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Harry Braverman
Date: 1998-09-14 16:00:00+00:00
Publisher: 谷風出版社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 布雷弗曼

勞動與壟斷資本

二十世紀中勞動的退化

〔美〕哈里·布雷弗曼 著

前言（保羅·斯威齊） | 導言
第一部分 勞動和管理
第一章 勞動和勞動力 | 第二章 管理的起源
第三章 分工 | 第四章 科學管理
第五章 科學管理的最初影響 | 第六章 使工人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第二部分 科學和機械化
第七章 科技革命 | 第八章 科技革命與工人
第九章 機器（1） | 第九章 機器（2）
第十章 管理和工業技術對分工的進一步影響 |
第三部分 壟斷資本
第十一章 剩餘價值和剩餘勞動 | 第十二章 現代公司
第十三章 無所不在的市場 | 第十四章 國家的作用
第四部分 工人階級職位的不斷增長
第十五章 辦公室工作人員（1） | 第十五章 辦公室工作人員（2）
第十五章 辦公室工作人員（3） | 第十六章 服務性職業和零售業
第五部分 工人階級
第十七章 工人階級的結構及其後備軍 | 第十八章 職業的“中間階層”
第十九章 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 | 第二十章 關於技能問題的總論

電子版說明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4

方生 朱基俊 吳憶萱 陳衛和 張其駢 譯

張伯健 校

商務印書館 1978年·北京

出版說明

本書作者哈里·佈雷弗曼是美國工人出身的經濟學家，當過銅匠業徒工，在海軍造船廠、鐵道修配廠、基礎鋼鐵工業設備廠等處工作了十四年之久。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任政治性月刊《美國社會主義者》聯合主編，此後擔任兩家出版社的主編和經理共十餘年。1967年起擔任《每月評論》出版社社長。是美國經濟學界的“新左派”。著作除本書外，尚有《俄國的未來》等。

作者在本書中，研究了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過程這個重要課題，探討了這個課題的許多方面，如：勞動在各職業內部的演變及其在職業之間的轉移，企業管理、現代公司、辦公室勞動的演變，科技革命的發展及其影響，以及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等等。作者着重指出，各項演變、變化或發展的原因是資本追求最大的剩餘價值。

佈雷弗曼：勞動與壟斷資本(1974)

前言

保羅·M·斯威齊

保羅·巴蘭和我合寫的《壟斷資本》一書，於1966年出版。我們在該書的序言裏說，我們採用的方法，並不打算給所研究的社會結構勾畫一副完整的圖案。我們還說：

我們尤其意識到，我們使用的這種方法結果幾乎完全忽視了在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研究中佔有主要地位的問題——勞動過程。我們強調技術變化在壟斷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然而沒有系統地探討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所特有的各種技術變化對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即：工作性質、工人階級的組成（與分化）、工人心理、工人階級的組織形式和鬥爭形式，等等。對壟斷資本主義作全面研究時，這些顯然都是必需加以論述的重要問題。

差不多十年以後，哈里·佈雷弗曼的這本著作出版了。現在，我們在這本著作中終於看到爲彌補上述的大部分缺陷而作出的嚴肅認真的努力，我認爲這種努力是完全成功的。這種努力“試圖系統探討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特有的各種技術變化對工作性質和工人階級組成（與分化）所造成的影響，”要對這種努力作出比這更準確、或更扼要的描述，是很困難的。然而，哈里·佈雷弗曼並不打算探討壟斷資本主義下可以說是工人階級發展的一些主觀方面的東西。這項工作仍然有待完成。無論由誰擔負這個任務，他都會在本書裏找到可靠的和必不可少的根據。

我要明確表示，巴蘭和我沒有試圖彌補這個缺陷的原因，不僅在於我們採用的方法。更爲基本的原因，是我們缺乏必要的資格。像馬克思那樣的天才，能夠分析資本主義下的勞動過程，而沒有直接陷進這個問題裏去。他的分析無比出色，獨具高見。對於比較平凡的人來說，直接經驗是非常必要的；在這個領域裏，各式各樣的學術“專家”和學術“權威”的沉悶論述，已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巴蘭和我都缺乏這種極爲重要的直接經驗，如果我們貿然研究這個問題，我們十有八九會受到資本主義理論家竭力鼓吹的許多神話和謬論的欺騙。歸根到底，對資本主義來說，再沒有任何問題比把真相掩蓋起來更重要了。我只想舉出一個例子作爲我受騙上當的證明，這就是，我們輕信了在上半個世紀中非熟練勞動力的百分比大量下降的全部神話（請參閱《壟斷資本》，第267頁）。哈里·佈雷弗曼有豐富的直接經驗——關於這點，他在本書導言裏已經作了概述——所以，他有非常充分的資格來反駁和揭露資本主義辯護士的曲解和謊言。這種反駁和揭露，在富有說服力的最末一章裏做得最爲徹底；熟練勞動力不斷增加的神話，在這一章裏遭到徹底摧毀。

然而，科學地研究壟斷資本主義下的勞動過程，不僅需要直接經驗，精通馬克思在這方面的先驅著作和他的辯證法，也是同樣重要的。哈里·佈雷弗曼也有這個特長。實際經驗和理論才能的結合，才使他能夠對於瞭解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個社會作出無比重要的貢獻。而這種結合，幾乎確定無疑地被排除在我國學院式社會科學之外了。

凡是讀這本書的人，都會從中得益處。但是，那些把本書和《資本論》第一卷，特別是第四篇（“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對照閱讀的人，尤其會得到特別的益處，因爲《資本論》把對勞動過程的分析第一次置於真正科學的基礎之上。馬克思提供了所有的重要概念和方法，他運用這些概念和方法達到了如此良好的效果，以致他的追隨者長期以來都認爲根本勿須在這個研究領域裏再增添新的東西了。就理論來說，這些人是對的。當然，上個世紀裏，資本主義的內在性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它的外部表現卻經歷了重大變化。資本積累已經採取了新的組織形式，侵入了一些舊的經濟部門，也涌進了許多新的經濟部門。要做的工作是，把馬克思的理論應用到由於資本不停的擴大而造成的新方法和新職業上面去。這就是哈里·佈雷弗曼給他自己確定的任務。在理論上，像他首先表示的那樣，這本書裏沒有什麼新東西。在由於創造性地應用理論而獲得的知識方面，本書卻有大量的新東西，其中大部分是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已經成功地建立起來作爲這個社會的傳統學識相矛盾的。

我要接着說，在許多重要方面，本書的作用是提出問題，而不是解答問題；是開闢（或重新開闢）一向被忽視而且現在需要研究和仔細推敲的探討途徑。我也確信，哈里·佈雷弗曼是會首先同意這種看法的。對於任何一種職業或勞動過程的其它方面，都值得作出比這本概論更加詳盡的歷史的和分析的調查研究。在這種意義上，哈里·佈雷弗曼的著作可以看做對年輕一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一種邀請和挑戰，要他們進行一項迫切的工作，去摧毀資產階級的空論，用我們不得不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的真實描寫去替代它。*

* 關於這一點，我提請大家注意本書第十七章（“工人階級的結構及其後備軍”）。這一章提出這樣的論點：馬克思關於“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決不是像資產階級社會科學長期以來說的那樣，是一種非常荒謬的理論；事實證明，它是馬克思洞察資本主義制度最有根據的真知灼見之一。按照這個規律，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是，一個極端是財富的積聚，另一極端是貧窮和苦難。假如近年來論述貧困和有關問題的大量文獻是以這個牢固的基礎爲出發點的話，那麼這些文獻該是多麼有條有理，又是多麼有用呵！

這些評論到此爲止。我必須承認：對我說來，讀這本書在感受上很不平靜。我認爲，這種感受和千百萬讀者讀《資本論》第一卷時的感受有點相像。我國大多數同胞和世界上其它大部分地區裏和他們處境相似的人們，被迫去過的勞動生活狀況，是可悲的、可怕的、令人傷心的。這種狀況，難以忍受、不能忘懷，已深深地印入我的思想意識之中，一切才能和精力，天天用於發明那些使他們的苦難更加深重的方法和手段，名義上是爲了提高效率和生產率，實際上是爲資本這個天神謀求更大的繁榮。每當我想到這種情況時，我對人類竟然願意繼續忍受這種對人類幸福顯然具有破壞性的安排感到驚異，這種驚異的程度超過了我對人類有能力創造這樣一種可惡的制度所感到的驚奇。如果這種努力，或者只是一半的努力，用於使工作儘可能地成爲令人愉快的、創造性的活動，那麼這個世界該是多麼美好呵！

但是，首先要廣泛地瞭解資本主義的真實情況，瞭解爲什麼資本主義表面上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實際上只不過是掩蓋極少數人的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的遮羞布。我相信，本書對那些非常需要啓發的人會作出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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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

導言

本書開始在我的頭腦中形成時，僅僅是作爲對美國職業變化情況的一種研究。我深感興趣的是工人階級的結構及其變化情況。一段時間以來，從事於製造業和各有關工業部門的那部分人口——所謂產業工人階級——在比例上顯然一直在減少，即使不是絕對數字的減少，按相對數字來說無論如何是這樣的。因爲我不清楚這個過程的詳情細節，特別是它的歷史轉折點，以及取代舊職業的新職業的形成過程，所以我就着手進一步去了解它們。還因爲，如我很快就發現的那樣，這些事情現在還沒有比較全面的搞清楚，我覺得有必要對職業的變化過程作一比過去出版物中所發表的更有內容的歷史敘述和分析。

我越是閱讀關於職業問題的官方的與非官方的文獻，我就越覺得在這方面的許多現代著作中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人們強調說，現代的工作，由於科學技術革命和“自動化”，需要越來越高的教育和訓練水平，一般都需要運用更多的知識和智力。然而，對工業中和辦公室裏的勞動條件的日益不滿，似乎是同這一觀點相矛盾的，因爲也有人說——有時說這話的就是在另外一些時候支持第一種觀點的那些人——工作已越來越細地分爲一些微小的操作，以致不能使具有目前教育程度的人保持對工作的興趣，也不能使這些人發揮他們的才能；說這些微小的操作所需要的技能和訓練越來越少；說現代工作由於“無所用心”和“官僚主義化”，其趨勢是使越來越多的勞動人民“感到厭倦”。概括地說，這兩種觀點是不容易調和的。另一方面，我也未能在大量文獻中找到任何想通過詳述各種職業演變情況而在互相對比之下使它們協調起來的嘗試。

因此，我的興趣便開始擴大到包括各種勞動過程在各種職業內部的演變以及勞動在各種職業之間的轉移。隨着這種種變化在我的頭腦中逐漸清晰起來，我就去探討工作之所以在現代不斷髮生變化的根本原因及其動力。尤其是，這使我把管理的演變和技術的演變，以及現代公司的演變和社會生活的演變包括在我的調查研究之中。很久以前我就覺得，我在打算研究過去百年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情況。

爲一般讀者說明技術和管理的發展趨勢的文獻主要有兩種形式：報刊文章和社會科學書刊。在相當廣泛的閱讀這種文獻的過程中，我特別感到其中對於所討論的具體問題的敘述措辭含糊、籠統，有時異乎尋常的錯誤。我覺得許多爲人廣泛接受的結論都不是以真實資料爲根據的，不是把十分複雜的現實情況簡單化了，便是完全誤解了它。由於本書中所談到的大部分問題都將對這種關於工作和勞動人民的傳統描繪提出異議，我覺得我應把我的背景，就其在本書中起作用的部分，向讀者作一說明。因爲雖然我在這一研究著作上只花費了過去四年多的極大部分空閒時間，但我對其中討論的許多問題，是在更早的許多年之前就開始發生興趣的。

我開始我的勞動生活是在銅匠行業裏當四年學徒，在這個行業裏，我總共工作了七年之久。這七年是在一家海軍造船廠裏度過的，當時這類工業企業大概是持續兩個世紀之久的工業革命的最完美的產物。在這兩個世紀中興起的幾乎所有的機器工藝（其中有些，例如我自己的那一行，都是植根於更早的古老時代的手工工藝的）都在這樣一個造船廠裏密切結合在一起使用着。由於一些行業性質這樣接近，並且各種勞動過程連結在一起，又因爲各個行業的學徒都集中在一個每週上兩次課的專業學校裏學習，所以我不僅學得我本行的知識，而且也學得了大部分其他行業的具體知識。

由於我這一行業的就業機會極爲有限，而且在一些新的操作法和材料取代了傳統的銅匠業的操作方式之後，我所從事的行業就迅速地衰微了，這就使我在移居其他地方或調動工作時難以繼續做銅匠的工作。但是因爲銅匠這一行業乃是許多其他行業的工作的基礎，所以我常能在諸如管道安裝、鋼板和工業設備等行業中找到工作。我在鐵道修配廠、鋼板廠，特別是兩家把鋼板和結構鋼加工成爲基礎鋼鐵工業用的設備（包括鼓風爐）的工廠裏，做這一類工作也做了七年之久。

這種關於技藝的背景，可能使一些讀者在讀了本書之後，作出結論說，我對古老的勞動方式的陳腐條件還懷有深厚的感情。我意識到這種可能性，但我力圖不讓我的任何結論根據這樣一種浪漫精神來作出，同時從總的說來，我不認爲這個批評是有理由的。的確，我過去樂於，現在還樂於以一個手藝工人的身份進行工作，但是因爲我是在機械技術急劇變化的年代裏長大的，所以我一直意識到以科學爲根據的技術變革在不屈不撓地進展着；而且，在我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看法裏，在我所參加過的工匠們關於“新”與“舊”的許多次辯論中，我總是一個主張現代化的人。我當時認爲，現在仍然認爲，勞動過程之從以傳統爲根據轉變到以科學爲根據，這對人類的進步和使人類免於飢餓和其他窮困來說，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在整個那些年中，我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是一個積極分子，我已經吸收了馬克思主義觀點，這種觀點所敵視的並不是科學和技術本身，而只是把科學和技術用作造成社會各階級之間的鴻溝並使其永存和深化的武器的那種做法。

我在那些年中不僅有機會親自看到各種工業勞動過程的變化，而且還看到了這些勞動過程是如何重新組織的，而被有系統地剝奪了一種手藝遺產的工人又如何得不到代替這種遺產的東西。我像所有的手藝工人，甚至最不善於表達內心思想的手藝工人一樣，老是忿恨這種事；當我重新閱讀本書時，我感到其中不僅有一種社會的義憤感（那是我故意寫出的），而且也許還有個人的受侮辱的感覺。如果確是如此，那我說，這並不是我故意寫出的，但我並不認爲它有什麼害處。然而，我重複說一句，我希望沒有人從此得出結論說，我的觀點是由於緬懷一個一去不復返的時代而形成的。恰恰相反，我的關於工作的一些觀點都是由於懷念一個尚未誕生的時代而形成的，在那個時代裏，對工人來說，由於自覺地有目的地掌握了勞動過程而產生出來的技藝上的滿足，將與科學上的奇蹟和工程上的獨創性結合起來；在那個時代裏，每一個人都將在某種程度上從這種結合中得到好處。

在後來的幾年中，也正是我們這個時代中某些最典型的辦公室勞動過程開始經受急劇變化的時刻，我能得到關於它們的第一手經驗。幹了幾年社會主義報刊工作之後，我就在書籍出版方面當了一個編輯。後來又在兩家出版社當了十多年的業務管理人員。在這裏，我能夠瞭解到、事實上也能夠設計出某些涉及現代銷售、分配、會計和書籍出版日常工作的管理過程。而這個經驗又包括從傳統的辦公室體系到計算機化的辦公室體系的轉變。我並不自認爲這一背景同許多長期在大機關裏工作的人的背景一樣廣泛，但它至少使我能相當詳細而具體地瞭解現代辦公室據以組織勞動過程的那些原則。

讀者們將在適當的章節中看到，我已努力在本書中利用這一經驗。我還得益於許多朋友、熟人和在公開集會上或旅行時所遇到的陌生人所進行的關於他們的工作的談話（現在其中某些人如果偶然讀到本書的話，可能會了解爲什麼我那時竟那樣直率無禮地愛打聽這類事情）。但是，雖然這種職業的和談話的背景材料是有用的，我還必須強調說，本書中任何材料都不是依靠個人經驗或個人回憶而提出的；我納入本書的那些實際材料，幾乎沒有一件我不能提出出處來，使讀者可以自己去核對——這是任何科學作品都應作到的。

在整個研究和編著的過程中，我曾和一些朋友討論了那時正在我頭腦中形成的一些看法，我要在這裏爲他們的關心和耐心向他們道謝。手稿也曾由一些朋友、熟人和關心的人們讀過，我得感謝他們的一切寶貴的建議，這些建議使我對於有時是很複雜的題材表達得較清晰些，並使我免去了某些概念和表達上的錯誤。我要特別感謝保羅·斯威齊和哈里·馬格多夫，他們提醒我注意一些我可能會忽略的線索，並建議我閱讀一些我可能會漏掉的材料；但我還要加上一句話，我從他們那裏得到的主要好處，也是我最深切感到的好處，乃是他們爲我樹立了作爲企圖掌握現代社會真實情況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榜樣。我對那些其著作具有特別價值的作者的謝忱，俱見於本書正文以及腳註和出處註釋中。本書是在馬克思的精神影響下寫成的，但是，讀者將會看到，馬克思以後的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所寫的書，都沒有在本書的有關勞動過程的那些章節中發生直接的作用，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我現在必須設法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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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中佔中心地位的是在資本控制下進行的勞動過程，副標題正確地把它稱作“對資本生產的批判分析”*。這一卷是馬克思對於他所能充分了解的資本主義說明了其特點的研究著作的唯一部分；在這一卷中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的諸過程是怎樣在那個社會的主要動力，即資本積累的推動之下，不斷地轉變的。對勞動人民來說，這種轉變首先表現爲各工業部門的勞動過程的不斷變化，其次表現爲勞動在各種職業和各個工業部門之間的再分配。

* 副題是“資本的生產過程”。——譯者

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完成了這一著作。在過去一個世紀中，這種動力已比馬克思生前所目睹、並據以進行其對資本主義生產的批判分析的這種動力的表現形式遠爲有力。然而使人驚奇的是，馬克思主義者們在這方面並沒有對馬克思的著作增加什麼新東西。無論是這整個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的世紀中生產過程的變化，或是勞動人民的職業結構和工業結構的變化，從馬克思去世以來，都沒有得到任何全面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像我已說過的那樣，我不能把對本書的有力的精神影響歸諸馬克思本人以外的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根本沒有一本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按照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中論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方法來論述這個問題的後繼著作。既然此事的原因必然是饒有興趣的，我們一定要問它個究竟。

答案大概要從馬克思用以完成其工作的非凡的透徹性和預見性開始。他對勞動過程及其在工廠制度中的發展，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最淵博而有系統的研究。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各種趨勢有十分透徹的瞭解，他根據在他那個時代還很不充分的一些事例作出了十分精確的概括，因而在他完成了他的著作之後的幾十年中，他的分析對勞動過程每一個特殊問題看來都是適當的，而且對於全面的生產運動也是非常正確的。因此，開始時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一問題沒有什麼論述，可能就是由於馬克思的分析的這種預見的力量。工廠制度的發展看來在每一點上都證實了馬克思的看法，並使任何想再作他已作完的事情的企圖成爲多餘。的確，二十世紀初期，商業方面、管理方面和技術方面勞動之增加，似乎破壞了馬克思的兩極的階級結構，並引進了一個使問題複雜化的因素；這曾在第二國際、特別在其德國支部中引起了討論。但是，部分因爲這些趨勢當時尚未充分成熟，這次討論流產了，而且甚至在問題的實質已擴大範圍的時候，沒有明確的結果就煙消雲散了。

當時，本世紀的一些大事情——兩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經濟在戰後和大蕭條時期的不斷的崩潰和復歸穩定，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主義革命——支配着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工作。佔領着這個暴力舞臺的前部的是壟斷、軍國主義、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或“崩潰”趨勢，革命的戰略和關於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種種問題。

本世紀中科學技術、勞動生產率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工人階級通常的消費水平的不尋常的發展，正像我們屢次指出的那樣，對整個工人運動具有深刻的影響。已加入工會的工人階級，懾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規模和複雜性，同時由於生產率急劇增長所提供的好處而削弱了他們原來的革命動力，他們越來越喪失從資本家手中奪取對生產的控制權的意志和抱負，越來越把注意力轉到對勞動在產品中應占份額的討價還價上去了。這種工人運動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直接環境，而馬克思主義者們在不同程度上不得不使自己適應於這個環境。

這種適應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其中有許多現在可以看作是在意識形態上非常有害的。這種馬克思主義的行動哲學，不同於假期聲明#，其注意力已越來越不集中於資本主義的深刻的內在性質和工人在其中所處的地位，而集中於它的各種多事之秋的事態和危機。尤其是，對生產方式的批判已讓位於對作爲一種分配方式的資本主義的批判。馬克思主義者們感到這種勞動過程有極高的生產率，也許甚至被它所嚇倒，同時又不能理解其越來越甚的科學錯綜複雜性，所以他們在參與工人爭取改善工資、工作時間和工作條件的鬥爭時，往往使自己適應那種認爲現代工廠是勞動過程的一種不可避免的雖然是有待改善的組織形式的看法。在社會民主黨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社會主義運動中，工會和馬克思主義政黨都是作爲密切相聯的雙方之一，並肩演變，一起奔向一個完全不革命的前景。

# 原文："the working philosophy of Marxism, as distinguished from holiday pronouncements"。原譯文：“這種馬克思主義的行動哲學，不同於其使人高興的宣告”。本人理解：“如果是假期聲明的話，那麼就是說，把注意力集中於資本主義的多事之秋和危機，只是目前假期內的短暫行爲，假期結束後我們還得回去專注資本主義的深刻內在性質。但是這種馬克思主義的行動哲學完全把假期裏的活當成了正事，所以說是有別於一種假期聲明。”——趙小明

俄國革命以後，共產主義運動中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復興了，這遏止了許多其他領域裏的改良主義趨勢，但在這一方面似乎只是使這種趨勢惡化了。蘇聯共產黨人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所未曾料想到的一個歷史轉折中，在一個剛剛算得上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裏掌了權，當時在那個國家裏，除了少數幾個工業中心之外，技術、生產、甚至有組織的和有紀律的勞動過程都是很弱的。蘇聯面臨着奇災大禍，除非它能夠發展生產，並以有條理的社會勞動習慣代替俄國農民的根深蒂固的傳統。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者對發達的資本主義的科學技術、生產製度和有組織有規律的勞動過程的重視和羨慕心理比過去增高了。如果昔日的社會民主黨傾向於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是一種它必須與之妥協的有巨大力量而成功的事業的話，那麼共產黨人也傾向於以同樣的敬畏心情把它看作是它必須去學習和借鑑的榜樣，而且如果蘇聯要趕上資本主義併爲社會主義打下基礎的話，它就得模仿這一榜樣。

我們只要回憶一下下列事實就行了：列寧本人就曾多次催促人們研究弗雷德裏克·W.泰羅的“科學管理”，以便在蘇聯工業中利用它。他說：泰羅制“也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的東西一樣，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即按科學來分析人在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省去多於的笨拙的動作，制定最精確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計算和監督制等等。蘇維埃共和國在這方面無論如何都要採用科學和技術上一切寶貴的成就。社會主義實現得如何，取決於我們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機構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的好壞。應該在俄國研究與傳授泰羅制，有系統地試行這種制度，並且使它適應下來。”（1）實際上，蘇聯的工業化是模仿資本主義模式的；隨着工業化的進展，工業結構喪失了它的臨時的性質，同時，蘇聯決定採用一種僅僅在一些細節方面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組織，因此，蘇聯勞動人民的身上都有西方工人階級的烙印。在此過程中，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感到這種意識形態的影響：馬克思以謹慎的保留態度論述的資本主義技術，和他以激烈的敵對態度論述的勞動組織和勞動管理，現在都成爲相當可以接受的東西了。現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越來越被看作是一件從高產的資本主義結構中剷除某些“贅疣”、改進工作條件、在工廠組織上加上一個正式的“工人管理”機構、以社會主義計劃工作代替資本主義的積累和分配的結構。

不管真正起作用的是一些什麼因素，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銳利武器，現在由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階級結構分析跟不上迅速的變革進程而逐漸喪失其鋒芒了。現在已成爲老生常談的說法是：馬克思主義只適合於給“產業無產階級”下定義，而隨着這種無產階級的人數和社會重要性的相對縮小，馬克思主義至少在這一方面已經變得“過時了”。由於這種逐漸過時的情況未經改正，馬克思主義在它原來是最強的一點上變成最弱的了。

在過去十年中，左派人士對勞動過程和組織勞動過程的方法又有了興趣。這可能有許多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西歐、美國和日本一往直前的資本積累幾乎沒有受到什麼阻礙，這使得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幾十年裏統治着激進思想的關於資本主義制度即將“倒臺”和“崩潰”的說法，不再爲激進派所重視。蘇聯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破產，已爲一種要重新研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的新馬克思主義開闢了道路。特別是，六十年代中期在古巴進行的關於勞動組織的討論，和此後不久在中國發生的文化革命，都超出了關於平均分配社會勞動產品的成見，並把在社會生產組織方面進行一場革命的思想放在重要地位。最後，六十年代激進主義者的新浪潮，由於它自己所特別關心的、在某些方面是沒有前例的事情而活躍起來。由於青年、知識分子、婦女運動者、少數民族等等的不滿情緒，並不是爲資本主義的“崩潰”所造成的，而是爲登峯造極的、或者可以說以最快最有力的步調運轉着的資本主義所造成，所以反抗的集中點現在和過去有些不一樣了。至少有一部分不滿情緒，與其說是集中在資本主義之不能提供工作上，不如說是集中在它所提供的工作上，與其說是集中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崩潰上，不如說是集中在最“成功”的生產過程的駭人聽聞的效果上。貧困、失業和匱乏的壓力並未被消除——遠沒有消除——，而是在這些壓力之外又加上了一種不滿情緒，這種不滿情緒不是提供更大的繁榮和更多的工作崗位所能消除的，因爲這些正是首先造成這種不滿情緒的東西。

技術和社會

在本書中，我們將完全討論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過程和一般的勞動過程的發展。這馬上就產生了蘇聯集團各國在這一分析中的地位問題。我已簡要地說明了我的觀點：蘇聯（我爲方便起見，單說到蘇聯，雖然其特點在蘇聯集團的所有國家裏，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在資本主義所有制關係已被推翻的一切國家裏，都可以找到）的勞動組織跟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組織沒有什麼不同。長期研究工作剖析的法國社會學家喬治·弗裏德曼在評論蘇聯生活的這一方面時寫道：

……看來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包括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的、並且越來越包括共產黨中國*的計劃經濟，都包含着這樣一些大的部門，在這些部門裏，技術進步已使簡單化了的工作的數量大大增加了……從而引起了並且正在發展着計劃工作和實際執行之間的分離，而這在我們的時代，看來是一種使一切工業社會聯結在一切的共同特徵，不管這些社會的人口和結構是多麼不同。（2）

* 此文寫於五十年代，在中蘇關係破裂之前，在文化革命之前。

一個美國社會學家報告說：“我在莫斯科遇到的一些蘇聯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堅持說，在生產資料歸工人所有的國家裏，是無需研究工作是否滿意的問題的。”（3）然而，在蘇聯有越來越多西方化了的社會學的和關於管理的文獻，企圖說明蘇聯社會從資本主義工業的實踐中吸收了哪些東西。*這些被吸收的東西是無須加以說明的，因爲這種敘述蘇聯社會情況併爲它辯護的文獻，雖然認爲就工人“擁有”生產資料、保健和安全設施、合理的計劃工作等等方面來說，蘇聯的做法要比資本主義的做法優越，但就勞動組織、勞動分工方面來說，並不認爲這兩者有什麼實質性的差別。

* 例如，最近出版的一本很有影響的叫做《組織與管理，對西方理論的社會學分析》的書。作者把列寧對泰羅制的態度（既譴責泰羅制是進行“資產階級剝削”的做法，但又主張研究它，並採用其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作爲自己文章的正式構架。由於具有這個方便的根據，他就敷衍塞責地作了一些應有的譴責，但該書總的精神是專心研究西方的管理理論，並醉心於這種理論的管理和操縱的各個方面。因此，他不但採用了這種精神也採用了這種語言；對這位熱情的作者來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成了“系統分析的一個光輝的榜樣”，而馬克思本人“在創立辯證唯物主義時，也奠定了系統分析的基礎”。（4）

蘇聯的做法和傳統的資本主義做法非常相似這一點，有力地支持了這樣一個結論：現代工業再也沒有別的組織方法了。這一結論早已得到現代社會科學的一種趨勢的有力支持，這種趨勢認爲一切實際的事物都是必然的，一切存在着的事物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現在的生產方式是永存的。這種看法的最完全的形式似乎是一種十足的技術決定論：把現代社會的各種特徵都看作是直接從大煙囪、機器工具和計算機發生出來的。結果，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機器社會論，不僅是一種機器“決定論”，而且是一種機器專制主義。在一本由四位社會科學家（其中有克拉克·克爾）寫的書裏，我們讀到：“任何國家的工業化都表現出許多同樣的特點。各個正在工業化的國家，與其說它們像商業經濟，或是農業經濟，或是漁獵經濟，不如說它們彼此之間非常相似，不管它們多麼互不相同。……主要的特點之一是從事工業的人不可避免地和永恆地被分爲管理者和被管理者。”（5）這段話說得非常明確，讓人沒有絲毫懷疑。對抗的生產關係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人們用十分嚴謹的語言告訴我們說，是永恆的。*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73年在一篇叫做《論權威》的反對無政府主義的論文中寫道：“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麼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從一種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於想消滅工業本身，即想消滅蒸汽紡紗機而恢復手紡車。”（6）人們也許會全心全意地同意恩格斯的這一說法，即人在控制自然力並在社會生產中利用它的時候，就已改變了人的社會生活的條件，並使孤立的生產者的自由和個人活動受到組織上的限制。但恩格斯在假設“真正的專制”並使它可以“不管社會組織怎樣”時，已被自己的論證弄得有些迷惘，以致使用了他的著作特別是馬克思的著作中所少有的那種概括性的術語。特別是，把“權威”這個辭用來作爲一個超歷史的概念，而不管它可能採取什麼形式——個人的還是集體的，敵對的還是協調的，掌握還是不掌握在直接生產者手裏——這隻能是造成混亂的根源。

對於這樣一本著作來說，這裏提出的問題顯然是一個重要問題；但這個問題未必能夠通過給它加上一些只靠崇拜現存現實而說得好像有理的結論就得到說明或解決。我覺得這個問題，只有通過一方面對技術和機器，另一方面對各種社會關係，同時對這兩者在現存社會中搞在一起的方式，從歷史上逐一加以具體分析，纔能有效地着手去解決。這樣一種分析，一開始就應好好研究，現在的勞動組織和勞動管理方式，是否可能由於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原因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並被移入蘇聯社會，由於蘇聯社會爲了與那個社會所特有的性質有關的理由而加以模仿。由於認識到人類社會組織中沒有什麼抽象意義上的“永恆的”或“不可避免的”特點，這樣一種分析應通過了解產生現代社會形式的歷史演變來進行。而最重要的是，這樣一種分析切不可簡單地接受機器的設計者、所有者和經理人員所告訴我們的關於機器的話，而必須在工廠裏和辦公室裏對機器和現代工業作出自己的獨立的評價；否則它所創立的就不是一種社會科學而只是管理科學的一個部門。

我在這裏必須用一些篇幅先討論一下馬克思關於技術與社會關係的觀點，然後再談一些關於蘇聯的事情。澄清一下馬克思關於這一關係的觀點是必要的，因爲正統的社會科學，雖然它本身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具有最庸俗而膚淺的技術決定論的傾向，可是往往就在這一點上誤解馬克思，指責馬克思犯了這種錯誤。

馬克思在1846－1847年寫了一部回答蒲魯東的題名爲《哲學的貧困》的著作，在這一最初發表的概述自己對歷史和社會的看法的論文中，他寫道：

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一定的生產關係範圍內製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一定的社會關係同麻布、亞麻一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社會關係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着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着生產方式即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爲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爲首的社會。（7）

最後這句話具有馬克思最好的警句所特有的引人注目的性質和明顯的歷史正確性。但不幸的是，吸引了許多人注意力，使他們試圖用來作爲馬克思對這個問題進行歷史分析時所付出巨大努力的代替品的，卻是它的另一種性質，即顯得好像是一個現成的公式的那種性質。馬克思在僅僅幾頁之後說到蒲魯東時說：“而科學在他的觀念裏已成爲某種微不足道的科學公式了；他無休止地追逐公式。”（8）雖有這樣一些警告，但仍有一些人力圖把馬克思理解爲公式的提供者，從而在他身上貼上一張“技術決定論者”的標籤。

當然，馬克思確實認爲“生產資料”在社會演化中居於首要的地位。但這從來沒有被想象爲一種“使”某種生產方式自動地從某種技術中產生出來的簡單而片面的決定論。這樣一種決定論不符合於一般歷史情況，而且對於馬克思所特別關心的那段革命的轉變時期，是特別無用的。顯然，在那段時期裏，呈現着各種不同形式的社會關係的各種社會，是在基本上同樣的技術的基礎上並存着。馬克思對於轉變問題的答案，關鍵在於他認爲生產力在一種社會關係體系內部是發展着的，一直到生產力發展得超過了這一體系，和它發生矛盾，並衝破了它的界限。這有兩種重要的含意，這兩種含意都是和那種認爲馬克思是一個舞弄簡單公式的“技術決定論者”的說法相矛盾的。一方面，這意味着，社會關係的一個時期結束時所特有的那些生產力，也就是接着來的後一時期開始時所特有的生產力；誠然，這怎麼會不一樣呢，因爲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雖然歸根到底可能會由於生產力的逐漸演變而發生，但決不會在革命的第二天就給社會提供嶄新的技術。另一方面，它爲生產力在一種社會制度範圍內部的發展和演進作了準備，這是一切社會制度的但對資本主義特別有重大意義的特點。因此，如果蒸汽動力“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那麼工業資本主義轉過來“產生的是”電力、內燃機動力和原子動力。

根據這一描述，我們可以認爲資本主義早期的技術和生產組織更接近於封建主義晚期的技術和生產組織，資本主義晚期的技術和生產組織更接近於社會主義早期的技術和生產組織，而資本主義早期的技術和生產組織與資本主義晚期的技術和生產組織相互之間並不那麼接近。這一點當然是正確的，並且基本上證明了這一事實，即技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決不是任何簡單的“決定論”所能解釋的。馬克思幾乎在他的全部歷史著作中都論述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相互作用；雖然毫無疑問，他認爲生產力在歷史長河中居於首要地位，但是他大概從來沒有想到過，在日常的歷史分析中，這個首要地位可能被公式主義地加以利用。*

* 馬克思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所沒有完成也未經馬克思本人發表的一篇文章，考茨基說它是“準備用來作爲他的主要著作的導言的一篇論文的片段草稿”）中，寫下了八段文字，作爲“應該在這裏提到而不該忘記的各點”。其中第五段是：“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係的概念的辯證法，這樣一種辯證法，它的界限應當確定，它不抹殺現實差別。”（9）他對這個題目的詳細闡述，在這一點上是有重大關係的。

那些只根據少數分散的警句來了解馬克思的歷史方法的人，要想知道他怎樣論述作爲一種社會形式的資本與作爲一種技術組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關係，那就得好好研究《資本論》。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在資本主義的歷史的和分析的範圍內，技術產生着社會關係，但它也是由資本所代表的社會關係所產生。馬克思探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是從初期的工場手工業——它“除了同一資本同時僱用的工人較多以外，和行會手工業幾乎沒有什麼區別。”（10）——一直到家庭工業，製造業的分工，機器和現代工業，以及工廠制度，在這種工廠制度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後完全建立起來，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所固有的勞動的社會形式“才取得了在技術上很明顯的現實性”（11）。根據這一觀點，《資本論》第一卷可以說是一部很偉大的著作，它論述了商品形式如何在適當的社會和技術的背景下，成熟成爲資本的形式；以及資本的社會形式，爲了自己的存在不得不進行不斷積累，又如何徹底地改變了技術。*

* 近年來資產階級社會科學重新談起了馬克思，這給馬克思帶來了一些差不多跟他的敵人一樣沒有什麼好處的朋友。例如威廉·L.茲沃曼，在最近出版的一本論技術與“組織理論”的書中把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總括如下：“馬克思主義者預先假定了工業技術的首要地位，把社會關係（首先是個別組織本身）看作是次要的，也就是說是上層建築。”（12）於是茲沃曼力圖把這一觀點應用於資本主義大公司，而資本主義大公司正是與它沒有什麼關係的場所，而且事實上在那裏這個關係的條件是顛倒的。在這樣做時，他很像一個要把那些在那裏已不再適用的生物學名詞應用於一定的社會演進過程的新達爾文主義者。在資本主義大公司裏，是社會形式支配技術，而不是技術支配社會形式。

在這一分析中，常常引用的警句中的那些條件都被顛倒了。如果說馬克思對於社會形式和物質生產過程之間的這種交替作用絲毫不感到爲難，而恰恰相反是應付裕如的話，這是因爲——除了他的辯證法的天才之外——他從來不對歷史採取一種公式主義的看法，從來不隨意玩弄無遮無蓋的相互關係，“一對一的關係”，也不愚蠢地打算通過極度簡單化的做法來掌握歷史。社會的確定性並不具備化學反應的固定性，而是一種歷史過程。社會的具體而確定的形式確實是“確定的”而不是偶然的，但這是一條線一條線地把歷史這塊織物編織起來的那種確定性，而不是硬塞進一些外來的公式。

這些意見切合本書主題之處就在於：正像讀者可能已經知道的那樣，我們將要表明，我們在我們周圍看到的“生產方式”，即組織和進行勞動過程的方式，是我們稱爲資本主義的那種社會關係的“產物”。但是，我們社會的形態，任何特定社會的形態，並不是在我們眼前立即產生那個社會的那些“法則”的一種同時發生的創造物。每個社會都是歷史過程的一個瞬間，而只能作爲那個過程的一部分而被人們所掌握。資本主義這種社會形式，當它存在於時間、空間、人口和歷史中的時候，織出了一塊由無數線條組成的織物；它的存在的諸條件形成了一個複雜的網，其中每一條件都必需以許多其他條件爲先決條件。就是由於這種堅固而確實的存在，歷史所產生的這個具體形式，其任何部分都不能用一些人爲的假定加以改變，而不歪曲它的實際存在方式——正因爲如此，它在我們看來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永恆的”。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在作爲一塊織了許多世紀才織成的織物的意義上，我們纔可以說資本主義“產生了”現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同那種使我們能從一種特定技術狀況“推斷出”一種特定的社會組織方式的現成公式是大不相同的。

