史》，5世纪中叶也还是撒克逊人大举入侵和不列颠人遭遇灾难的时期。 [21] 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基尔达斯这段历史附记的尾声异常高调，而这也是他的文本有时被认为是后期伪作的原因之一。多亏了奥勒留·安布罗修，罗马不列颠人最终获得了成功。虽然无法得到详细的地理位置，但基尔达斯总的意思是，在巴顿山之役胜利之后的40年和平中，撒克逊人的活动范围最多只在岛屿的东端。大多数历史学家将这一和平时期的年代确定在480年到550年之间。 [22]

不过，比德在更详细的历史叙述的开篇写到597年罗马使团来到了肯特，当时几乎整个不列颠低地都处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控制之下。要么盎格鲁-撒克逊人在6世纪中后期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要么是基尔达斯对罗马不列颠人大获成功的记载实际上是误导。我们手头的证据表明是第一个原因。毕竟《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到韦塞克斯在6世纪末有一个重要的扩张阶段。在查乌林（Ceawlin）和他侄子切奥尔伍尔夫（Ceolwulf）的领导下，德文和萨默塞特的大片土地首次落入盎格鲁-撒克逊人手中。尽管文本存在问题，但反映后期重要扩张阶段的内容可能保留了下来。而比德笔下控制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大多数王室家族似乎出自同一个祖先，其全盛时期可以追溯到6世纪的最后25年，但不会比这更早。 [23] 这再次表明在基尔达斯完成写作后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

欧洲大陆的证据增加了该论点的分量，证据表明撒克逊/萨克森人在6世纪仍保持高度的流动性。6世纪中期，据说有2万人之众的一群萨克森人向南迁移，最终参加了伦巴第人对意大利的入侵。另一批人差不多与此同时（6世纪60年代）在卢瓦尔河河口建立了一个飞地。 [24] 这一无懈可击的证据表明撒克逊/萨克森人家乡的人口迁移不断，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此时还有更多的撒克逊/萨克森人走在前往不列颠的道路上。来自另外一个方向的影响也见于后期的一些考古资料。5世纪后期，斯堪的纳维亚和东盎格利亚之间建立了某种接触，很可能是从挪威来了一批新的移民，而且有一些理由认为东盎格利亚的王室有斯堪的纳维亚血统。事实上，比德的记载通常与考古证据相符。他提到进入不列颠的日耳曼移民来源非常广泛：不仅有他在《英吉利教会史》第一卷中提到的盎格鲁人、撒克逊/萨克森人和朱特人，还有弗里斯兰人、鲁吉人、丹麦人和其他人。 [25] 以盎格鲁-撒克逊人土葬形式进行的葬礼，其频率也从5世纪后期开始增加：从约500年时的每四年一次，到约600年时的每两三年一次。 [26] 这可能是因为罗马不列颠人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化规范，可能是因为移民数量自然增长，也可能是出于别的原因。不管怎么说，6世纪末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撬动了在巴顿山之战后建立的权力平衡，使之有利于讲日耳曼语的移民，或者至少有利于他们的文化形式占据主导地位。来自欧洲大陆的持续移民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

虽然证据很少也很难获得，但现有证据表明，5—6世纪欧洲大陆向不列颠的人口迁移采取了移民持续流动的形式，类似于3世纪向南进入黑海的日耳曼人或4—5世纪进入多瑙河中游的伦巴第人（第三和第五章），还有9世纪时进入西部的维京人，而不像376年那样一群人集中起来一次涌入。这样的人口流动至少从约410年持续到了575年，但实际的持续时间可能比这样的估算长得多。从欧洲大陆向不列颠的人口迁移可能断断续续，至少会随着与罗马不列颠当地人冲突的程度高低而消长。除非基尔达斯严重歪曲了奥勒留·安布罗修的职业生涯（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会这样做，因为他的不列颠政治受众是知道这些事的，歪曲事件会破坏他的可信度），在不列颠人取得巴顿山胜利后，不列颠对移民的吸引力必然大不如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图尔的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和普罗柯比的记载，6世纪上半叶，来自英吉利海峡北部的讲日耳曼语者出现在了欧洲大陆的法兰克人中间。可见这个时期（根据大多数年表，这是在巴顿山战役之后）甚至出现了一些反向移民。 [27] 此外，不管是根据比德对移民起源的历史记述，还是根据在移民中传播的物质文化的不同地理源头都能看出，移民显然来自广泛的地理区域。

这么长时间的人口流动中，移民总数到底有多少，我们无法从资料中得知。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单个的移民群体的规模可能基本比较小。按照基尔达斯的说法，最初的雇佣兵只用三条船就装下了，因此可能只有100多人。然而，“三条船”也可能只是民间传说的母题，并不是所有群体的规模都只有那么小。 [28] 在欧洲大陆，萨克森群体在5—6世纪迁徙，其中规模最大的群体可能有2万人，而且显然包括妇女和儿童；一些较大的群体可能来到了不列颠。例如，和英格兰南部较小的土葬墓地相比，英格兰东部的大型火葬墓地看起来像是更为统一的移民群体的遗存，但这些墓地肯定不是埋葬2万人的地点。移民也可能不得不应对性质发生变化的不列颠抵抗力量。这是基尔达斯叙事总结的核心主旨，他也以此为基础批评当时的事态——当年，奥勒留·安布罗修将大量不列颠当地人团结起来，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力量来抵抗撒克逊人，但这种优势现在因为那些不如他的继承人内斗而消失殆尽。当然，移民必然要对安布罗修的成功做出某种回应，派出更多力量去对抗安布罗修组织起来反抗的不列颠人。因此，即使一开始只有小股的移民，不列颠人团结一致的反抗也会迫使他们改组成更大的部队。

没有任何叙事证据可以支持这种移民潮起起伏伏的景象，但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的统治家族到达英格兰的时间很晚（600年前后或者更晚），与上述景象相符，可能也说明的确有这种情况。也许这些领袖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力量进一步统一起来，再次扭转了战争局势，使之有利于己方。如果情况大致如此，那么这种移民流动的图景是有不少类似的例子的。如我们所见，为了克服障碍或者实现更有野心的目标，移民潮会演化出新的形式，从3世纪的哥特人到9世纪的维京人再到19世纪的布尔人，这样的改变是共同的主线。当然，群体认同总会在面临冲突时形成并加强（第一章）。但我们不应该夸大较为统一的罗马不列颠的军事力量。撒克逊人在不列颠遇到的对手，其力量远比不上欧洲大陆移民在罗马土地上遇到的西罗马军事力量。因此，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约600年接管这里时，建立的是多个较小的王国，至少有10个，也可能更多。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各个新王国的兵力加起来，远不是几艘船可以装下的，但他们在不列颠并没有很大的威胁要去对付，因而没有动力去实现政治统一；而政治统一对于西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或东哥特人来说是必要的，他们若想在所在地生存发展，就需要数以万计的兵力。 [29]

妇女儿童肯定也参与了人口迁移。第一批雇佣兵可能都是男性，但从墓地中出土了不少源自欧洲大陆日耳曼文化的女性服饰（最特别的还是扣针）。一些物件有可能是在没有女性随军的情况下来到不列颠的，它们是为撒克逊/萨克森入侵者的罗马不列颠新娘准备的；但是，认为队伍中完全没有女性的看法似乎相当牵强，尤其是因为欧洲大陆的萨克森移民群体肯定带着妇女和儿童同行。迁移到不列颠的撒克逊/萨克森群体可能以男性为主，原因有两个。首先还是因为一些行动的规模较小。在奥勒留·安布罗修的时代之前，入侵的撒克逊/萨克森领袖只要有数百名军事随从，就足以在不列颠境内开辟基地。在这种情况下，领袖们基本或根本没有必要在更大范围内招募追随者，因此参与迁移的男性有家庭成员的可能性较小。第二个原因在于运输。这一时期的大规模陆上移民（至少是有历史记载的那些）要用包括数千辆运货车的大型车队运送行李和身体较弱的人，这肯定非常麻烦，而将家眷、家畜和行李运过英吉利海峡或北海到达不列颠，难度就更大了。运送非战斗人员不仅需要额外的船只，还会产生许多其他费用。

尽管如此，比较研究的证据表明，我们不应夸大上述两个因素的作用。无懈可击的DNA证据表明，9—10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将大量斯堪的纳维亚妇女，还有一些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北部和西部岛屿的妇女带到了冰岛。大约三分之一的现代冰岛女性的DNA有斯堪的纳维亚血统；而即使当时的情况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先渡过北海来到不列颠北部的岛屿或大陆，他们的后代再去往冰岛，这也只能说明不列颠最初的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中有大量斯堪的纳维亚女性。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不列颠群岛北部，再从那里迁往冰岛，这些9—10世纪的活动和5—6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渡海迁往不列颠南部的行动相比，路途更远，更困难，代价也更高。而不列颠南部随后语言变化的程度，如果没有大量女性存在是无法解释的。我们将在稍后细谈这个问题。在没有撒克逊人的文法学校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日耳曼母亲将日耳曼语教给自己的孩子，移民的日耳曼语言就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面且基本不受当地不列颠凯尔特语言的影响。 [30]

对于5—6世纪迁入不列颠低地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总体规模，还存在不少争议，但我们对人口迁移的性质有一定的了解，也就是说，那是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人口的长期流动。由于史料稀缺，我们无法确知他们迁徙的原因，但可以有把握地说，移民的一个重要动机是获得罗马不列颠相对发达的农业经济产生的财富。基尔达斯的记载也是如此暗示的。在他看来，最初的撒克逊雇佣军是为了财富才来到英格兰的。而发现自己无法榨取更多金钱后，他们就发起了叛乱和洗劫，劫掠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 [31] 取得统治地位后，他们接着控制了整片地区以确保长期繁荣，因为土地是这个以农业为主的世界中生产财富的主要手段。400年的时候，罗马不列颠的经济发展程度未必超过其在4世纪中叶的高峰，但无论如何都比北海另一边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的乡村世界发达。事实上，我们有无懈可击的证据表明，罗马不列颠的财富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大海另一边欠发达地区的日耳曼人。

至少从3世纪中叶开始，撒克逊/萨克森海盗就在寻找穿越北海到达不列颠低地的方法。虽然这方面的记载很少——阿米阿努斯还算详细地记录了萨克森人对高卢北部发起的一次重大海上袭击，但没有记录对不列颠的任何袭击，但我们有很不错的间接证据证明，撒克逊/萨克森的海上袭击者在4世纪对罗马不列颠的地主构成了威胁。从3世纪末开始，罗马中央当局对英吉利海峡两岸和不列颠东部海岸线的军队统一指挥。指挥官派遣了海军舰队和卫戍部队，修建了一系列坚固的防御工事，其中一些在撒克逊人占领不列颠后还保留下来。波特切斯特（Portchester，就在如今的朴次茅斯郊外）的大规模防御工事非常壮观，到中世纪甚至拿破仑战争时期都还能起到不少作用——拿破仑战争时期，它是关押法国水手的监狱。这一整套军队和军备被称为“litus Saxonum”（撒克逊海岸）——设计它是为了对抗谁显而易见。罗马人居然费心维持这种程度的军事投资，表明撒克逊/萨克森人的海上袭击虽然通常规模不大，但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 [32]

5—6世纪的人口迁移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渐发生的，次要的动机有充分时间来发挥作用。北海的海平面上升，威胁到欧洲大陆一些群体的传统生活方式，这些人可能更愿意搬迁。有不少存在了很长时间的沿海村庄——包括我们在第二章谈到的人造土丘——在这一时期被人遗弃了。事实上，发生遗弃的范围非常广：从弗里西亚（Frisia）海岸到易北河-威悉河地区，再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曾有些人因此认为海平面上升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的根本原因，但这夸大了海平面上升的作用。有许多移民迁入的英格兰东部也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而且，最终在5世纪末6世纪初，萨克森沿海地区之外的大量土地也被放弃了。可见，海平面上升最多只能算次要因素。到了6世纪，墨洛温王朝法兰克人的力量开始侵入萨克森人的家园。正是这个政治因素促使最终加入伦巴第人的那2万名萨克森人离开，在法兰克人的压力之下，其他人也不是没有可能加入他们在北海那边的同伴。尽管如此，大体出于自愿的经济动机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移民的主要原因，因为移民早在法兰克人成为一个考量因素之前就开始了。这也是其基本性质所表明的。 [33]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突然涌入一大批移民，这说明经济吸引力的稳定拉力比重大政治危机（比如在376年推动哥特人跨过多瑙河的那场政治危机）的作用更大。

“撒克逊海岸”的存在也表明，400年的时候，不列颠低地和日耳曼尼亚北部之间已经有了人口流动所需的活跃信息场域。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利用了已知的路线，某种程度上只是延续了之前日耳曼人在这个方向上的扩张。3—4世纪的撒克逊/萨克森袭击者都知道罗马不列颠的财富，他们无疑掌握了有关沿海和北海水域的大量信息，也知道抵达目标地区的最佳路线。他们应该也对内陆地区颇为了解，因为通往不列颠内陆的所有河流都可以帮助他们通过船只发起攻击。第一千年的船只很小，能够沿河深入内陆，而不是只能通行于沿海地区。由基尔达斯的记述可知，进入5世纪后，这一信息资源库继续扩大，很像支撑现代移民流动的知识库。如基尔达斯所写，第一批撒克逊/萨克森人很可能只是雇佣军，他们前来帮助受劫掠所苦的雇主防御。3世纪末出现过类似情况，不列颠一名篡位的罗马指挥官卡劳修斯（Carausius）原本被派去与萨克森和法兰克海盗作战，却将一些萨克森人编入了自己的部队。这样的事在后来的维京时期也相当普遍。陆上的军队很难对抗海上的突袭者。雇佣军发了财的消息吸引其他人来到北海的不列颠一侧，加入他们。这不一定是基尔达斯认为的复杂阴暗的计谋。最初的雇佣兵可能是真心受雇，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随着信息场域的扩大，他们有了更大的野心，或者说有着更大野心的撒克逊/萨克森新群体看到了大规模扩张的机会，然后采取了行动。这就像维京时期的小规模袭击者最终被追随者更多、更重要的领袖取代一样。 [34]

进入5世纪后，将撒克逊/萨克森人的袭击变成撒克逊/萨克森人的移民的，不是新获得的关于不列颠低地的地理信息，而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治和战略形势有了重大改变。只要不列颠仍然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从欧洲大陆来的撒克逊/萨克森人吞并其土地资产的尝试都注定失败。撒克逊海岸的力量足以对付那些不能知难而退的袭击者：而这正是阿米阿努斯时代出现在高卢的那些萨克森袭击者遭受的命运。而一旦不列颠脱离罗马体系，对其的劫掠就可以大大超出打了就跑的程度，而且有此野心的不仅仅是撒克逊/萨克森人。正如基尔达斯的记载和其他证据证实的那样，众多袭击者，甚至是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移民（分别是斯科特人和皮克特人），都排着队来夺取自己的一份。 [35] 发达的罗马式经济体带来的拉力是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动因，而且和我们所研究的其他移民潮一样，政治与经济因素的交融再清楚不过。只有掌握政治控制权，撒克逊/萨克森移民才能获得不列颠低地的财富，而这只有在不列颠失去了罗马保护伞后才有可能。来自欧洲大陆的入侵者也许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才意识到他们觊觎的不列颠如今变得多么脆弱。我们看到，在约410年时，袭击似乎已经开始，但直到约440年，情况才变得非常恶劣——至少这是欧洲大陆观察家的说法。可以合理地认为，这段时间让盎格鲁-撒克逊人要么意识到之前阻挡他们全面扩张的障碍已不复存在，要么发展出新的野心，不再满足于发起袭击，而要彻底吞并。

当时的政治结构也在另一个层面上影响了行动。与当时欧洲大陆的人口迁移现象相比，盎格鲁-撒克逊人迁徙过程的特别之处是有大量证据表明有小规模的活动。如我们所见，到了600年，移民流动最终形成了一系列较小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罗马不列颠世界也是如此，那里在政治上支离破碎，至少在奥勒留·安布罗修之后的时代是这样。观察到这种模式后，最近的一项研究提出疑问：为什么5世纪的欧洲大陆几乎没有这种局部接管权力的情况？奥勒留·安布罗修，以及基尔达斯的时代统治康沃尔和威尔士的小王国都是这种接管的例子。 [36]

这一奇怪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使迁移队伍中的性别比例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但影响远不仅限于此。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到不列颠时只能采取人口长期流动的形式，而不能一次性大举入侵，是因为他们无法一次运送大量人口穿越北海。在一个方面，证据是模棱两可的。我们不知道5世纪日德兰半岛的人口是否使用带帆的船只，而靠桨推进的船只能单程运送大量乘客，因为船上的空间基本上只够搭载桨手。但在英吉利海峡罗马一边的港口附近就能找到帆船，并且有理由认为这些船长收钱后将更多的撒克逊/萨克森人带到了不列颠（就像其他船长在3世纪载着哥特人和其他人渡过了黑海，在429年载着汪达尔-阿兰联盟的人渡过了直布罗陀海峡一样）。我们知道，其他撒克逊/萨克森人此时推进到了卢瓦尔河，这可是一段很长的航行。因此，比航行问题更重要的是，能用的船都很小，而且数量有限。19世纪末跨洋的客轮出现之前，跨越大西洋的现代移民只能一小批一小批地迁移，同理，从交通运输角度看，不可能出现大量盎格鲁-撒克逊人一起迁移到不列颠海岸的情况。 [37]

同时，政治环境在形塑不列颠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欧洲大陆，移民不得不大批聚在一起行动，因为无论是在罗马帝国的权势下生存，还是逃离匈人的控制，都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不列颠就没有这样的限制。罗马各行省的地方政府都以城市领土（civitas）为基础运作，尤其是在税收方面，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似乎延续了这种运作方式。看起来，给盎格鲁-撒克逊雇佣兵的钱，就是从不用再交给罗马帝国的城市税收收入中拿出来的。东盎格利亚、埃塞克斯、林赛、肯特这些最东端（地图11），因此也可能是最早的一些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其边界可能与城市边界大致重合，这表明它们可能是由接管了相应城市的移民建立起来的，接管时城市仍在运作。但这些城市的领土并不是很大，不可能养得起大型武装部队。这种状况应该是在奥勒留·安布罗修的时代发展出来的。也许就是从这时起，如果想在组织程度更高的罗马不列颠土地上拿到一片不列颠低地的土地，就得召集一支更大的移民部队。不过，没有哪位6世纪罗马不列颠国王的兵力能达到罗马帝国或匈人阿提拉的帝国那样的规模，因此在罗马不列颠生存需要的军队的量级要小得多，而且，不列颠的军事政治单元都存续不了太久。基尔达斯称，自己写作的原因之一是他这一代的政治领袖（他指出了五位国王的名字）为琐事争吵，浪费了安布罗修的遗产。 [38]

因此，根据我们现有的重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徙并不是“民族大迁徙”，也不同于那种大规模迁徙加种族清洗的传统文化历史模式。他们的迁徙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并不像比德“撒克逊人的到来”所暗示的那样是单一的事件。参与迁徙的许多群体可能规模很小，特别是在开始阶段，但遇到阻碍后，群体的规模应该有所扩大。妇女和儿童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希望从不列颠低地发达的农业经济中获利是迁徙的动机，但一些次要因素至少在一些时候影响了人口的流动速度；政治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只有控制这片土地，才能完整地获取不列颠的财富。因此，尽管缺乏信息，但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到不列颠低地时显然采取了掠夺性人口流动的形式。而且，正如关于移民的比较研究文献所揭示的，可用信息、交通运输情况、政治和战略环境等因素也有着深远影响。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回避的问题又怎么说呢？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移模式究竟是不是精英转移？

模仿的局限

有必要先明确问题在哪里。根据经典的精英转移/文化模仿模型，来到不列颠的日耳曼人口仅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他们部分或全部取代了罗马不列颠当地的地主精英。当地仍有大量罗马不列颠人，其数量远远超过移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吸收了移民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直到移民和本地人融为一体，难以区分。所描绘的基本情况是，绝大多数罗马不列颠人自愿改变群体身份而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该模型意在指出，只要有少量盎格鲁-撒克逊移民跨过北海，就可以合理地解释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大规模日耳曼转向。人们往往借助该模型提出一种观点，即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其实并不算是重大变革的主要推动者。根据此类论点，盎格鲁-撒克逊人到来之前罗马不列颠发生的事（例如罗马结构的崩溃），以及当地人对他们到来的反应（当地人自愿决定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至少与移民潮本身一样重要。可见，该模型及其变体都是针对以往对侵略假说的滥用而提出的。 [39]

该论点的另一方面就比较难定义了，因为现在没有人相信来到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消灭或驱逐了几乎所有的当地居民。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大规模”迁移也不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它现在实际上被定义为精英转移模型的对立面。基本的意思是，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数量太多，不能再被归类为贵族精英，而且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是他们，而不是当地居民的自由选择，带来了不列颠低地的文化变迁和其他变革。因此，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数量，以及他们与当地居民关系的整体性质，是论点的核心。罗马不列颠人可以自主选择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做出何种回应吗？还是说，移民们具有很强的侵略性，而且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其中数量似乎更成问题，因为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资料里没有明确的信息。对于400年时罗马不列颠本土人口的数量，现有资料中只有很粗略的估计，而关于后来盎格鲁-撒克逊人移民潮规模的数据则几乎没有。但如果我们不执着于精确的数字，就能找到更有成效的方式。

我们可以从5—6世纪的乡村结构革命着手。晚期的罗马不列颠被分为许多大中型庄园，其中不少围绕着别墅——乡村大宅兼地产中心——运作。与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一样，这里的土地分配不均，大量土地掌握在数量较少的地主手中。到了600年前后，这种地产分配方式已被另一种基础完全不同的分配方式取代。不光是所有的别墅都不再使用，而且庄园的界限也不复存在。只有一两个案例能说明从前罗马庄园的边界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仍然有效，但相关证据并不可靠。实际上，农村的经济地图已经重新绘制过了。600年的时候，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为征税而划定了较大的区域，但大部分农业活动是围绕比从前的罗马别墅小得多的单元组织起来的；直到9世纪，有中心化组织的大型庄园才重新出现在英格兰乡村。这些属于第一批采邑，采邑在《土地调查清册》的时代成了乡村的主要特征。 [40]

显而易见，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接管并不是简单的精英转移，不能参照500年后诺曼人征服的经典模式。黑斯廷斯之役后20年，也就是《土地调查清册》中记录的信息得到收集之时，本地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已经失去了地位，其土地被转移到征服者威廉的主要追随者，也就是所谓的直属封臣（tenants-in-chief）手中。这个过程向下延伸到地方精英（士绅）一级，因为直属封臣接着将自己得到的大量土地上的经济权利转授给自己的追随者，让他们获得财富。这个衍生的过程与征服者威廉一开始对其直属封臣的馈赠一样具有政治必要性，因为多亏了这些人的忠诚服务，征服才得以成功，而他们自然会期望分享联合军事行动带来的财富。结果，盎格鲁-撒克逊士绅和贵族失去了土地所有权，有些人成了他们从前所拥有的土地上的租户。

但该过程的一个核心特征是，财产转移并没有扰乱现有的地产界限，也没有改变庄园经济的运营模式。庄园仍作为农业单元继续运作，但细节上有了一些变化，有理由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农民的地位大大降低了。然而从根本上说，庄园的地产边界和农村经济的一般运作并没有受到诺曼人大胜后财产权大规模转移的干扰。这是诺曼征服者能得到的最好的经济结果。庄园的主要活动是集中劳动力耕作，也就是种植粮食，但它仍然需要牧场和林地来供养地产运作所需的牲畜和人口。对这些安排的任何干扰都会降低农业产量，减少新业主的收入。 [41]

相比之下，盎格鲁-撒克逊人在5—6世纪的接管并未带来如此明显的财产转移。新的盎格鲁-撒克逊地主精英并不是简单地占有现有的别墅地产，尽管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是最好的选择。与11世纪的庄园一样，罗马世界中的别墅地产是综合农业单元，其产出为非常富有的农村地主阶级提供了财富。改变别墅边界扰乱了农村经济的实际运作，也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过程导致农村产出大幅下降。虽然即使放弃了一些边缘地区，整体的种植面积也没有明显变化（通过花粉分析证明），但更复杂的地产结构无法再起作用。例如，在泰晤士河多切斯特一带，一些罗马时代的排水系统到了撒克逊时期就不再有人维护，较为简陋的“浅耕犁”则基本取代了之前使用的罗马式重型犁。重型犁是昂贵的资本设备，因为犁地需要挽畜，而挽畜过冬需要足够的备用饲料，生产这些饲料是有成本的。而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早期的较小农业单元即使想，恐怕也负担不起重型犁。 [42] 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罗马不列颠的旧城镇连一点残存的城市特征都没法保留。不管怎么说，它们并不是工业生产的中心，而是“农业城镇”，其存在是为了在相对发达的农业经济中实现某些功能，而作为回报，农村的一些粮食富余流入城镇并养活了城镇人口。如果你扰乱了农村经济的组织，特别是简化了其功能，减少了总产出，你就破坏了城市的根基，因此这样的城镇在后罗马时代消失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一些城镇保留了行政作用，因为那里建起了新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宫。 [43] 这就带来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盎格鲁-撒克逊人接管时要打破现有的罗马地产结构，即便这么做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

有人试图从盎格鲁-撒克逊人到来之前的不列颠内部发展中找到这个难题的答案。有些人认为，索西穆斯笔下的409年不列颠叛乱属于农民起义，它不仅摆脱了罗马中央的控制，而且推翻了别墅地主阶级的社会统治。当然，别墅肯定会是这类起义的牺牲品。最近，盖伊·哈尔索尔主张，不列颠低地别墅庄园结构的崩溃是它与帝国系统分离的直接后果——当初这种结构是在帝国系统的庇护下出现的；但他提出的事件发展顺序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别墅所有者之所以社会地位很高，是因为他们与帝国建立了关系，而这些联系在410年之后被切断后，他们要维持精英地位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从前，他们用自己庄园中产生的利润来建造和装修精致的别墅，用其他方式来显示阔气，交换罗马制造的贵重物品（地中海食品、精美陶器等等）；而现在，他们必须在本地分配财富，通过馈赠来建立支持者网络。这些网络在结构上取代了帝国，允许地主在新的条件下保持地位，但相对昂贵，地主很少或根本没有盈余来像从前那样摆阔。结果，别墅和原有交易模式很快就消失了，而不列颠低地的地主开始在葬仪（“有随葬品的土葬”）上攀比，他们举行豪华的葬礼，用很多华丽的服饰随葬，为的是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 [44]

而农民起义的论点就不那么可信了。虽然很混乱，但当时的西罗马几乎没有农民起义的迹象。不过，在中央帝国权力机构无法响应当地需求的地方，许多地方精英把权力握在了自己的手中。409年左右，君士坦丁三世早已放弃了他的不列颠基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这两地，他试图一边取代霍诺留皇帝，一边对付现在已经定居在比利牛斯山脉南部的莱茵河入侵者。我在这方面完全赞同哈尔索尔的观点，认为不列颠的叛乱更有可能是那种常见的叛乱，因君士坦丁三世的疏忽而起，而不是任何意义上反罗马的社会革命。同样重要的是，《欧塞尔的圣日耳曼努斯生平》（Life of St Germanus of Auxerre ）描写了一个明显是罗马人长相的不列颠低地精英如何向仍在罗马治下的欧洲大陆求助，以对抗5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入侵者和异端。直到5世纪，罗曼语（简化了的拉丁语）仍然是不列颠低地政治生活的口头语言。我也倾向于认为，基尔达斯关于不列颠向罗马统治者埃提乌斯（“三任执政官”）寻求帮助的著名记载是有据可查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当时不列颠仍有一个心向罗马的罗马化地主阶级，而且那里直到5世纪40年代还保留着一些罗马式的结构。因此，阶级冲突的观点没有什么吸引力。 [45]

哈尔索尔的内部系统崩溃论更能解释5世纪不列颠低地转型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现象，即别墅消失，带有随葬品的土葬开始流行。而我们在评估该论点时，有必要先谈谈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过哈尔索尔，他认为在解释考古变化时回避移民“只不过是抛弃了一个往往毫无根据的简单化假设，以便用关于那个时期的更精细的解释来代替”。他对不列颠低地发展的解释完全符合这种世界观，因为他认为这些发展的动力来自内部：别墅消失是因为不列颠低地社会内部的危机，该危机也带来了相互攀比的昂贵丧葬活动，而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在其中没有起太多作用。但是，尽管侵略假说在过去肯定是被滥用了，但先入为主地否认移民的作用也有问题。这么做的危险在于，只要能使历史的聚光灯远离移民，任何观点，无论其学术水平和其他水平如何，都会得到信徒的同意。 [46] 而我认为，如果你不怕被当作头脑简单的迁徙论者，那么对别墅的消失其实有一种更直观的解释，而我们不应忘却简明以及奥卡姆剃刀的好处。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替代解释也更好地考虑到了所有可用的资料。

首先，在5世纪的情况下，哈尔索尔描绘的图景——别墅因完全内在于不列颠的政治进程而逐渐消亡——未必适用于409年之后的几十年。根据452年的《高卢编年史》，撒克逊人的进攻在410年左右就已开始，而别墅——富人们孤立的乡间大宅——不但很容易受到攻击，而且非常显眼。第二章描述过阿勒曼尼袭击者从其中一幢别墅中劫掠的战利品；那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袭击者没能将战利品带过莱茵河。更一般地说，罗马边境上不管是哪个地区的安全受到威胁，那里的别墅都是最先遭受损失的。 [47] 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外部攻击的任何升级都会马上影响别墅网络。在我看来，409年之后，不太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不受外部攻击影响的内部侵蚀过程缓慢展开。

同样重要的是，除了别墅网络的崩溃和有随葬品的土葬的兴起，还有别的现象需要解释。哈尔索尔的论点（或任何版本的内部系统崩溃论）很难解释随5—6世纪社会经济革命而来的文化变革的程度。不光是不列颠低地的别墅庄园消失了，而且到了600年，该地区讲拉丁语的基督教精英已经被讲日耳曼语的非基督徒取代。哈尔索尔当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也承认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才能解释这些转变，尽管他没有提出可以解释这种情况的机制，而且总体上试图将移民与他认为更根本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脱钩。然而，我们需要充分考虑文化变革的深刻程度。

坟墓中的随葬品大多数是日耳曼式样的，但这只是日耳曼化的一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书面语言保留在公元600年之后到诺曼征服期间的一系列文本中，惊人之处在于它基本没有受到当地不列颠凯尔特语的影响。外来词很少而且相隔时间很远，凯尔特语对其语法结构几乎没有影响。这揭示了重要的事：到600年时，不列颠低地新兴地主精英所说的各种方言（该语言现有的书面形式以此为基础）不仅完全是日耳曼语，而且与不列颠本土的凯尔特语毫无接触。那个时代，语言在家庭中传承，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的母亲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已经看到，这就是我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中必然包括大量妇女的原因之一。顺便提一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中世纪晚期，移民带来大规模语言变化的情况只有在参与迁徙的是农民群体（即便是一小群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时才会出现，而从来没有在类似诺曼征服的那种小规模贵族精英转移时发生。 [48]

同样激烈的文化转型也表现在其他领域。罗马社会首先分为自由民和奴隶阶级，自由民又分为honestiores（上层）和humiliores（下层）。上层自由民基本相当于有地阶级。根据我们的资料，在约公元600年之后出现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和罗马系统一样有自由民和奴隶的分类，但还有第三类人：半自由或“被释奴”的阶级，这群人不是奴隶，但世世代代依附于自由民阶级成员。自由民阶级被细分为wergilds（偿命金）不同的等级（“偿命金”代表这个人的社会价值，我们稍后还会讨论），但所有人都被认为是地主，或者至少是土地保有者。后罗马时期欧洲大陆上所有日耳曼群体中都发现了这样的三重社会分类，而永久被释奴的概念对罗马社会来说非常陌生，因为在罗马，被释奴的后代将成为完全的自由民。因此，前面那种划分社会阶级的方法很可能起源于日耳曼移民。不是完全不能想象后罗马时代这些日耳曼人主导的社会各自发展出了三类人的划分，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49]

将这些文化转变充分考虑在内，我们就能重新定义问题了。显然，我们需要解释5—6世纪时为什么别墅庄园网络会崩溃，内有日耳曼服饰和武器的墓葬会出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解释为什么600年前后的新精英讲的是未受凯尔特语影响的日耳曼语，为什么社会按照日耳曼的方式重新组织。对于上述现象，有一个对别墅经济结构崩溃的更为简单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会带来年代问题，而且能解释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我们可以先仔细考察精英转移的经典案例，即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如《土地调查清册》展现的那样，11世纪，各个庄园易手，但既有的庄园网络没有受到干扰——对整体经济和各庄园的所有者来说，这是最佳结果。但诺曼人的征服能以这种方式运作，只是因为到来的诺曼精英的数量正好，他们能占有现有的庄园网络，而不必再分割庄园。《土地调查清册》提供了一些细节。截至1066年，英格兰乡村约有9 500个庄园，诺曼人定居下来后，将其所有权重新分配了给大约5 000个新到来的精英家庭。1086年的时候，国王、国王的直属封臣和各种教会机构各自拥有许多庄园，但剩下的庄园的数量还是足以让新精英中的每个成员都获得自己的资产。但是，如果征服者威廉的亲信支持者太多，没法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庄园，会怎么样？如果征服者威廉身后有1.5万名，或者哪怕只有1万名足够重要的支持者，每人都要求获得新征服王国中的财产权益作为奖赏，会怎么样？那样的话，奖励那些让威廉取得英格兰农业资产控制权的支持者，这方面的政治需要就会压倒经济考虑，保持高生产力的庄园网络不受影响也就不再重要了。不能满足最重要支持者期望的国王和领主通常不会长久在位。（在黄金和土地两方面馈赠上的）慷慨大方被视为中世纪早期领主的主要美德，不是没有原因的。 [50] 如果到来的诺曼精英的数量多到已有的庄园结构无法容纳，那么出于政治原因，即便以牺牲经济为代价，也得进一步分割庄园。诺曼征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到来的精英和可用的农业生产单元在规模上大致匹配。

相比之下，同样复杂和富有生产力的罗马别墅网络没能免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干扰，这一事实很说明问题。其实对新移民来说，保持现有农业生产单元不变更简单，在经济上也更有好处。不列颠低地新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税收来源将是更有生产力的农村经济，新的精英各自获得的土地资产也会更有价值。但比起这两个方面，奖励忠诚的支持者更为重要。在征服之后的那些年里，奖励忠心服务者的需要必然驱动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继续吞并土地。事实上，国王寻找可用作奖赏的土地的能力，始终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长期发展的关键动力。7世纪，最终成为前维京时代的大国的，是3个有办法扩张到开放边界，也因而有土地来吸引更多战士的王国（韦塞克斯、麦西亚和诺森布里亚）。 [51] 尽管经济成本很高，但5世纪的农村还是得到了彻底重组，可见这片土地上要容纳的盎格鲁-撒克逊追随者的数量太大，无法一对一地取代原先的罗马地主。

对低地不列颠别墅地产解体的这种解释，也适用于我们掌握的4世纪末罗马和日耳曼世界的普遍发展模式。虽然罗马和日耳曼世界都是农业经济，但二者发展水平差别很大。罗马世界（包括其不列颠行省）的精英阶层人数较少，相对富裕，而日耳曼经济所能支撑的则是不那么富裕，但人数更多的（自由民？）精英阶层。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移民潮将前述第二类精英带入了第一类精英生活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新的精英不得不有所妥协。盎格鲁-撒克逊领袖出于政治原因必须奖励忠诚提供军事服务的追随者，因此旧的社会经济秩序最终是需要重组的。何时以及如何重组的细节尚不清楚。可以想见，一些罗马人的庄园在撒克逊时期之初仍在运作。一开始，移民可能还愿意靠分配现有庄园的出产来生活。但一旦移民人数增加，有了永久控制土地的意识，他们就会要求在资本来源中分得一份，于是，现有的地产边界需要重绘，总体产出也就持续下降。 [52] 近年来津巴布韦对“白人”农场进行了划分，已经证明分片后各部分的总产出不如分片前的整体产出，这大概可以作为一个类比。

很难说这批新的盎格鲁-撒克逊精英究竟比原先的罗马精英多出多少。在罗马时代和庄园化的中世纪，地主和无地农民的比例估计最多为1比10，而且实际比例可能低得多。现在很少有人会赞同弗兰克·斯滕顿（Frank Stenton）爵士的看法，即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几乎完全由自由的农民战士组成，但如我们所见，罗马时代晚期，社会和经济权力广泛分布于欧洲大陆的日耳曼人中。庄园化和人数较少的社会精英阶层的产生（相当于重建了使规模更小的罗马上层阶级得以存续的那种社会经济结构）要到8世纪才开始。有人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5—7世纪墓葬中的武器，实际上可能是宣告自由民身份的手段，因为武器随葬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表明战士身份。如果是这样的话，盎格鲁-撒克逊早期的自由民可能占男性人口的将近一半，因为差不多一半的男性墓主有某种类型的武器随葬。然而，来自6世纪欧洲大陆的证据表明，那里的自由阶级人口可能占总人口的1/5到1/3，相比之下，自由民占人口一半这个比例是很高的。要么也许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社会结构更平等，要么可能是居于中间的半自由阶级也承担一些军事义务，也用武器随葬。 [53] 无论是什么原因，罗马精英和日耳曼精英在规模上的差距都是很明显的。

由此看来，盎格鲁-撒克逊人接管不列颠低地的过程是一种精英转移。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即使在罗马不列颠的人口结构崩溃后，移民与原有居民的比例最多也不会超过1比4，不可能出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说的那类种族清洗。 [54] 以数量而言，移民比当地人少得多，公元600年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中全面的基因混合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过，与诺曼征服的比较很有启发意义。不同于诺曼征服者，5—6世纪的新日耳曼精英人数太多，无法被纳入现有的社会经济框架，因此必须彻底重组基本的生产方式。虽然移民都占少数，但我们必须仔细区分这种两种产生了截然不同结果的情况。把二者都归为“精英转移”会造成分析上的混乱，让人忽视一些关键的特性和差异。

但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关系？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们掌控乡村后，当地的罗马不列颠人在选择命运方面有多大的自由呢？现在没有人会认为，仅仅因为他们种族不同，本地罗马不列颠人和外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就必然存在敌意。本地人口自愿改换身份认同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更具体地说，正如我们所见，7世纪的《伊尼法典》表明，直到7世纪90年代，韦塞克斯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地主精英中还有罗马不列颠人。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至少一些罗马不列颠地主成了早期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重要随员。但是，在考虑这种情况有多普遍时，有必要牢记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的基本目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活动从一开始的袭击和提供雇佣兵服务，发展到对地产的完全吞并，这实际上相当于与后罗马不列颠幸存的地主精英直接争夺对财富生产手段的控制权。我们不一定非要假设所有罗马不列颠地主都没有挺过一开始的大灾难，但基尔达斯描绘的暴力和恐怖景象也不纯粹是想象。土地掠夺可不是什么愉快的过程，即使是诺曼人相对平和的掠夺，在某些地方也是非常野蛮的，尤其是在1069—1070冬季臭名昭著的北方行动（Harrying of the North）中，粮仓被有意销毁，造成数万人死亡。 [55]

也有必要想想本土的地主精英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在7世纪的韦塞克斯保住地位。这些非撒克逊人的地主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关注。7世纪，韦塞克斯向西扩张，进入不列颠西部。这些不列颠地主究竟是最近加入王国的人，还是来自汉普郡或威尔特郡的早已精通生存之道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就算这些人的土地没有马上被夺走，根据《伊尼法典》，他们的社会价值（以偿命金来衡量）也只有财富水平相当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偿命金是社会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解决争端时计算各种补偿的基础。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财富相当的移民和本土地主在偿命金上的差异，可能造成了在最初的暴力冲击后幸存的非盎格鲁-撒克逊地主的最终消亡。在偿命金不同的情况下，当移民和本土地主陷入纷争时，就算法庭的判决公平（移民和本土地主胜诉的案例数量相等），财富也会渐渐从本地人转移到移民手中。移民的偿命金更高，同样的罪行，移民作为受害者时收到的赔偿金比作为加害者时付出的赔偿金要多一倍。 [56]

这个证据更为具体，但也只是证实了我们能从政治背景中做出的推断。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在不列颠低地的不同地区建立主导地位后，本地地主有充分的理由去跨越政治与种族的鸿沟而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从长远来看，只有通过这个方法，他们才有希望保持那种在罗马时代赋予他们权势的不平等资产分配。然而，他们想这么做，不代表就能这么做。外来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领袖（在所能控制的范围内） [57] 完全有理由禁止本地人如此改换身份，至少不能让大批的本地人这么做，因为他们需要奖励自己的军事追随者。比起罗马不列颠的地主，这些追随者对新国王的政治重要性要高得多，因为国王掌权靠的是他们。不幸的是，众多例子表明，智人真的很喜欢掠夺，为了攫取他人的财富，他们不惜组织并实施暴力。即使本地地主设法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地产，但正如《伊尼法典》所示，未来会怎样是无法保证的。

相比之下，外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与罗马不列颠社会中的无地成员之间就没有那种程度的竞争，因为后者并不拥有移民想要夺取的资产。尽管我不相信当时发生了农民起义，但无地阶级与别墅拥有者的确不会有太多共同利益，因为后者是依靠前者的劳动果实生活的特权精英。因此，本地的无地者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被接纳为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然而，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如愿。正如前文中那位匈人帝国中罗马商人的经历所示，允许原本属于从属群体的人进入统治阶层，必然意味着给他们更好的待遇：显然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想跨越阶级界限。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一旦从属群体成员的地位提升，统治阶级就无法像以前一样剥削他们，因此，对地位提升总有种种限制。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刚取得不列颠低地肥沃可耕地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需要从地位低的群体中调集大量人手，来承担耕作农业中繁重的体力劳动，毕竟当时还没有发明拖拉机。因此，虽然和拥有土地的同胞相比，罗马不列颠的无地人员与移民没有那么激烈的利益冲突，但移民还是有充分理由不让他们大批加入不列颠低地的新精英阶层。事实上，法律和特许状表明，在新形成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中，大量的奴隶和半自由民对社会结构至关重要。我认为，不列颠低地大部分无地的本地人都被绑在了从属地位上，尽管偶尔会有人像那位变成了匈人战士的罗马商人一样成功晋升。

从这个角度来看，盎格鲁-撒克逊语未受本地人影响一事就有了更大的意义。由于语言是在家庭内部而不是通过正规教育传授的，因此从公元600年开始，不列颠语对新统治精英使用的日耳曼语基本没有影响，这很说明问题。如果这群精英中有大量变成撒克逊人的不列颠人，那么撒克逊人的通用语言肯定会受本地语言的影响。而影响如此之小，就表明新的精英阶层主要由移民组成。 [58]

除非你打定主意要证明移民从来都不是重大改变的推动者，否则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总体结论：5—6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在改变不列颠低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直到400年，罗马帝国体系还塑造着这片土地的形态，而将其与帝国体系脱钩，必然会改变它的历史轨迹。人数较少、相对富裕的别墅主曾受惠于帝国体系，而一旦切断了与罗马的联系，这些人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在我看来，与罗马世界其他地方的庄园主一样，如果要对付的只是不列颠各行省中处于社会下层的人，那么他们是有足够的社会权力来维持自己的地位的。然而，这不是唯一的问题。不列颠的邻居们深知不列颠是多么富有，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袭击不列颠。一旦罗马中央的保护被撤回，别墅主在面对皮克特人、斯科特人或者盎格鲁-撒克逊人时就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维护自己那非常不平等的资产份额。

另外，即使有更好的关于别墅社会解体的年代证据，可以说明罗马社会在撒克逊人大举攻击之前就已崩溃，也只会部分改变上述图景。首先（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述），罗马不列颠的地主阶级之所以被其罗马母船抛弃，是因为其他移民在405年之后侵入西罗马的大陆领土，破坏了帝国的中央结构。而且更具体地说，不列颠后来发生的事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移决定的：人数较少的本地精英群体被人数较多的外来精英群体取代，不列颠低地在语言等方面发生重大文化变革，进入了日耳曼化的轨道。可见，本地人口在这几个世纪中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实在有限。

因此，从根本上说，精英转移加文化模仿的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我们所见低地不列颠在400—600年间的转变。但盎格鲁-撒克逊人接管该地时，也没有大规模取代原本的居民。在决定如何将其重新归类时，探讨在高卢北部同时展开的类似变化会有帮助。与高卢北部相关的考古证据基本比较新，更清楚地展现了本地社会在像罗马不列颠人那样面临外来的土地掠夺者时，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法兰克人和罗马高卢

学者们对“撒克逊人的到来”有不同的看法，法兰克势力入侵罗马高卢的行为也带来了类似的学术问题。历史资料（关于法兰克人的史料质量要高一些）表明，差不多就在法兰克人于莱茵河以西建立自己势力的时候，卢瓦尔河以北的广大高卢地区采用了新的葬仪。在高卢和其他地方，罗马式葬仪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成为没有随葬品的土葬。但到了500年前后，高卢地区各处突然出现了陪葬品丰富的墓葬，而大多数坟墓多少会有一些物品随葬。通常，男性的陪葬品是武器和个人物品，女性的陪葬品则包括大量首饰，其种类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早期不列颠低地墓葬中的首饰没什么不同（地图12）。和英吉利海峡以北一样，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看到的情况，能否用精英转移及随后的文化模仿来合理解释？

墨洛温人的进军

墨洛温王朝治下法兰克势力的兴起本质上是罗马帝国崩溃引起的现象。“法兰克”这个词在3世纪末首次见于史料（和“阿勒曼尼”一样），但后来记述3世纪早期危机的资料认为法兰克人起了重要作用，而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种说法。目前不清楚的是，在罗马帝国晚期资料中被贴上“法兰克人”标签的那些子群体［安普希瓦力、卜茹克特累、查图阿里（Chattuarii）、沙马维（Chamavi）、萨利，见第二章］是否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这些群体住得很近，必然有政治关联，甚至可能像当时的阿勒曼尼人一样，在势力很大的领袖之下有过结成真正联盟的时候。但资料并没有提供确证，主要是因为阿米阿努斯对他们的描写不如对阿勒曼尼人的多。当时，和罗马欧洲边境地区的许多日耳曼群体一样，不同的法兰克人群体都是罗马帝国的半臣服附属群体。法兰克人经常被招募进罗马军队，有些人升到高级将领的位置，整支的辅助部队也偶尔会参加战役。然而，罗马帝国也需要不时发起军事行动，以免法兰克人劫掠帝国过于成功、过于频繁；帝国还需要防备法兰克人借机吞并领土。比方说，在击败阿勒曼尼人克诺多马里斯之后，尤利安皇帝不得不去抵挡试图进入罗马领土的萨利安法兰克人（Salian Franks）。 [59] 随着西罗马在5世纪衰落下去，原本的势力均衡遭到破坏，法兰克人乘势而上。从5世纪60年代起，在衰落的西罗马发生的诸多事件中，法兰克人扮演了更突出、更多样的角色。也就是在此时，由一个叫希尔德里克（Childeric）的人领导的一个法兰克群体出现在舞台上。

希尔德里克的父亲，被称为墨洛维（Merovech），是墨洛温王朝的缔造者，王朝也固他得名，但所有的资料都说他是海怪的后代。甚至希尔德里克的生涯也充满了疑问。他在当今比利时图尔奈的坟墓是欧洲考古学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坟墓的封土在1653年5月被打开时，挖掘者发现了一堆令人称奇的黄金和珠宝，其中包括一个印章戒指，上面刻着墓主的名字Childeric regis（希尔德里克王），免去了我们的猜测。后来在1831年，许多物品被从展示柜中盗走，但在物品出土后的两年内，人们已经记录下非常详尽的细节，尽管有的细节是错的——特别出名的一个是希尔德里克的扣针被认为是笔。令人唏嘘的是，如今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勋章馆（Cabinet des Médailles）只能看到原始宝藏剩下的一小部分。令人称奇的是，最近对墓地的再次挖掘显示，除了大量黄金之外，与希尔德里克一起下葬的还有3个独立墓坑中的至少21匹马。随葬品中包括了那些不走运的马身上的一些金饰。在第一次挖掘中发现的一些金饰造成了历史上的另一次大乌龙。在拿破仑时代，人们根据一位很有想象力的挖掘者的说法，认为它们来自一件华丽的王袍。于是，这位科西嘉皇帝让人制作了一件有类似装饰设计的袍子，用于他在1801年的皇帝加冕典礼。 [60]

希尔德里克的坟墓十分奢华，说明他是很有势力的军阀，但还是留有许多疑问，特别是在与历史资料对比的时候。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小故事，其中包括他曾因勾引了太多追随者的妻女而被流放8年之久。抛开他个人生活的复杂性不谈，这些小故事表明他的职业生涯与5世纪60年代罗马帝国势力在高卢地区的垂死挣扎联系在一起。那时，帝国的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大部分税收基础的控制权，衰落不可挽回。在高卢，这表现为帝国不仅越发难以控制自己的军队指挥官，也难以控制已经在那里定居的各种外来群体（比如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因此，希尔德里克才会在463年率领一支法兰克人的分遣队，为高卢罗马军队的指挥官埃吉迪乌斯（Aegidius）效力，而后者正与西哥特人作战。然而，帝国解体的过程很复杂，西哥特人其实是与在意大利的帝国中央当局结盟，反对造反的埃吉迪乌斯。那么，希尔德里克到底是不是忠于帝国？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另外，他显然没有统治过超过一个法兰克群体，而即使到了下一代，法兰克人也还是分成许多独立的战队。

史料没有告诉我们希尔德里克最初的力量基础是什么。他是向罗马帝国出售战队服务的法兰克王公吗？还是说，他的生涯更符合罗马的模式，罗马衰落的年月里，他在莱茵河的罗马军队中逐步晋升？关于他职业生涯的另一个重大疑问是：他在5世纪60年代还是埃吉迪乌斯的下级盟友，而在去世之前，他已经统治着罗马高卢大片地区，这是如何办到的？他死后不久，兰斯（Rheims）主教雷米吉乌斯（Remigius）写信给希尔德里克的儿子兼继承人克洛维（Clovis），将希尔德里克描述为原罗马行省下贝尔吉卡（Belgica Inferior）的统治者。因为有这个描述，加上他安息在比利时，传统上认为希尔德里克的势力源自北方。但根据我们手头有限的5世纪60年代的资料，他的势力在南方，而且更多是在罗马军事环境中形成的。最近有人提出，他的权力其实来自从前帝国的野战军，帝国中央对野战军的控制最终崩溃后，他掌握了这一重要军事力量的指挥权。这当然是可能的，但那样的话，他最终葬在比利时就有点奇怪了。如果说他是法兰克战队的领袖，这也与证据相容，在还能获回报的时候，他在罗马政治中玩弄权术，而一旦帝国不再对高卢的政治生活有意义，他就回归法兰克人主导的政治环境。同时期的勃艮第国王贡多巴德（Gundobad）也走上了同样的职业轨道。但不管是哪种上升路径，我们都必须承认希尔德里克是非常成功的军事领袖，他从罗马势力崩溃后的高卢脱颖而出，指挥原罗马力量中最大的残余部队之一，我们的资料中提到，当时指挥着其他部队的还有埃吉迪乌斯的儿子兼继承人沙格里乌斯（Syagrius），以及阿博加斯特（Arbogast）和保罗（Paul）两位伯爵。 [61]

尽管希尔德里克非常成功，但在他儿子的统治下，法兰克人的历史才真正发生了变化。教科书里会写，克洛维的在位时间是约482年到511年，但能确定的只有他去世的时间。要推断出他的即位时间，只能依靠6世纪后期历史学家图尔的格雷戈里描写克洛维统治时的年代标记，但这些标记并不可信。

克洛维职业生涯的轮廓非常清晰，但具体细节有很多争议。传统上认为，克洛维即位后不久就击败了沙格里乌斯（他应该是继承了埃吉迪乌斯之前领地的剩余部分），将领土扩展到巴黎，远远超出了下贝尔吉卡的范围。此次胜利一直是克洛维故事的一部分，但并没有多少资料支持。图尔的格雷戈里是唯一记载此事的作者，他说胜利是485—486年取得的。近来，围绕这件事产生了争议，争议特别大的是沙格里乌斯治下的领土面积。而虽然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格雷戈里的年表（我们稍后还会讨论），但这场战役本身很可能在历史上发生过。 [62] 至于此次战役和克洛维其他战役的总体影响，人们就没有太大疑问了。克洛维于511年去世，在那之前，他从西哥特人那里夺取了西南高卢的大部分地区，将勃艮第人置于法兰克人的霸权之下，并在莱茵河东岸大举扩张，特别要说的是阿勒曼尼人也接受了他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法兰克人的世界被彻底改变。克洛维不仅征服了大片原属罗马的领土，而且还消灭了许多敌对的法兰克国王。图尔的格雷戈里提到了七个人：西吉贝尔特（Sigibert）和他的儿子克洛德里克（Chloderic），他们的根据地在科隆；查拉里克（Chararic）和他的儿子；以及拉格纳查（Ragnachar）和他的两个兄弟里夏（Richar）和里格诺莫（Rignomer），他们的势力范围在康布雷和勒芒。还有一处提到“其他亲属”，他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拥有独立权力基础的统治者。法兰克世界原本是许多独立的王公瓜分政治权力，现在则处于一个君主无可争议的统治之下。格雷戈里细心地注意到，处决每一个竞争对手后，克洛维都会将其追随者和财富加进自己的权力基础。 [63]

法兰克人的政治重组具体发生在何时并不清楚。同样，唯一的叙述来自格雷戈里。格雷戈里在克洛维去世60多年后开始写作，显然是从各种资料来源中拼凑出了克洛维的故事，很多时候，他不得不猜测相关事件的年代。其他资料充分证明西哥特人军事行动的时间是507年，但其他事件发生的时间没有得到独立资料来源的确认。格雷戈里对克洛维军事扩张过程的整体描述很值得怀疑，特别是因为他把克洛维统治时期的主要军事行动以5年为间隔整齐排列。当然，也可能情况的确如此，但看起来应该是格雷戈里（也可能是后来的窜改者）将事件均匀地排列开了。对格雷戈里的怀疑还有更具体的理由。克洛维对阿勒曼尼人的大胜被格雷戈里安排在其统治的第15年（496年），但根据与克洛维同时代的资料，克洛维在大约10年后才大败阿勒曼尼人。当然，克洛维可能发动了两场军事行动，但如果只有一场行动的话，那一定是格雷戈里搞错了时间。他对克洛维改信天主教的描述也存在争议。格雷戈里将克洛维改信放在他对信奉阿里乌派（Arian）基督教的西哥特人发动袭击之前，从而将这场战役描绘成一场由天主教发起，又因上帝赐福而获胜的征讨。另一份当时的资料则将洗礼放在了这次胜利之后，并暗示克洛维至少考虑过改信阿里乌派。 [64]

同样，克洛维消灭其法兰克竞争对手的时间传统上定在508年前后，因为格雷戈里将所有这些杀戮都放在克洛维击败西哥特人后。这当然有可能，但同样可能的是，竞争对手们是克洛维在整个生涯中分阶段消灭的。例如，据说克洛维消灭查拉里克的借口是后者未能帮助他对抗沙格里乌斯。但沙格里乌斯在约486年时已被击败（必须承认，格雷戈里是这种说法的唯一来源），要说克洛维等了20多年才消灭不履行义务的人就很奇怪了。而如果克洛维没有先通过吸收其他战队来增强自己的势力基础，恐怕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组织起足够的军事力量连续击败阿勒曼尼人和西哥特人。这是我自己对真实情况的最好猜测。不管怎么说，总体情况还是很清楚的。克洛维所实现的，类似于瓦拉米尔和狄奥多里克在东哥特人中达成的成就（第五章）；克洛维一边吞并从前罗马帝国的大片领土，一边将原本独立的法兰克战队联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极为强大的西罗马继承国。 [65]

在这一进程中，法兰克移民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分裂的王国

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都表明，6世纪的法兰克王国内大致以卢瓦尔河为界，分出了两个区域。河的南边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罗马传统。许多从前的罗马地主家庭保留了自己的庄园，文化和价值观也大多保存下来。在图尔的格雷戈里和维南提乌斯·福图纳图斯（Venantius Fortunatus，此人与克洛维隔了一代人）笔下，这些人讲拉丁语，知道自己有罗马元老院的传承，对罗马文化保持兴趣。这并不是说新王国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比方说，他们不可能再走帝国政府中的职业官僚之路，而是要努力在克洛维及其墨洛温继任者的宫廷中取得成功，宫廷决定谁能获得世俗和教会的重要职位。经济情况也出现了重大变化，例如，马赛取代了阿尔勒，成为地中海贸易的主要转运港。尽管如此，卢瓦尔河以南入侵蛮族的定居点似乎很少：在夏朗德（Charente）可能有一两个，在阿基坦接近西哥特人居住地的地方也有一两个。除此之外，根据考古发现，那里还是延续后罗马时期的通用做法，墓葬中没有随葬品，总体物质文化也是后罗马时期的。几乎没有法兰克移民的迹象，甚至都没有达到诺曼征服时那种精英转移的水平，罗马时期当地政治、社会和行政生活的基本单元——城市和地主——保留了下来。 [66]

在卢瓦尔河以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400年到60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当地的生活完全脱离了罗马时代确立的规范，其物质文化与我们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见到的别无二致。和在不列颠低地一样，作为罗马统治坚定象征的城市消失了。没有证据表明6世纪时此地的兵役组织像王国其他地方那样，以城市分遣队为基础。社会和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法律资料反映了类似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的社会重构，社会划分为自由民、永久被释奴和奴隶三个群体。应当记住，被释奴这个阶级是罗马世界所没有的。还有许多定性的证据表明，罗马时代那种范围很窄的贵族被扎根不那么深、人数更多的社会精英所取代——这方面和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也很像。举例说，法律资料并没有用不同的偿命金来区别人数众多的自由民和人数较少的贵族；在关于6世纪事件的大量叙述中，图尔的格雷戈里并没有称任何北方的大人物为“贵族”（但对于卢瓦尔河以南许多出身于从前罗马家族的人，他会说他们是“贵族”）；而真正的贵族阶层实施社会经济统治的基础——聚集在一起的大面积地产，则直到7世纪才重新出现在这个地区。而在那之前，“别墅”（villa）指的仅仅是某个地理区域，而不是一个中心化运作的农业生产单元。 [67]

这并不意味着北方地区不同人群的财富没有显著差异，也不能说当地的旧罗马精英完全消失了。一直到7世纪，原罗马行省首府特里尔的大地主们还坚持要在铭文中自称“元老院成员”。墨洛温时代早期一名幸存的罗马地主还留下了遗嘱，此人就是兰斯主教雷米吉乌斯——他在克洛维即位后写去的贺信为我们了解墨洛温王朝的兴起提供了关键信息。但特里尔显然是个特例。在其周围地区发现了超过800份铭文，占后罗马时代北高卢铭文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北高卢其他从前的罗马城市里都没有这种程度的发现。虽然雷米吉乌斯的遗嘱足以证明有些罗马精英幸存了下来，但也可以看出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地主，既比不上4世纪的罗马地主，也比不上7世纪及之后的法兰克地主。

这些证据与整体图景间并没有根本的矛盾：高卢北部的社会结构要到公元600年以后才会由人数较少的贵族精英主宰，而不像卢瓦尔河以南的地区，那里旧罗马贵族的后裔仍然把持高位。文化上的不连续性也很突出。在东北部的广大地区，从罗马时代晚期到中世纪早期的主教继承有过中断（地图12）。因此，在这些地方，必然有一个异教盛行，或者至少是基督教传播中断的时期。与此同时，语言也在变化。日耳曼方言在原罗马帝国的莱茵河边境以西越发流行。 [68]

卢瓦尔河以北的物质文化也与王国的南部地区有很大不同。5世纪末和6世纪，带有随葬品（有时还很奢华）的土葬流行开来，取代了罗马式葬仪。男性的随葬品不仅有私人物品，还有武器：通常是长剑（spatha）、标枪（angon）、斧头（francisca）和盾牌（保存下来的往往只有盾牌中心的锥形饰钉）。女性入葬时穿戴整齐，戴着珠宝，衣服在两肩处用扣针固定。扣针通常镶在珐琅框里，根据人们的喜好嵌入不那么昂贵的宝石。这原本是罗马式的装饰，但在蛮族欧洲广泛流行，成为在匈人帝国内演化而成的“多瑙河风格”的特征元素。就连埋葬地点都变了。6世纪许多带有随葬品的新墓葬都远离旧有的居住地，坟墓成行排列（德语中的Reihengräber，“行列式墓地”，就是由此而来）。 [69] 从这些集中排列的墓葬看，比较分散的农村人口中可能出现了某种共同体意识，情况有点像东盎格利亚的大型火葬墓地。所有这些清楚表明，一种新的非罗马的社会秩序已经形成，它显然迥异于旧有的秩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高卢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在3世纪末的袭击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与西罗马大部不同，这里一些地方的农村似乎没能恢复繁荣。但这只是莱茵河下游以西相对有限的区域的情况。相比之下，在整个4世纪，特里尔和整个摩泽尔河河谷都是在城镇、乡村、文化等方面蓬勃发展的罗马传统的中心。特里尔这座城市在许多年里都是帝国的首都。在皮卡第（Picardy）西北部更远处，似乎也有活跃的别墅文化在3世纪的灾难后幸存下来，边境则继续由大量防御工事和大批军队严加守卫。虽然3世纪的危机造成了一些持久的破坏，但莱茵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整个地区并没有被帝国放弃，大部分地方的人仍然过着罗马式的生活。 [70] 因此，在建立新秩序之前，还需要先推翻这个地区罗马生活的基本结构。

有人认为，一些证据表明，一批前墨洛温时代的法兰克移民直接促成了这些领地上帝国结构的解体。对该地区一些罗马晚期墓地的挖掘工作发现了一批约350年到450年间的有随葬品的土葬坟墓。与墨洛温时期的土葬坟墓不同，这些早期的土葬坟墓数量较少，在墓地中只占一小部分，而墓地中大量的坟墓里完全没有随葬品。在有随葬品的墓葬中，占大多数的男性墓葬有武器和罗马军用腰带随葬；少数女性与男性同葬，陪葬品包括珠宝和个人物品（如玻璃和陶器）。这些墓葬最初由汉斯-约阿希姆·维尔纳（Hans-Joachim Werner）认定为属于同一个群体。他认为这批坟墓的墓主是史料中所记在3世纪90年代被强制安置在罗马领土上的法兰克人，这些人被称为laeti（军户）。他还提出，这些人和他们的后裔一直保持独特性，从而促成了后来克洛维时期法兰克人对该地区的征服；这些坟墓表明，法兰克人定居的第一阶段破坏了罗马生活的常规模式。然而正如伯梅（H.-W. Böhme）指出的，这些坟墓的年代距史料中那些军户定居下来已经过了一两代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墓主的地位相当高，而军户甚至连完全的人身自由都没有。因此，伯梅提出，墓主应该是被称为foederati（联盟者）的地位较高的蛮族移民，这就将他们与4世纪获得罗马高级军衔的一系列法兰克军官联系在了一起。 [71] 他主张，坟墓主人的地位比那些法兰克军官略低一些。不管怎么说，伯梅还是认为这些墓葬与一群重要的法兰克移民有关系。

但近来，哈尔索尔提出，这些坟墓可能根本不属于移民。他的理由颇为充分：罗马帝国晚期，边境以外的法兰克人并不采用带陪葬品的土葬。事实上，在莱茵河和威悉河之间的联盟核心地区，是找不到约350年到450年（实际上还要早一些）这段时间里的法兰克人墓地的。在这些地区进行的发掘工作足可说明，问题不在于证据缺失。几乎可以肯定，法兰克人采用的葬仪使他们的墓葬无法通过考古挖掘发现，他们很可能是将死者火化后抛撒了骨灰。而且，罗马领土上男性墓葬中随葬的腰带和武器都是罗马制造的。哈尔索尔主张，认为用武器陪葬是日耳曼风俗的观点犯了年代错误，是把后来墨洛温时期的做法（那时的法兰克世界流行起带随葬品的土葬）套进了之前的时代。4—5世纪这批带随葬品的土葬墓并不能表明墓主是非罗马人，而是反映出一种互相攀比的新丧葬习俗正在该地区未来的社会领导阶层中传播。随着从前受益于帝国的人能从帝国那里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少，人们竞相主张自己的社会地位更为优越，而使用随葬品的新葬仪就产生于这个过程。 [72] 这个论点显然和讨论5世纪不列颠葬仪时用的论点很相似，但在高卢，在大规模法兰克移民到来之前很久，新的葬仪就已存在。

总体来看，两种解释都不是很有说服力。这些坟墓的发现地很不一样，有的在军事设施附近，有的在乡村，有的在城市墓地中，可见以这种方式被埋葬的人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群体，而是在不同环境中生活的个体。因此，很难认为他们是法兰克人的“第五纵队”。墓葬的年代和男性墓葬陪葬品的性质也表明，墓主基本上是在罗马帝国结构内生活的人，而不是反抗这些结构的人。但社会压力论也不完全令人信服。毕竟，带陪葬品的坟墓出现的时间太早（约350年），没法与罗马帝国权力在该地区的衰落联系到一起，即便是哈尔索尔，也不会认为帝国势力衰落早于4世纪80年代末，而我和其他人会把势力衰落的时间定到405—408年的危机之后。

而且，这类墓葬数量不多，而如果它们是社会攀比过程的产物，那攀比也太低调了。女性和男性葬在一起的情况说明，一些墓主可能是日耳曼移民（不一定是法兰克人）。不是每个男性都有女性同葬，但在皮卡第，有女性同葬的男性墓主达到了一半，这个比例很好。虽然男性墓主的随葬品无疑是罗马制造的，但与他们相伴的女人入葬时却戴着“图图鲁斯”（tutulus）式样的扣针，这种扣针只在这里和易北河下游一批奢华的日耳曼墓葬中有，而后者远在莱茵河以外的萨克森王国。在易北河一带发现的扣针大多只是与高卢北部发现的略有不同，后者的年代可能更早。扣针不足以让我们认定这些墓葬是日耳曼人的，毕竟边境以外的日耳曼精英也经常采用罗马风尚。但是至少在目前，对于这些更技术性的问题似乎还没有定论，而就算这种扣针被证明是非罗马式的，这些墓葬的墓主也有可能是在罗马系统中过得不错的移民。不管怎么说，哈尔索尔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两点：第一，这些墓葬与后来墨洛温时代的丧葬习俗没有明显的关系；第二，即使这些墓葬是日耳曼式的，它们也不足以说明在罗马帝国晚期，莱茵河和卢瓦尔河之间有为克洛维后来的胜利铺了路的大规模法兰克人定居点。 [73]

6世纪时墨洛温王国内的南北分裂恐怕不能归因于罗马帝国晚期卢瓦尔河以北的法兰克人定居点，但部分原因可以从该地区5世纪的政治史中找到，法兰克人在其中扮演了角色。说罗马力量在405—408年危机之前就大规模撤出了该地，这样的观点和说罗马力量早就撤出不列颠一样缺乏说服力。 [74] 但是，西罗马的权力基础因入侵加篡夺遭到破坏后，至少高卢北部的部分地区开始和帝国的另一个边缘地区不列颠一样，感到自己失去了保护。因此，阿莫里卡（Armorica，高卢西北部，今布列塔尼）和不列颠一样在409—410年发生了叛乱，或许也是为了摆脱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的控制。不列颠在这时永久脱离了罗马帝国，高卢则不同，在5世纪的第二个10年，最初危机最糟糕的时刻过去后，人们努力将高卢北部重新带回帝国的保护伞下。5世纪上半叶，帝国不时付出努力，维持对卢瓦尔河以北的控制，包括对分裂群体采取直接干预的行动，在该地区保留一些罗马正规军，并时而配置一些非正规军。 [75]

但从长远来看，帝国在高卢北部建立权威的种种努力不断受到405—408年危机连锁效应的破坏。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的，帝国中央逐渐失去了对其主要收入来源地的控制，而失去收入，也就失去了维持大规模兵力并控制地方指挥官的能力。直接后果是帝国无法再保护罗马平民生活所依赖的关键结构。5世纪50年代中期，危机加剧，阿提拉帝国崩溃后的混乱更是雪上加霜（见第五章）——这也是希尔德里克在5世纪60年代崛起的背景。就这样，高卢北部经过漫长而激烈的政治过程，从罗马的过去走向了法兰克的未来。该过程始于406年12月31日的莱茵河渡河事件，直到克洛维在500年前后的十几年里巩固了权力之后，才算真正结束。在此期间，该地区出现了众多逐鹿者：罗马中央当局、当地人自己结成群体［通常以3世纪反抗群体的名字巴高达（Bagaudae）命名］、蛮族入侵者和定居者，以及最终出现的法兰克军队。这个过程也充满暴力。不用怀疑，该地区的罗马地主精英肯定经历了巨大的破坏。他们的别墅奢华而脆弱，和罗马军队无法再保护的其他地方一样，别墅网络在帝国崩溃的过程中瓦解了。 [76]

在上述进程中，法兰克人起了不少作用，但他们的作用不是最主要的。如前文所述，直到这个进程快结束的5世纪60年代，法兰克人的力量才比较突出。这种模式与低地不列颠的历史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不列颠，帝国的保护力量不管在哪里撤出，盎格鲁-撒克逊袭击者、雇佣军和移民都会很快跟上，直接取代原有的罗马地主。因此，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情况不同，我们不能简单指责法兰克人破坏了卢瓦尔河以北的罗马式生活，这样的破坏早在法兰克人在军事上崛起之前就开始了。实际上，罗马帝国干预法兰克政治，可能是为了防止形成更大、更危险的联盟，就像干预阿勒曼尼政治一样（见第二章），因此，法兰克人的统一应该是后罗马时期的现象。也就是说，如果帝国维持原有的军事和政治能力，克洛维的职业生涯就不可能起步。 [77] 但是，如果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高卢北部罗马式生活的衰落与此地法兰克势力的崛起关系不大，那么法兰克移民在墨洛温王朝治下的6世纪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头骨与石棺

考古证据对解答这个问题而言很重要。图尔的格雷戈里没有谈到法兰克人定居的问题，而就考古发现而言，我们需要面对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和探讨不列颠低地的情况时一样。高卢北部新丧葬习俗出现和法兰克势力崛起的时间吻合，但是不是每个有随葬品的人都是法兰克移民？如果是，那么当时的情况就比较接近“民族大迁徙”，因为高卢北部和东部广泛分布着行列式墓地，墓中都有随葬品（地图12）。 [78]

人们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了很多尝试。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调查人员确信，可以靠研究头骨形状来解决问题。他们提出，本地凯尔特人是短头颅（圆头，brachycephalic），而日耳曼移民是长头颅（dolichocephalic）。还有些学者关注葬仪的细节，他们认为使用石棺是罗马人特有的习俗，不用物品随葬的坟墓（大多数行列式墓地中都有一些这样的坟墓）也被认为是罗马人的。可惜，这些老办法都不起作用。颅骨形状的种族差异没那么简单，还有明确记录表明在石棺中发现了法兰克人。没有随葬品的墓穴也不能说明什么。这种墓穴明显集中在行列式墓地的边缘，而现代挖掘方法已经证明，此类墓地是从中间开始用，然后扩展至外围的。有没有随葬品其实跟坟墓的年代有关系。从7世纪开始（使用时间更长的盎格鲁-撒克逊土葬墓地也是如此），坟墓中的陪葬品明显越来越少（可能是因为受到基督教的影响），直到回归罗马帝国晚期那种不用随葬品的葬仪。 [79]

尽管没有简单的方法来区分罗马人和法兰克人，但有一些非常可靠的证据表明，6世纪一些有武器陪葬的人是本地的高卢罗马人。德国北部莱茵河下游克雷费尔德-格乐普（Krefeld-Gellep）的墓地经过精心挖掘，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此地是从罗马时代晚期到墨洛温时期一直在使用的少数埋葬点之一。公元500年前后，在靠近已有的罗马时代晚期墓地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有丰富随葬品的坟墓，另一块墓地从此启用，那里集中了不少带随葬品的墨洛温式坟墓。然而，第二块墓地的开放并未导致第一块关闭。第一块墓地的变化更引人注目，有随葬品的土葬（标准的墨洛温式做法，男性用武器、女性用珠宝随葬）很快也成为这里的常规模式。最初的挖掘者和后来的评论者都得出了显然正确的结论：使用第一块墓地的罗马时代末期或后罗马时期的人口，接受了以第二块墓地中奢华墓葬为代表的新的文化范式。这正是精英模仿的好例子。在克雷费尔德-格乐普体现得很明确的这种情况可能在高卢北部各处也有，其他一些地方原有的罗马时代晚期墓地完全被行列式墓地取代，因此展现不出类似的文化演化过程。在使用新的行列式墓地的人口中，肯定有一些是高卢罗马人的后代，他们适应了墨洛温时代的新规范。 [80]

在至少能部分反映该进程的另一组证据中，所涉及的墓地都是先有一个特别豪华的墓葬，然后才投入使用的，就像克雷费尔德-格乐普的第二个墓地一样。得益于对墨洛温物质文化年代的长达半个世纪的精心研究，一系列遗址中都发现了上述模式：阿登高地（Ardennes）的梅济耶尔（Mézières）、默兹河（Meuse）河畔的拉瓦埃（Lavoye）、普莱（Pry）、古特林根（Gutlingen）、洛林（Lorraine）地区的查乌利（Chaouilley）、鲁本纳（Rübenach）、埃鲁维莱特（Héruvillette）和贝尔伯宁（Bale Berning）。认为这些墓地中许多墓葬的墓主是法兰克移民，这个想法很有诱惑力，但不能想当然。这已在卡尔瓦多斯（Calvados）的弗莱诺维尔（Frénouville）得到证实。表现为独特颅骨缝的遗传标记说明，有随葬品的土葬出现之后，那里的人口和这种丧葬形式出现之前的人口基本是同一批，尽管采用新葬仪的坟墓都位于一块全新的墨洛温时代墓地上。看起来，使用随葬品的丧葬习俗是由一个精英家族传入弗莱诺维尔的，这家人在新的墓地上“首创”了随葬品丰富的坟墓。而到了6世纪中叶，这种丧葬形式已经在本地人中传开，这些人现在也开始使用新的墓地。 [81] 因此，有无懈可击的证据表明，有随葬品的土葬这种新风俗之所以能在高卢北部广泛传播，是因为本地的高卢罗马人积极采用了这种习俗。

但是，这种葬仪从何而来，又为什么会被采用？我们知道，现代考古学理论中的一派倾向于将随葬品相对丰富的墓葬群解释为社会不安全感和攀比的证据。因为地位不明确，所以这些家庭想在邻居面前炫耀攀比。就我们讨论的例子而言，当时的情况显然有可能是这样。我们看到，墨洛温王国崛起后，社会地位的规则和之前罗马统治时期的完全不同，显然可能引发社会竞争。 [82] 但这不是唯一可能成立的解释，甚至称不上是最有说服力的。比如卢瓦尔河以南的社会秩序也经过了重组，但这并没有引发在墓葬上的攀比。你可以合理反驳说，这是因为那里维系旧精英社会地位的要素基本保存了下来，他们没有必要攀比；但是，社会压力论还可以用更重要的观点来反驳。最重要的是，布局齐整的行列式墓地看起来更像是高度组织化的公共空间，而不是进行社会攀比的场所。从墓地中精心排列的墓葬看，葬礼很有可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监管。这在随葬品上的确有所体现：几类死者的随葬品比其他人多，比如青壮年男性和育龄女性。有人提出可能是这些死者在活着的时候压力更大，但法律条文告诉我们，当时是偿命金最风行的时候，而这也可能是关键点。

更一般地说，法律证据确实表明，墨洛温社会里有界限明确的地位群体，即自由民、被释奴和奴隶（以地位为基础，再根据年龄做调整，可以得出这个人的确切价值），各群体有明确的职能。例如，自由民和被释奴可以应征入伍，但奴隶就不能行使这种被视为地位更高者专有的职能。还有些法律条文规定，一个人晋升到高一等的地位群体时要举行公开仪式，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村社群的规模都小到每个人都相互认识。 [83] 这些观察结果提示我们去从另一个方向上解释：埋葬男性死者，特别是用武器陪葬时，肯定会有彰显其地位的意思，但在极度封闭的小规模农村社会中，宣称某人拥有比实际情况更高的地位并不容易。

因此，社会压力论绝非不证自明，而关于随葬品风俗传播的现有证据表明，可以有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多少保留了社会压力的因素。在有随葬品的墨洛温墓葬中，最奢华、最古老的是希尔德里克的墓。他下葬（481年或482年）之后，紧接着出现了一系列豪华但没有那么奢华的墓葬，它们被称为弗隆海姆-古特林根（Flonheim-Gutlingen）墓葬群（名字有点拗口）。这些墓葬的确切年代都没法断定。在风格方面，墓葬中的随葬品与希尔德里克的非常相似，因此墓主下葬的年代应该也差不多。但它们位于原罗马行省下贝尔吉卡的范围之外，而传统上认为，下贝尔吉卡是希尔德里克留给克洛维的遗产。从表面上看，这些人至少在克洛维最初的征战中追随了他，但这也可能是循环论证，因为希尔德里克的领土范围可能超出了下贝尔吉卡。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些墓显然都是在5世纪的最后25年间落成的。 [84]

新丧葬习俗进一步传播的年代则没有疑问。在前述墓葬之后，很快出现了一系列虽说不那么豪华，但随葬品也不少的墓葬，也就是赖纳·克里斯特莱恩（Rainer Christlein）所谓的C组墓葬（Group C burials）——这个术语也不怎么有趣，但至少念起来比较容易。这些墓葬从年代和性质上都介于以下两者之间5世纪末的少量奢华墓葬，以及墨洛温时期随葬品较少的大量墓葬——后者应该是在6世纪而非5世纪末落成的，而且落成时间更可能是6世纪的第二个25年而非第一个。 [85] 总的来说，从墓葬的年代看，这种丧葬习俗的传播普及，要归因于希尔德里克及其亲信的奢华葬礼带来的涓滴效应。从前，法兰克人会在火化死者后抛撒骨灰，新的葬仪则非常不同，因此它要花差不多50年的时间才能在大众中站住脚也就不奇怪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模仿其领导者的做法（当然他们的墓葬没有那么奢华），墨洛温人的土葬发展了起来，这种观点似乎很合理。当然，这种效应很常见，但不足以充分解释这种现象。就希尔德里克的墓葬而言，举行风光大葬的想法可能衍生自阿提拉帝国全盛时期形成的多瑙河风格丧葬习俗。5世纪之前，日耳曼世界中偶尔会出现豪华墓葬群，但在法兰克地区一个也没有。但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的，匈人帝国是个分水岭，从此重要人物死后得到厚葬。匈人时代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埋进地里的黄金的数量空前巨大。法兰克人不是受匈人控制最严密的，但他们也在阿提拉的势力范围之内，阿提拉干涉了法兰克人的一次继位纠纷，多瑙河风格也确实改变了蛮族的丧葬习惯。

从那以后一直到6世纪，厚葬领袖的做法被广泛采用。也难怪阿提拉之后那一代的法兰克领袖会采用罗马帝国之外欧洲最伟大帝国的做法。希尔德里克和克洛维——克洛维有可能安排了他父亲的葬礼——致力于改变法兰克政治的性质，这也是事实。两人都有充分的理由推广匈人的做法，以表明或宣称希尔德里克绝非一般的法兰克统治者。无疑，克洛维为希尔德里克安排的变革性葬礼中有攀比展示的成分。事实上，如果弗隆海姆-古特林根墓葬不是像通常认为的那样稍晚于希尔德里克墓葬，而是与之年代相同，那么这种展示的竞争性会更强，因为那些墓葬的墓主可能是希尔德里克的对手，而不是他的随从。

至于这一习俗为什么后来会往社会下层传播，解释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显而易见的推力之一，是克洛维惊人的征服事业带给法兰克社会的新财富，而在他儿子们统治的时期，扩张也在继续进行。在这种背景下，也许可以合理地认为，年代较晚但仍然比较豪华的C组墓葬起到了关键的催化作用。这些墓主大概是中间层的领袖，他们的家人想跟随他们国王开创的风潮，以此显示死者的地位很高。这可能跟社会竞争也有关系，因为克洛维的征服使许多新财富流入新贵手中，赢家可能会借着墓葬来炫耀。接着，这种做法逐渐推广到普通得多的社会阶层，征服带来的财富向下渗透，在这些阶层中产生了想要炫耀自己的赢家，也许还有一些竭力掩盖自己失败的输家。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新秩序最终巩固，6世纪中叶那种看起来更稳定的行列式墓地出现之前。

不过，这个过程花了点时间。新的丧葬习俗得到确立是在约公元525年之后，当时距希尔德里克去世已近半个世纪，这段时间里，还有其他因素可以发挥作用。例如，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基督教传来后，火葬习俗被视为不合理，很快就消失了。基督教虽然6世纪初期才开始在法兰克人中传播，但可能也在推动土葬方面起了作用，即使这与墓葬中展示的财富无关。 [86]

从希尔德里克的墓葬到6世纪第二个25年的那些墓葬，墓主的社会地位是越来越低的。可见，新的葬仪应该和法兰克人势力的崛起，特别是和征服带来的财富所引发的攀比有直接的联系。使用随葬品的土葬习俗的传播，有很强的文化适应的成分——本地高卢罗马人显然接受了这种新的习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很少或没有法兰克移民进入高卢北部，也不意味着新仪式的传播完全与移民无关。我们反而完全有理由认为移民到高卢北部的法兰克人规模相当可观，在传播新的葬仪方面发挥了重要和直接的作用。

法兰克人在莱茵河西部移民的证据既有很具体的，也有很笼统的。在此有必要仔细研究克雷费尔德-格乐普的情况。如果本地人继续使用原来的那块墓地（情况似乎确实如此），那么关键问题就是：第二块墓地中埋葬着什么人？使用随葬品的丧葬习俗是从使用第二块墓地的人传到使用第一块墓地的人当中的。考古发掘表明，使用第二块墓地的很可能是一群法兰克移民。在其他一些新的行列式墓地的中心地带，最早的那些豪华墓葬的墓主可能也是法兰克移民精英，当地的农村社会正围绕着这些法兰克人新获得的社会权力重塑，因此才有了埋葬地点改变、随葬品习俗得到采纳的事。初看之下，考古证据把我们带回了在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遇到的僵局。一方面，新的丧葬习俗来自新的法兰克移民精英引发的涓滴效应。另一方面，相当多的本地人口接受了这种习俗，这在克雷费尔德-格乐普尤为明显。而如果没有像克雷费尔德-格乐普和弗莱诺维尔那么明确的考古证据，我们是无法区分法兰克人和高卢罗马人后代的墓葬的。墓主既可能是法兰克人，也可能是高卢罗马人，还有可能两者都是，因为当时肯定有通婚的情况。但是，我们还可以把论证推进一步。

如果移民的唯一证据是在几个新的行列式墓地中心有一些随葬品丰富的墓葬，那么法兰克人迁移到高卢北部的过程可能会被认为是精英转移加文化模仿。但事实上，有很好的证据表明，上述文化适应过程的基础是规模大得多的移民潮。在此有必要谈一谈墨洛温王国各地总的延续和变化模式。我们看到，在卢瓦尔河以南发现了一些带随葬品的墓葬。但在这些地区，新的习俗还没有扎根，本地人口都坚持原有的丧葬习俗。因此，在整个法兰克王国境内，采用新的葬仪不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果仅仅把零散的法兰克人丢到高卢，是远不足以让所有人都接受用武器和其他贵重物品随葬这个新观念的。

理论上，新的习俗在北方而非南方流行可能有好几种原因，但行列式墓地与法兰克人定居程度之间存在相关性。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一样，语言学证据在此也至关重要。笼统地说，法兰克移民带来的整体影响是将使用日耳曼语的地区的界限从莱茵河边境向西移动了100至200千米（地图1）。但这是一个复杂过程的最终结果，不是在公元500年前后一下子发生的。首先，法兰克移民似乎形成了多个相互关联的语言岛。即使在日耳曼语最终占主导的地区，一些在罗马时代比较重要的地方直到9世纪仍然通行罗曼语，特别是亚琛（Aachen）、普吕姆（Prüm）和罗马故都特里尔。地名证据则表明，比起如今的语言界限，讲日耳曼语的社群最初分布范围的界限要更往西。巴黎西北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都有日耳曼语地名，可见和英格兰的情况一样，一些讲日耳曼语的精英肯定在这些地区留了下来，而且停留时间长到能给最终出现的永久定居点命名（地图12）。比起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在高卢北部，多少称得上永久性的村庄和庄园出现得比较早，在7世纪而非8世纪就有了，因此零星的日耳曼地名未必能说明语言被保留了很长时间——也许只有一个世纪左右。 [87] 尽管如此，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一样，这些日耳曼语言岛只可能是除男人之外也包括妇女儿童的移民群体创建的，尽管使用日耳曼语范围的界限向西拓展得有限，大致表明了哪里才是法兰克人定居点最密集的地方。

虽然没有具体的历史证据，但这些移民迁至莱茵河以西的过程，很可能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迁往英格兰的过程颇为相似。虽然高卢北部肯定算不上罗马帝国最富有的地区，但总体说来，它的经济比莱茵河以东的非罗马领土更发达。简单地说，克洛维取得胜利后，法兰克人获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比起家乡，他们能在新征服的地盘上攫取更多的土地。这并不是说莱茵河以东的土地上人口过剩（1065年的诺曼底也不是人口过剩），而只是说军事上的胜利带来了攫取财富的诱人机会，克洛维的追随者们也自认为应当得到财富。克洛维的统治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其追随者更认为自己理当获得巨大回报。他们不满足于从劫掠来的财物中分得一份，而是想要土地资产（罗马帝国的其他继承国中也出现了类似要求，只是形式有所不同），而这些要求是必须满足的。 [88] 实际上，如果要求没能充分得到满足，追随者完全有可能转去跟随别的领袖。在我看来，高卢北部各地行列式墓地中那些最早的豪华墓葬，很可能是在考古学上反映了克洛维（可能还有他的继承者）的忠实追随者们得到的奖赏。

就像不列颠低地吸引着盎格鲁-撒克逊人，早在罗马帝国崩溃、法兰克人定居点能够建立之前，高卢北部的土地和财富就吸引着邻近的法兰克人。从3世纪开始，法兰克人就在莱茵河北部越境袭击，而在政治环境有利的情况下，整群的法兰克人会尝试吞并领土。例如，4世纪50年代发生过一桩著名事件，皇帝尤利安不得不驱逐在罗马内战中趁机控制了科隆及周边地区的法兰克群体。其中一些法兰克人声称他们受萨克森人袭击，成了难民，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也有政治动机，但从越境袭击的悠久历史来看，罗马财富的吸引力实在明显。 [89] 此外，启动移民潮所需的信息场域已足够强大，高卢北部对前来的法兰克人而言绝不是什么“未识之地”（terra incognita）。

从史料中看不出这些法兰克移民单元的具体规模。语言变化的程度和持续时间表明，很多移民单元中包括妇女，应该也有孩童。如果移民的动机是获得政治奖赏（基本上就是如此），那么组成这些移民单元的很可能就是即将得到奖赏的战士，还有他们的家眷亲友。但是，正如后来维京丹麦律法区的相关证据所示，组成移民单元的也可能不是核心家庭，而是群体。维京人的整个战队似乎都和直接领导者周围的追随者一起定居下了来，法兰克移民也可能是这种情况。例如，有法律条文规定，被释奴永远依附于特定的自由民，因此自由民及其半自由的依附者可能会作为一个群体来迁移。地位更高的领主及其自由民随从（以及作为自由民随从的被释奴）可能也是如此。

语言岛大概就是这些移民群体定居后形成的。在移民集中的地区，最终会出现全面的语言变化；而在移民不那么集中的地方，他们的语言影响力只体现于日耳曼语地名。但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有所不同的是，法兰克人似乎在取得全面军事胜利之后才开始迁徙，而且高卢罗马人中好像也没有奥勒留·安布罗修这样的人物。因此，法兰克移民单元的规模可能比较小，政治结构对移民过程的影响也很明显。与诺曼征服的相似之处也表明，法兰克人攫取土地的过程不大可能完全受控于国王。从《土地调查清册》中就可以看出1066年以后的20年里有多少未经许可的侵占。可以合理认为，做这项调查的原因之一是，在这20年的放任自流后，1086年时的威廉根本不清楚他的追随者中谁占有了什么。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将法兰克人入侵高卢北部的过程视为非随机形式的推进浪潮，入侵者们在高卢罗马乡村四处寻找合适的地方来占领。 [90]

从现有的材料看，有许多问题无法解答，但大规模法兰克移民（尽管单个移民单元的规模可能很小）的证据是无懈可击的。就我们研究的问题而言，重要的是有足够证据表明移民与使用随葬品的丧葬习俗的确立有明确关联。某种程度上，最初那些豪华墓葬和随葬品习俗在特定地方传播之间的关联可作为这方面的证据。更一般地说，在没有移民的地方，比如卢瓦尔河以南，就见不到行列式墓地。然而，认定行列式墓地和法兰克人移民之间有关，与用社会压力来解释新的丧葬习俗并不全然矛盾，还能用来改进这种论点。法兰克人（以及类似情形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诺曼人）移民以获得新财富为动机，说明社会压力至少在两个层面上起了实质性作用。

首先，克洛维和他儿子的法兰克追随者内部竞争激烈，都想分得更多的战利品（1066年后，威廉的追随者也是如此）。相关各方都很焦虑，也许正因如此，他们想到了模仿他们领袖在后阿提拉时代的做法，通过用大量的财物给死者陪葬来炫耀。其次，本地人口的压力也很大，他们遭到这些外来精英的入侵，还被纳入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强加给他们的社会秩序以三个等级及相应的权利责任为基础。法兰克人势不可当，社会重新洗牌，因此身处其中的本地居民需要根据新的游戏规则，想办法获得最好的结果。显然，如果你周围有法兰克精英，最好是去讨好他们，弗莱诺维尔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你也可以去谈判，到法兰克新统治者那里争取尽可能高的地位。不管怎么做，压力都会很大，在法兰克人炫耀自己征服得来的财富时，本地人也会努力去吸收在法兰克人中间流行的文化和其他规范。

就使用随葬品的丧葬习俗和行列式墓地的出现而言，移民和社会压力两种解释并不冲突。法兰克人迁移的过程产生了竞争和社会压力，表现为人们广泛采纳起源于匈人帝国多瑙河风格的丧葬风俗。但这只是开始。谈判结束，谁是自由民、谁是被释奴、谁是奴隶确定下来后，新的社会秩序得到了巩固，正如行列式墓地和法律证据所示。

尽管史料有种种问题，但法兰克王国的创建涉及两个甚至更可能是三个层次的移民。卢瓦尔河以南很少有移民。那里只建立了几个要塞，虽然此地精英的生活呼应了法兰克国王的新要求，但文化和社会经济变化的程度有限。卢瓦尔河以北的情况则非常不同，尽管语言证据表明这个区域还需细分。在莱茵河和新的日耳曼语/罗曼语边界之间，移民比更往西的地方要多，长远看来，西边的移民只影响了几个地名。然而在高卢北部的两个地区，变化的革命性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情况不是精英替代，而是像盎格鲁-撒克逊人接管罗马不列颠时那样，重新定义了精英地位及其依赖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结构。本地居民的后代中，有些人能进入上层，但变革的革命性并没有因此减少，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一切都要归因于法兰克人那带来了大量移民的政治扩张。

大规模迁徙和社会压力

不管是法兰克人向高卢东北部的扩张，还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不列颠低地的接管，都不符合Völkerwanderung（民族大迁徙）的字面意思。既然它们都称不上“民族”（Völker），也就没有什么民族迁徙了。人们一度认为，迁徙过程在不列颠和卢瓦尔河以北的一些地区引发了类似于种族清洗的行动，但其实并非如此；公元600年的时候，这些前罗马行省中已经形成了新的种族混合体，而许多本地的罗马不列颠人和高卢罗马人显然是在其中的。这些种族混合体到600年时出现在了这些前罗马行省中。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在之前的两个世纪里，这两个地区的确出现了大量移民，无论移民人数具体有多少，他们都在几乎所有层面上带来了重大变化，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格局、行政组织，以及物质和非物质文化。

将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的迁徙放在一起研究，一大好处是可以看出精英转移概念的局限性和滥用概念的危险。英格兰的诺曼征服是一种情况，外来的移民精英和当地已有的精英社会经济结构愉快共存；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要求获得回报的移民数量很大，足以引发社会及经济秩序的重大重组。这两种情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即便卢瓦尔河以北和哈德良长城以南这两个地方的移民只在人口中占少数，也不会改变上述结论。在这两个地方，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其影响远不仅仅是诺曼征服后那种简单的精英替代。

这引发了一个（也许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用哪些标签来表述这些情况最合适？不同的研究者可能有不同观点，但我认为，最好是只用“精英转移”来形容新移民的统治不会引发社会经济秩序重大重组的情况（比如诺曼征服）。这样一来，可以形容另一种情况（移民引发社会经济秩序的彻底重建）的标签就是“大规模迁徙”（mass migration）了。可能会有人担心这是开倒车，但其实传统侵略假说里那种会带来彻底人口替代的大规模迁徙已不再有人相信；因此，我们可以将“大规模”当作目前尚无精确定义的术语来使用。它还能与比较移民研究中对大规模迁徙的定性定义非常好地结合在一起。所有社会层级的社会和经济秩序都得到重塑，无论文化背景如何，所涉及的移民数量有多少，这都是巨大的冲击。

然而，比选择哪个标签更重要的是以下结论：就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这样的情况而言，在讨论重大的文化变革（包括采用新葬仪等物质文化方面的变革）时，移民并不是社会压力论之外的另一种解释。葬仪和社会压力之间的所谓对应关系并不总是成立，每个案例都需要仔细研究。不管是通常没有随葬品的墓地中出现的带随葬品的墓葬，还是行列式墓地等规整环境中通常带随葬品的墓葬，都不像是反映了社会压力。法兰克人方面的证据之所以比盎格鲁-撒克逊人方面的证据好很多，是因为近来挖掘出了许多法兰克人的墓葬（最近对一些盎格鲁-撒克逊墓葬的挖掘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得益于这些挖掘工作，我们能更彻底地探讨为什么他们一开始会选择用各样物品来随葬；在我看来，这正是需要用社会压力和移民一起来解释的问题。富有的外来者到来后，本地人开始使用新的墓地、采用外来者的葬仪，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不免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的地主精英进城（确切地说是进村）后带来了问题，采用新葬仪是本地人（部分自愿，部分非自愿）对此做出的反应。

当然，这只是一种模型，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这样。在克雷费尔德-格乐普，移民和本地人的墓地似乎始终是分开的，但本地人还是受到遵从的压力，与移民在文化上保持了一致。而法兰克人在征服之后才开始定居，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定居则在战争过程中就开始了，这在不同地方可能带来了相当不同的结果。与法兰克人相比，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其他本地群体持续冲突，被征服的本地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接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化；而且前文提过，充分的语言证据说明，到了公元600年左右，不列颠低地的新地主精英还是以移民为主。

抛开这些特殊点不谈，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移民在很多方面体现并发展了本书探讨的多个主题。交通运输（盎格鲁-撒克逊人是首个通过海运移民的例子）和活跃的信息场域对形成这两次移民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证据体现了人口迁徙与发展模式的相互作用，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结构起到的重大作用。可以认为，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徙是调整不平等发展模式的机制。在罗马帝国时代，罗马之处的西欧虽然也发生了经济转型，但还是远远落后于附近属于帝国的区域，因此后者的财富有巨大的吸引力。与现代经济不同的是，当时的财富主要由农业活动产生，移民劳工也得不到高薪或高地位的工作——在莱茵河以西当农民和在更远的东部当农民一样无趣。因此，除了少数几个在罗马军队中占据高位的人之外，大多数外来者主要靠定期劫掠动产来取得财富。罗马帝国时期，这些财富一直处于军队和防御工事的保护之下。不列颠低地和高卢东北部在5世纪脱离中央帝国的控制后，外来者攫取资产的能力不再受帝国机构的限制，一段时间后，劫掠演变成了以夺取地产为目标的掠夺性移民。

因此，发展的不平等是这两次移民的最深层原因。但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移民并没有造成罗马中央控制的崩溃，而是控制崩溃的结果。他们分别来到高卢北部和不列颠的时候，都破坏了当地留有的原先罗马行省的结构。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因为帝国无法在其边境保持足够的力量，才让这些罗马行省成了移民觊觎的对象。

但是，更大的图景是怎样的？将关注的范围扩大，移民在西罗马的崩溃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既然移民和发展模式紧密相关（本章内容对此有所体现），帝国的崩溃对（匈人时代之前的罗马及邻近地区）既有的不平等发展模式产生了什么影响？

[1] Campbell (1982), chapter 2。

[2] 从Freeman (1888)到Stenton (1971) 都持传统观点，认为当时出现了大规模迁徙。该观点一直有人挑战，而Higham (1992) 和Halsall (2007, esp. 357—68) 代表了近年来认为移民人数较少的观点。近来认为当时发生了大规模迁徙的包括Campbell (1982), Härke (1992), Welch (1992)。Hills (2003)代表了一些新一代考古学家采用的移民人数很少的立场。Ward Perkins (2000)对各种观点做了很好的介绍。

[3] 见Woolf (2003)。

[4] H. R. Loyn，引自P. Sawyer (1978)。关于罗马不列颠的最好介绍还是Esmonde Cleary (1989)。

[5] 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以及地名发展的综述，见Hooke (1998)。

[6] 见Heather (1994)。

[7] Esmonde-Cleary (1989)对罗马不列颠的终结有很平衡的见解，Halsall (2007), 79—81, 357ff也是如此。对系统崩溃文献的介绍，参见Faulkner (2000); Jones (1996);Higham (1992)等。Dark (2002)的观点与此相悖。

[8] 一个比较近的例子是Halsall (2007), 519ff，他提到了一些其他看法。

[9] 关于这些材料的介绍，见Dumville (1977)。

[10] Campbell (1982), chapter 2对《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清楚的介绍。

[11] 有关该材料的有用介绍，见Campbell (1982), chapter 2; Arnold (1997); Welch(1992)。

[12] 即使是哈尔索尔这样一位总体上持反迁徙论观点的学者，也很接受这一点，见Halsall (1995b), (2007), 357ff。

[13] 参见如Arnold (1997), 21ff。

[14] 《伊尼法典》24.2（参见23.3）；参见Arnold (1997), 26ff，以及关于沃珀顿的讨论。

[15] 例如，可以比较Weale et al. (2002)和Thomas et al. (2006)。被抽样的现代男性人群与他们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先祖居住在同一个区域。

[16] 因此，另一种思路采取了比较间接的方式，试图识别和分析5—7世纪土葬墓地中出土的遗骸中的“表观遗传”特征。这些特征反映的不是饮食或环境，而是遗传基因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揭示出，有武器陪葬的人的身高明显高于没有武器陪葬的人。人们还在争论，身高差异是应该用基因来解释（说明有武器陪葬的人属于入侵群体），还是应该用饮食差异等因素来解释，目前尚未得出确切结论：见Härke (1989), (1990)。

[17] 446年，见Bed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2.14；5.23, 24（根据Gildas, Ruin of Britain 20）。450年，见The Greater Chronicle , year of the world 4410；肯特王朝的创立者亨吉斯特和霍萨的到来，参见Anglo-Saxon Chronicle (449 AD)。

[18] 409年之前的事情都比较清楚，Zosimus 6.5记录了不列颠人409年的起义。真正的分歧从Zosimus 6.10开始，传统上将其解释为霍诺留告诉不列颠各省要自己负责防御，不过其文本已经损坏。这些事件的介绍和史料编纂，请参阅Salway (2001）。

[19] Gildas, Ruin of Britain 23—6.

[20] 关于410年前后撒克逊人的攻击，见452年的Gallic Chronicle （尽管该编年史并不都会把事件和具体年份联系起来）。关于可确定年代的最早遗存，见Welch(1992), chapter 8。Halsall (2007）的附录试图将这些事件的时间跨度进一步抻长，认为基尔达斯没点出名字的那位发出邀请的君主——通常认为是后罗马时代的人物——实际上是篡位者马克西穆斯（383—387年在位），而且是马克西穆斯将第一批撒克逊雇佣兵带到了不列颠。这么解释也不是完全不通，但并不是最自然的解释，所以还是不能下判断。Halsall基于第一种假设而建立的进一步论证是不可信的：见后注44和46。

[21] 基尔达斯写道，罗马不列颠人最后一次向中央帝国政府发出吁请的时候，埃提乌斯第三次当（或当过）执政官（446年或之后）。这可能进一步确证5世纪40年代是灾难重重的时代。在卢瓦河的不列颠领袖是利奥塔姆斯（Riotamus）：见PLRE 2, 945。

[22] 见Campbell (1982), chapter 2; Higham (1994)；Halsall (2007), Appendix。

[23] 见Dumville (1977)。

[24] Gregory of Tours, Histories 4.42；参见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2.6ff。

[25] Bed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1.15（盎格鲁人、撒克逊/萨克森人和朱特人）；5.9（其他人）。

[26] Higham (1992), 180—1.

[27] Gregory of Tours, Histories 5.26, 10.9；Procopius, Wars 8.20.8—10；特别参见Woolf(2003)。

[28] 比较出名的是，据说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哥特移民也用了三条船：Jordanes,Getica 1.25, 17.95。

[29] 见本书第四章。

[30] 关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DNA证据，见本书第九章。

[31] Gildas, Ruin of Britain 23—6.

[32] 关于撒克逊/萨克森人对高卢的袭击：见Ammianus 28.5。对“撒克逊海岸”的介绍，见Johnston (1977); Rudkin (1986)。

[33] 关于海平面上升，见Halsall (2007), 383ff中的精彩讨论。关于法兰克人的压力，见Gregory of Tours, Histories 4.10, 14。

[34] 卡劳修斯：见PLRE 1, 180。关于维京时期的相似现象，见本书第九章。

[35] Gildas, Ruin of Britain 20。虽然史料证据很少，但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爱尔兰人）侵入不列颠西部的考古证据无可辩驳。近期的精彩记述见Charles-Edwards(2003）,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1。

[36] 见Woolf (2003), 345f.。

[37] 关于航海证据，见Jones (1996)，不过他的讨论既没有涉及罗马船只，也没有谈到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在长期内持续流动的情况。关于哥特人和黑海、汪达尔人和北非，见本书第四章。

[38] 有关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Dark (2002)；Woolf (2003)。

[39] 见如Higham (1992)；Halsall (1995a), (2007), 357ff。

[40] 精彩概述见Hooke (1998)。

[41] 相关概览包括Hooke (1998)；Williams (1991)。精彩的案例分析见Baxter (2007),chapter 7。关于农民地位的降低，见Faith (1997), chapter 8。

[42] 关于该问题的介绍，见Hooke (1997)；Powlesland (1997)。

[43] 见Esmonde-Cleary (1989), 144—54；参见Loseby (2000) and Halsall (2007), 358f.中关于在后罗马时期建立城市的尝试的内容，两书均有参考资料。

[44] 关于农民起义，见如Jones (1996)；参见Halsall (2007), 360ff。

[45] Constantius, Life of St Germanus 13—18, 25—7。关于说罗曼语的精英，见前注3。著名的兰达夫（Llandaf）特许状可能进一步说明了后罗马时期的延续性，尽管对此有争议：见Davies (1978)。

[46] “只不过是抛弃了……”：见Halsall (1995), 61。讨论移民时，这种区别开“之前”和“之后”的方法的态度很常见。另一个例子见Hines (1997), 179中Higham的评论，该评论称赞Hines (1984)对一些遗存的重新解释“更复杂”，因为在讨论中剔除了通常认为移民起到的作用。该书第160页和第192页中有两个例子，说明包括哈尔索尔在内的一些学者因为决心最小化移民的重要性，而在处理证据时做出了方法论上有瑕疵的选择。

[47] 有许多类似的例子，近来关于巴尔干地区罗马结构衰落的概述，见Heather(2007）。

[48] 参见Woolf (2007), 123ff中的文献综述，其中除了别的文献外，还借鉴了Denison (1993)和Hall (1983)，它们有效反驳了Preussler (1956)和Proussa (1990)在古英语中寻找凯尔特语影响的尝试。关于后来中世纪语言变化的例子，见Bartlett (1993）, 111ff。

[49] 另见本书第二章。

[50] 这清楚体现在各类文献资料中，从历史叙事中对个体国王的批评到英雄诗歌背后的价值体系。关于一个人一生中有可能获得的土地和金钱，介绍见Charles Edwards (1989)；Campbell (2000), chapter 10。

[51] 对前维京时代大国的一般性介绍，请参阅Campbell (1982), chapters 3—4。

[52] 见Hooke (1998), chapter 3; Powlesland (1997); Esmonde-Cleary (1989)。

[53] 关于武器陪葬，见Härke (1989), (1990)。与欧洲大陆的对照，见本书第二章。

[54] Ward Perkins (2000).

[55] 见Kapelle (1979)。

[56] Woolf (2007), 127ff.

[57] 即使是诺曼征服之后的土地掠夺也不受征服者威廉的控制，尽管他的权威相对而言大一些。明确谁拥有什么的需要是编纂《土地调查清册》的原因之一：见《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1085年。我认为，考虑到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的中央权威比11世纪的诺曼人弱得多，而且他们是在取得众多小战役的胜利后（而不是在获得像黑斯廷斯之役那样的一场决定性胜利后）零敲碎打地掠夺土地，因此5—6世纪的土地掠夺过程肯定无比混乱。

[58] 这也是Woolf (2007)的结论，当然也是所有不试图贬低盎格鲁-撒克逊移民重要性的研究的结论。

[59] 尤利安和法兰克人：见Ammianus 17.8.3—5。但这是孤立事件，不能说明法兰克人是否有阿勒曼尼人的那种联盟机制，尽管这当然是可能的。关于早期法兰克历史和考古的介绍，见Zollner (1970); Perin (1987); James (1988); Ament (1996);Reichmann (1996); R. Kaiser (1997)。

[60] 关于希尔德里克坟墓的材料和评论，见Perin and Kazanski (1996); Halsall (2001)。

[61] 有关希尔德里克的职业生涯，见PLRE 2, 285—6，以及参考资料。Halsall (2001),(2007), 269—71, 303—6支持“罗马的”克洛维的说法。关于贡多巴德，见PLRE 2,524—5。

[62] James (1988)引发了争议，Perin (1996)；MacGeorge (2002)提出反驳。

[63] Gregory of Tours, Histories 2.40—2。

[64] 关于克洛维改变信仰的时间的争议，见Shanzer and Wood (2002)，关于其生涯的更一般讨论，见Wood (1985); Halsall (2001)。

[65] 关于狄奥多里克和阿马立家族类似的崛起过程，见本书第五章。

[66] 见Halsall (2007), 346f。关于马赛的崛起，见Loseby (1992), (1998)。

[67] 一般性的介绍见Halsall (2007)，347ff。Halsall (1995a)讨论了7世纪高卢北部真正贵族所赖的土地基础再次出现的情况。

[68] 关于特里尔的铭文，见Handley (2001), (2003)。关于雷米吉乌斯，见Castellanos(2000）。关于更广泛的文化变迁，特别是语言变化，见Haubrichs（1996）。关于法国北部教会结构，特别是主教教区的破坏，见Theuws和Hiddinck（1996），66f.。

[69] 近期的概述见Perin and Feffer (1987), vol. 2; Wieczorek et al. (1997。

[70] 关于乡村定居点的介绍，见Van Ossel (1992); Van Ossel and Ouzoulias (2000);Lewitt (1991)。

[71] Werner (1950); Böhme (1974)。史料中提到的法兰克军官中，比较显赫的有弗劳马里乌斯（Fraomarius）、埃洛科斯（Erocus）、西尔瓦努斯（Silvanus）、马洛鲍德斯（Mallobaudes）、鲍托（Bauto）、阿博加斯特（Arbogast）。

[72] Halsall (2007), 152—61及参考资料。这个论点首先在Halsall (1992)中提出。Reichmann (1996), 61—4讨论了墨洛温王朝兴起之前法兰克群体的丧葬习惯。

[73] 关于“图图鲁斯”扣针，见Halsall (2007), 157—9；参见Böhme (1974)。此外，正如哈尔索尔注意到的，即使确定扣针有日耳曼起源，仍需要解释为什么墓葬中会有武器，因为那样的话，用武器随葬就成了罗马土地上采用的“新”习惯。

[74] 见本书第五章及前文。

[75] 关于阿莫里卡叛乱：见Zosimus 6.5。关于5世纪第二个10年：见Exsuperantius,PLRE 2, 448。后续历史见MacGeorge (2002)。

[76] Van Dam (1985), 16—20,25f.; Drinkwater (1989), (1992); Minor (1996)对巴高达现象持有略为不同的观点，但他们都不再使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而是从当地群体如何应对罗马中央控制瓦解的角度来思考。

[77] 关于针对阿勒曼尼上位王的政策，见本书第二章。

[78] 概述见前注69。

[79] James (1988)探讨了该项研究的历史。

[80] Pirling (1966)以及Pirling and Siepen (2003)概述了正在进行的调查。

[81] James (1988), 25—8调查了这个风俗，对该风俗的讨论也贯穿于Werner (1935)；Bohner (1958)；Perin (1980)。弗莱诺维尔是Buchet的研究对象：见James (1988),110f.。有用的综述见Perin (1987), 138ff。

[82] 见本书“分裂的王国”这一小节。

[83] 有关“社会压力”解释，见Halsall (2007), 350ff。

[84] 传统的论点，见Perin (1996) 或Wieczorek (1996)；对其的批判，见Halsall(2007), 269f.。

[85] 参考资料见前注69。

[86] 英格兰火葬的终结，见Welch (1992)等。

[87] 近来的精彩概述，见Haubrichs (1996)。关于先前出现的结构化地产，见Halsall(1995a)。

[88] 我将在下一章继续讨论这个更大的问题。

[89] Ammianus 17.8.3—5.

[90] 见Holt (1987)。

第七章
新欧洲

476年，也就是哥特人第一次向东罗马统治者请求庇护的100年后，东罗马还在继续经营，巴尔干半岛大部、小亚细亚、近东、埃及和昔兰尼加（Cyrenaica）都属于这个统一的国家。匈人帝国崩溃后，一些移民设法进入东罗马的巴尔干地区，但大部分接受了罗马帝国惯常的条件，被纳入了帝国体系。他们很可能保留了程度比较低的自治，但488年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离开巴尔干前往意大利后，移民在巴尔干的军事力量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对中央帝国的控制并不构成实质性的政治或军事威胁。

西罗马故地的情况则完全不同。4世纪时，西罗马仍统治着从哈德良长城到北非阿特拉斯山脉的传统领土，和过去的350年一样——如果不考虑不列颠，那就是和过去的450年一样。而到了公元500年，这种长期存在的统一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继承国，除了不列颠群岛西部的一些小国，大多数继承国都是围绕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这些军事力量的前身在公元376年之前生活在帝国边境之外。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以从前罗马北非最富有的那些行省为中心建国，苏维汇人在西班牙西北部建立了另一个王国，西哥特人在高卢西南部和西班牙其他地区建立了第三个国家，而法兰克人在高卢北部、勃艮第人在高卢东南部、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不列颠、阿马立家族领导的东哥特人在意大利，也都建立了国家。

本书关注人口迁徙和发展，而无意全面探索西罗马的崩塌。罗马帝国500年历史中的内部演变，以及这样的演变如何导致帝国最终崩塌，都不是本书的主题。我们倒是应该梳理一下之前三章探讨的移民现象，看它们如何促成了欧洲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传统上认为，这些来自边境以外，后来建立王国的群体是“民族”，也就是文化同质的实体，有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成员，具有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基本上通过族内通婚而不是接纳外人来繁衍后代。浪漫主义的视野给这一行动添上了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些建立王国的群体大多说日耳曼语。只要你愿意去一厢情愿地相信，就可以认为5世纪是日耳曼人400年来反抗罗马人压迫的高潮，反抗的起点是公元7年阿米尼乌斯在条顿堡森林会战中击溃瓦卢斯和他的军团。

最近的修正观点试图在若干关键领域推翻这种解释。首先，建立王国的群体不是“民族”，只是临时的人力联盟，既没有文化同质性，也没有强烈的认同感。其次，持修正观点的人因而认为，联盟中的人力主要是男人。其中可能有一些妇女，但不是很多，这些群体更像是军队而非民族。比较激进的修正观点甚至主张，现有的罗马资料受到了迁徙主题的影响，将进入罗马领土的所有外来者都当成了“民族”。不那么激进的观点则认为，虽然一些蛮族参与了迁徙，但考虑到这些蛮族群体缺乏将成员凝聚起来的强有力群体身份，当时的情况更可能是少数人开始迁徙之后，人力以新的领袖为中心聚集了起来。第三，这个时期，罗马人和外来者之间没有直接的敌意；将西罗马陨落过程形容为“惊人平静”的观点很有影响力。罗马人明显愿意与外来者达成协议，而外来者也无意摧毁罗马国家。帝国并不像传统上认为的那样毁于暴力灾难，而是消失于混合了偶然与共识的过程，蛮族外来者受邀入境，一些较大的罗马地主最终更愿意与蛮族达成协议，而不是继续给帝国缴纳用于帝国军队的税款。 [1]

那么，根据关于西罗马陨落的传统观点和修正观点，4世纪末和5世纪的移民是如何形成的？同样重要的问题是，罗马帝国的崩溃对整个欧洲的政治经济组织模式的转型（换句话说就是发展）有什么影响？

帝国陨落

一些修正观点颇有道理。蛮族并没有阴谋推翻罗马帝国。我们一直在研究的移民绝大多数并没有越过边境，也没有刻意为此行军数百千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移民也是彼此独立行动，既可能和帝国作战，也可能互相争斗。5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西哥特人很乐意受雇于罗马，在西班牙与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作战；5世纪20年代，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则向他们昔日的苏维汇盟友开战。后来，法兰克人与西哥特人作战，征服意大利时的作战对象则是阿马立家族领导的东哥特人，以及阿提拉帝国崩溃后被纳入奥多亚塞军队的各种难民。晚至465年，英吉利海峡以南的大多数群体仍不觉得西罗马即将终结。即使到了这么晚的时候，这些群体的政治议程还主要是与末期的西罗马建立有利的联盟，同时阻止其他群体这样做。 [2] 还有很多证据表明移民领袖和罗马精英形成了新的政治联系，跨越了罗马和蛮族之间的古老分歧。早在5世纪的第二个10年，接替阿拉里克成为西哥特联盟领导人的阿陶尔夫就为自己在高卢的事业争取罗马人的支持；汪达尔人征服北非时，也带上了一些西班牙罗马人。此类联盟一直延续到476年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被废，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可能建立于5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哥特人、勃艮第人和高卢罗马贵族试图依托阿维图斯（Eparchius Avitus）建立自己的帝国政权。 [3] 不过，修正观点的其他要素就不那么可信了。

我们时代的和平？

基于这些现象，所谓西罗马由一个统一帝国向多个继承国的转变基本上是和平过程的观点，首先与证据不符。该观点最初的前提——最终建立继承国的外来群体一开始是受邀入境的——建立在很不可靠的基础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罗马官员邀请了拉达盖苏斯的哥特人、莱茵河入侵者（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勃艮第人或匈人。换句话说，约405—408年的危机牵涉到的每群入侵者都是不请自来的，都遭遇了全力抵抗。约375—380年的早期边境危机涉及的其他规模较小的群体也是如此，比如泰法尔人、法诺比乌斯（Farnobius）率领的哥特人、萨尔马提亚人，以及在377秋天与反叛的哥特人结盟的匈人和阿兰人。情况类似的还有阿拉特乌斯和萨弗拉克斯率领的格鲁森尼人，这是376年夏末或秋初渡过多瑙河的两个主要哥特群体之一。这群人最初被排除在外，但他们利用罗马帝国和哥特特温吉人之间紧张局势带来的机会，渡过了多瑙河。

唯一真正获得允许后才进入帝国的外来者是哥特特温吉人，但当时的皇帝瓦伦斯可能也别无选择。376年夏天，哥特人抵达多瑙河并要求庇护时，皇帝正全力投入与波斯的战争。在一处边境作战的时候，只有笨蛋才会放任另一处重要边境起火。据一份史料记载，一番激烈辩论之后，帝国才做出了接纳特温吉人的决定，而且这在当时更像是控制损失的手段。皇帝兵力不足，无法同时对付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他只能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接纳一群人，排除另一群人。可以为证的是，皇帝实施了种种应急计划来消除特温吉人可能造成的军事威胁，特别是对粮食供应采取战略控制，在出现问题时下令攻击特温吉人的领袖。在4世纪（以及之前），皇帝的确会不时从哥特人和其他附属国里招募分遣队为自己作战，甚至包括打内战的时候，但罗马人并不会因此允许大批武装人员永久进入罗马境内——这可比从边境之外招募武装部队，战争结束后再送他们回家危险多了。 [4]

考虑到4世纪后期和5世纪越境进入帝国的蛮族群体显然不是罗马邀请的，有人针对405—408年的危机提出了复杂一些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帝国放松对相关边境的控制，从而发出了邀请的暗示。这有点像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的论点：英国出于经济考虑拆解一度巡航于南大西洋的“奋进号”扫雷舰，阿根廷的加尔铁里（Galtieri）军政府将其解读为英国不会阴止阿根廷接管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迹象。将这种类比应用于405—408年的危机会形成一个更可能成立也更有趣的论点，但论点并不是很有说服力。据说，触发蛮族入侵的因素是罗马军队从高卢北部边境地区撤出，罗马终止或大幅减少了给边境附属国的补贴。但问题在于，405—408年的入侵者大部分并不像补贴的主要受益者那样生活在紧邻帝国的边境地区，而是来自边境地区以外，有的甚至住得很远，比如阿兰人。不列颠和高卢北部的罗马军队并不少，凭借这些军队，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在409—410年秋冬几乎控制了整个西罗马。而且不管怎么说，第一次攻击（由拉达盖苏斯发起）的目标并不是据说已半撤军的区域。简言之，没有理由认为空前的蛮族入侵潮与罗马明言或暗示的邀请有关。外来者使用暴力，自作主张地进入了罗马境内。 [5]

最初的入侵后发生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不同。从376年哥特人来到多瑙河到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被废，这1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政治变动，没有哪次的根本目的是推翻帝国。但所有这些过程都涉及入侵者和罗马帝国间往往规模不小的定期暴力对抗。从移民的角度来看，这100年间的政治过程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对抗罗马当局，以免其在接触伊始就破坏群体的独立性。这是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在376年到382年之间所做的。对那些在406年渡过莱茵河的群体而言，要在与罗马（及西哥特人）部署在西班牙的部队的最初冲突中活下来，军事力量和远遁北非的能力至关重要。勃艮第人在5世纪30年代似乎是得到同意后迁入了罗马领土，但这发生在他们被匈人击溃之后，而罗马将军埃提乌斯似乎支持了这些袭击。

上述群体在第一次遭遇罗马力量后幸存了下来，而其他许多群体则没能如此。一些哥特子群体在376年到382年间被各个击破；拉达盖苏斯的部队在405年整个解体，许多成员被卖为奴隶，一些幸存者后来重新加入了阿拉里克的队伍。我们之前也看到，莱茵河入侵者同样在416—418年间遭受了重大伤亡，以至于三个先前独立的群体——阿斯丁格汪达尔人、西林格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合并成了一个。无论你怎么看，在与罗马帝国的初次相遇中幸存下来都并非易事。根据我的统计，从376年到最终在高卢定居的418年，联合起来形成西哥特的哥特人经历了11次大型战役和众多小型战役。 [6]

总体的暴力程度对第一阶段人口迁移的两个具体特征至关重要。首先，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移民群体往往多次迁移。持续迁移是一种生存策略，这些群体要么以此促使罗马帝国妥协（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从巴尔干经意大利到高卢的行动就是如此），要么移居到更安全、更繁荣的地方，在那里继续对抗帝国（汪达尔联盟移居北非）。其次，如果没有这种程度的暴力，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没有持续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这么多的移民群体会结成数量较少但规模较大的联盟共同行动。西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兰人联盟、东哥特人等在罗马土地上形成的新政治单元，都是更有能力对抗罗马帝国军事力量的更大单元，其成员既能生存下来，也能获得更有利的条件。 [7]

更多的暴力对移民政治活动的第二阶段至关重要：一旦最初的生存有了保障，就要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地位。两个阶段往往互相渗透，因为即使是376年的第一批哥特移民，他们进入帝国也不是只为了生存，而是还有别的野心；但移民的第二阶段还是很有特点，值得单独列出。第二阶段的特征是罗马与蛮族外交关系框架的出现，有了这样的框架，就不会出现毁灭特定移民群体的事了。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而言，第二阶段开始于395年到418年间的某个时候，也明显体现在该群体之后与罗马帝国的外交接触中。从418年开始，外交的重点是西哥特人将以什么条件占据多大的领土，而不再是他们的存在是否应该得到容忍。即便如此，第二阶段仍是军事冲突不断：首先是在高卢南部，5世纪20—30年代，阿尔勒这个地区首府成了哥特人的目标；然后，5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卢瓦尔河和直布罗陀之间出现了更多的冲突，当时尤里克（Euric，467—484年在位）领导的哥特人建立了一个大型的独立王国。相比之下，汪达尔-阿兰联盟在5世纪40年代中期才进入第二阶段，当时，西罗马被迫承认联盟对北非的征服，而事实上该联盟的第二阶段并不像西哥特人的相应阶段那样稳定。西罗马在垂死挣扎之际，还在461年和468年两次试图夺回汪达尔王国。至于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并无必要正面对抗罗马帝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直接进入了第二阶段。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在暴力的推动下，用征服和征用来追求他们的野心。 [8]

现在让我们切换到罗马帝国的视角。移民暴力与西罗马崩溃之间的联系再直接不过。简单来说，罗马对一个相对发达的农业经济征税，以维持其军队和其他机构。经济还有其他部门，但农业占帝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不会低于80%，许多学者认为比例还要高。在这种情况下，移民的活动直接影响了帝国税收，继而大大削弱了国家的生存能力。每当一片领土落入移民群体之手（例如西班牙各行省在5世纪第二个10年被莱茵河入侵者占领），能为国库做出贡献的土地就少了一块。此外，行省若是陷入冲突，哪怕没有被彻底征服，也将无力支付税款。罗马城周围的行省只被阿拉里克领导的哥特人占领了两年，而那之后的近十年里，这些行省缴的税都只有正常税率的七分之一。两个北非省份也获得了类似的减免，这两个省不属于5世纪40年代的汪达尔-阿兰王国，但在40年代中期被汪达尔人-阿兰人占领了3年。因此，也许可以大致认为，那些经历重大战争的行省的税款减少了七分之六。 [9]

算一算有多少失去和受损的省份——它们可是西罗马的土地税基，你就会知道移民带来的问题有多么严重。早在420年，不列颠就完全摆脱了罗马中央的控制，授予西哥特人的加龙河河谷也是如此。此外，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被莱茵河入侵者占领或争夺，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因西哥特人408—410年间的停留而遭受破坏。所有这些损失导致的税收减少完美体现于罗马晚期的军官与文官名册《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 ）。名册列出了5世纪20年代初的西罗马军队。建立于395年的野战军团中，大约有一半在这二十几年间被摧毁了。而此时加入军团的替代部队中有一半以上（97支队伍中的62支）只不过是在名义上升级为野战军的卫戍部队。不仅野战军受损后没有得到高质量部队的补充，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其他部队代替升了级的卫戍部队履行职责。军队的质量和数量都急剧下降，这是帝国税基受到侵蚀带来的直接影响。 [10]

更糟的还在后头。到了445年，西罗马最富裕的行省——北非的努米底亚、拜萨西恩和普罗康苏拉里斯——已经臣服于汪达尔人，潘诺尼亚（如今的匈牙利）的一部分归了匈人，勃艮第人和其他一些阿兰人则在5世纪30年代中期得到了高卢的小片地区。到了这个地步，西罗马近50%的税基已被侵蚀，资金即将耗尽。可想而知，当时的西罗马立法者会抱怨地主不愿缴纳税款，也会试图收回既有税收优惠。地主不愿缴税显然是一个重要现象，特别是因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此时不得不提高税率。此外，西罗马也在发明新的税种。但是，如果因此就说富人不愿纳税是西罗马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有人这么认为），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在帝国政治中，富人和有关系的人始终享有税收特权：你的朋友支持你赢得权力，原因之一是你能让他们富起来。这种现象之所以在5世纪40年代异常突出，是因为许多行省已落入移民之手或者因战争而遭受损失，西罗马的收入减少到了危险的低水平。 [11]

罗马帝国遭受军事损失，政治能力也下降了，新的战略形势由此产生，移民得以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并从5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急剧扩张。这个时候，西罗马军队由于税收下降而陷入贫困，境况大不如前，面对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其他人（特别是刚开始或快完成在西罗马故地上建立权力基础的工作的法兰克人），西罗马没有丝毫胜算。从对税收乃至帝国军事机构的影响来看，武装外来移民和西罗马崩溃的直接因果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5世纪后，本地的罗马贵族越来越倾向于跟不同的移民达成交易，而这一趋势和贵族不愿缴纳高额税款一样，只是罗马帝国崩溃过程中一个非常次要的现象。同样，我们应该把这些交易放在当时的背景下看。参与其中的本地贵族基本上是地主，他们的地产（财富的基本来源）大部分位于同一个地方，这些有形资产无法迁移。因此，如果地产所在的地方被划入了某个移民群体不断扩大的势力范围，地主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他们要么与移民领袖达成和解（如果可能的话），要么就有可能失去作为他们所有财富和地位来源的土地。这样的和解不会自动发生。我们看到，在不列颠低地，原先的罗马地主阶级完全无法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后幸存下来。 [12]

认为西罗马的终结是个基本和平的过程，本地精英不再继续参与国家核心结构的决定推动，这种观点无法令人信服。恰恰相反，5世纪的种种政治进程都是通过暴力实现的。这些精英被夹在中间，别无选择，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只能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与来到他们土地上的新势力达成和解。在这里，我们有时会忽视罗马中央政府和本地罗马地主之间的一个关键差别。只看后者的话，是可以记录下许多和解的事件的。然而，之所以会有这些事件，是因为移民群体先凭武力越过了边境，西罗马就此失去了税基，不再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像样的军队，各行省的地主因此被彻底地暴露在蛮族面前。

了解蛮族

论及4世纪末和5世纪的移民时，一些修正观点还是颇有道理的。这些群体大多是新的政治实体，而不是“民族”。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克洛维领导的法兰克人，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联盟，还有西班牙的苏维汇人，所有这些都是在迁移过程中创立的新实体。征服不列颠期间，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所有建立了西罗马继承国的群体中，只有勃艮第人比较特殊，尚无明确证据表明该群体中出现了重大的社会政治重组，不过这更可能是因为我们现有的信息不足，而不是因为勃艮第人在5世纪经历了平稳过渡——实际上，勃艮第人经历过不少起落。 [13]

移民群体固然称不上“民族”，但如果要反过来主张同样简单化的观点，说它们只是如鬼火般时有时无、在历史上微不足道的小规模实体的话，这也与证据不符。许多群体的规模都不小。我们现有的那些还算可信的数据表明（其可信度由这些群体有能力对抗罗马野战军主力得到确证），其中最大的群体能够投入1万多，有时超过2万的战斗人员，尤其是在5世纪的合并进程启动之后。在这些大型集团中，群体身份起作用的方式并不像传统民族主义正统观念想象的那样简单。就连战斗人员的地位也不尽相同。至少在较大的联盟中，战士中有两个不同的地位群体，而且很可能有第三个群体（非军事化的奴隶）。我们不可能知道其中有多少奴隶，但人数应该不会少。一些建立王国的群体甚至跨越了重大的文化界限，说日耳曼语的汪达尔人和原本讲波斯语的游牧阿兰人的长期联盟就是典型的例子。406年12月31日之前，汪达尔人在多瑙河中游遇到阿兰人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那肯定非比寻常，值得我们深思。 [14]

这些事实毫无疑问，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新的群体身份毫无意义。新群体中有地位较低的战士和奴隶，可见不是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能全面参与。这些地位较低的人也不像地位较高的战士对群体有那么深的认同。但是，完全参与也不是少数几个人的特权。统治家族换得太快，很难将群体身份描述为对某个王朝的短期忠诚。推翻最后一位阿马立家族的统治者后，东哥特人还是保留了原有的身份。我认为，在此期间定义和重新定义群体身份的主要推手和受益者，正是地位较高的战士群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人可能占到了武装男性的1/5到1/3。尽管身份需要定期调整（也许主要是政治上而非文化方面的调整），但没有迹象表明这些人构建的群体身份很容易被破坏。最近有人主张，在较大的群体中，东哥特人并没有在493年之后从意大利的土地上轻易消失；而在较小的群体中，赫鲁利人和鲁吉人以不同方式表现出了哪怕在重大失利后也还能继续存在的能力。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但移民群体不仅有可观的规模，而且具有相当大的结构韧性。而这个时代特有的暴力程度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15]

社会科学家刚开始思考群体身份时，普遍假定人口群体由于地理区隔而在政治和文化上变得彼此不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个重大进步是，人们认识到活跃的群体身份往往产生于恰恰相反的情境，即表现为竞争的紧张接触。

发展出群体身份，通常意味着加入某个有能力保护一系列利益的实体。对4世纪末和5世纪的事件稍加回顾就能发现，暴力——竞争性接触的象征——促成了身份的调整，继而形成了能建立王国的新的蛮族联盟。一些新的身份（特别是西哥特人和汪达尔-阿兰联盟的身份）是在需要依靠更大的群体来在罗马土地上生存的移民中产生的，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对抗罗马帝国为避免外来者集聚构成威胁而制定的传统政策。另一些身份诞生于阿提拉帝国崩溃之后，这个帝国的崩溃也引发了激烈的竞争：因匈人而聚集到多瑙河中游地区的众多武装群体彼此相争。还有一些身份在希望接管崩溃中的西罗马的土地资产的群体中形成。最初为生存而联合的西哥特人和汪达尔-阿兰联盟正好可以玩这个更有利可图的游戏，而又有一些新的群体为了参与这场抢地运动而形成，其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东哥特人、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进入不列颠低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属于这一类，只是规模较小。

所有这些新的群体身份都诞生于暴力，虽然是新近调整的产物，但它们相当持久，至少在地位较高的战士（他们是新群体追求的野心的主要受益者）中如此。当然，这并不是说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即便是地位较高的战士，都同样认同新的身份，也不是说这样的身份就牢不可破。现代的群体身份也一样。但是，在4世纪末和5世纪出现的群体身份是真正的政治现象，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王朝幻想。 [16]

相应来说，这些群体迁移时阵仗很大。前文谈过，有些很有分量、不容忽视的历史证据表明，当时有一些大规模的混合人口群体带着庞大的车队上路。阿米阿努斯对376年的哥特人的描写尤为详尽，他描述了不同蛮族群体的活动，我们不应认为这是受了迁徙主题的影响。正如修正后的群体身份概念所示，建立王国的庞大人群在从A点迁移到B点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影响。这些群体一路上吸收额外的人力，将他们酌情分配到群体中的各个岗位上：在日耳曼人主导的群体中，这些人应该或是以自由人身份成为地位较高的战士，或是以被释奴身份成为地位较低的战士，或是充当不拿武器的奴隶。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他们的迁移只是规模较小的现象。这与当今的移民单元肯定有所不同，在当时的情况下，以大规模混合人群的形式迁移是很合理的，因为那时非罗马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不高，他们要进行的又是这样不容易的迁徙。

从叙事中，可以看出三种主要的移民类型。第一类是在匈人力量崛起时，因领地受到直接或间接威胁而越境进入帝国的外来者混合群体。376年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属于此类，我认为405—406年拉达盖苏斯领导下入侵意大利的哥特人，以及不久之后渡过莱茵河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也属于这一类。如前文所述，这两波移民潮中的许多不同支流最终重组为两个大型联盟：西哥特联盟和汪达尔-阿兰联盟。每个联盟都有能力在战场上投入一两万名战士，也都包含妇女和儿童，更别说奴隶了。所有这些群体的移民动机本质上都是政治的和消极的，那就是对匈人的担心；但随着接触越来越多，他们也开始计算在罗马领土上占据有利可图的位置需要付出些什么。组成西哥特联盟的群体从乌克兰经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迁往法国南部，还有些群体从中欧（而阿兰人是从更远的东部）经西班牙迁往北非，这些都是长途迁移的壮观例子。他们的跋涉采用间隔迁徙的形式，两次迁徙间有相当长的停顿，而不是连续迁移，因为移民是不断发展的生存策略的一部分。时间上的间隔也反映了跋涉的距离，因为每次出发之前，都需要获得可以迁往的地点的信息。来自现代匈牙利或附近地区的汪达尔人最初出发时，肯定对如何从西班牙去到北非一无所知，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可以这么做。 [17]

第二类群体因阿提拉死后的混乱而迁出匈人帝国心脏地带——多瑙河中游地区，不少群体中也包括妇女和儿童。其中一些群体的规模相当大。阿马立家族领导下的哥特人来自潘诺尼亚，有1万多名战斗人员，此外还有妇女和儿童。加入意大利军队或阿马立车队的苏维汇人、赫鲁利人和鲁吉人肯定各自都召集了至少几千名战士，其中至少赫鲁利人和鲁吉人也带着妇女儿童一起迁移。 [18] 这些群体的动机同样有一部分是政治的、消极的，那就是对匈人帝国崩溃后相互竞争的其他群体的忌惮。迁徙也有很浓的机会主义色彩。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精心计算后，决定先去东罗马领土，再与色雷斯哥特人联合起来，前往意大利。两次迁移都不仅是为了逃离眼下的局限和困难，也至少在同等程度上是为了去目的地追求更大的繁荣。与第一类群体相比，第二类群体的机会主义色彩更重，迁徙的距离则较短。狄奥多里克领导的哥特人从匈牙利到塞萨洛尼基、君士坦丁堡、阿尔巴尼亚，再到意大利的长征很了不起，但与汪达尔人史诗般的跋涉或西哥特人经历的考验和苦难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分别向高卢东北部和不列颠低地迁移，采取了第三种形式，尽管两者之间有明显差异。这类群体迁移的距离更短，移民单元通常更小一些。考古证据表明，罗马高卢地区法兰克人定居点最密集的地方，离他们之前的定居点也就100千米左右。盎格鲁-撒克逊群体固然必须越过英吉利海峡和/或北海，但这样的迁移距离也不算长。第三类群体的迁移动机也不同。当时的北海可能侵蚀了一些大陆沿海地区，使一些长期以来用于耕种的土地无法再用。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的动机是积极的、掠夺性的。罗马帝国失去对高卢和不列颠的有效控制后，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随之而来。此前，碍于罗马帝国的军队、舰队和防御工事，这两个群体除了突袭之外不能有别的作为。这两次迁移都在相当近的地方填补了权力真空，目标地区较发达的经济和更容易获得的土地财富很有吸引力。因此，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移民单元不需要像前两类群体那么大，尽管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移民群体应该比法兰克人的大一些，毕竟他们在不列颠的征服和定居是同时发生的。当然，这两股移民潮除了战士，还包括妇女和儿童。这些动机积极的扩张主要由较小的单元迁移较短的距离后实施，与人口规模更大、动机更复杂的群体的长距离大迁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

美丽新世界

所有这些移民在他们创建的新王国的人口中都占少数。在那些长途迁移后形成的王国中，移民的人数很少。东哥特人大约有数万，但再怎么多也不会超过10万——当然如果奴隶人数比较多，这个估计可能偏低。 [20] 通常认为晚期罗马意大利的人口为几百万。出于讨论的目的，我们暂且将其估计为500万，那样的话东哥特移民将不超过总人口的2%。不管你怎么摆弄这些数字，基本比例都不会有太大变化。东哥特移民只给后罗马时期意大利的总人口带来了很少的增长。汪达尔-阿兰联盟和勃艮第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与东哥特王国比起来，这两股势力建立的似乎只能算二流国家（勃艮第人的国家肯定是二流的）。从意大利人、北非人和高卢人的角度看，这些移民潮带来的并不是真正的精英替代，充其量只是部分精英替代。在新移民创建的王国中，许多具有罗马血统的本地地主保留了原有的地位，罗马文化，以及甚至一些政府机构都得以保留。高卢和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尽管起源不同，但也属于这一类。哥特人最初于418年定居在加龙河河谷之时，对当地人口增加的贡献肯定更大，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少数。尤里克创建的王国更大，范围从卢瓦尔河到直布罗陀，哥特移民在其中占的比例很可能比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在意大利所占的比例还要小。

高卢北部，特别是东北部的法兰克人，以及后来成为英格兰的地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虽是少数，但流入后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要大一些。但即使这样，他们在所在地区人口中占的比例恐怕也不会超过10%太多，而且这种比例在某些地方可能要低得多。在高卢和不列颠，特别是在高卢，6世纪下半叶的新地主精英中可能有一些是从前高卢罗马人和罗马不列颠人的后代。但这不应妨碍我们认识到，高卢东北部和不列颠低地的情况截然不同于意大利、北非、西班牙和高卢其他地区的情形。在罗马的西北部故地，精英阶层及其文化规范在400—600年之间被完全重塑，而从前的别墅地产被分割成不同大小的地块后，作为精英身份基础的土地资产得到了彻底的重新分配。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的移民给本地人带来的，也许只是相对无关痛痒的部分精英替代，而法兰克移民之于高卢东北部、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之于不列颠低地，则是引发深刻社会、政治和文化变化的大规模迁徙。将上述不同类型的案例与以诺曼征服为代表的完全精英替代放在一起，就能看出有三类情况：部分精英替代、不影响主要社会经济结构的精英替代，以及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大规模迁徙。

但即使只讨论部分精英替代的情况，也还是要考虑4世纪末到6世纪初的人口迁移（既有个体迁移，也有集体的大规模迁移）处在何种水平这个问题。首先，这段时期内的移民摧毁了历史悠久的罗马帝国大厦，至少摧毁了西罗马的那一部分。帝国始终受到其经济、政治和行政限制的束缚，但没有丝毫证据表明，如果没有大批武装移民进入帝国而产生新的离心力，帝国会在5世纪灭亡。移民作为整体肯定“做出了贡献”（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妥当），给罗马世界或至少其核心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冲击，尽管帝国崩塌后，有一些罗马地主未受影响，某些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罗马机构也保留了下来。罗马帝国是一个强大的有机体，在500年的时间里塑造着四境之内的文化、宗教、法律、土地所有权等方方面面。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因为这个庞大的帝国摇摇欲坠，通信和官僚技术实在有限，无法对各地实施有效的日常控制。然而，帝国的结构长期以来为具体的社会、经济、文化模式演变设定了宏观条件。要完整列举的话，需要另写一本书，但帝国的影响包括：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和由国家构建的运输系统决定了经济互动的模式，其法律结构定义了财产所有权，也就定义了社会地位，其职业架构（要求精英具备成熟的读写能力）支撑起整个教育系统，等等。甚至宗教机构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决定。随着基督教在4世纪和5世纪发展为大众宗教，教会的权力结构与帝国结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考虑到所有这些，帝国灭亡的影响必然是深远的，从此西欧的地方社会和文化将朝着全新的方向发展，我们会在本章的后半部分简要做些探讨。 [21] 根据移民研究使用的定性概念，总的来说，匈人时代的人口迁移在各方面都称得上大规模迁徙。

根据同样的定性定义，从法兰克人在高卢北部、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不列颠低地的影响上看，他们的迁移也算得上大规模迁徙，只是影响范围较为局限。从零开始在入侵的精英中重新分配这些地区的土地资源，带来了许多文化、经济和政治变革，“大规模”的标签因而也适用。在其他只发生了部分精英替代的继承国中，本地人遭受的冲击要小得多，但仍有一些经济资产被转移了。前几代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土地资产从以前的罗马所有者手里转移到了至少一些移民的手中（就好像不列颠和高卢北部的情况）。研究蛮族问题的上一代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修正，这也呼应了当时弱化西罗马陨落重要性的普遍趋势。修正论者认为，至少在一开始，外来的蛮族获得的回报并不是从罗马人手中夺来的土地，而是这些土地产生的一部分税收，而这种交换不至于像夺取土地那样引起那么多摩擦。 [22] 本书篇幅有限，无法详细讨论与该问题有关的技术证据，但我认为修正论的观点仍未得到充分证明。各地存在重大差异，有的地方可能采用了调整税制的措施。尽管如此，我很肯定，在所有主要的继承国中，土地资产转移都是新近占据统治地位的移民获利的核心手段——最近对修正论观点的调整也多少承认了这一点。

这并不是说每个移民群体的每个成员都得到了同样多的报酬，有些成员甚至什么报酬也没有。诺曼征服的相关记载比较详细，可以作为类比。《土地调查清册》表明，威廉那些比较重要的支持者得到的报酬比地位较低的同伴要高得多，而许多普通的诺曼士兵根本没有得到土地。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一般来说，移民得到的回报与他们原本在群体中的地位是对应的。但是，即使一开始只有地位最高的人能获得丰厚的赏赐，他们接下来也需要去回报自己的主要支持者（就像1066年后直属封臣所做的那样）。在4世纪末到5世纪的移民群体中，国王直接赐予的土地奖赏也许只能达到高级别战士阶层（自由民？）的领袖这一级，尽管按照诺曼征服的模式，地位略低一些的成员，以及部分甚至全部低级别战士都可能从自己追随的高级别战士那里得到一些东西。 [23] 详细证据还表明，在部分精英转移形成的王国内，土地转移仅限于特定地区。

尽管汪达尔-阿兰联盟拿下了罗马北非最富有的省份（普罗康苏拉里斯、拜萨西恩和努米底亚），给整个地区的政治制度带来了巨大冲击，但只有部分地区经历了较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冲击。征服此地之后，盖萨里克驱逐了一些较大的罗马地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以奖励他的重要追随者。但是，这种地方层面的破坏只发生在普罗康苏拉里斯。在拜萨西恩和努米底亚，本地地主似乎没受什么影响；他们所受的冲击也仅仅是新王国的中央政治体系开始了运作。普罗康苏拉里斯的大部分土地归不在当地的意大利罗马元老院家族所有，因此在这里夺取土地不会引起太大的政治敌意，付出的代价估计是最小的。从战略上讲，普罗康苏拉里斯也面向着西西里和意大利——罗马可能发起重大反攻的地方。 [24]

阿马立家族领导的东哥特人拿下意大利和汪达尔-阿兰联盟拿下北非一样，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但所造成的社会震动也许没那么大，因为总体而言，狄奥多里克在新王国里采取了安抚原先的罗马地主的政策，但我们不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在征服的时候，他一度以剥夺土地来威胁不支持自己的罗马人。但征服之后，他在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与他们交好，许多人在他治下保留了自己的精英地位。狄奥多里克似乎和盖萨里克一样，把丰厚的土地资产和分享年度贡物的权利赐给了重要的追随者，但并没有采取在普罗康苏拉里斯的那种强征手段。

哥特人的定居点集中在意大利半岛的三个区域［亚得里亚海沿岸、拉韦纳和罗马之间的皮切努姆（Picenum）和萨谟奈（Samnium），意大利北部平原西北面的利古里亚（Liguria），以及东部的威尼托（Veneto）］。这些区域中发生转移的应该主要是土地所有权，可能公共和私有的土地都包括在内。以往从事农作的佃农们很可能没受什么影响。据我们所知，这些转移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混乱。事实上，狄奥多里克的意大利王国面积够大，要找到所需的地产也许比在小王国里容易一些。不管怎么说，迁徙而来的哥特军事精英确实形成了新的政治主导力量。一些罗马精英参与了宫廷政治，但从现有的叙事资料判断，哥特移民在王位继承、开战等关键政治领域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东哥特人拿下意大利似乎只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有限的影响，尽管其政治影响要大得多。 [25]

西哥特和勃艮第王国的情形也类似，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勃艮第王国颁布的法律规定，受影响的罗马地主必须交出三分之二的地产，西哥特王国的规定则是三分之一。相关证据同样需要仔细讨论，本书不做展开，但一个特别相关的因素是，5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西哥特王国疆域最大时，覆盖了从卢瓦尔河两岸一直到直布罗陀海峡的范围。换句话说，它比以罗讷河河谷为中心的勃艮第王国大很多倍。略加思考就能理解，较小的王国中土地资产有限，需要更多依靠征用来满足新近到来的外来者。但除了这方面的不同，有证据表明在不列颠和高卢东北以外的其他地区，情况都大致相似。在所有通过部分精英替代建立的继承国中，移民都带来了足够瞩目的政治冲击，毕竟领土易手了，但只有少数地区的本地人口会认为这些移民是“大规模”的——在这些地区，大量土地移交到移民手中，比如普罗康苏拉里斯和东哥特王国的三个定居点群。至于西哥特王国和勃艮第王国，我们最多只能基于地名和/或考古证据来猜测定居点最密集的地方是哪里。 [26]

另外，从移民自身的角度看，“精英转移”（不管是不是部分转移）之类的简明术语远不足以体现他们行动的性质。就算他们最终成功定居并发展起来，他们之前也经历了颠沛流离，留下了创伤。406—439年，汪达尔-阿兰联盟分两个阶段迁徙，先是从匈牙利大平原迁移到西班牙南部（2 500千米），然后又向南和向西迁移了1 800千米，最后才夺取了迦太基——这需要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当然在那之前，联盟中的阿兰人在约370年到406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从顿河以东出发，向西跋涉2 000千米，才到了匈牙利大平原。如此远距离的迁徙，对群体中较弱的成员（老弱病残）是极大的折磨，而且迁徙往往采用大跳跃的形式：从顿河到匈牙利，从匈牙利到西班牙，还有（可能磨难稍小一些的）从西班牙到北非。每次这样痛苦的“跳跃”都会带来重大损失。总体而言，这样的旅行甚至可能破坏群体的年龄结构，因为老年人和年幼者的死亡会超出正常比例。被迫长途跋涉的现代政治移民往往筋疲力尽，很多人集中在一起又容易诱发疾病，因此这样的旅程常常是致命的。1994年来自卢旺达的难民中有近10%——数量达到惊人的10万人——在逃亡路上死于霍乱和痢疾。公元第一千年的大多数移民可能计划得更周全，准备得更好，但考虑到现代的情况，我们恐怕不能低估迁徙本身造成的损失。

与罗马的冲突大大增加了损失。例如，移民最初渡过莱茵河时，高卢和西班牙本地居民遭受的损失可能比移民遭受的更大。但是，前面提过，罗马在5世纪第二个10年的末期发起反击，摧毁了两个自主汪达尔群体中的一个（西林格），阿兰人（当时是入侵者中最强大的）受到重大打击，只能臣服于阿斯丁格汪达尔人的领导。从仅有的一点资料看，汪达尔-阿兰联盟后来征战北非时可能没有遭遇同等规模的损失，但至少在早期，战斗还是很艰苦的。 [27] 面对迁徙的漫漫长路、激烈的军事冲突，移民的身心受尽折磨，就算他们最终能在罗马北非最富庶的省份中成为新的精英，创伤也难以抹去。

东哥特人、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的情况也类似。我们特别来看一下最终征服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这一惊人的成就让他们获得了此地的财富，而他们也乐于享用。初看起来，他们的迁徙似乎没有造成太大创伤，但在473年到489年之间，他们（至少是最初由阿马立家族领导的潘诺尼亚群体）向南跋涉了近1 000千米才从匈牙利到达色萨利（Thessaly）。到了476年，他们向东北前进了500千米，来到多瑙河岸边。然后在478年和479年，他们又迁移了1 200千米，先向南迁至君士坦丁堡，然后又向西行进，（经塞萨洛尼基）到达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迪拉基乌姆。与东罗马在482/483年达成协议后，他们似乎被安置在东北600千米处，再次回到多瑙河岸边。然后在5世纪80年代中期，一支哥特分遣队为芝诺皇帝效力，攻打小亚细亚的篡位者伊卢斯（Illus）（往返各1100千米）；接着，整群哥特人先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距多瑙河400千米），又跋涉1 500千米前往意大利。如果约达尼斯的记载可信，那么在所有这些迁徙之前，还有一次5世纪50年代中期的迁移，当时是从喀尔巴阡山脉东麓迁徙到西麓，距离是700千米。

冲突是少不了的。阿马立家族领导下的哥特人没有遭受汪达尔-阿兰联盟在西班牙经历的那种失败，但是他们与东罗马人、色雷斯哥特人（一开始）、篡位者伊卢斯打了很多场仗——473—474年，476—478年，478—482年（在479年时失去了整个车队），484年，486—487年，还有489—491年。总而言之，创伤是很严重的。

西哥特人的迁徙距离与东哥特人（从东喀尔巴阡山脉到高卢西南）的相似，他们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勃艮第人的行动比较保守：从德意志南部迁往莱茵河，然后向南进入日内瓦湖及更远的地区。但是，虽然他们没有在长途跋涉上受苦，却遭受了大得多的损失，尤其是在5世纪30年代被匈人统治期间。所有移民的生活方式都陷入了混乱，而不管从罗马的角度怎么看，移民们所经历都只能描述为大规模迁徙。 [28]

移民与发展

罗马帝国崩溃期间，移民与主流发展模式之间的联系是多方面、深层次的。显然，对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两个短距离迁徙的群体而言，罗马行省经济产生的财富是巨大的拉力。4世纪时就有了为防御他们而建造的工事，可见财富差距从莱茵河和北海另一边发出召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旦罗马帝国的中央权力瓦解，事情就自然发生了。一度被武力驱逐出罗马领土的外来军事力量，如今控制了附近更发达的经济区，而后来发生的事就尽人皆知了。

发展上的差异也部分解释了长距离移民做出的选择。他们的动机通常很复杂，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他们经常迁往自己缺乏直接了解的地区，那里罗马帝国的力量依然活跃，因此他们要面对大得多的军事威胁。对他们而言，做出迁徙的决定需要非同寻常的刺激因素，也就是围绕匈人帝国兴衰的戏剧性事件产生的刺激。在由匈人引发的最初两股移民潮（分别是375—380年和405—408年）中，迁徙动机——逃避匈人统治的愿望——是政治的、消极的。匈人帝国解体后，迁徙的动机仍具政治性，但比之前的要积极。他们朝罗马领土进发，是为了从那里的大量财富中分得更大的份额，5世纪70年代，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的迁徙受此动机驱动，稍后的伦巴第群体也是。但即使是早先在375—380年和405—408年迁徙的移民，他们也一定程度上受到罗马财富的吸引。匈人的侵略可能促使他们决定离开家园，但他们既可以去罗马帝国之内，也可以去帝国之外寻找新的住所。多数人选择进入帝国，这反映出罗马财富的巨大吸引力。可以合理地认为，该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帝国边界之外的蛮族以移民为手段，试图从帝国境内欧洲发达地区的经济财富中分一杯羹。 [29]

同样重要的是，普遍的发展水平至少可以解释长距离迁徙的移民单元看似奇特的性质。由于当时的非罗马欧洲社会只能投入数百名职业战士，因此任何涉及罗马国家的迁徙都得带上妇女和儿童。和更早的时期一样，要想为如此雄心勃勃的行动召集足够的军事力量，就只能扩大招募范围，而一些武装人员肯定会带着家眷同行。蛮族欧洲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特征也促使家庭加入迁徙队伍。在蛮族欧洲，至少是在奥得河以东（属于普热沃斯克和切尔尼亚霍夫文化圈）的日耳曼群体中间，主流农耕制度决定了中欧和东南欧的人口有改变定居点的习惯。过一代人就换一个定居点，以寻找更肥沃的土地，这样的迁移显然完全不同于4—5世纪的那些重大移民事件。但比较移民研究表明，经常改换定居点会让他们更容易被说服，从而加入有望通向罗马领土的有组织大规模远征。

我认为，移民与发展间的关系还在另一个层面上深刻影响了迁移行动。375—380年和405—408年的首批长距离移民中，一些人之所以能在罗马土地上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能快速调整身份认同，组建罗马帝国难以摧毁的大型群体。376年夏天出现在多瑙河边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原本各自的规模就不小，在两年后的阿德里安堡战役中显然也很走运。那个时代没有其他对抗能产生这样一边倒的结果，它为哥特人带来了喘息的空间，也就是382年条约赋予他们的半自治身份。当时，罗马仍希望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凭武力重新谈判，使条款更符合罗马的传统移民政策。挫败罗马希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阿拉里克统治时期促成的联合，也就是376年最初的哥特群体与拉达盖苏斯后来攻打意大利时的幸存者之间的联合，西哥特人由此诞生。418年，罗马与这支壮大了的力量谈判，在达成的条约中被迫承认，自己不可能摧毁眼前这个统一、自治、居住在罗马境内的哥特群体。类似的联合进程也促成了汪达尔-阿兰联盟和阿马立家族领导下东哥特人的生存和繁荣。就上述群体而言，如果没有实现联合，罗马帝国就可以对较小的群体各个击破——当时许多小群体的命运就是如此。要想生存下去，移民就必须有能力重组为能投入一两万甚至更多兵力的实体。 [30]

也就是说，第二章中讨论的日耳曼社会的长期转型与4—5世纪的迁徙大有关系。如果匈人在1世纪而不是4世纪到来，将当时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的那些日耳曼群体撵走，那么情况会大不相同。由于1世纪日耳曼世界的主要政治单元规模较小，如果要创建能召集2万甚至更多战士的实体，就得把大量政治单元卷入极为复杂的政治调整过程，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组成5世纪那些创建王国的群体的，不会超过6个政治单元，有时只需要三四个。那时，组成群体的基础单元规模已经够大，应付罗马帝国所需的2万多名战士更容易召集。而如果想在1世纪集结这么多目标一致的日耳曼战士，可能就得联合十几个规模较小但竞争激烈的单元，那样的话，政治问题就会非常严重。

话虽如此，4世纪末和5世纪移民的政治联合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创建王国的每个新的超级群体都由四五个单元组成，每个单元都有自己既有的领袖。也就是说，新联盟中总会有四五个潜在的领导人，他们中只能留下一个，其余的都得以某种方式淘汰掉。迫于罗马的暴力威胁，人们普遍认为建立新联盟是必要的，一些潜在的竞争者似乎也愿意为此退出竞争。在东哥特人中，胡尼蒙德（Hunimund）的儿子格西蒙德（Gesimund或Gensemund）这位独立的哥特战队领袖被人铭记，因为他决定支持狄奥多里克的阿马立王朝，而不是自己上位。不过，其他的竞争者就没有那么顺从了，得采取手段压制。胡尼蒙德家族的其他成员极力主张领导权，阿马立家族不仅要对付他们，还得击败另一位哥特国王维尼塔里乌斯（Vinitharius），这个群体在472—473年进入东罗马后，阿马立家族还要对付色雷斯哥特人的首领特里亚里乌斯（Triarius）家族。克洛维则至少消灭了7个敌对国王，才统一了法兰克人。至于其他一些新的联盟，我们无法研究其领导权争斗的细节，但争斗肯定发生了。 [31]

此外，这些新统一起来的超级群体间的权力斗争本身也和发展模式相互作用，因为斗争也有赖于能从罗马得到的资源。罗马边境之外的蛮族政治单元规模较小不是偶然，而是结构性的，反映出国王可用来再分配的财富数量有限——国王靠这个在追随者中建立忠诚；而我们也知道，就连这些财富也大多来自罗马。但是，罗马土地上可以直接或间接攫取的更多财富使蛮族政治有了更多可能性，蛮族领袖能够怀柔并控制更多的追随者。经过审视，唯一一个像反例的例子其实并非反例。古典时代晚期，罗马帝国之外的欧洲出现了一个大型的跨区域大国：5世纪的阿提拉匈人帝国。但即使是这个帝国也无法靠非罗马经济产生的资源维系。它依靠掠夺和索贡，获得了大量来自罗马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流一旦切断，匈人帝国就崩溃了。非罗马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本身维持不了有能力在罗马故地上建立继承国的政治结构。 [32]

因此，当蛮族因匈人逼近或罗马帝国衰落而迁移的时候，发展程度上的普遍差异会让大多数人西迁和南迁，迁徙单元本身的性质也受此影响。当然，现代移民研究告诉我们，有这样的情况很自然。我们看到，移民模式与不平等发展的模式密切相关。但是，4世纪末和5世纪的人口迁徙不仅反映了欧洲不同地区既有的发展不平等，还带来了重大的调整。不同的移民群体合并为能够建立国家的超级群体，这是一大变化，整个欧洲大地也经历了重大变革。

新秩序

510年左右，统治意大利的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写信给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

您（阿纳斯塔修斯）为全天下的国度增色，是整个世界的有益捍卫者。为此，所有其他统治者都应以崇敬的态度仰视您：首先是我们（狄奥多里克）凭借神的帮助，在您的国家里学到了如何平等地治理罗马人。我们的王国是对您王国的模仿，以您的善意为榜样，是对唯一的帝国的复制。

这看起来是赤裸裸的谄媚，其实并非如此。507—508年，阿纳斯塔修斯的舰队一直在袭击意大利东部的沿海地带，皇帝还为法兰克人攻击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狄奥多里克主要盟友之一）提供了外交支持。可见，这封信真正的重要部分是接下来的几行：

时至今日，我们跟随着您而超越了其他所有国家……我们认为，两个国家既已宣布在先代国王之下结为一体，不仅因彼此之爱相连，更因竭力互助而联结，您不会愿意承受两国间的不和之痛。愿罗马王国中永远只有一个意志，只有一个目标。

狄奥多里克一开始的奉承引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论点，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相当于一份提出要求的外交照会。换种说法，这封信的大概意思是：“东罗马完全是神所命定的公正典范，我全然效法；因此，我是世上除您以外唯一正当合法的罗马统治者，并且像您一样，高于所有其他继承国的国王。您应该与我，而不是与法兰克人结盟。”他提出如此自负的主张，倒也没有太大问题。他最终度过了507—508年的危机，地位大大提升。法兰克人在507年的武伊勒（Vouillé）战役中摧毁了西哥特王国，但东罗马的海上袭击并没有阻止狄奥多里克在废墟中崛起。从511年开始，他成了西哥特王国和东哥特王国的唯一统治者，王国疆域包括了意大利、西班牙和高卢南部。他还统治着原罗马巴尔干的一部分地区，对勃艮第王国和汪达尔王国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外交霸权，还掌管着一直延伸到日耳曼尼亚西部图林根的联盟体系。鼎盛时期，他支配着地中海西部，统治着西罗马故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疆域。正如信中所暗示的，他的统治风格也完全是罗马式的。他建造了罗马式的宫殿，在其中举行罗马式的典礼，维护公共设施，甚至资助了拉丁语和文学的教学。信号再明确不过了。一位罗马元老院成员在题词中称他为“奥古斯都”，这可是所有头衔中最有帝王气的一个。 [33]

面对狄奥多里克的壮举，你可能会觉得，西罗马落入边境之外侵略性军事力量的手中，也许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这么想是可以理解的。在6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也就是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被废黜40年后，统治西欧的仍是以地中海为基础的帝国势力。似乎看不出大厦已由新人接管的迹象。但外表是骗人的。狄奥多里克所复辟的那个以地中海为基础的西方帝国，后来证明只是昙花一现。在第一千年的后半叶，西方的皇权中心根本不在地中海，而在更北的地方。

法兰克人的帝国

初看之下，法兰克人通过一系列完全偶然的事件继承了罗马帝国的王权。狄奥多里克526年去世后，发生了继承危机，他在地中海地区建立的哥特帝国没能扛过去。当时，狄奥多里克的帝国没能按他意愿维持，东哥特部分和西哥特部分再次分裂，分别由他不同的孙子统治。从536年开始的20年战争则使哥特势力接过西方帝国薪火的希望彻底落空，当时，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治下的东罗马摧毁了东哥特王国，就像它在6世纪30年代初摧毁了汪达尔王国一样。查士丁尼一开始决定发动西方战役，也有很强的偶然因素，在那之前，他在与波斯的战争中失利，亟须一场胜利来巩固他日渐下降的声望。然而仔细审视就能发现，狄奥多里克帝国的失败实际上反映了欧洲范围内力量平衡的根本变化，而这样的变化是蛮族欧洲500年发展与罗马帝国崩溃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文谈过，4世纪末，大迁徙时代开始之前，欧洲各地的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多瑙河以南和莱茵河以西是罗马帝国的领土，那里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有最发达的交换系统，能够供应城镇的需要，支撑短距离和长距离贸易，那里的地主精英人数相对少，也相对富裕，国家机构握有真正的权力。有了这些，就能调动帝国领土上的资源，来办成维系职业军队、实施大型建筑计划、供养政府官僚等大事。紧邻罗马领土的是近边缘区，半臣服的附属国所在的地方。这些附属国从帝国那里得到大量贸易特权和外交补贴，但会受到政治干预，而且理论上要向帝国提供服务，特别是军事和经济服务，而帝国也可以定期要求它们服务。

这些附属国属于广义上的帝国体系，但它们与帝国的关系总是磕磕碰碰。它们经常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为的是从与罗马的密切关系中尽可能多地攫取经济利益，同时减少与之相伴的剥削。我们看到，帝国会定期向它们开战，让它们少拿好处、多承担义务。这个边缘区通过与帝国的互动（贸易、袭击和外交）来获得新财富，新财富大大推动了政治转型。统治者如果想控制因紧邻帝国而获得的所有新财富，就得扩充军事力量，而额外的财富使之成为可能。不过，同意这个因素也起了作用，因为如果这些领袖有更大的权力，支持者就可以指望他们去抵御帝国的干涉。以上种种使近边缘区的政治组织发展为更大、更有力的实体，3世纪罗马帝国欧洲边境全线都出现了新的联盟，就是该过程总体效应的体现。

在近边缘区之外，也就是离罗马帝国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一个远边缘区。这里的人通常只与帝国有间接联系，但他们出产原材料和其他资源，将其通过近边缘区运入帝国。就这样，在与罗马帝国的500年互动中流入蛮族欧洲的经济利益中，他们也分了一杯羹。远边缘区和近边缘区在政治转型方面也有共同点，特别是那里的人会定期组织起来，以控制更接近边界的地区的更多财富。一开始是1世纪时的劫掠，然后是在2世纪的马科曼尼人战争中，更大规模的人群以军事组织的形式从外向内转移，而最明显的是哥特人等群体在3世纪从远边缘区向罗马领土的扩张。

近边缘区和远边缘区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两个区域也可能有重叠的地方。除了从外到内的周期性人口入侵，罗马的外交接触一定程度上还扩展到了最内圈以外。例如，我们知道在4世纪，罗马帝国不时会跟美因河河谷的勃艮第人打交道——比起罗马帝国莱茵河南部边界附近阿勒曼尼人，这些勃艮第人的居住地更“靠外”。不过，远边缘区的外部边界相当容易确定。在维斯瓦河以东或俄罗斯南部森林草原带以北的考古遗迹中，没有迹象表明在此期间相关地区的人与罗马世界有直接或间接的往来（地图2）。直到罗马晚期，这片广阔土地上的大多数人仍保留着早在公元前就有的非常简单的铁器时代农业生活方式。

因此，宽泛地说，罗马时代的发展使欧洲范围内形成了四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而第一千年之初的欧洲还处于三速模式。第一千年之初，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凯尔特欧洲普遍比以维斯瓦河为界的日耳曼欧洲发达得多，而日耳曼欧洲又比更往东的地区发达。到了4世纪，与帝国的接触大大促进了日耳曼欧洲的发展，在从前的三速模式里属于中速的日耳曼欧洲，如今细分为上文讨论过的近边缘区和远边缘区。 [34] 与西罗马崩溃相关的移民活动不仅反映了欧洲各地的四种发展阶段，还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要体会这些变化有多深刻，只需要看看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墨洛温法兰克王国，想想为什么它是狄奥多里克帝国毁灭之后西方仅存的跨区域中心。

上一章谈过，克洛维统治期间，法兰克势力加速向超级大国的方向发展。克洛维不仅联合了一些原本独立的法兰克战队，还利用这一力量基础征服了如今法国和德国西部的大片领土。狄奥多里克的哥特帝国甫一瓦解，法兰克人就走上了极速扩张之路。从6世纪30年代初开始，克洛维的儿孙们用霸权和征服控制了广阔得多的领土。和之前的狄奥多里克一样，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成就。克洛维的孙子提奥德贝尔特一世（Theudebert Ⅰ）于540年左右写信给查士丁尼，自称为包括西哥特人、图林根人、萨克森人和朱特人在内的多个民族的统治者，他还说自己是法兰克、潘诺尼亚和意大利北部沿海地区的领主。提奥德贝尔特一世离皇帝头衔的确只有一步之遥。罗马皇帝的特权之一是只有他们能发行金币。这一特权可以追溯到许多罗马城市发行自己的贱金属铸币的时期，在476年以后也继续得到尊重。然而，提奥德贝尔特一世开始发行自己的金币，他的许多墨洛温继任者也有样学样。 [35]

如果仅用查士丁尼摧毁东哥特王国之类的偶然事件来解释法兰克帝国的崛起，就会错失真正重要的东西。辉煌如狄奥多里克，也得竭尽全力才能牵制法兰克势力。他在6世纪第二个10年设计出联盟系统，就是为了遏制法兰克人的扩张。他庞大帝国的根基是西哥特王国和东哥特王国摇摇欲坠的联合，不管狄奥多里克多有野心，这种联合在他死后总是有瓦解的可能。这个拼凑出来的非凡哥特帝国在526年一瓦解，法兰克人的扩张就又开始了——远早于查士丁尼进攻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6世纪30年代初，失去了哥特人支持的勃艮第王国和图林根王国很快落入墨洛温王朝手中，而这一切在第一批东罗马军队进驻意大利之前就已发生。 [36] 查士丁尼的战役让哥特人不再有任何机会在地中海西部制衡法兰克人——尽管本来就不太可能。从所有这一切中能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后罗马时代西欧最有可能出现跨区域势力的地方不是地中海，而是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北。

这一发展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不应站在现代人的立场，认为它理所当然。后来，法国、比荷卢地区（Benelux）和德意志西部成了军事和政治力量都强的实体的基地，因此这一发展看上去并不奇怪。但是，这样的事在6世纪第一次发生时，代表了一个巨大的突破。亚欧大陆西部的古代世界秩序是这样的：地中海地区在发展上遥遥领先，资源丰富，因此任何以地中海为基地的国家都比北方的国家更为强大。 [37] 6世纪，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支以欧洲北部资源为基础的帝国力量。这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罗马时期帝国边陲发展进程的直接产物。帝国周边地区发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有助于产生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法兰克人的崛起则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新的力量。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罗马的控制和哥特人的影响力先后消失后，希尔德里克、克洛维和他们的后代吞并了莱茵河以西的罗马领土，以及莱茵河以东一度是帝国远边缘区和近边缘区的大片土地。莱茵河以东的另一批法兰克人，也就是所谓的里普利安（Ripuarian）法兰克人，很快加入了他们，505—506年在克洛维手下遭受重创的阿勒曼尼人也加入了。在随后的几代人中，墨洛温王朝征服和统治并用，在更东边的邻居（弗里斯兰人、萨克森人、图林根人和巴伐利亚人）中建立了不同程度的控制和霸权。看上去，就连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部分地区都多少承认法兰克人的优越地位。这个新的跨区域大国，其权力基础西起大西洋，大致延伸到东部的易北河（地图13）。因此，它既包括莱茵河以西原本属于罗马帝国的大量领土，又包括西罗马东面近边缘区和远边缘区的一大部分。 [38]

古代世界见识过大大小小以地中海为基地的跨区域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长距离移民（例如狄奥多里克的东哥特人）在那里建立的继承国不过是历史悠久的主题的新变种。而如今，欧洲大地上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现象，法兰克超级大国的存在明确体现了5个世纪以来罗马帝国在北方的外交、经济等工作带来的转变。如果罗马帝国没有刺激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那些近边缘区和远边缘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这些地区就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帝国势力的基地。早年间的这些转变催生了法兰克人主导下的北方权力集团，从而使第一千年下半叶的欧洲走上了新的历史发展道路。从6世纪开始，新的超级大国将成为推动欧洲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

话虽如此，第一千年下半叶，对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这个帝国来说，路并不像第一千年上半叶的地中海帝国那么好走。罗马帝国的皇帝换了又换，到3世纪时已经损失了一些外围领土。罗马帝国的政府模式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但至少到3世纪为止，这都还是一个有机的内部演变过程。在这50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帝国可以说是统治着大致相同的领土的同一个国家。 [39] 而到了第一千年的下半叶，西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6世纪，墨洛温王朝如日中天，而到了7世纪下半叶，权力实际上已落入纽斯特里亚（Neustria）、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和勃艮第等地占统治地位的地主精英之手（地图13）。边缘地区趁机再次主张独立。图林根人似乎自639年拉多尔夫（Radulf）起义后就保持独立，650年之后，萨克森人和巴伐利亚人也独立了。即使是长期臣服的阿勒曼尼人也在8世纪初主张了独立。 [40]

墨洛温王朝后期发生了政治分裂，随后，在同一个世纪里，帝国在第二个法兰克王朝——加洛林王朝——治下经历了戏剧性的复兴。加洛林家族最初崛起时，身份是效忠于墨洛温王朝的地主，他们的土地位于科隆和梅斯（Metz）之间（大概是如今的比利时）——墨洛温人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也是在此地。那些研究过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人在“说出五个著名的比利时人”这个传统游戏上挺占便宜的。加洛林人故事的细节我们就不在这里说了，但是7世纪末，第一个真正声名显赫的加洛林家族成员丕平（Pippin）在687年的泰尔特里（Tertry）战役之后，统治了法兰克北部（包括奥斯特拉西亚和纽斯特里亚）。到了下一代，他的儿子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他一开始是在墨洛温家族的挂名国王背后施行统治的——成功地将墨洛温家族鼎盛时期控制的高卢旧领土收回，并入这个北部法兰克核心地带。733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将支持者迁移到勃艮第，以确立对东南部的控制。经过长时间的斗争，他在735年征服了西南的阿基坦。查理·马特也向莱茵河以东地区发起攻势，迫使弗里斯兰人再次向他进贡，更在738年迫使萨克森人进贡。 [41]

帝国的势头起来了，而他的儿孙们所做的可不只是维持势头。首先，他们抛弃了墨洛温家族。确立地位后，查理·马特那个也叫丕平的儿子完成了迈向王朝的最后一跃，他废黜了最后一位墨洛温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自己在752年加冕为国王。加洛林家族称王后迅速扩大了控制范围，8世纪下半叶是一场征服的狂欢；征服最初由丕平领导，但更主要是由他的儿子兼继承人查理领导。这位查理更以“查理曼”（Charlemagne），意即“查理大帝”（Karolus Magnus，768—814年在位）之名为人所知。在莱茵河以东，法兰克人第一次直接统治了那些有时服从于墨洛温人，但往往自治甚至完全独立的群体。到了780年，阿勒曼尼亚、图林根和巴伐利亚那些自称公爵的家族已被全部消灭，更北边的弗里西亚也已臣服。最终，萨克森也首次被彻底征服，但那是在经过约20年的艰难战争之后，在9世纪初才实现的，采用的手段包括强制受洗、人口迁移和大屠杀。取得这些成功后，查理曼望向了更远处。8世纪70年代中期，他粉碎了独立的伦巴第王国，而在一系列战役之后，他最终于796年摧毁了阿瓦尔人的中欧帝国。这次远征的战果大家都知道了。 [42]

由此，查理曼的征战将高卢、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领土、意大利北部、多瑙河中游的大部分地区，连同西班牙北部的部分地区统一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地图13）。墨洛温王朝曾对前述地区中的大部分施加过影响，但从未直接统治过所有这些地方，影响力也从未达到意大利或多瑙河中游。因此，查理曼并不自谦，而是宣称自己建立了一个帝国。从大约790年开始，他的宫廷知识分子团队就围绕一条主线写作，那就是盛赞他的成功和虔敬，并宣布成功与虔敬表明他是一位（甚至是唯一一位）真正的基督教皇帝。因此毫无疑问，800年的圣诞节时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查理曼加冕礼并不是个偶然事件，而是特意设计的。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被废324年后，全盛的西方帝国又获重生。 [43]

然而，尽管加洛林帝国十分伟大，也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文化遗产，但事实证明它不比先前的墨洛温王朝更稳定。9世纪末的时候，加洛林国王固然还存在，但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仅限于巴黎周围有限的领土。在法兰克以西的其他地方，权力再次落入当地诸侯之手，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地内行使从前查理曼在整个帝国中行使的各种权力（司法、铸币、教会任命等）。有时这些权力得到了正式授予，有时只是篡夺过来而已。正如当时的编年史家普吕姆的雷吉诺（Regino of Prüm）所说，在查理曼的孙子“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于877年去世后，各个地区都产生了“土生土长的”诸侯。在西方，查理曼加冕后的一个世纪之内，加洛林帝国经历了兴起和衰败。 [44]

在东法兰克，莱茵河的那一边，统一的程度则比较高，这最终产生了公元第一千年下半叶的第三个法兰克帝国。查理曼的另一个孙子日耳曼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在此地统治的时间非常长，给组成东法兰克的各个公爵领留下了政治凝聚力这个更重要的遗产。最初的公爵领是萨克森、图林根、法兰克尼亚（Franconia）、士瓦本（Suabia）、巴伐利亚，后来路易又加进了洛泰尔尼亚（Losharingia）和阿尔萨斯（Alsace）（地图14）。路易一支在10世纪初绝嗣后，东法兰克仍保持着凝聚力，并先后在康拉德和亨利治下获得了更大程度的统一。康拉德（911—918年间的东法兰克国王）原本是法兰克尼亚公爵。亨利的父亲是奥托（Otto），祖父是柳多尔夫（Liudolf），他自己于912年成为萨克森公爵，919年成为东法兰克国王，一直统治到936年去世。亨利即位后不到3年，就迫使士瓦本人和巴伐利亚人认他为东法兰克人的国王。然后，他有效领导军队对抗信异教的马扎尔游牧民族，马扎尔人在900年左右从欧亚草原西部进入了多瑙河中游地区。马扎尔人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发动了全面袭击，在907—910年间击败了不少于3支东法兰克大军，很快成了法兰克人的头号公敌。以10世纪20年代后期精心设计的军事改革计划为基础，亨利最终在933年的里阿德（Riade，在图林根北部）战役中击败了马扎尔人。胜利巩固了亨利的国王地位，他的儿子奥托一世则将王朝的权威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过程并不容易。直到950年，奥托才终于压制住了造反的公爵和家族中的对手组成的各种联盟。他还有效地延续了父亲的另一项重要政策：向东扩张。奥托于951年向意大利发起了一次浩大的远征，控制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这表明他现在是拉丁基督教世界最有力的统治者。他在955年的莱希战役中痛击还是异教徒的马扎尔人，巩固了这一身份。这让他在显赫的权力之外，又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更加难以击败，因为显然是上帝允许他击败了那些其他许多基督教统治者都没能击败的异教徒。在奥托的压力下，教宗主持了又一个皇帝加冕礼。第二次意大利远征于961年发动，此后奥托于962年被加冕为皇帝。第一千年下半叶的第三个帝国就此诞生。尽管奥托帝国的基础归根结底是奥托于萨克森继承而来的地位，但它显然是后加洛林时代的统治实体，可以合理认为是9世纪东法兰克王国的直接承继。 [45]

就这样，几个牢牢扎根于欧洲北部的法兰克帝国在约500年至1000年间相继统治着欧洲西部和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它们从未像其之前的罗马帝国那样稳定，法兰克帝国的权力在两个政治上相当混乱的时期中难以行使，即约650—720年和约850—920年。这是因为这三个法兰克帝国的国家结构都比较弱。在罗马帝国中，很多日常控制权掌握在地方当局手中，但中央政府始终保留着一些关键的权力杠杆。中央有权对最大的经济部门——农业——系统性征税，从而获得可观的年收入。这些收入被用于支持一支庞大的职业军队、一套政府机器和国家法律结构（包括法律本身和法院），这些在罗马世界是合法性的象征。尽管有很多局限性，但罗马帝国还是用前现代的方式维持住了一个较大的国家结构。第一千年下半叶的三个法兰克帝国有很多具体的不同之处，但它们都没有对农业生产进行系统性征税以维持庞大的职业军队。它们都是从所控制的地方军事化地主那里获得大部分武装力量的。有时可以靠胁迫来让地主提供军事支持，但通常得用奖赏来吸引。而且，由于后来这些统治者并不依靠每年大规模征税来不断获得收入，财富往往从帝国中心流向各地的地主精英。

可以看出，第一千年后期的三个法兰克帝国都是在有利于进行扩张性、掠夺性战争的环境中产生的。有了战争的收益，帝国统治者（无论是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还是奥托王朝）就可以奖赏军事化的地主支持者而不必把自己搞穷。可一旦扩张停止，政治分裂就迅速重现，因为如今奖赏只能从一系列不再增加的资源中出了。 [46] 我们将会看到，第一千年下半叶帝国的这一特殊性将在蛮族欧洲的进一步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法兰克帝国“停停走走”的特点。即使如此，从外部的观点来看，第一千年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存在一个重要的西欧大国，其影响力覆盖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而接下来的各章采取的正是外部视角，也就是欧洲其他地区的那些蛮族的视角。我们将研究欧洲其他地区的社会如何应对这一欧洲北部的全新帝国势力及其扩张模式带来的刺激，不过在那之前，我们需要先谈谈古代世界秩序的另外两次重大重组。

日耳曼欧洲的离奇灭亡

第一次重组多少与第一个法兰克帝国（墨洛温帝国）的崛起同步。这个帝国的疆域从大西洋延伸到易北河。参考6世纪欧洲各地的主要发展模式，很快就能看出该帝国在莱茵河以东的领土，与原先罗马帝国边缘区（包括内边缘区和外边缘区）的部分地区基本重合。就存在已久的日耳曼物质文化和相关的社会政治组织水平而言，罗马帝国走向崩溃的时期并没有给这些地区造成太大影响。这是至关重要，但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因为它涉及的欧洲地区的历史在现存史料中很少或根本没被提及。但只要稍微看一下考古证据，就能发现它的重要性。

罗马时代晚期，主要在日耳曼人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内外边缘区覆盖了大致从西北向东南方向延伸的大片土地。它的北部边界从莱茵河东岸到刚过维斯瓦河，跨度约1 000千米。它的南部更宽一些，从多瑙河的铁门峡（Iron Gate）到顿河西岸，跨度约1 300千米（地图15）。这片土地上的多个社会人口都相对密集且在不断增长，农业相对发达，与罗马帝国有某种联系，其物质文化通常包括大量精心制作的金属制品和陶器。6世纪时，文化崩溃已经影响了这里的大部分区域。在乌克兰和波兰南部，发生文化崩溃是因为切尔尼亚霍夫和南部的普热沃斯克系统在400年后不久便告瓦解。在波兰中部，文化崩溃发生在500年前后，波罗的海边的波美拉尼亚则是约500—525年。在易北河-萨勒河地区，彻底的崩溃发生在6世纪末；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的地区，没有迹象表明日耳曼文化延续到了7世纪。在该区域以南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也可以观察到日耳曼类型遗存在5—6世纪变得稀少，然后在6世纪中期到7世纪早期完全消失。到了700年左右，传统日耳曼物质文化的典型风格完全局限在了易北河以西的地区（地图15）。 [47]

墨洛温法兰克王国的扩张并未触及上述受日耳曼文化崩溃影响的地区，这并非偶然。法兰克人的扩张与罗马人的扩张一样，是通过军事吞并来实现的，扩张的潜在收益总是要与种种成本相权衡。扩张必然要打仗，而即使历史证据不足以让我们详细重构每次战斗，我们也知道发生了许多次激烈的战斗。但我们也有走运的时候。比如，法兰克人占领阿勒曼尼王国这个行为的性质，就充分体现在了广泛遭到严重破坏的古老山丘堡垒上——第二章讲过，这些堡垒在罗马晚期是阿勒曼尼国王行使权力的中心。大约在500年，也就是史料所记克洛维取得大胜的时候，这些堡垒（或者说所有得到了研究的堡垒）遭受了重击，而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整个阿勒曼尼亚的物质文化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是堡垒被废弃了，而且墓地中还出现了新的葬仪，某些地方甚至启用了全新的墓地。侵略性如此之强的攻占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只有在有望获得相应的巨大回报的情况下才会发动。 [48]

中欧长期存在的模式（主要是日耳曼物质文化）在5—6世纪的崩溃，意味着在易北河以东没有了需要去对抗的具有凝聚力的政治结构，能积累可移动财富供人劫掠的相对发达经济体也不再有了。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扩张到了那个时代靠有利可图的战争所能达到的极限，6世纪的墨洛温王朝也是如此。日耳曼欧洲中，唯一保留了旧有文化模式，没有落入法兰克人之手的地区是斯堪的纳维亚南部：日德兰半岛、波罗的海西南诸岛，以及现在挪威和瑞典的南部海岸。墨洛温王朝并没有直接征服邻近的萨克森，而只是通过行使霸权施加影响，斯堪的纳维亚可能因此没有成为法兰克人进一步野心的目标。不过，这一例外并不能改变对总体情况的判断：只有保持了发展连续性的原罗马帝国内外边缘区才值得法兰克人去征服。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晚期新出现的发展轨迹，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后罗马世界新的跨区域力量的势力范围。 [49] 到目前为止都还好。但是，在日耳曼尼亚的其他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确立已久的物质文化模式遭受了如此巨大的破坏？

思考这个现象时，首先要弄清楚它的性质。波兰考古学家卡齐米日·戈德洛夫斯基的一个重大发现是，在5—6世纪的文化崩溃过程中，中欧大片地区长期存在的物质文化发展模式消失了。这些模式通常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千年之初，有些甚至更早。变化突然到来，这在物质文化遗存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大到与地中海世界的持久经济联系（定期带来罗马进口物品），小到陶器和金属制品的工艺传统。从技术上看，陶器生产大大简化了，不再使用转轮。与此相应，不仅陶器样式减少，生产总量也明显减少了。冶金生产的规模变小了，所生产的（或至少是留存下来的）装饰物种类几乎降到了零。定居点规模也大大缩小。 [50] 基本上，考古记录表明，与罗马时期相比，该地区人口生活中一般可供分析、比较、断代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简单化趋势，这一切说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考古发现揭示的这些惊人变化，背后是怎样的人类历史？

戈德洛夫斯基所主张的解释是，传统文化模式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形成这些文化的人口本身基本消失了。相关的文字资料告诉我们，前述物质文化的崩溃在地理和时间上与我们所知的日耳曼人向罗马领土迁移的活动相吻合。切尔尼亚霍夫和普热沃斯克系统崩溃，与哥特人、汪达尔人及其他组成人口因匈人力量在中欧崛起而迁移发生在同一时期（第五章），而5世纪易北河沿岸日耳曼物质文化的消退，长期以来被视为与盎格鲁人、撒克逊/萨克森人等群体迁至不列颠，以及伦巴第人向南进入多瑙河中游地区有关。如前文所述，这些人口流动一直持续到6世纪，这主要是因为法兰克帝国势力向东扩展，促使大量萨克森人加入伦巴第人，一起向意大利进发。 [51]

迁移和文化崩溃在年代上很接近，这不可能是偶然，但对于这一不寻常的现象，日耳曼人全体撤离并不是唯一的解释，甚至不是最可能成立的解释。由于必须将考古文化理解为系统，理论上，既有文化形式的消失可能有很多原因。在本例中，正如戈德洛夫斯基之后的其他评论者所强调的，消失的是装饰性金属制品、武器和专门的轮制陶器，而这些东西主要是为日耳曼社会中的精英生产的。因此，可见的考古遗存中没有这些物品，只能说明使用它们的政治和军事阶层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了。说不定，当时有大量农民留了下来（也许数量非常大），但他们的物质文化简单得多，无法通过考古发掘发现。 [52] 因此，从理论上讲，文化崩溃可以有许多种解释，从该地区的所有居民都迁出，到只有精英离开，居于两者之间的不少解释都能成立。从证据上看，日耳曼文化崩溃背后的人类历史应该落于何处呢？

下一章我们会研究斯拉夫人，这些人最终控制了中欧和东欧这些去日耳曼化的地区；到时我们会回过头来更仔细地研究一些证据。目前，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总体上的结论。首先，日耳曼文化的崩溃肯定不代表相关地区的人口全部迁出了。以黑海以北的哥特人为例，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3世纪臣服于哥特入侵者的当地群体，有许多后来并未加入从376年开始迁往罗马帝国的移民队伍。而且从总体上讲，在罗马后期进入帝国的日耳曼移民，似乎也没有多到能清空他们迁出的广大地区的地步。

显然，我们无从得知到底有多少人被卷入了匈人帝国兴衰引发的迁移，又有多少人抓住了因罗马失去维持边境安全的能力而出现的扩张机会。不过，有必要来一场反面的思想实验。我们可以想一想已知有多少移民来自经历了文化崩溃的地区。例如，有合理证据表明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都可以投入2万名或更多的战斗人员。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的军队规模可能差不多——在406年他们在西班牙遭受重大损失之前肯定如此；而勃艮第的军队即使规模较小，也不是不值一提。有多少多瑙河中游的难民被招进了意大利军队或东罗马巴尔干的军事部门，我们对此没有概念；但是从资料记载的赫鲁利人的人数来判断，许多不同的群体可能都至少有1万名战士，而且很可能是2万名。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人数也许是所有数字中争议最大的，人们猜测的从2万到20万人不等。 [53]

如果我们取证据中的最大值（很快就会清楚为什么要这样），那么可以合理推算出，离开经历文化崩溃地区的日耳曼战士多的话有10万人以上，但肯定到不了20万人。虽然猜测成分不小，但这个数字并不算过分夸大，确实需要有这种军事实力，移民才有可能推翻始终坚决抵制其入侵的西罗马。我觉得这个10万人里可能没包括迁徙过程中丧生的移民战士。尽管如此，超过10万这个大略估计的数字还是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参与迁徙的总共有多少人，取决于妇女儿童与战士随行的情况有多普遍，也取决于有多少奴隶同行（这个话题就比较阴暗了）。我们在此还是取最大值——尽管最近有人加以否定，但还是有不错的证据表明，大多数较大的群体中都包括了不同年龄层和性别的成员，这也有进一步的理由支撑。前文提过，传统上会将战斗人员的人数乘以5，得出混合群体的总人口数量，但接近4的倍数可能更准确。而且，这类计算都没有把奴隶考虑在内。综上所述，取合理估计的最大值，经历文化崩溃的地区的外流人口总数应该是50万人或略多一些。 [54]

费心进行此类计算，是因为我们确实知道受影响的区域的大小。日耳曼文化的崩溃大致影响了北至易北河和维斯瓦河、南到铁门峡和顿河下游的地区，粗略计算面积接近100万平方千米。如果罗马时代晚期的移民潮带走了这片区域中的所有人，那么那里原先的人口密度就应该是每平方千米0.5人左右。人口密度是不可能这么低的。即使考虑到当时那里的农业制度不是密集型农业，50万人离开也根本不可能清空这么大的区域。这些数字只是估计，但最近的一项研究（颇为合理地）表明，仅在所谓的本都-多瑙河地区（地图15），古代时就容纳了300万到400万人，在中世纪早期的匈牙利平原一处，人口就有30万左右。尽管我们在前两段中用的数字都是估计值，我们仍然可以放心地认为，中欧和东南欧的文化崩溃不是人口全部撤离造成的。 [55]

因此，总的来说，日耳曼文化崩溃是相关地区中某些精英群体的消失造成的。但是，对于这个结论，还需要有两点补充。首先，经过之前几个世纪中的种种变革，统治4世纪日耳曼社会的并不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精英群体。在1世纪到4世纪之间，确实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分配，但比起在罗马占统治地位的少量地主，日耳曼世界的精英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是要高很多。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也是被称为“民族大迁徙”的事件所证实的，应当认为，社会和政治权力（以及群体身份）是由范围相当广的自由民寡头分有的，自由民的人口为战士人口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至少在像哥特人和伦巴第人这样的较大群体中，参与迁徙的不是只有这些占统治地位的寡头。这些侵略性群体中至少有两个社会阶层的战士（可能相当于中世纪早期法典中所说的自由民和被释奴），而不是只有一群精英战士，有时，他们还会带上奴隶，当然还有家眷。 [56] 因此，精英的离开并不是规模很小的现象。

第二，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证据表明，某些地区的人口水平确实经历了急剧下降。这也说明日耳曼人迁徙在人口统计学方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上述两点可以联系在一起。因为日耳曼精英的人数原本就不少，还有一些社会群体依附于他们（奴隶和被释奴），所以当一群移民离开某个地区时，有可能把那里的人口都带走。 [57]

因此，不仅普遍的发展模式决定了4世纪末和5世纪的迁徙进程，而且反过来也成立：移民影响了发展模式。如我们所见，这种互动的一个主要结果是，亚欧大陆西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以欧洲北部资源为基础的帝国力量。而在罗马帝国走向终结时，边缘地区大量有武装、有组织的群体迁入了罗马故地的心脏地带，因此帝国崩塌的过程也伴随着边缘地带大部分地区的转型。日耳曼欧洲精英的背景还是比较广泛，他们离开引起的文化崩溃彻底改变了从前帝国边缘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标志着古代世界秩序的第二次重大改变，其重要程度与法兰克北欧帝国的崛起相当。第八章会讲到，这对斯拉夫欧洲的崛起意义重大，而同时，这一进程也受到了第一千年中期旧世界秩序第三次重大重组的深刻影响。

走出阿拉伯半岛

直到约600年，罗马帝国的东半部（首都位于君士坦丁堡）都保持着其作为地中海地区主导力量的帝国地位。尽管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在6世纪的第二个10年权势很盛，但由于害怕疏远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他没有对帝权提出明确的主张。过了一代人的时间，狄奥多里克的明智得到了证明。在从536年开始的20年残酷战争中，查士丁尼的部队击垮了东哥特人的意大利王国，这件事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帝国力量的崛起过程中可不是无关紧要的。这次军事冒险之前，查士丁尼于532—534年征服了汪达尔人的北非王国，取得了惊人的胜利。接着，6世纪50年代初，在查士丁尼的晚年，东罗马在西班牙南部建立了一个据点。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君士坦丁堡对地中海地区的支配从潜在控制转为了明确统治。

东罗马在7世纪从如此辉煌的帝国巅峰跌落，与西罗马在5世纪的陨落一样令人震惊。在7世纪的第二个10年之初，东罗马似乎有被其宿敌萨珊波斯征服的危险，波斯控制了东罗马许多主要的创收区，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626年时，甚至已有一支波斯军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南侧扎营，波斯的游牧盟友阿瓦尔人则在海峡另一边围攻君士坦丁堡。令人惊讶的是，帝国奋力避免了战败。君士坦丁堡没有被攻下，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发起了一系列战役，从亚美尼亚打到美索不达米亚。到了628年秋天，反倒是波斯处在了崩溃边缘。发起征服战争的萨珊国王库思老二世（KussroⅡ）被废，大部分被占领土回到了希拉克略手中。

但是，书写希拉克略伟大胜利的纸上的墨水还没变干（暂定标题：“翻盘小子之原型”），这些莎草纸就得进废纸篓了。在近东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角落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那就是在最近10年内才由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统一起来的阿拉伯部落，这个敌人比之前所有的敌人都要强大。希拉克略的胜利失去了意义：他的统治尚未结束，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就再次失陷，小亚细亚成了饱受战火摧残的荒原。到了652年，其他阿拉伯军队征服了整个波斯帝国，之后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新的伊斯兰帝国控制了从印度到大西洋的广大土地。 [58]

世界历史上这场惊人革命的细节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在此需要说明的只是，人们为东罗马崩溃找的理由，和为西罗马崩塌找的一样多（这不足为奇）。传统的解释往往关注查士丁尼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征服，认为他野心太大，给继任者留下了装着毒酒的金杯——一个扩张过度的破产帝国。但这样的联系似乎很难成立，毕竟正如一位英国首相所说，“在政治的世界里，一周就算是很长的时间了”。查士丁尼于6世纪60年代中期去世，阿拉伯人的征服则是在70年（差不多整整3代人）之后。当然，这些事件多少有点关系，但肯定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近来，研究东罗马崩溃内因的人注意到了别的解释：从540年开始困扰地中海世界的周期性瘟疫，以及（也许相关的）可能出现在6世纪后期的罗马帝国经济衰退的迹象。

这些解释都有些道理，但外部因素也需要考虑在内：最重要的是，就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不久，君士坦丁堡与波斯进行了二十几年的艰苦战争。整个6世纪，波斯和东罗马之间断续交战，但大多数情况下战事的规模有限：要么通过高加索的代理人进行，要么是旨在占领零散的战略要塞的围城战。这种有限战争的模式在7世纪初逐渐消失。当时，两个大国直接对抗，最终陷入僵局。眼看要失去一切之时，希拉克略发起了胜利大反攻，但628年和平条约的条款表明，最终结果实际上是双方因疲惫不堪而打了平手。尽管希拉克略取得了胜利，君士坦丁堡还是没能收回在602年以后丢掉的所有领土。这自然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阿拉伯帝国随后对东罗马和波斯两个帝国都取得了胜利。 [59]

但是，也需要注意阿拉伯世界本身。在这里，居于中心位置的是穆罕默德新宗教的刺激作用，它联合了原先分散的人口。但是，类似于4世纪末和5世纪西罗马边缘区出现能建立继承国的联盟的情况，阿拉伯世界的变化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全面看来，证据表明在4—6世纪，处于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边缘的阿拉伯附属国的规模和实力稳步增长，就像1—4世纪西罗马欧洲边境地区的附属国一样。 [60] 在此，我们关心的是这一7世纪的革命对整个欧洲的权力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两方面影响很突出。

首先，伊斯兰势力的崛起沉重打击了东罗马，东罗马再也不是真正的跨地区帝国了。仅从劫难后君士坦丁堡产生的文本中，不太读得出这层意思，而君士坦丁堡本身直到1453年才落入伊斯兰势力之手，当时“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t）二世用大炮在宏伟的狄奥多西城墙（离现在的托普卡皮公交站很近）上炸开了一个洞。在那之前的约700年时间里，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基本上自称为“罗马人”（即使希腊语是他们的书面语言），罗马传统的君主意识形态也都得到了保留：他们自称神所命定的皇帝，有责任为整个人类世界建立恰当的秩序。

但就像很多事情一样，透过表面看问题很重要。君士坦丁堡在7世纪中叶之后流失了多少国家权力才是关键。伊斯兰势力的征服让君士坦丁堡失去了许多富庶的行省：第一代人的时间里是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大约40年后是北非，最后是西西里。东罗马保住了小亚细亚，但那里成了后来与新的伊斯兰国家交战的主要战场，考古证据表明其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古代的大城市即便幸存下来，也不再是人口、生产和交换的中心，而是成了军事要塞和指挥所。硬币也变得极为稀缺，一切都说明，经济被大大简单化了。这些灾难发生之前，东罗马的“状态”与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颇为相似，当时一些值得注意的税收记录流传了下来。这些数据可以用来估算以国家收入而言君士坦丁堡在早期遭受的损失的程度（虽说灾难的总体性质无论如何都是很明确的）。而如果我们做些计算和适当的调整，就能看出伊斯兰势力的崛起使君士坦丁堡丧失了2/3到3/4的收入，也就是说，君士坦丁堡的行动能力降低了2/3到3/4。 [61]

如此衰落的后果在公元600年之后的欧洲历史大局中清晰显现出来。从7世纪初开始，东罗马不再是泛地中海大国，也不是再是广阔欧洲舞台上的主要参与者。尽管它在地中海以东仍然重要，但在许多方面它已不情不愿地成了伊斯兰世界的附属国，不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繁荣和衰落与新兴伊斯兰权力集团的实力呈密切负相关。伊斯兰世界一取得政治上的团结，君士坦丁堡就必定衰落；当伊斯兰世界本身分裂时（这有时会发生），君士坦丁堡就有了适度扩张的空间。简而言之，7世纪后君士坦丁堡统治者自称统治罗马帝国只是谵语。伊斯兰势力手上遭受重大损失后，那些皇帝统治的仅仅是罗马帝国的继承国——与一个世纪前出现在西罗马的那些新国家一样。实际上，我个人喜欢用“拜占庭”而不是“东罗马”来称呼7世纪中期以后的这个国家，以反映出伊斯兰势力的兴起给地中海历史带来了多么大的转变。 [62]

硬币的另一面是，伊斯兰势力崛起后，在欧洲东南边缘建立了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它不仅吞并了东罗马的大部分地区（当然包括其最富裕的领土），也吞没了东罗马宿敌萨珊王朝的领土。8世纪初差不多尘埃落定后，一个庞大的帝国出现了，其疆域从西班牙一直延伸到印度北部。依靠前现代的交通和通信手段来统治如此庞大的实体，就交通运输而言已经是噩梦了，更何况在伊斯兰帝国如何运作以及由谁统治的问题上，还存在重大的意识形态分歧。因此毫不奇怪，它的内部必然不稳定。而尽管政治控制力经常不灵，离首都越远的地方越难控制，但倭马亚（Umayyad）哈里发王朝（7世纪60年代至8世纪中叶，权力中心在大马士革）和阿拔斯（Abbasid）哈里发王朝（8世纪末到10世纪初，权力中心在巴格达）都使得帝国的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其规模甚至超过了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情况。 [63] 这个位于欧洲大陆近东边缘的超级大国地处偏远，无法直接干预正在蛮族欧洲展开的移民和发展的历程，但它的间接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将东罗马从欧洲历史主要参与者的名单上删除，而且正如我们将在随后章节中看到的那样，它外交和经济的触角穿过高加索伸到了欧亚大草原西部，并从那里延伸至东欧甚至北欧。

系统的崩溃和欧洲的诞生

一定程度上，应当将西罗马的陨落（就此而言，也包括东罗马的陨落）理解为罗马帝国约500年的存续期间，一系列发展进程的全部后果的表现。从约公元500年起盛行于欧洲各地的新战略模式，是欧洲北部出现跨区域势力集团的结果；而之所以能出现这样一股势力，是因为之前的500年里发生了种种变化。如我们所见，5世纪后期，法兰克人在旧帝国的内边缘区崛起，成为一支新力量。接着，他们将自己的家园与莱茵河以西的原帝国领土及罗马内外边缘区的其他地区并到了一起。由此产生的帝国是第一个以欧洲北部而非地中海地区资源为基础的帝国。因此从长远来看，罗马帝国的确播撒了使自己毁灭的种子。它的经济、军事和外交触手改变了附近的人口群体，直到后者强大到足以将罗马帝国撕裂。

虽说罗马之后的帝国会如何基本可以预见，但历史的偶然也起了作用。考虑到总体的转型模式，我们可能会认为，原罗马领土的边缘部分会落入雄心更大、更具侵略性的边境王朝手中，因为经济和政治变革会逐渐增强可供它们支配的力量，慢慢侵蚀最初使罗马帝国得以建立广泛统治的力量优势。事实上，在罗马时期的确发生了一系列这样的事件。3世纪，特兰西瓦尼亚的达契亚以及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之间的土地被割让给了帝国东欧边缘区的哥特人和其他新势力，而在西部，阿勒曼尼人拥有了被遗弃的阿格里-戴可美特。4世纪的情况与此类似，像克诺多马里斯这样特别有侵略性的阿勒曼尼国王能将控制权扩展到莱茵河河谷的西侧，而萨利安法兰克人则在莱茵河下游边境以西的土地上采取了行动。此时，罗马帝国的力量仍然强大到足以遏制这种野心，但趋势已经很明显了。

然而，匈人势力的兴衰并没有遵循这种模式，而是带来了规模前所未有的出于政治动机而迁徙的移民，将内外边缘区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群体出人意料地突然带到了罗马的土地上。在375—380年的第一次危机中，哥特人、萨尔马提亚人和泰法尔人从多瑙河下游边境区域之外的内边缘区进入罗马领土；随后在405—408年，多瑙河中上游地区的类似群体——苏维汇人（如果他们是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的话）和勃艮第人——也来了。参与这场迁徙的外边缘区群体包括阿兰人，不同的阿兰人群体在375—380年和405—408年进入帝国领土；在405—408年的危机中，阿斯丁格和西林格汪达尔人加入了他们，这些汪达尔人原本住在内外边缘区之间的某个地方——他们的领地离边境不远，但在大动荡的匈人时代之前，他们似乎和罗马帝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 [64] 这些移民使西罗马核心地带的税基遭受了突如其来的灾难性损失，加速了其军事和政治体系的全面崩溃。

相互竞争的各个王朝慢慢扩张领地，蚕食罗马帝国的领土，吓退边境之外的对手，逐步在欧洲北部形成新的跨地区力量，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匈人的干预大大加速了扩张进程，其性质也有了变化。4世纪时，罗马外边缘区包括了广袤的领土，主要由讲日耳曼语的群体统治，有非常特殊的物质文化体系。6世纪，经过了匈人时代的人口迁徙，以及与之相关的普热沃斯克、维尔巴克和切尔尼亚霍夫系统崩溃，旧有的物质文化模式在易北河以东和多瑙河中游盆地以外消失了。史料中也没有迹象表明罗马时代的基本政治架构在那些地方得到了保留。就这样，西罗马崩塌之时，日耳曼人统治的范围大幅缩水，剩下的大部分地区统一于法兰克霸权之下。罗马的迅速崩塌，日耳曼欧洲的急剧萎缩，都是匈人引发的人口迁移的结果。总的来看，欧洲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衡量罗马帝国及其陨落对欧洲发展模式的总体影响时，我们会看到一些相互矛盾的结论。第一，在罗马时期（就说一直到350年吧），与帝国的交往有助于在欧洲广大地区传播更发达的政治结构、更复杂的经济互动模式。我不知道这对人类历史总体而言是“好”还是“坏”。文明的进程根本不是那么容易衡量的。但我可以有信心地说，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第二个结论是，帝国的崩溃大幅缩小了发达欧洲的地理范围，因为（既为了掠夺，也有消极动机的）人口迁移过程吸引了南部和西部有武装、有政治组织的群体。新的法兰克超级大国是相对弱势的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罗马时代那种发达欧洲和不发达欧洲之间的差异。而到了6世纪，由于罗马帝国崩溃的手风琴样效应，较发达欧洲（包括帝国和边缘区）所包含的范围就更小了。

但从长远来看，比第二点重要得多的，是地中海对亚欧大陆西部的统治被打破了。法兰克人启动了这个进程，他们建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位于欧洲北部的帝国。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则完成了这一进程，东罗马从此成为卫星国拜占庭，地中海地区的政治乃至文化统一都被破坏了。欧洲北部由此摆脱了古代世界秩序中那种长期的政治干预模式。罗马帝国陨落之后，欧洲经历了诞生之痛，因为在此期间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的扩张破坏了地中海对北部内陆的支配。到了第一千年末期，发达欧洲和基督教君主国的支配范围已不像500年时那样止步于易北河，而是一直向东延伸到伏尔加河。移民与发展的相互作用催生了欧洲格局的又一惊人转变，而这就是本书其余章节的主题。

[1] 在身份认同及所谓迁徙主题上持激进论点的，以Amory (1996)和Kulikowski(2002), (2007)为代表，而长期以来，德语世界传统上都认为群体身份是非常易变的：见Wenskus (1961); Wolfram (1988)。认为西罗马陨落过程惊人平静的观点，主要见Goffart (1980), (1981), (2006。Halsall (2007）以不同的方式组合了前述新观点，他认为帝国从边境开始崩溃，主要是因为自身的内部分裂，特别是东西罗马的分裂，蛮族入侵是后果而不是原因。这些新观点的种种组合在过去20年间对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见Ward Perkins (2005)的精彩论述。

[2] 我们在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里见过这样的例子。在468年征服北非的尝试失败之后，西罗马行将终结的想法才真正在西罗马的大部分地区出现：见Heather (2005), chapter 9。

[3] Heather (2005), 375—84.

[4] 见本书第四章。

[5] 见Halsall (2007), chapter 7，参见本书第四章。

[6] 按照我的统计，这11次战役是：柳树边的小镇之战（Ad Salices）(377)、阿德里安堡之战（378）、马其顿人击败狄奥多西的战役（381）、冷河之役（394）、马其顿战役（395）、伊庇鲁斯之战（397）、维罗纳和波兰提亚之战（402）、击败拉达盖苏斯之战（406）、洗劫罗马之战（409/410）、君士坦提乌斯三世的进攻（413/415），以及对汪达尔人之战（416—418）。

[7] 见本书第五章。

[8] 就较小的移民群体（苏维汇人和勃艮第人）而言，虽然年代范围不同，但情况大致相同。移民建立的新国彼此竞争的第三阶段也充满了暴力，并偶尔引发进一步的迁移，例如西哥特人迁移到西班牙[见Heather (1996), chapter 9]，不过这超出了本书探讨的范围。

[9] 有关此模型的进一步讨论，请参阅Heather (1995)。请注意，就蛮族群体进入罗马土地之后的情况而言，我关于帝国解体过程的论述与Goffart (1981等的描述并没有显著不同。

[10] 见Jones (1964), vol. 3, Appendix Ⅲ。

[11] 更详细的讨论，见Heather (2005), chapter 6。

[12] 不列颠低地的情况，见本书第六章。

[13] 5世纪30年代，勃艮第人先是在匈人的手上遭受了严重的军事失利，然后被重新安置在罗马的土地上：相关介绍见Favrod (1997)。

[14] 关于这些新的大规模群体的建立，见本书“为生存而战”这一小节及后面内容。

[15] 见本书第五章。

[16] 对群体身份的新认识，见本书第一章。

[17] 有很好的证据表明，376年哥特人的迁徙动机是政治的，也是消极的。在我看来，可以推出405—408年的移民很可能也是一样，尽管缺乏明确的证据，其他的因果关系也可能成立（见第五章）。这些观点不影响我对5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移民数量的看法。

[18] 还没有能证明苏维汇人带着妇女儿童迁移的证据，但许多其他群体都如此迁徙，有理由认为苏维汇人也可能这么做。

[19] 见本书第六章。

[20] 见本书第四章注20，其中提到《罗马君王传》记载哥特移民队伍中有大量奴隶，这表面上说的是3世纪的移民，但其实与376年后的事件相关。

[21] 人们常常注意不到本地罗马人的生活与国家结构之间有区别（同时又相互交织），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仅举一个例子，Brown (1996) 和Markus (1997) 所研究的高度分化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生动体现了将教会从罗马背景中抽离出来的结果。

[22] Goffart (1980)最早提出这一主张，回应了Goffart (2006), chapter中的一些批评。Halsall (2007), 422—47很好地总结了这些批评，还提出了额外的见解。

[23] 相对于其他入侵群体，狄奥多里克领导的东哥特人在意大利的活动被记录得更为详细，有充分证据表明，东哥特人里有一些介于国王和自己的随从之间的中间领导者。这些领导者可能会在自己人中分配战利品和财产。见Heather(1995a)。

[24] Victor of Vita,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 1.13, with Moderan (2002).

[25] 关于该观点的概述以及定居点的证据，请参阅Heather (1996), chapter 8。顺带一提，Goffart (2006), chapter评论说，并无证据表明除私人土地外还有公共土地被蛮族收缴。但这是忽略了Novels of Valentinian 34中的记述：罗马正是用公有土地的收入来补偿普罗康苏拉里斯流离失所的地主的。

[26] 关于勃艮第定居点，见Wood (1990)；参见Halsall (2007), 438ff中提到的西哥特遗存。

[27] 西班牙的冲突，见本书第236—237页。征服北非，见Heather (2005), chapter 6。

[28] 关于东哥特人，见本书第五章。Wood (1990)对勃艮第人遭受的创伤做了一些思考。

[29] 某种程度上，这延续了3世纪的模式，只是多了匈人带来的负面刺激（见本书第三章）。

[30] 或者，至少要有能力组建能进一步迁徙的大型队伍，见本书“为生存而战”这一小节及后面内容。

[31] 关于东哥特人和法兰克人，分别见本书第287—288页和第354—355页。

[32] 前文提过，普里斯库斯的证据清楚地表明，阿提拉进攻罗马帝国的主要目的是攫取财富。

[33] “您（阿纳斯塔修斯）为全天下的国度增色……”，见Cassiodorus, Variae 1.1.,trans. Hodgkin (1886)。更多背景参见Heather (1996), chapter 8，附完整参考文献。

[34] 见本书第二章，但需要注意的是，3世纪的迁徙活动使远边缘区的一部分成了近边缘区。

[35] 关于提奥德贝尔特一世，具体见Collins (1983)；墨洛温王朝权力增长的更一般介绍，参见Wood (1994), chapters 3—4。

[36] 查士丁尼向西进攻的决定有很多偶然因素：见Brown (1971)。关于狄奥多里克的准帝国的崩塌，见Heather (1996), 248ff以及Wood（1994）中有关法兰克扩张的第3—4章。

[37] 罗马凭借地中海地区的资源征服了已知世界的大片地区，这是个例证。

[38] 见Wood (1994), chapters 4 and 10。

[39] 在我看来，这一过程可以大致概括为从一心对外征服的国家，转变为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行省共同体：见Heather (2005), chapters 1 and 3。

[40] 有用的概述，见Wood (1994), chapters 13 and 15。

[41] 更详细的讨论，尤其是关于查理·马特统治的性质以及巩固统治所使用的策略，见Wood (1994), chapter 16; Fouracre (2000)。

[42] 比较出名的一件事是，加洛林家族在夺取王权的过程中，询问教宗撒迦利（Zacharias），撒迦利回答说，有实权的人称王，比徒有国王虚名的人称王更好。而没那么有名，但在当时可能更重要的是，王朝的变更得到了法兰克大会的批准。McKitterick (1983)中有很好的记述。

[43] 所有这些，见最近的Collins (1988)。

[44] Dunbabin (2000)做了精彩的介绍。

[45] 关于奥托帝国的有用介绍，见Leyser (1989)及Reuter (1991)。

[46] 见Reuter (1985), (1990)。

[47] 卡齐米日·戈德洛夫斯基发现了文化崩溃的现象，确定了崩溃发生的具体年代：见如Godlowski (1970), (1980), (1983)。这个整体模式的一个特例是“奥尔什丁（Olsztyn）群体”。该群体立足于维斯瓦河以东、波罗的海东南岸的马佐夫舍，在日耳曼人长期统治的界限之外。这一群体的物质文化特征是有一些传统的日耳曼物品，也有相当数量的地中海进口物品，这两类物品都将该群体活跃的年代确定在6世纪。当然，我们还不确定这些遗存是新来的日耳曼移民留在此地的，还是体现出一些当地人（也许是说波罗的语的人）采纳了一种新的物质文化。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个群体都没有存在太长时间，因为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断代到7世纪的奥尔什丁遗存：见Barford (2001), 33及参考文献。

[48] 比如见Koch and Koch (1996); Wieczorek (1996); Hummer (1998)。

[49] 那些萨克森人从未被墨洛温王朝彻底征服，只是被置于法兰克人的霸权之下。斯堪的纳维亚因此被隔开，不至于受到法兰克人的直接干预。

[50] 主要参考资料，见前注47，进一步的扩展见Parczewski (1993), 120ff., (1997。

[51] 史料中记载了与奥尔什丁群体类似的例子，也许可以用来解释该群体的情况。前文提过（第五章），赫鲁利人的一个分支在508年被伦巴第人击败，于是从多瑙河中游地区向北迁移，最终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定居。因此，完全可以想象有其他日耳曼群体采取了类似行动，最终到达了更东边的地方。

[52] 见Urbanczyk (1997b), (2005)等。

[53] 法兰克人迁徙到今法国北部的案例也值得讨论，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移民是否来自经历了文化崩溃的地区，所以我在这个思想实验中省略了他们。

[54] 见本书第四章。

[55] 见Batty (2007), 39—42。针对大波兰地区（属于经历了普热沃斯克和维尔巴克文化崩溃的地区），一个广泛的实地考察和调查项目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即那里的人口密度在文化崩溃后仍然约为每平方千米1人：见Barford (2001), 89—91（附参考文献）。这再次表明，虽然50万人离开算是多的，但这最多只占原先人口的1/3，不至于让该地变得空无一人，而众多受影响的更南部地区可能人口还要多。

[56] 见本书“国家与社会”这一小节及以后内容。

[57] 见本书第八章。

[58] 近期比较精彩的论述，见Kennedy (2007)。

[59] 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这两个帝国会放弃原先的有限战争，陷入相互毁灭的冲突？

[60] 这点在Sartre (1982)中表述得很清楚。

[61] 有用的介绍，见Whittow (1996); Haldon (1990)。

[62] 10世纪拜占庭的大扩张发生在阿拔斯哈里发国（Abbasid Caliphate）这个政治实体分裂的时候，而11世纪塞尔柱人（Seljuks）在伊斯兰世界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后，拜占庭的扩张就结束了。

[63] 介绍见Kennedy (2004)。

[64] 至少从2世纪起没有外交关系。马科曼尼人战争期间对汪达尔人和罗马帝国之间的正式关系有所记录：见本书第二章。

第八章
斯拉夫欧洲的创生

讲斯拉夫语的人目前有近2.7亿，这是现代欧洲最大的语言群体之一，而主要讲斯拉夫语的国家的领土约占欧洲大陆的一半。而至少后面这一点也适用于第一千年即将结束时的欧洲。早在900年，讲斯拉夫语的人就支配了欧洲易北河以东的大片土地，甚至还控制了易北河以西的小片土地，比如波希米亚盆地和萨勒河周围的一些地区。当时斯拉夫人控制的地区最东到哪里尚不完全清楚，但肯定包括了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大部——东至伏尔加河，北至伊尔门湖（Ilmen）。说斯拉夫语的人也统治着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地图16）。

但是，地域如此广大的斯拉夫欧洲，是不久前才创造出来的。在罗马时期，欧洲东至维斯瓦河的地区，也就是易北河以东500千米范围内的大部分土地，是由讲日耳曼语的人统治的，易北河就是后来斯拉夫人统治疆域的西部边界。同一时期，巴尔干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那里住着讲拉丁语、讲希腊语、讲各种本地方言和语言的不同族群。河流名（水文名）也表明，支配俄罗斯中欧部分大片地区的一度是讲波罗的语的人，而不是讲斯拉夫语的人，北部地区则一度受芬兰人控制（地图16）。更令人吃惊的是，西罗马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于476年被废，在那之前写成的所有希腊语和拉丁语罗马文献中都没有提到“斯拉夫人”，而当时一些罗马地理学家的知识范围已经很广，包括了北欧和东欧。虽然英语圈里讨论得不多，但斯拉夫欧洲的崛起是公元后第一个千年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斯拉夫欧洲是如何形成的？移民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寻找斯拉夫人

尽管历史意义重大，但斯拉夫欧洲的创生过程却很难重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些很容易想到，有些则比较特殊。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关于这一进程，我们没有同时代斯拉夫作者留下的记述。斯拉夫世界在改宗基督教后才有了文字。但那是在9世纪中叶的摩拉维亚，拜占庭传教士西里尔（Cyril）和美多迪乌斯（Methodius）为翻译《圣经》而创造了第一个斯拉夫语的书写体系。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即便是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读写能力也局限在宗教环境中，直到12世纪初，斯拉夫世界才开始描述自己的过去：在波希米亚，布拉格的科斯马斯（Cosmas of Prague）写下了《编年史》（Chronicle ，1120年左右）；在波兰，有高卢无名氏（Gallus Anonymus）的《编年史》（约1115年）；在基辅，有《罗斯最初编年史》［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又称《往年纪事》（Tale of Bygone Years ），1116年］。最早这批由斯拉夫人写下的斯拉夫历史，距斯拉夫人在欧洲大片土地上建立统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将近500年。而且，这些文本的重点是离它们的时代较近的所在国的历史，以及统治王朝的历史，对更久远的历史则很少提及。因此，我们现有的关于斯拉夫人崛起的同时代资料，基本出自东方的东罗马或拜占庭作家，以及西方的后罗马（主要是法兰克和意大利）作家之手。这些文本中，处处可以看到希腊罗马的“蛮族”观念的影响。因此，拿出一份资料来，很难说它究竟是真实可信的记载，还是为迎合作者和受众的先入之见而做出的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建构。

但还有比这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即便是前面说的那些局外人，对斯拉夫人的情况也着墨不多。东罗马的资料谈到了6—7世纪巴尔干半岛斯拉夫化的一点情况，西罗马的资料里，有一些斯拉夫人沿喀尔巴阡山脉向西进入阿尔卑斯山麓地区的零散片段，维京时代的资料多少让我们看到了斯拉夫群体沿东北方向最终推进到伊尔门湖的过程。但是，对于欧洲北部易北河和伏尔加河之间大片土地的斯拉夫化，则一点历史记载也没有。史料究竟是建构还是反映了现实，能有机会考虑这个问题就算好的了，很多时候，史料少到我们连这个问题都问不出来。书面记载实在太少，斯拉夫欧洲的创生基本上只能当成史前问题来研究，用到的几乎都是考古证据。

傲慢与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代学者又一次让我们受益，他们在东欧国家对考古研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第一次去波兰时，仅华沙的考古研究所就有大约2 000名本科生，每个人都必须参与3次发掘才能拿到学位。除此以外，该国还有几家考古机构，原属苏联阵营的各国情况也类似。因此，我们有大量遗存可用于史前欧洲的研究，尤其是对研究斯拉夫人崛起至关重要的6—8世纪的遗存。值得一提的是，中欧和东欧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种物质文化组合，这种组合在大致正确的时间和地点经常可以看到，足以让我们认为，它与这个关键时期的至少某些斯拉夫群体之间有合理的关联。这些“科尔恰克”（Korchak）类型的遗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彭考夫卡”（Penkovka）遗存——包括几种简单的陶器，其中大部分是手工制作的炊具，它们与由小屋组成的定居点关联在一起，聚在一处的小屋通常不超过10个。小屋有部分沉入地下，屋子角落处有一个通常用石头搭出的烤炉。有时，定居点附近能发现小型的火葬墓地，骨灰安放在简单的手工骨灰瓮中。以上种种反映了小规模农业社群的生活方式，人们使用一些铁制工具实践总体而言自给自足的混合农业制度。可以想见，这些定居点通常建立在附近有肥沃土地的地区，位于河流形成的冲积平原的上方阶地。还值得注意的是，科尔恰克遗存中几乎没有从其他地方进口的物品，也没有精美的金属制品，不管是本地产的还是进口的。 [1]

将科尔恰克遗存与一些早期的斯拉夫群体大致关联起来问题不大，但这些物质遗存还是存在严重问题。年代是一大问题。科尔恰克遗存里没有精美的金属制品和比较精致的陶器，也就无法通过制品的风格变化来大致推算出年代。第一千年上半叶的日耳曼遗存，其年代通常可以确定在25年的区间内，而仅凭科尔恰克物质遗存本身，年代范围只能划定在200年的区间，大致从公元500年到700年。遗存中如果有木材或含有碳，还可以使用碳14或年轮学等定年技术来更精确地确定年代，但这些技术用起来比较费钱，而且到目前为止仅适用于相对较少的遗址。

更重要的问题是，科尔恰克遗存与早期斯拉夫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间的关联有多密切、多排他？公元500年前后的讲斯拉夫语的社群，是不是都过着那种能形成科尔恰克遗存的生活？是不是只有讲斯拉夫语的人才能产生科尔恰克类型的遗存？有些斯拉夫人肯定过着科尔恰克式的生活，但未必所有斯拉夫人都是如此。反过来说，至于产生科尔恰克遗存的那些简单农耕社区，没有任何理由断定人们不会使用多种不同的语言。 [2]

此外，就早期斯拉夫历史而言，还有其他让事情更复杂的固有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用一幅地图来体现（地图17），地图上标出了过去一个世纪中人们认为是斯拉夫人故乡的地方。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能知道，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一个版本说斯拉夫人的家园向西延伸到波希米亚，另一个版本则说是向东延伸至顿河。而这些不同的观点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模式。首先，学者们明显倾向于将斯拉夫人的故乡确定为自己国家的所在地。如地图17所示，博尔科夫斯基（Borkorsky）认为斯拉夫人的故乡是波希米亚，而他是捷克人；科斯切夫斯基（Kostrzewski）认为是波兰，而他是波兰人；科罗舍茨（Korosec）认为是潘诺尼亚，而他是南斯拉夫人（前南斯拉夫北部包括了原罗马潘诺尼亚行省的一部分）；苏联学者特列季亚科夫（Tretiakov）和雷巴科夫（Rybakov）则选择了更往东的地区。当然也有例外。卡齐米日·戈德洛夫斯基是波兰人，他全面而冷静地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土的所有证据后，认为斯拉夫人的故乡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外缘。弗洛林·库尔塔（Florin Curta）最近提出，斯拉夫人的故乡在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之间的区域，而我不认为他的罗马尼亚血统与此有关。

但总体说来，民族主义竞争（实际上是两个不同意识形态时代间的竞争）的影响再明显不过了。可以想见，斯拉夫国家内部的竞争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民族主义时代的显著特征。斯拉夫知识分子试图将最早的斯拉夫人与自己的祖国联系起来，在自己的国家中争取地位和恩宠。这在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中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毕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波兰还从属于俄罗斯帝国。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古老的争斗一直持续到苏联时代。如前文所述，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意识之外的任何意识都是“虚假意识”，也就是由精英制造出来，用于控制群众的意识形态。苏联学术界恐怕不会为“虚假”的斯拉夫民族意识最早出现在何处而烦恼，但苏联时期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无缝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带来了一些问题。当时一个似乎很明显的事实是，命运选择了斯拉夫人作为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新世界秩序付诸实践的民族，而这只会给旧的民族对抗火上浇油，后果可能是残酷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于讲斯拉夫语的人是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地区（1945年后波兰的领土）的原住居民这种看法，有些波兰学者提出了质疑，他们随后就因自己的观点而受到了惩处。 [3]

有时，关于斯拉夫历史的不同观点被用来抵制外来者。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古斯塔夫·科辛纳准备通过宣扬所谓的日耳曼人历史来为现代德国的领土主张辩护。而学习了科辛纳方法的科斯切夫斯基可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科斯切夫斯基的论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新波兰的核心地带一直被讲斯拉夫语的人占据，这不仅是在对抗俄罗斯人的主张，也是对科辛纳观点的反抗。但要让这个论点站住脚，还需要解决一些棘手的学术问题。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中记载，1世纪时，讲日耳曼语的群体（特别是在历史上很突出的哥特人）占据了东至维斯瓦河的领土。乍一看，这很难与该地区自古以来就由斯拉夫人占据的理论调和。然而，科斯切夫斯基提出，哥特人和其他讲日耳曼语的群体只是人口中的少数，在他们之下“隐藏”着讲斯拉夫语的占多数的群体。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科斯切夫斯基将这个占多数的群体的历史从中世纪早期向前推到了罗马时代早期（通过普热沃斯克文化），甚至推到了约公元前1000年［通过所谓的波美拉尼亚文化和卢日茨（Lusatian）文化］。 [4]

斯拉夫知识分子自然希望尽可能将早期斯拉夫人与“最好的”（换句话说，技术上最先进的）古代遗存联系起来，而这给争论带来了一丝学术阴谋的味道。希特勒看到一些据说出自波罗的海青铜时代的早期日耳曼人的用具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因为同时代的埃及人已经在建造金字塔了，相比之下，他看到的那些简单手工陶器真是不怎么样。同样的反应也扭曲了关于斯拉夫历史的争论，许多研究人员希望将他们假想中的先民与比易碎的手工陶器更像样的东西联系起来。例如，雷巴科夫将斯拉夫人最初的家园定在乌克兰，为的是将斯拉夫人与铁器时代东欧最丰富的遗存之一——切尔尼亚霍夫文化——关联起来。我们看到，切尔尼亚霍夫文化有规模不小的定居点、铁制武器和工具、形式多样的轮制陶器，以及令人感兴趣的珠宝——这样的斯拉夫先民显然更好，毕竟当时其他的东欧人生活在下沉式小屋中，只有手工制作且样式平庸的陶器。科斯切夫斯基也有类似的目的：从技术角度看，普热沃斯克文化系统是铁器时代中欧“最好”的系统之一。

纳粹时代之后，我们自然会更认同科斯切夫斯基的反驳，而不是科辛纳最初提出的论点，但两种观点同样扎根于所处时代的政治需要。和20世纪70年代之前许多关于斯拉夫历史的替代叙述一样，构建出最好的中欧和东欧史前史叙述，这样的尝试是服务于政治议程的。但是在上一代学者那里，尤其是柏林墙倒塌以来（而当时苏联阵营中的一些地方已经进行了10年或更长时间的知识革命），这些古老的政治使命基本失去了力量。20世纪70年代，马克·休金证明，在时间上，黑海以北切尔尼亚霍夫文化体系的兴衰与该地区哥特势力的起落之间有很多重合，因此，当时主导那里的只可能是哥特人。讲斯拉夫语的人也可能生活在这个地区，但使其成形的是哥特人的军事力量。在波兰，科斯切夫斯基对斯拉夫连续性的看法也受到了挑战，学者们发现，公元前1000年的史前卢日茨文化和波美拉尼亚文化，与罗马时期同一片土地上的维尔巴克文化和普热沃斯克文化系统之间，有深刻的断裂。 [5] 人们不在相信在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有一个历史可以连续追溯到至少公元前1000年的斯拉夫群体，针对斯拉夫早期历史的研究，也不再执着于排斥其他的斯拉夫群体、尽可能贬低日耳曼人的作用、将“最好的”的遗存都划给斯拉夫人。这并不是说关于中欧和东欧的历史已不再有争论，但当前的争论要温和很多，而且更多是为了理解历史本身。

去掉这么多让人分心的上层建筑之后，我们现在对欧洲斯拉夫化的了解有多少？

原始斯拉夫人

我们只能从史料记载的斯拉夫人在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现身开始。据记载，斯拉夫人，更确切地说是斯克拉文人（Sclavenes），于6世纪上半叶在东罗马的多瑙河下游边境以北首次亮相。根据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在550年左右的记录，斯克拉文人和（据他说关系很近的）安特人（Antae）人多次越过多瑙河，对东罗马巴尔干各省发动袭击。这些袭击，或者确切地说是安特人的袭击，始于查士丁一世（Justin Ⅰ）统治时期（518—527年），不过安特人最终成了东罗马的盟友。到了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斯克拉文人造成了更大的问题，从普罗柯比的叙述中可以明显感到，他们袭击的频率和烈度都在稳步增加。从所记下的领袖的名字上看，两个群体都是讲斯拉夫语的，而且没有什么理由怀疑普罗柯比基本准确的说法。 [6] 据记载，从大约500年开始，讲斯拉夫语的群体活跃于现在的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南部，也就是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之间的区域。

该地区还出土了有办法准确定年的科尔恰克类型遗存。仅凭其本身，科尔恰克遗存是无法精确定年的，但是在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南部出土的物质遗存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年代可以确定的进口物品。在瓦拉几亚的敦布勒韦尼（Dragosloveni），一座典型的科尔恰克下沉式建筑中发现了一个5世纪末的胸针，它与一些科尔恰克陶器放在一起。该地区还发掘出了著名的萨拉塔-蒙泰奥鲁（Sarata Monteoru）墓地，那里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些4世纪末和5世纪初的扣针和皮带扣。在摩尔达维亚，人们也发现有些典型的科尔恰克物品与可定年到5世纪或6世纪初的进口轮制陶器放在一起，而在基什尼奥夫（Kishinev）附近一个地方出土的科尔恰克物品中，发现了5世纪中叶的匈人式样的镜子。当然，我们无从得知某件物品在被埋下之前流通了多长时间，但是在该地区的科尔恰克物品边上，发现了足够多的5世纪中后期的物品，足以确认这些物品在5世纪末和6世纪初流通于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而正是在这个时间，普罗柯比的作品和其他东罗马史料中首次记录下斯拉夫人在同一地点的身影。 [7] 这些是大家都接受的。但是，那些出现在喀尔巴阡山脉以南的斯拉夫人，是从其他地方迁移而来的，还是一直在这里居住？

传统的答案是“迁移”。首先，这里离罗马边境很近，有些地方在2—3世纪还是罗马帝国的领土，所以关于第一千年上半叶的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地区，相关记录还是比较多的。因此，根据公元500年之前的史料都没提到此地有斯拉夫人，来推测出当时那里没有斯拉夫人，并不是犯了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默证法错误。在罗马时期，占据此地的是不讲斯拉夫语的其他群体。其次，同样突出的是，没有证据表明斯拉夫人在5世纪中叶阿提拉的匈人帝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个地区肯定是在匈人帝国的范围之内的。前文提过，在关于匈人帝国兴衰的记述中，不同时间点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臣属群体，却唯独没有斯拉夫人。想主张阿提拉的帝国里有斯拉夫人，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声称strava一词源自斯拉夫语。6世纪的约达尼斯说匈人在为去世的领袖致悼词时，会用到strava一词。也许是这样，但我们对匈人的语言一无所知，这个词其实也有可能源自匈人自己的语言。这个证据显然非常弱，不足以证明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记录的斯拉夫人在阿提拉帝国中起了重要作用。

主张他们是移民的论点也有更积极的方面。约达尼斯（大约与普罗柯比同时代）在君士坦丁堡写作时，对6世纪中叶的斯拉夫人做了如下著名描写：

达契亚地处这些河流中间，被高耸的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脉）环绕，仿佛戴了一顶王冠。在山脉靠向北方的左侧山脊附近，维斯瓦河发源的地方，居住着人口众多的威尼蒂人，他们占据了广阔的土地。尽管他们的名字如今散布在各个部落和地方，但他们主要被称为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斯克拉文人的住所从诺维奥杜努姆（Noviodunum）延伸到……德涅斯特河，向北直到维斯瓦河……安特人是这些人中最勇敢的……（他们的住所）从德涅斯特河到第聂伯河，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要走上许多天。

上述描写基本与普罗柯比的记载相符，但多了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来自早期的威尼蒂群体这个信息。这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罗马时期的资料中虽然没有提到斯拉夫人，但是提到了威尼蒂人。我们看到，塔西佗认为威尼蒂人居住在维斯瓦河以东，在芬尼人居住的北极圈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广阔地带。稍早时候的普林尼也听说过威尼蒂人（他称其为Venedae），但没有提供更多信息。2世纪的地理学家托勒密也只是多知道几个群体的名称而已。毫无疑问，威尼蒂人存在，而且在第一千年的上半叶生活在东欧，但罗马人也只知道这么多了。在他们看来，欧洲的这一区域比更远的区域也就少那么一点点神秘感，传说更远区域的人“面目是人，身体四肢却和野兽一样”。当然，关键在于，如果将这些早期记录与约达尼斯的记载对照来看，就自然会得出结论：源自威尼蒂人的斯拉夫人在公元500年或之后出现在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地区，是从北方迁徙而来的结果。 [8]

一定程度上，约达尼斯的记载符合斯拉夫早期研究中源自语言学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也符合一些更受人认可的考古学观点。所有现代斯拉夫语言中，指代鹅耳枥（hornbeam）的词都来自古斯拉夫语，而指代山毛榉、落叶松和紫杉的词都是借自日耳曼语的外来词。这想必是因为鹅耳枥在最初的“斯拉夫家园”的植被中占主导地位，这个观点在20世纪初很有影响力。经调查，唯一符合这种情况的地理区域是波来希的普里佩特沼泽地带，也就是喀尔巴阡山脉以北约350千米的潮湿地带（地图17）。可以想见，后来在普里佩特地区进行了许多考古挖掘工作，伊里娜·鲁萨诺娃（Irina Rusanova）则提出，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该地区的广泛研究，她发掘出了最早的科尔恰克物质遗存。科尔恰克这个标准遗址（type-site）就是她的发掘成果之一。她称这个遗址的年代更早，因此不再沿用博尔科夫斯基提出的“布拉格遗存”这个名称，而是用“科尔恰克”这个标签来代表下沉式小屋加手工炊具这个特征组合。 [9]

但是，这个一度是斯拉夫早期历史标准观点的论点最近受到了库尔塔的挑战。他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历史上斯拉夫人最早出现的地方，就是史料中第一次提到他们时他们的所在地：喀尔巴阡山脉的东南边缘。他的推理结合了历史和考古。首先，对于约达尼斯所说的斯拉夫人源自威尼蒂人，他认为并不准确。已经证明，约达尼斯作品里的一些地方得自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而库尔塔认为，所谓威尼蒂人和斯拉夫之间的关联是约达尼斯根据塔西佗的话自己发明出来的——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罗马作家往往声称没有“新的蛮族”，只有换了新名字的旧蛮族。在考古方面，库尔塔也抨击了鲁萨诺娃的结论，认为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地区科尔恰克遗存的年代早于在波来希发现的遗存，因此不可能从后者衍生而来。从更积极的方面讲（这也是他整体研究的重点），库尔塔提请人们注意，有大量历史和考古证据表明，6世纪与东罗马世界接触的那些斯拉夫人被卷入了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动态过程。他认为，正是这个过程“创造”了“第一批”斯拉夫人或原始斯拉夫人。 [10]

库尔塔的许多观点都是正确的。他很有说服力地否定了鲁萨诺娃提出的年代顺序。波来希的科尔恰克遗存，其年代肯定晚于喀尔巴阡山脉以南的物质遗存。至少那些最终在6世纪现身东罗马势力范围内的斯拉夫人，有可能起源于喀尔巴阡系统中的某个地方。库尔塔本人主张他们的起源地在喀尔巴阡山脉东南部。另一种新观点由弗拉基米尔·巴兰（Volodymyr Baran）首先提出，由所谓克拉科夫学派（Cracow School）的波兰考古学家进一步发展，该观点认为斯拉夫人可能起源于更偏东北的地方。在现代的波多利亚出土了大量早期的科尔恰克物质遗存（比更东北的波来希出土的遗存早得多）。科尔恰克遗存定年这个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但比起库尔塔主张的东南部，波多利亚有更多可定年在稍早时期的进口物品。库尔塔所说的喀尔巴阡山脉南部科尔恰克定居点，也是在波多利亚有人零星定居后一个世纪才形成的。出于这些原因，第一批在历史记录中明确出现的斯拉夫人有可能直接源自喀尔巴阡山脉东北部的一个人口群体。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的播迁速度很快。波多利亚的科尔恰克遗存有可能比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相应遗存早一到两个考古世代（每个世代约25年）。 [11]

我也不认为库尔塔如此轻视约达尼斯是正确的。显然，由于约达尼斯没有描述自己的工作方法，我们也无从核对，因此所谓约达尼斯基于塔西佗的说法发明出斯拉夫人与威尼蒂人的联系，这样的看法只是种假说。这不仅无法证明，还有一些与之相悖的证据。约达尼斯原本是驻扎在多瑙河边境的一位东罗马指挥官的军事秘书，当时斯拉夫人的袭击正在加剧。他还（大概是基于自己的认识）精确描述了阿提拉帝国崩溃后各群体重新定居在多瑙河下游边境以南的情况。可见，他对这一地区颇为了解，也完全有可能知道该地区的斯拉夫人对自己起源的看法。事实上，约达尼斯可能也写下了关于斯拉夫群体行动的最早记录，他提到了一场哥特国王维尼塔里乌斯对安特人发起的战争。但约达尼斯搞错了年代，以为维尼塔里乌斯生活在4世纪后期，而他实际上是瓦拉米尔击败的战队领袖之一。瓦拉米尔战胜这些领袖后，建立了阿马立家族领导下的东哥特群体，时间应该是在阿提拉去世之后。但约达尼斯将此次战争放在了阿马立家族领导下的哥特人向喀尔巴阡山脉以西迁移至匈牙利大平原之前，因此这确实与5世纪喀尔巴阡山脉东部边缘有讲斯拉夫语的安特人活动的描述相符。而从7世纪开始，中世纪早期的许多西欧人群开始用“文德人”（源自古老的罗马标签“威尼蒂”）一词来指代自己的斯拉夫新邻居。我们将看到，从6世纪开始，有文献记载的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就常常迁徙。从7世纪初开始，大量来自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出现在巴尔干半岛，而早在6世纪，就有了其他斯拉夫群体穿过欧洲中部高地向西迁移的记录。由于迁移习惯在人口群体中是会累积的，所以的确有可能，6世纪初出现在多瑙河下游边境以北的第一个斯拉夫群体是不久前才迁来的。这样看来，库尔塔对约达尼斯的贬低充其量也是缺乏说服力的。我认为，这一次，历史学家约达尼斯是可靠的。 [12]

但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从公元500年左右开始（我们稍后会仔细探讨），一个宏大的扩张进程使讲斯拉夫语的人主导了从易北河到伏尔加河的欧洲大片地区。关于这个进程的书面记录不多，但要说一切都始于活动范围局限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原始人口群体，恐怕不太可能。即使你确实不相信约达尼斯对威尼蒂人的描述，而认为史料中第一次提到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时他们的所在地就是其起源地，你也还需要去解释斯拉夫化这个整体现象。除树木名称外，语言学还提供了两个较宏观的可供参考的证据。

第一，现代的斯拉夫语族（包括东部、西部和南部语支）的语支之间，关系始终很近，近到不同语支彼此都能理解。种种证据表明，这种接近并不是因为不久之前发生了语言融合，而是因为这些语言是相对晚近的时候才各自分裂出来的。第二，从整体上看，斯拉夫语和欧洲的波罗的语关系最近。从水文名字上看，讲波罗的语的人过去在东欧的分布比如今要广泛得多（地图16）。如我们讨论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时看到的，较大河流的名字就像化石，可以经重大文化转型而保留下来。因此，在斯拉夫语的各个语支分裂前不久，讲斯拉夫语的人和讲波罗的语的人之间想必先有了分裂。他们以前共用一套比较古老、彼此关系很近的印欧方言。 [13] 从同样宏观的视角看，考古证据也描绘出一幅非常相似的景象。科尔恰克遗存及约500年时其他与之有紧密关联的遗存，都反映了极为简单的农业生活方式，而过着这种生活的，只可能是罗马时期维斯瓦河以东和喀尔巴阡山脉以北那些自给自足的农业社群。两组证据说明了相同的故事。显然，欧洲大量讲斯拉夫语的人来自东欧不讲日耳曼语的人群。即使约达尼斯臆想出了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之间的联系（我认为不大可能），他也很可能是对的。

欧洲的斯拉夫化

但是，语言证据在确定年代上对我们没什么帮助。我们知道斯拉夫语族是比较晚才出现的，但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些专家认为，讲斯拉夫语者与讲波罗的语者之间的分裂是第一千年中期才开始的，当时正是讲斯拉夫语者出现在史料中的时候。另一些专家则认为要早一些，可能要早1 000多年。如果要了解欧洲在约公元500年后的斯拉夫化，就有必要研究这种意见分歧。如果公元500年时语言分裂才刚刚开始，欧洲讲斯拉夫语的人还很少，仅限于据说留下了科尔恰克和彭考夫卡遗存的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那么公元900年前后斯拉夫人在欧洲各地的广泛统治，就是从数量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人开始建立的。而如果斯拉夫语族出现得早得多，那么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就可能是某个大得多的斯拉夫群体中的两个子群体。目前我们无法确定，但大多数专家认为斯拉夫语族出现的时间比第一千年中期早得多；而且，从关于斯拉夫扩张的更广泛证据看，认为当时说斯拉夫语的人并不只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确实更合理一些。 [14] 不管怎么说，要理解斯拉夫人在三个主要方向（向南进入巴尔干岛，向西和向南进入易北河和波罗的海流域，向东和向北进入伏尔加河流域和北极苔原边界）上的爆发式扩张，就有必要考虑这两种可能性。

巴尔干半岛

关于斯拉夫人向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大致同时代的东罗马和拜占庭史料还算全面。在后来发现的考古材料可用之前，这些史料基本就是关于早期斯拉夫历史的最早记录了，但质量参差不齐。太多的聪明人花了太多时间研究有限的信息，结果自然是让这个领域成了一场棋赛，这边出招，那边就算好了反击策略。幸运的是，我们不用再打这种攻防战，因为斯拉夫人向巴尔干地区扩张的大体情况已经很清楚了。

前文说到，到了6世纪中叶，斯拉夫人对巴尔干地区的袭击无论是范围还是野心都有所增加。547—548年，一支庞大的袭击队伍从多瑙河出发向西南挺进，经过伊利里库姆，一路开到亚得里亚海的主要港口埃庇丹努斯（迪拉基乌姆）。据普罗柯比记载，这些袭击者占领了许多要塞——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这次得手之后，他们继续进攻。549年，3 000名斯拉夫人渡过多瑙河并沿着埃夫罗斯河（River Hebrus）前进。他们将城市的守军诱入埋伏，击败了当地的几支罗马军队，拿下了规模相当大的定居点托皮鲁斯（Topirus）。据说在随后的劫掠中，有大约1.3万名男性居民被杀，许多妇女和儿童被俘。然后在550年，一支空前庞大的队伍向南越过奈苏斯。他们雄心勃勃，目标是占领塞萨洛尼基——西巴尔干防卫森严的地区首府。最终，袭击者转身离开，穿过群山进入达尔马提亚，在罗马大军面前分散开来——这支罗马军队正向北穿越巴尔干半岛，准备完成对东哥特意大利的征服。罗马军队通过后，袭击者折回西巴尔干，在阿德里安堡击败了另一支（临时凑成的）罗马部队。此次胜利后，袭击者就进入了离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仅有一日行军路程的范围。 [15]

但是，并无充分证据表明这些斯拉夫人当时已永久或半永久地定居在帝国边界之内。根据条约，安特人在540年得到了原罗马要塞图里斯（Turris），但那是在多瑙河以北，而且这么安排主要是为了防止斯克拉文人进一步袭击。普罗柯比列出了查士丁尼皇帝（527—565年在位）修复或建造的巴尔干要塞的清单，其中或许有一些斯拉夫地名。但就算是这样，斯拉夫地名和要塞联系在一起，也不能代表出现了斯拉夫移民，而更可能是因为斯拉夫人被招入罗马军队后获准定居。不管怎么说，那些年里，斯拉夫人的力量还不足以正式征服巴尔干地区的任何地方，也不足以占领塞萨洛尼基这样的主要城市。 [16] 然而从大约570年开始，总体形势发生了剧变，因为阿瓦尔帝国崛起了。

阿瓦尔人在接下来发生的事上起了很大作用，有必要介绍一下他们。他们和匈人一样，原本是游牧骑兵，继匈人之后，阿瓦尔人扫荡了欧亚大草原，在中欧建立帝国。幸运的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比对匈人的要多。阿瓦尔人讲的是突厥语，此前曾是中国边境一个大型游牧民族联盟背后的支配力量。6世纪初，阿瓦尔人的地位被敌对势力（所谓的西突厥人）取代，以政治难民的身份来到了欧洲边缘，并在558年向查士丁尼的宫廷派遣使节，宣布了自己的存在。查士丁尼皇帝将他们看作分而治之的外交大博弈中的新棋子，皇帝希望借此避免东北方向出现严重的麻烦。但事实证明他过于乐观了。阿瓦尔人不满足于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很快就形成了能构成真正威胁的帝国力量。到了570年，他们将游牧的保加尔人拉进队伍，迁到匈牙利平原——阿提拉的老战场。在那里，他们把格皮德人拉了进来，被他们征服的群体越来越多。阿瓦尔人的到来也促使伦巴第人去阿尔卑斯山另一边寻找更安全的意大利领地。 [17] 不仅如此，阿瓦尔人的到来还标志着斯拉夫历史上的分水岭。

和多瑙河中下游的众多邻居一样，喀尔巴阡地区的斯拉夫人意识到自己成了野心勃勃的阿瓦尔人的目标。安特人似乎在604年与阿瓦尔人的艰难交战中损失惨重，失去了政治独立。某种程度上，阿瓦尔人的崛起促使一些斯拉夫群体永久迁到多瑙河以南，以逃避阿瓦尔人的统治。而阿瓦尔人在该地区对东罗马发起的大规模进攻，尤其是在6世纪七八十年代和7世纪第二个10年间的大范围攻击，也给了这些斯拉夫群体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追求野心而不必担心罗马的反击。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当局不得不捍卫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东方领土，抵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先后发起的攻击。与饱经战乱的巴尔干地区相比，东方领土是富庶得多的税收来源，自然要优先保护。

新时代在6世纪80年代开始了。皇帝莫里斯（Maurice，582—602年在位）在近东卷入与波斯帝国的一场大战，巴尔干地区的大多数罗马机动部队因而撤出，阿瓦尔人借机在色雷斯发动了大范围猛攻。与此同时，斯克拉文人在色雷斯和伊利里库姆发起了一系列破坏性很强的攻击。586年，伊利里库姆地区首府塞萨洛尼基首次遭遇了真正构成威胁的袭击。同年，“莫里斯皇帝在位第五年”，著名作品《莫奈姆瓦夏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Monemvasia ）甚至记载，斯拉夫人接管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绝大部分地区，只剩东部沿海地带仍在东罗马人手中。根据《莫奈姆瓦夏编年史》的说法，这导致“所有希腊人”大规模撤离被占领的地区：帕特雷（Patras）的居民去了卡拉布里亚（Calabria）的雷焦（Rhegia，意大利南部），阿尔戈斯（Argos）的居民去了优洛克（Urok）岛，科林斯人（Corinthians）去了埃伊纳岛（Aegina），斯巴达人（Spartans）到了西西里岛和莫奈姆瓦夏——一个位于伯罗奔尼撒南部的多岩石、可防御的半岛。

然而，伯罗奔尼撒最终的斯拉夫化是后来才发生的。《莫奈姆瓦夏编年史》成书年代比较晚，尽管其中有一些真实的信息，但它把斯拉夫人的定居过程写得太简单了。6世纪90年代，取得波斯战争的胜利后，莫里斯在巴尔干地区发起了反击。外交上，他付钱给安特人，让他们去攻打发起袭击的斯克拉文人，而他的军队则在593—595年和599年大败阿瓦尔主力军队。602年，莫里斯的部队甚至在多瑙河下游以北地区行动，发起一系列先发制人的打击，摧毁了一些斯拉夫群体。教宗格列高利一世在这个时期的信件表明，教会的结构在伊利里库姆地区，尤其是在伯罗奔尼撒得到了恢复。因此，尽管确实发生了斯拉夫人的定居，但莫里斯的反攻吞噬了6世纪80年代最初的那些斯拉夫定居点。 [18]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从604年开始，莫里斯继任者福卡斯（Phocas）和希拉克略又陷入了6世纪80年代的模式，再次卷入与波斯的战争。到了7世纪第二个10年初，东罗马的局面已非常不利，几乎失去了对整个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控制。能用的军事资源都被调到了东方，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得以发起规模空前的袭击。614年，灾难降临。塞萨洛尼基勉强逃过陷落的命运。萨洛纳（Salona），罗马在达尔马提亚海岸上最大的中心地区，落入了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之手，帝国在巴尔干北部的许多重要城市，比如奈苏斯和塞迪卡（Serdica），也一并丢失了。袭击行动随后向南扩展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别的不说，此时斯拉夫袭击者庞大的独木舟船队来到了沿海水域。626年，袭击威胁到了君士坦丁堡，那里被阿瓦尔人围困长达一周。伴随着此次军事攻击，斯拉夫人的定居也启动了。 [19]

希拉克略最终赢得了与波斯的战争，但马上就得面对好战的阿拉伯势力的崛起。不同于6世纪90年代，这次他不再有机会修补巴尔干地区遭到破坏的罗马式生活了。因此，614年的灾难标志着原东罗马多瑙河边境的彻底崩溃，为斯拉夫人在整个巴尔干地区——从东北部的多布罗加一直到西南部的伯罗奔尼撒——的定居铺平了道路。这一定居过程我们无法详细重构，但种种史料中的小故事让我们清楚看到了它的规模。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的马其顿，《圣德米特里的神迹》（Miracles of St Demetrius ）表明，塞萨洛尼基周围斯特里蒙河（Strymon River）地区的大规模斯拉夫定居点在7世纪中叶就很稳固了。其中一段叙述让我们看到，大约670年的时候，就有好几个斯拉夫群体在城市附近定居了，后来发生的事也为此提供了佐证。7世纪80年代后期，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设法在马其顿发起攻势，制服了该地区的斯拉夫群体，恢复了中央帝国的控制（尽管只是暂时的）。据说，他将多达3万名斯拉夫人迁到了小亚细亚。相关记载还得到了一些考古发现的呼应。在马其顿和北方邻近地区，并没有发现7世纪的比较成形的科尔恰克文化系统，但是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墓地和发掘点，则发现了许多彼此独立的科尔恰克遗存，相关地点有巴卡蒙提亚克（Bakar Muntjac）、奥西耶克（Osijek）、斯坦耶瓦茨（Stinjevac）、温科夫奇（Vinkovci）。 [20]

在更东边的色雷斯，斯拉夫人定居点的存在也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约680年第一个保加尔人国家在巴尔干山脉以北建立之时，该地区已有7个斯拉夫部落居住。他们被重新安置，搬到了多瑙河平原后来保加利亚心脏地带附近高地上的弧形地带。这里的考古遗迹模式与马其顿不同。在边境要塞，特别是多罗斯托鲁姆（Durostorum）和博诺尼亚（Bononia）附近的墓地和农村地区，6世纪地层中发现了与本地遗存混在一起的斯拉夫陶器。但是在保加利亚北部的发掘也发现了波皮纳（Popina）等遗址，那里科尔恰克类型的遗存并没有和进口物品混在一起。波皮纳和相关遗址的年代层被确定在6世纪，但现在已经证明它们的年代要晚一些，应该是在614年多瑙河边界彻底崩溃之后；也是从614年开始，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这一地区全面定居。从考古学和历史学角度来看，原本游牧的讲突厥语的保加尔人到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但这些进一步的发展是以更早的大规模斯拉夫定居点为基础的。 [21]

文献和考古证据也证明，在更往南的地方，也就是现在希腊的中心地带和伯罗奔尼撒，斯拉夫人的势力更大。《圣德米特里的神迹》附带提到了更多的斯拉夫群体，包括定居在色萨利和德米特里亚斯（Demetrias）附近的贝莱吉西塔人（Belegezitae）。比较晚近的文本里具体提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其他斯拉夫人，尤其是帕特雷附近的米林加斯人（Milingas）和埃泽里塔人（Ezeritae），他们在9世纪初起义，反对（略有）中兴的拜占庭要求它们纳贡的行为。就考古的情况而言，这批斯拉夫人更接近巴尔干半岛西北部马其顿的斯拉夫人，而不是东北部色雷斯的斯拉夫人。那里仅发现了一些相对零星的科尔恰克遗存，没有迹象表明斯拉夫移民引入了完整的物质文化系统。而某些曾被认为属于他们的遗存可能有其他来源。例如，在奥林匹亚的一处墓地发现了12个有武器随葬的火葬墓穴，死者的骨灰放置在科尔恰克式的骨灰瓮里。墓主很可能是东罗马士兵（也许有斯拉夫血统），而不是独立的斯拉夫移民。在阿尔戈斯、墨西拿（Messina）和德米特里亚斯发现了更有说服力的斯拉夫陶器，而希腊各地（像巴尔干其他地区一样）也出土了一系列“指状”扣针。这种扣针是中世纪早期的斯拉夫人经常佩戴的，但不是只有斯拉夫人佩戴。对于这种相对缺乏斯拉夫遗存的情况，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其中比较有可能的一种是，第一批古典考古学家对中世纪遗迹完全不感兴趣，他们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破坏了希腊的大部分主要遗址，并简单粗暴地扔掉了后古典时期的所有物件。不管怎么说，斯拉夫群体进入希腊后，似乎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尔恰克类型物质文化系统。 [22]

到了7世纪中叶，斯拉夫人的定居点已经多少影响了整个巴尔干地区，但这也许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根据一份资料，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出现了另一波斯拉夫人定居潮。根据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Porphyryogenitus）的《帝国治理论》（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第一批斯拉夫人（没有划分群体）以阿瓦尔人臣民的身份最初定居在现在主要由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分据的土地上；当时阿瓦尔人正在中欧建立统治（从约560年起）。在这批斯拉夫人之后，但还是在希拉克略统治时期（610—641年），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这两个组织更严密的斯拉夫群体从北方前来，驱逐了该地区的大多数阿瓦尔人（并让其他人臣服），在塞尔维亚和达尔马提亚分别建立了统治。关于克罗地亚人，《帝国治理论》保留了两个版本的故事，一个显然是拜占庭版本，另一个则是克罗地亚版本。你可能已经想到了，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说克罗地亚人是应邀到巴尔干，另一个说他们不请自来，至于克罗地亚人定居时是否有承认拜占庭统治权这个条件，两个版本的说法也不同。

这些故事很出名，但说到该怎么理解，就有些困难了。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一直以来都将它们尊为本“民族”的起源故事——两个民族都是作为完整单元来到巴尔干地区的。但是，故事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些故事太独特，因此缺乏佐证。记录它们的史料年代也相对晚——《帝国治理论》是10世纪中叶的文本，其叙述有明显的传奇色彩：克罗地亚人跟随五兄弟向南方进发。自然，学者们通常认为这样的叙述不可信。不过，10世纪的阿拉伯资料来源证实，当时喀尔巴阡山脉以北有其他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资料大概记录了他们的行动，其中也没有什么不可能成立的地方。如果我们承认这些故事有真实的成分，那么情况就可能是这样：一些更有组织的斯拉夫群体南下迁入巴尔干地区，在希拉克略去世前与拜占庭建立了某种关系，由此脱离了阿瓦尔人的统治。实际上，630年前后，北部的塞尔维亚族人［或索布人（Sorbs）］曾与前法兰克商人萨莫（Samo）结盟，（也许只是暂时）摆脱了阿瓦尔人的统治；而这正是在希拉克略统治期间。而此时，阿瓦尔帝国也面临着重大危机——它在626年对君士坦丁堡的围城以惨败告终，随之而来的是当政可汗名望大损。也是在此时，相当数量的保加尔人逃到意大利，摆脱了阿瓦尔人的统治；因此，其他斯拉夫群体完全有可能采取类似的行动，无论是否受到拜占庭的邀请。 [23]

上述情况固然可能成立，但给巴尔干半岛这些地区带来全面人口变化的群体，并不是只有7世纪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我们看到，有据可查的第一千年的移民案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彻底人口替代的情况：原本居住在当地的人口总是会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实际上，这个故事可能有一个额外的转折。不管是群体名称“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还是史料记载的一些领袖的名字，都可能来自波斯语族而非斯拉夫语族。因此有人提出，这两个群体可能原本处于波斯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 [24] 这并非完全不可能。比方说，在黑海地区北部定居的斯拉夫群体有可能加入波斯游牧民族主导的军事联盟。并没有叙事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但是像匈人这样的游牧民族往往会在欧洲边缘采取这样的做法。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希拉克略统治时期（也许是在630年左右阿瓦尔帝国陷入危机时）宣布脱离阿瓦尔人的统治，拜占庭则利用他们来实施遏制阿瓦尔人在巴尔干地区势力的策略，这完全是可能的。但尚不清楚这些群体当时究竟已完全是斯拉夫人，还是只是以一些说波斯语的游牧民为核心的有组织联盟。我们也不清楚他们是随另一波斯拉夫移民大潮进入巴尔干西北部的，还是原本就在那个地区，只是组织起了先前臣服于阿瓦尔人的斯拉夫群体。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们就与巴尔干东部的保加尔人没有太大差别了。 [25]

中欧

斯拉夫人向中欧易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地区的扩张同样彻底。关键的证明文字来自一份简短朴实，但具有相当历史意义的文本，也就是被归于“佚名巴伐利亚地理学家”（Anonymous Bavarian Geographer）名下的文本。该文本写于9世纪20年代，作者是在巴伐利亚某地工作的佚名地理学家。他调查了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法兰克帝国的邻居，写出了它们的名字，还根据每个单元包含多少“城市”（civitates）来给它们的势力评级（地图18）。这些城市看起来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关键是，所有这些单元都有斯拉夫名称。我们从其他资料知道，在加洛林家族崛起之前，一些讲斯拉夫语的人就已渗透到了易北河以西，但是这些移民在这些地区的数量不够多，不足以挑战说日耳曼语的萨克森人和图林根人的统治地位。这位佚名作者的记录差不多到奥得河流域为止，而对于更往东的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地区，9世纪初加洛林欧洲的人也许并不怎么了解。 [26]

斯拉夫人支配中欧的程度，到10世纪的奥托王朝时期才显出了更清晰的面貌。作为法兰克帝国的第三个王朝，奥托王朝统治的触角从易北河向东延伸。962年，历史记录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生的波兰国家，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斯拉夫人在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地区的统治，这在阿拉伯的资料中也有佐证。最迟从10世纪中叶开始，讲斯拉夫语的人就占据了易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欧洲中北部地区。确实，记录奥得河以东地区情况的只有10世纪的历史文献，但这绝不代表波兰斯拉夫化的时间比波希米亚或摩拉维亚更晚。10世纪是这些地区与西欧帝国势力间互动加速的时期，而不是斯拉夫人最初占领这些地区的时期。斯拉夫扩张给中北欧整体带来的变革显而易见。在第一千年的前半段，统治易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这片地区的还是讲日耳曼语的人。 [27]

不过，加洛林时期和阿拉伯人的资料虽然记载了900年左右中欧完全斯拉夫化的情况，但并没有就相关历史进程发生的年代和性质给出什么信息。西罗马在476年宣告终结，历史打在欧洲中北部的灯光在接下来的300年里几乎消失了（在罗马时期也不过是断断续续的）。书面资料里只有一些零碎的片段，让我们大略看到斯拉夫人对欧洲中部高地的统治：从喀尔巴阡山脉向西，一直到阿尔卑斯山脉。第一个片段说的是512年的事件，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不幸的赫鲁利人开始了向斯堪的那维亚地区的长征。按照普罗柯比的说法，他们首先穿过“斯拉夫人的土地”。赫鲁利人最有可能经摩拉瓦河河谷离开多瑙河中游地区，这也是向北离开匈牙利大平原的主要自然线路。如果是这样，那么斯拉夫人当时就已经在现在的斯洛伐克定居了。这一结论得到了发生在543年的第二个事件的佐证。那年，一个名叫希尔德盖苏斯（Hildegesius）的伦巴第王公带着6 000名战士袭击了东罗马军队，这些战士大多数是斯拉夫人。由于当时伦巴第人（在阿瓦尔人到来之前）仍住在多瑙河中游地区，因此他有可能是从该地区的边缘地带（摩拉瓦河河谷或周围）招募了那些斯拉夫士兵。第三个事件发生在6世纪末，当时，巴伐利亚民兵不得不起来抵抗斯拉夫人在593年和595年发起的袭击。也就是说，在希尔德盖苏斯事件发生后的半个世纪内，就有记录称向西250千米处接近巴伐利亚边缘的地方有了斯拉夫群体。

同样反映出7世纪初斯拉夫人向西扩张的程度的，是斯拉夫早期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也就是法兰克商人萨莫变成斯拉夫王公的冒险故事。他的经历十分丰富，包括娶了12个斯拉夫妻子，生下了22个儿子和15个女儿。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630年的时候，索布人这个斯拉夫群体已经在图林根附近定居了。 [28] 这表明，他们在易北河地区南部的某个地方可能已经建立了根据地。根据法兰克编年史家弗雷德加（Fredegar）的说法，当时他们已经与图林根邻居建立了“长期关系”；由此可以推测，索布人最晚在约600年时就占领了这片土地。从这几处史料中可以大致看到，斯拉夫人在6世纪时大致沿喀尔巴阡山脉和阿尔卑斯山的北部腹地行进，向西进入中欧（地图18）。但我们只能知道这些，前述史料中并没有关于北部低地或波罗的海沿岸的信息。

考古证据尽管有限，但大致证实了这一图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科尔恰克类型的遗存可能最早出现于5世纪后期的喀尔巴阡山脉外弧，但随后散布到更广阔的区域。在西部，它们分布在喀尔巴阡山脉外沿，穿过欧洲中部高地，一直到波希米亚以西以及易北河南部周边地区。在西北方的梅克伦堡和卢日茨，还发掘出另一批科尔恰克遗存（地图18）。这里的考古模式与巴尔干大部分地区很不相同。在欧洲中部高地发现的不是一些零星的科尔恰克陶器或特有的墓葬，而是一个完整的科尔恰克文化综合体。欧洲中部高地不是只有零散的科尔恰克遗存，而是曾有过完整的科尔恰克生活方式，包括农业生产方法和社会联系方式。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科尔恰克遗存在刚出土时，被认为是5世纪中叶的产物。但现在很清楚，波希米亚科尔恰克遗存的年代不会早于6世纪下半叶。布热伊诺（Brzeźno）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科尔恰克遗址，其年代不会早于550年。这也与往东一些的摩拉维亚的新定年证据相符。摩拉维亚的证据表明，那里科尔恰克遗存的年代绝不会早于550年。借助年轮学，波希米亚以西易北河-萨勒河地区的科尔恰克遗址得以精确定年，遗存的年代也被往后推了。过去，易北河-萨勒河遗存的年代一直被定在5世纪末或6世纪初；如今，最早的遗存被确定为不早于7世纪60年代。 [29]

因此，科尔恰克遗存在整个欧洲中南部的地理分布确证了零散史料暗示的斯拉夫人扩张的图景。新确定的年代也推翻了早先的理论：5世纪末或6世纪第一批斯拉夫人进入易北河地区后，在7世纪又出现了第二波斯拉夫移民潮。这种假说考虑到了与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存在相似的可能。但是，该假说的基础是易北河地区出现的新型陶器，这些陶器是慢轮制作，而不是完全手工成型。这类陶器在地理上的分布大致对应于加洛林时期和奥托时期的主要部落联盟（地图18）：威尔兹［Wilzi，对应费尔德贝格（Feldberg）陶器］，劳西兹［Lausitzi，对应托尔诺（Tornow）陶器］和索布（对应莱比锡陶器）。因此，人们一度认为新陶器类型在该地区出现，标志着这些部落群体的到来。但年轮学表明，包含这类轮制陶器的遗址的年代并不是6世纪末和7世纪，而是8世纪末和9世纪。那时，加洛林时期对该地区的记载已经很充分，足以排除进一步大规模迁徙的可能性。因此，这一新的陶器类型反映的，是新的制陶技术在已定居于易北河地区的斯拉夫人中的传播。这类陶器的年代定得较晚，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陶器与8世纪加洛林时代的陶器很像——它们显然是受到了后者的影响。 [30]

因此，从上述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出，公元500年左右，有一条斯拉夫人的定居带，它从喀尔巴阡山脉的北部腹地向西一直延伸至斯洛伐克北部。大约50年后，一种科尔恰克类型的物质文化向南渗透到多瑙河中游附近的河谷中，又向西渗透到波希米亚。又过了50年，斯拉夫群体开始威胁巴伐利亚的边缘地区，同时在易北河-萨勒河地区定居下来。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我们还没有触及斯拉夫人接管中欧的关键。我们已经知道，9—10世纪的资料表明，当时讲斯拉夫语的人支配者易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北至波罗的海的欧洲平原北部。但比起这个广大区域，沿中欧高地延伸到易北河部分地区的科尔恰克遗址带只是很细的一条，而且，相关的历史证据是在斯拉夫人在此定居下来之后才出现的。那么，考古资料到底揭示了怎样的欧洲中北部斯拉夫化进程？

波兰东南部克拉科夫地区所谓的莫吉拉内（Mogilany）遗址群似乎反映了第一阶段。最好将它们视为喀尔巴阡山脉附近地区科尔恰克类型遗址的变体，两者非常相似。莫吉拉内遗址出土了各种与之类似的手工陶瓷，也有我们熟悉的带有石头炉子的下沉式小屋。迄今为止，在莫吉拉内村旁边没有发现任何墓地，而这是该遗址没有被判为科尔恰克类型的唯一原因。这个遗址群没有办法通过年轮学定年，因此只能先用老一点的方法定年。老方法是这样的：在欧洲中部的大部分地区，通常无法定年的科尔恰克类型遗存在年代上都晚于日耳曼人的遗存；文化崩溃现象出现之前，日耳曼人统治着这些地区，他们的遗存更为丰富，定年也更容易。因此，在满足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认为斯拉夫人前来定居的年代，不会早于该地区日耳曼类型文化终结的年代。第一个条件，斯拉夫移民群体，与留下用于定年的丰富物质遗存的日耳曼群体，二者在该地区没有共存过。而第二个条件是，该地区日耳曼遗存消失与斯拉夫人到来之间没有太长的时间间隔。

两个条件都有潜在的问题，但在有办法用南部地区的年轮学证据来比照的地方，可以看出这种方法是有效的。例如，没有证据表明曾主导斯洛伐克北部和东部、摩拉维亚东北部的日耳曼文化在公元500年后还继续存在。而在斯洛伐克南部和摩拉维亚，还有下奥地利（多瑙河以北的奥地利），则发现了许多后来的日耳曼遗存，足以表明日耳曼文化在那里一直存在到550年左右。波希米亚的日耳曼类型文化也持续到差不多的时间段。 [31] 这些年代，大致就是使用新的科学方法给这些地区最早的斯拉夫定居点确定的年代可见，在没办法使用更科学的定年方法的地区，老方法还是可以用的。

罗马时期，莫吉拉内遗址群所在的克拉科夫在原普热沃斯克系统的南部范围内。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普热沃斯克系统崩溃的时候，正是匈人势力在5世纪上半叶崛起的时候。在库亚维地区拉杰尤夫（Radziejow Kujawski）的莫吉拉内遗址内，发现了一种进口扣针，其年代可以确定为5世纪末或6世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遗址群的下一个文化阶段以金属制品的出现为开始标志，而这些在莫吉拉内第45号挖掘点发现的金属制品，年代可以确定为约600年，也就是说，之前那个文化阶段最晚延续到了这个时候。综上，情况有可能是这样：留下科尔恰克类型遗存的那些讲斯拉夫语的人，在5世纪末或6世纪初进入了因普热沃斯克文化崩溃而在波兰东南部形成的权力真空，而在那之前不久，他们首次在喀尔巴阡地区为人所知。 [32]

但是，在中世纪早期的今波兰大部分地区，科尔恰克类型遗存并没有广泛分布。在卢布林（Lublin）以北向西延伸到易北河的地区，发展出了另一种区域性考古系统，也就是所谓的苏科-杰济采（Sukow-Dziedzice）文化（地图18）。目前，苏科-杰济采遗址与莫吉拉内遗址之间已经有了清晰的界限。尽管两类遗址中，一些较小的陶器类型相同，但较大陶器的形状完全不同，苏科-杰济采的陶器种类也比科尔恰克类型的种类多。有些陶器甚至有点像之前日耳曼人统治时期当地普热沃斯克文化陶器的手工仿制品。下沉式小木屋（Grubenhäuser）是科尔恰克地区的标志性特征，在苏科-杰济采地区通常见不到。除了定居在马佐夫舍、库亚维亚（Kuiavia）和切尔姆诺（Celmno）肥沃黄土地上的一个独立的群体外，迄今为止确定的主要房屋类型是建在地面上的木屋。这种不同的建筑传统支持了这样的一个论点：波兰斯拉夫化的历史发展轨迹截然不同于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和易北河南部地区。一些学者认为，既然苏科-杰济采文化与科尔恰克文化差别这么大，那它们一定是在两群完全不同的斯拉夫人中形成的。它们认为，形成苏科-杰济采文化的群体要么原本就居住在波兰（其存在长期被日耳曼精英遮蔽），要么在公元500年后迁入波兰，但其迁出地不是喀尔巴阡山脉，而是科尔恰克文化主导下喀尔巴阡地区之外的另一个“斯拉夫故乡”，也许是白俄罗斯（Byelorussia）。不管是哪种情况，根据这一观点，加洛林时期资料明确记载的中欧斯拉夫化过程，都产生于两股同时发生但彼此独立的斯拉夫扩张潮，这两个群体，一个是来自喀尔巴阡地区的科尔恰克文化群体，另一个是来自白俄罗斯或波兰内部的苏科-杰济采文化群体。 [33]

认定波兰理当有自己独特的斯拉夫化轨迹，这样的想法有从前民族主义议程的影子。人们一度认为可以通房屋类型来绝对可靠地区分两个人口群体，但最近的一些发掘动摇了这种看法。在三个以前没有发现下沉式小屋的地区，发掘出了一批下沉式小屋：维绍格鲁德（Wyszogrod）、沙尔里格（Szarlig）和兹米耶沃（Zmijewo）。此外在维绍格鲁德，在同一处遗址发现了同时代的下沉式小屋和地面小屋。鉴于这些发现，如果继续调查下去，有可能会在苏科-杰济采地区发现更多科尔恰克类型的下沉式小屋，从而模糊两种文化间原本清晰的分界线。 [34] 即便如此，由于语言证据并不确定，完全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5世纪末，讲斯拉夫语的人在喀尔巴阡山脉以北和维斯瓦河以东广泛分布，而留下科尔恰克遗存的波多利亚人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子群体。同样完全有可能的是，这个广泛分布的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如果存在的话）后来参与了波兰等地的总体斯拉夫化进程。苏科-杰济采地区使用的陶器样式要多得多，这很值得注意，说明与莫吉拉内遗址不同，苏科-杰济采很可能不是科尔恰克文化在波兰的变体，而是更独特的现象。这可能是因为苏科-杰济采的斯拉夫人来自另外的群体，但我们很快会看到，这更有可能与移民抵达波兰时面临的条件有关。

很难知道新的苏科-杰济采文化系统在维斯瓦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区域传播得有多快，因为该系统内部的年代情况还没能确定。公元500年或那之后不久，北边的普热沃斯克和维尔巴克地区发生了日耳曼文化崩溃，这与东罗马历史学家提奥菲拉克特·西莫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在作品里顺带提及的一致；从他的著作中可以大致看出，一些斯拉夫人在6世纪90年代已经在波罗的海了（不过这也许什么也不能说明）。而在原民主德国境内的卢日茨，对苏科-杰济采遗址的科学定年表明，它们属于相当晚的时期。在克拉科夫罗斯托（Rostow）的苏科-杰济采遗址中发现的斯堪的纳维亚金属制品说明，该遗址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700年。对苏科-杰济采遗址本身和同一地区的许多水井进行年轮学测定后，也发现其年代应该是在8世纪。这些年代仅适用于最西端的苏科-杰济采地区，而由于有充分理由认为斯拉夫人的扩张大体上是从东到西的，因此某些波兰遗存的年代被确定为6世纪未必与此矛盾。目前我们能知道的只有这么多，将来更多的科学调查肯定会揭示更多的信息。 [35]

因此，大致说来，加洛林时期文献记载的欧洲中北部的斯拉夫化，可能是从两个方向（不一定是从两个出发点开始）往易北河推进的。一条路线以布拉格-科尔恰克遗址带为标志，该遗址带穿过中欧的高地，延伸至波希米亚，甚至达到易北河以西的一些地方。这个方向上的扩张在约500年至600年间延续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另一条路线的标志是苏科-杰济采文化在北欧平原上的传播，这个方向上的扩张同样成功。最终（尽管比从前人们认为的要慢一些），该文化可能在700年左右传播到了易北河以西。还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但维斯瓦河以西的欧洲最初斯拉夫化的大致轮廓，还是可以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勾勒出来的。

俄罗斯及周边

关于直到伏尔加河的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拉夫化，主要有两方面资料。第一方面是历史资料。多亏了10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我们知道维斯瓦河以东相当于现代白俄罗斯和沃伦（Volhynia）的地区当时处在“东斯拉夫人”的控制之下。不过，对中世纪早期即将结束时该地区情况的最全面描述，来自一份比较晚近的资料，即《往年纪事》，我们现在看到的文本形成于12世纪。其中记载，到大约900年时，一些彼此独立的斯拉夫群体已经占据了东欧相当广大的地区。书中有很多关于波利亚尼亚人（Polyanians）的讨论，这是一个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在《往年纪事》成书之时定居在基辅附近，但书里顺带提及了许多其他群体及其大致分布范围。显然，《往年纪事》是回顾性的文字，但没有理由认为它严重歪曲了公元1000年前后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在东欧平原上扩张的情况。拜占庭的资料，尤其是《帝国治理论》（这次它的信息没什么问题，而且讲的是同时代的内容），证实了基本的轮廓。公元1000年的时候，讲斯拉夫语的群体统治着东欧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占领了延伸到第聂伯河以东的领土，其中的斯洛文尼亚人则将控制权扩展到了北至伊尔门湖的地区（地图19）。 [36]

在现代人看来，讲斯拉夫语的人广泛分布于俄罗斯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我们另一方面的资料说明这不是自古以来的情况。在维斯瓦河和伏尔加河之间，普里佩特河和第聂伯河交汇处以北的大片土地上，所有主要河流的名字都源于波罗的语而非斯拉夫语。似乎不可避免的结论是：讲波罗的语的人一度主导着这片土地。因此，10世纪时该地区基本由讲斯拉夫语的群体控制，这种情况必然是斯拉夫人的扩张在某个时候带来的。这就是俄罗斯史前史的根本难题。 [37] 在完全没有史料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知道在第一千年的俄罗斯大地上（那里一度由讲波罗的语的群体支配），哪个考古文化体现了讲斯拉夫语的群体最早侵入时的情况？

1945年以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考古事业，让众多领域受益匪浅，我们讨论的领域也是其中一个。在这个领域，苏联时代的许多议程早已沉寂。某种程度上，现在已经可以构建出一种简明的叙事，从约500年时喀尔巴阡地区肯定讲斯拉夫语的科尔恰克世界开始说起。到6世纪中叶，科尔恰克类型的物品不仅向西、向南传播，还向东传播到了乌克兰。在此期间，标准遗址（科尔恰克村发现的遗址）形成于日托米尔（Zhitomir）附近的捷捷列夫河（River Teterev）畔，随后科尔恰克文化扩散开来。在更北面的波来希，发现了7世纪的科尔恰克遗存，发现地是以树名闻名的普里佩特沼泽地带。差不多同一时间，对我们的故事很重要的另一个文化区，即彭考夫卡系统形成了，它在550—650年间主导了乌克兰森林草原区的大片土地。

在许多方面，彭考夫卡遗存与科尔恰克遗存没什么区别。两个系统都在河流阶地上建造了小的聚落，这很适合自给自足的农业。彭考夫卡系统的房屋也是部分沉入地下，角落处也安有石头搭成的烤炉。彭考夫卡遗存仅有的特别之处是，一些较大的陶器是双锥形的，铁制工具和装饰性金属制品的种类也比较多。因此，在外行（甚至许多内行）看来，系统间的相似之处比差异要显著得多，大多数学者相信，如果科尔恰克类型遗存是讲斯拉夫语的人留下的，那么彭考夫卡系统也是如此。确实，不少人根据约达尼斯笔下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的地理分布情况，认为彭考夫卡是安特人的产物，科尔恰克则是斯克拉文人的产物。这么判定本身有问题，但这两个系统有不少相似之处，而且它们的分布范围与6世纪讲斯拉夫语者的分布范围重合，因此的确有理由认为，彭考夫卡和科尔恰克一样，至少是由斯拉夫人主导的。 [38]

然而，7世纪末是发生了重大变革的时代。650—750年，在原先的科尔恰克地区和彭考夫卡地区大部，以及第聂伯河两岸以北原本不属于这两个系统的大片土地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卢卡-莱科维茨卡亚（Luka Raikovetskaia）文化。和斯拉夫地区西部同一时期的文化（托尔诺、费尔德贝格和莱比锡系统）一样，卢卡-莱科维茨卡亚与之前文化的主要区别是，它的大部分陶器是慢轮制成的。总体而言，一切都表明，卢卡-莱科维茨卡亚相当于科尔恰克和彭考夫卡系统在技术进步时代的重生，尽管关于它究竟是一个统一的系统，还是有许多各地的变体，一直有争议。

同时，彭考夫卡区域的最东端出现了进一步的独特发展。在这个地区，以及从前完全在彭考夫卡系统之外的一些地区，发展出了所谓的伏林察沃（Volyntsevo）文化。除了陶器略有不同外，金属制品和堡垒的普遍程度是它和卢卡-莱科维茨卡亚文化的一大区别。伏林察沃文化的历史也始于7世纪，但到8世纪还在传播。8世纪的进一步发展使它获得了新名字“罗姆内-博尔舍沃”（Romny-Borshevo）。该系统的陶器与伏林察沃有直接的联系，但分布范围更广（这也是它更名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包括了顿河上游和奥卡河（Oka）盆地。相关的定居点中，防御工事也使用得更广。在最初的形成阶段之后，卢卡-莱科维茨卡亚文化和罗姆内-博尔舍沃文化一直到10世纪都持续发展，地理分布范围不断扩大。10世纪，它们拓展到了《往年纪事》中提到的大多数斯拉夫群体所在的地区（地图19），因此毫无疑问，在10世纪讲斯拉夫语的人与这两个考古系统之间可以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39]

我们现在可以轻松勾勒出东欧平原物质文化系统兴衰的轮廓，也能比较有信心地确定两组关联：科尔恰克、彭考夫卡系统与6世纪讲斯拉夫语的群体有关，卢卡-莱科维茨卡亚、伏林察沃、罗姆内-博尔舍沃系统和10世纪讲斯拉夫语的群体有关。

但这不是历史叙述，也不应把它与历史叙述混淆。现在比较确定的是第一千年下半叶东欧平原上陶器风格的发展顺序。历史资料也清楚地表明，伏林察沃和罗姆内-博尔舍沃文化后来的阶段，与10世纪讲斯拉夫语群体的统治，在地理和时间上是吻合的。但陶器不是人，试图通过陶器风格的变化来了解背后的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历史与国家形成、移民等宏观历史模式的关系，会带来许多问题。

其中两个问题很重要。首先，因为轮制陶器的引入，我们很难确定从科尔恰克和彭考夫卡到卢卡-莱科维茨卡亚和伏林察沃的演化有多直接。新系统出现，仅仅是因为科尔恰克和彭考夫卡的陶工采用了新的制陶技术吗？如果是这样，考虑到主导科尔恰克和彭考夫卡文化的极有可能是讲斯拉夫语的人，卢卡-莱科维茨卡亚和伏林察沃文化大概也是由斯拉夫人主导的。这是通常的假设，但陶器的演变背后可能是更复杂的人类历史，至于改良的陶器（轮制陶器比手工陶器要好），非斯拉夫人也是有可能使用的。其次，卢卡-莱科维茨卡亚和伏林察沃文化系统在8—10世纪向北方和东方传播，其背后的人类历史是什么？是人群扩张迁徙到了那些地方，还是说，只是新的习惯传到了那些地区，为当地人所采用？我们之后会回答这两个问题。

而这两个问题背后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涉及语言学对考古学的挑战。史料记载，科尔恰克和彭考夫卡系统向北和向东扩张，承继它们的卢卡-莱科维茨卡亚和伏林察沃系统也继续在这两个方向上扩张，是不是从这时起，俄罗斯和乌克兰就走上了斯拉夫化的道路，脱离了从讲波罗的语的群体的势力范围？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前文提过，一些语言学家认为，斯拉夫语族和波罗的语族的最初分离是在第一千年中期，那么，将喀尔巴阡山脉边缘出现科尔恰克类型文化的时间与斯拉夫语独立的时间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相关考古文化之后向北和向东传播，很可能就是俄罗斯斯拉夫化的开始。

但另一些语言学家可能会将波罗的语和斯拉夫语分离的年代定得更早，甚至早到公元前第二千年。而与此相应，也有一些考古学家主张，第一千年中叶水文名分界线的波罗的语这一侧的一些系统，特别是所谓科洛钦（Kolochin）文化，其生活模式与科尔恰克系统的十分相似，因此要说后者由斯拉夫人统治而前者不是，就太武断了。理论上，这个观点完全有可能成立。根据这种观点，在科尔恰克系统扩张的过程中，有一个讲斯拉夫语的群体特别成功，在已经基本是斯拉夫语区的地方大范围建立了统治。第一种模式是，斯拉夫语出现的时候，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建立了政治统治，这类似于我们在巴尔干和中欧观察到的普遍模式。但还有一种不那么戏剧化的可能性，那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就已经斯拉夫化了。 [40]

移民和斯拉夫人

5世纪末，斯拉夫群体出现在喀尔巴阡山脉外围的丘陵地区，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都在进行侵略性袭击，并在7世纪果断向南进入巴尔干地区。同一时期，其他讲斯拉夫语的群体进入波兰南部（6世纪初的莫吉拉内部落），并沿喀尔巴阡山脉北麓向西扩张，在6世纪上半叶进入摩拉维亚，6世纪下半叶到达波希米亚，7世纪早期来到哈弗尔河（Havel）、萨勒河和易北河的交汇处。沿另一条路线推进的斯拉夫群体也到了易北河地区，时间上也许略晚一些，它们从维斯瓦河向北和向西推进，但如前文所述，苏科-杰济采系统内部的年代仍比较模糊。6世纪，斯拉夫人向西大举扩张，喀尔巴阡山脉另一侧的乌克兰也有类似的情况，在那里，科尔恰克和与之紧密相关的彭考夫卡系统在6世纪传播到广大地区。然而，即使如此大的扩张，也不能解释为什么10世纪时斯拉夫语群体能统治此前说波罗的语的大片地区。这多少反映于卢卡-莱科维茨卡亚和伏林察沃系统随后在科尔恰克和彭考夫卡地区之外的传播，但我们已经看到，实际情况可能远比物质文化体现的简单线性发展复杂得多。

没有历史证据，就无法知道约500年时讲斯拉夫语的人在东欧的分布情况。但他们活动的地理范围和所采取的种种形式确实表明，当时讲斯拉夫语的人肯定远远不只有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但斯拉夫人的扩张，特别是其进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过程，仍然问题很大。彭考夫卡、卢卡-莱科维茨卡亚和伏林察沃系统在东欧平原不同地区的传播既可以是这些地区斯拉夫化的开端，也可能代表某一斯拉夫群体战胜了其他群体。但从更根本上说，这只不过是斯拉夫扩张的最粗略的轮廓。

讲斯拉夫语的人是如何将统治范围拓展到欧洲这么大片的地区的？又是什么引起了欧洲历史上的这场根本性革命？

了解斯拉夫欧洲创立背后的人类历史，比探索卷入罗马帝国陨落过程的日耳曼群体的迁徙活动还要难。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历史证据还有很多漏洞。而哪怕有了更充分的文献证据，第二个原因也还是个问题。公元500年前后喀尔巴阡山脉地区出现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这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革命，因为之前没有过该地区有讲斯拉夫语者的记载。随后，其他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举扩张，最终创建了第一千年末期的那个斯拉夫欧洲：6世纪，讲斯拉夫语的群体扩张到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和乌克兰，7世纪是巴尔干半岛，8—9世纪是俄罗斯森林地区，之间的某个时间是欧洲中北部。如果说跨越如此广大时空的扩张活动只有一种形式，那实在是难以想象。

移民潮

现有历史资料质量不佳，要估计斯拉夫移民的人口单元规模非常困难。仅有的过得去的数字和6世纪的袭击队伍有关，袭击者通常以数千人的小组为单位行动。有一次，一支包括了匈人、安特人和斯克拉文人的1 600人队伍闯入了东罗马领土；还有一次，3 000名斯拉夫袭击者必须每人向格皮德人支付1枚金币，才能被运送到安全地带。希尔德盖苏斯的格皮德人和斯拉夫人混合战队有6 000名士兵。据记载，5 000名士兵组成的斯拉夫“精锐”部队在598年出其不意地攻打了塞萨洛尼基的防御工事。 [41] 这些数字相当一致，但它们代表的是另外一种行动，不同于7世纪影响了巴尔干地区、6世纪影响了喀尔巴阡山脉和中欧高地的扩张性移民。实施袭击和移民的不太可能是相同类型的社会群体。

从6世纪的中欧到9世纪的伊尔门湖，环境有很多种，可见斯拉夫欧洲的建立涉及许多不同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先将讨论局限在6世纪和7世纪的中欧和巴尔干地区，因为我们至少有一些相关的历史文献。但即使在这个范围内，考古学也揭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在某些环境中，特别是在6世纪时的喀尔巴阡山脉丘陵地带、摩拉维亚、波希米亚、易北河-萨勒河地区、乌克兰西南部，以及公元600年后不久的色雷斯部分地区，科尔恰克类型的物质文化可以说完全转移到了新地区，从生活方式、技术和社会模式等可衡量的方面看都是如此。这些地区间仅有的不同是某些陶器的形状。在我们所知斯拉夫人统治的许多其他地区，发现了完全不同的考古结果。这些地区总体来说遗存的形式要更加多样，但发掘出的考古物品里只有零星的科尔恰克遗存。从7世纪开始，这种模式主导着原罗马巴尔干地区大部以及维斯瓦河以西的北欧平原大部，那里的考古调查仅发现少量科尔恰克类型陶器，而不是整个系统都转移到了新地区。关于斯拉夫扩张的任何论述都必须考虑这两种情况。

尽管缺乏叙事资料，但科尔恰克类型的社会经济系统整个转移到全新地区，暗示着一种特殊的移民过程。这些地区的定居点一般规模很小，因此社会经济单元大概也很小。科尔恰克小村庄通常由10—20个小型住宅组成，住宅都明显是为核心家庭设计的。思考后可知，这些小村庄也体现了形成“纯”科尔恰克地区的基本移民单元的最大规模。科尔恰克欧洲很明显是这样的移民单元从喀尔巴阡山麓向外扩张的产物，它们既可能整个社区一起迁移（取最大值的观点），也可能以较小的群体为单位迁移，到了目的地后才聚在一起。科尔恰克的住宅看上去可以容纳差不多5个人，所以移民单元的规模应该在50人到100人之间。参考我们见识过的其他移民形式，这个现象最可能产生于“推进浪潮”。我们看到，在大约150年的时间里，科尔恰克遗存从喀尔巴阡山脉边缘扩散到易北河下游，同时保留了大部分的基本文化形式。遗存的年代范围很大，清楚表明这群欧洲的讲斯拉夫语者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还要保守。以前，科尔恰克定居点的年代被限定在5世纪和6世纪初，但我们现在知道有些群体将这种生活方式维持了两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并以小群体的形式在欧洲各地缓慢扩散。 [42]

不过，在此有必要做一提醒。通常认为，“推进浪潮”是比较随意的行动，某个定居点的人口越来越多，于是在下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个子群体迁移出去，搬到最近的适宜地点。将该模型应用到欧洲首批农业人口的扩散上，通过数学计算可以得出，以这种方式实现的人口扩散，一年可能只能推进1千米。但是科尔恰克斯拉夫人从喀尔巴阡山脉边缘到易北河-萨勒河地区只用了150年的时间，而两地相距约900千米。这个速度很快，足以表明推进浪潮模型中一些固有的预设不适用于他们的迁徙。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斯拉夫人的行动和法兰克定居者在高卢北部的扩张一样，并不随意。莫里斯的《战略》（The Strategicon of Maurice ）这本拜占庭军事专著称，一些斯拉夫人更喜欢居住在树木繁茂的高地上，而不是居住在更开放的平原上，而穿越欧洲中部高地的科尔恰克遗址带可以视为对这一说法的佐证。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每一代科尔恰克人选择目的地时，都会去寻找类似的环境，而这的确有道理。欧洲的大多数平原都在较大政治势力（包括拜占庭人、法兰克人和阿瓦尔人）的统治之下，因此如果想以科尔恰克世界特有的那种小社群为单位独立生活，就不能选低地。对于科尔恰克斯拉夫人来说，移民很可能是人口增长时维持传统生活方式（包括规模很小的社会组织）的一种手段。 [43]

相比之下，7世纪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斯拉夫定居点的是规模较大的单元，因为没有更好的词，所以我们姑且称之为部落。在7世纪中叶的塞萨洛尼基附近，一些有名字的较大斯拉夫群体已经在斯特里蒙河河谷中定居了。史料《圣德米特里的神迹》还告诉我们，前面提到的另一个斯拉夫群体贝莱吉西塔在南边某个地方拥有土地。更往南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9世纪初也居住着有名字的斯拉夫群体——米林加斯人和埃泽里塔人。在9世纪的斯拉夫波希米亚，以及佚名巴伐利亚地理学家的作品中提及的更广泛地区，都发现了相同的模式。在这些中欧地区，可能也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有名字的较大群体可能并不是整体迁徙到史料中所记的地方的，而是后来更零散的“推进浪潮”式移民的产物。至少在波希米亚，一开始斯拉夫移民定居并形成了“纯”科尔恰克的情况，其9世纪更有组织的结构显然是后来发展的结果。但我们似乎无法用迁徙结束后的发展来解释7世纪贝莱吉西塔人或在塞萨洛尼基附近定居的其他群体的规模和组织。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地区一开始形成了科尔恰克文化，而部落存在的历史证据可追溯到最初的移民后不久。《圣德米特里的神迹》成书于当时当地，其中记录了670年前后的事件，而我们刚才看到，定居本身不可能早于7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不到两代人的时间，似乎不足以从较大家庭单元的迁移中产生出全新的社会政治秩序。 [44]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较大的群体呢？历史资料对早期斯拉夫人生活的描述很一致：他们生活在较小的社会政治单元中，但具体多小呢？有些确实很小。6—7世纪，科尔恰克系统在欧洲大陆上的传播可能是由不到100人的社会单元实现的。但最近一项重要研究正确地强调，斯拉夫语世界的其他地区在6世纪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社会政治革命。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在史书中花了大量篇幅书写约530年到560年间斯拉夫人的种种活动，但没有提到任何斯拉夫领袖。然而到了6世纪的最后25年，模式突然发生了变化。许多不同的东罗马文献提到了各种各样的斯拉夫领袖，有足够的间接细节表明他们是重要的政治人物。例如，一个叫穆索修斯（Musocius）的人统治的领土要花3天时间才能穿过，也就是说疆域的跨度在100到150千米之间。另一位领袖阿达加斯图斯（Ardagastus）的统治也足够稳固，在585—593年维持了差不多10年。听从佩里加斯提斯（Perigastes）指挥的人不少，足以杀死1 000名东罗马士兵。而另一位有名字的人物达布里塔斯（Dabritas）对自己的军事力量充满信心，他杀了阿瓦尔可汗的外交使节，以那个时期的男子气概豪言道：“有哪个为人所生、为阳光所温暖的人，能让我们屈从于他？别人不能征服我们的土地，只有我们可以征服他们的土地。”

即使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疆域跨度超过100千米，社会单元的规模也能有几千人，这得到了唯一还算可信的总体数字的印证。东罗马人摧毁了阿达加斯图斯的统治后，罗马人和阿瓦尔人之间爆发了战俘归谁控制的争论，最终阿瓦尔人占了上风，罗马人移交了5 000名战俘。这个数字与6世纪末新的斯拉夫国王治下臣民的数量吻合，这些国王治下的人口差不多有1万，还没有到好几万的程度。尽管这也不算特别大的规模，但和将科尔恰克文化向北传播的社会单元相比，已经不是一个数量级了。如果可以从阿达加斯图斯事件中大致估计出约600年时东罗马领土边缘较大斯拉夫群体的规模，那么4个定居在塞萨洛尼基地区的群体可能包括了数万名斯拉夫移民。不管怎么说，这个数字符合拜占庭资料的记载，即后来在7世纪80年代平定该地区时，3万名斯拉夫人被转移到了小亚细亚。 [45]

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可能算是6—7世纪斯拉夫大迁移中的第三类移民群体。君士坦丁七世在10世纪的重构显然错误很多，但如果说有什么真实的成分，那就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是从阿瓦尔帝国中独立出来的；之前，阿瓦尔帝国将他们作为军事力量使用。570—620年，阿瓦尔人打了很多场仗，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卷入这个新登场的游牧民族战争机器的斯拉夫人经历了社会政治的进一步演变，在中欧站稳脚跟，形成规模够大或军事力量够强的第三类斯拉夫移民群体，摆脱了阿瓦尔人的统治。这可能与对塞萨洛尼基发动突袭的5 000名“精锐”斯拉夫人是同一种力量。如果是这样的话，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移民可能采取了某种精英转移的形式，他们中间一支高效的军事力量摆脱了阿瓦尔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占据了一席之地。 [46] 这是猜测，但确实有可能性，而且也有同时代的独立证据表明，当时正经历演变的斯拉夫社会中出现了专业军事人员。至少它揭示出，我们这些后来者眼中的“欧洲斯拉夫化”，其实是多种多样的移民过程带来的。

将历史证据和考古证据放在一起对照，似乎产生了一个矛盾。在科尔恰克类型物质文化系统完全转移过去的地区，斯拉夫移民的社会单元却非常小；而在历史证据表明较大斯拉夫移民社会单元（无论是“部落”还是专业军人，后者实际上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到达的地区，考古学家却尚未发现“完整”科尔恰克类型社会经济系统大规模转移的情况。乍看之下，这实在出人意料。一般会认为，移民单元越大，引入和维持自己独特生活方式的能力就越强。但仔细一想就能想到，较大的斯拉夫社会单元其实是不久前才创建的，当时在罗马边境周围或被卷入阿瓦尔帝国的斯拉夫人中，社会政治和经济正快速发展。我们在第十章还会讨论这些发展，有充分理由认为，其背后的动力来自相关群体与体量更大、物质更丰富的东罗马和阿瓦尔帝国空前近距离接触时趋利避害的做法。换句话说，比起科尔恰克世界中的小群农民，较大的斯拉夫群体反倒更容易接受将其物质文化模式带离早期科尔恰克类型的力量的影响。

信息不足，没必要在此花太多时间，但我们可以想想，对于史料中完全没有记载的斯拉夫移民单元（活跃于7—8世纪的中北欧、8—9世纪的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拉夫移民），上述种种有什么启发。在中欧的维斯瓦河和易北河之间，考古学家发现了第三种情况。苏科-杰济采文化无疑是外来的斯拉夫人吸收本地物质文化模式（尤其是陶器种类）后形成的。但开启斯拉夫化进程的莫吉拉内文化实际上是科尔恰克文化的一个变种，即便是苏科-杰济采文化，在其最早的发展阶段也没有太过偏离这些规范。在其最初形成的“岛”（地图18）中，定居点一开始是小型的开放村庄，其规模与科尔恰克村庄相似，但建筑物通常在地面之上而不是下沉式小屋。尽管与其他地方相比，它们吸收了更多的本地文化，但其最初的斯拉夫移民单元在规模上可能与创建科尔恰克欧洲的移民单元相差无几。为什么它们后来偏离了科尔恰克的文化规范？我们稍后将会讨论。

就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而言，关于移民，我们还是只有考古学的证据，这实际上是间接证据。但和科尔恰克欧洲的定居模式一样，从这里的一些定居模式中可以推测出参与扩张的社会单元的类型，让我们对扩张过程多少有些了解。以乌克兰北部普索尔河（Psiol）流域新特罗伊茨科耶（Novotroitskoe）的博尔舍沃时代山顶遗址为例，此地山坡陡峭的一边形成了天然屏障，挖掘者发现了由差不多50个8—9世纪的下沉式小屋组成的聚落。这表明该定居点的总人口应该只有几百人。选择这样险峻的地方，可见当时的情况远远算不上太平，这个最初的占领阶段也不是和平结束的，因为此地显然被袭击者破坏了。新特罗伊茨科耶不是孤例。罗姆尼-博尔舍沃的定居点通常位于易守难攻的山顶或沼泽地带，往往有围墙，一般也聚集着密度差不多的人口。

所有这些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很明显，讲斯拉夫语的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推进远非畅通无阻。不到迫不得已，人们是不会去费劲修建那种定居点的，而这些定居点最终的命运也表明这是必要的。第二（这是从第一点推出的），斯拉夫人在该地区的扩张可能是由规模足以建立和维持这种定居点的群体进行的。在扩张受到抵抗的时候，小群体是没法简简单单换个地方安顿下来的。他们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来建立一个定居点，保护自己和家人。

因此，尽管缺乏史料记录，但从8世纪开始在俄罗斯西北部活动的移民单元，其规模应该大于早先那些传播科尔恰克文化及其变体的移民单元，后者将文化从中欧高地和喀尔巴阡山脉以东传播到了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活跃于俄罗斯西北部的这些移民的定居点有防御设施，与6—7世纪科尔恰克、彭考夫卡甚至科洛钦系统中那些不设防的小型定居点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说明之后几个世纪中的斯拉夫扩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斯拉夫人在这个地区的扩张一开始仍然类似于“推进浪潮”，而不是一下子占领整片土地，但情况逐渐变化，最终，更大的社会单元进入了有过抵抗的地区。总体而言，斯拉夫人向俄罗斯欧洲部分扩张时，很可能先是一些小规模社会单元迁徙，积累起势头，然后在遭遇重大对抗时，小群体被迫重组为较大的群体；这也是古代和现代一些群体的做法，比如3世纪的哥特人和其他群体、9世纪的维京人、19世纪的布尔人。 [47]

与斯拉夫移民潮的性质和规模有关的一系列现有证据远非理想，但这些正是中世纪早期历史有趣的地方。不管怎么说，证据足以表明斯拉夫人的扩张采取了多种形式，而考虑到他们所到之地的环境如此多样，扩张采取多种形式也很合理。在扩张的多种形式中，一个极端是科尔恰克类型定居点的扩散，从喀尔巴阡山脉开始，扩散到易北河和乌克兰之间的中东欧广袤土地上。与此相对，在更北和更东的罗姆尼-博尔舍沃系统中，更大规模的定居点是常态，建造它们的是由数百人组成的斯拉夫人口单元。还有一种形式是整个“部落”在7世纪迁入原罗马巴尔干地区，如果是阿达加斯图斯或佩里加斯提斯领导下的那种单元，那么规模最大的群体可能有1万人。由于资料极少，具体细节上的争论可能永无休止，而且很有可能出错。但我们知道，欧洲的斯拉夫化显然涉及多种多样的移民活动，移民单元的规模小至几个家庭，大至由数千人组成的社会单元。

移民与本地人

一部在公元600年前后写成，通常认为出自皇帝莫里斯（582—602年在位）之手的东罗马军事著作中，有段值得注意的评论，说的是一些早期斯拉夫群体对待战俘的做法：

他们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将俘获的人永久奴役，而是规定了一个期限。期限过后就让这些人选择，如果他们愿意返乡，就支付一小笔赎金，如果不愿意，就以自由人和朋友的身份留下来。 [48]

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学术问题：对于中世纪早期从易北河到伏尔加河的区域内斯拉夫群体的惊人崛起，我们该如何理解？一方面，没有人会认为斯拉夫人的崛起与人口迁移，也就是讲斯拉夫语的人在这片地区迁徙无关。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历史观的准民族主义观点认为斯拉夫人是“民族”，作为单一的人口群体从某个地理位置出发，然后在欧洲大片土地上繁衍，但这并不可信。同样，尽管移民加起来形成了可观的人口流动，但之前4—6世纪以日耳曼人为主的迁徙，其规模并没有大到能清空欧洲受日耳曼文化崩溃影响的大片地区的地步。这些地区大都重新出现在加洛林时期的资料中，只是支配者已经成了斯拉夫人，而斯拉夫移民一开始还是与本地人口有不少交往的。因此，我们需要探讨两个关键问题：其一，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斯拉夫移民的规模如何？其二，在各个迁入地，外来的斯拉夫人与本地人形成了什么样的关系？

目前尚无全面的信息，但是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外来的斯拉夫人确实在受到日耳曼文化崩溃影响的地区见到了人口大幅减少的情况，有些地方甚至完全被废弃了。能对定居点做大致调查的只有少数地区。例如在波希米亚，人口在罗马时代晚期似乎大量减少。已知有24个主要的挖掘点（多数是墓地）属于罗马时代早期，而属于罗马时代晚期的只有14个。因此，斯拉夫移民进入波希米亚时，看到的并不是空无一人的土地，但此地的人口肯定比以前要少。在其他地方，花粉图谱提供了更多信息。花粉随风飘扬，落下后有的会沉到静水的底部。可以从静水（尤其是湖泊）底部提取岩芯，从而绘制出在不同时段沉积的花粉的变化图表。如果本地农业人口一直活跃，表现出来的就是不受干扰的花粉序列，没有草木花粉突增的情况，谷物的种类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花粉图谱在东欧大部分地区都没办法绘制，但它们确实表明在某些地方，大量本地人口并没有在斯拉夫人到来之后背井离乡。来自波罗的海吕根岛（Rügen）和萨勒兰（Saaleland）的样本显示，虽然两个地方在公元800年之前的某个时候都改为由斯拉夫人统治，但从罗马帝国时期到斯拉夫时期大致保持了连续性。在其他地方，情况就不同了。在德国梅克伦堡的大部分地区，花粉图谱表明罗马时期既有的耕作方式在斯拉夫时期受到了极大破坏。至少在此地，斯拉夫时期的移民似乎是从头开始耕种的。在现代波兰的比斯库平（Biskupin），也发现了类似的破坏和森林再生的证据。 [49]

在没有花粉图谱可用的地方，我们只能借助更一般的证据。有些人提出，不应低估斯拉夫化对人口组成的影响。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载，512年，一群运气不佳的赫鲁利人被逐出多瑙河中游（见第五章），他们先向北穿过斯拉夫人的土地，然后进入“无人之地”，最终走上了通往斯堪的纳维亚的道路。这里说的“无人之地”应该是欧洲中北部摩拉维亚隘口（Moravian Gap）以北的某个地方。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说明该地区的人口大幅减少，因为在罗马时期，摩拉维亚隘口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之间各地的人口都不少。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迁徙过程能大大促进斯拉夫移民的人口增长。限制人口的一个因素是粮食供应。如果能生产出更多的食物，就能有更多儿童活下来，人们更不容易生病，结婚年龄也往往会提前，也就是说，只要额外食物供应充足，人口就会迅速增加。对于斯拉夫人的情况，我们没有具体数字，但有充分理由认为迁徙对总体人口结构的影响会很大。说斯拉夫语的人通过迁徙走出了俄罗斯的森林地带，进入了中欧一般来说土壤更肥沃的地区。此外，科尔恰克和彭考夫卡的农民很快采用了公元400年时已在罗马世界及其周边地区使用的更高效的犁，摒弃了最初的浅耕犁。使用新式耕犁后，他们就能翻动土壤，让杂草回到土壤中腐烂，从而增加并保持土壤肥力，提高产量。即使我们无法估算产量，也必能猜想到，迁徙大大增加了讲斯拉夫语的群体的人口，显然也让它们更有能力在中欧占领更多土地。并非所有斯拉夫人都像法兰克商人萨莫那样，家庭人口增长差不多3倍——萨莫和他的12个妻子生下了22个儿子和15个女儿；但人口增长是确确实实的。 [50]

其他迹象使吕根和萨勒兰的花粉证据显得更有说服力。苏科-杰济采系统覆盖了现代波兰的大部分地区，那里出土了许多标准科尔恰克类型的陶器，但正如我们所见，苏科-杰济采遗存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陶器种类非常多。除了标准的科尔恰克炊具（但比一般的科尔恰克炊具开口更大，形制也更开放），苏科-杰济采遗址通常还会出土各种各样朴素的中型广口瓶、球形碗和广口碗。实际上，所出土的非科尔恰克类型陶器中，有许多很像日耳曼人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里同一地区生产的普热沃斯克轮制陶器，只不过是手工制作的。两种陶器之所以相似，有可能是因为科尔恰克陶匠在废弃的定居点中发现了普热沃斯克陶器，但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类似的模仿现象。陶器相似，更有可能是科尔恰克斯拉夫人与普热沃斯克文化崩溃后仍留在原地的本地人口间互动的结果。 [51]

现有证据多种多样，有的比较具体，有的笼统一些，显然，要估计日耳曼文化崩溃和斯拉夫移民在人口方面的影响并不简单。尽管4—6世纪出现了人口流动，但至少在原日耳曼欧洲的某些地区，仍有大量农民留下来耕作。然而，来自波希米亚的证据表明，本地人口普遍减少的情况也是有的，而且如花粉图谱所示，本地人口减少甚至导致一些地方完全放弃了农业——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许多边缘地区都有这种情况。 [52] 如果再考虑到迁徙会增加讲斯拉夫语的群体的人口（因为他们在更肥沃的土壤上应用了更成熟的耕作技术），那么斯拉夫移民在人口统计学上的确有重大意义，即使斯拉夫移民定居于废弃土地上的情况既不是在所有地方都有，也不常见。

如今在某些圈子里有这样的说法：公元第一千年期间并没有规模大到足以对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移民（不代表对政治或文化没有影响）。对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当然，在有等级的社会中，与社会精英消失有关的那种文化崩溃未必伴随着人口大量外流。前文提过，《莫奈姆瓦夏编年史》记载，斯拉夫人到达伯罗奔尼撒半岛后，原本住在那里的希腊人都撤离了。然而，9世纪初帕特雷周围的斯拉夫人起义时，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是讲希腊语的本地居民。讲希腊语的人在这段时间里从卡拉布里亚返回，这种可能性也不能说没有，但并不高。从交通运输上说，鉴于当时的船运方式，通过海上运输来疏散整个区域的人是不太可能的。在西方，类似情况下，只有拥有一些动产的富裕地主才会倾向于逃离。

从巴尔干其他地区对日益增长的斯拉夫人势力的反应看，当时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肯定也出现了只有富人逃离的情况，尽管《莫奈姆瓦夏编年史》不是这么说的。另有一部虽然成书年代较晚，但通常认为所用资料年代较早的编年史，其中记载，在西北部的萨洛纳，当地人发现本地名流将财物转移到港口的船上后陷入恐慌，后来萨洛纳就落入了斯拉夫人之手。同样，根据君士坦丁七世的作品，拉古萨（Ragusa）的居民们仍然记得他们的城市是由逃离皮塔拉（Pitaura）的移民建立的。据记载，那些移民的名字是：格雷戈里（Gregory）、阿斯克勒庇乌斯（Asclepius）、维克托利努斯（Victorinus）、维塔里乌斯（Vitalius）、副主教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以及卫队长（protospatharius）斯蒂芬的父亲瓦伦提尼安。“卫队长”是宫廷中级别很高的贵族，加上副主教，似乎当时只有一小群名流（应该还有他们的家人和随从）离开，而不是整个人口群体大规模转移。 [53] 因此，罗马帝国境内的文化崩溃和精英移民可能只涉及一小部分人口，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移民可能一直与住在那里的大量本地人共存。

但是，罗马晚期日耳曼欧洲的社会经济模式大不相同。尽管在之前的4个世纪中经历了重大变化，但日耳曼欧洲并没有像罗马晚期或拜占庭早期社会那样有明显的分层。确实，1—4世纪之间出现了新的日耳曼精英阶层，但比起统治罗马世界的少量地主，日耳曼精英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很高的。我们在第二章中讲过，种种迹象表明，在日耳曼欧洲，社会和政治权力（以及群体身份）是由范围相当广的自由民寡头分有的，并不是只有一小群贵族掌握着权力。而参与大迁徙的也不限于这些寡头。在一些侵略性群体中，战士至少分成两个社会阶层，此外还有数量不明的奴隶，所形成的群体有时能有一万多名战士，再加上妇女儿童。 [54] 此类社会精英带着众多依附者出走，所产生的影响肯定完全不同于几个罗马贵族带着家眷移民。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以否认，在斯拉夫移民扩张之时，欧洲中北部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本地人口的家园。

那么，从证据角度看，在这里，以及讲斯拉夫语的群体与本地社会有了接触的巴尔干半岛和俄罗斯欧洲部分，本地人口和移民之间的关系如何？

最近的一种处理方法是参考《战略》中的记载，然后基于对斯拉夫人在中东欧崛起的物质文化影响的一些笼统观察，来进一步发展论点。斯拉夫人崛起的最显著影响是，在从陶器技术到定居点规模的几乎所有方面，规模更大、更复杂的方式都被规模更小、更简单的方式取代了（至少受日耳曼文化崩溃影响的地区是这样）。有人认为，这种简单化并不是来自东欧森林地区的群体（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很简单）占据大片土地的附带结果，而是这些群体成功的关键。按照这种观点，旧精英离开中欧，向南和向西迁往罗马后，与其说斯拉夫群体接管了中欧地区，不如说是斯提夫文化模式吸引了非军事化的本地农民，引发了积极效仿。该观点认为斯拉夫人实际上是另类生活方式的先行者，是中世纪早期的嬉皮旅行者（他们比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嬉皮士受欢迎得多）。据普罗柯比记载，他那个时代的斯拉夫人中盛行平等主义的积极意识形态（尽管比较朴素），据说，这对从前在中欧日耳曼军事精英剥削之下终日劳作的农民们非常有吸引力。 [55] 根据这种模式，斯拉夫化实际上是个非精英转移加文化模仿的过程，一些移民散布到中欧，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被大量本地人采用而在中欧大片地区传播开来。这样的模型与现有证据的匹配度如何？

至少在某些地方，比起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之类的情况，外来的斯拉夫移民确实对本地人口要仁慈一些。当然，同化肯定存在。《战略》一书提到，一些早期的斯拉夫群体在群体身份方面非常“开放”，愿意接纳战俘为社会中地位平等的正式成员。这很了不起。许多社会都愿意接纳外人，但外人通常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必须接受次等的社会地位。例如，“迁徙时期”的日耳曼群体就不可能给外人完全平等的待遇。迁徙过程中，两个等级的战士和奴隶之间的身份区隔始终稳固，显然，在途中招募的新兵都没有获得最高等级的地位。而一些早期的斯拉夫群体似乎本来就没有什么社会等级需要保护，而是更看重招募新成员，因此没有对外来者设置实质性的障碍。除了《战略》之外，我们并没有其他关于这个过程的叙述性资料，但萨莫的故事也算一个佐证。法兰克商人萨莫是个外人，但他具备合适的品质，最终成了阿瓦尔和法兰克边境地区索布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中有势力的人物。 [56]

当然，吸收外来者也可以在较低的社会层次上进行。耕作方法改进带来的人口增长，远不足以说明为何欧洲的广袤大地从800年开始被斯拉夫人统治。即使（我倾向于如此认为）第一千年中期之前就已经发展出了斯拉夫语族，500年前后讲斯拉夫语者的分布范围要比科尔恰克遗存所提示的更广，问题也仍然存在。因此，在易北河到伏尔加河之间创建一个几乎完全由斯拉夫人主导的欧洲，似乎确实需要吸收大量人口。当然，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讲斯拉夫语的人从他们的邻居那里学习了更先进的农业技术，而苏科-杰济采系统的斯拉夫人还借鉴发展出了更丰富的陶器种类。 [57] 这并不是在鼓吹回归旧的民族主义观点，即一直居住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隐藏的斯拉夫人”摆脱了日耳曼人的统治，重新崛起。情况根本不是如此：坦率地说，对于经历过日耳曼文化崩溃的地区，我们并不知道留下来的农民可能有什么样的语言和文化特征——但如果存在的话，应该是日耳曼式的，因为他们已经被日耳曼人统治了数百年。但无论当时情况如何，从长期看，他们都被斯拉夫文化环境下不断发展的规范同化了。需要强调的是，如此大规模的同化与现代种族研究完全吻合；种族研究表明，群体会视情况设置或高或低的门槛。对早期的斯拉夫人（至少是其中一些人）而言，自己人和外人之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这自然也是莫里斯《战略》中的记载所暗示的。还需要指出的是，《战略》中的这段评价很独特，并不是罗马作家每次谈到蛮族时都会抛出的套路。

话虽如此，我们肯定不能据此匆忙得出斯拉夫人多少算是和平接管了欧洲大片土地的结论。苏联时代，东德的一些学者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迫切希望找到斯拉夫人与讲日耳曼语的本地居民和平共存的例子，也为此篡改了证据。那些年里，号称发现了一系列能体现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一度和平相处的遗址，两个在柏林［柏林-马察恩（Berlin-Marzahn）和柏林-赫勒斯多夫（Berlin-Hellersdorf）］，其他的则分布得较为分散，以德绍-莫西考（Dessau-Mosigkau）和托尔诺最为出名。

柏林墙倒塌后，学者们做出了重大修正。在上述遗址中，固然同时发现了日耳曼时代晚期和斯拉夫时代早期的遗存，但学者重新调查后发现，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一度共存的说法并不成立。在柏林-赫勒斯多夫，日耳曼遗存和斯拉夫遗存之前隔着一层沉积物。一看就知道，这说明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并未同时占有此地，1989年以后进行的碳14定年更证实了这一点。在柏林-马察恩，根据碳14定年，日耳曼时期遗存的年代在240年到400年之间，斯拉夫时期遗存的年代在660年到780年之间。在这里，碳14定年证实了之前年轮学的结论，即斯拉夫阶段的一些木材年代在8世纪。一心想证明共存的最初发掘者认为，这个通过年轮学定出的年代“不太可能”成立，所以不值得发表。 [58] 我们看到，后来在俄罗斯西北部的斯拉夫扩张似乎对抗性很强，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关系恐怕不能算和平。和平互动的证据并不是都有缺陷，但那也不是资料中记载的唯一一种互动。

第一千年下半叶中欧和东欧发生的文化和语言变革明确表明，从长远来看，讲斯拉夫语的人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主导力量。斯拉夫社会可能是对外人开放的，但只对愿意加入并完全成为斯拉夫人的外人开放。没有迹象表明在斯拉夫移民创造的世界中，移民和本地人以不同的生活方式愉快共存。斯拉夫移民创造的是斯拉夫人主导的统一的文化形式。和那种诺曼征服式的精英转移不同，斯拉夫人并不是仅仅渗入中欧社会既有结构的顶层，而是按自己的意思重新定义了社会规范。换句话说，更长期的斯拉夫化有点像罗马化，它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全新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这个秩序有强烈的文化色彩，斯拉夫文化是唯一的选项。最终，受影响的人口无从选择是否加入，斯拉夫语成为这一广阔地区的主流语言。

我们也得考虑，斯拉夫社会平等接纳外人的做法保持了多长时间。显然，到了800年左右，新的斯拉夫社会中有一些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层，对战俘开始采取压迫态度，对此第十章还会详细探讨。到了此时，战俘不再得到平等接纳，而是被投进了高利润的奴隶贸易。在9世纪之前，还没有能明确反映出精英阶层存在的物质文化差异，你可能会因此认为斯拉夫社会不再接纳外人是比较晚的现象。但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精英可以在没有消费品的情况下存在。让依附于自己的奴隶去做那些繁重的耕作工作，而你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享受更多的休闲，那么即使你并不拥有很多闪闪发光的物品，也可以称得上是“精英”。

还有必要记住，尽管史料中记载的最早的斯拉夫社会群体规模不大，有些还非常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群体就很和平。从6世纪中叶开始，小群的斯拉夫人几乎不间断地袭击罗马巴尔干半岛，并迅速赢得了好战的名声。一些落入他们手中的战俘遭受了远非仁慈的对待。549年在托皮鲁斯城外被杀的1.5万名罗马战俘，还有594年斯拉夫劫掠者被包围时杀掉的那些俘虏，是不会认同《战略》中关于斯拉夫人仁慈对待俘虏的说法的。 [59] 按照《帝国治理论》的说法，组织程度更高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斯拉夫群体大概还要可怕，毕竟它们有能力摆脱阿瓦尔人的统治。因此，在研究欧洲的斯拉夫化时，要看到在斯拉夫扩张之时，斯拉夫社会本身也在发生重大变革。这样的变革形成了具有强大军事能力的武装团体，而在这类团体活动的地方，斯拉夫化是不可能只通过和平手段推进的。

尽管《战略》对族群开放性的描述确实适用于一些斯拉夫群体，但我们不可过度浪漫化早期的斯拉夫人。斯拉夫扩张是由一系列不同类型、动机各异的群体推动的，这些群体对待原住居民的方式可能也很不同。在欧洲中北部的某些地区，斯拉夫移民要么占据“民族大迁徙”时代日耳曼移民留下的空地，要么开垦从前被认为没有吸引力的森林高地，发展农业。相比之下，在本地人口幸存下来而没有国家结构的地方，斯拉夫移民所做的可能相当于一种“精英再创造”，有点类似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早期的英格兰或高卢东北部的情况。在这些地方，最终产生了移民和本地居民的混合。但即使某些斯拉夫群体特别愿意接纳外人，即使整个过程比高卢或英格兰的进程要和平一些，移民也确实以大一统的方式主导了新构建的社会。 [60]

尽管我们没有相关数据，但总体上，用现代比较研究的定性术语说，斯拉夫人的扩张无疑构成了大规模迁徙。从政治和文化上讲，移民迁入地受到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巴尔干半岛大部、西至易北河的中欧地区、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俄罗斯西部的广阔地区，在公元500年之后的三四个世纪里，都落入了讲斯拉夫语的群体的统治。这是新的现象。这些地区中，有许多曾被讲日耳曼语者和讲波罗的语者统治，也有的曾是东罗马的一部分。考虑到证据上的缺失，有一种反对意见是，斯拉夫扩张是个缓慢的过程，而不是一次真正的“冲击”。这个论点有一定道理。日耳曼文化的崩溃表明，早在斯拉夫人到来之前，一些受斯拉夫势力扩张影响的地区就经历了第一次重大冲击。即使从最低限度看，这一现象也造成了社会政治精英阶层的消失，以及曾延续数百年的物质文化传统的消亡，这绝非微不足道，而日耳曼文化的崩溃也无疑为斯拉夫人借助小规模移民单元的扩张铺平了道路。然而在其他地方，斯拉夫势力是通过主动的激烈过程一下子建立起来的。直到7世纪第二个10年，东罗马军队还能勉强守住多瑙河防线，不让斯拉夫人将袭击变成定居。但在那之后，边境崩溃了，大规模定居随之而来。而且，正如罗姆尼-博尔舍沃时代的设防定居点所揭示的，没理由认为只有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扩张受到了激烈抵抗（这意味着那里的斯拉夫移民单元更大、更具侵略性）。

从经济和社会政治的混乱程度来衡量，迁徙也极大冲击了至少某些斯拉夫群体。对于大迁徙之前的斯拉夫人，我们的了解十分有限，只知道他们起源于欧洲大平原东部的某个地方。我们看到，科尔恰克系统的一般特征说明，那里盛行的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混合农业形式，人们的物质财产非常少，而这大致符合东罗马文献对早期斯拉夫社会的描述，即贫穷、朴素、相对平等。迁徙最终改变了这一切，虽然不同的斯拉夫群体改变的速度不同。职业战士阶层这部分人口很早就受到了影响，这些人在喀尔巴阡山麓迅速崛起，利用靠近罗马帝国巴尔干各省的位置四处袭击。从长远来看，斯拉夫人统治的广大地区都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61] 如果说，斯拉夫人的扩张是大规模迁徙已没什么疑问，那么，斯拉夫扩张为什么会发生，又为什么会如此展开呢？

移民、发展和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的扩张涉及多种类型的移民单元和许多不同的环境，动机多种多样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些斯拉夫人基本出于自愿，在经济动机的驱使下迁徙。这在6世纪罗马巴尔干的斯拉夫掠夺者身上最明显，他们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攫取当地的动产。袭击是攫取财富的一种手段，而作为斯拉夫辅助部队受雇于罗马则是另一种。特别是安特人，他们似乎从6世纪30年代起因成为罗马的正牌盟友而获益不少。大体上说，正是因为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一开始进入了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和以东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斯拉夫人才能接近东罗马，获得上述赚钱的问路。没理由认为这不是最初行动的目的之一。

将斯拉夫时代初期和末期的物质文化相比较，就能明显看出，5—8世纪的移民活动至少给斯拉夫世界中的一部分人带来了物质利益。在此期间，出现了更精致的金属制品（包括一些贵金属制品）、种类更多的物品，甚至一些有层次区别的住房，从中受益最多的是战士，他们如今离发达欧洲更近，也因此获得了新机遇。当然，这样的动机并没有直接证据，而是从他们的行动及其结果判断出来的，但仍不失为合理。 [62] 这也意味着斯拉夫移民（或其中的一些）可以归入前文提到的一种模式：来自较不发达的边缘地区的群体，迁往紧邻罗马帝国或其腹地的地方，那里到处是攫取财富的新机会。由此看来，斯拉夫移民非常符合现代移民研究的基本结论之一：财富和发展的不平等是移民的根本性刺激因素之一。

但是，在斯拉夫扩张的进程中，欧洲最外围的部分和帝国部分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整合到了一起。第一千年上半叶，讲斯拉夫语的人出现在维斯瓦河以东、喀尔巴阡山脉以北的非常简单的农业社会中，而这与是否认同约达尼斯所说斯拉夫人是威尼蒂人分支的关系不大。那时，讲斯拉夫语的人所处的世界，与存在了半个千年的罗马帝国从未有过真正的接触。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斯拉夫人想离开边缘地区，以获得更多掠夺财富的机会（这从历史和考古证据中大致能看出来），那么为什么他们直到5世纪末和6世纪才这么做，而不是更早？在那之前的500年中，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迈出这一步去攫取财富，但他们并没有去。为什么这个过程偏偏开始于那个时候呢？

在我看来，最可能成立的答案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很明确，涉及匈人势力兴衰给罗马帝国边缘带来的变革。关于日耳曼移民人口规模的争论仍将继续，但对于先前日耳曼人统治下的罗马世界边缘地区，日耳曼移民带来的政治影响是无可争议的。我们看到，376—380年和405—408年的两波入侵潮，以及阿提拉死后多瑙河中部控制权之争带来的连锁反应，使中东欧地区日耳曼人主导的权力集团急剧减少，其控制的领土也大大缩水。无论其对更大范围内人口的影响如何，日耳曼文化的崩溃都反映出具有军事实力的大规模政治结构在中欧和东欧消失了。这为斯拉夫人后来进入罗马边缘区的扩张铺平了道路，起了关键作用，因为许多曾占据帝国边境附近有利位置的居中日耳曼势力在此期间消亡了。讲斯拉夫语的人得以进入这个边缘区，是因为有组织的武装群体已经离开了。

在此有必要多说一些。要想利用好紧邻罗马边境的赚钱机会，斯拉夫群体就得转变为军事力量更强、结构更完善的实体。当然，这是一个双向过程，因为从帝国攫取的动产反过来又为6世纪末的斯拉夫新领导人提供了成功所需的庇护力。如果是在罗马时期，野心勃勃的斯拉夫人就得对付当时占据边境地区、组织结构已然完善的日耳曼附属国，那样的话，斯拉夫人就需要进行更彻底也更难实现的重组。而且，相关的斯拉夫群体必须在欧洲大平原东部边缘的森林中先完成重组，才有可能进入有利可图的边缘区，与当地的日耳曼人竞争。很难想象第一千年上半叶在这些地方，有哪位领袖能找到足够的资源、召集足够的追随者来发起有效的挑战。匈人帝国的兴衰在多瑙河下游边境以北形成了相对的权力真空，规模较小的斯拉夫武装群体才得以进入。

第二方面猜测的成分多一些，但是从第一方面衍生出来的。6世纪与罗马巴尔干地区有了接触的那些斯拉夫群体，最初在4世纪时可能聚集在波来希，至少肯定在喀尔巴阡山麓地带，而这个地区是在由哥特人主导的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范围内的（第三章）。如果这样的判断正确，那么就是哥特人的统治促成了这些斯拉夫人最初的转变，斯拉夫人求变，是为了推翻哥特人的统治或至少摆脱一部分重压。和匈人帝国或阿瓦尔帝国一样，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统治者应该会要求臣服的当地人用粮食供应来提供经济支持，可能还会要他们提供兵员。在这种情况下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古典时代晚期的历史叙述中，不管是哪个讲斯拉夫语的群体，第一次出现时都在与哥特人发生冲突。约达尼斯记录道，5世纪中叶的哥特人领袖维尼塔里乌斯在对战安特人时取得了一次大胜：

（维尼塔里乌斯）向他们发起攻击，第一回合遭遇战失利。之后，他奋起反击，将他们的国王［名叫伯兹（Boz）］、国王的众子，还有70个贵族钉死在十字架上，尸体挂在那里示众，这一恐怖的做法大大增加了已投降之人的恐惧。 [63]

一个例子不能代表整个过程，但这里的模式很说明问题。即使看起来是受经济因素驱使的移民，政治动机也往往起着作用，这在现代移民的例子中也很常见。之前的日耳曼领主离开后，边境地区出现了新的经济机遇；但如果没有匈人带来的政治变化，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即便在军事上已更加成熟，也很难把握这样的机遇。

6世纪上半叶之后，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的比例在不同的斯拉夫移民群体中有很大不同。科尔恰克类型的大家庭式定居点在中欧高地上扩散，其动机大概与人口增长有关，而人口增长是吸收外来者和粮食供应增加的结果。但即使是科尔恰克群体的扩张，也可能带有政治动机。一方面，将哥特人、赫鲁利人、苏维汇人、鲁吉人和其他群体赶出多瑙河中游地区，将伦巴第人从波希米亚及更远处向南拖进多瑙河中游的争斗，想必也极大促进了科恰克群体的迁移（第五章）。这些冲突发生在5世纪末和6世纪初，恰好是科尔恰克斯拉夫人从喀尔巴阡山脉向西扩散的时候，这显然让他们在控制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时容易多了。另一方面，科尔恰克群体可能还有一层政治动机。我们看到，这些移民的组织形式是小规模农业社群，不同于规模更大、军事化程度更高的斯拉夫实体，后者在更往东的地区和南方通过与东罗马的直接接触而发展起来。有鉴于此，科尔恰克类型的移民可能也在四处奔波，以免被拉到那些新兴强大斯拉夫政治实体的轨道上去。后民族主义观点也适用于斯拉夫人。不能仅仅因为他们说的语言关系比较近，就认为不同群体的斯拉夫人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科尔恰克类型的移民做出的生活选择，就截然不同于他们那些一心想着罗马的财富的远亲。科尔恰克群体做此选择，目的之一可能是躲开其他斯拉夫群体的注意和掠夺。

阿瓦尔势力的崛起也为斯拉夫移民进程增添了动力。阿瓦尔帝国与之前匈人帝国的运作方式大致相似，都依靠下属的盟友群体提供兵员和经济支持。简言之，这是通过军事征服建立、靠胁迫维持的霸权。东罗马的史料中有许多例子，说明阿瓦尔可汗们即便战败也决不愿意丢面子，因为只要他们显出软弱的迹象，心怀不满的臣属就有可能反叛。历史学家米南德（Menander）的作品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位围攻辛吉杜努姆（Singidunum，今贝尔格莱德）失败的阿瓦尔领袖向该城指挥官索要大笔礼物，以便他英名无损地退兵。更为引人注目的是，626年阿瓦尔人最后一次试图攻下君士坦丁堡未果，队伍中的斯拉夫步兵开始逃跑时，阿瓦尔人的杀戮就临到了他们。 [64]

在阿瓦尔人眼里，喀尔巴阡地区军事化的斯拉夫人是潜在的子民，可供利用。阿瓦尔人很快拉了一些斯拉夫人入伙。为了实现目标，阿瓦尔人愿意在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受雇于罗马来攻击斯拉夫群体，甚至一度乘罗马船只沿多瑙河而下，攻击分别在喀尔巴阡山脉西南和南面边境［可能是巴纳特（Banat）地区和瓦拉几亚］造成麻烦的斯拉夫人。斯拉夫群体被纳入这个新的游牧帝国，恐怕不是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的，它们与其阿瓦尔主人之间的关系也充满矛盾。一方面，我们看到，阿瓦尔战争机器（在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协助下）在巴尔干半岛的东罗马防御工事上炸了一个洞，这的确使7世纪斯拉夫人在那里大规模定居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阿瓦尔统治本身是许多斯拉夫群体想要避免的，对于曾与之发生冲突的斯拉夫群体来说则是需要摆脱的。定居在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据说正是这样做的，萨莫领导下更西边的索布人也是如此。为该事件提供资料的弗雷德加明确指出了起义的原因：

（阿瓦尔人）每次在战场上向别的群体发起攻击，都是自己以作战队形扎下营来，却让（斯拉夫人）去战斗……每年，（阿瓦尔人）都会与斯拉夫人一起过冬，霸占他们的妻女。斯拉夫人还得向他们进贡并忍受许多其他负担。 [65]

因此，阿瓦尔人的统治为斯拉夫群体迁出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中游地区提供了更多的理由。首先，虽然科尔恰克类型社群最初的扩散显然有其他源头，那时阿瓦尔人还没有成为一个因素，但6世纪中叶以后，科尔恰克类型从波希米亚向萨勒河沿岸以及易北河的进一步扩散就有了额外的动机：避免被并入剥削成性的阿瓦尔帝国。这很可能促使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向北扩散到波兰。 [66] 其次，公元610年之后，规模更大的“部落”斯拉夫社群之所以能扩散到巴尔干地区，是因为阿瓦尔人破坏了罗马边境的安定。而这些斯拉夫人在之前的50年间都在为阿瓦尔人战斗和服务，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也想让自己（更不用说他们的妻子和子女）脱离阿瓦尔人的控制。第三，和匈人一样，阿瓦尔人将一些臣属群体重新安置在匈牙利大平原的核心领地附近。史料记载，他们如此安置了保加尔人、格皮德人，以及从巴尔干带走的罗马战俘。考古证据还表明，他们对受其统治的那些斯拉夫群体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67]

因此，动机和情境对解释斯拉夫人的各种移民过程是很有帮助的。斯拉夫扩张的过程中，群体的规模有大有小，方式有时比较和平，有时更具侵略性，我们不应为此困惑。有时，移民主要受政治动机驱动，有时经济动机的作用更大。在缺乏关于迁徙及其政治背景的历史记载的情况下，我们无从得知在始于7世纪的朝向东欧平原的扩张中，哪种动机占主导地位。后来向第聂伯河以东迁徙的群体很快开始从皮毛和奴隶贸易中获益，如我们将在第十章看到的，这些贸易从8世纪开始在该地区逐步建立。但是，这些贸易究竟是他们去往那片土地的原因，还是迁移带来的意外结果，就很难说了。

移民与斯拉夫欧洲

面对财富与发展的不平等，在相互作用的经济及政治动机的驱动下，受周围政治结构的决定性影响，5世纪末及之后的斯拉夫移民开始了迁徙，其方式与现代移民多有相似之处。一些移民单元是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的“完整”人口群体，和前文提到的日耳曼世界的情况一样。前面谈过，这种单元体现了公元后第一个千年里的特殊情况，在现代世界中相对少见。但总的来说，与现代移民的比较是可行的。斯拉夫移民潮的性质和方向，是符合现代移民潮背后的更深层原则的。在某些方面，斯拉夫人的迁徙和后来一些有较多文献记载的人口迁移颇为相似。

通常情况下，少数人（通常是较年轻的男性）率先进入新地盘。通过这些人，留在原地的人口群体中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新机会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斯拉夫人在6世纪袭击巴尔干（公元610年后斯拉夫人全面定居的前奏）就属于这种情况。发动袭击的年轻人通过自己（有时比较痛苦）的经历，掌握了该地区的路线和潜力，这种知识为7世纪的全面移民提供了信息。至于科尔恰克移民向西扩散到中欧高地的过程，新确定的理据比较充分的年代说明，这一移民过程花费的时间比以前认为的要长得多。别的不说，这意味着参与迁徙的群体在下一次迁徙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去主动了解下一个目的地，而这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就现代移民而言，和目的地有关（但不一定准确）的信息在刺激和引导移民潮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5世纪的许多日耳曼移民以分几步“跳跃”的方式长距离迁徙，每次迁徙之间有很长的休息时间，之所以有这种模式，原因之一是他们需要在下次迁徙前获得更多的信息，而6—7世纪的斯拉夫群体想必也是如此。 [68]

与现代移民潮一致的还有，同一批斯拉夫群体似乎不是仅仅迁徙一次，而是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多次迁徙。正如现代研究所强调的那样，移民习惯会渐渐在人口群体中形成。如果有亲友移民的经历或记忆，那么这个人口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就更有可能将迁徙当作生活策略。斯拉夫人的迁徙情况符合这个模式。斯拉夫人可能在5世纪末和6世纪初先迁入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三代人之后，最早那批移民的后代中有不少人又迁到了东罗马巴尔干地区。在此期间，几代人也接连向东、向西迁入乌克兰和中欧高地，这两支都继而向北形成了扩张带，这样的扩张是历经好几代人才完成的。迁徙显然已经在许多斯拉夫群体中确立为生活策略，因此对周围地区的了解增加后，新的移民就做好了入侵的准备，以前的成功则巩固了他们的移民习惯。

此外，由于农业技术的局限性，5世纪末的第一代斯拉夫移民可能原本就有把迁徙当作生活策略的倾向。且不论他们到底是谁，我们都知道第一批斯拉夫人起源于喀尔巴阡山脉以北和维斯瓦河以东。该地区的人口是实实在在的农耕者，而不是游牧民，但公元500年以前，他们没有足以长期保持土壤肥力的耕作技术，因此差不多每过一代人就要换一个定居点。直到公元600年或更晚的时候，情况仍然如此。最近对瓦拉几亚的早期斯拉夫村庄杜尔西内亚（Dulcinea）的发掘表明，由于需要开辟新的耕地，这一由10到15座房屋构成的定居点几次迁址。罗马时代早期的日耳曼人一开始是小规模移动，后来发展为大规模迁徙；同样，讲斯拉夫语的农民没有固定在某一片土地上的习惯，这无疑让他们在看到罗马帝国从前基本由日耳曼人支配的边缘区发生内爆时，更能抓住机会。 [69] 这需要他们朝着新的方向进行更大规模的迁徙，但这些已经习惯了流动的人早就具备了应对这一挑战的能力。

斯拉夫人的扩张是否也产生了大量的返乡移民？目前还不清楚。返乡移民是现代人口流动中常见的附带现象。而除了成功完成探险行动后回家的袭击者外，史料中并没有提到返乡移民。不过，考古证据表明7世纪及之后，科尔恰克人从喀尔巴阡山脉向北、向东扩张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北部，这也可能是一种返乡移民，如果最初推动斯拉夫移民的力量从这个方向而来的话。返乡移民产生，通常是因为迁入新环境后情感和其他代价太大，在迁入地也无法获得成功。在本例中，阿瓦尔势力崛起，对臣属的斯拉夫群体提出种种要求，加上科尔恰克移民对东欧森林的天然向往，可能促使他们改变了前进方向。但这基本是猜测，还有其他可能性。比方说，从发达地区获取的更先进的农业技术，再加上新的军事能力，可能使那些最初进入喀尔巴阡以南的斯拉夫群体比原本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拉夫群体更具战略优势，前者因此得以侵蚀后者的地盘，逐步实现扩张。

最后，交通运输在塑造斯拉夫移民方面似乎没有发挥太大作用。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同，斯拉夫人不用跨越海洋，尽管在袭击罗马巴尔干半岛时，多瑙河或萨维河（Save）等主要河流可能造成麻烦。如前文所述，在550年或551年，3 000名斯拉夫突袭者必须每人付给格皮德人1枚金币，以求被用船运出罗马领土，但这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想要快点离开，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跟水域打交道。7世纪第二个10年之初，斯拉夫人使用独木舟袭击希腊海岸，效果明显；在626年阿瓦尔人领导的君士坦丁堡围城中，尽管没有什么军事效果，但也出动了类似的一批船只。欧洲的河流系统可能并没有给迁徙中的斯拉夫人带来太大问题，因此（尤其是考虑到他们没有什么物质财富），他们不必像5世纪的日耳曼移民那样带上庞大的车队，就径直出发了。至少，并无资料记载斯拉夫人使用过运货车；斯拉夫的袭击者肯定不会带着运货车，他们可以不依靠巴尔干半岛的罗马道路网行动，而狄奥多里克或阿拉里克领导下的哥特人就做不到。目前尚不清楚，在塞萨洛尼基附近定居的较大斯拉夫单元是否也是如此，但科尔恰克群体选择的主要路线是通过中欧高地向西前进，这也许是个提示，因为在这条路线上，运货车是个负担。 [70]

实际上，科尔恰克类型聚居点这个现象也可能是一种移民策略。通常认为，下沉式小屋加朴素陶器，这样的特征说明所用的技术很简陋，进而表明欧洲这批最早有记录的斯拉夫人相对落后。但近期有人指出，这些物品虽然简单，但制作得很好，完全合用。有人特别提出，科尔恰克类型是当时斯拉夫物质文化的简化版，其目的是方便迁移。斯拉夫物质文化完全符合其需要，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也可以用来合理反击贬低斯拉夫人历史重要性的倾向。但是，考虑到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人口（斯拉夫人起源于此）的总体生活方式，科尔恰克系统的朴素特征可能有一种更简单的解释：它是斯拉夫物质文化的起点（后来更复杂的文化由此而出），而不是为方便迁移而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殊物质文化。当然，如果日后有比科尔恰克系统更复杂的同时代相关斯拉夫人遗址出土，科尔恰克系统为迁移而生这个论点就会更有说服力。 [71]

关于斯拉夫移民的讨论一直受限于可用的资料。斯拉夫人如何从5世纪后期开始迁移，最终形成第一千年结束之时那些有名字的斯拉夫群体扩散到整个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局面，我们基本无从知晓。我们对更西边的迁徙活动也不甚了解，尤其是苏科-杰济采系统从波兰中部向北和向西扩散背后的人类历史。即使是记载相对较多的斯拉夫人对巴尔干半岛的占领，也留下了许多谜题。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究竟如何推翻了阿瓦尔人的统治，它们原本是什么样的群体？在某些领域，我们有望获得新知。恐怕很难再发现新的史料，但应该会有更多的考古遗存得到发掘，阐释的方法也会更成熟。因此，在某个时候，我们应该能更清楚地了解斯拉夫移民在人口稀少、政治权力分散的土地上的扩张到了何种程度，以及相关地区有多少说日耳曼语或其他语言的本地人口留了下来。当然，苏科-杰济采系统的年代也有望得到更有把握的判定。

目前，应该强调的是整个斯拉夫移民过程的复杂性：移民采取了多种形式，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展开。在某些情况下，小型人口单元的迁徙模式与“推进浪潮”模型所预测的相似，尽管科尔恰克人穿过中欧高地也许不是随机行为。在另一些情况下，随着抵抗力量增强，移民（和哥特人、布尔人、维京人移民一样）被迫重组为规模更大的群体，最初的那种小规模移民获得了更多的动力。至少，斯拉夫人扩散到欧洲大平原东北边缘时建立的较大设防定居点是这种情况的体现。在其他地方，规模还要大的单元（有数千人）以日耳曼移民的那种类似于“侵略假说”的方式迁徙，只是规模要小一些，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6世纪后期的东罗马巴尔干边缘形成的较大单元，到了7世纪就开始吞并巴尔干的土地。近似于“推进浪潮”的迁徙应该和出于自愿的经济动机有关，尽管政治背景对移民的成功始终重要；较大规模的“部落”迁徙看起来则不完全出于自愿，而更多受政治动机驱动。

还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涉及的移民单元有多大，这些讲斯拉夫语的移民都成了中东欧广大地区的文化主导力量。由斯拉夫欧洲的规模可见，斯拉夫移民在确立自己统治地位方面极为高效，他们早在6世纪时就以军事效率闻名。至少在早期阶段，斯拉夫化可能有比较多的自愿成分，因为一些斯拉夫群体愿意接纳采用新文化形式的本地居民。但早期的斯拉夫人不太可能是欧洲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嬉皮士。斯拉夫人不像罗马人那样有竞技场、托加袍、拉丁诗歌和中央供暖系统，但他们和当初罗马人在西欧和南欧一样，成功地在中欧和东欧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这一切能够实现，仅仅是因为本地居民认为变成斯拉夫人很棒？斯拉夫人的军事效率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

一般而言，早期斯拉夫人可没有那么和平；我认为，不管是9—10世纪最终出现的第一批斯拉夫国家的性质，还是促使其形成的进一步转变，都可以揭示这一点。很大程度上，6—9世纪的扩张属于同一个故事，可以说，最初的斯拉夫移民和最终的斯拉夫国家是同样的力量催生的。不过，要真正了解最终产生的斯拉夫国家，就需要将其放在北欧和东欧更大范围内转型的背景之中——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爆炸式扩张也体现了这一转型。因此，在讨论斯拉夫国家形成的过程之前，我们需要探讨第一千年中欧洲的最后一次大迁徙。虽然考虑到与斯拉夫国家形成之间的联系，斯堪的纳维亚人越过波罗的海向南和向东的扩张可以说是我们关注重点，但这种扩张本身必须放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大迁移的背景中才能理解。

[1] 这些遗存原本被博尔科夫斯基（Borkovsky）称为“布拉格”遗存，他在1940年的研究中首次在今捷克共和国境内发现了它们。关于更名的情况，请参见本章注释9。

[2] 特别是因为采用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分布在欧洲第三区的大部分地区（罗马外边缘区以外的地区）。因此，像从前的文化历史那样（见本书第一章），认定斯拉夫人整体和科尔恰克遗存之间存在一种排他的一对一联系，是不稳妥的。

[3] 地图17参考了Barford (2001), 326。铁幕倒塌后，人们可以更坦率地讨论这些问题。关于斯拉夫研究政治化的历史，英语世界中很好的介绍性著作包括Barford (2001)，特别是引言和第13章，以及Curta (2001），第1章。

[4] 科斯切夫斯基在1969年出版的著作中很好地总结了自己的立场，那一年，他不平凡的一生走向了终点。他从1910年开始师从科辛纳，而由于他的观点（很早的时候有一个完全由斯拉夫人主导的波兰）被视为不可接受，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都东躲西藏，以躲避盖世太保的追捕。

[5] 见Shchukin (1975), (1977)。在波兰，戈德洛夫斯基在普热沃斯克系统和斯拉夫早期文化方面的工作至关重要；英语读者可以通过Godlowski (1970)很容易地了解到他的成果。得益于他和学生们的努力，人们逐渐接受，维尔巴克和普热沃斯克系统都是完全由讲日耳曼语的群体主导的，而原先有人说那里的日耳曼人只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极少数移民，支持这种说法的考古“证据”也被推翻了。戈德洛夫斯基还证明，将罗马时期日耳曼人支配下的波兰与中世纪早期斯拉夫人统治下的波兰区分开的考古学变化有多么大。

[6] Procopius, Wars 8.40.5提到攻击始于查士丁时代。在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叙述中，经常提到斯拉夫群体的种种袭击：Curta (2001), chapter 3是比较新的精彩分析。

[7] 见Barford (2001), 41f.; Curta (2001), 228—46。

[8] Jordanes, Getica 5.34—5；参见Tacitus, Germania 46.2（关于威尼蒂人）和46.4（关于更远区域的情况）。威尼蒂人的其他资料，见Pliny, Natural History 4.97; Ptolemy, Geography 3.5.1 and 7。

[9] “树木论”最早由波兰植物学家罗斯塔芬斯基（Rostafinsk）在1908年提出：见Curta (2001), 7—8。鲁萨诺娃的著作都是俄语的；对她著作的讨论及完整参考资料，见Curta (2001), 230ff。

[10] 见Curta (1999), (2001)，特别是39—43（约达尼斯）; 230ff. 鲁萨诺娃）, chapters 3 and 6（与东罗马接触使斯拉夫人经历了转变）。

[11] Godlowski (1983); Parczewski (1993), (1997: an English summary); Kazanski (1999),chapter 2；参见Barford (2001), 41ff（他的观点保持开放）。

[12] 见Jordanes, Getica 48.247（伯兹和安特人），Heather (1989)确定了年代顺序；50.265—6。

[13] Dolukhnaov (1996)对东欧简单农业文化长期发展的背景很有研究。

[14] 对语言证据的有用介绍，见Birnbaum (1993); Nichols (1998)。

[15] Procopius, Wars 7.29.1—3 (547 AD); 7.38 (548 AD); 7.40 (550 AD). 普罗柯比在别的地方说这样的袭击每年都有：Secret History 18.20；参见Curta (2001), 75—89。

[16] 图里斯，见Procopius, Wars 7.14.32—5。关于要塞的更一般性介绍，见Curta(2001), 150ff。

[17] 关于阿瓦尔人，见如Pohl (1988), (2003); Whitby (1988)等；Daim (2003)是英文写成的对阿瓦尔帝国考古材料的介绍。

[18] 见Whitby (1988)，特别是156ff。

[19] 关于波斯战争，见本书第七章。关于7世纪第二个10年的灾难，见John of Nikiu, Chronicle 10; Miracles of St Demetrius I.12, 13—15; Ⅱ.1, 2。君士坦丁堡的围城见Chronicon Paschale AD a. 626。

[20] Miracles of St. Demetrius Ⅱ.4, 5. Miracles Ⅱ.4指出Runchine、Strymon和Sagoudatae这几个斯拉夫群体是此时进攻塞萨洛尼基的群体；Mirachles Ⅱ.1加上了Baiounitae和Buzetae这两个名字。关于迁移，参见Theophanes, Chronicle AM 6180（687/8 AD）。查士丁尼后来试图利用这些人与阿拉伯人作战，但在692年塞瓦斯托波尔战役的关键时刻，他们改变了立场：Theophanes, Chronicle AM6184（691/692年），此处出现了3万人这个数字。关于巴尔干北部和西部的考古遗存，见Kazanski (1999), 85—6, 137; Barford (2001), 58—62, 67ff。

[21] 7个斯拉夫部落：见Theophanes, Chronicle AM 6171（678/679 AD）。关于不断发展的考古图景，见Kazanski (1999), 138; Barford (2001), 62ff及参考文献。有关保加尔人的介绍，见Gyuzelev (1979)。

[22] 关于帕特雷，见Miracles of St Demetrius Ⅱ.4，以及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49—50。关于考古，见Kazanski (1999), 85f., 137；Barford (2001), 67f.；特别参见Curta (2001), 233—4正确的批评意见，他批评了过去一些学者的狂热做法，即试图用这些遗存“证明”Chronicle of Monemvasia 中有关伯罗奔尼撒早期大规模斯拉夫化的叙述：见如Charanis (1950)。

[23]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30 and 31（分别谈到了克罗地亚人到来的克罗地亚版本和拜占庭版本）。萨莫：见Fredegar, Chronicle 4.48; cf. 4.72（关于保加尔人）。更多的评论，见Pohl (2003)。学者对《帝国治理论》的可信度有不同的看法。

[24] 进一步的评论，见Barford (2001), 73—5; Curta (2001), 64—6及参考资料。也有人主张，史料中一些安特人领袖的名字起源于波斯语，但其词源仍存在争议。

[25] 参考资料见前注21。

[26] 对9世纪斯拉夫中欧的所有叙述都是以这位地理学家的记载为基础的，对之前几个世纪的讨论也受此影响。9世纪加洛林王朝的外交行动主要涉及这一地区的群体，包括易北河的斯拉夫人、波希米亚人和摩拉维亚人。

[27] 关于10世纪，见本书第十章。关于罗马时期，见地图1。

[28] 512年的事件：见Procopius, Wars 6.15.1—2。希尔德盖苏斯：见Procopius, Wars 7.35.16—22；参见Curta (2001), 82及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包括提及希尔德盖苏斯可能从斯洛伐克征兵的第二手资料。萨莫：见Fredegar, Chronicle 4.48, 68。

[29] 文献数量很多，近期的一般性论述见Brachmann (1997); Parczewski (1997);Kazanski (1999), 83—96; Barford (2001), 39—44; Brather (2001)。这些文献参考了早期的论述并加以修正，早期论述如Donat and Fischer (1994); Szydlowski (1980);Brachmann (1978); Herrmann (1968)。

[30] 关于新的轮制陶器，见Barford (2001), 63ff., 7—9, 104—12; Brather (2001)；参见Brather (1996)。有关第二拨移民的老观点，见Brachmann (1978)及参考资料。

[31] 一般性的讨论见Godlowski (1980), (1983)。伦巴第人于568年前往意大利，大大改变了多瑙河中游地区的考古格局。

[32] Barford (2001), 53—4, 65—6及参考资料。

[33] 基本信息见Kobylinski (1997); Barford (2001), 65—7, 76—7。有关较旧观点的介绍，见Herrmann（1983）。尚不清楚苏科-杰济采的丧葬习俗，但应该是没法留下考古痕迹的那种，例如将尸体留在地面上或火化，而且没有用其他能说明身份的物品随葬。

[34] 见Kobylinski (1997)。

[35] 参考资料见前注33。

[36] 有用的介绍，见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 71ff.; Goehrke (1992), 3—43。

[37] 有关语言证据，见前注14。

[38] 有关证据，见Goehrke (1992), 14—19。Parczewski (1993); Kazanski (1999), 96—120；Barford (2001), 55—6, 82—5, 96—8。特意使用“由斯拉夫人主导”这个说法，是为了提醒读者，传统上那种文化历史的解释方法会误导我们对日耳曼时代的看法，也会给对斯拉夫时代的研究造成同样的误导：参见本书第一章。

[39] 相关梗概和进一步的介绍，见Goehrke (1992), 20—33；Barford (2001), 85—9, 96—9。

[40] 近期两本关于斯拉夫早期历史的书很好地介绍了不同的答案。Kazanski（1999）主张（特别参见第120—142页），布拉格-科尔恰克、彭考夫卡和科洛钦文化的生活方式大致相似，因此如果前两种是斯拉夫文化，那么第三种也是。他认为，东欧平原大部，也就是科洛钦文化覆盖的范围，在约500年时已经讲斯拉夫语了（参见本书地图16）。从7世纪开始的科尔恰克/彭考夫卡扩张是政治革命，而不是语言革命。Barford（2001）认为，布拉格-科尔恰克文化形成的时候，就是斯拉夫化开始的时候，当时讲波罗的语的人和讲斯拉夫语的人彼此区分开来。因此，在他看来，7世纪布拉格-科尔恰克文化向北和向东的扩张，以及后来卢卡-莱科维茨卡亚、伏林察沃和罗姆内-博尔舍沃传统的产生，不仅体现了政治革命，也代表着斯拉夫人统治这片土地的开始，尽管他们将大量本地人口吸收进了新的社会结构。

[41] 1 600名匈人、安特人和斯克拉文人的混合群体：见Procopius, Wars 5.27.1；3 000名斯拉夫人：见Procopius, Wars 7.38。希尔德盖苏斯：见Procopius, Wars 7.35.16—22。塞萨洛尼基的5 000名斯拉夫人：见Miracles of St Demetrius I.12。

[42] 可能也与某种“推进浪潮”模式一致的事实是，移民进程结束时，处于不同地区的不同斯拉夫群体好像使用了相同的名字。对这种现象的通常解释是，原本统一的斯拉夫群体分裂为小群体，向不同方向迁移。这也许也能解释为什么巴尔干地区会有布拉格-科尔恰克、彭考夫卡，甚至一些科洛钦遗存相互混合的情况（见前注40）。但还有个问题，就是史料中提到名字最多的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他们似乎是专业军人（见本书第【481—483】页），而不是带着完整的科尔恰克文化穿越欧洲大陆的小型保守社会团体。

[43] Strategicon of Maurice 11.4。考虑到他们群体的规模很小，他们应该不是出于本身的喜好而选择高地的，而是想通过高地获得更多的保护。关于印欧语系人群的推进浪潮，见Renfrew (1987)。

[44] 参考资料见前注20和22。政治背景也能充分说明为什么在巴尔干的定居点是较大的单元建立的。同样，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有名字的斯拉夫群体与当地说希腊语的人群是不同的，因此，这些有名字的单元应该是由斯拉夫人组成的，而不是本地居民和移民重组的产物。

[45] 穆索修斯：见Theophylact 6.8.13—6.9.15。阿达加斯图斯：见Theophylact 1.7.5,6.7.1—5, 6.9.1—6。佩里加斯提斯：见Theophylact 7.4.8 ff。达布里塔斯：见Menander fr.21。关于战俘的争论：见Theophylact 6.11.4—21。关于距东罗马边境最近的斯拉夫人的社会政治转型，见Curta (2001)，特别是第7章。需要强调的是，总人口约1万人的群体能派遣的战士人数也就是一两千，而匈人时代某些日耳曼移民群体的规模大概是其10倍（见本书第四章）。

[46] 参考资料见前注23和24；关于塞萨洛尼基的5 000名“精锐”斯拉夫人，见前注41。

[47] 一般性的参考资料，见前注39。关于新特罗伊茨科耶，见Liapushkin (1958)。

[48] Maurice, Strategicon 11.4.