關於資本主義的這些說法，也可以用來說“社會主義”，因爲按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來說，這種社會主義在任何地方都還沒有存在過。蘇聯發生了革命，但這個革命是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發生的，而且在革命後的幾乎全部歷史中，技術和生產的進步是和放棄一些原來的革命目標結合在一起的。這種特殊的結合，需要作非常細緻而具體的分析。在蘇聯社會中，我們看到了一個轉變時期的不同尋常的形式，這個轉變時期很可能持續若干世紀之久，而且毫無疑問會呈現出許多矛盾的、複雜的和過渡的形式。不論人們對蘇聯的工業化抱什麼觀點，誰也不能把它的歷史，甚至它最初和最革命時期的歷史，認真地看作是要用根本不同於資本主義的方法來組織勞動過程的一種嘗試——因而也是一種要在克拉克·克爾的永恆真理的岩石上撞得頭破血流的嘗試##。人們很難提出證明說，哪一屆蘇聯領導人曾經主張說，應該在蘇聯歷史的這一階段進行這樣一種嘗試。*（這裏，在蘇聯的和中國近來的綱領性文獻之間存在着極大的差別。赫魯曉夫嘲笑中國要把建設共產主義的工作體現在工業化過程之中的計劃是試圖“用錐子來喝湯”。他的俏皮話在過去一種正統的共產主義想法的範圍之內是有趣的###，正統共產主義的想法是屬於列寧和列寧以前的時期的想法；但他的話現在已毫無趣味，因爲中國人已把他們值得注意的想法說得更明白了。）

# 原文是"classic"。原譯文：“按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來說”。這似應翻譯成經典，而非正統。因爲英文正統是orthodox，也出現在本段以###標記的語句內，而且也已正確翻譯成正統。——左言

## 原文：And thus as an attempt that came to grief on the rocks of clark kerr's eternal verities.本人這樣理解：作者在說完人們不能把蘇聯“認真地看作是要用根本不同於資本主義的方法來組織勞動過程的一種嘗試”後（作者也這樣看），馬上轉過來說，肯定這些人中有人（而非作者）認爲這根本就是“要在克拉克·克爾的永恆真理的岩石上撞得頭破血流的嘗試”。所以他接下來說，沒有任何一屆蘇聯領導人曾有嘗試的打算。——趙小明

* 斯蒂芬·A.馬戈林在一篇論資本主義生產的等級制度之起源與作用的論文中說：“爲了優先考慮資本積累，蘇聯重複了資本主義的歷史，至少在男女工人和他們的工作的關係方面是如此。……蘇聯人自覺地有意地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現在，蘇聯人只逮住了‘趕上並超過美國’這隻老虎的尾巴，因爲，要把那個社會的勞動組織改變得像我們社會裏那樣，可能要經歷一場革命。”（13）

### 原文：his wit was engaging within the limits of an orthodox communist conception that dates back.原譯文：“他的俏皮話在一種正統的共產主義想法的範圍之內是有趣的”。——左言

如果生產方式不會由於社會形式的變化而自動地立即發生變化，那麼像我們在蘇聯看到的那種混合的結構就不足爲奇了。資本主義用了幾個世紀的時間來發展自己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我們在下文中將會看到，現在還在改進和發展之中。社會主義，作爲一種生產方式，並不像資本主義跟着盲目的有機的市場力量而成長起來那樣，“自動地”成長起來，它必得在一種適當的技術基礎上，由人類集體的自覺而有目的活動產生出來。這種活動不僅要克服前一生產方式的習慣條件，而且還要克服存在過各種階級社會的幾千年中的那些習慣條件，因爲，隨着資本主義的衰微，我們結束的不僅是一個社會形式，而且也是如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14）根據這種觀點來考慮，那種認爲本書中所要討論的勞動過程，只靠以蘇聯爲例這一簡單辦法就可以取消其資本主義性質的想法，在我看來是最壞的一種僞科學。

無論如何，本書的目的是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過程，及其如何通過資本主義所有制關係而形成的具體情況。在這裏，我不能對蘇聯集團的混合型社會如何模仿這種結構的具體情況進行同樣的研究。後面這種研究具有其自己的很不相同的主題，而且它本身也具有巨大重要性。但是，既然這一生產方式是資本主義而不是蘇維埃制度所創立的，而它在蘇聯只是一種反射的、模仿的和（但願是）過渡的形式，所以研究勞動過程必須從資本主義開始。

“新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這個詞，嚴格地說，從來不是精確地描繪特定的某一批人，不如說是用以說明一個不斷地發展着的社會過程的名詞。雖然如此，但在大多數人看來，它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中，代表着資本主義國家中相當確定的一部分人。但是由於發生了廣泛的職業變化（這將在後面幾章中加以敘述），和最近幾十年來人們越來越感覺到這種變化，這個名詞已喪失了它的大部分說明能力。因此，我對那些要我先給“工人階級”這個名詞下一個簡明而合乎時宜的定義的讀者，頗表同情。這樣一個定義，如果可以容易地作出的話，對作者和讀者都是有益的；但我覺得，如果一開始就努力去下這樣一個定義，那結果會使問題得不到澄清，反而引起混亂。我們所處理的不是隻要求填上數量的代數方程中的靜態項目，而是以人口的各個部分的變化爲標誌的動態過程。許多這種部分在階級定義中的地位還是比較複雜，在沒有作出大量說明並把分析的準則弄明白之前，是不能貿然加以決定的。

說得稍微具體一些：我對於把工人階級，根據其“與生產資料的關係”，定義爲不佔有勞動手段或對勞動手段沒有所有權、而必須把它的勞動力出賣給佔有勞動手段的人的那個階級，沒有爭論。但是在現在的情況下，當幾乎所有的人都已被置於這種境地，以致這個定義包括了各種各樣的職業階層時，重要的並不是單純的定義，而是定義的應用。在這裏我只能說，我希望從這個研究中浮現出一副關於工人階級結構的合理而有用的圖畫。如果讀者們容許我扯得這樣遠的話，我想他們以後在這種說明中會明白這個過程的必要性，正像我在研究的過程中明白這一必要性那樣。*

* “即使非常精確，〔馬克思〕也不大願意用固定的詞句來說明他的觀念。例如，這篇論資本主義生產的著作裏並沒有關於‘資本’的正式定義。……事實是，整本書就是他的定義。”（15）萬人版《資本論》譯者的這一評論是很重要的，作爲對初學馬克思主義的人的提示來說尤其重要。儘管許多部分都說得很謹慎，這一評論對目前的問題也是適用的，如果我們要求得一個關於工人階級的“定義”，而這個“定義”又超出大多數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已熟知的那些要素之外的話。

可是，爲了明確起見，我要在一開始就指出，雖然我將論述工人階級形象在上個世紀中的巨大變化，但我不能接受過去十年中由某些作者發明出來的“新工人階級”這一武斷的概念。按照這個概念，“新工人階級”包括這樣一些具有許多生產和管理方面專門知識的職業：工程師、技術人員、科學家、低級行政管理助手和專家、教師等等。這些分析家不去研究整個勞動人民，不去了解它是如何改變的，哪一部分已經增長，哪一部分已經衰微或停止增長，而是選擇一部分職業作爲他們分析的中心。這個做法在其實際作者看來所以不顯得完全武斷，是因爲他們是在雙重意義上使用這個“新”字：它既指那些在新近建立起來或廣義上說是新的職業，也指那些在被認爲比舊職業先進和“優越”的意義上說是新的職業。

根據這樣一個假設進行的研究，其結果就預先包含在這個被選中的定義中了。因此，“新工人階級”就是“受過教育的工人”，工資較高、有些特權等等。按照這些定義，體力勞動者是“老工人階級”，不管各種職業的實際變動如何，也不管這種勞動的各種類別增加了多少。就因爲這些作者受他們的定義的支配，他們看不到，例如，工程師的職業和勤雜人員的職業從本世紀開始以來有相似的增長，都是在五萬到十萬的水平上開始（1900年在美國），到1970年發展到一百二十五萬左右。這兩種職業目前都是美國最大的職業，兩者都是適應工商業的發展和城市化的要求而發展起來的。那麼爲什麼一個應看作是“新工人階級”，而另一個就不是呢？任何研究各資本主義國家中各種職業的長期趨勢的人都會明白，這一個例子決不是偶然的。這些長期趨勢從一開始——如果人們一定要爲某種實際上是一種連續不斷的過程的東西找出一個起點的話，這個起點要回溯到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就表明，必須加以研究的是整個階級，而不是從這個階級中任意選擇出來的一部分。

我已經把研究的範圍擴大了，現在讓我趕快給它定個輪廓分明的界限。我不打算討論現代工人階級的覺悟、組織或活動的水平。這是一本關於作爲一個自在階級而不是作爲一個自爲階級的工人階級的書。我明白，在許多讀者看來，似乎我已把這一主題中最緊要的部分略去了。有些人希望用某種簡捷的方法發現一種代替物，代替“藍領工人”作爲一種“社會變革力量”（借用這兩個通俗的名詞）。直截了當地說，我覺得這是一種想導出“科學之前的科學”的企圖；我力圖根據下列原理把這種成見從我頭腦中驅逐出去：首先需要的是，按照資本積累過程給勞動人民造成的形象，如實地描繪工人階級。*

* 這些對於“新工人階級”論和對一種“社會變革力量”的探索的批評，並不想貶低那些循着這些路線進行工作而其工作又在本書中對我很有幫助的歐洲人和美國人所蒐集的有用的材料。特別是，這些作者已注意到各“職業”階層的重要性及其不滿情緒，也注意到少數民族、青年工人和婦女的特點。雖然我自己並不是通過這些局部的值得考慮的問題來進行研究的，可是我認爲，這些問題是怎樣地適合於這一整個分析，將是十分清楚的。

我擔心這種使自己只討論“客觀的”階級內容而不談“主觀的”東西的做法，在某些沉湎於傳統的社會科學的人們看來，將無可救藥地損害這一研究。由於長時期的習慣和堅持的理論，在這些人看來，階級在其主觀表現之外實際上是不存在的。階級，“地位”，“階層”，甚至毫不理解其意義而從馬克思那裏取來的、近年來常講的“厭倦”*——所有這些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來說，都是思想意識的贗象，只有當它們在作爲主體的人的頭腦中出現時才能加以研究。

* 艾爾弗雷德·施密特指出：“馬克思一注意到像‘疏隔’、‘厭倦’、‘人性的復歸’等名詞已變爲小資產階級作者嘴裏的空洞無物的廢話，而不是對世界及其變化進行實驗的研究的手段時，他就不再使用這種名詞了。”施密特接着說：“馬克思普遍放棄這些名詞，並不意味着他不再繼續從理論上研究這些名詞所指明的實際情況。”（16）

至少有兩代學究式社會學家已把這種研究方法提升爲一種教條，所以很少有人感到需要證實它。這種教條要求通過填寫調查表的辦法來描繪出各種不同的社會階層的外形來；這種調查表往往使填寫答案的人能選擇他們自己的階級，從而使社會學家們免除了責任。調查的結果是變化無常的。例如，在蓋洛普民意測驗所和《幸福》雜誌在1940年按照勞埃德·沃納的概念進行的許多民意測驗中，人被分爲“上等”“中等”和“下等”階級，並被進一步分成許多階層；在這些測驗中，百分之九十的絕大多數都自願列爲“中等階級”。但當理查德·森特斯把調查表改變得包括了人們所喜歡選擇的“工人階級”時，工人階級就突然變成了大多數答案填寫者所選擇的類別。（17）這裏我們看到社會學家們所測驗的並不是公衆的意識而是他們自己的意識。然而，調查表作爲測驗社會現象的手段具有優越性，仍然是一種信條。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克羅澤在批評賴特·米爾斯的《白領工人》時說：

不幸的是，米爾斯的著作……並不是一種真正的調查研究。其實，使米爾斯感到興趣的，並不是女售貨員或在廣告社工作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可能感受到的那種疏離的感覺，而是這些人的客觀疏離感。但這客觀疏離感，乃是透過分析對他們施加壓力的力量而重新建構出來的#。這種態度自認爲比民意測驗更加科學，但這僅僅在表面上是如此罷了。（18）

# 原文："But rather objective alienation of these persons as it might be reconstructed by analyzing the forces which exert pressure on them."原譯文：“並不是女售貨員或在廣告社工作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可能感受到的那種厭倦的感覺，而是這些人通過分析向他們施加壓力的那些力量而設想出來的客觀的厭倦。”——左言

根據米爾斯的研究，克羅澤爭辯說：“沒有厭倦的社會生活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爲“個人必然總是受他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的限制。”這是羅伯特·布勞納的一個更直率的論點的斯文說法，布勞納說:“一般工人是能夠適應那種在知識分子看來是極爲單調而沉悶的工作的。”（19）據此推論，我們看到，社會學承認現代的勞動過程的確是退化了；社會學家和管理人員都有這種先見之明，也都確信勞動過程的這種組織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這使社會學和人事管理部門都具有不分析工作的性質而分析工人的適應程度的任務。顯然，對工業社會學來說，問題似乎不在於工作的退化，而只在於工人不滿情緒的明顯跡象。從這個觀點看來，唯一重要的問題，唯一值得研究的事物，並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工人對工作的反應，而就在這一點上社會學是具有意義的。

在這些評論中，我的目的並不是否認研究工人階級覺悟程度的重要性，因爲只有通過覺悟，一個階級才能成爲歷史舞臺上的一個角色。我也不認爲用調查表進行調查的社會學所取得的微弱成果說明工人階級的心理是不可知的，而只是認爲用以瞭解這種心理的這種方法是膚淺的、間接的、機械的。階級覺悟是反應在一個階級或一個階級的某一部分的理解力和活動之中的那種社會內聚性。其絕對錶現是一個階級對其社會地位的一種普遍而持久的態度。其長期相對錶現可以在這個階級的緩慢變化着的傳統、經驗、教育和組織中找到。其短期相對錶現是受環境影響、並在緊張和衝突時期往往每天隨着環境而變化的各種心情和情緒的一種能動的複合體。階級覺悟的這三種表現是互相聯繫的：心情的變化既來自各種階級態度的基本貯水池，又反應這個貯水池；這個貯水池雖然可能很淺，但永遠不會完全枯竭。

因此，一個階級如果沒有在某種程度上表示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具有共同的問題、利益和前途的集團的話，就不能在社會中存在——儘管這種表示在長時期中可能是微弱的、混亂的，而且是易受其他階級操縱的。那些瞭解某個集團的歷史，熟悉其環境、背景和與工人階級的其他部分的關係，並根據親身接觸和詳細資料而作出判斷的有經驗的觀察家和實際工作者，最能解釋工人階級的意見、情緒、感情和不斷變化着的心情。就因爲這個原因，對那些默默無聞的下層人民的心境的最敏銳的解釋者往往是工會組織者、鼓動家、有經驗的革命家和警局密探。雖然這些人中有一些蠢人、幻想家和別的易犯錯誤的人，但是這些由於他們的實踐而豐富了他們的解釋的活躍的有關當事人，在最好的狀態下，對於不斷變化的心境，往往有一種可靠的、深刻而敏銳的觀察和一種預測，而且有社會學表格中所完全沒有的那種分清持久的和短暫的東西的能力。可是，還得說一句，如果某些社會學家不論是作爲職業鍛鍊的一部分還是出於必要，自己到工廠裏去工作，或是如果他們有時偶爾丟開調查表而親自去傾聽工人們的意見，那他們就會建立起互相信任的關係，知道去了解社會環境，並寫出可信的報告了。

七十年代中對工作的不滿情緒

本書開始寫作以來的幾年中，對工作不滿已成爲所謂的“時髦題目”了。幾乎每一種美國重要刊物中都有關於“藍領的憂鬱”或“白領的悲哀”的特寫文章。關於這一問題，出版了一些書籍，建立了一些委員會，組織了一些會議，進行了一些試驗。社會學家們抓住了這陣風頭，重新解釋他們的調查表的統計數字，對於昨天他們還認爲小的使人寬慰的有不滿情緒的工人所佔的百分比，現在卻感到吃驚了。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長所選定的一個專門工作組，編寫了一個題名爲《美國的工作》的報告，報告認爲“美國工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滿意他們的勞動生活”：

結果，根據曠工、人員流動、未經工會同意的罷工、怠工、次品率和工人不願盡力工作的情況來衡量，工人的生產率是很低的。而且，日益增多的研究結果表明，隨着工作問題的增多，身心健康、家庭穩定性、社會活動和社會凝聚力，以及對社會政治的“公正”看法，都可能衰退；而吸毒、酗酒、違法和少年犯罪行爲也都有所增加。

報告談到了它所謂的“工作問題在我們社會裏各部分的人身上所產生的影響”：

這裏，我們發現，藍領工人的“憂鬱”是和他們對工作的不滿密切相聯的，白領工人的不起勁和管理人員的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也是如此。從事各種職業的許多工人都感到受到封鎖，他們的活動受到限制，他們的工作缺乏發展的機會，也沒有鞭策他們努力的東西。青年工人似乎也像老工人一樣遵守工作制度，但有許多人是反對其工作場所的不合時代潮流的權力主義的。少數民族工人也把權力主義的工作環境看作是社會日益喪失其民主理想的證據。把工作看作是可以提高身份的一種來源的婦女們，都由於她們只能從事有損於她們自尊心的工作而感到灰心喪氣。年老的美國人對工作最爲不滿：人們不讓他們擔任較有意義的工作，即使他們具有很明顯的才能，而體力上也是有生產能力的。（20）

被引來作爲“工人新態度”的證據的曠工和退職率，往往隨着謀得工作的難易程度而不同，可能也部分地反映了六十年代末失業率的下降。但在那個時期的不滿氣氛中，這兩者被認爲是（毫無問題其中有些道理）一種跡象，說明對某些工作有了新的反感。人們引用汽車工人，特別是汽車工廠的裝配線作爲主要的例子，《幸福》雜誌在1970年報道說：

對管理部門來說，關於工人新態度的真正令人沮喪的證據是工作表現很差。曠工率急劇增長了；事實上，在過去十年中，在通用汽車公司和福特汽車公司所屬各廠裏，曠工率增長了一倍，而在去年一年中增長得最快。通用汽車公司的按小時計算工資的工人中平均每天都有百分之五的工人沒有說明理由而離開工作崗位。……有幾天，特別是星期五和星期一，曠工率高達百分之十。遲到的現象也增加了，這使得在一班工作時間開始時——在領班勉強拼湊了人手來代替失蹤的工人之後——更加難以把生產線立刻開動起來。關於產品質量低劣的怨言急劇增多了。同領班的爭論更多了，關於勞動紀律和加班加點的怨言更多了，提出的申訴更多了。工人的調動也更加頻繁了。去年福特廠的退職率達百分之二十五點二。……管理人員驚愕地報告說，有些裝配線工人竟是這樣離廠的，以致他們在當班時間中途走開了，甚至不再回廠來領取他們已做的工作的工資。（21）

克萊斯勒汽車公司設在底特律傑斐遜大街的工廠，1971年中期每天平均曠工率達百分之六，而年平均人員調動率幾達百分之三十。克萊斯勒公司在1970年與工會舉行談判時報告說，在1969年內，它的幾乎半數的工人在第一季度終了之前就退職了。同年，福特公司設在底特律郊區威克塞姆的裝配廠，每月的退職率達百分之八，必須僱進四千八百名新工人來維持五千人的勞動力。整個汽車工業在六十年代後半期，曠工率增加了一倍，人員調動率也增加了一倍。*只是由於1971年以及其後的失業的增加，情況才稍稍穩定。（23）

* 許多歐洲的報告表明，這種情況並非僅限於美國。例如，一份來自羅馬的報告說，意大利最大的私營企業菲亞特汽車公司有職工十八萬多人，其中十四萬七千人是工廠工人，而星期一上班時間裏跑掉的工人就有二萬一千人，每日平均曠工率達一萬四千人。一個意大利經理協會報告說，在整個意大利經濟中，在總數將近二千萬工人中，平均每天至少有八十萬工人曠工。這是由於“青年人對裝配線的勞動紀律越來越厭惡，和最近有許多南部意大利非熟練工人流入北部工廠。”（22）

通過1972年1月在俄亥俄州洛茲城發生的一次人們津津樂道的罷工，通用汽車公司讓全世界看到了這個被它看作是一個試驗廠的汽車工業中“最先進”和“自動化”的工廠的概貌。按照它的設計速度，洛茲城的裝配線每小時能生產一百輛維加斯牌汽車，只給每個工人三十六秒鐘來完成每輛車的裝配工作、併爲下一輛車做好準備。當前爭執的問題是提高去年10月規定的操作速度的問題。公司發現的情況是，工人們不僅要求恢復去年10月以前的速度，而且許多人覺得，汽車工業總得做些事情來改變裝配線工作的討厭而重複的性質，否則工廠裏就會繼續有不安定的情況。熟悉這幾次會議情況的一個官員說：“他們是說你總得做些事。我不知道該做些什麼事，但你總得做些事。”（24）

這種說法不僅僅限於裝配線，甚至也不僅限於工廠。專門工作組的報告對辦公室的趨勢作了以下的概括：

汽車工業是常常被用來說明令人不滿的工作情況的一種工業；而裝配線則是這種令人不滿的情況的典型體現。但是令人吃驚的是，裝配線工人和藍領工人的不滿情緒也反映在白領工人甚至管理人員的身上。在現在的辦公室裏，工作也被分割開來，而且也是權力主義的；今天的辦公室實際上就是一個工廠。就越來越多的工作來說，除了工人衣領顏色不同之外，它們之間簡直沒有什麼區別：計算機鍵控操作和文書處理系統跟汽車裝配線差不多是完全一樣的。

祕書、辦事員和官僚們曾經由於不必過工廠裏使人失去人性的枯燥生活而感到高興。白領工作很少，它們的社會地位比藍領工作高。但是今天，典型的美國工人是辦事員而不是裝配線工人，而這種職位也不提供什麼聲望。

在傳統上，政府和工業中的低級白領工作都由中學畢業生擔任。今天，越來越多的這種工作屬於高等院校畢業生。但是要求高等院校畢業證書，並沒有提高這種工作的聲望、社會地位、工資或困難程度。例如，1969年辦公室工作員的平均工資是每週一百零五美元，而藍領生產工人是每週一百三十美元。因此，難怪《工作條件調查》發現，我國對工作最不滿意的人，大部分是從事工資低、單調而瑣碎的日常辦公室工作的受過很好教育的青年人。這些人有不滿情緒的另一些跡象，包括每年人員調動率高達百分之三十的，和1958年至1968年之間參加工會的白領工人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六。……這些不斷改變的態度……也許正在影響這些工人的生產率：一些管理部門顧問對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辦公室工作人員進行了調查，發現他們的生產潛力只發揮了百分之五十五。其原因之一是他們對於重複性工作感到厭煩。（25）

不滿情緒的顯著增加有許多原因，有些與工人的特點有關——比較年輕，多上幾年學，受到了新的一代的不安定情緒的“感染”——另一些則與工作本身性質的改變有關。一個記者援引了這一說法：“美國工業在某些場合過分地推行工藝技術，把工作中的技能完全拋棄了，以致達到了使人反感的地步。”他引述凱斯西部預備大學的一位工作設計顧問的話，這位顧問極其坦率地說：“我們也許設置了太多的啞巴工作，沒有這麼多啞巴來擔當這些工作。”（26）

已經提出了各種補救辦法和改革措施，有些已由有特別迫切問題的公司在一些工人小組中加以試驗。其中包括擴大工作範圍，豐富工作內容，或實行工作輪換制，組織工作組，協商或工人“參加管理”，集體獎金和分紅，放棄裝配線技術，取消生產計時鐘，以及“自己的工作由自己處理”計劃等。

這些辦法已經成爲一時的風尚，透過這種風尚，我們可以感覺到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深切關心。所以如此關心的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西歐和美國的統治集團剛剛在自己邊界內經歷了一段被青年學生和第三世界民族主義的激烈反抗嚇得口呆目瞪的時期，他們必然會問自己，如果在這些之外再加上對工廠裏工作條件的反抗運動，那將會發生什麼事呢。這種前景所引起的害怕心理，使人們要對“工作的質量”進行討論，其目的一方面在於弄明白工人的不滿情緒是停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所特有的那種通常水平上呢，還是正越來越驚人地高漲起來；另一方面在於促進改革，以期防止不滿情緒的這種增長。但正像幾乎一切關於公共政策主要問題的討論一樣，這一討論也有某種空洞而不切實際的氣氛，反映出作爲政治家的資本家與控制着公司企業的資本家之間有很大的不同。

工業、商業和金融業管理人員心目中的問題與學術界或新聞界心目中的問題是很不相同的。管理部門往往習慣於在一個社會對抗的環境中進行勞動過程，而且事實上，從來不熟悉不是那樣的環境。公司經理們既不希望也不期待一下子改變這種情況，而只有當這種情況妨礙他們的工廠、辦公室、棧房和倉庫的正常運行時，纔會注意到去改進它。在公司的管理部門看來，這是一個成本和管理的問題，而不是“使工作人性化”的問題。這個問題迫使他們注意，因爲它以曠工、人員流動和不符合他們的打算和期望的生產率水平的形式表現出來。他們所能接受的解決辦法，只有那些能降低勞動成本和改善在國內市場和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地位的解決辦法。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關於豐富工作內容、擴大工作範圍等等的討論開始時是關於工廠工作的，但大部分實際應用是在辦公室裏進行的（據管理部門顧問和“豐富工作內容”的創始人羅伊·沃爾特斯估計，爲其中的四分之三）。（27）工業設施代表投在固定設備方面的大量資金，而現在的工業勞動過程乃是一種長期發展的產物，目的在於使勞動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相反，在辦公室和服務行業的勞動過程中，最近發展起來的大量工作還沒有經受像工廠中那種極端的合理化和機械化，雖然這種合理化和機械化也在進行中。由於這些原因，在辦公室裏，管理部門往往樂於自動地作出改組勞動過程的決定，而在工廠裏，則只有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才會作出這種決定。公司管理部門認爲，職工“過多”、生產率低而最需要加以改組的地方主要是在工廠以外。

在最近一個時期，辦公室的合理化已在擴大工作範圍和使工作人性化的旗幟下，部分地進行着。我們只要看一看例如1972年夏《華爾街日報》刊載的那份報告，就可看出這一運動帶有騙人的味道：文章的標題是“工作的質量”，但內容幾乎完全是一些關於在銀行、保險公司和經紀人事務所中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減少人員的討論。（28）在一個典型的事例中，一個銀行出納員，當他櫃檯上的工作清閒時，就會被派去處理例如清理收回的支票那樣的日常工作。印地安納州里奇蒙市第一國民銀行在一個叫做科學管理社的諮詢機構的指導下實施了這樣一個計劃，“僅僅第一年節省的錢就超過了費用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該銀行的從業人員從一百二十三人減少到一百零四人，而留下的人中，也有一部分被改爲零工。論述“人性化”這一方面時，引用了一個工人所說的話：“沒有片刻時間是沉悶的。它使工作更有興趣了。”（29）

有些管理部門諮詢機構認爲研究這種“人性化”是它們的本行，硬要經理們接受它們的方案。不管它們的話說得如何好聽，這些諮詢機構只有一種功用：降低成本，增進“效率”，提高生產率。和管理部門交談時，別的話是沒有用處的，除非它和公衆關係部門有關係。*那時，這些顧問擁有豐富的知識，知道在許多大辦公室、銀行、保險公司，零售業和服務行業中已得到應用的分工原則，是被如此狂熱地加以實行，因而各種工作已被拆得零零碎碎，並可以部分地重新集合攏來，而無損於勞動過程的目前組織方式，同時還可以節省勞動成本。完成這種業績的精明而講實際的做法，同從一種到兩三種經常的日常工作接二連三地進行這些可憐的“擴大工作範圍”的笨拙做法，形成了一個有趣的對照。

* 有學問的社會學家也不敢忘記這一點。專門工作組的報告，在介紹它的關於工作的重新設計的一章時說：“本章的任務在於說明，不僅工作可以重新設計得更加令人滿意，而且生產率也能得到很大的提高。”（30）

既然現時關於工作的討論，集中注意於資本主義社會中長期受到忽視的這一個方面，因此這一討論必然是有益的，不管它的成果是多麼微小。但是，大多數這樣的討論都是“發現”了我們社會的一個基本特點，作了膚淺的“分析”，提出了容易做到的“解決辦法”，接着又把它忘卻了，這次討論和大多數這種討論一樣，也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根源。我們正在討論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之一，這就是說，雖然大公司接受了一些微小的改進措施，但資本主義的結構和運行方式都成千倍更加迅速、更加大規模、更加廣泛地再造成目前的勞動過程。

現在提出的一些改革辦法，決不是什麼新東西，都是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已爲某些大公司（例如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和某些管理理論家所喜歡使用的方法了。它們表現管理部門的一種作風，而不是工人地位的真正改變。它們的特點是裝模作樣地讓工人“參加管理”，慷慨大方地讓工人調節機器，更換電燈泡，從這一零星工作轉到另一零星工作；讓工人在一些固定而有限的可供選擇之道中進行選擇，以造成工人可以做出決定的錯覺，其實這些可供選擇之道是管理部門設計出來的，管理部門故意留出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讓工人進行選擇。人們可以把管理部門的這種作風同這樣一些人所採用的銷售策略很好地加以對比，這些人發現主婦們抱怨烘烤麪包的配料不好，在使用這種配料時感到內疚，他們就不在配料裏放蛋粉，而使顧客恢復配料裏有打鮮蛋的感覺，從而造成烘焙技術高、產品有益衛生等等的印象。擴大工作範圍的早期宣傳者之一彼得·F.德魯克1954年在一篇評論科學管理的文章中寫道：“工作分析中設計與執行分離開來了，但不能因此就說設計者和執行者應該是兩個人。工業世界並不因此就得分成兩類人：少數人決定應做什麼事，設計工作，規定步調、節奏和動作並命令別人去做；而多數人按照人家告訴他們的方法去做人家要他們做的事。”這是很大膽的說法，一位管理部門的顧問說這種話尤其是大膽的；可是德魯克先生向我們提出的改變世界的建議並沒有這樣大膽：“……即使人類最低級的工作也得有某種計劃；只是這應該是簡單的計劃，也不應該有太多的計劃。”（31）亞當·斯密正是這樣做的；馬克思說，“爲了防止由於分工而造成的人民羣衆的完全萎縮，亞當·斯密建議由國家來實行國民教育，雖然是在極小的範圍內進行。”（32）

1．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列寧選集》，中文版，第3卷，第511頁。

2．喬治·弗裏德曼（Georges Friedmann）:《工作的剖析》（The Anatomy of Work, London, 1961, and Glencoe，Ⅲ., 1964），前言。

3．哈羅德·L.謝潑德和尼爾·Q.赫裏克（Harold L.Sheppard and Neal Q.Herrick）：《機器人都到哪裏去了？七十年代工人的不滿情緒》（Where Have All the Robots Gone? Worker Dissatisfaction in the' 70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第96頁。

4．D.格威希阿尼（D. Gvishiani）：《組織與管理：對西方理論的社會學分析》（Organisation and Management: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Western Theories, Moscow, 1972），第144－146頁。

5．克拉克·克爾，約翰·T.鄧洛普，弗雷德裏克·哈比森和查爾斯·A.邁爾斯（Clark Kerr, John T. Dunlop, Frederick Harbison, and Charles A. Myers）：《工業主義和從事工業的人》（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Cambridge Mass., 1960），第15頁。

6．恩格斯：《論權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2卷，第552頁。

7．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1卷，第108頁。

8．同上書，第122頁。

9．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2卷，第111－112頁。

10．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第358頁。

11．同上書，第464頁。

12．威廉·L.茲維曼（William L. Zwerman）：《組織理論的新觀點：從經驗主義角度重新考慮馬克思的和經典的分析》（New Perspectives on Organization Terory: An Empirical Reconsideration of the Marxian and Classical Analyses, Westport, Conn, 1970），第1頁。

13．斯蒂芬·A.馬格林（Stephen A. Marglin）：《領班是幹什麼的？資本主義生產中等級制度的起源和作用》（油印品）（What Do Bosses Do?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Hierarch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mimeograph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14．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2卷，第83頁。

15．伊登和塞達·保羅（Eden and Cedar Paul）：《資本論》譯者前言（"Translators' Preface to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1930），ⅩⅩⅩⅣ頁。

16．艾爾福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馬克思的自然觀》（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London, 1971），第129頁、228頁。

17．參看約瑟·A.卡爾（Joseph A. Kahl）：《美國的階級結構》（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Ner York, 1957），第六章。

18．米歇爾·克羅澤（Michel Crozier）：《辦公室工作人員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Office Worker, Chicago and London, 1971），第27－28頁。

19．羅伯特·布勞納（Robert Blauner）：《異化和自由：工廠工人與其勞作》（Alienation and Freedom: The Factory Worker and His Industry, Chicago, 1964），第117頁。

20．衛生、教育和福利部專門工作組：《美國的工作》（Work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1973），第xvi－xvii頁。

21．賈德森·古丁（Judson Gooding）：《裝配線上藍領工人的憂鬱》（"Blue-Collar Blues on the Assembly Line"），見《幸福》雜誌，1970年7月號第70頁。

22．《紐約時報》，1972年8月23日。

23．《華爾街日報》，1971年7月16日；《紐約時報》，1972年4月2日。

24．《紐約時報》，1972年2月3日。

25．專門工作組：《美國的工作》，第38－40頁。

26．《紐約時報》，1972年4月2日。

27．《華爾街日報》，1972年8月21日。

28．同上。

29．同上，1972年4月25日。

30．專門工作組：《美國的工作》，第94頁。

31．彼得·F.德魯克（Peter F. Drucker）：《管理的實施》（The Practice of Manaegement, New York, 1954），第284、296頁。

32．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4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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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一部分 勞動和管理

第一章 勞動和勞動力

一切形式的生命，都是靠自然環境維持的；因此，都是從事活動，來佔有自然產物以供自己使用。植物吸收水分、無機物和陽光；動物靠植物爲生，或捕食其他動物。但是，利用自然界現成的資料不是勞動；勞動是一種活動，它能改變自然資料的狀態，增進這些資料的有用性。鳥築巢，水獺圍堰，蜘蛛結網，蜜蜂築蜂房，白蟻築窩，都可以說是勞動。因此，人類和其他動物共同在自然界進行活動，改變自然界的狀態，使其更適合人類需要。

然而，人類勞動的重要意義並不在於它同其他動物的勞動有相似之處，而在於它同其他動物的勞動有截然不同的重大區別。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裏寫道：“我們不談最初的動物式的本能的勞動形式。……我們要考察的是專屬於人的勞動。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築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經觀念地存在着。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爲規律決定着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1）*

* 因此，亞理士多德稱人類勞動爲“理智活動”。儘管他尋找自然、動物和人類全部產物的基本原因的努力沒有成功，但他還是最早說出了人類勞動的這種本質區別。他說：“的確，藝術就在於：在要製造的產品還沒有變成實體以前，就已有了關於它的概念。”（2）在近代，具有藝術頭腦的人往往比具有技術頭腦的人更瞭解人類活動的這種特徵。例如保羅·瓦萊裏說：“人進行活動；他把力量用在一種在他本身以外的資料上；他使他的各種動作脫離其物質的基礎結構；他對這點了解的很清楚。因此，他在進行活動以前就能想出他的各種動作，並使它們互相協調；他能給自己規定各種各樣的任務，並能適應許多不同的資料。他稱之爲才能的，正是這種指揮他的意圖，或者把他的計劃分爲各項動作的能力。他並沒有同他所從事的資料合併在一起，而是從這種資料出發到形成他的思想形象，從思想到形成他的模型，每時每刻都把他想做的事情變成他能做的事情，把他能做的事情變成他能完成的事情。”（3）

人的勞動是自覺的、有目的的，而其他動物的勞動是本能的。*本能的活動是先天的，不是學來的，它是一種受到特殊刺激就放出精力的一種相對固定不變的型式。例如我們知道，已經做成半個蟲繭的毛蟲，會繼續完成這個蟲繭的下一半，即使前一半已被拿走，它也並不在乎。下面的引文更清楚地說明了本能勞動的情況：

南非的鷽鳥，用柴草築城複雜的鳥巢，鳥巢的底部是用馬鬃編織的。把一對鷽鳥同它們的夥伴隔開，讓它們在喀那利草叢裏繁殖五代，並使它們得不到通常使用的築巢材料。在第六代，它們仍然不自由，但是可以得到適當的材料，它們就能夠築城一個巢，馬鬃編織的部分也很完善。（5）

* 傅立葉認爲，他在這裏看出了動物“愉快”的原因和人類“對討厭的勞動感到痛苦”的原因。他說：“然而，勞動是水獺、蜜蜂、黃蜂、螞蟻這類動物喜歡做的事情。……上帝給予它們一種社會的〔他可能是指生物學的〕機制，這種機制誘使它們辛勤勞作，並使它們在辛勤勞作中找到快樂。爲什麼上帝不把賜與這些動物的恩惠同樣賜給我們呢？動物的勤勞情況和我們的勤勞情況是多麼不同呵！”（4）但是，要認爲人類勞動的非本能特徵就是“對厭惡的勞動感到痛苦”的直接原因，就必得略過社會發展中那些把早期從人類以前各種〔勞動〕形式出現的人類勞動同現代形式的人類勞動隔離開的居間階段。

與此不同，在人類勞動中，指揮機制是概念思維的能力；這種能力來自一種非常特殊的中樞神經系統。像人類學家指出的那樣，類人猿的生理結構並非完全不適於製造工具和使用工具。類人猿的手雖然比較粗糙，但還是一種相當好的器官；因爲上下肢有對稱的拇指，因此人們說，類人猿有四隻手。但是人類優越的地方首先不在於雙手，也不在於姿勢。在人和類人猿的各種生理區別中，人的大腦各部分的相對增大，尤其是大腦半球的前部和頂部的顯著增大，是最爲重要的，這使得人類能夠進行事前已有概念、而不是受本能支配的勞動。*正如奧克利所說的那樣：“製造各種合乎標準的工具的人，在自己的頭腦中一定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勞動結果的形象。人類文化……就是這種概念思維能力的結果。”（7）

* 大腦普遍增大很重要，但是“大腦的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增大得更多。如大腦皮質功能圖所表明的那樣，人的感覺運動皮質不等於猿類的感覺運動皮質的增大。人手尤其是拇指的感覺運動區域特別大，這是熟練地運用雙手成爲可能的結構基礎的一個組成部分。
“對其他皮質區來說，同樣如此。猿類的大部分皮質仍然起運動和感覺作用。在人身上，最發達的是那些接近主要中樞的地區。這些地區同技巧、記憶力、預見和語言有關；也就是說，同那種使人類社會生活成爲可能的智力有關。”（6）

正如關於動物行爲的試驗所表明的那樣，動物確實不是完全沒有學習的能力，不是完全沒有想出簡單主意的能力，也不是完全沒有解決簡單問題的能力。因此，一個具有像蚯蚓一樣的原始神經系統的動物，就能學會穿出一條曲徑。黑猩猩受到刺激，能“發明”和製造工具，例如使用棍棒，以求得到吃的東西，或者把箱子摞起來取吃的東西。結果，某些人類學家和生理學家得出結論說，人和非人動物的區別不是本質的區別，而是程度上的區別。但是爲了目前的討論，當程度上的區別大得像人類的學習和概念能力同適應性最強的其它動物之間那種差距時，這種區別可以適當地看做是本質上的區別。我們還可以補充說，通過各種巧妙的人類教導，無論促進了動物的什麼樣的學習能力，也沒有證明有可能促進它們使用符號表達思想的能力，尤其是最高形式的表達思想的能力——發音清晰的語言。沒有符號和語言，概念思維一定是不完全的，而且不能在集體當中自由傳播，也不能傳給後代。