[49] 关于波希米亚，见Godja (1988)；背景情况参见Kolendo (1997)。花粉研究，参见Brachmann (1978), 31—2; Herrmann (1983), 87—9。不连续性也是Henning (1991)的主题。关于日耳曼文化崩溃。

[50] Fredegar, Chronicle 4.48。有关农业以及扩张，见Barford (2001), chapter 8, (2005)及完整的参考资料。虽然只有少数地区有关于人口扩张的充分信息，但在大波兰地区进行的实地勘察和调查项目已经证明，人口密度从约500年时的每平方千米不到1人，增加到900年时的每平方千米3人，1200年时的每平方千米7人：见Barford (2001), 89—91及参考资料。农业科技方面的迹象从定性角度体现了人口增长。比方说，在俄罗斯森林地带更往北的地区，直到斯拉夫人在第一千年下半叶的统治开始，犁才投入使用：见Levaskova (1994)。

[51] 参考资料见前注33。

[52] 见Halsall (2007), 383ff。

[53] 关于《莫奈姆瓦夏编年史》，见Charanis (1950)。关于帕特雷和拉古萨，见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49—50；（关于萨洛纳的撤离）参见Whitby (1988), 189—90及参考资料。

[54] 见本书第四章。

[55] Urbanczyk (1997b), (2005)。没有明确的历史证据表明日耳曼农民受到了这种剥削，但可供参考的是，受沉重剥削的罗马农民有时会去边境以外的（也许只是相对的）避税天堂寻求庇护。358年，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多瑙河以北活动的一个方面是“解放”边境以北的农民：见本书第三章。

[56] Fredegar, Chronicle 4.48；参见Urbanczyk (2002)。

[57] 斯拉夫人也许就是这样采纳了一些日耳曼语的河流名和地名，比如，吕根岛和西里西亚这两个地方似乎分别得名于鲁吉人和西林格汪达尔人。

[58] 见Henning (1991)，他揭示并纠正了在Herrman (1984), (1985), 33ff中存在的东德时期的政治偏见。

[59] 托皮鲁斯：见Procopius, Wars 7.39。594年的事件：见Theophylact, 7.2.1—10。

[60] 比起“隐藏”的斯拉夫人被一小批日耳曼精英统治这个受意识形态推动的民族主义模型，这种不同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61] 见本书第十章。

[62] 精彩的综述，见Barford (2001), chapters 3—8。

[63] Jordanes, Getica 48.247，见前注12。

[64] Chronicon Paschale (626 AD)；对阿瓦尔——斯拉夫关系的概述，参见Whitby (1988),80ff.; Curta (2001), 90f。

[65] Fredegar, Chronicle 4.48。

[66] 莫吉拉内群体在阿瓦尔人到来之前就有了，但阿瓦尔人可能是苏科-杰济采系统产生的额外驱动力，尽管我们看到，该系统内部的年代顺序尚不清晰，还不能过于强调这一因素的作用：相关参考资料，见前注33。

[67] 关于阿瓦尔帝国的历史和考古的有用引介，见Pohl (2003); Daim (2003)。

[68] 见本书第235—236页。

[69] 关于杜尔西内亚，见Curta (2006), 56—7。

[70] 斯拉夫人的独木舟：见Chronicon Paschale (626 AD); Miracles of St Demetrius Ⅱ.1。

[71] Buko (2005), chapter 3.

第九章
维京人的大迁徙

要去格陵兰，请在挪威中部向左转，在设得兰群岛以北、法罗群岛以南航行，你的位置要离两个群岛足够远，远到只有能见度很好时才能看到设得兰群岛，海平面看起来出现在法罗群岛上山坡的中部。至于冰岛，你要一直在它的南边，远到只能看到成群的鸟和鲸鱼。 [1]

中世纪的一本冰岛语手册中有一段航海指南，以上只是大意，不过已经足以让人汗毛直立了。有这么详细的说明，怎么会到不了目的地呢？你所需要的只是：能够识别设得兰群岛附近的能见度好不好，如果不好（通常都不好），就猜一下该岛的方位；能够凭本能知道法罗群岛的高度；知道如何依靠星星，在两地之间以直线航行。再加上对冰岛周围海洋动物的深刻了解，还有不被臭名昭著的大西洋狂风吹走的运气（或者一旦被吹走，能自己重新定向的能力），然后你就到了。所有这些航行都是用一艘敞舱木船完成的，它靠风力行使，没有无线电（也没有你想要的救生艇服务）。有鉴于此，寻找格陵兰岛的维京人却来到了美洲东部沿海地区，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第一千年末期，北大西洋上到处是勇敢、灵巧却迷失了方向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在摸索中“发现”事物。

尽管有种种困难，但800—1000年间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以极大的热情探索着不同深度的水域。除了在北大西洋的著名发现之旅外，维京人还出于各种目的，坐着形状和大小各异的船去探索西欧、中欧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内河航线。在这几个世纪里，维京人沿水路离开波罗的海沿岸的狭窄故土，突然现身于从海格力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到乌拉尔山脉的广大地区，进行贸易，发起袭击，定居下来，形成政治共同体。他们一路上遇到的社会和他们自己的社会都被完全改变。本章无意讨论维京时代的全貌，而是希望探讨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在不同阶段的作用，并参考本书中讨论过的现代和其他中世纪早期移民的例子，检视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形式、动机和影响。

维京人和西欧 [2]

在欧洲西部，维京人的袭击始于8世纪末的一次复仇。维京人第一次大举破坏是在793年：6月8日（恰好是我的生日），他们在不列颠诺森布里亚海岸附近洗劫了林迪斯法恩岛（Lindisfarne）上的著名修道院。在此后的两年中，袭击者在苏格兰北部海岸和西部群岛开展行动，洗劫了拉斯林岛（Rathlin）上的一所爱尔兰修道院。实施这些破坏的似乎主要是挪威人，风向和洋流的自然组合将他们带到了不列颠群岛的北部海岸。春季盛行的东风带着挪威袭击者横渡北海，来到设得兰群岛、奥克尼（Orkney）群岛和苏格兰东北部。他们需要在挪威和设得兰群岛之间的开阔海域中冒险，一开始的时候是看不到陆地的。任务艰巨，但并非无法完成。从挪威西部的卑尔根（Bergen）到设得兰群岛，只需要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穿过斯卡格拉克（Skagerrak）海峡并进入波罗的海就可以了。一旦到达设得兰群岛，就可以在一直看得到陆地的情况下完成余下的航行。苏格兰近在咫尺，海岸线也不曲折，挪威袭击者绕过北部海岸，就能来到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爱尔兰海、不列颠西部以及爱尔兰。然后，如果他们不想长期停留的话，北海秋季盛行的西风正好可以带他们回家。如果季风和洋流的方向反过来，那么我们现在研究的可能就是中世纪苏格兰人入侵挪威的历史了。 [3]

在不列颠北部和爱尔兰受到攻击的同时，英吉利海峡两岸也出现了麻烦。在786年至802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由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采用的日期系统变来变去，所以无法更确切地判定事件的时间），3艘载有北欧人的船抵达了不列颠南部海岸的波特兰岛——这可能是第一次有记录的维京时代的袭击。当地的王室官员想把他们带到国王那里，却被他们杀了；有人认为，这位官员误以为他们是商人。这些船来自挪威的霍达兰（Horthaland）。至于北欧人制造的其他麻烦，证据没那么直接，但也足够清楚。792年，麦西亚国王、亨伯河（Humber）以南英格兰的领主奥法（Off）下令，允许肯特郡一所沿海的修道院在内陆修建一个避难所，避难所设在仍有罗马城墙围绕的坎特伯雷城内。英吉利海峡以南也做了准备。800年，查理曼加强了塞纳河河口处的防御。维京袭击者已经航行到更远的地方。前一年，他们绕过布列塔尼海岸，袭击了法国西部卢瓦尔河河口处努瓦尔穆捷岛（Noirmoutier）上的修道院。10年后，皇帝决定在根特（Ghent）和布洛涅（Boulogne）建立舰队，这还是为了遏制来自海上的袭击。 [4]

和对林迪斯法恩岛的劫掠一样，劫掠波特兰岛也是来自挪威的维京人干的。不过，9世纪在南线的行动大多是来自丹麦的北欧人发起的。因为地理上比较近，所以丹麦的航海者去英格兰东部沿海地区和整个英吉利海峡地区都比较容易。但这只是一种趋势。谈论维京时期时，用“挪威人”“丹麦人”“瑞典人”这样的范畴是犯了时代错误。一开始的时候，这三个群体都不是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而那些著名的领袖则从波罗的海各地募集人力。

袭击

维京人在西欧第一阶段的行动以规模较小的暴力袭击为主，其中一些方面得到了比较好的记载。对不列颠北部的袭击很猛烈，开始得也很早。到9世纪中叶，维京人不仅袭击了设得兰群岛、奥克尼群岛和赫布里底群岛，还大规模定居下来。史料中没有什么相关记载，但在850年的时候，西部群岛上已经有了地位稳固的北欧领袖，至于他们的北方同伴，地名和考古证据也都很有说服力。从长远来看，设得兰群岛和奥克尼群岛上从前命名的痕迹都被抹去了；这些岛屿上的所有地名都源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考古证据也体现了类似的控制水平，皮克特式定居点被新的斯堪的纳维亚式定居点取代。在北部和西部岛屿，凯尔特人和皮克特人传统的圆形和8字形建筑风格很快让位于斯堪的纳维亚人横平竖直的房屋——这是另一种文化传统的产物。在赫布里底群岛，来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名字虽然不是全面流行，但也很多，考古证据也类似。在这个时期，马恩岛（Isle of Man），可能还有威尔士的西部边缘也遭到了袭击，最初的北欧定居点也出现了。 [5]

在南边的英格兰、爱尔兰和欧洲大陆，历史资料让我们看到了比较清晰的模式。9世纪的头几十年中，欧洲大陆和岛上的资料都零星提到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袭击，但在那之后袭击大为加剧。在爱尔兰的资料中，第一个有名字的维京人领袖出现在9世纪中叶的《爱尔兰编年史》（Chronicle of Ireland ）中，可见更密切的接触产生了更多的知识。叙事证据证实了这一点。836年，爱尔兰境内的修道院（不光是沿海的修道院）首次遭到攻击；在那之前，维京人已经深入该岛的内陆河流系统和湖泊，这说明维京人对目标了解得越来越多。在此期间，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港口也受到沉重打击。835—837年，弗里西亚港口多雷斯塔德（Dorestad）连续3年遭到袭击，肯特的谢佩（Sheppey）在835年遭袭，韦塞克斯则是在836年。同一时期，维京袭击者迫使努瓦尔穆捷的修士放弃修道院，走上撤进内陆的漫长道路。在接下来的20年中，一些维京袭击者走得更远。844年，一群维京人越过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进攻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王国加利西亚（Galicia，在现在的西班牙西北部），然后向南进入富饶的安达卢斯，那里是西班牙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也许是最惊人的一次袭击发生在858年，当时西班牙被包围，直布罗陀海峡被渗透，意大利海岸被攻击。这群袭击者在地中海地区过了冬，然后在859年一直攻到罗讷河，还在861年返乡的途中绑架了西班牙北部的潘普洛纳（Pamplona）王国的国王，向他勒索了6万金币。 [6]

但此类长距离袭击是例外而不是常规。持续的袭击没有超出法国西南部及阿基坦的加龙河水系的范围。最终，该地区的统治者——查理曼的孙子“秃头查理”和他的侄子丕平——遏制了这些袭击。但比起北面英吉利海峡两岸经受的越发猛烈的袭击，阿基坦地区遭受的袭击只能算是小事件。维京人袭击的加剧体现在三个方面：参与袭击的维京群体增多；袭击的频率和单次袭击持续的时间增加；袭击的目标从沿海通过河流系统延伸到内陆，如爱尔兰的情况所示。富有的圣旺德里尔（St Wandrille）修道院于841年被洗劫，昆都维克（Quentovic）港在842年被洗劫，南特在843年被洗劫。两年后，一位名叫雷金哈里斯（Reginharius）的维京领袖（和爱尔兰的情况一样，编年史家写出人物的名字意义重大）带着随从沿塞纳河一直打到巴黎，在那里他闯入了可能是西欧最富有的修道院：圣日耳曼修道院。但修士们已经事先得到警告。修道院的圣物（包括圣日耳曼本人）和所有珍宝已经转移到塞纳河更上游的地方。6周后修士返回时，发现教堂仅有一些表面损坏，还有几栋附属建筑被烧毁。真正的损失在酒窖，维京人发现酒窖后，结果可想而知。巴黎其他地方就没那么幸运了。总而言之，雷金哈里斯通过制造麻烦索取了3 000多千克的金银，包括保护金、战利品和赎金。

从大约850年起，攻击强度进一步提升。维京人第一次在西欧过冬。通常，11月到次年3月是休整期，因为北海在这段时间过于危险，不适合航行，但休整期被缩短了。这说明袭击者对其斯堪的纳维亚家园产生了疏离，不是个好兆头。袭击者分别于850—851年冬天和854—855年冬天占领了肯特郡东部的萨尼特岛（Thanet）和谢佩岛。法国北部的塞纳河地区在856—866年间遭受了几乎连续不断的袭击。在此阶段，维京袭击者已成为政治格局中的固定角色，内部政治纠纷中的不同派别都雇用他们。862年，布列塔尼的统治者萨洛蒙公爵（Duke Salomon）和他的劲敌安茹的罗贝尔公爵（Duke Robert of Anjou）各自雇用了维京帮手。维京人也被雇来与其他维京人作战。860年，秃头查理雇了一个名叫韦兰（Weland）的维京人首领，让他带兵攻打在塞纳河沿岸造成严重破坏的其他维京人。双方讨价还价，事情稍有延迟，但在861年，韦兰还是带着200艘船出现了。然而，形势错综复杂，韦兰原本要攻打的那些维京人又给他付了笔钱。不过到了861—862年冬，这些维京人好歹分散成了一些独立的群体，威胁小了一些。实际上，在当时的阶段，付钱给一群维京人，让他们帮忙对付另一群维京人，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战术。秃头查理的父亲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在9世纪20年代与一位叫哈拉尔（Harold）的丹麦国王达成过这种交易，查理自己在841年也雇用了雷金哈里斯——几年后，雷金哈里斯就顺着塞纳河打进了巴黎。 [7]

在爱尔兰，压力也不断增加。《爱尔兰编年史》记录了830—845年间约50座修道院遭受的针对性袭击，以及伦斯特（Leinster）和乌伊尼尔（Uí Néill）王国等较大地区的人和教堂遭遇的9次一般性袭击。9世纪中叶，较大的修道院中心［例如阿尔马（Armagh）、基尔代尔（Kildare）和克隆马克诺伊斯（Clonmacnoise）］的财富和人口集中度是爱尔兰最高的，因此是理想的袭击目标。面对这种侵略，爱尔兰的国王们毫不退缩。848年，塔拉的至高王（High King of Tara）迈尔·塞奇奈尔（Mael Sechnaill）在米斯郡（Meath）击败了一批维京人，杀死了约700人。同年，芒斯特（Munster）和伦斯特的国王在基尔代尔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他们在战场上杀死了维京人伯爵托瑞尔（Tomrair）和他的1 200名士兵。爱尔兰获胜的消息传到了法兰克宫廷，但要说已完全胜利还为时过早。849年，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新情况。《爱尔兰编年史》首次提到被称为“国王”的维京首领的到来。此人率领120艘船，着手征服那些已经向西迁移的维京人，同时继续从不幸的爱尔兰人那里索取更多的贡物。到了853年，已有两个“国王”（某些资料中认为他们是兄弟）在爱尔兰水域活动，他们迫使已在爱尔兰居住的所有维京人承认自己的领导地位。他们一直在爱尔兰水域待到9世纪60年代中期。

这两个国王究竟是谁，一直存在争议，但他们可能是无骨者伊瓦尔（Ivar the Boneless）和白色奥拉夫（Olaf the White）两兄弟，他俩从866年起将注意力转向英格兰。我们稍后将看到，他们可能在第三位兄弟希夫丹（Healfdan）的帮助下，再次升级了维京人的危险进攻。虽然有争议，但他们可能是在9世纪50年代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直接来到了不列颠群岛，而不是像有人认为的那样从苏格兰和/或赫布里底群岛而来。更有传奇性质的材料保存在事件发生200多年后写下的资料中，这些材料也认为这三人是朗纳尔·洛德布罗克（Ragnar Lothbrok，“毛裤子”）的儿子。朗纳尔曾误把意大利城市卢尼（Luni）当作罗马洗劫。这次大劫掠之后，他死于诺森布里亚国王埃尔（Aelle）的蛇坑中。据说他的死开启了维京人对英格兰的征服。这一切都不大可能，但传说中的朗纳尔可能确实体现了人们对巴黎的雷金哈里斯的名声的一些记忆，而伊瓦尔、奥拉夫和希夫丹如此重要，必然出自显赫的家族。因此他们也很可能是雷金哈里斯的儿子。不过，历史上的雷金哈里斯并未死于埃尔的蛇坑，而是在丹麦国王霍里克（Horik）的宫廷中死去的，据说是圣日耳曼因雷金哈里斯洗劫了自己的修道院而报复了他。 [8] 如果是这样，萨迦中所说兄弟俩攻击诺森布里亚是为了复仇也就不成立了，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就连伊瓦尔、奥拉夫和希夫丹的家庭关系也不是那么重要。他们真正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抵达不列颠本土后，开启了维京人活动的新时代。

“大军”

维京人的进攻加剧，最终在9世纪60年代用暴力征服了整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维京部队基本来自丹麦，被称为“大军”（Great Armies，盎格鲁-撒克逊语是micel here）。第一批大军于866—867年的冬天聚集在东盎格利亚王国，从那里攫取马匹和补给。867年，诺森布里亚王国的继承纷争将该国的军事力量一分为二，一部分归了奥斯伯特（Osbert），一部分归了埃尔，大军趁机攻入。两位国王最终团结起来，但为时已晚。维京人闯入约克城，杀死了两人。868年，受此次成功的激励，大军转向了麦西亚，但被麦西亚和韦塞克斯的联合部队击退。虽然这次受了挫折，但大军还是在870年征服了东盎格利亚，又通过漫长的战斗，最终在874年击败了麦西亚。

国王阿尔弗雷德领导下的韦塞克斯此时成了攻击目标。4年的战争之后，他在878年取得了爱丁顿大捷，得以勉强保持独立。关键的事件发生在877—878年冬天，当时维京人出其不意地攻入了阿尔弗雷德王国的心脏地带。阿尔弗雷德藏在阿赛尔内（Athelney）岛上，在思考怎么扭转局势才好时把蛋糕给烤坏了——这件事很出名。到了春天，阿尔弗雷德发起反击（蛋糕已经不重要了），集中力量赢得了他那场著名的胜利。爱丁顿大捷之后，维京领导人古斯鲁姆（Guthrum）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然后撤退到东盎格利亚。阿尔弗雷德的胜利给丹麦征服英格兰的范围划定了边界，但无法阻止维京人瓜分先前打了胜仗后攫取的土地。在爱丁顿的两边，不同的维京群体分别于876年和877年瓜分了诺森布里亚和麦西亚的部分地区。880年，古斯鲁姆的追随者也瓜分了东盎格利亚。丹麦律法区（Danelaw）由此诞生。 [9]

阿尔弗雷德之所以能成功，一个重要因素是维京人的部队是最后才转向韦塞克斯的。所有的“大军”都是联军，联军才能形成这么大的规模。例如，第一支大军建立于865年，联合了几位国王（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朗纳尔的儿子）的部队和更多的军事力量，其中一些军事力量相当可观，领导它们的是地位略低但本身独立的首领（称为jarls，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伯爵”）。到878年袭击韦塞克斯之时，这支大军中的一些部队要么退出行动，要么只是敷衍着行动，因为876年和877年分别瓜分诺森布里亚和麦西亚的土地后，有些人（得到了土地的人）已经输不起了。但爱丁顿大捷只能代表大军时代第一回合的结束。第一支大军中的一些军事力量（从866年开始，大军有在不同地区间往来的情况，我们稍后会讨论）可能并没有分到土地。而大军的胜利也无疑吸引了更多的维京人加入。《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写到了一支特别庞大的新部队，这支部队于879—880年在富勒姆的泰晤士河河畔过冬（当时此地显然还不属于伦敦）。

所有这些新的维京人，还有那些期望尚未得到满足的人，仍准备战斗。但是，在英格兰已经没有机会了：阿尔弗雷德国王领导下的韦塞克斯重新崛起，土地分配本身也有问题，古斯鲁姆在爱丁顿之役后又承诺维持和平。他们自然将目光投向了其他地方。根据法兰克资料的记录，880年春天之后，大群斯堪的纳维亚人又开始在欧洲大陆上活动。

880年，此前到访富勒姆的部队离开英格兰，寻找新的获利地区。欧洲大陆的政治局势看起来有机可乘。查理曼的法兰克帝国最终被其孙子划分为三个王国：秃头查理控制的西部王国、长孙洛泰尔（Lothar）的中间王国洛泰尔尼亚（Lotharingia）、日耳曼人路易的东部王国。洛泰尔的儿子无嗣而终，没有给洛泰尔尼亚留下统治者，查理和路易的争夺开始了。回来寻找机会的维京人注意到了洛泰尔尼亚北部沿海地区（今比利时和荷兰），以及东部和西部王国的边缘地带。880年，法兰克人一开始打了胜仗。路易在斯海尔德（Scheldt）河击败了一群维京人，让他们损失了5 000多人。不过，东边的另一群维京人在萨克森获得了更大的胜利，他们杀了2名主教、12名伯爵及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维京人的主要成就是攻入了低地国家，也就是从前洛泰尔尼亚的核心地带。

881年，尽管据说遭遇失败并损失了9 000人，维京大军还是劫掠了康布雷（Cambrai）、乌特勒支（Utrecht），以及查理曼在亚琛的宏伟宫殿，并焚烧了科隆和波恩。这支大军也是3位斯堪的纳维亚国王领导下的联合部队，这次的国王是戈德弗里德（Godfrid）、西格弗里德（Sigfrid）和戈姆（Gorm）。日耳曼人路易的儿子路易年纪大了，身患重病，无法出手干预，自己也于882年1月20日去世。因此那一年，集结法兰克军队的是日耳曼人路易唯一还活着的儿子——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胖子查理决定效法韦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于是与戈德弗里德缔结了条约，条约要求他改宗基督教，大概是希望对维京人的部队分而治之。该政策的效力维持了3年，尽管维京人于883年袭击了斯海尔德河，然后于884年沿索姆河（Somme）袭击亚眠。884年，西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在狩猎时去世。维京人趁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戈德弗里德得以在885年撕毁条约。戈德弗里德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维京人的部队在西边取得了巨大成功，大批维京人进入内陆，在886年越过巴黎，887年到达兰斯（Rheims）。一直到891年，法兰克王国都因内部纷争而无法做出有效反应。891年，日耳曼人路易之子卡洛曼的私生子、东法兰克国王阿努尔夫（Arnulf，他在887年废黜了他的叔叔胖子查理）在今比利时勒芬（Louvain）附近的代勒河（River Dyle）上将一支丹麦军队困在了堡垒里。法兰克人冲进堡垒，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杀死两名国王，缴获了16面王旗。 [10]

法兰克人再度崛起，效果与阿尔弗雷德差不多10年前的成功一样，只是方向相反。既然对付欧洲大陆上的对手不再轻松，欧洲大陆上的维京大军就又返回了英格兰。英格兰在整个9世纪80年代一直很平静，除了罗切斯特在886年遭遇过一次半途而废的袭击。但是阿尔弗雷德一直很清楚，维京人的威胁只是得到了遏制，并没有消除。《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对9世纪80年代每一年维京军队的活动地点都有记录。看起来，惊恐不安的他们正监视着维京人。阿尔弗雷德急切地发起了防御性建设计划，在他的王国中建起了一系列防御工事（burhs）。他不仅要建立避难所，还要组织驻军并改造野战部队。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第一支维京大军曾在英格兰畅通无阻，短时间内就推进了很长的距离。堡垒改变了这一切：它们没那么容易攻下，而军队若想前进，就得先攻克堡垒，因为堡垒中有可以发起骚扰行动的武装驻军。显然，阿尔弗雷德的计划是先用堡垒拖住发起进攻的维京人，消耗他们的力量，然后在必要时再用新的野战部队迎战。

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与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样，在9世纪90年代返回的维京人军队还是分作几支。一支由200多艘船搭载的部队在肯特郡东部登陆，在阿普尔多尔（Appledore）建了一个基地，另一支部队在不远处的泰晤士河河口登陆，在锡廷伯恩（Sittingbourne）附近的米尔顿里吉斯（Milton Regis）建立了根据地。尽管丹麦律法区的一些丹麦人与这些新来的人联合了起来，但3年的行动没能给斯堪的纳维亚人带来太多回报，这与第一支大军的成就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能在英格兰各处行军，甚至可以像在877—878年冬天那样自由地进入韦塞克斯王国的心脏地带，但第二支维京大军没能胜过阿尔弗雷德改编后的野战军，而且由于遭遇反攻加上攻城失败，它失去了发起袭击的动力。结果，这支大军基本只能在韦塞克斯（属于肯特郡和埃塞克斯的那部分地区）边缘活动，而且由于供应不足而力量日渐衰落。从古至今，有不少将领都因基于过去的战役制订未来的战争计划而遭遇失败，但阿尔弗雷德的情况有所不同，上一场战争是不久前才发生的，性质也与他要打的这场类似，所以他的计划获得了回报。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的那样：“然后，在今年（896年）夏天，丹麦军队分裂了，一支部队进入东盎格利亚，另一支部队进入诺森布里亚。那些没钱的人就找来船只，向南跨海进入塞纳河。” [11]

于是，维京人行动的大方向又转向了欧洲大陆。在欧洲大陆，因为没赚到足够的钱而无法在英格兰定居的维京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增援。9世纪末，维京人在爱尔兰的据点仅剩数量有限的沿海堡垒飞地，主要有利默里克（Limerick）、韦克斯福德（Wexford）、沃特福德（Waterford），以及最重要的都柏林。在9世纪的最后10年里，爱尔兰国王团结起来打击维京人仅存的势力。利默里克、韦克斯福德和沃特福德的维京人独立部队被各个击破，902年，就连都柏林的维京人都被赶出了据点。一些难民定居在马恩岛和不列颠群岛西海岸，特别是在坎布里亚（Cumbria）和威尔士。而被驱逐的爱尔兰维京人也可能促成了在法国北部发生的事件。 [12]

可惜，当时欧洲大陆的资料过于零散，无法重建历史叙述。即使是像《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样的编年资料，也往往写成记录国王事迹的歌颂作品。10世纪初是西法兰克王国政治大分裂的时期，查理曼的后代在该地区失去了权力，一系列本地领主夺取了权力。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人写下有连续性的历史记录，我们也无从知道事件的具体进展。

但我们知道维京人取得了重大进展。原本独立的布列塔尼王国在10世纪第二个10年里屈服于维京人的袭击，一些政治领导人逃往韦塞克斯宫廷寻求庇护。维京人在此后20年的时间里始终控制着布列塔尼，直到936年艾伦二世（Alan Ⅱ）统治下的本地王朝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这段维京人的插曲对地名几乎没有持久的影响，但留下了后来在格鲁瓦岛（Île-de-Groix）出土的壮观战船。面对领土北部和西部边缘的这种压力，法兰克国王采取了一种古老的策略。911年，塞纳河入海口的鲁昂（Rouen）港及其周围土地被授予维京人首领罗洛（Rollo）。以他这一支和这个定居点为起点，最终将发展出诺曼底公国（Duchy of Normandy）。另一个维京人定居点于921年获得许可，设立在卢瓦尔河河口的南特，但仅维持了16年。两个定居点都旨在扶植听话的维京首领，让他们协助控制维京人的威胁。但这样的定居点只是故事一部分。同一时期，其他维京人群体在科唐坦（Cotentin）半岛和巴约（Bayeux）附近的诺曼底高地定居。我们并不知道（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来自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哪些维京人群体建立了鲁昂和南特的定居点，也不知道当时是不是还有更多的维京人直接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而来。

但这些基本上是细节问题。10世纪最初的20年，因为有了英格兰、爱尔兰和法国北部那些或是获准或是凭武力设立的定居点，大多数在9世纪末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来到西方的武装漂泊者停歇了下来。 [13]

就这样，从针对西欧的袭击和大军时代中，产生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大迁移。9世纪初，不列颠北部和西部岛屿（可能包括马恩岛）上已经有了他们的定居点。西北方向的法罗群岛紧随其后，只是该过程没有得到记载。显然，那里最迟在9世纪中叶就有了定居点，大军时代则见证了更多的定居活动。最有名的是，在公元900年之前一代人的时间里，斯堪的纳维亚人开始大量移居冰岛。12世纪冰岛人对这次定居的“官方”讲法是，当时挪威王室的中央权力不断扩大，促使挪威人以及一些北部和西部岛屿的早期定居者走上迁徙之路。但这种说法可能犯了时代错误，所反映的是12世纪挪威国王向北方的扩张，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9世纪的挪威国王有这么大的权力。但是在9世纪晚期（860年到880年之间），北部和西部岛屿确实出现了另一种中央权力：位于奥克尼的摩尔伯爵国（Earldomof More）。促使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迁往冰岛的，似乎正是这股新势力。当然，从冰岛出发，格陵兰岛从10世纪中叶开始就可以定居了。摩尔伯爵似乎还组织了苏格兰本土北部的战役，使更多斯堪的纳维亚人有机会进入凯斯内斯（Caithness）——那是同一时期他们从皮克特人手中夺取的。 [14]

大军时代最后的定居实际上是移居。爱尔兰国王破坏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基地，最终这些人在902年被驱逐出都柏林，促成北欧人在马恩岛和不列颠西部的进一步定居。但是在914年，一支庞大的斯堪的纳维亚舰队从布列塔尼出发，停泊在沃特福德。3年后，一位名叫西特里克（Sihtric）的国王加入了舰队，他是从9世纪中期到902年统治了都柏林的伊瓦尔国王（King Ivar）的后裔。同时，他的兄弟拉格纳尔（Ragnall）成为约克的维京人国王。拉格纳尔在921年去世后，西特里克统治了都柏林和约克的联合王国。在此后的30多年中，这个维京时代的奇特衍生物创造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历史（但具体细节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直到954年血斧埃里克（Eric Bloodaxe）失败，这两个维京中心的联系才被切断，走上了不同的轨道：约克成为统一的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一部分，都柏林则在爱尔兰政治中扮演一个小角色。 [15] 但整个西方的大迁移仅仅是一个更大现象的一部分。在袭击者和大军重组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同时，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正探索着俄罗斯西部的河道。

俄罗斯的维京人

10世纪初，伊斯兰世界出现了重大的外交变化，伏尔加保加尔人（Volga Bulgars）正式宣布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处在保加尔人和伊斯兰核心世界（哈里发国）之间的是哈扎尔人（Khazars），他们自7世纪以来占领了伏尔加河下游以及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地区（地图20）。长期以来，哈扎尔人与哈里发国之间的关系一直稳定，而外交关系良好，贸易关系也逐渐发展起来。保加尔人也进入了这个在8—9世纪外交稳定、交流互利的世界，参与了有利可图的贸易联盟。他们改信伊斯兰教是要宣示对文化的忠诚，这也是他们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中世纪早期的伊斯兰世界，繁荣程度和政治凝聚力如日中天。这是一个有着大量财富和奢侈宫廷生活的世界，学者们对保留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知识饶有兴趣，尤其是在科学和地理领域，而这些学科在基督教世界的发展已陷入停顿。

伏尔加河被拉进这条轨道后，不仅是哈里发的大使，还有对这个神秘角落的族群和风俗感兴趣的商人、旅行者和学者，都开始了向北的旅程。在保加尔人的土地上，在中世纪早期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布尔加尔（Bulgar），他们遇到了许多陌生的族群。他们很快知道了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罗斯人（Ar-Rus）。这些穆斯林是非常好的民族志学家，探险家利文斯通式的人物，仅仅听说过罗斯人，或是在布尔加尔集市上见过一些罗斯人，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他们向西方和向北方行进，去直接了解罗斯人的情况。他们在当地发现了一种处于国家和富商联盟之间的结构。罗斯人有一位国王，住在一个设防的小岛上。他维持了一个拥有大量战士的军事机构，向联盟中的所有商人征收10%的利润来为部队提供资金。那里也有神职人员，但作用最大的还是这个强大的商人阶级，商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制定了规则。侮辱富商的人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或者损失50%的财产。 [16]

这些罗斯人是谁？他们又是从哪里来的？

罗斯人

过去，罗斯人的身份引起过极大争议。第一回合的战斗照例带着19世纪末典型的民族主义狂热。斯堪的纳维亚学者认为，Rus一词源于芬兰语中指代瑞典人的词，因此罗斯人是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他们继而宣称，中世纪的罗斯这个以基辅为中心，从那些穆斯林见到的小政权发展而来的国家，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创造！在19世纪末，这种说法不太可能没人回应。不可否认，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发挥了作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的不少急流（苏联时代的大水利工程之后，这些河流不复存在）都有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名字，这些名字保存在第八章谈到的《帝国治理论》这一拜占庭史料中。另外，罗斯最早的编年史保存了10世纪与拜占庭谈判达成的两项罗斯贸易条约的文本，参与其中的许多罗斯人的名字显然是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然而，倾向于强调斯拉夫人作用的学者并未退缩，而是在所谓的诺曼之争（Normanist debate）中发起了反击。他们认为Rus这个词源自黑海地区北部的一条小河罗斯河（Rhos），只有很小一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人作为商人和雇佣军起了作用。在他们看来，中世纪的罗斯当然是斯拉夫人创立的。

到了20世纪，俄国革命间接巩固了强调斯拉夫人作用的立场。当然，这与民族主义自豪感无关。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历史上的重大变化都是由内部的社会经济转型推动的。按照这种理论模型，每种生产方式，包括古代的（奴隶制）、封建的、资本主义的，都会产生巨大的内部矛盾，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并导致其被下一种生产方式取代。根据这种观念，基辅罗斯代表封建制度来到了俄罗斯森林。但这里有些问题。对于此地应该出现在封建制和基辅罗斯成立之前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尚未发现任何证据。同样，封建生产方式的特征应该是大型庄园农业，从中受益的主要是人数极少的完全军事化的地主阶级。虽然10世纪时确实有某种基辅国家，但从历史证据看，并没有在11世纪之前有大型庄园的迹象。“国家封建主义”概念的发明解决了一个问题，国家封建主义的意思是国家机构可以执行地主阶级的职能，但奴隶问题则被悄悄地遗忘了。实际上，苏联一方面坚持马克思的国际主义观念，认为民族主义是精英为了分裂和统治工人阶级，避免工人联合起来反抗而发展出来的虚假意识，另一方面又保持着民族主义的热情。因此，旧的论点总是与强调内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论点交织在一起。不管是哪种观点，都认为斯堪的纳维亚的冒险家们在第一个俄罗斯国家建立时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17]

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后，现代议程对俄罗斯历史研究的压力减小了许多，共识开始出现。现在，大多数学者乐于承认，Rus这个名称的确源于芬兰语中的“瑞典人”，而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形成第一个俄罗斯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起了关键作用。839年，一些罗斯人被从君士坦丁堡派往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路易的宫廷，法兰克人显然认为他们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其他的历史证据（例如10世纪贸易条约中的人名）也同样具有决定性。学者们开始公开表示，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发现的源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遗存比先前承认的要多。阿拉伯旅行者的一些记载虽然在民族志方面有些问题，但也很能体现出罗斯人起源于北方。很有名的一个例子是，伊本·法德兰（Ibn Fadlan）在保加尔人的土地上目睹了罗斯人的船葬，他的描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维京人。他描写了用动物甚至人类献祭的血腥细节，描述了尸体及陪葬品如何被放上船，拖到岸上，然后点火，再用土盖住灰烬，在土堆顶端立起一根木柱。 [18]

那么，如果俄罗斯北部的罗斯人和他们在岛上的国王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对第一个俄罗斯国家的形成又起了什么作用？

对于斯堪的纳维亚人沿东欧河道网前来的情况，并没有当时的记载。这一切开始于8世纪，当时波罗的海地区的东南腹地离欧洲（或者说实际上是穆斯林）文化中心都太远，因此这里发生的事件都没有被当时的人记录下来。后来，一些斯堪的纳维亚萨迦提到了维京人在俄罗斯地区的活动。有关中世纪俄罗斯史前史的最连贯记载保留于《罗斯最初编年史》（这个书名描述性比较强，另一个名字《往年纪事》倒有点像普鲁斯特的书）。该书现存的抄本年代都不早于14世纪，但其中的文字是12世纪初写成的。从考古资料中我们知道，斯堪的纳维亚人最晚从8世纪下半叶开始渗透到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森林中，因此，即使是《往年纪事》的最初编纂者，所写的也是350多年之前的事了，许多事件都发生在罗斯世界的居民普遍会书写之前。作者可能是在12世纪时罗斯的首都基辅（位于今乌克兰）的某个修道院中写作的。但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较晚的时期才南下基辅，而且我们会看到，就罗斯历史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第聂伯河流域远不如伏尔加河流域重要。

因此，和文字叙述关注的地区相比，更北边和更东边的地方才是大部分俄罗斯史前史发生的地方。《往年纪事》的作者大概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后来统治基辅的留里克（Riurikid）王朝最初落脚的地方在俄罗斯北部。据说，留里克王朝的创建者、斯堪的纳维亚人留里克是受邀而来，邀请他的是俄罗斯北部5个常年交战的部落：源自芬兰的楚得人（Chud）、梅里亚人（Merja）和维斯人（Ves），属于斯拉夫人的克里维奇人（Slavic Krivichi）和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留里克来的时候，应该还带上了两位兄弟西纽斯（Sineus）和特鲁沃尔（Truvor），他们在此地建立了秩序——事情就是这样。这段叙述的历史真实性我们稍后讨论，重点是，仅凭文字传统无法知道罗斯最初的历史。 [19] 因此，考古材料就很重要了。

前文多次提到，试图通过考古遗存重建历史叙述是很危险的。考古遗存很能说明变化的长期模式，但未必能体现出历史叙述关注的那种短期交流。不过，和欧洲斯拉夫化研究一样，由于苏联对史前史的关注，1945年以后发现了大量新材料，也出现了一些惊人的见解。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在8世纪中叶，对西欧的袭击开始前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斯堪的纳维亚冒险家开始从波罗的海以南和以东迁往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波罗的海从来都不是行动的障碍。在波罗的海南海岸的最西端，现在的波美拉尼亚，早就发现了斯堪的纳维亚社区的遗迹，其历史可追溯至5—6世纪。没有迹象表明这些社区直到7世纪还作为斯堪的纳维亚人社区存在，相关群体要么被新来的斯拉夫人吞并，要么返回了家园。但在7世纪中叶的短暂中断后，后来被认定为斯堪的纳维亚遗存的物品出现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东边，以及始于埃尔布隆格（Elblag）和格洛宾（Grobin）的由爱沙尼亚人统治的地区。8世纪，一股斯堪的纳维亚势力现身于维斯瓦河三角洲的亚努夫（Janów）；差不多同一时期，斯堪的纳维亚人对汇入芬兰湾的河流的探索越来越多，在靠近拉多加湖（Lake Ladoga）的沃尔霍夫河（River Volkhov）河畔建立了永久定居点（尽管规模不大）。我们可以通过年轮学来确定定居的年代：用在最早房屋上的木材是737年砍伐的。 [20]

从后来的历史证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北方森林中做了什么。在布尔加尔这个贸易中心，从南方来的穆斯林商人与罗斯商人会面，罗斯商人卖的主要是奴隶和皮草，还有琥珀、蜂蜜和蜡。10世纪，这些商品也出现在与拜占庭的交易中，而斯堪的纳维亚人应该是在那之前先到了波罗的海的南面和东面，以收集北方森林的这些出产。除了奴隶贸易外，这是古代世界中又一个长距离贸易（尽管成本高昂且运输困难）带来高收益的经典例子。斯堪的纳维亚人从一个生态区（亚北极区北部）获取货物，然后高价出售到另一个地区——在严寒的亚北极区，动物有厚厚的毛皮，品质很高，而南方的气候温暖，那里的动物就长不出这样的毛皮。

这些8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商人是如何获得他们贩卖的商品的，目前尚无严格意义上同时代的证据，但后期的证据给出了重要的线索。当然，奴隶贸易是强制进行的，奴隶通常不会自愿提供服务。文字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阿拉伯地理学家称，罗斯人经常攻击波罗的海东部一带讲波罗的语的普鲁士部落，实力较弱的东斯拉夫人则总是畏惧实力较强的西斯拉夫邻居。 [21] 阿拉伯银币只出现在维斯瓦河以西的西斯拉夫人中间，更往东的地方就没有了，这说明东斯拉夫人的畏惧与奴隶贸易密切相关。在罗斯人和西斯拉夫人活动的地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空白区域（地图20）。阿拉伯奴隶市场上那些不幸的受害者应该大多来自这个区域。

其他货物也有可能是强制取得的。在谈及毛皮交易的资料中，北方森林出产、斯堪的纳维亚商人出售的毛皮常常被称为“贡品”。这个词有强制的意味，也得到了一些证实。与此有关的一桩逸事见于9世纪的《圣安斯卡生平》（Life of St Anskar ，圣安斯卡是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的基督教传教士）。书中写到瑞典人袭击波罗的海南部的科斯人（Curs），因为后者不愿缴纳之前说好的贡品。而从有记录的时候开始，俄罗斯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就要求其政治轨道内的斯拉夫群体进贡。在微观经济的层面，也有要求纳贡的情况。阿尔弗雷德大王的宫廷里，创作出了一本讲述奥罗修斯（Orosius）生平的书（也可能是他亲自写的），盎格鲁-撒克逊译本的附录写到了国王与一位名叫奥塔尔（Ottar或Othere）的挪威商人的对话。奥塔尔经常和同伴一起向北航行到挪威西海岸，从北极圈内的拉普兰人（Laplanders）那里取得毛皮、羽毛、鲸骨，以及用海豹皮和鲸皮制成的船用绳索。奥塔尔活动的范围是挪威北部而不是俄罗斯北部，但有充分的理由推测，俄罗斯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商人是不会介意用强力来说服人的。 [22]

但是，这些证据并不能说明斯堪的纳维亚商人都是靠强力来与本地生产者建立关系的。即使是奥塔尔，他卖的一些东西也是自己弄来的。他告诉阿尔弗雷德国王，自己和5个朋友在两天内杀死了60条鲸鱼。一般来说（对奥塔尔也一样），在取得货物时，小群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人数多得多的本地居民中行动，而本地人口才是贸易过程的中心。例如，诱捕对技能的要求很高，需要对当地的兽群有充分的了解，而外来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只是偶尔到访，无法在当地高效获取动物皮毛，因此诱捕应该基本是由当地居民完成的。 [23]

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10世纪。《帝国治理论》比较详细地描述了罗斯商人如何在冬季巡行于臣属的斯拉夫人之中，获取来年可以贩卖的商品。实际上，使俄罗斯森林的不同区域（每个区域各自生产贸易品）接入围绕俄罗斯河道网建立的更大交易系统的，是规模较小、彼此相对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群体。这在当时穆斯林对北方国王和商人的记述中有所体现。据记载，北方国王从独立商人的贸易活动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润。在伊本·法德兰笔下，一些商人会向商业之神献祭，然后说出合适的祷词：

“愿您眷顾我，为我带来一位钱袋充盈的商人，他们将从我这里买走我想卖的一切，而且不会与我发生争执。”……如果（商人）的货卖不出去，延长了逗留时间，那么他第二次和第三次来献祭的时候时就会再带一份祭品。 [24]

商人们可能成群而来，但各卖各的东西。这充分体现在罗斯人10世纪与拜占庭谈判达成的贸易条约中。这些文件表明，尽管基辅大公拥有最高权力，但地位低一些的斯堪的纳维亚诸侯也经营着河道网各处的其他中心。这些人有自己的谈判代表，最后达成的条约中会单独列出他们的名字。 [25]

在森林地区活动的斯堪的纳维亚商人结成的群体规模较小，彼此基本独立，如果他们与本地人口的关系很糟，就会非常容易受到攻击。有鉴于此，成堆的阿拉伯银币（这是贸易活动的成果）广泛分布于俄罗斯森林地区（地图20）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可能表明斯堪的纳维亚商人从贸易所得中拿出了一部分，送给斯拉夫生产者和其他本地生产者，用钱财与后者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斯拉夫人也有其他办法从贸易网络中获利。例如，《帝国治理论》告诉我们，罗斯人沿第聂伯河而下，渡过黑海，将货物运往君士坦丁堡，所用的船只是从克里维奇人和伦萨内内斯人（Lenzanenes）那里买来的，这两个斯拉夫群体在冬天造船。 [26] 也就是说，斯拉夫人提供的适合在河道中航行的船只并不是强征来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斯拉夫人之间也不完全是约束和被约束的关系。应该说，开发北部森林的斯堪的纳维亚群体有点像一批小公司，通过谈判和/或强制获得对各自商品产地的一些权利。当地人主要负责供货；斯堪的纳维亚人负责组织、运输，他们也知道该怎么把这些货物卖到遥远的市场并带着可观的利润返回。这种观点强调，在地方层面上发展出了共生的关系，比起从前没什么结果的诺曼之争，已经前进了一大步。9—10世纪的情况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对抗斯拉夫人，而是一批小生产者在经济上相互竞争。各个贸易团体由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当地居民（不管是芬兰人、波罗的海人还是斯拉夫人）组成，在同样的市场上销售同样的产品。

北方的国王

从旧拉多加（Staraya Ladoga）获取的物品，一开始是要卖到西方去的。这个定居点建立之时，正是波罗的海和北海地区的贸易联系越来越多的时候，但俄罗斯北部和伊斯兰世界产生接触还要等到很久以后。那时，从拉多加湖一带获取的毛皮和其他产品被运往西方，卖给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精英们。8世纪中叶正是加洛林家族及其支持者崛起的时候，许多皮草肯定是为了这个市场而收集的。但不久之后，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冒险家就意识到了东欧地理的一个关键。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一些河流向北流入波罗的海，另一些则向南流入黑海和里海。而且，整个地区非常平坦，不管是向南流还是向北流的河，其源头都非常接近。从拉多加湖向南沿沃尔霍夫河而下，就能发现新的好机会。这里有众多的支流（特别是自西向东流的奥卡河），仔细探察后，可以借助滚木将船从一个河道网拖拉到另一个河道网，这样一来，就能通过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这两条主要航线进入黑海和里海了。

两条航线中，最吸引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是伏尔加河，尽管基辅的和拜占庭的文字资料对第聂伯河这条航线的描述要多得多，基辅最终也是在这条航线上建立起来的。第聂伯河中游沿岸遗址中发现的斯堪的纳维亚遗存，年代都不早于9世纪末；而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那之前很久，伏尔加河航线就已经开通了。证据就是罗斯商人卖出商品后获得的阿拉伯银币。在俄罗斯西北部和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已经发现了数千枚这样的银币。就定年而言，银币窖藏比零星发现的银币更为重要。通过窖藏中年代最晚的银币，可以推测出这批银币于何时存放；而在窖藏丰富的地方，银币发行和存放之间的时间间隔很有可能并不太长。俄罗斯西北部森林中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银币窖藏中，年代最晚的银币是在787年铸造的。考虑到银币从铸造到存放要经过一段时间，该窖藏应该是在800年前后的某个时间存放下来的，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地区也发现了年代相近的窖藏。阿拉伯银币最晚在800年的时候就流通到了北方，也许还要稍早一些，而不管怎么说，都是在第聂伯河航线开通的一两代人以前。 [27]

这完全说得通。伏尔加河航线直接通往里海和哈里发治下经济发达的世界，当时的哈里发国以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为基地。从大西洋延伸到印度的庞大帝国的税收汇入巴格达，供极为奢华的宫廷消费。对奢侈品商人而言，这里才是真正的需求中心。此外，人们对于伏尔加河航线南部的情况已经相当清楚了，因为哈扎尔人早就在北至伏尔加河中游的地区做起了毛皮生意。相比之下，第聂伯河航线要难走得多，路上会遇到一些特别湍急的急流，必须将船抬起来绕过急流，再驶入克里米亚附近的黑海——而不是里海。走这条线的人还是可以通过向东航行到达伊斯兰世界，但就要曲折一些了，更直接的贸易路线是通往君士坦丁堡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比起在查士丁尼治下的辉煌岁月，此时的拜占庭已势力衰微，令人唏嘘。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和宫廷贵胄要富有得多，更有能力购买斯堪的纳维亚人贩卖的奢侈品。斯堪的纳维亚商人是不是会定期到访里海那么往南的地方，我们很难考证。有些人应该是这么做了，但路途遥远，可能还要借助一系列的中间人。至少在8世纪下半叶，这么做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数量还是很有限。除旧拉多加外，至今为止，俄罗斯西北部只有一个遗址出土了年代在公元800年左右的银币和斯堪的纳维亚遗存，那就是萨斯基堡（Sarskoe Gorodishche或Sarski Fort）。 [28]

由于没有叙事资料，我们无法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的全貌，但斯堪的纳维亚与东方关系的发展轨迹，可能类似于我们在西方看到的那种模式。一个体现是，9世纪流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波罗的海地区的阿拉伯银币，其数量有缓慢但可见的增加。在9世纪的进程中，北方有越来越多的冒险者（或是自己直接售卖，或是通过中间人）将北方的商品通过水路卖到伊斯兰世界。从理论上讲，即使没有更多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迁居到波罗的海以南，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但保留下来的证据足以表明他们确实到那里定居了。

前文提过，839年，一些瑞典维京人来到了加洛林皇帝虔诚者路易的宫廷。他们从君士坦丁堡而来，一路上遭遇了强悍的部落，希望找一条更安全的返乡之路。如果他们来的时候沿第聂伯河而下（的确有可能），就会遇到急流，不得不把船抬过去，当地的居民应该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是发起伏击的好机会。972年，罗斯后期的一位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Sviatoslav）就是在此地丧命的——还被割去了头颅（游牧的佩切涅格人把他的头颅做成了饮器）。 [29] 使者们向皇帝报告说，他们已经组织起来，有了自己的统治者，称为可汗，他们此行正式作为可汗的代表，试图与君士坦丁堡建立友好关系。这里说罗斯人早在839年就有了可汗，有些可疑，但至少说明俄罗斯森林中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发展出了某种政治组织。不过，东方的政治发展和差不多同一时期的西方一样，并非一帆风顺；在西方，赫布里底群岛和爱尔兰的维京人形成了一些政治结构，但随着850年左右一批更强大的“国王”的到来，原本的政治结构就被淹没了。

可能是在860年，来自俄罗斯某地的维京人首次对君士坦丁堡发起了攻击。200艘船驶过黑海，劫掠了君士坦丁堡的城郊。拜占庭人将幸存归因于圣母玛利亚的代求，而不管相关数据的可信度如何，这显然都是一次重大袭击。 [30] 随后，人们做了很多外交努力，以阻止进一步的入侵，其中包括派遣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俄罗斯森林。但867年拜占庭宗主教宣称取得最初成功之后，传教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之后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再没有听说与北方有进一步的外交接触。可见传教团被派去接触的政治势力本身没能长期存在——后文会谈到，维京时代的大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君主政权都是如此。还有其他明显的迹象表明出现了麻烦。差不多同一时间，拉多加湖的定居点遭到烧毁。年轮学证据表明，这场灾难可能发生在863年至871年之间。灾难是人为的，是故意造成的。原本的定居点由彼此不相连的木屋组成，这些屋子全部被同时摧毁了。意外的火灾是不可能蔓延得这么快的。同一时期，一位波斯历史学家记载，罗斯人袭击了里海东南岸的阿巴斯科斯（Abaskos）港，但该事件发生的年代只能估计到约864年至883年这个范围。 [31]

在没有更好的历史资料的情况下，这幅拼图很难拼好。但是，从旧拉多加的大火，以及对阿巴斯科斯和君士坦丁堡的袭击来看，斯堪的纳维亚的新势力已经进入了竞技场，非常凑巧的是，就在那个时候，西方迎来了国王们，大军也开始形成。因此我认为，俄罗斯北部航道发生动荡的同时，足以攻击君士坦丁堡的势力突然出现，这很可能说明组织程度更高、规模可能更大的斯堪的纳维亚军队入侵了维京人在东方和西方的活动区域。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实力更强的新势力肯定都想接管已有的敛财活动并加以拓展。9世纪东西方维京时代的发展使我想起了禁酒令时代的芝加哥。一开始是小团体通过走私和贩卖私酒来赚点小钱，然后，更有组织的帮派成立了，帮派视情况需要，会要求分享利润或压制竞争对手。财富的积聚和流动一旦开始，已经具备实力的势力就会介入，要求控制财富，从中分一杯羹：按照伊本·法德兰的说法，不多不少，拿走10%。

在罗斯，另一个因素加剧了竞争。从钱币窖藏来判断，在约870年到900年之间，阿拉伯银币流向北方的速度显著下降。实际上，银币流入放缓的时期，哈里发国的内部政治正陷入混乱，861年到870年是“萨迈拉混乱期”；银币流入放缓，可能就是因为贸易中的需求方遇到了麻烦。这种程度的危机必然对哈里发宫廷的奢侈品需求产生不利影响，也会加剧俄罗斯北部斯堪的纳维亚不同皮草及奴隶供应商群体间的竞争。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争夺北方奢侈品贸易仅存部分的主导权而进行的斗争，进而解释了拜占庭外交探员为何一无所获。但最后，伊斯兰世界和北方都恢复了某种程度的秩序。关于这个过程，虽然一直缺乏叙事资料，但我们可以通过间接的证据有所了解。 [32]

应该是在10世纪初，旧拉多加最终得以重建，这次用的是石头。在一系列北部遗址中也发现了可追溯到约90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遗存，相关遗址位于戈罗季谢［Gorodishche，以前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蒂莫雷沃（Timerevo）、米哈伊洛夫斯科耶（Mikhailovskoe）、彼得罗夫斯科耶（Petrovskoe）、普斯科夫（Pskov）、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穆罗姆（Murom）。这些定居点交通便利，离沿伏尔加河而下的主要贸易路线很近，居民可以从中获利（地图20）。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斯堪的纳维亚遗存数量超过了9世纪的任何遗址。遗存包括了妇女的珠宝，这表明当时至少有一些地方居住着混合移民群体，而不是只有武装起来的北欧男性。

斯堪的纳维亚人再次涌入的同时，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白银也重新流入。从约900年开始，流入的白银数量空前。根据现有的窖藏证据，在约750年至1030年（此时白银供应量几乎减少到零）之间流入俄罗斯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所有伊斯兰世界的白银中，大约80%是在900年后流入的，而且来自一条不同的路线。我们先说10世纪20年代，当时伏尔加保加尔人已经控制住了伏尔加河中游，改信了伊斯兰教。穆斯林旅行者的报告显示，这个时候，斯堪的纳维亚的罗斯人基本不再与伊斯兰世界进行直接贸易。大部分交易是在伏尔加保加尔人的地盘上进行的，穆斯林商人和维京商人在那里见面、做生意。这体现在10世纪钱币的起源上。8—9世纪的钱币大多在从前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如今的伊拉克和伊朗）铸造，但10世纪流通的硬币来自更东边的地方，主要由新近统治东伊朗的萨曼王朝（Samanid）铸造。此时，由萨曼王朝控制的呼罗珊（Khurasan）银矿产量达到巅峰，每年的银矿产量在120～150吨，或者说是数目惊人的4 000万～4 500万枚硬币。于是，萨曼王朝的领土自然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想要卖东西（或者卖人）的人，也有现成的贸易路线从那里向东直达伏尔加河中游。这是一个巨大的新市场，通往那里的路线也便利得多，数量空前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受此吸引，来到了俄罗斯森林。 [33]

在此背景下，穆斯林旅行者见到的那位岛上的罗斯国王崛起了。从我们对这位国王的了解以及他掌控的结构看，他应该是“头领中的头领”（capo di capi）。他从其他所有人的商业活动中抽头10%，建立了一支永久武装（据估计有400人）来执行他的命令。如果《往年纪事》没说错，那么此类国王中的第一个应该是留里克（留里克王朝的建立者），但我们并不能确定。无论他是谁，都基本可以确定他住在戈罗季谢。斯堪的纳维亚人从9世纪后期开始占领此地，而正如穆斯林旅行者所描述的，国王住在岛上，岛屿位于战略要地，在沃尔霍夫河从伊尔门湖流出的地方（地图20）。与同时代的其他斯堪的纳维亚遗址不同，岛上建了防御用的围墙，可见它很可能是权力中心。凡不听从由此地发出的命令的人，都将遭遇沃尔霍夫河畔旧拉多加的居民那样的命运——9世纪60年代，旧拉多加的房屋遭遇了相当严重的事故。毫无疑问，大火来临之前，其中一些人收到了威胁警告。 [34]

然而，这种政治结构很不稳定，尽管有很多财富流入，但10世纪初的俄罗斯北部绝非和平繁荣之地。当时，奴隶贸易是个重要的生意，其本质就是暴力蛮横的。贩奴者武装袭击潜在的受害者，把俘虏运往市场，一路上残酷对待他们。他们在想攫取战利品或得到更好的贸易条件的时候，也会发动武装袭击。例如，与拜占庭达成的两项贸易条约都是炫耀武力的结果，他们用武力迫使皇帝及其顾问给出更好的贸易条件。伊斯兰世界的记载也提到，912年，里海遭遇了一次大规模袭击。北方世界的内部也不太平。我们看到，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定居的商人们来自许多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群体，而不是共同服从于一股将他们组织起来的权威势力。我敢打赌，至少在一开始，商人上交10%的利润给北方国王肯定不是自愿的。而且在此过程中，头领肯定会遇到新的对手。

看起来，戈罗季谢的国王在北方取得了成功。但就在穆斯林旅行者写下相关记载的时候，南边第聂伯河天然渡口处的基辅出现了另一股斯堪的纳维亚势力，推翻了他治下的政治结构。根据《往年纪事》的说法，最早来到基辅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阿斯科尔德（Askold）和迪尔（Dir），他们是留里克的追随者，在留里克的许可之下离开诺夫哥罗德（戈罗季谢），前往君士坦丁堡。途经基辅的时候，他们决定在那里建立自己的领地，后来他们就是从基辅用200艘船向君士坦丁堡发起进攻的。《往年纪事》将他们抵达基辅的时间定在862年，袭击君士坦丁堡的时间定在863—866年。大约20年后，留里克的继任者奥列格（Oleg）率军南进，奥列格是留里克的“亲属”，以留里克的小儿子伊戈尔（Igor）的名义统治。他率领的混合部队由斯堪的纳维亚人、芬兰人和斯拉夫人组成。阿斯科尔德和迪尔上当后被杀。奥列格建起一个防御要塞，向周围的斯拉夫部落索取贡品。奥列格统一了北方和南方，罗斯王国诞生了。据说，这些事件发生在880—882年。

这个故事的梗概听起来颇有道理。基辅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罗斯西部活动的第二中心，后来成了第一中心。它是第聂伯河沿岸后来发现斯堪的纳维亚遗存的地点之一，但遗存的年代在约900年以后。第聂伯河下游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是位于格涅兹多沃（Gnezdovo）的定居点，这个定居点控制了从伊尔门湖到第聂伯河上游的通道，使维京人从拉多加地区北部向南进入黑海成为可能。斯堪的纳维亚人直到9世纪末才在格涅兹多沃定居，然后才定居到了基辅和其他一些地区，比如舍斯托维斯基亚（Shestovitskia）和戈罗季谢，它们都离雅罗斯拉夫尔不远，雅罗斯拉夫尔也出土了大约同一时期的说明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存在的考古证据。历史资料中还提到，柳别奇（Liubech）和切尔尼戈夫（Chernigov）等地也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显然，从约900年开始，第聂伯河中游地区就有斯堪的纳维亚人了，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考古发掘表明来到此地的维京人比北方的少，北方约900年及之后的相关遗存要丰富得多。 [35] 《往年纪事》中大致的年代可能是对的，但故事的其他方面就没那么可信了。

《往年纪事》中的具体日期只不过是后人为了理解口述资料而试着加进去的，根本靠不住。前面提到的袭击君士坦丁堡，袭击的日期直接得自修士乔治的拜占庭编年史，但资料并没有提到发动袭击的维京首领的名字。在编纂《往年纪事》的某个阶段，有人把拜占庭资料所记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击与对阿斯科尔德和迪尔的攻击当成了一回事，并据此确定其余事件的日期。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在基辅进行的大规模发掘（波多尔发掘）并未发现早于88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遗存，因此，拜占庭资料记载的9世纪60年代对君士坦丁堡的袭击可能是从北方发起的。

《往年纪事》中的叙事还有其他的问题。编纂者显然弄不清奥列格和留里克的关系。在基辅的主要传统中，他被描述为留里克的亲戚，而在北方的传统中，在可能源自诺夫哥罗德的一个编年史版本中，他是留里克手下的一个司令官，和留里克没有亲戚关系。阿斯科尔德和迪尔出发前往南方，还得先获得留里克的许可，这也不可信。 [36] 我们知道，在9世纪和10世纪初，罗斯大公不过是同侪之首（primus inter pares），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扩张是由一系列独立的群体推动的，“头领”提出抽头是后来的事。没有理由认为向基辅的扩张会采取不同形式（不论去基辅的是谁）。也许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最终主导维京罗斯的是南方的基辅，而不是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基辅原本是次要的中心，建立得比较晚，而且位置还在拜占庭/第聂伯河这条穷得多的贸易线上，定居在此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也不多。不过，这是下一章要讨论的问题。现在，我们还是来分析东西方维京人大迁移的移民潮吧。

移民潮

规模问题引发了维京研究中的一场著名争论。过去，人们往往从“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这种传统视角来看待维京时代。据说，迫于资源短缺，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加入了迁徙，空前暴力的迁徙洪流淹没了西欧。老课本里收录了著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祷词“仁慈的主，救我们脱离北方人的愤怒”，学术性强一些的读物里也有类似的内容。一本845年左右在爱尔兰抄写的拉丁文语法教科书后来被带到了欧洲大陆上的圣加尔（St Gall）修道院。在这本书的页边处，抄写员用古爱尔兰文写下了这首令人回味的短诗：

今夜的狂风

激起白浪千丈。

肆虐在爱尔兰海域上的维京蛮族啊，

我可不怕你们！ [37]

20世纪60年代，当时英语世界中最杰出的维京历史学家彼得·索耶（Peter Sawyer）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激烈的反驳。他认为，传统观点严重夸大了维京部队的规模。写下流传至今的讲述维京人暴力行为的历史作品的大多是教会人士，有的还是修士，而我们已经知道，教堂和修道院财物丰富，容易得手，是维京掠夺者的目标。因此他认为，这些历史资料原本就倾向于突出维京人的暴力，而黑暗时代总的来说是相当暴力的。在这个时期，也许唯一的新鲜事是不信基督教的维京人袭击基督教的宗教场所时更放肆了。同样重要的是，这些修道院里的编年史家忽略了维京人活动的其他重要方面也就是贸易之类比较不暴力或根本不暴力的活动，他们也大大高估了维京人的数量。在他看来，更具体的证据表明部队规模较小：看看在波特兰参与第一次劫掠的3艘船就知道了，船上可能只有90或100人。索耶还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妇女和儿童参与其中。维京人的活动不是由“全体”移民进行，而是由战队进行，而战队中军人的数量最多也就是几百人。 [38]

这种说法做出了必要的纠正，人们也普遍接受，这种对9世纪维京人早期活动的论述是合理的。排除一些例外情况后，参与维京时期活动的主要是战队中的男性这一说法似乎也很有道理。但9世纪30年代之后，维京人在西方的活动越来越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比索耶最初设想的更大的力量开始参与行动。例如，《爱尔兰编年史》中记载，9世纪30年代，各有60艘船的两支维京舰队同时出现在爱尔兰水域。1880年在挪威韦斯特福尔（Vestfold）出土的9世纪的科克斯塔德号（Gokstad）十分漂亮，现于奥斯陆展出。它可以搭载30人，再多几个也没问题。以每艘船30多人计，一支舰队就有1 000多人。这一总体数量级也符合同一资料中记录的一些可信的具体伤亡数据。848年，在不同爱尔兰国王与不同维京部队的3次交战中，维京人分别损失了700人、1 200人和500人。斯堪的纳维亚国王的船队从大约850年起袭击西方水域，当时爱尔兰、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资料都非常一致地描述，这些国王率领的船队有100到200艘船。这意味着武装部队中有数千人。 [39]

大军时期的证据也体现了这种情况。大军是混合部队，每支大军中都有几名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和他们的追随者，有时还会有一些在独立伯爵领导下的战士。第一支大军于866—867年冬在东盎格利亚集结，其中可能就有伊瓦尔和奥拉夫的部队——863年至871年间他们没有出现在爱尔兰水域［伊瓦尔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英格瓦”（Ingvar）］——以及在那之前已骚扰塞纳河法兰克世界近10年的维京人。欧洲大陆的资料表明，维京人的暴力活动在866年至880年间出现中断，这与大军在英格兰行动的第一阶段相对应，而秃头查理在塞纳河沿岸建造了设防的桥梁，使得维京人很难向内陆渗透，也可能促使他们离开法兰克水域。除伊瓦尔外，《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还提到了另外两名国王，希夫丹（可能是伊瓦尔和奥拉夫的三弟）和巴格塞格（Bagsecg），以及5名伯爵［两个叫西德罗克（Sidroc），分别是大西德罗克和小西德罗克；还有奥斯伯恩（Osberan）、弗雷纳（Fraena）和哈拉尔（Harold）］。这些国王和伯爵各自领导联军中的独立部队。875年，又有3名国王［古斯鲁姆、奥斯塞特尔（Oscetel）和安温德（Anwend）］加入。加起来，有11支维京部队在英格兰集结。几年后，更多的维京人抵达，于879—880年在富勒姆过冬。后来的大军也是多方联合而成的。

组成大军的不同部队并不总是一致行动。各个部队会视机会决定去留。但是5位国王和至少5位伯爵的部队，加上其他部队，显然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战士群体。878年，希夫丹在德文郡被杀，同时被杀的还有840名追随者（另一版本说是860名），可见这名国王率领的部队可能有1 000名士兵。《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还记载，这支部队由23艘船运载，每艘船大约载有36名人员，与科克斯塔德号的运载能力吻合。我们估计，大军中各个主要部队的人数在数百到一千，这与9世纪30年代袭击加剧后在爱尔兰行动的部队的规模也相符。如果这么推论正确，那么一支大军（每支大军都由6个或更多这样的部队组成）能集结的战士就有好几千名，可能最多不超过1万名。这种规模的军队足以征服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 [40] 而且，这样的军队还有好几支。史料记载，两支大军分别在865—878年和892—896年进攻了英格兰。另外两支规模相近的军队在9世纪80年代进攻了欧洲大陆的北部海岸；还有一些部队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活动，在9世纪的最后10年和10世纪的前20年间往返于爱尔兰和欧洲大陆之间。即便把不同部队中人员重叠的情况考虑在内，参与行动的战士加起来也至少有2万人。

这与维京移民的规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英格兰东部和法兰克北部，正是大军将胜利变成了定居。无论最初是不是有这样的动机，第一支大军都击溃了9世纪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4个独立王国中的3个，将这些王国的大部分土地资源重新分配给了大军的成员。9世纪70年代建立最初的定居点后，后来的大军又带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定居者。其中一批定居者的涌入有明确的记载，是在896年；应该还有其他的定居潮。前文提过，在欧洲大陆，大军的进一步活动最终使维京人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定居，其中一个定居点是获得许可后设立的，另一个则不是。我们无从得知参与大军行动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中有多大的比例最终在西方定居下来，只知道众多定居点的人数加起来可能有1万多人，即便考虑到某些人肯定更愿意带着财富返回波罗的海地区。相关地区的总人口至少有数十万，有鉴于此，定居的人数是可观的，但还没有到庞大的地步。 [41]

但是，大军的定居点形式很特殊。《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在896年的记录很有启发性，其中讲到了进攻英格兰的第二支大军解体的情况：“这一年，军队分散到各处，有的去了东盎格利亚，有的去了诺森布里亚，没有财富的人在那里弄到了船，然后向南跨海航行到塞纳河。”记载中还是有让人困惑的地方。这里提到财富，意思是不是维京人得在丹麦律法区花钱买地产，而不是夺取就够了？我对此深表怀疑，但不管怎么说，这条记录充分体现了加入大军、积累财富和后来的定居之间的联系。维京人远离家乡，经历种种危险去跨海作战，可不是为了成为身无分文的农民定居下来。对那些想在西方定居的人来说，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积累足够的资源，让自己在理想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立足。如果他们只想当农民，就没必要打仗了，因为盎格鲁-撒克逊地主一直都在寻找劳动力。 [42]

丹麦律法区内林肯郡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点提供了详细的证据，从相关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军中的一支部队是如何通过土地分配定居下来的。林肯郡是丹麦律法区核心地带的5个行政区之一，行使某种独立的政治权力；878年以后，丹麦律法区中有了一些国王，但并不存在整个丹麦律法区的国王。林肯郡的中心也许有一些维京人定居点，定居点在9—10世纪肯定也有很大扩张。在城镇之外，维京人的定居似乎有两种形式。一些较大的庄园被维京领袖整个占领。这种定居点的地名往往采用混合形式，比如著名的格里姆斯顿（Grimston），由一个北欧人名（Grim-）加上盎格鲁-撒克逊语中表示定居点的后缀（-ton）构成，丹麦律法区中最好的土地基本是以这种方式命名的。另一种定居形式是将原本的庄园拆散，分给地位较低但仍是自由人的维京人当作个人财产。这种情况的证据是，北欧地名的分布（以-by和-thorp结尾，经常与北欧人名结合使用）与地位特别高但地产较少的佃农——称为“索克曼”（sokemen）——的分布是重合的。索克曼的分布情况记录在林肯郡被并入10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后的官方文件中。这些索克曼似乎也将源自北欧的日常金属制品的装饰品味保留到了10世纪。

如果林肯郡不是孤例（应该不是），那么大军中的部队在登陆后似乎保留了一些原本的社会形态，因为在维京领袖的组织下定居下来的人，都已经攫取了足以满足野心的战利品，找到了一小块地产安顿下来（像诺曼人那样）。那些还做不到如此的人大概只能带着自己的战利品，去寻找新的领导者。定居点中的全部地产都是从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没收来的。有些地产原本属于世俗地主，他们要么被杀，要么被流放（但丹麦律法区中原本的盎格鲁-撒克逊地主似乎并没有被完全消灭），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许多地产是从教会机构那里夺走的——9世纪时，教会可能已握有英格兰四分之一的土地资源。 [43]

如果林肯郡是一般规则的具体例子，那么丹麦律法区和法兰克北部的情况就可能是下面说的那样。基本的迁徙单元并不是大军，而是大军中的单支部队，差不多1 000人，国王领导下的部队人数多一些，伯爵领导下的则少一些，部队的领袖将土地分配给准备定居的人。谁有资格得到土地、得到多少，这样的事项可能在组成大军时的谈判中就已经定下来了。这些定居点的形式有点像5世纪原罗马欧洲行省中的一些日耳曼人定居点，属于部分精英替代的情况，但是，建立那些名字带着-by和-thorp后缀的定居点的索克曼可能只是拥有小块地产的精英，社会地位比罗马故地上的定居者要低。我们这么认为的理由是，根据《土地调查清册》中的记录，他们活到了1066年的后代的资产规模都很小，而且，与后罗马时代的西方相比，这些人给当地带来了语言等方面的更大的文化改变。

显然，斯堪的纳维亚语至少在丹麦律法区北部成了主流语言，而日耳曼语却基本没能取代拉丁语及其方言，只有多少完成了精英替代过程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例外。有人提出，要解释语言变化和那些斯堪的纳维亚地名，有必要设想在大军的各支部队定居后，还有文献中没有记录的斯堪的纳维亚农民前来定居。但这似乎没有必要。分配土地时要顾到至少1万名维京人，甚至可能还要多得多，这足以在地方层面上形成由北欧人主导的地主阶级，带来相应的文化变化。相比之下，诺曼征服后分配土地时，需要考虑的只是约5 000名新地主，而且是在整个英格兰（而不是一部分）分配。因此，比起后来的诺曼人，新的北欧统治阶级无疑与被他们当作劳动力的盎格鲁-撒克逊农民更紧密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除了大军中的部队，向西方迁徙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有不少。在爱尔兰的定居采取了另一种形式。斯堪的纳维亚人从未成功（也许从未试图）破坏那里各个王国的连贯性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资产。那里只有零星的定居点，位于一些沿海城镇，其中最重要的是都柏林。定居点都相当大，经济状况也很不错。10世纪爱尔兰重新崛起后，国王们相互竞争，争夺都柏林有价值的雇佣军和货币资产。而尽管那里的移民单元也必然是有组织的战队，但爱尔兰的斯堪的纳维亚永久定居点最多只能容纳数千人。 [44]

在北方和西方岛屿以及苏格兰北部和西部，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方式更像丹麦律法区。也就是说，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入侵的人口控制了该地区的大部分地产。文献中没有记载来了多少人，也没有记述定居过程，但定居的影响体现在了地名证据中。在设得兰群岛和奥克尼群岛这样的北方岛屿，斯堪的纳维亚时期以前的地名都没有保留下来；维京时代定居点的文化影响抹去了之前所有命名活动的痕迹。在西部岛屿和苏格兰本土受影响的地区，从前的地名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而斯堪的纳维亚地名分布得非常密集。9世纪的定居规模要有多大，才能达成如此惊人的结果？

首次评估地名证据时，研究人员认为，从前一次次命名的痕迹都消失了，说明原本住在那里的人口（可能是讲凯尔特语的人）已被彻底消灭——这是发生在中世纪早期的种族清洗。但是，近来对地名的研究倾向于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地名在现代的分布，体现的是许多个世纪以来北欧人对相关地区的统治，而不是北欧人某一次破坏性占领的结果。北欧人的定居点显然规模可观，而要造成这样的地名改变，占统治地位的北欧人肯定得完全接管土地，他们侵入当地社会的程度至少与丹麦律法区的索克曼达到的差不多。但这并不需要种族清洗，如最近的一些考古学证据所示。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式房屋取代了早期皮克特式房屋的地方，比如巴克奎（Buckquoy），仔细的发掘工作也表明，本地人制造的许多小件物品仍在流通。可见北欧定居者与本地人口住在一起，尽管后者臣服于前者。 [45]

人们一直认为，原本住在那里的当地人口在西部群岛和苏格兰本土延续了下去，因为这些地方的地名体现了不同文化的混合。更重要的是，《爱尔兰编年史》从9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条目记录了加罗葛迪尔人（Gallgoidil，“斯堪的纳维亚化的爱尔兰人”）的活动。这些神秘人物得到了很多讨论，“加洛韦”（Galloway）这个地名似乎得自他们的名称，一般认为，他们在赫布里底群岛活动，是那些很快与前来的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达成协议的凯尔特人。 [46] 这些地区现代人口的DNA模式证明了这一点。设得兰群岛的现代人口中，40%具有可以体现他们是北欧人后裔的基因型。在奥克尼群岛，这一比例为35%，在苏格兰和西部群岛大约为10%。 [47] 我们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例子中看到，将现代DNA模式看成定居开始阶段留存下来的化石是很危险的。从开始定居到现代，其间有太多事件都可能使某一种基因比其他传播得更广。但这一证据确实表明，尽管有大量斯堪的纳维亚人涌入，但我们先前以为的那种全面种族清洗当时并未发生。关于来到这些地区的移民单元的类型，更精确的证据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西方定居的最后地区——北大西洋。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法罗群岛上的定居完全没有记载，但既然他们从9世纪70年代开始在冰岛地区定居，而法罗群岛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那么在法罗群岛的定居大概最晚到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至于冰岛的情况，相关的信息就比较多了。和其他地方的维京人社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12世纪初开始，定居在冰岛的北欧人就写下了自己的历史，似乎主要是记录对土地所有权的主张。大约在1100年，冰岛的北欧人写道，最早来这里定居的是400名主要的移民，他们每个人都建立了一个大型农庄，当时统治冰岛的就是这些农庄。这400个农庄并不仅仅是农场而已，围绕它们形成了更大的农业活动网络。据估计，当时实际上有超过4 000个规模不等的农场。每个农场养活一个家庭和一些依附者，由此可以推算出1100年左右冰岛的人口应该有小几万。冰岛的文献也多少体现了建立定居点的移民单元类型。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或者实际上是从不列颠群岛——许多定居者行程的中间点）到冰岛的花费高到让人望而却步。主要的定居者似乎都是有钱人，有能力制造或租用不可或缺的船只来运送建立农场所需的人员和设备。穷人要么根本不参加，要么不得不投靠某个大人物。看起来，这里的移民是在较长的时间内渐渐流入的，而不像英格兰和法兰克发生的那样，大军中的一支部队在某个明确的时间点定居下来。在贵族率领下前往冰岛的船队究竟有多少船，并没有留下记载，不过，后来前往格陵兰岛的一个类似船队中有25艘船，但有13艘最终未能抵达。 [48]

当然，那时的冰岛是没有本地人口需要征服的，因此定居者可以安全地分批进入，而不像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那样，得靠规模更大的大军部队才能建立政治上的生存空间。北部和西部诸岛可能也是如此。如前文所述，那里的本地地主肯定是被征服了的，但在维京人到来之前，当地政治结构似乎只发展到局部的小规模水平，要赢得主要战争并不需要大型的北欧部队。因此，一个或一小群贵族加上随从，很可能就足以拿下一小块领地。当然，由于没有直接的叙事证据，这么说还是有很大的假设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更大的政治结构——奥克尼伯爵国（Earldom of Orkney）——直到9世纪末才在北部和西部诸岛中的北欧人中出现，那时离最初的定居已经过去了很久。伯爵国的出现促使一些北欧人为了重获独立而前往冰岛。这两点都佐证了以下论点：后来前往冰岛和格陵兰的移民潮，类似于与9世纪初在西部和北部诸岛建立起最初的北欧人统治的移民潮。

尽管证据尚有很多缺失，但对于9世纪和10世纪初向西方迁移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我们还是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显然，不同环境下有两种不同的移民单元。如果需要征服大型本地政治实体才能实现定居，那么典型的移民单元就是1 000人左右的大型战队。需要对付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之类的大目标时，战队也能联合起来。在不需要面对本地人反抗或本地社会政治单元规模较小的地方，贵族领导下规模较小的移民单元就足以取得统治权。不同的移民潮加起来，移民的总人数是很多的。通过大军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行动，远超过1万名（也许能到2万名）北欧战士定居了下来。另有数千人定居在爱尔兰，向北迁移，分布在不列颠北部和大西洋诸岛上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可能还要更多。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这些带着武器从斯堪的纳维亚出发的男人，有多少是带着家眷的？如果一个成年男子有4到5名家属（这是约定俗成的计算方法），那么在移民总人数的估算方面，计入家属前可能是几万人，计入家属后则可能超过10万人。我们掌握的关于大军的信息很少，但多少还是有一点。9世纪90年代第二支进攻英格兰的大军中，一支部队发动进攻前将妇女儿童留在了丹麦律法区，以确保他们的安全。目前尚不清楚军队中带家属的人占多大比例，也不清楚家属来自何处。他们是从斯堪的那维亚来的，还是在军队行进的途中成为随军家属的？

对于最后这个问题，近来对现代冰岛人DNA的研究工作有一些发现。自维京时代以来，冰岛从未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出或流入，因此现代DNA模式更有可能反映最初定居者的DNA模式。这项工作研究了仅通过父系传播的Y染色体和仅通过母系传播的线粒体DNA，发现了很值得注意的反差。在男性人口中，75%的Y染色体可以追溯到斯堪的纳维亚人，而只有25%可能起源于不列颠群岛。线粒体DNA的证据却截然不同。现代冰岛人口中有36%是斯堪的纳维亚女性的后代，而62%的人则具有表明祖先为不列颠群岛女性的DNA。因此，女性定居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大概有1/3），但也有大约2/3是维京男性在迁徙途中接上的。

对法罗群岛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但在维京苏格兰和北部、西部诸岛，模式又有不同。在这些地区，现代人口中斯堪的纳维亚男性和女性DNA的比例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也许表明，在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人最早定居下来的地区，基本的迁徙单元是家庭，从斯堪的纳维亚前来定居的男性和女性数量相近。而等到他们去法罗群岛和冰岛定居的时候，已有更多的维京男性从不列颠群岛娶妻。我们无法确定大军的随军家属中本地女性和斯堪的纳维亚女性各占多大比例，但是来自更北方地区的DNA证据表明，本地女性肯定是存在的。因此，在估算随行家属时，将斯堪的纳维亚男性的数量乘以4或5显然是不对的，可能乘以2或3比较合适。 [49]

维京人向东欧的迁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形式。并无迹象表明迁入俄罗斯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依靠军队征服来创造定居所需的政治生存空间，也没有什么小贵族农场主去建立农庄。由考古研究可知，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侵入有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8世纪末和9世纪初，只在两个地点发现了比较重要的遗迹：旧拉多加遗址最古老的地层，以及伏尔加河上游的萨斯基堡遗址。但是，旧拉多加只开挖了半公顷，我们无从得知它当时的规模，也根本没法估算萨斯基堡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口数量。这还不算什么，要不是早在839年就有记载称俄罗斯北部存在一个北欧人治下的汗国，我们很可能会以为当时只有极少数斯堪的纳维亚商人开始探索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河道。 [50] 如果没有大量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没有相当程度的组织，汗国是不可能出现的。关于8世纪和9世纪早期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证据，也许还有更多有待出土。

与西方的情况一样，9世纪下半叶和10世纪初，涌向东欧的移民大量增加。此时，斯堪的纳维亚移民聚集在三个不同的区域（地图20）。第一个区域是拉多加湖和伊尔门湖之间的沃尔霍夫河沿岸。在北端，旧拉多加得到了重建，拓展到10公顷这个最大面积。往南则是前面提过的戈罗季谢［北欧萨迦中的霍姆加德（Holmgard）］，那是该地区的主要权力中心，戒备森严，周围环绕着3米高、3米厚的石墙。第三个已知的斯堪的纳维亚中心是伊兹博尔斯克-普斯科夫（Izborsk-Pskov）。在这三个中心的墓地里都发现了数量可观的斯堪的纳维亚遗存，足以说明当时存在活跃斯堪的纳维亚社区，其中的男男女女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带了过来。在其周围的乡村——普利拉多哲（Priladozhie）——也零星出土了斯堪的纳维亚遗存，说明该地区可能已经有了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农民和商人。 [51]

伏尔加河上游沿岸的遗址表明，那里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聚集的第二个区域。18世纪的发掘出土了来自雅罗斯拉夫尔、佩雷斯拉夫（Pereslavl）和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Suzdal-Vladimir）的斯堪的纳维亚遗存，但采用的挖掘方法过于随意，无法得出很精准的结论。不过，近来人们在该地区其他许多地方进行了更仔细的发掘，证实了当时有大量斯堪的纳维亚人涌入。例如，蒂莫雷沃的一个9世纪末至10世纪初的定居点最终占地超过10公顷。此处的发掘发现了50多所住宅和一处墓地。最终占领这个定居点的除了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有芬兰人和斯拉夫人，但斯堪的纳维亚人来得最早。大量斯堪的纳维亚人出现在彼得罗夫斯科耶（那里有两个定居点）和米哈伊洛夫斯科耶（那里发现了一处有400个墓葬的墓地，其中63%为火葬）。此处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遗存的年代在10世纪。

第三个定居区以第聂伯河为中心，不过也许应该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因为虽然第聂伯河上游仍可通向伏尔加河航线，但从第聂伯河中游出发的路线无疑是通往黑海和拜占庭的。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斯堪的纳维亚遗址是第聂伯河上游的格涅兹多沃——可能是萨迦中的斯摩勒斯基（Smaleski，或斯摩棱斯克Smolensk）。10世纪20年代，它的规模扩大至3倍，加修了防御工事，墓地（现已部分受损）中的墓葬最少有3 000个，甚至也许有6 000个。最初的苏联调查人员声称，其中只有大约1 000个墓葬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但这是大大低估了。格涅兹多沃由斯堪的纳维亚人建立并受其统治，在其10世纪的扩张之后，人口约为1 000。在南边的第聂伯河中游的基辅，出土了一些斯堪的纳维亚遗存。从10世纪初开始，斯堪的纳维亚人就占领了河边的三个山头。不过，在北边约100千米处的切尔尼戈夫和舍斯托维斯基亚（它们是重要的10世纪遗址）出土了更丰富的斯堪的纳维亚遗存。 [52]

斯堪的纳维亚人聚居地的地理位置很符合他们活动的性质。北部沃尔霍夫河及其周围的聚居地把守着通往波罗的海的主要贸易路线，要去那里也很容易；从伏尔加河上游和第聂伯河上游的定居点出发，可以轻松踏上通往伊斯兰世界的主要贸易路线；而从第聂伯河中游出发，最终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可见，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点集中在主要贸易路线的周围，这些发掘出来的遗址应该都是贸易中心。贸易商们在那里与周围乡村的毛皮猎人建立关系，在春季出发，前往布尔加尔或君士坦丁堡。

这些都很明确，但我们无法从中知道向东方迁徙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到底有多少。所有挖掘出的遗存都与贸易中心有关。这里的斯堪的纳维亚农民有没有像冰岛以及北部和西部诸岛的定居者那样建立农村定居点？来自沃尔霍夫河地区的零星发现表明至少当地有这种情况，这样的话，移民人数就应该比我们原先设想的多很多。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我们已知的是不是俄罗斯所有的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旧拉多加和萨斯基堡不足以支撑起记载中提到的汗国，但迄今为止，只找到这两个到839年时还存在的遗址。我认为，已知的这大约14个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遗址很可能也不是故事的全部。移民中女性和男性的比例也不清楚，尽管我们知道除第聂伯河中游地区以外，所有10世纪的定居点中都有女性存在。未知的太多了，不能冒险去猜测，但到10世纪的时候，肯定已经有了超过1万名男性移民，而且这个数字可能还是大大低估了。

对于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单元在俄罗斯定居的过程，还是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但至少一部分人可能是通过像奥塔尔及其同伴那样的小规模商业冒险定居下来的，他们要么自己有船，要么与别人共享一艘船——至少有一块如尼石上记录了这种做法。11世纪中叶，乌普兰（Uppland）的斯威纳冈（Svinnegarn）立起了一组20块的如尼石，这组著名的如尼石纪念的是一群随某位英格瓦去远征，却没能回来的当地商人。 [53] 当然，这体现的是后来的情况，商人群体的规模也比较大，但起初在俄罗斯的河道网中应该也能常常见到奥塔尔这样的人物。而至少从9世纪开始，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入侵变得更有组织，规模也更大，往往是伯爵或国王带着数百名随从前来。要想在9世纪建立起第一个汗国，就还需要一个这种规模的团体，而且我们已经看到，西方的大军时代到来之时，也是规模更大的斯堪的纳维亚军队开始在俄罗斯的河流上往来的时候。

因此，斯堪的纳维亚人向俄罗斯的迁移很可能既包括一系列小规模的商人流动（其中一些商人最终定居在那里），又包括不时入侵的较大武装部队。和西方一样，这两类移民中可能都包括女眷，但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有多普遍。不过，这些移民带来的总体影响与西方大不相同。斯堪的纳维亚人来到俄罗斯，是看中了那里的自然资源，想借此做生意谋利，而不是为了攫取动产或从原主人手中夺取农场、控制地产。因此在俄罗斯，连部分精英替代的迹象都没有。在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人形成了新型的精英阶层，他们赚钱，靠的是把原材料丰富的地区与西欧和近东已有的消费中心联系起来。

尽管考察证据很重要，对确定不同类型的北欧移民潮而言尤为重要，但执着于数字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对公元第一千年的研究往往如此。我们要么不知道有多少移民，要么不知道他们与本地人口的比例，要么两个都不知道。采用定性方法会更有成效。移民潮有几种形式。西北欧的土地掠夺是由小群的精英领导的，他们买得起船，能召集少量武装随从；定居到丹麦律法区和法兰克北部的，是国王和伯爵率领下规模大得多的战队；商人冒险家与国王或伯爵则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迁往俄罗斯欧洲部分的移民。即使在有地产被没收的地方，情况也完全不同于4世纪末和5世纪由匈人引起的向罗马帝国的迁徙。各地的维京移民都是在较长的时间里（有的花了超过150年）逐渐流入，而不是一下子大批涌入。在我看来，其中一些迁徙过程很像2—3世纪北方日耳曼群体向南和向东扩张到黑海地区的过程，和现代布尔人的扩张也颇为相似。尤其是在西方，斯堪的纳维亚人意识到有怎样的机会摆在眼前后，移民潮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动力也越来强。

尽管各地的情况不同，但维京移民对受其影响的所有地区都造成了重大的政治冲击，往往还伴随着文化冲击。在北部和西部诸岛以及丹麦律法区和诺曼底，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被完全摧毁。当地精英全部或部分失去了对地产的控制权，在有的地方，旧王国被摧毁，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结构。我们必须承认其中暴力的程度。盎格鲁-撒克逊研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落入维京人之手而成为丹麦律法区的诺森布里亚和麦西亚，这两个旧王国中9世纪以前的特许状基本没有流传下来的。其他地方没有那么多特许状，但有一些保留了下来。丹麦律法区的特许状之所以没能留下，是因为存放特许状的修道院被焚毁了。我们也知道，比德的故乡诺森布里亚王国在7—8世纪建立了强大的基督教知识体系。阿尔昆（Alcuin）是中世纪早期最伟大的学者，他曾是诺森布里亚的教士，留下了关于约克图书馆的详细介绍。维京人摧毁了所有的书籍和保存书籍的机构。在某些地方，甚至连主教辖区这样极为稳固的机构都被消灭了。维京时期之后，有3个古老的英格兰教区再也没能恢复。 [54]

大军时代的一些定居点没能作为政治独立的实体存续太久。10世纪初，韦塞克斯征服了丹麦律法区，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英格兰王国。但就连这次征服也体现了北欧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如果不是维京人先摧毁了麦西亚和诺森布里亚——韦塞克斯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韦塞克斯王国是不会有这么大的优势的。同样重要的是，韦塞克斯的征服并没有让大批被没收的地产物归原主：1066年时还有索克曼。苏格兰也大致如此，一个联合王国的出现取代了三个原本独立的政治体——达尔里亚达斯科特人（Dalriada Scots）、皮克特人和斯特拉斯克莱德不列颠人（Strathclyde British），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维京人袭击对后两个政治体造成的破坏。 [55]

在其他地方，维京人迁移的政治影响更为深远。塞纳河边的鲁昂定居点将会成为诺曼底公国。不列颠的北部和西部诸岛，加上苏格兰北部和大西洋上的岛屿，也被纳入了存续时间很长的斯堪的纳维亚联邦。而从不同的斯堪的纳维亚商人间的交往，以及商人与抽取商人财富的国王间的互动之中，将产生第一个俄罗斯国家（下一章会再讨论），这个俄罗斯国家将稳健发展，直到蒙古人入侵。在受维京人袭击影响的所有地区中，只有威尔士和爱尔兰可以说没有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即使在这些地方，我们至少也有理由认为，受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影响，政治发展走上了新的复杂道路。 [56] 太过关注维京时代的移民人数，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定性的角度讲，所有（通常并不情愿地）接受了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社会显然都受到了“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潮必然属于大规模迁徙。但这只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迁徙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当时走上了大迁移之路，为什么迁徙的形式如此多样？

维京人的扩张

至少在一开始，驱动9—10世纪这些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潮的主要是积极的经济动机，而不是消极的政治动机。20世纪中叶以前的学者看到这个结论可能会有些惊讶，毕竟当时普遍认为人口过剩是造成斯堪的纳维亚男女老幼大量出走的罪魁祸首。那时许多人认为，哥特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用约达尼斯的话说，那里是“族群的母体”。在现代，斯堪的纳维亚也出现了大规模移民，特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向美国的移民。这么一来，似乎不可避免要得出结论：维京人的大迁移只是一系列外迁潮中的一个，每当斯堪的纳维亚的人口数量达到爆发点时，就会发生一次外迁。

不过，使用现代考古方法仔细考察环境和人口后，我们发现波罗的海世界的一些主要地区，比如罗加兰（Rogaland）、厄兰（Öland）和哥得兰（Gotland），6世纪时的人口比9世纪还多。而在维京时期告一段落后的11世纪，丹麦各地出现了为获得可耕地而砍伐大片森林的情况。这个顺序讲不通。如果9世纪也有人口过剩的问题，那为什么不去开垦新的土地呢？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当时挪威西部的资源已经很紧张，对农业人口而言，峡湾和山区能提供的生态空间很有限。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开始在北部和西部诸岛上定居时，中等富裕的挪威农民及其家属似乎一直走在前面。但这仅适用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上部分地方，而且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经过证明的事实。总的来说，维京人迁移不能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人口过剩来解释。 [57]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地方在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其动产都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觊觎的目标。在一段时间里，这些财富会被带回斯堪的纳维亚，而不是用来让（无论是西部还是东部的）新家园中的人受益。9世纪60年代之前，可能除了不列颠北部和西部诸岛以外，各地并没有大量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维京人种种活动的真正目的都是攫取财富。商人冒险家想从东方获得阿拉伯人的银币。惊人的是，仅从波罗的海和俄罗斯北部地区那些有5枚及以上硬币的窖藏中，就发现了超过20万迪拉姆的银币。当然，这只是留存下来的钱币。白银一直都是贵金属，我们无从猜测在一千年中，有多少迪拉姆被一遍又一遍地熔化，制成从私人首饰和教堂银器的各种物品。与东方的贸易尽管最终在经济上占了主导地位，但与西方的贸易是先展开的。早在勘察出通往伊斯兰世界的航道之前很久，旧拉多加就已建立，与西方的贸易联系带来了许多的财富，足以带动其他贸易中心的发展（这一点我们将在稍后讨论）。

要在东方和西方赚大钱，除了做生意以外，还可以靠袭击——有时袭击和贸易是相伴的。袭击获得的不仅有各种战利品，还有奴隶。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在这几个世纪里最终成为国际奴隶贸易的活动中，维京人扮演了关键角色。这很重要，因为近来有人以维京人仅仅是商人为理由，主张维京人其实并没有那么暴力，而考虑到维京人在奴隶贸易中的作用，这样的观点就不成立了。要做贩奴的生意，就必然要去袭击。袭击中如果抓获了地位较高的俘虏，就能勒索赎金，要求他们付一笔保护费后才能离开。成功的袭击能形成各种各样的赚钱机会，带来可观的收益。仅看有记载的部分（没有理由认为记录是全面的），维京人9世纪袭击法兰克，就得到了340千克黄金和20 000千克白银。 [58]

就连维京人最终的定居，也至少有一部分积极的经济动机。没有证据表明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土地资源特别紧张，因此理论上可以假定，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别处占领土地，是因为那里的土地更充足，土壤更肥沃，或者是持有土地的条件更好。这往往有详细证据的支持。在西方，北欧移民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地主定居下来。他们的地产规模相差很大。在最顶层，较大的地主成了伯爵和戈达（godar）——就是这些人在丹麦律法区获得了土地，留下了“格里姆斯顿”这样的混合语地名。但即使在不那么富有的索克曼阶层中，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也是重要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地产可能有限，但属于自己，可以靠依附于自己的劳动力来经营，他们的政治权利比较充分，社会地位也比较高。即使各个农场都不大，这样的生活对移民们来说应该也算比较理想，他们来到西欧后，生活水平会比来之前高。在东欧，大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至少是目前能在文献或考古证据中看到的那些）是为方便贸易而建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前往俄罗斯，与当地的毛皮猎人建立关系，占据贸易河道网上的有利位置。在某些地区，例如沃尔霍夫河沿线，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斯拉夫人到来之前就占据了适合耕作的地方，可能也掠夺了一些地产，和西欧的情况一样。

但不管他们有没有掠夺地产，都不影响基本的观点：真正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北部和西部岛屿可能算是例外）是以先前攫取新型财富的接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贸易和袭击必然先于移民，还有一个原因。通过贸易和袭击，斯堪的纳维亚人积累了关于东欧和西欧的详细知识，没有这些知识，最终的定居就不可能实现。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从未与欧洲其他地区完全隔离。罗马时期，琥珀之路从波罗的海的南岸一直延伸到中欧和黑海，促进并维持了南北之间的大量接触。日德兰半岛上的一些居民参与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对罗马不列颠的占领，东盎格利亚的统治王朝似乎与挪威有某种联系，而6世纪初多瑙河中游地区的一些赫鲁利人遭遇失败后就决定向北迁移。但是，经过8世纪末和9世纪初的贸易和袭击，更多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与西欧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人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获得了定居所需的地理、经济乃至政治信息。 [59]

对地理知识的需要可能是最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经过长时间试错，就连本章开头引用的那种极为含糊的航行指示都不会有。要打通北海/北大西洋航线，无畏的航海家们必须先从挪威西部航行到奥克尼，然后绕过不列颠群岛的北部海岸，进入大西洋，打开通往法罗群岛、冰岛、格陵兰岛甚至最终到北美的航线。爱尔兰人可能已经对法罗群岛和冰岛有所了解，这可能激发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对大西洋的兴趣，但所谓第一批斯堪的纳维亚人到达冰岛时，发现已有爱尔兰修士住在那里的说法，从未在考古上得到证实。 [60] 也许不那么有挑战性但同样重要的是，此时其他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正忙于探索不列颠、爱尔兰和欧洲大陆的河道网。我们很容易将这些视为理所当然，但要知道，如果没有事先积累详细的知识，斯堪的纳维亚袭击者就不可能向上游推进，将舰队运送到爱尔兰的内陆河谷，沿特伦特河（Trent）而上劫掠位于雷普顿（Repton）的麦西亚王室中心，或者沿塞纳河而上攫取圣日耳曼和巴黎的财富。

俄罗斯的河道网也需要大量勘察工作。8世纪中叶，斯堪的纳维亚人似乎只能沿着流入波罗的海的河流，寻找更多能出产毛皮的森林。找出这些河流的支流通向何方，连接到哪里，最终抵达巴格达，这些地理发现都是巨大的飞跃。他们必须避开急流，记下浅滩和沙洲的位置，在不同河流系统的源头之间建立运输通道。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信息和组织，更何况还要更换船只。在拉多加附近，有必要把远洋航行用的船换成内河船。考古证据表明，此地有些居民靠服务于这种需求谋生。在其他地方，最大的问题是怎么组织起搬运工。尽管只在1150年的特许状中找到了斯摩棱斯克人要向中世纪的罗斯国王缴纳码头搬运税的规定，但这是该地区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特许状，很可能反映了长期以来的惯例。考虑到有多少信息需要收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从为西方市场服务的旧拉多加建立，到与南方穆斯林接触的第一份证据出现，中间会隔了两代人的时间。对于迁往的每个地理区域，斯堪的纳维亚冒险家都需要获取大量详尽的地理知识，这反映在中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地理记述中。这些记述中，有许多知识来自古典文献和《圣经》（可以想见，这是修士们维护的传统），但除此之外，还有数百年航海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具体而准确的信息。 [61]

经济信息也很关键。如果商人对市场没有充分的了解，不知道伊斯兰世界对北方森林的出产有着几乎无限量的需求，俄罗斯河道网沿线的贸易就不可能繁荣起来。对西方发起袭击的人很早就掌握了另一种经济信息：基督教修道院存放了很多贵金属，有时（尤其是在爱尔兰）还能在修道院里掳到有价值的人。对不同地区土地资源价值的了解也算是一种经济信息，这种信息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定居过程。

政治知识也很要紧，对定居而言尤其重要。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如果希望能作为相对富裕、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地主定居下来，就得了解目的地既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出发之前，他们必须先确定自己和随从（这似乎是北部和西部诸岛的情形）有足够的力量赶走当地的精英。如果力量不足，他们就得计算出需要多少力量才能在社会和政治凝聚力更强的地区（例如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和北法兰克）取得相似的结果，并为此集结相应的军事力量。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意图，但大军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规模够大，足以摧毁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不造成这种破坏，就不可能进行财产的重新分配。有时，他们显然掌握了更具体的政治知识。大军在东盎格利亚集结后便出发前往诺森布里亚，如果认为这是巧合，那也太牵强了。他们往哪里走都可以（除了向东——东边是海），但选择了向北，而此时的诺森布里亚正处于内战之中。在900年前后的几十年里，维京人哪里有机会就去哪里，往来于英格兰和爱尔兰与欧洲大陆之间，可见他们获得了具体的情报。

当然，活跃的信息场域对公元第一千年中的每次移民潮都很重要。维京时代的信息流通更为复杂，由于涉及的距离很远，地方很杂，建立信息场域耗费的时间要长得多。从雷克雅未克到巴格达的直线距离超过5 000千米，中间要穿过很多危险的水域、海岸线和河岸。出于同样的原因，维京人大迁移涉及的交通问题比前面提到的那些移民潮都要复杂。 [62]

除了都重视产生财富（也许应该说是收集财富，因为劫掠修道院不能算是产生财富的活动），维京人迁移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种种活动都在水上进行。贸易、袭击乃至定居都利用了海洋及河流系统。因此，有运输手段（船只）至关重要，而船并不便宜。直到19世纪末出现了跨大西洋的船舶，特别是它有着容量巨大的统舱，才有可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将大量人口运送到海外。在此之前，海上交通的花费过高，穷人是不可能大规模跨海移民的，除非各国出于自身原因决定提供运输补贴，比如免费运输新殖民地所需的工人，或是将罪犯运到博塔尼湾（Botany Bay）。我们现有的几份证据都凸显了维京时代的船运成本。正因如此，如萨迦和其他冰岛文本所表明的那样，在北大西洋上的定居是由贵族（尽管地位不一定高）领导的。只有他们才有财力购买所需的船只，不那么有钱的随从可以作为军事力量跟着他们迁徙，为征服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或为在法罗群岛和冰岛开垦农场出力。后来进入西方水域的国王应该是自己装备了一部分船队，又雇了一些已经有船的人。例如，瑞典的前国王回归并在比尔卡（Birka）重新掌权时，他的船队里有11艘船是自己的，另外21艘是雇来的。在能够负担起整支船队的国王或伯爵的随从队伍中效力，肯定是穷人迁居海外的一种途径，这应该也是丹麦律法区许多索克曼的成功之路。

钱不够多的人如果想拥有船只，跟其他人一起凑钱买船也是个办法。奥尔胡斯（Aarhus）的一块如尼石记录，有个叫阿塞尔·萨克斯（Asser Saxe）的人跟人凑钱买了一艘商船。根据同一块如尼石上的记录，他还是名雇佣兵（lithsman），是战船队伍中的一员。一些用于袭击的船很可能也是凑钱凑出来的。一份法兰克资料称861—862年在塞纳河上过冬的维京人队伍是“兄弟会”（sodalitates）。从这个很有意思的词上看，说不定一艘船就是一个专营袭击的合资小公司。类似的结论从瑞典南部的如尼石中也能得出，就是那些纪念随英格瓦远征俄罗斯却未能归来的人的如尼石。他们的家人（应该是家人）有能力立起这些如尼石，可见他们并非来自社会底层。 [63]

因此，不管是什么船，获得船只是交通的关键。《埃伊尔萨迦》（Egil’s Saga ）中有一个常被引用的著名段落，说的是埃伊尔有时出去做生意，有时出去袭击。阿塞尔·萨克斯因如尼石而为人所知，他的事迹说明，前述萨迦中的记载虽然完全来自后维京时代的资料，但所说的事并非不可思议，即使商人也会有武器。第一次去丹麦时，圣安斯卡是跟着一队商人去的，这些人有能力在海盗来袭时全天战斗。但是，贸易和袭击需要的是不同类型的船只（也许正因如此，如尼石记录的那个阿塞尔·萨克斯对两种船都有兴趣）。战船更多搭载划船和战斗的人，船身较窄，便于深入河道网航行。商船则要宽一些，以便运载更多的货物。有时候，还得在中途换成河船。我们看到在俄罗斯，斯拉夫人提供了第聂伯河上使用的河运工具——独木舟（monoxyla），这个词的意思是它们是用单根树干建造的。 [64]

因此，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迁移深受运输问题的制约。光是费用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维京人的移民单元比所谓民族大迁徙时代的移民单元小很多。航海也许比走路快，但也贵得多。那些激动人心的发财新机会，比较贫穷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应该是没有办法把握了。这也是我不相信在大军时代的定居之后还会有大量斯堪的纳维亚农民迁到丹麦律法区的另一个原因。既然可以几乎免费地使用大量完全臣服的盎格鲁-撒克逊劳力，谁还会愿意支付交通费用呢？这和有多少家眷随军西迁的问题也有关系。虽然没有很好的明确证据，但是，如果迁入的地方也有女性，那么考虑到交通成本，参与迁徙的斯堪的纳维亚女性可能就不会很多了。

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维京人大迁移所依赖的航海技术不仅花费高昂，而且大多是新技术。公元800年左右的时候，地中海乃至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地区的海上航行技术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尽管波罗的海地区长期使用设计精巧的近海船，但在维京时代初期，远洋船还是个新东西。罗马晚期波罗的海水上运输工具的代表是著名的尼达姆船（Nydam boat）。这艘在19世纪中叶出土的船建造于310—320年，本质上是一艘独木战舟，由14对桨提供动力。船和船上袭击者的装备一起被献祭，沉入沼泽——情况有点像第二章提到的那些揭示了军事随从情况的沼泽遗存。从这艘船可以推断，它的主人应该发动了很多次袭击。就我们当前讨论的问题而言，关键在于它是近海船。它没有帆，航程有限，船体设计也不适合在开放水域航行。这样的情况直到8世纪都没什么改变。水下考古发现的设计上适合航海的斯堪的纳维亚沉船，还没有哪艘的年代早于公元700年。另一种有名的信息来源证实了这一点。哥得兰岛除了有许多宝物外，还有一系列带图画的石头，其中一些描绘了波罗的海上的船只，而年代早于8世纪的石头上都见不到有帆的船。

具体的年代无法确定，但从约700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航海技术的重大革命体现在图画和像科克斯塔德号那样的壮观船棺上，也体现在沉船上，特别是在斯库勒莱乌（Skuldelev）发现的5艘船，这些船损坏后被用来堵上通往罗斯基勒（Roskilde）峡湾的一条航线。新的样式有两个基本要素。首先，船体的强度足以应付开放海域。叠接列板、整体中央龙骨加上高昂的船首和船尾，构成了干舷够高的船体，既结实又有柔韧性，可以在海洋中破浪前进而不会沉没或解体。遭遇强风时，现代摩天大楼的摇摆度可达6米，同样道理，柔韧性强的船体比刚性船体更不容易损坏。第二，帆的技术出现了。这不仅需要了解帆本身，比方说如何制作帆并利用它们御风而行，还需要了解桅杆，知道如何将其固定在船体上。到8世纪初，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远洋船只取代了近海作战独木舟。如果没有这场技术革命，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大迁移就不可能实现，而此后不到一个世纪，第一批维京袭击者就涌入了西部水域。 [65]

到底是什么触发了第一千年末期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潮？对于这样的关键问题，上述观察给出了一部分答案。维京时期实际上始于波罗的海的航海技术发展起来的时候，而不是在那之前，因为如果没有航海技术，维京人就不可能扩张。但还有别的问题：这样的技术已经在附近地区流传了几百年，为什么到了700年左右才输入波罗的海？

我们没有造船者的日记，但可以根据一系列其他证据做出比较好的猜测。西罗马在5世纪崩溃，极大破坏了欧洲北部既有的区域间贸易结构。但到了7世纪，贸易再次繁荣起来，国王们得以建起贸易中心。交易很明确。国王承诺为所建市场上的所有商业活动提供保护，条件是以过路费和关税的形式向商人收取一定比例的抽成。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体现了随后发生的革命：一个接一个的贸易中心——学术文献通常称之为emporia——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沿岸建起。最先得到发掘的是多雷斯塔德，在发掘之前，人们就从那里出产的硬币得知了它的存在，它隐藏在莱茵河河口上游一点的位置（地图20）。为建造码头而砍伐的木材表明它在650年启用。除了多雷斯塔德，欧洲大陆北海岸还有许多重要的贸易中心，比如位于如今布洛涅港上游的昆都维克，以及荷兰瓦尔赫伦（Walcheren）岛上的贸易中心。在英吉利海峡以北，哈姆威克（Hamwic，南安普敦的旧名）于675年启用，仅比多雷斯塔德晚了一点点；伦敦威克（Londonwic）位于罗马古城伦敦上游，是撒克逊时代中期的贸易港，沿泰晤士河运作，在如今的河岸街（Strand）一线。新的贸易网络始于英吉利海峡——北海地区，但很快扩展到日德兰半岛，然后进入波罗的海。里伯（Ribe）是日德兰半岛西海岸的一个贸易中心，在700年时已经投入运营。8世纪，波罗的海周围陆续开辟了其他市场：比尔卡和雷里克（Reric）较早，海泽比（Hedeby）稍晚。正是为了满足以这一系列市场为代表的不断增长的西欧需求，旧拉多加建立了。 [66]

这样的年代顺序也可能是巧合，但我不这么认为。只要有明确的动机，人类往往就能实现技术飞跃。很有可能，斯堪的纳维亚人觊觎欧洲北部新兴贸易网络的新财富，因而发展出了远洋航海技术。年代顺序没有问题，动机也有了。

文本资料表明，此类交通最初主要由弗里西亚商人控制，但从长远来看，他们输给了斯堪的纳维亚人。而且，不管是什么样的交易系统，赚钱最多的都是中间人，不是初级生产者。转变出现在8世纪，此时的斯堪的纳维亚商人开始拥有船只，可以进行货物运输而不仅仅是充当其他人的原料供应商。这标志着贸易模式开始了重大调整。维京时期的北欧袭击者和贸易商不仅将交易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利用他们控制下的中心改变了贸易的方向。洗劫古老的贸易中心自然是所有真正的维京人都喜欢的游戏，到了10世纪，仍在运作的那几个贸易中心（包括鲁昂、约克和都柏林）都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控制之下。维京人是不是有计划地去消除非维京人贸易中心的竞争，我们无法确证，但这样的结果很说明问题。 [67] 9—10世纪的维京人大迁移是7—8世纪的贸易中心网络带来的。流入北部水域的新财富成为动力，促使斯堪的纳维亚造船者大大拓展了技能，并最终将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和冒险家吸引到了波罗的海近海之外。

移民与发展

目前为止的证据表明，维京人大迁移中的各种活动（包括贸易、袭击和定居）都受“积极”的经济动机驱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维京人的迁徙符合财富悬殊推动人类迁移的经典模式。当然，“积极”这个词是现代移民研究中的术语，是从维京人的角度说的——毕竟赚大钱的是他们。失去土地、遭到袭击、被迫离开亲人成为奴隶的人，他们的看法肯定截然不同。但即使从那些参与其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角度来看，一些行动也是受消极得多的政治动机驱动的，消极动机往往与积极的驱动力同时起作用，就像在现代移民潮中一样。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定居冰岛。我们看到，根据冰岛早期的记述，定居者从大约870年起前往那里，为的是逃避挪威君主国日益增长的政治权力。这个君主国可能是奥克尼的摩尔伯爵国，但不管是哪个国家，我们都可以认为上述冰岛文本记载了定居的消极动机，也就是政治因素。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政治动机在维京时期其实是比较普遍的，至少从大约850年开始是这样。若干年前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帕特里克·沃莫尔德（Patrick Wormald）认为，从带着武器离开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这种当时常见的做法可知，该地区内部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危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很有说服力。尽管近年来有了一些进展，但政治危机的起源还是极不明朗。不过，700年左右，日德兰半岛南部和一些邻近的岛屿上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丹麦”君主国。从8世纪中叶开始，它就有了足够的权力来实施大型公共工程，在其南部边界上建起了庞大的防御工事，也就是“丹纳维尔克”（Danevirke，丹麦人的防御工事），还挖出了一条穿过萨姆索（Samsø）岛的运河。在约800年的加洛林文本中，我们见识到了一位国王戈德弗里德。他能组织起成百艘船、成千名战士，还能让商人们从邻近的斯拉夫土地上迁到他自己新规划的建于海泽比的贸易中心（无论他们愿不愿意），这应该是因为他想向商人收税。

我们不应高估这个政治体的政治稳定性。戈德弗里德本人最终被暗杀，9世纪上半叶的法兰克编年史让我们得见那里后来政治历史中的一些坎坷：为获得控制权，同一个王朝的两个分支之间、两个不同的王朝之间都发生了争斗。但到了9世纪中叶，所爆发的暴力的超出了常规。传教士圣安斯卡第二次访问斯堪的纳维亚时，发现国王霍里克二世（Horic Ⅱ）和他上次在宫廷里见过的所有人都死了，而从约850年到950年，完全没有迹象表明丹麦是个统一的君主国。有人主张，这是法兰克人的资料中没有对此进行描述而造成的错觉，但问题没那么简单。在日德兰半岛和丹麦诸岛上崛起的第一个真正有权势的人物是10世纪中叶耶灵（Jelling）王朝的蓝牙王哈拉尔（Harold Bluetooth）。在因他而闻名的纪念碑中有一块如尼石，上面写着在哈拉尔治下的疆域统一是他自己的政治成就。我认为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因为这个声明与所有其他证据都吻合。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约750年到850年）的行动（史料中有充分记载），丹麦中央化的君主国崩塌了。正如沃莫尔德所指出的，这一分裂与斯堪的纳维亚地位较高的首领及随从向东西两面的扩张几乎同时发生。我们知道，正是后一种现象创造了大军时代。而它正好在国内政治结构崩溃时发生，这肯定不是巧合。 [68]

和第一千年的其他移民潮一样，外部政治结构影响了移民行动。发展是一个大概念，既涉及政治也涉及经济。更多的财富或获得更多财富的机会将北欧人吸引到波罗的海圈之外，而财富所在地政治结构的性质决定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可以采取的手段和机制。我们看到，当地的政治结构完全决定了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单元的规模。在本地政治结构规模较小的地方，比如不列颠北部和西部诸岛，以及整个北大西洋地区，定居者不需要成群结队而来。俄罗斯北部的情况也类似，如果那里确实发生过掠夺土地的事的话。但是，如果本地的政治结构稳固，已经成了规模，那么斯堪的纳维亚人就需要通过间接手段或带上足够人马来实现目的了。在不去直接征服的地方，他们会用间接手段来获取当地的财富，比如与伊斯兰世界做生意，或是像对待爱尔兰诸王那样与当地人建立共生关系。或者，他们会带上足够的人马，以期打赢必须要打的战争——大军时代，他们在英格兰和法兰克北部就是这么干的。在这两个地方，维京人如果想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定居下来，就要先摧毁当地的政治结构，而大军就是所需的工具。其他短期政治因素也影响了他们行动的方式。大军先攻打诺森布里亚，是因为该王国当时陷于内战，而在接下来的30年中，大军则随着法兰克王国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实力的消长在英吉利海峡两边往来。

维京时代，移民与政治发展在另一个层面上也发生了相互作用。回到沃莫尔德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引爆了9世纪中叶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政治危机？我们没有当时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记述，法兰克的编年史家对这些行动也是局外人，因此没有留下可以说明情况的详细的记述。不过，霍里克二世被杀前50年左右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发生了什么，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很有关联的。我们已经看到，维京时期贸易与袭击的强力结合带来了大量财富，而且财富来源是全新的——阿拉伯的白银、西欧的贵金属、东西方间奴隶和皮革贸易的回报。而且，这些财富流入，并不受日德兰君主的直接控制。加洛林王朝希望制止海盗行为时，不得不去说服丹麦国王采取行动。更重要的是，来自海外的财富有时被用来实现国内的政治野心。《圣安斯卡生平》中提到了国王安纳达斯（Anoundas），他的故事很有启发性。他被赶出比尔卡，但在西欧赚到了钱，于是他雇了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重新掌权。一份法兰克史料还隐晦地表示，洗劫圣但尼修道院的雷金哈里斯在霍里克的宫廷中丧命，也许是因为霍里克对加洛林王朝的指示做出了回应。也许如此吧，但霍里克这么干也有他自己的理由，而这就是我想在沃莫尔德的论点之上补充的内容。 [69]

我要说的是，维京人大迁移头50年所产生的大量财富流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引发了政治危机，这场危机摧毁了丹麦君主国，促使许多地位较高的斯堪的纳维亚领袖转向西方。正如安纳达斯的逸事所示，在9世纪的波罗的海地区，财富就是力量的直接体现。有了黄金白银，就能招募和控制更多的军事随从。但是，约800年时的丹麦君主国，政治架构基本上是维京时代之前的。尽管丹麦君主肯定能从经济活动中获取额外的财富（围绕贸易中心形成的贸易网尤其重要，戈德弗里德造起海泽比就是证明），但它既无法直接控制因维京人活动而涌入波罗的海地区的新财富，也不是其主要的受益者。这些财富中很大一部分落入他人之手，对丹麦君主构成了直接威胁。君主必须成为该地区最富有的人，才能控制足够多的战士来保住自己的位置。霍里克肯定明白这一点，他除掉野心勃勃的雷金哈里斯可能也是为此。但是，由于流入了太多黄金白银，建立在斯堪的纳维亚财富来源上的旧权力结构无法维持下去。现代发展中世界的某些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非国家组织（特别是毒品卡特尔）赚到的钱，有时比本国机构能从常规税收中收取的钱多得多，这些组织因此成为实际主导该国全部或部分地区的势力。 [70] 而且，这么多的动产掌握在这么多不同的人手中，维京时代大量财富流入，在政治上必然挑起斯堪的纳维亚首领之间的激烈竞争。

按照这种观点，财富流入引发了波罗的海地区的政治危机。之所以出现大军时代那种首领纷纷向外扩张的情况，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国内的竞争过于激烈，海外的发展前景比较好。像霍里克那样的人太多了，他们都有能力雇来大量战士，对日德兰半岛和丹麦诸岛的统治权因而迅速失去了吸引力。因此，不仅定居冰岛背后有消极的政治动机，而且整个大军时代都可以视为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移民与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地位较高的领袖去西欧当然是为了寻求财富，但他们倾向于留在那里而不是返回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关于在丹麦律法区和北法兰克定居的记载体现了这种倾向），原因之一是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治竞争太激烈了，相比之下，在西方（或俄罗斯北部）开辟一席之地更有引力。

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大迁移再次说明，移民和发展是第一千年中两个密切相关的主题，但此时移民和发展相互作用的模式与前文提到的一些情况有所不同。虽然波罗的海并没有与欧洲其他国家隔绝开来，但那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停滞状态，直到8世纪后期才被纳入新的北欧贸易网络，在贸易网中一开始的地位似乎是所需原材料的产地。但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很快看到了眼前的种种机会，他们发展出新的航海技术，更直接地从贸易网中获利，附带着也在富裕的伊斯兰世界中开发了新的市场。与西方建立更紧密的贸易联系后，他们也发现了从那里赚钱的种种方式，以贸易、袭击、定居为特征的维京时期由此开始。

和其他许多移民潮的情况一样，财富不平等是维京时期大迁移的根本原因，而迁往财富集中的地区，则是人们对财富不平等现象做出的反应之一。

但是，在这个时代，大型混合人口群体直接迁入较富裕地区的情况比较少，不像罗马时代外边缘区的群体分批迁入较富裕的近边缘区，也不像匈人时代的大规模群体从近边缘区和远边缘区直接迁入罗马帝国。在维京人的大迁移中，至少在开始阶段，将财富带回斯堪的纳维亚的情况和直接侵占本地资产的情况差不多多。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交通运输，维京时代的迁徙也因此具有了自己的特点。

维京人大迁移的关键在于船只，造船费用大大限制了迁徙的规模和可以去到的地方。即使发生了移民，也不会像4—5世纪的几次迁徙那样采取大规模混合人口群体的形式。我们知道，较早时期的一些包括了男人、女人、儿童的移民群体，人数可能多达10万。9—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国王运去了追随他们的战士，小贵族带着自己的随从和一些农场工人坐船，更穷的人则凑钱购买用于战争或贸易的船只。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移民所需的交通工具，走路的话不但路途遥远，而且过不了海。

归根结底，还是需要船只，尽管船只造成了一定的限制，但也是靠船只才使一切成为可能。可以说，那是欧洲一体化的早期阶段。中世纪早期，在陆路上行进的速度大概是每天40千米，但维京人的船一天就能前进4倍甚至更多的距离。在人看来，8世纪引入波罗的海地区的新航海技术使欧洲其他地区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距离缩短了4倍。这在中世纪早期相当于现在建了个机场，或是波罗的海地区通了高铁。新的运输工具到位后，斯堪的纳维亚人很快意识到，欧洲其他地区的发财机会比他们周边的社会多得多。有办法利用这些机会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从中大大获利，但其他人的情况就比较糟糕了。并不是欧洲一体化的每个阶段都能产生决心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演那样的积极效果——1945年以来，这再明显不过了。

在斯堪的纳维亚人迁移的过程中，中欧和东欧的文化模式渐渐趋近于公元1000年时的模式。与罗马时代相比，日耳曼（更确切地说是日耳曼人统治下的）欧洲在第一千年下半叶大幅缩水，被斯拉夫人统治的庞大边缘区逐渐侵蚀。斯拉夫人的领地只是略微受到了向俄罗斯西部扩张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影响，因为没有迹象表明那里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打算同化当地的斯拉夫群体和其他群体。但是，如果说移民和同化的强大结合，最终使得与现代更接近的文化模式取代了罗马时代的模式，那么中欧和东欧的创生就还有另一个层面需要探索。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欧和东欧由讲斯拉夫语者主导，也有一些地方受斯堪的纳维亚人控制，除此之外，近似国家的强大政治结构取代了罗马时期常见的那种小规模社会。这些新的实体是什么？这些新实体为什么能主导原本人类活动以数百人为单位的大片土地？

[1] 来自14世纪的Hauksbok ，转引自Bill (1997), 198。

[2] 从不列颠的角度，人们往往认为维京人发起过两次重大入侵：一次在9世纪，另一次在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但后面那次入侵的性质有很大不同，是由掌握集中权力的丹麦君主组织的，基本不涉及移民，因此那次入侵将在第十章中讨论。

[3] 关于在这些北方水域航行的后勤支持，见Crawford (1987), chapter 1。

[4] 研究维京人对西欧的袭击的书几乎列不完，但其中Nelson (1997), Keynes (1997)和Ó Corráin (1997)是很好的导论，Forte (2005)和Loyn (1995)中的相关章节是有益的补充。

[5] 见Crawford (1987), chapter 4（地名）; 136ff. 定居点类型）；参见Ritchie (1993)。从在爱尔兰展开的行动中可以推测出北方发生了什么（见下注）。

[6] 例子可以参见《爱尔兰编年史》中807、811、812、813年的记述；从821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攻击的记录，这表明爱尔兰略早于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经历了袭击的加剧。《爱尔兰编年史》（848年）称维京首领托瑞尔（Tomrair）为tanaise rig，这在爱尔兰语中指国王的法定继承人或地位仅次于国王的人[Charles-Edwards(2006), vols. 2, 11]。因此，他很可能是个“伯爵”（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是Jarl）而不是“国王”：请参见下文。Nelson (1997); Keynes (1997)充分讨论了他们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行动。

[7] 更多细节，见Nelson (1997); Keynes (1997); Coupland (1995), 190—7。

[8] 见Ó Corráin (1997)，Charles-Edwards (2006) 的《爱尔兰编年史》译本注解也非常有用。关于这两位国王，见Smyth (1977)的开创性著作。更多关于雷金哈里斯去世情况的信息记录于Translatio of St Germanus ：见Nelson (1997)。

[9] 有用的总结见Coupland (1995), 197—201; Keynes (1997)。对于这些年间的情况，《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叙述（以中世纪早期的标准来说）非常完善。

[10] 关于大军的性质，可以参考Brooks (1979)；另参见Smyth (1977)。军队往来于英格兰和欧洲大陆之间的更多细节，可参见Nelson (1997)和Keynes (1997)。

[11] 关于阿尔弗雷德改革的研究很多，其中Brooks (1979)的介绍非常有帮助。Smyth (1995); Abels (1998) 是很好的补充。Keynes and Lapidge (1983)收集和翻译了很多相关的文本。

[12] 更多细节，见Nelson (1997); Ó Corráin (1997)。

[13] 关于布列塔尼，见J. Smith (1992), 196—200; Searle (1988), 29—33。对诺曼底历史的（可以说是）不同的介绍，见Bates (1982); Searle (1988)，特别是第5章和第8章。

[14] 关于奥克尼，见Crawford (1987), 51ff，以及Rafnsson (1997)对爱尔兰和大西洋大迁移的论述。

[15] 大概的摘要，见Ó Corráin (1997)；更详细，也确实略有争议的处理方法，见Smyth (1979)。

[16] 各种资料通过中世纪伊本·鲁斯泰[Ibn Rustah，见Wiet (1957)]、伊本·雅库布[Ibn Jaqub，见Miquel (1966)]和伊本·法德兰[Ibn Fadlan，见Canard (1973)] 的摘抄留存了下来；参见Melnikova (1996), 52—4。

[17] “急流”，见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 chapter 9。贸易条约，见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911年和944年）。对诺曼之争的介绍（附有完整资料），见Franklinand Shepard (1996), 27—50; Melnikova (1996), 47—9; Duczko (2004), 3ff。

[18] 伊本·法德兰对罗斯人的描述也很像我们对北欧人的刻板印象：身材高大，白皮肤略微泛红。

[19]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860—862 AD)。文本传统，见Cross and Sherbowitz Wetzor (1953)译文中的引介，进一步的探讨见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27ff；Melnikova (1996), chapters 7—8。

[20] Noonan (1997) 是很好的入门介绍著作，完整的论述有Duczko (2004)。

[21] Ibn Jaqub, Relation ，见前注16.

[22] Life of St Anskar 30。关于奥塔尔，见Lund (1984)；参见Melnikova (1996), 49—52。

[23] 我们将在第十章中看到，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许多奴隶也是通过当地的中间人获得的。

[24] Ibn Jaqub, Relation （见前注16）。10世纪上半叶罗斯人的冬季巡回路线，见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9。

[25]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911年和944年）；详细的评论，见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 106ff以及118ff：通过比较可知，与君士坦丁堡交易的罗斯人越来越多。

[26]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9.

[27] 精彩的介绍，见Noonan (1997)。

[28]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罗斯北部活动的这个最早阶段的考古学证据，见Duczko(2004), chapter 2。君士坦丁堡和哈里发国这两个潜在市场的比较，参见本书第七章。

[29] 瑞典维京人：见Annals of St Bertin AD a 839。（这是不是第一次有人尝试第聂伯河航线？）斯维亚托斯拉夫之死：见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972 AD)。

[30] 他们用以渡海的船大概是斯拉夫人的独木舟（monoxyla），是用树干挖空造出的，而不是在西方很常见的长船。

[31] 对阿巴斯科斯港的袭击及后续情况，见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 50ff.; Duczko(2004), chapter 1。

[32] 关于萨马拉混乱期，见Kennedy (2004)。

[33] 关于这些硬币的流通，见Noonan (1997)。

[34] 这一时期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的考古证据，见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 91ff.;Duczko (2004), chapters 3—5。

[35] 见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 chapter 3; Melnikova (1996), 54—60; Duczko (2004),chapter 6。

[36] 见Likhachev (1970); Melnikova (1996), 105—9。

[37] 引文来自Ó Corráin (1997), 94。

[38] 见Sawyer (1962)。

[39] Chronicle of Ireland AD a. 848.

[40] 希夫丹：见Anglo-Saxon Chronicle (878 AD)。Brooks (1979)充分论证了大军的规模问题；大军的结构及奥拉夫和英格瓦的身份，参见Smyth (1977)。（数据已经被索耶接受。）欧洲大陆方面，法兰克人在代勒河取得大胜时，杀死了两名维京国王，缴获了16面王旗。

[41] 定居点的记录：见Anglo-Saxon Chronicle (876, 877 and 880 AD)。基于《土地调查清册》估算，1086年英格兰的总人数也许有150万，维京定居点并未对整个地区产生影响。

[42] Anglo-Saxon Chronicle (896 AD).

[43] 见Vince (2001); Leahy and Paterson (2001)；参见Hart (1992)更宏观的研究；对地名证据的概述及完整的参考资料，见Fellows-Jenson (2001)。

[44] 见Ó Corráin (1997), (1998); Smyth (1979)。

[45] 有用的介绍，见Ritchie (1993), 25—7。

[46] Chronicle of Ireland (856, 857, 858 AD)；参见Ó Corráin (1998), 326—7；Charles Edwards (2006), vol. 2, 4—5。

[47] DNA证据，见Helgason et al. (2000), (2001), (2003); Goodacre et al. (2005)。

[48] 有用的引介，见Rafnsson (1997)。

[49] 大军：见Anglo-Saxon Chronicle (892 AD)。DNA证据，见前注47。正如盎格鲁-撒克逊证据（第六章）的情况所示，现代人口中的比例不能直接反映过去人口的比例，会有很大误差。

[50]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罗斯北部活动的这个最早阶段的考古学证据，见Duczko(2004), chapter 2。君士坦丁堡和哈里发国这两个潜在市场的比较，参见本书第七章。

[51] 这也说明斯堪的纳维亚人是早于斯拉夫移民到来的：见前注34。

[52] 参考资料见前注35。

[53] 维京时期后期，这种纪念性的如尼石摆放得越来越多：见B. Sawyer (1991)。

[54] 见Wormald (1982)。

[55] 关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后维京时期历史的介绍，分别见Campbell (1982)和Broun et al. (1998)。Davies (1990), chapter 4讨论了威尔士后维京时期的情况。

[56] 参考资料见前注13和14。

[57] 见如P. Sawyer (1982), (1997a); Sawyer and Sawyer (1993), chapter 2，附参考资料。

[58] 关于迪拉姆，见Noonan (1997), 145（参见阿拉伯旅行者对罗斯商人拥有惊人白银财富的评论：见前注16）。关于法兰克，见Nelson (1997), 37。

[59] 罗马时期的背景，见本书第二章。

[60] 有用的引介，见Crawford (1987), chapter 1; Bill (1997); Rafnsson (1997)。

[61] 见Melnikova (1996), 3—18（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地理记述结合了实践得来的信息，以及学术知识和《圣经》知识）, 31—44（对俄罗斯主要河道及其相互连接的精彩论述）。

[62] 不过，盎格鲁-撒克逊人扩张到英格兰的过程可以作为比较：见本书第六章。

[63] 阿塞尔·萨克斯：奥尔胡斯如尼石第6号；参见Roesdahl (1991), 58。兄弟会：见Annals of St Bertin (862 AD)；参见Nelson (1997), 36。

[64] 关于阿塞尔·萨克斯，见前注63。关于船只类型，见Bill (1997)。关于独木舟，见前注26；参见Melnikova (1996), 33。因为沃尔霍夫河有激流、浅滩和沙洲，船只必须在拉多加换成河船。

[65] 有用的引介，见Bill (1997)。

[66] 近期的精彩概述见Wickham (2005), 680—90, 809—11，附有关于考古发掘的全面参考文献，其中大部分发掘是上一代学者完成的。

[67] 贸易中心有许多可以搬动的财物，因此有可能最初劫掠这些地方是出于偶然，后来就成了有计划的行动；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68] 见Wormald (1982)。关于这个“第一个”丹麦国家的介绍，见Roesdahl (1982)，特别是第5章和第8章；Hedeager (1992)；Lund (1995), 202—12。

[69] 安纳达斯：见Life of St Anskar 19。雷金哈里斯：见前注8。

[70] 基于这种现象，国际关系理论中产生了“新中世纪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揭示的情况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其名义上的领土空间内，实际上并不能垄断权力或权威。相关争论的介绍，见Friedrichs (2004), chapter 7。

第十章
第一个欧洲联盟

999年冬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三世离开罗马城。他是萨克森人，不是罗马人，也算不上虔诚，但帝国之城吸引着他。他来这里，既是为了表明自己的重要地位，也是为了利用罗马的宗教声望举行宗教会议，以镇压一名给他找麻烦的大主教。这像是皇帝通常会做的事。但真正值得注意，也和本书主题有关的是奥托三世接下来去的地方。在冬季，皇帝的活动一般包括狩猎、去宜人的地方举行宗教会议、与（宗教的和世俗的）重要人物一起庆祝某个重要的基督教节日。但那年冬天，奥托没有做这些事。这位皇帝听说了阿达尔贝特（Adalbert）坟墓上发生的神迹，决定前去拜访。阿达尔贝特是主教，也是传教士，于不久前殉道。这大概也没什么不寻常。公元第一千年的皇帝，不管是不是罗马人，都自认为由上帝授命，神迹对他们是有利的。但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

走上传教之路不久后，阿达尔贝特就去世了，在那以前，他一直是波希米亚的布拉格主教。但奥托去的地方并不是布拉格，甚至不是波希米亚，而是波兰。当时执政的皮雅斯特（Piast）王朝统治者勇敢者博莱斯瓦夫（Bolesław Chrobry）赎回了阿达尔贝特的遗体，在格涅兹诺（Gniezno）为其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陵墓。从同时代的编年史家梅泽堡主教蒂特马尔（Bishop Thietmar of Merseburg）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奥托）被带入教堂，放声哭泣，深受触动，向这位基督教殉道者请求恩典。他立刻在当地建起大主教辖区……并将新建的辖区托付给殉道者的兄弟拉迪姆（Radim），让他管辖科尔贝格（Kolberg）主教莱茵伯恩（Reinbern）、克拉科夫（Krakow）主教波普（Poppo）和弗罗茨瓦夫（Wroclaw）主教约翰……他庄重地在建于那里的圣坛中放置了圣物。所有问题解决之后，（波兰）大公向奥托赠送了丰厚的礼物，但更令人高兴的是还有300名身披铠甲的战士。皇帝离开时，博莱斯瓦夫和一支庞大的随行队伍将他带到了马格德堡（Magdeburg），在那里他们隆重地庆祝了棕枝主日（Palm Sunday）。 [1]

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奥托此行的背景才是关键。

公元第一千年之初，波兰和波希米亚由讲日耳曼语者统治，人们基本以森林中或大或小的木屋群为中心生活。第一千年末的时候，仍有大片森林，但统治波希米亚的普舍美斯（Premyslid）王朝和统治波兰的皮雅斯特王朝都是讲斯拉夫语的。木屋已被城堡、教堂和披甲骑士取代——我们很快会看到，这些成了中欧和东欧统治势力的标准配置。不仅如此，波兰中部还成了皇帝愿意到访的地方，成为独立的基督教教区，有自己的大主教。皇帝的到访足以说明，波兰被迎进了欧洲基督教国家的俱乐部。

波兰不是唯一的例子。我们刚才看到布拉格也有一个主教，而尽管波希米亚尚未成为大主教辖区，那里也有相当多的城堡、教堂和骑士。10世纪20年代，统治波希米亚的普舍美斯王朝在好国王瓦茨拉夫（Good King Wenceslas）的带领下，全面改信了基督教。普舍美斯王朝之后的成员在奥托帝国中有时得宠有时失宠，波兰的统治者也是如此，但这两个斯拉夫统治家族始终是欧洲基督教国家俱乐部的稳定成员。实际上，第一个申请加入这个俱乐部并获得认可的斯拉夫实体是大摩拉维亚。它于9世纪中叶在阿瓦尔帝国的废墟上崛起，是第一个改信基督教的斯拉夫国家，在9世纪60年代接待了著名的拜占庭圣徒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当然还有其他传教士）。这两人发明了第一种书面形式的斯拉夫语，用于为新信徒翻译重要的基督教文本。 [2]

纷乱的维京世纪之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事态也在朝相似的方向发展。从10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以日德兰半岛和丹麦诸岛为基础的强大国家结构，由耶灵王朝（耶灵是他们的起源地）的成员统治。耶灵王朝是从蓝牙王哈拉尔之后才改信基督教的。他们维持着比欧洲大陆斯拉夫人更强的海军能力，也很快建起了城堡和教堂，他们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不同皇帝交往时，有时起争执，有时则受到青睐。很快就出现了丹麦王朝与斯拉夫王朝（特别是波兰王朝）之间的通婚，而这些都属于一个更大的外交和文化圈子。 [3]

另外，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扩张有东西两个方向，向东扩张的主要成果之一是留里克统治下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国。比起西方的王朝，这个王朝改信基督教的时间要晚一些，由于其起源特殊，城堡和教堂建得也比较晚。但也没有晚太久：弗拉基米尔大公（Prince Vladimir）在10世纪80年代末带领国家彻底转向基督教，公元1000年后不久就在基辅建造了著名的献给圣母的什一教堂（Tithe Church）。这个砖石建筑长27米，宽18米，有三条走廊、三个后殿和一个穹顶，是当时欧洲东北部最大的建筑。 [4]

可见，第一千年最后的两百年里，具有相当实力的新的政治力量在中欧和东欧各地崛起，那里一度是亚欧大陆西部最不发达的地区。这些势力崛起后，欧洲终于呈现出了基本存续至今的形态：在亚欧大陆的西部，一些彼此有相似之处、文化上互有联系的政治社会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些新出现的实体究竟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和前两章研究的斯拉夫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扩张模式之间又有什么关系？是原先蛮族欧洲的某些地区恰好被斯拉夫王朝统治，另一些地区被斯堪的纳维亚王朝统治，还是说移民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政治与发展

在研究第一千年历史的时候，提出问题往往比回答问题容易，其理由无非就是那么几个，不过到该时期结束时，历史资料已经比斯拉夫扩张时代丰富得多了。我们刚才看到，9世纪中叶摩拉维亚改信基督教后，文字终于进入了斯拉夫世界。但在这个时期，书面斯拉夫语只为宗教目的服务，在900—1100年这段时间里，这些新国家中就连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用途都基本限于宗教。直到12世纪初，这些新王朝宫廷中的编年史家才开始撰写本地的历史：在波希米亚，有布拉格的科斯马斯的《编年史》；在波兰，有高卢无名氏的《编年史》；在基辅罗斯，有《往年纪事》。这些文本确实包含了一些有用的信息，但它们的目标受众是王室和恩主，因此多少有歌功颂德的成分，文本中记述的9—10世纪的事往往近乎神话。 [5]

因此，我们往往不得不退回来依赖外人所写的历史，他们来自前述新国家很快就开始接触的西欧和南欧国家。他们写下的文本还是有一般材料都有的可靠性问题，但比罗马作者的作品还是强一些。首先，这些材料中的信息要丰富得多。维京人给波罗的海带来了运输革命，让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有文字的欧洲地区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而摩拉维亚、波兰和波希米亚都在附近。不管怎么说，得益于9世纪加洛林文艺复兴对文化的重新重视，有文字的欧洲记录下了更多的内容。查理曼决心把提升人们的读写水平当作教会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即便在加洛林帝国崩溃之后，人们的读写水平仍在不断提升。而考虑到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作家在东方也写下了一些重要信息，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说相关的资料比较丰富了。 [6]

第二点与第一点差不多一样重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所有这些新国家都改信了基督教。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更发达的欧洲（基督教传来的地方）的关系就一直风平浪静。事实远非如此；但既然他们改信了基督教，也就不能像古典作家对待所有的非罗马人那样，将他们一概视为蛮族“外来者”了。1002年，波兰之行过后不久，奥托三世又踏上了旅程，这次他去见了上帝。由于他没有儿子，他的堂兄亨利二世（Henry Ⅱ）继位。亨利二世登基后，神圣罗马帝国开始了与波兰之间超过10年的战争。梅泽堡的主教蒂特马尔对战争过程精心记述，而尽管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蒂特马尔却没有妖魔化波兰人。从蒂特马尔对亨利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这么写的部分原因在于波兰人是基督徒：蒂特马尔指责亨利和还是异教徒的易北河斯拉夫人结盟，一起对抗波兰人。 [7]

此外，对这些新兴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国家的研究，也从苏联时代的战后考古大行动中受益匪浅。当然一开始总会有些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但因为考古发现非常丰富，所以那样的说法在柏林墙倒塌前就失去了可信度。总体而言，归功于苏联时代的发现，学术界掌握的信息大大丰富了。总之，关于这些新王朝和它们建立的政治结构，文字和考古资料都提供了大量信息。基于这些信息，我们能对这些新国家的运作方式得出怎样的看法呢？

国家和边缘

就像4世纪罗马帝国边缘的那些实体一样，这些新实体在某些方面并不符合现代的“国家”概念。罗马边境地区那些基本由日耳曼人统治的政治体能力有限，无法采取集中化、有组织的行动。从政治上讲，它们算是联邦，也就是说，除了统治全体的统治者，还有一些也许只在地方上掌握实权的“国王”。这些实体中，中央能够调配的人力和经济资源也是有限的。国王的随从可能只有几百人，尽管加起来整个集团可以投入超过1万的兵力。同样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实体有能力建造维护防御工事或其他类型的纪念物。这些实体的规模也不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罗马人的反制措施，而东边哥特特温吉人的领土则覆盖了从多瑙河到德涅斯特河的大片区域。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第一千年末期崛起于北欧和东欧的政治实体都更为强大。

从地理上讲，9—10世纪的这些新国家是很庞大的。罗斯国南至基辅，北到诺夫哥罗德，西至第聂伯河，东至伏尔加河，总面积达到或接近惊人的100万平方千米。其他国家也比罗马晚期的那些国家大得多。波希米亚是最小的，但这个名称有误导性，因为波希米亚王国通常包括现在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地区（9—10世纪时称为摩拉维亚），比任何罗马附属国统治的地区都大得多。同样，波兰的皮雅斯特王朝统治的范围一般是从奥得河一直到维斯瓦河以外的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这样巨大的领土面积在第一千年中叶是难以想象的。即使是丹麦，也比现代的丹麦更大。耶灵王朝迅速整合了丹麦和邻近岛屿中那些最大的岛屿［厄兰岛、斯科讷岛（Skåne）和西兰岛（Sjaelland）］，势力范围也扩展到了挪威南部几乎所有最肥沃的土地，尤其是奥斯陆峡湾附近以及现在的瑞典西部。水域将这些不同的部分结合到一起（这符合维京人的传统和第一千年的交通方式），让蓝牙王哈拉尔及其儿子斯韦恩（Svein）和孙子克努特（Cnut）掌握了足够强大的权力根基，他们可以由此出发，通过从1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20年战争，征服人口众多、繁荣富裕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 [8]

从政府能力，也就是政府拥有的权力和实施权力的机构看，后来这些实体与罗马时期那些附属国间的差别就更大了。考古发现，后来这些国家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城堡。这些新的政治势力有大量建造城堡的能力。到1000年，皮雅斯特王朝已经在其领土上建了至少50个城堡。普舍美斯王朝也使用驻军要塞来控制其中心区域。在这方面，10世纪的摩拉维亚王朝紧随其9世纪的先行者。皮雅斯特和普舍美斯的防御工事主要用木头建造（用“防御工事”而不用“城堡”，是为了防止有人联想到另一个时代的宏伟建筑，比如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建的城堡），但摩拉维亚人很快就学会了用石头建造，而且这么做有充分的理由。一位编年史家写道，869年，加洛林的军队在拉斯蒂兹（Rastiz，可能是如今捷克共和国内的梅斯托州）遇上了“无法逾越”的防御工事（可能是用石头建造的），深感沮丧。在先前的战争中，他们总能一路烧掉摩拉维亚人设下的障碍，但再也不是如此了。摩拉维亚人还使用设防的中心来控制陆地。他们位于尼特拉（Nitra）的主要政治中心周围环绕着多个堡垒：德文（Devin）、诺维伏伊（Novi Voj）、科利卡（Kolyka）和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

同样，基辅罗斯的各个人口中心也得到了充分的防御，但这里的考古发现更多反映出留里克的力量。从基辅向南和向东延伸100多千米的是“蛇墙”（Snake Wall）：城墙最初高3.5米到4米，外面有12米的壕沟加强防卫。它们是在11世纪之初建造的（因此，在这本号称写到公元1000年为止的书里谈它也算合适），为的是应对佩切涅格人的带来的威胁；佩切涅格人是新近闯入黑海以北邻近草原的游牧民族。这些新兴的斯拉夫王朝可以说是建造城堡的老手，这个习惯至少也部分传给了斯堪的纳维亚人。战后丹麦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之一是一批设防的权力中心，而得益于年轮学，这些中心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蓝牙王哈拉尔统治的时期。它们被命名为“特雷勒堡（Trelleborg）要塞”，因为第一个发掘出来的中心位于特雷勒堡，它们大小各异，但都是精美的圆形遗迹，内部对称地分布着大礼堂。除了这些要塞，耶灵王朝并不热衷于建造城堡，毕竟其统治下的各地主要由水路而非陆路连接。尽管如此，第一千年晚期的遗迹还是凸显了这些新国家进行协同建设的惊人能力。罗马附属国所能做的，无非就是在国王的山堡周围建起围墙（阿勒曼尼人），或是修复既有的罗马防御工事线（特温吉人），而就算只做这些事，也有可能让群体的忠诚崩溃。而周围有防御的单独住宅（比如阿勒曼尼的那些），反映的是国家或类国家实体的公共权力（如第一千年晚期建筑的规律性和规模反映的那样），还是某个重要人物的势力，我们尚不清楚。 [9]

这些新国家筹建和维持部队的能力也很了不起。显然它们得有这样的能力，因为光建城堡而不派驻军是毫无意义的。关于摩拉维亚，我们没有很详细的证据，但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们一心征服这片土地，却以失败告终，率先崛起的这个新国家的总体军事实力可见一斑。关于波兰的证据更为明确。首先，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告诉我们，皮雅斯特国王有能力用自己的钱养活3 000名身披铠甲的骑士。这个数字可能有问题，但军队性质没问题，因为在公元1000年的大主教协议中，勇敢者博莱斯瓦夫承诺在皇帝需要时提供300个“身披铠甲”的人来协助他。

这里的关键词在拉丁语中是loricati，意为“锁子甲”（coat of mail）。锁子甲是当时最昂贵的军事装备，配备这种昂贵装备的士兵成为军队中的主导力量，是第一千年末期的革命性发展。皮雅斯特的随从们如此装备完全符合潮流。根据伊本·法德兰的记载，勇敢者博莱斯瓦夫承诺在需要时派出300名士兵，那么他随从的总人数可能有几千人，因为没有人会同意派出全部的兵力去外国打仗。同样重要的是，这些随从只是皮雅斯特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而战争机器的基础是对较广泛人群中的至少一部分施加军事义务。11世纪初的资料也没有给出全部的统计，但是在针对奥托的继任者亨利的战役中，我们看到了一支有数千名战士、能够分组共同作战的皮雅斯特军队——1003年，抵抗亨利的帝国军队的是一支3 000人的部队，而波兰还有另外3支这样的部队。最惊人的是开销。罗马晚期的日耳曼随从部队只有几百人，而从种种迹象判断，当时的锁子甲仅配备给少数精英。据记载，皮雅斯特可以维持10倍规模的随从队伍，还能为他们所有人配备最新的装备。关于资金从何而来，并没有当时的文献流传下来，但从后来的安排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皮雅斯特控制的地区都由离得最近的城堡管理，产生的收入中，三分之一交给城堡指挥官，应该一部分用于维持驻军，而三分之二交给了国王。也许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收入来源，但这一系统的前身可能有助于皮雅斯特王朝维持军事力量。 [10]

在其他国家观察到的军事力量模式是相似的，也必须如此。皮雅斯特、普舍美斯、留里克这几个王朝经常互相开战，力量对比随情况变化（主要看哪个国家的王朝陷入了危机），摇摆不定。如果三个国家不能部署规模和性质大致相当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出现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在一份与拜占庭帝国签订的条约中，基辅罗斯同意承担的义务之一是在需要时向皇帝派遣一支数千人的队伍。这样的队伍在面对一场重大动乱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保住了巴西尔二世（Basil Ⅱ）的皇位。由此可以看出基辅罗斯军队的整体规模，因为这支远征军只是基辅罗斯军队的一部分。军队的兵员，一部分是职业的军事随从（叙事资料中多次提到他们），一部分是从王国内主要定居点征召来的分遣队。我们不知道随从规模的具体数字，但是《往年纪事》记下了两个地区分遣队的详细情况。一支来自诺夫哥罗德的分遣队在1015年的内战中非常突出，而来自切尔尼戈夫的另一支分遣队则在1068年的另一场内战中表现出众。据说两支队伍的人数都达到了3 000。早期的波希米亚资料中也提到了随从，但直到后来，文件中才有了关于普遍军事义务的记录。但我相信，如果只靠随从，波希米亚的统治者们是无法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成功的。 [11]

耶灵王朝很少参与这些王朝间的斗争，但确实需要抵抗历代皇帝的敌意，而且正如我们所见，斯韦恩（986/987—1014年在位）和克努特治下的丹麦完全有能力维持进攻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部队。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还有争议。他们是只用了随从和雇佣军，还是也凭借更普遍的军事义务征召了部队？在13世纪的丹麦文献中，征召来的部队称为leding，当时的国王已经能组建起号称有1 000艘船、每艘船40名战士的船队。斯韦恩和克努特肯定用到了雇佣军（lithsmen），但争论点在于他们是否也用到了征召部队的前身。我认为他们很可能用了。规定和动员军事义务属于统治者的基本权限。如果耶灵王朝的统治者不能在至少一部分领地内做到这一点，就不能算有势力。这也体现在一些更详细的证据中。《致埃玛王后的赞美诗》（Encomium of Queen Emma ）——埃玛先后是昏庸者埃塞尔雷德（Aethelred the Unready）和斯韦恩之子克努特的妻子——中写道，斯韦恩在集结远征军时下令“奴隶、被释奴和出身低微者不得参加”。这听起来像是总动员令。显然，海外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例如维京时期在苏格兰诸岛上建立的社会）已经迅速组织起来并明确规定了军事义务。 [12]

这些中央政治机构的权力不仅限于发动战争。前文提到的位于基辅的弗拉基米尔什一教堂，在当时就相当于帝国大厦（至少就直到第聂伯河的地区而言），但它只是弗拉基米尔在斯塔洛基辅斯卡娅（Starokievskaia）山上建造的大型宫殿建筑群的一部分。教堂的南面、西面以及可能还有西北面分别建有两层高的石头礼堂，每个礼堂长40多米。所有地面都铺有釉面瓷砖，其图案包括雄鹰（帝国最古老的象征之一），并装饰有马赛克和绘画。其他建筑的恢宏程度也不相上下。在大摩拉维亚发现的最宏伟的基督教教堂建于米库尔奇采（Mikulčice），面积达400平方米，与什一教堂的规模十分接近，但我们对其装饰知之甚少。这是已知建于9世纪摩拉维亚的25座石头建造的教堂之一，可能还有许多木头建造的教堂。丹麦和波希米亚也迅速建起了一批比较宏伟的教堂，特别是分别位于罗斯基勒和布拉格的主教堂。由于独立的大主教辖区建立得很早，皮雅斯特王朝在宗教竞赛中击败了对手。波兹南（Poznan）的教堂是一个巨大的三通道大教堂，面积不小于1 000平方米，而格涅兹诺的阿达尔贝特墓则由勇敢者博莱斯瓦夫装饰，上面有一个纯金十字架，据说是他体重的三倍。据估计，到1025年博莱斯瓦夫逝世时，皮雅斯特王朝的大波兰中心地带已经又建了三四十座教堂。 [13]

这些新国家的行动能力也体现在交通领域。叙事资料中有一些零星的相关证据，比方说桥梁和道路的建设在《往年纪事》中就很突出。波兰和波希米亚最早的修道院文件中记录，为建造桥梁和道路而征用劳动力是王室的权利，哪怕土地被移交给教堂，王室也不会放弃这项权利。换句话说，这片土地上的劳动力会定期被统治者征用去建造公路。丹麦考古学家的发现说明了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他们在战后挖掘出的另一瑰宝是莱夫宁桥（Ravning Edge Bridge），还是依靠年轮学，它的年代被明确定在蓝牙王哈拉尔统治时期。这座桥有1千米长，一部分是堤道，一部分是在日德兰半岛中部特别潮湿的地方架起的桥梁。它需要400个独立节段和1 700个桥柱来完成。它固然比不上金门大桥，但仍是人们下定决心完成的宏伟工程，是人们为使北欧平原的沼泽地区更适合陆运而做的种种努力之一。 [14]

从上述不同方面看（我仅选择了几个例子），北欧和东欧的新国家确实表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它们对人口享有相当大的权力，能动员精英去参加战斗，征用较穷的人去建造道路、宫殿、教堂和防御工事，还可以调动经济资源来供养统治者及其庞大的随从队伍，更不用说与之相关的基督教神职人员了——在王室的赞助下，该群体的规模正在迅速增加。毫无疑问，这样的成就使当初罗马帝国边缘出现的政治结构相形见绌。话虽如此，新的国家仍然在一些重要方面受到很大制约。

虽然书写在这些国家中的重要性比在4世纪的罗马附属国中略高，但它们的行政或书面记录还是很少。国际条约只是偶尔以书面形式订立。《往年纪事》中有两份基辅统治者和拜占庭帝国在911年和944年订立的贸易条约的文本。所有内部证据都表明这些文本是真实的，但《往年纪事》是条约签订200年以后才编纂出来的。教宗档案馆里也有一份简短但重要的文本，称为“达戈梅大公”（Dagome Iudex ）。它的摘要大约在1080年被抄录到教宗格列高利七世的名册中。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摘要作者错误地认为该文本谈的是撒丁尼亚！），事实上，这是第一千年末期一场国家间斡旋的文件，记录的是在991年，皮雅斯特王朝统治者梅什科一世（Miesco I，也就是勇敢者博莱斯瓦夫的父亲）承认教宗对他的王国有名义上的统治地位，以换取教宗为波兰在皇帝面前游说。波兰的原件丢失了；但很明显，奥托公元1000年波兰之行的一些外交背景得到了书面记录。 [15]

在内部资源的管理上，文字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本书讨论的历史阶段中作用很小。波希米亚最古老的书面土地赠予记录可追溯到公元1000年。它们详细记录了王室土地如何被赠予受青睐的修道院，也让我看到国王是如何与新兴的宗教机构分享自己对人民及其劳力的权利的。但即使在波希米亚，这种文本也很少，而且不同文本间往往相隔很长时间，而在其他大多数新国家中，直到11世纪后期才出现了关于授予的书面记录，基辅罗斯则是在12世纪。正如这些国家中留存下来的实体纪念物所暗示的，这些早期文件表明统治者对产品和服务的权利确立已久，而且像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早期的英格兰一样，这些国家有能力评估人口和土地的经济潜力，也有能力记录相关义务的履行情况，但文本很少，可见很多这样的事都没有得到书面记录。

这也得到了这些国家流传下来的其他类型书面文件的佐证，比如正式的法律法规。公元1000年以前，以书面形式颁发规章制度的证据都来自教会机构。例如，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在摩拉维亚翻译成第一种斯拉夫文字的书面材料中，就包括了拜占庭的教会法文本《东方教会法纲要》（Nomokanon ）。教会法的书面文本在波希米亚也出现得比较早，现存的文本可以追溯到10世纪下半叶。而尽管编年史中有提到具体王室法令的可信记录，统治者执行法令的能力也体现在实物上，但这些国家以书面形式编纂的王室法令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波兰和罗斯的第一部世俗法典出现在13世纪，但就算是这样的法典，也更像是对现有习俗的汇编，而不是象征王室权力的纪念物。即便到了这么晚的时候，实际的法律权力也更多掌握在地方当局手中。与西欧对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教会法律文本在7世纪初由传教士传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而直到10世纪，王室立法才开始一致采用书面形式，到了12世纪末和13世纪，英格兰君主才建立了复杂的法律官僚机构和记录保存系统——如果没有这些，人们就无法将案件提交给由中央组织的法院。 [16]

但是，官僚机构欠发达不是我们将这些新实体视为有限国家组织形式的主要原因。在关于它们950年至1050年间历史的整体叙述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它们似乎能轻易交换大片土地。就拿摩拉维亚（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斯洛伐克）来说吧。它在博莱斯拉夫一世（Boleslav I，929/935—967/972年在位）时期落入波希米亚的普舍美斯王朝之手，然后在1003年被勇敢者博莱斯瓦夫统治下的波兰控制，1013年又给了普舍美斯王朝，1017年又落入皮雅斯特王朝手中，两年后又回到了普舍美斯王朝的统治之下。摩拉维亚在东欧的易手简直就是击鼓传花，而其他一些地区也有相似的历史。西里西亚和弗罗茨瓦夫在10世纪中叶被普舍美斯王朝控制，989—990年到了皮雅斯特王朝的梅什科一世手中，1038年又回到了普舍美斯王朝的控制之下，最后在1054年彻底给了皮雅斯特王朝，而作为回报，后者每年支付230千克的白银和14千克的黄金。波兰南部的克拉科夫经历了类似的皮雅斯特/普舍美斯身份危机。在如今的波兰东南部，从布格河上游（Upper Bug）到喀尔巴阡山脉的地区也几经易手，不过是在皮雅斯特王朝和留里克王朝之间。从弗拉基米尔时代的981年起，它在留里克王朝的控制之下，在1018年改为由皮雅斯特王朝控制，然后在11世纪30年代又到了留里克王朝的智者雅罗斯拉夫（Yaroslav the Wise）手里。

在耶灵王朝领土的外围地区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模式，虽然规模略有不同。奥斯陆峡湾周围的挪威南部一直在与更西边的敌对领主竞争：先是10世纪90年代的奥拉夫·特里格瓦森（Olaf Tryggvason），后是奥拉夫·哈拉尔森（Olaf Haraldsson）的王朝——中世纪的挪威国王就是由此而出的。如今瑞典的西海岸这片地区，最终也被更东边的瑞典国王从耶灵王朝的控制下夺走了。 [17] 这一切清楚地表明，说这些国家有明确的领土边界是不符合当时的情况的。在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王朝的控制权都很不稳固。

不过，这些王朝的领土内都有一个治理程度比较高的核心地带，统治者始终能加以控制，也很少会落入其他王朝之手。皮雅斯特王朝的心脏地带是大波兰地区，这片土地的中心在格涅兹诺，奥得河、瓦尔塔河（Warthe）及维斯瓦河之间，奥托三世曾在1000年到访此处。10世纪的皮雅斯特城堡分布标明了其范围（地图20）。普舍美斯王朝在波希米亚的统治以布拉格及周边的地区为核心，早期普舍美斯要塞的分布同样标出了其范围。上一章提过，基辅罗斯有两个中心：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南部基辅周围的第聂伯河中游地区。即便在小得多的丹麦，耶灵王朝对日德兰半岛和各主要岛屿的控制也更直接、更稳固，对在不同时间被并入克努特的波罗的海帝国的地区的控制则弱一些。1003—1004年，普舍美斯王朝经历了极为严重的危机，皮雅斯特王朝的波兰驻军来到了远至布拉格的地方，但为时很短，波希米亚于1038年对格涅兹诺的吞并也没有维持多久。除此之外，各个王朝都牢牢控制着各自的核心地区。我们显然需要从“核心”和“边缘”的角度来理解这些国家：它们对核心领地的控制更牢固、更深入，而边缘领地受王朝兴衰影响较大，更容易落入他人之手。

这是中世纪早期的常见模式，多见于较少依赖官僚机构来获得凝聚力，而更多仰赖君主的权力和个人魅力的政治体。展现君主权力和个人魅力的经典方式是定期巡游。统治者在王国中巡行，与手下的军人一起进食，到各处聆听广大子民的想法，满足他们的需要。这种个人政府在小王国中运作得很好，但领地规模扩大后，通常会出现“核心/周边”的模式。大致经验法则告诉我们，中世纪早期的统治者真正能控制的只有他们经常巡行的地方。种种证据表明，巡游是北欧和东欧这些新实体的关键治理机制。例如，最早的波希米亚和波兰文本提到，统治者的主要经济权利包括接受食品进奉，这是巡游中的统治者养活自己和随行人员的基本手段。受交通条件限制，进奉的食品都在靠近来源的地方享用，而不是运输到指定的王室中心。皮雅斯特王朝和普舍美斯王朝建的那些较大的城堡应该是当地的食品集散中心。 [18]

基辅罗斯的起源不同，一开始，政治上的巡游对斯堪的纳维亚商人收集皮草、奴隶和其他贸易品的活动而言并不重要，尽管这些东西往往是在冬季巡回的路线上收集来的。不过，到了10世纪后期，巡游机制以及中世纪早期政府的更常规模式已经得到确立。我们尚不清楚所需的交通条件是何时具备的。但《往年纪事》的记录显示，伊戈尔的遗孀奥尔加（Olga，约890—969年，摄政时期为945—约963年）除了为丈夫之死而向德列夫利安人（Derevlians）报仇外，还在他们的领土内建了不少城镇、贸易站和狩猎场，北至诺夫哥罗德附近，南至第聂伯河及其支流杰斯纳河（Desna）附近的地区。狩猎是王室的主要娱乐活动，也是统治者的随从们在大多数下午主要从事的工作。弗拉基米尔·莫诺马库斯（Vladimir Monomachus）的遗嘱告诉我们，他一度每年打猎100次。因此，说来有点奇怪，王室猎场往往是政府开始规律运作的重要标志。我认为，奥尔加有可能将已在基辅这个主要政府中心附近建立起来的统治和支持机构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 [19]

耶灵王朝的丹麦国王们最终也开始巡游。早期的一些工程（例如莱夫宁桥）显然是为了提高陆路旅行的效率而建的，很可能是考虑到了王室的巡游。如果不是为了君主的巡游，很难看出特雷勒堡要塞还能派什么用场。最初发现要塞时，人们认为那是为斯韦恩和克努特征服英格兰的军队专门建造的基地。但是，这些要塞的实际建造年代要早于那个时代，它们是在斯韦恩的父亲蓝牙王哈拉尔的统治期间建起来的。而且，正如不少人注意到的，这些要塞的布局是无法直接服务于军事需要的。仔细检查就能发现，看似相同的建筑实际上具有多种用途：有些配有壁炉，可以作为住宅或娱乐场所，有些则是储藏室，还有一些供匠人（如铁匠甚至金匠）使用。 [20] 在我看来，这一谜团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建造这些要塞是为了协助蓝牙王哈拉尔通过巡游来表明其政治实权，这是耶灵王朝统治领土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在此，我们看到了北欧和东欧这些新国家的一个矛盾之处。它们展现出了不起的统治能力，有办法在广袤的地理区域中建起权力机构，但同时，它们又很脆弱。由于官僚机构不发达，它们能完全控制的只有范围相对较小的地区，而在王朝面临危机的时候，大片的边缘地区很容易被敌对势力夺走。巡游君主的统治基本可以解释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这些王朝从何而来，一开始又是如何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的？

王朝

事情发生在995年，圣瓦茨拉夫纪念日的早晨，利比采（Libice）与易北河交汇处的波希米亚东部地区。当时并没有圣诞颂歌《好国王瓦茨拉夫》里唱的那种厚厚的积雪，因为圣瓦茨拉夫纪念日在9月28日。地点也不是颂歌里唱的森林围栏边的阿格尼丝泉，而是在木头搭建的利比采城堡之外。该城堡是斯拉夫尼克（Slavník）这个显赫家族的总部，领导家族的目前是斯拉夫尼克的儿子索比伯（Sobibor）。他的7个兄弟中有4个在城堡内，他自己则在去德意志拜访皇帝的途中。宁静被喧嚣和暴力破坏。策划这场破坏的是博莱斯拉夫二世，他是好国王瓦茨拉夫的侄子，也是另一个波希米亚大家族——普舍美斯家族的现任首领。迅速而果断的行动过后，建筑群和城堡都被烧毁，斯拉夫尼克家族的男人和他们的随从都被消灭。这次极为有效的打击彻底摧毁了斯拉夫尼克家族的力量，其有效程度可以和1929年2月发生的事相提并论——那天，疯子莫兰（Bugs Moran）的德国/爱尔兰帮派“北边帮”的6名成员（加上一名不幸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机修工）在车库墙边排成一行，被阿尔·卡彭（Al Capone）的意大利帮派“南边帮”的枪手枪杀。995年唯一少了的是伪造的不在场证明。阿尔·卡彭给自己安排了在佛罗里达的假期作为不在场证明，博莱斯拉夫二世可不需要费这个劲。 [21]

这是个精彩的故事，不仅如此，圣瓦茨拉夫纪念日的大屠杀还完成了催生普舍美斯王朝治下的波希米亚的政治进程。由于靠近法兰克帝国边境，文字传统也出现得比较早（在10世纪产生了两批本土文献，一批是10世纪30年代围绕瓦茨拉夫的文本，另一批是10世纪末围绕阿达尔贝特的文本），波希米亚成了我们这个王朝崛起研究中记载最充分的个案。我们也得以建立理解中东欧新崛起的王朝的思维框架。显然，各个王朝崛起的政治过程肯定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共同点很多，波希米亚是可以充当中东欧新王朝运作方式的一般模型的。

从历史资料中，很容易分辨出故事的一个方面，而且这个方面是众所周知的。公元800年之后，查理曼摧毁了阿瓦尔帝国，波希米亚出现，它划分为一系列有各自领袖的独立政治单元（法兰克资料称这些领袖为duces或大公，但这种称呼的意思是“领袖”，并没有现代英语中那种世袭公爵的意味）。从9—10世纪资料展现的一系列片段中可以看出，普舍美斯家族是不同的领袖派系相互厮杀后留下的那一个，其崛起是个适者生存的过程。

第一个片段发生在845年，当时，来自波希米亚的14位大公在法兰克国王日耳曼人路易的复活节礼堂接受洗礼。他们有14个人，可见每个人统治的区域范围都比较小，而大公的人数很快就减少了。872年，只有5名波希米亚大公出现日耳曼人路易的宫廷，895年就只有两名了。大公人数减少，和史料有一定的关系。比方说，我认为凭现有的史料，还不足以确定早在895年，权力游戏中就只剩下了两个主要的领袖。如果是那样，就意味着普舍美斯和斯拉夫尼克这两个家族在最后对战之前就存了一个世纪，而这似乎不太可能。不过，基本情况已经很清楚了。波希米亚国家的形成，是查理曼摧毁阿瓦尔帝国后差不多200年间政治进程的结果，在此期间，一个领袖派系消灭了其他派系，控制了更大范围的核心区域。与在第一千年早期日耳曼群体的经历的类似进程一样，并非每个阶段都像圣瓦茨拉夫日大屠杀那样暴力。其他一些原本平起平坐的家族可能更愿意接受降级而不是被消灭。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一过程中常常出现暴力。 [22]

据我们所知，类似的王朝游戏催生了另外两个在阿瓦尔帝国废墟上崛起的新国家：大摩拉维亚和波兰。大摩拉维亚是最早出现的，形成于9世纪中叶。约800—820年的加洛林资料约略提到，阿瓦尔帝国在中欧的统治瓦解后，该地区出现了一批有各自领袖的小规模政治群体。有个名叫伏伊诺米尔（Vojnomir）的人支持法兰克人去对抗阿瓦尔人，然后一个叫马诺米尔（Manom ir）的人活跃了一小段时间，而柳代维特（Ljudevit）则领导了一场反对加洛林统治的大起义。现有资料不够完善，无法重构不同家族互相结合、互相对抗，形成大摩拉维亚这个更大实体的具体政治过程。但大摩拉维亚显然是这么来的，史料中有一些片段可以体现。第一个地位突出的摩拉维亚统治者，也许是这个显赫王朝的真正奠基人，是莫伊米尔（Mojmir）。加洛林的资料记下了9世纪3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此事件的发生时间只能确定在833—836年这个范围内）。莫伊米尔将竞争对手普里比那（Pribina）大公赶出了斯洛伐克的尼特拉，将更大的区域纳入自己的直接控制。有了这个权力基础后，王朝继续扩大控制范围。在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加洛林尚能遏制摩拉维亚向西方扩张的野心，但随着加洛林帝国在9世纪90年代初衰落下去，摩拉维亚人获得了对波希米亚行使霸权的权利。要不是游牧的马扎尔人到来，成为中欧的一支主要力量，在896年终结了摩拉维亚人的野心，摩拉维亚的统治者肯定还会继续扩张。 [23]

如果我们手上只有这些历史资料可用，那么皮雅斯特治下波兰的崛起就是个谜团。皮雅斯特王朝梅什科一世统治下已完全成形，在10世纪60年代突然出现在奥托王朝在的纪事中。这个新的波兰国家的心脏地带在维斯瓦河以西，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的直接边境地区之外。它离帝国统治的地区太远，我们的编年史资料没法记录它的成长过程。甚至连佚名的巴伐利亚地理学家都不知道当时东边土地的政治格局。不过要感谢年轮学带来的奇迹，考古证据（通常更能体现长期的发展，而不是短期的政治情况）至少很好地体现了皮雅斯特王朝崛起的最后阶段的情况。由于这个王朝的城堡是木头建造的（1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城堡基本都是），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精确判定其建造时间的方法。结果是革命性的。

第一个波兰国家的出现曾被认为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政治巩固过程，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大的地区逐渐落入同一个王朝的控制。我们稍后将要讨论的长期发展对创造必要的条件固然至关重要，但考古发现清楚表明，皮雅斯特王朝崛起的最后阶段是突然而猛烈的。皮雅斯特王朝建造城堡集中在10世纪的第二个25年间，表明该王朝跨出最初作为基地的小片区域，迅速控制了大波兰广大地区（地图20）。不仅如此，在许多这样的地区，皮雅斯特王朝的城堡取代了规模更大的防御中心——这些防御中心通常可以追溯到8世纪，而且其中很多防御中心被摧毁的时间就是皮雅斯特王朝开始建立城堡的时间。结论再明显不过了。皮雅斯特波兰这个在10世纪中叶突然进入历史的政治实体，在创建过程中摧毁了长期存在的地方社会，用皮雅斯特的军事力量施加压力。我们尚不清楚这些地方社会中有多少个是“部落”（用这个词是因为没有更合适的词了），也就是佚名的巴伐利亚地理学家列出的西方斯拉夫世界中的那种单元，我们也不清楚地方社会在这片区域中是如何分布的。 [24] 就像大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一样，新波兰国家的出现是王朝斗争的结果，皮雅斯特王朝消灭了较古老的敌对政治单元的领袖。

关于留里克王朝的崛起，也有很多地方不清楚。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往年纪事》主要关注基辅，而且是在留里克王朝已经获得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写的，因此没能阐明早期罗斯历史的复杂性。至少在目前阶段，考古给出的图景也不像皮雅斯特的波兰那么精确。但不管怎么说，斯堪的纳维亚人进入俄罗斯的基本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使留里克王朝得以建立国家的关键政治发展也是如此。

我们看到，除了别的问题外，《往年纪事》对政治权力何时、如何从北方的戈罗季谢转移到基辅的叙述也完全无法令人信服。《往年纪事》所记的权力转移时间比实际情况早了一代人，而且，其中有关奥列格（与基辅有关的第一位重要政治人物）与伊戈尔（留里克的儿子和继承人）间关系的叙述比较零散，似乎被审查过，可能掩盖了王朝的不连续性（或者至少说是混乱）。《往年纪事》还告诉我们，奥列格在北部集结军队，强行控制第聂伯河中游地区。但故事的结尾是，在这些行动结束之后，诺夫哥罗德每年要向奥列格纳贡300格里弗尼（grivny），以换取和平。《往年纪事》称，这笔款项一直支付到雅罗斯拉夫大公于1054年去世为止，12世纪初的《往年纪事》编纂者应该能够知道这么晚近的事。因此，应该的确发生过纳贡的事。但是，为什么故事中从北方来的统治者征服南方后，却去要求北方纳贡呢？

除此以外，还有两个大问题。首先，与拜占庭的贸易条约证实，直到10世纪，非留里克家族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还对自己统治下的俄罗斯定居点有很大的自主权，因为他们在谈判中有各自的代表。其次，对于10世纪末之前的留里克王朝，《往年纪事》只保存了一个非常简化的版本。10世纪末以后，书中提到的权力代际交接总会涉及许多竞争者和内部冲突；而对于那之前的王权继承，哪怕我们知道早期的大公都是一夫多妻（他们的继承者也是如此），《往年纪事》每次也只提到一个儿子，所叙述的权力交接过程也非常平稳。

这些都不可信。944年与拜占庭签订的贸易条约告诉我们，伊戈尔有两个侄子，地位重要到需要单独列出他们的名字，而在《往年纪事》的其余部分中，这两人以及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再也未被提及。我们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被修改了，为的是给人以留里克王朝统治稳固的印象。奥列格的故事也是如此：他究竟是留里克的一位先征服基辅又统治北方的旁系亲属，还是说，他完全是个外来者，也许通过联姻进入了留里克王朝，以在事后合法化自己的统治？还有，权力后来是怎么从他那里传到留里克的儿子伊戈尔手中的？很难相信奥列格没有自己的继承人，而这些人身上又发生了什么？10世纪初的罗斯政治显然比《往年纪事》想要我们相信的混乱得多，独立的维京首领和自立王朝都为了地位而激烈斗争。

我们无法掌握这些内部政治斗争的所有细节，但大致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有位评论家意味深长地说，在这个阶段，这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个“高级版本的哈得孙湾公司”。它由主要河道各个中心点上基本独立的贸易团体组成，贸易团体间的关系非常松散，只是都得向其中最强大的团体支付保护费。它们仅在某些情况下协同行动，例如团结起来要求拜占庭人提供有利的贸易条件，也毫无疑问会实施一些价格垄断。因此，罗斯国首先是作为这些商人的保护伞出现的，其中有等级划分，而且肯定是通过武力建立的。即便如此，最初那些商人冒险家或其后代仍保有相当大的权力和独立性，直到944年都还统治着自己的地盘。 [25]

但到了11世纪，这类有自己地盘的非留里克王朝统治者就消失了。到了这个时候，解决留里克王朝代际权力交接时动荡的方法，往往是给每个有资格的竞争者一个权力中心。1000年时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往年纪事》具体列出了弗拉基米尔授予他12个儿子的12座城市，这些孩子是他5个更正式的妻子生下的。至于他在维什哥罗德（Vyshgorod）的300个嫔妃、别尔哥罗德（Belgorod）的300个嫔妃以及别列斯托沃（Berestovoe）的200个嫔妃还为他生下了多少孩子，并未得到记录。然后，到了10世纪的某个时候，第一代商业诸侯的后代们被削弱了自主权，他们以前的自治定居点变成了王朝的封地。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个平稳的过程，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完成。奥列格对阿斯科尔德和迪尔的镇压（如果可以作为历史佐证的话）就是这样的行动。《往年纪事》还记录了之后发生的类似行动。斯维亚托斯拉夫的两个儿子雅罗波尔克（Yaropolk）和弗拉基米尔内战时，新的商业定居点还在不断建立。罗格沃洛德（Rogvolod，或Ragnvaldr）和图里（Tury）这两名斯堪的纳维亚领袖在波洛茨克（Polotsk）和图罗夫（Turov）建立了自己的贸易中心。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没有记录，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这两个中心就出现在了分配给弗拉基米尔12个儿子的12座城市的清单中——显然，他们出局了。也是在这场内战中，另一个也有自己地盘、历史显然更长的统治家族——斯韦纳德（Sveinald）家族也灭亡了。 [26] 我们不了解独立的商人派系被镇压的完整情况，但这样的事显然发生了，也代表着商业定居点发展为成熟的政治联盟的最后阶段。尽管罗斯国的独特起源意味着留里克家族开始时是若干商业诸侯中的一个，而不像皮雅斯特家族和普舍美斯家族那样是几个地方部落群体中的一个，但暴力的王朝争斗同样是国家形成过程的核心。

这些新国家中的最后一个——丹麦——也是如此，但丹麦的情况与阿瓦尔继承国的有很大不同。在日德兰半岛中部耶灵的小定居点，有一座不是很大的教堂和两个大土墩：北面的土墩直径65米，高8米，南面的则是直径77米，高11米。在北面的土墩中，有一个木头搭建的密室，根据年轮学判断建于958年，这差一点就成了戈姆国王的最后安息之地。戈姆的儿子兼继承人蓝牙王哈拉尔原本将父亲埋葬在那里，但他自己改信基督教后（大约在965年），就将父亲的遗体移到了教堂。和摩门教徒一样，哈拉尔希望先人也能受益于他的新宗教。除了改变遗体的安葬之处，他还立了一块巨大的如尼石，其铭文到今日仍然清晰可辨：“哈拉尔立了这些纪念碑，以纪念他的父亲戈姆和他的母亲瑟尔（Thyre）。正是这位哈拉尔赢得了整个丹麦和挪威，并使丹麦人成为基督徒。”

丹麦的情况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这也适时地警告我们，政治发展并不总是一路向前。如我们所见，在维京时代之前，至少从8世纪中叶“丹麦人的防御工事”建立开始，日德兰半岛南部就有了强有力的集权政治结构。但随着维京人带来的新财富流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这个王国被摧毁了。可以说，有多少财富就有多少战士，而有多少战士就有多少权力，因此，新财富越来越多，必然引发政治革命。旧王国崩溃，是因为出现了太多能够买到军事力量的“国王”，使得政治不再稳定。 [27]

10世纪中叶，发生重大变化的迹象出现了。一方面，国王的数量似乎减少了。维京时期的资料表明，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有许多国王。除了在日德兰半岛南部争夺政权一个大家族或两个独立家族（戈德弗里德、哈拉尔及其子孙）之外，9世纪挪威奥斯陆峡湾以西的韦斯特福尔以及博恩霍尔姆（Bornholm）岛上还有更多自治的国王。东边的比尔卡和瑞典也有国王。大军时代，从9世纪60年代起，西方水域也出现了不少国王，他们肯定都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根据我的计算，在不同材料中被提到名字的有十几个人，但这并不代表什么人都能自称“国王”，我们也知道一些地位稍逊的人（伯爵）不会自称国王。相比之下，从蓝牙王哈拉尔的时代起，历史叙述只会在讲到瑞典（偶尔也有挪威）时提到其他“国王”。可见该词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其他文化环境中也是），从原先的“来自极其重要家族的人”变成了“大片领土的统治者”——这也是这个词在今天的意思。 [28]

话虽如此，在9世纪后期的混乱中，耶灵王朝似乎确实控制了一些原本有各自首领的领土，从而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当然，也许是耶灵王朝的成功让“国王”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另外一段铭文中，戈姆的妻子瑟尔被称为“丹麦的骄傲”。有人基于当时的用法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900年前后，“Denmark”中的“mark”意为“与丹麦王国接壤的地区”；换句话说，这里是丹麦王国主要中心以外的地区，也许是日德兰半岛北部或波罗的海南部诸岛。因此，尽管历史背景存在巨大差异，但耶灵王朝与刚才谈到的其他王朝一样，是逐渐积累起政治势力的，也就是将从前独立的地区并到一起。此过程由戈姆开始并由后续的王朝成员继续进行。利姆海峡（Limfjord）战役之后，蓝牙王哈拉尔将挪威南部的控制权加入了王朝的资产组合，但他是通过拉德伯爵（Jars of Lade）间接统治的。斯韦恩和克努特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着这种霸权，有时还能统治现在的瑞典西海岸。即便如此，自治的旧传统也没有一夜之间消失。从11世纪的丹麦历史记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日德兰半岛以及菲英岛（Fyn）和西兰岛有时还是能作为独立的权力中心运作。 [29]

因此，催生这些新国家的政治进程是相似的，都是一个家族打压或消灭了本来地位相似、位置相近的竞争对手，将更大的地区纳入自己的控制。这样的过程变数很大，也是新国家会交换中间地区的领土的原因之一。考虑到所有这些地区本来都是独立的，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其中一些在接受新王朝的统治之后，还能长时间保持自主政治活动的能力，更何况王朝统治这些地区靠的是巡游和个人魅力，而不是发达的官僚机构。尽管不乏引人入胜的故事和具有惊人魅力的个人，但第一千年末期北欧和东欧国家形成的情况，远不是讲述成功王朝的历史叙述展现的那么简单。历史上有许多雄心勃勃的个人，他们努力积聚力量，让所有对手在自己面前黯然失色。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雄心并不能产生强大的国家结构。我们不仅要注意关于个人雄心的历史记述，也要考虑更宏观的结构转变，正是这样的转变让普通的雄心成就了不普通的结果。

国家的建立

许多变化与促成第一千年上半叶罗马帝国边缘更大政治结构形成的变化相似。从长远来看，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转型对北欧和东欧国家的形成起到了结构性的关键作用。这在斯拉夫世界中最明显，但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直到第一千年中叶，斯拉夫社会或斯拉夫人统治的社会中都没有明显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不管其具体起源于何处，讲斯拉夫语者在6世纪突然出现在地中海边缘时，显然来自东欧不发达的森林茂密的地区。那里的定居点很小，只能称得上是小村庄，铁器时代的农民只是勉强维生，几乎没有能代表不同社会地位的物质标记。这种状况在6世纪发生了根本变化，其直接原因是，一些讲斯拉夫语的人在迁徙过程中与较发达的地中海地区建立了直接联系。空前数量的财富（来自袭击、军事服务和外交补贴）流入斯拉夫世界，很快产生了不平等现象和随之而来的新的社会结构。575年左右，新的社会结构成形，出现了军事领袖这个新阶级，控制着相当大的区域和几千人的群体——尽管也有理由认为，以科尔恰克遗址为代表的其他斯拉夫社会保留了更平等的社会形式，甚至为此采取了不同的移民方式，向远离东罗马边境的方向迁移。 [30]

9—10世纪新的斯拉夫国家建立时，不平等现象已大大加剧，最明显的体现是军事随从：他们是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工具，在日耳曼世界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世纪兴起的斯拉夫领袖应该也有自己的追随者，但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没有提到可以视为军事和社会力量的大规模永久随从队伍。9—10世纪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阿拉伯地理学家写道，波兰的梅什科维持了一支有3 000名战士的私人部队，而且这只是众多部队中的一支，可见当时随从有多重要。在波希米亚，14位大公在845年接受洗礼时“与他们的人”一起，而与瓦茨拉夫有关的早期波希米亚文本既提到了他的随从，又提到了他的兄弟博莱斯拉夫一世的随从。法兰克的文本也提到摩拉维亚人莫伊米尔和他的侄子斯瓦托普鲁克都有自己的“手下人”。在罗斯，随从同样重要。阿拉伯地理学家提到900年前后统治北方的罗斯大公有400名随从。根据《往年纪事》的叙述，对于几位早期国王来说，随从似乎也是重要的政治压力集团。例如，伊戈尔要求德列夫利安人多纳贡，正是因为他需要满足他“手下人”的要求。他可能后悔了，因为这导致他死于心怀不满的纳贡者之手。正如我们在罗马帝国周围的日耳曼人中所看到的那样，永久性的军事随从大大增强了统治者的力量，有助于他们统一敌对的家族，对广大民众施加一系列义务（如军事义务和劳役）。军事随从创造了能自上而下施行统治的强大王朝（和在日耳曼人中一样），从而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即使在6世纪末的斯拉夫人中间，也没有迹象表明出现了世袭权力，哪怕的确有人可以建立强大的权力基础。 [31] 但9—10世纪的时候，王朝就主导了政治，权力世袭成了通行的做法。

随从只是广泛社会变革的一个方面。了解全局的障碍之一在于无法确定变革是从何时开始的。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大众中间，都流传着公元500年前后斯拉夫社会高度平等的说法。人们因此认为斯拉夫化是“快乐嬉皮士”的扩张，这种想法尤其得到了一些东罗马史料的支持，据记载，6世纪的斯拉夫社会没有结构化的社会差异，还很不寻常地乐意接纳战俘作为其社会自由平等的成员。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种认为斯拉夫社会平等的想象。我们之前讨论日耳曼人的时候讲过，社会地位高完全可以在非物质层面上展现，比如不用工作得太辛苦，能得到更多食物，解决群体内部争端时说的话更算数。 [32]

但即使考虑到500年左右斯拉夫社会的发展并没有那么平等（哪怕之前有平等，此时也在移民和发展的双重作用下迅速瓦解了），10世纪时情况比起那时来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政治领导层有了世袭权力，影响力因永久性的军事随从而扩大，此外，斯拉夫社会中出现了分化明显（可能是世袭）、等级有高下的社会类别。

处于社会底层、没有人身自由的人口群体在第一千年末期这些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8世纪开始，奴隶贸易就是中欧和东欧的重要现象。而随着新的国家结构的发展，无自由者组成的“服务村”成了他们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稍后详细讨论）。根据现有资料，尚不完全清楚这些村庄中居民的地位是否比常被贩卖的奴隶高，他们的地位也许类似于日耳曼世界中的永久“被释奴”（更确切地说是“半自由民”）。但无论是哪种情况，10世纪时，斯拉夫人口中的一大部分显然已经落入了一种世世代代低人一等的地位（或者说两种地位，如果要区别对待奴隶和服务村的居民的话）。不管你如何构想公元500年前后的斯拉夫社会，后来发生的变化都是惊人的。

社会顶层的人地位同样永久不变，我们的资料中常常称他们为“权贵”（optimates）。据记载，一批这样的人在982年参加了在波希米亚的集会，批准任命斯拉夫尼克家族的阿达尔贝特成为布拉格的主教；在留里克统治下的罗斯，也是这样的人统治着各自的定居点（其中一些人的独立程度相当高，在贸易条约谈判期间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了自己的使节）。某些具有同样高地位的人也出现在11世纪初波兰国王的队伍中。他们应该是波兰国王和其他国王巡游路上会宴请的那种大人物。经考古发现，米库尔奇采外围100公顷的区域中有5个所谓的大公领地，这可能说明10世纪时摩拉维亚就有了这样的权贵，不过他们也可能是统治王朝中的年轻成员。有证据表明，这个阶层由三种人组成。第一种是新王朝家族内部的支持者。第二种是原本独立的单元（包括俄罗斯的斯拉夫-斯堪的纳维亚贸易团体，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的“部落”单元）中接受新王朝统治的精英。第三种是统治家族中的年轻成员。在他们接受基督教之前甚至之后，一夫多妻制都很普遍，因此，年轻的王室成员人数众多——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的嫔妃就数以百计。渐渐地，这三种人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他们成了最终成形的王国中的贵族。

和早期的日耳曼世界一样，在贵族和非自由民之间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自由民阶级。几乎所有主要王国的书面法律资料都提到了他们，摩拉维亚除外——摩拉维亚的存续时间不够长，没法形成自由民。如果这些王国的情况和第一千年末期欧洲其他地区相似的话，自由民可能在王国可部署的军事力量中占了一大部分，是统治者自己的职业军事随从之外的一股力量。在其他地方，通常是非自由民群体履行较低等的职能，例如提供劳力，建造应该是由这些王国立起的那些壮观的纪念碑。相比之下，提供军事服务尽管显然更危险，但地位更高。 [33]

即使我们不相信6世纪的斯拉夫社会完全平等，斯拉夫社会也在500年到1000年之间经历了全面重组。6世纪，斯拉夫世界的首领一生浮浮沉沉，并没有明确的世袭权力，也没有迹象表明存在世袭贵族或永久性的非自由民群体。在7世纪，至少某些斯拉夫群体仍然如此。像法兰克商人萨莫这样完全的局外人，在当时仍可能被选为地位高于许多斯拉夫大公的领袖，可见那些人应该并不在等级分明或世袭的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但到了10世纪，一切都变了。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些过渡性转变，后来的新国家就不可能出现。世袭的王朝权力，随从和贵族的社会和军事影响力，社会分化，能够（自愿或非自愿）实现提供食物、劳力、军事服务等社会功能的人口群体：所有这些都是新国家的关键结构要素，而它们在6世纪都不存在。

重组所需的不同要素是什么时候具备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最有可能成立的答案往往有很多面。总体来说，某些变化似乎有着悠久的历史。8世纪90年代，查理曼的战役之后，中欧的斯拉夫社会脱离了阿瓦尔人的控制，当时就出现了一批强势的诸侯。短短几十年内，就有一组领袖被记录在编年史中，比如伏伊诺米尔、马诺米尔和柳代维特，他们能动员大量军事力量用于各种目的。这种控制程度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间出现，而更可能是在阿瓦尔时期形成的。早在9世纪中叶的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就有了在自己领地内握有世袭权力的领袖（duces）。虽说如此，还是要把另一个事实考虑在内才比较平衡，即直到9世纪，斯拉夫世界中的大部分山堡似乎都还是社区自建的避难所。发掘时，并没有在这些山堡发现有精英居住的迹象（通常连永久性住宅都没有），也没有任何其他迹象表明有某个大人物在推动这些工程。 [34] 800年前后可能就有了世袭领袖，但我们不应高估他们的社会力量。

同样重要的是，国家的建立能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变革。最明显的是，财富增加后，某个王朝就能拥有规模和力量更大的随从队伍。同时，新国家中新兴的贵族大多是王朝崛起的副产品，有时是王朝的拥护者和年轻亲属地位提升后成了贵族，有时是原本独立的地区首领地位下降，被贬为贵族。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在建造城堡时，还推倒了原来社区自建用于避难的山堡，用新的王朝城堡取而代之。奴隶贸易肯定开始于8世纪，但急速增长是在9—10世纪。最后两个方面的发展可能在增加人口中非自由民的数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即便没有增加，至少也在一开始带来了非自由民）。因此，我自己的最佳猜测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800年左右产生了一批世袭领袖，阿瓦尔帝国崩溃后国家形成的过程又进一步改变了局势。

这个社会转型的一般模型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丹麦则是另一个问题。丹麦的国家形成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因为在丹麦发生的是国家重建。8世纪以来，日德兰半岛南部和附近岛屿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类似于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国家的结构，但它被维京时期流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新财富摧毁了。这表明（史料也证实），800—100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比斯拉夫世界要根深蒂固得多。维京时期的资料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国王、伯爵、自由民和非自由民（奴隶）。这很说得通，不仅是因为那里已经有了类似国家的结构，还因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或至少丹麦）曾是日耳曼世界的一部分（只不过可能算是远边缘区而非近边缘区），与罗马帝国在第一千年上半叶就有互动，还参与了早期的社会政治转型过程（如流入的罗马商品和沉没在沼泽中的武器所示）。9世纪晚期和10世纪的丹麦国家的形成，可能更多涉及的是既有权力集团及其领导王朝的起落，而不像附近的斯拉夫人那样经历了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35]

因此在当时，至少就斯拉夫世界而言，社会革命既是国家形成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但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结构调整，就不可能实现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而当时中欧和东欧也有大量证据表明了这一点。与社会变革一样，一些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出现在国家形成之前，也是国家形成的必要前提。国家出现后，又推动了进一步的变革。

最难精确记录的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粮食生产的情况。当然，讲斯拉夫语者统治着的广阔领土上环境多种多样，因此各地农业发展的轨迹不可能相同。但证据充分表明（尽管证据可能还比较笼统）农业产量急剧增加。不同地方的速度不同，但都发生了一场革命，使更多的土地成为耕地，更有效率的耕作方式（包括耕种技术和土壤肥力管理）也投入了使用。最明显的是，第一千年下半叶，中欧和东欧砍伐了大量的森林。在波兰那些适合采取花粉岩芯的湖泊地区，草木与谷物花粉的比例在这300年内从3比1急剧下降到差不多1比1，这表明耕地数量翻了一番。这个结果不能简单套到整个斯拉夫欧洲。我认为北边和东边的变化程度会比较小。尽管如此，即使在俄罗斯地区，斯拉夫文化向北和向东的传播也与全面农业活动在树木繁茂的草原和东欧平原上气候比较温和的森林地带中的传播密切相关。因此，即使无法确定农业扩张在某个地区的具体影响和发生年代，农业普遍扩张的现象也已经足够明确了。 [36]

更高效的耕作技术传播的情况也很容易勾勒。讲斯拉夫语者与地中海世界的最初接触让一些斯拉夫人用上了更有效的耕犁，这种犁能将土壤翻过来，使腐烂杂草和作物残茬的养分释放到土壤中。这既能增加预期的产量，又能延长耕地使用的时间。9—10世纪的国家形成的时候，进一步的发展还未出现。例如，中世纪最成熟复杂的农耕方式是庄园。庄园的优势在于它是自给自足的综合性生产单元，有大量劳动力，可以集中制定农耕策略，特别是用轮作维持土壤肥力，使效率最大化，而成本（特别是耕犁设备）则可以通过共享而达到最低。庄园也是进行残酷社会控制的工具，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就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而言，关键是中欧和东欧的耕种生产直到新国家形成后的11世纪才完全庄园化。这一发现给固守教条的人带来了挑战，因为这些国家原本被认为是农业庄园化后才发展起来的“封建制”国家，但庄园和这些国家孰先孰后已经有了定论。然而，即使庄园化在9—10世纪只有萌芽，也有证据表明一些重要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特别是在第一千年下半叶的花粉岩芯中发现了黑麦数量的稳定增长。在秋季而非春季播种的黑麦与从二圃制向三圃制的发展有关。三圃制既可以增加一个时间段内的可用耕地面积（2/3的耕地可用，而不是原来的1/2），又有助于保持土壤肥力。这一发展也许为后来阿拉伯地理学家见到的现象奠定了基础：斯拉夫人每年收获不止一次，而是两次。 [37] 之后还会有更多重要的发展，不过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欧和东欧的粮食产量已经大大超过了500年前的产量。

这对国家形成至关重要，体现在多个方面。除非粮食有大量盈余，否则这些地方的领袖就会像第一千年上半叶日耳曼世界的领袖一样，无法供养大批专业军事人员和其他不从事初级农业生产的工作人员。同样，如果没有经济盈余，社会分化就不可能根深蒂固。更多的食物也意味着更多的人口， [38] 如果人口没有增加，国家可能永远无法形成。新增的人口为雄心勃勃的建筑工程提供了所需的额外人力。更重要但更难具体衡量的是，中欧和东欧的人口密度增加后，资源竞争也大大加剧。为了过得好而归属于一个群体，这样的需要一直是人们愿意为加入某一群体付出代价的重要原因。简单说，农民（或其中一些农民）愿意上交一部分粮食并为崛起的王朝提供劳务，原因之一在于王朝能用力量足够大的军事组织来保证农民安全保有土地。 [39]

但是，除了有更多人生产更多食物，蛮族欧洲在500—1000年间还发生了更多的变化。其他方面的经济发展对国家形成的重要性与之不相上下。例如，军事随从需要武器和铠甲，而且我们知道，10世纪的新统治者控制着大量的贵金属储备（看看勇敢者博莱斯瓦夫在阿达尔贝特墓上立起的金十字架就知道了），手握劳动力和大量资源，可以实施那个时期常见的宏伟工程，比如建造、装饰、修缮教堂和宫殿等。统治者之所以具备这样的能力，一方面原因在于当时影响整个中东欧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这些进程并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内，另一方面原因则在于这些王朝本身采取的政策。

这些年中，最重要的非农业经济现象是皮草和奴隶国际贸易网的兴起。西部的一些线路7世纪就投入了使用，但贸易网到8世纪才延伸到波罗的海，9世纪才遍布整个东欧。前文谈过擅长水上运输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如何使贸易网在长距离内运作，这对整个维京时期都很重要。其结果是，这个时期，欧洲北部和东部输出了大量的原材料（主要是人口和毛皮），获得了大笔金钱的回报。应该也有大量的拜占庭丝绸在这个网络中交易，但流传下来的史料中对此记录寥寥，也没有什么考古证据。拜占庭主要靠输出精美的丝绸来进口其他产品。但考古发现的是大量的银币，大部分来自伊斯兰世界，但也有来自西欧的。这些银币的留存量非常惊人：我们在第九章中看到，根据最近的估计，超过22万枚阿拉伯钱币被收藏在有5枚或5枚以上钱币的窖藏中。白银从来都是有价值的，因此这样的发现很值得注意。银币的数量很多，不少后来又经过了多次重铸，留存下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么大规模的财富流动，国王们自然非常感兴趣。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能以提供安全的交易场所为条件向商人收取费用，从中获利。9世纪初，丹麦王国尚未崩溃的时候，国王戈德弗里德迫使以前在斯拉夫地区交易中心雷里克经营的商人搬到他在日德兰半岛南部海泽比新建的交易站。此举被记录在当时的文献中并得到考古证实。对海泽比出土的早期木材进行年轮定年后发现，海泽比建于约810年（与文字记载一致），正值戈德弗里德的鼎盛时期。在这里，国王追求的肯定是经济利益。布拉格的情况也类似，它是波希米亚普舍美斯王朝的主要中心之一，如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说，也是奴隶贸易的主要中心。过路费肯定大大充盈了王朝的金库，贸易非常重要，瓦茨拉夫被杀，原因之一就是他试图取缔贸易。

10世纪留里克王朝的新家基辅也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中心。拜占庭和俄罗斯的资料来源都证实，从10世纪初开始每年春天都去君士坦丁堡的罗斯贸易船队，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到了11世纪初，梅泽堡的蒂特马尔告诉我们，这座城市已经有了不少于8个市场。唯独在波兰缺少有关其参与新的国际贸易网络的明确文字证据，但这应该是因为文字因意外而没能留存下来。在皮雅斯特王朝的领土上发现了大量阿拉伯银币，其人口无疑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新的贸易网络。 [40] 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些新王朝都有效地利用了新产生的财富。

王朝也不是只会收钱，它们有时还积极推动重塑网络，以获取更多利润。留里克王朝是最明显的例子。10世纪，该王朝在911年和944年两次发起集体军事行动，迫使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当局给罗斯商人更优惠的贸易条件，包括为前来做生意的商人在城中免费提供一个月的食宿。考虑到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俄罗斯的兴趣是怎么来的，这些条约体现出的情况也就在意料之中了：留里克王朝的成员（而不仅仅是其现任领袖）本身就是活跃的商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增加交易量和市场份额。但这么做的应该并不是只有留里克王朝。拜占庭与罗斯的贸易联系恰好留下了比较充分的文字记录，而在我看来，尽管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但其他王朝很可能也会用最适合它们的方式积极地发展国际贸易联系。 [41]

即使我们对此的了解并不是太多，也足以认识到至少在自己治下的核心地带，这些王朝都积极组织经济活动。这也是可以从历史资料和考古调查中得出的。从考古发现看，10世纪波兰和波希米亚的王朝心脏地带人口密度相当高。该结论也是基于对陶器年代的详细了解得出的，而从陶器的分布可以合理推断出定居点的存在。证据表明，这样的人口密度不是偶然，而是刻意干预的结果。如考古发现所示，普舍美斯王朝和皮雅斯特王朝在崛起的关键时刻，都摧毁了与旧的社会政治结构（“部落”）相关的防御中心，并分别在9世纪和10世纪建起一系列城堡取而代之。在此过程中，应该至少有一部分被征服的人口被有意迁移到王朝的核心地带。其中一些迁移在史料中有记载。例如，《往年纪事》记载，弗拉基米尔大公与10世纪后期不同群体［斯拉夫人、克里维奇人、楚得人和维亚蒂奇（Viatichi）人］大规模转移到杰斯纳河沿岸各地有关。这次转移可能不用靠武力强迫，靠说服就够了。在其他地方，比如波兰和波希米亚，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迁移过程在考古上的反映，也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口特别密集的聚居区；不过来自这些王国（实际上还要包括罗斯）的早期文本（都出自修道院）说明了重新安置人口的目的。这些早期文本中体现的经典经济形式是前文提到过的“服务村”。没有人身自由的村民除了要提供粮食，还得为国王承担养蜂养马之类的其他经济功能。这些人不是自由民，很可能是通过强制性的重新安置来到村子里的。 [42]

可见，国王（或者再加上他们的顾问）有充分的经济意识来尽可能开发利用王朝的核心地带。从利用方式可以看出，他们所在的世界中，围绕农产品的市场经济几乎不存在，因为他们无法购买到所需的物品，而必须将专门的任务分配到具体的定居点。这并不奇怪。9世纪的加洛林王朝也是这样，其治下的某些地区仍有服务村，这既体现于钱币证据，也体现于农民给国王上缴的是粮食而非现金税款这种情况。当时欧洲北部和东部的经济中都缺乏小面额钱币。阿拉伯银币是很充足，但它们的价值太高，无法用于日常购物。一枚银币可以买几大袋面包，没等吃完就该坏了。同样，尽管国王通常更喜欢现金形式的税款（因为现金灵活得多），但只有在农民有可能将多余产品出售给商人时，国王才能要求农民用现金缴税。

第一千年晚期的这些国家倾向于以不同方式管理核心和边缘地区，而上述情况为此增加了一个维度。这不仅是巡游的运输局限性带来的偶然结果，还反映了国家建设更根本的方面。由于这些最终获胜了的王朝的政策，核心区和边缘区的人口密度和经济组织完全不同。在基辅罗斯，由于其起源特殊，核心区的形成过程有额外的重要意义。到10世纪中叶时，留里克王朝已展现出转移其运营中心的独特能力。它先是在北方——似乎是在戈罗季谢（旧诺夫哥罗德）——崭露头角，然后如我们所见，在9世纪末奥列格率军南下时转移到了第聂伯河畔的基辅。

这种转移背后的原因令人费解。乍一看，这个举动很奇怪，因为如前文所述，戈罗季谢的这个位置，更有利于控制沿伏尔加河到伊斯兰世界的贸易路线，而这条路线比沿第聂伯河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线更有利可图。但是，基辅有其他的优势。基辅坐落在树木繁茂的草原上，从这个位置正好可以统治现在的乌克兰周边地区，而此地在7—8世纪已成为大量斯拉夫农业人口的家园。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到来之前，这些人口已被组织成单元，有了稳固的政治结构。波利安人（Polian）统治了基辅的周边地区，其附近的其他群体包括德列夫利安人、谢韦尔人（Severians）、拉迪米奇人（Radimichi）和德列戈维奇人（Dregovichi）（地图19）。虽然地理位置对贸易而言不是最有利，但基辅为斯堪的纳维亚王朝的野心家提供了多得多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往年纪事》告诉我们，在奥列格时期，大公的军队中不仅有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有讲斯拉夫语和芬兰语的人。大公不满足于当个商业贵族，对他来说，乌克兰能提供的东西比北方要多得多。尽管如此，留里克王朝还没有做好放弃动荡生活的准备。奥列格的儿子兼继承人斯维亚托斯拉夫四处征战，范围东至伏尔加河，南至高加索地区。《往年纪事》称，他去世之前还在考虑第三次迁都，打算将王朝的首都迁至多瑙河。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最终成了他的继承人，弗拉基米尔在沿杰斯纳河的基辅及周边建立了更强大的经济核心区，使留里克王朝永久扎根在了乌克兰心脏地带。 [43]

当然，关于第一千年末期国家形成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还有许多是我们想知道的。铁矿开采和铁加工的详细情况是资料中的一大空白。新王朝部署的军队需要大量铁制品，至于这些需求如何得到满足，相关的信息并不多。不过，大体情况很清楚。国家形成有赖于先前发生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社会与经济转型：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后，人口大量增长，动产大量增加，围绕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形成了更成熟的社会等级制度。

这些巨大的变化是国家形成的必要背景，而这些王朝自身又促成了意义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在贸易方面，它们不仅从新的国际贸易网中榨取过路费，还尽可能扩大贸易网。在国内，王朝也尽可能扩大核心地区的农业生产。这些过程在1000年时都还没有完成。从11世纪开始，以庄园为基础对农业生产进行了重组，王朝建立者的后代也聘用了招募代理人，向数十万日耳曼农民提出后者无法拒绝的条件让其东迁，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产量。 [44] 尽管1000年时这些进程尚未完成，但我们的问题已经有了部分答案。一般王朝都有的野心在这个时期内产生了非同寻常的结果，因为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转型已经为王朝的领袖铺好了路。

但这充其量只是一半的答案。王朝的野心刺激了国家的形成，它既是我们所见政治革命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而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转型则是其必要的背景。但是，让王朝野心家能够自由重塑中东欧版图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最初是怎么发生的呢？

国家的崛起

苏联时期通行的说法很简单。从5世纪开始，常与其他群体共居、奉行平等主义的斯拉夫人控制了后来成为斯拉夫欧洲的土地。在接下来的四五百年中，该地区内部的社会经济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发展过程，直到围绕以庄园为基础的农业形成了阶级，第一个国家基于农业生产手段控制权的不平等分配出现。但是，这种叙述并不符合历史现实，最近的著作都强调，国家形成是个很有戏剧性的过程。在许多地方，斯拉夫化开始的时间比以前认为的晚了150年，庄园化农业出现在国家形成之后，而不是之前，考古发现则揭示了这一过程中突然而暴力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摧毁原有社会经济秩序，用新王朝的秩序取而代之，靠的不是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而是崛起王朝的军事力量。可见，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9—10世纪的王朝突然如此有力地握住了权力的缰绳。和第一千年上半叶的日耳曼世界出现更大政治结构的过程一样，斯拉夫欧洲与发达的帝国邻居间日益紧密的联系网络发挥了关键作用。

帝国游戏

在中欧，斯拉夫世界先后与两个帝国有过直接接触：8—9世纪的加洛林帝国，以及10世纪的奥托帝国。两者都不像之前的罗马帝国那样强大，但在鼎盛时期，这两个帝国还是有强大的实力，它们的军事和外交政策深刻影响着周边的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和罗马时期一样，加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与邻居打交道的最常见方式是帝国侵略。第一千年后期的这两个帝国内部的政治凝聚力，都要靠奖赏地方精英来维系，地方精英不仅管理自己的地盘，还为皇帝提供军事力量。

加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的皇帝并不像控制了发达地中海世界的罗马皇帝那样有巨大的财富储备，就连自己控制下的土地，他们也没有完整的征税权。因此，他们往往只能用不可再生的资产来奖赏当地精英（例如来自皇家内库的土地），这导致帝国出现了内部分裂的趋势，因为本地精英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多。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扩张，在无法大规模征税的情况下，扩张带来了另一种可再生的财富，让统治者可以在奖赏本地精英的同时维持自己的权力。因此，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后来这两个帝国在维护中央权力时，比罗马帝国更依赖扩张，只要有可能，它们就会去劫掠邻国。在715年查理·马特上台执政和他的孙子查理曼晚年之间有9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加洛林的军队没有争战掠夺的时间只有5年。10世纪上半叶，统治萨克森的公爵家族发起东进（Drang nach Osten），这是亨利一世和他的儿子奥托一世能击败竞争者，自己成为加洛林帝国继承人的关键原因。 [45]

掠夺性的扩张总是会带来劫掠，但带来真正利益的是有组织的长期剥削。就连没有被完全征服的领土也会受到剥削。波希米亚从亨利一世的时代起就必须每年进贡，公元950年后还要为王朝提供军事支持。1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大约10年，波兰的梅什科一世也成了进贡者。受帝国控制程度更深的地区，负担也相应加重。击败所谓易北河斯拉夫人（10世纪上半叶大致生活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的小规模群体，见地图14）后，奥托王朝在易北河以东建立了9个主要的收集中心（“城镇”，urbes，史料中称为burgward）。这些中心从斯拉夫人那里收集贡物（特许状委婉地称其为“年度礼物”），其中一些收入分配给了奥托王朝最宠幸的两个神职人员，即马格德堡大主教和迈森（Meissen）大主教。这些安排记录在奥托将教区授予主教时的特许状中。从新财富中受益的不是只有教会机构。在这种堪称殖民的环境下，奥托王朝的权贵都觊觎对边境的指挥权，因为这是发财的机会。在一个分支得到肥差而另一个分支没有得到的情况下，边境指挥权的分配甚至能激起权贵家族的激烈争斗。这方面最有名的是赫尔曼（Herrman）和维克曼·比隆（Wichman Billung）两兄弟的争斗。赫尔曼得到了关键的职位，始终忠于奥托；维克曼则在其漫长而痛苦的一生中满怀嫉妒，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反对奥托。 [46]

但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扩张政策对帝国的影响，而是被剥削的人口对资产被剥夺的反应。可想而知，他们会努力抵制帝国的扩张，如果无法全面抵抗，就尽可能减少影响。一批原本独立的小规模政治单元联合为少数几个大型政治单元，这是抵挡帝国的最有效策略之一；也正因如此，帝国的剥削和本章要讨论的政治巩固有很大的关系。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来自易北河斯拉夫人（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国家形成是失败的）。刚才提过，他们全面受制于奥托帝国。983年，易北河斯拉夫人趁奥托王朝在其他地方遇到困难，发动大规模起义，并在短期内取得了成功。他们不满奥托王朝的统治，特别是对那些通过剥削他们而大量获利的教会机构心怀怨恨，因而对教会和神职人员实施了一系列暴行，这些都记在出自教会的史料中。不过，这次起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政治重组，而这是起义成功的关键。落入奥托王朝之手时，易北河斯拉夫人由一组小型的政治团体构成。而起义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在这些团体间建立了新的同盟——此次事件后不久，我们的史料就给他们打上了“柳蒂奇人”（Liutizi）的标签。柳蒂奇人不是新的族群，而是旧的群体重组后形成的。和罗马帝国边缘的日耳曼人一样，易北河斯拉夫人从痛苦的经历中认识到，不同群体团结在一起，可以更有效地抵抗帝国的侵略。 [47]

最初的扩张和征服之后，帝国邻居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奥托三世在统治期间与波希米亚人和波兰人之间保持着良好关系，以皇帝朝拜阿达尔贝特之墓为代表。但在奥托死后，帝国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没有留下儿子，他的堂兄亨利1003年登基后，帝国与皮雅斯特王朝之间进行了约20年持续不断的战争，新皇帝也愿意使用不信基督教的易北河斯拉夫人来对抗自己从前的基督教兄弟。亨利这么做当然有他的理由，但政策上的矛盾之处反映出易北河之外的人口实际上相当于二等公民，因此剥削他们的想法往往被视为合法，也会不断出现。这种做法背后的态度不同于罗马人对蛮族的那种彻底贬损；罗马人的态度倒是没有矛盾之处，但同样令人不快，他们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把那些“野蛮人”当作野兽来对付。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因为是基督徒而得到一定的保护。也难怪，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易北河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异教徒受到了帝国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的残酷伤害：所谓北方十字军（Northern Crusades）中的基督教条顿骑士团和其他人一起，一路向北和向东烧杀抢掠。而即使是信奉基督教的斯拉夫国家，也只能处于二等地位，也无法确定帝国剥削外人的本能会不会让它们遭遇厄运。 [48] 而事实上，11世纪早期让波兰人吃了苦头那种帝国政策变化，在9—10世纪的外交中还有很多例子。

比方说，8世纪后期，在查理曼试图征服萨克森的漫长曲折过程中，易北河斯拉夫人中的一个群体奥波德里特（Abodrites）是其主要盟友。奥波德里特人的基地在萨克森的东部边境，加洛林王朝从南部和西部向萨克森进攻，奥波德里特人则开辟了极为有用的第二战线，查理曼对他们的支持深表感激。作为回报，他给了他们更多的土地、直接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以及贸易特权。萨克森被并入帝国后，特别是它成了帝国中心后，奥波德里特人意识到自己失去了战略地位。他们不再是有用的盟友，反倒像是未来的臣民，帝国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奥波德里特人虽然没有被马上征服，但侵略性的外交已成为常规。这方面的集中体现是边疆伯爵格罗（Margrave Gero）的一次宴会，当时他谋杀了30名奥波德里特人的领袖，相比之下罗马时代的宴会暗杀都不算什么了——罗马的宴会暗杀很常见，但通常一次只杀一个领袖。9世纪摩拉维亚的统治者也体会到生活在帝国边缘的不确定性。斯瓦托普鲁克国王早年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870年，他在东加洛林人的帮助下首次掌权；此后不到3年，帝国政策出现变化，他被监禁了好几个月；最终，他袭击了巴伐利亚，为自己遭受的对待报仇。 [49]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帝国附近，但只有（从大部分人的角度看）二等公民的地位，就特别容易受到危险的政策变化的影响。帝国统治圈内的某个派系为了获得政治资本，随时有可能去倡导对你不利而对他们有利的做法。

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但没有必要。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帝国的掠夺对处于前线的社会造成了怎样的总体影响。易北河斯拉夫人的叛乱是怨恨在行动上的充分体现，他们也有理由心怀怨恨，其他地方的人也一样。例如，摩拉维亚王朝自然会有的猜忌体现在了宗教领域。和其他许多新王朝一样，新的统治者上台后，很快决定改信基督教。然而，他们并不是简单地从加洛林王朝那里接受基督教，而是探索了其他所有可能的途径。众所周知，他们在863年请来了拜占庭传教士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并得到了教宗的祝福。这是在对抗加洛林王朝，充分体现出对帝国及其种种行动的怀疑。最终，在美多迪乌斯死后，摩拉维亚被迫加入加洛林王朝的宗教阵营，美多迪乌斯剩下的门徒于885年被驱逐，由法兰克神职人员取而代之。摩拉维亚人还是认为帝国会剥削他们，这样的猜忌体现在本书开篇的882年的事件中：摩拉维亚公爵斯瓦托普鲁克和他的手下抓住了法兰克伯爵弗林哈和威兹洛，割掉了他们的舌头、右手和生殖器。

摩拉维亚人之所以报仇，是因为恩格尔沙克管理这个边境地区时对他们施暴，他们还想阻止恩格尔沙克的儿子获得他们父亲的职位。摩拉维亚人的行动有明确的目的，他们的报仇也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我显然不了解9世纪摩拉维亚人的思维方式，但这种行为很像黑手党用致人伤残来传递信息的做法。我能做出的最好猜测是，砍断右手和舌头的意思是行为和言语都不可信，而割掉生殖器则是诅咒这一家族绝后。说这么多的意思是，帝国的军事和外交侵略自然会引起怨恨，而这种怨恨可以成为新王朝实践和意识形态上的基石，新王朝可以借此为自己的统治获得同意。加入较大的实体，必然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但如果这样就能抵御掠夺带来的最糟糕影响，那就可以接受。易北河斯拉夫人和摩拉维亚人的例子是最明确的，而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帝国的掠夺对所有边境国家（波兰、波希米亚和丹麦）都施加了这样的影响。

在这些王朝建立国家结构的过程中，除了前述与帝国的军事和外交接触带来的影响（可以称之为“消极收益”），还有一些积极收益。在帝国政策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就有了很多曝光的机会。奥托三世的阿达尔贝特墓之行是个重大的国际场合，而勇敢者博莱斯瓦夫想必就像出席峰会的当代领导人一样，很乐意让臣民看到自己被当政的皇帝如此厚待。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看到了坟墓上巨大的金十字架，皇帝的随从们动了心思，开始计算打败皮雅斯特王朝能带来多少财富（这最终导致长达20年的战争，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当然，暴力的方向不是只有一个。和当时的皇帝一样，这些新王朝的统治者必须获得权贵的政治支持才能有效实施统治，奖赏在易北河以东和以西在当时都是风尚。而他们的婚姻政策让问题更加严重。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他们确实开始从明晃晃的一夫多妻制转向连续一夫一妻制，但有多个妻子和大量后代才是普遍情况——虽然可能比不上7世纪的萨莫，他一共娶了12个妻子，生了37个孩子。婚姻上的无度使继承纠纷和王朝内斗极为普遍。例如，弗拉基米尔的儿子智者雅罗斯拉夫与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斯维亚托波尔克（Sviatopolk）进行长期内战后，才在1018年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这场战争经历了许多起伏，至少还有3名兄弟和同父异母兄弟死亡。弗拉基米尔自己在10世纪70年代与他同父异母的兄弟雅罗波尔克打过类似的战争，王室死亡人数相近。只有获得权贵和随从的广泛支持才能赢得这类战争，而动员他们需要大量的财富。而且就和罗马时期一样，如果既想分发奖赏，又不想让自己破产，那么对附近更富裕、更发达的地区发起突袭是极为有效的手段。因此，关于对抗易北河斯拉夫人袭击的叙述，重点都是这些人如何烧杀抢掠，也就不奇怪了；而我们关注的其他边境王朝也经常发动类似的袭击，只是组织程度略高一些。9世纪每次与摩拉维亚人的冲突，10世纪与波希米亚人和波兰人发生的冲突，都释放出了相应的财富。 [50]

除了财富和声望，与附近的帝国进行密切接触也以更具体的方式巩固了新王朝的权力。我们的资料中有两个例子很突出。第一个是10世纪的斯拉夫诸国，它们的战争模式非常先进，配备了大量披甲骑士。公元800年以前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9世纪，加洛林的军队一开始只有步兵和轻骑兵，即使东法兰克王国的萨克森分遣队也是如此。奥托时代全副武装、配备锁子甲的萨克森骑士到9世纪后期和10世纪初才出现，萨克森人终于赶上了时代。考虑到这种背景，10世纪的波希米亚和波兰军队至少配备了一些披甲重骑兵是很让人惊讶的。我们对公元800年之前的斯拉夫战争一无所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时连萨克森人都没有最新的军事装备，斯拉夫人肯定也没有。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他们是从哪里知道和得到这些军事装备的呢？最可能的答案是从帝国向东传过了易北河。早在805年，皇帝查理曼在蒂永维尔（Thionville）发布的法令就试图将与斯拉夫世界的贸易限制在易北河沿岸的几个指定地点，包括巴多维克（Bardowick）、马格德堡、爱尔福特（Erfurt）、哈尔施塔特（Hallstadt）、福希海姆（Forchheim）、雷根斯堡（Regensburg）和洛尔希（Lorch），他自己也承认对武器运输很担心。我们马上就能想到，跨边境的武器流动是相当自由的，因为在公元第一千年，就连帝国也缺乏官僚机构来维持有效的边境管制。显然，加洛林王朝的先进武器对可能不得不迎战法兰克军队的斯拉夫群体来说极具吸引力，但武器进口对斯拉夫人的内部政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代欧洲的常备军与王室专制联系在一起，这不是没有缘由的。崛起的王朝统治者获得能使军队占据主导地位的装备后，也就得到了打压内部竞争对手并压制异议的力量。因此，帝国军事技术的引入直接推动了边缘地区的国家形成。 [51]

除此之外，这些新国家核心地区的经济组织也很值得注意。我们看到，所有国家都迅速演变出基于大庄园的松散格局，服务村除了负责基本的粮食供应外，还履行专门的职能。这种组织方式在9世纪的加洛林帝国中也很普遍，特别是其在莱茵河以东的欠发达地区。也许这只不过是在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重要产品生产的明智措施，易北河以东的这种格局也许是完全独立形成的。但若说这是帝国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密切接触带来的比较意外的另一结果，也不是没有可能。

和罗马时期比起来，这一时期帝国与边缘地区的种种接触中，少了罗马皇帝擅长的那种外交操纵。罗马皇帝会重新安排政治地理格局，有系统地支持某些王朝，只因它们有可能保证边境的中期安全。加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的皇帝偶尔会青睐一些群体（比如奥波德里特人），但史料中并没有他们始终尝试干涉邻国政治结构的证据。不过，另一个帝国的外交议程很可能在这些转型的早期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摩拉维亚、波希米亚以及（某种程度上）波兰都可以看作查理曼在公元800年前不久摧毁的阿瓦尔帝国的继承国。我们对阿瓦尔帝国的内部运作情况了解不多，但现有的资料表明其运作方式与匈人帝国非常相似。和匈人一样，阿瓦尔人经营着一个不平等的联盟。在联盟中，原本游牧的核心群体调动了军事力量，迫使一批一开始不愿接受其统治的臣民效忠于阿瓦尔人。在联盟中，有的臣民比较受青睐，有的地位则低一些。现有资料中体现联盟运作方式的一个有意思的片段，说的是一群人（其中许多人是罗马俘虏的后代）如何获得了自由的地位（不必为奴），并获准拥立自己群体的领袖。这听起来很像匈人帝国。由于缺乏复杂的政府机构，阿瓦尔人有可能是通过他们信赖的联盟诸侯来统治子民的。如果是这样，那么阿瓦尔人的统治很可能巩固了约600年时出现在某些斯拉夫群体中的领袖的力量，这些领袖通过控制从东罗马边境流入的新财富而崛起。在我看来，6世纪的发展，加上后来阿瓦尔人的外交操纵，这种组合最有可能解释为什么阿瓦尔人统治瓦解后，马上兴起了一批似乎很强大也很有地位的斯拉夫领袖。 [52]

总的来说，这些新国家与帝国邻居间的军事和外交联系有多种形式。帝国往往意在掠夺，汹涌的侵略浪潮越过边界涌入这些新国家。相应而言，只要条件合适，新国家也会反击，去劫掠易北河以西的丰富资产。我们能想象到的就这么多，但这两种现象都有助于促进国家形成，让新生的王朝要么获得意识形态方面的凝聚力，要么获得建立国家所需的资金。除了这些主要的接触外，还有一些次要的接触也推动了这一进程，比如军事和其他技术的出口，帝国偶尔的善意表现也增加了个别王朝统治者的资本。

纵观9世纪以后的普遍发展模式，还有两点值得指出。首先，与帝国相邻会带来两种影响：“消极收益”（利用帝国的侵略来增强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和“积极收益”（对帝国发动袭击，获取资金）。比较易北河斯拉夫人的命运与皮雅斯特和普舍美斯王朝的命运后，我们发现“消极收益”更为重要。尽管易北河斯拉夫人处于更便于袭击的位置（就在帝国边境上），也常常发动袭击，但帝国对付他们也容易得多。而且，帝国之所以是帝国，就在于只要它想，只要没有其他因素干扰，就能施加比任何周边国家强大得多的影响力。因此，在帝国与易北河斯拉夫人的正面对抗中只能有一个胜利者。波兰离帝国很远，以它的地理位置是不会直接受到帝国侵略的影响的，而波希米亚的丘陵和盆地则受到了波希米亚森林、厄尔士山脉（Ore）和克尔科诺谢山脉（Krkonoše）的地缘保护。因此，光凭处在便于发动袭击的位置上这一点，还不足以形成国家。通过袭击，可以获得有用的额外资源，但前提是你得经得住帝国的反击，还能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怨恨都拿来为己所用。

其次，种种积极的和消极的接触，从长远来看都将相关社会推向了相同的方向——当然，前提是这些社会没有被帝国征服。在生存斗争中产生的凝聚力、帝国偶尔青睐的效果、袭击得来的资金、从帝国得来的军事装备与行政手段，所有这些都极大提升了新生王朝统治其所在区域的能力。给王朝带来有利影响的也不限于军事和外交互动。

全球化

显然，要想建立国家，王朝领袖就需要获得某些人口群体的同意。至少在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和波兰，新领袖是先在本地的群体（“部落”）中获得了声望，然后才获得了人们对其统治更广阔区域的支持，而人们的支持程度应该是取决于他们已经获得的成就。即使在形成更大的国家结构之后，统治者仍需要获得同意，不仅要得到核心地区权贵的支持，还可能需要人数更多的自由阶级的支持——如果这样的社会团体的确在第一千年末的斯拉夫社会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话。同时，建立国家也需要动用暴力。如果想将权力扩大到原有的群体之外，就需要摧毁周边的山堡避难所，将那里的许多人重新安置到自己的核心地区。庞大而装备精良的军事随从是新的国家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军事力量肯定在摧毁旧秩序和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有这些都表明，能以空前规模大量积聚财富对王朝统治者至关重要。军事随从会消耗很大一部分财富。显然，他们需要食物，而且是很多食物。关于军事随从的比较证据（也包括和这些新国家有关的证据）表明，有充足丰盛的食物是战士们的基本要求。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贪吃。他们往往会花一早上的时间用双倍重量的剑击打木头（以磨炼技巧、增强肌肉力量），并进行提升感知力的活动，这些都要消耗大量的热量。但光为战士供应食物还远远不够。我们看到，这些新王朝的随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有先进的武器和铠甲，特别是防御铠甲。这些装备非常昂贵，不管是从法兰克的军火商那里购得（考虑到蒂永维尔法令，有人认为这是主要来源），还是自己生产。正是由于这些随从的军事能力，普舍美斯、皮雅斯特乃至摩拉维亚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那种迅速的暴力扩张才成为可能。但是，建立军队需要大量资金。我们显然要问：这些钱来自何处？王朝领袖又是如何得到这些钱的？

考虑到800—1000年间中欧和东欧的情况，最有可能的答案是，他们通过围绕毛皮和奴隶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网获得了资金。这种现象与先前改变了罗马帝国边缘的日耳曼社会的过程有些相似。罗马的常驻军队向来是农产品和各种劳力（包括额外的士兵和奴隶）需求的来源。前文谈过，从边境帝国那一侧稳定流入的现金促进了新社会结构的建立，为罗马后期出现的较大日耳曼联盟奠定了基础。但是，两种情况间存在一些关键差异。首先是运作规模。后来的毛皮和奴隶贸易在地理范围和货币规模方面都远远大于罗马时期的贸易。奴隶贸易的利润自然一直很高，而第一千年上半叶的资料都没有提到的毛皮贸易，其价值要远高过罗马时期的任何贸易。也没有迹象表明罗马时期奴隶贸易的范围达到了后来贸易所及的北方和东方。因此，比起早期的贸易，后期贸易网络的运作在历史和考古资料中留下了更多的痕迹，我认为这不是出于偶然。

其次，第一千年末期的贸易网涉及多个帝国，它们都对高价值的物品有需求，而这也是贸易规模扩大的原因之一。最先产生这种需求的似乎是西欧，从8世纪中叶开始，远至俄罗斯北部的商品都运往了那里。与伊斯兰世界建立联系之前，旧拉多加的贸易站已经运行了几代人的时间。这完全说得通，因为西欧需求增加时，正是加洛林王朝崛起的时候。但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很快就发挥了作用。公元800年后不久，阿拉伯银币开始大量向北流动，部分贸易转向了第二批客户，也就是阿拔斯帝国的精英。那是当时最大的国家，那里的需求很快超过了来自西方的需求——至少从最终流入波罗的海地区的阿拉伯白银数量判断，情况是这样。阿拔斯哈里发国在10世纪初崩溃后，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也没有中断，因为东伊朗萨曼王朝统治下的一个重要继承国迅速崛起，该国拥有银矿，因而异常富裕。最后，在9世纪中后期的某个时候，君士坦丁堡登台了，虽然富裕程度比伊斯兰世界差得多，但它仍是精英需求的第三个中心。 [53]

比起罗马时期的贸易网，涉及新贸易网的史料要多一些，我们得以更详细地探索这个网络的运作情况。前文提过，斯堪的纳维亚冒险家在9世纪开辟了一些主要的水路，特别是沿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到伊斯兰世界，以及沿第聂伯河跨过黑海再到君士坦丁堡的水路。也有穿过中欧进入西欧的陆路，而布拉格是路线上一大补给站。我们还能知道奴隶通常是在哪里被俘的，这很重要。阿拉伯地理学家写道，为获得奴隶，罗斯人向西发起袭击，“西斯拉夫人”则向东袭击。在奴隶和毛皮贸易中，大量阿拉伯银币流回北方，银币的分布确证了前述情况。银币集中的地方很值得注意。其中两个地方你应该能想到：一个是伏尔加河及其支流沿岸，另一个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而第三个地方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正处在皮雅斯特王朝的腹地。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维斯瓦河以东，第聂伯河以北和以西的广大地区完全没有发现银币。显然，银币的分布证实了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载。没有硬币的地区正是奴隶被俘虏的区域，也就是罗斯和西斯拉夫这两块硬骨头之间的地方。 [54]

这让我们对新王朝从国际贸易网中赚钱的方法有了进一步想法。所有王朝都忙着收取过路费，但我们看到，留里克王朝的统治者做的远不只是这些。作为贸易网络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也会开发市场，而不仅仅是对它们征税。考虑到奴隶贸易占了很大比例，新网络的发展可能与那些极为重要的军事随从有很大关系。在奴隶贸易中，暴力和恐吓是少不了的，这不仅是因为被抓的人会反抗，还因为惊恐害怕的人运起来更容易。记得我还是本科生的时候，曾拿起一本关于中世纪奴隶制的普通教科书浏览，我没有仔细读，因为它是用法语写的，中世纪奴隶制也不是我那一周作业的主题。但我被一张地图吸引了，地图上似乎用常见的那种交叉剑符号标出了一系列作战地点，但有点奇怪。我仔细一看，发现这些符号不是交叉的剑，而是剪刀，而图例写的是“阉割处”（points de castration）。这就不需要翻译了。妇女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阿拉伯地理学家显然热衷于描述北方社会有多野蛮，还特意强调了罗斯奴隶贩子的恶行有多么令人发指。伊本·法德兰说罗斯奴隶贩子是所有造物中最污秽的，还强调他们的个人卫生习惯有多糟糕。在被沿伏尔加河售卖的奴隶中，他只提到了妇女和儿童，还以窥私的口吻写下奴隶贩子与受害者发生了多少性行为。

很难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光看文字叙述，你可能会认为卖到伊斯兰世界的奴隶只有女人，但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这一点。也许因为运输距离太远，用船运输男人太危险了——尽管在水上航行，但沿岸的潜在避难所离得并不远（这与后来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不同）。但我毫不怀疑性剥削在运送过程中很常见，在谈论妇女和奴隶制这个话题时，总会讲到这种情况。而且你得想想，弗拉基米尔是从哪儿找到他在维什哥罗德的300个嫔妃、别尔哥罗德的300个嫔妃和别列斯托沃的200个嫔妃的？ [55]

关键在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事随从不仅是建立国家的重要工具，也是俘虏奴隶的利器。有些袭击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的，但罗斯人也亲手做了不少坏事，而且有充分理由认为西斯拉夫人（可能是皮雅斯特王朝和普舍美斯王朝的随从）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看到，皮雅斯特王朝的领土上出土了许多阿拉伯钱币，而这个王朝的地盘十分靠近（可以通过文字记载和未发现阿拉伯钱币判断为）奴隶被俘的地区。很容易就能想到，皮雅斯特王朝和留里克王朝一样，不仅收取过路费，还积极参与国际奴隶贸易，以此增强其随从的军事能力。

新的贸易联系不是仅仅产生新财富而已。与财富至少具有同等革命性的是新的权力结构发展带来的乘数效应，新的权力结构攫取更多的财富，也控制财富的流动方向。和现代全球化一样，新的联系既产生了大赢家，也产生了大输家。最大的赢家是新王朝及其主要支持者：王朝背后的领导者及其随从。大输家当然是成为奴隶的那些人，以及崛起的王朝周边的人民，他们失去了独立，沦为没有自由的服务村中的居民。还是和今天的全球化一样，较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之间新建立的联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理念也跨越了边境，新联系引发了巨大的变革。

人们早就认识到，在这几个世纪中将各地联系在一起的无疑是基督教。到1000年，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大部以及中欧和东欧的统治者都正式信奉了基督教。皮雅斯特王朝在10世纪70年代改宗，丹麦人在蓝牙王哈拉尔的领导下差不多同时改宗，普舍美斯王朝的改宗要早大概一代人的时间，弗拉基米尔领导下的留里克王朝改宗要晚半代人。当然，摩拉维亚人9世纪中叶就接受了基督教。尽管基督教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帝国欧洲之外的新王朝的统治者发现，他们新宗教的一个方面可能会造成问题。尽管在当时就不算新的想法，但从查理曼时代开始，皇帝头衔就带有特殊的意味：拥有皇帝头衔的人才是最高的权威，上帝亲自拣选他来代表自己统治世人。因此，接受基督教就意味着要承认帝国的上位权，新王朝自然会犹豫不决。如果你没有一个完全独立的教省，就还会面临一个实际问题：你领地上任何和宗教有关的收入（例如什一税）中都有一部分不受你控制，因为这些收入是属于大主教辖区的。大主教至少在名义上对主教的任命也有很大的发言权，因此“帝国”的大主教可能会干扰你领土内主教的选择。

这些潜在问题无疑对摩拉维亚王朝接受基督教产生了妨碍。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试图从罗马教宗和拜占庭那里获得基督教信仰，而不是通过离他们太近的法兰克人。也许出于类似的原因，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基督教化早期发挥关键作用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传教士，而不是附近的帝国教士。但从长远来看，来自邻近帝国的庇护往往难以抗拒，最好的选择是从帝国那里接受基督教，但是要取得自己任命大主教的权利（就像波兰那样），以防自己受到严重危害。 [56]

但是，为什么要接受基督教呢？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如果想摆脱“蛮族”的标签并得到基督教国家俱乐部的接纳，那么接受富裕、帝制、发达欧洲的宗教信仰是重要的一步。即使这么做可能会遭遇帝国的霸权，至少是遭遇帝国对霸权的主张，也好过仍被归类为“蛮族”；如果你还是“蛮族”，那么帝国内某个有影响力的派系就随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你，没有任何顾忌。显然，这就是易北河斯拉夫人最终灭亡的原因——哪怕在11世纪初，他们曾因亨利二世想要遏制皮雅斯特王朝的权力而曾短暂受益。在改宗基督教时对内说明一系列好处，早已是那些雄心勃勃的王朝的一贯做法。

好处大致有三类。首先，改宗基督教提升了国王和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地位。在第一千年中被大家普遍接受的一个基督教观点是，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任何统治者都无法赢得权力。因此，改宗基督教可以让统治者自称是被上帝拣选的，从而让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遥遥领先于最厉害的对手。这在政治上可能很有用，因为大多数雄心勃勃的王朝统治者是不久前才从一帮统治者之中脱颖而出的，而且大多靠的是暴力。其次，基督教是基于圣书的宗教：它的基本文本、对文本的注释，以及数百年来为组织其活动而发展起来的实践规则都是书面的。因此，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的精英人口中，教会人士的整体文化程度是比较高的。神职人员因此可以充当国王的侍从，据我们所知，改宗后的统治者都雇用了神职人员当仆从。从长远来看，教会人士的读写能力使行政管理的官僚化成为可能，这在评估和征收现金形式的税款方面特别有用。第三（这是第二点的自然结果），基督教的维护费用很高。建筑、书籍、全职的神职人员，所有这些都要花很多钱。因此，基督教总要设立新税种（第一千年末期常见的是什一税）来为宗教活动提供资金。种种证据表明，国王自己保留了一部分收入，有时是直接挪用什一税，有时则用间接的方法。间接方法能行得通，是因为国王往往保留了任命教士领袖（例如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权利，可以任命自己的支持者来担任这些职务，确保他们在财务和其他方面听命于自己。 [57]

我一直对列出来的这些好处有所怀疑。比方说，宣称都需要得到检验。改宗后的统治者可以自称被上帝拣选，理当得到更多的尊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真的就尊重他们。而在大多数有记载的例子中，改宗对当时的政治文化几乎没有影响。改宗后的国王照样会遭到反对、废黜和谋杀。博莱斯拉夫二世选择在圣瓦茨拉夫纪念日消灭斯拉夫尼克家族，就特别能说明问题。这肯定是故意的，你也许会想，他们选中以普舍美斯家族中的圣人命名的纪念日，尽管很残酷，却使该行为具有了某种合法性。但是博莱斯拉夫二世是博莱斯拉夫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而博莱斯拉夫一世是瓦茨拉夫的兄弟、谋杀者和继任者，因此，也许只是因为博莱斯拉夫一世这一脉喜欢在9月下旬杀掉竞争者，并选择这一天来提醒想要与之竞争的人，他们是如何对付对手的。而前述第二方面的好处是长期来看的好处，恐怕不是那些改宗领袖在考量中最关注的事。例如，在盎格鲁-撒克逊这个资料比较充分的例子中，从改宗基督教到出现比较成熟的书面行政体系，中间隔了几个世纪，一开始的那些人恐怕并不是为了政府变革的前景而改宗的。 [58]

因此，在通常认为改宗能带来的好处中，只有第三方面看起来比较重要，而这点就和摆脱蛮族地位一样，是9—10世纪各王朝改宗的真正原因。当时在帝国欧洲，教会税已经根深蒂固，将其拓展到新的区域再简单不过，况且新区域的国王们还有可能从中获利。 [59] 但我认为，这些好处都比不上改宗在另一个很少得到讨论的层面上的影响。有些矛盾的是，改宗的这方面影响是在这种新宗教遭遇强烈抵制的背景下显现出来的。

基督教是发达的帝国中依托文字的宗教，拥有意识形态上的威望，毕竟那是和人们眼中的成功者关联在一起的宗教，因此在中世纪早期的文化冲突中，基督教往往“胜出”——这有点像李维斯和麦当劳在世界范围内被人们接受，是因为它们与美国这个成功的品牌关联在一起。不过，与基督教的接触偶尔会产生强烈的反弹（就像美国的成功在现代社会中造成的反弹一样）。我们之前看到，4世纪的哥特特温吉领导者迫害基督徒，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与罗马霸权有关系。600年后，也出现了类似的事。例如，公元983年后易北河斯拉夫人反抗奥托统治的起义，就是公开反基督教的，他们劫掠、焚烧教堂和修道院，甚至死去主教的遗体也被挖出来侮辱。在这些地区，教会是殖民剥削的工具，他们如此愤怒也许并不奇怪。差不多同一时间，俄罗斯地区也出现了由统治者主导但略有不同的反基督教行动。尽管伊戈尔的遗孀奥尔加在拜占庭的影响下改信了基督教，可能在957年访问君士坦丁堡时接受了洗礼，但她的两个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拉基米尔在她死后先后继位，他们积极倡导非基督教的宗教，对抗其母亲选择的宗教。这里的问题似乎更多是文化上的，而不是实践上的，因为当时基辅并没有建起带有殖民意味的拜占庭教堂。 [60]

在这些咄咄逼人的反基督教活动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之外的宗教要想与基督教竞争，自己就先得改变。为了将他治下的众多族群团结起来对抗基督教的影响，弗拉基米尔虽然没有不让人们崇拜各自的神明，但将佩伦（Perun，波罗的海和斯拉夫人从前崇拜的雷电之神）的地位提升为至高神，并强迫臣民崇拜佩伦。弗拉基米尔把斯堪的纳维亚人、讲斯拉夫语的人、讲芬兰语的人，以及天知道还有什么人拉到了一起，要想让他们统一起来反对基督教，就得从他各类追随者信奉的众多异教中选出一个来信奉。甚至在文化上比较统一的易北河斯拉夫人中，反基督教的行动也带来了重大的宗教变革。虽然其他异教并不是都被取缔，但新建立的柳蒂奇联盟是用对瑞特拉（Rethra）的共同信仰凝聚起来的。人人都要向祭司和神庙缴纳奉献，每次打仗之前都要向瑞特拉问询，之后还要奉上十分之一的战利品。对于改宗之前斯拉夫世界中的异教，我们并不十分了解，但从他们需要设立一种新的总体宗教来对抗基督教来看，当时应该有很多种宗教，每个社会政治群体（“部落”）想必都有自己的宗教。 [61]

在这种背景下，对需要将空前广大的领土统一在自己控制之下的王朝而言，基督教格外有吸引力。王朝所面对的种种非基督教宗教，属于久已确立的政治旧秩序中的文化结构。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吸引力在于它的不宽容：基督教拒绝承认其他宗教是正当的。接受基督教后，统治者就能去消灭先前存在的其他宗教习俗，而不管他是否有足够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来建立可以取而代之的教会。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打破可能妨碍他建立新政治秩序的一大文化障碍。除了其他更“积极”的吸引力，基督教还赋予了统治者摧毁既有宗教结构的权利，它的确是政治统一过程中理想的意识形态助手。

同等政治体与边缘区

第一千年末期出现在北欧和东欧的新国家是漫长复杂的转型过程的产物，其中一些过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5世纪末和6世纪的移民扩张让欧洲讲斯拉夫语的群体中出现了较大的社会分化。当时，阿瓦尔帝国似乎在受其统治的斯拉夫群体中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世袭领导权，而9—10世纪的新国家能够在一度是蛮族欧洲最不发达地区的地方极大提高粮食产量和人口水平。种种转变中，至少有一些可能产生了以共识为基础的较大社会政治单元，个人为了从较大的群体中获得经济和政治保障，接受了作为群体一员要承担的义务。至少这部分情况可以从公元800年以前就已经建立起来的山堡中看出来。这些山堡基本是社群的产物，是出于共同需要而建立的避难所，而不是在权贵的命令下建起的防御工事。

到这里为止，国家形成的过程都相当符合行话称为“同等政治体互动”（peer polity interaction）的社会变革模型。这个拗口说法的意思是，规模和实力相当的社会单元间的竞争逐渐带来了变革。 [62] 然而在9—10世纪中，这一渐进演变的过程迅速被一系列戏剧性的发展取代，而促成这些发展的是与外界日益复杂的联系。首先，查理曼摧毁了阿瓦尔帝国，开启了帝国臣属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斗争进行的同时，新的贸易网，加上军事和外交联系，为东欧和北欧带来了大量的新财富，尤其是贵金属。能大量积聚财富的成功王朝发展出在该地区前所未见的武装力量，靠武力骤然扩大了统治范围。

对王朝而言，在这两阶段的发展中，关键是要占据有利的地理或经济位置，从流通于国际贸易网的新财富中尽可能获取利润。在9—10世纪蓬勃发展的4个王朝中（不包括短命的摩拉维亚王朝），有3个的崛起得益于完美的位置。普舍美斯王朝的老家布拉格是中欧陆上奴隶贸易之路上的主要贸易中心。留里克王朝涉入奴隶和毛皮贸易的程度很深，而阿拉伯资料中的线索和出土的集中度惊人的阿拉伯银币表明，皮雅斯特王朝也深深参与其中。摩拉维亚的统治家族可能也是如此，因为在布拉格相交的路线也穿过摩拉维亚的心脏地带，但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在主要是斯拉夫欧洲的大陆上，在贸易网中占据顶级位置和成功形成国家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在这方面，最大的谜团也许是丹麦的耶灵王朝。没有具体的证据表明它参与了新的商业活动。比起欧洲北部和东部，日德兰半岛及其附属岛屿上的国家形成有更深的根源。考虑到此地在维京时代之前就有了某种形式的国家，丹麦的国家形成可能是重启了一度中断的进程，因此其军事力量的发展不那么依赖于积聚新财富。但还是可以说，耶灵王朝的命运也与国际贸易网紧密联系在一起。10世纪60年代，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向东对伏尔加河流域发动进攻，差不多同一时期，白银不再向北流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但还继续流入俄罗斯。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击一样，留里克王朝在这里发动的战争与争夺市场份额至少有一定的关系，战争的目的之一是将斯堪的纳维亚商人从伏尔加河航线上赶走。短暂的中断之后，斯堪的纳维亚商人显然找到了一条通往南方的新路线，白银再次流入，这次持续了差不多10年。然后在10世纪80年代，阿拉伯白银向波罗的海地区的流动终于完全停止。

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堪的纳维亚袭击者又开始骚扰起西欧水域，特别是昏庸者埃塞尔雷德治下繁荣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袭击者一再向后者索取银币和金条。实际上，我们对埃塞尔雷德时期银币的详细了解还要归功于这些10世纪的维京人，因为有成千上万的银币留在了斯堪的纳维亚人手中。这种模式表明，阿拉伯银币不再流入后（可以说是留里克王朝干预伏尔加河流域的结果），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开始寻找另外的来源，耶灵王朝走在了最前面。这样，它避免了9世纪上半叶的戈德弗里德王朝的命运：当时出现了维京时代财富向波罗的海的第一次回流，破坏了戈德弗里德王朝的权力基础。更明确地说，耶灵王朝又开始率军袭击西方，说明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不久前被切断的阿拉伯白银流。这些白银可能来自过路费，也可能是像留里克王朝一样直接买卖贡品得来的。 [63] 如果是这样，那么丹麦王朝与10世纪其他王朝的成功故事并没有太大不同。

与帝国欧洲的其他形式接触对王朝的成功也很重要。除了（如易北河斯拉夫人那样）离帝国野心的威胁太近的情况，只要你的王朝能有效领导，就可以利用帝国的侵略来在国内获得同意和支持。新的军事技术、经济发展、帝国基督教，当然还有通过掠夺邻近的富裕帝国来获得财富，与帝国欧洲的这些互动推动了新国家形成的进程，也成为主要由斯拉夫人统治的东欧和北欧在9—10世纪转型的关键催化剂。当然，6世纪开始出现的社会分层，以及更成熟的耕犁技术的引入，都和此前与帝国的接触有关。用分析行话来说，第一千年末期的情况，与其说是“同等政治体互动”，不如用“核心——边缘模型”来描述，也就是说，交往各方的实力是很不平等的。而关于核心——边缘模型，有两个特点需要强调。首先，核心区和边缘区的交往涵盖了多种多样的联系。这个模型和之前的一些模型不同，它不是只以经济交换（贸易）为基础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技术接触都发挥了作用，在大致相同的方向上推动了社会政治变革。其次，和第一千年早期的日耳曼人一样，帝国欧洲之外的地区绝不是帝国赏赐的被动接受者。恰恰相反：北欧和东欧的人口或其中的某些群体在这些交流中积极发挥能动性，力求多获益、少受害。 [64]

最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移民在这场大戏中的作用。与5世纪西罗马继承国的那一代移民相比，在北欧和东欧国家形成的最后阶段，移民只起到了很小的作用。在我们讨论的五个国家结构中，只有留里克王朝治下的那一个在移民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形态，而即便在那里，前来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数量也比较少。如果斯堪的纳维亚商人没有果断插手，决心从彼此的业务中抽成，诺夫哥罗德和基辅之间就不会形成哪怕是松散的相互联系。但是他们人数太少，甚至在新国家的军事力量中都无法占据主导地位——新国家的军队中包括了斯拉夫人、芬兰人等等。这种移民的规模很小，甚至比不上通过部分精英替代建立起来的罗马继承国所经历的移民规模。丹麦、波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些国家都是完全基于本地人口建立的。实际上，移民在这些地方起的作用，甚至还不如在2—3世纪推动罗马帝国边缘日耳曼势力形成时的作用大。

那是古典时代晚期欧洲蛮族中出现的第一次变革，移民的作用有时大一些，有时小一些，但总是和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进程相伴。通常会有某种形式的人口迁移，往往是向着罗马边境的方向，为的是增加与发达地中海世界的接触，获取更多的财富。斯拉夫时代始于5世纪末和6世纪时的类似移民，讲斯拉夫语的群体通过迁移与东罗马产生接触，从邻近东罗马的地理位置中获利，这在斯拉夫社会中引发了深刻的变革。但是，在9—10世纪国家形成进程加速的时候，这样的移民模式却看不到了。新的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当地形成了，却没有人因更发达的帝国欧洲的吸引而迁徙。

在这本研究蛮族欧洲的书收尾之前，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需要探讨。为什么在公元第一千年的前三分之二时间里如此历史悠久、如此普遍的移民模式，在第一千年最后的几百年里停止了运作？

[1] Thietmar, Chronicle 4.45—6.

[2] 研究这三个王国的经典英文著作是Dvornik (1949)；参照Dvornik (1956)。如今相关的著作已有很多，下面只列一些用西欧语言写成的文献，而现在斯拉夫世界中的许多主要作者都开始用西欧语言写作。对Dvornik做出重要补充的，首先是如Barford (2001); Curta (2006) 这样的一般性著作，其次是关于各个斯拉夫国家的论文集，如Manteuffel and Gieysztor (1968); Settimane (1983); Brachmann(1995); Urbancyzk (1997a), (2001); Curta (2005); Garipzanov (2008)。此外，还有针对各个王国的研究。波兰：见Manteuffel (1982); Urbancyzk (2004。波希米亚：见Wegener (1959); Graus and Ludat (1967); Turek (1974); Sasse (1982); Prinz (1984);Godja (1988), (1991)。摩拉维亚：见Dittrich (1962); Bosl (1966); Graus and Dostál(1966); Poulik et al. (1986); Bowlus (1995); M. Eggers (1995)。这些著作是我理解第一千年后期东欧国家形成过程的基础；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我只会在一些地方加出处注释，但这些著作是我认识的基础。

[3] Dvornik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对丹麦王国的研究不像对斯拉夫王国的那样详细。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形成的一些论文列入了前注2所列著作参考书目中的二次文献。此外，在大量文献中，以下有关丹麦早期国家在维京时期崛起的研究特别有帮助：见Randsborg (1980); Roesdahl (1982); Hedeager (1992); Sawyer and Sawyer (1993); Rumble (1994); Lund (1997)。

[4] Dvornik对第一个罗斯国的历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见前注2，前注也列出了补充著作）。进一步的信息，见Kaiser and Marker (1994); Franklin and Shepard(1996); Melnikova (1996); Duczko (2004)；法律结构，参见D. Kaiser (1980),(1992)。

[5] 丹麦的第一位本土历史学家是萨克索（Saxo Grammaticus），他的作品比斯拉夫历史学家的晚了约75年。

[6] 有关加洛林时代及之后新的文化模式的介绍，见McKitterick (1989), (1994)。

[7] 有关蒂特马尔的编年史的有用评论，见Schröder (1977)。Dvornik对这些国家改宗基督教的过程非常感兴趣：见前注2中提到的作品，尤其是Dvornik (1969)。前注2—4中引用的许多研究都涉及斯拉夫人的改宗，其他有用的补充信息和分析可以参见Wolfram (1979), (1995); Kantor (1990); Urbancyzk (1997b); Wood(2001)等。

[8] 除了前注3中引用的研究外，Scragg (1991)和Cooper (1993)还收录了不少有用的论文，特别是Sawyer (1993）和Lund (1993)。另参见Rumble (1994)、Sawyer(1994)和Lund (1994)。试图恢复埃塞尔雷德（Aethelred）声誉的著作——如Keynes (1987)——仅强调了丹麦君主的军事能力。

[9] 关于摩拉维亚拉斯蒂兹的工事：见Annals of Fulda 869（参见855年）。关于斯拉夫和丹麦的防御工事，见前注2—4，但特别有用的是Kurnatowska (1997a);Dulinicz (1997); Petrov (2005)。关于阿勒曼尼人，见本书第二章。的确，特温吉的领袖劝说特温吉人建造防御工事时，特温吉的政治统一瓦解了，但这是因为他们同时遭到了匈人的袭击：Ammianus 31.3.8，另见本书第四章。

[10] 见Ibn Fadlan, Relation ，以及Thietmar, Chronicle 4.46（见第582页引文）。1003年的波兰军队：见Thietmar, Chronicle 5.36—7。

[11] 一份拜占庭的资料记载，协助巴西尔二世的罗斯部队有6 000人：见Franklinand Shepard (1996), 161—3。地方分遣队：见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1015 AD,1068 AD）。在由Kantor (1990)翻译的波希米亚文献中，经常提到随从。

[12] Encomium of Queen Emma Ⅱ.4. Lund (1986), (1993)坚定认为完全是雇佣军，但赞美诗中的描述听起来更像是混合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实力弱得多的奥克尼伯爵很早就对其治下人口规定了明确的军事义务：见Crawford, 86—91。我认为，与斯拉夫国家一样，丹麦国家的各个部分间可能差异很大。

[13] 关于什一教堂，见Franklin and Shephard (1996), 164—5。其他参考资料，见前注2—4，以及Kurnatowska (1997a); Shepard (2005); Font (2005)。

[14] 丹麦的运输基础设施，见Randsborg (1980), 75ff.; Roesdahl (1982), chapter。

[15] 相关介绍见Dvornik (1949), 105—10以及附录5，尽管文本涉及的领地具体有哪些还有很大争议。

[16] 关于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一些文本，见Jirecek (1867)和Friedrich (1907)，以及Kantor (1983), (1990)中的评论。关于罗斯，见D. Kaiser (1980), (1992)。

[17] 但这个模式不适用于摩拉维亚。它作为国家中心运作的能力在9世纪90年代被崛起的马扎尔人摧毁了，此后它才成为被交换的领土。

[18] 叙述得比较详细的英语著作，见Dvornik (1949)。Randsborg (1980), 75ff出色阐明了巡游的原则。波希米亚的文本，见前注16。对波兰资料的出色评论，见Lowmianski (1960); Gorecki (1992)。

[19]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945—55).

[20] 见如Roesdahl (1982), 147—55。比方说，Fyrkat的建筑中，1/4是住宅，1/3是储藏室。

[21] 索比伯1004年死于布拉格，当时他带着一支波兰军队回到布拉格，与被赶出的普舍美斯家族的亚罗米尔（Jaromir）交战：见Thietmar, Chronicle 6.12。背景见Urbanczyk (1997c)。

[22] Annals of Fulda (845, 872, 895 AD)，二次文献见前注2。

[23] 评论见Wolfram (1995)；参见Bowlus (1995); M. Eggers (1995)重构的不同地理格局。但不管位于何地，基本的政治进程都一样。

[24] 传统的看法是在7世纪有30个小“部落”，在9世纪演变成8个更大的“部落”（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主要是从佚名的巴伐利亚地理学家的作品中推测出来的，他的作品并未涉及括奥得河以外的土地（参见本书第八章），波希米亚的情况也是据此推测出来的：参见Barford (2001), chapter 12。这种模式可能与历史现实相去不远，但最后阶段应该更加暴力：特别参见Kurnatowska (1997a);Dulinicz (1994), (1997)。

[25] 罗斯国的崛起，见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 chapter 3。

[26]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974 AD: 斯韦纳德；978 AD：罗格沃洛德以及图里；993 AD：嫔妃）。

[27] 关于耶灵王朝更全面的讨论，见前注3中的参考资料。

[28] 与9世纪大军相关的国王，见本书第九章。10世纪模式的更多细节，见前注3中的文献。

[29] 一般性参考资料，见前注28。关于Denmark中的mark，见Lund (1984), 21—2；参见Lund (1997)。

[30] 见本书第八章，以及Curta (2001), chapter 7。

[31] 梅什科：见Ibn Jaqub。波希米亚：见Annals of Fulda (845 AD)，其文本的翻译见Kantor (1990)。摩拉维亚：见Annals of Fulda (894 AD)。罗斯：见Ibn Fadlan,Relation ;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945—6 AD)。4世纪的日耳曼：见本书第二章。6世纪的斯拉夫：见Curta (2001), chapter 7。

[32] 更多讨论，见本书第八章和第一章（早期日耳曼世界）。

[33] 更完整的讨论，见前注中引用的文献。

[34] 对于后阿瓦尔时期的领袖，请参阅前注23中引用的文献。Wiztrach和他的儿子在波希米亚统治着自己的城市：见Annals of Fulda (857 AD)。关于摩拉维亚，见前注2中引用的研究。有关山堡变化模式的精彩介绍，见Godja (1991),chapter 3; Kurnatowska (1997a)及完整的参考文献。在早期斯拉夫世界，找不到与4世纪阿勒曼尼领袖的圆山和其他庄园（Herrenhöfe）类似的东西：见本书第二章。

[35] 特别参考Roesdahl (1982); Hedeager (1992); Sawyer and Sawyer (1993)。

[36] 关于花粉，见Donat (1983)；参见Barford (2001), 153—9，两书都附有完整的参考资料。

[37] 除了前注2中引用的文献，关于农业扩张的近期著作见Henning (2005)；Barford (2005)。这些研究表明，全面的庄园化发生在国家形成之后而不是之前。不过，6—10世纪的农业扩张确实也采取了别的形式。

[38] 基于我们之前看到的理由，可用的食物是限制人口数量的基本因素之一。

[39] 日耳曼世界中的类似进程，见本书第二章。

[40] 海泽比：见Royal Frankish Annals (808 AD)，以及Roesdahl (1982), 70—6。布拉格：见Ibn Rusteh。基辅：见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 chapter 9；参见Thietmar, Chronicle 8.2。波兰参与了这些网络，从银迪拉姆的分布图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见地图16。

[41]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911 and 945 AD). 早在808年，戈德弗里德就为了收取费用而将商人迁往海泽比：见前注40。

[42] 有关部落要塞被破坏的文献，见前注24。弗拉基米尔组织的迁移，见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1000 AD)。关于波希米亚和波兰的服务村和核心地带的组织情况，分别见Godja (1991), chapters 3—4; Kurnatowska (1997a)。

[43] 奥列格的军队：见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880—2 AD)。斯维亚托斯拉夫：见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971—2 AD）。弗拉基米尔，见前注，一般性的评论见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 chapter 4。

[44] 介绍见Bartlett (1993), chapter 5。最高的估计是有差不多20万日耳曼农民被优越条件吸引，来到易北河以东。

[45] 加洛林王朝的扩张及其在结构上的重要性，见Reuter (1985), (1990)。

[46] 关于争斗，见Leyser (1989)。关于城镇，见Reuter (1991)。

[47] 关于易北河斯拉夫人的介绍和相关材料的汇编，见Lübke (1984—88) 和Lübke(1994), (1997) 中的进一步分析。

[48] Dvornik (1949)提供了有用的叙述。关于北方十字军，见如Christiansen (1980)。

[49] 格罗：见Widukind of Corvey 2.20，Heather (1997) 里包括了奥波德里特人的背景信息。斯瓦托普鲁克：见Annals of Fulda (870—2 AD)。

[50] 关于摩拉维亚的基督教化，见前注2中的参考文献。对弗林哈的残害：见Annals of Fulda (882 AD)。暴力和掠夺在这一时期的战争中很常见，这在蒂特马尔的《编年史》、《往年纪事》、不来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的《汉堡主教史》（History of the Bishops of Hamburg）、赫尔莫尔德（Helmold）的《斯拉夫编年史》（Chronicle of the Slavs）中都有记载。最后两本书对帝国与易北河斯拉夫人之间的掠夺和战争有许多记载。

[51] 萨克森的军事演变，见Leyser (1982), essay 1 and 2。蒂永维尔的法令，见Boretius (1883), 44.7。

[52] Miracles of St Demetrius Ⅱ.5；像柳代维特那样强大的领袖的迅速崛起，参见前注23中的参考资料。

[53] 更多讨论和参考资料，见本书第九章。

[54] 罗斯和西斯拉夫为获得奴隶而发起袭击：见Ibn Jaqub；这些新联系的重要性，参见McCormick (2001)。

[55] Ibn Fadlan, Relation ；弗拉基米尔，参见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993 AD)。如果被卖的奴隶全是女人，那么罗斯人可能不得不在第聂伯河的急流处自己扛船，但说只有女人可能只是文学上的夸张。（通过陆路和海路）被贩卖到西方的奴隶肯定有男有女；地图出处参见Verlinden (1955)。

[56] 这方面的基本文献，见前注7。保加尔人也避免从邻近帝国那里获得基督教。保加尔人试图避免与拜占庭的联系：见如Browning (1975)的介绍。保加尔人同样未能避免与帝国的联系，但最终和波兰人一样获准拥有自己的大主教。

[57] 因为有比德的精彩叙事作品和英格兰改宗时期之初的许多资料，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案例经常被当作探索这些想法的工具。出色的介绍，见Mayr Harting(1972)；参见Mayr Harting (1994)中与保加利亚的比较。

[58]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改宗基督教改变了当时斯拉夫世界的政治竞争，改宗也没有改变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情况——见Wormald (1978)的精彩论文。至于行政方面的影响，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中最后一个改宗的国家是681年改宗的，当时韦塞克斯征服了怀特岛，但在我看来，两三代人之后，那里才开始出现真正基于书面文字的行政体系，而相关证据大量出现要等到9—10世纪。

[59] 加洛林帝国从8世纪后期起将什一税定为规范：见McKetterick (1977)。后来斯拉夫人改宗时的情况与此不同，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改宗时一样，宗教税还没有牢固确立。

[60] 特温吉人，见本书第二章。983年起义，见Reuter (1991); Lübke (1994)特别评论了Thietmar, Chronicle 3.17f中的叙述。《往年纪事》是罗斯情况的基本信息来源，Shepard (2005)近期的精彩研究充分参考了较早的文献。

[61] 弗拉基米尔：见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978—80 AD)；以及Shepard (2005)的评论。关于易北河斯拉夫人，见前注47中的参考资料。

[62] “同等政治体互动”这个概念的介绍和一些案例研究，见Renfrew and Cherry(1986)。

[63] 关于银币流动的详细讨论，见Noonan (1997), (1998)。

[64] （古代的和现代的）比较案例研究，见Gottmann (1980); Rowlands et al. (1987);Bilde et al. (1993); Champion (1995)。但非常有必要考虑到能动性这个一般概念：参见Wilson (2008)。

第十一章
移民的终结与欧洲的诞生

9世纪90年代中期，游牧民族骤然闯入欧洲的心脏地带。马扎尔人追随着匈人和阿瓦尔人的足迹，将行动中心从黑海北岸转移到了匈牙利大平原。这次行动的结果和从前游牧民族力量带来的没有太大不同：

（马扎尔人）将整个意大利夷为平地。他们杀死了许多主教，意大利人试图反抗，一天内有两万名士兵在一场战斗中丧命。摧毁潘诺尼亚大部之后，他们沿原路返回家乡。他们还阴险地派出使者到巴伐利亚议和，以便窥探这片土地。唉！这给巴伐利亚王国带去了前所未有的不幸和损失。马扎尔人出其不意地派出一支大军横渡恩斯河（River Enns），入侵了巴伐利亚王国。他们烧杀抢掠，一天之内就让五十里长、五十里宽的区域成了一片废墟。 [1]

匈牙利大平原和周边地区，尤其是以斯洛伐克为中心的大摩拉维亚，很快就臣服了。马背上的侵略狂欢开始了，马扎尔袭击者横扫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自阿提拉时代以来，人们还未见识过如此的凶猛的力量。在1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内，马扎尔军队3次击败了东法兰克的军队。

但是，马扎尔人这次的欧洲之旅中，少了一个游牧活动中常见的要素。500年前，匈人两次向西迁徙的浪潮（4世纪70年代到达黑海北岸，一代人之后到达匈牙利大平原）给主要讲日耳曼语、半臣服的罗马帝国边境附属国带来了大量人口。那之后200年，阿瓦尔人来到喀尔巴阡山脉以西，促使伦巴第人前往意大利，使讲斯拉夫语的人向各个方向扩散：向南进入巴尔干半岛，向西直至易北河，向北到了波罗的海，甚至可能向东进入了俄罗斯的心脏地带。马扎尔人的到来尽管在许多方面很有破坏性，但并未产生有记录的人口流动（当然除了马扎尔人自身之外）。为什么没有出现人口流动？答案就在移民和发展的动态关系之中，在之前的一千多年里，这样的关系影响了整个欧洲。

移民

马扎尔人的活动没有引发进一步的人口迁徙，这的确出人意料，因为本研究的核心论点之一是，人口迁移是公元第一千年历史中的重要主题，必须认真对待，而这与近期一些学术潮流主张的不同。近期的潮流并未将人口迁移从第一千年的历史陈述中抹去，但无疑倾向于贬低人口迁移的重要性。某些学术圈子里连“人口迁移”这个词都不愿意提，因为人口迁移与“侵略假说”这个简单化的神兵天降式模型联系在一起。侵略假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都还很流行，该模型认为，人口迁移意味着混合人口群体的到来，这类群体是男女老少都有的“完整”群体，它们逐出了土地上原先的住户并加以接管，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当地的物质文化特征。这个模型被滥用得很厉害，将发展中的考古学科带入了以人口迁移为中心的模型，限制了它的创造力。此外，正如许多考古学家指出的，该模型其实什么也解释不了，因为对于为什么一大群人会按这种方式行事，它始终不能给出答案。因此，后来的考古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物质文化变革的其他可能原因上，是既合理又自然的。物质文化变革的原因有很多。宗教信仰转变、农业技术革新、社会发展等等都能对物质文化产生深远影响。高度怀疑移民作用的态度也跨越了学科之间的界限。现在，也有一些研究中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相信，旧的侵略假说形容的那种情况不可能发生，他们乐于认为，记载了类似现象的历史资料必然是在误导。

而本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则是以更加开放的态度重新审视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证据，特别是借鉴现代移民研究的成果，来重新理解第一千年的移民。在这方面，本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关于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证据比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的要更充分，也更容易理解。因此，一心避免提到人口迁移只会把针对第一千年历史中一些重要事件的讨论带偏，让人无法接受最可能成立的事件重构，也会妨碍对当时宏观发展模式的分析。

读过种种比较文献之后，不免要得出的结论是：智人总是在不断迁移，移民是一种策略，目的在于提升生活质量，尤其是获得更丰富的粮食供应和各种各样的财富。移民单元的大小、动机的构成、目的地的类型和其他具体的机制都随情况变化，但人口迁移这个基本现象是无处不在的。实际上，在最近的讨论中，还是保留了两种人口迁移模型：“精英替代”用于较大群体的迁移，“推进浪潮”用于较小的移民单元。这两个模型之所以具有吸引力，部分是因为它们与旧的侵略假说不同，比较安全。根据精英替代模型，参与迁徙的总人数并不多，他们的移民活动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如果只是一群精英换成了另一群精英，那有什么大不了的？根据推进浪潮模型，参与迁徙的是混合的移民单元（可以说是家庭），这些移民一点一点地慢慢占领土地，过程基本和平，而且肯定不是有意为之——在修正论者眼中，动机是旧的侵略模型问题最大的地方。第一千年欧洲的人口迁移，有多少可以用这些模型来解释呢？

人口迁移模型

当然，是有一些符合模型的人口迁移活动的。精英替代的一个经典例子是1066年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相关的记载也很充分，只是年代顺序上有点小问题。如《土地调查清册》所示，在随后的20年里，以诺曼人为主的外来精英接管了英格兰乡村的农业资产，原有的地主要么被赶出去，要么地位降低。但是，绝大多数当地人的生活和诺曼人到来之前没什么区别。同样，维尔巴克文化在1—2世纪的扩张以及后来斯拉夫人的扩张中至少有某些元素——特别是科尔恰克农民在基本无人占据的欧洲高地上的扩张——也可能具备推进浪潮的特征。但就整个第一千年而言，这些模型过于简单也过于狭隘，不足以概括全部的人口迁移活动。

首先，模型本身需要大修大补。它们要么将不同的情况揉成一团，要么适用性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至少对描述第一千年的欧洲而言基本无用。目前的精英替代模型没有区分出像诺曼征服这种情况的特殊性。在诺曼征服的过程中，入侵的精英比较容易地融入并保留了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对人口总体的影响也相应较小，尽管不像那些希望证明人口迁移没起什么作用的人认为的那么小。 [2] 但是，这种精英替代只有在新来的精英与本地精英的规模大致相同时才有可能发生。虽然无法证明，但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恐怕并不多见。

第一千年中，其他情况的例子倒是更多。入侵的精英即使相对于本地人口来说是少数（甚至是很少数），但数量还是太多了，无法靠重新分配原有结构下的土地资产来得到安置。因此，他们需要至少把既有地产的一部分打散，劳动力也要重新分配。经过这样的调整，人口中精英和非精英的比例变了，移民带来的文化影响和其他影响也相应较大。这种精英移民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后果，随着当地居民与入侵精英的接触更加深入，移民在文化上的影响应该也会比较大，毕竟入侵精英的人数要多于原先的本地精英。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和巴黎以北的法兰克高卢，外来精英和本地人口从5世纪开始密切接触，公元870之年后的丹麦律法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只是接触没有那么密切。正是这样深入的接触带来了包括语言在内的巨大文化变革，本地人口被迫接受了与他们住得很近、人数较多的外来精英的行为方式。 [3]

只出现部分精英替代的情况又有所不同，这种情况在5—6世纪西罗马故地比较靠近地中海的地区尤为普遍。这些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调整，以容纳入侵者（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等等），但原先的罗马地主精英幸存了下来。在较长的时间内，在这些地方需要努力保住自己文化的是移民，长期的语言变化也朝着不同于移民语言的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说，作为第一千年人口迁移形式中最受限制的一种，它对相关地区的影响微不足道。首先，主导高级政治的是入侵的精英，而不是本地精英，至少在王位继承之类的事情上是这样，而这在政治方面的总体影响足以引发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从中长期看，集中组织的对农产品的大规模征税逐渐消失，后罗马时代西方的国家结构因而弱化，对此的最佳解释是，入侵精英创建这些结构后，精英的生活方式走向了军事化。

推进浪潮模型同样需要做比较大的理论修订。它的基本问题在于，第一千年的欧洲已经几乎没有4 000年之前第一批农民开始耕种时那样的无人争夺的土地了，哪怕表面上与该模型相关的情况（例如在5—6世纪的斯拉夫科尔恰克扩张，或1—2世纪的维尔巴克扩张）也有这个问题。1000年的时候，欧洲仍然有大片森林，而在本书讲述的历史时期结束的时候，另一波农业扩张浪潮即将在森林中开垦出大片耕地。到这个时候，农民对土地的开垦已经进行了数千年，许多好的土地早就有了主。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随意而不发生争斗的扩张，哪怕实行扩张的是规模很小的群体。科尔恰克家庭或家族扩张的时候很可能基本没有发生争斗，但他们的扩张绝不随意，他们选择了不那么受人觊觎的地方，就是中欧高地上的那些更边缘的栖息地。甚至在这里也可能出现过胁迫的情况，因为整个地区后来被斯拉夫的文化模式征服，也有文献记载斯拉夫群体在其他地方扩张。早期的维尔巴克群体可能也是如此。维尔巴克的早期扩张似乎是小型的社会单元实现的，而随着它们的扩张，附近的普热沃斯克北部社区也进入了维尔巴克文化的范围。这有可能是出于自愿，但我认为，情况可能更接近于维京时期的小规模人口迁移。

从9世纪初开始，小型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单元就在苏格兰北部以及不列颠的北部和西部诸岛上开辟地盘。这些移民需要有船才能来，交通问题对他们构成了限制，而科尔恰克或维尔巴克的扩张并不受这样的限制。因此，正如文献记载中斯堪的纳维亚人后来向冰岛和格陵兰岛的扩张所示，哪怕移民单元很小，也必须由伯爵或地位较低的地主（holds）来组织，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财富来获得船只。但冰岛和格陵兰可以说是人烟稀少的地方，苏格兰北部和不列颠诸岛却并非如此，哪怕单个的移民单元规模很小，斯堪的纳维亚人向这些地区的扩张也无疑是侵略性的。认为扩张带来了种族清洗的陈旧看法已经过时，但本地人口被贬抑到了较低的地位，也渐渐被吸收进入侵者的文化模式。因此，小规模人口迁移不一定意味着迁徙过程是和平的。只要它们面对的本地居民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区域性政治结构，小规模的移民单元就可以通过侵略手段成功深入当地。因此，在方向随机、基本和平的小规模移民“推进浪潮”模型之外，还需要另一种模型，就是非随机或有侵略性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小规模移民潮。这种模型对第一千年时基本没有无主土地的欧洲很适用，不仅可能适用于维尔巴克、科尔恰克和维京人的一些扩张，也许还适用于东日耳曼人在3世纪向黑海扩张的早期阶段、易北河日耳曼人向阿格里-戴可美特的扩张，以及斯拉夫群体在7—9世纪向北、向东进入俄罗斯的活动。

证据还告诉我们，推进浪潮与大规模迁徙之间并没有清楚的界限。从小规模的移民单元开始的扩张，未必会一直保持这种规模。维京人是这方面记录最充分的例子。8世纪末和9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人最初的袭击和定居都是由小群体实现的。记录在案的最早的暴力事件涉及3艘船的船员（也许有100人），没有理由认为需要比这个大得多的群体才能在苏格兰和诸岛周围定居。但他们遇到的抵抗越来越多，得到的利润越来越多，又有了定居在不列颠群岛肥沃大地上的愿望，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这样更大的政治结构成了障碍，于是，更重要的斯堪的纳维亚领袖出手，移民中形成了规模更大的联盟。在865年的大军时期，规模庞大的联盟出现了，其目标是先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后在法兰克北部划出定居区。发动早期袭击的可能是不超过100人的团体，而每支大军的人数应该都在5 000人到10 000人。我们要始终记住，维京时代的行动以水上活动为主，因为它涉及其他情况下没有的运输问题；但是，从袭击小队到强大军队的这种被充分记录下来的演变让我们看到，在军事和经济上取得显著成功后，原本小规模的扩张是如何最终吸引到多得多的参与者的。一些年代较早的扩张没有那么充分的记录，也不受水上运输问题的影响。尽管如此，维京时代的人口迁移势头不断扩大，为理解第一千年的一系列其他人口迁移现象提供了有用的模型，尤其是2—3世纪的哥特人扩张和4—5世纪的伦巴第人扩张。这些扩张在一开始似乎规模很小，但规模不断扩大，最终吸引了大到足以对抗罗马军队和地区内竞争对手（比如卡皮人）的力量。这种模式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向原罗马不列颠的扩张，可能也适用于3世纪的阿勒曼尼人。

因此，都不必进入真正有争议的领域，第一千年的证据就足以表明，我们需要对现在通行的人口迁移模型做出重大修正。但除了小规模移民、精英替代和势头越来越大的移民潮外，第一千年的资料来源中还不时提到大型混合人口群体的迁移：这样的群体里往往有1万名或更多的战士，再加上他们的家眷。这样的记载听起来和陈旧的侵略假说太像，引起了怀疑，而且，在现代移民中也没有见到这种类型的移民单元。在现代人口迁移模式中，大型混合移民群体只有在受消极的政治动机驱动时才会出现，比如逃离镇压、大屠杀和种族灭绝，20世纪90年代的卢旺达就是如此。第一千年的资料可不是这么写的，这些资料描述的是组织程度更高的群体受更积极动机的驱动，以掠夺的方式闯入他人的地盘。我们可以相信资料所写的吗？在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总体图景中，我们是否应该保留大型、混合且有组织的人口群体呢？

侵略

即使采用最新的方法（DNA或稳态同位素分析），考古研究为这场辩论提供的证据充其量也只是一把钝器。仍然非常有争议的是，从第一千年埋葬在欧洲北部寒冷潮湿地下的人类遗骸中，是不是还能找到有用的DNA。更何况自第一千年以来，人口发生了太多变化，现代人DNA模式的百分比分布，已经无法体现其1 500年前祖先的相对比例了；也许只有冰岛是例外，因为维京时代之前那里没有人类居住。 [4] 而稳态同位素分析也只能根据这个人牙齿的情况来判断其是在哪里长大的。两名移民在迁入地所生的孩子，牙齿里的矿物质和当地人的是一样的，因此这种分析本身就有低估人口迁移重要性的倾向。基于更传统的考古调查（某处特有的物品或习俗向另一处的转移）的论点也不会更有决定性。

理由很简单。公元元年的时候，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差不多经过了几千年的定居和耕种。由于哪怕是极具侵略性的占主导地位的移民，通常也会利用本地居民来从事农业劳动，人口迁移并不会导致大片土地无人居住。此外，正如比较研究所强调的（也是现代经验表明的），移民进入之前有人居住的土地后，双方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就会互相影响。对任一群体来说，其物质文化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因为有重要的意义而被长期坚守（无论好坏）。在新形式的刺激下，其他一切都可以改变，因此在第一千年欧洲的一般环境下，恐怕不能指望移民会将整个物质文化从A点到全面转移到B。任何有移民迁入的地区，其物质文化中总会有些元素留存下来，因此只要你愿意，就完全可以用内部演变来解释观察到的变化。物品和思想可以在不依附于人的情况下流动，如果考古观察到的仅仅是物品或思想的有限转移，那么其实总是可以用人口迁移之外的理由来解释。但是，始终可能有其他的解释，不代表其他的解释就是正确的，而且考古证据往往模棱两可，有时会被误读。如果说，关于人口迁移的考古证据模棱两可（通常是这样），那么它固然不能证明人口迁移在所有可观察到的物质文化变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也不能否定这一点。实际上，这意味着仅靠考古证据无法得出定论。坚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最近的一些工作中有一种趋势，认为模棱两可的考古证据基本否定了移民的存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从总体来说，这自然迫使我们回去寻找历史证据。从历史资料中可以得出多好的论据，来说明第一千年中大规模、有组织和多样化的入侵群体的重要性呢？

答案必然比较复杂。的确有一些文本将迁徙主题或误导性的侵略叙述套到了更复杂的事件上。约达尼斯对2世纪后期和3世纪哥特人向黑海以北地区扩张过程的描述是个典型的例子，加洛林时代及后来的资料中对4—5世纪伦巴第人的描述也是如此。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有充分得多的历史证据说明发生过大规模迁徙，移民群体中有1万多名战士，还有大量家眷：比如376年请求在罗马帝国内避难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或者488—489年在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率领下前往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这两个案例的资料来源分别是阿米阿努斯和普罗柯比的作品，有人试图证明它们可信度不高，但并没有什么说服力。阿米阿努斯在他的历史作品中描述了不同蛮族群体在罗马土地上的迁徙，但仅有一次提到了男人、女人和儿童组成的大规模混合群体。很难相信他只在这个时候受到了迁徙主题的影响，而在其他时候没有。普罗柯比也是一样：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他将跟随狄奥多里克迁往意大利的东哥特人描写为类似侵略假说意义上“民族”，也就是有男人、有女儿、有儿童的大型混合人口群体。一位当时的评论家当着狄奥多里克和宫廷里其他参与迁移的人的面，也做出了类似的描述。相关的证据可能还没到铁证的程度，但可信度至少不低于第一千年中的其他证据。以所谓的迁徙主题为由拒绝它就太武断了。 [5]

还有一系列证据（可信度不一，但还是在第一千年资料可信度的常规范围内）表明，大型、有组织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群体从406年开始向罗马的迁徙，以及拉达盖苏斯领导下的哥特人在405年的迁徙，都属于这种情况。 [6] 尽管肯定还需要更多的讨论，但迄今为止，对阿拉里克领导下西哥特人发展过程最可能成立的重构说明，这个群体是在动员376年的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的基础上建立的，他们通过382年的条约定居在巴尔干半岛，从395年开始又进行了一系列迁徙。这些都是大型混合群体迁徙的实例，而且都算是第一千年的证据里比较可靠的。有了这么多的例子，我们就应该知道，不应仅仅因为相关证据略弱一些就轻易否定其他的一系列人口迁移，特别是与匈人帝国兴衰相关的人口流动——以日耳曼人为主的武装群体先是聚集在一起，后因匈人帝国崩溃后内部竞争加剧而撤离了匈牙利大平原。这些案例中，大型群体迁移的证据要么不够全面（鲁吉人和赫鲁利人的情况），要么只是暗示而不够明确（斯基里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的情况）。因此，尽管的确有一些案例被错误描述为侵略假说主张的那种人口迁徙，但对于许多其他案例，如此描述并无不妥。实际上，即使是哥特人和伦巴第人的案例也有必要更仔细地审视。

对于哥特人和伦巴第人的迁徙，后来作者的回溯性描写都出了错。约达尼斯写的是发生在他生活的年代之前300年的事件，而9世纪及之后的伦巴第作者，写的则是在他们之前四五百年的人口迁移活动。很容易看出为什么他们会犯错，但我们要说的不只是这个。其实，将当时哥特人和伦巴第人的活动视为某种人口迁徙并非全然妄想。关于2—3世纪哥特人和4—5世纪伦巴第人的证据确实表明，当时有大量人口迁移，影响力也不小。

关于哥特人的证据质量要高一些。有当时的记录表明1—2世纪时哥特人就来到了波兰北部，但到3世纪中叶才出现在黑海以北。3世纪，黑海以北地区还经历了重大的物质文化变革，一系列新的习俗和物品出现在那里。而在这些新的特征中，有一部分早在1—2世纪时就在波兰确立了，代表了当时人的生活方式和对死亡的看法。这些考古证据本身不能证明哥特人从波罗的海迁移到了黑海地区，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证据后，它们就成了值得认真考虑的论据。而即使历史证据表明一开始参与迁徙的是许多独立的群体，而不是一个“民族”，即使一开始的群体人数很少，但随着迁徙过程的深入，移民的人数也可能增加。实际上，3世纪的哥特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人口迁移的势头越来越大，直到哥特特温吉人在290年到310年之间取代卡皮人成为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统治群体为止。与伦巴第人相关的证据与此类似，尽管没那么详细。

已经有充分证据表明，伦巴第人在1—2世纪出现在如今丹麦南边的易北河下游地区。没有任何当时的历史记载表明罗马时期该地区出现过重大的人口迁移，仅有的考古证据也只能说明有过一系列规模较小的迁移，比如第一批迁入黑海地区的哥特人。但到了5世纪90年代，伦巴第人又出现在易北河上游，他们人数众多，足以用主力部队摧毁赫鲁利人在匈牙利大平原西半部的霸权。因此，不管其早期形式如何，伦巴第人向多瑙河流域的扩张就像哥特人向黑海地区的扩张一样，最终都采取了较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形式。因此，约达尼斯和伦巴第史料写大规模迁徙并非无中生有，尽管这些作者弄错了迁徙的形式。还可以再为他们说句话，就是在哥特人和伦巴人首次迁徙和这些史料编纂完成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哥特人和伦巴人向意大利方向的迁徙采取了大型复合群体的形式：东哥特人迁徙发生在488—489年，伦巴第人则在大约80年后。 [7]

因此，仔细审视后发现，无论是约达尼斯的作品还是伦巴第的资料，都没有给出足以否认其他资料记载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理由。话虽如此，有必要认识到，即使是第一千年大规模人口迁移的最典型例子，也不完全符合旧的侵略假说模型。不管迁移的群体有多大，都不是整个“民族”从一个地方完好无损地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这些群体既会流失人口，也会增加人口；持续时间很长的移民潮更是如此，例如2—3世纪的哥特人和4—5世纪的伦巴第人，但在符合该模式的迁徙中，只有一些大型群体的移民活动在史料中有明确的记录。做出大规模迁徙的决定从来都不容易，而且常常引起分裂。376年，一批特温吉人进入帝国，而相当一部分原属同一群体的特温吉人留在了多瑙河以北，继续效忠于原先的领袖。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的父亲在473年将当时的潘诺尼亚哥特人迁至罗马巴尔干地区，也引起了分裂，而狄奥多里克本人在率部迁徙的时候，至少将一些哥特精英留在了身后，这些哥特人后来被纳入了东罗马的军事政治体系。迁移中的群体也会吸收新人，伦巴第人前往意大利时，吸收了有2万名萨克森人的混合群体，还有因后阿提拉时代多瑙河中游权力斗争而无家可归的人的后裔。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在伯父和他自己两代人经营的基础上，让鲁吉人加入了哥特人的队伍。面对罗马在西班牙的反攻，两个汪达尔群体和阿兰人（他们一同跨过了莱茵河）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所以在429年入侵北非时，这些群体中的幸存者团结在阿斯丁格君主身后，形成了一个比23年前的松散联盟更有凝聚力的政治单元。近期的不少研究表明，在这些移民行动中，雪球和台球一样多。

旧的侵略模型没能体现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些大型群体中不仅有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也有不同地位的人。根据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鼎盛时代形成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观点，当时大量有人身自由且地位平等的战士与他们的家人一起形成了侵略性的群体。但是据记载，较大的群体中有两种身份不同的战士，因此有理由假设非军事化的奴隶也参与了至少一些迁徙活动。只有地位较高的战士才能被归为“自由”，而他们属于精英阶层，在群体中必然只占少数。因此，当时做出迁徙这个关键决定的只是少数人，地位较低的战士和奴隶几乎没有发言权。认识到地位差异的现实性和重要性，我们就能知道，目前流行的那种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和放弃群体身份的思想，在实践中有多么受限。如果群体身份完全由个人选择，那么谁会傻到选择去当地位较低的战士或奴隶？相应而言，我们也要谨慎看待雪球现象所起的作用。蛮族欧洲的大部分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选择是否加入大型移民群体的权利必然只能由少数的精英分子行使。 [8]

最后，关于大型群体移民的旧侵略假说模型还需要进一步修正，需要改变大规模入侵逐出现有人口这个假设。第一千年中有一些大规模入侵的例子，但没有证据表明其中任何一次引发了大规模种族清洗。本地人口经常面临臣服还是离开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对本地精英来说非常艰难，新主人到来，他们的损失是最大的。但是，没有令人信服的文献记录表明这样的选择会清空大片土地上的人口。至少，本地人口可以充当农业劳动力，而且许多移民群体中也有社会地位较低的类别，可以轻易将新征服的本地人口纳入其中。

这些都是重要的修正，但只是修正，而不是否定这个基本主张：关于第一千年中有组织的大型混合移民群体的证据，至少就这个时期而言在表面上有说服力的。那种整个先祖“民族”清空整片土地为己所用的民族主义观点，已经可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我们资料中提到的群体是政治实体，可以成长或分裂，群体成员的地位有高地之分，这些群体以不同的方式迁入对它们而言全新，但已经有人居住的环境中。尽管根据现有的历史证据，这个结论已经很明确了（考古证据也没有否定），但是，现代移民中并没有类似的现象，我们还能继续如此主张吗？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一个更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为什么第一千年的欧洲人口迁移采取了那样的形式？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以探讨人口迁移这样一个普遍现象的比较移民研究为背景，研究公元元年到公元1000年间可观察到的人口迁移模式。

人口迁移机制

从第一千年的人口迁移活动中，可以找出很多和记录更完备的近现代移民呼应的地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第一千年和后来的时代，活跃的信息场域对确定目的地而言都至关重要。日耳曼人在3世纪向黑海地区扩张之前，显然通过运营琥珀之路得到了有关该地区的信息。斯拉夫群体先通过袭击了解罗马巴尔干半岛，然后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时候利用这些知识在那里定居下来。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向西方的扩张，也是基于参与8世纪贸易中心网时获得的情报，而向东方扩张的人花了大约一代人的时间，才沿着俄罗斯西部的水路找到了通往伊斯兰世界重要城市的路线，伊斯兰世界对北方物品的需求很大，而商人们原本是通过波罗的海东部腹地来为西方市场输送物品的。这些例子都没有什么争议，我还可以举出别的例子。400年前后某些群体迁入罗马领土时，一路上走走停停，这种人口迁移模式有点古怪，而造成这个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再次上路之前，需要知道下一个有可能成为目的地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例如，哥特人，特别是于376年进入帝国的特温吉人原本就知道巴尔干半岛，但不知道意大利和高卢，他们到下一代人的时候才移居到那里。他们花了20年的时间（参加两次罗马内战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向那个方向行进了很长的距离）才准备好下一步。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也一样：他们最初的移民野心以西班牙为终点，后来又花了20年的时间，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海上袭击，才准备好冒险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前往北非。更一般地说，移民潮的势头越来越大这一现象本身显然是知识增加的产物。对新地区的探索性扩张为先驱者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从而鼓舞其他人也加入。在一些现代的例子中（例如布尔人从好望角向北扩散），先驱者都是特意招募来的，他们前去侦察，看看大规模扩张是不是可行。但使用非正式的消息渠道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对现代移民的研究还致力于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某些社区中的某些人选择迁移，而另一些多少处于相同情况下的人却选择了留下？要全面解决这个复杂问题所需的那种详细信息在第一千年根本无法获得，但有必要指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史料有所记载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每一次都在受影响的人口群体中引发了分裂。持续时间更长的人口迁移活动也是如此，或者说更是如此。起源于波兰的日耳曼人中，有一批在3世纪到达了黑海地区，还有许多人留在了后方，维尔巴克和普热沃斯克文化体系仍在运转就是证明。同样，许多盎格鲁人和萨克森/撒克逊人并没有在5—6世纪移居英格兰，维京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也没有变成无人之地。当然，考虑到所涉及决策的重要性，出现分歧是很自然的，即使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种种反应的细节，第一千年的人显然也感受到了现代移民承受的那种压力。

在现代社会，压力的另一体现是移民返乡现象。仔细观察可知，所有的现代移民潮中都有大量移民返回原籍国。同样受资料所限，我们无法具体讨论第一千年的移民返乡现象，但是维京时期的方方面面都表明这样的现象真实存在。斯堪的纳维亚人扩张的最初阶段都围绕着收集财富展开，他们或是袭击或是贸易，或者两者兼有。积累财富之后，不同的人会对投资做出不同的选择。有些人早早选择留在东方或西方的目的地（如苏格兰北部和诸岛上的早期定居点所示），而另一些人则选择将新获得的财富带回斯堪的纳维亚老家，最终造成波罗的海地区的政治大动荡。考虑到这个例子，我（和其他人一样）很乐意相信关于一些新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最终也选择返回欧洲大陆的记载。 [9]

与移民压力关系密切，但我们有办法更详细地探讨的，是固有的移民习惯对迁移模式的重大影响。在现代移民潮中，迁移传统往往能决定某一人群中的哪些人会迁移。搬过家的人往往会再次搬家，但不那么直观的是，迁移习惯会一代一代传下去。移民的后代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再次迁移。个人或家庭迁移的传统显然会让这些人更倾向于通过迁到新的地方来解决问题或寻找机会。只要促进因素足够强，任何人都可能走上迁徙之路，但对已经有了迁移习惯的人来说，促进因素并不需要太强。

在第一千年中，至少可以在两个不同层面上看到迁移习惯的影响。首先，至少在两个主要的迁移潮（2—3世纪的维尔巴克和普热沃斯克的日耳曼人，以及300年后的早期斯拉夫人）中，相关人口的耕种技术最多只能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维持同一块耕地的肥力。对他们而言，在居住地附近定期迁移是常态，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迁移有助于比较随意的推进浪潮式扩张最终转变为渠道化移民潮，人们得知更远的地方有新的机会后，就会改变移民方式。其次，第一千年的某些人口群体显然已经确立了长距离迁移的独特传统。4世纪的哥特特温吉人可能是最出名的，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决定在376年去罗马帝国寻求庇护。近期移民的鲜活记忆极大促进了这一决定。同一个哥特群体在公元300年前后的几十年里才拥有了他们在多瑙河下游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土地，而在差不多一代人之后的4世纪30年代，他们就开始尝试整体迁移到多瑙河中游地区边缘的新地盘。4世纪30年代走上迁徙之路的，就是那些迁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人的孩子们，而这些人的孩子和年龄较大的孙辈则在376年决定迁往罗马帝国寻找新生活。类似的结论也适用于受匈人帝国兴衰影响的其他群体，包括在376—380年和405—408年的危机中逃进罗马的人，以及在匈人的影响和/或压迫下先是移居多瑙河中游，然后在阿提拉死后离开那里的人。9世纪后期，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迁往冰岛和格陵兰岛，他们之所以愿意迁移，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是迁移到苏格兰和诸岛的人的后代。事实上，像哥特人或斯拉夫人这样的例子表明，最初产生于本地迁移传统的行动，是能够催生出大规模迁移的传统的，而正是这种传统促使许多特温吉人在376年向罗马帝国迁移，就像19世纪前往北美的人中，有许多原本就在欧洲各地迁移。

除了移民的情感代价外，经济代价也是移民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我们有所了解的大多数第一千年移民主要靠步行和运货车迁移。除了动物、人和轮子的损耗之外，并不涉及昂贵的运输成本，因此许多人都可以参加。然而，它涉及许多间接成本，最重要的问题是可能出现粮食短缺，因为迁移干扰了正常的农业活动。因此，除非情况完全不允许，否则在迁移之前必须最大限度地增加粮食储备，这意味着秋天是搬家的常规时节——作物刚刚收获，拉运货车的牛和其他牲畜吃的草还能长一段时间。阿拉里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在401年和408年秋天进入意大利，拉达盖苏斯领导的哥特人在405年秋天进入意大利。在406年年底渡过莱茵河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大概也是在那年秋天从多瑙河中游启程的。 [10]

对于第一千年移民成本的影响，我们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些最基本的方面，但现有的资料的确不时提到运输问题。最重要的是，持续时间很长的迁徙会让各个群体在经济上特别脆弱。君士坦提乌斯三世在414—415年让阿拉里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当时的领导人是阿陶尔夫和瓦利亚（Vallia）］挨饿，最终降服了他们。到那时为止，这些哥特人在那片土地上已经六七年没有种庄稼了。5世纪晚些时候匈人帝国崩溃后，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采取的运输战略在流传下来的资料中也有所体现。他领导的群体在5世纪70年代用车辆带着大量谷种在巴尔干半岛行进，而他与罗马帝国外交谈判的一个方面是取得农业用地。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行军过程中，他领导的群体也一直寻求与巴尔干社群建立更常规的经济关系，而不仅仅是劫掠当地人。当地社群会继续耕种并生产剩余食物，哥特人可以从中抽取一定比例，而如果通过掠夺摧毁这些社群，狄奥多里克的追随者就只能饱餐一顿而已。

交通因素对不只有陆路交通需求的人口流动的影响比较大。直到19世纪后期大型跨大西洋轮船中有了统舱，大规模海上运输才成为可能。在那之前，旅行费用必然会限制人们对基于海上的扩张的参与。对此，维京时期的例子是第一千年中记录最完备的。船太贵了，即使是特制的货轮也只能运载有限数量的人员和货物。因此，维京人发起袭击时，不那么富有的人就需要凑钱买船或者租船（但我想没有多少船主会愿意把船租给别人当袭击船用吧），或者自己依附于地位更高的领袖。 [11] 到了定居阶段，交通限制的问题就更突出了，因为此时需要更多类型的人员和更多种类的笨重农业设备。单单是相关的运输费用，就使斯滕顿所说大量斯堪的纳维亚农民定居丹麦律法区的阶段变得难以想象。如果当地已经有了现成的低地位盎格鲁-撒克逊劳力，谁还会付钱去运输劳力呢？交通对定居冰岛也有影响，每个移民单元都由一个地位较高的人领导，因为大概只有他们出得起运输所需的一大笔初期费用。与这一时期的陆上迁移相比，交通也可能限制了参与北欧移民潮的斯堪的纳维亚妇女的数量。现代DNA模式表明，当时来到冰岛的妇女中只有1/3是直接或间接从斯堪的纳维亚来的，其余妇女则从不列颠群岛而来，迁移距离较短。这可能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交通的费用太高了，只有一小部分战士带上了自己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家眷。另外，参与迁徙男子相对富有，而且他们不信基督教，实行一夫多妻制，因此女性的人数在早期可能超过了男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男人可能不仅会带上他的斯堪的纳维亚爱人，还会带上几个不列颠或爱尔兰的女子。

虽然维京时期的证据很有限，但已经算比较详细的了，第一千年其他几次海上行动的证据还不如它，比如盎格鲁-撒克逊人跨越北海的迁移，还有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越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远征。不过，交通需求带来的影响应该是相似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也许能用恐吓的手段去征用一些交通工具，但我估计他们自己还是得自己承担大部分费用。有理由认为，每次迁移都只能带上相对少的人，这决定了他们对落脚点的选择：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摩洛哥，那里远离防御得更好的罗马北非心脏地带。一次运送许多人在交通上无法实现，这可能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移民到不列颠南部用了那么长时间的一个主要原因。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虽然可用的资料有限，但比较研究文献可以通过一系列方法促进我们对第一千年人口迁移情况的理解。但是，还有一些重大问题需要回答。最重要的问题是：史料提到第一千年中有过有组织的大型混合人口群体迁移的情况，我们是否可以相信史料所写的？而如果可以相信，我们该怎么在第一千年的背景下解释这个现象，而这种人口迁移模式未见于资料记录比较充分的近现代时期，这又该如何解释？我还是认为，现代移民研究有助于回答这类问题，但是要获得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就得将第一千年的人口迁移模式放在当时蛮族欧洲发生的一系列转型的背景中研究。

移民与发展

比较研究为我们考察移民潮的可能原因提供了两个基本方向。首先，如果两个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就非常有可能出现地区间的人口流动，人口会从欠发达的地区向邻近的富裕地区流动。在不同的时代，因可用的交通方式不同，“相邻”的含义也大不相同，而本来会产生人员“自然”流动的情况，也可能受到两地政治结构的干扰或可用信息的限制。但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人口流动是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果，毕竟智人天生倾向于把迁移当作获得最好结果的战略。第二个方向也很基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迁移的具体动机都是自由意志和强制、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的混合。当然也有例外，尤其是一心逃离死亡的政治难民，但大多数移民受上述四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将两方面观点放在一起，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结论是，移民问题几乎都需要从普遍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来理解。我认为，采用这种方法既可以令人满意地解释第一千年移民的总体地理分布，也能解释其标志性移民单元看似古怪的性质。

罗马欧洲的移民

第一千年开始之时，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角度看，欧洲最发达的地区都是罗马统治下的地中海圈，南方和西方主要属于拉坦诺文化的地区是在那之前不久归入罗马治下的。拉坦诺欧洲的特点是农业制度发达，剩余粮食可以养活相对密集的人口，还能支撑其他经济部门的大量生产和交换。拉坦诺人口向北移动时，罗马人征服了他们，而罗马的征服差不多停在拉坦诺欧洲的外围，这并非偶然。理由很简单：在那个界限之外，征服带来的收益还抵不过出征的代价。拉坦诺欧洲以外，是主要说日耳曼语的后亚斯托夫世界。该地区内各地的经济模式差异很大，主要是因为其中的某些人口与拉坦诺邻居已经有了相当长时间的实质性接触。但总的来说，这里政治单元的规模比并入罗马帝国之前的拉坦诺欧洲的单元小得多，农业生产力也比较低。因此，这里的人口密度较小，非农业生产和交换的迹象较少，也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至少在物质文化方面）。在亚斯托夫欧洲之外，欧洲的北部和东部（在生态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居住的还是生活在铁器时代的农业人口，他们的农业生产制度效率更低，定居点规模更小、使用时间更短，几乎没有物质文化产品。

根据比较移民研究，我们会倾向于认为在明显以三种速度发展的欧洲（地图1），人口会从不发达地区流向较发达地区（大体上是向南和向西）。罗马时期（1—3世纪）的情况基本就是如此。比较发达的罗马欧洲凭借其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从较不发达的邻近地区吸收了人口，特别是从附近基本上由日耳曼人统治的后亚斯托夫欧洲。许多人自愿加入罗马军队，从而进入帝国，还有许多人是作为奴隶被迫来的，他们将服务于各种经济目的。这些人口流动是众所周知的，无须进一步评论。但2—3世纪规模较大也较有争议的日耳曼人口流动也符合这个模式，也就是他们也大致向南、向西进入更发达的欧洲地区。但是，要全面理解人口流动的具体历史，就需要理解与罗马帝国的广泛互动如何改变了公元元年时主导欧洲的三速模式。

罗马帝国的军事和政治结构从根本上解释了这些年中日耳曼人扩张在地理上的不对称。推动扩张的力量似乎在日耳曼人主导的中欧地区普遍发挥了作用，但由此产生的人口流动并不平衡，在东南部特别是黑海以北地区的影响远大于西南部。在西南部，日耳曼移民接管的只有阿格里-戴可美特这一个地方，而东边的达契亚被废弃，黑海以北的政治结构被完全改造。各个方向上的移民的规模可能有所不同，但也是使不同地区出现不同结果的根本因素造成的。向南和向东的流动要对抗的是罗马近边缘地区的附属国，而不是直接对抗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因此成功的可能性比在需要对抗直接帝国的西南部移民要大得多。

为什么那些成功实现扩张的领袖往往乐于安顿在帝国边缘，而不是继续追求永久性地越过边境？部分原因也可以从1—2世纪与罗马世界互动的较长期影响中找。贸易机制的运作（包括长距离的奢侈品贸易和以农产品为主的短距离贸易）、袭击更富裕的罗马领土的机会，以及帝国通过外交补贴来增强附属国力量的做法，都意味着在这两个世纪中，直接与帝国边境接壤的日耳曼宫廷积累起了新的财富。因此，三速欧洲出现了第四种速度：内边缘区附属国的财富，超过了之前与它们同等而如今成为外边缘地区的后亚斯托夫欧洲地区。带领日耳曼人扩张的领袖将行动限制在帝国边境之外的地区，不仅能大大降低军事风险，而且能获得的财富也不少，因为边境地区与帝国经过两个世纪的交往，积累了不少财富，本身就是掠夺性扩张的诱人目标。在这些进程展开之前，野心勃勃的日耳曼领袖没有必要从中欧北部迁到南部，或者从喀尔巴阡山脉以北迁到东南，因为这么做得不到什么物质收益。

这么理解2世纪末和3世纪的移民，也就能知道为什么至少一些移民单元采取那种看似古怪的形式了。外边缘区的势力觊觎帝国边境附近地区累积起来的新财富，染指这些财富的第一次有记录的尝试采用了袭击的形式。以波希米亚为基地的马科曼尼国王瓦尼乌斯年老后失势，一名被赶下台的政治对手组织起一支来自波兰中部（可能还有波兰北部）的战队，前来洗劫国王宫廷的动产，其中大部分来自外交补贴和国王从罗马商人那里获得的抽成。尽管无法证明，但我敢打赌这是种常见的现象。但是，打了就跑的袭击不是获得帝国边境地区新财富的最有效方法。由于与贸易、罗马外交手段、袭击罗马领土的方便程度等有关的结构性原因，在地理上，最有机会从与罗马帝国的交往中获得新财富的地方是紧邻帝国的边境地区。外边缘区的群体和领袖如果想获得更多财富，就需要搬到边境地区。难怪在2—3世纪，移民取代了袭击；来自外边缘区的领袖及其追随者雄心勃勃，试图控制蛮族欧洲以罗马为中心的新财富流动。

而到了1世纪末，边境上所有可能带来丰厚利润的地方都已经被多少算是军阀的力量占据了，居住在那里的群体不可能不经战斗就放弃自己的优势地位。因此，这个时候若想永久迁入罗马边境地区，就必须破坏既有的政治结构，这解释了为什么2—3世纪的移民潮得动用成千上万人组成的庞大军事力量，而不是仅仅由一两百人组成的战队。战队可以实行有效的袭击，但战队的力量不足以重塑整个政治结构，因此来自外边缘区的领袖别无选择，只能招募更庞大的远征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此有必要暂停一下，看看更晚近、记录更充分的例子对这种移民扩张模式有什么启示。成千上万的武装人员组织起来，进行这种有意的掠夺性入侵，在现代世界中并不常见，有人据此认为过去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对于这样的反对意见，一部分回答是，尽管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但确实可以在近现代世界中看到：布尔人大迁徙时就采用了这种移民模式。布尔人的入侵单元可以小一些，因为布尔人的火力比他们要对抗的祖鲁人和马塔贝勒人高出一大截。在2—3世纪，掌握技术优势的更可能是作为目标的内边缘区群体，因为它们很可能一直在购买罗马的武器装备，因此来自外边缘区的入侵军队规模必须够大，至少不能小于边境地区国王所部署的军队。

答案的另一部分来自对如下问题的思考：为什么即便是累积起来规模很大的现代移民潮，也往往是基于只有几个人的小规模移民单元实现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移民单元的规模是由现代移民从吸引他们的较发达经济体获取财富的方式决定的。在现代，个体移民可以在经济体的工业或服务业中找到工作，从而获得财富，至少从移民本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收入属于相对高薪。基本情况并不是移民单元的规模都很小，而是移民单元的规模需要与获取较发达经济体中财富的方式相匹配。欧洲第一千年的所有经济体基本上都是农业，技术含量极低。因此，即使是比较发达的罗马帝国周边，也无法为个体移民（除了少数能依附于边境地区国王的军事随从）提供许多哪怕只是相对高薪的工作。对想在这里获得更多财富的人来说，自己单独移民或者和一小群人一起移民是没有意义的。你必须有足够的力量击败现有的居民，让帝国将你认定为这个边境地区的首选贸易伙伴和外交伙伴。因此，那种移民群体虽然在现代世界中并不常见，但实际上符合我们见到的移民潮背后的基本原则。第一千年的大规模掠夺性入侵与当今的个体移民一样，是通过迁徙获得财富的恰当方式。

发展水平的不同也能解释2—3世纪人口流动的另一个奇特之处：很多战士都带着家属。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日耳曼人主导的欧洲是一个遍布技术水平低下、规模极小的农场的世界，生产出来的剩余粮食有限。因此，经济水平无法支撑大量的战士随从。即使是4世纪的国王，能调配的食品供给也只能让他养活一两百个人。因此，和布尔人的情况类似，仅靠日耳曼世界中的少量职业军人，是不可能实现占领罗马边境利润丰厚地区所需的大型军事远征的。他们需要从社会各阶层招募军人，其中许多人已经有了家眷。这些参与者（也许一些年轻的十几岁少年除外）显然不想将家属长期留在后方，而即使是将他们短期留在后方，直到远征告一段落，也会使他们面临巨大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由一两百名男子组成的日耳曼远征军有众多家属陪伴是很自然的事。 [12] 布尔人的侦察行动甚至还有妇女参与，而参与布尔人大迁徙的群体都是混合的，战斗时，妇女远非旁观者；她们都有填好弹的燧发枪，在必要时会开枪射击。2世纪的日耳曼妇女没有枪，但毫无疑问的是，即使在大规模的军事远征中，她们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尽管从一些比较移民文献的角度看，史料中描述的这些日耳曼移民潮在规模和构成方面有些古怪之处，但在适当考虑了第一千年和第三千年之间的差异后，我们发现日耳曼移民潮确实符合移民行为背后的基本原理。

民族大迁徙及其他

罗马时期形成的发展和移民模式一度被归结为“民族大迁徙”。在4世纪末和5世纪，有记载的欧洲历史中出现了一系列由1万名或更多名战士及大量家属构成的移民群体。这些移民群体的力量很强，经得起与罗马帝国军事和政治结构的直接对抗。从最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些非同寻常的大规模移民群体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关键时刻，若干相关的发展之间有了交叉。首先，到了4世纪中晚期，以日耳曼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程度，政治结构已经足以将人数众多的战士及其家属聚集在一个相当稳定的团体里。其次，这些结构是2—3世纪扩张的产物，当时的扩张还没有过去太久，因而群体中尚有移民传统可以利用，在情况合适或有必要时能动员人们移民。第三，也许这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他们的经济结构还没有在某个区域的耕地上扎下根来，因此换个地方生活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从日耳曼世界长期发展的背景，以及尤其是3世纪的危机的角度看，这些庞大移民群体的存在及活动无疑可以得到解释，但它们的活动还是非同寻常。尽管其规模和凝聚力都大于1世纪的同类群体，但这些最初崛起于帝国边缘地区的群体光凭自身都不足以击败罗马帝国，然而我们看到，这些群体的种种活动累积起来，造成了西罗马的灭亡。这样的结果谁都想不到，它本身是偶然的历史事件与长期发展模式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虽然匈人本身没有这样的意图，但在匈人活动的驱动下，大量主要由日耳曼人组成的群体大致在同一时间从罗马莱茵河及多瑙河边界以外的地区转移到罗马境内，人数众多，罗马帝国无法将他们消灭。如果这些群体是分头进入罗马领土的（即使规模更大、凝聚力更强），等待它们的就将是灭亡的命运；这些群体的数量也太多，无法一致行动来消灭帝国。罗马帝国边境的日耳曼世界缺了一个关键因素：那里没有像阿拉伯世界的穆罕默德一样的人物，来提出足以对抗罗马帝国理念的另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其次，这些群体在罗马境内定居后，边境之外长期的政治融合进程相对迅速地走上了巅峰。传统的民族主义史学大多没有抓住这个关键点。民族主义史学认为最终建立了西罗马继承国的群体是古老且不变的“民族”， [13] 却忽略了以下事实：史料明确记载，这些群体大多是在罗马领土上由几个群体（通常是三到四个）组成的新联盟，而它们在边境之外的时候是彼此独立的。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墨洛温法兰克人、汪达尔人-阿兰人的联盟都代表了蛮族政治组织形式的重大变化，而正是这样的发展，产生了大到（可以投入2万名甚至更多战士）足以摧毁西罗马的群体。 [14]

这有很大的偶然性（并无迹象表明，如果匈人没有入侵，还会有那么多人涌入罗马境内），但他们行动的一个方面却绝非偶然。奠定继承国基础的新的、更大的政治组织不可能在远离边境的地方形成。4世纪帝国边缘地区的普遍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不出足够的盈余，政治领袖无法以此聚集足够的追随者。只有在利用罗马帝国的经济攫取财富成为可能，罗马帝国成为实实在在的外来威胁和促进统一的额外政治因素时，这些较大的实体才能在足够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上形成。政治结构是普遍发展水平的产物并受其制约，形成国家的新群体不可能在只有蛮族活动的背景下出现。 [15]

大迁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蛮族欧洲罗马时期发展模式的顶点，而迁徙的结果却彻底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普遍发展模式。首先，在原罗马领土上出现的新国家使帝国欧洲不那么像帝国了。西欧跨地区力量的中心在公元500年左右发生了决定性的北移，第一千年下半叶的主导力量不再是基于地中海的帝国势力，而主要是一系列大致属于法兰克人的势力，它们的突出地位有赖于阿尔卑斯山以北大西洋和易北河之间的经济和人口资源。同样，这可以看作始于罗马时期的发展趋势的顶点。西欧的新帝国力量结合了原属罗马帝国的大片领土和原先属于边缘地区的相当一部分土地，可见之前几个世纪与罗马帝国的交往给边缘地区的国家带来了多么深刻的变化。公元元年时，莱茵河两岸的土地是不可能支撑起帝国的，这里一点也不富裕，人口也不多，但罗马时代莱茵河两岸的发展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而后罗马时期法兰克人统治下西欧的政治结构，特别是地主精英的军事化，意味着这个新的帝国与罗马帝国是不同的。新的帝国没有对农业生产系统征税的能力，统治力度较低，不能自给自足，统治者需要通过扩张来攫取财富，以凝聚手下的地主。一旦大环境不允许扩张，分裂就会随之而来，权力迅速从中央下放到周边地区。因此，在第一千年的下半叶，中央掌握权力和对外侵略（这两个是帝国的标志）的时期和不统一的时期交替出现，而之前的罗马帝国看起来凝聚力更强。由于帝国欧洲变得不再始终像个帝国，第一千年上半叶的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从上层开始被侵蚀了，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

大迁徙对蛮族欧洲的影响更为根本，也因之前讨论得较少而更值得注意。到了6世纪，罗马时代的日耳曼欧洲几乎完全崩溃了。一直到4世纪，日耳曼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还遍布在北至莱茵河和维斯瓦河、南至顿河的广袤土地上；而到了550年左右，那些日耳曼人的直接后裔就基本上只能在易北河以西的土地上生活了，他们在匈牙利大平原上还有一块地盘，但很快就会因阿瓦尔人的到来而失去（地图15）。大迁徙在这场变革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不是通过清空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在某些地区，定居点确实完全消失了，但即使取最大的估计值，4—6世纪日耳曼欧洲的人口迁出规模也不足以清空整个中欧和东欧。但是，大迁徙的确清空了从前帝国近边缘区和远边缘区的大部分有武装、有组织的社会精英。从蛮族欧洲的角度来看，这不仅是罗马帝国崩溃的时期，也是边缘地区较大的类国家结构和团体瓦解的时期，绝大部分这样的团体通过移民迁到了莱茵河、易北河和匈牙利大平原之间原来的近内边缘区，以及原属西罗马的领土上。

蛮族欧洲的第一次非凡变革为中东欧大部分地区超过500年的连续发展画上了休止符。它还为另一个同样重大的转变铺了路。日耳曼欧洲崩溃后，据我们所知，来自欧洲第三区的人口（他们从罗马时代之初就定居在那里）第一次与欧洲其他地区发展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实质性交往关系。罗马人对离他们最近、属于欧洲慢速发展区的威尼蒂人有一定了解。1世纪的塔西佗知道他们在维斯瓦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外；生活在几代人之后的托勒密又记下了几个社会群体的名称。但值得注意的是，并无证据表明这些人以任何方式卷入了第一千年上半叶的政治事件。就我们所知，威尼蒂人没有在罗马领土上发动过袭击，也没有出现在关于马科曼尼战争或3世纪危机的叙述中，甚至似乎都没有进入阿提拉帝国的组织结构，而阿提拉帝国整合了中欧和东欧的众多其他人口群体。从罗马进口物品的分布图上，也看不出这些来自维斯瓦河以东和喀尔巴阡山脉以北的群体在罗马时期扩展到蛮族地区的贸易网中有什么作用，尽管某些贸易路线肯定通过了他们的地盘。

日耳曼欧洲崩溃之后，讲斯拉夫语者几乎马上崛起于欧洲的低速发展区，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洲的历史记载中。公元500年前后，他们向喀尔巴阡山脉以南、以东迁移，与东罗马边境直接接触，开始越境袭击。他们有能力这样做，可能是因为先前与哥特人以及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边缘区中更有组织的群体之间有过往来，这些往来在史料中基本没有提及。 [16] 尽管如此，与东罗马的新接触大大加快了相关斯拉夫群体的发展，因为袭击和外交补贴带来的空前动产促进了军事化，形成了更大的政治结构，而这两者又大大增加了与君士坦丁堡的新关系带来的利润。所有这些都与罗马早期日耳曼世界中的一些转变有相似之处，而随着日耳曼欧洲的崩溃，到550年时，讲斯拉夫语者已经成为东南欧对抗东罗马文明的主要蛮族“他者”。

就在此时，游牧民族带来的第二次“意外”改变了既有的发展路线，成为蛮族欧洲进一步转型的关键催化剂。像匈人一样，阿瓦尔人迅速在中欧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同盟，主要效果之一是更多在地中海产生的财富流入了现在主要由斯拉夫人统治的中欧。当然，这激化了争夺财富控制权的斗争——这样的斗争甚至在阿瓦尔人出现之前，就在斯拉夫世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军事王权。同样重要的是，和匈人一样，阿瓦尔人缺乏直接统治其众多臣属群体的政府能力，只能通过一系列从臣属群体中挑选的中间领导人来统治。我们缺乏详细的信息，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样做产生的政治效果是，被选中的臣属领袖的社会力量将得到巩固，至少会促进将他们斯拉夫子民的政治团结。 [17] 阿瓦尔人的第三个主要影响是推动并扩大了斯拉夫人的迁移，为逃离阿瓦尔人的压迫，一些斯拉夫群体搬去了更远的地方。在原罗马巴尔干地区建立大规模的斯拉夫定居点（而不仅仅是袭击），只有在阿瓦尔帝国（加上波斯人以及后来阿拉伯人的征服）摧毁君士坦丁堡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之后才有可能。但是，至少有一些斯拉夫人走上迁徙之路，既有逃避阿瓦尔人统治的消极动机，又有进入罗马领土的积极动机。我们没有关于其他地方的历史叙述资料，但逃脱阿瓦尔人统治的渴望肯定在公元550年以后斯拉夫群体的进一步扩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斯拉夫人向西到了易北河，向北到了波罗的海，甚至向东进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心脏地带。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这次向东的扩张究竟是讲斯拉夫语者第一次侵入俄罗斯西部，还是说，这次扩张只是某些斯拉夫群体在与东罗马和阿瓦尔人的接触中建立了更完善的政治组织，获得了更强的军事力量，从而征服了原本住在那里的其他斯拉夫人。

不管是哪种情况，斯拉夫化，也就是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在中欧和东欧广大地区建立统治地位的过程，都再次将移民与发展紧密联系到一起。与经济更发达的罗马帝国的交往带来了新的财富，在至少一些斯拉夫群体中促成了政治整合和军事化。但是，受益于这些新财富的群体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在匈人帝国崩溃后搬到了离罗马帝国更近的地方，他们迁移大概也是为了攫取新财富。他们搬到那里后经历的社会政治变革为他们后来的行动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阿瓦尔人带来的额外刺激下，他们向中欧和东欧的广大地区继续迁移，扩大自己的统治。迁移过程中，他们肯定吸收了日耳曼欧洲崩溃后幸存下来的大量本地居民。如一些东罗马资料表明的那样，其中一些吸收过程应该是和平的，但与此同时，许多斯拉夫群体变得越来越军事化，而斯拉夫化对各地的影响惊人一致。一直到公元600年，一些斯拉夫群体，尤其是科尔恰克群体，可能仍然是和平的小规模农民群体，而随着新财富带来社会分化和军事化，其他的许多斯拉夫群体迅速发生了转变。接下来在欧洲发生的斯拉夫化，大部分显然是武装起来的危险斯拉夫人带来的，而不是科尔恰克农民带来的——尤其是在俄罗斯的部分地区，在那里，数百人的群体攻下一个又一个防御森严的敌对定居点，建立了斯拉夫人的统治。

欧洲的诞生

东罗马的财富和阿瓦尔人的介入只是更宏观的发展进程的开始，这一进程在第一千年下半叶席卷了斯拉夫人统治的欧洲广大地区。到了10世纪，该进程产生了北欧和东欧大部分地区的第一批类国家的王朝结构。这些新实体在1000年时仍有很多局限，名义上受它们统治的广大领土，明显有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分别。基于巡游的政府机制无法以同等的强度来管理广袤领土的各个区域，于是，这些王朝时常交换对大片中间领土的控制权。尽管如此，这些国家仍能集中组织起一些了不起的活动。与4世纪罗马帝国边缘出现的日耳曼附属国相比，这些国家的地理范围要大得多，也能用权力做更多的事。它们建造了更多、更宏伟的建筑物，支撑起规模更大、装备更完善、更专业的军队，并迅速接受了更发达的帝国欧洲的一些文化规范，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形成这些新实体的变革机制在本质上与形成4世纪罗马帝国外围那些较大的日耳曼附属国的机制相似。在这两种情况下，一系列借由贸易、袭击和外交实现的新接触，使得空前的财富流入帝国之外的社会。为控制新流入的财富而出现的内部争斗带来了军事化和重要王朝的崛起，这些王朝最终利用对财富的支配制造出了永久性的军事机器，军事机器则通过摧毁和/或威胁既有的本地权力结构来确立王朝的权威。结果，潜在的竞争对手被一个个淘汰，权力日益集中。

基本的进程虽然类似，但比起第一千年上半叶日耳曼人主导的世界，第一千年下半叶斯拉夫世界的发展更深入、更快。造成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在于，公元500年后蛮族欧洲受到了更广泛的刺激。斯拉夫世界的西部地区与西欧法兰克人的一系列帝国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军事和外交联系。而阿瓦尔帝国在中欧中心地带统治了200年，对更大范围内的斯拉夫附属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远处较弱的欧洲帝国势力，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交往也是如此。同样甚至更重要的是，主要由斯拉夫人统治的更远的蛮族地区与第四个，也是更强大的帝国势力有了往来，那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第一千年上半叶，中欧和东欧以外有为满足近东和地中海需求而建立的大规模奴隶或毛皮贸易网，而后来建立的那些贸易网带来了罗马时期所没有的财富流动。有数量惊人的阿拉伯银币保存了下来，它们都与新的斯拉夫国家核心地区有关联，由此判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欧洲以外的帝国带来的刺激在斯拉夫欧洲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斯拉夫欧洲发展得更快，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第一千年的最后两个世纪中，出现了新的军事技术，尤其是披甲骑士和城堡，王朝的统治者们利用新技术控制新财富，震慑潜在的对手。尽管这些新国的领土都包括了治理程度较低的边缘地区，但它们能在王朝核心地区行使的权力是很了不得的。在波希米亚和波兰，老的部落据点被摧毁，新王朝的据点取而代之，实现这一过程的残酷力量在近年来发现的考古证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朝将所征服的人口迁往新国家的核心地区，广泛组织起经济活动，这些都是权力的体现——这是结合了考古证据和这些新国家流传下来的最早文献证据而得出的结论。

这些发展进程的性质和总体意义再清楚不过，其影响也是巨大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是，作为可运作实体的欧洲诞生了。10世纪时，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网络已经遍布大西洋和伏尔加河之间、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整个欧洲。这片土地原本支离破碎，公元元年时，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彼此普遍缺乏联系；如今，它成了因大量互动而统一起来的区域。欧洲不是自然地理单元，而是人文地理单元；公元1000年时，从大西洋到伏尔加河之间的人口终于有了实质意义上的互动。贸易网络、宗教文化、政府模式，甚至是耕地的利用方式，第一千年结束之时，欧洲各地在这些方面都形成了明显的共性。

但就本书研究的问题而言，发展过程的更直接影响在于它消除了形成往往带有掠夺性的大规模移民的条件，在第一千年的欧洲，时常会出现这样的移民，其形式既包括民族大迁徙那样的集中移民潮，也包括较为普通而势头逐渐增加的移民潮。欧洲各地发展程度的不平等尚未完全消失，但已大大减少。本质上说，新的贸易网加上更普遍的农业扩张（远未完成），意味着中欧和东欧那些有政治组织的势力能够在其现有地点获取大量财富。农业和更普遍的经济发展，也意味着这些势力会以全新的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区域（至少是它们的核心领地）扎下根来。

于是，不时驱动大型群体移民的那种积极动机大大减少，甚至可以说从结构上被消除了。在第一千年的欧洲，移民从来不是可以轻易做出的选择，也不普遍，而是一种策略：只有在收益够大，值得去发起一次通往只是略有所知的土地，而且并不一定能成功的远征时，人们才会采取这种策略。只要社会精英在不需要冒险迁徙的情况下还能获取财富，就不太可能采用移民的策略。当然，他们在实践中越是不去迁徙，就越不可能迁徙，以前的移民习惯在精英和精英控制下的更广泛的人口中逐渐消失，耕种模式走向集约，耕作的地点也固定下来。总的来说，蛮族欧洲的精英和普通人在特定地区的根扎得越来越深，而结果就是，即使面对以往会让他们搬家的强大刺激，他们也不太可能通过移民来应对。

在我看来，这是对本章开头那个问题的基本解释。许多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人（虽然肯定不是全部）面对匈人威胁时，斯拉夫人面对阿瓦尔人威胁时，做出的反应都是去别处寻找新的家园；而游牧的马扎尔人来到匈牙利大平原后，据我们所知却并未引发进一步的移民。这一差异在摩拉维亚国家的行动、性质和最终命运中得到了体现。摩拉维亚人并没有逃跑，而是像法兰克帝国的军队一样留在原处，与马扎尔人作战。他们失败了（许多法兰克人一开始也失败了），但摩拉维亚人留在原地，说明他们已经在这个地方扎下了根，也说明第一千年末蛮族欧洲政治权力的性质已经全然不同。从前，蛮族欧洲的农业技术普遍有限，人们经常需要在当地搬迁，而财富和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则鼓励更具冒险精神的人不时去尝试占领更有吸引力的土地，而这些土地通常离产生财富的帝国比较近。相比之下，摩拉维亚人则依靠更集约的农业制度和更广泛的贸易网络所产生的财富，用石头建起了城堡和教堂。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做出如此投资后，运营中心要换地方就没那么容易了。第一千年末的其他新王朝也是如此。比起之前的政权，它们更深地扎根在了特定的地方，因为农业技术有了发展，贸易网络也在远离帝国边境的地方产生了其他类型的财富。总体而言，发展进程既消除了巨大的不平等（这是之前欧洲蛮族有理由选择大型群体长距离移民的原因），又使中欧和东欧的人口更深地扎根于特定的地方。

当然，并不是说移民就此结束了。有些人一直在迁移，寻求更多的财富或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在10世纪之后的欧洲历史上，仍不时能见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但从第一千年末期开始，中世纪移民的主要形式就是两种。一是以骑士为基础的精英转移。诺曼征服是这种现象的规模特别大的成功例子。更常见的是一两百名装备精良的男人为建立小公国而出发，他们或是赶出当地的精英，或是确立从依附于自己的劳动力那里获得经济供养的权利，有时是赶出原有的精英后确立权利。农业生产扎根于特定地区，新军事技术能增强实力，这两个关键因素决定了这种移民形式的特点。凭借城堡和铠甲，少数人就能建立统治，而且统治地位很难撼动。移民的另一种常见形式是招募农民来耕种土地，领主提供有吸引力的土地保有条款作为激励，并雇用中间人开展招募活动。新的发展模式在这里也至关重要，因为第一千年后期投入使用的新耕作技术增加了农业生产力，让土地的主人非常需要足够的劳动力来扩大农业产量。尽管走了很长一段路，但新的斯拉夫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仍落后于西欧和南欧。因此，它们成了欧洲较发达地区调动起来的新农业劳动力的主要客户，较发达地区的人口水平比较高，有雄心的农民不容易以较好的条件获得更多的土地。于是，欧洲中西部的数十万农民被优惠得多的条件吸引，来到了东方，而中世纪早期原日耳曼欧洲的斯拉夫化，则因日耳曼农民的流入而被部分逆转了。 [18]

帝国的牛顿第三定律？

后来的这两种中世纪移民形式得到了很好的记录，因为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读写能力都在提高，因此，它们在欧洲历史叙述中占据了第一千年的移民形式无法比拟的地位。但是，后来的时代中盛行这两种与之前不同的移民形式，并不代表本书的主要论点就不成立，本书的论点是：在第一千年中，比基于骑士的扩张规模更大、社会基础更广泛的掠夺性移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欧洲的形成。后来的移民形式完全符合中世纪中期遍布欧洲各地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本书所研究的大规模掠夺性移民潮（农民和精英在移民群体中一起迁移，而不像中世纪中期那样分别迁移）同样符合自己时代的条件。第一千年中，各地的发展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农业生产并不固定在某个地方，农产品产量也比较低。这意味着蛮族欧洲的经济只能支持少数职业军人，有雄心的领袖有必要也有可能组建社会基础广泛的庞大远征队，以期在较发达的帝国欧洲的边缘地区拿下一块能产生财富的地盘。如此产生的移民形式与中世纪中期的不同，也不同于现代世界中常见的移民形式。第一千年的移民之所以看起来如此，不是因为史料受到了扭曲的文化反射的影响，而是因为当时的普遍情况和后来的情况在一些关键方面有所不同。第一千年的移民完全符合现代移民的基本原则，移民单元的迁移方向和组成形式很大程度上是由普遍的发展模式决定的。

简而言之，有充分理由认为，虽然旧的侵略假说模型有局限性，但我们不应就此否认移民是第一千年历史的重要解释因素，我们应该做的，是引入一系列更复杂的移民模式。合理分析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把移民当作替代围绕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更复杂”解释的简单化笼统解释了。根据恰当的理解（这也是比较移民文献想要传递的中心信息），移民不是独立于社会和经济转型并与之对立的解释，而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是后者的补充。移民模式取决于当时普遍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也是政治经济状况演变的一个方面；移民模式和社会经济状况都反映了既有的不平等，有时还有助于消除不平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看到移民现象真正的意义。由此产生的另一种思路是，史前史学家也许不必急着否认，在古代欧洲的形成过程中，掠夺性移民时常做出贡献。如果说，第一千年中不时出现掠夺性移民，原因在于相距不远的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加上一些社会中的农民也参与作战，而且并不固定在特定的土地上，那么这些条件也可能在许多其他古代环境中存在，有理由认为那些环境里也会不时出现掠夺性移民。

不过，这只是本研究的附带问题。如果总体考虑第一千年蛮族欧洲的转型，那么毫无疑问，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比移民更重要。旧的说法则与此相反，它们强调，在第一千年的不同时间，有各自名称的民族来到了欧洲版图上相应的地方，直到所有的现代民族各就各位。按照这种观点，迁移和到达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随后发生的事情只是细节问题。这实在错得离谱。比起移民零零星星的到达（其中大部分都没什么影响），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帝国势力与附近蛮族之间的互动更为重要：在第一千年上半叶，这样的蛮族主要是日耳曼人，在下半叶主要是斯拉夫人。最终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是这些互动，而不是迁徙本身；新的结构让从前的蛮族欧洲在第一千年末的时候变得更像它的帝国邻居。并不是说这些转变本身就是好事，也不是说帝国欧洲有什么天然的长处，但从证据可以直接得出结论，正是与帝国欧洲新建立的联系，以及蛮族社会中一些成员对这些新联系的回应，最终消除了公元元年时存在的巨大发展差异。简单说，这就是我想提出的第二个主要论点。1000年的时候，欧洲并不是每个地方都信奉基督教，也没有到处是建立在城堡、骑士和有生产力的农民之上的国家，但已经有许多地方信奉了基督教，这样的国家也有了不少，1世纪的塔西佗如果见到这种情况，一定会非常惊讶。塔西佗曾说，欧洲东部的人“面目是人，身体四肢却和野兽一样”；他口中的蛮族欧洲，如今再也不野蛮了。 [19]

在这个不断展开的故事中，移民扮演了角色，有时还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如果你采用比较移民研究中对大规模或大型迁徙的定义（我发现这非常有帮助），就可以将移民理解为第一千年中几个关键时刻的行动的核心。也许最重要的是，意外到来的匈人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将足够多有组织的日耳曼群体驱赶到了罗马的土地上，这既动摇了罗马帝国的中央权力，也使蛮族中欧的旧权力结构发生了大范围的崩塌。这进而引发了非同寻常的斯拉夫大移民，其文化影响——中欧和东欧广泛的斯拉夫化——至今仍是欧洲大陆的主要特征。这些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小现象。尽管如此，在解释蛮族欧洲如何在第一千年的进程中逐渐失去蛮族特性时，移民只是次要的因素，更主要因素的还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转型。首先，除了像匈人或阿瓦尔人突然到来这样特殊的情况外，移民模式完全取决于发展模式，相对于发展模式来说也是次要的。直到游牧入侵者给移民带来了更强烈的政治动机，这种关系才逆转过来，移民开始决定发展模式，一举摧毁了西罗马和日耳曼欧洲。

其次，即使匈人不来，种种发展进程最终也会动摇罗马帝国。总的来说，从第一千年的证据中可以看出，一个军事上更强大、经济上更发达的侵略性帝国，会促使其周边的社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变化累积起来，就会产生更有能力抵御帝国侵略的新结构。在第一千年中，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两次，先是4世纪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附属国崛起，后是9—10世纪新的斯拉夫国家崛起（这次的影响更大）。我认为，这种模式重复出现并非偶然，也是帝国不像钻石那样“恒久远”的根本原因之一。帝国通常的行为方式，加上经济机会与帝国固有的侵略行动，会促使受帝国影响的人做出反应，而从长远来看，这种反应削弱了帝国的能力，使帝国无法维持一开始使之成为帝国的力量优势。罗马帝国受到了匈人带来的意外冲击，迅速灭亡，但并不是所有的帝国都那样。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许多帝国灭亡都是因为受到了周边地区王朝的蚕食，周边王朝的力量增强后，就成了掠夺者。简而言之，说到帝国统治为什么不能持久，一个答案是，帝国的牛顿第三定律在起作用。帝国的权力作用于其他社会，产生了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而等到其他社会有能力充分重组的时候，帝国的优势就会被削弱。你是会因此感到宽慰还是恐惧，大概取决于你生活的地方是帝国社会还是边缘社会，以及舞台上现在上演着哪一出。但是，这条定律存在，是第一千年中帝国与蛮族的互动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

[1] Annals of Fulda (900 AD).

[2] 关于诺曼人在多大程度上改写了管理农民生活的规则，见Faith (1997)。

[3] 特别参见本书第六章和第九章。

[4] 我们在第六章看到，现代英格兰人口样本中记录到有50%～75%的人带有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Y染色体，这可以由人口数量为5—6世纪人口50%～75%的入侵群体带来，而如果入侵者有一点生育优势的话，他们在当时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会降到10%。

[5] 对阿米阿努斯和普罗柯比笔下的这些关键案例的详细研究，见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

[6] 这些群体是不是真的跨过了边境，现有的证据还不是很充分，但至少有可靠的同时代资料描述了他们后来以这种迁徙方式迁往西班牙、北非和加入阿拉里克的队伍。

[7] 本书第三章和第五章讨论了哥特人和伦巴第人的移民潮。

[8] 这里和之前各章陈述的想法，在Heather (2008a)中有更详细的讨论。

[9]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返乡移民，见本书第六章。

[10] 376年秋也是哥特特温吉人开始迁移的最可能的时间（虽然有人提出质疑）：见Heather (2005), 153。

[11] 这可能限制了新财富在促进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社会（而非政治）发生根本变革方面的作用，因为财富在一开始必然是落到已经相当富裕的人手中的。

[12] 甚至可能还有非军事化的奴隶随行：见本书第四章。

[13] 当然，约达尼斯作品中的迁徙主题让他们有充分理由这么认为：见本书第三章。

[14] 唯一一个不是由迁徙中形成的新联盟创立的继承国是勃艮第人的国家，但叙事证据实在太少，我们无法了解5世纪的勃艮第历史，不过那段历史肯定不会愉快。

[15] 匈人帝国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因为阿提拉及其前任创造的庞大跨区域势力完全依赖于地中海地区财富的大量流入：见本书第五章。

[16] 史料中只留下了哥特人和斯拉夫人交往的一段小插曲：见Jordanes, Getica 48.247。

[17] 但资料表明，在6世纪流入的新财富的基础上，某些斯拉夫群体已经发展出程度相当高的政治和军事组织：见本书第八章。

[18] Bartlett (1993)，特别是第2章和第5章，很好地介绍了这些新模式。

[19] Tacitus, Germania 46.4.

参考文献

原始资料

按照常规，古典文献的具体版本及译本概不列入参考文献，本书中引用的古典文献如下，其中多数都有英译本，见于洛布古典丛书和企鹅古典丛书。所有基督教作者的著作都见于《拉丁教父文集》（Patrologia Latina ）或《希腊教父文集》（Patrologia Graeca ），不过有的比较过时。介绍和注释中引用的大部分文本都有比较新的版本（有的相互冲突），可见于GCS （Die Griechischen Christlichen Schriftsteller der ersten Jahrhunderte ）、CSEL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CC （Corpus Christianorum ）、SC （Sources Chrétienne ）。许多文本已有译文，收录于《尼西亚及后尼西亚教父集》（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 ）和《教父丛书》（Library of the Fathers ）。本书所引其他罗马晚期及中世纪早期史料的版本和译本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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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欧平原是欧洲面积最大的地理区域。公元元年前后，北欧平原上树木繁茂，土壤以重黏土为主，缺乏相应技术的农民生活艰难。而到了公元1000年的时候，这片平原巨大的经济潜力头一次显露了出来（Getty）

2. 欧亚大草原西至顿河东岸。以顿河为界，西边降水还算充足，不需要灌溉也能发展常规农业，而东边就不同了（Getty）

3. 在欧洲东北部，可以发展常规农业的区域以芬兰的针叶林为界。这条界限以北的地区冬季严寒，贫瘠的土壤中缺乏腐殖质，常规的耕作无法进行（Getty）

4. 特温吉人地盘上的一个4世纪村庄专门生产梳子，在古代社会里，发型有时能起关键作用。法兰克国王会蓄发表明自己的王族身份，塔西佗告诉我们，有些苏维汇人会把头发打结，显示自己的群体归属，这张图片就是个很好的例子（AKG Images）

5. 马可·奥勒留的暴雨神迹。这位皇帝在所谓马科曼尼人战争中击败中欧那些不安分的部落后，立起了一块碑来纪念自己的胜利。这些动荡背后，是外边缘区群体向罗马边境的掠夺性扩张（Bridgeman Art Library）

6. 乌尔菲拉在4世纪发明了一种日耳曼语言的书写形式，以便为改信基督教的哥特人翻译《圣经》。图片上这份精美的抄本是6世纪在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的意大利宫廷中制作出来的，但基本采用了乌尔菲拉的译文（AKG Images）

7. 即使是友好的蛮族国王也会被要求在皇帝面前下拜，这样的场景往往会被呈现出来（如图），以彰显皇帝的威严，表示皇帝能保护神所赐的文明不受蛮族侵犯（Bridgeman Art Library）

8. 这个浮雕展现了罗马皇帝瓦勒良在萨珊人的“众王之王”沙普尔一世面前受辱的情景，极好地说明了3世纪波斯帝国崛起带来的威胁。新兴的波斯将资源吸引到东边，日耳曼人趁机向罗马的欧洲边境扩张（Bridgeman Art Library）

9. 19世纪30年代，布尔农民为逃离英国的控制，拖家带口从好望角向北迁移。遇到阻力时，他们会结成足够大的群体来对抗，他们的迁徙是一种掠夺性迁徙，公元第一千年中的一些群体也很可能采取了这种迁徙形式（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10. 君士坦丁堡令人叹为观止的三重城墙是5世纪第二个10年早期建成的，为的是应对匈人从黑海以北向中欧的迁徙。匈人沿途遇到的群体也视匈人为严重的威胁，这些群体在405—408年迁到了罗马境内（AKG Images）

11. 1837年出土的彼得罗阿萨宝藏原本有22件物品，但只有12件流传了下来。图片上是著名的patera，即祭祀用的圆盘，这个盘子上，一群俄耳甫斯教人物环绕着坐在中间的女神，女神是立体的。原本人们认为它属于4世纪特温吉人的领袖阿塔纳里克，但实际上这代表了阿提拉从地中海世界劫掠而来的财物（AKG Images）

12. 5世纪中叶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匈人珠宝。从这时起，蛮族世界的墓葬中才开始出现大量黄金。图片中的物品是此类墓葬中常见的珐琅制品，石榴石（正好是代表皇家的紫色）镶嵌在一个个金制的“格子”中。匈人主导下中欧的财富和艺术风格给欧洲蛮族精英的炫富设立了新标准（AKG Images）

13. 1939年的发掘出土了可能属于7世纪东盎格利亚王室伍法家族（Wu.ngas）的墓葬。5—6世纪，使用随葬品的做法风行英格兰中部和东部，这些发现于著名船棺中的物件对此有所体现，但它们比一般的随葬品要精美得多（British Museum）

14.罗马晚期的官僚手册《百官志》的一份加洛林时期精美抄本收藏于博德利图书馆，这一页展现了4世纪萨克森/撒克逊海岸伯爵可以调用的一些资源，这些资源是用来对付从北海那一边而来的萨克森/撒克逊人对不列颠东部和英吉利海峡地区的威胁的（Bodleian Library）

15. 不列颠东海岸和南海岸都有一些防御工事留存下来，其中波特切斯特堡垒尤为壮观。它规模很大，又位于索伦特海峡边，可见当时萨克森/撒克逊人构成了很大的威胁。罗马不列颠失去中央帝国的保护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掠夺成性的萨克森/撒克逊移民就占据了这个战略要地，以控制产出最多的农田（Corbis）

16. 从法兰克国王希尔德里克（482年去世）的墓中发掘出的物品，留存至今的不多了。坟墓的封土是在1653年打开的。从留存下来的物件以及当时绘制的物件图中，可以看出其工艺和华丽风格受到了5世纪中期匈人时代多瑙河中游王室墓葬的影响（Bridgeman Art Library）

17. 查理曼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加冕称帝，墨洛温王朝为这个第一千年下半叶的西北欧新帝国铺了路，查理曼在统治期间整合并扩大了帝国的权力基础（AKG Images）

18. 691年竣工的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是最古老的伊斯兰公共建筑。7世纪中叶，崛起的阿拉伯军队使东罗马沦为地区性力量（AKG Images）

19. 一类斯拉夫移民（自给自足的农民组成的小规模社群）在欧洲中部和东部的扩散过程，可以通过所谓科尔恰克（左）和彭考夫卡（右）式样的手工陶器及相应的定居点来追踪。更广泛的证据表明，6世纪和7世纪迁徙的斯拉夫群体不是只有这一种（British Museum Press）

20. 这种早期斯拉夫下沉式小屋很适合对付中欧和东欧的严冬。这是在以小规模农业社群的形式迁徙的斯拉夫群体中常见的家庭住宅，住宅里使用的是科尔恰克和彭考夫卡陶器（British Museum Press）

21. 因为具备水上（包括海上和河上）迁徙的空前能力，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维京时期大举扩张。每个扩张阶段都有赖于通过反复试错得来的详细知识，他们的扩张是从征服波罗的海及其多岩石的海岸线（如图）开始的（Getty）

22.贸易、劫掠、勒索，维京人在东部和西部的种种活动让空前的财富流向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该地区聚集了大量银制品（图中展示的远非最大的窖藏），现代的相关发掘仍在进行。随着新财富落入新人的手中，旧的政治结构（特别是已知的第一个丹麦王朝）失去了力量（Bridgeman Art Library）

23. 并无证据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人在8世纪之前就掌握了航海技术。从沉船证据和图中这些著名的哥得兰石画中可以看出，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网产生的大量财富，是促使他们使用坚固龙骨和帆的必要动力（Getty）

24. 科克斯塔德号在公元900年前后被埋下，1880年出土。这艘船很好地体现了8世纪维京战船设计实验的成果。它可以搭载30多人，经得住海上的风暴，还能在河道网中行驶很长的距离，这种高速的运输方式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欧洲的其他部分联结在了一起（Getty）

25. 公元1000年，奥托三世（在他之前还有两个叫奥托的皇帝）对格涅兹诺的殉道者阿达尔贝特之墓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标志着亚欧大陆西部摆脱了公元元年前后那种蛮族和帝国二分的格局，欧洲作为有意义的历史实体开始成形（Bridgeman Art Library）

26. 弗拉基米尔一世（约958—1015）让他的王国彻底转向基督教，他启动了一系列建筑工程，发起了政治变革，将这个罗斯政治体从“高级版本的哈得孙湾公司”转变为有资格加入欧洲基督教国家俱乐部的中世纪早期国家（AKG Images）

27. 弗拉基米尔一世在989年和996年之间下令建造的基辅什一教堂，是到那时为止欧洲东北部最宏伟的建筑（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8. 波希米亚国王瓦茨拉夫被他的兄弟博莱斯拉夫一世杀死，原因之一是他打算限制奴隶贸易，而普舍美斯家族的财富与权力有赖于这种贸易。博莱斯拉夫一世的儿子博莱斯拉夫二世选在955年的圣瓦茨拉夫纪念日这一天，摧毁了波希米亚境内的最后一个竞争家族——斯拉夫尼克家族（Getty）

29. 蓝牙王哈拉尔在耶灵的如尼石。这块著名的如尼石宣布哈拉尔改宗基督教，也宣扬了他重新统一日德兰半岛和附近沿海地区的大业。这标志着丹麦宣布加入9—10世纪出现的第一个欧洲联盟（Get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英）彼得·希瑟著；任颂华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12

（罗马史诗三部曲）

书名原文：Empires and Barbarians: Migration，Development and the Birth of Europe

ISBN 978-7-5217-2242-0

Ⅰ.①帝·…Ⅱ.①彼…②任…Ⅲ.①罗马帝国——历史——通俗读物②拜占庭帝国——历史——通俗读物Ⅳ.①K126②K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73886号

Empires and Barbarians by Peter Heather

Copyright © Peter Heather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干年史

（罗马史诗三部曲）

著者：[英]彼得·希瑟

译者：任颂华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550千字

版次：2020年12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3-5783

书号：ISBN 978-7-5217-2242-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罗马的复辟

——帝国陨落之后的欧洲

[英]彼得·希瑟 著

马百亮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 “对唯一的帝国的复制”

第1章 紫袍家族

《哥特史》

君士坦丁堡

辛吉度努姆

埃庇丹努斯

拉韦纳

第2章 紫袍哲学家

卡西奥多罗斯

作为罗马人的重要性

哥特史两千年

永远的奥古斯都

死在拉韦纳

哥特人的罗马帝国

第二部分 “多国的征服者”

第3章 “上帝所赐”

《秘史》

《查士丁尼民法大全》

尼卡暴动

到十里城及更远处

第4章 驶向拜占庭

哥特人的黄昏

天大的代价？

大象和黄金床

亚洲七城

遗产

第三部分 欧洲之父

第5章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

狮子（没有老虎）和熊

法兰克人的铁锤

查理曼的赠予

教宗利奥的危险

第6章 “中心无法维系”

教父（上）

“没有比这更惨烈的屠戮”

税收的终结

德意志第一帝国

欧洲的创生和帝国的灭亡

第四部分 复临

第7章 查理大帝和教宗利奥

皇帝和宗主教

国王和主教

教父（中）

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教？

第8章 教宗诞生：教宗的腾飞

打造教宗权威

淫妇政治

蛮族教宗

《不协调法典之协调》

后记 教父（下）

附录

注释

原始资料

参考文献

致谢

序言

公元476年9月4日或那天前后，意大利的罗马军队高级军官奥多亚塞（Odovacar）抓住并杀死了在位的西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即“小奥古斯都”）的叔叔。7天前，奥多亚塞对罗慕路斯的父亲做了同样的事情。皇帝本人还是个孩子，他的父亲和叔叔一直在管理这个帝国。现在大权在握的奥多亚塞还算仁慈。罗慕路斯被送到坎帕尼亚的一个庄园，在那里度过余生。在欧洲历史进程上意义更大的是，奥多亚塞还敦促罗马元老院向在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芝诺（Zeno）派遣了使节，宣称：“我们不需要分裂的统治，一个共同的皇帝对（帝国东西部的）领土来说就足够了。”不久，又有一批使节向君士坦丁堡进献了西罗马皇帝的行头，包括皇帝的披风和皇冠。这套行头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穿戴都会构成叛国罪。尽管奥多亚塞一直维护着芝诺拥有帝国主权的假象，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丝毫不想让君士坦丁堡干涉他现在统治的以意大利为基地的国家的事务。奥多亚塞的两批使节结束了罗马延续近750年的帝国传统。 [1]

但是，奥多亚塞对奥古斯都路斯的废黜不过是最后的一击。在此前三代人的统治过程中，随着一场战略力量均势的非凡革命在整个欧洲展开，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已在逐步消亡。除了非常早期的一些成功，如公元前3世纪攻占西西里岛，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是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这两个世纪内获得的。这个时代，非地中海地区的欧洲大致分为三个地理区域，即西部和南部、中北部、北部和东部，每一个区域都有人类社会，这些社会的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在粮食生产、人口密度、经济复杂性、聚落规模和政治组织规模等方面，欧洲西部和南部的拉坦诺地区（La Tene）发展水平最高，而越是往东和往北的区域，发展水平就越低。在这至关重要的200年帝国建设中，罗马的地中海心脏地带提供了足够的经济和人口资源，再加上强大的军事组织，它征服了欧洲所有值得征服的地区。实际上，在战争结束后，只有西部和南部提供了足够的收入和战利品，来证明大规模的战役是值得的，而正是在其遥远的边境上，罗马军团停止了前进的脚步。

尽管如此，出于野心，罗马人还试图征服主要由讲日耳曼语的人控制的欧洲中部地区。人们通常认为，阿米尼乌斯（Arminius）于公元9年在条顿堡森林大败罗马军队，阻止了这一进程，但事实就比较乏味了。罗马人后来的进攻摧毁了阿米尼乌斯，让罗马最终止步于莱茵河而不是继续向东推进的，是帝国对成本收益的权衡。在第一个千年之初，中北部地区不值得花代价去征服，至于欧洲外围地区，即北部和东部这个第三区，甚至从未进入帝国的考虑范围。

然而，在接下来的400年里，尤其是由于与罗马帝国从经济到政治和文化模式的互动，这个中部地区的发展加速，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公元4世纪中叶，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加强，人口密度大幅增加，经济模式变得空前复杂。该区域整体的军事能力也有了显著的增长，这尤其要归功于使用罗马武器，区域政治结构也更加健全。但在该区域建立大型持久的国家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和行政基础仍然不能支持复杂的政治上层建筑，因此，罗马总体上保持着战略控制权。尽管如此，到了4世纪，帝国不得不小心地用“大棒”和“胡萝卜”一起来维护其边境安全，以管理一系列相当持久的中等附属国，这些附属国现在占据了边境之外的每一寸土地。中部地区小而分散的部落社会的旧秩序早已消失。虽然这些附属国可能并没有威胁到帝国的整体存在，但它们肯定拥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能力来制定自己的中长期政治议程。当条件对它们有利时（通常是在罗马与波斯交战时），它们甚至可以抵御罗马帝国支配中最具侵略性的方面，即对军事人力、粮食和原材料的不断要求，帝国有时还会要求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自由活动。尽管转变后的中北部地区在政治上仍很分散，不会构成全面威胁，但罗马帝国原有的人口和经济优势大多已被这些革命性发展进程所破坏，而在500多年前，正是这种优势让罗马得以建立其欧洲帝国。 [2]

我父亲是一名炸药专家，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危险物质打交道。他在早期受训时学到的一个基本的安全原则是，只要人类活动在什么地方制造了易燃的环境，“上帝（或者说某种意外）就会提供火花”。换句话说，要保证安全，就必须防止积累起燃烧条件，因为试图防止火花是完全不可能的。就欧洲历史而言，中北部地区的根本变革造成了一种高度易燃的政治局势，至少对罗马帝国的长期未来而言是如此，而“火花”最终以匈人的形式出现。从4世纪后期开始，匈人分两个阶段向欧洲的边缘地区扩张，将罗马帝国两个主要的附属群体从转变后的中北部地区（和其他更遥远地方的群体一起）赶到了帝国的领土上，第一个阶段是从375年至380年，第二个阶段是从405年至410年。第一个阶段正好是匈人占领黑海北面土地的时间，第二个阶段很可能是他们进一步向西渗透到匈牙利大平原的时间。罗马人（自然）对此很不满，大量卷入这些迁徙的人要么被杀，要么沦为奴隶。到了5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两个移民群体的幸存者（许多最初的参与者在中途丧命）已经在罗马帝国西部的土地上重组成两个新的混合群体，即西哥特人联盟和汪达尔人—阿兰人联盟，这两个群体比4世纪时边界另一边的任何群体都更大，也更加团结。每个联盟都由至少三个以前独立的主要军事力量组成，而且两个联盟都形成了更集中的领导结构。它们力量增强，可以更好地面对罗马人的还击，罗马世界的财富也比边疆之外更充足，新的统治家族因而有可能调动足够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虽然这些移民最初的动机主要是逃离匈人的掠夺，但他们也一直想从罗马的财富中获益，他们的到来严重损害了帝国的生存能力。从根本上说，帝国的运作方式是对农业生产征税，为其专业军队和其他政府机构提供资金。这些新的移民联盟迫使西罗马承认自己对其部分领土的占领，从而大大减少了帝国的收入，并继而减少了帝国所能支持的军队的规模。其他没有直接受到匈人威胁的外来者很快就利用了这些税收损失带来的军事和政治紧缩，比如入侵不列颠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特别是在汪达尔人—阿兰人联盟于439年占领帝国西部最富裕的北非省份之后，罗马帝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军队数量的减少意味着更多的领土损失，这些领土有的落到了原有的外来者群体（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阿兰人）手中，还有的落入新来者群体（如法兰克人）手中，帝国军事实力日渐衰落，新的群体也想来分一杯羹。

奥多亚塞的政变完成了这个帝国解体过程的最后仪式。他是来自原来中北部地区的最后一批难民中的一员。5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由于阿提拉的匈人帝国在中欧瓦解之后发生的内讧，他们来到了罗马帝国的领土之上。奥多亚塞是希里人（Sciri）的王子，阿提拉的一个主要追随者的儿子，当他所在群体的独立地位被摧毁时，他被迫迁往意大利。他利用军队的不满发动政变，而这种不满是因为意大利内部缺乏支付士兵薪饷的资金。这种短缺是各省税收收入减少的直接结果，因为各省逐渐落入外来入侵者手中，这一过程构成了5世纪西罗马历史的核心叙事框架。支持意大利罗马军队的资金逐渐减少，奥多亚塞则正好受益于由此产生的动乱。匈人提供的“火种”引发了一场战略爆炸，将欧洲中北部的大量军事力量推到了罗马的土地上，削弱了西罗马对其领土的控制。 [3]

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些政治上相当团结的军事力量来自帝国边界之外，其领导者现在成为西罗马故地大部分地区的支配者。除奥多亚塞外，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控制了不列颠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法兰克国王控制了高卢北部和东部，西哥特国王控制了高卢西南部和西班牙，勃艮第王朝控制了罗讷河谷，罗马北非最富饶的土地则掌握在汪达尔哈斯丁（Hasding）王朝手中。基督诞生时还在欧洲中北部地区的一些群体，如今在罗马土地上发起了一场巨大的革命，以一系列的继承国取代了原来的单一帝国。

公元476年之后的一个世纪左右，中部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同样意义深远的革命（尽管记录要少得多），欧洲北部和东部这个原来的第三区中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兴起，在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崭露头角。相关故事无法详细再现，不过有足够迹象表明斯拉夫欧洲的建立是一系列复杂、多样和旷日持久的过程的综合结果，而不是一场突然的革命。然而，它确实清楚地表明，必须将西罗马的解体视为整个欧洲战略力量平衡全面调整的一部分，就像在我们这个时代，随着近东、亚洲和一些南方经济体大规模扩张的区域和全球政治后果显现，力量平衡也出现了变化一样。 [4]

但是，在所有这些重组的过程中，罗马帝国的概念不仅没有消亡，还存续了很久。在500年的辉煌历史（相比之下，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只持续了不到一个世纪）之后，这或许并不出人意料。西罗马的超级帝国可能已经消失，但在它的许多（尽管不是全部）原有领土之上，帝国虽然衰落，许多行省的人口却未受影响，社会、经济、法律和文化结构也完好无损。在这些群体中，罗马的观念乃至一些行政机构依然很活跃。事实上，那些摧毁了罗马帝国的外来者也并非对罗马的一切都怀有极大的敌意，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罗马帝国原来的附属，并没有打着反对帝国的旗号蚕食罗马帝国的领土。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习惯于在罗马的总体框架内运作，尤其是后继国家的新领导人，他们试图从崩溃的混乱中创造一个新的秩序时，可以从罗马政府、社会和文化结构中找到很多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本书是《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的续作，从奥多亚塞派使团把西罗马皇帝的行头送到君士坦丁堡这一重要事件说起，讲述了三个试图复兴西欧罗马遗产的帝国觊觎者的故事，他们分别是狄奥多里克、查士丁尼和查理曼。他们三人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依靠不同的权力基础，各自恢复了原来罗马帝国西部的不少做法，从而对西罗马皇帝的头衔提出了似乎合理的主张。

但即使他们成就了非凡的事业，整个欧洲大地上的普遍生活模式仍在继续脱离基督诞生时的那种三速模式。因此，虽然这些帝国觊觎者本身都很成功，但公元第一千年后半叶的情况越来越不利于维持像此前500多年的西罗马那样持久的帝国结构。最终事实证明，只有当来自罗马人一度视为完全野蛮地区的“新鲜血液”使用一些罗马帝国的手段来创造一个全新的帝国时，才有可能在真正罗马帝国的规模上恢复稳定的帝国权力。通过在11世纪重塑教宗制度，欧洲的蛮族人找到了建立一个新罗马帝国的方法，而这个帝国已延续了1 000年。

[1] 当然，罗马帝国延续了多久，取决于怎么算。我把罗马帝国的建立时间定在罗马首次征服意大利本土之外地区（征服西西里）的时候。引文来自Malchus fr.14，trans. Blockley (1983)，410。

[2] 对这些关键转变的更详细讨论见Heather (2005)第三章；Heather (2009)，cc. 2–3对该图景依据的许多不同研究做了全面概览。

[3] 这是对所发生事件的简要总结，我的《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Heather 2005）一书里有丰富得多的细节。

[4] 关于重绘中欧和东欧版图的所谓欧洲斯拉夫化，见Heather (2009)，特别是第7—8章，书中也全面列出了上述图景所依据的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
“对唯一的帝国的复制”

第1章
紫袍家族

公元507年前后，统治意大利的哥特人狄奥多里克写信给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

您是天下最美好的装饰，是全世界最有益的防御，其他所有的统治者都理所应当地对您满怀敬仰，因为他们知道您的身上有与众不同的品质。多亏神灵的保佑，我们有幸在您的国家（君士坦丁堡，童年时期的狄奥多里克在此生活了10年）学会了如何公正地统治罗马人。我们的王室效仿的是您的王室，以您的善意为榜样，是对唯一的帝国的复制。只要我们追随您，我们就可以优于其他所有的国家。

这封信很不寻常。在任何时代的罗马人看来，狄奥多里克可能都是一个蛮族人，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位哥特人国王声称自己模仿罗马的理念。自然，这封非比寻常的信变得非常有名，常常被用来证明一点：在最后一位披紫袍的西罗马皇帝之后又过了一代人的时间，罗马在心理上的支配地位仍然在延续。

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和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时代的很多外交书信一样，这封信是用某种语言代码写就的，以通信双方都可以充分理解的一套惯例来仔细传达其完整的意义。理解这封信的关键是长期支撑罗马帝国自我理解的意识形态。罗马的意识形态认为，帝国的存在和仁慈神灵的计划密不可分，那就是要最充分地实现人类的潜能，因此，天赐神力让帝国得以建立，并为其不断提供支持。这是对最早由亚历山大大帝的后继者们提出的一套理念的延伸，他们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因此常常被称为希腊化君主，他们提出这套理念是为了实现自我扩张。君士坦丁皇帝宣布改信基督教后，基本上不需要对这套理念做任何改动。声称在神灵的支持下履行神灵授予的任务，这一点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君士坦丁这里，提供支持的神灵变成了基督教的上帝，任务被调整为传播基督教的福音。

如果在此背景下来读这封信，狄奥多里克的话就远没有那么满怀敬仰了。“神灵的保佑”（auxilio divino）这个短语很关键，利用这个短语，这位哥特人向阿纳斯塔修斯表明，自己作为合格的罗马统治者统治意大利并不是因为偶然，甚至也不是因为他在君士坦丁堡10年观察“罗马性”所获得的个人能力，虽然这种能力也起到了作用；上帝的直接干预才是最根本的因素。当然，这是他本人的观点，没有人知道东罗马的皇帝听人读这封信时有何感想，虽然我可以大胆猜测一下。罗马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声称帝国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是实现神灵对人类计划的关键。与此相呼应，狄奥多里克声称他本人以罗马方式进行正确统治的能力源自神灵，这就相当于说他本人以及他所统治的疆域和罗马帝国东部一样，是“罗马的”，即神定的、合法的。就像信中所说的那样，狄奥多里克的“罗马身份”并非间接得自东罗马，而是直接源自上帝。提出这些非比寻常的说法的哥特人到底是何许人也？他所声称的“罗马身份”究竟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呢？ [1]

《哥特史》

少年狄奥多里克最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只有七八岁，他被当作人质送到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时间是461年前后。虽然年少，狄奥多里克却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他的伯父刚和当时的东罗马皇帝利奥一世签署了一份新的外交协议，根据协议，他可以获得每年300磅（1磅≈0.45千克）黄金的援助（也可以称其为贡金），而根据协议的担保条款之一，狄奥多里克被送到君士坦丁堡。所有这些都是例行程序，自古以来，罗马政权一直要求地位高的人做人质，以确保条约得到履行。 [2]

这一画面来自约达尼斯（Jordanes）的《哥特史》（Getica ），该书创作于公元550年前后的君士坦丁堡，现代人对这位少年的理解主要依据这本书。后来，在意大利坐稳王位之后，狄奥多里克总喜欢说（尤其是对外国的统治者）自己来自一个独一无二的“紫袍家族”（gens purpura）。他本人的合法性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到520年前后，权力移交给他的孙子、继承人阿塔拉里克（Athalaric）时，他的家族已经连续17代统治哥特人而没有受到挑战。长期以来，约达尼斯的《哥特史》一直被视为对这一观点的关键性支持，书中不仅有一份完整的狄奥多里克所在的阿马立（Amal）家族的世系表，还有其中一些突出成员的事迹。 [3]

但是，在全盘接受这一说法之前，一定要更加仔细地看一看其来源。就像约达尼斯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其主要信息来源之一是罗马元老院成员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所写的《哥特人史》（该书现已佚失），和约达尼斯流传下来的其他作品的比较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还会提到卡西奥多罗斯。约达尼斯告诉我们，卡西奥多罗斯的《哥特人史》他只看了三天，但是这里真正重要的一点是卡西奥多罗斯是狄奥多里克朝廷上的人，而且这本书是他在为这位国王服务期间写作的。显然，由此看来，如果说约达尼斯所提供的是阿马立家族独特王族地位的独立证据，这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因为无论是狄奥多里克的说法，还是《哥特史》所提供的支持，最终都源自同一个地方，即狄奥多里克本人的朝廷。 [4] 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你继续深入挖掘，很快就可以对狄奥多里克真实的家族背景有更好的了解。5世纪60年代早期，他作为人质来到君士坦丁堡。他肯定来自显赫的家族，否则不会被当作人质，但家族的显赫地位并非由来已久，也没有到狄奥多里克后来所声称的程度。

他的父亲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老大瓦拉米尔（Valamer），老二狄奥德米尔（Thiudimer），老三维迪米尔（Vidimer）。根据比较可靠的史料，三兄弟在5世纪50年代后期成为人数众多的哥特人的首领，在此前的几十年，这些哥特人臣属于阿提拉的匈人帝国。5世纪40年代，阿提拉可怕的征服大业已经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延伸到巴黎郊外。有关阿马立家族的传统观点（该观点直接源自狄奥多里克希望在意大利传播的那种信息）是，最晚从3世纪中叶开始，他们就统治着哥特“民族”的一半，即东哥特人。另外一半传统上被称为西哥特人，也是从3世纪开始，他们和阿马立家族所领导的东哥特人分道扬镳。但所有这些都是狄奥多里克本人的宣传所直接产生的空想。在狄奥多里克本人获得巨大成功之前，阿马立家族远不像他后来所宣称的和现代评论者据此所认为的那样辉煌。

一方面，公元463年时还留在中欧和东欧的哥特人根本不统一。狄奥多里克的父亲和伯叔所领导的那部分定居在从前罗马行省潘诺尼亚（Pannonia）所在地，在今天的匈牙利的巴拉顿湖（Lake Balaton）附近。此外，还有一大批哥特人联合起来，根据协议生活在罗马帝国东部的色雷斯地区。另外一批人数也不少，依然处于匈人的支配之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467年。还有其他两个独立的哥特人群体，人数似乎比较少，生活在克里米亚和亚速海的东海岸。当然，我们无法得知精确的人数，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匈人政权崩溃后，阿马立家族领导下的哥特人至多不超过我们所知哥特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还没有考虑到另外一点，即还有其他我们尚不知道的哥特人群体，这是完全可能的。 [5]

同样重要的是，甚至就连三兄弟对潘诺尼亚地区哥特人不受挑战的统治也是后来才有的说法。从《哥特史》中一段被误解的叙述中，正好可以看出阿马立家族的辉煌是虚构出来的。这一段表面上描述的是征服哥特人的匈人国王（文中说他是Valamver）的几次胜利，但实际上说的却是狄奥多里克的伯父瓦拉米尔（Valamer）的早期生涯。所描写的场面让人激动。这表明瓦拉米尔并不是不受挑战地统治一半哥特人的王族之一员，而是在和其他的哥特领导者争夺之后才成为首领的。他亲手杀死维尼塔里乌斯（Vinitharius）并娶了其孙女瓦达梅尔卡（Vadamerca）为妻。与此同时，一支敌对势力也被稳步消灭，其中包括托里斯蒙德（Thorismund）和格西蒙德（Gensemund）两兄弟，两兄弟的父亲胡尼蒙德（Hunimund），以及托里斯蒙德的儿子贝里蒙德（Beremund）。经过上一代人的互相杀戮，格西蒙德选择接受必然，服从瓦拉米尔的权威，而贝里蒙德则带着他的人马西迁，退出争夺。到了5世纪50年代晚期，瓦拉米尔及其兄弟通过对各路敌对势力的艰苦斗争，在潘诺尼亚地区的哥特人中脱颖而出，这些斗争可能都发生在453年阿提拉去世之后，因为阿提拉通常不容许他的附庸民族中有过于强大的统治者。 [6]

事实上，这一材料将阿马立王朝的经历变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5世纪的故事。要成为一个庞大武士集团无可置疑的领导者，需要强大的政治手段。尽管细节方面可能不同，但总是需要软硬兼施：用武力让潜在的对手不敢将矛头指向自己，用充足的金钱让足够多的步兵和中层领导者满意，而武力实际上就是由此产生的。然而，在匈人到达之前，罗马欧洲边境之外地区的经济活动还很简单，武力和金钱往往相对短缺，金钱尤其如此。例如，在公元400年之前罗马以外的考古遗址中，只能发现少量的白银，几乎没有黄金，并不是说当时没有黄金，而是它太宝贵了，不会被用来陪葬，并且人们也很少会将其丢失。

在罗马之外，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每年也会产生少量盈余，但只能支撑相对少数的非农民从业者。因此，无论是职业武士，还是用来招募他们的现金，都远远称不上充足，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主要是不择手段地获取罗马的资助），边境之外的这些国王才能聚集足够的军队，支配更大的地盘。当时常见的情况是各路军阀拥有小规模王国，而不是经历多个朝代的大帝国。大型的霸权往往昙花一现，仅限于某个精明强干的领导者的有生之年。

阿提拉帝国的兴衰从两个基本的方面改变了这种形势。首先，在罗马边境之外的世界，黄金出现了爆发式的增加，特别是在匈人位于多瑙河中游的核心地区。可移动的罗马财富是匈人征战的主要目标，无论是作为战利品，还是作为一年一度的贡金。匈人每次获胜后，贡金的数量就会增加，最终高达每年2 000磅黄金。这一切不仅在文本中有清楚的记载，也体现在考古发现中，匈人时代的这类新财富出现在大量埋有丰富黄金的墓葬中。5世纪50年代中期，匈人霸权开始瓦解。有了足够的财富在世上流通，这引起了敌对军阀之间的激烈竞争，就像狄奥多里克的伯父和他的竞争对手之间所发生的那样。这些军阀已经成为匈人帝国的第二梯队领导层，财富也在短期内维系着这个冲突频发的政治结构。

其次，即使在5世纪50年代中期匈人帝国崩溃之后，匈人时期留下的总体影响（阿提拉的胜利，以及他为赢得这些胜利而积聚的军事力量）也将使多瑙河边疆的长期战略力量平衡不利于罗马帝国。东方和西方的帝国当局现在不得不应付大量更庞大、军事实力更强的邻国军队。这意味着5世纪中期围绕瓦拉米尔这样的人物形成的新势力，仅凭其自身的能力（或暴力）就能继续获得罗马的财富。他们一边向原来属于罗马帝国的部分地区推进，这些地区的经济依然比边境之外发达，一边和罗马帝国建立政治关系，从中获得金钱。在阿提拉去世之后的十年里，匈人势力急剧衰退，匈人不再能在政治上支配像哥特人这样的臣属部落，这些附庸部落之间很快形成了军事上更有效的新组织。除了彼此争吵，他们开始对原属西罗马的部分领土和东罗马的贡金虎视眈眈。

瓦拉米尔严格遵循了这两条成功秘诀。在排除了眼前的哥特对手后，他不仅占有了在西罗马潘诺尼亚行省的部分土地，还大力争取君士坦丁堡的外援。狄奥多里克被送到君士坦丁堡是为了给协议做担保，作为回报，君士坦丁堡每年要给瓦拉米尔300磅的黄金。要想说服武士们效忠，这笔定期而至的现金是十分有用的。事实上，考古证据清楚地表明了瓦拉米尔等人是怎样用这些财富赢得政治支持的。匈人时代之后的中欧遗址出土了各种各样的罗马物品，除了双耳细颈酒瓶之外，还有一些极其华丽的男女个人装饰品。宴会和贵重的珠宝是赢得潜在追随者的捷径。5世纪西罗马崩溃后，一方面非罗马王朝进入（至少是靠近）罗马领土，另一方面这些王朝利用罗马的财富增强势力，吸引比以前更加庞大的军事支持，两者之间一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此时依然如此。 [7]

例如，在5世纪前半叶分别在北非以及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创立了罗马的后继国家的汪达尔人和西哥特人那里，我们发现了同样的情况。起初，汪达尔人和西哥特人都是由独立的群体组成的松散联盟，小群体有各自独立的领导者，后来到了罗马的土地上才集中到一个领导人之下。促进这些部落权力集中的，不仅是罗马世界巨大财富所带来的可能性，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的统一发生在西罗马依然强大到足以毁灭它们时。史料所保留的历史细节表明，当时罗马的威胁依然重大，这一负面因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使原本独立的各个部落愿意推翻长久以来的分离传统，建立新的政治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重新组合。

然而，在许多方面都与阿马立家族的故事十分接近的，是法兰克人的墨洛温王朝，与狄奥多里克家族一样，墨洛温王朝的兴起基本上发生在西罗马灭亡之后，并没有受到什么帝国威胁的影响。在这方面，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于6世纪90年代撰写的《法兰克人史》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在西罗马政治崩溃的时代，墨洛温王朝的希尔德里克（Childeric）在现为比利时的地区强盛起来。大约在5世纪80年代，他让儿子克洛维（Clovis）继承了一个以图尔奈为中心的强大王国。后来，克洛维把墨洛温王朝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几乎整个法国和莱茵河以东广大的非罗马地区。他还以改信基督教而闻名。在现代法国的政治神话中，这两件事确立了他“建国者”的地位。但是在我看来，和开疆拓土至少同样重要，甚至可能对于开疆拓土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克洛维悉数歼灭了敌对的军事首领，将其残部收归自己麾下。根据格雷戈里的记载，克洛维除掉了至少7个竞争对手。这些人中有一些至少是他的旁系亲属（瓦拉米尔可能也除掉了一些亲属）。格雷戈里在相关章节的末尾引述了据说是克洛维在法兰克人集会上的演说：

生活在陌生人之中，就像孤独的朝圣者，在我遭受灾难威胁时，却没有人能来帮助我，多么可悲！

格雷戈里对这段话的评论体现了其本人的典型黑色幽默：

他这样说，不是在为他们的死亡而难过，而是因为狡猾的他希望还能找到一些幸存的亲属，以除之而后快。

倘若瓦拉米尔有幸拥有一位像格雷戈里这样杰出的历史学家为其作传，那么在传记中，这位创立了阿马立政权的大人物很可能也会说出类似的话。当然，二人的人生经历十分相似，但是所有这些都只是让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更为迫切：一个几乎名不见经传的哥特人首领的侄子，怎么能影响上帝拣选的罗马皇帝的特权呢？ [8]

君士坦丁堡

这个年轻的哥特人质对他的新环境有什么想法，他有多么焦虑，这些都没有记载，但是到了463年，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原本古老却不大显眼的希腊小城拜占庭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首都。这一过程历时不到150年，始于4世纪20年代，这要归功于让基督教成为整个罗马帝国官方宗教的那位君士坦丁，虽然他也有过一些犹豫。他一度产生古典情结，无疑也受到罗马人一个古老说法的影响，即他们的城市是由特洛伊灭亡之后的幸存者建立的，这位皇帝想过要在特洛伊城光秃秃的废墟之上进行重建。根据史料记载，君士坦丁还曾宣称“塞迪卡（Serdica，即今天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就是我的罗马”。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次起步失误，最后他选择了位于半岛之上的拜占庭。半岛的位置赋予其战略优势，可以控制经过达达尼尔海峡从欧洲到亚洲的交通，那里有足够的掩护水域供大型船队停泊，除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本身，还有东部海岸的金角湾。

在第一代人那里，君士坦丁的决定看起来无足轻重。在337年皇帝去世的时候，许多建筑都只建造了一半，他很难说服东罗马那些富有的地主搬迁到他的新首都，而且，供水这个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和在地中海周围的很多半岛一样，哪怕是4世纪20年代时只有几千居民的拜占庭，也很难汇集足够的水来供应，更不要说供应蜂拥到帝国首都的大量人口了——对于各个阶层的人来说，首都意味着工作机会、免费发放的食物和各种奢华的娱乐。事实上，多年以来，许多罗马皇帝会把他们最喜欢的城市变成新的首都，这些首都至多延续一两代人的时间，然后政治和行政的中心就会因为一时兴起或形势所迫而改变。

君士坦丁堡是个例外。君士坦丁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在位期间，政治上的两个重大变化将政治权力永久固定在了君士坦丁堡的新城墙之内。首先，这位新皇帝在此为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建了一个元老院，其目的是与宏伟的罗马元老院相匹配。现在有了足够的诱因，为了获得新的房产、职务和荣誉，东地中海地区的富有地主乖乖来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从此，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成员成为帝国政策的主要听众：帝国的政策要对他们解释说明，他们在家乡省份依然举足轻重，因此帝国政策若要成功执行，就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其次，在4世纪，帝国中央官僚机构的规模稳步扩大。这在东西方都是如此，但是在帝国的东半部，所有的新机构都牢牢固定在君士坦丁堡，这让更多重要的官员和职能部门到了这个城市。由于这两个政治上的新发展，从此以后，要想从东地中海的任何其他地方行使有效的中央权力都是不可能的。一旦中央权力被牢牢固定在这个地方，人们自然就有意愿既解决所有的后勤困难，又为新首都提供种种便利。因此，当狄奥多里克来到君士坦丁堡时，这个普普通通的中小希腊城市已经破茧而出，成了令人惊叹的大都会。 [9]

从西北方向，沿着穿越巴尔干半岛的军事要道，这位年轻的哥特人通过查利修斯门（Charisius Gate）进入了君士坦丁堡。这是最北端的主大门，位于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狄奥多西城墙上。很少有城市能有这么好的防御。要跨越的第一个障碍是一条宽20米、深30米的护城河，完成这一步之后，经过20米长的杀戮场地，是底部厚2米、高8.5米的外墙，总计96个塔楼矗立其上，塔楼与塔楼之间有55米的间隔。接着要经过一个20米长的平台，然后才能最终见到宏伟的主城墙：厚5米，高12米，上面也矗立着96座塔楼，和外墙上的塔楼交错而立，从墙根到城垛，足有20米高。这些工事建于公元410年前后，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依然可以看见。它们十分坚固，守卫着城市不受陆上的攻击，直到1453年5月23日，大炮最终将城墙轰出一个缺口，根据一些传说，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英勇牺牲。 [10]

和5世纪的其他所有人一样，狄奥多里克没有大炮，所以在8岁的他看来，这个城市的防御工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只有绝对压倒性的力量。他应该知道，在不到20年之前，这些坚固的防御工事足以抵御匈人阿提拉的进攻。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城墙被设置在高地上，北部的地势最高，而狄奥多里克就是从这里进城的。一通过大门和拱门，整个帝国的首都就呈现在他的眼前。

他当时的感受只能是震惊。狄奥多里克刚从中多瑙河平原（今天匈牙利喀尔巴阡山脉以西）骑马而来，他在那里度过了早年岁月。在罗马鼎盛时期，那里是重兵防守的边境地区，在公元后的四个世纪里，帝国大量投资，那里一度非常繁荣。多瑙河两岸驻扎着很多兵团，士兵的购买能力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城镇。退伍的士兵开发了腹地的农业潜力，而来自意大利的新移民和当地人口则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罗马人。正如多次发掘所凸显的那样，在鼎盛时期，该地区建有城墙和神殿，基督教传入后，又有了大教堂，还有剧院、露天剧场、渡槽、道路系统、雕像、镇议会、碑刻和富丽堂皇的别墅。但这些都发生在西罗马崩溃之前，到了5世纪中叶，除了少数几个防御森严的别墅（可能本来属于皇室）被这里的新统治者改为己用之外，其余的别墅都成了残垣断壁。这里的人口依然数量可观，其中有些居住在旧址，但是古老的文化形式已经荡然无存，石墙和雕像很快沦为瓦砾，托加再也没有人穿了，大部分别墅早已经被破坏。 [11]

一边是旧罗马行省繁荣过后的废墟，一边是帝都君士坦丁堡5世纪中叶全盛时期的辉煌，两者有天壤之别。首先让他震惊的是这座城市的恢宏气势。按照时间顺序，狄奥多西城墙是城市的第三道城墙。古希腊城市拜占庭建立了第一道城墙，在半岛末端围出了一块大致呈长方形的区域，长2公里，宽1.5公里。君士坦丁于4世纪20年代建造的城墙使城区的面积增加了两倍多，而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所建的又使城区面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倍多。并非所有的城区都建起了房屋，菜园和园林也占据了很大的面积，尤其是在狄奥多西城墙和君士坦丁城墙之间的区域。但是，到了463年，这个罗马晚期人口约1万的城镇可能已经成为地中海最大的城市，据估计，其人口超过了50万。

在此过程中，巨大的后勤问题得到了解决。狄奥多里克骑马离开城门时，见到了其中最迫切问题的部分解决方案。在狄奥多西城墙和君士坦丁城墙之间的区域，有三个巨大的露天蓄水池，埃提乌斯（Aetius）所建的那个就在狄奥多里克所经之路的一侧。这些蓄水池的遗迹现在依然可以看到（至少在撰写本书时还在），每个里面都有一些似乎是临时性的房屋和几个足球场。除了这些巨大的人造湖泊，还有100多个小一点的地下蓄水池，其总储水量超过了100万立方米。但这并非事情的全部，为了装满这些蓄水池，250多公里的沟渠从城市蜿蜒而出，呈扇形向北部和西部延伸，以收集色雷斯山区的降雨。像供水问题一样，粮食供给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映入狄奥多里克的眼帘：在他的左前方，是这个古希腊城市的两个小港口；在正前方，他可以看到两个巨大的新港口，分别由皇帝尤利安（Julian）和狄奥多西所建，旨在接收运送粮食的船队，正是这些定期而至的粮食（尤其是来自埃及的）供养着整个城市。两个大港口都排列着巨大的粮仓，运来的粮食就储存于此。

一个来自潘诺尼亚行省的废墟的8岁大孩子，是否会将思绪转向如何养活50万人的后勤问题，我想这还是值得怀疑的。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座城市惊人的纪念建筑让他目不暇接，使他在故乡或沿途看到的任何遗迹都相形见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君士坦丁修建的圣使徒教堂，这里既是皇陵，又是圣安德烈、圣路加和圣提摩太的圣体所在地。狄奥多里克本人是基督徒，所以对他来说，这种神圣力量的集合意义重大，建筑本身也令人叹为观止。这条路线接着穿过凯旋柱，其顶端是阿提拉的征服者、皇帝马尔西安（Marcian）的雕像（凯旋柱的一部分至今依然可见），然后就到了主神殿。从这里左转就进入了这座城市的仪式中心，大理石纪念碑一个紧挨着一个。在狄奥多西广场（现在的巴耶赛特广场）上，有另外一个凯旋柱和雕像（当然是狄奥多西本人的），还有巨大的四柱凯旋拱门，以及元老院议事厅所在的圆形广场。最后就到了伟大帝国的心脏，这里有竞技场和宫殿建筑，还有分别象征神圣智慧与神圣和平的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和伊莲娜教堂（Hagia Irene）。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依然可以看到这两个著名的圆顶大教堂，但是在463年，有的只是它们的前身：古典式的长方形教堂，屋顶有柔和的倾斜，而不是圆顶的。原有的屋顶是如何被取代的？这是第3章的重要内容，现在我们只要认识到这一切是多么宏伟就够了。当狄奥多里克骑马穿过查利修斯门时，正是这个城市的鼎盛时期，到处是光彩夺目的大理石外墙、金碧辉煌的青铜屋顶和镀金的雕像。这些与他所知的一切形成极其强烈的反差，只会让他眼花缭乱。 [12]

如果你有孩子，就会很自然地根据你对年轻人的了解去想象狄奥多里克。快速翻阅儿子的成长记录后，我发现在公元2000年前后的英国，8岁男孩的平均身高是128厘米，体重约为28公斤。大多数8岁孩子的注意持续时间不长，精力充沛，他们生来就需要不断获得适度的刺激、食物和关爱。但是，狄奥多里克出身王族，他身上流淌的是王室的血液。无论是因为从小受到的教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能够比大多数人更加从容地应对君士坦丁堡的新生活，以及新生活所带来的情感剥夺和被展示在人前的命运。

他是父辈三兄弟的子嗣中最年长的一个，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被送去作为担保。瓦拉米尔似乎没有子嗣（业余心理学家或许会怀疑这是因为他杀害了妻子的祖父），但即使他有，狄奥多里克依然会被当作未来的领导者来培养。而此时，依然是瓦拉米尔和他的兄弟们共同拥有对潘诺尼亚哥特人的领导权。由于没有长子继承制度，因此每一个男孩子都有可能成为将来的领导者。此外，这个位置十分特殊，也十分危险，需要有大量备选者，以免某人早逝，或者是某人的性格使其难当此任。他不仅要在危急关头一马当先，冲锋陷阵，还要从一开始就能以自信鼓舞一众首领满腔热情地跟随他投入战斗。这需要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和超人的胆识，还有那种源于自信、极具感染力的人格魅力，还需要有足够的智慧，能够知道何时应该发起战斗以及如何战斗。

在这种情况下，继承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从父亲到长子之间的传递。历史学家常常批评这一时期的墨洛温王朝未能发展出长子继承制，因为这个王朝的演替历史总体上是反复的内斗。但这就是不得其要领了，只有当继承者的个人特征不那么重要时，也就是说，当领导权不那么具有个人色彩，个人魅力不那么重要的时候，才能实行长子继承制。例如，军队不会愿意被一个诗人领导着上战场，也不会愿意（至少不会两次愿意）跟着一个愚蠢的壮汉上战场，他虽然可能身材魁梧、充满魅力，却会让士兵在毫无胜算的战斗中丧生。关于中世纪早期的继承问题，我能想到的最好类比来自《教父》。在这部作品中，维托·柯里昂（Vito Corleone）的主要顾问和独立的二线领导者——如汤姆·黑根（Tom Hagen）、卢卡·布拉西（Luca Brasi）和彼得·克莱门沙（Peter Clemenza）——仔细考察了他各个儿子的能力。我认为尤其值得考虑的是三个儿子中老大桑尼·柯里昂（Sonny Corleone）的优缺点：

他有力量，有勇气，慷慨大方，心胸宽广。然而他没有其父的谦逊，而是恰恰相反，暴躁的脾气会让他做出错误的判断。虽然他对父亲的生意很有帮助，但依然有许多人质疑他是否能成为继承人。 [13]

最终，更安静、更聪明、同样勇敢的老三远胜于虽有魅力却过于鲁莽的老大，而老二则缺乏足以参与竞争的素质。要率领一个战团，无论大小，都要担负很大的责任，未来的继承人总是要受到考察。

因此，狄奥多里克的家庭环境不可能培养出多愁善感的性格，即使是在一个8岁的小孩身上。我们知道他有兄弟姐妹，尽管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生于公元463年之前。然而，他们很有可能是不同联姻的产物。就连有一半王室血统的战团领导者，联姻时也既会考虑爱情或欲望，也会考虑政治需要。根据形势的需要，他们常常会通过娶妻和纳妾的方式同时结成各种联盟。有时候，事情并不像所计划的那样。据说，格皮德人（Gepids）的公主罗莎蒙德（Rosamund）谋杀了自己的丈夫——伦巴第人的国王阿尔博因（Alboin)，因为他总是吹嘘自己将她战败的父亲的头骨做成了酒杯。对于瓦达梅尔卡是否怀有向瓦拉米尔复仇的念头，并没有记录。但即使王室的生活没有如此复杂，妻妾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她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头。因此，在5世纪时，即使是在一般的王室家庭，生活也与现代核心家庭的规范和希望千差万别。这还没有把三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算进去。瓦拉米尔、狄奥德米尔和维迪米尔可能已经达成一致，要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分享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此后的事情也达成了一致（我认为那些从父母那里共同继承某些东西的人，在考虑下一代人时，会对此产生共鸣）。根据约达尼斯的记录，狄奥多里克的父亲不想让瓦拉米尔以他为人质，这应该是事实。作为三兄弟中的老大，瓦拉米尔把狄奥多里克送到了君士坦丁堡，很可能是为了防止他干政，避免他赢得二级领导层的拥护，因为如果狄奥多里克得到拥护，就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代的继承者。或许瓦拉米尔还希望能够在此期间有自己的子嗣。 [14]

这些想法中可能有比较离谱的地方，但其大致思路肯定是正确的。骑马穿过查利修斯门的这名8岁男孩可不是寻常之辈。当时他肯定焦虑不安，如履薄冰，但是他的成长经历使他具备了不同寻常的坚毅。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在君士坦丁堡究竟做了什么，我们无据可查，但是通过罗马朝廷上其他许多人质的例子，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这一切背后的动机。虽然狄奥多里克被送去是为了确保瓦拉米尔率领的哥特人能够遵守新的条约，如果他们违背了条约，他的确有可能会被处死，但是罗马人收留人质这一做法背后的动机却要宏大得多。简而言之，罗马人想要从思想上影响这些王室人质，让他们以后能够更加驯服，为己所用。他们希望让这些人质既真心尊重罗马文明的辉煌，又明智地对罗马帝国的威力充满敬畏。这样，在他们最终返乡之后，就会影响其所在部族的外交政策，使其有利于罗马。

虽然狄奥多里克肯定要受到监视，但是他身边有一些自己的随从，也至少部分接受了罗马上层阶级的标准教育（就像在致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所提到的那样）。毕竟，较长远的计划是要塑造他的思想，而要想灌输罗马的价值观念，还有什么比罗马式教育更好的方法呢？他可能也能在朝廷和城市里自由行动，观看马戏和戏剧表演，去教堂，因为此时的君士坦丁堡里仍然有一个独特的非尼西亚教会社群。年龄渐长的他甚至有一两次随罗马军队去作战。总之，虽然有一丝阴影笼罩着他，毕竟他的确是人质，但是罗马人赋予他一切机会去了解关于罗马的一切，希望他回故乡继承王位之后，能够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 [15] 然而，不管针对狄奥多里克的教育方案具体细节如何，它都彻头彻尾地失败了。他返回潘诺尼亚之后不到五年，二十出头的他返回君士坦丁堡：这次是率军一万兵临城下。这是怎么回事？他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辛吉度努姆

没有什么策略是万无一失的。面对各种刺激，人们总是可以用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完全拒绝的极端方式来回应，大部分人的做法可能会介于两者之间，对于灌输给他们的思想，选择其中的一些，而拒绝其他的。就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而言，有证据表明，他的反应非常复杂，也非常有趣：他充分意识到了罗马帝国的势力之大，也认识到了罗马人在思想和行政结构等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对于所看到的一切，他丝毫没有胆怯，而是精心盘算罗马精神（Romanitas）中哪些因素可以拿来为己所用。所有这些都只能是推理，因为狄奥多里克没有日记存世，但是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来判断，这是显而易见的。

狄奥多里克为什么会在18岁时返回故乡，我们并不清楚。他显然已经长大，但根据罗马法，25岁才算成人，我们不知道哥特人的传统是什么。基本有两种可能：要么条约里原本就规定了返回日期，要么是出现了新情况。如果是后者，又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5世纪70年代早期，瓦拉米尔在一场争夺霸权的斗争中丧生。在阿提拉去世后的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历史上，这样的斗争时不时会发生。这不仅使得狄奥多里克的父亲狄奥德米尔成为潘诺尼亚哥特人的首要领导者，也使狄奥德米尔的长子狄奥多里克成为最直接的继承人，因为瓦拉米尔似乎仍然没有子嗣。显然，当务之急是让狄奥多里克赶紧回来。

但是，瓦拉米尔可能早在5世纪60年代中期就去世了，如果是这样，那么狄奥多里克返回故土这件事就与其没有什么关系了。另外，到了5世纪70年代早期，君士坦丁堡也在酝酿巨变。在过去的20年中，决定皇帝废立的是身为将军和贵族（patrician)的阿斯帕（Aspar）。他不是罗马人，而是阿兰人（Alan），因此不可能亲自称帝，对此，他本人似乎心知肚明，但是皇帝马尔西安（在位时间应该是450—457年）和利奥一世（Leo I，457年继位）都是他扶上宝座的，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显赫地位无人敢于挑战。他还和色雷斯哥特人关系密切，这些人是东罗马巴尔干半岛军队的主力，尤其是首都的卫戍部队，这为他提供了震慑任何可能对手所需要的军事实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皇帝利奥一世开始策划独立，并利用新招募的托罗斯山区（Taurus，今土耳其）的伊苏里亚人（Isaurian）军队的首领来与阿斯帕的势力抗衡。在5世纪40年代帝国需要扩充军队以抵御阿提拉的时候，在这一地区的大规模招募就已经开始了，到了5世纪60年代，此举的政治后果开始显现。伊苏里亚人中最突出的是芝诺（Zeno，希腊语为xenon，意思是“陌生人”“客人”，就像在表示“仇外心理”的xenophobia一词中），芝诺在466年羞辱阿斯帕之子阿尔达布尔（Ardaburius）的事件中崭露头角，后来在军中飞黄腾达，结交了不少达官贵人。

471年，皇帝和伊苏里亚人先下手为强。据说，在芝诺的鼓动下，利奥一世在宫殿里砍杀了阿斯帕，因此赢得了“屠夫”的称号。色雷斯哥特人马上发动了叛乱，这并不出人意料。但是，和古往今来的许多类似情况一样，利奥一世发现依靠别人来摆脱依附关系并不是好办法。芝诺娶了利奥的女儿阿里阿德涅（Ariadne），他们的儿子利奥二世是王位继承人，所以只不过是一个幕后掌权人取代了另一个。至于“屠夫”夜里是否睡得更安心，历史上并没有记载。 [16]

正是在这样的混乱中，狄奥多里克离开了君士坦丁堡，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就是因此离开的，即使不是这样，由于这位哥特人的政坛新秀后来的所作所为，两个本来独立的事件很快纠缠了起来。回到潘诺尼亚之后，狄奥多里克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确立自己作为父亲继承人和未来领导者的合法性。果然，很快他就对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发起了掠夺性的远征，这些人占据着古老的罗马城市辛吉度努姆（今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区域。萨尔马提亚人也曾凶猛彪悍，但是在古代晚期，他们已经成为人人喜欢攻击的对象。罗马人在阿德里安堡（Hadrianople）遭遇惨败后，很快就要成为皇帝的狄奥多西一世对萨尔马提亚人发起挑衅，试图以此表明上帝站在自己这一边。近100年后，狄奥多里克选择了同样的攻击对象。根据约达尼斯的记录（很有可能还是依据卡西奥多罗斯的观点），狄奥多里克是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起远征的，但我完全不相信这种说法。长期离开故土，现在瓦拉米尔已经去世，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在这样至为紧要的时刻，确立狄奥多里克的威信是父子二人共同的当务之急。他凯旋时带回的萨尔马提亚人的“奴隶和珠宝”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 [17]

萨尔马提亚人苟安软弱，但选择辛吉度努姆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刚刚回来的狄奥多里克雄心勃勃，他说服父亲，阿斯帕被杀所造成的政治动乱是个不容错过的机会，潘诺尼亚哥特人要全力以赴地抓住这个机会。如同大多数真正“重大”的决定一样，证据表明这一决定背后有诸多动机。一方面，在羁旅君士坦丁堡期间，狄奥多里克充分意识到哥特人在潘诺尼亚的局限。在潘诺尼亚，他们陷入了一场区域内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阿提拉的战争机器瓦解后，这里涌现出了众多高度军事化的部落，其中包括鲁吉人（Rugi）、苏维汇人（Suevi）、希里人、格皮德人和阿兰人，更不用提古老而可怜的萨尔马提亚人和阿提拉的儿子们领导下的匈人了。阿提拉的策略是把几乎所有这些人都团结起来，剑指罗马，勒索大量黄金和其他形式的财富。如我们所见，对这一地区的考古挖掘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匈人时期的财富。但是，这些群体不再共同行动后，新财富即便没有停止流入这一地区，也很快就减少了。新的区域内部冲突取代了为获得财富而对罗马发起的长距离远征，并很快沦为对越来越少的财富的争夺（特别是因为现有的财富被用来陪葬），但斗争依然激烈。瓦拉米尔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丧生的：

为了鼓舞士气，他一马当先，身先士卒，坐骑受伤倒下，把他翻倒在地。他很快就被敌人的长矛刺中，当场毙命。 [18]

据说他的追随者们为他报仇雪恨，但是对于以如此不快的方式死去的国王来说，这无法带来什么安慰。继续无休止地争夺在多瑙河中部的支配权，争夺对总量不断下降的财富的控制权，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悲惨的死亡，狄奥多里克并不觉得这样的前景诱人。羁旅君士坦丁堡的岁月开阔了他的视野，让他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具体说，色雷斯哥特人的反叛让潘诺尼亚哥特人的领导者有切实的理由认为，一个振奋人心的机会到来了。要想理解其本质，就有必要理解色雷斯哥特人在东罗马所拥有的特权地位。在任何时代的罗马军队里，蛮族士兵都不算是奇怪的存在。从奥古斯都时期开始，至少有一半的帝国士兵不是罗马公民。然而，在罗马帝国的后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安排，即非罗马人组成的部队获准在罗马的土地上定居，在军队名册上永远从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在法律和政治上（可能还有文化上）保留相当程度的自治权。这和较早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蛮族士兵在罗马军队里长期处于罗马军官的领导之下，由蛮族军官领导的蛮族队伍被视为从边境之外附属国征募来的临时增援。这种新的安排最早出现于什么时候，对此有很多争论。这种安排造就了被罗马人称为“同盟者”（foederati，在英语里这个词经常被译为federates，虽然这个词的用法太不严谨）的群体。虽然这种新的安排可能是经过几个阶段才形成的，但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其完整形式最早用在了色雷斯哥特人身上。他们最开始是臣属于匈人的一个部落，5世纪20年代，罗马在潘诺尼亚的军事行动把他们从匈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重新安置在色雷斯。罗马的收获是双重的：匈人的军力大大削弱，自己的军力则加强了。哥特人则摆脱了侵略性十足的匈人的霸权统治，获得了东罗马内部的特权地位。

等到5世纪60年代狄奥多里克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这种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二代和第三代，它带给色雷斯哥特人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方面，酬劳相当不错。按照条约，瓦拉米尔把侄子送到君士坦丁堡的朝廷，每年可以从东罗马获得300磅黄金，而作为付给其追随者的报酬，色雷斯哥特人的领导者每年得到的是这个数量的7倍。另一方面，色雷斯哥特人和朝廷的关系也十分密切。5世纪70年代早期，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也叫狄奥多里克：你可能会说这个巧合很惊人，甚至可以说让人想不通，不过，在哥特语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人民之王”，所以很可能任何自尊自重的王子都会采用这个名字。这位色雷斯的狄奥多里克还有一个绰号叫斯特拉波（Strabo），意思是“斜视者”，可以用来避免混淆。我们知道，斯特拉波是阿斯帕妻子的亲戚，这种联姻使色雷斯哥特人的领导层和贵族紧密联系到了一起。他们也和朝廷的一些高级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并提供至少一部分的卫戍部队。和潘诺尼亚人不同，他们不用花费时间来对抗苏维汇人、希里人和其他部落，也不必在多瑙河中部徒劳争夺匈人所留下的不断减少的财富，他们在色雷斯平原占据着很好的定居点，在每年的报酬之外，其土地权也得到承认。 [19]

由于利奥一世偏爱伊苏里亚人，又谋杀了色雷斯哥特人的保护人，这种愉快的形势戛然而止。很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发起叛乱。和罗马晚期的政治常情一样，像阿斯帕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轰然倒地，带来了一段政治上的动荡时期。色雷斯哥特人的领导者肯定以为他们的反叛会削弱伊苏里亚人的地位，让他们回到往日的好时光。他们未能注意到的是，潘诺尼亚哥特人的年轻王子已经充分盘点了他们的特权，并在色雷斯哥特人的叛乱中发现了自我提升的巨大机遇。这就是为什么以对抗辛吉度努姆的萨尔马提亚人来证明其勇气的决定有更为广泛的意义。狄奥多里克拒绝将辛吉度努姆交给帝国控制，因为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咽喉之地，只要控制了这里，就开启了向南通往东罗马巴尔干地区的主要路线。狄奥多里克带着一个大胆的计划回到潘诺尼亚，这个计划就是他和父亲应该把他们共同的大业全部转移到东罗马的土地上，他们毛遂自荐，直接取代那些叛乱的色雷斯哥特人。可能是在472年夏末，潘诺尼亚哥特人集合起来，开始向南行进。即使在鼎盛时期，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也十分复杂，而它马上将变得更加复杂。

这并非轻巧的决定。仅后勤问题就十分惊人。狄奥多里克和狄奥德米尔支配着超过一万名武士，但这次上路的不仅仅是武士。在回顾4世纪到6世纪之间的历史时，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把潘诺尼亚哥特人这样的群体视为现代欧洲民族的“先民”。因此，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德国的民族主义者，经常会一厢情愿地把他们眼中自己民族的某些道德品质强加到那些“先民”身上，认为他们是自由平等、有着同质文化的群体，他们不接受外人，男女老少一起，带着农具、牲畜和民族舞蹈踏上了迁徙之路，经过长途跋涉，这些“先民”小部落中有的幸存下来，建立了长久的小王国，有的则没有。

过去的两代学者对这种极具浪漫色彩的描绘做了大量必要的修正。他们产生了一些共识，但还有争议点。在我看来，学者们达成了两个方面的共识。首先，武士之间并不平等。同时期的史料表明，仅在武士之中就存在至少两个等级的群体，多少属于同一时期的法律文本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法律文本描述了武士的自由等级和半自由等级，还提到了没有武装的奴隶（法律法规无法告诉我们的是每个等级在每个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其次，大家一致认为，一个人在一生中是完全可能改变群体归属的，这表明战后人们理解个人群体归属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过去的人将这些群体视为小型的、文化同质的祖先民族原型，这样的看法是不合理的。

然而，还有两个问题依然颇具争议。首先，一些个体确实改变了其归属关系，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史料中见到的更大的实体（如潘诺尼亚哥特人）根本就不具备真正的群体身份？如果不具备群体身份，就意味着其不过是由不同武士组成的松散易变的联合体。其次，这些群体的建立仅仅是为了作战吗？这些武士也是从事农耕和其他活动的更大社会群体的成员吗？这两点实际上是密切联系的。

争论仍在进行的时候，参与者很难预测可能会达成什么样的共识，我的处境就是这样。最终结论还有待分晓，但不管怎样，我要陈述一下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因为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绝对会决定你对472年从匈牙利沿罗马古道朝巴尔干地区南迁的队伍的想象。从后往前说，到达罗马人所辖的巴尔干地区后，一边是潘诺尼亚哥特人的领导层，一边是帝国派来和他们进行谈判的代表，双方都明确认为，要想妥善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在罗马的土地上为潘诺尼亚哥特人找一块农田，让他们自己来耕种。换句话说，他们既是战士，也是农民。这是很有道理的。只有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情况下，当不事征战的农业人口能够生产出足够的剩余财富，并且能够提供足够的食物、衣服和武装时，万人以上的专业武士队伍才能存在。罗马之外的农业经济根本就不可能这么高产，而且我们知道，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非罗马国王只保留几百名专业武士作为随从，而不是数千人。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一些人改变效忠对象，就认为他们先后所在的群体毫无凝聚力可言。这里关键的是制约个人加入方式和后续行为的规则与惯例。成员资格是否对所有人开放？新的成员在群体里是否享有充分的权利？成员资格是否既涉及特权，也涉及责任？这些群体里显然有不同等级的武士，更不用说还有奴隶，可见成员资格绝不是不受限制的个人选择，当然，除非你认为5世纪的欧洲有成千上万的人一心想成为奴隶。因此我认为，在每一个群体中，至少上层的武士精英确实有强烈的群体政治认同（至于他们是否像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有同样的民族服饰和民族舞蹈，我不清楚），不过这种认同和其他所有的认同一样，在恰当的时机也会发生变化。而对于地位较低的武士甚至是奴隶来说，群体的存在并没有那么利益攸关，因此随着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下降，他对群体的认同感也会大幅降低。 [20]

不管怎样，你在这些争论中的立场会影响你对迁徙中的潘诺尼亚哥特人的认识。我们知道这个群体包括许多非战斗人员，以及至少2 000辆马车。自封的修正派学者把他们看作一个自由的武士群体。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伴随大部分前现代军队的普通辎重车队，队伍里会有很多妇女，包括妻子和妓女，还有儿童、厨师、理发师、艺人和其他各色人等。然而，在我看来，当时的经济结构（这是5世纪与前现代时期乃至中世纪盛期欧洲的一个重要不同）不足以供养大量的专业武士，群体在外交上重视寻找耕地，还有高级的群体成员资格绝不对所有人开放，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一个不同的模式。在我的脑海中，迁徙中的潘诺尼亚哥特人不像是带着辎重车队奔赴前线的现代早期军队，而更像是为了逃离大英帝国的统治而一路向北隆隆行进的布尔人车队，他们既是农民，也是战士，拖家带口，带着全部的家当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按照这一模式，这个群体包括更多的非战斗人员，其年龄分布更加“正常”，除了武器和大量的食物之外，还需要携带与农业有关的一切。

但如果说，光是物流问题就意味着人们不可能轻易做出迁徙的决定，那么毫无疑问，在这次迁徙中，一切都和政治有关。必须让地位较高的武士相信，君士坦丁堡的混乱带来了足够诱人的潜在机遇，值得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情况又帮了狄奥德米尔和狄奥多里克的忙。和定居人口相比，有着悠久迁徙历史的群体更愿意通过迁徙实现自我提升，即使中间隔了一两代人，这是一个已经被证明了的事实。至少，武士精英这个需要被说服的关键人群有悠久的迁徙历史。他们的哥特人祖先也经历了漫长的迁徙，可能是分成几个较短阶段进行的，一次是3世纪和4世纪早期从波罗的海迁徙到了黑海，另一次是4世纪后期和5世纪从喀尔巴阡山脉东部迁徙到了多瑙河中游的匈牙利。因此，他们更容易被说服，相信这次迁徙是值得的。 [21]

至少他们中有些人是如此。虽然有各种潜在的利好，但狄奥多里克劝服其父亲去做的的确是一场豪赌。5世纪70年代早期，罗马帝国西部国库空虚，缺兵少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而帝国东部依然是一片繁盛的景象。阿提拉已经被震慑，东罗马和波斯帝国之间处于和平状态，作为其军队的命脉，来自东部省份的税收完整无损。因此，作为不速之客闯入其领土，即使你声称是前来帮忙的，依然很有可能造成很多龃龉，群体里只要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果然，迁徙的决定造成了群体内部的重大分裂。

根据4世纪后期和5世纪的史料，和潘诺尼亚哥特人相似的几个非罗马群体也面临类似的决定：是迁徙，还是继续留在原地？他们的决定都是由正面和负面动机促成的（就潘诺尼亚哥特人而言，正面动机是，他们有可能通过东罗马的土地获得巨大财富，负面动机则是，在多瑙河中部展开激烈争夺，可以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少），虽然两种动机的轻重对不同群体而言各不相同。例如，在376年就渡过了多瑙河的哥特瑟文吉人（Tervingi）和格鲁森尼人（Greuthungi），与潘诺尼亚哥特人一样，也被罗马经济结构中的巨大财富所吸引，但是最初迫使他们迁徙的是匈人的残暴。就我们有详细证据的例子而言，无论其正面和负面动机如何，这样的大迁徙总是会在群体内部造成政治上的分裂。这反映了大迁徙过程中的压力之大，即使是对于习于迁徙的人口来说也是如此。很自然，这种分裂表现为领导层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团体支持这一举动，另一个则表示反对。至于潘诺尼亚哥特人，约达尼斯记录了以下内容：

从邻近部落掠夺来的战利品越来越少，潘诺尼亚哥特人开始缺衣少食，对那些长期通过战争来获取生活必需品的人来说，和平变得令人厌恶。于是哥特人都去找国王狄奥德米尔，大声求告他，要他率领全军出发，无论朝什么方向都可以。于是他招来他的弟弟（维迪米尔），经过抽签，弟弟奉命进入意大利，他本人势力更大，所以将率部东进，剑指更加强大的东罗马。

在这里，约达尼斯又一次至少部分再现了哥特人历史的净化版本，也就是卡西奥多罗斯在狄奥多里克的意大利朝廷上创作的那个版本。抽签行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哥特领导阶层在东迁时的掠夺性意图，还试图掩盖他们之间的明显分歧。三兄弟中的老三维迪米尔显然不乐意跟随狄奥德米尔去东罗马，而我可以自信地说，狄奥德米尔也很乐于利用这个问题将他分割出去。

长大成人的狄奥多里克返回潘诺尼亚，这就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继承权。在此之前，阿马立家族的三兄弟实行权力共享，老大去世之后，首要领导之位就会传给老二。然而，在狄奥多里克这一代，没有这样的安排，虽然他至少有一个弟弟提奥迪蒙德（Theodimund）。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狄奥德米尔利用是否迁入巴尔干地区的问题，给二级领导层指出了当前继承人难题的解决方案：他的长子刚从君士坦丁堡回来，又在与萨尔马提亚人的战争中打了胜仗，在继承问题上应当优先。毫无疑问，意见征询工作在关键时刻之前就已经做好，由于心里想着要对东罗马巴尔干地区发动掠夺性入侵，狄奥德米尔不能失去太多的军事力量。这招奏效了。维迪米尔（和上一代的贝里蒙德一样）启程前往西方，这样一来，狄奥多里克就无人挑战了。显然，维迪米尔只带走了少量的追随者，可能只有他的家人（因为他的确有一个儿子，而这也是狄奥德米尔和狄奥多里克想让他离开的另一个原因），还有他个人的武士随从，数量也就几百人。作为避难者，他们不再构成一个独立的单位，而是不得不去投靠高卢的西哥特人国王尤里克（Euric）。 [22] 这就完成了狄奥多里克从君士坦丁堡归来所引发的戏剧性革命：继承问题解决了，潘诺尼亚哥特人准备沿着罗马的道路向巴尔干进发，而狄奥多里克对辛吉度努姆的占领为他们打开了进入巴尔干地区的门户。

埃庇丹努斯

让一万多名勇士同时朝着一个方向行进，带着他们的家眷、农具、家畜和各种能够装上这几千辆马车的私人物品，在组织方面，这是一大壮举。路上的交通拥堵肯定异常严重。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后，运送南方军伤员回家的车队要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才能通过一个地点，这是最令我难忘的历史事实之一。472年哥特人沿巴尔干半岛向南行进的马车队虽然没有那么悲惨，但是其队伍短不了多少。狄奥德米尔和狄奥多里克面临的问题是：由于有如此庞大的队伍跟在身后，他们的行动被限制在主干道上，而这样的主干道只有一条。事实上，时至今日，巴尔干半岛的山区地形依然将人们的行进路线限制在几条公路上。当时，瓦尔达尔河谷是关键道路。道路一部分有两个分支，根据约达尼斯的明确记录，两个分支都被用到了。在攻下奈苏斯（Naissus，今天的尼斯）之后，狄奥德米尔直接向南前进，而狄奥多里克率领军队通过赫库里乌斯堡（Castrum Herculius）前往乌尔皮亚娜（Ulpiana）。然而两人目的地相同，都是塞萨洛尼卡，这是罗马巴尔干地区的都城，也是伊利里库姆（Illyricum）行政区的首府，负责苏齐关（Succi Pass）以西的一切事务。在那儿他们面对的是罗马贵族西拉利亚努斯（Hilarianus），他接到命令，带着他能召集的全部人马来见他们，然后就开始了谈判。哥特人的策略很简单：对塞萨洛尼卡形成威胁，提出他们想谈判而不是战斗，看看东罗马能够开出什么条件。

约达尼斯对巴尔干事件的讲述在此戛然而止，他话锋一转，巧妙地谈起了东罗马皇帝和哥特人领导者之间的一个约定：经过几年的愉快共处，后者将迁往意大利，因为这种和平与融洽使他的追随者们有点厌烦了。 [23] 究竟是卡西奥多罗斯出于尴尬（这并非不可能）而跳过了后面发生的一切，还是因为就像很多学生在写论文时出现卡壳现象，眼看三天期限将至就胡乱凑合一样，约达尼斯的记录在此变得散乱起来，我们不得而知。

值得庆幸的是，东罗马的史料接上了这个故事，事实证明，这个故事非常复杂。约达尼斯略去了整整16年的政治斗争，而这是哥特人最终离开巴尔干前往意大利的真实背景。这对父子的大胆策略引发了一场他们和色雷斯哥特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不仅在巴尔干半岛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还严重影响到君士坦丁堡的宫廷。

在此期间，政治上的活跃人物有很多。潘诺尼亚哥特人来到东罗马，让形势变得更加棘手，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熟悉这些人物，就会明白为什么会如此。首先，在巴尔干半岛有两个哥特人群体：一个是来自潘诺尼亚的新贵，另一个是早已确立其地位的色雷斯“同盟者”，虽然目前处于反叛状态，但是已经习惯了内部特权角色。无论是谁在君士坦丁堡掌权，资金（或者可能还有必要的政治意愿）都只够支付给其中一个群体，这种数额巨大的年度补贴要能够配得上羽翼丰满的罗马同盟军，传统上作为援助金的那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有一个哥特人群体可以真正成为统治联盟的一部分（君士坦丁堡喜欢这样宣称）：事实上，两个群体领导人的利益如此格格不入，即使设法给双方都送钱，他们可能依然会打仗。 [24]

在君士坦丁堡内部，至少在一开始，皇帝利奥和皇室成员卷入了各种常规的宫廷斗争，要么是争夺王权本身，要么是争夺与他们显赫地位相匹配的各种要职。这些纷争在朝廷官员、帝国元老院成员和军队的高级将领这些传统的观众面前上演（有时他们自己也参与其中）。而在5世纪70年代，除了君士坦丁堡这些常规的政治角色之外，又多了新招募来抗击阿提拉的伊苏里亚人军队的高级将领。到了5世纪70年代早期，他们已经飞黄腾达。其中最著名的是芝诺，他娶了皇帝利奥的女儿阿里阿德涅，育有一个儿子（出生于467年），极其意味深长的是，芝诺的这个儿子与其外祖父重名，显然他注定要继承外祖父的皇位。前面提到过，芝诺惊人的上升之路直接导致了阿斯帕的倒台和哥特人同盟军的反叛，因此在某些方面，伊苏里亚人和色雷斯哥特人是天生的政敌，任何统治联盟都很难将他们联合到一起。更麻烦的是，芝诺仅仅是几位伊苏里亚领导者中最突出的一个，这些领导者率领着各自的人马，可能各自为政。因此，芝诺不能简单或顺理成章地让伊卢斯（Illus）这样的伊苏里亚将领效忠于自己，而必须赢得他们的忠诚。两个哥特人群体，以及至少两个伊苏里亚人群体，以激动人心的方式和君士坦丁堡政治肥皂剧的常规演员组合到一起，让公元473年之后的演出成为必看节目。

到了这一年的末尾，初步的妥协已经达成。贵族西拉利亚努斯将潘诺尼亚哥特人从塞萨洛尼卡转移开，让他们在塞萨洛尼卡西边优卑亚（Euboia）的几个农业小镇驻扎下来。但在召集军队面对巴尔干半岛西部的狄奥多里克和狄奥德米尔的过程中，利奥被迫将军队从巴尔干半岛东部转移开，这让另外一个狄奥多里克即斯特拉波得以放手行事。斯特拉波的队伍在厄纳齐雅大道（Via Egnatia）上的城市之间自由行进，火烧腓立比的郊区，还包围了阿卡狄奥波利斯（Arcadiopolis），以此向皇帝施加政治上的压力。利奥很快就不堪其扰。色雷斯哥特人重新得势，斯特拉波被任命为皇帝直卫军队的统领（mag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这是帝国将领中最重要的职务，任命之后，他的部下将每年获得2 000磅的黄金。

吊诡的是，潘诺尼亚人到来最初的影响竟然是让皇帝不得不和色雷斯哥特人达成交易，但这仅仅是权宜之计，并不是长期性的解决方案。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南迁，他们追求的好处一个也没有实现。皇帝利奥同意每年付给色雷斯哥特人巨额黄金，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再得到与此类似的待遇。同样重要的是，两边的哥特领导层此时都陷入了生死斗争，他们知道这一点。对于狄奥多里克·斯特拉波和皇帝之间的协议，东罗马的历史学家——非拉铁非的马尔库斯（Malchus of Philadelphia）为我们做了详细的总结。其中有这样一条意味深长的规定：

[狄奥多里克·斯特拉波]将是哥特人的“唯一统治者”，皇帝不应该允许任何想进入其领地的人进入。

斯特拉波显然感受到了压力。他不希望狄奥多里克和狄奥德米尔来到他的地盘，占有他的荣誉，或者把哥特人从他这里吸引走，因为他的权力来自这些人的支持。这是很有可能的，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虽然有些亲信会对某个王朝忠心耿耿，不会改变立场，但是就4世纪后期和5世纪散布于罗马境内的这些哥特群体（以及其他非罗马群体）而言，“待价而沽”显然是大部分武士的信条。克洛维不仅铲除了他的对手，还兼并了他们的战团，以此扩大自己的势力，而这并非孤例。在公元473年之后的几年里，哥特人的军队在两边的领导者之间摇摆。斯特拉波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成为哥特人的首要领导，这不过是他“先下手为强”罢了。 [25]

473年的妥协本来就不会持续太久，三位主要人物的接连去世可能加速了其瓦解。前两个事件发生在君士坦丁堡。474年1月18日，皇帝利奥去世，享年73岁，他的外孙、芝诺的儿子利奥继位。利奥二世在其外祖父去世的当天加冕。如此匆忙，本身就表明紧急议程正在进行，2月9日，这位年轻的皇帝就将其父加冕为“共治皇帝”（joint Augustus）。芝诺似乎已经完成了从伊苏里亚军阀到神选的罗马人皇帝的过程，这是一条惊人的职业发展道路，也是阿提拉留给罗马世界的最奇特的遗产。

但在这一年的年底之前，年轻的利奥死了（自然死亡；对利奥家族来说，474年是非常糟糕的一年），留下芝诺独占王位。本来，无论如何，这个伊苏里亚人都可能面临争夺他儿子控制权的竞争，而利奥之死剥夺了芝诺作为皇帝的合法性——他的儿子毕竟是帝国公主的后代。朝廷上有一股浓厚的阴谋气息。特别是利奥一世的遗孀维瑞娜（Verina）有一个名叫巴西利斯库斯（Basiliscus）的兄弟，这两个人都更容易赢得君士坦丁堡内部传统权势人物的支持。芝诺的天敌狄奥多里克·斯特拉波非常乐意加入争夺，而另一个主要的伊苏里亚人权力掮客——将军伊卢斯也是如此。芝诺感到权力正从自己手中逐渐流失，于是在新一年的第一个月悄悄出逃，巴西利斯库斯于475年1月9日加冕称帝。

这场典型的君士坦丁堡政变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结果却非同寻常。大多数被废黜的皇帝很快会被除掉，除非仍有大量军队及指挥官对其保持忠诚，而这些是芝诺没有的。但是身为伊苏里亚人的首领，芝诺拥有其他的资源，他显然注意到了阴谋，所以早早地逃走，快马加鞭逃到了伊苏里亚，在其领地中心区域的一个山上堡垒中避难。

于是，伊卢斯被派到伊苏里亚围攻芝诺，这其实是派一个伊苏里亚人去抓另一个伊苏里亚人。我们不知道芝诺堡垒的精确位置，但在对托罗斯山脉进行的广泛实地考察中，发现了值得我们注意的那种结构。如果你想到的是光秃秃的峭壁之上的高墙，俯视着下方狭窄但很高产的山谷，那基本上就对了。有蓄水池提供充足的用水，又有很多隐秘的方式可以不时获取食物，这些山寨基本上是坚不可摧的，只有饥饿或背叛才能将其攻克。5世纪80年代，伊卢斯自己的大本营就经受了长达4年的包围。 [26] 因此，在475年春天，虽然身着紫袍，巴西利斯库斯依然无法安心，因为他知道芝诺依然逍遥在外，让他就范并非易事。当他得知巴尔干半岛西部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不安马上变成了担忧。

具体是什么时候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原来的潘诺尼亚哥特人在马其顿立足之后不久，我们的第三个主要人物狄奥德米尔就一命呜呼了。他当时只有40多岁，但他将弟弟维迪米尔淘汰出局的远见卓识得到了回报。在没有挑战者出现的情况下，王位顺理成章地传给了狄奥多里克，那时他才二十出头。对于巴西利斯库斯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因为狄奥多里克是不会满足于现状的。在一片混乱中，狄奥多里克嗅到了新的机会，因此他与芝诺取得联系，保证他可以得到哥特人的支持，作为回报，他希望能够成为帝国的将领，能够获得利奥在473年赋予斯特拉波和色雷斯哥特人的金钱与其他特权。于是，所有的东西都被重新装上了马车，整个队伍从巴尔干半岛的穷乡僻壤出发，朝着最终的目的地——距离君士坦丁堡更近的色雷斯平原——进发，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消除哥特对手给他们带来的巨大挑战。这位年轻国王又一次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尽管这一举动实际上只是将所有人从潘诺尼亚南部带到这里的冒险的延续，而且，狄奥多里克的的确确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就算手下的武士们还没有开始投奔他的对手，被困在优卑亚这个政治上的无人区也绝非长久之计。

回到君士坦丁堡，狄奥多里克的运作，再加上一个简直像命运弄人的意外机会，打乱了巴西利斯库斯政权的安排。狄奥多里克从优卑亚的转移正是针对色雷斯哥特人，其效果是让斯特拉波和他的军队在476年的夏天无暇他顾，斯特拉波的人是巴西利斯库斯可以利用的最明确反对芝诺的队伍，而此时正是东山再起的芝诺向着君士坦丁堡前进的关键时刻。这次进军本身就是运气的结果，虽然起初似乎并非如此。到了476年春，伊卢斯已经在芝诺的堡垒大门前徘徊了一年多，毫无进展，却意外捕获了芝诺的兄弟朗基努斯（Longinus）。你可能会认为，对于被废黜的皇帝来说，这是又一个挫折，但在一个讲究个人关系的政治世界里，这件事的影响是惊人的。捉住了芝诺的兄弟朗基努斯，伊卢斯就有了可以和前皇帝谈判的筹码，有了这个人质，他们可以让芝诺同意他们所提出的任何条件。也许他们已经在谈判了，我们不得而知，但朗基努斯是伊卢斯所需要的重要担保。他立即和芝诺站到了一起，两个伊苏里亚人将队伍联合起来，返回君士坦丁堡。

到了这个阶段，巴西利斯库斯的担忧变成了恐慌，他派出最后一支队伍前去迎战，率领队伍的是他的外甥阿玛图斯（Armatus）——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个足够安全的选择。但是，巴西利斯库斯有孩子，包括儿子，而在利奥二世死后芝诺没有了儿子。因此芝诺给予阿玛图斯所有通常的宫廷荣誉，然后抛出了最重的砝码：他会让阿玛图斯的儿子（也叫巴西利斯库斯）当恺撒，成为王位的实际继承人。阿玛图斯上钩，改变了阵营。突然之间，巴西利斯库斯完全失去了武装力量，成了孤家寡人。由于关键人物看到从芝诺的复辟中能够获得更多，加上狄奥多里克让色雷斯哥特人无暇他顾，巴西利斯库斯的政权已经分崩离析。

这简直是展现人性之龌龊和野心之虚妄的完美教科书式案例，事件很快有了一个适当的结局。巴西利斯库斯和他的家人在一个教堂里寻求庇护，芝诺承诺不会处决他们，将他们引诱了出来。他将他们流放到卡帕多西亚的利姆奈（Limnae），芝诺遵守承诺，没有处决他们；不过，他把他们扔进无水的蓄水池里，四面围上高墙，让他们等死。至于芝诺，他在476年8月重获王位，正好赶上接待意大利新统治者奥多亚塞派来的使节，后者以本书在开始时描述的惊人姿态呈上了被废黜的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的皇帝行头。延续这么多个世纪之后，罗马帝国的西半部现已不复存在。在第一次尝试恢复它的过程中，年轻的狄奥多里克如何以及为什么扮演了主要角色，都与皇帝芝诺后来所做的有直接关系。 [27]

尽管在18个月的流亡之后，芝诺重新获得了权力，至少表面上如此，但他的处境并不好。首先，对于一连串拥立他坐上王位的人，他欠得太多了，尤其是对阿玛图斯和伊卢斯，他们在关键时刻由于各自的原因而改变了阵营。然后是哥特人的问题。色雷斯哥特人没能保住巴西利斯库斯的宝座，但斯特拉波的势力依然完好无损。有些事情很容易就解决了。似乎没有人在意阿玛图斯，这个傲慢的花花公子喜欢打扮成阿喀琉斯的样子，在赛马场上大肆炫耀，他对舅舅巴西利斯库斯的背叛使他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芝诺让他庇护的一个人将阿玛图斯杀死，这个名叫奥诺夫斯（Onoulphus）的杀手实际上是意大利统治者奥多亚塞的兄弟，但他决定在君士坦丁堡建功立业，而不是跟随奥多亚塞西行。两人本来都是希里人的王子，但希里人在5世纪60年代被潘诺尼亚哥特人打败，他们被迫走上了新的道路；瓦拉米尔也是在这场战役中丧生的（此事的影响后文还会谈到）。阿玛图斯的儿子幸免于难，但是被任命为神职人员，对此似乎没有人在意。芝诺喜欢采取直接行动，在试图理解他的各种政治对手在未来十年的行为时，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色雷斯哥特人构成的问题更大。根据保存在我们史料中的数字（以中世纪早期的标准来看，已经相当不错），他们可以派出超过1万名武士。在一次交易中，斯特拉波获得了能够供应1.3万人的军粮和军饷，可见他手下有多少人马。我们所掌握的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追随者的数据表明，他的人马与此差不多，而总体的叙事梗概也证实了这一点：两个群体谁也不能决然向对方发起对抗。芝诺的问题就在这里。狄奥多里克最初承诺要攻打色雷斯哥特人，但到头来，双方仅仅是在476年和477年有过一些小规模战斗，而且他还向芝诺寻求援助。皇帝犹豫过，甚至想过要与斯特拉波达成交易，尤其是考虑到后者吸收了一些潘诺尼亚哥特人的逃兵。 [28] 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我们应该记住，此时的狄奥多里克还不是战无不胜的意大利统治者，而是一个率领人马冒险进行一场豪赌的年轻领导者。有些人显然开始认为斯特拉波是更好的选择。

最终，芝诺没有抛弃他年轻的盟友，在477—478年的冬天，他们围绕接下来的战季达成了协议：

狄奥多里克应该调动他集中在马尔西安堡周围的兵力，使其靠拢过来。他们到达巴尔干山脉的山口时，色雷斯士兵的首领会带着2 000名骑兵和10 000名步兵前来接应。他越过巴尔干山脉后，另一支由20 000名骑兵和6 000名步兵组成的部队将在阿德里安堡附近与他会合。

在色雷斯平原城市的驻军部队还会有更多的士兵，但肯定不需要他们。斯特拉波和狄奥多里克一样，可能有1万多名士兵，因此他们的计划是动员近5万名士兵来对抗斯特拉波，保证至少四比一的优势。这足以彻底粉碎色雷斯哥特人。 [29]

然而，结果却与狄奥多里克设想的相去甚远。18个月后，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巴尔干半岛西部，在罗马大港口埃庇丹努斯（Epidamnus，今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外，与一位帝国使节陷入谈判。相对于原来的计划，哥特人对478年的实际战况有三个具体的不满：

首先，你承诺色雷斯的将军会和他的部队一起立刻加入我军，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出现。其次，你承诺哥特人的军需官克劳狄乌斯（Claudius）会带着雇佣兵的薪饷到来，我也没有见到他。第三，你给我们的领路人没有带我们走易于迎击敌人的道路，而是带我们走了一条两边都是悬崖峭壁的险路。在这里，因为我和骑兵、马车以及军队的全部辎重一起行军，一旦敌人突然发起攻击，我的军队可能会全军覆没。 [30]

事实上，正如我们从马尔库斯的叙述里知道的一样，领路人带的路把狄奥多里克的军队直接送到了斯特拉波和色雷斯哥特人眼前与刀剑之下。这不是意外。477—478年的冬天，在芝诺决定通过帮助狄奥多里克取胜来解决他的哥特人问题之前，他已经在和斯特拉波谈判，所以他清楚地知道色雷斯哥特人扎营的地点。478年，芝诺的真实意图不是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而是操纵两个哥特人群体陷入他们自476年以来一直在避免的对抗。他确实动员了在与狄奥多里克的协议中提到的军队，却没有让他们出战，大概是想等到两个狄奥多里克的军队陷入僵局后，把两边剩下的军事力量扫荡干净。除掉阿玛图斯之后，这位伊苏里亚人皇帝试图通过戏剧性的方式一举歼灭两个哥特人群体，以继续简化政治棋局。

结果，芝诺的狡猾计划被两个新情况破坏了，一个在他控制之外，另一个是他自己造成的。首先，哥特人拒绝战斗。马尔库斯描绘的场景很有戏剧性，狄奥多里克·斯特拉波不得不说服比他年轻的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认清皇帝背信弃义的嘴脸：

他们把你们召集过来，宣称要过来与你并肩作战，（罗马人）没有露面，也不在他们所承诺的（巴尔干山脉）山口与你会合。他们要让你独自面对可耻的毁灭，让你为自己的鲁莽向你背叛的人付出代价。

我真的很怀疑狄奥多里克还需要有人向他指出他被出卖了，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增援和薪饷，而且还被带上了一条奇怪的路线，正好把他引向斯特拉波。马尔库斯还借斯特拉波之口明确表达了芝诺的真实意图：

在维持和平的同时，（罗马人）希望哥特人互相残杀。无论我们哪一方落败，他们都有好处，而且不用费丝毫力气。正如他们所说，无论我们哪一方消灭了另外一方，这都将是卡德摩斯式的胜利，获胜一方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将伤亡惨重，无力面对罗马人的背叛。

再一次，我怀疑狄奥多里克是否需要提醒才能明白这一点，也怀疑斯特拉波会把卡德摩斯（底比斯城的创始人，数千名龙牙武士自相残杀，最后只剩下5个）的故事作为其论证的关键因素，但是马尔库斯所描述的事件结尾似乎比较真实。在他的笔下，迫使狄奥多里克不去战斗的是其潘诺尼亚追随者。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发生对抗，己方可能会遭受多大损失，如果他们年轻的领导者试图战斗，他们就要用脚投票（就像他们的一些同胞已经做过的那样）。 [31] 结果是签订了一个哥特人互不侵犯条约。双方都可以与君士坦丁堡做交易，能捞多少捞多少，但他们之间不会发动战争。

哥特人并不傻，芝诺肯定料到了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他动员军队，是为了在必要时介入并挽回损失。或者说，军队本来应该这么做，而事实上并没有，因为伊卢斯一怒之下离开了君士坦丁堡，中央军团（和往常一样，这意味着他们的军官）发生骚乱，他们不得不被送回冬季营房。哥特人的问题再一次和君士坦丁堡的事件交织在一起。478年，芝诺似乎过于贪婪，希望运作一个和《教父》相类似的结局，同时消除他权力上的一切阻碍。你应该还记得，在476年芝诺重登王位的过程中，伊卢斯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他有皇帝的兄弟作为人质，可以对芝诺施加影响。芝诺是不会长期放着这个问题不管的，至少如果他能解决。按照他惯常的做法，他在477年第一次试图暗杀伊卢斯，结果，这个伊苏里亚人不仅幸存了下来，而且利用这个机会从芝诺那里获得了额外荣誉，包括478年的执政官之位，以此作为他继续参与政权的条件。478年年初，芝诺进行了第二次尝试。伊卢斯又一次幸存下来，但这次事件之后，伊卢斯带着行凶者去了伊苏里亚以协助调查。这次矛盾使得中央军团不再可靠，把哥特人吸引进来的正是这样的事态发展。

一旦这两个狄奥多里克明白了怎么回事，并决定不再打斗（这一过程不过是转瞬之间），其中更年轻的那一位就开始向君士坦丁堡进军。遭人背叛，被人讨厌，而且到现在为止大冒险都没能有所回报（如果前面他所抱怨的哥特人军需官没有出现属实的话，而我认为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他的追随者变得越来越难以驯服，年轻的狄奥多里克极其需要成功。他的一些追随者一年前就已经投奔斯特拉波，他们的整体忠诚是基于个人能力，而不是古老的、从未中断的王室传统。478年，对于5年前潘诺尼亚哥特人（完全是不请自来和出于自身考虑的）向南行军所宣称要提供的支持，东罗马（至少芝诺本人）给出了明确拒绝的回复；每个人都想弄明白该做什么。芝诺在首都附近要面对两个敌对的哥特群体，而且他没有可靠的军队。因为斯特拉波对这件事的愤怒要比他年轻的对手小一些，皇帝决定与他做一笔交易，给他一张空白支票，而斯特拉波也适时地填写了这张支票。他成为帝国的高级将领，黄金和口粮从君士坦丁堡流向他的追随者。

这为芝诺赢得了一些时间，狄奥多里克也冷静下来，但巴尔干地区各省的贫困人口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从他做人质的时候起，狄奥多里克就知道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是坚不可摧的，所以他沿着帝国最伟大的古老公路之一厄纳齐雅大道向西缓慢撤退，这条大道长达1 120公里，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连接了从亚得里亚海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系列罗马殖民地。为了让他的追随者对战利品满意，为了发泄他的怒气，为了迫使芝诺向他提出几乎和给斯特拉波的一样的条件，沿途的主要城镇都被洗劫一空，所留下的伤痕在对腓立比和斯托比（Stobi）的考古发现中还可以见到。然后，他决定率领更机动的部队攻入防御森严的战略性港口埃庇丹努斯。479年夏天，他利用诡计将其攻占。马尔库斯告诉我们，在这里，狄奥多里克的计划是观望，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32]

正是在这个城市郊外的一个小据点，他会见了帝国的使节，并表达了他对478年战季的不满。在城墙后面的他非常自信，在把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出来之后，他还向这位使节提出了一系列无疑让后者很为难的提议。如果他们之间的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他愿意将他的非战斗人员安置在芝诺所指定的城市，将他的母亲和妹妹作为人质，并派遣6 000名士兵在皇帝选择的任何地方加入战斗。毫不奇怪，他的第一个想法是：

与伊利里亚人的军队和皇帝派遣的任何其他队伍一起，他会消灭所有的色雷斯哥特人，条件是如果他这样做，他将取代斯特拉波成为将军，并且被接受为罗马公民，以罗马人的方式生活。

或者：

如果皇帝下令，他愿意前往达尔马提亚，帮助尼波斯（Nepos）复辟。

尤利乌斯·尼波斯是君士坦丁堡的利奥所承认的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作为西罗马在达尔马提亚军队的指挥官，他于474年6月19日在波图斯港口（Portus，罗马的两个港口之一，沿着台伯河再向下就是大海）登陆，推翻觊觎皇位者格利凯里乌斯（Glycerius），在同一天取而代之，被宣布为皇帝，几天后又在罗马称帝。后来，他又被意大利军队指挥官欧瑞斯特（Orestes）推翻，欧瑞斯特的儿子罗慕路斯，也就是奥古斯都路斯，被普遍认为是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476年，奥多亚塞将其废黜，并将其皇帝行头送到了君士坦丁堡。

因此，帮助尼波斯复辟意味着需要进军意大利和罗马。 [33] 狄奥多里克在479年提出这个提议时究竟有多认真还很难说。我想他更希望的是建立某种新的联盟来对抗斯特拉波。但事实证明，他的提议是有预见性的：10年之内，狄奥多里克的车队将从巴尔干半岛向北行进，但其目的不是回到潘诺尼亚，而是要去意大利。479年夏末，狄奥多里克结束他和芝诺使节之间的会晤时，还预见不到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局面。

拉韦纳

相对于狄奥多里克从辛吉度努姆到埃庇丹努斯的历史，要想了解他从埃庇丹努斯到拉韦纳的历史更加困难，因为从马尔库斯非常详细的历史作品中，我们已经找不到什么资料可用了，很可能是因为这部历史作品到此就结束了。其他史料中概述这段历史的内容很多，尤其是因为马尔库斯的历史作品为了解长期的谈判立场、竞争态势和动机提供了很多洞见。就像我们马上会看到的那样，对于解释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现有的材料依然持一种开放或者半开放的态度，但我想这已经不错了，毕竟这些事件发生在1 500多年以前。

到了479年的秋天，事情已经陷入僵局。芝诺和色雷斯哥特人达成了一项对后者非常有利的协议，因为他别无选择，而狄奥多里克夺取了一个战略要地。狄奥多里克不知道的是，在他和芝诺的使节讨论事宜时，他向埃庇丹努斯缓慢移动的辎重车队中了埋伏，导致2 000辆马车和大量的战利品被缴获，还有5 000人被俘。这次成功足以使芝诺认为，相对于阿马立家族的兵力，他还可以获得足够的军事优势，在持久解决方案的条件上说了算，甚至还可能让哥特人从罗马土地上撤出去。 [34] 遗憾的是，车队和俘虏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不知道狄奥多里克听说这一损失后做了什么。他马上可以做的也许并不多，但是随着君士坦丁堡政治肥皂剧的曲折发展，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主动权的局面将被逆转。

虽然芝诺和斯特拉波做成了交易，但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是，他们无法信任彼此，理由很简单：他们的长期利益是截然对立的。因此，479年，当一个针对芝诺的新阴谋展开时，斯特拉波选择提供支持。某位年轻王室成员往往是这种阴谋的核心，这一次是一个名叫马尔西安（Marcian）的人，他是利奥之前的东罗马皇帝马尔西安的外孙。小马尔西安娶了利奥的小女儿莱昂蒂亚（Leontia），因此他和芝诺是连襟。阴谋开始实施后，斯特拉波迅速向君士坦丁堡前进，以色雷斯哥特人的力量来支持政变，但是政变很快就被镇压，让斯特拉波陷入难堪的境地。当芝诺的使节质问他时，他声称是前来救助芝诺的。你不得不佩服斯特拉波的胆量，但是没有人相信他，478年达成的协议很快就瓦解了。在480年的战季，芝诺从边境之外雇了一些保加尔人（Bulgar），让斯特拉波无暇他顾，但是从481年开始，斯特拉波已经可以自由行动，大概是因为芝诺的可用部队大部分在巴尔干西部对付另一个狄奥多里克——其根据地依然位于埃庇丹努斯。

斯特拉波做出了大胆且不可挽回的举动。他动员所有的队伍，再次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这一次他决定对其发起猛攻。第一次攻击集中于城市的几个大门，但是被伊卢斯队伍击退了。狄奥多西城墙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随后，斯特拉波从金角湾另一边的锡卡（Sycae）重新发起进攻，但仍然一无所获。最后，他转移到博斯普鲁斯海峡旁边的港口小城赫斯提亚（Hestiae）和索斯塞尼乌姆（Sosthenium），试图将他的军队转移到小亚细亚，但帝国的海军挫败了他的这一企图。

正如这最后的行动所表明的，斯特拉波此时完全放弃了与芝诺达成协议的想法。自从上次政变失败后，他一直在庇护马尔西安的两个兄弟，他很可能在计划让他们中的一个登上皇位。事实上，他是否真的认为自己能完全征服这座城市，这是值得怀疑的。马尔库斯强调了斯特拉波与朝廷重要人物的密切联系，毕竟，他在连续两代皇帝的军队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军事领导者。我觉得，这个计划可能是靠哥特人的推进在内部引发一场重大政变。政变失败后转到小亚细亚，肯定不是为了从另一个（更困难的）方向发起进攻，而是要在帝国东部的心脏地带激起对芝诺更广泛的反抗，将他孤立起来并最终推翻。

然而，芝诺拥有伊卢斯的队伍来保障君士坦丁堡的安全，又有帝国的海军来挫败斯特拉波的宏伟计划，这位哥特人领袖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做了。最终，他决定沿着厄纳齐雅大道向西转移他的队伍，也许他希望制订一个新计划，将仍然躲藏在大道另一端的那位狄奥多里克吸纳进来。这个计划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因为这时发生了历史上的一大意外事件：“一天清晨，他骑上马背时被马甩了下来，正好落在一根立在帐篷旁边的长矛上。”狄奥多里克·斯特拉波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约达尼斯对此的记述反映了阿马立家族的宣传，他只用一句话就把斯特拉波打发了，言外之意是他并非阿马立家族的一员，因此微不足道。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从475年到478年，就在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可能因为缺乏经验而忙着和芝诺签署一个又一个可疑的协议时（这位皇帝如果做二手车销售，一定会非常成功），斯特拉波却保持冷静，把眼光放长远，成功地将对手的一些支持者吸引到自己这边。如果运气稍微好一点，在两个狄奥多里克的冲突中胜出的很有可能就是斯特拉波，因为就像我们在第3章将会看到的那样，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来，这些哥特人都愿意接受阿马立家族之外的领导者，只要他有能力。当然，这注定不会发生了，斯特拉波的英年早逝给阿马立家族的冒险者狄奥多里克提供了全新的机遇。 [35]

最初，斯特拉波的儿子雷西塔克（Recitach）继承了色雷斯哥特人的王位，与斯特拉波的两个兄弟联合执政。这种权力分享的安排与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的上一代人非常相似，而且与后者相同的是，这个安排所依据的协议也瓦解了，而且瓦解的速度更快，过程也更龌龊。很快，雷西塔克就将两个联合执政者杀害，成为唯一的掌权者。这再次表明，在位高权重的家族，家庭关系有不同的运作方式，在这样的家族中，亲属既是潜在的盟友，又是潜在的竞争对手。这显然是在考验那些关键二级领导者的忠诚，而任何统治都有赖于他们的选择。好的，雷西塔克是斯特拉波的儿子，斯特拉波是一流的领导者，但是雷西塔克有这样的能力吗？

很快，外部事件就联合起来表明答案是否定的。481年，斯特拉波之所以有可能发动那场伟大但最终失败的战争，仅仅是因为帝国的军团不在君士坦丁堡附近。芝诺的应对方式是撤回在西方对抗狄奥多里克的军队，这反过来意味着他在与潘诺尼亚哥特人打交道时，不得不从军事手段转向外交手段。狄奥多里克从芝诺那里索取了一大笔好处，他的辩论热情无疑是被这位皇帝之前的背叛激发出来的。根据482—483年的一项新协议，他的军队被重新安置在东巴尔干、滨河达西亚（Dacia Ripensis）和下默西亚（Lower Moesia），而狄奥多里克本人被任命为帝国高级将领，这意味着他的队伍将获得更高的报酬。经过10年断断续续的转移和战斗，这场豪赌终于有了回报。

此外，狄奥多里克还被任命为484年的指定执政官（consul designate），这一任命是在483年宣布的。在帝国历史的这一时期，执政官之位并不是一个职务，而是帝国所能赋予的最高荣誉，这是一种不朽，因为罗马人会以当年执政官的名字为那一年命名，通常只有皇帝和他们最亲密的伙伴才能拥有这样的资格。他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得自他麾下有一支非罗马军队，还没有这种人得到这样荣誉的先例。很明显，芝诺不得不用一些完全超出常规的东西来弥补他在478年对狄奥多里克的背叛。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现在，局面对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非常有利，而他是不会浪费这样的机会的。在483年年末或484年年初，但肯定是在对狄奥多里克有利的协议生效之后，在君士坦丁堡一个名叫波诺法提亚纳（Bonophatianae）的地区，雷西塔克在从浴场到宴会的路上被狄奥多里克派人谋杀了。

就是在这里，我们的史料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缺口。我们无从得知色雷斯哥特人中的大部分二级领导人接下来做了什么。少数人什么也没做。东罗马军队里一些下一代高级军官被称为没有追随狄奥多里克去意大利的哥特人。而在这一时期，色雷斯哥特人联盟完全从东罗马的历史上消失了，这绝不仅仅是默证那么简单。例如，在针对芝诺的下一代继任者阿纳斯塔修斯的大反叛中，巴尔干军队是主要的焦点，留存下来的史料对此有详细的记录。5世纪70年代，色雷斯哥特人曾起到重要作用，而现在，作为有凝聚力群体的他们已经无迹可寻。在离开巴尔干地区时，狄奥多里克带走的人马显然远多于他带来的一万多名武士，最可靠的统计是两万多，当时被看好的是谁，毫无疑问了。雷西塔克被除掉之后，色雷斯哥特人中的大部分二级领导者转而效忠狄奥多里克，逆转了477—478年一些阿马立家族追随者叛离的趋势。（事实上，在波诺法提亚纳暗杀之前，这些可能都已经精心谈判好了。）484年年初，狄奥多里克志得意满。执政官之位保证了他的不朽地位，他为其追随者获得了大量的现金流，还消灭了另一个敌对的哥特家族。 [36]

根据我们的史料，芝诺不仅参与了这个计划，而且推动了它。对他来说，收获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极大地简化了政治舞台。曾经，他要面对两个哥特人领导者，其中一个总是不受欢迎并因此充满敌意，而现在他只需要面对一个。另一方面，这个计划使他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最让芝诺头疼的实际上是伊卢斯。在关键时刻，伊卢斯保住了他的宝座，将伊苏里亚军队带到首都，既镇压了479年的马尔西安的政变，又于480年在城墙前与斯特拉波的哥特人作战。但伊卢斯手里也有芝诺的兄弟作为人质，这使他有了让人无法接受的影响力，芝诺一直在寻找机会消灭他。到了481年，他已经是第三次试图暗杀伊卢斯，这对伊卢斯没有造成什么伤害，而芝诺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来，为了恢复良好关系，皇帝不得不在帝国最富饶的东部地区或多或少地给了他一些自由决定权。伊卢斯在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安条克（Antioch）建立了根据地，并在那里实行几乎独立的统治。从长远来看，这不是芝诺能忍受的，他通过将狄奥多里克提拔到这样的高度来解决哥特问题，从而为最后的摊牌做了准备。现在，他可以把所有的兵力（包括狄奥多里克手下的大量哥特人）都集中起来对付他的伊苏里亚对手了。因此，在雷西塔克被消灭的同时，芝诺与伊卢斯决裂，名义上撤下了他的官职，开始了一场实力的较量。或许是狄奥多里克的哥特人队伍打破了军事上的平衡，这场较量很快就结束了。双方调动了一切力量，而当两军于484年9月在安条克附近相遇时，伊卢斯被彻底击败了。他逃到了伊苏里亚的山上堡垒，就像芝诺在475年所做的那样，伊卢斯的堡垒同样难以攻克。他苦心策划了4年，但最终还是没能回到君士坦丁堡。最后，堡垒遭到出卖，伊卢斯被抓获并处死，但其实早在484年秋天，伊卢斯的势力就已经从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中彻底消失了。 [37]

还有两个难题没有解决。皇室成员已经被稳步消灭：老皇帝利奥姻亲中所有可能的皇位觊觎者都已经采取行动，也付出了代价。芝诺主要的伊苏里亚人对手已经被消灭，而色雷斯哥特人也失去了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凝聚力。484年年末，芝诺唯一的心头大患就是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他身兼执政官和帝国将军，最重要的是，他是一支独立军队的指挥官，现在军队的人数已超过两万，主要效忠于他而非皇帝。鉴于芝诺在容忍政治多元化方面的过往记录，这种局面不太可能会持续很久。尽管狄奥多里克本人不是东罗马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他甚至比阿斯帕更不像局内人），但他有可能会支持其他的皇位觊觎者。最后的清算不久就会到来。甚至在和伊卢斯作战期间，就有了流言蜚语，狄奥多里克因而返回君士坦丁堡，不过他派遣的军队仍在继续战斗。然而，一旦确保伊卢斯已被遏制，军队返回，狄奥多里克就在485年发起了公开叛乱。

据说发动叛乱时，狄奥多里克想到了阿玛图斯的命运，后者在476年被芝诺封为将军，但很快遭到暗杀。这是说得通的，但狄奥多里克可能也一直在思考巴西利斯库斯或伊卢斯的命运。当涉及分享权力或做出承诺时，芝诺是不可信任的，当然，在芝诺眼中，狄奥多里克同样不可信任。487年，事情已经到了终局。狄奥多里克向君士坦丁堡进发，给城墙外的一些富裕郊区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但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切断了部分引水道。当年他在这座城市做人质时，就知道它的50万居民是多么依赖色雷斯山上收集的雨水，但狄奥多里克并不想真正占领这座城市。与六年前的斯特拉波不同的是，他似乎也没有想过要做皇位候选人。他的目的是迫使芝诺以双方都能信任的方式最终解决对彼此的不满。然而，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芝诺一直在抵抗过于强大的下属的影响，而狄奥多里克就是这样一个人，尤其是在大部分色雷斯哥特人加入他的追随者队伍之后。

对于此后城外进行的谈判，没有留下详细的描述，我们甚至也不知道谈判花了多长时间。但最终（也许很快）双方都认识到不可能真正共存，于是达成这样的共识：哥特人去意大利是解决他们问题的理想办法。后来，正如你可能会料到的那样，来自意大利狄奥多里克朝廷的史料强调了他在此过程中的主动性，忽略了芝诺。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史料一定是错的，即使君士坦丁堡一方持完全相反的观点。早在479年，在埃庇丹努斯城外的那次会议上，狄奥多里克的注意力就转向了意大利。无论他当时的想法有多认真，从那以后，这个想法都一直在他的脑海中酝酿着。不管采取主动的是谁，双方都很快接受了这项提议。在长达一年的休整之后（这再次突出了这类行动所带来的后勤上的困难），488年秋天，哥特人的马车队从东罗马巴尔干半岛的西北部隆隆驶出：他们的目光坚定地盯着意大利富饶的新土地。 [38]

其他人有不同的想法。哥特人还没到达意大利边境，就不得不与格皮德人大战一场，与萨尔马提亚人也进行了一系列小规模战斗。当然，意大利也不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从476年开始，意大利就被奥多亚塞统治着，他并不打算辞职，即使狄奥多里克会让他辞职。格皮德人与萨尔马提亚人企图在途中削弱狄奥多里克的意志和力量，可能也是因为得到了奥多亚塞的好处。但狄奥多里克还是克服了这些障碍，亲自率军强行渡过了今天的武卡河（Vuka，靠近1991年那场可怕屠杀的发生地），经过维帕瓦河谷把他的车队及时带到了意大利，该河谷位于通过尤利安阿尔卑斯山脉的主要路线上，连接着弗留利低地（Friulian lowlands）和今天的斯洛文尼亚中部。在庞斯伊松提（Pons Isontii），奥多亚塞的军队正等着他们，但是在经历了489年8月28日的惨败之后，他的军队被驱赶到意大利本土。9月30日，狄奥多里克在维罗纳附近再次击败了他，似乎这已经够了。奥多亚塞逃到了拉韦纳，在5世纪时这里先成为西罗马的都城，在西罗马灭亡后依然作为都城，因为沼泽使它很难被攻破，其港口也很难围攻。

事实上，事情有一些波折。奥多亚塞手下一位名叫图法（Tufa）的将军先是投奔狄奥多里克的阵营，但后来又在489年结束之前再次改变阵营。同样，一支鲁吉人队伍487年在他们位于今奥地利的王国被奥多亚塞毁灭之后，投奔狄奥多里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被奥多亚塞的承诺吸引，转而效忠于他。在489—490年的冬季，狄奥多里克本人被迫躲进了一个坚固的堡垒，即帕维亚城。但在490年8月11日，在从洛迪（Lodi）到克雷莫纳（Cremona）的道路穿过阿达河（Adda）的地方，狄奥多里克赢得了第三场大捷。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收紧了套在奥多亚塞脖子上的绞索。图法的部队被消灭了，鲁吉人也回归了。492年8月，狄奥多里克开始从附近的里米尼对拉韦纳实施海上封锁。事情拖了很久，因为拉韦纳很难被攻占，直到493年2月25日谈判终于开始。3月5日，在同意分享权力后，狄奥多里克进入了这座城市。但是狄奥多里克在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度过的日子没有白费。10天后，在一个宴会上：

狄奥多里克本人冲上前去，一剑击中奥多亚塞的锁骨……致命的一击把他劈为两半，一直切到腰部。据说狄奥多里克惊呼道：“显然，这个可怜的家伙身上一根骨头也没有。”

就在同一天，奥多亚塞的主要支持者及其家人被集中起来屠杀。20年前开始的谋划终于得到了回报。 [39] 经过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经历了一系列的小战役和几场大战之后，狄奥多里克成了意大利的统治者。哥特人的统一是他通过谋略最终实现的。但狄奥多里克在君士坦丁堡学到的远不只是如何恶意达成协议。有了意大利的资源可以支配，这位还不到40岁的新国王开始了更加宏伟的规划，甚至比他之前所做的还要野心勃勃。复辟西罗马的第一次尝试就此拉开了序幕。

[1] 卡西奥多罗斯《信札》(Cassiodorus，Variae) 1.1，Hodgkin译（1886），141—142。对于希腊化时期的王权观及其在罗马时代晚期（几乎没有）经过基督教化的延续，最好的导论是Dvornik (1966)，MacCormack (1981) 探讨了这种王权观念在帝国仪式中的表现。

[2] 《哥特史》52.271。

[3] 紫袍家族，见《信札》 4.1; 9.1; 10.1—4等。《信札》9.25历数了各代人。《哥特史》14.79—81列出了更详细的阿马立家族世系表。

[4] 约达尼斯在《哥特史》前言2—3提到自己使用了卡西奥多罗斯的《哥特人史》。Momigliano (1955) 有一个著名论点，即约达尼斯为掩盖自己和卡西奥多罗斯的密切关系而说了谎；Goffart (1988)则持相反观点。两种观点都有其他支持者。我在Heather (1991)，c. 2 (1993)中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卡西奥多罗斯信件中与该争论特别相关的是《信札》9.24—25。

[5] 色雷斯哥特人在接下来发生的事中起了很大作用。匈人统治下的哥特人，见Priscus fr. 49。克里米亚和亚速海岸的哥特人，见普罗柯比《战史》8. 4.9 ff.; 《论建筑》 3.7.13。

[6] 《哥特史》48.246—252，在Heather (1989)中有详细阐述。

[7] 每年给瓦拉米尔的300磅黄金，见Priscus fr. 37。4世纪哥特人主导的切尔尼亚科夫（Cernjachov）文化中的可见财富与匈人时代的黄金反差惊人。例如，比较Heather (1996)第三章与Bierbrauer (1980)或Bona (1991)。Heather (2009)第五章较详细地讨论了匈人帝国起落的宏观影响，也完整列出了当前的学术成果。

[8] 对汪达尔人和西哥特人的更详细讨论及完整的参考文献，见Heather (2009)，c.4。克洛维，见图尔的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2.40—42。

[9] 关于城市建造的政治，见Dagron (1974)，参考Heather and Moncur (2001)，书中涉及元老院的建立及元老院在其后的政治作用。Grig and Kelly (2012)中有额外的贡献。

[10] 他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因此产生了许多浪漫传说，包括他成了“大理石皇帝”，像亚瑟王一样的传奇人物，会将君士坦丁堡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详见Nicol (1992)。

[11] Alföldi (1974); Mocsy (1974); Lengyel and Radan (1980)仍是最好的导论，尽管在那之后又有了许多新进展；例见Christie (1996); Whitby (2000)。

[12] Croke (2005) 启发我构想少年狄奥多里克的进城过程。对于与这座城市相关的考古研究发展，最好（也极为简明）的指南还是Mango (1985)，书中有全面的参考文献。

[13] Puzo (1969), 16.

[14] 关于罗莎蒙德，见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4.28。关于在送狄奥多里克去君士坦丁堡一事上的分歧，见《哥特史》52.271。

[15] Braund (1984), esp. 9–31.

[16] 关于利奥、阿斯帕和伊苏里亚人，见Brooks (1893); Thompson (1946); Scott(1976); Stein (1949), c. 10, (1950), c. 1等。

[17] 《哥特史》55.282 ff.；关于狄奥多西战胜萨尔马提亚人的文献，可参照《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PLRE）1, 905。

[18] 《哥特史》53.276；关于后阿提拉时代的余波，详细讨论参见Heather (2009),246及以下。

[19] 报酬，见Malchus fr. 2。根据Theophanes AM 5931，至少有一部分色雷斯哥特人从5世纪20年代开始住在帝国的领土上。该文本不是完全没问题，但可以与一系列其他证据互证，这些证据（狄奥多里克·斯特拉波与阿斯帕的姻亲关系，这些哥特人为君士坦丁堡提供卫戍部队，等等）突出表明，到5世纪70年代，他们已与君士坦丁堡的政治有了很深的关联。更多细节见Heather(1991), 251–263。

[20] 对于与古代晚期的罗马人所谓的“蛮族”身份有关的争论，我的观点详见Heather（2008），其中列出了较完整的参考文献。不同的观点可参考Gillett（2002）中的各篇论文和Halsall（2007）, c. 2；关于这一时期各种身份概念之间的知识联系，以及大规模的迁徙是否确有其事，见Heather（2009）, cc. 1 and11。关于潘诺尼亚哥特人倾向于务农的关键证据，见Malchus fr. 18.3, p. 430.5 ff.; fr. 20, p. 438.55 ff.; fr. 20, p. 446.199 ff.，进一步的探讨见Heather（1991）, 242 ff.。所有后来援引马尔库斯的历史残篇的内容都参考了Blockley（1983）的译文。

[21] 关于车队，见Malchus fr. 20, p. 448, l. 245; 可参考Heather（2009）, 28 ff.，其中列出了与迁徙习惯相关的完整参考文献。

[22] 抽签，见《哥特史》 56.283。维迪米尔的儿子维迪米尔在高卢可能收到两封来自利摩日主教鲁利修斯（Bishop Ruricius of Limoges）的信，见Epp. 2.61 and 63: trans. Mathisen（1999）。

[23] 向塞萨洛尼卡的进军，见《哥特史》 56.287。离开塞萨洛尼卡，前往意大利，见《哥特史》 57.289 ff.。

[24] 关于一次只能向一个群体付款的原则，见Malchus fr. 15, p. 420, ll. 10 ff.。

[25] 优卑亚，见《哥特史》56.285—7。斯特拉波与利奥的条约的文本，见Malchusfr. 2. p. 408. ll. 22 ff.。在10世纪之前，马尔库斯历史著作中的大量语录得以保存。关于拜占庭皇帝“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见Blockley（1981）, c. 4。Brooks（1893）仍然是对君士坦丁堡宫廷政治的优秀导论，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他倾向于把所有的伊苏里亚人都看作天然的盟友，然而证据很明显，当时有不同的群体，群体也各自有潜在的内部竞争。

[26] 对新兴的伊苏里亚考古的介绍，见Foss（1990）; Mitchell（1993）; Hill（1996）。

[27] 对巴西利斯库斯的兴衰的详细讲述，见Brooks（1893）; Heather（1991）, 272–278; Stein（1950）, c. 1。

[28] 关于阿玛图斯及其灭亡的信息，见《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2, 148。关于斯特拉波的1.3万人马，见Malchus fr. 18.4。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曾在皇帝需要时主动请缨，率领他的6 000“精锐人马”出征，把非战斗人口安置在迪尔拉奇乌姆城（Malchus fr. 20, p. 446.215 ff.），而守卫这座城市还需要2 000人（Malchus fr. 20, p. 440.83 ff.）。在这样的时候，他是不敢冒险的，因此他的士兵应该也是1万名左右。关于换边站，见Malchus fr. 18. 1。

[29] Malchus fr. 18.2.

[30] Malchus fr. 20, p. 444.175 ff.

[31] Malchus fr. 18.2, p. 428.30 ff.

[32] Malchus frr. 18.3–4, 20. 考古调查已经发现了这些哥特人攻击的一些证据：Pallas（1977）; Wiseman（1984），有参考文献。

[33] Malchus fr. 20, p. 446.212 ff.

[34] Malchus fr. 20, p. 446.226 ff.

[35] 479年年末马尔西安试图发动的政变是马尔库斯（fr. 22）讲述的最后一个事件。从480年开始，我们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安条克的约翰遗留下来的残篇，其译文见Gordon（1966）。关于斯特拉波之死，见John of Antioch fr. 211.5和其他史料，如《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2, 1076。

[36] 关于雷西塔克杀害两个叔叔，见John of Antioch fr. 211.5。雷西塔克本人之死，见John of Antioch fr. 214.3。关于大多数色雷斯哥特人可能会改变效忠的充分探讨，见Heather（1991）, 301 ff.。

[37] 典型的生动描述，见Brooks（1893）。

[38] 秋天，收获已毕，但是草还在生长，是采取这类行动的好时机。关于他的叛乱和对君士坦丁堡的行动，见John of Antioch fr. 214.4 ff.。

[39] 引文出自John of Antioch fr. 214a。关于对意大利征服的第二手讲述，见Wolfram（1988）, 278 ff.; Moorhead（1992）, c. 1。

第2章
紫袍哲学家

我们在前面看到，狄奥多里克是一位极其精明的冒险家，可以在谈笑间把对手一劈两半，然而，狄奥多里克统治意大利时的公认形象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他死后不久，他晚年的主要大臣之一卡西奥多罗斯对他做出了以下描述：

当他把国事暂放一边时，会通过与你谈话来了解古代先贤的想法，以便通过实际行动效法他们。这位思维敏锐的求知者十分好学，探询星星的轨迹、海洋的流向、涌泉的奇迹。他对万物的勤奋研究似乎让他成了一个穿着紫袍的哲学家。 [1]

与其说他是一个残暴的军阀，不如说他是一位探寻大自然最深奥真理的智者：《信札》（Variae ）中很多存世的信件都强化了这个形象，而这段话就来自其中之一。这些书信意在表现他是怎样进行统治的。这些信件是用无可挑剔但稍有些奇怪的晚期罗马拉丁文写成的，从中可以看到狄奥多里克忙着铲除腐败，伸张正义，修筑城墙和引水渠，甚至支持作为古典文化支柱的教育，并经常顺便进行一些古典的说教。外交事务也体现出他对于智慧的重视。在这方面，他的做法广为人知，那就是让在他势力范围内的主要王国之间建立一系列婚姻同盟，这些主要王国包括西哥特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和法兰克人的王国，此外还有一些小王国，后来，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在505年前后爆发了一场大冲突，他努力维持和平。

然而，如果看到表面之下的本质，那么，一个是曾经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让君士坦丁堡疲于应付的凶暴之人，一个是统治意大利的紫袍哲学家，这两种形象之间的反差就会很快消失。

卡西奥多罗斯

历史上每一位被载入史册的开明君王背后，都有至少一名出色的政治化妆师，狄奥多里克也不例外。卡西奥多罗斯不仅写了一部涉及国王年轻时事迹的《哥特人史》（我们在上一章就探讨了这部分内容，所依据的是约达尼斯重新加工的版本），还作为意大利哥特国王的高级官员写作并收集了他那个时代的很多官方信函，结集为《信札》。《信札》里有468件信函、敕令和书信模版（formulae），分散在12卷中，这些史料树立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智慧且热爱和平的狄奥多里克形象：这位高尚的哲学家想要让西罗马团结起来，防止它堕入野蛮和暴力。这也是一份需要十分谨慎对待的史料。

尽管乍一看它不像政治自传，但实际上它是一部特殊的政治自传（无论是通俗意义上的，还是这个词语最初意义上的）。这些信件中有很多是以意大利王国不同哥特统治者之名写的，大多是写给狄奥多里克本人的，但是在526年狄奥多里克去世到538年或539年卡西奥多罗斯最终离开政坛的这段时间里，也有不少是写给其继承人的。但卡西奥多罗斯在两篇前言中向读者保证，原始的信件确实是他起草的，并且《信札》中的信件也是他挑选并排序的。换句话说，《信札》其实并没有包括卡西奥多罗斯为他效忠的每一位哥特统治者所写的每一封信，所收录的信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政治自传可以说是所有文体中最靠不住的一种。它结合了自吹自擂和自我辩解，在历史学家看来它基本不可靠。卡西奥多罗斯的作品也不例外，尽管他在前言里写下了常见的瞎话，说自己是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为了公众的利益才承担这项工作的。在这部《信札》中，自吹自擂的成分十分突出，尤其体现在本章开头的引文中。这段话摘自卡西奥多罗斯为宣布自己被任命为高级官员而写的一封信。换句话说，卡西奥多罗斯就是那个彻夜与狄奥多里克交谈，向他讲授从哲学至天文的一切知识的人。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对于早期历史的评论家来说，这一形象是很有吸引力的，他们从哥特野蛮人对古典文化的渴望中找到了一些安慰，但是对狄奥多里克的统治来说，卡西奥多罗斯显然并没有那么重要，至少在其晚年之前都不重要。在493年早春把奥多亚塞劈为两半之后，狄奥多里克统治了意大利王国33年之久，直到他于526年8月30日逝世。在他统治期内，卡西奥多罗斯在507年至511年之间担任财务官，又在524年到皇帝去世期间担任最高级的文职职位——近卫军长官（praetorian prefect，首席财政和司法官员）。也就是说，在狄奥多里克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卡西奥多罗斯没有任何职位，尤其是在他统治的前十年里，而狄奥多里克统治的大政方针是在这一期间确定的。即使从511年到524年卡西奥多罗斯并没有在他的庄园虚度时光，除了他之外，我们依然可以令人信服地在狄奥多里克的朝廷上找到许多其他的罗马人顾问，其中有些对古典文化的了解即使不比卡西奥多罗斯更多，也至少和他一样多。只有在狄奥多里克33年统治的最后两年里，卡西奥多罗斯为我们描绘的关于二人关系的画面才看上去有些可信。 [2]

更重要的是，在卡西奥多罗斯创作《信札》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有很多问题要解释的人。那时，面对志在全面征服的东罗马大军，这个哥特王国走向了灭亡（这有时被人称作“再征服”，但君士坦丁堡以前从未统治过，甚至也从未试图统治意大利）。这场战争开始于536年，尽管《信札》最后几封信的确切日期不可能确定，但它们肯定写于538年年末甚至是539年的盛暑，此时不祥之兆已经显现出来。东罗马的军队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正迅速向卡西奥多罗斯和他效力的最后一位哥特统治者维提吉斯（Wittigis）逼近，他们躲在王国的最后堡垒拉韦纳。因此，卡西奥多罗斯是在失败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创作了这部作品。作为哥特政权的首席财务官，他本人至少在三个战季里帮助抵抗东罗马的军队。他的工作包括提供军粮和军饷，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随着哥特政权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在不得不做出令人不快的政策决定时，他很可能曾参与其中，尤其是在处决一些元老院人质时。在539年至540年之间，如果胜利的东罗马士兵会玩印有他们主要对手头像的扑克牌，那么卡西奥多罗斯的头像一定会在上面。因此，当拉韦纳在540年夏天沦陷时，他被押送到了君士坦丁堡。对于卡西奥多罗斯来说，《信札》要完成一个极其重要的使命：它必须向意大利那些来自东罗马的新统治者证明，他为什么会在他们已经来到意大利的情况下还继续为哥特国王服务。

有了这样的动机，歪曲历史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身为富裕的意大利地主，卡西奥多罗斯可能会失去很多，在最糟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失去生命。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在6世纪30年代末，他的策略与这些信件最初起草时的狄奥多里克十分一致，这一点已被其他史料所证实。对于继续为哥特国王服务这件事，卡西奥多罗斯自我辩解的中心论点是，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从根本上讲，他一直全心全意服务的哥特政权无论是在本质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罗马的”。如果上帝凭借无限的智慧，最终决定了要让君士坦丁堡胜利，那么凡人是无法对其提出质疑的，但就像《信札》中所暗示的那样，不能因此就责备卡西奥多罗斯本人，因为他始终都只是一个好罗马人，完全按照一个好罗马公仆的标准行事。因此，在王国倾覆时，卡西奥多罗斯的需要与国王在其权力鼎盛时期的宣传相呼应，都是要从根本上把狄奥多里克的哥特王国塑造成一个罗马政权，因此卡西奥多罗斯几乎不需要改变书信的内容。 [3]

先是狄奥多里克本人，后来是卡西奥多罗斯，他们都宣称意大利的哥特政权实际上是“罗马的”，而很明显，狄奥多里克所属的阿马立家族不久前来自旧帝国边境之外。要想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就有必要研究一下“罗马性”（Romanness）是如何被理解的，这个概念并非存在于真空中。自我定义时，往往需要另一方来展示自己所宣称的品质的对立面，对罗马人来说，另一方就是“蛮族”。晚期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确定了一些互有关联的特征，用于区分罗马人和蛮族。一个中心论点是，罗马帝国（或者至少是其精英阶层）的人比其他人更理性，因为他们在传统上接受的是古典文学的教育。理性被定义为个人运用智力控制身体激情的能力。沉浸在古典文学中，个人会接触到大量好坏行为的例子，如果适当地加以消化，身体就能得到控制。相比之下，蛮族人则受制于激情，完全无法走上理智的道路，尤其容易沉溺于肉体欲望的满足。就整个社会而言，个体成员更加理性意味着罗马人也愿意让即时的满足服从于成文法的规定，而这才是一个有序社会的保证。因此，对于罗马人来说，帝国社会的压倒性优势体现为受制于成文法律。在帝国后期，这种优势被概括为civilitas（大致可以理解为“文明”）一词。

基督教则使这种优越感有了另一个维度。希腊罗马的自然哲学认为，宇宙有一个基本秩序，其结构自始至终反映的是神圣的组织原则，这种原则从原始的混沌中塑造了宇宙。因此，从毕达哥拉斯和托勒密以降的观点来看，从地球到行星的距离反映了和谐的比率，严格合乎比例。深受异教皇帝的影响，基督教的罗马帝国宣称这种宇宙秩序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若不是神的命令，地上的君王就不可能掌权。这一观点被进一步发展，用来支撑这样一个主张：罗马帝国是神圣力量的特殊工具，其目的是完善人类。因此，该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认为，基督诞生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并非偶然。基督教的创始人和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出现在同一时期，这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更普遍地说，基督教皇帝擅自宣称自己为基督在世间的代理人。帝国的仪式呼应了上天的威严，基督教的神圣灵晕笼罩着皇帝和他的官员。因此，适当的古典教育能使个人认识到罗马生活方式的好处，以及它在神圣计划中的历史重要性。 [4]

狄奥多里克政权充分利用了这种“罗马精神”，尤其是宣称这一政权是神启示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在本书第1章开头他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核心思想，在《信札》的其他许多地方也能找到。幸运的是，有大量的外部证据表明，这种自我呈现是狄奥多里克自己的，而不是卡西奥多罗斯在拉韦纳面对越发收紧的东罗马的绞索，在绝望中做出的某种建构。最重要的是，拉韦纳有圣阿波利纳雷诺沃教堂（St Apollinare Nuovo）的镶嵌壁画，最初描绘的是威严地坐在宝座上的狄奥多里克，在他新建的宫殿里被朝臣环绕。他对面是“万有主宰基督”（Christ Pantocrator）和天堂的威严。画面表现的是，更大的权威（天堂）直接支持较小的权威（狄奥多里克）。他在意大利的宫殿（拉韦纳的宫殿最广为人知，另外两座分别在帕维亚和维罗纳）似乎模仿了君士坦丁堡皇宫的建筑风格。当然，狄奥多里克在那里当了10年人质，对其非常熟悉，他不仅建造了“帝国”宫殿，而且还在其中发起了对神圣统治者的帝国崇拜。在重大的公共场合，他有意效仿君士坦丁堡，宣扬自己统治的神圣性和神启性，比如他在公元500年上演的进入罗马的凯旋式，就完全仿照旧帝国仪式“入城式”（adventus）。 [5]

这是他自我展示中特别突出的一部分，因为他不是正统的基督徒，至少他的大部分意大利—罗马臣民是这样认为的。也就是说，他没有坚持325年尼西亚会议上规定的三位一体的定义，根据这一定义，圣父和圣子是完全平等的。和许多哥特人一样，狄奥多里克属于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在教科书中，这一分支被称为“阿里乌派”（Arianism）。这一教派得名于亚历山大里亚一位教士的名字，他活跃于4世纪20—30年代。我们并不知道阿里乌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他的作品只留下了一些片段，而且是因为他获胜的对手引用才留下来的，而他们往往会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们认为最具破坏性的部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狄奥多里克所属的基督教分支完全起源于罗马（而不是出自蛮族的奇谈怪论），并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继承阿里乌的教义（不管教义是什么）。它实际上代表了尼西亚会议以前根植于福音书证据（例如，耶稣向圣父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归根结底，这听起来并不像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的传统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分支，在4世纪70年代哥特人第一次大规模改信基督教时，这一信仰还属于正统。在经历了两代人的犹豫之后，4世纪80年代，罗马世界果断地转向尼西亚正统，而哥特人中的大多数和其他接触到基督教的蛮族人保留了旧的信仰，宁可把圣子定义为与圣父“相似”，而不是像尼西亚会议所声称的那样，两者是“同一实体”。

鉴于他统治的是意大利，教宗和尼西亚正统学说的总卫道士的所在地，你也许会认为，狄奥多里克宣称自己是上帝指定的这一说法可能会引起分歧。不是这样的。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狄奥多里克和天主教会都非常尊重对方。例如，在500年他进入罗马的盛大入城式中，狄奥多里克说教宗“就像圣彼得本人”，他的赞扬得到了应有的回报。罗马教会本身因为一场教宗继承的争论而分成两派时，也寻求国王的斡旋。这个分裂就是所谓的劳伦蒂乌斯分裂（Laurentian schism），得名于参与者之一，也是最终的失败者劳伦蒂乌斯（Laurentius），与他对立的一方是教宗西马库斯（Symmachus），因此劳伦蒂乌斯注定要被当作僭称教宗记入史书。曾经有人认为，狄奥多里克对这场争论的处理带有浓厚的偏袒色彩（在维基百科的相关文章中，我发现这种观点现在仍然存在），但是，关于这场争论有大量的文献得以保存，其中最好且最新的学术研究已经得出结论：这位国王不辞劳苦，努力做到不偏不倚，遵循既定程序办事，尽其所能促成了迅速和解。虽然如此，这场争论仍然用了8年时间才得以结束。该争论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表明天主教会实际上承认了狄奥多里克的合法性。

在正式的教会会议上，他也得到了类似的认可。499年3月罗马宗教会议的官方记录流传了下来，读来趣味横生。会议开始时，聚集在那里的教士都跳起来大声喊道：“基督，请听我们说。狄奥多里克万岁！”他们这样重复了30遍。这样的赞美是帝国仪式的常规部分，但是教士们完全没有提到皇帝阿纳斯塔修斯。许多教士也愿意从实际行动和意识形态方面为狄奥多里克服务。例如，507年，一位名叫恩诺迪乌斯（Ennodius）的天主教执事在国王面前发表了公开的赞颂，解释了上帝是怎样将狄奥多里克送到意大利，以镇压好像被恶魔附了体的奥多亚塞。 [6] 尽管他有自己独特的信仰，狄奥多里克还是宣称他的统治受到了神的启发，在所有的教会事务中都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并得到了他统治范围内主要教士的适当回应。

从狄奥多里克政权的宣传和公开行动中，也可以看出他对“罗马精神”的其他基本要素非常熟悉。狄奥多里克特别认识到成文法律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也意识到通过古典教育进一步提高个人理性的重要性。恩诺迪乌斯的赞颂进一步指出，支配狄奥多里朝廷的是ius（应得）和civilitas（文明），ius指罗马法的基本，就像前文提到的那样，civilitas是成文法所产生的一种更高级的文明状态。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个人真正自由（libertas）的概念，而只有遵守这一法律的人才能获得这种自由。卡西奥多罗斯写给狄奥多里克的许多书信都要求尊重罗马法，引用它，对其基本的正确性进行思考，有的还提到这位国王所维护的持久文明。 [7] 教育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恩诺迪乌斯的赞颂再次强调了狄奥多里克在君士坦丁堡所接受的古典教育的重要性。正如我们所见，在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狄奥多里克声称正是这种教育教会他如何正确地统治罗马人。《信札》中的许多信件强调了他对教育的关注，或者更好的表达是他希望人们看到他对教育的关注。他宣称教育是道德的关键。通过教育，个人学会了自我控制，而没有自我控制，也就不可能服从罗马的法律。同样，缺乏自控能力的人也不能被信任去管理他人。为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是文明），教育必须起到应有的作用，而狄奥多里克家族希望人们看到他们资助语法学家，也是有原因的。 [8]

于是，他们动用了一整套手段让人们明白，在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狄奥多里克的政体是“罗马的”：它与上帝对人类的计划是一致的。颂词、官方信函、硬币（狄奥多里克的一些钱币上刻着“invicta Roma”，意为罗马不可战胜）、视觉表现和建筑都被用来维持这一主张及其支柱——对罗马法律和古典教育的尊重。所有这一切最充分且最清楚的表达可以在《信札》中找到，但其中的思想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政权的基调在卡西奥多罗斯上任之前就已经确定。对于卡西奥多罗斯在晚上休息时对狄奥多里克进行有益指导的描绘也是在后者去世之后才出现的。卡西奥多罗斯的自命不凡是一回事，但毫无疑问，狄奥多里克政权坚决实行自我罗马化的方案是由他本人设定的。 [9] 一个来自阿马立王朝的哥特军阀，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周折地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罗马人呢？

作为罗马人的重要性

这有时被归因于情感因素：一种对帝国一切事物的深刻尊重。但是，这并没有恰当反映出狄奥多里克在营造其意大利政权的公开形象时的深思熟虑。这也与狄奥多里克在巴尔干时的形象不符，那时，如有必要，他就会与东罗马正面对抗。他之所以渴望与君士坦丁堡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只要再多想想，就能得到更令人满意的答案。狄奥多里克坚持罗马精神，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坦率地说，是一种野心勃勃并且非常实用的策略。

借用罗马统治的意识形态，狄奥多里克掌握意大利统治权的行为就有了一层语言和仪式的外衣，其罗马臣民（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员）立刻就可以理解，他的政权在众人面前也获得了一个特别可靠的基础。这样，人们就更容易对他在意大利着手建立的政权做出积极回应，这对双方都有明显好处。以天主教教士为例，狄奥多里克声称自己是由上帝任命的，也照此行事——比如，对罗马主教表现出近乎夸张的尊敬——这样一来，教士就能在会议祈祷时明确接受他的说法并以报之以恭敬。教士们得以保留他们在基督教帝国统治下一个半世纪积累起来的所有利益，包括土地、收入、权利和由此产生的影响，甚至可以要求获得新的利益。就这样，狄奥多里克从教士的认可中获得了额外的合法性，甚至对教会这个强大的机构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不过在像教宗选举这样的重大事件中，他还是会小心翼翼地公平行事。从同时代非洲的汪达尔人那里，可以看到不和教会互相示好的危险。汪达尔人的统治者与狄奥多里克属于同一个基督教分支，但他们的国家和教会却冲突不断，汪达尔人有时会迫害天主教徒。在关系最糟糕的时刻，他们之间的冲突使王国实际上陷入内战，特别是在484年，给天主教会的建筑和收入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更不用说其在王国大部分地区的声望和影响了。这种冲突不仅使汪达尔国王难以与天主教教士保持良好关系，而且还破坏了他们与一些较富裕的罗马臣民之间的关系，因为此时他们大多是天主教徒。在这样的冲突中没有赢家。 [10]

狄奥多里克精心设计的自我展现也意在赢得意大利社会世俗精英的心。世俗精英包括一些大家族，其数量相对较少，却控制着王国的财富。和天主教会各机构一样，他们的社会地位建立在他们拥有的土地之上。这些土地为他们提供了财富，也让他们得以主导当地的政治和行政。事实上，在帝国统治下，正是因为他们愿意从自己庄园的农业活动中，以及从佃户和社会地位较低的人那里收税并交给国家，才支撑起了整个帝国大厦。军事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者大可以用强力迫使人交税，但税收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成功收税，人们的同意是很重要的。在罗马帝国，税收是国家从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手中买来的，国家给他们好处，部分是通过授予官职，但更根本的是通过法律体系。由于人数相对少，拥有的财富却很多，罗马的地主精英们很容易受到那些比他们不幸得多的人的攻击。如果把所谓理性、受神启示的社会秩序之类的胡扯放到一边，我们就会看到，罗马法其实就是定义和保护财产权的。因此，国家创造和国家支持的法律体系是现有精英阶层社会主导地位的基本支柱。这确实是一种基本的交换条件，使他们愿意征收和缴纳税款。

在这方面，狄奥多里克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坚定的罗马精神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对罗马法的延续做出了基本的承诺。从本质上讲，这相当于向意大利的罗马精英们（更不用说那些更富有的教士）明确保证，在新的政治时代，他们仍可保有自己的地产。旧的协定将受到新管理者的尊重。这也远不仅仅是因为狄奥多里克的惰性。在与奥多亚塞的斗争中，他一度威胁要取消所有那些没有积极支持他的罗马地主的遗嘱权。受影响的人将失去把财产留给他们选择的继承人的权利，因此将面临实际上的剥夺。最终，在米兰主教埃佩法尼乌斯（Epiphanius）领导下的使团面前，狄奥多里克做出了让步，地主们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下。 [11] 我怀疑狄奥多里克并没有真的打算实施这一政策，至少不会全面实施，但这一威胁是一个有益的提醒，即如果新国王愿意，他是可以做些事的。对意大利的罗马地主来说，威胁的提出和撤销清楚地表明，积极参与新政权的政府结构是非常明智的。

它还帮助狄奥多里克解决了执政初期无法避免的公共关系方面的大问题。关于这位意大利的新统治者，有一点显然不是罗马的，那就是他从巴尔干带来的军队。其中一些人，尤其是以前的色雷斯哥特人，长期以来一直领取罗马帝国的薪饷。但是在反叛时，即使是色雷斯哥特人同盟也没有表现出正常的罗马军队的样子，而狄奥多里克带来的潘诺尼亚哥特人、鲁吉人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人都没有罗马血统。到了493年，一些军队已经跟了他近20年。在此期间，他们行军数千里，战斗无数次，在一些主要战役中幸存下来，包括进入意大利之前和之后的所有战役。自始至终，狄奥多里克都无法简单假定其追随者是忠诚的，而是不得不去赢得他们的忠诚。他父亲一死，哪怕是老部队潘诺尼亚哥特人的忠诚，他也要去努力维持。5世纪80年代中期，他已赢得大部分色雷斯哥特人的支持，同样的问题又发生在意大利，鲁吉人见风使舵，倒向他们认为对自己更有利的一方。如今，在他的种种努力之后，他的军队赢走了头奖，获得了意大利及其所有的财富。这个巨大的成功让军队过去的忠诚问题以另一种形式出现。通过惊人的武力和耐力，他的人完全控制了一个极其富裕的国家，他的追随者自然期待获得充足而适当的回报。

这是一个潜在的巨大问题。在论功行赏的问题上，狄奥多里克不能有丝毫吝啬。不能按照追随者的期望来做出回报的中世纪早期统治者往往活不长，而且会死得很惨。在古代和中世纪早期，财富只有一种基本的形式：土地和土地的产出。于是问题来了。如果意大利—罗马的地主精英们（无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能够规规矩矩，那么其他事情就太好办了。然而，狄奥多里克的战士们需要报酬，而如果不从既有意大利精英们的地产中拿，要去哪里获得必要的资金呢？

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事态就可能完全失控。发生在意大利的奖励过程并没有失控，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早已熟知，甚至意识不到当时的情况有可能引向灾难性后果。失控的可能的确是存在的。《土地调查清册》（Domesday Book）生动呈现了当胜利的军队不受约束地夺取土地时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在黑斯廷斯战役后的20年里，几乎在整个英格兰，诺曼贵族和他们的追随者取代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地主。狄奥多里克的哥特军队不仅比威廉的更加庞大，而且在后罗马时代的西部，在军事化入侵者的控制下，其他地方的罗马地主在5世纪90年代就已在走向灭亡（同样，尤其是在不列颠群岛）。 [12] 狄奥多里克的政权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在《信札》中几乎没有讲述。部分原因是，在507年卡西奥多罗斯担任他的第一个正式职位之前，这项工作就已经完成。因此，我们对此事的细节知之甚少。然而，解决方案的主要轮廓基本上还是可以拼凑出来的。卡西奥多罗斯告诉我们的两件事都很重要。第一，狄奥多里克任命了一个罗马的负责人来帮他寻找解决办法，他就是彼得勒斯·玛策林·费利克斯·利贝里乌斯（Petrus Marcellinus Felix Liberius），常被简称为利贝里乌斯。他来自罗马旧地主和元老院成员的家庭，他的贵族血统毋庸置疑。他在奥多亚塞手下开始从政，因为在旧主去世之前拒绝投靠狄奥多里克而受到褒奖。直到奥多亚塞在拉韦纳宴会厅的地上倒成一堆（如果我们掌握的史料没错的话，应该是两堆），利贝里乌斯才投奔狄奥多里克。他被任命为近卫军长官，全面负责将军队安置在意大利的乡村。第二，卡西奥多罗斯说，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使哥特军队获得了适当的财富，而罗马人却“几乎感受不到任何损失”。同样的提法再次出现在执事恩诺迪乌斯写给利贝里乌斯的信中，前者长期在狄奥多里克朝廷的边缘晃荡，以寻求好处。所以这显然是狄奥多里克政权官方的说法。 [13]

然而，高压政权（即使是古代的）的官方说法不一定与现实有多大关系，那么对于利贝里乌斯的做法，我们究竟知道多少呢？由于战略上的需要，他的任务更具体了，某种程度上也更加复杂，因为狄奥多里克不能将他的武装追随者分散在意大利的各个角落，毕竟这是其军事力量的基础。6世纪30年代晚些时候，东罗马军队入侵意大利。他们发现哥特人集中聚居在东北和西北部、拉韦纳周围和南部沿海地区，以及穿过亚平宁山脉从拉韦纳到罗马的要道两边。这样的分布非常合理，覆盖了所有可能从北方进攻的主要路径、东罗马从海岸东方进攻的主要路径，以及王国两个政治中心之间的关键通道。 [14]

定居点集中地以外的地区是最容易处理的。这些未受影响的地区中正常税收的三分之一被指定给军队作为进一步的支持，被用作现金补助（被称为捐赠），定期发给处于参军年龄的合格男子。用拉丁官僚惯常的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话说，这些地区是“三分之一区”（tertiae）。此外，东罗马的史料坚持认为有土地授予现象，这也很有道理。近年来，有人极力否认在5世纪90年代有土地转手的情况，但这些都建立在默证的基础之上，即罗马地主并没有抱怨土地被剥夺。但是，关于狄奥多里克的统治，现有的相关史料全是官方的，因此你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抱怨，虽然，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卡西奥多罗斯和恩诺迪乌斯所重复的官方的说法，也没有说罗马人没有遭受损失，只不过损失不太大而已。如果连官方史料都愿意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接受它。5世纪90年代中期，的确有所有权易手的情况。

利贝里乌斯和他的团队究竟是怎样找到必要资源的呢？在军队的具体驻地，各个地方的情况各不相同。一方面，不同规模的军队驻扎在不同的地方，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这些群体中有一些已经有了相当复杂的社会结构。此外还有两个等级的武士和没有武装的奴隶。似乎不同的武士等级有资格获得不同的土地分配，也许在法律上和数量上都是如此；奴隶们似乎不太可能得到任何东西。然而，利贝里乌斯一直知道的是，每个地区有多少土地（以其产生的年收入衡量，而不是以其面积），以及谁拥有这些土地。正是为了征税，晚期罗马帝国保存了这些信息的详细记录，我们知道这种官僚结构在奥多亚塞统治时期仍然存在。因此，对于利贝里乌斯来说，所有必要的基本资料都是可以得到的，而这就是他发挥政治技巧的地方：平衡哥特人的所得和罗马人的损失，尽可能让双方都满意。在这方面，他很有创造力。

他各种解决方案的细节已经完全无迹可寻，但可供他选择的方案还是可以重构的。在有些地方，这项工作可能并没有那么困难。奥多亚塞在476年开始统治时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脱离罗马帝国的轨道，税收收入已不足以像往常那样支持帝国军队，而这正是意大利军队容易叛乱的原因。奥多亚塞的一些部队被狄奥多里克重新雇用，但有些没有。至于那些没有被重新雇用的队伍，它们的所有物就成了不需要付出政治成本就能得到的资产。从政治角度来说，另一种低成本的土地储备是属于城镇和各种自治机构（澡堂、行会等）的公有土地。5世纪50年代，汪达尔人征服了罗马帝国的中部行省，大量罗马地主流离失所，当帝国的管理者（和利贝里乌斯及其团队一模一样）不得不在北非的其他地方为他们寻找土地时，他们就将目光转向了这种资源。虽然无法证明，但是我倾向于认为，失去部分土地的私人土地所有者能通过税收减免获得补偿，这样一来，他们实际年收入受到的影响将尽可能小。换句话说，利贝里乌斯手下的管理者（我相信他做的是政策制定，而不是细节）将队伍与特定地区匹配的具体过程应该是复杂而多样的，肯定也很费时间。 [15]

最终，任务还是完成了，当利贝里乌斯在公元500年正式从他的职位上退下来时（也许这的确标志着这一定居过程的结束），老板显然很高兴。利贝里乌斯被授予了一个完全是荣誉性的却极有声望的罕见头衔：贵族。就我们所知，这完全是实至名归的。罗马的土地所有者仍然十分活跃，不公正的定居过程从未被作为对政权的批评而提出过，哪怕在6世纪30年代东罗马人试图诋毁它时（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也没有，而狄奥多里克的军队似乎也很满意。虽然后来国王不得不处死一些贵族，但是没有任何大规模叛乱的迹象，而如果他们的期望没有普遍得到满足的话，这样的叛乱肯定是会有的。的确，《信札》中有关哥特军队的内容很少，最近有人据此提出，狄奥多里克最初的追随者都对他们所得到的非常满意，从5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原来的军队基本融入了意大利的社会生活，安心制作橄榄油和葡萄酒。你甚至都不需要认为狄奥多里克的军队在文化方面基本上是哥特人的，就可以发现这种描绘很不可信。

首先，如果去找的话，还是可以在卡西奥多罗斯所收集的信件中找到定居之后军队管理方面的小片段。我们看到，狄奥多里克会召见来自特定地区的小团体来接受他的捐赠（显然，为了使该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必须保留一份有资格个人的名册），会为了保护某个已经过了服兵役年龄、生活困难的老兵而做出特别安排，甚至会批准一个小团体选出的领导者作为当地哥特人的首领（prior，字面意义为“第一人”），他的继任者有时也会这样做。 [16] 当然，最初这样的安排可能有更多。当王国在他旁边轰然倒塌时，从档案中找出与哥特军队有关的信件对卡西奥多罗斯并没有什么好处。尽管如此，幸运的是，有更充分的证据表明，5世纪90年代以后，狄奥多里克的军队依然存在，依然十分重要。因为，虽然他自称的“罗马精神”在外交事务中肯定起了一定的作用，也让罗马地主们对一切都感觉更好，但在最初征服意大利之后，在狄奥多里克政权后来的命运中，军队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些活动使哥特人最冠冕堂皇的主张有了实质性的内容。

哥特史两千年

关于狄奥多里克在意大利的统治，完整的叙述无法重构。卡西奥多罗斯已经佚失的《哥特人史》中最初有哪些内容，很难说。这本书诞生于6世纪20年代初国王在位的最后几年，多达12卷，肯定带着得意扬扬的基调。但我们不知道每一卷有多长，而约达尼斯选择了将其中涉及狄奥多里克成年后活动的内容排除在外。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约达尼斯的《哥特史》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狄奥多里克从君士坦丁堡归来以及473年向塞萨洛尼卡挺进之前发生的事件，但对于其后53年的历史，他的叙述拼拼凑凑，只讲述了很少几个亮点。接着是对狄奥多里克死后事件（不可能出自卡西奥多罗斯的原作）同样简短的总结，最后以维提吉斯在540年的投降作为结尾。

这次投降把卡西奥多罗斯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同样也是这次投降让他开始《信札》的写作。在记录这次投降时，约达尼斯做了如下评价：

一个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著名王国和勇敢民族，在延续了差不多2 030年之后，终于被战胜了。 [17]

2 030这个数字非常奇怪，实际上，它只可能推算自对所谓哥特王国建立2 000周年纪念的记录。540减去“差不多”30，大概相当于510年，在卡西奥多罗斯已经佚失的历史作品的时间范围内。事实上，我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约达尼斯在卡西奥多罗斯的作品中找到了这个所谓的周年纪念，尤其是因为卡西奥多罗斯在写作其历史时已经确定了自己计算年代的形式，他之前刚刚创作了一本世界编年史，一直写到519年。因此，从为哥特人发明这样一个盛大的周年纪念上，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想象力是多么丰富。同样重要的是，当你回到狄奥多里克的统治可以重构的那部分时，就这个最庄严的纪念日而言，也只有一个可能的时间。要想理解为什么，我们有必要再一次深入《信札》中我们面对的双重形象塑造的背后：随着6世纪30年代末期哥特王国的瓦解，卡西奥多罗斯非常需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因此狄奥多里克最初宣称的“罗马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我不相信所谓的哥特人的斯堪的纳维亚血统（这个说法同样来自《哥特史》，卡西奥多罗斯的历史可能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对于狄奥多里克的外交政策，最初阅读《信札》给人的印象是，他简直是一个铆足了劲的挪威和平使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沉迷于外交联姻。他本人娶了克洛维的妹妹；他还拥有许多女性亲属，而且不怕利用她们。因此，她们中的许多人嫁给了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的国王或王子。在后罗马时代的欧洲，建立一个以阿马立家族为中心的家庭和谐网络，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有利于国际和平呢？

他在处理当时的重大国际关系问题上也颇有成效：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东问题，而是高卢问题。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被废黜，那时的高卢并不是像恺撒发现时的那样分成三部分，而是分成四部分。这里的支配力量是西哥特王国，它控制着从卢瓦尔河谷向南的一切，除了形成勃艮第王国核心的罗讷河中上游，罗讷河进入地中海的下游地区，即现在法国的里维埃拉（Riviera），也掌握在西哥特人手中。高卢最东北的地方处于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而从苏瓦松向西的全部地区都处于当地某个多少算作罗马军队的势力的控制之下。

几十年后，在狄奥多里克如日中天时，势力大幅壮大的法兰克人对既有局面构成了挑战。正如我们所见，这与狄奥多里克王朝崛起的过程很相似。在法兰克人这里，希尔德里克和克洛维这对父子，尤其是儿子，联合了许多以前独立的战团，建立了空前庞大的权力基础（见前文），公元6世纪的前10年，他们忙着重新绘制后罗马时代西部的地图，尤其是高卢。此时，西北地区的罗马各部族早已被征服，而法兰克人也在向南部的西哥特王国和勃艮第王国施加压力。克洛维还盯上了勃艮第人东北方的邻居阿勒曼尼人（Alamanni）。这一切在505年左右达到了高潮，当时克洛维先是打破了阿勒曼尼人的独立，然后对西哥特人形成包围之势，迫使勃艮第人成为他的小帮凶。507年，爆发了著名的武伊勒（Vouille）战役，在这场战役中，西哥特军队被粉碎，他们的国王阿拉里克二世（Alaric II）被杀。根据法国的民族神话，在一定程度上，现代法国的疆界就此形成，分裂的高卢变成了统一的法兰西。 [18]

从这一年起，《信札》保存了一系列的信件，这些信件是狄奥多里克为了维护那个时代的和平而写的，虽然大大提升了他的历史声望，但是他这方面的努力却付诸东流。空气中可能弥漫着战争的味道，但狄奥多里克并没有被吓倒。在写给姻亲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的信中，他说：

不要让盲目的怨恨蒙蔽你的理智。自我克制对长远有利，有助于部落的存续。而愤怒往往会引发危机。只有当正义在对手那里找不到立足之地时，诉诸武力才会有用。 [19]

对于夹在中间的勃艮第人的国王贡多巴德（Gundobad），他在信中既有训诫，又有恳求：

伟大的国王（克洛维和阿拉里克）不应该在他们之间挑起令人遗憾的争执，他们自己的不幸也会伤害到我们。因此，请你出于同胞之情，在我的协助下，努力恢复他们的和谐。 [20]

对于强大的克洛维，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知道我忽略了你们之间的纷争，你会怎么看我呢？不要打仗了，你们中间总有一个会落败而自取灭亡……我已经决定差遣我的使者到阁下那里去。我也借着他们送信给你们的兄弟和我的女婿阿拉里克，无论如何不能让外邦人的恶意在你们中间播撒纷争的种子。你们应该和平共处，通过朋友的调解，结束你们的争端……你应该信任为你的好处而欣喜的人，因为把别人引向危险道路的人肯定不会是一个诚实的顾问。 [21]

也许这一切最终都是徒劳的，但《信札》中的狄奥多里克无可挑剔，他派遣和平使者拿着他写的信穿梭在后罗马时代的西方宫廷，竭力避免即将到来的摊牌。事实上，把这些信与本书开头他写给阿纳斯塔修斯的那封不同寻常的信放在一起，一幅几乎无法抗拒的迷人画像就浮现了出来。狄奥多里克就这样名垂青史，作为一名曾经的罗马人质，在君士坦丁堡的10年里，他深受罗马价值观的影响，在此后的生涯中，他试图在一群接管罗马帝国西部其他区域的桀骜不驯的野蛮人中间维持秩序。

但是，我们面对的依然是狄奥多里克对他的政策及其动机的自我表述。如果现代政治史对我们有所教益的话，那就是它一再强调，你绝不能不加审视就接受任何政治领导人的自我展示。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的只是狄奥多里克书信中的一小部分，卡西奥多罗斯认为，这部分书信能够最好地展现他对这位国王及其继任者的服务。我们已经有了两个需要谨慎的理由。而且，正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相对于罗马的价值观，年轻的狄奥多里克总是对追求罗马的金钱更感兴趣。因此，从整体上看，有关高卢危机的证据表明，此时狄奥多里克的外交政策远不像《信札》表面上显示的那样和平，对此我们应该不至于感到惊讶。

回头说他写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从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定程度的颠覆：狄奥多里克的权力和整体的“罗马精神”直接来自上帝，而不仅仅来自他在君士坦丁堡度过的岁月，这让他和东罗马的皇帝一样合法，一样是适当意义上的“罗马的”皇帝，并且也和东罗马的皇帝一样，凌驾于其他统治者之上。在提出这些初步观点后，信中继续说：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派遣使节前往无上仁慈伟大之陛下那里，使因种种原因而被破坏的和平，通过消除我们之间的一切争端，得以牢固地恢复。因为我们认为你不会让两个国家（东罗马和西罗马）之间存在任何不和。毕竟，在古代君王的统治之下，两者曾经结为一体。两者的联合不应该仅仅建立在同胞之情的基础上，而是应该竭尽全力，互相帮助。在罗马王国里，应当只有一个意志，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在恭敬地向你致意的同时，恳请你不要剥夺我们对你的温和之情的崇高敬意。如果你的温和之情从来没有给予过别人，我们有权希望得到它。 [22]

就这样，这封信的后半部分不知不觉中成了一张缴款通知单。因为狄奥多里克掌管着世界上唯一的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国家，所以君士坦丁堡应该与狄奥多里克建立和平和谐的联盟。哥特人的“罗马精神”已经成了一种有效的修辞手段，用来抨击皇帝，以结束所有的争端。

狄奥多里克没怎么掩藏自己的锋芒，证据表明这不是孤例，事实上，这是他与君士坦丁堡关系中的常态。例如，学者们花了大量笔墨，试图弄清楚在488年或489年把狄奥多里克送到意大利的协议的本质。这反映了史料方面的一个基本分歧，读过之前的内容后，我们已经可以料到分歧点在哪里了。东方的史料强调了皇帝芝诺的主动性，认为狄奥多里克是作为一个完全依附于他的下属去统治意大利的，而西方的史料（许多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狄奥多里克的宫廷）则强调了狄奥多里克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这个外交协议旨在解决眼前危机，要知道当时有成千上万全副武装的哥特人等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像许多意在解决眼前危机的协议一样，这一协议之所以难以明确，正是因为它仅仅想在短期内把双方的分歧糊弄过去，指望着双方经历一段时间的和平之后，长期内不会再想重燃战火。协议从一开始就是敷衍，在意大利成功掌权之后，狄奥多里克便开始坚定地就协议条款重新谈判了。

我们知道，第一个使团早在491年就到了芝诺那里，第二个使团在492年芝诺去世后到了阿纳斯塔修斯那里，但完整的协议是在497年或498年第三个使团赢得了君士坦丁堡的让步之后才签署的，其中的条款包括向拉韦纳送皇家服饰。

意大利发生的情况远不止于此。我们已经提到，在正式的场合，总是会有仪式性的大声欢呼，不但欢呼的是狄奥多里克的名字而非东罗马皇帝的名字（以前可能是），而且狄奥多里克的雕像也被放置在尊贵的位置，东罗马皇帝的雕像则被放到了他雕像的左侧。当然，能有雕像就已经不错了，但是东罗马皇帝希望自己的雕像能够放在右侧。此外，狄奥多里克还赢得了或者说霸占了授予罗马国家主要荣誉的权利，如决定执政官的提名、贵族的任命和元老院成员的人选，他还对罗马贵族和天主教会的要人都拥有完全的法律权力。 [23]

我们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阿纳斯塔修斯在498年明确同意的，又有多少是狄奥多里克自作主张的。但是皇帝显然同意了很多，因为皇袍被送去了，狄奥多里克提名的执政官人选在东方得到了承认。还有十分重要的另外两点我们可以绝对肯定。首先，这些不是白白得来的，而是狄奥多里克用进攻性的外交手段争取来的，也就是《信札》里那封写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透露出来的外交手段。其次，君士坦丁堡方面的外交让步，加上狄奥多里克方面的自作主张，说明了一件事，而且只能是一件事：从498年起，狄奥多里克就开始享有西罗马皇帝的所有权利和特权，身穿皇袍，住在一座仿照君士坦丁堡风格建筑和装饰的宫殿里。正如他在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所述，狄奥多里克显然在君士坦丁堡学会了如何作为罗马人进行统治，而且是作为一位不折不扣的皇帝，而不是作为一个下属。再思考一下，很快就清楚了，不仅仅是他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狄奥多里克的整个外交政策都是在完全相同的前提下运作的，即使在他看起来在从事穿梭外交时也是如此。

最早感受到狄奥多里克威力的外邦势力是非洲的汪达尔人。在奥多亚塞时代，汪达尔人对西西里保持了部分控制，并以不再对其发动攻击为前提榨取保护费。早在491年，狄奥多里克的军队就在那里打败了汪达尔人，因为汪达尔人企图利用狄奥多里克对奥多亚塞的战争浑水摸鱼。这导致汪达尔人放弃了对西西里财富的控制，大约在公元500年，两个王国缔结了婚姻联盟。一笔丰厚的嫁妆，连同新娘——狄奥多里克的妹妹阿玛拉弗里达（Amalafrida）一起，被送给了汪达尔国王色雷萨蒙德（Thrasamund），但这位东哥特公主的送婚队伍是一支据说由5 000人组成的军队，其中一些人在婚礼结束后留了下来。婚姻双方并不平等。大约10年后，狄奥多里克发现色雷萨蒙德在积极支持他的一个对手。非常“失望”的哥特国王写信给他的妹夫：

我们相信，在这件事上，你不可能同你的妻子商量过，因为她既不会愿意看到自己的哥哥受到伤害，也不会愿意看到她丈夫的名誉因为这种可疑的阴谋而受到玷污。我们已经派出了大使……他们将与你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色雷萨蒙德回复后，狄奥多里克写了另一封存世的信：

你这位最通达的君王已经证明，聪明人知道怎样改正自己的错误，而不是像畜生那样固执己见。你以最高贵、最真诚、最像国王的方式自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并衷心接受你从这罪恶中得到的净化。至于你送来的礼物，我们心领了，但是不能接受。请你将其归还你的府库，好叫人看出，我们发怨言原是因为热爱正义，而不是因为贪图钱财。 [24]

这一交流完美地表明了此时意大利和北非之间关系的性质。色雷萨蒙德俯首听命，马上试图通过送礼来重新获得狄奥多里克的好感，但是狄奥多里克根本就不吃这一套。在送礼的语言中，把礼物退回去，不管说得多好听，总是一种蓄意的侮辱。狄奥多里克在警告色雷萨蒙德，汪达尔王国依然处于以观后效的状态。

狄奥多里克下一个有记录的扩张行动发生在504—505年，他在多瑙河中部地区扩大了王国的疆界。他从奥多亚塞那里继承了达尔马提亚的部分地区和萨维亚（Savia）行省。通过一场针对特拉塞里库斯（Trasericus，他父亲在488年年末试图阻止狄奥多里克进军意大利时被杀）的格皮德人而精心策划的战役，他得以兼并古罗马的第二潘诺尼亚行省及其主要城市——前帝国首都锡尔米乌姆（Sirmium）。狄奥多里克并没有从与君士坦丁堡的冲突中退缩。阿纳斯塔修斯并不乐见哥特人日益强大，他组织了一支主要由保加尔雇佣兵组成、由一位帝国将军领导的军队进行干预。这支军队也被狄奥多里克打败了。 [25] 因此，即使在征服意大利之后，狄奥多里克也远非一位和平缔造者。对君士坦丁堡的侵略，对汪达尔人的支配，在多瑙河中部的扩张，尽管叙事来源零碎而简短，但足以证明狄奥多里克并没有仅仅因为活动中心的转移和开始雇用一流的政治化妆师，就改变他的本性。这一记录也证明，狄奥多里克的军队已经完全融入意大利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更仔细地看，与506—507年高卢危机有关的信件记录也表明，狄奥多里克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致力于和平。

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无疑是狄奥多里克的主要盟友。在对抗奥多亚塞的战争中，西哥特王国提供了一些额外的兵力。在现存的材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狄奥多里克对西哥特王国的支持是不认真的。然而，细看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给贡多巴德和克洛维的信件总体上并不像个别语句所显示的那么柔和。勃艮第国王受到了这样的严词警告：

如果我们允许自己的亲属卷入血腥的战争，我们的恶意将受到谴责。我对你的感情绝对是真诚的，我们两个是团结的，你若为自己的缘故行了什么恶，让我伤心，那你的罪过就大了。

事实上，在整部《信札》中，狄奥多里克对贡多巴德的语气总体上是居高临下的。即使是赠送两个计时器（一个日晷和一个水钟）这个表面上友好的举动，也可能成为大肆展现优越性的场合：

在你的祖国拥有你曾经在罗马看到的东西吧……在你的统治下，勃艮第人要学会细察最具独创性的器具，赞美古人的发明……通过他们的发明区分一天的各个部分，精确地确定时间。如果这种区分不为人知，生活的秩序就会变得混乱。实际上，通过肚子的饥饿来感知时间，那是野兽的习惯，它们不理解那种显然是赋予人类的东西。

前面说过，根据古典时期的文化观念，是理性把真正的人类和那些仍然像野兽一样生活在无知中的人区分开来。即使在送礼物的时候，狄奥多里克也摆出要在文化上帮对方一把的姿态，强调勃艮第人仍然像笨拙的动物一样。贡多巴德的宫廷里还是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人的，尤其是维也纳的阿维图斯主教（Bishop Avitus），他们完全能够理解这种蓄意的侮辱。 [26]

勃艮第人被敦促利用他们的斡旋来帮助维持和平，而且，狄奥多里克还在一定程度上命令他们，不要偏离他的路线而站到克洛维一边。至于克洛维，他太强大了，不能像对贡多巴德那样对他颐指气使，但他又没有强大到能够避免受到责备的程度：

神圣的亲属法（与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统治者的姻亲关系）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而在君主中生根的：使他们精神宁静，带来人民渴望的和平……考虑到这一切，我很惊讶你的精神被琐碎的事情所扰，竟然想投入一场最严酷的斗争。

接着是一个警告：

你的勇气不应成为你的国家意料之外的灾难，因为国王对小事的嫉妒是一件大事，对他们的人民来说是一场大灾。

克洛维面临的是什么灾难呢？可能是他会被西哥特人打败，因为战争的结果往往没那么简单，但也可能是狄奥多里克会亲自干预。事实上，狄奥多里克并不介意警告克洛维；大约一年前，克洛维威胁要把一些战败的阿勒曼尼人赶到意大利时，狄奥多里克就警告过他：

请接受一个在这类事情上有长期经验的人的忠告：我那些最后比较有节制的战争结果都很好，因为只有懂得在一切事情上克制自己的人才是永远的胜利者。……请温柔地听从我的指导……这样，就会有人看见你满足我的要求，你就不用为你知道会影响到我的事情挂虑了。 [27]

当然，这比对贡多巴德说的话更圆滑，但传达的信息却很清楚：克洛维最好能够保持克制，否则狄奥多里克就会介入，而作为一个自我克制的人，他还没有打过败仗……

这些书信的潜台词不足以证明狄奥多里克挑起了这场危机。他似乎真的在努力避免其发生。不过，在语气上，他给克洛维和贡多巴德的专制而傲慢的信件远谈不上是调停，也不可能被很好地接受。因此，就算他不是在煽动战争，他也不是在竭力避免战争。同时，他还向挑衅者指出，如果自己被迫加入，可能会有什么后果。

事实证明，这场危机的主要受益者是狄奥多里克本人。这通常被忽略，因为克洛维王朝和法兰克人注定要彪炳史册，我们将在本书的后面看到。但即使从我们现有的支离破碎的叙述看，狄奥多里克所取得的成就也已经足够绚丽多彩。但并不是每件事都按计划进行，507年，东罗马人在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发动海上突袭，阻止了狄奥多里克前来支援阿拉里克。实际上，这突出了那封写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的全部和最后一层含义。狄奥多里克对协议进行了激烈的重新谈判，还击败了君士坦丁堡的保加尔雇佣军，受够了的君士坦丁堡当局与克洛维结成了联盟，在盟友与西哥特人作战的时候，让哥特人无暇他顾。克洛维战胜了阿拉里克，这虽然令人震惊，但并不是故事的结局。508年，狄奥多里克的军队从君士坦丁堡的威胁中解脱出来，冲出意大利，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的军队（贡多巴德没有理会狄奥多里克的警告）都被击退了，尽管法兰克人确实获得并保留了对阿基坦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事情远没有结束。

武伊勒战役的失败使西哥特王国陷入一片混乱。权力先是落到了阿拉里克的儿子基萨里克（Gesalic）的手中，他是阿拉里克在与狄奥多里克的女儿结婚之前和别人生的。击退入侵者并保住新的、缩短了的边界之后，狄奥多里克终于准备行动了。511年，他的指挥官们把基萨里克赶出了王国（色雷萨蒙德对逃亡者的支持导致了那次书信往来，之后如我们所见，可怜的汪达尔人不得不卑躬屈膝）。有人说狄奥多里克之所以发动这场政变，是为了支持他女儿与阿拉里克二世的儿子，即阿马拉里克（Amalaric）。然而，没有丝毫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狄奥多里克所做的，是把两个哥特王国作为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进行统治，一个是他自己在意大利的王国，一个是位于高卢南部和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西哥特王国的王室财富被运往拉韦纳，狄奥多里克控制了记录西哥特军人名单的登记簿。在卡西奥多罗斯的《信札》中，一封与此有关的信（只有一封，因为卡西奥多罗斯正是在511年卸任的）表明，西哥特王国政府管理的问题是由拉韦纳集中处理的。 [28]

因此，毫无疑问，511年是卡西奥多罗斯为纪念哥特王国建国2 000周年而挑选的“奇迹之年”（annus mirabilis）。凭借军事力量，狄奥多里克现在已经直接控制了意大利、地中海高卢、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达尔马提亚海岸，以及多瑙河中部以南的一大片地区。在他的干预结束时，他也在对汪达尔王国行使霸权（尽管色雷萨蒙德显然对此深恶痛绝），甚至可能还对勃艮第人行使霸权。简而言之，到511年年底，一个地位中等的哥特战团领袖的儿子，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指挥着西罗马故地三分之一到一半地区的事务，他对后罗马时代西方的统治是无可匹敌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年份来盛大（即使完全是在名义上）纪念哥特力量的崛起呢？

永远的奥古斯都

虽然狄奥多里克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他并没有明确要求西罗马皇帝的称号，即使他已经实权在握。他控制着广阔的疆域，采用帝国仪式，自命为理性之源和西地中海古典学问之源，这些都表明，这个哥特人已经自视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为什么迟迟没有迈出那一小步，这个问题发人深思。我认为，狄奥多里克可能是在显示他的惯常能力，即认识到什么时候谨慎比勇猛更重要。举例说，进一步明确他的主张只会恶化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早在507—508年，阿纳斯塔修斯就已表明，如果能够杀一杀狄奥多里克的威风，他很愿意趁火打劫，当时狄奥多里克还没有入侵西班牙。如果狄奥多里克自封为皇帝，这种敌意只会加剧，从而威胁到他付出如此大的努力才争取到的一些外交让步，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让他提名的执政官（这是深受意大利精英喜爱的荣誉职位）在东罗马得到承认。

我猜测，他可能也想避免疏远他的主要哥特人追随者。将511年当作哥特王国名义上的2 000周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选择。所有的通用说法都将罗马历史的开端定于公元前753年罗马城的建立。248年，皇帝腓力（Philip）为庆祝罗马建城1 000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此事就体现了这种观念。简单一算就能知道，把511年作为哥特人的2 000周年纪念，就等于宣称哥特王国比罗马城还要古老。这表明，卡西奥多罗斯（以及狄奥多里克本人）可能不得不考虑狄奥多里克一些亲密追随者的观念，这些人不愿意接受罗马在一切方面都很优越的观点，对他们来说，“皇帝”狄奥多里克将是难以接受的。

虽然对于一些必须与之合作的主要支持者，狄奥多里克照顾了他们的情绪，但他实际握有很大的权力，也对权力本质做出了主张，这是毋庸置疑的。天主教的教士对此当然毫不怀疑。508年的胜利和511年的政变将南高卢的大片新领土置于狄奥多里克的支配之下，其中包括阿尔勒教区及其杰出领导者该撒留主教（Bishop Caesarius）。511年之后不久，主教去了一趟意大利。根据他的传记，这并不是出于自愿；他去，是因为他的忠诚受到了怀疑。我认为，其传记作者（该撒留的执事之一，在主教死后不久就为其写了传记）可能并不希望人们记住他的天主教英雄与阿里乌派哥特人过于亲近。但即使是这部传记也没有试图掩盖，这位阿里乌派准皇帝和天主教主教一拍即合，相见恨晚。狄奥多里克立刻承认了该撒留的神圣性，送给他很多礼物，把他送到罗马，请教宗授予他披带（pallium），承认该撒留是宗座代牧和南高卢最高级的主教。这一地位让主教得以奠定他在教会中享有盛名的基础：6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教会改革会议，使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的许多通行做法固定了下来。另外一个不常被注意到的问题是，该撒留的活动与狄奥多里克的计划究竟有多合拍。披带赋予该撒留一种名义上的权力，使其管辖范围从他本人的教区一直延伸到他的大主教辖区范围内的所有主教区，包括此时属于勃艮第王国的许多主教区。同样，狄奥多里克声称对勃艮第人拥有霸权，这也是哥特人在6世纪20年代早期对勃艮第王国支配地位的进一步主张（我们稍后会讲到），这将确保后来这些教区的主教出席该撒留的宗教会议。 [29]

天主教的罗马神职人员像讨好皇帝一样讨好狄奥多里克，狄奥多里克这个哥特人也没有阻止他们，种种暗示被罗马世俗精英看在眼里。实际上，这些暗示明目张胆，明晃晃像黄铜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像金子一样——狄奥多里克统治时期留下了一样独特的东西，就是所谓“塞尼加利亚金币”（Senigallia medallion），这是一枚纯金铸币，上面是国王的形象。金币背面的铭文称他为“多个民族的征服者”，所以金币也许正是为了庆祝511年达到顶峰的伟大胜利而发行的。但发行金币是皇帝的特权，这一点在原来的西罗马普遍受到尊重，至少一直到6世纪晚期都是如此。狄奥多里克对这种微妙的规矩置之不理，他的意图已然显露，没有人会相信他不称帝的伪装。在他的实际权力之外，狄奥多里克在许多方面都有意让那些有此愿望的人把他看作新西罗马皇帝中的第一个，许多人都很乐意这样做。有一位名叫凯西那·马佛提乌斯·巴斯利乌斯·德西乌斯（Caecina Mavortius Basilius Decius）的元老院重要成员，在一段特别著名的题词中，以“永远的奥古斯都”（semper Augustus）这个至高无上的头衔来称呼狄奥多里克，他只是大声说出了每个人心中应有的想法。 [30]

然而，虽然在511年大获成功，狄奥多里克的心头依然有两片阴云。首先，东罗马并不愿意接受他新获得的辉煌。东罗马在508年就有了敌意。狄奥多里克兼并西班牙和高卢南部以及西哥特王国的军事力量后，权力基础几乎扩大一倍，不难想象，阿纳斯塔修斯和他的顾问们对此会有何感想。另一个问题是内部的。511年，狄奥多里克已经年近花甲，却还没有子嗣，他与克洛维的妹妹奥德弗里达（Audefleda）结婚后只生下了一个女儿，即阿马拉斯文塔（Amalasuentha）。继承问题十分严峻。虽然事后我们知道狄奥多里克实际上还能再活15年，但对于中世纪的统治者来说，60岁已经够老了。没有人有耐心计算出所有中世纪统治者的平均死亡年龄，但查理曼王朝的男性平均寿命约为50岁，这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合理的指导。狄奥多里克在西方的劲敌克洛维于511年逝世（这无疑会让意大利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尽管我相信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而后者大约也就活了50岁。虽然女性继承并非绝对不可能，但肯定有困难。这一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控制一群可能很难驾驭的武装追随者，而要让这些人接受女性的统治并非易事。到了511年，狄奥多里克随时都有可能死去，而眼前却没有一个靠谱的继承人。

此外，不确定的继承是古代和中世纪世界所有内部政治问题的根源，它给政体带来的内部冲突比其他所有问题加起来都要多。原因很简单。首先，继承问题出现时，哪怕只有一点可能性的竞争者都会跳出来：无论是旁系的男性亲属，还是娶了王室年轻女性成员的强势将军，只要有野心，稍微有点资格的人都会跃跃欲试。结果必然是王国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裂和争夺。更糟糕的是，不同的候选人都需要争取支持者。显然，在当前政权下过得不太好的人会支持其他候选人，因为不满的人总是相对容易聚集到未来变革的旗帜之下。但这种招募活动只会让那些已经过得很好的人感到不安，因为他们需要一名候选人来保持连续性，以确保国王驾崩后他们不会失去当前的特权。当然，这并没有考虑到那些目前过得相当不错，但是认为还可以过得更好的人：这就是人类愿望的本质。换句话说，不稳定的继承，就像美国总统第二任期结束时的总统选举，或者在经济不好的年份举行的总统选举，会催生多位相互谴责的候选人和激烈的争权夺位，有可能颠覆所有既有的政治联盟。511年年末，如果说君士坦丁堡的持续敌对状态很不方便，那么狄奥多里克没有继承人的情况则可能是灾难性的。事实证明，东方发生的事件给狄奥多里克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得以在这10年结束前解决这两个问题。

最晚到515年，狄奥多里克显然放弃了拥有自己儿子的希望，而是找到了另一种方法，以便将继承权赋予自己的直系亲属。为此，他把阿马拉斯文塔嫁给了一个名叫欧塔里克（Eutharic）的人，其全名是弗拉维乌斯·欧塔里克·凯里加（Flavius Eutharic Cilliga）。这是一个精明的好选择。约达尼斯《哥特史》中阿马立家族的谱系肯定源自卡西奥多罗斯的《哥特人史》。根据这一谱系图，欧塔里克是旁系亲属：他是胡尼蒙德后代贝里蒙德的孙子。5世纪40年代后期，贝里蒙德放弃了与迅速崛起的瓦拉米尔之间的斗争，向西逃亡到了西哥特王国。在《哥特史》之外并没有独立的证据证实这种关系。我们完全不清楚贝里蒙德本人是否像谱系表所显示的那样，最初与瓦拉米尔有血缘关系（虽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克洛维不遗余力地铲除旁系男性亲属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对照），但欧塔里克似乎很有可能就是贝里蒙德的孙子。在血统往往众所周知的显赫政治圈子里，应该不会有人在这么近的亲属关系上撒谎。因此，狄奥多里克选择的这位女婿和继承人，可以合理地从狄奥多里克那些最初的潘诺尼亚哥特人追随者中得到一些残余的忠诚。与此同时，作为西哥特王国的贵族，欧塔里克本人也很重要。他从西班牙来到拉韦纳完婚。因此，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狄奥多里克打算让这对幸福的夫妻继承他的意大利、西班牙和南部高卢，换句话说，新统一的哥特王国将在他死后继续存在下去。当然，这里的重点是，欧塔里克与西哥特贵族本来就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可以合理地指望他帮助稳定这部分领土。一份大约是同时代的史料说他“非常粗野”，而对于需要控制数千名哥特武士精英的人来说，这种品质正合适；这些精英分散于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海岸到西班牙东部地中海海岸的弧形地区。 [31]

君士坦丁堡的敌意被一条更曲折的路线化解了。当狄奥多里克掌权时，在罗马人看来，东方教会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分裂状态，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区。除了要面对阿提拉和匈人帝国，5世纪中叶的罗马人在神学方面也不好过。人人都承认耶稣身上结合了人性和神性，但究竟是如何结合的就不清楚了。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宗主教聂斯托利（Nestorius，428年出任宗主教，431年被革职）主张，说基督身上全能上帝的一面可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荒谬的，因此，钉十字架只涉及他身上人的一面。然而，东部的其他神职人员认为救赎的奥秘绝对需要上帝死在十字架上，尤其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宗主教区利罗（Cyril）。结果是一场跨越几代人的激烈争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451年，皇帝马尔西安在隔博斯普鲁斯海峡与君士坦丁堡对望的卡尔西顿（Chalcedon）召开了全教会的主教会议（公会议）。当时的教宗利奥一世没有出席，但他派出了代表，发表了一份重要的教义声明，即《利奥大卷》（Tome of Leo ）。因此，教宗的威信不可避免地与会议上神学讨论的结果联系在一起。这次会议非常有益地宣布，基督具有“二性”，既是人，又是神。

除此之外，这次会议一点益处也没有。它足以排除聂斯托利派最极端版本的观点，但是，在区利罗后来的许多支持者看来，它提出的信仰的定义十分模糊，足以让一些狡猾的、具有聂斯托利派倾向的思想家仍然认同它。因此，争议并没有在公元451年之后消失，而是围绕着卡尔西顿决议本身的争论重新定位。到了482年，皇帝芝诺受够了这种争吵，迫使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阿卡修斯（Acacius）发布了一份妥协文件，即《联合敕令》（Henotikon ，字面意思为“合一法案”），试图让人们对“本质”这个词闭嘴，然后继续探讨其他的内容。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从卡尔西顿会议的决定后退一步，因此遭到了教宗的拒绝。紧接着就是互相通信和指责，结果是在484年，教宗腓力斯（Pope Felix）和阿卡修斯互相将对方处以绝罚，于是就开始了所谓的阿卡修斯分裂。基督教的分裂的名称通常是正统一派（换句话说是胜利一方）定的，也就是说，用失败者的名字命名分裂，以示他要为整个事件负责。 [32]

通过当时国际外交的曲折道路，这种分裂的最终解决为狄奥多里克提供了化解东罗马敌对情绪所需要的机制。对东罗马来说，分裂是非常尴尬的。鉴于罗马教宗与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关系，没有人会怀疑其威望。所以，作为皇帝统治下由神任命的教会首领，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如果在信仰问题上被贴上错误的标签，就是一个重大的公关问题。毫不奇怪，人们想方设法寻找解决方案。514年7月，教宗西马库斯去世，此后的一段时期特别繁忙。然而，使节的来往和信件的交流没有任何效果，是君士坦丁堡的政权更迭最终提供了合适的时机。518年7月9日，阿纳斯塔修斯去世。他没有子嗣，也不愿（更有可能的是无法）为他的几个外甥之一（下一章我们还会提到他们）争取足够的政治支持。帝位传给了一位相当年长、一表人才的警卫官，他就是查士丁（Justin）。

因此，当新政权试图通过结束令人尴尬的分裂来与前任划清界限时，狄奥多里克的机会来了。常规的罗马帝国意识形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人们会期待一个由神任命的皇帝采取果断行动，在宗教问题上实现统一。从东罗马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自514年以来，在将军维塔利安（Vitalian）的指挥下，东罗马的巴尔干军队一直处于叛乱状态，维塔利安之所以对阿纳斯塔修斯不满，原因之一是后者拒绝接受卡尔西顿决议。如果查士丁和他的顾问们决定将维塔利安纳入他们的政权并结束叛乱，他们就会致力于恢复卡尔西顿决议的全部权威。

事态的发展十分迅速。518年8月1日，查士丁第一次写信给教宗贺米斯达（Pope Hormisdas），宣布他的继位。9月7日，他又发出一封由帝国使节送出的信，让教宗将准备和谈的代表送回他这边。新皇帝的外甥查士丁尼也致信询问教宗是否愿意来君士坦丁堡。帝国的使节直到12月20日才到达罗马，但在519年1月，教宗的代表团已经上路了。3月25日，也就是当年圣周的星期一，包括维塔利安将军在内的帝国高级代表团在城外十几公里处接见了他们。仅仅三天后，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若望就在罗马的信件上签了字。可怜的老阿卡修斯被从宗主教名录（diptychs）上抹去，这份名录是官方列出的虔敬宗主教的名单，在教堂礼拜仪式中，经常要为他们祈祷或者是对他们祈祷。 [33]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与狄奥多里克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认为没有多少关系，这是可以原谅的。事实上，有一派学者一直认为分裂的结束标志着狄奥多里克王国历史的不祥转折。当他开始掌权时，分裂的事实使罗马教宗和意大利的虔诚天主教徒（尤其是拥有土地的元老院阶层）与东罗马的天主教徒隔离开来。一旦分裂问题得到解决，什么也阻挡不了这些人向君士坦丁堡献殷勤，阿里乌派的狄奥多里克与他们之间的和平与和谐必然会受到影响，而他的王国的政治与行政运作也必然会受到影响。这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与实际情况不符。警觉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查士丁的使节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到达罗马。他9月7日离开君士坦丁堡，12月20日才到达罗马。这是因为他在路上花了很多时间在狄奥多里克位于拉韦纳的宫廷里。同样，教宗在送回他自己的使团之前，也与狄奥多里克进行了仔细的磋商。在519年的圣周期间，他的使团主持了君士坦丁堡的大妥协。换句话说，狄奥多里克完全参与了这一交易。他与罗马的关系很好、很密切，在没有得到他同意的情况下，教宗不敢擅自行动。事实上，在教宗对年迈的阿纳斯塔修斯提出的和平提议的回应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样一种模式。

因此，狄奥多里克并没有将分裂终结视为威胁，事实上，是他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他利用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和喜爱（或至少承认）的绝妙手段，把形势变得绝对有利于自己。518年秋天在拉韦纳的宫廷里所达成的是一举结束所有问题的交易。作为对他结束分裂的斡旋的回报，东罗马正式承认了狄奥多里克对其继承人的选择，这个人选就是阿马拉斯文塔的丈夫欧塔里克。两人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他就是后一代的继承人阿塔拉里克。这种承认有两种形式。首先，欧塔里克被接受为查士丁皇帝的“侍从义子”（son-at-arms)，这涉及赠送武器作为礼物的正式仪式——这是6世纪在帝国广泛使用的承认方式。更引人注目的是，查士丁同意在519年与欧塔里克共同担任执政官。他们在519年元旦正式开始任职，因此最迟在此前的秋天就商定了这一安排。

新皇帝同意与狄奥多里克选定的继承人共同担任执政官，还有比这更能表明两者之间友谊的吗？

狄奥多里克志得意满：东罗马的敌意和继承问题被一举解决了。在这条道路上有过不少艰难的时刻，但狄奥多里克复兴的西罗马似乎注定要繁荣到下一代，这不仅基于蛮力和自我主张，而且基于君士坦丁堡的正式承认。519年1月1日是新的西方帝国大喜的日子，为了庆祝，卡西奥多罗斯率先在历史上有所作为，完成了他的《编年史》（Chronicle ，依然存世）。在这本书中，世界历史和救赎历史在欧塔里克担任执政官时达到了顶点。 [34]

然而，狄奥多里克最终于526年8月30日去世时，这些欢乐而花费高昂的庆祝活动已成为遥远而痛苦的记忆。当时，天主教会缺少教宗。526年5月，在被派往君士坦丁堡之后，若望一世返回意大利，这在罗马教宗的官方传记中被认为是一次巨大的成功。狄奥多里克显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立即把教宗关进了监狱，教宗很快就死于狱中。在隐喻意义上讲，他被关进监狱是加入了罗马元老院两位主要成员的行列，即叙马库斯（Symmachus）和他更著名的女婿波爱修斯（Boethius），两人都被控叛国罪，入狱后分别在525年和524年被处死。更糟糕的是，一份史料称，这位在其统治期间与天主教会关系良好的统治者，正打算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迫害，只是遭到了死神的干涉。与意大利地主和罗马教会交好30多年的珍贵关系已经土崩瓦解。这一变化十分令人费解，一位匿名的意大利编年史家在狄奥多里克死后的几十年写道，他无法理解，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狄奥多里克的确去了魔鬼那里。 [35] 无论是人间还是地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死在拉韦纳

关于狄奥多里克最后的岁月，除了我们的意大利编年史家之外，史料中的沉默是惊人的；但一些学者相信，他们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特别是战后古典学研究的巨人之一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他发表了一篇精雕细琢、极具影响力的论文，这篇论文脱胎于他20世纪50年代末给英国科学院做的讲座。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狄奥多里克晚年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与表面不同，狄奥多里克最初的魅力攻势从未真正奏效。在他看来，意大利—罗马地主精英中间有一条鸿沟，一边是上层等级的官僚机构工作人员（如我们的老朋友卡西奥多罗斯），一边是真正的罗马元老院贵族，前者很高兴地接受了新政权，而后者却从来就没有信服过。叙马库斯和波爱修斯这样的人总是更愿意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6世纪20年代，他们被发现与君士坦丁堡有叛逆性的通信，这不过是长期政治失败传奇中的最后一幕。

这个故事很能满足人的情感需求，故事的主角是罗马的贵族，他们的行为就像你可能认为他们应该做的那样：拒绝蛮族人的统治，坚持罗马的理想，不管他借了多少件帝国的服饰。我想，也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还不太久的时候，这个原有官僚机构与外来征服者愉快合作的故事让人们产生了额外的共鸣。 [36] 但是，尽管这个故事在情感上令人愉悦（而且文笔优美），但是当面对所有证据时，它真的难以自圆其说。

波爱修斯的职业轨迹是一个大问题。这位学者兼政治家入狱之前，在为狄奥多里克服务的过程中一度获得巨大的成功。他的岳父叙马库斯和他本人似乎都积极参与了终结阿卡修斯分裂的活动，虽然是间接参与的，而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分裂终结正是狄奥多里克所乐见的。因此，狄奥多里克不会认为他们的行为有问题，而这正是我们的证据所表明的。522年左右（由于缺乏叙事史料，年代有点模糊），波爱修斯离开书斋，开始担任整个体系中最重要的行政职务之一——政务总管（magister officiorum）。这个职位极其重要，因为政务总管负责监督其他许多官僚机构，以及朝廷的许多日常工作，比如安排法律听证会，引见外国大使，还要经常出现在统治者身边。如果这还不足以表示狄奥多里克对波爱修斯的喜爱，要知道，波爱修斯的两个儿子都被任命为522年的共同执政官。执政官之位是罗马后期最大的公共服务荣誉，以前还没有任何人的两个孩子同时在这个职位上。狄奥多里克和君士坦丁堡通常各自任命一位执政官，也就是说，这样的安排得到了皇帝查士丁的首肯。 [37]

因此，这里没有什么贵族与官僚之分，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完全不存在。我们所能找到的有限资料体现了高级贵族和狄奥多里克政权积极接触的历史与莫米利亚诺的生动描绘大相径庭。首先，他没怎么提到我们的老朋友利贝里乌斯，后者负责在狄奥多里克执政初期为即将到来的军队找到适当的经济补偿。利贝里乌斯是贵族出身，几乎是皇室血统，但他与意大利的新统治者合作得非常愉快。同样重要的是，有许多不同的参与方式。即使在意大利还是帝国西部的一部分的时候，意大利古老的精英家族也认为积极参与政府和行政部门不合乎礼节，实际上也不太常见。有些人这样做了，但这只能说明那些人很有野心。精英们基本上都极其富有，除非他们真的想要参与政治，否则他们不需要这样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更广泛的公共生活中不重要。元老等级古老的悠闲（otium）观念意味着不必担任职务和不必从事日常劳作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整天坐在家里剥葡萄。元老院成员应该积极参与文化活动，编辑古老的经典著作，对其进行注疏和讨论，当然他们偶尔也会把自己的作品加进去。同时，由于他们的财富和人脉，他们也成了意大利各地各种团体的赞助人。而且，在这一切之外，还有元老院本身。作为一个由极其富有的人组成的团体，元老院本身就是一个公共团体，虽然它没有现代民主国家中某些同类团体的正式权力。因此，元老院成员的身份就足以使你成为公众人物，在各个层面上与统治者直接接触。 [38]

从积极参与的广义定义来判断，在6世纪20年代之前很久，波爱修斯和他的岳父就已经是狄奥多里克王国的活跃公众人物了。很多证据都来自卡西奥多罗斯的《信札》，当然，相关内容的时间跨度仅限于卡西奥多罗斯在任的短暂时期，也就是506/507年到511年，但这只会让它更为突出。在这几年里，波爱修斯负责在两个不同的场合为外国统治者（克洛维本人和勃艮第国王贡多巴德，关于后者，见前文提到过的著名计时器）寻找外交礼物。在第二次提出这种要求时，狄奥多里克表现出了对波爱修斯的学术活动广泛而详细的了解（当然，狄奥多里克并没有读过这些书，但他可能会选派一位官员去进行必要的研究）。叙马库斯负责在元老院提起诉讼；有5名元老院成员被任命为顾问，负责审判一些被控有巫术行为的元老院成员，他是其中之一，他自己也审理过一起弑父案。所有这些都说明，叙马库斯与狄奥多里克有广泛接触，狄奥多里克还偿还了他在罗马庞培剧院维修工程中承担的费用，所以当时他显然深受朝廷的青睐。事实上，从抄本注释中我们知道，他也在拉韦纳做了一些文化研究。这条注释没有注明日期，也可能写于奥多亚塞时期，但写于狄奥多里克时期的可能性更大。无论如何，它所突出的是，莫米利亚诺在贵族和官僚、罗马和拉韦纳之间做出的区分太绝对了。 [39]

高级官僚有的出身贵族，有的因其在任职过程中获得的财富和声望而成为新的贵族，有时，他们会让子女和那些声望很高但经济状况较差的人的后代结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这样的事。贵族不仅会和官僚争斗，同样（甚至更有可能）会与其他贵族争斗，因为在争夺最高权力和特权时，他们通常的对手是其他的贵族。在这种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一些贵族同僚（不仅仅是莫米利亚诺所说的官僚）不仅很乐意对波爱修斯和叙马库斯进行审判，也很乐意在他们倒台之后继续和哥特人合作。这两个人是被他们的元老院同僚定罪的，像利贝里乌斯这样的人并没有因为这两个人的倒台而放弃对哥特人的忠诚。

简而言之，无论是波爱修斯和叙马库斯的活动，还是我们能够重构的有关总体背景的信息，都无法真正支撑莫米利亚诺关于意大利政治运作的观点。同样也没有证据支持他的其他关键论点。莫米利亚诺认为波爱修斯是因为与君士坦丁堡的叛国通信而被捕的，在这些信件中，他鼓励东罗马人介入，以恢复东罗马对意大利的直接统治。狄奥多里克死后十多年，查士丁的继任者查士丁尼下令入侵意大利，这一事实影响了莫米利亚诺的看法。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探讨的，6世纪30年代中期君士坦丁堡的情况与20年代完全不同，而且在20年代，军事干预根本不可能。就在519年，查士丁甚至认可了狄奥多里克对继承人的选择。有一部写于6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东罗马编年史，其作者是一名与朝廷有联系的官员，因此他的观点可以被认为是对当局官方路线的呼应，他谴责阿纳斯塔修斯在508年对意大利的攻击是“对罗马同胞的海盗式袭击”。 [40] 一直持不同政见的贵族阶层试图策划一场东罗马的军事干预，这样的重构并不成立。波爱修斯的倒台看起来不太像是贵族长期反抗故事的最后一幕，而像是统治者突然和在他统治期间一直围绕着他的朝中大人物闹翻了。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灾难性的关系破裂？它不可能影响到意大利—罗马贵族的全部，甚至也影响不到大部分，因为大多数有嫌疑的人后来还是继续为狄奥多里克工作。有些人甚至从中受益，尤其是卡西奥多罗斯，他在波爱修斯失宠后立即成了政务总管。波爱修斯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哲学的慰藉》，但全书的主旨只是说对他的指控是假的，他之所以被关进监狱，事实上是因为哲学促使他在任期内建立合乎正道的政府形式，这使他在实际上已经高度腐败的朝廷上四处树敌。但是，他没有说明指控的内容，总的来说，这本书并没有让我们更加明白，是什么让狄奥多里克和不久前还关系友好的政务总管波爱修斯发生了不和。 [41]

但是，如果你从狄奥多里克晚年的细节和骚动中退后一步，就会发现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可能造成如此大的混乱，那就是继承问题。狄奥多里克把阿马拉斯文塔嫁给欧塔里克，而他们又很快生下了可当继承人的阿塔拉里克，这时，狄奥多里克以为继承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国王自己的长寿起了反作用，因为狄奥多里克活了70多岁，比他选择的继承人活得还久。我们不知道欧塔里克究竟是什么时候去世的，但应该是在522—523年这段时间前后。事情一下子乱了套，复杂的继承问题扑面而来。阿塔拉里克出生于516年或518年，所以最多只有7岁。对于一个未成年人能否继承狄奥多里克的衣钵，显然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

狄奥多里克最终决定他可以。我们不知道他花了多长时间才做出这个决定，但史料表明，他的确是这样认为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卡西奥多罗斯担任政务总管的时候，我们在前一章中遇到的关于阿马立家族是独一无二的紫袍家族的无稽之谈，开始不断出现在他为其主人所写的信中。王朝的延续性是对阿塔拉里克有利的一张牌，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的狄奥多里克一有机会就把这张牌甩出来。但是，如果被选中的继承人缺乏必要的能力来有效履行战争领导人的基本职责，即使是狄奥多里克无可置疑的声望，也不足以保证其平稳继承。

我们也不知道狄奥多里克在全力支持阿塔拉里克之前，是否考虑过其他可能性，但别的人肯定考虑过。也许最明显的其他人选是狄奥多里克的外甥狄奥达哈德（Theodahad）。他已经成年，在阿塔拉里克统治初期得到了一大笔钱，因为他一直很“服从”。这种“服从”很可能是指在狄奥多里克去世之际，他没有以继承人的身份站出来，而当时的形势确实动荡不安。例如，卡西奥多罗斯告诉我们，围绕阿塔拉里克的继承问题，哥特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利古里亚（Liguria）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可以想象，这是为了拥护不同的继承人。其他人则把目光投向别处。有位高级贵族叫图鲁因（Tuluin），他在战场上已经名声大振，同样因为支持阿塔拉里克继任获得了重大奖赏，其中包括贵族这个荣誉头衔，他由此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头衔的意大利哥特人。在历史上曾经拥有这个荣誉的是像埃提乌斯这样的杰出人物，他在5世纪30—40年代为维系西罗马的统一付出了漫长而艰苦的努力。图鲁因还收到一封信，信中明确地把他比作哥特历史上伟大的英雄格西蒙德。身为胡尼蒙德之子，格西蒙德选择支持阿马立三兄弟建立权力基础，而不是继续战斗，他的哥哥托里斯蒙德和侄子贝里蒙德则与他分道扬镳，继续保持独立（见前文）。显然，图鲁因所做的与其相似，也就是说，他没有强求自己的权利。《信札》表明，人们一度考虑过阿马立家族之外的继承人。 [42]

在西班牙，欧塔里克之死的后果也开始显现。选择欧塔里克的一个原因是，西哥特贵族出身的他可以保持狄奥多里克通过驱逐基萨里克而获得的广阔疆域的统一。但阿拉里克二世还有一个儿子阿马拉里克，他是狄奥多里克自己的外孙，为他的女儿提奥得哥多（Theodegotho）所生。在狄奥多里克的传位方案中，这个外孙无足轻重，他甚至派了一个名叫提奥迪斯（Theudis）的亲信到西班牙，以确保没有人利用阿马拉里克来挑起事端。然而，欧塔里克死后，提奥迪斯有了不同的看法。他在西班牙娶了一位罗马豪门女继承人，用她的钱维持了一支由几千人组成的私人军队。在欧塔里克离世造成的不确定形势下，提奥迪斯越发独立行事，断然拒绝了拉韦纳的几次传唤。他不是要辅佐阿马拉里克，而是积极推动自己的事业，将自己定位成未来国王背后的掌权者，最终他如愿以偿。狄奥多里克死后，意大利和西哥特王国被重新划分，阿马拉里克继承了西哥特王国。但这是在狄奥多里克死后才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批准的。对此，我们在东罗马的主要信息来源——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说得相当明确：这一分裂是阿塔拉里克和阿马拉里克在狄奥多里克去世之后达成的一致，而不是老国王想要的。就提奥迪斯而言，他不服从命令，并非出于对年轻主子的某种忠诚，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阿马拉里克死后，他继承了西哥特的王位，并在位达17年之久。 [43]

简而言之，欧塔里克的死让狄奥多里克陷入了与即将任满离职的总统类似的境地。70岁左右的狄奥多里克已经当不了几天国王了，很难让人人都继续对他俯首帖耳。朝廷上的主要成员都忙着盘算谁会成为合适的接班人。担心失去当前收益的人都在寻求向能让他们放心的人提供支持，发展得不太好的人则试图找到能够扭转他们命运的人。在更远的西班牙，如果狄奥多里克的朝廷没有如此混乱，提奥迪斯是绝对不敢如此公开地攫取权力的。他不是唯一一个嗅到机会的局外人。522年，勃艮第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处决了他的儿子和前继承人塞格里克（Sergeric）。塞格里克是西吉斯蒙德和狄奥多里克的女儿奥斯特罗哥塔（Ostrogotha）的儿子，他被处决之时其母刚刚去世，西吉斯蒙德这么做，部分是为了摆脱狄奥多里克霸权的影响。523年，色雷萨蒙德死后，新的汪达尔国王希尔德里克杀死了和狄奥多里克的妹妹阿玛拉弗里达一起留在北非的哥特军队随从，并将阿玛拉弗里达抓了起来。她最终在监禁中死去。在这两个事件里，都有狄奥多里克家族成员的适时死亡，欧塔里克之死和狄奥多里克朝廷的瘫痪也是重要因素。两个不情愿受狄奥多里克控制的卫星国都欣然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其中一个成功了，另一个则失败了。据说在526年夏天，一支舰队做好了征伐汪达尔王国的准备，但是在狄奥多里克死后，这支舰队并没有起航，所以希尔德里克也就没有受到惩罚。勃艮第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权力传给了西吉斯蒙德的弟弟戈多马尔（Godomar），在法兰克人和哥特人的干预下，戈多马尔保住了其王位，但图鲁因将普罗旺斯更多的领土从勃艮第统治中分离出来，并入了狄奥多里克的领地，为他潜在的候选资格增添了光彩。老国王至少心满意足地看到傲慢的勃艮第人得到了某种惩罚。 [44]

仿佛这一切还不够，旧秩序将亡时的血腥味还吸引了一条更大的“鲨鱼”前来参加狄奥多里克政权的最后仪式，它就是君士坦丁堡。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都试图通过与东罗马结盟来巩固他们从拉韦纳独立的新主张。这些都被欣然应允。与此同时，在容忍这些群体一个多世纪之后，查士丁的政权开始迫害居住在其境内不信奉《尼西亚信经》的基督徒，他们与狄奥多里克和他的哥特人有同样的信仰。狄奥多里克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轻视，威胁说要对意大利的天主教徒采取反制措施。这似乎是老国王的过度反应，但有件事说明情况并非如此。查士丁的政权拒绝给予狄奥多里克最终选择的继承人阿塔拉里克与其父亲一样的认可。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卡西奥多罗斯在阿塔拉里克登基后不久，就代表他的新主人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要求阿塔拉里克像他父亲一样被收为侍从义子。我毫不怀疑这符合狄奥多里克的要求，他很可能在欧塔里克死后、他自己去世前一两年很快就做出了选择。这让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查士丁的政权故意拒绝了昔日盟友的请求，虽然后者的斡旋帮助结束了阿卡修斯分裂。这种立场只能意味着，它是在试图加剧导致狄奥多里克朝廷瘫痪的政治动荡，鼓励所有想削弱他权力的人动手。在我看来，这可能也是导致教宗若望在狄奥多里克的监狱里去世的原因。很明显，尽管据说教宗在君士坦丁堡得到了许多赞美和掌声，但他这次出使并没有实现狄奥多里克想要的目标。在这个阶段，狄奥多里克最有可能想要的让步是东罗马人承认他的继承人，但这并没有实现。 [45]

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理解这位老哥特人对突然爆发的宗教迫害的愤怒。宗教迫害，再加上东罗马与叛乱的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结盟，不承认狄奥多里克的继承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是，6世纪第二个10年后期所有的友好都毫无意义。机会一出现，两面派的东罗马人就原形毕露，他们不再是盟友，而是尽其所能削弱狄奥多里克的权力和威望。虽然没有任何记录，但我怀疑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在为入侵意大利做准备。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君士坦丁堡开始认真考虑将意大利并入其直接统治之前，还有很多偶然的事件会发生。在我看来，东罗马人想做的，更有可能是在王国的精英政治圈内散布足够多的不和，以瓦解狄奥多里克的哥特人超级国家，并将西哥特王国从拉韦纳的统治中分离出来。这完全说得通。在狄奥多里克死后，无论是谁在拉韦纳掌权，都没有比这更能削弱其力量的单一行动了。而鉴于西哥特王国是最近才并进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实现的目标。

波爱修斯及其岳父恐怕最终正是在这张充满欺骗的大网中落入圈套的。在《哲学的慰藉》中，波爱修斯太过含糊其词，我们无法完全确定他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可怕的命运。他在君士坦丁堡确实有很强的人脉，因此，也许像教宗若望一样，他也与查士丁的决心相冲突，后者拒绝承认新继承人的人选，以便在意大利王国挑起尽可能多的麻烦。波爱修斯有这些人脉，因此狄奥多里克很可能希望自己的政务主管能够帮他获得想要的认可，这种认可将有助于确保阿塔拉里克的继任，并再次稳定拉韦纳的政局。这种认可没有到来的时候，国王的愤怒是无情的，波爱修斯的境遇有点像没能帮助亨利八世实现那场著名离婚的红衣主教沃尔西（Cardinal Wolsey）。

我认为，这种重构是完全可能的，但还有另一种更具体的可能性。波爱修斯说过，他的垮台是由于狄奥多里克的政权拒绝了哲学对统治艺术的良好教导。就像其他人之前提出的那样，这可能是一种暗示。因为，在欧塔里克死后众多可能的王位候选人中，狄奥达哈德对新柏拉图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也碰巧知道他和波爱修斯之间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因此，有可能与红衣主教沃尔西不同，波爱修斯倒台的主要原因是，在欧塔里克死后的激烈政治斗争中，他站错了队。 [46] 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波爱修斯被卷入了这场矛盾。继承问题是狄奥多里克最后几年里最重要、最混乱、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波爱修斯肯定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丧命的。

哥特人的罗马帝国

在狄奥多里克死后的几个月内，帝国的光环迅速而决然地从他以前的领地消失了。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联合王国的分裂是根本原因，但汪达尔国王希尔德里克彻底拒绝了东哥特人的霸主地位，勃艮第人也部分实现了自我主张，这也加速了帝国光环的退却。在公元511年之后的鼎盛时期，狄奥多里克确实建立了一个非常像样的统一帝国，正如他在写给阿纳斯塔修斯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所宣称的那样。他直接统治着广袤的疆域，他的霸权不仅延伸到北非和罗讷河谷的勃艮第王国，而且以越来越松散的形式一直延伸到中欧。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它经常被忽略。我们在本书后面将会看到，法兰克家族注定要成为更长期的历史明星，但这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他们自己的有生之年，狄奥多里克的事业成就比克洛维的大。在公元6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狄奥多里克的权力才是真正帝国性质的。高卢教会的领袖（如阿尔勒的该撒留）和教宗追求的是狄奥多里克的友谊，而不是克洛维的。狄奥多里克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统治者，“永远的奥古斯都”这个称号并非夸大其词，而是完全名副其实的。

多年来，人们认为他的帝国工程后来失败有几个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是阿里乌派和天主教之间潜在的宗教分歧，还有一个原因是政治上的，即他只得到了罗马那些重要贵族不冷不热的接受。然而，宗教分歧只在查士丁和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才成为问题，因为他们迫害其领地上的旧阿里乌派社区，同时在欧塔里克去世之后拒绝承认狄奥多里克对新继承人的选择。考虑到6世纪第二个10年的和解和519年共同担任执政官的安排，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狄奥多里克将君士坦丁堡的新宗教政策理解为蓄意的外交怠慢是完全正确的，而他威胁要发起反制也完全是合乎情理的。然而，狄奥多里克统一的哥特王国没能在他死后存续，而无论是在意大利国内，还是在拉韦纳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外交关系中，天主教徒和阿里乌派都很快就恢复了以往的和平共存状态，于是，所有的争论都平息了。例如，阿尔勒的该撒留的影响力如日中天的时候是在狄奥多里克死后，特别是在529年阿塔拉里克统治时期的奥兰治宗教会议上。同样，如果仔细审视的话，波爱修斯、他的父亲和叙马库斯的失宠，并不能很好地证明狄奥多里克的统治基础上有一条长期存在的断裂线。毫无疑问，他们的死是一场重大危机的一部分，但是与通常围绕他们展开的那个故事不同。这更像是在一个重大的新问题上原本忠于政权的人失去了专制统治者长期以来的宠信，而不是对一个令人憎恨的暴君的长期抵抗。

失去帝国地位的真正原因要平淡得多：狄奥多里克选定的继承人无力维持压倒性的军事力量。组成这种军事力量的，既有古老的西哥特人的军队，也有狄奥多里克新的东哥特王国的军队。狄奥多里克死后，这种结合没能继续存在下去，这并不奇怪。511年他才将两支军队联合到一起，因此，两者之间没有长期存在的纽带和传统，甚至也没有联合作战的经历能够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因此，即使欧塔里克没有先他一步离世，狄奥多里克的哥特式罗马帝国是否真的能在下一代复制自己也很值得怀疑。对旧的哥特人领土做出重新划分后，狄奥多里克的继任者在西罗马故地远远达不到他在政治上的那种卓越地位。狄奥多里克于489年率领军队进入意大利，由这支军队发展出来的队伍显然依然比勃艮第或汪达尔王国的军队更强大，从6世纪头10年的事件来看，可能也比彻底改造后的西哥特王国的军队更强大。但是，特别是在克洛维的继任者完全整合了在莱茵河东西部新征服的地区之后，法兰克人至少变得同样强大。在这种更广泛的战略背景下，意大利和西班牙哥特军队再次分裂，这使得狄奥多里克的继任者们不可能像他那样大步跨越西罗马故地。

狄奥多里克在帝国的舞台上之所以会失败，根源在于他对那些新加入其军事权力基础的西哥特人的控制太弱。但与此同时，值得指出的是，他一生政治计划的核心部分——他于489年带到意大利的联合军队——具有可与之抵消的持久性。最近的学术研究关注5世纪和6世纪所谓蛮族群体身份的普遍流动性，却忽略了这一点。因此，我们有必要花一点时间了解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然，狄奥多里克的追随者并不是由古代的文化共性联合起来的古老“民族”，到目前为止，我对修正史学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完全没有异议。狄奥多里克的东哥特人是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的全新群体，即潘诺尼亚哥特人和色雷斯哥特人同盟——在他们于5世纪80年代统一之前，在至少几代人的时间里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事实上，可能已经有几个世纪了，因为他们4世纪的祖先很可能分属黑海北部不同的独立哥特王国）。然而，即使这些也远远不能充分表明军队起源的混乱程度。潘诺尼亚哥特人本身是在5世纪50年代才由狄奥多里克的伯父创建的，来自一系列被并入阿提拉匈人帝国的战团，而色雷斯哥特人实际上也可能是由不同起源的较小群体组成的混合体，虽然看起来确实像是始于5世纪20年代原本附属于匈人的群体从潘诺尼亚重新定居到色雷斯。军队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有着混乱的起源，而且，到狄奥多里克进入意大利时，他已经从阿提拉帝国崩溃后的废墟中招募了大量散兵游勇。来自被奥多亚塞摧毁的王国的鲁吉人是最大的族群，但比提古尔族（Bittigur）的匈人也出现在意大利，此外还有其他族群。

从这样复杂的开端入手，狄奥多里克设法将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台高效的军事机器。他拥有的工具大多来自罗马，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消极的。消极的因素是，芝诺的两面派和敌意给所有这些新加入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合作理由。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皇帝就会操纵他们互相毁灭。但东罗马也提供了更积极的动力，因为只有他们团结起来，才更有可能以年度补贴的形式从芝诺的税收中分得一杯羹。正是这种积极的一面在意大利赢得了胜利，联合军队的力量使狄奥多里克得以完全控制这片土地，从而能够以土地赠予和持续税收的形式调动意大利的财富，回报他忠实的追随者。他们对狄奥多里克的忠诚，以及他集结的整体力量，让狄奥多里克在西哥特人加入之前，就已经控制了西地中海。

考虑到其军队来源的巨大差异，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而且以中世纪早期的标准看，他创建的军队的群体身份是极其持久的。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对他们的领导者有同样程度的忠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鲁吉人在最初的征服行动中轻易改变了阵营，但当时他们还是新成员，是487年或488年才加入的。当东罗马军队在6纪30年代进入意大利时，国王死后的那一代哥特军队的一些成员立即投降了。 [47] 但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人这样做，我们将在第4章中看到，在长达25年的战争中，狄奥多里克带到意大利的那些人的后裔绝大多数一直战斗到最后，那时他们的群体身份才瓦解。这种群体身份并不古老，最初是在狄奥多里克在世时被创造出来的，尽管如此，它远非昙花一现。一起参加战斗的经历，以及先后同芝诺和奥多亚塞对抗所形成的纽带大大改变了他们。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征服意大利之后的财富分配，这使得最初的军队成员和他们的后代有了重要的共同利益，促使他们共同捍卫新获得的主要特权。其结果当然是一个新的群体身份，而且对于军队的大多数成员来说，这身份绝不是暂时的，毕竟在经历了长达20年的武装斗争之后它才被瓦解。

即使这支军队本身并不是后罗马世界中维护帝国的强大基础，它的本质特征也确实让人注意到，为什么西欧的罗马帝国到5世纪末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帝国刚建立时，在日耳曼人支配的中部地区所能见到的最大政治结构是由许多独立群体临时组建的军事联盟，这些人为了迫在眉睫的进攻或防御而集结在一起。这样的政治结构最多只能维持一场大胜，就像阿米尼乌斯在条顿堡森林击败瓦卢斯率领的军团那样，但这种现象非常罕见，而且在那次胜利后的几年内，获胜的联盟就不复存在了。相比之下，狄奥多里克只要把两个已经相当庞大的基本单位（潘诺尼亚哥特人和色雷斯哥特人）集合在一起，就可以创造出一支十分庞大的军队：他面临的政治问题比较简单，涉及的关键决策者要少得多。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共同的纽带，这些纽带来自重要且最终获胜的联合战役，以及维护狄奥多里克在征服意大利后建立的奖赏体系这一共同利益。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支军队中的绝大多数人，即使是其第二代和第三代后裔，在面对东罗马人入侵意大利时表现得如此坚韧顽强。

就像狄奥多里克的哥特人一样，所有建立了西罗马继承国的军事力量都是在行进过程中形成的新群体，但他们的群体认同并不因此就比意大利哥特人的更短暂。西哥特人、汪达尔人，最终还有法兰克人，所有这些群体都有非常相似的经历，结果也大同小异。他们在罗马土地上竞争的烈火中得到锻造，最初是为了在罗马人的反击中生存下来，但是后来随着中央帝国日益衰弱，他们希望能够在罗马税基中获得越来越大的份额。他们的基本单位本来就已经相当大了，而在此过程中变得更大，也更加持久。这与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民族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比。长期的变局为真正庞大而持久的军事群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当这些人被迫进入政治统一的最后关键阶段时，他们有能力分割罗马的领土。一旦他们开始这样做，罗马中央当局很快会发现税基和它所支撑的军队都在逐渐消失。罗马扩张时期，即使是最大的日耳曼联盟也无法以这种方式对抗罗马帝国的强权。在5世纪，有几个这样的群体在罗马的土地上横行，这确实解释了为什么中央帝国当局发现再也不可能维持帝国结构的完整了。 [48]

5世纪时罗马土地上的日耳曼群体有了新的规模和持久性，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帝国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军事优势；而这些新群体大体上也足够强大，足以抵挡彼此的不良企图。且不提狄奥多里克511年的举动，在6世纪后罗马时代的西方，没有一个继承国能够调动足够强韧的军事力量，去建立一个长期存在、规模称得上是帝国的国家。巅峰时期的狄奥多里克可以威吓勃艮第王国和汪达尔王国，并在西哥特王国被击败时实现对它的直接统治，但无论是他的王国还是他的对手，都同样产生于5世纪时激烈竞争的环境，都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来兼并足够多的邻国，并建立一个长期看来像是复辟的罗马的国家。因此，在西方重建帝国的第二次重大尝试必须来自旧的西方帝国的领土之外，这并不奇怪。它植根于东罗马，东罗马的资源使任何一个西方继承国相形见绌。当然，东罗马势力一直都存在，但是在468年东罗马舰队战败（那是它最后一次试图维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帝国的存在）之后的两代人时间里，君士坦丁堡将其对地中海西部的干预限制在很有针对性的外交干预范围内，就像狄奥多里克晚年所经历的那样。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把我们直接引向了查士丁尼大帝。

[1] 卡西奥多罗斯《信札》 9.24。

[2] 对这些信件的整理见Mommsen（1894a）。Hodgkin（1886）是对《信札》的高度浓缩译本；Barnish（1992）对其中一些信件提供了充分的注释和最新的翻译。要了解卡西奥多罗斯和他的职业生涯，请参考O’Donnell（1979）; Barnish（1992），ix–liii; Heather（1993）。在狄奥多里克统治之初，利贝里乌斯肯定是他的顾问，叙马库斯和波爱修斯可能也是，他们都比卡西奥多罗斯更加重要。

[3] Bjornlie（2009）很好地讲述了书信集产生的背景，但是他认为在公元540年后，这些书信被大幅度重写，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这些书信的语气和内容都很适合狄奥多里克政权的古典化方案，见Heather（1993）。这并不是说卡西奥多罗斯在选择和安排书信时没有大耍花招，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看到这一点。

[4] Kaster（1988），尤其是12–19，详细介绍了教育的作用；关于这些思想是怎样与古代宇宙观产生交集的，见Sorabji（1983），尤其是cc. 13 and 20。关于古代政治理论和基督教有限影响的经典研究，见Dvornik（1966），尤其是cc. 8，10–12。

[5] 镶嵌画装饰，见MacCormack（1981），236–239。关于狄奥多里克的宫殿，见Johnson（1988）; Ward Perkins（1984）。

[6] 对于哥特人非尼西亚基督教的介绍，见Heather and Matthews（1991），cc. 4–7。关于狄奥多里克和教宗，见《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12.65关于入城式的内容，以及Moorhead（1992），c. 4关于有争议的选举的内容。宗教会议，见《罗马宗教会议纪要》（Acta synh. Habit. Romae）I，p. 405。关于恩诺迪乌斯，见ed.Hartel，pp. 267–268; cf. id.，Life of Epiphanius 97.35。

[7] 关于“文明”，见Barnish（1992），xxiv–xxv；比较《信札》 1.27; 2.24; 6.5; 8.33;9.18。关于法律的重要性，见《信札》 2.7; 3.17（cf. 18）; 4.22; 5.40; 10.5。对《狄奥多西法典》和其他帝国法律的实际交叉引用，见Mommsen（1894a），pp.281–283。关于自由，见《信札》 12.5和11.13。

[8] 颂词，见ed. Hartel，p. 264，13 ff.；比较《信札》 3.13，8.15，8.31。关于语法学家的报酬，见《信札》 9.21。

[9] 对这些问题更详细的探讨，见Heather（1993）;（1994a）。

[10] 关于罗马晚期教会权利和财产的积累，见Jones（1964）, c. 22; Wood（2006），尤其是c. 1。与汪达尔人的对比，见Courtois（1955）, 289–310; Heather（2007）;Merrills and Miles（2010）, c. 7。

[11] 关于这一威胁，见Ennodius, Life of Epiphanius 122–135。关于意大利贵族，见Barnish（1988）; Schäfer（1991）; Wickham（2005）, 155–168。

[12] 对诺曼人的土地掠夺的介绍，见Hooke（1998）; Williams（1991）; Baxter（2007）,c. 7。关于477年前后狄奥多里克的人马流向斯特拉波，见上文。

[13] 卡西奥多罗斯《信札》2.15—16。Ennodius, Ep. 9.23. 《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 2,677–681收集和讨论了我们的史料来源提到他的其他地方。

[14] Bierbraüer（1975）, 23–39，基于普罗柯比关于东罗马征服的叙述中附带出现的信息。

[15] Goffart（1980）提出了著名论点［并在（2006）, c. 6中重申］，即并没有土地易手的情况，这一说法赢得了很多追随者。在我看来，他的论点正确的地方在于将税收调整纳入了考虑范围，也是他令人信服地指出了“三分之一区”的概念。但是他坚持认为没有土地易手，这有点走极端，因此很多学者对此做出了回应，见Barnish（1986）; Wickham（1993）; Halsall（2007）, 442–447；以及Riviere（2012）的论文集。

[16] Amory（1997）认为狄奥多里克的军队基本上消失在了这片土地上，和Goffart的观点一样，这一观点也有其追随者。Heather（1995）收集和讨论了《信札》中与哥特军队管理有关的各种证据，包括《信札》 5.26–27（召集皮切诺和萨莫奈的哥特人来领取他们的礼物）；5.36（书面的解散令）；8.26（列蒂的队伍选择自己的首领）。

[17] 《哥特史》 60: 313。

[18] 精彩的讲述见James（1988）, c. 3; Wood（1994）, c. 4。争论的焦点在于时间上的细节和苏瓦松周围群体的大小。

[19] 《信札》 3.1.2—3。

[20] 《信札》 3.2.3—4。

[21] 《信札》 3.5.2—5。

[22] 《信札》 1.1。

[23] 以前的学者试图确定狄奥多里克作为意大利统治者的准确制度地位，如Jones（1962），但这最终证明是一项无望的任务。Prostko-Prostynski（1994）, c. 1 and 131 ff. 收集和讨论了不同谈判回合的可用证据，我在这里大致遵循的是他的重构。有一点我不是很确定，即君士坦丁堡是否正式同意狄奥多里克实际上所做的一切，如雕像的摆放和欢呼仪式。在我看来，这无法确定。

[24] 关于阿玛拉弗里达的婚礼，见普罗柯比《战史》3.8.12。关于信件往来，见卡西奥多罗斯《信札》5.43—44。

[25] 参见Wolfram（1988）, 320 ff.。

[26] 《信札》 3.2.1，关于计时器，见1.46.2—3。Shanzer and Wood（2002）中有对阿维图斯部分作品的精彩翻译，有助于不通拉丁语的读者进一步了解勃艮第王国文化和政治的重要方面。

[27] 《信札》3.4.1—2; 2.41.2。

[28] 对西班牙的征服和对国库的集中管理，见普罗柯比《战史》 5.12.33 ff.。公元511年后，在卡西奥多罗斯卸任财务官之前，对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地区的集中管理，见《信札》5.35和39。

[29] 关于这次会议，见Life of Caesarius 1.36–43，译文见Klingshirn（1994b）。Klingshirn（1994a）, 124及以下详细介绍了这些会议。

[30] 《拉丁铭文选》827。

[31] 《哥特史》33. 174—175中提到了欧塔里克。《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14.80对他的粗野进行了评价。人们经常认为狄奥多里克的外孙、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的儿子阿马拉里克将会统治西班牙，但是见下文。

[32] 介绍阿卡修斯分裂背景的作品汗牛充栋，但是请参考Allen（2000）; Gray（2005）; Millar（2006）, c. 4。

[33] 有完整参考文献的更加详细的介绍，见Moorhead（1992）, 194–200。参照Noble（1993）; Sotinel（2005）。

[34] 关于卡西奥多罗斯的《编年史》，见O’Donnell（1979）, 36–43。《信札》8.1.3中提到了查士丁对欧塔里克的收养；关于这一行为的重要性，见Claude（1989）。

[35] 这些失败早已被注意到，《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 14.83给出了这样一个解释（狄奥多里克去世之前打算发动对天主教徒的迫害的说法也源自这里）。参考Momigliano（1955）; Moorhead（1992）, c. 7。

[36] Momigliano（1955）；从那以后，关于罗马和拉韦纳分裂的说法就一直很有影响力，例见Moorhead（1992）, c. 5。

[37] 《信札》6.6对政务总管的工作提供了很有帮助的描述。《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2, 233—237收集并探讨了关于波爱修斯的职业生涯的史料。

[38] Matthews（1975）, cc. 1–2对“悠闲”这一概念进行了精彩的阐述：精英这种追求理性和文化的理想，与希腊–罗马人对于使其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的自我理解是紧密相连的。见上文。

[39] 关于波爱修斯，见《信札》1.10；关于贡多巴德，见《信札》1.45，关于克洛维，见《信札》2.40。关于叙马库斯和狄奥多里克，见《信札》1.23; 2.14; 4.6; 4.22;4.51。

[40] Marcellinus Comes ad a. 508. Croke（2001）很好地介绍了这位编年史家和他的人脉。

[41] 《哲学的慰藉》的译文见Stewart et al.（1918）。该书闪烁其词，我怀疑波爱修斯是故意为之，因为在写作该书时，他还抱有幻想，希望最终能够有好的结果。很多历史学家费心去解读，但是它并没有把我们想知道的事告诉我们。见Chadwick（1981），尤其是56 ff和c. 5, 还有Gibson（1981）中的多篇论文。

[42] 紫袍家族，见上文。关于狄奥达哈德，见《信札》8.23; cf. 9.25.9。关于利古里亚人的骚乱，见《信札》8.16。关于图鲁因，见《信札》8.9—11；《信札》8.3明确承认，曾经考虑过让阿马立家族之外的人来继承。

[43] 关于这种分裂，见普罗柯比 《战史》 5.13.4 ff; cf. ibid. 5.12.50–54。关于提奥迪斯在西班牙的崛起和独立，见约达尼斯《哥特史》 58.302。

[44] 更详细的叙事重构，见Wolfram（1988）, pt 5, c. 10。

[45] 见《信札》8.1.3；对于狄奥多里克晚年问题的详细讲述，见Moorhead（1992）,c. 5。

[46] Barnish（1990）充分探讨了两人之间关系的证据。

[47] 例如，一个名叫皮特扎斯的人率领定居在萨莫奈的一半哥特人对贝利萨留投降，见普罗柯比《战史》 5.15.1–2。关于当地整个群体内部独立的权威结构，Heather（1995）提供了更广泛的证据。Amory（1997）试图表明狄奥多里克的追随者并没有形成坚实的群体认同，他依据的主要是贡狄拉斯（Gundilas）的例子，他在战争中显然为了一时的考虑而改旗易帜（见其App. 1, pp. 321–325）。但这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拜占庭帝国的征服战争会持续20年之久：Heather（2003）。

[48] Heather（2009），特别是cc. 2 and 7更详细地探讨了帝国边缘日耳曼世界的长期变化及其战略影响，并提供了完整的参考文献。

第二部分
“多国的征服者”

第3章
“上帝所赐”

即使按照塞尔维亚的标准，这里也相当偏远。这是一个狭窄的高原，两边是两条小河形成的陡峭河谷。从远古时代起，通过巴尔干半岛这一地区的交通主要依靠两条通道，一条是摩拉瓦河—瓦尔达尔河（Moravia-Vardar）走廊，另一条从古老的奈苏斯（今天的尼什）通往斯库皮（Scupi，今天的斯科普里），但是它们都没有经过这个高原。在潘诺尼亚哥特人的车队长途跋涉，向南进入东罗马的领土时，他们走的就是这两条道路。在这附近，种一些作物是可行的，但是高原周围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从来不足以养活非常密集的人口。

尽管存在这些缺陷，君士坦丁堡当局还是于6世纪中叶在其上建造了一座全新的宏伟城市，当时距离狄奥多里克在拉韦纳去世还不到10年。这里的考古挖掘工作仍在继续，目前由一个法国和塞尔维亚联合团队进行；迄今为止的发现已经非同寻常。高原的西北端是城市最后的堡垒，即其卫城，四周是因为地形而很不规则的巨大城墙，上面点缀着五座巨大的塔楼，只有一个门。在卫城内部，有一个巨大的教堂建筑群（长方形教堂、洗礼堂和礼堂），对面隔着一个带柱廊的广场，是一个同样宏伟的世俗权力所在地。这座堡垒四周是另外一组城墙，这些城墙划出了大约5公顷范围的上城区，上城区有两个城楼。在这里，罗马人建造了更多的教堂，还有拱廊街道和一个巨大的谷仓，另有几座富丽堂皇的住宅和古代世界管理水的一些常用设施，包括一座水塔。如果没有水塔，在这个十分干旱的地区就不可能有密集的人口。在城墙外面，下城区占地3公顷，到目前为止，挖掘工作已经发现了更多的教堂、一个巨大的水槽和两个巨大的浴池。

催生这一巨大土木工程的不是经济、行政、宗教或战略上的需要，甚至也不是后勤上的需要。事实上，它是为了纪念一个伟大人物——查士丁的外甥查士丁尼一世。前文讲过，查士丁的升迁解决了阿纳斯塔修斯死后的继任危机，而狄奥多里克之所以会促成阿卡修斯分裂的终结，也是为了他的缘故。这个高原曾是查士丁尼亚纳普里马（Justiniana Prima）的所在地，今天的名称是察里琴格莱德（Caricingrad，意为“王后之城”），建造这个城市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纪念这位历史伟人默默无闻的出生地——不过，他的出生地似乎在附近，而不是在这个高原之上。不仅这座城市就这样拔地而起，而且世俗和教会的机构分布也围绕它重新安排。535年颁布的一项法律宣布，皇帝打算将伊利里库姆行政区（负责管理巴尔干半岛西部和希腊）的首府从古老的塞萨洛尼卡迁往查士丁尼亚纳普里马，而这座城市的新主教被赋予了都主教的权利，成为整个巴尔干半岛北部的高级教士。 [1]

就纪念罗马帝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而言，察里琴格莱德是完全合适的。查士丁尼为大众所熟知，但如果他生活在公元1世纪，应该会更加广为人知。他像卡里古拉（Caligula）、尼禄（Nero）和克劳狄（Claudius）等人一样，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他于527年即位，当时狄奥多里克可以说尸骨未寒。历史学家认为他是罗马历史上最具远见卓识（可能也受了不少误导）的皇帝之一。在许多人看来，在公元476年之后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中，只有他真心想把罗马的实力恢复到其古代辉煌时期的巅峰状态。人们常说，他登上王位时，怀着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重新征服西罗马那些失去的省份，然后他开始着手此事，同时还利用空闲时间对整个罗马的法律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但是，如果说在他生命的最后，罗马的疆土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他修订的罗马法对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同样老生常谈的是，和所有的反英雄一样，查士丁尼留给后继者的遗产是一个被下了剧毒的金杯。在他死后两代人的时间里，东罗马不仅失去了他所征服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失去了其大部分领土，在面对最可怕的失败时，又陷入了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甚至意识形态的危机。

对查士丁尼的评价褒贬不一，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查士丁尼的形象前后矛盾得惊人。这位名叫普罗柯比的历史学家是来自该撒利亚的律师。他的家乡是古代晚期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其中大部分正通过大规模的发掘显露出来，尤其是港口区域。在这里，已经有一代海洋考古学家在地中海东部温暖的水域里游泳，享受夏季。关于自己的背景，普罗柯比并没有告诉我们太多具体信息，但他显然属于贵族地主阶级，因为从其作品可以看出，他在古希腊语言和文学方面受过广泛的教育，在罗马帝国晚期，这是他这个等级以及更高等级的标志，因为这种教育完全是私人的，只有他们才负担得起。根据他自己的著作，他似乎是查士丁尼最著名的将军贝利萨留的法律顾问（assessor），他后来似乎转向了法律研究，而法律研究的成本再次证实了他优越的出身。在普罗柯比的陪伴下，贝利萨留先是领导了533年查士丁尼对非洲汪达尔人的征服，随后又在意大利战争的初期阶段领导军队。6世纪30年代后期，他的成功使卡西奥多罗斯注定要来到君士坦丁堡。

《秘史》

普罗柯比用笔（也可能是用声音，因为当时口述很常见）给我们留下了三部不同的作品。其中一部规模宏大，比其他两部要长，讲述的是从527年到552/553年之间查士丁尼的战争。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对查士丁尼统治的充分描述（甚至作者本人也不会），它的写法符合罗马晚期写作这类历史的惯例，很有特点。你不能使用“现代”词汇，正式说起来，就是不能用任何古典时期的希腊语法奠基人没有认可的词，而这就意味着需要找到其他表述方式来描述基督教主教、神父、修士等等，因为在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是没有主教、神父、修士的。在开始讲重点之前，还有必要说些引子性质的题外话，这些话未必是为了教导，有时只是为了娱乐和炫耀知识。主题也是严格规定的，比如说不能再说新流行的基督教，而是要严格关注军事和外交史。渐渐成了常规甚至必须的做法是：作者应该亲身参与其中的一些事件，这既是为了让读者更加感兴趣，也是为了保证他在文章中讲的是事情的真相。 [2] 普罗柯比的战争叙事提供了大量的细节信息，这些信息的真实性还没有人提出过理由充分的质疑。事实上，他作品的信息量是如此之大，除非你非常努力，否则在写查士丁尼统治期间的历史时，人们往往只是用自己的话复述普罗柯比所写的内容，外加一点评论。

普罗柯比的第二部著作同样难懂，但难懂的原因不同。这部著作通常被称为《论建筑》，全书洋洋洒洒四大卷，描述了皇帝所批准的建筑工程。它同样包含很多信息，但也有一些潜在的严重问题。首先，至少就现代人的口味而言，普罗柯比阿谀奉承得太厉害了。在这部作品中，皇帝完全是帝国宣传中所暗示的样子：受命于上帝，圣洁而虔诚，他的许多不同的建筑作品既是帝国的装饰，又是帝国的防御。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书中宣称的建筑活动的规模，其中一些是没有问题的。第一卷的焦点是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在这里，依然可以看到当年查士丁尼的一些建筑，尤其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几乎和普罗柯比当年描绘的样子一模一样（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558年，原来的圆顶在强烈地震中倒塌，不得不加以重建）。但在第三卷，还有更为突出的第四卷，普罗柯比基本不再像起初那样做出精确而多样的描述，而是列出一份份名单，这些名单非常长，让人怀疑是否真有那么多建筑被建成。历史学家的确是一种反暗示的动物；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种趋势，认为被普罗柯比归于查士丁尼的很多建筑，实际上是在查士丁尼的前任阿纳斯塔修斯统治时期建造的。这种看法的一个重要立论基础，是一个关于波斯边境要塞达拉（Dara，下一章将详细介绍）的论据；最初，普罗柯比就和贝利萨留一起驻扎在达拉，他对这里据说是查士丁尼所建的东西做了详尽而具体的描述。有人认为其中大部分是无稽之谈，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阿纳斯塔修斯建造的，这里的城防建设肯定是从他开始的。如果普罗柯比在他曾经去过的某个地方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关于大片土地上无数其他建筑的说法呢？毕竟，他从来没有到过那些地方。

值得庆幸的是，总的来说我们不必如此悲观。如果你去达拉的话，现在还能看到的建筑的确有很多是阿纳斯塔修斯建造的，但是普罗柯比所描述的查士丁尼建的建筑也在那里，看起来的确像是第二阶段的建设。它们中有些现在已经消失了，但在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和其他人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拍摄的黑白照片中却依然可见。总体说来，普罗柯比对察里琴格莱德的描述与考古学家发掘出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令人愉快的一致性。总之，看起来普罗柯比的《论建筑》中有大量的夸张，但并非完全虚构。虽然查士丁尼肯定很乐意为他统治时期完成的建筑居功，即使是由阿纳斯塔修斯开始的，但是还没有人发现普罗柯比把某些根本就不存在或肯定是别人建造的东西归功于查士丁尼。尽管《论建筑》中的阿谀奉承令人作呕，但其总体观点并非完全虚假。查士丁尼确实建造了大量的建筑，而普罗柯比提供具体细节的那些很可能就是他所记录的样子。 [3]

就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统治的描述而言，关键问题既不在《战史》中，也不在《论建筑》中，而是在他的第三部，也是最短的作品《秘史》中。10世纪晚期拜占庭一位百科全书编纂者见过这本书，但后来它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直到梵蒂冈图书馆发现了一份单独的手抄本，并于1623年在里昂将其出版。但是找这本书时遇到的麻烦只是小问题，更麻烦的是它的内容。《战史》和《论建筑》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古代文学中公认的范畴，分别是仿古典风格的历史和颂词，因此我们基本上知道如何去阅读，而《秘史》则不然。它的内容完全有可能推翻普罗柯比在他那些长得多的作品中所说的一切。

《秘史》所带来的问题（如果这是问题的话）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谜题，它最终呈现在几个互相交织的层面。这本书的序言写明了普罗柯比写作这本书的确切原因。时间是在6世纪50年代初，除了《战史》的最后一卷之外，他已经写完并出版了他所有的作品，但是他告诉我们：

以前叙述许多事件时，我不得不隐瞒导致这些事件的原因。因此，在本书中，我有必要不仅披露那些至今仍未披露的事情，还要披露那些已经描述过的事件的原因。 [4]

由于害怕“最残酷的死亡”，害怕被皇帝的“大量密探”当场发现，普罗柯比对于征服战争的讲述是高度净化了的。现在他承诺要将真相告诉我们，全部的真相，并且只有真相。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但是你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普罗柯比所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他痛斥了他的前雇主贝利萨留将军和他的妻子安东尼娜（Antonina），但是他的主要批判火力留给了查士丁尼皇帝本人和他的妻子狄奥多拉（Theodora）皇后。先是查士丁尼：

这人既是作恶的，又容易陷在罪恶里，他们管他叫道德败坏的人。对和他谈话的人，他从来不会主动说真话。在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为背后，都隐藏着诡诈的意图……他毫无真诚可言，狡诈，虚伪，善于掩饰自己的愤怒，是一个狡猾的两面派，一个完美的演员，他可以把假装持有的观点表演出来，甚至能够一把鼻涕一把泪……总之，他自己没有钱，也不让世上任何人拥有它，仿佛他不是为贪婪所害，而只是被对有钱人的嫉妒所折磨。因此，他毫不在乎地将财富从罗马世界中排除出去，让所有的人都很贫穷。 [5]

狄奥多拉也留下了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似乎也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

她刚一长大成人，马上就和从事舞台表演的女人混到了一起，很快成为妓女，并且是被古时候的人称为“步兵”那种妓女，因为她既不会吹笛，也不会弹琴，甚至连跳舞都不会，但是她把自己的美卖给她遇到的人。

在普罗柯比看来，驱使狄奥多拉这样做的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需要：

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她那样成为各种形式的享乐的奴隶；有许多时候，她和10个或是更多的青年一同赴席。他们都是身体健壮、善于淫狎的。她会和所有参加宴会的人一起淫乱，通宵达旦，等到他们都累得不行了的时候，她就到他们的侍从那里去，一共大概有30个人，挨个和他们淫亵。

她曾抱怨大自然没有赋予她更多寻欢作乐的方式，这还没有算上她那场著名的舞台表演：她让人把麦粒撒到她的私处（如果她还有什么“私处”可言的话——按照普罗柯比的说法，实际上她的这一部位已经完全谈不上“私处”了），让鸡去一粒一粒地啄食掉。与此同时，她意志坚强，聪明绝代，用身体和心计成功地俘获了查士丁尼的心；为了娶她为妻，查士丁尼甚至改变了法律。 [6]

他们两个组成了完美的犯罪搭档。他们一样贪婪，都不能容忍任何违背他们意志的行为，所以他们联合起来，毁灭了他们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也就是整个帝国。这一结果也不完全是人类的愚蠢行为造成的。因为查士丁尼的母亲曾承认：

在她怀上查士丁尼之前，有个恶魔来找她。这个恶魔是看不到的，却让她产生了一种和男人交媾的感觉，然后恶魔就消失了，一切恍如一场梦。有些深夜和皇帝在一起的人断言他会突然从宝座上起身，四处游荡，走来走去（事实上，他从来不习惯于久坐）。查士丁尼的脑袋会突然消失，而其身体的其他部分会依然不停地来回游荡……还有一个人说，他侍立在查士丁尼身边时，突然发现查士丁尼的脸变成了一个没有五官的肉团，眉毛眼睛都不在其应有的位置了。

一位神职人员最终确认了他的魔鬼身份，他到君士坦丁堡觐见皇上，却无法进入正殿，因为他看到坐在那里的是魔鬼之王而不是皇帝。原来这个魔鬼早就和狄奥多拉达成了协议，有了他做情人，她就再也不缺钱了。 [7] 这就是我们读到的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所发生事件的原因和真相。当“驱魔人”遇见“深喉”，当他们心中只有贪婪，结果除了人类的灾难，还会是什么呢？

显然，所有这些都让人怀疑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的描述是否可信。他在《论建筑》中告诉你，皇帝是上帝指定的，是正义的，几乎是绝对可靠的，当圣索菲亚大教堂在建筑过程中遇到亟须解决的难题时，皇帝甚至通过一个梦从上帝那里得到了解决方案；但是同一位作者又告诉你，这个皇帝简直是《凶兆》的前传。对此，我们很难一下子明白该怎么理解。《秘史》一边声称揭示了查士丁尼政权的全部和最终真相，一边却包含了对狄奥多拉的色情描写以及对查士丁尼的妖魔化描写，我们该如何调和这种不同寻常的并置呢？在我看来，《秘史》中有很多线索表明，普罗柯比是在逗他的读者。这并不是说他在诋毁这一政权时所说的话言不由衷，而是说他不希望我们直接把他书上内容的字面意思当作“真相”。一个例子是对狄奥多拉那段生动的色情描写。对于这段描写，尤其是那些鸡，在过去的25年里我所教过的学生中，至少有95%的人的反应是开怀大笑（只有少数在非常封闭的背景中长大的人有点震惊）。判断另一个时代和地方的文化价值总是有点危险，但是我非常确信，笑声正是普罗柯比追求的反应。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描绘没有严肃的目的，要知道，嘲笑是杀敌人威风的最有效策略之一。在狄奥多拉的例子中，这一描绘彻底将她变成了帝国宣传的形象的对立面。她不是神选的贤惠皇后，而是一个贪婪任性的花痴。她在君士坦丁堡建了一个改造过的妓女的收容所，普罗柯比尤其喜欢与此事有关的一切讽刺。 [8]

《秘史》对查士丁尼的刻画也是如此。统治帝国的不是上帝选择的皇帝，而是魔鬼之子。我相信他这么写也是为了博我们一笑。对于无头之身和模糊面目的描述都很有趣，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措辞十分用心，这表明我们不能按照字面上的意义来理解：文中多处出现“好像”“据称”“据说”这样的字眼。普罗柯比对于查士丁尼长相的荒唐描述更是如此：

他个子不高，也不特别矮，中等身材，不瘦，还有点胖。他是圆脸，并不难看。即使禁食两天，他的面色依然红润。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整个外貌，我要说，他非常像韦斯巴芗（Vespasian）的儿子图密善（Domitian）。

普罗柯比能够知道查士丁尼长得像图密善，这并不简单。图密善是终极恶魔，是整个罗马帝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暴君，他在古代的名声比卡里古拉和尼禄要差得多，而卡里古拉和尼禄则更为现代人所熟知。普罗柯比告诉我们，图密善声名狼藉，以至于民众不仅把他的身体撕成碎片，而且在他死后，元老院下令毁掉他所有的雕像。普罗柯比是怎么知道查士丁尼长得和图密善一样的呢？

图密善的妻子把他的肉块收集起来，一块块准确地拼在一起，一一对应起来，把全身都缝起来。然后，她把它展示给雕刻家，吩咐他们用一座铜像来体现她丈夫的命运……她把铜像立在通往卡皮托广场的街道上……直到今天，它既表现了图密善的特点，也反映了图密善的命运。

如果你还没有笑，我真的认为你应该笑了。整个故事完全是一派胡言。要知道，当普罗柯比为君士坦丁堡的读者写下这些话时，他所说的这座雕像正安全地立在遥远的罗马，因此谁也无法去核实。我们见到的，仍然是普罗柯比想象中的精彩世界。他不过是用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好把查士丁尼和帝国历史上最坏的暴君相提并论。换句话说，在《秘史》中，我们看到的是高质量的政治讽刺；罗马晚期还有一些作者用了这种办法，利用性与妖魔化来贬低和摧毁目标人物的公信力。 [9]

关于查士丁尼时代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我们可以从上述情况得出两个宽泛的结论。一个比较令人欣慰，另一个则不然。一方面，我很有信心，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政权及其成就的看法。我想，就像许多其他的东罗马人一样，普罗柯比深受533—534年在北非的第一次胜利的鼓舞，甚至可能因此决定投身历史写作，因为他作为贝利萨留的助手深入参与了这次行动，但他的热情很快就会被深深的幻灭感取代，因为此后战争在整个6世纪40年代一直持续，最迟到了550年前后。在那以后，他对这个政权及相关的一切一直怀有无法化解的敌意。因此，我们可以将《论建筑》仅仅看作一篇可能是受委托而写的颂词。

然而另一方面，从《秘史》中鲜明浮现出来的聪明而顽皮的普罗柯比的形象却不那么令人欣慰。这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不然。作家越聪明，尤其是像普罗柯比这样见多识广的作家，就越难摆脱自己巧妙构建起来的世界观。历史曾被视为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对于身处古代修辞学传统中的作家而言，这更是个问题，他们总是会把来自古代权威文本的典故编入他们的著作，因为他们和他们的潜在读者接受的都是这种教育。有时用的只是一些文字典故，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仅仅说明特别巧妙的短语往往会被记住并传承下去，这有点像《哈姆雷特》中数量惊人的谚语，早在你看到或读到这出戏之前，你就已经从其他地方知道它们了。但是作者也可以利用典故来搭建额外的意义层。例如，作者在他的文章中写下一个著名的引语的一半，当读者添加另一半时，就会扭曲甚至颠覆文章表面的意思（就像在正面陈述结尾加上“才怪”一样，只是复杂一些；“查士丁尼是一位神所任命的神圣皇帝，才怪”，这句话可以很好地总结《秘史》的内容）。对于像普罗柯比这样受过修辞学训练的古代作家，麻烦在于，他们十几岁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专业指导下梳理古代文学，而我们今天大多数人不是这样。因此，要完全确定你领会了这样一位作家的全部意图是极其困难的。你面对的作者越聪明，他的意图就越难理解。在我写作本书时，我认为“陪审团”仍在考虑对普罗柯比的“裁决”。他是一个聪明机智的作家，这样的判断似乎是必然的。但究竟有多聪明呢？最近有人指出他实际上非常聪明，在公元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他为一群志同道合的分析人士构建了基于哲学之上的对查士丁尼政权的批判，而不仅仅是表达一种基于压倒一切的厌恶感的讽刺。虽然这个观点可以从普罗柯比的作品中构建出来，但它可能在作者本人的意图之外加上了一层没有根据的深意。由于缺乏独立的证据来证明这类读者的存在，所以至今还没有定论。 [10]

然而，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另一批材料可以使用。与普罗柯比所探讨的征服战争相比，查士丁尼统治期间对罗马法的全面重新修订无疑具有更大的意义。从本质上讲，法律文献比普罗柯比的标准历史叙述更难处理。因此，尽管其体量巨大，或者可能正是因为其体量巨大，法律文献并没有得到过那么详细的讨论。然而，如果解读的角度正确，法律文献就能为我们了解查士丁尼政权（尤其是其最初几年）提供一种很好的、幸好不同于普罗柯比的视角。

《查士丁尼民法大全》

后来证明，查士丁尼对罗马晚期法律的改革，对欧洲大部分地区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当时并非如此，因为当时的君士坦丁堡连一个西罗马故地的地区都没能控制，欧洲的其他一些地方更是从来就没有被罗马统治过。然而，查士丁尼的工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本质上说，它通过编纂法典，保存了近一千年罗马法理学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内容。这是以一种十分系统的方式完成的，由此产生的文本就是《查士丁尼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 ），对于中世纪至近代早期中欧和西欧许多正在形成的法律制度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整体模式和许多具体的法律条文。因此，正是多亏了查士丁尼，罗马法的研究直到最近一直是许多大学法律课程的核心（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牛津大学才将其从必修课降为选修课）。查士丁尼的法典是如何产生如此惊人的影响力的呢？这将是本书最后一部分的核心内容。但是在6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当它被编撰出来的时候，这一切都是无法预测的。现在重要的是这一工程在当时的性质和意义。

实际上，法律改革很快成为查士丁尼新政权最重要的内政工程。527年8月1日，他在舅舅查士丁去世后独掌大权。这一工程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早在528年2月13日就宣布了，当时距新皇帝登基仅6个月。作为罗马人的统治者，如果你想高声宣布自己是适合统治的人，那么，至少在罗马国家的内部事务方面，你最好致力于法律改革，原因有二。

首先，我们已经看到狄奥多里克对这一点的反应，罗马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早已认定，成文法的存在是罗马世界作为受神启示的更高级人类社会的唯一因素，罗马远比任何已知或可想象的邻国优越。正如530年12月15日查士丁尼在第二阶段内容（后来的《学说汇纂》）的编纂令（Deo Auctor e）中说的那样：

在任何领域，没有比法律的权威更值得研究的东西了，因为他将神与人的事安排妥当，并除去一切的不义。 [11]

将成文法认定为罗马人优越地位的关键组成部分，这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直接源自古希腊人对其社会为何优越于其他所有社会的思考。然而，希腊人不是仅仅重视一个因素，而是同时重视几个相辅相成的因素，尤其是希腊人非常强调强化的教育体系的价值（普罗柯比就是在从希腊教育体系沿袭下来的体系中接受训练的）。这样的教育体系培养的是具有高度道德敏感性的个体，他能够在面对人生沧桑时看到自我控制的价值。因此，他愿意让个人意愿服从于成文的规章制度。在这种思想体系中，一个人在愿意接受成文法之前是否已是优秀的人并不完全清楚。然而，晚期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逐渐抛弃了其他因素，使法律成为罗马人无可争议的核心优势。我们5世纪以后的史料在正式比较文明的罗马社会和野蛮社会（甚至包括高度复杂的波斯社会）时，都表示使前者显得如此优越的因素就是成文法的存在。一位罗马作者借西哥特国王阿陶尔夫（Athaulf）之口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即他之所以放弃用哥特帝国取代罗马帝国的想法，正是因为他的追随者不能遵守成文的法律。因此，他能想到的最佳选择是使用哥特人的军事力量来支持罗马。另一位作者讲了一个同样著名的例子：一个罗马商人加入匈人之后，生意兴隆，但是当他回忆起成文法律所能维持的整体生活质量时，不禁潸然泪下。在后罗马时代的整个西方世界，颁布一部成文的法典，无论它是多么虚幻和不切实际，都等于宣布你的政体属于文明的基督教国家俱乐部。 [12]

为什么法律能够从一系列古老的因素中脱颖而出，扮演这个主角呢？这并非我们要讲述的重点，但我的直觉是，罗马帝国意识形态的基督教化起了作用。关于希腊优越性的古老意识形态是赤裸裸的精英主义。只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才是出类拔萃的，而这种教育是私人的，费用高昂，因此根据定义，只有少数人（一般为男性）才可以加入这个精英俱乐部。然而，基督教认为，每个人（不分男女）都有灵魂，都可以被拯救，所以古希腊罗马人的优越意识太过狭隘。如果放弃其余的意识形态工具，只专注于法律，就能克服这个问题，因为法律及其定义的社会结构赋予每个人一个位置。有些人拥有更大的权威和权力，有些人比较卑微，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这样的思想在基督教帝国更行得通。遵照福音书的文本，这个基督教帝国坚信这样一种中心论点，即每个人都可以得救。不管怎样，帝国晚期十分重视成文法，认为它是罗马优越性的关键，这意味着对于任何政权而言，不可能有比进行法律改革更雄心勃勃的举措了。

查士丁尼选择法律改革的第二个原因需要更多的梳理。这是从一个简单的认识开始的，即到了527年夏天，改革罗马法已成为一项肯定需要做的工作。当他登上皇位时，法庭上可以引用的权威法律的潜在来源数量太多，也过于多样，较为复杂的案件难以解决。然而，我们不能仅仅这样就得出结论说，新皇帝是一位有远见的统治者，为了臣民的利益推行了全面的法律改革。要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公元6世纪（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就已如此），人们在帝国的法庭上通常参照两种主要类型的法律权威：一种是历代皇帝或多或少正式授权律法师（所谓的法学家）撰写的权威性法律著作；另一种是由皇帝直接做出的不同种类的裁决，包括官方的一般裁决，以及最初可能只与特定案件有关，但是具有更普遍意义的裁决。查士丁尼的改革分为三个阶段，解决了每种材料本身所构成的不同问题，以及当你试图同时使用它们时产生的更大的问题。最简单的是第三个阶段。这是最后一个阶段，其成果是一本新的法学入门教材，反映了工程其他阶段对法律的修订。在可能的情况下，它还严格遵循了2世纪的法学家盖尤斯为学生所著的手册，收入了这部早期作品约一半的内容。 [13] 然而，如果说完成最后这本教科书是一项相对容易的任务，那么在它之前的工作要繁重得多。

改革的第一部分于528年2月启动，其任务首先是收集自上次采集（438年的《狄奥多西法典》）以来新颁布的帝国法令，涵盖的时间范围从公元300年开始。然后，还要将从90年的帝国立法中选出的新内容与现存的其他三部帝国法典结合起来，分别是《狄奥多西法典》，以及3世纪90年代由赫莫根尼（Hermogenianus）和格列高利（Gregorianus）编纂的两部法典。后两部法典包含了可以追溯到2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帝国法律。这项工作由一个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8名高级行政人员兼政府高级官员和2名执业律师组成。

他们的大体工作范围已经确定，他们遵循的是《狄奥多西法典》和后来编纂的法典所规定的采集方法：

1. 首先抛弃所有只适用于某一个具体案件的法律，从而确定具有实际或潜在普遍意义的法律（这里所遵循的是拉丁语中的generalitas，即“普遍性”这一概念）。

2. 随后编辑这些选出来的法律，先抛弃皇帝在宣布裁决之前发表的大部分自我辩护的胡扯。

3. 然后，法律条文中涉及不同主题的部分分开，因为皇帝经常颁布涉及多个主题的复合法律。

4. 最后，在编号的各卷中，将编辑过的摘要安排在主题章节标题之下，各个章节中按时间顺序排列。

这部分比较简单，因为编辑方法，甚至大部分卷和章节标题都可以遵循旧法典的已有模式。更困难的任务是决定旧法典中哪些内容应该保留下来，以及如何将它们的材料与委员会刚刚制定的法律条文结合起来。

这个委员会证明了自己能够胜任这项任务，他们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完成了新的法典，法典于529年4月7日正式公布。相比之下，当年编纂《狄奥多西法典》的委员会花了9年时间才完成了前述任务中的第一个，他们甚至没有尝试把这些法典集合起来。虽然，公平地说，查士丁尼的官员采用了新的官僚化收集方式，又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模式，工作会简单一些。 [14] 但是在13个月的时间里编写新法律并将所有的帝国立法整合到一起，这个速度是惊人的。

我猜想，正是这种速度促使查士丁尼在530年12月成立了第二个委员会，以解决法学家的著作这一更大的问题。《学说汇纂》的编纂令提出了这些原则：

因此，我们命令你们阅读和研究古代学者（法学家）所写的罗马法的书籍，最受尊敬的皇帝授予他们制定和解释法律的权力；你们要掌握其全部精髓，尽可能地消除所有重复和矛盾，汇编出一部足以取代它们的作品……一旦成书，书中一点可以删减的东西也没有……在这50卷中，所有古老的律法（处于混乱状态将近1 400年，现在被我们纠正了）就像被一堵城墙保卫着，什么也不会遗漏在外面。所有的法律作者都会受到同样的重视，任何作者都不享有任何特权，因为没有人在每个方面都更好，也没有人在每个方面都更差，而只是在某些方面更好或更差。 [15]

新委员会的主持工作交给了参与前一项工作的律师特里波尼安（Tribonian），显然他在完成上一工作的过程中脱颖而出。从529年4月新法典的公布到530年12月新项目的宣布之间，他肯定一直在做准备工作。此时他们已经知道，下一步著作将由50卷组成，他们研究法学家著作的原则被认真确定下来：不能有先入之见，每一个观点都要根据是非曲直来权衡。

准备工作不足以降低这项任务的难度。根据委员会自己的说法，他们必须阅读总共2 000本书和300万行的法律意见。最后，他们把这些浓缩到50卷和15万行，但这远不能说明问题。法学家的材料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极其杂乱。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此类法律著作，几乎都经过了特里波尼安及其同僚的修订，他们赋予了这些材料从前所无的秩序和逻辑。关于律师，要记住的关键一点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靠客户谋生的，而客户聘请律师是为了打赢官司。打官司（尤其是非刑事案件，而法学家提供意见的大部分是非刑事案件）代价高昂，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或获得某种经济利益。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特里波尼安及其同僚发现，法学家材料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其数量，而是主要法学家之间经常存在分歧。这并不奇怪：许多分歧之所以产生，无疑是因为需要为特定客户提供巧妙的论据。因此，整理法学家的著作不仅涉及编辑问题，而且涉及智力决策问题。对于关乎某一具体问题的相互冲突的意见，委员会将如何取舍？

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几百年来法学家发表的相互对立的意见造成了一种混乱，而这种混乱正是付费律师的天堂。在这方面，你不妨想一想在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中，没完没了的诉讼程序是怎样最终吞噬了争议财产的价值的。罗马法是一个“丛林”，“律师”就是其中的“老虎”，其中最优秀的就是那些最擅长利用法学家的意见和帝王的裁决为其客户需求服务的人，他们可以得到天文数字般的报酬。 [16]

不了解这个背景，就不可能理解查士丁尼法律改革的第二个要素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高风险策略。要想取得成效，它必须突破传统罗马法律权威的难题，并以此挑战从现状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既得利益者。改革是必要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这项任务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吓退了狄奥多西的法律团队，到了5世纪30年代末，他们已悄悄放弃了这部分工作；到了查士丁尼这里，事情并没有变得容易。《学说汇纂》的编纂会不仅提出了合乎逻辑的工作原则，而且也表明了决心。530年12月，查士丁尼政权承诺要大胆地去做以前没有皇帝敢做的事情。

法律改革也不是查士丁尼上台后推进的唯一高风险项目。且不说那些多毛的欧洲蛮族人，东罗马还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了一个传统敌人：波斯。3世纪20年代，新的萨珊王朝对今天伊朗和伊拉克所在地区实现了空前程度的中央集权，这预示着罗马将迎来延续两代人甚至更久的政治灾难，其中包括三次巨大的失败和一系列的羞辱，尤其是皇帝瓦勒里安（Valerian）的被俘和随后的展示，这些都被镌刻在“帝王谷”（Naqs-I Rustum）附近的巨大岩石浮雕上。经过50年动荡的政治和行政改革，皇帝们得以将更大比例的国家资源用在他们所希望的地方，在3世纪的最后十年，东部才恢复了平静。在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还会不时发生进一步的冲突。但是，在4世纪的最后15年里，以及尤其是在5世纪，超级大国之间的周期性对抗让位给了现实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共存。在其他的前线，这两个帝国都要面对凶猛的敌人，尤其是草原游牧民族。484年，当波斯国王波尔泽斯（Perozes）和他的军队被嚈哒人（Hephthalite Huns）屠杀时，波斯人遭受了相当于罗马人在阿德里安堡的痛苦。这也许只是个传说，但到了6世纪早期，两个帝国都认为，皇帝阿卡迪乌斯（Arcadius）和波斯国王伊嗣俟（Yazdegerd）之间的协议拉开了这段相对友好的关系的序幕。根据这一协议，后者将阿卡迪乌斯的幼子狄奥多西二世收为养子，这样万一阿卡迪乌斯早逝，狄奥多西二世也能顺利继位。这一安排被证明是具有预见性的，因为公元408年，在狄奥多西只有6岁时，阿卡迪乌斯就去世了。 [17]

随着游牧民族对双方的威胁最终消失，6世纪初的局面多少回到了旧的“冷战”模式，争端问题有时通过战争而不是谈判来解决（就像整个5世纪所发生的那样），双方都希望在边境地区给对方制造麻烦，特别是在黑海东端。然而，5世纪时的善意并没有完全消失，522年，当时的波斯统治者卡瓦德斯（Cavades）重新向君士坦丁堡伸出了橄榄枝。他这样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理由：他想绕过和自己闹翻了的大儿子，让小儿子科斯罗伊斯（Chosroes）成为继承人。他所做的是诉诸狄奥多西二世和国王伊嗣俟的例子，要求当时在位的查士丁皇帝采取完全一样的行动，收科斯罗伊斯为养子。根据普罗柯比的叙述，查士丁和查士丁尼正要同意这一要求，却从当时的首席法律顾问普罗库勒斯（Proculus）那里得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建议：

这个使节从一开始就公开而直接地要求这位科斯罗伊斯（不管他是谁）成为罗马皇帝的养子。对于这件事，我希望你们能够这么考虑：父亲的财产本来是属于他儿子的，而虽然各处的法律总是由于性质不同而相互冲突，但是在这件事上，罗马人和所有的蛮族人是一致的，他们都宣告儿子为父亲产业的继承人。如果你愿意，可以采取原来的决定，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必须承担所有的后果。

多亏了普罗库勒斯！他大声说出了卡瓦德斯想让科斯罗伊斯统治罗马和波斯帝国的阴谋。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谈判，这一要求最终在527年夏天遭到了拒绝，当时查士丁尼已经被封为奥古斯都，实际上已经是共治皇帝了。罗马人并没有完全满足波斯人的要求，而是提议像对待西方继承国的统治者和其他所谓的蛮族人那样，接受科斯罗伊斯为自己的侍从义子。因此受到冒犯的卡瓦德斯中断了谈判，很快就对罗马发动入侵。 [18]

这是一段有趣的插曲，但是我一直觉得奇怪的是，普罗库勒斯的建议总是会被认真对待，有时这让我们想起普罗柯比获得的信息的质量：他竟然能够知道那么多朝廷上的秘密谈话。只要你停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整件事完全是一派胡言。自古以来，要想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就要从关键人群中赢得足够的支持。这些关键人群包括主要的元老院地主、行政官员、朝廷官员和军队的长官，而这些人物之间有相当大的重叠。即使查士丁接受科斯罗伊斯为养子，后者也不会得到任何一个关键人群的支持，查士丁死后，科斯罗伊斯根本不可能继承君士坦丁堡的皇位，正如就算波斯国王伊嗣俟收养了狄奥多西（如果真有此事），狄奥多西也没有希望继承波斯王位。

毫无疑问，以这个借口拒绝卡瓦德斯的外交倡议是蓄意侮辱，当然，把波斯王位的继承人当作西方蛮族人来对待的提议也是如此。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查士丁和查士丁尼在继承问题上动手了。就在卡瓦德斯的提议先是遭到回避，然后又遭到拒绝的同时，他们还忙着拒绝承认狄奥多里克在欧塔里克死后选择的继承人。在我看来，查士丁尼最后拒绝了卡瓦德斯的提议，这是故意侮辱人的，从这段插曲中不可能得出任何别的结论。就像对待哥特王国的政策一样，他大概是希望通过科斯罗伊斯不合法、有争议的继承来破坏波斯帝国的稳定。

换句话说，查士丁尼执政之初在外交和国内事务中采取了高风险的策略。就像他的法律改革工程一样，罗马的行为让罗马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几乎不可避免，这场战争如果能够获得良好的结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回报可能是巨大的。自从波斯人在3世纪将瓦勒里安的皮肤剥下来做成酒囊以来，波斯就一直是宣示胜利时首选的意识形态上的敌人。357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嘲笑尤利安在斯特拉斯堡对阿勒曼尼人的胜利，称与波斯人相比，这些衣不蔽体的野蛮人并不是真正的敌人。尤利安本人曾试图通过对波斯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入侵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但最终失败了。对于那些声称自己得到上帝的任命和支持的皇帝来说，合法性的最终证明是一两次像样的军事胜利。因为，全能的上帝（他的确是全能的）的支持还有能比战场上的胜利更好的表现形式吗？还有什么敌人比波斯人更让人闻风丧胆呢？ [19]

在我看来，法律改革和与波斯的纷争需要结合起来考虑，这样才能理解查士丁尼统治初期的政策。在最初的几个月里，这个政权进行的不是一次高风险的赌博，而是两次，并且是同时进行的。这实际上反映出查士丁尼此时对权力的掌控十分缺乏安全感。他的舅舅查士丁在阿纳斯塔修斯去世后登上皇帝宝座，完全是临时之举，而非经过精心安排、在君士坦丁堡的政治阶层中获得广泛认同的皇位继承。阿纳斯塔修斯本人显然对自己在生前安排继承人的能力缺乏信心，否则，他大概会从三个近亲中挑选一个，他们分别是外甥希帕提乌斯（Hypatius）、庞培乌斯（Pompeius），以及侄子普罗布斯（Probus），因为他们是他的近亲。查士丁是禁卫军中的一名杰出军官，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他利用权力真空发动了一场政变。他被委托完全代表一位名叫忒奥克里特斯（Theocritus）候选人用一大笔钱来行贿，却把这笔钱花在了收买禁卫军的忠诚上，随后禁卫军迅速将他推上了权力宝座。一登上皇位，查士丁就着手清除对手，包括真正的和潜在的对手，特别是那位被他挪用了资金的忒奥克里特斯，还有一位就是曾领导卡尔西顿派反对阿纳斯塔修斯的高级将领维塔利安，他在查士丁与教宗的和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与教宗的和解标志着查士丁统治的开始，狄奥多里克显然从中获益良多。

所有的叙述材料（不仅仅是普罗柯比）都说，在这些不太顺利的开端之后的几年里，查士丁尼孜孜不倦地工作，以获得对权力的有效控制，并使自己在短期内成为老皇帝直接继承人的不二人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大权在握。在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世界中，舅舅到外甥的继承并不是自动发生的；毕竟，阿纳斯塔修斯死后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在其他可能的候选人中，阿纳斯塔修斯的侄子和外甥们还在朝廷里游荡，还有一些身居要职，而罗马帝国的政权总是由权势人物组成的联盟。到了527年夏天，查士丁尼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登上了皇位，但是他的权力并不稳固。承担这些庞大而危险的工程，完全是为了赢得足够的政治资本，将仅仅占据皇位的事实转化为实际掌握的权力。无论在哪个方面获得成功，都将证明神的实际力量在有力地支撑着查士丁尼的皇位，他是罗马世界完全合法的统治者。 [20]

在其统治的头几个月里，查士丁尼的形象是富有想象力、雄心勃勃的投机主义者，他试图利用东罗马皇帝所掌握的两条主要意识形态路线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种形象与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的两种极其不一致的描述都有差别，但后来实际法律改革的一些细节证明这是基本准确的。事实上，在基本的工程设计中，就已经有很强的要抄近路的意识。对罗马法律制度进行必要改革的《狄奥多西法典》设想了一种最终的超级法典，它将皇帝的判决和法学家的著作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查士丁尼的版本远没有那么雄心勃勃，它希望最终得到的是两部不那么超级的法典，一部涉及皇帝的判决，另一部涉及法学家的著述。这比较容易，但是两种材料之间可能存在分歧，或者更有可能是侧重点不同，可供雄心勃勃的律师在法庭上利用。查士丁尼改革的速度本身也很能说明问题。就像《学说汇纂》的生效令（Constitutio Tanta ，533年12月16日颁布）中所说的那样，最初宣布这项任务时，没有人指望它能在十年内完成，因为狄奥多西的团队仅仅完成皇帝判决部分的法典就用了十年。 [21] 在三年内完成这一切，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效率，这还反映了查士丁尼政权的政治意愿和为解决众多法律难题而愿意投入的资本。关于这个过程的一些证据流传了下来。

要想解决法学家意见分歧的混乱局面，一项基本策略就是所谓的“五十项决定”，通过新的立法，这些决定解决了罗马法理学中一系列棘手的老问题。据研究这一过程的最伟大的现代学者估计，实际决定超过50项，它们都是在530年8月1日至531年4月30日之间定下来的（这再次表明，在530年12月正式宣布启动该工作之前，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其中一些问题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如此迅速地解决它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逻辑论证或行政效率，还要在既得利益集团面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无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保留了这些分歧。特里波尼安和查士丁尼是如何让它们得以通过的呢？他们肯定使用了强力（稍后我们会更详细地看到），但他们还向一些利益相关方提出了交易。在最后重建东罗马法律行当的过程中，君士坦丁堡和贝鲁特的法律学校的代表（他们似乎是最杰出的）是核心力量。然而，在这一过程的最后，该撒利亚和亚历山大里亚的两所法律学校遭到了明确的打压，那里的教师不再被允许招收学生。这是典型的分而治之。改革方案获得法律界最杰出人士的同意，部分原因在于其确保了前两所学校在法律专业学生中享有双头垄断地位，从而获得比以往更高的学费收入。 [22]

简而言之，查士丁尼的法律改革既是一项法律工程，也是一项政治工程，而且是一项以最快速度匆忙完成的政治工程，因为其成功被认为对政权的威望至关重要。《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的前言部分声称“现在一切法律都要改革并重新安排”，但要完成这项工作，还有一些问题要去解决。我认为，很好地表明问题的一段话出自《学说汇纂》的生效令。法律改革第二阶段的主要目的是精简法学家的作品，去除多余和重复的内容，更要处理互相矛盾之处。关于重复的问题，生效令评论道：

如果在大量的法律条文中，偶然出现一些重复的情况，没有必要严厉对待；这首先应该归因于人类的弱点，这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还应该记住，对于一些极其简短的条文来说，重复可以达到良好的目的。 [23]

这里的意思是，如果你发现有重复的地方，不要对我们太苛刻，但是不管怎样，重复的地方并不多，而且可能是有意为之。这是一块多么美妙的遮羞布呀！最妙的是生效令对矛盾之处的评论：

至于本书中出现的任何矛盾，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多样性的话，就没有任何矛盾可以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也不会找到任何矛盾。无论多么模糊，终究会发现一些特征，它们能消除不一致的责难，使问题具有不同的面貌，避免被认为前后矛盾。

也就是说，书中没有矛盾，如果你认为你找到了一个，再努力一点，你会找到一种方法让它消失。乔治·奥威尔笔下的真理部也不可能比这做得更好了。改革通过与一些法律机构达成政治交易而迅速推进，而就连委员会的成员们也意识到，在匆忙之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充分解决。

因此，在查士丁尼统治早期的政治动荡中，以其首席设计师特里波尼安为代表的法律改革会成为一个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未必是人们对“五十项决定”的具体细节或委员会法律工作的其他具体方面有什么不满，动荡只是反映出法律改革关系重大。因为一场成功的法律改革很有可能会让查士丁尼在政治上不可动摇，所以那些反对他的人自然会试图阻止法律改革。在这方面帮了查士丁尼反对者大忙的，是查士丁尼另一场大冒险的灾难性结局。

查士丁尼做出侮辱性的断然拒绝后，卡瓦德斯不出所料地入侵了两个帝国之间主要的美索不达米亚边境上的罗马领土。与此同时，他开始破坏罗马在拉奇卡（Lazica）和伊比利亚的利益，这两个边缘国家位于帝国之间的高加索地区和黑海东端。528年，罗马人两次试图威胁波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基地尼西比斯（Nisibis），均告失败，从君士坦丁堡的角度来看，形势黯淡了下去。然而，530年，罗马人在其主要基地达拉城外战胜了前来围攻的波斯军队，避免了这场灾难。这是在贝利萨留的带领下赢得的胜利，当时普罗柯比也与他在一起。查士丁尼政权开始庆祝胜利，但是庆祝活动为时过早。531年，波斯人对罗马领土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贝利萨留在卡里尼库姆（Callinicum）战败，情况十分糟糕；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一情况。 [24] 到了531年年底，暴风雨的阴云开始笼罩查士丁尼的统治。撇开达拉不谈，针对波斯的策略失败了。在卡里尼库姆战败之后，查士丁尼再也不能声称自己在对抗宿敌方面取得了军事胜利，以此来证明上帝是他统治的幕后支持者了。政治上的秃鹰开始在其头顶盘旋。

尼卡暴动

他们的机会来自一个完全想不到的领域。在东罗马，有一种相当于今天的足球的东西，那就是赛车。与宗教相比，这才是真正的人民鸦片。赛车手是那个时代的超级体育明星，他们的薪水很高，也很受欢迎，换队伍时总能引发人们失望或欢庆的反应。城市里有固定的车队，其中绿队和蓝队最受欢迎，而红队和白队总是落败。总的来说，至少在帝国最大的城市里，这些派系不仅仅是粉丝的俱乐部。到了6世纪，它们已经成为等级森严的组织，拥有强大的力量，用强力控制着特定的街区，就好比曼联球迷俱乐部加上黑手党。普罗柯比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喜欢浓密的胡须、复古的发型、宽大的翻领和大量的珠宝首饰。一般来说，他们与更官方的城市当局密切合作。在一个极端贫困人口过多、没有什么警察部队的世界里，人们很容易越界。对敲诈和恐吓的容忍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帝国首都内部。在532年1月11日的那个星期日，两大派系绿党和蓝党的七名成员将要被绞死，但是出现了严重错误，两根绳子断了，两名死刑犯（绿党蓝党各一名）逃到附近的教堂避难。

之后的星期二又是赛车日，按照古代的传统，人们会在这一天举行有组织的“欢呼鼓掌”仪式，请求获得支持。聚集在一起的人请求坐在包厢里的皇帝赦免这两名犯人。查士丁尼拒绝，于是绿党和蓝党发起暴动。他们呼喊着“尼卡”（nika，意即胜利）这个罗马军队的传统战斗口号，冲入首都的监狱，释放了所有的囚犯。事情本来就够糟的了，但更大的变化随之而来。星期三还将举行多场车赛，皇帝担心叫停车赛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于是允许其正常举行。在这次活动中，人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这一次提的是公开、具体的政治要求。群众现在想要的不仅仅是赦免几个小流氓，他们还要求解除查士丁尼手下三名主要官员的职务，其中包括特里波尼安，当然，此时他还在忙着把古典罗马法理学的大部分混乱内容扔进废纸篓。

查士丁尼非常害怕，把他们三个都罢免了，但依然无济于事。星期四，人们的要求进一步升级，他们试图找到阿纳斯塔修斯的侄子普罗布斯，要把他推上宝座以取代查士丁尼，普罗布斯不在城里，但是这一举动引发了三天的骚乱，与之相比，2011年夏天英国的骚乱就像是过家家。激烈的巷战和大火席卷全城，查士丁尼在星期六决定将在宫殿里避难的几位重要的元老院成员驱逐出去，其中包括阿纳斯塔修斯的两个外甥希帕提乌斯和庞培乌斯。星期日，一大群人聚集在竞技场，这里是战车比赛的主场，皇家包厢通过一条封闭的通道与宫殿相连。这些人来到这里，既是因为兴奋，也是因为听说查士丁尼会出现在人群面前，向所有暴乱者道歉并无条件赦免他们。这种做法在阿纳斯塔修斯统治时期（因当时的宗教政策）出现动乱时是有先例的。可能是这么宣布的，但实际上这并没有发生。人群（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人）拥立希帕提乌斯为皇帝，他最终在皇家包厢里被欢呼的人群包围着加冕；我们并不清楚当时竞技场的10万个座位中有多少是有人的。

身为面临叛乱的独裁者，查士丁尼已经到了做决定的关键时刻：是该逃跑，还是该命令军队开火？根据普罗柯比的讲述，查士丁尼的第一反应是离开（这是已经发表的《战史》中的记载，也就是说到了550年左右，在君士坦丁堡公开这样讲大概是可以接受的）。也许，就像现代的一些独裁者一样，他不确定军队会不会真的开火。狄奥多拉让他重燃战斗意志，根据普罗柯比在《战史》中的说法，狄奥多拉说了一句几乎是经典的话：“紫袍是最美的裹尸布。”

换句话说，这位从前是女戏子的皇后宁死也不愿放弃宝座。查士丁尼就这样壮了胆，对剩余的资源做了部署。太监纳尔西斯（Narses，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再次见到他）独自走进竞技场上的人群，找到了蓝党的首领，许诺给他们一大笔金子，据说他随身也携带了一些。他还提醒他们，他们目前正忙着为其加冕的希帕提乌斯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绿队。这个论点被证明是充分的。在加冕仪式进行到一半时，蓝党直接离开了竞技场，留下绿党在那里目瞪口呆。

蓝党离开了，取而代之的是两支队伍：贝利萨留率领的来自波斯前线、最忠于政权的军队、卫兵和私人侍从，以及蒙都斯（Mundus）率领的来自巴尔干地区的赫鲁利人（Herulians）同盟。惊讶变成了恐慌。这两支军队原本与君士坦丁堡并没有什么联系。最初的计划是让贝利萨留的人从皇家包厢冲进竞技场，但持观望态度的宫廷警卫拒绝支持任何一方，没有打开通道尽头的大门。贝利萨留被迫绕到另一个入口，带头发起冲锋，这时，蒙都斯听到了喧闹声，从对面的黑门冲了进来。大屠杀开始了。绿党有自己的武装，但他们根本就不是精锐的帝国骑兵的对手。在屠杀中，甚至没有人试图保护希帕提乌斯和庞培乌斯，他们束手就擒。他们被关在监狱里一夜，声称自己所做的不是出于自愿，但查士丁尼不信这一套。他们在星期一早上被处决，尸体被扔进大海，所有财产被没收，上交国库。

这个政权保住了，但有点像20世纪80年代初或现在的叙利亚，其公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且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某个省城，而是发生在帝国的中央首都。根据两名当时人的说法（他们并未互相影响），大约有3万人死于巷战和竞技场的大屠杀。人们都认为，这一规模与20世纪80年代初叙利亚所经历的相当，但你也必须考虑到相对规模。一般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5世纪中叶达到了50万的高峰。所以尼卡暴乱导致了该城约5%的人口死亡，相当于现在的大伦敦地区死了40万人。大火还摧毁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第一教堂、附近较小的伊莲娜教堂、元老院、宫殿的许多外围建筑，以及市中心的几个礼仪拱廊。同样，如果以今天的伦敦作为参照，就相当于摧毁了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以及直到皇家骑兵卫队和海军部拱门的几乎整个白厅。因此，暴乱造成的分裂和破坏怎么说都不过分。 [25]

但是，尽管我们的史料很详细，仍有一些关键问题不能得到最终的解答。星期二的时候，抗议者要求赦免两名暴徒，但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他们先是要求查士丁尼削弱他的政权，然后是要另立新皇帝，究竟是什么人将抗议活动政治化了呢？查士丁尼把阿纳斯塔修斯的两个外甥赶出宫殿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他没有遵守教父维托·柯里昂的名言“亲近朋友，但更要亲近敌人”，难道这是一个错误吗？或者，皇帝是想通过公开他们潜在的反对意见来策划一场摊牌？在普罗柯比描绘的著名一幕中，狄奥多拉让查士丁尼重拾战斗精神，其中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呢？她的名言是一句错误的引语，其原文是“暴政是最好的裹尸布”。因此，合理的猜测是，也写下了《秘史》的普罗柯比认为，他可以利用政权高层缺乏古典教育，开个皇帝夫妇的小玩笑，知情人士是能明白的。 [26] 然而，关于皇后的勇气的这个故事出现在公开出版的《战史》一书中，所以它可能概括了政权总体上乐于公众看见的这场骚乱的一个方面，至少在6世纪50年代之前是如此。

这些难题是无法回答的，但贝利萨留和蒙都斯的部队开进君士坦丁堡，表明皇帝可能早已预料到自己需要不会被朝廷中不满分子收买的军队。这可能反过来又表明，他把阿纳斯塔修斯的外甥从宫中赶出去，可能是个圈套。虽然这也可以解释为，他希望杜绝宫殿之内宫廷守卫突然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守卫拒绝打开通往皇家包厢的通道，这表明反对者和他们有过某种接触。至少，查士丁尼很清楚谁该为暴力政治化负责。在竞技场内，纳尔西斯通过贿赂将蓝党和绿党分离开来，毫无疑问，暴力政治化也是通过同样有针对性的贿赂来实现的。星期一，阿纳斯塔修斯不幸的外甥们被处决，另外18名元老院成员也被驱逐出城，财产没收。这里面可能有些清算旧账的成分，因为皇帝的官员们对他们的谴责毫不留情。我也不怀疑查士丁尼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即在那可怕的一周过半的时候，阴谋完全取代了简单的流氓行为，把流氓暴行引向了某些非常具体的政治目的。

所有这些都没有消除笼罩在这个政权上空的失败和灾难的气氛。故意挑起的与波斯之间的纷争已经导致了一连串的失败，最近的一次失败十分严重，引发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法律改革的首席设计师和另外两名主要亲信被解职；5%的首都人口丧命街头，其仪式中心也毁于大火。这样的记录与查士丁尼由上帝任命、在上帝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下执政的观点是完全相悖的。简而言之，在532年1月那场长达一周的可怕暴乱结束时，这个政权已经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本，以及对其统治的所有明显认同。它曾在矛尖上站稳，现在却在悬崖边上摇摇欲坠。令人吃惊的是，查士丁尼甚至觉得自己不够强大，无法让被解职的大臣们官复原职。

我们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来思考他征服西方的政策，许多现代历史著作认为向西征服是查士丁尼政权的主题。根据这种观点，在西方发动征服战争一直是查士丁尼的主要目标。他是来自伊利里库姆的说拉丁语的传统主义者；在罗马晚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伊利里库姆一直是西罗马的一部分。人们认为，他不顾一切地想要收复失去的罗马领土。此外，在他的宣传中完全有可能找到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希望鼓舞着我们：上帝将让我们统治剩下那些原在古罗马人统治之下，后因他们疏忽而失去了的地方。

然而，问题是，这是人们所知的第一个有收复失地的说法，时间是他在位的第10年，即536年，那之前有两次成功的征服，分别是533—534年占领阿非利加和535年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西西里。征服阿非利加的最初理由是宗教的而非政治的。

全能的上帝如今认为，可以通过我们展示的超过了历史上一切丰功伟绩的成就，也就是说，通过我们，阿非利加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自由，而在105年之前，阿非利加被精神和肉体的敌人汪达尔人占领……用上帝认为合宜的、配得上他的语言或功德，叫教会所受的伤害因我这最小的仆人而得报。

查士丁尼在取得这两项初步成功后，寄望于在意大利取得更大的收获，也将目光投向了狄奥多里克古老的哥特王国。直到这时，我们才第一次听到有必要重新征服西罗马故地的声音。 [27]

查士丁尼做此宣传的时间节点早已为人所知，但人们仍认为这个巧妙的计划始终存在：波斯边境的麻烦一结束，皇帝就下定决心要夺回失去的罗马领土。在我看来，我们掌握的每一个细节都表明情况绝非如此。查士丁尼政权在527年与波斯发生了一场蓄意的争执，而当时至少有机会达成暂时的和解。如果查士丁尼真的致力于征服西方，他大可以抛弃关于收养科斯罗伊斯的废话，直奔西方的要害。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征服政策是在非常偶然、无法预测的情况下缓慢成形的。

第一次征服是对汪达尔王国的征服，是由最初属于北非内部的事件触发的。在狄奥多里克时期的意大利，阿里乌派统治者和天主教的尼西亚派信徒在那里相处得非常融洽（除了教宗若望被不幸监禁之外）；与此不同，在地中海以南，各教派之间的关系发展得并不顺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汪达尔王国建立时的环境造成的。这里是439年汪达尔人征服迦太基时，从一个仍然生机勃勃的西罗马的“活体”上切割出来的；而其他所有的西方继承国家都是在大约一代人之后，随着罗马中央政府国库逐渐空虚和势力逐渐衰落，以一种两相情愿的方式更加缓慢地形成的。天主教无疑是帝国的国教，汪达尔的君主往往对天主教怀有高度敌意，所以他们故意在帮助自己掌权的武士中培养另一种基督教。起作用的另一个因素是，北非的天主教会有长期竭力抵制迫害的历史，而且和其他地方相比，那里的信徒更愿意把受迫害视为美德。尽管如此，在系统性、小规模迫害天主教的教俗人士方面，汪达尔人毫不手软，这种迫害有时非常残酷，尤其是在484年胡内里克（Huneric）统治时期；即使在西罗马不复存在之后，这种迫害依然是汪达尔王国的特征。 [28]

新国王希尔德里克打破了旧有的模式，迦太基迎来了春天。他之前的国王是那位被狄奥多里克毫不客气地退还了礼物的色雷萨蒙德，色雷萨蒙德于523年5月6日去世。希尔德里克是484年那个著名的迫害者胡内里克的儿子，但是他的主要新政策是结束所有的迫害，允许北非天主教会不受阻碍地运作，尤为突出的是，525年在迦太基举行了两代人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主教大会，类似的反讽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他的宗教政策是汪达尔外交政策重大调整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他想摆脱东哥特王国的主导和支配，将重心转向君士坦丁堡；受东哥特人支配的局面是从色雷萨蒙德和狄奥多里克的妹妹阿玛拉弗里达的联姻开始的。结果，他很幸运。当图鲁因在高卢从勃艮第人手中夺取额外的领土时，勃艮第人是在为类似的傲慢行为而承受狄奥多里克的愤怒；至少，北非远征军的舰队还在等待这位国王的最后命令，而狄奥多里克在526年夏天死去了。

希尔德里克在其统治之初表现出危险的独立姿态，他兴许逃过了惩罚，但他最终会在另一个方面遇到麻烦。在整个北非，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其边缘，巨大的政治问题来自土著摩尔人群体，汪达尔人统治时期，他们的规模、组织和效率都在提高。529年至530年，其中一些群体在拜萨西恩（Byzacena）重创了希尔德里克的军队。530年5月19日，他的亲戚盖利默（Gelimer）领导了一场推翻他的政变（对于6世纪的汪达尔国王来说，5月似乎有点不吉利）。盖利默是北非第一位汪达尔国王盖萨里克（Geiseric）的曾孙，而希尔德里克则是其孙子（来自家族的不同分支）。这个年轻人开始全面掌握权力，既清除支持希尔德里克的汪达尔人，又温和逆转了他的亲天主教政策，虽然没有迹象表明他重新发起了任何形式的全面迫害。 [29]

希尔德里克一直是查士丁尼的忠实盟友，但他被推翻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时，皇帝一心扑在波斯战争上，并对其良好结果充满希望（在卡里尼库姆的失败是之后那年的事）。因此，他仅仅给新国王写了一封生硬而简短的信，还写信给狄奥多里克的孙子阿塔拉里克，建议他不要承认迦太基的新国王。直到两年之后，也就是532年的夏天（不要把时间顺序弄乱了，这一点很重要），查士丁尼才开始表现出比偶尔写信更多的兴趣。到了那时，两个关键事件已经发生了。尼卡暴乱先发生后平息，严重损害了立在君士坦丁堡中心瓦砾堆上的查士丁尼政权的威望。尼卡暴乱后不久，即公元532年春天，查士丁尼与波斯签订了“永久和平”协定，根据其条款，他每年要向波斯提供巨额赔偿，这完全证实了查士丁尼政权的衰落趋势。

因此，那年年中时，查士丁尼非常渴望在政治上取得某种成功，因此，阿非利加的冒险被认真提上日程。尽管如此，通过在那里的成功干预来拯救政权的决定还没有完全确定。朝廷还在探索其他可能的宣传途径，开启了可能弥合东罗马教会内部分裂的讨论。在尼卡暴乱发生后不久的2月份，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对话”，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没有取得任何最终的积极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解决分裂所需要的那种宗教妥协疏远了西地中海非罗马地区的教徒。因此，这些对话在某种程度上把查士丁尼政权引向了与进军阿非利加相反的方向。但即使对话没有得出任何结论，皇帝仍然对发起战争犹豫不决。 [30]

他的犹豫是有充分理由的。自从汪达尔人在439年占领迦太基以来，三次从他们手中夺回失去省份的尝试都以灾难告终。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派遣足够多的队伍穿越地中海，安全抵达北非。在441—412年的第一次远征中，来自东西罗马的队伍在西西里组建了一支联合远征部队，但这时匈人阿提拉第一次进军巴尔干半岛，东罗马国内急需部队，因此不得不放弃这次远征。在461年的第二次远征中，队伍在西班牙集结，试图抄近路跨越直布罗陀海峡，但是汪达尔人听到了这次行动的风声，趁罗马船只还在港口的时候就将其摧毁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是在468年，一支庞大的东罗马舰队从君士坦丁堡起航，却在北非附近遭遇不幸。不利的风向将这支舰队牢牢地钉在多岩石的海岸线上，舰队成了汪达尔人炮舰的攻击目标，伤亡惨重。这支舰队的惨败标志着使罗马帝国西部存续的认真尝试就此罢休，混乱的争夺随之而起，西罗马最后的资产被离得最近的蛮族势力大量侵吞。这次远征还掏空了东罗马的国库，5年后利奥皇帝去世时，国库还没有充实起来。尽管查士丁尼非常渴望成功，尽管阿非利加如此诱人，但从表面上看，征服它的胜算并不大。 [31]

根据普罗柯比在《战史》中的描述，神的启示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查士丁尼在梦中被告知应该发动进攻。我完全相信皇帝可能真的做了一个梦，但促使查士丁尼下定决心的似乎是另一组偶然事件。532—533年的秋冬，两条重要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首先，在汪达尔王国东端的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今天的利比亚），爆发了一场由当地贵族普登提乌斯（Pudentius）领导的反对盖利默的叛乱。汪达尔王国的这一偏远地区没有汪达尔人定居，因此其实没有发生多少为独立而进行的战斗。普登提乌斯立即派人到君士坦丁堡寻求帮助，要求的黎波里塔尼亚回归帝国的直接统治。这件事本身可能还不足以引起帝国远征汪达尔王国的兴趣，但第二条消息把阿非利加推上了帝国的议事日程。紧接着来自利比亚的消息，传来了汪达尔王国内部第二次叛乱的消息。这一次，盖利默最北端的领地撒丁尼亚的总督哥达斯（Godas）宣布独立，他也写信给君士坦丁堡，请求帝国的支持。这条消息也是在532—533年的秋冬传到查士丁尼那里的，足以促使他投入军队。有两场叛乱撼动盖利默的王国，现在成功的机会大得多了。 [32]

拜占庭远征部队（Byzantine expeditionary force，首字母缩写BEF）的准备工作在533年春末夏初得以完成，庞大的舰队集结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平静的水域，其任务是向北非运送1万名步兵和5 000名骑兵，由贝利萨留指挥。贝利萨留是尼卡暴乱中竞技场大屠杀的“英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6月中旬，这支舰队离开君士坦丁堡，向意大利东海岸缓慢进发，偶尔有些颠簸，然后又驶向西西里岛，在埃特纳山（Mount Etna）附近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藏身。两名匈人士兵因醉酒杀死一名战友而被处死，另有多达500人因食用变质的面包而死亡。尽管这些在当时看起来是不祥之兆，但幸运女神坚定地站在远征军的一边，帮助它避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英国远征军（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BEF）的那种耻辱命运。当时，英国远征军经常需要在猛烈的空袭下撤离，因此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些士兵觉得，BEF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每周五返回”（back every Friday，首字母缩写BEF）才对，当然，这么说是不公平的。普罗柯比被派往锡拉库萨（Syracusa），他带回了一些重要情报。事实证明，盖利默对东罗马人的入侵完全没有准备，为了镇压哥达斯的叛乱，他派遣了汪达尔舰队和一支7 000人的精锐部队前往撒丁尼亚。过去，远征军面临的问题总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在441年、461年和468年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关键的困难都是首先要把军队送到北非的土地上。多亏了哥达斯，通往迦太基的道路现在畅通无阻。 [33]

我想，就在那个时候，在埃特纳山附近的那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大概就在美丽的陶尔米纳城和它那美妙的希腊剧院附近，查士丁尼的西方征服政策终于诞生了。正如普罗柯比告诉我们的那样，直到听说汪达尔舰队在别处，贝利萨留才决定直奔盖利默王国的心脏。仔细想想，情况应该是这样的：贝利萨留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时，得到的命令是相机行事。查士丁尼和他的主要顾问们知道汪达尔王国有些混乱，但是在古代世界，哪怕是在地中海一带，消息传播得也非常慢，因此君士坦丁堡在533年6月中旬得到的消息，可能是发生在几周甚至几个月之前的事。正因如此，贝利萨留无法在了解更多情况后回报查士丁尼，要求进一步的命令。因此，他得到的命令实际上应该会包含几个选项，有最谨慎的，也有最雄心勃勃的，采用哪个选项取决于他到达西西里时在那里实际发现的情况。如果形势看起来不太乐观，舰队还是能安全驶向的黎波里塔尼亚，获得该省后，查士丁尼的宣传人员至少能够利用这一“胜利”尽量做点文章。发现汪达尔人的精锐部队不在，他们的眼界一下子开阔多了。向西征服发生在查士丁尼统治早期的种种曲折之中，并不是由一个浪漫幻想家长期抱持的坚定计划推动的，而完全是另外一种现象，历史学家对此更为熟悉：海外冒险是一个破产政权的最后一搏。尼卡暴乱和在波斯人手中的失败把查士丁尼的政权置于极危险的境地。三年后，随着各种偶然因素的出现，皇帝和他的顾问们最终决定，为他们的老盟友希尔德里克报仇是重建政权的最佳机会。贝利萨留终于可以掷出战争的骰子了。

到十里城及更远处

汪达尔的舰队远在撒丁尼亚，这极为重要。在此之前，无论是西罗马、东罗马，还是联合起来的，还从来没有一支罗马军队能够在汪达尔王国的海岸上安然无恙地登陆。然而，贝利萨留的舰队却能够信心满满地从西西里向南推进。他们在中间的戈佐岛（Gozo）和马耳他岛短暂停留后，抵达拜萨西恩省对面的卡布迪亚角（Ras Kabdia），当时距舰队离开君士坦丁堡大约三个月。一个加固的离船营地迅速建立起来，食物是从附近地区获得的（为了安抚当地人，对一些抢劫者实施了有计划的惩罚），三天之内，军队开始向汪达尔王国的首都迦太基进发。他们经过小列普提斯（Lepcis Minor），到达哈德鲁梅图姆（Hadrumentum）和格拉斯（Grasse），在那里他们与盖利默的部队发生了第一次小冲突。到了第四天，也就是9月13日，军队到了十里城。这个城市之所以叫十里城，是因为它距离迦太基有十里。战斗在这里打响了。

首先，贝利萨留的轻型侦察部队冲向汪达尔人的先头部队，杀死了其指挥官阿玛塔斯（Ammatas），他是盖利默的兄弟。当他们继续追击正在撤退的敌人时，罗马主力部队的一些人到达了同样的地点，在那里发现了盖利默和他的大军，后者立即向他们发起进攻，并把他们击退。然而，贝利萨留和他的大部分骑兵就在不远处，当他们骑马越过地平线前去救援时，发现汪达尔人的军队正处于胜利后的混乱之中。将军看到了机会，立即发动攻击，击溃了混乱的汪达尔人，造成重大伤亡。就这样，罗马人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赢得了第一次重大胜利。贝利萨留军队的主力（步兵）甚至都没有离开他们的营地。9月14日，军队转移到迦太基郊区，但没有入城，因为贝利萨留担心盖利默可能会发动伏击。他还希望确保他的士兵不会利用夜幕在城市里抢劫。但是，根本就没有什么陷阱，第二天罗马军队就胜利进城。 [34] 最初登陆后大约一周，贝利萨留的士兵就安全地在北非最大的城市安顿下来。他们的命运与441年、461年和468年的前辈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然后是一段很长的安静时期。贝利萨留一如既往地小心谨慎，而且无疑也意识到，夺取迦太基已经大大超出了皇帝对这次远征的最低期望。他小心地加强了这座城市的防御，汪达尔人曾任由其城墙残败。与此同时，盖利默在舔舐伤口，巩固兵力，向迦太基挺进，但他只做了一点袭扰。起初，他在等待他的舰队和7 000名来自撒丁尼亚的增援部队返回，但即使在部队回来之后，他也不想攻击迦太基，不想卷入那种几代汪达尔人都没有实践过的攻城战。战术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贝利萨留手中，最后的战斗将在他选择的时候开始。

3个月后，贝利萨留准备好了。他的军队分成两路前进。先头部队依然由大批骑兵组成，他们曾在亚美尼亚裔军官约翰（John）的指挥下取得十里城战役的胜利，还率领掩护部队杀死了盖利默的兄弟。紧随其后的是贝利萨留本人率领的主力部队，包括所有步兵和500名骑兵，以及将军的私人卫队。到了晚上，先头部队果然在距迦太基约30公里的特里卡马鲁姆（Tricamarum）发现了盖利默和他的军队。第二天，一切都很平静，但是到了中午，汪达尔人从他们的营地里出来，摆出战斗的架势，在一条小河边排成队形。在河对岸，约翰的军队也做了同样的事，但在战斗开始前，贝利萨留和最后一批骑兵赶到了现场，步兵尽其所能尾随其后。

一开始是一系列由罗马人发起的小规模战斗，最终发展成全面的战斗。贝利萨留的人马优势明显，据说损失了不到50人，而汪达尔人则损失了800人。最终汪达尔人吃不消了，撤退到他们的营地，但贝利萨留并不罢休。此时他的步兵已经到达，准备在下午3时左右发动全面进攻。其实没有这种必要，因为盖利默惊慌失措地逃离了营地，他其他的队伍意识到这一点后也陷入混乱。有组织的抵抗消失了，溃败的汪达尔人在逃跑时被纷纷砍倒，其中许多人带着妻子儿女。汪达尔人的营地有大量可以搬动的财富，因此贝利萨留的军队也失去了凝聚力，从战斗转向抢劫。 [35]

最后，特里卡马鲁姆之战变得极其混乱，但它依然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盖利默一直沿着他前王国的沿海城市向西奔逃。贝利萨留停了下来，想在他自己的人中间恢复纪律，并尽可能地捉拿汪达尔人的残兵败将，以确保他们永远不会再被用来与他为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贝利萨留很满意事情已经处于其掌控之下，于是开始追赶盖利默，最终在希波勒吉斯（Hippo Regius）拿到了汪达尔王室的宝藏，俘获了一群士气低落的汪达尔人首领。为了安全，盖利默逃到了努米底亚边界上很难进入的巴布亚山，那里有一些友好的摩尔人，他在那里很安全，但无法阻止贝利萨留围捕汪达尔人残部。没有资源可以让他东山再起，到了534年3月，盖利默已经受够了，于是就投降条件进行谈判。在卡布迪亚角登陆后的10个月内，一切都结束了。同年夏天，贝利萨留带着盖利默和一群汪达尔人囚犯回到君士坦丁堡。他得到了查士丁尼所能想到的一切荣誉，这些都是他应得的。他是几个世纪以来第一位不是皇帝而被准许进行凯旋游行的人；第二年，他被任命为执政官，这是皇帝能够授予的最高荣誉。 [36]

532年1月尼卡暴乱的恐怖终于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胜利，查士丁尼政权恢复了活力。上帝的权威得到了彰显。在这场空前的胜利中，皇帝的美德得到了体现。这是一场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大胜，而且胜利来得很容易。还有比惊人的军事胜利更能彰显上帝之手的事吗？或许，推动法律改革算一件。被解职之后，特里波尼安似乎还在工作，532年秋天，他正式回到原来的岗位上。一年后，他的工作已经可以发表，而此时查士丁尼的军队也占领了迦太基。即使是在盖利默还没有彻底失败的时候，这种不彻底的胜利也足以让皇帝拥有他所需要的最后的政治筹码，来推动改革的完成。533年12月16日，特里卡马鲁姆战役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就颁布了《学说汇纂》的生效令，并把他所有的胜利联系起来：

我们与波斯人达成和平之后，在上帝的支持之下，我们战胜了汪达尔人，占领了整个利比亚，夺回了著名的迦太基，完成了恢复古代法律的任务。这是在我统治之前的皇帝想也不敢想的，他们也不会认为这是人力所能及的。

上帝说话了，政权现在安全了。在喝彩声中，扬扬自得的查士丁尼可以表现得宽宏大量。在尼卡暴乱后被流放的18位元老院成员获得赦免，希帕提乌斯和庞培乌斯的家产也归还给了他们的家人。皇帝最后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的地位现在是不可撼动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37]

5世纪中叶时，对汪达尔人发起的远征遭遇了种种灾难，贝利萨留却取得了迅速得惊人的胜利，二者之间的强烈反差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查士丁尼的确是借着上帝的权威统治，很明显，这也使得君士坦丁堡的朝廷陷入思考。三个月里的两次交战竟然足以结束一个王国，要知道，在5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个王国一直让地中海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谈之色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实力对比的逆转？

在某种程度上，这真的很简单：因为这一次，东罗马人能够完好无损地让他们的军队在北非海岸登陆。也许，如果5世纪时罗马的军队能够安然登陆北非，汪达尔人就会被轻易打败？但事实上，在汪达尔人不得不从摩洛哥向东挺进，在439年夺取迦太基和该省最富饶的土地之前，他们与东西罗马联军进行了8年的斗争，这表明他们当时并非没有能力击退罗马军队。实际上关键在于，贝利萨留前往北非时，东罗马的军队已然经历了重大的重组。

传统上，罗马军队依靠的是步兵。恺撒和奥古斯都的军队曾是罗马统治整个地中海及其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基础，它们都是围绕军团的力量建立起来的，而军团士兵都是最精锐的步兵。相比之下，贝利萨留的军队中有近三分之一是骑兵，他们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我们所见，在十里城战役中，罗马步兵甚至没有参战）。此外，这些骑兵中有许多是一种特殊的骑兵，即重装弓箭手。东罗马的军队发展出了重装弓箭这种新的军事武器，结合了5世纪中叶他们被迫与之作战的匈人骑兵弓箭手的远距离打击能力，以及装甲骑兵近距离冲锋的冲击力和震慑力，形成了一支能够支配6世纪战场的全能军队。

一般来说，我本人并不十分相信军事技术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上帝通常站在兵力强的那一方。然而，偶尔（通常持续时间很短，对手也做出改变或找到替代方法来应对之后，这种优势就没有了），新的硬件可以赋予其中一方暂时的优势。在这个例子中，由于东罗马的军队更灵活地采用了匈人骑兵弓箭手的技能，罗马人获得了暂时但充分的优势，而其结果是毁灭性的。普罗柯比对汪达尔战役的叙述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他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在特里卡马鲁姆战役的初期战斗中，为什么汪达尔人损失了800人，而罗马人只损失了50人。但是，考虑到约翰和骑兵们不断出击，然后又撤退，可以肯定大部分损失是他们的弓箭手造成的。至少对于此后在意大利与哥特人进行的一些战役，他描述得更为明确。在这些战役中，哥特人面临的问题一直是如何与东罗马骑兵部队作战，而东罗马骑兵的远程攻击力是一种巨大的战术优势。这种改变可以追溯到5世纪晚期，肯定主要是为了对付君士坦丁堡在东方的传统敌人——波斯。这场针对汪达尔人的冒险表明，罗马军队已经把西罗马继承国的军队远远抛在后面。一旦你知道自己拥有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优势，只要没有第三方控制你，就像我们在这个时代看到的那样，使用它的诱惑就会压倒一切。 [38]

然而，这个政权极为谨慎，并没有贸然在西方推行全面战争政策。击败汪达尔人之后，最初的宣传称这场胜利是对压迫天主教徒的异教徒的胜利。换句话说，它的措辞完全是针对北非局势的，没有对其他西方势力构成任何明确或含蓄的威胁。事实上，如果东哥特人的意大利没有允许罗马舰队进入其领海，贝利萨留的整个远征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东罗马军队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东哥特人的意大利。在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获得和维持权力，可不是通过忠于随时可以抛弃的朋友来实现的（甚至你的词典里都不应该有“朋友”这个概念）。

在意大利，继承问题这个古老的“猎场”适时地提供了一个干扰的借口。当然，欧塔里克死后，君士坦丁堡一度在那里收获颇丰，当时的目的是破坏狄奥多里克新近统一的西哥特和东哥特王国。对于《信札》中现存的在狄奥多里克死后承认阿塔拉里克，以及西班牙重新从意大利分离的要求，君士坦丁堡是否做出了更积极的回应，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很有可能，因为关键目标已经实现，而且6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两国关系还不错，贝利萨留的舰队能够在意大利沿海找到所需的后勤支持。然而，如果你打算制造麻烦，大多数继承国的总体政治局势是不稳定的，往往有利于侵略者实现梦想：目标国内部起纷争，同时又有一个很好的宣传角度来让侵略者获得必要的体面。

狄奥多里克死时，阿塔拉里克只有8岁或10岁，从政治角度来说，此时他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真正行使权力。因此，拉韦纳的新游戏是，通过摄政委员会对阿塔拉里克施加影响，实际上是摄政委员会在统治着这个王国。普罗柯比对随之而来的政治斗争做出了特别的解读，声称阿塔拉里克的母亲（狄奥多里克的女儿阿马拉斯文塔）希望她的儿子能接受更加罗马化的教育，而摄政委员会中年长的哥特男性则希望他能被培养成一个更传统的哥特人。我相信，这只是简单的概括，而不是故事的全部，但控制国王的成长无疑是直接获得政治权力的关键。因此，如果这确实是让对立的政治集团联合起来的问题之一，也不奇怪。

最终，阿马拉斯文塔发现自己陷入与三大哥特贵族之间的斗争，《战史》中并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在这件事上，普罗柯比写得比较精确。情况十分凶险，她一度在一艘船上装满珍宝，以备迅速逃离之需，而君士坦丁堡就是她所选择的目的地。最后，她赢了，但只是勉强赢了，而且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她设法让这三个人被任命为重要的省级指挥官，在他们任职的地方杀害了他们。这三个人中很可能有我们的老朋友图鲁因，他在哥特普罗旺斯（可以算是一个行省军区）拥有大量的地产。另外一个贵族叫奥苏因（Osuine），他被任命到达尔马提亚一个同样重要的行省军区。此后二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三个人是谁，我不知道，其他人也不知道。

王后安全度过了一个极度危险的时刻，但等待她的并不是舒适的未来。阿塔拉里克于534年10月2日去世，年仅16岁或18岁，生存的真正代价变得很清楚。由于压力太大，阿马拉斯文塔不可能独揽大权，于是她任命自己的表兄、狄奥多里克的外甥狄奥达哈德为共同统治者。然而，他早在6世纪20年代就已经是王位的潜在候选人，其支持者也颇有影响力。像《教父》中的情节那样，阿马拉斯文塔同时暗杀多位对手，这也疏远了被她消灭的对手的许多支持者，让狄奥达哈德很容易获得很多的人支持来反对她。权力很快从她指间溜走，想逃到君士坦丁堡也并非易事。狄奥达哈德先是逮捕了她，然后在她的浴盆里将她处决，这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事件。我们不知道她被杀的确切日期，但肯定是在535年4月之前。 [39]

意大利即将陷入动荡的消息传过亚得里亚海，查士丁尼嗅到了远处新机遇的气息，他派出了贵族彼得作为密探，此人有点像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和卡灵顿勋爵（Lord Carrington）的结合体。卡灵顿勋爵是英国前外交大臣，一位美国国务卿曾形容他为“两面三刀的混蛋”。彼得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达拉，贝利萨留在那里战胜了波斯人，彼得（当时他还不是“贵族”，539年他从意大利回来后才获得了这一荣誉）在那里学习和实践法律，并作为学者而闻名。根据普罗柯比的说法，他聪明、友善，很有说服力，但这是《战史》中记录的好的一面。《秘史》中写到了不好的一面，说他贪婪成性，是世上最大的小偷。然而，他的聪明和狡诈，以及皇帝对他的信任，是毫无疑问的。 [40]

在阿塔拉里克去世之前，彼得就被派往了意大利，他走到半路的时候，遇到了来自另一个方向的使者，宣告国王的死讯。阿塔拉里克死于一种消耗性疾病，其影响和可能的结果在534年10月之前就已经相当明显。因此，没有理由怀疑即将到来的意大利的动荡是彼得被派往意大利的原因。即便如此，他得到的命令还没有将年轻国王的死考虑在内，所以他不得不待在原地等待指示。实际形势变化太快，通信速度太慢，以至于当他终于带着命令来到意大利，明确表达查士丁尼对阿马拉斯文塔的支持时，王后已经死了。这可能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秘史》声称，无论如何，他已经得到了安排谋杀王后的秘密指示。如果是这样，那肯定是为了进一步破坏局势的稳定，而且在查士丁尼宣布支持她之后，把贝利萨留送到北非的那种借口重现了：支持一个被废黜和被谋杀的君主。535年夏天，彼得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地方间穿梭，显然是要传达狄奥达哈德的信息，即阿马拉斯文塔之死并不是他的主意（是被谋杀的三个对手的亲属所为），并带回查士丁尼的回答。他要在这个王国散播尽可能多的纷争，因为它如今已成为东罗马的头号消灭对象。

535年夏天，贝利萨留和他的舰队第二次被派往西部，这次他带着4 000名正规军、3 000名伊苏里亚人和几百名其他人员，以及自己的卫兵。他的目的地表面上是迦太基，但他也接到了临时命令，要试探一下哥特人，如果他们对西西里的控制能轻易推翻，他就得这么做。他在卡塔纳（Catana）附近登陆，卡塔纳很快就投降了，岛上的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除了在帕诺姆斯（Panormus）之外，他几乎没有遭遇抵抗。锡拉库萨是最后一个打开城门的，贝利萨留在12月底胜利入城，碰巧这也是他担任执政官的最后一天。查士丁尼依然很谨慎，注意他给贝利萨留的命令是视情况而定。在兵不血刃地攻占西西里之后，皇帝和宣传部门终于“出柜”了。此时，在对西西里胜利的庆祝活动中，政权第一次表示将采取不受限制的西方征服政策。

在拉韦纳，彼得开足马力向狄奥达哈德施压，说有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正朝他这边冲来。惊慌失措的狄奥达哈德同意交出王国，他希望自己可以过上表妹在把所有的财宝装上船时所设想的那种富足的退休生活。但是他有点进退两难。536年复活节前后，东罗马人在达尔马提亚袭击哥特人领地的行动被击退。消息传来后，他彻底改变了主意，对君士坦丁堡宣战，并把折磨他的罗马使节投入监狱。

要是在一年前，这种哥特人的决心，再加上一次军事上的挫折，或许会让查士丁尼三思而行，但在兵不血刃地占领西西里岛（在古代世界，西西里岛本身就是极其宝贵的战利品）之后，这位皇帝开始了另一场豪赌。事实上，狄奥达哈德对罗马使节采取行动还是太慢了。彼得被送进监狱，在那里他要忍受整整3年的煎熬，但是在进监狱之前，他送出了一封至关重要的信，这是查士丁尼命令贝利萨留等待的信，内容是让将军和他的军队奔赴意大利。 [41]

帝国在西方的战争不再像533年夏天贝利萨留和第一支舰队被派遣时那样，依赖于极为有利和十分偶然的情况。3年后，哥特人奋起反抗，赢了一轮。但就像近1 500年后的新保守主义势力一样，查士丁尼确信自己拥有足够的军事装备，能够像对待汪达尔人一样迅速推翻哥特王国。战争的骰子被用力地掷出，君士坦丁堡决心收复罗马的每一寸领土。经过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查士丁尼政权终于做出了政策选择，自那以后，这一政策一直为历史学家所称道。谁会是赢家，他们会大获全胜吗？

[1] 查士丁尼《新律》11；对于新发现的总结，见Bavant（2007）。

[2] 亲眼所见被认为是事件真实性的最佳保障，因此古代世界青睐那些亲身参与过其所描述事件的历史学家。同样的惯例也适用于希腊语和拉丁语历史学家，但他们受的限制没有那么多，还是可以传达出非常不同的作者的声音。关于古代晚期的希腊传统，见Blockley（1981），（1983），而Matthews（1989）考察了现存的主要拉丁语代表作家。

[3] 《论建筑》的英译本见Dewing（1940）。Croke and Crowe（1983）质疑其真实性，但是参考Whitby（1986），（1988），c. 3; Curta（2001），c. 4。

[4] 《秘史》1.3。译文见Dewing（1935）。

[5] 《秘史》8.22—33。

[6] 《秘史》9.10—30。《查士丁尼法典》5.4.23.1—4记录了法律上的有关变化，修改后，法律允许以前的女戏子嫁给任何等级的人。

[7] 对两人恶魔特征的详细描述，见《秘史》12.14—32。

[8] Averil Cameron（1985），c. 5很好地描述了对狄奥多拉正面形象的精心颠覆。

[9] 《秘史》8.12—22。4世纪晚期和5世纪初的讽刺诗人克劳狄安为西罗马帝国的大将斯提里科服务，他利用性的问题来讽刺斯提里科在东罗马帝国的最大敌人欧特罗皮乌斯（Eutropius），将他的另一个敌人卢菲努斯（Rufinus）妖魔化，见Alan Cameron（1970），cc. 4，6。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的妖魔化描写和对狄奥多拉的描写一样，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不是普罗柯比的真实想法，这种观点见Kaldellis（2004），特别是150–159和Averil Cameron（1985），56–59；但在Kaldellis看来，普罗柯比的幽默用心要少得多。

[10] 这方面的分析，见Kaldellis（2004），但是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也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如Greatrex（2000）。就我本人而言，我毫不怀疑，Kaldellis为我们对普罗柯比的理解增加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见解，但是我怀疑他对普罗柯比讽刺的总体解读政治色彩过于浓厚。

[11] 狄奥多里克对于成文法重要性的认识，见Deo Auctore 1。

[12] 关于阿陶尔夫，见Orosius 7.43。罗马商人加入匈人，见Priscus fr. 11.2[Blockley译（1983）, pp. 269 ff.]。Rivers（1977）翻译的巴伐利亚法典的前言最精彩地体现了成文法在中世纪早期的总体意义；很多作品都谈到了这种意义，例如Heather（1994a）。

[13] 盖乌斯的早期课本侥幸以一部重写本抄本的形式流传下来，也就是说，虽然后来上面又写上了其他内容，但依然可以读到原文本的内容。查士丁尼的新版本的译文见Birks and McLeod（1987）和Metzger（1988）。

[14] 对查士丁尼这一工程的精彩概括，见Honoré（1978），特别是c. 7。关于赫莫根尼和格列高利的工作，见Honoré（1994）。Matthews（2000）和Sirks（2007）对狄奥多西的工程提供了现代的讲述，在有些方面互相矛盾，但分歧主要在于进展缓慢的原因，而不是相对于查士丁尼工程进展缓慢的事实。

[15] Deo Auctore 4–5.