沒有連續性的經驗，當然也不可能有文化。但是，什麼樣的連續性的經驗是文化的先決條件呢？它不是來自通過模仿來交流經驗的那種連續性，因爲在猿類身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連續性。顯然，這是主觀方面的連續性，而不是客觀方面或明顯的連續性，後一種連續性纔是重要的。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符號，特別是文字形式的符號，提供了人類使用工具的經驗的這種連續性要素。最後，正是人類使用工具的經驗的這種連續性因素，使積累和進步，簡而言之，使物質文明成爲可能。（8）

因此，作爲有目的行動的勞動，是由智力指導的，是人類的特別產物。但是人類本身又是這種勞動的特別產物。馬克思寫道：“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於他身外的自然並改變自然時，也就是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9）恩格斯根據他那個時代的人類學知識，於1876年提出這樣的理論：“首先是勞動，然後是語言和勞動一起，成了兩個最主要的推動力，在它們的影響下，猿的腦髓就逐漸變成人的腦髓。”他認爲，“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它還是勞動的產物。”（10）他這篇論文，名爲《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受到他那個時代的科學知識的限制，某些細節也許是不完全的、或者是錯誤的。例如，他的言外之意是，“猿類不發達的喉頭”不足以發出說話的聲音。然而，在人類學家看來，他的基本思想還是可取的，根據現代發現的和“類人猿”有關石器情況來看，尤其是這樣。舍伍德·L.沃什伯恩在一篇論工具和人類進化的文章中說：

在這些發現以前，普遍的看法是，人類進化到接近現在的構造狀態，然後才發現工具和這些工具使之成爲可能的新的生活方式。現在看來，類人猿早已學會製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了。類人猿是一種會跑的動物，但還不會用兩腿走路，腦髓也不比現在生存的猿類的腦髓大。由此可以斷定，現代的人體構造一定是自然選擇的變化的結果，這是和使用工具的生活方式同時出現的。……正是最簡單的工具的成功，才使人類進化的整個趨勢得以開始，並導致今天的文明。（11）

所以，超越本能活動的勞動是創造人類的力量，又是人類用以創造我們所熟悉的這個世界的力量。

已經出現和還可能出現的各種社會形態的可能性，歸根結底，有賴於人類勞動的這種與衆不同的特徵。在它種動物中，職能的劃分是由自然決定的，並帶有本能遺產型的烙印；而人類則能夠有變化無窮的種種職能，並且能夠根據家庭、團體和社會任務來劃分職能。在所有其它種屬中，指導力量以及由此而來的活動、本能和實行，都是不可分的。根據一種生物學的衝動而結網的蜘蛛，不能把這一職能交給另一蜘蛛。這個蜘蛛進行這種活動，因爲這是它的本性。然而，對於男人和女人來說，他們在進化的早期可能有的任何本能式的勞動，早已萎縮了，或者早已淹沒在各種形式之中。*因此，人和動物不同，在人身上，勞動的動力和勞動本身的統一是不能破壞的。概念和實行的統一是可以分開的。概念必須先於實行，並且支配實行。但是一個人想出的主意，可以由另一個人去實行。勞動的動力仍然是人的意識。但是二者的統一在個別人身上會遭到破壞，而在團隊裏、在勞動場所、在公衆當中，在整個社會裏，會重新堅持下去。

* 維布倫（Thorstein Veblen）所說的“工作本能”，只能從比喻的意義上去理解，是一種做好工作的願望和癖性。一位英國“社會心理學家”在這個問題上表示了一點不可知論的看法：“動物也勞動，……主要是通過本能型式的行動進行勞動，這種本能型式是進化過程的產物。人是否有先天的勞動行動型式，是不清楚的。”他又說：“人類能夠成羣地進行已學會的、持久的、有目的的行動，可能就是這樣一種先天式的型式。”（12）但是，以上說法總的意思是，人類非本能地勞動的能力，其本身就可以叫做本能。這似乎是一種硬把人和動物的行爲等同起來的無用的和引起混亂的做法。

最後，人類進行勞動的能力——馬克思稱爲勞動力——絕不能同不是由人起作用的力量混爲一談，不論這種力量是自然的還是人爲的。人類勞動，無論是直接進行的或是蓄存於工具、機器這樣的產品之中，或者蓄存養馴了的動物身上的，都是人類對付自然的唯一手段。因此，對於社會的人來說，勞動力是一種特殊範疇，同其他任何範疇沒有連繫，而且不能交換，這僅僅是因爲它是人的東西。只有是他人勞動的主人的人，爲了完成一項工作，纔會把勞動力和其它力量混淆起來，因爲對他說來，使他的機器轉動的蒸汽、馬匹、水或人力，都被看作同等的東西，都被看作“生產要素”。對於安排自身勞動的各個人（或安排自己勞動的團體）說來，使用勞動力和使用其他力量的區別，乃是整個“經濟”的關鍵性區別。從整體種屬的觀點來看，這種區別也是關鍵性的區別，因爲每個人都是團體、社會和某種屬的總勞動力的部分佔有者。

正是這種考慮形成了勞動價值論的出發點，而這種理論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認爲他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的，因爲他們關心的不是社會關係，而是價格關係；不是勞動，而是生產；不是全人類的觀點，而是資產階級的觀點。

※　　　　　　※　　　　　　※

人類勞動擺脫了由動物本能支配的刻板軌道，變成了不確定的東西。此後，它的種種確定形式，並不是生物學的產物，而是工具和社會關係、技術和社會之間的複雜的相互作用的產物。我們討論的問題，不是“一般的”勞動，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各種形式的勞動。

資本主義生產需要交換關係，需要商品和貨幣，但是資本主義的特徵（differeutia speciffca）是買賣勞動力。爲此目的，整個社會普遍存在三種基本情況。首先，工人脫離了進行生產的手段，只有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纔能有機會接近生產手段。其次，工人擺脫了農奴制或奴隸制那樣的妨礙他們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法律束縛。第三，僱用工人是爲了擴大僱主的資本，僱主從而起了資本家的作用。所以，勞動過程是從有了一項規定工人出賣勞動力和僱主購買勞動力條件的契約時開始的。

注意這種現象的歷史特點，是非常重要的。雖然在古代就有了勞動力的買賣，*但是在十四世紀以前，真正的工資工人階級還沒有開始在歐洲形成，而且在十八世紀工業資本主義（即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商品生產，不同於商業資本主義，商業資本主義只是交換前期各生產方式的剩餘產品）興起以前，數量並不很大。工人階級在數量上佔優勢，不過一個多世紀，而且只是在爲數不多的國家裏。在美國，十九世紀初葉大約有五分之四的人口不是受僱於人的。到1870年，這個比數已經下降到三分之一左右；到1940年，下降到不超過五分之一；到1970年，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人口不是受僱於人的。所以，我們論述的是一種最新近的社會關係。這種社會關係在一些國家裏取得優勢的迅速程度，着重說明能把一切其他形式的勞動變成僱傭勞動的資本主義經濟趨勢的特殊力量。

* 亞理士多德把“有酬服務——一種是從事手藝，另一種是從事沒有技術的體力勞動”、商業和高利貸算作三種交換，這三種交換構成一種取得財富的不自然的方法。自然的或“正確而適當”的方法，是通過飼養牲畜和耕作。然而，他似乎認爲，取得財富的手段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不是購買他人的勞動力。這種看法，同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徵完全相反。（13）

工人締結僱用合同，因爲社會狀況使得工人沒有其它謀生之路。另一方面，僱主佔有一定數量的資本，而且力求加以擴大；僱主爲了擴大資本，把一部分資本變爲工資。勞動過程就這樣開始了。這個過程，一般說來就是創造使用價值的過程，然而同時也是擴大資本——創造利潤的過程。*從這個論點出發，要是單純從技術觀點把勞動過程僅僅看做一種勞動方式，那就過於輕率了。此外，勞動過程已經成爲資本積累過程。而且，正是後者在資本家的思想和活動中佔有支配地位，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權落入了資本家的手裏。所以在下述每個問題上，我們都要考慮資本積累是怎樣支配和塑造勞動過程的。**

* 因此，馬克思講到生產過程時說：“作爲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14）
** 關於資本積累過程，和不管資本家願望如何強使他進行積累的一些經濟規律，這裏不作全面論述。最完善的論述仍然是馬克思的論述，它佔了《資本論》第一卷的大量篇幅，特別是該書的第七篇。資本家追求積累，被認爲既是由於主觀願望也是由於客觀需要，對此所作的明確扼要的闡述，見保羅·M.斯威齊的《資本主義發展論》（紐約，1942年版），第79－83頁、92－95頁。這方面的闡述，由保羅·M.斯威齊和保羅·A.巴蘭合著的《壟斷資本》作補充。該書專門論述資本主義壟斷時期的積累狀況（紐約，1966年版；請特別參閱第42－44頁、67－71頁）。

勞動和整個生命過程、身體機能一樣，是人類個人不能轉讓的財產。體力和腦力不能從佔有者的身上分離出來。無論代價如何，人不能把自己的工作能力讓與他人，正如一個人不能替另一個人吃飯、睡覺和進行性交一樣。因此，在交換中，工人並沒有把自己的工作能力交給資本家。工人保有工作能力，資本家只有靠使工人進行勞動才能在這筆交易中得到好處。當然，不言而喻，勞動的有用成果或產品是屬於資本家的。然而，工人出賣的和資本家購買的，並不是雙方同意的勞動量，而是雙方同意的時期內的勞動力。勞動是一種不能轉讓的體力功能和智力功能；勞動不能購買，必須購買勞動力從事勞動，這對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必須進行更細緻的研究。

當一位老闆在生產過程中使用一頭馱獸爲他服務時，他能做的只不是把力量和持久性這類自然能力納入有用的途徑而已。當這位老闆用蜜蜂生產蜂蜜，用蠶生產蠶絲，在酒類發酵中利用細菌，或者用羊來生長羊毛時，他只能把這些生物的本能活動或生物學的功能變成對他有利的東西。巴貝奇舉出一個極好的例子：

一種最特別的製品……是一位慕尼黑主任工程師設計的。這種製品由花邊和帶有空隙圖案的薄膜構成，完全是由一些毛蟲作成的。下面就是這位工程師採用的製作方法：他把植物葉子做成糊狀物，這種葉子是他所利用的那種毛蟲經常吃的東西。他把這種糊狀物薄薄地攤在一塊石頭上，或其他扁平的物體上。然後，他用一支在橄欖油裏浸過的駱駝毛畫筆在糊狀物的表層畫上他希望毛蟲留出空隙的圖案。接着，他把石頭放在傾斜的位置上，把一些毛蟲放在底端，這是經過挑選的一種會結韌網的毛蟲。這些毛蟲開始在底端吃這種糊狀物，並且在吃過的地方結網，一直達頂端，小心翼翼地避開了橄欖油接觸過的每一部分，但是吃掉了除此之外的所有糊狀物。這些薄膜極其明亮，而且結實地連接在一起，實在令人驚訝。（15）

雖然這位主任工程師獨出心裁，但是整個過程顯然受到毛蟲的能力和癖性的制約；一切使用非人類勞動的方式都是如此。這就是說，凡是使用非人類勞動，用主必須忍受給他服務的東西的一定的自然限制。因而，在他獲得動物勞動力的同時，也獲得了動物的勞動，因爲這二者雖然在理論上有區別，但在實際上多少是一致的，最巧妙的設計，也只能從動物的勞動中得到變化很小的實際勞動。

另一方面，人類勞動能夠從事範圍廣泛的生產活動，因爲人類勞動是由社會和文化發展出來的認識能力指導的。存在於人類勞動力潛力之中的各種能動的勞動過程，在類型、表現方式等等方面是如此多種多樣，所以儘管它們有各種實際目的，它們也可以說是變化無窮的；而當新的勞動方式能夠很容易地以比它們能夠得到利用更快的速度發明出來時，就尤其如此。資本家在人類勞動的這種無限適應性中找到了擴大資本的基本資源。

大家知道，人類勞動能夠生產超出它自身消費的東西；這種“剩餘勞動”的能力，往往被看作人類的或人類勞動的特殊而神祕的天資。實際上，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這只不過是由於把勞動時間延長到超出勞動再生產自身的時限；換句話說，就是延長到超出勞動生產自身的生活資料或其等價物的時限。這種時間隨着勞動強度和勞動生產率以及不斷變化的“維持生活”的各種需要而變化，但是就任何特定的情況來說，這種時間都是一定的持續時間。因此，勞動力再生產自身之後，爲資本家生產的這種“特殊”能力，只不過是由於在它本來能夠停止的時限之外延長勞動時間。一頭公牛也會有這種能力，如果通過訓練和強迫使它堅持碾磨勞動，它也會碾磨出比它所要吃掉的更多的穀物。

因此，人類勞動力的特殊能力並不是生產剩餘的能力，而是它的有理智的和有目的的性質，這種性質給人類勞動力以無限的適應性，並造成擴大人類勞動力自身生產力的社會條件和文化條件，從而人類勞動力的剩餘產品會不斷增多。從資本家的觀點看來，這種社會上的人的多方面的潛力，就是他賴以擴大自己資本的基礎。因此，當資本家使他買得的勞動力作爲勞動進行工作時，他採用種種手段來增加勞動力的產量。資本家利用的手段也許不同——從資本主義初期把儘可能長的勞動日強加給工人，到使用生產效率最高的勞動工具和最大的勞動強度——但是這些手段的目的始終在於從勞動力固有潛力中獲得勞動的最大的有效成果，因爲正是這種有效成果會給他產生最大的剩餘，從而產生最大的利潤。

然而，假如資本家是依靠人類勞動力的這種特殊性質和潛力，那麼也是這種性質，由於它很不確定，向資本家提出了最大的挑戰和問題。勞動這種東西像鑄幣一樣有其正反兩個方面：資本家在購買能做許多事情的勞動力的同時，也買得了很不確定的質和量。他所買的東西的潛力是無限的，但是實現這種潛力時卻受到工人的主觀情況、工人以往的歷史、工人工作的一般社會條件、企業的特殊條件，以及工人勞動的技術環境等等方面的限制。實際進行的勞動，將受這些因素和許多其它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勞動過程的組織和對勞動的種種監督形式。

因爲勞動過程的技術特徵現在受資本家帶來的社會特徵——即新的生產關係——的支配，所以這種說法就更加確切了。工人被迫將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別人後，在勞動過程中也就放棄了自己的利益，這種利益現在已被“轉讓”。勞動過程已經成了資本家的職責。在這種對抗性生產關係的情況下，實現資本家所購買的勞動力的“充分有用性”的問題，由於人們在利益上的對立而變得尖銳化了。一方面是這樣一些人，勞動過程是爲了他們的目的進行的；另一方面是這樣一些人，他們進行勞動過程。

因此，資本家購買房屋、原料、工具和機器時，他就能精確估計這些東西在勞動過程中的地位。他知道，他的某些支出將會轉移到每個單位產品上去；他的計算慣例，是把這些支出劃入成本或折舊。但是，當他購買勞動時間時，其結果還不是如此肯定、如此明確，以致能在事先用這種方法精確地加以計算。這僅表現了這樣的事實：他用於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是“可變”部分，在生產過程中是會增加的；對他來說，問題是增加多少。

因此，對資本家說來，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權從工人手裏轉移到自己手裏，就是非常必要的了。這種過渡在歷史上表現爲生產過程的進步性轉讓——從工人那裏轉讓給資本家。這就出現了管理問題。

1．參閱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第202頁。

2．亞理士多德：《動物的各部分》（De Partibus Animalium）i.l.640a32。

3．保羅·瓦萊裏（Paul Valery）：《論藝術》（Uber Kunst, Frankfurt, 1959），第69頁；引自艾爾福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馬克思的自然觀》（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London, 1971），第101頁。

4．傅立葉（Charles Fourier）：《選集：烏托邦的設計》（Design for Utopia: Se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1971），第163頁－164頁。

5．肯尼斯·P.奧克利（Kenneth P.Oakley）：《作爲人類財產的技術》（Skill as a Human Possession），載查爾斯·辛格（Chareles Singer）、霍姆亞德（E. J. Holmyard）和霍爾（A. R. Hall）合編的《技術史》（A History of Technology），第1卷（New York and London, 1954），第2－3頁。

6．舍伍德·L.沃什伯恩（Sherwood L.Washburn）：《工具與人類進化》（"Tools and Human Evolution"），載《美國科學》月刊（1960年9月號），第71－73頁。

7．奧克利：《作爲人類財產的技術》，第27頁。

8．萊斯利·A.懷特（Leslie A. White）：《文化科學》（The Science of Culture, New York, 1949），第48頁。

9．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02頁。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3卷，第512頁、509頁。

11．沃什伯恩：《工具與人類進化》，第63頁。

12．邁克爾·阿蓋爾（Michael Argyle）：《勞動的社會心理學》（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Work, London, 1972），第1頁。

13．亞理士多德：《政治學》（Politics），i.ll. 1258b9-38。

1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23頁。

15．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論機器與製造業的經濟》（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1932; reprint ed., New York, 1963），第110－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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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一部分 勞動和管理

第二章 管理的起源

工業資本主義是在一個資本家僱用相當數量工人的時候開始的。最初，資本家利用勞動是在勞動脫離早期的生產方式來到資本家手裏的時候；資本家利用勞動完成勞動過程與以往勞動過程一樣。工人在封建和行會的手工業生產的以往實踐中，已經受到了傳統工業技術的訓練。紡紗工、織工、釉工、陶工、鐵匠、白鐵匠、鎖匠、細木工人、磨粉工人、麪包工人等，在他們受僱於資本家時，繼續運用他們作爲行會工匠和獨立工匠時曾經使用的那些生產技術。這些早期的作坊，只是由一些較小的生產單位合併起來的，在傳統方法上沒什麼變化。因此，勞動仍然由生產者直接控制，這些生產者身上體現着自己那個行業的傳統知識和技術。

然而，生產者一經聚攏在一起，就出現了最初形式的管理問題。首先，由於實行合作勞動，就出現了各種管理職能。如果人們認爲需要準備廠房，需要指揮廠房內各種過程，需要集中供應材料，需要有哪怕是最初步的關於任務輕重緩急的安排，需要保存成本、工資、原料、成品、銷售額、借貸等方面的記錄，需要計算盈虧，那麼，即使是各獨立作業的工匠的一個集合體，也是需要協作的。其次，像造車、造船這類裝配行業，和土木工程等等一樣，也需要把不同種類的勞動相當巧妙地密切配合在一起。再者，在那些沒有什麼先前手工業背景的新工業（其中有製糖、制肥皂和釀酒）興起以前不久，冶鐵、銅器製造、軍械製造、造紙、磨粉等這些最基本的製作法，已同時完全改變了。所有這些都需要概念職能和協作職能，這類職能在資本主義工業裏採取了管理的形式。

資本家由於佔有資本而作爲管理者擔負了這些職能。在資本主義交換關係下，資本家僱用的工人的時間像資本家供應的原料和工場的產品一樣，也是屬於資本家的。這從一開始並不認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以下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行會和有關學徒的規定，以及封建和行會生產方式所通用的法律限制，都持續了一個時期，只是當資本家鞏固了他在社會中的權力並且破壞了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機構的法律特徵時，這些東西才逐步被清除。部分原因是，早期的製造業傾向於集中到一些沒有行會與封建規章制度和傳統的新城市裏。然而，反映買者和賣者之間的“自由”契約佔支配地位的法律和習慣，終於形成了。資本家根據這類法律和習慣，實際上得到了決定勞動技術方式的無限權力。

工業資本主義早期階段的特徵，是資本家竭力抹殺勞動力和能從勞動力中得到的勞動之間的區別，用他購買原料的同樣方法購買勞動，即完成並體現於產品中的一定的勞動量。這種努力採用了種類繁多的轉包制度和“外送”制度。*

* 本章使用了西德尼·波拉德：《現代管理的起源》中的一些資料，對此我表示感謝。該書認爲這種努力“即使不是一種管理方法，至少也是一種逃避管理的方法。”（1）

在紡織、服裝、金屬品（制釘和製造刀劍）、製表、帽子、木材和皮革等行業裏，都可以看到這種家庭勞動的形式。在這類行業裏，資本家通過承包人和代理人，在計件的基礎上將原料分給工人，使他們在自己家裏製造。但是，即使在煤炭、錫礦和銅礦這類不能把工作拿到家裏去做的行業裏，在採掘面上工作的礦工，也直接地或通過礦工中的“包工”或轉包人的中介，單獨地或合夥地簽訂合同。甚至在早期的工廠裏還存在這種制度。在棉紡廠裏，熟練的紡紗工被派去看管機器，他們可以給自己找幫工，這通常是從自己家裏或熟人那裏找來的兒童幫工。工頭除了行使自己的監督職能之外，有時還爲自己買一些機器，並且僱用工人去開動這些機器。波拉德證明，這種做法不僅礦工和紡織廠裏有，在地毯廠、帶子廠、鐵廠、陶器廠、建築和土木工程、運輸和採石廠裏也有。（2）有人指出，在美國，這種合同制度幾乎到十九世紀末葉以前，一直是鋼鐵工業的特點。在這種制度下，攪煉工和其他熟練的鋼鐵工匠按噸數計酬，標準視市場價格而定，他們可以自己僱用幫手。（3）莫里斯·多布對這類制度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流行的情況作了以下描寫，指出這一重要事實：真正資本主義的管理方式（因而也是生產方式），直到近代以前——也就是說，在一百年內並沒有成爲普遍化的東西：

直到1870年，許多工人的直接僱主並不是大資本家，而是中間承包人，這些承包人既是僱工，又是勞工的小僱主。實際上，十九世紀中葉的熟練工人往往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名承包人，在心理上和觀點上都帶有這種身份上的特點。

這種關係不僅在那些仍處於在外部進行工作和家庭生產階段的行業裏佔優勢，這些行業裏的熟練槍炮工、釘子匠、馬具和馬車用的五金商，或中間人和“用不正當手段取財者”，都僱用家庭工人。轉包制度甚至在開辦工廠的一些行業裏也是司空見慣的。這種制度有種種機會通過實物工資、借債、在客棧裏支付工資等方法，進行殘酷壓榨和欺騙，早期的工聯主義同這種制度進行過艱苦和長期的鬥爭。在一些冶煉廠裏，有一些由資本家根據鼓風爐產量總噸數支付工資的運料工和裝料工，他們僱用很多男工、女工、兒童並使用馬匹做裝料工作或管理澆鑄工作。在一些煤礦裏，有些包工同管理部門簽訂合同承擔一個礦坑的活路，他們自己僱用幫手。有些包工手下有一百五十人之多，需要一名被稱爲“小狗”的特別監工來監督幫手的工作。在一些軋鋼廠裏，有軋鋼師傅，在鑄銅廠和鏈條廠裏也都有高手，他們經常僱用二三十人，甚至鈕釦廠的女工也僱用少女幫手。當伯明翰的小金屬行業開始有工廠時，“僱主必然要尋找廠址、廠房和原料，並且對製造過程的細節實行監督的想法並未產生。”（4）

雖然所有這些制度都用計件工價或轉包合同規定的工價支付工資，但是絕對不能認爲這種做法本身就是這些制度的基本特徵。各種形式的計件工資在現在也是很普遍的，這表示計時工資已變爲另一種形式，這種形式成就不一，但都企圖將工人列入自願接受剝削的同謀犯之列。然而，在今天，計件工資同資方對勞動過程的有系統而細緻的控制結合在一起了，實行這種控制往往比實行計時工資時還要嚴格。更確切地說，早期的家庭勞動制度和轉包制度代表一種過渡方式，在這個階段中，資本家還沒有擔負起工業資本主義的主要管理職能，還沒有控制勞動過程。因此，這種情況同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面發展是不相容的，只是在一些特殊的條件下，勉強存在下來了。

這些對待勞動的方法，帶有工業資本主義來源於商業資本主義的某些痕跡。商業資本主義瞭解商品的買和賣，但不瞭解商品的生產，而且打算像對待所有其它商品那樣來對待勞動。這肯定是不適當的，而且迅速地得到證明，即使由於技術發展的極端不平衡，由於技術需要不斷走回頭路並在新工業中重演自己歷史發展中的各個階段，暫時保證了它的繼續存在。由於生產不正規、原料在運送過程中受損失和被盜用、製造緩慢、產品質量不統一、不穩定等等問題，轉包制度和“外送”制度遇到很大麻煩。但最重要的是，這些制度由於不能改變生產過程而受到限制。*正如波拉德所指出的，以初步分工爲基礎的家庭勞動制度，阻礙了分工的進一步發展。雖然購買已完成的勞動的做法，不是對勞動力進行直接控制，而是由於規定了單位成本而使資本家不必擔心“外送”制度的不可靠，但是這種做法卻把人類勞動的大量潛力放在資本家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外了。這種勞動力是可以通過固定工作時間、系統化的管理和重新組織勞動過程來加以利用的。資本主義的管理部門，很快就以一種要彌補它早期懦弱無力情況的熱情，攫取了這一職能。

* 關於這一點，戴維·蘭德斯寫道：“想增加生產的製造商，必須使已經僱用的工人做更多的工作。但是在這一點上，他再次陷入這個制度的內在矛盾之中。他無法強迫工人一定幹多少鐘頭的工作。家庭織工或工匠是自己時間的主人，他想幹就幹，想停就停。僱主爲了鼓勵勤奮雖然能夠提高計件工資，但是他往往發現這種做法實際上減少了產量。”蘭德斯還概述了這種工業組織方式的一些其它“內在矛盾”。（5）

對大量工人的控制，早在資產階級時代以前就有。古代和中世紀的金字塔、中國長城、廣闊的道路網、輸水槽、灌溉渠道、大型建築、競技場、紀念館、大教堂，等等，都能證明這一點。我們在爲羅馬軍隊生產武器的作坊裏，看到了最初的分工；資本主義以前時期的軍隊表現有後來資本主義做法的一些原始方式。*羅馬時代的冶金、陶器、皮革、玻璃、制磚、紡織等作坊，以及大農莊，都把大批勞動者集中在單一管理之下。（7）然而，這些前例是在奴隸制或其它不自由的勞動條件下進行的。工藝停滯不前，而且缺乏資本主義擴大每一單位資本那種迫切需要，因此同資本主義管理有明顯的區別。金字塔是由作奴隸的老百姓的剩餘勞動修建的，沒有別的目的，只不過是爲了在當時和以後給法老們增添光彩。修建道路、輸水槽和運河是爲了軍用或民用，一般不是以贏利爲基礎的。國家津貼的製造廠生產武器或奢侈品，享有實際上或法律上的壟斷權，而且有非商業買主、法庭或軍隊的大量訂單。（8）在這些情況下，所需要的管理仍然是很初步的；在勞動是奴隸的勞動，而且也往往由奴隸自己來監督時，尤其是這樣。然而，資本家使用僱用勞動，這種勞動的每一非生產時間都代表一種損失；而且他是在工藝不斷迅速變革的情況下進行活動的，對於這種變革，他自己必然要出一分力量，這種變革又是由於需要產生剩餘和積累資本而刺激起來的。因此，他創造了一種完全新的管理方法。這種管理的新方法，即使是它的早期表現方式，也遠遠比以前的任何方法都更完善、更自覺、更費力、更能精打細算。

*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寫道：“一般說來，軍隊在經濟發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軍隊中發展起來的。……部門內部的分工也是在軍隊裏首先實行的。”（6）

在商業企業，種植園和農莊這類形式中，有許多早期工業資本家可以借鑑的更直接的先例。商業資本主義發明了意大利式薄記體系，有內部查覈和監督方法。工業資本家還從商業資本那裏接收了由負責經理人員分管各部門的組織體制。特別是自從在大不列顛的農莊裏辦起了早期的採礦業（和屬於採礦的建築工程）以後，農莊和殖民地種植園還提供了發展完善的日常監督工作的經驗。

不把工作集中在一起監督即使不是不可能，肯定也是非常困難的；所以管理的前提就是將工人集中在一個場所。這種做法的最初效果就是給工人規定固定的工作時間，這和工人自己規定步調不同，自己固定步調有許多中間停頓，工作日短、有假期，一般說來，不能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爲生產剩餘而延長工作日。因此，格拉斯在《工業進化》一書中寫道：

純粹爲了紀律，才使工人在工頭的監督下受到有效的控制。在一所房子裏或者在一個狹小的範圍裏，工人們從日出幹到日落，沒有休息時間和恢復精力時間。他們幾乎終年如是，否則就要受到喪失一切工作的懲罰。（9）

自從有了“自由的勞動大軍”，需要用強制方法使工人習慣於自己的工作，並且使他們整年整日地勞動的時候起，在作坊內部，早期的管理就採取了種種苛刻而專橫的方式。波拉德指出：“幾乎在英國的所有地區裏，現代工業，特別是紡織業，如果是在大型廠房裏進行生產的話，都是同監獄、教養院、孤兒院連繫在一起的；不是這種情況的地區是罕見的。這種連繫往往被低估，特別是被那些認爲新工廠只是招收自由勞動的歷史學家所低估。”他發現這種情況和其它強制辦法非常普遍，所以得出結論說：“現代工業無產者承擔他們的任務，與其說是由於吸引力或金錢報酬，不如說是由於強迫、強制力和恐懼心理。”（10）

工廠內部法律上強制作法和超法律的懲罰結構，往往被擴大爲包括整個市鎮的全社會的制度。波拉德舉出安布羅斯·克勞利的大型聯合鐵工廠爲例，該廠進行鋼鐵生產和加工製造的最初過程。十八世紀第二個二十五年裏，這家公司僱用一千多名工人，分佈在主要工廠、倉庫和公司所屬的船隻上。這家公司留下了一種特別“法典”：

這家公司有一名醫生，一名牧師，三名教師，還有一項濟貧、養老金和喪葬計劃。公司老闆克勞利打算通過教導和告誡來支配他屬下人們的精神生活，使他們變成他這部機器中的自願和順手的齒輪。他的明確打算是，這些人的整個生活，甚至包括他們很少的業餘時間（正常工作周是八十小時）在內，都應當圍繞着使工廠有利可圖這一任務。（11）

這種在經濟上、精神上、道德上和身體上進行全面統治的方法，在一個被隔離的工業區裏，是由一個奴隸性的司法機關的法律和警察的強制力所維持的。從這種統治方法中，我們看到，在產業工聯主義興起以前，在近代美國常見的作爲一種最廣泛使用的全面控制辦法的那種公司城市的前身。

資本家在所有這些早期努力中，一直在探索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建立了新的社會生產關係並且開始改變生產方式之後，他們發現自己遇到了不僅在規模上而且在性質上同早期生產過程的特徵完全不同的管理問題。資本主義的特殊的新關係是以“自由勞動契約”爲先決條件的。在這種特殊的新關係下，資本家必須從僱工身上擠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日常活動，必須在自願契約的基礎上進行勞動過程的同時，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工人。這種企業開頭就具有克勞塞維茨認爲是來源於戰爭的那種特徵；因爲它要控制難以駕馭的羣衆，所以它就是一種反抗環境中的運動。

動詞to manage（管理）來源於拉丁文manus，原意是訓練馬匹的步法，使它作馴馬術上的各種演習。由於資本主義創立了這樣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裏，人們被認爲除考慮自身利益外，不考慮其它事情；又由於彼此都不能離開對方的雙方簽訂僱用合同已成了普遍現象，所以管理就成了更爲完善、更爲微妙的手段了。手藝方面的傳統、感情和自尊心所起的作用越來越減弱，更加不穩定了；雙方都認爲這些東西是比較好的天性的一些表現形式，但再順應這種天性將是愚蠢的。像使用繮繩、馬籠頭、踢馬刺、胡蘿蔔和馬鞭子的騎士一樣，資本家從小受到的訓練就是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竭力通過管理進行控制。控制的確是一切管理制度的中心思想，這已爲一切管理理論家所承認，或是默認，或是直言無諱。*

* 例如萊芬威爾說：“有效的管理就是控制。這兩個詞在某種意義上是可以互相替換的，因爲沒有控制的管理是不可想象的。”（12）

林德爾·厄威克是科學管理運動的狂熱的歷史學家，作過幾十年的管理顧問，對管理問題的歷史特點了解得很清楚。他說：

在中世紀“老闆”的作坊裏，控制建立在服從的基礎上。這種服從，是那個時代的習慣要求徒工和僱工對他們訂約爲之服務的人所表示的服從。但是在家庭經濟的晚期，工業家庭單位僅僅在按照一定規格必須完成一定數量布匹這個範圍內，是由布商控制的。隨着城市地區大工廠的現代工業集團的出現，整個控制過程經歷了一場根本性的變革。這時，工廠的所有者或經理，也就是人們說的“僱主”，必須從“僱工”身上得到某種程度的服從，或者能夠使他實行控制的合作。人們除了關心企業提供的生計情況如何外，並不關心企業本身的成敗。（13）

這種新形勢的產生，並非由於新的安排是“現代化的”、“大型的”，或“都市化的”，而是由於現在構造了生產過程的新社會關係，由於在進行生產過程的人和爲了自己的利益而由別人進行生產過程的人之間，在管理者和執行者之間，在把自己的勞動力帶進工廠的人和那些企圖從這種勞動中爲資本家榨取最大利益的人之間，存在着對抗。

1．西德尼·波拉德（Sidney Pollard）：《現代管理的起源：英國產業革命研究》（The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 A Study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Mass., 1965），第38頁。

2．同上書，第38－47頁。

3．凱瑟琳·斯通（Katherine Stone）：《鋼鐵工業中工作結構的起源》，載《激進的美國》（1973年11－12月號），第19－64頁。

4．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資本主義發展的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1947），第266－267頁。

5．戴維·S.蘭德斯（David S. Landes）：《解脫了枷鎖的普羅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歐的技術變化和工業發展》（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England and New York, 1969），第58－59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83頁。

7．邁克爾·阿蓋爾（Michael Argyle）：《勞動的社會心理學》（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Work, London, 1972），第18－19頁。

8．波拉德：《現代管理的起源》，第7頁。

9．格拉斯（N. S. B. Grass）：《工業進化》（Industrial Evolution）（1930），第77頁；引自《現代管理的起源》，第11－12頁。

10．同上書，第163頁、207頁。

11．同上書，第56頁。

12．威廉·亨利·萊芬韋爾（William Henry Leffingwell）：《辦公室管理：原則與實踐》（Office Managemen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Chicago, New York and London, 1925），第35頁。

13．林德爾·厄威克（Lyndall Urwick）與佈雷奇（E. F. L. Brech）：《科學管理的形成》（The Making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第2卷（London, 1946），第10－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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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一部分 勞動和管理

第三章 分工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早的創新原則，就是製造方面的分工；不論什麼形式的分工，現在仍然是工業組織的基本原則。資本主義工業的分工，和在整個社會中劃分生產任務、行業或專業這類現象根本不同，因爲大家已知道的各種社會雖然已經把工作劃分爲種種生產專業，但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都沒有把每一生產專業的工作再系統地劃分爲各種有限的工序。這種分工的形式，只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才普遍化的。

例如，赫斯科維茨對原始社會分工的描寫，就把這種區別說得很清楚：

一個行業內的任何分工——也可以叫做再分工——在沒有文化的人當中是罕見的。這種行業內部的專業化，只有在房屋、獨木舟或魚梁（Fish-weirs，指在河流中的木製柵欄，以圍堵順流而下的魚羣——左言）這類大型資本貨的生產中才能遇到。*即使是在這個方面，在這類文化中，這種安排通常也是暫時的；而且，每個專門從事一部分特定工作的勞動者，除了他當時從事的那部分工作外，通常有能力擔任這項工作的其它部分。……因此，在那些按性別進行原始分工的團體裏，每個男人或婦女不僅要知道怎樣去做男人或婦女習慣做的那些事情，而且一定要能夠乾得很好。在我們轉移到經濟情況更復雜一些的社會時，我們看到，某些男人可能比別人用更多的時間去做木刻或鐵工工作，某些婦女可能比別人用更多的時間做盆罐或織布；但是這些團體的所有成員都要有一些技能，由一定性別的人掌握。在其它一些仍然沒有文化的社會裏，一些男女不僅專長一種技術，而且專長製造某種類型的產品。例如，一位婦女把時間用於生產日用的盆罐，另一位婦女則專門生產宗教儀式使用的陶器。必需再次強調，除了在極罕見的情況下，我們並沒有發現這類組織，在這種組織裏，一位婦女專門收集粘土，另一位專門把粘土做成坯子，第三位婦女把它燒成盆罐；或者在這個組織裏，一個男人專門蒐集木柴，第二個男人專門繪製一個木凳的各個部分的草圖，第三個人把它完成。（1）

* 赫斯科維茨在這裏玩弄了把“房屋、獨木舟或魚梁”變爲“資本貨”的傳統經濟學把戲。他根據的是資產階級的主要看法，這種看法不自覺地在整個歷史中忽前忽後地把這些範疇看作資本主義生產特有的東西。按照這種看法，房屋即使是人們爲居住而建造的建築物，也變成了“資本”。

赫斯科維茨在這裏爲我們提供一幅把勞動劃分爲各行各業的圖景，這種區分在開始時主要是由於性別的作用。不過總的說來，在行業內部並沒有分工。雖然男人或婦女在習慣上可能專作某種產品，但他們在製造每一產品時，通常並不再作各個工序的分工。

這種作爲一切社會特徵的分工，按照馬克思的術語，就叫做社會分工。這是人類勞動特徵的派生物：“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物種的尺度和需要來造成東西，可是人善於依照任何物種的尺度來生產。”（2）蜘蛛結網，狗熊捉魚，水獺圍堰和造房子，但是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同時是織工、漁人、建築者，還會做許許多多其它東西；這種情況產生於社會，而且只有通過社會才成爲可能，所以不久必然要按照行業進行社會分工。人類的每一個人不能獨自“依照任何物種的尺度來生產”，也不能獨自發明任何動物都不瞭解的尺度，但是人類作爲一個整體是可能這樣做的，部分是通過社會分工。因此，人類勞動一經變成社會勞動——即在社會中而且通過社會進行的勞動——社會分工顯然就是人類勞動的物種特徵裏固有的東西。