[16] 关于这一法律改革所要解决的法律上的混乱，见Jones（1964），c. 14（可能有些悲观）; Harries（1999）, c. 1; Humfress（2007）, pt 1。

[17] 关于更深层的背景，见Dodgeon and Lieu（1991）; Heather（2005）, cc. 1 and 3;Dignas and Winter（2007）, 9–32。

[18] 引文来自普罗柯比《战史》1.11.17—18。对于背景进一步的评论和更详细的探讨，见Greatrex（1998）, c. 7; Greatrex and Lieu（2002）, 79 ff.; Dignas and Winter（2007）, 34–44。

[19] 关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尤利安和波斯人，见Matthews（1989），c. 6。

[20] 《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2, 650收集并探讨了与查士丁的政变有关的史料。在有关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现代学术研究中，登上王位和真正行使权力之间的区别是一个一般性的主题。研究加洛林王朝的历史学家尤其强调这一点，据估计，成为一名有效的统治者需要五年到十年的时间，而且要有相当好的运气，见下文。

[21] Const. Tanta 12.

[22] 关于“五十项决定”，见Honoré（1978）, 142–146。对其他法律学校的打压，见Const. Omnem 7。

[23] Const. Tanta 13; 15.

[24] 更详细的讲述，见Greatrex（1998）, cc. 7–9; Greatrex and Lieu（2002）, c. 6;Dignas and Winter（2007）, 100–106。

[25] 关于这种派系之争，Alan Cameron（1973）,（1976）提供了最佳的介绍。关于尼卡暴乱，我们的主要史料是普罗柯比《战史》1.24和Whitby and Whitby（1989）, pp. 115 ff对Chronicon Paschale的译文。更详细的评论，见Alan Cameron（1976）; Greatrex（1997）; Sarris（2011）, 148–153。

[26] 就像Evans（1984）所发现的那样。对Kaldellis（2004）, 24 ff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表明普罗柯比是多么聪明，多么具有颠覆性。见本章注释10。

[27] 引文分别来自查士丁尼《新律》 30.11.2（536年）和《查士丁尼法典》. 1.27.1.1–2（534年）。对查士丁尼传统认识的变化，学者的作品，见Jones（1964）, 269ff.。更加通俗的作品，见Norwich（1988）, c. 10。也有怀疑者，如Moorhead（1994）, 63 ff.。

[28] 关于背景，见Courtois（1955）, pt 3, cc. 1–2; Heather（2007）; Merrills and Miles（2010）, c. 7。

[29] 关于摩尔人的崛起，见下文。关于盖利默的政变，见Courtois（1955）, 269 ff.;Merrills and Miles（2010）, 74 ff.。

[30] 532年“对话”的关键史料的译文见Brock（1981）;更宏观的背景，见Gray（2005）。

[31] 关于以前的几次进攻，见Heather（2005）, 385–407。

[32] 关于普登提乌斯和哥达斯，见普罗柯比《战史》3.10—11。

[33] 普罗柯比《战史》3.11.13—14.13记述了这次航行。关于普罗柯比的侦察任务，见《战史》3.14.1—5。

[34] 关于攻占迦太基之前这场战役的情况，见普罗柯比《战史》3.14–21。

[35] 普罗柯比《战史》3.21—4.3.

[36] 普罗柯比《战史》4.4—9。关于记录这次凯旋式的许多其他史料，见《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 3, 192—193。

[37] Const. Tanta Pref.;关于计划中对时间表的重建，见Honoré（1978）, 170 ff.。

[38] 对于东罗马军队这支骑兵队伍的产生，还需要深入的研究，但是在哥特战争（《战史》第五卷）的前言中，普罗柯比对其重要性做出了一个程式化的讲述，随后的战争叙事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一些相关评论，见Thompson（1982）,77–81, 90–91; Elton（2007）。

[39] 关于阿马拉斯文塔的统治，我们的主要史料是普罗柯比《战史》5.2—4，卡西奥多罗斯的《信札》也有重要的补充资料，尤其是9.8—9（关于奥苏因）和8.9—10（关于图鲁因）；进一步的讨论见Wolfram（1988）, pt 5, c. 9; Heather（1995）。

[40] 《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 3, 994—998搜集并谈论了关于贵族彼得的史料。好消息：《战史》5.3.30。坏消息：《秘史》 24.22—23。

[41] 普罗柯比《战史》5.3.30—7.25。

第4章
驶向拜占庭

在普罗柯比看来，根本就没有赢家，这并不奇怪。

我想，要确切地说出那些被他毁灭的人的数目，对任何人，甚至是对上帝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我想，数清所有的沙粒，还比数清被这个皇帝消灭的人要快。

他的审视是从北非开始的，此时（550年前后，创作《秘史》时），北非“已经被彻底毁灭，长途跋涉的旅行者要遇见一个人都很不容易”。至于后来在意大利，“到处都比北非更加人烟稀少”。受破坏的不限于查士丁尼的军队攻击过的地方。

从查士丁尼接手罗马帝国开始，（整个罗马巴尔干半岛）几乎每年都会被匈人（指保加尔人）、斯克拉文人（Sclaveni）和安特人（Antae）侵占，他们在该地区的居民中造成了可怕的破坏。我认为每一次入侵都有二十多万罗马人被消灭或奴役。

与此同时，在东方：

科斯罗伊斯治下的波斯人四次入侵罗马其余领土，摧毁城市，对于被占领的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他们杀死一部分，带走一部分，所到之处，十室九空。

这还没有算上罗马人的敌人的伤亡人数（就像作者接着列举的那样），以及恶政和自然灾害造成的伤亡人数。所有这些都可以理所当然地归咎于他笔下的恶魔皇帝。总之，普罗柯比认为，死于查士丁尼恶魔统治之下的人数为“一万的三次方”，即一万亿人。一个标准英语译本的脚注很有帮助：“‘一万的三次方’并不是精确计算的语言，普罗柯比是在试图提出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来反对查士丁尼。” [1]

但是，文学的夸张并不意味着基本观点是错误的，许多人认为查士丁尼的统治确实耗尽了帝国，使它很容易受到各种灾难的破坏。那么，反对查士丁尼的理由究竟有多充分呢？这里需要回答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首先，他的军队在西方吞并的领土是否值得他付出那些代价？其次，这些代价是否对他从舅舅那里继承下来的帝国的人口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最后，是否可以合理地认为，后来巴尔干半岛和东部的领土损失是查士丁尼政策的长期后果？

哥特人的黄昏

最终，正如普罗柯比的判断暗示的那样，查士丁尼从事哥特战争的代价远远超出了皇帝及其顾问们的预期。这有点像西方国家21世纪初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部署，代价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在最初阶段，意大利战争看起来像是北非战争的重演，令人欣慰。这场战争真正开始于536年夏天，贝利萨留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包围了那不勒斯，经过长时间斗争，那不勒斯最终沦陷。我们知道，到了11月，它已落入东罗马人之手。与此同时，仍在罗马的狄奥达哈德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大概是希望通过谈判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但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们认为，那不勒斯的陷落太沉重了，于是在年底前废黜并处决了他。伟大的狄奥多里克家族里最后一位统治帝国残余部分的男性就这样死掉了。哥特人的领袖把维提吉斯推到了狄奥达哈德的位置上，而维提吉斯已经确立了能干的军事领袖的声望。和查士丁尼一样，哥特人现在的政权致力于武装对抗。小规模冲突一直持续到那不勒斯沦陷才结束，537年春，随着天气转好，草木复苏，战争又要开始了。 [2]

维提吉斯整个冬天都在备战。12月离开罗马后，他前往拉韦纳集结和装备部队。他还把狄奥多里克在508年赢得的、图鲁因在6世纪20年代扩大的高卢地区割让给法兰克人，以确保哥特人北部边境的安全，并腾出原本需要驻守在那里的军队。由于他的军队已经遭受了一些人力损失，这种需要是很迫切的。那不勒斯守军被贝利萨留摧毁了，而且一些哥特人（就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不是大多数）显然对汪达尔人的轻易破坏印象深刻。于是，一个名叫皮特扎斯（Pitzas）的将领和萨莫奈（Samnium）一半的哥特人立刻投降了贝利萨留，而不是为维提吉斯战斗。

到了537年2月，维提吉斯已经调动了他的部队，而贝利萨留把他相对有限的军队调到了罗马，他是在维提吉斯于12月9日和10日撤出罗马后不久进入的。537年，哥特人包围了这座古老的帝国首都，但毫无结果。此时，普罗柯比仍然在跟随他的将军，他写下了扣人心弦的第一手叙述，里面充满了对勇敢哥特人和坚定罗马人的描写。从根本上说，维提吉斯缺乏攻城的兵力和技能，而贝利萨留尽管在武器装备上依然拥有战术优势，但每次遇到敌人时，他都缺乏出兵作战的兵力。537年12月，罗马增援部队的到来促使哥特人休战3个月，封锁一度中断，而这一年中，在达尔马提亚的巴尔干前线只发生了一些同样无关紧要的战斗，哥特人再次围城失败，他们这次试图围困的是罗马人在535年占领的萨罗那（Salona）。 [3]

新年伊始，围绕罗马的僵局被打破。贝利萨留的增援部队主要由骑兵组成，他一有机会就派他们去袭击皮切诺（Picenum）。皮切诺位于亚得里亚海旁边的亚平宁山脉的另一边，这里的哥特人聚居区相对密集。贝利萨留意在通过威胁围城士兵的家室来打破对罗马的包围。这一策略很管用。到了538年3月，向维提吉斯施加的压力已足以迫使他放弃包围。哥特军队向北撤退，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Via Flaminia）穿过亚平宁山脉，切断和摧毁了贝利萨留的骑兵，在此之前，这些骑兵已经在里米尼城的城墙后面建立起了自己的堡垒，将最大的破坏扩散到了更南部的地区。撤退时，维提吉斯建立了一系列的据点来保护后方。处于战略位置的奥克西姆（Auximum）得到了一支特别优秀的驻军。其他的队伍驻扎在因国王拉斯·波希纳（Lars Porsena）而出名的克鲁西乌姆（Clusium）以及乌尔维温图斯（Urviventus）、都德拉（Tudera）、佩特拉（Petra）、乌尔比努斯（Urbinus）、恺撒纳（Caesena）和蒙特费特拉（Montefertra）。

然而，罗马围城结束了，贝利萨留的军队现在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在忙于建立据点的维提吉斯的主力部队到达之前，他通过另一条穿越山区的道路向里米尼派遣增援部队，用船只向热那亚派遣了第二批部队。队伍接着向北进军，接受了米兰和西北部利古里亚其他城市的投降。贝利萨留率领主力部队随着维提吉斯向东北方向进入了皮切诺，在得到更多增援后，他开始沿着海岸向拉韦纳进发。 [4] 皇帝似乎一直很谨慎。尽管他的政权已经投入了战争，但他在看到最初阶段的战斗进展后才增派部队。推测起来，如果贝利萨留表现不佳，皇帝可能会考虑以在某种程度上分割半岛为基础达成一项协议，这是在小规模冲突时期与狄奥达哈德讨论的一种安排。但是，到了538年年底，皇帝已经可以想得更远了。冬季无法移动作战，维提吉斯的队伍集中到里米尼周围，贝利萨留在他身后迅速逼近，哥特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正在减弱。

539年，贝利萨留基本上把握着战略主动权。在亚得里亚海的主要前线，他慢慢地收紧了对维提吉斯军队的包围。夏天，他将奥克西姆和菲耶索莱（Fiesole）一起攻占。这些成功打开了通往拉韦纳的道路网，贝利萨留于12月向这座城市推进。与此同时，维提吉斯派他的侄子乌拉斯（Urais）率领一支远征军前往利古里亚，夺回了失去的城市，并在此过程中洗劫了米兰。但是，对于哥特人来说，这还不足以夺回战略主动权。罗马人对该地区的威胁仍然很大，足以阻止乌拉斯离开波河流域，如维提吉斯所希望的那样在关键时刻去保卫菲耶索莱。 [5]

到这年年底，维提吉斯的地位迅速恶化。个别的哥特人甚至一些小群体都抛弃了他，希望与贝利萨留达成妥协。贝利萨留再次采取在皮切诺的策略，直接威胁哥特士兵的家庭和财产，哥特人在科蒂安山的驻军和乌拉斯的大部分机动部队纷纷逃回家中。由于在拉韦纳日益受到孤立，维提吉斯开始尝试外交手段，试图通过谈判从北部的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那里获得援助。绝望之中，他甚至求助于东边的波斯帝国，希望波斯入侵叙利亚会削弱查士丁尼在意大利同时作战的能力。 [6] 但这一切都没能及时实现，削弱不了贝利萨留的战略优势，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卡西奥多罗斯奋力书写《信札》，拼命确保自己不受迫在眉睫的政治灾难的影响。

相比之下，贝利萨留面临的是他眼中这场战争的最后问题：拉韦纳。在沼泽和城墙的保护下，拉韦纳几乎坚不可摧，就像在他之前的狄奥多里克在493年所做的一样，贝利萨留试图另找方法进入城内。谈判开始了，在许多层面上同时进行，就像战争爆发时那样。明面上，哥特人正式提出向查士丁尼屈服，并将大片意大利领土割让给他。根据这个计划，被缩小的哥特王国将被限制在波河以北的土地上，即利古里亚和威尼西亚（Venetia），大部分哥特人在5世纪90年代被狄奥多里克安置在这里。在战争开始的阶段，查士丁尼可能会接受这一方案，但他既然已经获得胜利，也有了增援，自然会想要一个更好的结果。与此同时，哥特人秘密接触贝利萨留，试图诱使他放弃对皇帝的忠诚，提出让他“统治西方”：贝利萨留军队和哥特军队联合起来，进一步在西方复兴帝国。

540年5月，维提吉斯以为他已经争取到了贝利萨留，于是打开拉韦纳的大门，但哥特人被骗了。据普罗柯比所说，他们投降时以为贝利萨留会宣告自己为西方的皇帝，但是在罗马人进入城市之后，什么也没发生，而维提吉斯对此无能为力。他和他的主要支持者被拘留，哥特军队的其他成员被遣散回家。贝利萨留的戏剧性转变似乎结束了战争。 [7] 如果战争就此结束，历史学家恐怕就不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焦虑地讨论战争的代价了。处理掉盖利默花了8个多月的时间，战胜维提吉斯所花的时间更长，而且成本也更高，尤其是那不勒斯和米兰遭遇的洗劫。540年春天，通过三场战役，东哥特王国被推翻了，而就在一代人之前，东哥特王国还是可能复辟西罗马的支柱力量，对于查士丁尼来说，他的投资似乎得到了非常合理的回报。

然而，事情远没有就此结束。在遥远的东方，查士丁尼对汪达尔人的胜利开始在波斯宫廷引发思考：罗马在西方的成功是否改变了两个帝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如果有改变，那改变的程度有多大？539年夏天，维提吉斯的一个使者不知从何途径抵达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带来了一个使波斯人越发感到形势严峻的消息：

很明显，如果他可以完全摧毁哥特人，就会与我们和已经被他奴役的汪达尔人一起向波斯进军，他不会尊重友谊，也不会因为违背誓言而感到羞耻。

这个使节的目的是鼓动波斯人，缓解哥特人的压力，但我相信即使没有绝望的哥特国王或亚美尼亚人的协助，波斯人也完全能够明白这一点。根据普罗柯比的说法，亚美尼亚人也在忙着用罗马实力增强的消息来煽动科斯罗伊斯。不管怎样，540年春天，科斯罗伊斯率领军队进入了罗马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完全无视阻挡他直接前往安条克的一连串要塞。安条克是罗马东部的地区首府，也是罗马帝国最伟大的城市之一。他觉得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很多罗马军队被调往北非和意大利打仗，他因此确信自己在率军冒险深入罗马领土的时候，不会遭到来自后面的攻击。

结果是毁灭性的。波斯人首先占领了贝洛亚（Beroia，今天的阿勒颇），然后在540年6月开始进攻安条克。几天后，这座城市就被攻陷，几乎夷为平地，只剩下两座教堂，一座在城墙内，一座在城墙外，还有郊区一些被忽略的房屋，这些房子里并没有住人。幸存下来的人们被带到了波斯，在距离泰西封一天路程的地方建了一座新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他们的旧城。这座新城被称为“库思老（Khusro）的大安条克”，有一个澡堂，一个竞技场，有赛车手和音乐家。为了永远纪念波斯国王所取得的最伟大胜利，他们在建造这座城市时不惜代价。 [8] 就这样，科斯罗伊斯在西方的冒险间接地使查士丁尼失去了帝国的第二大城市，这本身就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绝不是清算的结束。

在意大利，大部分哥特人已经被贝利萨留精心策划的战术驱散，该战术旨在攻击他们的家园，但实际上他们并未在战斗中被击败。此外，贝利萨留没有足够的军队来占领波河以北的哥特人中心地带。该地区归罗马管辖的只有特雷维索（Treviso）维塔利乌斯（Vitalius）手下的一群赫鲁利人。因此，随着贝利萨留的诡计越来越明显，更加能干的哥特领导人完全有战术机会和军力来重新点燃战火。540年夏天，还有两个人在继续抵抗，一个是帕维亚的乌拉斯，另一个是维罗纳的伊尔德巴杜（Ildebadus）。两人都没有采取积极行动，但是都拒绝投降，并继续向贝利萨留施压，要求他统治西方。

如果此时贝利萨留能够把队伍迁移到波河以北，战争真的有可能就结束了。但是东线已经乱成一团，士兵缺乏，查士丁尼（据说他也为哥特人向他的将军开出的条件而担忧）最终决定把贝利萨留召回。因此，540年12月，贝利萨留离开了拉韦纳，带着维提吉斯和他俘虏的其他哥特人，不用说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卡西奥多罗斯。诱使将军放弃对查士丁尼的忠诚的所有希望都化为泡影，哥特人需要尝试新的策略。伊尔德巴杜召集支持者起兵反抗，维塔利乌斯和他手下的赫鲁利人试图把反抗扼杀在萌芽状态，但遭到了惨败。 [9] 哥特战争的第二阶段即将真正开始，但首先，哥特人需要理清他们的政治。

一开始，乌拉斯尊重伊尔德巴杜。但权力分享实际操作起来很难，两人闹翻了（据说起因是他们的妻子在着装方面的竞争），伊尔德巴杜设计除掉了乌拉斯。这疏远了一群重要的哥特人，他们反过来又杀死了伊尔德巴杜。葛西尼（Goscinny）和优德佐（Uderzo）认为派系斗争与内战是哥特人的顽疾，这并没有错。到了541年年底，两人都死了。与此同时，在489年跟随狄奥多里克来到意大利，并在与奥多亚塞的斗争中脚踏两条船的鲁吉人的最新领导人埃拉里克（Eraric），将自己塑造成了未来的国王。他的主要政策是与君士坦丁堡谈判，恢复分裂意大利的想法。后来他也被谋杀了，权力落到了伊尔德巴杜的侄子托提拉（Totila）手中。 [10] 在短期内，托提拉更倾向于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

托提拉的成功一直延续到6世纪40年代，依靠的是两个因素。首先，与波斯的战争使查士丁尼无法增援他的意大利军队。查士丁尼从安条克的溃败中吸取了教训，他小心翼翼，不再让东线暴露得如此之多。其次，托提拉靠速战速决取得了一些胜利。在军事上，这些胜利让他重新获得了战术上的主动权。在政治上，这些胜利激励了更多的哥特人加入反叛。托提拉对待囚犯也很宽容，结果许多罗马士兵（通常是为此雇来的蛮族同盟的分遣队）最终加入了哥特人，特别是当他们没有拿到薪水的时候。托提拉用这种方式获得了少则数百人，多则几千人的增援部队。有一段时间，一些罗马奴隶也在哥特军队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普罗柯比没有告诉我们其数量。 [11] 面对托提拉和重新爆发的反抗，1.2万人的帝国军队于541—542年冬季北上，包围了主要抵抗中心之一的维罗纳。春天，托提拉率领5 000人追在他们后面，在波河以南的法恩扎（Faenza）大获全胜，罗马军队从这里撤退。托提拉的300名骑兵冲进了罗马的后方，战斗的关键时刻来了。据普罗柯比讲述，这次胜利鼓舞了更多的哥特人加入，将托提拉的军队扩充到2万人。他迅速利用这次成功，包围了罗马军队控制的佛罗伦萨，并在那里战胜了罗马的援军，再次赢得胜利。这两场战役足以使意大利的罗马军队处于守势。他们只想保住自己已经占领的防御中心，而托提拉得以将他的反抗向南蔓延，先后占领了贝内文托（Benevento）和库迈（Cumae），最终在543年春天占领了那不勒斯。 [12]

在接下来的两个战季里，托提拉小心地瞄准了罗马的重要据点，包括战略要塞奥克西姆。对奥克西姆的占领切断了罗马和拉韦纳之间的陆路交通，为哥特军事野心的升级铺平了道路。545年年底，托提拉准备对罗马本身发动围攻。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对这座城市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最终这座城市在546年12月17日向他打开了城门。在维提吉斯失败的地方，托提拉取得了成功，但哥特人的人力已经到了极限。在围城期间，托提拉得出结论：必须将威尼西亚省移交给法兰克国王提奥德贝尔特（Theudebert），以便让更多的哥特人从那里的驻守任务中解脱出来。 [13]

托提拉的成功让查士丁尼感到警觉，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东部的稳定之后，他派贝利萨留在544—545年冬天回到意大利，但没有援军跟随，对此他也无能为力。贝利萨留最辉煌的时刻是547年4月，当时他重新占领了罗马。由于长期缺乏人力，托提拉决定放弃这座城市，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没有摧毁其防御。但贝利萨留也不能再做什么了，他最终于548年被召回君士坦丁堡，而哥特人还在继续取得军事胜利。在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之后，托提拉从549年夏天开始再次围攻罗马，第二年1月，罗马再次落入他的手中。在此期间，哥特军队还占领了一系列其他要塞，包括塔伦图姆（Tarentum）和里米尼。托提拉也选择在这个时候建立一支突袭舰队，由来自东罗马军队的逃兵因达尔夫（Indulf）指挥。后来，这支舰队被用来骚扰君士坦丁堡的领地。达尔马提亚海岸在549年遭到蹂躏，西西里岛在550年被占领，科孚岛和伊庇鲁斯岛在551年遭到袭击。 [14]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托提拉仍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东罗马拥有的财富和人力资源远远超过了他本人所有的。就像他之前的维提吉斯一样，他被迫将狄奥多里克王国的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兰克人，以腾出哥特人兵力用于他的战役，而每次战役都会带来进一步的损失。6世纪40年代中期，查士丁尼的资源仍然被两条战线的战争所消耗，和科斯罗伊斯之间始于洗劫安条克的战争依然在继续，但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哥特人是不可能彻底取胜的，托提拉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在保持哥特王国一定程度上完好的情况下结束战争。托提拉积极寻求从军事上解决问题，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并不试图彻底赢得战争，而是尽量提升继续战争的代价，促使查士丁尼愿意与他达成协议。因此，即使在他军事上如日中天的时候，托提拉也不断做出让步。例如，在他第二次占领罗马之后，托提拉立即第三次致信查士丁尼，信中的语气非常和缓。在信中，托提拉提出将达尔马提亚和西西里割让给君士坦丁堡，每年向君士坦丁堡进贡，并为东罗马的战役提供军事分遣队。 [15] 托提拉清楚地知道，如果不给些好处让他挽回面子，就永远不可能说服查士丁尼结束战争，而说服他结束战争对哥特人很有好处。

然而，查士丁尼拒绝了他的每一次请求。我想，从皇帝的角度来看，征服政策已经被寄予了太多的期望，要放弃是极其困难的。到了6世纪40年代后期，东部前线又恢复了稳定。544年夏天，波斯军队包围了埃德萨（Edessa），但以失败告终。此后，美索不达米亚前线再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战斗，而在高加索地区，罗马人在549年取得的重大胜利扭转了早些时候的损失，并使科斯罗伊斯相信自己无法获得进一步的优势。正式的和平协议要到551年才能达成，但到550年托提拉的第三封信件到达时，查士丁尼已经很清楚，从战略环境看，他将很快找到完成意大利战争所需的部队。托提拉的请求都被拒绝了，最后摊牌的时候到了。

查士丁尼更喜欢的策略是通过巴尔干半岛进入意大利北部，进行陆上远征，这是狄奥多里克在大约60年前走过的路线，比试图从海上运输一支大军要容易得多。准备工作始于550年，皇帝的表弟日耳曼努斯（Germanus）被任命为远征军的指挥官。此时维提吉斯已经去世，日耳曼努斯也娶了阿马拉斯文塔的女儿玛塔斯文塔（Matasuentha），企图混淆哥特人的忠诚。然而，日耳曼努斯在他被任命的那年去世了，直到552年年初，由太监纳尔西斯将军指挥的远征军才整装出发。但是在其他方面，套索已经在收紧。551年夏天，一支帝国军队在安科纳（Ancona）完全摧毁了托提拉的突袭舰队，普罗柯比描述了哥特阵营得知这一消息后的惊慌和沮丧。 [16]

552年4月，一切就绪，现在青草又长出来了，可以用来喂养驮行李的牲口，纳尔西斯开始向意大利挺进。托提拉试图通过放水淹没维罗纳南部的土地来堵上通往拉韦纳（仍在东罗马人手中）的道路。他还另外派遣了一支由自己的指挥官泰亚斯（Teias）率领的精锐部队，去骚扰纳尔西斯的行动。然而，东罗马的军队沿着海岸线有条不紊地向拉韦纳挺进，而第二支罗马军队在南部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登陆，并在克罗托内（Crotone）击败了一些哥特人。纳尔西斯在拉韦纳补充了储备后，开始寻找战斗机会。最终在6月底或7月初，托提拉在亚平宁山脉北部一个叫作布斯塔加洛伦（Busta Gallorum）的平原上与纳尔西斯展开对峙。托提拉集结了大部分可用部队，战斗的核心是由他军队的精锐哥特骑兵发起冲锋：“哥特全军接到命令，不许使用弓，也不能用除了长矛以外的武器。”这大概是为了近距离地制造震撼和恐惧来战胜对手，但不幸的是，这被证明是误判：哥特骑兵发起冲锋时，闯进了8 000罗马步兵中间，左右两侧都受到了弓箭的射击。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与罗马人的阵线决战，就被击溃了。他们的撤退导致了哥特人的溃败，据说有6 000人丧命战场，随后所有战俘都被处决，伤亡人数迅速增加。托提拉本人也受了致命伤。获胜之后，纳尔西斯迅速占领罗马，征服了托斯卡纳所有残存的哥特驻军。不过哥特人并没有被彻底打败。泰亚斯在帕维亚集结了尽可能多的剩余哥特人，他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于是同法兰克人进一步结盟。552年10月，在南方坎帕尼亚的拉克塔里山（Mons Lactarius），战役打响。在又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泰亚斯战死，剩下的大多数哥特人达成了停战协议。 [17]

意大利哥特人作为一支团结一致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被消灭了，但是查士丁尼还没有完全占领意大利，纳尔西斯在冬天制服了一些顽固但完全孤立的抵抗势力。泰亚斯死后，三位哥特领袖继续斗争。因达尔夫带着1 000人退到了帕维亚，阿利根（Aligern）在库迈继续战斗，拉格那利斯（Ragnaris）在康扎德拉坎帕尼亚（Conza della Campania）继续抵抗。后来，在553年年初，泰亚斯购买的最后一批法兰克人援助（一支主要由阿勒曼尼人组成的军队）终于到达了。他们通过利古里亚和埃米利亚（Aemilia）向南推进，在狄奥多里克前追随者分散的残余势力中赢得了一些哥特人的支持，其领导人之一布提林（Butilinus）甚至被授予哥特人的王位。然而纳尔西斯已经准备好了。553年，他的军队征服了整个托斯卡纳，并于12月让阿利根投降。554年，在卡西利努姆（Casilinum）战役中，布提林的远征最终被击败，拉格那利斯的追随者也在555年春天投降。

剩下的就是收拾残局了。到了560年，帝国已经牢牢控制了利古里亚、希斯特里亚（Histria）和威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只有威尼西亚的东部还没有被征服，而这个地区见证了哥特人最后的反抗。561年，一位名叫维丁（Widin）的哥特伯爵在布雷西亚（Brescia）造反，并再次请求法兰克人的帮助，造反以失败告终。 [18] 维丁的失败标志着哥特人对查士丁尼征服意大利的抵抗终于结束。562年11月，纳尔西斯正式向君士坦丁堡汇报了对维罗纳和布雷西亚的占领。在几乎兵不血刃占领西西里27年后，东罗马终于确立了对意大利半岛的统治。

天大的代价？

仔细考察他早年的事件，以及他下达给贝利萨留的命令的具体细节后，我们不难看清查士丁尼政权是如何随着事态发展而逐渐采取向西扩张政策的。多亏了普罗柯比，要想再现实际征服的戏剧化事件也相当容易，虽然他倾向于将同时发生在不同战线的事件分散到不同的书中，而这隐藏了事件之间的重要联系。然而，要想对征服政策及其短期和长期影响做出令人信服的全面判断，总的来说要更加困难。这些战争花费了多少，被征服的领土为帝国的财政基础增加了多少税收，等等，这些数据都无法得到。 [19] 定性判断比统计分析更现实，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公元第一千年中期的事件，这也许并不太令人惊讶。

然而，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在做出这种判断时应该采用谁的视角？人们往往会问耶特曼（Yeatman）和塞勒（Sellar）的《1066年的那些事》（1066 & All That ）里的那种问题，比如“查士丁尼的西部扩张政策是好事吗？”（在许多大学的试卷上都看到过类似的问题）。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从谁的角度来判断的。在民族主义时代，在西方的史学中，国家被普遍认为是“好事”（再一次用《1066年的那些事》的话说），判断事件通常根据的是它对政治权力中心的繁荣或其他方面的影响。但这只是一种视角，对于受到查士丁尼发动的征服战争影响的每一个人都要公平对待，这一点很重要。

对许多相关者来说，战争的经历是毁灭性的。更重要的是，两次战争摧毁了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哥特人的政治精英，而北非和意大利的两个继承国是围绕这些精英建立起来的。最近的一些文献有轻视这些政治单元的强烈倾向，理由是它们不是民族主义时代的学者想象的统一的、文化上一致的民族。它们被认为是松散的群体，来得快去得也快。这样一来，它们在政治上受到破坏自然算不上重大损失。然而，正如我们所见，这些政治实体固然不是古老的“民族”，但人们之所以会认为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是因为对群体身份起作用的方式一知半解。的确，有些人能够而且确实改变了群体认同，而认同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你怎么想，在于你认为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但是，个人对自己想法的主张必须得到更广泛群体的承认。你的主张可能会被你想要加入的团体认可，也可能不被认可，而群体规则会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一些群体对想成为或已经成为其成员的个人施加了相对严格的规定，因此群体身份比较固定，而另一些群体则不是这样。因此，从原先认为群体身份完全固定，到现在认为群体身份完全流动，只不过是抛弃了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观念，转而接受另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观念。

来到了北非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狄奥多里克的哥特人显然是新的联盟，有时是文化上非常不同的群体在5世纪时联合的产物（汪达尔人是说日耳曼语的农耕民族，而阿兰人是说波斯语的游牧民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联盟没有真正的群体认同。汪达尔人—阿兰人联盟是在与西罗马的战争熔炉中锻造出来的。同样，正如我们在第1章看到的，狄奥多里克领导下的哥特人也是在一系列斗争的背景下组织起来的，首先是对抗阿提拉帝国的其他继承者，然后是在罗马的巴尔干半岛作战。社会科学家证实了直觉所暗示的：冲突以及在冲突中生存的需要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凝聚力。这些群体肯定很喜欢这样的凝聚力。他们在北非和意大利的定居提供了另外一种社会凝聚力。除掉奥多亚塞之后，狄奥多里克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是为那些助他掌权的追随者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在5世纪40年代的北非，汪达尔人—阿兰人的领袖盖萨里克不得不经历同样的过程。在这两个地方，在分配资产时，狄奥多里克和盖萨里克都以地产赠予的方式奖励主要的军事支持者，地产将继续由其继承人持有，作为对其军事服务的回报。虽然在定居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变化，但在这两个王国的总人口中，这些最初的群体将因此继续作为明显受到奖赏和明显负有责任的群体而存在。就哥特人而言，我们知道，凝聚力是通过集群定居点和随后的定期聚会来维持的，在这些聚会上，还会有更多的奖励被授予出去。 [20]

我们在普罗柯比的战争叙事中见到的，正是这种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依然与别的群体不同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哥特人。如果跳出具体军事冲突的细节来看整体，你看到的将是这些核心群体被各种方法所摧毁。汪达尔战争很快就结束了，故事很快就传开了。但是在最初的征服完成时，绝大多数的汪达尔—阿兰男子已经不在北非的土地上了。在意大利，这一过程花费了更长的时间，也得到了更完整的记录，其总体状况是很清晰的。狄奥多里克的追随者由两种不同身份的武士组成，他带领到意大利的军队之所以能够保持凝聚力，高级别的武士是关键。他们并非中世纪晚期意义上的少数贵族，而是占到了追随者总人数的大约四分之一，即5 000人或更多。东罗马征服的故事就是这个群体被消灭的故事，少数人投降了，但更多的人或者战死，或者被驱逐出去。由于目前人们倾向于强调身份的流动性，这一证据往往不会得到讨论，但证据是丰富、连贯、详细的。它也与该群体最初形成和随后在意大利境内定居的历史完全吻合。因此，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哥特人固然不是种族群体，但也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群体只是不可捉摸的幻影。他们的灭亡（许多人的确遭到了灭顶之灾）可以也应该算在查士丁尼征服的代价之中。 [21]

当然，还有对被征服地区的人民造成的所有附带损害。卡西奥多罗斯称，在狄奥多里克创建王国的过程中，其意大利—罗马臣民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自然是一种粉饰。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周期性的战争，加上时不时爆发的暴力冲突，肯定给意大利带来了巨大的人口损失。普罗柯比生动地描述了一些城市遭到洗劫的情景，如战争初期的对那不勒斯和米兰的洗劫，还有后来对台伯河口的洗劫。甚至在早年，卡西奥多罗斯就提到过一场饥荒，这场饥荒可能是由军队供应的混乱造成的。贯穿这一切的是一个子主题：战争以城市为中心目标，扰乱农业生产，社会分裂时有发生——比如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托提拉无奈之下把罗马奴隶武装了起来。要对这场战争的影响做出任何定量的判断都是不可能的，但很明显的是，意大利再也不是以前的样子了。

特别是被伦巴第人占领的意大利北部，那里未能从战争的破坏性影响中恢复过来，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那里存在复杂的交换系统，而且虽然不完整，但有证据说明那里出现了人口锐减。我们无法得知人口到底减少了多少，但这个罗马晚期世界的重要中心不仅人口数量出现了下降，其经济也一去不回地朝着仅限于本地交换的方向发展。

在君士坦丁堡控制下的地区，情况则大不相同。意大利南部保留了商业性的制陶业，其产品在相当广阔的地区销售，这表明较普遍的交换模式保留了较大复杂性。罗马城也从多次围城中恢复过来，再次成为财富中心，大量进口商品，进口商品的数量按7世纪的标准来说相当可观。这一切与罗马晚期的规模完全不同，人们通常认为，当时这个城市的人口从几十万降到了只有几万。尽管出现了衰退，但有人认为，在7世纪和8世纪早期，意大利南部可能比西罗马故地上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富裕。很难估计如果查士丁尼的军队没有攻打到该地区，这种经济衰退是否能够避免，或者能够避免多少。卡西奥多罗斯的《信札》给人的印象是，在536年之前，一切都在正常运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的确，我们在伦巴第人统治下的意大利看到的那种经济简单化现象，在罗马治下的和平不复存在以后，也出现在了后罗马时代西方的所有其他地区。因此，我毫不怀疑查士丁尼的战争在意大利半岛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破坏，并导致了许多人的死亡。但也有可能的是，即便仍受东哥特统治，意大利的经济也会走向中世纪早期北方的那种简单模式。 [22]

尽管最初征服的速度很快，但在北非并非一切都光明美好。同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保守主义者一样，东罗马当局发现，赢得战争比建立有效的政府结构容易得多。有一个与查士丁尼无关的问题。得益于阿特拉斯山脉（Atlas Mountains）带来的降水，在罗马古老的北非省份，靠近沙漠边缘和山地的游牧摩尔人与人口密集、农业发达的罗马中心省份非常接近，其中包括东努米底亚、普罗康苏拉里斯（Proconsularis）和拜萨西恩。这些省份经常会发生一些地方性的小规模冲突，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游牧者和定居者之间的关系“控制得比较好”，并不会导致持续冲突。汪达尔人—阿兰人在439年攻占迦太基后接管了这些关键省份，他们继承了与摩尔人建立的联系网络，开始在地中海的一些军事冒险活动中利用摩尔人，尤其是在457年著名的“洗劫罗马”过程中。以某种方式（我怀疑是在此过程中获得的新武器、新财富和新野心的结合），非洲边缘的摩尔人开始不服从汪达尔人的统治，到了5世纪80年代，随着更大的政治结构的出现，摩尔人已有能力周期性地集中足够的兵力打败汪达尔人的军队。事实上，盖利默之所以能够获得很多人的支持来反对希尔德里克，这样的一次失败是主要原因。

贝利萨留推翻汪达尔王国之后，查士丁尼的新管理者要面对的是摩尔人的问题，早在534年，就有报告称努米底亚和拜萨西恩遭到了袭击。 [23] 533年到534的快速胜利被证明是虚幻的。与天主教会的关系仍在磨合，剩下的汪达尔人和罗马士兵薪酬短缺。很快，更大的问题来了，那就是与摩尔人的对抗。汪达尔人统治的混乱让摩尔人有能力实现大肆掠夺定居农业地区财富的野心，这些地区是该省的生命线。这个问题花了10年时间才得以解决，在此期间，新任罗马指挥官约翰·特洛哥利塔（John Troglita）在547—548年取得的胜利再次稳定了中期的局势。这些绝不是小问题，即使没有迹象表明由此产生的冲突所造成的损失与意大利各省遭受的损失一样大。只有一个城市曾经易手，对平民的主要损害似乎来自广泛但小规模的袭击。从5世纪40年代开始，北非沙漠边缘的定居点内外似乎回归政治稳定，考古证据表明，北非各省的经济出现了相当大的复苏，尽管从未完全恢复到罗马晚期的水平。

迦太基腹地似乎特别明显地繁荣起来。在这一时期，人们对城市防御和宗教建筑进行了大量投资。高档餐具和葡萄酒、橄榄油等农产品的出口也略有回升。罗马晚期北非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与更广泛的西地中海交换体系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这在很多方面依赖于西罗马，尤其是因为西罗马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而补贴了运输成本，而在6世纪中叶，这些补贴都不复存在。北非不再是西罗马经济繁荣的中心，而仅仅成为东罗马经济中一个相对繁荣的外围地区，东罗马的经济中心位于更靠东的爱琴海和近东。因此，北非仍在出口，但规模要小得多，而该地区的总体财富似乎已回到较为一般的繁荣水平。 [24]

无论是对汪达尔人—阿兰人、哥特人、罗马军队，还是对北非和意大利的各省来说，查士丁尼的战争都只能是一场大灾难。虽然较长期的考古证据并不能表明其毁灭性有普罗柯比所说的死亡人数显示的那么大，但是，在有些地方，无论是意大利的战争本身，还是为控制北非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其影响都极为重大。意大利和北非这两个区域的人口水平似乎都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尽管显然有大量的农业活动，而且和平最终恢复后，经济交换和专业化也有一定程度的复兴。当然，我们还必须考虑东罗马赋税的影响。所以，总的来说，很难证明当地的人口从并入东罗马中获得了什么好处，或许仅有的一点好处是即便查士丁尼没有发动入侵，他们也得在北非与摩尔人一决胜负，而查士丁尼的军队应该能比汪达尔人更好地保护定居农业地区。

从受其影响的第二个主要群体即东罗马纳税人的观点来看，征服政策也没有什么好处。当然，其中一些人也遭受了与北非和意大利那些更为不幸的人类似的间接损失。成千上万在洗劫中幸存下来的人长途跋涉，到数百公里外科斯罗伊斯的新安条克居住，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除了540年之外，东部省份的居民似乎很少受到特别严重的伤害。更经常受到战争不良后果影响的是罗马巴尔干半岛的人口。他们有充足的防御工事，普罗柯比的《论建筑》中列举了数百座堡垒（注意，大多数是“修复过的”，而不是新建造的，所以它们早就存在了），而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巴尔干半岛的入侵者中，没有一个擅长攻占有堡垒的城市。但问题是查士丁尼经常从巴尔干半岛调出军队去参加意大利的战争。因此，在我看来，第一次对巴尔干半岛真正具有破坏性的攻击发生在539年并不奇怪。当时，查士丁尼刚为贝利萨留找到增援部队，以便利用他在意大利取得的初步成果。这些防御工事表明，皇帝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过他的巴尔干臣民，但他更需要军队，不惜将他们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25]

除了巴尔干半岛和东部的一些省份，对于东罗马的大部分人口来说，征服政策的主要影响体现在税负的增加，而这是为了应付战争和驻守新征服地区的开销，因为来自被征服地区的额外收入肯定要花许多年时间才能稳定下来。参与军队供应（武器、食品、货车、船只和许多其他物品）的特定个人当然会从中受益。对于那些参与供应的人来说，战争总是会带来丰厚的利润，因为需求迫切，通常可以谈成利润丰厚的合同。然而，东罗马的大多数人只能看到这些合同所需要支付的税单，而这些合同的履行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好处。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贯穿《秘史》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查士丁尼对他人钱财的贪婪。《秘史》通篇谩骂，也写了不少受皇帝或其妻子贪婪所苦的人的具体个例。

在非洲的胜利不仅使查士丁尼在政治上不可动摇，还鼓舞了他去挑战更富有的纳税人。在盖利默于君士坦丁堡遭受羞辱后的那一年，东罗马各地区出台了至少9项单独的措施，目的是通过从富人身上获取更多好处来增加整体税收。这是在6世纪40年代对哥特人和波斯人同时开战的代价产生之前（尽管值得注意的是，查士丁尼从未试图同时打两场全面战争，托提拉的经历表明了这一事实）。我一点也不怀疑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税收账单增加了，而这确实让我更好地理解了普罗柯比的抱怨。他在《秘史》中提到的所有被毁了的人都是富人，而正如他的教育所证明的那样，他本人肯定来自一个相当富裕的绅士地主家庭。查士丁尼的战争确实增加了税收，但对普罗柯比所属的阶级来说，增加的税收很不成比例，由此引发的愤怒仍在他的著作中燃烧。 [26]

过度征税大致有两种类型：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当一群人或者其中大部分人发现自己面临的税收水平十分不公平，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抗议或偷税漏税时，这就是政治上的过度征税。当然，从政治角度看什么样的税收属于过重，是靠主观判断的。相比之下，经济上的过度征税就有数据可循了。在工业经济中，对生产征税会增加所生产商品的成本，如果你把成本提高到买家不再感兴趣的程度，生产和国内生产总值就会下降。因此，经济上的过度征税可以通过它对整体经济产出的负面影响来衡量，而在总产出实际上没有降低的情况下，依然可能会发生政治上的过度征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需要适当考虑农业经济固有的特点。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谁又能责怪他们呢？），农民并不会在实践中使他们的生产最大化。除非有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可以让他们出售经济作物，否则他们往往不会太努力，只要能够养家糊口并支付他们应交的费用就够了，他们更愿意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以悠闲的形式消耗掉一些潜在的盈余。在这样的背景下，增税有时会增加整体生产，因此，增税并不会必然导致现代工业经济中的那种总产出下降。对农民进行经济上的过度征税，其残酷性体现在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工作，都得不到足够的产品来长期维持家庭生活。这通常以慢性、不是立即致命的营养不良的形式出现，营养不良使人更容易患病，而粮食储备很少或者是没有，因此，不可避免的周期性作物歉收会造成高死亡率的爆发。疾病和歉收都会降低人口水平，进而先是导致较贫瘠的土地抛荒，最终或许更好的土地也会抛荒。以这种框架来做定性判断的话，查士丁尼的征服政策是否造成了东罗马心脏地带的过度征税呢？

毫无疑问，征服政策造成了对帝国地主阶层的政治过度征税。普罗柯比的谩骂是一个迹象，但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可以说明。新政权要想迅速获得政治资本，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彻底或部分地逆转其前任最不受欢迎的政策。查士丁尼死后，他的外甥查士丁二世的新政权立即推翻了他对富人征税的政策（或其中一些政策）。 [27] 这些政策显然很不受欢迎，但这未必说明其对帝国结构造成了严重损害。政治上的过度征税只有在导致重要的政治支持者寻求与现行秩序完全不同的选择时，才会造成严重损害，而实际上，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很少或根本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例如，在查士丁尼时代或之后，我们并没有发现拥有土地的精英们离开传统的罗马人的政权，转而效忠波斯政权（尽管普罗柯比故意把查士丁尼描述为不比波斯的国王好多少）。因此，很难证明皇帝的增税对帝国的结构产生了长期的严重损害。更有可能的是，这些政策只是严重惹恼了已经很富有的人。

查士丁尼是否在经济上对东部过度征税，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在他统治期间还暴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瘟疫，在6世纪40年代影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541年，瘟疫沿着红海，经过埃及，到达亚历山大里亚这个繁忙的中转站，此后疫情又迅速蔓延到帝国的其他地方，甚至蔓延到了帝国之外。瘟疫在542年春天到达君士坦丁堡，年底到达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非洲的城市。到了543年，瘟疫已经侵袭了亚美尼亚、意大利和高卢，并最终到达不列颠群岛。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查士丁尼瘟疫，它与黑死病以及19世纪晚期的一场类似的瘟疫大暴发一起，成为迄今为止已知影响人类历史的三大流行病。但是，查士丁尼瘟疫的每一个方面都很有争议，尤其是原因。6世纪30年代末，整个亚欧大陆出现了极端的气候不稳定，536—537年发生了一次尘幔现象，部分太阳光线被大气中的重粒子阻挡，全球气温下降（冰芯样本记录了这一情况）。这一现象似乎是由东亚的火山爆发引起的（尽管这还不确定），随之而来的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携带鼠疫的中非啮齿动物比以往更广泛地进入红海地区，从而引发了疫情。然而，目前还远不能确定这场瘟疫是否为黑死病（及其相关突变），因为当时的报告表明，这次暴发的情况与黑死病不同。例如，尽管接触和传播速度较慢，但是它比19世纪晚期那场留下了充分观察证据的疫病流行起来快得多。

这场瘟疫的影响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同时期的记录显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它都造成了大量的死亡。然而，对于它是否造成了14世纪黑死病那样规模的破坏，仍然存在争论，后者造成了西欧受影响地区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死亡。那些热衷于将这场瘟疫视为重大危机的人试图找到一些明确的考古学证据，证明东罗马在550年左右出现了经济衰退。但是，正如最近一次全面调查相关证据得出的结论一样，这一论点总体上是很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东罗马的城市和乡村在6世纪末都显示出持续繁荣的迹象，而且根本没有任何经济衰退的迹象。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看到的那样，对于公元600年之后出现的明显衰退，是有一个与此不同的非常好的解释的。虽然这场瘟疫的确很可怕，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没有证据表明它导致了任何普遍或结构性的严重经济混乱。 [28]

不过，我希望说明的是，对于地中海地区相当大一部分人口来说，查士丁尼的战争完全是一连串可怕的事件，对此我毫不怀疑。战争肯定给东部居民带来了更高的税负，无论是地主（我对他们的同情通常要少得多）还是农民。许多东罗马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哥特人的士兵痛苦地死去。由于附带的破坏和随之而来的不稳定，北非和意大利各省人口中数以万计（甚至更多）的无辜者失去了他们的财产和长期的生计，甚至还有他们的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一个专制统治者的要求，他推行这一政策是为了拼命夺回失去的政治资本，后来又陶醉在轻易的胜利所带来的喜悦之中。对许多地区来说，查士丁尼的战争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这或许是比其他任何战争都更需要强调的结论。在描述专制统治者的辉煌胜利时，历史往往过于偏向他们本人的观点，而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东西需要说明。

但是，从帝国中心这个更传统的视角来看，查士丁尼的战争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先不说所有人遭受的损失，从帝国中心的角度看，这些战争是否值得呢？对于查士丁尼这个自称为多国的征服者的人来说，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在北非的胜利给了他最佳的脱身之计，也让他获得了必要的政治资本，以便在6世纪30年代后期及以后重建政权和君士坦丁堡的礼仪。他平安度过了这一切，最后以83岁高龄寿终正寝，留下了一系列纪念建筑，至今依然让人惊叹不已（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确很惊人）。在他看来，他的每一场战争都带来了相当好的结果。到了565年，非洲已经平静了近20年，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平静了10多年，西西里岛则平静了近3年。对于这位在532年1月的尼卡暴乱中准备坐船逃之夭夭的伊利里亚冒险家来说，征服政策非常成功。但这是这个暴君自己的观点。他所统治的整个东罗马又是怎样的呢？

我认为，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思考这个问题。一是考察被征服的省份。从君士坦丁堡中央的观点来看，关键问题是战争是否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带来足够的收入，以支付最初的征服和随后的防御的成本。笼统地看——当然，我们只能采用定性而非定量的方法——答案似乎很复杂。西西里无疑是值得的。与西西里在现代意大利政治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在古代乃至中世纪的世界中，西西里是一个巨大的奖赏：13世纪，英格兰的亨利三世为了染指西西里而几乎破产。相比之下，查士丁尼大帝几乎没花任何代价就拿下了西西里岛，东罗马轻轻松松地占领着西西里岛，一直到7世纪50年代第一次阿拉伯人的袭击开始之前都是如此，之后占领又以更大的代价一直延续到9世纪。此时，从这个岛屿所获得的肯定已经超过了为它花费的。我认为北非可能也值得。在北非，成本要高得多，而且和在西罗马的前辈相比，东罗马的税务官最终得到的征税地区似乎要小一些。它也更早落入阿拉伯人手中，迦太基在7世纪90年代的沦陷标志着东罗马统治的实际结束。尽管如此，大部分被征服的北非地区此时已经在东罗马人手中150年了，这段时间足以偿还当初征服的代价。事实上，在6世纪末和7世纪初，西西里—北非轴心十分富裕，足以为希拉克略（Heraclius）父子（稍后将更多讲到他们）接受整个帝国提供权力基础。

棘手的是意大利。令人惊讶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东罗马的一部分，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考古证据表明，和脱离罗马帝国统治的地区相比，那些仍然在东罗马辖下的地区经济更加繁荣。直到8世纪，拉韦纳周围的一块重要飞地，连同罗马和意大利中部与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一直由君士坦丁堡直接统治。后来拉韦纳失守了，罗马也脱离了君士坦丁堡的直接控制，我们会在第7章探讨这件事。在那之后的200年里，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地区将继续牢牢掌握在东罗马手中，东罗马对一些孤立的社区的控制则持续了更长的时间。贝利萨留对那不勒斯的占领开启了东罗马人在意大利南部长达500年统治中最辉煌的时期，使人很难得出结论说，10世纪时，征服的代价才刚刚得到偿还。 [29] 然而，比这些东罗马人长期统治的例子更引人注目的是，查士丁尼死后，东罗马很快就失去了意大利北部大部分地区和两个中部高地的公爵领地（以贝内文托和斯波莱托为中心）。568年，伦巴第人离开他们在多瑙河中部地区统治了三代的土地，来到了意大利北部，如前文所述，纳尔西斯刚刚扑灭了这里哥特人独立的最后一线希望。他们的到来破坏了这位年迈将军的退休生活。这种突然的、毁灭性的损失，显然打乱了从君士坦丁堡的角度，对查士丁尼征服意大利的价值进行的成本效益分析。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也成了一个更普遍的论点的出发点，即不管查士丁尼的短期成功如何，他的征服都或多或少导致了帝国扩张过度，而这是致命的。东罗马不仅没能守住整个意大利，而且在查士丁尼死后的40年里，近东和中东的中心地带税基开始遭受一系列重大损失，而这永远改变了东罗马的性质。这些损失是查士丁尼帝国过度扩张的长期后果，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成立？

大象和黄金床

583年，使节往返于君士坦丁堡和当时的阿瓦尔人联盟的可汗之间。东罗马和阿瓦尔人目前处于和平状态，在这些接触中，可汗向皇帝提出了一系列外交礼物的要求：先是一头大象，后是一张黄金床，最后还有一大笔现金。东罗马的历史学家狄奥菲拉克特·西莫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他的姓氏意为“独眼猫”）提到了这些交流，但未做任何评论。阿瓦尔人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刚从中国的边缘地区来到亚欧大陆西部，从未见过大象，可能也没怎么听说过大象。显然，之所以会有大象和黄金床之说，是因为可汗及其顾问试图通过向君士坦丁堡当局索要其无法提供的东西，来形象地展示皇帝权力的局限性。在罗马人交付了大象之后，阿瓦尔人又索要一张黄金床，这是他们能想到的最不可能的外交礼物。黄金床也送来后，阿瓦尔人趁机表示蔑视，接着狮子大开口，索要明知会导致战争的大量现金。索要精美的礼物，然后又拒绝，整个烦琐的程序就是一场外交舞蹈，目的是显示阿瓦尔人的优越性，然后打破眼下的和平状态。 [30] 撇开超现实的元素不谈，这个故事最终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为什么在查士丁尼死后的几年里，东罗马会无法继续控制更多意大利半岛的领土。

直到查士丁尼统治的最后10年，阿瓦尔人才进入帝国的考虑范围。此时，哥特人抵抗的余烬已经熄灭，约翰·特洛哥利塔的远征已经稳定了北非的局势。阿瓦尔人的第一个使团于558年抵达君士坦丁堡，据历史学家米南德（Menander Protector）讲述，他们进行了公元500年前后游牧政权所擅长的那种恫吓：

一位名叫坎蒂克（Kandikh）的人被选为阿瓦尔人的首席使节，当他来到君士坦丁堡朝廷的时候，他告诉皇帝说，阿瓦尔人的部落是所有部落中最伟大、最强大的一个。阿瓦尔人是不可战胜的，可以轻易地粉碎和摧毁所有阻挡他们的人。皇帝应该与他们结盟，享受他们的有效保护。如果能换取最有价值的礼物、一年一度的付款和非常肥沃的土地，他们会对罗马国家好一些。

现实情况却相当平淡无奇，就像第一个千年的不少游牧民族那样，他们很可能是正在逃避西突厥人的难民，6世纪中期，西突厥人才是真正占统治地位的草原力量。当此时生活在黑海边缘的阿瓦尔人派坎蒂克前往君士坦丁堡时，西突厥人的势力正在崛起。事实上，避开西突厥人是明智的，他们的政权才是历史上第一个游牧民族的超级大国。阿提拉已经够糟糕的了，然而，尽管他经常被拿来与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等伟大的蒙古征服者相比，但他的事业实际上只是局限于中欧和东南欧的小打小闹。著名的匈奴人（Hsiung-Nu）曾经让秦朝的皇帝不堪其扰而修建了长城，但是他们的势力局限于中国的北部边缘地区。然而，西突厥人势力和蒙古人相当，横跨亚欧大陆，从中国一直延伸到东欧。 [31]

当时大草原上正在发生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但究竟是什么尚不清楚，因为游牧民族很少写作，而西方和中国的史料都没有涵盖这些，这让我们无法详细地探索大草原内部的过程。因此，一些学者打出了环境牌。当然，6世纪30年代后期，在查士丁尼瘟疫中可能发挥了作用的尘幔事件可能也减少了草原上可用的草料。这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游牧民族之间的竞争，如果这种影响足够大，那么对其定居人口较多的邻居来说，后果就太容易预测了。

但这并非唯一的可能性。游牧民族依靠以定居农业为主的邻国提供大量的基本食品和其他物品，这些可以通过贸易或榨取来获得。对邻国政治结构的影响力往往是游牧群体建立帝国能力的核心。因此，西突厥人空前的帝国建设，其根源很可能是草原周围世界的变化，也可能是草原本身的变化（两者的某种结合也是可能的，即使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当然，在此过程中大瘟疫可能发挥了作用，但是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切记不要过早地排除各种可能性。 [32] 幸运的是，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西突厥汗国的崛起本身，而是其主要影响之一，即阿瓦尔人在西方的出现，而这方面的记录要明确得多。

即使阿瓦尔人是难民，他们也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在6世纪中叶中欧和东南欧的战略要地所向披靡。在公元558年之前，情况相当简单。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多瑙河中部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西部）有两个讲日耳曼语的王国：西部的伦巴第人王国和更往东的格皮德人王国。黑海北部的土地上有两个讲突厥语的保加尔人游牧群体，分别是乌特格尔人（Utigurs）和库特里格尔人（Cutrigurs）。在两者之间的特兰西瓦尼亚高地和多瑙河湾部以北的一些土地，一系列非常小的斯拉夫群体在这一时期定居下来，这里实行的是某种形式的酋长制而不是王国制。6世纪20年代前后，斯拉夫人才开始与罗马国家防御的多瑙河边界发生有记录的接触，从那时起，他们对罗马领土的掠夺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

如果你像查士丁尼一样，在君士坦丁堡的宫殿里运筹帷幄，那么总体战略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在北部边境的一端，让伦巴第人与格皮德人对战，在另一端，让乌特格尔人与库特里格尔人对战，同时尽量减少斯拉夫人的突袭对中部可能造成的伤害。总的来说，查士丁尼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此。但任何政策都不是完美的，而且，他要从巴尔干半岛撤回军队到意大利作战，这肯定会在巴尔干半岛造成额外的损失。539年和559年，库特里格尔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侵袭，罗马各省均受到了影响，第一次侵袭使成千上万的俘虏沦为奴隶。而在6世纪40年代后期，斯拉夫人的侵袭也变得更加猛烈。 [33]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阿瓦尔人似乎大有可用，米南德记录了查士丁尼对第一次接触的最终回应：

他派出了御前侍卫瓦伦蒂努（Valentinus）作为大使，敦促这个部落与罗马人结盟，拿起武器对抗他们的敌人。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动，因为无论阿瓦尔人获胜还是失败，罗马人都会获利。 [34]

起初，一切都甜蜜而愉快。到了562年，阿瓦尔人的势力已经扩张到黑海的北部海岸，经过一系列没有记录的战役，他们吞并了乌特格尔人和库特里格尔人。毫无疑问，这完全符合559年库特里格尔人第二次大规模入侵罗马巴尔干半岛之后的帝国计划。因此，没有理由不给予阿瓦尔人有利的盟友地位和大量的援助（或者说是“补贴”，取决于你怎么看）；直到565年11月查士丁尼去世，他们都享受着这种援助。

查士丁尼去世后，政权的更迭带来了政策上的决定性变化。我们已经看到，查士丁二世试图通过推翻他舅舅的税收政策来赢得政治资本，而这一政策也被描述为他停止对外援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阿瓦尔的下一个使团一路小跑来到君士坦丁堡，要领取一年一度的礼物时，他们大吃一惊，因为新皇帝告诉他们：

从此以后，你们再也不能靠损害帝国利益致富，也不能自行其是而不给我们好处了。因为你们不能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

据米南德说，这让阿瓦尔人的使节“大吃一惊”，对于空手而归非常犹豫，尽管他们最终还是空手而归了。 [35]

使节们的反应并不仅仅是心胸狭隘。东罗马取消对外援助将威胁到阿瓦尔联盟的整体稳定。就像他们之前的匈人一样，阿瓦尔人缺乏直接统治他们联盟中被征服者的能力，甚至可能连这样做的愿望都没有，而是借助下属的首领来统治。这意味着为联盟添加新成员很容易，而且整个联盟可以迅速发展。只需要一次快速的军事行动和一场正式的屈服，一个新的臣服群体就基本上算是加入了这个联盟。但是，由此产生的政治结构也会十分脆弱，因为臣属民族旧有的忠诚模式并没有被打破，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很容易重新确立。尽管第一个千年的资料记载了游牧民族的豪言壮语，但维系其联盟的唯一因素是占统治地位的领导者及其直接支持者的威望，与所有的臣属群体相比，他们的人数往往并不多。声望不过是现实中的或被感知到的军事支配，再加上重复利用的声望礼物。两者通常都是成功战争的产物，而且两者都维系着这样一种认识，即相对于试图发起抵抗，接受阿瓦尔人的统治是更好的选择。582年，阿瓦尔人包围了重要的多瑙河要塞锡尔米乌姆，却意识到自己无法取胜。罗马指挥官后来接到了其对手的一个特别的通知，说阿瓦尔人愿意撤退，但前提是罗马人交出一份大礼，让可汗用来掩盖战败的事实。声望的任何重大损失都可能导致阿瓦尔当局受到考验，即使它最终没有被推翻，也要付出时间和相当大的精力及生命代价。 [36]

566年皇帝的故意轻慢实在是太明显了，可汗别无选择，只能做些什么来弥补失去的收入，同时弥补他在威望上的损失。在一项富有典型中世纪早期想象力的政策倡议中，可汗和他的顾问们决定，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发动一场战争。他们选择的战争对象是法兰克人；同一年，他们大败法兰克人最东边的国王西吉贝尔特（Sigibert），西吉贝尔特后来“立即把面粉、蔬菜和牛羊送到了阿瓦尔人那里”。 [37] 正是这种对西行日益增长的兴趣最终把我们带回了意大利。

就在查士丁忙着拒绝阿瓦尔人的时候，格皮德人和伦巴第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争执。566年，格皮德人获得了帝国的军事援助，但他们后来没有遵守约定，拒绝将锡尔米乌姆城交还给帝国。因此，罗马人并不打算在公元567年再次干预，当时伦巴第人以高昂的代价获得了阿瓦尔人的帮助，一劳永逸地粉碎了格皮德人的独立地位。据说就是在这个时候，伦巴第人的国王阿尔博因把被他打败的敌人库尼蒙德（Cunimund）的头骨做成了一个酒杯，但他后来却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娶了库尼蒙德的女儿罗莎蒙德。

568年4月2日，春草初生的时候，伦巴第人组成一支协调一致的队伍，离开了多瑙河中部，这情形就像90年前狄奥多里克率领大队人马经过同样的关口一样。队伍有好几万人，其中既有伦巴第人，也有其他部族，既有贵族，也有自由人和奴隶，他们对东罗马新征服的意大利的安全造成了致命的威胁。很快，伦巴第人的“首领”（duces，你可以将其翻译成“公爵”，但这有点时代错乱的感觉）占领了（除拉韦纳附近一块飞地外）意大利北部平原的大部分城市，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山区高地建了两个独立的公爵领地，即贝内文托和斯波莱托。

根据200多年后的一份史料，伦巴第人是受到了消灭哥特人的纳尔西斯的“邀请”，才迁徙到意大利的，因为纳尔西斯和查士丁的妻子索菲亚发生了争吵。考虑到纳尔西斯过去的丰功伟绩，尤其是他很快就要退休，当时正在东罗马的城市罗马安享晚年，这样的说法完全不合情理。这只不过是伦巴第人后来说法的一个方面，这个说法与8世纪的情况（具体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关系很大；伦巴第人声称，他们有完全合法的权利在意大利建立王国。野心可能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在迁徙决定的背后，常常既有“推”的因素，也有“拉”的因素。我毫不怀疑，伦巴第人的领导层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东罗马人软弱。毕竟，伦巴第特遣队曾经参与哥特战争，亲眼看见了东罗马对哥特人和前来救援却姗姗来迟的法兰克大军的毁灭。他们不可能认为征服一块东罗马领土易如反掌。因此，很明显，就像4世纪末和5世纪初几个面对匈人崛起的日耳曼部落一样，在做出这种破坏性的危险举动时，伦巴第人的领导层决定（并设法说服了大部分追随者），有组织的撤退是对付猖獗敌人的最佳方法。566年击败西吉贝尔特，567年摧毁格皮德人，这充分表明阿瓦尔人的势力正在迅速崛起，其行动方向越来越向西偏移。阿瓦尔势力在中欧的崛起，与伦巴第人进入查士丁尼最近征服的意大利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38]

查士丁尼对意大利的征服是否野心太大，导致帝国扩张过度，答案可以归结为对两个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的回答。如果没有伦巴第人的入侵，东罗马在意大利的统治能够像在北非那样得到巩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查士丁尼是否对阿瓦尔势力的崛起及其向西转移（正是这种转移引发了伦巴第人的入侵）负有根本责任？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必然是肯定的。君士坦丁堡统治意大利的主张无疑引起了人们对帝国税务员的抱怨。查士丁尼征服意大利，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为其他任何人着想。同时，这里的税收制度基本上是东罗马本身以及北非所实行的。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没有明显的理由会导致意大利的人口（无论地位高低）不能最终适应东罗马的统治规范，毕竟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许多地区实际上已经适应了。除了突然涌入的伦巴第人，没有其他敌人有能力推翻君士坦丁堡的统治。事实已经证明，至少纳尔西斯的军队远远优越于各个法兰克人队伍（这是唯一一场激烈的竞争），法兰克人在6世纪50年代来到意大利，想在狄奥多里克的王国崩溃后分一杯羹。

要想对第二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你就要相信，在阿瓦尔人最初征服乌特格尔人和库特里格尔人的过程中，查士丁尼558年提供给他们的补贴发挥了关键作用。除此之外，阿瓦尔人扩张的其余阶段都是在没有东罗马补贴的情况下完成的，而随后他们势力增长并向西迁移，可以说更多是取消了维稳支出的查士丁二世的错，而不是他那发放维稳费用的舅舅的错。阿瓦尔人势力崛起的模式与匈人非常相似，也形成了一个良性或恶性的循环（取决于你的视角）；征服带来了更多的臣民，从而增加了军事能力，但也在同盟内部造成了更大的政治压力，而两者都有一个固有的倾向，那就是引发进一步的军事扩张。我们几乎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查士丁尼应该已经意识到阿瓦尔人太危险了，不能用他传统的分而治之的办法来处理，也不应该在558年给他们提供最初的补贴。但这涉及大量的猜测，而且我们并不清楚在阿瓦尔人征服保加尔人的过程中，东罗马所提供的资金是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似乎更有可能的是，在558年，根本就没人预见到阿瓦尔势力会发展到如此惊人的高度，而查士丁尼在阿瓦尔人崛起过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没有阿瓦尔帝国的话，看不出君士坦丁堡有什么理由不能无限期地控制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总而言之，把阿瓦尔人的崛起归咎于查士丁尼似乎有点牵强，因此，皇帝在战略上可能也并不是那么草率。此外，阿瓦尔人还应该对查士丁尼之后巴尔干半岛的重大损失负责。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希望获得西北部的部分地区，但他们也促使斯拉夫人更普遍地侵入该地区。斯拉夫群体想要摆脱阿瓦尔人的侵略性支配，阿瓦尔人以残暴的方式统治着尽可能多的斯拉夫人，就像对待格皮德人和保加尔人一样。因此，阿瓦尔帝国的崛起从负面刺激斯拉夫人入侵罗马的领土。与此同时，依然是与匈人一样，阿瓦尔人定期在罗马巴尔干半岛发动大规模战役，以此向君士坦丁堡勒索金钱。特别是在6世纪80年代和7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这类战斗给巴尔干半岛的防御体系造成了巨大的漏洞，而查士丁尼的建筑活动就是为了弥补这些漏洞。这又意味着，罗马人本来可以有效对付的较小的斯拉夫群体，却转移到罗马的土地上，为自己开辟新的领土。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巴尔干大部分地区的斯拉夫化，以及君士坦丁堡对这一区域控制的丧失，的确可以追溯到600年前后的几十年，而阿瓦尔人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所以，如果仔细考虑的话，责备查士丁尼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阿瓦尔人是这一切问题的核心。事实上，当你停下来真正思考这些年来事件之间的联系时，对查士丁尼不利的证据会被进一步削弱。因为，虽然阿瓦尔人在6世纪80年代入侵罗马巴尔干半岛导致了最初几拨斯拉夫人大规模定居，但是6世纪90年代罗马人的反攻已经大体恢复了对局势的控制。 [39] 事实上，7世纪第二个十年阿瓦尔人进一步的战役才是真正关键的，因为这些战役带来了无法控制的斯拉夫化，而这种斯拉夫化从未被进一步的反击所逆转。6世纪90年代之后，罗马没有再发动反攻，其原因在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二次战略转变。

亚洲七城

在《启示录》的第2章和第3章中，万军之主向罗马亚细亚行省（位于今天的土耳其西部）7个城市的基督教社群分别口述了一封信。这些城市中既有以弗所和萨迪斯（撒狄）这样的大都市，也有推雅推喇（Thyatira）这样的小城市。信件的基本模式是先点出教会的名字，指出其主要罪行（对于7个教会中的5个是如此），接着就忠信行事的好处提出警告或激励，再给出应许。每一封信中都有一句也许带有不祥意味的著名叠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约翰写作时，特别是在指出那些令人忧心的罪恶时，想到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基督教社群。但是，要说这些城市在什么时候需要这样的警告，那就是在查士丁尼死后。

大多数城市保留了大量的基督教社群，直到1923年《洛桑条约》签订后被迫进行人口交换，情况才有所改变。但是，在查士丁尼去世后的大约80年里，罗马亚细亚行省的基督教城市，以及它南部和东部邻近地区的城市，即东罗马的心脏地带，都遭受了一场大灾难。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先是落入萨珊波斯的手中，此后不久又被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沙漠中心建立的伊斯兰势力吞并。被征服地区的古老基督教城市作为复合城市幸存了下来，但穆斯林的征服和改信活动注定会使这些地区的基督徒人口长期下降，并在曾经是古代基督教心脏地带的地区成为少数群体。在《启示录》中提到的小亚细亚的城市中，发生了另一种灾难。这些城市仍然掌握在信奉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当局手中，但20世纪的考古研究揭示了它们曾经遭受的严重破坏。

萨迪斯尤为突出，它从一个伟大的城市沦落为一个军事要塞，也许还是一个政府中心，而且这一切发生得很突然。直到6世纪晚期，这座城市仍然繁荣昌盛，并热情地维护着它的伟大建筑。这里的商业活动似乎也像以往一样繁忙，考古挖掘人员在主要的浴场外发现了一排商店，似乎充满了勃勃生机。最豪华的房子也许在标准上有一点下降，但仅此而已。610年遭波斯人洗劫后，这里的情况变得十分糟糕。似乎很少有人被杀，但急于逃难的人们来不及从商店里带走他们的物品，这座城市从此一蹶不振。在平原的遗址上，挖掘者所发现的7世纪的一切不过是一些破旧的小房子，活动的中心转移到了附近有防御工事的山头。但这实际上只是一座堡垒，几乎完全靠对旧城材料的再利用建造而成，从来就不是人口中心。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萨迪斯不复存在。那里的生活仍然在继续，但只是以要塞和几个小村庄的形式存在。在附近的以弗所，情况没有那么糟，但新城与旧城之间的直接连续性也被打破了。人们居住在两处新的四周有城墙的区域，一处位于旧址内部，方圆一平方公里，另一处是圣约翰教堂外围一个更小的区域。这两组城墙内的人口显然比仍然生活在萨迪斯的更多，也更多样化，其经济生活也更为丰富。例如，我们碰巧知道那里有一处大市场，似乎是定期集会。但即便如此，在规模、财富和宏伟方面，公元600年以后的以弗所也仅仅是它从前的影子，而小亚细亚所有罗马晚期城市的考古情况都与此非常相似。 [40]

曾经的大城市沦为驻军的小驻地或小的农业集镇，就连君士坦丁堡也没有逃脱这种命运。7世纪，这座城市的人口急剧下降，可能减少了90%，那些宏伟建筑也从这时开始土崩瓦解。按照中世纪早期的标准，它仍然是一个大城市，但它在7世纪和8世纪的样子只是其在罗马晚期时的影子。这完美地反映了整个帝国的状况。到了640年，也就是查士丁尼死后的75年，埃及和中东地区落入了阿拉伯人之手，小亚细亚西部变成了战场。你可以用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数据来玩一个游戏，看看这些损失对帝国税基的影响，因为这些数据和查士丁尼帝国的情况差不多。从中可以看出，穆斯林对埃及和中东的征服，再加上小亚细亚西部的经济崩溃，意味着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将会失去每年税收收入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 [41] 以弗所和萨迪斯的居民所经历的是一场微观上的灾难，而帝国朝廷的灾难在宏观层面上与之对应。东罗马这种令人震惊的衰弱源于君士坦丁堡东线的崩溃，与它长期的敌人和偶尔的伙伴波斯帝国有关。

波斯阵线是一个巨大的对抗战场，涉及三个独立的冲突区域。在北方，两个帝国在高加索山区形成对峙。战斗的结果往往是赢得或丧失对以各个山谷为基础的小王国的控制，如亚美尼亚和伊比利亚，在6世纪时还有拉奇卡，拉奇卡的人口被地形自然划分开来。而在南方，战争往往是通过代理人进行的。这一次是阿拉伯人，因为传统的罗马军队和波斯军队在分开他们领地的广阔沙漠地带都很难施展。因此，地理中心往往也是主要的战场，这个中心就是美索不达米亚。自3世纪以来，双方在这里建立了强大的堡垒，配备了大量的驻军，并部署了大量的部队提供支持。在这个区域，对于处于进攻位置的帝国来说，战争（除了540年那种非常不寻常的情况）早已成为对战略要地的长期包围；如果你处于守势，就要坚决瓦解包围你的军队。

查士丁尼给他的帝国继承人留下的直接遗产是所有这三个区域的和平。在527年至532年之间，美索不达米亚发生了几次战斗，540年之后又发生了几次，但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武力冲突很快陷入僵局，早在545年就停战了。在其他地方，似乎有更多的得失，所以战斗一直持续到551年，一次长达5年的停战结束了北方的战争状态。557年，两个帝国达成了全面停火，562年达成了适用于各地的正式和平协议。到查士丁尼去世时，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安静了20年，高加索地区安静了15年。 [42]

两个因素引发了一个不稳定的恶性循环，一个是罗马和波斯关系的长期特征，另一个则是全新的因素。新皇帝登基后通常需要留下自己的印记。查士丁二世面临着他舅舅查士丁尼——“多国的征服者”——留下的异常有害的遗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为了向朝廷上的各派势力表明自己确实是不容小觑的统治者，新皇帝不仅对阿瓦尔人的使节非常无礼，而且就像年轻时的查士丁尼在发动西方征服之前那样，他也决心通过损害波斯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从君士坦丁堡的角度来看，波斯人是最佳的敌人，把他们作为野心的目标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查士丁尼从未取得过波斯人的重大胜利。胜利演说应该很容易写：“查士丁尼，我超越了你。”这是多么诱人的前景呀！

当然，问题在于，虽然波斯人是首选目标，但正如许多罗马皇帝付出代价后才发现的那样，波斯人也很难对付。让查士丁二世鼓起勇气试图通过对抗波斯来确立自身统治的，是第二个，也是全新的因素，即西突厥人的日益强大。到了6世纪60年代后期，西突厥霸权已经延伸到了咸海、里海，甚至黑海的北部边缘（这也是阿瓦尔人很乐意向西进入多瑙河中部地区的另一个原因），西突厥因而成为罗马与波斯关系中的一个潜在因素，因为其军队现在可以轻松地通过高加索地区，直接进攻两个帝国中的任何一个，甚至同时进攻两个。查士丁二世的战略集中在鼓动西突厥人对抗波斯人，为此，一系列的使节和礼物从君士坦丁堡源源不断地来到大草原，实际上，如果继续向前，再走这么远的距离就可以到达中国。在查士丁二世看来，最终的结果显然令人满意。根据计划，东罗马和西突厥的军队将在573年发动一场联合大作战。罗马人会进攻美索不达米亚的要塞尼西比斯，这是自210年前尤利安皇帝战败后，罗马人就失去的要塞，而西突厥人则通过从东方进攻来阻止波斯发起回击。

草刚长起来，罗马军队就隆隆地向尼西比斯进发，但突厥人迟迟没有露面。结果是一场灾难。在激烈的战斗中，波斯驻军坚持了下来，镇定自若的波斯人集中兵力发起了一次有力的反攻。一支部队进入叙利亚，但科斯罗伊斯一世（就是查士丁尼很久以前拒绝收养的那个科斯罗伊斯）率领他的主力攻打要塞达拉——罗马美索不达米亚王冠上的宝石。经过6个月的包围，波斯人突破了城墙，洗劫了这座城市，城中居民沦为奴隶。查士丁二世的宏大计划完全失败了。他不但没能攻占波斯的要塞，反而失去了自己的要塞。悲痛欲绝的皇帝精神和身体都垮了，权力被移交给了摄政委员会。突厥士兵为什么没有露面，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认为这是他们的诡计：让两个潜在的敌人针锋相对，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也许是这样，但是当576年一个新的罗马使团到达西突厥人那里时，老可汗已经死了，军队没有露面，可能仅仅是因为他的去世。不管怎样，查士丁破坏了东方的关系，却在真正重要的美索不达米亚让波斯人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他在高加索地区的几次胜利根本就不足以弥补这样的损失。 [43]

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战争一直在持续。576年，罗马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前线取得了一场大胜，他们俘虏了国王的妻子，扑灭了国王发动战争时带来的圣火，甚至淹死了他的大祭司。这足以维持摄政委员会的运作，公平地说，罗马人也牢牢控制着他们在高加索地区的利益。但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持续不断、代价高昂的战争逐渐对他们不利。到5世纪80年代后期，新皇帝莫里斯（Maurice）发现国库空虚，军事上也陷入了困境。588年，重要的边境城市马蒂洛波利斯（Martyropolis）的守军没有领到军饷，他们索性将要塞移交给了波斯人。驻扎在埃德萨附近的帝国军队的大部分人听说薪水将被削减四分之一，于是开始反叛。即使他们的将军在他们面前展示著名的曼德兰圣像（Mandylion），他们也不为所动。曼德兰是“非人手所造”的基督圣像，是基督教最神圣的遗物之一，人们曾经认为它是都灵裹尸布（Turin Shroud）的早期化身。士兵们对此无动于衷，甚至向它扔石头，莫里斯不得不收回减薪的决定，到别处去寻找必要的金钱。

正当罗马帝国这辆火车驶近缓冲区时，一条脱险的通道出现了，它就是波斯人中又一次有争议的继承。589年，波斯的重要将领巴赫拉姆（Bahram）反抗新国王贺米斯达四世（Hormisdas IV）。巴赫拉姆战功赫赫，其中包括588年对突厥人的决定性胜利，国王感受到了他的威胁，想要杀一杀他的威风。于是，在军队于高加索地区败给罗马军队之后，国王给他送去了一套女装。在随后的混乱中，贺米斯达四世遭到废黜后被杀，巴赫拉姆夺取了政权。贺米斯达四世的儿子、选定的继承人科斯罗伊斯二世逃往君士坦丁堡，请求莫里斯的支持。作为回报，科斯罗伊斯二世提出在高加索地区的阵地上对罗马做出巨大让步。巴赫拉姆则提出，如果莫里斯支持他，波斯不仅可以归还达拉和马蒂洛波利斯，甚至还可以归还尼西比斯。莫里斯最终选择了科斯罗伊斯，因为把美索不达米亚边境前后移动两三个堡垒的距离并不会带来根本的区别；而如果在高加索地区取得巨大收获，罗马人就能在战略上控制通过扎格罗斯山脉的通道的最北端，这些通道直接通向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波斯帝国的经济中心地带，就像是插在波斯咽喉上的一把刀。

事实证明莫里斯的支持是足够的，到了591年，科斯罗伊斯二世登上了王位。在时运不济的查士丁二世试图打出突厥人的王牌近20年后，双方最终宣布和平，罗马人满怀感激地接收了亚美尼亚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切本身都很好，君士坦丁堡的史料适时地为莫里斯的胜利高唱赞歌。然而，问题是罗马人的收获实在太大了，其本身就是一个进一步破坏稳定的因素。最近的一项研究称这是东罗马的“凡尔赛时刻”。条约给了罗马人太大的战略优势，在适当的时机出现时，任何一位波斯国王都必然会再次诉诸战争来恢复平衡。 [44] 我相信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两个帝国的内部政治结构已经相当不稳定，尤其是在发生政治权力转移时，因此这样的机会不久就会出现。

事端是由莫里斯和军队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引起的。591年的和平把他的军队从波斯前线解脱出来，皇帝把官兵派到巴尔干半岛，在那里他们逆转了阿瓦尔人在6世纪80年代取得的一些胜利。然而，莫里斯的将领们坚持认为，要想对阿瓦尔人造成真正的伤害，应该在草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及早作战，因为这将妨碍敌军关键骑兵部队的行动。602年冬天，野战军接到命令，不准回到过冬的营房。到了11月，他们已经发起叛乱，在一个名叫福卡斯（Phocas）的军官的领导下，向君士坦丁堡进发。莫里斯于11月22日逃离君士坦丁堡，但和家人一起被抓获。福卡斯在11月24日登基，并在3天后处决了莫里斯和他5个儿子中的4个。此后不久，莫里斯的第五个儿子狄奥多西（Theodosius）和前皇帝的许多要员一起被杀。

或许，被杀的并不是狄奥多西本人。狄奥多西的头颅从未在君士坦丁堡展示过。不久之后，一个自称是狄奥多西的人出现在波斯军队的行列中，这支波斯军队称要为被废黜的莫里斯复仇，因为他是当时在位的国王科斯罗伊斯二世的恩人和资助人。我们不知道狄奥多西是否真的逃脱了，但即使他逃脱了，当他不再有用的时候，科斯罗伊斯也会很快就把他干掉。结果，这两个古老帝国之间爆发了新一轮的灾难性战争。 [45]

当罗马帝国的政治充斥着政变和叛乱时，科斯罗伊斯二世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对几乎整个东罗马的侵犯。即使是帝国新救星希拉克略（和他父亲）的到来也于事无补。610年10月，希拉克略率领一支海上远征队，从北非一路赶来，翻过海堤，冲入了君士坦丁堡。到了这年年底，罗马在幼发拉底河以东美索不达米亚前线的所有据点都被有步骤地攻克了，这为波斯更宏伟的野心开辟了道路。607年时，莫里斯在591年条约中取得的亚美尼亚已经丧失，所以对波斯一方而言，形势一片大好。611年，科斯罗伊斯的总司令沙赫巴勒兹（Shahvaraz）率兵深入罗马的叙利亚，占领了阿帕米亚（Apamea）、安条克和埃米萨（Emesa）。然而，与540年不同的是，这不仅仅是一次突袭，波斯人留在了那里。

波斯人向北推进到安纳托利亚高原，占领了该撒利亚。随后在南部，他们占领了大马士革，614年，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全部沦陷，最神圣的圣物真十字架也失去了；这个真十字架据说是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Helena）发现的。继续向北，波斯帝国实行了焦土政策。同年，以弗所大城遭到猛攻，稍晚一点应验了《启示录》中的警告，以弗所城中心化为灰烬和瓦砾。

科斯罗伊斯嗅到了彻底胜利的气息，拒绝了日益绝望的君士坦丁堡当局提出的所有和平提议，其中包括616年一个表面上来自元老院的极其可怜的使团（因为波斯国王拒绝承认希拉克略），使团提出接受科斯罗伊斯为“最高皇帝”，罗马人都是他的“奴隶”。621年，对埃及的一次入侵正式启动并成功完成。波斯人还同时对塞浦路斯和爱琴海岛链进行海上袭击，袭击蔓延至小亚细亚，直到626年7月底才沉寂下来。此时，帝国首都本身面临博斯普鲁斯海峡另一边的波斯军队的威胁，而阿瓦尔军队则直接逼到了狄奥多西城墙外。

《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on Paschale ）中记录了一名目击者对这次包围的描述，读来十分有趣。阿瓦尔人的军队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却根本无法冲破城墙。接着是关键时刻。一些被征服的斯拉夫人擅长水战，在整个6世纪，他们都以擅长使用独木舟而闻名，并且通过运送撤退的劫掠者离开罗马领土赚了很多钱。进入君士坦丁堡唯一可能的路线是希拉克略走的那条，即水路。因此，一支庞大的独木舟队伍奉命从亚洲海岸把波斯的增援部队送过来。罗马人一直保持镇定，直到包围他们的斯拉夫人开始返回欧洲。罗马人的船队被放了出来，上面载着希腊火，斯拉夫人的船队被粉碎了。看到这一团混乱的局面，阿瓦尔人军中的其他斯拉夫人马上开始逃窜，可汗不得不让他更忠诚的士兵对付这些人。包围在混乱中瓦解了。在坚不可摧的君士坦丁堡，波斯征服的高潮就此退去。

君士坦丁堡被围困的时候，希拉克略本人并不在城中，而是在东部的亚洲海岸重新训练和组织他的野战部队。他对君士坦丁堡的防御非常有信心。至关重要的是，他还成功地与西突厥人谈判建立了一个有效的联盟，而当年正是这个变色龙让查士丁二世发动了战争。627年，一支庞大的突厥军队冲入高加索地区，进入波斯人支配的伊比利亚王国。他们洗劫了这一地区的首府第比利斯（Tiflis），杀死了听命于波斯的国王，并将4万士兵移交给希拉克略，以便进行下一步行动。皇帝志在必得。12月，联军越过扎格罗斯山脉，沿着底格里斯河进入萨珊帝国的心脏地带，在尼尼微城外击溃了一支波斯军队。希拉克略没有进攻首都泰西封的守军，而是采用焦土战术打击波斯帝国的经济中心。然后他停下来，坐等波斯政体内爆。628年年初，科斯罗伊斯二世被一场政变推翻，随后出现了一系列短命的政权。最终希拉克略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波斯人从被征服的罗马行省撤退，这些行省中的大部分行政机构都没有发生变动，希拉克略带着真十字架回到了君士坦丁堡。

他重建的帝国已今非昔比。小亚细亚西部富饶的土地遭到了破坏，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忠诚也在波斯统治的15年中动摇了。巴尔干半岛的局势完全失控。由于所有的军队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另一边，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十分猖獗，后者的定居点迅速增加。也许最糟糕的是，帝国的国库已经耗尽。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希拉克略被迫采取了非常措施。军饷减半，首都内部的免费面包停止供应，教堂宝库里的贵金属被悉数征用。这些勉强够用来支付给突厥人的费用，发动对波斯的大反击。带着胜利的荣耀，扛着象征上帝眷顾的真十字架，希拉克略现在可以着手重建帝国了。 [46]

从630年前后的情况看，罗马内部并没有什么能妨碍重建的因素。过去25年的噩梦对帝国造成的损失并没有3世纪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大。当时，东罗马东部行省的大片地区脱离了罗马的统治。然后，在瓦勒里安失败被俘之后的15年里，帕尔米拉城成为一个后继国的中心，这个后继国打败了波斯人和罗马人，其疆域从埃及一直延伸到小亚细亚。不过，罗马帝国后来恢复了元气，于3世纪70年代中期在奥勒留的领导下恢复了控制，又利用城市的税收重新充实了国库。到了4世纪中叶，来自这些地区的史料再次丰富起来，对帝国的忠诚再次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而近东正处于长达300年作为君士坦丁堡中心地带的中间阶段。

一般而言，希拉克略和他的继任者没有理由不承担与此类似的重建工作。是的，巴尔干半岛是额外的问题，但它在3世纪时也是如此，并且莫里斯的战役表明，阿瓦尔人是可以被击败的。如果没有阿瓦尔人，斯拉夫人就只不过是袭击者，他们还没有能力在公开的战斗中对抗帝国的军队。帝国内部的宗教冲突也没有人们有时想象的那么严重。的确，卡尔西顿会议上的辩论仍在继续，但即使相关教义问题最终无法解决，帝国的结构也不会受到威胁。没有证据表明宗教上的不和使东罗马更容易被波斯征服，有迹象表明在6世纪后期，围绕卡尔西顿会议的争吵正在缓和，而此时波斯带来的严重危机尚未打破来之不易的帝国政策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6世纪80年代终于出现在了宗教领域。 [47] 因此，希拉克略返回君士坦丁堡时完全有理由保持乐观。而使这一切化为乌有的是在近东战略地理中出现的又一个新因素，其影响将大大超过西突厥人。就在希拉克略着手从废墟中重建他的帝国时，一个刚刚被伊斯兰教统一起来的阿拉伯世界彻底颠覆了过去一千年的旧格局。

伊斯兰教的兴起是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现象，因为它，第一个千年的亚欧大陆西部的历史仍然与21世纪息息相关。发生了一连串将中世纪和现代世界与过去的一切区分开来的变革，包括罗马陨落、地中海占支配地位的古老世界秩序终结、基督教兴起、东部和北部融入欧洲主流，而伊斯兰教的横空出世是这一连串变革中的最后一环。和其他那些因素一样，这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故事。就历史而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来自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早期原始资料，因为在伊斯兰世界中，9世纪以前关于穆罕默德生平的叙述都没有流传下来。在那之前，伊斯兰教已然经历了两次重大革命：一次是7世纪导致逊尼派和什叶派分裂的危机，另一次是8世纪中叶的阿拔斯革命。考虑到先知至高无上的重要性，9世纪对先知生平的叙述使伊斯兰教在此前的发展合法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切与7世纪早期的现实究竟有什么关系，还不太确定。 [48]

然而，伊斯兰教崛起的背景显然与罗马和波斯之间的超级大国冲突有很深的关联。沙漠边缘的阿拉伯人是这两个帝国之间第三个沙漠边境地区的关键人物。大规模的常规军队不可能在那里作战，但沙漠至少提供了突袭的机会，并将敌人的注意力从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前线转移到北部。因此，双方都招募、资助和武装阿拉伯盟友，以保护己方易受攻击的沙漠地区，并尽可能地给对方制造麻烦。没有人费心去写作帝国这些阿拉伯边境地区连续的历史，但是，如果你把罗马历史学家现存的零散资料串在一起，一个关于4世纪到6世纪阿拉伯历史的事实就会浮现出来。毫无疑问，由于两个帝国向该地区倾注财富和武器，由帝国的阿拉伯盟友控制的政治网络的规模大幅扩大，阿拉伯人的军事实力也随之增强。在4世纪和5世纪，罗马人通过一系列的阿拉伯盟友来运作；但是到了6世纪，罗马人和波斯人都各自只有一个盟友，分别是加萨尼人（Ghassanids）和拉赫米德人（Lakhmids）。这些群体现在非常强大，至少有时在谈判桌上有了自己的席位，当然也有自己的诉求。换句话说，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一种转变，这类似于影响了罗马帝国欧洲边界边缘以日耳曼语为主的世界的转变。从长远来看，帝国倾向于与邻国建立的那种关系会在这些边缘地区产生更大、更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而阿拉伯世界则是在两大帝国（而非一个）的干预下加速发展起来的。 [49]

从这个角度来看，穆罕默德生涯中的非宗教因素与匈人王阿提拉的生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阿提拉所做的是联合一系列主要说日耳曼语的边境部落对抗罗马，这些部落的首领本来听命于罗马，他们既会内斗，也可能会对抗帝国。这就产生了一个足够大的权力集团，足以直接对抗帝国，在鼎盛时期，该集团有时甚至还能获胜。穆罕默德的生涯与此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此前的200年里，这些阿拉伯群体已经习惯于在较大、较复杂的军事政治体系中运作，但是如果没有穆罕默德，这些群体根本就不可能达到统一的高峰。穆罕默德与阿提拉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强大的新宗教是他设法建立的政治权威的一个基本元素，而在联盟最初的魅力领袖去世后，这个宗教继续作为一股统一的力量发挥着作用。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的匈人核心力量在内战中消耗殆尽，这给了许多附庸部落重新独立的机会，比如被瓦拉米尔联合起来的潘诺尼亚哥特人，以至于匈人帝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不复存在了。穆罕默德死后，在所谓的“里达战争”（Ridda wars，又称“叛教战争”）中，有足够多的核心支持者来维持宗教团结，防止那些不那么忠诚于这项事业的人脱离出去。本来听命于两个帝国的阿拉伯群体被穆罕默德统一后，不但没有像在中欧的匈人帝国那样来去匆匆，反而经受住了考验，迅速征服了几乎整个罗马东方，甚至更远的东方，征服了整个萨珊帝国，此外还有更多地区。633年，第一支阿拉伯伊斯兰军队从沙漠中横空出世，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罗马地中海和波斯近东之间持续了一千年的对抗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50]

遗产

我们再次调整聚焦，回到查士丁尼身上，就会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伊斯兰教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东罗马的历史进程。由于穆罕默德兴起，帝国中心地带灾难性地落入他的阿拉伯联合军队之手，希拉克略和他的继任者们不可能重演3世纪罗马皇帝的大逃亡。这些损失将东罗马的疆域限制在其以前疆域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围绕其余的许多省份将经常发生争夺。随着帝国经济的崩溃，行政不得不从根本上进行重组，因为仍然有大量的军队不得不靠多少有些微薄的资金来维持，因为无论怎样都要抵挡试图攻占剩余省份的阿拉伯人军队。这些损失甚至带来了宗教的重新调整，因为旧的帝国意识形态看起来越来越空洞。在三分之二的帝国被另一种宗教的旗手征服后，宣称自己是独一无二由神指引的国家，奉全能上帝之命把基督教文明带到全世界，这样的说法已经失去了说服力。幸运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文本提供了一种更合适的模式。利用《旧约》，皇帝能够把自己从天命的世界征服者改造成一个被选中的民族的领袖，他将带领众民乘坐君士坦丁堡的救赎方舟，乘风破浪，穿过激烈的风暴，走向最终的救赎和胜利，而天启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流行体裁。这一巧妙的做法既保全了面子，又避免了侮辱人们的智商，因为当时现实的重担压倒了一切。总的来说，7世纪的失败使世界性的东罗马沦为东地中海的区域性拜占庭政权，实际上成了伊斯兰世界不情愿的卫星国。7世纪以后拜占庭帝国的所有扩张都是在伊斯兰世界四分五裂的时期实现的。只要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能统一起来，君士坦丁堡的情况就不会太好。 [51]

这促使我们认真思考对查士丁尼的质疑。真正的问题是，他的征服扩张是否超过帝国的能力太多，以至于它们不仅要为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领土的丧失负责，还要为帝国无法保留其东部核心地区负责？在我看来，如果认真考察查士丁尼死后的事件，是很难做出肯定的回答的。

如果要把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领土损失归罪于查士丁尼，你就得把阿瓦尔帝国归罪于他，而我们已经看到，这是很难做到的。在我看来，伊斯兰教的崛起也是如此。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这个问题就不存在。穆罕默德是真主派来的，随后的伊斯兰征服是他指定的，查士丁尼说过或做过的任何事都根本无关紧要。而如果你不是穆斯林，也没法把责任直接推给查士丁尼。在阿拉伯世界出现更广泛统一的过程中，顶多只能认为皇帝扮演了无足轻重的角色。他确实促进了其帝国的阿拉伯盟友的新的统一，承认当时的加萨尼领导人为他们的共同领导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职位。但查士丁尼这么做是被动的，并不情愿。波斯人已经把他们的盟友统一在一位拉赫米德人统治者之下，因此，在529年，他们能够在罗马的沙漠边缘发动一次破坏性袭击，这对于君士坦丁堡的任何一个尚未联合起来的阿拉伯盟友来说，都是太过强大而无法抵抗的。因此，并且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查士丁尼才建立了一个更大的阿拉伯联盟作为回应。然而，6世纪80年代，这个联盟被皇帝莫里斯解散，它并不是穆罕默德在7世纪20年代建立的联盟的前身。 [52]

7世纪30年代，希拉克略的帝国被穆罕默德新联合起来的阿拉伯人接管，接管如此容易，是因为帝国财政已彻底枯竭，而查士丁尼和这种财政枯竭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查士丁尼死后，东罗马确实显示出财政紧张的迹象，尤其是在皇帝莫里斯统治时期，但这更多是因为查士丁尼，还是因为他的继任者查士丁二世，对这个问题需要极其谨慎地考虑。查士丁二世让帝国陷入和波斯之间的灾难性正面冲突，因为他认为西突厥人会在关键时刻驰过地平线。查士丁尼统治的最后五年基本上是和平的，甚至在波斯前线也是如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这个阶段，来自北非和西西里岛的财政收入已大幅增加。真正消耗东罗马国库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与波斯作战，而查士丁二世的行动造成了始于573年、终于591年条约签订的长达18年的全面冲突。让莫里斯承受巨大经济压力的，更有可能是查士丁二世的行动，以及他浪费在突厥人身上的钱，而不是继续对查士丁尼533年新兼并地区的毫无回报的支付。

603年，新一轮罗马—波斯冲突爆发；在那之前的12年里，帝国的金库一直没能得到充分的补充。在此期间，莫里斯的部队一直致力于改善巴尔干半岛的局势。与阿瓦尔人作战可能比与波斯作战花费少一些，但也少不了多少。公元603年之后，灾难性的大国冲突在东方爆发，6世纪90年代的积蓄很快就被用光了。如果穆罕默德的士兵遇到的不是刚花了25年的时间互相战斗到精疲力竭的两个帝国，作为一个非穆斯林，我很难想象他们会取得如此的成功。换句话说，阿拉伯征服罗马东部的成功，更多地要归功于（至少直接归功于）此前发生的两轮大规模罗马—波斯冲突（从573年到628年的55年里，有43年是冲突活跃期），而不是查士丁尼。正是这些战争使帝国国库空虚，对东部省份的控制放松，以至于阿拉伯军队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它们攻占。除非能使人信服地表明，查士丁尼应该对将罗马—波斯冲突升级到3世纪以来所未见的程度负主要责任，否则就不应指责查士丁尼失去了罗马东方。

毫无疑问，他应该为此承担部分责任。查士丁尼在意大利和北非的战役，为科斯罗伊斯一世在540年成功入侵罗马的叙利亚提供了借口和机会。但是在查士丁尼统治的剩余时间里，美索不达米亚前线的正面冲突只发生在540年至546年之间，除此之外，双方都满足于在其他两个地区更有限、成本也更低的接触。正如我们所见，查士丁尼统治最后几年的特点是在各地都实现了全面和平。如果没有两个帝国在573年至628年之间几乎未曾中断的正面交锋，阿拉伯人以我们所知道的形式进行的征服显然是不可想象的，而这样的交锋是在查士丁尼死后重新开始的。查士丁二世的政治决策是发起世界性的战争，莫里斯的政治决策是执行惩罚性的和平。从根本上为伊斯兰教势力征服罗马东方创造了条件的，是这两种政策以及西突厥人的出现，而不是查士丁尼统治时期与波斯之间零星、有限的争端。查士丁尼如果在6世纪70年代依然掌权，很可能会落入和他的继任者一样的傲慢陷阱，但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说到这里，我大概应该明确地写出来，以防前面的段落让人觉得我对查士丁尼仁慈了。按照罗马人的标准，或者实际上是任何标准，查士丁尼都是最糟糕的专制恶棍。他为保住自己的权力，可以毫不在乎地屠杀大量本国公民，他也可以为了权力而对邻国发动投机性的攻击，不管附带的损害有多大。他没有像希特勒那样大规模屠杀本国公民，但他野心很大，他的高压统治也同样混乱。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有过有人认为他所怀抱的伟大梦想，因为他的政权很晚才开始实行西方扩张政策，并且完全是出于绝望才这样做的。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很难将东罗马随后沦落成继承者拜占庭的样子归咎于他。没错，他在西方的征服引起了一些波斯人的嫉妒，但这不过是促使科斯罗伊斯一世推行一种受约束的、机会主义的侵略而已。是的，他确实在罗马边境建立了一个更加统一的阿拉伯联盟，但这并不是穆罕默德的军事政治宗教联盟的直接前身。

一个糟透了的皇帝把帝国注定崩溃的毒酒传给了继任者，这个故事大概比较符合人们的道德情感，但这种说法往好里说也是很勉强的。只有将阿瓦尔人、西突厥人、查士丁二世、莫里斯、科斯罗伊斯二世和穆罕默德都考虑进来，才能对君士坦丁堡后来的苦难产生令人信服的理解，总体而言，在此过程中，这些人的集体作用远远大于查士丁尼。在描写遥远的过去时，保持对时代的正确认识是最困难的挑战之一。在21世纪的人看来，565年和630年似乎是相邻的，但它们实际上在政治上隔着三代人，从查士丁尼到阿拉伯人征服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查士丁尼并非一上台就志在重新征服失落的罗马西部，但他也没有让君士坦丁堡战略降级。

无论如何，他无疑是君士坦丁堡最后一位利用东部心脏地带的资源，试图在地中海西部及更远的地方重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公元573年以后，东罗马东线进入了长达55年的全面对抗，此后，没有一位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还能拥有足以重建罗马帝国的权力基础。随着伊斯兰教的崛起，东地中海地区从恢复西方帝国权力的潜在竞争者名单上永远消失了。东罗马和西罗马都尝试恢复罗马帝国的荣光，但最终都失败了。最后一次重要的尝试将来自北方。

[1] 《秘史》18.3–30，洛布版译文第213页上的脚注1。

[2] 关于狄奥达哈德的统治，我们的主要史料是普罗柯比《战史》5.6—11。关于查士丁尼的征服，现代的第二手讲述见Wolfram（1988），pt 5，c. 10；Heather（1996），c. 9; Moorhead（1994），c. 3; O’Donnell（2009），257 ff.。多亏了普罗柯比，这些事件都被很好地理解了，后面没有必要不断地引用这些文献。

[3] 法兰克人：《战史》5.11.28—29。皮特扎斯：《战史》5.15.1—2。罗马：《战史》5.14—6.6。萨罗那：《战史》5.16.8—18。

[4] 皮切诺：《战史》6.7.28—34。里米尼：《战史》6.10。驻军：《战史》6.11.1—3。贝利萨留：《战史》6.11—13。

[5] 亚得里亚海前线：《战史》6.23—28。乌拉斯：《战史》6.18 ff.。

[6] 抛弃：《战史》6.28.30—35。谈判：《战史》6.22.9—20。

[7] 《战史》6.29.1—3。

[8] 哥特使节：《战史》6.22.17—20。亚美尼亚人：《战史》2.3.31—57。普罗柯比对于这次入侵的讲述，见《战史》2.5—13。安条克的毁灭，见《战史》2.10.4—9。新安条克的建立，见2.14。第二手的讲述，见Greatrex and Lieu（2002）。cc. 7–8; Greatrex（2005），488 ff.; Dignas and Winter（2007），37 ff. and 106 ff.;Sarris（2011），153 ff.。

[9] 关于乌拉斯和伊尔德巴杜：《战史》6.28.35; 29.39—41。给贝利萨留开出的条件：《战史》6.30。贝利萨留返回君士坦丁堡：《战史》7.1。

[10] 《战史》7.1.25—2.13。关于哥特人的顽疾，见Goscinny and Uderzo（1963）。

[11] 对与波斯之间战争的详细介绍，见本章注释8中提到的作品。Heather（1996）,327–328罗列了托提拉在不同时期招募的罗马军队的名单，但这里要注意，绝大多数人只是临时加入的，通常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报酬，一旦他们得到了报酬，就会马上转而效忠皇帝。

[12] 关于托提拉最初的胜利，见普罗柯比《战史》7.3—8。

[13] 奥克西姆：《战史》 7.9—12。罗马：《战史》7.13—21。

[14] 关于贝利萨留和托提拉，见《战史》7.21—37。突袭舰队，见《战史》7.35,37—39, 8.22。

[15] 《战史》7.37.6—7; cf. 8.24.4。

[16] 《战史》8.23。

[17] 关于托提拉最后一次战斗，见《战史》8.26—32。关于泰亚斯，见《战史》8.33—35。

[18] 抵抗的三个中心：《战史》8. 35. 37；《战史》8. 34. 19—20。Agathias, Histories 2.1—14讲述了布提林的战斗及其失败。维丁的故事，见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the Lombards 2.2；评论见《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3, 924。

[19] 但人们仍在尝试。O’Donnell（2009）, 289引用了一份较新的数据，这份数据比大多数都要缜密，但即便是这份数据，唯一一个“真实的”数字是据说查士丁尼从阿纳斯塔修斯和查士丁那里继承了2 800万苏勒德斯，其真假还无从分辨。

[20] Heather（2008）更详细地讨论了对人类群体认同的新理解是如何被纳入古代晚期的讨论的。在讨论意大利的情况时，Amory（1997）的论点让一些人相信，追随狄奥多里克的哥特人实际上只是暂时追随他，但该论点的证据并不充分，其最主要的局限在于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在536年至556年之间，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愿意为其战斗和献身，而至少从540年开始，查士丁尼就愿意让他们保留他们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得到的土地，更充分的论证见Heather（2003）。关于汪达尔人，比Amory关于哥特人的讲述更加令人信服的是Merrills and Miles（2010），尤其是第四章，他们正确地强调，定居进程的回报使盖萨里克的追随者成为北非地区新的、独特的军事精英。在东罗马征服之后他们的消失也是一个类似的重大历史现象。

[21] Heather（1996）, 尤其是第273—275页和附录1。普罗柯比用三个同义词来描述这个群体：“最佳的”“精选的”“首要的”。从普罗柯比的讲述中，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灭亡的。关于汪达尔人中与其相对应的群体的灭亡，见Merrillsand Miles（2010），第九章。

[22] Wickham（2005）, 728–739；更加详细的证据，见Wickham（2009）, 140–147。这些作品中Wickham的整体模型是，罗马晚期的经济复杂性是建立在罗马晚期国家的结构和运作之上的，见（2005）, 708–717。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国家的消失必然会导致实质性的简化，即使哥特战争加速了事态的发展。Ward Perkins（2005）的观点不这么以国家为中心，他更多是从帝国存在带来的总体情况来解释这种复杂性，而不是其自身政治经济的运作。在这个模型中，与帝国终结及其影响相关的暴力是更重要的原因。

[23] Courtois（1955）, pt 3, c. 2的讲述很经典。Rushworth（2004）和Merrills and Miles（2010），尤其是第124—129页，提供了最新的补充，两本书都有参考书目。

[24] Pringle（1981）收集了防御方面的证据。关于宗教建筑的重建，请参考Merrillsand Miles（2010）, 241 ff.。Wickham（2005）的第637—644页和第720—728页讨论了被征服之后北非城市持续繁荣和经济复杂性的证据。

[25] 关于查士丁尼对巴尔干半岛防御的重大投入，Curta（2001）, c. 4（借助考古证据）令人信服地反驳了过去忽视普罗柯比所提供证据真实性的倾向。

[26] 近年来对查士丁尼税收改革的一个很好的介绍是Sarris（2011）, 151–153；一些大人物被毁的例子，见《秘史》。

[27] 查士丁尼《新律》148。Sarris（2011）, 227–228对其进行了探讨。

[28] 最近有一些涉及鼠疫各个方面的优秀英文著作：Horden（2005）; Stathakopoulos（2000）; Sarris（2002）。在细节方面，我总体上遵循的是Horden的说法。关于公元550年后东地中海的持续繁荣，见Ward Perkins（2005）; Holum（2005）;Wickham（2005）, 443 ff.（关于农业生产）, 626 ff.（关于城市）, 548–549是他对鼠疫只有“边缘”影响的具体分析。

[29] 见本章前注19，根据O’Donnell（2009）, 289引用的猜测，查士丁尼继承了2 800万苏勒德斯（罗马金币），征服花费了大约3 600万苏勒德斯，从意大利和北非每年获得的收入大约各为50万苏勒德斯，关于西西里的数据不可得。即使采信这些数据，你也不得不认为，从中长期看，征服确实是值得的。

[30] Theophylact Simocatta 1.3.8—13。与之相对的是，511年，汪达尔国王色雷萨蒙德试图通过送礼重新获得狄奥多里克的欢心，但对方拒绝接受这些礼物，见上文。

[31] Menander fr. 5.1, trans. Blockley(1985), 49. Whitby（1988）; Pohl（1988）,（2003）很好地介绍了阿瓦尔人的历史。阿瓦尔考古学的英文介绍，见Daim（2003）。

[32] 对于欧亚游牧民族的一些介绍，见Lattimore（1940）; Sinor（1977）; Khazanov（1994）。

[33] 关于库特里格尔人的入侵，见普罗柯比《战史》2.4；Agathias, Histories 5.11ff。关于斯拉夫人的入侵，见《论建筑》4.7.13 and 17f.；《战史》7.39–40。Curta（2001）, cc. 5–6（涵盖了伦巴第人与格皮德人，以及斯拉夫人）很好地介绍了当时更大范围内情况的不同方面。

[34] Menander fr. 5.1–2, trans. Blockley（1985）, 50–51.

[35] 查士丁二世宣布继位: John of Ephesus, H. E. 6.24, trans. Smith（1860）, 429；参考Menander fr. 8, trans. Blockley（1985）, 97。

[36] 对与匈人相似之处更详细的探讨，见Heather（2005）, c. 8;（2009）, c. 5。锡尔米乌姆：见Menander fr. 12.5。

[37] Menander fr. 11, trans. Bockley（1985）, 429.

[38] 纳尔西斯的邀请这一说法出自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2.5,trans. Foulke（2003）。对于他们进军意大利的深入探讨，见Wickham（1981）,28 ff.; Jarnut（1983）, c. 1; Christie（1995）, c. 2; Pohl（2005）把重点完全放在伦巴第人的侵略性上。

[39] Whitby（1988）, 156 ff. 探索了6世纪90年代东罗马的有效反攻。对于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化的更详细介绍，见Heather（2009）, c. 8, esp. 399–406。

[40] 众所周知，第一批挖掘工作的整体图景是Foss（1977）拼出来的，详见Foss（1996）。对于后来材料的最新总结，见Wickham（2005）, 626 ff.。Ward Perkins（2000）和Wickham（2005）, 609 ff. 都强调了相比之下埃及古老罗马城市的持续繁荣，以及伊斯兰教倭马亚王朝统治下的肥沃新月地带的情况。

[41] 奥斯曼帝国的档案：Hendy（1985）, 613–669。对需要进行的重大行政、军事和政治调整的一般介绍，见Haldon（1990）。

[42] 对古代罗马–波斯冲突总背景的优秀介绍，见Whitby（1988）, c. 7; Blockley（1992）; Greatrex（2005）。后来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事态发展，见Dignas and Winter（2007）, esp. 138 ff.; Sarris（2011）, 153 ff.。

[43] Menander, esp. frr. 10 and 13的存世残篇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与西突厥人之间的外交。其他观点，尤其是涉及突厥人动机的观点，详见Dignas and Winter（2007）,esp. 109–115; Sarris（2011）, 226 ff.。

[44] 对于莫里斯的战争，最好的介绍是Whitby（1988）, cc. 9–11。关于“凡尔赛时刻”，参考Sarris（2011）, 232 ff.。

[45] 更加详细的讲述，见Whitby（1988）, c. 6; Sarris（2011）, 236–242。

[46] 《复活节编年史》对君士坦丁堡之围做了叙述，英译见Whitby and Whitby（1989）, 168 ff.。对于福卡斯和希拉克略的波斯战争的史料的精彩分析见Howard Johnston（2010）。更加详细的叙事重构见Dignas and Winter（2007）,44 ff., 115 ff., and 148 ff.; Sarris（2011）, 242–257。

[47] 关于3世纪的危机和罗马的复苏，见Dodgeon and Lieu（1991）, pt 1; Potter（2004）, cc. 6–7; Heather（2005）, cc. 2–3。

[48] 对于史料问题的介绍，见Crone and Cook（1972）; Crone（1987）。

[49] 在Sartre（1982）中，这一点非常清楚；关于古代晚期的阿拉伯半岛的总体情况，见Donner（2005）; Dignas and Winter（2007）, c. 5。关于和日耳曼世界的类似之处，见Heather（2009），尤其是第2和第11章。

[50] 这方面最近的优秀英文介绍见Kennedy（2007），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秀介绍。

[51] 我们将在下一章通过反圣像争论回到拜占庭宗教自我理解的历史。

[52] 关于查士丁尼阿拉伯政策的更多细节和莫里斯的逆转，见上文脚注42和49中所引文献。

第三部分
欧洲之父

第5章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

罗马，公元800年12月25日早晨。法兰克国王查理曼（Karolus Magnus，查理大帝）来到古老的帝国首都，进入圣彼得大教堂望圣诞节弥撒。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教宗名录》（Liber Pontificali ）有关教宗利奥三世（Leo III）的内容中有所描述：

然后，可敬、慷慨的教宗用自己的双手给（查理）戴上了珍贵的皇冠。信主的罗马人看到了他是怎样守护并且是多么热爱神圣的罗马教会及其教士的，在上帝和天国钥匙的持有者圣彼得的召唤下，他们纷纷高呼：“上帝为查理加冕，这位带来和平的伟大皇帝，万寿无疆，永远胜利！”在圣彼得神圣的殉道纪念间前，在许多圣人的祈祷下，他们这样高呼了三次。就这样，他成了罗马人的皇帝。

在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被废324年后，西罗马故地上出现了一位新皇帝，无论是名义上还是事实上，他的形象都崇高而慈善，他的一位宫廷诗人甚至称其为“欧洲之父”（Pater Europae）。然而，根据熟悉查理曼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Einhard）的说法：

如果他早知道教宗的计划，他就不会在那天进教堂，即使那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1]

这个特别的说法该如何理解？罗马帝国究竟是如何通过法兰克人的统治者而重生的？

200多年前，以法兰克政权为基础的帝国复辟几乎发生。上一个法兰克王朝（墨洛温王朝）的几代国王都差点称帝。想真正了解查理大帝是谁，以及为什么在公元800年圣诞节那天他最终获得了皇帝的称号，我们需要稍微探究一下法兰克人更加遥远的过去。敏锐的读者可能已经想起来了，我们以前提到过墨洛温王朝的克洛维，在公元500年前后的几十年里，他曾与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正面交锋，因为克洛维吹嘘自己对西罗马故地的权利。狄奥多里克胜利了，但长期来看，克洛维享有更大的历史声誉。这与其说是由于他自己的成就（虽然他的成就很大），不如说是由于他死后发生的事情。他治下墨洛温王朝的崛起，以及王朝没能完全掌握帝国火炬的原因，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查理曼。

狮子（没有老虎）和熊

在狄奥多里克的阿马立王朝的背景故事和墨洛温王朝在萨利安族法兰克人（Salian Franks）中的崛起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主要的区别在于，在法兰克人的故事中，阿提拉的匈人帝国基本没有起到直接的作用。阿提拉试图干涉法兰克人奇怪的继承权纠纷，但法兰克人不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而且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有任何法兰克人群体曾为他而战，或者是在他的命令下重新组织领导结构。

除了这些之外，两个王朝的相似程度是惊人的。首先，它们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墨洛温王朝的人是克洛维的父亲希尔德里克，他死于480年前后，他与狄奥多里克的父亲和伯父属于同一代人。后面两人是最早统一潘诺尼亚哥特人并带领他们进入君士坦丁堡政治轨道的人。然而，在通往君主权威的道路上，希尔德里克并没有像瓦拉米尔走得那么远，他是一个相对低调的人，这也许可以解释围绕他的一些谜团。除了传说中他祖父是一只海怪，他给我们带来的主要困惑是，根据对他在5世纪六七十年代活动的（十分零散的）记述，他更可能生活在高卢中部，参与过奥尔良、昂热和卢瓦尔河口的事件，与标志着西罗马故地最后一代的迅速变化的联盟联系紧密（只有一段时间，他的追随者受够了他诱惑他们的女人而将他流放）。但他留给儿子的权力基地位于更东北的地方，位于图尔奈的旧罗马军团基地，也就是今天的比利时。最后这个事实拥有最可靠的证据，因为17世纪时，在那里发现了他的坟墓，里面有许多东西，包括一枚印章戒指，上面正好刻着他的名字。 [2]

历史记录和随葬品共同表明，在西罗马最后一代领导人努力维持现状的过程中，他是一支强大到需要被讨好、动员和奖赏的军队的指挥官。但是，就像这个复杂游戏中的大多数玩家一样，他最终意识到是时候和帝国划清界限，独立运作了，因为罗马中心已经不再控制任何值得牵挂的资源。我们不知道希尔德里克究竟是什么时候顿悟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其他玩家在468年之后不久就放弃了，因为就在这一年，汪达尔人击败了君士坦丁堡的舰队，使得支持西方帝国权威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了。 [3] 然而，在当时追求完全独立的众多人物中，希尔德里克显然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尽管在图尔奈的坟墓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财富，但他的儿子在开始政治生涯时，只是几个地位相当的法兰克领导人中的一个。

然而，在他的儿子和继任者克洛维的一生中，这种模式注定要发生决定性的变化。新国王的母亲是图林根人（Thuringians）的一位公主，名叫巴希娜（Basina）。据说，希尔德里克是在性瘾导致的非自愿流放期间遇到巴希娜的。7世纪后期的编年史家弗里德加（Fredegar，也是海怪说法的来源）记录了怀上克洛维当晚发生的事情。巴希娜三次叫醒她的丈夫，让他到外面看看有什么。第一次，他看到了狮子、独角兽和豹子；第二次是狼和熊；第三次是一些狗之类的小动物。你可以想象，希尔德里克可能被睡眠不足搞糊涂了，还有些恼怒，但王后让一切都清楚了。就像赫卡忒（Hecate）向麦克白（Macbeth）揭示的幻象一样，这一切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尽管这里说的是希尔德里克自己的后代，而不是别人的后代。当然，克洛维本人是那头狮子，他生涯的三个要素是我们正在展开的法兰克帝国故事的核心。最明显的是，他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大大扩张了他所控制的领土。首当其冲的是一个名叫沙格里乌斯（Syagrius）的人，传统上认为，打败他之后，克洛维的领土就向西南一直延伸到巴黎或巴黎附近。接着是其他的胜利，这些胜利使罗讷河谷的勃艮第人至少暂时处于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然后，在那场将带来狄奥多里克最辉煌时刻的危机中，克洛维取得了对阿勒曼尼人和西哥特人的巨大胜利。狄奥多里克最终对勃艮第人施加了一些制衡的影响，并迫使克洛维也从普罗旺斯和地中海撤回去。尽管如此，在他大约30年的统治中，克洛维把他的控制范围从比利时一个原本相当有限的角落扩大到了旧罗马高卢的大部分地区，还占据了莱茵河以东的大片领土。

与此同时，像瓦拉米尔和狄奥多里克一样，克洛维消灭了他势力范围内所有敌对的战团首领。就像他统治时期的大部分事件一样，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并不完全清楚。我们唯一的信息来源是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该书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一系列黑手党式的打击，部分是通过内部人士组织的，组织得肯定很匆忙。这类打击发生在其统治末期，在他战胜西哥特人之后，也就是说，在507年到511年之间。这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毫无疑问，他有效地消灭了所有的主要对手，其中许多人或大多数人是他的旁系亲属。我们在其他王朝中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们对家人的“关心”实在够令人振奋的。现在，克洛维的儿子们将独自继承克洛维大幅扩张的王国。 [4]

克洛维生涯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他最终改信了正统的天主教。在这方面，图尔的格雷戈里所说的肯定与事实有些出入。根据他的讲述，在6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国王从坚定的异教信仰直接转变到天主教，从而赢得了上帝对他即将到来的对抗西哥特人的战役的支持。西哥特人和狄奥多里克一样，是不信《尼西亚信经》的基督徒，他们常被错误地贴上阿里乌派的标签。因此，利用这个说法，在格雷戈里笔下，507年的克洛维领导了一场战胜可恨异教徒的天主教运动。对于天主教教士来说，所有这些都非常令人满意，但格雷戈里是在距事件发生三代人之后写作的，而与事件同时代的许多消息来源则描绘了截然不同的图景。首先，克洛维似乎是在他的伟大胜利之后才宣布改信天主教的。更有趣的是，做出这个声明的场合是一场法兰克人朝廷上的激烈辩论，一度看起来，国王很可能改信阿里乌派，而到了格雷戈里的时代，故事的这一部分已经完全被压下了。最后，克洛维选择了天主教，这也帮助法兰克人走上了通往帝国的道路。 [5] 他新扩张的法兰克权力基地兼并了莱茵河西面和东面的领土，这个核心区域位于今天的法国、比荷卢和德国西部，它将有一段漫长而有影响力的历史，虽然它内部政治权力的行使远非一帆风顺。

当克洛维在511年去世时，他几乎完美的记录上唯一的污点就是没能打败他的哥特对手。他的死正好发生在狄奥多里克的“奇迹之年”，这一死讯只能为意大利、西班牙和南高卢的哥特联合王国的建立增添一点额外的光彩。克洛维的天主教也不是什么王牌。511年，狄奥多里克与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关系好得不得了，而后来在查士丁尼统治早期，君士坦丁堡在狄奥多里克的斡旋下重回天主教的怀抱，狄奥多里克与天主教的关系更进一步。克洛维成就巨大，但还是无法与狄奥多里克匹敌。在这个阶段已经被法兰克人统治的高卢罗马贵族中，没有人会像意大利的罗马贵族那样为称新统治者为“永远的奥古斯都”而感到内疚，这并不让人奇怪。

然而，狄奥多里克死后，他的联合王国立即分裂，甚至意大利部分也因政治斗争而四分五裂，众人先是争夺对阿塔拉里克的控制权，后来又争夺王位本身。自507年以来一直搁置的法兰克扩张终于又可以开始了。6世纪30年代初，图林根王朝和勃艮第王朝被吞并，因为不再有哥特王朝作为对法兰克王朝有力抗衡。法兰克人吞并了更多领土，先是普罗旺斯，然后是北部阿尔卑斯山麓的大片领土被维提吉斯正式割让给法兰克人，因为他拼命地想为战争调集更多的军队。

此外，克洛维的儿子和孙子（也就是上文出现过的豹子、独角兽、狼和熊）都在莱茵河以东忙着自己的事。当克洛维的孙子提奥德贝尔特在540年写信给查士丁尼时，他已有理由宣称自己是“多个民族的统治者”，他统治的民族括西哥特人、图林根人、萨克森人和朱特人，当然还有法兰克人。到了6世纪中叶，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克洛维的后裔们与西方的皇权都已经非常接近。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他们甚至做了狄奥多里克不敢做的事。长期以来，只有罗马皇帝才能发行金币，这一特权可以追溯到更遥远的过去，当时罗马帝国的许多城市都发行了自己的铸币。在公元476年以后几代人的时间里，继承国的统治者基本上尊重这种特权，只保留贱金属铸币。狄奥多里克自己也只是偶尔铸造一枚金币。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开始定期发行金币，这是对传统的重大突破，也是普罗柯比心怀厌恶地注意到的一种冒犯。尽管如此，尽管他们都是强大的统治者，人们会用过去常用来形容皇帝的词语来赞美他们，但仍然没有人称克洛维的子孙是真正的罗马皇帝。在6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量宫廷文献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有意识地进行过狄奥多里克的那种帝国复兴工程。因此，虽然他们已经很接近，但没有一个墨洛温王朝的成员成功称帝。

我认为，他们没有称帝的原因很简单。虽然6世纪时法兰克人统治着广阔的领土，但这些领土很少统一在一位统治者手中。在6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墨洛温王朝的王国形成了5个核心组成部分，分别是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纽斯特里亚（Neustria）、勃艮第、阿基坦和普罗旺斯，并对图林根和阿勒曼尼亚、巴伐利亚、弗里西亚（Frisia）和萨克森的附庸地区行使着不同程度的霸权。即使是王国的核心地区，也会被分给统治者在世的成年儿子，不管他们的母亲是谁，这是墨洛温王朝的标准做法，就像511年克洛维死时那样。要想详细描述接下来的政治斗争，需要花费很多笔墨（人们已经写下了许多相关作品），政治斗争中，有短暂的团结时期，斗争涉及许多潜在的继承人和甥侄，有人早死，有人被直接处决。但是我们在这里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情，只要说一点就够了：任何一个墨洛温王朝的人若想主张自己拥有西方皇帝的头衔，都会受到严重阻碍，因为法兰克王国潜在的强大权力基础只是偶尔掌握在同一位统治者手中。 [6]

同样重要的是，法兰克人的国王必须与其他完全合法的基督教统治者共享对前西方帝国的统治权。特别是在他们于589年的托莱多宗教会议上宣布正式从阿里乌派改信天主教之后，西班牙和塞蒂马尼亚（Septimania，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现在法国东南部的弧形地区）的西哥特统治者给自己戴上了罗马和基督教的神圣光环，这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如出一辙。他们俨然西罗马故地大部分领土上完全合法的统治者。6世纪60年代末，随着阿瓦尔势力开始在多瑙河中部地区巩固自己的地位，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北部，他们的确切宗教地位很难判断。对于伦巴第统治者是普遍信奉天主教、阿里乌教派还是其他什么教派，史料保留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混乱信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伦巴第国王可以给人留下相当好的罗马式统治者的印象。尤其是在612年，国王阿吉卢尔夫（Agilulf）在米兰（旧帝国的一个都城）的竞技场里，直接模仿罗马的仪式惯例，把他的儿子和选定的继承人阿达罗尔德（Adaloald）介绍给他的臣民。当然，所有这些都没有考虑这一事实，即到了6世纪中叶，东罗马仍然是意大利半岛上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拥有自己的“真正的”皇帝，控制着拉韦纳、罗马和南部的大片领土，更不用说在北非、西西里岛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等西罗马故地上还维持着活跃的政府架构。 [7]

法兰克人有时会对这些地方发动大规模战争，但在6世纪后期，法兰克人在入侵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南的地区时，往往采取较为有限的突袭形式，并没有进一步认真努力地增加墨洛温王朝控制下的前罗马领土的数量。结果，没有一个墨洛温王朝的统治者能够像狄奥多里克在其鼎盛时期那样，统治罗马西部的广大地区，即使是直接统治和霸权统治混合的情况也没有。总的来说，法兰克帝国缺乏足够的影响力来压倒其他继承国，更不必说东罗马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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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维的儿子和孙辈虽然强大，但还称不上是皇帝，而关于他7世纪和8世纪早期的后裔（也就是巴希娜梦中的小动物）的传统描述，绝大多数取材的查理大帝所属的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历史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之子的统治早期再次拿起笔，为我们留下了墨洛温王朝最后一批国王的生动肖像。

国王坐在宝座上，长发披肩，胡须未剪，满足于只保留国王的名号，假装统治，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他听取了来自不同地区的代表的意见，当他们离开时，他似乎给了自己的决定，而实际上这是别人叫他说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命令他（宣布）的。他只有“国王”这个空洞的名号和宫相（mayor of the palace）根据他的需要发给他的一笔微薄的生活津贴，他没有别的财产，只有一处收入微薄的庄园。他在那里有一个房子，还有服侍他、听从他的仆人，但是其人数很少……他坐着一辆由车夫牵着、拴着轭的牛拉着的大车到处走。他常常这样去王宫，也这样去参加每年一度的国民大会，以商讨国事，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回家。但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所有需要做的事情和管理王国的安排都是由宫相来处理的。

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只讲到了6世纪90年代中期，对于此后的一段历史，并没有同样详尽的讲述流传下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加洛林王朝时期。因此，没有什么其他的叙述来挑战艾因哈德生动的人物塑造。总的来说，历史学家往往乐于将墨洛温王朝后来的国王们看作小动物，他们缺乏权威，导致法兰克人的世界陷入混乱，使权力稳定地集中在二流人物（宫相）的手中。宫相就是查理大帝的祖先在王国东北部的奥斯特拉西亚所扮演的角色，直到他的父亲丕平在751年觉得“受够了”，自己成为法兰克人的国王。 [8]

但是，艾因哈德是在丕平成为国王后的第三代人时期写作的，他是加洛林王朝的忠实拥护者。对于他所服务的王朝来说，还有什么比墨洛温王朝因无能而丧失统治权的观点更方便的呢？如果仔细考察，就像上一代或两代现代学者所做的那样，那么史料展现的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墨洛温王朝后来的国王并不像艾因哈德希望让我们认为的那么无用，而加洛林王朝的崛起则是一个较为偶然的现象。

即使考虑到这一点，毫无疑问的是，675—700年之间在位的墨洛温王朝的代表们，在政治上的地位远不如他们一百年前的前辈那么高。特别是在过渡时期，法兰克世界的所有核心区域都出现了根基很深的区域贵族集团，后来的国王都必须通过贵族来统治，这些贵族的权力隔断了许多地方与国王的直接接触。我们所拥有的最生动画面不是来自奥斯特拉西亚，而是来自西面相邻的纽斯特里亚。一份重要的史料《法兰克人史纪》（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 ）告诉我们，在这里，人们（特别是该文本的作者）期望墨洛温王朝的君主都能与一个由大约6个贵族世家组成的群体合作，通过这个群体实行统治。贵族们把时间花在互相通婚和争夺纽斯特里亚的支配权上，他们通过担任纽斯特里亚宫相来行使权力，后来，这些人也越来越多地尝试抵制加洛林王朝的干涉。 [9] 换句话说，每一个核心地区都有了与王室力量相当的当地家族，这些贵族的联合会大大削弱任何一个国王的实际权力，不管他个人能力如何。

这意味着虽然统治王朝被削弱了，但是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宫廷政变，不是那种首席大臣最终决定驱逐旧王朝最后一位成员的政变。从6世纪到8世纪，所发生的是一次重大的权力重组；加洛林王朝在8世纪夺取了对整个法兰克世界的控制权，标志着截然不同的第二阶段的开始。在第一阶段，查理大帝的祖先不过是奥斯特拉西亚地区内部竞争的胜利者，而在法兰克王国的其他主要地区，一群同级别的对手也忙于类似的竞争。

我倾向于认为，即便加洛林王朝没有终结墨洛温王朝末期日益脆弱的平衡，来自法兰克王国其他核心地区的贵族世家也会这么做。这听起来不像是长期稳定的良方，因为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可能会想围绕自己的权力重新调整整个政治体系的方向，哪怕只是出于对竞争对手可能取代自己的担心。类似的不稳定感也出现在外围地区。6世纪的墨洛温王朝还对一系列周边地区行使权力，部分是直接统治，部分是通过偶尔宣示军事霸权，其中包括阿勒曼尼亚、图林根和巴伐利亚，甚至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萨克森，这个地区被迫进贡。 [10] 随着7世纪慢慢过去，这些周边区域脱离了中央的控制，这一点，以及区域贵族势力的增长，都反映了旧体制的崩溃。加洛林王朝之所以能够完全控制法兰克王国，背后有这一系列高度偶然的事件，但是无论如何，到了700年前后，墨洛温王朝已经注定要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或许艾因哈德对最后一批墨洛温王朝国王的描述是讽刺性的，但他至少给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从550年前后到700年，权力从国王向地区贵族发生了大规模的净转移（net transfer），导致了整体的政治不稳定，国王虽然在体制内仍很重要，但已经失去了统治国家的能力。这并不是狮子变成猫那种王朝衰落的结果，墨洛温王朝的一些统治者，如达戈贝尔特一世（Dagobert I，死于639年），并没有忘记如何吼叫；但是面对法兰克世界权力位置的结构性转变，墨洛温王朝晚期的国王毫无胜算。到了700年，6世纪时法兰克准帝国的外围地区已经脱离轨道，核心地区也在瓦解。加洛林王朝是如何从中央衰弱的过程中崛起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直面这个新王朝中第一个伟大的查理的事业，他就是被称为“铁锤查理”的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

法兰克人的铁锤

游览凡尔赛宫的时候，一个必去的地方是战争画廊（Gallery of Battles）。它长120米，宽13米，是19世纪30年代路易·菲力浦（Louis Philippe）在一系列较小画廊的基础上创建的。这位几乎完全和平的国王急于表明自己属于法国的军事传统，这种传统在那之前不久的拿破仑的职业生涯中达到了顶峰。正如我对一位法国前笔友所说的，除了滑铁卢战役之外，拿破仑皇帝的所有伟大战役都在那里了。

但是，那里的34幅主要画作所涵盖的时间要比这长得多。按照一般的参观流程，从左侧开始，游客看到的第一幅画长5.42米，宽4.65米，描绘的是普瓦捷战役或者说是图尔战役中的查理·马特，传统上认为这场战役发生在732年，尽管可能是733年。在这场著名的战役中，查理是作为阿基坦公爵尤多（Eudo）的盟友参加的，尤多请他帮助自己击退一支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渗透到北部的穆斯林军队。在穆斯林军队于711年取得最初胜利后的十多年里，西班牙西哥特王国故地一直被穆斯林入侵者包围。经过长时间的对峙，战斗终于打响，查理获胜，他的穆斯林对手阿卜杜勒·拉赫曼（Abd ar-Rahman）死在了战场上。传统上认为，这标志着伊斯兰势力征服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企图失败了，它启发了爱德华·吉本最著名的一段话：

从直布罗陀岩到卢瓦尔河两岸，一条胜利的前进路线已经延伸了1 000多英里，如果再延伸这么长的距离，萨拉森人就会到达波兰和苏格兰高地。莱茵河并不比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更不可逾越，阿拉伯舰队本可以在不打海战的情况下开进泰晤士河河口。如果这样的话，也许现在牛津大学各个学院里教授的将是对《古兰经》的解释，这里的讲道台可能会向受割礼的人们展示穆罕默德启示的神圣和真理。

除了保护基督教世界这样的分内事，查理的伟大胜利还有更多的意义。在关于封建制度诞生的传统叙事中，查理被视为重甲骑兵出现的主要推手，而重甲骑兵的出现是中世纪中欧的一个基本特征。不利的一面是，盔甲和军马都非常昂贵，因此查理也被认为是推进教会财产国有化的重要人物，他用宗教机构的财富来支付军队的费用，而军队让他得以抵御伊斯兰教。

从19世纪后期起，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和大众教育的普及，许多传统观点在民众心里扎下了根；而就像许多看待历史的传统观点一样，支撑查理声望的这两个支柱都不太经得起后民族主义时代人们的仔细考察。阿卜杜勒·拉赫曼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率领着几万人（令人惊讶的是，有时竟然被认为有几十万人），他也没有遭受灾难性的人力损失（尽管他本人确实阵亡了），他所从事的可能是一次有利可图的突袭，而不是一场坚决的征服战争。不管是什么情况，普瓦捷战役都不是能够决定欧洲宗教命运的重大战争。遗憾的是，查理也没有凭借一己之力发明封建制度并解决由此产生的资金问题。在他死后的一个世纪里，人们都说他把大量的教会土地交给了俗人，但这种做法并不新。中世纪早期，通过半永久性的租约，许多名义上属于教会的土地掌握在俗人手中，这种土地被称为“恩地”（precaria），这些俗人通常是该宗教机构的“朋友”，甚至是其创始人的亲属。这种情况在查理之前和之后都发生过，而给他的名声造成大问题的可能是，他的胜利允许他把这些土地赐予那些与相关宗教机构没有任何关系的支持者。尽管重型装甲骑兵正在成为8世纪法兰克战争的一个典型特征，但这似乎是一场稳步发展的演变，而不是像20世纪30年代装甲师出现那样的革命。 [11] 但是，即使我们不能保留查理·马特传统形象的所有装饰，毫无疑问，他的职业生涯还是让加洛林王朝决定性地走上了掌握帝国权力的道路。

在他的父亲赫斯塔尔（Heristal）的丕平于714年12月去世时，这样的结果似乎不太可能出现。这是有记录的加洛林王朝的第一个家丑，一场肮脏的家族内斗在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眼前的问题是丕平本人，他和现任妻子普雷科特鲁德（Plectrude）生了两个儿子，分别是德罗戈（Drogo）和格里摩尔德（Grimoald），但两人都先于他去世。德罗戈死于707年，而格里摩尔德死于714年，就在其父亲去世之前。格里摩尔德只留下了一个男性继承人，即狄奥多尔德（Theudoald）。但是丕平还和他的妾室阿尔帕达（Alpaida）生了两个儿子，分别是查理和希尔德布兰德（Childebrand）。为了保护孙子的利益，普雷科特鲁德把她的继子，也就是狄奥多尔德的两个叔叔关进了监狱，但是厉害的查理很快逃了出来，在奥斯特拉西亚召集了一群强大的支持者。

尽管从此刻起，家族内部的争执将成为加洛林王朝历史上的一个常见特征，但714年的这场争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为丕平对法兰克世界的统治有着明显的局限性。结果，一长串愤愤不平的派系排起队来，要利用普雷科特鲁德与其继子查理之间的争执所导致的政治瘫痪。排在第一位的是法兰克中心地带的纽斯特里亚人，这并不让人惊讶。丕平去世后，狄奥多尔德在名义上是纽斯特里亚的宫相，但是丕平对那里的控制实际上只是消极地确保没有真正的对手出现。丕平一死，纽斯特里亚的贵族就自作主张，立即抛弃了对狄奥多尔德所剩的那点忠诚。在核心地区之外，阿基坦人也非常愿意利用这场危机来获得更大程度的独立。早在715年，他们就在自己的公爵尤多公爵的领导下揭竿而起，而普罗旺斯人也在他们的公爵安特诺尔（Antenor）的领导下起兵发难。就连法兰克传统势力范围之外的力量也被吸引到行动中来。丕平的卓越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他在法兰克边界以外所取得的胜利。受丕平之害的包括拉德博德国王（King Radbod）统治下的弗里西亚人，他们在690年和695年两次遭遇惨败。但是，拉德博德后来仍然很有权势，丕平的儿子格里摩尔德娶了他的女儿，所以狄奥多尔德既是拉德博德的外孙，也是丕平的孙子。因此，拉德博德准备介入，很可能是出于很复杂的动机；对他来说，彻底独立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无论这是通过让一个心存感激的外孙掌权来实现，还是通过击败查理和他的奥斯特拉西亚支持者来实现。

715年，查理的处境极其危险。他父亲的许多亲信都加入他的麾下，但是他的敌人的联盟可能具有压倒性的实力，最初的情况对他很不利。715年开始不久，拉德博德就在一定程度上打败了查理，但此时查理的奥斯特拉西亚支持者可能还没有完全动员起来。当然，在这一年晚些时候，查理回击了拉德博德，将他的军队赶回了弗里西亚，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拉德博德参战，所以这应该是一次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纽斯特里亚人也没闲着。一个名叫拉根弗里德（Ragenfrid）的人很快成为纽斯特里亚的宫相，借着墨洛温王朝的方便旗，先是以达戈贝尔特三世（Dagobert III）的名义，在他死后又以希尔佩里克二世（Chilperic II）的名义起事。在716年4月和717年春天，两场重大但非决定性的战役爆发了，此时查理已经找到了他自己的墨洛温家族的国王，即克洛塔尔四世（Chlothar IV）。

真正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718年春天，当时，尤多领导下的阿基坦人加入了旨在推翻查理现在所代表的奥斯特拉西亚霸权的斗争。但这一次，查理的胜利是决定性的，在那之后，他成功地踏过了纽斯特里亚的心脏地带，占领了奥尔良。

一时的军事胜利变成了持久的政治控制，特别是，他任命关键支持者担任纽斯特里亚中心地带的领导职务，这是他的父亲从未做过的。他将同父异母的兄弟德罗戈的儿子休（Hugh）任命为两所富裕修道院的院长，还分给他5个主教教区，其中包括巴黎和鲁昂。到了720年，当尤多把希尔佩里克二世和大量的财宝交给他时，查理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克洛塔尔四世已死）。 [12]

尽管一度形势危急，但到了8世纪20年代早期，查理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局势。此时，加洛林王朝内部的继承纠纷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德罗戈的儿子休得到了惊人的回报，但他显然在很早的时候就宣示了对查理的忠诚。德罗戈和格里摩尔德的其他男性后代就没这么幸运了。查理并没有杀死他们，甚至连狄奥多尔德也没有杀，但到了723年，他们已被安全监禁起来，再没有释放。此外，查理不仅重新确立了奥斯特拉西亚对纽斯特里亚的霸权，而且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时，纽斯特里亚根本就没有宫相，而查理任命其关键支持者担任纽斯特里亚中心地带回报丰厚的重要职位，这一举动带来的政治影响力是他父亲的作为远不能及的。这个时候，勃艮第、普罗旺斯和阿基坦（更不用说附属的公国了）这些古老的核心地区还独立于他的控制，但是在查理于741年去世之前，其中大部分地区已被吞并。

我们不必花时间探究他随后战役的细节，尤其是因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对其进行详尽重构，但我们可以勾勒出最可能的轮廓。到了8世纪30年代，查理已经有效控制了勃艮第，在这里，他任命了更多的支持者担任要职。这种政治上的领先地位是否需要大量的实际战争，目前还不清楚。然而，普罗旺斯的一些贵族肯定准备反抗。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公爵，名叫毛隆图斯（Maurontius），当查理开始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力量时，一些人已经准备好战斗。毛隆图斯还通过谈判，从他的穆斯林邻居那里得到了一些援助，这些穆斯林不仅占领了这个王国的其他地方，还占领了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西哥特老据点，即以纳博讷（Narbonne）为中心的塞蒂马尼亚省。但查理在普罗旺斯也有盟友。从这个时代幸存下来的最有趣的文件之一是贵族阿博（Abbo）739年的遗嘱。阿博是普罗旺斯的一个大地主，他跟随查理南征北战，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所有的附属公爵领地中，到了734年，查理对阿勒曼尼亚的支配已经基本完成，他驱逐了在位的公爵，与巴伐利亚也维持着亲密而友好的关系，虽然最初发生了一些冲突。8世纪20年代，查理娶了巴伐利亚公主斯瓦纳希尔德（Swanahild）为第二任妻子。至于其他地方，他定期向弗里西亚人宣示自己的权力，他们仍然保留着一些自治权，但是对萨克森人，他只是偶尔显示一下威力。 [13]

查理于741年10月22日去世，成就辉煌。在从前墨洛温王朝法兰克王国的核心地区中，只有阿基坦在他的直接控制之外，他对附属公国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他晚年感到自信的一个明显迹象是，当他最后选择的名义上的墨洛温家族国王提乌德里克四世（Theuderic IV）于737年去世时，他觉得没有必要再任命新的了。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里，查理以自己的名义统治法兰克王国，不是作为国王，而是作为法兰克人的公爵和元首（Dux et Princeps Francorum）。从8世纪20年代开始，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在行使权力方面很有可能最终沦落到了艾因哈德所形容的那种地步。然而，仍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查理为什么会如此成功？

事实上，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他是如何取得最初的胜利的。一旦他开始取得胜利，事情就变简单了，一个成功会带来另一个成功。这种方法在法兰克王国和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其他地方都有效，其背后的原因很简单。罗马帝国旧的军事结构消失后，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不再由全职的专业战士组成，而是由地主及其更有能力的依附者所构成的分遣队组成，至少对于更加富有的地主来说，其中可能包括一些多少有点专业的人物。这些地主有义务提供军事服务，而他们更乐于在有可能打胜仗的领导者（也就是有令人信服的胜利记录的人）手下服役。因为这么做不仅更有可能在战争中活下来，而且有可能从获胜的领导者那里得到自己忠诚服务的慷慨回报。回报的形式包括动产，最近在英国出土的7世纪斯塔福德郡秘宝（Staffordshire hoard）中令人惊叹的黄金就是一个例证，而法兰克国王比英格兰的国王要富有得多。战功显赫者的回报会是各种各样的地产。无论如何，赢家比输家更容易获得这两种形式的财富，因为赢家完全有权没收被击败对手的财富和土地。这就是为什么在战争结束时，查理和尤多进行了艰难的谈判，要求把希尔佩里克和他的财宝都归还给查理。正是在用纽斯特里亚的资源奖励忠诚支持者（如德罗戈的儿子休）的过程中，查理得到了挥霍教会财产的名声。

从他在718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那一刻起，查理的成功纪录就极大地鼓励了潜在的新支持者站到他的一边，因为他已经有很多东西可以用来赏赐了。随着更多的军事化地主（如普罗旺斯的阿博及其支持者）愿意为他服务，这反过来又让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取得更多的胜利，而他的追随者也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赏赐。但要让这种良性循环运作起来，你必须要赢得最初的胜利，而这正是我们的消息来源未能解释的。然而，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基本上正确的观察结果。首先，奥斯特拉西亚的大部分军事化地主决定支持查理·马特作为丕平的继承人，而不是丕平的孙子狄奥多尔德，这并不奇怪。我们不知道狄奥多尔德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但他那时只是个孩子，肯定没办法在丕平之死引发的政治危机中提供有效的军事领导。而查理是一个28岁的成年男性，也是一个更有可能的继承人。多年来，他一直在父亲身边扮演着某种公众角色，可能也参与过一些战役。他有很多机会与父亲的一些主要支持者建立工作关系，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他们支持他而不是狄奥多尔德。

奥斯特拉西亚这些军事化地主的选择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他们不仅选择了查理，而且似乎还作为一个具有相当集体忠诚和凝聚力的整体来为他服务。至少，史料中没有迹象表明，相对于他们自己的人，奥斯特拉西亚人认为更有可能从纽斯特里亚领导人那里获得好的回报。即使在715年和716年的危机期间，查理似乎仍能指望奥斯特拉西亚人的坚定支持（当然，重要的是他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遭受任何重大失败）。这肯定反映出他的父亲丕平在其一生的政治成功中，在这些关键支持者中建立了相对稳固的政治基础。至少从他在687年的泰尔特里（Tertry）战役中决定性地战胜对手开始，丕平通过大量发放在法兰克王国内部和外部的战役中所获得的战利品，赢得了手下的忠诚（下一章我们将讨论这种忠诚的重要性）。在查理曼时代加洛林王朝的史书上，这一战役被作为法兰克王朝统治法兰克世界的开端来庆祝。也许正是因为继承了父亲军事上强大的抗挫折能力，查理才度过了最初的考验。 [14]

查理统治的唯一缺陷是，在他于741年10月去世时，他的国家面临着一个比27年前的继承复杂得多的继承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事情比较容易。并没有纽斯特里亚的贵族，或者说没有来自法兰克王国中心地带任何其他地方的贵族，试图利用继承问题来推翻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这是查理在法兰克王国政治成就的真实体现，因为随后的王朝内部纷争非常混乱，如果查理的统治没有如此稳固，的确会有一些来自纽斯特里亚、勃艮第或普罗旺斯的贵族至少会试图独立。

然而，在王朝内部，查理的死所带来的影响既重大又深远。他通过两段合法婚姻留下了3个成年的儿子：卡洛曼（Carloman）和丕平是罗特鲁德（Rotrude，特里尔主教的女儿，最好不要问……）所生；格里弗（Grifo）则是他第二任妻子——巴伐利亚公主斯瓦纳希尔德所生。此外，他还和妾室若德海德（Ruodhaid）有3个儿子，就我们所知，她从未参与过任何人的政治算计。根据编年史家弗里德加（实际上他只是在7世纪的原始文本之上做了添加）的说法，740年，查理在死前决定，他的王国只能由罗特鲁德的两个儿子分享。但这篇续文是后来写的，而且有很好的迹象表明查理的想法是三分天下，格里弗也在里面。

然而，卡洛曼和丕平没有犹豫，死亡人数开始上升。他们处决了可怜的老狄奥多尔德，他是赫斯塔尔的丕平和普雷科特鲁德的最后一个男性后代，长期以来，他都在一种保护性的监禁中饱受煎熬；卡洛曼和丕平表现得远没有他们的父亲那么内疚。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弟格里弗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被监禁起来的，而他的母亲斯瓦纳希尔德则被打发到了女修道院。在清除了前进道路上的这些障碍之后，他们在742年瓜分了父亲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他们找到了一位温顺的名义上的墨洛温王朝的国王（这是最后一位了）——希尔德里克三世（Childeric III）——并在743年任命他为国王。

有的人认为，这是为了防止其他非奥斯特拉西亚地区的法兰克贵族中发生政治动荡。他们可能会把继承看作抵抗加洛林王朝似乎势不可当的崛起的最后机会。没有其他迹象表明法兰克人内部有严重的动乱，我本人认为，任命一个墨洛温王朝的人可能是为了维持两兄弟之间的和平。从家族内部的兄弟情谊深度来判断，一旦他们清除了格里弗和其他人，他们肯定会成为彼此的潜在对手。无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兄弟俩都表现出了对外人的残酷无情。阿基坦人决心保持自治，于是战斗就在这条战线上打响了。有些阿勒曼尼人试图抵抗，卡洛曼在746年召集该地区所有贵族到坎施塔特（Canstatt）的一个旧堡垒开会。在那里，他暗杀了他们，把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分配给自己那些主要来自奥斯特拉西亚的追随者。 [15]

此时，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但这只是由两个阶段组成的继承过程的第一阶段。747年，也就是坎施塔特大屠杀的第二年，卡洛曼做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为了他的灵魂，他决定从法兰克王国的政治中抽身，前往罗马（起初并不是要去当修道士）。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坎施塔特大屠杀有关还不得而知。有人认为他可能满心懊悔，但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进行大屠杀和财产重新分配，是为了在他打算消失的时候，能够让手下对他本人和他的家族产生尽可能多的忠诚。卡洛曼的计划是让儿子德罗戈（Drogo）来接替自己，而任何这样的计划要想奏效，就像普雷科特鲁德在715年所发现的那样，都需要得到武士贵族群体中多数人的同意。

起初，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卡洛曼快步来到罗马，有来自747—748年的记录显示，最初丕平和他的侄子德罗戈统治得相当稳定。至少在748年，双方都举行了教会改革会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将在第四部分深入探讨）。但是，后来法兰克政治的模式永远改变了。现有史料基本没有宣扬，甚至没有做出解释的是，可能是在751年（也有可能是752年）举行了某种形式的祝圣仪式之后，丕平突然以法兰克国王的身份出现了。对于像最后一个墨洛温王朝的国王被废黜和第一个加洛林王朝的国王加冕这样一个重大、划时代的事件，本应当有大量的历史记录。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大量的相关记录，而且在某些地方，我们的史料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了略微矛盾的叙述，这很能说明问题。在丕平称王的过程中，他自作主张，而这直接损害了他家庭中其他亲密成员的利益，这可能是令人尴尬的。

这个过程开始于748年年末，德罗戈在那之后就从史料中消失了。同年4月，丕平的妻子比特拉达（Betrada）为其生下了第一个儿子，他就是未来的查理曼。有人认为，查理的出生可能在丕平的盘算中意义重大，因为这让他有了一个将侄子清扫出局的好理由。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在与他哥哥以前的主要支持者建立适当的联系之前，丕平不可能对德罗戈采取行动。到了紧要关头，德罗戈父亲的人是会站起来为他而战，还是会接受丕平的领导呢？事实上，丕平的工作似乎做得非常好，749—750年没有任何重大冲突的记录。我认为，如果真的发生了内战，无论多么令人尴尬，还是会悄悄进入历史记录的。德罗戈得到的支持似乎足以让他远离丕平的魔爪，但还不足以在战场上抵抗丕平。还有一个人利用这个机会，帮助格里弗逃离了监禁，让形势更加混乱。

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阻止丕平实现其最终的政治目标。据说“法兰克人”曾写信给教宗，询问由拥有王室头衔的人来掌握实权，而不是由一个没有实权的小人物掌握，这样做对不对。教宗的回复是肯定的，后来的史料对此大做文章。但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此类信件发出（这方面的叙述有出入）。这种虚构是一种极好的手段，可以给丕平咄咄逼人的自我主张披上神圣的合法性外衣。丕平在751年或752年最初的加冕礼纯粹是法兰克王国内部的事件，可能涉及也可能不涉及《旧约》中那种古老的涂油礼，直到后来，教宗才被请来为他祈福。教宗斯德望（Pope Stephen）在753—754年来到法兰克王国有他自己的原因，我们稍后会看到，但这正中丕平下怀。754年，丕平安排了第二次仪式，这次当然是涂油礼，这有助于最后的收尾工作。753年，教宗还在路上的时候，德罗戈和他那位从未被提到过姓名的弟弟被收押，格里弗被暗杀。在教宗之后，卡洛曼本人也回到了法兰克王国，但很快就被打发到了修道院，755年死在那里。

卡洛曼最后的旅程引发了无尽的猜测。他是想救他的儿子吗？最近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是作为伦巴第人的使者而来的。但是丕平加冕后，德罗戈就没有办法重新分享权力了。我强烈怀疑，是丕平要求卡洛曼回到法兰克王国的，目的是换取教宗试图拼凑起来的联盟。因为，在摆脱了卡洛曼的后代之后，卡洛曼代表了丕平不愿留下的最后一个隐患。也许卡洛曼回来，是为了确保儿子能在修道院里度过余生（他自己似乎已经这么做了），而不是落到与被暗杀的格里弗同样的下场。不管怎样，教宗的访问只不过是给法兰克王国锦上添花。卡洛曼的大多数（或者说足够多的）支持者显然已经接受了参加加冕仪式的邀请。 [16]

就这样，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们走上了王权之路的巅峰。查理·马特击败了对手，将自己的家族置于远远高于法兰克王国其他核心地区前同僚的地位。丕平用政治运作使每个人都得出他父亲职业生涯的自然结论：从此，法兰克人的国王应该来自加洛林家族，而不再是墨洛温家族。

查理曼的赠予

就像之前两次复兴西方帝国的行动一样，800年圣诞节前的事件也有很强的偶然性。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丕平怀有哪怕是最模糊的帝国野心，而他儿子的帝国野心也是许多巧合促成的。尽管如此，教宗斯德望愿意前往法兰克王国，在丕平宣示获得王权的第二个仪式上扮演跑龙套的角色，这背后的原因构成了查理曼称帝的关键背景。

一切起源于2 000多公里之外东部地区的事件。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穆斯林在7世纪中叶的第一轮征服夺走了东罗马最富有的中东和近东地区，使其从世界强国沦为地区强国，但这还不是其斗争的结束。从7世纪90年代到8世纪初，与阿拉伯帝国的冲突再次加剧。717—718年，帝国首都面临穆斯林军队长达一年的包围。它幸存了下来，但只是勉强存活了下来；随后在8世纪20—30年代，小亚细亚又遭受了进一步的损失。东部前线只能是君士坦丁堡的首要任务，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东罗马都已经无力顾及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在伦巴第人入侵后不久就由其控制。正如我们将在第7章中更详细地看到的那样，这既使罗马城周围的地区成为一个在教宗控制下的独立国家（它自称为圣彼得共和国），又鼓励伦巴第的国王们在半岛内部进行更大的扩张。

最初，教宗发现与斯波莱托的独立的伦巴第公爵结盟，足以抵御北方的伦巴第王国，但是到了8世纪40年代，教宗撒迦利（Zachariah）就得直接与国王柳特普兰德（712—744年在位）进行和平谈判了（以割让部分领土为代价）。但是随着拜占庭的地位不断削弱，到了751年，也就是丕平加冕为国王的时候，柳特普兰德的继任者艾斯图尔夫（Aistulf）胜利进军拉韦纳和邻近的五城公国（该公国基于里米尼和安科纳之间的五个亚得里亚海沿岸城市）。艾斯图尔夫的部队也进入伊斯特拉半岛（Istrian peninsula），并且与威尼斯人单独达成了和平协议。他贪婪的目光转向了罗马。 [17]

正是在这种新的战略形势下，教宗斯德望在753年踏上了前往法兰克王国的道路。他乐见君士坦丁堡影响力减少，但不希望拜占庭的统治被伦巴第王朝的君主所取代。在他看来，法兰克人显然是对抗伦巴第野心的力量，而希望获得教宗正式祝福的丕平也在一定程度上情愿扮演规定的角色。755年和756年，丕平两次率领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包围伦巴第国王所在的首都帕维亚。755年，艾斯图尔夫同意将原来的宗主教辖区和五城地区的控制权交还给教宗；丕平刚回去，艾斯图尔夫就食言了，还对罗马发动了围攻。于是，丕平又回来了，再次包围帕维亚，并取得了与上次相似的结果。艾斯图尔夫再次同意了同样的协议［757年，他的继任者德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也同意了］，丕平回到了法兰克王国，在那里他面临着更加紧迫的问题。

丕平在位的剩余时间里，那里风平浪静。没有任何措施来强制执行双方同意的领土转移，伦巴第国王大体上满足于与罗马保持和平，就这样，后拜占庭时代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形成了一种新的平衡。这对丕平和他那些对自己的事情更感兴趣的贵族来说是很合适的。除了对萨克森人的零星战役（比如在753年和758年），在他统治的剩余时间里，丕平的重点是牢牢确保他对高卢的控制。首先，从752年到759年，通过一系列成功的战役，丕平最终夺取了对原西哥特人的塞蒂马尼亚省（当时在穆斯林手中）的控制权。然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了阿基坦——6世纪时，这里曾是墨洛温王国的一部分，但是在8世纪早期，一个顽强的公爵家族使这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从759年起，丕平无情地骚扰阿基坦，直到768年，经过一系列的败仗之后，当时的韦弗公爵（Duke Waifer，尤多——732年查理·马特在普瓦捷战役中的对手——的孙子）被自己的一些手下暗杀。当丕平自己在768年9月意外去世时，这场斗争很快走向了结束。这给了韦弗公爵的儿子胡诺德（Hunoald）一线希望。更重要的是，一场新的王位继承即将开始，这将使加洛林王朝与教宗的关系更加紧密，并最终导向其对西方帝国帝位的主张。 [18]

丕平的死并没有给加洛林王朝在法兰克王国内部的势力带来任何挑战，权力平稳地过渡给了他的两个儿子查理和卡洛曼。家族的兄弟关系一如既往，不到一年，两人就发生了争执。在最初的团结一致的表现之后，769年，查理独自消灭了阿基坦的胡诺德。而与此同时，他的母亲试图安排他和伦巴第国王德西德里乌斯的一个女儿结婚，她的名字可能是格珀加（Gerperga）。德西德里乌斯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巴伐利亚公爵，所以这段婚姻看起来像是要把查理、伦巴第人和巴伐利亚人结成联盟，而这就把卡洛曼围在了中间，因此对他形成了威胁。两兄弟同父同母，所以情况应该不是像普雷科特鲁德那样的继母偏心。后来的史料显示，卡洛曼脾气暴躁，自怜自艾，喜欢奉承，所以她可能进行了清醒的分析，以确定哪个儿子更有可能成为最好的国王（同样的分析以及贪婪和自利的问题也指导着重要贵族的政治选择），但是这些刻画都是在他死后很久才出现的。卡洛曼并不是唯一感到威胁的人。这场婚姻谈判还催生了来自罗马的信件，有些保存了下来；信中，对于法兰克国王与伦巴第人的联姻，教宗斯德望表示不安。伦巴第人仍对教宗领地虎视眈眈，他们也仍然没有履行在8世纪50年代的协议中做出的任何承诺。

对于兄弟间的冷漠是否会，或者更确切地说，什么时候会变成冲突，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偶然因素再次介入：771年12月4日，卡洛曼英年早逝。查理立即控制了他弟弟的王国，这也许表明，卡洛曼既不受爱戴，其统治也不得力，因为他的贵族们丝毫没有要反抗的意思。查理还终止了与伦巴第人的婚姻谈判，这很明显是为了建立一个联盟来对抗他的弟弟，现在弟弟死了，这场婚姻也变得多余了。

结果十分有趣。在一种非同寻常的大转变中，卡洛曼的遗孀格伯加（Gerberga，注意不是上文出现过的Gerperga，中间字母是b，不是p）逃到伦巴第国王那里避难，可见她十分不信任查理，担心他会加害自己的侄子和侄女。德西德里乌斯不仅对婚姻谈判的破裂感到非常伤心，因此愿意收留她，而且很明显认识到对于法兰克人的一切希望都白费了，于是再次开始侵占教宗在意大利中部的领地，而在那之前，在法兰克人的坚持下，他已经停止了对教宗国的侵略。772年1月，教宗斯德望去世，哈德良一世（Hadrian I）继位，这可能也鼓励了他。任何新统治者上台的头几个月都是考验其勇气的绝佳时机。

在其他情况下，查理是否会在意德西德里乌斯的行动，或者会有多在意，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出于维护王朝这个重大理由，他于773年年底率领一支大军翻越阿尔卑斯山。伦巴第国王显然认为情况还会像755年和756年那样，当时丕平在政治上还没有足够的信心能长时间离开法兰克王国的腹地。前任伦巴第国王所要做的就是躲在帕维亚城墙后面，同意签订一个保全面子的条约，法兰克人则会离开，留下他们在城里安然无恙。但是，这次查理有足够的信心留下来。这再次表明，他将权力扩大到他弟弟的领地，并没有带来任何潜在的、危险的政治怨恨。法兰克人的军队整个冬天都在包围帕维亚，查理对罗马进行了一次漫长的访问。到了774年的复活节，德西德里乌斯意识到大势已去，只好投降。他被送到北方的科尔比（Corbie）修道院当修道士，而卡洛曼的子女被交给他们的伯父，然后神秘地消失了。没有人记录他们的尸体被埋在哪里。 [19]

这里，我们需要熟悉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伪作背后的一些思想，那就是《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 ）。最初的思想和其他一些观点以完整的最终形式出现在一份伪造的文件中，即《君士坦丁诏令》（Constitutum Constantini ），它声称保存着第一位改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官方授权书。在这份授权书中，皇帝授予作为圣彼得继承者的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Pope Sylvester I）及其继任者的，不仅有对罗马城，还有对原来整个西部帝国的统治权，也就是从哈德良长城到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之间的所有地区。它还告诉我们，君士坦丁做出如此惊人的捐赠，是对西尔维斯特阐述的基督教教义和施行的洗礼的欢喜回应，而且，教宗还奇迹般地治愈了他的麻风病。就像我们将在最后一章看到的那样，今天我们看到的《君士坦丁诏令》还会出现在另一部伪作里，但那部伪作中的一些主要观念在8世纪晚期的罗马已经很盛行了。这些观念首次出现在教宗哈德良一世在778年写给查理的一封信中，因为法兰克人保存了一份他们和教宗之间的通信，这份档案得以幸存，后来被整理并收入《加洛林书信集》（Codex Carolinus ）。这封信附有一段著名的劝诫：

在神佑的罗马教宗西尔维斯特时代，神圣记忆中最虔诚的伟大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高举上帝神圣的、普世的和使徒的罗马教会，把整个西部地区赠予教会，同样，在你我生活的这些最幸福的日子里，愿上帝的教会，也就是使徒圣彼得的教会，能够茁壮成长，充满欢喜，不断提升。

语言有点啰唆，但这不是重点。

这样一套思想的突然出现与查理对德西德里乌斯投降的一两方面的反应很有关系。最初把这位法兰克国王带到意大利的，可能只是很偶然的家庭事务，但是在为了解决家庭事务而摧毁了伦巴第王朝之后，查理趁机将自己称帝之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查理并没有从伦巴第贵族中为自己找一个顺从的傀儡君主，而是做了一件几百年来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宣布自己为他的军队刚刚征服的国家的国王。他没有废除伦巴第王国的概念，也没有废除伦巴第王国许多具体的独立运作方式，但他在现有名号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名号，从774年夏天起成为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国王。许多官员和贵族将保留原来的职位，但查理确保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意愿发生的。于名于实，他都把伦巴第王国加进了他通过消灭弟弟一脉而创建的统一的法兰克王国。

在这个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君士坦丁给西尔维斯特赠礼的故事获得了一种非常直接的新意义，尽管故事的一些情节当时已经有了几个世纪的历史。教宗给皇帝施洗和治病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却出现在《教宗名录》对6世纪西尔维斯特生平的记载中。伦巴第人结束拜占庭对宗主教辖区拉韦纳和五城的统治后，教宗们担心罗马会成为伦巴第人的下一个目标，而从较积极的方面说，他们则希望在落入伦巴第人之手的地区，保留对本来为教宗所有的土地的控制权，并确立教宗对这些地方原有公共收入的权利（收入由税收、过路费、法定罚款等手段产生）。正是围绕这些问题，教宗斯德望在8世纪50年代中期从丕平那里得到了承诺，但丕平并没有在实践中兑现过多少。

然而，一旦丕平的儿子成为伦巴第人的国王，情况看起来就大有希望了。查理完全控制着有争议的地区，也有能力提供大量的赠礼。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因此，哈德良在8世纪70年代后期的信中反复提到查理需要履行他父亲的诺言，这当然是为了他们的灵魂。在这种背景下，君士坦丁皇帝早在4世纪就向教宗西尔维斯特赠送过如此厚礼这种说法的意思就很明白了。此时哈德良并没有想过要控制西罗马故地，而是想到了一些比较平淡无奇的东西。在以一种如此宏大的方式回顾君士坦丁的故事之后，哈德良的信言归正传。查理被直接等同于君士坦丁，他是“新君士坦丁”，因此，哈德良敦促查理效仿君士坦丁对圣彼得教会的慷慨之举。教宗特别提到了“托斯卡纳地区、斯波莱托、贝内文托、科西嘉岛的财产，以及萨宾的遗产”。他的代表带着证明教宗对这些财产的经济利益拥有合法权利的文件，向国王递交了这封信。 [20]

最后，所有的施压都得到了回报；不过，平心而论，查理花了几年时间才巩固了他对意大利新领土的控制，他可能本来就打算做出这样的赠予。不管怎样，在781年和787年，他两次授予教宗财政权利，哈德良得到了自774年以来一直要求的大部分权利。这些捐赠的原始文本已不复存在，但我们确实见到了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在819年对赠予的确认，的确非常慷慨。查理没有像他父亲丕平可能已经承诺的那样，赋予教宗对旧拜占庭帝国领土宗主教辖区和五城的完整主权，但是他确实给了哈德良在这些地区的一些新权利，此外还给了他分散在这些地区的许多教宗领地。在另外的捐赠中，他还将罗马城周边新领土的全部主权移交给教宗，大部分是在781年移交的，787年又加上了新征服的贝内文托。科西嘉岛随后也被附带赠送。总之，国王确保教宗的年收入会大幅增加。 [21]

就创造和传播一种对过去的虚假看法而言，虚假程度有多高是很难判断的。到了教宗哈德良一世的时代，君士坦丁和西尔维斯特故事的一部分，即洗礼和治愈，已经成为一个古老的谎言，哈德良可能认为真有其事。对于信中的其他内容，即治愈和洗礼给罗马教宗带来了巨大的权威，他是否也认为真有其事，我们不得而知。法兰克势力突然进入意大利，教宗不得不做出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种新的联系是如此便利，你不禁会想，在伦巴第人被征服4年后，查理仍顽固地拒绝交出教宗的那份战利品，所以这个主意会不会是哈德良口述信件时顾问想出来的，为的是提供额外的说服力。但是，6世纪到8世纪之间教宗圈子里遗留下来的文献十分不完整，这种联系也有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不管怎样，君士坦丁和西尔维斯特的故事无疑推动了事态的发展。信寄出3年后，当罗马教宗最终从查理的伟大征服中得到属于自己的好处时，哈德良无疑非常感激。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即使在获得捐赠之后，查理的成功所带来的一些其他后果仍然值得教宗忧虑。因此在另一个层面上说，这段被重新提起的君士坦丁和西尔维斯特的故事，也有可能是为了解决这些忧虑而精心构思的。

这些忧虑源于查理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为自己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得到伦巴第王国之后，他的领地大致与西罗马故地重合。有了伦巴第意大利和统一的法兰克王国（已经包括所有核心领土以及阿勒曼尼亚、弗里西亚和图林根），查理直接控制了大片领土，其范围甚至比6世纪最伟大的墨洛温王朝的国王手中的还要大，事实上比此前任何法兰克国王手中的都要大。故事并没有结束在774年。贝内文托和斯波莱托这两个独立的伦巴第公国也被控制。通过787—788年对巴伐利亚的一次完全无端的入侵，查理把最后一个古老的附庸公国纳入自己的直接控制。与此同时，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斗争正在进行，目的是征服萨克森，消灭那里盛行的异教。斗争在772年就正式开始了，第一轮一直持续到8世纪80年代中期，包括强迫改信和在782年对4 500名反对者的大屠杀。在短暂的中断之后，暴乱在793年再次爆发，但第二轮主要限于北萨克森，以804年的最后一轮大规模驱逐行动告终。查理的征服清单不止于此，因为还要算上对西班牙北部的大幅扩张，以及在791年至796年之间对阿瓦尔王国的彻底摧毁，正如艾因哈德那句著名的话所言，在这之后，一长列满载财宝的马车缓慢驶回了法兰克王国。 [22]

经过这段令人惊叹的征服生涯，实际上从德西德里乌斯投降的那一刻起，查理已经成了查理曼，即查理大帝，在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里无人可比。此时，君士坦丁堡的势力范围被限制在意大利南部一些分散的地区，西班牙西哥特王朝一脉已经被穆斯林的征服所消灭。查理曼在8世纪90年代给麦西亚（Mercia）的国王奥法（Offa）写了几封略带敬意的信，这让一些人认为奥法可以和他平起平坐，但这是一派胡言。查理曼统治着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而奥法的势力范围只延伸到英格兰南部诸郡。 [23] 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

教宗忧虑的并不是查理曼不断取得成功这件事本身，毕竟，对萨克森人和阿瓦尔人的征服消灭了不少异教派别，扩大了基督教世界的范围。问题在于，在查理曼和他的顾问（包括俗人和神职人员）眼中，这些成功意味着什么。查理曼不仅统治着超过一个独立王国，而且几乎是整个拉丁基督教欧洲的统一者，他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国王，“皇帝”这个头衔迟早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查理曼本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想到的，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有证据表明，8世纪90年代时，查理曼的宫廷圈子里已经在讨论皇帝的称号，认为这是唯一适合他新地位的头衔。皇帝的具体头衔和更普遍的帝国概念都出现在当时宫廷知识分子的著作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思想没有在此前一段时间里流传。

我自己的直觉是，征服伦巴第人是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一旦国王和他的顾问们有时间来认真思考这一史无前例的成就，那么用“帝国”这个词来指代这个包含多个王国的实体就不可避免了。比查理曼所创造的更重要的，是一个相关的问题：他为什么能够将其创造出来？考虑到中世纪早期基督徒对历史进程的理解，对他们而言，这个问题没有别的答案：查理曼之所以能够建立由多个王国组成的帝国，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查理曼是上帝在世间的代理人。 [24]

长期以来，这种观念让皇帝和国王得以随心所欲地干涉教会事务。8世纪90年代，查理曼意味深长地展示了他的宗教权威。这个机会是由君士坦丁堡无意间提供的。8世纪上半叶，君士坦丁堡不断遭到穆斯林的破坏（穆斯林的破坏也让伦巴第人有机会进入拉韦纳），最终导致了意识形态上的危机。如果基督教是正确的宗教，而东罗马的皇帝是上帝指定的，那么为什么被认为是由全能的神所支持的帝国，却输给了一群不信教的人呢？《旧约》里，希伯来人经常因为错误的宗教实践而受到惩罚，于是答案很明显了：帝国做了一些冒犯上帝的事，上帝派穆斯林来警告他的子民回到正路上来。

至于究竟是什么冒犯了上帝，这个问题的备选答案就多了。在利奥三世和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当局正式采纳的观点是（原因尚不清楚），问题出在崇拜圣像的做法上。在东方基督教中，人们普遍认为图像能够捕捉到其描绘对象的某些本质，因此可以充当通往圣人、圣母、耶稣或任何被描绘的人的宗教热线。换句话说，圣像是一种圣物，可以作为一个入口，一扇通向天堂的窗户，可以通过它来获取其描绘对象的神圣力量。据我们所知，圣像崇拜一直是东方基督教的一部分，但从700年前后开始，人们就认为圣像实际上是“十诫”中所禁止的“雕刻偶像”（graven images），正是圣像崇拜惹怒了全能的上帝。利奥和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圣像被摧毁，圣像崇拜被宣布为非法，但这一教义从未在西方被接受，有几位教宗都喜欢谴责君士坦丁堡的官方政治观点是异端邪说。到了8世纪80年代后期，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当时以伊琳娜皇后（Irene）为首的新帝国政权精心策划了一次宗教上的大转变。伊琳娜皇后推翻了自己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VI），刺瞎了他的双眼（中世纪早期皇室亲情的另一个例子）。787年，在尼西亚召开了一次新的宗教会议，作为宗教力量象征的圣像重新流行起来。当消息传到西方时，教宗哈德良欣喜万分，表示欢迎君士坦丁堡在宗教上的回归。 [25]

查理曼和他的神职人员持不同观点。经过精心准备，国王在法兰克福召开了一次大型宗教会议，就在教宗代表的眼皮底下，达成了与哈德良不同的宗教立场。大家都同意，宗教画没什么问题，但只能用于教导。君士坦丁堡把图像作为有宗教力量的圣物的教条被抛弃了。在这里，查理曼的主要目标当然是君士坦丁堡而不是罗马。到这个时候，关于帝国，查理曼的圈子里已是议论纷纷。至少在一开始，为重新主张西方帝国而辩护的说法是，君士坦丁堡的观点是严重错误的，因此，宗教上的错误是击败拜占庭人的绝佳武器。8世纪90年代，对君士坦丁堡的抨击加剧，因为又有人提出，《圣经》对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次序是有教导的，而很明显，女人（所指的自然是伊琳娜）不可能合法地担任上帝任命的皇帝，因为皇帝是被上帝选中的基督教世界的领导者。这种对君士坦丁堡的侵略姿态表明，在查理曼的宫廷里，关于帝国的讨论不仅仅是他的知识分子在玩的游戏。投入如此多的精力来争论拜占庭那个版本的帝国在上帝眼中是否合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查理曼自己在觊觎帝国的称号。 [26]

从教宗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都涉及一个主要问题。正如查理曼的行为所凸显的那样，8世纪晚期只有一种帝国概念，它带有很强的宗教权威意涵，人们认为帝国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将在第7章看到，查理曼已经在宗教领域行使权力，其范围不限于法兰克福宗教会议。因此，查理曼的称帝企图意味着圣彼得的最新继承人正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要争夺在拉丁西方教会的领导权；而法兰克福宗教会议的情况表明，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权威，这个对手完全不惮于牺牲罗马的宗教权威。这一切都是在8世纪90年代公开化的，但从中世纪早期世俗力量与上帝意志之间存在根本联系的观点看，这些思想从德西德里乌斯投降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在774年以后的岁月里，尽管教宗的罗马共和国从查理曼781年和787年的赠予中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教宗却不能不把查理曼视为对其宗教权威的威胁，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教宗很自然地要限制他的野心。

在意识形态上对查理曼的挑战做出的一种回应，可见于《加洛林书信集》中保存下来的8世纪70年代以后的教宗书信。法兰克人一致将国王的成功归功于上帝，而教宗的书信则将其归功于圣彼得的代祷，认为这是对查理忠于罗马的回报。毫无疑问，采用这一说法，部分是为了在查理曼征服伦巴第人之后，从他那里争取到最多的好处，因为这意味着如果国王不履行诺言，圣彼得就可以剥夺他的成功。而这也含蓄地限制了查理曼在上帝计划中的作用，暗示全能的上帝并不是直接通过查理曼，而是通过教宗和圣彼得来行事的。换句话说，上帝的中心目的不是让查理曼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而是要加强罗马教会的力量。 [27]

在这种背景下，最终将在《君士坦丁赠礼》中被记录下来的思想，除了与教宗的土地掠夺明显相关之外，还具有第二方面的重要性。很明显，其中还包含这样一种观点，即西方根本没有理由拥有皇帝，因为君士坦丁在前往君士坦丁堡时，已经把整个西罗马的统治权交给了教宗西尔维斯特。鉴于查理曼在征服伦巴第王国之后就开始像皇帝一样行事，并且很快对获得这个头衔产生了兴趣，鉴于皇帝可以凭借受神任命的说法在非常大的范围内行使宗教权威，教宗论点的这一方面不可能是偶然出现的。虽然罗马教宗已经从查理曼的胜利中获得了许多好处，但他显然也在尽最大努力防止查理曼的成功失控。君士坦丁和西尔维斯特的故事，以及将一切归功于圣彼得代祷的坚定尝试，表明查理曼的成功很快就让哈德良的总部敲响了警钟。

现在，我们终于接近了解800年圣诞节背后的历史动因了。最晚从他决定发起斗争终结反圣像运动的那一刻起（我怀疑比这要早不少），查理曼就盯上了皇帝的头衔，他充分理解该头衔传统的罗马含义（完全保留在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即这是基督教世界中上帝任命的最高权威，无论是在世俗领域，还是在宗教领域。教宗很高兴能从查理曼的一些征服成果中获益，但他不希望查理曼称帝。这给我们留下了最后两个谜题。既然教宗很不希望恢复帝制，为什么教宗利奥还是为查理大帝加冕了呢？而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艾因哈德却坚称，如果查理曼知道会发生什么，他是绝对不会进入圣彼得大教堂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教宗利奥的危险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根据官方对帝国宣传的定义，唯一合法的皇帝是被上帝任命的。当然，问题在于如何确定某个人是上帝所指定的，因为偶尔，凭借人的意思上台的不合法皇帝也会插进来。

一般来说，人们会通过两种迹象来确定。首先，真正获得上帝任命的皇帝会很成功，因为上帝是全能的神。军事上的胜利通常被认为是上帝支持下的合法政权的最佳标志。其次，一个真正被上帝的意志所选择的人，无论他或其他人做了什么，想不成为皇帝都不行，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反过来说也很简单，一个人如果野心过大，就说明他完全不适合这份工作。因此，当尤利安的堂兄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二世（Augustus Constantius II）任命他为恺撒时，尤利安嘀咕了一句“紫色的死亡抓住了我”。这是荷马史诗中的说法，可以用来表达对不希望获得的晋升的抗拒。出于同样的原因，当他的军队后来拥戴他为奥古斯都时，尤利安非常小心地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否定，因为这是对君士坦提乌斯权威的直接挑战。而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不仅知道他的军队会这样称呼他，而且事实上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人组织的。同样的做法在基督教中也很流行，任何一个真正神圣的人都要在其传记中有这样的记录：他已经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担任神职，但最终还是屈服了，因为他别无选择。 [28] 当然，这是上帝的任命的完美标志：既然这是上帝的意志，人就不可能逃避。

艾因哈德熟读古典作品，他的《查理大帝传》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的作品，书中也展现出他对大量其他古代文本的了解。就像宫廷里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于如何着手确定真正的上帝的任命，他肯定非常了解。换句话说，查理曼和他的顾问们非常清楚，如果拥查理曼为帝的做法太过张扬，那么说查理曼受上帝任命就站不住脚了。这就是查理曼在面对5世纪时被打破的西方帝国传统时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彻底粉碎伦巴第王国后，他就满足了军事上的胜利这一标准。随后他在统治期间攻城略地，一次又一次证明上帝站在他这一边。但是，如果说上帝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表明查理曼是他选中的皇帝，但查理曼和顾问都不能声张的话，要怎么样才能让大家都知道呢？

很明显，至少从8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他们就在操心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部分看到，查理曼的改革计划显示出对教会的极大关怀，而这也符合上帝所拣选的基督教皇帝的工作内容。换句话说，查理曼不仅在战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任何了解他们的政治理论的人看来，他都当得起“皇帝”这个头衔，而且他关注基督教改革（我确信这是完全真诚的，我不是在嘲讽），这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有证据表明查理曼及其顾问们在公元800年之前的几年里一直盯着皇帝的头衔，而面对这样的证据时，有人会反对说，他真正得到这个头衔以后，他的行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除了他不再出远门，而这实际上是因为他年纪大了）。这就是没有抓住重点了。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之前，查理曼在至少有10年（很可能是20年）的时间里一直故意表现得像个皇帝。

在教宗利奥三世身上，他们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另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利奥于795年接替教宗哈德良一世，不久便与反对他继任的罗马贵族发生冲突。799年4月25日，事情到了紧要关头，利奥被他的对手抓住，被控做伪证、买卖圣职和有不正当的性行为。后来流传的故事是，他们试图挖出他的眼睛，割下他的舌头，独立的消息来源证实，他至少受了伤，但是在圣诞节那天，利奥肯定是能看到也能说话的。教宗方面的消息来源将此归功于奇迹的干预，但没有眼睛就看不见，而且刺瞎双眼也不是那么困难，所以传说有很多杜撰的成分。但利奥的确遭到了袭击，还被关了起来，他翻过修道院的一堵墙才得以逃脱，逃到查理曼在城里的一个代表那里寻求保护。同年晚些时候，他被送到北方，在帕德博恩（Paderborn）与查理曼会面。

他们见面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没有任何史料记录，双方随后都精心策划了各种虚假信息。而如果我们看到，查理曼显然想要称帝，而利奥宁死也不愿看到西方帝国复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事件的先后顺序极有深意。查理曼在和他的神职人员商量后宣布，没有人有权力对教宗进行审判，因为他是使徒，是圣彼得的直系后裔。然后，他派利奥带着足够的兵力回到罗马镇压其对手，一年多之后，查理曼本人于800年11月进入罗马。12月初的一次会议重申了无人有权审判教宗的立场。尽管如此，12月23日，据说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利奥庄严宣誓他没有犯过别人指控他犯有的罪，两天后，他宣布查理曼为皇帝。 [29]

对于帕德博恩会见的内容，没有任何史料记录，这非同一般。在此，我想向你们介绍我的一位博士生导师的一个原则。他是非常杰出的古代历史学家，研究罗马帝国晚期，却像很多（虽然不是所有）研究古典学的人一样对基督教持怀疑态度。他说过一句名言：“我可能对基督教了解不多，但我确实知道腐烂的鱼的味道。”帕德博恩的会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无从得知查理曼的提议是怎么表达的，是由谁提出来的（是直接提出来的，还是国王的一个手下和利奥的一个手下在树林里散步时提出来的）。我们也无从得知利奥是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内心挣扎，还是很快就接受了。但是我可以肯定，无论具体措辞如何，查理曼的大意是：“你帮我当皇帝，我就帮你重新坐上教宗宝座，不用多问。” [30]

从查理曼的角度来看，没有比这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在过去的20年里，查理曼取得了惊人的军事成就，对教会呵护有加，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还有什么能比让教宗大声宣布出来更完美的呢？毫无疑问，查理曼是上帝为恢复基督教帝国而选择的工具。没有人怀疑罗马教宗拥有的特殊权力，因为教宗是圣彼得的后裔，尽管对于这种权力可能意味着什么存在一些分歧。因此，教宗是查理曼问题的良好解决方案，而这些思想背后的主张后来将被写进《君士坦丁赠礼》，这个方案就显得更好了。该文本的关键主张是，君士坦丁在坐上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马车时，就把西方的皇权交给了教宗西尔维斯特。这一主张已经在哈德良与查理曼的通信中有所体现。简直太妙了！既然早在4世纪时，皇权就被交到了教宗手中，那么要想宣布查理曼为皇帝，还有比教宗更好的人选吗？

就像外交上强制婚姻的情况一样，双方迅速公布了各自对事件的表述。利奥在拉特兰宫（当时教廷在拉特兰宫，不在梵蒂冈）的大厅里立了一幅镶嵌画，画中查理曼和利奥并排跪在圣彼得脚下。最初的版本被毁了，但有一份复制品，现在可以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外面看到。这幅肖像画明确否认查理曼比教宗更有权威，这与《加洛林书信集》中存世书信里教宗坚持的看法完全一致，即查理曼的胜利是依靠圣彼得取得的，并非直接来自上帝。

查理曼的观点则大不相同。教宗在800年圣诞节当天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宣布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选择查理曼独掌帝国权威的是上帝（主要人物），而不是圣彼得（他的代表），查理曼的功绩显然是配得上的。799年夏天在帕德博恩会面，一年多后才举行加冕典礼，这种延迟部分是为了留出时间，在外交上引起适当程度的轰动（当然，查理曼也需要安排在北方的事务，以便为自己之后的长期缺席做准备）。除了其他的奇事之外，查理曼做了这样的安排：他回到罗马时，正好有一个来自耶路撒冷宗座的代表团也在罗马，把所有城市中最神圣的基督教城市——耶路撒冷的钥匙交给他。时候到了，查理曼认为传递帝国火炬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亲自为他的儿子兼继承人路易举行了仪式，他完全自己一个人完成，连教宗的跑龙套角色也不需要了。在位的、由上帝任命的皇帝当然可以指定他的继承人，这不会被认为是傲慢之举。 [31] 利奥的麻烦确定了帝国的命运。这个帝国发生了什么？路易和查理大帝的其他后继者的表现如何？这是下一章要探讨的内容。

[1] 《教宗名录》 98.23，Davis译（1992），190—191。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28。在《查理大帝与教宗利奥》（Karolus Magnus et Leo Papa）中，查理曼被称为“欧洲之父”（Pater Europae），见存世残篇第93行（这首诗也有可能出自艾因哈德之手，见第7章，注释2），Godman译，（1985），203。它还启发了一篇著名概述，即Bullough（1985）。

[2] 阿提拉试图干涉5世纪40年代法兰克人的继承权之争，见Priscus fr. 20.3； 《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 2，285—286列举并探讨了有关希尔德里克生平的史料，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2.12记录了他的流放。Halsall（2007），269–271，303–306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尝试，试图将他置于罗马帝国解体的背景下。对于坟墓更加详细的描述，见Perin and Kazanski（1996）。

[3] 公元468年之后，帝国最后几股势力的迅速瓦解，见Heather（2005），407–430。

[4] Fredegar 3.12讲述了巴希娜的梦境。关于克洛维的征服，优秀的英文著作有James（1988），79–90; Wood（1994），38–50。James认为克洛维的第一个受害者沙格里乌斯控制着一个比传统上认为的小得多的实体，但这并非没有受到质疑，见MacGeorge（2002），111 ff。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 2.40—42记录了他的征服，但是时间上可能有问题，见Heather（2009），308–310。

[5] 关于克洛维改信基督教的修正过的年表和神学背景，见Shanzer and Wood（2002），362–373。关于不相信《尼西亚信经》的狄奥多里克与他统治下的天主教徒之间的良好关系，见本书第2章。

[6] 关于东哥特人构成的障碍被排除之后法兰克人的扩张，以及多次内战和王国分裂，都有很好的描述，见James（1988），91–108 and c. 5; Wood（1994），50–54 and c. 6。提奥德贝尔特写给查士丁尼的信，见Ep. Aust. 20。关于金币，见普罗柯比《战史》 7.33. 5–6。墨洛温王朝的宫廷诗人福尔图纳图斯（Venantius Fortunatus）只有一次使用“恺撒”来指代法兰克的国王，见6.1：西吉贝尔特和布伦希尔德（Brunhild）的婚姻。在他为诸多法兰克国王创作的大量诗篇中，他一直用的是“国王”。

[7] Wickham（2009），cc. 4–6很好地概述了后罗马时代的西方的情况。信奉《尼西亚信经》的西哥特王国，见Collins（2004），c. 8，以及Heather（1999）中的论文，这些论文以英语介绍了用西班牙语对西哥特继承国家的最新研究。关于伦巴第人，见Wickham（1981），28 ff; La Rocca（2005），尤其是Pohl和Gaspari的论文。

[8]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c. 1。Wallace-Hadrill（1982），231 ff.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体现了理解后期墨洛温王朝的传统模式。

[9] Gerberding（1987），尤其是第8章。

[10] 关于和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见Wood（1994），第10章。

[11] 引文出自吉本（1896—1900）, c. 52。Fouracre（2000）, 1–10很好地梳理和解构了传统上对查理·马特的认识。Wood（1995）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个案研究，分析了由于新领主施加的外部压力，向“错误”的俗人授予土地而引发的紧张局势。

[12] 有很多很好的英文叙述，都讨论了现存资料来源的残缺不全和偏见所引发的问题，如Fouracre（2000）, c. 3; Fouracre（2005）; McKitterick（2008）, 63 ff.;Costambeys et al.（2011）, 41 ff.。

[13] 更详细的叙述，见Fouracre（2000）, c. 4; McKitterick（2008）, 63 ff.; Costambeys et al.（2011）, 44–51。关于阿博的遗嘱，见Geary（1985）。

[14] 我们将在下一章回到国王提供奖励的重要性，但是好的导论有：Bassett（1989）;Reuter（1985）,（1990）。参考Fouracre（2000），尤其是第175—184页关于查理最初成功的起源的讨论，尽管我认为丕平的成功意味着无论谁在奥斯特拉西亚的权力斗争中获胜，都会占据比他想象的更加有利的位置。

[15] 对这些事件更加详细的介绍，见McKitterick（1983）, 33 ff.; Costambeys et al.（2011）, 51 ff.; 对最后一位墨洛温王朝国王的任命也有类似的怀疑，见Fouracre（2005）。

[16] 关于丕平的政变（充分参考了大量的有关文献），见McKitterick（1983）, c. 2;Fouracre（2005）; McKitterick（2008）, 71 ff.; Costambeys et al.（2011）, 51 ff.。

[17] 关于拜占庭的损失，见Mango（1977a）; Whittow（1996）, 82 ff.。本章注释11所提到的作品也很好地讲述了8世纪伦巴第人的扩张。

[18] 关于意大利的事件，见Noble（1984）, 71 ff.；对有关教宗生平的翻译和介绍，见Davis（1992）, esp. nos. 92–95。丕平和法兰克王国，见McKitterick（1983）,45–53; Costambeys et al.（2011）, 57–65。

[19] 对查理曼策略的更详细介绍，见McKitterick（1983）, 64 ff.; Nelson（1998）;McKitterick（2008）, 75 ff.; Costambeys et al.（2011）, 65 ff.。关于帕维亚被围期间查理曼访问罗马的影响，见Nelson（2005）, 28–31的精彩讲述。这些年里教宗斯德望写给法兰克国王的信件保存于《加洛林书信集》（Codex Carolinus）中，其翻译见King（1987）, 269–279。斯德望对查理曼和伦巴第王室之间联姻的焦虑，以及随后对其失败的释怀，再明显不过了[拉丁语文本: Gundlach（1892）, nos. 44–48]。

[20] 译文见King（1987）, 286–288 [拉丁语文本: Gundlach（1892）, no. 60]。在6世纪《教宗名录》的西尔维斯特传中，就已经提到了这次治愈和洗礼，但是没有提到任何的权力转移，见Davis译（2000）, 14和Davis（2000）, xlvi–xlvii。许多人合理地认为，哈德良书信中出现治愈、洗礼和权力转移之间的关键联系，说明《君士坦丁诏令》的完整伪造文本已经存在，见Noble（1984）,134–137，其中有完整的延伸阅读书单。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最近的研究表明，实际的文本（而不是它的一些关键思想）是后来产生的。

[21] King（1987）, 276 ff. [拉丁语文本: Gundlach（1892）, nos. 49 ff. ]精选并翻译了哈德良在这些令人焦虑的岁月里写给查理曼的信件。Noble（1984）, c. 5精彩讲述了其内容和背景，我这里概述的就是他对于查理曼赠礼的总结论。

[22]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 c. 13。关于后来这些征服的更详细的描述，见McKitterick（1983）, 59–72; Reuter（1985）,（2005）; McKitterick（2008）, 103 ff.; Costambeys et al.（2011）, 68 ff.。

[23] 最近的精彩讲述是Story（2005a）。

[24] 关于查理曼宫廷的知识分子的思考，见Godman（1987）, c. 2; Collins（2005）;McKitterick（2008）, 114–118; Costambeys et al.（2011）, 160–170。

[25] 对于反圣像运动的精彩介绍，见Cormack（1985）, esp. c. 3; Herrin（1987）, c. 8;Whittow（1996）, c. 6; Noble（2009）, c. 2。关于其终结，参考Mango（1977b）。

[26] 见McKitterick（2008）, 311 ff.。更详细的介绍，见Noble（2009）, c. 4。

[27] 这是《加洛林书信集》的教宗信件反复强调的，见King译（1987）, nos. 1, 2,6, 8, 13, 17, 18, 26, 30, 35, 37 ［拉丁语文本Gundlach（1892）, nos. 44, 45, 53, 50,56, 60, 61, 72, 76, 82, 83］。

[28] 尤利安，见Ammianus 15. 8. 17; 参考Matthews（1989）, c. 6。

[29] 对于从袭击利奥到加冕礼的一系列事件，必须从教宗和加洛林王室两边的说法来理解。事情发生后，双方立即开始以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讲述事件，这本身就说明，至少对一方来说，加冕是在胁迫下发生的事情。最新的精彩讲述见Noble（1984）, 291 ff.; Collins（2005）; McKitterick（2008）, 88 ff.; Costambeys et al.（2011）, 160 ff.。

[30] 这位导师就是约翰·马修斯（John Matthews）教授，现执教于耶鲁大学，请务必把他与研究亚瑟王的那位同名人物区分开来。

[31] 见McKitterick（2008），96 ff.; Costambeys et al.（2011），194 ff.。

第6章
“中心无法维系”

814年1月28日，查理大帝离开了尘世，享年65岁（就加洛林王朝的男性而言，这是相当长寿的，因为他们的寿命基本都在50岁左右）。他身材魁梧，19世纪有一种说法认为他身高约为1.9米，但是2010年对他的骨骸进行的X射线和计算机断层扫描（CT）显示他的实际身高为184厘米。不管是1.9米还是184厘米，他的身高在那个时代都是百里挑一的。艾因哈德曾对中年后期的国王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描绘：

他的头很圆，大眼睛炯炯有神，鼻子比常人略大，颈部有些粗短，头发白了，却依旧迷人，他的神态活泼而又愉快，他身体很健康，只在生命最后几年发过几次烧。后来他一只脚跛了。到了这个时候，他仍旧固执地做着他想做的事情，不肯听医生的话，事实上他非常厌恶他们，因为那些医生试图说服他放弃他已经吃惯了的烤肉，而改吃水煮的肉。 [1]

除了病痛，他在晚年也经受了很多其他的痛苦，其中最明显的那些痛苦以很糟糕的方式极大简化了帝国的政治。

不难预料，随着查理曼开始衰老，甚至在他尚未衰老的时候，他的帝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开创者死后由谁来继承。查理曼第一次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是在806年，当时一次盛大的法兰克贵族集会通过了一个方案，将其记录在正式文件中并流传至今，这就是《分国诏书》（Divisio Regnorum ）。查理曼有过5任妻子（并非同时）和许多妾室，因此有很多孩子，最好的猜测是足有12人。然而，806年的方案只集中在3位成年继承人身上，按照出生的顺序依次为小查理、丕平和路易。他们3个都可以进入意大利，但除此之外，他们将分别统治独立的领地。路易早已在阿基坦确立了自己的势力，丕平分到了意大利北部原来是伦巴第王国的大部分，小查理的领地面积最大，包括了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等原法兰克王国的中心地带。皇帝头衔的问题没有被提到，但人们通常认为它属于小查理，因为他明显处于支配地位。

但是，意大利的丕平在810年就去世了，而小查理也在811年离世，命运只给查理曼留下了唯一一个成年的儿子路易，他就是历史上的虔诚者路易。813年，继承方案不得不进行相应的修改，此时路易离开他从3岁（781年）起就开始担任国王的阿基坦，来到了亚琛（Aachen）。在另一个盛大的仪式上，路易不仅成为查理曼所有事务的继承人，而且被指定为皇帝。毫无疑问，老国王为他儿子的死而感到悲伤，但他也十分清楚，他的祖父、父亲和他本人的继位曾经使兄弟反目成仇，并因此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因此，他也许能够这样安慰自己：显然，创造了帝国的上帝，现在正以他特有的神秘方式引导事情的发展，以确保帝国后继有人、繁荣昌盛。 [2]

然而，75年之后，在888年的2月，西法兰克的贵族们选择了一位加洛林家族之外的人为国王，他就是厄德（Eudes），又名奥多（Odo）。虔诚者路易的曾孙查理三世领导了加洛林王朝的复辟，但查理三世只是西法兰克王国的国王，不是帝国的皇帝。而到了929年查理三世去世之时，东法兰克王国和意大利都已经摆脱了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走上了各自独立的道路。尽管查理曼一生都很成功，但他建立的帝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灰飞烟灭了。相比之下，罗马帝国延续了至少500年，甚至可能有1 000年，当然这取决于你怎么计算。此外，即使在西法兰克王国以内，加洛林王朝的统治也没有超过10世纪，它最终在987年被奥多之弟罗贝尔的孙子于格·卡佩（Hugh Capet）所取代。卡佩家族的统治父子相传，中间从未间断，惊人地持续到1328年。那么，为什么加洛林王朝没能持续更久一点呢？就像墨洛温王朝统治的覆灭一样，我们在讲的现象远远不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那么简单。就像7世纪中后期的情况一样，在9世纪中后期乃至其后，在更大范围内出现了中央权力瓦解的现象。为了理解这个王朝如何迅速失去了对其前帝国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有必要深入了解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是如何统治上帝赐予他们的广袤领土的。

教父（上）

对于帝国为何不能持久，人们提出了许多解释，还从查理曼的儿子兼继承人虔诚者路易的性格上找原因。不需要费多少工夫，我们就可以在史料中找到对他性格的描述：他是一个没有幽默感、不喜欢战争的人，宁愿在修道院里生活，也不愿占据他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宝座。因此，只要做一点业余心理学分析，就不难得出他生错了人家的结论。写下“精英毫无信念，渣滓却满腔狂热”的W.B. 叶芝想必会赞同这种解释，尽管他当时想到的并不是加洛林王朝。但所有这些对路易的描述都是事后的合理化，都是那些努力解释影响了他晚年的政治麻烦的人写的，当时他被卷入与3个儿子的斗争之中，他们分别是洛泰尔（Lothar）、丕平以及日耳曼人路易。这3位都是路易和第一任妻子埃芒加德（Irmingard）的儿子。817年，路易公布了他关于继承问题的解决方案《帝国诏令》（Ordinatio Imperii ），宣布他将不再有其他继承人。然而，到了9世纪20年代后期，路易再婚并有了另一个儿子，即查理（后来的秃头查理，但事情发生时他只有4岁，应该还没有秃头），他设法使查理也享有继承权。这引起了通常的混战，路易得到了与他同名的儿子的支持，却遭到了洛泰尔和丕平的反对。然而，在最糟糕的时刻，3个儿子联合起来反对他，833年，皇帝被迫在苏瓦松发表正式的悔罪书并宣布退位。之后一段时间，他被关在修道院，直到洛泰尔的过度野心导致日耳曼人路易再次站到了父亲一边。835年，老皇帝在圣但尼的一次仪式上重新加冕，再次闪亮登场。抛开其他不谈，虔诚者路易身为父亲却不能控制自己的儿子，于822年在阿蒂尼（Attigny）自愿进行了正式的公开忏悔，以弥补先前的罪过，这不能不给人留下一种他个人能力不足的印象。

然而，在接受这一印象之前，我们有必要看看虔诚者路易在822年所做的忏悔到底是为了什么。814年，他刚掌权时，已经没有兄弟与他争夺皇位，但是他面临一个同样棘手的问题。从3岁开始，他的世界就是阿基坦，一开始他只是在名义上进行统治，后来才渐渐有了实权。他只去过亚琛几次，法兰克王国核心地带的大人物都不认识他，而这里才是整个帝国的脊梁所在。因此，他面临的问题是要在一个已经习惯于不在他掌控下运作的世界里维护自己的权威。路易在理解这个问题时充分展现了政治才能，在解决问题时则展现出冷酷无情。他将所有的姐妹都赶出宫殿，送到了最近的修道院。他的父亲在世时，喜欢让这些姐妹环绕在自己周围。至于他父亲的妾室和庶出的子女，还有他漫长统治所留下的各色人等，就更不用说了。路易大张旗鼓，宣称他清除了宫中数不胜数的淫妇。在同时进行的宣传活动中，他在距离宫殿约5公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模范修道院，以此确立自己政权的新基调。814年，他宣布自己发现帝国的运行中充斥着“压迫”和“腐败”。

因此，虔诚是路易维护自己权威的方式，而这从未阻止他做任何他需要做的事。他的兄长查理没有结婚，但意大利的丕平有一个儿子，名为伯纳德（Bernard），查理曼逝世的时候，他已经17岁了。按照加洛林家族的一贯风格，路易在《帝国诏令》中完全忽视了侄子的权利（只字未提）。后来，伯纳德于817年来到阿尔卑斯山脉北部进行谈判，被他囚禁起来，刺瞎了双眼，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于两天后死去。这位在822年做忏悔的皇帝实际上是个手握大权、骄傲自大的人，他现在总算可以与自己的良心和全能的上帝达成和解了。不要被“虔诚者路易”这个绰号误导了：他绝对和他父亲一样难对付，而他和儿子们之间的危机实际上是他过于激进好斗引起的。三兄弟最初似乎愿意（至少暂时）容忍父亲让他们同父异母的弟弟继承王位的愿望，但是路易节外生枝，试图羞辱法兰克王国的两位要人，即图尔伯爵于格和奥尔良伯爵马特弗里德（Matfrid），而他们都是洛泰尔的密友，前者更是其岳父。在这种情况下，洛泰尔感到事情不妙，于是发起叛乱。 [3]

因此，如果你关注一下细节，就会发现路易的统治风格与他父亲没多大区别。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更详细地探讨的，查理曼在基督教的改革过程中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父子俩都精心运用了贿赂、伤害和基督教的虔诚等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广义上讲，这就是中世纪早期欧洲北部统治者的工作内容。

加洛林政府的基本架构很简单，与他们之前的墨洛温王朝末期没有多大差别，尽管在帝国辽阔的疆土上，各地的治理在细节上有很多不同。整个帝国的版图被划分成很多行政单位，即伯爵辖区（pagus，复数形式为pagi），据计算总共有六七百个。它们的规模、富裕程度和重要性各不相同，但加洛林王朝君主的统治有赖于他们指定的首领（通常是伯爵）向居民征收的一系列税款和服务。晚期罗马帝国有发达的中央官僚制度，帝国的东西两半都有3 000名资深官员，还有无数中低级的工作人员；与此不同，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几乎没有中央官僚机构，只有几十个官员，这些官员常常身兼数职，而不是执行特定的任务。

老一辈学者认为，加洛林王朝失败的核心原因是缺乏中央政府机器以及给其供能的世俗文化精英，而不是虔诚者路易个人的弱点，但是这种迷思也被破除了。诚然，在查理曼时代，官僚制度的运行方法还是略显简单，但是这跟当时的统治惯例（或者缺乏统治惯例）关系更加密切，而不是文化程度不足引起的结构性问题。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事实上还有墨洛温王朝的统治者）的很多命令都是以书面形式颁布的，并且很多问题也都是通过书信形式交流的。他们的贵族完全有能力处理交给他们的任务。你也可以雇一个书吏写下你想说的话。不管怎么说，中世纪早期世俗精英不识字的旧观念已经被推翻了。这些人都是基督徒，无论他们最初的种族背景如何，他们都意识到教育与文明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他们确实学到了足够多的拉丁语来阅读《圣经》，尽管与罗马晚期的前人不同，他们主要是在家里从母亲那里学习，而不是在学校从专业教师那里学习。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用法都绝对正确，而这加快了语法的简化，从而把拉丁语变成了教会之外的中世纪罗曼语的各种分支。他们的学习基本上是被动的，也就是说是为了阅读，而不是写作。 [4]

这确实带来了巨大的文化转变。从前，按照罗马晚期的规范，精英们学会了用僵化的古典拉丁语阅读和写作；而新的情况是，写作只由神职人员和世俗精英来完成，而他们只读一些有教化意义的书。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严重阻碍了加洛林王朝的统治。有些矛盾的是，证据反倒指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因为在加洛林世界，随着君主权力的衰落，官僚制度的习惯变得越来越强，至少在法律领域是如此。

罗马的观念强调，成文法是高等人类社会的重要标志，在查理曼的宫廷里，这种观念十分流行，也得到了彻底的理解。然而，由于每个主要地区都有自己的法律法规，帝国内部的整体法律状况是复杂的。查理曼非常小心地尊重各地传统，但与此同时，他也仿效查士丁尼，以皇帝的名义重新颁布所有旧法律的新版本，利用一切机会把自己塑造成神圣的帝国法律改革家，尤其是在加冕典礼之后于802年在洛尔施（Lorsch）召开的第一次大集会上。而事实上，文本的内容基本没有变化，举行这场集会只是为了扩大宣传而已。与此同时，特别是在加冕典礼之后，在一系列问题上更实用、更新的规则被纳入了在帝国内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这些问题包括宗教和道德层面的问题，也包括高度实用和直接的问题。统治者经常在例会上与贵族们讨论这类规章，规章一旦颁布，就会在帝国范围内推广，作为对已有法规的补充。从802年起，许多此类新规章被记录在纸上，而在记录和传抄相关文本的过程中，加洛林官僚制度最初的生疏显露了出来。

其中一些规章是以一系列裁决的方式记录在纸上的，这样的文本称为法令集，查理曼后期和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的许多法令集保存了下来。但我们也知道，查理曼统治早期有很多集会和重要的决定。然而，在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决定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就连查理曼统治后期那些被记录下来的决定，参加集会者的记录也不尽相同。至少，有时同一个集会会留下不同的文本，因而无法产生唯一的权威裁决清单。

直到虔诚者路易统治中期，才有人开始系统地收集法令集。9世纪20年代中期，重要的圣旺德里尔（St Wandrille）修道院院长安赛吉斯（Ansegius）进行了第一次尝试（很可能是应皇帝要求，尽管我们不能确定），但他的努力表明，鉴于过去实践的不足，在那个阶段可以做的事情是有限的。许多通过其他途径流传到我们手中的法令集，他当时都没有收集到，至于他找到的那些法令，有些地方还弄错了。因此，直到9世纪20年代，这个帝国在法律事务上仍然在摸索正规化的官僚做法。直到路易的儿子秃头查理执政的时候，这些棘手的问题才算处理完。在他治下，西法兰克王国的集会通常会形成一份关于新决定的权威文本，所有新的裁决都被有系统地添加到已有的法令集中，因此，新旧裁决相互参照成为常见的做法，材料使用起来也就容易多了。 [5]

因此，虽然一开始有点生疏，但加洛林的官僚机构最终还是掌握了通过文件来实现政府正规化的窍门。没有迹象表明，中世纪早期精英阶层读写能力较弱对这一进程造成了任何重大阻碍。但有趣的是，正是在秃头查理统治下的西法兰克王国，正是在中央王权受到削弱的同时，官僚习惯发展到了顶峰。事实上，查理曼帝国中，保持中央权力强大的传统（即使权力不是在王朝的一个成员手中）直到10世纪的是东法兰克王国，而在那里，书面法令集的传统根本就没有形成。并不是说中央政府的权力与其官僚机构的力量成反比，而仅仅是说在有官僚机构的情况下，这种结构在加洛林政府系统中并没有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由于缺乏中央官僚机构，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的统治依赖体系的中坚力量——伯爵，可以说是他们促成了这个体系的运转。首先，可能也最重要的是，伯爵有为国王征税的职责。伯爵有时负责管理自己辖区内的王室地产，从市场或集市上收取关税和过路费，并把指定的份额交给国王。除此之外，伯爵还是负责主持普通法庭的首席法务官，会将适当比例的罚款上交给国王。作为补偿，伯爵也有权从他筹集的大部分资金中提取一定的比例，在任时，伯爵也可能获得一段时间内附近王室土地的收入。

皇家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伯爵。加洛林王朝的君主会在宫殿内外部署一支核心部队，其成员既包括顽强的职业军人，也包括一些大地主家的年轻男性后代，他们只是暂时加入。加洛林王朝的大部分军队（和墨洛温王朝一样）不仅由专业的军事力量组成，还包括了当地地主和一定比例的依附者。地主服役的义务不是无限的，一般在1年里不超过3个月。而当军令到来时，伯爵的职责就是调集人马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与国王会合。分遣队也需要有适当的武装和足够多的食物供应，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

伯爵大多来自他们所领导的地主社群，而不是完全的局外人，因此加洛林政府本质上是统治者和当地地主社群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整个政府的运转都要依靠伯爵的各种工作。有必要进行一定的例行检查，这种工作部分由国王本人完成，他会亲自到领地去检查。在查理曼的晚年和路易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他们巡视的通常是欧洲北部莱茵河两岸法兰克人的中心地带。查理曼在一生中走过了许多路，但即使在年轻时，他也不是一个为了巡视国家而经常四处巡游的君主，帝国许多边远地区的人很少见到皇帝的身影。在帝国的大部分地区，检查的职责通常由钦差（missi）来完成。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这一制度越发正规，通常由两名高级官员担任钦差，一名是神职人员，一名是世俗精英。

但即使是检查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社会政治上的局限，因为大部分钦差和伯爵一样，与贵族和绅士地主阶层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干预，可能取决于原有的关系。例如，布尔日的乌尔法德（Wulfad）主教企图控制勃艮第的一处地产，他选择那个时间动手，似乎是因为他的一个亲戚最近被任命为那里的钦差（不过他还是失败了）。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有效的统治依赖于国王和伯爵之间的良好关系，如果关系不太好的话，伯爵有很多方法来干扰王室的工作，而不必公开叛变。例如，在军事服务方面，伯爵可以让队伍稍微晚一点到，或者是赶到错误的地点，而这可能就足以决定一场战役的成败。 [6]

真正把查理曼的帝国凝聚在一起的，是统治者与当地地主精英之间建立的个人忠诚纽带，这些地主精英填补了伯爵的位置，并在其他方面掌控着他们的家乡。到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时，查理曼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没有一个伯爵敢越雷池一步，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例如，如果他的弟弟没有死得那么突然，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会有两个加洛林王室的人争夺贵族的忠诚，那样他面临的政治形势就会大不相同。最近一项研究关注查理曼的一个孙子在莱茵河以东建立的王国，得出了这样的经验法则：在中世纪早期（相对于罗马时期而言），统治者平均需要10年的时间来建立与地方领导人的关系和忠诚纽带，建立纽带后，他才真正掌控了自己的王国。也就是说，要花10年的时间才能从贵族地主阶层中选出一批人，如果将他们任命为伯爵，他们将共同忠诚而高效地为你服务。

查理曼的弟弟早逝，他自己又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对伦巴第人的大规模胜利，因此他巩固权力比较快，不过在统治初期，基本的政治进程都是一样的，不管涉及的政治单位有多大。例如，虔诚者路易被封为阿基坦的国王后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只是规模小一些。他在其兄长们死后突然被转到亚琛，再次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这10年（或者5年，如果你确实非常幸运的话）里，你首先要做的是分发大量礼物给尽可能多的关键地主，包括任命合适的人担任所有你能支配的伯爵职位，以表明你是中世纪早期意识形态所绝对需要的慷慨的领主。我们能见到很多中世纪早期国王颁发的特许状（记载各种礼物的档案），它们一致表明国王在统治初期不得不送出很多东西，因为这时的国王需要招募对自己有利、能统治各地的忠心的仆人。例如，虔诚者路易把淫妇和腐败赶出亚琛的同时，在他统治的头3年里，他通过特许状做了100多笔捐赠。后来这一数字下降至平均每年12个。如果你像查理曼一样，在这些年里也能取得重大胜利，同时还能从失败者那里获得大量财产，那么你就可以加快这个过程，拥有很多额外的威望，还有很多额外的财产可以赠送。

能够用来分配的不仅仅是土地，虽然这是农业社会最主要的财富形式，每个人自然都想要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来表示恩宠，比如授予个人开办市场（并从中收取通行费）的权利，在法律诉讼中提供支持，甚至为他们的后代安排一桩理想的婚姻。只要有一点想象力，新国王就能找到无数方法，与贵族地主们建立起有效的关系网络。

但是，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东西送出去，必须有针对性。也就是说，国王必须了解贵族们，这样才能知道他们的忠诚价值几何，以及可以把伯爵这个重要职位托付给哪些人。同样一份礼物，有的人收到后会心满意足，有的人却会密谋造反。如果有不止一个加洛林家族的人可供选择，他们的要价会更高。有一些人是永远无法信任的，不管给他们多少。国王可以通过一年多次的会议和接触来发现这类情况，而最好的时机可能是出兵打仗的时候。

到查理曼登基时，国王在战季早期举行集会（此类集会后来经常产生法令集）已经成为传统。在这样的重大场合，人们不仅就当时的重要问题做出决定，而且会收集信息，相互示好。按照惯例，集会之后会有一次实际的战役。从查理·马特即位到803年或804年的约90年里，法兰克人的一支主要军队一直在战场上与外敌作战；只有5年是例外，其中3年是从749年到751年，当时丕平在为自己的加冕做准备，还有就是759年和790年。也有不打仗的时候，这种情况在史料的评论中总是会有体现。战争是建立实际忠诚纽带的重要场合，尤其是查理曼统治时期的各种成功战争，建立忠诚纽带往往有助于统治者赢得和平，因为获胜后通常会有战利品分发。

即便如此，人毕竟是人，几乎可以保证，不是所有的贵族都能同样满意，有的甚至根本就不满意。来自同一地区的相互竞争的贵族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偏袒其中一个，另一个就会被疏远，有时，根据我们对上层社会兄弟情谊的了解，如果你提拔了一个人，他和兄弟就会成为一生的敌人。因此，另一件必须做的事就是铲除不满者，尤其是在统治初期。

对叛乱采取强硬态度，对叛乱的起因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这是加洛林王朝的座右铭。对于这方面的威胁，任何自重的国王都会马上采取行动。查理曼竭尽全力（翻越阿尔卑斯山）要除掉弟弟的家人，以免他们被心怀不满的人所用。接着，他残忍镇压了随后的两场叛乱，一场是由仍在为被迫并入加洛林政治机器而感不满的东部贵族发动的，另一场叛乱是围绕他的儿子驼背丕平展开的，因为他被排除在所有继承计划之外。驼背丕平本人在修道院里度过了余生，但他的支持者们都被处死了。 [7]

因此，如果近距离考察的话，这位被宫廷诗人赞颂为“欧洲之父”的人更像是欧洲的教父。从本质上来说，查理曼所做的就是，按一定比例与当地地主阶级的选定成员分享来自帝国不同地区的收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地方事务必须由统治者信任的人来管理，他可以利用慷慨、情谊和恐吓的结合来确保自己得到应有的份额。当只有一个加洛林王朝的人选，并且有定期的胜利来支撑皇帝的名誉和金库时，所有这些都非常有效（尽管仍然会有一些严重的问题）。当这些条件不再适用时，庞大的帝国机器就会出现故障甚至崩溃，这个过程在查理曼的孙子执政时十分清晰地显现出来。

“没有比这更惨烈的屠戮”

事后之明总是件好事，但有时真的没有必要。即使在那个时候，同时代的人也很清楚，841年6月25日是查理曼帝国内部权力斗争达到空前凶残程度的日子。虔诚者路易3个幸存的儿子在比利时一个叫丰特努瓦（Fontenoy）的小村庄附近站成一排，毫不客气地展开了战斗。没有虚张声势，没有敲诈，没有障眼法，也没有修道院里的长期疗养，他们打算放手一搏。其结果，用编年史中平淡无奇的话来说，是一场法兰克人内部的自相残杀，也可以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来表达，就像在其他方面默默无闻的恩格尔伯特（Engelbert，他曾经为路易的长子洛泰尔而战）所写的那样：

在任何战场上，没有比这更惨烈的屠戮；

基督徒的律法被血腥所玷污，

地狱的群魔及守门的恶狗为此欢欣鼓舞……

将这可咒诅的日子从今年的日历上抹去，

将它从所有的记忆中清零，

希望阳光永远不要照到这里，

希望这里永无黎明。

恩格尔伯特曾站在失败的一方而战，但即使是胜利者也下令举行3天的弥撒，以便为这场基督徒之间的内战赎罪，让我们的诗人伤感的不仅仅是酸葡萄心理。丰特努瓦战役是加洛林王朝一系列灾难性失败中的第一次，这些失败导致权力无法从一代人向下一代人顺利过渡。

这种失败的根源与导致路易的儿子们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反抗他的情况相同。虔诚者路易于840年6月20日去世，在那之前，他和埃芒加德的一个孩子丕平已经去世，这使路易能够让当时可能还没有秃头的秃头查理担任阿基坦的国王。去世的丕平留下了一个基本成年的儿子，他也叫丕平，所以在丰特努瓦战役之前的一年里，有两个同父同母的兄弟、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和一个侄子在装模作样、虚张声势地谈判。最后，他们把自己逼到比利时一个小村庄的角落里，他们的战士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用恩格尔伯特的话来说：

啊，悲伤和哀号！

尸横遍野，赤身裸体，秃鹫、乌鸦和狼残忍地吞食他们的血肉，

他们的魂灵瑟瑟发抖，

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坟墓和灵柩，

他们横尸战场，

永无尽头。

人们很容易将整件事归咎于虔诚者路易旺盛的性欲，但是我们要坚决抵制这样的诱惑。 [8]

从查理·马特到虔诚者路易的120多年里（从714年到840年），权力相对和平地从一个加洛林王朝统治者转移到另一个加洛林王朝统治者的手中，这样的事一共发生了3次，而这3次都需要惊人的运气。查理·马特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掌握权力，仅仅是因为他的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已经去世。丕平的哥哥去了意大利，丕平的掌权之路因此轻松了许多。同样，查理曼的弟弟早逝，而虔诚者路易则有至少两个哥哥早逝。这些死亡和离开并没有消除王朝争端的所有潜在原因，但它们给每一代中的一个人带来了决定性的优势，这从那些大贵族的认识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就像《教父》中的顾问和二级领导者，仔细权衡教父几个儿子的分量。每一位继承者都果断采取行动，清除年轻的旁系亲属，以巩固优势。这种对加洛林王朝历史的长远视角提供了两个重要的观点，应该能把归咎于虔诚者路易的诱惑减少到几乎为零。

首先，即使没有后来的查理，路易的另外3个儿子也肯定会在某个时候发生冲突，哪怕他们是一母同胞，冲突不一定会发生在战场上，但肯定会有某种大的对峙。正如细节本身所显示的那样，查理的加入并没有实质性地增加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在丰特努瓦战役中，他是和日耳曼人路易一起对抗洛泰尔的。其次，在每个阶段，王朝精简的工作都是在前任国王去世后才开始的，而不是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正如虔诚者路易除掉了意大利的伯纳德，而查理曼和他父亲处理了他们兄弟的全家。可以说，精简王朝的任务是每一代人上台时的工作，而不是其前一代人的工作，这一点也可以帮助虔诚者路易摆脱罪责。

这是有充分理由的。首先，死亡是个不速之客，今天如此，在中世纪早期更是如此。国王不能像修剪树木那样来对待他的继承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可能很爱他的孩子（也许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少爱），还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活下来。806年的时候，查理曼有3个成年的儿子，但不到8年后他去世时，他的儿子只剩一个在世。继承人不止一个会造成问题，根本没有继承人则是最大的噩梦（就像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你可能会控制女儿的婚姻，因为你不希望有多个孙子孙女同时拥有半正式的王位继承权。查理曼不让自己的女儿结婚并离开宫廷，除了因为爱她们之外，很可能还有这样一种考虑。但是，到处杀儿子是愚蠢的。同样重要的是，在继承问题的争议中，最重要的是权贵们对候选人能力和特点的看法，因为实际上是这些权贵的忠诚决定着事情的结果。在748—749年和771—772年，两位卡洛曼手下的权贵都不想对抗丕平和查理曼的野心以保护前国王的后代，因此权力迅速而相对和平地移交给了加洛林家族的一个继承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虔诚者路易做得非常好。他确保下一代有足够的成年男性继承人，然后由他们来决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此时，这个王朝的运气耗尽了，权力没有落到一个地位已稳（可以相当容易地清除所有的枝节）的成年男性继承人手中。9世纪40年代，有两个地位稳固的继承人，分别是日耳曼人路易和洛泰尔，此外秃头查理的地位也比较稳固。事实上，也许正是靠着利用两个同父异母兄弟之间的政治无人区，查理得以幸存，并牢牢掌握他父亲在去世前两年为他提供的阿基坦权力基础。结果，虽然经过了丰特努瓦战役，依然没有人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于是他们父亲留下的暂时分裂在843年的《凡尔登条约》中得到了确认。洛泰尔保留了他父亲早在817年就授予他的皇帝头衔，比他的弟弟们更加富有，但是3人都占有广阔的领土。死去的丕平的儿子小丕平留在了波尔多，他和秃头查理的斗争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到了848年，很明显，他父亲同父异母的弟弟更有可能获胜。因此，小丕平逐渐失去了权贵们的支持，到了851年或852年，他已被关进苏瓦松的圣梅达修道院（Abbey of St-Médard）。虽然他再次逃脱，甚至在9世纪60年代与一些维京人合作，但他始终未能吸引到足够多的贵族支持，没能成为秃头查理的有力竞争对手。 [9]

好在我们没必要纠缠接下来事件的种种复杂细节。在某些方面，兄弟们表现出完全矛盾的行为特征。一方面，他们的公开声明非常强调兄弟之爱和互相分享的重要性。这倒也不全是胡扯，他们举行了多达70次兄弟首脑会议，其中一些会议甚至产生了一些共同政策。而另一方面，他们紧紧盯着重要的机会，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优势。因此，有无数中小规模的战争，比如在854年，日耳曼人路易把他的次子路易送到阿基坦，希望以此削弱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对那里的控制。

这一轮冲突进一步稳固了局势，因为最后查理和路易都将他们认为过于偏向另一方的贵族赶了出去。

真正让事情乱作一团的是皇帝洛泰尔的中央王国的命运。855年9月29日，洛泰尔第一个去世，远远早于路易和查理。他的3个儿子继承了他的王位，但其中一个很快就去世了，并且没有继承人，他的土地分给了剩下的两个儿子，即洛泰尔二世和意大利的路易二世。问题是洛泰尔二世的妻子特贝尔加（Teutberga）没有为他生下男性继承人，所以洛泰尔二世想和妻子离婚，迎娶已经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的妾室。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看到了机会，他们极力反对这场离婚（尽管路易二世比较愿意接受）。洛泰尔二世于869年去世时，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870年在默森（Mersen）举行的家族峰会上，叔叔们瓜分了他的大部分领土，也给了路易二世一小块。

所有这些冒险都需要权贵们的支持，无论是为了确保自己领地上的贵族地主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还是为了引诱同父异母兄弟王国的贵族效忠自己，或者是为了吸引那些无所依附的人——如果国王死时没有留下后嗣，他的追随者就会成为这样的无所依附者。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的孩子们长大成人，政治活动的另一个层面开始发挥作用，吸引权贵的过程还要再进行一次。秃头查理和两个妻子一共生了6个儿子，其中两个进入了政治活跃的成年期，即口吃者路易和卡洛曼。日耳曼人路易生了3个儿子，分别是卡洛曼（又一个卡洛曼）、青年路易和胖子查理。身为真正的加洛林人，这些王子希望在父亲们还活着的时候就能分享部分权力，如果什么都没得到，或者得到的东西与他们的期望不符，他们完全有可能发起叛乱。他们通常能从地主那里得到一些支持，因为总有地主在他们父辈的体制下没有其他人发展得好。当然，这一代的成员都有一个与他们的父亲同父异母的叔叔或伯伯，而长辈们是很乐意添乱的。因此，日耳曼人路易支持秃头查理的儿子们叛乱，特别是卡洛曼的叛乱，他拒绝接受父亲为他安排的神职人员的命运，并在9世纪70年代早期将事情推向无可挽回的地步，以至于他父亲把他双眼刺瞎，关进了修道院（后来他逃了出来，在他与其父亲同父异母的伯伯的王国里度过了余生）。同样，查理也很高兴自己能率先报复，因为另一个卡洛曼在9世纪60年代早期带头对抗日耳曼人路易，他的弟弟们也跟了上去。 [10]

虽然秃头查理和日耳曼人路易经受住了早期风暴的考验，地位大约从9世纪50年代开始稳固下来，但是法兰克人的政治进程很少是稳定的，这既有王朝内部的原因，也有维京人入侵的原因——维京人的入侵给上层生活带来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矛盾的是，国王的寿反而是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不稳定因素。他们活着的时候一切都好，但问题出在他们死后。日耳曼人路易于876年8月28日去世，享年70岁，秃头查理紧随其后，于877年10月6日去世，享年54岁。人们早就注意到，在他们去世之后，加洛林王朝的多位男性也相继死去。从879年算起的短短5年里，从秃头查理选定的继承人口吃者路易开始，至少又死了7人。去世的包括日耳曼人路易的所有3个儿子，继承人在父亲去世后这么短的时间内相继而去，跟他们父亲的长寿很有关系。平均下来，活过童年的加洛林男性能活到50岁左右。路易活到了70岁，所以在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们已经分别有46岁、41岁和37岁了。因此，他们在父亲死后不久就去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秃头查理也有错，尽管其犯错的方式不同。可能是从自己和兄长们的行为中吸取了教训，他希望为自己选中的继承人口吃者路易铺平道路，从自己的后代中残忍地排除可能的竞争者，比如被刺瞎了双眼的卡洛曼。但正如查理曼的例子所示，你永远无法确定一个继承人够不够，因为如果平均寿命是50岁，就意味着大约一半的人会早逝。果然，秃头查理的策略失败了。他没有让下一代人自行处理，而是试图帮助口吃者路易，结果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路易于879年去世，年仅33岁。他死时，有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但他们都在不久后去世，也都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另一个路易（青年路易）于882年去世，另一个卡洛曼（日耳曼人路易之子）于884年年底去世。

因此，到了9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王朝眼看就要没有继承人了，这带来了帝国最后一个短暂的统一时刻，胖子查理是日耳曼人路易的小儿子，他赢得了来自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的旧王国的一大批重要权贵的效忠。为了向他表示敬意，我本来想把这部分的标题拟成“日耳曼人、秃头和胖子”，但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有点轻佻。胖子查理生于839年，他于884年在西法兰克王国获得认可时已经40多岁，他最美好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否导致他在886年的巴黎战役中未能击败维京人的大军，目前还不清楚，但这无疑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他对西法兰克王国的控制越来越弱，他哥哥卡洛曼的私生子、卡林西亚的阿努尔夫（Arnulf of Carinthia）在887年秋天发动了一场反对他的政变。查理还没来得及做出回应，就中风了。从888年年初开始，日耳曼人路易的旧王国就掌握在一个私生子的手中。 [11]

然而，真正重要的发展出现在此时的西法兰克王国。好吧，阿努尔夫不是完全合法的，但他毕竟是加洛林家族的人，他的优势是只有27岁，高大健壮，有望再有20年的政治生涯。然而，西法兰克王国的权贵们却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选择了自己中间一位名叫奥多（Odo）的贵族地主当国王。这也不是西法兰克贵族第一次选择加洛林家族之外的人：879年口吃者路易死后，一群来自罗讷河和索恩河附近地区的主教与贵族在曼特耶（Mantaille）集会，选举普罗旺斯的博索（Boso of Provence）为国王。他与王室最近的关系是他的姑母特贝尔加（也就是洛泰尔二世拼命想与之离婚的那个女人）嫁给了洛泰尔二世，而他本人为秃头查理和他的儿子服务过。当时尚在世的加洛林王朝的人虽然正遭遇“死亡盛宴”，却依然凑够了足够的力量和一定程度上的合作来击败这个篡位者。相比之下，奥多算是一帆风顺，他通过将维京人赶出巴黎盆地赢得了巨大的威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一部分贵族决定支持一个加洛林家族的人，即口吃者路易的遗腹子天真者查理（Charles the Simple）。在奥多于898年死后，整个王国又回到了加洛林王朝的手中，并将在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这种状态。 [12]

那么，为什么要拿奥多来做文章呢？如果888年2月所发生的仅仅是个小小的波动，为什么要对它大惊小怪呢？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暂时的波动：不到10年，国王的头衔又还给了加洛林家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就完全不是这样了。特别是当你把博索也考虑进来时，这个现象就变得很不寻常了。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加洛林王朝的国王和皇帝们一直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但突然间我们发现，在同一个10年里，有两个贵族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不自居为王，并且还有一些地主非常乐意支持他们。查理·马特、矮子丕平和查理曼共同努力在加洛林王朝与贵族追随者之间构筑的那种屏障几乎消失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并没有被忽视。正如当时的评论者普吕姆的雷吉诺（Regino of Prum）所言：

胖子查理死后，各个王国纷纷脱离……不再依靠世袭的领主，而是打算自立为王。这一事件激起了许多人发动战争的冲动，并不是因为法兰克王族成员没有足够的高贵、力量和智慧来统治王国，而是因为他们之间在慷慨程度、地位和权力等方面势均力敌，这就加剧了不和。王族中并没有哪个人远远高于其他人，底下的人认为没有必要服从王族中某一个人的命令。 [13]

以天真者查理为代表的加洛林王朝回归也没有改变这种情况。他绝不是无能之辈（他的绰号“天真”也不是贬损意义上的，或许应该翻译成“坦率的查理”）。但事实是，在10世纪时的西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君主对贵族的支配地位远不如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那么不容置疑。君主与最大的贵族世家之间的财富差距远没有那么大，君主控制的修道院和主教辖区就更少了。君主的势力范围仅限于法兰西岛（Île-de-France）及其周围地区，在其他地方，本来属于君主的权力（包括古老的皇家垄断权，如拥有法院和铸币的权利）逐渐被特定地区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家庭掌握（尽管区域内的权力格局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极不稳定）。 [14]

简而言之，10世纪西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君主看起来更像是墨洛温王朝后期的君主，而不是统治欧洲100年的加洛林王朝的教父们。他们的软弱不仅与查理曼形成鲜明的对比，还与东法兰克王国日耳曼人路易的继承者和卡林西亚的阿努尔夫形成了鲜明对比。911年9月，阿努尔夫唯一合法的儿子童子路易（Louis the Child）在18岁时无嗣而终。王朝的这次意外意味着加洛林家族再次后继无人。

在9世纪加洛林王朝混乱的政治进程中，东、西法兰克王国内部都出现了强大的地区贵族，但是在东法兰克王国，仍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君主政体与公爵们的统治共存。事实上，通过最初属于萨克森公爵家族的人，当奥托一世于962年2月2日在罗马加冕时，重建帝国甚至都有可能。要想了解为什么9世纪的加洛林政治进程在东、西法兰克王国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需要更仔细地思考，它是如何与那些让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变得如此强大的忠诚权贵互动的。

税收的终结

9世纪晚期和10世纪，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们努力对其王国的各个地区施加影响，就像查理曼或虔诚者路易所做的那样。这说明他们手中的权力杠杆——礼物和恐吓——已经不那么有效了。如果我们将7世纪晚期和8世纪早期的墨洛温王朝国王与其6世纪的先辈进行比较，也会看到类似的情况。这一现象与加洛林王朝的基因退化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中央和地方所控制资产的相对数量的结构性转变有关。

如果根据这一核心因素来考虑9世纪时查理曼帝国的政治进程，你马上就能明白，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室往往会失去对各种资产的控制权。首先，将帝国分给多个继承人，相当于马上缩小了统治者与大贵族之间在所持有的关键资产（土地、从教会机构或市场取得收入的权利、任命世俗和神职人员重要职位的宝贵权利等）上的差距。在843年的《凡尔登条约》中，王室的财产（所有这些资产的总和）被分给了虔诚者路易的3个儿子。这立即大大缩小了他们每一个人与大贵族之间的差距。洛泰尔的土地最终被重新分配，这给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带来了很大的优势，但是他们也得把土地分给自己的孩子。除了胖子查理短暂的统治时期，查理曼整个帝国的所有财富再也不会落到单独一个加洛林王朝的人手里了。胖子查理活得不够长（没有活过关键的5到10年），没能使单个统治者独掌财富的局面持续下去，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到了885年，无论如何，王室资产的总值已经大幅下降。

这么想的理由很简单。到了9世纪80年代，有些大贵族很清楚自己已经基本上可以与加洛林王朝的君主平起平坐（也有其他人这样认为）。人们认为足可称王的不仅有著名的奥多，还有普罗旺斯的博索。显然，这些人如果在权力争夺中获胜，就将接管剩余的王室资产。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个人财富肯定不仅仅是接近于君主的财富那么简单。东法兰克王国的情况类似，从900年前后开始，这里的各个公爵就基本上不可撼动了。因此，在那里，与100年前相比，权贵们看起来更像国王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表明大量的资产已经易手。 [15] 同样重要的是，9世纪的政治状况足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重大的转移。从9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总体的形势是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存在激烈的政治竞争：首先是在两位或两位以上（通常是好几位）在位的君主之间；其次是在他们和其他潜在的王位觊觎者之间，后者通常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和旁系亲属。秃头查理似乎吸取了教训，试图限制他留给下一代的政治竞争，但很不幸，事与愿违。9世纪70年代后期加洛林王朝的“死亡盛宴”到来前，总体的政治背景一直是多个加洛林王朝的人争夺军事化地主阶级的支持。没有地主的支持，争夺王位就不可能成功。

权贵忠诚的价格是不固定的。如果你面对的是像征服伦巴第人之后的查理曼那样可怕的人，那不管他给你什么，你都应该感激不尽。而如果对方是一个目前还没有王国的旁系觊觎者，希望让你支持他发动政变，那你的要价就可以非常高。而一个要面对几个竞争对手、还没有坐稳江山的君主若想巩固其统治基础，就得付出介于两者之间的代价。9世纪的政治叙事清楚地表明，加洛林家族的成员越来越为恐惧所困，而为了避免在修道院度过余生，就要吸引足够多的忠诚追随者，为此要付出的政治代价也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有理由接受政治叙事所告诉我们的一切，即构成权力基石的土地、收入和关键职位的任命权正以稳定且可能不断增加的速度从王室手中流失。

另外两个因素推动了事情的发展。首先，法兰克人（以及英吉利海峡以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面临的主要外交问题是维京人的袭击，军事上的主要困难是维京人的行动速度。维京人坐船而来，也经常会运来马匹，或者是在到达后捕获马匹，所以他们行动很快。在加洛林王朝当时的条件下，反击快速袭击是极其困难的。消息首先要经过相当远的距离传送到宫廷，然后再由宫廷发送命令给往往尚未集结的军队，因为贵族地主并非全职军人，他们通常生活在自己的庄园里。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策略是，将权力移交给受威胁地区（基本上是在一条可通航的河流范围内的任何地方）一个值得信赖的权贵，因为他距离更近，能够更迅速地组织反应。尤其是秃头查理，面对着他领土上的众多河流，他系统地采取了这种合理的措施。一个深得其信任的人是强者罗贝尔（Robert the Strong），他在卢瓦尔河上拥有重要的指挥权，在888年被推为国王的奥多就是他的儿子。因此，受信任权贵的家族有可能通过一代人的服务获得足够的回报，从而在下一代人中产生潜在的篡位者。

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加洛林家族就是作为墨洛温王朝在奥斯特拉西亚最信赖的支持者而起家的。而在9世纪，另一个因素使形势更有利于当地的贵族地主，那就是城堡。我们这里说的还是城堡的原型，主要是用木头做成的，而不是至今仍然散布在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那种石头城堡。9世纪时，精英家族的家居改造第一次采取了防御工事的形式，这种做法迅速传播开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维京人入侵的另一种回应。如果你无法指望迅速动员大量兵力来对付他们，那么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就是更加有效地使用少量的兵力，让维京人很难得到任何值得抢的东西。设防的中心可以作为一般意义上的避难所，也可以用来以寡敌众。

秃头查理尤其喜欢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他不仅有普通类型的据点，还在河流关键部位的桥梁设防。然而，一旦权贵们养成这种习惯并将其推广开来，恐吓叛逆者就困难了，因为城堡既可以用来抵御维京人，也可以用来抵御国王。 [16]

老一辈的评论者深信（民族主义时代的人都这么想），中央政府的权力本质上优于地方权贵的权力，他们将这一演变过程视为一场巨大的悲剧，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加洛林帝国（尤其是西法兰克王国）本来可以前途无量，却被那些坚决抵制其合法统治者的权贵用邪恶的阴谋残酷地扼杀了。在这些历史学家笔下，权贵与国王为控制土地和命运而展开殊死搏斗，法国和德国则是应许之地，更好的、集中化的趋势最终都会引向那里。最近的一些文章不那么痴迷于把事情想成“好的”（有助于形成民族国家主导的现代世界）或“不好的”（没有起相应的推动作用）。这些文章指出，国王和地主精英们大多数时候是合作的，当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愉快共处。在经历了20世纪的极端年代之后，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就本质而言，中央权力并不比地方权力更优越。这个问题的热度已基本退去，人们不再坚持地方权贵坚决要摆脱中央权力，而是看到，在9世纪晚期，争夺权力的主要人物大多来自曾完全效忠于加洛林王朝的家族，如奥多和博索。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用效忠者只不过是收拾了王室留下的残局这种新观点，来取代那种认为权贵坚决要破坏王室权力的旧观点。在9世纪的背景下，忠诚和反叛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忠于一个王朝的人也可以靠这种忠诚来获利。显然，中央逐渐失去对资产的控制，在此过程中最有可能获利的通常是效忠者，因为不管资产如何转移，他们的位置是最有利的。同样道理，加洛林家族最初也是墨洛温王朝在奥斯特拉西亚统治的主要支持者。正如加洛林王朝早期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在这一刻忠诚的人，下一刻也有可能自作主张。因此，强者罗贝尔家族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一点也不奇怪，在其他的权贵家族中也能找到与之相似的模式。他们依循的实际上是一种成功妙方：先是绝对忠于统治王朝，积蓄足够的财富和权力，以便家族的后代能够独立于中央的控制。 [17] 当然，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权贵家族甚至可以试着夺取王位。

与其去操心权贵的道德，操心从中央资产流失中受益的是效忠者还是篡权者，还不如提出一个更有趣的观点。9世纪的政治进程对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平衡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恰恰表明了中世纪早期中央权力的脆弱性。除非权力从统治王朝的一代移交给下一代的过程非常平顺，否则在随后的政权建立过程中，资产就可能从中央转移出去。理想的权力交接不是那么容易安排的。两个同父异母兄弟的死亡、一个哥哥的宗教倾向、一个弟弟的早逝分别帮助查理·马特、丕平、查理曼在统治早期就垄断了权力，而两个哥哥的突然离世则为虔诚者路易扫清了道路。这四代人的继承如此顺利，需要惊人的运气，但王朝不可能永远交好运。一旦运气消失，资产转移的循环就会开始破坏王朝的整体权力，无论是哪一个王朝。这与王朝成员的个人能力无关，也与权贵的贪婪无关，而是重要结构变化的产物，这种变化意味着和罗马晚期的任何一位皇帝（如查士丁尼）相比，加洛林王朝的国王和皇帝手中的权力杠杆都要少得多。

值得强调的是，加洛林王朝和罗马帝国的皇帝面临同样的治理问题。按照当时每天40公里的通信速度，要想管理一个疆域广袤的帝国，就意味着在大多数方面，地方实行的是自治，而中央政府无法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因此，在罗马帝国和加洛林王朝的背景下，关键在于如何将权力下放，以免不可避免的地方自治转变为危险的地方独立，导致帝国瓦解。而虽说面临相似的问题，但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可以使用的武器远不如500年前的有效。

最重要的是，他们既没有从帝国农业中系统性获得大量税收的法律和政治权利，也没有相应的行政能力。在前现代经济体中，农业是最大的部门，雇用了90%以上的人口。罗马世界被划分为以城市为基础的行政单位，它们被称为“城”（civitates，单数形式为civitas），由一个城市核心和有时面积非常大的农村腹地组成。城市会保存大量关于生产能力和所有权的记录，从中计算出周围农村该纳多少税，城市官员则会负责征收和上交指定数量的税款。根据帝国政府的要求和命令，有时用实物形式缴税，有时用现金。（相对而言）巨额的年收入主要用于支持一支由数十万士兵组成的大型职业部队。最好的猜测是每年大约三分之二的税收花在了军队上，剩下的用于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以及维护同样相对庞大的罗马中央官僚机构。和这个官僚机构相比，我们在加洛林王朝时期或之后的许多世纪里所见的一切都相形见绌。

系统化税收、职业化军队、统管一切的官僚机构形成了明确的相互依赖结构，罗马皇帝由此获得了非常有效的权力杠杆。即使在其他机构都起不了作用的最坏情况下，还有独立于地方的职业军队可用于镇压反叛者，迫使他们服从帝国。不过，异议发展到反叛的程度是很少见的，因为其他的权力杠杆对地方忠诚发挥着十分有效的吸引作用。为了有效征税，需要对当地的农业生产进行调查和测量，这意味着朝廷官员会遍布地方社会，而至少每15年就会重新评估一次税率。这些官员往往是大地主，往往与他们正在调查的地方社会有固定的联系，这一事实突显出这种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不仅在地方管理事务，还要负责分发恩惠。帝国官僚，尤其是退休的官僚，在为所在的社区重新评估税率时，会得到种种好处，因此，官僚工作不仅本身是美差，同时也是在当地获得政治地位的途径。这种双管齐下的聪明做法将地方的大地主和帝国的中心紧紧绑缚在一起。而且，帝国的法律体系也定义和保护了这些地主的财产权，军队为什么很少被用来惩治哪怕是最富有的地主，就很容易明白了。帝国体制给了他们太多的保护和奖励，只是时不时会有一些约束，以确保他们诚实。 [18]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这些关键的平衡因素大部分随之消失。罗马帝国陨落后，税收体系也遭到了破坏，尤其是在卢瓦尔河北部法兰克人大量定居的地方，因为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似乎从未对法兰克人征税（与罗马人相反）。在6世纪高卢的其他地方，税务登记偶尔会被提及。为了争夺特定城市的控制权，法兰克国王经常互相争斗。当王国被分割给几个儿子的时候，6世纪的划分在地图上看起来常常很奇怪，个人不仅接收到分散的领土，还会接收到分散的城市群。如果各个城市仍能每年提供税收收入，这种奇怪的划分方法就很好理解了，因为这样可以让各方的年收入达到所需要的平衡。但是，到了墨洛温王朝后期以及后来的加洛林王朝时期，除了可能附属于特定机构的残留税收（以现金、实物或其他服务形式欠下的）之外，罗马的税收结构已经停止运作。没有对农业生产进行系统征税的尝试，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行政结构已经消失。如今，王室的收入来自一种更为特殊的组合，包括土地税、海关通行费和一定比例的司法罚款。各地城市还获许分裂成更多的郡县，这明显表明征税已不再是城市的核心职能。

从表面上看，放弃系统性征税的权利很荒唐，但从短期看，这么慷慨有很好的理由。就我们所能重构的而言，三个彼此平行的过程使征税权成为国王们愿意送出的资产。首先，与罗马帝国相比，对后继国家的国王来说，大规模征税的必要性要小得多。罗马税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维持一支职业化的军队。墨洛温王朝的军队（不包括半职业化的王室军队）由为了某场战争而动员起来的大小地主组成。国王对其臣民所享有的主要权利之一是臣民的军事义务。其次，更普遍的证据表明，后罗马时代的西方经济不仅在总体产出上下降，而且交换的复杂性和频率也下降了。这意味着，在征税变得不那么必要的同时，税收收益不但在总体上下降了，而且（相对于一公斤又一公斤的食物而言）越来越难转化为有用的现金。第三，我们可以推断，王国的一部分人口非常希望获得免税。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追随者们起初似乎并没有缴税，而且他们强烈抵制征税，毕竟他们提供了军事服务。根据我们的史料来源，税务官员偶尔会受到私刑。但是，最迟从6世纪早期开始，罗马地主也被系统地招募去服兵役。一些文献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后罗马时代西方的战争是由外来的蛮族及其后裔来打的，而幸存下来的罗马精英们则心怀厌恶地躲在教堂里。有一些著名的例子可以支撑这样的说法，但也有一些外来蛮族的后裔迅速进入教会的例子。只要你去寻找，就会发现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绝大多数幸存的罗马贵族地主和绅士并没有变成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而是变成了中世纪早期的武士精英。6世纪时，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人军队是围绕着来自各个城市的分遣队建立起来的，城市还没有消失，其中很多城市从未有过法兰克人定居者。这些分遣队由当地的罗马地主和他们挑选出来的最善战的扈从组成。

因此，从6世纪早期开始，罗马人和法兰克定居者的后裔一起为法兰克人的统治者而战，但罗马人仍然要交税，而他们的新法兰克人战友则不用交税。这肯定很快就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税收减免将成为罗马臣民最想从墨洛温王朝统治者那里得到的恩惠。现存的记录不足以让我们详细追溯这个过程。从中世纪早期到近代，只有一些教会机构持续存在并保存了一些档案，因此，我们所能知道的墨洛温时期免税的例子只涉及修道院和主教教区。然而，我毫不怀疑，对世俗地主免税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仅仅是因为缺乏任何可能保存这种记录的机制。在6世纪，君主要想赢得一点政治上的支持，没有什么比给予罗马地主看似廉价的税收豁免权更容易的了。渐渐地，整个税收结构萎缩了。我个人的猜测是，赠予的形式是允许现在已不用交税的地主组建自己的行政单位，不受旧城市单位的约束，这也解释了原来的城市网络是如何分裂，形成加洛林王朝时期的郡县格局的。 [19]

这个中短期的转变影响深远。在几个关键的方面，相关变化使中世纪早期面积广大的实体（如加洛林帝国）的统治者难以阻止地方自治过渡到独立。首先，地方精英现在都武装起来了。与拥有一支完全独立的职业化军队来对付地方平民精英的罗马统治者相比，现在的统治者想约束地方精英要困难得多（尽管在个别情况下并非不可能）。现在，不仅武装的地方精英们能够进行更有力的抵抗，而且还可能会出现复杂得多的政治局面，例如让一批武装地主来对付另一批武装地主。其次，地方精英最重要的资产——土地——没有受到系统性的王室税收的影响。税收结构被侵蚀后，中世纪早期的统治者远不如罗马晚期的统治者那么富有。因此，这些统治者不仅不太需要官僚机构，而且他们实际上也负担不起，这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对地方精英的控制。罗马晚期的官僚机构既负责管理事务，也负责分配恩惠，它的消失使统治者失去了一个吸引权贵的利器。第三，同样重要的是，因为地方精英管理着他们自己的法院，并通过他们自己的武装能力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结构和执行机制，所以中央国家机制不再是通过保护精英的产权来维护其地位的最终保障。

从本质上说，中世纪早期出现了一种新的“较小”的国家结构。由于没有了国家维护的职业化军队，没有了对农业进行的大规模系统性征税，也没有了发达的中央官僚机构，中世纪早期的国家消耗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比罗马帝国要少得多。据我们所知，这与右翼意识形态无关，而与围绕一个残酷事实而发生的中心与地方关系的变化有关。这个事实就是地主精英们现在要为他们的统治者提供实际的军事服务，而这会危及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同样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变化共同作用（尽管我敢肯定这些变化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使得中世纪早期的统治者难以长期将大片区域统一起来。 [20]

中世纪早期较小国家结构的统治者所拥有的资产类型还有一个关键性的不同。尽管罗马晚期的皇帝和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一样，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但他们总收入的更大部分来自税收。税收收入完全是可以再生的。如果你把第一年的税收收入都花光了，第二年你还可以得到同样多的收入，以此类推。相比之下，加洛林王朝的大部分财政力量都是以固定资本的形式存在的，包括土地和各种可能产生收入的权利（开办市场或法院，任命特定职位，等等）。如果你为了赢得权贵的支持，在第一年把这些赠送了出去，第二年你的收入就会自动减少。因此，无论继承过程多么混乱（通常极其混乱），罗马帝国都能苟延残喘几个世纪，因为罗马世界的政权建立并不会剥夺帝国的核心资产。而加洛林王朝需要或多或少不受干扰的继承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传宗接代有很多偶然性，继承不可能次次都顺利，因此加洛林王朝（或者中世纪早期任何一个王朝）的中央权力是有时间限制的，而罗马帝国则没有。

然而，仍有可能在中世纪早期建立跨地区的帝国式政权。墨洛温王朝在6世纪实现了这一壮举，加洛林王朝在8世纪实现了这一壮举，奥托王朝在10世纪的东法兰克王国也实现了这一壮举。这些特殊时刻背后的原因是，帝国或至少是区域间政权所面临的普遍系统性障碍已经被克服。由此，我们可以对中世纪早期西方的“小国”提出最后一个重要观点，继而更清楚地理解查理曼的成就和局限性。

德意志第一帝国

在普法战争后出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之后，才有了“德意志第一帝国”的说法，而在那之前，它仅仅是“德意志帝国”，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讲述它的故事，可以详细，也可以简略。很容易想到的方法是讲述其统治王朝的更替，而我们也需要谈一些这方面的内容作为背景。德意志第一帝国直接源于日耳曼人路易的东法兰克王国，尽管在911年，阿努尔夫的儿子童子路易无嗣而终，加洛林王朝后继无人。当时，王国由法兰克尼亚、萨克森、斯瓦比亚和巴伐利亚4个公国组成，每个公国都有自己的世袭公爵家族。虽然并非没有争议，但国王之位从童子路易传给了法兰克尼亚的公爵康拉德一世（Conrad I），后者的妻子是童子路易母亲的亲戚。然而，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威，康拉德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战斗，最终因为在与巴伐利亚公爵的战斗中负伤而于918年去世，后者就是人们所说的恶人阿努尔夫（Arnulf the Bad）。康拉德有一个兄弟，但他本认为最有可能维系国家的人是萨克森公爵捕鸟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我以前的历史老师讲到他时喜欢搞点成人幽默，但亨利只是喜欢打猎而已）。亨利先是在919年让法兰克尼亚人和萨克森人拥立他为国王，然后又强迫斯瓦比亚人和巴伐利亚人服从他。在把王位传给儿子奥托一世之前，他还给王国添上了第五个公国，即洛林。奥托在东法兰克王国和更远的地方都很成功，甚至征服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这成了他于962年2月2日加冕称帝的基础。奥托一世把帝国的衣钵传给了与他同名的儿子和孙子，即奥托二世和奥托三世。但是，奥托三世于1002年去世时，帝国的接力棒传给了他的弟弟——当时已是巴伐利亚公爵的亨利，尽管最后这个亨利（他们都叫亨利，大概是怕我们弄混吧）直到1014年才加冕称帝。这个亨利于1024年去世，奥托王朝彻底灭亡，权力传给了萨利安家族的连续四位国王和皇帝。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出现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王朝更替，直到1806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拿破仑才终结了这一切，但是11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我们这本书不用操心。在962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东法兰克王国内部，王朝更替经历了从加洛林王朝到康拉德王朝，然后到奥托王朝，再到萨利安王朝的过程。因为奥托王朝明确地自称为查理曼的直系后裔，他们的政治化妆师发明了“皇权转移”（translatio imperii）这一概念，用来表明这本质上是查理曼帝国权威的直接延续，因此这是上帝的意志（似曾相识？）。如果你以为奥托大帝的神圣罗马帝国将是本书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目的地，那也情有可原。 [21]

前面提到的那位历史老师也喜欢说，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这个玩笑话背后有一层重要含义，那就是这些新皇帝虽然强大显赫（萨利安王朝将在最后一章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和本书所研究的罗马帝国的复辟并非一脉相承。狄奥多里克、查士丁尼和查理曼可以被认为是“罗马的”，因为他们符合3个不同的意义维度中的一个或多个。他们的帝国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是罗马的，要么是因为他们所创建的国家的特征（狄奥多里克和查士丁尼），要么是因为在地理上他们的势力范围和原西罗马的大部分重叠（狄奥多里克和查理曼），要么是因为他们创建的国家在当时的基督教欧洲版图中是压倒性的主导力量（查士丁尼和查理曼）。鉴于罗马晚期的先例及其在拜占庭时期的延续，就像我们在查理曼于8世纪90年代小心翼翼地向其靠近的过程中所看到的那样，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帝国，皇帝的头衔首先意味着“基督教世界的最高领袖”。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这些方面都不太符合罗马的标准。即使在奥托一世统治的鼎盛时期，这个帝国也只包括东法兰克王国以及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西法兰克王国富有而广阔的领土并没有被纳入其羽翼之下，因此奥托帝国的面积永远无法与查理曼的帝国相匹敌。此外，这个帝国诞生之时，欧洲基督教世界迅速扩张。从11世纪中期开始，收复失地运动忙于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领土归还给基督教阵营；10世纪，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罗斯西部出现了第一批基督教国家。奥托和他的继任者根本无法在基督教和罗马版图中获得狄奥多里克、查士丁尼和查理曼那样的绝对统治地位。 [22]

但是，虽说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许没有必要在本书的范围内探究奥托王朝本身的历史，但最初的东法兰克王国的确有一个特征值得我们留意。9世纪晚期和10世纪早期在东法兰克王国发生的事，可以宽泛地理解为加洛林王朝的崩溃。该地区的政治进程与加洛林王朝统治下的其他地区大体相同。日耳曼人路易隔一段时间就要面对来自不同儿子的反叛，他们受到了路易同父异母兄弟的帮助和教唆。同样的情况产生了同样的需求，即所有的觊觎王位者都需要向军事化的地主阶级提供必要的奖励，以建立坚实的支持基础，其后果也是类似的。资产的转移显然为他们领地内的公爵家族带来了财富和政治安全，最迟从卡林西亚的阿努尔夫时代起，这就是东法兰克政治的一个固定特征。但是，尽管4个强大公国（算上洛林的话就是5个）的建立看起来十分有可能导向最终的政治分裂，就像在西法兰克王国发生的那样，但并没有真的导向分裂。先是康拉德，然后是亨利一世和奥托，有时不得不发起战争以阻止分裂，但东法兰克王国最终并没有发生政治分裂。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有几个方面。首先，东法兰克王国受9世纪后期加洛林王朝“死亡盛宴”的影响较小，卡林西亚的阿努尔夫有意恢复其祖父日耳曼人路易所确立的集会和接触的政治节奏。因此，在《凡尔登条约》和阿努尔夫去世之间的50多年里，东法兰克王国的政治在同一权力中心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运作；由此产生的延续性在塑造东法兰克权贵的心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更自然地希望作为一个整体一致行动，至少在希望达到某些目的时。这样的期望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阿努尔夫死后，他们几乎一致同意接受童子路易为国王；而此时在西法兰克王国，加洛林家族之外的地方权贵们要么自立为王，要么无视王室的权威，认为它无关紧要。 [23]

他们也有战略上的理由要团结在一起。在中欧出现的第一个实质性的斯拉夫人政权是“大摩拉维亚”（Great Moravia），它以今天的斯洛伐克为中心，首都米库尔切斯（Mikulcice）一些令人惊叹的建筑遗迹至今仍然可以看到。摩拉维亚王国是被查理曼摧毁的阿瓦尔帝国的一个继承国。从9世纪中期开始，在东法兰克王国的史书中，摩拉维亚王国就一直是东南方边界以外的主要附庸国。就像罗马帝国的任何边疆附属国的历史一样，史书中的摩拉维亚王国经历了战争与和平交替的时期，越来越接近法兰克人的轨道。尽管摩拉维亚王国尽了最大的努力，它最终还是接受了东法兰克版本的基督教，驱逐了最初和弟弟西里尔（Cyril）一起在那里传教的拜占庭传教士美多迪乌斯（Methodius）。但是在9世纪90年代，摩拉维亚王国被一批新兴的游牧骑兵摧毁，他们就是从欧亚大草原进入中欧的马札尔人（Magyars）。

这是真正的毁灭。所有伟大的建筑都被遗弃了，摩拉维亚王国从历史上消失了。然而，就我们所探讨的而言，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马札尔人就像他们之前的匈人和阿瓦尔人一样，其内部结构依赖于领导层自上而下的大规模财富再分配，再分配是为了缓和可能导致分裂的内部政治对抗。因此，马札尔人的到来只会给他们的新邻居带来危险，新爆发的游牧民族的暴力则成为10世纪早期法兰克欧洲历史的特征。907年，马札尔人在普雷斯堡（Pressburg）重创巴伐利亚公爵的军队；910年，马札尔人又在奥格斯堡（Augsburg）重创了童子路易的东法兰克联军。这些胜利预示着长达10年甚至更久的袭击，他们周期性地扰乱东法兰克王国的和平，还把侵袭的范围扩大到了普罗旺斯和意大利北部。因此，面对马札尔人的威胁，需要采取联合行动，才有可能成功，而萨克森家族声望上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其最终提供了有效的领导。它自己的编年史家所记载的故事是这样的：926年，亨利与马札尔人达成了一项停战协议，这对他最终的成功至关重要，尽管他为此每年都要向马札尔人进贡。休战期间，一系列的定居点加强了防御，成为农村人口的避难中心，一部分农村人口为这些中心提供了有效的驻军，而主要的东法兰克军队则被重新训练和装备为重型装甲骑兵。这个故事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926年协议的耻辱，但这次军事重组是真实的，它为亨利提供了必要的手段，使他在933年的利雅得（Riade）战役中第一次重创马札尔人（战役发生在他932年单方面终止进贡之后）。955年，当马札尔人最后一次离开保留地时，奥托在莱希河（Lech）战役中击溃了他们。这两件事促使马札尔人进行了重大的政治重组（他们被迫转向不那么依赖于掠夺的政治经济模式），也推动奥托走向称帝。 [24]

但这些都没能触达问题的核心，至少还没有解答为什么早在马札尔人尚未被击败的918年，康拉德就已经认为萨克森是维护传统东法兰克统一的最佳公爵家族。在思考政治格局中权力格局的演变时，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资源上通常会有收获。此外，权力还有其他的组成部分。伍德沃德（Woodward）和伯恩斯坦（Bernstein）揭秘水门事件时，线人“深喉”给他们的著名建议是“跟着钱走”，这一建议通常也适用于历史分析，所涉及的不一定只有现金（虽然有一些），还有土地、工作，以及各种权利——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中世纪早期，这些权利通常代表着现金。东法兰克王国没有什么中央官僚机构运作的迹象，因此很明显，精心利用上述资源，在军事化的地主阶级中建立忠诚，这是成功行使中央权力的基础。因此，东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面临着与西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同样的政治问题：怎样才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培养出必要的忠诚，同时不耗尽下一代人建立政权所需的主要奖赏资源呢？

作为萨克森公爵的奥托家族没能恢复对农业生产的大规模征税（如果恢复了的话，他们的统治的确能算得上第四个重现“罗马”帝国的时刻）。但除了中世纪早期常见的土地、任命权和其他权利之外，他们确实得到了另外两种可再生财富的来源，可以自己不至于破产，同时赢得权贵的忠诚。第一种资源很特殊。从10世纪20年代开始，哈茨山脉（Harz Mountains）的银矿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开采，萨克森人从中获利颇丰。没有关于生产规模的数据，但开采出来的银被奥托帝国用来铸造银币，银币迅速成为10世纪欧洲的主要货币。新的采矿定居点（有很多，地名都以“rode”结尾）在该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可再生收入流入了奥托帝国的金库，其中的大部分可以用在权贵们身上，而不会破坏提升王朝政治地位所需的土地和权利。 [25]

王朝的另一个可再生财富的来源是定期的扩张战争。特别是在中世纪，但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战争和进攻性战争在政治上有一个关键区别。进攻性战争通常更受欢迎，因为获得经济利益的机会往往多得多。在你为保家卫国而战时，几乎没有（至少是合法）收获战利品的机会，但对外战争总是可以提供很多这样的机会。如果你的战略地位让你既可以发动突袭，又可以稳步扩大边界，那么你就能为权贵们创造一系列新职位，同时不断获取新土地，从而在不减少自己的资产存量的情况下将土地分配给他们。就东法兰克王国的情况而言，只有萨克森公国在910年前后有开阔的边境。其他公国或者与法兰克王国的其他部分接壤，或者与强大的马札尔人相邻；而在易北河之外，萨克森的东部边界以外则是由斯拉夫人控制的领土。这个西斯拉夫世界当时正处于人口、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进程中，这些发展最终将扩大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版图。而在900年前后，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发展程度已足以使其成为亨利一世及其继任者的军队的目标：这里有足够的人口密度和经济活动，还是很值得征服的。根据史料记载，这里经常发生战争。公爵们迅速利用了征服所带来的利润，以确保其权贵的忠诚。到了10世纪50年代，这个公国又增加了大片的边界土地，在这些区域内部，有新的职位和土地可以授予权贵们，而不需要花费奥托王室一分钱。 [26]

当你把视野扩大到中世纪早期的整个西方时，就会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拥有这样的开放边界，与（相对于地方权力的）中央权力的上升，存在一种结构性的联系。扩张的成果不仅使奥托家族在东法兰克王国获得了优越的地位，也是加洛林王朝崛起的关键因素。一个十分重要的统计数据是，从查理·马特即位到公元803年或804年的约90年间，加洛林军队在战场上的时间多达85年。这些战争绝大多数是侵略性和扩张性的，带来了各种形式的可再生财富，使这个王朝的四代人能够在不损失王室固定资产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政权。这种联系同样适用于墨洛温王朝，在普遍扩张的6世纪，该王朝的中央权威处于鼎盛时期。这种联系甚至（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适用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在那里，起初最富有、最强大的王国是那些从贸易和与大陆的其他联系中获利的国家，尤其是肯特（Kent）。在肯特，5世纪晚期和6世纪的坟墓里有大量的黄金装饰，在比德（Bede）的政治叙述开始的7世纪早期，这里的国王在政治上是非常杰出的。然而，随着7世纪的发展，政治上的优越地位日益为韦塞克斯（Wessex）、麦西亚和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等“外围”王国所有，所有这些国家都与当地的罗马—不列颠小国接壤，能够侵犯小国进行扩张。扩张让这些王国的国王获得了可以出售或利用的战利品，不仅有奴隶，还有越来越多的土地，他们可以用这些土地来吸引更多的战士加入其麾下。公元700年之后不久，面对这股军事力量，肯特的剩余财富已不再是取得政治优势的充分基础，反而使肯特本身成了新势力掠夺野心的诱人对象。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小国家世界里，扩张性战争取代了大规模征税，成为可再生财富的来源，而这是长期维持强大中央权力所必需的。

事实上，掌控扩张的成果和维护中央权威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如果不能掌控成果，也就很难维系中央权威。原本强大的中央如果不再能从扩张中获益，其权威就会迅速受到侵蚀，因为此后的每一代人都必须用不可再生的资产来建立政权。在9世纪的加洛林王朝，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关联在起作用，但这同样适用于7世纪的墨洛温王朝，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在英格兰，皮克特人和英格兰北部的人在7世纪后期组织起来，抵御了诺森布里亚王国的进一步扩张，于是，这个王国8世纪的统治者在面对国内的政治不稳时，地位就下降了。这也适用于奥托帝国。到了10世纪80年代，斯拉夫世界已经发展到足以封闭开放边界的程度。先前被压迫的斯拉夫人发动反叛，加上来自新斯拉夫人势力的公然抵抗（波兰王国发挥了主要作用），奥托帝国向东扩张的进程戛然而止。后来的王朝成员和他们的萨利安继承者很快就发现，自己行使中央权力要比捕鸟者亨利和奥托一世困难得多。 [27]

所有这些都引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扩张对于中央权力的长期行使如此关键，可以填补税收的终结给王室财政造成的巨大缺口，那么为什么后来加洛林王朝的君主们会停止扩张呢？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说法，有人认为，他们可能觉得扩张到原墨洛温王朝霸权鼎盛时期的地区以外不够正当。这很难说服人，尤其是因为查理曼的统治在很多方面都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也有人认为，在加冕之后，查理曼年事已高，萨克森战争的代价（已经持续了20多年）和他对基督教事务的兴趣都使王室变得不再那么看重征服。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年迈的查理曼更多生活在他位于亚琛的新王宫里，深居简出，但是它们没有解释为什么查理曼的继任者没有重新发动扩张。

分析扩张性战争的成本和收益可能更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扩张性战争会带来利润，但也需要成本，不仅有钱的问题（食品、武器等），而且有人的问题，因为打仗肯定要死人。这样考虑的话，就很容易想到什么样的地区是最适合扩张侵占的：这个地区的经济需要发展到一定程度，以便在可移动的战利品和可掠夺的土地方面提供令人满意的回报；但是该地区在军事上不能组织得太好，否则远征军里会有太多的人在争取战利品的过程中死去。还有一点就是，距离越远，情感和经济上的代价就越大，因为压力和紧张都变得更加严重。当你长期在遥远的战场上征战时，你与家乡之间的联系就会被切断。

如果你回想一下9世纪早期加洛林王朝的边界，很容易就会明白为什么扩张会慢慢停止。在南方，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非常富有，充满诱惑，但是伊比利亚半岛上到处是组织良好的伊斯兰政权，它们竭尽全力地反对加洛林王朝的扩张。即使不算在比利牛斯山脉的龙塞斯瓦耶斯（Roncesvalles）战役中的惨败，加洛林王朝的广泛努力也只是将边境向南扩展到了巴塞罗那。这种缓慢的进展与对伦巴第人的征服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意大利最好的地方已经被吞并了，剩下的要么是贫穷的山区，要么仍然掌握在拜占庭人的手中，一点也不容易攻占。在巴尔干半岛，击败阿瓦尔人之后，进一步的扩张受到了保加尔人和拜占庭帝国的强大势力的阻碍。无论如何，巴尔干半岛中部并不是最有吸引力的潜在回报来源。萨克森以外位于易北河上的东部边境值得考虑，日耳曼人路易在那里打过仗，但北部地区的经济仍然不发达，要等到100年后，奥托王朝才能更加有效地利用它；而在更远的南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已经出现了足够稳固的斯拉夫政权，再想向那里扩张就难了。算起成本和收益的话，边境各处都不是合适的扩张目标，要么是因为敌人过于强大（西班牙），要么是因为可能得到的好处不多（巴尔干半岛），要么二者兼有（意大利南部和易北河南部地区）。

总体而言，战略形势还不成熟，不适合进一步扩张，但这是如何促使政府决定停止发动攻势的呢？很难想象查理曼或虔诚者路易会拿着地图坐下来，像我们刚才那样分析，尤其是因为他们大概连地图都没有。我认为，答案在于，积极参与扩张战争的是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地主阶级，地主提供了大部分军队。加洛林王朝扩张的快车受到了阻碍，这是他们可以切身感受到的：显而易见，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生命，得到的好处却越来越少。地主在政治上很重要，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在定期的集会上与统治者接触。因此，关于扩张是如何真正停止的，我们可以推理出这样一个最有可能成立的模型：越来越多的人反对进一步的战争，而这最终迫使统治者做出决定。而你如果去找，就会发现少量能表明确有这种过程的证据。例如，虔诚者路易决定派图尔的于格和奥尔良的马特弗里德去西班牙打仗，这两位都是洛泰尔的主要支持者，因此引起了洛泰尔的怀疑和愤怒，使他公开造反。相比于参加扩张战争所能获得的好处，他们和洛泰尔都更看重被排除在内部政治操作之外的代价。

在我看来，这给我们的分析增加了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加洛林王朝军事化的权贵们实际上是在同时考虑两方面的成本和收益。一方面，他们计算在边界之外进行战争的潜在得失；另一方面，他们也计算国内政治阴谋的潜在成本和收益，将其与战争的得失放在一起考虑。大约从公元800年开始，战争的成本越来越大，收益越来越小，而从9世纪的第二个10年，最晚从817年的王国分封开始，内部政治斗争的收益就大于成本了。从那时起，尽管当时仍只有一个统治者，但是在政治效忠的期货市场上，股价一直在稳步上涨，因为有3名继承人在寻找支持者，而秃头查理的到来只是助长了这一趋势。因此，在我看来，来自军事精英的政治压力导致了扩张的停止，因为扩张的回报越来越少，而在内部出售忠诚的潜在回报却增加了。后者不仅能带来权贵们非常珍视的奖励，而且还意味着他们不必徒步穿越易北河或翻过比利牛斯山脉了。因此，扩张结束，与其说是因为停止了暴力，不如说是因为矛头所指从外部敌人转向了内部敌人，这进一步凸显了结束扩张对加洛林王朝权力的威胁。 [28]

欧洲的创生和帝国的灭亡

从各方面来看，我认为，从这三次复辟罗马帝国的尝试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到公元第一千年结束时，已经不可能在整个欧洲版图上实现和罗马同样规模的帝国统治了。罗马曾利用地中海的人口和经济基础征服整个西欧和南欧，并广泛地威胁到中部偏北的次级发展地区。到了公元1000年，伊斯兰教的崛起已经破坏了这个权力基础的统一，将南方海岸与其他地区分离，把东罗马的残余变成了中世纪的拜占庭，成为像西方诸王国那样的继承国，只不过是以拜占庭自己的方式。

但是，地中海地区即便保持统一，也不可能提供足以让国家以同等规模主宰亚欧大陆西部的资源。在基督诞生前后，当罗马扩张走向帝国时，欧洲北部有3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这3个地区在人口、经济和政治方面都不如新帝国的地中海权力基础那么发达。到公元1000年，欧洲北部的内部差距急剧缩小，早期以地中海为基础的国家的总体战略优势消失了。正如查理曼和奥托一世的职业生涯所表明的那样，在那之前1 000年被称为拉坦诺的西部地区和原中北部地区的一些地方，在向东至少到易北河的奥托帝国的心脏地带，此时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地中海地区。欧洲西部和中北部现在成了可以掠夺意大利和罗马的国家的基础，而不是相反。虽然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落后”（这不是赛跑），但就其潜在资源尚未被充分挖掘的意义而言，欧洲北部和东部这第三个地区的生活模式也已今非昔比。这里曾是铁器时代农民的散居之所，在公元第一千年的前半段与欧洲其他地区完全隔绝，从它的考古遗迹中丝毫找不到与罗马接触的迹象。如今，这里养活着更多的人口，支撑着日益多样化的经济以及一些强大的政治结构。

这一切可以说彻底打破了区域原有的战略力量均衡，北方和东方的进步如此之大，虽然农业和其他经济活动不像西方那么复杂和活跃，但这里的新王朝仍然控制着很大的权力基础，足以抵御来自西方的帝国支配。例如，10世纪晚期和11世纪，奥托帝国卷入了与皮亚斯特王朝（Piast dynasty）的复杂外交之中，此时这个王朝正在邻国波兰建立新政权。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友谊和竞争之间摇摆不定。第一帝国无疑是两者中更强大的一个，但是，当外交让位给冲突时，第一帝国发现无法简单地征服皮亚斯特政权。尽管这个波兰王国以基督教的形式接受了第一帝国的文化影响，但它太远又太强，军事征服不可能轻易实现。到公元第一千年结束时，真正发生的事是欧洲正逐步成形，这个欧洲可定义为多个在一定程度上平等的社会参与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的区域。社会间巨大的差距已成为过去，直接的结果是，再也不可能在欧洲的某个角落，仅仅因为该地的发展比其他地区更早熟，就建立起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帝国了。

有些矛盾的是，证据表明，恰恰是过去的帝国统治方法促成了上述不寻常的变化，使帝国再也无法复生。从整个第一千年看，大体上有一个由两阶段组成的过程。在最初的500年里，在罗马世界的边缘，日耳曼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经历了一系列结构性转变；随后的500年里，法兰克王国边缘的斯拉夫世界也经历了类似转变。此外，还有通过与阿瓦尔人、拜占庭帝国，以及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接触而获得的一些额外刺激。描写这类题材的传统作品通常会写，帝国对欠发达的邻国做了什么什么事，或者为它们做了什么什么事，比如带去书写和基督教这样的文明成果。我们领教过全球化的作用，也走出了欧洲帝国主义的时代，因此我们有理由不那么相信帝国总是会给与其接触的人带来好处。但是，在第一个千年的前后两个500年里，与帝国进行贸易，从帝国那里学习新的农业技术，接受其外交补贴，复制帝国的武器和意识形态，自己组织起来抵御帝国统治下最恶劣的暴行，在日耳曼世界和斯拉夫世界，所有这些都促成了更发达的经济和更大的国家结构的出现。“文明”或“礼物”的说法的确没有抓住这个过程的本质。所有的帝国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边缘地区运作的，并不是所有的边缘国家都能在随后的长期变革中脱颖而出。实际情况是，边缘地区的一些群体能够利用与帝国邻居的一系列新接触所带来的机遇，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在这种特殊的互动中，以那些受益最多的群体为中心，边缘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最终会大大增强，人口数量也会增加，政治结构也会更加稳固。长期来看（我们说的是长达几个世纪的接触），在边缘国家的建立过程中，罗马和法兰克帝国发挥了核心作用，虽然不是直接作用，而这最终会使它们的帝国之矛变钝。我们不能将边缘地区的群体看作帝国文明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看到，其中的某些群体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从新形势中获利。 [29] 而这在战略上的总体影响再深刻不过了。

直接的结果是，到了公元1000年，已经不可能重现能够体现罗马精髓的帝国了。不仅伊斯兰教打破了地中海的古老统一，西欧的力量平衡决定性地向阿尔卑斯山脉以北转移，而且更关键的是，整个欧洲的发展模式现在趋于均等。你可能会说，由于这种发展的均等化，接下来1 000年的战争都没有结果，欧洲的王朝断断续续地追求事实上不可能获得的支配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在经历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噩梦之后，欧洲之梦才终于形成，人们试图制止列强之间无休止的武装竞争，而列强的力量总是过于平均，不可能有彻底的赢家。

但是，如果说到了公元1000年，像旧罗马帝国那样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帝国已经不可能存在，那么一种新的帝国将在加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帝国计划的废墟上重生。以真正的罗马气概行事的罗马式皇帝已经成为过去，中心当然不能再维系。然而，在基督诞生一千年后，另一种帝国野兽正懒洋洋地等待着降生，这一次不是朝着叶芝所想象的伯利恒，而是朝着古老的帝国首都。

[1]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22。

[2] 《分国诏书》的文本见Boretius（1883），no. 45，trans. King（1987），251–256。关于继承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McKitterick（2008），96–103; Costambeys et al.（2011），194 ff.。

[3] 引文来自叶芝《复临》（The Second Coming）。《帝国诏令》：文本见Boretius（1883），no. 136，trans. Dutton（2004），199–203。关于路易本人的继位和他孩子们面临的继承问题，见McKitterick（1983），c. 5; Nelson（1990）; Collins（1990）; Nelson（1992），c. 4; Goldberg（2006），pt. 1; de Jong（2009），c. 1，esp. 19–31，cc. 4–6; Costambeys et al.（2011），196 ff.。

[4] 关于帝国的基本结构有很多很好的描述，如Dunbabin（2000），c. 1; McKitterick（2008），cc. 3–4; Costambeys et al.（2011），c. 4。将加洛林王朝的失败归咎于其帝国官僚机构的局限性，这主要是F. L. Ganshof的观点，但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观点；他的英文论文选集见Ganshof（1971）。关于中世纪早期西方和加洛林世界的识字模式，见McKitterick（1989），（1990）。

[5] 关于罗马宣传的成文法律的重大意义，见上文。关于加洛林王朝统治下的立法与法律收集的发展模式，见Nelson（1982）; 参考McKitterick（1989），c. 2，（2008），233 ff.。Wormald（1999），c. 2.1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

[6] 关于军事组织，除了本章前注4提到的作品之外，参考Reuter（1985），（1990）;Halsall（2003），c. 4。关于钦差，参考Werner（1980），191–211。关于乌尔法德一案，见Nelson（1986a），53 ff.。

[7] 经验法则：Goldberg（2006），尤其是导论（1—11）和后记（335—346）。关于战争的频率，见Reuter（1985）。关于查理曼对叛乱的镇压，见Nelson（2008）;Costambeys et al.（2011），65 ff.；总体情况见Leyser（1979），pt 1。王室的恩宠可能会引起怨恨，尤其是在没有得到王室恩宠的贵族兄弟心中。

[8] 恩格尔伯特：文本见Dummler（1884），138–139; trans. Dutton（2004），332–333。关于这场战役的后续情况，见Nelson（1990）; Goldberg（2006），c. 3;Costambeys et al.（2011），379–388。

[9] 秃头查理掌权，见Martindale（1981）; Nelson（1992），cc. 5–6。关于日耳曼人路易，见Goldberg（2006），cc. 4–5。

[10] 总体情况，见Nelson（1992）, cc. 7–8; Goldberg（2006）, cc. 7–8; Costambeys et al.（2011）, 388 ff.。这些作品提供了充分的参考文献和进一步阅读书目。关于洛泰尔二世的离婚，见Airlie（1998）。

[11] McKitterick（1983）, c. 7; MacLean（2003）, esp. cc. 5–6; Goldberg（2006）, 335 ff.; Costambeys et al.（2011）, 419 ff.

[12] 对于这些发展更加详细的介绍，见McKitterick（1983）, c. 10; Dunbabin（2000）,cc. 3–4; MacLean（2003）, cc. 3–4。

[13] Regino of Prum, Chronicle 888; text Kurze（1890）, 129; trans. Dutton（2004）,541.

[14] 优秀的英文介绍，见Dunbabin（2000）, cc. 4–5; MacLean（2003）, cc. 3–4。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地区视角，见Hallam（1980）。

[15] 关于奥多和博索，见Hallam（1980）, c. 1; Dunbabin（2000）, cc. 3–5; MacLean（2003）, c. 3。东法兰克公爵领，见Reuter（1991）, cc. 4–5。

[16] Dunbabin（2000）, 37 ff.很好地介绍了加洛林式军队防御战的问题以及防御工事的更广泛影响；参考Halsall（2003）, c. 10和Hallam（1980）, 13 ff.。关于强者罗贝尔，见Nelson（1992），特别是183 ff.。

[17] 同样，在佛兰德斯的兴起和随后的发展过程中，也有忠诚和篡权的战略混合，见Ganshof（1949）。更广泛的介绍和参考书目，见Werner（1979）; Bourchard（1981）; Poly and Bournazel（1991）; Barthélemy（2009）。Hallam（1980）, c. 2在总体模型之外，很有必要地指出了各区域的不同情况。

[18] 更详细的介绍见Heather（1994b）和Heather（2005）, cc. 1 and 3，有充分的参考书目。

[19] 行政重组模式的唯一例外是宗教区划，因为在中世纪早期，西罗马故地的教区往往保留着古老的城市边界，虽然在有些地方，这些边界已经失去了其他任何意义。我更加详细地探究了这种变化的原因和结果，见Heather（2000）,（2010）;Halsall（2003）, c. 3对后罗马欧洲征募军队的证据做了精彩的回顾。

[20] Wickham（2005）全面讨论了国家结构的这种变化，特别是cc. 3 and 6，提供了充分的参考书目。

[21] 对这个帝国的优秀英文介绍，见Leyser（1979）; Reuter（1991）。

[22] 对收复失地运动的精彩介绍，见Fletcher（1989）。Heather（2009）, cc. 8–10介绍了基督教在欧洲北部和东部的发展。

[23] Leyser（1979）, cc. 7–8; Goldberg（2006）, 335 ff.; Reuter（1991）, c. 6.

[24] 关于马札尔人和德意志帝国的历史，见Leyser（1982a）,（1982b）。概括性的介绍见Macartney（1930）; Bowlus（1995）。

[25] Reuter（1991）, 94–102, 229–236.

[26] Reuter（1991），特别是77 ff.;参考Heather（2009）, c. 8提供了对更深层的背景的参考书目。

[27] Reuter（1985）,（1990）发展了与加洛林王朝权力相关的模型。关于奥托帝国斯拉夫边界地区的崩溃，参考Reuter（1991）, 174–180, 253–264。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见Bassett（1989）; Charles Edwards（1979）。较为笼统的比较研究，见Wickham（2005）, 339 ff.。

[28] Reuter（1990）建立了扩张的成本收益方程，我基本上沿用的就是这个模型。关于奥尔良的马特弗里德，见Depreux（1994）。Halsall（2003）, 89 ff;McKitterick（2008）, 103 ff.，特别是135–136对Reuter原来的讲述提出了一些批评和修改，这影响了我对同时存在两种成本收益分析的认识。

[29] Heather（2009）, 特别是cc. 2, 9–11，更加详细地探讨了这些过程及其结果。

第四部分
复临

第7章
查理大帝和教宗利奥

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是这个世界上室内面积最大的基督教堂。最初的圣彼得教堂是4世纪时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下令建造的。现在的建筑建于原址之上，1506年4月18日开始修建，历时100多年才完成，其落成典礼于1626年11月18日举行。这个建筑凝聚了文艺复兴时期梦之队的心血与智慧，其中包括布拉曼特（Bramante）、米开朗琪罗和贝尔尼尼。圣彼得教堂既不是罗马天主教会的母堂，甚至也不是教宗（罗马主教）的主教座堂——这份荣耀属于拉特兰教堂，教宗利奥三世下令在那里安装了著名的镶嵌画，以限制查理曼加冕对其地位造成的损害。

圣彼得大教堂之所以拥有非凡的宗教地位，完全是因为它的主祭台所在的地方，那里自古以来被罗马的基督教会视为圣彼得的葬身之处。这么认为有一定道理。公元64年，尼禄迫害基督徒，彼得在这个教堂附近的尼禄竞技场（Circus of Nero）殉道。此处也确实是一个年代久远的罗马墓地，里面有早期基督徒的坟墓，在1939年开始的长达10年的考古过程中，其中一些得到了发掘。我不会像教宗庇护十二世那样自信——他在1950年12月23日那次著名的广播中宣布，圣彼得的遗骸已经被找到——不过，发掘者顺着小径向下走，在最初君士坦丁时期教堂下方的一片区域里，发现了用皇家专用紫色金丝绸缎包裹的骨头碎片。这个地方在罗马帝国晚期被立碑纪念，从9世纪之后就没人进去过。至少，发掘者们已经发现了罗马后期和中世纪早期基督徒心目中彼得最后的安息之所。这足以使圣彼得大教堂在任何基督教教派中获得特殊地位，在罗马天主教中尤其如此。

圣彼得是将罗马天主教会凝聚在一起的教宗权威的基石，就像这座宏伟的教堂提醒你的一样。一踏入它庄严的大门，用拉丁语大字镌刻的《马太福音》关键经文便会映入眼帘：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1]

这并非偶然。当彼得正确地称他为“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时，耶稣做出了这段著名的回应，而教宗的权威便在此之上建立起来了。人们认为，圣彼得是第一位教宗，也是第一任罗马大主教，并将一种独一无二的宗教权威（概括为能够归罪和恕罪的权力）传递给了他的继任者们。这段话可以解读为耶稣本人已将这种权威赋予了圣彼得。经过多年的补充和完善，在罗马天主教会内部，教宗的权威包含了许多关键职责。教宗必须最终规定正确的基督教神学，这并不是要求他自己必须成为一名神学理论家（虽然他也许是），但他至少要发起和掌控必要的讨论及讨论结果。他还需要制定教规，并在采纳合适的建议后，立下约束教俗人员宗教实践和个人道德行为的规矩。他也有责任构建和维持确保这些标准得到遵守的执行体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他至少控制着教会中高层职位（主教及以上）的任命权。

有了这些权力，罗马天主教会就能像跨国宗教集团一样运作，并通过一套完备的规范和一位制定规范的首席执行官（也就是教宗本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教宗的这些权力形成了一个跨越政治边界运作的中央集权式教会体系，这实际上也是基督教世界的古老特征。然而，它们并没有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古老。

从查理曼宫中幸存下来的最有独创性的诗歌作品中，有一部佚名的维吉尔式史诗，很可能出自我们的老朋友艾因哈德之手。现代的编者将其命名为《查理大帝和教宗利奥》（Karolus Magnus et Leo Papa ）。标题不错。其中（也许是）第三卷的残篇末尾写到了查理和利奥在帕德博恩的会面，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还有收尾于公元800年的圣诞节的第四卷。但是除此之外，诗歌还包括很多其他内容。另外两卷书完全佚失了，而哪怕是第三卷的残篇，也不是只谈到了那场最终带来帝国复辟的决定性会晤，还有很多别的内容。

在诗中，诗人对教宗利奥投以极大的同情和尊敬。惶恐的诗人回忆了罗马公民对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牧者”做出的骇人听闻的事，并且对教宗从伤害中康复的奇迹表达了敬意：

（查理曼）深感惊讶，因为教宗的双眼一度失明，

现在却恢复了视力；

他大为惊叹，因为教宗的舌头曾被钳子毁伤，现在他却开口说话。

但毋庸置疑的是，诗人心目中的主要人物仍然是查理曼。纵览全篇，查理曼总是被放在能亲自掌控全局的最高位置。教宗抵达时，法兰克人的军队在山脚下集结，而查理曼本人则站在山顶，见到客人时才下山相迎。同样，虽然这次行动的背景是799年，“皇帝”一词却在不知不觉间进入诗中。正如我们所知，这确实是查理曼和他的朝廷的主张：早在公元800年之前很久，上帝就选中了查理曼当皇帝。作为送给全世界的圣诞礼物，教宗利奥所做的只是最终承认这个事实。与此相应，在描述会晤之前，诗人的主要焦点是作为新罗马缔造者的查理曼，而这个新罗马体现于他在亚琛的宫殿建筑群。这是诗人选择维吉尔式史诗的中心意图——他的模板是维吉尔对埃涅阿斯建立第一个罗马的描绘。然而，所用的意象经过了精心改写。读者会毫无疑问地认为，这个新罗马比第一个罗马优越（这一修辞手法在查理曼宫廷诗人的作品中更为普遍）。

在描述亚琛之前，诗人对查理曼的笼统描述更有意思。一切正如你预想的那样开始了。查理曼是一位伟大而仁慈的胜利者，在数不清的战役中，他对自己忠诚的追随者无比慷慨大度。他还战胜了骄傲的人，扶危济困（诸如此类），而后来事情越发有趣了：

他告诫（不义之徒）通过虔诚的行为来学习正义，让不敬者低下头颅，

用锁链牢牢拴住他们，

并且教导他们去完成至高上帝的指示……

那些如野蛮人般一直拒绝虔诚的人，

将出于对正义的恐惧而不得不从不敬变得虔诚。

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具有超凡的智慧和虔诚，因此，唯独他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

唯有他配拥有通往知识的一切路径，

他能看穿隐藏的道路，理解所有的奥秘，

因为整个宇宙的发端和发展，上帝都向他启示了。

诗人声称查理曼与全能的上帝有独特的亲密关系，也描述了他简直无视我们所知教宗职权范围的工作内容：查理曼不仅强迫野蛮人成为基督徒，而且为他所有的臣民定义了基督徒的行为准则。尽管利奥获得了极大的尊敬，但在查理曼与上帝的密切关系面前，他的宗教权威就不算什么了。事实上，早在信使从罗马赶来之前很久，查理曼就对利奥的麻烦了如指掌，因为上帝曾经托梦给他。根据诗人的描绘，查理曼与上帝之间的特殊关系给他提供了在政治、道德和宗教上胜过一切可能对手的权威，其中甚至包括作为罗马大主教的教宗。 [2] 在将这些文字当作加洛林宫廷诗人肯定会说的话将其打发之前，我们需要更仔细地审视查理曼和利奥所继承的政治与宗教权威传统，因为两人都是在这一传统之内行事的。

皇帝和宗主教

早在《使徒行传》的时代，罗马城内就已经有基督教团体存在了。随着这一新的宗教信仰代代相传，你应当这样想象更大范围内的基督教文明，或者说是基督徒们所说的“世界”（ecumene）：基本上自治的基督教团体逐渐增多，点缀在地中海主要城市的周围（用苏格拉底的名言来说，就像池塘周围的青蛙一样）。这些信徒团体实行自我管理，相互之间只是时不时有接触，而接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罗马对他们的迫害时有发生。这些团体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制度化的宗教权威等级制度，至少在信徒之间还没有等级差异，因为教士和主教的职务需要时间才能正式确立，而且教会的领导和神学解读有时是由所谓的俗人来提供的。但是，从围绕着早期基督教历史的迷雾里，我们偶尔可以清晰地瞥见，罗马的信徒享有特殊声望，尤其是他们的领导层，而这得益于他们与基督教早期两位伟大领袖彼得和保罗之间的联系。早在公元2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安条克的伊格纳修（Ignatius of Antioch）的一封著名书信就提到了这种特殊声望。这种声望有时可以转变成巨大的宗教权威。同一时代还有一封著名的书信保存了下来，是教宗革利免一世（Clement I）在公元96年写给科林斯（哥林多）会众的。在这封信中，他试图干预科林斯内部关于教士权力的争端。100多年后，教宗维克托一世（Pope Victor I）在更大范围内采取了行动，将一切坚持在逾越节当天庆祝复活节的教徒（所谓的十四日派）处以绝罚。罗马的信徒队伍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在教宗科尔内留斯（Pope Cornelius）的领导下，公元253年，除了主教之外，已经有至少46名司铎、7名执事、7名副执事、52名驱魔师，还有各种诵经者和看门人。但是，由于基督教内部整体上尚未形成正式的等级结构，罗马教会对于其他团体事务的干预仅限于偶尔（很少）发表一些原则性声明，就像维克托一世所做的那样。有时其他地方的信徒会请求罗马领导层对棘手的问题做出裁决。从公元300年以前保留下来的这类请求的例子非常少，也没有线索表明幸存下来的证据仅仅是冰山一角。 [3]

所有这一切随着4世纪初皇帝君士坦丁的改信而改变了，基督教随后晋升为罗马国家的官方宗教。随后，改信基督教的人不断增多，帝国内部的信徒数量成倍增加。在此背景之下，基督教会初次形成了组织严密的权力结构。教宗职位在整个基督教内部首次被确立下来。相较于后来的发展模式，甚至与当时不同的教宗对自己的评价相比，这些新结构的实际运作方式颇为出人意料。

首先，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其范围很快就与帝国的疆域重合了），罗马圣座在这个新结构内部的重要性得到了正式认可。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影响是让这样一种传统得以形成（实际上是他动用帝国的资金成就了该传统）：整个帝国的基督教领袖不定期集会，召开大型的主教会议，以商讨严重问题的解决方案。第一次这样的会议是325年在尼西亚召开的，第六条教规承认了罗马主教区的特殊地位，因为它是由圣彼得创立的。在实践中，这一点具有多个方面的重要性。首先并且最具体的是，主教不再被认为是彼此平等的。某些主教获得了教省主教的地位[metropolitan rank，实际上成了大主教（archbishop），虽然当时这个术语还没有得到广泛使用]，享有既定的权利，能够以某种方式干预其所在行省内部下属主教区的事务。具体说来，他们要定期召集教会会议以维护信仰和行为的标准，还要批准所有的主教选举。我在这里使用“行省”一词是有原因的：除了少数例外情况，获得大主教区身份的城市通常是罗马帝国行省的省会城市，主教的权力范围通常和该行省的边界一致。仿佛是一夜之间，教会的管理结构开始模仿帝国政府。在这次非同寻常的巨变中，罗马主教区成为凌驾于罗马周围许多地区之上的大主教区。 [4]

其次，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罗马作为偶尔解决教会难题的上诉法庭的传统角色获得了新的意义。做出裁定的方式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教宗英诺森一世（Pope Innocent I，401—417年在位）时期，基督教发展早期直白的书信被更加正式而独特的教宗教令所取代。这种教令以帝国诏书为模板，后者是皇帝们使用了几个世纪的一种特殊信件格式，信的前半部分讨论法律问题，后半部分则是对该问题经过深思熟虑的正式答复。皇帝的御批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往往决定后来类似案件的法律实践。因此，模仿这种特殊的信件格式是意味深长的一步，它向人们表明，本来简单的教宗意见陈述今后应该被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5世纪的头几十年，来自多位教宗的教令日益增多，所涵盖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让人尤其印象深刻。在他们当中，于401—432年间先后在位的教宗英诺森一世、佐息末一世（Zosimus I）、波尼法修一世（Boniface I）和西莱斯廷一世（Celestine I）不仅对意大利境内的教会做出正式裁决，还对远至西班牙、高卢和北非的教会做出裁决。 [5]

第三，如果进一步扩大视野，我们便会看到，罗马拥有使徒遗产，意味着它将在持续的教义之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教义之争是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的一个典型特征，所谓的阿里乌派争论更是产生了一种基督教的变体，而狄奥多里克所信奉的就是这种基督教。在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之后的岁月里，教义争论盛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让我们窥见了基督教成为国教的革命性影响。4世纪之前，偶尔会有教义上的争论，这导致了一些分裂派别的出现，例如实际上已经被驱逐出基督教主流传统的十四日派。罗马停止迫害基督教之后，教会团体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很快人们就清楚地意识到，许多基督教教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是君士坦丁的改宗引起了这一切，而他也资助了这一切，从今天大学的视角来看，这仿佛一个长达250年的研究项目，它不定期地把主教和其他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召集起来，通过小型工作坊和偶尔的国际性会议（大公会议），来填补教义上的空缺并处理好细枝末节。

从广义上讲，所涉及的神学主题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首先，基督在何种意义上是神（阿里乌派争论）；其次，应该如何理解圣灵在三位一体中的位置；第三，在基督身上人性与神性究竟是如何结合的（一性论者的争论）。在这些争论进行的同时，还有其他较为本地化的教会组织（偶尔得到外部的帮助）有纪律上的问题要解决，比如在迫害面前背教的基督徒是否可以重新被教会完全接纳，即北非的多纳徒派（Donatist）争议。此外还有围绕苦行主义产生的普里西利安派（Priscillianist）争议和伯拉纠派（Pelagian）争议。 [6]

不要担心这些细节，总体情况更重要，而这很明确。早期教会中那些相对孤立、偶尔受到迫害的团体曾经认为，不同团体信仰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东西。当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拉近这些团体彼此之间的距离时，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对于一些问题，他们没有思考过，或者至少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一连串的争论体现一个不可避免的查缺补漏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让此时的帝国宗教在神学方面达到了充分一致。罗马的特殊地位意味着它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能获得罗马主教的认可，任何教义都难以获得合法正统的光环。因此，正如我们在第2章看到的那样，在狄奥多里克时期，皇帝芝诺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阿卡修斯主张用一种在东部教会勉强管用的折中方案解决一性论者的争论，但是遭到了罗马的拒绝。最终，查士丁和查士丁尼让东部教会服从于教宗。在罗马帝国晚期发展中的基督教世界，罗马的地位意味着它是判断教派是否正统的试金石。

第四，仍有一些时间来填补意识形态上的漏洞。这是有必要的，因为要将《马太福音》中耶稣的言论转变成为教宗权力辩护的宪章，还需要做一点论证。首先，你必须接受，圣彼得被授予的权力可以转让给他的继任者，而不是仅仅赋予他一个人的礼物。然后，你必须证明彼得的继任者是现任的罗马大主教，因为彼得曾是第一任罗马大主教，尽管基督教的重要古代文本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都没有这样的描述。但是，缺乏可靠的文献资料，并不妨碍真正的信徒认为自己信仰的东西是正确的。不出所料，圣彼得故事的空缺被仔细地填补上了。在这个时代的某个时间，一份关键的资料被创造出来，最初是希腊语的，在公元400年左右被一个名叫鲁非诺（Rufinus）的学者和修道士翻译成拉丁语。这份资料被称为《革利免认亲记》（Clementine Recognitions ），据说是教宗革利免一世写给耶稣的弟弟、耶路撒冷教会领袖雅各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革利免向雅各讲述自己是如何被圣彼得改变信仰并受其培养的，以及彼得最终是如何通过让他接任罗马主教而把宗教权力传给他的。这一文本一箭双雕，一下子填补了意识形态上的两个空白。这份伪造文本之所以会选择革利免，大概是因为先前那封真实的、写给科林斯人的信早已广为人知。以防万一，在一代人之后，教宗利奥一世小心翼翼地证明，所有这一切完全符合罗马法律对遗产继承的规定，至此尘埃落定。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一位使徒说服力不够，教宗达玛苏一世（Pope Damasus I）在382年召开了一次罗马地方宗教会议，宣称罗马教会不同于其他任何基督教会，因为它是由圣保罗和圣彼得两名使徒共同建立的，这进一步强化了教宗的独特性。 [7]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不错。教宗充分利用了君士坦丁改信之后出现的种种好机会，来支撑他对基督教宗教权威的主张。但是，罗马教会并不是唯一的基督教会，如果你拓宽视野，去看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宗教权威的整体格局，就会发现罗马主教的地位并没有那么举足轻重。明确地说，教宗从罗马地区获得的大主教权力和其他行省首都的主教无异，并无特别之处，特别是长期在罗马城市长官行政管辖范围之内的罗马周围的行省。 [8]

相比之下，发布教令是教宗特有的权力，然而这项活动对树立教宗权威的作用不应该被过分夸大。一方面，教令像帝国诏书一样，只能在有人提出问题时才能颁布。例如，我们知道，在帝国制度最受欢迎的时期，皇帝每天要颁布大约5道诏书。即使是按照现代的法律模式，就算让皇帝们多休息几天，他们一年下来也得颁布至少数百道诏书。我们对教宗颁布法令情况的了解大多来自小狄尼修（Dionysius Exiguus）的作品。6世纪初期，从君士坦丁改宗到他所处时代的近200年中，他只找到了41个例证。这表明，在西方教会，向教宗咨询还没有成为经常性的活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做出自认为权威的解答仅仅是一个方面，教宗做出解答时，常常强调他们深思熟虑的正式答复应该得到充分遵守，但他们并没有强制执行的机制。如果教宗做出的答复未被遵守，他自己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在紧要关头，教宗甚至需要皇帝的支持，比如445年，教宗利奥一世在与阿尔勒主教希拉流（Bishop Hilary of Arles）的争论中，曾用皇帝的裁决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9]

然而，糟糕的事还不只这些。罗马帝国晚期的基督徒很愿意承认罗马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但并不承认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其他早期的基督教会同样是由使徒建立的。尼西亚会议上定的第六条教规将安条克教会和亚历山大里亚教会挑选出来，认为它们与罗马教会一样是使徒所建，而第七条教规将耶路撒冷也加了进来。381年，君士坦丁堡被宣告为新罗马（当然是在一次于君士坦丁堡举行的宗教会议上），于是也被纳入其中，自此以后在各个方面都被视为与旧罗马享有同样的地位。因此，到了4世纪80年代，典型的罗马帝国晚期模式已经出现：不是只有一个具有独特声望的主教区，而是有5个同样突出的宗座。所以，从概念上讲，基督教的正统就被定义成5位宗主教都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在这个背景下，《革利免认亲记》的出现，以及达玛苏对罗马教会双使徒根基的强调，都可以解读为罗马主教区急切想与其他地位相当的教区划清界限，其他教区乐于将罗马视为平等，但并不愿意承认罗马所谓的独一无二。 [10] 更糟的是，在基督教权威的另一个来源——皇帝——面前，这些宗主教黯然失色。

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罗马天主教会首脑，也就是教宗的作用：他最终确定何为正统信仰，为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制定行为标准并加以推行，任命并控制高级教士。按照这个清单来分析罗马晚期的证据（而非仅仅关注教宗），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会的主管实际上是皇帝。

让我们从教义说起。君士坦丁改宗后的约300年是神学上非常有创造力的时期，关键教义中的大多数得到了完善的定义。教宗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出人意料的是，作用很小。关于正确教义的决议是在大公会议上做出的，先是325年的尼西亚会议，随后会议在塞迪卡、君士坦丁堡和卡尔西顿不定期地举行，直到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任皇帝被赶下台。这些会议都在东部举行（甚至连塞迪卡，即现在的索非亚，也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部），大部分大型的神学辩论也是在东部进行的，参与这些辩论的基督教知识分子主要使用希腊语。在卡尔西顿会议上，教宗利奥一世贡献了一份重要文献《利奥大卷》，除此之外，罗马教宗仅仅派遣了一些观察员参加会议，剩下的都交由东部教会的神职人员负责。希腊哲学和科学中的许多假设为基督教教义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工具。 [11]

在这一过程中，一连串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我们此前提到，皇帝给数百名主教提供免费的交通和食宿，用马车运送他们赶赴帝国的一场场神学盛会，从而为教义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对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治时期（337—361年）教会会议之频繁和耗资之大，4世纪一位非基督教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除了上述四次大型会议之外，还有许多规模比较小的会议，也有一些会议虽然规模也很大，但是因为最终被认为做出了“错误的”决议而并未被列为大公会议，虽然事实上它们是的。在所有这些会议中，皇帝的作用远不只是翻开帝国的支票簿，为会议提供经费。是否召开以及何时召开更大规模的会议，通常都是由皇帝决定的。没有他点头同意，会议根本不可能召开。与此相关的是，皇帝们通常还会制定至少一部分议事日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大多数会议召开都有特定的理由。他们会给与会者施加巨大的压力，以得到自己期望的结果，他们还提供了仅有的执行机制，以执行会议的决议，例如，放逐离经叛道的神职人员，或者是将被定罪教派的建筑充公并没收其全部财富。

不同皇帝对具体教义问题的兴趣差别很大，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后来的查士丁尼都以喜爱钻研神学细节而闻名，但所有的皇帝都对教会内部的和平与统一感兴趣，这是与罗马帝国晚期教义辩论中纯粹知识辩论并行的主题。至少在这个程度上，所有皇帝都愿意参与教会事务。因此，总的来说，对于教义争论的最终结果，皇帝的意志比宗教会议上的辩论更为重要。以所谓的阿里乌派的争论为例，他们争论的是用什么词语来描述基督身上人性和神性的关系。325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提出了一个定义，但是这个定义花了两代人的时间才最终被接受。在此期间，罗马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完全支持其他定义为正统。直到4世纪80年代，非尼西亚定义的支持者再也无法得到帝国的支持，国家最终决定一致执行尼西亚会议的立场，这场争论才结束。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纪律问题。这方面的大问题来自北非：所谓的多纳徒派争议，辩论的是那些在大迫害中屈服的教会领导者的地位。在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帝国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摇摆不定，不同的政权采取不同的政策，争论激烈地进行着。然而，帝国的政策逐渐变得强硬，开始支持争端的一种解决方案，即坚决反对多纳徒派，并动用帝国之力来执行这一政策，此后，这一争端很快就平息了。这并不意味着多纳徒派全部消失了，正如并非所有非尼西亚派的观点都消失了一样，只是一旦帝国的意志明确支持某一立场，反对此立场者得到的支持就会大幅减少，很快，一场运动就会变成一个教派，而到了这个时候，皇帝就不会那么在乎了。主教和知识分子可能做了大部分的思考，但是通过召集会议决定教义是否要做出变化的是皇帝，在这些会议上建立必要的联盟以通过某一决议，然后以应有的决心执行决议的也是皇帝。 [12]

在制定、推行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士的一般行为标准方面，皇帝的作用也很大。教宗的教令在讲拉丁语的西部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在不同宗教会议（至少在大型会议上，皇帝的作用是主要的）的决议以及帝国的直接立法中，还有许多规章制度。《狄奥多西法典》第十六卷全部是君士坦丁时代至435年之间制定的关于宗教问题的帝国法律，而《查士丁尼法典》收录了6世纪30年代早期的更多内容。罗马帝国晚期教会法的基线是由宗教会议的决议和帝国法律共同提供的，就广泛流传的约束基督教圣俗人员的规范的数量而言，教宗教令仅仅位列第三。在执行过程中，帝国法庭系统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新事物。从君士坦丁时代起，主教被授予开庭的权力，每一位基督徒都能申请将自己的案子移交到这里审理。但是，在实践中，这个法庭渐渐转变成一种小额索赔法庭，旨在进行和解和调解，而不是直接进行惩罚。这显然限制了它所能审理的案件的种类（例如一切可能涉及死刑的案件肯定是不能审理的，因为主教被禁止杀生）。主教法庭最初是经帝国法律许可开设的，这又突出了帝国在教会法方面的优越地位。 [13]

最后，对于教会高层的任命也是如此。你会发现，皇帝们并不关心小教区的主教是谁，例如比利牛斯山及其周围地区，但他们对于谁掌管着帝国的大城市十分关心，尤其是帝国的中心和一些区域性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完全是指罗马。到了4世纪，甚至连帝国的西部都处在米兰或特里尔，以及后来的拉韦纳的管辖之下，而东部的主要城市则处于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的管辖之下。罗马仍然是文化中心，但是在整个4世纪，皇帝们最多到过罗马4次，每次大约待1个月。因此，教宗的选举并未受到皇帝过多的直接干预，但是如果选举引发了暴乱，就像366年教宗达玛苏的选举那样，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他们所关心的主教区，皇帝们获得并保留了对教会职务的任命权。 [14]

毫无疑问，皇帝才是基督教会的领袖。包括教宗在内的其他人发挥了部分作用，但在确立正确的教义、界定和执行应有的实践标准以及人事任命方面，皇帝的作用至关重要。这种主导作用不仅存在于事实层面，在法理层面也有体现。前文提到，根据狄奥多里克采纳、普罗柯比反对的罗马帝国晚期的政治理论，皇帝是由上帝直接任命的，上帝精心选出了他作为自己在人间的代理人。这些想法直接来自希腊化时期非基督教的王权观念，而帝国向基督教的转变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希腊化时期观念中的神被贴上了基督教上帝的标签，神的意志被重新塑造为让全人类都信仰基督教，而不是为少数人创造完全理性的文明。但是，关于皇帝与上帝亲密关系的说法并没有丝毫减少。与皇帝有关的一切都是神圣的，从他的国库到寝宫，从最重要的公共场合到最不显眼的个人接触（如被称为proskynesis的朝拜仪式，即拜倒在圣驾前以示尊敬）无不被精心编排，为的是强调这一点。皇帝并非普通人，至少在公众场合，在各种仪式的过程中，他应当保持一种超越常人的泰然自若。君士坦丁可能把事情做得过头了。他最初安排把自己的遗体安葬在君士坦丁堡的一座巨大陵墓中（圣使徒教堂），十二使徒的祭坛环绕在其周围。据说他把自己视为第十三位使徒，但一般来说，十二使徒围绕的那第十三个人是耶稣，所以你就能想到君士坦丁究竟把自己看作谁了。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悄悄地进行了重新安排，做出了一份略微谦虚的声明，但仅仅是略微而已：君士坦提乌斯和他的继任者们，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的，一直到查士丁尼及之后，都坚持宣称自己是上帝选中，要与上帝一起统治人间的。

看到罗马帝国晚期之后许多个世纪里的事态发展，特别是在几个世纪中作为西方政治传统惯例的政教分离，我们很自然会注意到导向这一状况的思想。从罗马帝国晚期起，这种思想在希波的奥古斯丁那里有所体现，正如他在《上帝之城》中所说的那样，世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如此完美地反映上帝的意志，以至于能够永久持续下去。奥古斯丁指出，上帝确实使国家不断地兴亡更替，但这仅仅是为了他的目标，国家只要能够服务于上帝的更高目标，就能延续下去，而上帝的更高的目标是与国家自己的目标系统性地分离的。奥古斯丁已经顺着这条思路思考了一段时间，但促使他写下这些的一个额外因素是410年8月哥特人洗劫罗马。他并不是唯一一个直接挑战罗马帝国意识形态核心主张的人。教会人士抵制帝国强制推行的某种教义解决方案时，其实是在含蓄地，有时甚至明确地否定皇帝干涉教会事务的权利，有时，这种抵制是很认真的。例如，4世纪40年代，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亚他那修（Athanasius）曾使埃及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无法治理，因为他非常反对君士坦提乌斯对非尼西亚神学的偏爱。或者说，从4世纪中期开始，整个基督教的修道主义传统在人数和影响力上都有了巨大的增长，而这也间接意味着否认帝国意识形态的主张。如果罗马皇帝和他所统治的政治结构反映了上帝对人类的意志，那么个人就不应该从中退出，去效仿基督、使徒和许多旧约先知的做法，通过自我否定和避世来寻求灵魂的救赎。但是，在这段时期的圣徒传记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拒绝参与罗马国家的公共事务，甚至一些精英阶层的成员也是如此。综上所述，再加上一点后见之明，人们很容易将帝国意识形态的主张斥为空话。 [15]

然而，这么理解是严重错误的。你固然能在一些教士的作品中看到反抗皇帝宗教权威的线索，但也能在其他教士的作品中发现表示支持的线索。例如，几乎在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同时，该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就提出，耶稣诞生于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并非偶然。优西比乌认为，这表明尽管有早期的迫害，但上帝早已选定罗马作为他将人类引向基督教的工具。换言之，罗马在这一神圣计划中拥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如果引申开来，这意味着皇帝绝不仅仅是一位世俗的统治者。同样，在451年10月25日卡尔西顿召开的第四次大公会议上，370名与会的主教（有些的确是派的代表）高呼皇帝马尔西安为“君王和祭司”。这种呼声并没有打破传统，而只是对一种已经牢牢确立的思想的具体表述。此外，在553年5月于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五次大公会议上，152名主教欣然宣布，未经皇帝明确批准，任何教会事务都不能进行。 [16]

在罗马帝国晚期，每有一个持反对意见的教士，就会有十个明里暗里支持皇帝支配性宗教权力的教士。事实上，对于反对的声音要格外谨慎。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同一个人，可能会在皇帝支持自己不同意的教义立场时表示强烈反对，在皇帝站在自己一边时表达热情支持，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这并不是要否认某些神职人员的确对皇帝的宗教权威持有深刻而有原则的异议，但是除了少数表达意见的修道主义者之外，绝大多数基督教神职人员和高等阶层的平信徒基本上接受，皇帝是上帝选中的，因此至少应该对教会事务履行监督义务。皇帝可以，实际上也应该让主教来处理神学上的细节，但是在冲突的立场中寻找上帝智慧所指示的立场，并且确保他的臣民，即上帝的子民最终遵循真正的信仰和基督徒虔诚的道路，这完全是皇帝的职责所在。这只给教宗留下了一个次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一个由五位平等的宗主教组成的基督教世界里，而且，大多数前沿的神学理论都是用希腊语写下的。

国王和主教

在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退位和查理曼加冕之间的这段时间内，自君士坦丁改宗以来教宗运作的大部分条件已完全改变。统一的西罗马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众多后继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最终在5世纪到8世纪的某个时候成为《尼西亚信经》的信奉者，尽管其统治精英最初并非如此。然而，这个新世界的政治结构并不稳定，在从450年开始的300年间，教宗制度开始在尚存的西方帝国的范围内运作。此后，教宗制度在奥多亚塞和狄奥多里克建立的后继国的统治下运行了60年，直到成为从君士坦丁堡进行统治的东罗马的一部分。在150年里，这种情况持续了大部分时间，直到8世纪，教宗才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单位管理罗马及其周边地区，并抵御伦巴第国王以及独立的斯波莱托公爵和贝内文托公爵的不良企图。这些让这段历史趣味横生。

就像对待罗马帝国晚期一样，如果你用后见之明来思考这几个世纪，你就有可能发现一种新生的关系链，它最终会帮助教宗成为罗马天主教的完全负责人。在狄奥多里克统治早期的494年，罗马教宗哲拉修一世（Gelasius I）给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写了一封著名的信，这封信保存至今。信的开头是“有两个”（Duo sunt），它也因此得名，接着作者就开始阐述教义：世界上有两个平等而独立的权威，即教士的神圣权力和君主的王权，而两者之中，教士的责任更大。书信内容如下：

有两个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这个世界，一个是教士的神圣权威，另一个是国王的力量。两者之中，教士的责任更大，因为他必须在上帝的审判中，为国王向上帝交账……因此，你（国王）必须知道你依赖于他们（教士）的决定，而他们不会屈服于你的意志。

上帝希望让这两种权力协调一致，但两种权力涉及的领域不同，不应该干涉彼此的职权范围。哲拉修在阿卡修斯分裂的高潮时期写了这封信，它挑战了帝国意识形态的主张，即皇帝有权指挥教会的事务。更具体地说，这是对《联合敕令》的攻击（当年芝诺试图用它促成教会在东部的和谐），但这一观点是在一项更普遍的原则声明中体现出来的。

与此知识背景类似的还有小狄尼修的重要著作。他的专长是将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但他在教规方面的工作对我们的研究而言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的工作为两部分。首先，他从希腊语重新翻译了大公会议的决议（有两个不同的版本）。早期也有拉丁语的译本，但不是特别准确，有的甚至将不同会议上的决议混为一谈。例如，有这样一件尴尬的事情：早些时候，一名北非神职人员曾以尼西亚会议的一项决议（依据的是教宗佐息末的翻译）为依据，向教宗佐息末请愿，结果发现这实际上是塞迪卡会议上的决议。小狄尼修的第二部分工作就是《罗马教宗教令集》（Collectio decretorum Pontificum Romanoru ），其中收集了从西里修一世（Siricius I）到阿纳斯塔修斯二世（Anastasius II）的教宗颁布的教令（也就是从384年到498年）。我们对罗马晚期教宗法令活动的绝大部分知识来自这一文本。它以一种非常方便的形式记录了以前教宗的大量决策，这对未来教宗的重要性是一个打击。这部作品很快就广泛传播开来，巩固了罗马作为教会事务权威裁决来源的地位。 [17]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教宗还有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I），其著作影响巨大，他在教会的管理上也非常积极。为增加财政收入，他重组了教宗财产的运作模式；为提高教会的效率，他改革了中央官僚体制。还有一件事很有名：他在6世纪90年代与伦巴第人进行了几乎独立的谈判，当时伦巴第人正在向罗马施压，而东罗马的军队没有出现。7世纪，东罗马的皇帝试图终结卡尔西顿会议遗留下来的关于基督本质的争论，当时的教宗坚决反对。东罗马皇帝提出，无论基督在不同的时间有多少个本质（当时基督徒被完全禁止使用“本质”这个词），他都只有一个意志，这种思想被称为“基督一志论”（Monothelitism）。它含蓄地拒绝了卡尔西顿会议的教义，而教宗利奥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利奥大卷》。因此，教宗马丁一世（Martin I）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代价是高昂的）也不愿意接受这一点。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也首次出现了教宗有意扩大基督教欧洲疆界的迹象，这次的主角又是格列高利一世。他对一些盎格鲁—撒克逊奴隶的著名评论是“他们不是盎格鲁人，而是天使”（Non angli sed angeli）。597年，他派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Canterbury）和40名勇敢的同伴穿过法兰克王国，向北越过英吉利海峡。格列高利死后，教宗对该项目的支持断断续续，但的确为英格兰绿色宜人的土地贡献了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神职人员之一，他就是塔尔苏斯的狄奥多尔（Theodore of Tarsus）。他出生在小亚细亚，在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征服小亚细亚后逃难。66岁时，他突然被从一个安静的罗马修道院调离，改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没有被恶劣的天气吓倒，以一己之力对盎格鲁—撒克逊教会进行了改革，最终在88岁高龄辞世。去世后不久，他在人间的丰功伟绩就为他赢得了历史上最应得的宣福礼之一。 [18]

把这些教宗的亮点串在一起，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世纪早期见证了我们所知的教宗权力的一些关键发展。小狄尼修强调了教宗权威对西方教会法发展的重要性。教宗哲拉修和马丁清楚阐明了为什么皇帝们不应该插手宗教事务，并开始将理论付诸实践。格列高利一世的教导则使西方的许多教士定意在罗马；与此同时，他将教宗的官僚机构改造得更加严密，增加了收入，并开始了这样一个进程：教宗抛弃君士坦丁堡的政治轨道，向西寻求新的未来。虽然我们刚才说到的种种现象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必须全力抵制这样一种诱惑，即想要把这些点连起来，以塑造教宗在这一时期有意识地转向西部的形象（当然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格列高利的行动）。事实与此大相径庭。

首先，需要更仔细地审视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皇帝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对于5世纪晚期和6世纪早期的教宗来说，他们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享受”到了脱离帝国严密控制的自由。如果哲拉修一直生活在东罗马的领土上，我很怀疑他是否还会在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表现得那么大胆——那样肯定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在540年夏天拉韦纳被查士丁尼的军队攻陷之后的近200年里，罗马发现自己实际上又变成了5个平等的宗座之一，处于至高无上的帝国的控制之下。对于一个已经学会脱离帝国而生活的教宗来说，这本身可能有点让人烦恼（虽然，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的，在结束阿卡修斯分裂的问题上，罗马事事都要先咨询狄奥多里克才采取行动，所以我不确定情况是否有那么不同）。被如此强制着返回君士坦丁堡的政治轨道经常闹出问题，因为在东部，围绕卡尔西顿会议的争执依然激烈。东部一些教会的人发现，如果不做进一步的评论，就无法接受卡尔西顿会议对基督“二性论”的定义。因此，一连串的皇帝试图通过在卡尔西顿会议决议基础上添加或去除一些内容，来找到妥协的立场，从而让它被东部的教会接受。但是，因为《利奥大卷》是会议记录的核心部分（这算是西部对仍在进行的这一争论的唯一贡献了），罗马始终不愿接受任何妥协。

尽管有了这样的起点，但皇帝们有时会施加巨大的压力，教宗们只能屈服。例如，6世纪40年代后期，教宗维吉利乌斯（Vigilius）被拉到君士坦丁堡，两次被迫接受谴责卡尔西顿文本一小部分的一项妥协，这部分内容被称为“三章”（Three Chapters）。即使是这种程度的妥协也引起了一场影响到西方拉丁教会大部分地区的风暴，这些地区过去一直坚定支持卡尔西顿会议的决议。尽管如此，维吉利乌斯的两位继任者依然感受到强大的压力，接受了他签署的妥协协议。同样，在7世纪的“一志论”风暴首次刮起时，教宗霍诺利乌斯一世（Honorius I，625—638年在位）也毫无异议地同意了帝国的立场。他的继任者马丁一世在649年召开了拉特兰会议予以反击，这次会议毫无保留地谴责了基督一志论。然而，惩罚来得又快又猛。马丁一世被绑架到君士坦丁堡受审，然后被流放至克里米亚，在那里死去［这还不算最糟的：被指为马丁一世的主要教唆者的认信者马克西姆（Maximus the Confessor）失去了舌头和右手，这样他就不能再宣传或写作所谓的异端邪说了］。可见，对于“拜占庭”时期的教宗来说，帝国的权威还是很有震慑力的。但真正关键的一点是，并没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忍耐着的教宗们也在努力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

举个例子，格列高利一世与伦巴第人进行了独立谈判，但这是因为他别无选择，当时罗马附近没有帝国的军队。然而，他的信件清楚地表明，他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君士坦丁堡对罗马的防卫做出认真的承诺，在罗马建立军事指挥权，即公爵领（ducate，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将有一位公爵来指挥）。这最终实现了，为大局考虑，格列高利一世并没有试图脱离君士坦丁堡的政治轨道。后来，聚集了大量卡尔西顿决议反对者的东部省份最终被阿拉伯人夺走，皇帝们总算能够放弃各种各样的妥协尝试，于是教宗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回到正统的怀抱。681年是个奇迹之年，它见证了帝国和伦巴第人之间的和平，以及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第六次大公会议，这次会议宣告了基督一性论的终结。此时，教宗似乎已经准备好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坐拜占庭帝国的宗主座了。 [19]

真正改变这一局面的是拜占庭帝国日益恶化的战略地位，因为在对东边的阿拉伯人的斗争中，它的损失越来越大。这主要造成了三个方面的影响，前两个是罗马摆脱拜占庭支配的必要先决条件，第三个是这一过程的推动力量。先决条件之一说来简单。面对这些灾难性的损失，君士坦丁堡的税收收入下降了大约四分之三，因此不得不在各个方面都精打细算，结果，特别是在格列高利一世的改革之后，教宗的机构迅速成为罗马城内年度收入最高的官方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很难详细描绘这一过程），教宗的行政机构接管了越来越多的公共职能，这些职能使这座城市得以运转，其中包括慈善、食物和水的供应，甚至还有城市的防御。7世纪初，就官方而言，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官员是它的皇家公爵，但是两代人之后，加上经历了阿拉伯人的入侵，情况发生了变化。

然而，要想充分了解这种新局面，还必须了解败于阿拉伯人之手所带来的第二个结构性变化。帝国失去了这么大一部分的财政收入，军事上的威胁还是没有减少。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伊斯兰军队征服并夺取更多地区的资源后，威胁实际上增加了。因此，君士坦丁堡仍然必须在其大大削弱的税收基础上维持庞大的军队。为此，君士坦丁堡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狄奥多里克及其他西方后继国的国王们所采用的方法，他们奖励那些武装起来的追随者，因为是后者让他们统治了罗马的西部。在整个帝国的范围内，土地作为军事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分配给君士坦丁堡的军队。实际上，帝国还保留了一些税收结构，除了土地分配之外，有时还会有其他有价值的军饷分配，而后者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在意大利内部。整个拜占庭意大利被划分为几个独立的军事指挥中心，如以拉韦纳为中心的总督辖区（exarchate），或格列高利为罗马争取到的公爵领。起初的军事要塞很快发展成为当地的地主武装，其主要成员现在领导着各个地区占政治主导地位的地主网络。这些武装在性质上与法兰克王国各地的武装民兵相似，虽然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形成的。这些网络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议程，这些议程考虑的不是帝国的利益，而是受当地土地所有者利益的驱使。从那不勒斯到佩鲁贾（Perugia）和五城地区的公爵领，甚至在拉韦纳总督辖区内部，都发生了这种情况，但是在罗马的表现形式比较特殊，因为这里的地主（在拉丁语中称为proceres和possessores）还控制了教宗的选举。这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还不清楚，但到了7世纪中叶已经成为既定事实。考虑到教宗的机构是附近地区最富有和最重要的公共机构，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罗马的地方网络想要控制这一职位，同时也想要管理这个公爵领了。 [20]

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法兰克世界在没有扩张的情况下相类似，拜占庭意大利的默认设置是倾向于地方化、脱离中心的政治议程。这是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大部分收入都被剥夺了，无法积极支持地主网络，也缺乏独立的军事力量来约束它们。尽管如此，在681年，拜占庭意大利的总体形势看起来依然相当稳定。与伦巴第人的新条约以及对卡尔西顿决议的充分承认，似乎为帝国提供了一条让整个拜占庭意大利（特别是罗马城）安稳无忧的和平道路。但是，由于后来第三个因素即伊斯兰势力的出现，前两种发展在整个拜占庭意大利播下的地方主义的种子结出了奇怪的果实。

事情很简单。拜占庭暂时还没有受到穆斯林军队的袭击，但这种情况不会延续太久，事实上，其终结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皇帝查士丁尼二世。他试图扭转过去50年的一些损失，在7世纪90年代重新发动了阿拉伯战争，结果完全是灾难性的。到了8世纪初，穆斯林军队不仅挫败了拜占庭帝国的反攻企图，而且再次走上了战争的道路，其高潮是717—718年对君士坦丁堡长达12个月的围攻，几乎将这个帝国永远消灭。最后，这座城市挺了过来，但只是勉强如此，危机并没有随着围城的失败而结束。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717—741年在位）做了任何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做的事。722—723年，他宣布大幅增税，据说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一番，以筹措资金支持东部前线。此后不久，他和顾问们寻找上帝如此愤怒的原因，宣布发起反圣像运动。

这在拜占庭意大利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增税引发了所有军事化地主的巨大不满。罗马的地主通过教宗格列高利二世（Gregory II，715—731年在位）宣布他们拒绝交税，并公开发动反抗。整个帝国形势危急，几乎没有多余的军队可以镇压他们。725年，罗马总督集中全部兵力向罗马靠近，事态发展到紧要关头。罗马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外界的一些帮助，凑够足够的兵力将对手击退。就在这一刻，独立的圣彼得共和国诞生了。它就是19世纪时被拿破仑·波拿巴和拿破仑三世最终推翻的教宗国的直接祖先。

又过了几年，局势才稳定下来，每个人都意识到已经发生了不可挽回的事情。8世纪20年代后期，罗马的地主势力中仍有一个派系，在当时的公爵彼得的领导下，准备与君士坦丁堡密谋，要将格列高利二世赶下台，让忠诚于拜占庭帝国的人取而代之。但是，政变失败了。利奥三世的反圣像宣言也极大地推进了地方独立的事业，因为它让格列高利可以大肆打他的宗教王牌。他将皇帝逐出教会，告诫皇帝不应该干涉宗教事务（就像他之前的哲拉修一样，当前的军事和政治形势显然让他觉得这么做不会有问题）。但他也有损失。732年至733年，皇帝没收了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和伊利里库姆所有仍在皇帝控制之下的教宗领地。据说教宗的年收入因此少了350磅黄金。到了8世纪30年代中期，尘埃落定，一种新的模式出现了。原拜占庭罗马公爵辖区的军事化地主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罗马共和国并让其延续下来，由教宗全面领导，而选举教宗的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 [21] 这当然是一场革命，但它与让教宗成为西方教会实际领袖的长远愿景毫无关系。相反，推动这一进程的是着眼于本地、讲求实际的经济和政治动机。事实上，当你进一步分析时，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世纪早期的种种发展实际上削弱了教宗对拉丁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力。

随着先是罗马公爵，然后是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府开始财政吃紧，教宗接管了许多事务，而教宗工作内容中的宗教部分必然会减少。对公爵领来说，组织食物和水的供应，开办慈善事业，修建公共建筑，组织防御，最后是政治和外交事务，这些都不是小事，哪怕官僚机构扩大了也不容易办到。当然，教宗们仍然有时间处理宗教事务。格列高利二世和格列高利三世（Gregory III，715—741年在位）先后领导了这个新国家的建立，也为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士波尼法修提供了大量支持。但是，这个新国家的政治局势需要时刻注意。8世纪20年代的严重税收危机在整个拜占庭意大利掀起了一股地方主义浪潮，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已经开始产生影响。在罗马之外，皇帝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暂时的。至少在北部，当地地主势力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一连串的伦巴第国王迅速抓住机会，零零星星地攫取拜占庭帝国的领土，这些国王包括柳特普兰德、拉奇斯（Ratchis）和艾斯图尔夫。断断续续的攫取过程最终导向了艾斯图尔夫在751年对拉韦纳和五城地区的最终占领，在那之后，拜占庭在意大利的领土只剩下南部的有限区域。与此同时，佩鲁贾公爵领已经依附于罗马共和国，这扩大了后者的权力基础，但总体的战略形势仍不乐观。这个中等规模的共和国不再受帝国保护伞的保护，而是在四分五裂的意大利自己负责自己的防御。它的邻国是略大一些的斯波莱托公国和贝内文托公国（它们都是独立的伦巴第公国），以及北部比它大得多的伦巴第王国。为了自我防卫，教宗最终会到北方寻求法兰克人的支持（第5章），但当时的目的很简单。它的近邻都相对强大，并且都至少对圣彼得共和国的边缘地区有掠夺的意图。从这个共和国诞生的那一刻起，教宗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操心军队、财政收入和外交关系。 [22]

然而，这并不是罗马在发展中的拉丁基督教世界中总体地位下降的最根本原因。我们知道，随着教宗制的长期发展，罗马将为维护自己的宗教权威而与中世纪的皇帝发生对抗。由于罗马皇帝本身就有强大的宗教权威，人们很容易忽略一点，即在这一时期，罗马教宗的统治要在西方教会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罗马帝国晚期的政治结构。教宗的教令不仅在形式上呼应罗马帝国的法令，而且其整体效力也依赖于帝国的存在。尽管条条大路通罗马，但罗马距离大多数地方，哪怕是西部的地区，都很远。在前现代时期，从英格兰到罗马最快的纪录大约是六周。因此，向教宗提出问题不仅过程烦琐，而且代价高昂，因为你将不得不放下其他活动，抽出几个月的时间。然而，由于教会是罗马国家的一个部门，神职人员经常能够使用帝国的国家邮驿系统（cursus publicus）在帝国各处走动。所花费的时间并不会少多少，但这大大降低了向罗马上诉的成本。此外，虽然教宗不太愿意承认，但教宗裁决的有效性实际上取决于帝国对其法律效力的支持。445年，教宗利奥一世甚至不辞辛苦地找到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从他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裁决，这一裁决适用于整个（当时的）西罗马：“任何事都不应违背或脱离罗马教会的权威。”罗马帝国晚期使罗马对西方教会日益重要的权威结构是皇帝和教宗双重作用的结果，它的运作依赖于帝国的物流和法律结构。 [23] 随着西罗马的瓦解，帝国的物流和法律结构都消失了，中世纪早期的西方教会形成了新的权威结构，大大削弱了教宗的作用。

在其各自的统治区域内，继承国事实上和法理上的国王都继承了以前属于罗马皇帝的那种宗教权威，至少在他们改信了天主教之后。从克洛维开始，法兰克国王（以及他们征服的所有人）在名义上都是天主教徒。589年托莱多第三次宗教会议以后，西哥特人也变成了天主教徒。从597年开始，就有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到660年左右，那里的国王已经全部改宗天主教。从7世纪的某个时期开始，伦巴第人也变成了信奉《尼西亚信经》的天主教徒。所有这些国王很快采用了罗马帝国的权力意识形态。他们说，他们都是上帝任命的，都是凭借与上帝之间的特殊关系来施行统治的。 [24] 像罗马帝国晚期的皇帝所做的那样，他们把希腊化王权和《旧约》的模式结合起来，宣称自己并非世俗统治者而是上帝选出来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就像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成了自己领地内实际上的教会领袖。

从我们之前用过的清单看，这些年里西方并没有太多的教义方面的活动。在那个时代，罗马晚期的文化结构正让位于中世纪早期的后继者，而这些后继者的热情不高（大多是非专业人士），所以这也许并不奇怪。但为数不多的教义活动还是显示出同样的模式，即王室的方案在教义、宗教会议和执行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来自6世纪的西哥特王国。国王利奥维吉尔德（Liuvigild，568—586年在位）多次击败法兰克人，恢复了王国的政治统一，他在宗教方面也尝试了同样的手法，试图强制推行一种教义上的解决方案。其王国的西哥特人精英主要是阿里乌派，而占人口大多数的西班牙罗马人信奉的是《尼西亚信经》，他希望自己的解决方案能让双方达成妥协。这个举措失败了，但这是王室的举措，遵循的是罗马晚期的典型模式。在下一代人中，利奥维吉尔德之子雷卡雷德（Reccared，586—601年在位）也采取了一些决定和举措，为王国在589年托莱多第三次会议上正式采用《尼西亚信经》奠定了基础。就像可敬的比德所讲述的那样，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在664年召开的惠特比（Whitby）会议上，国王奥斯威（Oswy）做出了重要的干预，从而确保诺森布里亚王国按照罗马而不是爱尔兰的方法来计算复活节的日期。双方陈述各自的观点后，奥斯威走上前去：

然后国王总结道：“我告诉你们，看守天堂之门的是圣彼得，我不会违逆他，而是会照我所知和所能，在一切事上遵守他的律例，以免我到了天国的门口，却无人为我开门，因为掌管钥匙的人成了我的敌人。”

教宗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因为教宗的权威最终决定了国王的命运。尽管如此，在一个由国王召集的宗教会议上，国王在听完神职人员讨论技术细节后，自己做出了关键的决定。这其实是在较小的规模上复制了罗马帝国的总体宗教权威模式。 [25]

在教会高级职位的任命方面，王室命令的影响力也很大。关于中世纪早期的很多事情，我们最生动的史料来源是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历史著作。书中收录了法兰克教会的许多逸闻，这些逸闻清楚地表明，法兰克国王在其管辖范围内对主教任命拥有最重要的发言权。决定可能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但到了紧要关头，就得由国王来任命了，没有王室批准的候选人就会落选。格雷戈里经常抱怨这一点，但他在无意中透露，他本人也获得了王室的支持，正是国王西吉贝尔特的支持让他击败了图尔主教之位的竞争对手。但话说回来，丘吉尔还是谁说过，一致性是平庸的标志。我们缺乏来自天主教西哥特王国的与此相当的叙事来源，但尽管存在零星的反例，我相信王室对主教任命的影响在那里也同样明显（十分有趣的是，在伊斯兰征服之后，埃米尔和哈里发继承了这一权利，至少候选人被正式祝圣之前要获得他们的批准）。同样，正如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中详细叙述的那样，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如果国王不得不跟因为某种原因他不喜欢的主教打交道，就会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王权通常也会占上风。 [26]

但是，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神职人员和平信徒行为标准的制定和执行时，模式就很清楚了。这一直是罗马晚期教会会议仅次于教义问题的关键工作，而在后罗马时期，基本上依然如此。但是，在公元476年之后，西方的教会结构并不在整个拉丁教会中运作，而是在各个王国的基础上运作。

以法兰克高卢的基督教会为例，511年，克洛维在奥尔良召开了其新王国的教会会议，但随后的活动相当零星。在524年到529年之间，阿尔勒主教该撒留举行了四次改革会议，这是我们所知的唯一一段宗教活动比较集中的时期。但这是在狄奥多里克和阿塔拉里克的管辖之下进行的，他们当时在现在的法国地中海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直到6世纪80年代初，克洛维的孙子贡特朗（Guntram）才有了足够的权力和兴趣来为法兰克王国的主教们发起一系列改革会议，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宗教行为和实践的标准。可以肯定的是，这迅速成为一种自觉的传统。有一份非同寻常的手稿，最初来自贡特朗王国中心的里昂，但现在被分割成两部分，分别收藏于圣彼得堡和柏林。这份手稿让我们看到了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在579年第一次马孔（Mâcon）会议之后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主教们所做的就是收集他们能找到的已有裁决，然后通过自己的讨论加以补充。有时，讨论是由他们面前一个特别棘手的案例引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但找到了一些额外的会议裁决，还开始在做出新裁决时，有意参考他们已经收集或已经做出的裁决。这项工作最终产生了一部新的教会法规，即《高卢教令集》（Vetus Gallica ），它按照主题重新排列了既有材料，寻找涉及特定主题的既有法规变得容易多了。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法兰克教会，它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坚定承担着促进基督教发展的责任。 [27]

这个迷人的小插曲把中世纪早期的西方教会生动呈现在人们面前，而如果你只关心教宗制度的发展，就会完全将其忽视。有几点很明显。法兰克教会并不是完全孤立地运作的。对于更广泛的基督教传统，主教们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而在这个传统中，教宗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已有基督教传统的基本文本之一是小狄尼修收集的教令汇编，其中既有他对希腊语会议决议的拉丁语翻译，也有他整理的教宗教令。与此同时，这个法兰克教会的运作完全依赖于国王的支持。直到贡特朗开始感兴趣，整个王国范围内的改革才开始启动，我认为，就像以前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贡特朗可能不仅召集会议，还会支付费用。在处理新问题时，法兰克主教也乐于依靠自己的智力资源，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考虑罗马的意见。没有迹象表明有罗马观察员在场，也没有人认为他们可能在场。到了7世纪，也许是由于当时王室权力慢慢受到侵蚀，王室的兴趣又减退了，这一传统逐渐停止。据我们所知，整个7世纪只召开了一次会议。

来自西哥特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证据表明，这些王国的运作模式与此十分相似，毋庸赘述。人们从第三次托莱多会议后改信尼西亚基督教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后，新的西哥特王国最终形成了通过一系列王国范围内的会议来运作的传统。这些会议都是在托莱多举行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连续性的会议是从633年的第四次托莱多会议开始的。在近50年的中断之后，会议（相对而言）频频召开。不同于6世纪后期高卢的情况，这些会议既处理教会事务，也处理世俗事务，尽管主教们会自己去处理纯粹的宗教事务。除了这一特征之外，在其他方面，两地的模式完全相同。这些会议由国王召集，会议上产生的教会立法（通常称为Hispana）不断增加，其中包括以前会议的决议和小狄尼修的教令汇编，还有很多墨洛温时期高卢宗教会议（在西班牙传统真正开始时，这些会议已经停止）的决议。虽然他们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基督教世界，但是，就像他们同时代的法兰克人一样，他们开始完全靠自己来处理进一步的问题，他们依靠的是自己的智慧和信仰，没有延请外部专家，也没有什么难题被移交给罗马教宗审核。

一个世纪之后，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在所谓的麦西亚称霸不列颠南部时期，宗教会议的传统确立下来。麦西亚国王召集会议，会议涵盖的地理范围与国王的权力范围吻合。虽然这里的主教们同样意识到一个更广阔的基督教世界的存在，但他们也通常自己做主处理事务。唯一一次请来外部专家是在国王奥法有所图的时候。当时，奥法已经征服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辖区所在的古老的肯特王国，发现在英格兰南部省份有位最高宗教首领是件棘手的事，因为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他自己王国的边界地区，而这些地方（按照不列颠的标准）远离他王国的心脏地带。因此，他想把教会一分为二，在位于他王国中心的利奇菲尔德（Lichfield）建立第二个大主教辖区。为了顺利获得教宗的批准，他在786年邀请了两位教宗使节。这次会议的记录读起来很有趣。在一次盛大的高级别会议上，人们记下了对最前沿的宗教思想达成的共识，例如，儿童应该全部接受洗礼。后来，在参加几次宴会并签署联合公报之后，教宗的使节就回去了。这完全是一场公关活动，没有处理任何棘手的问题，也没有建立任何执行机制来检查双方讨论的各种陈旧目标的后续进展。就这样，国王给了教宗特殊待遇，但自己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且，这么做奏效了。就在几个月后的787年，利奇菲尔德被查理曼的朋友哈德良一世正式宣布为大主教区，尽管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太久。奥法死后，麦西亚的霸权遭到削弱，教会事务被政治风向所左右，对此你现在应该已经很熟悉了。803年，教宗利奥三世恢复了坎特伯雷的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28]

甚至这段插曲也仅仅是强调了这样一个中心思想：罗马教会仍然享有很高的威望。在西部，罗马教会的地位独一无二，因为没有其他使徒根据地了。前往纪念建筑和殉道地朝圣的人流也没有中断过。此外，在伊斯兰征服后，圣地更加难以进入，去罗马朝圣的人可能还增加了（尽管没有全面的调查）。由于君士坦丁之前罗马帝国的迫害，罗马到处都有殉道者和圣人，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珍贵圣物，开国者们喜欢用这些圣物为他们建造的教堂增光添彩。 [29] 在罗马晚期，特别是在5世纪，在瓦伦提尼安三世（425—455年在位）统治时期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皇帝们都回到了罗马。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西罗马的首席主教，以及在教会问题上潜在的最高仲裁者，教宗一直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在帝国崩溃的混乱中，这一切都停止了。当尘埃落定，西方教会在王国大小的单元之中运作，而这些单元之上并没有统管的权威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早期，加洛林时代之前的教宗逐渐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大的权威，将宗教和世俗职能结合了起来，但只能在自己有限的政治边界内行使。不再有西罗马皇帝之后，教宗失去了支持，而有了这种支持，教宗才有可能在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行使更广泛的宗教领导职能。在加洛林王朝时期，这一职能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恢复，尽管最初的一些迹象与此相反。

教父（中）

回顾起来，可以说加洛林时期是圣彼得的继任者取得了巨大进步的时期，所以他们才在中世纪中后期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丕平和查理曼二人伟大的加冕时刻将被用来表明，圣彼得的继承人有权担任政治仲裁者，这一观点完全符合《君士坦丁赠礼》的主张。实际上，丕平是先让法兰克人推选自己为国王的，但人们记住的却是那封所谓的信，以及教宗对丕平的肯定答复。同样，利奥三世不情不愿地为查理曼加冕，但由于教宗制度的历史比加洛林王朝长得多，这一事件被载入史册，用来表明教宗在所有皇帝加冕礼上都不可或缺。这不是查理曼的观点，毕竟给他儿子加冕的是他自己。但这些意识形态上的收获是经过较长时期才显露出来的，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通过一些更直接的方式提高了教宗在西方神职人员心目中和工作生活中的地位。

尤其重要的是，查理曼的慷慨再次大大提升了教宗的地位。8世纪70年代后期，教宗哈德良给查理曼写了一封又一封急切的信和支持文件，查理曼所做的是对这些努力的绝佳回报。教宗收入的增长无法具体计算，但显然增加了很多，在差不多同时代的教宗传记《教宗名录》中，其惊人规模得到了反映。之前的教宗，如斯德望二世（752—757年在位）和保罗一世（Paul I，757—767年在位），有钱翻修供朝圣者使用的慈善旅馆（xenodochia）和一座公认的大修道院；而新的收入使哈德良一世（772—795年在位）和利奥三世（795—816年在位）掀起了一股翻修、建筑和捐赠的热潮，获益的同样是罗马这座城市的世俗和宗教基础设施。

从他的投资来判断，哈德良一世很有城市规划的眼光。据记载，他曾在罗马防御工事的一次大规模修复中投入了整整100磅黄金。他还使罗马的3条古老的引水渠恢复正常使用，它们分别是萨巴提那水渠（Sabbatina）、维尔戈水渠（Virgo）和克劳狄水渠（Claudian）。哈德良还下令对圣彼得大教堂前的河岸和柱廊进行大规模的修复。这些是相当多的成就了，但仅仅是记录中的一小部分，记录中还包括圣彼得大教堂主入口处一套新的宏伟的青铜大门。而利奥三世的传记基本等同于他的捐赠清单，几乎没有别的内容。有些遗漏是故意的。《教宗名录》没有提到他在为查理曼加冕后向查理曼行跪拜礼的事情，也没有提到813年罗马贵族第二次反抗他的权威。但是一些不那么有争议的事件，比如他第二次去法兰克王国，也没有被提及。这一传记主要记录的是利奥三世对罗马各种宗教机构捐赠。特别是在807年的条目下，作者插入了一份未加修饰的捐赠清单：

我们救主的君士坦丁教堂，纯银皇冠，23磅

圣母在马槽旁大殿，纯银皇冠，13磅3盎司（1盎司≈0.03公斤）

越台伯河的圣母大殿，银皇冠，13磅3盎司

圣母古教堂，银皇冠，13磅

圣母与诸殉道者教堂，银皇冠，12磅3盎司

科斯梅丁（Cosmedin）圣母教堂，银皇冠，12磅

清单上接下来还有许多项目，总共有119件银器被送给了罗马城的不同宗教机构。据计算，利奥时期赠送的贵重金属礼物总共有1 000磅重。在8世纪晚期和9世纪早期的罗马，查理曼的捐赠远比君士坦丁赠礼重要得多，它为从供水到辉煌教堂的圣城全面整修提供了资助。 [30]

由于查理曼的宗教政策，教宗在帝国大部分神职人员的思想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因为查理曼认为罗马是真正的基督教传统的发源地。特别是当他或他的教会人员在寻找未被篡改的主要宗教文本时，罗马是他们首选的目的地。早在774年，查理曼就向哈德良索要并获得了罗马最新的教会法。这部教会法令集被称为《小狄尼修—哈德良教令集》（Dionysio-Hadriana ），是小狄尼修收集的教规和教令经过少许更新的版本。这仅仅是个开始。查理曼还从罗马获得了几本最好的拉丁文《圣经》，以及在那里使用的几本主要祈祷书。他还从这座城市引进音乐教师，教高卢教会的人如何以罗马的方式举行弥撒。自罗马帝国晚期以来，与罗马还没有过如此频繁的接触，这一过程明确肯定了罗马在确定“正确”基督教一事上的中心地位和权威。

由于查理曼的关注，教宗变得更加富有，得到了更多人的拜访和讨好，也获得了极大的尊重，但所有这些收获都是有代价的。查理曼对教宗的尊敬是真诚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同样深信，他也有自己的热线可以与全能的上帝通话。他不是圣彼得的附庸，而是可以毫不犹豫地利用教宗为自己服务，正如我们在加冕典礼前所看到的，因为这也是上帝的旨意。查理曼也不害怕与教宗意见相左，即使是在教义问题上。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法兰克福会议。在那里，查理曼当着教宗的面（至少是当着教宗使节们的面），让他的神职人员宣称，教宗哈德良接受君士坦丁堡关于圣像的新教义，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另一个不那么激烈的争议是著名的“和子”纠纷。这是对《尼西亚信经》的补充，但实际上是381年君士坦丁堡会议的信条。根据这一信条，圣灵是“由父和子而出”（“filioque”的意思是“和子”），而不仅仅是“由父而出”。东正教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一点，这仍然是不同信仰之间讨论的关键所在。这个短语和它背后的教义都是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方发展起来的，8世纪90年代后期，查理曼和他的教会人员正式将其作为他们信仰的一部分，并在整个帝国加以推广。然后他开始左右教宗利奥。利奥进退两难，因为他深知这句话将在东部基督教世界掀起一场风暴，那里强烈抵制对传统教义的措辞做出任何改变。利奥最终同意其基本教义是正统的，但认为最好不要胡乱改动这一信条，以免与君士坦丁堡发生冲突。直到1014年，“和子”说才在罗马城被正式采用，但毫无疑问，就连教义的正统性，查理曼也觉得自己完全有资格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 [31]

因此，可以确定，查理曼属于一个延续了差不多500年的传统。从君士坦丁时代开始，就连确定正确教义都属于信仰基督教的统治者的职责范围，查理曼对罗马的态度不过是直接延续了这一传统。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清单，难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查理曼无疑是他领地内基督教会的首脑。他任命所有的高级神职人员，召集所有主要的宗教会议，其余的会议也要经过他的批准，而且，针对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士的大量实用性法律指导是以他的名义制定的。

然而，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这么推论有些死板，而且可能忽略了加洛林王朝时代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查理曼是教会的领袖（在他之后的虔诚者路易也是），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法理上，都和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教宗共和国的首脑继承了使徒的衣钵，虽然大多数神职人员承认这一点，但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竟然可以去追求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因为这种权威是上帝赐给国王和皇帝的。这很有道理，但在查理曼的指示下，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查理曼的帝国疆域辽阔，他拥有充足的经济资源，他和他的教会领袖们又都很有野心，因此，他们要发起一项非凡的基督教改革计划，而这将改变整个西方教会。

在789年3月23日于亚琛颁布的《大劝谕书》（Admonitio Generalis ）序言中，其原则得到了最完整的阐述：

我们不但要尽心尽性、用声音不住地感谢上帝的恩慈，更要不断地多行善事，以歌颂上帝的荣耀。他将如此崇高的荣誉授予我们的国家，也可以保证永远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国家。因此，我们很高兴地要求睿智的你们，作为基督各教会的牧者、群羊的首领和世界上最杰出的人物，一定要谨慎小心，刻苦劝诫，带领上帝的子民到永生的草场。通过示范作用和谆谆教导，竭力把犯错的羊带回教会堡垒的城墙之内，不要让埋伏的狼发现有人违反了教规或大公会议的先祖们的教导，并将其吞噬。千万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了让基督教文明在世界上获胜，上帝给了查理曼前所未有的胜利，国王（查理曼在789年时还是国王）有责任让王国配得上上帝的恩惠。这篇非凡的文本共有82条条款，内容范围从关于纯洁生活的一般性思想，到关于如何祈祷的十分具体的指导，还提到了使用可靠的度量衡和在法庭上公正审判的重要性。对于查理曼及其世俗的和教会的主要顾问来说，国家和教会之间，世俗的和神圣的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查理曼帝国建立就是为了执行上帝的意志，这不仅包括它的宗教，也包括它运作的所有其他方面。这样的认识绝对符合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其主要影响的具体呈现，而且呈现得淋漓尽致。在查理曼整个统治时期，这一原则始终得到维护，在812年对查理曼意图的概括性描述中，这一原则以更加简洁的形式再次出现，而做出这一描述的是他宫廷中最重要的教会知识分子之一。内容如下：

对他来说，这些一直很重要：敦促主教探究《圣经》和审慎合理的教义，敦促教士严守训导，敦促哲学家追求关于神圣和世俗之事的知识，敦促修道士更加虔诚，敦促所有人更加圣洁，敦促大主教更加睿智，敦促法官更加公正，敦促士兵更加高效，敦促高级教士更加谦卑，敦促臣民更加驯服，敦促所有人更加谨慎、公正、坚韧、节制、和谐。

审判者审判、兵丁操练、主教读经，所有这些都可以同时谈论。加洛林王朝的方案认为这些活动在性质上没有根本区别。在上帝创立的帝国里，一切都必须遵循上帝的意志。 [32]

因此，就像许多征服者一样，查理曼对自己的重要性有一种夸大的认识，而且有足够的智慧将其转化为条理清晰的原则声明，这可以用拉丁语correctio（修正）一词来概括，即希望按照基督教完美的模式来修正普遍的生活方式。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些说要在世上建立上帝的社会的荒谬言论如此关注呢？正如政治叙述已经向我们表明的那样，查理曼死后，他自己的家庭甚至连表面上的兄弟之爱都维持不了，而在9世纪的整个法兰克王国，也基本没有基督教价值观大爆发的迹象。尽管这样，查理曼的计划仍然十分重要，不仅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国王和他的神职人员不仅宣告了这个梦想，还试图将其变为现实。由于他前所未有的征服，查理曼有大量的资源投入他自己的事业，也有足够的影响力让其他人也加入这个项目。首先，查理曼得以在宫廷里聚集大量学术专家，包括他能从西欧各个角落找到的最好的学者，如约克（当时拥有西方基督教世界最好的图书馆之一）的阿尔昆（Alcuin）、西班牙的狄奥多尔夫（Theodulf）、比萨的彼得和意大利的助祭保罗，这些仅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这些学者的流动集合（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来来去去）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精英的汇集，只有拥有查理曼那样的财富和影响力的统治者才有可能聚集这些人才。这些人除了给他写一些短小诙谐的赞美诗并钩心斗角之外，还参与了查理曼宏伟的基督教改革计划。他们和查理曼以及他的大部分主要的世俗和教会顾问一起，组成了一个团队，致力于建立《大劝谕书》中所设想的基督教社会，这一切使西方拉丁基督教会彻底改变。 [33]

实现这一梦想的第一步，是敦促帝国神职人员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真正的基督教传统和实践。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让重要文本更容易获得。通过这些文本，已经验证和可以验证的基督教传统——基督教的核心内容——已经被定义和传播了几个世纪。很明显，这里说的文本包括《圣经》，但《大劝谕书》也提到了教会法，即教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包括为即将到来的更公正的新时代背书的非宗教法律书籍，以及没完没了的圣经注释，等等。人们常说，基督教是圣书的宗教，查理曼和他的教会成员完全理解这一点。查理曼的“修正”计划必须从书本开始，而812年的改革会议（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就准备确定到底哪些书重要。建立一个基督教社会的关键文本是《新约》里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由于中世纪手抄本的体积，单卷本的完整《圣经》（称为pandects）当时还非常罕见］、礼拜手册、教父著作、针对修道士的《圣本笃会规》（Rule of Benedict ）、教宗格列高利对主教和司铎的《司牧训话》、教会法规，以及针对世俗官员的世俗法典。 [34] 在8世纪晚期的法兰克王国，获得和分发足够好的关键文本远非易事。书本当然是罕见的，豪华本极其昂贵，为了抄写林迪斯法恩福音（Lindisfarne Gospels），耗费了1 500多头牛的皮，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众人认可的“正确”版本。

有时，在文本原文是希腊文的时候，许多不同的拉丁语译本就成了问题，《圣经》就是典型的例子。在罗马帝国时期，有4种不同的拉丁语译本。到了8世纪晚期，几个文本传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混到了一起，要想弄清楚其中任何一个译本最初说了什么，判断某段经文的最佳翻译出自哪个译本，无异于一场噩梦。

但是，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随着罗马晚期精英阶层读写文化的消失，专业的语言教师（文法学家）不再教授拉丁语，而以前在罗马帝国大部分较大的集镇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在罗马时期，这些语法学家编写了复杂的语法规则书，定义了古典拉丁语的各种“正确的”词尾，而这些书是折磨今天的年轻人的拉丁语语法书的祖先。可以说，语法学家一起人为阻止了作为罗马精英的口语和书面语的古典拉丁语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英阶层向军人而非平民的职业转变，语法学家们失业了，就像语法学家在公元500年之前的阿尔卑斯山以北和大约一代人之后的意大利所经历的那样，阻碍语言正常变化过程的语法大堤被冲破了。庞贝城的涂鸦表明，在不那么显赫的圈子里，语言的变化早就开始了，变化很快蔓延到了精英阶层。日常生活中，人们似乎渐渐把原本能体现不同格词尾的发音混在了一起，这样随意的发音使很多古典拉丁语的语法结构随之消失。从长远来看，这一过程让拉丁语衍生出了罗曼语系的各种语言（如法语和西班牙语），这些衍生语都可以被视为基本没有变格词尾的拉丁语。在这些语言中，句子中的词序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就像现代英语），因为词尾已经失去了传递意义的能力。在精英阶层中，这一过程从5世纪开始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发生，然后逐渐进入文本文化，不仅影响了新的作品，也影响了对以前经典文本的抄写。结果是一团糟，即使是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也未必能意识到，他们努力使用的古典拉丁语实际上是拉丁语和罗曼语的混合。正如查理曼在著名的法令《论文化学习》（On the Study of Letters ）中所言：

近年来，各修道院给我们寄来了许多信，告知我们居住在那里的弟兄们为我们做了神圣和虔诚的祈祷。在他们的大部分书信中，我们发现情感很真挚，但是语言很粗俗。虽然敬虔生活非常重要，但忽视学习、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不能毫无瑕疵地表达其虔诚的。 [35]

查理曼和他的团队必须与这个更广泛的问题做斗争，才有可能为西方教会提供基督教关键文本的正确版本，于是他们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有个办法是去找教宗，因为如果其他地方不行，在罗马应该能够找到基督教传统关键文本的正确版本。虽然罗马在这方面有所帮助（《大劝谕书》中关于教会法的内容对罗马教宗提供的《小狄尼修—哈德良教令集》多有借鉴），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够的。教宗提供的一些书并不真正符合法兰克人的语境，罗马的弥撒书就是如此，它缺少法兰克人世界需要的一些阅读材料。更普遍的问题是，人们发现甚至罗马拉丁语也不够古典。为了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查理曼决定从头开始，让他的学者们研究主要的基督教文本，形成“正确的”版本，然后分发给查理曼帝国的主要宗教中心——大教堂和主要的修道院。例如，阿尔昆不得不做最苦的差事，他分到了《圣经》中的福音书和《诗篇》，这些文本对基督徒的理解和礼拜仪式来说都非常重要，仪式中使用的许多经文都是从这里摘录的。

但是，要让这一切正常运转，还需要更多彻底的改革。如果编辑过程要产生持久的影响，就需要在西欧的教会人士中更广泛地传播“正确的”古典拉丁语知识。否则，每当抄写文本时，抄写员都会在不知不觉中重复以前的错误。因此，对加洛林王朝的“修正”方案来说，需要与编辑工作同时进行的绝对必要的工作，就是强调学习“准确”的拉丁语，而对于查理曼及其顾问来说，这指的是他们自己的古典语言的版本。他手下最优秀的拉丁语语法学家承担了这一任务，尤其是阿尔昆和比萨的彼得，他们提出了一个三步走的策略。罗马帝国晚期专业拉丁语教师所编写的教学文本被拂去灰尘，重新抄写，并广为传播，特别是多纳徒（Donatus）和普里西安（Priscian）的作品。其次，他们加上了一些自己写的新教学文本，特别是阿尔昆关于他们试图恢复的那种造作语言该如何发音的作品。事实上，盎格鲁—撒克逊人阿尔昆是将拉丁语当作一门外语来学习的，因此，和一些混用了拉丁语和罗曼语的欧洲大陆语法学家相比，阿尔昆在教授新标准方面是更好的老师。 [36] 第三，学者们开始抄写和传播大量的罗马经典文本，涉及从古代天文学到卡图卢斯（Catullus）的情诗的各种体裁。

在接下来讲著名的加洛林文艺复兴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它的轮廓。简单地说，多亏了查理曼召集的学者们所建立的抄写传统，绝大多数现存的古典拉丁语文献才流传至今。任何在8世纪晚期和9世纪早期没有被抄写下来的东西（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是缺失的）都没能保存下来。因此，如果没有查理曼召集的学者，古罗马的许多文化成就将完全湮没。

根据14世纪的原型，“文艺复兴”的意思是对古典文学本身兴趣的复兴，就这个意义而言，用它来描述加洛林时期发生的事情显然不够恰当。查理曼的学者之所以会对古典拉丁语文本感兴趣，主要有两个原因：要么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学习拉丁语，包括其罕见的语法怪癖，要么是因为它们包含了任何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可能都需要知道的有用知识。这可能导致他们忽略了一些古典文本，这些文本好不容易保存到了8世纪晚期，后来却被丢弃，因为加洛林王朝的基督教学者认为它们没有用处。就加洛林文艺复兴而言，这确实是十分重大的问题：加洛林王朝的废纸篓有多大？他们是基本上抄写了他们发现的所有东西，还是扔掉了很多？对此不可能有确定的回答。你可能会认为卡图卢斯作品的幸存表明他们几乎把一切都抄写下来了，但也许加洛林王朝的修道士认为，这些拉丁语的性描写中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语法点。无论哪一种观点更正确，我确实倾向于“多数被抄写下来了”的观点。查理曼的学者们在文化上更广泛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 [37]

事实证明，情况就是如此，这也告诉了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查理曼的学者们最终成功地将他们修正过的文本，以及古典拉丁语的知识（这种知识确保他们的复制是准确的）嵌入了西方教会的结构。这也是项目最初设计的一部分。查理曼的学者们很多都是严肃勤奋的知识分子，但人数并不多，最多只有几十个人。如果他们只着眼于“修正”及其所必需的文化基础设施，这个项目的影响只能是有限的。例如，现存的与查理曼的宫廷有直接联系的抄本不过十几份。 [38] 但是在整个加洛林时期，大约有9 000份抄本流传下来（包括现存的全部古典拉丁语文学），其中很多包含了多部作品。换句话说，这些学者的努力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和成果成了9世纪整个西方教会知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结果所需的两个工具已经存在，等待着发挥最大的作用。第一个工具是技术方面的，是一种新型的书写体，即今天所说的加洛林小写体。在查理曼时代之前，这种书写体的变体就已经开始得到使用，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比更古老的安色尔字体更小、更草。也就是说，用这种字体可以写得更快，页面上也能容下更多的文本。因为羊皮纸价格很高，抄写时间很长，所以抄本非常昂贵；在这样的情况下，加洛林小写体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加洛林王朝的“修正”项目认为这种特殊的草书小字是最好的书写体，于是，这种书写体理所当然地战胜了所有的竞争对手。我们9 000份加洛林王朝手稿中的绝大多数用了这种字体（眼神犀利的人能分辨出不同抄写员的笔迹，但我没有这种本事）。 [39]

加洛林小写体本身就可以加快书籍的生产，降低成本，而“修正”项目也用其他方法加快了产出。随着加洛林时期的到来，宗教机构有了更多的钱可以花，这些钱部分是查理曼从征服中获得的财富。据我们所知，他没有创建任何修道院，但他确实给修道院捐了很多钱，正如他给很多大教堂捐了很多钱一样。例如，在他的遗嘱中，帝国之内所有的大主教区都得到了特别的豁免。而从结构上看，正是在加洛林王朝时期，什一税的实践在西方教会中牢牢确立下来。在这方面，查理曼并非创新者。在他的父亲丕平和伯父卡洛曼召开的教会改革会议上，什一税已经成为重要内容，而什一税正是有待充分利用的第二个工具。查理曼坚持征收什一税，并用他的法律权威来支持这项要求。其结果是，名义上有整整10%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相当于发达国家目前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可以被用于宗教目的。当然，通常的规则也适用于这里。什一税属于宗教机构，但地主阶级的不同成员对这些机构拥有权利，包括分享其什一税。因此，在实践中，并没有10%的国内生产总值被用于宗教目的。然而，教会的收入无疑大幅增加，加洛林王朝进一步的改革措施也确保一些额外的钱花在了拉丁语教师身上，还有些钱花在了抄写那些被查理曼的学者认为是基督教重要工具的文本上。 [40]

从《大劝谕书》开始，他们就非常重视大教堂和修道院各自办学的重要性。这是查理曼立法的标准要求，在很多场合都得到了重复。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还推动了一些更具体的改革，这些改革涉及生活在大教堂和修道院的人们的生活方式，而这些都增加了压力。与教堂教规相关的神职人员改革在查理曼之前就开始了，但他加倍努力使之成为现实，而改革的关键是需要学校和书籍，以及对基督教文化的更大投入。

隐修制度也是如此。在加洛林王朝之前也有一些修道院的院规，通常涉及某种信仰方面的指导，但院规的数量有所不同，因为大多数修道院有自己的特殊规定，这些规定是对一些最著名的院规的调整，比如最初在6世纪为意大利的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修道院制定的《圣本笃会规》。在查理曼等人，尤其是虔诚者路易的统治下，加洛林王朝要求更严格地遵守《圣本笃会规》，不允许对其加以删减和混合，但他们用的已经不是最初的《圣本笃会规》了。路易大力支持这一规程的修订版，其中包括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最初的规程将修士一天的活动分为三个相等的部分：祈祷、劳作（体力劳动、种植修道院所需的粮食作物）和学习。修订版是由另一位本笃起草的，即阿尼亚讷的本笃（Benedict of Aniane），他提倡将一天的活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祈祷，一部分是学习。体力劳动现在由那些不完全属于修道院的非神职人员来做。这次修订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变化，但是强调学习还是最主要的。 [41]

因此，在基督教改革方面，查理曼并不是只说些虔诚的陈词滥调。他和他的学者们希望借助经过深思熟虑的彻底改革方案，来提高整个帝国的基督教文化水平。这一方案不仅要解决书籍短缺这样表面上的问题，还寻求彻底改革教会的文化基础设施，以便让真正的基督教文本以及确保其正确性的知识在整个帝国传播开来。我们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教宗在这一切中的作用微乎其微。所有的动力都来自查理曼的宫廷。他付了钱，学者们要么听从他的指挥，要么得到了他的认可。在《查理大帝与教宗利奥》那一章的开头，我们所看到那种承担统管责任的形象准确地反映了现实。正如查理曼在写给新教宗利奥三世的第一封信中所阐述的：

我们的职责是在上帝的良善帮助之下，从外部保卫基督的圣洁教会，以武力对付异教徒的入侵和破坏，在内部加强对普世信仰的认识。至圣的教宗，你要像摩西一样，向上帝举起双手，支援我们的斗争。借助你的代求，借助上帝的引导和赐予，天下的基督徒应该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战胜圣名的敌人，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整个世界获得荣耀。 [42]

这是我最喜欢的中世纪早期文献之一。教宗不过是查理曼手下负责祈祷的高级副总，而查理曼本人则是教会的总裁。当哈德良和利奥忙着用查理曼给他们的钱美化罗马的宗教景点时，查理曼却在改革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这一努力令人印象深刻，查理曼作为教会领袖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但“修正”计划到底取得了什么成果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教？

这个计划显然没有实现查理曼创建一个基督教社会的伟大梦想。没有人会真的认为，查理曼接近了他要建立一个值得上帝支持的“更好”（甚至“更大”）的社会这一目标。要知道，虔诚者路易发现亚琛的宫殿里到处都是妓女，帝国的统治充斥着腐败，而且9世纪的加洛林政治进程丝毫没有基督教的味道。但是，路易的批评借用了梦的修辞，公平说来，无论是这些皇帝，还是他们的神职人员，都努力将查理曼对帝国基督教基础设施的更新，转化为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对基督教更高层次的虔诚。

大部分努力都是神职人员做出的，这很好理解。没有神职人员的响应，“修正”计划就无法对平信徒产生丝毫影响。该计划不是空谈虔诚的陈词滥调，而是采取了很具体，也很有针对性的措施。在查理曼统治早期，教会内部的等级制度（其中一些似乎已经失效）得到了全面恢复。正如在尼西亚会议上所规定的那样，大主教的权力在王室的立法中得到重申，这正是为了使大主教能够对那些不积极响应的主教施加影响。接着还会有定期的询问，检查做了多少工作。然后，在查理曼统治末期，召开了一系列的改革会议。我们知道，会议于813年在阿尔勒、沙隆、美因茨、兰斯和图尔举行，可能还有其他的会议。这些会议的目的是向所有的神职人员重申，他们能对查理曼所设想的基督教社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然而，神职人员只是影响平信徒的一种手段，改革会议也重申了这一点。会议上第一次阐明了一项原则，即神父必须以其会众的本族语言布道，不论这是什么语言。这集中体现了当时的一种新观点：布道是教育平信徒的关键方法，非常重要。这种观点在查理曼整个统治时期的声明中都有体现，在这方面学者们再次提供了具体的帮助。教宗格列高利的《福音书布道文四十篇》（Forty Homilies on the Gospels ）被修订、抄录和传阅，人们还编了一些新的文集。助祭保罗整理了伟大教父们存世的布道文，查理曼这样盛赞其最终成果：

助祭保罗通读了不同天主教神父的专著和讲章，择其精华，为我们提供了两卷毫无瑕疵的布道文，适用于全年各个节日。我们用敏锐的判断力审核了所有的文本，凭我们的权威批准了上述两卷布道文，交给各位敬虔的人，以便在基督的教会中诵读。

这是加洛林王朝“修正”计划的完美快照：确定一个重要文本的“正确”版本，交给国王兼皇帝批准，整个帝国内只允许使用这个版本。在查理曼统治末期，拉班努斯·毛鲁斯（Hrabanus Maurus）编纂了另一部大型的布道文集。 [43]

该计划也处理了平信徒信仰生活的其他方面，以及为他们提供布道的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查理曼统治时期，主教法规开始出现。这仅仅是一个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的开端，但是现存的5部法规可以追溯到813年改革会议之前。在这些法规中，主教为其教区的神父们规定了在向会众讲述宗教体验时应该强调什么，在不同的地方，其内容大相径庭。例如，在列日，戈伯德（Gerbold）主教觉得只能强调平信徒的基本职责，即给他们的孩子施洗和付什一税，这是最基本的基督教常识了。在更西边的奥尔良，狄奥多尔夫主教的目标比较宏大，包括要求平信徒参加礼仪年的禁食和守夜。这表明，在法兰克王国内部的不同地区，宗教虔诚的程度有很大差异，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法规本身。无论当时基督徒的虔诚程度如何，法规这一形式表明主教们已经准备好去影响教区内每个人的宗教体验了。

在我看来，这一点很有意思。正如查理曼对教育和基督教文化的改革一样，加洛林王朝“修正”项目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务实转向。另一项帝国立法坚持认为，新的祈祷书（改编自哈德良向北送到高卢的罗马式祈祷书）应该在整个帝国范围内使用，而且，所有的平信徒都必须学习《使徒信经》和《主祷文》。当然，这个方案并没有让人们像查理曼在《大劝谕书》中明确表示的那样，在道德意义上更加虔诚，但它显然影响了一般的宗教体验。大主教们向主教们施加压力，主教们通过改革会议和他们制定的法规为神父制定新的宗教标准。对于平信徒来说，这一努力至少催生了新的教会仪式（虽然过程很缓慢），也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有理由相信，作为一个绝对的最低要求，《使徒信经》和《主祷文》确实在整个帝国内得到了传授。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的开始，而且还有许多限制因素：毫无疑问，某些地方的神职人员会抵制，而且书籍依然短缺。但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毕竟开始了。不管有什么限制，查理曼都用他的宗教权威确定了基督教的信仰，这种信仰适用于他帝国之内的每一个人。 [44] 这是第一次尝试如此彻底的计划，任何缺陷与此相比都不重要。正如约翰逊博士对一条用后腿走路的狗的评论，关键不在于这件事做得好不好，而在于这件事有人做了。

但是，除了这些相对来说好坏掺杂的记录，至少从长期来看，查理曼在一个领域内取得了绝对而明确的成功，那就是他彻底改革西方教会文化结构的尝试。在查理曼和他的知识分子所启动的计划中，这个部分的所有关键方面都成功了。他们的古典版本的拉丁语成为教会的语言，一直延续到现代，这是加洛林王朝举措的直接结果。这也间接表明，加洛林王朝对教育和抄写文本的重视成功地改变了西方教会生活的总体文化。大教堂和修道院确实成了教育中心，建起了相应的图书馆，它们能够教导、保存和传播基督教文化，并按照所希望的模式来举行宗教仪式。从9世纪中期开始，一些修道院图书馆的目录流传下来，修道士们对他们的藏书按功能做了分类：祈祷书；与修道院有更广泛关系的著作，包括院规、教规和圣徒传记；最后是教科书，包括语法、修辞学和历史。于是，在帝国的180座大教堂和700座大修道院中，共同的拉丁基督教文化得到了维护和发展。查理曼的学者们成功汇集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并确保基督教的关键文本现在安全保存在数百个不同的机构中。

但是需要强调，这是一个长期的结果。我们不太清楚新知识、新学校和新书籍是以多快的速度渗透到以前的修道院和大教堂的。从查理曼在遗嘱中特别提到它们来看，根据“修正”计划的一般运作方式，可以确定他的所有大主教所在的大教堂很快就加入了这一行列。还有一些与王室有联系的大修道院，如富尔达（Fulda）修道院、莱歇瑙（Reichenau）修道院和圣加尔（St Gall）修道院，这些修道院似乎在很早的时候就采用了基督教文化的新标准。对于新知识传播到较小的主教区和修道院的速度，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从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以及之后对改革需要的强调来看，最好不要认为其速度很快。虽然如此，查理曼的许多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学生都是教师，这些学者的个人影响，加上王室的立法，在为教会文化的新标准赢得广泛接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肯定，至少到了查理曼孙子们的时代，在旧帝国范围内的几十个机构里，已有很好的证据表明新的拉丁教会文化在蓬勃发展。新标准在神职人员中赢得越发广泛的受众，也在继续影响平信徒的宗教体验。 [45]

查理曼临终时对这一切有什么样的想法，这的确让人好奇。他是有了一种成功的感觉，还是越发意识到，到当时为止，新文化蓬勃发展的中心仍然相对较少，而且许多教会仪式仍未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进行？从带有现代偏见的视角看，这个计划的道德方面看起来完全没有希望，因为即使你让人们更加虔诚，他们也不一定会在道德方面表现得更好。老谋深算的查理曼也许想到了这一点。至少就历史重要性而言，查理曼的非凡成就远远超过了任何缺陷，尽管这些成就完全显现还需要一点时间。最重要的是，后罗马时期的教会分裂已经被皇帝至高无上、不受挑战的宗教权威所扭转。整个帝国现在只有一种基督教文化，基督教不再以单个的王国为基础运作（不列颠群岛除外）。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查理曼的改革方案首次促成了拉丁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诞生，因为它确定和传播了共同的拉丁基督教文化，而后来这种文化将把这个基督教世界团结起来。一度创造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皇权不复存在后，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这一过程最终是如何孕育出第二个罗马帝国的？这些将是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

[1] 《圣经·马太福音》16：18—19。

[2] Godman（1985），197–207提供了文本及其译文，很方便查找。Godman（1987），82 ff. 提供了比译文脚注更详细的讨论，包括艾因哈德作者身份的问题。

[3] 革利免一世和伊格纳修的书信的翻译，见Staniforth（1987）。关于教宗维克托一世，见优西比乌《教会史》 5.24。关于罗马基督教社区的早期发展，见Ullmann（1970），c. 1。

[4] 更充分的探讨见Jones（1964），c. 22。

[5] 参考Ullmann（1970），12 ff.; Jasper and Fuhrmann（2001），7–22有参考书目。

[6] 可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在这里引用的文献汗牛充栋。Chadwick（1993）是一本精彩的英文概论，此外还有对具体问题更加详细的讲述，如Hanson（1988）（所谓的阿里乌派争论）; Burrus（1995）（普里西利安派争议）; Frend（1972）（所谓的一性论运动）。要想理解发展中的神学争论，需要了解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及其制度结构的转变，见Jones（1964），c. 22; Herrin（1987），cc. 1–3和Brown（1996），cc. 3–4。

[7] Ullmann（1970），13 ff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更充分的讨论，见Ullmann，（1960）。Schatz（1990）对其形成了有益的补充。

[8] 罗马市郊隶属于罗马大主教区的主教区包括阿尔巴诺、图斯库卢姆、帕莱斯特里纳、萨比纳、奥斯蒂亚、波图斯和圣鲁菲纳。

[9] 教令集：Jasper and Fuhrmann（2001），22 ff.，有参考书目。利奥一世留下了一部涉及范围很广的教令集，但他的教令只有17条进入了这部教令集。希拉流：见《瓦伦提尼安三世新律》17。对于产生这一裁决的争议的介绍，见Mathisen（1989），c. 7。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国诏书系统的繁忙，见Heather（2005），108–109，其中有参考书目。

[10] 参考书目见本章注释6。

[11] 所有证据都有力地支持这一结论。更详细的讨论见本章注释6中的参考书目。前四次大公会议决议的译文，见Bright（1892）。关于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大公会议（553年），见Price（2009）。

[12] 关于帝国在4世纪基督教争论中的角色，见Barnes（1993）; McLynn（1994）。关于6世纪，见Gray（1979）,（2005）和Frend（1972）。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初的帝国合法性斗争中，失败一方的观念通常不会被彻底消除，但失败方的地位会降低至教派，这就是“阿里乌派”和多纳徒派所遭受的命运。

[13] 对这一时期正在发展的教会法的简介，见Brundage（1995）, c. 1。关于主教法庭，见Jones（1964）, c. 22; Harries（1999）, c. 10; Humfress（2007）, c. 7。

[14] 对教宗选举以及这一过程中的暴力的介绍，见Curran（2000），特别是c. 4。

[15] 介绍奥古斯丁思想的一部佳作是Brown（1967）。关于亚他那修，见Barnes（1993）。彼得·布朗探讨了修道运动，见Brown（1970）;（1981）; Howard Johnston et al.（1999）。

[16] Dvornik（1966）依然很重要；关于意识形态仪式表现的更多探讨，还可参见MacCormack（1981）。

[17] 关于教宗哲拉修一世，见Ullmann（1970）, 31–35; Llewellyn（1971）, 38–40;Richards（1979）, c. 4; Duffy（2006）, 49–53。Somerville and Brasington（1998）, c.2不仅介绍了小狄尼修的作品，还翻译了他的各种序言。关于其教令集的影响，见Jasper and Fuhrmann（2001）, 22–28，其中列出了参考书目。

[18] 对于教宗格列高利一世，最精彩的分析是Markus（1997）。关于一志论之争和教宗的抵制，参考Llewellyn（1971）, c. 5; Herrin（1987）, 207–218, 250–259。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道工作和塔尔苏斯的狄奥多尔，见Mayr-Harting（1972）pt 1; Campbell（1986）, nos. 1 and 4。

[19] 对于“三章争论”的精彩介绍，见Sotinel（2005）和Chazelle and Cubitt（2007）中的论文。关于格列高利和伦巴第人，见Markus（1997）, c. 7。关于681年，见Noble（1984）, 12–14。

[20] 帝国重组的大致情况，见Haldon（1990）。意大利特别是罗马附近地区受到的影响，见Krautheimer（1980）, c. 4; Brown（1984）; Noble（1984）, 2–11。对理解这一关键时期十分重要的《教宗名录》已经有了很好的英译本，见Davis（2000）。

[21] Noble（1984）, c. 2是现有英文著作中对相关情况的最好描述。相关教宗生平文献的极佳译本，见Davis（1992）。

[22] 这一点从精心构思的叙述中清晰地显现出来，见Noble（1984）, cc. 2–4; 参考Llewellyn（1971）, cc. 7–8; Duffy（2006）, 86 ff.。

[23] 《瓦伦提尼安三世新律》17；英译见Pharr（1952）。

[24] Reydellet（1981）是一部优秀的概述；关于西哥特王国，参考Teillet（1984），其中也有很多更一般性的内容。

[25] 对西哥特人改宗天主教的总体介绍，英文著作见Thompson（1969）, c. 4;Collins（2004）, c. 2；更详细的介绍，参考Hillgarth（1966）; Fontaine（1967）;Ripoll and Velázquez（1995）。引文源自比德《英吉利教会史》3.25，进一步的评注见本章注释18中提到的作品。

[26] 图尔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英译本见Thorpe（1974）。倭马亚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主教的地位源于10世纪时戈尔泽的约翰（John of Gorze）在西班牙的传教，见Smith（1988）。

[27] Klingshirn（1994a）更加详细地探讨了该撒留的早期举措。6世纪80年代之后的发展，见Turner（1903）; Vessey（1993）。关于《高卢教令集》，见Mordek（1975）。

[28] Vives（1963）提供了西哥特宗教会议记录的完整版本，并附有西班牙语译文；英语世界利用这些材料所进行的最新研究，见Stocking（2000）。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宗教会议传统的最佳研究是Cubitt（1995）。关于教宗使节的到来，见Whitelock（1996）, no. 191, 170 ff.。

[29] 对罗马朝圣的介绍，见Llewellyn（1971）, c. 6; Birch（1998）。

[30] 关于查理曼的捐赠，见上文。哈德良一世和利奥三世的传记的翻译，见Davis（1992）, nos. 97和98，该书还提供了对《教宗名录》的精彩介绍。对建筑工程的第二手评注，见Llewellyn（1971）, 242 ff; Krautheimer（1980）, c. 5;Christie（2005）。

[31] 反圣像运动的终结，见上文。对于“和子说”的深入讨论，见McKitterick（2008）, 311–315。

[32] 《大劝谕书》的译文见King（1987）, 209–220。译文后面是对查理曼很多法令集的翻译。对改革总体原则的进一步讨论，见de Jong（2005）; McKitterick（2008）, c. 5; Costambeys et al.（2011）, c. 3。

[33] 有关查理曼知识分子的参考书目非常丰富，更加充分的介绍，见Godman（1987）, c. 2；McKitterick（1994a）中收录的一些论文十分有用，尤其是Law,Garrison和Rankin的论文；Story（2005）中Bullough和McKitterick的论文。对单个思想家的研究可以作为补充，如Dutton（1998）（艾因哈德）和Bullough（2003）（阿尔昆）。

[34] McKitterick（1994a）是一部根据不同主题编撰的论文集，提供了对关键文本的精彩介绍。

[35] 《论文化学习》（De litteris colendis）的译文见King（1987）, 232–233。关于罗马晚期的语法学家，见Kaster（1988）；关于其后拉丁语的发展，见Wright（1982）,（1996）; 关于深层次的社会变化，见Heather（1994a）。

[36] 参考Law（1994）; McKitterick（2005）提供了参考书目。Bischoff（1994）中收集的研究论文非常详细，很有启发性。

[37] 关于加洛林时代对整个拉丁文学的文化意义，见Reynolds and Wilson（1991）。关于意识形态对加洛林时期的智力活动施加的限制，见Nelson（1977）。此外，本章注释33所列举的书目也非常有用。

[38] 对这个问题的最新评价，见McKitterick（2008）, 345 ff.。

[39] 对于字体的最佳介绍，见Bischoff（1990）; 也可以参考Ganz（1989）and McKitterick（1994b）。

[40] Nelson（1987）; Wood（2006）, cc. 14–15.

[41] 关于大教堂学校，见McKitterick（1994）; Costambeys et al.（2011）, 142 ff.。Lawrence（2001）, cc. 2–3很好地介绍了加洛林时期的修道院改革。同时代人阿尔多（Ardo）为阿尼亚讷的本笃写了传记，英译见Cabaniss（1979）。

[42] Trans. King（1987）, 311–312.

[43] 查理曼为表彰助祭保罗的工作而写的信，英译见King（1987）, 208。关于整个改革项目，见McKitterick（1977）, c. 1（主教）, and c. 3（讲道）。其他有助益的讨论包括de Jong（2005）; McKitterick（2008）, 299–311; Costambeys et al.（2011）, c. 3。以上著作都提供了参考书目。

[44] 对于关键史料的整理和分析，见McKitterick（1977）, c. 2（主教法规）, c. 4（礼拜仪式的体验）。我的结论和近期其他的研究者相呼应（见前注）。

[45] Costambeys et al.（2011）, 142 ff. 很好地提出了这一点，总结了一个半世纪以来现代学界对所谓的加洛林文艺复兴的研究，在这方面，本章注释33、36、37、41都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第8章
教宗诞生：教宗的腾飞

1215年11月11日，召开了空前盛大的基督教领导人会议。整个西方教会的400名主教和800名修道院院长亲自参与，那些无法与会的主教也派了代表，同时出席会议的还有东方宗主教派来的一批观察员。教会人士聚集在一起，制定了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基督教全面改革计划，新计划本着加洛林王朝“修正”计划的精神，但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定义。

会议制定的一套教规严厉打击了神职人员的腐败现象。许多行为被禁止，包括任命未成年亲属担任教会职务、买卖教职和公开不守贞洁。会议还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执行这些规定。第8条教规规定，对于任何针对神职人员的正式投诉都必须彻底调查，不能试图掩盖事实。修道士也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第12条教规要求每个大主教辖区建立一个监督机构（称为分会），以确保辖区之内的修道院严守院规（这一思想是从1205年丹麦和1210年罗马的先例中总结出来的）。

然而，更多的重点放在了广大的非神职人员身上：神职人员有责任尽可能为教区居民提供最好的服务，而作为回报，非神职人员也有虔诚的责任。在众多的亮点中，第21条教规规定所有的非神职人员每年至少忏悔一次，应该通过适当的苦行来赎罪，并在复活节领受圣餐。第10条教规关注的是讲道，这是向大部分不识字的平信徒宣传教义的重要机制。与会者特别担心大型主教教区的安排，担心主教（自古以来负责在基督教内部传教）可能难以顾及全体。第11条教规要求每一位大主教向神父和所有其他神职人员传授《圣经》，因为他们要对信众负责。第19条和第20条教规将注意力转向教堂建筑，要求在教堂内保持圣饼和圣酒的圣洁状态，并将教堂本身视为只供宗教仪式使用的神圣场所（从那以后，村庄就开始需要与教堂分开的会堂了）。第50条至第52条教规甚至涉及婚姻的问题，要求在教堂里举行婚礼，婚礼已经完全是基督教圣礼了；教会还修改了对乱伦的定义，从原先的禁止七亲等内亲属结婚（坦白地说，根据这一定义，几乎每个人都是不可结婚的近亲），改为禁止四亲等内的亲属结婚。

对于内部联系很深、规模较小的西欧上层阶级和居住地相对固定的农民来说，即使禁止四亲等内亲属结婚的规定（双方不能有共同的高祖父母）也有点棘手。据估计，在19世纪的洛林，近50%的农民婚姻违背了这一限制，而这一限制远远超出了保持基因库健康所需的条件。从整体上说，会议召开后不久，西方基督教世界并没有出现基督教虔诚大规模爆发的情况。但这不是重点所在。

这一雄心勃勃的非凡会议在拉特兰宫的大会堂举行，自4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罗马教宗的总部。会议由当时的教宗英诺森三世召集和主持，他不仅决定了会议议程，还在开幕式上做了布道。基于《路加福音》第22章第13节，英诺森三世宣告：“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一语成谶，第二年夏天，7月16日，他就在佩鲁贾去世了；但他当时心里想的并不是自己的死亡。他借着纪念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逾越节，介绍了另外三种旅程，而这是他议程的核心：亲身前往耶路撒冷的收复圣地之旅（当时，十字军运动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英诺森三世本人将发起5次十字军运动），教会从腐败到改革的灵性之旅，最后是每一个灵魂从尘世到天堂的荣耀之旅。

如果说英诺森教宗正在考虑几次新的旅程，那么至少一次旧的旅程已经完成。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终于出现了一个可以被认为是西方基督教界领袖的教宗，他召集大规模的神职人员会议，制定会议的议程，为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制定信仰与实践的标准，并试图强制执行这些标准。这与大约400年前的加洛林“修正”计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按照既定的惯例，皇帝和他的朝廷成为宗教改革的主要动力。英诺森三世对权力的主张有过之而无不及。1201年，在一份讨论当时神圣罗马帝国众多王位候选人的教令中，他宣称照顾帝国的利益是教宗的职责，因为帝国的起源和最终权力都来自教宗。而且，他宣称的权威并不止步于帝国。在1198年一封同样著名的信中，他用一个天文学的类比来宣称自己的权威实际上高过任何欧洲统治者：

正如月亮的光从太阳而来，而且在亮度和质量上，以及在位置和力量上都确实低于太阳，皇权尊严的光辉也是从教宗权威中获得的。 [1]

英诺森三世不仅宣称对西方教会拥有绝对的权威，还向聚集在罗马参加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的教会人员证明了自己主张的真实性，但该主张基于这样一个断言，即他的权威高于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世俗统治者。在从查理曼到英诺森三世之间的这段时期，皇权基于融贯的意识形态，对基督教世界保持了差不多500年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是如何被推翻的呢？

打造教宗权威

查理曼加冕之后，教宗要获得英诺森三世那样的基督教领导权，还有两大障碍。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不足。从教宗哲拉修开始，罗马就声称，宗教事务的权威是不同的，不能由皇帝或国王合法地行使，教会之剑应该掌握在圣彼得的继任者——教宗手中。但这一主张还没有得到承认。罗马晚期的皇帝、后继国的国王和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主张他们是上帝指派的，因此应该以上帝的名义统治教会和国家的事务。自君士坦丁改宗以来，这一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被绝大多数教会人士所接受。

其次，即使有人想承认教宗的最高权威，皇帝和国王在财富和实际影响力方面享有巨大优势，这也构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在整个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在绝大多数西方高级神职人员的生活中，皇帝和国王占据着压倒性的地位。皇帝和国王任命主教和重要的修道院院长，不时出现在他们的所在地，召集他们参加会议，在会议上讨论所有关键的教会问题并通过新的教规。多亏了查理曼，罗马教会富有了起来，但与加洛林王朝的财政收入相比，教会的新财富显得微不足道。此外，还有一个老问题使得罗马城在罗马晚期无法成为帝国权力中心。由于欧洲西部的重心已经向阿尔卑斯山以北转移，罗马在地理上处于边缘地带，考虑到前现代的交通速度，这是一个非常不方便的位置。正如一位4世纪的评论者所言，罗马仍然是“远离大道的神圣地带”，有点像查士丁尼亚纳普里马，对大多数人来说，罗马过于偏远；每次需要裁决或需要解决问题时都把罗马作为焦点是不现实的。 [2]

不过，9世纪中期，教宗至少在解决第一个问题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人们早就承认，罗马教区及其主教——教宗——有理由在基督教世界占据非常特殊的地位，但是，在有大把意识形态力量与实际权力可以调动的国王和皇帝面前，这种承认从来没有太大的意义，仅仅是一种声望，并不能带来实权和影响力。这有点像美国副总统，住的地方不错，要参加很多仪式性的活动，但是除了一些特殊人物之外（如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和教宗格列高利），教宗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教会的关键运作无关。在加洛林王朝如此，在4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也是如此。然而，关于领导者的记录即便没有，也大可以创造出来。于是，9世纪中叶，一批伪造的法律文本开始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流传，这些文本影响深远。

全部4份文本的合集被称为《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它得名于其中最重要那份文本的序言中出现的名字。最初的意图似乎是要将该文本归到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名下，他是西班牙重要的主教、学者和教会法学者，但后来，一个比较留意年代的人注意到，有些材料写在他去世之后，于是，作者变成了无法确定是谁的伊西多尔·墨卡托（Isidore Mercator）。这4份文本是：来自西班牙和高卢宗教会议的教规，更准确地说，是《欧坦的西班牙和高卢法令集》（Collectio Hispana Gallica Augustodunensis ）；教宗哈德良一世（772—795年在位）写给梅斯（Metz）大主教安吉尔拉姆（Angilram）的一封长信，即《致安吉尔拉姆的信》（Capitula Angilramni ）；修道院院长安赛吉斯编纂的加洛林王朝法令集（我们在第6章提到过）的续篇，即《利未人本笃法令集》（Benedictus Levita ）；最后是《伪伊西多尔教令集》本身。和前面几个文本相比，最后一个包含了来自更大范围内宗教会议的各种裁决（包括以前所有的大公会议）和大量的教宗教令。它涉及古代的宗教会议、继承国时期高卢和西班牙的宗教会议、加洛林时期的材料和大量的教宗教令，在一定程度上汇集了9世纪中期可以收集到的各种来源的教会法。

然而，整部教令集真假掺杂，十分复杂，只有《致安吉尔拉姆的信》完全是伪造的。《欧坦的西班牙和高卢法令集》中有不少裁决都是真实的，但所用的拉丁语得到了系统性润色，以更符合加洛林王朝的古典化规范，而这让伪造者有机会“调整”一些内容。与此类似，在《利未人本笃法令集》中的加洛林材料中，有四分之一是真的，但其余的仍然是伪造。

然而，最重要的内容是《伪伊西多尔教令集》本身，就像恺撒时代的高卢一样，它由三部分组成。其中两部分基本上是拉丁教会的受众所熟知的真实文本：从尼西亚会议到7世纪的一系列宗教会议的决议，以及从4世纪到格列高利二世（715—731年在位）时期的教宗教令。这部分内容大多与教宗哈德良送到北边给查理曼的《小狄尼修—哈德良教令集》内容相同，后者为后来的加洛林教会立法提供了起点。但是，还是有一些重要的修正。在这些人们熟悉的材料之外，第三部分加进了从1世纪末的教宗革利免一世到教宗梅耳基亚德斯（Pope Miltiades，卒于314年）期间早期教宗的教令集。6世纪早期，小狄尼修编撰教令集时没能找到4世纪晚期之前的成形教令，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那样，理由很充分：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教令。《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所有这些声称是早期的教令都完全是伪造的。总而言之，这本教令集就像狡猾的高级骗局，它具有对真实文本的广泛了解、对不同拉丁语风格的深刻把握，以及对基督教历史不同时期的深刻理解，同时却掺进了赝品。在整部作品中，真实的和人们所熟知的内容被小心翼翼地调动起来，使粗心的读者很容易接受似是而非和伪造的东西。

这部伪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迅速传遍了拉丁基督教世界修道院和大教堂的“缮写室”（scriptoria）。偶尔有人对部分文本提出质疑，但仍有100多份完成于公元950年以前（也就是这部法令集面世之后的100年内）的部分或完整抄本流传下来，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有30份完整的抄本完成于公元900年以前。 [3]

当然，这一成功反映了伪造之高明，但这并非事情的全部。更重要的是，这部教令集出现得恰逢其时，所以能够产生这种影响。9世纪中叶，加洛林王朝的“修正”项目正全面展开，西方教会人士十分清楚，他们的行为应该受到既定教会法的制约，他们也知道教会法的主要渊源是什么。从789年查理曼颁布《大劝谕书》开始，人们就被反复灌输，正确的基督教行为是由大公会议、主要区域会议的决议和教宗教令共同确定的，还会在适当的时候经由加洛林王朝法令的新判例得到更新。然而，要掌握所有相关文本远非易事。在9世纪40年代之前，即使是新近的加洛林王朝的法令，也只是被随意收集起来，而对其他文本的获取仍然是不完整的。抄本证据表明，即使主要的教会图书馆也不一定会收藏所属教会的所有主要文本。因此，在《伪伊西多尔教令集》面世之时，还没有教会法像它那样似乎涵盖了所有必要的资料来源。你所听说过的一切都包含在一部方便的教令集之中，而且它是用优秀的古典化加洛林拉丁语写成的；相比之下，原本可供选择的抄本是混乱和不完整的，例如，大公会议的决议有不止一种拉丁语译本，并且无论是教宗的书信还是会议的决议，都有很多不完整的文集，其材料与其他复制版本在细节上的不同之处则很容易被认为是抄写错误而不予理会。换句话说，《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出现的时候，加洛林王朝的教会人士已经足够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材料，但还不足以看穿它以假乱真的伪造。

但是，如果说在其接受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只是时机上的巧合，我就不需要说《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巧妙地运用真假掺半的手法其实完全是有意为之了。这种复杂的劳动密集型伪造工作需要渊博的知识，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线索是该文本对古代晚期基督教权威结构的总体认识。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加洛林王朝的“修正”项目非常强调大主教对主教的权威，这使直接在皇权支持下行事的大主教成为改革进程的主要推动者，负责让其他的神职人员步调一致，包括他们的副手。对于一个合法的基督教权威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伪伊西多尔教令集》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正如我们在第5章看到的那样，显然，早在8世纪，皇帝君士坦丁向教宗西尔维斯特做出重大让步的观点就存在了，在查理曼征服伦巴第王国之后，这被哈德良一世用来“鼓励”查理曼达到最慷慨的境界。但在《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这些思想以《君士坦丁赠礼》的形式达到了完全成熟，这个文件完全是伪造的，据称记录了4世纪时皇帝最初的赠予。这份文件清楚地表明，皇帝在前往君士坦丁堡时，将西方教会的全部权力授予了教宗西尔维斯特。 [4] 接着，这份伪造的教令集用许多所谓教宗权威发挥作用的实例，强化了这一基本的原则声明。同样重要的是，在教宗的保护伞下，大主教的权力从两个方面被削减了。从上往下看，这部教令集描绘的是古代晚期的教会，教宗任命的宗主教的权威压过了大主教的权威。从下往上看，这部教令集还提升了作为副手的主教的地位，贬低了作为他们上级的大主教的地位，大主教几乎没有权利干涉主教管理自己的教区。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教令集还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使得将主教从他们的主教区赶走要比9世纪时困难得多。

在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的统治下，主教基本上无足轻重。法律程序是要遵循的，但如果你失去了皇帝的青睐，那么你在这个职位上的日子也就不多了。相比之下，《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则坚称，如果主教没有承认自己有不当行为，就有必要召集至少72名独立证人，只有在他们都愿意支持所提出的指控时，才能开始诉讼程序。一旦审判开始，对控方来说，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主教可以拒绝负责他的案件的法官，即使该法官是他的大主教，还可以在诉讼的任何时候（审判前、审判中或审判后）向罗马教宗这个上级当局提出上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实际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然而，《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用粗暴的伪造手法，编造出了这样一幅古代晚期的图景：教宗以权威统治着一个有凝聚力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的其他关键人物不是皇帝和大主教，而是由教宗任命的宗主教和教区主教。 [5] 这部教令集第一次将“罗马主教区是特殊的”这个被普遍接受但还很模糊的概念，转变成一种清晰的认识，即“特殊”在实践中应该意味着什么。一种对过去的虚假认识弥补了意识形态的缺陷，而长期以来，这种缺陷将教宗置于皇权之后极其次要的地位。最后，我们很容易认为，教宗是要行动起来，夺取西方基督教世界权威结构的实际控制权。

尽管有一派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君士坦丁赠礼》的文本是在教宗文书院的某个地方伪造的，但另一组线索却表明并非如此。到了9世纪中叶，所谓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意味着，北部法兰克学者所写的拉丁文比他们在教宗文书院的同僚更加古典化，因为在文书院，新标准尚未确立。《伪伊西多尔教令集》是用完美无瑕的加洛林拉丁语写成的，而且，其中个别伪造作品里有一些特别的时代错误，比如《君士坦丁赠礼》本身，这些都说明，法兰克王国北部很有可能是这些作品的产地。抄本的踪迹也不容置疑：这部法令集起源于北部，然后向外传播。从最早对它的明确使用中也能看出这一点。在852年或853年的某个时候，特里尔大主教蒂特高德（Thietgaud）声称，他的地位高于他的邻居兰斯大主教，理由是他是原罗马行省贝尔吉卡一省（Belgica I）的大主教，而兰斯曾是贝尔吉卡二省的首都。这是第一次有人用罗马晚期的历史来支撑9世纪的主张，这是《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在发挥作用一个明显例子，虽然蒂特高德没有直接援引这部教令集。对其文本的第一次直接引用来自差不多的时间和地点，即852年11月1日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Hincmar）颁布的教令。从那以后，或明或暗地利用这部教令集，甚至直接引用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总是从法兰克王国北部开始，然后向外扩散的。证据是不容置疑的：《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对古代教宗权威的虚假想象不是在罗马产生的，而是在法兰克王国北部产生的。 [6] 这是为什么呢？

这部教令集很可能是分几个阶段形成的，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在9世纪30年代初虔诚者路易和他的儿子们发生争执时首次出现的。根据记录，在关键时刻，科尔比修道院院长瓦拉（Abbot Wala of Corbie）和里昂大主教阿哥巴德（Archbishop Agobard of Lyons）向教宗格列高利四世呈交了有关教宗权威的文本，而教宗本人以前并不知道这些文本。这些神秘文件极有可能是《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一部分。瓦拉和阿哥巴德都坚定支持路易长子洛泰尔的权利，两人都担心，改写817年的王位继承方案，将秃头查理加进来，可能会削弱持续协调行动的可能性，从而危及教会改革。833年夏天，教宗格列高利来到北方，试图促成一项和平解决方案。此时，洛泰尔的派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试图利用教宗，于是为教宗的权威描画出宏大的图景，以坚定他的决心。教宗是否因此决心在路易儿子们的明确要求下前往路易的营地进行和平谈判，而他们则悄悄吸引走了皇帝的支持者，准备推翻皇帝，目前尚不清楚。但是，这个文本产生的背景大致就是这样的。《伪伊西多尔教令集》是一小群关系很近的法兰克教会人士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伪造的，他们想加强教宗权威的形象，但并不是为了教宗，而是为了他们自己。虽然这部教令集可能是在833年危机的驱动下开始编写的，但内容的范围很快就扩大了。这部教令集很重视的一点，是大大增加主教被革职的难度，而这源于此前一连串主教被革职的事件。在这里，对教宗权威的利用是偶然的，并不是设计的核心，伪造者之所以赋予罗马更高的权威并加以利用，原因之一是罗马距离遥远。罗马太远了，而且在法兰克王国，教宗没有任何有效的权力杠杆（例如，当时没有教廷法庭和教廷法官），因此利用所谓的古代教宗权威来破坏当时皇帝及其大主教权威的行使，这是十分安全的。把罗马加进来，与其说是增加了教宗的实权，不如说是促进了主教的独立。 [7]

虽说这可能是这部教令集的最初目的，但教令集的眼界恰到好处，伪造得又很巧妙，因此许多其他势力也会加以利用。前面提到，9世纪50年代，特里尔大主教想要复兴一种据说是很古老的大主教身份（他是为了得到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收入，因为如果他能成功地宣示自己的优越地位，就能获得对兰斯的某些权利）。9世纪60年代，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的侄子和副手、积极独立的拉昂主教辛克马尔（Hincmar of Laon）试图利用《伪伊西多尔教令集》来摆脱叔叔的权威。最后，这两个计谋都没有成功，小辛克马尔的结局尤其糟糕，不但失去了主教的职位，还失去了双眼。 [8] 但从长期来看，重要的不是特定事件的结果。真正重要的是，法兰克的许多教会人士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都在利用这部趁手的教令集（老辛克马尔也喜欢用）。渐渐地，教令集获得了教会法的合法地位，对以教宗为首的基督教权威的认识也融入了西方教会人士的意识。此外，它也最终在罗马内部播下了变革的种子。

这次变革也是由一位法兰克教士的个人动机引发的。9世纪60年代初，兰斯的辛克马尔又和副手发生了争执，这次是苏瓦松的洛塔德（Rothad）主教。这次的问题是，他的副手是否有权剥夺教区内一些神职人员的生计，就像《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所主张的那样（这部教令集再次处于争论的中心）。根据加洛林王朝教会的标准做法，辛克马尔认为他无权这样做，并最终决定把他赶出自己的主教区。此时，洛塔德援引《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向罗马教宗尼古拉一世（858—867年在位）提出上诉。尼古拉一世最初的反应是把这个案子交给地方宗教会议，这也是当时的标准做法，而主持会议的是辛克马尔，其结果可想而知。然而，洛塔德很有本事，他索性直接来到罗马，随身带着一本《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尼古拉一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变化。面对古代基督教实践的“证据”，教宗于862年12月24日做出了一项新的裁决。按照《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的规定，他现在要求在罗马听取洛塔德的申诉，由他本人来主持审判。 [9]

一种完全为其他目的而在北方制造的武器，现在传到了罗马，掌握在一位敢于使用它的教宗手中，其结果是爆炸性的。尼古拉一世不是那种害羞、孤僻的人，他一直积极而广泛地参与西方教会的事务，在洛塔德到来之前的860—861年，拉韦纳大主教约翰试图保持独立，尼古拉一世毫不手软地维护了自己的权威。《伪伊西多尔教令集》提供的新意识形态和推荐的做法，将他的野心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结果，在他统治的最后5年里，教宗对一些他的前任从来不敢涉足的事务做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干预，其中最重要的是皇帝洛泰尔二世的离婚案，洛泰尔试图与没有生育的妻子特贝尔加离婚。尼古拉一世之所以插手，是因为在多次争执之后，洛泰尔在862年说服了自己的教会成员，在亚琛的宗教会议上同意他与妾室瓦尔德拉达（Waldrada）结婚。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863年10月，尼古拉一世在拉特兰宫举行自己的会议，宣布亚琛会议的裁决无效，甚至将主持亚琛会议的两位大主教处以绝罚。

道路可能有点曲折，但重要的是目的地。教宗尼古拉一世用《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将自己武装起来。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教宗终于开始符合其作为西方教会领袖的职责描述。尽管尼古拉一世没有赢得所有的战役，但他至少是在努力战斗，而他的前任们大多满足于坐在罗马，接受时不时到来的赞美。《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为公认的教宗威望如何转化为实际权威提供了一个模型，在尼古拉一世的手中，这个模型被付诸实践。他的行动体现了革命的气息，他同时代人的反应也是。编年史家普吕姆的雷吉诺尖刻地评论说，教宗试图“让自己成为整个世界的主人”。甚至在罗马内部，也有一些人觉得尼古拉一世的权力新主张有点难以接受，以至于没有任何纪念他的礼拜仪式。但尼古拉一世作为榜样的基本活力丝毫没有减弱。教宗哈德良二世（867—872年在位）同样坚持教宗干涉北方教会事务的权利，比如在两个辛克马尔争吵的后期，又比如，他教导布列塔尼的统治者应该如何管理他们的教会事务。 [10]

因此，如果你盘点一下870年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建立已久的模式正在发挥作用；皇权对教会的权威正在被罗马主教的权威取代，至少是第一次受到像样的挑战。旅程远未结束。但查理曼利用教宗为自己目的服务的行为，在随后的两代人中得到了大量法兰克教会人士的效仿，尤其是那些想要逃离（即使只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作为“修正”项目基础的皇帝和大主教权威结构的人。人在不愿意接受在家附近可能得到的裁决时，就会向一个外部权威申诉，这是人之常情。几年前，我读过一篇精彩的论文，探讨的是女性提起的离婚案件是怎样让英属罗德西亚的殖民法庭应接不暇的，因为与乡村法庭相比，殖民法庭做出的判决通常不至于自然而然地偏向男性。当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时，个人行动可以相对迅速地改变长期确立的权威模式。教宗尼古拉一世是罗马历史上最后一位名字之前加上“大”字载入史册的主教。你可能会认为，这反映出他将教宗权威积极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他配不配得上这一称号，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来评判。然而，有一点是完全明确的：尽管有《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作为意识形态支撑，但尼古拉一世对教宗权威表面上的提升实际上基本是一种幻觉。

淫妇政治

897年1月，教宗斯德望七世在罗马教堂的拉特兰圣约翰大殿正式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这座始建于君士坦丁时期的建筑已不复当年，但仍矗立在同一地点。斯德望召集这次会议，是为了审判他的前任教宗福尔摩苏斯（Formosus，891—896年在位）。在某种程度上，这位前任也算是在场的。福尔摩苏斯在前一年的4月去世，斯德望把他在地下埋了8个月、穿着教宗法衣的腐烂尸体挖出来，放在了被告席上。对他的指控包括下面几条：在891年从原来的波图斯主教调任为罗马主教时，违反了教规（尼西亚会议第15条决议禁止这种行为）；伪誓（福尔摩苏斯曾一度被免去波图斯主教职位，他宣誓不再担任主教）；身为俗人时行使主教的职能（因为他在宣誓后又担任了波图斯的主教）。最重要的是，斯德望指控福尔摩苏斯积极寻求教宗职位，而不是让上帝的意志自行发挥作用，这是他的大罪，而这恰恰是8世纪90年代查理曼拼命想要避免的那种指控。根据一种说法，在审判的大部分时间里，斯德望都在对他前任的尸体大呼小叫：“当你还是波图斯主教的时候，为什么要野心勃勃地来篡夺普世的罗马主教区呢？” [11]

福尔摩苏斯的辩护是由一名助祭负责的，据说他并不怎么乐意做这事，他站在尸体后面，不时相当冷淡地予以否认。后来人们对此事的强烈反感意味着审判的记录（最初可能是有的）没有流传下来，但是我们知道福尔摩苏斯被判有罪（真是意想不到呢）。他的教宗宝座被宣布为非法，他的名字被从教宗名录中删除，他在教宗任上的所有正式举措都被废除。尸体则相应被剥去教宗的法衣，福尔摩苏斯祝福时所用的右手的3根手指也被切断了。尸体在一个为流浪汉准备的墓地里短暂停留后，被系上石头，扔进了台伯河。即使是在10世纪末，这一切都与教宗所应有的行为相去甚远（即使是波吉亚家族也干不出如此可耻的事）。因此，斯德望没有威风多久，这也许并不奇怪。同年8月，他被免职，月底去世，是被勒死的。对审判程序的最后评论可能是由全能的上帝做出的，因为在同一年，一场大地震摧毁了审判现场，正如一位同时代人所说，“从祭坛到大门”都被毁掉了。

对福尔摩苏斯的审判想必是整个教宗史上最匪夷所思的事件，但这绝不是教宗彼此谩骂和对抗的孤例。教宗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表现出伟大的统治才能，但是在9世纪晚期和10世纪，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为控制他的教区而进行的暴力斗争，这成了100多年教宗史的主题。从896年到904年，至少有9个不同的人占据了教宗宝座；教宗斯德望的可笑行为属于绝对低谷。在尼古拉的直接继承人哈德良二世去世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教宗制度发生了很多往往很暴力的变化，要想列出一份像样的教宗名单是完全不可能的。经常有多个竞争者同时争夺这个职位。后来，通过区分真正的教宗和非法的对立教宗，一切都将恢复秩序，但这种有时很随意的进程不能掩盖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周期性的暴力动荡是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从872年到1012年，教宗宝座上多达三分之一的人死于非命。即使他们的命运没有全部被记录下来，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当时发生了什么。除了控告福尔摩苏斯的斯德望被勒死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精彩的情节，如若望十世被闷死（914—928年在位），而希腊的对立教宗若望十六世（997—998年在位）更是饱受残害，他失去了眼睛、鼻子、嘴唇、舌头和手，但竟然活了下来。在争夺教宗职位控制权的混战中，9世纪第三个25年的所有辉煌都化为泡影。这段时期的较早阶段被克雷莫纳的柳特普兰德（Liutprand of Cremona）贴上了“淫妇政治”的标签，而对福尔摩苏斯审判的可怕而引人入胜的讲述也出自他之手。10世纪上半叶，罗马贵族世家的女性成员对教宗继承权的影响力很大，这让柳特普兰德非常不满。这些人就是他所谓的“淫妇”。但是，对教宗衰落这一更广泛现象的深入分析表明，从更广泛的、去除了性别含义的意义上讲，“淫妇政治”作为整个时期的标签还是十分贴切的。 [12]

要想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重要的是不要用后见之明去寻找蛛丝马迹，然后说这些事带来了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教宗地位，而是要去考虑所有的历史信息。如果去看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历史资料，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即使是在9世纪最辉煌的时期，教宗政治也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议，暴力的暗流就潜伏在表面之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让查理曼获得完成加冕礼所需要的手段的，是一场威胁到利奥三世眼睛和舌头的暴力叛乱。此外，在利奥统治末期，他还面临另一段不那么著名的反抗。查理曼在8世纪90年代的拯救作用在后来的几次事件中都得到了重演。因此，从结构上讲，加洛林王朝的皇帝实际上限制了一直威胁着圣彼得共和国政治生活的内部暴力分歧。例如，教宗帕斯加尔一世（Paschal I，817—824年在位）在某些罗马民众中非常不受欢迎，以至于他们不希望他被埋葬在圣彼得墓地。为了继续掌权，他还将两位高级别官员分别挖掉双眼和斩首，他们是“地位最高者”狄奥多尔（primicerius Theodore）和“命名者”利奥（nomenclator Leo）。后来，在其父亲的鼓动下，虔诚者路易的长子、指定的皇帝洛泰尔对此事进行了调查，认为没有必要继续深度干预，但是制定了《罗马法规》（Constitutio Romana ），为教宗选举规定了一套商定的程序，包括皇帝批准当地候选人的一段冷却期，这一程序正是为了在将未来选举期间发生暴力事件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13]

但是，帕斯加尔教宗任期内那种明显的内部分歧从未完全消失。他的继任者犹金二世（Eugenius II，824—827年在位）是当地的罗马贵族，但他是洛泰尔在面对多位教宗宝座竞争者时强加的折中候选人。塞尔吉乌斯二世（Sergius II，844—847年在位）也是通过击败大批反对者才获得权力的，反对他的人支持执事长约翰作为教宗候选人。这场斗争导致许多人殒命罗马街头，但塞尔吉乌斯二世至少拒绝批准处决被击败的对手。类似的斗争还有许多。教宗利奥四世（847—855年在位）的特使拉吉伯特（Ragibert）在前往法兰克王国途中被杀。教宗指责并试图杀死3个罗马领袖：乔治、哈德良和彼得。即使是教宗大尼古拉一世也没能得到普遍的支持——正如我们所见，没有纪念他的礼拜仪式。他的继任者哈德良二世认为，有必要命令神职人员于868年5月8日（也就是尼古拉一世死后的第二年）在特鲁瓦（Troyes）召开一次会议，将他的前任包括在他们的弥撒祈祷中。也就是说，那些神职人员是不会自发这么做的。哈德良自己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统治期间的著名事件是，一个名叫埃琉提利乌斯（Eleutherius）的人绑架了哈德良的女儿和母亲，可能还强奸了她的女儿，然后杀了母女二人。这一切可能都是私人恩怨（史料没有具体说），但因为埃琉提利乌斯是一个叫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的人的弟弟，而这个阿纳斯塔修斯自850年以来一直是皇帝支持的教宗宝座的潜在候选人，所以这种暴力的背后肯定至少有一些利益上的因素。事实上，一连串教宗被暴力致死事件是从哈德良本人开始的，他被自己的随从用棍棒打死，因为他们等不及他们给他下的毒发作。 [14]

9世纪的证据传递的整体信息很明确：教宗共和国的政治恶斗不休，很容易分裂。当加洛林王朝尚有力量出手干预的时候，一定程度的秩序得到了维持，因为如果反叛一位经正式选举产生（并因此得到皇帝认可）的教宗，就很可能会受到刀剑的惩罚，而在选举期间任何过于可耻的弄虚作假行为都会引发干预，皇帝也有可能强加一个像犹金二世这样的折中候选人。因此，教宗政治会在那个时候出乱子绝非偶然。从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秃头查理、日耳曼人路易、路易二世和他们的继承人相继去世，加洛林王朝的政治凝聚力最终彻底丧失（第6章）。直接的结果是，在罗马，斗争越发激烈，很快就发展到了897年1月拉特兰圣约翰大殿所发生的那一幕。但这只会引发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圣彼得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会受制于这种系统性的分裂？

福尔摩苏斯教宗腐烂的尸体所受到的待遇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读者应该还记得，教宗斯德望宣布前任的举措为无效，并砍掉了他祝福时所用的手指，而祝福是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书面的教宗裁决都是通过这种仪式正式颁布的。福尔摩苏斯做的其中一件事显然与斯德望个人有关。斯德望被福尔摩苏斯任命为主教，因此，宣布福尔摩苏斯的举措无效，就不会有人说斯德望犯了从另一个主教区直接登上教宗宝座的罪了，那样做是违反尼西亚会议的第15条决议的，福尔摩苏斯恰恰被指犯了这样的罪。然而，除此之外，我们没有记录显示福尔摩苏斯在任期间在宗教方面有过任何重大的举措，无论是制定教会法律还是鼓励改革，虽然他在当时是位非常认真的教士。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他被教宗派往保加利亚传道，似乎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有记录显示，保加尔人的可汗只想要福尔摩苏斯当他们新的大主教，而不要别人。 [15] 撇开斯德望的特殊问题不谈，被宣布无效的主要不是宗教上的举措，而是种种委任书、授予新礼物的文件，以及福尔摩苏斯在他6年任期内所写的对送出去的礼物的确认函。就像加洛林王朝的皇帝一样，9世纪的教宗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即圣彼得共和国的元首。除了宗教职能外，教宗还必须承担世俗的角色。控制教宗宝座，也就控制了属于共和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金融资产的去向，不管是谁统治，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施惠，以偿还欠下的人情，并建立必要的支持机构。

多亏了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9世纪教宗的金融资产存量非常大。在他们父子俩的共同努力下，教宗共和国获得了大量的地产，在意大利其他地区还享有一系列宝贵权利，包括一大部分税收，还有法庭和市场收费，以及种种其他的传统收入。正是有了这样的财源，最早的受益者哈德良一世和利奥三世才得以翻新他们城市的建筑。然而，从长远来看，所有这些源源不断的财富（哈德良和利奥花的是利息，而不是资本）却是个装了毒酒的金杯，至少不利于教宗获得对更广泛的西方教会的宗教领导力。简单地说，教宗有双重职责，他在掌管圣彼得共和国的同时，又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享有特殊的威望。因为查理曼的缘故，教宗获得了大量财富，这意味他在考虑地方政治时，会更多留意掌管财政大权的职能，而没有太多精力行使更大范围内的宗教职能。

即使在加洛林王朝仍然强大的时候，对财富控制权的争夺也不时威胁教宗的宗教职能。例如，9世纪40年代中期的塞尔吉乌斯二世就以特别糟糕的名声被写入史书。根据多少与其同时代出现的《教宗名录》，在塞尔吉乌斯担任教宗时，他的弟弟本尼迪克特（Benedict）通过出售地产和担任特定职位的权利发了财。然而，在匆忙得出结论之前，一定要注意，塞尔吉乌斯的传记是在他继任者在位的时期写的，而牺牲一位无法回嘴的已故前任来建立自己的声誉，一直是一种很有效的策略。教宗斯德望五世（885—891年在位）就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他（根据我们从《教宗名录》中找到的最后幸存的残篇）下令进行一项公共财产清查，以表明在他就任之前，从罗马教堂掠夺圣物的行为已经发生。他还命令恢复圣彼得的神职人员收取服务费这一古老习俗。 [16] 塞尔吉乌斯二世的政权在敛财方面可能比一些政权更露骨，但我倾向于认为，敛财是常规。否则的话，对教宗宝座的那种非常不合乎宗教规范的激烈争夺就很难理解了。争夺往往在继承问题出现时爆发，因为对于没能从当前的资产分配中获益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支持一位未来会更关心他们利益的候选人，而既得利益者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好处，自然会出现激烈的斗争。

教宗仍然把握着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权威，这只是表象，即便是在尼古拉一世如日中天的时期，这种表象的背后仍然隐藏着潜在的脆弱性。“谁将从资产流动中受益”这个教宗共和国地方政治的固有问题始终存在。在帝国干预的威胁下，由此产生的分歧还能勉强得到遏制；一旦帝国不再是意大利中部一支真正的力量，地方政治就会胜出，将教宗的宗教职责降至第二位。实际上，如果你更仔细地分析9世纪的证据，就能从种种细节中看出更普遍的现象。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在《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伪装中见过这一现象。一群法兰克帝国教会人士用诡计创造了这个文本，随着其虚构的基督教历史在后来各种场合发挥作用（这是最初的创造者所难以想象的），许多援引、利用和抄写它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诡计。在所有这一切中，至少在尼古拉一世之前，教宗个人从未扮演过，甚至没有想过要扮演这份伪造文本赋予他们的那种角色。在很大程度上，9世纪的教宗是被动的受益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法兰克帝国的神职人员出于自身考虑，想赋予教宗更积极的角色。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即使是在9世纪，教宗的宗教职责描述也只会围绕着传统的问题展开，诸如赞助传教工作、同意（或不同意）创建新主教区和大主教区（同样主要是在传教的背景下）。教宗会议一般会响应同时代加洛林王朝对“修正”计划的关注，即使在他们有更宏伟想法的情况下，教宗们也小心翼翼地不去践踏皇帝的既定权利。面对两位想要担任阿奎莱亚（Aquileia）大主教的主教之间的争吵，即弗雷瑞斯的安德烈（Andrew of Frejus）和格拉多的维内留斯（Venerius of Grado），教宗塞尔吉乌斯认为最好是召集一次大公会议。但是，召集这样的会议是皇帝们早已确立的权利，于是塞尔吉乌斯就向洛泰尔寻求许可。 [17] 换句话说，没有丝毫迹象表明，9世纪上半叶的教宗们开始认为圣彼得主教区地位特殊，应该可以干预教会的高级任命，或者是生活在意大利领土之外的皇帝、国王、大主教和主教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9世纪的第三个25年间，虽然一些教宗变得比较活跃，但这也只有在加洛林王朝不断演变的结构内才有可能。历史上教宗所取得的一些重大胜利完全依赖于皇帝的支持。860—861年，尼古拉一世最终剥夺了拉韦纳大主教约翰的独立地位，迫使本来可以与他平起平坐的人来到罗马，对他卑躬屈膝。此时，尼古拉一世宽宏大量地原谅了他，约翰重获恩惠，代价是付出拉韦纳一定比例的收入。但是，就像《教宗名录》所记录的那样，这场交锋的关键是皇帝（出于自己的原因）拒绝继续支持大主教约翰独立。 [18] 笼统地说，尼古拉一世之所以能够比他的前任们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他抓住了帝国权力掮客间分裂带来的有利时机。实际上，秃头查理和日耳曼人路易一心要继承洛泰尔二世的土地，在阻止其离婚方面，他们的这种自私欲望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尼古拉一世的干预。如果当时只有一位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如果他想要离婚的话，那么教宗在这件事上就不太可能有影响力了。苏瓦松的洛塔德主教和布尔日的乌尔弗拉德（Wulflad）主教的情况也是如此：尼古拉一世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击败了兰斯的大主教辛克马尔，但他是在得到秃头查理的积极同意后才这么做的，是国王和大主教之间的一时利益分歧给了尼古拉一世这个机会。教宗被国王用来恫吓大主教，这只是一种短暂的联合。

此外，即使在这个时代，如果加洛林王朝的君主真的一心一意追求特定的宗教结果，教宗也缺乏真正实质性的权力杠杆来改变君主的立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摩拉维亚的传教，尼古拉一世和他的几位继任者支持著名的希腊兄弟美多迪乌斯和西里尔。许多东法兰克教会的人一直对他们怀有敌意，但教宗的支持和皇帝的默许使兄弟二人及其继任者经营了20多年，从862年一直到885年。然而，美多迪乌斯死后，皇帝的想法变了，教宗斯德望五世也表示同意，已故兄弟的门徒立即遭到驱逐。 [19] 因此，教宗在9世纪的成功要么直接依赖于加洛林王朝的支持，要么就是利用了统一帝国结构开始瓦解造成的裂缝。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教宗制度都不是独立于帝国运作的，而且，当帝国在9世纪80年代后期真正瓦解时，教宗甚至无法维持那种偶尔能实现的局部宗教领导模式。不仅不再有帝国来敦促教宗干预和赋予教宗的裁决以效力，而且教宗职位完全成了罗马当地政治进程的牺牲品。

当然，并不是罗马宗教方面的一切都陷入了混乱。对福尔摩苏斯的审判是在动荡的初期发生的，当时，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典型结构已经消失，但还没有出现可以取而代之的稳定的结构。虽然9世纪后期、10世纪和11世纪早期的教宗任期都很短暂，但即使对这一时期来说，9年里有9位教宗也太离谱了。这种程度的无政府状态反映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在忙着展示自己的实力，以便在一个所有旧的赌注都已作废的新世界里建立一种新的等级秩序。但是，从1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开始，一种后加洛林时代秩序的基本模式出现了。在没有加洛林王朝制约的情况下，教宗融入了意大利中部地方贵族的权力结构，对教宗起主导作用的通常是那些在当地确立了政治地位的家族集团。在接下来的150年里，有两个家族在很大程度上轮流掌握着对教宗的控制权。

首先登场的是狄奥菲拉特（Theophylact）家族。其创始人是图斯库鲁姆伯爵（Count of Tusculum）狄奥菲拉特，他在罗马附近有大片的庄园。他本来是加洛林王朝最后一位对罗马事务感兴趣的君主瞎子路易（Louis the Blind）的忠实仆人。瞎子路易之得名，是因为他入侵意大利时失败，被意大利国王弄瞎了双眼。借着瞎子路易的势力，狄奥菲拉特将影响力扩展到了罗马城本身，在那里，他于905年成为军队的指挥官。到了915年，其余的罗马贵族已经接受了他的领导，宣布他为“执政官”，他直接任命的第一个教宗若望十世（914—928年在位）是在前一年上任的。就像加洛林王朝一样，每一代新人的出现，都会在家族内部引发许多阴谋和内斗，同时也为其他派系提供许多在社会边缘确立自己地位的机会。但是总的说来，这个家族在接下来的两代人里继续掌权，先是他的两个女儿狄奥多拉（Theodora）和臭名昭著的玛洛齐亚（Marozia），后是玛洛齐亚的儿子阿尔贝里克二世（Alberic II），从933年到954年，阿尔贝里克二世的荣誉头衔是“罗马人的公爵和元老院成员”。因此，从910年前后一直到950年，绝大多数教宗的任命都掌握在这个家族的不同成员（有时相互竞争，但总是与罗马贵族阶层的其他成员联合起来）手中。10世纪下半叶，这种控制权落到了克雷申蒂家族（Crescentii）手里，他们的庄园位于罗马南部和东部萨宾山区。到了11世纪早期，支配权又回到了狄奥菲拉特的后人手中。作为图斯库鲁姆伯爵，他们依然控制着原来的权力基础。 [20]

这些贵族家族支配教宗职位的动机当然是想要控制经济资源，多亏了查理曼，这些经济资源都任凭罗马教会支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所有任命都没有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宗教方面。例如，阿尔贝里克二世提拔了教宗利奥七世（931—939年在位），后者与伟大的修道改革家克吕尼的奥多（Odo of Cluny，稍后会详细介绍）长期保持友谊，甚至把他带到罗马，让他帮忙改革这座城市三个古老的修道院，即圣保罗修道院、圣洛伦佐修道院和圣阿格尼斯修道院。与此类似，11世纪的图斯库鲁姆伯爵家族还（在字面意思上）产生了本笃八世（1012—1024年在位）。本笃八世不仅是狄奥菲拉特家族任命的教宗，实际上还是这个家族的一员。他是10世纪后期图斯库鲁姆家族的首领格列高利伯爵的儿子，在领导了驱逐克雷申蒂家族的反叛之后，从11世纪早期开始统治罗马。尽管生在这样的罗马贵族世家，但他对自己的宗教职责极为认真，与皇帝亨利二世密切合作。亨利二世本人后来也被封为圣徒，可见他们的合作非常出色。

但是，这一时期有认真履行更广泛的宗教职责的“好”教宗，也有对宗教事务不那么感兴趣的教宗，二者数量相当。除了利奥七世之外，阿尔贝里克二世还任命了他自己的儿子为教宗，即若望十二世（955—964年在位）。若望十二世在18岁这个不合乎教规的年龄（主教应该至少有30岁）就任，他最大限度地享受该职位带给他的巨大财富和其他特权，9年后，他因中风去世，据说当时正与一名已婚女子同床共枕。1032年，格列高利的儿子、家族首领的继承人阿尔贝里克三世也任命了他的一个儿子作为教宗，像他的伯父本笃八世一样，他的本名也是狄奥菲拉特。这位新教宗再次模仿他的伯父，自称为本笃九世（1032—1048/1056年在位）。两者的相似之处到此为止。这位新的本笃教宗对宗教事务丝毫不感兴趣，而是沉迷于寻欢作乐（据说尝试了各种可能的形式）和谋取私利，他的无耻行径很快在城中激起了人们的反对，据说他甚至试图暗杀其反对者。

他任期的不确定性反映了他统治时期的动荡。他的第一个任期于1044年结束，当时他被赶出了罗马城。第二年，他强行返回罗马，然后将教宗职位卖给了他的教父，自己好去结婚（这是已知的唯一一个卖掉自己职位的教宗），但后来他又短暂地重回教宗之位，直到最后被废黜。 [21]

所有这些都有效地说明，一旦失去了加洛林帝国的结构，教宗的地位就会受到巨大的限制。即使是在9世纪后期那些高调的教宗手中，教宗制度依然是被动的，总是靠皇帝和帝国教会人员把事务提请注意，还要靠帝国的权威结构来执行裁决。帝国消失后，使某些教宗得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阔步前进的大多数基础设施也随之消失。直接的结果是，圣彼得共和国陷入了一系列始终无益，有时甚至是可耻的斗争中，他们争夺的是对查理曼赋予教会的资产的控制权。

占据主导地位的贵族家族成员当然都是基督徒，他们也不能置身于宏观的宗教潮流之外。他们或他们任命的人（通常是同样的人，因为图斯库鲁姆家族往往会让家族成员担任教宗）有时可能真的会对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面临的问题感兴趣。但最重要的是，教宗职位是这些家族在意大利中部维持权力的资产组合中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教宗的职位描述中，更广泛的宗教领导职责总是排在地方政治职能之后。如果不明智地将《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对于教宗职位的想象，与教宗尼古拉一世时期的实际运作并置在一起，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会将这种错觉完全打破。让教宗能够在9世纪对西方教会产生更广泛影响的，是加洛林帝国的各种表现形式和各种各样的法兰克统治者和神职人员。由于完全缺乏独立的权力杠杆，教宗完全依赖加洛林王朝的帝国结构来扮演更广泛的角色。这些东西消失后，这个职位就沦为地方政治拍卖会上的典当品。从9世纪90年代起，教宗职位就沦落成了意大利中部贵族的淫妇（厚道些的话，也可以说它是摇钱树），谁出价高就卖给谁。这是不折不扣的淫妇政治。

蛮族教宗

罗马的贵族也许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教宗，让教宗满足于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充当副总统一样的礼仪性角色，以主持一些重大场合为主要职责，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势力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显然，会对变革感兴趣的是一连串想要称帝的人。因为查理曼，那些想当皇帝的人都希望在罗马加冕，虽然虔诚者路易开创了自己动手的加洛林路线，但始终没能取代800年圣诞节的象征意义。也是因为有了加洛林王朝的先例，所以想要称帝的人对于罗马的宗教生活质量都有了注意义务，毕竟罗马是拉丁西方最重要的宗教中心。在后加洛林时代的西欧，这两种传统偶尔会重合在一起，于是，想要称帝的北欧统治者来到罗马，既要加冕，又要通过治理教宗腐败的问题来赢得加分。

事实上，正是这些帝国干预的时刻，为图斯库鲁姆家族和克雷申蒂家族的轮流支配奠定了基础。奥托一世打破了图斯库鲁姆家族的第一段支配时期，但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若望十二世（937—964年）是图斯库鲁姆伯爵阿尔贝里克二世的儿子，在10世纪60年代早期，他的恶行就激起了罗马内部的一些反抗。若望十二世因此愿意在962年2月2日为奥托加冕，以寻求重量级的政治支持，虽然他知道皇帝的头衔将给予奥托干涉罗马事务的许可。奥托再次离开之后，若望十二世试图通过煽动拜占庭和马札尔人联合反对奥托来减少损失。于是，奥托又回到这里，让一个新人取而代之，他就是利奥八世。皇帝奥托的注意力被迫转向北方，利奥也很快去世之后，克雷申蒂家族的势力取代了被驱逐的图斯库鲁姆家族。来自克雷申蒂家族的第一位教宗是若望十三世（965—972年在位），他是第一位克雷申蒂的弟弟。没过多久，克雷申蒂家族的势力在10世纪90年代受到奥托三世的侵蚀，在1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又被奥托三世的堂兄兼继任者亨利二世彻底击败。这最终让图斯库鲁姆家族东山再起，这次是从当时图斯库鲁姆伯爵的哥哥本笃八世开始的。 [22] 但是，至少奥托三世和亨利二世不是只对加冕感兴趣，他们也致力于教会改革的事业。公元1000年的时候，西方教会最热门的两个问题是买卖圣职和教士结婚。英文表示“买卖圣职”的词是simony，这个词源自行邪术的西门（Simon Magus）。《使徒行传》8∶9—24中记载，他拿着钱去找使徒彼得和约翰，说如果他们愿意将按手使人受圣灵的权柄也给他，他就把钱给使徒。很多教会机构（主教区、修道院，还有教区教堂）当时都是私有财产，它们的创始人（和创始人的继承人）保留了对它们的权利，因此在一些地方，新担任教职的人在上任后支付经济补偿是完全正常的。到了奥托三世统治时期，直接购买教职的行为受到了普遍谴责，但如何定义买卖圣职是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在上任时给拥有教会机构的人送了一件礼物，这是买卖圣职吗？较为激进的改革家主张，无论是否涉及礼物，任何俗人都不应该对教会的任命有任何发言权。但问题又来了：什么人才是俗人呢？国王和皇帝认为自己不属于这一范畴。这次广泛的改革方案起源于9世纪和10世纪的修道改革运动。许多改革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世俗利益（尤其是修道院的财富）是阻碍许多修道院接受行为、学习和礼拜仪式新标准的主要障碍。这些新标准最早出现在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然而，在10世纪的过程中，改革从修道院扩展到了整个教会。对教士结婚的谴责起源也相似，这再次反映了最初修道院对守贞和虔诚之间关系的强调。附属于大教堂的神职人员应该在团契中过无性的生活，放弃私人财产，这先是成为要求，后来变成期望，然后，加上了一点圣礼理论，又变成这样一种论点：结婚或有情人的教士是不适合执行圣礼的。正如11世纪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彼得·达米安（Peter Damian）所言：“如果你与你属灵的女儿乱伦，凭良心说，你怎么敢面对主身体的奥秘？” [23]

奥托三世和亨利二世愿意，也准备好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他们把一个经过改造的教宗制度看作可以协助他们完成这一任务的工具。他们持有与查理曼大致相同的观点，也就是使教会的虔诚臻于完美是神赋予他们的职责，但与查理曼不同的是，他们让教宗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尽管如此，这种合作关系仍然是按照皇帝的条件建立的。奥托三世尤其强硬。他公开批判《君士坦丁赠礼》是伪造品，并明确表示，他过去是，现在也应该被视为联盟中级别更高的那一个。他对罗马的候选人标准不以为然（这个标准原本是教宗若望十五世用来制衡第一位克雷申蒂伯爵的儿子的），还推举了两名北方人作为他自己的教宗候选人。先是他的堂兄布鲁诺（Bruno），即格列高利五世。格列高利于999年英年早逝（死因蹊跷）后，奥托三世指定了欧里亚克的热尔贝（Gerbert），也就是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II，999—1003年在位）。布鲁诺是奥托一世的孙子，因此有直接的萨克森血统，虽然他的父亲最终被任命为更南边的卡林西亚公爵（Duke of Carinthia）。热尔贝来自法国中南部。布鲁诺和热尔贝都在后加洛林时代的欧洲北部教会受过很好的教育。奥托的专职教士格列高利是东法兰克王国大教堂学校的毕业生，而热尔贝则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精通阿拉伯人保存的希腊数学和科学知识，因将算盘和浑天仪重新引入西方而闻名）。作为修道士，热尔贝是在上奥弗涅的欧里亚克修道院接受的训练，而这座修道院是10世纪最著名的修道院之一。两人都致力于同样的改革方案，热尔贝活得足够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亨利二世则满足于与来自图斯库鲁姆家族的本笃八世合作，但本笃八世本人也致力于改革。1022年，皇帝和教宗在帕维亚共同主持了一次改革会议，会议再次敲响了反对位于当前改革方案核心的双重弊端的大鼓。 [24]

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者和更加积极的教宗合作，这种基督教领导的新模式在公元1000年是必要的，而在200年前则并非如此，原因很简单。在他惊人的征服生涯之后，查理曼在一定程度上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而尽管拥有同样的皇帝头衔，但查理曼的奥托王朝和萨利安王朝继任者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按照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标准，查理曼的继任者控制了东法兰克王国、意大利北部以及其他一些零星地区。西法兰克王国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伊比利亚半岛和中欧东部新改宗基督教的广大地区也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到了公元1000年，波希米亚王国、波兰王国和马札尔王国都已经改宗拉丁基督教。这个扩大了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很大一部分是由那些效忠于其他国王的教会人员管理的，他们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土地受到单纯来自帝国的直接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教宗就成了更加中立的盟友，教宗参与改革进程，人们就不大会认为改革是政治干预的借口。有了教宗的加入，改革就可以作为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个问题来提出，这有助于避免再次出现公元500年至700年之间的情况，当时西方基督教世界实际上是以不同的王国为基础、在不同的教会群体中运作的（第7章）。

让皇帝与教宗之间的联盟更加有效，同时使后加洛林时代不至于重蹈后罗马时代分裂的覆辙的，是另外一股重要的势力，那股势力已经准备好让教宗更加积极地参与西方教会的运作。多亏了查理曼及其继任者发起的结构改革，政治分裂并没有导致宗教和文化的瓦解，即使到了公元1000年，西方教会的许多高级教士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意见一致。其中许多人出身大教堂及其附属学校，而大教堂和学校的基本框架是查理曼和他的顾问们建立起来的。随着基督教在莱茵河和易北河以东的传播，教会的图书馆越来越大，新的大教堂也建立了起来。文本继续在教士之间传播，跨越政治边界，教士继续使用基本相同的礼拜和布道仪式，有着相同的训练和神学传统。这些令人敬畏的机构（它们也是主教和大主教招募的主要场所）中出来的人大体上有相同的道德和文化观念，往往世界观相近。例如，亨利二世所有的主教都来自他王国内主要的大教堂学校，当时其他国王和统治者面对的情况通常也是如此。

在第二个千年到来的时候，拉丁基督教世界领导者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大修道院，这些领导者也有类似的世界观。大修道院的基本生活模式也是在加洛林时代确定下来的，至少帝国修道院是这样，它们积极响应阿尼亚讷的本笃和虔诚者路易的修道改革方案。因此，这些修道院也有共同的礼拜仪式和文化传统，图书馆的藏书也相近，这些都与大教堂非常相似。此外，后加洛林时代发生了很多变化，通过种种机制，阿尼亚讷的本笃的改革模式传播到了地理和政治背景不同的众多修道院。当时最著名的修道院是位于勃艮第的克吕尼修道院，修道士们在那里自己进行了改革，但他们遵循的是已确立的加洛林时期的本笃会模式。在其他地方，有时（和在罗马一样）在克吕尼修道院的积极协助下，世俗领主或主教（在莱茵兰地区著名的戈尔泽修道院，则是梅斯大主教）需要先接受改革原则。但在各处，同样的宗教生活模式正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古老的和新得的土地上迅速传播，在文化层面上，这种宗教生活模式与大教堂学校的文化有相当多的重叠。虽然有细节上的差异，比如从哪个教会阶层开始不接纳结婚的教士，如何区分赠礼和买卖圣职，但是从各大修道院和大教堂里出来的人同样致力于公元1000年的宏大改革方案。 [25] 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分裂并没有带来西方基督教世界宗教文化的分裂，不管是修道院出身还是大教堂出身，高级教士共同文化中的一个方面都让他们接受乃至期待教宗发挥更大的宗教领导作用。9世纪后期和10世纪，在大教堂和修道院里，《伪伊西多尔教令集》被反复抄写和阅读。早期幸存的抄本绝大多数藏于图书馆，拉丁基督教会的领袖们就是在那些图书馆里接受的训练。就这样，《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关于教宗统治下更美好的古代晚期基督教世界的说法一代代传了下去。10世纪时，人们感到有必要编纂新的教会法令手册，比如普吕姆人雷吉诺和沃尔姆斯的布尔夏德（Burchard of Worms）编纂的那种，而这个时候，《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的许多伪造文本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新的法令集。因此，即使最初的法令集已经过期，它也仍然是教宗权威应是西方基督教世界运作的核心这一观点的有力支撑。 [26]

这一观点的影响力还表现在，即使在淫妇政治的时代，西方教会也要求教宗至少履行一些新的职能。这一进程不仅是《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产物，而且还受到9世纪第三个25年的一些教宗所采取的高姿态的推动。虽然该进程有赖于加洛林王朝的帝国结构，但其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部法令集的影响力。最著名的是，各种经过改革的修道院开始将自己置于教宗正式的保护之下，并为此要求书面的特许状。克吕尼修道院于909年开创了这一潮流，当时改革派修道士获得了最初的保护文件，尽管后加洛林时代的罗马正处于最混乱的时期。接着，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修道院获得了更多的教宗保护文书，并在998年将教宗格列高利五世的名字附在一份完整而重要的修道院财产清单上。正如一项极具影响力的对克吕尼修道院土地所有权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教宗保护文件几乎没有实用价值，在10世纪的勃艮第，教宗没有真正的影响力，要想寻求真正的保护，修道院需要依靠其他机制。然而，这些文件宣告了克吕尼修道院在更广阔的基督教世界中的地位。在此意义上，它们的用处足以让许多其他的修道院效仿。从896年到1049年，宗教机构——其中绝大多数是修道院（包括那个时期大部分改革后的修道院）——起草了630份教宗特许状，以确认各种不同的权利，而其中绝大多数与土地持有权有关。大约四分之一的特许状是伪造的——有些机构可能并不想为了从罗马获得一份真正的文件而费心费钱，于是干脆自己伪造。

然而，无论是真实的还是伪造的，想要获得教宗特许状的愿望（在这一时期之前是极为罕见的）清楚地表明，至少在西方教会人士的心目中，教宗的象征作用现在更大了。他们最终还让教宗参与了封圣。在罗马帝国时期和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中，封圣完全是圣徒所在社区的决定。利益相关方编撰一部圣徒生平，建立一个崇拜中心，就看被推崇的圣徒是不是能吸引一批追随者了。在10世纪的最后10年里，当地基督教团体第一次向罗马寻求额外的支持，希望为奥格斯堡主教乌尔里希（Bishop Ulrich of Augsburg）举行宣福礼，他曾是奥托王朝教会改革的重要支持者。993年1月31日，在拉特兰宫举行的罗马会议上，教宗若望十五世十分乐意地确认了他的圣徒地位，这一结果通过教宗诏书正式公布。在这一创新之后的10年中，波罗的海地区的5名在传教中殉道的人被封为圣徒，这个新的程序迅速传播开来。 [27]

奥托三世和亨利二世把教宗当成改革事业中积极的盟友，相当于在肥沃的土地上播下了种子。但要想为西方基督教世界这个统一的文化单元确立整体上的宗教权威，教宗与皇帝的联盟远非完美的解决方案。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都在其他统治者的控制之下，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与帝国结盟的教宗难以公正行事，不可信任。同样重要的是，虽然在皇帝加冕的伟大时刻还看不出来，但10世纪和11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不怎么稳固，其统治者面临着系统性的不稳定，尤其是在刚上台的时候（就像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一样）。因此，他们不可能始终聚焦于罗马，毕竟还得应付边境上的许多紧迫问题。因此在实践中，不能指望这个帝国（正如不能指望之前的加洛林帝国）始终拥有必要的能力，来确保意大利中部的贵族不会把教宗带回以罗马为中心的争夺，而这些是后加洛林时代所有教宗丑闻的核心。例如，在亨利二世和本笃八世联合主持的会议之后，本笃八世荒淫无度的侄子本笃九世利用教会财富寻欢作乐，其程度不亚于最恶劣的淫妇政治，而亨利的继任者却对此袖手旁观。因此，西方基督教世界要想发挥职能，要想保持宗教上的统一，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独立于帝国统治的领导结构。但是，如果这个机构是教宗，就还必须找到某种替代机制，使其能够独立于意大利贵族掠夺性的金钱野心。要想了解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我们就要讲到最伟大的蛮族教宗：艾吉斯海姆—达格斯堡的布鲁诺（Bruno of Eguisheim-Dagsburg）。幸好他还有一个更短的名字：利奥九世。

这个故事开始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其非比寻常的意义。它是以一种普普通通的方式开始的：欧洲北部的一位君主对罗马产生了兴趣，因为他想要称帝。这一次是亨利三世，他不是亨利二世的直系后裔，因为亨利二世和他的妻子曾发誓禁欲。因此，权力从奥托王朝直系传给了他们的萨利安表亲——奥托一世女儿的后人。亨利在他父亲于1039年去世后继承了北方的权力，花了一段时间巩固势力，到了11世纪40年代中期，他已经准备好要称帝了。此时，他发现自己面前有三位教宗，但他们都有各自的问题。最糟糕的是本笃九世，而他的教父约翰·格拉提安（John Gratian，他以1 000磅白银的价格从本笃九世手中买下了教宗一职）即后来的格列高利六世，是一位公认的改革者，但当时人们很介意买卖圣职这件事，因此考虑到他当上教宗的方式，他根本不适合为亨利加冕。第三位教宗是西尔维斯特三世，即原来的萨比纳主教约翰（Bishop John of Sabina），他显然是在本笃九世的离谱行为所引发的混乱中，由一个或多个未知的派系推举上来的，但除此之外，他的其他方面并不为人所知。亨利不能容忍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于是提拔了他自己的一个神职人员，即班贝格主教苏伊格尔（Suidger Bishop of Bamberg），他成为革利免二世，并在1046年圣诞节正式为亨利加冕。和亨利二世一样，亨利三世也是一位坚定的改革者，看起来，西方基督教世界将会重复皇帝和教宗联盟的主题。然而，事情的结果截然不同，这一方面是因为意大利的气候，另一方面是因为亨利三世指定的下一位教宗惊人的精力。到了1048年夏天，这种气候已经杀死了革利免和他的直接继任者达玛苏二世（Damasus II）。达玛苏二世本来也是亨利的主教，即布里克森主教波波（Bishop Poppo of Brixen），可怜他的教宗任期只从1048年7月17日持续到8月9日，但是如果比起任期之短，他只能排在第七个。

亨利三世指定的下一位教宗是艾吉斯海姆—达格斯堡的布鲁诺，即利奥九世（1049—1054年在位）。他出身高贵，是萨利亚王朝的皇族，曾在图勒（Toul）的大教堂学校接受教育。据同时代的圣徒生平记载，他从早年就显示出圣洁的气质，他对教宗圣座很忠诚，几乎每年都要造访罗马。这一记录让我们一窥10世纪一个主要教会机构的日常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布鲁诺是个任人摆布的温顺修道者。当年轻的布鲁诺不得不率领他的骑士小分队去作战时，他表现出高超的技巧和谨慎，这在圣徒生平中也得到了毫不吝啬的颂扬。他在1026年被顺理成章地提升为图勒的主教，热心支持反对买卖圣职和教士结婚的改革事业，也热情支持克吕尼改革。所有这些都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标准的日耳曼贵族主教。让他脱颖而出的是，他对教宗在西方教会可能扮演的更大角色有着清晰的认识，在相对短暂的在位期间，他以充足的精力和想象力开启了一场彻底的革命。

他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标。他被他的皇帝亲戚选中担任这个职位，但他拒绝接受（正如圣徒生平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必要的犹豫），除非罗马的神职人员和人民愿意全力支持他。很明显，和那些外来的、皇帝指定的教宗人选相比，他想要成就的要多得多，因为那些人一直未能改变自加洛林王朝崩溃以来教宗人选基本来自当地这一事实，而实现这一变化的关键和直接的战略是从西欧各地招募一批志同道合的教会人士来支援。安贝尔（Humbert）是从利奥九世自己以前主教区的穆瓦昂穆蒂耶（Moyenmoutier）修道院引进来的；利奥九世还招募了大教堂的神职人员，比如来自列日大教堂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他是洛林公爵戈弗雷（Godfrey）的弟弟；此外还有意大利的神职人员，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个叫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我们很快就会再次讲到他）的人。希尔德布兰德最初是从约翰·格拉提安的随从中被提拔起来的，后来又随他离开意大利，被流放到克吕尼修道院。利奥九世还与著名的隐士领袖、知识分子彼得·达米安保持着密切联系。彼得·达米安最初来自拉韦纳，是在意大利接受的训练。就这样，利奥九世让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方的改革者如潮水般涌入罗马，有些来自帝国内部，有些来自帝国之外，他们代表了当时基督教的所有主要分支：大教堂，修道院，甚至还有更激进的派别，比如彼得·达米安，他认为修道院太奢侈了。他将这些人擢升为罗马高级神职人员，其总体效果是打破了该机构领导层与意大利中部贵族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在此过程中将整个机构的精力重新集中在改革项目上。

在拉特兰宫聚集国际改革家之后，在其任期的剩余时间里，利奥九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推进改革方案。他所做的事情有些相对常规。1049年，他召开了拉特兰会议，和1022年的帕维亚会议一样，再次谴责了买卖圣职和教士结婚，但这次的谴责更加激烈。利奥九世宣称所有副执事及以上级别的神职人员都应该保持独身，就教会统治阶层而言，这次的线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他还对苏特里（Sutri）的主教进行了直接的人身指控，说他的教职是买来的，以至于这位主教当场吓死。更让同时代人吃惊的是，利奥并没有将他的活动范围局限于罗马及其周边地区，而是扩展到罗马城之外，甚至是意大利之外，在法兰西和德意志也召开了改革会议，在他5年的任内，会议多达11或12次（这还不太确定）。巡游期间，教宗召集当地主要神职人员参加会议，将改革方案坚定地摆在桌面上，亲自质问在场教会人员中的违法者。最著名的是，1049年圣雷米吉乌斯（St Remigius）遗骸的迁葬仪式（在通常更宏伟的新坟墓中重新埋葬的仪式）变成了兰斯的一次大型改革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利奥直截了当地问聚集在一起的20位法国主教，他们的职位是不是花钱买来的，他们是否犯了买卖圣职罪。朗格勒（Langres）的主教拒绝回答，利奥九世马上对他处以绝罚。戏剧性的事发生了，贝桑松（Besançon）大主教在试图为他辩护时突然变成了哑巴（朗格勒的主教是他的副手之一）。见状，其余的人中有5人认罪，他们获得原谅并重新被任命为原职。只有南特的主教被免职，因为他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这被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突然之间，西方基督教世界要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教宗，他真的准备把对上帝的恐惧加在违法者身上。这位教宗不是坐在罗马接受仪式性的访问，签署在实践中毫无意义的特许状，而是在教会事务中掌握主动权。利奥九世引发了一场大爆炸，他利用宗教会议将自己和教宗职位置于当时改革方案的中心，在同时代的许多评论中都可以看到这场爆炸的冲击波。一位旁听了兰斯会议和审判的目击者许多年之后仍然很激动，记下了整个事件给他带来的恐惧。利奥九世这位领导者很有远见，认识到可以利用教宗的威望来建立权威，在他任内，教宗不再是负责祈祷的高级副总统，而是成了自封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领导者。 [28]

因此，教宗书信首次直接引用《君士坦丁赠礼》也发生在利奥统治时期，这并非巧合。信的矛头指向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要处理的问题是意大利南部部分地区的管辖权。教宗共和国成立后，君士坦丁堡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地区从罗马的管辖范围内收回。利奥想把这些地区要回来，并利用这封信来证明他在东方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高地位。拜占庭人不愿合作，安贝尔（此时已经成为枢机主教）率领的教宗使团毫不犹豫地颁布了将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处以绝罚的诏书，由此引发了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大分裂。安贝尔在对拜占庭的长篇演讲中，准确地阐述了利奥九世带给教宗制度的这种新精神：

所有的人都十分尊重这位拥有罗马使徒职分的人，他们更愿意从这位教会领袖的口中接受神圣的诫命和传统，而不是从《圣经》和教父著作中。就这样，教宗使几乎整个世界都满怀喜悦和热情地追随上帝。

长期以来对特殊威望的要求现在成了一种积极的教宗至上主义，这被用来证明利奥九世和他的同事们夺取基督教领导权的行为是正当的。 [29]

当然，在此之前，教宗也有过辉煌时刻，尤其是在利奥一世和大尼古拉一世的时代。利奥九世发动的革命将会永久改变教宗职位的性质，而这一点在当时并不那么明显。在如此恢弘的开端之后，他的统治在对抗入侵的诺曼人的过程中逐渐结束。诺曼人正忙于占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就是为什么利奥九世会重新和君士坦丁堡讨论管辖权的问题），他们先是打败了教宗拼凑起来的队伍（亨利三世被不可避免地牵制在北方），然后又俘虏了教宗本人。虽然他们对利奥九世很恭敬，但还是把他囚禁了大半年，他被释放后不久就死了。他的两任后继者也是北方人，维克托二世（1055—1057年在位，即原来的艾希施泰特主教）和斯德望九世（1057—1058年在位，即利奥九世引到罗马的洛林的弗雷德里克）。但是，由于亨利三世也在这段时期内去世，图斯库鲁姆家族把斯德望九世的死当作了卷土重来的机遇。1058年，他们推出了自己的教宗人选，即本笃十世，在他于1061年去世后，是霍诺利乌斯二世（Honorius II）。

然而，这一次，时钟再也拨不回去了。利奥九世的统治已经在教宗制度的核心创造了团结、自信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是不会放弃他们所发起的计划的。他为罗马高级神职人员群体注入的新鲜血液仍在那里，不会轻易被意大利中部政治运作的旧模式所同化。作为一个整体，利奥九世任命的人准备将这场革命延续到下一代。因此，在斯德望九世死后，利奥九世的直系继续掌权，他们就是教宗尼古拉二世（1059—1061年在位）和亚历山大二世（1061—1073年在位）。尼古拉二世也来自北方，他本名热拉尔（Gerard），出生在阿尔勒附近的勃艮第。亚历山大二世当教宗前，是卢卡的改革派主教安瑟伦（Bishop Anselm of Lucca）。这两位教宗在任期内采取了进一步的关键措施，巩固和扩大了改革的成果。最重要的是，1059年的复活节，尼古拉二世召集基督教世界各地的113位主教来到罗马参加宗教会议，使教宗选举程序的重大改革合法化。从此以后，选举只能由枢机主教团来进行，主教团包括7位枢机主教（来自7个古老的罗马城郊教区）、28位负责罗马主要教堂的枢机司祭（cardinal priest）、18位枢机助祭（cardinal deacon，他们管理着原来的慈善事业）。即使有皇帝，他也是没有发言权的。教宗单方面宣布独立，这是向前迈出的又一关键步伐。利奥九世在兰斯召开的宗教会议虽然声势很大，但是只有20名法国主教参加，还有100多人没有来。这是因为法国国王认为利奥是帝国的产物（这并非没有道理），拒绝让其余的人参会。因此，要想成为真正的西方基督教领袖，教宗最终必须独立于帝国之外。

正如你所料，北方对此的反应是充满敌意的，以德意志为主的神圣罗马帝国一方也开始任命自己的教宗人选。但帝国的新统治者亨利四世在1056年继承大统时年仅6岁，因此他的政权实际上没有能力干涉罗马。尼古拉二世进一步改变了政策，让教宗更加独立于神圣罗马帝国和图斯库鲁姆家族。1059年，他来了个大变脸，与入侵的诺曼人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和平协议，承认他们的征服完全合法，以换取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支持。在短期内，新教宗所需要的正是足够的军事力量，用以维护自身的独立。而利奥九世改革更广泛的方面都已经确立下来，无论是在罗马内部还是外部。

在罗马内部，亚历山大二世担任教宗时期，对教宗官僚机构进行了重大的重组，使其操作系统适应改革者加给教宗的职务描述。特别是，教宗信件的正式登记重新确立为一种行政惯例。亚历山大二世的档案已不复存在，但他的继任者格列高利七世的档案保存了下来。登记工作包括将教宗发出的每封重要信件抄写一份，将其保存在教宗档案中，以核实教宗所做的决定，将欺诈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古代一直有这种做法的话，也就不会有《伪伊西多尔教令集》这样的伪造教令了，至少没有教宗的默许是不可能的。这种做法模仿了罗马帝国晚期的书记处（chancery），在更久远的过去，至少在某些教宗统治时期，尤其是格列高利一世时期，有类似的做法（其中一些记录在9世纪的莎草纸上仍然存在），还有一些9世纪的教宗（尤其是若望八世，872—882年在位）也这么做了。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这甚至可能是完全标准的教宗做法，而在淫妇政治的混乱中，这一做法肯定已经被搁置了。恢复该做法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改革者明白他们正在创建一个新的教宗制度，由于教宗至上的教义，教宗的每一句话在未来都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在法律裁决方面，因此需要认真记录在案。亚历山大二世担任教宗期间，开始对罗马的金融机构进行重大重组（这将成为贯穿整个12世纪的主题），因为改革者试图对罗马所有的收入加强管理，这些收入有的历史悠久，也有的来自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慷慨捐赠。与此同时，很多教宗地产此前都以非常慷慨的条件租给了意大利中部的贵族成员，让这些地产回归罗马教宗的控制需要一场重大的斗争。

在罗马之外，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大二世都成功维护了利奥九世积极发挥教宗作用的传统，特别是派出教宗任命的法官，即所谓的使节，他们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积极宣传罗马的主张。尼古拉二世担任教宗期间，彼得·达米安和未来的亚历山大二世（当时仍是卢卡主教）成功迫使米兰教会改变了其任命方式（通常涉及大量的金钱），使其更加符合改革方案。这意味着米兰大主教正式接受教宗的权威，而在尼古拉二世于1059年召开的会议上，他是最不情愿参加的与会者之一。在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下，彼得·达米安被再次派去审理克吕尼修道院的修道士和马孔主教之间的争端，而克吕尼修道院就坐落在马孔主教的辖区之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长期以来，克吕尼修道院一直从罗马获得意味着名义上的保护的特许状，而这一次，罗马的保护真正发挥了作用。彼得在索恩河畔沙隆召集会议，会议规定克吕尼修道院完全独立于其主教，不再欠主教任何捐税或义务。此外，亚历山大二世还派出了其他的使节。1070年，他应征服者威廉的邀请向英格兰派出了使节（1066年他曾为威廉的远征祝福），以帮助解决盎格鲁—撒克逊教会的混乱。他的使节还向北进入神圣罗马帝国，裁决班贝格主教和康斯坦兹主教之间的一场争执，并最终说服亨利四世不与妻子贝尔塔（Bertha）离婚。 [30]

亚历山大二世本人不是北方人，但他的方案和观点受到了一连串北方教宗的影响，而这些教宗领导罗马教宗制经历了为期20年的持续改革。到这一时期结束时，教宗职位的性质和做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1世纪的第三个25年，由北方的改革者接管后，教宗制度被重新设计，成为教会权威的活跃来源，教宗也积极支持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改革方案。教宗还摆脱了对与帝国结盟的依赖，过去一些教宗曾利用这类联盟获得一时的声望，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借助《君士坦丁赠礼》，他们明确宣称教宗至上，虽然此时只是在与君士坦丁堡争执的背景下做此宣称。革利免二世是这群人中比较没有名气的一个，因为他去世太早，他似乎还创造了一个专门术语papatus（教宗的职位）来描述他们正在创建的新机构。这个词以episcopatus（主教）为原型，但旨在表明教宗的等级地位明显高于任何主教。到亚历山大二世去世时，教宗已经至少在试图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领袖了。

然而，加洛林王朝时期及其后教宗制度发展历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或许是，这种新型的教宗制度完全不是罗马教会内部野心的产物，而是由消费者需求创造的，是那些来自古罗马人眼中蛮夷之地的改革派教会人士创造的。11世纪中叶，这些北方蛮族人大举进入罗马，着手建立一个教会层面上的新罗马帝国。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正如彼得·达米安所说：

现在，作为使徒们的宗座，罗马教会应该仿效古代罗马人的朝廷。正如古代世俗的元老院努力征服各个民族，使其臣服于罗马帝国，作为普世教会的属灵元老，现在罗马教会的领导者应该依据他们的律令，让全人类服从于上帝，他才是真正的皇帝。 [31]

但是在1173年，这个新的罗马帝国还远未建成。在寻求扩大其宗教权威的职权范围时，改革后的教宗只掌握着极其有限的权力杠杆。在很大程度上，教宗干预教会事务的实际能力仍然有局限，他干预时，要么是受到了邀请，要么是在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地区活动。当国王或皇帝十分强大时，教宗权力的范围仍然非常有限，而国王或皇帝仍然坚持古老的教义，认为自己也是由上帝直接任命的。如何获得真正的权力杠杆，用它们来积极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仅仅是被动回应其他方面的要求，这是建立新的罗马教会帝国道路上的最后一个挑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借用罗马的皇帝所采用的一个关键机制，他们曾经利用这一机制统治亚欧大陆西部迄今为止面积最大、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不协调法典之协调》

快速浏览一下亚历山大二世死后发生的事，你可能会认为实现教宗帝国的传统罗马方法是直接恐吓。这当然是第一个罗马帝国缔造者手中的可靠武器，虽说后来被征服的地方精英逐渐愿意接受罗马的价值观，尤其是从公元2世纪开始，这将帝国的结构变成了一种更加两相情愿的事情。亚历山大的继任者是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即最初是约翰·格拉提安随从的希尔德布兰德。格列高利七世最著名的举措是，在买卖圣职问题上，他将改革后的教宗职位置于与亨利四世的帝国直接对抗的新道路上，这一政策就像巴拉克拉瓦（Balaclava）战役中轻骑兵冲锋那样微妙。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格列高利七世不太公平。在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西欧国家，他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很聪明，意识到不可能同时解决所有问题，所以他没有去招惹英法两国的国王。在他统治的头18个月里，他也试着说服别人，但徒劳无功，于是，他在1075年1月以教宗书信的形式大张旗鼓地宣布改变方针，这封信被广泛分发到欧洲西部的宫廷和主要教会机构：

我几乎找不到一个在职务或生活方式上遵守律法，以对基督的爱而非世俗的野心来统治基督徒的主教。在我所知道的所有世俗的君主中，没有一个把上帝的荣耀放在自己之前，把公义放在利益之前……因为没有君主为这些事情操心，所以我们必须保护虔诚之人的生命。

最后一行的挖苦特别针对亨利四世，他具有改革意识的父亲在11世纪40年代开启了教宗制度的变革。格列高利七世选择在帝国的领土上作战。他的特别目标是意大利北部帝国大城市米兰的主教区，那里买卖圣职的现象非常普遍。他所选择的武器是号召米兰的广大民众抵制购买圣职和结婚的神职人员，拒绝参加他们主持的礼拜。从这里开始，争执很快失去了控制。到了1076年1月，亨利四世感到实在无法再容忍格列高利七世，于是开始策划迫使他退位。作为回应，格列高利七世在同年的四旬斋会议上对亨利四世处以绝罚。教宗这是在故意挑衅，他知道帝国内部的麻烦，一个由德意志诸侯组成的联盟公开反叛，而这对他有利。亨利四世决定妥协。1077年1月，他来到托斯卡纳家族的女伯爵玛蒂尔达（Countess Matilda）位于卡诺萨的城堡外（格列高利七世正在此避难），当众表示忏悔。他获许重归教会，但他们之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防止俗人（包括国王和皇帝）在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的任命上有任何发言权，这是格列高利七世的目标。所谓的主教叙任权之争（因为人们探讨的主要是主教的任职仪式）发展到了高潮。到了1080年春天，他们再次发生冲突，格列高利七世第二次对亨利四世处以绝罚，并承认德意志诸侯联盟的领袖斯瓦比亚的鲁道夫（Rudolf of Swabia）接替亨利四世为王。《君士坦丁赠礼》称，君士坦丁在前往君士坦丁堡时将皇权移交给了教宗西尔维斯特；在此基础上，格列高利七世明确认为自己的权威凌驾于皇帝之上，他可以随意罢免任何不能胜任这一职务的人。此时，教宗在宗教权威之外，终于获得了政治权威，而罗马的这种宗教权威是9世纪时在《君士坦丁赠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宗对皇权的主张终于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32]

但实际上，在一个关键层面上，格列高利七世的政策根本不可能成功。在紧要关头，亨利四世（或者英法两国的国王）不可能将其领地内高级教职的控制权全部拱手让与罗马，原因很简单：中世纪欧洲的主教区和主要修道院的资金来自大量地产的收入。在这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再没有别的方式可以为主要机构提供资金了（在古代也是如此）。对教会的捐赠可以享受税收的减免，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经过数个世纪的捐赠，11世纪后期不同宗教机构根据各种条件（不同机构能够从总收入中获得的百分比不同）控制着西欧大片的可耕种土地，通常占当地土地财富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显然，没有国家能够承受如此之大的潜在税基的损失，在当地统治者看来，这些机构都很有价值，能够从中获得种种款项和服务。宗教机构缴纳的款项中，许多是这样或那样的经济税（包括现金和实物），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税。修道院院长和主教有时被委以王国内大片地区的管理和法律责任，而无论如何，其中最重要的职责是提供骑士服务。这就要求主教区和修道院在自己的一部分土地上供养一定数量的骑士，在国王需要调动军队时，他们就可以派上用场。读者应该还记得利奥九世的圣徒生平，其中歌颂的就是他在担任主教之前率领这些骑士征战时的领导才能。在英格兰（11世纪的记录比较完整），主教区和修道院提供了国王可以调动的全部军事力量的三分之一。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比例在其他地方会有很大不同，因为主教和主要的修道院院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王任命的。此外，我们的史料来源强烈暗示，来自宗教机构的军事分队在政治上更为可靠。因此，当一个国王陷入困境时，他往往会求助于这些骑士，而不是那些可能忙于算计而无暇露面的世俗权贵——如果国王面临的问题非常严重，世俗权贵可能会考虑转而效忠与国王争权的人。教会控制了大片地区，在政治上又是中世纪王国的重要资源，因此，任何国王都不可能完全放弃他对教会高级职位的任命权。 [33]

与此同时，世俗人士的宗教热情缓慢但确定地向改革方案的一些要求靠拢，特别是在教会的世俗所有权问题上。1028—1126年，蒙特卡西诺修道院被赠予了多达193座教堂的所有权，其中186座是由世俗人士赠送的。这并非孤例。在卢瓦尔河谷的昂热，1050—1100年间有44座教堂的所有权从俗人手中转移，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又有102座教堂易手。 [34] 因此，格列高利七世试图赢得的是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斗，如果他能多想一想，用更明智的方法去处理俗人参与教会运行这一更广泛的问题，或许他能获得相当大的成功，而不至于把改革后的教宗制推向困境。

总体而言，格列高利七世对自己的实力过度自信，而这是灾难性的，尽管他在短期内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胜利。德意志诸侯的反叛并没有强大到足以赢得彻底的胜利，也没有强大到迫使亨利四世在宗教方面做出重大让步。亨利四世也开始任命他自己的教宗，他选择了革利免三世，而格列高利七世本人最终也被逐出了罗马。格列高利七世于1085年在诺曼人的保护下死于海边的萨勒诺（Salerno）城堡，而在前一年，也是诺曼人将他从罗马解救了出来——当时，他被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围困在圣安杰洛城堡（Castel Sant’angelo），诺曼人则趁机洗劫了这座城市，这进一步损害了教宗的声誉。这一切都发生在他的事业已经完全无望的时候，而在那之前，神圣罗马帝国曾表示愿意接受一个独立教宗的存在。

格列高利七世所造成的混乱花了将近40年才理清，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有很多死胡同，有不彻底的胜利，也有改变效忠的情况。这和查理曼的孙子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有一些相似之处，尤其是在1105年，亨利四世的儿子亨利五世（是的，你猜对了）推翻了他的父亲，理由是亨利四世又被教宗帕斯加尔二世处以绝罚，而被逐出基督教社会的国王是不能要求人们效忠的。然而，亨利四世在去世前最终东山再起，而亨利五世也不打算放弃对王国这么大一部分资源的实际控制权。国王和教会双方彼此谴责，互相控诉，直到1122年9月23日（870年之后的9月23日，我的一个儿子出生了）签署了《沃尔姆斯宗教协定》（Concordat of Worms），才最终实现了早就应该到来的妥协。亨利五世和教宗加里斯都二世（Callistus II）最终达成一致：国王和皇帝仍然可以参加主教的就职仪式，但他们只能授予一支长矛作为世俗责任的象征，而不再向主教授予象征着宗教权威的戒指和权杖。当然，这些规定是针对公开仪式的，而在那之前，还有选择把主教职位授予哪一个人这种不那么公开的行为，而在这个方面，国王和皇帝基本上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尽管他们后来确实经常把选择权交给罗马这个橡皮图章。这一协定是在首个新型的拉特兰会议上公布的，这种会议此时被重新定义为整个教会的总会议（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罗马教会的地方会议）。1123年3月，300名主教和600名修道院院长签署了这份协议。

大家的面子都保住了，但信息很清楚：由格列高利七世领导的轻率冲锋最终陷入了死胡同，教宗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他所获得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吸取了教训。《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文本（如《君士坦丁赠礼》）鼓励了教宗的过度野心，而总会有些基督徒乐意提供支持。熙笃会的大学者克莱尔沃的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重新诠释了以前哲拉修关于两把剑的教义，他的著名观点是，基于《君士坦丁赠礼》，两把剑都属于教宗。每当教宗遇上难缠的皇帝，这类论点就会出现，12世纪，这种争论仍时有发生。皇帝们也会用意识形态来自我辩护，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永远不会放弃对关键任命的最终决定权。因此，直接对抗往往只产生象征性的变化，而不是根本性的变化，就像在主教叙任权之争中，或者是在亨利二世和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之间的争执中那样。在贝克特于1170年12月29日被谋杀后，亨利二世不得不低头谢罪，并接受了教宗关于教会管理的许多新规定，但事实上，他保留了对其教区内关键人员的最终任命权。 [35]

实际上，教宗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权威的最终巩固，并不是通过格列高利七世之后的一系列高调对抗实现的，而是通过其他更低调的方式。考虑到我们已经观察到的模式，其中一些多少是可以预料的。例如，主教叙任权之争并没有阻止教宗制度本身继续发展。乌尔班二世（Urban II，1088—1099年在位）彻底改革了财务管理方式。他从克吕尼修道院引进了一套制度和做法。克吕尼修道院形成了有效的方法来追踪收入和支出，它建立了众多的附属修道院，在多样性和复杂性上可以与教宗机构本身相媲美。在乌尔班二世的继任者、当过克吕尼修道院修道士的帕斯加尔二世（1099—1118年在位）的领导下，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教廷（curia），尽管这个词当时还没有得到广泛使用。他建立了教宗府，将书记处、礼拜堂和办公处结合起来，教宗府这个官僚机构实际上成了教宗的得力助手，既处理教宗收到的文件，又负责处理教宗发出的文件。总体而言，教宗制度改革后，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事务，新的书信形式也随之发展，这一时期，各类书信的旧模板——诞生于5世纪的著名的《教宗日思录》（Liber Diurnus ）——最终被抛弃。教宗的总部正在缓慢而确实地变成一个具有真正能力的行政中心。此前，教宗官僚机构的作用仅仅是为改革的修道院起草特许状，并对落入意大利贵族手中的资产保留模糊的记录；现在，它正在发生变化，将能处理更多更复杂的事务，包括法律和金融。

在罗马之外，在这段争端时期，教宗对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有所扩大。很多其他统治者乐于看到格列高利七世给神圣罗马帝国带来这么多的麻烦，因此，他们接受了格列高利七世的使节（法官代表）在他们的领土上长期存在。在之前的教宗统治时期，这些使节都是临时性的，但是在格列高利七世时期，这种任命要系统得多，比如法国的迪耶主教休（Hugh of Die，后来的里昂大主教），高卢南部和西班牙的奥列隆主教阿玛图斯（Amatus of Oleron），伦巴第的卢卡主教小安瑟伦（Anselm the Younger of Lucca）。这些常驻代表增强了教宗在罗马以外的影响力，也增加了教宗可以施加影响力的教会事务的数量。然而，教宗使节是否能发挥效力，仍然从根本上取决于国王是否愿意接受他们的存在，以及高级神职人员是否愿意将案件提交给他们，因此，整个安排仍然是临时性的。 [36] 除此之外，乌尔班二世至少延续了教宗利奥九世走出罗马的传统，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去到1095年的克莱蒙会议，会上他号召人们拿起武器，就此发起第一次十字军运动。这是教宗走上基督教潮流最前沿的又一个例子，但不能说教宗的控制范围真的扩大了。众所周知，乌尔班二世的呼吁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接受，最终产生了与教宗的想法完全不同的东西。他希望少数装备精良的军事专业人员走上东征之路，这的确实现了，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情况，而十字军运动整体是他所无法控制的。 [37] 因此，虽然在蛮族教宗之后的两代人里，教宗对西方基督教世界宗教生活的影响确实有所增加，但是在这一时期，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出现了任何正规的政府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教宗可以有系统地定期干预西方基督教世界居民的日常宗教生活，就像英诺森三世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所设想的那样。在宗教问题上，教宗只在个别事务的层面上参与，并没有从整体上定义什么是最好的教会实践。这一更宏观问题的解决办法，以及使英诺森三世能够更全面推行教会改革的关键事态发展，将以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现。

要想找到它，我们需要回到教会法的话题。在后加洛林时代的10世纪，《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统治地位没有受到持续的挑战，这个伪造品的很多内容被收入了那个时代产生的另外两部主要教令集。主教叙任权之争重新激起了人们对这一话题的兴趣，因为在这个迅速演变为权力冲突的问题上，双方都试图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格列高利七世和他的继任者们尤其鼓励其支持者中的主要学者编撰新的教令集，以便为他们所主张的帝国权力的立场提供详尽的论证。不出意料，《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文本提供了大部分材料。除了担任格列高利七世的使节，卢卡的小安瑟伦还在1083年创作了第一部改革法令集，其他几部也紧随其后，枢机主教多伊德迪特（Deusdedit）的法令集出现于1087年，同一个10年里还出现了匿名的《七十四篇法令集》（Collection in Seventy-Four Titles ）。多亏《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尤其是《君士坦丁赠礼》，教宗凌驾于帝国之上的改革主张很容易得到支持。然而，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人们普遍认识到，现有的教规文本实际上几乎完全无法操作。有这么多不同的来源，从《圣经》到教宗的声明，而其间有近1 000年的宗教会议，诸多的抄本传统又说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即使没有《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刻意扭曲，教规也往往无法理解，也不可能知道一个人在实践中应该怎样做。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教规专家是沙特尔的伊沃（Ivo of Chartres），他曾两次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他作品的第一个版本是卷帙浩繁的17卷《教令集》（Decretum ）。更受欢迎的是较短的第二个版本《全部法》（Panormia ），共八卷，稍微好把握一点。伊沃很清楚内容不一致这个整体问题，对问题如何解决也有一些想法，我们之后再回过头来说。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尝试任何解决方案，因此，即使他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仍然给使用者留下了大量相互冲突的材料。 [38]

11世纪后期，教会法看起来特别混乱，因为致力于改革的教宗们正忙于从教会法中寻求支持，罗马法中伟大的查士丁尼文献正在被重新发现。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的所有中世纪（因此也是现代）文本都来自6世纪的一份抄本。它本来被保存在比萨，直到1406年获胜的佛罗伦萨人把它当作战利品掠走。在比萨，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读过它，尽管不知何故，它并没有被扔掉。11世纪下半叶，有了基于它的第一份抄本（现已佚失），中世纪所有关于这一文本的知识都依赖于此。第一次抄写是分三个阶段完成的，在整个中世纪，这次抄写所产生的三大部分文本通过五卷本的套装书传播。另外两部分是《查士丁尼法典》的前九册和包括《法学阶梯》在内的最后一册，以及《查士丁尼法典》的最后三册（与前九册分开发行）和《新律》。与特里波尼安和他的委员们在《学说汇纂》中简化和系统化的旧罗马法相比，大量互相冲突的教规文本就像一个拙劣的笑话。11世纪中后期在博洛尼亚新成长起来的罗马法学界人士普遍对教规文本不屑一顾。然而，当罗马法的研究在这些专业人士的手中发展起来时，它的策略和实践很快就被教会法学者们借鉴，后者把大量不相干的原始资料变成了一套有效的成文法律体系。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非凡过程的起点是查士丁尼在《学说汇纂》生效令中的主张：

至于本书中出现的任何矛盾，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多样性的话，就没有任何矛盾可以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也不会找到任何矛盾。无论多么模糊，终究会发现一些特征，它们能消除不一致的责难，使问题具有不同的面貌，避免被认为前后矛盾。 [39]

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这最初是皇帝虚张声势的说法，目的是掩盖《学说汇纂》项目大走捷径这一事实。然而，从其著名的创始人伊尔内留斯（Irnerius）开始，博洛尼亚法学院把这话照单全收，并一代又一代地致力于证明查士丁尼法律体系内实际上没有冲突。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一段一段地通读原文，当遇到明显的矛盾时，就抓住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论据，就像查士丁尼所说的那样，去发现“一些特征……使问题具有不同的面貌，避免被认为前后矛盾”，找到绕过问题的方法。他们采用了不同性质的论据。法学家们通常会密切关注文本的具体措辞，有时通过详细的语法和修辞分析来解决问题。然而，他们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将各个段落与法典中可能存在的类似裁决一一对照，当语法和修辞分析被证明无法解决问题时，这种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另一套可能的解释。对于一些裁决似乎相互矛盾的案件，他们的解决方式是，认为其中的一个或多个应归为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允许的例外做法。因此，它们并不违背他们通过不同的法律来确定的一般规则。事实证明，区分“一般”法律和“特殊”法律是一种很有成效的手段。整个工程可以说是人类用聪明才智来证实一厢情愿想法的一座丰碑。

他们用来呈现所有这些论据的方法是注释。首先列出要讨论的查士丁尼法典中的段落，然后在随之而来的注释中，充分阐释其意义，并提出对任何明显矛盾的最佳解决方式。在12世纪的过程中，许多学者都做了详细的注释，这一传统的后来者对其前辈所提出的解决方式做出评论，整件事眼看就要失控。在1220年到1240年间，一位名叫阿库修斯（Accursius）的法律英雄恢复了秩序，他将100多年来的法律论证整理成了一部200万字的文本，即《标准注释》（Glossa Ordinaria ），这部作品很快就成了通行注释，成为所有受训和执业罗马法学者的必备工具书。最后，只剩下122个小矛盾没有解决。100年来极富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几乎证明了查士丁尼是正确的。 [40]

在这一切展开的过程中，让同时代的教会法学者兴奋不已的是，罗马法律研究的方法和原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解决自己法律困境的方式。罗马法和教会法的材料有相当多的重叠，毕竟罗马晚期的皇帝经常就教会事务立法，大概是因为如此，他们认为借鉴是行得通的。在11世纪的最后10年，沙特尔的伊沃已经意识到这种可能。他的两部法令集都是从相同的旧材料中挑选出来的，但在《全部法》的前言中，他概述了一些可以用来尝试解决教规冲突的原则，其中许多基于博洛尼亚法学院在罗马法方面采用的方法。他本人并没有把这些原则付诸行动，至少没有以书面形式这样做，尽管他在教学过程中可能口头提到了这一点。

大的飞跃出现在两代学者之后，大约在1140年，法学家格拉提安（Gratian）发表了《不协调法典之协调》（Concordantia disconcor dantium Canonum ，通常简称为《格拉提安教令集》）。关于他的其他方面，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格拉提安当时在博洛尼亚和罗马法学者一起工作，但除此之外，就连他作品的成书时间也得靠推断来确定：其中包括1139年第二次拉特兰会议的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尚未得到充分的消化。格拉提安所做的是按照沙特尔的伊沃的建议，将他同时代罗马法学者所采用的原则应用在教会法的问题上。罗马法学者可以通过从头到尾阅读查士丁尼的文本来构建他们的注释。然而，教会法没有统一的文本，因此，格拉提安必须先设计出一系列的主题标题，根据这些标题从大量的教规文本中收集所有相关的裁决。然后，他遵循罗马法学者的方法，着手整理，减少诸多文本中互相冲突的内容，同时进行一系列的讨论，试图采用一致的分析原则来正确解答所讨论的问题。

这是一种结合了热爱、学识和技巧的非凡劳动。他耐心地应用伊沃所概述的那些原则，删减了大约3 800项原来的裁决。面对矛盾，你应该始终以最权威的裁决为准，在这里，《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影响很明显。教宗教令排在第一位，然后是大公会议的裁决，最后是地方宗教会议的裁决。但格拉提安也援引了直接源自罗马法律论证的其他原则。不可变法和可变法，一般法和特殊法，这些都是他认为非常有用的分析类别；严密细致地分析文本也很重要，包括分析实际使用的语言，以及所做决定的原始上下文。

《格拉提安教令集》标志着一场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他的这部作品远远比此前的任何同类作品优秀，在还没有被正式采用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以后所有研究的起点。格拉提安的思路与同时代的罗马法学家相似。和罗马法一样，注释是一种特别的武器，而且由于格拉提安本人也使用注释，因此常常很难把他最初的解决方案同那些接续其努力的人所写的区别开来。同样和罗马法一样，最终的成果是一种标准的、绝对必要的超级注释，即另一部《标准注释》。在教会法方面，约90%的工作是在13世纪的前十年由约翰内斯·条顿尼库斯（Johannes Teutonicus）完成的，而13世纪40年代巴托洛梅厄斯·布里克西恩西斯（Bartolomaius Brixiensis）对其进行了增补。两人都在博洛尼亚学习，大部分工作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尽管约翰内斯最终回到北方的家乡，成为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的修道院院长。 [41] 《格拉提安教令集》及其所产生的全部标准注释，使教会法成为一种可用的体系。但是，虽然我们知道，《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影响根深蒂固，我们仍未触及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教宗权威系统化的过程中，格拉提安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考虑到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直接承袭了博洛尼亚教会法专家的开创性工作。

《格拉提安教令集》不仅立刻成为进一步学术研究的起点，而且很快成为解决教会实际纠纷的最重要文本。到了12世纪的第三个25年，对高级神职人员来说，对这一文本以及博洛尼亚学术传统的充分了解是绝对必要的。他们要么确保自己掌握这些（我们知道，托马斯·贝克特至少在博洛尼亚待了一年，其他许多人也是），要么聘用其他掌握了这些的神职人员。在担任伦敦主教期间，吉尔伯特·福里奥（Gilbert Foliot，1163—1187年在职）将他的两个侄子和另外一个与他没有家族关系的神职人员送到博洛尼亚，以获取必要的专业知识。到12世纪下半叶，博洛尼亚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都非常抢手。先是在博洛尼亚，后来在其他很多地方（尤其是巴黎，那里成为教会法研究的早期中心），教会法在教会争端中的实际应用直接与学术研究相结合，这表明就教会法而言，光靠注释的持续论证过程不足以将原始文本转变成一个完整连贯的法律体系。查士丁尼的法典发挥了作用，但博洛尼亚的罗马法学者是数百年古罗马法律研究的间接受益者，而且他们只有一个法律来源要应付。相比之下，教会法的来源却十分多样，《格拉提安教令集》仅仅是必要的学术法律整合过程的第一步，注释是远远不够的。在很多地方，教会的《标准注释》要么对所遇到的问题没有任何答案，要么只有一个不令人满意的答案。

因此，教会法还需要一套有针对性的进一步裁决，一方面要填补实践和研究中发现的明显漏洞，另一方面要在注释者的标准策略未能提供答案的情况下做出明确的决定。考虑到改革后的教宗制度在12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突出地位，以及对教宗裁决的法律优越性的承认（这些裁决从《伪伊西多尔教令集》时代开始就存在于不断发展的法律传统中），那么这种进一步裁决在哪里可以找到就很明显了，答案只有一个：罗马。的确，在一段关键的文字中，格拉提安本人保证这是唯一的可能：

神圣罗马教会赋予神圣的教规以权利和权威，但不受其约束。它有权制定教会法，因为它是众教会的首脑和枢纽，没有人能够反对其裁决。 [42]

12世纪中期，这一进程突然加速。教宗犹金三世（Eugenius III，1145—1153年在位）在他任职期间，6年左右的时间里就颁布了12条正式的裁决，也就是教令；哈德良四世（1154—1159年在位）在5年内只发布了8条。然而，教宗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年在位）在22年内颁布了713条。换句话说，《格拉提安教令集》的影响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充分发挥作用，花了大约20年的时间，但是，一旦完成了这一步，教宗的新业务就会接踵而至。这些裁决中有许多是关于日常琐事的，只有相对较少的几条涉及有重大争议的问题，而许多（一些同时代的人抱怨太多了）裁决都是自动给予支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教宗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动了脑筋。但是，如潮水般涌来的请求和教宗做出回应的教令，其总体效果是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将教宗置于拉丁基督教世界运作的中心。一旦咨询、请求澄清和提出问题的洪水涌出来，它就永远不会停止。因此，很快就有必要收集教宗们在所有信件中给出的答复了，因为其中有些答复明确地改变了法律。就像查理曼及其继任者的法令一样，收集所有新裁决的必要性似乎并没有马上得到理解，至少上层没有。第一次尝试收集新的教宗法令，似乎是未经授权、自己动手的，或许也是由法学家所为（在精神上，他们是那些在法典得到编纂之前就收集罗马帝国晚期皇帝立法的人的后裔）。1234年，教宗格列高利九世授权出版《格列高利九世教令集》（Liber Extra ，原意为“外集”）。它是“额外的”，因为它所包含的材料不在《格拉提安教令集》之中。这部作品由1 971条教令组成，分为5卷。1298年，波尼法修八世授权出版《第六书》（Sixtus ），之所以有这个名称，是因为这是要与其他五部教令集一起使用的第六部。现在大功告成，《格拉提安教令集》及其注释，连同六卷补充教令，一直到1918年都是西方教会法的标准来源。 [43]

对于中世纪的人解决由古代教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带来的问题的方法，我们的兴趣只是顺带的。在格拉提安的著作出版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也是它对我们的目标来说至关重要的地方），这一逐渐展开的过程也促成了教宗职分的转变，教宗从此成为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充分发挥职能的行政首脑。甚至在亚历山大三世时期，要想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教会问题，就已经只有罗马一个地方可去了。结果，颁布教令的过程一举两得。首先，遗留的意识形态缺失都得到了充分的补足。500多年来，因为有君权神授的说法，君主们又有实权，所以君主一直凌驾于罗马宗座之上，如今这已经成为过去。教宗在教会事务中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由于蛮族教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意识形态之战，这一过程最终解决了交通物流带来的问题，而这类问题曾一直限制罗马对日常宗教生活的支配能力。到了1200年，明确的罗马权威已经可以很容易地传播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地区。以前，要想知道教宗的想法，你要么得去罗马，要么得给他寄封信，然后等待回复。从1234年开始，随着《格列高利九世教令集》的出版，情况就不一样了。对于绝大多数问题，都有教宗的书面意见可以参考。现在，利用这种书面意见，教宗许可的法官可以解决拉丁基督教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案件。教宗主导的教会法的发展解决了大问题，欧洲各地的宗教生活第一次可以随着罗马响亮的鼓声行进。

就像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的教宗英诺森三世一样，我们正在接近旅程的终点。多亏了11世纪晚期的蛮族教宗，罗马教宗得以独立于神圣罗马帝国；多亏了格拉提安和教会法学家，在12世纪和13世纪初，教宗终于能够手握实用的权力杠杆，将意识形态优势转化为一个有效运作的教会帝国，尽管是在前现代通信时代，这个帝国却可以在广阔的领土范围内运作。该过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首先，与其前身不同，第二个罗马帝国是在缺乏有意识的罗马设计的情况下建立的。事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罗马之外建立的。查理曼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实际创造是关键的第一步。他通过基督教的宗教和文化机构，确保基督教的基本能一代代准确传承下去，使基督教世界第一次独立于周边政治结构的兴衰。同样，后来所有重大的发展都发生在罗马城墙以外，而且是在非罗马人的首倡下进行的。后加洛林时代的罗马教会本身丝毫没有显示出有能力，甚至没有表现出有意愿，要将其长久以来的使徒威望转变为有效的教宗权力。面对帝国结构无法带来必要的教会统一这一事实，北方的消费者需求促成了这一转变。首先，先是这种要求迫使一系列教宗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后，来自北方蛮族的神职人员亲自进入罗马，夺取了教宗职位，并按照他们自己创造的新模型对其进行重新设计。这与原来的罗马帝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初，所有的权力和设计都集中在罗马内部。到1100年，经过了几个世纪里人口、经济和文化的变化，虽然罗马再次成为帝国的载体，但是所有的权力都已经转移到了曾经是蛮夷之地的北方。

其次，在第一个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法律结构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主要是缓和帝国的整体运作。原来的罗马帝国是用武力并以外交威吓为后盾直接建立起来的。后来对罗马法的使用起初只是随着公民身份的授予而缓慢地扩展到帝国各地，而公民身份的授予使得一些被征服民族的后裔成为完全享有公民权的公民。因此，在罗马化的进程中，传播罗马法的更广泛影响是把一个四处征服的国家转变为由在一定程度上平等的群体构成的共同体。而就教宗帝国而言，把意识形态的优势转化为实际统治权的，恰恰是法律体系本身，这种法律体系的主要方法、形式和许多内容借鉴自早期的罗马帝国模式。到了1200年，整个欧洲西部都出现了独立的教会法庭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由教宗授权的法官实施教宗主导的教会法，任何新的或不明确的情况都必须提交罗马解决。在古代的罗马帝国，民法的传播减弱了帝国权力的影响；而在新的罗马帝国，帝国权力实际上是通过教会法的传播创造的。

如果说，一段旅程在英诺森三世时期随着教宗作为西方教会成熟领袖的出现而结束，那么创造其法律结构的潜在力量将开启另一段旅程。在查理曼和英诺森三世之间，消费者的需求催生了教宗制度，为的是给文化统一的拉丁欧洲教会提供当时所需要的新领导者，而欧洲的政治结构根本无法提供这样的领导者。换句话说，这个帝国的结构如果不是无意中建立的，那么肯定是通过协商一致而建立的。然而，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英诺森三世发起了将被动变为主动，将协商一致变为约束的进程。消费者所开创的帝国结构的机器即将调头驶向他们。西方基督教世界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

[1] 有关英诺森三世和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的参考书目汗牛充栋，优秀的介绍见Morris（1989），c. 17，esp. 447–451；更加全面的讨论见Tillmann（1980），该书译自1954年出版的德文原著。这次宗教会议的教令的英文版，见Rothwell（1975），643–675。英诺森三世信件的新版本（Hageneder et al.，1965–）已经整理到了1208/1209年，Hageneder（2000）全面探讨了英诺森三世对教宗权威的认识。

[2] Themistius，Orations 6.83c–d；这就是为什么晚期的罗马帝国不是从罗马实施统治，而是从更靠近关键边境的政治中心进行统治，如特里尔、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见Heather（2005），c. 1。

[3] 优秀的介绍，见Jasper and Fuhrmann（2001），135 ff.；154–155和184–186讨论了抄本的传播。

[4] 我赞同Fried（2007），特别是c. 4的观点，即伪造之初赋予教宗的只有宗教上的权威。将其措辞扩展到世俗权威领域是后来的发展，就像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看到的那样。

[5] 关于文本的总体观点，见Jasper and Fuhrmann（2001）; Fried（2007）和Reynolds（1995）。

[6] Jasper and Fuhrmann（2001），特别是173 ff.；Fried（2007），特别是88 ff.及附录A 115–128（Wolfram Brandes撰写）。与之相比，不同观点见Noble（1984），134–137及充分的参考书目，他认为至少《君士坦丁赠礼》是在8世纪的罗马出现的。

[7] 关于833年危机，见上文，参考书目和评论见Jasper and Fuhrmann（2001），173 ff.; Fried（2007），88 ff.。

[8] 对两个辛克马尔之间的争执，英文的详细介绍见McKeon（1978），也可以参考Schieffer（2003）。

[9] Jasper and Fuhrmann（2001）, 186–195.

[10] 尼古拉和哈德良的活动，见Davis（1995）的《教宗名录》译文及相应导言，189–202（尼古拉），249–258（哈德良），书中有充分的参考书目。所有常规的介绍中世纪教宗的英文著作都会提到他们，如Llewellyn（1971）, c. 9; Ullmann（1972）, c. 5; Duffy（1997）, c. 4。

[11] Liutprand, Antapodosis, I.30.

[12] 对这一时期的总体介绍，见Ullmann（1970）, 111 ff.; Llewellyn（1971）, c. 10;Duffy（1997）, 103 ff.。

[13] Noble（1984）, 308–22; Davis（1995）, 1–4.

[14] 见Davis（1995）中这些教宗的传记和引言，以及其中包含的争论焦点。

[15] 关于让福尔摩苏斯担任大主教的请求，见《教宗名录》107.68 ff., 特别是73–4。尼古拉拒绝了，因为根据尼西亚会议第15条决议，他当时已是主教，不能再担任大主教了。关于与此有关的钩心斗角，见Davis（1995）的介绍和脚注。

[16] 《教宗名录》104.40–43（塞尔吉乌斯二世）; 112.6–11（斯德望五世）。

[17] 参考Davis（1995）, 72–73; 塞尔吉乌斯之死可能终结了这一举措。

[18] 《教宗名录》 107.21–35。

[19] 对这些事件的详细介绍，见Davis（1995）, 189–202, 249–258（尼古拉和哈德良的生平介绍）。关于这次离婚，又见Airlie（1998）; Nelson（1992）, 215 ff.;Goldberg（2006）, 292–295。关于摩拉维亚，见Dvornik（1970）; Richter（1985）;Goldberg（2006）, 270–288。

[20] 总体介绍见Llewellyn（1971）, c. 10; Ullmann（1972）, cc. 5 and 6; Duffy（1997）,103–109。

[21] 关于本笃九世，见Morris（1989）, 82–84，尤其借鉴了Herrmann（1973）。

[22] 总体介绍见Ullmann（1970）, cc. 5 and 6; Llewellyn（1971）, c. 10; Morris（1989）,18–33; Duffy（1997）, 103–121。

[23] 介绍改革议程的起源和性质的其他英文著作，见Morris（1989）, 28–33和cc.3–4（彼得·达米安的引文出自第103页）; Robinson（2004a）, 1–12, 更详细的介绍，见Cowdrey（1970）。

[24] Ullmann（1970）, c. 6; McKitterick（1999）; 参考Reuter（1982）对热尔贝更详细的研究，见Riché（1987）。

[25] 相关文献很多，作为介绍，可以参考Gibson（1975）; Reuter（1982）; Morris（1989）, c. 3; McKitterick（1999）; Wollasch（1999）; Leonardi（1999）;Cowdrey（2004）。

[26] 关于布尔夏德和雷吉诺，见Austin（2009）, 尤其是第一部分。参考Jasper and Fuhrmann（2001）, 184–186（有充分的参考书目）。Ullmann（1970）, c. 7称此为“伪伊西多尔时代”，这肯定有点夸大其词，因为在实践中，这一文本很少得到使用。

[27] 关于克吕尼修道院的地产，见Rosenwein（1989）。更一般的情况见McKitterick（1999）; Wood（2006）。

[28] 对于利奥九世，有很多优秀的介绍，这方面的英文著作见Morris（1989）,79–89; Cowdrey（2004）; Blumenthal（2004）; 以及Robinson（2004a）, 17–36，这部作品中还有对基本同时代的利奥九世传记的翻译，其中I.7讲述了他对骑士的领导。参考Ullmann（1970）, c. 6; Duffy（1997）, 110 ff.。

[29] Morris（1989）, 107–108; Fried（2007）, esp. 16 ff.

[30] 关于尼古拉和亚历山大，见Morris（1989）, 89–108; Cowdrey（2004）; Blumenthal（2004）; 更详细的介绍，见Schmidt（1977）。参考Cowdrey（2002）, xi ff.。

[31] 第97封信，转引自Cowdrey（2004）, 260 f.。

[32] 关于格列高利对改革方案的激进扩展，见Morris（1989）, c. 5; Ullmann（1970）,c. 7; Duffy（1997）, 120 ff.; Robinson（2004b）; Blumenthal（2004）。格列高利书信的译文，见Cowdrey（2002），其他与其教宗任期有关的同时代材料，见Robinson（2004a）, 158 ff.，该书36 ff.很好地介绍了他的教宗任期和相关材料。

[33] 关于中世纪向教会机构授予土地和其他财政权利的过程，有一部优秀的介绍作品，见Wood（2006）。和英格兰有关的证据非常全面，这多亏了《土地调查清册》 和1166年的《贵族宪章》（Cartae Baronum），见Douglas andGreenaway（1952）, 903 ff.。德意志的情况见Reuter（1982），尤其需要注意《甲士籍》（indiculus loricatorum），981年在意大利遭遇失败之后，奥托二世只向主教区和大教堂寻求支援。

[34] Morris（1989）, 60–62.

[35] 关于主教叙任权之争以及后来的冲突，更详细的介绍见Morris（1989）, cc. 5,7–8; Robinson（1990）,（2004b）,（2004d）; Blumenthal（2004）。对这一题目更加详细的非英文介绍很多，这些著作的脚注，尤其是Morris书中每一章的文献综述都是很好的指南。

[36] 对罗马内外这些发展的深入讨论，见Morris（1989）, 尤其是164 ff.和c. 9;Robinson（2004c）,（2004d）; Blumenthal（2004）。

[37] 十字军运动的参考书目浩如烟海，其中比较详细的英文介绍见Riley-Smith（1986）; Tyerman（2006）。

[38] 对这些教令集的介绍，见Robinson（1978）; Brundage（1995）, c. 2; Morris（1989）, 126–133借鉴了更加详细的介绍，如Fuhrmann（1973）和Mordek（1985）。关于更深层次的背景，见Austin（2009）。一些有关材料还没有经过适当的学术整理，但佚名的《七十四篇法令集》已经得到编辑和翻译，见Gilchrist（1973）,（1980）。

[39] Const. Tanta 13; 15.

[40] 对于《学说汇纂》重新发现的精彩介绍，见Stein（1999）, 43–48，其中有充分的参考书目。Clarence Smith（1975）是一部十分有益的群体传记，介绍了12—13世纪的罗马法和教会法学者。

[41] 优秀的介绍见Brundage（1995）, c. 3; Stein（1999）, 49 ff.。对《格拉提安教令集》第一部分的翻译，见Thompson and Gordley（1993），作者也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介绍。

[42] Gratian, Decr. C. IX. Q. 1 dictum post c. 16（1011）.

[43] 有很多可能的处理方式，见Morris（1989）, 397–416; Brundage（1995）, c. 3;Stein（1999）, 49 ff.。

后记
教父（下）

恺撒、奥古斯都和他们的继任者所建立的旧罗马帝国是非常明确的超级大国。它的缔造者利用经济、军事和人口资源，在周围的大片领土上投射压倒性的力量，这些土地上的人口被迫（如果有必要，在标枪的瞄准下）成为新帝国秩序的一部分。这个新的帝国以罗马为中心，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纳入的人口会通过学习拉丁语并穿上托加，加入罗马的帝国工程，但这丝毫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第一个罗马帝国最初是为罗马精英的利益服务的征服国家。

中世纪的教宗罗马帝国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教宗的权力实际上是社会学概念“意识形态权威”的近乎完美的例子（用行话说就是“理想类型”）。罗马的主教之所以能够行使权力，正是并且仅仅是因为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有足够影响力的舆论采纳了教宗应该行使这种权力的一套观点。这套观点源自《马太福音》中耶稣对圣彼得说的话，所有的漏洞都补上了：彼得是罗马的第一位主教；他的权力可以被他的继任者继承；这种至高的宗教权威可以转化为确定教义、制定法律、控制教会高级职位的任命等具体的权利。因为这套思想，罗马的主教们获得了财富和合法权利，甚至士兵，可以用作彰显权力的额外手段。但是，在教宗帝国中，那些常见的帝国权力成分只是次要的象征，它们扩大了教宗的权力，但是并没有创造教宗的权力。教宗权力是接受最初那套意识形态主张的直接结果。

两个罗马帝国之间的另一个巨大差异是：第二个帝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罗马之外建立的。这并不是说，在教宗成为拉丁基督教世界首席执行官这一极其缓慢的过程中，没有过教宗怀抱类似于帝国野心的时刻。罗马帝国晚期的教宗模仿皇帝的敕令制定教令，他们可不是害羞腼腆的摆设。教宗哲拉修在阿卡修斯分裂的高潮时期高谈两把权威之剑，尼古拉一世介入洛泰尔二世的离婚纠纷，他们可毫不腼腆。但是，除了几部精彩伪作，尤其是填补了从彼得到教宗的故事中一些关键空白的《革利免认亲记》，大多数关键行动实际上发生在罗马之外，而且不受罗马主教及其主要行政官员的直接控制。

在财政上，是查理曼做出了关键的举动。他在征服伦巴第王国后向教宗慷慨捐赠的决定是一个分水岭，从此，教宗可用的经济资源大大增加了。尽管这在短期内可能有不好的影响，但其长期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在法律方面，罗马之外的基督徒在两个不同的时刻扮演了关键角色。首先是加洛林王朝的教会人员，是他们拾起了关于教宗西尔维斯特和君士坦丁大帝的一些旧认识，通过《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其中包括《君士坦丁赠礼》本身），把这些认识变成了一种愿景，即以前的教宗对西方教会享有一系列具体权利。他们伪造这些材料完全是为了自己，但是其长期影响是巨大的。在法律发展的第二个关键阶段，人们接受了对于古代基督教组织运作方式的这种认识，于是，从12世纪中叶开始，有大量的新请求涌向罗马。作为回应，罗马教廷随后掀起了一股教宗教令的浪潮，通过这股浪潮，教宗对西方教会法的支配成了具体的、不可逆转的现实。

政治上也是如此，就连将教宗职位转变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积极主动的首席执行官的野心，最初也只是出现在罗马以外的教会圈子里。直到公元1000年，还有证据表明罗马主教普遍满足于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而不是行使任何形式的至高无上的支配权。有些教宗喜欢偶尔应皇帝之邀参加改革峰会，教宗都乐于赞助传教工作，颁发冠冕堂皇但实际意义不大的特许状。但是，教宗工作内容的重点仍然是：在宗教方面，确保这座城市的圣地保持良好的状态，以便朝圣者能够源源不断地涌入；在政治方面，有效利用罗马主教区的财富，在意大利中部的土地贵族中精心策划野心的游戏。教宗可以被动员起来作为拉丁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这一套想法的理论表述最初是在9世纪北方的蛮族地区形成的，尽管《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伪造者们想的更多是削弱皇帝的力量，而不是赋予教宗更多的权力。11世纪的蛮族教宗将这套想法变为现实：他们先是利用帝国的军事优势，借助与帝国结盟在罗马掌权，然后改革教宗制度并将其运作转向全新的方向。尽管罗马本身偶尔也会表现出野心，但创建第二个罗马帝国的所有主要野心都起源于罗马城外。

当然，考虑到基督教继承下来的权力结构的总体情况，事情也只能如此。基督教最初是在罗马帝国晚期作为一种普遍的大众宗教而发展成熟的。最初，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被4世纪和5世纪的罗马皇帝所享有，并由后继国的国王所继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不仅皇帝财富多得惊人，权力大得吓人，而且古典世界君主权威的古老意识形态将他们呈现为上帝直接选择的代表，而不仅仅是世俗的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这个新的世界宗教正在皇帝权威的支持下，忙于重建其行政结构、规则和宗教教义的时候，任何其他人物都不可能与皇帝作为其首脑这一迅速发展的角色相抗衡。而且事实证明，一旦这种模式牢固地确立起来，要推翻它是极其困难的。在君士坦丁统治近500年后，查理曼认为自己实现了上帝的意志，发起了“修正”项目，他的绝大多数教会成员都很高兴地接受了。200年后，具有改革意识的教会人士仍然需要赢得虔诚的政治统治者的支持，比如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才能有机会将自己的政策付诸实施。

在基督教作为大众宗教的头700年里，拉丁西方宗教权力的杠杆都位于罗马之外，绝对不是由教宗来拉动的。只有当罗马以外的局势以两种关键方式发生变化时，这种情况才会改变。首先，查理曼宗教改革的长期影响产生了这样一个拉丁教会，它有建立在大教堂和大修道院之上的强大制度根基，形成并维持了一个持续的（尽管不是不变的）宗教认同和改革方案，而不管周围的政治局势如何变化。因此，与西罗马灭亡后的情况相比，查理曼帝国的崩溃并没有导致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成多个组成部分。第二，随着加洛林帝国的瓦解和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扩张（这要归功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以及和北部与东部传教工作的成功），越来越明显的是，没有一个统治者（即使他被称为皇帝）的优势大到足以有效领导查理曼的制度所催生的基督教社群。因此，拉丁教会人士需要独立于国家兴衰的另一种权威结构，正是这一新的需要从根本上促成了第二个帝国即教宗罗马帝国的诞生，而这与罗马内部发生的一切没有多大关系。

鉴于它的特殊性质以及它诞生的历史，这个新罗马帝国在某些方面比它的前身受到更多的限制。由于缺乏真正帝国水平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它基本上总是必须同其宗教管辖范围内的主流政治力量合作。如果教宗把手伸得太远，威胁到这些统治者不可协商的利益，那么结果就会是一团糟，即使最终能找到一种挽回颜面的措辞，教宗通常也不得不在实际上做出让步。当然，主教叙任权之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教宗们从中学到，他们不能夸大自己在教会高层任命上的影响力，而在中世纪西方的历史上，还有很多相似的例子。例如，在百年战争期间，当时的摄政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邀请威克利夫（Wyclif）等更激进的教会人士，将当时教会的财富与基督及其门徒的贫穷进行对比，实际上借此敲诈了英格兰的主教，让他们增加对其战争的“自愿”捐赠。同样，如果教宗的政策过于偏向中世纪盛期的两个大国（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中的任何一个，那么被激怒的一方可能会回到选举自己的教宗这条老路上来，在格列高利七世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分裂并非孤立的事件。 [1]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正面对抗得到了避免，而且由于教宗能够动用的意识形态力量如此强大，在中世纪获得成功的教宗举措还是很多的。当被告知他应该考虑当时的教宗在某个政策问题上的意见时，斯大林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教宗有几个装甲师？但这就忽略了意识形态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尽管从斯大林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意识形态的力量。总的来说，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尽管中世纪的教宗制度是在某些约束之下运作的，但它能够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整个十字军运动的发生也要归功于教宗，虽然许多远征的具体路线并不在其直接控制之下。此外，教宗还对中世纪政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限于为了建立特定的联盟而允许或禁止有血缘关系的王室成员结婚。这还没有考虑到教宗在中世纪欧洲宗教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平信徒的日常生活到神职人员性行为的新标准，再到基督教内部大肆迫害异端的不光彩时刻，例如对法国西南部所谓的清洁派教徒（Cathars）发动的多次暴力攻击，背后都有教宗起的作用。 [2]

当然，所有的帝国都有其局限性，所以中世纪教宗帝国面临重要制约这一基本事实本身并不能推翻其帝国地位。传统的帝国（如第一个罗马帝国、大英帝国，或现在的美国）通常出现在其中心的人口、经济、技术资源（或其中一种或几种）出现盈余的时候，它能够通过征服（“正式帝国”）或者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威吓（“非正式帝国”）让大片地区服从。这类帝国通常只能在保有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存续，如果再加上习惯的力量，或许会再延续几代人的时间，直到人们认识到这种习惯力量的消失并将帝国推翻。第一个千年结束时，欧洲大陆在发展水平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平等，原来的罗马式帝国无法继续存在，这时，新的教宗罗马帝国才得以产生。催生普通意义上的帝国的那种优势通常是有时间限制的，尤其是因为帝国权力的投射扩张无论如何都削弱其原本的优势。第一个千年的欧洲肯定是这样，现在也可以说是这样，美国和西方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在亚洲进行大规模经济扩张，却可能因此催生了下一个世界经济超级大国。

有鉴于此，教宗帝国必须在严格限定的政治范围内运作，这一事实似乎不再是什么大问题。在另一种意义上，其权力的意识形态基础比罗马帝国强大得多。当然，并非所有帝国都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例如，旧罗马帝国非常有效地兜售以城市为基础的理性文明，从哈德良长城到幼发拉底河，所有被征服地区的精英都接受了这种文明，使自己成为罗马人，并至少获得了一些政治权利，尤其是在罗马法之下接受审判的权利。整个过程将原来的罗马征服国家变成了诸共同体联合而成的共同体，当然同时也产生了后来让教宗罗马帝国得以形成的法律体系。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第一个罗马帝国甚至从未试图将精英之外的大众纳入。对于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来说，他们的工作仅仅是提供税收收入，为帝国和文明的一切严肃工作提供资金。

在这一点上，它与教宗罗马帝国的对比再鲜明不过了。英诺森三世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提出的改革方案在原则上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有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的事情要做。神职人员收到了比世俗人士更详细的任务清单，但世俗人士也并没有被忽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接下来发生的一切，真正吸引我的不仅是结果，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世俗人士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接受了英诺森三世的方案，还有带来这个结果的整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利用对这一过程的研究再次强调教宗权力的局限性。例如，英诺森三世去世之后过了两代人，13世纪60年代，仍然有必要在英格兰西部的伍斯特主教区召开一次全体神职人员会议，以便演练拉特兰会议的方案，让神职人员明白他们应该做什么。换句话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50年以后，其议程远没有变成第二天性，即使对神职人员来说也是如此。又过了两代人的时间，有一份非常生动的文件流传下来，它表明，在英国的世俗人士中间，对会议方案的遵守仍然是有限的。1292年至1294年间，教宗任命的巡视员视察了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的罗姆尼湿地（Romney Marsh，一个贫穷又相当偏僻的地区，虽然当时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辖区的一部分），这份记录文件列举了他们发现的所有胡作非为，用了很多页纸，是一份很好的教学材料。在许多村庄的教堂，仍然没有合适的礼拜手册，也没有圣餐礼，神父要么不务正业，要么已经结婚。同时它也戳破了中世纪比现在更“圣洁”的说法（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圣洁”）。因为拉特兰会议的方案包括让婚姻成为完全的圣礼，不正当性行为也在巡视人员的视察范围内；这种情况很多，尤其是在伍德布里奇村（Woodbridge）：

人们都知道罗伯特·莱斯特（Robert le Ster）与一个名叫卡特的人通奸。他没有露面，所以我们禁止他进入教堂。

人们都知道朱莉安娜·德·霍宁布鲁克（Juliana de Hornyngbroke）与拉尔夫·德·培辛戈（Ralph de Pysinghe）通奸。已经传唤该女子，但是她没有露面，所以此案件暂缓。

人们知道，前一年在伍德彻奇（Woodchurch）的神父约翰与威廉·勒·赫特（William le Hert）的妻子琼有染。该女子被传唤，但没有露面，案件暂缓，后来再次传唤，仍然没有露面，因此被处以绝罚。

同一个约翰（显然是个大忙人）被指控与勒斯拜尔（le Spyle）的遗孀有染。

这份清单还很长，在印刷版的40页中，大部分篇幅都在罗列罗姆尼湿地准基督徒们的过失，种类不算太多，数量却很多。 [3]

但是，与其关注这些人性的弱点，不管它们多么有趣（或者不有趣，这取决于你怎么看），还不如提出一个更重要的观点。在13世纪的欧洲，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的方案的确推进得非常缓慢（按现代人的标准），但重要的是它确实在推进。事实上，它一直在前进。当然，在整个中世纪及以后，包括许多神职人员在内的人们继续享受着从教会官方角度来看非法的性关系，但拉特兰会议的许多其他要求最终成为绝对标准的做法。神职人员守独身，定期参加弥撒和忏悔，分离出专门的教会建筑，提供适当的礼拜书籍和许多其他用品，到15世纪，所有这些都已经被完全接受，成为西欧标准宗教生活中毫无争议的内容。事实上，上一代学者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史学趋势是逐渐阐明了两个事实。首先，撇开少数激进人士不谈，即使是在英国，教会改革也并不是由对腐败的教会行为的厌恶浪潮所推动的。拉特兰会议所确立的宗教生活模式被绝大多数人接受，到了15世纪，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相当熟悉的一部分。第二，到了15世纪，这些标准实际上是由会众本身执行的，会众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非神职人员阶层，即监理（wardens），以监督标准的执行情况。这可能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但教宗最终还是让拉丁欧洲的民众接受了他们对好基督徒的定义。 [4]

我认为，在前现代条件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当时通信技术非常有限，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这是怎么办到的。关于伍德布里奇的下一条记录给出了一个线索：

威廉·卢卡斯（William Lucas）的儿子威廉致使朱莉安娜·布鲁汀（Juliana Bructyn）怀孕。这个人露面了，承认并离弃了他的罪，被鞭打着绕教堂三圈。后来又准他在游行的时候谦卑地受一次惩罚，因为他是谦卑地露面的。那女子因躺在产床上而被赦免。

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接受新的行为标准，他们就会打你，甚至更糟，就像欧洲中世纪的许多清洁派信徒，还有犹太教和其他宗教的殉道者在更大的规模上直接证明的那样。事实上，惩罚和宽恕相结合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是的，你会挨打，但是只要你不是太恶劣，你也可以被饶恕和重新接纳。这种解决负罪感的办法，大多数时候都非常令人满意。

然而，在我看来更有趣的是另一个问题。对罗姆尼湿地的巡查是由相当重要的教会人士进行的，而他们并不了解这个地区的情况。教会建筑或礼拜手册的任何问题都很容易被发现，但是除了像威廉·卢卡斯的儿子主动承认的那种情况，他们是怎么知道是谁和谁通奸的呢？我认为，答案肯定在于人性中更丑恶的一面，无论人们多么希望不是这样，但没有必要不承认。如果将一个令人生畏的外部权威引入一个小型社区，后面就会发生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好记录的一种情况。通过非常恶劣的告密过程，已有的地方争斗和紧张关系往往会升级到一个全新的层面。一项对中世纪法国一个被控有清洁派倾向的村庄蒙塔尤（Montaillou）的著名研究表明，宗教裁判官的行动能力正是由告密机制驱动的。罗姆尼湿地肯定也是这种情况。关于村民各种性过失的信息，一定是由其他村民提供的。当然，这也正是使许多国家的安全机构能有效运作的机制。事后，人们才惊觉，有多少人会为了自己或所爱的人能立即得到好处，而去告发自己的同胞。 [5]

我要赶快补充一句，我这么说，可没有居高临下的意思。谢天谢地，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考验，所以不知道自己会如何反应。但我能肯定的是，拉特兰会议之后的教宗帝国缓慢但坚定地建立了一种宗教上一家独大的国家，使拉丁欧洲大部分人民遵守已经被英诺森三世成功确立的方案。如果你只看15世纪的史料——此时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种遵守看起来都是情愿的，但强制的成分显然存在。教宗帝国可能是在罗马之外建立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后加洛林时代欧洲基督教领袖和知识分子的消费需求所创造的，这些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对他们所要维护的价值观有着真正的信仰。但是，一旦教宗制度被改造以满足他们的愿望，它会一家独大，要求基督徒服从它对宗教生活的设想。尽管在政治和军事上受到限制，但教宗制度依然建立了一个帝国，在某些重要方面比罗马人统治时期更强大、更具压迫性的帝国。第一个罗马帝国价值观的投射从未超出地主精英阶层，而教宗帝国面向的却是全体民众。罗马法在第一个罗马帝国的传播使得人们同意推翻帝国各省之间的限制；而在新的教宗帝国，同意其法律权威实际上是一种对全体人口实行约束的途径。迄今为止，这个新的罗马帝国延续的时间已经大约是其前身的两倍，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1] Tuchman（1979）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介绍教宗分裂的著作。

[2] 关于十字军运动，见Tyerman（2006）。关于教宗的联姻战略，见d’Avray（2005）。Moore（1987）是一本关于异端迫害的经典指南。

[3] Trans. Rothwell（1975）, no. 146, 705 ff.

[4] 参考Duffy（2005）; Burgess & Duffy（2006）。

[5] 关于蒙塔尤，见Le Roy Ladurie（1990）。

附录

注释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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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H – 《日耳曼历史文献汇编》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Nov. Val. III – 《瓦伦提尼安三世新律》Novels of the Emperor Valentinian III ，见《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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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有知识上的，有实践方面的，也有个人方面的，这里我很高兴能够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表达感激之情。和往常一样，这里提到了一些名字，但还有许多其他应该提到但没有被提到的名字。这部分是因为完整的名单将会完全失控，部分上是因为在现实中任何长篇著作的起源都十分错综复杂，要想准确地重现谁贡献了什么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首先，我要感谢爱因斯坦论坛和《阿维拉纳资料集》（Collectio Avellana ）研讨会的组织者桑德·埃弗斯（Sander Evers），他们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更正式的语境中尝试第四部分的论点。我的同事兼朋友戴维·达瓦雷（David d’Avray）的影响也很巨大。在第三部分，我探讨的是我以前仅仅是教过的一个领域，这方面的工作完全依赖于许多同事，这些年来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不过我特别要指出的是温迪·戴维斯(Wendy Davies)和金蒂·纳尔逊(Jinty Nelson)，能够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与他们直接共事，我感到非常荣幸。第一部分反映了我长期以来对与哥特人有关的一切的痴迷，但我对普罗柯比和查士丁尼的兴趣可以直接追溯到大学时代，尤其是詹姆斯·霍华德·约翰斯顿（James Howard Johnston）和迈克尔·惠特比（Michael Whitby）的共同影响。无论是在脚注中，还是仅仅在我的脑海中，我对这些学者和其他学者的感激之情都是巨大的，也是发自内心的。

我还要感谢我的经纪人费莉希蒂·布莱恩（Felicity Bryan）和她的团队，感谢他们在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的鼓励。尤其是费莉希蒂那种愉快的、永不言败的态度，总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同样要感谢麦克米伦的编辑乔治娜·莫利（Georgina Morley），在整个过程中，她一直都很有耐心，乐于助人，尤其是在处理插图的时候。制作团队的其他成员，尤其是尼古拉斯·布莱克（Nicholas Blake）、塔尼亚·王尔德（Tania Wilde）和审稿人大卫·米尔纳（David Milner），他们帮我纠正了无数的错误，并以最高的效率迅速完成了工作。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我难以言表。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要感谢盖尔（Gail）、威廉（William）和纳撒尼尔（Nathaniel），他们间接参与到了紧张而漫长的写作过程。我只能为我的多次疲劳和易怒道歉，但我很高兴这个项目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借口来分享一次美妙的伊斯坦布尔之旅。我的宠物托奇（Tookie）、科斯特斯（Custance）、珀西（Percy）、诺特尔（Nottle）和贝拉（Bella）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令人振奋的娱乐活动，几乎可以说，它们完全物超所值。例如，它们几乎一直坚持进行健康锻炼的重要性。

地图1 5世纪的君士坦丁堡

地图2 东罗马巴尔干地区狄奥多里克的哥特人

地图3 狄奥多里克的西方帝国，约511年

地图4 查士丁尼亚纳普里马/察里琴格莱德

地图5 6世纪的东罗马和波斯

地图6 君士坦丁堡的礼仪中心

地图7 征服北非

地图8 征服意大利

地图9 阿瓦尔人的兴起

地图10 法兰克人的兴起

地图11 加洛林家族的兴起

地图12 9世纪加洛林王朝的分割，与6世纪比较

地图13 8世纪的意大利

地图14 拉丁基督教世界的主要自治政治单元，公元1000年前后

地图15 加洛林时期的学术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的复辟 : 帝国陨落之后的欧洲 /（英）彼得·希瑟著 ; 马百亮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20. 1

（罗马史诗三部曲）

书名原文: The Restoration of Rome: Barbarian Popes & Imperial Pretenders

ISBN 978-7-5217-1169-1

Ⅰ. ①罗… Ⅱ . ①彼… ②马… Ⅲ . ①拜占庭帝国－历史－通俗读物 Ⅳ. ① K13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 第232204号

The Restoration of Rome by Peter Heather

Copyright © Peter Heather 201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罗马的复辟：帝国陨落之后的欧洲

（罗马史诗三部曲）

著者：［英］彼得·希瑟

译者：马百亮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78千字

版次：2020年1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3-5785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1169-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罗马帝国的陨落

——一部新的历史

[英]彼得·希瑟 著

向俊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致谢

序言

第一部分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第一章 罗马人

第二章 蛮族人

第三章 帝国的局限性

第二部分 危机

第四章 多瑙河上的战争

第五章 上帝之城

第六章 走出阿非利加

第七章 匈王阿提拉

第三部分 帝国的陨落

第八章 匈人帝国的灭亡

第九章 帝国的终结

第十章 罗马的灭亡

主要人物表

大事年表

词汇表

缩略词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虽然大约在四年前我才签订这个项目，但是可以说在研究罗马和蛮族历史的近25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撰写本书。因此，我要向众多的人表示感谢。感谢我的师长，尤其是我的博士生导师詹姆士·霍华德-约翰斯通和约翰·马修斯。感谢伦敦和牛津的朋友及同事，从他们身上，我获益匪浅。感谢那些长期以来饱受我“折磨”的学生。他们既耐心又友善，倾听我讲授构成这本书的各种论点。虽然本书的一些主要观点和评论是我的个人见解，但其叙事也反映了我对整个罗马和蛮族研究的历史传统和个别研究的认识。我深受其他学者的启发和帮助，所以在此我想明确指出一点：由于本书面向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体，这些致谢不足以表达本人在学术上所受的帮助和启发。因此，我想特此感谢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给我激励和启发的同事及朋友。这期间，我有幸参与欧洲科学基金会的“罗马世界的转型”项目，获益良多。我还要感谢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编辑杰森·库柏给我提出宝贵建议，使我最终能完成此书。感谢文字编辑苏·菲尔波特为我所做的诸多工作。感谢那些认真倾听、阅读书稿、提出建议的朋友。尤其要感谢我的家人，每当我痛苦不堪，难以继续执笔的时候，他们总能使我重振精神。我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还要感谢我家的小猫和小狗，为了养活它们，我不得不放弃外出享受而伏案写作。

序言

罗马帝国是历史上欧亚大陆西部最大的国家。在400多年时间里，罗马西起哈德良长城，东至幼发拉底河，改变了境内居民的生活，并控制着境外数百公里范围内的地区和部落。彼此相连的防御体系、具有战略意义的道路交通网，以及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象征并确保了这种控制。一旦边界部落有越轨之举，罗马军队就会对其大开杀戒。2000年的票房大片《角斗士》（Gladiator）的开场就取材于公元2世纪中后期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对欧洲中南部日耳曼部落（Germanic）马可曼尼人（Marcomanni）的胜利。在此200年后，罗马人与日耳曼部落的战斗仍在继续。公元357年，尤里安（Julian）皇帝率1.2万名罗马士兵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战役中击败3万名阿勒曼尼人（Alamanni）。

此后只不过约一代人的时间，罗马秩序的核心便被动摇了。正如一位同时代的人所说，罗马军队“幽灵般消失了”。公元376年，大批哥特（Gothic）难民抵达帝国的边界多瑙河（Danube），寻求庇护。与罗马的一贯政策相悖的是，这些难民还没有归顺便被允许迁入帝国。他们发动叛乱，两年之后在哈德良堡（Hadrianople）战役中打败并杀害曾经接纳他们的瓦伦斯（Valens）皇帝，罗马军队中有三分之二的士兵阵亡。公元476年9月4日——哥特人迁入多瑙河边境百年后，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被废黜，而为西哥特王国提供核心军事力量的正是当年哥特难民的后代。众多王国依靠外来移民的军事力量在罗马欧洲领土的废墟上崛起。这个位于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的王国仅是其中之一。罗马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成为构建欧洲历史的一次决定性转变，传统上被视为预示古典时期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开始。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工业革命一样，罗马的衰亡永久地改变了世界。

自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76—1788年间出版的鸿篇巨制以来，已有一两百项致力于该领域或其具体方面的研究，而且毫无缩减的征兆。20世纪90年代，欧洲科学基金会资助一个五年期项目，研究“罗马世界的转型”，其成果仍在成卷出版。一如既往，史学家们就一些重大问题和细节问题的看法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争论一直集中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罗马的衰亡。既然境外武装势力——蛮族——为新王国提供了军事力量，那么他们显然与罗马的衰亡有关。但是吉本之前和之后的史学家都认为罗马这样的强国，其文明水平超前成熟，令人惊叹，不应被在政治、社会、经济和艺术等文化方面完全不能与其匹敌的蒙昧部落击垮。罗马人有集中供暖、基于资本原则的一定形式的银行和兵工厂，甚至还有御用演说家，而蛮族人却还只是从事农业，嗜好装饰用的搭扣（fibulae）。 1 因此，尽管是个相关因素，蛮族仍不足以导致帝国的衰亡。他们显然只是利用了充斥罗马帝国的更为根本的问题。

但是，事实是否如此？本书将重启史上最大谜团：罗马帝国的神秘终结。

探究罗马帝国的终结有其传统和现实意义。大体而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中世纪初期继之而起的王国的建立处于公元300年至600年间。这一时期是过去40年里一些最具创见性的历史研究的对象。传统上，这一时期是个黑洞：古典史和中世纪史之间的空白地带，既不作为古典史也不作为中世纪史来研究。该时期后来被重新定义为“古典时期晚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对该时期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其中很多考古发现对专家来说属于常识，但对普通大众而言依然需要普及。至少从我的学生对这一领域所持有的偏见来看，普通读者对该时期的认识仍然受自吉本以来旧传统的影响。在过去的40年间，学界首次认识了一个在社会、经济和道德上并非行将崩溃的后期罗马帝国和一个不再以简单愚昧、一成不变的荒蛮来定性的罗马境外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两代人的学术研究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罗马帝国和罗马人眼中的“蛮族人之地”（barbaricum）这片更广阔地区的认识。本书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一学术成果。

具体而言，人们对古典时期晚期的积极“发现”是在一定学术环境下产生的。各时期的史学家意识到历史不仅仅是传统上惯指的经济、高层政治、战争和外交方面的历史。有关古典时期晚期的文字史料和考古证据颇为丰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罗马精英阶层高度成熟的作品，因此对很多学科而言这是一个产出颇丰的研究领域，例如性别和文化史，以及民间信仰史。古典时期晚期还为近年历史写作中的流行趋势提供了丰富材料。这些趋势试图挑战贯穿于传统历史“大叙事”中的一些不言而喻的成见。“文明”但不断衰落的罗马帝国坚决抵御境外“蛮族”的图景便是这种叙事的一个经典例子。目前人们已试图跳出这个固化的传统模式，从史料中找到诸多罗马－蛮族合作和非暴力往来的事例。阅读个体文本时，强调对其背后帝国理念的认识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阐释方法要求史学家不能把古代作者当作事实的来源，而是当成二手车的销售员，应该以谨慎的态度去对待。

这些趋势给古典时期晚期的研究带来巨大冲击，但容易使学者偏离整体，过于关注特定方面的细节研究，往往与重构当时实际情况这一叙事初衷背道而驰，反而专注于个人和史料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和描述。在过去近10年间，出现了大量关于相关领域和古代作者的创新性专著，但无人尝试对罗马帝国的瓦解进行概述。 2 对这一领域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深入研究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绝对有必要的。对此，我深信不疑。 3 但是对一个时期的特定方面进行详尽的再阐释会影响对整体的认识。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将已经深入研究过的片断整合起来，专注于它们传递的关于罗马衰亡的信息。 4 读者可以自己评判这一研究方法是否合理。

受近期文学批评趋势的影响，古典时期晚期的研究强调理念和观念。我个人认为我们也不能忽视叙事，这一点十分重要。鉴于史料的性质，一些学者甚至质疑是否可以透过这些史料对事实的描述来重构“实际发生的事件”。很显然，有时这是不可行的。然而，我要指出的是，那些适用于文学批评的思维过程并不都适用于历史研究。文学分析的工具对研究个体资料来说非常有价值，但在我看来，把历史研究比作一个法律事件会更贴切些。史料就好比是证人，出于自身原因，会试图就事件提出特定的主张，但与文学文本不同的是，它们所描述的并非（或并非总是）作者个人想象的结果。历史和法律体系一样，会与定量的失窃财产和实实在在的死尸打交道，尽管对这些现象的了解不得不建立在作为思想产物的史料之上。读者将会在本书看到，罗马帝国包含多种理念，推动了一种特定世界观的形成。此外，罗马还采用官僚制度，制定法律，征收税款，训练军队。在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连同它维系了几个世纪的体系和规程一起终结，所留下的残骸便是本书关注的核心。

我想利用近年来学界的成果，通过重构历史来认识欧洲历史上的这次重大变革。我的专业领域既包括后期罗马帝国，也包括“蛮族”，教学和学术论文的发表对边界两边的关注度基本相当，研究时段重点是公元4世纪晚期和公元5世纪。虽然我会借鉴他人的研究，但构成本书特色的综合观点以及构建这个观点的主要想法则是本人原创。

在本书中，我会竭尽全力重构罗马衰亡的历史，提出一种可信的阐释。除此之外，我的写作还有一个目的。认识过去就像一个侦探故事，因此我想继续沿用刚才的法律类比。为了了解当时的真相，我邀请读者作为陪审团的一员参与评估和整合将要呈献的各种证据。本书的结构支持这种方法。它不只是关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瓦解的叙事，还是一次分析性探索。因此，第一部分主要致力于构建公元4世纪晚期罗马帝国及其欧洲近邻的概貌。没有这些背景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随后的瓦解。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有更多叙事章节，但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我想让读者从头至尾都充分参与侦探工作，而不是仅仅把玄妙的答案告诉他们。同样，有时也会出现谜团，或者线索消失，我也不会对此做任何掩饰。童年时代母亲带我游历罗马古宅、浴池和要塞，令我对古代遗迹十分着迷。此外，第一个千年的这段历史给我带来了学术挑战，也是我选择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喜欢迷一样的事物。这么多的证据或被遗失，或以晦涩难懂的罗马文学体裁呈现（这是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适用于这个领域的原因之一），很少有什么是简单明了的。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简直有点恼人，降低了这段历史的吸引力。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包括我在内），这正是能获得快感的一部分。我总能从学生对证据匮乏的本能反应来判断他们是否对第一个千年感兴趣。

在讲述故事（这也确实是一个故事）的同时，我还希望向读者介绍这个故事的形成过程，并大量呈献现有的文字史料和考古证据。为此，我将尽力直接或间接引用卷入这场即将永久改变欧洲历史洪流的亲历者的文字来详尽地讲述这个故事。这些人形形色色，数量之多超乎想象。经过解读后，他们的作品使得西罗马帝国的瓦解成为古代历史中记载最详尽的一段。

第一部分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第一章
罗马人

公元前54年初冬：比利时东部，11月，一个典型的湿冷阴沉天。在现在的通厄伦（Tongres）邻近比利时、荷兰和德国三国交界处，一场作战会议正在罗马军营中进行。一整个军团——理论上，由10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有500人——再加上额外的5个大队，在莱茵河以西厄勃隆尼斯人（Eburones，一支日耳曼语族的小部落）的领地上扎营过冬。每次战期结束时，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通常会将军团分散驻扎在防守严密的营地上。军团士兵根据标准模式自行建设营地：营地周围有壕沟、护堤、壁垒和防御塔，营地内是营房。壁垒的长度可用公式推算：安营在此的大队数量的平方根乘以200。附近已臣服的部落负责为军队提供过冬的粮草，直到来年供驮畜食用的新草长出，新的战期开始。

起先，一切进展顺利。厄勃隆尼斯人的两名首领安毕欧瑞克（Ambiorix）和年迈的卡图弗留斯（Catuvoleus）将罗马军队带到他们的扎营地点。要塞如期建好后，厄勃隆尼斯人送来了第一批粮草。但是大约三周后，情况发生了转变。受到其他地区叛乱的鼓动和特雷维里人［Treveri，一支来自摩泽尔（Moselle）河谷一带的部落］的首领英度鞠马勒斯（Indutiomarus）的唆使，一队厄勃隆尼斯人突袭并消灭了一支罗马粮秣队。他们随后冲向营地的壁垒，但很快在一阵矢石的袭击下撤退了。罗马军营里的气氛顿时变得不安起来，很快这种不安加剧。安毕欧瑞克和卡图弗留斯派人前来和谈，声称这次突袭只是一部分鲁莽之人所为。安毕欧瑞克还将自己描绘成罗马的忠实盟友。他说一场大反叛正在酝酿之中，大批日耳曼雇佣兵将从莱茵河东岸渡河抵达高卢。他指出，他不会指手画脚，告诉罗马指挥官该如何行事，但是如果他们想集中兵力抵御进攻的话，他会保障罗马军队安全通过自己的领地，到达东南部或西南部50英里（约80公里）外的罗马营地。

安毕欧瑞克做梦也没有想到事情的进展会如此顺利。罗马军队的指挥官是两名副将，昆图斯·提图里乌斯·萨比努斯（Quintus Titurius Sabinus）和卢修斯·奥卢库勒乌斯·科塔（Lucius Aurunculeius Cotta）。他们在作战会议上唇枪舌剑，迟迟不能达成一致。科塔和他部下的一些高级军官决意留守。他们军粮充足，营地防御坚固；恺撒得知叛乱的消息后会立刻增派援军——而且高卢人素以速度见长（有如谣言散播的速度一般快）。然而萨比努斯却认为，如果恺撒没有出发前往意大利的话，当地部落是不敢反叛的。天知道叛乱的消息什么时候才能传到恺撒那里，而且分散在各自冬营地的军团面临着被个个歼灭的危险。因此，对于萨比努斯来说，必须接受这个安全通过领地的提议，丝毫容不得耽搁。影响他决策的另一个因素是驻扎在此的是恺撒上一年春天才招募的新军团，最没有作战经验，在上个战期的主要战役中仅是充当辎重兵。会议仍在进行着，大家情绪激动，语调提高，萨比努斯故意向士兵透露能很快解除他们危机的方案并没有被采纳。大约午夜时分，科塔做出让步。将官战线的统一对于维持士气来说至关重要。士兵们匆忙准备撤退，在黎明出发，离开营地。罗马军队以为安毕欧瑞克是以朋友的身份来提出建议的，所以离开时采用了行军队形而非战斗队形，队伍拉得很长，几乎装载了所有的沉重物资。

离开营地2英里（约3公里）后，道路经过一片密林进入深谷。先行部队还没有走出山谷，部队主体排成一列仍在山谷中行进。就在这时，罗网张开了。厄勃隆尼斯人出现在山谷两侧，用矢石袭击下面的罗马军队。战斗持续很长时间，最后厄勃隆尼斯人完胜。到第二天清晨，只有少数趁乱潜藏的士兵得以逃生。数周前还在建设营地的7000余名官兵绝大部分已战死。这一连串事件残暴严酷，其出人意料之处令人咋舌。谁能料到素以“我来，我见，我征服”（veni vidi vici ）豪言著称的恺撒的军队会有如此下场。

然而，这次行动也有其可圈可点之处。虽然这个军团被歼灭，但是战斗的细节则生动地展示了军团士兵惊人的战斗力，而这正是罗马帝国的建国根基。伏击刚一开始，萨比努斯就变得失魂落魄——对于一个意识到自己已经将士兵引入死亡陷阱的指挥官来说，这是可以想见的。科塔的表现要出色一些。他自始至终觉得事情蹊跷，尽可能小心行事。矢石袭击刚一开始，他和部下的军官们立即让拉长的队伍抛弃辎重，组成方阵。这样一来，虽然战略位置十分不利，至少命令得以传达，各支部队形成一个整体。安毕欧瑞克占据制高点，地形有利，而且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厄勃隆尼斯人避免与罗马士兵短兵相接，只是从上面不断发射标枪、箭和石弹。罗马军队的伤亡人数迅速攀升。每当一个大队试图应对敌军，组织向左或向右突袭时，他们便会暴露于来自后方的弹雨之中。罗马军队深陷围困，力量渐渐衰退，但仍坚持作战长达8小时之久。此时，萨比努斯想要与安毕欧瑞克和谈，科塔虽然被石弹击中面部，却愤怒地提出罗马人是不会和敌军商谈妥协条款的。萨比努斯在和谈时被害，预示着厄勃隆尼斯人准备猛攻谷底，杀戮罗马官兵。很多士兵和科塔一起奋战，牺牲在谷底，但是仍有士兵守住阵形，退到2英里（约3公里）外的营地。残存的士兵在营地抵御厄勃隆尼斯人，一直奋战到傍晚，最后在相互帮助下集体自杀，直至最后一人。如果连这支辎重部队都能在绝境下战斗一整天，宁可集体自杀也不投降，那么罗马的敌人算是遇上大麻烦了。 1

罗马帝国的兴起

如果说罗马皇权的根基在于其军团的军事力量，那么军团那令人惊叹的战斗精神的基础则是他们所受的训练。同古今所有精锐部队一样，罗马军队纪律严明。教官无须担心人权法庭，可以随意鞭打违抗命令的士兵——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将其鞭打至死。如果整个大队违抗命令，将受到“什一抽杀法”的惩罚：每十个人中将会有一个人在队友面前被鞭笞至死。但是不能仅凭恐惧来打造士气，集体的凝聚力还需要依靠积极手段来促成。新招募的士兵以八人为一组组成一个小队——contubernium （按字面意思理解是一群共享一顶帐篷的人），一同训练，一同作战，一同娱乐。他们只招募年轻士兵——军队都偏好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年轻男子。军团士兵也禁止有固定的性伴侣——妻室儿女会让他们作战犹豫不决。基础训练非常严酷。士兵必须学会背负至少25公斤重的盔甲和装备，在5小时内行军36公里。整个过程中，士兵被告知他们出类拔萃，他们的战友卓越无比，他们所属的部队精练勇锐，就像海军陆战队一样，只是更加残酷。

这样训练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批超级健壮的年轻男子。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残酷对待，因而也变得无比残酷；虽然不许有强烈的情感纽带，但他们彼此感情深厚，并且对他们所属的军团深感自豪。这一点在向军团军旗——鹰旗——宣誓的虔诚誓言里有所体现。训练成功通过时，士兵以性命和荣誉起誓，追随鹰旗，绝不弃逃，直至战死。士兵们誓死不让军旗落入敌人之手。科塔的军团旗手卢修斯·彼特洛希狄乌斯（Lucius Petrosidius）在自己被击倒时宁可将鹰旗投向通厄伦的壁垒内，也不愿让敌人夺走它。军团荣誉和士兵的团结一致成为士兵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维持着他们那无可匹敌的斗志和服从命令的意愿。

除了这项身心训练之外，罗马军团还有一流的实战技能训练。就当时的标准而言，罗马士兵装备精良，但并不具备秘密兵器。他们的装备大多效仿周边部落，例如方盾（scutum）——罗马士兵使用的独具特色的大盾牌——就借鉴了凯尔特人（Celts）的盾牌。但是他们接受了严格训练，能使这些装备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教官逐个教导他们如何抵挡狂舞的敌剑。他们可以用方盾来挡剑，用短剑（gladius）——罗马士兵特有的剑——猛地刺向敌人挥剑时暴露的一侧身体。除兵器训练外，军团士兵还配有防护盔甲，使他们在短兵相接时占据优势。

因此，在历次高卢战役中，恺撒的军队能够以少胜多。安毕欧瑞克正是针对这一点采纳了良策：先用矢石攻击长达8小时，使罗马军队兵力大减，然后再命令厄勃隆尼斯人冲入谷底。从更大层面上来看，罗马军团通过训练，以分队为单位作战，听从军号传达的指令，即便是在混战中也依然能保持凝聚力。因而，只要时机成熟，一个称职的罗马指挥官就能充分发挥兵力，如果有必要，还能井然有序地撤退。只要纪律严明，集中的兵力比人数众多的凶猛散兵游勇更具优势。而正是因为深陷谷底，在战略上完全处于劣势，才使得科塔没能带领他的士兵成功突围。在另一次战斗中，被困的罗马士兵仅仅有300人，他们在更为平坦的地面上抵御6000名敌军好几个小时，只有少数人员受伤。 2

罗马军团还有其他技能。学习建造和快速建造是训练的一项标准内容。修筑道路、筑防和建造攻城装备只是训练任务中的几项而已。恺撒曾花费仅仅10天时间就在莱茵河上架设了浮桥，而且罗马人只用小队士兵常驻壁垒，就能控制住大片领土。11月那天的战役里，科塔留守营地的提议原本是可行的。三年前，为了拿下圣伯纳德山口（St. Bernard Pass），恺撒派遣一支由8个大队组成的罗马军队到罗讷河（Rhône）河源所处的阿尔卑斯（Alpine）山谷［在日内瓦湖（Lake Geneva）以北］越冬。面对在兵力上占优势的敌军，罗马军队利用自己的防御工事和战术理念大败袭击者，在随后的撤退中没有受到任何扰袭。

军团的建筑技能还被有效地应用到进攻性的包围战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征服阿莱西亚（Alesia）的战役。阿莱西亚是伟大的高卢首领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建在山上的要塞和指挥部。恺撒的军团在长达14英里（约22.5公里）的圆形营地周围挖出三圈壕沟——一条深宽各20英尺（约6米），另两条深宽各15英尺（约4.6米）——沟前设有各种陷阱，还辅以标准的斜坡和12英尺（约3.7米）高的木栅栏，上设雉堞，每隔80英尺（约24.4米）设一座瞭望塔。高卢援兵前来攻击时，他们又在围墙外侧加筑类似的封锁线。因此，凭借防御工事，罗马士兵始终保有战术优势，有足够的时间让后备兵力赶往敌方的进攻点，从而击退在兵力上占优势的敌人从内外发动的进攻。在乌克萨洛登纳姆（Uxellodunum）围攻那看似坚不可摧的高卢要塞时，恺撒在一座巨大的斜坡上建造了十层高的瞭望塔，并开挖地道，截断城内防守人员去山泉（他们的唯一水源）取水的通道，从而迫使他们投降。

如果说罗马军团在战斗中就是一台职业杀人机器，那么他们还远不止如此。他们的建筑能力能将军事胜利很快转化为对当地的长期统治：这是帝国得以缔造的战略利器。 3

恺撒在高卢地区进行的一系列战役处于罗马走向帝制过程的较晚阶段。建国之初，罗马只是众多城邦中的一个，先是为生存而战，接着又为夺取意大利中部和南部霸权而战。正如罗马城的起源一样，罗马早期许多局部战争的细节不得而知。然而，自公元前6世纪晚期开始，便有了关于这些战争的记载。战争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世纪初罗马确立对其周边地区的统治——公元前283年，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投降；公元前275年，罗马征服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作为当地角逐的胜出者，罗马成长为可以与西地中海另一大国迦太基（Carthage）抗衡的地方势力。第一次布匿战争（Punic）从公元前264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41年，以罗马人在西西里（Sicily）建立第一个行省结束。在第二次（公元前218—前202年）和第三次（公元前149—前146年）布匿战争中，迦太基被彻底击败。战争的胜利确立了罗马在西地中海毋庸置疑的霸主地位，并将北非（North Africa）和西班牙（Spain）纳入其现有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罗马的势力开始向更多的地方扩张。公元前167年，罗马征服马其顿（Macedonia），并且自公元前2世纪40年代起，在希腊确立直接统治，预示着罗马将在富庶的地中海东部腹地确立霸权。到公元前100年前后，西里西亚（Cilicia）、弗里吉亚（Phrygia）、吕底亚（Lydia）、卡里亚（Caria）等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些行省落入罗马之手。之后，其他行省也纷纷被征服。公元前64年，庞培（Pompey）吞并塞琉古王朝（Seleucid）的叙利亚（Syria）。公元前30年，屋大维（Octavian）征服埃及，至此罗马在环地中海地区的统治地位完全确立。

一直以来地中海及沿海地区都是罗马称霸的重心，但是要想拿下这些地区，必须先将军团推进到欧洲的阿尔卑斯山（Alps）北部、地中海以外的地区。在意大利北部打败凯尔特人、确立统治后不久，罗马于公元前2世纪20年代在纳尔榜南西斯高卢（Gallia Narbonensis，主要位于法国地中海沿岸）设立行省。罗马需要这片新领土来保卫意大利北部，因为从构造上来说，山脉——即便是很高的山脉——本身并不是边界，这一点已被汉尼拔（Hannibal）证实。从共和晚期到帝国初期，即大约在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间，统治者出于为自己博取荣耀的目的，继续向外扩张。至此，征服海外成为罗马公认的权术，因而征战延伸到既无利可图又不具备战略地位的地区。公元前58—前50年，因为尤里乌斯·恺撒，整个高卢地区被纳入罗马的统治。在恺撒的甥孙兼养子、指定继承人屋大维（著名的奥古斯都，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的统领下，罗马又征服了更多的领地。到公元前15年，罗马军团已经踏入多瑙河的上游和中游地区——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巴伐利亚（Bavaria）、奥地利（Austria）和匈牙利（Hungary）。这一带的一些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罗马的藩属国，但现在被变成行省，处于罗马的直接统治之下。到公元前9年，多瑙河以南一带被吞并，通往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口沿线的弧形地带也被纳入帝国的版图。此后约30年间，罗马在欧洲的北部边界就在易北河（River Elbe）以南变动，后来因难以拿下德国的黑森林地区而不得不放弃征服莱茵河以东地区。公元43年，在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皇帝的率领下，罗马军团开始征战不列颠。约三年后，色雷斯（Thracian）王国（现在的保加利亚及周边地区）正式被罗马帝国吞并，成为罗马的行省。罗马最终得以以两条主要河流——莱茵河和多瑙河——确立北部边界。在之后的帝国统治期间，这个边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动。 4

由此，几个世纪的征战造就了罗马的军事体系和领土扩张。然而，仅凭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建造一个帝国。罗马在其称霸的整个过程中还结合定向外交，必要时也会毫不留情。有几次，恺撒对待高卢战俘非常仁慈，如果他认为会对罗马有利，便将他们遣返。同样，他也小心谨慎，避免对臣服的高卢部落提出过分要求，只是向他们征集辅助部队和粮草。他还很乐意调配军团，保护新盟国免受第三方侵略。鉴于恺撒的这种温和姿态，许多高卢部落很快就认识到合作比对峙可能对自己更有利。罗马长久以来都在采用这种策略。因此，军事胜利与外交手段有效结合，共同缔造了罗马帝国。例如公元前133年，帕加马（Pergamum）王国（希腊化时期的富庶古国，位于现在的土耳其西北部）最后一位独立国王阿塔罗斯三世（Attalus III）在遗嘱中将王国赠予罗马。

然而，安抚外交所获得的成功仅此而已。因为，它只在个别情况下才会被采用，而多数时候还是采取把控良好但又冷酷无情的残暴行为。罗马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最终击败迦太基后，罗马元老院（Roman Senate）颁布法令，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从地图上抹去，还象征性地在遗址上撒盐，使其将来不能用于耕种。在更东边的地区，罗马的最大劲敌是本都（Pontus）王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Mithradates VI），他曾一度统治现在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和黑海北岸。米特拉达梯六世被称为“亚洲的晚祷”（Asian Vespers）暴行的罪魁祸首。在他的领地上，数千名罗马公民和意大利人被处死。双方的对抗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三次独立的战争——米特拉达梯战争——见证了这位一代枭雄的陨落。他最终在公元前63年逃往位于克里米亚（Crimea）的最后壁垒。米特拉达梯六世决定自杀，但是由于多年的预防行为使得他对毒药产生抗药性，不得不命令一名侍从将自己刺死。

恺撒对待高卢问题也同样心狠手辣。挑起事端的敌对部落首领都被鞭笞至死——公元前53年战期结束时，高卢塞农人（Gallic Senones）的族长兼辅助部队首领亚克（Acco）便被处以这种刑罚。罗马军团到达后仍未投降的敌对部落则整个被卖为奴，甚至有时干脆就被屠杀掉。公元前52年，为报复一次针对大批罗马商人及其家人的屠杀事件，恺撒向阿凡历古姆（Avaricum）山顶的要塞发动进攻。阿凡历古姆的防御维持了一段时间。防卫最终被攻破，罗马军团在城中烧杀抢掠。据称城中总共有4万名男女老少，只有800人幸免于难。一如既往，我们无法知道恺撒在多大程度上夸大了这些数据，但毋庸置疑的是罗马人用残暴震慑了对手。 5

而且，他们对仇敌绝不宽恕，也永不忘记。在为科塔及其部下复仇时，罗马军团也同样残酷无情。后来，特雷维里的英度鞠马勒斯被发现率领过几次围攻行动，于是恺撒专门调派一支骑兵，对他进行突击，将他击败。至于厄勃隆尼斯人，罗马在下一个战期持续进攻他们的领地，迫使他们四散逃窜。恺撒并没有浪费兵力将他们赶出森林，而是大度地邀请周边部落一起掳掠。所有村庄都被烧毁，许多厄勃隆尼斯人在不计其数的冲突中被杀。很快，厄勃隆尼斯人的首领卡图弗留斯（Catuvoleus）忍无可忍了。据恺撒记载：“看到自己无法忍受战争和逃亡，［他］以众神的名义诅咒安毕欧瑞克不该提出这样的计策，然后就在一棵紫杉上自缢而亡。”即便他不把自己吊死，也多半会有人代劳。至于安毕欧瑞克，他逃亡了几年，最终的下场在恺撒的《高卢战记》（Gallic War ）中并没有记载。他最后一次出场是在公元前51年。一支罗马军队再次在厄勃隆尼斯人的领地上烧杀掠夺，旨在激起他们对首领安毕欧瑞克的仇恨，好让他们自己去对付他。 6

这种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并非天才的做法，但这原本也用不着什么天才。在欧亚大陆西部历史上的这一时刻，软硬兼施的政策再加上罗马军团的力量，足以建造一个帝国。

就这样，罗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西起英格兰（England）和苏格兰（Scotland）的边界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东至底格里斯河（River Tigris）和幼发拉底河（River Euphrates）流经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东西相距约4000公里；北起莱茵河河口的罗马军事基地，南至北非阿特拉斯山（Atlas Mountains）的哨岗，南北相距相对只有2000公里。罗马帝国的统治历时长久。抛开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n）的短暂统治（仅持续了150年）不算，自奥古斯都时代至公元5世纪，罗马统治这整片疆域长达450年之久。对于这么久远的事件来说，我们可能会没有什么时间概念。我们有必要停下来试想一下，从现在往回追溯450年便是1555年。在英国，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还没有继位；从更大范围来看，欧洲正处于宗教改革运动的水深火热之中。换言之，罗马帝国的统治旷日持久。从疆域的辽阔和统治的长久这两方面来看，罗马军团的军事力量在地球的这个角落创造了一个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当然，正是这种成功使得对其衰亡的研究更具吸引力。

帝国的长治久安使我们想到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立刻会意识到，在这么多个世纪里，帝国显然不会一成不变。自伊丽莎白一世起到现在，英格兰基本上一直都是一个王国，但已经面目全非了。罗马帝国也不例外。400多年的历史将公元4世纪的后期罗马帝国变成一头尤里乌斯·恺撒都无法识别的动物。传统上认为这两个因素相互关联，由此产生一派观点，主张在帝制的几个世纪里，帝国所经历的重大变化是导致其最终瓦解的根源。不同的史学家选择强调的变化各不相同。众所周知，对爱德华·吉本而言，基督教在帝国的推广是个关键时期。其和平理念削弱了罗马军队的斗志，带有迷信色彩的宗教观念侵蚀了古典文化的理性。20世纪则明显倾向于强调经济因素。例如，A. H. M.琼斯（A. H. M. Jones）在1964年提出主张，认为到公元4世纪，帝国的赋税严苛，农民的产出所剩无几，已无法保障家人的生计。 7

毫无疑问，要想就罗马的衰亡做出合理的评价，我们有必要了解导致帝国后期不同于以往的内部变化。有观点认为，到公元4世纪，罗马自身的内部变化已大大削弱帝国的实力，令其摇摇欲坠；到公元5世纪，帝国不负重荷，最终瓦解。而本书将论证该观点已难以为继。公元5世纪的瓦解应该另有其因。要确立这个基本出发点，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罗马帝国后期的运作机制和造就它的一些变化。首先要探讨的就是罗马本身。

“人类的佼佼者”

一如恺撒时代的罗马，公元4世纪时的罗马依然是一个庞大的帝都。和现在一样，游客慕名而来，瞻仰名胜：广场、罗马竞技场、元老院、皇家宫殿和私人宅邸。罗马统治者在此竖立了纪念他们荣耀的纪念碑，例如为庆祝公元2世纪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对外征战胜利而雕刻的马可·奥勒留纪念柱，以及之后在公元4世纪10年代为纪念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平定内乱而立的君士坦丁凯旋门。罗马的人口数量也同样无愧于其帝都的地位，这是由从帝国其他地区流入的税收支撑起来的。公元4世纪时，罗马约有100万人口，而其他城市中只有个别人口超过10万，多数城市人口不到1万。要养活这么多人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尤其是还有大批人有资格享受战争补助，即每天免费享受配给罗马的面包、橄榄油和葡萄酒。罗马两大港口的遗址——奥斯提亚（Ostia）和提布尔（Tibur）——直观地反映了由此产生的给养问题。一批码头不足以提供足够的粮食吞吐量，他们便建造了第二批码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迦太基（罗马北非行省的首府）挖掘工作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大规模的港口设施在这里开挖建造，用来往船上装载运往帝国心脏的粮食。 8

在各种意义上，位于城中心的元老院都是罗马的心脏、政治中心，恺撒的大多数支持者与反对者一同成就了恺撒。在恺撒时代，元老院约有900名元老。他们都是富有的地主、卸任的地方行政长官，或是罗马显贵的密友。这些贵族世家主宰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 9 公元4世纪的元老院里很少有人是这些古老家族的直系后裔。原因很简单。一夫一妻制婚姻中，连续三代以上产生男性子嗣的几率并不高。在自然条件下，约20％的一夫一妻制关系完全不会产生后代，还有20％的只产生女性后代。虽然也有例外［最广为人知的是中世纪法国的卡佩（Capetian）家族，在600多年里一直产生男性直系后裔］，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公元4世纪元老院的元老都不是尤里乌斯·恺撒时代元老的男系直系后裔。多数是这些旧显贵的旁系后裔——当然，有些元老是这样声称的，并且他们财富的构成也表明了这一点。

在帝国后期的元老中，通过其作品最为我们熟知的是一位名叫昆图斯·奥勒留·叙马库斯（Quintus Aurelius Symmachus）的元老。他成年后正好经历了公元4世纪的后半期。其作品由7篇演说和900来封书信组成，写于公元364年至402年间。叙马库斯对这些作品进行了部分修订，死后由他儿子出版。在中世纪时，作为拉丁文风的典范，他的作品被僧侣广泛抄写。其中的演说部分自有其值得关注的地方，我在本章中会再次提及。但这些书信，仅是通信者的数量和对生活在罗马帝国后期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各方面的阐述就颇具吸引力。叙马库斯非常富有，在贵族阶层中极具代表性。他投资的地产遍布于意大利中部和南部、西西里和北非；他的同侪还在西班牙和高卢南部持有地产。 10 在西西里和北非投资地产体现了罗马旧显贵在对迦太基的布匿战争中的获益，以及随后几个世纪里财富通过继承和姻亲关系在其后裔中不断倒手。在历任皇帝的统治下都会有“新人”通过与旧显贵联姻而晋升。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元老院依然是皇权社会的至高点，罗马梦想者始终如一为之努力的卓越典范。因此，即便是几个世纪之后，元老们的土地财富在地理上的分布仍能体现罗马最初崛起时的状况。

叙马库斯及其同侪都强烈地意识到他们自身和元老院所肩负的沉重历史包袱。他们在信中也明确表达了这一点。叙马库斯在信中称罗马元老院为“人类的佼佼者”（pars melior humani generis）。 11 他不仅仅是指自己和同侪比其他人都富有，而是指他们在道德层面上也更加优秀：品德更高尚。在过去，人们经常声称自己更富有，是因为自己的品行高尚。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财富本身的崇拜盛行于世，人们似乎不再需要为特权阶层的私有财产辩解了。这些书信使我们对生活在罗马的罗马人为自己财富辩解时所表现出的个人优越感有了独特的认识。这900封信中约有四分之一是叙马库斯写的推荐信，向地位更显赫的朋友介绍年轻同僚。信中到处提及这样或那样的美德，“正直”、“公正”、“诚实”和“清廉”这类词语频繁出现。这些并不是随意列举的品质，对于叙马库斯及其同侪而言，他们的财产和特定教育直接关联。

这种教育体系的基石是在文法学家（语言和文学阐释专家）的指导下认真研读少量文学作品。学习者大约从8岁开始，要花至少7年时间，只专心学习4位作家的作品：维吉尔（Vergil）、西塞罗（Cicero）、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和泰伦斯（Terence）。之后他们还要跟随雄辩家学习更多的范本，但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逐行阅读范本，认真识别并讨论语言的每一处转折。在学校，一个典型的练习是让学生以选定作者的风格表述一些日常事件（如“用维吉尔的口吻讲述马车竞赛：开始”）。基本上，这些范本被看作包含“正确的”语言规范，孩子们要学习正确的语言——具体词汇和运用词汇的复杂语法。这样做的结果是受教育阶层的拉丁语患上了一种文化顽疾，阻碍或者至少大大减缓了正常的语言变化过程。它的另一结果是瞬间认同。只要一个罗马精英张口说话，便立刻能判断出他学过“正确的”拉丁语。这就好比现代教育系统注重学习莎士比亚（Shakespearean）的作品，凭借人们讲莎士比亚式英语的能力来识别是否受过教育。到公元4世纪，精英阶层的拉丁语与通俗语言已经迥然不同。这一点从在庞贝城（Pompeii）发掘的涂鸦——公元79年火山爆发时被掩埋——可以看出。这些涂鸦显示，作为日常用语的拉丁语已经衍化成为语法结构更简单的罗曼语言（Romance）。

但是会说“正确的”拉丁语只是故事的一面。叙马库斯及其同僚声称，除了学习这些范本的语言之外，他们还掌握了其内容，培养了别人难以企及的能力。他们认为拉丁语的语法是形成精确逻辑思维的工具。如果没有掌握语气和时态，就不能精确表达意思，或准确描述事物之间的确切关系。 12 换言之，语法是规范逻辑的入门。他们还将这些范本视为长期积累下来的人类道德行为的数据库——既有善行也有恶行。加以引导，人们可以从中学会有所为，有所不为。简单来说，人们可以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下场中吸取教训：不在席间醉酒，不朝挚友投掷标枪。人们还可以学到一些更微妙的东西，诸如骄傲、隐忍和爱等人类情感、能力及其产生的影响，这些都有个人的行为和命运为证。就更深层面而言，叙马库斯及其同侪还重申了源自希腊古典时期的教育哲学，主张只有通过仔细思考对人类各种行为的广泛记载，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理性和感性认识，从而达到最高境界。真爱、真恨、真怜悯和真钦佩并不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与生俱来的情感；启蒙和真正的人性需要经过拉丁语课堂来打造、改进。叙马库斯在描述帕拉迪乌斯（Palladius）时说道：“［他的］雄辩技巧娴熟，想象力丰富，思想深邃，风格出色，打动了罗马听众。我对他的评价是：他在人品和演说才能上都堪称典范。” 13 在叙马库斯之辈看来，受过教育的罗马人不仅能讲一门更优等的语言，而且还能用这门语言讨论超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理解范围的事情。

以上这些对于现代人来说大多比较乏味。虽然罗马的文法学家也会利用经典作品提出历史、地理、科学等方面的问题，但是课程范围太过局限。对语言的关注也使拉丁文成为一种过于正式的媒介。就像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抱怨格莱斯顿（Gladstone）一样，叙马库斯在信里经常会像在公开场合一样讲话：“这样就不会有人指责我，说是我中断了我们之间的通信。与其长时间地消极等待您的回复，倒不如赶紧履行我的义务。” 14 这是他的作品集里第一封信的开场白，于公元375年写给他的父亲。在公元4世纪，父子间的这种拘礼并不少见。事实上，对于古典时期的人而言，这种精英式教育的成果首先体现在演说的艺术上。叙马库斯如愿以偿，在他那个时代被称为“演说家”，还常常把自己的演说稿发送给朋友。 15

后期罗马人并不都像叙马库斯那样关注教育，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教育不仅能使人分辨美德，还提供了说服他人接受自己（正确）观点的必要工具。换句话说，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领导他人的能力。

不难想见，拥有这种梦寐以求的巨大优势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各样的责任。一旦具备领导能力，他们就必须领导他人。其形式不一，或参与立法，或身居要职，树立正直的典范，或不必那么正式，只是给公众树立得体行为的榜样。古代罗马上流社会认为，一个人只有能够控制住自己才能尝试去控制他人。受过教育的人还应为他们所处的文学传统尽义务。研读古典作品（有时有新的版本和注释）是一项毕生的责任。叙马库斯及其同侪很乐意继续履行这项责任。他在信中提到自己关于普林尼（Pliny）《博物志》（Natural History ）的研究，还提到挚友维提乌斯·阿戈里乌斯·普雷泰克塔图斯（Vettius Agorius Praetextatus）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哲学的专家。中世纪时期的僧侣遵循古典作品的誊写传统，在几个世纪里反复抄写，保留了许多罗马显贵写在空白处的评语。 16

受过教育的精英必须和同侪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叙马库斯的书信在很多方面都让人十分恼火。他生活在一个令人关注的时代，认识各色各样的人，并且和他们通信。但他在信里很少谈论时事。因此愤怒的史学家们通常认为这些书信毫无价值：“从没见过有人写了这么多内容却什么都没说。” 17 事实上，叙马库斯是有观点的，而且观点鲜明。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些信的主要历史意义并不在于它们就具体事件说了或者没说什么，而是在于它们的规模和所传达的罗马后期的精英价值观。它们传递的信息是，罗马精英共享同一种鲜明而优越的文化，无论如何都应保持一致。它们还传达了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属于同一阵营的观念——借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独特说法，双方都是“自己人”。通信时还要遵循明确的礼仪。首次给对方写信相当于第一次亲自拜访对方；没有恰当的理由就中断通信的话，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和厌恶；通信建立后，普遍认可的不回信的理由包括自己或家人生病，或公务繁忙；如果有人要离开罗马，他需要先写信提及，然后和他通信的人才能回信，这一点倒是很奇怪。关系一旦建立，便能发挥各种作用——叙马库斯的200多封推荐信便是个有力证明。但最重要的还是关系本身。 18

罗马帝国的这种状况及其文化预设对于尤里乌斯·恺撒来说并不陌生。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希腊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提出深奥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正是通过与希腊的接触，叙马库斯所接受的主要教育思想才得以融入罗马文化。在恺撒时代，这种教育思想的主体已经传入罗马。恺撒本人便是一位文学家和演说家。这些才能在他所处的社会受到高度重视。与恺撒处于同一时代的西塞罗是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公元4世纪叙马库斯之辈满腔热情地研读的4位经典作家之一。可以想见，这些有限的材料经过400年的进一步研读后，不同类型拉丁文学的写作规则已经变得比恺撒时代的要复杂得多。但基本理念始终没有改变。两个时代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一个因接受稀缺教育、命中注定要领导人类而区别于其他人的精英阶层。 19

如果恺撒生活在公元4世纪，大概多少也会意识到普通民众的存在。这时候，普通人仍占罗马人口的大多数。虽然叙马库斯只是在信中的题外话里提到他们，但是我们仍能瞥见此时的罗马依然有对panem et circenses ——“面包和马戏”——的基本需求，以取悦民众，防止社会动荡。在叙马库斯的时代，有一次从北非运来的粮食没能顺利抵达，没有地产的平民便发怒了。同样，在他父亲那个时代，葡萄酒供应短缺，平民也曾因合理原因发动过暴乱。罗马人曾利用葡萄酒制作水下混凝土。老叙马库斯负责监工一项使用水下混凝土的建筑工程。平民们听到了风声。在葡萄酒紧缺的时候，他们居然还用葡萄酒制作混凝土，结果引起骚乱。 20 老叙马库斯因此被迫离开罗马。

另一件事也能体现贵族取悦民众的需要：为庆祝儿子进入元老院，叙马库斯迫不得已，精心筹备了一场竞技大会。几个世纪以前，恺撒也举办过这类竞技大会。叙马库斯筹备了各种有趣的活动，购买7条苏格兰猎犬——可能是一种猎狼犬；还通过边境熟人获得20名奴隶——参加马车竞赛的4辆竞技马车各配5名奴隶。整个大会就像一场隆重的表演，但是从叙马库斯的信里可以看出大会期间状况百出，虽然有的只是些令人烦心的小事。叙马库斯十分气恼，在信中抱怨自己得为从北非进口的熊缴纳关税。 21 更可气的是，他从西西里岛雇用的一群演员和马戏团在那不勒斯（Naples）湾的海滨“走丢”了。他们很可能是在那里挣着外快，后来叙马库斯的手下设法追查到他们的下落，把他们匆匆带回罗马。 22 10年前叙马库斯自己荣升执政官时举办的竞技大会上，来自西班牙的马匹表现突出，所以叙马库斯软磨硬泡，让一个伊比利亚（Iberian）的熟人从西班牙帮他弄来几匹马，庆祝儿子的晋升。不幸的是，到达罗马时，16匹西班牙马只剩下11匹。马车竞赛的计划被全盘打乱（马车竞赛有4辆马车参加，每辆马车需要4匹马）。 23 在叙马库斯对这个马戏团最后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相当沮丧。从信中看出，马戏表演推迟了。仅剩的几只鳄鱼拒绝进食。因此叙马库斯焦虑不安，催促马戏团在这些可怜的动物饿死之前尽快表演。 24 尽管如此，所有精彩的表演背后都是一团糟，这在恺撒时代肯定也不例外。

如果只关注罗马城，帝国从恺撒时代到叙马库斯时代的变化不会立即显现。公元4世纪时，罗马依旧是帝国庞大的权力基础，税收源源不断，人口膨胀，宏伟富丽。罗马仍处于自命不凡、出身高贵的精英统治之下，这些人坚信自己优越无比，对城里的民众不屑一顾。然而，无论它有多么富丽宏伟，罗马也只是帝国的一隅。即便它看上去宏伟依旧，罗马实际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皇冠

公元368年年底，叙马库斯离开罗马，前往北方。这次出行不是一次观光旅行。他率领一队元老出使坐落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摩泽尔河河谷的特里尔城（Trier，现在德国、法国和卢森堡的交界处）——420多年前，唆使厄勃隆尼斯人进攻萨比努斯和科塔的特雷维里人的首领英度鞠马勒斯的常去之地。一如既往，叙马库斯在信里没有描述此次出行的任何细节，既没有出行路线，也没有出行情形。然而，作为官方的元老使团，其出使成员有权使用“cursus publicus ”——公共交通系统——由官方维护、驿站遍布的交通网络，用于更换驿马，或提供食宿。通往北方的大道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圣伯纳德山口，到达罗讷河河源，然后继续往北沿索恩河（River Saône）通向摩泽尔河河源，最后沿河而下到达特里尔。如果恺撒的英灵跟随这队使节一起出行的话，所经之地在这4个世纪里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会使依旧熟悉如故的罗马城给他带来的惬意感荡然无存。

这次出使的目的本身就包含一个明显而不失深刻的变化。叙马库斯一行人要向时任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进献登基税或冕金（aurum coronarium ）。理论上，登基税或冕金是一种自愿的现金支付方式，在皇帝即位和之后的每五周年纪念（quinquennalia ）时，由帝国的各个城市上缴给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在公元364年登上皇位。因此，叙马库斯率领的使团是为了纪念瓦伦提尼安一世登基五周年北上的。虽然有点早，但是这样一来使团就有足够的时间在2月26日纪念日前抵达。当然，在恺撒时代，罗马并没有皇帝，只有一群争吵不休的寡头。他们的对立与不和引发大量内战。公元前45年，恺撒出任终身元首（imperator ，大将军）。一年之后，在他遇刺身亡前，他还被建议称帝。尽管如此，在恺撒的甥孙屋大维称帝、成为奥古斯都时，皇帝的称号还很新奇。自那以后，这个职位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一方面，所有打着共和名义的行为都消失殆尽。奥古斯都曾竭力装作他围绕自己建立的权力体系并不代表对旧有共和统治的推翻。在元首制下，元老院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既便是在奥古斯都执政时期，这层伪装看上去也很单薄。到公元4世纪，皇帝在人们眼中就是一位专制君主。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短暂存在之后，继之而起的王国里逐渐形成统治权的概念。这种来自希腊的概念改变了塑造皇权形象的理念和礼仪生活。这些理念主张，合法的统治者受到神的启示，是由神选定的。表现更突出的人成为神圣的统治者，与神沟通，普通人应该顺从行事。到公元4世纪，标准礼仪规定受到皇帝接见时要行跪拜礼（proskynesis ），少数特权阶层还允许亲吻皇帝长袍的下摆。当然，在这出戏中，皇帝也会演好他的角色。公元4世纪史学家阿米安·马塞林（Ammianus Marcellinus）描述了公元357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公元337—361年在位）进入罗马的庄严时刻。虽然阿米安并不完全认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但是在他看来，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是皇帝出席仪式的典范：“他的脖子仿佛被夹板夹住，目视前方，毫不左顾右盼……战车颠簸的时候头也依然保持不动。他没有吐过口水，没有擦过脸，没有摸过鼻子，没有挥过手。”因此必要时——在适合神选定的统治者的重大日子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能表现出超人的风仪，没有显露任何常人的缺点。 25

同公元1世纪的皇帝相比，公元4世纪的皇帝也不只是表面看起来更为强大些。自奥古斯都以来，历任皇帝都享有极大的权力。但是几个世纪以来，皇帝的职权又进一步扩大了。以立法为例，公元3世纪中叶以前，罗马的法律体系是通过多元渠道建立的。元老院和皇帝都可以制定法律。但是法律革新主要是由一群律师专家（被称为法学家）来负责。他们由皇帝授权，对法律进行阐释，应用既定的法律原则处理新问题。自公元1世纪到3世纪中叶，罗马的法律主要建立在这些人充满学识的见解之上。然而，到公元4世纪，皇帝已经取代法学家，难以定夺的法律事宜都提交给皇帝处理。由此，皇帝完全掌控了立法过程。在其他方面，尤其是财政体系，情况也很类似。同公元1世纪相比，公元4世纪时，皇帝的官员在征税方面扮演更直接的角色。一直以来，皇帝都有扩大其职权的可能。到公元4世纪，这种可能性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职能上大多都已成为现实。 26

同样重要的是，分权而治此时已成为惯例——这样多位皇帝可以同时执政。在公元4世纪，帝国西部和东部处于各自皇帝的统治之下，但并没有完全分裂，而且还有皇帝曾试图独自统治整个帝国。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曾一度单独执政。他的继任者尤里安（Julian）和约维安（Jovian）在公元361年至364年间也独自统治了帝国。公元4世纪90年代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再次单独治理帝国。但是这些单独执政的尝试都不长久。在公元4世纪，帝国多数时候还是处于分权而治的状态。分权而治的形式各异。有些皇帝任命后代亲属——儿子，如果没有儿子的话，就是侄子——为副帝，共同治理帝国。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自公元4世纪10年代直至公元337年去世，一直沿用这一模式。公元4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君士坦丁一世的侄子尤里安及加卢斯（Gallus）共同统治帝国。公元4世纪90年代，狄奥多西一世也打算同他的两个儿子分权而治。虽然他们被授予奥古斯都的头衔，但狄奥多西一世去世时，他们还都年幼，不能真正行使职权。还有的皇帝和亲属（通常是兄弟）平分皇权。公元337年至351年，君士坦丁一世的几个儿子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公元364年后，瓦伦提尼安一世与瓦伦斯（Valens）分治了10年。此外，公元3世纪末到4世纪初，皇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非亲属关系的人共享。公元3世纪90年代，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确立四帝共治制，作为主帝，同另一位主帝和两位副帝 27 一起分疆而治。到公元4世纪20年代初，皇帝更替，但是四帝共治的模式一直沿用下来。就这样，帝国后期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分权而治。但在公元4世纪基本上都是两位皇帝：通常是一位统治帝国西部，一位统治帝国东部。到公元5世纪，这种分疆而治的格局基本定型。

现在不光有了皇帝（通常还不止一位），而且还有另一个重大变化。叙马库斯的使团在瓦伦提尼安一世登基五周年纪念这样一个重大场合向北出行，去觐见瓦伦提尼安一世。这一事实体现了皇权的另一重大变化。在后期罗马帝国的研究中，学界有一个令人费解的争论，即公元4世纪时，皇帝访问罗马的次数是五次还是四次（每次大概历时一个月）。 28 这种争论耐人寻味。到底是四次还是五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到公元4世纪，皇帝几乎不再访问罗马。虽然罗马依然是帝国的象征性首都，以免费食物和其他补贴形式享有相当比例的帝国税收，但是它已不再是重要的政治和行政中心。尤其是在公元3世纪末和4世纪初，新的权力中心已经形成。这些权力中心距离帝国的主要边界更近。在意大利本土，罗马向北几天行程即可到达的米兰（Milan）已经成为帝国实际政府的主要所在地。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摩泽尔河河畔的特里尔、沙费河（Save）和多瑙河交汇处的塞尔曼（Sirmium）、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以及靠近波斯边界的安条克（Antioch），这四个城市在不同时期也都变得重要起来，尤其是在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制政体下，四位实际参与执政的皇帝各据一方进行统治。公元4世纪时，形势稍稍稳定下来：帝国西部的米兰和特里尔，以及帝国东部的安条克和新兴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逐渐成为帝国主要的行政和政治中心。

公元364年，在一次对瓦伦提尼安一世之弟瓦伦斯的演说中，哲学家兼演说家德密斯修（Themistius）含蓄地将君士坦丁堡和罗马进行对比。他强调了后者作为帝国首都的缺陷：

君士坦丁堡连接欧亚两大洲，是海事需求的泊地、陆地和海洋贸易的市场、罗马统治的点缀。因为它不像某个神圣地区那样远离干道。如果皇帝因事待在君士坦丁堡，这也不会给他处理公务带来不便。相反，它是人们往来各地的必经之地。因此，如果皇帝立都在此，便是处于整个帝国的正中心。 29

“远离干道”的“某个神圣地区”——到处都是神殿，供奉主宰古代胜战的诸神——基本上概括了公元4世纪时的罗马。德密斯修一语中的，皇帝出于行政需要放弃原有的帝都。那些迫切需要他们关注的外来威胁来自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以及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波斯边界。这意味着帝国的战略轴线从北海沿莱茵河和多瑙河向下，到达位于多瑙河切断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的铁门峡谷，然后再经由陆路穿过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直到可以监视东方防线的安条克。公元4世纪时，所有首都都在这条权力轴线（地图1）上，或其附近。而罗马却远离这条权力轴线，无法有效行使其职能；信息传递到罗马要花很长时间，指令传达出去然后再生效，也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 30

但是单单行政需要还不是罗马现在被完全忽视的关键原因。尤里乌斯·恺撒每年夏天出于同样的后勤和战略需要向北到过阿尔卑斯山，向西到过西班牙，还去过地中海东部地区。尽管如此，多数时候他会在冬天回到意大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向支持者赠送礼物，并震慑反对者。恺撒不得不回到意大利，是因为在他那个年代，当他和其他寡头为政治权力斗争耗尽主要精力时（在他们没有忙于征服地中海其他地区时），罗马元老院是参与这些斗争的唯一的政治听众。恺撒的主要政治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是元老院元老，多数高级军团军官和指挥官都具有元老身份，并且主要的权力斗争都在元老院展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本人也正是在元老院的台阶上被刺身亡的。相反，公元4世纪的皇帝不需要待在罗马，因为除了行政压力迫使他们离开意大利之外，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群不同的政治听众。在这个世纪，皇帝不常去罗马，是因为他们出于政治需要在其他地方进行统治。理解帝国演变过程中这一关键性变化的基础在于，认清宫廷——不管它位于何处——是雄心勃勃的罗马人所渴望得到的一切事物的分配中心这一事实。财富、尊严、宠幸和晋升都来自皇帝，因为他是整个欧亚大陆西部税收的重新分配者。

公元4世纪的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元310年，有人向君士坦丁一世简要地做了以下概述：“不管是哪儿，只要您经常造访，它便会脱颖而出，一切都会增加——人口、围墙、宠幸；城市和神殿在您脚步所及之处迅速涌现，远远多过大地为朱庇特（Jupiter）和朱诺（Juno）休憩而绽放的花朵。” 31 在恺撒时代，所有的财富都只在罗马城内重新分配，以便赢取这个关键地区的支持者，并影响那里的民众。但是如果在公元4世纪采用同样的策略，在政治上无异于自取灭亡。自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遇刺后的400年里，皇帝的恩宠范围不得不扩大。

公元4世纪时帝国的关键政治听众不再是罗马元老院，而是另外两个团体。其中一个一直以来都是帝国政治游戏的重要参与者——军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军官。传统上会把“罗马军队”当作政治力量来看待，但在正常情况下，普通士兵并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所有较为详尽的记载中，一般都是高级军官参与决定皇位的继任人选，或组织政变。军队的战斗序列自尤里乌斯·恺撒以来已经发生了变化，当然也就影响到担任政治主角的军官人选。在恺撒时代，军队由军团组成，一个军团有5000多人，构成一个主要的军事编队。因此，每个军团指挥官——军团副将（通常还具有元老身份背景）——本身就举足轻重。到公元4世纪，军队的关键人物是高级将官和地方野战军（comitatenses ）的军官。一般来讲，三条主要边界上每一条都会有一支重要的野战军防守：一支在帝国西部（聚集在莱茵河边境和意大利北部——通常在意大利北部），一支在巴尔干半岛掩护多瑙河，还有一支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保护帝国东部。 32

帝国后期的另一支关键性政治力量是帝国的官僚机构（通常被称为廷臣，palatini ：来自palatium ，“皇宫”一词的拉丁语）。虽然行政官员不具有高级将官所拥有的军事影响力，但是他们掌控财政以及立法和司法过程。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帝国的任何政权都无法正常运转。行政官员时刻伴随在皇帝左右，一直都享有很大的权力。帝国初期，皇帝身边的解放奴隶是一支令人畏惧的力量。帝国后期的不同在于中央官僚机器的规模激增。公元249年以前，整个帝国只有250名高级官僚。在仅仅150年之后的公元400年，高级官僚人数达到6000名。他们大多在帝国的主要指挥中心任职（从这些指挥中心即可监视主要边界）。因此，他们不在罗马，而是跟随皇帝，或在莱茵河边境的特里尔或米兰，或在多瑙河边境的塞尔曼（或越来越多的是在君士坦丁堡），或在东方边境的安条克。决定帝国政治命运的不再是罗马元老院，而是会集在主要边境的野战军指挥官和聚集在管理这些边境的首都的高级官僚。 33

皇位基本上是依据王朝继承权来传递的，但前提是要有合适人选，能够赢得将官和行政官员相当程度的认可。例如，公元364年约维安去世时留下的幼子就没能继承皇位；公元378年，没有亲属关系的狄奥多西一世升任皇帝，因为虽然瓦伦提尼安一世的两个儿子已经被任命为皇帝，但是次子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还乳臭未干，不能有效治理帝国的东部。有时朝代也会中断。公元363年至364年，君士坦丁王朝没有可任命的继承人，促使一些高级将官和官僚勾结，推举各种可能人选。实际上，在这种时候，军官往往会被选中。（首先是公元363年，约维安被选中；接着在公元364年他早逝后，瓦伦提尼安一世又被选中。）但是高级官僚也参与其中，很可能也会考虑争夺权力。公元363年约维安升任皇帝时，一位同名的官僚因为可能对约维安构成威胁而被扔到井里。公元371年，由于密谋反对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弟弟瓦伦斯，一位名叫狄奥多鲁斯（Theodorus）的高级文书被处死。在这次密谋中，狄奥多鲁斯及其支持者举行降神会，询问继任皇帝的名字。灵应牌上写出“狄—奥—多……”。这时，他们停了下来，打开一瓶法兰娜（Falernian，一种古老的白葡萄酒，非常昂贵）庆祝。要是他们将灵应牌上的名字写完，就不会心存幻想，也可以避免悲惨的下场，因为瓦伦斯的继任者叫做狄奥多西（Theodosius）。 34

后勤和政治的有效结合就这样使得权力在地域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军队、皇帝和行政官员都迁出意大利。这一过程还解释了帝国为什么比以往需要更多的皇帝。从行政上来讲，一位皇帝要想有效控制三条主要边界的话，安条克或君士坦丁堡都距离莱茵河太远，特里尔和米兰距离帝国东部也都不近。同样，在政治上，一个恩宠分配中心也不足以满足所有高级将官和官僚的需求，也就不足以防止篡权。三支主要军队都要求分得相当比例的战利品，每年以金币的形式相对少量发放，皇帝重大周年纪念时则要发放得多一些（例如叙马库斯北上庆祝的五周年纪念）。这些军队的将官还喜欢伴随皇帝左右，这样能给他们带来各种升迁机会和荣誉——还有与皇帝共进晚餐的荣幸。文官也不例外。任何政权都不能把所有的恩宠只集中在一个首都，否则会有大批显贵被排除在外。公元4世纪时，统治者们普遍认识到这种政治需求。帝国如果长期处于一位皇帝的统治之下便会陷入困境。公元4世纪晚期，狄奥多西一世常驻君士坦丁堡，出于对自己王朝的考虑（他打算让两个儿子最终各继承一半帝国），拒绝任命一位公认的皇帝人选来统治帝国西部，结果引发不满，并且使他面临被篡位的危险。官僚和军队将官感觉帝国这块蛋糕分配不均，纷纷支持这些篡位者。

罗马在政治上和行政上的衰落并非一时所致。早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皇帝出行就已经渐趋频繁，有时候还和另一位皇帝分权而治，共同处理问题。 35 公元161年到169年间，路奇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共同享有奥古斯都的称号。到公元4世纪，共和时期的辉煌早已成为历史，罗马不再有值得一提的派别和阴谋，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元老院的决策也不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元老院此时在帝国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在权力的获取和行使方面，其行为和成员的作用早已被边缘化。个别元老依然富埒陶白，可能在政治上担任要职。 36 但即便这样，他们也有一个重大局限。帝国后期罗马元老院元老的升迁（cursus honorum ，荣誉体系）只涉及文职，不涉及任何军事指挥权。这样就不利于元老迈出获取皇权至关重要的一步。如前文所述，皇权往往成为将官的专利。元老院的会议记录被转交给皇帝审阅（皇帝当然会翻阅这些记录……），皇帝的急件也让元老院随时了解重大事件（宣读急件是一种荣耀，叙马库斯就曾有幸做过这样的事），元老院还可以就事关元老的重大事情选派使节觐见皇帝。但是元老院并不实际参与政策的制定，而且除了决定元老院每年“自愿”向帝国财政捐款的数额外，皇帝很少征求它的意见。元老院里有很多家财万贯的元老，只要缴纳足够税款，就能担任要职。但它——作为一个团体——已不再是权力和政策斗争的主角。

因此，元老的地位理所当然地降低了。在公元4世纪之前，罗马的元老［称为“杰出者”（clarissimi ），“最杰出的”］享有独特地位。他们没有在其他市政机构任职的义务，也没有在财政和法律上享有各种特权。然而到公元4世纪，一系列变化改变了这种状况。皇帝首先缓慢而稳步地将大批新官僚提拔为元老。起先，这还只是零星进行的，但在公元367年，瓦伦提尼安一世推行了一项重要的勋位改革，将帝国所有可能表明社会地位的文职和军职加以匹配和结合，形成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成为杰出者成了所有人的奋斗目标。从这以后一直到公元4世纪末，杰出者群体显著膨胀，大批官僚获得杰出者身份。公元400年，帝国6000名最高级别的官员所从事的工作都要求任职者是在任或卸任的元老。罗马传统的元老家族就这样失去了独一无二的社会地位。更糟糕的是，新的杰出者人数众多，使得皇帝有必要细分元老阶层，建立两个更高的等级——显赫者（spectabiles ）和光荣者（illustres ）。总体而言，这两个等级不能世袭，只能通过实际参与行政工作而获得。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公元4世纪30年代到4世纪末，皇帝们通过各种措施，在帝国东部的新首都设立一个对等的元老院。这主要是通过提拔新人来实现，但也会调动已经住在帝国东部的原罗马元老院元老。

公元250年至400年，贵族出身的罗马元老院元老见证了他们所珍视的地位因一个庞大的元老阶层的出现而被吞噬，目睹一个姊妹团体在君士坦丁堡缓慢而又稳健地成长。 37

这些发展变化建立了一个对于尤里乌斯·恺撒而言已经面目全非的政治世界。表现更突出的人成为神指派的统治者，通常同至少一名和他具有同等地位的统治者一起，共同治理帝国，行使处理生活各方面事务的广泛权力。这个帝国被一些史学家根据其职能、首都的地理位置称为“由内而外”的帝国。帝国的官僚阶层逐渐替代被非军事化、边缘化的罗马元老院，成为罗马的“新贵”。当然，这些发展还解释了为什么叙马库斯及其使团带着冕金去觐见瓦伦提尼安一世时需要长途跋涉前往特里尔。从恺撒时代到公元4世纪的这些变化提出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恺撒时代的罗马世界和公元4世纪时的大小相近，但不需要两位皇帝来治理，也不需要大范围的施恩以防止篡权和反叛。那么从公元前50年到公元369年，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叙马库斯使团的目的地特里尔——莱茵河边界的指挥中心。

罗马，核心所在

罗马时期的特里尔在建城之初只是一个小小的军事基地，位于摩泽尔河上的一处要津，处于敌对部落特雷维里人的中心地区。然而，公元368年年底至369年年初，叙马库斯及其使团抵达的这座城市已不再是一个军营，而是莱茵河边境一座象征着“罗马性”（Romanitas）的兴旺发达的堡垒。如果使团从西边进入城市，他们会穿过尼格拉（Nigra）城门——黑城门（现存最完好的古罗马时期的城门）——进城。即便被现代建筑环绕，城门现在也依然宏伟壮观。公元4世纪时，它的作用更强大。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扇厚重的吊闸，吊闸后是庭院，穿过庭院便是城门本身。城门两侧是四层楼高、带拱廊的瞭望塔，塔上到处都是备战的卫兵，如果有敌军突破吊闸冲向城门，他们便会不断地投掷矢石。这座城门得以保存下来应归功于公元10世纪时隐居在此的一位圣徒，城门后来因此而成为一座教堂。而此后这座古罗马时期城市的其他城墙和城门上的石头则被人挖走用作建筑石材。叙马库斯时代，城门所在的城墙有6000米长，3米厚，6米高，将方圆285公顷的城区包围在其中。另一座厚重的城门高耸于摩泽尔河的一座桥上。这座桥建成以后就取代津渡，成为人们的过河方式。一枚公元4世纪在特里尔打造的金质纪念章上印有这座桥的图案。

城门内的城市也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公元4世纪初，整个城市的东北部得以重建，作为皇帝在这个地区统治的职能中心和仪式中心。自公元4世纪10年代起，君士坦丁王朝的多任皇帝都推进了修建工作。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去世后，新王朝的几任皇帝又继续特里尔的建筑工程。宫殿、大教堂和圆形广场，还有皇家浴池（恺撒浴场）雄踞在城市的东北部。帝国后期，在圆形广场上举行了多次皇家仪式，还有地下通道连接皇宫和皇帝在圆形广场的包厢。据史料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挖掘出来的大教堂底层是在公元4世纪60年代末完工的。在地面以上，依然可见浴场建筑群和大体上保存完好的巴西利卡（basilica）——皇帝的觐见大厅。巴西利卡和尼格拉城门一样，凭借成为教堂而留存到中世纪，现在仍独自突兀地矗立在单行道上。 38

公元4世纪时，巴西利卡的两侧是柱廊和皇宫内的私用区域，但也同样雄伟：长67米，宽27.5米，高30米，几乎是尼格拉城门的两倍高。巴西利卡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叙马库斯率领的使团正是在这里向瓦伦提尼安一世呈献他们从罗马带来的冕金的。建筑的外部最初刷的是白色灰泥，其内部现在和外部一样简朴，但在公元4世纪时则不然。当时，地面铺设了排列成几何图案的黑白地砖，地面和窗户之间的墙面装有大理石饰面，墙上还有摆放雕像的壁龛。使团可能是从南面的主门进入这座富丽堂皇的宏伟建筑的，迎面就看到皇帝坐在大厅尽头的后殿上。一般来讲，皇帝与大殿的其他部分之间会用帷幕隔开，只能辨认出殿上显贵们的轮廓。然而，在像进献冕金这样的重大礼仪场合，帷幕会被拉开。宫廷里的文职和军职显要身着华丽的长袍，严格按照瓦伦提尼安一世几年前明确规定的尊卑等级站立在大殿的两侧。气氛庄严，令观者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皇帝。接下来便是简短的演说，然后任务就结束了。 39 使团获准返回。

但是，叙马库斯没有返回。在那一年剩下的时间里，他在特里尔及其周边地区逗留。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乡村和居民。叙马库斯很快就意识到特里尔是个地地道道的罗马式城市，而且从来都是。新的皇家建筑只不过是被移植到一座原本就完全罗马式的城市。坐落在东边摩泽尔河桥上的城门内侧的是被称为“芭芭拉浴场”（Barbarathermen）的浴池。它是帝国西部罗马城外最大的两座浴场建筑群之一（另一座是恺撒浴场）。这座巨大的公共设施建于公元2世纪的20年代至50年代，由带柱廊的庭院、冷温热三种不同温度的浴池和健身房构成。叙马库斯逗留特里尔期间，浴场依然牢固。浴场附近是由广场、法院和市议会会堂组成的市政建筑群。市政建筑群是特里尔的政治中心，虽然历经多次修建，但是它的第一座罗马式公共建筑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经建成。大约在同一时期，在山坡向东的浴场对面修建了一座圆形竞技场，规模比现在法国阿尔勒（Arles）和尼姆（Nîmes）保存下来的罗马圆形竞技场还要大。圆形竞技场的西南是阿尔特巴赫（Altbachtal）神庙群，约有50座神龛，形成帝国西部最大的神龛群。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城中还有一座供奉罗马主神朱庇特的神殿。后来特里尔还修建了一座剧院，并在公元3世纪改善供水系统，建造了一条长12公里、引自城外乌沃（Ruwer）河谷的引水渠，满足城市喷泉和排水需要。自公元2世纪初以来，特里尔一直是一座持续发展的地道的罗马式城市。

经历这种变化的不只是特里尔而已。罗马式城市在高卢北部也星罗棋布。不列颠、西班牙、北非、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和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也都散布着罗马式城市。在罗马征服时期，地中海地区已经有大量这样基于之前的希腊式城市而修建的罗马式城市。有些是公元1世纪时建造的，在不列颠这样的落后地区的则是公元2世纪时建造的。各个地区的数目各异，地中海中部以外地区则相对稀少。然而，这一变化的影响不容低估。如果恺撒的英灵向北到达叙马库斯使团出使的目的地，他会惊愕不已。欧洲北部在他那个时代只有少数当地部落在山上建的要塞、大量的村落和少量罗马军营。但现在基本上完全是一派罗马景观，这些城镇成为帝国行政管理的基石。因为罗马式城镇不仅仅是指城镇的核心，它还拥有并管理着依附于它的乡村。除极少数特例之外，公元4世纪时的帝国在行政上是由众多城市区域构成，每个城市由什长（也称市议员，curiales ）组成的市议会（curia ）来治理。 40

叙马库斯在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宫廷逗留期间受到众多显贵政要的款待。他们有的在城里有精美的罗马式宅邸。现在在特里尔已经挖掘出一两幢宅邸的部分残骸，一般是些镶有精美镶嵌画的地面。他们大多在周边的乡村拥有豪宅。由于这些住宅没有被埋藏在现在的特里尔之下，人们对它们的了解要多一些。目前已挖掘出来的最豪华的住宅位于摩泽尔河和萨尔河（Saar）交汇处往上游80公里处的孔茨（Konz）。这幢豪宅高耸于陡峭的河岸，景色壮丽。整座建筑呈长方形铺开，以带后殿的大殿为中心，长约100米，宽约35米。我们大可以推断这很可能是皇帝在孔茨的避暑去处。如果叙马库斯有幸被邀来这里的话，他会受到隆重的款待。

事实上，特里尔及其周边搭建了一大批别墅，位置极佳，沿河岸排开，多数别墅的豪华程度只是略低于孔茨的豪宅而已（大多数都不是皇室所有，是私人建筑）。除正常运作的地产所应有的谷仓和贮存设施外，这些别墅都兼有在乡下过文明的罗马式生活所必需的公用房间和私人房间、浴室套房、会客厅、镶嵌画和集中供暖，再加上带柱廊的背阴庭院、雅致的花园和喷泉；并且，在意大利之外这么远的地方看到这些罗马元素也不足为奇。毫无疑问，如果不是毗邻特里尔，廷臣也没有消费能力的话，这些公元4世纪时建在摩泽尔河地区的别墅就不会这么宏伟气派了。但是别墅在这里也不是什么新现象，它们在公元100年以前就已经陆续出现了，此后一直是这里不变的特色。北方人唯一没有效仿意大利罗马人标准做法的是，没有在房子的屋顶中间留出一个露天的口，用来向冷水池蓄水，这是由气温和降水量的不同造成的。处于皇帝管辖地区的其他新兴罗马式城镇的周边也和特里尔的周边一样，罗马式别墅星罗棋布。别墅密度、建造速度以及宏伟程度各不相同。不列颠的别墅较晚才开始建造［公元1世纪中叶的菲什伯恩宫（Fishbourne）除外］，而且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200年后（在这期间，黑白几何图案已十分普遍），公元4世纪时彩色的镶嵌画才传到英吉利海峡以北的行省。在恺撒和叙马库斯之间的4个世纪里，乡村和城镇都遵从罗马的标准模式，逐步发展。 41

除建筑之外，变化还波及了人。在他逗留特里尔宫廷期间，叙马库斯建立了一些人脉关系，并充分加以利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可能比自己年长30岁的同行德西穆斯·马格努斯·奥索尼乌斯（Decimius Magnus Ausonius，拉丁语语言与文学专家）。他学术造诣颇深，被瓦伦提尼安一世任命为皇储格拉提安（Gratian）的老师。近期研究在叙马库斯那些平淡无奇的书信中发现了他写给奥索尼乌斯的第一封信，信里充满溢美之词。 42 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人们眼中，拉丁语掌握程度上的优势甚至能弥补社会地位上的劣势。奥索尼乌斯虽然被看作受过教育的罗马精英，但是家世并没有叙马库斯的家世这么显赫。二是在位于高卢靠近大西洋海岸波尔多（Bordeaux）大学的赞助下，奥索尼乌斯作为独立的雄辩术老师已经名噪一时。到公元4世纪，波尔多已经成为帝国主要的高水平拉丁语教育中心之一。这不仅表明专门的拉丁语教育十分兴盛，远远超出意大利的地域限制，而且还说明奥索尼乌斯也不是罗马人，甚至都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具有高卢背景的行省人。 43 但是这里我们则看到一位来自罗马的罗马贵族毕恭毕敬地找他，希望在拉丁语文学方面博得他的好感。此外，在写给奥索尼乌斯的信的开场白里，叙马库斯还提到自己在罗马时的拉丁语雄辩术老师也是高卢人这一事实。

奥索尼乌斯的例子再次表明罗马帝国已经迥然不同了。同特里尔及其别墅群一样，奥索尼乌斯代表了变化的普遍模式。恺撒时代当然有高卢人精通拉丁语，例如纳尔榜南西斯（罗马地中海地区的高卢行省）的高卢人。但是一位在罗马接受训练、具有元老身份的拉丁语专家会认为一个高卢人在拉丁传统上比自己更胜一筹，并去向他请教，这在恺撒看来既荒唐又可笑。

帝国建立后不久，罗马的新臣民，尤其是那些家庭富裕的人，除了自己的本族语之外，还开始掌握两门帝国语言——帝国西部的拉丁语，再在一定程度上辅以帝国东部的希腊语。刚开始时这还十分少见，但很快拉丁语文法教师就开始在帝国的众多城镇执教。法国中部的欧坦（Autun）——奥索尼乌斯家族的故乡——在公元21年就已经设立学校。一旦这些学校开始运转，便向整个帝国提供同样的语言和文学强化训练。到公元4世纪，到哪儿都能从文法教师那里获得良好的拉丁语教育。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出身于不列颠西北部一个小地主家庭，他的一些书信被留存下来。从这些书信的语言可以看出，到公元400年，即便是在帝国的那个偏远角落，人们也能获得良好的教育。北非在帝国的另一端，以教育传统著称，培育出希波（Hippo）主教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这样受过顶级教育的后期罗马人。维吉尔（Vergil）则超越了罗马时期以前的所有非拉丁语作者。

接下来我们将直面帝国最根本的变化，帝国演变过程中所有其他变化——意大利以外地区的罗马式城市和乡村景观的建立，以及使罗马和罗马元老院不再受到重视的政治共同体的扩大——的根源。拉丁语和拉丁文学之所以能在罗马世界传播开来，是因为最初被恺撒军团征服的人们开始相信并接受罗马的理念。这不仅仅是像卖一头牛或猪给征服他们的罗马士兵一样（虽然事实也肯定如此），出于实际需要学一点拉丁语。接受文法教师及其提供的教育意味着接受罗马的整个价值观体系，认为只有这种教育才能造就培养得当并且因此高人一等的人。

在接受罗马价值观的同时，帝国的一些地区兴建了罗马式城镇和别墅。在罗马军团到达之前，这些地区还从未出现过此类事物。特里尔城市生活的各种模式都源自地中海地区。在新近征服的领地上还设立了罗马老兵的定居点，以便当地部落能近距离观察“地道的”罗马人是怎样过罗马城市生活的。然而罗马化的特里尔有着不同的起源。我们可以从这个城市的官方名称（现代法语称为“特雷维斯”，Trèves）猜出个大概：“奥古斯都大帝的特雷维尔城”（Augusta Treverorum）。这表明特里尔是奥古斯都皇帝为特雷维里部落依法建立的城市。导致科塔及其军团覆灭的罪魁祸首英度鞠马勒斯就是特雷维里人。公元1世纪和2世纪时的特里尔是由特雷维里人自己建造的。他们想要建造自己的罗马式城市，城中大量的碑刻可以为证，其他这种类型的罗马式城市情况也一样。这些城市公共建筑的资金来源大多是当地捐资或捐助。原来的部落［高卢人、不列颠人、伊比利亚人（Iberian）等］为了表明自己已经被罗马化，情愿向意大利放债人大举借债，资助自己的工程，有时也会使自己深陷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罗马在特里尔的第一个定居点可能是一个军事要塞，但是像帝国的其他城镇一样，罗马式城市特里尔是由当地部落，而不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建造的。同样，自公元2世纪后，由意大利罗马人建造的别墅和由行省居民建造的别墅也很难分辨。

罗马城镇的典型建筑——浴池、神殿、市议会会堂、圆形竞技场——都具有特定功能，为特定活动专门建造。只有打算举办这些活动才会建造这些建筑。罗马洗浴是公众行为，宗教崇拜涉及全体市民集体参与的宗教仪式，市议会会堂及其庭院是讨论当地事务的场所，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地方自治的平台。在罗马的文明理念（源自古希腊的文明理念）中，地方自治是造就文明人类的重要手段。人们认为，如果眼光敏锐度不同的同侪只是讨论当地事务，理性思维的能力就不可能提升到一定水平。 44 因此，罗马式城镇的建立不只是兴建千篇一律的罗马式建筑群，还要依照一种特定的罗马模式改革当地的政治生活。

西班牙地中海南海岸近海腹地的一系列惊人发现体现了这些改革的确切性质。自罗马征服该地区之后，一些居住区也逐渐组建成罗马式城镇。但由于某种原因，当地居民将新宪章刻在铜牌上。1981年春天在塞维利亚（Seville）省一座名为默里诺-德勒-波斯特罗（Molino del Postero）的小丘上发现一套铜牌，是目前最完整的一套。这批发现原本是由10块铜牌组成，每块铜牌高58厘米、宽90厘米，分三栏刻写了《伊尼塔纳法》（Lex Irnitana ）：罗马式城镇伊尼（Irni）的宪章。将这套铜牌与其他地区残存的铜牌对比便会发现，所有这些城镇都采用罗马制定的基本宪章，只是根据自身情况对一些细节进行了调整。这些法律十分详尽，由不同居住区残存下来的铜牌拼成的一套宪章译成英文后密密麻麻写满了18页。 45 市议员需要具备什么资格，如何从中选出地方行政长官（执行官员，通常是“两个人”，duumviri ），哪些法律案件可以由当地法院处理，以及如何管理和审核财务，这些问题在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只有市议员的人数这类细节问题才会根据居住区的规模和财富的多少有所不同。别墅这一乡间住所的特殊形式也能说明这些改革的确切性质，其设计反映了一种典型的希腊－罗马概念——如何在城镇以外的地区文明地生活。 46

地中海的价值观还渗入行省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罗马的宗教崇拜主张将生者与死者分开。因此，这些新兴城镇的墓地都建在城外。这一习俗很快成为城市生活新模式的一部分。与日常生活更为相关的是，随着罗马生活方式的被采纳，罗马人的生活习惯也逐渐向北传播，面包取代粥成为主食，炊具和烹饪技术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于是，被征服行省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各地的行省居民依照罗马模式和价值观体系重新改造自己的生活。罗马扩张后的一两个世纪里，整个帝国已经变成地道的罗马式的了。《小瓢虫英国史读本》（The Ladybird Book of British History ）里形象地描述了公元5世纪时不列颠的情况：不列颠突然脱离罗马统治，罗马军团扬长而去，罗马地名也被取而代之（在我的脑海里就是一幅士兵撤离、路标破损的画面）。但是这个观点其实有误。在帝国后期，生活在罗马行省不列颠的罗马人并不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而是已经采纳罗马生活方式和随之而来的一切事物的本地人。一些罗马士兵的离开不会让罗马式的生活戛然而止。和哈德良长城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其他地区一样，不列颠之所以是罗马式的，早已不仅仅是因为它被罗马“占领”。

第三等级伯爵

叙马库斯最终在公元369年初启程返回。他已经目睹了“罗马性”在摩泽尔河河谷繁荣兴盛的景象。这次元老院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叙马库斯也受到皇帝和名流的热情款待。代表自己的城市成功地完成出使任务会被当作一项荣誉记录在个人履历上。叙马库斯的履历上就添上了这么一笔。他回到罗马时还获得爵位：在他逗留特里尔期间，瓦伦提尼安一世授予他爵位“comes ordinis tertii ”，从字面理解即“第三等级伯爵”。“伯爵”（comites ）是君士坦丁皇帝就皇帝随从设立的一个头衔。虽然有些实职也采用这个头衔，但它主要还是一个代表皇帝恩宠的荣衔。总而言之，叙马库斯干得不错。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在随后几年充分利用了自己在瓦伦提尼安宫中建立的人脉。认识这么多显贵意味着叙马库斯备受刚在罗马完成高等教育、寻求推荐的年轻人追捧。这位元老总是以帮助这些年轻人为己任。

叙马库斯在宫中的一个重要熟人是高卢雄辩家奥索尼乌斯。他们的通信和睦友好，但留存下来的信中有一封体现了两人的矛盾。回到罗马后不久，叙马库斯便写信给这位朋友：

您的《摩泽尔河》（Mosella ）——那首使一条河流名垂千古的无上杰作——［在罗马］被人们竞相传诵，很多人还将它牢记于心，但我只能默默地望着它从我身边传过。请告诉我，您为什么要拒绝把这一小册诗歌或者至少是它的一部分赠送给我？您或许认为我太无教养，无法欣赏它，或是会太不情愿，不会赞赏它，所以就给我这种精神和心理上的莫大侮辱。 47

《摩泽尔河》流传至今，普遍被认为是奥索尼乌斯最伟大的作品。它继承了既定的诗歌传统，以主要河流为载体歌颂整个地区。因此，虽然摩泽尔河本身景色秀丽，但这首诗并不是描述自然美景的，而是关于人类作用于自然环境而创造的更深层次的美，是一幅社会风情画。如前文所述，这个社会把所有真正的文明品质都看作悉心培养的产物，而不是天生的才能。在一个著名段落里，奥索尼乌斯先是详细描述河里的鱼，然后又刻画了整个河谷： 48

从山脊顶端一直到谷底，临河的一面长满绿藤。人们快乐地劳作，勤劳的农夫忙碌不停，一会儿在山顶上，一会儿在山坡上，一个赛一个大声地叫喊。旅行者沿着低处的河岸行走，驳船上的水手从身边掠过，朝着游荡的葡萄园丁嚷嚷着粗俗的玩笑。

特里尔现存的罗马雕像中有一艘雕刻精美的摩泽尔河上运输葡萄酒的驳船，船上水手和酒桶一应俱全。

接下来奥索尼乌斯描述了摩泽尔河两岸雅致的别墅群：

何须赞扬茵茵草地旁的庭院，或是不计其数的柱子支撑着的整洁屋顶？何须赞扬河畔的浴池？……但是如果一个陌生人从库迈（Cumae）来到这里，他会以为埃维亚岛（Euboean）的巴亚（Baiae）赋予了这片地区其快乐的缩影：它优雅，精美，魅力超凡，给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快乐。

库迈和以温泉著称的巴亚是那不勒斯湾（Bay of Naples）罗马富人和名流的水疗胜地，都是公元前8世纪来自埃维亚岛的希腊殖民者建立的。因此奥索尼乌斯是在强调在文明的罗马乡间生活方面，摩泽尔河可以和帝国最好的地区媲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据奥索尼乌斯所述，特里尔周边的乡间生活没有沾染上——从罗马的角度来说——自我放纵这一典型的希腊恶习。

我们结束乡村之行后，便来到了特里尔城里：

我必须提到你那安详的农民、技巧娴熟的律师和为被告进行有力辩护的大律师；从他们中间，市议会选出自己的领导者，甚至一整个元老院；我还要提到那些在学校以善辩知名、名声不愧于古人昆体良的教育者。

昆体良（Quintilian，大概活跃于公元35—95年）是闻名遐迩的律师，系统化了雄辩术的一些规则，界定了叙马库斯和奥索尼乌斯所接受的精英式拉丁语。 49 当然，奥索尼乌斯给我们描述的是特里尔富有基本的罗马品质：受过教育的谈吐和品行、依法治国以及地方自治（这些品质被广泛采纳是我们所审视的变革的核心）。简而言之，从农业、乡村和区域首府来看，摩泽尔河地区已经完全按照正确的罗马方式文明化了。

我们不知道奥索尼乌斯拒绝赠给叙马库斯《摩泽尔河》诗稿的确切原因，但是我可以斗胆猜测一下。在莱茵河边境逗留期间，叙马库斯在皇帝和廷臣面前发表过一些按既定套路准备的演说。其中有三篇的部分片段在他现存的一个讲稿抄本（已损坏）里保存下来。这些片段展示了叙马库斯心目中罗马城是如何看待莱茵河边境的，非常有意思。

他在第一篇演说中总结道：“西塞罗说，如果您对文学感兴趣，您就去希腊而不是利比亚（Libya）学习希腊文学；去罗马而不是西西里学习拉丁文学。”或者更概括地说：“将帝国东部留给您战无不胜的弟弟［瓦伦斯］，您［瓦伦提尼安一世］迅速启程前往尚未归顺且半野蛮的莱茵河沿岸……您回归了军事建国的旧模式。”

对叙马库斯而言，罗马是罗马文明（浓缩为拉丁语言）的核心，“半野蛮的”边疆行省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它。不难想象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廷臣们是如何看待这个自命不凡的年轻元老的，他一路北上来给他们说教，告诉他们在继承罗马的“罗马性”方面他们干得不错。因此，我怀疑奥索尼乌斯不给叙马库斯《摩泽尔河》的诗稿是想刻意回击他在“边境”时的态度。特里尔及其周边地区并不像叙马库斯认为的那样处于“半野蛮”状态，而是享有真正的罗马文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奥索尼乌斯将摩泽尔河河畔的别墅比作巴亚度假胜地的别墅。叙马库斯在信里经常谈到他在巴亚自家别墅里逍遥自在的生活。 50 叙马库斯百般赞扬巴亚的美，肯定让特里尔当地的居民不胜其烦。他启程返回罗马后，如果奥索尼乌斯真是拿他寻开心的话，这首诗可能还指责叙马库斯本人和其他很可能不时出现在他谈话中的罗马显贵沾染了自我放纵的希腊恶习。

难怪奥索尼乌斯没有给叙马库斯他的诗稿了。他彻底打击了叙马库斯。而叙马库斯最终得到一份诗稿时，他所能做出的反应也只是嘲讽一下鱼的数目而已：

要不是我知道您从不撒谎，我才不会相信您所说的那些关于摩泽尔河河源的美好事情：即便是在诗里……但是，尽管我经常在您家用餐，对您家的食物赞叹不已……我也从没见过您所描述的那些鱼。 51

撇开鱼的问题不谈，奥索尼乌斯的《摩泽尔河》赢得了特雷维里人读者的普遍喜爱，并很快获得应有的回报。叙马库斯的伯爵头衔使他暂时比奥索尼乌斯地位要高（15—0）。但是不管怎样，“第三等级伯爵”听起来让人不屑一顾，这不仅仅是与字面翻译有关。写完《摩泽尔河》后不久，奥索尼乌斯被晋升为伯爵和财务官。财务官是皇帝的法务官员，属于第一等级伯爵（奥索尼乌斯，30—15）。接下来，公元375年11月瓦伦提尼安一世去世，奥索尼乌斯的学生格拉提安成为皇帝，奥索尼乌斯家族由于裙带关系平步青云，其程度令人无法想象。奥索尼乌斯本人成为高卢禁卫军长官（首席大臣），之后又成为高卢、意大利、阿非利加禁卫军长官（这种组合非比寻常）。与此同时，他的儿子担任高卢的联合首席大臣，之后又担任意大利的首席大臣；他的父亲——当时大约90岁——担任巴尔干西部地区（伊利里亚）的首席大臣；他的女婿担任马其顿的副首席大臣，他的侄子成为皇家财政主管（奥索尼乌斯赢得了局点、盘点、赛点、冠军点）。 52 统治权如此这般地集中在奥索尼乌斯家族手中，这在公元371年是难以预见的。但是《摩泽尔河》的巧妙主旨足以让叙马库斯相信，他想要表达的任何讽刺都需要收敛一下。他的抱怨信最终变成对这首诗的赞扬，而且他随后又写了许多更友好的书信。对叙马库斯而言，奥索尼乌斯大有利用价值，是十分重要的关系，他不会因为几条鱼而跟自己过不去。 53

于是，叙马库斯的这次元老院使命和之后的通信往来为我们展示了自尤里乌斯·恺撒以来的400年间从根本上改造了罗马世界的变化。各地都积极采纳罗马的价值观，行省居民都变成地道的罗马人。这才是帝国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真正的天才之处。被罗马军团征服后，归顺的当地居民开始建造罗马城镇和别墅，在自己的居住区里过着罗马人的生活。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但也发生在历时450年帝国历史的相对早期——在两到四代人的时间里。值得强调的是，新臣民整个地接受了拉丁语所宣称的优点。在被统治区域，不光是一些家财万贯的富人去大都会的教育机构上学，就好比现在的印度王子去伊顿（Eton）公学，或是亚洲和南美的精英去哈佛（Harvard）或麻省理工学院（MIT），而且行省也纷纷效仿，设立完全一样的机构。以奥索尼乌斯为例，最终这些行省的老师都成为足以指导大都会人的专家了。

这些发展令人瞠目结舌，改变了罗马人的定义。一旦同样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体系在哈德良长城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广阔疆域上大致均衡地确立下来，这一大片区域上的居民就成为正式的罗马人。“罗马人”不再是一个地理称谓，而完全是一个任何人都可能获得的文化身份。随之而来的是帝国成功道路上最重大的一个结果：刚获得罗马身份的罗马人必将要求参与政治，分享这个泱泱大国所带来的权力和利益。早在公元69年，高卢就发生了一次大叛乱，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日益加强的新身份感。叛乱被镇压，但是到公元4世纪，权力的平衡已经发生变化。在特里尔，叙马库斯明确无误地看到“人类的佼佼者”不仅仅是指罗马的元老院，而是整个罗马帝国中有教养的罗马人。

第二章
蛮族人

公元15年，日耳曼尼库斯·恺撒［Germanicus Caesar，时任皇帝提比略（Tiberius）的侄子］的军队来到位于特里尔东北部300公里处的条顿堡森林（Teutoburg Forest）。6年前在这里进行的那次战役是古典时期最著名的战役之一，P.昆克蒂利乌斯·瓦鲁斯（P. Quinctilius Varus）率领的3个罗马军团再加上辅助部队共约2万人全军覆没。

他们看到的场景和想象中的一样可怕。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瓦鲁斯的营地，规模巨大，指挥部清晰可见，足以证明整支军队在搭建营地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接下来可以看到部分损毁的低矮防护墙和很浅的壕沟，那些可怜的残兵当年就在这里奋力抵抗。空地上，白骨横陈，有些地方尸骨遍布，有些地方则堆积成堆，显然是当时有人试图逃脱，有人聚集起来奋勇抗敌。地上还散落着残矛断剑和马匹的残骸，树干上悬挂着人头。附近树林里还摆放着日耳曼人杀戮罗马“军团长官”和“高级军官”的古怪祭坛。这次灾难的幸存者有些是从战场上逃出，有些是被俘后逃出。他们指出这里是军团长官战死的地方，那里是军团鹰旗被夺的地方。他们还指认出瓦鲁斯首次受伤和他最后自杀的场所。他们讲述了……战俘的行刑台和填埋坑。 1

在现在德国北部埃姆河（River Ems）和威悉河（River Weser）之间生活着一支小部落——切鲁西人（Cherusci）。这次大屠杀是该部落的首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率领的日耳曼同盟军所为。15世纪和16世纪时，一些叙述这次惨败的古罗马史料被发现，并在拉丁语学者间广泛传阅。自此，阿米尼乌斯，德语作“赫尔曼”（Hermann，“战士”），成为日耳曼民族的象征。1676年到1910年间，产生了67部歌颂他丰功伟绩的杰出歌剧。19世纪时，在现在的条顿堡森林中的小城代特莫尔德（Detmold）附近竖立了赫尔曼纪念铜像。铜像于1841年奠基，1875年落成。铜像落成4年前，俾斯麦（Bismarck）打败法国，统一欧洲中北部大部分德语地区，普鲁士王成为德意志皇帝。赫尔曼铜像高28米，基座高度相当，竖立在海拔400米的山顶之上。整尊铜像雄伟气派，时刻提醒着人们德意志的统一是一次伟大胜利，可以与古罗马时期阿米尼乌斯联合日耳曼部落大败罗马军队的壮举匹敌。

赫尔曼纪念铜像的选址其实有误。17世纪时，人们开始猜测那次古代战役的战场所在地，便用“条顿堡森林”这一名称命名代特莫尔德周边的森林地带。考古发现表明一部分战役实际发生在代特莫尔德以北约70公里处。德国北部位于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城外的滨海平原被维恩山（Wiehengebirge）环绕。自1987年以来，在山的北部一片长约6公里、宽约4.5公里的区域发现大量罗马钱币和各种军事装备。这片区域被称为“卡尔克里泽-尼维德低地”（KalkrieseNiewedde）。低地南边是海拔100米的卡尔克里泽冰山（Kalkriese Berg），在古代这里树木繁茂。冰山北麓是一片狭长的沙土地带，最窄处只能容4个人并排通过。低地北边是泥炭沼。公元9年，阿米尼乌斯假装以罗马利益为重，获得瓦鲁斯的信任，派遣当地向导带领罗马军队自东向西沿着这片狭长地带行进。罗马军队深陷埋伏，南面是树木繁茂的山坡，北面是泥炭沼。据史料记载，战斗持续了四天。起先，罗马军队虽然损失惨重，但依然保持队列，继续朝着安全区域行进。然而，到第四天时，形势已经变得明朗，罗马军队走投无路，难逃死劫。在这种情况下，瓦鲁斯下命允许残余的士兵见机行事。他不愿被俘便自杀了。只有极少数士兵幸存下来。 2