同這種一般分工或社會分工不同，還有一種個別分工——生產方面的分工。這種分工把製造產品的各過程劃分爲由不同工人完成的許多工序。

有人把社會分工和個別分工看作單一的連續統一體，看作單一的抽象技術原則，這種看法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是產生混亂的最大原因。* 社會分工是所有已知的社會的特徵；工場內部的分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產物。社會分工把社會劃分爲各種行業，每種行業適應一個生產部門；個別分工打破了這種意義上的行業，使工人無法完成任何完整的生產過程。在資本主義下，社會分工是由市場混亂地和無政府地強制形成的，而工場分工是通過計劃和管理強加於人的。再者，在資本主義下，社會分工的產品是作爲商品進行交換的，而局部工人的操作成果在工廠內部不像在市場上那樣，是不能進行交換的，這些成果完全爲同一資本所佔有。社會分工把社會進行再劃分，而個別分工把各個人進行再劃分；社會的再劃分可以提高個人和人類的價值；而各個人的再劃分如果是在不顧人的能力和需要的情況下進行，就是對人和人類的一種犯罪。

* 馬克思警告說：“社會內部的分工和工場內部的分工，儘管有許多相似點和聯繫，但二者不僅有程度上的差別，而且有本質的區別。”（3）

下面一段話典型地說明了無視社會分工和個別分工區別的那種觀點：“社會分化和分工是人類社會的一般屬性。同一直堅持到最近、認爲原始人類過着完全相似和無定形的羣居生活那種看法相反，關於原始社會和農民社會的現代知識，揭示了大量複雜情況和專業化情況。……所以，現代的專業化同想象中的沒有分工的社會或時期不能有懸殊的差別。差別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不是本質上的差別。”（4）威爾伯特·穆爾在這裏要迫使我們認爲：社會分爲各行各業，同這些行業的分解“不能有懸殊的差別”；種田、作傢俱或打鐵的工作，同畢生勞動中每天連續擰緊幾百顆螺絲釘或每週用手操縱鍵式卡片打孔機打出幾千張卡片這些活動之間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因爲這一切都是“分工”的表現形式。按照這種高度的抽象，在分工問題上顯然是什麼也學不到的。只能得出陳腐的和辯護性的結論，說分工是“一般屬性”，它的每種表現形式也許都是必然的。勿須說，這正是資產階級社會喜歡的結論。

埃米爾·杜爾克姆的《社會分工》一書，在它越來越不適用於現代世界的時候反而日益受人歡迎，其原因就在於此。杜爾克姆所採用的方法就是這樣一種高度的抽象，他說：“客觀評價分工時，唯一的成功方法就是對分工本身進行純理論的研究，找出它的用途和它所依賴的東西，最後形成儘可能對它適合的概念。”（5）杜爾克姆就這樣進行論述決然避開我們這個時代分工發展的那些特殊社會條件，在他的全部論述中讚揚“人類友愛的理想只有隨着分工的發展才能實現。”（6）在他的著作的後十分之一里，他才提出現代資本主義工廠裏和辦公室裏的分工，而且把這類分工叫做“不正常的形式”。然而，就像現代評論家M. C.肯尼迪指出的：“當我們考查全世界的這些不正常的形式時，我們很難發現一個正常分工的明確事例。”（7）肯尼迪是絕對正確的，他把杜爾克姆的“正常”分工形式叫做“一個道德主義社會學家的理想，而不是一個有道德的社會學家的理想。”*

* 喬治·弗裏德曼說：“假如杜爾克姆能活到看見分工進一步發展的時候，他就不得不認爲現代社會中勞動在工業、管理部門、甚至最近的商業（我想到美國的超級市場）所採取的大部分形式都是‘不正常的’。”（8）那種認爲在產業革命幾個世代以後，在亞當·斯密、巴貝奇、尤爾、馬克思和無數其他作者之後進行寫作的任何人，都需要等待“美國的超級市場”才能瞭解資本主義分工問題的說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是總的說來，弗裏德曼這樣小心翼翼地對待杜爾克姆——儘管他認爲杜爾克姆這本著作後面的篇幅在全書中沒有多少價值，他還是把杜爾克姆稱作是“研究這個重要問題的最有魄力的人”——這證明杜爾克姆這部著作的聲譽不斷增長。

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關心的不是社會的一般分工，而是企業內部的分工；不是各行各業之間的分工，而是各行各業和工業過程的分解；不是“一般生產”中的分工，而是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分工。我們關心的不是“純粹的技術”，而是技術同資本的特殊需要的密切結合。

※　　　　　　※　　　　　　※

生產中的分工，是從勞動過程的分解開始的，這就是說，把生產勞動劃分爲各個組成部分。但是，這種劃分本身不是局部工人造成的。實際上，這種分解或劃分就是工人爲了適合自身需要而組織的每個勞動過程的特徵。

以白鐵匠製造漏斗爲例：他在鐵板上畫出漏斗的正面圖，根據這個圖再畫出一個鋪開的漏斗及其底部漏管的輪廓。然後用剪刀剪下每塊鐵板，捲成適當形狀，摺好或鉚牢邊縫。接着，他卷好漏斗的頂邊，焊好接縫，再焊上一隻掛環，洗掉焊接時用的酸類，再把漏斗修飾成最後的形狀。但是，他把同樣過程應用於製造大量相同的漏斗時，他的操作方法就改變了。他不是直接在原料上設計圖樣，而是先做一個模型，利用模型畫出所需的全部漏斗。然後一塊一塊地把它們全部剪下來，捲成適當形狀，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他不是在一兩個小時內製成一個完整的漏斗，而是在製造過程的每個步驟上用幾個小時甚至幾天的時間，並根據各種情況製造一些工件夾具、夾鉗和其它器件。這些東西爲了一個漏斗是不值得做的，但是在製造大量漏斗時，會大大加快每個製造步驟的速度，所節省的時間證明額外用去的時間是值得的。這位白鐵匠發現，用這種方法生產大量漏斗，比做成一個以後再去做第二個的方法麻煩少，節省時間多。

同樣，會計的工作就是開列賬單，保管辦公室記錄以備將來彙總之用。如果一個會計是爲一個時期裏只有幾個委託人的律師工作的話，他會作好一份賬單，並同時把它過入適當賬戶和顧客賬上。但是，如果每月有幾百張賬單，這位會計就會把賬單攢在一起，有時用一兩天的時間把它們過入適當賬戶。有些這種賬現在是按每天、每週或每月的總數記載，而不是一筆一筆地記載的。當數量大時，這就是一種節省大量勞動的做法。同時，這位會計現在可以利用一些省事方法或輔助物；當記賬手續分成爲各種特別編制的分戶卡或複寫表格時，這類省事的方法是實際可行的，因爲分戶卡和複寫表格把記載顧主賬和編制月報表這兩件工作合併爲一道工序。

這類分解勞動過程和把勞動過程分成各個組成成分的方法，一直是、迄今仍然是各行各業中常用的方法；這些方法是個別再分工的最初形式。顯然，它們即使不是完全地也基本上符合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一章裏所說的三個優點：

有了分工，同數勞動者就能完成比過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每個勞動者的技巧因專業化而有所提高；第二，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須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這種損失；第三，許多簡化勞動和節省勞動的機器的發明，使一個人能夠做許多人的工作。（9）

亞當·斯密以製造釦針爲例，說明如下：

一個人抽鐵絲，一個人拉直，一個人切截，一個人弄尖鐵絲的一端，一個人碾另一端，以便裝上圓頭。要做圓頭，就需要有二三種不同的操作。裝圓頭，塗白色，乃至包裝，都是專門的工作。這樣，釦針的製造大約分爲十八種操作。有些工廠，這十八種操作，分由十八個工人擔任。固然，在另一些工廠有時一人也兼任二三種操作。（10）

這個例子裏的分工，比上述白鐵匠和會計這兩個例子裏的分工前進一步。操作不僅是彼此分開的，而且是分配給不同的工人。這裏，我們不只是分解了勞動過程，而且還產生了局部工人。這兩步都取決於生產的規模：沒有足夠的數量，兩者都行不通。每一步都節省了勞動時間。最大的節省體現在勞動過程的分解，進一步的節省——其程度隨過程的性質而變化——是由於把各個操作分給不同工人而得到的。*

* 關於分解勞動過程和產生局部工人之間的區別，喬治·沃利斯向衆議院提出的關於十九世紀美國工人的特別報告中有所論述：“……美國的勞動者順速變成熟練工匠；他一旦精通自己業務的一部分，在他精通全部業務以前，他是決不會滿足的。單是幹好一種機械操作，不會使自己和僱主滿意。他很想去幹點原定任務以外的事情，所以他必須學會所有的東西。讓他學習他那個行業的第二種手藝，來作爲他已精通第一種手藝的獎勵，這樣一直學到底，如果可以說他會達到目的的話。身心方面不停的活動，改進他自己那部分工作的渴望，那些有創造才能的人，爲了自身利益和往上爬，已經解決了一些經濟問題和機械上的問題，這些事實經常出現在他的眼前，對他有刺激作用和鼓勵作用。可以這樣說，至少在新英格蘭各州沒有一個有一般能力的工人不想在製造方面，在機械上有所發明或改進。……
“……這樣通曉一種行業裏兩三個部門的工作，或甚至一個人從事好幾種行業，也不會像可能設想的那樣對系統分工有很大的妨礙。在大多數情況下，改換職業只是在方便的時期進行的，或者是爲了使工人擺脫始終幹着一種工作的無聊狀況。……然而，這種違反細分工經濟規律的作法，雖然在其它方面很成功，但卻有一種缺點。這對非常熟練的手藝和驚人的準確性是不利的，這種手藝和準確性總是同工人經常注意和作一種工作有關聯。這一點在美國大多數的製造品上常常可以看得很清楚。”（11）

工人可能把勞動過程分成若干部分，但是他永遠不會自願地把自己變成終身的局部工人。這是由資本家來作的事情，對資本家來說，既然從第一步（分解）上可以得到很大好處，從第二步（在工人當中進行細分）上又可以得到更多的好處，那麼他沒有理由不是既採取第一步也採取第二步。第一步只是把勞動過程分開，第二步再把工人分開，這對資本家來說並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由於資本家在打破作爲由工人控制的一種過程的工藝時，又重新把它組成爲由他自己控制的一種過程，這就尤其如此。現在，資本家能夠在雙重意義上計算他的好處，不僅在生產效率上有好處，而且在管理控制上也有好處，因爲在這種情況下對工人非常有害的東西，就是對資本家有利的東西。*

* “近來，我們大量研究了而且改善了關於分工的十分精密的發明；只是我們給它起了一個不確切的名字。老實說，分工並不是把勞動分開了，而是把人們分成不同部分的人，把生活搞得七零八碎。結果，一個人得到的一點點智力不足於製造一個釦針或一個釘子，而只是完全用來製造釦針尖或釘子頭。現在，一天能做成許多釦針確實成了一件值得想望（渴望）的好事情。但是，我們只要看看用什麼砂粒來磨這些針尖——（這些）人類精神的砂粒，（它們）在被分辨出是什麼東西以前是會被大大放大的——我們應當想到其中也會有某些損失#。我國所有生產城市裏發出的喊聲，比鼓風爐的聲音還要大，實際上完全是爲了這個原因——我們除了不製造人以外，什麼東西都造……”（12）這是拉斯金說的。

# 筆者也無法確認其意，推想是說爲了做到這極煩瑣、細密分工，以達到生產力提高，這使得勞動者的精神耗損了不少。筆者稍稍潤飾譯文,添加（）裏的文句，以使譯文的指涉更明確。——左言

這些好處的實效由於另外一種原因而增強；這一原因雖然在經濟學文獻中極少提到，但是，對於工人分擔作業的作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十分流行而且迅速擴展來說，它肯定是最令人信服的原因。在亞當·斯密以後的半個世紀裏，這一原因既沒有得到明確的論述，也沒有得到特別強調，後來查爾斯·巴貝奇做了這方面的工作。

巴貝奇的《論機器和製造業的經濟》的第一版於1832年問世。他在該書《論分工》的一章（第十九章）裏指出：“最重要和最有影響的原因〔分工節省勞動〕完全沒有受到注意。”他扼要複述了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和其它一些政治經濟學家的古典論點，引用了我們上面引用過的亞當·斯密論述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三點原因的一段話。巴貝奇繼續寫道：

所有這些原因雖然都很重要，每種原因都會影響結果；然而據我看來，要說明製造品價廉是分工的結果，如果不談下述原則，那是說不完全的。

製造主把要乾的活路分成若干不同過程，每一過程需要不同程度的技藝或人力，這樣，他就能夠正好購買每一過程所需要的技藝或人力的精確數量；可是，如果全部活路由一個工人來幹，那麼這個工人就必須有足夠的技術去完成這一活路所包括的多種多樣的操作中最困難的操作，必須有足夠的力量去作其中最費力的操作。（13）

用另一種方法來表述這種十分重要的原則，那就是，在以買賣勞動力爲基礎的社會裏，劃分工藝會減低其各個部分的工價。爲了說清楚這一點，巴貝奇和亞當·斯密一樣，舉出一個製造別針的例子。他把英國製造在他那個時代通稱“十一”的別針時僱用的工人按類別（年齡、性別）和工資列爲一表。（14）

抽鐵絲 | 男工 | 每天3先令 | 3便士
把鐵絲拉直 | 女工 | 1先令 |
| 幼女 | | 6便士
磨針尖 | 男工 | 5先令 | 3便士
卷切針頭 | 童工 | | 4^1/2便士
| 男工 | 5先令 | 4^1/2便士
按針頭 | 女工 | 1先令 | 3便士
鍍錫或塗白色 | 男工 | 6先令 |
| 女工 | 3先令 |
包裝 | 女工 | 1先令 | 6便士

巴貝奇指出，上表清楚表明，如果付給一個能夠擔負全部操作的工匠的最低報酬不超過表上所列的最高報酬，如果完全僱用這類工匠，那麼製造的勞動成本也會增加一倍多，即使利用完全相同的分工，即使工匠生產別針的速度和局部工人是完全相同的。*

* 並不是所有經濟學家都沒有看見這一點。艾爾弗雷德·馬歇爾稱這是“巴貝奇的經濟生產的重要原則”。（15）但是馬歇爾寫這句話時，畢竟是在經濟學家們仍然關心事物在現實世界運行情況的時候。

讓我們再舉一個較近的例子。這個例子來自美國工業的第一個流水作業線——肉類加工傳送機（實際上是一條拆卸線）。J. R.康芒斯所作的描述照例十分詳盡，而且很實在地寫出了工人的工資等級：

很難找出另一種工業的分工搞得如此巧妙和細緻。牲畜被檢查後，像一張地圖一樣標出界線。人們分爲三十多種專業，有二十種不同的工資，從一小時十六美分到五十美分不等。一小時掙五十美分的工人只是用刀分割畜皮的最難弄的部位（底子工）或者用斧子劈骨頭（剔骨工）。無論從什麼地方能夠弄來一個不怎麼熟練的工人，工資有十八美分、十八點五美分、二十美分、二十一美分、二十二點五美分、二十四美分、二十五美分等等，都可以有他一個位置，而且爲他安排一種工作。單是幹畜皮工作的就有九種位置，八種工資。掙二十美分的人專門切去尾巴，掙二十二點五美分的人專門敲掉找不到好皮革的其他部位，掙四十美分的人用刀切割不同的肌理，他的刀同掙五十美分的人刀“感受”不同。（16）

巴貝奇的原理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分工發展的基本原理。它所反映的不是分工的技術方面，而是分工的社會方面。在勞動過程中可以分開的範圍內，它可以分成不同的成分，有些成分比其它成分簡單，而每一成分又比整個過程簡單。用市場術語來說，這就是，能夠完成全過程的勞動力，作爲各種分離的成分來購買時，要比作爲一個工人的全部能力來購買時便宜。巴貝奇的原理最早應用於手工業，後來又應用於各種使用機器的行業，終於成爲支配資本主義社會各種勞動的基本力量，不論這種勞動的背景是什麼，也不論是處於什麼等級。

在資本主義的神話裏，巴貝奇的原理被說成是，打算通過使合格的工人去幹“只有他們才能幹”的工作和不浪費“社會資源”的辦法，來“保存稀有技術”。這個原理被說成是對“缺少”熟練工人或受過技術訓練的人的一種反應，爲了“社會”的利益，這些人的時間要最“有效地”加以利用。但是，無論這個原理是多麼經常地表現爲對缺乏熟練勞動的一種反應——例如各次戰爭期間或生產迅速發展的其它期間——這種辯解整個說來也是錯誤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系統地破壞了現有的各種全面技能，形成了與其需要相適應的各種技能和職業。此後，各種技術能力的分類是以嚴格的“必須熟練”爲基礎的。從這時起，生產過程的所有參加者關於生產過程的知識的籠統分類，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是一種實際障礙。

勞動力已經變成商品。勞動力的用途不再按照出賣者的需要和願望來安排，而是安裝購買者的需要來安排；勞動力的購買者根本就是企圖擴大其資本價值的僱主。這些購買者特別關心而且永遠關心的事情，就是降低這種商品的價格。巴貝奇原理說明了最常見的降低勞動力價格的方法：把勞動力分爲各個最簡單的成分。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造了適合自身需要的勞動人口，所以巴貝奇原理通過這種“勞動市場”的形式迫使#資本家不得不接受了。

# 原文："enforced"。此處作者意思應是在各個資本家之上有這客觀規律存在，由於這規律是符合資本家客觀利益所趨，所以不論個別資本家如何考慮，不論他們是否是人道資本家與否等等，只要他們一旦是資本家就別無選擇要服從這規律來運作，否則就會被市場競爭淘汰。——左言

勞動過程的每個步驟，儘可能地脫離專門知識和專門訓練，都變成簡單的勞動。與此同時，對那些還能有專門知識和能受專門訓練的少數人，就儘可能地擺脫簡單勞動的負擔。在這種情況下，一切勞動過程的結構是，一個極端的人們的時間有無限價值，而另一個極端的人們的時間幾乎分文不值。這甚至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分工的一般規律。它不是影響勞動組織的唯一力量，但肯定是最強大的和最全面的力量。它在各行各業裏造成或多或少先進的結果，充分證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它不僅影響勞動，而且也影響人口，因爲它終於創造了那麼多從事簡單勞動的人，他們就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人口的主要特徵。

1．梅爾維爾·J.赫斯科維茨（Melville J. Herskovits）：《經濟人類學：比較經濟學的研究》（Economic Anthropology: A Study in Comparative Economics, 2nd.; New York, 1960），第126頁。

2．《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中文版，第1卷，第226頁。

3．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第392頁。

4．威爾伯特·E.穆爾（Wilbert E. Moore）：《行業秩序的屬性》（The Attributes of an Industrial Order），載《人，勞動與社會》（Man, Work and Society）（S. Nosow與W. H. Form合編）（New York, 1962），第92－93頁。

5．埃米爾·杜爾克姆（Emile Durkheim）：《社會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Glencoe, Ill., 1947），第45頁。

6．同上，第406頁。

7．肯尼迪（M. C. Kennedy）：《論分工與資本主義文明》（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Culture of Capitalism: A Critique）（紐約州立大學哲學學位論文集，第185－186頁）。

8．喬治·弗裏德曼（Georges Friedmann）：《工作的剖析》（The Anatomy of Work, London, 1961, and Glencoe, Ill., 1964），第75頁。

9．亞當·斯密（Adam Smith）：《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1937），第7頁。

10．同上，第4－5頁。

11．喬治·沃利斯（George Wallis）：《關於紐約工業展覽會的特別報告》，載《美國的製造業體系》（The American System of Manufactures, Nathan Rosenberg 編，Edinburgh, 1969），第203－204頁。

12．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威尼斯的寶石》（The Stones of Venice），轉引自肯·科茨（Ken Coates）：《工業民主論文集》（Essays on Industrial Democracy, London, 1971），第44－45頁。

13．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論機器和製造業的經濟》（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1832; reprint ed., New York, 1963），第175－176頁。

14．同上，第184頁。

15．艾爾福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工業與貿易》（Industry and Trade, 1919; reprint ed., London, 1932），第149頁。

16．康芒斯（J. R. Commons）的話，載《經濟季刊》，第19卷第3頁；轉引自陶西格（F. W. Taussig）：《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fo Economics, New York, 1921），第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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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一部分 勞動和管理

第四章 科學管理

最初從理論觀點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內部勞動組織問題的是古典經濟學家。因此，他們可以稱爲最初的管理專家；在工業革命的後期，他們的工作由像安德魯·尤爾和查爾斯·巴貝奇這樣一些人繼續進行。在這些人和第二個階段，即十九世紀後期和二十世紀初期形成各式各樣管理理論的那個階段之間，存在着一個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空隙，在這段時間裏，企業的規模有了巨大的發展，開始出現了工業的壟斷組織，和有目的、有系統地把科學應用於生產。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間由弗雷德裏克·溫斯洛·泰羅開創的科學管理運動，就是由這些因素產生出來的。從邏輯上說，泰羅制是屬於管理方法的發展和勞動組織這一方面的，而不是屬於技術發展的，因爲在技術發展中它所起的作用很小。*

* 理解這一點很重要，因爲，泰羅制不管所使用的技術的性質如何，普遍應用於各種形式和各個發展階段的工作，其原因就在於此。彼得·F.德魯克說：“科學管理與技術無關。的確，它把工具和技術看作是既定的東西。”（1）

所謂的科學管理，就是要把一些科學方法應用於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企業中越來越複雜的控制勞動的問題。它缺乏一種真正科學的特性，因爲它的一些假設，只不過反映資本家對於生產條件的看法。儘管有時也有一些相反的說法，它的出發點並不是人類的觀點，而是資本家的觀點，也就是在對抗的社會關係的環境中管理一種難以駕馭的勞動的觀點。它並不打算髮現和正視這種情況的原因，而是把這種情況看作是一種無情的既定事實，一種“天然的”情況。它所研究的並不是一般的勞動，而是如何使勞動適應資本的需要。它並不是作爲科學的代表，而是以用科學外衣喬裝打扮起來的管理的代表的身份進入工作場所的。

對本書來說，廣泛而詳盡地談一談泰羅制的原則是十分必要的，其所以必要，並不是因爲使它著名的那些東西——記秒錶、加速裝置等等——，而是因爲在這些普通東西的後面，存在着一種理論，這種理論完全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累贅冗長的表述。但在我開始陳述之前，爲了弄明白泰羅學派在管理理論的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還需要說幾句開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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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管理運動在現代公司和資本主義社會中進行勞動過程的一切機構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是怎樣估計也不會過分的。有一些流行的看法，有的認爲泰羅制已被後來的工業心理學或“人事關係”各學派所取代，有的認爲它“已失敗”——因爲泰羅對於人類動機的看法是淺薄而天真的，或是因爲它引起了勞工的反對浪潮，或是因爲泰羅和他的後繼者不但引起了工人的反抗，有時也招來了管理部門的怨恨——，有的認爲它已經過時，因爲泰羅制的某些細節，如責任領班制或他的獎勵工資方案，已爲更復雜的方法所取代。所有這些流行的看法，都是對企業管理髮展的實際動力的可悲的誤解。

泰羅論述了組織勞動過程和控制勞動過程的基本原則。胡戈·明斯特堡和埃爾頓·梅奧以及這一類型的其他人的後期學派，主要論述如何使工人適應於工業工程師所設計的正在進行的生產過程。泰羅的繼承人往往可以在技術和工作設計部門以及上層管理部門找到，而明斯特堡和梅奧的繼承人則往往可以在人事部門和工業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各學派中找到。工作本身是按照泰羅制的原則組織的，而人事部門和學術研究部門則忙於選擇、訓練、使用、調節“人力”，使它適合於這樣組織起來的勞動過程。泰羅制統制着生產領域；“人事關係”和“工業心理學”的實踐者則是人類機體的維修人員。如果泰羅制在今天不作爲一個獨立學派而存在，那是因爲除了它的聲譽不好而外，它現在已不再是一個派別的財產，因爲它的基本學說已成爲一切工作計劃的基石。*

* 喬治·索爾說：“作爲一個獨立的運動，它實際上已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中消失了，但在那時，關於它的知識已在工業界廣泛傳播，它的方法和哲理已在工程和企業管理的許多學派中成爲常識。”（2）換句話說，說泰羅制已經“過時”或已被“取代”，那只是在這樣一個意義上說的，即一個已經普遍化並被廣泛承認的派別，作爲一個派別是已經消失了。

彼得·F.德魯克作爲一個經理部顧問獲有大量直接經驗，他強調了這一點：

只要一討論工人和工作的管理，就會談到和寫到人事管理和人事關係。這兩者都是人事部門所關心的，但它們都不是美國工業中實際管理工人和工作的基本概念。這一概念是科學管理。科學管理所集中注意的是工作。它的核心是對工作作有組織的研究，把工作分解成爲許多最簡單的成分，並有系統地改進工人完成每一這樣的成分的作法。科學管理既有基本概念，也有易於應用的工具和技術。它可以毫不困難地證明它所作的貢獻；它在提高產量方面的成果是可以看得到和容易測量出來的。

實際上，科學管理只是一種關於工人和工作的有系統的哲學。總的說來，它很可能是美國在聯邦主義文獻以後對西方思想所作出的最有力和最持久的貢獻。（3）

使用實驗方法來研究工作，這並不是從泰羅開始的；實際上，工匠自己使用這種方法，正是一種工藝實踐的一部分。但是，由管理工作的人或是爲管理工作的人而不是由執行工作的人來研究工作，這似乎完全是隨着資本主義時代的出現而出現的事；誠然，在此以前它沒有什麼基礎。最早的關於工作研究的文獻出現在資本主義時代開始的時候。例如，在《倫敦皇家學會史》中可以找到這種文獻，年代始於十七世紀中期。我們已經提到過一些古典經濟學家。查爾斯·巴貝奇不僅寫出了關於他那個時代的勞動過程，組織情況的精闢論述，並且還把這種概念應用於腦力勞動的分工上，他還發明瞭一架早期的計算“機”；他可能是泰羅的最直接的先驅者。對於巴貝奇的著作，泰羅一定是很熟悉的，即使他從未提到過它。法國從路易十四的大臣科爾伯特起，在對工作進行科學研究方面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包括像沃龐和貝里多，特別是庫隆那樣的軍火工程師。庫隆對於運用勞動的生理學研究是很著名的。其後，馬雷用燻黑的圓紙筒把工作中的各種現象作出了生動的記錄。最後，與泰羅同時代的亨利·法約爾，在其《一般管理和工業管理》一書中，試圖建立一套原則，目的在於通過有系統地研究管理工作來控制整個企業。（4）各種管理手冊的出版，關於管理問題的討論，以及實際上在十九世紀後半期進行的越來越複雜的研究，都支持研究科學管理運動的歷史學家的這樣一個結論，認爲泰羅是一種先在趨勢的頂峯：“泰羅所做的工作並不是發明某種全新的東西，而是把整個十九世紀中在英國和美國產生出來併發揚壯大的東西，加以綜合，使它成爲相當有條理的整套思想。他使一系列無條理的首創的東西和實驗有了一個哲學體系和一個名稱。”（5）

泰羅與那些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後想用科學精神來蒐集關於人類能力資料的生理學家或心理學家毫無共同之處。他所作出的記錄和估計是極其粗糙的；這就使喬治·弗裏德曼那樣的批評家們容易在他的各種“實驗”（其中大部分目的根本不在於作實驗，而是作爲有說服力的、誇張的示範表演的）中挑漏洞。弗裏德曼把泰羅制看作彷彿是一種“工作的科學”，而實際上它原是準備成爲一種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管理別人的工作的科學的。（6）泰羅所尋求的並不像弗裏德曼似乎認爲的那樣，是做“一般”工作的“最好方法”，而是要解答如何最好地控制已轉讓的勞動（就是說被買賣的勞動力）這個問題。

泰羅思想的第二個特徵是他的關於控制的觀念。控制在整個管理史上向來是管理的主要特點，但在泰羅看來，它還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規模。在泰羅之前，管理部門控制勞動，有下列一些階段：把工人集攏在一個工廠裏並規定勞動日的長度；監督工人使他們勤勞、謹慎、緊張或不停地專心工作；實施防止被認爲有礙專心工作的行動（談話、吸菸、擅離工作崗位等）的規章；規定最低生產定額；等等。一個工人如果服從這些規章及其補充規定和變更辦法的，就是在管理部門控制之下的。但是泰羅把控制這一觀念提高到一個完全新的水平，他主張給工人規定完成工作的一套精密方法，說這是充分的管理所絕對必需的。管理部門有權“控制”勞動，在泰羅之前人們都有這樣的看法，但是，在實際上，這一權利通常只意味着一般地規定任務，而對工人完成工作時所採取的方法，絲毫不加直接干涉。泰羅的貢獻是推翻這種做法，而代之以與它相反的做法。他堅持說，只要把關於工作的任何決定權放棄給工人，那麼這種管理只能是一種有限而無效的事情。他的“制度”只是一種管理手段，用以控制進行每一勞動活動（從最簡單的到最複雜的）的實際方法。結果，他在勞動分工方面，開創了一個比過去任何革命遠爲偉大的革命。

泰羅創立了一條簡單的推理路線，並以一種條理性和明晰性，一種天真坦率的態度和傳道的熱忱發展了它，這使它很快在資本家和經理人員之間得到了許多有力的追隨者。他的工作是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但是不到九十年代，他就開始去講授、讀文件並發表研究結果。他自己在技術方面所受的訓練是有限的，但他對工廠的實際業務有深刻的瞭解，因爲他曾經在制模匠和機械師這兩個行業裏一共當過四年學徒。泰羅的研究方法不僅在美國和英國廣爲流傳；而且在一個短短的時間內，在一切工業國家裏都很受歡迎。在法國，在沒有合適的字眼用來稱呼管理的情況的下，它被稱爲“工作的科學組織”（後來，對泰羅制的反動開始時，改稱爲“工作的合理組織”）。在德國，它乾脆被稱爲合理化。德國的廠商在實施這種技術方面可能比任何人都早，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實施了。（7）

泰羅是費城一個富裕家庭的後代。在埃克賽特的哈佛大學預科畢業以後，他突然輟學了，顯然是由於和他父親鬧翻了，因他父親要他去學自己那一行法律。輟學後，他採取了一個不同於同班同學的非常特殊的步驟，進一家他父母的熟人開設的小廠子去當學徒。學徒期滿後，他在米德維爾鋼鐵廠當一名普通工人，這廠也是他父母的朋友們開設的，在技術上是當時鋼鐵工業中最先進的工廠之一。幾個月之內，他擔任過辦事員和助理機工的工作，後被任爲負責機牀部分的領班。

在精神性格方面，泰羅是不由自主的着迷性格的一個突出的例子：從青年時代起，他就在走路時數腳步，在進行各種活動時計量時間，爲尋求“效率”而分析自己的各個動作。甚至他出了名、有了社會地位時，他還是有些像一個滑稽的人物，他在工廠裏的表現往往使人發笑。薩德赫爾·卡卡爾最近在一本研究著作中對他的性格所作的描繪，證明至少稱他爲一個有精神病的怪人是正確的。（8）這些特徵使他完全適合於擔任現代資本主義企業管理部門發言人的角色，因爲在個人方面有精神病的東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往往是正常的，和對社會的運行來說是社會上所需要的。

泰羅當了領班之後不久，就與他手下的機工們鬥爭了一場。因爲這場鬥爭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足以說明對抗的生產關係，不僅在泰羅的時代，而且也在泰羅時代之前和之後，是怎樣在車間裏表現出來的，同時因爲泰羅就是從這次經驗中得出後來形成其思想的那些結論的，所以有必要在這裏不厭其祥地引述他描述當時情況的一些話。*

* 本章將從泰羅的若干著作中摘錄一些較長的段落，因爲泰羅在今天仍然是研究科學管理的最有用的來源。在隨着泰羅制而來的反對浪潮中，很少人敢把問題談得像泰羅那樣直截了當，泰羅天真地認爲，一切有理性的人，包括工人們，都會看出他的論證的極度合理性，從而同意他的觀點。他所公開宣講的東西都是當時未被承認的一些關於企業管理的私下的設想。另一方面，學術界大部分批評泰羅的人都是些沒有多少用處的人，因爲在泰羅那裏十分清楚的一切事情都被弄得模糊不清或是被誤解了。卡卡爾的著作是一個有益的例外，雖然他的傳統的結論認爲“對於泰羅的目的，沒有爭論”。

下面這段報道，是他就當時鬥爭情況所作若干報道之一，錄自他在二十五年以後對美國衆議院一個特別委員會所作的證詞：

米德維爾鋼鐵廠的機器車間是一個計件工車間。一切工作實際上都是論件完成的，白天黑夜都工作，一星期工作五夜和六個白天。有兩組工人當班，一組在夜裏開機器，另一組在白天開機器。

我們車間裏的工人，對於車間裏製造出來的每種產品，都有仔細商訂的產量。我們定的產量，我覺得，只及我們能夠很好地完成的三分之一。由於我昨天已指出來的那種計件工作制——也就是，由於需要在這種計件工作制下磨洋工——我們覺得這樣做很有道理。

我一當領班，在我下面工作的人，當然他們知道我是充分了解磨洋工和故意壓低產量的全部把戲的，立刻走到我面前說：“喂，弗雷德，你是不想當該死的計件工的，不是嗎？”

我說，“如果你們的意思是，你們擔心我要設法從這些車牀裏搞出更大的產量來，”我說，“是的，我的確打算搞出更多的工作來。”我說，“你們一定記得，直到現在，我是一直和你們融洽的，一直和你們一起工作。我從來沒有打破過一次定額。我一直是站在你們一邊的。但是現在我接受了本公司經理部下面的一份工作，因此我站在另一邊了，我完全坦白地告訴你們，我要設法從那些車牀裏搞出更多的產量來。”他們回答說，“那麼，你打算做一隻該死的豬了？”

我說，“好吧，如果你們要這樣說的話，那沒有關係。”他們說，“我們警告你，弗雷德。如果你要設法打破任何一個定額的話，我們就要在六個星期裏趕掉你。”我說，“那沒有關係；我再老實告訴你們，我要設法從這些機器裏搞出更多的產量來。”

這是那場幾乎持續了三年之久的件工制鬥爭的開端，我記得它持續了二、三年。在這場鬥爭中，我在我權力範圍內做了一切事情來提高車間的產量，而我下面的那些人卻堅決不讓產量增長起來。經歷過這樣一場鬥爭的任何一個人都知道並且害怕這場鬥爭的粗鄙和艱苦。我相信，如果我那時是一個年齡更大一些的人——一個經驗更多一些的人——，那麼我大概不會投入這樣的一場鬥爭，即想盡辦法強迫別人去做他們不想做的事了。

我們站在經理部一邊用一切慣常的方法作鬥爭，工人們站在他們一邊用他們自己的一切慣常的方法作鬥爭。我開始時，甚至在我擔任領班之前，跑到經理部去，十分直率地告訴他們將發生的事。我說，“現在，這些人將告訴你們，並且確切地告訴你們，第一，我完全不懂自己的業務；第二，我是一個說謊者，而你們正在受騙；他們還將拿出大量證據來證明這些事，使人毫無懷疑之處。”我對經理部說，“我所要求的，並且一定要得到你們允諾的一件事，就是當我說某一事物是這樣的時候，你們就得用我的話來反駁車間裏任何二十個人或五十個人的話。”我說，“如果你們不願這樣做，那我就不管本車間增產的事了。”他們同意這樣做，並且堅持這樣做，雖然有好幾次他們幾乎認爲我既是無能的也是不可靠的人。

現在，我想最好說一說這一場鬥爭是怎樣進行的。

當然，開始時我只是叫某一個人做出多於他過去所做的工作來，接着，我就自己上車牀做給他看，使他知道這是可以辦得到事。雖然我這樣做了，但他走上去做時，產量還是和過去一樣，並且拒絕採用較好的方法，也不肯做得快些，直到最後，我叫他停下來而叫另外一個人來替他。這個新人——在當時的環境下，我絲毫都不能責備他——轉身就走，聯合了另外一些人，拒絕比別人多做工作。試行一陣這種辦法並且得不到絲毫結果之後，我明白地對這些人說，“喂，我是一個技工；我是一個機工。我真不願意採取下一步措施，因爲它是跟你我認爲的我們機工的利益相牴觸的，但是假如你們不願意同我妥協，不肯從這些車牀裏搞出更多的工作來，我就要採取下一步措施，但我警告你們，如果我不得不採取這個措施的話，那它將是一個非常討厭的措施。”我採取了這一個措施。

我找了幾個特別聰明的工人，他們都是有能力的人，但從來沒有機會學一門手藝，我苦心地教他們如何開機牀，如何把工作做得又快又好。這些工人每一個都向我保證，“好，如果你教我機工的手藝，當我學會開車牀時，我一定做出一個合理的日工作量來。”可是每一個單獨的工人，當我把手藝教給他們之後，都一個一個地轉身就走，參加到其餘的人中間去，不肯把工作做得稍微快一些。

看來我是碰了壁，而在一段時間裏，我確是碰了壁。我心裏一點也不責備這些工人，我始終同情他們；但我在告訴你們當時在我國的機器廠裏存在的事實，並且說實在的，也是今天仍然存在着的事實。

當我把這些工人訓練得都能開車牀時，我走去對他們說，“現在，你們已經從我這裏學會了手藝，現在你們所處的地位已跟你們來此之前開這些車牀的機工完全不同了。你們每一個人都同意，如果我教會你一門手藝，就爲我做些事情，但現在，你們每一個都沒有實踐自己的諾言。我並沒有違揹我對你們的諾言，但是你們每一個人都違背了對我的諾言。現在我對你們沒有什麼客氣；我毫不遲疑得要用完全不同於對待那些機工的態度對待你們。”我說，“我知道你們受到來自工廠外面的極重的社會壓力，不讓你們實行你們和我訂的協議；你們要抵抗這種壓力是十分困難的，但是如果你們沒有打算好好做工作，那你們就不應該和我達成那一協議了。明天我要把你們的工資分成兩半，今後你們將爲半數工資工作。但是你們應該做的一切是作出一個合理的日工作量來，這樣你們就能賺得比以往多的工資。”

當然，他們跑到經理部去，說我是一個暴君，一個兇狠的工頭。他們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裏，完全站在車間裏其餘的人一邊，拒絕提高絲毫產量。最後，他們突然完全認輸了，都作出了合理的日工作量來。

先生們，我要請你們注意在這些人最後認輸之前這場鬥爭中所引起的辛酸和艱苦，請你們注意這場鬥爭的麻煩程度，以及在過去的件工制下所存在的可鄙的情況，還請你們看看它所造成的結果。在這場鬥爭中，在我的爲激烈的反對派所激起的最初戰鬥熱情平靜下來之後，我對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批人都毫不懷恨。我的憤怒和仇恨是針對那種制度的，而不是針對人的。實際上這些人全都是我的朋友，其中有許多現在仍然是我的朋友。*我剛剛成功地迫使這些人作出合理的日工作量來，他們就打出通常所說的王牌來。我知道馬上就要出事了。我事前就告訴公司的老闆們，我們開始勝利時會發生什麼事，並警告他們說，他們必須支持我；因此，在我採取步驟來挫敗他們的最後行動時，我得到公司的支持。每次我打破一個定額，或迫使一個我培訓出來的新手按照合理的適當速度進行工作時，某個機工就會故意破壞他的機器的某個部分，作爲一個足資教訓的實例，向經理部證明，一個愚蠢的工頭正在迫使工人使機器負擔過重，以致毀壞機器。他們幾乎每天都巧妙地想出一些辦法使車間裏各不同部分的機器發生事故，並且當然總是把這些事故歸罪於愚蠢的工頭，說他迫使工人和機器做力所不及的事情。

幸虧我曾預先告訴經理部說會發生這種事情，因此他們完全支持了我。當工人們開始破壞機器時，我對他們說，“好吧，從現在起，這個車間裏發生的任何事故，每次你們破壞機器的任何部分，你們都得付一部分維修費，不然就退職。我不管是否是屋頂掉下來砸壞了機器，你們照樣要付一部分維修費。”每次有人破壞任何東西時，我就讓他交罰款，並把這筆錢轉交給工人互濟會，因此，結果錢還是回到了他們那裏。但是，不管對不對，我總是罰了他們的款。他們每次總是表明發生的事故不是他們的過錯，而在這種環境下，對他們來說，不破壞機器是不可能的事。最後，當他們看到這些策略對經理部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時，他們便懊喪了，而且討厭被罰款。他們的反對失敗了，他們同意作出合理的日工作量來。

此後，我們成了好朋友，但這是經過了三年的艱苦鬥爭才實現的。（10）

* 說謊成性是這個人的特點；顯然這不是實話。卡卡爾稱之爲“着迷性格的特徵”。（9）

這裏，問題轉到了一天的勞動力所作出的工作量，即泰羅所說的“一個合理的日工作量”上來了。他給予這個名詞以一個粗糙的生理學解釋：一個工人在不損害健康的情況下，按照在整個勞動壽命裏都能維持的速度，能夠作出的全部工作。（實際上，他往往把這種活動標準規定在極限上，選擇只有少數人能夠維持、而且只有在緊張情況下才能維持的速度。）至於爲什麼一個“合理的日工作量”應解釋爲一個生理上的最大量，從未加以說明。要使“合理”這一抽象的詞兒有具體的意義，那就得把一個合理的日工作量解釋爲把一份等於工人工資的價值加到產品中去所必須的勞動量，才能講得通；當然，在這種條件下，贏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個合理的日工作量”一語應被看作是天生沒有意義的，並且充滿着買賣關係中的對手們所力圖給予它的那種內容。

泰羅把能從一天的勞動力中取得最大量或“最適量”作爲自己的目標。他在自己的的一本書中說：“在工人方面，達到這個標準的最大障礙是他們所採取的慢速度，或是工作懶散或所謂‘磨洋工’，挨鐘點。”在他後來對他的制度所作的每一個說明中，他都是以這一論點開始的，並且特別強調這一論點。（11）他把這種磨洋工的原因分爲兩類：“這種工作懶散或磨洋工情況有兩個起因。第一個起因是人們鬆懈懶散的天性，這可以叫做天然的磨洋工。第二個起因是工人和其他人之間的關係所造成的比較複雜的經過考慮的想法和推理，這可以叫做故意的磨洋工。”他把第一個起因說了說就丟在一邊，而集中來談第二個起因：“人的懶惰天性是嚴重的，但是工人和僱主雙方受到的最大禍害是故意的磨洋工，它在一般的管理制度下幾乎是普遍存在的，它是由於工人們對於他們認爲最能增進他們的利益的事情作了仔細研究而造成的。”

大部分故意的磨洋工……都是由那些懷着故意不讓他們的僱主知道工作究竟能做得多快這樣一個目的的工人幹出來的。

懷着這種目的的磨洋工十分普遍，所以在一個大工廠裏，幾乎找不到一個能幹的工人（不論他是計日工或計件工，合同工，還是在任何一般工資制下工作的）不把他的很大一部分時間花費在研究他能工作得多慢而仍能使其僱主相信他是工作得很快的。

簡單地說，其原因是，實際上所有的僱主都確定了一個他們認爲他們的各類僱工每天所應賺得的最大數目，不管這些僱工是計日工還是計件工。（12）

勞動工資是社會上同類勞動力的僱主們在一定時期內規定的一個數字，和生產率沒有什麼關係，這一點泰羅是知道的。生產出比過去多兩三倍產量的工人並不因此而使他們的工資增加兩三倍，但可能比別人稍微多得一點好處，這一好處，當他們的產量水平普遍化時就消失了。因此，關於體現在每一產品中的勞動力在一天的勞動力中應占多大部分的爭執，與工資的高低沒有什麼關係，工資的高低主要是隨着市場、社會及歷史的因素而變化的。#工人從反覆的經驗中知道這一點，不管是做日工的還是做件工的。泰羅說：“可是，故意磨洋工的藝術完全是在計件制下發展起來的。一個工人，在由於努力工作並增加了產量而使他所做的每件工作的工資降低了兩三倍時，他可能就會完全不管他的僱主這一方，而決心使工資不再下降，如果磨洋工能阻止它下降的話。”（13）還有一點要說一說，即使計件制或“獎勵”制能使工人增加工資，這種爭執並不因此而結束，而只是更加嚴重了，因爲現在是產量記錄決定着工資率的規定和修訂。

# 左言按：
1.這段話譯者翻譯得很準確，沒有問題。
2.但這段話，其實牽涉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說的關鍵論點。我個人認爲，作者論證是有偏差，沒有準確掌握住馬克思勞動價值說的精髓，甚至是誤導性的論述。
3.這裏首先提到勞工薪資是隨着市場、社會及歷史的因素而變化的，是一般僱主與勞工間的共識。
4.其次，作者提到生產力，productivity,然後說如果某一日勞工生產力比前日提高兩三倍，不會因此而得到同樣比例增長的新薪資，而且一旦這些勞工新生產力成爲一般勞工生產水平後（原文是as their level of production becomes generalized,p98）這些勞工的有利條件就消失了。
5.但請注意，前面說的勞工一般工資的水平是以當時一般生產水平來訂定的，即馬克思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或一般社會生產力水平。所以，如果某家企業的生產水平高於一般社會生產水平（它的勞工能以相同時間而有兩三倍生產量高於其它企業勞工）但則這家企業生產的每件商品價值不是以實際生產所投入的勞動量來計算而是以當時社會一般生產水平來計算，則這些勞工事實上是幫老闆多賺了兩三倍利潤（即勞工被剝削率提高了）。這也說明了，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凡是有這些「特異功能」受僱者，會有更好條件來爭取較高工資、待遇等。
6.這也說明了，爲何每個資本家都亟需生產技術的創新、要專利權、獨門技術等等來提高自己生產力以打敗對手、霸佔市場等。因爲當市場是以社會平均生產力來計算商品價值（包括勞工勞動力）時，任何高於這社會一般生產水平的企業就肯定會得到超額利潤了。

泰羅老是抱着這樣一個觀點，即工人們這樣做時，行動很合理，而且是爲了他們自己的最高利益。在另一篇關於他的米德維爾戰鬥的敘述中，他說甚至在戰鬥的中間，他也承認這一點：“他的工友們不斷地走到他〔泰羅〕那裏，並且友好地私下問他，他是否要勸告他們，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做出更多的工作來。而他作爲一個誠實人，他得告訴他們，如果他處在他們的地位，他也會像他們一樣，反對做出多的工作來，因爲在計件制下，他們能得到的工資不會比他們過去所得的多，但他們得工作得更辛苦些。”（14）*

* 在這一點上，後來的工業社會學家採取的步驟比泰羅後退了。他們不去正視利害衝突這一事實，而把工人們不肯在計件工資下更努力工作並多掙些錢的行爲說成是“不合理的”和“不經濟的”行爲，和經理部門的行爲大不相同，後者是永遠合理的。這種說法不顧下一事實：在“人事關係”學派所由產生的西方電氣公司的霍桑廠裏所作的觀察中，“車間裏產量最低的生產者在聰明才智方面居第一位，在靈巧敏捷方面居第三位；而車間裏產量最高的生產者在靈巧敏捷方面居第七位，在聰明才智方面居末位。”（15）
在這一方面，至少有一個經濟學家，威廉·M.萊塞森對工人的合理性作出了正確的判斷：“……使工人們在工資上漲時限制產量、減低工作效率的，正是使企業主在物價下落時縮減生產、在工人工作效率提高時減低工資的那些同樣的條件。……如果說工人們的論據是錯誤的，那麼業主們和現代工業的整個經營實踐所教給我們的企業經濟學也一定是錯誤的。”（16）霍桑廠的調查研究人員認爲，而且他們的信徒們現在仍然認爲，西方電氣公司的工人是“不合理的”，或者促使他們壓低產量的是“集團的”、“社會的”或其它“感情上的”考慮，儘管霍桑廠的這些調查研究，由於三十年代大蕭條中西方電氣公司的停工而結束，從而證明工人們的擔心是完全合理的。
對這個問題的一個最有趣的調查研究，是在四十年代末由一個在一家工廠工作的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家作出的。他深入細緻地研究了八十四個工人，發現其中只有九個“快手”，他們在上班時和不上班時都是“離羣”的人。這九個人中有八個是共和黨人，而全車間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民主黨人。這九個人全都是來自農村或中產階級，而車間裏其餘的工人主要都是工人階級出身。（17）

泰羅在米德維爾鬥爭的火的洗禮中得出的結論可以概括如下：只受一般命令和紀律的控制的工人並不是受到充分控制的工人，因爲他們仍然掌握着實際勞動過程。只要他們控制着勞動過程本身，他們就會反對充分發揮他們的勞動力中所固有的潛力。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把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權轉移到經理部門手裏來，這不僅是在形式的意義上，而且要控制和指揮勞動過程的每一步驟，包括其操作方式。爲了爭取達到這個目的，任何辛勞、任何努力都不會是太過的，因爲花費在這一迫切需要而耗費很大的事業上的全部精力和財力將會得到報償。*

* 十分清楚，這最後一條結論是以亞當·斯密的著名原則爲依據的，這一原則說，分工是受市場範圍限制的。當生產規模還不足以維持爲使生產“合理化”而花費的精力和費用時，泰羅制就不能在任何工業中普遍推行，也不能應用於一些個別的情況。正是由於這一最重要的原因，泰羅制是和生產的發展同時並進的，是和十九世紀後期和二十世紀在越來越大的公司企業中的生產集中同時並進的。

泰羅把在他之前存在着的各種管理形式稱之爲“普通管理”，他認爲它們都是不足以達到這些要求的。他對普通管理的描述帶有宣傳家和勸人改宗者的色彩：誇大，簡單化和劃一而呆板。但是他的論點是很清楚的：

在最好的普通類型的管理部門中，經理們坦白地承認，……在他們管理下的二、三十個行業中工作的工人們都擁有大量的傳統知識，其中大部分是經理部門所沒有的。當然，經理部門裏有一些領班和監工，他們本身都是本行業的第一流工人。可是這些領班和監工比誰都知道，他們自己的知識和技能遠遠不及他們手下全體工人加在一起的知識和技能。最有經驗的經理們乾脆把如何最出色而又最經濟地來做工作的問題放在工人們的面前。他們認爲他們的任務就是引導每一個工人用最大的努力，最勤勉的勞動，全部傳統知識、技藝、發明才能和好意——一句話，用他的“積極性”來給僱主生產出最大的利潤。（18）

我們知道，泰羅深信“磨洋工”是普遍盛行而且事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並不主張依靠工人的“積極性”。他覺得這樣做會導致放棄管理：“在我國大部分工廠裏，當時很通常的，而且事實上現在仍然很通常的情況是，工廠實際上是由工人而不是由老闆和領班來管理的。工人們共同仔細規劃每一件工作應該用多長時間來完成。”泰羅在其米德維爾戰鬥中指出，他已經找到麻煩的根源在於“經理部門不知道一個工人實際上一天的正常工作量是多少”。他“完全明白，雖然他是廠裏的領班，可是在他手下的全部工人的知識和技能加在一起，肯定十倍於他的知識和技能。”（19）因此，這就是麻煩的根源和科學管理的出發點。

我們可以用泰羅常常使用的辦法來說明泰羅對這一困境的解決辦法：用他爲伯利恆鋼鐵公司工作時監督工人用手搬運生鐵的故事來說明。這個故事的優點是如他所說的最詳盡最能說明情況，而且說得又是任何人無須專門技術知識就能明白的那類十分簡單的工作。這裏，我們從泰羅的《科學管理的原則》中摘錄如下：

當作者開始把科學管理介紹到伯利恆鋼鐵公司裏來時，我們最初進行的幾件工作之一，是按計件工資搬運生鐵。西班牙戰爭開始時，約有八萬噸生鐵一小堆一小堆地堆置在工廠旁邊的空地上。生鐵的價格一直很低，賣掉它無利可得，因此就儲存在那裏。西班牙戰爭爆發後，生鐵價格上漲，大量堆積的生鐵就賣掉了。這就給了我們一個好機會來讓工人以及廠主和經理看看，在做初級工作時，包件工制比老式的日工和計件工有多麼多的優點。

伯利恆鋼鐵公司有五座高爐，其產品多年來都是由一個生鐵班搬運的。這個班約有七十五個人。他們都是好樣的普通生鐵搬運工，他們的出色的領班本人也是一個生鐵搬運工；整個說來工作做得和當時任何其它地方一樣快，所花的代價也一樣低。

一條鐵路支線就在這些生鐵堆旁邊經過。在一輛貨車的一側擱着一塊傾斜的木板，每個人從生鐵堆裏剷起約重九十二磅的生鐵，走上斜板，把它放在車廂的末端。

我們發現這一班人平均每人每天裝車十二長噸半左右。研究了這個問題之後，我們吃驚地發現，第一流生鐵搬運工每天應能搬運四十七、八噸生鐵，而不是十二噸半。這一任務在我們看來是非常大的，因此我們不得不把我們的工作仔細檢查好幾次，才能絕對有把握說我們是正確的。可是，一旦我們有把握說四十七噸是一個第一流生鐵搬運工的正常日工作量時，作爲根據現代科學辦法辦事的管理人員，我們顯然面臨着一個任務。我們的責任是使這八萬噸生鐵按每人每天四十七噸而不是現在那樣的十二噸半的速度搬上車去。我們的另一個責任是使在進行這一工作時不引起搬運工罷工，也不致和他們爭吵，同時還要使他們在按四十七噸的新速度搬運時比過去按十二噸半的老速度搬運時更加高興，更加滿意。

我們的第一個步驟是用科學方法來選擇人。在這種管理制度下，和工人打交道的一條不可動搖的規則是，一次只能和一個工人談話，和一個工人打交道，因爲每一個工人都有其獨特的能力和侷限性，也因爲我們並不是和一羣一羣的工人打交道，而是設法使每一個工人的工作效率和成就發揮到最高限度。我們的第一個步驟是找出適當的工人來開始我們的工作。因此，我們仔細觀察研究這七十五個人有三四天之久，其後我們選出了四個看起來在體力上能夠每天搬運四十七噸生鐵的人。然後我們再仔細研究其中每一個人。我們研究了他們儘可能久遠的歷史，並對他們每個人的性格、習慣和抱負作了徹底的調查。最後，我們從這四個人中選出了一個最適於開第一炮的人。他是賓西法尼亞州東部的一個德籍小夥子，人們看到他晚上下班後跑一英里左右路回家時還像早晨跑來上班時一樣精神抖擻。我們發現他靠一天一元一角五分錢的工資買了一小塊土地，還在早晨上班之前和晚上下班之後，忙着爲自己的一座小屋砌牆。他還有特別“摳門”的名聲，就是說，把一塊錢看得很重。正像我們與之交談的一個人在談到他時所說的，“在他看來一分錢就像一個大車輪那麼大。”這個人我們把他叫做施密特。

這時，我們的任務已縮小到使施密特每天搬運四十七噸生鐵，並使他樂於做這一工作。我們是這樣做的。先把施密特從生鐵搬運班裏叫出來，並和他作這樣的談話：

“施密特，你是一個賺高工資的人嗎？”

“咳，我不懂你的意思。”

“哦，你不懂。我要知道的是，你究竟是不是一個賺高工資的人。”

“咳，我不懂你的意思。”

“哦，過來，你回答我的問題。我要弄明白的是，究竟你是一個賺高工資的人呢，還是這裏這些賺低工資的人之一。我要弄明白的是，你願意賺一元八角五分一天呢，還是滿足於像那些賺低工資的人所賺的一元一角五分錢。”

“問我願意一天賺一元八角五嗎？那是一個賺高工資的人嗎？咳，是的，我是一個賺高工資的人。”

“呦，你使我生氣。當然你想一天賺一元八角五——人人都想！你完全知道那和你成爲一個賺高工資的人毫無關係。看在老天爺的面上回答我的問題，不要再浪費我的時間了。喂，你過來。你看到那堆生鐵嗎？”

“看到的。”

“你看到那輛貨車嗎？”

“看到的。”

“好，如果你是一個賺高工資的人，那你明天就把那生鐵搬上車廂賺它一元八角五分。現在清醒一下，回答我的問題。告訴我，你究竟是不是一個賺高工資的人。”

“呃，我明天把那生鐵搬上那輛車就可以賺一元八角五嗎？”

“對，你當然可以，你一年到頭天天可以搬那樣一堆生鐵而得到一元八角五分錢。那就是一個賺高工資的人所幹的。這一點你跟我一樣明白。”

“很好，我明天把那堆生鐵搬上車廂掙一元八角五分錢，我每天都掙這些錢，不是嗎？”

“你肯定能掙這些錢，你肯定能掙這些錢。”

“很好，這樣，我就是一個賺高工資的人了。”

“喂，停嘴，停嘴，你跟我一樣明白，一個賺高工資的人得從早到晚完全按照人家的吩咐幹活。你以前在這裏看到過這個人，不是嗎？”

“不，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他。”

“好吧，如果你是一個賺高工資的人，那你明天就從早到晚聽這個人的吩咐，他叫你怎樣幹就怎樣幹。如果他要你剷起一塊生鐵走路，你就剷起一塊生鐵走路，如果他要你坐下休息，你就坐下休息。你就整天這樣幹。還有，切不可頂嘴。一個賺高工資的人就是要聽他的吩咐，他讓你幹什麼就幹什麼，並且毫不頂嘴。你明白了嗎？這個人要你走，你就走；他要你坐下，你就坐下，你決不可跟他頂嘴。你明天早晨就到這裏來工作，在天黑之前我就可以告訴知道你究竟是不是一個賺高工資的人。”

這看來是一段相當粗鹵的談話。如果這段話是跟一個受過教育的機工，或是一個有知識的工人說的，那的確是粗鹵的。但對於一個像施密特那樣智力遲鈍的人，這是合適而並非不客氣的，因爲這是一種有效的說法，可以使他把注意力放在他想掙的高工資上，而不放在他可能認爲是辦不到的困難工作上（如果這已引起他的注意的話）。……

施密特開始整天幹起來，每隔一會兒，那個手裏拿着表監視着他的人便叫他“現在，剷起生鐵走路。現在，坐下休息。現在走路——現在休息”等等。人家叫他工作時他就工作，人家叫他休息時他就休息，到下午五點半種，他已把他的四十七噸半生鐵搬上了貨車。在作者呆在伯利恆鋼鐵公司的三年中，他始終都能按着這個速度完成給他規定的任務。在這整個時期裏，他每天得的工資平均還比一元八角五多一些，而在此以前，他每天得的工資從來沒有超過當時伯利恆鋼鐵公司的一般工資率即一元一角五分。這就是說，他現在所得的工資要比不做包件工的其他人所得多百分之六十。工人們一個接着一個被挑選出來訓練按每天四十七噸半的速度搬運生鐵，直到全部生鐵都按着這個速度搬運，工人們都比他們周圍的其他工人多得百分之六十的工資。（20）*

* 丹尼爾·貝爾記述這事如下：“但到1899年泰羅成名了，因爲那時他教會一個名叫施密特的德國人每天剷起四十七噸而不是十二噸半生鐵。這個人的各項工作細節都有規定：鏟子的大小，鏟子插入生鐵堆的深度，一鏟生鐵的重量，走路的距離，搖擺的弧度和施密特每次休息時間的長短等都有規定。由於有系統地變換每一個因素，泰羅取得了手推車的最合適的運載量。”（21）面對着這麼多詳情細節，人們總會遲疑地問，貝爾教授是否能設想用一把鐵鏟搬運一塊九十二磅重的生鐵，更不用說應採取哪一種“搖擺弧度”，一輛“手推車”又如何能運走一整“鏟”的生鐵。這裏問題不在於有人可能由於使用第二手材料而犯了錯誤，或是把他知道的幾個故事混淆了，或是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塊生鐵。問題在於，社會學家們，除了少數幾個人之外，都認爲毫不熟悉情況也能寫文章論述職業、工作、技術等等問題。成果是從這樣一派文藝評論家那裏得來的東西，這派文藝評論家從來沒有讀過他們所論述的小說、戲劇、詩歌，而只是完全根據“科學地選擇出來的”讀者們對於徵詢意見表的答案來建立他們的理論。貝爾的錯誤僅是一長串這樣的誤解的鼻祖而已，這種誤解當涉及到更加複雜的工作時就變成非常嚴重的了。在這種情況下，經理部門能夠——而且高高興興地——告訴學究們它所喜愛的關於工作、技術等等的發展情況。

這一故事的優點是，它能把一切現代管理部門處理事情的關鍵說得非常明確：通過控制在工作過程中作出的決定來控制工作。由於在搬運生鐵這一事例中，唯一要作出的決定是那些關於時間次序的決定，所以泰羅就乾脆規定時間，而一天工作終了時的各種成果總起來就是他所計劃的日工作量。至於用金錢作爲推動力，雖然這個因素在推行新工作方式的最初階段有其用處，但僱主們一旦找到一種迫使工人做得更快的方法時，他們就不再付給普通工人或做其它工作的工人百分之六十的差額了。泰羅看出（並抱怨）經理部門對待他的“科學刺激工資”正像對待任何其他計件工資一樣，在勞動市場所允許的限度內儘量削減它，以致按照泰羅要求的勞動強度進行工作的工人感到他們所得的工資並不比那個地區的現行工資多，而其他僱主們——在這種競爭的壓力下——都迫使自己的工人以更高的勞動強度進行工作。*

* 羅伯特·F.霍克西在1915年爲美國勞資關係委員會所作的關於科學管理的著名研究中指出，在設有正式的科學管理制度的工廠裏，工資的削減大多數是通過建立低工資的新工作類別等等辦法而間接進行的。他總結說，在科學管理下，“一切等於削減工資的事情，看來幾乎必然是科學管理本性的一個重要部分。”（22）

泰羅喜歡自吹自擂，說他的工作標準是人們無須過度勞累就能辦到的事情，但是，如他自己已清楚講出的，這一說法只有在爲他的每一工作選出有不尋常體力的人的條件下，才能站得住腳：

至於科學地選擇人，事實是，在這七十五人的生鐵搬運班裏，八個人中只有一個人在體力上能夠每天搬運四十七噸半生鐵，其餘七個人雖然有最好的願望，但體力上都不能按此進度工作。八個人中能夠做這件工作的這個人，比起在班裏工作的其他人來，毫無特別高明之處。他只是偶然成爲像牛那樣的人——並不是難以找到因而非常寶貴的極稀有的人。恰恰相反，他甚至是一個十分蠢笨因而不適於做大部分費力工作的人。因此，選擇人並不需要找特別的人物，而只要從很普通的人中間去挑選出幾個特別適於做這類工作的人。雖然在這個班裏，只有八分之一的人適於做這個工作，可是我們毫無困難地找到了全部我們所需要的人——其中有幾個是從廠裏找到的，其餘的人是從鄰近鄉村中找到的——他們都是完全適合於做這個工作的。（23）*

* 喬治·弗裏德曼在1927年報告說，一個德國生理學家在研究施密特經驗之後認爲，“泰羅所定的產量水平不能認爲是標準的，因爲在這種勞動的壓力之下，大多數工人都會累死。”（24）可是泰羅卻堅持把它稱爲“使人更愉快而生氣勃勃的速度”。（25）我們還要指出，雖然泰羅把施密特稱爲“牛那樣的人”，同時施密特的蠢笨已成爲工業社會學中民間傳說的一部分，可是泰羅自己報告說，那時施密特正在爲自己蓋房子，大概其時沒有人告訴他什麼時候該站着，什麼時候該坐下休息吧。但是認爲工人原來就是蠢笨的這樣一個信念，是管理部門所必需的；否則就得承認，經理部門是在從事大規模獎勵和培養蠢笨的事業。

泰羅把畢生精力用於闡述這裏所列舉的一些控制原則，並把它們直接應用於許多其他工作：剷起鬆散的原材料，伐木，檢驗滾珠軸承等等，但特別是應用於機工的手藝上。他相信他所提出的這些控制原則，不僅可以應用於簡單的勞動，並且可以毫無例外地應用於最複雜的勞動；而事實上，泰羅及其直接後繼者，正是在機器工廠，砌磚，以及應用已發展得很好的手藝的其他地方，取得最驚人成就的。

從最早的時代直到工業革命，手藝行業或技藝行業是勞動過程的基本單位，基本細胞。在每種手藝行業中，工人被認爲是掌握大量傳統知識的人，各種工作方法和工作程序就由他或她自行處理。每一個這樣的工人都擁有關於該行業用以進行生產的原材料和操作方面的過去積累的知識。陶工、製革工、鐵匠、織工、木匠、麪包師傅、磨坊工人、玻璃匠、皮匠等各自代表社會分工的一個部門，都是各該部門勞動過程的技術倉庫。工人在身心兩方面，既有他那一專業的知識，在手腳上也十分靈巧：這樣來理解的技術，正是我們常常所說的科學的祖先或先驅。直到今天，全世界最重要和最廣泛的行業是農民的行業。農戶既熟悉自己這一行，又能粗糙地作許多別人的事情，包括鐵匠、泥瓦匠、木匠、屠夫、磨坊師傅和麪包師傅等等。各種傳統手藝所需的學徒期從三年到七年不等，農民的學徒期當然還比這長些，包括大部分兒童時期、青年時期和年輕的成年期。由於要吸收知識，要獲得技巧，以及手藝人需要精通其專業併成爲如何將這種專業知識應用於一些特殊生產問題的最好的判斷者，所以一般需要許多年的學徒期，用之於學習過程，這一過程一直延長到學徒期滿後的幾十年裏。在這些行業中，機器行業在泰羅時代是最新的，對現代工業肯定是最重要的。

我已經指出，泰羅所關心的主要不在於技術的進步（我們將看到，技術進步會提供直接控制勞動過程的其他方法）。他的確對機器工廠實際操作的技術知識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高速工具鋼），但這些貢獻主要是他對這種操作法的研究的副產品，而他研究的着眼點是使這種操作法條理化並加以分類。他所關心的是在一定技術水平上對勞動的控制。他大膽地以使其同時代人吃驚的精力着手進行其工作，併爲以後的工業技術人員、工作設計者和辦公室管理人員樹立了榜樣。而且在處理機器廠工作時，他爲自己規定了大量的工作。

泰羅時代的機工在車間工作時，開始搞製圖，然後進行車削、銑、鏜孔、鑽孔、刨、成形、研磨、挫等等用機器和手的加工工作，把原料作成圖紙上規定的形狀。在加工過程中要作出的決定——不像搬運生鐵那樣的簡單工作——真是多得不得了。甚至僅就車牀而言，不談所有附屬工作如選擇原料、搬運、定中心，裝進夾盤、定線、量尺寸、安排切削次序等等，僅考慮車削工作本身，各種可能性也是大量的。泰羅自己就研究了十二個變數，包括金屬的硬度，切削工具的材料，刨刮的厚度，切削工具的形狀，切削時冷卻劑的使用，切削的深度，切削工具變鈍時重磨的頻度，工具的鍥角和留隙角，切削的光滑度或有無震顫，被車削原料的直徑，切屑對工具切削麪的壓力，以及機器的速度，走刀量和拉力。（26）這些變數每一個都需要進行廣泛的選擇，在選擇和使用冷卻劑方面就有幾種可能性，而且一切與厚度、形狀、深度、持續時間長短、速度等有關係的問題上，則有大量的有效選擇機會。這十二個都得進行大量選擇的變數，按其可能的數學組合和排列，能產生天文數字，這一點，泰羅不久就明白了。可是，不僅產品的精密程度和完美程度，而且生產的速度，也取決於機工的這些決定。泰羅毫無畏懼地把所有與這些操作過程有關的基本知識都集中到經理部門手裏。他在1880年秋，開始在米德維爾鋼鐵公司進行一系列試驗，持續了二十六年之久，把三萬到五萬次試驗的結果記錄下來，並在專供他試驗用的十部不同機器工具上切削了八十萬磅以上的鋼鐵。*他報告說，他的最大困難不在於試驗許多變數，而在於改變第十二個變數的條件時要保持十一個變數不變。要使數據系統化，使它們互相關聯，並使它們按照他所謂的“計算尺”的形式變成實用的形式，這才能爲機器加工的每一個步驟決定最合適的選擇組合。（28）此後，他的機工們必須按照從這些實驗數據中得來的指示做工作，而不依據從他們自己的知識、經驗或傳統中得出的指示做工作。這是泰羅最初系統地應用於一個複雜的勞動過程的研究方法。由於它所根據的那些原則對於今天一切先進工作計劃或工業技術都是帶根本性的東西，那就必須詳細地加以考察。同時，由於對這些現在還很少有人公開承認的原則作出明白解釋的，實際上只有泰羅一個人，因此，在考察它們時，最好藉助於泰羅自己提出的那些公式。

* 弗裏德曼在一點上完全忘記了這一關於機器工廠的巨大計劃，因此他說：“不重視工作中心理因素的這種情況，其原因至少部分地可以用泰羅的觀察完全侷限於其上的下列工作的性質來說明：生鐵搬運工、鏟工和挖掘工。”（27）弗裏德曼所以犯這一錯誤，是由於他有一種顯著的傾向，就是袒護在泰羅之後出現的“人事關係”和工作調整的各心理學和社會學學派，他總是想用它們來和泰羅制相對抗，雖然正像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它們是在不同的水平上起作用的。總之，弗裏德曼雖然擁有關於工作過程的大量知識，但觀點混亂，作爲一個社會主義者有時在論述資本主義工作組織的趨勢時，更常談到的是，彷彿各種形式的資本主義管理和人事行政部門都在作認真的努力，要對各種工作問題找出一個一般性答案。

第一條原則

“管理人員所負的責任是……蒐集工人們過去所有的一切傳統知識，然後把這些知識加以分類、列表並使它們變成規則、法則和公式。……”（29）我們已在車牀機工和生鐵搬運工的事例中看到關於這一點的說明。這些活動之間的懸殊極大，同時可以蒐集得到的關於這些活動的知識的種類也很不同，這就說明對泰羅——和今天的管理人員——來說，任何工作都不是十分簡單或十分複雜的，是能夠抱着至少把那經常應用這種知識的工人所知道的全部知識（很可能更多的知識）集中到管理部門的手中的目的而加以研究。這就結束了這樣一種情況：“僱主們從他們自己的經驗（這往往隨着年齡的增長而逐漸模糊），或從他們對工人的偶然的無系統的觀察，或最多是從表明每件工作完成時所需的最短時間的那些記錄，來得到關於某類工作一天能完成多少的知識。”（30）這就使管理部門能夠發現並強制實行工人們自己在本行的實踐中學得或臨時想出來、而只有在他們自己樂意使用時才使用的那些更快的方法和捷徑。這樣一種實驗研究也產生了一些只有通過系統研究才能發明的新方法。

這第一條原則我們可以稱之爲使勞動過程和工人的技術分離開來。勞動過程應不依靠手藝、傳統和工人的知識。因此，它應該完全不依靠工人的能力，而完全依靠經理部門的實踐。

第二條原則

“一切可能有的腦力工作都應該從車間裏轉移出去，集中在計劃或設計部門。……”因爲泰羅深知道這是科學管理的關鍵，所以他特別強調這一點，我們也應該透徹地考察這一原則。

我們前已看到，人的勞動能力之所以優於動物的勞動能力，其重要特點是人能夠把一件要做的工作的執行和關於它的概念結合在一起。但是隨着人類勞動逐漸成爲一種社會現象而不是一種個人現象，這就有可能把概念和執行分離開來——不像在動物那裏，動力即本能是和行動分不開的。使勞動過程失去人性，這就把工人的勞動幾乎降低到動物的勞動水平，同時使一個生產者社會的自己組織的、有自己動機的社會勞動成爲沒有目的和不能想象的東西，可是這對買得勞動#的管理部門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事情。因爲，如果工人執行工作是由他們自己的概念指導的，那麼我們知道，這就不可能迫使他們發揮方法論上的效率，也不可能迫使他們按照資本所希望的速度進行工作。因此，資本家從一開始就學會利用人類勞動力的這一個方面，打破勞動過程的統一。

# 原文如此。但應該是“買得勞動力的管理部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資本家買得的是工人出賣的勞動力，正如作者在第一章《勞動和勞動力》所說，“勞動不能購買”。作者這裏可能筆誤。——趙小明

這個原則應稱之爲使概念和執行分離的原則，而不用其更普通的名稱稱之爲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分離的原則（雖然它與後者很相像，而實際上也往往是同一的）。這是因爲主要用腦子來進行的腦力勞動，也是服從這一概念與執行分離原則的：腦力勞動首先和體力勞動分離開來，接着，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它本身又嚴格地按照這一規律進行再分。

這個原則的最初的含意是說，泰羅的“工作的科學”從來不是要由工人來發展，而總是要由經理部門來發展的。這個在今天顯然是十分“自然”而無可爭辯的見解，事實上在泰羅的時代是經過激烈的討論的。這一事實說明我們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中，在改變一切關於勞動過程的想法方面，已經走得多遠；同時說明，泰羅的一些曾引起熱烈爭論的假設，在短短的時期中，已完全變成傳統的看法。泰羅曾屢次碰到這個問題：爲什麼工作必須由經理部門來研究，而不是由工人自己來研究；爲什麼科學的工藝並不比科學管理好？他用他的全部智慧來找出它的答案，雖然並非老是以其慣常的坦率態度來對待這件事。他在《科學管理的原則》中指出，經理部門的“老制度”

使每個工人必須對總計劃以及他的工作的每一細節，在許多情況下還要對他的工具，負幾乎全部的責任。此外，他還得從事一切實際的體力勞動。另一方面，一種科學的發展，必需建立起許多規章、法則和公式。這些東西可以代替個別工人的判斷，但要在系統地加以記錄、編制索引等等之後，纔可以有效地使用。科學資料的實際應用也需要有一間房間來保存書籍、記錄等等，有一張桌子給計劃者做工作。因此，在舊制度下由工人作爲他個人經驗的成果作出的全部計劃工作，在新制度下必需由經理部門根據科學法則來做。因爲即使工人很適宜於發展和使用科學資料，但他在體力上也不可能同時既在機器上工作又在書桌上工作。也是十分明白的一點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需要一種類型的人作事前設計，而由另一種完全不同類型的人來執行。（32）

與工作場所體力上的安排有關係的一些反對意見顯然是不很重要的，它們都是故意誇大困難，這些困難雖然可以作爲一些不便之處而存在，但都很難說成是不可克服的。說各項工作需要“不同類型”的工人來做，那比不真誠還壞，因爲這些“不同類型”在分工使它們誕生出來之前幾乎是不存在的。泰羅很瞭解，擁有技術知識使工人成爲發展工作科學的最好起點；系統化至少在開始時往往意味着蒐集工人們已經具有的知識。但是，老是覺得自己提出的安排肯定具有巨大合理性的泰羅，絕不停留在這個論點上。他在衆議院專門委員會作證時受窘而採取守勢時，提出了另一些論點：

我要說明這一點，主席先生，由經理部門進行的這一類工作往往導致科學的發展，而要工人來發展科學，那幾乎是不可能的。有許多工人，他們很有腦子，在才智方面也像經理部門的人一樣能夠發展一種科學。但工人不能發展關於做任何一種工作的科學。爲什麼呢？因爲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金錢來做這件事。要發展做任何一種工作的科學往往需要兩個人的工作，一個人實際做這件要加以研究的工作，另一個嚴密觀察正在工作的第一個人並研究與這項工作有關的時間問題和動作問題。任何工人都沒有時間和金錢可以浪費在做這種實驗上。如果他爲自己工作，那他研究別人的動作時，沒有人會付給他錢。經理部門必然會而且應當花錢來做所有這樣的工作。因此，對工人來說，發展科學是不可能的，這並不是因爲他在智力上不能發展科學，而是因爲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金錢來做這件事，同時他明白這是要經理部門去處理的一個問題。（33）

泰羅在這裏爭辯說，對工作的有系統研究及其研究成果屬於經理部門，就是因爲機器、工廠廠房等等都是屬於他們的。這就是說，因爲進行這樣一種研究要花勞動時間，而只有資本的所有者才花得起勞動時間。勞動時間所有者本身，只能出賣勞動時間以換取他們的生活資料，不能用勞動時間做別的事情。確實，這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規律，而泰羅在這一事例中利用這一論點明確不過地說明了資本的權勢達到了何等程度：不僅資本是資本家的財產，而且勞動本身也變成資本的一部分。工人們不僅喪失了對其生產工具的支配權，而且他們現在必須喪失對他們自己勞動和勞動方式的支配權。現在，這種支配權落到那些“花得起”勞動時間來研究勞動的人的手裏，他們研究的目的是要比工人們自己瞭解自己畢生活動更好地瞭解勞動。

但泰羅還沒有結束他的論點：“況且，”他對委員會說，“如果一個工人想找出一種更快地做工作的新辦法，或者如果他準備發明一種新方法，那你馬上可以看到，不讓別人知道這個發明，不把更快的方法告訴其他工人，這於他有利。做工人們一直做的事情，爲自己和朋友們保守他們這一行的祕密，這對他有利。這是行業保密的老觀念。工人對自己的知識保守祕密，不發展一種科學，不把自己的知識教給別人使它成爲公共財產。”（34）泰羅爲什麼回到“行會保密”的老觀念呢，這是因爲泰羅持有固執而帶根本性的見解，即：由工人來改進工作方法對經理部門沒有什麼好處。他在他的證詞中，在探討其多年研究砌磚方法的朋友法蘭克·吉爾佈雷思先生的著作時坦率地承認，“砌磚科學”不僅能夠由工人來發展，而且已經由工人加以發展了：“現在，我毫不懷疑，吉爾佈雷思先生所想出來的一切方法，在過去四千年中砌磚工人們已經想到過無數次了。”但是由於工人們所擁有的知識對資本沒有用處，所以泰羅在列舉科學管理要做的事情時開頭就說：“第一。發展砌磚科學——由經理部門而不是由工人來發展。”（35）他解釋說，對工人及其工作夥伴有害的任何制度和任何方法，工人們是不會去執行的。他提到搬運生鐵的工作說：“他們願意不願意從他們自己的班裏把八分之七的人開革出去而只留下第八個人呢？不會願意的！”（36）

最後，泰羅比他同時代的任何人都更瞭解巴貝奇原則，並且他總是把它推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在他看來，工作研究的目的決不是提高工人的能力，決不是把大部分科學知識集中在工人那裏，決不是保證使工人的地位隨着技術的上升而上升。相反，它的目的是通過減少工人的訓練和增加其產量來降低工人的工價。他在他的早期著作《工廠管理》中坦率地說，他的制度的“全部可能性，要直等到工廠裏幾乎全部機器都由能力和造詣較低、因而其工價比舊制度下所需要的那些人低的人來開動時，才能實現。”（37）