这次惨败让人想起科塔及其军团所遭受的那次失利，只是更惨烈一些。63年前，科塔的军队也是被人出卖，陷入同样的绝境。然而，从长远来看其结果却不相同。厄勃隆尼斯人和特雷维里人最终被制伏，进而学习拉丁语，穿着托加袍，并建造自治城镇。但阿米尼乌斯领导的切鲁西人没有走上这条路。在帝国后期，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区域仍在帝国统治范围之外，其物质文化也没有流露出任何罗马文明的特征。欧洲的这条古老界线现在依然清晰可见，它仍是由拉丁语演变而成的罗曼（Romance）语族和日耳曼语族的分界线。从表面上看，这还解释了为什么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继之而起的王国在本质上是一群日耳曼武装部落。在罗马向外扩张时期，由于当地居民竭力反抗，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尼亚没有被罗马军团吞并。4个多世纪后，他们总算出了一口气，最终摧毁罗马帝国。这显然是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论调。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备受争议，同时也为更多人所了解。有关日耳曼首领经典巨著的作者费利克斯·达恩（Felix Dahn）还创作了一部著名小说《罗马之战》（Ein Kampf um Rom/War against Rome ）。该小说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多次再版。 3

然而奇怪的是，如果随便问一个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帝国安全受到的主要威胁是什么，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东部的波斯。这样回答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公元300年前后波斯给罗马秩序带来的威胁远远大于日耳曼尼亚带来的威胁，而且不管怎样，在其他边界也没有任何真正的威胁。 4 仔细研读史料，尤其是根据达恩当时还没有的考古证据，我们发现公元1世纪初罗马军团止步莱茵河和多瑙河，没能进攻日耳曼民族是另有其因，还了解到帝国后期罗马人更关注波斯人而不是日耳曼人的原因。

日耳曼尼亚和罗马扩张的界限

公元1世纪时，日耳曼部落控制了罗马两河边界以外欧洲中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罗马人称之为“日耳曼”（The Germani）的部落遍布西起莱茵河（被罗马征服前曾是欧洲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的大致分界线）、东至维斯瓦河（River Vistula）、南达多瑙河、北抵北海（North Seas）和波罗的海（Baltic Seas）的广袤地区。除了匈牙利大平原上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Sarmatian）游牧民和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一带的达契亚人（Dacian）之外，罗马的所有近邻都是日耳曼人：从莱茵河河口阿米尼乌斯领导的切鲁西人及其联盟部落，到控制多瑙河河口大部分地区的巴斯塔奈人（Bastarnae）（地图2）。这样看来，公元1世纪时的日耳曼尼亚远远大于现在的德国。

我们很难重构这大片领土上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也无法再现其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主要问题在于在罗马时期，欧洲的日耳曼社会基本上都不具备读写能力。虽然我们可以从希腊和罗马作者那里获得各种信息，但这样做有两大弊端：其一，罗马作者主要关注的是日耳曼社会可能给边境带来的安全隐患或实际威胁。因此，多数时候我们读到的是关于帝国和一个或者多个日耳曼近邻之间关系的叙述。这些信息彼此不相关联，很少提到远离边界的部落，也没有涉及日耳曼社会的内部运作机制。其二，所有这些信息都有所歪曲，因为在罗马人眼中日耳曼人都是蛮族人。蛮族人就得按照一定方式行事，体现一些特定的负面特性。罗马作者在写作时都不遗余力地按照这一模式来描述日耳曼人。

日耳曼世界没有留下什么史料来纠正这些罗马作者的误解、疏漏和偏见。但在罗马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日耳曼部落出于占卜的目的确实使用过如尼文（runes）。我们也发现了少量使用文字的个案，但日耳曼尼亚没有留下详细描述其生活的一手资料。所以对于日耳曼民族而言，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我们无从得知，只能依靠罗马史料提供的信息来大致猜测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重构社会制度等问题时，我们现在能做的通常就是审视公元5世纪后期和6世纪时日耳曼王国留传下来的文字史料——尤其是法律资料，然后再试图推测更早时期的相关内容。日耳曼尼亚横亘莱茵河和克里米亚之间，包含了多种地理景观和经济模式，所以我们还有必要考虑对一个部落的研究发现是否也适用于其他部落。因此，罗马史料带有偏见的陈述和日耳曼尼亚更晚时期的文字史料都不完全可信。二者都道出了实情，但是都需要我们诚实对待，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内在局限性。

考古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缺少同时代日耳曼一手史料的不足，使我们能接触到同时代日耳曼人手工制品的遗物和日耳曼遗迹。这对我们来说无比有利。但是日耳曼考古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它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于19世纪后期赫尔曼纪念铜像建造之时。当时民族主义席卷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人们普遍认为“国家”或“民族”在遥远的过去是人类群体运作的基本单位，现在也仍然应该是这样。民族主义大多也是由他们强烈的天生优越感而激发的。日耳曼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分裂成众多小政治实体，但是通过俾斯麦等人的努力，德意志实现统一，古代的正常秩序得以成功恢复。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日耳曼考古学就只有一项工作可做：研究日耳曼人的历史根源和他们的定居地。这种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拥护者古斯塔夫·科西纳（Gustav Kossinna）注意到，当时从墓地发掘出越来越多的手工制品可以根据样式和墓葬礼俗进行分类，并提出一类手工制品和礼俗的地理分布代表特定古代民族的分布这一著名论断。 5

当时，人们围绕国家概念产生了宗教般的狂热，政客们动辄利用对古代民族分布的发现作为现在领土扩张的依据。1919年，科西纳和他的波兰学生弗拉基米尔·哥斯卓泽斯基（Vladimir Kostrewszki）对同一古代遗迹有不同的界定，两人在凡尔赛（Versailles）就重新划定德国和波兰边界一事产生分歧。纳粹时期，事态进一步恶化。有关古日耳曼尼亚的各种高调论断成为德国向波兰和乌克兰提出领土要求的依据和理由。同样，古日耳曼民族的种族优越感直接导致他们对斯拉夫战俘的残暴行径。然而，在过去近60年间，日耳曼考古学已经重新定位，大大推进了我们对日耳曼部落社会和经济长期发展的认识。消除阐释文献时的民族主义臆想后，罗马时期日耳曼尼亚的历史便可以以一种崭新而良好的方式重写了。

日耳曼考古学重新定位后的第一个收获是重新认识相似遗迹的样式。科西纳曾认为可以用这些样式来界定古代“民族”的领地。虽然就政治意义而言，古日耳曼尼亚显然是由日耳曼部落统治，但是人们渐渐发现，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人口并不完全是由日耳曼人构成。民族主义盛行时期，只要在一处地方发现貌似古日耳曼民族的遗迹，这个地方便被认定是属于古日耳曼人的定居地。然而，对河流名称的分析表明，在欧洲北部凯尔特人定居地和日耳曼人定居地之间还曾居住着一群讲印欧语的人。这些人早在罗马人踏入这个地区之前就处于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统治之下。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古日耳曼尼亚的大片领地也是日耳曼人自波罗的海腹地向西、南、东周期性扩张的结果。他们早期争夺领地的战争中有些影响较大，被载入古希腊史料，还有一些发生在罗马崛起之后，更为人熟知。但这种扩张并没有消灭当地的非日耳曼人。因此把日耳曼尼亚看作日耳曼人统治下的欧洲这一点至关重要。罗马时期，在日耳曼尼亚，越往南、往东，日耳曼人在形形色色部落中的政治主导地位就越明显。

罗马时期日耳曼尼亚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完全缺乏政治统一性。从地图2［基于塔西佗（Tacitus）的地名索引］可以看出，日耳曼尼亚群雄割据，由50多个小社会政治单位构成。它们中有些因为特定原因以各种方式短暂联合。如前文所述，阿米尼乌斯于公元9年召集诸多部落大败瓦鲁斯。此前半个世纪以前，尤里乌斯·恺撒也遇到过一位能力超凡、执政时间比他略长的日耳曼首领：苏比人（Suebi）的首领阿里奥维斯图斯（Ariovistus）。到公元前71年，阿里奥维斯图斯已经在高卢的东部边缘确立坚实的权力基础，还一度被罗马人当作“朋友”。公元前58年，恺撒最终挑起战争，在阿尔萨斯（Alsace）击溃阿里奥维斯图斯的军队。一次重大失利就足以拆散日耳曼人的联盟。在阿米尼乌斯时代，还有一位统领波希米亚（Bohemia）地区各部落联盟的日耳曼杰出首领——马罗博杜斯（Maroboduus）。据塔西佗记载，一些日耳曼部落属于教派组织，他还具体提到女先知魏勒妲（Veleda） [1] 曾一度获得相当的势力。但是，教派组织也好，女先知也好，一时杰出的首领也好，都不代表日耳曼朝着统一迈出了重大步伐。 6

罗马的势力向莱茵河以东推进时，日耳曼部落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和他们与罗马发生冲突的概率不相上下，冲突的结局可能和条顿堡森林战役的结局一样残酷。这些部落之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异，他们的不同主要在于政治身份各异。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政治身份来争夺对最富饶土地和其他经济资产的控制权。例如，公元1世纪后期，卜茹克特累人（Bructeri）周边的部落联合起来向他们发动战争，并邀请罗马观战。据说有6万人被杀。据塔西佗的《编年史》（Annals ）记载，赫门杜里人（Hermenduri）和卡蒂人（Chatti）之间也进行了殊死决战，最终导致失去土地、颠沛流离的阿姆普斯法里人（Ampsivarii）的灭亡：“他们长期流浪，先是被当作客人对待，接下来变成乞丐，后来又成为敌人。最后，他们的战斗人员被彻底消灭，妇孺被当作战利品处置。” 7

很显然，19世纪时人们对古日耳曼民族的想象远远偏离实际。暂时的联盟和异常强大的部落首领可能会一时将一两个或几个小部落联合起来，但是公元1世纪时的日耳曼人还没有能力形成持续统一的政治议程，并付诸实践。

为什么罗马没有像兼并凯尔特人统治的地区那样整个吞并这个四分五裂的日耳曼世界呢？人们往往把罗马军团停止向欧洲北部推进的原因归于阿米尼乌斯的全面胜利。但是，同公元前54年萨比努斯和科塔指挥的军团被彻底击溃一样，这次瓦鲁斯军队的惨败只是一次偶然事件，罗马人会伺机报复。他们对阿米尼乌斯统领的切鲁西人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战役，其间日耳曼尼库斯于公元15年来到条顿堡森林凭吊。在这一过程中，另一支罗马军队遭到阿米尼乌斯手下的伏击。但这次的结果不一样了。虽然暂时陷入窘困，罗马人最终将敌人引入陷阱，其结果可想而知：“日耳曼人溃不成军。由于被此前的胜利冲昏头脑，他们在这次失利中任人宰割。阿米尼乌斯得以逃脱，毫发未损。［但］对士兵的杀戮一直持续到天黑罗马人的怒气消退。” 8 和尤里乌斯·恺撒时代在高卢的众多凯尔特首领一样，切鲁西人的第二首领塞格斯特斯（Segestes）看到自己的领地并入罗马帝国将带来巨大的利益，便协助罗马人攻打阿米尼乌斯。在抗击罗马的时候，即便是切鲁西部落内部都不能团结一致，更别提所有日耳曼部落了。条顿堡森林战役并没有使罗马军团突然停止向北扩张。公元16年，罗马取得更多胜利。三年后，阿米尼乌斯被自己部落的另一派系杀害。他的儿子也只能寄生于拉文纳。阿米尼乌斯侥幸取得一次巨大胜利，但这并不是公元1世纪罗马军团在日耳曼尼亚附近停止继续向北扩张的根本原因。

罗马很可能是出于后勤的考虑才把欧洲的边界设在两条河流附近的。河流为向驻扎在边境的部队输送给养提供了便利。在帝国初期，一个约5000人的罗马军团每天需要7500公斤粮食和450公斤草料，即每月需要225吨粮食和13.5吨草料。 9 这一时期的罗马军团大多驻扎在边境及附近地区。经济开始发展之前，如果完全依靠当地资源，大多数边境地区是无法满足军团需求的。将西部的边界设在莱茵河，而不是欧洲西部或中部其他南北走向的河流——这样的河流有很多，例如易北河（River Elbe）——还有另外一个优势：给养经由多瑙河和（通过短暂的陆上运输后）摩泽尔河可以从地中海地区由水路直接运送到莱茵河，不需要经过更湍急的河流。

罗马扩张的动机和前罗马时期欧洲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两者共同作用，是莱茵河最终成为帝国边界的真正原因。推动罗马向外扩张的因素包括共和时期尤里乌斯·恺撒等贵族寡头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帝国初期皇帝博取荣耀的野心。地中海地区仍有无数尚未征服的富庶地区等待他们逐个征服时，扩张作为在罗马获得政治权力的途径，其势头已然不可遏制。这些地区一旦被吞并，便源源不断地向罗马提供税收，还能使组织攻占它们的军团长官一举成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富庶的地区都已经被罗马征服了。到帝国初期，罗马开始吞并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这些地区所带来的实际收益不足以抵消征战的成本。古代文献强调对不列颠的扩张尤其如此，罗马征服不列颠仅仅是因为克劳狄乌斯皇帝想要获得荣耀。 10 考虑到罗马以外的欧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确定罗马向北扩张的界线就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最终在两种主要物质文化的过渡地区停止扩张：拉坦诺文化（La Tène）和亚斯多夫文化（Jastorf）（地图2）。这两种文化在生活上存在一些重大差异。除了村落之外，拉坦诺文化地区在被罗马征服之前就已经形成较大的定居地，有些被界定为城镇［拉丁语为“oppida”——由此它还常被称为“奥必达文化”（Oppida culture）］。有些拉坦诺地区使用钱币，一部分人还具备读写能力。根据恺撒在《高卢战记》中的叙述，在他征服的一些拉坦诺部落中，尤其是高卢西南部的埃杜维（Aedui）部落，盛行着复杂的政治和宗教制度。这一切都有赖于他们的经济，生产出足够的富余粮食来供养那些不用从事基本农业生产的武士阶层、祭司阶层和工匠阶层。相比之下，亚斯多夫文化地区则更强调畜牧业，粮食生产没有多少富余，仅够勉强维持生活。这些地区的人既不使用钱币，也不具备读写能力，到公元纪年开始时也没有建立大的定居点——甚至连村落都没有。遗迹中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地区存在任何形式的专门经济活动。

科西纳的论断盛行时期，文化区域和“民族”联系在一起，传统上将拉坦诺文化和亚斯多夫文化分别等同于凯尔特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但是这种简单的等同做法并不可行。有相似考古发现的地区体现了物质文化的样式，而物质文化是可以习得的。人们随身携带的武器、器皿和配饰并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东西。虽然拉坦诺文化样式和亚斯多夫文化样式最初分别是在凯尔特部落和某些日耳曼部落中形成的，但是并没有金科玉律规定日耳曼部落不能采用拉坦诺的物质文化元素。到罗马势力推进到阿尔卑斯山以北时，一些位于凯尔特人居住地边缘的日耳曼部落，尤其是莱茵河河口附近的日耳曼部落，已经逐步形成了更符合拉坦诺规范而不是亚斯多夫规范的文化。

因此，罗马的扩张不是止步于两个民族的分界线上，而是在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分界线附近。实际情况是，更先进的拉坦诺文化的大部分地区被并入帝国，而亚斯多夫文化的大部分地区则被排除在外。

这验证了一个更普遍的做法。同我们在中国看到的一样，以农耕为基础的帝国普遍倾向于将边界设在半农耕半畜牧的过渡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生产能力本身不足以供养帝国的军队。领土扩张的理念和统治者追求荣耀的野心会推动军队继续扩张。但由于征服新领土会遇到各种困难，以及从这片领土上可获得的财富相对较少，继续扩张便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双速欧洲”（A two-speed Europe）不是一个新现象，罗马人也同样意识到欧洲各地区发展水平有差异。奥古斯都的继任者提比略看出日耳曼尼亚不值得去征服。这些部落散布在欧洲森林繁茂的地区，他完全可以将他们各个消灭。但从战略上讲，亚斯多夫地区远比人口集中、秩序井然的拉坦诺城镇要难统治得多。正是由于莱茵河－摩泽尔河轴心所带来的后勤便利和对征服亚斯多夫文化地区成本效益的计算才使得罗马军团停止继续扩张的步伐。日耳曼尼亚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上过于分裂，不会对已征服的富庶地区构成重大威胁。这样看来，既然19世纪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误解了赫尔曼的真正意义，那么赫尔曼纪念铜像选址错误也就不足为奇了。将日耳曼人置于帝国之外的不是他们的军事实力，而是他们的贫穷。 11

到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的防线大体定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线。除了一些微调，这条防线300年后依然是罗马的边界。这样设置防线的结果意义深远。无论是亚斯多夫还是拉坦诺地区，两河边界以西、以南的欧洲人都走上了罗马化的道路：学习拉丁语，穿着托加袍，建设城镇，最终还改信基督教。边界以北、以东的欧洲地区仍处于日耳曼人的统治之下，它置身局外，静观邻近部落被罗马化，自己自始至终没有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从罗马的角度而言，日耳曼尼亚仍然是尚未罗马化的蛮族人的家园。波斯人也同样被看作东方尚未罗马化的蛮族人。然而，这群蛮族人却对帝国构成了完全不同级别的威胁。

波斯和公元3世纪的危机

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以北7公里处的洛斯达姆（Rustam）埋葬着著名的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Persian）的国王大流士（Darius）和他的儿子薛西斯（Xerxes）。公元前490年和前480年，他们在马拉松战役（Marathon）和萨拉米斯战役（Salamis）中被雅典人及其同盟打败。1936年在这里还发现了后来的一位波斯国王用三种语言刻在一座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火神庙墙上的豪言壮语：

我，崇拜马兹达（Mazda）的神圣沙普尔（Shapur），诸王之王……众神的后裔，崇拜马兹达的神圣阿尔达希尔（Ardashir）之子，诸王之王……我初立为王，罗马帝国的戈尔迪安皇帝［Gordian，公元238—244年在位］……集结一支军队……朝我方进军。双方在亚述（Assyria）位于马西切（Meshike）的边界展开大战。戈尔迪安皇帝被杀，罗马军队也被歼灭。罗马人宣布菲利浦（Philip）为皇帝。菲利浦皇帝派使节前来请求休战，支付50万第纳尔作为赔偿以换取他们的性命，并且每年都向我们缴纳岁币……罗马皇帝再次撒谎，并且干涉亚美尼亚（Armenia）内政。我们向罗马帝国发动进攻，在巴巴利索（Barbalissos）消灭罗马军队6万人。我们焚烧、破坏并摧毁叙利亚及其北部的国家和平原。在［我们发动的］战役中……37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被征服。在第三次交锋时……瓦勒良（Valerian）皇帝率领7万大军向我们直扑而来……瓦勒良皇帝和我们在卡莱（Carrhae）和埃德萨（Edessa）展开激烈战斗。我们亲手俘虏了瓦勒良和其他军队指挥……我们在这次战斗中还征服了……36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

这段文字节选自《神圣的沙普尔功业录》（Res Gestae Divi Saporis/The Acts of the Divine Shapur ），概括了始于公元3世纪改变罗马帝国的战略变革。 12

到目前为止，在东部领兵与罗马抗衡的是帕提亚（Parthian）的安息王朝（Arsacid）。该王朝最初建于公元前250年。安息人统治的世界和欧洲北部日耳曼人居住的森林地区截然不同。安息王朝发源于帕提亚，公元前3世纪时其疆土开始扩张到近东更广阔的区域，很快控制幼发拉底河至印度河之间的领土。安息王朝人种众多，居住地类型多样，但美索不达米亚很快成为王朝的腹地。值得注意的是，和日耳曼尼亚不同，这一地区经历了几个伟大帝国的起落沉浮，尤其是居鲁士（Cyrus）、大流士和薛西斯统治下的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他们不仅统治近东，还统治了埃及、土耳其西部和新月沃土，甚至还差点吞并希腊。

共和时期后期，罗马的势力开始往东渗透到这一带。帕提亚的安息人在和罗马帝国的最初几次交锋中获得胜利，最著名的一次是在公元前53年大败克拉苏（Crassus）军队、俘杀克拉苏父子的那次战役。但是到公元2世纪，安息王朝组织战争对罗马进行实质性抵抗的能力已经削弱，几任罗马皇帝在波斯前线相继取得重大胜利。其中最后一次胜利发生在公元2世纪90年代，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在奥斯若恩（Osrhoene）和美索不达米亚设立两个新的行省，由此又将边界向南、向东推进了。塞维鲁的胜利使帕提亚人的统治陷入危机。王朝内部为争夺统治权而发生内讧，一些边远地区也摆脱其宗主权。早在公元205年至206年，地方权贵中最重要的萨珊（Sasan）在印度洋附近的法尔斯（Fars）行省发动叛乱。萨珊死后，沙普尔的父亲、萨珊王朝（Sasanian dynasty）的真正建立者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公元224—240年在位）继续领导叛乱。公元224年和225年，阿尔达希尔一世打败两位安息统治者，在其他脱离安息统治的地方权贵中确立其统治地位。公元226年9月，他在波斯波利斯加冕为“诸王之王”。 13

《神圣的沙普尔功业录》表明萨珊王朝的崛起不仅仅是现代伊拉克和伊朗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公元2世纪在几任罗马皇帝的手下连吃败仗是安息霸权瓦解的根本原因，萨珊人很快就能有效地扭转当时的权力平衡。这一过程始于阿尔达希尔一世。公元237年至240年间，他首次入侵罗马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夺取卡莱、尼西比斯（Nisibis）和哈特拉（Hatra）（地图3）。作为回击，罗马在阿尔达希尔一世的儿子沙普尔一世（公元240—272年在位）统治的最初20年里发动三次大反攻，其结果和沙普尔的铭文记录的一样。罗马军队遭受三次惨败，两位皇帝被杀，还有一位皇帝——瓦勒良——被俘。沙普尔进而给瓦勒良戴上镣铐，让他随军跟从，以示自己的伟大。这一形象被刻在比沙普尔（Bishapur）的浮雕上留存下来。瓦勒良死后，沙普尔还让人剥下他的皮，染上色，做成一件永久性战利品。公元3世纪稍晚一些时候，罗马的另一位皇帝努梅里安（Numerianus）也被俘获，但随即便被杀死：“他们剥下他的皮做成皮囊，涂上没药［防腐］，并把它作为一件无比华丽的物品保存下来。” 14 史料并没有显示这是否也是瓦勒良的命运，也没有说明它是被摆放在地上还是墙上。

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代表新的世界秩序了。萨珊人的崛起摧毁了当时罗马在东部约一个世纪的霸权。尽管罗马在公元3世纪中叶竭尽全力，但萨珊这个新兴的超级波斯王朝还是不会立即消失，因此罗马的整体战略形势突然恶化，势不可逆。和之前的安息人相比，萨珊人更有效地集中了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的资源。他们将边远的藩属国更全面地整合成一个单一的政治结构，利用罗马战俘修建大型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最终使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居住地面积和种植面积增长了50％。如果说这一增长不是始于阿尔达希尔一世，那么也肯定是在他儿子沙普尔执政时开始的。由此带来的税收增长由迅速成长的官僚机构协调，用来维持一支至少是半职业化的军队。在与罗马的抗衡中，沙普尔不仅想要收复伊朗和伊拉克，还想夺回埃及、新月沃土和土耳其西部。他收复原来阿契美尼德帝国所有领土的计划并非痴心妄想。 15

此前，罗马在所有边境地区都处于支配地位。帝国的对手可能会在当地取得一些胜利，但帝国只要调动现有资源便能轻易扭转败局。现在，一个超级对手崛起，在战略上给帝国带来巨大冲击，不光在东部边境地区产生重大反响（如沙普尔关于洗劫和俘获的记录所述），还对整个帝国造成深远影响。罗马不光要面对东部边境更强大的敌人，还需要维护其他几条边界线的安全。要想做到这些，罗马必须大大加强其军事力量。到公元4世纪，罗马的武装力量经过重大重组，规模变得十分庞大。

如第一章所述，帝国初期的罗马军队由军团和辅助部队组成。罗马军团只招募罗马公民，每个军团都是一支由5000多人构成的远征军；辅助部队包括步兵大队和骑兵队，招募非罗马公民。到公元4世纪时，罗马军团被划分为更多更小的分队。此前，500人的大队通常都是脱离军团主体，各自独立行事，新分队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将罗马的这种实际做法变成一种正式行为。此外，分队类别也进行了重组。帝国后期的军队不再由军团和辅助部队组成，而是分成边界的常驻军（limitanei ）和聚集在三条主要边界的地方野战军（comitatenses ）：莱茵河边界、多瑙河边界和东部边界。野战军装备更齐全，薪水更高。但常驻军也同样难以对付，并不像通常刻画的那样只是兼营农业的士兵。

在具体战役中，他们通常协助野战军作战。从分队层面而言，分工也更专业：弓骑兵团（sagitarii ）、重装投射兵团（ballistiarii ）和铁甲骑兵团（clibanarii ）。总体而言，当初恺撒依靠的基本上完全是军团步兵，而现在则更强调骑兵。帝国直接效仿打败戈尔迪安、菲利浦和瓦勒良的波斯敌人，发展重装骑兵。尽管如此，就人数而言，帝国后期的军队，尤其是野战军，依然以步兵为主。步兵不受草料供给的限制，并且能一边远行军一边有效作战，因此就战略而言实际上行动更自如。

帝国后期的军队规模现在仍备受争议。我们很清楚公元3世纪初萨珊王朝崛起之前塞维鲁王朝军队的纸面实力。罗马军队由30个军团（每个军团5000多人）和数量相当的辅助部队组成，总共约30万士兵。但是，尽管我们从《罗马帝国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 ）（参见本书第五章）中可以获得公元400年前后相当完整的分队列表，我们也无法以类似的方式计算出帝国后期军队的整体规模，因为重组后各种分队类别的理论实力显然各不相同，而且我们也不确定有些分队的具体规模。因此，争论转向了史料记载的士兵总数的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64.5万人；另一种说法特别指出是帝国东部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公元284—305年在位）时代的389704人，再加上舰队45562人，共435266人。两种说法都存在问题。第一种说法出自史学家阿伽提亚斯（Agathias，写作时期处于公元6世纪70年代初）的一段文字。阿伽提亚斯将帝国后期64.5万人的军队和当时15万人的军队进行对比，以此来批评时任皇帝。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完全有可能夸大以前的数字。“435266”这个数字似乎更可信一些，因为首先它比较精确，其次历史背景也无可争辩。只是它也出自一位公元6世纪而不是公元4世纪的作者之手，文章写于戴克里先死后200多年。这就不尽如人意了。我们还知道戴克里先统治结束后，重大的军事重组仍在继续，到君士坦丁时代，野战军和常驻军的划分已经正式确立。那么，即便我们相信这个数字准确无误，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罗马军队后来仍在继续扩充。因此史学家估计士兵总人数在40万到60万之间。即便这个估值再少一些也能表明从公元3世纪初到4世纪中叶，30万强的罗马军队规模增加了至少三分之一，而且很有可能比这还多得多。 16

在我看来，大幅扩军这一事实毋庸置疑，因为不光战略形势发生了演变——罗马如今在东部面临超级对手，而且在公元3世纪末和4世纪初，帝国还经历了重大财政调整。一直以来，军费都是帝国最大的财政支出。据保守估计，军队规模即便是增加三分之一，也意味着罗马政府征收的税收总量要大幅增加。要是让一个现代国家将其最大的预算项目增加33％或更多，那些官僚很快就会愁白了头。为了应对萨珊王朝的崛起，帝国不得不彻底改变其财政模式。这同波斯威胁的规模和帝国后期扩充军队的做法完全相符。罗马应对公元3世纪的危机所采取的措施通常被认为是戴克里先皇帝所为。但是，虽然他在执政时期完成并推动很多实质性改革，这些变化大多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一人所为。军队的重组和扩充当然也是这样，与之相应的财政改革也不例外。

公元3世纪危机刚一爆发，皇帝们最先采取的财政措施是将所有已有的税收都纳入中央政府的旗下管理。首先，大约是在公元3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中央政府没收长期实行的城市税收——捐资、通行费和地方税收。城市官员必须继续筹集资金，管理捐资，但是这些收入不再用于地方开销。现在的史学家和研究者通常把这一变革归咎于戴克里先，但同时代的史学家虽然有很多对他的财政改革有所不满，在叙述中却都没有提及任何反对的意见。这是应对财政危机可能采取的措施中最简单的一条，因此也很可能是最先采用的措施之一。这些资金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公元4世纪时，皇帝们有时候还将一部分钱款退还给各城市，以拉拢地方。 17

然而，这些收入仍不够支付重组后军队的所有开销。公元3世纪后期，皇帝们继而采用另外两个策略：其一，他们将货币贬值，降低军队通常用以支付军饷的第纳尔的含银量。例如，加里恩努斯（Gallienus，公元253—268年在位）时代的第纳尔实质上已经是铜币，含银量不到5％。这一策略的结果是钱币发行量增加，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戴克里先在公元301年颁布的限价敕令将一个单位的小麦价格定在多达100个新贬值的第纳尔，而在公元2世纪，一个单位的小麦价格约是半个第纳尔。我们通过对比史料发现，商人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意识到新币贬值，从而提高价格。因此每一次货币贬值都为窘迫的皇帝们赢得短暂的喘息机会。但货币贬值和价格限定都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商人们会干脆把商品拿到黑市上去卖。长远来看，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征税来攫取更大比例的帝国财富——帝国生产总值。帝国在公元3世纪深陷危机时也推行了这一办法。在资金紧缺的时候，皇帝们以粮食的形式大量征税。这样虽然避开了货币贬值带来的问题，但由于征税的项目变化无常而极不得人心。最后，戴克里先全面规范了就经济产品固定征收的新税——军粮税（annona militaris ）。 18

由此，公元3世纪时在东部突然出现的波斯强国促使罗马帝国进行大规模调整。帝国为了减轻威胁所采取的措施虽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种调整最终还是实现了既定目标。到公元3世纪末，罗马基本上控制了战略形势：供养足够的军队来维持东方前线的安定。公元298年，戴克里先时代的共治皇帝伽列里乌斯（Galerius）取得对波斯的一次重大胜利。自此，罗马几乎都有效地抵挡住了波斯帝国的威胁。公元4世纪时，罗马虽然又吃了几次败仗，偶尔还伤亡惨重，但也获得过一些胜利。总体而言，新的军事机构在维护东方前线安定方面起到了作用。此时，波斯不再像沙普尔入侵叙利亚时那样发动具有严重破坏性的战争，而主要是阶段性地围攻重重设防的罗马要塞。像公元359年的阿米达（Amida）要塞一样，一些要塞偶尔也会沦陷，但从规模上而言，这种失利远不能和公元3世纪的惨败相提并论。虽然当时的战略形势已经不可逆转，但是为了应对来自波斯的更大威胁，帝国已经合理扩充军事和财政结构。 19

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罗马为实现这种状态付出了巨大努力。没收城市税收和改革整个税制并不是一件易事。自萨珊王朝崭露头角以来，罗马耗费50多年时间才整顿好自己的财政。这还要求大规模扩充中央政府部门来实行监管。如第一章所述，自公元250年起，帝国官僚机构的高级职位明显增加。因此，军事和财政的调整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权力在地理上不再集中在罗马和意大利。这在公元2世纪初就已经初现端倪，罗马应对波斯崛起所采取的措施大大加速了这一过程。虽然公元2世纪时就已经出现多位皇帝共同执政的情况，但到公元3世纪，出于政治和行政的需要，多位皇帝共同执政的现象在后期罗马帝国已经非常普遍。

自公元3世纪30年代起，由于皇帝们不得不到东部去应对波斯人，帝国西部，尤其是莱茵河边境地区，便看不到皇帝的身影，结果很多军官和行政官员都得不到皇帝的恩宠。这在高层中引发了持久而严峻的政治动荡。公元235年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皇帝被杀。在此后被称为“军事无政府状态”的50年间，罗马帝国的统治权几经易手，先后有不少于20位合法皇帝和一群篡位者掌权，人均执政时间不到两年半。这么频繁地更换皇帝真实地反映了帝国潜在的结构问题。此时，不论皇帝关注帝国的哪个地区，其他地区都会有一批军队指挥官和官僚心怀不满，滋生篡位的想法。从这个角度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高卢帝国”。公元259年瓦勒良被波斯人俘虏，莱茵河边境的文职官员和军官在一群军团长官的领导下建立自己的政权，统治高卢近30年。这个政权只是在确保高卢的这些人也能分得一块帝国大蛋糕，它依然属于罗马，并不是一个分裂政权。 20

帝国的两个最危险的近邻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给它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日耳曼人好战，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都相对较低，给帝国的扩张筑起一道屏障，屏障之外无利可图，没有再继续扩张的必要。因此，罗马在欧洲的边界大体上设在莱茵河和多瑙河附近。居住在近东的波斯人也同样好战，有过更强的政治合作史，经济上也能供养更多各行各业的人。萨珊王朝在这一地区催生了一个超级强国。它的崛起迫使罗马帝国全面审视自己。军队、税制、官僚和政治：一切都得适应新形势以迎接波斯的挑战。帝国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它的世界观和它对所有这些“蛮族”的定位。

蛮族和罗马秩序

公元370年夏，一群撒克逊入侵者乘船偷偷从易北河驶出，沿欧洲大陆北海岸向西行驶。他们避开罗马的防线，最后在法国北部［可能是塞纳河（Seine）以西的某个地方］登陆。罗马很快集结足够兵力，迫使他们和谈。据公元4世纪罗马史学家阿米安·马塞林记载： 21

既然看上去对帝国有利，经过变化多端的持久讨论后，我们达成停战协议。根据协议规定，撒克逊人将能服兵役的年轻男子交给我们做人质后才允许离开，顺利返回他们的居住地。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和谈时，罗马在撒克逊人和他们的战船之间秘密部署了重装骑兵和步兵：

罗马士兵更加英勇地从四面包围撒克逊人，然后抽出战剑将他们一一杀死；没有一个撒克逊人能回到他们的老巢，没有一个能幸免一死。

阿米安继续写道：

虽然一些公正的法官会谴责这次行动背信弃义，恶毒可憎，但是仔细考虑之后，他们便会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歼灭一伙有害的强盗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对阿米安而言，在对付蛮族的时候，搞两面派也不是什么问题。

罗马人仍然以观看处死蛮族人为乐。罗马各地的圆形竞技场都亲历了角斗士格斗和别出心裁的行刑等各种暴力行为。据估计，仅在罗马竞技场就有多达20万人死于暴力。在帝国的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有类似的竞技场，只是规模要小一些。观看处死蛮族人是罗马人的一种标准娱乐方式。公元306年，为了庆祝平定莱茵河边境，君士坦丁皇帝让人在特里尔的竞技场将俘获的两个法兰克族日耳曼首领——阿斯卡里克（Ascaricus）和梅洛盖斯（Merogaisus）——喂了野兽，并派人把这个消息散布到帝国的其他地方。 22 即便没有蛮族首领可供消遣，罗马人也总能找到一些替代品。公元383年，我们的老朋友叙马库斯已经是罗马的首都行政长官，他在写给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的信中提到罗马观众大饱眼福，观看了角斗士屠杀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士兵。叙马库斯的评论值得注意：

听说您的战果丰硕，但亲眼见到后，我们就更加深信不疑了……当这些战果被大声宣读出来时，我们惊诧万分，而现在我们已经亲眼看到这些战果：一队战俘身戴镣铐……排成一列。他们那曾经凶煞的面孔如今已经吓得惨白，十分可悲。一个曾经令我们畏惧的人现在［成了］我们取乐的对象。他那训练有素、用来挥动古怪兵器的双手现在也不敢迎击角斗士了。愿您轻而易举地获得更多的胜利……让我们勇敢的士兵俘获［蛮族］俘虏，在城里的竞技场里把他们干掉。 23

对于叙马库斯而言，这些蛮族人的死意味着文明的罗马秩序将继续战胜混乱的蛮族力量。

对善于言辞的罗马人而言，他们在竞技场里堂而皇之地表达对蛮族人的憎恶，这不仅仅是因为蛮族人是他们的敌人。大约在撒克逊人在罗马的西北防线被伏击的同时，作为御用演说家兼哲学家的德密斯修正站在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前为瓦伦斯皇帝的政策辩护。演说中有一段评论尤其能说明问题：“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存在一支蛮族部落，盛气凌人，难以驾驭——我指的是我们的暴躁脾气和那些永无止境的欲望。它们和理性相对立，就如同斯基泰人（Scythians）及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势不两立一样。” 24

罗马人在他们的宇宙观里对蛮族人有清晰的定位。他们主张人类是由智慧理性的灵魂和肉体这两种元素组成。宇宙中存在比人类高等的生物，虽然它们被赋予不同的力量，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完全由灵魂构成。比人类低等的是动物，完全由肉体构成。人类独一无二，结合了灵魂和肉体，由此就得出罗马人的理性观。对于罗马精英这样完全理性的人而言，理性的灵魂支配肉体。而对于蛮族人这样较低等的人而言，肉体支配灵魂。简而言之，蛮族人与罗马人正好相反，他们嗜好酒、性和世俗的财富。

蛮族人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只要看看一个人对机遇的反应，便不难判断这个人是罗马人还是蛮族人。如果意外走点小运，蛮族人便会以为自己已经征服天下。但同样，轻微的挫折也会让他深陷绝望，悲叹自己的命运。罗马人会算计各种可能性，策划合理的方案，在任何情况下都照计划行事。而不幸的蛮族人却被偶然事件左右。整体而言，蛮族社会也比罗马社会低等。在他们的世界里，权力代表正确，力量代表胜利。由此，蛮族人就是罗马人自我形象里那个至关重要的“他者”：一个低等社会，其失败突显了帝国统治的优越性和合法性。事实上，罗马政权认为自己不仅仅是比边界对面的那些政权要稍好一些——而是要完全好得多，因为它的社会秩序是由神规定的。这种理念不光让罗马的贵族阶层自我感觉良好，还是帝国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帝国为了应对公元3世纪的危机增加各种税收，但公元4世纪时，由于统治者频繁提及蛮族人造成的威胁，人民基本上都还愿意纳税。 25

虽然这一策略奏效了，但是将边界对面的邻近部落塑造成罗马秩序的对立面，同时还利用他们作为自己征税的借口，这样做是有代价的。蛮族人的形象使帝国以外的所有人都成为一种威胁，被定义为蒙昧社会的低等人。这一态度意味着：其一，罗马人和其他人的冲突应该是一种正常关系；其二，不管罗马帝国想要做什么，它都应该成功。神的庇佑难道不是指在与不受神眷顾的人对抗时永远不败吗？皇帝的至高美德就是胜利——通常以神授予桂冠的画面形式呈现在钱币上。如果时任皇帝没能取得胜利，那便意味着他不称职。 26

因此，皇家御用演说家的任务是调整边境战事的叙事角度，维护皇帝战无不胜的形象。例如，公元363年，尤里安皇帝率领军队进行了一次军事大冒险，穿过波斯领土500公里，直达首都泰西封（Ctesiphon）附近。波斯的“诸王之王”沙普尔任由他继续深入，然后突然布下陷阱。罗马士兵不得不边战边朝罗马撤退。6月底，尤里安在一次小冲突中战死，罗马军队陷入绝境。他们距离罗马边界还有250公里，且粮食告急，但由于波斯人的反复袭击，每天只能撤退约5公里。尤里安的继任者约维安在这次战役中被选为皇帝。约维安别无他法，只能和波斯讲和，以屈辱条件换取和平。罗马军队可以撤离，但必须把尼西比斯和辛格拉（Sangara）两座主要城市、多个战略据点和五个边境行省割让给波斯（地图3）。由于罗马人民迫切期望胜利，约维安无法承认这次战争失败，尤其是在统治初期神的认可还不是特别明显的时候。他发行的钱币图案声称与波斯缔结和约是一次胜利，德密斯修也被推选出来去不断强调这一点。这位御用演说家显然很为难。他能想到的最可信的说辞是这样的：“波斯人一得知声明便放下武器，表示他们和罗马人一样愿意选［约维安为皇帝］，很快对这个他们从前并不畏惧的人也警惕起来。”接着他又根据公元前522年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诸王之王”大流士的著名故事说了一句显然有些荒谬的谐语，说波斯人通过马的嘶鸣声来选取他们的统治者。

德密斯修已经尽力了，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说法。到公元364年1月，约维安已经面临东部城市的抗议，控诉他向波斯投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德密斯修在元老院发表了至少45分钟的演说，其中大约只用了1分钟谈论波斯问题，然后他就巧妙地转向对约维安更有利的事情。 27 在这次战役中，约维安的决策和人民对胜利的期待相悖。不久，德密斯修就可以承认这一点了。公元364年2月，约维安去世。这年年末，德密斯修为继任者瓦伦斯发表了第一次演说。他抓住约维安仅当权8个月就早逝这一事实来证明他的统治没有得到神的认可。这样就可以圆满地解释被波斯打败一事，罗马也保全了因神的庇佑而永远不败的自我形象。 28

如前文所述，即便是与波斯作战，这样惨疼的失败在当时也比较罕见。整体而言，罗马在欧洲的边境地区仍占有军事优势。偶尔来个善意的谎言，罗马通常还是能够满足人民对胜利的期待，一时的失败也不会影响罗马人对自我和蛮族的定位。边界对面的蛮族在罗马秩序里没有一席之地，罗马不负众望，正不断地歼灭他们。激烈冲突确实是罗马在各边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元素，但不管是在莱茵河边界及多瑙河边界，还是在东部边界，现实都比“他们和我们”这一简单观点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

要想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现实，我们可以聚焦罗马位于多瑙河下游的一段边界。这段边界一边是罗马的色雷斯教区，另一边是公元4世纪时日耳曼语族的哥特人统治的喀尔巴阡山和黑海之间的地区。

色雷斯：最后的边界

公元369年，叙马库斯率领使团向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进献冕金（参见本书第一章）。同年，在多瑙河中游临近诺维奥杜努姆（Noviodunum）要塞处进行了一次首脑会谈。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弟弟、统治帝国东部的瓦伦斯皇帝乘坐御船驶离多瑙河南岸。在河的北岸，他和阿塔纳里克（Athanaric）会面。阿塔纳里克是紧邻边界的瑟文吉（Tervingi）部落——日耳曼语族的哥特人——的首领。他和瓦伦斯交战近三年时间。这一次，我们终于有了第一目击者的描述。德密斯修为君士坦丁堡元老院记录了事情的经过。他以元老院派到皇帝身边的使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会谈。据德密斯修记载，瓦伦斯使敌人完全迷惑了： 29

瓦伦斯比蛮族人的首领要聪明得多，让蛮族人对他们的首领完全丧失信心。他［在船上］的口水仗比［之前三年的］武力交锋更有力。尽管如此，他把对手打败后，又将他扶起，朝着迷惑不解的对手伸出手，在众人面前和他结为朋友……［阿塔纳里克］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但心情矛盾：他自信满满，同时也畏惧担忧，对他的臣民既蔑视又警惕，因协议中的不利条款而心情沮丧，又因有利条款而兴高采烈。

阿塔纳里克的追随者的情况也很糟糕：

［他们］不胜枚举，驯服顺从，成群地沿河散开……我环顾河的两岸，［看到罗马这边的河岸］闪烁着士兵秩序井然的身影，他们平静而又自豪；河的对岸却到处是乱作一团、跪地求饶的乌合之众。

根据德密斯修的记载，阿塔纳里克和他带领的哥特人就这样完美地扮演了蛮族人的角色。德密斯修提到的和平协议的具体内容完全印证了瓦伦斯的统治地位。他终止一直以来赏给哥特人的岁赐，将边境贸易限制在两个指定的贸易中心，并且启动一个建筑防御工事的项目，以确保哥特入侵者无法再造成任何麻烦。瓦伦斯出色地满足了人民对罗马统治低等的蛮族人的期望。

但是仔细研究便会发现，德密斯修的故事不大合乎情理。双方的战争不是瓦伦斯首先发动的，而是由阿塔纳里克挑起。公元364年至365年，罗马情报表明哥特人已经开始不受管束。瓦伦斯派遣援军前往多瑙河前线。公元365年，前任皇帝尤里安的叔叔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贿赂援军，拉开他篡位的序幕。阿塔纳里克向这位意欲篡权的普罗科匹厄斯派遣了一支3000人的哥特军队。如果哥特人像德密斯修所记载的那样满足于以钱财换取和平的话，那么阿塔纳里克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挑衅行为呢？虽然持续交战三年，瓦伦斯也没能在战场上实际打败哥特人。公元367年和369年，瓦伦斯的军队在哥特人的领地上恣意洗劫。他们的行动只是在公元368年，由于阿尔卑斯山和喀尔巴阡山的冬雪提前融化而受到牵制。多瑙河泛滥，罗马士兵无法将通常用来运送重型装备到河对岸的浮桥串联起来。阿塔纳里克采取撤退的战略，才免于被困。等到缔结和约时，哥特人已经深陷困境，粮食紧缺，但他们并没有像30年前君士坦丁时代那样被逼得无条件投降。既然罗马人并没有像德密斯修描述的那样对哥特人取得决定性胜利，那么公元369年缔结的和约条款比公元332年的还要苛刻，这就显得有些蹊跷了。

德密斯修在演说里“忘了”提及一个关键信息。瓦伦斯在同哥特人作战时，波斯前线的局势恶化。与约维安缔结和约后，波斯“诸王之王”沙普尔在美索不达米亚收复大片地区。他现在又将注意力转向高加索（Caucasia）。公元367年至368年，他罢黜罗马同盟国亚美尼亚（Armenia）和格鲁吉亚（Georgia）东部的统治者后，任命了新的统治者。对于瓦伦斯来说，保卫波斯前线远比逼迫哥特人彻底投降要重要得多。所以这个新威胁迫使他从巴尔干半岛抽调兵力，将他们派往东边。但是瓦伦斯已经动员了多瑙河的军队，纳税人正期盼他获胜，而且他还要报复哥特人支持普罗科匹厄斯篡位。就这样，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369年。但当全面胜利再次变得渺然无望时，他只能做出让步，与哥特人言和。瓦伦斯和阿塔纳里克的会面确实达成了妥协。这一点毋庸置疑。德密斯修特别提到哥特人“因有利［条款］而兴高采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谈的地点也同样说明瓦伦斯做出了妥协。通常罗马皇帝会打着军旗在蛮族人的领地上得意扬扬地游行，并就地逼迫蛮族首领归顺他们。公元4世纪的史料仅记载了两次水上首脑会谈，另一次是在莱茵河。同样，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需要确保一方防线的安全，以便处理另一防线的问题，最终也是让步言和。 30

现在要说服元老院把与哥特人达成的和议看作一种胜利，德密斯修需要做的就显而易见了。他把终止赏给哥特人的岁赐说成是罗马政府的一大收益。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小便宜而已。罗马政府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用岁赐来笼络藩属王。我们可以称之为“外援”。德密斯修并没有提及罗马的巨大损失，即取消了在和波斯作战时要求哥特军队支援的权利。德密斯修特别能巧言善辩。元老们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哥特人投诚、瓦伦斯在和谈时无所不能的生动场景。据同时代两个史料的叙述，议和是这次战争的合理结果。由此看来，这位演说家的精彩演说似乎奏效了。瓦伦斯成功地保全了面子。 31

然而，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德密斯修的障眼法背后潜藏的问题虽然鲜为人知，但十分重要。由于罗马史料里没有记载阿塔纳里克缔结和约的确切目的，我们无法得知他的所有想法。但是他显然不是罗马理念里那个简单地代表“他者”的标准蛮族人。30年来，他和他领导的瑟文吉部落一直接受罗马的岁赐，但是为了避免替帝国作战，他们愿意放弃这些岁赐，选择在开放边界进行贸易的特权。这些开放边界是根据之前与君士坦丁缔结的和约设立的。考古证据显示这些特权确实存在，而且归哥特人所有。公元4世纪的哥特遗址上到处都是罗马双耳细颈陶罐的碎片，其中大多数是破碎的葡萄酒罐。（到公元6世纪，“biberunt ut Gothi”——“喝得像个哥特人”——这一说法已经家喻户晓。）尽管如此，阿塔纳里克还是有明确的规划，要让瑟文吉脱离罗马的统治。他能够召集支持这一立场的哥特人，运用精明的策略达到目的。起先，他准备和帝国直接对抗。但普罗科匹厄斯篡位的计划给他提供了干预罗马内政的机会，他转而又选择这条途径——也许是希望普罗科匹厄斯成功后会主动给予哥特人他们从瓦伦斯那里可能要用武力才能得到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现实与罗马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尽管无可否认，阿塔纳里克只是一个次要盟友而已，但普罗科匹厄斯的篡权是一个罗马人与蛮族人结盟去对抗另一个罗马人。阿塔纳里克也不是一个漫无目的、决心只是掠夺周边领土的蛮族人。相反，他已经运用各种手段重新协商君士坦丁于公元4世纪30年代彻底击败瑟文吉后强加给他们的义务和特权。君士坦丁还采用惯用的外交手段——扣押人质，试图让瑟文吉部落的统治家族谨记罗马文明的好处。依照和约，瑟文吉部落向君士坦丁堡上交人质，其中就有时任首领的儿子。如果违反和约，被扣押的人质可能会被处死，而且也确实有过人质被处死的例子。但是，一般来说，人质是用来让蛮族的下一代掌权人明白与罗马对抗毫无意义，他们最好欣然接受帝国的统治。这种人质策略有时会奏效。但是这一次没能成功。交到君士坦丁堡当人质的瑟文吉部落的小首领是阿塔纳里克的父亲。虽然罗马在元老院后面给他立了雕像，但是也没有赢得他的支持。（或许他们应该把雕像立在元老院的前面。）他最终传位给儿子阿塔纳里克时，绝对禁止他踏上罗马的领土。阿塔纳里克继续努力，尽力推动瑟文吉部落从罗马独立出来。 32 他和瓦伦斯的会谈是在船上进行的。这一点间接承认哥特人对多瑙河对面的土地享有主权。新和约的后果是阿塔纳里克可以随意迫害信仰基督教的哥特教徒。我们不久将看到，之前的皇帝在哥特人中大力推行基督教。因此现实和理念再一次背道而驰。阿塔纳里克不是一个低水平的蛮族人，而是一个有清晰规划、重新协商他和罗马帝国关系的藩属王。

小狼

如果说德密斯修歪曲事实的演说部分还原了阿塔纳里克的真实一面，那么下面将提到的两个抄本则让我们更直接地了解公元4世纪的哥特世界。一个是《银色圣经抄本》（Codex Argenteus ）。这件从古典时期保留至今的珍宝现在存放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Uppsala University Library），是一册“四福音书”哥特译文的豪华抄本。这个抄本公元6世纪时在意大利成书，最初共有336页，保存在乌普萨拉的只有187页。1970年在德国西南部施派尔（Speyer）大教堂存放圣骨的地方又发现一页，当时人们兴奋不已。经文是用金色和银色墨水写在染成紫色的上乘羊皮纸上的——这些羊皮纸是用初生羊羔（甚至还没有出生的羊羔）的皮制成。墨水、染色和羊皮纸都表明这是一本极其昂贵的书，由具有最高地位的人委托抄写。这个人很可能是公元6世纪意大利东哥特王国的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Theoderic the Amal）。另一册抄本没有这么豪华，非常简朴，破损严重，但也同样有其非凡之处，是公元5世纪的抄本，通常被称为《拉丁文巴黎本8907》（Parisinus Latinus 8907 ）。该抄本主要包括公元381年的阿奎莱亚公会议（Council of Aquileia）的记录和米兰的安布罗斯主教（Bishop Ambrose）的名作《论信仰》（Bishop Ambrose /On the Faith ）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安布罗斯主教坚决拥护的教义后来成为基督教的正统。在这次大公会议上，安布罗斯主教击败对手，其中有一个是拉提亚里亚（Ratiaria）的帕拉迪乌斯主教（Bishop Palladius）。他在《论信仰》的页边上写下关于阿奎莱亚公会议的评论。除了这个破损的抄本，该评论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过。评论中有一封杜罗斯托鲁姆的奥森丢主教（Auxentius of Durostorum）写的信。这封信和《银色圣经抄本》都体现了阿塔纳里克的一个地位卑微的臣服民的非凡成就。此人就是乌尔菲拉（Ulfilas），哥特人的“小狼”（Little Wolf of the Goths）。 33

乌尔菲拉生于公元4世纪初，是生活在瑟文吉部落的罗马俘虏的后代。他们是在公元3世纪后期随大批俘虏一起被哥特人掳走。当时哥特人从俄罗斯南部经黑海向小亚细亚的罗马人发动海上进攻。乌尔菲拉的家人从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帕纳萨斯（Parnassus）附近一个叫做萨达哥尔提那（Sadagolthina）的小村庄［位于现在土耳其中部塔图湖（Lake Tattu）的北岸］被掳走。他的名字是“小狼”的意思，很明显是哥特语，表明这些俘虏在语言上已经适应新环境，但他们也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除了哥特语之外，乌尔菲拉还能用拉丁语和希腊语读写，其中他可能最喜欢希腊语。他的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当时罗马俘虏的生活状况。他们很可能形成一个有相当自治权的农耕团体，需要向掌管他们的哥特人缴纳大部分生产品，但除此之外基本上就可以听任自便了。乌尔菲拉就在这样一个多语言的环境下长大成人，成为一名初级牧师，在这群流亡者的教会里担任诵经员。古典时期后期其他蛮族人的领地上也存在这样的臣服民群体。他们中有些经过几代后还保留与蛮族的差异感。就乌尔菲拉而言，当时帝国正忙于推行基督教，这个第二代非自愿移民相对默默无闻的生活将被瑟文吉碰巧是离罗马边界最近的哥特人这一事实彻底改变。

公元4世纪40年代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决定增加阿塔纳里克的父亲等人质的筹码。当然，如果没有他父亲君士坦丁于公元4世纪30年代在瑟文吉部落确立的军事统治，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也无法以他即将采取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政治力量。为了表示他笃信基督教，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策划了一系列行动。其中一项便是要改善处于异教徒统治的基督徒的命运。于是，公元341年，他将已在俘虏群体中脱颖而出的乌尔菲拉召回君士坦丁堡，任命他为“哥特人之地基督徒”的主教。随后，乌尔菲拉回到多瑙河以北，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为他的教徒服务，乐此不疲。但是公元347年年底至348年年初，麻烦出现了。乌尔菲拉发现自己深陷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外交危机之中，和大批信仰基督教的哥特人一起被瑟文吉统治者逐出哥特人的领地。史学家猜测，他可能向俘虏群体以外的哥特人传播了教义，但也可能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到公元348年，由于罗马和波斯之间最近一个回合的交锋，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打算从瑟文吉部落再抽调一支军队，停止推广基督教的行动也许是他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尽管如此，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还是去了多瑙河迎接乌尔菲拉，“仿佛他就是摩西（Moses）本人”。 34

事情看似已经结束，但它只不过才刚刚开始。乌尔菲拉及其信徒在多瑙河边界附近的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鲁姆（Nicopolis ad Istrum）定居下来，和留在哥特人领地的基督徒仍然保持联系。乌尔菲拉就是在这里把《圣经》翻译成哥特语的——这个哥特译版通过《银色圣经抄本》保留下来。乌尔菲拉的方法很简单，他将公元4世纪通用的希腊文《圣经》逐字翻译成哥特语。相比哥特语，译文受希腊语语法和句法的影响更多。这是一个惊人壮举。乌尔菲拉认为《旧约》中的《列王记》会促使哥特人变得更加好战，因此根据惯例，除了《旧约》中的《列王记》之外，他翻译了所有内容。瑟文吉族哥特人的一个地位低下的臣服民已经创造出第一部日耳曼语的文学作品。 35

这是有关乌尔菲拉的一个故事。《拉丁文巴黎本8907》里奥森丢在信里讲述了他的另一个故事。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给基督教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之一是，基督徒不再因罗马政府的反对而不得不分散居住，他们有必要规定一套教义。这一过程始于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会议规定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是“本体相同”（homousios ）。教义之争拉开序幕。直到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后，几经争论，尼西亚公会议上对基督教教义的定义才完全被人们接受。其间5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的基督教正统一直坚持更传统的立场，认为基督和圣父“相似”（homoios ）或“本体相似”（homoeusios ）。

在这个过渡时期，牧师们花费大量精力建立联盟。他们中许多人迄今为止只是简单地以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现在，他们不得不做出抉择，众多宗教立场中到底哪一个才能最好地体现自己对信仰的理解。公元348年之后，乌尔菲拉出场了。奥森丢在信中提到乌尔菲拉在遗嘱中所做的信仰声明，并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声明背后的考量。乌尔菲拉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基督徒。他认为尼西亚公会议对基督教教义的定义与《圣经》的内容相悖，似乎也不能区分圣父和圣子，因而无法接受。据奥森丢记载：

［乌尔菲拉］的信仰与传统及《圣经》相符，他从不掩饰这个［圣子］居于次位，是万物的创造者，他由圣父而生，依圣父而生，因圣父而生，为圣父的荣耀而生……［圣子］认为圣父［比自己］更伟大［《约翰福音》14：28］——他一直都根据《约翰福音》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而且，人们听信他。奥森丢还记载道：

［乌尔菲拉］在主教教区的事业繁荣兴盛，40年间持续不断地用希腊语、拉丁语和哥特语布道门徒的恩典……见证了基督，我们的主和上帝只有一群教徒……他所说的和我所写下来的都源自《圣经》：“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马太福音》24：15］他留下了一些用这三种语言写成的论文和评论，造福那些愿意接受他信仰的人，也作为对他的永久纪念和奖赏。

很遗憾，这些论文和评论没有留存下来。乌尔菲拉最终在教义之争中败下阵来。他的作品及其教派中许多人的作品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我们通过奥森丢和其他史料了解到，乌尔菲拉受到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帝国东部的皇帝瓦伦斯的极力拉拢，最终分别在公元359年和370年签署了他们提出的教义协议。他还在巴尔干半岛（Balkan）培养了一批有权有势、拒绝接受尼西亚教义的主教。奥森丢和拉提亚里亚的帕拉迪乌斯都属于其中之列。乌尔菲拉最后一次出场是在公元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公会议，70岁的他再次投入教义之争。这是他的最后一搏。实际上，大公会议的决定使乌尔菲拉及其信徒的历史地位变得无足轻重。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情况截然相反。这个出身卑微的哥特臣服民在公元4世纪中叶的教义之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36

现实又一次与罗马的理念背道而驰。在罗马人眼中，蛮族人被认为是感性主义者，完全不会理性思考，也不会做计划。除了对下一个解决方案的强烈欲望之外，他们缺乏任何动机。但是公元4世纪的这两个蛮族人既不愚蠢，也不缺乏理性。在哥特社会的顶端，阿塔纳里克和他的议员们面临着想出办法应对强大的罗马帝国的残酷现实。他们既没有希望在公开对抗中打败它，也没有希望将自身和它隔离。然而，他们可以制定规划，执行计划，按照最有利的方式打造与帝国的关系，同时又能缓和罗马统治中过于苛暴的方面。他们还是罗马在战时和内乱时最可取的盟友，有时也能有效操控事态。比他们社会地位低的人中也有能读写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群体，传输足够的基督教文化，培养出像乌尔菲拉这样的人。

因此，罗马人和哥特人的现实关系并不是罗马理念里绝对优等的人和低等的人之间无休止的冲突。罗马人依然摆出高高在上的样子，是统治者，但是哥特人也可以派得上用场。他们之间的周期性冲突是外交运作的一部分，双方都设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蛮族人已经今非昔比。即便是被罗马人坚定不移地塑造成次要成员，哥特人也是罗马世界的一部分。

藩属国

这个观点也不是只局限于多瑙河地区的哥特人，尽管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部落大多都没有像瑟文吉部落这样被翔实地记录下来。对帝国领土的小规模入侵屡见不鲜。公元370年撒克逊人的来犯也许算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德密斯修在讲述公元367年至369年的哥特战争时，并没有歪曲事实，他在结尾处明确指出瓦伦斯加强多瑙河下游一些地区的防卫，而这些都是之前的皇帝从未涉及的地区。瓦伦斯和他的哥哥在建造防御工事和部署驻军方面都非常积极。但在公元4世纪，罗马的欧洲边界上每一代皇帝统治期间大约只发生一次重大冲突。公元4世纪10年代，君士坦丁皇帝采取第一批行动。其中之一就是大规模平定莱茵河边界法兰克人（Franks）和阿勒曼尼人的领地（地图4）。直到公元4世纪50年代初，我们都没有听说有其他严重的冲突。公元364年至365年再次爆发的动乱和罗马改变政策、单方面缩减外援预算有关。除此之外，直到公元4世纪70年代末，这一带都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在更东边的地区，公元4世纪30年代君士坦丁统治的较晚时期，罗马军队大举干预多瑙河中游边界对面的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夸迪人（Quadi）和马可曼尼人（Marcomanni）。公元357年和374—375年，这一地区又分别再次爆发冲突。如前文所述，公元4世纪30年代签订的和约使多瑙河下游哥特人居住的地区维持和平约30年之久。

在这些战役中，罗马人克服各种困难，确立了他们的军事统治地位。他们有时大范围掠夺，迫使对方臣服，有时精心筹备，发动战争打败对方。例如，公元357年，尤里安皇帝率领一支1.3万人的罗马军队在莱茵河地区罗马境内的斯特拉斯堡附近向聚集在那的阿勒曼尼各部落发动进攻。尤里安取得重大胜利。阿勒曼尼人的至高首领切诺多玛（Chnodomarius）率领的3.5万敌军中约有6000人战死沙场，无数人在逃离时葬身于莱茵河。而罗马方面总计只有243名士兵和4名高官阵亡。 37 这次战役有力地证明了帝国后期罗马军队经过重组后依然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从在法国北部屠杀撒克逊入侵者，到君士坦丁征服瑟文吉，从各个层面而言罗马在其欧洲边界上都占据这种军事优势。

一方面，这种胜利本身也是一种结束。它惩罚、威慑蛮族人。当然，史学家阿米安认为，罗马有必要定期打击蛮族人，让他们维持和平。但另一方面，军事胜利是建立更广泛的外交协议的第一步。斯特拉斯堡战役结束后的两年时间里，尤里安在莱茵河对岸逐个和阿勒曼尼的首领们签订和约。与此同时，共治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也在多瑙河中游同各部落缔结和约。

如前文所述，这些和约基本上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呈献在罗马人民面前的：蛮族人彻底投降［在拉丁语中称为“归降”（deditio ）］，然后罗马仁慈宽厚，和他们有条件缔结和约［在拉丁语中称为“联盟”（foedus ）］，使他们成为帝国的臣服民。然而事实上，各部落被迫臣服的程度和实际约定的内容都各不相同。公元357年，君士坦提乌斯在多瑙河中游时，罗马人完全掌控局势。像这种情况，罗马很可能干涉对手的政治结构，从罗马的长远利益出发，废除那些显得过于危险的联盟，推动顺从的次级首领独立掌权。这些和约里都包括罗马从蛮族中招募新兵这项内容，有时还规定他们为特定战役提供更多军队。公元357年至358年，尤里安皇帝还让阿勒曼尼人赔偿他们所造成的损失。像这次一样，这种赔偿往往采用粮食供给的方式，但如果无法赔偿粮食，他们就得提供劳动力和建筑用木材，并支付运费。提交人质也是一种惯用做法，例如阿塔纳里克的父亲就是一名人质。有时这种方式收效颇大。阿勒曼尼的一个小首领在罗马境内接触了地中海地区的宗教，感触颇深，返回后根据埃及神塞拉匹斯（Serapis）把自己的儿子改名为赛拉比奥（Serapio）。罗马人没有完全掌控局势的时候，他们就要求蛮族人提供劳动力、原材料和兵力，并批准已经独立发展的政治结构。不管怎样，罗马的边界对面分布了众多主要由日耳曼人统治的藩属国，它们确确实实是罗马世界的一部分。 38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藩属国完全由罗马控制，或者像我们在阿塔纳里克的案例中看到的那样，必然会乐意成为罗马秩序里的次要成员。如果罗马有其他当务之急的话，蛮族部落就会或暂时或长久地繁荣起来。例如，公元4世纪50年代初，帝国西部爆发一系列篡位行动。首先是帝国东部的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之弟君士坦斯（Constans）被杀。君士坦提乌斯的当务之急在于镇压篡位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切诺多玛才得以逐步建立起一支将在斯特拉斯堡和尤里安对阵的阿勒曼尼军队。然而，一旦篡位者被镇压，罗马便和阿勒曼尼人展开了持续两年的战争，控制并彻底击败他们。对于罗马人来说，切诺多玛太过挑衅，甚至还夺取罗马在莱茵河附近的领土，他们不会考虑同他交易。然而，大约十年之后，阿勒曼尼部落又出现了一位卓越的首领：马克里阿努斯（Macrianus ）。瓦伦斯的哥哥瓦伦提尼安一世耗费五年时间，试图通过一系列的绑架和谋杀行动来抑制他的权力。但是，和切诺多玛不同的是，马克里阿努斯从未觊觎过罗马的领土。因此当动乱在多瑙河中游酝酿之时，瓦伦提尼安一世邀请他在莱茵河的船上会谈，就像瓦伦斯在多瑙河上接见阿塔纳里克那次一样，而且也不怎么失面子。瓦伦提尼安一世认可马克里阿努斯的杰出才能，马克里阿努斯也成为罗马的忠实盟友，终生未变。这些藩属国也有不涉及罗马的政治规划。阿勒曼尼部落之间的政治生活有其自己的模式，首领之间定期互相宴请。我们还知道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及勃艮第人（Burgundians ）都发生过战争，但战争的原因和结果无从得知。 39

那么从整体来看，罗马与公元4世纪欧洲边界对面的藩属国之间的关系很难与其理念中的蛮族人与罗马的传统关系完全相符。就各个层面而言，双方即便不是平等关系，也都享有互惠关系。藩属国和帝国有贸易往来，为帝国的军队提供新兵，定期受到帝国的外交干预和文化影响。反过来，他们每年基本上都能从帝国获得援助，（至少有时候）受到帝国一定程度的尊重。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和约通常是根据藩属国和罗马双方的规范正式确定下来的。即便帝国的政治精英在纳税人面前仍不得不假装日耳曼人没有取得什么进步，他们也已经远不再是罗马人想象中的“他者”了。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外交关系中的这种新秩序是建立在日耳曼社会的一系列深远变化之上。

日耳曼地区的变迁

文字史料里确实包含一些重要线索，表明阿米尼乌斯和阿塔纳里克之间的三个半世纪里日耳曼地区经历了一些根本性变化。公元3世纪中叶，塔西佗作品里提到的西部地区一些著名的日耳曼部落突然消失了，再也没有在史料中出现过。切鲁西人、卡蒂人等被四支新部落替代：莱茵河边界的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以及更东边的撒克逊人和勃艮第人（地图4）。黑海以北的欧洲东南部此时也经历了重大政治变化。到公元4世纪，罗马多瑙河边界到顿河（River Don ）之间的大片领土被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占据。这样，帝国后期日耳曼尼亚的面积比公元1世纪时的还要大。

黑海北部的新形势是由来自西北部的日耳曼移民造成的。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现在的波兰中部和北部。公元180年至320年间，他们通过一系列彼此独立的小规模行动已经迁到喀尔巴阡山附近。在黑海北部，这些迁徙中的部落彼此争夺，他们也和达契亚语族的卡尔皮人（Carpi ）和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人等当地部落相互争斗，还和罗马驻军冲突。公元275年，帝国决定放弃多瑙河北部的达契亚行省，公元300年前后，大批卡尔皮人最终在罗马领土上重新安置下来。暴力争夺殃及了罗马，其领土频繁遭到侵犯，乌尔菲拉的父母便是在这样的突袭中被掳走。结果，这一带出现了一批主要由哥特人统治的政治单位，其中阿塔纳里克领导的瑟文吉部落离多瑙河最近。在他们的北部和东部还有一大批未知部落。 40 我们不知道这些政治单位人口构成的相对比例，但其人口构成肯定相当复杂，有大量达契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生活在哥特移民和其他日耳曼人的政治保护伞下，还有罗马俘虏。罗马史料的记载以及乌尔菲拉的《圣经》是用日耳曼语写成的这一事实都说明日耳曼移民的统治地位毋庸置疑。 41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激烈争论莱茵河边界及其腹地部落名称变化的意义。这些变化十有八九都涉及移民。勃艮第人确实在塔西佗关于公元1世纪日耳曼尼亚的描述中出现过，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居住地位于公元4世纪的勃艮第人居住地的东北部。这种场所的变化完全有可能是迁徙造成的。但和东部的情况一样，这种迁徙可能没有采取完全替代已有人口的形式。 42 此外，我们知道一些原有的部落还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名称。据某一史料记载，卜茹克特累人、卡蒂人、阿姆普斯发里人（Ampsivarii ）和切鲁西人都属于法兰克部落联盟。同时代记载翔实的史料表明，阿勒曼尼部落里总是有多位首领同时执政，每位首领都有其高度自治的势力范围。例如，在斯特拉斯堡战役中，尤里安面对的是七位首领和十位小首领。

然而，与此同时，阿勒曼尼社会不断产生至高首领：每一代首领中都有一位比其他首领掌握更大的权力。这些至高首领中有公元357年在斯特拉斯堡战役中被尤里安打败的切诺多玛，罗马政策接下来针对的新兴势力瓦多马里乌斯（Vadomarius ），和瓦伦提尼安一世最终在公元374年被迫承认的马克里阿努斯。至高首领不能世袭，也没有资料记载他们是如何成为至高首领的，以及成为至高首领有何益处。罗马史料无意记录这些内容。然而，很有可能至高首领一旦提出要求，各联盟部落就得向他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这是一个重大发展，表明公元3世纪部落名称的变化具有真正的政治意义。在阿勒曼尼人的领地上，公元1世纪时的小部落仍是典型的独立政治单位，现在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已经渗入其中。虽然没有史料可循，但同时代的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完全有可能也发展了类似的统一机制和做法。更东边的多瑙河地区的瑟文吉族哥特人肯定已经发展了类似的统一机制和做法。阿塔纳里克就统治了数量不详的首领和小首领结成的联盟。 43

但是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并不仅仅是在政治结构上有别于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大量考古证据使我们对成就阿塔纳里克联盟的更深层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有了新的认识。故事开始于罗马莱茵河北部边界以东的泥田里。20世纪60年代初，在荷兰的韦斯特（Wijster ）和德国的费德森-维尔德（Feddersen Wierde ）挖掘出两处乡村遗址。这次挖掘发现具有突破性意义。两处遗址结果都是始于公元1世纪的农耕居住地，其居民既从事农业又从事畜牧业。这一发现的突破性在于，韦斯特和费德森-维尔德基本上一直都是村落，有大量房屋，并且同时都有人居住：韦斯特有50多座房屋，费德森-维尔德有30多座。此外，一直到公元5世纪以前，这两个居住地都一直有人居住。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它说明了日耳曼地区农业活动的情况。

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日耳曼地区盛行的农耕方式是粗放型的，而非集约型的，耕作期短，休耕期长，二者交替，需要相对较大面积的土地来供养一定的人口。这些铁器时代的民族缺乏维持耕地肥沃、进行长期生产的技术，只能利用这些土地耕种几年，就得迁到别的地方去。犁地一般是刮出窄的、纵横交错的土沟，而不是翻出较深的犁沟，让杂草腐烂后将养分保留在地里。他们的主要肥料是草木灰。

韦斯特和费德森-维尔德两个居住地在耕种类型上存在差异。罗马时代初期，西部的日耳曼人形成全新技术，用动物的粪便作肥料，可能还采用了更复杂的两作轮种制，以增加产量，延长土地的生产期。于是，在欧洲北部，人类第一次有可能在几乎固定的居住地集中［或者“聚集地”（nucleated ）］生活。在更北边和更东边的地区，用动物的粪便作肥料的技术传播得要慢一些。在威尔巴克（Wielbark ）文化和普沃斯基（Przeworsk ）文化地区（位于现在波兰境内），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日耳曼人居住地依然规模小，居住时间短，并且位置分散。然而到公元4世纪，新技术已经在这里牢牢扎根。黑海以北哥特人统治地区的居住地规模可能十分庞大，其中最大的布德斯提（Budesty ）面积有35公顷。人们还发现一些犁耕设备，足以证明当时在哥特人统治下，人们已经使用铁制犁刀和铧头来正确地翻土——可能犁得不是很深。近期研究表明，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 ）地区也出现了村落。集约型的耕种业正在发展。花粉分析证实，从公元纪年开始到公元5世纪，在现在的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德国这片广阔地区，谷物花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点，而草类和树木花粉在减少。大片的新土地被用来进行更集约型的耕作。 44

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在罗马时期的几个世纪里，日耳曼地区人口大幅增长。粮食供给是人口规模的基本约束。日耳曼人的农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粮食供给量。墓地的发现也证明了人口的增长。罗马时期一直持续使用的墓地都表明帝国后期埋葬人数急剧上升。

其他经济部门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无法对此做全面的综述，但是日耳曼尼亚的铁矿生产有了大幅增长。在罗马时期，波兰位于圣十字山（Swietokrzyskie Mountains ）和南马佐维亚（Mazovia ）的两个最大的铁矿中心产出800万—900万公斤生铁，远远超出普沃斯基当地人口的消费能力。我们还发现许多规模较小的采矿遗址和冶炼遗址，例如在斯尼西（Sinicy ，位于乌克兰，由哥特人统治）一条河边发现约15座公元4世纪的铁铺遗址。陶器的情况也十分相似：罗马时代初期，日耳曼人的陶器都是手工制成，显然多半是在当地专门制作的。到公元4世纪，这种陶器逐渐被陶轮制品替代。陶轮制品由技艺精湛的工匠制成，烧制温度更高，因此更精致耐用。日耳曼尼亚的制陶工人是否能以此为生，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日耳曼尼亚的经济已经开始多样化。这种变化在针对精英消费的生产领域最为明显。随葬器物显示公元纪年的最初几个世纪里，玻璃制品受到日耳曼人的青睐。直到公元300年前后，在日耳曼尼亚发现的玻璃遗物都是从罗马帝国进口的。这大概是它们之所以宝贵的原因——就像现在的意大利手提包。然而，20世纪60年代，发掘者在喀尔巴阡山附近的科马洛夫（Komarov ）发掘出一个公元4世纪的玻璃铸造厂。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分销范围广泛［从挪威（Norway ）一直到克里米亚（Crimea ）］，品质上乘，以至于人们之前一直以为这些产品都是从罗马进口的。这个铸模齐全的玻璃铸造厂确切表明那些产品的产地是在日耳曼尼亚。

贵金属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日耳曼地区几乎没有发现公元前当地生产的贵金属制品。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装饰品大部分仍只是青铜制品。到公元4世纪，各种复杂的银质搭扣已经成为日耳曼人常用的服装配饰；还有一些尺寸更大的银制品存留下来。例如19世纪后期在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萨（Pietroasa ）发掘出来的著名宝藏，里面就有一些银盘。彼拉德瓦拉色卡村（Birlad-Valea Seaca ，位于现在的罗马尼亚境内）的发现至少显示了一部分商品的制作过程。彼拉德瓦拉色卡可能属于瑟文吉部落首领阿塔纳里克的领地。用鹿角拼接成的梳子是黑海北部哥特人的典型随葬品。一些日耳曼部落用发型来表示自己的部落身份［例如苏维比（Suebian ）发结］，或自己的身份地位［例如法兰克的梅罗文加（Merovingian ）统治者的长发］。发掘者在彼拉德瓦拉色卡发掘出近20个棚屋，里面有成品梳子和不同生产阶段梳子的组成部件。很明显，这整个村落都在从事梳子的制造。 45

还有很多情况我们都不了解。这些梳子是商业制品还是用来交换的？这是不是一个臣服的村落，每年都要进贡大量梳子？无论答案是什么，经济革命改变了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地区。毫无疑问，它的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新的技能逐步提高，产品的分销范围也渐渐扩大。一些产品可能不是商业制品，例如，用来当作首领相互赠送的礼物。但是据我们所知，瑟文吉部落以及莱茵河地区的一些部落和罗马有广泛的贸易往来。虽然日耳曼尼亚没有发行货币，但是罗马钱币大量流通，往往成为交换媒介。（据塔西佗记载，公元1世纪时，莱茵河地区的日耳曼人已经使用优质的罗马银币作为交换媒介。）

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变革。日耳曼地区并不是从来都有举足轻重的社会精英。或者，至少从墓地这一主要信息源来看，我们看不到社会精英的存在。公元前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欧洲中部和北部基本上普遍遵循的主要丧葬礼俗是火葬，并且各地的随葬品也差不多都一样：简陋的手工陶器和装饰古怪的搭扣。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出现厚葬（其中最宏伟的墓葬经常被称为“王侯之墓”，德语是“Fürstengraber ”），但也十分罕见。在同一日耳曼居住区，用明显不同的物品给不同部落成员陪葬的做法最早始于罗马帝国时期。在西部，厚葬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些是公元1世纪末的，另一些是公元2世纪末的。但是“王侯”根本不可能只存在于这两个孤立的时间段。因此厚葬和社会地位之间没有简单的关联。更东边的地区，在整个罗马时期，随葬品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但是直到公元2世纪，日耳曼人才开始探索用其他方式来标志特殊地位，例如大石堆。当然，厚葬最能表明安葬者的派头和地位。还有人提出厚葬更多是社会竞争，而非财富的特征。 46

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些更确凿的证据，有些还是文字史料，可以帮助阐释日耳曼地区社会变革的长远意义。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公元1世纪时部落首领可以世袭，并且即便是小部落也经常会由多位首领共同统领，但是公元4世纪时瑟文吉部落连续三任首领都来自同一家族：他们分别是阿塔纳里克、他做过人质的父亲和同君士坦丁谈判的瑟文吉部落首领。希腊语和拉丁语史料不断把这些首领称为“士师”，但我们不知道“士师”代表什么头衔。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这些至高首领之下、属于社会第二阶层的首领和小首领的权力也是世袭的。类似模式也普遍存在于阿勒曼尼部落中。我们之前特别提到至高首领不是世袭的，主要是因为罗马往往会消除那些获得至高首领地位的人；但是阿勒曼尼部落次级首领的地位显然是世袭的。以埃及神之名重新将儿子命名为赛拉比奥的梅德里库斯是阿勒曼尼部落提交的人质中地位极高的一个。他和公元357年率领阿勒曼尼人在斯特拉斯堡吃了败仗的切诺多玛是兄弟。赛拉比奥也是一位首领，在斯特拉斯堡战役中指挥军队的右翼——这也许表明他并不喜欢这个地中海名字。继承权不一定是由父亲直接传给儿子，但是切诺多玛、梅德里库斯和赛拉比奥代表一个宗室，能把权力世代传承下去。对于其他阿勒曼尼部落的首领而言，情况可能也一样。当罗马人认为至高首领瓦多马里乌斯对他们构成的威胁太大的时候，他们将他干掉，并且还杀死了他的儿子维提卡比乌斯（Vithicabius ）。这表明父亲的权力至少有可能被继承。 47

我们通过考古发现还了解了公元4世纪日耳曼精英的情况。考古学家已经界定一些散布在日耳曼尼亚的精英统治者办公和居住的场所。乌拉赫（Urach ）小镇是莱茵河河谷边典型的阿勒曼尼地区。在小镇被称为“圆山”（Runderberg ）的山上发掘出大规模的公元4世纪木壁垒。壁垒围绕一块长70米、宽50米的圆角长方形地区，里面建有一座木会堂，会堂下方依山建了些较小建筑。这座会堂很可能是阿勒曼尼部落首领组织首领聚会的场所，当然也款待过他们的家臣。由于这次挖掘成果还没有完全发布，我们还不清楚居住在那些较小建筑里的是家臣、工匠，还是普通的阿勒曼尼人。在更东边的地区，考古学家已经在哥特人统治的地区发现亚历山德罗夫卡（Alexandrovka ）等防御中枢，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研究。黑海北部大部分遗址上，罗马陶器的碎片占考古发现总数的15％—40％。在亚历山德罗夫卡，罗马双耳细颈陶罐（主要用来盛葡萄酒）的碎片总计达72％。很显然，这里招待了不少客人。在卡门卡-安特克拉克（Kamenka-Antechrak ）发现一座别墅，可能归某位哥特首领所有。别墅由四栋石屋、附属建筑和庭院组成，占地面积3800平方米。别墅的贮存设施齐全，罗马陶器制品数量超过平均水平（超过50％，既有盛红酒的双耳细颈陶罐的碎片，又有精细餐具）。这表明卡门卡-安特克拉克也是一个主要的消费中心。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萨发现的陶器和贮存设施表明，公元4世纪的某位哥特首领利用原有的罗马要塞作为自己的别墅。这种独立的日耳曼精英住所是一个新现象。 48

显然，日耳曼人经济革命带来的新财富最终没有平均分配，而是由特定群体掌控。所有新财富——例如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财富——都会引发人们对其掌控权的激烈争夺，如果掌控的新财富足够多，其掌控者就会建立全新的权力结构。例如在欧洲西部，地主阶层自中世纪起就一直是统治阶层，但工业革命最终摧毁了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统治，因为和工业创造的新财富相比，即便大面积耕种，所创造的财富也少得可怜。因此，日耳曼尼亚的经济革命促发社会政治变革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些相关的变革过程在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

在古典时期，水洼和泥炭沼在日德兰半岛（Jutland ）的大部分地区星罗棋布，现在基本上都因开垦荒地干涸了。近期发掘的遗迹表明，由于水洼和泥炭沼能够吞噬体积庞大的物体，日德兰半岛和北海沿海腹地的水洼和泥炭沼一直以来都被附近的居民用来存放祭品。这片地区已经发掘出从战车到金质盘碟等不同时期的各种祭品。从公元2世纪后半叶到4世纪，日耳曼人还用武器献祭，在维莫斯（Vimose ）、托尔斯比尔（Thorsbjerg ）、乌斯特尔索鲁普（Ostersotrrup ）附近的尼达姆（Nydam ）和伊斯布勒-莫斯（Ejsbøl Mose ）地区的水洼和泥炭沼里发现不少武器祭品。这些祭品很多都是扈从大队的武器和装备，有的甚至是整支军队的。作为祭祀行为的一部分，这些武器和装备都依照仪式被毁坏。在日德兰半岛南部伊斯布勒-莫斯发现的公元3世纪的遗物令人震撼，从侧面反映了这些武器原来所属军队的情况。在这次发掘工作中，考古学家发现一小支军队的武器，这支军队中有200人手持标枪、长矛和盾（至少有60人还佩带刀剑），人数不详的弓箭手（发掘出675个箭头），以及12—15人使用的更高级的装备（其中有9人骑马）。这支军队组织严密，等级分明，军事专业化程度相当高：包括首领和扈从，不是一群兼营农业的士兵。 49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部落首领为了确保权力世袭是如何拉开他们与普通部落成员之间的距离。公元1世纪，日耳曼地区权力的盛衰起伏，瞬息万变。但如果一个家族有一代人能够利用它的新财富招募一支像伊斯布勒-莫斯发掘出的军队那样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并将财富和扈从都传承给后代的话，这个家族在几代人中继承权力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通过厚葬想要表达的权力和地位实际上需要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来强化。到公元4世纪，拥有扈从成了权贵的一个关键特征。斯特拉斯堡战役中败在尤里安手下的阿勒曼尼首领切诺多玛有一支200名战士组成的个人扈从队。 50 这让人不禁想起伊斯布勒-莫斯那支军队的遗物。

一些史料强调，这些扈从除了作战外还有很多用途。公元369年，哥特人阿塔纳里克率领瑟文吉部落部分脱离罗马的统治。之后他对基督徒进行迫害，催生了《圣萨巴受难记》（Passion of St Saba ）。该文献生动地讲述了哥特殉道者萨巴所受的迫害和死亡。萨巴不是罗马俘虏的后代，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瑟文吉。《圣萨巴受难记》写于罗马境内圣萨巴受难的地方。该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众多宝贵信息，其中之一便是瑟文吉部落的中层首领都有自己的扈从，并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意愿。萨巴最终就是死于阿塔里德（Atharid ）的扈从之手。 51

扈从还有助于解释公元4世纪权力中心的性质。如前文所述，这些权力中心是作消费中心用的（例如圆山和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萨）。据中世纪初的史料记载，日耳曼首领需要宴请忠心耿耿的部下。这种做法完全有可能自古就有。宴请不仅需要大会堂，还要有固定的食物供给和采购罗马葡萄酒这类非本地经济产品的手段。专业工匠的存在还说明，日耳曼尼亚的经济已经充分发展，超出原有的亚斯多夫常规，足以供养更多的非农业生产者。

泥炭沼沉积的遗物还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作为献给神灵的祭品，它们很可能是为战争胜利而献的感谢祭。伊斯布勒-莫斯的沉积遗物是某部落在庆祝歼灭200名敌人时被沉到泥炭沼深处的敌军武器。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我们无从得知。是不是被另一支日耳曼部落打败的日耳曼部落？据塔西佗记载，一支卡蒂（Chatti ）部落在争夺盐矿的斗争中被一支厄尔门杜累（Hermenduri ）部落打败。他对这两支部落的评论很能说明问题：“双方都发誓，如果取得胜利，就把敌人献祭给玛尔斯（Mars ）和墨丘利（Mercury ）。这个誓言意味着将战败的整支军队连同他们的马匹和所有财物都作为祭品献祭。” 52 显然，在祭祀仪式中用战败的敌人献祭已经屡见不鲜。公元1世纪的一支小部落就能打败200多名敌人，因此伊斯布勒-莫斯的沉积遗物有可能是庆祝歼灭一群袭击日德兰半岛南部的战斗人员，他们突袭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取战利品，也可能是为了确立统治地位，确保他们源源不断地获得贡品和食物。无论如何，这些遗物表明新财富通常会分配不均，但这也必定会引起冲突。

罗马时期日耳曼尼亚大部分地区的另一个特征是用武器陪葬的墓葬数量明显增加。军事扈从不仅是社会政治变革的结果，还是社会政治变革的手段。从公元2世纪到4世纪，部落内部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可能是日耳曼地区的一个特征。阿勒曼尼联盟、法兰克联盟和撒克逊联盟，这些新联盟的世袭统治者很可能是通过激烈的斗争才确立他们的统治地位。在更东边的地区，哥特人统治的地区情况也类似，只是涉及更多的迁徙成分。但要想建立阿塔纳里克领导的瑟文吉那样的联盟，他们还得制伏当地人，确立可以世袭的新等级制度。在西部和东部，地区财富的增长导致权力争斗，促使专业军事力量的出现，成为赢得权力的手段。这些过程导致一个结果，即更大规模的政治联盟成为公元4世纪日耳曼尼亚的一大特色。

封建制度的开始？

有学者断定，早在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只有配备武装家臣的贵族阶层才起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作用。但除了那些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之外，很多公元3世纪和4世纪的墓葬里都有一些随葬器物：男人的墓葬里有武器，女人的墓葬里有各式各样的精致珠宝。这些墓葬不计其数，不可能都是首领或封建贵族的墓葬。我们可以根据后来的文字史料推断出这些墓葬的主人。公元5世纪后期和6世纪初期，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继之而起的日耳曼王国制定了大量法律。据这些法律文件描述，这一时期的日耳曼（和日耳曼人统治的）社会基本上由三个等级组成：自由民、解放奴隶和奴隶。在罗马，解放奴隶的后代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民。与之不同，在日耳曼地区，解放奴隶的身份是世袭的。三个等级之间禁止通婚。倘若有人要进入其他等级，必须公开举行复杂的仪式。这种法律分类的做法在哥特人、伦巴底人（Lombards ）、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 ）等日耳曼部落中相当普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自由民阶层，而非相对较小的封建贵族阶层，在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Ostrogothic ）起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作用，在法兰克王国和伦巴底王国拥有土地，起着重要的政治及军事作用。公元5世纪和6世纪，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下的英格兰，用武器陪葬的墓葬里埋葬的可能也是一些自由民。这些墓葬显然是用来表明身份的，而非仅仅用来说明墓主曾经是名战士。 53

鉴于众多日耳曼部落在公元4世纪到6世纪占领罗马帝国的不同区域，更多财富涌向日耳曼社会，我认为公元4世纪时自由民的政治参与度不会少于公元6世纪时的。要是有什么不同的话，公元4世纪时自由民的政治参与范围应该更广。因此，如果公元6世纪仍然存在一个人数相对较多的自由民阶层，那么200年前的情况肯定也一样。换句话说，半封建的武士贵族阶层在帝国后期还没有统治日耳曼尼亚。虽然罗马史料关注的并非日耳曼社会的内部机制，但是依然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例如，公元4世纪的哥特首领不能只发号施令，他们还需要让相对广泛的拥护者接受自己的政策。公元400年前后的哥特军队中除了少数武士贵族之外，还有大量的精英战士——即自由民。这些精英战士有自己的作战随从。据后来的法规记载，解放奴隶（不是奴隶）可能是由自由民领导，跟随他们一起作战。 54 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民之间是平等的。他们有财富的差异，尤其是如果深受统治者宠爱的话，就会更富裕。但是社会权力还没有集中在一小撮贵族手里。

考古研究无法清楚地解释首领和贵族连同他们的扈从同自由民之间的关系。罗马史料也没有多大帮助。但是，要供养、奖赏这帮自由民，那些配备大量武装扈从的贵族阶层——阿勒曼尼首领和瑟文吉部落的“士师”及首领——可能都已经确立了向自由民及其随从征税的权利。虽然没有史料显示公元4世纪时，日耳曼尼亚具有大规模征税所必需的官僚机构，但农产品肯定是常规的征税项目。因此，情况显然与公元1世纪时部落成员偶尔向卓越的首领捐资不同［如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 ）里所记载的］。首领的职责无疑是代表他们的臣民与其他国家协商并制定“对外政策”，比如阿塔纳里克和瓦伦斯的会谈。由于对外政策通常只涉及决定和谁开战，因此他们肯定还有权要求臣民服兵役。首领还有一定的法律职责。至少，他们要审判级别稍高的臣民间的纠纷。相对裁定具体案件来说，他们不大可能有权制定一般性法律。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立法似乎在日耳曼王国还是一项新职责。而且即便是在当时，也只是在权贵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制定新法。权贵们在议会上策划法规，并以全体权贵的名义发布。 55

公元4世纪的罗马史料没有说明首领及其扈从同自由民阶层之间的具体关系，但是《圣萨巴受难记》让我们对此有了更多了解。对瑟文吉部落的基督徒实行迫害是全体首领（包括阿塔纳里克和其他首领）一致决定的政策。然而，这一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是当地的村民，家臣不熟悉当地情况，只是偶尔被派去检查进度。在萨巴的村里，当地人显然不认同这项政策。他们完全有机会阻挠迫害行动。面对迫害基督徒的指令，他们发虚誓说村里没有基督徒。显然，村民们想保护基督徒免遭阿塔纳里克的迫害，他的家臣对此也无能为力。他们分辨不出谁是基督徒。萨巴最终殉道，是因为他不认同这种欺瞒的做法。 56

因此，日耳曼社会依然是一个基础广泛的寡头社会，仍有不计其数的自由民精英，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量权力。日耳曼尼亚要成为卡洛林（Carolingian ）时期的封建制国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罗马、波斯和日耳曼人

我们对公元1世纪到4世纪日耳曼地区变革的探讨，说明了帝国后期罗马始终密切关注波斯的原因。波斯崛起，成为超级强国，引发了公元3世纪大规模的危机。即便是在东方前线安定下来之后，波斯给帝国造成的威胁显然仍大于日耳曼尼亚的威胁。相比之下，即便是在公元4世纪，日耳曼尼亚仍不能在各部落中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也不能统一其政治结构。临时联盟被联系更紧密的团体或者联盟所替代。这种联盟标志着日耳曼尼亚已不再是公元1世纪时的那个反复无常、风云变幻的日耳曼尼亚。虽然当时统治权可以世袭，但即便是在公元4世纪，最卓越的日耳曼首领也没能像阿尔达希尔那样成功地联合近东各部落来对付罗马。根据沉积的武器遗物和文字史料判断，公元4世纪时，日耳曼各部落之间彼此争斗的几率仍然和他们与罗马作战的几率相差无几。

话虽如此，公元1世纪到3世纪，日耳曼尼亚人口大规模增长，经济发展，政治重组。到公元4世纪，日耳曼尼亚对罗马在欧洲的战略统治地位构成的潜在威胁远远大于公元1世纪时期。我们还有必要记住日耳曼社会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平衡点。日耳曼藩属国的范围只延伸到莱茵河和多瑙河边界对面约100公里处。这样，日耳曼尼亚大部分地区就没有被卷入罗马为维持边境地区合理秩序而频繁进行的战争。因此，与藩属王周期性发动的战争相比，还有更危险的因素极易对边境的权力平衡造成影响。公元3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给帝国带来巨大冲击。藩属国处于罗马的严密控制之下，但其范围以外的日耳曼地区给帝国带来过类似的威胁吗？

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藩属国时不时会成为远离罗马边界的部落掠夺的对象。原因很简单。整个日耳曼尼亚在经历经济变革的时候，边境地区所受的影响尤其明显，特别是附近众多罗马士兵的消费刺激了它们的经济。因此，藩属国往往比日耳曼尼亚边远地区更富裕，也就成为边远部落攻击的对象。就我们所知，这种掠夺战争首先发生在公元1世纪中叶，一支来自北方的混合军队入侵马可曼尼人万尼乌斯（Vannius ）统治的藩属国，抢夺他在位30年间积累的巨大财富。 57 公元2世纪时，挑起马可曼尼战争的就是这些寻求藩属国财富的北部边远部落。哥特人迁到黑海附近的动机也一样。公元3世纪中叶以前，这些土地由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部落统治，他们同罗马往来密切，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从公元1世纪到3世纪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即可看出他们的财富）。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来到这个地区，攫取当地财富。

然而，由于发展中的日耳曼地区缺乏统一，它所造成的危险依然还只是潜在的。实际上，与其说从莱茵河河口到黑海北岸大量日耳曼部落和联盟给罗马帝国造成了威胁，还不如说它们为后期罗马帝国提供了一批初级合作伙伴。在这种关系中，罗马帝国并不总能如愿以偿，而且为了维护这一体系，在每一代统治者执政期间，高级和初级合作伙伴之间，都会发生大规模冲突。尽管如此，蛮族人多数时候还是安分守己的，最有力的例子就是公元357年向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求助的首领齐扎伊斯（Zizais ）：

他一看到皇帝就把武器放在一边，趴在地上，像死了一样。他在提出请求时，害怕得都说不出话来，因此唤起了更大的同情；但他几次试图张口说话，都被自己的抽噎打断，后来好不容易说出话来，不过也没能把他所有的请求都说出来。 58

齐扎伊斯先是说不出话来，接着就是默默抽泣，然后再结结巴巴说出一些要求——目的达到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封齐扎伊斯为罗马的藩属王，其臣民受到帝国的保护。而忘记自己蛮族本分的蛮族人将遭受帝国的打压。

后期罗马帝国在控制蛮族人方面做得还算不错。虽然它不得不倾其所有来应对波斯的挑战，但在欧洲边界上它基本上仍掌控大局。然而，长期以来传统上一直认为，抽取额外资源去维系这种统治给罗马体系造成的压力太大，所做的努力难以持久。这种观点认为，公元4世纪，罗马东部及欧洲的边境确实恢复了安定，但代价太大，导致帝国注定要衰亡。在探讨公元4世纪下半叶和5世纪之前，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公元4世纪中叶的帝国。它是一个注定要崩溃的体系吗？

[1] 为日耳曼部落中卜茹克特累人的一位女祭司。她曾鼓动巴达威人于公元69年至70年进行反罗马的骚动，公元78年，被罗马所俘。日耳曼尼亚中部的一些部落把她奉为神明。——译者注

第三章
帝国的局限性

公元373年前后，由于煽动北非行省附近的柏柏尔（Berber ）部落叛乱，北非罗马军队的指挥官（comes Africae ）罗马努斯（Romanus ）被革职。野战军主帅（magister militum ）狄奥多西被派去处理这次突发事件。他在罗马努斯的资料中发现一份对罗马努斯非常不利的文件。这是一封写给第三方指挥官的信，信里传达了不久前还是帝国高级官僚的帕拉迪乌斯对他的问候：“帕拉迪乌斯向您表示问候，说他已经被免职，原因是在的黎波里人（Tripolis ）的问题上，他对［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隐瞒了真相。” 1 就因为这，帕拉迪乌斯被免职，从他的乡间别墅被拖出来，押回特里尔。欺瞒皇帝是叛国行为。通常审讯叛国者都会使用严刑拷打的手段，帕拉迪乌斯不愿面对审讯，就在途中自杀了。整个事件慢慢变得清晰起来。

事情得回溯到公元363年罗马努斯刚被任命为北非罗马军队的指挥官那年。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 ）行省的大莱波蒂斯（Lepcis Magna ）周边的乡村被附近沙漠腹地的柏柏尔部落洗劫，当地居民要求罗马努斯反击这些部落。罗马努斯把军队召集到大莱波蒂斯，但要求当地居民提供后勤支持，供给共计4000头骆驼。居民们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罗马努斯就解散士兵，没有向柏柏尔人发动战争。居民们非常愤怒。第二年（可能是公元364年），他们召开行省代表年会，派代表向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陈情。罗马努斯试图从中阻挠，通过亲戚雷米吉乌斯（Remigius ）按他的说法先向瓦伦提尼安一世报告情况。雷米吉乌斯当时是执事官（magister of ficiorum ），相当于行政机构主管，属于帝国西部最高级别的官僚。听了双方的陈述后，瓦伦提尼安一世并没有立即做出判断，而是下令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迟迟没有动身。与此同时，柏柏尔部落又袭击了大莱波蒂斯，促使当地居民再次派代表，控诉罗马努斯继续不作为。听到大莱波蒂斯再次受到侵袭，瓦伦提尼安一世大怒，这时帕拉迪乌斯出场了。他被派去考察当地的实际情况，同时还负责给阿非利加的军队带去赏金。 2

帕拉迪乌斯遵从皇帝的旨意来到大莱波蒂斯，发现罗马努斯不作为的真相。然而，帕拉迪乌斯同时还和阿非利加军队的指挥官和军饷发放员做交易，自己克扣一部分皇帝的赏金。两人都握有对方的把柄。帕拉迪乌斯威胁罗马努斯，他已有确凿证据，要告发罗马努斯不作为，罗马努斯也提出帕拉迪乌斯侵吞皇帝赏金一事。作为交易，帕拉迪乌斯留下赏金，回到特里尔后向瓦伦提尼安一世报告大莱波蒂斯一切正常。皇帝认为大莱波蒂斯的居民浪费了自己的精力，便下令严惩。帕拉迪乌斯再次被派往阿非利加，主持审判。法官自身都危如累卵，那么对于那些被告来说，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证人都被贿赂，证明柏柏尔人没有侵袭大莱波蒂斯。整个事件在公元368年前后处理妥当，一名官员和三名代表因为向皇帝虚报情况被处死。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六年后帕拉迪乌斯写给罗马努斯的一封信被发现才再起波澜。当年，有两名代表有先见之明，被判处割舌的刑罚后就躲了起来，幸免于难。现在，这两名代表也突然出现，说出实情。这次事件的罪人最终被绳之以法：帕拉迪乌斯和罗马努斯，还有执事官雷米吉乌斯以及伪证证人。

乍一看，整个事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失职，贪污，恶意掩盖实情。对于一个正在走向灭亡的帝国，我们还能指望什么？自吉本以来，公共部门的腐败就一直被看作罗马帝国瓦解的一个原因。虽然公元4世纪帝国确实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但是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妄下结论。当时的史料记载了从军队指挥官吃空饷到官僚侵吞资金等各种违法行为。 3 但是这些行为在西罗马帝国的瓦解过程中是否起到了重要作用，还有待商榷。

虽然听起来有些刺耳，但是纵观历史，权力一直都和谋取钱财紧密相关。不管是在大国，还是在小国，也不管是兴盛繁荣的国家，还是行将崩溃的国家，情况都一样。在多数社会，以权谋私并不是什么问题，当初努力获得权力的全部意义——而且是完全合法的意义——就在于为自己和同党谋取利益。我们的老朋友哲学家德密斯修有个教雄辩术的友人叫利巴尼奥斯（Libanius ），他坚信古典教育的道德理念。在公元4世纪50年代初德密斯修开始受到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恩宠时，利巴尼奥斯写信给他：“您同［皇帝］共餐，表明您和皇帝的关系变得更亲近了……您所提到的人的财富会立刻增加……他从这种施恩过程中获得的快乐胜过您接受恩宠时的快乐。”对利巴尼奥斯而言，德密斯修受到皇帝的恩宠不是件坏事，而恰恰相反是件好事。事实上，帝国行政部门的整个任命体系都是以个人推荐为基础的。因为没有选拔考试，裙带关系和人脉就起到关键作用。德密斯修在对不同皇帝的演说中反复谈及“亲信”问题。这些“亲信”是指皇帝身边最亲近的高层官员，负责向皇帝推荐公职的合适人选。当然，德密斯修希望他们都能慧眼识英雄，这样就能推荐一流的人选，但是他也并不想对这个体系做任何结构上的调整。任人唯亲是整个体系的普遍做法，公职是公认的谋取私利的机会，适度的贪污也多多少少在意料之中。 4

以权谋私已经屡见不鲜，即便是在帝国积极向外扩张的征服时期，帝国初期也和后来一样，官员都是更高级别官员的同党，他们滥用——或者应该说是“使用”——权力，为自己和同党谋利。据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记载，随着公元前146年罗马的最后一个大敌迦太基灭亡，罗马的公共部门变得越来越腐败。然而，担任公职的权贵实际上一直都在致力于自身利益的提升，帝国初期也不例外。在帝国体系内，我们称之为“腐败”的大多数行为只是反映了权力和利益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已。和瓦伦提尼安一世一样，有些皇帝定期通过打击“腐败”捞取政治资本，但即便是瓦伦提尼安一世也没有尝试去改变这个体系。 5 在我看来，我们有必要对人类利用政治权力的方式采取务实的态度，不要过分强调特定腐败行为。既然当初权力－利益因素没有妨碍帝国的崛起，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它是帝国瓦解的根本原因。在大莱波蒂斯丑闻中，罗马努斯、帕拉迪乌斯和雷米吉乌斯突破了底线。经过仔细研究，“大莱波蒂斯门”对我们而言远不只是一件掩盖真相的丑闻而已。

政府的局限性

理论上在颁布一般法规时皇帝拥有最高权力。在处理个案时，他有权修改法律，或者只要他愿意，可以违反法律。他只用说一个字，便可以处决或赦免一个人。表面上看，他是一位专制君主。但是外表带有欺骗性。

瓦伦提尼安一世在升任皇帝前已经在军营服役很长时间，亲自监管过莱茵河防线。在特里尔的时候，他也离边界很近，可以及时调查任何意外情况。但是阿非利加出现的这个问题就得另当别论了。瓦伦提尼安一世是在两个完全矛盾的说法突然出现在宫廷时才知道大莱波蒂斯事件的：一边是行省代表年会第一支代表团的陈述，另一边是罗马努斯通过执事官雷米吉乌斯的陈述。瓦伦提尼安一世人在特里尔，离事发现场2000公里。由于他不能离开莱茵河防线，到北非一个相当偏僻的角落去调查一起相对而言无关紧要的事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派一名代表去替他查明真相。就像这次大莱波蒂斯事件一样，要是这名代表给他提供错误信息并确保实际情况传不到他耳朵里，皇帝必然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大莱波蒂斯门”的根本问题在于，尽管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罗马的中央政府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只有从地方获得准确信息才能做出有效决策。瓦伦提尼安一世的政权乐于把自己塑造成纳税人的保护者，防止军队对他们提出过分要求。但是由于帕拉迪乌斯谎报实情，在这次大莱波蒂斯事件中皇帝所采取的行动反而适得其反。

要了解在罗马帝国收集准确信息有多难，我们需要发挥一点想象力。作为半个帝国的统治者，瓦伦提尼安一世统治的地区比现在的欧盟要大得多。现在在欧盟范围内要采取有效的中央措施就已经比较困难了，但与布鲁塞尔（Brussels ）的欧盟委员会主席相比，瓦伦提尼安一世还面临通信问题，采取有效中央措施的难度就更是难以想象了。瓦伦提尼安一世面临的通信问题是双重的：古代通信不仅费时，而且信息渠道极少。大莱波蒂斯问题恶化不仅是由于通信速度缓慢，还因为信息不够全面：最初有两个联系人（代表团和代表罗马努斯的雷米吉乌斯），瓦伦提尼安一世派帕拉迪乌斯去查明真相时又增加一个。一旦帕拉迪乌斯证实罗马努斯的说法，就变成了二比一，而且瓦伦提尼安一世没有其他信息来源。在由电话、传真和互联网构成的现代通信世界，要想隐瞒真相就没有这么容易了。除了莱茵河边境的驻地附近，瓦伦提尼安一世同帝国其他的城市鲜有联系。

帝国更晚时期的一批纸莎草纸文献在干热的埃及沙漠中经过一千多年留存至今，对我们深入了解罗马的通信问题提供了帮助。［也许造化弄人，这些文献最后大多被存放在素以降雨著称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 ）的约翰·赖兰兹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 ）。］存放在曼彻斯特的这些文献来自尼罗河（Nile ）西岸上埃及（Upper Egypt ）和下埃及（Lower Egypt ）交界处的赫尔莫普利斯（Hermopolis ），1896年由维多利亚（Victorian ）收藏家A. S. 亨特（A. S. Hunt ）购买。还有一封重要书信没有买到，最后被存放在斯特拉斯堡。后来人们发现这封书信和曼彻斯特的那些文献都属于同一批文献，归狄奥法内斯（Theophanes ）所有。狄奥法内斯是公元4世纪初赫尔莫普利斯的地主，罗马的高级官员。他在公元4世纪10年代担任埃及财政长官（rationalis Aegypti ）维塔利斯（Vitalis ）的法律顾问。作为财务官，维塔利斯掌管埃及行省的军工厂和罗马在埃及的其他事务。文献的主体部分提到大约是在公元317年到323年间，狄奥法内斯因公从埃及前往帝国东部的安条克［现在土耳其南部的安塔基亚（Antakya ），靠近叙利亚边界］。文献没有对行程进行详细描述，因此此次任务的可能目的我们并不确定。但文献记录了打包清单、财务账目和行程安排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生动地再现了罗马官员出差的情形。 6

因为是出差，狄奥法内斯可以像叙马库斯当年去特里尔那样使用罗马的公共交通系统。这个公共交通系统每隔一定距离就设有驿站，可供公务人员更换驿马，有时还提供食宿。有关狄奥法内斯行程安排的文献尤其值得注意，记录了他每天行走的距离。狄奥法内斯4月6日启程离开上埃及的尼丘（Nikiu ），车队在路上缓缓行驶三周半时间，于5月2日到达安条克。他们每天大约行走40公里。刚开始时他们需要穿越西奈（Sinai ）沙漠，每天只能走24公里，但到达新月沃土后，他们加快速度，每天走65公里。行程的最后一天，狄奥法内斯一行人看到成功在即，便全速前进，走了100多公里。他们返回尼丘时花费的时间也差不多。鉴于狄奥法内斯能够利用他的官员身份随时更换驿马，不需要花时间让马休息，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行走速度代表罗马帝国官僚的工作效率。在紧急情况下，信差途中不断更换驿马，一路策马飞奔，每天最多跑250公里。但狄奥法内斯一行人在那三周半时间里的行走速度属于正常速度，即平均每天走40公里。这是牛车的速度。因为军队也是用牛车来拉载重型装备和行李的，所以这个速度不仅适用于行政工作，也适用于军事行动。

狄奥法内斯行程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复杂性。不难想象，鉴于这种行走速度，只有帝国的高级官僚才会到自己行省以外的地方去，那么各地区甚至邻近地区的基层官吏就可能彼此互不相识。埃及在多数情况下都相对独立，所以通常而言，狄奥法内斯不需要结识安条克的权贵，而且他沿途也不认识任何权贵。于是维塔利斯就给他向途经地区的权贵都写了推荐信，其中有一些没有用上，因而被保留至今。鉴于当时的礼节，狄奥法内斯还得提前筹划，携带各种合适的礼物。出于礼貌，第一次见面要交换礼物，有的礼物还相当贵重。据狄奥法内斯的财务账目记载，其中有一样礼物是用来配制香水的麝香。 7 狄奥法内斯还需要携带大量现金。因为是出差，他可能还携带着从官方支取资金的授权书。因此有时候他还需要雇用卫队。据他的财务账目显示，他在穿越埃及西奈沙漠时雇用了卫队，还为这些士兵购买了食物和酒水。

打包清单也很能说明问题。狄奥法内斯需要准备适合不同季节和天气穿着的厚薄衣服、官服和浴袍。公共交通系统提供的住处条件显然相当简陋，狄奥法内斯随身携带着铺盖，不光是床单，甚至连床褥都带了。还有一整套厨具，以备万一。这表明狄奥法内斯不是独自一人去安条克的。有多少人一同前行，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有一批奴隶随行，料理起居。大体上，他在自己饮食上的花销要比花在奴隶身上的多一倍多。保存在曼彻斯特的文献里详细记载了这些账目。准备启程返回埃及前，狄奥法内斯的随行人员购买了160升葡萄酒准备在路上喝。同一天，狄奥法内斯在午餐的时候喝了2升上等的葡萄酒。购买那160升葡萄酒的钱还不够买这2升上等葡萄酒的。据狄奥法内斯的财务账目记载，他们有一次还买雪来冰镇狄奥法内斯的葡萄酒。罗马帝国公务旅行复杂而低效的本质就显现出来了。

实际上，与现在相比，公元4世纪时两个地区之间的距离要远得多。现在，哈德良长城距离幼发拉底河约4000公里，和狄奥法内斯时代两者之间的距离一样。但是，我们现在经由陆地横穿这片地区最多花两周时间，而以狄奥法内斯的行走速度来看——即便不考虑他花在沙漠里的时间，以每天50公里计算，在公元4世纪他也得花费大约三个月时间。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罗马帝国幅员辽阔，令人惊叹；从公元4世纪的角度来看，它却大得让人难以置信。以行走速度来衡量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说罗马帝国实际上有它版图面积的6倍大。也就是说，用当时可用的通信手段来管理罗马帝国相当于现在管理一个规模是欧盟5到10倍大小的实体。由于地区之间彼此相隔甚远，离首都也都很远，皇帝和帝国多数地区之间没有什么信息渠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即便帝国各城市的地方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和他保持通信，皇帝也无能为力。这些信息都会以纸莎草纸文件的形式送到首都，皇宫很快就会堆满文件。要找到一份特定的文件有如大海捞针，尤其是罗马的文件似乎还只是按年份来归档的。 8 原始的通信渠道，再加上缺乏处理信息的复杂手段，说明各时期罗马皇帝制定及执行行政决策时的行政局限性。

通信问题带来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罗马政府无法系统地干预地方政府的日常运作。我们可以想见，罗马政府处理的事务只相当于现代政府处理事务的一小部分。即便有相应学说的支撑，罗马政府仍缺乏处理广泛社会议题的行政能力，例如医疗服务预算或社会安全预算。政府实际参与的工作就极其有限：维持军队战斗力和管理税收。即便在征税问题上，罗马政府的职能也仅限于向帝国各城市摊派税收总额和监督税收上缴。摊派税额和实际征收税款这些困难工作是在地方层面展开的。即便如此，我们在第一章里仔细探讨过的市政法规表明，只要地方按规定将税收收入上缴给中央国库，地方政府就可以有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实行自治。 9 只要让中央政府满意，地方就可以实现自治了。

这一点对于了解罗马帝国的内部历史来说至关重要。“大莱波蒂斯门”说明的不是帝国后期的特定问题，而是影响各时期罗马中央政府的根本局限性。要想全面了解罗马政府的运作，我们在考虑皇帝在法律上的绝对权威和理念上的绝对统治地位的同时，还必须考虑从后勤角度而言，中央政府不可能对地方事务进行日常干预。正是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才形成帝国内部运转的动力。鉴于中央政府在行政上无法掌控所有事务，它施加权威进行干预的事情就具有极强的合法性。因此，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往往会利用皇权谋取私利。乍一看，这好像在说皇帝会经常插手地方事务，但这个印象会让人产生误解。除了征税之外，皇帝只有在地方官员，或是一部分地方官员，看到动用皇权有利可图时才会干预地方事务。

如前文所述，帝国初期的情况也不例外。如西班牙塞维利亚省发现的碑文所示（参见本书第一章），由于地方采用中央制定的市政法规，罗马式的城镇在帝国星罗棋布。尤其是地方较富裕的地主很快就认识到要是采用的宪法能赋予他们拉丁公民权，他们就有可能成为罗马公民，有资格进入帝国的中央体系，谋取更多利益。当然，故事还有其阴暗的一面。对他们而言，意大利的公民身份十分有用，他们会为此不择手段。他们通常会讨好中央的政府高官，替他们在皇帝面前美言几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种关系构成帝国的基石。 10

这种关系也适用于那些使用“敕答书”（rescript）系统的个人。民众就法律问题向皇帝——实际上是皇帝的法律顾问——提交书面请求。他们可以把希望皇帝裁定的事情写在纸莎草纸的上半页。然后皇帝把自己的回复写在下半页。民众不能利用这个系统让皇帝处理整个事件，只能就关键的法律问题提出请求。我们从一份留存至今的纸莎草纸文献可以看出这个敕答书系统的使用规模。公元200年春，塞维鲁皇帝和卡拉卡拉（Caracalla ）皇帝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安顿下来。据现在存放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的一份纸莎草纸文献记载，两位皇帝在3月14日回复五封敕答书（皇帝的回复都会公布于众），3月15日回复四封，3月20日回复四封。 11 因此，即便皇帝有很多机会度假，每年也至少有1000例个人法律纠纷需要他来裁定。

同样重要的是，一旦敕答书被送回行省，它便不再受皇帝的掌控。因此民众怎样使用这张带有皇帝名字和权威的纸就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外了。敕答书被挪作他用也就不足为奇。据公元5世纪的《狄奥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Codex Theodosianus ）描述，这些欺诈行为中有把皇帝的回复剪下来用于回复其他问题的，也有用皇帝的敕答书处理其他纠纷的，更有甚者，还有人用虚假名义获得皇帝的敕答书。 12 罗马的律师和现代的律师一样极具创造力，但所受的限制要少。敕答书系统表明皇帝对民众的问题基本上会做出实际反应，但是对这个系统的滥用又说明距离让这些请愿者可以将带有皇帝名字的裁定这样一件有力武器挪作他用。

除了敕答书之外，皇帝还收到大量的普通请求，但他们的反应有时就没有敕答书这么明确。他们要么启动调查，当然速度会很慢，要么接受请愿者有失偏颇的说法。这就意味着皇帝多多少少会滥用皇权，皇帝可以决定信任或是不信任请愿者，然后采取相应行动。由此，地方日常事务的处理取决于地方公民在利用皇权方面所做的努力。

因此在涉及罗马中央政府时，我们都必须谨记，虽然皇帝在法律和理念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的统治仍有其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是权力的垄断者，公民还是经常向他们请求批示。结果，皇帝既拥有强大的权力，又受到严格的限制。

公元3世纪中叶，由于波斯萨珊王朝的崛起，这个具有内在局限性的政府机器突然不得不面对各种全新的问题。如前文所述，最迫切的问题是通过帝国的军事、财政和政治重组来解决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帝国实施的这些变革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是从长远来看则使它注定要衰落、瓦解。据这一观点看来，自戴克里先后，罗马对农业经济明显征税过重。农民被迫上缴大部分农产品，致使有些农民饿死。有人认为新的税率还摧毁了一直以来建造和管理帝国各城镇的地主阶层。某权威观点认为，以供养很多“闲人”的官僚机器为代表，整个帝国实际上开始变得处处受限。这些“闲人”又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在军事方面，从短期来看，军队的扩充达到了目的；但由于帝国境内缺少兵力，公元4世纪的几任皇帝不得不从边界对面招募越来越多的“蛮族人”。结果，罗马军队的忠诚度和战斗力都下降了。总而言之，这个观点认为，虽然帝国克服了最初的波斯危机，但是帝国的财政、政治甚至军事力量都因此明显消耗殆尽。 13

这些观点仍然根深蒂固。但当今的学者已经证明这一立场大大地低估了后期罗马帝国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活力。

幸存的代价

古代农业有两个局限性：其一，在拖拉机发明之前，土地的生产力主要取决于可用的劳动力。其二，古代农民虽然使用各种技术来保持土地肥沃，也无法像现代使用化肥那样大幅提高粮食产量。这转而又限制了人口的规模，因为人口的增长受到粮食供应的限制。除此之外，运输费用不菲。据戴克里先的限价敕令（参见本书第二章）记载，一车小麦每运输50英里（约80多公里），价格就会翻一倍。由于这些根本原因，各时期的罗马经济都勉强停留在最低水平以上。直到最近，学者们才找到证据证明，在帝国后期，政府加大税收，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使帝国的农民甚至难以维持生计。

这些证据主要是一些文字史料。首先，自古罗马时期起，工匠们每年都会生产大量碑刻。公元3世纪中叶，碑刻数量急剧减少，大概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通常这些私人碑刻都是由地主阶层委托生产。由于它们存留下来的几率一样，人们自然会认为碑刻数量锐减，反映出地主阶层的资金突然缩减。还有人根据对罗马大事记的研究提出，帝国后期政府强加于民的沉重税负是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帝国的衰亡恰好发生在帝国为了消除波斯威胁而大幅涨税之际。这些观点还引用记录公元4世纪“市议员大逃离”的史料为依据。市议员，也叫什长，是在地方议会（拉丁语是curiae）有席位的地主，非常富有。他们的祖先是帝国初期这些罗马式城镇的建造者，具有地方自治的思想意识，学习拉丁语，拥有拉丁公民权和罗马公民权。公元4世纪，市议员越来越不乐意在他们祖先设立的地方议会任职。据史料记载，他们抗议议员成本太高，罗马政府强加给议员的行政包袱过重。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罗马帝国瓦解的主要原因是沉重的负担摧毁了原有的地主阶层。 14

公元4世纪的法律文件还提到一种之前鲜为人知的现象——“荒地”（agri deserti ）。这些文件中大多数只是涉及这一现象的总体情况，并没有说明相关土地的具体数目。但公元422年涉及北非的一条法规表明，光是在北非就有3000平方英里（约7770平方公里）的土地属于荒地。帝国后期又制定一系列新的法规，试图将佃农（coloni）限制在他们已租用的土地上，防止他们迁徙。我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把这些独立的现象联系起来，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由此认为因为帝国后期税制严苛，耕种所有耕地已经不合算了。据说这就导致大片土地被弃，沦为荒地，政府采取干预措施，试图阻止佃农因新增税负放弃耕种土地。农民生产的大部分产品被剥夺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人口会减少，这样就进一步降低了粮食产量。 15

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考古学家乔治·柴林科（Georges Tchalenko）的发现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颠覆了这些传统观点。和许多突破性的时刻一样，旁观者们很久之后才意识到他们见证了惊天动地的发现。但是这颗炸弹引发了一系列爆炸。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柴林科行走于中东的一些石灰石山之间。这些石灰石山位于现在中东一处相对平静的偏远地区。在古典时期，这些山位于帝国首都安条克附近。造化弄人，这些山现在划归叙利亚境内。在勘探过程中，柴林科偶然发现一片密集的村落遗迹，房屋是用石灰石建成，十分坚固，在公元8世纪至9世纪阿拉伯人占领该地区时被废弃。

这些遗迹表明，石灰石山中的村落曾经人丁兴旺，不仅能够负担得起建造高品质的住房，还能资助村落建造大型的公共建筑。这一时期居住的人口比该地区此后任何时期居住的人口都要密集得多。显然，这些村民以农业为生。柴林科认为他们生产橄榄油作为商品出售。这一发现的突破性在于，该地区开始走向繁荣是在公元3世纪末和4世纪初，公元5世纪、6世纪和7世纪，该地区持续蓬勃发展，丝毫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政府对农民征税过于严苛，但现在证据确凿，这个以农耕为基础的地区正在蓬勃发展。 16

进一步的考古工作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调查罗马时期不同地区的乡村居住地和农业活动的情况。大体而言，这些调查显示，柴林科在叙利亚发现的村落并不是帝国后期乡村蓬勃发展的唯一例子。在突尼斯（Tunisia）和利比亚（Libya）南部进行的实地调查表明，罗马在北非的主要行省，尤其是努米底亚（Numidia）、拜扎卡纳（Byzacena）和阿非利加（Proconsularis），也存在类似密集的乡村居住地和农产品，它们的蓬勃发展直到公元5世纪才开始减缓。在希腊的实地调查结果与此类似。在近东，公元4世纪和5世纪乡村发展达到高峰，而不是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跌入谷底。在现在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Negev Desert）地区进行的调查表明，公元4世纪，在帝国这个贫瘠的地区农业也相当发达。在西班牙和高卢南部，情况也大体相似。近期对罗马行省不列颠的乡村定居地所做的重新评估显示，其公元4世纪时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4世纪时的水平。虽然人们就人口总数还没有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古代和中世纪的标准来衡量，罗马后期不列颠人口高度密集。 17 事实上，公元4世纪，只有意大利和欧洲北部的一些行省，例如贝尔迦高卢（Gallia Belgica）和莱茵河边界附近的下日耳曼尼亚，经济发展没有达到或接近高峰。即便是在这些地区，近年来对定居地人口密度的评估值也大幅提高了。

贝尔迦高卢和下日耳曼尼亚这两个北部行省相对贫穷，可能是公元3世纪发展中断造成的。这一时期，由于帝国的重心在于解决波斯问题，莱茵河边境地区频繁遭受蛮族入侵，有可能该地区的一些村落从此一蹶不振。这两个行省相对贫穷也可能是因为研究方法存在问题。对罗马时期的研究是依靠可确定年代、用于商业目的的陶器遗物来确认定居地，并鉴定其年代。如果该地区的居民停止进口这类陶器，重新使用当地生产的不可确定年代的陶瓷制品，尤其是如果他们同时还主要用木头而不是罗马传统的石头、砖和瓷砖建筑房屋——研究也确实发现他们是用木头做建筑材料，那么他们从考古研究的角度来讲就不会被发现了。至少到公元5世纪中叶，这种情况在欧洲北部的几个地区都存在。因此公元4世纪，莱茵河北部边界附近的一些地区看似无人居住，这有可能是由新生活习惯的出现引起的，而不是因为人口急剧减少。我们现在还无法对此下定论。

意大利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同其作为帝国腹地的地位相称，意大利在帝国初期就开始蓬勃发展，不光有战利品源源不断地涌入其境内，它生产的陶器和葡萄酒等商品还被销往帝国西部的一些行省，并占据市场。而且，意大利的农产品可以免税。然而，随着被征服行省的经济逐步发展，意大利的竞争对手逐渐壮大，它们离消费中心更近，运输成本更低，从而限制了意大利对市场的控制。到公元4世纪，这一过程进入尾声。自戴克里先起，和帝国其他地方一样，意大利的农产品也需要缴税。因此在公元4世纪意大利半岛的经济必然会衰退，相对贫瘠的土地被废弃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如前文所述，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弥补意大利之不足，可能还有高卢东北部经济的相对衰退。尽管税负加重了，帝国后期乡村都普遍蓬勃发展起来。 18 这些考古发现的革命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从这个角度再来审视文字史料的话，它和考古发现一点也不矛盾。例如，禁止劳动力自由迁徙的法规只有在乡村人口规模相对较大的情况下才可能实施。否则，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致使地主相互争夺农民，他们愿意收留逃跑的农民，并保护农民免受法律制裁。总而言之，“荒地”这个词是公元4世纪时新造的，指没有征税的土地，它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片土地之前是用于耕种的。当然，公元422年那条法规里所涉及的大片北非领土主要是沙漠和半沙漠的内陆地区，一直以来就不能用于普通农耕。帝国后期税制严苛也和繁忙的农业经济协调一致。收成仅够维持生计的佃农往往只生产自己需要的粮食，即足够养活自己和家人以及用来支付租金等基本附加费用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经济萧条，佃农可以但不愿生产富余粮食，因为他们既不能储存这些粮食，而且由于运输成本太高，也不能把它们卖掉。这样一来，如果税率不太高的话，征税实际上能刺激生产。政府强征的税赋是佃农需要支付的另一项费用，他们要付出额外劳动来生产附加的粮食。只有当税收过于严苛、农民挨饿，或者土地肥力下降的情况下，征税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这些都说明帝国后期农民生活不易。政府强征的税赋比以往都重，还有法律限制农民自由迁徙，寻求最有利的租约条款。但是并没有考古发现和文字史料证明帝国后期乡村的人口规模、生产水平和产量没有达到或接近最高水平。 19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帝国的大多数城市似乎都有一个相似的遭遇。公元3世纪中叶碑刻数量锐减，说明新委托建造的公共建筑数量减少了。只有帝国首都和区域首府还在大规模兴建公共建筑。即便是在这些地区，地方显贵也不再为纪念自己而捐资修建公共厕所之类的建筑，这些公共建筑都是由政府官员用政府资金建造的。 20 在帝国初期，私人捐资在家乡修建公共建筑是自我提升的主要途径。通过建造合适的公共建筑，地方显贵可以说服中央的高级官员向皇帝推荐他们的家乡，获得罗马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一旦他们享有拉丁公民权，通过捐资建造公共建筑就可以在当地获得权力和影响力。这些城镇很快就获得显贵捐赠的大量土地作为公共用地（一般是通过遗嘱的方式），还取得征收地方税和通行费的权利。地方税和通行费本身就是一大笔岁入，由地方议会，尤其是行政长官管理。行政长官由该城镇的公民通过选举的方式选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显贵争相建造公共建筑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得选举，从而控制地方资金。 21

公元3世纪，政府没收地方捐资和税收，地方政府丧失大部分资金。到公元4世纪，如果官员要做的只是替中央政府跑腿，那么在地方挥霍钱财赢得权力就毫无意义了。此时，帝国的官僚阶层不断膨胀，地方政府中比较有利可图和有威望的工作都分派给那些卸任的官僚（honorati ，士绅阶层），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具体摊派税额。只要一卸任，这些人便会负责摊派新税额。这样，地方显贵势必会宴请他们，或用其他方式拉拢他们。士绅还可以和行省长官一起审理案件，帮助他做裁决。据留存至今、写给地方士绅的书信描述，士绅成为地方显贵施加影响的又一渠道，这使得他们在当地社会备受欢迎。换言之，在帝国后期，帝国官僚取代市议员，掌控地方的政治权力。这样，地方显贵就没有必要像帝国初期那样挥霍钱财，建造公共建筑了。

我们也需要改变对帝国后期官僚机构的成见。帝国后期的官僚机构多被刻画成一支由“闲人”组成的外来力量，他们压迫地方社会，榨干它的活力。这种描述可追溯到雄辩家利巴尼奥斯的一次演说。他在演说中历数公元4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一些出身卑微的高级官僚和元老。据利巴尼奥斯所说，公元4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三名禁卫军长官（Praetorian Prefects，首席执行文官）——多米提安努斯（Domitianus）、赫尔皮丢斯（Helpidius）和托拉斯（Taurus）——的父亲从事体力劳动；还有一名禁卫军长官菲利普斯（Philippus）的父亲是做香肠的；亚细亚的行省长官杜尔希修（Dulcitius）的父亲是个制毡工。 22 人们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群出身卑微的人掌控官僚机构的震撼画面，但利巴尼奥斯的这篇演说其实别有用心。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刚刚拒绝吸纳他的门徒塔拉西乌斯（Thalassius）为元老，理由是塔拉西乌斯的父亲拥有一家军工厂，是个“手艺人”。然而，包括利巴尼奥斯不计其数的推荐信在内的很多史料都表明，公元4世纪时帝国的新官僚和新元老中大部分实际上都来自市议员阶层，社会地位一般都比较高。官僚机构使用的是传统教育科目教授的“正确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说明官僚们都接受了长期而又昂贵的私人教育。由此可见，帝国后期的官僚阶层并不是由一群圈外人和新贵构成，而是由在帝国结构调整中晋升上来的市议员组成。只有少数精英（拉丁语称为“principales ”）还坚持留在地方议会，垄断仅有的一些有利可图的工作。

因为中央政府的公职相当具有吸引力，皇帝收到大量任命请求。许多请求都得到皇帝批准。皇帝一直乐于表现得慷慨大度，提高自己的人气，而且批准这些请求也没有什么大碍。尽管有法律控制官僚机构的扩充，迫使前市议员回到原来的城市，到公元4世纪时仍有大量富有的地主将中央官僚机构作为他们的主要职业目标。这一时期，帝国东部的财政部门（largitionales ）有224名官员，还有610名候补人员在他们任期满后随时准备接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一个官职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而家长们在孩子出生时就把孩子的名字添加到候补人员之列。因此，帝国官僚机构的扩充并不代表压迫地方的新中央政府的权力在扩大，而是我们已经探讨过的中央和地方政治关系的继续。和在敕答书系统以及整个罗马化过程中一样，中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个头，制定了新规则，然后地方显贵对新的规则变化做出调整，利用它们谋取私利。

如果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官僚机构的扩充的话，就不会认为“市议员大逃离”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现象，或者至少不会认为它反映了地主阶层私有财产锐减，也会缓和官僚机构是由“闲人”组成的这一观点。如果非得说这些官僚很“闲”的话，很难想象他们的祖先作为当地的地主在市议会拥有席位能比他们要忙到哪儿去。从本质上而言，他们一直是靠收取地租为生的阶层，只监管佃农劳动，自己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只是之前，他们是市议会里的“闲人”，而现在他们是罗马中央政府的“闲人”。他们的薪水也很低，由政府支付。官僚机构的扩充不需要靠额外征税来资助。 23 我们已经讲过，这些工作的吸引力在于随之而来的地位和征税的机会。

虽然贵族阶层职业模式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经济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文字史料和考古发掘都证明帝国后期的地主精英和他们的祖先一样，时而在城里的宅邸里住住，时而在乡下的庄园里歇歇。例如公元4世纪，安条克的市郊达夫尼（Daphne）十分富足。在现在土耳其的萨迪斯（Sardis）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发现大量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私人豪宅。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依靠地主偶尔到“城里”来挥霍他们财富的城市奢侈品行业会遭受很大的打击。当时的情况有可能是地主离开市议会去帝国的官僚机构谋职，意味着他们不是在家乡，而是在区域首府或者行省首府持有房产。这可能加剧了首府繁荣而小城镇衰退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公共花销的模式上早已显现出来。 24

那么新的考古发现和由此对已有史料所做的重新阐释表明，虽然为了迎接波斯带来的战略挑战，罗马政府增加农产品的税收，没收地方资金，但农业作为经济的主要动力，本身并没有陷入危机，地主阶层的命运也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凄惨。“市议员大逃离”是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因此，不能像传统观点那样认为，公元5世纪帝国的瓦解是由4世纪的经济危机造成的。

有人认为，自公元3世纪中叶，帝国军队严重缺乏兵力，结果招募越来越多的“蛮族人”，从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我们还应该重新审视这种观点。罗马军队重组时确实招募了蛮族兵，这一点毋庸置疑。招募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为特定战役短期招募的独立军队，一旦战役结束，他们就返回家乡。其二，边界对面许多蛮族人加入罗马军队，成为职业军人，在固定的罗马分队服役，直到期满。这两种情况自古有之。帝国初期的辅助部队可分为骑兵部队（alae ）和步兵部队（cohortes ），一直以来都由非罗马公民组成，总人数约占罗马军队的50％。普通士兵的招募模式我们不得而知，但有关帝国后期军官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蛮族兵人数整体上有所增加。帝国初期和后期军队的主要不同并不在于蛮族兵的人数，而在于现在招募的蛮族兵有的和罗马公民一起在同一个分队服役。过去，蛮族兵和罗马士兵是分开的，只在辅助部队服役。公元4世纪时的训练和原来一样严酷，打造出团结紧密、随时待命的军队。根据阿米安·马塞林对罗马军队作战的叙述，我们没有发现军队的纪律要求有任何实质性的下降，也没有发现军队中的蛮族兵比罗马士兵更难指挥或是更有可能投敌。据阿米安记载，有一个退役不久的蛮族兵泄露了有关罗马军队部署的重要情报，但蛮族兵在作战时都没有任何不忠表现。简而言之，没有迹象表明帝国军队的重组在军事领域带来了什么连锁反应。 25 尽管如此，公元4世纪帝国运行所带来的附加成本很有可能打击了在帝国初期就已积极接受“罗马性”价值观的行省人民。

基督教及其被认可

随着公元312年君士坦丁皇帝改信基督教，罗马帝国原有的思想体系也开始逐步被摧毁。对爱德华·吉本而言，这是罗马帝国瓦解的关键时刻：

牧师成功地传授忍耐和怯懦的教义；社会的积极美德受到打压；军队的最后一点斗志也被修道院消磨殆尽；大部分公共和私人财富都被用于华而不实的慈善和奉献；士兵的军饷被挥霍在大量无用的男人女人身上，他们唯一的优点就是节制和贞洁。忠诚、热情、好奇心和怨恨以及野心，这些世俗的情感点燃神学纷争的火焰；教会，甚至政府，因宗教派别心烦意乱，派系之争持续不断，有时甚至血腥残暴；皇帝的注意力从营地转向教会会议；罗马帝国遭受一种新暴政的压迫；被迫害的教派成为帝国的秘密敌人。 26

其他人的观点没有这么咄咄逼人，但也都认为基督教打破了思想的统一，使政府失去民心；还认为教会可能分流用于其他关键事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由此，税负的增加和基督教的兴起就提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重组后，帝国的中央政权在尽力维护其合法性的同时是否招致地方的不满。

据公元4世纪的史料记载，地方对税率过高的抗议时有发生，还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暴动。公元387年，一群民众聚集在安条克，抗议强征附加税。他们情绪激动，推倒皇帝的雕像。皇帝的雕像以及其他任何和皇帝有关的物体都是神圣的，侵犯它们是一种叛国行为。地方政府非常害怕，担心皇帝会派军队来惩治他们。但时任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采用和解的方案来解决这一危机。狄奥多西的做法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整体形势。 27 如果纳税人了解征税的原因并普遍认可的话，征税就会进展得更顺利，提高税率也就更容易了。公元4世纪的皇帝都完全明白这条同意原则，抓住一切机会强调税收首先是用于军队——事实也的确如此，而且他们必须用军队来保护罗马免受外敌入侵。帝国每年的大多数庆典仪式上都会有一个小时左右的主题发言，庆祝帝国新近取得的胜利。存留的史料中关于帝国后期庆典仪式的记载基本上都提到军队及其保护罗马帝国的功能。

每位皇帝都采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说服人民接受他们的边防政策，但他们对征税基本目的的看法都一致。帝国钱币上最常见的是敌人跪拜在皇帝脚下的图案，这个形象每天都在提醒人民他们纳税的目的。另一方面，如果战败，军队会遭受浪费纳税人钱财的指责。例如，波斯人公元359年洗劫阿米达后不久，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财政大臣乌尔苏卢斯（Ursulus）造访阿米达废墟。他公开讽刺罗马军队的表现：“看看这些保卫我们城市的士兵吧，看他们有多勇敢。帝国财政为了支付他们的高额军饷已经捉襟见肘了。”军队指挥官们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君士坦提乌斯死后，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继任皇帝在标志政权更替的政治审判中判处乌尔苏卢斯死刑。然而，多数时候，利用军队为借口征税的效果还算不错。安条克抗议征税的暴动只是一个个例，是由强加的附加税而不是普通税引起的。当然很多地主想方设法尽可能降低自己需要缴纳的税款——存留的法律资料和书信中记载了大量降低税款的计谋和请求，但公元4世纪的皇帝确实成功地让人民相信征税是文明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基本上既筹集了资金，也没有让罗马社会走向分裂。 28

在宗教方面，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无疑引发了一场文化革命。从外观上看，城镇的景观发生了变化。希腊罗马异教崇拜传统上将死者与生者分开的做法告一段落，墓地开始在城里涌现。教堂取代神殿。结果，自公元4世纪90年代起市场上出现大量廉价的二手大理石，致使一手大理石行业岌岌可危。正如吉本所称，教堂从政府和个人处获得大量捐赠。君士坦丁本人开启了捐赠先河，《教宗名录》（Book of the Popes ）记载了他赠给罗马教会的土地。久而久之，帝国各地的教会都获得大量资产。此外，在某种程度上基督教是一股民主、平等的力量。它主张无论贫富贱贵，人人都具有灵魂，都可以得到救赎。一些福音故事甚至还暗示世俗的财富是获得救赎的障碍。这一切都有悖于希腊罗马文化中的贵族精英价值观。这种精英价值观主张只有拥有足够的财富和闲暇、能负担得起多年私人教育并实际参与市政事务的人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以文法学家使用帷幕这种做法为例。在古代，帷幕就是级别的标识，例如在大殿中，皇帝与廷臣之间通常会用帷幕隔开。在《忏悔录》（Confessions ）中，圣奥古斯丁对文法学家用帷幕来遮挡学校入口的做法嗤之以鼻。对他和帝国后期其他基督徒而言，这是一种伪智慧的做法。

相反，公元4世纪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作品中确立一个与古典主义价值观相悖的反英雄。尽管他没有受过文法学家的教导，尽管他离开城镇前往沙漠，但是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基督教圣人却获得通过学习荷马（Homer）或维吉尔（Vergil），或是通过参与自治都无法获得的智慧和美德。这个圣人是修道院的最佳产物——如吉本指出，这一时期基督教修道制度吸引大量追随者。修士的生活方式受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徒高度赞扬，他们在这种禁欲生活中看到了在一定程度上类似古代基督教殉道者的献身精神。史料中有很多关于身份显赫的基督徒舍弃罗马贵族生活的记载。公元5世纪初，意大利的保利努斯（Paulinus）和小梅拉尼亚（Melania）先后变卖家产，献身基督教。保利努斯是诺拉（Nola）的富人。他成为主教，信奉殉道者费利克斯（Felix）。小梅拉尼亚家世显赫，她的父亲是元老院元老。她离开意大利去了中东圣地。由此，基督教向罗马人一直以来都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提出质疑，带来根本性变化。 29

但是，尽管基督教的兴起无疑是一场文化革命，吉本等史学家有关基督教严重影响帝国正常运转的看法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如吉本断言，基督教教会确实获得大量捐赠。另一方面，被教会取代的异教机构一直以来都非常富有，随着基督教的逐步兴起，它们的财富也渐渐被没收。我们不清楚向基督教捐赠是否涉及将全部世俗资产都转到教会名下。而且，虽然一些人选择修道院生活，但这顶多也只是几千人而已，相对当时维持不变甚至有所增长的人口规模而言，这个数字显得微不足道。同样，与公元400年罗马政府多达约6000名高级官僚相比，贵族阶层放弃财富和贵族生活而选择修道院生活的人数就相形失色了。公元4世纪90年代通过的法律规定，罗马政府的所有高级官僚都必须是基督徒。每出现一个诺拉的保利努斯这样的人，就会有更多的罗马地主成为基督徒，并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而且也丝毫没有什么良心不安。

由于宗教和帝国在思想上很快就达成一致，基督教也没什么迫切的理由让他们产生罪恶感。自奥古斯都起，罗马帝国就声称罗马的守护神注定罗马要征服并教化世界。众神庇佑帝国引领整个人类进入一种最佳状态，罗马皇帝由众神直接选定，受到众神的启示。自君士坦丁公开改信基督教后，帝国与神的关系很快就被重新定义，而且毫不费力。基督教的上帝被塑造成帝国的保护神，人类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信仰基督教和救赎。教育和自治暂时退居次位，但并没有被完全摈弃。帝国需要做的调整也就这些了，依然声称它是上帝的工具，执行上帝的旨意，只是名称变了而已。而且，虽然不能再神化皇帝，但是他们仍具有神性。基督教统治下的罗马宣称皇帝是由上帝选定的，和他一起统治人类，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统治人类。因此，皇帝以及所有与他相关的物品，从寝宫到宝库，都继续被看作“神圣的”。 30

持这一立场的不仅仅是宫廷内外一些效忠皇帝的官员。公元438年12月25日，罗马的新法《狄奥多西法典》被引介给帝国旧都的元老。所有元老院会议都被详细记录下来，然后提交给皇帝。可以想见，这些会议记录没有存留下来，因为对中世纪，甚至帝国后期的僧侣而言，这些冗长的记录读起来并不扣人心弦。但《狄奥多西法典》会议的记录被编入序言出现在公元443年后的正式抄本里。米兰的安布罗斯图书馆（Ambrosian Library）保存了一个这个正式抄本的11世纪抄本。这个抄本独一无二，存留至今实属难得。 31 会议由意大利禁卫军长官格拉布里奥·福斯图斯（Glabrio Faustus）主持，他将元老们召集到自己的豪宅，会议一开始他便向他们正式引介《狄奥多西法典》。他提到皇帝授权立法的敕令，然后将《狄奥多西法典》呈献给他们。元老们立刻大声高呼：

“伟大的奥古斯都，最伟大的奥古斯都！” 32 （重复8次）

“你们是上帝所赐！是上帝的恩赐！”（重复27次）

“作为罗马皇帝，你们虔诚得体，愿你们长治久安！”（重复22次）

“你们造福人类，造福元老院，造福国家，造福所有！”（重复24次）

“你们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救赎！”（重复26次）

“皇帝万寿无疆！”（重复22次）

“愿你们征服世界，以胜利者的身份亲临这里！”（重复24次）

对我们而言，元老们的反复欢呼可能显得有些意外，但这种仪式传递的信息值得我们仔细斟酌。

最明显的信息是其统一性。罗马帝国的显贵们在帝国的象征性首都异口同声地夸赞他们的统治者。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另一略显隐晦的信息，即元老们都相信他们的社会秩序无可挑剔。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他们与皇帝是一种共生关系。如果他们没有这种绝对的完美感的话，就不会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意见不一是人类的正常状态，只有当事情本身明显达到最佳状态的时候人们才会统一看法。元老的开场欢呼表明，他们的社会秩序无可挑剔的原因很简单，完全是因为基督教的神——上帝。到公元438年，罗马元老院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基督教群体。因此作为罗马社会的顶层，元老院接受基督教并没有改变“帝国是上帝的工具”这一由来已久的观念。

在其他社会阶层，甚至在教会的类似仪式上，人们也都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市议会的会议往往都是以类似的欢呼开场；在城市，民众正式聚会时也会向皇帝、帝国官员甚至新皇帝的雕像致敬。（新皇帝被选定后，他的雕像就会被送往帝国各城市。）帝国每年都会有很多类似场合，同样的关键思想始终贯穿其中。 33 许多基督教主教和平信徒都乐于以基督教的新外衣重申罗马原有的帝国理念。早在君士坦丁执政时期，恺撒利亚（Caesarea）的尤西比乌斯主教（Bishop Eusebius）就已经提出基督现身于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时代并非偶然。他认为，尽管基督教早期受到过迫害，但基督在奥古斯都时代现身说明基督教和帝国注定不可分割，上帝赋予罗马无上的权力，以便全人类能通过它最终获得救赎。

当然，这种思想表明皇帝作为上帝选派的代表，应该掌握宗教大权。早在公元4世纪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不到一年，北非的主教纷纷请求他处理一起严重的主教纠纷。这就成为公元4世纪皇帝掌握宗教大权的先例，皇帝直接参与处理教会纠纷和管理新宗教的世俗事务。在处理纠纷时，皇帝会召开大公会议，允许主教使用特权阶层使用的交通系统——公共交通系统。更有甚者，皇帝还会制定会议议程，官员们再精心控制会议进程，利用国家机器强制实施会议形成的决议。通常，皇帝为教会制定宗教法规——《狄奥多西法典》第十六卷整卷都是有关这类事务的规定，还影响了高层神职人员的任命。

基督教教会的等级制度也反映了帝国的行政和社会结构。主教的教区反映了城市的范围（虽然有些教区早已失去其他意义，但依然保留至今）。行省首府主教的地位更高，是大主教教区的大主教，拥有干预下属新主教教区事务的权力。君士坦丁死后，继任皇帝也是基督徒。在他们的统治下，之前还默默无闻的君士坦丁堡主教被提拔为大牧首。因为君士坦丁堡是“新罗马”，所以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和罗马主教不分轩轾。很快，地方的基督教教区失去选举自己主教的权利。自公元4世纪7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主教来自地主阶层，他们通过内部讨论掌控主教的继任问题。现在，教会成为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教甚至被赋予处理一般法律纠纷之类的行政职责。成为一名基督教主教并不意味着退出公共部门，而是找到一种进入公共部门的新途径。如果说罗马社会的基督教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那么基督教的罗马化也同等重要，但研究得较少一些。新宗教的推广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强化了有关皇帝和帝国的主张。 34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帝国的基督教化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冲突，或是基督教和帝国彼此非常合适。和诺拉的保利努斯及小梅拉尼亚一样，一些主教和基督教知识分子，尤其是圣徒，或直接或间接地否认帝国代表一个尽善尽美、受到上帝庇佑的文明。但对帝国的这种态度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思想家中只是一种潜在的倾向。这一时期还是基督教教义形成的关键时期。教义形成过程中基督教内部产生众多冲突，各皇帝的立场也不尽相同。然而，多数时候教义之争只是限于主教之间。虽然有几次争论发展成大规模暴动，但波及范围有限，持续时间不长，不足以说明基督教内部意见不一，会严重影响帝国的运行。 35

和官僚机构的扩充一样，基督教的兴起表明中央依然能吸引地方精英遵从自己的统治。正如近年来有关基督教化的作品表明，宗教革命是通过涓滴效应而非正面冲突来实现的。直到公元4世纪末，君士坦丁宣布改信基督教70年后，罗马贵族阶层意识到皇帝可能更倾向于提拔基督徒，便纷纷改信基督教。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受到主教的极力游说，也都时不时地制造一些动静。他们从一开始就禁止基督徒深恶痛绝的血祭行为。但他们没有禁止其他异教活动，也没有利用帝国机器在地方层面强制推行基督教。这意味着，公民可以根据各自的偏好决定征税以外的所有事情。在基督教占主导或逐渐成为主导的地方，异教神殿被关闭，有的被拆除。仍然信仰旧神的地方，宗教生活照旧不变，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也都允许异教存在。直到公元4世纪末，经过三代皇帝扶植，地方决策者中绝大多数都成为基督徒后，皇帝才能安全制定更强硬的基督教化措施。 36

这样，几乎连续三代或四代统治者都信仰基督教，他们保留足够的思想力量和赐予恩宠的实际权力，大体上在地方推广新宗教（“背教者”尤里安统治整个帝国不到两年时间）。在我看来，基督教化过程和早期罗马化过程的动力相似。中央政权无法简单地强迫地方精英接受它的思想体系，但如果它自始至终都将顺从作为晋升条件，地主们就会就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元4世纪“基督徒和罗马人”取代“别墅和城里的宅邸”，越来越被看作成功的先决条件。地方和中央的显贵都渐渐适应新的现实。随着官僚机构的扩充，中央政权成功地利用新机制将地主阶层的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人民纳税，精英阶层担任公职，新宗教也被有效纳入后期帝国的体系。帝国的基督教化和官僚机构的扩充并不是灾难的前兆，反而表明中央仍然能够获得各行省的支持，对其行为习惯施加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必须通过劝诱而不是高压手段来实现。一直以来，帝国采用的也都是劝诱的方式。同样的纽带经过重新协商后，依然将中央和地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罗马政体

罗马帝国的仪式，例如将《狄奥多西法典》引介给罗马元老院的仪式，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样一个能召集最富有的地主齐声欢呼、称颂统治者的国家机器不可小觑。但引介《狄奥多西法典》的仪式以及《狄奥多西法典》的接受情况让我们对帝国的政治局限性有了颇为不同的洞察。尽管罗马帝国依然具有影响力，但其帝国体系的核心存在政治局限性。

召集来的元老们激动地称颂完统治者后，就开始讨论实质问题了：

“感谢你们的规章！”（重复23次）

“你们消除了帝国宪章中的歧义！” 37 （重复23次）

“虔诚的皇帝决策也英明！”（重复26次）

“你们英明决策，制定《法典》。你们维护了公共秩序！”（重复25次）

“政府机关要各持一部《法典》！”（重复10次）

“各公共部门都要封存一部《法典》！”（重复20次）

“要有大量的《法典》抄本，以防篡改既定法规！”（重复25次）

“所有《法典》都必须是书面的，以防篡改既定法规！” 38 （重复18次）

“制宪人员在抄写《法典》时不得添加注释！”（重复12次）

“我们请求用政府资金给各部门购买《法典》！”（重复16次）

“我们请求不要因为民众的请求就颁布新法！”（重复21次）

“这些鬼鬼祟祟的行为扰乱地主阶层的权利！”（重复17次）

对罗马政府而言，引介新法规的仪式意义深远。我们已经在上文看到教育和自治在罗马传统的自我形象中所起的作用。对整个罗马社会而言，成文法也具有类似的意义。在罗马人眼里，罗马社会通过成文法成为维护人类秩序的最佳手段。最重要的是，有了成文法，人们便不必担心权贵独断专行。（“自由”的拉丁文是libertas，有“法律下的自由”之义。）法律纠纷都按实际情况来处理，权贵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帝国的基督教化不过是在思想上强化了成文法的重要性。虽然基督教知识分子批判文法学家提供的道德教育是精英式的，取而代之，推崇来自沙漠、没有受过教育的圣人为美德的代表，但法律并没有受到这种批判。人们无论地位高低，都受法律保护。法律还具有统一的文化意义，因为上帝的法令，不管是以摩西《十诫》（Ten Commandments ）的形式，还是以基督教伦理的形式，都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的核心。因此，就思想层面而言，与精英式教育不同，罗马的成文法适用于罗马各阶层，很容易被刻画成帝国理念的关键内容，宣称新近基督教化的帝国是维护神规定的社会秩序的工具。 39

然而，仔细研究《狄奥多西法典》的仪式及内容，我们可以洞见罗马后期帝国体系政治局限性的核心所在。元老们齐声欢呼、称颂统治者的拉丁语原文中就暗含了这种局限性，但由于英语第二人称代词“you”不能区分单复数，所以这种局限性在英语译文中就体现不出来。元老们是同时针对东罗马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和他的表弟、西罗马的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发出欢呼的。两人都是狄奥多西王朝的统治者。经过精心安排，公元437年，《狄奥多西法典》在东罗马正式颁布，恰好在双方联姻之际——瓦伦提尼安三世迎娶狄奥多西二世的女儿尤多克西亚（Eudoxia）。联姻和《狄奥多西法典》都强调罗马帝国的统一，东西罗马的皇帝团结和睦。但《狄奥多西法典》的名称表明，其制定过程中所有艰巨工作实际都是在君士坦丁堡进行的，由狄奥多西委派专员完成。 40 在这件事情上，狄奥多西二世占主导地位。这就突显了帝国后期权力结构上的一个根本问题。在第一章中，我们讨论过由于行政和政治原因，帝国不得不采取分权而治的形式。在共同治理帝国的统治者中，如果有一位处于主导地位，拥有无可置辩的权力，他们就能团结和睦。在这一基础上，狄奥多西二世和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关系处得还不错，就像公元4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君士坦丁和他的几个儿子能和睦相处一样。但帝国要想合理运行，还需要各统治者的权力大致相当。如果关键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分配不均，其中很可能会有统治者长期处于劣势。如果从属关系过于明显，这位统治者的一些主要政治派系就有可能鼓动他恢复平衡，或者更糟的是篡权。例如，公元4世纪50年代，这个模式就使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加卢斯及尤里安分权而治的尝试告吹。

权力相当的皇帝很难和睦相处，而且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公元364年后，瓦伦提尼安一世和瓦伦斯兄弟共同执政10年；戴克里先先是从公元286年起实行两帝共治，再是在公元293年至305年期间和另外三位皇帝一起实行四帝共治。但这些分权而治的关系都没有带来长久的稳定，即便兄弟间的分权也不能保证成功。君士坦丁一世的几个儿子继承皇位后，继续争夺权力，结果君士坦丁二世在入侵弟弟君士坦斯的领地时被杀。同样，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在其在位期间运作良好，但公元305年他退位后，四帝共治体系瓦解，帝国陷入近20年的争斗和内战，直到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一世打败李锡尼（Licinius）。

事实上，在帝国后期，皇权的组织形式使帝国陷入两难困境。从行政和政治上考虑，帝国必须分权，如果不分权的话，就会引起篡权，通常还有内战。然而，要想分权，同时又避免共治皇帝间发生战争，则难乎其难。即便在一代统治者中解决了这个问题，也不大可能将这种和睦关系延续到继任者，因为他们缺乏最初的分权共治所具有的彼此信任和尊重。结果，在每一代统治者中，即便皇位是依据王朝继承权来传递的，分权而治也都不长久。没有一个“系统”，不管权力分割与否，内战都会周期性爆发，不可避免。必须强调的是，内战不只是皇帝个人统治失败造成的，虽然也有例外，例如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多疑显然是促成军队哗变的一个因素。基本上，分权而治表明帝国在政治上有众多重要因素需要考虑，例如，帝国后期人口构成更加复杂，其中就有分布广泛、利益相关的地主阶层需要考虑，因此同只有罗马元老院玩弄权术的扩张时期相比，此时的政治稳定更难实现。

那么，从很多方面来看，顶层的周期性冲突是帝国在辽阔疆域内成功地协调精英阶层所要付出的代价。但我们最好把这看成是帝国的局限性，而不是它的基本缺陷，因为从根本上动摇帝国的不是这种局限性。这种冲突是帝国政治的一部分。在新政权有效重组足够广泛的利益集团、确立统治前，政局的稳定很可能被打破，发生冲突。冲突持续的时间有短有长。例如，四帝共治瓦解后，经过20年的争斗，最终才由君士坦丁统一帝国。但公元4世纪的内战并没有削弱帝国，让波斯征服罗马。实际上，当时分权而治取得的效果胜过公元3世纪中叶20位合法皇帝和一群篡位者人均执政仅两年的效果。

仔细研究元老院在《狄奥多西法典》仪式发出的欢呼，罗马帝国的另一重大政治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了。元老们对统治者的称赞重复次数有差异，即便这种不规律性表明他们有时可能激情澎湃，情不自禁，但他们关于《狄奥多西法典》本身所发表的意见非常明确，说明每一句欢呼都是精心设计好的。公共仪式上这种事先设计好的欢呼和1989年以前苏联共产党每年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的做法相差无几。经过精心设计，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讲话结束后，大家热烈鼓掌，总书记和听众彼此祝贺。听众高呼赞同，然后讲话者起身，鼓掌，大概是祝贺听众十分明智，认识到他的讲话意义深远。在《狄奥多西法典》的引介仪式上，罗马的元老们更狂热，但透露出的信息则一样。二者都声称自己的国家体系，此处尤其是指法律体系尽善尽美，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二者都是对思想统一的公开庆祝。我认为最好是把罗马帝国的公共部门看作极权政府的公共部门，官员从出生便被灌输效忠体系的思想，并且经常有机会表现其忠心，从而又增强其忠诚度。然而，值得强调的是二者存在重大差异。苏联政权面临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仅维持了约70年的时间。与之不同的是，罗马政府，无论极权与否，历时500年来，多数情况下，其统治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对每位官员而言，罗马帝国的优越性渗透到公共部门的各个方面，贯穿其一生。

但和所有极权政府一样，罗马政府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在一定程度上，言论自由受到限制。鉴于人人都坚信统一即完美的理念，只有在性格层面上才允许有分歧，而非政策层面。 41 帝国在思想上的绝对统治成功地使臣民顺从其统治。但这种顺从几乎都是被迫的。在被罗马征服的地区，臣民之所以接受罗马文化，成为罗马公民，是因为帝国是他们实现抱负的唯一途径。如果他们想有所作为，就必须遵循罗马的规则，成为罗马公民。

把罗马政府比作极权政府还指出它另外两个缺陷：其一，实际参政人数少。只有极其富裕的地主阶层才能参与帝国的运作。我们无法确定实际参政的具体人数，但他们的特征还是相当清楚的。在帝国初期，要想成为市议员就需要满足财产限制，即在所在城市拥有足够土地，能负担得起子女接受文法教育的费用。这必须有很高的收入才行。圣奥古斯丁生于北非小城塔加斯特（Thagaste）一个中等贵族家庭。他家能负担起文法教育的费用，但他被迫花费一年时间等他父亲筹集足够的资金才前往迦太基跟随一名雄辩家继续学习，完成高等教育。由此，我们可以从他家的经济状况窥见市议员资格的财产界线。 42

和之前相比，在帝国后期，地主阶层参政的方式更广泛。一些地主仍掌控着当地议会中的少数有利职位，更多地主进入中央官僚机构，还有一些小士绅阶层则乐于在行省任职。后者被称为“小队长”（cohortales ）。据阿弗罗狄西亚（Aphrodisias）的碑刻来看，有些行省官员十分富裕，还为所在城市捐资。帝国后期，法律系统也进一步完善。自公元3世纪初起，罗马的法律已经适用于帝国所有居民，通常还有大量职位空缺，招募训练有素的律师。这些人又都是市议员阶层出身，有志从事律师行业的年轻人完成文法教育后就学习法律，作为他们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到公元4世纪中后期，基督教得到皇帝的扶植。如前文所述，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地主阶层也开始加入教会，很快控制主教职位。据我所知，最早接受过修辞学教育的主教是帝国西部的安布罗斯和东部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n）公元370年被授予圣职的三位教父——恺撒利亚的圣巴西勒（Basil of Caesarea，329—379）、纳西昂的圣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329—389）以及尼斯的圣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330，—395）。 43 地主阶层的就业范围扩大了，但这并没有改变资格限制中对财富的要求。这些职业都依然要求从业者接受过传统的文法教育。

因此，实际参与政治的地主阶层总共可能不到总人口的5％。我们还可以再加上约1％受过部分教育的专业人员，他们主要在城镇从业。尤其是在帝国的首都，这部分人的构成略显复杂，有的在马戏团工作，有的在剧院表演——对特定官员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他们实在不满，偶尔还可以通过暴动来行使否决权。但暴动也只是反对特定官员和政策的钝器而已。 44

但大多数人，无论是自由民，还是佃农，或是奴隶，都从事农业，基本上不参与政治。对这些人而言，政府主要是以税务官的形式存在，占用他们的有限资源，令人厌恶。我们同样无法确定农民的确切人数，但他们应该不会少于总人口的85％。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罗马帝国有超过五分之四的人口和统治他们的政治体系没有多少或者根本没有利益关系。农民对帝国的中央政权很可能主要采取中立态度。如前文所述，在帝国的历史进程中，多数地区的居住面积和人口规模都有所增长。我们很难不把这看作“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帝国创造的和平和稳定的结果。另一方面，农民反抗当然时有发生。这些反抗比较分散，通常与征税有关，但一般只是地方性的盗匪行为而已。有些地区偶尔也出现过更持久的动乱。位于现在土耳其西南部西里西亚高地的伊索里亚（Isauria）素以盗匪著称，其中马拉塔库普勒尼人（Maratacupreni）在叙利亚北部声名狼藉。他们假冒罗马税务官，肆意夺取当地居民的财产。他们能以假乱真这一事实让我们对罗马政府征税的情况略见一斑。但他们太过嚣张，最终被政府清除，只剩下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罗马大多数人和政府没有利益关系，或者只有极少利益关系。这是罗马政府的一个主要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由来已久。帝国一直以来都服务于精英阶层。结果，农民被剥削，爆发了一定规模的反抗，一般比较分散，但没有迹象表明公元4世纪这种情况加剧了。 45

鉴于农民从根本上而言不能组织持久的反抗，罗马政府的另一个缺陷就没有这么明显了，但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先考察罗马贵族的生活方式。如前文所述，他们参与国家事务，有的是地方市议员，负责收税，有的是相对较高级别的官员（小队长或廷臣），还有的是在地方任职的中央卸任官僚。但他们花在国家事务上的时间有限。到公元400年，许多政府重要部门的平均任职年限已经缩减到不超过10年——即便当时的人均寿命比现在的要低得多，这也谈不上是终身制。叙马库斯的书信再次为我们刻画了官僚卸任后的生活及其根本重心。当然，他家财万贯，因此他卸任后行为的尺度不具有代表性，但其本质很典型。

在罗马，财富除了土地之外，还有其他形式。营利的方式很多，包括贸易、制造业、法律行业和出卖手中权力等。但土地是财富的最高体现形式。在工业革命前，英格兰人通过其他方式营利后会立即投资地产。因为，对士绅而言，土地毕竟是唯一体面的财富形式。这既是士绅架子的产物，也是务实的做法。投资地产非常安全。作为最初投资支出的回报，土地以农产品的形式提供稳定的年收益。在没有股市的情况下，鉴于贸易和制造业提供的投资机会有限且相对不稳定，土地成为古代的“金边股”。工业革命以前，土地在各国也确实是金边股。投资地产对于罗马贵族阶层而言是头等大事。

首先，地主阶层需要保证农产品产量达标。土地本身只是潜在的收益来源，需要耕种，并且是有效耕种才能实现可观的年收益。首先要种植合适的作物，然后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本，这样往往有可能实现产量大幅增长——在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被称作“提高”。罗马的地主阶层大部分时间都在直接或通过代理人间接检查地产的经营状况。例如，叙马库斯的书信中前五封是写于公元375年他巡查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地产的时候。他这次巡查耗时较长，旨在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叙马库斯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地产一片混乱，每个细节都需要查看……事实上，过去乡村为我们提供粮食，而现在我们供养乡村却成为一种常态。”他在之后的信里也偶尔提到收益问题。就叙马库斯这样的富人而言，距离成为附加的问题。同离家更近的地产相比，在西西里和北非的地产问题更麻烦。 46 而且耕种一大片土地比耕种两小块土地效率更高。所以精明的地主阶层总是在寻找机会购买合适的额外土地，或者安排彼此交换地产，互利互惠。帝国后期的史料，例如叙马库斯的书信，都表明地主阶层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买卖合适的土地上。 47

其次，还存在各种法律问题。和狄更斯（Dickens）时代的英格兰一样，在罗马，遗嘱通常会引发争议。土地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财富，很难分割成可继续盈利的小份遗产，因此父母通常面临一个选择：是将整个地产的收益均分给几个子嗣，还是偏袒其中一人，把整片地产留给他。不管怎样，事情都会变得十分棘手，或非常复杂，尤其是当这些子嗣分得部分地产后，他们必然也得决定死后如何分配所得地产。遗嘱人不得不在遗嘱和增补条款上耗费大量精力，阐明确切的解决方案，并确保这个方案天衣无缝。可想而知，叙马库斯密切关注继承法的变化，经常在信中提到遗嘱的问题。 48 罗马的地主阶层用尽各种惯用手段。例如，为了避免债权人在他死后找上门来，叙马库斯的父亲将台伯河（River Tiber）河畔的一块地产的所有权提前转给叙马库斯。 49 在这种情况下，婚姻不仅仅是两人相爱的浪漫结合，它意味着建立一个有自己经济基础的新家庭。先要找一个般配的对象，然后转让财产，通常双方家庭都要转让部分财产给这对新人。叙马库斯在一封信中提到一个叫弗尔维乌斯（Fulvius）的人，“一直未婚”。他很幸运，娶了某个蓬皮安努斯（Pompeianus）的妹妹。“她和他门当户对，可能家境比他好。” 50 同样，婚姻财产转让契约为律师提供了获得丰厚收入的机会。

叙马库斯通过婚姻获得其岳父的部分世袭财产。由于这部分财产已经转让给叙马库斯，所以他的岳父因欺诈被检举时没有被充公。 51 税收系统也涉及一些法律问题。为了减少税额，地主通常会寻找后台。已有史料中虽然没有关于地主凭借很广的人脉而被完全免税的记载，但有很多地主税费减少的案例。然而，减少税费的情况并不确定，因为如果后台失势，那么地主也会失去既得利益。因此，地主有很大的空间和禁卫军长官的下属官员争论可以减少哪些税费，减少多长时间，以及已经支付了哪些税费。尽管地主在处理遗嘱和婚姻财产转让契约时格外谨慎，后台失势也会引发所有权的争端。叙马库斯的书信，尤其是他担任罗马首都行政长官时写的公函，记录了大量这类纠纷的案例。 52

除了要承担的一系列责任之外，地主也有很多乐趣可言。虽然从管理上而言，拥有多处宅邸可能是个负担，但只要他有收入，他就有机会改造和重新装修这些住宅。叙马库斯在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里津津乐道地讲述他家的新大理石护墙，说护墙铺得非常精巧，看上去就像是一整块大理石铺成的。他还对一些圆柱十分得意。它们看似昂贵的比提尼亚（Bithynian）大理石，其实很便宜，几乎没花什么钱。他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他在很多信里都提到西西里庄园的新浴室，在一些信里提到他一生中在各处宅邸零星进行的一些改造和装修工作。他还在一封信里抱怨提布尔宅邸的工人进度太慢。 53 有些事情一成不变。

地主们把宅邸或多处宅邸改造得舒适惬意，按最新的时尚装修一新（例如在公元4世纪的英国，安装彩色的镶嵌画是一种最新时尚）后，就可以住在里面，享受各种快乐。叙马库斯格外喜欢那不勒斯湾巴亚的别墅。他在很多信里高度赞扬巴亚景色秀丽，食物鲜美，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公元396年4月至12月，他先后在福尔米亚（Formia）、库迈、波佐利（Pozzuoli）、巴亚、那不勒斯和卡普里（Capri）的几处房产度过一段快乐的日子。这些地方有些现在依然是名流度假的去处。他在台伯河河畔也有一处宅邸，从罗马顺河而下就可以到达。叙马库斯因公要去罗马时就住在那。和历史上各地方的士绅阶层一样，拥有土地的罗马士绅阶层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是狩猎。对狩猎而言，山麓或是森林边的一小块地是最理想的了。 54 因此，依山傍林的房产在不同季节都能给地主带来各种各样的乐趣。 55

地主阶层还可以在乡间宅邸，或多处乡间宅邸，享受贵族生活的其他乐趣。叙马库斯经常称颂在某处幽静的乡间宅邸读古代拉丁语书籍的惬意。他在一封信中声称自己忙于学习，无暇写信。他有时还写信给朋友，讲述自己的近况，并让对方把他想看而又找不着的作品寄给他。 56 有时，他的好友也在附近的乡间宅邸逗留，偶尔也有朋友在他家做客。这样他们就能频繁写信，相互恭维，还能一起野餐，举办晚宴。 57 他们在信里谈论最多的是朋友和亲人的身体状况。如果一方有人偶感不适，另一方则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多次写信嘘寒问暖。叙马库斯的女儿身体比较娇弱。他一度要求她每天汇报自己的健康状况，还在回信中给她推荐各种饮食疗法。 58

叙马库斯及其友人的生活方式为接下来1600年欧洲士绅和贵族阶层的生活奠定了基调。他们有闲，有教养，有土地。有的家财万贯，有的境况一般，仅能勉强维持贵族生活。大家都对彼此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之间就像在跳一场微妙且又不失优雅的舞，希望并期待通过婚姻财产转让和遗产继承获得大笔财富。叙马库斯等罗马贵族可能喜欢读读拉丁语，写写信，而非画水彩画或是学意大利语，他们对童年和性别的概念也可能和简·奥斯汀（Jane Austen）时代的截然不同，但罗马后期的贵族阶层很有点她笔下乡绅的味道。

优雅、清闲的特权阶层生活方式造成罗马帝国的另一局限性。这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地产分配极其不公的基础之上。我们之前提到，不到5％的人拥有超过80％的土地，可能还远不止这些。而这种不平等的核心就在于罗马政府本身，因为其法律规定并保护所有者阶层的所有权——叙马库斯属于所有者阶层的较高阶层。土地登记制度是仲裁土地归属的最终依据。刑事立法缜密，保护所有者免受穷人的危害。 59 公元5世纪史学家普里斯库斯（Priscus）记录了他与一个曾替匈人（Huns）作战的罗马商人的对话。该对话被多次援引，反反复复在讲罗马社会和匈人社会的优劣，直到普里斯库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罗马人享有各种给予的自由。不仅生者而且逝者也都可以自由给予，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地产。不管他们怎样遗赠财产，他们的遗嘱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我的［投靠匈人的］同胞流泪了，感叹罗马法律公正，政体健全……

两人最终达成两点共识：其一，罗马的法律造就了一个更优越的社会。其二，罗马法律的主要益处是保障产权人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 60 这个观点十分普遍。想想罗马元老在《狄奥多西法典》仪式上的欢呼。同样，这些元老也非常明白《狄奥多西法典》对社会的整体影响是它始终保护“地主阶层的权利”。

罗马有大量缜密的法律处理地产问题，包括基本所有权、土地利用形式（出售、长租或短租、简单的出租和佃农耕种），以及通过婚姻财产转让、遗产继承和特殊遗赠的方式在代与代之间转让地产。罗马刑法严酷，也保护了所有权。对偷盗的处罚主要是死刑。当然除了小偷小摸的行为之外，对其他罪行的处罚都是死刑。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罗马社会与之后的“士绅”社会有相似之处。在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环境下，这些“士绅”社会同样建立在地产分配不公的基础之上。简·奥斯汀的作品描述了贵族阶层爱情、婚姻和地产转让的优雅生活。但在她创作的年代，如果偷窃小于10便士的财物会被处以鞭刑，偷窃小于4先令10便士的财物会被处以烙刑，偷窃超过5先令的财物则会被处以绞刑。在18世纪的伦敦，平均每年有20人因偷窃被绞死。 61

罗马政府需要促进和保护地主阶层的利益，是因为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罗马政治的主要参与者。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和个别地主之间，或是和整个地主阶层之间，不会偶尔产生冲突。例如，如果在政治争斗中失败的话，这些地主家族的地产有的就会被充公。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从此就一败涂地。和中世纪的情况一样，后来的统治者乐于将没收的地产物归原主，以赢取这个家族的忠心。 62 尽管如此，如前文所述，在政府机器的各个层面，政府都依赖行省地主阶层参与管理，尤其是收税。是否能有效收取税收也取决于地主阶层的纳税意愿。

政府和地主阶层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最明显的方面是，农产品税额不能提得太高，否则地主阶层会选择全体退出政府体系，使其不能正常运转。如前文所述，大量证据表明皇帝都意识到要赢取地主阶层的忠心，征税就不能太严苛。公元4世纪60年代中期，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和瓦伦斯开始分权而治，在财政上采取魅力攻势。税额连续三年没有变化，在第四年的时候降低了。他们的发言人说是因为“宽松的税制是所有人都享有的恩惠”。他们还大张旗鼓地许诺（和现代的做法一样），“如果税收总额令人满意”，第五年还会再次降低税额。 63 另一个方面是，地主阶层的精英身份和生活方式取决于地产的不公平分配。地产分配极其不公，因而绝大多数人没有地产。如果没有第三方采取预防措施的话，这种状况必然会导致财富的重新分配。公元4世纪，这个第三方就是罗马政府。几个世纪以来，它就一直扮演这样的角色。大体而言，地主阶层可以依靠政府通过实施对他们有利的法律来弥补人数上的不足。如果政府失去这种能力，例如，如果它缺乏实施地产法律的强权，那么地主阶层将会别无他选，只能去寻求新的代理，取代它，继续保护他们的利益。

因此，我们可以把地主阶层参与罗马体系看作一个成本效益方程式。他们的成本是每年向国库缴税，而回报则是他们的财富获得保护。这些财富是他们地位的基础。公元4世纪，他们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但我们稍后将会看到，一旦税务官征税过于严苛，或是政府不能提供保护的话，地主阶层可能就会另择明主。

结语

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内容，讲述了罗马帝国从建国到公元300年前后的演变过程。一方面，我们讨论的是历史上的一个超级强国。帝国最初的建国根基是军事实力。它在西起哈德良长城、东至幼发拉底河的广袤疆域内统一了帝国优越性的理念。到公元4世纪，臣服民族已经采纳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当初征服他们的国家已经演变成一个由罗马行省组成的联邦。

但这个非凡的国家也有其主要弊病。距离、原始的通信手段和有限的处理数据能力降低了其运作效率。在征税以外的各领域，罗马从根本上来说都处于被动，通常被利益集团牵制。经济上，帝国的产出勉强满足社会需求。政治上，帝国的既得利益阶层人数极少。我们已对占人口比例少数的罗马地主阶层过着的特权生活略见一斑。

尽管如此，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丝毫没有瓦解的迹象。波斯萨珊王朝的崛起造成帝国50年的动荡。帝国为此所做的调整既不简单，也不容易。但在军事、财政、政治和行政变革的共同作用下，国家机器扩张，能够同时应付波斯和帝国自身经过300年演变所产生的问题。帝国当然为此付出了代价。政府没收地方资金，打破原来自治城镇的统一性。它还证明分权而治的必要性，虽然这样做只会引发频繁冲突和周期性内战。

不过，后期帝国基本上还算成功。乡村经济大多在蓬勃发展，并且热衷于在政府部门谋职的地主阶层人数也超过以往。帝国应对波斯的表现说明，帝国体系本身比较刻板，面对新威胁调动资源的行政、经济和政治能力有限，行动迟缓。但它成功打败了波斯，依然是个不可匹敌的强国。然而它也注定不能自行其是。公元4世纪，罗马人依然把波斯当作传统敌人之时，另一个重大战略变革即将在北部拉开序幕。

第二部分
危机

第四章
多瑙河上的战争

公元375年年底至376年年初，黑海以北日耳曼尼亚东部爆发激战的消息传到多瑙河防线。据阿米安·马塞林记载：“一开始我方并没有在意。因为距离遥远，通常那些地区的战事传到这里时，战争要么已经结束，要么至少已经逐渐平息。” 1 这事儿也不能怪罗马当局没有重视。公元3世纪中叶，哥特人等日耳曼人迁到黑海北部，引发当地政治重组，并带来了100年的相对稳定。而且，当时的麻烦来自西北部（现在的波兰和白俄罗斯），而非东北部（现在的乌克兰）。东北部最近一次给帝国制造麻烦的是300年前，即约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间，所向披靡的萨尔马提亚人。但罗马人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

公元376年夏天，大批难民突然出现在多瑙河北岸，请求在罗马境内避难。有史料称当时难民达20万人。但据阿米安记载，聚集在多瑙河河畔的难民不计其数。他们随行携带大量武器，很可能是用牛车拉载，就像历史上战乱时期难民结队逃难的场景一样。这些难民中，除了少数个人和家庭之外，大多数属于两支哥特部落。这两支部落都听命于各自的首领。据我猜测，这两支哥特部落各有1万名战士。其中一支是格鲁森尼人（Greuthungi），他们来自离多瑙河数百公里外的德涅斯特河（River Dniester）东部地区（位于现在的乌克兰）。另一支主要是当年阿塔纳里克率领的瑟文吉人，在阿拉维乌斯（Alavivus）和佛瑞提根（Fritigern）的带领下，脱离阿塔纳里克的统治，来到多瑙河北岸。 2

大批难民的到来给罗马边境带来严重的安全问题，但这些难民的身份为帝国埋下了更大的隐患。虽然之前接到的战报都来自遥远的黑海以北日耳曼尼亚的东部地区，但这两支安扎在多瑙河河畔、意欲迁入罗马境内的哥特部落都并非来自那么遥远的战区。尤其是瑟文吉。最迟自公元4世纪10年代起，他们就一直盘踞在多瑙河北岸，位于现在瓦拉几亚（Wallachia）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的领土上。在遥远的东北部发生的可不是什么小冲突，其影响波及整个黑海北部地区。

罗马很快就弄清了这次骚动的罪魁祸首。据阿米安记载：“玛尔斯的怒火不可遏制，战争席卷各地，带来毁灭和灾难。这一切都是匈人造成的。”

阿米安的记载距离事发当时已近20年。此时，罗马人对哥特人迁到多瑙河地区的缘由也有了进一步了解。但即便是在公元4世纪90年代，匈人的出现所带来的全面影响也才只是初现端倪。哥特人于公元376年夏天出现在多瑙河河畔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从匈人在欧洲边缘的崛起到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的废黜历时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这一切在公元376年时都还难以想象，其间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哥特难民在多瑙河地区的出现，标志着欧洲范围内权力重新洗牌的开始。本书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要讲述的就是罗马与匈人的故事。和阿米安一样，我们首先要讲述的就是匈人。

来自“冰封的海洋”

有关匈人起源的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3 欧亚大草原横贯欧亚大陆，从欧洲边缘到中国绵延5500公里，其东端往北、往东仍有3000公里的草原。欧亚大草原南北纵深，最窄处在西部，约500公里，最宽处位于蒙古草原，约3000公里。地形和气候决定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总体而言，由于土地贫瘠，降水量少，草原地区不适宜树木和繁茂的植被生长，也不适宜作物栽培。因此游牧民族主要以畜牧业为生，放牧各种牲畜。其中，骆驼生存能力最强，依次是山羊、绵羊、牛和马。

游牧生活基本上是游牧民在固定的牧场之间迁徙、实现全年放牧的一种生活策略。通常，现代牧民会在夏季丘陵放牧地（冬季因为降雪和低温而缺乏牧草）和冬季低地放牧地（夏季因为降水量少而缺乏牧草）之间迁徙。就经济资本而言，放牧权和牧群同样重要，都要严加看护。由于携带牧群和年老体弱的牧民迁徙比较困难，冬、夏季放牧地之间的距离不宜太远。在斯大林（Stalin）强迫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的游牧民定居之前，他们通常都在相距75公里的牧场之间迁徙。游牧民还和当地定居的农民有密切的经济往来。虽然他们自己也种植谷物，但大部分粮食仍是从当地农民手中购得。在夏季，只有一部分游牧民放牧牲畜，其他人则从事各种农业生产。但各历史时期的游牧民族都需要用畜牧业产品（例如兽皮、奶酪、酸奶和牲畜等）同农业民族交换粮食。通常，这种交换是不对等的，当地农民用谷物换来的只是免受劫掠。但有时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也会进行互利互惠的交换。

一直以来，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语言群体，或文化群体。在各历史时期，欧亚大草原上生活着众多不同的游牧民族。公元1世纪至3世纪，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人和阿兰人（Alan）控制了多瑙河至里海的西部草原。他们将自公元前3世纪或公元前2世纪起就生活在此、同样属伊朗语族的斯基泰（Scythian）游牧民驱逐出境。此后一直到公元6世纪，突厥语族的游牧民控制了多瑙河至中国的大片草原。中世纪中期，蒙古语族的游牧民入侵欧洲，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游牧民族。公元9世纪末出现在欧洲中部的马扎尔人（Magyars）和他们的匈牙利后裔一样，讲的是芬兰－乌戈尔语（Finno-Ugrian），说明他们可能起源于欧洲东北部的森林地区。因为除欧洲中部之外，东北部的森林地区是唯一讲芬兰－乌戈尔语的地区。

匈人到底起源于哪支游牧民族，我们并不清楚。和其他罗马史料相比，阿米安·马塞林有关匈人的记载最为翔实，但他也没有说明匈人的起源问题。阿米安只是提到匈人起源于黑海对岸“冰封的海洋附近”。他们不具备读写能力，因此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甚至连他们的语言至今还系属不明。即便没有其他线索，语言学家通常也能根据人名来确定系属关系，但这种方法在确定匈人语言的系属关系时也行不通。他们很快便开始采用日耳曼人的名字（或者也许是史料记录的是他们的日耳曼语名字，或是日耳曼邻近部落或臣服民对他们的日耳曼别称），因此留下来的匈语人名寥寥无几，无法形成可信结论。他们很可能不属于伊朗语族，但是否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属于最早入侵欧洲的突厥语族游牧民还有待证实。 4 由于信息不足，匈人的起源问题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一直就匈人是否就是古代中国史料中记载的匈奴（Hsiung-Nu）游牧民族的问题存在争议。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匈奴人在单于 5 的率领下进犯中国汉朝的西北边境，以贡品的形式获得大量丝绸、贵金属和谷物。他们还争夺中国汉朝西部的重要领土，例如中国境内丝绸之路途经的塔里木盆地（丝绸之路始于公元前1世纪）。由于受到东汉军队的攻击，匈奴于公元48年分裂成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随后被同化，成为中国帝国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北匈奴则留居漠北，不断袭扰东汉边境，直到公元93年，东汉政府利用鲜卑人——另一游牧民族——发动攻击，在漠北击败北匈奴。大量北匈奴投靠鲜卑人（据说有10万户），其余则“向西”逃亡。此后，在中国史料中再也没有看到关于北匈奴的记载。

影响罗马帝国历史的这部分匈人是在公元4世纪中后期突然出现在罗马史料中的。从表面上看，人们很容易就将这部分匈人等同于西迁的北匈奴。但这样做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从北匈奴在中国史料中消失到匈人在罗马史料中出现之间间隔近300年（从公元93年到公元370年前后），而且中国与罗马之间相距3500公里。此外，罗马史料中记载的匈人与匈奴人的政体形式完全不同。自公元48年起，后者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都有各自的单于。但入侵欧洲的匈人只有各种等级的首领，没有拥有独断权的领导人物。留存下来的人种描述也对此提出质疑。北匈奴人通常蓄长辫，而入侵欧洲的匈人则没有蓄发。两者使用的武器类似，考古发现的遗物中也都有青铜水壶。鉴于这种情况，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关联，但入侵欧洲的匈人是公元93年开始西迁的北匈奴的后裔这一说法显然行不通。欧亚大草原虽然一望无垠，但即便是在当时，横穿草原也不需要花300年的时间。此外，同多数游牧民族的政权一样，北匈奴是由匈奴部落和其他臣服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因此，入侵欧洲的匈人的祖先即便属于这个部落联盟，也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北匈奴。所以，即便公元4世纪的匈人和公元1世纪的北匈奴彼此存在什么联系，他们之间也已经历了300年的历史，早已是沧海桑田，白云苍狗了。 6

罗马史料也只是记载了匈人入侵欧洲边缘的大致原因。据阿米安所称，匈人“极其野蛮”，“心中充满着掠夺他人财物的欲望”。罗马史料通常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最终到达欧洲边缘实属偶然。一天，一些匈人外出狩猎，他们跟随一头雌鹿穿过沼泽，踏上一片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土地。受这一观点的影响，20世纪初有学者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匈人一直在欧亚大草原的不同地区游牧，然后机缘凑巧，来到欧洲边缘。 7 但之后，人类学家发现游牧民族并非随意迁徙，而是周期性地在相对固定的牧场之间流动放牧。鉴于放牧权对游牧民族而言至关重要，并受到严密看护，在牧场之间的迁徙绝对不会具有偶然性。

遗憾的是，我们只能猜测匈人西迁的动机。追踪雌鹿的偶然说的结论是，狩猎人员回到营地，汇报新发现的神奇土地。阿米安把他们西迁的动机归结为攫取经济利益。黑海北岸国富民丰，招致匈人入侵。这一观点看上去完全说得通。虽然相比而言，欧亚大草原的西部牧场面积不大，但是十分肥沃，一直生活着众多游牧民族。当时，生活在黑海北岸的是罗马帝国的藩属部落。他们同地中海地区有着各种经济往来，经济相对发达，生活富裕，无疑也引起匈人的垂涎。但对此后更为我们所了解的游牧民族而言，牧民西迁通常与躲避阿瓦尔人（Avars）有关。阿瓦尔人是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联盟，不断骚扰中国的北方边境。他们为了逃避突厥的征讨，迁入黑海北岸，给欧洲造成的影响几乎与早于他们两个世纪的匈人造成的影响相当。同样，公元9世纪末，马扎尔人为了逃避佩切聂格人（Pechenegs）的攻打，向西迁入匈牙利。就匈人而言，我们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们西迁的动机是为了攫取财富，还是为了躲避另一游牧民族，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其可能性。在更东边的地区，公元4世纪下半叶，笈多（Guptas）自印度北部扩张至丝绸之路；公元5世纪初至中叶，哒人统治里海（Caspian Seas）及咸海（Aral Seas）一带。早在公元4世纪50年代，这种政权的重组就已经对欧亚大草原东部产生了深远影响，迫使匈尼特人（Chionitae）迁入波斯帝国里海以东地区的边缘。 8 这也可能是匈人西迁的原因。

虽然匈人的起源和西迁动机仍是未解之谜，但他们是哥特人公元376年夏天迁入多瑙河地区的根源，这一点毋庸置疑。人们普遍认为，当时哥特人迁入多瑙河地区是为了逃避突然出现在黑海北岸的大批匈人。他们仓促逃至多瑙河河畔，向罗马帝国寻求庇护，请求迁入帝国境内。匈人实际上一直紧随其后。一旦哥特人抵达罗马境内，匈人便立刻占领多瑙河附近地区。现代研究对当时情况的叙述大多归结为以下几点：匈人于公元375年至376年突然入侵欧洲；哥特人于公元376年仓皇逃往罗马帝国；自公元376年后，匈人统治了多瑙河以北地区。

这种观点的依据是阿米安的记载。他描绘了一幅哥特人仓皇逃生的生动画面：“消息传遍各哥特部落，迄今为止都尚未听说的一支游牧民族突然出现，有如高山上袭来的暴雪，势不可当，所到之处或被占领，或被摧毁。”然而，我们需要透过修辞看到阿米安实际传达的信息。匈人征服阿兰人之后，开始袭击格鲁森尼人。率领格鲁森尼人抵抗匈人的是厄门纳里克（Ermenaric）。他最终放弃抵抗，貌似牺牲自己，成为祭品，祈求神灵保护族人的安全。 9 阿米安措辞含糊，但在一些古代部落的文献记载中，将部落的命运归结为首领的举措这一点值得注意。在艰难时刻，部落深陷不幸被看作众神显灵，表明原首领冒犯了众神，应被当作祭品献祭给众神，以平息众神的怒气。厄门纳里克死后，维提米尔（Vithimer）担任首领，继续抵抗匈人，但最终战死沙场。

之后，阿拉提（Alatheus）和萨伏拉克斯（Saphrax）以维提米尔之子维特里克（Vitheric）的名义统领格鲁森尼人。他们决定退到德涅斯特河附近。此时，阿塔纳里克率领的一支瑟文吉部落正遭受匈人的追击，也退至德涅斯特河附近。他们看到河岸已经聚集了一支部落，便撤回喀尔巴阡山附近的腹地。阿塔纳里克企图在此建筑防线，遏制匈人进攻的势头。在我看来，这道防线很可能是罗马在奥尔特河（River Olt）河边的防线——特兰萨鲁塔努斯防线（Limes Transalutanus）。 10 但阿塔纳里克的计划落空。瑟文吉在建筑防线时，遭受匈人连续进攻，摧毁了他们对阿塔纳里克的信心。就此，大部分瑟文吉脱离他的统治，在阿拉维乌斯和佛瑞提根的率领下迁至多瑙河河畔，请求罗马的庇护，允许他们迁入帝国境内。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率领的格鲁森尼人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跟随瑟文吉来到多瑙河附近（地图5）。 11

事情发展非常迅速。维提米尔战死后，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很快便来到多瑙河附近。事情前后经历的时间并不长。从维提米尔战死到哥特人公元376年夏末或是初秋到达多瑙河附近，总共可能不到一年时间。原则上，即便是几个月的时间，也足够他们迁到多瑙河附近了。那么维提米尔可能是在公元375年年中到376年年初战死的。鉴于对农民而言，逃亡的最佳时机是在收获之后，格鲁森尼人极有可能是在公元375年夏末或是初秋启程逃亡多瑙河。 12

然而，格鲁森尼人在匆匆逃离前还是做了拼死抵抗。我们无法确定战争的确切年代，因为阿米安并没有明确记载战争的时间。但他的记载也提供了一定线索。阿米安首先提到厄门纳里克抵制匈人的袭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继任者维提米尔多次被匈人打败，直到战死。我们无法确定格鲁森尼人和匈人抗衡了多长时间，但维提米尔死后，格鲁森尼人显然结束长期抗战，迅速退到德涅斯特河附近。正是他们撤退的决定加速了最后危机的到来。格鲁森尼人之前抵御匈人的进攻持续了多长时间还有待商榷，但时间的长短确实与匈人行动的性质存在一定关系。

为了获得迁入帝国境内的许可，哥特人首先派特使离开多瑙河前往瓦伦斯皇帝的驻地，向他陈述情况。然而，瓦伦斯人在安条克。这意味着哥特特使需往返1000公里。即便这样，特使们也没有却步。他们一到安条克便和瓦伦斯商谈，双方形成决议，然后向多瑙河边界的罗马指挥官发出公文。这一切很可能发生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与此同时，大批的哥特人继续驻扎在多瑙河附近，耐心等待罗马允许他们迁入帝国境内。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表明此时匈人对哥特人发动攻击。而且，袭击阿塔纳里克的是一些匈人小部落。他们有时掠夺财物太多，不便追击。 13 因此，这群匈人只是一群劫匪，而非征服者。此时的匈人在政体上没有拥有独断权的领导人物，只有各种等级的首领，他们独立行动的可能性非常大。例如，维提米尔在率领格鲁森尼人抵抗匈人时，他也能招募其他匈人部落的成员替他作战。 14 公元375年至376年，并没有大批匈人紧追仓皇逃亡的哥特人。相反，独立的匈人部落之间却在千方百计地争斗。

事实上，匈人并没有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征服”哥特人，而是哥特人决定撤离日渐危险的居住地。直到20多年后，即公元395年，大部分匈人仍停留在黑海以东地区，实际在高加索北部一带，不在多瑙河河口附近。 15 而且公元376年后的10多年里，在多瑙河下游继续侵扰罗马边境的既不是瑟文吉部落，也不是格鲁森尼部落，而是其他哥特部落。公元386年，奥德提乌斯（Odotheus）率领的另一支格鲁森尼部落在多瑙河下游向罗马发起猛攻。大约在同一时期，没有跟随阿拉维乌斯和佛瑞提根迁至多瑙河附近的瑟文吉部落的剩余人员则在喀尔巴阡山一带行动。

金弓

尽管如此，匈人的到来依然给罗马带来了深远影响。虽然多瑙河边界和其他边界一样，经常遭受小规模侵袭，但很少发生战略性变革。在黑海北岸，罗马帝国仅经历过两次战略性变革。气候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特征。喀尔巴阡山和顿河一带降水充足，尤其是河谷地区，适宜农业耕种，但顿河以东地区种植谷物需要灌溉。而这一带南部、黑海海岸附近的地区则比较干燥，形成大片草原。因此，从生态角度而言，欧洲边缘的这些邻近地区适宜游牧民族和农耕人口的居住。在古代，这一带先后由不同民族占领。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斯基泰游牧民、日耳曼语族的农耕人口和巴斯塔奈人等都在此不断繁衍。公元元年前后，他们的统治被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游牧民中断。200年后，农耕民族哥特人向喀尔巴阡山以东、以南推进，将统治向东扩张到顿河一带，制伏残留的萨尔马提亚人。那么，是什么使匈人得以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恢复这一带的军事平衡，让游牧民族重新统治该地区的呢？

罗马很快就认识到匈人的军事实力。虽然阿米安没有详细记载对匈人的战役，但对匈人的作战做了大致描述，切中要点：

［匈人］作战时呈楔形阵形……他们装备轻便，行动敏捷，出其不意，总是突然分散成小队人马，四处进攻，杀人如麻……他们远攻时使用的箭矢与众不同，箭镞用兽骨制成，打磨得非常尖锐，灵巧地安装在箭杆上。他们擅长马上作战，近攻时执剑肉搏。

公元6世纪史学家佐西姆斯（Zosimus）借鉴了公元4世纪的史学家尤纳皮乌斯（Eunapius），也对匈人做了形象的描述：“［匈人］完全不能，也不知道，如何徒步行军作战。但他们的骑兵通过适时迂回、冲锋、撤退以及射击，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杀敌无数。” 16 这些史学家的描述清楚明了。匈人军队由骑兵构成，尤其是弓骑兵。他们能够远距离作战，扰乱对方的阵形和军心，然后再发动近攻，用弓或刀屠杀敌人。匈人军队的关键在于其骑兵都英勇无畏，擅长骑射，能够以小分队的形式作战。正如许多评论指出的那样，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生活艰难，他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技能以及骏马成为他们作战的优势。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历史也反复印证了这一点。

但这对于欧亚大草原上的所有游牧民族而言都是一样的，并不能解释匈人尤其强悍、所向无敌的真正原因。除了哥特族日耳曼人之外，他们也征服了伊朗语族的阿兰人等其他游牧民族。他们是如何制胜的呢？双方都擅长骑术，但作战的方式不同。匈人弓骑兵装备相对轻便，行动敏捷。而阿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一样，主要是重装骑兵——罗马人称之为铁甲骑兵。骑马者和坐骑都穿挂鳞甲，使用的兵器主要是长矛，辅以长的骑刀，以小队人马的形式作战。这样，答案就越来越清晰了。在帝国初期被萨尔马提亚人击败并夺走黑海北岸统治权的斯基泰人和匈人一样，都擅长骑射，并且采用的战术也非常相似，但在当时，他们使用的兵器主要是长矛，而非弓。那么，为什么弓会在三个世纪之后取代长矛，成为主要兵器呢？

答案并不在于匈人使用的弓的基本构造。匈人和斯基泰人使用的都是所谓的“草原上的秘密武器”。西方人谈到弓时，通常都会想到用整块木料制成、用力开弓即可形成简单凹形的长弓。但草原上游牧民族使用的弓截然不同。首先，他们使用的是复合弓。复合弓用木材做弓臂的主体，多层叠合，再在弓臂外侧贴装动物肌腱，内侧贴装用动物角做成的薄片，这样用力开弓时，筋可以伸展，角可以回缩。放箭后，复合弓还可以向反方向弯曲，因此又称作反曲弓。用来黏合木臂、筋和角的是用鱼骨和兽皮制作的黏合性极强的动物胶。全部工序完成后，制成的弓威力无比。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一带发现的随葬器物中就有这种复合弓的遗物，一般是做成薄片的动物角，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因此到公元4世纪，复合弓已不是什么新式武器了。

匈人制伏其他游牧民族的关键可能在他们使用的复合弓的一个细节上。一直以来这个细节都没有得到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当时，匈人和斯基泰人都使用复合弓，但斯基泰人的复合弓弓长约80厘米，而在墓葬中发现的少量匈人的复合弓要大一些，有130—160厘米长。当然，弓的威力与大小成正比。但骑兵适合使用的弓最大只能在100厘米左右。骑兵需要将弓竖直举在自己正前方，因此弓过长的话，会碰到马的头部，或绊到缰绳。但匈人弓的形状并不对称——这就是问题的答案所在了。弓把位置偏下。正是这种设计使得匈人能在马上使用较长的复合弓。当然，这种弓也有其弊端，灵活性降低，并且由于形状不对称，骑射兵在使用时需要校准瞄准偏差。但与斯基泰人形状对称的80厘米长的复合弓相比，匈人130厘米长的不对称弓的威力要大得多。和斯基泰人的弓不同，匈人的弓使骑射兵能在安全距离内放箭穿透萨尔马提亚人的盔甲。

反曲弓用起来和现代的土耳其弓有些类似。土耳其弓一般长110厘米，但由于主要用于步兵，而非骑兵，其形状对称。当然，土耳其弓也经历了1000年的发展，比基本设计相同的中国弓和亚洲弓威力更强。对于用惯长弓的欧洲人而言，土耳其弓的威力令他们咋舌。1753年，哈桑·阿贾（Hassan Aga）射出古代史和近代史上最远距离，总射程达584码1英尺，约534米。他是家喻户晓的冠军，但射程超过400米并不少见。土耳其弓威力无比。在100米范围内，土耳其弓可以放箭穿透1.25厘米厚的木板，箭头伸出5厘米多。由于匈人使用的复合弓形状不对称，并且骑射兵不像步兵弓箭手那样脚能站稳，因此公元4世纪匈人复合弓的威力应该略小于土耳其弓的威力。匈人骑兵没有马镫，但他们使用的木质马鞍很沉，这样骑马者在射箭时就能用双腿夹紧，保持身体平稳。尽管如此，匈人骑射兵很可能在150—200米范围内击败无护甲的哥特对手，在75—100米范围内击败重装阿兰骑兵。这些距离足以让匈人占据巨大的战术优势。据罗马史料记载，匈人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 17

除了复合弓之外，匈人还有其他武器。匈人骑射兵从远处扰乱对方阵形后，再策马逼近，用剑同对手厮杀。他们还经常用套索将对手捆住，令其动弹不得。有证据表明地位较高的匈人还穿着甲胄。但反曲弓是他们的主要武器。到公元4世纪中叶，精心改进后的反曲弓能够抵挡萨尔马提亚铁甲骑兵的进攻。可以想见，如公元5世纪史料所说，匈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复合弓与众不同。据底比斯（Thebes）的史学家奥林匹奥多罗斯（Olympiodorus）记载，公元410年前后，匈人首领都对自己的高超箭术引以为豪。 18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公元375年时情况就已经是这样了。最伟大的匈王阿提拉（Attila）突然逝世的当天晚上，罗马皇帝马尔西安（Marcian）梦到“神站在他身旁，告诉他阿提拉的弓在那晚折断了”。 19 同样，考古发现也表明匈人的弓是至高权力的象征。考古学家在四处墓葬发现的弓的残骸或完全或部分裹有黄金外壳，上面还雕刻了图案。其中有一把纯粹是象征性的——只有80厘米长，外面有黄金外壳，根本无法弯曲。另外三把是标准长度，很可能是装饰了黄金外壳的真武器。 20 弓作为匈人赖以夺取军事统治权的秘密武器，经过这样一番装饰就成为政治权力的有力象征。有了这样一件秘密武器，匈人便控制了欧亚大草原的西部边缘。

阿米安·马塞林说得没错，发动战争、迫使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于公元376年夏末或初秋迁至多瑙河河畔的正是匈人。此时，受到匈人崛起影响的已不仅仅是黑海北岸的各部落，它还让帝国东部的瓦伦斯皇帝陷入两难境地。成千上万的哥特人失去家园，突然出现在帝国边境，请求庇护。

避难者

大量史料在叙述哥特难民的问题上呈现少有的一致性。当时根本没有人认为大批哥特难民突然涌现，意欲迁入帝国境内是个问题。相反，瓦伦斯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因为他在这批失去家园的难民身上看到巨大机遇。据阿米安记载（多数史料都有类似记载）：

大家对哥特难民到来的欢喜胜过担忧。受过精英教育的官员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称赞皇帝有福气，这么多年轻的新兵自动送上门来，罗马军队联合外来力量后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此外，虽然失去了每年向帝国缴纳的行省税，但仍将会有大量税收流入国库。

这样瓦伦斯一举两得，既扩充了兵力，又获得了黄金——通常情况下，二者不可兼得。也难怪瓦伦斯对此自鸣得意了。

多数史料对哥特人渡过多瑙河（很可能是在杜罗斯托鲁姆要塞附近）（地图6）迁入帝国境内后出现的问题也做了大致相似的叙述。现代研究往往把问题归咎于当地行政官员欺诈敛财。移民中一出现物资紧张的情况，这些官员就利用黑市趁机敛财，以卖身为奴作条件交换粮食。可以想见，移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罗马军队，尤其是卢皮奇努斯（色雷斯伯爵）率领的色雷斯野战军的介入反而使事态愈加恶化。他先是从黑市牟取暴利，然后又逼迫哥特人迁往区域首府马西安诺堡（Marcianople）（地图6），并将他们拒之门外。后来，他设宴招待哥特人的首领，企图暗杀他们，但未遂。哥特人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发动暴乱。 21 把问题归结为瓦伦斯缺乏远见、罗马军队指挥官贪婪敛财和哥特人恢复野蛮本性看似环环相扣，浑然一体，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首先，罗马对难民采取了一贯的移民政策。公元376年，自愿或非自愿移民对罗马帝国而言已经屡见不鲜了。纵观历史，罗马一直都在吸纳外来人口，既有人不断迁入罗马，寻求发迹机会（如前文所述，加入罗马军队），也间或有大规模的移民涌入。对于后者，还有一个术语称之为“接纳”（receptio）。据公元1世纪碑文记载，尼禄（Nero）时代的行省总督将10万（移民）“从多瑙河［北岸］”迁至色雷斯。公元300年四帝共治时期，罗马皇帝将成千上万迁入帝国境内的达契亚卡尔皮人沿多瑙河安置在匈牙利至黑海沿线。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初，罗马还经历了多次类似规模的移民涌入。虽然罗马没有出台任何移民政策，但也逐渐形成一定的惯例。如果罗马和意欲迁入的难民关系良好，并且批准他们自愿迁入的话，移民中的年轻男子将被纳入罗马军队（有时组成一支新的分队），其余则迁往帝国各地，成为自由农民，辛勤耕作，缴纳税款。例如，公元359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利米甘特族（Limigantes）萨尔马提亚人就达成了这种协议。 22 如果罗马和迁入帝国境内的移民关系一般，尤其是，如果这些移民是战俘的话，他们的待遇就会严苛得多。适龄男子可能仍会被纳入军队，但罗马通常会采取更严厉的保护措施。例如，公元409年罗马俘获一群斯基利人（Sciri）后颁发的敕令表明，25年（即一代人的时间里）之内不得在这批战俘中招募新兵。其他人也同样成为农民，但条件更加苛刻。公元409年被俘的斯基利人中许多人被卖为奴，其余则成为佃农，按条款要求迁至巴尔干半岛——他们被俘的地方——以外的地区。当时的移民要么加入罗马军队，要么成为农民。但不管怎样，基本上都还是有办法让移民照办的。 23

然而，史料记载的允许移民迁入帝国境内的例子都还有一个共性——皇帝都对移民存有戒心。他们无一例外都使用武力来确保自己对移民过程的掌控，要么先使意欲迁入的移民臣服，要么调配足够的军队来处理移民带来的问题。君士坦提乌斯和利米甘特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元359年，大事不妙。一如既往，阿米安把问题归结为萨尔马提亚人的背信弃义。但问题可能并没有这么简单。不管怎样，局势在关键时刻变得混乱不堪：

皇帝出现在将坛上，把［萨尔马提亚人］看作即将归顺帝国的臣民，正准备发表一篇充满温语仁爱的演说。此时，有一个萨尔马提亚人突然失去理智，把他的鞋掷向将坛，大呼：“玛哈！玛哈（marha，利米甘特人作战时的呐喊）！”台下的群众突然跟随他一起举旗暴动，一拥而上，想要抓住皇帝本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最能说明问题：

虽然利米甘特人的暴动十分突然，罗马士兵也没有全副武装，但罗马军队大喊一声，便立刻冲向疯狂的利米甘特人……他们一路厮杀，毫不留情地将敌人践踏在脚下，不论死活，所到之处没有留下一个活口……暴动者被彻底击败，有的被宰杀，有的惊慌失措，四处逃散，还有的徒劳地乞求罗马士兵手下留情，结果还是被连砍数刀后杀死。

罗马和利米甘特人就移民问题经过仔细协商后，君士坦提乌斯才现身。所以事情本该进展顺利。但如果出现不测，也有大量罗马军队近在咫尺，最后被彻底消灭的还是利米甘特人。 24

这样看来，众多史料有关公元376年哥特移民问题大体一致的叙述中就有一个关键内容听起来并不那么可靠了。据记载，哥特人出现在多瑙河北岸时，瓦伦斯喜出望外。但在公元376年，罗马的军队明显没有控制当时的局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迁入帝国境内后，情况开始恶化，罗马军队没能恢复当地秩序。卢皮奇努斯虽然应为哥特人的暴乱负一定责任，但是他手头根本没有足够兵力维持治安。宴会之后，他立刻召集现有军队投入战斗，但还是被哥特人彻底击败了。 25 就普通的移民情况而言，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对罗马至关重要。如果在军事上没有占据绝对优势，那么史料有关瓦伦斯对哥特人出现在多瑙河河畔喜出望外的说法就不可信了。

巴尔干半岛兵力紧缺的理由非常简单。公元376年夏，瓦伦斯正深受来自东部防线威胁的困扰，而且波斯威胁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如第三章所述，公元369年，瓦伦斯和阿塔纳里克议和，因为波斯对亚美尼亚和伊比利亚存有野心，他急于抽调兵力到东方前线对付波斯。自公元371年起，瓦伦斯趁波斯东部领土遭受侵袭取得一些重大胜利，重新任命高加索地区的统治者。但公元375年，波斯的“诸王之王”沙普尔卷土重来。瓦伦斯心意已决，于公元376年夏天派遣三个使团，要求沙普尔撤兵，否则罗马将出兵迎战。瓦伦斯摆出如此强硬的外交姿态，必然需要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为此，他不仅亲自赶往对波斯作战的地区总部安条克，而且还将大部分野战兵力也调配到东部防线。所以，当哥特难民出现在多瑙河北岸时，瓦伦斯已深深卷入东部的战事。他要想策略性地抽调兵力，或是仅仅把兵力调回多瑙河，至少也得花一年时间。 26

瓦伦斯可能一时仍在期望多瑙河危机可以应付得过去，自己仍能继续在高加索一带与波斯抗衡，甚至像史料记载的那样，还能招募到哥特新兵。然而，鉴于罗马不像往常一样在此次多瑙河移民事件中占据绝对的军事优势，我们也可以认为瓦伦斯行事谨慎，对潜在的问题心存戒备。现有证据表明他行事确实谨慎。如前文所述，可以明确的是，在到达多瑙河河畔的两支哥特部落中，只有瑟文吉获准迁入帝国境内。 27 格鲁森尼人被拒之门外，并且巴尔干半岛可调配的军队和舰船都被派驻在多瑙河对岸，阻止他们渡河。 28 因此，瓦伦斯并没有仓促批准所有哥特人迁入帝国境内，为他既提供新兵，又充实国库。

我们再仔细探讨一下瓦伦斯和瑟文吉的关系。没有史料详细记载瓦伦斯和瑟文吉达成的条款内容，而且由于瑟文吉的暴乱，这些条款也没能全面实施。双方的新关系肯定是以哥特人作为投降者——“归降”——的形式呈现在罗马公众面前，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君士坦丁和瓦伦斯此前与瑟文吉达成的协议也都被描述成是罗马对瑟文吉的胜利，尽管双方的关系并非如此（参见本书第二章）。一切迹象都表明公元376年达成的协议有不同寻常之处，严重向哥特人倾斜。首先，一反常态，哥特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定居地。通常情况下，由皇帝来决定移民的安置地点，而且往往会将移民分散安置在帝国各处。但公元376年，双方就瑟文吉只能迁入色雷斯一事达成一致，而且这是瑟文吉提出的要求。定居地的组建细节我们并不清楚，尤其是有关瑟文吉是否集中居住，仍保留其政治、文化身份的关键问题我们无从知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非常罕见的情况。但鉴于他们都能选择自己的定居地点，将允许瑟文吉集中居住写进协议的条款也完全有可能。除此之外，我们只知道瑟文吉向罗马提交人质，年轻男子加入罗马军队，以及协议还设想哥特人会像公元332年至369年期间一样，大量加入辅助部队，参加特定战役。此外还有增强信任的举措，例如瑟文吉首领还宣布愿意改信基督教。

同哥特人的协议被描述成是对哥特人的胜利这一事实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存在。从细节来看，协议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偏离了罗马的一贯做法。瑟文吉在公元376年获得的条款甚至比被当作朋友的移民获得的都优厚。因为在多瑙河防线缺乏足够的军事影响力，瓦伦斯不得不放弃久经考验的一贯做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在批准瑟文吉迁入帝国境内时小心翼翼。事实上，各种迹象表明他也确实非常谨慎。 29

如前文所述，瑟文吉暴乱主要是因为多瑙河一带粮食紧缺，黑市猖獗。哥特人可能在公元376年秋天和初冬一直滞留在多瑙河一带，直到那年年底或是来年初春才向马西安诺堡迁徙。即便发动暴乱，他们也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因为“所有生活必需品都被集中在固若金汤的城市里。敌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围攻这些城市，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样进行围攻”。这里描述的是公元377年夏天的情形，距离作物收割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罗马人似乎早已特意把公元376年收获的粮食都转移到哥特人无法攻克的要塞里。鉴于罗马的行政局限性，对罗马中央政权而言，养活一大批瑟文吉难民并非易事。它必须周密规划，保证自己军队的粮食供给。当然，哥特人在这个关头也无法自己种植粮食，因为他们和罗马的协商还没有进展到确定安置地这一步。一旦他们储备的粮食耗尽，粮食供给就成为瓦伦斯控制他们的杠杆。

瓦伦斯还迅速向他的侄子（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儿子）、帝国西部的皇帝格拉提安请求军事援助。我们的老朋友演说家兼哲学家德密斯修是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元老，瓦伦斯的心腹。他很可能是公元377年来到罗马，发表了他的第十三篇演说。德密斯修可能是在格拉提安登基十周年庆典上发表的这篇毫无创意、单调乏味的演说，称颂格拉提安是柏拉图式的理想君主。与演说本身相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德密斯修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在帝国的西部。而且，他自己也明确指出，他是从叙利亚快马加鞭赶来的：

……我几乎是日出而行，日落而歇，一路马不停蹄地从底格里斯河赶来大洋边［大西洋，即帝国西部］。我的旅程匆忙，跨越大地，正如您［苏格拉底（Socrates）］常说的厄洛斯（Eros）曾做到的那样日夜兼程。我风餐露宿，衣衫褴褛…… 30

德密斯修赶往罗马的速度比这篇乏善可陈的演说听起来要快得多。这表明他的使团此次出使帝国西部还有一个更紧迫的任务。我们可以从公元377年夏天帝国西部的军队介入东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中找到一些线索。帝国西部的军队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肯定是在公元376年年底至377年年初事先协商好的，甚至有可能是在瑟文吉发动暴乱前就已经协商妥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德密斯修一行人才马不停蹄、跋山涉水赶往罗马。他们身负重任，与格拉提安协商帝国东西部联手应对突如其来的哥特问题。

此时多瑙河一带上演的一系列事件也十分蹊跷，表明瓦伦斯实际上十分谨慎。我们前面谈到，粮食的紧缺状况日益严重，哥特难民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卢皮奇努斯逼迫瑟文吉迁往区域首府马西安诺堡。但为了监督瑟文吉，卢皮奇努斯不得不调动用于阻止格鲁森尼人渡河的军队。瑟文吉最终还是迁往了马西安诺堡，但格鲁森尼人也趁机渡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作为指挥官，卢皮奇努斯肯定是心急如焚。很显然，情况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据阿米安记载，更糟的是，瑟文吉只是慢慢地向马西安诺堡迁徙，好让格鲁森尼人能跟上他们。［格鲁森尼人渡河的地点可能是在萨西达瓦（Sacidava）或是阿克西欧波利斯（Axiopolis），位于瑟文吉渡河地点的东部。］（地图6）瑟文吉距离马西安诺堡还有大约15公里时，卢皮奇努斯设宴招待他们的首领。下面是阿米安叙述的宴会情形：

卢皮奇努斯设宴招待阿拉维乌斯和佛瑞提根，然后派兵把守，禁止蛮族人进城……城中居民和城外的难民之间发生争执，最后愈演愈烈，引发冲突。随后，蛮族人……杀害大量士兵。卢皮奇努斯秘密得知此事后……处死在外等候的瑟文吉随从。围在城外的［哥特人］听闻消息，以为阿拉维乌斯和佛瑞提根被强行扣留，怒不可遏，渐渐越聚越多，要为他们的首领报仇……佛瑞提根机智过人，担心自己会和其他人一起成为人质，便大声喊道，如果不让他们出去平息瑟文吉的怒火，［罗马人］将会损失惨重……一获得卢皮奇努斯的同意，他们便离开了。 31

我们很难知晓事情的详细经过。从表面来看，卢皮奇努斯袭击瑟文吉首领是因误会和恐慌而起。但在宴会上劫持人质是罗马在处理边境问题时的惯用手段。

清除危险或是具有潜在危险的首领是扰乱敌军军心的绝佳手段。阿米安还记载了在短短24年内发生的另外4起罗马指挥官在宴会上趁机扣押敌军首领的事件。其中一起是地方指挥官自作主张，另外三起则都是皇帝直接授意。在其中一起事件中，莱茵河的指挥官收到一封密函，并要求他在阿勒曼尼首领渡河进入罗马境内之前不得拆封。等阿勒曼尼首领渡河后，指挥官拆开密函一看，是命令他将阿勒曼尼首领转移到西班牙的密令。我怀疑卢皮奇努斯也收到类似的指令。瓦伦斯人在安条克，多瑙河的指挥官从提出请求到接到指令要花几周时间，因此他们没法事事都向瓦伦斯请示。所以，在处理瑟文吉的问题上，卢皮奇努斯接到的指令肯定给他留有很大余地。尽管如此，我觉得在哥特人问题上，如果没有悉心指示卢皮奇努斯在各种情形下该怎样采取行动，瓦伦斯是不会听任他不管的。一大批没有臣服的哥特人在罗马军队的主力被调离多瑙河时出现在帝国领土之上，这个潜在危险太大，瓦伦斯不得不深思熟虑。我猜想卢皮奇努斯接到旨意，如果形势失控，他应该尽力扰乱哥特人的军心。我们已经说过，扣押敌军首领是罗马的惯用手段。但一切都取决于卢皮奇努斯。结果，他选择最不明智的做法，接连两次都是这样，而且都半途而废。因此，换来的不是与瑟文吉的和睦相处（即便得借助武力），也不是他们群龙无首的反抗，而是颇有声望的领导率领的有组织暴动。 32

瓦伦斯正深陷对波斯的战争中，他会乐意看到多瑙河防线混乱不堪吗？与帝国批准的其他移民情况相比，很显然，瓦伦斯不可能像史料中一致叙述的那样，对大批哥特难民出现在多瑙河河畔喜出望外。我们已经知道，在帝国的理念里，蛮族人必须以恭敬顺从的姿态呈现。无论公元376年发生的事情背后存在多大的恐慌，皇帝的政策都必须以对帝国有利而非迫不得已的政策的形式呈现在纳税人面前。阿米安的记载给了我们强烈的暗示。他在叙述中提到“受过精英教育的奉承者”（eruditis adulatoribus ）极力夸赞瓦伦斯对哥特人的政策。 33 我们立刻会联想到为公元369年瓦伦斯与阿塔纳里克和谈做粉饰的德密斯修。

公元376年夏天，他也在叙利亚，之后才突然启程前往帝国西部。我猜想他也发表了类似公元369年发表的演说来说服帝国东部的宫廷，批准大批尚未臣服的哥特人迁入帝国境内实际上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糟糕，反而是件好事。因此，史料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致叙述体现的是瓦伦斯为自己政策所做的开脱，而非采用该政策的原因。

因为匈人的入侵，罗马帝国和大批哥特人之间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这当然不是皇帝本人的意愿，至少他并不想让两者的关系以这种形式呈现。哥特人也有他们的顾虑。他们并非轻易决定迁入帝国境内，寻求庇护。瑟文吉是聚集在一起经过仔细讨论才决定脱离阿塔纳里克的。 34 我们不难想象他们犹豫不决的样子。要做出移民这样一个强大邻国的决定并非易事。鉴于边境信息灵通，他们很可能已经得知瓦伦斯正深陷波斯战争，因而多瑙河一带兵力紧张。他可能暂时愿意做出让步，但不能确保之后会不会改变态度。因此，哥特人从长计议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既要为眼下也要为将来应对强大的罗马帝国做好准备。

虽然罗马已经对他们区别对待，但瑟文吉仍和格鲁森尼人保持密切联系。因此，如前文所述，卢皮奇努斯强迫他们迁往马西安诺堡时，瑟文吉已经知道格鲁森尼人已渡过多瑙河，因此放慢了迁徙速度。 35 瑟文吉正在朝着虎穴迈进。即便他们受到的待遇看上去比格鲁森尼人的要优厚，联合尽可能多的哥特人对付在兵力和资源上都占绝对优势的罗马帝国也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当然，这样一来，他们就违背了和瓦伦斯达成的协议精神。但从长远来看，如果瓦伦斯可以改写公元376年协议的话，哥特人也可以。 36

在我看来，这才是故事的真实一面。匈人使哥特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双方都彼此猜忌，没有完全遵守公元376年被迫达成的协议。协议没有奏效其实并不意外。现在，双方的军事较量显然势在必行，其结果将决定哥特移民与罗马帝国间更持久的解决方案走向如何。

哈德良堡战役

卢皮奇努斯在宴会上谋害瑟文吉的首领未遂。第二天清晨，武装冲突爆发了。由于卢皮奇努斯的暴行，佛瑞提根返回后，在马西安诺堡附近实施第一轮劫掠。对此，卢皮奇努斯召集所有兵力，朝城外15公里处的哥特营地进军。很快，他的军队败下阵来。除了卢皮奇努斯外，只有极少人逃生。公元377年初，战争正式开始，持续至少6个战季，直到公元382年10月3日才恢复和平。 37 阿米安·马塞林详细记载了战争头两年到哈德良堡战役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讲述了所有实情）。哈德良堡战役之后的记载就没有那么翔实了。然而，可以明确的是，整个战争，即持续6个战季的战争，都仅限于帝国境内巴尔干半岛的各行省。纵观历史，这一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巴尔干半岛北部大体呈矩形，北部和西部较南部和东部略宽（地图6），地形以山地为主。半岛偏东地区有巴尔干山脉（Stara Planina，即哈伊莫司山，Haemus Mountains），平均海拔为750米，最高峰达2376米；更西边的罗多彼山（Rhodopes）则更加险峻，海拔略高，多个山峰高度超过2000米。最西边的是南北走向的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Dinaric Alps）。长期以来，这些山脉的石灰岩被侵蚀，形成石林和残峰，通常布满多刺的灌木，是巴尔干西部典型的喀斯特（Karst）地貌。沿山脉还分布着三片广阔的平原：北部的多瑙河平原、东南部的色雷斯平原以及罗多彼山和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之间的马其顿平原。半岛的另一地形特征是冲积丘陵盆地，由于降水和融雪侵蚀，在山间盆地形成肥沃的土壤。

巴尔干半岛的地形特征塑造了该地区的历史。显然，平原和丘陵盆地提供了彼此独立的可耕地，可能集中大量人口。这一地区山势险峻，再加上冬季严寒，只有两条主要道路联通各地：其中一条自北向南贯穿摩拉瓦河（Morava）河谷和瓦尔达尔河（Vardar）河谷，连接多瑙河、斯库皮（Scupi，现在的斯科普里，Skopje）和爱琴海（Aegean）的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另一条自西北向东南走向，也是从摩拉瓦河河谷开始，但在纳伊苏斯（Naissus，现在的尼什，Niš）左拐，一路穿过肥沃的丘陵盆地，途经塞尔迪卡（Serdica，现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Sofia），越过苏西山口（Succi Pass），连接富饶的高地平原斯雷德纳哥拉（Sredna Gora），向色雷斯平原延伸。在罗马时期，这是一条军事要道。巴尔干半岛的地形也给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带来困难。例如，罗多彼山东北和西南的交通极其不便，哈伊莫司山只有五个主要山口联通山脉的南北地区：西部的伊斯克尔河（Iskar）河谷，中部的特洛伊山口（Trojan Pass）和希普卡山口（Shipka Pass），东部的科泰尔（Kotel）和里斯基（Riski）。

公元376年，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已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统治长达300多年的罗马帝国。公元前146年，罗马征服马其顿，将半岛南部变成罗马的行省，统治了近500年。大体而言，罗马人对巴尔干半岛的地形是加以利用，而非改造。但有一个特例。除了两条联通各地的主干道之外，他们还修建了两条东西走向的道路，横贯巴尔干半岛。在半岛南部，早在公元前130年就已铺设的埃格纳提亚大道（Via Egnatia）久负盛名，自君士坦丁堡沿爱琴海一路向西到达塞萨洛尼基（这段路线的修建还算容易），然后直穿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的群峰和山谷，抵达底耳哈琴（Dyrrhachium，现在的都拉斯，Durres）。在埃格纳提亚大道北部，公元1世纪末，罗马军团在多瑙河切断喀尔巴阡山处的铁门峡谷（Iron Gates），凿开岩石辟出一条道路，连接多瑙河中游和下游地区。巴尔干半岛连接帝国东西部，罗马在修建干道问题上毫不敷衍了事。即便是在公元376年，对帝国皇帝而言，巴尔干半岛仍主要是连接帝国东西部的桥梁。众多资源被用于维护该地区的道路以及沿途的城镇和驿站。这些城镇和驿站为旅行者提供庇护，还为狄奥法内斯文件中记录的高速旅行提供后勤支持（参见本书第三章）。

出于帝国的需求，政府资金还被用于巴尔干半岛的另外两个地区。在匈人入侵黑海北岸之前的三个世纪里，哈伊莫司山北部的多瑙河平原一直是帝国的边境。罗马很早就在厄斯克尔（Oescus）和诺瓦埃（Novae）设立了重要的军团基地。到公元4世纪，方圆70公顷的区域首府马西安诺堡负责监督多瑙河边境的军事行动，沿河一带以及附近乡村还设有大大小小的要塞，戒备森严。此时，较大的平民聚居地也都筑墙加以保护，并且都具有协助作战的功能。在更南边的地区，决定政府财政支出的是政治需求，而非军事需求。在半岛的东南部，君士坦丁皇帝将古希腊城邦拜占庭（Byzantium）改建成君士坦丁堡。到公元4世纪中后期，君士坦丁堡已经完全成为帝国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有宏伟的城墙和漂亮的公共建筑，还获得大量投资，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建设港口设施和粮仓，处理埃及运来的粮食，以及引水渠，从100多公里外的山脉引水供给这片干燥地区上迅速膨胀的人口。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需求中心，除政府资金外，还居住着大批富裕的居民。贵族们不仅在城里建有宅邸，还在乡村拥有幽静、凉爽的住所，而且他们还需要各种服务设施。公元4世纪，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的经济空前繁荣，君士坦丁堡的现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位于色雷斯平原的邻近城市。

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罗马居住区都经历长期发展，一点一滴逐步演变成具有“罗马性”的城市。有些建立在古老的城市之上。亚得里亚海（Adriatic）海岸的许多居住区在罗马时期以前就早已存在。马其顿和黑海沿海地区更是如此。塞萨洛尼基、菲利波波利（Philippopolis）、阿其亚努斯（Anchialus）和奥德修斯（Odessus）等都是基于之前的希腊城市建成。这些地区不仅有名副其实的罗马式城市，各式各样的标准公共建筑一应俱全，还有欣欣向荣的乡村，随处点缀着地主阶层的豪宅。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区也有“严格意义上”的罗马式城市。公元4世纪，在多瑙河平原，罗马式城镇和别墅仍错落其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居住区可以被看作罗马防御工事的派生品。巴尔干半岛的地方议会中众多议员都是军团老兵的后代，很多别墅也都建在政府通常给予退伍士兵的土地上。许多人也因士兵的各种消费需求发家致富。但该地区罗马式城市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动力，那些历史遗迹数量繁多，工程浩大，光靠政府支出是难以实现的。从菲利波波利经斯雷德纳哥拉（Sredna Gora）和塞尔迪卡直通摩拉瓦河谷的干道也同样不是仅靠政府支出就能修建起来。当然，政府支出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为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城市的发展创造了可能。这在丘陵盆地的大部分地区也不例外。地形和气候是巴尔干半岛发展的两大障碍。与帝国其他地区相比，该地区的城市数量要少得多，集中耕种的耕地比例也相应较低。但这两大因素并没有妨碍该地区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罗马世界。 38

战争爆发时，哥特人面对的巴尔干半岛大体就是这种情况。一切迹象表明，战争一爆发，格鲁森尼人便加入了战斗。 39 此时，他们已抵达马西安诺堡附近，处于罗马多瑙河沿线的军事防御带之中。考古学家在一些较小规模的要塞遗址发掘出的地层表明，要塞遭受损毁，时间可追溯到此次战争期间。但文字史料和考古发现都证明，哥特首领佛瑞提根像阿米安强调的那样，“没有攻城”。 40 公元4世纪初，罗马边境的要塞大多都建有巨大的U字形堡垒，用于发射投弹，杀伤力极强。哥特人要进攻要塞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驻军人数颇多，斯基泰行省有23支分队，下默西亚（Lower Moesia）有27支分队，重点部署在诺维奥杜努姆（Noviodunum）、阿克西欧波利斯（Axiopolis）、特洛斯米斯（Troesmis）、特兰斯马里斯迦（Transmarisca）、杜罗斯托鲁姆（Durostorum）和诺瓦埃（Novae）（地图6）。但驻军接受的训练主要是针对巡逻和小规模侵袭，而不是为大规模野地作战提供机动部队。尽管如此，卢皮奇努斯仍抽调大部分驻军兵力来拼凑自己的军队。因此，哥特人打败卢皮奇努斯时就已经摧毁了这一地区唯一的野战部队。如果剩余的驻军冒险单独行动的话，将遭受重创。这些军事基地不会对哥特人造成直接威胁，因此可以不予理睬。 41

此外，哥特人还有其他当务之急。他们还有很多旧账没算。多瑙河平原1月、2月白天的平均气温不会超过0℃。如前文所述，哥特人被迫在户外过冬，再加上黑市猖獗，他们的不满情绪高涨。而且，他们还迫切需要粮食。哥特人可能至少随身携带一部分公元376年收获的粮食，同时还从罗马获得一定量的食物，但不可能种植当年的作物。因此，哥特人洗劫完马西安诺堡的附近地区后，便将目光转向主干道连接的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繁华的大都会。

哥特人的下一站是哈伊莫司山南的哈德良堡，距马西安诺堡约200公里。卢皮奇努斯在马西安诺堡溃败后，罗马已经没有任何机会阻止哥特人越过哈伊莫司山。有一支哥特人组成的部队驻扎在哈德良堡，一直属于罗马军队，由苏里德阿斯(Sueridas)和柯里阿斯（Colias）领导。当北部暴乱的消息传到哈德良堡时，这群哥特人与市民之间发生冲突，决定与佛瑞提根为伍。据阿米安的记载，就在此时，佛瑞提根“建议他们袭击并摧毁哈德良堡附近的富裕乡村，因为这些地区依旧没有士兵把守，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抢劫”。从罗马的角度而言，袭击的结果令人胆战心惊：

［哥特人］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进，遍布色雷斯的每个角落。他们的战俘，或是投诚者，向他们指出富裕村庄的位置，尤其是那些据说可以找到充足粮食供给的村庄……有了这些人的指引，哥特人烧杀劫掠，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他们见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少，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女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杀，然后被他们掳走。幼年和成年男子被生生地从父母的尸体边拽开，强行带走。许多老人被双手反绑，流放他乡，对着化为灰烬的祖居泪如泉涌。他们悲叹自己幸存下来，却失去了财产和女人。 42

哥特人饥肠辘辘，胸中一腔怒火有待发泄。色雷斯平原的居民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最前线，为那年冬天在多瑙河河畔发生的一切付出惨痛的代价。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罗马人主动协助哥特人洗劫同胞。有些是出于恐惧，但也有很多受压迫的农民是出于个人恩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并没有使所有罗马人都获得对等的利益。

对于这些灾难，罗马的反应是从东部调遣一批军队。瓦伦斯派遣幕僚、军队指挥官维克多（Victor）不惜一切代价向波斯求和。与此同时，他还从亚美尼亚召回图拉真（Trajanus）和普洛弗图拉斯（Profuturus）率领的军队。公元377年夏天，两人率领的军队抵达巴尔干半岛。他们的到来产生了巨大影响。哥特人很快撤到哈伊莫司山以北。这时，瓦伦斯仓促采取的外交政策已初见成效。帝国西部的一小支部队在里克莫瑞斯的指挥下火速越过苏西山口，与图拉真和普洛弗图拉斯会合。援军到达后，罗马军队向哈伊莫司山以北挺进，直抵哥特人用大车围成的营地。据阿米安记载，哥特人的营地设在沙利西斯（Ad Salices ，“柳树镇”）（地图6）。 43 罗马军队打算冒险作战。哥特人也做好准备，等粮秣队一返回就开战。只有阿米安对双方交战做了叙述，但他的记载也不翔实。他几乎花了一半篇幅大肆描述伤亡情况，而对双方的兵力和战术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然而，整体而言，战斗显然非常惨烈，血流成河，不分胜负。罗马军队的左翼一度被击退，但后备部队挽救了战局。战斗持续到黄昏才结束。罗马军队伤亡惨重，但哥特人的损失也同样惨重。之后，他们在大车围成的营地里坚守整整七天。夏去秋来，此时很可能已是公元377年的9月。 44

罗马军队充分利用这个喘息机会。一场血战使罗马遭受惨重的损失，但他们自卢皮奇努斯溃败以来第一次暂时夺回主动权。由于敌人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现有的罗马兵力不可能打败哥特人。因此，他们很快就转向利用巴尔干半岛的地形特点，在哈伊莫司山的各山口设防。马西安诺堡控制着山脉的东端，因此想必有大量驻军留守在那里。其他部队则驻守在各山口，封锁通往山脉南部的五条主要通道。罗马的计划非常简单。如阿米安所说：“显然，他们计划将数量庞大的敌军困在［多瑙河］和旷野之间，引起饥荒，将他们消灭。”这是个绝妙计划。哈伊莫司山有些山口非常宽阔，但地势都很高。1500年后，在1877年俄罗斯－土耳其战争中，俄罗斯派遣一支游击队向南渡过多瑙河，夺取希普卡山口。该山口位于哈伊莫司山中部，连接哈德良堡和通往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主干道。他们拿下山口，但没有增派兵力，因此自8月21日至25日5天时间里，4400名俄罗斯士兵不得不面对苏莱曼帕夏（Suleiman Pasha）率领的3万—4万土耳其士兵。战役结束时，俄罗斯伤亡3500人，但拿下了该山口，而土耳其则有1万士兵横尸山野。沙利西斯战役之后的两个月里，罗马军队就像后来的俄罗斯军队一样，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

由于斯基泰和默西亚［哈伊莫司山北部的罗马行省］所有可以用来充饥的食物都已经消耗殆尽，蛮族人在饥饿和凶残本性的驱使下，奋力突围……我军在险峻的山峰英勇抗击，他们经过几次尝试后被制伏。

罗马军队极力想要拖延时间，希望冬天到来后战役能够结束，这样瓦伦斯和格拉提安就能在春季前调配援军到巴尔干半岛。

然而，他们的希望落空了。“秋冬换季之时” 45 ，消息传来，哥特人有了新的盟军。他们以战利品为诱饵，招募一支由匈人和阿兰人组成的部队。罗马指挥官得知情况后决定放弃各山口。一旦一个山口被攻破，把守其他山口的士兵将被封锁，几乎没有可能战胜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哥特人。指挥官立即召回人马。多数部队都成功撤退。但有一支军队在哈伊莫司山南的狄巴勒图姆（Dibaltum）附近一个重要关口遇上敌军，可能被彻底消灭。 46 有了匈人和阿兰人的加入（只消少量人加入便可打破微妙的权力平衡，使之重新向哥特人倾斜），哥特人又可以在哈伊莫司山以南为所欲为。公元377年年底至378年年初，他们分成小队，在哈伊莫司山以南肆无忌惮地烧杀劫掠。“［据阿米安记载，］他们洗劫了远至罗多彼［行省］和连接两大海洋的［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峡的一整片地区，烧杀劫掠，无耻地亵渎着自由民的躯体。”

这次劫掠持续时间更长，波及范围更广。但富饶的色雷斯平原上可供哥特人抢劫的东西很多，而且波及范围向西最远没有超过罗多彼山。阿米安再次详尽地描述了罗马的惨痛损失，而非战争的细节。然而，据一些史料记载，哥特人逼近君士坦丁堡，但最终被在罗马服役的阿拉伯辅助部队击退。阿拉伯人将敌人割喉饮血的习俗打消了哥特人继续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念头。但罗马没有足够的兵力和盟军来采取更广泛的对策。在东部援军抵达之前，哥特人有充足的时间掠夺大量财物。从考古发现的遗迹中可以看出劫掠所造成的一些破坏。哈伊莫司山南部和北部发掘出的罗马帝国后期的主要别墅都是这一时期被遗弃的。其中，大多数遗址都有地层显示别墅遭受过巨大破坏。 47

公元378年早些时候，瓦伦斯从东部调配的野战军大部分都已抵达巴尔干半岛。各分队自美索不达米亚和高加索地区慢慢集结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罗马野战军很可能不会在这一年太早的时候抵达巴尔干半岛。因为，和近代的野战军一样，罗马野战军需要牲畜运输辎重，只有等到足够的草长出来才能行军。瓦伦斯本人直到5月30日才抵达君士坦丁堡。野战军大规模行军很可能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瓦伦斯不但没有受到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反而还引起了骚乱。君士坦丁堡在他统治初期就一直是滋生对抗的温床，支持篡位者。宗教问题也在酝酿之中。此外，众多富有的市民刚刚遭受哥特人洗劫，损失惨重。瓦伦斯的军队从帝国东部长途跋涉来到巴尔干半岛，他们一会师便进行休整，准备战斗。瓦伦斯作为皇帝，还得拿出些本事来。

罗马在公元378年的算盘打得不错。瓦伦斯在高加索地区做出巨大让步，和波斯换取和平。这样他就可以将大部分野战部队调回巴尔干半岛。他仍在继续和格拉提安协商。帝国西部的皇帝已经答应亲自率领西部的野战军前往色雷斯。就这样，帝国东西部最精良的部队都集结起来，一同惩治哥特人。没有史料记载帝国东西部联合作战的确切目的，但这也不难猜测。东西部的皇帝集结足够兵力，想要大获全胜，然后一切恢复正常。帝国依然不可战胜。那些留在罗马境内的哥特人，有的将葬身于帝国各地的圆形竞技场，有的将被纳入罗马军队，还有大部分人将成为奴隶，被发配到各地。

但在各历史时期，“所有计划在刚一开战的时候都会夭折”。公元4世纪也不例外。在这次战斗中，敌人采取出其不意的进攻方式。格拉提安召集西部军队远征巴尔干半岛时，边界对面的蛮族很快就发现罗马在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的防线出现缺口。这一消息得到一个在罗马军队服役的日耳曼士兵的证实。这个士兵是阿勒曼尼人，属于居住在雷提亚（Raetia）行省（现在的瑞士）对面、阿尔卑斯山麓丘陵地带的伦提恩西（Lentienses）部落。他在返乡时走漏了消息。公元378年2月，格拉提安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已抽调大量兵力向东前往多瑙河中游的潘诺尼亚（Pannonia）。此时，伦提恩西人越过冰封的莱茵河上游河段。他们的首轮进攻被击退。但格拉提安接到消息，称这只是一个开局策略，还有成千上万的阿勒曼尼人正在策划发动一系列更猛烈的进攻。皇帝和幕僚们决定哥特人的问题可以先缓一缓。一部分远征军又从潘诺尼亚调回帝国西部。格拉提安还从高卢抽调更多部队，确保他能先发制人，发动强大攻击。他决定返回东部之前先确保自己的后方免遭攻击。格拉提安坚持战斗，使躲藏在山顶的敌人陷入漫长的围困。战斗缓慢而坚定地继续着。最后伦提恩西人投降。那个前罗马士兵也受到了应有惩罚。 48

这一切从格拉提安的角度来看都完全合乎情理，但令瓦伦斯陷入绝境。瓦伦斯5月30日抵达君士坦丁堡，12天后离开，前往50公里外米兰提阿斯（Melanthias）的皇家别墅。他的军队就集结在那里。一切准备就绪，粮饷都已下发，士兵也士气高昂。但格拉提安没有出现。在瓦伦斯等待格拉提安出现的同时，哥特人却没有闲着。他们的粮秣队继续运输粮草，主力部队被部署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和贝罗伊（Beroea）两地之间，以控制战略要地希普卡山口的两端。看上去哥特人给自己留出了选择余地，他们既可以向哈伊莫司山以南，也可以向山脉以北行动。此时，瓦伦斯的指挥官听到风声，一支哥特军队出现在哈德良堡附近，便立刻派遣一支纵队前往哈德良堡伏击哥特人。夜袭成功了，但也促使哥特人采取对策。佛瑞提根召集所有部下，整个大军（包括大车和所有物资）向哈伊莫司山以南挺进，到达迦比勒（Cabyle）。为了避免遭受更多伏击，又继续南下，直抵色雷斯平原。战斗即将结束。哥特大军现在正集结在哈德良堡北部通往迦比勒的干道上。瓦伦斯的军队则集结在哈德良堡南部，休养备战。然而，格拉提安仍然不见踪影。这个夏天，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

6月12日，瓦伦斯离开君士坦丁堡和自己的军队会合。一直等到7月结束都不见格拉提安的踪影。帝国东部的军队就这样无所事事地等了近两个月，除了伏击一支哥特军队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士兵们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士气也下降了。这时，格拉提安的军队依然没有出现，反倒是送来一封信，详尽地讲述帝国西部的皇帝大胜阿勒曼尼人。格拉提安承诺，他仍会赶往东部作战。但当时已经进入8月，夏天过去大半。而且格拉提安的胜利触到了瓦伦斯的痛处。瓦伦斯的耐心很快就到了极限。消息传来，哥特人正从北部向哈德良堡挺进。根据情报，对方只有1万兵力，远远少于瓦伦斯预想的人数。我认为，当时得出这个数字是因为罗马人误以为向哈德良堡挺进的哥特人只有佛瑞提根率领的瑟文吉，他们没有料到瑟文吉是联合格鲁森尼人一同南下的。瓦伦斯对格拉提安的胜利心生妒意，很想立刻采取行动。这是否是击败众敌、鼓舞士气、提高声望的大好时机呢？指挥官们对此产生分歧。有些怂恿瓦伦斯大胆采取行动，有些则谏言继续等待格拉提安。主战派暂时赢得这场争论。军号响起，瓦伦斯的军队排开战斗序列，向哈德良堡挺进，然后在城外筑起行军营（临时用土搭建的壁垒）。

这时，格拉提安的信接连送达。他正火速赶往东部。先锋部队已将哈伊莫司山和罗多彼山之间至关重要的苏西山口打开。这样他就能够沿军事干道一路直下，抵达哈德良堡。因此，一些指挥官继续主张暂缓行动。但据阿米安记载：“皇帝坚持自己的致命主张，并得到一些廷臣的大力支持。他们极力奉承，催促瓦伦斯尽快行动，以免他们口中唾手可得的胜利果实被格拉提安瓜分。”

8月8日夜晚至次日清晨，双方已经近在咫尺。佛瑞提根派遣一名基督教教士前去请求和谈。但瓦伦斯拒绝接受和谈。拂晓时分，罗马军队仓促前往哈德良堡北部，留下一名士兵守卫行军营中的行李。皇帝的金库和其他值钱的物品也都留在了城里。罗马军队一上午都在行军，直到下午两点左右哥特人用大车围成的营地才呈现在他们眼前（用阿米安的话来说就是“好像被车床推动的一样”）。罗马正在部署军队的时候，哥特人又派遣了两批使节。瓦伦斯开始犹豫了。在他正安排交换人质的时候，罗马军队右翼的两支部队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就贸然发动进攻。等待数月之后，战斗终于正式打响了。 49

有关古代战争的史料记载总是不尽如人意。古代读者期望读到的是伟大的英勇事迹，而不是兵法。事实上，就哈德良堡战役而言，阿米安已经算是在尽力翔实地描述战争。哥特人为了加强战线将大车围成一圈。罗马在左右翼都部署了骑兵和步兵，中军则是重装步兵。虽然战斗刚开始时罗马的左翼还没有摆好作战序列，但罗马军队似乎最初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他们将前来迎战的哥特人逼回大车围成的营地，甚至还差点袭击他们的营地。这时，灾难降临了。正当罗马左翼蜂拥前进之时，哥特骑兵在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的率领下，和阿兰人一起（可能是上一年秋天和他们联盟的阿兰人）“雷电般从附近高山上冲下来，引起一片混乱，所到之处见人就杀”。瓦伦斯受到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的联合进攻，暴露于远远超过他想象的敌军面前。他受错误情报的误导发动进攻。而哥特人却在战术上出奇制胜。

阿米安对随后的战事记载并不清晰。但哥特骑兵似乎直捣罗马军队的左翼。灾难无疑是从左翼展开。起先，罗马军队的骑兵不敌而逃。接着，主力部队被击退，很可能是受到防守大车围成的营地的部队和冲下山坡的哥特骑兵夹击。左翼被击溃后，进而又将中军暴露于敌人大规模的翼侧攻击之下。由于罗马采用的是惯用的密集队形（公元4世纪，罗马军队仍经常用盾墙队形作战），伤亡惨重：

这样，步兵就暴露于敌军面前。他们拥挤在一起，谁都无法拔剑，也不能收回手臂……箭从四面八方射向他们。由于士兵没法预测，也无法抵挡飞来的乱箭，他们纷纷中箭倒下……步兵聚拢在一起，没有任何退路。他们越聚越拢，根本没有撤退的机会。

事实上，罗马中军的重装步兵聚集得过于紧密，致使他们无法发挥武器的威力。他们以往在武器、铠甲和训练上的优势现在都变得毫无用处。

罗马士兵也都精疲力竭。他们在8月的烈日下行军8小时，颗粒未进，滴水未沾，也没有休息就被瓦伦斯推向了战场。在色雷斯平原，8月正午的平均气温达到30℃。哥特人甚至还利用顺风燃起大火，将温度进一步提高。浓烟和热浪滚滚涌向对手。经过激烈战斗，罗马的主要战线最终被攻破，士兵不敌而逃。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往往是血腥屠杀。皇帝被杀，罗马军队全军覆没。瓦伦斯到底是如何丧命的，还没有定论。他的尸体也一直没有找到。有一种说法是，瓦伦斯受伤后被带至一个农舍。哥特人将农舍包围，矢箭从上方的窗口射向他们。随后哥特人将农舍化为灰烬。瓦伦斯的一个侍从从农舍逃出来，讲述了瓦伦斯被杀的经过。虽然这种说法比较普遍，但阿米安似乎并不信以为真。皇帝有可能只是被困战场，和其他士兵一起死于乱刀之下。

瓦伦斯的冒险行动失败。皇帝丧命，哥特人出乎意料地大获全胜，摧毁帝国东部最精锐的军队。当天到底有多少罗马士兵战死，还颇受争议。据阿米安记载，有35名军团级指挥官（大约相当于团长）和三分之二的士兵战死。从公元395年前后，即哈德良堡战役近20年后，帝国东部军队的完整列表可以看出，16支精锐部队遭受重创，此后再也没有重建。但我们仍无从得知战死士兵的总数。因为我们不知道罗马军队的参战人数，而且战死的指挥官中有一部分是非军事官员，不是分队指挥官。有史学家认为，瓦伦斯随行率领3万人马北上，也就是说有2万人战死。然而，即便与波斯达成和议，瓦伦斯皇帝也无法将东部兵力全部调走。别忘了，他还指望格拉提安能增派援军呢。我个人认为，公元378年，瓦伦斯带领约1.5万人前往巴尔干半岛，并且指望格拉提安也能增派数量相当的援军。两支军队加起来对抗哥特人就占有1.5 : 1至2 : 1的优势。这样就应该绰绰有余了。但由于情报有误，瓦伦斯在哈德良堡发动进攻。在我看来，罗马军队在兵力上略处劣势，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以1.5:1的优势胜过瑟文吉。瓦伦斯的军队被哥特人的额外兵力摧毁。但更重要的是，被他们出其不意的战术击溃。如果我猜得没错，罗马在8月9日损失近1万兵力。 50

但在一定程度上，围绕罗马战死人数的争论具有学术意义。核心问题是，瓦伦斯对格拉提安心怀妒意，而且缺乏耐心，最终使帝国走向毁灭。在阿米安看来，这是自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坎尼（Cannae）会战中歼灭整个罗马军队以来，罗马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哥特人不仅赢得战斗，还夺取整个巴尔干半岛。罗马军队战无不胜的形象在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里就被颠覆。格拉提安只能隔着约300公里外的苏西山口，眼睁睁地看着得意扬扬的哥特人在巴尔干半岛南部肆意横行。尽管罗马军队装备精良，士兵训练有素，但哥特人仍然克服重重困难赢取战役，打通了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据阿米安记载：“他们贪恋君士坦丁堡堆积如山的财宝，排开方阵，以防伏击，从［哈德良堡］向那里急速前进，想要尽可能地蹂躏这座大名鼎鼎的城市。”

瓦伦斯已死，他的军队也被摧毁。罗马帝国的东部已经唾手可得。

“当下的和平”

对于阿米安在作品的结尾处关于哥特战争尾声的叙述，我一直就半信半疑。他在讲述完哥特人打败瓦伦斯，准备围攻君士坦丁堡后，向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场景：

［哥特人］看到那矩形的城墙、大片的建筑，看到这遥不可及的城市壮美华丽，人口众多，看到附近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海峡，他们的勇气荡然无存。然后，他们捣毁正在准备的军事装备……分散到北部行省的各个角落。 51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整场战争本身就出人意料。别忘了，阿米安写作时已经是公元4世纪90年代初期。即便他记载的历史截止于公元378年，他也已经知道战争的结果。哥特人在哈德良堡战胜瓦伦斯后，只是瞥见了战利品君士坦丁堡的概貌。但这又足以使他们相信自己丝毫没有机会占领它。

哥特人在三个方面处于绝对劣势，根本没有可能彻底击败罗马帝国。首先，即便我们取可以想象的最大值，认为哥特人总共有20万人，能够组建一支4万—5万人的军队（不过，我觉得这个数字太大），和帝国所有资源加在一起相比，这个数字也仍显得微不足道。我们已经知道，罗马帝国总共有30万—60万兵力，总人口（至少）超过7000万。在生死决斗中，赢家只可能有一个。精明的哥特人，包括那些穿越罗马的小亚细亚行省去和波斯作战的瑟文吉，对此都再清楚不过。例如，佛瑞提根在哈德良堡战役开战前的议和请求表明他从未丧失判断力。佛瑞提根告诉瓦伦斯，如果罗马军队表现出足够的威慑力，他就能够说服手下撤军，双方都做出让步，达成和议。 52 值得注意的是，佛瑞提根议和的条件是瓦伦斯得承认他是当时联盟的所有哥特人的首领。也就是说，他要取代阿拉提、萨伏拉克斯，以及瑟文吉中的其他潜在对手。结果，罗马军队没能按方案行事，被哥特人彻底击溃，几乎只有一人逃生。但和珍珠港事件一样，双方在资源和实力上都存在悬殊时，起初出其不意的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走向。

除此之外，哥特人还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没有史料记载哥特人在长达6年的战争中拿下过任何重要的罗马防御中枢。多瑙河一带的罗马居住区和中央政权长期隔离，境况当然令人担忧。例如，我们并不清楚他们是否能够种植粮食，以及什么时候播种。但哥特人从未围攻过任何城市。 53 这意味着哥特人没能染指罗马的武器库和粮仓，也就是说哥特人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据点。紧接着就是他们的第二个问题。公元377年至382年多瑙河以南的这批哥特人不只是一支军队，而是一整群人，男女老少都有，拖着长长的车队，带着所有家当一起迁徙。哥特人没有固定的土地可供耕种，也无法闯入防守严密的仓库，他们不得不四处劫取粮食。但由于粮食需求量太大，他们很难一直停留在一个地方。到公元377年秋天，哈伊莫司山以北已经没有什么可供抢劫。据推测，在随后的战争期间，他们一直在巴尔干半岛各地区之间迁徙，有时是迫于罗马军队的压力，但主要还是因为粮食紧缺。

在哈德良堡取得胜利后，哥特人在色雷斯四处劫掠，一直到公元378年底。然而，到第二年，尽管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东部只有小规模的军队，他们还是向西转移，集中在伊利里亚一带行动。哥特人的两支部落则越过苏西山口，向西北进入达契亚和上默西亚（Upper Moesia）（地图6）。公元380年，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分开，可能是因为两支部落在一起人数太多，粮食供应困难。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继续向北迁入潘诺尼亚。他们可能在那里被罗马帝国西部皇帝格拉提安的军队打败。瑟文吉在佛瑞提根的率领下，沿着摩拉瓦至瓦尔达尔的干道向南、向东到达塞萨洛尼基、马其顿行省和色萨利行省。他们似乎吸取教训，不再蹂躏一个地方，而是只从各城市收取适量的钱财——一再收取保护费，然后继续迁徙。他们是否会一直采用这种方式，我们无从得知。因为在公元381年，帝国西部的军队迫使哥特人退回色雷斯。这次他们可能是取道埃格纳提亚大道，而非纵贯巴尔干半岛的主干道。公元382年，还是在色雷斯，双方最终议和。 54

然而，尽管哥特人在公元382年10月3日和约签字仪式上无疑是以投降者的姿态出现，罗马帝国经过6年战争最终仍未能取得全面胜利。德密斯修又一次成为我们的见证人。他的叙述清晰明了：

我们看到他们的首领并不是做做样子而已，而是放弃了此前一直用于征战、劫掠的武器和刀剑。他们紧紧地抱着皇帝［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的腿，比荷马所说的替儿子向宙斯求情的忒提斯（Thetis）抱得还要紧，直到皇帝友好地点头，答应结束战争，原谅他们的罪过。他的声音亲切、平和、仁慈。 55

但德密斯修的措辞明显表明这次和平协议与罗马通常在战胜不友好的潜在移民后缔结的和约不同。“亲切”、“仁慈”和“原谅”的措辞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而且这些措辞也并不只是些华丽的辞藻，说说而已。哥特人投降后，既没有发生血腥屠杀，也没有大批哥特人被卖为奴隶，更没有哥特战俘被大规模地分配到各地做佃农。公元383年，皇帝想打消罗马人民的疑虑、保证帝国已经恢复稳定时，在罗马竞技场里被屠杀的不是哥特人，而是萨尔马提亚人。可是，哥特人杀死罗马皇帝，摧毁罗马军队，还在巴尔干半岛大片地区烧杀劫掠。在一个如果“蛮族”使节不够卑躬屈膝、罗马皇帝就完全可以大发雷霆的世界里，公元382年达成和议时，皇帝没有报复、惩罚哥特人，没有杀鸡儆猴，真是蹊跷。

这次和约的具体内容，我们仍然不得而知。它显然在一些重要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但对于哥特人而言，尽管和约的条款已经十分慷慨，他们仍有未能如愿的地方。在哈德良堡战役之前，哥特人提出的和谈条件是将色雷斯变成独立的哥特王国。如前文所述，佛瑞提根还试图让瓦伦斯承认他是所有哥特移民的至高首领。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佛瑞提根、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都没能活着参加议和。他们可能战死沙场。如果没有战死的话，我们也不难想象他们被赶下了台，成为哥特人换取和平的牺牲品。帝国需要向纳税人证明自己获得胜利。而且，如果让哈德良堡战役的获胜者免于一死，甚至飞黄腾达，将会令人完全不可接受。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十来年里，罗马在帝国境内再次采用了通常用于莱茵河对岸阿勒曼尼人的政策（参见本书第三章），拒绝承认任何哥特人的至高首领。毫无疑问，目的是要阻止他们形成政治联盟。色雷斯也没有成为哥特人的独立封地。罗马帝国坚决重申整个色雷斯教区都属于罗马帝国中央政权的统治。罗马在必要的地方重建防线，并派兵驻守。该地区继续实行罗马法律，征收赋税。从这个意义上讲，哥特人的野心被遏制了。

与此同时，罗马给予哥特人他们自己的土地，不用像佃农那样为他人劳作。这些土地的具体位置我们无从得知。有些位于公元4世纪之交卡尔皮人曾生活过的哈伊莫司山北部的下默西亚和多瑙河附近的斯基泰地区。但也可能有一部分人在马其顿安顿下来。 56 更重要的是，不管他们在哪里定居，哥特人采用的无疑是大规模聚居的形式，使他们的政治、文化生活得以继续。这一点在公元4世纪90年代末的罗马史料中可以找到确凿证据，而且也可以在之前的史料记载中找到暗示。罗马帝国在此次和谈中的一项收获就是军事联盟。哥特人不仅按照惯例向罗马军队提供新兵，还同意在具体战役中为罗马提供更大规模的部队。这些部队由哥特首领率领，在需要参战的时候，罗马皇帝必须和全体哥特首领协商。据史料记载，有一次狄奥多西皇帝设宴招待哥特首领，和他们协商出兵参战的事宜。 57 如果这次暴乱的三位首领成为公元382年和谈的牺牲品，那么其他首领中显然有大批人幸存下来，维持一定意义上的哥特共同体。和议达成后，哥特人虽然丧失选定自己首领的自主权，但仍享有和罗马政府集体谈判的自由以及采取统一行动协助或对抗罗马政府的自由。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中还会具体提到。 58 很明显，罗马对待哥特人的做法偏离了它一贯的移民政策。

公元383年1月，德密斯修对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发表演说。据他所说，这次帝国的政策发生变化是因为瓦伦斯的继任者狄奥多西在制定政策时受到神的启示。 59

他是勇于接受新观念的第一人。现在，罗马的权力既不在于武器和胸甲，也不在于标枪和不可胜数的兵力。我们还需要其他形式的权力和规定。对于按照神的意愿进行统治的统治者而言，这些新形式的权力和规定默默地来自神的启示。它们能让所有民族都臣服，让野蛮变温顺。只有它们能够抵挡武器、箭矢和骑兵。只有它们能使顽固的斯基泰人、无畏的阿兰人和疯狂的马萨格泰人（Massagetai）屈服。

狄奥多西是神指派的帝国东部的皇帝。他受到神的启示，意识到宽容比武力更能帮助帝国赢得全面胜利。因此，狄奥多西的主谈判官“将驯良顺从的哥特人［带到皇帝面前］。他们几乎一个个都双手被反绑在身后，不知皇帝是赢取了战争，还是赢得了友谊”。整体而言，罗马和哥特人双赢：

没有杀光哥特人这一点不应受到任何指责……是要让色雷斯尸骨横陈，还是要让它处处有农民劳作？是要让它成为一片墓地，还是要让它成为人们的家园？……我听那些从色雷斯返回的人说，哥特人用他们的刀剑和胸甲做成锄头和镰刀。尽管偶尔表现出对玛尔斯［战神］的敬仰，他们的祷告更多的是献给了德墨忒耳［Demeter，农神］和狄俄尼索斯［Dionysus，酒神］。

德密斯修对元老院说，哥特人已经弃甲归田，所有人都从中受益。他的新雇主狄奥多西一世想出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和战争相比，宽宏大量以及和平协议能够更彻底地制伏哥特人，同时还能为帝国赢得可观的利益。别忘了，这种观点深受帝国理念的影响，而且德密斯修尤其擅长政治宣传（在30多年间，他受雇于不下4位皇帝）。一如既往，德密斯修对事实一笔带过，并没有详细说明狄奥多西一世在决定和平解决哥特人问题前曾试图通过更传统的方式赢得哥特战争。

瓦伦斯阵亡后出现的权力真空直到公元379年1月格拉提安任命狄奥多西为帝国东部的皇帝才结束。格拉提安任命这位新皇帝肯定是为了一雪哈德良堡战役之耻。狄奥多西出身于军人世家。他的父亲是瓦伦提尼安一世麾下一名五星级指挥官，而且他个人也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很快便获得帝国西部伊利里亚部分地区（达契亚教区和马其顿教区）的临时统治权。这样就能对可能遭受哥特人劫掠的地区实行统一管理。狄奥多西在上任的第一年重建帝国东部的野战军，召集老兵，招募新兵，从埃及和东方其他地区抽调军队。德密斯修在公元379年春天为新皇帝发表的第一篇演说证明了这一行为的目的——皇帝给人的最初印象是“一心要赢取哥特战争的人”：

正是因为您［狄奥多西一世］……我们才坚定了立场……坚信您能遏制斯基泰人［哥特人］的势头，熄灭吞噬一切的火焰……骑兵和步兵都恢复斗志。因为您，甚至连农民都已经令蛮族人闻风丧胆……虽然您还未与罪恶之人［哥特人］开战，只是在附近搭建营地，设置障碍，就已经使他们无法为所欲为。那么，这帮可恶的歹徒看到您近在咫尺，一手执矛一手举盾的样子会遭受怎样的打击呢？ 60

遗憾的是，结果未能如愿。公元380年夏天，狄奥多西一世新组建的军队在马其顿和色萨利与哥特人正面交锋时溃不成军。当时的情况十分蹊跷。史料暗示是由于有人叛变。虽然这次失败没有像哈德良堡战役那样惨重，但是毫无疑问，狄奥多西一世战败，哥特人又一次战胜罗马军队。这年秋天，狄奥多西一世不得不将哥特战争的军事指挥权交还格拉提安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才是真正在公元381年夏天最终将哥特人赶出色萨利的人。而战败后，狄奥多西一世则躲回君士坦丁堡，巩固自己在东部的政治地位。 61

因此，狄奥多西一世可能是想到了新的计划，但这也是在尝试过传统手段之后。公元382年，他转向新的外交政策只是因为罗马无法用武力制伏哥特人（罗马军队两次被哥特人击溃），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而且狄奥多西一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没有这样做过。如果他打败哥特人的话，可以想见，留在帝国境内的哥特人受到的待遇就会和平常一样。四年之后，即公元386年，又有一群哥特人在强行渡过多瑙河时被大量屠杀。残余人员都被发配到小亚细亚，有些被征召入伍，其余则成为佃农。 62

哥特人可能被逐出像色萨利这样反复遭到他们蹂躏的富裕地区。他们饱受饥荒，最终屈服。但自公元380年夏天后，罗马再也不会冒险部署战斗了。

我们已经知道，罗马不可能承认神指派的皇帝曾因蛮族人，或是不可控因素而被迫采取某种行动。有鉴于此，德密斯修在公元383年1月差点说漏了嘴。他如实描述了狄奥多西一世被任命为皇帝时罗马的混乱局面：

……伊斯忒耳（Ister）破坏严重，难以形容。［战争的］火焰开始肆意蔓延之时，罗马的皇位仍然空缺。色雷斯、伊利里亚惨遭蹂躏。整支军队幽灵般消失了。没有山川能够阻挡蛮族人前进的步伐。他们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但最终几乎整个大地河川都统一起来，一同和他们抗衡。

德密斯修也没有假装狄奥多西一世能够轻松夺取战争的全面胜利：

……只是假设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摧毁敌人，假设我们拥有摧毁他们的手段，同时又免遭任何损失。虽然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胜利既没有已成定局，也不大可能发生，但像我所说的，只是设想我们有能力击败他们……

对一个曾在公元364年被迫声称罗马将行省、城市和要塞割让给波斯其实是罗马胜利的人而言，这无异于是在承认狄奥多西一世别无选择，只能和哥特人达成和议。

“事情尚未了结”

战争打破了罗马帝国原有的统一。但我们不能过于激动。帝国还远没有到瓦解的地步。受多瑙河上战争影响的只是帝国巴尔干半岛的各行省。即便是在这些相对贫穷和偏远的地区，也依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罗马性”。在最近发掘出的罗马式城市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鲁姆中，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的地层最值得注意的是突然在城里修建的豪宅数量，覆盖了城市面积的45％。 63 看样子，由于乡村的别墅容易遭受劫掠，富人们转而在安全的城墙内经营他们的地产。此外，战争结束时，帝国东西部皇帝的皇位都已经巩固，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北非等主要税收中心依然完好无损。而且，哥特人的肆掠行为也只是局限在帝国很小的范围之内。

在替和约做最后的辩护时，德密斯修试图让罗马的纳税人放心，哥特人到时甚至连他们的不完全自治权都会丧失。他还列举一些凯尔特语族的蛮族人来佐证。这些蛮族人在公元前278年越过赫勒斯滂海峡，在小亚细亚开拓了以他们部落命名的加拉提亚（Galatia）。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他们逐渐被希腊－罗马文化同化。 64 鉴于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在资源上存在巨大差异，他们的现状看上去确实会最终发生逆转，或者像德密斯修巧言辩说的那样，哥特人逐渐被同化，或者更有可能的是，罗马军队充分重建后在新一轮的战争中将他们制伏。结果证明，德密斯修太过自信。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的后代不仅注定会作为哥特人存留下来，而且最终还会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开拓出他们当初寻求建立的完全独立的王国。哈德良堡战役后不久，米兰的安布罗斯主教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当时的危机：“匈人进攻阿兰人，阿兰人进攻哥特人和提法里人（Taifali），哥特人和提法里人进攻罗马人，而且事情尚未了结。” 65 主教考虑的只是正在进行的哥特战争，但他的话颇有预见性。罗马帝国永远不会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解决哥特问题。哈德良堡战役后事情确实没有了结，在匈人革命的全面影响显现之前，罗马帝国仍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第五章
上帝之城

公元410年8月的一个大热天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一大队哥特人从萨拉门（Salarian Gate）进入罗马，在城里洗劫了三天。史料虽然没有记载事情的详细经过，却明确提到奸淫掳掠。当然，罗马可以洗劫的东西不计其数，哥特人可以尽情劫掠。等到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已将元老们的豪宅和神殿洗劫一空，抢走300多年前耶路撒冷的所罗门（Solomon）圣殿被毁后就一直存放在罗马城内的犹太人珍宝。他们带走西罗马帝国时任皇帝霍诺留（Honorius，公元395—423年在位）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Galla Placidia），并且还放火烧城。萨拉门附近地区和元老院议事厅就毁之一矩。

罗马帝国的根基动摇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主人的帝国伟大首都罗马遭受前所未有的打砸抢等暴力袭击。从罗马移居圣地的圣哲罗姆（St. Jerome）言简意赅地说道：“随着一个城市的毁灭，整个世界都毁灭了。”异教徒对此的评价更尖锐：“罗马的守护神没有拯救罗马，是因为他们已经抛弃了它。只要他们还在的话，他们就会保护罗马。” 1 也就是说，信仰基督教使罗马遭受摧残。但人们在情绪上对任何事件的第一反应几乎都不能最有力地说明该事件的真实意义。重构洗劫罗马的缘由，尤其是其真实意义，就像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侦探故事。我们需要将时间从那个夏日向前、向后各推进近20年，将范围扩大到东起高加索、西至伊比利亚半岛的地区。我们能看到，虽然罗马遭劫在当时似乎象征了帝国的毁灭，但洗劫行为本身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帝国进行反击的能力。

西线一片混乱

没有任何史料按时间顺序清楚地记载引发这一重大事件的各种因素，更没有探讨其根源。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问题的复杂性。罗马遭劫是众多历史主角共同作用的最终结果。同时代的史学家中没有一位能够全面理解这一事件，至少他们没有存留下相关作品。我们研究罗马遭劫事件有一定困难，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我们所知的公元407年至425年间的历史主要来自同时代底比斯的著名史学家奥林匹奥多罗斯的长篇巨著。（我们之前简要提到过他的作品。）奥林匹奥多罗斯出生于埃及，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是东罗马帝国的外交使节，曾完成过多次外交使命，尤其是出使匈人领地的使命。他养了一只“会唱歌跳舞还会叫主人名字等把戏”的鹦鹉，陪伴他20多年。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写作语言是希腊语，而非拉丁语。与当时流行的写作风格相比，他的风格更朴实，更平淡。他为此还向读者道歉。当然，对现代读者而言，是再幸运不过了。例如，同阿米安·马塞林有关巴尔干半岛哥特战争的叙述相比，他的作品更朴实，更直接，更深入翔实。然而，遗憾的是奥林匹奥多罗斯存留下来的作品并不完整。大约400年后，拜占庭藏书家、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任期短暂）佛提乌斯（Photius）创作了《书目》（Bibliotheca），总结他个人藏书的内容。幸运的是，奥林匹奥多罗斯的作品也列在其中。从佛提乌斯的简要描述可以看出，奥林匹奥多罗斯之后，公元5世纪中叶的基督教史学家所佐门（Sozomen）和公元6世纪初的异教徒史学家佐西姆斯（Zosimus）大量借鉴了他的作品。两者都关注罗马遭劫的问题，也都基本上原封不动地大量引用奥林匹奥多罗斯作品中有关公元410年以前历史的叙述。这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但二者都出于个人原因对原作做了删节和改动，因此也会出错，尤其是佐西姆斯。奥林匹奥多罗斯和尤纳皮乌斯两人记载的历史稍有重叠，都记载了公元5世纪初的内容。佐西姆斯试图尽量天衣无缝地从尤纳皮乌斯的历史过渡到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历史，从而省略、篡改了一些重要事件。 2

哥特难民于公元376年出现在多瑙河河畔。之后30来年间，罗马在欧洲的边境恢复平静。然而，公元405年至408年，四次重大的侵袭行动打破了莱茵河直至喀尔巴阡山边境地区的安定局面，和平再次中断。喀尔巴阡山是包括阿尔卑斯山在内的欧洲中部山系的东段部分，西起斯洛伐克（Slovak）首都伯拉第斯拉瓦（Bratislava）附近的多瑙河，东至奥索瓦（Orsova）附近的多瑙河，呈弧形绵延约1300公里（地图7）。喀尔巴阡山整体海拔低于阿尔卑斯山，只有少数山峰超过2500米，既没有永久性冰川，也没有永久性积雪。山脉宽度差异显著，从10公里到350公里不等。山脉西段较窄，与朝向欧亚大草原的东段相比，山口较多。喀尔巴阡山一直以来都是欧洲地形的基本特征，是中欧和东欧，以及南欧和北欧的分界线。这些山脉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一点从后期罗马帝国的构成就可以看出。奥索瓦以东的多瑙河下游地区，属于色雷斯，由东罗马帝国统治。多瑙河中游，喀尔巴阡山以西、以南地区，守护着通往意大利的通道，一直以来都属于西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元5世纪初发生的这几次侵袭行动，我们有必要将它们置于喀尔巴阡山的背景下来讨论。

公元405年至406年，在异教徒拉达盖苏斯（Radagaisus）的率领下，一大队哥特人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由于佐西姆斯窜改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历史，我们对这次进攻所掌握的信息就不完整了。最明显的一处篡改是，据他记载，拉达盖苏斯还没有越过边界就被打败。而事实上，他是在菲耶索莱（Fiesole）被俘，在佛罗伦萨被处决。佐西姆斯还提到拉达盖苏斯从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召集大批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但他并没有给出确切年代。这意味着拉达盖苏斯率领一支来自现在的德国南部、匈牙利以及波希米亚的多民族军队。 3 然而，其他史料一致认为拉达盖苏斯主要还是哥特人的首领。我们稍后会看到，公元406年横渡莱茵河的侵袭事件中确实出现了多民族军队。由于佐西姆斯在作品中没有提及公元406年的侵袭事件，他可能在试图整合尤纳皮乌斯和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历史时将公元405年至406年拉达盖苏斯入侵意大利的事件同公元406年横渡莱茵河的侵袭事件混为一谈。 4 一个关键问题也就随即突显出来。公元376年时，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是从喀尔巴阡山以东渡过多瑙河下游进入色雷斯的。30年后，哥特人的入侵地点又向西推进了一步。拉达盖苏斯没有经过巴尔干半岛进入意大利的事实表明，他是从喀尔巴阡山以西的匈牙利大平原入侵罗马（地图7）。从发掘的钱币遗物堆来看，拉达盖苏斯的入侵路线经过诺里库姆（Noricum）东南部和潘诺尼亚西部。大批难民惊慌失措，被哥特人一路追赶，越过阿尔卑斯山。 5

公元406年8月23日，拉达盖苏斯被处死。四个月后，即12月31日，一支混编军队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其中最大的三支部落是汪达尔人（Vandals）、阿兰人和苏维汇人（Suevi）。汪达尔人又细分为哈斯丁（Hasdings）和斯灵（Silings）两个独立部落。和拉达盖苏斯发动的侵袭一样，这次入侵也发生在喀尔巴阡山以西。公元401年年底至402年年初，汪达尔人进犯罗马行省雷提亚，进入多瑙河中游或上游地区，准备横渡莱茵河（地图7）。在公元4世纪，他们基本上都生活在罗马东北方、远离边界的地区，但仍位于喀尔巴阡山以西，在现在的斯洛伐克和波兰南部。 6 苏维汇人的身份则较难确定。他们通常是指帝国初期的一个日耳曼联盟，但在罗马史料关于约公元150年至406年间的记载中没有出现过。他们的再次出现很可能表明帝国初期参加联盟、此后一直生活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的马可曼尼人和夸迪人（Quadi，可能还有阿勒曼尼人）也参与了此次侵袭。至少，一处史料明确提到夸迪人参与公元406年的渡河侵袭。公元5世纪，“苏维汇人”一词恢复使用，泛指生活在多瑙河曲弯附近和匈牙利大平原边缘地区的日耳曼人。他们很可能是其他没有参与渡河侵袭的马可曼尼人和夸迪人的后代。 7 因此，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都来自喀尔巴阡山以西。同样，圣哲罗姆提到的其他小部落也来自喀尔巴阡山以西，例如萨尔马提亚人和“凶狠的潘诺尼亚人”（hostes Pannonii ）。 8 同公元377年至382年的哥特战争一样，一些心怀不满的罗马人也协助了蛮族人的侵袭行动（参见本书第四章）。

阿兰人是生活在顿河以东欧亚大草原上的伊朗语族游牧民。他们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直到公元370年前后，他们一直生活在距离莱茵河约3500公里的地方。随着匈人的崛起，首先受到其威胁的便是阿兰人。一部分阿兰人很快就落入他们的掌控。但阿兰人又分为众多独立部落。公元376年后，一些阿兰部落仍保持独立，没有向匈人臣服。

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横渡多瑙河后的一代人时间里，许多阿兰部落或独自，或同匈人一起向西进行长途迁徙。早在公元377年，就已经有一支匈人和阿兰人的联合部队渡过多瑙河，同哥特人联合作战，迫使罗马放弃对哈伊莫司山的防守。公元378年，格拉提安皇帝在喀尔巴阡山以西、滨河达契亚的马尔蒂斯堡“意外”遭遇阿兰人，进一步耽误他赶往东部与瓦伦斯会师。据佐西姆斯记载，公元4世纪80年代初，格拉提安为帝国西部军队招募大批阿兰人。 9 这样一来，虽然阿兰人发源于顿河以东，但随着匈人崛起，他们很快就迁至喀尔巴阡山以西。就在他们朝着不同方向迁徙之际，日耳曼尼亚分别于公元405年至406年和406年发生了拉达盖苏斯入侵事件和莱茵河渡河侵袭事件。

罗马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遭受的第三次重大侵袭发生在东部，由匈人首领乌尔丁（Uldin）率领。这个帝国昔日的盟友在公元408年改变立场，率领一队匈人和斯基利人渡过多瑙河，夺取马尔蒂斯堡。面对一群困惑的罗马使节，乌尔丁大言不惭“他［指向］太阳，［宣——称］只要他愿意，他就能轻易征服太阳能照亮的任何一片土地。”我们并不清楚乌尔丁在公元408年入侵帝国前的确切位置。他在公元400年时击败过一支从色雷斯逃到多瑙河以北的叛军。由此判断，他可能在多瑙河下游北部一带活动（地图7）。然而，公元406年，他又在意大利协助罗马作战。两年之后他夺取罗马在奥索瓦以西、滨河达契亚的重要军事基地。这些都表明乌尔丁应该是在喀尔巴阡山以西活动，可能是在巴纳特（Banat）或是奥尔特尼亚（Oltenia）。乌尔丁如此傲慢，有人会以为他率领的是一支庞大的军队。然而，从随后发生的事情来看，情况恰恰相反。东罗马通过外交手段赢得乌尔丁众多手下的支持，其他人则在拼命逃往多瑙河时被俘或是被杀。乌尔丁从此在史料中销声匿迹。他当时大言不惭的言辞听上去更像是虚张声势，而非一代枭雄的高傲自大。他占领马尔蒂斯堡的冒险行动显然适得其反，直接导致自己的权力基础被摧毁。 10

我们关注的另一群人是勃艮第人。公元5世纪的高卢地主、罗马诗人西多尼乌斯（Sidonius）曾被迫与勃艮第人共处一个屋檐下。西多尼乌斯记录了他们的体型、对食物的喜好以及发型：

为什么……您［一个叫做卡图利努斯（Catullinus）的普通元老］还要让我创作献给维纳斯（Venus）的诗歌……我现在和一帮蓄发之人共处一个屋檐下，不得不忍受他们的日耳曼语，还得经常苦笑着赞扬这群贪婪的、在头发上涂抹变质黄油的勃艮第人？……上午10点的早餐散发着浓烈的大蒜和洋葱的气味。天还未亮……这帮巨人甚至就已经起床了。 11

公元4世纪时，勃艮第人居住在阿勒曼尼人居住地的东面，位于罗马在公元3世纪放弃的领土以外、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之间远离帝国边境的地区（地图7）。到公元411年，他们已经向西北迁徙约250公里，定居在莱茵河两岸美因茨（Mainz）和科布伦茨（Coblenz）一带，有的在下日耳曼尼亚行省境内，有的在境外。勃艮第人的西迁和上面提到的蛮族人大批入侵帝国境内的事件不同。但尽管如此，我们仍需一并考虑他们。此时，在喀尔巴阡山以西的日耳曼尼亚正酝酿着什么。 12 经过平静的十几年，蛮族人又开始蠢蠢欲动。

为了把握这其中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几次侵袭事件涉及的人数。鉴于有关这一时期的史料不全，我们没有可信数字。一些史学家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但在我看来，我们至少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线索，或直接或间接地表明这几次侵袭的重要性。首先，拉达盖苏斯的侵袭和横渡莱茵河的入侵所涉及的人员构成复杂，男女老少都有，既有平民也有战斗人员。罗马史料通常都不关注这些迁徙部落的人员构成，它们密切关注的从来都只是迁徙人员中会给帝国带来军事和政治威胁的男人。不管怎样，史料中有时也会提到妇孺，足以证明他们也参与了这两次侵袭。据佐西姆斯记载，拉达盖苏斯的一些追随者最终被罗马军队吸纳，他们的妻儿作为人质，暂时被送往一些意大利城市。 13 至于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同时代的史料中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早期横渡莱茵河时是携家眷行动的。但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在高卢的一支阿兰部落无疑是拖家带口同哥特人一起作战。 14 公元5世纪20年代，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主力部队向北非挺进的时候（参见本书第六章），必定是男女老少一同前行。我们也可以说他们的妻子是在途中掳来的。但我们没有理由质疑自公元406年以来，她们就一直跟随部落的战斗人员迁徙。和公元376年的情形一样，这些蛮族人都是整个部落在行进。

至于实际人数，从乌尔丁只夺取一个城镇便被轻易击退的情况来看，他们的人数可能不会太多。尽管如此，斯基利人俘虏的处置问题着实让君士坦丁堡当局头痛不已。所以，这支队伍很可能由好几千人组成。 15 然而，拉达盖苏斯率领的哥特人以及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分别可以组建更大规模的军队作战。公元406年，为了抵抗拉达盖苏斯的入侵，西罗马帝国不得不调动30个团（numeri，书面记载至少1.5万人） 16 以及萨鲁斯率领的阿兰辅助部队和乌尔丁率领的匈人盟军（公元408年攻占马尔蒂斯堡前最后一次以罗马盟友的身份出现在史料中）。拉达盖苏斯战败后，有1.2万名战斗人员被纳入罗马军队，剩下的战俘仍然太多，严重冲击了奴隶市场。所有这些都表明拉达盖苏斯的军队原本由2万多人组成。一般来说，战斗人员和平民的比例约是1:4至1:5。因此，拉达盖苏斯手下总计可能逼近10万人。 17

至于横渡莱茵河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最能反映当初渡河人数的就是大约20年后的数字。据说，这时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加在一起总共约8万人，意味着他们能组建一支1.5万—2万人的军队。 18 在此之前，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遭受重创，尤其是斯灵人和阿兰人，而且这个数字还没有考虑苏维汇人。因此当初横渡莱茵河的军队中很可能有3万名战斗人员。那么渡河的总人数应该在10万左右。至于勃艮第人，两个不同史料都提到8万人。但圣哲罗姆认为这是勃艮第人口的总数，表明其军队可能约有1.5万人，而西班牙编年史作者奥罗修斯（Orosius）则认为这是勃艮第人组建军队的人数。 19 同关于参与这几次侵袭的部落的众多数字一样，这些数字都不大可信。但它们都表明在这几次侵袭中，入侵的蛮族兵力都至少在2万人以上，总人口也接近10万。这么大规模的迁徙，足以解释他们当初是如何强行穿越罗马边境的。帝国后期进行了军事重组，边境沿线设有瞭望塔和较大的军事基地，由大量驻军把守。在多瑙河边界和莱茵河边界，驻军驻守在河畔或临河地区。但这些军队只是用来对付小规模的地方性侵袭。再大些规模的侵袭，甚至是几千名战斗人员的侵扰，都是由部署在边境的野战军负责（参见本书后附的《词汇表》“野战军”条）。成千上万的蛮族人，即便其中有大量平民，也已远远超出边境驻军的防守能力。

考古发现也证明了以上几次人口大迁徙。公元3世纪和4世纪，切尔尼亚霍夫（Cernjachov）文化和普热沃斯克（Przeworsk）文化这两种物质文化控制了欧洲中南部和东南部的大片地区（地图7）。普热沃斯克文化属于欧洲中部古日耳曼文化或古日耳曼人统治地区的文化。其历史悠久，到公元400年时已经经历500多年的历史。在公元4世纪，普热沃斯克文化的分布范围涵盖现在的波兰中部和南部、斯洛伐克部分地区以及捷克共和国。

切尔尼亚霍夫文化的历史则没有这么久远，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到公元4世纪下半叶，其分布范围扩大到喀尔巴阡山至顿河之间的地区，即现在的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及乌克兰南部。传统的考古学曾将这两种文化等同于“民族”。但我们最好还是将它们理解成包含众多独立人群和政治单位的文化体系。这两种文化并不是以特定民族的政治疆域来划分的，而是通过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居住人口密切往来，形成十分相似的陶器、金属制品、建筑风格及随葬器物等物质文化来区分。在切尔尼亚霍夫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哥特人，还包括其他迁往黑海北部的日耳曼人，以及喀尔巴阡地区本土的达契亚人和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人。其分布地区可进一步划分为众多独立的王国（参见本书第三章）。

鉴于普热沃斯克文化历史更悠久，其分布地区从文化上来讲可能更统一，日耳曼语人口比例更高，但和切尔尼亚霍夫文化地区一样，也不是一个政治实体。除汪达尔人外，还有一些部落也生活在普热沃斯克文化地区。这些部落还同深受切尔尼亚霍夫文化影响的部落相互往来。他们在物质文化的众多方面，尤其是玻璃制品，非常相似。两种文化的明显差异主要在于切尔尼亚霍夫文化地区的人几乎不用武器来陪葬，而这种做法在普热沃斯克文化地区则十分普遍。

在帝国后期，这两种文化都消失了。虽然研究者就切尔尼亚霍夫文化瓦解的具体时间仍存在争议，但都认为这种文化是在公元450年前后消失的。 20 同样，虽然普热沃斯克文化在北方仍延续了一段时间，但到公元420年前后，这种文化已经在波兰南部消失。就历史悠久的普热沃斯克文化而言，从东部的乌克兰到西部的匈牙利，传统的物化遗存样式在公元375年前后至430年间就消失了。

如果把文化等同于民族，很自然就会认为人们通常称为“文化瓦解”的现象反映了民族的大迁徙：某一特定文化随同产生这种文化的民族一起从一个地区消失。传统上被等同于普热沃斯克文化和切尔尼亚霍夫文化的汪达尔人和哥特人迁入罗马帝国的时间和这两种文化消失的时间重合，因此“文化瓦解”反映民族大迁徙的说法看似符合逻辑。但由于文化实际反映了由不同社群组成的复杂社会这样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一种文化的瓦解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是民族大迁徙的结果。像普热沃斯克文化和切尔尼亚霍夫文化这样的铁器时代的日耳曼文化是基于长期以来特定物品的持续发展来界定的，例如各种陶器（特别是精细器皿）以及武器和私人饰品等金属制品。我们所说的文化终结实际上是指考古发现中不再有这些典型物品持续发展的证据。这些特定物品的消失是否意味着当地的人口也全部消失还有待商榷。最近，有学者认为用以界定普热沃斯克文化和切尔尼亚霍夫文化的典型物品都非常昂贵，仅供人数相对较少的军队高官使用。理论上讲，这些物品的消失只是表明这些消费者已经迁走，但仍有大量农业人口留在当地。由于这些所谓的农业人口使用的陶器属于难以确定年代的粗陶制品，而且他们也不佩戴金属饰品，因此从考古学意义上来讲，就看不到他们继续存在的证据。这个观点也同样可以说明公元4世纪后半叶和5世纪初向帝国境内的移民相对而言只是一种小规模行为。

即便承认文化瓦解并不一定意味着已有人口全部消失，我也觉得这个结论不可信。如果从时间和地域上来考虑拉达盖苏斯入侵、横渡莱茵河入侵、乌尔丁入侵和勃艮第人入侵的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公元405年至410年间，大量人口从喀尔巴阡山以西的日耳曼尼亚迁出。我们无法（显然也永远不会）知道这几次迁徙的确切人数，也无法断定这些移民占受影响地区总人口的百分比。但文化瓦解至少表明这些人口的迁徙行为具有深远意义，改变了发源地——欧洲中部——的物质文化。虽然文字史料并不完整，但也证明这几次大迁徙与诺曼征服的情况不同，并不只是少量的社会精英牵涉其中。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后，只有约2000户家庭移民到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统治所有土地资产。例如，拉达盖苏斯的军队并非只有精英武士，而是由两类战斗人员组成。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这一重要证据还证明当时的哥特部落通常都由两种级别的战斗人员组成：“最优秀的”战斗人员（自由民）和其他战斗人员（解放的奴隶）。 21 此外，如第三章所述，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社会虽然肯定有等级的划分，但也还没有像后卡洛林时期的社会那样，由人数极少的封建精英阶层来统治。

总之，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在多瑙河下游渡河三十来年后，危机再次显露出来。罗马防线在短时间内被攻破不下三次。只不过这次危机是发生在喀尔巴阡山西部，而非东部。拉达盖苏斯入侵、横渡莱茵河入侵、乌尔丁入侵和勃艮第人入侵这四次侵袭分别在不同地点攻破罗马的防线。拉达盖苏斯攻入意大利的南部和西部；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以及勃艮第人对莱茵河防线发动猛烈攻击，一举攻破防线；而乌尔丁则一路南下。这几次行动大体上发源于同一地区，在罗马的欧洲边境引起巨大骚乱。成千上万的战士，也就意味着总计十多万人（有可能十几万人）迁入帝国境内。

时势造英雄——匈人

我们很难从史料中得知公元405年至408年危机的规模及其集中发生的地点。要重构其原因则更是难上加难。文字史料充其量也只是不完整的史料，基本上都没有提及危机的原因。据写于危机后一百多年的史料记载，促使汪达尔人迁出欧洲中部的是粮食短缺问题。但这并不可信。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百年，而且公元400年前后，欧洲气候适宜，日照充足，夏季温暖。乌尔丁的大言不惭（参见本书第五章）可能表明他的动机纯粹是为了征服领土。不过，他轻易就被制伏又说明他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成为征服者。

在我看来，公元405年至408年的危机应被视为公元376年事件的重现，是由匈人游牧民的进一步西迁引发的。这一观点已经多次被提出，但由于尚未被明确证实，所以从未得到研究者的一致认同。 22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大批匈人本身并没有直接参与公元376年的行动。 23 直到公元395年，即哥特人横渡多瑙河20年之后，大多数匈人仍在更东边一带活动。就在这一年，他们向罗马发动大规模袭击，但入侵地点是在高加索地区，而非多瑙河一带（地图7）。有学者认为这次袭击是驻扎在多瑙河一带的匈人军队从侧翼包抄罗马的妙计。但这样的话，这帮人马必定要沿黑海北海岸长途跋涉2000公里，他们甚至还没有发动进攻便已经精疲力竭了。这次袭击的方位表明，公元395年以前，匈人仍集中在更东边一带，可能是在伏尔加草原上。如第四章所述，公元376年后十多年间，罗马在多瑙河下游以北的对手仍主要是哥特人。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上述观点。 24

但到公元5世纪20年代，大批匈人已经在欧洲中部立足，居住在喀尔巴阡山以西的匈牙利大平原上。这一点在史料中能找到明确的记载。例如，公元427年，罗马将匈人逐出多瑙河中游南部最富裕的行省——潘诺尼亚（地图7）。 25 公元432年，罗马一名军队指挥官“横穿潘诺尼亚”，来到匈人的领地向他们请求援助。他的行走路线表明匈人被驱逐后仍没有离开喀尔巴阡山西部。 26 同样，公元5世纪40年代初以前，匈人首领死后都葬在与马尔古斯城（Margus）隔河相望的多瑙河北岸——同阿提拉在公元5世纪40年代的主要军事基地一样，毋庸置疑都在喀尔巴阡山以西。 27 因此，匈人的主体部分在公元395年至425年期间从高加索北部向西长途跋涉1700公里迁到匈牙利大平原。

匈人是否正好是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间西迁的，我们就没那么确定了。但一些不是特别明朗的线索表明情况可能会是这样。例如，奥林匹奥多罗斯带着他的鹦鹉在公元412年至413年出使匈人领地。他们在海上行驶一段路程，途中遭遇恶劣天气，停靠雅典。由于奥林匹奥多罗斯效力于东罗马帝国，因此他一定是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的。从他经由雅典出使匈人领地的路线来看，他可能希望从爱琴海北上至亚得里亚海，直到阿奎莱亚。由于阿奎莱亚港一直以来都服务于多瑙河平原中部，因此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出使路线说明该地区是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他要拜访的匈人居住地（地图7）。 28

另一证据可间接证明公元410年前后欧洲中部正在酝酿令人极其担忧的事情。此时，东罗马当局意识到巴尔干半岛面临的威胁大幅升级。公元412年1月，他们实施了一项加强多瑙河舰队的计划。 29 一年后，由于面临敌人从北部穿过巴尔干半岛发动袭击的威胁，君士坦丁堡又加设新的防御工事。这个城市闻名遐迩的城墙正是这一时期兴建的。城墙三重设防，令人望而生畏，大部分城墙至今仍屹立于现在的伊斯坦布尔。 30 这些城墙坚不可摧，保护君士坦丁堡近千年，直到1453年才被入侵者从陆墙这面攻下。这已经是城墙兴建1040年后的事了。当时，土耳其人用大炮在现在的托普卡珀（Topkapi）长途汽车总站附近打通城墙，攻陷君士坦丁堡。有学者认为这两项防御措施都是为了应对公元408年至409年乌尔丁的袭击。但如果真是这样，乌尔丁早就已经被打得一败涂地，事后才实施这两项措施就有些说不通了。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它们同匈人的日渐逼近有关。

我们的证据有时也不尽如人意。但如前文所述，可以确定的是，公元395年前后仍没有离开高加索地区的匈人在公元420年前，很可能是在公元410年前就已经向西迁到匈牙利大平原。鉴于他们在公元376年到达欧洲边缘时引发哥特人向多瑙河一带的大逃亡，他们向欧洲中部进一步西迁不可避免也会造成类似的、突如其来的间接结果。 31 还要考虑的一点是，我们也没有别的可信说法可以采用了。罗马对移民采取的总方针并没有改变。公元405年至408年间入侵的蛮族部落都被一一击退。他们都没有获准迁入帝国境内。此外，自公元376年起，罗马边境地区再次恢复安定（我们将会看到，公元405年至408年的许多移民都即将丧命）。公元406年8月，拉达盖苏斯大败后被处死。同年12月发生横渡莱茵河事件。在我们看来，两次事件间隔的时间足够让拉达盖苏斯溃败的消息传回边界对面。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新一拨移民的到来。所以，这些都表明，公元405年至408年间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由帝国边界对面的情况引起的，而不取决于帝国政策或实力的转变。

我们需要将这几次事件综合起来考虑，不过这些事件也确实彼此关联。其要点包括以下几点。匈人是分两步入侵欧洲的：第一步是占领黑海北岸，引发公元376年的危机。第二步是占领匈牙利大平原，促使并尾随拉达盖苏斯、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乌尔丁以及勃艮第人从匈牙利大平原迁往帝国境内。在史料记载大批匈人到来之前，所有这些部落都来自这个在接下来50年里即将成为匈人核心势力的地区。这当然不是纯属偶然。和公元376年的哥特人一样，喀尔巴阡山以西的日耳曼尼亚人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间纷纷选择逃离。在他们看来，匈人统治下的生活要比在罗马领土上创造新生活可怕得多。公元376年的危机表明，匈人出现在喀尔巴阡山以东、遥远的欧洲东部边缘，而公元405年至408年的危机则是由匈人西迁到欧洲中部引起的。

导致罗马在公元410年被洗劫的第一步发生在遥远的黑海北岸。两者可能看似关系不大。匈人的进一步西迁使喀尔巴阡山以西的日耳曼尼亚陷入危机，对罗马造成的主要影响便是武装移民大规模迁入帝国境内。对东罗马帝国而言，匈人的逼近使帝国高度焦虑，采取影响深远的新防御措施。但首当其冲、受到其直接影响的则是西罗马帝国。而且从长远来看，受其影响的也是西罗马帝国。入侵者和罗马中央政权及地方精英的碰撞将会产生重大反响。

掠夺与篡权

这几次人口迁徙的直接后果不难想象。这些难民在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强行迁入帝国境内。他们表现得和敌人一样，因而也被当作敌人来对待。拉达盖苏斯率领的哥特人起初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当他们抵达佛罗伦萨（Florence）时，形势忽然恶化。哥特人封锁佛罗伦萨，全城被逼无奈，几近投降。此时，西罗马帝国的最高统帅弗拉维斯·斯提利科（Flavius Stilicho）率领大队增援人马及时赶到。斯提利科当时以狄奥多西一世的幼子霍诺留皇帝的名义统治西罗马。为了反攻，他集结大量兵力：从意大利野战军中调动30个团，可能还从莱茵河防线抽调一支军队 32 ，还有阿兰人和匈人的辅助部队 33 。调动这么多兵力所造成的延误正是拉达盖苏斯能够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在意大利北部为所欲为的原因。但罗马最后的反攻相当漂亮。拉达盖苏斯一行人不得不退至菲耶索莱的山城，被困在城内。这位哥特首领最终在逃跑时被俘，随后即被处决。如前文所述，他的手下四处逃散，有些被卖为奴隶。 34 在反攻过程中一些高层战士则被斯提利科纳入罗马军队。通过佛提乌斯保存下来的奥林匹奥多罗斯历史只是对此做了简单记载，并没有说明事情发生的时间。此次高层战士被纳入罗马军队可能是整个扫荡行动的一个结果，但更有可能是罗马在外交上的成功之举，彻底断绝拉达盖苏斯的后援，使其无法和斯提利科的军队抗衡。不管怎样，斯提利科挫败了公元405年至408年危机中的第一轮侵袭。

然而，在面对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时，他就远没有这么高效了。斯提利科从高卢抽调军队前往意大利反击拉达盖苏斯。因此，从蛮族的角度而言，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进攻高卢会容易得多。我们已经知道，公元406年12月之前，在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之间的地区就一直酝酿着可怕的事情。公元6世纪史学家图尔的圣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的作品《法兰克人史》（History ）以及其他史料都保留了同时代作者雷纳图斯·普罗弗图拉斯·菲戈尔杜斯（Renatus Profuturus Frigeridus）作品的一些片段。这些片段表明，早在公元401年年底至402年年初，汪达尔人就已经在雷提亚行省的边境地区滋事。但如果这是他们迁入帝国境内所做的尝试的话，那么他们显然已经被罗马击退。汪达尔人接下来就改变了策略。到公元406年夏天或是秋天，哈斯丁族汪达尔人已经向北迁徙250公里，试图进攻莱茵河中游的法兰克人。据菲戈尔杜斯记载，他们遭受重创，后来阿兰援军加入才反败为胜。这次战斗的确切时间我们无从得知，但很可能此后不久便发生了公元406年12月31日哈斯丁族汪达尔人和斯灵族汪达尔人、阿兰人以及苏维汇人联合横渡莱茵河的事件。他们的渡河地点是在美因茨（地图8）这一点证明这些部落在南部碰完运气后又将他们的攻击点转向北方，似乎是绕阿勒曼尼人的主要领地兜了一圈后再进攻法兰克人。

我们无法详细重现莱茵河入侵的情形。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只是大概的入侵路线（地图8）。此次入侵始于侵袭者的渡河地点美因茨。他们洗劫完美因茨后，便向西、向北进攻莱茵河防线后方的中枢城市特里尔（Triers）和兰斯（Rheims），接着又进击更远的图尔奈（Tournai）、阿拉斯（Arras）和亚眠（Amiens）。然后，侵袭者向南、向东经巴黎（Paris）附近、奥尔良（Orléans）及图尔到达波尔多和纳尔博涅茨（Narbonnaise）。入侵者这一路花了近两年时间。高卢的一些基督教诗人从此次灾难中总结了各种道德教训，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动史料，让我们对此次入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其中最著名的是奥里恩提乌斯（Orientus）。他的经典名句被各种史书反复引用——“仅一个柴堆就让整个高卢弥漫着硝烟。” 35 阿基坦（Aquitaine）的诗人普罗斯珀（Prosper）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探讨了他们正在见证“一个岌岌可危的世界”的瓦解过程（这篇文章虽然有些矫揉造作，却也按照这种题材的规范，逐一列举了罗马社会各传统行业的情况）：

那些曾经用一百把犁犁田的农民现在只有两头耕牛可用。那些通常乘车在壮美城市中穿行的人现在也都厌倦了，徒步前往荒无人烟的乡村。一个个都精疲力竭。那些曾拥有十艘豪华商船的商人现在只剩一艘小船，而且还得亲自掌舵。城市和乡村都已今非昔比，一切都在迅速走向灭亡。

然后，他更生动地描述道：“仅这一次侵袭，刀剑、瘟疫、饥饿、铁链、寒冷和燥热等夺走了可怜人的性命。” 36

公元409年洗劫完高卢后，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强行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在那里大肆破坏，造成更大损失。据西班牙编年史作者伊达提乌（Hydatius）记载，到公元411年，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伊比利亚半岛：

［他们］通过抽签的方式瓜分行省作为各自的居住地：［哈斯丁族］汪达尔人占领加利西亚（Gallaecia）；苏维汇人占领加利西亚西部大洋的沿岸地区。阿兰人分得卢西塔尼亚（Lusitania）和迦太基尼西斯（Carthaginiensis）两个行省；斯灵族分得贝提卡（Baetica）［地图9］。城里和要塞残余的西班牙人都纷纷投降，屈从蛮族人在这些行省的统治。 37

伊比利亚半岛属于西罗马帝国最繁荣的地区。他们占领、瓜分完这一地区后便停下了掠夺的脚步。据公元6世纪中叶拜占庭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记载，此次移民的安置有时也被看作意大利罗马中央政权组织的。 38 但普罗科匹厄斯的写作时间距离事发时间较远，所处地点也远离事发地点。而事发后五年左右，西班牙编年史作者奥罗修斯明确指出此次移民根本没有获得帝国的批准。 39 相比而言，他的说法更可信些。到公元411年，即过了四年勉强糊口的日子后，莱茵河侵袭者已经厌倦居无定所的生活。他们需要的不再是在罗马境内的欧洲地区不断掠夺，而是找到能长久提供税收的地区，占为己有并定居下来。伊达提乌还是现在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Galicia）省一个小镇的主教。他没有详细说明当时具体发生的事情。但是不难想象，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将各自瓜分的行省中原本归罗马政府所有的税收都据为己有。 40 就这样，他们在高卢烧杀劫掠后又占领了西班牙。但这才只是西罗马帝国防线被突破后一系列灾难的开始。

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蹂躏高卢和西班牙之时，西罗马帝国出现了新的问题，使其动荡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公元407年，霍诺留皇帝第七次担任执政官前不久：

不列颠的部队发生兵变，拥立马尔库斯（Marcus）为不列颠的皇帝。然而，在他没有满足他们要求的时候，他们将他杀死，选出格拉提安，给他披上紫袍，戴上皇冠，配备护卫，俨然就是一位皇帝。四个月后，他们又对他心生不满，将他废黜并杀死，立君士坦丁为继任皇帝。他任命优士丁尼安努斯（Justinianus）和内彼欧伽斯特斯（Nebiogastes）为高卢的指挥官，随后离开不列颠，穿越海峡前往欧洲大陆。他抵达布伦（Boulogne）后……在那逗留数日，赢得高卢和阿基坦所有部队的支持，控制整个高卢至阿尔卑斯山一带。 41

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在罗马的所有行省中，不列颠是帝国后期最容易发生叛乱的一个。这并不是因为不列颠的罗马官僚和军队指挥官更具有分裂倾向，而是因为他们通常觉得自己被排除在皇帝的恩宠范围之外，为寻求更公正的待遇而时常发动叛乱。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探求这次叛乱的动机。很显然，这次叛乱发生在公元406年秋天，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横渡莱茵河前不久。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两个事件相继发生，十分可疑。我猜想两者之间肯定存在某种联系。

首先，不列颠之前发生的叛乱通常持续时间较短，几乎都没有穿越多佛尔海峡（Dover Channel）波及莱茵河边境更大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公元406年至407年不列颠叛乱中头两个篡位者的命运在意料之中，他们是在权力争夺的首个难关败下阵来的小人物。第三个篡位者通常被称为君士坦丁三世。这个人就得另当别论了。他不仅在即位二十分钟后设法躲过私刑，而且还很快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高卢至阿尔卑斯山一带，赢得莱茵河地区罗马军队的支持。等到他把权力中心迁到布伦时，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已经突破莱茵河防线。而在斯提利科以霍诺留名义统治下的意大利罗马中央政权至此都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这次事件再次印证罗马的一个经典模式。斯提利科政权完全以意大利为中心，在高卢的危急时刻没有及时提供援助。君士坦丁三世在公元407年春天将权力中心迁至高卢，为采取有效行动应对即将来临的灾难提供了机会。君士坦丁三世在多佛尔海峡以南一立足就领军和汪达尔人及其同伙展开了几次激烈交锋。 42 这也许可以解释侵袭者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入侵路线。由于罗马在莱茵河北部地区的抵抗日渐统一，侵袭者便将注意力转向南部的阿基坦和比利牛斯山（Pyrenees）。据奥罗修斯记载，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并确保高卢各行省不再遭受侵扰，君士坦丁和莱茵河边境的一些日耳曼藩属国——阿勒曼尼人、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签署和约。 43 因此，在意大利中央政权明显没有抵制蛮族侵袭者的情况下，君士坦丁三世通过率领罗马军队进行抵抗获得高卢地区的支持。这种抵抗侵袭的需求甚至有可能是引发不列颠篡权的因素。如前文所述，虽然第一轮叛乱发生在汪达尔人及其同伙横渡莱茵河前不久，但是战争已经酝酿一段时间。即便这当头一棒是在公元406年12月31日才落下的，莱茵河防线的罗马军队里无疑已经出现了重大危机。我猜想这引起大家对斯提利科统治的不满，而君士坦丁三世将是其中的最大受益者。

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

这一时期的历史角色中已有三分之二出场了。在这个动荡不定的局势中我们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元素——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罗马最终将落入这帮人之手。要了解这帮哥特人及其在罗马衰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哈德良堡战役四年后狄奥多西一世恢复巴尔干半岛和平以来的二十多年里所发生的事情。

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是公元382年和狄奥多西一世签订和约的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的直系后代。 44 可以想见，他们同罗马政府通过妥协（参见本书第四章）勉强达成的关系会出现周期性的紧张情况。局部或全面暴动时有发生，可见双方一直都彼此猜忌。对罗马当局而言，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尽力建立信任关系。一名哥特士兵在君士坦丁堡被民众私刑处死后，帝国对该城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同样，罗马在多瑙河下游的小城托米（Tomi）的驻军向驻扎在附近的哥特军队发动攻击后，统领罗马军队的长官便被革职。很显然，狄奥多西一世不希望这次冲突引发大规模骚动。我们还知道他还不时设宴款待哥特人的首领。

尽管如此，哥特人，或是一部分哥特人显然认为罗马政府仍在试图废除他们在公元376年至382年间用武力获得的不完全自治权。公元382年签订的和约特别规定，如果帝国要求，哥特人有责任派遣部队替罗马作战。在讨伐帝国西部篡位者时，狄奥多西一世曾两次要求哥特人出兵：一次是在公元387年至388年讨伐马格努斯·马克西姆斯（Magnus Maximus），一次是在公元392年至393年讨伐欧根尼乌斯（Eugenius）。在这两次罗马内战中，一些哥特人倾向于发动叛乱，或者至少是临阵脱逃，而不愿替罗马作战。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罗马政府容许哥特人进行不完全自治只是迫于当时的军事实力对比。由来已久的政策被暂停，但也只是针对这群特定的移民，而且只是因为他们战胜了瓦伦斯和狄奥多西一世。参与罗马内战势必会给哥特人带来伤亡。如果他们的兵力损失过大，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止罗马政府对他们实施惯用的难民政策了。如前文所述，在公元383年1月努力说服君士坦丁堡元老院接受和约时，德密斯修已经在畅想哥特人失去他们的不完全自治权了。

在与篡位者欧根尼乌斯的对抗中，哥特人的怀疑进一步加深。狄奥多西一世一直在试图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统治整个帝国。其结果可想而知，帝国西部的不满分子拥立自己的人选为皇帝。帝国东西两军在意大利附近的弗里基德河（River Frigidus）河畔展开会战。此次战役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战斗的第一天，两军激烈对阵，不分胜负，哥特人发现自己身处前线，损失惨重。有史料称哥特人有1万人战死。这显然有些夸张。该史料的作者奥罗修斯甚至称罗马在这次战役中一举两得：其一是对欧根尼乌斯的胜利，其二是对哥特人的胜利，因为他们伤亡惨重。 45 因此，公元395年初狄奥多西一世病逝时，哥特人叛乱的时机成熟，准备重新修订公元382年的和约，争取更大程度的安全保障。他们举旗造反，违反和约，任命自佛瑞提根、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被镇压以来的第一位至高首领。他们的选择落在了此前一次较小规模的暴动（发生在镇压马克西姆斯篡权之后）中崭露头角的阿拉里克身上。罗马史料并没有记载哥特人具体希望如何修订公元382年的和约。在所有新和约中，哥特人都要求罗马承认其选举首领的权利，赋予他罗马军队指挥官（magister militum ，主帅）的合法地位。是否还有其他附加条件，例如指挥官手下的士兵应该获得全额军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这也完全有可能。 46 哥特人已经不再满足于罗马统治下的不完全政治自主权，尽管这项政策在二十多年前还是一项突破性政策。

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公元376年哥特人迁到多瑙河河畔时是两支由各自首领率领的独立部落——瑟文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在随后的战争中，他们共同作战，配合得也还不错。尽管如此，两支部落间的权力摩擦也时有发生。哈德良堡战役前夕，佛瑞提根试图以承认他是哥特人唯一首领为条件同瓦伦斯议和。两年之后，两支部落又分道扬镳，朝着不同方向迁徙。学者们就随后发生的事情说法不一。有人认为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分别同罗马达成和议。我个人则认为公元382年签订的和约对两者都适用。但不管是签订不同的和约，还是签订相同的和约，都没有改变一个更大的问题，即随后即将发生的事情。在阿拉里克的统领下，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之间的差异消失了，两支部落成为一支部落。 47 我们在上文已经探讨了公元1世纪至4世纪期间罗马边界对面日耳曼尼亚境内较大、较统一的政治群体的发展过程。现在这个过程已经波及罗马境内，而且还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哥特人统一起来的原因非常简单，和他们在公元376年至382年战争期间联手对抗罗马的原因一样。他们通过组合成较大的部落一起行动，从人数上获得安全感以及争取优厚待遇的机会，从而加大在这个并不欢迎他们的罗马帝国建设美好未来的可能性。

因此，公元395年初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叛乱意义重大。一支新力量有如脱缰野马，正在伺机一雪弗里基德河战役之耻，重新修订13年前签订的和约。对于罗马而言，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哥特人统一后力量太过强大，罗马无法立刻置其于死地。公元395年和397年，罗马派遣大量军队和哥特人对阵。但双方的实际交锋并不多，可能是因为双方兵力相当，谁都不愿贸然开战。 48 与此同时，传统态度很难改变，罗马的官员都没有急于批准哥特人新提出的条款。阿拉里克的政治诉求未能得到满足，便放任手下为非作歹。这一次受害的又是巴尔干半岛各行省的居民。叛乱首先在东北部的色雷斯发动。但公元395年至397年间，哥特人一路南下，到达雅典，然后又向西、向北沿亚得里亚海岸一直到伊庇鲁斯（Epirus，现在的阿尔巴尼亚）。他们一路尽情劫掠，但始终仍试图与帝国达成新的政治协议。

这一时期，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政局动荡不定。东罗马的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的长子阿卡狄乌斯（Arcadius）虽然在公元397年已年满20岁，但仍不问国事。不过他身边总是不乏希冀得宠、野心勃勃、争夺权力的政客。当时廷臣中最得宠的当属宫廷总管尤特罗庇乌斯（Eutropius）。到公元397年，这名宦官已打算和哥特人协商。他授命阿拉里克为罗马军队指挥官，批准哥特人新提出的条件和附加保障。他允许哥特人在达契亚和马其顿定居，很可能还出面安排，以税收的形式将当地产出分配给他们维持生计。尤特罗庇乌斯的命运极具启发性。在罗马帝国，宦官通常是人们嘲弄的对象，被描绘成邪恶、贪婪的形象，正是那种会屈服于蛮族人凭借武力索要钱财的人。尤特罗庇乌斯既是宦官，又是哥特人绥靖分子。因此他身处劣势，他的对手也充分利用这一点。公元399年夏天，尤特罗庇乌斯最终被打倒。 49 他的继任者撕毁他与阿拉里克的协议，拒绝进一步协商。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君士坦丁堡的政权几经更替，但东罗马的官员们都没有打算和阿拉里克和谈。批准哥特人可能接受的条件在政治上无异于自取灭亡。公元400年，君士坦丁堡发生针对盖纳斯（Gainas）的政变。哥特人出身的盖纳斯是罗马的指挥官。尤特罗庇乌斯倒台后，他也参与了权力的角逐。帝国后期军事重组后，盖纳斯和其他蛮族出身的指挥官地位渐高，声望日隆。在帝国初期，只有罗马公民能在军团服役。与之不同的是，到了帝国后期，任何人都可以在政治意义重大的野战军中服役。没有什么能阻挡能力出众的蛮族人在野战军中升官晋爵，获得政治地位和声望。因此，自公元4世纪中叶以来，一系列蛮族出身的指挥官出现在宫廷的政治斗争中。这些人偶尔还会图谋篡位，或者涉嫌图谋篡位。法兰克人出身的西尔瓦努斯（Silvanus）便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史学家阿米安·马塞林还参与了铲除他的谋杀行动。然而，“蛮族”长官更多的是和文官政客较量，对皇帝施加影响。但不管史学家对他们的态度如何，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记载证明这些蛮族长官对帝国怀有二心。这些被视为“蛮族人”的将官中有些是接受过传统精英教育的第二代移民，也就是说，他们和其他官员一样，是完完全全的罗马人。

盖纳斯在公元399年秋天还是君士坦丁堡的风云人物，权倾一国。到第二年年初，他便被昔日的同党取代。他可能是第一代哥特移民。因此很容易就成为反蛮族宣传的攻击对象，尤其是这一时期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正在巴尔干半岛为所欲为。但并没有证据表明盖纳斯有意与这帮哥特人为伍。在这场推翻他统治的暴力政变中，盖纳斯设法逃出君士坦丁堡，但几千哥特人，包括跟随东罗马军中的哥特官兵生活在城里的妇孺，都惨遭杀害。此后，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同东罗马军队没有进行正面交锋。但现在，他们被排除在君士坦丁堡政治之外，很快争取新协议的希望也完全破灭。为了打破僵局，阿拉里克率领手下于公元401年秋天来到意大利。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他们试图同西罗马帝国的实际掌权人斯提利科达成协议。同样，阿拉里克试图使用武力迫使斯提利科就范。但斯提利科和东罗马尤特罗庇乌斯的继任者一样，也不愿意批准他们的条款。由于巴尔干半岛的给养来源被切断，这帮哥特人无法无限期地停留在意大利。 50 公元402年秋天至403年年初，进行过两次不分胜负的战斗后，他们越过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退到老巢达契亚和马其顿。

阿拉里克别无选择，现在他不得不设法让东西罗马帝国中的一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哥特人回到他们在公元397年至401年间占领的巴尔干地区，重新确立统治，可能是重启曾供养他们的给养来源。他们在这里一待就是三年。深处政治荒原，他们发现自己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从比喻意义上讲，都被夹在东西罗马帝国之间，等待其中一方向他们招手示好。公元406年末，意大利的斯提利科终于表示要和谈。我猜想阿拉里克一定大吃一惊。仅在四年以前，这位西罗马帝国的摄政者还竭尽全力要和阿拉里克及其率领的哥特人保持距离。而现在他却来拉拢他们，要和他们结盟。更奇怪的是，斯提利科是在打败拉达盖苏斯之后向阿拉里克示好的。如前文所述，罗马打败拉达盖苏斯之时，即将波及罗马境内的动荡局势已在莱茵河边境初现端倪。

但斯提利科提出要和阿拉里克联盟，一同对付君士坦丁堡，而不是去处理莱茵河防线的问题。要了解斯提利科看似蹊跷的行为及其意外结果是如何导致罗马遭劫的，我们需要仔细探讨一下这位西罗马的最高统帅以及他在整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斯提利科与阿拉里克

在古代和现代，人们都对弗拉维斯·斯提利科看法不一。他是帝国后期像盖纳斯这类蛮族军人通过晋升逐步获得政治地位和声望的成功案例。斯提利科的父亲是具有汪达尔人血统的罗马骑兵军官，他的母亲是罗马人。他本人是帝国东部狄奥多西一世麾下的一名杰出军官，在公元4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担任各种要职。公元393年，斯提利科跟随皇帝西征，讨伐篡位者欧根尼乌斯。之后，他被任命为高级指挥官（comes et magister utriusquemilitiae praesentalis ，中央野战军两军统帅），统领帝国西部的军队。公元395年初，狄奥多西在米兰意外死亡，享年49岁。显然，此前他任命斯提利科为一同西征的次子霍诺留的监护人。至少，斯提利科声称这是皇帝临终之前对他的嘱托，而且也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狄奥多西一世的长子阿卡狄乌斯则留在君士坦丁堡，统治东罗马。霍诺留生于公元384年9月，在狄奥多西一世病逝时还不满10岁。因此统治权自然而然就落入斯提利科手中。

此前，斯提利科的重心完全集中在帝国东部。但现在，他发现自己成为西部无可争辩的统治者。斯提利科开始小心谨慎地拉拢罗马元老院，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他有在西部权势中建立人脉的必要。公元395年5月，他通过一项法令，为曾在篡位者欧根尼乌斯手下任职的官员恢复旧职——建立人脉的重大举措。 51 公元395年后，我们的老朋友叙马库斯突然发现自己也在斯提利科拉拢的对象之列。 52 从他的书信判断，叙马库斯当时正在享受一个回暖的冬日。他存留下来的书信中可能有三分之二是写于公元395年至402年间。从这部分书信可以看出，叙马库斯的影响力相当大。一则，他能够将曾在欧根尼乌斯手下担任首都行政长官的女婿尼科马库斯·弗拉维尼鲁斯（Nicomachus Flavianus）解救出来，并为他争取到官复原职，在公元399年至400年间重新成为霍诺留和斯提利科治下的首都行政长官。虽然没有担任正式职位，但叙马库斯还在公共事务中施加影响。我们稍后将看到，公元397年，他在发动元老院宣布背叛斯提利科、投靠君士坦丁堡的北非指挥官吉尔多（Gildo）为“国家公敌”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他小心拉拢权要，斯提利科稳坐权力宝座十多年。鉴于他命运坎坷，稳坐权力宝座十余年也绝非易事。其中有些变故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狄奥多西一世临终遗愿的真相我们无从得知。但他病逝后不久，斯提利科就声称皇帝临终时将两个儿子托付给自己。 53 斯提利科在罗马的特聘御用演说家、诗人克劳狄安（Claudian）对元老院说道：“总之，罗马的权力就托付给您，斯提利科；治理帝国的权力就交付在您手上。两位皇子统治的东西罗马帝国及其军队都由您负责。” 54 一切迹象都表明这是个谎言，至少就阿卡狄乌斯而言是这样，意在授权才到帝国西部就已经掌权的斯提利科在原居住地东罗马帝国争夺权力。斯提利科接着就依照这一宣言行事。他在公元395年和397年两次干预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在东罗马帝国领土上的叛乱问题，根本目的是为了树立自己东部拯救者，因而自然也是统治者的形象。斯提利科的行为遭到君士坦丁堡同僚的强烈抵制。如前文所述，这些人正忙于争权夺利，操纵不问国事的阿卡狄乌斯。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斯提利科出现在地平线上，骑着马儿来解救他们。可以想见，他们对他百般阻挠，严加防范。

其中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公元397年的秋天，上文提到的阿非利加指挥官吉尔多受到诱惑，意欲投靠君士坦丁堡。这对斯提利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威胁。因为罗马的粮食供给来自阿非利加。只要给养中断，他的政治地位就会立刻动摇。结果，斯提利科出色地解决了危机，将吉尔多的弟弟马西泽尔（Mascezel）派往北非。吉尔多曾杀害过他的孩子，因此马西泽尔还有仇未报。此次叛乱在公元398年7月被平定。阿非利加在粮食开始收获之前又回到西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公元401年至402年，斯提利科还经受了阿拉里克对意大利的侵袭。虽然君士坦丁堡当局可能没有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授意阿拉里克入侵意大利，但他们显然也没有阻止阿拉里克这样做。接着，仅仅三年之后，拉达盖苏斯率领一帮哥特人来袭。但斯提利科最后又再次轻松地解决了问题。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他的权力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军事机构、罗马元老院及中央官僚机构等。但最关键的是他和狄奥多西一世之子霍诺留的关系。随着霍诺留逐渐长大成人，为了牢牢控制这位皇帝，斯提利科在公元398年将自己的女儿玛利亚（Maria）许配给他。这给斯提利科的地位增加了一些额外的保障，但随着霍诺留逐渐成年，他与这位皇帝的关系注定需要采用一些手腕。

直到公元406年8月，斯提利科都谨小慎微，没有出现什么闪失。他虽然没能统一东西罗马，但霍诺留在他的牢牢掌控之中。阿非利加的叛乱被平定，哥特人对意大利的两次进攻也被成功击退。接着，在战胜拉达盖苏斯之后，斯提利科迈出他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一步。这时候，北部局势已经恶化。不列颠的一系列篡权行动中第一位篡位者已经上位；莱茵河以东硝烟迷漫，而且一切迹象都表明战火将蔓延到罗马境内（但没有任何蛮族人即将横渡莱茵河以及以何种方式入侵的迹象）。然而，如前文所述，斯提利科并没有召集训练有素的士兵北上，而是同君士坦丁堡的对手展开新一轮的争斗。与公元395年至396年的对峙相比，他在公元406年年末重开战事想要获取的领土范围缩小了。斯提利科要求君士坦丁堡归还达契亚和马其顿教区（这两个教区位于伊利里亚省的东半部，在狄奥多西一世执政期间被转交给君士坦丁堡管理）。然后，他提出同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结盟，用战争来要挟东罗马帝国。

当然，斯提利科可能只是判断失误，一方面他执迷于夺取东罗马帝国的统治大权，另一方面又低估了北部危机的严重程度。但我认为，即便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北部危机会迅速发展成一场灾难，他也不会被野心完全冲昏头脑。而且这也不是我的一己之见。关键问题在于斯提利科已不再试图在君士坦丁堡夺权。他的目标缩小，只是要收回伊利里亚行省东部的达契亚和马其顿。这一变化表明其中涉及更具体的问题，而非仅仅是虚荣心在作祟。伊利里亚东部的山区和丘陵盆地一直以来是罗马军队招募新兵的理想之地（类似于苏格兰高地是英国军队招募新兵的理想之地）。因此，有学者提出斯提利科在公元406年年末收回伊利里亚东部的想法与莱茵河地区日益蔓延的危机有关。他亟须增加兵力，因此收回伊利里亚东部可能是他争取重要征兵基地的妙计。但要将新兵训练成善战的士兵还需要时间。而显然，斯提利科最缺的就是时间。然而，在伊利里亚东部就有一支现成的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甚至是久经沙场）的军队——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

为什么说斯提利科同君士坦丁堡争夺伊利里亚东部地区可能和他争取阿拉里克的支持一同对抗北部更大的威胁有关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还需要考虑哥特人的规划。自公元395年以来，阿拉里克一再表明，他完全愿意同罗马帝国结成军事联盟，但条件必须合适，而且必须修订公元382年和约中的问题。我们知道，这意味着罗马充分肯定他们的至高首领，并指定一片能够创造税收的地区依法供养他们。尤特罗庇乌斯在公元397年满足了他们的这些要求，在随后的公元5世纪初他们希望这些要求能继续得到满足。斯提利科和阿拉里克之间的唯一问题是决定安顿哥特人的具体地点。除了公元406年短暂进攻意大利之外，哥特人自公元397年以来，一直占据达契亚和马其顿两地。但传统上属于帝国西部的伊利里亚东部现在已经归东罗马帝国管辖。因此，斯提利科陷入两难境地。他可以让哥特人离开他们占据近十年的地区，迁到他管辖的领土上。这样，他就有权批准他们要求的合法居住地。但这势必会在哥特人中引起骚乱。也许对斯提利科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也会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哥特人可能定居地区的罗马地主阶层中引起骚乱。或者，他可以授权哥特人统治他们已经占据的地区。这就意味着他需要威逼君士坦丁堡将伊利里亚东部归还给他。他最终选择了后者。细想之下，后者是争取哥特人支持的最简单的手段。这样看来，斯提利科的政策就没有那么疯狂了。

与阿拉里克的超级军团结盟将为斯提利科提供他在应对北部即将出现的骚乱时所需要的兵力，而且在西罗马帝国境内也不会引起什么骚乱。如果这一切需要他和君士坦丁堡开战的话，那就只能这样了。 55

斯提利科倒台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斯提利科和阿拉里克约定，在进攻东罗马帝国时，意大利会派遣大队人马增援哥特人。我猜想斯提利科以为他不用按常规进攻君士坦丁堡，只需要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就足以让东罗马交还有争议的教区。于是，阿拉里克把军队调遣到仍处于西罗马境内的伊利里亚西部的伊庇鲁斯，等待斯提利科的部队穿过亚得里亚海来和他会合。由于在巴尔干半岛冬天无法发动大规模战争，因此这次袭击可能是计划在公元407年夏天进行。然而，巴尔干半岛和高卢地区事态的迅速演变，将所有计划都全盘打乱。到公元407年5月至6月，他们正考虑在巴尔干半岛发动一场重大战役时，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已经渡过莱茵河，入侵高卢。更糟的是，君士坦丁三世已经穿越多佛尔海峡，赢得高卢多数军队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不可能调遣大批军队穿越亚得里亚海。因此，斯提利科并没有派兵增援伊庇鲁斯的阿拉里克。他在公元407年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派遣哥特人出身的指挥官萨鲁斯（Sarus）前往高卢，试图扼杀君士坦丁三世篡权的势头。但行动失败了。

到公元408年初，斯提利科的地位岌岌可危。君士坦丁三世和蛮族人在高卢不同地区展开行动，整个高卢行省和不列颠都脱离中央的控制。北非和西班牙仍然支持西罗马，但伊庇鲁斯的阿拉里克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率领的哥特人已经在那里滞留了一年，等候罗马军队的到来。但高卢的形势仍十分危急，罗马不敢轻举妄动。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阿拉里克对哥特人的统治也绝不是坚不可摧的，他还得让普通士兵满意。斯提利科真的会信守承诺吗？

到公元408年春天，阿拉里克忧心忡忡，要求斯提利科提供保证。他提醒斯提利科他的军队还未收到任何经济支援，更别提军事援助了。这也合情合理。因此他要求斯提利科支付4000磅黄金。他以武力相威胁，率领部下向北、向西挺进，到达阿尔卑斯山麓的罗马行省诺里库姆（现在的奥地利）。如果有必要的话，从这里进攻意大利十分方便。对于所谓的盟友而言，在斯提利科困难的时候这样做虽然有失偏颇，但阿拉里克也需要满足自己部下的需求。而且，别忘了，公元401年至402年斯提利科将哥特人逐出意大利时，他也没有心慈手软。据说，皇帝和元老院的大部分元老都准备和哥特人决一死战。但这就意味着除了莱茵河侵袭者和君士坦丁三世之外，罗马又增加了一个劲敌。因此斯提利科反对同哥特人开战。元老们聚集在罗马，展开一场按既定套路进行的辩论。斯提利科阐述了他的立场。他如愿以偿，元老院同意向阿拉里克支付黄金。然而，反对的声音并没有消失。一个名叫兰帕狄乌斯（Lampadius）的人因为他对此事的评价被载入史册：“这不是和平，而是奴役条约（non est ista pax sed pactio servitutis ）。”此时，斯提利科已经差不多花光了他所有的政治资本，但命运和他还没有完事儿。

公元408年5月1日，西罗马皇帝霍诺留的哥哥、东罗马的皇帝阿卡狄乌斯去世，留下一名7岁的幼子作为继承人，即狄奥多西二世。这次，皇帝和指挥官又产生分歧。斯提利科想前往君士坦丁堡干涉东罗马的事务，霍诺留也有此想法。和向阿拉里克支付黄金的事情一样，斯提利科又如愿以偿。他还提议阿拉里克同时也应该被派往高卢。但皇帝与指挥官之间的裂痕已经显而易见。曾受到斯提利科提携的宫廷高官奥林庇乌斯（Olympius）更是从中挑拨离间。西罗马帝国的所有事务都是按照斯提利科的意愿来处理，但帝国仍境况危急。君士坦丁三世现在已经在高卢南部的阿尔勒安顿下来，正盘踞在通往意大利的各山口上。蛮族人遍布高卢各地，阿拉里克收到黄金后，仍留守在诺里库姆，把守着阿尔卑斯山东部的山口。难怪史料提到斯提利科在公元408年夏天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却又没有采取行动——整个帝国大厦在他身边渐渐倒塌。据佐西姆斯记载，奥林庇乌斯此刻打出一张王牌：“他说，斯提利科正计划着前往东罗马帝国，图谋推翻小狄奥多西，让他自己的儿子优奇里乌斯（Eucherius）继任皇帝。” 56