因此，爲了保證經理部門的控制權，爲了降低工人的工價，概念和執行必須變成工作的兩個獨立的方面。同時，爲達到這個目的，對工作過程的研究必須留給經理部門而不讓工人來擔任。只是把研究結果以簡化的指示所支配的簡化的工作任務的形式傳達給工人，此後工人的責任就是不加思索地執行指示而無須理解基本的技術理論和數據。

第三條原則

泰羅說，“通常類型的管理”的基本想法“是每個工人都更熟悉他本行的手藝，而任何一個管理人員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因此，關於如何最好地做工作的各項細節應該由工人來決定。”但是，相反，“現代科學管理中最凸出的一個因素也許是任務觀念。每個工人的工作都由經理部門至少在一天之前完全定出計劃，在大多數情況下每個工人都得到詳盡的書面指示，詳細說明他應完成的工作任務以及做工作時所要用到的手段。……這個任務不僅詳細說明要做什麼工作，而且還要說明如何進行工作以及完成工作的確切期限。……科學管理主要在於準備和實現這些任務。”（38）

在這條原則中，重要的並不是書面指示卡。*泰羅對施密特無須用這樣一張卡片，他在其它許多場合也沒有用過指示卡。相反，基本的要點是對勞動過程的一切因素進行有系統的預先計劃和預先計算，現在勞動過程已不再是工人想象中的勞動過程，而是經理部門一個專業人員想象中的勞動過程了。因此，如果第一條原則是蒐集和發展關於各個勞動過程的知識，第二條原則是，集中這種知識是經理部門的專職——加上它的反題，工人沒有這種知識——那麼，第三條原則就是利用這種對知識的壟斷來控制勞動過程的每一個步驟及其執行方式。

* 雖然事實上，在一個時期裏，書面指示卡曾經是管理人員盲目崇拜的東西。當工作任務變得十分簡單而又重複到使這種卡片在大多數情況下成爲不必要的東西時，使用這種卡片的風尚就過去了。但是這種卡片的觀念仍然不變。這種觀念認爲經理部門應採取直接行動來決定勞動過程，讓工人只起受嚴格管理的中間工具的作用。這就是莉蓮·吉爾佈雷思把指示卡定義爲“一件預定的產品的自行生產者”的重要意義。（39）作爲生產者的工人被忽視了；經理部門變成了生產者；它的計劃和指示產生出產品。可是，這種指示卡卻使艾爾弗雷德·馬歇爾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意見，即工人可以由此知道生產應該怎樣進行：這樣一張卡片“一落到一個能認真思考的人的手裏，他就會明白發出指示的人的目的和方法。”（40）馬歇爾認爲，已經放棄了本行業的技術知識的工人，現在可以從他的任務卡獲得現代工業的遠爲複雜的技術知識，正像一個古生物學家根據一塊骨頭的殘片複製出整個動物一樣！

因爲資本主義工業、辦公室和市場的實際情況是按照這條原則發展的，它終於變成了公認的常規和習慣的一部分，當大多數勞動過程越來越具有科學性、越來越複雜而同時不讓工人蔘與這種發展，使工人更難以理解他們所從事的勞動過程時尤其如此。但是，泰羅很清楚，在開始時是需要在心理上作突然扭轉的。*我們在施密特的簡單事例中已經看到，在選擇一個工人作爲起點和使他重新適應新工作條件時所使用的方法。在機器工廠的比較複雜的條件下，泰羅把這部分責任交給領班。他說，領班的重要責任是“激勵工人打起精神堅決不差分毫地執行指示卡上列舉的命令。開始時這是一項困難的任務，因爲工人多年來習慣於按自己覺得合適的方法來做工作的各個細節，而他們中許多人都是領班的親密朋友，認爲他們的業務知識跟領班一樣多。”（41）

* 我們不能根據這一點就認爲，工人和管理人員關係的這樣一種心理上的轉變，完全是一件過去的事情。恰恰相反，在各種新職業的演進過程中，在這些新職業因工商業的發展而誕生、然後成爲常規並服從經理部門的控制這整個演進過程中，它是經常在反覆重演的。因爲這種趨勢已侵襲了辦公室、技術和“有教養的”職業，社會學家們談到它時都把它說成是“官僚主義化”，這是對韋伯術語的含糊其辭的、不適當的使用，這個術語往往反映出使用者這樣一個觀點，即這種形式的工作管理是“大規模”或“複雜的”企業所特有的，然而我們卻應#把它理解爲資本主義工作組織的特殊產品，它主要並不反映規模，而反映各種社會對抗關係。

# 原譯文：“即這種形式的工作管理是‘大規模’或‘複雜的’企業所特有的。而最好把它理解爲資本主義工作組織的特殊產品”。此處關鍵詞眼是原文的whereas，這是連接詞，意思是但是、然而等相對、轉折之意。——左言

※　　　　　　※　　　　　　※

現代管理就是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而且，它作爲理論結構、作爲有系統的實踐而興起，就在這段時期裏，勞動過程從以技能爲基礎到以科學爲基礎的轉變達到空前的速度。它的作用是使過去資本主義生產的不自覺的傾向變成自覺的、系統的傾向。它要保證的是，當技藝下降時，工人會下降到適宜做許許多多簡單工作的無差別的一般勞動力水平，而當科學發展時，它會集中在經理部門的手裏。

1．彼得·F.德魯克（Peter F. Drucker）：《工作和工具》（"Work and Tools"），見梅爾文·克蘭茲堡和威廉·H.達文波特（Melvin Kranzberg and William H. Davenport）合編：《技術與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 New York, 1972），第192－193頁。

2．喬治·索爾（George Soule）：《美國曆史中的經濟力量》（Economic Force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52），第241頁。

3．彼得·F.德魯克：《管理的實施》（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New York, 1954），第280頁。

4．參看薩德赫爾·卡卡爾（Sudhir Kakar）：《弗雷德裏克·泰羅：個性與革新的研究》（Frederick Taylor: A Study in Personality and Innovation, Cambridge, Mass., 1970），第115－117頁；和亨利·法約爾（Henri Fayol）：《一般管理與工業管理》（General and Industrial Management, 1916; trans., London, 1949）。

5．林德爾·厄爾威克和E. F. L. 佈雷奇（Lyndall Urwick and E. F. L. Brech）：《科學管理的形成》（The Making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3 vols, London, 1945, 1946, 1948），第一卷第17頁。

6．參看喬治·弗裏德曼（Georges Friedmann）：《工業社會》（Industrial Society, Glencoe, Ill., 1964），特別是第51－65頁。

7．林德爾·厄爾威克：《合理化的意義》（The Meaning of Rationalism, London, 1929），第13－16頁。

8．卡卡爾：《弗雷德裏克·泰羅》，第17－27頁，52－54頁。

9．同上書，第61頁。

10．《泰羅在美國衆議院專門委員會的證詞》（Taylor's Testimony before the Special House Committee），見弗雷德裏克·泰羅：《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 and London, 1947），第79－85頁；這是泰羅下列三部主要著作的一卷本：《工廠管理》（Shop Management, 1903）；《科學管理的原則》（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1911）；和一份政府文件《美國衆議院專門委員會調查工廠管理的泰羅制和其他制度的聽證會》（Hearings Before Special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Taylor and Other Systems of Shop Management, 1912），這三部著作在本書中用上述書名。這三部著作在本書中都分別編列頁碼。

11．福雷德里克·W.泰羅：《工廠管理》，載《科學管理》，第30頁。參看泰羅《科學管理的原則》（紐約，1967）第13－14頁；和《泰羅的證詞》，載《科學管理》第8頁。

12．《工廠管理》，第32－33頁。

13．同上書，第34－35頁。

14．《科學管理的原則》，第52頁。

15．埃爾頓·梅奧（Elton Mayo）：《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Th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Boston, 1945），第42頁。

16．威廉·M.萊塞森（William M. Leiserson）：《限制產量經濟學》（"The Economies of Restriction of Output"）；引自洛倫·巴里茲（Loren Baritz）《動力的奴僕》（The Servants of Power, New York, 1965），第100頁。

17．威廉·懷特（William F. Whyte）：《工作中的人》（Men at Work, Homewood, Ill., 1961），第98－121頁；參看懷特的《金錢和動力》（Money and Movitivation, New York, 1955），第39－49頁。

18．《科學管理的原則》，第32頁。

19．同上書，第48－49，53頁。

20．同上書，41－47頁。

21．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工作和不滿意工作的人》，見《思想意識的目的》（The End of Ideology, Glencoe, Ill., 1960），第227頁。【書名譯錯了，End這裏作“終結”講，而不是“目的”。這本書中文版已由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意識形態的終結——五十年代政治觀念衰微之考察》，讀者可參見中文版第254頁。譯文和這裏稍有出入。——趙小明】

22．羅伯特·F.霍克西（Robert F. Hoxie）：《科學管理與勞工》（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Labor, New York and London），第85－87頁。

23．《科學管理的原則》，第61－62頁。

24．弗裏德曼：《工業社會》，第55頁。

25．《工廠管理》，第25頁。

26．《科學管理的原則》，第107－109頁。

27．弗裏德曼：《工業社會》，第63頁。

28．《科學管理的原則》，第111頁。

29．同上書，第36頁。

30．同上書，第22頁。

31．《工廠管理》，第98－99頁。

32．《科學管理的原則》，第37－38頁。

33．《泰羅在美國衆議院專門委員會的證詞》，第235－236頁。

34．同上。

35．同上書，第75，77頁。

36．《科學管理的原則》，第62頁。

37．《工廠管理》，第105頁。

38．《科學管理的原則》，第63、39頁。

39．莉蓮·吉爾佈雷思（Lillian Gilbreth）：《管理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Management, 1914），見《吉爾佈雷思著作集》（The Writings of the Gilbreths, William R. Spriegel and Clark E. Myers, eds. Homewood, Ill., 1953），第404頁。

40．艾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工業與貿易》（Industry and Trade, London, 1919, 1932），第391－393頁。

41．《工廠管理》，第1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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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一部分 勞動和管理

第五章 科學管理的最初影響

一如前述，科學管理普遍實施的時期是與科學技術革命的時期相一致的。也是和資本主義的結構和作用以及工人階級的構成方面發生許多根本性變化的時期相一致的。本章將初步討論科學管理對工人階級的某些影響。在更充分地瞭解科學管理的必要條件具備之後，後面幾章將再進行這種討論。

腦力工作和體力工作的分離，在任何一級生產水平上，使對直接從事生產的工人的需要減少了，因爲它剝奪了他們耗費時間的用腦力的職務，而把這些職務分配到別的地方去了。不論這種分離是否引起生產率的增加，都是如此。如果生產率也增加了，那麼對生產一定產量的體力工人的需要，就會進一步減少。

概念和執行分離的必然結果是，勞動過程要在不同的兩種場所並由不同的兩類勞動者來進行。在一種場所進行用體力的生產過程。在另一種場所則專門搞設計、計劃、計算和登記工作。在勞動過程開始之前預先想好這一過程，在工人開始實際工作之前摹想每一個工人的各種活動，規定每一種職務的職責範圍和完成任務的方式及其所需時間，自始至終控制和檢查正在進行中的過程，估定勞動過程每一個階段完成時的成果——生產的所有這些方面都從車間轉移到了管理部門的辦公室。現在，用體力的各個生產過程，不僅是由實際操作的工人，而且也常常是由低級監督人員或多或少盲目地進行的。各個生產單位都好像一隻由一個遠處的頭腦監視着、糾正着和控制着的手那樣進行活動。

現代管理部門所採用的控制概念，要求生產中的每一活動，在管理中心都有其若干平行的活動：每一活動在整個進行過程中和完成時都必須加以設計、預先計算、試驗、佈置、分配任務、發命令、覈對、檢驗和等登記。其結果是，每一生產過程在實際進行之前、之中和之後都要摹寫成紙面上的東西。正像人類的勞動要求勞動過程既在工人的頭腦中進行也在工人的體力活動中進行一樣，現在，已經從生產中轉移到一個獨立的地方和一個獨立的集團中的勞動過程的映象，也控制着勞動過程本身。過去一個世紀中的這種發展，其新奇之處不在於手與腦的分離，概念與執行的分離，而在於它們的分離達到了極爲嚴格的程度，而且越來越細分，以致概念儘可能集中到管理部門內或與管理部門有密切聯繫的人數越來越有限的集團的手裏。因此，在對抗的社會關係和被隔開的勞動的背景下，手和腦不僅分離開來，而且截然分開而互相敵對了；人類手和腦的統一變成它的對立面，成爲不那麼帶有人性的東西了。

生產的這種紙上的摹寫品，這種與實際情況相符的影象，產生出許多形形色色的職業，它們的特點是它們都不是存在於物的流動中而存在於書面文件的流動中。現在，生產已一分爲二，並取決於兩個集團的活動。因爲生產方式已被資本主義弄成這樣的分裂狀態，它也把勞動的兩個方面分裂了開來；但兩者仍然都是生產所必需的，而就在這一點上，勞動過程仍然保持統一性。

手腦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勞動分工方面所採取的最決定性的一個步驟。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來就有的，而在資本主義整個歷史時期中，在資本主義經營管理下得到了發展。但是，生產的規模，現代公司通過資本迅速積累而能取得的資源，以及概念機構和有訓練人員可以用來有系統地正式地使這種分離制度化，則只是前一世紀中發生的事。*

* 哈蒙德在談到十八世紀曾在英國索霍地方和詹姆斯·瓦特合辦過一個大型機器工具廠的博爾頓時，稱他爲“科學管理的老手”。但哈蒙德所引用的關於他的管理方法的一段描述，與這個說法並不相符，而且顯然和現代管理方法大不相同：“當他坐在他的工廠的中央，處於鐵錘敲擊聲和機器轟鳴聲的包圍中時候，他經常能夠聽出什麼地方發生了故障，哪部機器開得太快或太慢了，跟着就發出了他的命令。”（1）可是，博爾頓的確有一個得到很好發展的監視線組織。

現代公司的龐大的工業管理和負責記錄的部門，都起源於隨着科學管理運動而發展起來的那些計劃、估算和設計部門。這些早期的部門必得衝破那些老是記着成本的經理們的恐懼心才能得到發展，泰羅曾想用以下說法來說服這些經理：“乍一看來，設置一個計劃部門，再實行一些別的革新，似乎要作大量額外的工作和花費大量額外的費用；必然會有一個問題是：廠裏增加的工作效率能抵消這種支出而有餘嗎？可是我們必須記住，除了對單位時間的研究之外，計劃部門所做的工作，幾乎沒有一項不是車間裏早已在做的。設置一個計劃部門只不過是把計劃工作和其他許多腦力工作，集中到少數特別適合於其任務並熟悉其專業的人身上，而不像過去那樣，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讓很適於做本行工作，但對多少有些辦公室工作性質的工作缺乏鍛鍊的高工資的機工去做。”（2）但他還加上了下列的告誡：“毫無問題，生產成本會由於儘量使計劃工作和腦力工作與體力勞動相分離而降低。可是，這樣做了之後，顯然必須給予腦力工作人員以足夠的工作，使他們老是有事做。決不能像常有的那樣，讓他們長時間閒着，等待他們的那種工作上門。”（3）這就是讓人注意，資本主義職業的任何一部分，都免不了要使用那些最初在車間裏使用的方法。

乍一看來，按照在別處想出和控制的簡化了的工作來組織勞動，用來代替過去的手工業式的勞動，這對工人的技術能力具有顯著的降低作用。可是，在其對整個勞動人口的影響方面，這個問題由於如下原因而更變得複雜了：第一是專業化的行政人員和技術人員的工作急劇增加，第二是生產急劇增長，第三是大批大批的人都轉移到新的工業中去，而在工業過程內部則是轉移到新的工作崗位上去。

在泰羅時代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中，曾樹立了一個此後爲人仿效的榜樣。他在《工廠管理》中寫道：“有許多人不贊成關於設置一個替工人和許多領班進行思考以幫助並指導每個人工作的計劃部門的整個方案，其理由是，這無助於促進個人的獨立性、自力更生精神和獨創性。可是，那些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一定會反對現代工業的整個發展趨勢。”（4）在《科學管理的原則》中他說：“現在，由於所有這些教導和細緻的指示，工作對工人來說顯然已十分順手而輕便，在這時，第一個印象是，所有這一切都會使他成爲一個純粹的機械般動作的人，一個木頭人。正像工人剛在這種制度下工作時常說的那樣：‘唉，沒有人來過問我或照管我是不能自己來思考和行動的！’可是，對所有其他現代勞動細分工，也會有這種批評和反對意見。”（5）

可是，這些反應顯然不能使泰羅感到滿意，特別因爲它們似乎責備他所喜愛的“現代勞動細分工”。因此，他在這兩本書裏接着又提出了另一些論點，在《工廠管理》中其論點如下：

的確，例如，計劃室和職能領班制使一個聰明的雜工或助手總有一天能夠擔任現在機工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這對雜工和助手不是一件好事嗎？讓他做較高級的工作就能發揮他的才能，使他得到較多的工資。如果同情機工，就看不到雜工的問題。可是，這種對機工的同情是不必要的，因爲在新制度的幫助下，機工會升上去擔任他過去所不能做的更高級的工作，而且，分職領班制或職能領班制需要有大量這一級的人，因此，那些原來將終身當個機工的人，就可以有機會上升爲領班。

對具有獨創性和頭腦的人的需求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大；現代的勞動細分工，不但不會阻礙工人的發展，而且能使工人沿着這條線上升到較高的效率水平，即做更多的腦力工作同時又減少了單調性。例如，過去當清潔工的那種人，現在就可以在製鞋廠裏做鞋子了。髒土搬運工作現在是由意大利人或匈牙利人做的。（6）

在經濟成長時期，在資本通過生產而以越來越大的規模迅速積累的時期，在不斷在新工業中開闢資本積累的新領域的時期，或在資本徵服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式的時期，這個論點很是得勢。這時，大批大批新工人走上了與早先手工藝勞動過程比起來已經退化的工作崗位；但因爲他們是來自現存的工人階級以外，主要是來自破了產的流亡農民，他們參加了他們過去經驗中所沒有的一種勞動過程，因此，他們把這種工作組織看作是天生如此的。當時，爲某些工人提升到計劃、設計、估算或製圖部門或擔任領班，提供了許多機會（特別在二三代的時間以前，做這些工作的人員習慣上仍然是由車間裏提拔上去的）。這樣，爲迅速發展的工業部門的某些工人開闢晉升之路這種短期趨勢，加上越來越低的技術要求（在第一次有大批工人被投入工業、營業所和銷售工作的地方，其特點是錄用的技術要求越來越低），完全掩蓋了不斷把整個工人階級的技術和勞動條件降低到其過去水平以下的長期趨勢。這種情況繼續了若干代人的時間，據以判斷這種趨勢的一些標準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技能”本身的意義也降低了。

雖然如此，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仍繼續在一個其絕大部分勞動人口已越來越缺乏任何技能或科學知識的勞工世界中重複泰羅的論點。例如，米歇爾·克羅澤在《辦公室工作人員的世界》中承認，因爲辦公室工作已成爲一個大大擴大了職業領域，它的工資和社會地位實際上已不比工廠工作高了：“一大批沒有技能的工作人員擔任一系列簡單而沒有變化的操作。”“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所預期的這種總的發展模式，成爲支持白領僱員無產階級化這一命題的主要論據。”他的反應和泰羅的反應極其相似，所不同的只是，他不用“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而喜歡用婦女來作爲做任何工作都適合的那類勞動力：“如果構成這個集團大多數的是婦女，而不是一家之主的話，那白領僱員的無產階級化就根本沒有這種意義了。”（7）他解釋道：

另一方面，1920年的九十萬法國辦公室工作人員肯定比1962年的一百九十二萬白領僱員有更爲資產階級的社會地位。但是現在相當於1920年六十萬男性僱員的約三十五萬監工和二十五萬資格很老的僱員的社會地位，至少與其1920年的前輩相等。至於六十五萬新進入職業界的女性，在三十年之前她們都是雜工、女裁縫或女僕。不管她們的裝配線工作多麼鬱悶、多麼令人厭倦，對她們來說，它也許是一種地位的提升。

……，白領僱員和小職員的職業，整個說來，其社會地位比起僅僅五十年前他們的社會地位來，的確是大大降低了。但是我們知道，隨着大批工作崗位的社會地位的下降而來的是人員補充方面的更大的分化和變革。大部分白領工作都是很少趣味、不大受人尊敬而報酬較低的工作，但它們都是由沒有什麼大抱負的婦女來作的。……（8）

隨着工匠技藝被摧毀或日益喪失其傳統內容，勞動人民和科學之間早就很脆弱的殘存的紐帶也幾乎完全裂斷。這種聯繫在過去主要是通過工人階級中的手藝人或工匠而形成的，而在資本主義的早期，這種聯繫是很緊密的。在管理部門對科學實行壟斷之前，工匠技藝是當時存在着的那種科學生產技術的主要儲存庫；歷史記載也強調科學起源於工藝技術。埃爾頓·梅奧說：“從歷史上說，我認爲可以這樣說，一種科學一般是作爲在某一活動範圍內相當成熟了的技能的一種產品而出現的。某一個人，某一個熟練工人，在短暫的沉思中想使隱含在技術本身中的一些假設成爲明確的東西。……科學深深地紮根於技術之中，它只能通過一種成功的技術的實驗的和系統的發展而發展。因此，各種成功的科學，其出身都是很微賤的——在明確地得到理論上和實驗上的發展之前，都是小心謹慎地發展的低級技術。”（9）

工程這一職業是一種比較新的發展。在工程師出現之前，概念的和設計的職務是工匠技藝的活動領域，正像通過革新而推進工業技術的各種職務一樣。貝爾納說：“現代工程師的出現是一種新的社會現象。他與其說是舊時軍事工程師的直系後裔，倒不如說是工匠技藝時代水車設計人和五金工人的直系後裔。布拉默（1748－1814）、莫茲利（1771－1831）、米爾（1806－1888）、惠特沃思（1803－1887）和偉大的喬治·斯蒂芬森（1781－1848）都是這樣的人。”（10）即使稍微知道一些技術發展史的那些人，都會承認這張名單上所列各人的重要性，此外還可以加上傑姆斯·瓦特，他所從事的是數學儀器製造者的行業；塞謬爾·克朗普頓，他本人從十四歲起就是一個紡紗工人，並在沒有專利權保護的情況下，甚至在他的紡紗機已普遍使用時，也還是當一個紡紗工人來謀生。此外，還有許多人。*還應指出的是，在1824年之前，對一個英國技工來說，接受國外的工作是非法的，這種限制在我們的時代簡直不可思議；只要工匠仍然是生產過程技術知識的儲存庫，這種作法的理由是很清楚的。

* 雖然近代機械方面的發明很多很多，但我們不可能列出本世紀的這樣一張表來。人們能夠想到的有：弗蘭克·惠特爾，他原是金屬飛機的一個裝配工，後來在發明噴氣式發動機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約翰·哈伍德，他是製造和修理鐘錶的工人，發明了自動手錶，於1923年取得了專利權。霍克西報告說，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準備研究科學管理問題時，他“在一家工廠裏看到一部由工人發明的能做幾個手工工人工作的自動機器。我就問：‘他得到什麼報酬嗎？’回答是：‘得到的，他的工資從一小時一角七分增加到一小時二角二分。’這種例子是很多很多的。”（11）但近年來這種事例就少了。一份關於1953年在美國取得專利權的人的職業性質的隨意取樣的研究報告指出，“約有百分之六十是工程師、化學家、冶金學家和研究和發展部門的主任，而其餘的人大多是非研究和發展部門的高級工作人員，幾乎沒有一個是生產工人。”（12）這裏我們可以暫停討論而把亞當·斯密支持技術分工的下述第三個論據徹底埋葬：工人只要集中注意力於一種反覆進行的操作，就能發明一種便利那種操作的機器。這種說法曾經有其真實性，但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這種真實性早就消失了，因爲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既不鼓勵也不允許工人瞭解自己的工作。

手藝人在他那一行手藝的日常操作中，所依賴的只是他那個時代的技術科學知識。學徒一般要學習數學（包括代數、幾何、三角），要熟悉他那一行常用的材料的特性和出處，要學習物理學和機械製圖。得到良好管理的學徒都有本行的書籍和技術雜誌閱讀，使他們的技藝得以進步。*但是，比正規或非正規的訓練更爲重要的是，手藝是科學與工作之間一種日常的聯繫物，因爲手藝人在其實際做工作時經常需要使用基本科學知識，數學，圖樣等等。**

* 學徒制衰微所產生的影響，在霍克西提出報告的時代早就感覺到了。這個報告說：“可是，工人階級天生的能力，顯然一定會由於不重視學徒制而受到損害，如果沒有其他勞動教育措施的話。從事科學管理的經理們自己也抱怨說，他們必須從中招募新人員的那些人十分蹩腳而且無法無天，不如二十年前要求工作的有效率又有自尊心的手藝人。”（13）這些經理對於他們爲了適合自己的目的而親自造成的勞動人民的特性，仍然像往常那樣極爲不滿，但他們還沒有找到一種方法來培養工人，使他們成爲在勞動過程中地位很低而同時又能誠心誠意高高興興做工作的人。
** 戴維·蘭德斯在一篇關於工業革命時代的手藝人的論文中寫道：“更驚人的是這些人的理論知識。整個說來，他們並不是過去神話中的不識字的白鐵工人。如費爾貝恩所說，甚至普通的水車製造人，通常都是‘相當好的算術家，具有一些關於幾何、水準測量、求積法的知識，有時還具有足夠的關於應用數學的知識。他能計算機器的速度、力量和動力，能繪製平面圖和剖面圖。……’這些‘高深的造詣和智力’反映這個時期在像曼徹斯特那樣的‘鄉村’裏有很多技術教育設施，從不信奉國教者所辦的專科學校和各種學會起，直到本地和外來的講師，附設有夜班的私立‘數學和商業’學校，以及廣泛流傳的操作手冊、期刊和百科全書。”（14）

這種手藝人是他們那個時代科學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通常都對和他們的工作並沒有直接關係的科學和文化也很有興趣。十九世紀中期十分興旺的機械學會，在英國約有一千二百所，成員人數超過二十萬。這些學會大部分都致力於通過講課和圖書館來滿足這種興趣。（15）爲了推進科學及其在工業上的應用而在英國設立的皇家學會，在它成爲時髦的觀光場所並希望保持其排外性時，也不得不把它的後門用磚砌起，不讓溜進走廊的技工們入內。（16）薩謬爾·岡珀斯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住在紐約下東區人口稠密的工人區的一個捲菸工人，他也瞭解並體驗到工人階級的這種興趣：

制桶工人工會每星期六晚上設有許多正規學習班和講座，常去上課的有二千五百到三千人。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我去參加這種星期六晚上的講座。我熱切希望得到一些知識。精神上的飢餓跟肉體上的飢餓同樣難受。每星期六晚上都有極好的學者在公開集會上報告極有啓發性的實驗與研究成果。有時普羅克特教授告訴我們天文方面的奇事，以及關於時間、距離、光和運動等等的科學知識。在這些講課中蒐集到的一些真理，成了我的必不可少的東西，並使這個世界具有十分鼓舞人心的意義。這些講座都是一些可貴的機會，可以從中聽到科學界權威們報告他們正在做的和想的事情。我參加這種講座和學習班達二十年之久。（17）

我們也許還對斯皮塔爾菲爾茲的英國織綢工人感到驚奇，十九世紀中期，梅休看到他們都生活在難以置信的貧困和落魄的境況中，但不久之前，在熟練的手織機織工尚未過時的時候，他們已使他們所居住的倫敦的這一地區成爲科學和文化的中心：

從前，這些織工幾乎是倫敦僅有的植物學家，他們對花的愛好，直到今天都是這個階級的十分顯著的特點。我們聽說，若干年之前，他們都在現今大部分已蓋上了房子的倫敦郊區的小花園裏消磨他們的閒暇時間，並且一般都是全家人星期天在那裏吃飯。不太久之前，有一個昆蟲學會，而他們就是國內最勤奮的昆蟲學家。這種愛好，現在雖然遠沒有以前那樣普遍，但仍然是這個階級的一個標誌。從前曾有一個花卉栽培學會、一個歷史學會和一個數學學會，都是由織綢工人維持的；消色差望遠鏡的著名發明者多龍德是一個織工；數學家辛普森和愛德華茲，在沒有被政府請去擔任伍爾威治和查塔姆的軍校的數學教師之前，也都是織工。（18）

E.P.湯普森指出，這段值得注意的歷史敘述也說明了約克郡和蘭開夏織工的特點，“每個紡織業地區都有它的織工詩人、織工生物學家、織工數學家、織工音樂家、織工地質學家、織工植物學家。……有些北方的博物院和自然歷史學會現在還保存着織工所作的關於鱗翅目昆蟲的記錄和蒐集的標本；還有一些關於孤寂鄉村裏的織工的記載，說他自己學習幾何學，用粉筆在石板上作圖，說他們熱心研究微分學。”（19）

科學管理興起時期手藝人技藝遭到破壞，這一點工人並不是沒有看到。實際上，工人對於這樣一種損失，在它正在出現時比在它已經發生和新生產條件已普遍化以後，都有遠爲深切的感受。泰羅制在本世紀初期在工會中引起了反抗的浪潮；關於這種初期的反抗，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並不是集中在諸如秒錶和動作研究等等泰羅制的外部標誌上，而是集中在它的主要作法上，這種作法要剝奪工人的工藝知識和自主的控制權，使工人面臨一種經過鄭重考慮想出的勞動過程，在這種過程中，工人只起輪齒和槓桿的作用。我們在《國際鑄工雜誌》的一篇社論中讀到：

工資勞動者的一筆大財產是他的手藝。我們通常把工匠技能看作是巧妙地使用一種手藝行業的工具和材料的能力。但真正的工匠技能遠遠不止於此。其中真正重要的因素並不是手的技巧和靈敏程度，而是儲藏在工人頭腦中某種東西。這種東西部分是工人從傳統和經驗中得到的關於這項手藝所用的工具、材料的性質和用途以及這項手藝的操作方法的詳盡知識。但是比這更爲重要的，是使工人能瞭解並克服那些經常由於工具和材料以及工作條件不斷變化而產生的困難的知識。

社論接着談到在“越來越廣闊的領域內；並以越來越快的加速度”進行着的“工藝知識”與“工藝技能”的分離，並把它描寫爲這種分離的最危險的形式。

把所有這種分散的工藝知識集攏起來，加以系統化並把它集中在僱主的手裏，然後再以詳細指示的形式分發出去，使每個工人只有完成某一極瑣細的工作所需要的知識。顯然，這一過程把技術和知識徹底地分離開來。在完成了這個過程之後，工人就再也不是一個手藝人，而只是管理部門的一個活工具。（20）

半個世紀以來關於科學管理的評論，沒有能夠對這個問題提出更好的說明。*

* 關於這個問題，可參閱弗裏德曼的《工業社會》一書，他在書中概述了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工人對泰羅制的最初反應”。（21）

1．J. L.和巴巴拉·哈蒙德（J. L. and Barbara Hammond）：《現代工業的興起》（The Rise of Morden Industry, London, 1925; reprint ed., New York, 1969），第119頁。

2．弗雷德裏克·W.泰羅：《工廠管理》，載《科學管理》，第65－66頁。

3．同上書，第121頁。

4．同上書，第146頁。

5．弗雷德裏克·W.泰羅：《科學管理的原則》，第125頁。

6．泰羅：《工廠管理》，第146－147頁。

7．米歇爾·克羅澤（Michel Crozier）：《辦公室工作人員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Office Worker, Chicago and London, 1971），第13－17頁。

8．同上書，第18－19頁。

9．埃爾頓·梅奧（Elton Mayo）：《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The Social Problem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Boston, 1945），第17－18頁。

10．J. D.貝爾納（J. D. Bernal）：《科學史》（Science in History, London, 1954; revised ed., 1957），第389頁。

11．羅伯特·霍克西（Robert F. Hoxie）：《科學管理與勞工》（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Labor, New York and London, 1918），第94頁。

12．全國工業技術、自動化和經濟發展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chnology, Automation, and Ecomomic Progress）：《工藝變革對就業的影響》（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附錄第二卷，《工藝與美國經濟》（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Washington, D. C. 1966），第109頁。

13．霍克西：《科學管理與勞工》，第134頁。

14．戴維·S.蘭德斯（David S. Landes）：《解脫了枷鎖的普羅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歐的技術變化和工業發展》，第63頁。

15．參看J. H.斯圖爾特·裏德（J. H. Stewart Reid）：《英國工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Minneapolis, Minn., 1955），第19頁；和E. J.霍布斯鮑姆（E. J. Hobsbawm）：《革命的時代》（The Age of Revolution, New York, 1962），第213－214頁。

16．貝爾納：《科學史》，第383頁。

17．塞繆爾·岡珀斯（Samuel Gompers）：《七十年的生活與勞動》（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 1925; New York, 1957），第57頁。

18．亨利·梅休（Henry Mayhew），載艾琳·約和E. P.湯普森（Eileen Yeo and E. P. Thompson）合編：《不著名的梅林》（The Unknown Mayhew, New York, 1964），第105－106頁。

19．E. 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1964），第291－292頁。

20．霍克西：《科學管理與勞工》，第131－132頁。

21．喬治·弗裏德曼：《工業社會》（Industrial Society, Glencoe, Ill., 1955），第41－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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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一部分 勞動和管理

第六章 使工人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使勞動人民變成一種“勞動力”，一種“生產因素”，資本的一種工具，是一個不斷的無窮無盡的過程。這情況是使受害者厭惡的，不論其工資高低，因爲它破壞了人的工作條件。由於工人作爲人並沒有受到毀壞，而只是被非人地利用了，所以他們的批評能力、才力和構思能力，不論如何削弱、如何降低，對資本來說，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一種威脅。此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斷地擴展到一些新的工作領域，包括那些由於技術進步和資本轉移到新工業部門而新建立起來的領域。而且，它還不斷地改良和完善，因此它對工人的壓力是不會停止的。然而，使工人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工作每一代人的時間內都得更新，而因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長大的那幾代人，並不是在工作生活的母體中形成的，而可以說是在一段漫長的青春時期（在這段時期裏他們只是預備隊員）之後才投入工作，所以尤其如此。因此，使工人適應資本主義勞動方式的必要性，克服由於迅速變化的工藝、對立的社會關係和一代一代人的接續而加強了的自然抵抗力的必要性，並不會隨着“科學的勞動組織”的出現而終結，而只會成爲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永久的特點。

結果，在各公司的人事部門和勞工關係部門內部，在諸如勞資關係學校、高等院校社會學系以及其它學術機關和類學術機關內部，都設置了形形色色的專門研究工人問題的實用的和理論的學科。在泰羅之後不久，開始有了工業心理學和工業生理學來改善選擇、訓練和激勵工人的方法，而這些又很快地幾乎要發展成爲研究作爲一種社會制度的工廠工業社會學。

這些形形色色的學校及其中各種傾向的基本特點是，與科學管理運動不同，它們所關心的一般不是勞動組織，而是使工人能夠很好地按照工業工程師所編制的勞動方案進行合作的那些條件。*這些學校把資本主義社會中不斷髮展的勞動過程看作是不可改變的東西，是任何形式的“工業社會”中“必然而不可避免的”東西。所提出的問題都是管理部門的問題：工人對調動率高表示不滿，曠工，反對規定勞動速度，對工作漠不關心，玩忽職守，集體限制產量和對管理部門公然表示敵意。大多數研究工作和工人問題的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所遇到的問題，並不是男女職工地位降低的問題，而是對這種降低的自覺的和不自覺的反應所引起的許多困難。因此，以下情況就決非偶然了：大多數正統的社會科學家都固執地墨守一種信條，認爲他們的任務不是研究工作的客觀條件，而僅僅是研究這些客觀條件所引起的主觀現象，即通過調查表而得出的“滿意”和“不滿意”的程度。

* 人事管理部門，雖然被認爲是公司結構中與工人有關的一個部門，但在重新組織實際工作時，通常都不受重視。兩個著名的工業工程師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中，給各級管理部門規定的改變工作方法方面的任務要比他們給人事部門規定的任務多。在建議實行全面的“操作法改進方案”時，他們直截了當地說：“在大部分機構中，開始時，人事主管人員在實施操作法改進方案方面不起什麼積極的作用。”他們把人事主管人員的職責侷限於“作職工反應的傳聲板”，使新職工適應改進方案，並解答各種問題和申訴。（1）他們對於勞工社會學方面的學術研究對手的職責的看法，也像對人事管理人員一樣。查爾斯·郎福德·沃克是這些人中一個比較有經驗、世故較深同時也比較“人道的”人，他在其研究“工程師的戰略任務”的一文某一段中強調了這一點；他承認工作演變的方向是由“作爲未來的建築師的經理人員和工程師”決定的，而社會學家的任務是要求、敦促並說服勞動過程的真正設計者注意“人力中被忽視的方面”，以便減少不滿情緒，提高生產率，“抓住”迅速的技術變革所提供的“機會”，等等。（2）

循着這個方向所作的最早的有系統的努力，是在工業心理學的領域裏進行的。它的開端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德國講授的實驗心理學，特別是萊比錫大學心理學派。胡戈·明斯特堡在萊比錫大學威廉·馮特的“實驗室”接受訓練後來到了美國，他在哈佛大學有機會看到現代管理的最旺盛而廣泛的發展，因此懷着這樣一個抱負，要把萊比錫學派的方法和科學管理的新實踐結合在一起。他的《心理學與工業效率》（1912年以德文出版，次年就有英譯本）可以稱爲工業心理學的最初的有系統的綱要。（3）像泰羅一樣，明斯特堡也不肯隱瞞自己的觀點和目的：

我們的目的是概略地說明一門新科學的輪廓，這門新科學是介乎現代實驗心理學與經濟學問題之間的東西：心理實驗要有計劃地爲工商業服務的。（4）

但是，工商業的目的是什麼呢？明斯特堡把這個問題留給別人去解答：“經濟心理技術學可以爲工商業的某些目的服務，但這些目的是不是最好的目的，那並不是心理學家所必須關心的事。”（5）他爲他的“科學”解除了這一任務，並把規定他的調查研究的架構、取向（原文parameter，原譯者翻成參數，但此處文句脈絡來看，不是技術上的參數值，而是研究架構、取向等。——左言）的任務轉移給管理“工商業”的那些人之後，只是在有人認爲也應該考慮其本身也是“工商業”一部分的那些工人的觀點的時候，他纔回過頭來談這個問題。（有）這樣一種受有特殊利害關係人歡迎的庸俗說法，引起了他的厭惡，他堅決加以駁斥：

關於心理學對增大成績問題可能作出何種貢獻的研究，必須不受膚淺的反對意見的阻撓，這種反對意見認爲在某些工業公司裏可能一開始就會造成解僱職工的事件。心理技術學並不是爲某一方服務，而完完全全是爲文明服務的。（6）

在說明“文明”的利益並不是和大多數工人而是和管理他們的那些人的利益相一致之後，他現在就可以無須爲了“科學的工作設計”對於工人的每日影響而臉色發白了：“……科學管理的發展清楚地表明，最重要的改進恰恰是從科學研究中推斷出來，而且在新習慣形成之前，開始時無須使勞動者本人感到滿意的那些改進。”（7）他認爲工業心理學的任務就是從勞動市場所提供的大量人手中選擇工人，使他們適應“文明”所設計的工作慣例，即養成“新習慣”：

……我們選擇了企業經營的三個主要目的，這些目的在工商業和任何一種經濟活動中都是很重要的。我們問，我們如何能找到其精神品質最適於從事其所必須做的工作的那些人；第二，在何種心理條件下，我們能從每個工人那裏取得最大和最令人滿意的工作量；最後，我們如何能爲了企業的利益而最充分地感化我們所需要的那些人的思想。（8）

在這段話裏，我們看出了以後心理學派、生理學派和社會學派研究工人和工作的目的——儘管它沒有十分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大體上，他們已經找到了能產生管理部門所希望的結果的工人和工作小組的模式：適應資本主義企業所提出的僱用條件，並在這種基礎上令人滿意地完成任務。這些學派和理論相繼提出了越來越多的令人眼花繚亂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這只不過是證明它們的失敗而已。

工業心理學在美國的傳播，開始時主要應歸功於西北大學的心理學家沃爾特·迪爾·斯科特，他在萊比錫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在投入這個新領域之前，曾作過一段時間的廣告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許多大公司（美國菸草公司，國民鉛公司，西方電氣公司，盧斯－懷爾餅乾公司，都會人壽保險公司）都使用心理測驗法。第一個工業心理諮詢機構在1915年成立於卡內基技術學院，斯科特就是該校應用心理學系的主任。戰時，這種測驗在美國武裝部隊裏也在斯科特的指導下大規模地進行着。這使這種新方法頗享盛名，因而在戰後它在整個工業部門得到廣泛的傳播。在英國和德國也有類似的趨勢，德國在這方面也許還跑在所有其他國家的前面。（9）

工業心理學的前提是，使用才能測驗法，就有可能通過把工人按照“智能”、“動作靈敏”、“易出事故”的程度，以及總的說來按照他們是否符合管理部門所要求的“個人才能標準表”的程度來加以分類的辦法，事前決定他們是否適宜擔任各種不同的工作。實際上，在十分複雜和具有互相對抗的動力的社會生活中，這種測量個人才能和預測個人活動情況的作法是徒勞無益的；實踐很快就說明了這一點。二十年代後期西方電氣公司設在芝加哥西部的工廠所進行的曠日持久而又詳盡無遺的實驗——所謂霍索恩實驗——具體說明工業心理學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這些實驗中，埃爾頓·梅奧領導的一個哈佛商業學院小組得出了主要是否定的結論——而且這些結論與將近半個世紀之前泰羅用以着手進行其調查研究的那些結論極爲相似。他們認識到，工人能否完成任務與“才能”毫無關係——而且事實上往往與測驗成績成反比，測驗成績好的，工作作得很差，而測驗成績差的，工作作得卻很好——而且工人們集合起來抗拒管理部門所規定的工作速度標準和要求。梅奧說：“認爲一個工人在工廠裏的行動可以在其受僱之前，根據考查他的操作能力和其他能力的一種精細的測驗預先知道，這種想法基本上是錯誤的，如果不是完全錯誤的話。”（10）

梅奧學派的主要結論是，工人們的動機是不能根據純粹個人的情況而得知的，瞭解他們的行爲的關鍵在於工廠中各個社會集團。因此，關於工人是否適應其工作的研究，已從心理學方面轉移到社會學方面。“人事關係”學派是一系列研究行爲的社會學派的第一個，它集中研究人員勸導方法和討好的或不惹人生氣的“面對面”監視的作風。但這些學派沒有給管理部門帶來什麼確實的成效。而且，“人事關係”這一概念是和三十年代大蕭條與工人階級巨大反抗浪潮同時產生的，這種反抗浪潮終於使美國基本工業部門工人都成立了工會。在這些事件所投射的燈光照耀下，工作場所突然顯得不是根據韋伯模式組成的正式官僚主義組織體系，也不是梅奧及其信徒們所闡明的那種非正式的集團關係體系，確切地說而是一個權力體系，一個階級對抗體系。工業心理學和工業社會學都沒有從這一打擊下復甦過來。它們已經從開始時自信地認爲是要更好地發現人類行爲的原動力來爲管理部門的利益操縱它們的“科學”，分裂成爲許多雜亂無章的探討，要從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數學或“系統分析法”來說明工作場所的現實，而對工人和工作的管理並無實際的影響。*

* 工業心理學和工業社會學在公司方針中的實際地位，工業工程方面的三個專家在一篇叫做“現代工作設計準則”的文章的末尾已作了簡要的說明：“可以作出結論說，工作設計方面的公司方針和實踐〔這指的是文中所研究的那些公司〕是同人事關係和人事管理方面的計劃和方針不一致的。一方面，要採取具體步驟來儘量縮小個人的貢獻，而另一方面則要宣傳個人對組織的重要性和價值。”（11）但這還不僅是一種“不一致”，因爲工作設計表現的是現實，而人事管理表現的只是神話。從公司的觀點說，並沒有不一致的地方，因爲後者表現的是一種使工人適應前者的手法。

如果工人之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是由於實際工作方面和思想意識方面的操縱者的努力，那麼它實際上是怎樣實現的呢？資本主義世界過去一個半世紀的經濟史和政治史，大部分都是和這一調整過程以及隨之而來的種種衝突和反抗密切結合在一起的，但這裏不打算加以概述。關於最初的綜合傳送帶裝配線的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工人離開他們昔日工作條件而適應資本所造成的工作方式是一個根本性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操縱或誘騙，而是社會經濟的條件和力量。

1903年福特汽車公司成立的時候，製造汽車是曾在密執安和俄亥俄自行車廠和四輪馬車廠受過訓練的手藝人的工作，這兩處當時是那些工業的中心。伊萊·奇諾埃寫道：“最終裝配原是一項需要高度技術的工作。每輛車由許多全能的機工在一個地方裝配。”（12）1909年福特開始生產T型汽車時，作法有所改變，但這種改變比起後來的改變來還是很小的。基思·斯沃德描述當時的裝配勞動組織如下：

在福特廠和底特律的所有其他工廠裏，裝配一輛汽車的程序仍在多面手的機工手裏轉來轉去，他爲了幹活不得不來回移動。福特廠的裝配工仍然是全能工人。他們的工作大部分是固定的，但是等到在他們這個站上加工的這輛車已經經過了全部程序——從空架到成品——時，他們就得徒步走到他們的下一個工作崗位上去。的確，時間已經作出了某種改進。1908年，裝配工人已不再需要離開工作地點到工具房或零件室去取工具和零件了。已另有原材料運送工人來完成這項任務。1908年的福特廠機工本身也和1903年的福特廠機工不完全一樣了。在這中間的幾年中，最終裝配這一工作已稍有分工。以前“包做一切工作”的萬能博士，現在已讓位給幾個裝配工人，他們肩並肩地加工一輛車，每人負有有限的一些操作。（13）

對T型汽車的需求很大，因此專用一些有才能的技術人員來修訂公司的生產方法。新的勞動組織的主要因素是不斷運轉的傳送帶，上面放着要裝配的車輛的各個部件，當它們經過各固定工作站時，就由那裏的工人完成簡單的操作。這個辦法最初是用來進行各種局部裝置工作；它大約是在T型汽車開始生產時開始使用的，在此後六年中得到了發展，直到1914年1月福特公司高地公園工廠開始使用第一部循環鏈傳送帶時，發展到了頂點。在三個月之內，T型汽車的裝配時間減少到原先所需時間的十分之一；到1925年，建立了一種勞動組織，它在一天中所生產的汽車幾乎與T型汽車生產初期全年產量一樣多。

在這裏，加快生產速度不僅在於勞動組織的改變，而且也在於管理部門一下子取得了對裝配速度的控制權，使操作速度提高了兩、三倍，從而使工人的勞動強度達到非常高的程度。作到這一步之後，福特就去壓平工資結構，作爲進一步降低成本的一項措施。

在裝配線出現之前，公司裏普遍實行以相當優厚的獎金來刺激生產和個人積極性的辦法。但是自動傳送帶一出現，福特就廢除了獎勵工資，恢復一般的計時工資。1913年7月號的《鐵時代》雜誌說，公司決定取消其分級的工資標準，主張進行“更有力的監督”。新的工資政策一實行，福特廠的不按工作質量分級計酬的職工的工資就和要他完成的操作一樣不能有什麼變動了。他的最高工資似乎永遠凍結在每天二點三四美元，這是那個地區的標準工資率。（14）

這樣，這種新的僱傭條件首先在福特汽車公司規定下來了，這種新僱傭條件不久就成爲汽車工業的特點，而此後則成爲越來越多的工業部門的特點。手藝讓位於一種反覆進行的瑣碎操作，工資率則在一律的水平上標準化了。對這一變革的反應是強烈的，如斯沃德說：

結果，福特公司的新工業技術證明是越來越不得人心，越來越跟人們的感情格格不入了。受新技術影響的工人開始反叛了。他們成羣結隊地離廠他去以表達他們的不滿。他們還能挑挑揀揀。社會上其他工作很多很多，比較容易找到，也付給工資，而且它們又不那麼機械化而適合工人的胃口。

早在1910年，福特公司的工人就大批大批地離去了。隨着裝配線的出現，他們的隊伍簡直是土崩瓦解。公司不久就發覺它幾乎不能保持它的勞動力完整無缺，更不用說擴大人力了。顯然，福特汽車公司已經到了雖然擁有一個大工廠可是沒有足夠的工人來使它繼續冒煙的地步了。福特後來承認，他的驚人的工廠革新帶來了危機他的事業的勞力危機。他說，他的勞動力的吞吐率僅1913這一年就高達百分之三百八十。工人對整套新機器的厭惡情緒是如此之大，以致到1913年年底時，公司每次要給工廠增加一百個工人時，就得僱進九百六十三人。（15）

在對裝配線的這種初期反應中，我們看到工人對這種新工作的天生的反感。使我們能夠十分清楚地看出這一點的是這樣一個事實：福特作爲這種新生產方式的開創者，他正在跟仍然是本地區其餘汽車工業和其他工業所特有的先前的勞動組織方式相競爭。這個社會縮影足以說明這樣一條規律：工人階級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征服並破壞了所有其他勞動組織形式，從而勞動人民別無其他選擇時，纔會逐步屈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相繼採取的各種形式。當福特靠着他所取得的有利的競爭條件，迫使其餘汽車工業採用裝配線時，工人也就不得不屈服，因爲那個工業中已經沒有其他工作形式了。

福特所面臨的危機，由於1913年夏福特公司工人中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會員所發動的參加工會運動而深刻化了。福特對加入工會運動和工人紛紛離廠這兩重威脅的回答，是在1914年初大吹大擂地發表了關於每天工資五美元的通告。雖然這次惹人注目的增加工資並不完全符合福特發表通告時要公衆相信的那個數字，但的確使福特工廠的工資比該地區當時一般工資率高了許多，所以暫時消除了這兩重威脅。它使公司得到了一個巨大的勞動力儲存庫可以從中選擇所要的人手，同時爲在廠內增加勞動強度開闢了新的可能性，因爲現在廠裏的工人都切望保住他們的工作崗位。福特在其自傳裏寫道：“每八小時工作日給五元工資，是我們所採取的最好的降低成本的步驟之一。”（16）

在這個步驟中，我們可以看到使工人適應越來越不得人心的工作的第二種要素。對越來越少的一部分工人給予較高的工資以保證生產不中斷，特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已成爲公司勞工政策的普遍的特色，經工會領袖通過之後就尤其如此。戰後不久，約翰·劉易斯就決定採取這種方針：爲了促進煤礦工業機械化和減少從業人員，他堅決主張給予留在礦井裏的人數越來越少、挖煤越來越困難的礦工以越來越多的補償。此後幾十年中，各種生產行業裏的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大多或是公開或是暗地裏以他爲榜樣。這些工業中的壟斷結構，又大大促進了這種政策。那些被裁減下來的工人，或是由於這些工業相應地縮減而未能進入製造業的工人，就按較低的工資率爲一些新工業部門提供了大量勞動力。

如果說人事部門的卑劣手段以及工業心理學和工業社會學，在使工人適應工作方面並沒有起主要作用，因此，這並不意味着工人的“適應”就沒有使用手段的成分。恰恰相反，在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活動中，使用手段是主要的，而高壓統治是後備的——除非這種使用手段的做法是強大的經濟力量、大公司僱傭政策和勞資協議政策，以及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內部活動和演變的產物，而主要不是勞工關係專家的詭計的產物。工人表面上適應新生產方式，是由於所有其他謀生之路已被破壞，是由於使工人階級通常生活維持費得以有某種提高的工資協議受到打擊，是由於織起了最後使一切其他謀生方式都成爲不可能的現代資本主義生活的網。但是，在這種表面上適應的下面，工人對強加於他們的退化了的工作形式的敵對情緒，仍然是一股地下暗流，只要僱員條件容許，或者資本家追求的更大勞動強度超過身心能力限度的話，它就會衝到地面上來。這種敵對情緒，在每一代新人身上都有所更新，表現爲大多數工人都對工作抱有不受約束的玩世不恭的態度和厭惡情緒，並反覆地作爲一個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涌現出來。

1．布魯斯·佩恩和戴維·D.斯韋特（Bruce Payne and David D. Swett）：《辦公室作業的改進》（Office Operations Improvement, New York, 1967），第41－42頁。

2．全國工業技術、自動化與經濟發展委員會：《工藝變革對就業的影響》，附錄第二卷《工藝與美國經濟》，第228－315頁，特別是第IV節。

3．洛倫·巴里茲（Loren Baritz）：《動力的奴僕：美國工業中使用社會科學的歷史》（The Servants of Power: A History of the Use of Social Science in American Industry, Middletown, Conn., 1960: Paperback ed., New York, 1965），第26－36頁。

4．胡戈·明斯特堡（Hugo Munsterberg）：《心理學與工業效率》（Psychology and Industrial Efficiency, Boston and New York, 1913），第3頁。

5．同上書，第19頁。

6．同上書，第144頁。

7．同上書，第178頁。

8．同上書，第23－24頁。

9．見巴里茲：《動力的奴僕》中所敘述的工業心理學簡史。

10．在前書第95頁中引述。

11．路易斯·E.戴維斯、拉爾夫·R.坎特和約翰·霍夫曼（Louis E. Davis, Ralph R. Canter, and　John Hoffman）：《現代工作設計準則》（"Current Job Design Criteria"），載《工業工程雜誌》（Journal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第6卷第2期（1955）；重印於路易斯·E.戴維斯和詹姆斯·C.泰羅合編：《工作設計》（London, 1972），第81頁。

12．伊萊·奇諾埃（Eli Chinoy）：《爲機器配備人員——裝配線工人》（"Manning the Machine —— The Assembly-Line Worker."）載彼得·L.伯傑（Peter L. Berger）編：《人類的工作形式：職業社會學研究》（The Human Shap of Work: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Occupation, New York, 1964），第53頁。

13．基思·斯沃德（Keith Sward）：《關於亨利·福特的傳說》（The Legend of Henry Ford, New York and Toronto, 1948），第32頁。

14．同上書，第48頁。

15．同上書，第48－49頁。

16．同上書，第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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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二部分 科學和機械化

第七章 科技革命

從技術觀點來看，一切生產都取決於材料的物理、化學和生物的特性，以及可以根據這些特性來進行的生產過程。作爲勞動的組織者，管理部門並不直接從事生產技術方面的活動；管理部門只是爲生產過程提供組織形式。但是生產過程如果沒有內容，就不完備，內容則是一個技術問題。上面已經講過，這種技術最先是技能性的、工藝性的技術，後來就越來越具有科學的特色，因爲有關自然規律的知識不斷增長，而且取代了工藝的一成不變的傳統和零零散散的知識。因此，勞動從以技能爲基礎到以科學爲基礎的這一轉變，就可以說成是把科技革命所提供的內容，同受到資本主義管理部門寵愛的嚴格分工與再分工所提供的形式，緊密地結合了起來。

馬克思寫道：隨着大工業的興起，“社會生產過程的五光十色的、似無聯繫的和已經固定化的形態，分解成爲自然科學的自覺按計劃的和爲取得預期有用效果而系統分類的應用。”（1）但是，馬克思這句話，正如他許多極有啓發性的言論一樣，在當時與其說是對現實的一番描述，不如說是有先見之明的一種透徹見解。1867年馬克思這句話發表時，“自然科學的自覺按計劃的應用”的時代還不過剛剛開始。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形成一道分界線，表明科學在生產上所起的作用發生了十分重大的變化，以致前後之間的差別——儘管也有相似之處把前後兩個資本主義時期連接起來——是無論怎麼說也很難算是過分的。

科學乃是變成資本附屬品的最後——也是僅次於勞動的最重要的——一項社會財產。科學原屬於業餘愛好者、“哲學家”、萬事通和好學者的活動範圍，它轉變爲目前組織嚴密、費用浩繁的狀態，這一番轉變過程，大體上就是科學併入資本主義公司及其附屬組織中去的過程。最初，科學不費資本家“分文”，因爲資本家只不過利用已經積累下來的自然科學知識而已；可是後來，資本家有計劃地把科學組織起來，加以利用，從直接屬於他的或從整個資產階級以稅收形式來控制的鉅額剩餘社會產品裏面，出資支付科學教育、科學研究和科學實驗所等方面的費用。過去曾經是相對地自由浮動的一種社會努力，現在就併入生產和市場之中了。

科學作爲對生產無關緊要的一般社會財產，同科學作爲生產核心的資本家財產，這二者之間的差別，也就是十八世紀下半葉和十九世紀頭三十多年的工業革命，同十九世紀後幾十年開始、目前仍在進行中的科技革命，這二者之間的差別。毫無疑問，科學在工業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資本主義興起以前——這就是說，在歐洲直到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以前——西方的基本科學知識，是阿拉伯學術界和中世紀寺院裏保存下來的古希臘人的基本科學知識。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是科學取得進展的時代，這個時代爲工業革命提供了一些條件，但與工業革命只有間接、一般和零散的關係——這不僅是因爲科學本身在那時還沒有被資本主義組織起來，還沒有受到資本主義機構的直接控制，同時也由於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即技術是在科學之前並作爲科學的先決條件而發展的。因此，與現代的實際情況不同，科學並沒有循序以進地給工業帶路，而往往落在工業技術後面，並從工業技術中成長起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科學在早期階段並沒有對自然條件有系統地提出重要的新見解，從而使新技術有可能產生，相反，那時的科學往往是伴隨着技術的發展，或者作爲技術發展的結果而提出一般性的結論。*這一點，只要把蒸汽機選來作爲主要例證，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因爲蒸汽機是說明重要科學原理的實例，而且是工業革命的主要機械裝置。一位科學史專家就蒸汽機產生的過程寫道：

這一事態發展在多大程度上應歸功於熱學呢？我們可以得到的一切證據表明，應歸功於熱學的程度很小。這一觀點已由撰寫蒸汽機發明史的一位作家羅伯特·斯圖爾特·米克爾漢姆強調指出。米克爾漢姆在其《蒸汽機紀事史》（1824年）一書的序言中寫道：“我們不知道是誰散佈了這麼一種說法，說蒸汽機的發明是科學有史以來給人類的最貴重的禮品之一。事實是，科學或科學工作者同蒸汽機的發明毫無關係。真的，世界上再找不出一種機器或機械裝置像蒸汽機那樣用不上理論家們所做出的那一點點成就。蒸汽機完全是通過實際工作的技工——也只有通過他們——才產生出來，並得到改進和完成的。”（3）

* 關於十八世紀英國的專門技術，蘭德斯寫道：“專門技術不應該同科學知識混淆起來；儘管有人主張，全靠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纔有工業革命，但是二者之間的連繫看來是極其鬆散的；二者都反映人們更加關心自然現象和物質現象，更加有系統地應用以經驗爲根據的調查研究方法。說實在的，要說有連繫的話，那麼科學知識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工業技術方面的有關事物和成就；反之，從科學知識流傳給工業技術的觀念或方法卻少得多；這個情況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早已開始之後還是如此。”（2）

這個觀點的事實依據是，在蒸汽動力發展的早期階段，主要的熱學理論是卡路里理論，可是，正如林賽所說的，從卡路里理論“推演不出什麼真正重要的關於蒸汽特性的論斷。”（4）蘭德斯得出結論說，蒸汽技術的發展對自然科學的貢獻，很可能比自然科學對蒸汽技術發展的貢獻大得多：

時常有人說，沒有波義耳、托裏拆利和其他一些人的理論思想而能製造出紐科門機器及其以前的一些機器，是不可思議的；又說，瓦特的技術才能與想象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在格拉斯哥同科學家一起工作，並同科學儀器打交道而培養出來的。當然，這個說法有幾分道理，不過誰也說不準到底有多少道理。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單獨凝結器的原理一旦成立，隨後的發展就沒有什麼可以歸功於理論的了。恰恰相反，物理學的整整一個部門——熱力學，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對技術方法和操作進行了以經驗爲根據的觀察才發展出來的。（5）

把蘭德斯所說的情況同過去七十多年來如何把科學當作變革工業的利器來使用的情況加以對比，也就是把科學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加以對比。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組織起來的各種科學職業，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以前是幾乎不存在的。本世紀初，各大學仍以窮經博古爲教學方針，各科學團體仍處於草創階段，對於科學的贊助，主要是私人的事情。“不管科學家多麼熱愛科學”，他們都是“典型的‘業餘愛好者’，或是時常以科學爲副業的人。……直到十九世紀末期……科學纔有堅實固定的社會基礎，從而西方社會的大學、工業部門和政府纔有爲數衆多的科學家。”（6）甚至到了1880年，托馬斯·赫胥黎還能把“圍繞着自然科學旗幟的”人說成“有點像一支游擊隊，大體上由非正規兵組成 。”

主要由於電力、鋼鐵、煤炭－石油和內燃機這四方面取得了進展，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是舊工業時代給新工業時代讓路的時期。沿着理論路線的科學研究在這四方面所起的作用，足以給資產階級表明、特別是給當時由於資本積累和集中而正在形成的大公司表明，這種科學研究乃是促進資本積累的重要手段。就電力工業（此工業完全是十九世紀科學的產物）以及用煤與石油來製造合成產品的化學工業而言，情況尤其如此。

科學併入資本主義公司的經歷應該說在德國開始的。由德國資產階級培育出來的科學與工業的早期共生狀態，證明是二十世紀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史實之一，它使德國具備了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能力，並給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做出榜樣，而後者要到好幾十年之後不得不仿效德國榜樣的時候，才認識到必須這麼做。科學在德國工業中的作用是德國資本主義開始階段的脆弱性和德國理論科學的先進狀態的產物。

現在還不理解德國思辨哲學的重要性的人，如果不願認真思考他們極不信任的馬克思的榜樣的話，最好用心想一想現代科學的具體事例，以及現代科學一方面在德國與另一方面在美國和英國的形成鮮明對照的兩種發展過程。P.M.馬斯格雷夫在他那部關於英國和德國的技術變革的研究著作中寫道：“如果說當代英國有很多東西要用邊沁哲學來解釋，那就應該說黑格爾在德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7）正如馬斯格雷夫指出的那樣，黑格爾對於科學的發展既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影響。首先，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黑格爾在普魯士教育改革中發揮了作用。其次，黑格爾是登峯造極的德國思辨哲學思想家，德國思辨哲學影響普遍，使德國科學教育具有一種根本性和理論性的特色。於是，正當妨礙和阻攔人們深入思考和進行基礎科學研究的那種只重常識的經驗主義仍然控制着英國和美國的時候，德國科學界卻在養成深入思考和進行基礎科學研究的思想習慣。（8）主要由於這個原故，德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取代法國而在歐洲科學界高居首位，而英國則在同一時期仍然陷於“J.S.穆勒稱之爲‘常識的教條主義’，單憑經驗來辦事的泥坑中。”（9）

到1870年，德國大學系統可以誇耀自己擁有爲數可觀的教授和講師，特別是在科學方面；這些人任務既輕，又有設備良好的實驗室，能夠從事基礎研究。工業研究實驗所，諸如克虜伯在埃森出資經辦的那種實驗所，後來就成爲各地公司研究機構的樣板。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作爲綜合性大學之外的一種教育機構而興辦起來的、後來逐漸發展成爲著名的高等科技院校的科學研究機構，吸收了世界各地的學生。同時，德國的學徒制度比其他各國都要高明，正爲各種新興工業所需要的行業培養出大量的比較高級的技工。

最能說明德國如何能搶先進入現代的莫過於德國化學工業的歷史了。“是德國給世界其他地方示範說明，怎樣從一箱沙子和一堆原煤裏製造出亟需的原料。是法本化學公司給德國帶了路。法本化學工業公司使化學從純粹的研究工作與商業性製藥行業變爲影響到文明的各個方面的規模巨大的工業。”（10）

在化學和化工應用方面，居於領導地位的首先是法國，特別是在拿破崙戰爭時期，那時法國的蘇打、食糖和其他一些產品的供應來源中斷，從而“促進了法國的化學工業，使法國在化學方面顯佔優勢達三十年之久。”（11）所以，十九世紀上半葉德國人還有別國人都在法國學習化學：這些學者之中有個名叫尤斯圖斯·馮·利比希的，他和蓋－呂薩克以及其他法國化學家一同學習之後，回到德國，爲現代有機化學、特別是農業化學打下了基礎。利比希的學生，奧古斯特·威廉·馮·霍夫曼，在英國找到自己第一個教書工作，1845年就在英國擔任皇家化學學院第一任院長。霍夫曼對煤焦油的組成和化學性質特別感興趣，這是霍夫曼引導他的英國高足（其中之一是威廉·亨利珀金）去鑽研的一個課題。最初化學家只不過用煮沸法去消除煤焦油，但是，煤焦油是在不同的溫度下分批分階段地煮沸了的，因此就得到各種不同的焦油，經過化學加工，能夠製成有用的東西。1856年珀金十八歲時，從煤焦油的衍生物——苯胺中得到了第一批真正的合成染料，它能給紡織品染色，色彩經洗、經久、經曬。這一發明的重要性在於，它把年代較久的紡織工業同新興的鋼鐵工業連接了起來，後者在用煤去冶煉鐵時，生產出副產品煤焦油來。

當時英國自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製造紡織品和鋼鐵的國家，但是英國工廠主對珀金的成就卻充耳不聞。他們從四面八方進口染料：從遠東進口靛藍，從茜草根提煉茜紅，從胭脂蟲和錫溶液中提煉猩紅。另一方面，德國有煤，可是參加殖民競賽爲時已晚，無法取得世界各地的染料。珀金就去找德國資本家，這樣一來，就幫助德國奠定了化工基礎，使德國化學工業在很長時期內高居世界首位。到十九世紀末，德國六個最大的化工廠僱用了六百五十多名化學家和工程師，而整個英國煤焦油工業僱用的化學家和工程師充其量不過三、四十人。*（12）因此，當英國工業和美國工業只在個別情況下，爲了幫助解決一些具體問題而使用受過大學教育的科學家時，德國資產階級已經創造性地作出了全面綜合的努力，在大學、工業實驗所、專業學會、同業工會以及政府主辦的研究機構中組織人力、持續不斷地從事科技研究，用來作爲大工業的嶄新基礎。這一點，當時較有遠見的一些經濟學家（值得注意的有馬歇爾和維布倫）很快就看出來了。1910年亨利·L.甘特（繼泰羅之後很可能是當時第一流的提倡並實行科學管理的人）寫道：

只有操作效率高才能永久保證獲得鉅額利潤，這是一條經濟規律。……德國人首先認識到效率作爲一個經濟因素的無比重要性；正因爲如此，德國人才能把二十年前還是個笑柄的德國工業提高到歐洲（如果不是全世界）第一位。我們自然想要詳細瞭解德國人一向使用的方法；回答是，他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受過科學訓練的工程師作爲一個經濟因素所具有的價值。

在美國，天然資源極其富饒，使我們無需十分注意科學學說——在許多情況下，儘管完全不去注意科學學說，也能取得非凡的進展。德國的進展給我們敲起了警鐘：時至今日，我們勢必承認，要使我國今後繁榮昌盛，在工業上恰當地應用科學，乃是至關緊要的。……現在控制着我們的大學和高等學校的仍然是主要受過文學或古典文學教育的人，他們完全認識不到古典時代同工業時代的區別。這不是多愁善感的人看出來的區別，而是實實在在的區別；工業效率最高的民族很快就會成爲最富強的民族。（14）

* 詹姆斯·B.科南特講過這麼一個故事：“我們剛剛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化學學會一位代表去拜訪了國防部長牛頓·貝克，表示化學家願意爲這場戰爭貢獻力量。貝克向他道謝，並請他第二天再去一趟。第二天這位代表再去時，國防部長告訴這位代表說，他很感謝化學家願意出力，可是感到沒有必要，因爲他調查了一下，瞭解到國防部已經有一位化學家了。”（13）

所以，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初期，在整個美國高等教育和工業中都留有從德國仿效得來的東西的痕跡。釀酒工業從德國引進了受過科學訓練的專家（就這個工業來說，就是釀酒師傅）。不僅釀酒工業如此：卡內基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時，把一位德國化學家找來工作，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由於這位化學家的努力才大量地擺脫了過去籠罩着生鐵生產的那種心中無數的狀態。通用汽車公司羅致了德國物理學家C.P.施泰因梅茨，主要來幫助設計交流電設備。（15）

美國公司研究實驗所大致都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開始階段創建出來的。第一個專門爲了有系統地進行創造發明工作而設計的研究組織，是托馬斯·愛迪生於1876年在新澤西州門洛帕克建立起來的。第一批政府舉辦的實驗所是農業部根據1887年的哈奇法案建立起來的。阿瑟·D.利特爾於1886年開辦了自己的獨立的研究實驗所。公司研究組織的先驅是：伊斯門·柯達（1893年），B.F.古德里奇（1895年），以及最重要的通用汽車公司（1900年）。通用汽車公司的研究工作很大部分是由查爾斯·F.凱特林的戴登工程實驗公司（DELCO）來做的，此公司於1909年組成，1919年歸屬通用汽車公司；同時，通用汽車公司還建立了其他一些實驗所，例如阿瑟·D.利特爾公司於1911年爲通用汽車公司組成的從事材料試驗與分析工作的一個實驗所。1920年通用汽車公司所有的研究活動都聯合起來，在俄亥俄州莫雷恩組成通用汽車研究公司。弗蘭克·B.朱厄特於1904年開始爲貝爾電話實驗所做研究工作。威斯汀豪斯研究實驗所是1917年在匹茲堡創建的。在1920年爲止，這類美國公司實驗所共約有三百個，到1940年爲止，有二千二百多個。到那時，有形資產淨值超過一億美元的公司平均每家有一百七十名研究人員，資產淨值超過十億美元的公司平均每家有一千二百五十名研究人員。貝爾電話實驗所僱用五千多名研究人員，顯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研究組織。（16）

隨着這些研究實驗所的建立，在新設置的或擴大了的大學理科各系裏面，在各種學術性刊物和學會中，以及在同業工會的研究設施中，科技教育都有了發展，政府在研究工作中也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然而，在長時期內，對於德國的榜樣只是模仿其形式而不是模仿其內容。憑經驗辦事，這種膚淺易行的傳統做法沒有給基礎科學的發展提供肥沃的土壤。各大公司對於自由散漫、無一定目標的科學研究工作還是感到不耐煩，急於取得實用的技術革新，它們雖然新近也贊助科學，卻看不起科學的最基本的組織形式，它們也不想費心去掩飾這種輕視心理。在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是當時最重要的一家公司研究實驗所，即愛迪生通用電氣公司與湯姆森－豪斯頓公司合併八年之後，由通用電氣公司設在斯克內克塔迪的實驗所。“這家新公司的董事們不久就認識到，已經積累起來的科學知識所能造成的工業技術上的發展，雖然很大，還是有限的。如有更多的科學可以應用，就有更大的機會取得創造性的發展。”（17）但是這家新公司的董事以及其他許多公司的董事對於諸如威拉德·吉布斯之類的美國先驅科學家的工作的重要性，遲遲不能理解。吉布斯運用熱力學研究化學反應，有助於奠定物理化學的基礎。這些公司實驗所的科學家所需要做的工作，一般說來，和愛迪生的工作仍然具有相同的特點，略有不同的是，科學計算法能更快地取得答案，而不像愛迪生那樣需要費勁去反覆試驗。例如，通用電氣公司指派歐文·蘭米爾去研究燈泡裏不同氣體對於燈絲的熱能輻射以及燈絲材料的蒸發率所產生的影響。（18）其他公司實驗所、特別是汽車工業的公司實驗所，對“科學”之所以感到興趣，只是由於需要科學來解決一些麻煩問題（汽車調檔噪音、車身顫動等問題）和產品製造方面的問題（變速液體、塗料、燃料、壓縮問題等）。看來，科學研究幾乎完全是以收效快爲指導方針的。正是由於追求收效快，才造成本世紀二十年代初期那場災難。那時，凱特林試圖把他所謂的銅冷（氣冷）發動機搞出來投入生產，通用汽車公司好幾個部門的全體業務人員就一天又一天地等待凱特林嘗試成功。

德國納粹主義的興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科學界許多人才或因希特勒的種族政策和政治策略被趕出德國，或被得勝的盟國奪了過去。直到此時，美國纔有與其工業力量相稱的科學基礎。在此以前，美國的工業力量在工程技術方面主要是依靠外國科學界的成就的。因此，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得到大公司和政府大量資助、並由於進一步從世界各地請來許多科學界人才而得到加強的美國科學研究，才有系統地提供了用於工業的科學知識。*

* 隨着研究與發展費用的增長，出現了一種具有代表性的提供資金和進行管理的方式。這類研究多半在聯邦經費項下開支，由私營工業管理。這樣，六十年代初期，這類研究的四分之三（主要集中在工程技術領域和自然科學領域）由大公司組織進行；所需費用由聯邦政府直接支付五分之三，其餘的大部分通過免稅的辦法間接支付。（19）

到了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裏，出現了蘭德斯所謂的“工業革命提供的取得技術成就的一切可能性都已試盡”的局面。（20）把這類可能性的貯備再次補足起來的新科技革命，具有自覺性和目的性，這一特點，老的工業革命大體上是沒有的。過去是社會生產過程間接引起自發的技術革新，如今取而代之的是有計劃地提高工業技術和產品設計。這要靠科學本身轉化爲商品，同其他生產工具和生產勞動一樣可以買賣，才能做到。科學知識已從“外部經濟”變成資產負債表上的一個項目。（21）科學知識正如一切商品一樣，也是有了需求，纔有供應。結果，材料、動力資源和生產過程的發展就不像過去那樣事出偶然，而是更加配合資本的迫切需要了。由於這個原因，不能把科技革命理解爲一些具體的技術革新——工業革命就可以這樣來理解，少數幾項關鍵性的技術革新就足以說明工業革命的特點——而必須把整個科技革命看成一種生產方式，科學和不遺餘力的工程技術方面的調查研究，已經併入此種方式之中，成爲普通活動的一部分了。不論化學、電子學、自動機械製造、航空學、原子物理學，還是這些科學與工業技術的任何產品，都沒有關鍵性的革新。科學本身轉化爲資本，這纔是科技革命的關鍵性的革新。*

* 紐約證券交易所莫德爾、羅蘭和斯通公司於1957年出版了一本名爲《科學－工業革命》的小冊子。書中指出，蒸汽機是工業革命的原動機，而近代技術革新卻沒有一項成就佔有與蒸汽機同等的地位。許多領域取得的進展，“在滴水不漏的工業技術變革網中緊密地相互聯繫着”，因而“只是渾然一體的主導工業技術的一些支脈而已”，主導工業技術的基礎則是“以科學研究和試驗爲內容的精心製作的一整套機構”。小冊子得出結論說，“科學就是我們一直在尋找的‘蒸汽機’，總體科學家則是總技師。”

1．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第533頁。

2．戴維·S.蘭德斯：《解脫了枷鎖的普羅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歐的技術變化和工業發展》，第61頁。

3．羅伯特·B.林賽（Robert B. Lindsay）：《科學在文化中的作用》（The Role of Science in Civiliz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1963），第209－210頁。

4．同上。

5．蘭德斯：《解脫了枷鎖的普羅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歐的技術變化和工業發展》，第104頁。

6．伯納德·巴伯（Bernard Barber）：《科學和社會秩序》（Science and the Social Order, Glencoe, Ill., 1952），第69頁。

7．P. W. 馬斯格雷夫（P. W. Musgrave）：《技術變革、勞動力和教育：英國和德國鋼鐵工業研究——1860－1964年》（Technical Change, the Labour Fource and Education: A Study of the British and German Iron and Steel Industries, 1860-1964, London and New York, 1967），第45頁。特別可供參考的是題爲《德國優勢的根源》的一章。

8．同上書，第62頁及以下各頁。

9．同上書，第50－51頁。

10．理查德·薩蘇利（Richard Sasuly）：《法本化學工業公司》（IG Farben, New York, 1947），第19頁。

11．J. D. 伯納爾（J. D. Bernal）：《科學史》（Science in History, 1964; revised ed., London, 1957），第381頁。

12．薩蘇利：《法本化學工業公司》，第25頁。

13．詹姆斯·B.科南特（James B. Conant）：《現代科學和現代人》（Modern Science and Modern Man, New York, 1952），第9頁。

14．H. L. 甘特（H. L. Gantt）：《工作、工資和利潤》（Work, Wages and Profits, New York, 1910），第179－180頁。

15．愛德華·C.柯克蘭（Edward C. Kirkland）：《工業已屆成年：1860－1897年的工商業、勞動和政府政策》（Industry Comes of Age: Business. Labor, and Public Policy, 1860-1897, New York, 1962），第175－177頁。

16．林賽：《科學在文化中的作用》，第215－222頁；巴伯：《科學和社會秩序》，第157頁及以下各頁；斯潘塞·克勞（Spencer Klaw）：《新文人雅士：美國的科學生活》（The New Brahmins: Scientific Life in America, New York 1968），第169－170頁；倫納克·西爾克（Leonard Silk）：《研究工作的革命》（The Research Revolution, New York, Toronto and London, 1960），第54頁；小艾爾弗雷德·P.斯隆（Alfred P. Sloan, Jr.）：《我在通用汽車公司度過的歲月》（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 New York, 1965），第248－250頁。

17．林賽，同上書，第216頁。

18．同上書，第216－217頁。

19．全國工業技術、自動化和經濟發展委員會：《工藝變革對就業的影響》（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附錄第二卷，《工藝與美國經濟》（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Washington, D. C. 1966），第109頁－119頁，特別是第112頁，表8。