奥林庇乌斯一有机会就重提此事，而且还刻意把这条消息散布到集结在总部帕维亚（Pavia，提西努姆，Ticinum）的意大利军队中。在军队8月13日出发前去对付君士坦丁三世之前，霍诺留前往帕维亚营区进行检阅。此时，军队发动兵变，斯提利科支持者中的众多高官被杀。听到消息后：

［斯提利科］召集所有蛮族盟军的首领，商讨该如何采取行动。大家都一致认为，如果皇帝遇害——不过他们还不确定皇帝是否被杀，蛮族盟军都应该立刻攻打罗马士兵，杀鸡儆猴。但如果皇帝平安无事，即便一些官员被害，也只有兵变的主谋应该受到惩罚……然而，当他们发现皇帝安然无恙时，斯提利科决定饶恕那些士兵，回到拉文纳。

这些蛮族部队主要是哥特首领拉达盖苏斯的手下，约有1.2万人，是在拉达盖苏斯战败后作为一支独立部队被斯提利科纳入意大利军队的。没有史料显示在其他常规军队中还有独立的蛮族部队。斯提利科倒台后，历年来招募的蛮族官兵中仍有许多人继续在军中服役。在拉文纳，斯提利科先是躲避在一座教堂内，但后来又放弃求生，决意一死，还不许他的个人扈从阻拦。8月22日，斯提利科被斩首。

这位西罗马的最高统帅在掌权13年后就这样身首异处。他提携的高官中有许多已经在帕维亚兵变中丧生，剩下的现在也被追捕、杀害。他的儿子优奇里乌斯被捕后被处死。霍诺留还和他的女儿离了婚。罗马的政权更替和许多政客一样，卑劣、残酷、彻底。奥林庇乌斯给予前恩主的最后一击是在公元408年9月至11月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没收斯提利科的所有财产，并惩治所有试图保留这个“国家强盗”物品的人。 57 在我看来，就像考特爵士（Thane of Cawdor）一样，斯提利科的死最能体现他无愧于罗马最高统帅的身份。他宁死也不愿罗马继续深陷内战，给人留下的是一个德高望重、赤胆忠心的帝国公仆的形象。奥林匹奥多罗斯等史学家对他都深表同情。虽然反蛮族的希腊史学家尤纳皮乌斯指责他自公元4世纪90年代初起和阿拉里克勾结，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汪达尔人之子的出身妨碍他成为一名忠心耿耿的罗马军官。斯提利科只是生不逢时，恰巧在匈人打破帝国长久以来所处的权力平衡之际掌权。纵观历史，没有几个人能同时成功地应对心怀不满的皇帝，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大规模篡权行动以及哥特人的超级军团。 58

斯提利科死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他政策的英明之处。奥林庇乌斯任命自己为执事官——高级文官，责任范围广泛，相当于首相职位。以他为首的新政权完全推翻了斯提利科的政策。与哥特人的和平破灭，硝烟弥漫。阿拉里克用人质换取赔款和从意大利外围撤军的提议也被断然拒绝。

现在，哥特人又回到政治荒原，在有些方面连公元406年的境况还不如。至少当时他们还有成熟的基地。而现在，他们身处陌生环境，与当地农民没有任何往来。但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在一个重要方面很快就会有所好转。斯提利科被处死后不久，意大利军中的罗马人便采取一系列行动对付他招募的蛮族官兵的家人和财产，其中很多人曾是拉达盖苏斯的手下。他们被安置在意大利各城市的家人被屠杀。这些蛮族兵一怒之下投靠阿拉里克，使他的战斗人数可能增加到约3万人。兵力的增加并没有就此结束。公元409年，哥特人在罗马城外扎营时，大批奴隶也加入他们的队伍。阿拉里克军队中的战斗人员总数增加到4万人。我猜想，这些奴隶中大部分都曾是拉达盖苏斯的手下，而非罗马原有的奴隶。仅仅在他们被卖为奴三年之后，阿拉里克为他们提供了结束受罗马人奴役的途径。 59

阿拉里克所统率的已经是到目前为止兵力最强大的哥特部落。公元408年秋天，他采取了大胆行动。阿拉里克召集所有部下，包括同他的姻亲阿萨尔夫（Athaulf）一起驻扎在潘诺尼亚的手下，越过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挺进。他们沿途一路破坏，直奔罗马。11月，阿拉里克一行人抵达罗马城外，很快便将罗马城包围，以防止有人向城内输送粮食。然而，阿拉里克无意攻城。这一点很快就显露无遗。很明显，他想要的是战利品。到年底的时候，阿拉里克得逞了。罗马元老院同意付给他5000磅黄金、3万磅白银，以及大量丝绸、兽皮和香料，正好用来笼络他刚招募的军队。但同他自公元395年以来的一贯诉求一样，这个哥特人还想要同罗马政府达成妥协。他希望元老院能帮他实现自己政治生涯中的这个终极目标。元老院派使团来到拉文纳同霍诺留斡旋，敦促皇帝交换人质，并与阿拉里克达成军事联盟。皇帝表示愿意接受这些条件。因而，哥特人放弃围城，向北退到托斯卡纳（Tuscany）。

但霍诺留要么是在争取时间，要么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奥林庇乌斯的影响力仍十分强大，他对皇帝施加影响，阻止他批准和议。因此阿拉里克万分恼火，尤其是他的一支部队在比萨（Pisa）附近还遭到伏击。他回到罗马，要让霍诺留充分认识到他要求赔偿和联盟的决心。迫于哥特人的压力，元老院再次派使团向北前往帝国的政治中心、霍诺留的基地拉文纳，只不过这次是在哥特人的陪同下前往的。他们宣布是时候谈判了。这次皇帝对奥林庇乌斯彻底失去信任。他根本不可能调遣意大利的军队去攻打哥特人。因为双方势均力敌，他无法稳操胜券。而且罗马和哥特人正面交锋将会让君士坦丁三世有机可乘，越过阿尔卑斯山。唯一的选择就是和谈。到公元409年4月，在皇帝面前最有影响力的是曾支持斯提利科的意大利禁卫军长官约维乌斯（Jovius）。这个约维乌斯在斯提利科同哥特人联合攻打东罗马帝国前，曾被派去同等候在伊庇鲁斯的哥特人联络。阿拉里克同约维乌斯在里米尼（Rimini）展开和谈。因为罗马方面没有什么筹码，和谈看上去进展得不错。君士坦丁三世仍在阿尔勒忙于将自己的几个儿子都推上皇位——给帝国带来改朝换代的直接威胁（如果还有朝代的话）。实际上，霍诺留现在对君士坦丁三世已经惶恐不安。他在公元409年初派人给君士坦丁三世送去一件紫袍，正式承认他为皇帝。霍诺留的一些军官试图让6000名驻军潜入罗马，结果伤亡惨重，只有100人潜进城里。与此同时，拉文纳的部队开始不安起来。因此，对霍诺留而言，战争并不可取。阿拉里克最初提出的要求说明他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据佐西姆斯记载：“阿拉里克向罗马要求一定数额的黄金和一定重量的谷物作为岁贡，还要求批准他和手下在诺里库姆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定居。” 60 约维乌斯默许了阿拉里克的要求，并请求霍诺留正式任命阿拉里克为帝国高级军队指挥官（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 ，两军统帅）。霍诺留的批准将给哥特人带来大量财富，使他们的首领成为宫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还会让哥特军队离拉文纳近在咫尺，占据东部通往意大利的主要山口。

和谈出现僵局。霍诺留愿意批准阿拉里克对谷物和黄金的要求，但拒绝任命他为高级军队指挥官。皇帝的回信出言不逊，在和谈时被大声宣读出来。阿拉里克愤然离去。但有趣的是，他后来又改变主意。这次，他召集一些罗马主教作为他的使节，传达了以下信息：

现在，阿拉里克既不想要官职或荣誉，也不想在之前指定的行省定居。他只要能继续侵犯遥远的多瑙河河畔的诺里库姆，并且该地免缴税款。此外，皇帝每年只要给他足够的谷物就可以了，不用支付黄金……阿拉里克提出这些合理、谨慎的提议后，所有人都对他的节制表示惊讶。

不用指定给哥特人领地，也不用支付给他们黄金。哥特人将默默地生活在远离拉文纳的边境行省。阿拉里克的节制可能出人意料，但表明他能顾全大局。目前，他有实力随心所欲，但他愿意以此换取同罗马帝国的持久和平。阿拉里克肯定强烈地意识到帝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潜在力量，觉得有必要采取保守做法。

然而，霍诺留的宫廷内仍一片骚乱。史学家奥林匹奥多罗斯认为阿拉里克重新提出的条件节制合理，但仍遭到霍诺留的拒绝。因此阿拉里克再次回到罗马围城，打算加大赌注。公元409年年底，他说服元老院选举普里斯库斯·阿塔卢斯（Priscus Attalus）为皇帝。这样，西罗马帝国曾一度同时有三位皇帝执政：霍诺留、君士坦丁三世以及普里斯库斯·阿塔卢斯。阿塔卢斯出身于显赫的元老院家庭，在公共部门担任要职10多年。元老院派遣使团来到霍诺留面前，以身体伤害和驱逐出境相要挟。阿拉里克被任命为阿塔卢斯的最高指挥官，着手征服意大利北部大多数城市，并围攻拉文纳。其余军队则被派往仍效忠霍诺留的北非。霍诺留一度准备逃离拉文纳。但东罗马派遣的4000人部队及时赶到，确保拉文纳的安全。北非也送来足够的钱款，确保意大利军队继续效忠霍诺留。阿塔卢斯即便没有尽全力，也对北非发动了两次进攻。但他拒绝调用阿拉里克的人马。这位哥特首领已经忍无可忍。他的初衷也许是安排一位傀儡皇帝，亦或是任命阿塔卢斯为皇帝一直都只是他谈判的筹码。不管怎样，公元410年7月，阿拉里克废黜阿塔卢斯，重新和霍诺留和谈。由于东罗马军队的救援和北非资金的援助，霍诺留已经恢复信心。两人安排会晤。阿拉里克转移到距离拉文纳不到60视距（约12公里）的地方。与此同时，霍诺留军中的不安分子仍反对和谈。阿拉里克在等待霍诺留时被萨鲁斯率领的一支罗马军队袭击。后来，在公元5世纪10年代中期，萨鲁斯的兄弟西格里克（Sergeric）在阿拉里克的哥特部落中地位显赫，曾一度成为部落首领。再加上史料对萨鲁斯同阿拉里克及其姻亲阿萨尔夫宿怨的记载，我猜想萨鲁斯曾在公元4世纪90年代争夺首领头衔时败在阿拉里克手下。 61

阿拉里克怒不可遏，一方面是因为罗马军队的袭击，另一方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也是因为他发现了突袭者的真实身份。哥特人放弃同拉文纳和谈的想法，再次返回罗马。他们在那里展开第三次围攻。毫无疑问，这次罗马的郊区对他们敞开了大门。他们被暂时挡在城墙外，但随后萨拉门打开了。 62

罗马遭劫

人们都说哥特人随后对罗马的洗劫是有史以来最文明的洗劫行为之一。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都是基督徒，他们对罗马教堂的态度毕恭毕敬。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和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是指定的庇护所。人们躲进这两座教堂就可以免遭危害。逃到阿非利加的难民后来在讲述哥特人的洗劫行为时还惊叹不已，他们提到哥特人在有条不紊地洗劫一些女信徒——例如一个名叫马塞拉（Marcella）的信徒——的家之前甚至还陪同她们前往这两座教堂。不是所有人，甚至也不是城里所有的修女，都受到这样的待遇。但这些哥特基督徒确实牢记自己的宗教信仰。君士坦丁三世赠送的、存放在拉特兰宫（Lateran Palace）重达2025磅的银质圣礼容器被抬走，但圣彼得大教堂里用于礼拜仪式的容器则原封不动地放在原处。建筑的损毁也主要集中在萨拉门一带和元老院议事厅。总而言之，虽然哥特人在城里烧杀劫掠了三天，罗马的纪念碑上和建筑物里可搬动的值钱物品都被洗劫一空，但这些纪念碑和建筑物大部分也都没有遭到损毁。

罗马上一次遭劫是在公元前390年。当时洗劫罗马城的是一些凯尔特部落。两次劫城形成鲜明对比。据李维（Livy）记载，当时罗马的主力部队正忙于围攻伊特鲁里亚的维爱（Veii，现在的伊索拉法尔内塞，Isola Farnese）。因此一伙凯尔特人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就直接进入罗马。凯尔特人的突袭惊扰了一群鹅，暴露了他们的行动。少数留在城里的青壮年男子奋力守卫卡匹托尔山（Capitol），但城里的其他地方没人把守。年长的贵族们拒绝逃离，他们穿戴整齐坐在自家门口。起先，凯尔特人小心翼翼地接近这些“人……他们面目庄严，神情严肃，看上去和神灵一般”。然后

一个凯尔特人轻抚其中一个名叫马尔库斯·帕皮里乌斯（Marcus Papirius）贵族的胡子。这个贵族蓄着当时人们都留的长胡子。就在这时，他用自己的象牙权杖敲打那个凯尔特人的脑袋。凯尔特人被惹恼了，一剑将他刺死。然后，他们把其他坐在门外的贵族也都杀死……毫不留情。他们将屋里的财物洗劫一空后，纵火烧毁这些宅邸。

公元前390年，只有卡匹托尔山上的要塞幸免于难。而公元410年，只有元老院议事厅被烧毁。 63

人们本以为一群为非作歹、嗜杀成性的蛮族人会对帝国的首都大肆蹂躏。结果与人们的预期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群敬畏圣彼得大教堂神圣性的哥特基督徒非常文明地洗劫了罗马。联想到公元9年对瓦鲁斯军团的大屠杀，我们把此次罗马遭劫想象成日耳曼人如愿以偿，终于有机会报复罗马要刺激得多。然而，仔细研究公元408年至41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们得出的必然结论是阿拉里克并不想洗劫罗马。自公元408年秋末以来，他率领的哥特人就断断续续地驻扎在城外。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在这20个月的时间里他们随时都可以夺下罗马。阿拉里克可能根本不在乎历史将如何记载此事，也不在乎几十车战利品。他完全是另有所图。自公元395年起，他一直在努力让罗马帝国重新修订公元382年和约中界定的哥特人与罗马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阿拉里克的底线是让合法的罗马政权承认他的身份。公元400年至401年对君士坦丁堡彻底绝望后，阿拉里克就只能指望霍诺留在拉文纳的政权。围攻罗马只是对霍诺留及其幕僚施压的手段。但这一策略一直没有奏效。实质上，阿拉里克高估了罗马在驻扎在拉文纳的皇帝心中的重要性。罗马是帝国的重要象征，但已经不再是帝国的政治中心。因此，从根本上来讲，霍诺留可以忽视罗马的命运，而帝国也不会遭受重大损失。阿拉里克放任手下在罗马城里洗劫了三天。这等于是在承认自公元408年秋天进入意大利以来，他采取的政策都是错误的，没能实现他想要与罗马帝国达成的协议。洗劫罗马与其说是象征性地打击罗马帝国，还不如说是承认哥特人的失败。

但即便洗劫罗马的现实意义完全出人意料，霍诺留及其幕僚其实也并没有轻易放弃罗马。罗马遭劫只是一系列更具深远历史意义事件中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来讲，公元410年8月中下旬发生的事件是由匈人向西迁到欧洲中部以及震撼整个西罗马帝国的蛮族入侵和篡权行为引起的。虽然罗马遭劫不具备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对于罗马在欧洲地区的稳定而言意义深远，其影响波及整个罗马帝国。如前文所述，身处圣地的圣哲罗姆为这个对他而言仍象征一切美好和有价值事物的城市陷落深感悲哀。其他地区的人反应更激进。例如，受过教育的异教徒认为这非常明确地表明新国教违背了神意。罗马遭劫是因为罗马抛弃它的守护神，不再受到他们的保护。这种观点在逃往北非的意大利贵族阶层中尤其盛行。这对圣奥古斯丁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奥古斯丁的许多布道间隔时间相当短。从公元410年最后几个月的布道可以看出，他在竭力解决各种相关问题。之后，他选取其中最重要的一些观点，（和其他观点一起）收入他的巨著《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这部巨著分为22卷，直到公元425年才完成。但前三卷已在公元413年发行，包含奥古斯丁对会众就罗马遭劫所提出问题的直接回复。其中许多问题是因异教徒的嘲弄而起。

奥古斯丁的直接回复都是“真可笑”之类的回答。这帮叫嚣的异教徒连自己的历史都没有读过。早在基督出世之前，罗马帝国就已经经遭受过众多灾难，也没有人说众神没有守护罗马： 64

流亡者和奴隶火烧卡匹托尔山，执政官瓦莱里乌斯（Valerius）以身殉职。此刻［众神］在哪里？……饥荒日益严重，斯普里乌斯·梅利乌斯（Spurius Maelius）将谷物免费发放给饥饿的人们，并因此被指控图谋夺权而被杀害。此刻众神在哪里？……可怕的瘟疫爆发之时，众神在哪里？……罗马军队在维爱连续作战十年仍未取得胜利之时，众神在哪里？……高卢人夺取罗马，在城内烧杀劫掠之时，众神在哪里？

李维的《罗马史》（History of the City of Rome ）为奥古斯丁提供了足够事例，有力地回击了异教徒的攻击。但他属于古代思维最敏捷的人之列，并不满足于仅仅在现场反驳异教徒的观点。《上帝之城》成书耗费15年时间，涉及大量问题和主题。但前三卷就已经突出呈现一种全新的罗马历史观，完全不同于被罗马极权政治理念所塑造的僵化历史视角。

当时的基督徒都早已熟悉“双城”的概念。这个概念由《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 ）中的景象演变而来——世界末日之时，神会进行最后的审判；之后，一个新的耶路撒冷（Jerusalem）将会出现，成为正直之人的永久居住地。不管基督徒今生属于哪座城市，这个神圣的耶路撒冷都是他们真正的归宿。在《上帝之城》的前三卷中，奥古斯丁选用基督教中这个已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并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其寻根问底，得出的结论令人有些不安。首先，虽然罗马新近表示支持基督教，不管它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利益，它都和其他世俗城市一样。人们没有理由仅仅因为罗马地域广阔、历史悠久就将它与神圣的耶路撒冷混为一谈。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奥古斯丁再次援引主要的罗马史学家，颇具说服力。他主张，如果仔细研究，便会发现罗马历史尤其不能说明帝国无可匹敌的成功应归功于任何特定的道德规范。因此帝国的成功也不是由帝国本身的合法性造成的。奥古斯丁援引属于拉丁语教育必读作者之列的撒路斯提乌斯，声称古罗马的所有道德规范都可归结于布匿战争带来的外力约束。罗马取得胜利后，这种制约力消失，腐败开始滋生。 65 整个帝国只是建立在统治欲望的基础之上：“这种‘统治欲望’ 66 滋生罪恶，使全人类都恼火，精疲力竭。［罗马取得第一次胜利］征服阿尔巴（Alba），并称颂这种罪行为荣耀之时，她便被这种欲望征服。”

奥古斯丁并没有声称整个帝国都是罪恶的，也没有否认世俗的和平是一件好事。但他极力主张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只是让基督徒有机会接近上帝，意识到自己真正效忠的是神圣的国度：“圣城无与伦比，让罗马无法企及。那里没有胜利，只有真理；没有等级，只有神圣；没有和平，只有欢乐；没有生命，只有永恒。”在世俗世界，圣城的市民属于不同政体。因此，即便是在洗劫罗马的哥特人中也有真正的朋友，而有些罗马同胞却有可能是敌人。 67 圣城的市民只需要短暂的效忠世俗城市，他们将在死后相聚：

上帝赋予基督权力，谴责人类的罪行和扭曲的欲望，并对他们进行审判。这个世界因为罪恶而堕落。基督一一拯救身处各地的家人，共同建设真正“永恒”、“荣耀”的圣城，而非阿谀奉承之人口中的“永恒”、“荣耀”之城。

通过罗马遭劫，奥古斯丁认识到所有世俗城市从根本上来讲都不具备合法性，呼吁圣城耶路撒冷的市民都寄希望于死后的永生。 68

1600年后的今天，我们往往容易忽视奥古斯丁的观点革命性的一面。我们都已经知道罗马帝国将延续千秋万代的宣言——永恒的罗马——只是空谈而已。罗马的成功是因为它与众不同、受到神灵的庇佑这种想法在我们看来也是无稽之谈。然而，在阅读《上帝之城》时，我们必须暂时忘记我们对此后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时，罗马帝国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而且没有什么强大的对手。长久以来，罗马一直宣扬自己是神（过去是众神，现在是上帝——信仰的过渡出人意料地顺利）教化人类的媒介。基督教的主教都主张基督和奥古斯都生活在完全相同的时代并非偶然。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罗马帝国注定要征服世界，引领全人类信仰基督教？皇帝的所有物品，从寝宫到宝库，都是神圣的，政府部门的繁文缛节都是为了表明皇帝受到上帝的指引，代替上帝统治人类。

罗马遭劫后，奥古斯丁无情地驳斥了这些观点。罗马帝国只是人类历史上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它既不是唯一有德行的国家，也不是唯一注定要世代延续的国家。

围绕罗马遭劫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人们对罗马失陷做出的反应从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诠释了公元410年8月罗马遭劫的意义。一方面，圣哲罗姆和奥古斯丁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生动地记录了罗马的陷落。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罗马遭劫仅仅是因为阿拉里克在振兴哥特部落的宏伟计划受阻后需要犒劳手下对他的忠诚。在《上帝之城》一书中，奥古斯丁十分谨慎，并没有就罗马遭劫是否意味着帝国的终结这个问题明确表态。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帝国所处的战略形势，不能妄下定论。

返乡

公元417年10月至11月，鲁提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纳马提安努斯（Rutilius Claudius Namatianus）一路不紧不慢返回高卢。他出生在图卢兹（Toulouse），后来在意大利住了几年。公元412年，鲁提利乌斯在霍诺留的宫中担任执事官——奥林庇乌斯推翻斯提利科时就担任了同样的职务。然后在公元414年夏天，他担任罗马的首都行政长官，任期短暂。回到高卢后，鲁提利乌斯创作了一部史诗《归途记事》（De Reditu Suo/On His Homecoming ），叙述他的返乡行程。第一卷由644行诗组成，但第二卷的手稿不全，只有前68行诗，讲述鲁提利乌斯抵达意大利的西北海岸。虽然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又发现一页诗稿——40多行诗［16世纪时被用来修补博比奥（Bobbio）修道院的藏书］，但我们仍不能确定他的确切目的地。 69 鲁提利乌斯取道海路：

由于托斯卡纳和奥勒利亚大道

惨遭哥特人的烧杀劫掠，

由于森林被毁，桥梁被拆，

最好还是取道海路。

意大利西海岸的主干道奥勒利亚大道（Via Aurelia，罗马古道）上的马厩和客栈曾为狄奥法内斯（参见本书第二章）等官员的出行提供便利。自公元408年至410年哥特人占领该地区以来，这个公共交通系统一直都没有修复。但鲁提利乌斯并没有灰心丧气。史诗的开篇再现了遭劫后罗马依然如旧的吸引力：

虽然生活在罗马，

但有什么可令人厌倦的呢？

让人快乐不已的自然不会令人厌倦。

啊，人们十倍的欢喜——难以想象

——出生在这片吉祥的土地上

是对他们的奖赏；

罗马的高贵子民以出生在罗马为荣，

骄傲地称自己是罗马公民。

此次罗马遭劫也没有让鲁提利乌斯对帝国的命运、对其教化人类的使命有丝毫怀疑：

你赐予人类的文明像阳光普照大地般遍及各地，

远至大地的尽头，海洋的边缘。

拥抱一切的福玻斯 70 为你在空中奔走；

他的骏马在你的疆土上升起降落，……

阳光洒满所有适宜居住的地区；

你的勇士循着轨道在两个极点之间驰骋。

你征服各地，建立伟大的帝国；

你的统治惠及没有法律的蛮夷之地；

你将法律带给被征服的领土，

将曾经广袤的世界变成一座城市。

这些观点都是帝国鼎盛时期盛行的观点。

这部史诗非比寻常。鲁提利乌斯是在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蹂躏高卢十年后返回高卢的。他乐此不疲地讲述罗马的荣耀，而罗马在七年前才刚遭受洗劫。但他在焦头烂额的霍诺留的宫中担任过要职，最能了解未来任务的艰巨。他回到高卢，准备大干一场：

……高卢各地再次召唤

它们的子民。常年的战争

使它们满目疮痍；但它们损毁越严重

就越让人同情。在繁荣时期轻慢同乡的过错

也显得没有那么严重了；

国家的损失召唤每一个人都以赤诚之心重建家园。

鲁提利乌斯怀念心中完美的罗马，决心重建被蛮族人蹂躏的故乡。他并没有忘记过去十年中帝国经历的挫折：

你［罗马］的悲痛会被忘却；

你永不屈服，你的伤口会被治愈……

你坚强不屈，必将重振雄风，

虽然深陷低谷，但必将重振旗鼓；

火炬又重新朝向天空，燃烧着象征新生的火焰，

你在经历劫难后会愈加光明，愈加兴盛！

罗马遭受过迦太基人和凯尔特人更大的打击。它会像凤凰涅槃般获得重生，会因苦难变得更加强大。

公元417年，还有许多高卢人和鲁提利乌斯一样信心满满。虽然他对罗马的历史和命运的看法属于异教徒的观点，但他对罗马未来的憧憬突破了宗教的界线。就在同一年，高卢的一位基督教诗人在作品《上帝之歌》（Carmen de Providentia Dei/Poem on the Providence of God ）中探讨过去十年间高卢遭受的劫难。这位基督教无名诗人的观点也和前面提到的高卢诗人的一样。但他的视角略有不同：

那些为杂草丛生的田地、空寂无人的庭院、付之一炬的别墅残骸哭泣的人啊，难道你们不更应该为自己孤独的内心、玷污的心灵、桎梏的思想哭泣吗？如果你们坚守自己的思想堡垒……这些用双手创造的美好事物就不会被摧毁。它们就能继续见证一个圣洁民族的美德。

这位诗人所传递的信息更像是《旧约》里的训导：上帝的子民遭受灾难是由他们的堕落所致。但这个信息的另一面是：“要是还有一点精神力量的话，就让我们挣脱罪恶的枷锁，打破桎梏，重获自由，为帝国的荣耀努力。”他在结尾处召唤大家共同奋斗：“不要因为第一次较量的失败就丧失勇气。让我们坚定立场，再次投入战斗吧。”

诗人所要传递的是宗教信息。但他也明白其中的政治因素。精神上的重生能够拯救灵魂，引领人们进入天堂，也能带来世俗的胜利及繁荣。人世间的苦难并不是在强调圣城和世俗国家间的本质区别，而是在召唤人们放弃堕落，重获美德。诗人并没有对帝国及其教化人类的使命发表异议。蛮族人已经蹂躏罗马，但这只是第一回合的较量。在第二回合中，罗马将反败为胜。 71 高卢的异教徒和基督徒在这一点上的看法一致。他们的观点和奥古斯丁的截然不同。

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

人们对罗马重振雄风的信心来自罗马遭劫后的十年间西罗马帝国经历的巨大变化。公元410年8月底，罗马的前景一片渺茫。意大利的罗马军队不敢轻易进攻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因为君士坦丁三世正虎视眈眈，意欲推翻霍诺留的统治。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已将注意力转至西班牙，正在瓜分西班牙的领土。君士坦丁三世不仅控制了不列颠的行省，还掌控高卢的军队，已经蠢蠢欲动，意欲夺取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一来，西罗马帝国就落入两伙蛮族人和一名异常成功的篡位者手中。七年之后，帝国领土的大部分都被收回，形势也已经好转。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Flavius Constantius）。 72 君士坦提乌斯出生于巴尔干半岛伊利里亚的纳伊苏斯（现在的尼什）——罗马招募新兵的理想之地。他最初是在帝国东部的军中服役，追随狄奥多西一世参与了众多战役。据推测，他和斯提利科一样，是在镇压篡位者欧根尼乌斯时来到帝国西部，当时他可能三十五六岁的样子。同样，事后他也留在西罗马。我们稍后将会看到，虽然君士坦提乌斯职位不高，没有出现在有关斯提利科生前历史的记载中，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这位最高统帅的支持者。

在队伍中，君士坦提乌斯神情严肃，闷不作声。他双眼突出，脖子细长，额头宽阔，骑马时总是趴在马背上，不时从眼角警觉地扫视四周……但在宴会上，在聚会时，他则生机勃勃，和蔼可亲。他甚至会和桌前的弄臣一比高下。 73

这时，他还完全不是我们那个魅力十足的大英雄。但据奥林匹奥多罗斯记载，他在较私人的场合所表现出的和蔼可亲对他而言是一笔巨大财富。而且我们也毫不怀疑他精力充沛，会全力以赴，重建西罗马帝国。

公元410年至411年，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接替斯提利科的职位，成为西罗马的高级指挥官（主帅）。他在惩治谋害斯提利科的主谋一事中扮演主要角色，说明他和斯提利科关系密切。奥林庇乌斯大体就是在这一时期被乱棍打死。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理清宫廷的事务后，迅速把注意力转向更加紧迫的问题。他调集意大利的军队，把矛头首先指向君士坦丁三世，此时，高卢的境况也发生了转变，助了君士坦提乌斯一臂之力。君士坦丁三世同指挥官格隆提乌斯（Gerontius）闹翻。格隆提乌斯竟然推举马克西姆斯篡权 74 ，并向君士坦丁三世的总部阿尔勒进军。因此，君士坦提乌斯率领的意大利军队到达阿尔勒时，他们首先要打败的是格隆提乌斯的军队。意大利军队不负众望。格隆提乌斯的残余人马倒戈，格隆提乌斯自杀而亡。君士坦提乌斯的下一个挑战来自君士坦丁三世的指挥官伊多比克乌斯（Edobichus）召集的增援部队。伊多比克乌斯从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中召集辅助部队，协助他麾下剩余的罗马军队作战。君士坦提乌斯再次获胜。他以保全性命为条件诱使君士坦丁三世投降。但君士坦丁三世还是没能幸免一死，在遣送拉文纳的途中被杀。公元411年9月18日，只有他的头颅被挂在一根柱子上抵达拉文纳。仅仅两年前这个篡位者还威胁到霍诺留的性命，而现在仅用一个战季就把他解决了。

但篡权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罗马，只要有一个人篡权，往往就会有更多的人效仿，尤其是第一个篡位者的地位开始动摇之时。参与叛乱的人在个人野心和惧怕惩罚心理的驱使下会再次发动叛乱。公元411年，预感到君士坦丁三世即将倒台的不止格隆提乌斯一人，还有高卢贵族约维努斯。他的驻地在阿尔勒北部的高卢地区。约维努斯的称帝地点可能是在上日耳曼尼亚的美因茨。他的军队主要由高卢的罗马叛军和勃艮第人及阿兰人构成。 75 他还得到阿拉里克哥特部落的大力支持。这帮哥特人现在的首领是阿拉里克的姻亲阿萨尔夫。约维努斯和阿萨尔夫联合起来的力量十分强大，但他们的联盟并非坚不可摧。君士坦提乌斯审时度势，并没有轻易采取行动。他力图从外交上攻破约维努斯和阿萨尔夫的联盟，并在公元413年取得成效。哥特人改变立场，篡位者别无选择，只能投降——清楚地展示了阿拉里克超级军团的实力。约维努斯的命运和君士坦丁三世的一样，在遣送拉文纳的途中被处死。公元413年8月30日，他的头颅也被挂在一根柱子上抵达拉文纳。

西罗马先集中精力消灭篡位者再对付蛮族人的做法似乎颠倒了主次。史学家对这种做法通常都持批判态度。但要应付罗马当前面临的严重威胁，任何主帅都需要能够调遣帝国的所有资源，尤其是前线的兵力。公元413年夏天，君士坦提乌斯打败篡位者，自公元406年秋天以来首次统一西罗马帝国的主力部队，即投靠君士坦丁三世、格隆提乌斯和约维努斯的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的军队。君士坦提乌斯已经整顿好罗马的内务，统一军队，可以着手处理其他问题了。君士坦提乌斯英明果断，在放任手下信马由缰地对付遍布西罗马帝国的蛮族部落之前，他向曾背叛帝国的军队保证给他们提高军饷。 76 君士坦提乌斯麾下的各部队都有蛮族兵非常乐意为罗马效力。然而，蛮族个体是一回事儿，而独立的哥特群体，以及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的群体就得另当别论了。这支刚统一不久的军队的首要任务是让哥特人就范。

阿萨尔夫率领的哥特人

洗劫完罗马后，哥特人立刻向南挺进。既然现在在帝国境内争取稳定地位的努力已经失败，阿拉里克就彻底改变自己的策略——他现在一门心思想要攫取北非。但他召集的舰队偏偏遭遇风暴，随后不久他也病逝了。公元411年，阿萨尔夫率领哥特人挺进高卢，先是支持，随后又脱离篡位者约维努斯。

哥特人和罗马之间还有待建立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关系。我们知道，公元413年年末，哥特人同君士坦提乌斯的军队在马赛（Marseille）附近展开战斗。随后，哥特人在纳博讷（Narbonne）安顿下来。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史料残缺给我们造成巨大不便。但一切迹象都表明阿萨尔夫提出的和议要求仍超出君士坦提乌斯的底线。据史学家奥罗修斯记载，他无意中听到有人告诉圣哲罗姆以下内容：

他本人在纳博讷曾是阿萨尔夫的密友……他经常听到阿萨尔夫在身体状况不错、心情良好的情况下（指他喝过酒后）是如何回复罗马问题的。起先，他似乎急切地想要让罗马消失殆尽，将整个罗马帝国的领土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变成哥特帝国的疆土。借用一个流行的说法，这样“哥特人之地”就能取代“罗马人之地”，而他——阿萨尔夫——则将像奥古斯都一样成为哥特帝国的奠基人。根据多年的经验，他发现哥特人野蛮，无节制，根本无法遵守法律。但他坚信没有法律，国将不国，一个国家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因此他［阿萨尔夫］选择通过借哥特人之力恢复、维持罗马的威望来博取荣耀，希望后世能把他当作罗马帝国的复兴者。 77

阿萨尔夫的行动暴露了他的真实意图。哥特人除了劫取罗马的财物外，还带走了两个人：一个是普里斯库斯·阿塔卢斯。公元409年至410年，阿拉里克说服罗马元老院将他紫袍加身，后来又将他废黜。另一个是霍诺留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公元414年，打败约维努斯后，阿萨尔夫开始有策略地利用他的两个人质。当初，阿拉里克为了和霍诺留达成和议，突然将阿塔卢斯踢下台。后来阿塔卢斯复辟。接下来就轮到阿萨尔夫利用普拉西提阿胁迫霍诺留了。据奥林匹奥多罗斯记载，公元414年1月，两人成亲。

在坎狄迪亚努斯（Candidianus）的建议和鼓动之下……在［纳博讷］最有名望的市民英格努乌斯（Ingenuus）的庄园举行。盛装的普拉西提阿端坐在依罗马风格装饰的大殿上。她身旁坐着身着罗马服饰、肩披罗马军队指挥官斗篷的阿萨尔夫……除了其他礼品外，阿萨尔夫还赠给普拉西提阿50名身着丝质长袍的英俊青年。他们都双手各举一个大盘，一个堆满黄金，一个堆满……宝石。这些黄金和宝石都是从罗马抢来的。然后阿塔卢斯唱起婚礼的圣歌，接下来拉斯提修斯（Rusticius）和菲巴狄乌斯（Phoebadius）也唱了起来。 78

显然，这里阿萨尔夫所追求的是阿拉里克两个和议计划中更为宏伟的那个——为自己在帝国的宫中谋求光明的前途。如阿萨尔夫所愿，普拉西提阿怀了孕，并产下一名男婴。心满意足的父母给孩子取名“狄奥多西”。选择这个名字确实意义重大。小狄奥多西的外祖父是同名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他的表兄是同名的东罗马皇帝、霍诺留已逝皇兄阿卡狄乌斯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而霍诺留此时还没有任何子嗣——事实上他最终也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因此小狄奥多西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皇帝。哥特首领的儿子完全有资格继承西罗马帝国的皇位。

但实际上，阿萨尔夫太过自不量力。君士坦提乌斯和霍诺留都希望普拉西提阿返回宫中，但不希望他的哥特丈夫一同返回。他们拒绝依照阿萨尔夫的条件达成协议。不管怎样，哥特人在战略上有一个致命弱点。自公元408年进军意大利以来，哥特人就一直缺乏稳定的供给来源。在他们以洗劫罗马为高潮的光辉岁月里，他们劫取大量战利品。但现在，君士坦提乌斯已经准确地找到他们的致命弱点。他并没有与哥特人正面开战，而是从陆路和海路两方面同时封锁他们。到公元415年初，纳博讷的粮食耗尽。哥特人不得不退到西班牙。一次意外事件还助了君士坦提乌斯一臂之力——小狄奥多西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悲痛的父母将他放进银质棺材，安葬在巴塞罗那（Barcelona）

的一座教堂里。阿萨尔夫少了一张王牌。君士坦提乌斯继续施压。最后哥特人，或是一部分哥特人，被击垮。自从公元413年阿萨尔夫背弃约维努斯，哥特人与罗马之间的和议始终悬而未定。真正妨碍和谈成功的是阿萨尔夫执意想要成为皇宫要人。

哥特人为阿萨尔夫的政策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对此渐渐心生不满。公元415年夏天，哥特人内部发生政变。阿萨尔夫被杀。9月24日，他的死讯在君士坦丁堡公布。阿萨尔夫死后，他的兄弟以及前一次婚姻所生的孩子都被西格里克杀害。西格里克出身于哥特贵族家庭。这个家族曾有人和阿拉里克争夺过哥特部落的领导权。但仅在七天之后，西格里克也被杀死，接任首领的是瓦利阿（Wallia）。这两个继任者和阿拉里克及阿萨尔夫都没有血缘关系。瓦利阿迫于罗马的压力，做出让步，把丧夫丧子的普拉西提阿送回霍诺留的皇宫。作为条件，君士坦提乌斯交给哥特人60万斗小麦。哥特人与罗马之间的新协议已经迈出头两步。在这个新协议中，哥特首领对罗马帝国的政治意义大大减弱。 79

凤凰涅槃？

新协议的第三步在巩固同哥特人的和平之外，还解决了西班牙的紧迫问题。公元411年，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瓜分西班牙。他们霸占西班牙各行省的税收已长达五年之久。但现在，哥特人同罗马军队结成联盟，准备和他们一决高下。公元416年，行动开始了。伊达提乌在《编年史》（Chronicle）中记载了事情的经过：

贝提卡的斯灵族汪达尔人都被瓦利阿首领消灭殆尽。统治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的阿兰人遭受哥特人的攻击，损失惨重。他们的首领阿达克斯（Addax）死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无法顾及自己的领地，投靠盘踞在加利西亚的［哈斯丁族］汪达尔首领贡德里克（Gunderic），寻求庇护。 80

伊达提乌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公元416年至418年的三年战争。战争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君士坦提乌斯镇压篡位者、制伏哥特人之后，再利用这些人解决另一个重要问题。这次战役成效卓越！斯灵人被消灭殆尽，阿兰人损失惨重，残存人员只能依附哈斯丁首领。（据伊达提乌记载，阿兰人在此之前曾是莱茵河入侵部落的主要力量——这种说法与公元406年秋天阿兰人将汪达尔人从法兰克人手中解救出来的事实相符。）

这时，君士坦提乌斯召回西班牙的哥特人，在公元418年将他们安置在阿基坦，将图卢兹和波尔多之间的加伦河（Garonne）河谷（高卢西南部）划拨给他们。史学家和研究者们对这次安置的性质和目的做了大量论述。我们根据奥林匹奥多罗斯的记载获得的确切信息是 81 ：哥特人获得“耕地”。我对此深信不疑。当然，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随后的日子里，罗马政府在税收方面给予哥特人任何直接支持。事实上，此前十年间发生的事情已经说明在缺乏自己供给来源的情况下，哥特人在战略上处于极端劣势。阿萨尔夫的野心最终未能实现正是因为君士坦提乌斯断绝了哥特人的粮食供给，饥荒迫使他们发动叛乱。和公元382年签订的和约一样，给予哥特人耕地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不错的选择。

对于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史料并没有记载失去土地的罗马地主阶层提出任何抗议。这可能是因为划拨给哥特人的土地属于公有土地（皇室地产和地方捐赠之类的公有土地），因此不需要征用私人地产。我们在下一章中将看到，罗马政府在处理北非的类似问题时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同样，农民也极有可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只是哥特人替代原有地主，向他们收取地租。然而，哥特人是获得土地的全部所有权（可以买卖、遗赠所划拨的土地），还是只是使用权（在有生之年享有所划拨土地的收益），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82

至于为什么选择阿基坦，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从利用哥特人处理高卢西北部的分裂行动到应对撒克逊人的海上侵袭，各种观点都有。 83 在我看来，选择阿基坦有两个必要性：首先，哥特人需要安顿下来。关键在于安顿地点距离西罗马的政治中心该有多远。如前文所述，阿拉里克在自己统治的鼎盛时期曾要求将哥特人安置在拉文纳及其附近地区和阿尔卑斯山山口以南或以北地区。这样他们就可以不断干预皇宫的事务。后来，阿拉里克变得更加现实，准备放弃这种奢望——这些条件对于罗马而言完全无法接受，要求将哥特人安置在“边界附近”的地区。毗邻大西洋的加伦河河谷距离拉文纳1000公里，完全符合双方的要求，而且还紧邻经比利牛斯山通往西班牙的大道。罗马虽然已经着手处理西班牙的问题，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莱茵河入侵者中仍有一些残存部落没有被制伏。公元5世纪20年代初，哥特人再次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同罗马军队联手对抗哈斯丁族汪达尔人。我认为，哥特人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案只是让哥特人返回西班牙干掉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计划中的一步而已。

君士坦提乌斯功不可没。公元410年，西罗马危机重重，哥特人在意大利肆意横行，君士坦丁三世坐镇阿尔勒，威胁霍诺留的统治，莱茵河入侵者瓜分西班牙。尽管如此，君士坦提乌斯利用残存的主要权力杠杆让一切又都恢复原状。高卢及意大利的军队——尤其是斯提利科用来打败拉达盖苏斯的意大利军队——仍是帝国强大的战斗机器。税收大基地北非也没有受到影响。公元408年至410年间，连续几任高级长官都没能利用意大利的军队解决哥特人或是君士坦丁三世的问题。原因在于意大利的军队无法同时对付两个敌人，与其中一个作战就会让另一个有机可乘。然而，阿萨尔夫率领哥特人离开意大利，打破这种僵局。拉文纳的中央政权坚持封锁哥特人的供给来源，他们迫于饥荒离开意大利。主动权又回到君士坦提乌斯手中。他还得到外援的支持。公元410年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在意大利肆意横行之时，东罗马帝国给予霍诺留大力援助。虽然史料没有记载，但此后东罗马帝国肯定还从精神上和经济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84

矛盾的是，虽然匈人是造成整个混乱局面的罪魁祸首，但君士坦提乌斯可能也利用他们替自己作战。公元409年，霍诺留召集1万匈人辅助兵协同作战。由于他们并没有赶来阻止哥特人洗劫罗马，现代的一些史学家认为匈人的辅助部队根本就没有前来助战。 85 如前文所述，不管他们有没有来助战，在公元411年的战季里，君士坦提乌斯的军队突然变得强大起来，自信满满地向高卢挺进，制伏篡位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他获得调配意大利强大军队的权力，但也可能还因为匈人的辅助部队最终赶来了。将哥特人逐出意大利的领土，再加上一些新老朋友的帮助，权力的平衡就偏向了君士坦提乌斯。难怪公元417年时，鲁提利乌斯和那个无名的基督教诗人会对罗马的未来如此信心十足。

然而，我们还需要更仔细地研究君士坦提乌斯的重建工作。尽管他成绩斐然，西罗马帝国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到原本的状态。

遗留问题

很明显，重建工作在公元418年时还没有完成。君士坦提乌斯也不会就这一点提出异议。斯灵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已经被消灭殆尽，但哈斯丁族汪达尔人的力量加强了，苏维汇人也仍未被制伏。这些部落依然对帝国构成潜在威胁。此外，他们的存在还意味着被他们占领的西班牙地区仍在帝国的直接控制范围之外，因此也就不再向中央政权缴纳税收。事实上，公元405年至418年间，帝国损失大量税收。君士坦提乌斯至此都未能设法弥补这些空缺。比如公元418年将哥特人安置在加伦河河谷后，很难想象那里能向帝国缴纳什么税收。 86

我们很难重构公元5世纪10年代在不列颠发生的事件，或是其整体情况。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已经脱离帝国的统治。如前文所述，公元406年至407年的篡权行动起源于不列颠。君士坦丁三世的首个权力中心也是在不列颠。据猜测，君士坦丁三世前往欧洲大陆时带走了岛上大部分罗马军队。自此，除了佐西姆斯两处简要的记录外，不列颠就从我们的史料中销声匿迹了。在第一处记录中，不列颠在君士坦丁三世篡权后、罗马遭劫前脱离帝国的统治，“驱逐罗马的行政长官，建立自己的政府”。 87 第二处记录的事情仍发生在公元410年8月之前。霍诺留致信不列颠各城市，“敦促他们做好自我防卫”。霍诺留的意图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佐西姆斯认为，不列颠的这次叛乱是不列颠想要摆脱罗马性，回归当地传统。我认为，这是他身处公元6世纪、认识受限而产生的一种误解。事实上，不列颠的罗马人不满君士坦丁三世把重心放在高卢，没有为他们提供防御，而开始着手自己解决防御问题。否则，霍诺留没有必要在公元410年致信他们，承认帝国无法保护他们。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在回归凯尔特传统，重新学习凯尔特语，还不如说是在尽力保卫自己免受海盗尤其是撒克逊人的海上侵袭。海盗问题一百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不列颠。罗马帝国在此建造大批要塞，有些至今还屹立在那里。公元410年至420年间撒克逊人侵袭的影响也饱受争议。各种史料都表明，真正的灾难还在这之后。但就现在讨论的问题而言，时间并不重要。不管是在撒克逊人还是在当地自我防卫力量的统治下，自公元410年前后，不列颠脱离帝国的统治，不再向拉文纳缴纳税款。 88

此时，高卢西北部的阿莫利卡（Armorica）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就更难重构了。但据鲁提利乌斯记载，公元417年他从海路返乡时，他的亲戚伊克苏佩兰提乌斯（Exuperantius）正忙于恢复当地秩序。 89 因此，君士坦提乌斯的政权即便没有在不列颠，也有可能在阿莫利卡加紧恢复帝国秩序，重建税收体制。对于可能在篡权时期向君士坦丁三世缴纳税收的高卢中部和南部，情况显然也不例外。莱茵河边境地区的情况我们就没有确切记载了。君士坦丁三世将政权向南迁至阿尔勒后，特里尔不再是整个高卢地区的行政中心。但此时，特里尔地区并没有发生脱离罗马统治的重大事件。因此，该地区至少应该是在继续向拉文纳缴纳一定税收。 90

除了那些彻底脱离罗马统治的领土之外，在过去十年间饱受战争和劫匪蹂躏的西罗马大部分地区的税收收入也大幅下降。意大利大部分地区遭受哥特人洗劫，西班牙遭受莱茵河入侵者残余部落的蹂躏，高卢也遭到哥特人和莱茵河入侵者的摧残。我们很难确定这些地区具体有多少土地遭到破坏。当然农业会恢复生产，但有确切证据表明战争带来严重的中期损失。公元412年，霍诺留皇帝颁布法令，命令意大利的禁卫军长官连续五年在坎帕尼亚（Campania）、托斯卡纳、皮西努姆（Picenum）、萨莫奈乌姆（Samnium）、阿普利亚（Apulia）、卡拉布里亚（Calabria）、布鲁提（Bruttium）和卢卡尼亚（Lucania）这几个行省只征收正常税收的五分之一。罗马政府认为这些行省应该获得减轻税收的待遇。因为，哥特人于公元408年至410年间驻扎在罗马附近时，主要是从这些地区劫取给养的。公元418年，霍诺留又颁布新法令，将坎帕尼亚可征税财产的估值降低到之前的九分之一，其他几个行省的降到七分之一。这几个行省被哥特人占领两年左右，很少有地区遭受这么长久的破坏。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给西班牙当地的罗马人带来的破坏似乎没有这么严重。不管怎样，公元405年至418年，西罗马帝国彻底失去一些税基，其余税基也遭受严重破坏。这必定大幅降低西罗马帝国的年收益。 91

我们还能发现帝国的另外两大支柱也遭受重创。其中一个可以在之前提到过的《罗马帝国百官志》中找到证据。该文献是帝国后期的文武官员官阶表，分为东罗马和西罗马两部分，由高级文官（primicerius notariorum ，枢密大臣）记录。枢密大臣还负责颁发任命通知。随着帝国行政和军事结构的变化，文献也不断被修订。东罗马的官阶记录更新至公元395年前后，大约在狄奥多西一世病逝之时。但西罗马的官阶记录全部更新到公元408年。之后一直到公元5世纪20年代初还做了部分修订。与本节密切相关的是，《罗马帝国百官志》包含西罗马帝国野战军军事编制的两个记录：其中一个列出步兵和骑兵总指挥各自麾下的骑兵团和步兵团，另一个（人员部署）记录他们的战斗序列。 92 经过仔细分析，我们会从有关战斗序列的记录中看到公元5世纪20年代末西罗马野战军的概貌。 93

仔细研究这两个记录，再和公元395年东罗马军队的记录做比较，我们会获得很多信息。首先，西罗马的军队在公元5世纪初的战争中损失惨重。这一点不足为奇。公元395年，东罗马的野战军总共有157个团。公元420年前后，西罗马的军队共有181个团，但其中有97个团是公元395年以来组建的。公元395年前的军队中只有84个团存留下来。公元4世纪时，帝国的野战军有时会分成几支军队，归不同的皇帝统领。但所有史料都表明，帝国东西部的军队规模大体相当。因此，西罗马的野战军在公元395年时和东罗马的一样，大约有160个团。那么从霍诺留继位到公元420年之间的25年时间里，至少有76个团（47.5％）被消灭。这个人员损耗非常严重，表明约损失3万兵力。 94 莱茵河地区的罗马军队损失最大。公元420年，该地区有58个团。但其中只有21个团是公元395年前组建的，另外37个团（或者说是64％的军队）是在霍诺留统治期间组建。这完全可以理解。高卢的军队首当其冲，迎击第一拨横渡莱茵河的蛮族人。接着，在君士坦丁三世的统治下，高卢军队又与遍布高卢直到比利牛斯山以南大片地区的入侵者对抗。之后，他们还遭到君士坦提乌斯的反击。也难怪高卢的军队最后支离破碎，原有的许多分队都被摧毁，只得解散了。 95

《罗马帝国百官志》有关西罗马弥补兵力损失的记录也值得注意。由于自公元395年以来新组建97个团，西罗马野战军的兵力在公元420年前后已经基本恢复。事实上，如果我们猜得没错，公元395年时东西罗马野战军的规模大体相当，那么西罗马的野战军甚至还增加了约20个团（12.5％）。但这97个新组建的团中有62个（64％）是由之前边境的常驻军充当。在《罗马帝国百官志》未修订的部分，这62个团中仍有许多还保留原来常驻军的官阶，因此一眼就能辨认。28个准野战军团都是常驻军，另外14个据说是更精锐的野战军团，也同样是常驻军。北非和廷吉塔纳（Tingitana）的20个骑兵团的情况也一样。除北非的军队之外，高卢的军队也损失严重。高卢的野战军在公元420年时的58个团中有21个是常驻军。因此，西罗马自公元405年以来因连年战乱而损失的野战军兵力不是通过新招募的精锐部队来填充，而是重组原有的战斗力一般的常驻部队。其中35个新组建的精锐部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军队名称［例如，阿特克提（Attecotti）、马可曼尼（Marcomanni）以及布里斯迦维（Brisigavi）等］是从蛮族部落的名称演变过来，表明这些部队至少原本是由蛮族兵组成。

《罗马帝国百官志》 96 看上去索然无味，却给我们呈现了一幅有趣的画面。从表面上看，与25年前的情况相比，西罗马野战军的规模扩大了。但规模的扩大掩盖了一些根本问题，尤其是这25年时间里，连年的战乱已经摧毁其原有兵力的一半。因此，虽然野战军的规模扩大了，但帝国的整体军事规模缩小了。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常驻军被用来充当野战军后，又招募了新兵来顶替他们守卫边界。公元411年至420年间，君士坦提乌斯利用这支军队取得巨大战绩。但我们只能断定，与公元395年的情况相比，西罗马的军队规模缩减了。军队的壮大有赖于其延续性。如此惨重的损失相当程度上降低了西罗马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尤其是高卢军队的战斗力。公元395年至420年间，除去那些被视作常驻军的部队，真正的野战军数量已经减少约25％（从约160个团减少到120个团）。我认为，此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帝国经济损失的影响其实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公元420年，君士坦提乌斯所面临的军事问题远比公元395年斯提利科面临的要紧迫得多。理论上而言，他本可以组建更大规模的军队，但税收缩水所带来的财政束缚不允许他这样做。

因此，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巨大成就背后，我们能清楚看到他也深受致使斯提利科倒台危机的影响。兵力大幅下降已经够糟糕的了，另一问题也开始出现，而且更严重。这在阿拉里克围攻罗马时就已经初现端倪。即便没有获得霍诺留和中央政权的批准，阿拉里克包围罗马后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元老院的配合——为自己赢得指挥官的职位，为部下谋得黄金，为整个哥特部落争取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虽然阿塔卢斯拒绝让哥特部队进攻阿非利加，但被哥特人推举为皇帝，他还是很乐意的。如果征服阿非利加的话，对西罗马帝国而言无疑会是釜底抽薪。公元414年后，同样的事情在高卢也发生了。阿萨尔夫恢复阿塔卢斯皇位后，高卢的一些贵族都纷纷支持他的统治。有关阿萨尔夫婚礼的记载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记录了婚礼的举办地点，还记录了愿意在婚礼上演唱以及愿意牵扯进这个建立在哥特部落基础之上政权的高卢贵族的人数。佩拉的保利努斯（Paulinus of Pella）接受阿塔卢斯政权神圣赠予伯爵的公职。他之后表示，自己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认为阿塔卢斯的政权具有合法性或是可行性，而是因为这似乎是保全自己的最佳选择。 97 许多元老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才愿意配合阿拉里克，但这个动机十分危险。

这只是外部军事力量能够暴露罗马政治体系已有缺陷的早期例子。在哈德良堡战役（参见本书第四章）以及公元406年年底横渡莱茵河事件中，帝国社会地位较低的民众都愿意帮助蛮族入侵者，甚至是加入他们之列。如第三章所述，这些民众在这个由地主阶层统治并为其服务的政治体系中投入甚少。因此他们愿意帮助蛮族入侵者，甚至是加入他们之列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地主精英阶层愿意与蛮族人打交道就得另当别论了，而且对帝国而言，更加危险。但究其根源，也还是归结为帝国政治体系的本质。鉴于它幅员辽阔，但行政管理技术有限，罗马帝国只得允许地方自治，并通过构成复杂的军队和政治交易来维系帝国的完整。在这种政治交易中，地方向中央缴纳税收，地方的地主精英阶层便能获得中央的保护。外来军事力量在帝国中心的出现使这种政治交易呈现紧张状态。一些地主迅速转向蛮族人组建的政权其实并不像有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是帝国后期道德缺失的表现，而是以土地形式呈现的财富所特有的现象。姑且不论遗嘱，在历史分析中，土地财富通常被视为不动产。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当地情况有变，地主不能像携带金银财宝那样将土地带走。他们离开便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财富来源及精英身份。因此，地主阶层别无选择，只得对当地变化的情况做出让步。公元408年至410年在罗马附近及公元414年至415年在高卢南部就逐渐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事态并没有发展得太严重，因为君士坦提乌斯很快就恢复中央政权的统治。他似乎也意识到了政治问题，并且迅速采取行动，加以遏制。

公元418年，君士坦提乌斯的重建工作收尾，规定每年在阿尔勒召开高卢行省会议。不光是行省，阿尔勒附近的各城市也需要派贵族代表参加会议，讨论公众和私人事务，尤其是与地主阶层（拉丁语是possessores，所有者阶层）利益相关的事务。颁布此规定的时间与将哥特人安置在加伦河河谷的时间正好相符。几乎可以肯定，哥特人的安置问题是第一年会议议程的主要议题。显然召开高卢行省会议的初衷是为在地方贵族阶层中拥有广泛听众的富有地主提供定期与中央官员交流的平台。高卢行省会议也确实起到平台作用，自觉修复公元405年后十来年间高卢贵族和帝国中央政权之间的裂痕或摩擦。外来力量的出现使地主阶层和中央政权之间的利益产生裂痕，高卢行省会议的任务就是要修补这个裂痕。另一个凑巧的便是鲁提利乌斯·纳马提安努斯抵达阿尔勒的时间。他在公元417年秋至418年初一路缓慢行进，抵达高卢时正好赶上第一次高卢行省会议的召开。他同霍诺留的廷臣有密切联系，了解事情的动向，正好属于会议必不可少的卸任官员。说不定霍诺留的这位忠臣在晚餐的时候还给与会的权贵们激情演绎自己的诗歌，期盼罗马和高卢在废墟中重新崛起。这种情绪也完全合乎情理。西罗马已经除掉篡位者，安顿好哥特人，高卢的地主阶层已经回归帝国的轨道，莱茵河入侵者的残余部落也已被镇压——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胜利者领取他们的奖赏了。

第六章
走出阿非利加

胜利者终将获得奖赏，君士坦提乌斯的功绩得到了回报。自公元411年起，他成为西罗马军队的最高统帅。继他的种种伟业之后，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公元414年1月1日，他获得罗马的最高荣誉——第一执政官的头衔。在早期的罗马共和国，每年一选的两位执政官握有实权。但执政官的头衔早已失去任何实际功能。尽管如此，由于所有官方文件都会记录在执政官名下，这种头衔可以确保其拥有者名垂青史。而且，因为两位执政官中有一位往往同时还是罗马皇帝，这种头衔仍旧保留着威信力。第二年，君士坦提乌斯的众多头衔里又多了一个“帕特里修斯”（patricius ，贵族）的称号。这个头衔也同样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但人们还是不断搜寻新的头衔，以表彰他的丰功伟业。

公元417年1月1日，君士坦提乌斯再次当选执政官。更重要的是，他还迎娶了霍诺留皇帝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为妻。当初西哥特人正是迫于他的压力才归还加拉·普拉西提阿的。约一年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这就是意志坚强的公主伊乌斯塔·格拉塔·霍诺里娅（Iusta Grata Honoria）。不久后普拉西提阿再次怀孕。这次是个男孩，于公元419年7月出生，起名为“瓦伦提尼安”。霍诺留皇帝仍无子嗣。此时人们也都确信他将终身无后。君士坦提乌斯、普拉西提阿和他们的孩子就成为西罗马帝国皇室的第一家庭。然而君士坦提乌斯还将获得更多荣耀。公元420年1月1日，他第三次当选执政官。公元421年2月8日，他登上自己政治生涯的巅峰。作为皇帝的姻亲、皇储的父亲和近十年来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君士坦提乌斯终于被霍诺留任命为共治皇帝。一个新的盛世似乎即将来临。然而造化弄人。同年9月2日，加冕还不到七个月的君士坦提乌斯去世了。

权力顶层的生与死

要认识君士坦提乌斯突然离世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我们有必要了解帝国后期的宫廷政治。它的表面形式是与“君权神授”相匹配的华丽外表。在合法皇帝统治下的帝国注定要将基督教文明带给整个世界。各种仪式恰到好处地配合起来，传达其参与者的一致信念，即他们是这个神圣的、无与伦比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皇帝也应该照礼数行事。异教徒阿米安·马塞林将同为非基督徒的尤里安皇帝奉为英雄，但同样也指责他违背这些行为准则：

一天，［尤里安］正坐在法庭上审判……有人传报哲学家马克西姆斯从亚洲来了。他毫不庄重地跳了起来，忘乎所以地全速奔跑……然后……亲吻了哲学家……这种不合时宜的卖弄风头使他看起来像个贪图虚名的人，完全忘记了西塞罗批评这类人的精彩论述：“就是这些哲学家，一边著书蔑视荣耀，一边还要把自己的名字记在书上。这样一来，他们即便是在表达对荣誉虚名的斥责，也仍然希望得到赞扬。” 1

在阿米安看来，背离礼节仪式就是刻意的做作。但尤里安不是唯一一个苦于皇室繁文缛节的人。据奥林匹奥多罗斯记载：“君士坦提乌斯……后悔自己地位的提升，因为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随心所欲，随时离席。而且作为皇帝，他也不再能够享受早已习惯的消遣方式。” 2 这些消遣无疑包括在用餐时同弄臣们插科打诨。这是君士坦提乌斯以前最喜欢做的。成为皇帝不仅意味着发号施令，也意味着墨守成规，保持形象。

但如果说宫廷生活的表面如同一只优雅闲适的天鹅，在处理世界大事方面游刃有余的话，它的内部则是各种争端的温床。鉴于帝国之大，任何人都无法独自掌控，因此必须有下臣来实际管理帝国的事务。斯提利科和君士坦提乌斯先后在霍诺留宫廷实际掌权的巅峰时期，都曾掌握过文武高官的任命权。在官员升迁方面，需要在实际情况和政治之间取得平衡。恩宠的合理分配可以培养一批感恩戴德的支持者，保护处于顶端的领导者免受潜在对手的威胁。但有时对手很难识别。如前文所述，斯提利科的掘墓人奥林庇乌斯就是他本人一手提拔的。

为官职和权力钩心斗角的竞技场就是帝国的中央议会：御前会议。皇帝及其主要的文武大臣定期举行会议，有时会真的搞出些政治活动来。据阿米安记载，一位名叫马塞鲁斯（Marcellus）的指挥官曾指责副帝尤里安觊觎正帝的位置；还有一位名叫尤普拉修（Eupraxius）的财务官（quaestor ），在瓦伦提尼安一世否认自己曾下令允许法庭对被控行使巫术的元老实施酷刑时，就十分勇敢地指出他确实下过此令。 3 但御前会议的流程通常都非常正式。接见外国使节时，所有宫廷显贵都会身着整套礼服与会，并依次排列。会上还通常会举行朝拜仪式——亲吻皇袍（adoratio ）。整个御前会议的功能更多的是宣布决议，而不是讨论决议。 4

真正的政治协商和政策制定过程则大多远离公众视线，主要是在仅有少数亲信参与的议会上，或在几乎无人知晓的密室里进行。例如，公元376年允许哥特人迁入帝国境内的决定便是瓦伦斯和他最亲信的幕僚们激烈讨论的结果。但御前会议颁布决议时展现给公众的则是全票通过的假象。同样，据普里斯库斯记载，东罗马的一名官员在御前会议的正式仪式结束后，将一名匈人使节请进自己的密室，意欲收买他谋害自己的君主。 5 帝国的宫廷在公众面前必须表现得团结一致，但私下里都在磨刀霍霍，借助不断的流言蜚语提携同党，诛除异己。赢取和利用权力后台是人皆参与的政治游戏。

政治游戏的成功会带来丰厚的回报：个人财富激增，生活变得奢靡，同时还获得社会和政治的双重权力，能够左右日常事务，被下属前呼后拥。但失败的代价相应也会极其惨痛。罗马帝国的政治游戏就是一场“零和博弈”。高层的政治生涯会让人树敌无数，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在帝国后期的政权体系中，鲜有处于权力阶梯中最高层官员退休的记载。如前文所述，斯提利科唯一的退场方式就是死在大理石棺里。这也是其他很多领袖人物的结局。政权更替，例如某位皇帝离世之时，便是刀剑出鞘的最佳时机。狄奥多西伯爵（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之父）就是在瓦伦提尼安一世暴毙后送的命。之后，谋害伯爵的一派又被肃清。一个人送命还算是幸运的，有时候整个家族遭到灭门，财产也随之充公——斯提利科的妻儿在他死后不久就被杀害。即便是因失势而被迫离职，官员也未必能保住性命。例如，大莱波蒂斯事件中的帕拉迪乌斯（参见本书第三章）突然被逐出中央政府之时，也是对手开始搜集证据和窃窃私语的时刻。因此卸任官员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位官员拿着拘捕令来叩响他家的门。帝国后期的政权塔尖只适合敢下大赌注的人：如果不能在滑溜的顶端站稳脚跟，那就很可能会死得惨不忍睹。到公元414年为止，至少有六名篡位者的人头曾挂在迦太基城外：年代较早的有两名（狄奥多西一世时代的马克西姆斯和欧根尼乌斯），较晚的有四名——君士坦丁三世父子及约维努斯父子。 6

阿米安以他传奇的笔触，刻画了帝国后期的显贵佩特罗尼乌斯·普罗伯斯（Petronius Probus）。此人在瓦伦提尼安一世统治期间（公元364—375年）和之后都地位显赫。阿米安完美地把握了政权顶端的权力和危险。

［普罗伯斯］慷慨大方，乐于提携同党，但有时又是个残酷的阴谋家。他的妒忌心足以致人死命。由于他不吝啬钱财，离职后又不断地官复原职，因此他终生都把握大权。但当有人勇于挑衅他时，他会显得怯懦，而对于惧怕他的人，他又十分傲慢……如同鱼离开水就活不长久一样，他没有了高级官职就会憔悴下去。他不得不追求官职，因为有些家族一直目无法纪，出于自身无休止的贪婪而经常犯下罪行，继而为了免于承担罪责，又把保护他们的贵族推上风口浪尖……但他总是疑心重重……有时为了伤害他人而阿谀奉承……尽管身处财富和荣誉的顶端，他经常忧心焦虑，因此总是小病不断。 7

既傲慢又低三下四，大权在握而苦于焦虑和多疑，这似乎是在帝国后期政权中任职产生的正常反应。阿米安还准确指出另一个要素，即上层官员同样受到来自下层官员的重大压力。毕竟他们都是社会的调停者。他们能给他人带来各种小恩小惠，而他们的权力正是来自他人的这种认可。这些人知道他们的恩惠或多或少包含着权力。因此，受到贵族保护的人会经常向贵族请愿骚扰他们。如果得不到好处，这些人便会投靠他人。 8 一旦走上升官晋爵之路，便很难再回头。

这就是共治皇帝、西罗马的实际统治者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421年9月暴毙的背景情况。如果认为他受到提拔是因为自约公元410年起，他迅速有效地领导西罗马帝国重归正轨，那也算合乎情理。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而言，这也的确属实。没有这项功绩，迎娶普拉西提阿和公元421年2月登上皇位的好事就绝不会轮到他。但光靠军事成就本身还是不够的。君士坦提乌斯还利用这个成就巩固了他在宫廷的地位。随着胜算的增加，他处置对手，把一个只能算重要的皇室地位变得坚不可摧。

在最高统帅斯提利科被害时，君士坦提乌斯只能算他的一个二流支持者，因为他没有死于那场流血冲突。他自己仕途的早期也同样不乏暴力冲突。斯提利科倒台后，一个又一个政客在霍诺留面前得宠又失宠，带来几次短暂的人事变动。凭借组织政变、推翻斯提利科的新星奥林庇乌斯冉冉升起，他的光芒由于抵抗阿拉里克不利而黯淡下去。在他之后是约维努斯。但在霍诺留破坏他正在协商的外交和议之后，他转而效忠阿拉里克和阿塔卢斯。继约维努斯之后出头的是皇室内庭的一个宦官——宫廷总管尤西比乌斯（Eusebius）。但他很快就被指挥官阿罗比库斯（Allobichus）取代。阿罗比库斯下令将他（和另外两名高级指挥官一同）处死——当着皇帝的面乱棍打死。 9

就在此时，君士坦提乌斯闪亮登场。他大大得益于之前的诸多流血事件，因为这些厮杀使得权力集团的上层出现空缺，有待一个有胆识的人来填补。由于传闻阿罗比库斯和君士坦丁三世有瓜葛，君士坦提乌斯以此质疑前者的忠诚，并将其处死。有研究者认为阿罗比库斯被君士坦丁三世收买，但很可能只是他倾向于议和——这与君士坦提乌斯想要的暴力对抗相悖。君士坦提乌斯随后利用早期战胜君士坦丁三世和格隆提乌斯获得的政治资本，将斯提利科的头号敌人奥林庇乌斯“正法”：割下他的耳朵，然后像尤西比乌斯一样在皇帝面前杖毙。

因此，君士坦提乌斯能爬上统治地位，同样也基于娴熟的政治手腕。到公元411年年底，借助处死阿罗比库斯和讨伐篡位者的军事胜利，他稳固了自己周围的政治局势。但他还有一个主要对手：北非的军事指挥官赫拉克良（Heraclianus）。赫拉克良效忠于霍诺留，帮助他度过公元409年至410年最艰难的时期。当时，赫拉克良从阿非利加源源不断地输送资金，确保意大利军队一直效忠于霍诺留。公元412年，他得到应有的奖赏，被任命为次年的执政官。这是当时仅次于皇位的最高奖赏。但赫拉克良是奥林庇乌斯的昔日同党。据说手刃斯提利科的就是他。这可能就是西罗马军事阵营仅存的两大重量级人物最初争斗的焦点所在，而君士坦提乌斯的成就显然是另一焦点。虽然君士坦提乌斯功绩更多，但皇帝授予赫拉克良执政官的头衔，说明皇帝试图向他保证他的地位稳固。但这位北非的指挥官并没有觉得获得保障。公元413年春天，当君士坦提乌斯忙于组织军队推翻篡位者约维努斯时，赫拉克良带兵进驻意大利。有史料指控赫拉克良想自己称帝。但实际上，他可能只是想摧毁君士坦提乌斯对霍诺留的控制。不论是何种原因，他最终失败了。他的部队败给君士坦提乌斯的一位副官。他本人在返回迦太基的途中被君士坦提乌斯的两名密探暗杀。 10

因此，君士坦提乌斯的脱颖而出是建立在一系列光明正大的胜利、无所顾忌的暗箭伤人和少量棍棒刑罚之上。赫拉克良的失败标志着他最终扫清所有主要对手。即便如此，他此后也绝非平步青云。佛提乌斯为我们保留了君士坦提乌斯和普拉西提阿联姻的记载：

当霍诺留庆祝他第十一次、君士坦提乌斯庆祝他第二次当选执政官之时［公元417年］，他们隆重举行了普拉西提阿的婚礼。她对君士坦提乌斯的频繁拒绝使他迁怒于她的侍从。最终她的兄长霍诺留皇帝，在他出任执政官的那天［1月1日］拉起她的手，不顾她的反抗，把她交给君士坦提乌斯，并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婚礼。 11

有研究者猜想她仍然爱着已故的哥特丈夫阿萨尔夫。不过显而易见，普拉西提阿并不愿意在这一策略中被人当作棋子。当年斯提利科匆忙将自己的两个女儿相继嫁给霍诺留，与现在的情况何其相似。尽管皇帝显然乐于把斯提利科曾经享有的权力移交给君士坦提乌斯，但他的妹妹并不情愿。 12

因此，君士坦提乌斯登上权力巅峰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他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奋力拼杀。甚至连他被任命为共治皇帝也遭到君士坦丁堡的反对，西罗马的政权机构也尚未屈服。和普拉西提阿的联姻或许能让君士坦提乌斯不受任何对手的威胁，但他的权力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公元421年他死的时候，所有高官都是君士坦提乌斯任命，所有人（包括那些密谋除掉他的人）都把他放在自己政治算盘的核心位置。和大多数极权国家一样，继任者并不是事先定好——这是君士坦提乌斯有意为之。霍诺留对政治一窍不通，于是君士坦提乌斯死后留下的主要大臣就开始自行重新划分权势等级。结果，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帝国陷入政治动乱，直到公元5世纪30年代中期，才勉强建立新的秩序。

君士坦提乌斯之后：权力纷争

权力纷争的第一回合用时相当短暂，从君士坦提乌斯死后持续到公元423年8月15日霍诺留去世，仅用了不到两年时间。此时的游戏规则仍然是赢得并维持皇帝的信任。先发制人的是皇帝的妹妹。她有两个优势：一是身为皇族，二是在丈夫成为奥古斯都时，她自己也获得奥古斯塔（Augusta，女皇）的头衔。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她还要护卫她和君士坦提乌斯所生的儿子瓦伦提尼安的利益，因为瓦伦提尼安可能成为皇位的继承人。但是皇位不会自动送上门来。如第三章所述，皇位通常依据王朝继承权来传递，但前提是要有一个合适的继承人能得到普遍认可。例如，约维安皇帝死后，其幼子瓦伦尼埃努斯（Varronianus）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没有人愿意支持他取得皇位。普拉西提阿于是开始讨好她的哥哥。据奥林匹奥多罗斯记载，普拉西提阿如此百般地讨好霍诺留，以致宫中丑闻四起：

君士坦提乌斯死后，霍诺留对妹妹喜爱有加。他们对彼此不加节制的关爱和频繁的接吻使得很多人对他们产生怀疑。然而，由于斯帕杜莎（Spadusa）和普拉西提阿的侍女埃尔皮迪亚（Elpidia）的努力，以及她的管家里昂狄乌斯（Leontius）的配合，仇恨取代了关爱。彼此的仇恨使得拉文纳经常爆发冲突，双方都遭到打击。因为普拉西提阿先后嫁给阿萨尔夫和君士坦提乌斯，身边一直都有一群蛮族人跟随。最终，因为两人之间爆发了和之前的关爱同等强烈的敌意和仇恨，而霍诺留在冲突中取胜，普拉西提阿母子被流放到拜占庭。 13

遗憾的是，我们此处只能依据佛提乌斯对奥林匹奥多罗斯叙述的简要概括，因此不能完全确定谁站在谁一方。“斯帕杜莎”可能是“帕度西亚”（Padusia）的误拼。帕度西亚是军官费利克斯的妻子。 14 我们还知道另一名高级指挥官卡斯提努斯（Castinus）也参与了此事。佛提乌斯的概要还告诉我们，有一名军官在普拉西提阿遭遇不幸时仍效忠于她。这名军官名叫伯尼菲斯（Boniface），是赫拉克良在阿非利加的继任者。但至少事件的大体框架是清晰的：普拉西提阿想独霸哥哥的恩宠，从而维系她家庭的地位，并从军队中笼络了些支持者；但其他利益集团占了上风，并成功地拆散兄妹俩。结果普拉西提阿于公元422年年末被流放到君士坦丁堡。

权力斗争在她离开后继续上演。但霍诺留刚过完39岁生日后就突然死亡，权力斗争戛然而止。所有先前的赌注都作废，争夺西罗马政权斗争的第二回合开始了。

由于普拉西提阿和瓦伦提尼安已经离开去了东罗马，一时没有合适的皇位人选。君士坦提乌斯提拔的众多才能出众的大臣开始各自谋划，争夺皇位。几个月后，权力最终落入枢密大臣约翰（John）手中。从军队和政府高层获得必要的支持后，他于11月20日称帝。阿非利加的伯尼菲斯对他态度冷淡。约翰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是指挥官卡斯提努斯（如前文所述，这个卡斯提努斯在霍诺留生前曾参与离间皇室兄妹的阴谋）。约翰政权的另一个重要的军方支持者是弗拉维乌斯·埃提乌斯（Flavius Aetius）。他地位显赫，出任宫廷总管一职。埃提乌斯仅十几岁时就因两件事情初露头角。他在公元410年前后分别被派往两个蛮族盟友处做人质。先是在阿拉里克领导的哥特人中待了三年（公元405—408年），之后又去了匈人那里（可能是公元411—414年期间）。我们稍后将会看到他第二次经历所造成的影响。

西罗马的军事阵营起了分裂，东罗马狄奥多西二世的态度显然成为决定性因素。约翰立刻派出使节，要求东罗马承认自己的地位。但使节们遭到粗暴对待，被放逐到黑海附近。我们不知道狄奥多西二世和他的幕僚们争论了多久。但他们或许是看到伯尼菲斯拒绝带领北非归顺约翰，受到鼓舞。狄奥多西二世最终决定向拉文纳派出远征部队，维护王朝继承法则，支持表弟瓦伦提尼安。于是普拉西提阿母子被送往塞萨洛尼基。公元424年10月23日，执事官赫利翁（Helion）代表狄奥多西二世宣布瓦伦提尼安为皇储。同行的军队是由同为指挥官的父子俩——父亲是刚刚战胜波斯人的阿尔达布里乌斯（Ardaburius），儿子是阿斯帕（Aspar）——和另一名指挥官坎狄迪阿努斯率领。开始时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他们沿达尔马提亚境内的亚得里亚海岸线北上，拿下萨洛纳（Salona）和阿奎莱亚两个重要港口。然后灾难降临了。暴风使阿尔达布里乌斯偏离航线。他被俘获，并被带到拉文纳。约翰试图利用他做人质，但结果适得其反。因为阿尔达布里乌斯挑起约翰支持者的不和，有可能是通过夸大君士坦丁堡出征军队的规模实现的。据奥林匹奥多罗斯记载：

阿斯帕率领骑兵很快赶到。约翰只进行了短暂的反抗就因手下官员背叛而当了俘虏。他被押往阿奎莱亚交给普拉西提阿和瓦伦提尼安。他们先是斩断他的一只手作为惩罚，然后再将他的头砍下。他在篡夺来的皇位上坐了一年半时间。 15

狄奥多西接着派人将瓦伦提尼安送到罗马。公元425年10月23日，赫利翁宣布他为皇帝——史称瓦伦提尼安三世——西罗马的唯一统治者。

整个事件再次胜利宣告东西罗马帝国在政治上的统一性。东罗马派出的远征军帮助狄奥多西家族的合法后裔重登西罗马的皇位。而年轻的瓦伦提尼安三世与狄奥多西二世之女丽西尼亚·尤多克西亚的婚约更是巩固了这种联盟关系。奥林匹奥多罗斯的作品也在此刻画上了句号。他记载的关于西罗马灾难和重建的历史，在这次最伟大的胜利中达到高潮。 16 但仍有一个问题存在。瓦伦提尼安三世的登基远没有结束政治动荡，只是使其以另一种形式继续下去。一个6岁的男孩不可能执掌一个帝国，即便政权实际掌握在他的能干老练的母亲加拉·普拉西提阿手里。西罗马皇宫的贵族们，尤其是军队统帅们开始彼此较劲，看谁能最大限度地控制小皇帝。

在随后的冲突中，皇帝的母亲成为主角。残存的历史记载中我们看到，她试图维持一种权力平衡，使任何军队或文职高官都不能占太大的优势。公元425年之后，权力的主要角逐者是西罗马三支主要部队的统帅：费利克斯、埃提乌斯和伯尼菲斯。意大利的主角是费利克斯。他的妻子帕度西亚可能参与离间霍诺留和普拉西提阿兄妹。他是中央野战军的高级军队指挥官（mag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 ，中央野战军主帅）。在高卢，埃提乌斯取代曾在约翰手下效命的主将卡斯提努斯。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埃提乌斯如何能在新政权中生存下来。当约翰难以抵御狄奥多西二世派遣的东罗马远征军时，他考虑到埃提乌斯曾做过人质，便派他去向匈人雇用军队。埃提乌斯未能及时赶回解救他的主子，但最终还是带领大批匈人兵——有史料记载是6万人 17 ——出现在意大利外围地区。埃提乌斯做了一笔交易。他支付匈人军队一笔公道的报酬让他们回家，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新政权保留他的职位，派遣他去高卢做军队指挥官。参与权力角逐的第三个人是伯尼菲斯，他始终效忠于普拉西提阿，仍然在北非统领军队。

最初，普拉西提阿的策略似乎有了成效。威胁到皇权的人一个接一个被控制住，尽管过程并不完全顺利。但形势渐渐超出女皇的控制。费利克斯先发制人，指控伯尼菲斯不忠，并于公元427年命令他返回意大利。遭到拒绝后，费利克斯向北非出兵，但遭遇失败。接着埃提乌斯也参与进来。他依仗自己在高卢击败西哥特人（公元426年）和法兰克人（公元428年）（我们稍后将会再次谈到），感到自己有足够信心与费利克斯抗衡。可能埃提乌斯的军事胜利使他成为普拉西提阿的新宠，也可能是费利克斯扳倒伯尼菲斯不成，反倒自取灭亡。无论何种原因，总之在公元429年，埃提乌斯被调到意大利，成为中央野战军的下级指挥官。现有的史料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公元430年5月，埃提乌斯以对自己图谋不轨的罪名将费利克斯夫妇逮捕。随后两人在拉文纳被处决。三足鼎立变成二虎相争。很快伯尼菲斯的地位如日中天。

解决费利克斯之后，埃提乌斯在宫中的地位似乎有所动摇。也许这也同样是因为普拉西提阿担心有位独揽大权的统帅独占上风。于是伯尼菲斯被召回意大利。这次似乎又是趁埃提乌斯人在高卢的时候。伯尼菲斯也被提拔为中央野战军的指挥官。埃提乌斯立刻进兵意大利，同伯尼菲斯在里米尼附近交战。伯尼菲斯获胜，但也身受重伤，不久后便死了。他的女婿塞巴斯提安努斯（Sebastianus）随即继承他的政治地位，继续与埃提乌斯争斗。战败的埃提乌斯先是撤回到自己的领地，但在一次被刺未遂后转向匈人求援，就像他在公元425年所做的那样。公元433年，他带领足够的匈人援军重返意大利，赶走塞巴斯提安努斯。后者逃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住了十多年。接下来，埃提乌斯当上中央野战军的高级指挥官——现在没有人能威胁到他了。公元435年9月5日，他获得贵族头衔，向世人宣称他终于艰难地出人头地了。 18

向摩洛哥进发

12年的政治冲突，两场大战役和一场小战役，终于产生了一个赢家。凭借暗杀、公平交战和好运，埃提乌斯在公元433年年底成为西罗马帝国的实际统治者。这种宫廷剧不过是老调重弹。如前文所述，这是由罗马政权结构的局限性造成的。每当一位强大的皇帝或幕后掌权者倒地而死，都会引发为确定继任者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争斗。有时其边缘效应远比公元421年至433年间的争斗还要惨烈。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在公元285—305年间给帝国内部带来和平，但付出的代价十分惨痛。重大规模的内战充斥了接下来的19年，直到君士坦丁一世战胜最后的对手才得以结束。这一回合的暴力冲突在时间跨度和惨烈程度上，都要远远超过君士坦提乌斯死后到埃提乌斯上台之间在意大利发生的战事。

因此，公元5世纪20年代的争权夺势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它所带来的间接结果非比寻常。虽然政权核心在痛苦地建立新秩序，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通常还是照旧过罗马人该过的日子。有地产的贵族精英们照看他们的财产，给彼此写信作诗，他们的子女忙着学习语法，农民们继续播种和收割。但到公元5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尚未臣服的外族势力在罗马境内肆意横行。在君士坦提乌斯死后的12年间，他们一直致力于所做的并非归顺罗马。因此，如果说公元421年至433年间发生的事件本身仅仅是重现罗马帝国的旧事，这些事件的结果却有着不同的性质。拉文纳政权的无能使得外部势力无所顾忌地追求各自利益，总的结果就是给罗马帝国造成极大损害。一方面，西哥特人的超级军团刚刚在阿基坦安顿下来，就不自量力地觊觎帝国管理权，想要超越公元418年和议赋予他们的权限。莱茵河沿岸长期以来的不安分分子同样一如既往地不安分，尤其是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 19 最要紧的是，公元406年侵入莱茵河地区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又开始行动了。

如本书第五章所述，他们原本只是一帮乌合之众。阿兰人是伊朗语族的游牧民族，直到公元370年时还游荡在顿河以东、里海以北的草原地带。只是由于受到匈人的袭击，一些人才开始结成大大小小的队伍向西迁徙，而其余的人则被匈人征服。汪达尔人的两个分支——哈斯丁人和斯灵人——分别有各自的首领，就像公元376年哥特人的两个部落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那样。他们是讲日耳曼语的农业生产者，在公元4世纪时居住在波兰中南部和喀尔巴阡山的北部边缘。苏维汇人由来自匈牙利大平原山地边缘的小部落组成。这一各色人等的奇怪组合可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在公元406年结成联盟。但他们的结盟不是自然形成的。首先，即便哈斯丁人、斯灵人和苏维汇人的日耳曼方言略有不同，他们也自然可以听懂彼此的语言，但阿兰人的语言和他们完全不同。其次，就我们所知，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都可能实行三级分化的寡头统治。这在公元4世纪欧洲的日耳曼民族中非常普遍：由少数人构成的自由阶层如果人数较多，这个阶层就居于统治地位，统治自由民和奴隶。而游牧民的游牧经济决定了阿兰人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对他们唯一实质性的评价来自阿米安。他发现他们对奴隶制闻所未闻，每个人都同样享有“贵族”地位。 20 无论史料描述这种情况时用的是什么术语，游牧经济都自然决定了其人人平等的社会结构。个人财富以拥有牲畜的数量来衡量，这比以拥有土地多少标志的财富量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21

尽管这些人联合在一起很奇怪，但当时的局势促使他们学会合作。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形成的。据图尔的圣格列高利的作品《法兰克人史》记载，早在横渡莱茵河之前，阿兰人就在首领雷斯潘迪亚（Respendial）的率领下将哈斯丁人从法兰克人手中解救出来。 22 渡河之后这些部落在高卢的合作关系有多紧密，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公元409年君士坦丁三世领导的反击战中，他们再次一同入侵西班牙。到公元411年，当罗马反击战的威胁消失后，这些部落又一次分道扬镳，瓜分西班牙的几个行省。如前文所述，哈斯丁人和苏维汇人共同占据加利西亚，阿兰人夺取卢西塔尼亚和迦太基尼西斯，斯灵族汪达尔人分得贝提卡（地图8）。阿兰人分得两个行省，而在公元406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他们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都说明他们当时是联盟的主力。这一点得到西班牙编年史作者伊达提乌的证实。 23 这种格局贯穿公元5世纪10年代前半时期。联盟各方彼此相安无事，他们的人民从北方迁入西班牙，快乐地享受阳光和美酒。

然而田园诗般的生活并不长久。君士坦提乌斯逐一处理西罗马帝国的问题。等他在高卢解决了篡位者和西哥特人后，接下来就轮到莱茵河的入侵者。从公元416年到418年，贝提卡（属于现在的安达卢西亚）的斯灵人作为独立部队遭到摧毁，他们的首领弗雷迪巴德（Fredibald）在拉文纳送命。阿兰人也伤亡惨重。据伊达提乌记载：“他们的首领阿达克斯死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无法顾及自己的领地，投靠［哈斯丁族］汪达尔首领贡德里克，寻求庇护。” 24 这些反击战不仅收复西班牙的三个行省——卢西塔尼亚、卡塔赫纳和贝提卡重归罗马中央政权的控制，还扭转了汪达尔－阿兰－苏维汇联盟内部的权力平衡。一度占据优势的阿兰人伤亡惨重，退居为小配角，四个部落中有三个形成更为紧密的政治联盟。哈斯丁族汪达尔人、剩余的斯灵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现在全都归为哈斯丁首领旗下。他们处于罗马帝国境内，这意味着更大的危险和机遇。就像当年阿拉里克领导下的超级军团那样，面临着危险和机遇，这个公元406年形成的松散同盟在公元418年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联盟。蛮族人的第二个超级军团诞生了。

整合日耳曼语族的汪达尔人和伊朗语族的阿兰人无疑是困难的。这个困难是如何克服的，我们只能猜测。社会结构的不同一定也是一个障碍。我认为，哈斯丁首领此后获得的头衔——“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之王”（reges Vandalorum et Alanorum ）——不仅仅是讨好公众的手段，而且还简捷地表明两个民族只是有限的融合这一事实。君士坦提乌斯在这些部落中引发的恐慌造就了一个7万—8万人的联盟，可以组建1.5万—2万人的军队，上阵杀敌。 25

战胜西班牙的斯灵人和阿兰人之后，君士坦提乌斯暂时中止战事，以便将西哥特人安置在阿基坦。 26 这给昔日的莱茵河入侵者提供了喘息之机。新建立的汪达尔－阿兰超级军团的首领贡德里克似乎趁机在公元419年发动战争，试图将苏维汇人及其首领赫尔墨里克（Hermeric）也纳入自己旗下。苏维汇人凭借加利西亚北部险要的山区地形发起反抗，但他们遭到封锁。接着在公元420年，罗马帝国反击战重新开始。罗马军官阿斯忒里乌斯（Asterius）突破封锁，估计是不想让贡德里克有更多的追随者。此时君士坦提乌斯去世，战事中断。公元422年，罗马人和西哥特人再次联手，对已退到贝提卡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发动进攻。鉴于罗马帝国组织任何行动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君士坦提乌斯在死前很可能就已经做好必要的安排。

现在，两支庞大的罗马军队——一支由卡斯提努斯率领，可能是来自高卢的野战军，另一支由伯尼菲斯率领，可能来自北非——和西哥特人的一支大部队联合，共同攻打汪达尔人。但是，尽管宫廷政治的不确定性没有阻止战争爆发，它也的的确确破坏了战争的进程。可能是因为普拉西提阿被流放，伯尼菲斯和卡斯提努斯产生矛盾，把军队撤回阿非利加。战争仍在继续。卡斯提努斯起初对敌军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封锁，眼看就要再次取得胜利。据伊达提乌记载，敌军差点缴械投降。但伊达提乌又记载道，卡斯提努斯“鲁莽”地参与了一场常规战。由于西哥特人的“背叛”，他战败了。但伊达提乌没有详细描述背叛的细节，而且他本人憎恨西哥特人，因此我不能确定他此处的记载是否可信。 27 伯尼菲斯率军离开应该不是卡斯提努斯战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更有可能是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联手抗敌。仅在四年前，罗马和西哥特人的联合部队还有能力分别击败这两个民族，但现在新结成的联盟拥有更强大的抵抗力。战败后，卡斯提努斯向北退到塔拉戈纳。但是还没等到发起新的战役或是制定新的战略，霍诺留便去世了。如前文所述，卡斯提努斯又回到意大利，在篡位者约翰手下担任高级指挥官。政权核心的混乱使任何彻底消灭莱茵河入侵者余党的计划都化为泡影。

自公元422年起，随着意大利局势的剑拔弩张，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又过上和平生活。此时宫廷内部的流血事件层出不穷，编年史作者们自然无意关注西班牙的情况。因此公元422年到425年间没有任何关于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记载。但接下来他们在富饶的西班牙南部又活跃了三年，占领了卡塔赫纳和塞维利亚两座城市。这是伊达提乌在史书中提到的重要事件。但自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5世纪10年代较晚时期崛起以来，这些部落从经验中总结出，每当一个新的首脑人物最终在宫廷掌权，他就会成为头号公敌。他们在西班牙靠武力生存，从未与帝国的中央政权签订任何和约。因此，尽管他们似乎在尽可能利用政权空白期大肆掠夺，他们也知道要为自己的将来做长远打算。

公元428年贡德里克去世，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首领变成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盖萨里克（Geiseric）。公元6世纪的史学家约达尼斯（Jordanes）在其作品《哥特史》（Getica ）中，生动地将这位新国王描绘成一个罗马人眼中蛮族狡诈的典型：“盖萨里克……中等身材，曾从马上掉下来摔瘸了腿。他喜好沉思，沉默寡言，蔑视奢华，贪得无厌，愤怒时如狂风暴雨，精于拉拢蛮族人，善于制造不和，挑起仇恨。” 28 后来的新政策完全是他个人的主意，还是在公元5世纪2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我们无从得知。但现在盖萨里克确实盯上了阿非利加。这一举动理论上可以解决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问题。他们需要一个从战略上讲更为安全的地区，尤其是要离罗马－哥特部队越远越好。阿非利加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距离西班牙南部只有一步之遥，但要安全得多。然而，海上行动要比陆地行动困难得多。之前也不是没有人想到过这种迁徙。公元410年年末，阿拉里克在洗劫罗马之后，将部队转移到墨西拿（Messina）以南，打算全体迁往北非。公元415年，他之后的国王瓦利阿也考虑过从巴塞罗那出发进行同样的迁徙。两次迁徙过程中，西哥特人好不容易集结的船队都遭遇暴风雨袭击，被摧毁了。于是他们放弃计划。但汪达尔人有更充裕的时间开展计划。他们在西班牙南部时就已经和当地船主打好交道，袭击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除此之外还做了一些事情。这些袭击只是大规模行动的前奏。汪达尔人得以确定自己的方位，制定计划，集结所需的船队。公元429年5月，盖萨里克把他的手下聚集到塔里法港（Tarifa），就在现在的直布罗陀（Gibraltar）附近，开始向阿非利加进发。

接下来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大量文字史料提到这一时期，但遗憾的是这些史料大多都在谴责而非描述汪达尔－阿兰超级军团的行动。其中有圣奥古斯丁的一些书信，还有他当时为迦太基教众写的一套布道词。当时汪达尔人正在围攻他在希波城（Hippo Regius）的主教教区。圣奥古斯丁深陷城中，随后去世。盖萨里克新近宣布信仰乌尔菲拉宣扬的基督教阿里乌斯派（参见本书第三章）。这一教派可能在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就已经由西哥特人传给汪达尔人。汪达尔人不但像其他侵袭者一样烧杀劫掠，还把天主教机构作为目标，将一些主教逐出教区。因此很多史料表达的不是详尽的事实，而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面对异教徒的迫害萌生的满腔怒火。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尚未解决，即盖萨里克究竟是如何带领军队渡海的。过去曾有人认为，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从塔里法出发，向东航行很久，然后在迦太基附近登陆。如果真是这样，北非的罗马军队到哪里去了？根据《罗马帝国百官志》有关公元420年前后罗马野战军情况的记载，时任阿非利加伯爵的伯尼菲斯手下有31个团的野战军部队可供调遣（至少1.5万人），另外还有22支驻地部队（至少1万人）分布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到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一带。 29 通常海面部队如果想成功登陆，人数需要比地面防御部队多五到六倍。因此，如果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最多只能派出2万人作战，他们不可能有机会登陆，更何况他们还带着大批非战斗人员。

公元6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的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曾试图解开这个谜。他猜测伯尼菲斯伯爵身为罗马驻阿非利加的高级指挥官，担心在三股势力争夺对小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控制权的斗争中，自己可能性命不保。因此他邀请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进入他的辖区。但普罗科匹厄斯也猜测他后来对此懊恼不已。 30 不过同时代的西罗马史料没有任何关于伯尼菲斯背叛的记载（甚至他被埃提乌斯打败后也没有过这类行为）。而且仔细想来，这种求援也不会有任何意义。到公元429年时，伯尼菲斯已经和帝国宫廷达成和解。因此他绝无理由在此时邀请这些人入侵阿非利加。 31

盖萨里克成功的真正原因有两个：首先，仅根据当时的后勤状况来看，他根本就不可能集结足够的船只带领所有部下一同过海。罗马时代的船只没有那么大。比如我们知道，在后来对北非的一次侵略战中，东罗马远征军平均一艘战船只能够搭载约70人（加上马匹和给养）。如果盖萨里克的全部人马有将近8万人，他就需要至少1000艘船才能一次性把人都运过去。但公元5世纪60年代，整个西罗马帝国最多也不过300艘船，东西罗马帝国加起来才可能凑足1000艘。公元429年，由于盖萨里克只控制了沿海行省贝提卡，他也没有这么大的水域供他使用。因此最有可能的是，他没有足够的船只一次性搭载所有的部队。

但把敌对部队零敲碎打地运送到罗马帝国防御严密的北非核心地区无异于自取灭亡。就好比把第一批部队给罗马人全盘奉上，然后船只又返程去带第二批。所以盖萨里克没有让他的部队走遥远的海路，而是走捷径穿越地中海，从现在的塔里法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丹吉尔（Tangier）（地图10）。两地仅隔62公里，连罗马时代的船只也能在24小时内走个来回。自公元429年5月起的一个月时间里，直布罗陀海峡一定穿梭着各种船只，运送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渡过地中海。随后发生的战役从时间上证实了这一安排。足足12个月之后，即到公元430年6月，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才终于出现在奥古斯丁的希波城外。他们从丹吉尔出发，经罗马干道到达2000公里外的希波城（地图10）。同盟国部队在1942年年末和1943年年初发现，这一地区地形崎岖，除了已经有人踩出的小路以外根本无路可走。汪达尔人当时可能还拖着一个车队。法国史学家很快算出，公元429年夏天，汪达尔－阿兰联军终于聚齐之后，他们不紧不慢地向东方的希波城行进，平均速度大概是每天5.75公里。 32

这也就解释了从海上登陆成功的原因。盖萨里克取道丹吉尔，相当于没有让部队在罗马的北非领土登陆。丹吉尔是罗马在北非最西端的领土毛里塔尼亚－廷吉塔纳（现在的摩洛哥）的首府。丹吉尔在罗马北非的核心地区以西2000多公里外，还相隔一道贫瘠的里夫山（Er Rif）。因此丹吉尔在行政上实际属于西班牙（地图1）。既然如此，保卫丹吉尔的重任就不属于阿非利加的伯爵，而是廷吉塔纳的伯爵。他手下有5个团的野战军部队，还可能有8支驻地部队前来增援，这样总共就有足足13个团，即约5000—7000人。但是，驻地部队的主要职责一直是管理来往的游牧民族，他们能否同盖萨里克久经沙场的军队进行部署严密的战争实在值得怀疑。盖萨里克的军队从莱茵河一路拼杀到西班牙，至少自公元418年各部落统一后，就显示出抵御罗马野战军主力的实力。事实上，两军的实力对比比看起来还要悬殊。如第五章所述，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405年西罗马的野战军遭受惨重损失后，将驻地部队提升为机动野战军团。廷吉塔纳伯爵能够调遣的军队里只有2个团是真正的野战军，另外3个都是提升上来的驻地部队。 33 所以他可能只有1000人至多1500人的精锐部队，可以用来挫败盖萨里克的计划。这种情况下，两军根本不可能交战。我们也就明白汪达尔－阿兰盟军是如何登陆的了。

登陆后，盟军缓慢向东推进。我们对他们的行军情况可以参考的佐证是阿尔塔瓦（Altava）的一处碑刻，落款时间是公元429年8月。碑刻记录当地一名重要居民被一“蛮族人”所伤，但没有说这名蛮族人是柏柏尔人（Berber）还是汪达尔人或阿兰人。阿尔塔瓦距丹吉尔700公里。过了阿尔塔瓦，只要再走1000公里左右，入侵者就可以到达北非最富饶的行省：努米底亚、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史料没有详细描述行军的细节，但用到不少谴责的言辞：

他们一经发现一个行省和平安宁，美丽的土地鲜花遍开，就立刻用邪恶的力量将它摧毁。他们杀人放火，毁掉一切，整个地区遭受蹂躏，变成荒野。他们甚至连果园都不放过，以免躲藏在山洞里的人……在他们走后能有果子吃。因此他们所到之处，没有哪里得以幸免。他们残忍成性，心狠手辣。

这段文字震撼人心，也许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但是无助于我们对历史的重构。最后，这群暴徒终于来到努米比亚边界，与伯尼菲斯的军队相遇。伯尼菲斯战败，退到希波城。随后自公元430年6月起，希波城被困14个月。盖萨里克的主力部队负责围城，外围部队四处打劫，很少受到罗马军队的有效阻击。他们抢劫富人的家产，折磨所剩无几的天主教士，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之后便向西深入到迦太基及其所在的阿非利加行省。 34

伯尼菲斯未能坚守阵地是因为他手头拮据。同样的财政困境也曾阻碍君士坦提乌斯在意大利以外地区的重建工作。公元4世纪时，北非并没有野战军，只有一支由公爵率领的驻军，必要时由意大利派出远征军支援。到公元420年或是更早时期，阿非利加才有了野战军指挥官（是伯爵而非公爵）和一支较大的野战军（参见本书第六章）。31个团里只有4个——大概是2000人——是一流的帝国野战军。奥古斯丁在公元417年的一封信里提到，当时还是团长的伯尼菲斯仅仅率领一支蛮族盟军组成的小部队就解除了北非各行省的新威胁。 35 我猜想，那4个团可能部分或全部都是由这些盟军组成。但军事增援只是小规模的。除去这4个团，迦太基只能凑合着依靠帝国一直在阿非利加派驻的旧部。

因此，当盖萨里克最终徐徐抵达努米底亚时，廷吉塔纳的旧事又重演了，但这次规模更大。伯尼菲斯已经尽力，但他的大部分部队只知道如何应对柏柏尔游牧民，而汪达尔－阿兰盟军要可怕得多。北非的主要行省现在受到直接威胁，西罗马帝国的命运岌岌可危。尽管远在西方的行省毛里塔尼亚－廷吉塔纳算不上帝国的核心地区，但努米底亚及其东部两个相邻的行省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聚集在行政首府迦太基周围，这就得另当别论了。这些行省在政治经济上对帝国举足轻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旦希波城的围攻开始，盖萨里克的部队就成了架在西罗马帝国脖子上的一把利刃。

皇冠上的宝石

帝国后期表现北非的两幅画作在中世纪时的复制品仍存留至今。这两幅画向我们描绘了这一地区对于西罗马帝国的重要性。第一幅是波伊廷格地图（Peutinger Table），是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地图的副本，约于1200年在莱茵兰（Rhineland）的科尔马（Colmar）制成。图中展现了当时有人居住的地区，从西班牙和不列颠（但有部分地图遗失）一直到地中海地区，再延伸到印度。画卷有6.82米长，但只有34厘米宽，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展示了罗马帝国。画面被拉长，各地区之间的比例暗示了画卷的产地。六分之五的版面画的是地中海地区，仅意大利就占据了三分之一。北非只是底部的一条线，从意大利西海岸延伸出去。罗马被描绘得细致入微，同样描绘精细的是下面的奥斯提亚（Ostia）和波图斯（Portus）——罗马的两个重要港口。献给帝国的贡品都要经由波图斯运往首都。这里的灯塔、防波堤、码头和仓库都历历在目。紧挨着波图斯下面的是北非首府迦太基，描绘得粗略得多，只画了几座塔尖。但尽管不符合地理学常识，这幅地图还是能让我们注意到西罗马帝国至关重要的一个三角关系：罗马－波图斯－迦太基。

《罗马帝国百官志》中关于帝国后期北非的另一幅图画也清晰地显示了这种关系。除了军事名单，《罗马帝国百官志》还列出帝国的主要文职官员及其下属的工作人员，并配有插图。在阿非利加总督职位的配图上半部分画有墨水台和办公桌（桌上放着总督的委任状），两者之间还有一位手持几捆谷物的女性代表这个行省。 36 配图的下方是满载一袋袋谷物的船只在海上航行。到公元4世纪时，北非的谷物贡品正是通过迦太基港源源不断运往波图斯，再装到马车和小型船只上，通过短途的陆路，再经水路逆流而上，送到罗马。迦太基及其农业腹地承担的任务是养活过于臃肿的帝国首都。但给首都提供食物只是一项具体任务，北非实际上有更为广泛的职责。到公元4世纪，北非已成为帝国西部的经济支柱。

想想迦太基的过去，这种三角关系也不乏讽刺的意味。迦太基在公元前814年左右建城，当时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这个城市的实力足以控制其腹地后，便在随后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和罗马争夺西地中海的控制权，而且经常是通过暴力方式。公元前146年，迦太基遭受围攻三年后最终陷落。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整座城市被摧毁，遗址上还象征性地撒了盐，以防这个罗马的劲敌重新崛起。现在北非只处于西欧经济的外围，我们这些现代人很难想象它当年的核心地位。19世纪的欧洲殖民者来到这一地区时，他们对这里大量的罗马遗迹感叹不已——如今的旅游者也经常感到惊讶，尤其是这些遗迹还和它们周围的贫瘠荒凉形成鲜明对比。 37

现在地处北纬15度以北的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是沙漠，有1025万平方公里。这里每年的降水量只有100毫米，地下水位不断下沉。沙漠中零星地分布着一些绿洲。在古代，这片地区要湿润得多，地下水位也比现在高。19世纪的欧洲人最初猜测，罗马时代的北非农业之所以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农业条件更加适宜。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片土地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就已经干涸，即远在罗马崛起之前。到了罗马时代，这里的生态环境已大为不同，过去的时代只遗留下生活在地中海附近的狮子、大象、长颈鹿和其他一些物种。现在这些动物只栖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38 北非的山坡地带当时可能有森林覆盖。但除此以外，罗马时代的北非和现在的北非环境是一样的。

非洲北纬15度以北也不全是干旱地区。例如埃及有尼罗河的灌溉。罗马北非行省的核心地区马格里布（Maghreb）可以从附近的高地获得雨水。 39 现在的马格里布包括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是位于阿特拉斯山和地中海之间的广阔地带，由南到北的距离由300到500公里不等，西起大西洋东至加贝斯湾（Gulf of Gabes），横跨2200公里。这里是丘陵地带，零星分布着小块沙漠。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完全取决于降水的分布。年均降水量超过400毫米的地区小麦就很容易生长。属于这种土地类型的有突尼斯宽阔的河谷地带、阿尔及利亚北部的大平原和摩洛哥西部的一些地区。降水量在200—400毫米的地区需要一些人工灌溉，但仍可实现地中海地区的旱作农业。而降水量在100—200毫米的地区可以种植橄榄树——橄榄树比棕榈树还要耐旱。北非过去的气候和现在的一样，常年保持不变，可以种植很多种作物。

罗马在非洲的第一块领地是在公元前146年迦太基被毁之后产生的，由罗马直接统治。这片领地仅占马格里布的一小片地区，即突尼斯北部和中部约1.3万平方公里，周围环绕着“皇家运河”（fossa regia ），从萨布拉卡（Thabraca）延伸至哈德鲁梅［Hadrumetum，现在的苏塞（Souss）］。这片领地被分隔成700平方米一块的小块。除去在罗马与迦太基交战时支持过罗马的6个小城镇，其他小块大多都成为公有土地，以长期租约的形式租给殖民者，有些则被卖给有钱的罗马权贵。大量土地的廉价出售造成直到公元4世纪还有很多罗马早期的元老家族（例如叙马库斯家族）在这一地区仍然持有庞大地产的局面——他们的土地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多年来以遗产继承和联姻的方式不断倒手。马格里布的其他地区仍掌握在当地统治者手中。但在下一个世纪里，随着罗马殖民者开始把手伸向皇家运河以外的地区，这些当地统治者也不断被纳入罗马的势力范围。与占据大片地中海地区一样，这些变化也同样为罗马对该地区的直接统治铺平了道路。罗马先是在尤里乌斯·恺撒时代（公元前46年）入侵努米底亚（现在的阿尔及利亚东部），借口是当地的末代国王支持恺撒的大对头庞培。然后在克劳狄乌斯执政时期，又在毛里塔尼亚（西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建立两个行省。自此，整个马格里布都归罗马帝国所有。但由于地理原因，马格里布在行政上划分为两个区：由西班牙管理的毛里塔尼亚－廷吉塔纳，以及由迦太基管理的毛里塔尼亚－斯提非斯（Mauretania Sitifis）、努米底亚、阿非利加以及拜扎卡纳。

罗马政权很早就意识到，沿海水源充足的地区具有为罗马提供粮食的潜力。恺撒在阿非利加扩张建立的行省——新阿非利加——当时每年已经向首都输送5万吨谷物。100年之后，随着罗马直接统治区的扩大，谷物输送总量达到50万吨。北非取代埃及成为首都的粮仓，输送量达需求量的三分之二。帝国需要极大地发展这一运输渠道，以确保并方便谷物的运输。 40

首先要解决的是安全问题。法国考古学家的观点深受19和20世纪经历的影响，尤其是他们有一些还是军人。他们认为，这一地区“文明”罗马人的生活一定经常受到当地过着游牧生活的柏柏尔人威胁。20世纪30年代的空中侦察显示，在半沙漠化地区有两道防御工事，还有一系列设防的房子和仓库。他们认为这些就是当时双方经常发生冲突的证据。毫无疑问，罗马的各边界上都经常发生小规模的袭击事件，有时也会演变成较大规模的冲突。如前文所述，大莱波蒂斯事件（参见本书第三章）是由于附近一个部落的首领没有定罪就在城中被活活烧死引起，随后升级为更严重的冲突。但这种事显然并不频繁，而且所谓较大规模的冲突其实也不是十分严重。阿非利加在其存在的前300年里只需要一个军团和一些辅助部队（不超过2.5万人），就足以维持广大领域的和平稳定。而当时的不列颠还需要四个军团。

最近的研究重新评估了北非的罗马防御工事，认为从人员和基地的部署来看，工事的主要功能实际上是管理游牧民族，而不是和他们交战。北非的游牧民族在冬季南迁进入半沙漠化地带。因为那里有足够的水源，可以给他们的牲畜提供草料。夏季半沙漠化地带干涸，他们又返回北方进入农耕地区。罗马在那里设置要塞，部署士兵，是为了确保他们的牲畜不会踩坏他人的庄稼。实际上，罗马人当时似乎和游牧民关系良好。他们乐于购买游牧民的物件，甚至还给他们减免相当多的购买税。这与前人描述的经常交战并不相符。 41 即便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在阿非利加的主要兵力也只是骑兵驻地部队，更适合巡逻和驱赶零星的侵袭者，而不适合激烈交战。 42

安全问题一经解决，地区的基础设施就可以得到发展。罗马军团最终在马格里布修建超过1.9万公里的道路，既满足了军事需要，又方便货物运输，例如谷物需要用马车运到迦太基和其他港口。迦太基本身体现了美学和功能的完美结合。这个城市实际上是两个港口，是罗马人从建造它的腓尼基人手中继承的。一条河道连接海岸和原本为长方形的外港。另一条河道从这里连接到圆形的内港，港口中间坐落着“海军上将岛”（admiralty island）。船只在城墙外和岛周围都可以停泊。罗马人以此为基础，扩大长方形的外港，在公元2世纪早期图拉真或哈德良执政时期将它建成六边形。古罗马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六边形港口是波图斯（图拉真所建）。公元2世纪末或3世纪初，圆形港口重新投入使用，岛中心建起一座古典式神殿，修有柱廊的大道从这里一直通往市中心。到公元200年前后，这座城市已拥有巨大吞吐能力。迦太基还只是北非沿海众多港口之一。例如尤蒂卡港（Utica）就可以容纳600艘船。 43 位于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大莱波蒂斯在公元3世纪初也将码头修整一新。

如第三章所述，罗马政权的统治能力一直受限于其原始的行政手段。政府往往将重要的职能交给招募来的私人组织全权处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非利加的谷物税，或称公粮税。政府占有北非大量的公有土地，但它没有去寻找耕种这些土地所需的大批劳动者并管理他们，而是把土地租给个人，收取一定比例的土地产出。由于政府需要尽可能地将土地租出去，租借条件就极为优厚。永久租借契约几乎允许承租人无期限地以继承方式持有土地，还允许他们将租借权转卖给第三方。

运输的问题也以类似的方式解决。到公元4世纪，帝国已成立了强大的货运联合会，称为“navicularii ”（海船管理会），需要对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但不是所有的货运人都是联合会成员）。法律条款明确规定了政府和货运人关系的基本原则。货运人的首要义务是提供货运——除阿非利加外，还要负责帝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埃及的货运。帝国政权一如既往地对联合会成员的世袭制度做了周密规定，在法律上排除一切退会的可能，并要求一旦一块土地登记在一个货运人名下，无论后来是否售出，都必须一直由联合会成员所有。这样联合会的经济基础就永远不会动摇。作为回报，政府给予货运人经济等特权支持，免除他们其余所有纳税和公益义务，并保护他们的财产不被亲戚占有。联合会成员最终可获得骑士地位（相当于中等公职人员）。他们在自己的交易中享受减税，完成一项政府任务最多可用时两年。有时候，政府还会资助他们进行船只翻新。 44 政府就这样造就了一个货运巨头组成的强大联合会，享有各种经济和法律特权。

政府的这些举措当然都出于自身的目的。但这种大规模的商业也推动了地方经济。公元1世纪时，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有一半地区（到约公元100年为止）都在致力于谷物生产，而下一个世纪就开始生产橄榄油和葡萄酒了。因为葡萄和橄榄树不像谷物那样耗水，农民就能更广泛地开发利用当地的地中海气候。从约公元150年到400年，在交通便利、土地政策优惠的情况下，北非开始兴旺繁荣起来。

繁荣的证据比比皆是。人们很早就发现，北非的建筑和碑刻显示，当罗马的政治文化在帝国其他地方开始衰落时，在这里仍然盛行一时。这种政治文化在帝国鼎盛时期十分典型，地方权贵可以彼此竞争市议会的权力。 45 近期对于农业地区的调查也证实，这种地方繁荣建立在农业发展之上，随着农民从北部大举迁入只适宜种植橄榄树的较干旱边缘地区，农村居住区在数量和发展程度上都大幅提高了。到公元4世纪，橄榄树林从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海岸延伸至内陆150公里处，而现在已荡然无存。所有这些都证明，一些仍有参考价值的逸事的确发生过。例如，有一处碑刻记载了一位80岁的老人一生种植了4000棵橄榄树。 46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有大量证据显示，阿非利加的商品能够进入地中海沿岸的市场。我们现在之所以能知道这些，是因为考古学家新近开发了一项技术，能够辨认北非制造的双耳细颈陶罐。这些陶罐是用来盛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同样分布广泛的是北非的精细器皿，例如餐具，尤其是各种红土餐具。鉴于运输费用通常十分高昂，只有出售贵重货物才能获利，我们不禁要问，葡萄酒和橄榄油等主要产品在地中海沿岸各地都有生产，而餐具又相对便宜，把这些东西卖到阿非利加以外的地区如何才能获利。答案就在于政府资助的货运系统。在这个系统下，对账目做点小动作就可以降低运输成本，运送政府货物时可以夹带其他商品。因此阿非利加的产品就得以参与地中海对岸的市场竞争。政府出于自身的目的建设经济基础设施，当地人则借机发财，于是私人企业就在政府的指令性经济下运作起来。

发家的不仅仅是意大利的殖民者。帝国后期在北非使用的灌溉系统实际上在当地自古就有：从山坡上的梯田——用来蓄水，防止土壤流失——到蓄水池、水井、堤坝，还有像拉马士巴［Lamasba，艾恩墨瓦纳（Ain Merwana）］碑文里记载的协商成熟后制定的水源共享计划。 47 罗马人只是加倍努力地实施了这些传统的节水措施。人们愿意花费精力节约每一滴水和提高产量，因为他们可以将富余的农产品出售。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殖民者的居住地，同样也在其他地方上演，包括古老的部落中心沃吕比利斯（Volubilis）、约尔西泽里亚（Iol Caesarea）和尤蒂卡。对商品的需求大大冲击了阿非利加的乡村地区。游牧民族也受到影响。他们不仅是收获季节重要的额外劳动力，成群结队转战于不同农场，而且他们的商品还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游牧民加入生产的结果惊人。有一处碑刻记载，一名没有土地的劳动者成为收获大军的首领，他赚了足够多的钱买下一块土地，并在他的家乡马克塔尔（Mactar）买到一个贵族头衔，进入市议会。 48

随着时间的推移，繁荣的北非行省有了一个与之相匹配的首府。尽管波伊廷格地图只是对其进行了粗略描绘，但公元4世纪的迦太基——罗马时期的全称是“尤利亚迦太基和谐殖民地”（Colonia Iulia Concordia Carthago）——是一个繁华的罗马都市。当时的文字记载，尤其是圣奥古斯丁的作品，还有近期的遗址发掘，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穆斯林在公元7世纪末征服北非后，迦太基很快就被遗弃。这座城市像化石一样经历若干世纪，等待人们的发掘。我们由此能够十分详尽地对公元4世纪有关迦太基概况的一份记录进行补充。这份记录名为《世界概况》（Expositio Totius Mundi / The Description of the Entire World ）：

［城区］规划可圈可点。实际上，城里的街道整齐得如同人工园林。城里有音乐厅……一个外观奇特的港口，放眼望去，似乎只看到风平浪静的海面。银匠大街（vicus argentariorum ）为人们提供极为舒适的休闲场所。至于娱乐，居民们只对一种活动感兴趣：去圆形竞技场看比赛。 49

我们在现代的旅行指南上不一定会读到这样的话，但古代城市生活的本质就是把理性、文明的秩序强加于荒蛮之上（参见本书第一章）。没有什么比整齐的街道更能体现这一点了。《世界概况》还含蓄地指出，这座城市公共建筑的数量超出当时的标准。除音乐厅和圆形竞技场之外，这里还有一座剧场，以及公元3世纪初修建的马戏场。这座马戏场可容纳7万人观看马车竞赛。在滨水地区坐落着公元2世纪建成的大型安东尼浴场（Antonine bath）。市中心围绕着布尔萨山（Bursa Hill）的分别是法院、市政大楼和总督官邸。这里还有一个圆形屋顶的纪念厅，是伯尼菲斯被刺的地方。

公共建筑周围是一圈私人住宅。一些规模较大的现在已经被挖掘出来，有的占据着大片土地，镶着颜色鲜艳的镶嵌画。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希腊御者府”（House of the Greek Charioteer），还有名字富有诗意的“带私人浴室的别墅”。但这片地区的大部分房子现在还没有被发掘，而城中绝大多数人居住在此，因此我们对“普通”住宅没有多少了解。一切迹象表明，在公元4世纪时，迦太基有大约10万居民，仅次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而这两个城市的人口都是由于充足的食物供应才不断膨胀的。

公共建筑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 50 各种宗教盛行，从基督教的各个支派到传统的异教信仰，其中夹杂着无数的东方神秘仪式。古典文化也同时兴起。例如，一流的拉丁语学家奥古斯丁就是在迦太基完成他的教育的。之后，他在迦太基教了几年书，还在一次拉丁语诗歌大赛中获奖。奖品由阿非利加总督文提齐亚努斯（Vindicianus）亲自颁发。总督本人也是博学之人，他和另外一些关系紧密的罗马人轮流在这座城市担任短期的行政官，任期通常为一年。（我们的老朋友叙马库斯在公元373年任行政官。）像诗歌大赛这样的活动使雄心勃勃的阿非利加的年轻人有机会受到行政官的赏识，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文化走上仕途。奥古斯丁离开迦太基后直奔罗马，随后又前往米兰进入瓦伦提尼安二世的宫廷。他仰仗文提齐亚努斯和叙马库斯等旧友的推荐，平步青云。 51

因此，公元4世纪的迦太基是帝国西部的文化支柱。更重要的是，它还是经济支柱。巨大喧闹的城市中，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住在拥挤的房子里，与高大的公共建筑和富人的豪宅形成鲜明对比。总而言之，北非生产力水平高，管理成本低，是西罗马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

“西罗马最后一个真正的罗马人”

来自北非的税收对于平衡帝国收支必不可少。如果没有这部分税收，西罗马就无法供养足够的兵力，保卫其他受威胁更多的领土。自公元421年君士坦提乌斯死后，阿非利加和西罗马境内到处散布着虎视眈眈的蛮族移民。他们肆无忌惮地掠夺，几乎没有受到罗马军队的任何阻击。莱茵河边界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尤其是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朱顿基人（Iuthungi），都曾袭击过边境地区，还将带来更大威胁。法国南部的西哥特人发动叛乱，直逼当地的主要行政首府阿尔勒。在西班牙，苏维汇人在西北部大肆劫掠，横扫整个半岛。随着公元430年汪达尔国王盖萨里克来到努米底亚外围，整个西罗马帝国如剑悬顶。

在这个当口，公元5世纪西罗马的最后一位英雄出场了。他就是弗拉维乌斯·埃提乌斯。如前文所述，他在公元433年瓦伦提尼安三世即位引发的权力争斗中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他还先后做过阿拉里克和匈人的人质，第一次是阿拉里克围困罗马之前，第二次是在公元5世纪10年代。他与匈人的关系使他在篡位者约翰的政权倒台后争取到匈人的援助，并打败对手塞巴斯提安努斯。当然，如果他在政权高层中没有人脉的话，他是绝不会被选为人质的。他的父亲高登提乌斯（Gaudentius）来自多布罗加（Dobrudja）的行省小斯基泰（Scythia Minor，现在的罗马尼亚）。和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一样，他也出身于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军事世家。高登提乌斯早期的政治生涯始于帝国东部的宫廷，先后担任各种官职。但公元399年斯提利科实际掌权时期，高登提乌斯去了阿非利加指挥军队。和君士坦提乌斯一样，狄奥多西一世去世之时，他作为帝国东部一名出色的士兵，决心投向斯提利科一边。高登提乌斯后来娶了一位意大利元老的富有女继承人为妻。他在公元5世纪10年代较晚时期当上高卢的野战军总指挥（magister militum per Gallias ，高卢野战军主帅），到达其职业生涯的顶峰。他后来死于高卢的一场暴动，可能与20年代约翰的篡位有关。

埃提乌斯本人也同样走军事路线，但达到了更高的顶峰。尽管他不是皇帝，但他实际上相当于那个时代的屋大维。掌权之后，他显示了自己强大的政治能力，维护了罗马的命运。同时代一个名叫雷纳特斯·弗里基德鲁斯（Renatus Frigiderus）的人对他有所描述。公元6世纪后半叶图尔的圣格列高利保留了这段文字：

埃提乌斯身材中等，体格匀称，做事有男人气概。他没有先天不足，只是身材偏瘦。他才智过人，精力旺盛，擅长骑射，使起长矛来不知疲倦。他非常善于作战，也懂得维护和平的技巧。他不贪心，更谈不上贪欲。他举止慷慨大方，做判断时不会受到无能幕僚左右。他在逆境中坚忍不拔，随时准备应付各种不利局面；他无所畏惧，能够忍受饥饿、干渴和彻夜不眠。 52

他的骑射技术可能是他在匈人中做人质时的又一收获。他显然是借助骑射技术以及以上描述的其他能力，来实现他毕生的伟大事业：继续维系屋大维的帝国。

公元433年，埃提乌斯终于掌握西罗马帝国的统治大权。此时政权中心近十年的政治无能在帝国各地都显现出后果。西罗马帝国境内所有尚未臣服的蛮族移民都借机巩固了自身地位，境外的蛮族也同样强大起来。同时，同莱茵河入侵事件的余波一样，移民带来的问题再次引起地方篡夺皇权。在高卢北部，尤其是布列塔尼周边地区，所谓的巴高达（Bagaudae）运动在高卢建立政权。佐西姆斯提到，在公元407年至408年，曾有人自称巴高达，出没于西阿尔卑斯山麓。据伊达提乌的《编年史》记载，巴高达在公元5世纪40年代初出现在西班牙。 53 史学家们一直在激烈争论这些人的确切身份。这个称呼产生于公元3世纪。当时这帮人被称为“乡民和土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这些人就是社会的革命大军，只要核心政权不稳就会出现，不时激起人们反抗罗马帝国不公的热情。每当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因蛮族入侵而中断的时候，巴高达的确总会出现。但从他们的社会构成来看，他们并不总是革命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革命者”这个词来指代所有从事反抗活动的人。但有时那些打着巴高达旗号的人只是一些土匪。例如，公元407年至408年阿尔卑斯山的那伙人曾要挟一名在逃的罗马指挥官，索要钱财。但在政府鞭长莫及的地区出现了一些群体，希望通过斗争维护当地的社会秩序，这些人似乎也被称为“巴高达”。公元5世纪10年代，阿莫利卡地区在一次镇压骚乱时获得独立。后来类似事件又在西班牙上演了。 54

不论怎样称呼，巴高达和蛮族人加在一起就是麻烦的代名词。公元432年夏天时，无处不在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高卢西北有巴高达，西南有西哥特人，莱茵河边界及阿尔卑斯山麓有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西班牙西北有苏维汇人，北非有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实际上，自公元5世纪10年代以来，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已不再受中央政权的控制。鉴于不列颠已经脱离西罗马的统治，现在帝国境内像样的地盘只剩下意大利、西西里和高卢东南部。

编年史通常只用两三行文字描述一年的事件。我们从中找到一些零星记载，有助于我们了解埃提乌斯在公元5世纪30年代处理这一团乱麻时的战绩有多么伟大。但我们还有一个抄本：《新约抄本908》（Codex Sangallensis 908 ）。这部抄本相当残破，保存在瑞士圣加伦［St. Gall，位于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z）南岸］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抄本于公元800年前后成书，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拉丁文词汇表——就是卡洛林王朝的标准修道院里供僧侣们学习古典拉丁语所用的那种。但有些词汇是写在用过的纸张上的。仔细查看后（1823年）发现，这些重复使用的纸张里包含8页公元5世纪或6世纪一个名叫莫罗保蒂斯（Merobaudes）的拉丁语雄辩家的手稿。他出生于西班牙南部，是一位具有法兰克血统的罗马指挥官的后代。这位指挥官生活在公元5世纪80年代，也叫同样的名字。他的作品除了一首简短的宗教诗外，只有这几页手稿存留下来。因此我们应该感谢卡洛林王朝那名办事不力的僧侣没能彻底销毁莫罗保蒂斯的所有作品。但遗憾的是，为了使这几页的大小适合他们的新书，僧侣们把纸张从原来的260毫米×160毫米裁剪成200毫米×135毫米。现在的学者们只能从中辨认出四首短诗和两首较长但不完整的赞美诗。其中一首大约有100行，另一首有200行。（同时代的类似作品通常有600行左右。）

从作品的艺术水平来看 55 ，莫罗保蒂斯接受过完整的拉丁语教育，然后就进入西罗马拉文纳的宫廷任职。另一史料也使我们对他有了更多了解。莫罗保蒂斯不仅是一名学者，还和他的同名祖先一样是一名战士。他成为埃提乌斯的心腹，追随他四处征战，战后还在公众演讲时为他歌功颂德。他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公元435年7月30日，在罗马的图拉真广场竖起了他的青铜像。 56 同年他因为早期为埃提乌斯写过一首赞美诗（这一首没能保留下来）进入元老院，并在阿尔卑斯战役中表现突出。他随后获得“贵族”头衔，最后成为高级军队指挥官（magister militum ，主帅），统率在西班牙的罗马野战军。莫罗保蒂斯的例子不仅说明罗马精神仍然能够激励个别蛮族人拜倒在拉丁语的文学光环之下，他和埃提乌斯的亲近关系也使我们有幸了解后者希望人们如何看待他的成就。 57

残存作品中最早的是第一首100多行的赞美诗，可能写于公元439年夏天。由于大部分内容没有存留下来，我们无法详细了解诗歌的主题，但其对埃提乌斯的描写不言自明： 58

您的床是光秃的岩石或地上的薄毯。您彻夜警醒，白日辛劳。您勇敢地面对困难。您胸前的铠甲已不是战衣，而只是平常的穿戴……不是辉煌的展示，而是生活的方式……战事间歇中，您巡视城市要塞，或山口要道，或广阔田野，或河边渡口，或大道远处，然后您判断哪里更适合步兵和骑兵，哪里适合攻击，哪里适合撤退，哪里资源丰富，适合建造营地。这样，即便是战争间歇也是有益于战争的。

说埃提乌斯把铠甲当日常穿着为他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描述他利用战争间歇进一步从战略战术上把握战场也起到同样的作用。但这些不是编造的故事，是事实。公元5世纪30年代，埃提乌斯发动一场接一场的战役，大部分都获得胜利。所有战役都是为了重振西罗马帝国的雄风，就像君士坦提乌斯20年前所做的那样。

这些战役大都在编年史中有简要介绍。公元443年，莫罗保蒂斯为纪念埃提乌斯第二次出任执政官写下第二首赞美诗。诗里按时间顺序列出所有战役。从公元432年埃提乌斯掌权一直记录到30年代末，可谓战果辉煌。实际上，早在费利克斯和伯尼菲斯被除掉之前，埃提乌斯就已经获得多次胜利。这也是埃提乌斯成功掌权的一个决定因素。从公元425年到429年，他担任高卢罗马野战军的指挥官。在公元425年或426年和西哥特人打过几场胜仗，把他们赶出阿尔勒。在公元427年从法兰克人手中夺回莱茵河河畔的一些土地。公元430年和431年，他继费利克斯之后出任意大利的指挥官，打败阿勒曼尼人的分支朱顿基人，平息诺里库姆的叛乱 59 ，并全歼阿尔勒附近一帮西哥特人。公元432年他再次打败法兰克人。

自公元433年起，埃提乌斯的政治统治趋于稳固。他打算采取更全面的措施稳定帝国。理智告诉他尽管西罗马的军队依然强大，但不足以同时应对所有问题。而现在他正面临两处同时上演的冲突：一方面要应对高卢境内和边境上的各蛮族部落，另一方面是在北非的盖萨里克和汪达尔－阿兰盟军。他没有分兵两路——这样做往往风险较大，而且胜算很小，而是向君士坦丁堡请求援兵。他得到的援军是指挥官阿斯帕率领的强大部队（阿斯帕曾在公元425年参与领兵扶植瓦伦提尼安登上西罗马的皇位）。埃提乌斯从君士坦提乌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没有任何自己称帝的举动，也就没有招致王朝观念很重的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的不满。埃提乌斯并不注重名分，只是满足于掌握实权，于是一直受到君士坦丁堡的青睐和支援。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阿斯帕驻扎在迦太基后，对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发动包围战，成功迫使盖萨里克进行和谈。两军于公元435年2月11日宣布达成和约。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获得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的部分地区，包括卡拉马（Calama）和斯提非斯（Sitifis）（地图9）；而阿斯帕借和约得以保全努米底亚大部分地区和北非最富饶的两个行省：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 60

埃提乌斯一侧战场有阿斯帕照应，就腾出手来解决高卢问题。但问题过于严重，他需要更多援助。君士坦提乌斯曾借助西哥特人将其他入侵者重新纳入其统治之下。但现在西哥特人已经变得贪得无厌，而且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罗马的土地上有太多武装的蛮族部队。埃提乌斯需要外部的军事支援，至少要先把西哥特人收拾了。由于东罗马帝国已经派兵支援北非，因此不能再向君士坦丁堡求援。他唯一的依靠就是匈人。换了君士坦提乌斯可能也会这样做。匈人在埃提乌斯的政治生涯中已经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元425年他成功劝服他们从意大利撤军，使他免于因支持篡位者约翰而招致必死的命运。他被伯尼菲斯打败后，一支匈人军队还曾在公元432年帮助他重新掌权。因此，莫罗保蒂斯第二首赞美诗现存章节的开头几行告诉我们，埃提乌斯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再次和匈人做了笔交易：“［埃提乌斯］回来后，多瑙河平静了，塔内斯［顿河］不再愤怒。他命令被上空阵阵黑烟烧得发烫的土地摆脱已经习以为常的战争。高加索收起战剑，残暴的国王放弃战斗。”

当然，埃提乌斯的力量并没有莫罗保蒂斯说的那么强大。他这里是想让人知道，埃提乌斯在斯基泰、多瑙河以北和日耳曼尼亚以东一带建立了秩序。如本书第五章所述，这片地区最晚在公元420年前后就被匈人统治。莫罗保蒂斯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匈人要求埃提乌斯为他们的出兵支援付出巨大代价。他们之前曾为钱财支援罗马。而这一次，可能西罗马已经捉襟见肘，连年的战争耗资不菲，很多原有的领地也不再上缴税收。或者可能是匈人这次另有所图。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埃提乌斯都被迫将潘诺尼亚萨瓦河（River Save）沿岸的土地割让给匈人。莫罗保蒂斯对此只字未提，但所有听他赞美诗的人一定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处理尴尬事件的最佳策略通常就是对它缄口不提。但不管怎样，作为割让土地的回报，埃提乌斯得到匈人的持续军事支援。这让他在高卢解决不少问题。 61

据莫罗保蒂斯描述，高卢边境地区受到的威胁得以平息：“莱茵河带来了契约，使这片寒冷地区成为罗马的仆人，对西罗马的统治心满意足，欢声笑语在台伯河两岸此起彼伏。”

有一次，埃提乌斯采取了果断行动。公元436年，他厌倦勃艮第人对比利时的侵略，再次和匈人协商求援。第二年，勃艮第王国遭受一系列毁灭性袭击（据伊达提乌记载，有2万名勃艮第人丧生）。残余的勃艮第人变乖了，成为罗马的盟友。埃提乌斯把他们重新安置在日内瓦湖附近。边境安定后，他把目光转向高卢境内。公元435年阿莫利卡的巴高达在蒂巴托（Tibatto）的率领下发生叛乱，罗马军队和阿兰盟军采取了类似行动。于是到公元437年，罗马的统治在整个西北部得到全面恢复。莫罗保蒂斯评价说：“走在阿莫利卡荒原上的仍然是当地人，但已变得更加温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借助树林的掩护大肆劫掠财产，现在已改头换面，开始学着把谷物种植在未经耕耘的田地上。”埃提乌斯还采取措施保障这里的长治久安，将阿兰人安置在奥尔良到塞纳河盆地的沿线。

现在轮到让西哥特人就范了。公元436年，埃提乌斯与勃艮第人交战时，西哥特人爆发第二次叛乱。与公元5世纪20年代中期进攻阿尔勒的那次相比，这一次更加危急。他们依然是向南进发，但这次包围了纳博讷。埃提乌斯又一次接受挑战。他招募更多匈人辅助部队，发动大规模反击，迫使西哥特人退到波尔多。公元439年，战争结束。罗马伤亡惨重，但双方重新签订了公元418年的和约条款。写于公元443年的第二首赞美诗中与这件事相关的部分遗失。但公元439年莫罗保蒂斯发表第一首赞美诗的时候，西哥特人显然才刚刚战败不久。诗歌残存的部分详细描述了埃提乌斯在蛇山（Snake Mountain）战败西哥特人（“古代人似乎有预见性地称它为蛇山，因为帝国的毒瘤就是在这里被铲除。”），西哥特国王看到“他战死的追随者们的尸体被践踏”而“大惊失色”。 62 这支蛮族部落没有灭亡，但受到了遏制。经历了十多年的冲突之后，埃提乌斯借助匈人的帮助，奇迹般恢复了这片地区的秩序。

类似的情形在西班牙上演着。随着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离开，局势已大为好转，只剩下苏维汇人在西北地区肆意掠杀。据莫罗保蒂斯描述，在此之前，“那里已不受我们的控制……好战的复仇者［埃提乌斯］打通了敌人占领的道路，赶走掠夺者”——实际上，他们是自行离开去阿非利加的——“并夺回受阻的大道，让弃城而逃的居民重返家园”。有些当地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编年史作者兼主教伊达提乌——希望埃提乌斯带兵翻越比利牛斯山，但得到的援助可能主要是外交施压。很快，苏维汇人和加利西亚当地人达成政治和解，盖萨里克丢下的行省恢复了一定秩序。

总之，埃提乌斯在公元5世纪30年代取得令人瞩目的功绩。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被赶回莱茵河对岸，勃艮第人和巴高达被彻底制伏，西哥特人的嚣张气焰受到遏制，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重新纳入帝国的统治。君士坦丁堡的史学家把埃提乌斯称作最后一个真正的罗马人也不无道理。 63

但是，正当莫罗保蒂斯为他最新写给埃提乌斯的赞美诗画上句号，埃提乌斯也在考虑把铠甲脱下清理之时，战争再次爆发。公元439年10月，经历四年半的和平之后，盖萨里克的军队冲出毛里塔尼亚，雷霆般攻向北非更为富庶的行省。但他们也不是一路畅通无阻，而是一路打向迦太基。事后的一篇布道词这样描述：

曾是世人眼中乐园的阿非利加到哪里去了？……当其他行省认错改正的时候，我们的城市［迦太基］拒绝接受教训，不是已经受到严厉惩罚了吗？……没有人埋葬死者，但可怕的死亡污染了所有的街道和建筑，以及整个城市。想想我们在谈论的罪恶吧！家中的母亲被拖走成为俘虏，怀孕的妇女被屠杀……保姆怀里的婴儿被抢走，扔到大街上自生自灭……邪恶的蛮族人甚至命令曾经侍者成群的贵妇人成为他们的下贱奴仆……我们每天听到的，就是人们哀叹他们在这场袭击中失去丈夫或父亲。 64

尽管这只是说教的言辞，不是直接描写，但这段文字仍然证实了其他罗马史料描绘的屠城场面。没有任何一次独立的战事能够对帝国造成如此打击。盖萨里克一举从埃提乌斯手中夺下西罗马最富庶的几个行省。结果财政危机逐渐逼近。为什么帝国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也许，在经过四年半的相对和平之后，人们以为盖萨里克会一直遵守公元435年2月签订的和约，所以麻痹大意了。我认为，这只是因为帝国在其他地区有太多的不稳定因素，无暇为了以防“万一”就在迦太基屯兵驻守。尤其是在盖萨里克采取行动前刚刚结束的与西哥特人的交战已消耗几乎所有的兵力。于是在迦太基驻军兵力最弱的时候，狡猾的汪达尔人趁机发动袭击。

但公元439年秋天，人们无暇追究战争责任，甚至也来不及追究原因。最紧迫的是要采取果断行动，收回迦太基和各行省。大约在这个时候，莫罗保蒂斯为埃提乌斯的儿子高登提乌斯的一岁生日写了一首短诗，评价这名罗马的“勇敢首领……应该荣归故里了”，有一天也许会把权杖传给高登提乌斯。 65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埃提乌斯又一次勇敢受命。罗马帝国后勤的局限性使得埃提乌斯无法立刻发动反攻，而且现在盖萨里克占据优势。公元440年春以瓦伦提尼安三世之名发布的一系列法令证明当时的危机一触即发。3月3日，东罗马的商人获得特殊执照，以确保罗马城的食物供应——阿非利加向首都粮食供应的缩减是埃提乌斯担心的大事之一。同一法令还提出措施，修补罗马的防御漏洞，确保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守卫罗马城的职责分配。3月20日，另一条法令召集新兵入伍，同时威胁要严惩窝藏逃兵的行为。 66 6月24日发布第三条法令，号召人们重新拿起武器，“因为从夏季航行的情况来看，不确定敌船会驶向哪处海岸”。

然而这些只是零散的防御措施。汪达尔人的进攻在航季开始之后如期而至。盖萨里克对西西里发动一连串的攻击，包括围困巴勒莫（Panormus）的主要海军基地近一个夏天。但是，埃提乌斯早已做了长远规划。6月24日颁布的法令体现了他恢复局势的计划：尽管困难迫在眉睫，人们仍相信“我们的君主，不可战胜的［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即将派兵……我们相信，至高无上的贵族埃提乌斯很快就会率领大军前来” 67 。埃提乌斯之前离开意大利去尽力召集兵力。但鉴于自公元406年以来，西罗马的兵力就一直不足，埃提乌斯和君士坦丁堡协商，请求援助。这再次体现出埃提乌斯不夺取皇位是多么明智。

公元440年末，恶劣天气迫使汪达尔人退回迦太基。随后，东西罗马的军队开始在西西里集结。共有1100艘战船可供运输士兵、战马和军需物资。埃提乌斯的“大军”渡海来到岛上，和东罗马庞大的远征军会合。没有史料明确给出罗马军队的人数，但船只的数量足以装载几万人。东罗马的军队规模从指挥官数量可见一斑。共同领军的一共有五位指挥官：阿雷奥宾德斯（Areobindus）、安西拉斯（Ansilas）、因诺宾德斯（Inobindus）、阿林提乌斯（Arintheus）和格曼努斯（Germanus）。君士坦丁堡官吏潘塔迪乌斯（Pentadius）有幸负责后勤。后来他因为承担调遣远征军这一艰巨任务被提拔。 68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发动反攻，夺回迦太基。3月底，通常在冬季断航的北非航线恢复通航，埃提乌斯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也近在眼前。但舰队一直没有出发，东西罗马的军队返回基地，一切行政努力化为乌有。

因与果

为什么联合远征军没有出兵？莫罗保蒂斯为公元443年埃提乌斯第二次出任执政官写的赞美诗的残存章节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莫罗保蒂斯首先列举埃提乌斯在5世纪30年代的种种功绩，然后讨论他在和平时期的领袖才能，之后莫罗保蒂斯突然转变语气，他以罗马女战神贝娄娜（Bellona）的口吻谴责埃提乌斯带来的和平富饶时代：

我受到轻视，人们对我的王国不再尊敬，这都是因为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埃提乌斯的胜利和汪达尔人的和平］。我被放逐，无法统治大地。 69

但她是一位典型的女战神，不会甘于沦落。于是她去找自己的长期盟友厄倪俄（Enyo）：

坐在突出的悬崖下，残酷的厄倪俄掩饰着被长期和平压抑的愤怒。她苦恼，因为世人没有了苦恼。她看着人们的欢乐，发出悲哀的呻吟。她丑陋的脸庞结了一层难看的污垢，衣服上还有干结的血痂。她的战车向后倾斜，缰绳下垂，僵硬，头盔的羽饰无精打采。

于是，贝娄娜怂恿厄倪俄重建战争的“疯狂”。在赞美诗的结尾，所有人都呼唤埃提乌斯回到罗马军队的统帅地位：

愿他［埃提乌斯］不要代言战争，而是发动战争。愿他重返过去胜利的命运。愿他的战利品不要误导他，对金子的狂热不要迫使他屈从于无尽的忧虑。愿他的战斗精神得到赞扬。愿他的剑忘掉拉丁姆（Latium）的血腥，重新流下敌人的鲜血。愿他战无不胜，高贵博爱。

这里传达的信息无疑是说，出现了一个远远超过汪达尔人的新威胁，埃提乌斯不得不重整旗鼓，再次拯救罗马帝国。正是这一威胁迫使集结到西西里的军队又返回基地，任由汪达尔人践踏迦太基。而西罗马帝国只能尽可能地弥补盖萨里克胜利造成的后果。

于是，在公元442年，罗马和汪达尔人签署第二个和约，允许盖萨里克统治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可能还包括努米底亚部分地区。西罗马帝国收回公元435年割让给他的领地。一些法律文献证实，帝国随后收回毛里塔尼亚的两个行省［斯提非斯和恺撒里亚（Caesarensis）］以及努米底亚其他地区的行政权。 70

既然盖萨里克得到自己想要的，他也乐于慷慨一下，作为和平的回报。汪达尔人占领的各行省继续向罗马缴纳谷物作为贡品，但数量可能已经大幅减少。他还把自己的长子胡内里克（Huneric）送到罗马皇宫作为人质。但盖萨里克的胜利毋庸置疑。公元440年6月24日的法令中还称他为“帝国的敌人”。但公元442年之后，他已成为帝国正式承认的藩属王，头衔是“盟邦国王及友人”（rex socius et amicus ）。此外，与罗马对待“人质”的一贯做法不同的是，胡内里克和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女儿优多西娅（Eudocia）联姻。如前文所述，在30多年前，阿拉里克的姻亲、西哥特国王阿萨尔夫曾娶了时任皇帝霍诺留的妹妹、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母亲普拉西提阿。但在当时这次婚姻没有得到认可。而现在，蛮族人的王室和帝国皇族开始考虑合法的联姻。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用联姻可以为罗马城换取持续的粮食供应，那么这种耻辱似乎也就可以忍受了。 71

莫罗保蒂斯残存的作品中有两篇写于这次缔结和约之后。公元443年的赞美诗写道：

占据利比亚的［盖萨里克］斗胆以注定胜利的军队摧毁狄多（Dido）的王国［迦太基］。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充斥迦太基的城堡。自那以后，他脱下敌人的外衣，热切地盼望通过更多的私人和约巩固罗马的信任，把罗马人变成他的亲戚，让自己和他们的后代联姻。于是，帝国统帅［埃提乌斯］因重获和平而把铠甲换成托加袍，并命令已处于和平状态的执政官员不再敲响战鼓，战争结束，各处的人们对他的战袍充满崇拜。 72

莫罗保蒂斯暗示北非的沦陷不可阻挡，但同时也强调埃提乌斯尽最大可能处理困境，劝服卑躬屈膝的盖萨里克和帝国结成和平联盟。一首描述镶嵌画的短诗继续宣扬同样的观点：

衣着华丽的皇帝和皇后处于［皇家餐厅］天花板的中央，仿佛他们就是天上明亮的星星。他是大地的拯救者，理应得到我们的尊敬。在我们的保护人面前，一个刚被流放的人突然哀悼自己丧失的权力。胜利将世界交还到应得的人手中，辉煌的宫廷为他从远方带来了新娘。 73

这个“被流放的人”是胡内里克，他在宫廷的出现，标志着他的臣民对罗马的臣服，而随后体面的联姻在一定程度上会恢复他的尊严。同公元363年约维安把几个行省和城市割让给波斯人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公元442年将迦太基拱手让给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也被描绘成罗马的胜利。上帝保护的帝国绝不能承认失败。不论采用什么方式都必须维护其掌控一切的形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的和约没有产生灾难性后果。在阿非利加，盖萨里克开始给予他的追随者所期许的回报。这对他的政治生命举足轻重。为了筹集所需资金，他没收元老在阿非利加的地产，例如叙马库斯后代的地产，并重新分给自己的追随者。这些地产被称为“汪达尔人分得的土地”（sortes Vandalorum ）。 74 一种颇具影响的观点认为，汪达尔人只是分得国家土地税收的一部分，而不是实际土地的全部所有权。但公元484年，维塔的维克多（Victor of Vita）主教称胡内里克对居住在“分得的土地”上的天主基督教徒（Catholic Christians）进行迫害。 75 这是一个有力的反面证据，证明分得的土地的确是以土地的形式发放。我们的证据表明，自约公元5世纪40年代初起，分得的土地就是以这种形式发放的。有法律文献提到，这个时期从北非流放了大批元老院元老，其他史料也提供了一些独立的案例。从某个叙利亚主教的书信中，我们找到至少八封推荐信，为北非一位被驱逐的名叫塞利斯提亚库斯（Celestiacus）的地主求情，还提到一名叫玛利亚（Maria）的妇女在东罗马住了些时候，最终在西罗马与父亲重逢。 76 从这些流放者那里没收的土地为汪达尔人的安置提供了资金。

我们也有必要从汪达尔人的角度考虑安置政策。这群移民花了33年时间，追随他们的统帅从欧洲中部出发，穿越法国、西班牙，然后来到北非。他们跋涉上万公里，与罗马军队进行过无数次交战。他们打了很多胜仗，但这些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也伤亡惨重，尤其是公元416年至418年在西班牙与君士坦提乌斯的西哥特和罗马盟军的战斗中。而现在，或者至少是在公元442年和约签订后，他们终于把西罗马最富庶的行省牢牢把握在手中。他们希望得到巨大的回报，以弥补他们承受的苦难，并嘉奖他们自公元406年以来表现出的忠诚，这完全合乎情理。如果盖萨里克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他的人头可能也要和罗马篡位者的一起，被挂在迦太基城郊的柱子上烂掉。我认为在这种局势下，很难想象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会仅仅满足于分给他们一部分税收，而不想要土地的全部所有权。但我也并不认为他们打算从事农耕。毕竟被流放的是罗马地主，而不是罗马佃农。因此很有可能是原来的农民仍然在原来的土地上耕种，只是他们现在向新的地主交租。 77

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阿非利加。盖萨里克统治的其他北非地区——拜扎卡纳和努米底亚部分地区——并没有发生没收土地的事件。阿非利加是最适宜的安置地点，原因有两点：第一，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这里的大部分地主都是像叙马库斯家族那样长期居住在外的元老院元老。因此在这个行省没收土地不会引起太大骚动。第二，这里正对西西里和意大利，具有战略优势，以便提防将来可能来自这两处的罗马军事威胁。

显然对于阿非利加的很多罗马地主而言，汪达尔人的到来和之后在公元442年签署的和约对于经济和个人而言都是一场灾难。政府尽一切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在公元443年10月19日盖萨里克夺取迦太基四周年纪念日那天，瓦伦提尼安三世对阿非利加的罗马人暂时中止了惯用的经济法，因为“他们被剥夺了财产，贫困，流离失所”。如果他们在被流放之后借钱，他们的债主不能起诉要求归还，“直到他们收回财产为止”，除非他们“另有财产并有经济能力”。同样，在涉及流放前的经济问题时，任何人不得向他们催款，也不得对欠款收取利息。在公元439年至440年流放者们刚到意大利的时候一定借了很多钱，因为当时人们都对收复迦太基信心十足。公元442年和约的签订使这种信心立刻化作泡影。于是瓦伦提尼安三世采取行动，保护流放者不受坏账影响。大约7年之后，可能经过很多暗中操作，政府变得更加大方。公元451年7月13日，瓦伦提尼安颁布了另一项法案：

我宣布……对于在敌人的暴行中被夺去财产的阿非利加贵族和土地所有者，政府将实行优惠政策，即庄严的帝国将竭尽所能，补偿他们因命运的残暴而失去的一切。

努米底亚的部分地区在两次和约间隔的7年时间里，一直都在汪达尔人手中。皇帝对其1.3万单位的土地实行5年的税收减免，希望以此带动这里恢复生产力。他还提供现金补偿。在毛里塔尼亚的两个行省斯提非斯和恺撒里亚，失去阿非利加或拜扎卡纳土地的人在租用公有土地时享有优先权，而其他受灾较小的土地所有者则从原有的租约中剔除。 78 汪达尔人占领迦太基12年后，阿非利加一部分失去财产的地主终于通过在毛里塔尼亚获得新的土地，看到至少恢复部分财产的希望。我们再次看到，罗马政府保护的是地主阶层的利益。

政府受到的创伤就不那么容易恢复了。北非原本是西罗马预算的主要来源。但公元442年之后，北非的大部分税收就完全丧失了，其他地区的也减少了八分之七。根据和约，拜扎卡纳和阿非利加脱离中央政权的统治。尽管还留有一些谷物运输，但这两处的大部分税收也丧失了。北非的其他行省或仍属于帝国，或已归还。公元445年6月21日，瓦伦提尼安三世针对这些行省颁布税法。从中可以看出，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斯提非斯只能缴纳原来土地税收的八分之一。 79 除此之外，这些行省通常还要缴纳一些其他税款，作为士兵的生活补给和津贴。阿非利加在这方面又享受到减免。这些津贴原则上要折算成粮食和草料，但通常是兑换成金币缴纳。阿非利加人享受特别的兑换率，每单位税款兑换四个苏勒德斯（solidi ，古罗马金币），而不是通常的五个——相当于减少20%。

失去北非最多产的行省，而剩余地区又损失多达八分之七的税收，这对西罗马而言是一场财政灾难。从公元5世纪40年代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条例中可以明确看出随后的财政困难。公元440年和441年，政府采取初步措施，从现有的现金来源中最大可能地抽税。公元440年1月24日颁布的法令撤销帝国特别减免税收的所有现有措施。 80 同样还有同年6月4日的法令，削减政府官员——廷臣——外出收税时额外留给自己的份额。 81 公元441年3月14日，政策更加紧缩。原先享受税收优惠而从国库按年租用的土地，现在要按正常税率收税，还包括所有教会用地。此外，法令还将目光转向原先高级权贵的土地不需要缴纳的各种小型税：“军事道路的修建和维护，武器生产，城墙修缮，粮食供给，以及其他有利于伟大的公共防御事业的公共事务。”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人可以免责。下面就是他们的理由：

过去的皇帝……在一个物资丰富的年代将这些特权赐给功勋卓著的人，对其他的土地所有者没有太大的损害……然而在现在的困难时期，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82

由地主统治又服务于地主的西罗马政权，在公元5世纪40年代初被迫大幅减少长期以来提供给最重要的拥护者的税收优惠。税基损失的危害逐渐显现出来，宫廷显贵们不得不减少他们一直享有的特权和优待。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财政危机的严重程度了。

罗马史学家通常认为，帝国后期花在军队上的税收大约占三分之二。这与实际情况相差无几。那么当帝国税收大幅缩减的时候，军队必然是最大的受害者。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方面能削减开支了。而且可想而知，公元440年至441年的零星政策不足以弥补阿非利加税收的整体损失。在公元444年的最后三个月，另一条帝国法令承认：

我们确信每个人都认为，维持强大的军队以备……国家不时之需，其重要性无以复加。但是我们已无能为力，因为为了处理一项事务已经花费很多经费……必须把全体人民的安全放在首位……纳税人已经竭尽全力，但仍无法供养新近宣誓入伍的士兵，甚至也无法供养原有的士兵。现在看来，纳税人已无法为军队的粮食和服装提供足够的供给。

承认纳税人“竭尽全力”，对他们表示同情，是政府的怀柔政策。法令的核心条款实际上是要另外征收4%的营业税，买卖双方各摊一半。法令继而明确指出，帝国在现有税收基础上，已无力支撑当前局势所需的军队规模。毫无疑问，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无法明确计算北非在西罗马帝国造成了多大的财政缺口。但我们可以算出仅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斯提非斯两地的税收损失所造成的军队削减情况。从公元445年法令中提到的数字可以算出，这些行省由于新的免税政策造成的税收损失总计达到每年106200苏勒德斯。 83 一名普通的野战军步兵每年的开销大约是6苏勒德斯，骑兵是10.5苏勒德斯。 84 这就意味着，单是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减少的税收就说明，部队减少约1.8万步兵，或约1万骑兵。当然这还不包括较富裕的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这两个行省的税收全部丧失了。因此北非税收减少的总量标志着军队减员近4万步兵，或2万以上的骑兵。除这些损失以外，当然还有公元405年后那段时间产生的损失。如第五章所述，到公元420年，为了弥补野战军的严重损失，政府将驻地部队提升为野战军，没有招募正规的野战军部队。我们在《罗马帝国百官志》中没有找到公元5世纪40年代初最新的军队列表（人员部署）。但是如果有的话，一定会显示自公元420年后人数的进一步大幅减少。因此，只消一个巨大的新威胁就能迫使埃提乌斯取消东西罗马的联合远征军，接受灾难性后果。

这次威胁来自哪里？莫罗保蒂斯在公元443年赞美诗的残篇中至少对此有所影射，但没有直言。战争女神贝娄娜说：“我将召唤远在北方的民族，来自法西安（Phasian）的陌生人将沿着台伯河逆流而上。我将聚集各个民族，撕毁王国间的和约，宫廷皇室将在我的怒火中陷入混乱。”然后她向厄倪俄下达命令：“让野蛮的民众投入战争，让塔内斯（Tanaïs）在无名的地方奔腾，带去斯基泰人的箭羽。” 85

从斯基泰来的会射箭的游牧民族？在公元5世纪中叶，这只有一种可能——匈人。匈人的确是迫使北非远征军放弃从西西里出海的新问题。就在远征军为出发做最后准备的时候，匈人越过多瑙河，向东罗马的巴尔干地区发动袭击。君士坦丁堡把驻守在多瑙河前线的军队都派往了迦太基，现在只得将他们立刻召回，放弃任何消灭盖萨里克的努力。而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公元5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匈人都是罗马的主要盟军，维护埃提乌斯的政权，并帮助他打败勃艮第人，遏制西哥特人。在这种态度转变的背后隐藏着另一个导致罗马灭亡的关键人物。下面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匈王阿提拉。

第七章
匈王阿提拉

自公元441年至453年的十多年间，在欧洲历史上占据支配地位的是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役——“上帝之鞭”阿提拉的杰作。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吉本之后，他通常被视为一位军事和外交天才。在20世纪40年代，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曾试图纠正这一观点，将他描绘成一个失败者。对与他同时代的基督徒而言，阿提拉的军队就像是全能上帝手中挥舞的鞭子。他的异教徒军队遍布欧洲，鞭笞着那些上帝选出的罗马皇帝。罗马的帝国理念很擅长解释胜利，但在解释失利方面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尤其是败在非基督徒手下。为什么上帝会容许异教徒歼灭他的子民？公元5世纪40年代，匈王阿提拉将毁灭的种子从君士坦丁堡一直散播到巴黎城门前，促使人们提出了这个从未提过的问题。那个时代有人这样说：“阿提拉让整个欧洲化为齑粉。” 1

失去阿非利加

阿提拉初登历史舞台时，是与他的兄弟布勒达（Bleda）共同统治匈人。两人从他们的叔叔卢阿［Rua，或卢嘉（Ruga）］手中继承了统治权（公元435年的11月，卢阿仍然在世）。 2 东罗马帝国派遣使节出访阿提拉和布勒达的最早记录是在公元438年2月15日之后的某个日子。兄弟俩可能直到公元5世纪30年代末，很可能是迟至公元440年才掌权。和其他新政权一样，他们初一上台就改变政策。与君士坦丁堡的初步接触使他们决定重新协商双方的关系。双方代表在上默西亚多瑙河河畔的马尔古斯城外会面（地图11）。公元5世纪的史学家普里斯库斯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匈人］认为下马商谈不妥。因此，罗马人顾及自己的颜面，在见面时选择同样的方式，避免一方骑在马背上说话，而另一方站在地上。” 3

新协议最突出的变化是，给匈人的岁贡从每年350磅黄金增加到700磅。条约中还包括遣返罗马战俘、贸易设立的地点和方式，以及罗马将不再接收来自匈人帝国的叛逃者等条款。然而，尽管岁贡增加，新协议仍未能让匈人的两位新首领满意。此后不久，可能是在公元440年年底至441年年初，在一次贸易过程中，匈人“商人”突然亮出武器，占领举办贸易的罗马要塞，杀死守卫和一些罗马商人。据普里斯库斯记载，当罗马使节抗议此事时，匈人反驳道：“马尔古斯的主教进入他们的领地，亵渎匈人的王室陵墓，并偷走价值连城的随葬品。”然而，主教版的夺宝奇兵故事只是个借口。借此机会，叛逃者的问题被重新提起。阿提拉和布勒达以战争相威胁，要求罗马立刻交出匈人叛逃者（包括那位主教）。罗马并没有照办。等到战季来临，匈人大举渡过多瑙河，攻陷边境上的要塞和城市，包括罗马在费米拉孔（Viminacium）的主要军事基地。

此时，马尔古斯的主教恐慌起来。他与匈人做了一笔交易，如果匈人撤销对他的指控，他将拱手让出自己的城市。阿提拉兄弟趁此良机又占据一个战略要地，并充分利用马尔古斯的优势。马尔古斯是打通横贯巴尔干半岛罗马军事要道的关键。匈人很快开始围攻干道上的下一个要地：纳伊苏斯（现在的尼什）。干道在纳伊苏斯一分为二，一条大体上向正南通向塞萨洛尼基，另一条向东南经塞尔迪卡（现在的索非亚）直达君士坦丁堡。拿下这个岔路口至关重要。这次，普里斯库斯为我们留下了详细的攻城记录：

当……匈人把大批攻城装备运到城墙下……面对乌云般的流矢，城垛上的守军放弃抵抗，撤离城垛。攻城槌也出现在战场上。这是一种巨型装置，在斜搭的木架上用锁链横吊着一根撞槌，撞槌前端装有金属尖头和隔板……以保障操作者的安全。槌的尾端装有短绳，操作者用力将撞槌朝目标反方向拉起，然后再松开……守军从城墙上滚下马车大小的巨石……一些攻城槌被砸坏，操作的匈人也被砸死。但守军仍无力抵御如此众多的攻城装备。随后，敌人架上云梯……蛮族人从攻城槌撞出的缺口和云梯攻进来……城市沦陷了。

在过去，人们对这段话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它明显借鉴了修昔底德（Thucydides）有关古代攻城战役的著名描述。修昔底德笔下的这场攻城战是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初期的普拉提亚（Plataea）战役。描述如此相似，人们通常会认为整个故事纯属捏造。但在古代，作者展示其学识是情理之中的事，读者也乐于看到他们引经据典。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普里斯库斯借鉴著名史学家的一些词句，就认为整个战事是虚构的。 4 我们知道，不管怎样，纳伊苏斯在公元442年被匈人占领。

在同东罗马帝国的首次交战中，阿提拉和布勒达已经证明他们有攻占固若金汤的罗马要塞的军事实力。尽管他们在夺取马尔古斯时玩了点花招，但费米拉孔和纳伊苏斯都是巨大而坚固的要塞，而他们依然能够强行攻破。这意味着在欧洲战争的舞台上，罗马和蛮族之间的军事力量平衡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前文所述，巴尔干半岛最近一次遭受严酷攻击是在公元367年到382年之间。侵袭者是哥特人。这些哥特人虽然能够夺取一些较小的防御基地或追逐散兵，但对高墙内的大城市只能望而兴叹。因此，尽管有时候会出现食物短缺，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城市基本上仍能完好无损地撑过战争（参见本书第四章）。西日耳曼尼亚的情况也是如此。罗马军队深陷内战之时，莱茵河边境的部落有时会进犯帝国的大片领土，例如公元4世纪50年代初，马格嫩提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内战余波中的阿曼尼人。但他们的作为仅止于占领城郊，破坏小型瞭望塔。他们并没有尝试攻击那些固若金汤的主要防御中枢，例如科隆（Cologne）、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施派尔（Speyer）、沃尔姆斯（Worms）、美因茨等。这些城市基本上都没有遭到破坏。 5 现在，匈人却能够成功攻陷这样的要塞。

没有史料记载他们是如何获得攻城技术的。是他们在大草原上本身就有的，还是新近习得的？攻城技术在对抗哥特人和其他黑海北部部落时几乎用不到。有关匈人自公元4世纪70年代起作战的记载主要集中描述了他们在开阔战场上的骑射技能。但如果这些匈人曾属于早先的匈奴联盟（参见本书第四章），后者在与中国的对抗中确实会有攻城的需要。此外，在古典时期晚期，即便无名的游牧部落也希求占据丝绸之路上那些固若金汤的富饶城市，或至少对它们施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具备一定的攻城能力也很重要。 6 另一方面，在公元5世纪40年代之前，匈人曾受雇于埃提乌斯，很可能还有之前的君士坦提乌斯。因此，他们有可能通过仔细观察罗马军队作战，习得攻城技术——在不同时代，罗马的技术和装备都曾迅速被蛮族人采用。就在公元439年，匈人辅助部队还协助西罗马的军队围攻图卢兹的哥特人，从而直接见识了围攻作战。总的来说，我认为，匈人成功攻占费米拉孔和纳伊苏斯，更有可能是表明他们新近发展了一项新的作战技术。人员情况对于攻城战成功与否也同样重要。制造和操作作战装备、挖战壕以及发起总攻都需要人员。在本章稍后我们会看到，即便攻城装备的设计并非创新，但直到不久前匈人才具备如此规模的人力。

不论他们是如何获得攻城技术，这些蛮族夺取关键防御中枢的作战能力在战略上对罗马帝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固若金汤的重镇是帝国控制其领土的核心。然而，虽然费米拉孔和纳伊苏斯的失陷意义深远，但此刻最为关键的是匈人选择与君士坦丁堡初战的时机。当时东西罗马帝国的远征军正集结在西西里，意欲从汪达尔人手中夺回迦太基。前文已经提到，这支远征军中东罗马的军队大多是从巴尔干半岛抽调的野战军。显然，匈人对此了如指掌。在罗马边境地区，消息传递很快。因此很难隐藏从驻地大量撤军的事实。 7 我认为，君士坦丁堡方面在阿提拉和布勒达统治初期轻易地将岁贡提升到700磅黄金，是想借此争取足够的喘息时间，远征阿非利加。要真是这样，君士坦丁堡的当权者们就大错特错了。匈人并没有被收买，反而决定进一步利用罗马此时的弱点。他们心怀不轨，大举渡过多瑙河。这样一来，君士坦丁堡方面就不得不从西西里撤军。东罗马帝国丢失了三个主要基地——费米拉孔、马尔古斯和纳伊苏斯（尽管后者在命令下达时可能还没有沦陷）。这对罗马而言史无前例。在这种情况下撤军，也情有可原。现在，匈人军队牢牢占据这条横跨巴尔干半岛直指君士坦丁堡的军事要道。阿提拉不用亲临北非，就在第一次征战中迫使东西罗马帝国放弃收复北非这一重要计划。匈人对罗马帝国造成巨大的战略打击，其结果和两个世纪前波斯人造成的结果一样影响深远。当然，匈王阿提拉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他有很长远的规划。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东西罗马帝国都将感受到他的力量。

生于紫室

公元5世纪40年代，匈人不断扩大对西罗马的战略影响已显露无遗，但阿提拉统治其他方面的影响就没这么明确了。公元4世纪70年代，匈人第一次入侵欧洲边界时还不具备读写能力。70年后仍然如此。因此匈人甚至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们最伟大首领的记录。而罗马史料则一如既往，更多的是关注外来部落对帝国的政治、军事影响，而非记录他们的事迹。因此，一些意义重大的内容，尤其是这些部落的内部历史，则很少或是没有被提及。同奥林匹奥多罗斯有关公元5世纪最初20年的记载一样，我们只能为来自色雷斯帕尼翁（Panium）的罗马史学家普里斯库斯作品的流失深感惋惜（上文已引用过他的记述）。然而，这次我们又很幸运，因为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的作品中保留了普里斯库斯作品的一些重要选段。这位公元10世纪的拜占庭皇帝不问国事，爱好文学。

紫衣贵族（Porphyrogenitus），希腊文指“生于紫室”，为我们了解这位中世纪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的困境提供了有力线索。他生于公元905年，“智者”利奥六世（Leo VI“the Wise”）皇帝之子。利奥六世去世时，君士坦丁七世年仅7岁。公元10世纪是一个帝国扩张的年代。伊斯兰教世界政治统一的局面崩溃，小亚细亚和近东边境上的一些伊斯兰教地区被拜占庭军队轻易拿下。军事胜利使皇帝不断分发战利品，奖赏土地。这又相应地在君士坦丁堡内部催生了一个自信但又野心勃勃的军官阶层，为政治权力争夺不休。然而，君士坦丁七世最有利的资本是出生在皇宫的紫室。这使他成为赋予新近获胜的指挥官合法性的一个有力工具，或是联姻，或是升任他为共治皇帝。但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些受他提拔的人势力太过强大，以至于他只有在生命的最后14年里，即公元945年到959年，才在名义上成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即便是那段时间，他也不过是一位有名无实的皇帝而已。 8 同霍诺留皇帝一样，君士坦丁七世漫长而无意义的统治偶尔也有闪光点。前者的事迹在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有所提及。不同的是，霍诺留全部精力都用于担心下一次篡位何时发生，而君士坦丁七世则全心投入文化事业。他最担心的是拜占庭会丧失它的传统文化遗产。

君士坦丁七世突发奇想，开始给古代所有的伟大作品编纂摘录，以保存古典文化。他在其中一卷作品的序言中写道：“需要收录的作品数量庞大，即便只是想象一下也是一件费神的事，而且这项工程规模浩大，任务艰巨。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摘取有用的内容，再重新组合。这样就可以扩大这些知识的流传范围。”他总共计划编纂53卷摘录，分别命名为《胜利篇》（Excerpts concerning Victories ）、《国家篇》（Excerpts concerning Nations ）等。我们知道其中23卷的名称，但现存有全本或残篇的只有其中的4卷。 9 单这些存本的现代版本就有厚厚的6部。据估计，这还只是君士坦丁七世原工程的三十五分之一。经过中世纪唯一存留下来的全本是第27卷手稿——《出使篇》（Excerpts concerning Embassies ）。内容包含两部分：罗马派到外族的使节，以及外族出使罗马的使节。但这卷手稿也差点失传。最初的手稿毁于1671年马德里埃斯科里亚宫（Escorial Palace）图书馆的大火。幸运的是此前已存留了副本。 10 第27卷的两部分都广泛摘录了普里斯库斯的史料。我们还真得感谢君士坦丁七世。如果没有他，我们对阿提拉将一无所知。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君士坦丁七世拟定的分卷名称虽然累赘，但十分精准。《出使篇》的内容确实都与使节有关。摘录主要集中在外交方面，同时也会偶尔提及军事等其他信息。因此，我们不光获知阿提拉和君士坦丁堡谈判的确切内容——我们稍后将会看到，普里斯库斯在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还了解了匈人的战争机器及其内部政治格局。这些内容大部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在普里斯库斯散佚的史料中有详细记载。但我们求而未得的是君士坦丁七世的《罗马对外重大战役篇》（Excerpts concerning Big Battles between the Romans and Foreigners ），他应该写过这样一个分卷。失传的分卷中有一卷名为《胜利篇》。鉴于匈人屡战屡胜，这卷书里可能没有摘录多少普里斯库斯的史料。虽然我们有很多普里斯库斯关于罗马－匈人外交的精彩叙述，但我们仍只能通过其他史料来拼凑出阿提拉的征战及其统治的其他细节。

英雄陨落

古代的后勤补给比较落后，公元441年东罗马派往北非的远征军尽管当年就从西西里撤出，却没能及时赶回巴尔干半岛。公元442年纳伊苏斯失陷后，君士坦丁堡签订了屈辱的和平协议。由于君士坦丁七世的随从没有摘录普里斯库斯史料中的相关片段，我们不知道条约的确切内容。但后来几次谈判中也提到这个条约，因此我们仍能清晰了解其大致情况。可以想见，岁贡进一步提高：保守估计可能是每年1400磅黄金——在公元447年上升到2100磅黄金，1400磅是个折中值（公元441年至442年战争爆发之前是700磅）。这个数字还要足够庞大，否则截至公元447年拖欠的款项就不会达到6000磅黄金。除此之外，匈人首领继续就叛逃者和罗马囚犯问题施压。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向匈人倾斜。 11

君士坦丁七世的摘录方法意味着，普里斯库斯对公元5世纪40年代的叙述脉络已难以恢复。因此我们需要对照其他史料来重新排序存留的外交片段。在这种情况下，重构这段历史就取决于拜占庭编年史作者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在公元9世纪所做记载的授信程度。如果我们大致接受他的叙述结构，并按照相应的时间顺序整理普里斯库斯的史料片段，就会发现，在公元441年至442年的战役之后，阿提拉在巴尔干半岛又向东罗马发动了两次进攻，并取得胜利。一次是公元443年，在克森尼索（Chersonesus）击败一支罗马军队；另一次是公元447年，匈人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然而，奥托·J.曼辰-海尔芬（Otto J. Maenchen-Helfen）提出可信的证据，推翻塞奥法尼斯的可信性。 12 这位非凡的匈人史学家曾于1929年在蒙古西北部与一群突厥语族的游牧民共同生活了数月。他还精通希腊语、拉丁语、俄语、波斯语和汉语。此外，他观察细致，逻辑缜密。曼辰-海尔芬并不是第一个挑战塞奥法尼斯可信度的人，但他确实完成了最终决定性的一击。他证明塞奥法尼斯在记录阿提拉治下的匈人时非常笼统，错误地将发生在公元5世纪40年代的所有事件都归在公元449年至450年间。透过曼辰-海尔芬的证据，结合我们所知道的信息，我们显然能够得出以下结论：公元442年之后，阿提拉和东罗马帝国之间仅在公元447年有过一次交战，而非两次（地图11）。 13

冲突的演变过程显而易见。东罗马之所以做出让步，并签订公元442年至443年的条约，包括提高岁贡的黄金数目，仅仅是因为当时他们处于虚弱期，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军队都远在西西里。军队返回后，他们的态度立刻变得强硬起来。大约在公元443年或稍晚些时候，罗马当局就不再进贡。因此，直到公元447年，欠款累计达6000磅黄金。如果从公元442年拟定和约开始计算，每年的支付额的确是1400磅的话，东罗马只进贡不到两年就叫停了。 14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应对措施。公元443年9月12日，一条关于确保军备的法令正式生效：“我们命令每位公爵［驻军指挥官］必须恢复士兵人数到以往水平……必须致力于加强他们的日常训练。此外，我们还委托各位公爵负责营地以及巡逻艇的保养维修工作。” 15 通过大量招募伊索里亚人（Isaurians，来自小亚细亚西南部的西里西亚高地，通常为盗寇），东罗马野战军的军力也有所提高。 16 万事俱备，东罗马对于瓦解匈人的优势充满信心。

匈人高层的一次骚动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信心。公元444年或445年，阿提拉谋杀自己的兄弟布勒达，独揽匈人大权。普里斯库斯有关此次谋杀的记载都悉数流失。因此我们只知道事件发生的年代，却无从得知其起因和经过。但这件事正巧发生在东罗马筹划推翻公元442年至443年签订的和约之际。显然，君士坦丁堡趁机中止岁贡，同时也不用担心立刻遭到报复。因为独揽大权的匈人新王正在忙于巩固自己的政权，无暇发动大规模战役。不过，双方都在为迎接一次实力的较量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公元447年，战争终于爆发了。

首先发难的是阿提拉。他派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抗议他们拖欠岁贡以及并未移交叛逃者。而东罗马仅仅答复说他们已经做好会谈的充分准备，再无其他反应。于是阿提拉发兵横扫整个多瑙河流域，一路摧毁各边境要塞。可怜的原驻地部队，自公元443年的法令颁布之后，本该士气大振，却不敌匈人。阿提拉遇到的第一座大型要塞是拉提亚里亚——达契亚行省拉提亚里亚河附近的重镇。很快它就沦陷了。之后匈人铁骑沿多瑙河西进，直指哈伊莫司山北部。在那里与罗马军队爆发第一场恶战。巴尔干半岛东部野战军的指挥官（色雷斯野战军主帅）是阿尔尼吉斯库鲁斯（Arnegisclus）。他们从马西安诺堡的指挥部倾巢而出向东北推进，在乌塔斯河（Utus）迎战。据说，罗马人在战斗中表现勇猛，但还是被击溃了，而阿尔尼吉斯库鲁斯本人也在他的坐骑被杀之后下马继续力战而死。胜利为匈人打通了哈伊莫司山的各山口。他们蜂拥南下，直到色雷斯平原。阿提拉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公元447年1月27日，凌晨两点多，君士坦丁堡突然发生地震。黄金门（Golden Gate）一带整个区域化为废墟。更糟糕的是，巨大的城墙也有一段倒塌了。当时阿提拉即将入侵，但地震的消息可能改变了他的进攻路线。等他赶到那里时，危机已经过去。东罗马的禁卫军长官君士坦提努斯已经动员各路人马清理护城河的瓦砾，并重建了城门和瞭望塔。截至3月底，地震造成的损毁不但已经修复完毕，而且如一纪念碑文所说：“即便是女神雅典娜（Athene）也不可能做得比这更快更好。” 17 阿提拉的军队还没有靠近君士坦丁堡，攻陷它的时机就早已经过去了。匈人军队的推进并未演变成围城战，而是引发了这一年的第二场大战。虽然色雷斯的野战军被击溃散逃，但东罗马仍然有中央野战军驻扎在首都周围，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两侧。随后这些部队在克森尼索集结，跟敌人再度激战，并且又一次溃败。

阿提拉虽然没能攻入君士坦丁堡，但他已经打到黑海和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的海岸，分别抵达西斯塔斯（Sestus）和卡利波利斯［Callipollis，现在的加利波利（Gallipoli）］（地图11），控制巴尔干半岛其他所有地区。随后，他利用自己的统治，在巴尔干半岛的各罗马行省造成了可怕影响。获胜后，匈人兵分几路，四处袭击，向南一直突袭到温泉关（Thermopylae），也就是近百年前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率领希腊军队抵抗波斯大军那场著名战役的战场。我们经常会看到匈人蹂躏巴尔干半岛的记载，比如在大约同时代的色雷斯人伊达提乌的生平中提到：

那些匈人蛮族……如此强大。他们攻占数以百计的城镇，几乎使君士坦丁堡陷入绝境，人心惶惶，争相逃命，甚至连僧侣们都想逃往耶路撒冷……他们摧毁色雷斯，使它再也无法复苏到之前的盛景。 18

一百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并不可信。但毫无疑问，大量要塞被攻占和摧毁了。塞奥法尼斯称，除了哈德良堡和赫拉克利亚（Heracleia）之外的所有地方都落入匈人之手。而其他史料还列举了一些受害地区的名字：拉提亚里亚——战争的发源地、马西安诺堡、菲利波波利［现在的普罗夫迪夫（Plovdiv）］、留莱布尔尬兹（Arcadiopolis）以及康斯坦蒂亚（Constantia）。这份列表包括巴尔干半岛的大多数罗马重要城镇，显然还有很多小地方也毁于战火。我们还有一些确凿的证据来说明对于这样的罗马重镇而言，横遭匈人占领意味着什么。如前文所述，巴尔干半岛北部有一个差不多被完全发掘出来的罗马重镇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鲁姆，位于哈伊莫司山北麓。跟迦太基一样，这个地方在中世纪被遗弃，也没有在上面兴建新的城市，因此经过长期的发掘之后，我们得以一窥当时城市的原貌。在公元376年至382年的哥特战争期间，尼科波利斯周边乡村的富人别墅都被洗劫一空。很可能是哥特掠夺者所为。这些别墅再也没有被重建。但从公元4世纪80年代末起，大量富人在城市中心盖起了房子。到公元5世纪上半叶，已经占据城市的49%。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当地的罗马地主们在公元376年之后，由于日益加重的不安全感，纷纷搬进有高墙保护的城市里，同时仍然作为长期居住在外的地主经营着自己的地产。考古发掘发现，这些房子以及整个城市中心的最后一个地层显示出曾遭受过巨大破坏。发掘出的钱币按发行时间排序也大体完整，截止于公元5世纪40年代中后期。

因此，显然我们在这座古老城市中所看到的破坏都是公元447年阿提拉的匈人军队袭击和洗劫的结果。稍晚一些时候，城市部分得以重建，但重建面积很小，整个地区也已面目全非。考古发掘显示，以往华丽的宅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教堂建筑群、一些简陋的小房子以及几座行政大楼。哈伊莫司山北麓的罗马式城市发展的成果，整个巴尔干半岛自公元1世纪和2世纪开始，历时三百来年罗马化的成果就这样被匈人毁灭了，再也无法重现。公元410年哥特人在罗马得到补偿就打道回府，是一次惬意的、小小的洗劫。这次显然不同，我们在尼科波利斯看到的是一次大规模的破坏。 19

很难说是否所有被匈人袭击的地方都有这样的遭遇。在那些幸免于难的地方中，最有名的就是坐落在一座易守难攻山顶之上的艾西马斯（Asemus）小镇。凭借着武装和组织，镇上居民不仅挺过阿提拉的风暴，还俘获一批匈人俘虏。他们的城镇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还经受住了更多风暴的考验。 20 但毋庸置疑，公元447年的这场战役对于巴尔干半岛的罗马人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两支主力野战部队战败，大批要塞失陷，其中一部分甚至被摧毁。因此，在克森尼索再次战败之后，东罗马被迫求和也就不足为奇了。普里斯库斯史料的一份摘录让我们了解了和约的条款内容：

［所有］叛逃者必须移交给匈人，并支付6000磅黄金以补足之前拖欠的岁贡；从今往后的岁贡标准定为每年2100磅黄金；每一个在［与匈人的］战争中被俘，且没有支付赎金就逃回本土的罗马囚犯都需要支付12苏勒德斯［1/6磅黄金］赎金……以及……罗马不得接纳任何叛逃的蛮族。

普里斯库斯接下来自嘲地评论道：

罗马人假装他们自愿签署了协议。但事实上是由于他们的指挥官们被巨大的恐惧攫住，出于对和平的渴望，才不得不欣然接受所有的强制条款，无论多么苛刻。

毫无疑问，宣传机器又开始解释罗马这次最新“胜利”的前因后果了。当税务官来敲门时，没有人还会对事情的真相抱有任何怀疑。普里斯库斯接下来描述了筹齐拖欠的岁贡是项多么艰难的工作：“甚至连元老院的每一位元老都根据自己的位次捐献了一笔定额的黄金。”同西罗马在迦太基失陷后一样，公元447年签订的这个和约条件苛刻，致使税收优惠政策至少是被部分取消。政府肯在金钱方面打击自己最重要的支持者，这清楚表明，同阿提拉的战争已经严重削弱君士坦丁堡当局，使他们走投无路。

即便只从残存的史料片段来看，阿提拉在公元5世纪40年代的辉煌业绩也已显露无遗。但我们还远未能理解他为何如此成功，以及之前都一直满足于获取适量岁贡的他又为何彻底改变匈人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来审视这个恐怖统治背后真实的阿提拉。

探寻阿提拉

相比其他公元4世纪晚期和5世纪的“蛮族”首领，我们对阿提拉了解更多。这是因为史学家普里斯库斯步奥林匹奥多罗斯及其鹦鹉的后尘，在他们出使匈人领地40年后，也踏上了匈人的领土，最终来到这位大人物面前。普里斯库斯完整地记录了他的出使经历。公元449年，普里斯库斯的朋友，一个名叫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的杰出幕僚，不幸抽到下下签，成为罗马使团的最新成员，跋涉北上试图平息阿提拉的怒火。马克西米努斯的任务是处理两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其一是长期以来的匈人叛逃者问题；而另一个则是关于多瑙河南部一片“五天路程范围”的领土——阿提拉在公元447年获胜之后就夺走了这片领土。匈人希望罗马人撤出这片地区，也许是想在罗马跟匈人领土之间制造一块缓冲区域。他们抱怨说一些当地的罗马人仍在那里耕种。而罗马的策略则是想让阿提拉的得力助手奥尼吉修斯（Onegesius）参与谈判，期望他对阿提拉有足够的影响力，说服阿提拉达成协议。然而，他们也很清楚，如果阿提拉一时兴起，这两个问题很可能会成为他再度开战的借口。

在使团出发之前，还有许多准备工作可做。我们从第三章有关狄奥法内斯的内容可以体会，即便有公共交通系统作为后勤支持，罗马官员在帝国境内出行还是相当麻烦的。去往帝国境外就更加困难了。狄奥法内斯除了必须随身携带各种生活器皿和奴隶之外，还得准备介绍信以及礼物送给沿途可能遇到的要人。作为外交使节，特别是面对出使潜在敌国这样一个敏感任务，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都急于消除对方敌意，就更需要准备大量贵重礼物。据我统计，普里斯库斯记录了至少在五个不同场合送出礼物，很可能还在其他场合送了礼。我们的主人公送给同行匈人使者丝绸和珍珠。殷勤招待使团的布勒达遗孀也收到了“礼物”——但没有详细说明是什么礼物。使团见到阿提拉本人后，也当面呈献了礼物。他们送给奥尼吉修斯黄金，请求他从中斡旋，还向阿提拉的王后克蕾卡（Hereka）赠送了更多礼物。显然，每位使节都携带了大量黄金、丝绸、珍珠，也许还有白银和宝石。尽管普里斯库斯没有明确提及，但和随行的奴隶一样，使团中可能还有一支武装卫队。

使节们还学习外交礼节。有些行为很显然会引起不快。与阿提拉同行时必须走在他身后，绝不能超过他。在阿提拉附近宿营时，必须把帐篷搭在地势更低的地方。这些都是基本细节，因为阿提拉的营帐才是最重要的。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在第二点上还是犯了错，只得离开。 21 但作为罗马使节，保持自己的尊严也是必要的。他不能为了引起匈人权贵的注意而总在阿提拉的营帐逗留。这时就该普里斯库斯出面了，这也是他来此的原因。他们各自的分工在普里斯库斯的记录里表述得相当明确：在跟奥尼吉修斯打过首次交道后，“［奥尼吉修斯］指定我负责跟他协商我们期望解决的问题——因为马克西米努斯身为官员，不便经常拜访。之后，他便离开了” 22 。简而言之，普里斯库斯担任马克西米努斯的中间人，以保全罗马使节的尊严和地位。同时他也是出使的重要成员，也得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这样一来，他就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为自己的新书做记录。

有多少罗马使节出使匈人领地，我们无从得知。普里斯库斯只是围绕三个人展开叙述：马克西米努斯、他自己，还有翻译官维吉拉斯（Vigilas）。这个维吉拉斯曾参加过公元447年议和的使团。 23 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两位匈人使臣，埃德科（Edeco）和俄瑞斯忒斯（Orestes）。后者是罗马人，出身于潘诺尼亚。该行省被埃提乌斯移交给匈人之后，俄瑞斯忒斯最终在阿提拉的手下效力。公元449年早些时候，这两位使臣及大批随从来到君士坦丁堡，提出匈人方面的要求，而现在马克西米努斯回访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古代穿梭外交的步调。

双方使节从君士坦丁堡向西北方向出发，取道横穿巴尔干半岛的主要军事干道。经过13天的极速旅程后，他们抵达距离东罗马首都500公里的塞尔迪卡。这时，罗马人决定举办一场晚宴来打破僵局。他们为此从当地人手里买来牛羊。直到祝酒前一切都进展顺利：“干杯时，蛮族人赞颂阿提拉，而我们则称颂狄奥多西［东罗马的皇帝］。然而这时，维吉拉斯说不应将人跟神来相提并论，言外之意是说阿提拉不过是凡人，但狄奥多西则是神。这样就激怒了匈人，他们变得激动和暴躁。”

罗马方面采取灵活变通的方式，挽救了这一天：“我们把话题转向其他方面，通过友好的方式平息他们的怒火。晚宴后我们离开时，马克西米努斯用丝质服装和珍珠作为礼物打动了埃德科和俄瑞斯忒斯。”

局面又回到了其乐融融的状态，然而发生了一件相当蹊跷的事情——至少当时看起来是这样。匈人在等待返回帐篷时，俄瑞斯忒斯说，他很高兴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没有犯下与君士坦丁堡当局一样失礼的错误，只宴请埃德科，没有邀请他。普里斯库斯和马克西米努斯都没有听出俄瑞斯忒斯的弦外之音。但这句话的重要性不久之后就会显现出来。 24

接下来的几天里，车队缓缓向西北蜿蜒穿过巴尔干半岛，越过苏西山口，抵达纳伊苏斯。这座城市于公元441年至442年被匈人蹂躏的惨状历历在目。双方不得不在城外的河边仔细寻找，选在一处没有散落白骨的开阔地扎营。第二天，阿提拉要求君士坦丁堡遣返的17名匈人叛逃者中有5人跟队伍会合，使团的人数增多。将他们移交给马克西米努斯的是阿基迪乌斯（Agintheus），罗马帝国伊利里亚野战军的总指挥官。所有人都明白，一旦返回家乡，迎接这些叛逃者的将是死亡。因此可以想见，大家都比较动情。普里斯库斯指出阿基迪乌斯对这些人非常仁慈。在纳伊苏斯，道路转向北方，车队蜿蜒穿过树林和荒原，抵达多瑙河河畔。在这里他们没有看到罗马海军引以为傲的刀锋（公元443年9月颁布的法令是这么说的），只有“蛮族摆渡者”，用整个挖空的树干造出的独木舟将他们送过河。现在他们进入旅途的最后一段。又前行了70视距（约14公里），再加上半天的行程，他们终于抵达阿提拉的营帐。

在这里又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情，比第一件更令人不安。使节们跋涉近一个月，终于到达目的地，准备着手干活。他们刚刚搭起帐篷，埃德科和俄瑞斯忒斯同一队匈人骑兵就出现在他们面前。随同而来的还有阿提拉的另一名亲信斯科塔。而奥尼吉修斯这个可能的斡旋者却因陪同阿提拉的一个儿子外出而没有出现。这本身就不妙。然而事态还在持续恶化。信使要求使团道明来意。当罗马人回答说他们的使命只能面呈阿提拉时，他们便将消息回禀自己的首领。据普里斯库斯记载，之后他们又回来了。这次匈人使者“传达了有关我们此行目的的所有事项后，命令说，假如我们没有其他话要说，那就请尽快离开”。

罗马人瞠目结舌。首先，他们没有料到会受到如此不友好的待遇。其次，匈人竟然知道他们的一切来意。使节们一时哑口无言。后来，翻译官维吉拉斯痛斥马克西米努斯没有设法编出点什么让谈话继续下去。随便编个出使的理由都比直接打道回府要好，即便这个谎言往后也会被拆穿。几个月的准备和旅行看起来就要付之东流。于是，奴隶们开始把行李装上牲畜，而他们也准备出发。就在这时，尽管夜幕已经降临，阿提拉又派来了新的使者。他给他们带来一头公牛和一些鱼，并告诉他们，阿提拉下令说，现在天色已晚，他们可以在这里吃饭过夜。于是，他们享用晚餐，心情愉快地入睡了。他们确信阿提拉决定对他们稍加温和一些。

当他们醒来后，乐观情绪又荡然无存。阿提拉的下一条消息毫不含糊：除非他们有新的事情要说，否则就必须离开。他们十分沮丧，重新开始收拾行李。特别是马克西米努斯，显得尤为绝望。

普里斯库斯这时积极迈出了第一步。他孤注一掷，找到前夜的使者之一斯科塔，希望拯救这次使命。他巧妙地许下报酬，以求斯科塔能让他们见到阿提拉，同时还采用激将法，称如果斯科塔像他自称的那么有分量，那他就一定能够办到。斯科塔上钩了，罗马使节获得第一次觐见机会。但在呈上书信和礼物之后，他们不久就发现自己面临另一个障碍：阿提拉没有按照罗马使节所希望的方向继续讨论，而是向他们的翻译发难。他说，维吉拉斯非常清楚，除非所有的叛逃者都被遣回，否则不需要什么罗马使团。当维吉拉斯回答说他们已经被遣返时，阿提拉“变得更加生气，并痛斥［维吉拉斯］，嚷嚷着说，若不是考虑到这样侵犯使者权益的话，就要将他钉在木桩上，给鸟儿当食物……因为……无耻行径”。

阿提拉接着命令马克西米努斯在他回复罗马皇帝来信时留下，却告诉维吉拉斯尽快返回，传达他关于叛逃者的要求。觐见就这样结束了。

罗马人垂头丧气地返回帐篷，对阿提拉的大发雷霆困惑不解。维吉拉斯尤其不知所措，因为在上一次出使时，阿提拉对他的态度非常友好。随后埃德科来找维吉拉斯私下交谈，强调——据翻译后来说——如果不遣回叛逃者，阿提拉一定会选择开战。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都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翻译关于两人对话的转述，但在他们有进一步举动之前，又有匈人信使抵达了。他们宣布，罗马使节将不能采购贵重商品，也不能赎回任何囚犯；在双方的争议解决前，他们只能购买食物。罗马人应当怎样看待发生的这一切呢？他们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维吉拉斯就出发了。

接下来的一周左右，罗马使节被迫跟随阿提拉去往他的王国北部。这段旅途极不舒适。他们在路上遇到一场倾盆大雨。幸好布勒达的一个遗孀在附近经营自己的封地。她解救了他们。这个女人殷勤好客，甚至在晚上送来了迷人的少女。不过罗马人只是小心礼貌地对待她们，然后把她们送了回去。

他们最后到达目的地，阿提拉的一处王宫。现在外交接触重新开始了。这一次是在更友好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普里斯库斯有更多闲暇来观察这位统治者及其帝国。通过他的观察，尽管略带罗马的文化偏见，我们也能窥见一幅引人瞩目的阿提拉肖像、由他主持的宫廷以及他行使权力的途径。

在普利斯库斯眼中，这个居住区由各种有高墙围护的建筑群组成，看上去不过是个“很大的村庄”。阿提拉的居所是这里最大最复杂的一处，也是这里唯一配有瞭望塔的一处。奥尼吉修斯等其他重要人物在这里也都有居所，每一处都用“木制的”围墙围绕着——建造思路是“优雅”而不是“安全”，普里斯库斯这样强调： 25

围墙里面有一个大的建筑群，有的用雕刻好的木板拼装，起到装饰作用，有些则由去皮并且刨直的木材搭建起来。它们建在围成圆形的石堆之上。这些石堆高度适中。

当罗马使团应邀赴宴时，普里斯库斯终于有机会进入阿提拉的寝宫：

所有座位都安置在建筑物的墙边……在房间的正中间，阿提拉坐在长榻之上，在他身后放着另一张长榻，再往后是通向阿提拉卧榻的台阶。他的床被精细的亚麻布和五彩的装饰壁挂遮蔽了，就像希腊人和罗马人准备婚礼时做的那样。

阿提拉的王后克蕾卡，他长子之母，拥有属于自己的寝宫，不容人随意走动，不过看起来是同样的布置方式：

我……发现她斜倚在柔软的卧榻上。地面覆盖着毛毡地毯以便行走。一队仆人在她周围服侍。还有一群侍女面朝她坐着，正在精细的亚麻布上做彩绣活计，用来装饰蛮族衣物。

这地方看起来就像游牧民的帐篷营地，只是用更加耐久的材料建成。普里斯库斯暗示说阿提拉在他的王国里还散布着几处这样的王宫，但是并未告诉我们具体数目。

这位史学家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当地公众生活的生动画面。他们刚一到达，就见证了迎接阿提拉归来的接风仪式：

阿提拉一到，少女们便迎上前去，在他面前排成数行，路两旁的女人们用双手捧着白色亚麻布制成的窄幅织物遮在少女们的头顶。这些织物如此之长，每一条下面都能容纳至少七名少女走过。这里有很多行这样捧着织物的妇女，嘴里唱着斯基泰人的歌曲。

普里斯库斯注意到，用餐时座位是精心安排过的。一排长榻排成马蹄状，阿提拉坐在正中间，坐在右边的比左边的身份更尊贵。之后酒宴开始。一位侍者给阿提拉斟满酒，他向自己右侧第一个人敬酒。那位来宾起身，小口抿或是喝干作为回敬，然后再坐下。其他宾客同样也向第一位宾客敬酒。阿提拉先是向马蹄右半边的宾客，然后是左半边的宾客，依次致意。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聚集在他筵席上的这些人之间应有的关系，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他们之间的尊卑等级。 26

普里斯库斯还向我们介绍了阿提拉本人。君士坦丁七世摘录的普里斯库斯有关匈王形象的一手记录并没有存留下来，但通过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公元6世纪史学家约达尼斯的转述流传下来：

［阿提拉的］步履高傲，目光巡视四方，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他的桀骜不驯。虽然嗜战，但他并没有暴力倾向。他深谋远虑，足智多谋，怜悯那些寻求怜悯的人，且忠实于那些他认可为朋友的人。他的身材矮小，有宽阔的胸膛和硕大的脑袋。他的眼睛很小，胡须稀疏，略微发白。他的鼻子扁平，肤色略深。 27

我们不清楚这是直译普里斯库斯的原话（他用希腊文写作，而约达尼斯用拉丁文）还是意译。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文字刻画了一幅令人敬畏的伟大征服者的形象。我们原本就认为阿提拉勇于面对冲突，但我们想过他会被描述成睿智和仁慈吗？他性格的双面性在普里斯库斯的其他记录中也有展露。一方面，他围绕自己注定不断征服的命运树立个人崇拜；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平易近人的一面。普里斯库斯讲述了一个故事，放牧人循着受伤小母牛留下的血迹，找到被埋藏的宝剑：

他把它挖了出来，随即献给阿提拉。阿提拉对这件礼物非常满意。因为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认定自己命中注定要成为整个世界的统治者。有了这把玛尔斯之剑，他在战争中就会所向披靡。

我深信这把剑的发现如果是真的，只不过是加强了阿提拉业已拥有的征服意识。但他的习惯和装扮在我们意料之外。普里斯库斯在阿提拉的宴会上这样写道：

给其他蛮族和我们准备的是盛在银盘里的丰盛菜肴，而阿提拉面前只摆放了一个盛着肉的木盘……宴会上的其他人端着金银制的高脚酒杯，而他的杯子却是木质的。他衣着普通，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比较干净。无论是他挂在腰间的剑，还是他蛮靴上的搭扣，或是他的马缰，都不像其他斯基泰人那样用黄金或是宝石来装点。

我们在本章稍后将会看到，考古发现证明普里斯库斯并未夸大匈人帝国的精英们使用的器皿之奢华。但对这位神指定的征服者而言，朴实无华就是好的。

我们从这些描述中能得出怎样的“真实的”阿提拉还值得商榷。我们看到的都只是表象，而非内在。即便这样也足以表明我们现在审视的是一个聪明、有城府而且相当在意自己公众形象的人。他对自己的命运有着强烈的自信，不需要外在的标志来彰显权力。拒绝华丽服饰和丰盛美食表示这些世俗追求都配不上自己这样一个注定成为伟人的人。这是匈王阿提拉的领导秘诀之一。普里斯库斯的史料和其他一两处史料向我们揭示了另外几条秘诀。不难想象，阿提拉对待潜在的敌人冷酷无情。普里斯库斯没有记录使团在纳伊苏斯带上的五个匈人叛逃者的下场。但之前被遣返给阿提拉的另外两个叛逃者——被称为“王室之子”的麻马（Mama）和阿塔卡姆（Atakam）——被施以刺穿刑。 28 刺穿刑似乎是匈人帝国处理大多数问题的主要方法。普里斯库斯后来见证了一个被俘间谍被处刺穿刑以及两个在战争中杀死自己匈人主人的奴隶被处绞刑。 29 虽然都没有详细说明，但各种史料都一致认为，阿提拉对于他的兄弟布勒达的死多少有点责任。

与此同时，暴力变得缓和了。如前文所述，尽管布勒达被除掉，但他的一个妻子保留了自己的封地。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遭遇暴风雨时，还受到她的热情款待。与我们在本书第五章中所见的斯提利科和费利克斯政治生涯结束时他们妻子的遭遇相比，阿提拉兄弟整个家庭的遭遇要好得多。或许从阿提拉的联姻策略中我们能找到原因。他娶了很多妻子，其中必定有政治联姻，利用联姻来笼络部落中重要的次级首领。布勒达大概也是这么做的。因此国王的妻子很可能有着深厚背景。即便国王下台，也不宜疏远她们。普里斯库斯的记载同样也显示阿提拉处事谨慎，尊重他的主要支持者们。他在正式晚宴开始时的祝酒环节不仅建立了尊卑关系，而且还给予每个人相应的尊重。作为使节，当普里斯库斯到达王宫时，见证的一件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阿提拉的得力助手奥尼吉修斯的妻子出来问候他：“带着食物和……葡萄酒（这是斯基泰人非常隆重的礼仪）迎接他，请他品尝她出于友好捧出的食物。为了取悦一个亲信的妻子，他坐在马上品尝了食物……”跟关键的支持者保持良好关系无疑需要大量诸如此类的行为。阿提拉也可以表现得不合情理，但那通常都是在他想找茬儿的时候。实际上，良好的关系还需要不时分享战利品。 30

虽然这些都没能让我们深入了解阿提拉的思想，但让我们对他的成功秘诀有了一些了解：绝对的自信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魅力；必要时冷酷无情，但又不失节制和精明；尊重下属，因为他们的忠诚至关重要。阿提拉对亲信们的这种控制力在普里斯库斯此次出使结束时得到充分展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结束得像一枚哑炮。普里斯库斯给我们展示了一整幅跟随阿提拉踏遍多瑙河中游平原的画卷，让我们了解匈人帝国是如何运转的，甚至还有为了进入匈人宫廷所做的努力。如果要像戏剧一样满足观众，此时需要来一场雄辩，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设法说服阿提拉，然后像英雄一样凯旋。现实却要乏味得多。如此艰难地获得觐见机会后，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就只是在阿提拉给罗马皇帝写回信时陪同左右。他们唯一的收获是以500个苏勒德斯的代价赎回一位罗马贵妇西拉（Sylla）。匈人还归还了她的孩子们，以示友好。然后阿提拉派遣一名亲信贝里库斯（Berichus）同他们一起收拾行李返回。开始时贝里库斯非常友好，但在途中又莫名其妙地变得充满敌意，收回他送给使团的一匹马，并拒绝跟他们一起骑行、吃饭。因此，这次出使既没有带来和平，也没有挑起战争。普里斯库斯和马克西米努斯为罗马和匈人之间关系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然而这次出使还有另一个更戏剧性的高潮，虽然这次跟普里斯库斯没什么直接关系。在那个乖戾的匈人陪同下，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一路跋涉穿过巴尔干半岛，途中和翻译维吉拉斯相遇。维吉拉斯正在重返北部的路上，表面上看是要带去皇帝关于叛逃者问题的答复。但维吉拉斯到达阿提拉的宫中之时，阿提拉的手下发现他的行李里藏着高达50磅黄金的巨款。维吉拉斯叫嚷着，坚持说这笔钱是用来赎回囚犯和购买优良的牲畜运载行李。但如前文所述，阿提拉曾下令说在和谈结束前，罗马使节不得购买除食物以外的任何商品。而50磅黄金足以买到喂饱一支小型军队的粮食。当阿提拉威胁说要杀死随行的维吉拉斯之子时，翻译官认罪了。事情是这样的。当初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还在君士坦丁堡做出使前的准备之时，幕后操纵者——宦官克里萨皮乌斯（Chrysaphius）已经跟匈人使节埃德科谋划好要刺杀阿提拉。这笔钱就是给埃德科的酬劳。普里斯库斯和马克西米努斯的真正任务，尽管他们并不知情，其实是充当外交幌子，以便幕后那些玩弄阴谋诡计的人干他们的勾当。

如果说这还不够危险，那么实际经过还要复杂。在上一次北上的途中，他们一过多瑙河，埃德科就把一切都告诉了阿提拉。在事后回顾时，普里斯库斯发现原来这个阴谋就是他和马克西米努斯在旅途中遇到的所有蹊跷事情的原因。这说明为什么当时在君士坦丁堡，另一位匈人使者俄瑞斯忒斯没有跟埃德科一起被邀请赴宴——那正是这个阴谋最初成形之时。这同样也说明为什么匈人知道使团所有明面上的目的。埃德科当时就得知一切，并把相关细节报告给阿提拉。还有此后维吉拉斯和埃德科之间的私下谈话，普里斯库斯当时就觉得维吉拉斯给出的解释十分牵强，不可信，以及为什么阿提拉会对维吉拉斯充满敌意。更重要的是，这还解释了那条禁止罗马人购买食物以外任何商品的禁令。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维吉拉斯设下的陷阱，让他在被发现携带黄金时找不到任何借口。克里萨皮乌斯精心设计的阴谋，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埃德科对阿提拉显然是既恐惧又钦佩，不会对自己的主君不利。

虽然整个事件跌宕起伏，但普里斯库斯的叙事出奇地平淡。阿提拉本可以随时把他们全体送上刺穿刑的木桩，因为罗马使节自己打破了所有保护外交使节的规则。幸运的是，阿提拉并未绞死所有人，而是深谋远虑，把这次阴谋看作加强他对东罗马心理支配的又一次机会。维吉拉斯得以再添50磅黄金赎回自己的儿子。而两位匈人使臣，俄瑞斯忒斯和伊斯劳，被派往君士坦丁堡：

［阿提拉］命令俄瑞斯忒斯把维吉拉斯用来装收买埃德科的黄金钱袋挂在脖子上，去到皇帝［狄奥多西二世］面前。 [1] 他将向皇帝和宦官［克里萨皮乌斯］展示这个钱袋，并质问他们是否能认出这个钱袋。伊斯劳（Eslas）则直截了当地说，狄奥多西有一个出身高贵的父亲，而阿提拉同样也有高贵的血统……但阿提拉依然保持着他的高贵血统，而狄奥多西则已经落败成阿提拉的奴仆，缴纳岁贡。因此，狄奥多西不义，像卑贱的奴仆一样偷袭阿提拉。阿提拉成为狄奥多西的主人是天命。 31

当时的场面一定很尴尬。满朝官员身着华服，位序分明，代表着维护罗马帝国至高无上地位的神的眷顾。而两位蛮族使者大步闯入，上演这出闹剧。普里斯库斯对罗马如何应对的叙述没有留存下来。但没有什么比这样正式羞辱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更能说明阿提拉的满满信心。凭借这种信心，阿提拉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多面帝国

同他的个人魅力和精明地展示出来的统治力相比，阿提拉对欧洲的统治要恐怖得多。这种统治力既是匈人两个重大变化的结果，也是其原因。仅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两个重大变化就把匈人从君士坦提乌斯和埃提乌斯的有力盟友转变为世界的征服者。普里斯库斯的叙述向我们含蓄地指出了这些变化的原因。没有发生这些变化的话，阿提拉的征服生涯也就不会展开。

如前文所述，普里斯库斯并非第一个到访匈人的东罗马史学家兼外交官。公元411年至412年，奥林匹奥多罗斯带着自己的鹦鹉取道海路，冒着猛烈风暴驶离君士坦丁堡。他们随后绕过雅典，沿亚得里亚海北上，抵达北岸的阿奎莱亚。很遗憾，仅有一份有关这次出使的简要概述存留下来。但其中包含了一个重要信息：

奥林匹奥多罗斯讨论了多纳图斯（Donatus）和匈人，以及匈人众首领的箭术天赋。这位史学家描述了出使匈人领地的任务……讲述了多纳图斯如何被誓言欺骗并惨遭杀害，首领中资历最深的卡拉顿（Charaton）是如何对这起谋杀勃然大怒，以及他是如何平静下来的。他的怒火因华贵的礼物而平息。 32

这段摘录不无可疑之处，尤其是多纳图斯及其谋杀者的身份。他是否是匈人还尚无定论。有观点认为，奥林匹奥多罗斯的使团抵达时，多纳图斯正好被杀。两者不仅仅是巧合，而是普里斯库斯卷入的那场阴谋的早期成功版。 33 但关键是，在公元411年至412年，匈人是由多名首领共同统治（具体数字并不确切）。这些首领有不同的席次，而卡拉顿是其中最资深的。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另一个游牧民族的等级制度。这个游牧民族就是可萨人（Akatziri）。在普里斯库斯出使期间，可萨人的命运引起他的关注。当罗马使节抵达匈人营地之时，奥尼吉修斯和阿提拉的长子已经前去征服这个部落。据普里斯库斯描述，这次出征也是机缘凑巧：

［可萨人］的各部落和宗族都有自己的统治者。狄奥多西二世给他们每个人都赠送了礼物，希望他们一致放弃与阿提拉联盟，并同罗马谋求和平。押运礼物的使节并没有依照这些首领的席次递送礼物。结果，地位较高的库里达契（Kouridachus）第二个才收到礼物。由于被忽视并辱没了他的荣耀，他招来阿提拉一起对抗其他首领。

这段文字没有讲述有辱使命的罗马使节如何汇报情况的 34 ，但向我们展示了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匈人所实行的政治制度。 35

三十来年后的阿提拉时代与之相比，情况迥异。普里斯库斯在匈人的宫中待了很长时间，留下许多关于其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记录。如前文所述，阿提拉十分尊重当时的内部核心领导者们——首先是奥尼吉修斯，还有埃德科、斯科塔、贝里库斯等。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拥有王室血统。所有这些信息都表明，匈人只有一位统治者，即阿提拉本人。公元441年多名首领共同统治匈人的情况已经被最高统治者的独权取代。史料并没有记载匈人的最高权力最终是如何逐渐集中于一人之手。但所有迹象都表明这并不是一次和平演变的过程。这场戏以阿提拉谋杀兄弟布勒达落幕。在此之前，权力已经聚拢到同一家族的两名成员手中。这表明卢阿（或卢嘉，阿提拉和布勒达从这位叔叔手中继承权位）在减少匈人王室族系上起到重大作用。

谋杀布勒达的赤裸裸的暴行也许能说明其他首领是如何被排除掉的。在公元441年阿提拉和布勒达袭击费米拉孔前，他们与君士坦丁堡进行了首次谈判。如前文所述，谈判的结果是，君士坦丁堡归还匈人逃亡王族麻马和阿塔卡姆，两人被立即处以刺穿刑。他们有可能是阿提拉和布勒达的表亲，因为卢阿至少有两位兄弟，但也可能是卢阿之前所打压王族的后裔。在公元5世纪40年代一直困扰着匈人和罗马外交的叛逃者问题，显然与匈人王族和前王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面前宣读的是一个写有17名叛逃者的名单——这个数字非常小。显然，我们在此探讨的是那些高层中的危险人物。也有可能一些较为弱小的首领在危险面前选择放弃权力。（阿提拉死后的十年里，类似的事情在哥特人中也上演了，大部分中小王室成员在权力争斗中或被害，或背井离乡，但至少有一人甘愿被贬谪为贵族。 36 ）

政治集权有悖于我们所知的游牧民人类学知识，是我们在此探讨的匈人两大变化之一。这有可能同匈人另一更加广泛的变化相关。在游牧部落中，权力下放是很自然的。因为为了避免过度放牧，他们无法把大规模的牧群集中在一起。在游牧世界，任何稍大的政体主要都只是为了临时集会商讨牧场分配，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将部队集中在一起对抗外来势力。在这种情况下，稳定的政治集权表明匈人在经济上对牧业的依赖程度已经降低。普里斯库斯的记载有多处暗示了这些经济变化的本质。如第四章所述，游牧民始终需要与定居的农业生产者建立经济往来。匈人肯定也不例外。直到公元5世纪40年代通商仍在进行。 37 但到阿提拉执政时期，匈人牧民和罗马农民之间的交易不是以用畜产品交换谷物为主，而是以各种军事援助交换现金。这种形式的交易源于更早时期，那时匈人以佣兵的身份受雇于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初，乌尔丁及其追随者是我们所知最早扮演这种角色的匈人。公元5世纪10年代，君士坦提乌斯得到更大规模匈人部队的援助。公元5世纪20和30年代，匈人还支援了埃提乌斯。

不久后，付费的军事支援演变成勒索。我们很难界定转变发生的具体时间。但阿提拉的叔叔卢阿肯定为谋取钱财对东罗马帝国发动过进攻，尽管当时他还在向西罗马提供雇佣兵。到阿提拉执政时期，现金换取军事援助已经变成进贡。从普里斯库斯有关匈人和罗马的外交记录可以清晰看到，匈人从这些交易以及对边境的频繁入侵中，最想获得的是钱，更多的钱。如前文所述，阿提拉和布勒达与东罗马签订的首个条约规定罗马的岁贡是每年700磅黄金——自那以后要求不断攀升。匈人对罗马人的战争还带来另一种单向的经济流通——普里斯库斯和马克西米努斯谈判中涉及的战利品、奴隶和赎金。 38

于是，到公元5世纪40年代，对罗马帝国的军事掠夺已经演变成匈人帝国不断扩大的收入来源。要推翻实力大体相当、不同等级的首领共同执政的体系，意欲成为最高统治者的首领就需要说服其他首领的追随者们投诚。而垄断来自罗马帝国的现金流成了将足够的恩宠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舍弃旧政体的理想手段。只有掌控这个新的财源，才能在与其他首领争夺拥护者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早在公元4世纪中后期，匈人可能已经侵犯和威胁黑海北部其他游牧民族和日耳曼农业生产者。但匈人只有在其主体进犯罗马帝国时才有可能发展出真正的集权。对哥特人的袭击和威胁或许能够获得一些奴隶、少量白银和一些农产品，但仅此而已，并不足以支持全面政治革命。但对罗马帝国做同样的事情，黄金就会滚滚而来，最初每年数百磅，随后是每年数千磅——这已经足以改变匈人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尽管这一观点不容易被证明，我们仍可以将这些变化理解为一种适应，逐渐脱离游牧生活，而不是与过去决裂。如前文所述，通常情况下牧民饲养多种动物，充分利用不同的牧场。马主要是一种昂贵到近乎奢侈的动物，用于骑乘作战、运输和贸易。考虑到养马所需的牧场品质和规模，马肉和马奶是一种非常低效的蛋白质来源。因此，牧民通常只饲养少量马匹。然而，如果战争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经济主张，在匈人进犯罗马帝国之时，牧民会开始饲养更多马匹，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演变为以军事掠夺为主的游牧部落。这在草原上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可行的生存策略，因为战争的潜在收益要少得多。

虽然无法证实这一点，但可以参考一个相关因素，即公元5世纪匈人定居地——匈牙利大平原——的面积。匈牙利大平原有高品质的牧场，但比匈人之前生活的欧亚大草原小得多。例如，其面积有42400平方公里，占蒙古国牧区总面积不到4%。由于放牧条件如此受限，一些史学家怀疑公元5世纪时，匈人已经在朝着定居生活演变。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但不是非此不可。匈牙利大平原理论上可以放牧32万匹马。考虑到森林和其他动物的存在，这一数字需要调低。所以合理的假设是，它可能能够放牧15万匹马。鉴于一名游牧骑兵需要大约10匹马来轮替，以避免马匹过度劳累，匈牙利大平原足以为1.5万骑兵提供马匹。（如果定居假设成立，）我认为匈人部队从来就没有超过1.5万人。因此，截至阿提拉时代，没有确切的迹象表明匈人完全放弃了他们的游牧传统。 39 无论如何，关键在于，当匈人逼近罗马帝国时，他们发现一种更好的谋生方式。这种谋生方式是建立在对相对富裕的地中海地区进行军事掠夺基础之上的。

普里斯库斯的记录还暗示了使得阿提拉帝国成为现实的另一根本变化。在阿提拉的宫中，与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打交道最多的并不是阿提拉本人，而是权力中心的二号人物们。通过古代人名来界定语族满是陷阱，但这些人的名字非常有意思。毫无疑问，奥尼吉修斯和埃德科是日耳曼或日耳曼化的名字，斯科塔和贝里库斯可能也是如此。阿提拉［“小爸爸”（Little Father）］和布勒达也都是日耳曼名字。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就必定是日耳曼出身而非匈人出身（尽管有可能如此），因为就我们所知，在公元5世纪中叶，“哥特语”——可能是欧洲中部和东部使用的接近日耳曼方言的统称——是匈人帝国使用的主要语言之一，而且阿提拉的宫中也使用这种语言。因此，匈人帝国的重要人物除了匈人名字之外，还有日耳曼或日耳曼化的名字（匈人最初使用何种语言仍饱受争议）。 40 为什么日耳曼语在匈人帝国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原因在于阿提拉帝国的演变。早在公元4世纪70年代，在黑海北岸与哥特人作战时，匈人已将被征服的部落编入军队。他们进攻格鲁森尼人，引发雪崩般猛烈的战争，最终以哈德良堡战役结束（参见本书第四章）。他们最初进攻格鲁森尼人时，已与伊朗语族的阿兰游牧民结成联盟。随后无论匈人何时在史料中出现，我们都能发现他们始终有异族盟友与其并肩作战。如本书第五章所述，尽管乌尔丁不是一个能与阿提拉相提并论的征服者，但被东罗马帝国击败后，有待重新安置的乌尔丁追随者中多数是日耳曼语族的斯基利人。 41 同样，公元5世纪20年代初，参与干预喀尔巴阡山西部匈人势力的东罗马军队发现他们面对的是大量日耳曼哥特人。 42

在阿提拉崛起之前，兼并过程仍在飞速进行。到公元5世纪40年代，有数量空前的日耳曼部落被纳入匈王阿提拉的势力范围。例如，他的帝国包括至少三支独立的哥特部落：其中一支由阿马尔（Amal）家族及其对手统治，这支部落后来成为建立另一支哥特超级军团——东哥特人——的中坚力量。另一支是在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由比格里斯（Bigelis）率领的哥特部落。还有一支则始终在阿提拉几个儿子的严密控制下，直到公元5世纪60年代中后期。此外，日耳曼语族的格皮德人（Gepids）、鲁基人（Rugi）、苏维汇人（公元406年后存留下来的）、斯基利人和赫鲁勒人（Heruli）此时也都在匈人的直接控制之下。伦巴底人和图林根人（Thuringians）以及一些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的子部落也可能在匈人霸权的遥控之下。 43 我们无法统计这些日耳曼部落的庞大人数，但光是阿马尔家族领导下的哥特人就能集结1万人以上战斗人员，即5万人左右的总人口。其他部落即便比这少，也没理由会少太多。因此，到阿提拉执政时期，已有几万也可能是几十万日耳曼人被并入匈人帝国。事实上，到公元5世纪40年代，很可能日耳曼人比匈人还要多得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哥特语成为帝国的通用语。除上面提到的日耳曼部落外，阿提拉的匈人还征服了一些其他部落。如前文所述，伊朗语族的阿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长期与匈人结盟。阿提拉仍在抓住机会不断获得新盟友。

这份名录清楚地表明，匈人帝国旨在兼并人，而非领土。因此，可见阿提拉实际上对于吞并罗马帝国大片领土并没有兴趣。如本书第六章所述，作为同埃提乌斯结盟的代价，他拿走西罗马帝国多瑙河中游的两个行省。但除此之外，他只对在自己与东罗马帝国之间建立封锁线感兴趣。虽然有很多编年史简要地将阿提拉的军队称为“匈人”或者（如果用古体写的话）“斯基泰人”，但从各种史料的详细描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军队明显跟之前那些不那么强大的首领的军队一样，都是混编的，由匈人军队和并入匈人帝国的其他部落派出的军队组成。 44

这一点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地图12）。自1945年以来，在匈牙利大平原及周边地区通过发掘墓葬出土了大量随葬器物。这些随葬品可以追溯到匈人统治该地区的时期。（一些宝藏已被发现，但阿提拉的营地仍不见踪影，因为只有支撑柱子的浅槽会留下来。）随葬器物证实“地道的”匈人很难找到。包括黑海北部的伏尔加草原（Volga Steppe）和匈牙利大平原在内，被考古学家鉴定为有可能属于匈人的墓葬总计不超过200座。这些墓葬中有弓、非欧洲风格的服饰 45 、畸形头骨（一些匈人会包裹婴儿的头，从而形成独特的畸形颅骨）以及匈人的大锅。因此，匈人随葬器物如此稀少，要么是匈人通常死后不留痕迹，要么就是另有其因。 46 不过，多瑙河中游这些公元5世纪的墓葬中大量出土的是被匈人征服的日耳曼人的遗骸——或是看起来像遗骸的东西（遗憾的是，单靠这些考古发现，我们很难区分这些臣服的日耳曼部落）。 47 这些遗骸近似于在喀尔巴阡山以东、以北哥特人或者其他日耳曼人控制地区发掘的公元4世纪的墓葬遗骸。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这些随葬品属于公元5世纪，它们标志着被称为“多瑙河风格”的日耳曼墓葬礼俗的出现。 48

多瑙河风格的特点是土葬而非火葬 49 ，少数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里有大量的随葬品。（其他墓葬中很多只有少量或根本没有随葬品。）这些独特的随葬器物中有个人装饰品：巨大的半圆胸针、金属搭扣、带有多棱吊坠的耳环及金项链。武器和军用装备也很常见：金属嵌花的马鞍、适合骑兵使用又长又直的剑和箭。这些遗骸也展现出一些奇特的仪式。例如，把破碎的金属镜子跟死者葬在一起就相当常见。墓葬中发掘的随葬品种类，死者埋葬的方式，特别是妇女的着衣方式——用搭扣分别固定两肩，在前方再用一个搭扣固定外套——都反映出公元4世纪日耳曼墓葬遗骸中明晰可见的样式。公元5世纪生活在匈牙利大平原上的阿提拉臣服民不分部落和等级，都采用并发展了这些礼俗和物品。

因此，匈人墓葬稀少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开始采用自己的日耳曼臣服部落的着装，就如同他们采用哥特语一样。假设是这样，那我们就不可能通过墓葬中的证据将匈人和哥特人——或者其他日耳曼人区分开来。但即便是“真正的匈人”穿着日耳曼服饰躺在那里，似乎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匈人时期，匈牙利大平原及其周围分布着大量的日耳曼人墓葬。我们在随葬品丰富的多瑙河风格墓葬中看到的，是阿提拉的日耳曼追随者中一些精英分子的遗骸。墓葬的年代和地理位置让这个结论无可辩驳。 50

每当一个新的蛮族部落被纳入阿提拉的帝国，这个部落的兵力就会被派去替匈人作战。因此，通过吞并数量日增的欧洲中部及东部的日耳曼部落，匈人的军事机器日益庞大，飞速膨胀。从短期来看，深陷战乱的西罗马是其受益者。许多史学家认为，公元405年至408年危机之后，日耳曼人停止涌入罗马帝国（参见本书第五章），是因为那些到公元410年前后还没有越过边境的人已经被纳入匈人帝国。移居罗马帝国的速度跟匈人势力崛起的速度正好成反比。 51

然而，从长远来看，罗马从攻击中获得喘息机会只是一个假象。一个接一个的匈人领袖取得类似于萨珊王朝在近东地区取得的成就。在罗马帝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匈人成功统一了罗马在欧洲的大量邻近部落，形成一个近似超级大国的对手。

全力向北进军高卢

公元441年至442年和公元447年，东罗马帝国最先感受到这个非同寻常的战争机器凶猛无比，巴尔干半岛各行省两度遭受重创。公元447年东罗马帝国两度战败，已经没有能力阻挡阿提拉的大军。于是，公元449年，东罗马诉诸暗杀。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发现他们已在无意间卷入其中。阿提拉仍未丧失对君士坦丁堡的掌控。他拒绝解决叛逃者的问题，重申他在多瑙河边境建立封锁线的要求。同时他还追加要求——要求东罗马为他的罗马裔秘书官提供一名贵妇作为妻子（带着体面的嫁妆）。这些要求如果无法满足，都将成为开战的借口。阿提拉持续不断地挑衅表明他仍在积极谋划在巴尔干半岛发动一场大规模袭击。

公元450年，外交氛围骤变。东罗马再派使团沿着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前一年的路线北上。这次使团中有东罗马宫中两位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的亚纳多留斯（Anatolius，中央野战军主帅）和执事官诺莫斯（Nomus）。亚纳多留斯对阿提拉来说并不陌生，他曾在公元447年匈人获胜后签署临时和约。很难想象一个更高规格的使节组合——同最高规格的使团对话是阿提拉的要求之一。普里斯库斯记录了罗马人对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的看法：“起初阿提拉在谈判时很傲慢。但他被众多的礼物打动，被缓和的言辞软化……”最后：

阿提拉宣称他会依照同样的条款保持和平，同时他将撤离罗马帝国的多瑙河边境地区，并不再就叛逃者问题施压……作为交换，罗马也将不再接收来自匈人的叛逃者。他同时释放维吉拉斯……和大批囚犯，不必支付赎金，以取悦亚纳多留斯和诺莫斯……［向他们］赠送马匹和兽皮作为礼物。 52

国与国之间的高层会谈很少能有如此令人满意的结果。满怀欣喜的使节们回到君士坦丁堡。同行的还有阿提拉那个意欲娶妻的秘书官。

然而，阿提拉与君士坦丁堡达成协议的原因很快便揭晓了。他并非罗马人眼中的普通蛮族，被东罗马谈判者的睿智折服，而是决定在大举进犯西罗马之前先确保东方前线的安定。

如普里斯库斯所说，阿提拉渴求进一步更大规模的征服，部署这场新的袭击，从而实现众神赋予他的使命——正如他获得玛尔斯之剑所宣称的那样——征服全世界。公元449年夏出使匈人领地期间，普里斯库斯亲历阿提拉以不可理喻的方式对待西罗马帝国的使节。随后，普里斯库斯的话题自然转到阿提拉的为人。他赞同并引用了其中一位使节对此所说的话：

［阿提拉］的好运给他带来权力，又让他如此傲慢。他不考虑任何提议，除非他认为这对自己有益。从没有斯基泰的统治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丰功伟绩。他统治大洋上的群岛［大西洋或西部］。除整个斯基泰人外，他还强迫罗马人进贡……为了进一步扩张帝国，他现在计划进攻波斯人。 53

有人曾问阿提拉打算如何从欧洲中部到达波斯，答复是匈人记得，沿着黑海的北部海岸一直走就能到达，不必穿越罗马疆域。这样确实可以到达，但穿越高加索地区将是一段极其漫长的征途。就我们所知，上一次匈人穿越高加索地区是在公元395年至396年。但他们当时居住在黑海北部，并不像匈牙利大平原这么靠西。从表面上看，野心勃勃的征服计划是源自依稀记得的地理知识。这是纯粹的征服欲望在作祟，渴求吞并已知的世界。

然而，如前文所述，阿提拉选择了向西进军。各种史料记载了他这样做的不同原因。根据宫廷传闻，他领军深入西罗马帝国是因为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姐姐伊乌斯塔·格拉塔·霍诺里娅——一位精力充沛、毅力非凡的女士，以半个西罗马帝国为嫁妆，向他求婚。据说，她送给他一枚嵌有自己肖像的胸针和一封信。这就已经足够诱惑他了。霍诺里娅是强大的加拉·普拉西提阿之女。普拉西提阿本人就钟爱蛮族人。如本书第六章所述，她在公元5世纪10年代嫁给阿拉里克的姻亲阿萨尔夫，并产下一子。普拉西提阿及其哥特贴身侍卫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之后被埃提乌斯取代。

她的女儿霍诺里娅和自己的生意管理人，一个叫欧根尼乌斯的人私通，并怀上了孩子。欧根尼乌斯被处决，霍里诺娅被许配给一位名叫赫丘留努斯（Herculianus）的沉闷元老，从公众生活中消失。失意和痛苦中的她写信给这位匈人首领，请求营救。我们在此需要仔细思考故事的可信度。即便写信给阿提拉的事情被发现后，她也逃过一死，被移交给她的母亲监管。尽管普里斯库斯的记录有时不全，令人恼火，但相关残篇暗示了更进一步的越轨行为。霍诺里娅的愚蠢行径都被详细地记录在案，应该不会是完全虚构的。 54 但我不认为她是导致阿提拉最终放弃波斯选择西罗马的原因。只消考虑一下地理因素就明白了。我们稍后将会看到，决定向西罗马进军后，阿提拉并没有直奔囚禁霍诺里娅的意大利，而是首先袭击高卢。虽然阿提拉对欧洲地理肯定知之甚少，但我们相信他知道在阿尔卑斯山的哪一侧能找到他未来的新娘。霍诺里娅最终的结局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向西离开匈牙利大平原后，匈人选择北上直奔高卢，而非南下深入意大利。这足以证明霍诺里娅在历史上并不具备举足轻重的地位。

史料显示，营救霍诺里娅只是阿提拉入侵西罗马的诸多理由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在公元449年夏进行谈判之前令他怒火中烧的那个问题。那时他很可能已经表露出对波斯的野心。一位名叫西尔瓦努斯（Silvanus）的罗马银行家被控所持有的一些金器本是属于阿提拉的战利品。西罗马派使节来回应这一指控。虽是小事，但阿提拉威胁说，如果不能令他满意，他就会开战。史料中也有一些不甚明晰却很有说服力的记载表明，阿提拉和盖萨里克此时也有联系。据称这位汪达尔国王贿赂阿提拉，让他把军队转向西罗马。公元450年年底，阿提拉继埃提乌斯之后推举了一位新的利普里安族法兰克人（Ripuarian Franks）的王位候选人。他新近还庇护一位在公元448年被埃提乌斯击败的高卢西北部的叛军首领。这表明，阿提拉在考虑利用他挑起争端，并扫清匈人军队西进的道路。他的军队一开始行动，阿提拉就给不同的人寄出内容相互矛盾的信。其中有些声称他进军的目标不是西罗马帝国，而是高卢西南部的西哥特人，而另一些则敦促这些西哥特人同他一起进攻帝国。 55

由此可见，在公元449年和450年，阿提拉在准备下一步行动的同时，编织着多个进攻西罗马帝国的借口。我怀疑他是否认真考虑过要对波斯的作战，但在公元449年，他尚未决定下一个袭击目标是东罗马帝国还是西罗马帝国。他不仅挑起与西罗马的争端，同时还拒绝解决与君士坦丁堡悬而未决的问题。与君士坦丁堡达成的慷慨条约，是他梳理好东部诸多头绪将视线转向西罗马的信号。

公元451年春，阿提拉率军离开多瑙河中游地区，可能是沿着公元406年莱茵河入侵者的路线向西进发。“据说”这支军队由50万人组成，约达尼斯这样写道。 56 他的遣词方式说明即便在他看来，这个数字也难以置信。但毫无疑问，部队的规模巨大，或者说阿提拉投入了匈人战争机器的所有资源。高卢大约同时代的诗人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这样写道：

突然，蛮族世界发动猛烈攻击，全力向北进军高卢。好战的鲁基人后面是凶猛的格皮德人，格隆人（Gelonian）也近在咫尺。勃艮第人催促着斯基利人。匈人、贝隆诺提人（Bellonotian）、纽伦恩人（Neurian）、巴斯塔奈人（Bastarnian）、图林根人、布鲁克特里人（Bructeran）和法兰克人都一同向前冲锋。 57

西多尼乌斯所写的是格律诗，要求这些名字的长度和重音都合适才能成行。他向我们列出一些古代部落的名称，但这些人与匈人帝国并无关系（格隆人、贝隆诺提人、纽伦恩人、巴斯塔奈人、布鲁克特里人），同阿提拉的真正臣服部落（鲁基人、格皮德人、勃艮第人、斯基利人、图林根人和法兰克人），当然还有匈人，都没有关系。但本质上，西多尼乌斯是正确的。我们从其他史料得知，大量哥特人也在队伍之列。 58

现存史料都没有详细记载这场战役，但我们知道事情的大概。阿提拉的大军离开匈牙利大平原，沿多瑙河上游向西北挺进，随后在科布伦茨地区横渡莱茵河，继续西进（地图13）。据一些公认的非可靠史料记载，公元451年4月7日梅斯城（Metz）沦陷。不久后，帝国的旧都特里尔也沦陷了。然后军队直入罗马高卢的中心地区。到6月时，他们已兵临奥尔良城下。这里是效力于罗马的一支人数可观的阿兰部落总部所在地。城市被重重围困。有史料显示阿提拉希望可以诱使驻守城中的阿兰国王桑吉巴努斯（Sangibanus）转投他的阵营。 59 根据另一段野史记载，与此同时，匈人军队的一支还打到巴黎城下，但被巴黎城的女主保圣人圣热纳维埃芙（Saint Genevieve）的神迹挡了回来。匈人的军队似乎深入罗马的高卢各地，洗劫了途经之地。

埃提乌斯仍然是西罗马的最高统帅。我们从莫罗保蒂斯的第二首赞美诗可以看出，他至少从公元443年起，就已经预感到匈人入侵西罗马的可能性。将近十年后，当入侵成为现实，他立刻展开行动。面对这一巨大的威胁，他努力组建一支联合部队，也许还有获胜的机会。公元451年初夏，他指挥意大利和高卢的罗马军队向北进军，挺入高卢，助战的还有许多同盟部落的部队，包括勃艮第人和狄奥多里克王率领的阿基坦西哥特人。6月14日，这支混编军队的逼近迫使阿提拉撤出奥尔良。当月稍后，埃提乌斯的部队在特鲁瓦（Troyes）附近，即特鲁瓦以东约150公里处，追上撤退中的匈人大军。

在一块平原上——不同史料称之为卡塔隆（Catalaunian fields）平原或者莫里亚库斯平原（campus Mauriacus ），这一点没有确凿定论——一场宏大的战役打响了：

战场是一片一侧骤然凸起成脊的平原，双方都试图抢占制高点……匈人部队占领右侧，罗马人、西哥特人及其盟友占领左侧……匈人的战线是这样安置的：阿提拉和他最勇猛的追随者在中间……大量臣服于他的不同部落在两翼。

罗马人和西哥特人率先抵达制高点，并挫败阿提拉的每一轮进攻——我们的主要史料是这样描述的，但笔触转为华丽（尽管描述生动）：

战斗越来越激烈，混杂，可怖，无情——不似任何一场自古以来曾被记下的战斗……在低岸间流淌的小河……注入了鲜血，变成翻滚着血的激流。那些伤者干渴万分，不得不来到河边，饮用混入污血的水。

狄奥多里克战死，不知是被标枪刺死，还是摔下马后被踩踏而死，关于他死因的记录都含混不清。据主要史料记载，共有16.5万人死于这场战役。但这个数字毫无意义。结束一天的战斗后，阿提拉忧心如焚。被迫退守到用大车围成的防御圈，这是他的军队第一次遭受如此重大的打击。他最初的反应是堆起马鞍为自己举行火葬。 60 但他的副官说服他这场战役只是战术调整，他做出了让步。随后两军对峙，陷入僵局，直到匈人开始缓缓撤离。埃提乌斯没有穷追猛打，而是立即解散联军。这个比较容易做到，因为西哥特人迫切希望返回图卢兹理顺国王死去后的继任者问题。阿提拉准许他的军队继续撤退。匈人夹着尾巴回到匈牙利。尽管匈人进军途中所经过的罗马地区损失惨重，但阿提拉对西罗马的第一次袭击被挫败。埃提乌斯再次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帝国。尽管资源有限，他召集的联军还是拯救了高卢。

公元451年年底至452年年初，匈王带着愤怒着手准备下一步暴行。这一次打击的目标转向了意大利。公元452年春天，他的军队突破阿尔卑斯山各山口。他们路线上的第一个绊脚石是阿奎莱亚。他们被城市的严密防守阻断下来——阿提拉甚至考虑过取消整个作战计划。他正要终止这次漫长而无果的围城行动时，看见一只鹳在城内一座瞭望塔上一只接一只地送幼鸟离巢，尽管它们还不能飞。据普里斯库斯记载，看到这一幕，“他命令部队驻留原地，说这只鸟不会离去……除非它预见灾祸即将席卷这里” 61 。当然，这只鹳是正确的，更别提阿提拉了。匈人熟练攻夺要塞的技能生效了，阿奎莱亚很快便落入他们手中。阿奎莱亚的失陷打通了进入意大利东北部的主要通路。

匈人大军随后沿着罗马古道，向西穿越波河平原。作为西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之一，这片地区农业发达，分布着许多繁荣的城市。现在，同巴尔干半岛的情况一样，这些城市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匈人手中。他们先后占领帕多瓦（Padua）、曼图亚（Mantua）、文森蒂亚（Vicentia）、维罗纳（Verona）、布雷西亚（Brescia）和贝加莫（Bergamo）（地图13）。现在，阿提拉就在帝国长期以来的首都米兰的大门之外了。围攻耗时很长，但阿提拉再次取得胜利，帝国的又一个中心被洗劫。普里斯库斯史书的残篇中保存了这样一段小插曲：

［阿提拉］［在米兰］看到一幅画，画中罗马皇帝高坐在黄金宝座上，而斯基泰人的尸体就躺在他们的脚下。他找来一位画家，命令他画阿提拉高坐在宝座上，而罗马皇帝肩扛麻袋将黄金倒在他的脚下。

但同前一年进军高卢一样，阿提拉攻占意大利的计划并没有全盘达成。教廷史料和好莱坞（Hollywood）编剧尤其喜欢专注于一个事件。米兰失陷后，教皇利奥（Pope Leo）作为议和使团的一员，与行政长官特里吉提乌斯（Trygetius）和前执政官阿维努斯（Avienus）一同会见阿提拉，希望劝阻他不再进攻罗马城。最后，匈人返程，再度回到匈牙利。

一些人认为这次面对面外交对于教皇个人来说是种巨大的胜利。现实要乏味得多。除上帝指引的利奥之外，其他力量也在发挥作用。阿提拉的意大利之战实际上是一系列攻城战，他缺乏充分的后勤支持。匈人军队人多拥挤，在很多方面都很脆弱。编年史作者伊达提乌简明扼要地提到：“掠夺意大利、袭击众多城市的匈人受到神的惩罚，遭受着天赐的灾祸：饥荒和疾病。”米兰陷落之时，大批人染病，食物异常短缺。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有了一个新的统治者——马尔西安皇帝。他的军队连同埃提乌斯可召集的军队都没有闲着：“此外，［匈人］被马尔西安皇帝和埃提乌斯派遣的辅助部队屠戮。同时，在他们的定居地，匈人遭受天降灾祸和马尔西安军队的双重打击，被彻底制伏。” 62 看来，匈人的部队在意大利遭遇埃提乌斯指挥的东西罗马军队联合抗击的同时，其他东罗马的军队对多瑙河北岸发起一场突袭，直捣阿提拉的腹地。这种联合出击是致命的。和前一年的情况一样，阿提拉除了撤退，别无他法。议和或休战后，他的军队撤回欧洲中部。 63

如果公元451年仅仅是个战术调整，那么两年内连续两次重大失败足以严重损害这位伟大征服者的声望。事实上，同阿提拉过去十年在巴尔干半岛的冒险相比，和西罗马的这几次战役要更加难以掌控。匈人帝国并没有对手罗马帝国那样的官僚机构，尽管这些机构可能十分笨拙。据我们所知，当时只有一名罗马的秘书官和一位名叫拉斯提修斯（Rusticius）的会用希腊文和拉丁文书写的囚犯。因此，没有证据表明匈人在大型战役中拟定计划、确保诸如粮草等必需的后勤保障等方面具备与罗马相当的能力。毫无疑问，战争的集结令一发出，每名战士都需要随身携带足够的粮食。但随着战事拉长，匈人的军队必定只能就地寻找可以果腹的一切食物。因此，在远征战事中，维持军队战斗力的难度成倍增加。疲劳、食物短缺和疾病爆发的可能性随着距离的拉长同步增长。还有可能的是，部队在陌生的环境里分散开去寻找补给，再要集中作战就比较困难了。公元447年，在巴尔干半岛作战范围最广的一次战役中，阿提拉的军队为了首次大战沿哈伊莫司山北麓向西行进，穿越山脉后向南直奔君士坦丁堡，随后又将西南的克森尼索作为他们的第二目标，全程约500公里。公元451年，他的部队需要从匈牙利行军到奥尔良，战线长约1200公里。然后在公元452年从匈牙利到米兰，大约有500公里，但这次他们采取的是围攻作战，这让他们更容易感染疫病。 64 许多史学家指出，在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深入西罗马帝国的作战中，阿提拉和他的军队几乎必然要经历巨大挫折。

然而，阿提拉没有吸取教训。公元453年初，在再次发动横跨欧洲的侵袭战前夕，“上帝之鞭”最终去见上帝了。他刚刚新迎娶一任妻子（他总共有多少位妻子我们无从得知）。婚礼当晚，他饮酒过量，血管爆裂而死。第二天一早，在尸体旁发现他的新娘时，她已经吓得发不出声音。葬礼是一场悲痛和赞颂的盛宴。约达尼斯这样描述道：

他的遗体被放置在……丝绸的帐篷中，庄严肃穆……匈人部落里最优秀的骑手骑着马环绕四周……讲述他的事迹［：］“匈人的首领，阿提拉王，蒙杜克（Mundiuch）之子，最勇敢的部落之主，斯基泰和日耳曼的唯一所有者——前所未有的权力——攻城略地，让东西罗马帝国都惊恐万分。他们恳切祈求，纳岁贡以期保住其他。完成这所有丰功伟绩后……他离去了，不是因为敌人的伤害，也不是因为朋友的背叛，而是在他的国家中，平静、快乐、喜悦、毫无痛苦地离去。”

当守灵仪式结束时：

在夜幕的隐蔽之下，他们将遗体葬入土中。他们用黄金、白银和强韧的黑铁包裹他的棺椁……黑铁代表他征服的各民族，黄金和白银代表他从两个罗马帝国获得的荣耀。他们还放入战斗中缴获的敌军武器、稀罕昂贵的服饰、光彩夺目的宝石和各式各样的饰物……随后……他们杀死负责埋葬的人。 65

匈人和罗马

匈人帝国崛起对罗马帝国的全部影响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如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所述，在第一阶段中，罗马帝国的边境在公元376年至380年和公元405年至408年间经历两次巨大危机，迫使罗马接受尚未臣服的蛮族在其境内设立飞地。如本书第六章所述，这些飞地的存在反过来又给帝国的政体内部带来极具破坏性的离心力。第二阶段中，阿提拉上任之前，匈人从入侵者转变成欧洲中部的帝国建造者，涌向罗马境内的难民潮也停止了。匈人利用臣服部落，努力控制潜在对手。与此同时，君士坦提乌斯和埃提乌斯能够借助匈人力量，控制那些早前为躲避匈人而移民帝国境内的部落。然而，由于这些部落实际上都未被彻底消灭，第二阶段匈人给罗马帝国所带来的缓和效应并没有超过第一阶段所造成的破坏。

公元5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阿提拉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标志着匈人与罗马的关系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影响自然相当深远。东罗马帝国的巴尔干地区遭到严重破坏，要塞接连沦陷，成千上万的人丧生。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鲁姆的遗迹生动表明，罗马政府也许能够迅速从打击中恢复，但最近四个多世纪才成长起来的说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地主阶层则未必。在公元451年的高卢战役中，尤其是在公元452年的意大利突袭中，匈人进军途经之地的不幸之人遭受巨大损失。

但如果我们置身于事外，从更广泛的角度审视罗马这个国家，阿提拉的战乱尽管破坏巨大，却没有伤及命脉。东罗马帝国主要依赖于小亚细亚到埃及这条弧形地带上富庶行省的税收，而匈人并没有触及这个地区。尽管后者攻城技术先进，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有三重陆墙防御，坚不可摧；而匈人也没有海军力量能横渡分隔巴尔干半岛和亚洲富庶行省的狭窄海峡。西罗马的情况类似。如前文所述，西罗马在阿提拉时代已经财政紧张，但匈人的战争机器受制于后勤补给能力，阿提拉无法征服西罗马。事实上，公元376年到408年间，武装移民的涌入对帝国体系所造成的间接影响要严重得多。此外，对西罗马造成真正威胁的也是阿提拉时代所带来的间接影响。因为埃提乌斯专注于对付阿提拉，他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来应对公元5世纪40年代西罗马面临的其他威胁。与公元451年和452年匈人入侵相比，这些威胁对西罗马帝国造成的损失更大。其中最严重的损失是被迫放弃夺回汪达尔人控制下的北非。

在这种情况下，遗憾的是埃提乌斯无法向伊比利亚半岛提供任何援助。公元429年汪达尔人离开时，伊比利亚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罗马秩序，公元5世纪10年代丧失的税收也被部分收回。西班牙各行省富饶发达，虽不及北非富庶，仍然是西罗马国库的重要财源。在公元5世纪10年代，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都脱离罗马的直接掌控。除东北部的塔拉戈南西斯（Tarraconensis）仍受帝国统治外，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瓜分了半岛的其他地区。公元429年之后，仅有苏维汇人还有大量人口没有迁走，盘踞在西北部最落后的加利西亚丘陵地带。埃提乌斯和他的前任一样，乐于将他们留在那里，认为没必要浪费宝贵的兵力将其收复。 66 相反，他集中精力恢复秩序，确保汪达尔人和阿兰人遗弃的富庶行省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直到盖萨里克攻占迦太基。

公元438年，雷基拉（Rechila）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王位。苏维汇人在新王的带领下，趁埃提乌斯忙于解决北非问题，扩展他们的领土。公元439年，他们踏出加利西亚，夺取相邻行省卢西塔尼亚的主要城市梅里达（Merida）。公元440年，他们捕获埃提乌斯的军事指挥官和半岛代理官员森索留（Censorius）伯爵。公元441年，他们占领塞维利亚，将控制范围拓展到整个贝提卡和迦太基尼西斯。埃提乌斯正忙于在西西里集结部队，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这给了当地的自助群体巴高达可乘之机，削弱中央对塔拉戈南西斯部分地区的控制，而这个地区当时仍是帝国掌控之中的行省。和高卢的情况一样，这些起义很可能是地方势力感受到帝国的控制力度下降时，为争取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至少在公元449年，由巴西利乌斯（Basilius）在提拉索［Tyriasso，提拉索那（Tirasona）］领导的起义似乎倾向于让苏维汇人接管，或许是因为这是确保和平的最佳途径，就像高卢的地主们在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拥护西哥特王阿萨尔夫一样。

于是，在公元439年到441年间，西班牙的事态日益恶化，税收来源几近枯竭。即便与汪达尔人议和后，埃提乌斯也无能为力。大规模干预是不可能的。指挥官们接二连三被派往西班牙：公元442年是阿斯图里乌斯（Asturius），公元443年是莫罗保蒂斯本人，公元446年是维图斯（Vitus）。阿斯图里乌斯和莫罗保蒂斯专注于镇压巴高达，也许是为了保住塔拉戈南西斯。维图斯短暂任职期间则更具野心，他照搬公元5世纪10年代的策略，率领一支罗马－西哥特联军，攻入迦太基尼西斯和贝提卡。我们的主要信息源，主教兼编年史作者伊达提乌指责这支军队的“劫掠行径”，但他的态度可能受到远征结果的影响。维图斯的部队和苏维汇人交战时被击败。事实上，埃提乌斯给维图斯拼凑出的部队，借用伊达提乌的话来说就是“不算少”。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支军队有力说明收回西班牙地区的税收对埃提乌斯的重要性。然而，他显然无法调动西罗马野战军的余部来讨伐苏维汇人，因为他必须储备力量以抵御阿提拉对帝国的侵袭。这次失利巩固了苏维汇人在半岛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帝国再度失去西班牙的大部分税收。 67

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也在垂死挣扎。尽管霍诺留皇帝在公元410年的书信中“敦促［不列颠人］做好自我防卫”（参见本书第五章），帝国并没有要求直接统辖不列颠，但不列颠行省的一些地区仍保留罗马的生活方式，不列颠的罗马人和欧洲大陆的罗马人之间非正式接触也十分密切。公元429年和5世纪40年代初，欧塞尔的格曼努斯主教（Bishop Germanus of Auxerre）前往岛上，帮助当地的基督徒抵制伯拉纠（Pelagian）异端的影响。 68 但异端并不是这最后一代不列颠罗马人需要面对的唯一问题：从爱尔兰（苏格兰人）和苏格兰（皮克特人）来的侵袭者困扰着这一地区的西部和北部边境，还有横渡北海而来的撒克逊人也利用罗马不列颠的孤立情况，肆意掠夺岛上的财富。至少自公元3世纪以来，后者就一直困扰着不列颠。他们的入侵促使不列颠在东部和南部沿岸建立大量的防御工事。其中一些防御工事今天仍然矗立在原地，例如波切斯特（Portchester）和卡利恩（Caerleon）。是谁在动荡的罗马不列颠行使着权力，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列颠的城市仍持续运作大约一代人时间，至少仍带来一定程度的税收。 69

公元6世纪不列颠的僧侣吉尔达斯（Gildas）在他名为《不列颠毁灭记》（On the Ruin of Britain ）的书中写到，权力最终落入一个不知名的暴君手中，比德（Bede）称呼他为沃蒂根（Vortigern）。他和“议会”（可能是来自剩下的市议会成员）决定，启用撒克逊雇佣军来应对罗马不列颠所面临的巨大威胁和频繁侵袭等诸多问题。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吉尔达斯只讲述了一个梗概，他主要在写那个时代的道德故事，但目前来说，这段史料十分可信： 70

［撒克逊人］……要求获取给养，谎称自己作为士兵已经准备好替他们卓越的雇主承受巨大危险。获得给养后，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堵上了狗嘴”。后来，他们又抱怨每月的津贴不足……并赌咒若无法得到更慷慨的报酬，他们将撕毁协议，劫掠全岛。他们毫不迟疑，将威胁付诸行动。

结果：

所有主要城镇向敌人反复猛击的攻城槌低下了头。所有居民——教会领袖、牧师等——也低下了头，剑光和火焰遍布四周……广场的中央，高墙和塔楼的基石被掀翻，神圣的祭坛，布满结了紫色血痂的尸体残肢，看上去好像是在可怕的压榨机里搅拌过。

吉尔达斯没有记录暴乱的日期——实际上他没有明确的记录任何一个日期。但在两本成书于高卢的编年史中收录了有关海峡两岸继续往来的记录。这种往来关系在《圣格曼努斯生平记》（Life of St. Germanus ）中也有体现。该记录指出，在公元440年前后，罗马不列颠的事态变得十分艰难。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不列颠的罗马人正式写信给埃提乌斯，发出最后请愿，希望重回帝国的羽翼之下。这封信的日期仍有争议，但吉尔达斯提到埃提乌斯“三度出任执政官”。埃提乌斯第三次成为执政官是在公元446年。所以如果吉尔达斯的描述是准确的，这封请愿信抵达时，埃提乌斯正在急切地巡视多瑙河地区，寻找正在酝酿中的匈人骚乱的先兆。然而，即便吉尔达斯是错的，事情大体上也仍然成立。埃提乌斯面对各地太多的威胁，无暇回应罗马不列颠最后绝望的呼唤。 71

景况暗淡。截至公元452年，西罗马帝国已经丧失大部分的疆域（地图14）：不列颠全境、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北非最富饶的行省、割让给西哥特人的高卢西南部，以及割让给勃艮第人的高卢东南部。此外，余下的很多地方在过去的十来年中也经历了严重的战事，来自这些地区的税收肯定也会大幅缩减。 72 资金缩水已经成为普遍问题。在这个资金缩水的过程中，匈人最初驱使大量武装流民跨越边界间接带来的恶劣影响，远大于阿提拉直接造成的破坏。

[1] 也有史料称是挂在维吉拉斯脖子上。——译者注

第三部分
帝国的陨落

第八章
匈人帝国的灭亡

阿提拉帝国的灭亡本身就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故事。直到公元350年前后，匈人在欧洲历史上还闻所未闻。在公元350年至410年间，大多数罗马人遭遇到的也只是一些突袭劫掠的匈人而已。十年之后，大量匈人在喀尔巴阡山以西的匈牙利大平原上立足。但他们仍主要是罗马帝国的盟友，不时提供军事援助。公元441年，阿提拉和布勒达首次进犯罗马。此时，这个盟友才显露出自己的新面目。在40年时间里，匈人部落从一个无足轻重的部落一跃成为欧洲的超级强国。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这都令人瞩目。但阿提拉帝国瓦解的速度则更是惊人。到公元469年，阿提拉暴毙仅16年后，匈人的残余人员已经在东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他们的灭亡将给西罗马带来深远影响。

消亡之路

重构匈人在欧洲中部统治的瓦解过程是一个棘手的命题。尽管我们的老朋友普里斯库斯记录了一些相关细节，但由于匈人帝国的衰亡很少涉及外交事务，这些记录被收入君士坦丁七世《出使篇》的寥寥无几（参见本书第七章）。多数时候，我们只能依靠古典时期后期存留下来的一部历史作品——约达尼斯的《哥特史》。我们在前面几章中已经接触过这部作品。在这部作品的通用版中约有10页内容（其中一半是注释）讲述了阿提拉帝国的衰亡。这是相关内容仅存的连贯记载。 1

约达尼斯是公元550年前后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哥特后裔。因此，他的写作时间距离我们探讨的事件大约一个世纪。虽然他在著书时已是僧侣身份，但他之前曾担任过多瑙河防线罗马指挥官的秘书官，因此也不是没有什么相关经验。他在《哥特史》的序言中说明他所叙述的哥特历史大体上摘自一位名为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的意大利罗马人的失传作品。卡西奥多罗斯是公元6世纪20年代意大利东哥特王国的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的幕僚。约达尼斯称他在撰写《哥特史》时，接触卡西奥多罗斯史料的时间有限，仅三天。因此，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虽不能一字不落地记住原文，但我想我还是能保留它的大体意思和事迹。”有人提出质疑，认为约达尼斯实际上有更多机会接触他的史料范本。也有人认为他和卡西奥多罗斯毫无瓜葛，只是想借卡西奥多罗斯之名达到一定目的。然而，这些人并没有想出可信的理由来解释约达尼斯撒谎的原因。这些假设也就难以成立了。 2 我相信，约达尼斯在声称自己的叙述是严格取材于卡西奥多罗斯的史料时，他基本上是在说实话。《哥特史》的内容和我们对卡西奥多罗斯史料的其他了解出入不大。 3

但即便约达尼斯的序言没有掩盖什么弥天大谎，这也并不意味着《哥特史》具有可信性。卡西奥多罗斯撰写哥特历史的对象是东哥特王国的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的宫廷。这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通过《哥特史》流传下来的有关匈人帝国衰亡的叙述。最重要的是，叙事完全以哥特人为中心——这一点也可以想见。在这几页纸中唯一详细讲述的内容就是哥特人如何脱离匈人的霸权统治。而且甚至连匈人也只是偶尔被提到而已。确切而言，卡西奥多罗斯需要按照特定哥特国王的意愿来讲述哥特人历史。因此，他的著作有两处歪曲了历史。

其一，卡西奥多罗斯称公元376年，除一部分哥特人逃离匈人的袭击，迁入罗马帝国境内外，其他哥特人很快都落入匈人手中。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除公元376年向瓦伦斯皇帝请求庇护的格鲁森尼人和瑟文吉之外，还有七支哥特部落（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哥特部落了）：

1.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阿提拉时代受匈人控制，但随后由狄奥多里克统治。

2.拉达盖苏斯率领的哥特人——公元405年至406年入侵意大利，最终并入阿拉里克的西哥特部落（参见本书第五章）。

3.潘诺尼亚的哥特人——公元5世纪20年代，因罗马的军事行动脱离匈人霸权统治，被罗马重新安置在色雷斯，很可能是下文提到的第六支哥特部落的先祖。

4.比格里斯率领的哥特人——公元466年至471年间曾入侵东罗马帝国，但战败。

5.阿提拉之子丹克兹克（Dengizich）率领的哥特人——公元5世纪60年代后期入侵东罗马。

6.色雷斯的大批哥特人——公元470年前后就已经作为罗马的盟友定居在色雷斯。

7.黑海附近飞地上的两支哥特小部落——西米里博斯普鲁斯王国（Cimmerian Bosporus）的特塔拉克西泰人（Tetraxitae）和克里米亚西南部多里（Dory）的哥特人。 4

《哥特史》关注的只是第一支哥特部落，因此，大大简化了哥特历史。

其二——这一点与第一点紧密相关，《哥特史》夸大了阿马尔王朝的历史意义。卡西奥多罗斯的君主狄奥多里克就是阿马尔王朝的后裔。《哥特史》将哥特人一分为二，一部分在公元376年被匈人征服，另一部分则逃亡罗马，并声称阿马尔家族一直统治着在瓦伦斯执政时期没有迁入罗马境内的所有哥特人。如前文所述，阿马尔家族后来建立东哥特部落，但这也是在约公元460年至490年间才发生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阿马尔王朝在获得新的权力基础之前就已经脱颖而出。刚夺权的统治者往往会假装自己有高贵血统。狄奥多里克就是一个典型。卡西奥多罗斯在书信中始终称狄奥多里克家族为“紫色王朝”。这一观点渗透了卡西奥多罗斯的作品，因而在《哥特史》中也有所体现。此外，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哥特人只有这七支部落。还有很多哥特人的“王室”家族。 5 事实上，匈人帝国的衰亡比约达尼斯叙述的要复杂得多。

据《哥特史》记载，匈人帝国的衰亡起因于阿提拉暴毙后他的几个儿子对王位继承权的争夺。不同史料中至少提到他的三个儿子才能出众，是匈人中的重要首领——丹克兹克、埃拉克（Ellac）和赫尔纳克（Hernac）。但阿提拉总共有多少个儿子，以及是所有儿子还是只有几个儿子在争夺他的王位，我们就不得而知。争夺很快演变成内战。结果，一支臣服的日耳曼部落——格皮德人——在首领阿尔德里克（Arderic）的率领下脱离匈人统治。这也许意味着格皮德人不再缴纳岁贡，或是在需要时提供军事援助。据《哥特史》记载，匈人也没有坐等这次叛乱结束，双方在潘诺尼亚一条名为内达奥河（Nedao）的河畔展开战斗（这条河的确切位置有待考证）：

阿提拉治下的各部落之间展开激烈战斗。不同部落的王国分崩离析，一个部落四分五裂，不再听命于同一首领。他们群龙无首，相互厮杀……于是，那些最勇猛的部落都四分五裂了……只见哥特人挥舞长矛，格皮德人持剑肆意砍杀，鲁基人折断刺入身体的标枪，苏维汇人落马再战，匈人接连发箭，阿兰人重装上阵，赫鲁勒人则一身轻装。最后，经过激烈的交锋，格皮德人出人意料地获得胜利。 6

这幅画面确实扣人心弦，但并不深入翔实，尽管故事的梗概貌似可信。显然，公元5世纪权力更加集中后，匈人王族内部的争权夺利已经司空见惯。例如，如本书第七章所述，公元5世纪40年代，在王位争斗的前几个回合中败下阵来的王室成员最后都逃到罗马帝国避难。有些被遣返后立刻被处死。如果有可能，约达尼斯也不大会对格皮德人大书特书，尤其是到公元6世纪，哥特人和格皮德人之间也并无好感可言。 7

但是，我们不清楚这场战斗中各部落的立场，也不知道这只是一场大战，还是包括了一系列规模较小的交锋。约达尼斯对这场恶战结果的叙述也含混不清。他只是简单地做了以下综述：“通过叛乱，［阿尔德里克］不仅解放了自己的部落，还解放了其他同样受压迫的部落。”但这些部落具体是怎样被解放的还有待商榷。据约达尼斯记载，阿提拉的儿子埃拉克战死沙场后，他的其他几个儿子都纷纷弃家而逃，离开多瑙河中游地区，前往喀尔巴阡山以东和黑海以北一带。匈人的各臣服部落，不论立场如何，都获得自由。 8 就我们所知，到公元460年前后，多瑙河中游平原一带主要势力的分布情况大体如下（地图15）：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占据多瑙河以南、原罗马行省潘诺尼亚境内的弧形地区，从巴拉顿湖（Lake Balaton）一直延伸到塞尔曼；格皮德人控制多瑙河东北段一带，包括公元3世纪放弃的罗马行省达契亚的大部分地区；两者之间的多瑙河曲弯北部地区分布了苏维汇人、斯基利人、赫鲁勒人、鲁基人，以及萨尔马提亚人或阿兰人。从约达尼斯的记载来看，格皮德人的叛乱使得这些部落都迅速摆脱匈人臣服部落的身份，成为独立王国。然而，其他史料存留下来的不完整记录中有足够证据证明，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约达尼斯的叙述中也有个别细节印证了这一点。

公元453年至454年，匈人突然从喀尔巴阡山一带销声匿迹的看法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如约达尼斯本人所述，公元5世纪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初，匈人曾先后两次干预喀尔巴阡山以西地区，对抗潘诺尼亚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 9 公元5世纪60年代后半期，阿提拉的其他几个儿子仍有实力横渡多瑙河，向罗马帝国境内发动进攻。如果匈人如约达尼斯所说，在内达奥河战役之后确实迁离多瑙河中游地区，他们也并没有走远。而且，即便内达奥河战役使得格皮德人重获自由，肯定也还有一些部落没有摆脱匈人统治。据普里斯库斯记载，公元467年至468年，匈人在阿提拉之子丹克兹克的率领下最后一次进犯东罗马帝国时，仍有大批哥特人追随其后。 10 约达尼斯也提到丹克兹克集结乌尔特兹恩朱勒斯（Ultzinzures）、昂吉斯基利（Angisciri）、比图古勒斯（Bittugures）以及巴尔多勒斯（Bardores）这几个部落的人马，向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再次发动进攻。 11 这并不意味着内达奥河战役不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说明喀尔巴阡山一带匈人对其他部落的统治并没有瞬间消失。

而且，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和其他匈人臣服部落的解放之路也不完全像约达尼斯影射的那样。这些部落并没有突然同时脱离匈人统治。如前文所述，阿提拉暴毙之时，至少有三支彼此独立的哥特部落仍处于匈人统治之下。此前还有一支哥特部落（参见本章开篇提到的部落3或6）也是如此，不过这支部落在公元5世纪20年代因东罗马的军事行动脱离匈人的霸权统治，被重新安置在色雷斯。到公元5世纪50年代中后期，部落1已经脱离匈人霸权。部落4是在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脱离的。而部落5则一直处于匈人统治之下，在公元467年至468年还参与匈人对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次侵袭。虽然我们没有其他匈人臣服部落的类似记载，但这些部落——苏维汇人、鲁基人、赫鲁勒人、格皮德人以及阿兰人等——内部可能同样也有一些独立的政治团体在公元453年至468年间逐步脱离匈人统治。

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阿提拉暴毙之时，在匈人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这些独立政治单位早已有各自正常行使统治权的首领。据《哥特史》记载，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情况如此。《哥特史》称狄奥多里克的叔叔、阿马尔家族的法拉米尔（Valamer），曾是阿提拉的得力助手，深受其信任。《哥特史》还称阿马尔家族在部落1的地位显赫，无可匹敌。这两点都值得怀疑。约达尼斯自己在书中就提到在法拉米尔出现前、匈人霸权统治下的40年间，这个所谓的无可置辩的王朝实际上根本没有统治过任何哥特部落。他还讲述了一位名为巴兰比尔（Balamber）的匈人君主击败几位哥特首领——例如维尼塔里乌斯（Vinitharius）和乌尼蒙德（Hunimund）——的一些趣事。这些故事的时间混乱，前后矛盾。但如果我们意识到巴兰比尔的这些功绩可能是法拉米尔最初为巩固自己对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的统治所做努力的传讹，时间上的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其他史料都没有提及巴兰比尔，而且法拉米尔在希腊语中是写作“巴兰尔”（Balamer）。这些故事讲述了法拉米尔击败两位哥特首领维尼塔里乌斯和乌尼蒙德，以及后者的儿子坨里斯蒙德（Thorismund）。坨里斯蒙德的兄弟格西蒙德（Gesimund）放弃抵抗，接受法拉米尔的称霸。而坨里斯蒙德的儿子贝里蒙德（Beremund）则向西逃亡到罗马帝国。

因此，在阿提拉暴毙之际，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无与伦比、德高望重的阿马尔王朝，而是几个领兵角逐的哥特小军阀。法拉米尔可能是将他们统一起来的第一人。他采用的手段不一，有些是直接军事行动（例如杀死乌尼蒙德），有些是和解（例如格西蒙德投诚），还有些则是双管齐下——法拉米尔先是杀死维尼塔里乌斯，然后再迎娶他的孙女。 12 我猜想，所有这些政治变革都发生在阿提拉暴毙之后。其结果是形成一支更加强大的哥特力量，能更有效地抵御匈人统治。很难想象，如果是在自己统治的鼎盛时期，阿提拉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13

因此，显而易见，不是所有的匈人臣服部落都已经确立自己的首领，只等这位伟人一死就奋起脱离匈人统治。格皮德人可能确实已经有了自己的既定首领，这也许能说明他们为什么能很快获得独立。但阿提拉死后争取自治的其他部落都只是新近才刚形成的——可以说是围绕新首领草率集结的人马。例如，斯基利王国的兴起就不那么简单。公元5世纪60年代，斯基利人受埃德科统治。此人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过，是阿提拉的亲信，东罗马曾试图收买他，刺杀当时的匈人首领。埃德科深得两个儿子——奥多瓦卡（Odovacar）和奥诺尔夫（Onoulph）——的支持。随着匈人帝国的瓦解，埃德科显然成功地重塑自我，从匈王心腹摇身一变，成为斯基利人的国王。值得一提的是，他可能都不是斯基利人出身。他两个儿子的母亲据说是斯基利人，但他本人是匈人，或是图林根人。后者更具体一些，也许更有可能是真的。那么，使埃德科有资格成为斯基利人首领的并不是他的出身，而可能是与斯基利权贵之女的联姻，再加上他在阿提拉宫廷的显赫地位。其他部落的情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我怀疑，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这种政治重组现象在继匈人帝国而起的王国出现之前十分普遍。 14

把这些细节综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匈人帝国的衰亡和约达尼斯的叙述大相径庭。如果至少有一些臣服部落在获得独立之前就已经发生重大政治重组，那就意味着匈人帝国是随着匈人逐渐失去对这些部落的控制而慢慢走向消亡。

因此，这些新独立部落的兴起开启了匈人帝国消亡的最后阶段。匈人将大部分部落都聚集到匈牙利大平原。这种武装部落的集中前所未有，在匈牙利大平原形成一个威力无比的战争机器。 15 在罗马时期，这一地区仅生活着萨尔马提亚人、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罗马格外小心，不断采取措施，谨防边境地区聚集太多的武装部落，以免滋生战事。而匈人统治的瓦解所造成的局面恰巧就是早前罗马苦心经营所要避免的——在相对有限的范围内集中大量凶猛好斗的武装部落。因此，在公元5世纪60年代，独立战争必然演变成地区争霸的战斗，新兴王国彼此较量，角逐多瑙河一带的统治权。

我们同样只有在《哥特史》中才能找到脉络清晰的叙述。当然，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被刻画成角逐的大赢家。 16 约达尼斯称这些哥特人很快就和苏维汇人展开激战，并大获全胜。于是，苏维汇人又煽动这一带的其他势力，尤其是斯基利人，对抗哥特人。在与斯基利人的初次交锋中，法拉米尔被杀。但哥特人猛烈反击，斯基利部落作为一支独立势力被摧毁。结果苏维汇人、斯基利人余部、鲁基人、格皮德人、萨尔马提亚人等大多数部落都联合起来，一致对抗哥特人。这就导致潘诺尼亚的第二场大战，战场位于博利亚河（Bolia）河畔。这条河的确切位置也同样有待考证。约达尼斯做了以下叙述：

哥特人更加骁勇善战，平原上积满敌人的鲜血，仿佛一片猩红的海洋。武器和尸首堆积如山，横陈10余英里（约16公里）。哥特人见状，大喜。其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因为他们痛斩敌人，替首领法拉米尔报了杀身之仇。 17

其他史料中可以找到足够信息来证实约达尼斯的说法。据普里斯库斯的残存史料记载，在最后决战前，斯基利人和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都派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试图争取东罗马的支持。 18 斯基利人的灭亡在其他史料中也有记载。但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是否屡战屡胜，以及获得多大规模的胜利，我们都无从得知。

随着一些角逐部落的灭亡，这一地区的暴力冲突和动荡局势开始稍稍缓解。公元5世纪60年代末，斯基利王国丧失独立。公元473年，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撤离多瑙河一带，打算去东罗马帝国碰碰运气。但这些都没能及时挽救阿提拉的几个儿子。随着公元5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事态的发展，他们的地位被彻底动摇。每当一个部落获得独立，就意味着停止缴纳岁贡的臣服部落又增加一个。这已经糟糕透了。但新王国随后都开始先发制人，以彼此和匈人为代价，寻求权势的最大化。据约达尼斯记载，阿提拉的几个儿子同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展开两次交锋。这两次交锋有力地体现了匈人从胜利者到战败者的转变。在第一个回合中，匈人袭击作为“逃亡奴隶”的哥特人，旨在重申匈人的霸权统治，并迫使哥特人继续纳贡。在第二个回合中，匈人试图阻止潘诺尼亚的一些小部落落入哥特人手中。 19 我们所知的其他主要部落基本上也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因此匈人的权力基础被一步步侵蚀。

到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阿提拉剩下的两个儿子丹克兹克和赫尔纳克都已经山穷水尽。臣服部落脱离统治，再加上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等部落日渐强大，使得他们在多瑙河北部的地位不堪一击。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和罗马帝国达成和解。但是，丹克兹克没能同罗马达成和解——可能是他要求过多。公元469年，他败在罗马指挥官阿纳伽斯特斯（Anagastes）手下，并在君士坦丁堡悬头示众。赫尔纳克及其追随者可能没有这么贪婪，最终被重新安置在多瑙河河畔多布罗加（现在的罗马尼亚）北部。还有一些匈人残部在厄斯克尔、乌塔斯和阿尔姆斯（Almus）这些要塞及附近地区安顿下来。多瑙河北部独立的匈人强权已经终结。阿提拉王国的消亡迅速而彻底。

骑虎

因此，尽管《哥特史》有众多的局限性，它的叙述仍使我们能够重构匈人帝国衰亡的一些关键环节。长久以来，人们为这一离奇现象做出各种解释。早期的史学家往往认为这说明阿提拉能力超凡——只有他掌舵，匈人帝国才能存在。相比之下，爱德华·汤普森则把匈人的消亡归结为他们从罗马帝国攫取的财富所带来的社会分化。 20 这两种理论各有千秋。如前文所述，匈王阿提拉精明圆滑，卓尔不凡，而且从罗马获得的黄金肯定没有完全平分给每个部落成员。但对匈人帝国的全面了解还取决于匈人与臣服部落之间的关系。这些臣服部落基本上都是日耳曼部落。如前文所述，公元5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匈人权力骤然爆发的原因是它能够吸纳大量武装部落。同样，阿提拉暴毙后，其继任者日渐丧失对这些部落的控制，招致他们自身的衰败。

问题的关键在于，总体而言，这些部落不是自愿被纳入匈人帝国的。我们所有的证据都表明，非匈人部落都是通过征服和恐吓这两种手段才被纳入帝国统治。在阿提拉时代，可萨人是最后一个被纳入帝国势力范围的。我们在本书第七章中已经了解到故事的前半部分，东罗马的使节没有把最好的礼物送给地位较高的首领。普里斯库斯记载了随后发生的事情：

地位较高的库里达契，［可萨首领］……招来阿提拉一起对抗其他首领。阿提拉迅速派去大队人马，消灭一些首领，并制伏其余首领。然后，他召唤库里达契一同分享战利品。但库里达契怀疑其中有诈，声称一个凡人很难接近神……这样，库里达契保住了性命，也保全了自己的王国。而可萨人的其他部落都被迫接受阿提拉的统治。 21

随后，阿提拉派长子去统治这些臣服部落。这段文字显示，阿提拉能够在必要时迅速采取政治行动，但匈人帝国扩张的基本手段是军事征服。公元376年夏天，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最初肯定就是为了逃避匈人的统治才来到多瑙河河畔。勃艮第人最终迁往罗马帝国也是因为在公元5世纪30年代曾遭受匈人的残暴虐待。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事实，即如前文所述，脱离阿提拉帝国的途径就是战争，而且别无他法。 22

我们关于匈人征服者和各种臣服民之间关系的信息并不全面。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是普里斯库斯记载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通常被认为是可以说明匈人帝国中种族阶层的流动性。普里斯库斯在阿提拉营帐附近逗留时，遇见一个穿着讲究的匈人用希腊语向他问好。一问才得知这个“匈人”原来曾是个战俘，公元441年费米拉孔失陷时被俘的罗马商人。随后，他被分配给奥尼吉修斯，并参与之后对罗马和可萨人的战役。他表现出色，赢得大量战利品，并把这些战利品都上交给奥尼吉修斯，因此重获自由。他后来娶了一个匈人为妻，现在已深得从前主人的信任，陪同其左右，还经常和他一起同餐共饮。这样，一个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奴隶就可以获得自由，被地位相当显赫的匈人所接受。另一个援引较少的故事则揭示了匈人统治下主仆关系的另一面。还是在阿提拉宫廷逗留期间，普里斯库斯目睹了两个奴隶因作战时趁乱谋杀主人而被绞死。事实上，匈人的大多数臣服民都遭受各种方式的剥削，并受到严格管制。 23

普里斯库斯残存的史料中有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事情发生在公元467年至468年丹克兹克与东罗马帝国交锋的最后一个回合期间。罗马人将哥特人从哥特－匈人联军中挑出，提醒他们匈人整体上到底是如何对待他们的：“这些人不事农桑，却像豺狼一般攫取哥特人的粮食。结果后者沦落为奴，忍受饥饿的煎熬。” 24 当然，攫取臣服部落的粮食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如前文所述，这些臣服部落还被派去替匈人作战。很少有平民俘虏会擅长作战，因此匈人战役很可能都伤亡惨烈。普里斯库斯记载的那个转投匈人的商人确实发达了，但显然，这种情况屈指可数。

因此，很显然，匈人帝国必定是一个不稳定的政治实体，因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间的矛盾四分五裂。即便在匈人出现前，其臣服部落间的相互争斗由来已久，彼此之间也存在矛盾。这种不稳定性往往很少受到史学家们的关注，因为我们的史料大部分来自普里斯库斯——一个罗马人，而且这些史料都是有关阿提拉鼎盛时期的。然而，广撒网的话，我们很快就获得更多佐证。匈人帝国的最大长处在于能够迅速利用臣服部落，增强自己的实力。但这也是它最大的弊端。例如，罗马一有机会就会利用匈人臣服部落参战实属被逼无奈这一事实。公元5世纪20年代，东罗马对付在潘诺尼亚逐渐崛起的匈人强权的办法就是促使大批哥特人脱离其统治，随后又将这些哥特人安置在色雷斯。 25 据普里斯库斯的残存史料记载： 26 “卢阿统治匈人期间，生活在多瑙河附近的阿米尔朱利人（Amilzuri）、埃提马利人（Itimari）、图恩苏勒斯人（Tounsoures）和布瓦斯基人（Boisci）都纷纷倒戈，和罗马人并肩作战。”这些都发生在公元5世纪30年代卢阿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表明即便是成功也不足以确保臣服部落风平浪静。政权交替的初始阶段，局势尤为紧张。公元440年，卢阿的继承者阿提拉和布勒达上台。两人首次战役的对手并不是罗马：“［在他们的统治初期，］同罗马达成和解后，阿提拉和布勒达领军横穿斯基泰，制伏当地各部落，并向索罗基斯人（Sorogsi）开战。”一旦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后就需要重申对臣服部落的统治权。这一点可能是匈人帝国每一位新即位统治者的首要任务。

因此，阿提拉死后所产生的这些冲突并非异常，而是匈人及臣服部落之间关系的必然结果。只要有可能，匈人首领就会尽力确保罗马不会在这方面给他们惹麻烦。在同罗马缔结的首个和约中，后者希望多瑙河一带能够太平无事，以便集中兵力收复北非。阿提拉和布勒达得以确保“匈人准备和蛮族部落开战时，罗马不得同后者结盟”。罗马帝国耗费几个世纪消除征服所带来的矛盾，将臣服民——或者至少是其中的地主阶层——变成完完全全的罗马人。与之不同的是，匈人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来直接统治臣服民。 27 他们并没有对臣服部落进行社会政治结构的改革，也没有强制实行自己的社会政治结构，而是依赖原有的部落首领继续管理臣服部落的日常事务。结果，匈人只能行使适度的统治权和干预权，甚至连这些也是因部落而异。如前文所述，阿提拉暴毙之际，格皮德人已有自己的至高首领，因此很快就能获得独立。像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这样的部落，则需要先产生一位自己的首领，才能挑战匈人霸权。有些部落始终没能产生自己的首领，例如公元5世纪60年代入侵东罗马时受制于丹克兹克的哥特人。但即便是这些哥特人，尽管在公元468年仍处于丹克兹克统治之下，也已经有各自分支的小首领。

要是我们的史料更丰富且更深入翔实的话，我想我们会看到公元453年后，匈人帝国分崩离析，各臣服部落像剥洋葱一样逐个获得独立，其先后顺序与之前匈人控制的强度成反比。其中有两个主要变量：一个是臣服部落政治结构受影响的程度；另一个是这些臣服部落距离匈人帝国腹地——阿提拉营地——的远近。我更倾向于认为后者是一个关键因素，但缺乏证据。有些部落紧邻匈人领土，受到严密控制，任何形成统一首领的苗头都被遏制。距离稍远的部落则更多地保留了原有的政治结构，更难控制。在阿提拉时代，法兰克人和可萨人从地理上来讲处于其统治的边缘，受影响最小。距离更近的图林根人、哥特人、格皮德人、苏维汇人、斯基利人、赫鲁勒人、萨尔马提亚人和阿兰人等部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更多的控制。 28

对阿提拉帝国的考古发现使我们对其臣服民和统治者的关系有了更多的认识。如本书第七章所述，这些考古发现主要是日耳曼人或看似日耳曼人的墓葬。已发掘随葬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大量墓葬随葬品稀少和少量墓葬随葬品丰富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少数墓葬的随葬品并非一般，而是出奇地丰富，包括各种黄金制品和其他饰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黄金和石榴石镶嵌的珠宝，这些宝石镶嵌在黄金托架上，产生一种类似镶嵌画的效果。这类制品后来成为罗马后期和后罗马时期各地精英的标志。例如，在英格兰东部发掘出公元7世纪初的萨顿胡（Sutton Hoo）船葬，船中镶嵌珠宝的款式让研究者首先想到的是匈人统治下的欧洲精英。 29 在阿帕希达［Apahida，现在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发掘的墓葬中有60多件黄金制品，包括安装在墓主马鞍上的一只实心黄金雄鹰。这个墓主的其他马具都同样是用黄金制成，他本人也从头到脚都装饰了各种黄金珠宝。有些墓葬也有同样丰富的随葬品，还有一些墓葬黄金制品数量略少。 30

在欧洲中部和东部日耳曼人的居住地区发现这么多黄金制品意义深远。如果说到公元纪年开始以前，日耳曼世界的社会分化在墓葬中有所体现的话，也只是表现在一些墓葬的手工陶器数量超过平均水平，或是装饰用的青铜和黑铁制成的搭扣稍多一些。到公元3世纪和4世纪，一些家族在死者的墓葬中放置银质搭扣和大量珠子，可能还有一些陶轮制品。但此时，黄金还没有被用来区分精英墓葬——它们顶多会用到一点银制品。 31 匈人帝国改变了这一切，而且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多瑙河风格”的墓葬黄金随葬品丰富，标志着这一带黄金随葬品的数量骤增。这些黄金的来源毋庸置疑。我们眼前这些公元5世纪匈牙利的随葬器物就是普里斯库斯和其他史料提到的罗马帝国向北输送财富的物证。如上一章所述，匈人想从帝国获得黄金和其他能拿得动的财富——其形式是为雇佣兵支付的报酬、战利品，尤其是岁贡。很明显，大量的黄金被打造成墓葬中的这些珠宝和嵌花。许多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都属于日耳曼人。这一事实表明，匈人没有将黄金全部据为己有，而是将其中的一部分分配给日耳曼臣服部落的首领。因此，这些首领也变得十分富有。

这一策略背后的考量是，如果日耳曼部落的首领在匈人帝国的成功中能够获利，那么意见分歧将会最小化，事情进展也会相对顺利。赠给臣服部落首领的黄金将会促进帝国政治，预防叛乱。由于有许多墓葬中都有黄金随葬品，这些部落首领肯定是将一部分黄金又分配给自己的心腹。 32 因此，黄金反映了阿提拉宫廷的政治。（把普里斯库斯遇到的那位贵族想象成阿帕希达墓葬的主人也未尝不可。）同样重要的是，黄金的分配在应对地方性内乱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我们对这些黄金来源的认识，共同突显了维系匈人帝国的掠夺性战争的重要性。

首先，累累战绩为时任首领树立了绝对强权的形象，见证了阿提拉获得玛尔斯之剑时的宣言。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军事胜利对于他之前的几任首领也同样重要。伴随强权的名声而来的是震慑臣服部落的能力。当然，为控制臣服部落的首领提供黄金和其他战利品的也正是军事胜利，尽管阿提拉死后，各臣服部落竞相脱离帝国统治，其速度之快说明支付的钱财不能补偿他们所受的剥削。如前文所述，罗马帝国试图将边境地区的人口控制在低水平状态，以便将潜在麻烦最小化。与之相反，匈人帝国却大量吸纳臣服部落。 33 如此庞大的人口集中一地，造就一个威力无比的战争机器。这个战争机器无法闲置，因为它包含太多的内部矛盾，容不得它闲置下来。匈人臣服部落的人数多于地道的匈人人数，前者可能是后者的几倍。让臣服部落终日忙碌十分重要，否则不安分分子将寻求发泄精力的渠道，摇摇欲坠的帝国可能就会开始坍塌。

我们已经对匈王阿提拉有了迥然不同的认识。和通常情况一样，使他如此强大的因素同时也是他最大的负累。公元5世纪40年代轻易打败东罗马帝国军队的匈人军队本身也极不稳定。从短期来看，匈人军队取得的胜利巩固了阿提拉的统治。但这支军队因内部矛盾四分五裂。要维系阿提拉的统治，匈人军队还有必要取得更多胜利。如果他的威望开始下降，其臣服民将会投入罗马人的怀抱。阿提拉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蛮族征服者，但他是在骑虎，而且是一头无比凶残的猛虎。如果没有抓牢，他就会被咬死。

在我看来，这反过来也解释了他在公元5世纪40年代末原本蹊跷的举动——将目光转向西罗马。公元441年至447年间，阿提拉的军队洗劫巴尔干半岛，仅有一部分小的地区因两大障碍——位置孤立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和陆地防御固若金汤的君士坦丁堡——而幸免于难。东罗马帝国已是深陷困境，它每年需要缴纳的岁贡增长了十倍，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匈人已经从君士坦丁堡榨取了所有他们有可能获得的财物。至少，继续对其发动战争必定会触及回报递减的法则。但阿提拉盘踞在匈牙利大平原上，身边庞大的战争机器无法闲置。巴尔干半岛已经没有什么可供侵袭的了，必须找到一个新目标。换言之，阿提拉转向西罗马是因为他已经穷尽东罗马可供侵袭的所有像样的地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对匈人帝国的又一评价。匈人帝国在政治上有赖于军事胜利和源源不断的黄金，注定要不断征战，直至战败，然后导致内部危机。公元451年和452年在高卢和意大利的失利肯定至少已经使阿提拉不可战胜的光环开始变得暗淡，也肯定减少了黄金的流入。一些远离匈人腹地的部落可能已经开始不服管束。阿提拉之死及其几个儿子的相互内战很可能为他们提供了期盼已久的机会。不管怎样，没有什么比阿提拉帝国的突然瓦解更能生动体现匈人统治者和被剥削的非匈人臣服民之间尚未解决的矛盾。然而，匈人帝国的意外灭亡也是西罗马帝国瓦解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新的权力平衡

以匈牙利大平原为中心的一个超级强国衰亡了，东西罗马帝国发现自己现在面临着一群新兴王国，其势力范围向一方延伸到莱茵河地区，向另一方延伸到黑海一带。这些王国多数时候都在相互厮杀，偶尔也会进犯罗马边境。随着帝国逐渐深陷臣服部落脱离匈人统治的斗争之中，罗马在多瑙河防线的外交政策开始转变。面对新形势，罗马当局有两个首要任务：他们需要阻止多瑙河北部的争斗以入侵或突袭的方式蔓延到自己的领土之上，同时还需要防止这种混乱局势造就另一个庞大的帝国。

普里斯库斯的史料不全，使得我们无法完整地从罗马的角度了解事情的经过，但其实质还是不难提炼出来。现有史料都提到由于多瑙河对岸为争夺生存空间而爆发激烈争斗，不同蛮族部落的成员都涌向罗马境内。现在，大批难民涌入西罗马帝国，有的独自迁移，有的跟随部落一起。他们认定多瑙河南岸的生活看上去要比北岸的兵连祸结更可取。这些难民中最著名的当属斯基利人的首领、埃德科之子奥多瓦卡。他率领一队追随者先是前往高卢，后来又改道意大利，并在那里加入罗马军队。其他出身没有这么显赫的部落首领也纷纷效仿。到公元5世纪70年代初，意大利的罗马军队被来自欧洲中部的难民控制：被吸纳进来的蛮族兵中特别提到的有斯基利人，还有赫鲁勒人、阿兰人和托斯灵吉人（Torcilingi）。 34 现有史料没有给出这些人口迁入意大利的具体数字和确切时间。这也许意味着我们应该考虑的是移民和新兵持续不断地涌入，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地涌入，尽管斯基利人失去独立等因素可能会加快这一过程。

如果有个别迁来的部落只是要逃离多瑙河北部的大屠杀，其他的则是在寻求在罗马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飞地——他们似乎认为这比继续留在匈牙利大平原上竞争要容易些。到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一些部落发现匈牙利大平原上的竞争过于激烈，无法应对，接连三次进犯东罗马。据约达尼斯记载，公元466年或其后不久，哥特王比格里斯（即本章开篇提到的部落4）率领其追随者进犯多瑙河南岸，但遭遇失败。 35 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个名叫霍米达克（Hormidac）的人率领一帮匈人来犯，深入达契亚，直抵塞尔迪卡，并在此被东罗马的指挥官安提莫斯（Anthemius）挫败。 36 同样也是在这一时期，阿提拉之子丹克兹克试图攫取东罗马帝国的一隅，但如前文所述，他也没能成功。这些武装团伙的到来大体上和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与其对手在多瑙河中游平原展开的战斗发生在同一时期。而且，和相比之下涌入西罗马帝国较少的难民一样，这些团伙迁入帝国可能是因为新的暴力冲突猛增造成的。 37

同时，这些新王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延续了匈人的做法。普里斯库斯史料的两个残篇中有一个涉及阿提拉帝国衰亡的后果。因此，我们得知为了获得岁贡，法拉米尔率领哥特人侵入东罗马帝国。据普里斯库斯记载，到公元5世纪60年代初，岁贡总计300磅黄金 38 ——远远少于阿提拉在其鼎盛时期获得的黄金数量（2100磅），也不到阿提拉刚掌权时支付给匈人黄金数量的一半。然而，这笔金额也并非无关痛痒。如果法拉米尔成功扩大其权力基础，他很可能提高岁贡的金额，就像匈人曾经做过的那样。君士坦丁堡当局可能还需要向其他新王国缴纳岁贡，因此他们不得不谨慎行事。这些新王国有可能合并成同阿提拉帝国一样棘手的对手。普里斯库斯史料中另一存世的相关片段使我们对罗马对这个潜在问题的态度有了深入了解。 39 在哥特人和斯基利人头两次交锋的间隔期间，双方都派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请求支援。没有人想援助哥特人，但大家就采取什么样的最佳行动产生分歧。有人提议罗马完全置身事外。但罗马最终决定给予斯基利人有限支援。约达尼斯忽视了后阿提拉时代的冲突，但各方显然都不仅在联合起来相互抗衡，而且也在努力争取罗马的支持。君士坦丁堡无人想要支持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这一事实证明他们日益强大，最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超级强权。

罗马人把阿提拉之死看作新时代的曙光。伟大的阿提拉逝世的当天晚上，东罗马的皇帝马尔西安据说做了一个美梦，梦到自己看见阿提拉的弓折成两段。 40 然而，超级对手的消亡并没有终结所有麻烦，而是引发了各种新问题。帝国间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消失，结果却是引发许多错综复杂的区域性冲突，对东西罗马帝国产生严重影响。我更倾向于认为，我们从各种史料中了解的冲突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此外，与阿提拉帝国崩溃所带来的更加深远的影响相比，难民和入侵者所造成的多重问题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最重要的是，阿提拉帝国的崩溃打破了公元5世纪中叶以前西罗马帝国赖以为继的力量平衡。

埃提乌斯垮台

如本书第六章所述，公元425年，年仅6岁的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即位。他是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和加拉·普拉西提阿之子，在东罗马帝国军队的协助下登上皇位，但从未实际掌权。他的母亲统治帝国长达8年之久，最终由于没能维持几位西罗马部队指挥官间的权力平衡而被埃提乌斯取代。这个男人拥有非凡的军事洞察力，在公元5世纪30年代不光保住了西罗马帝国，还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理论上，罗马青年14岁就已成年，能够做出有法律效力的决定。但公元433年已年满14岁的瓦伦提尼安三世还远没有做好与强硬且久经沙场的指挥官争夺权力的准备，尤其是在帝国面临多重军事问题之际。五六年后，埃提乌斯可能已经掌权，他的地位彻底巩固。到公元440年，有关政策和人事任命的重要决策都是由这位指挥官制定，而非皇帝——普拉西提阿煞费苦心想要避免的正是这种局面。

因此，西罗马名义上的皇帝深陷自己也无法掌控的权力模式之中，仅仅是一个傀儡而已。这种存在的单调乏味之处往往会被低估。瓦伦提尼安三世从未踏出意大利半步，只是往返于罗马和拉文纳之间。他的生活乏味，除了充斥着价格斐然的装点之物的个人生活，就是国事活动。如前文所述，皇帝的工作就是要体现罗马政府的一些核心理念。他需要代表罗马世界秩序的非凡本质，确切来说是由上帝命定的本质，在礼节仪式中展示造就罗马帝国的神的庇佑。作为各种仪式、列队、基督教弥撒和接见活动的主角，他绝不能有任何闪失，让自己的光环滑落。日复一日，他所要行使的职责一成不变，枯燥乏味。帝国是极权政治的缩影，绝不允许公开不和。统一就是一切。各种仪式持续不断地配合起来，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别忘了，《狄奥多西法典》（参见本书第三章）被介绍给元老院时正是处于瓦伦提尼安三世执政时期。瓦伦提尼安三世省去了这次表演，但这种仪式代表他每天都必须忍受的枯燥生活。帝国各重大仪式开始之前，参与的元老院元老很可能都需要高声欢呼245次。我和11岁的儿子做了一个简单实验，发现我们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做18次这样的欢呼。因此，《狄奥多西法典》的引介仪式可能至少得花40分钟，而且这还没有考虑仪式接近尾声时元老们因疲劳而放慢速度。

瓦伦提尼安三世之前的皇帝每天也都经历了同样的煎熬，但至少这些盛事结束后，他们能关起门来，制定政策，任命官员，从中得到宽慰。我们在前文已经见证了这种生活给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姐姐霍诺里娅所带来的失意：和自己的地产管理人私通，并怀上孩子，后来又开门揖盗，和匈王阿提拉联姻（参见本书第七章）。对瓦伦提尼安三世而言，要改变现状也绝非易事。小皇帝的生活不易。他们成年后，却发现自己仍然身处权力的边缘。他们可能会不顾一切地豁出去，和17岁的爱德华三世一样。1330年10月19日午夜，他闯入诺丁汉（Nottingham）城堡，铲除自己的母亲伊莎贝拉女王（Queen Isabella），逮捕其情夫莫蒂默（Mortimer），夺取统治权。但大多数小皇帝都没有这么大胆无畏。而且公元5世纪40年代，埃提乌斯是小皇帝对抗匈人的唯一壁垒。

公元5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瓦伦提尼安三世对自己的失意无能为力。但匈人帝国瓦解后，一股变革之风吹遍西罗马宫廷。到公元450年前后，埃提乌斯和皇帝之间产生了两个分歧。那年7月28日，东罗马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坠马后死亡。瓦伦提尼安三世属于狄奥多西王朝，和狄奥多西二世之女尤多克西亚联姻，而且将他推上西罗马帝国的皇位、坚决重申那个王朝的统一性的也是狄奥多西二世的军队（参见本书第六章）。狄奥多西二世是该王朝在东罗马最后的男性代表，他的独子阿卡狄乌斯已经先于他离世。据说，瓦伦提尼安三世听闻堂兄的死讯后，便打算前往君士坦丁堡，要求自己作为唯一的皇帝统治整个罗马帝国。埃提乌斯极力反对。这个计划显然欠妥。瓦伦提尼安三世在君士坦丁堡没有任何人脉，东罗马的政界也不会欢迎他。那里的事务都是由狄奥多西二世的姐姐普尔喀丽亚（Pulcheria）打理。在弟弟统治期间，普尔喀丽亚一直都有很大的话语权。她最后嫁给一个名为马尔西安的幕僚。8月25日，马尔西安成为东罗马的新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错过了这个机会，尽管胜算很小。埃提乌斯的反对让他一直耿耿于怀。

两人的第二个分歧与联姻有关。瓦伦提尼安三世与尤多克西亚的婚姻只生有两个女儿：优多西娅（生于公元438年或439年）和普拉西提阿（生于公元439年至443年期间）。到公元5世纪50年代初，结婚15年后，这对夫妇已经不可能再有子嗣。这意味着西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权问题还悬而未决。最有可能获取继承权的途径就是与瓦伦提尼安三世的一个女儿联姻。如本书第六章所述，作为公元5世纪40年代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优多西娅已经许配给汪达尔王盖萨里克之子胡内里克。胡内里克并非皇位的重要争夺者。因此，普拉西提阿成为西罗马未来的关键。公元5世纪50年代初，埃提乌斯竭力说服瓦伦提尼安三世将她许配给自己的儿子高登提乌斯。如果成功的话，这段婚姻将巩固埃提乌斯的权力，高登提乌斯很可能也会接替瓦伦提尼安三世。鉴于狄奥多西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与皇族联姻将足以赋予高登提乌斯合法性，尤其是君士坦丁堡才刚遵循同样的程序。奋力争取联姻是否是埃提乌斯意识到自己对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控制已经减弱所采取的对策，我们还不清楚。但这个提议显然加重了皇帝对自己在帝国被边缘化而日益加剧的仇恨。 41

此外，阿提拉已死，他的帝国也已经瓦解，埃提乌斯对于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存亡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了。毕竟，代表帝国延续性的并非埃提乌斯，而是皇帝。自成年后，瓦伦提尼安三世第一次敢于考虑铲除这位最高统帅。埃提乌斯也许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这有可能是他冒险再次冒犯瓦伦提尼安三世，提出联姻请求的另一原因。尽管一再强调一致性，罗马帝国的政治深水中总是潜藏着凶猛的鲨鱼。现在，皇帝身边的官员都嗅到一丝血腥味儿。从君士坦丁七世的作品中，我们详细了解了迫使埃提乌斯最终垮台的阴谋。他的作品《阴谋篇》中保存了相关记载。安条克一个叫约翰的人的残存史料中也记载了埃提乌斯的垮台。这个人是较晚时期的编撰者，而且很可能主要借鉴普里斯库斯的史料。因此，我们所了解的信息又是围绕普里斯库斯和君士坦丁七世的史料展开的。

主要有两个密谋者：一个是出身名门的罗马元老院元老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Petronius Maximus）。在埃提乌斯掌权前他就已经是元老，但显然是被当作埃提乌斯的忠实拥护者。公元439年至441年间，他担任意大利行政长官的要职，并在公元443年第二次被任命为执政官——两次任命都发生在埃提乌斯的鼎盛时期。 42 另一个是罗马所有宫廷阴谋中的最大嫌犯：总管宦官、皇帝的内务总管（primicerius sacri cubiculi ）赫拉克里乌斯（Heraclius）。这两个密谋者利用两大分歧说服瓦伦提尼安三世，再加上匈人的威胁已经减弱，他们不择手段。 43

埃提乌斯正在解释财务状况，计算税收。瓦伦提尼安三世突然大吼一声，从皇位上跳起，大呼自己再也不想被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折磨……埃提乌斯没有料到皇帝会恼羞成怒，一时不知所措，正试图平息他的怒火。此时，瓦伦提尼安三世拔出长剑，赫拉克里乌斯在披风下也藏了一把刀，随时准备行动……两人一同扑向他。

公元454年9月21日或22日，埃提乌斯遭受皇帝和宦官两人的共同袭击，倒地而亡。一如既往，他倒台后就发生了一系列流血事件。首当其冲遭受迫害的是著名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的同名祖父。他是元老院元老，埃提乌斯的现任意大利行政长官。

瓦伦提尼安三世一直等到自己30多岁，但他最终还是摆脱了控制。遗憾的是，在随后争取支持方面，他远没有900多年后的小爱德华成功。首先，密谋者自己很快就闹翻了：

埃提乌斯被杀后，马克西姆斯对瓦伦提尼安三世百般殷勤，希望能被任命为执政官。当他没能如愿以偿时，他又想成为贵族。但赫拉克里乌斯……也有同样的野心。他不想有人能抗衡自己的权力，便从中作梗，说服瓦伦提尼安三世，既然他现在已经摆脱埃提乌斯的压制，就不必将权力移交给他人。

积习难改。即便是在埃提乌斯死后，瓦伦提尼安三世也没能真正掌权。控制他的挑战开始了，尤其是他还没有男性子嗣。这就意味着从长远来看，皇位的继承权仍是一场公开对阵。马克西姆斯发现自己无法说服皇帝，便再次借助极端手段。这次，他收买埃提乌斯曾经的心腹、两名护卫队队长官奥普提拉（Optila）和特劳斯提拉（Thraustila）。普里斯库斯做了以下叙述，公元455年3月16日：

瓦伦提尼安三世决定到［罗马的］战神广场去骑马……他下马后，正要离开去练习箭术，奥普提拉及其随从……袭击了他。奥普提拉击中他的头部，并在瓦伦提尼安三世转身看谁袭击他之时再次击中他的脸部。特劳斯提拉砍倒赫拉克里乌斯。两人夺走皇帝的皇冠和骏马，骑上马前去找马克西姆斯。

瓦伦提尼安三世就这样被刺死了，离埃提乌斯被杀不到六个月。这就是帝国政权的更替通常会带来的政治混乱。多年的独裁统治之后，虽然这次更多的是摄政统治，帝国没有一个现成的准政权。一如既往，一些官员匆忙组成联合政府，但他们都无意在此后彼此分享权力。然而，如果埃提乌斯的倒台没有什么不同寻常，而且他的倒台没有产生直接继任者也不足为奇的话，那么有些方面就比较独特了。在这一点上，埃提乌斯的讣告就很有意思。埃提乌斯一死，普里斯库斯就写了这篇讣告：

瓦伦提尼安三世幼年时，埃提乌斯通过与蛮族结盟，保护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母亲普拉西提阿和她的儿子。伯尼菲斯率大军从北非渡海来犯时，他以战术取胜……指挥官费利克斯在普拉西提阿的授意下准备摧毁自己时，他闻讯便设计将他杀死。他制伏进犯罗马领土的［西哥特人］，镇压［巴高达运动］……简而言之，他掌控大权，不光是部落首领，还有邻近部落都对他一呼即应。

和所有讣告一样，这篇讣告非常简洁，道出了埃提乌斯政治生涯中在宫中钩心斗角和南征北战、东讨西伐的现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开篇提到的埃提乌斯对“蛮族”联盟的依赖。不是任何蛮族，而是一支特定的蛮族部落：匈人。如讣文所暗示，埃提乌斯的事业是建立在与匈人的联盟之上的。埃提乌斯先后在公元425年约翰篡权受挫和公元433年伯尼菲斯在首轮交锋中就取得胜利的内战中险些失败，支持他的正是匈人。如本书第六章所述，公元5世纪30年代，埃提乌斯在恢复高卢秩序的过程中，匈人军队起到了核心作用，尤其是在打败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的战斗中。埃提乌斯之死不仅仅是他的个人悲剧，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阿提拉之死以及匈人帝国的消亡不仅使得瓦伦提尼安三世有可能考虑铲除埃提乌斯，还动摇了埃提乌斯用以维系西罗马帝国的微妙权力平衡。没有了匈人，埃提乌斯就是多余的。他的继任者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机制使西罗马摆脱困境。

美好新世界

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的短命政权所采取的首个行动实际上是我们了解匈人强权灭亡后产生的政治新秩序的关键。

公元455年3月16日，杀死瓦伦提尼安三世后，马克西姆斯第二天便宣布自己成为皇帝。他才刚掌权，便派遣使节前去请求强大的西哥特人支持。这些西哥特人自公元418年起就定居在法国西南部。马克西姆斯选派的人是他刚任命的军事指挥官埃帕基乌斯·阿维图斯（Eparchius Avitus），可能是高卢的最高指挥官（magister militum per Gallias ，高卢主帅）。阿维图斯是高卢贵族，其财富和教育无可挑剔。他出身于高官家庭，在一些地位显赫的家族中都有人脉，而且他的地产主要集中在奥弗涅（Auvergne）的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公元5世纪30年代，在征讨诺里孔人（Norici）和勃艮第人的战役中，他在埃提乌斯麾下表现出色，随后便平步青云，在公元439年至441年间担任高卢的最高文职官员——禁卫军长官。他之后离职，可能是正常的换届，也可能是和埃提乌斯闹翻了。大约十年后，他又重新被重用。此后，他在同西哥特人的协商中发挥重要作用，获得援助，在公元451年帮助埃提乌斯抵御阿提拉对高卢的进攻。 44 因此，阿维图斯从各方面讲都是一个不错的人选。他同埃提乌斯关系亲近，但又有一定的距离，并且履历良好，同高卢贵族和哥特人的关系也都不错。

阿维图斯本人没有留下什么文字。但他的女婿盖乌斯·索里乌斯·莫得斯图斯·阿波利纳里斯·西多尼乌斯（Gaius Sollius Modestus Apollinaris Sidonius，我们在前文已经引用过他的作品）留下了一些诗歌和书信，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点遗憾。为了不至于使人发疯，他的名字通常被缩简成“西多尼乌斯”。与阿维图斯家族的联姻可能说明，西多尼乌斯也是来自高卢地位相当的贵族家庭——其地产主要集中在罗讷河河谷的里昂（Lyon）附近。阿维图斯离任后近十年，西多尼乌斯的父亲也担任了高卢禁卫军长官，在公元448年至449年出任该职位。 45 在过去，西多尼乌斯的作品往往都没有受到什么好评。任何接受古拉丁语（公元前1世纪或公元1世纪）教育、重视其规范的人都会对西多尼乌斯的作品复杂晦涩的语言感到恼火，如果不是震惊的话。与恺撒等人清晰、朴实的风格相比，他对卖弄学识的偏好似乎达到了极致。塞缪尔·迪尔爵士（Sir Samuel Dill）在维多利亚时代末曾这样评价：

［西多尼乌斯］本质上说是一位文人，有着那个堕落年代［公元5世纪］最受推崇的特征。他是一位文体家，而非思想家或是探究之人。毫无疑问，他看重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其文体特征。而我们现在却认为这些幼稚的比喻、无聊的对仗毫无价值，甚至让人生厌，是对语言的折磨，目的是要给单调无趣的平凡琐事增添一丝乐趣和不同…… 46

甚至在翻译的时候，西多尼乌斯也会让人疯狂，他不会用铁锹来直接称呼铁锹。显然，他把大量时间都花在如何尽可能复杂地讲述事情上了。他写于较晚时期的一封信里有一句评论很能说明问题。这句评论是他在感叹和自己所接受的教育相配的听众都已经一去不复返时发表的：“我开始用更日常的用语来写作了。润色那些不会被发表的文字已经毫无意义。” 47 但用公元1世纪的标准来衡量公元5世纪的风格有失公允。近期人们在评价罗马后期拉丁语作品（姑且不论罗马后期的希腊语作品）时，就没有这么急于指责公元4世纪和5世纪风靡的繁复文体。 48 一个能将用链锯切割并浸泡在防腐剂中的母牛看作艺术的时代按理说是不大可能用刻板、通用的标准来衡量其他艺术行为。

不管怎样，西多尼乌斯的拉丁语好坏与否并不重要，因为他的作品的历史意义毋庸置疑。他的存世作品中年代最早的是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期的，最晚的大约在公元480年，但其中大部分作品都集中在公元455年后的20年间。他几乎认识所有高卢南部尤其是东南部的重要人物，而且这些权贵在他的信中占据显要地位。与叙马库斯的书信不同的是，西多尼乌斯的书信毫不忌讳，一有机会就讨论重大的政治事务。他的诗歌，或是一部分诗歌，也同样重要。西多尼乌斯本人举足轻重，足以被卷入政治之中，连几位皇帝都要争取他的支持。但他也没有重要到他们的政权垮台时会落得一死的下场。西多尼乌斯是他那个时代公认的出类拔萃的文体家，先后效力于几任皇帝。他们利用他为自己创作颂词——主题发言。我们在前文也遇到过类似文字。尽管它们显然没有讲述我们眼中的事实，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特定政权希望展示给大家的信息。同之前的德密斯修和莫罗保蒂斯一样，西多尼乌斯也是一个宣传工具。

我们可以从西多尼乌斯的描述中清楚看到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派遣阿维图斯前去请求西哥特人支持他的政权。当然，西多尼乌斯对这个简单的事实稍加粉饰了一番。据他描述，西哥特人听说瓦伦提尼安三世被杀，便准备发动战争，接管整个西罗马。此时，阿维图斯的到来令他们惊慌失措： 49

一个哥特人已经重新打造自己的镰刀，正在石砧上锻造长剑，用石头将它打磨锋利。这个人已经准备好，一声号角便奋起杀敌，随时都会砍倒敌人，让他们的尸体四处横陈。他一听到阿维图斯的名字，便大呼：“战争取消了！把犁还给我！”

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接受古拉丁语教育的人会对西多尼乌斯的冗词赘语恼火了。但这些华而不实的空话也并非毫无意义，这些文字向我们生动地刻画了他的岳父是一个能够说服西哥特人放弃开战的人。这个哥特人不只是个旁观者，他还继续宣布他的部落将向新政权提供军事援助——而且这完全是因为阿维图斯支持这个政权：“不，如果我知道您［阿维图斯］参与其中，我会成为您的辅助部队。这样，至少我就有权战斗了。”这里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对阿维图斯重要性的夸张描述。在诗的前面谈到埃提乌斯在公元5世纪30年代的丰功伟绩时，西多尼乌斯的叙述更夸张：“尽管他［埃提乌斯］战果累累，但没有您［阿维图斯］就一事无成。而您，没有他也取得了很多功绩。”毫无疑问，阿维图斯在埃提乌斯手下表现出色，但在公元5世纪40年代前者离任期间，埃提乌斯也应付得不错。埃提乌斯是占主导的一方，这一点无可争议。

但西多尼乌斯的夸张手法虽然恼人，我们也不能忽视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作为皇帝采取的首个行动的历史意义。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和埃提乌斯都想方设法阻止西哥特人增加其在西罗马政治中的影响力。阿拉里克及其姻亲阿萨尔夫都曾设想过——即便只是短暂地——哥特人成为西罗马帝国的保护者。阿拉里克曾向霍诺留提议，让他成为宫廷的高级指挥官，将他率领的哥特人安置在离拉文纳不远的地方。阿萨尔夫迎娶霍诺留的妹妹，还给自己的儿子取名狄奥多西。但西罗马帝国的守护者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和埃提乌斯抵制住这些借口。他们乐于雇用哥特人作为初级盟友，抗击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但仅此而已。埃提乌斯更倾向于雇用匈人来对付哥特人，令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也不愿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帝国事务。西多尼乌斯明确提到，阿维图斯的出使目的不仅是要寻求西哥特人的默许，还要同他们结成军事联盟，一下子推翻维系帝国40年的政策。

其直接后果更是加重了问题。阿维图斯仍在西哥特人那时，汪达尔人在盖萨里克的率领下从北非出发，越海发动远征。他的军队抵达罗马市郊。此次远征部分是为了胡闹和战利品，但也有更深层的动机。埃提乌斯收复北非的计划受挫后，作为双方政治交易的一部分，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女儿优多西娅被许配给汪达尔首领盖萨里克的长子胡内里克。然而，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刚一夺权，为了增加自己政权的可信度便将优多西娅嫁给自己的儿子帕拉迪乌斯。于是，在盖萨里克看来，汪达尔人被骗走了这次参与帝国政治游戏的机会，他们怒不可遏才入侵罗马。一听闻汪达尔人来犯，马克西姆斯就

惊慌失措，骑上马逃跑了。他的皇家护卫和身边格外信任的那三个人都弃他而去。那些看到他逃跑的人对他恶语相加，痛斥他胆小怕事。他正要逃出城时，一个人向他扔了一块巨石，砸中他的太阳穴，将他杀死。众人扑向他的尸体，将他碎尸万段，并用木杆挥动着他的肢体一边游行一边发出胜利的欢呼。 50

就这样，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的统治在公元455年5月31日结束了。他在位不超过两个半月。

帝国的首都再次遭受洗劫，损失远远超过公元410年的那次。盖萨里克的汪达尔人四处劫掠，夺走大量财宝，并将许多俘虏带回迦太基，包括瓦伦提尼安三世的遗孀、她的两个女儿，以及埃提乌斯幸存下来的儿子高登提乌斯。 51 阿维图斯闻讯立刻夺权，虽然身处西哥特人在波尔多的宫廷，仍宣布自己为皇帝。同年7月9日，他的政权才得到区域首府阿尔勒高卢贵族的承认。不久之后，阿维图斯从阿尔勒得意地迁至罗马，并开始同君士坦丁堡协商，希望得到认可。意大利罗马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墨乔里安（Majorian）和里西梅尔（Ricimer）都甘愿接受他，因为他们害怕任他差遣的西哥特军队。 52

于是，新秩序诞生了。西罗马的政权没有力图同西哥特人和其他移民保持距离，反而让新迁来之人成为西罗马帝国政体的一部分。西哥特国王史无前例地在决定帝国皇位继任人选的问题上扮演了关键角色。

这一变革的全部意义值得反复强调。没有匈人牵制哥特人和其他迁入西罗马的移民，帝国别无他法，只得欣然接受。西罗马帝国的军事储备已无力让它将他们继续排除在核心政治之外。阿拉里克、阿萨尔夫，以及希望让儿子同帝国公主联姻的盖萨里克先后表现出来的野心已经实现。同时代的人都充分认识到阿维图斯上台所代表的政治转变。自古以来，传统教育就将蛮族人——包括西哥特人——刻画为“他者”，非理性之人，未开化之人；是不断威胁罗马帝国的破坏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西哥特人在法国西南部充当罗马的初级盟友长达30年左右，基础已经打好了。尽管如此，阿维图斯的政权非常清楚与西哥特结盟必定会引发争议。没有什么比西多尼乌斯的作品更能说明这一点了，尤其是在阿维图斯统治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在西哥特王狄奥多里克二世宫廷里写的信。西多尼乌斯的书信绝不是什么私人文件，他写这些信，就是希望信的内容会流传开来。简而言之，它们是在高卢地主阶层中散布观点的有效途径。 53

这封信是写给阿维图斯的儿子阿格里科拉（Agricola）的，叙述了西哥特人的宫廷生活。信的开篇刻画了狄奥多里克二世：“上帝的意愿和大自然的巧思一同赋予他完美的体格。他的品格无可挑剔，即便是君主常有的嫉妒之心也无法夺走他高尚品格的荣耀。”接下来，我们会读到西哥特王一天的生活。他先是做一两次祈祷，上午接见使团，处理事务，然后在下午可能会去狩猎。同其他方面一样，他在狩猎上也高人一筹。到了晚上便是主餐：

和他一同享用晚餐时……眼前看到的并非凹陷的餐桌上堆放的失去光泽、氧化变色的老旧银质餐具和喘着粗气的侍者。这种场合最主要的事当属交谈。食物的诱人之处并非它们不菲的价格，而是精湛的厨艺。酒盅续杯的间隔很长，人们不必担心醉酒而克制，反倒是要因干渴而抱怨。总而言之，那里有希腊式的优雅、高卢的丰盛和意大利的欢快，有国家的尊严、私宅的周到和王室的自律。 54

信的结尾拿西哥特王开了一个小玩笑。晚餐结束后，狄奥多里克二世喜欢掷骰子，而且如果发现对手故意让他，他就会提出抗议。另一方面，西多尼乌斯指出，如果想获得恩惠的话，就得让这个西哥特王赢，但又不能让他觉察出来。这种优越屈尊的一面西多尼乌斯刻画得淋漓尽致。狄奥多里克二世并非一般的蛮族人，感情用事，酗酒成性，鲁莽冲动。事实上，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罗马人”，理智，自律，用由来已久的罗马方式来经营自己的宫廷和生活——确切来说，他自己。他是一个值得打交道的人。我对西哥特人真实的宫廷生活一无所知，但要为阿维图斯同狄奥多里克二世的关系开脱，狄奥多里克二世就得被描述成集各种美德于一身。而且西多尼乌斯也做到了。变革的步伐不断加快。蛮族人被描绘成罗马人，以此为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开脱——既然他们不能再被排除在外，他们现在必须参与西罗马有效政权的构建。

乍看之下，将外来力量纳入其中似乎不是对帝国完整性的致命一击。狄奥多里克二世足够罗马化，愿意合作。他看到有必要树立一个良好的罗马人形象，以此满足地主阶层的要求。然而，其中也有一些隐患，使得罗马－西哥特人的军事联盟并不像最初想象的那样是一笔财富。首先，政治支持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狄奥多里克二世完全乐意支持阿维图斯夺权，但他期望获得回报，这也并非不合情理。这次，他想要获得的奖赏是能够全权处理西班牙的事务。如前文所述，自公元5世纪40年代初埃提乌斯将注意力转向多瑙河一带以来，苏维汇人就一直在西班牙为所欲为。狄奥多里克二世的请求获得批准。在阿维图斯政权的支持下，狄奥多里克二世立刻派遣一支西哥特军队前往西班牙，名义上是遏制苏维汇人的劫掠行为。当然，此前西哥特人被派往西班牙时，他们一直都是和罗马军队共同行动。这次，狄奥多里克二世基本上都是自主行动。我们有关于这次事件的一手描述——西班牙史料。据说，西哥特军队战胜苏维汇人，俘虏并处死他们的国王。在交战过程以及之后的整顿行动中，他们还抓住一切机会收缴尽可能多的战利品，洗劫布拉加（Braga）、阿斯图里加（Asturica）和帕勒恩提阿（Palentia）等城镇。哥特人不仅摧毁苏维汇人的王国，还肆无忌惮地劫掠西班牙的财富。 55 和阿提拉一样，狄奥多里克二世也要满足自己战士的需求。他愿意支持阿维图斯是基于对利益的考虑，而肆意劫掠西班牙有利可图，正合他意。

其次，让蛮族参与西罗马政权构建的政治游戏意味着现在将有更多集团围绕帝国宫廷争权夺势。公元450年以前，西罗马任何功能健全的政权都必须包含三支军队，并满足他们的需求——意大利和高卢的两支主要部队和伊利里亚较次要的部队，再加上意大利和高卢拥有地产的贵族阶层。这些人担任帝国重要的行政职务。君士坦丁堡的需求也同样需要考虑。例如就瓦伦提尼安三世而言，如果西罗马就继任人选不能达成一致，东罗马的皇帝就施加足够的影响，用武力来强行推举自己的人选。虽然距离太远，不能直接统治西罗马，但君士坦丁堡实际上仍能否决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选择。要协调这么多利益集团，达到稳定的局面，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匈人帝国瓦解后，接下来使出浑身解数争权夺势、争抢奖赏的是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公元5世纪30年代中期，埃提乌斯将勃艮第人安置在日内瓦湖附近。20年后，他们利用西罗马新的权力平衡又获得罗讷河河谷一些罗马城市及其税收：贝桑松（Besançon）、瓦莱州（le Valais）、格勒诺布尔（Grenoble）、欧坦（Autun）、索恩河河畔的沙隆（Saône）和里昂。 56 如前文所述，公元455年，汪达尔－阿兰联盟洗劫罗马，暴露了他们参与帝国政治的野心。据维塔的维克多记载 57 ，瓦伦提尼安三世死后，盖萨里克也扩大了他的权力基础，夺取的黎波里塔尼亚、努米底亚、毛里塔尼亚，以及西西里、科西嘉和巴利阿里群岛。只是允许几支蛮族力量参与帝国政治就已经使西罗马的政治变得错综复杂，而且数量越多就越难找到足够的奖赏，维持长期的联盟关系。

西多尼乌斯这一时期存留下来的第二首诗表明，他强烈地意识到从根本上动摇阿维图斯政权的潜在矛盾。公元456年1月1日，这位皇帝回到罗马担任执政官。他自始至终都忠心耿耿的女婿被要求代表他发表演说。不出所料，演说开始是确立阿维图斯担任皇帝的合理性。为了证明这一点，西多尼乌斯借机做了几个针对性的对比。例如，他认为瓦伦提尼安三世是一个“疯狂的宦官”（semivir amens ），并把他的领导风格同阿维图斯的军事、政治技巧进行对比。谈到阿维图斯和西哥特国王的关系这个关键问题时，西多尼乌斯对待这个潜在的爆炸性话题十分谨慎，但他的意图明确无误。首先，他力争阿维图斯并没有讨好西哥特人的宫廷。众所周知，公元5世纪20年代，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已经身处西哥特人的宫廷，当时“［西哥特王］极其希望您［阿维图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您对成为他们的同伙不屑一顾，宁愿做一个罗马人” 58 。接下来，西多尼乌斯重点讲述了公元5世纪30年代的一段小插曲。一个四处劫掠的西哥特人曾伤害阿维图斯的一个仆人，阿维图斯进行了可怕的报复：

一开始，他们走上前来，面对面站着，一个［阿维图斯］因愤怒而颤抖，另一个［哥特人］则因恐惧而战栗不已……但一个回合，两个回合，三个回合，四个回合之后，看那！高举的标枪刺入那个人的血肉之躯。他的胸膛被刺穿，盔甲裂开，甚至连后背处都开裂了。鲜血从两处伤口涌出，夺走他的性命。这两处伤口中的任何一处都可能结果他的性命。

把这段话翻译成英语（甚至是拉丁语），西多尼乌斯的意思就是阿维图斯找到伤害自己仆人的那个西哥特混蛋，用标枪狠狠地刺穿他的身体，一直穿透了。再翻译成政治辞令，这段话传递的信息就是阿维图斯不是亲西哥特人的叛国者，而是一个真正的罗马人，已经狠狠地教训了蛮族人，甚至比最凶猛的雄鹰还凶狠。

所有这些都是针对西多尼乌斯在意大利的听众——罗马元老院元老和指挥官——的疑虑，他对新皇帝上台的描述也同样如此。听闻埃提乌斯和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死讯，西哥特人已经开始筹划自己的征服战。 59 然后，阿维图斯来到西哥特人的营地，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仅仅是他的出现就让西哥特人惊慌失措。而且西哥特人如此惧怕他，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要讨好他，同他达成军事联盟。但称帝与否是阿维图斯个人的决定。至于西哥特国王，西多尼乌斯记录了他下面的言辞：

我们不强迫您［紫袍加身］，但我们请求您这样做。如果您成为首领，我就是罗马的朋友；如果您成为皇帝，我就是她的战士。您并没有从任何人手中窃取君权。没有奥古斯都统治的拉蒂纳（Latian）群山，没有主人的宫殿是属于您的……我要做的就是为您效力。但如果高卢要求您，因为她有权这样做，帝国将会乐意接受您的统领，否则它将灭亡。

从这段诡辩和对意大利权力真空的影射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多尼乌斯的听众所敏感的政治问题具体是什么。对意大利人——西多尼乌斯的演说所针对的听众——而言，阿维图斯可能只是西哥特人的一个傀儡，就像阿拉里克和阿萨尔夫手中的普里斯库斯·阿塔卢斯一样。演说对此做出回应，坚称阿维图斯不听命于任何人。只需要看看他四处打击西哥特人的记录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紫袍加身，即便是勉为其难，也是因为他是唯一能够让西哥特人顺从的人。在这种艰难时期，蛮族的军事力量对帝国的安全而言必不可少，但阿维图斯仍旧是一个真正的罗马人。

演说本身已属不错，打破了西多尼乌斯缺乏思想的恶名。但他的意大利听众，尤其是其中的军官们并不买账。如前文所述，史料坚持认为意大利的罗马军队容忍阿维图斯只是因为他有西哥特人的军队撑腰。公元456年，西哥特人忙于劫掠西班牙，无暇进一步干预意大利的事务，罗马军队的两个主要指挥官墨乔里安和里西梅尔反叛。同年10月17日，他们同阿维图斯凑出来的少量兵力在意大利北部的皮亚琴察（Placentia）城外交战。阿维图斯战败，被迫成为该城的主教，不久后神秘死去。 60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西罗马所面临的问题的缩影。支持阿维图斯的有西哥特人，还有至少一部分高卢元老和高卢罗马军队。但面对意大利元老，尤其是意大利野战军指挥官的反对，联盟毫无希望。到公元5世纪60年代初，阿提拉帝国的瓦解在西罗马催生危机的影响已经清晰可见。一方面利益集团过多，另一方面又没有足够的财富可奖赏大家。但君士坦丁堡已经决意做最后一搏。

第九章
帝国的终结

有史学家谴责君士坦丁堡在公元5世纪未能尽全力拯救深陷战乱的西罗马。从《罗马帝国百官志》（参见本书第五章）可以得知，到公元4世纪末，东罗马的军队从哈德良堡战役中恢复元气，成为一共由131个团组成的野战军团，分布于四个军事辖区：一个在波斯前线，一个在色雷斯，还有两个在中部——“中央野战军”（拉丁语意为“御前”）。因此机动部队人数在6.5万到10万之间。 1 此外，东罗马还可以支配无数驻扎在边境的常驻部队。过去20年的实地考古调查进一步证实，东罗马的主要行省——小亚细亚、中东和埃及——在公元4世纪时繁荣的农业到了公元5世纪并没有衰退的迹象。有人因此认为，东罗马帝国有实力有效干预西罗马的战事，但故意没有这样做。更有激进言论甚至认为，君士坦丁堡很乐意看到蛮族人占领西罗马的领土，因为这样一来，西罗马的军队就失去战斗力，就算其皇帝觊觎东罗马的皇位，也不可能夺取君权，统一帝国。这种情况在公元4世纪时有发生，当时君士坦丁一世和尤里安两位皇帝从原先的西部权力中心接管整个帝国。 2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考虑东罗马当时边境也有战事，就能够充分理解君士坦丁堡在公元5世纪为什么只能为西罗马提供有限援助。

君士坦丁堡和西罗马

东罗马帝国兵力充足，但大量军队一直都投入到东部战线的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处主战场，因为罗马在这里和波斯交战。如果随便问一个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帝国安全受到的主要威胁是什么，他一定会说是波斯萨珊王朝。自公元3世纪起，萨珊王朝的革命有如神助，波斯真正成为古代世界的第二超级大国。如前文所述，萨珊王朝造成新的军事威胁使罗马帝国深陷持续近50年的军事和财政危机。到公元3世纪80年代的戴克里先时代，帝国已经动用所有必要的财力和人力，但是想要与东部近邻无可争议的国力相抗衡，罗马的这条道路走得漫长而辛苦。波斯的崛起也多少使得罗马不得不在东部保留一个常驻君主，于是分权共治就成为罗马后期的一个皇权特征。由于这些转变，罗马开始再次坚守阵地，没有在公元4世纪重演3世纪波斯洗劫安条克的惨剧。

在评估公元5世纪东罗马帝国对西罗马提供的军事援助时，我们必须了解尽管波斯造成的新威胁自约公元300年起已经很大程度受到遏制，但这种威胁从未消失过。即便战事减少了——仅剩的战争主要是令人厌倦的围攻和有限的胜利，萨珊王朝也一直是东罗马政客和军队指挥官战略构想的一个影响因素。由于尤里安在公元363年远征波斯失败，再加上公元4世纪70年代中期匈人在多瑙河一带引起的骚乱影响深远，罗马的皇帝们被迫两次与萨珊王朝的统治者签订和约，这是萨珊王朝一直梦寐以求的。尤里安失败之后，约维安皇帝屈辱地割让美索不达米亚的领土和军事基地。瓦伦斯皇帝对于收复失地做过一些准备，甚至还有所行动，但当他死于哈德良堡战役后，狄奥多西一世不但代表罗马认可这些领土损失，而且还用另一块军事必争之地亚美尼亚做了一笔交易——结果让波斯又大捞一笔（地图3）。 3

这些让步迎来了罗马－波斯关系的相对和平时期，因为萨珊王朝的胃口暂时得到极大满足。另外，波斯也有自己的麻烦要处理，两处北部边境的游牧民族在捣乱：一处是靠东边的特兰索克萨尼亚［Transoxania，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另一处是高加索地区，这里也是君士坦丁堡的觊觎之地。如果沿高加索的道路向右拐，就进入罗马境内；如果一直走，就进入波斯。匈人沿着这两个方向都发动了进攻。公元395年的匈人大突袭不仅劫掠了罗马在黑海以南的各行省，同样也蹂躏了波斯帝国的大片地区。因此在这个新的妥协时期，两大帝国都在考虑如何对付匈人，于是他们达成史无前例的共同防御协议。波斯负责加固和把守穿越高加索的要道达留尔山口（Darial Pass），而罗马负责所需的费用。事实上，罗马和波斯的关系此时太过平和，甚至有传言说波斯国王应已故东罗马皇帝阿卡狄乌斯的要求，收养他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以便这个孩子能平稳地登上皇位（他父亲死时他只有6岁）。

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君士坦丁堡可以放松戒备。公元5世纪时，军队数量也许有所减少，防御工事的开销也降低了，但大部队仍然需要驻扎在东部边境。《罗马帝国百官志》——关于东罗马的记载始于公元395年前后，在亚美尼亚协定签署之后——记载了东罗马由31个团组成的野战军团，大约是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另外还有156支边境常驻部队驻扎在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前线的各行省，而东罗马帝国的常驻部队一共有305支，而且这还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罗马偶尔和波斯有些争端，有时还会发展成冲突，比如像公元421年和441年那样。公元5世纪40年代，波斯没有在君士坦丁堡和匈人交战时趁火打劫，唯一的原因可能是他们自己和游牧民族之间的问题。 4

正如波斯是罗马的大对头，罗马也同样是波斯的宿敌，两国都以战胜对方为荣。我们在前文提到过，从埃及到小亚细亚以西的各行省是东罗马帝国的主要税收来源，没有任何一位皇帝敢拿这一地区的安全冒险。因此，君士坦丁堡不得不在临近波斯的边境派驻超过40%的兵力，另外再派92支常驻部队保卫埃及和利比亚。东罗马政权敢于派往西罗马的军队，只有驻扎在巴尔干半岛常驻部队的六分之一、色雷斯召集的野战军团的四分之三，以及两支中央野战军。 5

直到公元450年之前，君士坦丁堡能够援助西罗马的能力有限，也因为其深受匈人兵力的牵制。早在公元408年（参见本书第五章），乌尔丁就曾短期占领东罗马在滨河达契亚的要塞马尔蒂斯堡。到公元413年，东罗马政权感到深受威胁，于是加强多瑙河沿岸的防御 6 ，并围绕君士坦丁堡修建了三层陆墙（参见本书第五章）。仅几年之后，东罗马的军队已直接参与限制匈人势力的增长。大约在公元421年，东罗马派出大规模远征军，进入当时已经暂时被匈人占领的潘诺尼亚，并从匈人兵力中分离出大批哥特人，重新安置在东罗马的领地色雷斯。接下来的20年里，东罗马一直在对抗野心勃勃的阿提拉和他的叔叔，甚至在阿提拉死后，收拾匈人帝国瓦解后烂摊子的大部分责任也落到东罗马政权的肩上。如本书第八章所述，公元5世纪60年代后期，阿提拉剩下的几个儿子选择入侵的是东罗马帝国。60年代早些时候，东罗马的军队还应对了阿提拉强大战争机器的残余武装，当时领兵的是霍米达克和比格里斯。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公元460年，潘诺尼亚的阿马尔家族率领哥特人侵犯东罗马帝国，获得300磅黄金（参见本书第八章）。 7

从以上的战略背景来看，波斯前线的兵力不能减少，而由于匈人的袭击，多瑙河边境的兵力还要增加，因此君士坦丁堡在公元5世纪不能给西罗马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完全情有可原。但在奋力抵抗乌尔丁的同时，君士坦丁堡的确在公元410年阿拉里克占领罗马并威胁北非之际分兵援助霍诺留。当时一共派出6支部队，总共4000人，在关键时刻加入霍诺留的部队，而当时情况十分危急，逃走或与篡位者共治似乎已成定局。这支军队足以保住拉文纳，稳定当时即将叛乱的驻地部队，为救出皇帝争取了时间。 8 同样，在公元425年，君士坦丁堡又派出大批中央野战军帮助瓦伦提尼安三世登上皇位。公元5世纪30年代，指挥官阿斯帕在北非的行动大力推动盖萨里克签署双方的第一个和约——公元435年的和约，阻止他占领迦太基和当地最富庶的行省。公元440年至441年，东罗马再次派出驻守多瑙河的大批部队和中央野战军，参与东西罗马对阿非利加的联合远征，负责此事的官员还受到提名表扬，而阿提拉和布勒达则借着这次不容错过的机会对罗马出动军队。

如本书第七章所述，尽管阿提拉在公元450年和东罗马帝国签署非常慷慨的和约，但东罗马甚至在那时也没有亏待过自己的罗马同胞。东罗马在公元452年给埃提乌斯派出军队——具体人数我们并不清楚，帮助他对抗当时已经横扫北意大利的匈人军队，而东罗马的部队还成功袭击匈人腹地。 9 这说明，东罗马绝不是无意维系西罗马。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君士坦丁堡愿意有蛮族人侵占西罗马领土，从而减弱西罗马皇帝的势力——甚至也不像过去认为的那样，怂恿阿拉里克在公元408年率领哥特人从巴尔干半岛向意大利推进。如爱德华·汤普森所说，东罗马在公元451年至452年不惜代价投入战斗，而不是拿着阿提拉的慷慨和约溜之大吉，这才真正显示了君士坦丁堡的尽职尽责。 10

当然，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宫廷幕僚——尤其是宫廷幕僚——更替变换，对西罗马的政策也时常变化。如前文所述，狄奥多西二世在公元450年7月去世之前，东罗马尽心尽力援助西罗马，部分原因是东西罗马的皇帝都同属狄奥多西家族。因此，狄奥多西二世帮助堂弟瓦伦提尼安三世，同时也就强调了自己家族的统治地位。当时东罗马一次性派出的最大规模远征军是公元425年派往西罗马的军队，参与扶植瓦伦提尼安三世登上皇位的内战。但东罗马对西罗马的援助并不只是局限于王朝的自身利益。狄奥多西二世死后，东罗马仍然不断支援西罗马，尤其是阿提拉在公元452年袭击意大利之时。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援助的记载来源混杂，因此可能还有遗漏。我猜想，这些年间，东罗马除了定期的军事援助，可能还一直给西罗马提供经济支援。因此，公元5世纪60年代，君士坦丁堡政权决定向西罗马发出救援大军，并没有偏离他们的一贯做法。

政权更替，安提莫斯和北非

公元460年前后西罗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皇位继任危机。公元453年阿提拉死后，罗马皇权不断更替。埃提乌斯的贴身侍卫受到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的怂恿，刺死瓦伦提尼安三世，马克西姆斯自己夺取了皇位，但不久就被罗马暴民杀死。很快阿维图斯和西哥特人、高卢的罗马地主阶层以及军队勾结，自己称帝。公元456年，意大利野战军指挥官里西梅尔和墨乔里安又把他赶下台。这支部队是西罗马最强大的一支军事、政治力量，两位指挥官将在拥立皇帝方面起到核心作用。

两人之中，里西梅尔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的祖父是西哥特国王瓦利阿，曾和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416年签署和约；他的母亲是苏维汇公主的后裔，他妹妹 [1] 嫁入勃艮第王室。因此，里西梅尔的家庭关系恰好反映了当时将罗马境外诸多自治部落集结到罗马境内的变化。而他的事业却是纯罗马、纯军事的，先是在埃提乌斯手下崭露头角。有人想从他的政策中找到反罗马、亲蛮族的倾向，但没有搜寻到明显的迹象。和埃提乌斯、斯提利科一样，他随时愿意在必要的时候与西罗马帝国新兴的蛮族势力结盟，但他的遗传基因并没有令他以牺牲罗马中央政权为代价偏袒那些人——事实恰恰相反。他和斯提利科非常相像：一个有良好人脉关系的蛮族人，以在罗马军队从业为荣，对帝国理念绝对忠诚。墨乔里安同样效力于埃提乌斯，但与里西梅尔不同，他是实实在在的罗马军人家庭出身。他的祖父是公元4世纪70年代的高级指挥官，父亲是埃提乌斯手下的重要官员。墨乔里安最终和最高统帅埃提乌斯决裂，但瓦伦提尼安三世在埃提乌斯遇害后又将他召回。 11

对阿维图斯的敌意使里西梅尔和墨乔里安结成同盟，但铲除他之后，两人则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结果就是接下来几个月的权力真空期。两人最后决定让墨乔里安称帝，于公元457年4月1日登基。尽管最初有些成功政策，但新政权未能针对西罗马的问题找到明确的解决方案，里西梅尔和墨乔里安最终陷入争端。公元461年8月2日，里西梅尔废黜昔日的同谋，五天后将他处决。随后他找了一位年长的元老利比乌斯·塞维鲁（Libius Severus）作为他的代言人。经过一段新的权力真空期，塞维鲁于11月19日登基。但是，西罗马的其他人不大认可这位皇帝。其中尤以高卢和伊利里亚野战军余部的指挥官埃吉迪厄斯（Aegidius）和马赛利努斯（Marcellinus）最为不满，于是他们发动了叛乱。

瓦伦提尼安三世之死拉开了又一轮旷日持久的动乱序幕，这是罗马政治体系的固有特点。面临近乎无政府的状态，君士坦丁堡尽其所能维护稳定。阿维图斯称帝时，东罗马的马尔西安皇帝拒绝承认，但西罗马最终和君士坦丁堡协商成功，承认墨乔里安为皇帝。墨乔里安初次登基后，公元457年12月28日再次称帝，可能是表示他得到马尔西安的下任利奥一世（Leo I）的承认。墨乔里安政权得到认可，说明他比阿维图斯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而利比乌斯·塞维鲁就不是这样了——这次利奥一世没有配合，塞维鲁终生都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的承认。

在西罗马政权更替的时候，东罗马的皇帝似乎是在寻找和支持真正有希望稳定国家的人。里西梅尔是为了保全自己在意大利的地位，才扶植与世无争的塞维鲁。但是，如埃提乌斯用行动证明的那样，政治生命和军事胜利密不可分，里西梅尔也必须有力地保卫意大利和西罗马的其他地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君士坦丁堡的认可和支持至关重要。一旦明白塞维鲁得不到利奥一世的承认——尤其是他还引起埃吉迪厄斯和马赛利努斯的反对，塞维鲁就成为里西梅尔政策的绊脚石。塞维鲁最后死于公元465年11月，这个时间很凑巧，令人起疑。一份公元6世纪早期的史料暗示他是被毒死的，而西多尼乌斯不遗余力地强调他是自然死亡。这段文字十分突兀地出现在一篇讲述其他事情的文章里，倒是更像欲盖弥彰的申辩。不管真相如何，既然塞维鲁死了，协商又可以开始了。 12

但是认可皇帝与否无助于解决西罗马面临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本书第八章所述，失去匈人的有效军事援助，西罗马政权不得不通过收买境内已形成气候的一些蛮族势力获得支援。阿维图斯通过允许西哥特人在西班牙为所欲为——结果证明这对他们极为有利——赢得他们的支持。墨乔里安被迫认可勃艮第人的扩张欲望，允许他们在罗讷河河谷接管更多的新建城市（civitates ），并继续允许西哥特人在西班牙为所欲为。同样，为了给利比乌斯·塞维鲁争取支持者，里西梅尔把罗马的重镇纳博讷连同所有的税收都拱手让给西哥特人。 13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场游戏有太多的玩家，再加上政权更替过快，因此政府迫切挣扎着想要稳定局势，导致本已不多的税收支出过度。西罗马要想继续维系，必须做到三件事：恢复合法政权；新任政权需要安抚的势力必须减少；帝国必须增加税收。东罗马的分析家们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并于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酝酿了一个方案，很有可能为重病之下的西罗马注入生机。

塞维鲁之死为里西梅尔和君士坦丁堡重新开启协商之门。协商之路漫长而艰难。史料中找不到协商细节，但是经过足足17个月的权力真空期——这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西罗马才在公元467年4月12日宣告新皇帝登基。这段真空期和新皇帝的身份，都在警示我们其间走过的曲折外交之路。皇位落到安提莫斯头上，他是东罗马的指挥官，能力卓著，出身高贵，由东罗马皇帝利奥一世亲自提名（里西梅尔显然接受这一安排）。安提莫斯的外祖父——也叫安提莫斯——曾是公元405年到414年间东罗马的实际掌权人，在阿卡狄乌斯统治末期和他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执政初期担任东罗马的禁卫军长官。新皇帝的父亲普罗科匹厄斯几乎同样出众。他是公元4世纪60年代中期篡位者普罗科匹厄斯的后裔，因此算是君士坦丁家族的远亲。公元5世纪20年代中期，他成为罗马在波斯前线的最高指挥官（magister militum per Orientem ，东部野战军主帅）。年轻的安提莫斯随父参军，并在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期脱颖而出，在遏制阿提拉死后的匈人帝国残余势力上起到关键作用。 14 之后，他很快被提名为公元455年的执政官，并封为贵族，还被提拔为一支中央野战军的最高指挥官（mag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 ，中央野战军主帅）。他还迎娶马尔西安皇帝的独生女安利亚·马尔西亚·尤菲米亚（Aelia Marcia Euphemia）为妻。据西多尼乌斯记载，公元457年马尔西安去世时，安提莫斯差点就当上皇帝，这一次倒不像是夸大其词。这次联姻本身就意味着安提莫斯是马尔西安中意的继承人。但皇位没有轮到他。西多尼乌斯称他自己不愿意当皇帝（但这是惯用的赞颂之词）。相反，利奥一世得到提拔——他当时是禁卫军队长，另一位中央野战军主帅阿斯帕打算借他统治帝国。但安提莫斯不可能太过不满，因为他仍然在新皇帝手下担任指挥官。 15

简言之，安提莫斯的资历无可指摘，完全有资格当上东罗马的皇帝。因此，利奥一世和阿斯帕可能在《君士坦丁堡时报》（Constantinopolitan Times ）的“意大利职位空缺”栏里找了好一阵子，才等到塞维鲁适时地死掉。尽管他们乐于摆脱他，却没有减少对他的援助。公元467年春，安提莫斯带着一支军队来到意大利，军队的统帅是驻伊利里亚的罗马野战军最高指挥官（magister militum per Illyricum ，伊利里亚野战军主帅）马赛利努斯。 16 马赛利努斯原本是埃提乌斯任命的，在他被杀后就接管了这个地区。墨乔里安皇帝重新确认他的职位。但墨乔里安死后，他向君士坦丁堡申请批准他继续担任自己的职位，而没有向利比乌斯·塞维鲁申请。因此马赛利努斯对安提莫斯的支援，是通过东罗马的皇帝利奥一世。利奥一世又确保里西梅尔同意安提莫斯登上皇位，再借助联姻将关系稳定下来：安提莫斯刚刚抵达意大利，他的独生女阿里皮娅（Alypia）就和里西梅尔结婚了。因此，安提莫斯才华出众，血统高贵，在西罗马有里西梅尔撑腰，又有君士坦丁堡做靠山，如果有谁能恢复西罗马的政局稳定，这个人就是安提莫斯。

安提莫斯来到意大利，计划着解决自己新帝国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他迅速恢复高卢境内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部分秩序。很难估算公元467年高卢还有多少土地算得上是西罗马帝国的领土。南部的西哥特人，当然还有勃艮第人，接受安提莫斯的统治，他们的领地在法律上仍算帝国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像公共交通系统这样的设施仍然在运行。更北边的地区，局势就不那么明朗了。罗马在莱茵河地区的部队，或者说剩余部队，已经因墨乔里安的废黜闹起叛乱，其中一部分仍是巴黎以西半独立势力的核心力量。从饱受战火蹂躏的罗马不列颠逃出的难民也似乎成为布列塔尼的新兴势力，法兰克人的军团首次在罗马的领土上跃跃欲试。在公元4世纪，法兰克人在莱茵河边境以北的行径就像阿勒曼尼人在南边的一样。他们都是没有完全臣服的藩属国，同罗马帝国既交战也做贸易，还为帝国军队提供大量兵力；有些表现突出的士兵，比如博托（Bauto）和阿博加斯特（Arbogast），升为罗马高级指挥官。像阿勒曼尼人一样，法兰克人也是由很多小部落构成的联盟，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到公元5世纪60年代，随着罗马在北部势力的崩溃，有些军团的首领首次开始在罗马边境独立行动，似乎是谁出价最高，他们就为谁卖命。 17

这些高卢势力都不够强大，不足以直接威胁到西罗马的剩余国力，因为东罗马会支援西罗马。安提莫斯的到来把他们吓得至少都不敢出声了。但高卢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即便是墨乔里安在这里也几乎可以同安提莫斯相媲美，他得到高卢罗马地主阶层的认可，甚至支持。例如，高卢人西多尼乌斯协助勃艮第人占领里昂，于是墨乔里安对他提高征税作为惩罚。作为回应，西多尼乌斯为皇帝写了一首诗，以礼貌而刻意自贬的方式表达不满：“现在我多嘴的艺术女神看到税收，变得沉默不语，她不再钻研维吉尔和泰伦斯的诗句，而是收集欠国库的钱币。” 18 墨乔里安因此对他从轻发落，于是西多尼乌斯就和他的很多高卢同侪一起，加入皇帝支持者的行列。这个时期的一封书信记载了一次晚宴，皇帝宴请西多尼乌斯及其同僚，并在席间互相讲笑话逗趣。 19

魅力十足的安提莫斯来了，高卢的罗马地主们争相向他大献殷勤，新皇帝也极力拉拢他们。我们知道公共交通系统仍在正常运作，是因为西多尼乌斯曾率领高卢使团去觐见安提莫斯的时候，在途中使用过这个系统。安提莫斯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回应。西多尼乌斯费了一番功夫，结交当时意大利最重要的两位政治掮客——元老根纳迪乌斯·阿维努斯（Gennadius Avienus）和弗拉维乌斯·凯奇那·戴奇乌斯·巴西利乌斯（Flavius Caecina Decius Basilius），并通过他们的帮助，获得机会在公元468年1月1日为皇帝献上一首赞美诗。 20 结果安提莫斯任命他为罗马首都行政长官。一个由来已久的程序正在运作：每当一位新的君主上台，有从政可能的地主考虑到自身利益，就会到皇宫表示对皇帝的支持，并得到礼物作为回报。 21 但是干预高卢的权力平衡，对于重振西罗马帝国没有多少帮助。

只有一个计划有可能真正给西罗马带来生机：收复北非。公元5世纪中叶，移民势力开始和帝国联盟，但汪达尔－阿兰盟军从未被帝国接纳过。公元442年的和约虽然承认他们占领迦太基，但那是在埃提乌斯处于人生低谷时签订的，这在汪达尔人和罗马政权的关系中是个例外，通常双方都充满敌意。如前文所述，自公元5世纪10年代起，西罗马帝国就不断和西哥特人联盟抵抗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而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公元450年后的历史中也同样未被接纳。和西哥特人或勃艮第人不同的是，公元451年埃提乌斯在高卢与阿提拉交战时，他们没有参与埃提乌斯的军事联盟，之后也没有受到阿维图斯、墨乔里安或利比乌斯·塞维鲁政权的拉拢或奖赏。他们的首领盖萨里克当然很想同罗马联盟，这种矛盾在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时代他劫掠罗马时就表现出来了。马克西姆斯破坏他儿子胡内里克和瓦伦提尼安三世长女的婚约，这也是导致罗马遭劫的部分原因。公元455年汪达尔人洗劫罗马后，继续袭击西西里海岸和地中海各岛。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夺利益，但是盖萨里克也有更大的政治企图。他洗劫罗马得到的部分战利品是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女人：他的妻子丽西尼亚·尤多克西亚、女儿优多西娅和普拉西提阿。优多西娅依和约要求嫁给盖萨里克的长子胡内里克。尤多克西亚和普拉西提阿可能是在公元462年被释放，去了君士坦丁堡。普拉西提阿在那里嫁给名叫安尼修斯·奥利布里乌斯（Anicius Olybrius）的罗马元老。这个人在罗马遭劫时逃到东罗马首都。公元462年后，盖萨里克为了能让安尼修斯·奥利布里乌斯当上西罗马皇帝四处张罗。从汪达尔人的角度来看，如果下任西罗马皇帝和下任汪达尔国王是连襟，对他们比较有利：盖萨里克显然非常渴望在政治上得到认可，这下又多了一条门路。 22

从罗马的角度而言，汪达尔人进入北非的历程几乎与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盘踞高卢一样让罗马饱受屈辱。三个部落都通过军事行动或军事威胁，迫使罗马政府签订和约。如果有可能，西罗马政权宁可与他们毫无瓜葛。真正阻碍盖萨里克同罗马联盟的不是他过去的轻率行为，而是他现在公然占领西罗马帝国最富庶、最多产的几个行省。自公元5世纪40年代起，他除了在北非已经占有的土地以外，还占领了的黎波里塔尼亚和地中海一些岛屿。他每年发动的袭击在意大利沿岸散布恐慌和混乱。因此解决掉汪达尔人可以一举实现两个重要目标：一是可以除掉西罗马境内的三大蛮族势力之一，更重要的是，将无价的财源收回帝国国库。

在这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除掉盖萨里克，历史会是怎样？战胜盖萨里克绝非完全没有可能。 23 假如罗马对盖萨里克取得决定性胜利，其影响将十分深远。意大利和北非将会统一，西班牙也会成为西罗马新的权力基础。和汪达尔－阿兰盟军不同，留在西班牙的苏维汇人相对而言只是个小麻烦。他们的势力随着罗马每次在半岛投入的兵力变化而时强时弱，但绝不可能抵抗帝国的全面反击。因此，只要西班牙的税收重新进入帝国，高卢就有可能进行很多重建工作。至少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新近占领的纳博讷和罗讷河河谷的城市可以收回，他们的飞地面积也会大大减少。北部嚣张的巴高达也可能重新归顺。

这样重生的西罗马仍然更像是一个联盟，在罗马直接统治的领地周围还会有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高度自治的地区共存，而不是像原来公元4世纪时那个统一的罗马帝国。但是罗马中央政权会再次成为联盟的主导力量，战略形势至少会和公元5世纪10年代，即失去北非之前相当——甚至可能更好，因为这时西班牙就没有汪达尔－阿兰盟军作乱了。再过20年，说不定连不列颠的罗马人在抵抗撒克逊入侵者时都能受益。这当然是最佳结局。甚至在狄奥多西一世和阿拉里克时代，帝国兵力更强的时期，西哥特人都是难以战胜的，因此他们必然是个长期麻烦。尽管如此，公元5世纪60年代晚期，高卢和西班牙仍然有大批亲罗马的地主，希望看到西罗马帝国的真正复苏。西多尼乌斯跑去意大利觐见安提莫斯，就是出于这种心理。而且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复苏以意大利、北非、西班牙和高卢的大片土地为基础的西罗马，都是一个极为宏大的理想。甚至到公元5世纪60年代，似乎也还有希望：只要能战胜汪达尔人，就能够终止衰退的恶性循环，并保证西罗马帝国在不久的将来拥有旺盛的政治生命力。

除掉汪达尔人是解决西罗马问题的最佳途径，这个策略酝酿了一些时候。埃提乌斯被害后，战斗力较强的唯一一个西罗马政权就是墨乔里安政府，他也采纳了这个策略。我们发现一首在其执政早期西多尼乌斯献给他的赞美诗，是在他公元458年暂居里昂时所作。先是一些惯用的夸大其词，赞美墨乔里安拥有完美皇帝的一切优良品质，然后笔锋一转，将罗马比喻为身披铠甲的女神在巡视她的领地。一切正常，突然， 24

阿非利加突然俯身哭泣，扭曲她黝黑的脸庞。她低下额头，弄断谷穗做的王冠，饱满的谷穗成为她不幸的源泉。她这样说道：我来了，我是世界的三分之一。我不幸，因为有个人过于幸运。这个人［盖萨里克］，女奴之子，当了太久的强盗。他使我们正义的主人蒙羞，多日来在我的土地上挥舞着蛮族的权杖，赶走我们的高尚文明。这个陌生人只崇尚疯狂。

接下来的大段文字，呼吁罗马从沉睡中苏醒，去阿非利加拨乱反正。其中西多尼乌斯还列举墨乔里安过去的战功，再一次展示凭他的资历，他是皇位的不二人选。女神最后把盖萨里克描绘成一个令人发指的形象，结束了她的讲话：

他因懒惰而消沉，拥有数不尽的黄金，再也无法辨认钢铁。他的两颊毫无血色，身体因酗酒变得沉重，松弛无力，尽显病态。长期暴饮暴食，他肚子里不停地放出酸屁。

即便是在皇家庆祝会上，讲个放屁的小笑话调剂气氛也无伤大雅。不过西多尼乌斯还另有一番深意。墨乔里安为阿非利加复仇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样迦太基就不用再和意大利交战了”。

这是在直接表达诗人的意图。从来没有宫廷诗人有权站在皇帝面前告诉他该做什么，除非皇帝本人已经有此打算。 25 显然西多尼乌斯被告知他这首赞美诗的目的之一是让地主阶层对攻打汪达尔人有个心理准备。这时是公元458年初。西多尼乌斯明确指出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首先高卢要恢复更多秩序，才能集中精力考虑出兵北非。其次还要打造船舰。 26 但是墨乔里安的政府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攻打汪达尔人。

公元461年，一切准备就绪。墨乔里安的计划是带领主力部队走汪达尔人走过的路线。这年春天，300艘战船聚集在西班牙行省迦太基尼西斯沿岸各港口，从新迦太基（卡塔赫纳，Cartagena）向北一直到大约100公里外的伊利奇（Illici，埃尔切，Elche）。墨乔里安带兵按时到达西班牙，似乎打算从那里转移到毛里塔尼亚，以期整体向汪达尔人在阿非利加的腹地挺进。 27 同时，马赛利努斯带着他的伊利里亚野战军小分队打入西西里，把汪达尔人从他们在岛上建立的据点赶走。这样做的目的是夺下西西里，也是为了迷惑盖萨里克，使他不确定主要的进攻方向。盖萨里克感到身陷绝境，提出愿意议和，但墨乔里安自信必胜，拒绝议和。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皇帝在这次远征中投入巨大，因此不愿妥协。但当盖萨里克得知墨乔里安的计划后，他就先发制人。他的舰队袭击西班牙海岸，摧毁墨乔里安的战船。帝国军队只好等在西班牙海岸边耗费时间。这场早在公元458年号称是墨乔里安政策核心的战役宣告失败。

墨乔里安失去了权力。他在盛夏离开西班牙，经陆路返回意大利。途中于8月2日被里西梅尔逮捕并废黜，五天后处决。墨乔里安在阿非利加这场赌博中输得落花流水，但其中的考量不无道理。几年后，安提莫斯来到西罗马，两眼紧盯着迦太基，谁也不会对此感到奇怪。

拜占庭舰队

尽管利奥一世很高兴君士坦丁堡少了安提莫斯这样一个可怕的威胁，但这位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在帮助他收复汪达尔人控制下的阿非利加方面的付出非常慷慨。这很可能也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一笔交易。大量史料详细记载了其中涉及的开支。从当时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另一位史学家存留的著作片段中，我们找到了十分翔实的记载。这些文字的作者是公元5世纪晚期一位名叫坎迪杜斯（Candidus）的人，保留在公元10世纪晚期拜占庭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苏达辞书》（Suda ）里。这里我们读到：“管理［财政］事务的官员统计，一共有4.7万磅黄金来自行政长官，1.7万磅黄金和70万磅白银来自伯爵的国债，还有一些是来自充公的财产和安提莫斯皇帝的资助。” 28 1磅黄金大约相当于18磅白银，因此总数大约是10.3万磅黄金，而且是从一切可能的渠道凑起来的：总税收（行政长官的职责权限）、帝国资产（国库伯爵的职责权限），还有没收的财产和安提莫斯能从西罗马搜罗的一切。其他史料中，一个记载的数字与坎迪杜斯的大致相同，另外两个记载的还要多些：分别是12万和13万磅黄金。数字大体相同（坎迪杜斯的总数还没有包括另外一笔资金，他称这部分为安提莫斯自己在西罗马筹募的钱）。资金总量之庞大也完全说得通。例如，查士丁尼一世在公元6世纪30年代建造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时，花费东罗马国库1.5万—2万磅黄金。阿纳斯塔修斯皇帝（Anastasius，公元491—517年在位）的节俭是出了名的，幸运的是，他在位期间相对安定，死后留给继任者32万磅黄金的遗产。10.3万磅相当于46吨，这是个巨大的数字，但相当可信，充分说明利奥一世对西罗马尽心尽力。 29

用这些钱调动起来的兵力同样可观。整个东罗马帝国召集1100艘战船组成舰队，几乎是墨乔里安当时舰队的4倍。这个数字同样可信。如果公元461年饱经战乱的西罗马帝国还能找齐300艘船 30 ，那么为了这样一番大业召集1100艘是符合比例的。史料中没有记载公元468年远征队的战船吨位，但公元532年时东罗马的船只吨位在20—330吨之间。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大部分船只都很小。绝大多数都是仅靠船帆航行的商船，但可能也有专门的军舰，就是大型战舰，航行时用船帆，战斗时用船桨。 31 派出的军队人数也同样符合这个比例。普罗科匹厄斯给出的数字是10万人，但这个数字太大，而且正好是整数，令人怀疑。公元532年一支500艘船的舰队装载了1.6万人的军队，因此公元468年的1100艘船可能有3万多士兵（水手没有计算在内）。另外，马赛利努斯又像公元461年那样带了一些伊利里亚部队到西罗马来。这次他们先把汪达尔人赶出撒丁尼亚（Sardinia），然后武力占领西西里。同时出动的还有第三路军，是从埃及部队里招募的，由指挥官赫拉克里乌斯率领。他们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登陆后与当地部队会和，将汪达尔人从自公元455年就一直占领的城市里驱逐出去。加上水手和所有这些辅助部队，远征军投入的兵力肯定超过5万人。 32

庞大的远征军由利奥一世的姻亲、指挥官巴西利斯库斯（Basiliscus）率领。他刚刚在巴尔干半岛大胜阿提拉的几个儿子，挫败他们在多瑙河南岸寻求避难所的最后一搏。到公元468年初，没有人会怀疑将会发生什么。因此当年1月1日安提莫斯就任执政官时，西多尼乌斯为他献上的赞美诗满怀期待。一位颇具影响的史学家称，西罗马的史料中从未提到过拜占庭的舰队，对此我不敢苟同。 33 西多尼乌斯开始是介绍安提莫斯，语言里充满对大海和航行的暗示： 34

我的大人们，这个人具备了罗马的勇敢精神，也是你们渴望爱戴的人。我们的联邦就像一艘经历暴风雨又失去舵手的船，现在她把自己残破的身躯全部托付给这个人。有了这个熟练可靠的舵手，她再也不用惧怕风雨和海盗。

关于海洋的比喻不时出现，演说的结尾是这样的：

可是现在海风正紧，把我的船吹得太快。哦，缪斯女神（Muse），拦住我卑微的躯体，在我寻找港口时，让我把歌声之锚抛到平静安宁的去处。至于您，我的王［安提莫斯］的战舰和军队，还有您即将展开的伟大事业，我祈祷上帝让我能及时讲述……

毫无疑问，这里表达了对出海远征的期待。西多尼乌斯的演说体现了这个伟大计划：“安提莫斯给我们带来两个王国的协定，帝国的和平使他踏上战争的征途。”他带来的是保证对西罗马实行军事拯救的承诺。公元468年承诺如期而至。西多尼乌斯的演说恰逢其时。能够组织这样一支舰队，本身就是一个壮举。现在真正的考验到来了。战争风暴将再次在西地中海爆发。舰队作为帝国统一的最高象征踏上了征途。

罗马的计划是要绝对避免海战。和公元461年一样，罗马希望军队一次性进入北非，然后打陆地战。战斗照计划展开。巴西利斯库斯的舰队从意大利出发，沿主要通商航线向南驶进。这是地中海中部在上古时期就依风向和洋流形成的航线。在这一带水域，正式通航时间是6月到9月，巴西利斯库斯可能是6月出发的。赶上顺风，只用一天就从西西里到达北非。舰队借邦角半岛（Cape Bon）为掩护抛下锚——据史料记载，距离迦太基只有250视距（大约60公里）远。也就是说，舰队停在现在突尼斯的艾尔玛尔岬（Ras el-Mar）和阿达尔岬（Ras Addar）之间的海面。这是一个理想之地，因为这里夏季主要刮东风。（如果舰队在半岛另一侧抛锚，就可能被吹到岸上。）接下来应该发生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舰队向部队计划的登陆点进发。附近的迦太基港为了防卫敌船拉上铁链，所以巴西利斯库斯的目标可能是尤蒂卡港湾，距离迦太基不远。 35

不用说，汪达尔人没打算照罗马人的计划打仗。公元439年攻占迦太基后，他们夺取罗马在地中海最繁忙的一个港口，并充分利用那里的海运技术。海上突袭在公元439年后就成为他们标志性的行为，海战也成为他们的特长。不过我们也不应认为精于海战的汪达尔恶棍是突然冒出来的。海上的事情还是由北非当地人来做，西多尼乌斯在一段献给墨乔里安的赞美诗里，拐弯抹角地指出这一点，并夸大他们的痛苦。阿非利加抱怨道：“现在他为了自己的目的，将我的血肉武装起来对付我。当了多年的俘虏，我在他的统治下分崩离析，被自己的英勇威力残酷地撕碎。我的人生充满苦难，又生出大批子孙来带给我苦难。” 36 这一现象是历史的重演。公元3世纪时，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占领黑海北岸后，就以分给战利品为条件，说服当地水手协助他们对南部的罗马城镇发动大规模海上袭击。《狄奥多西法典》中明确规定，任何教给蛮族人造船术的人都要被活活烧死，但显然有些人没有被吓到。 37 汪达尔人的海战策略大多是游击战，军队到了岸上就是进攻和破坏。到公元468年，他们和海上的帮手已经积累了30年海上军事行动的经验。有了这一有力武器，盖萨里克就像所有优秀指挥官一样，出其不意地开始行动了。

东罗马舰队仍停泊在岸上，汪达尔人的战舰就已经进入了视线。此时我们迎头遇上了一个决定很多战争成败的因素——机会。此刻风向一反常态，转为西北风。从迦太基起航的汪达尔人处于顺风，因此能够选择交战的时间和地点。而罗马人顶风前进，只能与风向成一个角度缓慢行驶。史料没有记载双方战船的优劣。不变的风向把罗马舰队牢牢困在邦角半岛西侧。汪达尔人抓住机会发动进攻。公元468年的情况和1120年后——1588年——的情况一模一样，当时英国人发现西班牙无敌舰队也处于同样境地。他们发出火船。古代海战没有多少提及火船的记载，但是这一策略在条件适宜的时候不时被采用，尤其是敌人舰队抛锚，或者在港口无法移动时。最早提到火船的是公元前413年雅典进攻西西里的时候，而罗马人和迦太基人用火船对付彼此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后者在公元前149年春曾用火船大胜罗马舰队。 38

想要明白火船会带来什么威胁，我们需要了解罗马军队使用的船只。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经典描述说得很简单：“在所有木质帆船舰队会遇到的危险中，火灾是最大的威胁；船帆、涂了柏油的绳索、阳光烤干的甲板和桅杆会立即着火，船上几乎没有什么不会燃烧。” 39 1588年8月7日夜晚到8日凌晨，英国只发出了8艘火船。盖萨里克有多少火船，我们无从得知。但普罗科匹厄斯或许根据普里斯库斯的历史记载进行了发挥，生动地描述了火船的效果：

［汪达尔人］靠近后，就将拖船点燃，等风鼓起船帆，就让船驶向罗马舰队。因为舰队船只很多，这些小船碰到哪里，就在哪里燃起火来，与碰到的船只同归于尽。 40

罗马舰队靠船帆航行的商船上船员被牢牢困住。他们能做的只有用绳索连到所有能找到的划艇上，将自己拖离险境——但过程太慢。靠桨划行的大型战舰虽然数量少，但停靠位置更有利。这种船只的主要优点就是它们在必要时能立刻顶风航行——至少是在水手们体力允许的范围内。普罗科匹厄斯接下来叙述了在邦角半岛外发生的事：

随着火势蔓延，罗马战舰自然是一片混乱，还有一种更大的声响，盖过风和熊熊火焰发出的声音，那是士兵和水手一起在用他们的长杆推开火船和自己的船，但是所有的船都挤在一起烧毁了。汪达尔人及时赶到，他们撞沉战船，把试图逃走的士兵连同他们的武器都作为战利品带走。

听上去似乎汪达尔人公元468年的火船比1588年英国的火船在点燃敌舰方面更加成功。抵御火船的经典办法就是派出划桨的船只，用拖绳拉住火船离开自己的舰队。1588年西班牙就是这样对付八艘火船中的两艘，但是他们慌张起来，整支无敌舰队就在夜色中四散逃窜。在敦刻尔克（Dunkirk）以外，西班牙的确有顺风水域，他们至少可以扬帆逃走，这样整个火船事件的唯一直接损失就是一艘已经损坏的三桅军舰。这支军舰在试图进入加来港（Calais）避险时搁浅。但是，西班牙船只在逃跑时完全没有秩序，丧失了作为一支完整舰队的一切行动能力，将胜利拱手让给英国。

公元468年，罗马商船没有机会扬帆逃走，因为反向的海风会把它们吹到岸上，而且那时的船只不够坚固，无法承受搁浅的损害。另外，盖萨里克的火船可能不止八艘。但是如果说公元468年的火船造成更多的直接损害，显然那种无秩序状态——就像1588年出现的状况——也和燃烧的罗马船只一样，使罗马舰队丧失了行动力。古代海战的关键在于以某种方式从敌人背后偷袭（或者从侧翼包抄，或者冲破一条防线），然后从后面攻击。如果正面进攻，冲击力会阻止自己继续进攻。分散并登上敌船是第二条攻击路线。尽管普罗科匹厄斯的记载缺少细节，但依然能清楚看出，汪达尔人的舰队紧随火船之后迅速行动，在混乱的罗马人中大开杀戒。罗马船员们忙于躲避大火，很容易就成为他们的俘虏。

结局是灾难性的。不过还是有一些拜占庭舰队坚持抵抗：

最主要的是巴西利斯库斯麾下的一位指挥官约翰……一大群人包围了他的船，他站在甲板上，左冲右突，杀死大量敌人。等他看到敌人已经攻占船只，他就带着所有武器从甲板上跳进大海……说……约翰绝不愿落入卑鄙小人之手。

这段文字激动人心，是典型的以记载少数精英行为为主的古代文字史料风格。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评估战争的其他方面，比如有多少船只毁于大火，有多少是在随后的进攻和登船时损失的。实际上也没有史料告诉我们罗马一共损失多少战船。在这方面，罗马后期和中世纪的历史不再是令人不忍释卷的字谜游戏，只会令人气恼。我们只能确定汪达尔人取得决定性胜利——他们每占领或击沉一艘罗马商船，都意味着罗马又损失一支军队，这使他们的胜利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古代海战血腥残暴，罗马可能损失超过100艘船和1万名以上的士兵。但是我的猜测是，实际损失可能不像普罗科匹厄斯的夸张言辞起初暗示的那么大，这场战役基本上和1588年的那次差不多。幸存的罗马人过于分散，无法形成进一步的威胁。因此巴西利斯库斯的远征军登陆后也算不上雄兵了。君士坦丁堡竭尽所能重新征服汪达尔王国，但远征以失败告终。五年后的公元474年1月18日利奥一世去世时，东罗马首都的国库依然空虚。他已经动用所有储备，一分一厘都不剩，无力进行第二次远征。

据普罗科匹厄斯记载，拜占庭舰队的失败要归咎于巴西利斯库斯的背叛：他收了盖萨里克一大笔钱，同意休战五天，唯一的目的就是等待风向转变为适合火船航行。但是罗马人编写的历史中，重大的失败往往都会推到背叛问题上——再一次证明当时人们寻求事件的原因时，总是倾向于将其归结为个人的美德或恶行。普罗科匹厄斯同样把公元429年汪达尔人占领北非归咎于伯尼菲斯的背叛，但这一指控无疑毫无根据。巴西利斯库斯于公元475年1月从利奥一世的继任者芝诺（Zeno）手中夺取东罗马帝国，一直统治到公元476年夏，然后芝诺重新夺回皇位。这下巴西利斯库斯在罗马历史上就被定性为篡位罪人，指责他造成公元468年的惨败也就顺理成章了。造成罗马战败的原因其实可能就是多重普通因素：在风向上走了霉运，战术上缺乏创新，登陆地点离迦太基太近毫无悬念，以及野心太大。 41

不论战败是因为战争初衷的缺陷早已注定，还是因为偶然遭遇不利天气，总之拜占庭舰队的失败导致半个罗马帝国的灭亡。不是所有人都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当一种政权形式持续存在500多年——我们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相隔也是500多年——很难相信它会在一夜之间消亡。然而局势的确无法挽回。君士坦丁堡再也没有财力再次挽救西罗马。安提莫斯和里西梅尔现在掌握的资源仅剩下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作为税收来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需要维持足够强大的兵力才能控制住西哥特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还有罗马本地的各色人等——实际上，所有分裂势力都在西罗马帝国境内为所欲为。巴西利斯库斯的失败毁掉了重整强大帝国军队的最后机会。公元468年之后的十年间，尽管政治和文化上的惯性使人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罗马帝国的世界，各地的人民还是逐渐接受了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的事实。

公元468—476年帝国解体：边境地区

首先意识到帝国灭亡的是罗马在边境地区的行省居民。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让我们注意到一个特殊群体：诺里库姆的居民。这个行省包括阿尔卑斯山外侧山麓和多瑙河之间的丘陵地带，现在被称为下奥地利（Lower Austria）。这里有美丽肥沃的多瑙河支流河谷，一直延伸到欧洲最高的山脉，景色壮观。在这个拍摄过《音乐之声》（Sound of Music ）的奇异国度，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期到晚期曾有一位神秘圣人在这里漫步，他名叫塞维林（Severinus，我们在本书第八章短暂地接触过他）。塞维林不愿提起自己的出身，只说他在遥远的东方沙漠里进行过苦修。但我们知道他的拉丁语说得相当好。 42 他本人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他死后大约过了30年，一个名叫欧基皮乌斯（Eugippius）的侍僧写了关于这位圣人的回忆录。塞维林死于公元482年1月，回忆录写于公元509年至511年间。欧基皮乌斯并不是这位圣人的亲密伙伴，但他在塞维林去世时在场，也可以从更了解塞维林的人那里得到更多信息。欧基皮乌斯记载的是塞维林的生平和神迹，没有时间顺序——算不上人物传记，但生动记载了帝国影响渐渐消失时边境地区的生活。

诺里库姆原来的王国建立于约公元前400年，当时是凯尔特语族的诺里孔人战胜了伊利里亚语族的当地人。从战略角度讲，这其实算是倒行逆施。王国确实控制了一些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道路，但没有控制穿越尤利安阿尔卑斯山（Julian Alps）的东西方向主要道路，尤其是通向东方的主要道路。尤利安阿尔卑斯山的山坡较低，山口较宽阔，使得意大利和多瑙河中游盆地之间的交通更方便。不过王国境内有一些重要铁矿。自公元前2世纪起，王国和意大利北部，例如阿奎莱亚城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密切。这使得诺里库姆和罗马共和国的关系基本融洽，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王国统治中心——马格达伦斯贝格（Magdalensburg）——的王室宅邸总是有大批罗马商人。

直到奥古斯都时代之前，诺里库姆都是罗马的盟国。公元前15年，诺里库姆和平并入罗马。因为这个王国对罗马没有敌意，也没有占据穿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的主要道路，罗马化的进程在这里不同于罗马的其他多瑙河行省。比如说，这里没有驻扎罗马重兵，因此也就没有政府为了基础建设和军队支出而投资形成的温室经济。但是，这里修建了道路，罗马式的城镇也成长起来，就像我们在帝国其他地方看到的一样：中央计划和地方自主的比例大概是1:8。这个行省在公元2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马可曼尼战争中毁损严重（参见本书第二章），后来就有了一支规模大得多的驻地部队，但这没有影响到该地的基本发展模式。到罗马后期，诺里库姆行省里分布着发展中等的小型农业城镇。地主阶层讲拉丁语，较大的城市可以提供适当的基础教育，这一地区仍可算是罗马帝国的主流。这一地区关于罗马后期最有价值的考古发现是公元4世纪后期和5世纪的基督教朝圣中心，发掘地点是西马伯格（Hemmaburg）山顶。近期在此发掘出三座大教堂，还有碑刻纪念当地捐资建造教堂的人。 43

对于诺里库姆和西罗马其他很多地区而言，公元5世纪的到来犹如一场巨大的灾难。诺里库姆似乎在一些大规模的侵袭战中都能全身而退。公元5世纪初，阿拉里克曾企图将诺里库姆作为哥特人理想的安置地（参见本书第五章），但一直没有实现，西哥特人转而去了阿基坦。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诺里库姆两边都有更合适的路线，诺里库姆人才能够冷眼旁观蛮族大军滚滚而过。公元406年的入侵者沿多瑙河河谷北上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公元451年阿提拉也选择了同样的路线。拉达盖苏斯和阿拉里克带着哥特人取道潘诺尼亚涌入意大利北部，为的是占据穿越尤利安阿尔卑斯山的山口。阿提拉在公元452年也做了同样的选择。然而，公元5世纪上半叶，诺里库姆的行省居民一直享有的安全保障大规模削弱了。

诺里库姆的居住模式和秩序——即城镇和农业的分布——是罗马帝国军事力量的产物。据《罗马帝国百官志》记载，公元400年前后，这个行省有庞大的驻地部队守卫。两个军团的支队成为防卫的中坚力量：第二意大利军团驻扎在劳里亚库姆（Lauriacum，洛尔施，Lorsch）和伦蒂亚（Lentia，林茨，Linz），第一诺里库姆军团驻扎在阿迪乌文斯（Adiuvense，伊布斯，Ybbs）。两支军团都包含水警（liburnarii ），驻扎在河面上三个不同地点，另外还有舰队。此外，三支步兵大队、四支普通骑兵队和两支骑射兵队都驻扎在这个省，总共将近1万人，可使用多种武器。 44

《塞维林生平》（Life of Severinus ）是从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晚期开始的，所以没有这些军队部署的记载。书中提到一支军队驻扎在法维亚纳（Faviana），即现在的毛特恩（Mautern），但没有说明是哪一支（《罗马帝国百官志》提到在这里驻扎着第一诺里库姆军团的水警）。还有一支在巴达维斯（Batavis，帕骚，Passau），就在诺里库姆边境、雷提亚行省境内（《罗马帝国百官志》记载这里有一支步兵大队）。尽管《塞维林生平》叙述了很多诺里库姆人同境外各蛮族的战争，全部兵力就是这些，和1万人相差甚远。我们有理由怀疑，书中描写的正规兵力明显不足，与史实不符。既然《塞维林生平》的主旨在于颂扬塞维林如何阻止蛮族对诺里库姆居民的残酷迫害，行省里如果再有大部队，就会破坏书中的叙述主线。而且我更倾向于认为，至少在塞维林住在这个行省的早期，驻扎的兵力要多于《塞维林生平》中一笔带过的两支部队。不过，大量证据显示，阿提拉死后，诺里库姆的军队大幅缩减。一些证据也给出了军队缩减的过程和原因。

首先，考古发现——特别是来自军事基地的考古发现——显示，公元400年后，这个行省的钱币流通系统很快开始崩溃。只有曾经在劳里亚库姆的军团基地部分幸免。我们知道，罗马帝国铸造钱币的首要目的是支付军费，因此钱币供应的混乱很可能反映了军饷的中断。幸免的地区也反映出相同的问题：因为劳里亚库姆是行省的军事指挥中心，所以即便其他地区都没有军队了，这里也必须保留。考古证据还显示不安定迹象的增加，同样反映出驻军的缩减。公元400年后不久，诺里库姆的所有别墅（至少是到目前为止挖掘出来的）都遭到废弃或毁坏。独立、富有、毫不设防的乡村庄园本是别墅应有的样子，却成为侵袭者的首选目标，没有一定的安全保障是不可能保留下来的。如前文所述，在公元376年至382年哥特战争时期，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的别墅也同样迅速损毁。

这并不一定表示别墅的原主人被杀，地主阶层被消灭。相反，在诺里库姆乡村地区的调查显示，公元5世纪的建筑风格转变为讲德语的考古学家所说的“Fliehburgen ”——避难中心。这些建筑有坚固的围墙，有些可能是为永久居住而建，所处位置适合防御，通常在山顶，中心往往还有一座教堂。北部几个热点地区有一些避难中心，在多瑙河附近，但大部分都在南部，坐落在阿尔卑斯山麓，东蒂罗尔（East Tirol）和卡林西亚（Carinthia）境内的德拉瓦河（River Drava）以南。最大的建筑在拉万特-基希比希尔（Lavant-Kirchbichl）。这里曾是古罗马时期的城镇阿宫图（Aguntum），强大的防御工事围绕着2.7公顷的区域，位于几乎无法攀登的岩崖顶端，内部有房屋、仓库和一座40米长的主教教堂。 45 《塞维林生平》写到塞维林这样忠告公元5世纪60年代住在劳里亚库姆附近乡村的居民： 46

具有神圣预言头脑的上帝使者，告诫人们把为数不多的财产全都搬进城里，这样敌人残暴的远征部队找不到任何给养，就会立刻因饥荒而不得不放弃残酷的计划。

证据显示诺里库姆人其实不需要塞维林的忠告，就已经在该世纪初开始建造避难中心了。这恰好说明行省的驻军已经无力保护当地的罗马人民。

《塞维林生平》记载的事件大部分以有围墙的小型居住区为背景，当时叫做“castella ”（堡垒）——相当于考古学家所说的“Fliehburgen ”（避难中心）——这些村落为罗马人提供了基本的住所和庇护。《塞维林生平》还明确提到，到公元5世纪60年代，这些小城镇的市民只能寻求自我保护，他们组织小型军队守卫城墙——实际上就是民兵。城墙和民兵也出现在科马基尼斯（Comagenis）、法维亚纳、劳里亚库姆、巴达维斯和昆泰尼斯（Quintanis）。另一种防御措施——不列颠的罗马人在类似情况下也采用过——就是市民雇用蛮族军团替他们守卫城镇。这种办法只有诺里库姆边境上的科马基尼斯采用过，而且和不列颠一样，也引发了问题。《塞维林生平》开篇部分描写科马基尼斯人痛苦地忍受着保护者的欺压。他们后来幸运地将蛮族人赶走，这要归功于圣人塞维林借助的一些神力。 47 （如果不列颠的罗马人当时也能这样，那么现在成为计算机语言和世界交际语言的就会是威尔士语而非英语了。）

公元5世纪60年代早期，这个行省还保留了一些罗马军队，但远不是《罗马帝国百官志》里所说的大军。该书也给出了诺里库姆军队缩减的一个原因。公元420年前后，即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时代，伊利里亚野战军将两个团的长矛轻骑兵（lanciarii ）纳入其准野战军团。这些轻骑兵原本驻扎在劳里亚库姆和科马基尼斯。他们从该地撤离，是君士坦提乌斯应对公元406年后西罗马野战军的重大损失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48 公元420年后就没有西罗马军队的详细记录了，而北非的损失显然迫使埃提乌斯再次勒紧裤腰带，因此意大利的中央政权很可能从诺里库姆的驻地部队中抽调了更多的兵力。其他危机时期一定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中央政权的税收减少严重影响了各地方——诺里库姆和其他地区都一样。《塞维林生平》中有一段文字精彩简洁，反复被引用。这段文字描述了某支边境驻地部队的最后时刻：

罗马帝国还在的时候，很多城镇的士兵靠政府拨款守卫城墙［多瑙河边界］。这种秩序不复存在后，军队解散，城墙也被攻破。但巴达维斯的驻地部队仍然坚守着。他们有些人远赴意大利为战友索取最后的薪水，但在途中被蛮族人击败，杳无音讯。一天圣塞维林正在小屋里阅读，他突然合上书本，长叹一声流下眼泪。他告诉身边的人立刻赶往［因河，Inn］河边，因为河水已被鲜血染红。就在那时，人们得到消息说，前面提到士兵的尸体已被河水冲上了岸。

和《塞维林生平》记载的所有事件一样，这件事的发生时间已不可查。不过当中央政权的资金用尽后，剩下的驻地部队就自行解散了。随着资金的渐渐断流，士兵拿到薪水的次数越来越少（导致巴达维斯部队自行讨薪，发生不幸），武器和其他必需品的供应也减少了。我们从另一件事得知，指挥法维亚纳残余部队的司令官在遭受蛮族掠夺后不愿追击，因为他的部下人数不足，武器也很少。塞维林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转，他们只要用战败的蛮族人的武器就可以了。 49 这使我们了解了那些既没有重新编入野战军团又没有在作战中被消灭的边境驻地部队的境况。随着财政危机的加深，薪水和装备供应最终完全终止。

诺里库姆部队解散的时间大约在公元5世纪60年代，我认为最有可能是在拜占庭舰队战败后不久。但是驻地部队随军带着妻儿，因此即便解散也还是住在原处。原有的部队没有战死，只是渐渐变成民兵组织，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行省内罗马正规军撤离或解散后，还继续守卫他们城墙内的居住区。这就是根据《塞维林生平》中大部分事件推测的情况。但因为诺里库姆文化落后，远离主要社会变革，因此罗马的行省生活在这里照旧进行。我们从《塞维林生平》了解到，道路仍然会及时维修，与意大利和多瑙河沿岸近邻的贸易关系继续维持。罗马的地主阶层仍然待在居住区的高墙后经营自己的土地。与此同时，书中也提到匈人帝国和罗马帝国灭亡后，统治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的新生政治力量：赫鲁勒人、阿勒曼尼人和东哥特人，最主要的是鲁基人，因为他们离行省最近。

此时诺里库姆人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他们赖以生存的罗马帝国灭亡后，继续过一种罗马式的行省生活。

我们从《塞维林生平》了解到，诺里库姆人民的自卫努力非常有效——欧基皮乌斯还不遗余力地指出，塞维林的预言和传达神谕的能力帮了大忙。当地居民发展有效抵抗袭击的能力，派出侦察员预报敌人的袭击，这样所有人都能赶快躲到城墙里去。他们甚至能抵御像阿勒曼尼人对昆泰尼斯和巴达维斯发动的全面进攻。如果有居民被入侵者俘虏，他们有时还能把他们救出或赎回。 50 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看，尽管靠近外围的势力——比如赫鲁勒人和东哥特人，尤其是阿勒曼尼人——把诺里库姆当作战利品和奴隶的来源，但他们的近邻鲁基人则有意发展更有序的关系。有些诺里库姆城镇开始向他们进贡，作为回报，鲁基人不去骚扰他们。他们的首领们甚至还讨好塞维林，经常听取他的建议（至少《塞维林生平》里是这样说的），河两岸还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往来。

欧基皮乌斯称，多亏圣人塞维林得到的神助，诺里库姆的一些城镇得以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一种颇有罗马古风的生活方式。这里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塞维林生平》的一个主题就是像当年闪电战中的伦敦一样，一定要表现得比实际更加罗马化。另一个主题更为悲观。危险和威胁无处不在。即便是在中午冒险离开居住地去摘水果，当地居民也有可能被拖走沦为奴隶。提波尼亚（Tiburnia）的市民被迫用钱疏通法拉米尔的哥特人，交出他们手里几乎所有能拿得动的财产，包括旧衣物和施舍给穷人的东西。更残忍的是，境外粗暴的蛮族人把整村人一批接一批地杀掉，有选择地留下一些活口抓走。塞维林在动身去科马基尼斯时曾试图警告阿斯图里斯（Asturis）的居民灾难迫近，但他们不听，这个建有他第一座修道院的城镇就被摧毁了，只有一个人逃脱——把城镇遇难的消息带到科马基尼斯。后来，赫鲁勒人的突袭摧毁伊厄维亚库姆（Ioviacum），图林根人杀死巴达维斯最后的居民。

大部分巴达维斯人已经动身去了另一个保留下来的居住区劳里亚库姆，这种城镇范围缩减是《塞维林生平》的第三个主题。外围的居住区因为过于孤立和危险被人们逐步遗弃。因此昆泰尼斯的居民搬到巴达维斯，两处居民又一同去劳里亚库姆寻求庇护。但即便在这里也不十分安全。因为尽管鲁基人想建立长期关系，他们仍然将诺里库姆人视为可利用的资源。鲁基人的一些首领不满足于仅仅收取贡品，有时还将大批诺里库姆人迁移到多瑙河以北，以便更有效地控制他们。塞维林与这些行为斗争，但注定要失败。 51

到公元400年前后，罗马帝国的军队一直保护着阿尔卑斯山和多瑙河之间的地区，很大程度上驱逐了盘踞在河北岸的其他势力。随着军队的撤离和解散，依赖军队发展起来的这个地区无法继续维持独立。当地居民成为各种新兴势力的宝贵资源。诺里库姆的居住区——甚至避难中心——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独立，现有的罗马式行省生活注定要结束，不论是以暴力方式，还是通过重新安置这种更温和的手段。

这些事情的发生需要一定时间。公元482年1月5日，圣塞维林去世。这个时候多瑙河沿岸的一些城镇还都依然存在。不过很多已经不再发展。新兴势力最终会以不可逆转的力量把这个地区彻底变成一个非罗马的世界。严格地说，诺里库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研究实例，可以通过这个模型了解到罗马军队因资金缺乏逐渐衰弱时，当地的罗马式行省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行省居民并非孤立无援，“罗马性”也不是一夜之间遁于无形。但是这些居民以及他们的生活模式都依赖于帝国力量源源不断地输入，当输入停止时，旧的生活方式就注定要灭亡。因此，诺里库姆也能使我们有效地了解后罗马时代不列颠发生的情况，在这里另一群罗马统治下的居民在失去中央庇护之后还挣扎着自我维持，首先是利用移民的日耳曼军团，然后又反抗他们。这些都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不过罗马的别墅和城镇最终都毁灭了，原有的居民现在要服侍的主人不再是意大利的皇帝，而是诺里库姆的鲁基人（如果他们没被掳走的话），或者是不列颠的历代盎格鲁－撒克逊国王。

心脏地带：高卢和西班牙

帝国在诺里库姆的解体是一个特殊过程，因为这里在战略上是文化落后地区，而且没有罗马地主阶层出身名门的富有精英调动帝国剩余兵力来保护。因此在行省范围内，罗马帝国就这样慢慢消亡了。而在西罗马帝国原有的心脏地带，即高卢和西班牙，帝国的终结绝不可能这样低调。拜占庭舰队的战败，让人们不再期待安提莫斯的到来能够复兴帝国，但这两个地区仍然居住着有钱有势的罗马地主家族。在意大利和高卢的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相当强大的帝国军队，另外还有此时已经颇具规模的蛮族势力，尤其是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 52 因此高卢和西班牙的命运绝不可能像诺里库姆和不列颠那样，兵力的相对空虚迫使行省居民只能自己挣扎反抗。相反，高卢和西班牙经历太多利益集团的往来交锋。因此帝国末日的画面一定会因为帝国宫廷的玩弄权术而变得模糊。但是幸运的是，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的书信把帝国的灭亡描述得和《塞维林生平》里的诺里库姆一样生动。

最早明白安提莫斯皇帝北非远征失败意义的是西哥特国王尤里克（Euric）。他意识到世界正在变化。公元454年，尤里克的哥哥狄奥多里克二世（Theoderic II）曾在西罗马皇帝阿维图斯的政权背后施加影响。狄奥多里克二世满足于在看似永无止境的罗马帝国里设想西哥特人的未来，在皇位背后争夺权力，而尤里克不同。公元465年，他组织政变，杀掉狄奥多里克二世，夺取政权。他随后立即派出使节拜访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的首领，力图扭转自己哥哥与他们的敌对局势。 53 狄奥多里克二世曾经联合罗马帝国的残余势力对付这些部落，现在尤里克要联合他们对付罗马帝国的剩余力量。安提莫斯带着强大的东部援军前来，使尤里克的计划搁浅。尤里克立即撤回使节，以免让自己显得是在与重获新生的西罗马政权直接对抗。但是随着拜占庭舰队的战败，他看出安提莫斯不会对自己构成什么威胁。《哥特史》简要地概括道：“西哥特国王尤里克意识到罗马皇帝的频繁更替，于是用自己的权力先发制人，拿下高卢几个行省。” 54 他知道再也不用担心罗马中央政权了。在最后一次战败后，他们再也没有能力有效干预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他可以放手进行西哥特人自己的计划。

阿非利加之战尘埃落定后，尤里克就着手行动。自公元469年，他发动一系列战役，旨在将西哥特王国独立出来。这一年他的军队向北推进，进攻安提莫斯的亲密盟友利欧达姆国王（King Riothamus）带领的布列塔尼人。西哥特人获胜，利欧达姆逃到勃艮第人的领土上寻求庇护，尤里克占领图尔（Tours）和布尔日（Bourges），这样他的北部疆界就延伸到了卢瓦尔河（River Loire）（地图16）。他向北方的进一步深入遭到莱茵河地区罗马剩余军队的阻挡。罗马军队由一位保罗伯爵（Count Paul）率领，和撒利族法兰克人（Salian Franks）的首领希尔德里克（Childeric）的部下联合作战。不过，尤里克对于卢瓦尔河以北的高卢地区没有多少兴趣。在公元470年至471年，他的军队转向东南，逼近罗讷河河谷和罗马在高卢的首府阿尔勒。公元471年他发动致命一击，战败安提莫斯的儿子安提米奥鲁斯（Anthemiolus）率领的意大利军队，安提米奥鲁斯战死。至此，安提莫斯所剩无几的希望也化为泡影。但是我们要记住，攻占有高墙防护的罗马城市并不是西哥特人的强项。公元471年至474年这四年间，每年夏天，西哥特人都会出现在奥弗涅的克莱蒙费朗城外，意欲围城，但从未能真正攻进去过。实际上，尤里克直到公元476年，才占领这个地区的两大要地阿尔勒和马赛——而此时他已经控制奥弗涅，该地区是意大利当局阻止他向阿尔勒扩张失败之后割让给他的。与此同时，比利牛斯山以南发生更多激烈的战役。公元473年，尤里克的部队占领塔拉戈纳和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到公元476年，整个伊比利亚半岛都落入他的手中，只在西北部有一小块苏维汇人的飞地。西哥特人的安置区终于变成一个王国，北起卢瓦尔河，东至阿尔卑斯山，南到直布罗陀海峡（Gibraltar）。 55

西哥特人不是这些年里唯一热衷扩张的势力。尤里克扩张战役撞上了罗讷河上游河谷勃艮第王国的野心。勃艮第人也觊觎阿尔勒很久了。他们在向南扩张的竞争中没有实力打败西哥特人，但仍旧取得一些胜利，把王国边界向南推进了一些。到公元476年，他们已经占领阿尔卑斯山和罗讷河河谷之间由一些城市和地区形成的凸角，南端直到阿维尼翁（Avignon）和卡瓦永（Cavaillon）（地图16）。更北方的法兰克人也首次崛起，成为罗马统治的莱茵河地区的一支主要势力。事情的真正经过已经湮没在神话和半真半假的历史里，但基本上是这样的。原本处于莱茵河以东、分属不同军团首领的法兰克地区现在将势力扩张到河西，并且由于更强大军阀的出现而逐渐趋于统一。正如阿拉里克和法拉米尔统一的两支哥特超级军团，这种统一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实力，能够在全新的级别上进行较量，于是很快就在罗马原有的领土上占据自己的地盘。到公元5世纪70年代，统一过程远未完成，但希尔德里克已经脱颖而出。最迟到70年代末，他带领撒利族法兰克人已经占领罗马旧省第二贝尔迦（Belgica Secunda）及其首府图尔奈。 56 一批新兴势力就这样瓜分了曾经是罗马帝国心脏地带的高卢和西班牙。有些像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早已在这个战略地区立足，而其他人，比如法兰克人和布列塔尼人，则是新近才出现的。他们在卢瓦尔河南岸占领的土地也属于有势力的地主家族，这些人曾在罗马政府担任要职。西多尼乌斯也是其中一员。幸亏有了他，我们才能够深入了解这些剧变对少数高卢罗马精英造成的影响。没有史料告诉我们西班牙的罗马精英经历了什么，但是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们的反应基本类似。

从公元468年到476年，有些地主还在努力继续效忠于西罗马帝国，尽管这样做已经毫无意义。这恰好生动说明，尽管帝国当时已经屡战屡败，但帝国的精神仍然顽强挺立。西多尼乌斯在阿维图斯时代，愿意与狄奥多里克二世这样的西哥特人合作，他们明白西哥特人的地位，认为将来西哥特人会继续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发挥影响力。但当尤里克这样的西哥特人想建立自己完全独立的王国时，西多尼乌斯就坚决反抗，不愿与之为伍。公元5世纪70年代初，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他的姻亲、阿维图斯皇帝的儿子艾克狄修斯（Ecdicius，出生于奥弗涅），竭尽所能维系罗马在克莱蒙费朗的统治。例如，他们筹建一支军队，抵御每年夏天西哥特军队的围城。接下来的战役混乱不堪。克莱蒙费朗并不是尤里克野心的核心部分。艾克狄修斯有一次只带18个人就突破了哥特人的防线。然而这些地主坚持当罗马人的决心十分坚定。他们打算以武力全力展示他们的忠诚，首先是鼓励安提莫斯，然后是他的继任者，尽力让奥弗涅多少处于西罗马帝国的范围内，而不是扔出去作为西哥特人或勃艮第人扩张的战利品。 57

但是在西多尼乌斯之辈还在努力维持自己的罗马身份的时候，其他人已经认定西罗马帝国没有政治前途，是时候转而效忠当地的一支新兴力量了。阿尔万杜斯（Arvandus）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身为高卢的禁卫军长官，他在阿非利加战败后立即给尤里克写信： 58

劝阻他不要和“希腊皇帝”［安提莫斯］议和，坚称应该攻打居住在卢瓦尔河北岸的布列塔尼人，还声称高卢的行省应该根据国家法律和勃艮第人分享，还有一大堆类似的混话，会让一位好战的国王愤怒，和平的国王蒙羞。

阿尔万杜斯在后来的审判中恬不知耻地承认，就是他写了这封大不敬的叛国信。显然与安提莫斯相比，他更愿意让尤里克或勃艮第国王来统治。或者，也许他和公元5世纪10年代的一些高卢地主一样，认为这种领地分割才是实现和平、维护一定社会秩序的最佳途径。不论他的动机如何，这一事件显示，在西多尼乌斯的地主阶层里，人们的想法大有分歧。如前文所述，西多尼乌斯和阿尔万杜斯的观点就背道而驰。但阿尔万杜斯是他的朋友，西多尼乌斯在他受到指控的时候还尽力保护他，把这个案子提交到意大利的另外三个主要地主也是他的朋友（其中一个还是亲戚）——托南提乌斯·费雷欧鲁斯（Tonantius Ferreolus），公元451年任高卢禁卫军长官；托马斯提乌斯（Thaumastius），西多尼乌斯的叔叔；还有一位是律师和高级元老（illustris ，光荣者），阿尔勒的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 of Arles）。但是，持阿尔万杜斯想法的也大有人在。公元473年以前，尤里克在西班牙东部的兵力由一个叫文森提乌斯（Vincentius）的人（和一个哥特人）联合指挥。这个文森提乌斯在公元5世纪60年代的形象是该地区最后一支罗马正规军的指挥官。罗马行省的官员，不论地位高低，都纷纷加入敌方阵营。一个叫维克托留斯（Victorius）的人在公元5世纪70年代初成为尤里克驻高卢部队的指挥官。另一个出名的叛国主角是高卢的副行政长官塞荣纳图斯（Seronatus），公元475年被指控协助尤里克接管高卢的领土，后来他被判有罪并处死。 59

东部地区勃艮第人独立势力的崛起也产生了类似结果。西多尼乌斯的作品中包括一封写给一个名叫西亚格里乌斯（Syagrius）的人的信。这个人在勃艮第宫廷相当有权势，尤其是因为他讲勃艮第语比勃艮第人还要流利：

我……实在无法表达我的惊讶，您竟然如此轻松迅速地掌握了这门日耳曼语……我和其他人无比高兴地得知，在您面前，蛮族人都没有胆量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他们的野蛮行径。日耳曼的垂暮老人在您翻译书信时都目瞪口呆，把您当作他们彼此事务的仲裁人。您是勃艮第人讨论法律时的梭伦（Solon） 60 再世……人们爱戴您，希望伴您左右，愿意去拜望您，乐于见到您，您是百里挑一，人们邀请您，愿意让您决断事务，听取您的意见。

西多尼乌斯夸奖西亚格里乌斯把自己变成蛮族国王统治的后罗马世界的一部分。而他自己却千方百计要逃避这样一个世界。 61 年轻人对于旧政权即将终结十分敏感，这可能是这一代人的共同特征。西多尼乌斯在奥弗涅的支持者中，有一个名叫优奇里乌斯（Eucherius）的人，好像是曾为保卫城市出过钱，但他也能从城墙上看到自己的儿子卡尔米尼乌斯（Calminius）正和围城的哥特人站在一起。西多尼乌斯的儿子阿波利纳里斯（Apollinaris）也一样，热情地投向新哥特统治者的怀抱，最后还在尤里克的儿子手下当上了高级军官。 62 因此，公元468年后，高卢罗马地主阶层的立场分成完全对立的两派，在同一家族中也不例外。同时，尤里克熟练地玩弄着权术。罗马帝国的中央势力在减弱，尤里克就有机会利用追随他的西哥特人的军事实力建立一个庞大的地方权力基础。但是要统治这片新领地，他没有其他的模式可以学习，只能照搬即将灭亡的罗马政权。

于是，公元476年之后将要出现的西哥特王国就完全成了另一个罗马。和之前的罗马帝国一样，王国的统治仍然是通过城市、行省和行政长官构成的基础设施。王国有成文的法律（通常就是现有罗马法律的延续），征收农产品税——这种税收制度只有在罗马的地主－农民社会秩序还存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行。地主的任务是抽取农民的剩余产品，留给自己一部分作为地租，把剩下的缴给国家作为税收。罗马法律和税收系统的运作，必须要由罗马的专业公职人员来负责。

虽然尤里克可以用西哥特人的军队闯出一个王国，但他需要罗马人来帮他治理。他能吸引到旗下的罗马贵族和行政人员越多，就越容易把他的领地变成一个功能完善的王国。于是他无比宽厚地接受罗马贵族的一切帮助，甚至任由他们用抑扬格五音步诗歌来赞美他。尤里克乐于将始于狄奥多里克执政时期的做法延续下去，并表现出对罗马文化形式应有的尊重，以便吸引更多人为他服务。他还有自己的西亚格里乌斯，名叫利奥（Leo），是一名来自纳博讷的诗人兼律师。根据西多尼乌斯在公元476年至477年间的描述，他替尤里克的书信和演说稿执笔：

通过［利奥］，著名的国王本人［尤里克］震慑远在海外的各民族，在胜利后以高贵的统治者姿态与还在瓦尔河（Waal）河岸颤抖的蛮族人签署复杂的和约，过去以武力压制人民，现在以法律压制武力，统治辽阔的疆域。

因为需求大，所以尤里克愿意提拔任何向他提供帮助的罗马人。 63

事实上，他能给予这些人的回报十分丰厚。罗马政权的消亡使罗马的地主阶层地位堪忧，因为随着政权一起消亡的还有保护这个阶层不受外人侵害的法律系统。虽然这个特权阶层仍然存在，例如西哥特王国和勃艮第王国都有地主阶层，但其他王国就不一定了。政治变革经常伴随社会变革，在西罗马的其他地区就是这样。例如，在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过去的罗马地主阶层完全消失了。因此，即便勃艮第和哥特那样的新王国仅仅是允许境内的罗马地主像过去那样生活，也算是非常照顾他们了。

史学家们有时会惊奇地发现，这个阶层似乎随时准备不再效忠帝国，而是依附于离得最近的强大蛮族势力，重新协商自己的位置。有人认为，这说明地主阶层在本质上对罗马政权是没有忠诚可言的——这一观点成为研究帝国灭亡原因的一派看法。因此有人认为，罗马人的欧洲之所以不复存在，是因为其精英阶层不想维持它了。但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对这个群体有失公允，忽略了他们的特点。这些人的地位几乎是完全取决于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与土地捆绑在一起的财富无法随身携带。除非是罗马帝国的超级富豪，除高卢或西班牙的土地外还在东部遥远的地方拥有土地，否则罗马政权一旦开始衰落，这些地主就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了。他们要么只能和最近的蛮族入侵者的国王修复友好关系，以确保继续拥有财产，要么就放弃与生俱来的精英地位。假如说帝国在他们身边解体的时候，罗马地主能看到一丝一毫留住土地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抓住的。

因此，在与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各行省的贵族打交道时，尤里克手里抓着一张王牌。他只需一直扩张自己统治的领地——这是件相对容易的事，因为罗马政府税收缩减，已经派不出什么士兵了——地主们就会纷纷投奔他。有些根本不用提醒，有些则需要稍加说服，但大部分人最终都会归顺。连西多尼乌斯本人都弃暗投明了。他曾率领部队在克莱蒙费朗抵抗哥特人的扩张，因此公元474年至475年城市最终陷落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指望尤里克对他有好脸色。他还是被装在囚车里推出去流放，先是去卡尔卡松（Carcassonne）附近的一个城堡，然后是波尔多。他在这里想继续研究文学，但是“我下垂的眼睑一刻也不能入睡，因为一旦睡着，我卧室天窗旁边的两个哥特老太太就立刻发出喧闹。她们真是世上最好争吵、醉醺醺又令人作呕的生物”。“喝得像个哥特人”这一说法在公元6世纪的意大利应该已经家喻户晓了。这段话出自一封写给纳博讷的利奥的信，就是那位诗人兼律师、尤里克的主要幕僚利奥。随信还有一篇文章，题为《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生平》（The 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这是应利奥之邀附上的。这实际上就是西多尼乌斯的救赎之路。尤里克公务繁忙，只能挤出很短的时间在波尔多接见西多尼乌斯，三个月里接见他两次。但西多尼乌斯在宫廷里有人脉：利奥和文学界的一个熟人朗普里狄斯（Lampridius）。有他们说情，他最后轻易逃脱惩罚。在克莱蒙（Clermont）的地产本来应该充公，现在又归还给他。于是，他写了一首巴结国王的小诗作为感谢：

我的君王和主人［尤里克］，即便是他，在征服世界之后，也无暇顾及世界对他的膜拜。在波尔多，我们看到蓝眼睛的撒克逊人……您的宿敌、曾经在战败后剃掉您脑后头发的塞干布利人（Sygambrian） 64 ……长着蓝灰色眼睛的赫鲁勒人在此游荡……7英尺（约2米）高的勃艮第人屡次屈膝求和……罗马人想摆脱他们，得到解救，打击斯基泰的乌合之众……尤里克，罗马需要您的军队。

西多尼乌斯把这首诗寄给朗普里狄斯，希望他能转交给国王。朗普里狄斯确实转交了。尤里克作为自己征服的众多领地的受益人，接受了这面以文学方式表达投降的白旗，表现得慷慨起来。 65 他应该不大可能这样轻易放过所有曾经反抗过他的人。在战果略少的王国里，罗马地主没有那么多人脉来为他们疏通，肯定只好接受新主人更为苛刻的条件，不像西多尼乌斯那样好运。

与西哥特人相比，勃艮第人的领地在公元468年至476年间只进行了较小的扩张。和尤里克一样，勃艮第君主也需要吸引罗马人的支持，但是他也要把好处分给自己的武装人员，而且他的资源要有限得多。结果就是形成一种妥协，新勃艮第王国的一本法学书籍《宪法集》（Book of Constitutions ）对此有所反映：

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本国人民［勃艮第人］应该获得三分之一的奴隶和三分之二的土地，任何人如果已经从前任王国或我国获得土地和奴隶，都不得再索要三分之一的奴隶或三分之二的土地。 66

我们还希望知道更多信息，但是这里暗示的资源分配已经让我们了解到，勃艮第国王是如何根据形势需要制定这一政治平衡措施的。大约20年前，史学家沃尔特·戈法特（Walter Goffart）曾认为，这里所指的是勃艮第人占领的罗马城市如何分配税收，而不是如何分配不动产。这种观点十分牵强，正如后来很多人所说，我们在此谈到的无疑是实际财产的分配，其中一部分将要移交给勃艮第的自由民。 67

于是在勃艮第王国内，发生了彻底的土地资源再分配。法律说得很明确，这是一个过程，不是结果。获得三分之二土地和土地上三分之一佃农的法令，只适用于那些还没有得到土地或奴隶的勃艮第人。我们不知道所有罗马地主是否都受到影响，以及国王在这件事上处理得是否慎重。但是从表面上看，罗马地主阶层要想保留原有的土地，代价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后来的勃艮第法律中一直没有提到税收问题，这一点可能也很重要。整件事情可能是这样：如果罗马地主愿意交出自己土地的三分之二，他们不但可以保留剩下的三分之一，也不用再为这三分之一缴税了。 68 这样看来，当时的情形就没有最初看起来那样糟糕。自公元5世纪70年代起，有法律证据表明，尤里克和他的儿子兼继承人阿拉里克二世（Alaric II），也在西哥特王国用分配土地的方式酬谢他们的支持者。 69 但是他们的王国要大得多，可能不需要从罗马地主那里征用那么多土地。

总之，西罗马帝国最终的结局就是，原本是心脏地带的高卢南部和西班牙被彻底瓜分。一些军事力量见到有利可图，就大干一场，发动战役，新的领土边界就在战役中形成。西哥特人建立庞大的王国，勃艮第人只占领高卢东南部。北方的局势依然动荡不安。在东北部，撒利族法兰克人是新兴势力，西北部的布列塔尼王国初具规模。与此同时，罗马军队莱茵河旧部的领导者可能在巴黎以东建立临时权力基础。公元468年巴西利斯库斯舰队战败，引发尤里克的征服战、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的战役，以及后来的土地所有制改革。综合结果就是不但改变了世界版图，也改变了人们心里的国家格局。原先的蛮族定居地变成王国，罗马地主阶层被迫做出改变命运的选择，罗马中央政权处于垂死挣扎阶段。

帝国中心

公元468年，帝国残留的心脏地带和外围地区不断被吞并，有的自行脱离，而在帝国中心——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混乱和犹豫统治着人们。在意大利，拜占庭舰队战败的余波未平，安提莫斯和里西梅尔在权力争斗中势均力敌。里西梅尔允许安提莫斯前来，显然削弱了自己的权力。他本来希望安提莫斯从东罗马带来的援助能强力推动西罗马的重建，现在希望化为泡影。如今安提莫斯帮不上什么忙，反而成为里西梅尔实现野心的绊脚石。公元470年，两人闹翻，里西梅尔甚至召集6000人的军队发出战争威胁，但两人在公元471年初又和好了。接下来皇帝的儿子安提米奥鲁斯战败死亡，同年晚些时候，安提莫斯派去高卢抵抗西哥特人的部队全军覆没，斩断了帝国仅剩的军事支柱，里西梅尔借机发动突袭。安提莫斯躲到罗马，里西梅尔围困他几个月，随后罗马城陷落。皇帝无路可逃，于公元472年7月11日被杀，杀死他的是里西梅尔的侄子、勃艮第首领贡多巴德（Gundobad）。

奥利布里乌斯，汪达尔王国法定继承人胡内里克的连襟，一直被盖萨里克推举为西罗马皇位的继承人选。皇帝利奥一世在公元472年派他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意大利，调停里西梅尔和安提莫斯的关系，结果他倒变成里西梅尔支持的下任皇位继承人。他在公元472年4月被推上西罗马的皇帝宝座（当时在位的安提莫斯还没死），但是同年11月2日就死了，只比死于8月18日的里西梅尔稍晚一点。这样贡多巴德就成了重要的皇帝拥立人，他看上一名高级军官格利塞里乌斯（Glycerius），时任宫廷卫队伯爵。此人于公元473年3月3日称帝。罗马在这样瞎折腾的时候，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都在马不停蹄地扩张领地。因此，格利塞里乌斯作为西罗马皇帝，统治的全部领地只有意大利和高卢东南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一小块领土。争夺所谓的皇位实际上变成一场杀人竞赛，其实根本争不到什么。至少贡多巴德似乎是这么认为的。他接任叔叔作为皇帝拥立人的角色。不久后，由于父亲勃艮第国王君迪奥克（Gundioc）在公元473年年末或474年年初去世，贡多巴德就回家了。他一定明白，在意大利争权成不了多大气候，不如和自己的兄弟希尔佩里克（Chilperic）、戈德吉赛尔（Godigisel）和戈多马尔（Godomar）一起分割勃艮第王国。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呢？

贡多巴德的离开造成了权力真空。于是朱利乌斯·尼波斯（Julius Nepos）上台。他是公元5世纪50年代后管理达尔马提亚的马赛利努斯伯爵的侄子和继承人。他叔叔于公元468年在西西里被杀害，之后他就接管达尔马提亚和伊利里亚野战军的余部。他得到东罗马帝国的承认但没有实际帮助，于公元474年夏初把部队驻扎在波图斯，就在罗马城外的提布尔入口处。他兵不血刃地就推翻了格利塞里乌斯，于公元474年6月19日或24日自称西罗马皇帝。但是尼波斯一直没能让意大利军队的指挥官归顺，所以他的政权只维持了一年多。最终把他赶下台的是他亲自任命的指挥官俄瑞斯忒斯。我们在本书第七章提到过这位指挥官，当时怀疑他伪装成匈王阿提拉的使节。尼波斯任命俄瑞斯忒斯的初衷是希望他能清理意大利的混乱局面，但是俄瑞斯忒斯反而倒戈对付尼波斯。公元475年8月28日，尼波斯离开拉文纳，坐船回到达尔马提亚，放弃西罗马。 70

这些事件在意大利上演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的利奥一世皇帝因为公元468年远征的惨败，深感自己无力回天，前途愈加渺茫。舰队指挥巴西利斯库斯回到东罗马后，逃往圣索菲亚大教堂寻求庇护［不是现在的这座教堂，而是公元532年在尼卡（Nika）暴乱中被烧毁的那座］，并拒绝露面，除非利奥一世公开宣布赦免他。君士坦丁堡政权需要决定下一步行动。他们做出最大努力来稳定意大利局势，自然希望能够由一个盟友来统治。尽管当时经历舰队失利，他们应该清楚西罗马帝国注定要灭亡，但是直到安提莫斯死后，君士坦丁堡才无法继续回避现实，意识到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既然汪达尔人不可战胜，而且已经开始蚕食地中海东部，那就只好安抚他们。于是和谈开始了。结果就是利奥一世皇帝和汪达尔人在公元474年签订和约。现在谁还会怀疑君士坦丁堡已经放弃所有复兴西罗马的希望呢？ 71

最后放弃帝国观念的正是意大利军队。赶走尼波斯之后，俄瑞斯忒斯把自己的儿子罗慕路斯（Romulus）推上皇位。俄瑞斯忒斯曾经两次去君士坦丁堡执行匈人的任务。他的父亲塔图鲁斯（Tatulus）和岳父罗慕路当时（公元5世纪40年代末）是罗马指挥官埃提乌斯的心腹，曾随使团到过阿提拉的王宫，当时普里斯库斯也在那里。匈人帝国灭亡后，俄瑞斯忒斯设法回到意大利，在宫廷里升官晋爵，最后被朱利乌斯·尼波斯任命为高级军事将领。俄瑞斯忒斯的儿子罗慕路斯与罗马城的建城者同名，他在公元475年10月31日称帝，但是俄瑞斯忒斯和他的兄弟保罗（Paul）才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加冕典礼上讲话的那位不知名的赞美诗诗人无疑会说，这是第二个罗慕路斯开启的一个新黄金盛世。事实略有不同，西罗马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在历史上被称为奥古斯图卢斯（Augustulus）——“小奥古斯都”。

到这个时候，没有人认为意大利内部持续的权力之争能让谁控制到半岛以外的任何地区。西罗马的其他地区都落入别的权力集团手中，意大利的剩余兵力相当于摆设，还能有什么可争的呢？

随着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匈人帝国的灭亡，很多日耳曼部落的难民，尤其是斯基利人，还有鲁基人等，都迁到意大利。里西梅尔把他们招募为盟军士兵。大约在公元470年至475年间，他们对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做出贡献。而且他们的领袖，出身于斯基利王室的奥多瓦卡，还成为意大利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他在里西梅尔和安提莫斯之间的内战中是一个重要角色，在尼波斯手下当上宫廷卫队伯爵（comes domesticorum ），显然还从他那里获得贵族头衔。 72 在去意大利的途中，他在诺里库姆稍事停留便去拜访塞维林。圣人说，他将来会出人头地。

当他起身离开时，塞维林再次对他说：“去意大利，去吧，现在要装出卑微的样子。很快你就会给很多人带去丰厚的礼物。” 73

如前文所述，到公元5世纪70年代初，罗马政权的主要问题就是缺钱。甚至在公元5世纪60年代时，意大利的军队还是整个欧洲西部最大的独立军队——我认为，单凭意大利本国的税收是远远无力支撑的。随着薪水的逐渐干涸，军队开始变得难以驾驭，尤其是斯基利人。奥多瓦卡有足够的想象力和智慧看出问题的实质：既然军队越来越不服管束，努力去建立另一个短命的政权无异于浪费时间。公元476年8月，他召集足够的援军，开始行动。他首先于8月28日在皮亚琴察附近俘虏并杀死俄瑞斯忒斯，然后又于9月4日在拉文纳杀死他的兄弟保罗。据普罗科匹厄斯记载，奥多瓦卡控制眼前的局势后，就开始处理隐藏的问题。既然增加薪水无望，就必须找到另一种报酬形式。因此，奥多瓦卡开始把意大利的一些土地资产分配给士兵：“通过将土地的三分之一分给蛮族人，赢得他们的坚决效忠，［奥多瓦卡］稳稳地掌握了最高权力。” 74 和其他事情一样，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分配土地的事由罗马元老利贝里乌斯组织，但是显然没有涉及整个意大利的土地。武装部队需要留在半岛的战略要地，尤其是北部，以便守卫阿尔卑斯山的几个山口，可能还有亚得里亚海的海岸线，因为尼波斯还在达尔马提亚逍遥法外。 75 我们也不知道奥多瓦卡是否像在勃艮第发生的那样，需要剥夺罗马地主的一部分土地，还是像埃提乌斯为盖萨里克从阿非利加驱逐的元老所做的那样（参见本书第六章），通过重新分配公共土地的长期租约开发出足够多的土地。当然，和勃艮第王国不同，税收在后罗马时代的意大利还一直存在。所以奥多瓦卡像尤里克一样，可能回旋余地更大，不需要没收大批的私有土地。无论如何，他弄到足够多的土地资源，满足了手下的需求——这是动荡年代稳握大权的正确手段。

公元476年初秋，大部分混乱情况都已理出头绪。奥多瓦卡政权带来的变化将意大利推向新的政治稳定期，尽管他还没有开始分配土地。但仍有一个反常情况存在。此时的意大利还有一个叫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的罗马皇帝，但是奥多瓦卡无意维持这个名义统治者的地位，因为他的权力仅限于意大利半岛。和元老院的同僚协商之后，他有了一个解决办法。一个由元老组成的使团被派往君士坦丁堡，此时这里在位的是利奥一世的继任者芝诺皇帝。

他们提议不需要政权分立，两个地区共用一位皇帝就够了。他们还声称，他们已经选好奥多瓦卡这个有军事政治经验的人负责他们自己的事务，芝诺应该授予他贵族头衔，并将意大利政府托付给他。 76

他们说话就像20世纪80年代引起福克兰群岛战争（Falklands war，亦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口气。芝诺作为罗马皇帝，对意大利享有君权，但奥多瓦卡要控制行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芝诺通过授予奥多瓦卡贵族头衔，承认他拥有合法的权力。这是实际掌权者拥有的头衔，比如斯提利科和埃提乌斯在这个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就是这样的。芝诺犹豫了一下——尼波斯派出的一个使团刚刚抵达，请求他支持夺回皇位。这是芝诺以东罗马的兵力支持西罗马帝国重建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仔细权衡形势，然后给尼波斯写了封信，表示同情。他得出的结论是所有人都已经明白：西罗马帝国完了。他又给奥多瓦卡写信，表达希望尼波斯重登皇位的诚挚愿望，但更重要的是，他称奥多瓦卡为贵族，说本打算亲自授予他这个头衔，但是不需要了，因为尼波斯已经授予过了。这个答复似乎模棱两可，但实际不是。事实上，芝诺根本不想帮尼波斯做任何事——他是以意大利统治者的身份给奥多瓦卡发公函的。

奥多瓦卡心领神会。他废黜罗慕路斯，逼他退位，但给他坎帕尼亚的一块土地作为供养之地，这在帝国政治中是少见的宽容。然后，他把西罗马的皇家礼服（当然包括只有皇帝才能穿戴的皇冠和斗篷）送到君士坦丁堡。这一标志性的行为给统治500年的帝国拉上了帷幕。

[1] 也可能是姐姐，确切关系不详。——译者注

第十章
罗马的灭亡

公元476年，东罗马帝国经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后继续存在，而且在接下来整整一个世纪里看似繁荣昌盛。在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公元527—565年在位）统治下，帝国甚至在西地中海进行了一次扩张征服行动，摧毁北非和意大利的汪达尔人和东哥特王国，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西班牙南部部分地区。吉本总结说，罗马帝国实际上在地中海东部存在了1000年，它的灭亡时间要算到土耳其人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但是我认为，公元7世纪兴起的伊斯兰教对东地中海的罗马世界造成决定性的破坏。它夺走查士丁尼帝国四分之三的税收，刺激了大规模的制度和文化改革。尽管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们在公元700年后的很长时间里仍自称为“罗马人的皇帝”，但实际上他们统治的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新帝国，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罗马帝国的延续。 1 但即便在我看来，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罗马帝国在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黜后，在东地中海仍然存在了150多年。

在这段时间里，有很多居住在西欧和北非的人一直自认为是罗马人，其他人也这样认为。在公元6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西哥特、东哥特、勃艮第和法兰克各王国的官方文件尤其是法律条文里，都用“罗马人”来指一个特定的人群。近年来有些人提出，这一称谓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在原来的罗马土地上建立独立王国，新国王需要以土地形式大力犒劳那些不是罗马人的军队追随者。这一犒劳过程使这些追随者成为新王国的高度特权群体，重新定义了这些新来的人和不享受那么多特权的罗马地主之间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别渐渐消失，但仍然经历了几代人的时间。 2 那么也就是说，公元476年后，我们在东罗马和西罗马地区仍然有“真正的”罗马人，那么灭亡的究竟是什么？

中央罗马性的毁灭

公元476年真正结束的是维持西罗马帝国的一切尝试，西罗马帝国不再是一个首要的、凌驾于地区之上的政治结构。我们已经讨论过，罗马中央政权的“罗马”和罗马行省生活中代表典型生活模式的“罗马”之间存在重要差别。简单地说，罗马政权包括一个决策核心（皇帝、宫廷和官僚机构）、税收机制和以兵力定义及保卫主权的职业军队。同样重要的是由政权核心产生的法律体系，它定义并保护行省的罗马地主阶层。在这些地主阶层的社交圈子里，运作着各种文化规范，使得“罗马性”成为一个独特现象，而地主阶层进入官僚体系高层、宫廷甚至军队内部，将帝国的中央与地方结合在一起。公元476年之后，所有这些都结束了。虽然在西部仍有大批原来的罗马地主，他们多少保留了自己的独特文化，但关键性的帝国中央集权制度消失了。没有一个立法机构得到承认，没有中央控制的税收制度供养中央控制的职业军队，对官僚机构、军队和宫廷里政治的参与也被打断。剩余的罗马地主忙着在新王国的宫廷追求个人利益，顾不上关心统一帝国的核心体系。行省的“罗马性”在公元476年之后仍在西部的一些地方继续存在，但中央的“罗马性”已经成为往事。

帝国核心体系的瓦解并不是在同一时刻影响到各个地方的。在帝国的一端，中央的罗马性早在公元410年就从不列颠各行省永久地消失了，但行省的罗马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还存在大约一代人时间，直到5世纪40年代才消失。北非的阿非利加、拜扎卡纳和努米底亚随着汪达尔人在公元439年征服迦太基，也同样脱离了体系。而实际上在西罗马大部分地区，一切结束得都非常快。安提莫斯皇帝在公元467年从君士坦丁堡来到这里时，意大利、高卢大部分地区、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达尔马提亚和诺里库姆在政治上还效忠于意大利的中央政权。其中有些地区对意大利的忠诚度更高，但是总的来说，原来的西罗马帝国有一大片地区都很把安提莫斯当回事，这片地区自瓦伦提尼安一世以来的100年间都没有什么变化。8年后，这种纽带关系解体，西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独立的政权。尽管我不愿意照一贯做法挑出一个单独的日子作为唯一的重要标志，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不到10年时间，经历一系列事件的快速发展后，一个帝国就从强大化为乌有。换句话说，确实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进程，公元476年9月，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被废黜可算是这个进程的高潮。

不仅如此，本书的基本主题是，西罗马帝国的解体过程具有前后一致性，它的最终灭亡与早期失去领土不无关系。这种一致性是三种观点共同作用得出的结论。

第一，公元376年和公元405年至408年的入侵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同一战略变革——即匈人势力在欧洲中部和东部崛起——造成的两次危机。可以毫无争议地说，公元376年夏天瑟文吉人和格鲁森尼人来到多瑙河沿岸，完全是匈人造成的。有些人还认为，匈人还在约30年后引发第二轮侵袭战——拉达盖苏斯在公元405年至406年袭击意大利，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在公元406年末横渡莱茵河，以及此后不久勃艮第人的西进——但人们一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本书第五章关于匈人势力侵入欧洲的描述是一个有力证据。公元376年，匈人没有像通常猜测的那样，大举向西进犯多瑙河边境。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在历史舞台上一直充当罗马主要对手的是哥特人——而非匈人。直到公元395年，大部分匈人还在高加索附近地区。 3 但最迟在公元420年前后，或者可能是此前10年间，大批匈人才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匈牙利大平原上立足。没有文字史料明确提到匈人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间大举西进，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导致了第二轮侵袭战。但是，公元395年匈人还在高加索附近，而到公元420年，他们就向西移动了1500公里。这样看来，关于公元405年至408年间的“罪责”非常有可能要归咎于匈人第二阶段的迁徙。因此，匈人势力的成长为罗马在欧洲边境上长达35年的周期性侵袭战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

第二，尽管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和最后一次侵袭战之间间隔约65年，但二者存在因果关系。西罗马帝国在这65年间面临的各种危机，不过是早先侵袭战造成的政治后果的逐渐体现。如前文所述，由于同入侵者旷日持久的战事对西罗马行省造成损害，再加上领土永久性丧失，导致中央政权损失大量税收。例如，公元408年至410年间西哥特人对罗马的周边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导致这些行省直到将近10年后，上缴国库的仍然只是正常税款的七分之一。同样，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在公元406年后连续5年对高卢进行破坏，最终从帝国中央政权手中夺走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占领长达近20年。最糟糕的是，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此后转而向北非下手，在公元439年从西罗马攫取最富饶的行省。每一次暂时或永久地丧失领土，都使帝国的税收——帝国的命脉——缩减，降低西罗马帝国维持军队的能力。从《罗马帝国百官志》可以看到，早在公元420年前，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就是通过提升驻地部队而不是招募新兵，来补充前面15年间在残酷战斗中损失的野战军。北非税收的损失将埃提乌斯政权抛向更深的危机，在恐慌中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让西罗马帝国及其军队摆脱困境。 4

随着罗马政权权力的丧失，行省的罗马地主精英们在不同时间和地点，都面临着尴尬的新局面。政权活力的衰竭威胁到他们的根本。由于他们依附于自己的土地，即便是最迟钝，或者说最忠心的人，最终也不得不意识到，只有顺从当地新的统治势力，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的利益。鉴于帝国已经存在450年，而且东罗马一直支援西罗马，因此消亡过程慢慢才显现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原有帝国核心地带的很多地主，比如公元5世纪10年代阿萨尔夫在高卢的支持者，或是50年代的西多尼乌斯，很快和哥特人或勃艮第人达成妥协。不过哥特人或勃艮第人作为自治因素，仍处于拥有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罗马中央政权之下。但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之后，大家就都认识到这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过渡状态，西罗马已命中注定会发展成完全独立的哥特王国和勃艮第王国。

第三种观点涉及匈人在这些变革中自相矛盾的角色。在公元5世纪40年代的阿提拉时代，匈人军队穿过多瑙河的铁门峡谷，潮水般涌入欧洲，冲向君士坦丁堡、巴黎和罗马。这些战功为阿提拉赢得不朽荣誉，但是他的10年威风只不过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小插曲。更为重要的是匈人前几代对罗马帝国的间接影响。他们当时在欧洲中部、东部引发的不安定情绪使各蛮族部落穿越边界逃到罗马境内。尽管阿提拉对帝国军队取得过多次胜利，但他并没有使西罗马帝国割地，永久性损失大量纳税者。相反，在公元376—378年间和公元405—408年间的危机中逃过边界的蛮族部落却恰恰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在阿提拉的上一代，匈人甚至还在公元410年之后控制向罗马境内移民，尤其是帮助埃提乌斯限制已经进入境内的日耳曼部落过度扩张，以此维持西罗马帝国的稳定。实际上，匈人导致帝国灭亡的第二个行动，是他们在公元453年阿提拉死后的突然消失。这是打垮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击。失去匈人的军事援助，帝国只有依靠一些移民势力建立政权。这引发了一场争夺战，西罗马试图召集足够强大的支持者建立稳定局势，结果失败，浪费掉最后一点可支配的资源。但是到公元5世纪60年代末，野心较大的蛮族领袖，尤其是西哥特国王尤里克，看出来自称西罗马中央政权的机构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控制力了，无法阻止他建立独立王国。正是这种想法导致帝国在公元468年至476年间仅剩的一点政权迅速解体。

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主角的都是在罗马境内发动战争的境外武装力量。不同的部落步步紧逼，先是以武力穿过边境，然后是强行签署和约，最后从帝国统治下分离出大片土地，造成帝国的税收枯竭。公元376年时，首批哥特人中有一部分是经瓦伦斯皇帝同意渡过多瑙河的，但唯一的原因是他的军队已经投入到波斯前线的战斗中了。在其他情况中，每一步的进展都是以暴力方式取得，哪怕后来会签署外交协议。但这些协议只是对战争的最新侵略成果做出认可，而不是推动事件进展的外交手段。因此，我不认同某位作者的观点。这位作者在描写公元5世纪事件时这样评论：“我们所说的罗马帝国灭亡是一次充满想象力的实验，只是有点失控了。” 5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违背了史实。任何试图重构公元5世纪事件经过的尝试都清楚地表现了这个过程残酷血腥。我认为，西罗马帝国解体是因为境内蛮族林立，他们通过战争扩大势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过程和欧洲下一个重要帝国卡洛林王朝在9世纪末的灭亡截然不同。尽管卡洛林王朝有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公元768—813年在位）伟大的征服战争，但其中央政权拥有的资源仍然不足以维持两三代以上的统治。尤其是它一直没有发展出维系罗马政权五个世纪的税收再分配能力。卡洛林政权和前任罗马帝国一样需要收买地方政治支持，于是很快就破产了。在王朝建立的一个世纪里，地方精英们很快实现自治，有时甚至不需要通过暴力形式。在这一点上，卡洛林的灭亡确实有点像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68年汪达尔远征军战败后的情况。但总的来说，过程迥异：没有外族的大举入侵，而且卡洛林灭亡后新起王国的君主大部分是原有的贵族，不是入侵军队的首领。从本质上说，卡洛林王朝由破产而解体，因为它一开始拥有的资源就不足，而不是像西罗马帝国那样被外族盘剥，失去实行几个世纪的税收基础。 6

地方的罗马性

中央的罗马性被摧毁的同时，行省的罗马性却有各不相同的命运。如前文所述，最糟糕的情形——从罗马的角度来说——发生在北部的不列颠群岛。这方面无法找到连贯的叙述，但是当史料从约公元600年开始重新又有记载时 7 ，讲拉丁语、信仰基督教、罗马化的地主阶层突然消失了，而公元400年前后他们在不列颠中部和南部还占大多数。随着他们一同消失的还有标志着他们生活方式的别墅，而且经济生产规模缩小，重归简单化。人口大批减少，钱币不再流通，城镇不再是更高形式的居住地，大部分商品生产变成家庭作坊式，而不是商业化大生产。例如，罗马后期不列颠市场上的陶器，由陶器工人从牛津（Oxford）和伊普斯威奇（Ipswich）等几个制造中心呈辐射状提供给市场，辐射半径大约是40公里。公元400年后不久，陶器生产就转变为只用于就地消费了。原来帝国在不列颠的几个行省同样被分割成小的王国，开始大概有20多个，国界线基本上和罗马不列颠的政治版图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还存在争议。维多利亚时代的史学家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把原来属于凯尔特民族的不列颠罗马人全部驱赶到西部的威尔士（Wales）和康沃尔（Cornwall），以及海对岸的布列塔尼（Brittany）。近期的解释认为，大量不列颠本地居民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化了，就像他们早先被罗马人同化一样。不论采用哪种解释，典型的罗马风俗和生活方式在与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纽带被切断后，很快就在不列颠南部消失了。 8

但是不列颠的剧变并不典型。在高卢东北部，考古发现的特征和不列颠南部相似。除此之外，行省既有的生活方式没有这样突然全部消失。在高卢的卢瓦尔河以南，不论当地罗马地主最初有什么顾虑，最终都和新的统治者达成各种形式的和解。如本书第九章所述，这种和解要付出代价。根据各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新王国境内可用资源的情况，他们不得不多少失去一些土地。稍逊一筹的勃艮第王国与更幸运的西哥特王国相比，似乎采取了更大规模的没收政策，但又通过减税缓和了政策的严厉性。但是罗马地主阶层对于新的蛮族统治者来说有利用价值，因此蛮族政权总体而言愿意维护不平等的财产分配方式，正是这种分配方式导致地主阶层的出现。所以，我们在卢瓦尔河以南没有看到什么社会动荡的情况。西多尼乌斯和他的朋友们经历了一些苦难，但是最终留下的财产还是足够保住他们的社会地位。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大部分罗马地主也同样挺过帝国灭亡的第一波冲击。尽管在阿非利加，汪达尔国王盖萨里克占领迦太基后对阿非利加进行大规模的财产没收，但在他公元439年占领的另外两个行省——拜扎卡纳和努米底亚，罗马地主阶层没有受到影响。随着其他领土相继归入汪达尔帝国的版图，没收财产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

因此在很多地方，地方的罗马性依然保留下来。天主教、懂拉丁语的平信徒、别墅、城镇和较复杂的经济生产和交换形式都随着地主阶层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不列颠除外。所以，在原来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一方面帝国政权的形式和结构在解体，另一方面，罗马式的行省生活同时存在。 9

然而，即便是在高卢南部的模式下，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地方生活也不是只停留在“罗马式”。罗马灭亡后这里的行省到底发生了什么，应该是另一本书的主题，但是为了全面看待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我必须强调一点。围绕帝国灭亡的很多理论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公元5世纪期间发生的政治变化。罗马政权的灭亡应该算欧亚大陆西部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还是说仅仅是表面动荡，其重要性和深刻性远不及像基督教兴起这样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基本上没有受到帝国灭亡的影响？传统史学认为，公元476年至少在西欧历史上，无疑标志着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分界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社会急剧衰退的开始。近来，这个有价值取向的观点逐渐被更贴近史实的观点替代。如前文所述，并没有发生突然、彻底的变化。这一事实说明当时的历史具有连贯性，并为我们指出，理解罗马后期和后罗马时期历史发展的最佳方式，是把它看作一种逐步演化，而不是剧变。 10

我相信这些新的历史学观点是对原有历史正统观念的必要冲击，而且我不认为罗马帝国代表高级的社会制度，毁灭后社会只能走下坡路（这当然是罗马人自己的看法）。但我同样认为，西罗马帝国的消亡并非毫无历史意义。罗马帝国当时已经摇摇欲坠。在那样原始的通信和管理条件下统治一大片广袤地区，帝国的命运几乎没有别的可能。腐败成为政权特点，法令不能全面实施，大量权力为地方所有。然而，由于帝国的极权政治由来已久，因此它能够改变地方生活所遵从的准则，带来深远影响。在所有被（有些错误地）贴上“罗马化”标签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点尤为突出。为了享受帝国利益，行省的精英们需要获得罗马公民身份。最简单的途径是自己建立有拉丁公民权的城镇，并在其中掌握要职。因此，罗马帝国的强大地位确立后，就掀起了这种城市化热潮。另外成为罗马公民还需要会说“正确的”拉丁语——于是拉丁文学教育也随之推广——并表现出自己已经认同古典文明的价值观。这种罗马观念的实际体现就是供与同侪共同过文明生活用的公共建筑（会堂、浴池等），以及别墅风格的家庭建筑。同时，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带来巨大的和平红利，促进地区间的相互联系，也提供了新的经济机遇。

大部分所谓罗马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由国家指导、自上而下的行动。相反，这是被征服的精英们对于残酷帝国的个体反应，是他们调整社会以适应罗马统治者强加给自己的新形势。但是，这个交易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他们改变生活方式以便融入罗马政权时，帝国的军队给他们提供保护。因此，地方的罗马性和帝国的存在密不可分。

这种关系的共生性质就显现出来了。如前文所述，公元3世纪，当罗马政权需要从行省征收的税款大大高于原有水平时，这个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就由原来的市议会承担。旧式的罗马地方政治生活主要是在这些议会上演。地方精英花钱买官，结交党朋，影响他人，将来这些人的支持又能帮助自己爬上重要地位，掌握地方资金。突然，没收税款政策一下子将这些努力化为乌有，而地方精英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公元3世纪中叶，记载地方精英如何慷慨花钱、加官晋爵的碑刻几乎立即消失。到公元4世纪，地方精英放弃市议会的职业生涯，转而追求宫廷官僚政治，因为这是在地方出人头地的新途径。每当中央政权改变工作方式，地方的罗马性就随之改变——从长远来说，这些转变超出预期。

行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政权的政治和文化秩序，因此政权的瓦解绝不会悄无声息。以教育为例。罗马后期精英接受的典型文化教育——西罗马学拉丁语，东罗马学希腊语——花销颇大。需要花费将近十年时间，有文法学家严格指导，只有地主阶层才有经济实力投资子女的教育。我们在前文提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会讲古典拉丁语（或希腊语）立刻给人戴上“文明人”的标记，各种升迁发迹也需要这种能力。帝国大批的新任官员都来自市议会或市议员阶层，对于他们来说，古典文化教育仍然是社交需要。 11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精英的职业生涯改变了模式。在新政权中，大多数平信徒精英发迹的主要途径是为国王服兵役，而不是攀登仕途阶梯，即便在公元476年后，保留罗马地主阶层、盛行高卢南部模式的地区也是这样。因此，昂贵的文化学习不再是必需的。但罗马和外来移民精英的后代实际上仍然尊重老传统。特立独行的法兰克国王和西哥特国王因为出色的拉丁语诗歌还被载入文化史册。当一个会说“正确的”拉丁语的诗人维南迪乌斯·福图内特斯（Venantius Fortunatus）从意大利来到宫廷时，在场的罗马裔和法兰克裔显贵都对他表示喜爱。这个人的职业就是为晚餐唱颂歌，拿手好戏是用优美的双行诗赞美甜点。尽管如此，罗马和法兰克贵族都不再打算接受整套拉丁语教育。他们确实还教子女读写，但是目标有限。于是，到公元600年前后，写作仅限于教士，而平信徒精英们只要能阅读，尤其是能读懂《圣经》就心满意足了。他们不再把能读写拉丁语看作身份象征的一部分。正是因为罗马政权的存在，才创造并维持了这样一种氛围（尽管不是刻意为之）：大批平信徒只有会读写拉丁语，才有资格成为精英；而随着政权的解体，新的读写模式产生了。 12

基督教的情况也不例外。基督教首先传到地中海地区，然后在第一个千年里较广泛地传播到欧洲中部、东部和北部。有人认为这个过程完全没有受到罗马灭亡的影响。这个观点有些道理，但也会产生误导。基督教总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以公共事业的形式发展。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基督教的罗马化在历史上和帝国的基督教化同等重要。由于君士坦丁皇帝和继位者的努力，自公元4世纪初起，皇家资助的基督教领袖会议得以制订大部分教义。教会也发展了严密的等级制度，由主教、大主教和大牧首组成，他们的地理位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帝国的地方首府和区域首府的行政结构。改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和他们的异教前辈一样，仍然宣称自己是神指派的——只是现在他们的神变成基督教的神。因此，在他们看来，他们完全有权力参与教会各层面的事务。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召集议会，制定法律，并干预高级人员的任命。

基督教就这样在帝国体制内部发展起来，和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之前大有不同。所以罗马政权的解体对基督教又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新兴王国的边界并没有完全根据原来罗马的行政等级区划来划定。有些主教自己在一个王国，他们的大主教却在另一个王国。阿尔勒的几任大主教都与国王发生过分歧，因为阿尔勒是西哥特王国的一部分，但城市管理延伸到勃艮第王国，于是国王怀疑这些大主教与境外有联系，就将他们撤职。这种变化也发生在知识阶层。在罗马帝国，高级平信徒——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至少与神职人员相当——经常参与宗教辩论。但是随着读写水平大规模下降，平信徒很快也无法这样做了。于是，中世纪早期教会的知识领域就被神职人员独占。如果平信徒仍然和神职人员一样接受教育，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同样重要的是，后罗马时代的国王从他们的前辈那里继承了宗教权力，任命主教，召集议会。于是，此时的基督教变成彼得·布朗（Peter Brown）所称的“基督教微观世界”。没有独立统一的教会，相反，后罗马时代的王国边界决定了区域团体的范围，而这些处于不同王国境内的教会群体彼此之间基本上没什么联系。 13

最重要的是，从中世纪开始，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教皇的职权高于一切，如果没有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是不可想象的。中世纪的教皇在教会中承担很多基督教罗马皇帝曾经自封的职责——制定法律，召集议会，决定或干预重要的人事任免。如果西罗马帝国式的皇帝仍然存在，教皇不可能为自己争取到这种独立地位。在仍有皇帝统治的东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历任大牧首虽然在法律和行政地位上仿效罗马教皇，但实际上只能充当皇室的应声虫。他们由皇帝任命，往往都是只会服从皇帝命令的卸任高官。 14

灭亡原因

在给出我对于西罗马帝国灭亡原因的解释时，我发现自己在反对历史最久远的传统之一——当然是指英语著作这方面。这个著名的观点是爱德华·吉本强调的内部因素：

罗马的衰退是国家过于庞大而自然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繁荣催生腐朽的基础。征服的范围越大，导致毁灭的因素就越多。一旦时机或意外事件除去表面的支撑，这个庞大的结构就会被自身的重量压垮。

吉本的分析延续了希腊作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的理论。和大多数古代史学家一样，波利比奥斯认为个人的美德或邪恶是推动历史事件的主要原因。他主张，罗马共和国的繁荣是因为历届领导者的自律，而堕落始于成功带来的奢靡最终导致后代的腐败。波利比奥斯是在公元前2世纪写下这些的，那时帝国还远没有达到全盛时期，更谈不上丧失领土。吉本借用他的主要理论，认为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一灾难。在他看来，这一新兴宗教通过教义之争在帝国内部种下分裂的种子，唆使社会领袖成为僧人，脱离政治关系，并且通过宣扬“逆来顺受”的态度，暗中削弱罗马的战争机器。 15

这种看法可能有它自己的道理，但是有一点可以驳斥这种看法，使它在整个讨论中变得无关紧要。任何解释西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灭亡原因的理论必须考虑一个事实，即东罗马帝国不仅没有灭亡，反而在公元6世纪繁荣起来。西罗马帝国体系存在的邪恶因素在东罗马帝国同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应该说东罗马帝国更笃信基督教，关于教义的争论更激烈。此外，东西罗马帝国的政府体系和经济制度是一样的。然而，东罗马存留下来，而西罗马灭亡了。仅这一点就足以反驳帝国后期的制度本身就有严重缺陷，导致其无法承受自身负担而必然灭亡。如果要用东西罗马的不同之处来解释它们的不同命运，首先想到的是地理方面的差异。东罗马最富饶的行省从小亚细亚延伸到埃及，由君士坦丁堡严密保卫，不会受到来自东部和北部敌人的入侵，而西罗马帝国要保卫的主要是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我们已经看到所发生的事了。

以前有两位评论家N. H.拜尼斯（N. H. Baynes）和A. H. M.琼斯（A. H. M. Jones）都提到过这些观点 16 ，但是自从40年前琼斯提出这些观点以来，我认为在解释西罗马帝国灭亡时，越来越有必要关注蛮族移民的问题。原因有两个：其一，琼斯认为，造成东西罗马不同命运的唯一原因是两者的繁荣程度不同。他认为，苛税削弱了罗马后期的经济实力。农民一年产出的剩余部分不够养活自己和家人，因此人口和产量一直在缓慢持续地减少。他认为这一点在西罗马尤为突出。 17 但是琼斯关于罗马后期经济状况的观点完全是根据文字史料，尤其是法律文件方面的文献。在他写作时，法国考古学家乔治·柴林科出版了他的考古发掘成果：在安条克后面的石灰石山里的惊人发现，革命性地证明罗马后期乡村繁荣发展（参见本书第三章）。此后，对于乡村的调查（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罗马后期经济的看法。我们知道在公元4世纪，税收并没有高到影响农民的生存。不论在东罗马还是西罗马，后期罗马帝国都处于农业繁荣时期，没有整体人口减少的迹象。当然东罗马可能还是更富裕一些。但在公元5世纪之前，罗马帝国并没有重大的内部经济危机。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两次边境危机（公元376—380年和公元405—408年）都是非罗马因素造成的，如果再把随后公元405—476年帝国瓦解的细节过程重新梳理一遍，就会发现境外移民对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起到关键作用。

话虽如此，没有一位正经史学家认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单纯由于内部问题或外部冲击造成的。本书的重点主要是在于后者，因为在我看来，人们一直误解了匈人势力在欧洲崛起的影响，以及匈人的到来与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黜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匈人造成的入侵战与罗马帝国体系性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入侵者的情况。

公元4世纪晚期和5世纪的侵入者人数众多。古代史料中有从公元376年到476年整整一百年的文字史料，但都没有告诉我们在入侵战中牵涉其中的蛮族部落究竟有多少人，更没有分析他们构成的整体威胁。有学者认为，史料在这方面过于薄弱，根本无从估计入侵者的规模。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些价值较高的史料还是给出了看似合理的数据，大致告诉我们有些入侵者的数量级，偶尔还间接估计了人数规模。我根据这些信息做出以下猜测。

公元376年出现在多瑙河北岸的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可能各自能派出1万名战斗人员。公元405年至406年入侵意大利的拉达盖苏斯军队可能比这些部落的单支部队人数要多——也许有2万名战斗人员。加起来的数字与其他资料的数字大体相符，即阿拉里克召齐三支部队时，一共有超过3万名战斗人员。 18 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渡海到北非时，盟军规模大约在1.5万—2万人之间，但这是激战之后的人数，而且没有算上苏维汇人。这样看来，公元406年莱茵河入侵者大约又是超过3万名战斗人员。公元410年集中在莱茵河的勃艮第人更难计数。和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期的西哥特人相比，他们只能算二流势力，因此他们的兵力肯定要弱些，可能有1.5万多人，但此前他们在30年代惨败在匈人手下。 19 除此之外，我们实在无法知道匈人帝国在公元5世纪60年代灭亡时，有多少斯基利人、鲁基人和赫鲁勒人跟随奥多瓦卡投奔了意大利的罗马军队。他们肯定有好几千人，甚至达到1万人。这样粗略算来，西罗马的主要入侵者总数大概是4万哥特人（公元376年和公元405年至406年两次加起来），3万名莱茵河入侵者，1.5万名勃艮第人，以及在阿提拉帝国灭亡时到来的1万名难民。除了这9.5万名战斗人员以外，可能还需要加上各种小部落的人数，例如没有跟随盖萨里克去阿非利加的阿兰人，还有从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就在高卢政权中日益突出的法兰克军队。尽管公元476年后，法兰克人很快强大得能够和西哥特人在高卢分庭抗礼，参与最终导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废黜的事件，但有战斗力的法兰克人可能只有1万—1.5万人。总的来说，这就意味着大约有11万—12万人的外来武装参与了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事件。 20

一方面，对史实的重构让我们深信，境外入侵者造成的离心作用在公元5世纪晚期把西罗马帝国分割成新的王国。另一方面，这些入侵部落每一个都是几万人的军队，而不是几十万人。一眼看去，这算不上是压倒性的兵力，尤其是想一想公元375年的罗马军队，即便最保守的估计也有30万人，有些观点还认为人数是这个的两倍。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连串的事件证明了这种观点。西罗马帝国不是一次征服战之后就灰飞烟灭的，就像后来古代中国被蒙古人征服那样。一开始，这些移民的兵力仅够他们建立飞地，但建立独立王国的进一步扩张是一个漫长过程，需要整整两三代人的努力才能侵蚀罗马政权。换句话说，就算加在一起，公元5世纪的入侵者也不足以推翻一个控制了从哈德良长城到阿特拉斯山大片地区的人民和资源的帝国。他们之所以能够把西罗马帝国从相对健康的状态推向灭亡，只是因为在罗马发展500年之后，国家体系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内部都存在局限性，而他们以一定的方式与这种局限性发生了相互作用。

首先考虑到帝国的军事实力，就必须把匈人引起的侵袭战和波斯萨珊王朝在公元3世纪发展成超级大国联系起来。如本书第二章所述，波斯最终受到遏制。但波斯帝国的实力并没有消除。甚至到公元300年前后，东部边境地区恢复稳定后，那里的兵力也从未松懈过，超过40%的东罗马军队（占东西罗马军队总数的20%—25%）一直用于专门防备波斯。因此，公元4世纪晚期，帝国在欧洲边境的危机给已经深受重负的军事组织带来更多压力。

剩余的罗马军队中大部分是驻地部队，他们的职责范围主要是处理对边境安全威胁较低的突发事件。当匈人召集军队大举入侵的时候，大家都已有任务在身，有些人还可能缺乏必要的训练和装备，因此派不上什么用场。所以，总的来说，入侵者的兵力不应该和整个帝国的兵力做对比，他们只需要应付西罗马的野战军，因为很多部队当时完全投入了其他任务。这些野战军主要集中在高卢、意大利和伊利里亚西部，在公元420年总计有181个分队：书面记载是9万人以上。（在危机开始时，西罗马的野战军可能不超过160个分队，或者说8万多人。）与这样的兵力对比，入侵的蛮族人数量就显得多得多了，也就更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最终能够胜出。他们在数量上并不处于劣势，相反，他们可能还暗自庆幸与帝国军队相比，自己占了相当大的数量优势。这种数量优势最初隐藏在入侵军缺乏统一组织的劣势下，但随着公元5世纪的时间推移，数量优势慢慢显现出来。

如果说来犯的蛮族人数量足以最终挫败抵御他们的那部分罗马军队，那么帝国为什么不派出更多军队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帝国经济的局限性。如前文所述，虽然罗马后期农业在公元4世纪时十分繁荣，但缺乏明显的快速或大量提高产出的手段。很多行省的经济已经在最大限度地产出了。由于4世纪为了在波斯边境增加兵力已大幅提高税收，到公元400年还要扩大军队规模的话，就没有太多增加资金的余地。帝国的税收还会略微受到官僚机构的能力和地方精英缴税意愿的影响。但是公元5世纪40年代之前，埃提乌斯失去北非后，不得不减少税收优惠政策时，没有迹象表明帝国和纳税人之间有什么麻烦。税收最大的障碍应该是停滞在繁荣状态的经济。

另一方面，政治局限性也直接关系到西罗马的灭亡。如前文所述，把罗马中央和地方联系起来的，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政治纽带。作为对缴税的回报，国家的军事和法律机器保护占人口比例很小的地主阶层免受境内外敌人的攻击。因为这些人的统治地位是建立在土地所有权之上，所以他们的地位十分脆弱。如果帝国中央政权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无法迁居别处，蛮族势力强大起来时，他们要去讨好也就不足为怪了。体系内部的这种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原来罗马在高卢中部和南部以及西班牙等腹地瓦解的特性。

另一个政治局限性体现在高层政治活动的运作方面。因为帝国地域辽阔，曾经成功地将行省精英罗马化，后期罗马帝国政权就不断要面对来自地方利益集团的压力，这些压力向四面八方撕扯着帝国政权。到公元4世纪，权力只得由两位以上的皇帝共同持有，但是没有现成可靠的成功模式可供借鉴。从这一点来说，所有政权都是临时政府。中央政权有不同的权力分配形式，比如有两位以上的共治皇帝，或者由埃提乌斯或斯提利科这样的强权人物操纵一位傀儡皇帝。随后可以出现短暂的甚至长达十几年的政治稳定期，但中间会不时出现残酷的内讧时期，往往最终演变成内战。而中央的不稳定给了外来移民发展自己势力的宝贵时机。

因此内在的局限性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它们在帝国灭亡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蛮族人充其量只是推动这个进程的外在刺激，他就需要解释一下在没有境外大规模军事袭击的情况下，帝国体系将怎样崩塌。我认为这是很难解释的。并不是说后期罗马帝国有完善的政治体系。即便在蛮族到来之前，它就暗藏着诸多分裂倾向，帝国的外围地区远不及地中海的心脏地带那样紧密统一在国家体系中。不列颠尤其突出地显示出政治分裂的倾向。从西北高卢（阿莫利卡）的匪患记录来看，那里的情况也差不多。这些暴动的意义对我们颇有启发。首先，只有中央政权不稳时才会发生暴动，而帝国只需派出小规模远征军——例如不列颠的情况——就足以平定行省的叛乱。公元368年，狄奥多西伯爵（第一任同名皇帝的父亲）只用四个团就完成了这样一次任务。 21 因此，如果帝国要自行灭亡，必须有大量地区同时发生叛乱，每处都需要派出相当数量的罗马军队，这样中央政权才无法再次逐一征服叛乱者。

公元9世纪打破卡洛林王朝西部统治的就是这样一系列叛乱事件。但在公元4世纪发生这类事件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因为罗马帝国与卡洛林王朝存在本质区别。卡洛林帝国的军队由地方的地主阶层领导，军队由他们的家臣组成，而罗马帝国拥有职业军队。当卡洛林帝国的地方从中央分裂出去时，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现成的军队。而罗马的地主阶层是平民，需要奋力组成一支自己的地方武装，保卫他们不受来自中央的掠夺。因此，如果罗马帝国从内部崩溃，不仅需要不列颠，而且还需要高卢北部、西班牙和北非同时分裂。但是罗马帝国后期并没有迹象表明，有任何内部分裂力量导致这种规模的事件发生。所以我认为，与其说罗马内在的“弱点”注定后期帝国体系必然解体，不如说是“局限性”——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局限性——使得西罗马无力处理公元5世纪面临的特殊危机。内在局限性是导致帝国灭亡的一个必要因素，但本身不足以成为诱因。如果没有蛮族人，西罗马帝国绝不会在公元5世纪灭亡。

外部冲击

作为对西罗马灭亡研究的结束，我还有最后一点想法要详细说明。前面提到的外部冲击由两个部分组成：导致冲击的匈人，还有主要为日耳曼人的境外部落，他们借匈人挑起的势头入侵罗马，最终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就我们所知，匈人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迁到黑海以北地区，并没有什么深层原因。在古代和中世纪，欧亚大草原不时有具有军事意义的人口出现。有时这些人口向东威胁中国，有时向西影响欧洲。我们现在还不完全了解这种迁徙的原动力，因此无法解释这些人口爆发性增长的普遍原因，也不清楚每次人口爆发是否都有各自独立的原因。至于匈人为什么迁徙，我们只能列出几种可能性。有环境原因（草原干旱加重，无法维持牲畜生存），社会政治变化的原因，以及军事上的偶然性（他们有了威力更强大的弓）。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匈人在公元4世纪晚期向西迁徙，正如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萨尔马提亚人在公元纪年开始前后也向西迁徙。 22

但是匈人本身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匈人危机中更加紧迫、更具破坏性的成分主要是日耳曼部落，他们分别在公元376年至380年和公元405年至408年两次大举武力穿越帝国边界。如果我们从匈人那里找不到更多答案，那么草原游牧民族和日耳曼农业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因为从更广泛的历史角度来说，这种相互作用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在公元1世纪，萨尔马提亚游牧民族也对主要由日耳曼人构成的农业社会发动了类似袭击，当时是在喀尔巴阡山的东端，有些萨尔马提亚人像匈人一样，最终迁到匈牙利大平原。但除了这些相似点外，萨尔马提亚人的到来并没有像400多年后的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其他部落迁到罗马领土那样，造成任何冲击。 23 这是为什么？

对这种不同的一个可能解释在于日耳曼世界在公元1世纪到4世纪间经历的变化。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分裂成很多规模较小、彼此竞争的政治单位，整体上非常贫穷，罗马人甚至不屑去征服他们。此时的日耳曼尼亚能够组织突击队和较大的防御联盟，可以成功伏击在森林里游荡的罗马军队，就像公元9年阿米尼乌斯对瓦鲁斯军团所做的那样。但它缺乏政治体系，因此无法在大规模的公开冲突中和罗马强大的外交手段抗衡。到匈人来犯的时候，很多事都变了。一次经济革命的发生，最主要的是影响农业生产，其次也影响到制造业，促进人口大幅度增长，创造了新财富。社会阶层增加，出现自由民阶层、世袭首领和武装扈从。这种社会变化从社会的顶层开始显现，表现为更加健全的政治结构。到公元4世纪，分支中突出的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已经成为罗马帝国外围的藩属国。尽管他们大部分时候都对帝国百般殷勤，但在必要的时候仍然可以采取行动，限制帝国对他们的过分要求。

随着日耳曼部落继续向罗马领土迁徙以逃避匈人的侵袭，这种长期的社会政治上的种族融合获得了新动力。公元5世纪这段历史中一个最重要——本书进行了大量讨论——但又最容易被忽视的现象就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继之而起的主要王国都是围绕蛮族新兴的超级军团建立的，而超级军团的军事实力正是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公元5世纪10年代在阿基坦定居的西哥特人不是古代哥特人的分支，而是一个新部落。在匈人到达欧洲边缘之前，西哥特人——不要相信任何关于这些侵袭的古代地图——还不存在。他们是由在公元376年来到多瑙河河畔的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合并而成，另外还包括后来在公元405年至406年进攻意大利的拉达盖苏斯的残余人马。阿拉里克的野心使得这三个部落的幸存者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全新的部落，比过去哥特人的任何部落都要强大。 24 公元439年征服迦太基的汪达尔人，也同样是一个新的政治统一体。他们是在一次移民大潮中形成的，就是公元406年底横渡莱茵河的那次入侵战。他们最初是松散的联盟，构成成分有汪达尔人的两个分支（哈斯丁人和斯灵人）、数量不明的阿兰人（势力最大）和苏维汇人。这些苏维汇人可能是多瑙河中部一些日耳曼人重新联盟的产物。在公元415年前后罗马－哥特联合军事打击下，一个新的统一体产生了。斯灵族汪达尔人和各阿兰部落依附在哈斯丁族汪达尔人的统治之下。

后来，法兰克人内部发生类似的重组，产生高卢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人在罗马帝国的灭亡中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主要是因为他们是这一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们直到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才开始成为罗马领土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此时罗马在高卢北部的势力已经衰落。虽然不能证明他们的统一和罗马的灭亡有密切联系，但可能性很大。在公元4世纪，罗马对于法兰克南部莱茵河边境地区的近邻阿勒曼尼人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防止他们建立具有军事威胁的政治同盟。如果当时对法兰克人也采用了这个政策，那么当罗马势力在这一地区削弱时，法兰克人就很容易发生政治上的部落融合。当然，克洛维（Clovis）在大约公元480年后建立了从加伦河到英吉利海峡的统一高卢王国，利用的法兰克军队就是由至少六支军团统一而成。除了从他父亲希尔德里克那里继承来的军队以外，克洛维还加上了西吉贝特［Sigibert，还有他的儿子克罗德里克（Chloderic）］、沙拉力克（Chararic）、拉格纳卡尔（Ragnachar）和理查（Ricchar）（两人是兄弟，但可能各自有追随者）以及里格诺莫（Rignomer）的人马。 25 同样，在公元492年推翻奥多瓦卡、建立最后一个新王国的东哥特人，也是后来才出现的。意大利的第一位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完成了他叔叔法拉米尔开始的事业。公元5世纪50年代，法拉米尔统一一些哥特军团，就像克洛维统一法兰克人那样，在多瑙河中游建立一个新王国。这时他的追随者大概超过1万人。到公元5世纪80年代，狄奥多里克把另一支相似规模的军队统一过来，就是原先住在巴尔干半岛东部的色雷斯哥特人。后来征服意大利的正是这支统一部队。 26

我们在此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通过重组建立起更大、更有凝聚力的组织，继而发展为新兴王国的过程。所有统一过程都发生在朝代更替的混乱时期。一方面，这个过程是由军团首领互相残杀引起，比如克洛维似乎特别享受斧子砍到头骨上的声音，私人恩怨自然十分猖獗。另一方面，尽管自相残杀在日耳曼的军团首领中相当普遍，但从未造成如此规模的社会重组。首领的个人野心固然重要，而亲历这场厮杀的战士们的态度也同等重要。图尔的圣格列高利记录了克洛维统一法兰克人的过程。他强调说，几乎每次暗杀行动后，被害首领的追随者都宣称他们愿意和克洛维联盟。而他们的确也有实际选择权。其他部落的统一也是如此。西哥特人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阿拉里克有野心，也是因为大多数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以及战败的拉达盖苏斯的追随者，都愿意依附于他的统治。如前文所述，汪达尔人联盟的出现，是因为斯灵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决定全体投奔哈斯丁族汪达尔人。东哥特人的出现也是对法拉米尔和狄奥多里克这两代人个人成就的积极反应。我们也知道在有些情况下，少数人决定不加入新联盟。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首领的斗争，也需要考虑日耳曼自由民阶层的选择，正是他们的决定将普通的统治者地位之争转变为一场政治统一过程。 27

我们从现有史料得知，罗马帝国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两个层面的关键作用：首先，作为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罗马历时几个世纪发展出久经考验的可靠策略，用以削弱境外移民的独立性，即便对它欢迎迁入的移民也是如此。面临如此实力，再加上帝国自诩高于其他一切社会，很多刚来到帝国的移民立刻意识到，不论他们过去有什么分歧，现在他们有相当充分的理由联合起来。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早在公元376年夏天就开始合作了。那时瓦伦斯只允许瑟文吉进入帝国，试图以此将他们分而治之。追随拉达盖苏斯的人在战败后立刻被卖为奴，或者在斯提利科被杀后目睹了妻儿在意大利的城中被屠杀，这些人很快意识到依附于阿拉里克队伍的重要性。斯灵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几次惨败后加入哈斯丁族汪达尔人，正是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君士坦提乌斯对他们发动的战役。同样，东哥特人产生于公元478年夏天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当时芝诺皇帝试图让狄奥多里克大帝和色雷斯哥特人交战。皇帝假装会借给狄奥多里克大军打败他的对手，实际上是想让两支哥特人交战，等伤亡殆尽时再派帝国军队去扫荡。结果，尽管两个部落的首领反应迟钝，但士兵都拒绝交战，他们很清楚芝诺指给他们的是一条共同毁灭的道路。 28

其次，罗马帝国实行一种强大的税收再分配机制。哥特人和其他部落利用这一点使帝国——多少有些自愿地——承认他们为同盟，或者通过占据产生税收的城市占些小便宜，保证自己的收入，这在帝国境外是得不到的。尽管经济有了进步，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世界和帝国相比仍是不毛之地。如本书第七章所述，自阿提拉时代之后，日耳曼人墓葬中才出现黄金制品，这是阿提拉从罗马帝国大量勒索来的。

对于爱冒险的部落来说，罗马帝国虽然对他们的生存是一个威胁，但是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机遇。至于用武力勒索财富，能调动大批军队实现目的的境外部落又一次占据优势。恐惧和对利益的期待或多或少地彼此交织，最终混合成一杯烈性鸡尾酒，推动这些移民向统一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一旦匈人把大批境外移民赶过边界，罗马政权就真正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它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复杂性加速了境外移民的团结过程，他们通过这一过程从帝国内部分割出自己的王国。

我认为，这个论点还可以更进一步。如果匈人到来的时间是公元1世纪而不是4世纪，把当时的日耳曼部落赶过罗马边界，结果就会大不相同了。因为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部落形成的政治单位规模较小，他们的重组会涉及过多的政治单位，过程也太复杂，因此几乎没有可能形成大联盟。公元5世纪的每一个超级军团都由三四个甚至六个政治单位组成，兵力足以组成一支2万—3万人的军队——可能是长期存在需要的最小兵力。在公元1世纪时如果也想召集同样多的日耳曼战士攻打同一个敌人，可能需要统一多达12个彼此敌对的政治单位，会涉及巨大的政治问题。我想这就是萨尔马提亚人在公元1世纪的迁徙和300年后的匈人相比，造成的影响要小得多的原因。

因此区分公元4世纪和1世纪日耳曼社会的这些变化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决定因素。但是造成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彻底的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

关于这几个世纪日耳曼社会发生变化的内在动力，史料——当然全是罗马史料——只给出了一条线索。公元1世纪的塔西佗和4世纪的阿米安·马塞林都提到不同的日耳曼部落之间发生过激战，而罗马没有参与，这应该可以想见。尽管如此，我认为关键在于日耳曼尼亚和罗马帝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多层面的，我们已经接触过一些。在此我想讨论一下双方的优点，但不做任何评价——不要忘了罗马帝国尽管有集中供暖系统，但在取悦于大众方面，他们并不觉得把活人喂给野兽吃有什么不妥。日耳曼世界可以说是位于复杂社会边缘的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如此迥异的两个统一体在地理位置上又彼此紧邻，势必会产生我们在日耳曼世界观察到的那些变化。

最明显的关系是经济上的，这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足够重视，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日耳曼社会和罗马帝国之间存在大量经济往来。高质量的罗马制品很早就成为边界对面遥远的日耳曼世界富人墓葬的特征。在约200公里宽的边境地带，较普通的罗马制品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史料记载，罗马帝国同样也消费了大量境外原材料。公元4世纪的某个时期，皇帝尤里安利用惩罚性的外交条约从各个阿勒曼尼部落榨取木材、粮食和人力（作为奴隶和部队新兵），而其他时候这些商品和服务是需要付费的。罗马边境的常驻部队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附近日耳曼经济的需求中心。日耳曼地区出口的货物不能保存下来，因此考古学上没有发现，但是这些货物无疑创造了具有影响力的财富。例如，在日耳曼尼亚之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奴隶交易。早在公元1世纪，莱茵河河畔的邻近部落就使用罗马银币作为交易货币。即便300年后，帝国和瑟文吉关系疏远了，贸易站也仍然开放。我们还知道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个人可以越过边界应征参加罗马军队，回家后享受退役津贴。 29

日耳曼地区在公元1世纪初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型经济。随后400年里贸易的影响大致分成两个方面：首先，新型财富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越过罗马边界流入日耳曼尼亚。和罗马的经济纽带给每个人带来从前闻所未闻的收益，从奴隶贩子到向罗马常驻部队出售食物的农民无不受益。因此，这里第一次有了充足的金钱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差异。其次——比单纯的财富更重要——新的经济往来导致社会政治变化，一些部落为了能控制边境上新生财富的流动，彼此竞争。公元50年，马克曼尼人的领地位于多瑙河河畔，即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地区，他们的首领万尼乌斯被来自波兰中部和北部的一伙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赶走。据塔西佗记载 30 ，这些人来到南方，要求分享他30年统治期间通过贸易积累下来的财富。就像黑手党和禁酒令的情况一样，新涌进来的财富需要大家去争夺，然后再解决争端，让各方都接受一种反映现有权力制衡的分配比例。当然，我们无法知道日耳曼尼亚的贸易链究竟如何，也无法知道各自获益的多少，因为当时日耳曼人都不具备读写能力。但是近些年来，波兰考古学家研究了琥珀贸易航道北段。这条航道在罗马时期负责把这种不太贵重的宝石从波罗的海沿岸运到地中海的加工作坊。他们发现了一些公路和桥梁。通过碳同位素和树木年轮测定，确认这些是公元纪年最初几个世纪的建筑，而且被维护了200多年。可见有人在波兰北部靠琥珀贸易挣了大钱，不怕麻烦地修建了这些道路和桥梁。另一个合理的猜测是，挣这些钱的人，大部分不是砍树并把木材沉入沼泽的人。随着日耳曼社会不同集团试图攫取利益，组织和控制贸易往来自然导致更大的社会分化。 31

军事和外交关系推动日耳曼社会向同一方向发展。公元1世纪的前20年，罗马军团试图征服东部和北部的新邻居。帝国此时的态度是赤裸裸的掠夺，日耳曼人的反应自然可以想见。我们所知道的莱茵河地区第一个重要的政治联盟是阿米尼乌斯建立的，为的是击退罗马入侵。这个联盟曾经战败瓦鲁斯军团，取得一次重大胜利，但后来没有继续团结一致。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在随后的三个世纪里，对这些处在边境100公里以内的日耳曼近邻，罗马的政策是惩罚性的战役，大约每代人都要打一次，这构成了几次临时和平协议的基础。换句话说，罗马军团每个世纪会入侵这些内陆地区四次，摧毁所有不臣服的人和地区。因此，在那里发生反抗浪潮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瑟文吉族哥特人不愿意接受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基督教。在阿塔纳里克的带领下奋战三年，成功地按兵不动，没有向罗马派兵参与和波斯的交战。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种抵挡罗马帝国主义残酷暴行的愿望，和公元4世纪典型的社会结构向大规模发展有很大关系，这又使得公元5世纪罗马领土上出现新兴蛮族联盟成为可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暴行都是单向的。能在边境成功进行偷袭的人会得到丰厚的回报（边境行省在经济上比日耳曼邻近部落发达）。这是政治合并的又一个促进因素，因为总的来说，偷袭队伍的规模越大，成功的机会也越大。我们知道在整个帝国时代，这种边境偷袭都是罗马－日耳曼关系所特有的。在阿米安·马塞林记载的历时24年（公元354—378年）的历史里，莱茵河边境至少有14年受到阿勒曼尼人的骚扰。公元4世纪时阿勒曼尼人的至高首领，比如尤里安皇帝公元357年在斯特拉斯堡战败的切诺多玛，总是越过边界发动掠夺战。我认为这也不是偶然。通过这种行为得到的威望和财富是维持他们地位的重要手段。因此，不论是为了击退罗马入侵，还是从罗马的财富中获益，联盟都是一条可靠的成功之路。罗马－日耳曼关系中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促进了日耳曼社会的内部调整，推动其更大规模、更紧密地结合。公元3世纪早期出现在西日耳曼尼亚的新联盟最初不论是出于恐惧还是对利益的追求，显然所有人都对罗马帝国的势力和财富看得明明白白。

一旦这些强有力的联盟形成，罗马的外交措施又会推进这一过程。一个久经考验的可行策略就是找到一个愿意维持和平的首领，然后通过有目的的外援，通常还配合贸易特权，尽力帮助他加强对臣民的控制。岁赐从公元纪年的早期就成为罗马外交策略的特征。但是这种关系总有一些模棱两可的成分。受到恩赐的首领必须满足自己追随者的要求，同时还要让帝国的赞助人满意。一些阿勒曼尼首领发现自己为追随者所迫，不得不加入切诺多玛的叛军，否则就面临退位。 32 能够吸引罗马慷慨赏赐的首领无疑也能吸引大量追随者。

罗马的武器也起到了作用。现在还不清楚当时武器交易是如何进行的，但是在丹麦沼泽沉积物中找到的罗马兵器，比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的都多。 33 结论只能是这种特殊的罗马金属制品曾经在远离边界的地方冲突中使用过。崛起的日耳曼统治者靠组织偷袭控制新的财富资源和成功保障，得到帝国的认可和支持，还获得像样的罗马武器，现在他有实力通过战争扩张权力了。他的一部分精力是针对罗马的，但是激烈的日耳曼内部斗争一定也在日耳曼部落的实力积累上起到一定作用。例如，阿米安提到只要给的价钱合适，就可以收买勃艮第人袭击阿勒曼尼人，而阿勒曼尼人的一位著名首领马克里阿努斯，因为一次地方扩张战的某一回合失利，就在法兰克人的地盘上送了命。 34 几个世纪中一定上演过无数这样的战争。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各地方社会以自己的方式对强大的罗马帝国带来的危险和机遇做出反应，因此罗马帝国对境外产生各种超出预期的影响。罗马境外的部落和小部落长期融合，与匈人到来引起的外部冲击相互作用，就产生了足以粉碎西罗马帝国的超级军团。

我认为，帝国采用的统治方式有一种产生逆转的内在倾向，使被统治者最终摆脱他们的枷锁。 35 因此，罗马帝国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不是因为它发展了几世纪的内在缺陷，也不是因为出现了新的内在缺陷，而是帝国和日耳曼世界的关系造成的。正如萨珊王朝能够重组近东社会推翻罗马统治，日耳曼社会给西罗马带来了同样的影响，和匈人力量的碰撞加速了这一进程。假如没有匈人，这个进程可能要慢得多。西罗马帝国的毁灭不是因为它自身“庞大结构”的重负，而是因为它的日耳曼近邻以它无法预料的方式对它的强大做出了反应。这一切让我们有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罗马帝国因为无节制的侵略，最终要对自身的毁灭负责。

主要人物表

埃吉迪厄斯（Aegidius）：公元5世纪60年代初期，墨乔里安皇帝治下高卢地区罗马军队主帅。墨乔里安被害后，埃吉迪厄斯发动叛乱，以所辖地区为基础在莱茵河边境一带形成独立领地，直到公元5世纪80年代中期被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征服，才结束独立。

埃提乌斯（Aetius）：主帅，贵族，自公元433年起，成为西罗马帝国的实际掌权者，直至公元454年被瓦伦提尼安三世刺死。他主张借助境外势力——匈人——控制公元405—408年入侵西罗马帝国的移民部落。埃提乌斯享有短暂而瞩目的军事成就，但其策略因公元5世纪40年代阿提拉入侵而受挫，其政治地位也因阿提拉死后匈人帝国瓦解而削弱。

可萨人（Akatziri）：生活在黑海以北的游牧民族，公元5世纪40年代后期受到阿提拉统治。其政治结构由不同等级的首领构成，可能类似于造就卢阿和阿提拉王朝的匈人革命前匈人部落的政治结构。

阿勒曼尼人（Alamanni）：公元4世纪生活在罗马帝国莱茵河上游边界外的日耳曼语族部落联盟。联盟在各个时期都同时存在多位首领，管辖各自统领的部落，权力以世袭的方式传递，但每代首领中还会推举一位非世袭的至高首领。

阿兰人（Alans）：公元4世纪生活在黑海以北、顿河以东的伊朗语族游牧民族的统称。在匈人引发的危机中，一些阿兰部落迅速被征服，成为匈人帝国的一部分，直到阿提拉暴死。其余部落则向西逃入罗马境内，成为西罗马帝国的一支军事力量。其中一支大部落参与了公元406年的渡河侵袭，公元5世纪10年代后期遭遇惨败后，依附于汪达尔－阿兰联盟。公元439年，该联盟迁至北非，占领迦太基。

阿拉里克（Alaric）：（西）哥特人首领（公元395—411年在任）。公元395年，阿拉里克率领公元376年迁入罗马帝国的瑟文吉族和格鲁森尼族哥特人发动叛乱，公元382年同狄奥多西一世缔结和约。阿拉里克最终将这两支部落同公元405—406年侵袭意大利的拉达盖苏斯余部联合，创建了一支西哥特人的超级军团。他率领哥特人离开巴尔干半岛前往西罗马，试图与罗马帝国达成政治和议，公元410年罗马遭劫后去世，生前未能实现和解。

阿拉提（Alatheus）：与萨伏拉克斯同为公元376年横渡多瑙河的格鲁森尼族哥特人首领。阿拉提在公元382年缔结和约之前消失，可能当时已死。

阿米安·马塞林（Ammianus Marcellinus）：罗马后期史学家。阿米安留存下来的作品记录了公元354—378年的历史，是研究后期罗马帝国运作以及公元378年哈德良堡战役前匈人危机爆发的重要史料。

安提莫斯（Anthemius）：东罗马指挥官。安提莫斯处理了阿提拉帝国瓦解的余波，之后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公元467—472年在位）。公元468年，安提莫斯做了最后的尝试，试图从汪达尔人手中收复北非、将新生活力注入西罗马。远征失败，帝国最后的纱线很快松散开来。

阿卡狄乌斯（Arcadius）：东罗马帝国皇帝（公元395—408年在位）。阿卡狄乌斯是狄奥多西一世之子，虽身为皇帝，却不问国事。阿拉里克最终没能和东罗马的实际掌权者达成和议，便把目光转向了意大利。

阿米尼乌斯（Arminius，赫尔曼战士）：北莱茵河边境日耳曼语族切鲁西部落首领。公元9年，阿米尼乌斯临时召集同盟军，在条顿堡森林一役中摧毁瓦鲁斯率领的罗马军队，被奉为早期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但此观点有误）。

阿斯帕（Aspar）：东罗马指挥官。阿斯帕协助瓦伦提尼安三世登上西罗马皇帝的宝座。公元437年，阿斯帕逼迫盖萨里克同西罗马帝国签订第一个和约。自公元457年东罗马皇帝马尔西安死后，他成为君士坦丁堡皇帝身边举足轻重的人物。

阿塔纳里克（Athanaric）：公元4世纪中期生活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瑟文吉族哥特人首领（“士师”）。阿塔纳里克成功抵制了帝国东部的皇帝瓦伦斯在公元367—369年的进攻，维护自己对领地的绝对统治，并缔结和约。相对公元332年同君士坦丁签订的和约而言，该和约的条款较为宽松。公元376年，阿塔纳里克的追随者对他失去信心，拒绝执行他应对匈人危机的措施（参见佛瑞提根）。

阿萨尔夫（Athaulf）：西哥特人首领（公元411—415年在任），阿拉里克的姻亲和继承人。阿萨尔夫率领西哥特人离开意大利，迁往高卢南部。他采用各种策略，包括迎娶西罗马皇帝霍诺留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迫使帝国接受有利于哥特人的和议。阿萨尔夫野心太大，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最终因罗马的封锁导致粮食紧缺，引起哥特人的不满，被杀。

阿塔卢斯，普里斯库斯（Attalus，Priscus）：罗马元老院元老，西罗马篡位者。阿塔卢斯先后两次被西哥特人首领推上皇位，一次是公元409—410年在意大利被阿拉里克选为皇帝，一次是公元413—414年在高卢被阿萨尔夫紫袍加身。

阿提拉（Attila）：匈人首领（公元440年前后—453年在任）。从叔叔卢阿那里继承权力，最初同兄弟布勒达一同统领匈人及其臣服部落。阿提拉调整匈人策略，大举进攻罗马帝国，于公元441—442年及公元447年大规模入侵东罗马，公元451年及公元452年袭击西罗马。公元445年，阿提拉杀害自己的兄弟。公元448—449年，他接见包括史学家普里斯库斯在内的东罗马使团。阿提拉死后，匈人帝国瓦解（参见丹克兹克）。

奥古斯都（Augustus）：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位），尤里乌斯·恺撒的继承人。公元前44年，尤里乌斯·恺撒被刺后，奥古斯都迅速将权力揽在手中。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他“奥古斯都”尊号。人们在指代公元前44—前27年间的他时，通常用他的本名屋大维。

奥索尼乌斯（Ausonius）：波尔多大学教授雄辩术。公元4世纪60年代，奥索尼乌斯成为年轻皇帝格拉提安的老师，自公元375年格拉提安上台后，在宫廷获得显赫的政治地位。奥索尼乌斯与叙马库斯通信，并创作了《摩泽尔河》。公元369—370年，后者在莱茵河边境逗留，态度倨傲。《摩泽尔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此做出的一个回击。

比格里斯（Bigelis）：匈人帝国前臣服部落的哥特首领。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匈人帝国灭亡，比格里斯袭扰东罗马的巴尔干半岛。

布勒达（Bleda）：参见阿提拉。

伯尼菲斯（Boniface）：盖萨里克入侵北非时统领罗马军队的主帅。较晚时期的史料错误地认为汪达尔人离开西班牙，横渡地中海是受伯尼菲斯之邀。公元425年之后，伯尼菲斯同埃提乌斯争夺对年幼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控制权。公元433年，伯尼菲斯在对抗埃提乌斯的战争中被杀。

勃艮第人（Burgundians）：公元4世纪时居住在阿勒曼尼人东部的日耳曼语族部落。公元406年入侵莱茵河后，勃艮第人向西迁徙，到公元411年，控制了莱茵河沿岸的美因茨、施派尔和沃尔姆斯。公元5世纪30年代中期，埃提乌斯指使匈人发动袭击，勃艮第人遭到重创，随后被重新安置在日内瓦湖附近。埃提乌斯死后，勃艮第人将其势力向南延伸到罗讷河河谷，建立一个新王国。相对西哥特人、法兰克人和东哥特人而言，勃艮第人属于二流势力。

卡尔皮人（Carpi）：公元3世纪生活在喀尔巴阡山附近的达契亚语族部落，不受罗马的控制。公元3世纪晚期和4世纪早期，随着哥特人的崛起，一些部落迁入罗马帝国境内，还有一些则被哥特人征服。

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罗马元老院元老，公元522—523年及公元540年，意大利东哥特国王的高级幕僚。卡西奥多罗斯著述了一部《哥特史》，是我们间接研究匈人帝国瓦解的重要史料（参见约达尼斯）。

凯尔特人（Celti, Celts）：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控制意大利北部、高卢、不列颠诸岛，以及伊比利亚半岛和欧洲中部，语言相近的一些部落的统称。许多部落被纳入不断扩张的罗马帝国治下，尤其是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部落，可以用臣服换得合理回报。

希尔德里克（Childeric）：西罗马濒临灭亡之时撒利族法兰克人的首领，辖治莱茵河以西，以及河东一直属于法兰克人的领地。在公元482年去世之前，希尔德里克控制了以图尔奈为中心的罗马旧省第二贝尔迦。希尔德里克可能比其他法兰克首领拥有更高的权力，但真正实现法兰克联盟的是他的儿子（参见克洛维）。

切诺多玛（Chnodomarius）：公元4世纪50年代，阿勒曼尼人的至高首领，拥有无上权力，扈从战士300名。公元357年，切诺多玛在对抗尤里安皇帝的斯特拉斯堡战役中失利，丧失权力。

克洛维（Clovis）：撒利族法兰克人的国王（公元482—511年在位），罗马灭亡后，建立法兰克王国。克洛维死时，法兰克王国的领土包括现今法国除地中海海岸的所有国土，以及比利时和莱茵河以东大片领地。克洛维取得一系列胜利，击败莱茵河的罗马余部、布列塔尼人、阿勒曼尼人、图林根人和西哥特人。他逐步消灭其他法兰克军团首领，吸纳其追随者，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建立新王国。

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罗马皇帝（公元306—337年在位）。四帝共治（参见戴克里先）结束后，君士坦丁在内战中连连获胜，自公元324年起，获得整个帝国的统治权，同他的几个儿子一起分权而治。君士坦丁平息莱茵河及多瑙河边境，对瑟文吉（参见阿塔纳里克）等部落施加相当程度的罗马统治。他实现诸多军事、行政改革，使帝国得以应对迅速成为超级强国的波斯，并开启了基督教成为后期罗马世界重要文化构成的进程。

君士坦丁三世（Constantine III）：篡位者（公元406—411年在位）。君士坦丁三世迅速将势力从不列颠扩张到高卢，甚至西班牙和意大利边缘。他通过持续抗击公元406年莱茵河入侵部落获得支持，甚至有取代霍诺留皇帝之势。在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协助下，皇帝的形势好转，君士坦丁三世被杀。

紫衣贵族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 Porphyryogenitus）：拜占庭皇帝（公元911—957年在位）。君士坦丁七世不问国事，利用闲暇摘录古代作者的著作，分门别类，编成五十多卷作品，以保存拜占庭经典。只有极少内容留存至今，《出使篇》摘录了普里斯库斯的历史。这些内容是我们研究阿提拉和匈人的关键。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罗马皇帝（公元337—361年在位）。阿米安·马塞林认为他是皇帝出席仪式的典范。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竭力分权共治，其统治表明一位皇帝无法独自统治莱茵河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大片疆土。他实质性地推动了基督教化的进程。

君士坦提乌斯，弗拉维乌斯（Constantius, Flavius）：西罗马指挥官。公元405—408年危机后，君士坦提乌斯在混乱局势下重建西罗马帝国，分别于公元411年和413年击败篡位者，到公元416年降伏西哥特人。公元416—418年，君士坦提乌斯在西班牙同西哥特人联合作战，有效对抗莱茵河入侵部落。他在宫廷掌控大权，迎娶霍诺留皇帝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公元421年，君士坦提乌斯担任皇帝，历时短暂，同年死去，未获得君士坦丁堡承认。

丹克兹克（Dengizich）：阿提拉之子。自公元453年起，丹克兹克成为部分匈人的首领，公元469年被杀。在父亲的帝国倾倒、臣服部落纷纷摆脱匈人统治之时，丹克兹克成为首领，试图在多瑙河南部东罗马领土上开辟自己的飞地，后战败被杀。

戴克里先（Diocletian）：罗马皇帝（公元285—307年在位）。戴克里先发起多项改革，尤其是财政改革，使帝国能够维持一支较大的军队，与萨珊波斯抗衡。他尝试了两位正帝同两位副帝分权而治——四帝共治——的模式。该模式在其有生之年运作良好，但之后引发了近二十年内战。

埃德科（Edeco）：阿提拉的心腹。阿提拉死后，斯基利人重获独立，埃德科摇身一变，成为斯基利人的国王。他有图林根或匈人血统（也可能两种血统都有），通过联姻成为国王。公元5世纪60年代，东哥特人击败斯基利人，埃德科被杀。之前，他出使君士坦丁堡，东罗马曾试图收买他刺杀阿提拉。随普里斯库斯返回匈人领地时，普里斯库斯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埃拉克（Ellac）：阿提拉之子。公元453年父亲死后，埃拉克成为部分匈人的首领，内达奥河战役（公元454年？）中被杀。内达奥河战役之后，其父亲的臣服部落——主要是日耳曼部落——纷纷独立。

尤多西亚（Eudocia）：瓦伦提尼安三世的长女。依照公元442年汪达尔首领盖萨里克同埃提乌斯达成的协议，尤多西亚被许配给盖萨里克的长子胡内里克。公元455年汪达尔人洗劫罗马，尤多西亚被掳，带往迦太基，同胡内里克完婚。

尤纳皮乌斯（Eunapius）：公元4世纪至5世纪初罗马后期史学家。他的著述一部分篇章残存至今，一部分通过公元6世纪史学家佐西姆斯保存下来。

尤里克（Euric）：西哥特国王（公元466—484年在位）。尤里克杀害哥哥狄奥多里克二世，夺得权力，采取全新策略，寻求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于西罗马帝国残存势力的西哥特王国。公元468年汪达尔远征失败后，他发动一系列战役，到公元476年，已将疆域扩展到高卢的卢瓦尔河和阿尔勒，以及伊比利亚半岛南部海岸。

法兰克人（Franks）：公元4世纪生活在莱茵河下游边界外的日耳曼语族部落的统称。法兰克人显然由众多较小部落组成，其中卜茹克特累人等部落从公元1世纪起就一直存在。阿米安的作品鲜有法兰克人的记载，因此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像同时代的阿勒曼尼人一样，结成政治联盟。公元5世纪后期罗马帝国灭亡后，法兰克人才形成真正意义的政治统一（参见克洛维）。

佛瑞提根（Fritigern）：公元376年，为躲避匈人来到多瑙河河畔，在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的瑟文吉人首领。后来，佛瑞提根曾试图让罗马承认他是所有公元376年迁入帝国的瑟文吉族和格鲁森尼族哥特人的首领。虽然在哈德良堡战役中获胜，佛瑞提根未能活着参与公元382年的议和。

加拉·普拉西提阿（Galla Placidia）：霍诺留皇帝的妹妹，公元410年罗马遭哥特人洗劫时被阿拉里克掳走。作为将自己（以及哥特追随者）安插进帝国心脏的一个策略，阿拉里克的继承人阿萨尔夫迎娶加拉·普拉西提阿。在丈夫和儿子死后，普拉西提阿最终被送回哥哥身边，又嫁给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后者死后，她集中精力捍卫他们的儿子——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利益。公元425年，普拉西提阿扮演了关键角色，说服狄奥多西二世帮助年幼的瓦伦提尼安登上西罗马皇位，并试图平衡宫廷各主帅的势力。公元433年，埃提乌斯在西罗马确立显赫地位，普拉西提阿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盖萨里克（Geiseric）：汪达尔—阿兰联盟首领（公元428—479年在任）。盖萨里克在西班牙上台，但很快做出判断，北非能给自己的追随者提供更多保障。公元429年5月，他率领追随者渡海抵达丹吉尔，然后西进。经过激烈战斗，盖萨里克签订一个和约。公元437年，汪达尔人被安置在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公元439年9月，盖萨里克突袭迦太基，公元442年再次签订和约，罗马承认盖萨里克对北非几个最富庶行省的统治。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篡位，威胁到儿子胡内里克同尤多西亚的婚约。于是，公元455年，盖萨里克洗劫罗马。公元461年和468年，西罗马收复北非的两次大规模远征失败。公元473年，盖萨里克同君士坦丁堡签订和平协议。

格皮德人（Gepids）：阿提拉匈人帝国的日耳曼语族臣服部落。格皮德人在内达奥河战役中奋起反抗，获得胜利，拉开了匈人帝国瓦解的序幕。格皮德人在公元5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战争中逐渐崛起，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大平原东部，尤其是东北部，建立王国。

日耳曼人（Germani）：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控制莱茵河到维斯瓦河、喀尔巴阡山到波罗的海欧洲中北部大部分地区，语言相近的一些部落的统称。公元纪年开始前后，由于经济普遍相对落后，大部分日耳曼部落没有被扩张中的罗马帝国征服。自公元1世纪到公元4世纪，伴随着人口的爆发式增长，日耳曼部落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上经历了深远变革。

哥特人（Goths）：公元1世纪最早出现在波兰北部的日耳曼语族部落。公元2世纪后期到3世纪，哥特人仍未形成政治统一，他们以独立部落的形式向黑海北部（现今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迁徙，并在那里建立新领地（参见瑟文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公元4世纪末，匈人崛起，局势混乱，这些领地被毁。公元5世纪，之前独立的哥特部落相互联合，形成两支新的超级大部落（参见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

格拉提安（Gratian）：罗马帝国西部的皇帝（公元375—383年在位），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之子。公元378年，叔叔瓦伦斯死于哈德良堡之后，格拉提安全面负责指挥作战，对抗哥特人，提拔狄奥多西一世为皇帝。后者在公元380年夏战败后，格拉提安制伏哥特人。

圣格列高利，图尔主教（Gregory，bishop of Tours）：公元6世纪后期，法兰克王国的史学家。其作品记载了有关克洛维统治的信息，是我们唯一的史料，还摘录了公元5世纪罗马史学家雷纳特斯·弗里基德鲁斯的作品。后者熟知埃提乌斯时代，其作品已失传。

格鲁森尼人（Greuthungi）：公元375年前，在今乌克兰、德涅斯特河以东建立独立领地的哥特部落的统称（作者认为这种情况更有可能）；或是控制德涅斯特河至顿河一带，但在匈人进攻下分裂的一支哥特大部落。公元376年，一支格鲁森尼部落追随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来到多瑙河。他们加入哈德良堡战役，很可能也参与了公元382年的议和。格鲁森尼人最终成为阿拉里克超级哥特部落——西哥特人——的一部分。公元386年，另一支格鲁森尼部落来到多瑙河，但遭受重创，残余部落被安置在小亚细亚。这两支格鲁森尼部落在匈人到来前是否属于同一政治单位，我们无从得知。

贡多巴德（Gundobad）：勃艮第国王（公元473/474—516年在位）。贡多巴德先是在意大利里西梅尔手下担任军职。后来西罗马帝国终结，贡多巴德回到罗讷河谷，（和三个兄弟一起）统治新兴的勃艮第王国。

哈斯丁族汪达尔人（Hasding Vandals）：汪达尔部落。公元406年末，为逃避匈人崛起在欧洲中部引起的动荡，两支汪达尔部落入侵莱茵河，哈斯丁族便是其中一支。此后这支汪达尔部落同公元416—418年在西班牙遭受罗马和西哥特盟军重创的斯灵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剩余力量结成新联盟，由哈斯丁首领统治。匈人危机之前，哈斯丁族汪达尔人生活在喀尔巴阡山北部，但到公元402年，他们已经迁至多瑙河上游，与罗马的雷提亚（今瑞士）隔河相望。

赫拉克良（Heraclianus）：公元410年前后，北非罗马军队的主帅，斯提利科的政敌，但忠实于霍诺留。赫拉克良资助皇帝度过最艰难的时期，随后在公元413年进军意大利，意欲称帝，或是为了遏制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日益增长的权力。赫拉克良失败，在返回迦太基的途中被杀。

赫尔纳克（Hernac）：阿提拉之子，公元453年后部分匈人的首领。在父亲的帝国倾倒、臣服部落纷纷摆脱匈人统治之时，赫尔纳克成为首领，最后试图在多瑙河南部东罗马领土上开辟自己的飞地。与丹克兹克不同的是，他最终同罗马和解，连同追随者一起被安置在多布罗加。

赫鲁勒人（Heruli）：日耳曼语族部落。赫鲁勒人最早生活在欧洲中北部。公元3世纪，一部分赫鲁勒人随同哥特人等部落迁至黑海北部。他们成为匈人臣服部落，跟随阿提拉向西越过喀尔巴阡山迁至匈牙利大平原。赫鲁勒人在公元5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战争中重新建立了独立王国。

霍诺里娅，伊乌斯塔·格拉塔（Honoria，Iulia Grata）：加拉·普拉西提阿同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之女。个人生活深陷麻烦，为了脱身，霍诺里娅向匈王阿提拉求婚，因此被载入史册。

霍诺留（Honorius）：西罗马皇帝（公元395—423年在位）。霍诺留6岁登基，但从未实质掌权。在他统治期间，权力实际掌握在两个铁腕男人之手——斯提利科（公元395—408年在任）和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公元411—421年在任）。他们掌权期间及下台之时，宫廷里都上演了一幕幕血腥事件。在霍诺留治下，爆发了公元405—408年大危机，滋生众多篡位者，其中较著名的有君士坦丁三世，约在公元409—410年差点推翻其统治。霍诺留没有子嗣。

胡内里克（Huneric）：盖萨里克之子，汪达尔—阿兰联盟首领（公元474—484年在任）。按照公元442年和议，胡内里克同瓦伦提尼安的女儿尤多西亚订婚。公元5世纪40年代，胡内里克作为人质，生活在瓦伦提尼安的宫中。

匈人（Huns）：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匈人的语言和文化系属关系，我们还不清楚。公元350年前后，匈人势力在黑海东北部逐渐壮大，公元375—376年，在主要由哥特人控制的乌克兰一带引发了最初的危机。然而，大部分匈人依然停留在黑海北部，直到公元410年前后才再次迁徙，前往匈牙利大平原。他们在此打造了一个帝国——最初是通过征服臣服部落，后来就从罗马帝国攫取并重新分配财富，最后又在内部实行集权。公元453年阿提拉死后，这个过程发生逆转，臣服部落纷纷脱离其统治，独立的匈人帝国在不到二十年时间里消亡了。

伊达提乌（Hydatius）：西班牙主教，编年史作者。其作品是我们研究自莱茵河入侵部落到来至公元5世纪60年代半岛上所发生事件的主要史料。

约达尼斯（Jordanes）：哥特人史学家，公元550年前后在君士坦丁堡任职。约达尼斯声称其作品严格取材于卡西奥多罗斯已失传的哥特历史，在史学界引发了激烈争论，但作者认为基本可信。约达尼斯的主要历史价值在于他对阿提拉及后阿提拉时期的叙述，因为一部分叙述参考了普里斯库斯的历史。

约维安（Jovian）：罗马皇帝（公元363—364年在位）。约维安继承了尤里安的皇位，为解救尤里安的被困部队，被迫割让大片战略重地。约维安系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约维努斯（Jovinus）：高卢篡位者（公元411—413年在位）。约维努斯最初在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的协助下在莱茵河地区建立政权。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动摇西哥特人的立场，约维努斯受到致命打击。

尤里安（Julian）：罗马皇帝（公元355—363年在位）。开始时尤里安是副帝，正帝是堂兄弟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自公元361年起，尤里安成为奥古斯都，独自统治。尤里安在斯特拉斯堡战役中大获全胜，遏制切诺多玛统领的阿勒曼尼联盟的权力。尤里安上台后，不再隐瞒自己的异教信仰，在大举入侵波斯期间死亡，以战略性失败告终（参见约维安）。

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东罗马皇帝（公元527—568年在位）。查士丁尼一世在地中海西部发动一系列战争，征服北非的汪达尔王国和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夺取西班牙南海岸大片领土。查士丁尼一世建造大量建筑，其中较著名的有屹立于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利奥一世（Leo I）：东罗马皇帝（公元457—474年在位）。埃提乌斯和瓦伦提尼安三世被杀后，西罗马局势混乱，利奥一世力图维系西罗马，指任几届看似可行的政府，还为了安提莫斯去同里西梅尔协商。利奥一世为公元468年的汪达尔远征提供了一支规模巨大的舰队。

利巴尼奥斯（Libanius）：安条克享有声望的希腊雄辩家，德密斯修的友人。他留下大量书信，让我们能洞见罗马后期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和内部机制。

利比乌斯·塞维鲁（Libius Severus）：意大利元老院元老，西罗马皇帝（公元462—466年在位）。里西梅尔处决墨乔里安，将塞维鲁推上皇位。塞维鲁仅是个傀儡，始终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的承认，塞维鲁的死使得推举安提莫斯为西罗马皇帝的协商成为可能，这个时间很凑巧，令人起疑。

伦巴底人（Lombards）：易北河中游一带的日耳曼语族部落。在阿提拉鼎盛时期，伦巴底人可能受匈人统治，但不属于匈人臣服部落中的核心部落。

马克里阿努斯（Macrianus）：公元4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早期阿勒曼尼联盟的至高首领。瓦伦提尼安一世曾试图消灭他，但在公元374年最终承认他的地位，以便能从莱茵河防线抽身，去应付多瑙河中游的麻烦。

墨乔里安（Majorian）：西罗马皇帝（公元458—461年在位）。埃提乌斯死后，墨乔里安和里西梅尔共同统率意大利的罗马军队。公元457年，他参与推翻阿维图斯政权，经过一段权力真空期后，被选为皇帝。墨乔里安最终获得君士坦丁堡承认，重新集结西罗马的剩余力量，并试图通过从汪达尔—阿兰联盟手中收复北非来重振帝国（几年后，安提莫斯也采用了同样的策略）。远征失败，里西梅尔废黜并处决了墨乔里安。

马赛利努斯，伯爵（Marcellinus，count）：自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期统领伊利里亚（西）罗马野战军的总指挥。由于潘诺尼亚以北被匈人占据，马赛利努斯实际统领的只是达尔马提亚。最初任命马赛利努斯的是墨乔里安，但后者被处决后，他转而效忠君士坦丁堡。后来，马赛利努斯支持安提莫斯的政权，为公元468年远征北非提供军队。远征失败后，马赛利努斯在西西里被杀，侄子朱利乌斯·尼波斯继承其封地。

马尔西安（Marcian）：东罗马皇帝（公元450—457年在位）。马尔西安高级军队指挥官出身，通过迎娶狄奥多西二世的妹妹普尔喀丽亚，在狄奥多西二世死后掌权。公元451年，马尔西安竭力抵御阿提拉对意大利的进攻，助了埃提乌斯一臂之力。

莫罗保蒂斯（Merobaudes）：公元5世纪中期诗人兼军人。莫罗保蒂斯的祖先是法兰克人，在公元4世纪后期逐步被提拔为罗马指挥官。虽然具有法兰克人血统，莫罗保蒂斯出生在西班牙，并接受古典教育。莫罗保蒂斯同埃提乌斯关系密切，是后者的御用演说家和得力军官。他的诗作残篇让我们能洞见埃提乌斯政权的政策及其自我呈现。

尼波斯，朱利乌斯（Nepos，Julius）：西罗马皇帝（公元474—475年在位）。尼波斯是马赛利努斯伯爵的侄子和继承人，同样以达尔马提亚的罗马剩余兵力为根基。尼波斯当上西罗马皇帝后不久就被俄瑞斯忒斯赶下台。尼波斯返回达尔马提亚，公元480年被杀。

屋大维（Octavian）：参见奥古斯都

奥多瓦卡（Odovacar）：意大利“王”（公元476—493年在位）。奥多瓦卡是阿提拉亲信埃德科之子，斯基利的首领。阿提拉死后，东哥特人在一系列战争中摧毁了父亲埃德科在多瑙河中游的王国，奥多瓦卡被迫流亡。他最终来到意大利，利用这里最后一支罗马军队发动政变，这支军队中相当一部分由后阿提拉时期冲突的难民构成。奥多瓦卡无法支付薪水，便通过分配土地资产的方式获得难民的支持。他废黜西罗马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但没有杀死他。之后，奥多瓦卡称“王”，正式承认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的主权。

底比斯的奥林匹奥多罗斯（Olympiodorus of Thebes）：公元5世纪初东罗马史学家兼外交使节。虽然佛提乌斯只保存了其作品的摘要，但佐西姆斯摘录了有关约公元405—410年历史事件的大量内容。奥林匹奥多罗斯生活在这一时期，睿智而有见识，是我们了解导致公元410年阿拉里克洗劫罗马的外交和军事纠纷的信息来源。

奥林庇乌斯（Olympius）：西罗马高级官员。公元408年，奥林庇乌斯组织政变，推翻斯提利科。他主张对阿拉里克采用敌对政策，但缺乏贯彻该政策的军事力量。政策失败后，奥林庇乌斯被赶下台，最后在皇帝霍诺留面前被乱棍打死。

奥尼吉修斯（Onegesius）：阿提拉宫廷显贵中最位高权重的官员。普里斯库斯随同出行的东罗马使团假装利用他的地位。

俄瑞斯忒斯（Orestes）：原本是潘诺尼亚地主。匈王阿提拉派遣奥尼吉修斯出使君士坦丁堡。匈人帝国瓦解后，他来到意大利。里西梅尔已死，贡多巴德返回勃艮第，俄瑞斯忒斯同兄弟保罗便得势。公元475年，两人反叛，迫使尼波斯退至达尔马提亚，宣布俄瑞斯忒斯的儿子罗慕路斯为皇帝。公元476年夏末，奥多瓦卡将两人处决。

东哥特人（Ostrogoths）：公元5世纪阿马尔王朝时期形成的一支超级哥特部落。这支部落主要由法拉米尔及其侄子狄奥多里克大帝的追随者构成。法拉米尔可能是在公元5世纪50年代阿提拉死后，将一些独立的哥特军团联合起来，形成最初的权力基础——约1万名战斗人员。公元484年前后，他的侄子在罗马的巴尔干半岛又注入一支规模相当的队伍。公元489年，狄奥多里克率领这支混编部队进军意大利，公元493年掌权。同西哥特人一样，人们通常把东哥特人等同于公元4世纪的格鲁森尼人，认为他们在公元4世纪匈人到达黑海北部之前，就已经以一个政治单位的形式存在。但这种观点有误。

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Petronius Maximus）：意大利元老院元老，篡位者（公元455年）。公元454年，马克西姆斯怂恿瓦伦提尼安三世刺死埃提乌斯，密谋杀害皇帝，夺取皇位。汪达尔人洗劫罗马时，马克西姆斯被杀。

佛提乌斯（Photius）：公元9世纪拜占庭藏书家，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任期短暂）。佛提乌斯藏书丰富，并对藏书进行了全面描述（《书目》），是我们认识罗马后期所依据的重要文字史料。

普里斯库斯（Priscus）：公元5世纪中期东罗马史学家。普里斯库斯记载了出使阿提拉匈人帝国的详情，通过紫衣贵族君士坦丁七世的《出使篇》存留至今，是我们了解公元5世纪中期历史事件的主要史料。

夸迪人（Quadi）：罗马时期生活在匈牙利大平原西北边缘的日耳曼语族部落。夸迪人加入苏维汇人，公元406年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横渡莱茵河。

拉达盖苏斯（Radagaisus）：哥特首领。公元405—406年，拉达盖苏斯率领大队人马入侵意大利。佐西姆斯的记载表明他统领的是一支多民族军队。但其他史料都称他是哥特人，而且佐西姆斯没有记载公元406年多民族军队入侵莱茵河的事件，表明他将两次独立的入侵事件混为一谈。拉达盖苏斯最后被斯提利科击败，一些优秀部下被纳入罗马军队。拉达盖苏斯在佛罗伦萨外被处决。

雷纳特斯·弗里基德鲁斯（Renatus Frigiderus）：参见圣格列高利，图尔主教。

里西梅尔（Ricimer）：贵族兼罗马指挥官。里西梅尔有高贵的蛮族血统，祖父是西哥特国王瓦利阿。埃提乌斯死后，里西梅尔在意大利逐步晋升为军队高层将领。自公元5世纪60年代初处决墨乔里安后，里西梅尔作为皇帝拥立人，享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有观点认为他采用的一些政策损害了西罗马的利益，但他除了顾及自身利益之外，还鼎力支持安提莫斯政权收复北非。一切都说明公元5世纪的里西梅尔和斯提利科一样，在需要同占据罗马领土的几股移民新势力达成政治妥协的大背景下，竭尽全力想要维系西罗马帝国。里西梅尔死于公元473年。

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西罗马末代皇帝（公元475—476年在位）。参见俄瑞斯忒斯和奥多瓦卡。

卢阿（Rua，或卢嘉，Ruga）：公元5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匈人首领。卢阿可能是建立匈人部落君主集权体系的关键人物，替代由多个不同等级首领统治的旧体系。这种旧体系在公元411年时依然存在，但到公元440年前后，卢阿将权力交给侄子阿提拉和布勒达时就已经完全消失。为了攫取战利品和贡品，卢阿对东罗马帝国发动惩治性侵袭。可能就是这些钱款使得他能够将权力集中起来。

鲁基人（Rugi）：公元1世纪生活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语族部落。一部分鲁基人参与了公元3世纪哥特人向黑海的扩张。之后，鲁基人的后代被匈人帝国征服，跟随匈人西迁到多瑙河中游。阿提拉死后，他们在多瑙河北部诺里库姆边缘重新建立独立王国，被载入《塞维林生平》。

萨伏拉克斯（Saphrax）：参见阿拉提。

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起源于伊朗语族的游牧民族。公元纪年开始前后，萨尔马提亚人占领黑海北部。一部分萨尔马提亚人留在喀尔巴阡山东部，一部分西迁越过喀尔巴阡山到达匈牙利大平原，成为罗马的藩属国，直到公元4世纪后被匈人征服。

萨鲁斯（Sarus）：罗马指挥官兼哥特贵族。萨鲁斯的兄弟西格里克组织叛乱，导致西哥特首领阿萨尔夫被杀，自己成为首领，不久后被杀。公元410年前后，萨鲁斯效力于斯提利科和霍诺留，同阿拉里克及其姻亲阿萨尔夫势不两立。作者猜想，萨鲁斯和其他成为罗马指挥官的哥特贵族一样，是新诞生的西哥特超级部落首领的候选人，被阿拉里克打败后转向罗马谋求发展。

撒克逊人（Saxons）：公元4世纪，居住在法兰克人以东的日耳曼语族部落的统称。撒克逊人是否像阿勒曼尼人一样具有某种形式的政治联盟，或是这种统称只是为了方便而采用的术语，我们不得而知。

斯基利人（Sciri）：日耳曼语族部落。公元3世纪，以哥特人为主的日耳曼部落向黑海地区扩张，斯基利人可能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至少有两支独立的斯基利部落被匈人征服：一支在公元408—409年追随乌尔丁。乌尔丁战败后，这些斯基利人被安置在罗马领土上。另一支在匈人帝国灭亡后，由埃德科率领，在多瑙河中游建立独立王国，公元5世纪60年代被东哥特人摧毁。埃德科之子奥多瓦卡带领难民逃亡意大利。此时意大利仍处于罗马统治之下。

西格里克（Sergeric）：参见萨鲁斯。

塞维林（Severinus）：约公元460—480年间诺里库姆的圣人。欧基皮乌斯记录了这个神秘圣人的生平，描述了帝国末期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这个偏远的罗马边境行省的各种境况。

沙普尔一世（Shapur I）：波斯萨珊王朝的统治者（公元240—272年在位）。继父亲阿尔达希尔之后，沙普尔一世将近东变成一个能同罗马帝国抗衡的超级强权。他同三任罗马皇帝作战，获得决定性胜利。其中，瓦勒良被俘，遭剥皮。萨珊王朝的革命给罗马造成巨大战略危机，后者耗费两个政治世代才克服这个危机（参见戴克里先）。

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高卢地主、诗人兼书信作者。西多尼乌斯的作品记录了高卢南部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代人的境况。他的书信描绘了帝国衰亡之时，贵族们的各种反应。西多尼乌斯为几任皇帝——阿维图斯、墨乔里安及安提莫斯——所作的颂词让我们能洞见这些政权的政策及其自我呈现。

斯灵族汪达尔人（Siling Vandals）：汪达尔部落。公元406年末，为逃避匈人崛起在欧洲中部引起的动荡，两支汪达尔部落入侵莱茵河，斯灵族便是其中一支。匈人危机之前，他们生活在喀尔巴阡山北部，但到公元402年，他们已经迁至多瑙河上游，与罗马行省（今瑞士）隔河相望。公元416年后，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组织罗马和西哥特人联合作战，斯灵族受到沉重打击，首领弗雷迪巴德被俘。残余力量投靠哈斯丁族。

斯提利科（Stilicho）：公元395—408年，掌控西罗马帝国大权的指挥官。斯提利科是罗马指挥官的后代，有汪达尔血统。他在东罗马宫廷逐步担任要职，狄奥多西一世意外死亡后，以其幼子霍诺留的名义统治西罗马。斯提利科企图统一东西罗马，但到公元400年前后，放弃了这个抱负。之后，他不得不集中精力应对哥特人对意大利发动的两次进攻，保住自己的权力——一次在公元401—402年由阿拉里克率领，一次在公元405—406年由拉达盖苏斯发动。斯提利科度过了危机，但无法弥合公元406年莱茵河渡河侵袭及其在不列颠和高卢引发的谋权篡位所造成的中断（参见君士坦丁三世）。公元407—408年，阿拉里克退回意大利边缘，斯提利科失去霍诺留的信任，奥林庇乌斯组织政变，推翻他的统治。斯提利科宁可被革职处死，也不愿拼死抗争。

苏维汇人（Suevi）：生活在匈牙利大平原西北部的日耳曼语族部落的统称。长期以来苏维汇部落一直是罗马的藩属国。一部分苏维汇人参与公元406年的莱茵河渡河侵袭，在西班牙西北部安顿下来。其余则继续生活在原有的领地，后来被匈人降服，在公元5世纪50年代恢复独立，但历时短暂。苏维汇人由夸迪人等更小的部落组成，公元406年之前，可能还没有形成联盟。这两部分苏维汇人在公元5世纪都产生了更大程度的政治统一结构。

叙马库斯，昆图斯·奥勒留（Symmachus，Quintus Aurelius）：罗马元老院元老。叙马库斯有大量书信存世，还写了众多演讲词，但有所损毁。他的生活和作品让我们能够洞见生活在罗马后期的罗马人的态度和生活方式。

瑟文吉人（Tervingi）：公元4世纪生活在罗马多瑙河下游边境——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附近的哥特部落。瑟文吉人是公元3世纪哥特人向黑海地区扩张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部落之一，由众多首领组成联盟，听命于“士师”。“士师”的权力似乎是在一个家族内部以世袭的方式继承。作为罗马的藩属国，他们竭力寻求同帝国达成较宽松的条款（参见阿塔纳里克）。面对匈人的威胁，联盟瓦解，大部分瑟文吉人最终成为新生的西哥特超级部落的成员（参见佛瑞提根和阿拉里克）。

德密斯修（Themistius）：帝国东部的哲学家兼御用演说家。自公元4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德密斯修先后效力于罗马帝国东部的几任皇帝。他的演讲用心良苦，宣扬皇帝的政策，主要是针对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其中包含大量信息，说明了瓦伦斯和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期间对哥特人政策的演变。

狄奥多里克大帝（Theoderic the Amal）：完成叔叔法拉米尔的事业，将从他那里继承的哥特部落和另一支规模相当的力量统一起来，形成一支东哥特超级部落。公元489年，狄奥多里克大帝率领部下进攻意大利，战胜奥多瓦卡，在意大利称王，其统治自公元493年持续到公元526年。

狄奥多里克一世（Theoderic I）：西哥特国王（公元418—451年在位）。狄奥多里克一世是瓦利阿的继承人，在卡塔隆平原战役对抗阿提拉的匈人部队时被杀。

狄奥多里克二世（Theoderic II）：西哥特国王（公元453—466年在位）。狄奥多里克二世支持阿维图斯政权。总体而言，狄奥多里克二世在拓展西哥特人利益的同时，也愿意维系西罗马帝国的继续存在。狄奥多里克二世被兄弟尤里克杀害。尤里克称王，希冀建立一个脱离任何罗马残存势力的西哥特独立王国。

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罗马皇帝（公元379—395年在位）。哈德良堡战役后，格拉提安任命狄奥多西为帝国东部皇帝瓦伦斯的继承人，负责抵抗哥特人。狄奥多西一世战败，但成功地在君士坦丁堡立足，将权力拓展到整个帝国，战胜两个意欲在帝国西部篡权的野心家——马克西姆斯和欧根尼乌斯。狄奥多西一世利用公元382年和约所安置的哥特人替自己作战，耗费大量精力经营哥特人同罗马的关系。狄奥多西一世参与了罗马基督教化进程中的最后几次行动，强制推行反异教的法规，捣毁神庙和圣殿。

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罗马皇帝（公元408—450年在位）。狄奥多西二世是狄奥多西一世的孙子。他年幼时继承父亲阿卡狄乌斯的皇位，但从未真正掌权。在其统治期间，东罗马向西罗马提供大量援助，尤其是在公元410年前后支援霍诺留，公元425年协助瓦伦提尼安三世上台，和公元5世纪30年代将阿斯帕派往阿非利加。狄奥多西二世统治后期忙于应对阿提拉的威胁。在其统治期间，《狄奥多西法典》编成（公元438年）。

狄奥法内斯（Theophanes）：公元320年前后的埃及官员。狄奥法内斯文献反映了罗马后期落后技术给行政事务带来的不便。

图林根人（Thuringians）：罗马后期的日耳曼语族部落，现德国的图林根名字的由来。图林根人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受阿提拉的统治。克洛维建立法兰克王国的过程中战胜诸多部落，图林根人便是其中之一。

特雷维里人（Treveri）：日耳曼语族部落。特雷维里人被恺撒征服。他们挑起公元前54年叛乱，摧毁科塔的军队。特雷维里人后来走上了典型的罗马化道路，特里尔的显贵们成为罗马公民，竞相向新首都——特里尔捐赠罗马式公共建筑，建造罗马式乡居（别墅）。

乌尔丁（Uldin）：公元5世纪10年代的匈人首领。乌尔丁是一个神秘人物，吸纳了斯基利等臣服部落，在多瑙河以北逐步确立自己的势力，同时又作为罗马的盟友，支援斯提利科战胜拉达盖苏斯。之后，乌尔丁入侵东罗马，遭受惨败。乌尔丁轻而易举就被打败，说明他不像后来的阿提拉那样，掌控着统一的匈人大军。此时，大部分匈人仍驻扎在更东边的地区。

乌尔菲拉（Ulfilas）：哥特人的使徒。乌尔菲拉出生在公元4世纪早期瑟文吉族哥特人的罗马俘虏营中。基督教成为哥特－罗马外交的一部分，乌尔菲拉被任命为瑟文吉领地上的主教，但很快被驱逐出境。乌尔菲拉创造了哥特文字。被驱逐后，他继续翻译《圣经》，在公元4世纪中期基督教教义之争中扮演重要角色。

法拉米尔（Valamer）：东哥特人首领。法拉米尔统一了一些曾经被纳入阿提拉匈人帝国的哥特军团，开启一支超级哥特部落的形成进程，奠定足够的权力基础，使他在匈人帝国瓦解之时能够建立独立的哥特王国，从东罗马攫取适量岁贡。法拉米尔在公元5世纪60年代多瑙河中游的战争中被杀。之后，他的侄子狄奥多里克大帝继续加强这支新生部落的军事力量。

瓦伦斯（Valens）：罗马帝国东部的皇帝（公元364—378年在位）。瓦伦提尼安一世任命弟弟瓦伦斯为皇帝。瓦伦斯的统治充斥着对抗篡位者、阿塔纳里克率领的瑟文吉族哥特人和波斯的战争。公元376年，瑟文吉族和格鲁森尼族哥特人在匈人威胁的驱使下来到多瑙河，瓦伦斯政权面临的最大危机显露出来。两年之后，瓦伦斯在哈德良堡同这两支部落交锋，被杀。

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罗马帝国西部的皇帝（公元364—375年在位）。公元369年，叙马库斯率领元老院使团，带着冕金北上特里尔觐见瓦伦提尼安一世。瓦伦提尼安一世曾试图揭开大莱波蒂斯北非政府不作为的真相。瓦伦提尼安一世对待蛮族十分强硬，甚至因为萨尔马提亚和夸迪使节表现不够谦逊而中风猝死。但只要形势需要，这也并不妨碍他和阿勒曼尼至高首领马克里阿努斯达成妥协。

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西罗马帝国皇帝（公元425—455年在位）。瓦伦提尼安三世是加拉·普拉西提阿和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之子。狄奥多西二世派遣一支东罗马远征军，瓦伦提尼安三世6岁就成为皇帝。他基本上只是一个摆设，从未掌控实权。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权力掌握在埃提乌斯手中。阿提拉死后，埃提乌斯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公元454年，瓦伦提尼安三世一怒之下将后者刺死。但即便这样，他也没能真正统治帝国。次年，瓦伦提尼安三世被杀。

瓦利阿（Vallia）：西哥特人首领（公元415—418年在位）。阿萨尔夫野心太大，妄想让西哥特人在西罗马帝国扮演重要角色。其计划失败，造成政治混乱，权力最终落到瓦利阿手中。瓦利阿同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达成协议，将西哥特人安置在阿基坦。作为条件，西哥特人替罗马作战，对抗公元406年入侵莱茵河后占据西班牙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瓦利阿死后，狄奥多里克一世全面履行协议。瓦利阿是里西梅尔的外祖父。

瓦鲁斯，P.昆克蒂利乌斯（Varus，P. Quinctilius）：罗马指挥官兼官员。公元9年，瓦鲁斯的部队——三个军团加上辅助部队，共约2万人——在条顿堡森林对战阿米尼乌斯带领的盟军，全军覆没。瓦鲁斯自杀。

维南迪乌斯·福图内特斯（Venantius Fortunatus）：拉丁诗人。维南迪乌斯在意大利接受古典教育，受到公元6世纪后期高卢法兰克宫廷几位法兰克和罗马贵族的青睐。他的成功表明，虽然古典教育体系已经消失，高卢依然保留了对古典文学的尊重。

西哥特人（Visigoths）：公元5世纪首先形成的超级哥特部落。西哥特部落由阿拉里克组建（公元395年），在其统治期间实现最终统一，包括公元376年入侵多瑙河的瑟文吉人同格鲁森尼人，以及侵袭意大利的拉达盖苏斯余部（公元405—406年）等部落。经历几任首领的更替，这支新生的超级部落最后于公元418年被安置在加伦河河谷的阿基坦，以此为核心不断扩张势力，尤其是公元450年后，随着西罗马中央政权丧失越来越多的税收，西哥特人在狄奥多里克二世及尤里克统治下，由一个聚居地发展成独立王国。

芝诺（Zeno）：东罗马皇帝（公元474—491年在位）。通过同皇室联姻，芝诺从一位伊索里亚指挥官一跃成为当权者。芝诺经过长期斗争，挫败篡位者巴西利斯库斯（公元474—476年在位）。芝诺接见奥多瓦卡派往东罗马的使团，西罗马的丧钟敲响。在其统治后期，狄奥多里克大帝在东罗马境内统一了新生的东哥特超级部落。芝诺同东哥特人达成协议，后者于公元488—489年迁往意大利。

佐西姆斯（Zosimus）：公元6世纪东罗马史学家。佐西姆斯是研究公元4世纪至5世纪初期的重要资源，他大量借鉴这一时期史学家尤纳皮乌斯及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历史。

大事年表

皇帝及首领 [1]

西罗马皇帝

瓦伦提尼安一世（公元364—375年在位）

格拉提安（公元375—383年在位）

马克西姆斯（公元383—388年在位）

瓦伦提尼安二世（公元383—392年在位）

欧根尼乌斯（公元392—394年在位）

霍诺留（公元395—423年在位）

君士坦丁三世（公元406前后—411年在位）

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公元421年在位）

约翰（公元423—425年在位）

瓦伦提尼安三世（公元425—455年在位）

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公元455年在位）

阿维图斯（公元455—456年在位）

墨乔里安（公元457—461年在位）

利比乌斯·塞维鲁（公元461—465年在位）

安提莫斯（公元467—472年在位）

奥利布里乌斯（公元472年在位）

格利塞里乌斯（公元473—474年在位）

朱利乌斯·尼波斯（公元474—475年在位）

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公元475—476年在位）

东罗马皇帝

瓦伦斯（公元364—378年在位）

狄奥多西一世（公元379—395年在位）

阿卡狄乌斯（公元395—408年在位）

狄奥多西二世（公元408—450年在位）

马尔西安（公元451—457年在位）

利奥一世（公元457—474年在位）

芝诺（公元473—491年在位）

巴西利斯库斯（公元474—476年在位）

蛮族首领

阿塔纳里克，瑟文吉族哥特人首领（约公元360—375年在位，及公元381年在位）

阿拉里克，西哥特部落的创建者及首领（公元395年前后—411年在位）

盖萨里克，汪达尔－阿兰联盟首领（公元427—477年在位）

匈王阿提拉（公元440年前后—453年在位）

法拉米尔，潘诺尼亚哥特人首领（公元455年前后—467年在位）

尤里克，建立西哥特王国（公元467—483年在位）

贡多巴德，勃艮第国王（公元474—？年在位）

狄奥多里克，东哥特部落的创建者及首领（公元474—526年在位）

奥多瓦卡，意大利国王（公元476—493年在位）

大事年表

约公元350年 匈人袭击顿河东部的阿兰人和顿河西部的格鲁森尼人，引发黑海北部和东部的动荡。

公元375年 秋（？），一位次级首领战死后，格鲁森尼人中的一支主要部落向西迁入相邻部落瑟文吉族哥特人的领地。

公元376年 夏末（？），格鲁森尼人和“大部分”瑟文吉人来到多瑙河，想在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

公元377—382年 多瑙河南的哥特战争。

公元377年 冬末至来年春初，瑟文吉人反叛；格鲁森尼人强渡多瑙河。

公元377—378年 哥特战争第一阶段，仅限于巴尔干半岛东部。

公元378年 8月24日，哈德良堡战役，瓦伦斯被杀。

公元379—381年 哥特战争第二阶段，漫延至巴尔干半岛西部。

公元382年 10月3日，议和，战争结束；瑟文吉人和格鲁森尼人争取较为宽松的条款，被安置在巴尔干半岛。

公元386年 更多的格鲁森尼人试图横渡多瑙河；被狄奥多西制伏，根据苛刻条款，被安置在小亚细亚。

公元387—388年 狄奥多西一世战胜马克西姆斯；巴尔干半岛的哥特人被卷入战争及叛乱。

公元392—393年 狄奥多西一世战胜欧根尼乌斯；巴尔干半岛的哥特人再次被卷入战争及叛乱。

约公元395—411年 阿拉里克统治公元382年和议所涉及的瑟文吉人和格鲁森尼人。

公元395—396年 匈人首次从高加索大规模进攻罗马帝国（波斯帝国也受到沉重打击）。

公元395—397年 阿拉里克首次叛乱。

公元397年 阿拉里克同尤特罗庇乌斯议和；阿拉里克成为伊利里亚罗马统帅。

公元399年 尤特罗庇乌斯下台，和议结束。

公元401—402年 阿拉里克第一次入侵意大利；波伦提亚及维罗纳战役。

约公元405—408年 匈人发起对罗马帝国的第二轮侵袭，喀尔巴阡山西部地区受到影响。

公元405—406年 阿拉里克同斯提利科议和。拉达盖苏斯经匈牙利山口入侵意大利，战败被杀；众多追随者被卖为奴，精英战斗人员被纳入罗马军队。

公元406年 12月31日（？），莱茵河入侵——汪达尔人、阿兰人、苏维汇人及一些较小部落——攻破罗马在莱茵河上游的防线。

公元407年 君士坦丁三世率领驻扎在不列颠及高卢的罗马军队抗击莱茵河入侵部落。

公元407—409年 莱茵河入侵部落洗劫高卢，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

公元408年（？） 匈人部落的小头目乌尔丁入侵东罗马帝国。

公元408—411年 阿拉里克第二次入侵意大利；拉达盖苏斯的追随者加入公元382年和议所涉及的瑟文吉人和格鲁森尼人，西哥特人诞生。

公元410年 8月20日，阿拉里克洗劫罗马。

约公元410—411年（？） 不列颠诸行省发动针对君士坦丁三世的兵变（？）。

公元411—421年 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统治西罗马帝国。

公元411年 阿拉里克去世，阿萨尔夫继承权力；奥林匹奥多罗斯出使在中欧立足的匈人主体部落（？）。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镇压君士坦丁三世及相关篡权者。

公元412年 莱茵河入侵部落瓜分西班牙诸行省。

公元412—413年 霍诺留派人送信至不列颠行省，罗马中央政府不再提供保护。

公元413—416年 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削弱阿萨尔夫（死于公元415年叛乱）的力量，迫使西哥特人同西罗马帝国重新结盟；西哥特人开始在阿基坦定居。

公元416—418年 西哥特人同罗马联合作战，结束阿兰人和斯灵族汪达尔人在西班牙的统治；残余部落同哈斯丁族汪达尔人结盟，形成汪达尔－阿兰超级部落。

公元421年 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被推上皇帝宝座，之后死去。公元423年 霍诺留去世，约翰篡权。

公元422—429年 汪达尔－阿兰联盟在西班牙未受到阻击，最后转向摩洛哥；自公元427年起，由盖萨里克统领。苏维汇人在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确立统治。

公元425年 东罗马军队将年仅6岁的瓦伦提尼安三世推上西罗马皇位。

公元425—433年 瓦伦提尼安三世宫廷发生权力之争，埃提乌斯战胜对手费利克斯和伯尼菲斯；皇帝的母亲加拉·普拉西提阿施加一定影响力。

公元433—454年 埃提乌斯统治西罗马帝国。

公元435年 汪达尔－阿兰联盟获得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

公元436年 埃提乌斯的军队镇压高卢西北部的巴高达运动。

公元436—437年 匈人征服莱茵河上游两岸的勃艮第王国；埃提乌斯将勃艮第残部安置在日内瓦湖附近的罗马领土上。

公元436—439年 埃提乌斯同西哥特人在高卢西南开战，重新签订和议。

公元438—441年 苏维汇人在首领雷基拉的统领下占领贝提卡和迦太基尼西斯。

公元439年 9月，汪达尔－阿兰联盟夺取罗马北非首都迦太基及行省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

约公元440—453年 阿提拉成为匈人的至高首领。

公元441—442年 阿提拉首次入侵东罗马的巴尔干半岛，导致东罗马召回参与收复北非失陷行省、进行西西里远征的东罗马军队。

公元444年 盖萨里克同西罗马帝国议和，罗马承认前者对阿非利加、拜扎卡纳和努米底亚的统治。

公元445年（？） 阿提拉杀害兄弟布勒达，独揽匈人的统治大权。

公元446年（？） 不列颠行省最后一次向罗马中央政府请求支援，抵抗撒克逊等入侵者。

公元447年 阿提拉第二次入侵东罗马的巴尔干半岛；罗马在乌塔斯河和克森尼索遭受惨败。

公元448年 普里斯库斯加入意在刺杀阿提拉的使团。

公元450年 阿提拉同君士坦丁堡签订宽松条款。

公元451年 阿提拉入侵高卢；埃提乌斯联合罗马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在卡塔隆平原战胜阿提拉（约在6月末）。

公元452年 阿提拉入侵意大利，洗劫米兰等城市；因疾病和罗马的袭扰而兵力减弱，撤退。

公元453—469年 阿提拉的匈人帝国瓦解。

公元453年 阿提拉暴死。

公元454年 夏（？），内达奥河战役；格皮德人是首先脱离匈人统治、获得独立的臣服部落。9月21/22日，瓦伦提尼安杀害埃提乌斯。

公元455年 3月16日，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杀死瓦伦提尼安三世，次日称帝。5月末，盖萨里克洗劫罗马，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逃离罗马城时被杀（5月31日）；盖萨里克的王国又增添了的黎波里塔尼亚、撒丁尼亚和巴利阿里。7月9日，在西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二世的支持下，高卢的罗马元老院元老宣布阿维图斯为西罗马皇帝。公元5世纪50年代后期（？） 圣人塞维林开始在诺里库姆传教。

公元456年 10月17日，皮亚琴察战役，阿维图斯被推翻。

公元457年 4月1日，墨乔里安成为西罗马皇帝。

公元459年 法拉米尔统领的潘诺尼亚哥特人已经统一，脱离匈人的统治，入侵东罗马领土，攫取300磅黄金的岁贡。

公元461—472年 里西梅尔掌控西罗马的中央政权。

公元461年 夏，墨乔里安的北非远征军在西班牙战败，8月2日，墨乔里安被废，8月7日被处决；里西梅尔在意大利拥有无可匹敌的权力。11月19日，里西梅尔提名利比乌斯·塞维鲁为西罗马皇帝。

公元465年 11月14日，利比乌斯·塞维鲁去世。

公元466年 尤里克推翻并杀害狄奥多里克二世，成为西哥特国王。

公元467年 阿提拉之子丹克兹克同东罗马帝国开战。4月12日，里西梅尔同君士坦丁堡经过长久协商，宣布安提莫斯为西罗马皇帝。

公元468—476年 西罗马帝国灭亡。

公元468年 6月（？），东西罗马最后一次联合远征，讨伐汪达尔王国，失败。

公元469年 丹克兹克的首级在君士坦丁堡示众；赫尔纳克是阿提拉唯一幸存的儿子，在东罗马境内多瑙河南部偷安。尤里克的部队将西哥特王国的边境向北推至卢瓦尔河。

公元472年 4月，里西梅尔宣布奥利布里乌斯为西罗马皇帝。7月11日，内战之后，里西梅尔的同伙贡多巴德杀死安提莫斯。8月18日，里西梅尔去世。11月2日，奥利布里乌斯去世。

公元473—475年 在奄奄一息的西罗马帝国境内，面对西哥特人的入侵，西多尼乌斯等人试图保卫奥弗涅。

公元473—489年 法拉米尔的侄子狄奥多里克大帝在东罗马的巴尔干半岛发动战争，东哥特超级部落诞生。

公元473年 3月3日，格利塞里乌斯成为西罗马皇帝。尤里克占领西班牙的塔拉戈纳。

公元474年 6月前，贡多巴德离开罗马，成为勃艮第人的共治国王。6月19/24日，朱利乌斯·尼波斯推翻格利塞里乌斯，任命他为萨洛纳主教；尼波斯在西罗马称帝。

公元475年 8月28日，尼波斯遭受俄瑞斯忒斯袭击，退至达尔马提亚。10月31日，俄瑞斯忒斯宣布自己的儿子罗慕路斯·奥古斯都为西罗马皇帝。

公元476年 父亲俄瑞斯忒斯（8月28日）和叔叔保罗（9月4日）被处决后，西罗马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奥多瓦卡把皇袍送到君士坦丁堡，向芝诺皇帝表示西部不再需要皇帝。尤里克的西哥特王国此时已统治除西北部外的整个西班牙半岛，兼并了阿尔勒和行省的其他地区。

公元481/482—507年 克洛维的战争统一法兰克部落，将法兰克的统治扩展到之前罗马统治的整个高卢地区。

公元482年 1月，圣人塞维林去世。

公元489—493年 狄奥多里克大帝征服意大利，打败并推翻奥多瓦卡。

[1] 黑体表示篡位者（未获得另一半帝国承认的皇帝）。西罗马帝国部分影响较小的篡位者，其势力仅限于周边，未列入表中。

词汇表

亲吻皇袍（adoratio ）：亲吻皇帝紫袍的皇家礼仪，仅较得宠的高官才享有的权利。

荒地（agri deserti ）：过去学者认为荒地曾经有人耕种，到帝国后期逐渐荒废。现在则将它看作一个征税的对象，指没有征税的土地，可能从来都没有产生过税收。

骑兵部队（alae ）：罗马骑兵辅助部队，帝国早期由非罗马公民组成。

军粮税（annona militaris ）：公元3世纪末，戴克里先治下就经济产品征收的新税，通常征收实物，但也可以折算成金币。

登基税或冕金（aurum coronarium ）：理论上，登基税或冕金是一种自愿的黄金支付方式，由各城市制成皇冠的形状，在皇帝即位和每五周年纪念日时上缴。

巴亚（Baiae）：那不勒斯湾罗马富人和名流的水疗胜地，深受叙马库斯喜爱。

蛮族人之地（barbaricum ）：对罗马帝国领土之外土地的统称。

切尔尼亚霍夫文化（Černjachov culture）：公元3世纪较晚时期及公元4世纪的物化遗存地带，分布在喀尔巴阡山至顿河之间的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及乌克兰南部。切尔尼亚霍夫文化围绕哥特人及北方其他移民部落形成，但也包括大量当地人口。

城市（civitas ）：基本行政单位，由中心城市及乡村构成，是帝国后期的特色。

杰出者（clarissimus ）：“最杰出的”。该头衔最初由罗马元老院元老独享。公元367年，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皇帝进行勋位改革后，“杰出者”成为各行各业人员——文职和军职——追求的荣誉称号。虽然字面意思是“最杰出的”，该称号在公元4世纪较晚时期产生的三个元老院元老的头衔中属于最低级别。

杰出者阶层（clarissimate）：杰出者的统称。

《银色圣经抄本》（Codex Argenteus ）：公元6世纪，乌尔菲拉的“四福音书”哥特译文的豪华抄本，现存于斯德哥尔摩的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

《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 ）：狄奥多西二世颁布的帝国法律汇编，涵盖约公元300—440年制定的新法规。

小队长（cohortales ）：罗马行省的官员，有的非常富裕。

步兵部队（cohortes ）：罗马步兵辅助部队，帝国早期由非罗马公民组成。

佃农（coloni ）：罗马佃农，罗马后期受束缚越来越多，被严格限制在已租用的土地上。

军队伯爵（comes rei militaris ）：罗马野战军的高级将官，但并非最高指挥（参见地方野战军及野战军主帅）。有的军队伯爵负责地方防卫，如阿非利加伯爵和色雷斯伯爵，有的指挥中央野战军。

宫廷卫队伯爵（comes domesticorum ）：精锐的野战军宫廷卫队的指挥官。

第三等级伯爵（comes ordinis tertii ）：“伯爵”是君士坦丁皇帝就皇帝随从设立的一个头衔，分为三个等级。

地方野战军（comitatenses ）：罗马的野战军，一部分部署在中央，一部分部署在主要边境（莱茵河、多瑙河及东部边界）。地方野战军的军饷比驻军多（参见驻军）。

执政官（consul）：最初是罗马共和时期的最高执行官，任期一年。帝国后期，执政官任期依然是一年，但由皇帝任命；执政官不再是一个行政职位，而是公共部门中仅次于皇帝的最高荣誉。

小队（contubernium ）：帝国早期罗马军队的基本构成单位，由八人组成，共享一顶帐篷。

宫廷总管（cura palatii ）：公元4世纪、5世纪，罗马宫廷的高官。

市议会（curia ）：罗马地主阶层的市议会，管理城市，其成员被称为“什长”或“市议员”。

荣誉体系（cursus honorem ）：罗马元老院元老的晋升体系。

公共交通系统（cursus publicus ）：驿站遍布的交通体系，供政府官员在罗马帝国境内旅行时使用。

归降（deditio ）：蛮族部落向罗马帝国投降，归降后缔结的和约条款可能大相径庭。

第纳尔（denarius ）：罗马银币，直到公元3世纪后期严重贬值才停止流通。

人员部署（distributio numerorum ）：《罗马帝国百官志》（参见下文）中有关西罗马的记录，记载了公元420年前后西罗马野战军的部署情况。

大型战舰（dromons ）：带有船桨的多层专业战舰，属于东罗马海军。

两个人（duumviri ）：市议会的地方行政长官。

公爵（dux ）：地方驻军指挥官。

永久租借契约（emphyteutic lease）：条件优厚，几乎允许租户无期限地以继承方式持有土地，还允许他们将租借权转卖给第三方。

搭扣（fibul）：用来固定衣服外套的装饰品。

避难中心（Fliehburgen ）：考古学德语术语，指公元5世纪帝国境内通常建于山顶的居住地，有围墙防护。

联盟（foedus ）：“和约”。由此得“蛮盟”，即“根据和约结盟的蛮族部落”，一般被现代史学家当作一个指向明确、唯一的术语，但作者认为它的含义要更复杂。

王侯之墓（Fürstengraber ）：考古学德语术语，指有大量贵重随葬品的墓葬，可能是王侯或是假称有相当地位的人之墓。

日耳曼尼亚，日耳曼人（Germania, Germani）：罗马对莱茵河到维斯瓦河一带及其居民的称呼。该地区主要由日耳曼语族部落占领，但他们在罗马时期始终未形成一支统一的力量。

短剑（gladius ）：罗马士兵特有的短剑。

士绅（honoratus ）：卸任高官。公元4世纪，越来越多的士绅进入杰出者阶层，取代市议员，成为地方的支配力量。

光荣者（illustres ）：公元4世纪后半期，在元老院元老的三个等级中级别最高（参见杰出者及显赫者）。

终身元首（imperator ）：皇帝，源自罗马共和时期军队指挥官的军衔。

士师（iudex ）：公元4世纪匈人入侵前，瑟文吉族哥特人联盟至高首领的称号。

尤格（iugum ）：戴克里先治下，帝国资产的价值单位，并非地理区划单位。尤格是计算军粮税的基础。

亚斯多夫文化（Jastorf culture）：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相对简朴的物化遗存地带，大体同当时的日耳曼人领地相当。

法学家（jurisconsult）：公元1世纪至3世纪，罗马的律师专家，可以通过判例法来进行法律革新。

财政官员（largitionales ）：帝国财政部门的官员，即神圣赠予的伯爵。

拉坦诺文化（La Tène culture）：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相对发达的物化遗存地带，大体同当时凯尔特语族部落的领地相当。

野战军团（legiones comitatenses ）：帝国后期编入野战军的步兵单位。

准野战军团（legiones pseudocomitatenses ）：驻军，公元5世纪早期被当作野战军。

《伊尼塔纳法》（Lex Irnitanum ）：罗马城镇伊尼的宪章，典型的弗拉维王朝城市宪章，定义了帝国早期多数罗马城镇的运转机制。

自由（libertas ）：带有术语“法律下的自由”之意。

驻军（limitanei ）：永久在边境驻防的军队，军饷比野战军少。

野战军主帅（magister ）：全称是“中央野战军两军统帅”，野战军的最高指挥官。中央野战军主帅统领中央野战军，高卢、色雷斯、东方及伊利里亚野战军主帅分别统领高卢、色雷斯、东方及伊利里亚主要边境的野战军。

执事官（magister officioru ）：相当于行政机构主管，属于帝国最高级别的官僚之列。

海船管理会（navicularii ）：由政府资助的货运联合会，负责运输帝国各地以实物缴纳的税收（参见军粮税）。

《罗马帝国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 ）：帝国后期军职和文职要人及部下官员的名录，记录大体截至公元395年前后，但有关西罗马的记录一部分更新至公元420年前后（参见人员部署）。

团（numeri ）：罗马后期军队单位的基本术语。

东哥特人（Ostrogoths）：法拉米尔（约公元455—467年在位）及其侄子狄奥多里克大帝（公元474—526年在位）联合几个独立部落，建立的一支较大的哥特力量。东哥特人有时被等同于公元376年抵达多瑙河的格鲁森尼人（此前由厄门纳里克率领），但这种观点有误。

廷臣（palatini ）：帝国后期的罗马官僚（出自palatium ，皇宫）。

人类的佼佼者（pars melior humani generis ）：叙马库斯称罗马的元老院元老贵族阶层为人类的佼佼者。

乡间区域，城市区域（pars rustica, urbana ）：标准罗马别墅的“乡间”区域（耕地）和“文明”区域（娱乐场所）。

贵族（patricius ）：公元5世纪，皇帝身后实际掌权的高级军官或文官的荣衔。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罗马扩张至公元3世纪危机前的帝国鼎盛时期，大致为公元1世纪后半期至公元3世纪早期。

所有者阶层（possessores ）：统治帝国的地主阶层，也是帝国服务的对象。

宫廷总管（praepositus sacri cubiculi ）：管理皇室内务的宦官。

中央野战军（praesental armies）：参见野战军主帅。

枢密大臣（primicerius notariorum ）：高级文官。

内务总管（primicerius sacri cubiculi ）：管理皇室内务的高级宦官。

少数精英（principales ）：罗马后期市议会中的少数精英人员，利用市议会为自己谋取晋升机会和利益。

跪拜礼（proskynesis ）：觐见皇帝时跪拜在地上的礼仪。

普热沃斯克文化（Przeworsk culture）：公元前最后四个世纪分布在波兰中部和南部的物化遗存地带。

财务官（quaestor ）：高级行政官员，渐渐专司法律事务。

五周年纪念（quinquennalia ）：皇帝统治的五周年庆典（参见登基税或冕金）。

埃及财政长官（rationalis Aegypti ）：掌管埃及行省的军工厂和罗马在埃及的其他事务。

接纳（receptio ）：授权移民大规模迁入罗马境内。

《公函》（Relationes ）：叙马库斯担任首都行政长官时给皇帝写的政府公函。

敕答书（rescript）：民众可以把希望皇帝裁定的事情写在纸莎草纸的上半页，皇帝把自己的回复写在下半页。每年回复几百个请求。

《神圣的沙普尔功业录》（Res Gestae Divi Saporis ）：波斯王神圣沙普尔的法令，记录沙普尔战胜公元3世纪几任罗马皇帝的伟大功业，刻写在波斯波利斯以北七公里处的洛斯达姆。

罗马性（Romanitas ）：拉丁术语，指具有典型罗马帝国风格的文化模式。

萨珊王朝（Sasanians）：近东的一个王朝，公元3世纪统一伊朗和伊拉克，形成一个可以和罗马帝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苏勒德斯（solidus ）：自君士坦丁起，罗马流通的标准金币，72个苏勒德斯等于1磅，还铸造了半苏勒德斯和三分之一苏勒德斯的货币。

汪达尔人分得的土地（sortes Vandalorum ）：公元439年占领迦太基后，盖萨里克没收罗马元老院元老兼地主的资产，将阿非利加的地产分给追随者。

显赫者（spectabilis ）：公元4世纪后半期元老院中等级别的头衔（参见杰出者和光荣者）。

龟甲阵形（testudo ）：罗马步兵的经典盾墙阵形，用以提供全方位保护。

条顿堡森林（Teutobergiensis Saltus ）：阿米尼乌斯在此伏击并摧毁瓦鲁斯率领的三个军团。

西哥特人（Visigoths）：阿拉里克一世（公元385—410年在位）联合公元376年抵达多瑙河寻求避难的瑟文吉人和格鲁森尼人，以及公元405—406年拉达盖苏斯率领入侵意大利的哥特人，形成一支更大的哥特部落，即西哥特部落。西哥特人通常被用来指公元376年前的瑟文吉人（此时的首领是阿塔纳里克），但这种观点有误。

威尔巴克文化（Wielbark culture）：公元1世纪和2世纪，涵盖波兰北部大部分地区的物化遗存地带，到公元3世纪和4世纪，向东、向南传播。

缩略词

AM：公元纪年

BC：Book of Constitutions: ed. Von Salis (1892); trans. Drew (1972)

CAH1. 12：《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一版，第12卷：The Imperial Crisis and Recovery AD 193–324, ed. S. A. Cook et al. (Cambridge, 1939)

CAH2. 7. 2：《剑桥古代史》，第二版，第7. 2卷：The Rise of Rome to 220 BC, ed. F. W. Walbank et al. (Cambridge, 1989)

CAH2. 8：《剑桥古代史》，第二版，第8卷：Rome and the Mediterranean to 133

BC, ed. A. E. Astin et al. (Cambridge, 1989)

CAH2. 9：《剑桥古代史》，第二版，第9卷：The Last Age of the Roman Republic 146–43 BC, ed. J. A. Crook et al. (Cambridge, 1994)

CAH 2. 10：《剑桥古代史》，第二版，第10卷：The Augustan Empire 43 BC–AD 69, ed. A. K. Bowman et al. (Cambridge, 1996)

CAH2. 11：《剑桥古代史》，第二版，第12卷：The High Empire 70–192 AD, ed. A. K. Bowman et al. (Cambridge, 2000)

CE：《尤里克法典》（Code of Euric）：in Zeumer, ed. (1902)

Chron. Gall. 452：Gallic Chronicleof 452：in Mommsen, ed. (1892)

Chron. Gall. 511：Gallic Chronicle of 511：in Mommsen, ed. (1892)

CIL：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CJ：《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us）：in Kreuger, ed. (1877)

CM1, 2：Chronica Minora, vols 1 and 2：ed. Mommsen (1892; 1894)

CMH1. 1：《剑桥中世纪史》（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第一版，第一卷：The Christian Empire, ed. J. B. Bury et al. (Cambridge, 1911)

CTh：《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ed. Mommsen and Kreuger (1905); trans. Pharr (1952)

fr., frr.：残篇

HE：《教会史》 (Historia Ecclesiastica)

ILT：P. Gauckler (ed.), Rapport sur des inscriptions latines de découvertes en Tunisie de 1900 à1905(Paris, 1907)

MGH：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Not. Dig. Occ.：《罗马帝国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西罗马帝国：in Seeck, ed. (1876)

Not. Dig. Or.：《罗马帝国百官志》，东罗马帝国：in Seeck, ed. (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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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演说词

P. Columbia 123：Papyri from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collection no. 123：ed. W.

L. Westermann and A. A. Schiller,Apokrimata: Decisions of Septimius Severus on Legal Matters(New York,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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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 Lat.：Latin Prose Panegyrics: ed. and trans. Nixon and Rogers (1994)

PLRE 1：A. H. M. Jones et al. (eds), 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AD260–395 (Cambridge, 1971)

PLRE 2：J. R. Martindale (ed.), 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2, AD 395–527 (Cambridge, 1980)

ref., refs：参考

s.a.：在这一年

注释

序言

1. 搭扣：学术作品通用的含义。

2. 欧洲科学基金会的这个项目产生了大量著作，也许可以反映学界的整体情况——这些著作包括大量极具启发性的论文，但没有综述性的尝试（虽然这也不是它们的目的）。

3. 这一点不言自明，20世纪10年代出版的《剑桥古代史》最后一卷和《剑桥中世纪史》第一卷有章节专门讲述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历史，突显了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瓦解是历史的必然这一普遍接受的观点。这类观点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受到质疑。

4. 作者并不是要批判诸如“罗马世界的转型”之类的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让参与者接触他人的专业研究增长知识，加深理解，促进自己的研究。该项目的海量论著也达到了这一目的。在参与项目的五年中，笔者收益颇多，对此深表感谢。

第一章 罗马人

1. 恺撒Gallic War6. 1。

2. Gallic War 3. 37.

3. 圣伯纳德山口：Gallic War3. 1–6；阿莱西亚：Gallic War 7. 75ff；乌克萨洛登纳姆：Gallic War8. 33ff。罗马军队及其训练方法，参考CAH2. 10, Ch. 11; CAH 2. 11, Ch. 9。

4. 帝国的领土仍然有所增加。到公元1世纪末，帝国兼并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部分地区——陶努斯山或韦特劳一带及内卡河地区。在图拉真皇帝治下，领土进一步扩张。公元2世纪初，图拉真发动一系列战争（公元101—102年，公元105—106年），最终将整个特兰西瓦尼亚达契亚纳入帝国版图。公元275年前，奥勒良皇帝放弃这片领土。罗马兴起的概述，参考CAH 2. 7. 2, Chs 8–10。

5. 亚克：Gallic War6. 44；阿凡历古姆：Gallic War 7. 27–8。

6. 英度鞠马勒斯：Gallic War5. 58. 4–6；卡图弗留斯：Gallic War6. 31；安毕欧瑞克：Gallic War8. 25. 1。

7. 吉本(1897), 160ff；琼斯(1964), Ch. 25。帝国衰亡的诸多解释，参考Demandt (1984); Kagan (1992)。

8. 罗马城，参考Krautheimer (1980)；奥斯提亚，参考Meiggs (1973)。本书第六章将详细讨论迦太基。帝国的概述，参考Cornell and Matthews (1982)。

9. 虽然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表面上保留了共和制的许多做法，但通常认为罗马共和国到他执政时就已经结束。甚至在其统治之前，罗马已经征服海外，因此应该被视作帝国。

10. 叙马库斯，参考Matthews (1974)；详尽评述，参考其作品的法语新译［Callu (1972–2002)］及意大利相关论著。古典时期晚期罗马元老院元老的概述，参考Matthews (1975); Arnheim (1972); Chastagnol (1960)。

11. Letters 1. 52. 1.

12. 例如：“A之后一定是B”，或者“A之后将是B”，或者“在一定条件下，A之后会是B”。

13. 帕拉迪乌斯：SymmachusLetters 1.15；精英教育的概述，参考Kaster (1988)。

14. Letters1. 1.

15. 叙马库斯演讲的保存情况要亚于其书信。现存的七篇演讲仅存于一部已经损毁的手抄本中，该抄本原本收录的演讲不止七篇。

16. 一些显贵写在空白处的评语后来被误抄进正文，给现代编辑出了个难题，他们有时需要从原文中挑出误加的评论。叙马库斯死后，马可罗庇乌斯的《萨特那里亚》以虚构对话的形式再现叙马库斯及其同僚的文学和哲学理念，将古典文化浓缩，传承给他的儿子。代代相传的学术传统保存了大量古典文本，有关其根基的研究，参考Matthews (1975), Ch. 1。

17. Homes Dudden (1935), 39。Boissier称这些书信是“拉丁语作品中最乏味的书信”，Boissier (1891), vol. 2, 183。

18. 托辞：Symmachus Letters 3. 4；常见的托辞，参考Matthews (1974), (1986); Bruggisser(1993)。

19. 恺撒，参考Adcock (1956)；关于西塞罗的参考文献多如牛毛，例如Rawson (1975); Fantham (2004)。

20. 食物：Ammianus 27. 3. 8–9；酒：Ammianus 27. 3. 4。

21. SymmachusLetters 5. 62.

22. SymmachusLetters 6. 33, 6. 42.

23. SymmachusLetters 4. 58–62, 5. 56.

24. SymmachusLetters 6. 43.

25. 理念，参考Dvornik (1966)。帝国礼仪的概述，参考Matthews (1989), Chs 11–12; MacCormack (1981)。引文出自Ammianus 16. 10. 10。

26. 罗马法制的发展，参考Robinson (1997); Honoré(1994); Millar (1992), Chs 7–8。税收，参考Millar (1992), Ch. 4; Jones (1964), Ch. 13。

27. 罗马后期最重要的两个头衔是奥古斯都和恺撒，均源自人名——尤里乌斯·恺撒及其甥孙奥古斯都。公元4世纪，奥古斯都成为正帝的头衔，恺撒则是副帝的头衔。

28. Matthews (1989), 235.

29. ThemistiusOr. 6. 83 c–d.

30. 帝国交通的发展概况，参考Millar (1992), esp. Chs 2 and 5; Matthews (1989), Ch. 11。

31. Pan. Lat. 6. 22. 6.

32. 罗马后期军队的概述，参考Jones (1964); Elton (1996b); Whitby (2002)。

33. 官僚机构的成长，参考Matthews (1975), Chs 2–4; Heather (1994b)。

34. 大量史料记载了狄奥多鲁斯事件：Ammianus 29. 1;PLRE, 1, 898有完整列表。

35. 这一发展的深入研究，参考CAH, 2. 11, Ch. 4。

36. 例如，在叙马库斯书信中出现的同时代显贵佩特罗尼乌斯·普罗伯斯，先后担任两任意大利、阿非利加和巴尔干西部的禁卫军长官（大体相当于首席大臣），共任职8年。

37. 这一变化的概述，参考Jones (1964), Ch. 18; Dagron (1974); Heather (1994b)。

38. 特里尔概况，参考Wightman (1967)。

39. 进献冕金的演讲比普通觐见皇帝的演讲要简短，可能是数量多的缘故——帝国每个城市都要发表一篇演说。如果篇幅太长，皇帝很可能会失去耐心。

40. 关于罗马帝国城镇的文献数不胜数，研究其外形、管理及政治重要性，参考Jones(1964), Ch. 19。

41. 孔茨及摩泽尔河别墅，参考Wightmann (1967), Ch. 4。同城镇一样，别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参考Percival (1976)。

42. Letters 9. 88；这封信最早由Roda (1981)鉴明。

43. 奥索尼乌斯的拉丁学识，参考Green (1991)。奥索尼乌斯的外祖父是高卢中部埃杜维部落的大地主。他的舅舅是成功的雄辩家，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任教，学生是君士坦丁的皇室成员。奥索尼乌斯很少提及父系亲人，人们因此猜测，其父系亲人的地位可能没有这么显赫，但奥索尼乌斯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在高卢西南部拥有地产，他的叔叔经商，十分富有。

44.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是唯一理想的生活，离群索居的人必定缺乏理性。“傻瓜”一词（idiot）源自希腊语（idiotes），指有意回避这种地方群体的人。

45. Gonzalez (1986); trans. M. H. Crawford.

46. 别墅一般分为pars rustica（“乡间区域”，耕地）和pars urbana（“城市区域”，文明生活区）。城市区域包括招待同僚的宽敞会客厅，还有浴室。这样一来，别墅里的生活就丰富多彩。罗马化过程中理念的调整，参考Woolf (1998); Keay and Terrenato (2001); D. J. Mattingly (2002)。

47. SymmachusLetters 1. 14.

48. 以下三处引文出自《摩泽尔河II》161–7, 335–48, 399–404。

49. 昆体良对拉丁传统的贡献，参考Leeman (1963)。

50. 从对叙马库斯作品的语汇索引［Lomanto (1983)］看出，他在书信中提及巴亚及其乐事近20次。

51. SymmachusLetters 1. 14.

52. 根据琼斯对这一主题的摘录［Jones (1964), 528］，到公元370年前后，“第三等级伯爵头衔依然存在，但授予对象是出身相当卑微的人，对城市坚守职责的什长和罗马的面包师联合会成员及屠户联合会成员”。

53. 奥索尼乌斯的高升，参考Matthews (1975), Ch. 3。

第二章 蛮族人

1. 塔西佗Annals 1. 61. 1–6。

2. Wells (2003), esp. Chs 2–3及附录，介绍阿米尼乌斯的传奇及近期考古发现。然而该作对战役的叙述却与众不同，描绘了一场仅持续一个小时就结束的大屠杀，只字未提可靠史料对这场持续四天、战线极长的战斗的记载［Cassius Dio 56. 19–22（其他史料内容于Dio一致）］。

3. Dahn (1861–1909), (1877).

4. 各边境的战略差异，参考Whittaker (1994)。

5. 科西纳在1926年版的《日耳曼的起源》中提出，“界定清晰、特征明显、界线分明的考古区域显然同特定民族和部落相对应”。科西纳的观点通过V. Gordon Childe的作品在英语世界广泛传播［V. Gordon Childe (1926), (1927)］。考古区域文化意义的重新诠释，参考Renfrew and Bahn (1991)。

6. 阿里奥维斯图斯：恺撒Gallic War1. 31–53；魏勒妲：塔西佗Histories 4. 61, 65; 5.22, 24。日耳曼早期社会的概述，参考Todd (1975); (1992); Hachmann (1971)。

7. 卜茹克特累人：塔西佗Germania 33；阿姆普斯法里人：Annals13. 56。

8. Annals1. 68.

9. Elton (1996b), 66 –9.

10. Strabo 4. 5. 3.

11. 中国的扩张，参考Lattimore (1940)。奥必达文化概述，参考Cunliffe and Rowley (1976); Cunliffe (1997)。亚斯多夫文化概述，参考Schutz (1983), Ch. 6。日耳曼人接受拉坦诺文化模式，参考Hachmann et al. (1962)。关于罗马帝国扩张的著述不计其数，其概况参考CAH 2. 9 esp. Ch. 8a; CAH 2. 10 esp. Chs 4, 15; Isaac (1992), esp. Ch. 9; Whittaker (1994), Chs 2–3。现代研究表明，这一过程远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具有规划性。

12. Trans. Dodgeon and Lieu (1991), 43–6, 50, 57.

13. 罗马帝国早期近东历史的概述，参考Millar (1993)。

14. Chronicon Paschale, 510.

15. 萨珊王朝的改革，参考Christiansen (1944); Howard Johnson (1995); McAdams (1965); Dodgeon and Lieu (1991)。

16. 所有数据：阿伽提亚斯History5. 13; John LydusOn the Months(de Mensibus) 1.27。详述：Jones (1964), 679–86（倾向于认为戴克里先后增加到60万）；Hoffmann (1969); Elton (1996a); Whitby (2002)。MacMullen关于驻军效率低下的观点广为人知，MacMullen (1963)，但已被推翻。

17. 没收城市税收，参考Crawford (1975)，依然存在争议。君士坦提乌斯向阿非利加退回四分之一税收，瓦伦提尼安一世和瓦伦斯向所有城市退回三分之一税收，参考Jones (1964), Ch. 19。

18. 措施，参考Jones (1964), esp. Ch.13 and 623–30。

19. 公元363年罗马的惨败属于例外，由尤里安皇帝野心过大导致，我们稍后会再次提到。公元4世纪，罗马同波斯的关系，参考Dodgeon and Lieu (1991); Matthews (1989), Chs 4 and 7。

20. 公元3世纪事件的介绍，参考Jones (1964), Ch. 1; Drinkwater (1987)。

21. 此处引文出自Ammianus 28. 5. 4，以下两处引文出自28. 5. 7。

22. 同时代的两位御用演说家都提到这一情况（Pan. Lat. 7. 10ff.; 10. 16. 5–6），被载入公元4世纪的一部重要编年史：Eutropius 10. 3. 2。

23. Relatio 47.

24. ThemistiusOr. 10. 131b–c。德密斯修及其政治生涯，参考Heather and Moncur (2001), esp. Ch. 1。

25. 罗马对蛮族人的定位直接源自希腊，参考Dauge (1981); Ferris (2002)。

26. 胜利的重要性，参考Calo Levi (1952); McCormick (1986)。

27. ThemistiusOr. 5. 66a–c；战役，参考Matthews (1989), Ch. 7; Smith (1999)。

28. Themistius Or. 6. 73c–75a.

29. 以下两处引文出自ThemistiusOr. 10. 205a–b and 10. 202d–203a。

30. 君士坦丁一世和瓦伦斯分别于公元332年和公元369年同哥特人签订和约，对不同形势的全面分析，参考Heather (1991)。ThemistiusOr. 8. 116，发表于公元368年3月，提到伊比利亚首领巴库里乌斯抵达瓦伦斯的指挥中心，科斯罗埃斯的军事行动在哥特战争之时就已经开展。阿米安记载了公元4世纪的另一次水上会谈，Ammianus 30.3。

31. 公元369年和约被认为是战争的合理结局：Ammianus 27. 5. 9；Zosimus 4. 11. 4。甚至在公元4世纪50年代打败阿勒曼尼人之后，尤里安皇帝仍将岁赐写入他同各首领协商的条约中，参考Heather (2001); Klöse (1934)。自公元332年君士坦丁一世战胜哥特人以来，哥特部落在四次战役中都提供了约3000人的军队（这并不是个小数目，远征军可能有2万—3万人）：公元348年（LibaniusOr. 59. 89），公元360年（Ammianus 20. 8. 1），公元363年（Ammianus 23. 2. 7），以及公元365年（Ammianus 26. 10. 3）。

32. 雕像：ThemistiusOr. 15. 191a。誓约：Ammianus 27. 5. 9。使用人质，参考Braund (1984)。文化影响并不能保证获得理想效果。在此三个半世纪前，阿米尼乌斯在辅助部队中担任罗马官职，之后密谋摧毁瓦鲁斯的军队。

33. 两部抄本，分别参考Tjäder (1972); Gryson (1980)。

34. 有关乌尔菲拉的两个重要史料——奥森丢的书信和菲洛斯特吉乌斯教会史fr. 2. 5——就其神职受任日期和到哥特人之地任职时间的记录有出入。作者倾向的解决方案的依据，参考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Ch. 5。公元7世纪阿瓦尔人中的罗马俘虏居住区，参考Miracles of St Demetrius 285–6。

35. 乌尔菲拉死后，其他信徒也致力于传播使徒书信，然而《银色圣经抄本》的“四福音书”大体完好地保存了乌尔菲拉的翻译，Friedrichsen (1926), (1939)。在乌尔菲拉之前，哥特人曾经出于占卜等有限目的，使用过如尼文，但哥特语没有文字形式。乌尔菲拉首先以希腊语为基础，加入个别哥特发音，设计出一套字母，然后用自己创造的文字翻译《圣经》。

36. 教义之争的概况，参考Hanson (1988); Kopecek (1979)。

37. 数据：Ammianus 16. 12. 26 and 63；战役：Ammianus 16. 12。

38. 和约内容及实施，参考Heather (2001)。

39. 切诺多玛：Ammianus 16. 12；马克里阿努斯：Ammianus 29. 4. 2；阿勒曼尼战争，勃艮第战争及法兰克战争：Ammianus 28. 5. 9–10, 30. 3. 7。

40. 一般认为只有两支部落——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但这种观点已经落伍。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看到，通常将瑟文吉人等同于西哥特人的做法站不住脚，后者是公元4世纪90年代阿拉里克在罗马领土上成立的部落。

41. 有文字史料和考古遗物可以为证［Heather (1996), Ch. 3］。

42. 有少量考古证据，但语言学证据更有力。公元5世纪和6世纪初的勃艮第语明显属于东日耳曼语，而非西日耳曼语，尽管他们当时居住在西日耳曼［Haubrichs (forthcoming)］。

43. 法兰克部落：图尔的圣格列高利Histories2. 9。斯特拉斯堡：Ammianus 16. 12。切诺多玛及马克里阿努斯：本章注释39。瓦多马里乌斯：Ammianus 21. 3–4。有史料称阿塔纳里克“士师”［安布罗斯《圣灵》（On the Holy Spirit）序言17］，瑟文吉联盟包括一些次级“首领”（日耳曼语reiks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翻译，意思是“贵族”，而非“统治者”）。

44. 韦斯特和费德森－维尔德，参考Van Es (1967); Haarnagel (1979); Heather (1996), Ch. 3。

45. 波兰：Urbancyzk (1997), 40。哥特陶器和梳子：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Ch. 3。玻璃：Rau (1972); Hedeager (1987); Heather (1996), Ch. 3。

46. Heather (1996), 65–75.

47. 瑟文吉人：Wolfram (1988), 62ff。

48. Heather (1996), 66, 70–2.

49. Ørsnes (1968); Hedeager (1987).

50. Ammianus 16. 12. 60.

51. 《圣萨巴受难记》(Passion of St Saba) 4. 4, 7. 1–5。

52. Annals13. 57.

53. 欧洲大陆的证据：Heather (2000); Wickham (1992)。盎格鲁－撒克逊人：Harke (1990)；一部分墓葬里有武器的墓主可能没有参加过战争，其中有一位身患先天性脊柱裂，连行走都不可能。

54. 自由民参加日耳曼军队，可在公元6世纪和7世纪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的法规，以及公元5世纪和6世纪的文字史料中找到证据：Heather (1996), App. 2; Heather (2000)。

55. Wormald (1999), Ch. 2.

56. Passion of St Sabapassim.

57. 塔西佗Annals12. 25。

58. Ammianus 17. 12. 9.

第三章 帝国的局限性

1. Ammianus 28. 6. 26.

2. 可能是公元364年瓦伦提尼安即位时欠发放的赏金。公元369年，叙马库斯向瓦伦提尼安进献冕金（见本书第一章）。这些进贡得来的冕金被支付给军队。

3. 军队指挥官吃空饷：Jones (1964), Ch. 19。侵吞资金：SymmachusRelationes23。Mac- Mullen (1988)对文献记载的欺诈行为进行了编目。

4. LibaniusLetters. 66.2 trans. in Norman (1992) asLetter52。德密斯修关于皇帝亲信的言论：例如Or. 1. 10c ff.。关系及职位：Matthews (1975), esp. Chs 1–2。

5. 海外税收和政治影响力之间的联系推动了罗马帝国的建立（见本书第二章）。该结论同样适用于大英帝国：Ferguson (2001)。瓦伦提尼安一世及腐败：Ammianus 30. 9。

6. Roberts and Turner (1952), 104–56对狄奥法内斯文档进行了编辑和讨论。

7. Chanel No. 5配制过程中也用到麝香。

8. 从包括叙马库斯书信在内的大量书信集中可以看出，其原始书信都是以这种方式存放的。早期教皇的文档，通常认为可以反映罗马后期的政务，当然也是以这种方式运作［Noble (1990)；Markus (1997), App.］。要想找到文档，人们必须知道它的年份，因为没有注明类别或地点。君士坦丁堡的帝国文档，参考Kelly (1994)。

9. 每个城市的土地资源以尤格为单位进行划分，以此决定税额。尤格不是面积单位，而是价值单位，因此一尤格的优质土地比一尤格的劣质土地面积要小。中央认定每尤格土地的年产出相当，征收同等税赋。每个城市的尤格总数由中央政府决定，需要进行农业资产的全面调查（史料中对此颇有微词）。帝国各地的做法并不一致。在叙利亚，评税员区分三种品质的农耕地和两种类型的橄榄树林。其他地区则采用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区分农耕地和放牧区。在埃及和北非，没有进行重新评估，而是将已有的土地评测同新的税收单位结合起来，一方面是因为重新评估困难重重，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可能会引起反抗。同样，帝国各地人头税的征收也有差别，有的城市和乡村平民一律缴纳，有的只是乡村平民缴纳。罗马税收，参考Jones (1964), Ch. 13。

10. 例如，地方地主为了获得宪法赋予的公民权，一心建造公共建筑，不惜举债。在这种背景下，西班牙的伊尼铜牌就格外耐人寻味。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都没能界定其遗址，附近的遗存也微不足道。人们不禁会想，伊尼是否只是一个名义上或法律上的城镇？

11. P. Columbia123; Millar (1992), 245; Honoré (1994).

12. CTh1. 2.

13. 参考Jones (1964), Ch. 25。琼斯的分析深入透彻、条理清晰。更早的一些著作在表述这个观点时措辞更激烈：Rostovtzeff (1957);CAH1. 12, esp. Ch. 7;CMH 1. 1. esp. Ch. 19。

14. “市议员大逃离”的正确理解，参考Jones (1964), 737–63。法规，参考CTh12. 1。

15. 荒地：Jones (1964), 812–23。防止佃农迁徙：Jones (1964), 795–812。

16. 柴林科的发现，参考Tchalenko (1953–8)。后来研究表明，柴林科关于这些村庄兴盛原因的部分结论有待修订，但蓬勃发展的基本事实毋庸置疑［例如Tate (1989)］。

17. 争议较多的是500万还是800万人口。

18. 实地调查：Lewitt (1991); Whittaker and Garnsey (1998); Ward Perkins (2000)；Duncan Jones (2003)。

19. 在中世纪英格兰（约1300年前），随着人口增长和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加大，对农奴的束缚加强，但在黑死病爆发后，地主阶层需要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土地，对农奴的束缚又放松了。“荒地”的重新诠释：Whittaker (1976)。税收及维持生计的耕作：Hopkins (1980)。

20. 特里尔、安条克及君士坦丁堡这样的首都城市，以及小亚细亚西南部阿弗罗狄西亚等地方首府。关于这一变化的研究，参考Jones (1964), Ch. 19; Roueché (1989)。

21. 一些古代史学家用希腊语派生而来的“euergetism”——善举——来描述罗马早期地方的这种竞争行为。公元1世纪至2世纪中期存留下成千上万块碑刻。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善举。

22. LibaniusOr. 42. 24–5.

23. 候补名单：CTh6. 30. 16; Libanius Letters358–9, 365–6, 362, 875–6。问题的重新审视：Heather (1994b)。

24. 主要受到冲击的是小城镇里的建筑人员和石匠。

25. 效率：Elton (1996a); Whitby (2002)。瑟文吉族哥特人等蛮族部落派遣部队参战（见本书第二章）。公元382年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罗马招募大量安置在罗马领土上的蛮族部落，这些部队成为一股股政治离心力（见本书第四章、第五章）。一些蛮族血统的指挥官兼政客逐渐掌握大权，传统争论一直聚焦在他们的行为及忠诚度上。和斯提利科一样，虽然被称作“蛮族人”，这些人中多数是第二代移民，因此是罗马人。不管怎样，他们丝毫没有不忠的行为。斯提利科，参见本书第253页及其后。

26. Gibbon (1897), vol. 4, 162–3 (fromGeneral Observations on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27. Liebeschuetz (1972), 37–8, 104–5.

28. 钱币：Calo Levi (1952)。乌尔苏卢斯：Ammianus 20. 11. 5 and 22. 3. 7–8。降低税款：Jones (1964), 462ff.，作者认为这是人之常情，琼斯过度解读了。

29. 文法学家：AugustineConfessions, esp. books 2–4 passim。近年来，学界对这种文化变革以及梅拉尼亚和诺拉的保利努斯进行了深入研究，参考P. R. L. Brown, esp.(1981), (1995); Markus (1990); Trout (1999)。

30. 公元408年的CTh 16. 5. 42禁止异教徒担任公职。基督教化帝国的理念，参考Dvornik (1966)。

31. 抄本：Matthews (2000), Ch. 3。

32. 时任皇帝有两位，西罗马的瓦伦提尼安三世和东罗马的狄奥多西二世。

33. 埃及的纸莎草纸文献保存了一些欢呼语句的证据：Jones (1964), 722ff。

34. 学界一直关注于帝国的基督教化，因此对基督教罗马化的研究还有待全面开展，参考Jones (1964), Ch. 22; Markus (1990)。

35. 公元7世纪，希腊东正教会和叙利亚东正教会——后者通常被误称为基督一性论者——不和，是导致阿拉伯人控制东罗马的部分原因。从这一方面看，吉本的观点确实比较容易让人接受。但宗教不满在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占领西罗马的过程中则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

36. 公元4世纪的几任皇帝小心翼翼，逐渐将上层社会基督教化，参考Brown (1995); Bradbury (1994); Barnes (1995); Heather and Moncur (2001), esp. Ch. 1。

37. “宪章”是皇帝敕令的正式术语。

38. 而不是用速记的方式。罗马后期的官僚语言采用多种方式加快书写速度，但速记有出错的风险。

39. Dvornik (1966); Barnish (1992), introduction; Heather (1993).

40. 详情参考Matthews (2000), esp. Chs 4–5。

41. Matthews (1986)探讨了叙马库斯如何在罗马公共部门规范的重重限制下提出批评和异议。

42. 奥古斯丁的教育，参考Brown(1967), esp. Chs 3–4。

43. 阿弗罗狄西亚和埃及的小队长：Roueché(1989), 73–5。律师职业：Jones (1964), Ch. 14。来自上层社会的第一代主教：McLynn (1994) and Van Dam (2003)；满腹经纶的奥古斯丁对北非偏远地区主教的冲击，Brown (1967), esp. Chs 17–19。

44. 在大城市，马车竞赛分为四队，或是四派：绿队、蓝队、红队和白队。这些车队高度组织化，偶尔还能被调动，尤其是在叛乱时，施加政治压力或行使民事职能。

45. 马拉塔库普勒尼人：Ammianus 28. 2。

46. Letters1. 1–5 (上文引文出自1. 5. 2)。地产管理的其他书信：2. 30–1; 5. 81, 6. 66, 6.81, 7. 126。罗马后期另一个“提高”的例子是佩拉的保利努斯Eucharisticon 187–97。

47. 例如Letters 2. 87, 6. 11。

48. Letters2. 13 (指公元389年的CTh4. 4. 2); 6. 2, 11, 27; 7. 12.

49. Letters1. 6.

50. Letters6. 3；其他提到婚姻的内容：4. 14, 4. 55, 9. 83, 106, 107。

51. “奥尔菲图斯事件”，参考Symmachus Relationes 34。

52. 普通书信：Letters 1. 74; 3. 4; 4. 68; 5. 18; 6. 9; 5. 54; 5. 66。公函：Relationes 16, 19, 28, 33, 38, 39, 41。

53. Letters1. 12（写给他的父亲）。西西里浴室：1. 10, 2. 26, 2. 60, 5. 93; 6. 70, 7. 7, 7。

54. 秋天的巴亚：Letters1. 7;1. 3。公元396年的“旅行”：5. 21, 93; 7. 24, 31, 69; 8. 2, 23, 27, 61; 9. 111; 9. 125。其他提及地产的书信：1. 5, 2. 59, 3. 23, 3. 50, 7. 35, 7. 59, 9. 83。

55. 尽管叙马库斯认为狩猎是一种幼稚的消遣：Letters4. 18。

56. 忙碌不休：Letters1. 35; Letters1. 24（里面提到一份礼物——普林尼《博物志》），3.11（亚里士多德《雅典宪制》的拉丁译文），4. 20（同儿子一起学希腊语）。

57. Letters 2. 47, 48; 3. 4; 3. 23.

58. 日常嘘寒问暖的书信：询问饮食，Letters6. 32，6. 4及6. 29；询问大体情况，1. 48, 2. 22, 2. 55, 5. 25, 6.20。

59. P. Ital.10–11表明罗马财产转让十分复杂，只有当新主人在相关城镇进行财产登记后，合法交易才算完成。

60. Priscus fr. 11. 2, pp. 267–73.

61. 同罗马法的课程一样，《狄奥多西法典》的标题本身很能说明问题，例如购买合同、嫁妆、遗产。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引介的新课程及之前的已有课程，参考Honoré (1978), Ch. 6。18世纪英格兰：Linebaugh (1991), esp. Ch. 3。

62. 例如，狄奥多西一世就大肆宣扬，他恢复前任皇帝瓦伦斯治下破产的元老院元老家族的地位（ThemistiusOr. 16. 212d; 34. 18）。

63. ThemistiusOr. 8. 114d.

第四章 多瑙河上的战争

1. 本章引文如没有另做说明，均出自阿米安第31卷，此处引文出自31. 4. 3。

2. 20万人：Eunapius fr. 42; Lenski (2002), 354–5。公元5世纪70年代，一支约1万名战斗人员的哥特力量赶着至少2000辆载满家当的车，拖家带口，缓缓迁徙（Malchus fr. 20）。瓦伦斯在哈德良堡向哥特人进攻，以为自己面临的哥特人只是瑟文吉人，约1万人（Ammianus 31. 12. 3）。作者估计的数字是以此为依据的。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比通常为1 : 4或1 : 5，表明瑟文吉人总共约5万人。证据显示与格鲁森尼人的数量相当。

3. Ammianus 31. 2.

4. 参考Maenchen-Helfen (1973), Chs 8–9。

5. 头衔，而非名字。

6. 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多，其概况，参考Maenchen-Helfen, (1945); Twitchett and Loewe (1986), esp. 383–405。

7. JordanesGetica 24. 123–6；故事，参考Vasiliev (1936)。20世纪评论：Bury (1928)。

8. 匈尼特人和笈多人，参考Encyclopaedia Iranica: Yarshater (1985–2004, ongoing)。

9. Ammianus 31. 3. 2：“他结束自己的生命，从恐惧中解脱。”

10. Ammianus 31. 3. 7如此描述这些防护墙，“自格拉苏斯河（今普鲁特河）至多瑙河，围绕提法里（奥尔特尼亚）”。作者观点的论证，见Heather (1996), 100。

11. Ammianus 31. 4. 12.

12. 传统上认为是这个时间点。Wanke (1990)主张是发生在公元376年春天，但理由不充分。Lenski (2002), 182ff., 325f.认为是在初夏，其依据是，公元376年夏天，瓦伦斯敢强硬对待波斯是因为有哥特人加入。然而，在得知多瑙河再次陷入危机后，皇帝还会有意在亚美尼亚挑起冲突，作者认为这不可信。因为公元4世纪60年代后期，这位皇帝是先打理好巴尔干前线，才去同波斯交锋的（见本书第二章）。在作者看来，这一点证明瓦伦斯已经在东部采取行动后，哥特人才抵达多瑙河的。因此抵达时间最早也是在公元376年夏末。

13. Ammianus 31. 3. 8.

14. Ammianus 31. 3. 3.

15. 是年，匈人自高加索发动大规模进攻，并非在多瑙河一带（参见本书第234页及其后）。

16. Ammianus 31. 2. 8–9; Zosimus 4. 20. 4–5.

17. 匈人弓的考古证据，Harmatta (1951); Laszlo (1951); Bona (1991), 167–74。反曲弓历史及最远射程记录，Klopsteg (1927)。Kooi取代Klopsteg，用数学模式计算杀伤力，参考Kooi (1991), (1994)。访问其网站www.bio.vu.nl / thb / users / kooi，阅读相关内容。影响弓性能的因素包括手臂长度、材料弹性、拉弓长度、箭矢重量、弦的重量及弹性。

18. Olympiodorus fr. 19.

19. JordanesGetica49. 254，转自普里斯库斯。

20. Laszlo (1951); Harmatta (1951).

21. 史料：Ammianus 31. 4. 4; Eunapius fr. 42; SocratesHE 4. 34; SozomenHE6.37。多数史料大体一致，但阿米安的记录更详细，尤纳皮乌斯更强调哥特人的叛乱。

22. 阿米安认为接纳利米甘特人十分必要，“［通过接纳利米甘特人］君士坦提乌斯将获得更多能生儿育女的臣民，将召集一支强大的新兵”，不禁让人想起公元376年接受哥特人时给出的理由(19. 11. 7)。

23. St Croix (1981), App.III详尽列出已知移民时间。斯基利人的故事，SozomenHE9.3;CTh 5. 6. 3。罗马政策及文献，参考Heather (1991), 123–30。

24. 引文出自Ammianus 10. 11. 10–15。

25. Ammianus 31. 5. 9.

26. 公元376年夏，瓦伦斯对波斯的挑衅，Lenski (2002), 180–5；见本章注释12。作者认为（非Lenski的观点），这些表明哥特人抵达多瑙河发生在瓦伦斯进攻波斯之后，即最早在夏末。

27. 如果SozomenHE6.37可信，乌尔菲拉可能出任了使节，参考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104–6。

28. Ammianus 31. 4. 12.

29. 和约条款，参考Heather (1991), 122–8。有两点存在争议。有人根据SocratesHE4.33，认为瑟文吉人在公元376年以前归顺，参考Lenski (1995)。然而，这与同时代史学家阿米安记载的史实相左。Socrates生活的时代较晚，学识有限，更有可能出错。因此，作者坚持Heather (1986)中得出的结论。第二个争议在于Eunapius fr. 42关于哥特人在渡河迁入帝国境内时本应该但实际没有交出武器的记录。记录出自同一史料，该史料还称哥特人秘密发誓，不消灭帝国，永不停止。但其他史料都没有记录他们秘密誓言及私藏武器，阿米安也没有记录相关内容。很显然，尤纳皮乌斯是想借此解释哥特人后来在哈德良堡取得的胜利。在作者看来，两者都缺乏说服力。因为瓦伦斯希望利用哥特辅助部队，支援他的常规部队，而在下文我们将会看到，哥特人对帝国心存戒备，不会不携带武器迁入帝国。一些学者认同哥特人交出武器的观点，但他们中多数并不接受哥特人发誓消灭帝国的说法［例如Lenski (2002), 343ff.］，在作者看来，难免有些主观。

30. ThemistiusOr. 13. 163c，指苏格拉底，《会饮篇》(Symposium)203d。

31. Ammianus 31. 5. 5–8.

32. 罗马扣押敌军首领的其他例子：Ammianus 21. 4. 1–5; 27. 10. 3; 29. 4. 2ff.; 29. 6. 5; 30. 1. 18–21。一些学者没有考虑卢皮奇努斯收到瓦鲁斯的指令，认为他设宴时就已经不怀好意［例如Lenski (2002), 328］。

33. Ammianus 31. 4.

34. Diuque deliberans: Ammianus 31. 3. 8.

35. Ammianus 31. 5.

36. 认为哥特人可能知道到罗马和波斯的情况，这也并非言过其实。蛮族人在边界对面严密监视军队的动向（Ammianus 31. 10. 3–5），两支部落离得也不远，消息传送方便。瑟文吉人和格鲁森尼人一直保持联系，是哥特人心存戒备强有力的证据。

37. 公元376年冬至公元377年年初，瓦伦斯还可以考虑雇用哥特辅助部队同波斯作战（Ammianus 30. 2. 6），这一定是在战争爆发之前。

38. 有大量文献研究罗马巴尔干半岛各地的发展，但没有做出概述。上文综述是基于以下研究：Mocsy (1974); Lengyel and Radan (1980); Wilkes (1960); Hoddinott (1975)，及Poulter (1995), Mango (1985)等关于君士坦丁堡的专著。

39. 自Várady (1969)以来，德语史学界普遍认为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率领的格鲁森尼人是由三支规模相当的部落组成：哥特人，阿兰人和匈人（所谓的Drei Völker部落）。这种观点的部分依据是阿米安的叙述，匈人和阿兰人在公元377年秋天加入叛乱（见下文），这个时间同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加入瑟文吉人叛乱一致。这种说法荒谬至极。公元377年秋天出现的匈人和阿兰人——阿米安没有提到哥特人——同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完全没有关系。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已经到达多瑙河南部，很可能已经加入了卢皮奇努斯扣押首领后引起的叛乱。参考Heather (1991), App. B; cf. Lenski (2002), 330–1。

40. Ammianus 31. 6. 4.

41. 要塞，参考Scorpan (1980); Petrovic (1996)；驻军：Not. Dig. Or. 39。

42. Ammianus 31. 6. 5–8.

43. 根据罗马行程记录，驿站沙利西斯（Ad Salices，“柳树镇”）远在多布罗加北部。但阿米安称双方对峙发生在沙利西斯以南150公里处的马西安诺堡。叛乱之初，浩浩荡荡的哥特车队离马西安诺堡已经只有15公里。很难想象哥特人会再次折回北边。因此要塞沙利西斯（oppidum Salices）不应该等同于沙利西斯（Ad Salices）。

44. 从夏天到秋天：Ammianus 31. 8. 2。Ammianus 31. 7.叙述了公元377年的战役。

45. Ammianus 31. 10. 1，因此可能是11月初。

46. 新盟军及封锁的突破：Ammianus 31. 8.4；见本章注释39：有观点认为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是这一时刻加入佛瑞提根叛乱的。但阿米安在此只字未提格鲁森尼人。

47. 阿拉伯辅助部队，参考Lenski (2002), 335f。别墅的毁损：Poulter (1999)。

48. Ammianus 31. 11.

49. Ammianus 31. 10–11记载了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

50. 战役：Ammianus 31. 12。哥特人员损失的估值更大：Hoffmann (1969), 444 n. 138, 450–8; Lenski (2002), 339。但如果瓦伦斯本身就能派遣超过3万人的部队去攻打哥特人的话，他根本就没有必要等待格拉提安的援军，也不必担心哥特人是否全军出动。因为在作者看来，即使是哥特盟军，能够投入战斗的也不会超过2万人（见本章注释2）。

51. Ammianus 31. 16. 7.

52. Ammianus 31. 12.

53. Eunapius frr. 47–8，原始史料未能完好留存，貌似对这些城市所经历的苦难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54. Zosimus 4. 24–33依据尤纳皮乌斯的历史，清晰连贯地叙述了公元378年至382年发生的事件。但他在4. 34中又引入了关于战争的另一种说法，令之前的叙述大打折扣。意识到这一点后，作者重新建构了这段历史。大多数学者认为，格鲁森尼人单独同格拉提安和解，公元380年被安置在潘诺尼亚。但作者对此持保留意见，参考Heather (1991), 147ff. and App. B。

55. ThemistiusOr. 16. 210b–c.

56. ThemistiusOr. 34. 24手稿的关键部分有破损，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在指公元382年后哥特人被安置在马其顿，还是指达成和议前哥特人对该行省发动袭击。

57. 瑟文吉联盟之前在多瑙河北部由至高首领（iudex，士师）阿塔纳里克统领，次级首领（reiks）拥有一定自治权（见本书第二章）。此处提到的首领可能就是那些次级首领。公元376年，佛瑞提根、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在这群人中脱颖而出。

58. 该和约的重要意义：Mommsen (1910), Stallknecht (1969); Heather (1991), 158ff。

59. 自此至本章结尾，引文如没有另做说明的，均出自ThemistiusOr. 16。

60. ThemistiusOr. 14. 181b–c.

61. Zosimus 4. 32–3，参考Heather (1991), 152–5; Heather and Moncur (2001), Ch. 4；见本章注释54。

62. 这些哥特人主要是奥德提乌斯率领的格鲁森尼人：Zosimus 4. 35. 1, 38–9; ClaudianOn the Fourth Consulate of the Emperor Honorius, 626ff。

63. Poulter (1995), (1999).

64. “这些人一路征战，来到亚洲，屠杀生灵［大片土地］……在他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安顿下来。虽然完全有可能，但庞培和卢库卢斯都没能消灭他们，奥古斯都以及之后的皇帝也都没有。他们反而宽恕了这些人，并将他们纳入帝国。现在，没有人会把加拉提亚人当作蛮族人了，而是把他们当作地地道道的罗马人。因为他们虽然保留了祖先的称呼，但生活方式已经同我们的别无二致。他们同样纳税，同样应募，同样遵纪守法。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斯基泰人［哥特人］会这样吗？”（Or. 16. 211c–d）

65. Ambrose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10: 10: trans. Maenchen- Helfen (1973), 20.

第五章 上帝之城

1. JeromeCommentary on Ezekiel，第一卷序言。异教言论：AugustineSermon296；关于反应的概观，参考Courcelle (1964), 58ff。

2. 奥林匹奥多罗斯及其鹦鹉，以及后世对其作品的利用，参考Matthews (1970)；佐西姆斯在5. 26. 1将尤纳皮乌斯同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历史糅合在一起。

3. Zosimus 5. 26. 3–5.

4. 拉达盖苏斯作为哥特人：PLRE2, 934。

5. 有些难民来自肖普郎，逃离时带走了圣奎里努斯的遗体。CTh10. 10. 25 and 5. 7. 2也提到了这批难民：Alföldy (1974), 213ff。

6. ClaudianGothic War11. 363ff; 414–15; Courtois (1955), 38ff.

7. 哲罗姆提到阿勒曼尼人和夸迪人参与侵袭莱茵河（Letter123. 15）。Wolfram (1988), 387 n. 55持相似观点，但Thompson (1982b), 152–3持异议。公元5世纪的苏维汇人：Pohl (1980), 274–6。

8. JeromeLetter 123. 15。公元4世纪萨尔马提亚人：Ammianus 17. 12–13（没有参与公元406年侵袭的萨尔马提亚人继续生活在多瑙河一带［Pohl(1980), 276–7］。

9. 同瓦伦斯会合：Ammianus 31. 11. 6。帝国西部军队：Zosimus 4.35. 2。

10. SozomenHE9. 25. 1–7;CTh5. 6. 2。Thompson (1996), 63–4主张乌尔丁相对而言只是一个小人物。Maenchen-Helfen (1973), 59–72, esp. 71持相反观点——作者认为这种看法有误。

11. SidoniusPoems12.

12. 公元4世纪的勃艮第人：Matthews (1989), 306ff.；此后勃艮第人的迁徙：Demougeot (1979), 432, 491–3。

13. Zosimus 5. 35. 5–6.

14. 佩拉的保利努斯Eucharisticon377–98。

15. CTh 5. 6. 2.

16. 也许更多，因为我们不确定罗马后期每个团的具体规模。

17. 拉达盖苏斯的战斗人员：Olympiodorus fr. 9：佛提乌斯总结有“1.2万名贵族”，但通常认为这个总数有误，例如Wolfram (1988), 169–70; Heather (1991), 213–14。据奥古斯丁记载，拉达盖苏斯有“超过”10万追随者（City of God 5. 23）；奥罗修斯(7. 33. 4)，20万人；佐西姆斯，40万(5. 26)。这些说法都不具有权威性。

18. ProcopiusWars3. 5. 18–19称8万是战斗人员的数量。维塔的维克多主教生活的年代更接近，学识更渊博。他（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1. 2）提到这是总人数，首领将追随者分成80队，每队理论上有1000人，但实际规模要小一些。8万名战斗人员这个数字令人难以置信，意味着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是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的两倍。维克多和汪达尔人一同生活，虽然他的作品饱受争议，他极有可能说的是实情（维克多顺便提到，甚至连一些同时代的人也误把总人数当成战斗人员的数量）。Goffart (1980), 231–4并不认同维克多的说法，但在p. 33也推测汪达尔－阿兰联军有好几万人。

19. JeromeChronicle 2389. Orosius 7. 32. 11.

20. 有学者认为是发生在公元400年前后，甚至之前［Heather (1996), 117ff］。

21. 拉达盖苏斯：Olympiodorus fr. 9将最优秀的（optimatoi）同其他战斗人员区分开来，参考Heather (1996), App. 1。

22. 认同该观点：参考Lot (1939), 78–9; Courtois (1955), 39–40; Musset (1965), 103–4; Demougeot (1979), 415。反对该观点：参考Goffart (1980), 2ff., esp. 16–17; MaenchenHelfen (1973), 60–1, 71–2。

23. 公元376年，部分匈人袭扰多瑙河一带（见本书第四章），但他们的权力中心远在东方。

24. ClaudianAgainst Rufinu2. 26ff.记载了公元395年东罗马帝国遭受的两次威胁，一次经由高加索，一次在多瑙河；36ff.明确提到侵袭多瑙河的是阿拉里克的哥特人——不是一些人认为的是定居在西部的一支匈人部落。

25. 马赛利努斯伯爵（Marcellinus Comes）s.a. 427; JordanesGetica32. 166。

26. 这名指挥官是埃提乌斯，接下来的两章中会多次提到；七年前，他从匈人部落招募的援兵可能来自同一地区（PLRE 2, 22–4）。

27. 首领的墓葬：Priscus fr. 6. 1。阿提拉的营地：Browning (1953), 143–5。

28. 奥林匹奥多罗斯的从属关系：Matthews (1970)。海上旅行：Olympiodorus frr. 19 and 28，显然都是指同一条路线，参考Croke (1977), 353。有学者认为奥林匹奥多罗斯是出使本都［Demougeot (1970), 391–2］。但我们知道，公元409年，霍诺留正等着1万名匈人赶来援救（Zosimus 5. 50. 1）。这是在战胜乌尔丁之后，表明在同乌尔丁作战之时，罗马同其他匈人就已经开始联络。人们很容易就将这种新的联盟关系同公元410年前后埃提乌斯在匈人部落做人质联系在一起（PLRE 2, 22）。

29. CTh7. 17. 1，公元412年1月28日：“我们决议向默西亚边境派遣90艘新建巡逻艇，再加派10艘维修一新的舰船；斯基泰边境范围大、面积广，将派遣110艘新舰和15艘修复完好的旧舰……应公爵之请，这些船舰将配备武器和给养，由其部下负责建造。”

30. Mango (1985), 46ff.

31. 匈人大规模迁至喀尔巴阡西部是在公元405—408年危机之时，还是在之后的十年中，其影响都大体相同。公元376年，瑟文吉人和格鲁森尼人舍弃家园，逃离黑海北部。经过一些年月，匈人抵达多瑙河下游边境。鉴于他们抵达黑海北部时，在喀尔巴阡东部引发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公元410—420年匈人入侵匈牙利大平原，也必然会在西部引起剧变。

32. 公元401—402年，斯提利科在意大利抵御侵袭时，从高卢和不列颠抽调兵力。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这次也采用了同样的做法。

33. 招募的阿兰人可能来自雷提亚北部（ClaudianGothic War, 400–3）；匈人是由乌尔丁派遣的，此时的乌尔丁还依然顺从。

34. Orosius 7. 37. 37ff.

35. Commonitorium2. 184.

36. 最后两处引文出自阿基坦的普罗斯珀（Prosper of Aquitaine）Epigramma17–22; 25–6。Roberts (1992)介绍了他的诗作，参考Courcelle (1964), 79ff。

37. HydatiusChronicle49.

38. Wars 3. 33.

39. Orosius 7. 43. 14.

40. 公元380年前后，佛瑞提根率领的哥特人在马其顿劫掠了三年后，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见本书第四章）。

41. Zosimus 6. 1. 2，他还直接糅合了Olympiodorus fr. 13的历史。奥林匹奥多罗斯的残篇明确记载，不列颠篡权发生在公元407年1月1日之前（霍诺留第七次担任执政官）。但佐西姆斯误解了奥林匹奥多罗斯，以为篡权发生在霍诺留第七任任期中。

42. Zosimus 6. 3（有所窜改）.

43. Orosius 7. 40. 4.

44. 这一观点获得普遍认可，但Liebeschuetz (1990), 48–85对此提出质疑。作者不认同Liebeschuetz的观点，参考Heather (1991), 193–9。

45. Orosius 7. 35. 19.

46. 阿提拉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在名义上被任命为帝国的指挥官，这样就能以发放军饷的名义向阿提拉缴纳岁贡。作者怀疑这种做法最早用在约50年前的阿拉里克身上。阿拉里克叛乱的背景，参考Heather (1991), 181–92, 199ff。

47. 作者认为此事早在公元395年叛乱爆发时就发生了。其他学者主张公元408—409年，阿拉里克的姻亲阿萨尔夫带领来自潘诺尼亚的匈人和哥特人到达意大利，加入阿拉里克后才形成一支新部落。具体日期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们摈弃了差异。两支部落的前任首领——佛瑞提根、阿拉提、萨伏拉克斯——偏向于保存彼此的差异。他们被镇压（公元382年和约），可能使两支部落的融合变得更加容易，参考Heather (1991), 213–14, App. B。

48. 两个主要史料对两次对阵的记载含混不清，参考Cameron (1970), 159ff.; 474ff。

49. 尤特罗庇乌斯倒台：Cameron (1970), Ch. 6; Heather (1988)。

50. 盖纳斯及君士坦丁堡政治：Cameron and Long (1993), Chs 5–6 and 8。西尔瓦努斯：Ammianus 15.5。阿拉里克首次涉足意大利，Heather (1991), 207ff。

51. CTh 15. 14. 11.

52. 叙马库斯最后担任公职是在公元383年，其间做了一些错误决策，包括支持篡位者马克西姆斯［Matthews (1974)］。

53. Letters 5. 51; 6. 2 and 27.

54. In Rufinem(Against Rufinu) 2. 4–6.

55. 斯提利科概况，参考Cameron (1970), esp. Chs 2–3; Matthews (1975), Ch. 10。斯提利科同阿拉里克采取的行动，参考Heather (1991), 211–13。

56. 以下两处引文出自Zosimus 5. 32. 1; 5. 33. 1–2。

57. CTh 9. 42. 20–2.

58. 斯提利科的倒台及奥林匹奥多罗斯：Matthews (1970); (1975), 270–83。

59. 据佐西姆斯记载，大屠杀之后，有3万名战斗人员加入阿拉里克，但这个数字太大，不大可信。作者怀疑佐西姆斯再次误解了奥林匹奥多罗斯。他的依据当然仍是后者，但把3万当作新招募人员的数量，而这个数字实际是阿拉里克包括新兵在内的所有武装力量的总数。作者猜测，3万是新增人员加入后阿拉里克部队的大概兵力，即公元376年入侵的格鲁森尼人和瑟文吉人各1万人，再加上斯提利科吸纳进罗马军队的1万多拉达盖苏斯余部。

60. 以下两处引文出自Zosimus 5. 48. 3 and 5. 50. 3–51. 1。

61. 阿拉里克涉足意大利之前，同萨鲁斯曾有过争执（Zosimus 6. 13.2）。萨鲁斯死在阿萨尔夫手下（Olympiodorus fr. 18），西格里克又从阿萨尔夫一家的被害中渔利（Olympiodorus fr. 26. 1）。

62. 罗马遭劫的前因，参考Matthews (1975), Ch. 11; Heather (1991), 213–18。

63. 李维5. 41. 8–9。Courcelle (1964), 45–55收集了有关阿拉里克洗劫罗马的史料。

64. 自此至本节末，引文如没有另做说明，均出自St AugustineCity of God，此处出自3. 17。

65. City of God, 2. 19–20.

66. “统治欲望”引自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Catiline War 2. 2；引文出自City of God3. 14。

67. 引文出自City of God, 2. 29。奥古斯丁继续写道：“这些敌人中有的将成为［圣城］的市民。对这些人，她应该宽容隐忍，直到他们承认自己的信仰。同样，上帝之城在今世的朝圣途中，会有人和她一同行圣礼，但他们不会像她那样获得圣徒永恒的荣耀。”（City of God, 2. 34–5）

68. 引文出自City of God, 2. 18。City of God的概述及人们对罗马遭劫的反应，参考Courcelle (1964), 67–77; Brown (1967), Chs 25–7。

69. 以下五处引文出自鲁提利乌斯（Rutilius）De Reditu Suo。本诗译文，参考Keene and Savage-Armstrong (1907)。旅程及形势，参考Cameron (1967); Matthews (1975), 325–8。

70. 太阳神，乘坐由骏马拉的马车，在天空驰骋。

71. Carmen de Providentia Dei部分译文及全面分析，参考Roberts (1992)。

72. 通常用全称——虽然一般会省略弗拉维乌斯，避免和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混淆。其政治生涯，参考PLRE2, 321–5，Matthews (1975), Chs 12–14。

73. Olympiodorus fr. 23.

74. 该篡位者并非公元387年败在狄奥多西一世手下的马格努斯·马克西姆斯，而是同名但较鲜为人知的一个角色。

75. Matthews (1975), 313–15（地点还有待考证）.

76. 提高军饷，参考Sivan (1985)。Sivan认为发生在公元416年，但这更有可能是在此之前就已经采用的一项举措，以此激励正在对抗蛮族人但曾追随过篡位者的部队。

77. Orosius 7. 43. 2–3.

78. Fr. 24.

79. 西格里克，见本章注释61。君士坦提乌斯及哥特人，参考Heather (1991), 219–24。一斗（modius）相当于四分之一蒲式耳。

80. Chronicle24.

81. 教会史学家菲洛斯特吉乌斯借鉴了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历史。此处是依据公元9世纪的佛提乌斯对菲洛斯特吉乌斯记载的综述，参考HE12. 4–5，或者Olympiodorus fr. 26. 2。

82. 公元5世纪40年代的北非，参见本书第346—347页。帝国境内蛮族安置地区的经济模式，参见本书第506—507页。

83. 上一代中的两位杰出史学家——Thompson教授（叛乱农民）和Wallace-Hadrill教授（撒克逊海盗）——几乎就此争执起来，参考Thompson (1956)；Wallace-Hadrill (1961)。作者重点推荐Thompson (1982c)的附录。该附录开篇是：“很不幸，1961年就此问题的讨论因J. M. Wallace-Hadrill有失周全的几页文章陷入混乱……”

84. 有学者指责君士坦丁堡当局没有鼎力相助，但这种看法有误：Demougeot (1951), esp. pt III提出的东西罗马彻底分裂的时间过早。Kaegi (1968), Ch. 1, and Thompson (1950)的说法更合理一些。君士坦丁堡同西罗马，参见本书第九章。

85. 虽然多数学者认为匈人辅助部队最终确实出现了，但Maenchen-Helfen (1973), 69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前来助战。作为协议的一部分，青年时的埃提乌斯到匈人中做人质，表明这种协商关系有其意义。接下来的几章会多次提到埃提乌斯。

86. 帝国富余的农产品可以认为是在地主阶层（以地租形式）和当权者（以税收形式）之间进行分配的。为了满足安置地区的哥特人，君士坦提乌斯也许会愿意放弃帝国在加伦河河谷的富余农产品，这样该地区的税收（以及公有土地的地租）就能分配给哥特人，换取他们的支持。北非的情况也类似。

87. 此处引文及下一条引文出自Zosimus 6. 5. 2–3; 6. 10. 2。

88. 防御撒克逊海盗，参考Pearson (2002); Campbell (1982), Ch. 1; Higham (1992), esp.Chs 3–4; Salway (1981), Ch. 15。

89. De Reditu Suo1. 208–13.

90. 证据大体相同，但Matthews (1975), 336–8的观点没有这么乐观。直到公元457年，科隆和特里尔才落入法兰克人手中（Book of the History of the Franks 8）。

91. CTh11. 28. 7 and 12.

92. Not. Dig. Occ. 5 and 6; 7.

93. 时间清晰可辨，因为在每个编目下，军队按照创建时间排序，有大量军队以出生在公元419年7月的瓦伦提尼安（君士坦提乌斯和普拉西提阿之子）命名，参考Jones (1964), App. II。

94. 罗马后期军团的规模不确定（参见本书第72页），因此无法做出更精确的估计，但每个团最少有500人。

95. 至于哈德良堡战役之后损失的兵力，我们无法确定一个团损失多大百分比的兵力后才能进行重组（参见本书第209页）。

96. 《罗马帝国百官志》及西罗马军队，参考Jones (1964), App. III, Bartholomew (1976)。

97. Eucharisticon302–10.

第六章 走出阿非利加

1. Ammianus 22. 7. 3–4.

2. Fr. 33.

3. Ammianus 28. 1. 24–5.

4. 皇室礼仪及尤里安有失体面的行为，参考Matthews (1989), Chs 11–12; MacCormack (1981)。任命模式，参考Matthews (1975), passim, Matthews (1985), esp. Matthews (1971) and (1974)。

5. Fr. 11.1.

6. 罗马式政权更替，例如瓦伦提尼安一世死后的风波，参考Matthews (1975), 64ff。

7. Ammianus 27. 22. 2–6.

8. 例如，利巴尼奥斯的书信中就有一些出人意料，对潜在的保护人措辞咄咄逼人，要求他们拿出点本事，参考Bradbury (2004),Letters2, 5, 8, 9 etc。

9. 两名指挥官被判流放，但在途中被杀。

10. 据The Annals of Ravenna记载，暗杀发生在公元413年3月7日，但似乎应该比这更晚。通常11月到来年3月船只都不会往返于迦太基和意大利之间。而且此前赫拉克良还需要登陆，战败，返回阿非利加。他可能是在3月7日抵达意大利，参考Orosius 7. 42. 12–14;PLRE2, 540。

11. Olympiodorus fr. 33.1.

12. 加拉·普拉西提阿，参考Oost (1968)。

13. Fr. 38.

14. PLRE2, 1024.

15. Olympiodorus fr. 43.2.

16. 奥林匹奥多罗斯，参考Matthews (1970)，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历史，参考Matthews (1975), Ch. 15。

17. Prosper Tiro s.a. 425;Chron. Gall. 452 no. 102。6万这个数字太大，不大可能。

18. 埃提乌斯、费利克斯和伯尼菲斯，参考PLRE2, 23–4, 238–40, 463–4。作者讨论埃提乌斯所依据的二手史料：Mommsen (1901); Stein (1959), Ch. 9; Zecchini (1983); Stickler (2002)。

19. PLRE2, 22–3.

20. Ammianus 31. 2. 25.

21. 汪达尔部落没有法典存留下来，但普罗科匹厄斯在记录拜占庭征服时顺带提到，此时其他日耳曼部落有两个界限分明的军事等级。作者认为是“自由民”和“解放的奴隶”（见本书第二章）。汪达尔人起源于普热沃斯克文化，该文化遗存也表明汪达尔人的社会结构同其他记载更翔实的日耳曼部落相比，没有明显的差异。游牧民族稍欠稳定但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参考Cribb (1991)。

22. Gregory of ToursHistories2. 9.

23. Chronicle 42, 49, 67–8, esp. 68:Alani qui Vandalis et Sueuis potentabantur:“统治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的阿兰人。”

24. HydatiusChronicle68.

25. 取决于维塔的维克多在多大程度上夸大了事实，参见本书第229—230页。首领的正式头衔，参考Wolfram (1967)。

26. 关于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西班牙行径的叙述主要依据伊达提乌的Chronicle。现存版本该如何编辑还存在争议，影响年代的鉴定：争议概况，参考Burgess (1993), 27ff。作者此处采用的是Mommsen (1894)使用的引用系统。幸运的是，这些争论只是影响了细节，而非概观。

27. 伊达提乌生逢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四处劫掠之时，对他们颇有微词。鉴于西哥特人在公元5世纪10年代后半期欣然出兵，援助罗马击败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他们在公元422年突然叛变，其原因仍不得而知。

28. JordanesGetica33: 168.

29. Not. Dig. Occ. 25.

30. Wars 3. 3. 22f.

31. 参与协商的是元老院元老达力乌斯，他同奥古斯丁有过书信往来（AugustineLetters 229–31）。

32. 自此至本节末对历史的重构，参考Courtois (1955), 155ff。

33. Not. Dig. Occ.26.

34. 以上引文出自Victor of Vita1. 3。维克多提到维塔的潘皮尼阿努斯和乌鲁斯的曼苏图斯等主教遭受迫害。

35. Letter220; Olympiodorus fr. 42.

36. 后来抄本的配图人员把这些谷物看成颠倒的鸭子，阿非利加抓着它们的脖子，身体撅着，可能已经僵硬。

37. 1941年，陆军教育署署长在的黎波里做了关于北非罗马奇迹的讲座。听完署长激情洋溢的讲座后，一位英国第八集团军中士被年代弄得晕头转向，不合时宜地说道：“我们现在了解了这个地方；它到处都是战前埃提人建造的建筑遗迹，但我满眼看到的则是骆驼和阿拉伯人。”［Manton (1988), 139］

38. 即使是这些地区，绿洲面积也早就开始缩小：显然很早以前就已经和主流隔断了。

39. 在罗马时期，的黎波里塔尼亚也受迦太基管辖。

40. 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研究罗马北非的史学家认为意大利向北非的大规模移民是一个重要因素。当时肯定出现过移民。例如，公元前29年，迦太基重建，成为罗马的殖民地，3万名意大利人渡海来这里安家。第三军团自公元前23年起就驻扎在北非，源源不断的退伍军人在此购买农场，建筑城镇，例如迪亚纳－维特拉诺鲁（Diana Veteranorum）、提姆加德（Timgad）、特博柏-马修斯（Thurburbo Maius）和贾米拉（Djemila）。但到公元3世纪，北非600座罗马城镇中大部分居住的是本土的阿非利加罗马人。因此不能夸大移民的重要性。

41. 阿尔及利亚埃恩扎拉亚（Ain Zraia，古扎莱，Zarai）的碑刻记载，多数商品征收2%–2.5%的税，而牲畜及畜产品——织物、皮革等——征收0.2%—0.3%的税。

42. 北非的“殖民”观，参考Baradez (1949), Whittaker (1994), 145–51, Shaw (1995a), nos 1, 3, 5, 6, and (1995b), no. 7。罗马北非的概况：Raven (1993); Manton (1988)。

43. 迦太基：Ennabli (1992), 76–86。尤蒂卡港：ProcopiusWars3. 11. 13–15。

44. 相关法规：CTh13.5及6。

45. Lepelley (1979–81).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和其他地方一样，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要是公元3世纪危机中城市财政重组及其政治影响，而不是经济衰退。

46. ILT 243.

47. CIL8, 18587.法国殖民观认为是古典时期晚期的欧洲移民将新的水利技术带到北非，例如，长达50公里、北非繁荣兴盛必不可少的迦太基沟渠。但这一大型工程引来的水并不是作农用，而是满足这座城市的享乐需求，尤其是用于安东尼大浴场。

48. 马克塔尔碑刻、橄榄树及乡村的扩张：Raven (1993), 84–6, 92–6。乡村调查的发现，Mattingly and Hitchner (1995)。

49. Expositio Totius Mundi61.

50. 圆形竞技场提供各种娱乐，包括角斗（两名角斗士同九头熊搏斗，一直到死）、表现朱庇特风流韵事的演出，以及杂技等创新表演。马戏场举办备受欢迎的马车竞赛，但青年时的奥古斯丁尤其钟爱剧场。他16岁来到迦太基，“爱情在心里萌芽、滋长”。观剧的反应是：“烦闷时，我喜欢变得悲伤，寻求让我哀痛的事物。对于他人的不幸——虽然只是舞台上虚构的苦难，我挥洒的泪水越多，从戏剧中获得的快乐就越多，戏剧对我的吸引力也就越大。”（Confessions 3. 2）

51. UNESCO发掘的发现，参考Ennabli (1992)。

52. Gregory of Tours 2. 8，依据雷纳图斯·菲戈尔杜斯的作品。埃提乌斯的背景，参考Stickler (2002), 20–5。

53. Zosimus 6. 2. 4–5;HydatiusChronicle, 125, 128.

54. 巴高达，参考Drinkwater (1993); Halsall (1993)。Thompson (1956)反驳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诠释。

55. 这些作品形式各样，有拉丁散文、六步格诗、挽歌对句和Phalacean格律诗。

56. 基座及碑文留存至今（CIL6. 1724）。

57. 莫罗保蒂斯，参考Clover (1971);PLRE2, 756–8。Clover编辑并翻译了莫罗保蒂斯的诗作。

58. 以下几处引文如没有另做说明，均出自莫罗保蒂斯的Panegyrics 1 and 2。

59. 叛乱者称作“诺里人”，但这支罗马扩张前存在的部落已经消失了几个世纪，因此这些叛乱者可能是一支类似巴高达的部队。

60. 史料来自PLRE2, 166；参考Courtois (1955), 155–71; Stickler (2002), 232–47。

61. Priscus fr. 11. 1，p. 243。和解的时间和条款有争议：Maenchen-Helfen (1973), 87ff。

62. MerobaudesPanegyric1 fr. IIB.

63. 参考PLRE 2, pp. 24–5; Stickler (2002), 48ff。ProcopiusWars3. 3. 15。

64. QuodvultdeusIn Barbarian Times2. 5.

65. MerobaudesCarmenIV.

66. Nov. Val.5. 1, 6. 1.

67. Nov. Val. 9.

68. 东罗马的军队：Theophanes AM 5941。潘塔迪乌斯：CJ 12. 8. 2。评论：Courtois (1955), 171–5。

69. Panegyric2. 51–3。以下两处引文出自Panegyric2. 61–7, 2. 98–104。

70. Nov. Val. 34：公元451年7月13日。

71. 公元442年和约的基本条款：ProcopiusWars3. 14. 13; Clover (1971)。

72. Panegyric2. 25–33.

73. Carmen1. 5–10.

74. “分得的土地”会让人脑海中浮现出以下场景：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迦太基城郊打理他们的菜地，搭建棚屋，讨论着谁家的西葫芦更大。其实，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参考下一条注释。

75. Victor of Vita 2. 39.参考Moderan (forthcoming)。Goffart (1980) 67–8 n.没有仔细考虑北非的证据，而是通过类推认为公元439年后的汪达尔人安置地仅仅是重新分配行省的税收。Moderan的讨论证明Goffart的观点有误。土地问题，参见本书第507—508页。

76. 塞利斯提亚库斯：赛勒斯的狄奥多勒（Theodoret of Cyrrhus）Letters29–36; Maria: 70。

77. 这才是“分得的土地”的实际情况。不管怎样，欧洲中北部汪达尔人保留下来的农耕方法不适宜地中海沿岸地区。

78. 虽然比不上直接拥有土地，但新的承租人可以以继承的方式永久租借，这多多少少给了他们一些安全感（Nov. Val. 34）。

79. Nov. Val. 13.公元408—410年，罗马周边地区遭受阿拉里克的西哥特人劫掠，接受的税收减免程度类似（参见本书第288—289页）。

80. 减免税收是皇帝施恩的惯常做法。如果税基大，这些做法很容易就能承受。然而当时的法律规定：“个人所减免的税收将由其他人分别承担。”（Nov. Val.4）

81. Nov. Val. 7. 1.公元442年9月27日修订。

82. Nov. Val. 10.

83. 努米底亚现在要支付总税额4200苏勒德斯（旧时总额的八分之一），1200单位军饷和200单位的动物饲料。毛里塔尼亚－斯提非斯要支付5000苏勒德斯（同样是旧时总额的八分之一）和50单位的动物饲料。每单位军饷和饲料均可换算成1苏勒德斯（Nov. Val. 13）。

84. 数据，参考Elton (1996a), 120–5。即使细节有待考证，这些数据大体上正确。

85. 以下两处引文出自Panegyric 2. 55–8, 75–6。

第七章 匈王阿提拉

1. 对阿提拉的评价：Thompson (1996), 226–31; Maenchen-Helfen (1973), 94ff，是英语世界现有的两个主要评论。引文出自马赛利努斯伯爵Chronicles.a. 447.2。几年前，作者应邀修订《基督教牛津词典》的阿提拉词条。编辑要求作者根据需要进行修改，但保留“上帝之鞭”的说法。

2. 有史料称卢阿死于公元434年，但明显有误［Maenchen- Helfen (1973), 91–4］。

3. 以下三处引文出自Priscus frr. 2, 6.1, 6.2。

4. 参考Thompson (1945) and Blockley (1972)的观点。

5. 尤里安，Letter to the Athenians 279A–B; Ammianus 16. 2ff.; Matthews (1989), Ch. 6。

6. 丝绸之路城市的发展，参考Boulnois (1966)。

7. Ammianus 31. 10. 3–5记载了公元377年冬至378年年初跨境获取情报的事例。阿勒曼尼人从一名退伍侍卫嘴里得知罗马军队的行动，但他们自己也关注罗马的动向。

8. 君士坦丁七世的一生，参考Toynbee (1973); Runciman (1929)。

9. 第50卷有部分遗存，说明这些作品大部分确实存在过。引文出自君士坦丁Excerpts concerning Virtues and Vices的序言。

10. 君士坦丁工程的概况，参考Lemerle (1971), 280–8。

11. 参考Maenchen-Helfen (1973), 116–17。

12. 曼辰-海尔芬的作品同普里斯库斯的有一个共同点。该作品编辑在序言中做了如下解释：1969年1月初，作者拿着一本字迹工整的手稿走进加州大学出版社，但几天后就去世了。结果发现手稿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只是几个章节而已。尽管进行了大量编辑，作品成书后依然很不连贯，缺少大量衔接内容。但同普里斯库斯的残篇一样，这种不连贯性并没有降低作品本身的价值。

13. Theophanes AM 5942，Maenchen-Helfen (1973), 86–103.

14. 公元442—447年总共有6年，应支付8400磅黄金，但拖欠6000磅说明只支付了2400磅。

15. Nov. Theod.24.

16. 招募伊索里亚人，参考Thompson (1946)。

17. 参考Maenchen-Helfen (1973), 121。

18. Life of Hypatius104.

19. Poulter (1995), (1999).

20. Priscus fr. 9. 3, p. 238. 150年后，小镇遭受阿瓦尔人的袭击：Theophylact Simocatta History 7.3。以下两处引文出自Priscus fr. 9. 3。

21. 道路：fr. 11. 2, p. 263。帐篷：fr. 11. 2, p. 251。

22. Priscus fr. 11. 2, p. 275.

23. 普里斯库斯的叙述差不多是由一些残篇拼凑而成。Gordon (1960), Ch.3(with commentary), and Blockley (1983), frr. ll. 1–15. 2按时间顺序整理并翻译了这些残篇。以下引文出自他们的译文。自此至本章结尾，引文如没有另做说明，均出自普里斯库斯。

24. Fr. 11. 2, pp. 247–9.

25. 围墙：Priscus fr. 11. 2, p. 265；建筑：fr. 11. 2, p. 275；座位安排：fr. 13. 1, p. 285；陈设：fr. 11. 2, p. 275；接风：fr. 11. 2, p. 265。

26. 同监视克里姆林的老把戏一样，这种礼仪很能说明一个人地位的升降。

27. 以下两处引文出自Getica34: 182; 35: 183 (= Priscus fr. 12. 2)。

28. Fr. 2, p. 227.

29. Fr. 14, p. 293.

30. Priscus fr. 11. 2, p. 267。下文将看到，考古证据证明他们会分享战利品，但在文字史料中也顺带提到了：例如Priscus fr. 11. 2, p. 263f。

31. Priscus fr. 15.2, p. 297.

32. Olympiodorus fr. 19.

33. 有学者质疑Matthews (1970)，认为事实就是这样［参考Matthews (1985), additional note］，但文献语焉不详，他最初的观点也完全可能是正确的。

34. “呃，是的。我可能没有把最贵重的礼品赠给地位最高的首领。现在可萨人成了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非常抱歉，先生。”这在外交上可是个大麻烦，好比女王说滑铁卢战役是英德合作的典型例子，让法国人窝火至极。

35. 再次证明公元411年之前赫赫有名的乌尔丁所掌控的权力远不及阿提拉。前文已经提到这个观点的其他依据（参见本书第229—230页），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没有一位匈人首领像乌尔丁那样有权有势。

36. 法拉米尔在潘诺尼亚的哥特人中逐渐掌权。Heather (1996), 113–17：他杀死一支部落的首领维尼塔里乌斯，迎娶他的孙女，又逼迫另一支部落的贝里蒙德逃亡。贝里蒙德的叔叔格西蒙德接受了法拉米尔的统领。参见本书第八章。

37. 抓捕维吉拉斯的行动涉及禁止罗马人购买更多匈人部落的马匹。阿提拉和布勒达曾突袭过集市（Priscus fr. 6. 1）。

38. 价值不可小觑，近7磅黄金。

39. 数据，参考Lindner (1981)。Lindner认为阿提拉时期的匈人军队有好几万人，匈牙利又不能供养那么多马匹，所以匈人不再是游牧民族了。他没有认识到，阿提拉军队中大量战斗人员是由日耳曼臣服部落提供，而不是匈人自己，因此不需要那么多马匹。本章将详细探讨匈人的兵力。

40. 语言：Priscus fr. 11. 2, p. 267：“由于是不同部落组成，他们除了自己的语言外，还逐渐学会了匈人语言或哥特语，那些同罗马人打交道的还会讲拉丁语。”名字：Maenchen-Helfen (1973), 386ff.；不同语族之间名字的使用：JordanesGetica 9:58。

41. 所佐门HE9.5;CTh5. 6. 3。

42. Theophanes AM 5931; ProcopiusWars3. 2. 39–40, Croke (1977)。时间可能是公元421年或427年。

43. 后阿提拉时代的史料叙述了阿提拉干预法兰克人内政之时匈牙利大平原上发生的事件（Priscus fr. 20. 3），都提到格皮德人、鲁基人、苏维汇人、斯基利人和赫鲁勒人（参见本书第八章）。他很可能在离匈人腹地较近的伦巴底人、图林根人和阿勒曼尼人中享有霸权。

44. 普里斯库斯的记载清楚易懂，但Baldwin (1980)认为这些条款的贯彻不一致。

45. 通过使用搭扣的部位可以判断人们的服饰——在多数墓葬中都有搭扣遗存。

46. 匈人缺少考古遗存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因为露尸荒野，有的是因为遵循火葬，有的是因为墓葬中没有可以鉴定年代的随葬品。基督教化后，欧洲北部的中世纪墓地无法鉴定年代也通常是这个原因。

47. 文字史料偶尔也会提供一些信息，同考古证据一起用来界定特定的部落。

48. 考古“层位”可通过大致类似的随葬器物在布置上的可视差异来区分。从年代顺序来看，考古层位始于Villafontana层位，然后是Untersiebenbrunn层位和Domolospuszta/ Bacsordas层位。这几个层位间有叠压。

49. 公元1世纪至3世纪欧洲中部的许多日耳曼部落都遵循火葬，但在匈人抵达以前土葬就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50. 考古发现，参考Bierbrauer (1980), (1989); Kazanski (1991); Tejral (1999)。Wolfram (1985)有配图。

51. Bury (1928)首先强调该观点。

52. Priscus fr. 15. 4, p. 299.

53. Priscus fr. 11. 2, p. 277.

54. 参考PLRE 2, 568–9。这种事情在那些被宫廷的繁文缛节束缚、才华得不到施展的富人中十分常见。2001年尼泊尔的一位王子酒醉失控，射杀了包括时任国王在内的十位亲人，随后自杀。读者还会记得沙特阿拉伯的一位王子没有墨守成规，想要有所作为，他的死因一直没有揭晓。

55. 金器：Priscus fr. 11. 2, pp. 263, 265, 277。法兰克的王位继承：Priscus fr. 20. 3。同盖萨里克的往来及外交背景：Clover (1972)。

56. Getica33: 182..

57. Poem7. 319ff.

58. 作者对阿提拉两次西征的叙述主要依据Thompson (1996), Ch. 6; Maenchen-Helfen (1973), 129ff。西多尼乌斯仅叙述了意大利的战争，现存残篇中没有找到侵袭高卢的记载（参考本章注释12）。

59. JordanesGetica195.

60. 关于战争的叙述出自JordanesGetica38:197–41:218。

61. Fr. 22. 2, p. 313 = ProcopiusWars 3. 4. 33–4.

62. HydatiusChronicle154.

63. 埃提乌斯不能或是不愿像在高卢那样，联合盟军同阿提拉对峙。人们对此众说纷纭。Prosper Tiro s.a. 451认为埃提乌斯措手不及。有学者赞同这种说法。MaenchenHelfen (1973), 135ff.的观点令人信服，重构了埃提乌斯采用的对策，并考虑了当时罗马在波河河谷采取的防卫。作者采用Maenchen-Helfen对HydatiusChronicle154的理解，主张埃提乌斯在意大利受到东罗马军队的支援，同时还从东罗马军队在多瑙河的军事行动中受益。

64. 即使是在近现代，军队跨越如此长距离作战，也都会失败。1914年夏天，德国军队兵临巴黎城下，之后就偃旗息鼓了（跟主保圣人圣热纳维埃芙无关）。他们终止进攻是因为法国军队在马恩河采取大胆行动，还因为他们已经精疲力竭，这也让法国军队有机可乘。在德国进攻前就已经撤退的一名英国士兵报告说：“最严重的问题……是……疲劳……我不止一次从马上摔下来，其他士兵也一样，慢慢向前趴倒，试图抱住马脖子，精神恍惚，不省人事。每次休息时，士兵们都会立刻睡着。”［引自Keegan (1988), 107］公元451年同1914年的情况当然有很多差异。1914年，德军从比利时出发，日行40公里，历时约两周，一路疾行到巴黎。匈人行军则更加从容。1914年，德军先是乘火车抵达德国－比利时边境，然后行军走完剩下的500公里，他们还有马车队运载物资。

65. Getica49: 256–8.

66. 尽管他们设法调解苏维汇人和加利西亚的行省居民。

67. 重构公元5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班牙历史必须依据Hydatius 91–142。

68. 伯拉纠异端是以不列颠的罗马神学家伯拉纠命名。他的学说同奥古斯丁相悖，主张救赎不仅需要圣恩，还要求个人的努力，要行善。

69. 到公元420年前后，陶器产业等当地经济的非生计产业似乎已经崩溃，因此不再支付现金。

70. 以下三处引文出自吉尔达斯On the Ruin of Britain23. 5, 24. 3 and 20. 1。

71. 公元5世纪40年代危机及不列颠脱离罗马，参考Campbell (1982), Ch. 1; Higham (1992), Chs 5–8; Salway (1981), Ch. 16; Esmonde Cleary (2000)。

72. 包括北非其他地区、高卢南部阿尔勒以西地区、高卢西北部受巴高达影响的地区、高卢中部及意大利北部遭受阿提拉侵袭的地区。

第八章 匈人帝国的灭亡

1. JordanesGetica 48: 246–55: 282.

2. Momigliano (1955)同Goffart (1988)根据同样的史料就卡西奥多罗斯同约达尼斯的关系，得出相反的结论。约达尼斯创作《哥特史》正好是在东罗马发动战争，消灭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前夕。人们猜测他为何撒谎时往往都会讨论这一事实。有学者认为《哥特史》包含重要的政治信息，是卡西奥多罗斯，或假称是卡西奥多罗斯传达的，敦促大家放弃抵抗东罗马的军队。这些假说没有考虑《哥特史》所谓的政治信息是如何传播。这部史书要成为政治宣传，唯一的途径是将地主们召集起来，一同了解其内容，就像人们聚集一堂，听德密斯修、莫罗保蒂斯或阿波利纳里斯·西多尼乌斯演讲一样。这极不可能。参考Heather (1991), Ch. 2。

3. 卡西奥多罗斯侧重记载狄奥多里克（时任国王）的家世——出生阿马尔家族，按地理位置来编写哥特历史，根据不同时期哥特人的居住地来划分哥特史。这几点在约达尼斯的历史里有清楚记载。参考Heather (1993)。

4. 部落1：最早出现在约达尼斯关于匈人帝国灭亡的叙述中，之后也出现在其他史料中［参考Heather (1996), 111–17］。部落2：参见本书第223—224页。部落3及部落6：公元5世纪70年代Malchus of Philadelphia的作品可以为证，Theophanes AM 5931记录了他们的起源［参考Heather (1996), 152ff.；见本书第七章注释42］。部落4：JordanesRomana 336。部落5：Priscus fr. 49。部落7: ProcopiusWars8. 4. 9ff。（“数量不多”），Buildings 3. 7. 13（3000名战斗人员）。

5. 法拉米尔同他的侄子狄奥多里克至少统一了部落1和部落6，但有可能还统一了部落3和部落4，参考Heather (1991), Ch. 1。

6. 以下引文出自Getica50: 261–2, 50: 260。

7. 例如，公元488—489年及公元6世纪初，意大利的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同格皮德人作战。

8. Getica50: 262–4.

9. Getica 268–9, 272–3.

10. Priscus fr. 49.

11. Getica272–3.

12. Getica248–52.

13. Getica248–52，参考Heather (1989)。

14. 参考PLRE2, 385f。Maenchen-Helfen (1973), 388 and n. 104认为这两个埃德科并非同一人，但学界已经普遍接受两者就是同一个人的观点（及匈人帝国灭亡后兴起王国的概述），参考Pohl (1980)。

15. 可能不包括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据约达尼斯记载，内达奥河之战后，匈人向东逃亡，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自喀尔巴阡山以西迁来（Getica50: 263–4）。这不大可能。我怀疑他们定居潘诺尼亚是匈人所为，而不是出自他们自己的意愿，但这一猜测无法考证。

16. Getica53: 272–55: 282.

17. Getica54: 279.

18. Fr. 45.

19. Getica 52: 268 vs. 53: 273.

20. Thompson (1996), esp. Ch. 7; cf. Maenchen-Helfen (1973), 95ff.

21. Priscus fr. 11. 2, p. 259.

22. 瑟文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参见本书第168页。勃艮第人：参见本书第228页。上文提到的哥特部落3可能就是后来安置在色雷斯的哥特人（见本章注释4），因为罗马军队介入，脱离了匈人统治。虽然《哥特史》中“巴兰比尔的故事”时间混乱，前后矛盾（见本章注释13），但阿尔马家族率领的潘诺尼亚哥特人（部落1）十分清楚，他们迫于武力，成为匈人帝国的一部分。

23. 商人：Priscus fr. 11. 2, p. 269 l. 419–p. 272 l. 510。绞刑：Priscus fr. 14, p. 293 11. 60–5。

24. Fr. 49.

25. Theophanes AM 5931（部落3）：无论部落3和部落6是否是同一支部落，这个观点都明显成立。

26. 以下三处引文出自Priscus fr. 2, p. 225; p. 227; p. 227。

27. 阿提拉好几任秘书官都是罗马人，包括写了那封古怪书信的战俘拉斯提修斯（Priscus fr.14, p.289）。这个政府机器列出叛逃罗马的首领清单，可能还记录了臣服部落上交的贡品。

28. 受控最多的部落：出现在Priscus fr. 49中的哥特人（上文引用了部分引文）。受控最少的部落：领先反叛阿提拉之子的格皮德人（JordanesGetica50: 260–2）。介于中间的部落：法拉米尔率领的潘诺尼亚哥特人（JordanesGetica 48: 246–53, 52: 268ff.），参考Heather (1996), 113–17, 125–6。

29. 匈人时期的每个“层位”都以这些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命名。

30. 阿帕希达及该时期其他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参考Menghin et al. (1987)。

31. 公元4世纪时，日耳曼尼亚肯定有黄金，并且还被制成金器。公元5世纪罗马尼亚彼得罗阿萨部落墓葬［Harhoiu (1977)］的珍宝中有一两件明显在沉积时就已经是古物，可能是在公元4世纪中期制造。罗马金币也很常见。

32. 参考Bierbrauer (1980)。

33. 例如，Ammianus 17. 12–13, 19. 11。公元4世纪50年代后期，君士坦提乌斯将蛮族部落安置在多瑙河中游，参考Heather (2001)。

34. 奥多瓦卡在高卢：Gregory of ToursHistories2.18（公元463—469年的某一时期），参考PLRE 2, 791–3。赫鲁勒人、阿兰人和托斯灵吉人：ProcopiusWars3. 1. 6: Ennodius Life of St Epiphanius95–100。

35. Romana336.

36. SidoniusPoems2. 239ff.

37. 黑海北部一支新兴游牧部落的到来可能是事情变得复杂的一个因素。例如，公元5世纪80年代初，保加尔人已经在离帝国的多瑙河边界不远处立足（John of Antioch fr. 211. 4）。

38. Fr. 37.

39. Fr. 45.

40. JordanesGetica 49: 255，可能是依据普里斯库斯的历史，因此Blockley的译文被归为Priscus fr. 24. 1。

41. 埃提乌斯的垮台：Stein (1959), 347ff.; Stickler (2002), 150ff。

42. 佩特罗尼乌斯，参考PLRE 2, 749–51。

43. 以下几处引文出自Priscus fr. 30。

44. 埃提乌斯政治生涯的早期，参考PLRE2, 196–8。

45. 西多尼乌斯及其一生，参考Harries (1994); Stevens (1933)。

46. Dill (1899), 324; Harries (1994), 1–2.

47. Letter4. 10. 2，引自Harries (1994), 3。

48. 态度的转变，参考Roberts (1989)。

49. 以下几处引文出自SidoniusPoem7。

50. Priscus fr. 30. 2.

51. 详细叙述：Courtois (1955), 185–6。

52. Priscus fr. 32 = John of Antioch fr. 202.

53. 书信在高卢传播的背景，参考Harries (1994), Chs 1–2。

54. SidoniusLetters1. 2.

55. 战争：HydatiusChronicle 173–86。罗马和哥特人上一次在西班牙联合作战，参见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

56. 我们无法重构勃艮第历史的细节，但可参考Favrod (1997)。

57.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1. 13。

58. 以下两处引文出自SidoniusPoems 7. 233–6, 286–94。

59. SidoniusPoems361ff。下处引文出自：510–18。

60. 参考PLRE2, 198。

第九章 帝国的终结

1. 依每个军团是500人或1000人而定：Jones (1964), vol. 3, 364 and 379；参见本书第73页。《罗马帝国百官志》有关东罗马的记录只更新到公元4世纪90年代中期，但此后东罗马的军队没有遭受大规模损失。公元395年，东罗马还掌控了整个伊利里亚野战军（26个团），但之后将西伊利里亚及其军队归还西罗马。

2. Goffart (1981)的观点。公元306—324年，君士坦丁一世从不列颠和高卢起家，战胜诸多对手，统一帝国。公元355年，尤里安被堂兄弟君士坦提乌斯任命为西部的副帝，但公元360年反叛。公元361年，君士坦提乌斯暴死后，尤里安将帝国统治权集中在自己手中。

3. 狄奥多西大帝承认亚美尼亚三分之二的土地归波斯统治，自己只控制三分之一的土地。

4. 罗马同波斯关系的概况，Blockley (1992)。Rubin (1986)指出，同公元6世纪或4世纪相比，罗马和波斯在公元5世纪相安无事（相对而言）。

5. Not. Dig. Or. 5, 6, 8.

6. CTh 7.17.1of412.

7. 公元421年：Theophanes AM 5931（参见本书第八章）。卢嘉：Maenchen-Helfen (1973), 81–94。

8. Zosimus 6. 8. 2–3.

9. 伊达提乌在Chronicle154中记载：“匈人……被马尔西安派来的辅助部队杀死。这些辅助部队由埃提乌斯统率。同时，在天灾和马尔西安部队的袭击下，他们的腹地被捣毁。”见本书第七章。

10. Cameron (1970), 176ff推翻了君士坦丁堡唆使阿拉里克进攻意大利的旧观点。爱德华·汤普森的观点，参考Thompson (1996), 161ff。他认为如果公元453年阿提拉没有暴死的话，他可能会向东罗马实施报复。因此，作者认为Goffart（1979）（见本章注释2）的观点站不住脚。

11. 学界对里西梅尔政策的评价不一。一部分人认为他出身蛮族，对罗马的忠诚度大打折扣。但西哥特王国的王位实际上传给了另一支后裔，即瓦利阿的继承人狄奥多里克一世的子孙。因此，如果里西梅尔出现在西哥特的阿基坦，他可能会遭到冷遇。里西梅尔的政策虽然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向蛮族倾斜。概况：O’Flynn (1983), Ch. 8。墨乔里安：PLRE2, 702–3。

12. Poems2, 317–18.参考Stein (1959); 380ff.; O’Flynn (1983), 111–17。从高卢的角度分析这些行动，参考Harries (1994), Chs 6–7。

13. HydatiusChronicle217.

14. 如西多尼乌斯所说：“获得伯爵的权力后，他往返于多瑙河和边境各防线之间，鼓舞士气，安排事务，检阅军队，配备粮草。”（Poems 2, 199–201）公元453—454年，阿提拉的几个儿子发生内战，蛮族部落纷纷独立，脱离匈人帝国，他以军队伯爵（第二等级野战军指挥官）的身份整顿了多瑙河。

15. 他继续处理匈人帝国灭亡的余波。公元460年前后，他领兵同入侵伊利里亚的法拉米尔交锋。公元5世纪60年代，霍米达克率领匈人余部入侵帝国，被他击退。

16. 据Not. Dig. Or. 19记载，公元4世纪90年代，伊利里亚的野战军由26个团组成，约1万多人。公元395年斯提利科上台，伊利里亚被东西罗马分割。到公元420年，伊利里亚的西罗马军队已经减少到22个团（Not. Dig. Occ. 7. 40–62）。之后，该地区遭受重创，匈人占领潘诺尼亚。因此，到公元5世纪60年代，只剩下达尔马提亚一带，部队编制可能更小，尽管马赛利努斯用蛮族辅助部队替代了他的常规军（Priscus frr. 29, 30）。马赛利努斯，参考Mac George (2002), pt 1。

17. 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Harries (1994), Ch. 6。莱茵河地区的罗马军队：MacGeorge (2002), pt 2。布列塔尼：Galliou and Jones (1991), Chs 1–2。法兰克人：James (1988), Chs 2–3; Wood (1994), Ch. 3。

18. Poems13. 35–6.

19. Letters1. 11.

20. Letters 1. 9.

21. 墨乔里安迫使勃艮第人放弃罗讷河河谷的一些城市及税收。其中最重要的一座城市是里昂，在阿维图斯治下被勃艮第人夺走。他逼迫西哥特人承认自己的统治，还获得高卢地主的支持。安提莫斯及高卢的罗马人，参考Harries (1994), Ch. 7。

22. 不同史料记载二者联姻发生在汪达尔人洗劫罗马之前和普拉西提阿抵达君士坦丁堡后。因此，他们可能是在公元454—455年订婚，公元462年完婚（PLRE2, 796–8）。奥利布里乌斯：Clover (1978)。汪达尔人洗劫罗马：参见本书第452页及其上。

23. 公元532—533年，查士丁尼一世的指挥官贝利萨留征服北非。

24. 以下三处引文出自SidoniusPoems 5. 53–60, 338–41, 349–50。

25. 尽管有学者并没有意识到帝国后期的公共部门同一党政权的相似性，作者坚持这一观点，参考Heather and Moncur (2001), esp. Ch. 1。

26. Sidonius Poems 349–69, 441–69.

27. 这里提出的问题同本书第五章中盖萨里克面临的一样，即墨乔里安的军队是同时渡海，还是分几拨渡海。贝利萨留用了500艘船运送1.6万名士兵（参见本书第479页）。因此，墨乔里安的300艘船可能一次能运送9600名士兵。作者认为他不会只带领这么少的人马作战。所以作者怀疑他计划至少分两次运送士兵，这样先遣部落就可以和迦太基保持距离。墨乔里安之战，参考Courtois (1955), 199–200。

28. Candidus fr. 2 =Suda X 245.

29. 分别是John LydusOn the Magistrates 3. 43；ProcopiusWars 3. 6. 1；参考Courtois (1955), 201; Stein (1959), 389–91。

30. 1100艘船只：Priscus fr. 53 = Theophanes AM 5961。手稿记载“10万艘船”，1100艘是根据Cedrenus, p. 613提供的数字1113艘修订的。依据这个修订数字，公元468年的舰队应该同公元441年远征时集结的舰队一般规模：见本书第344页。公元532年，查士丁尼一世发动远征，试探阿非利加的汪达尔人。东罗马集结500艘普通船只和92艘大型战舰。由此可见，1100艘船已经是倾尽全力了。

31. 公元532年的舰队，参考Casson (1982)。1588年春末自西班牙驶出的“无敌舰队”由90艘排水量为300多吨的战舰和40艘辅助船只组成。由此可见东罗马已经尽力而为了。然而，这还只是替帕尔马公爵的军队打掩护，他意在用其他船只运送部下横渡海峡。

32. 人数：ProcopiusWars 3. 6. 1。马赛利努斯：PLRE2, 710。赫拉克里乌斯：Theophanes AM 5963。

33. 同Courtois (1955), 201相悖。Courtois (1955), 201整体而言相当具有指导性，但低估了公元468年所做努力的力度。

34. 以下三处引文出自Poems2. 14–17, 537–43 and 315–16。

35. 公元532年6月21日，贝利萨留的舰队从意大利起航，驶向阿非利加，最后在离迦太基不远的尤蒂卡港湾入港。尤蒂卡港足以容纳600艘船只。

36. Poems5. 332–5.

37. CTh9. 40. 24; Zosimus 1. 31–3，公元3世纪的评论，参考Heather (1996), 38–43。佐西姆斯明确记载，船只和水手是由黑海北部的定居地提供。

38. Viereck (1975), 165–6.

39. Mattingly (2002), 313.

40. 以下三处引文出自ProcopiusWars 3. 6. 18–19, 20–1 and 22–4。

41. ProcopiusWars1. 6. 10–16.我们有必要比较公元468年巴西利斯库斯的失败同公元532年贝利萨留的胜利。贝利萨留率领较少兵力出发，安全登陆，一年之内通过两次决定性的战役打败汪达尔王国。他在邦角半岛南部的卡普特瓦达（Caputvada）登陆，显然比巴西利斯库斯的目的地离迦太基更远。贝利萨留还进行了战略突袭。远征北非是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一次出人意料的冒险，因汪达尔王国的继承风波而起。汪达尔内部权力的争斗将汪达尔的兵力分散。因此，贝利萨留出现时，汪达尔的120艘战船和5000名精英战斗人员正在撒丁尼亚镇压叛乱。贝利萨留的人马在海上不用开战就登陆了。渡海登陆是军事行动中最艰难的。按现代理论，进攻部队同防守部队的人员对比至少应该是6:1。巴西利斯库斯的登陆地点很可能离迦太基太近，让他的舰队陷于汪达尔舰队之中。但不管怎样，他完全没有胜利的希望。公元468年1月，西多尼乌斯激动万分，预言他的舰队将要采取行动。这个消息不可能被封锁。盖萨里克肯定知道舰队的动向。因此，虽然舰队规模巨大，但面对事先接到情报、已经动员好部队的对手而言，舰队没有足够优势。同样，1588年西班牙的计划也不完美：马迭亚·西顿尼亚的舰队不足以抵挡英国的舰队。而且，帕尔马公爵缺少足够的船只和护航舰闯过荷兰的近海舰队，抵达英格兰。帕尔马完全知道这一点，甚至都没有让部下做好充分准备，尽管他事先接到警告无敌舰队已经抵达。

42. 他没有留下作品，在现代史学家中引发了各种猜测，无法定论。Lotter (1976)有关塞维林的假说主张《塞维林生平》始于公元460年前后，而不是公元453年前后（阿提拉暴死），还认为塞维林实际上是公元461年的执政官，并长期管理行政事务。作者对此并不认同［参考Thompson (1982)］，但认为公元460年比453年更有可能，因为《塞维林生平》记载的事件重点介绍的是匈人帝国灭亡后独立的蛮族王国，而不是匈人帝国（例如，鲁基人和法拉米尔统领的哥特人）。这些独立王国的形成需要一段时间。

43. 诺里库姆的发展，参考Alföldi (1974), passim。

44. Not. Dig. Occ.39：Boiodurum (Passau Instadt), Asturis (Zeisel- mauer)及Cannabiaca的水警；Comagena (Tulln), Augustiana (Tralsmauer), Arelape (Pochlarn)及Ad Mauros(Eferding)的普通骑兵；Lentia and Lacufelix的骑射兵。

45. 参考Alföldi (1974), Ch. 12。

46. 以下两处引文出自Life of Severinus 30. 1 and 20. 1–2。

47. 围墙和民兵：ComagenisLife of Severinus 2. 1; Faviana 22. 4; Lauriacum 30. 2; Batavis 22. 1; Quintanis 15. 1; barbarians 2. 1。

48. Not. Dig. Occ. 7. 40–62。我们可以对比公元395年前或之前《罗马帝国百官志》人员部署中关于东罗马的记载和公元420年前后关于西罗马的记载，看到伊利里亚野战军的演变。这些长矛轻骑兵显然是在公元395—420年间被纳入野战军的。

49. Life of Severinus 4. 1– 4.

50. 预警：Life of Severinus30；有效御敌：25, 27；解救战俘：4, 31。

51. 被抓为奴：Life of Severinus 10；提波尼亚：17；赫鲁勒人毁城：24, 27；鲁基人及移民尝试：8, 31。

52. 蛮族人纷纷从匈人帝国灭亡的余波中逃亡，加入意大利的罗马军队，但军队仍然由里西梅尔统领。高卢的军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一部分高卢军队在公元462年跟随埃吉迪厄斯叛乱［MacGeorge (2002), Ch.6］。

53. HydatiusChronicle 238–40.

54. Getica45: 237.

55. 参考Wolfram (1988), 181ff。

56. 勃艮第人：Favrod (1997)。法兰克人：James (1988), 72ff.; Wood (1994), 38ff。

57. Harries (1994), 222ff.。艾克狄修斯，参考Letters 3.3。

58. 以下五处引文出自SidoniusLetters1. 7.5; 5.5; 8.3; 8.9。

59. 阿尔万杜斯：SidoniusLetters1.7。文森提乌斯：Chron. Gall.511, s.a. 473;PLRE 2, 1168。西多尼乌斯关于阿尔万杜斯和文森提乌斯审判的叙述相同，但两人是否是同一人，我们不得而知。维克托留斯：PLRE 2, 1162–3；塞荣纳图斯：SidoniusLetters2.1; 4. 13; 7. 2。和阿尔万杜斯不同，塞荣纳图斯和西多尼乌斯没有交情，因此塞荣纳图斯的命运并没有触动他。早在公元5世纪10年代，高卢的罗马地主就已经为了求得安生而支持阿萨尔夫。

60. 梭伦是雅典的传奇人物、立法者，制定了雅典的第一部成文法。成文法对于罗马人而言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61. 西多尼乌斯一直持否定态度。

62. 优奇里乌斯：SidoniusLetters 3.8。卡尔米尼乌斯：Letters5.12（声称卡尔米尼乌斯是被迫的）。西多尼乌斯之子，PLRE2, 114。

63. 西哥特王国概况：Heather (1996), Ch. 7。

64. 即法兰克人。

65. 西多尼乌斯被囚及获释，参考Harries (1994), 238ff。

66. Book of Constitutions54. 1.

67. Goffart (1980), Durliat (1988); (1990).对立观点（尤其是涉及勃艮第王国的观点），参考Heather(forthcoming a); Innes(forthcoming)。汪达尔王国，参考Wickham (1993); Liebeschuetz (1997), Barnish (1986)及本书第六章注释75。勃艮第自由民有自己的随从——解放的奴隶和奴隶，因此他们获得的劳动力要少些。之后的勃艮第立法处理包括引起共同拥有地产的合伙人所持地产价值变化的事务（开垦森林空地，或是种植葡萄——每公顷的价值高于耕地）。如果勃艮第合伙人打算出卖地产，原罗马地主享有优先购买权。同原有的法令一样，这些法规处理的是实际地产，而不是地产所产生的税收（BC31, 55. 1–2, 67, 84）。

68. 如果分派和征收赋税像戈法特主张的那样，在王国的政治结构中举足轻重，那么法律不可能不提到税收问题。

69. CEfrr. 276, 277; Liebeschuetz (1997).

70. 参考Stein (1959), 393ff。贡多巴德突然离开意大利：Malalas 375。

71. Courtois (1955), 209.

72. 宫廷卫队伯爵：ProcopiusWars5. 1. 6。贵族：Malchus fr. 14（PLRE2, 791–3没有提到）。

73. Life7. 1.

74. Wars5. 1. 8.

75. 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对军队的部署。他接替奥多瓦卡统治意大利［Heather (1996), Ch. 7］。Goffart (1980), Ch. 3主张不管是奥多瓦卡还是狄奥多里克，回报采取的形式是税收而不是土地。但这说不通。叛乱的原因在于意大利不能产生足够税收。打败奥多瓦卡后，狄奥多里克肯定在保留部分税收体系的同时分配了土地［Barnish (1986)］。

76. Malchus fr. 2.

第十章 罗马的灭亡

1. 减赋：Hendy (1985), 613—669；公元7世纪的转变，参考Whittow (1996), Haldon (1990)。

2. Amory (1997)试图贬低群体认同的重要性，参考Amory (1993)。但Heather (2003), Innes(forthcoming)对此做出了回应。西哥特王国、勃艮第王国和法兰克王国的法典中都提到罗马人，东哥特王国卡西奥多罗斯的Variae也提到了罗马人。

3. 是年，匈人对罗马帝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但是在黑海东部，而不是西部（参见本书第177—178页）。

4. 公元420年前后的罗马军队：参见本书第290—291页。税收危机及阿非利加的丧失：参见本书第351—352页。

5. Goffart (1980), 35.

6. 加洛林王朝的灭亡：Reuter (1985), (1990); Gibson and Nelson (1981)。概述：Dunbabin (1985)；区域调查：Hallam (1980)。戈法特最初是研究加洛林王朝的学者，作者经常在想，加洛林王朝的灭亡过程是否影响了他对罗马衰亡的看法。诺曼底公国是“内因致亡”法则的一个例外。诺曼底公国由维京罗伦创立，但直到公元911年才获得领土的主体部分，此时加洛林王朝已经走到了尽头。

7. 公元597年，教皇圣格列高利一世派遣基督教徒到坎特伯雷，多多少少标志着比德记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历史的结束。

8. 概述：Campbell (1982), Ch. 2; Esmonde Cleary (2002); Higham (1992)。肯特王国可能保留了罗马旧城坎提（Cantii）的城界，林肯和林齐的情况可能也是这样。但多数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都比罗马旧城要小得多，而且明显是从罗马旧城逐渐发展而来：参考Bassett (1989)。

9. 史学家就帝国的终结该看作毁灭还是进化意见不一。一如既往，要找到这个看似悖论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清楚自己到底在讨论什么。

10. Frank Walbank 1969的研究题目是传统方法的典型代表：The Awful Revolution。欧洲科学基金会项目的题目也恰当地体现了学界的变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11. 在帝国鼎盛时期，这种形式的教育旨在培养公众演讲行家，他们将在城镇议会表现过人。帝国后期，官僚机构取代城镇议会成为新的职业结构，古典拉丁语是官僚机构的语言（希腊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12. 大体模式：Heather (1994)。维南迪乌斯，参考George (1992)。旧时罗马治下欧洲地区的相关证据：Riché (1976)。

13. 变化，参考Brown (1996)。

14. 东罗马的教会：Hussey (1990); Alexander (1958)。

15. Gibbon (1897), 160ff.（引文出自p. 161）.

16. Baynes (1943); Jones (1964), Ch. 25.

17. 在琼斯看来，苛税主要是因为要维系一支足够规模的军队，抵抗蛮族人和波斯人。因此，甚至连苛税也是由蛮族人（间接）引起的。但琼斯还指出帝国新官僚机构中的“闲人”也是问题的一个原因（Jones, 1964, Ch. 25）。（吉本则归因于教会的“闲人”。）

18. 瑟文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参见本书第168页。拉达盖苏斯：参见本书第229—230页页。阿拉里克：参见本书第261—262页。

19. 莱茵河入侵者：参见本书第229—230页。勃艮第人：参见本书第228页。

20. 作者没有考虑盎格鲁－撒克逊向不列颠的移民，因为他们并不是不列颠行省脱离帝国体系的直接原因。

21. Ammianus 27. 8.

22. 公元6世纪的阿瓦尔人等较晚出现的游牧民族的记录更加翔实。他们为躲避西土耳其人逃亡在外［Pohl (1988)］。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的概况，参考Sinor (1977); Khazanov (1984)。

23. 文字史料和考古证据都表明日耳曼人统治的部落中遭受冲击的部落都被征服或是分裂，例如巴斯塔奈人［Shchukin (1989), pt 1, Chs 7–9; pt 2, Chs 7–8］。

24.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数字只是猜测而已，但瑟文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可能分别都有1万名战斗人员。拉达盖苏斯的军队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新部落的人数很可能有3万名战斗人员。参考Heather (1991), pt 2。

25. Gregory of ToursHistories2. 9记载了对法兰克部落采取的先发制人行动。罗马对待阿勒曼尼人（参见本书第97—98页）的政策和这些行动类似。Gregory of Tours 2. 40–2叙述了之后克洛维的统一。他暗示是在公元507年之后统一的，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征服和统一的过程同时发生在公元482年和507年之间。

26. 参考Heather (1991), pt 3。重大政治重组所产生的新王国中我们唯一不清楚的是勃艮第王国。这是个二流王国，只是通过挑拨法兰克人和东哥特人才得以保持独立，在查士丁尼征服意大利、根除法兰克之时，被后者消灭。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勃艮第在公元5世纪形成之时没有发生重大的政治重组——这就可以解释它为什么缺少军事力量，要么是其政治重组的规模比其他王国的小。由于信息不足，这两种可能性都有。

27. 自由民阶层，参见本书第111—112页。各部落联盟之时脱离部落的人中有一些是争夺首领地位的败选者，例如西哥特人莫达勒斯（Modares）、弗拉维塔（Fravittas）和萨鲁斯。色雷斯的哥特人贝萨斯（Bessas）和哥迪斯迪克鲁斯（Godisdiclus）留在东罗马，没有跟随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前往意大利（ProcopiusWars1. 8. 3）。

28. 拉达盖苏斯的追随者：Orosius 7. 37. 13ff.（奴隶制）；Zosimus 5. 35. 5–6（屠杀)。汪达尔人和阿兰人：HydatiusChronicle67–8。东哥特人：Malchus frr. 15 and 18. 1–4; Heather (1991), Ch. 8。

29. 尤里安签订的和约：Ammianus 17. 1. 12–13; 17. 10. 3–4, 8–9; 18. 2. 5–6, 19。经济往来，参考Hedeager (1978)。瑟文吉人：参见本书第83页及其后。

30. Annals 12. 25.

31. 琥珀贸易航道北段：Urbanczyk (1997)。

32. 例如：Ammianus 16. 12. 17；岁赐：Klöse (1934)。

33. Ørsnes (1968).

34. Ammianus 30. 3. 7.

35. 作者在此简单提到罗马世界边缘发展的中心－外围模式，在Heather (forthcoming b)中将进一步展开，参考Rowlands et al. (1987); Chamption (1989)。在作者看来，这种分析有必要加入一个动力元素，例如Prakash et al. (1994)。罗马的近邻不是罗马行为和刺激的被动接收者，而是根据自己的规划不断做出回应。

参考文献

原始资料

按照惯例，参考文献没有列出权威经典著作。这些作品的译著多数可在洛布或企鹅古典丛书中找到。所引基督教作者均可参考《拉丁教父文集》或《希腊教父文集》（Patrologia Latina or Patologia Graeca ）。序言及注释中多数引文的较新版本（有时内容冲突）可参考GCS（Die Griechischen Christlichen Schriftsteller der ersten Jahrhunderte），CSEL（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CC（Corpus Christianorum）及SC（Sources Ch ré tien ne s）。译文主要引自《尼西亚及后尼西亚教父全集》（Ni cene an d Po s t-Ni cene Fathers ）和《教父丛书》（Library of the Fathers ）。此外，本书所引后期罗马帝国的史料还参考以下版本和译著，涉及非英语文本处，引文均为拙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英）彼得·希瑟著；向俊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11

书名原文：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 New History

ISBN 978-7-5086 - 6930-4

I. ① 罗… II. ① 彼… ② 向…　III. ① 罗马帝国－历史－研究 Ⅳ. 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2046号

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著者：[英] 彼得·希瑟

译者：向俊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