20．蘭德斯：《解脫了枷鎖的普羅米修斯》，第237頁。

21．見都留重人所著《馬克思和對資本主義的分析》（Marx and the Analysis of Capitalism），載《馬克思和當代科學思想》（Marx and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Thought, The Hague and Paris, 1969），第322－3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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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二部分 科學和機械化

第八章 科技革命與工人

馬克思在論述工業革命前的手工業工場時寫道：“生產方式的變革，在工場手工業中以勞動力爲起點，在大工業時代以勞動資料爲起點。”（1）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第一階段，手工業工人的傳統工作再分成若干組成部分，由一連串的局部工人順次來完成，整個勞動過程沒有什麼變革；變革了的是勞動組織。到了下一個階段，即機器工業階段，勞動資料從工人手裏落到一種機構的掌握之中；自然力被用來供應動力，動力轉移到工具上，作用於材料，產生合乎要求的效果。這樣，勞動資料方面的變革造成生產方式的變革。

其次，勞動過程怎樣由於科技革命而發生變化，對這個問題卻沒有這樣單一的答案。這是因爲在過去一百年裏，科學和管理襲擊了勞動過程的各個方面：勞動力、勞動資料、勞動材料和勞動產品。我們已經看到勞動如何按照嚴峻的原則重新組織並進一步分工，這些原則在一百年以前僅僅是一些預言而已。現在，生產上使用的材料可以如此靈活地根據需要加以合成，或加以改造，或用其他材料來代替，以致僅僅由於這一情況，越來越多的工業部門採用了與先前大不相同的製造過程。用於生產的工具，包括用於交通運輸的工具，不僅在動力、速度和完成任務的準確程度方面發生了根本改變，而且往往根據與因襲沿用的迥然不同的自然原則來發揮作用，並取得合乎要求的效果。生產出來的產品本身也是按照市場上和生產上的需要靈活地改造出來或創造出來的。大工業生產中沒有想當然和一成不變的事物。大工業生產經常徹底檢查生產活動的各個方面；有些工業部門在一百年內不止一次地進行全面改組。例如——只舉一個例子——現代電子電路方面的操作方式、生產方法、甚至使用的材料本身，都會使僅僅兩代以前設計並製造這類東西的第一批標本的人感到完全不能理解。

以上這些變革與其說是由市場方面的考慮，不如說是由生產方面的考慮（這兩者決非互不相關）來決定的。從這個角度來看，變革之所以發生是因爲追求更高的生產率，也就是說，是因爲想方設法要在越來越少的勞動時間內生產出越來越多的產品。這就促使生產方法和機器的速率加快，效率提高。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管理部門致力於分解工人所掌握的勞動過程，把它改組爲管理部門所掌握的勞動過程，新生產方法和新機器則是管理部門這種努力的部分體現。資本主義生產最初的分工形式是，資本家把一種工作拆成若干部分，交給工人分別承擔，整個勞動過程就不再是任何單個工人的活動範圍了。然後，如上所述，資本家對於分配給工人的每一項任務進行分析，目的在於掌握各項操作。正是在科技革命時代，管理部門纔給自己提出了掌握整個勞動過程並毫無例外地控制其一切因素的問題。H.L.甘特寫道：“改進管理體制就是消滅偶然性因素，並根據由於對各個方面，一直到勞動的最小細節，進行科學研究而取得的知識，來達到一切希望達到的目的。……”（2）正是科技革命提供了部分地實現這一理論理想的手段。

因此，人類勞動了一百萬年，不僅創造出複雜的社會文化，而且千真萬確地創造了人類自己之後，作爲整個這一番演化的基礎的文化上與生理上的特點，卻在最近二百年裏遭到了危機，這種危機馬庫塞中肯地稱爲“人類本質的災難”（3）。資本主義問世以來就一直威脅着思想與行動、概念與執行以及心和手的統一，這種統一現在遭到了使用各種科學辦法以及有科學根據的各種操作戒律的有條不紊的分解。勞動過程的主觀因素改變了地位，成爲勞動過程的無生命的客觀因素之一。在生產材料和生產工具之外，又加上了“勞動力”這另一種“生產因素”；從此管理部門就作爲唯一主觀要素，來進行這種過程。*這就是管理部門所向往的理想；爲了追求這一理想，管理部門採用了科學所提供的每一項生產革新，並加以調節，使適合需要。

*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一書中寫道：如果通過一種自動化機器體系而具備了充分的條件，那麼，“在勞動過程是由勞動作爲其支配作用的整體來控制的這一意義上說，生產過程就不再是一種勞動過程了。”（4）《大綱》一書收集了馬克思爲了自己弄清問題並用作《資本論》初稿而寫的一些專題論文。同馬克思準備付印的著作相比，他在這些專題論文中讓自己想得更遠，對他的題材也思考得更靈活些。因此書中關於勞動和生產的章節就異常有趣味，儘管其中講到的一切實際上都以更加充分發揮的最終形式見於《資本論》一書。就我所知，上面引用的大膽闡述是他付印的著作中並未見過的更富有啓發性的論述之一。

勞動本來就是這種過程的主觀因素，如今降到了從屬地位，成爲管理部門所指揮的生產過程的一種客觀要素。勞動地位的這種改變，是由資本來實現的一種理想，但也只在一定的限度以內得到實現，在不同工業部門中實現的情況也不平衡。改變勞動地位這一原則本身應用起來由於各種明確具體的生產過程性質不同而受到限制。此外，這一原則的應用還造成新工藝、新技能和新的技術專長，這些在初期還是勞動的活動範圍而非管理部門的活動範圍。於是在工業中，各種形式的勞動同時存在：工藝、手工勞動的局部工人或使用機器的局部工人、自動機器或流水作業。但是，隨着上述原則的運用，勞動就業情況不斷髮生變化，這比上述原則的運用相對地受到限制一事要重要得多。正是由於某些工業管理部門成功地提高了生產率，勞動就轉移到其他領域，並在那裏大量地積聚起來，因爲這些領域所採用的生產過程還沒有——在某些情況下還不能同樣程度地——順從大工業的機械化趨勢。因此結果就不是勞動的消滅，而是勞動轉移到其他職業和工業部門中去。這個問題在下面幾章裏還要更詳細地加以論述。

把工人降低爲生產過程中的工具，這決非機器生產獨有的情況。我們還必須注意到，不論在沒有機器的情況下，還是在工人單獨操縱一架機器的情況下，都有把工人本身當作機器來對待的嘗試。科學管理的這一方面是泰羅的直接後繼者發展出來的。

泰羅推廣了時間研究，這是他爲了取得對工作的控制權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時間研究可以解釋爲測量一種工作過程中每項操作所耗費的時間；其主要工具是計秒錶，標定的時間單位是一小時、一分鐘或一秒鐘的一個分數。但是，後來發現這種時間研究過於粗糙，不能達到管理人員及其工程師所要求的日益苛刻的標準。在他們看來，泰羅的辦法有兩大缺點。首先，泰羅的辦法只能分析各種勞動活動的日常實際做法及其比較粗糙的增加量。其次，這種辦法仍然侷限於研究一些特定形式的具體勞動。換句話說，泰羅所採用的方法是一般性的，還沒有一種同樣一般性的方法論來和它相配合。

泰羅的最傑出的追隨者之一弗蘭克·B.吉爾佈雷思開創了一條新的發展路線。吉爾佈雷思給時間研究加上了動作研究的概念，這就是說，對身體的各種基本動作進行調查研究並加以分類，不管這些動作用於哪一種具體的勞動形式。在動作和時間研究中，各種基本動作都被設想爲每一種工作活動的積木式元件，它們稱做塞布利格（therbligs），即把吉爾佈雷思（Gilbreth）的字母以相反次序拼成的一個異體字。除了計秒錶之外還用計時電影照相機（拍攝工作場所的照片，上面有各種動作情況）、頻閃觀測影片（拍攝時，要把攝影機的鏡頭一直開着，以攝製工人的變化不定的姿勢）和電影；後來又補充了更先進的工具。最初，動作研究把身體的各種動作分門別類，列爲標準資料，目的是確定各種動作所需要的時間，使研究程序“主要成爲一個統計問題，而不是對某些工人進行觀察和測量的問題。”（5）

工業工程師、作業設計師和辦公室管理人員使用的塞布利格圖表給每種動作定出一個名稱、一個符號、一個色碼和以一分鐘的萬分之幾爲單位的時間。威斯康星大學工業技術部主任最近所著教科書中列舉基本動作符號如下：（6）

G | 拿取 | UD | 不可避免的耽擱
RL | 放下所拿之物 | AD | 可以避免的耽擱
P | 放置 | H | 拿着
PP | 預先放置 | R | 休息
A | 裝配 | PN | 計劃
DA | 拆卸 | I | 檢查
U | 使用 | W | 步行
SH | 尋找 | B | 彎腰
ST | 選擇 | SI | 坐
TL | 有負載運送 | SD | 站起
TE | 無負載運送 | K | 跪

以上每種動作都用機械術語加以描述。例如彎腰，據說是“以臀部爲樞紐的軀幹動作”。這些十分明確的動作實際上是各種動作型式的一些類別，因爲每一動作又劃分爲各種更細緻的動作。例如G——拿取，又分爲四個基本亞類：

G1    接觸拿取（用指尖接觸薄片，輕輕拿起）。
G2    捏住（用拇指與另一手指）。
G3    握住（手握物體）。
G4    重拿（改變物體位置，重新掌握）。

無負載運送還要按照人手必須伸到的距離再加規定。有負載運送則不僅按照距離，還要按照持物的重量再行分類。因此，拿起一枝鉛筆就得包括無負載運送、捏住和有負載運送三類，每類都有一標準時值，這三類塞布利格的標準時值（以一分鐘的萬分之幾爲單位）的總和，就是全部動作的時間。

進行每一操作所需要的各種動作的結合情況，列在一張塞布利格圖表上：“塞布利格圖表用符號有系統地詳細表明人身各部分進行工作的方法。”（7）塞布利格圖表通常是兩欄並列的圖表，分別表明時序中任何時刻不論處於運動狀態還是處於休息狀態的左右手的活動。

塞布利格只是一系列標準數據系統中最早的一種，這些系統現由許多大公司制訂出來供內部使用（見第十五章“辦公室工作人員”），或由研究組織提供。這些不同的“預定工作時間”系統中最流行的是密執安州安阿伯標準與研究協會制訂的“方法和時間測量”系統。此協會出版了“應用數據”小冊子*。這一系統所用的時間標準是TMU（時間測量單位），規定爲一小時的十萬分之一，即一分鐘的萬分之六，或一秒鐘的千分之三十六。這把塞布利格弄得非常精細，在許多情況下都能適用。以伸手取物爲例，圖表上分別列出各種有固定位置或位置常變的物體，和其他東西混雜在一起的物體，非常細小的物體等等，並列有從四分之三英寸到三十英寸不等的距離。舉例來說，有一距離爲二十英寸的物體，其位置在每個週期可能略有不同，伸手取此物體，按照MTM表，耗時18.6TMU，即0.6696秒（請讀者注意，不是一秒的三分之二，那是0.6666秒；二者有差別，一天反覆操作一千次，總共就相差三秒鐘)。

* 小冊子封面有一段花邊內文字說明：“如未理解本書數據的適當用法，切勿試圖使用本書圖表或運用方法和時間測量，謹此奉告，以免誤用本書數據而造成困難。”

移動項下明確列有從2.5到47.5磅重量不等的物體：用手移動或依靠制動器；移動到大概的或沒有明確規定的位置；移動到確切的位置。

轉動並使用壓力項下列有35磅以下的各種壓力，並列有從30度到180度的各種矢量，增量爲15度。

放置：不嚴格地，仔細地，或精確地；並列有容易處理或難於處理的各種物體（與放置相反的是卸下，也列舉同樣的情況）。鬆手不僅指正常的鬆手（伸開五指），也指脫離接觸（如離開打字機的鍵盤）。

進行彎腰、坐、停止、步行等動作時，身軀、腿和腳的動作都列舉出來，並因距離不同而加以區別。最後，有個目光移動時間的公式：

最大值爲20TMU。目力集中定爲佔時7.3TMU。*

* 這些東西仍是用圖表研究人類感覺——視覺、聽覺和觸覺——活動的一些例子。這是本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以後研究出來的，目的在於把純體力活動之外的更大範圍的工作活動都包括在研究領域之內，使這些東西不僅適用於辦公室工作，而且適用於各種職業性和半職業性的專業。（8）

更近期的研究工作試圖克服標準數據內在的缺點，因爲這些標準數據在把動作分解爲一些基本組成部分時，沒有考慮到人體動作的速度和加速度因素——人體動作是川流不息的，而不是一系列彼此分離的動作。已經有人想方設法，要看到人體動作連續不斷的景象並據以進行測量。在此研究過程中，曾經考察是否可以使用雷達、加速計、光電波、大氣壓力、磁場、電容效應、電影、放射性等等，最後選中了應有多普勒位移的聲波，作爲最適當的方法。把一種由變頻器發出的聽不見的聲源（20,000周/秒）放在要考察的人體部位。假定作業區爲一立方碼，安放三架傳聲器，各離作業區十英尺，使每一傳聲器都代表一個三度空間。聲源移向或移離每一傳聲器時，傳聲器就接收到增加或減少了的周/秒數。這些周波變化轉變爲電壓變化，因此，電壓輸出便與動作速度成正比。三種速度錄在磁帶上（或標繪在示波器的圖紙上），然後由矢量之和，合成爲總速度。總加速度與總距離都可以推導出來，然後可以用數學方法以及計算機加以運算，供分析與預測之用。這種裝置稱作操作工人性能萬能分析與記錄器（UNOPAR），據說，如果不是其他什麼東西，至少也是一種極好的計時器，準確度達到0.000066分鐘，雖然這一點上還不如電子計時器，後者的準確度達到百萬分之一秒（不過，有人懊喪地說，這些東西只是做實驗纔有用，在工作場所是沒有用的）。（9）

各種生理模型也用來測量能量耗費；氧消耗量與心搏率是這種測量最常見的指標，用供氧測量裝置和心電圖畫出圖表來。人體使用（以及使用於人體）的力，在一架力平臺上測量，力平臺的底座用壓電晶體制成。在一篇題爲《測定人類上肢作用力與動作的量值》的文章裏，我們得知另一種裝置，那是一種稱作“外骨骼運動計”的結構，文章描述此計爲“加在人體外部的裝置，用來測量此人執行任務時上肢運動的特點。”（10）測量眼睛的運動用攝影技術、也用目動電流圖示法，後者使用電極，把電極放在眼睛附近。

從所有這些系統得來的數據，從最粗略的數據一直到最精細的數據，在工作設計中都被用作“人的因素”的設計基礎。有了數據積累，就無需計算每項操作所需要的時間，因此，管理部門就不會遇到由於進行這種計算而引起的糾紛，工人也無需知道：他或她的工作所需要的動作、時間和勞動成本，早在僱用任何工人以前，也許甚至在廠房建成以前，都已有“合乎人道地”照顧到休息、上廁所和喝咖啡所需要的時間而預先計算出來了。*有了數據就無需反覆去做試驗。任何使用數據的人都能以廉價得到種種數字，只要用鉛筆和紙張就能隨心所欲地把數字一再組合起來，求得任何工程技術上或辦公室所需要的預定時間標準。某些動作型式的時值在管理界被尊爲“客觀的”和“科學的”時值，具有它們被認爲應有的權威性。近年來，動作和時間研究或塞布利格系統把這些時值的邏輯和運算交給計算機去處理，於是計算機根據標準數據，也許還靠時間研究方面的觀察作爲補充，算出完成各種工作組成部分所需時間的限額。**

* 一個稱爲佩恩和斯韋特（狄更斯式的名稱）的管理小組認爲這是標準數據的首要優點：它對“受僱者的關係產生良好的影響”，這是該管理小組對上述情況的委婉說法。（11）
** 這就是通用汽車公司裝配部（於1968年開始）重新組織辦公室工作人員和生產工人工作時所採取的方法。經過重新組織，工作數目減少，分配給每個工人的操作項目增多，修理工人或檢查人員人數減少，強制執行新標準的監督人數增加。正是這一番改組導致通用汽車公司俄亥俄州諾伍德和洛茲城兩地的工廠工人於1972年舉行罷工，諾伍德工廠罷工持續一百七十四天，洛茲城工廠罷工持續三星期（雖然整個新聞界注意的是洛茲城工廠罷工，因爲據認爲洛茲城工廠罷工主要是由於該廠勞動力由年輕人組成，而諾伍德工廠罷工則不能用同樣的理由加以解釋）。（12）通用汽車公司一位副總經理指出，1968年以後，通用汽車公司裝配部改組了十個工廠，其中八個工廠發生了罷工。他還說：“我可不是誇大，我只是說一說過去有關的事情罷了。”（13）

所有這類研究工作的富有生氣的原則是把人看成機器。管理部門關心的不是工人本人，而是辦公室、工廠、貨棧、商店或運輸過程中使用的男女工人。既然如此，從管理部門的觀點來看，把人看成機器不僅非常合乎情理，而且是一切計算的基點。這裏，人被看作是用鉸鏈、杵臼關節等等接合起來的機械裝置。例如《英國精神病學雜誌》刊登過一篇文章，題目很恰當，稱爲《控制系統中關於操作人員的理論》。文章寫道：“……作爲控制系統的一項要素，人可以被視爲下列各項組成的鏈：①感覺裝置……②計算系統，根據先前的經驗……作出反應……③放大系統——運動神經末梢與肌肉……④機械聯動裝置……肌肉活動賴以產生外表上觀察得到的效應。”（14）在這裏，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爲了進行實驗而使用的把人比作機器的詞語，也不僅是一種教學的隱喻或說教的手段，而且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一個階級的人使另一階級的人動作起來的作業理論。這是一種換算公式，既說明資本如何僱傭勞動，又說明資本把人類搞成什麼樣子。

把工人設想爲管理部門所操縱的通用機器，這一嘗試是人們爲了達到同一目標而採取的許多途徑之一，這一目標是，勞動不再是勞動過程的主觀因素，它轉化爲一種客體。管理部門和工程技術人員把全部操作、一直到最細小的動作，都加以概念化，設計，測量，使適合各種訓練和作業標準——這一切都是預先定好的。作爲工具來使用的人，要按照同機器性能規格最爲相像的規格來適應生產上使用的機器。正如工程師根據製造廠的說明書知道馬達的每分鐘定額轉數、電流需要量和潤滑要求等等一樣，他試圖根據標準數據來了解操作工人的已經規定了的種種動作。整個系統幾乎沒有任其自然的部分，正如機器各個部件的運動都受嚴格控制一樣；系統開始運轉以前，就把結果預先計算出來。在這一點上，管理人員不僅依靠已編入他那些數據中的人體生理特點，而且依靠集體的勞動羣衆（其中每個工人，同機器一道，構成一個肢體）的脾性，來強迫每個工人達到他據以做出其計算的平均速度。*

* 這裏是從管理部門的觀點來描述一種“理論上完美的”系統，並不是試圖描述事態發展的實際情況。這裏我們姑且略而不提工人是難於駕馭的，也不提生產的平均速度多半要經過一番——不論有組織的還是沒有組織的——鬥爭才能規定出來。因此，管理部門操縱的機器有其內部的摩擦，不論以機器爲機器還是以人爲機器，都是這樣。哈佛大學商學院的詹姆斯·R.布賴特把呈現在管理部門面前的問題概括得很好，他寫道：“同時，爲了改進機器而進行的改進工作，已經繼續——或已試圖繼續——以人爲對象來進行。過去爲使製造工作更加精密而作出的很多努力，一直是把人力進一步分工，使人力用於一項任務的各個細微部分，促使人進行機器般的動作，以提高人力的可靠程度。爲此，管理人員和工程師試用過這麼一些辦法：用工作定額和標準任務強行管制；採用諸如分度機之類的機械裝置，或用傳送機規定速度；採用激勵手段，例如獎勵制度、分紅規劃、甚至在車間放送音樂。從理論上講，採取這些措施只不過是要在生產線上還沒有機器或者使用機器就不合算的地方，強制工人自始至終都合乎要求地操作。換句話說，這是應用到製造系統中人的要素上面的‘力鎖合’。這樣做是企圖使人做出合拍的、可以預報的、始終如一的生產動作。但是這種做法註定是不完善的。人不能始終如一地‘合乎要求地作出反應’，也不能強制他們這麼做。……從這方面來看工廠，我們就能懂得，爲什麼所謂的自動工廠還遠遠不是自動的：工廠中只有一部分經濟任務是受到充分約制的。尚未機械化的許多部分還需要人來填補空缺，至今還不能使用機械或是經濟上非用人力不可的一些方面還需要人來指揮。”（15）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不僅在管理部門所支配的實際工作中，而且在管理部門的心目中，勞動越是受跨越各行各業界限的分門別類的動作的控制，勞動就越發把自己的具體形式分解爲各種一般的作業動作類型。這樣按照動作類型來機械地運用人的官能（研究動作類型時，不管做的是哪一種工作），就使馬克思的“抽象勞動”這一概念有了活生生的內容。這種撇開勞動具體形式的一般人類勞動——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簡單的“一般人類勞動的耗費”——是馬克思用來說明商品價值（體現在商品中的這種一般人類勞動）的方法。我們看到，這種抽象，不但《資本論》第一章若干頁上這樣寫，而且資本家、管理人員和工業工程師心理也這樣想。資本家、管理人員和工業工程師孜孜以求的以及擅長的，正是不把勞動看作一種整體的人類努力，而是撇開勞動的一切具體性質，以便把勞動理解爲一般的、不斷重複的動作，動作的總和同資本所購買的其他東西——機器、材料等等——結合在一起，就生產出比生產過程剛開始時“投入”的資本爲數更大的一筆資本。以種種標準化動作型式爲形式的勞動，是作爲一種可以互換的部件來使用的勞動，這種形式的勞動在實際生活中越來越符合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使用的那種抽象。

1．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第408頁。

2．H. L.甘特（H. L. Gantt）：《工作、工資和利潤》（Work, Wages and Profits, New York, 1910），第29頁。

3．赫伯特·馬庫塞（Herbert Marcuse）：《關於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新依據》（"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載《哲學與革命：赫伯特·馬庫塞的幾篇文章》（Philosophie und Revolution: Aufsatze von Herbert Marcuse, Berlin, 1967），第96－97頁；布魯斯·布朗（Bruce Brown）於其所著《馬克思、弗洛伊德和日常生活批判》（Marx, Freud and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d London, 1973）一書第14頁中加以引用。

4．馬克思：《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基礎》（Grundrisse: Foundation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1973），第693頁。

5．威廉·富特·懷特（William Foote Whyte）：《金錢與動力》（Money and Motivation, New York, 1955），第203頁。

6．傑拉爾德·納德勒（Gerald Nadler）：《工作設計》（Work Desing, Homewood, Ill., 1963），第298－308頁。

7．同上書，第290頁。

8．同上書，第348－351頁。

9．同上書，第18章及第19章。

10．J. D.拉姆齊（J. D. Ramsey）：《測定人類上肢作用力與動作的量值》（"The Quantification of Human Effort and Motion for the Upper Limbs"），載《國際生產研究雜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rch），第7卷，第1期（1968）。

11．布魯斯·佩恩和戴維·D.斯韋特（Bruce Payne and David D. Swett）：《辦公室作業的改進》（Office Operations Improvement,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Inc., New York, 1967），第28頁。

12．《華爾街日報》，1972年12月6日。

13．埃瑪·羅斯柴爾德（Emma Rothschild）：《失樂園：汽車工業時代的衰落》（Paradise Lost: The Decline of the Auto-Industrial Age, New York, 1973），第121－122頁。

14．K. J. W.克賴克（K. J. W. Kraik）：《英國精神病學雜誌》（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第38卷，第56－61頁，第142－148頁；納德勒於其所著《工作設計》一書第371頁中加以引用。

15．詹姆斯·R.布賴特（James R. Bright）：《自動化與管理》（Automation and Management, Boston, 1958），第16－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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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二部分 科學和機械化

第九章 機器（1）

人們可以隨意選擇一個標準來給機器下定義、分類和研究機器的演變：可以選擇機器的動力、機器的複雜性以及機器如何運用自然原理等標準。但從一開始，就必須在兩種本質上不同的思想方式中選擇其一。第一種是從工程技術的角度看問題，主要探討機器工藝的內部聯繫，給機器下定義時，傾向於就機器論機器，說它是一種技術事實。另一種是從社會的角度看問題，探討機器工藝和人類的關係，給機器下定義時，把它和人類勞動聯繫起來，說它是一種社會製品。

我們可以用艾博特·佩森·厄謝爾所著《機械發明史》一書來說明第一種看法。厄謝爾在此書開始時講到給機器分類的十九世紀兩位學者羅伯特·威利斯和弗朗茲·勒洛，引用了他們給機器下的定義。威利斯的定義是：

每臺機器都是由一系列的零件組成的。這些零件用各種方式相互連接起來，因而推動其中的某一個零件，所有的零件也都得到一種運動，而這些運動和第一個零件的運動之間的關係則是爲連接的性質所制約的。

勒洛的定義是：

機器是一些有抵抗力的物體的組合，通過這些物體的作用，能夠迫使自然的機械力隨着某些有規律的運動而進行工作。

按照這種看法，厄謝爾自己描述機器的演變如下：

機器零件的連接，精益求精，逐漸排除了產生任何不合乎要求的運動的可能性。隨着強制過程愈加完備，機器的機械性能也愈加完善。……這種改革的結果是對運動能夠完全和不斷地加以控制。……按照勒洛的分析，對運動的強制是否完全乃是機器是否完善的標準。嚴格調整的、能夠細緻地加以控制的機器取代了未經嚴格調整的、難以控制的機器。（1）

從技術觀點來看，這一種定義的重要性乃是一目瞭然的。機器結構是否精密及其自動性的程度如何，取決於設計師在排除“任何不合乎要求的運動”並“對運動能夠完全和不斷地加以控制”方面所獲得的成就。*但是這種定義沒有說明（或者僅僅暗示）機器和勞動過程以及工人的關係。我們可以引用馬克思的看法來對比一下。馬克思從可以用來鑑別機器的許多標準中，找出機器的這一方面：

因此，工具機是這樣一種機構，它在取得適當的運動後，用自己的工具來完成過去工人用類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至於動力是來自人還是來自另一臺機器，這並不改變問題的實質。在真正的工具從人那裏轉移到機構上以後，機器就代替了單純的工具。即使人本身仍然是原動力，機器和工具之間的區別也是一目瞭然的。（2）

* 管理部門在分析情況時，也時常應用這種定義作爲工作場所的全面說明，他們在工作場所也提倡加緊強制和排除一切不合乎要求的運動；我們已經看到，這種定義也可以應用於工人本身，因爲工人也要經受鑑定機器是否完善的種種標準的檢驗。

把工具從工人手裏轉移到機構上去，這是第一步，對馬克思來說，這是從簡單的機器開始並持續發展到自動機器體系這一番演化的起點。這一起點，正如馬克思著作中論述的一切起點一樣，並不是偶然的。馬克思從許許多多技術特點中選出了成爲人類與機器的接合點的這個特點：機器對勞動過程的作用。馬克思決不單純從技術的內部聯繫來考察技術，而是把技術與工人聯繫起來加以考察。*

*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工程技術文獻往往不提工人，此類文獻幾乎完全用彆彆扭扭的被動語態寫成，其原因就在於此。用被動語態敘述的操作似乎自行完成，無需人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當厄謝爾打算從馬克思的著作中引用機器的“定義”時，他就抓住馬克思在着手分析機器之前寫下的一段敘述，其中說：“所有發達的機器都由三個本質上不同的部分組成：發動機、傳動機構、工具機或工作機。”（3）一心只想工程技術的人的特點是，他們總是被這一技術上的敘述所吸引，而對關於勞動過程的真正權威性敘述卻不去注意。

用單純技術特點，諸如機器的動力來源、機器所應用的科學原理等等來對機器進行分析，可以得到很多對工程師有用的資料，但是，如要理解機器在社會中的作用，這種對機器“本身”的研究就沒有什麼直接的好處。可是，一旦我們開始從勞動過程着眼來評價機器的演變，機器的技術特點就會聚集到這一軸線的周圍，一些發展路線也就開始浮現在我們的眼前。馬克思說過，這樣一部“批判的工藝史”，直到他那個時代還沒有；在我們這個時代也還是沒有。如果有的話，一部批判的工藝史不僅可以爲按照技術特點（被資本利用、據以組織和控制勞動的技術特點）來對機器進行分類提供依據，而且可以爲按照機器在生產上使用的情況來對它們進行分類提供依據。

有些社會學家試圖對“生產體系”或“多種多樣的工藝”加以概括的敘述。瓊·伍德沃德把生產分爲製造“完整產品”（一件一件地、小批地、大批地以及大規模地生產），製造“線度產品”（成批地並用持續不斷地流水作業法生產，如化工廠的產品）和“聯合體系”（大批地製造標準元件，然後經由連續不斷的流水作業，裝配爲成品，或者相反地，以流水作業製成一件產品，然後將產品拆散爲較小的組件，以備裝箱，出售）。（4）羅伯特·布勞納把生產工藝分爲四種：手工藝、看管機器、裝配線和連續作業。（5）哈佛大學企業管理研究院的詹姆斯·R.布賴特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和上述籠統的看法不同。他把機器和勞動聯繫起來，對機器的特點進行了比上述兩人要仔細得多的考察。（6）他提出了一個十七級的“機械化側面圖”（本章下文還要詳加敘述），用它來說明許多生產過程以及生產過程從頭至尾按常規進行時利用各級機械化的情況。“機器在機械性能方面的完備程度”要根據下一問題來加以判斷：“一臺機器是怎樣補充人的體力、腦力、判斷力和控制程度的？”（7）布賴特（在1966年）評論說，“就我所知，這仍然是把機器的演變和工人的貢獻二者相互連接起來的唯一理論。”（8）值得注意的是，隨着機器愈加自動化，機器實際在幹什麼以及工人被指定要知道什麼和做什麼，在對這些問題進行這種詳盡的研究方面，布賴特在學術界顯然是獨樹一幟的，布賴特所作出的結論也顯然不同於那些讓自己光靠模糊的印象從事研究的人所作出的結論。

從布賴特的觀點來看，機器演變的關鍵性因素不是機器的大小、機器的複雜性或機器的運轉速度，而是對機器運轉的控制方式。在第一架打字機和今天的電動球式打字機之間，有一整段機械上的發展時期，但是任何改變都沒有影響到打字機的全部活動的操縱方式，因此，打字員與打字機之間的關係現在和過去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儘管對打字機作了許多精心的改進，勞動過程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與過去一樣。把動力應用於各種手工工具，諸如錐、鋸、磨、扳子、鑿、鉚釘錘、釘書機、砂磨機、緩衝器等等，並沒有改變工人與機器的關係——儘管這些有動力裝置的手工工具屬於近代機器的一個部門，也是如此，因爲它們還必須等待專門的電動系統或氣動系統發展之後，纔有可能改變工人與機器的關係。上述各種工具，不管增添了什麼性能或能量，仍然完全由工人來操縱。

只是在機器本身結構使工具和（或）工件有了確定不變的運動路線時，從現代意義上說的機器纔開始發展起來。鑽牀、裝配了刀架的車牀以及縫紉機或針織機，都使切削工具或織針沿着機框上或機器部件上刻好的槽子進行運動。砂輪按照輪軸和軸承所規定的路線旋轉；剪牀的活動葉片和杵錘或打樁機的錘頭分別按照器械的結構降落和捶打下來。

但這只是機器發展的第一步。有了確定不變的運動路線，就有可能通過內部的齒輪和凸輪等等來進一步控制工具或工件的運動。在這方面，就像布賴特指出的那樣，最初採用的形式是固定的或單一的循環。例如，車牀的刀具或鑽牀的鑽頭可以與電源連接得只要接上接頭，刀具就以固定的速度和事先規定的深度撞擊工件，然後撤回到它原來的位置。這種單一的循環也可以是反覆進行的循環，如刨牀，它把全部工件平伸地拉過來，並使工件和刨刀接觸，刨去工件表面薄薄的一層，然後把工件推回原處，再拉過來並重復刨削過程；同時，刨刀也移動，以便進行下一次刨削。如此周而復始，無需外來的干預，直到工件表面全部刨好爲止。

一旦掌握了這種類型的循環，只要在機械方面再進一步就能製造多用機牀了。多用機牀的機構按照預定的型式在整個操作程序中分度轉位。這就是自動轉塔車牀的原理。這種車牀的刀具都裝在一座轉塔刀架上，一把刀具完成一次循環之後，刀架就轉動，使第二把刀具接着進行工作。這種機器要麼是一勞永逸地把操作程序固定在機械裝置以內，不可更改（例如家用洗衣機就是這樣，全部操作程序所需時間可以改變，或者有幾道工序可以略而不做，但基本上只能按照機器的設計和構造進行工作），要麼是可以通過改變內部（凸輪或齒輪）裝置，使機器適於執行有限的若干種不同職能。機器演變到這個階段時，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機器的動作型式在機械裝置內部固定下來，和外部的控制裝置或機器自己的工作結果都無聯繫。機器的運動與其說是自動的，不如說是預先決定了的。*

* 布賴特還談到，用遙控的辦法開動機器，使一個控制站就可以開動許多臺機器或使之停止運轉，這就有可能更進一步地減少用人力來管理此類機器的必要性；如果工件本身進入機器就可以使機器開動起來，工件完成和卸下時可以使機器停止運轉直到下一個工件進入時再開動，那也就有可能無需人力去開動機器和使之停止運轉。但是，諸如此類的精心改進並未改變機器循環是在機械裝置內部固定下來的這一特點。

按照這個概念建造的機器，它們所代表的機器發展階段和下一個發展階段有着重要的差別。下一階段是：根據來自直接作業機械裝置以外的信息對機器進行控制。這種控制可以採取測量機器輸出本身的形式。在印刷機上安裝一個計數器，用以記錄通過機器的紙張數量；之後，只要再進一步，就能把計數器裝置得使它在紙張達到一定的數量時就切斷機器的電源，或者振鈴爲號。飛球調節器利用重體在加速時向外甩、減速時向內落的運動來控制發動機的節流閥，這個典型的例證再好不過地說明以測量自己的輸出來調節自己的步速的機器。機器在校驗自己的工作結果時，可以乾脆停止運轉，發出信號，或進行拒斥，例如鍵控穿孔檢驗器：只要卡片上已經打出的孔洞和操作工人打壓的鍵盤有了差異，檢驗器就發出信號並作出標誌。更加精緻的機器則在進行工作的同時，能夠測量自己的工作結果，把這些結果和合乎要求的成品的圖象進行比較，在整個操作過程中作出調整，使結果和計劃一致。

上述從外部來源或從機器自己操作過程中吸取信息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機器發展的趨勢。在此以前，機器的演變是由萬能演變爲專用。早先的各種機器都是綜合性設備，不適於製造一種特殊產品或進行一種專門操作，而適於進行各種操作。車牀是車削金屬的，不是專門製造某一種尺寸和類別的螺釘或軸的。壓牀能夠適用於許多不同的造型操作，而不適用於某一部分的操作。在加強機器的控制機能的第一個發展階段中，採取的形式是，用一些固定的裝置使機器適於製造一種特殊的產品，或進行一種專門的操作。在更爲先進的情況下，例如用機牀加工汽車發動機鑄件，用一臺機牀從不同的角度鑽成幾十個孔，銑削工件表面使之光滑，打好埋頭孔，刻出螺紋，等等，這些操作都是同時進行或迅速地前後相繼進行的。此類機器沒有別的用途；它們是在持續不斷的生產能夠補償精心製作的設備的成本時問世的。於是許多生產線上有了精心製作的裝置——有動力裝置的裝配架、專用壓印機、專門進行一種運動並有固定方位的切削工具、焊接或鉚接刀架等等——這些裝置離開了它們那種生產線就起不了有用的作用。但是，後來人們能用一個外部的控制源來操縱機器，這在許多情況下恢復了機器的萬能性。這時機器能夠重新適合許多用途，而不會失去控制，因爲控制機能不再取決於機器內部的專門結構了。車牀能用穿孔紙帶或磁帶更有效地加以控制，也能迅速地使之適應與車牀的大小和功率相稱的每一種工作。

使機器與機器互相適應的過程也自有其重要性，和改進各臺機器的控制機能同樣重要。這一過程開始時是工廠裏面一臺臺機器的佈局問題，要按照操作程序部署機器，使每臺機器能把生產過程中的工件移交給下一道工序。再進一步就是裝上斜槽、傳送機等設備，以便把工件從一臺機器挪動到另一臺機器。汽車工業發動機生產線上的連續自動工作機牀就是此類機器最發達的一種。如果這樣一套機器包括一個按工件需要而能調整機器的裝置，從而更進一步減少了對直接勞動的需要，那麼生產線就成爲“自動的”了。但是，生產線發展到這種連續和自動的狀態時，它就差不多成爲單獨一臺機器，而不是一整套連接起來的機器。例如一架兼作印刷、摺頁、集攏、加封皮並裝訂成平裝書工作的機器，外行人簡直認不出它就是幾臺機器經過上述演變過程而連接起來的結合體。要做到這一步，只要把連接起來的機器所構成的生產系統設想爲一個單獨的、巨大的、結合起來的整體並重新設計就行了。照此辦理，對各種機器過程的控制逐漸加強，直到這些過程在一整套連鎖裝置起來的機器範圍內，或是在單獨一臺機器（它包含一整套生產過程，並在大大縮減了人力干涉的情況下進行這套過程）範圍內，能夠更接近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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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從其原始狀態（簡單固定的構架取代人的雙手去操縱工具的運動）演變到現代的複雜結構（整個工藝過程從頭至尾不僅用機械而且用電力、化學和其他自然力來操縱）——這一番演變可以說成是人對工具動作的控制的加強。控制這些工具的活動，使工具如同人類工作器官（包括感覺器官在內）的延長部分一樣。取得這一成就，靠的是人對物質性質的認識日益加深，換句話說，靠的是合乎科學地運用自然原理的能力日益增長。對自然的研究和認識在人類文明中的首要表現是，用機器和機器體系不斷加強人對勞動過程的控制。

但是，到此爲止，我們所理解的人對勞動過程的控制還只是抽象的觀念。這種抽象觀念在機器不斷髮展的社會環境中必然有其具體的形態，而這種社會環境是、並且自從機器以其近代形式開始發展以來一向是這樣一種環境，即人類在其中被截然劃分開來了，而且在勞動過程本身方面劃分得最爲鮮明。人類的大多數屈從勞動過程的支配是爲了那些控制勞動過程的人的需要，而不是爲了“人類”本身的普遍需要。既然如此，人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所呈現的具體形態就走到它的對立面，成爲勞動過程控制大多數人了。機器不是作爲“人類”的僕人，而是作爲由於積累了資本從而佔有機器的那些人的工具而產生出來的。人用機器來控制勞動過程的能力，從資本主義的初期就被管理部門作爲可以不由直接生產者而由資本所有人和資本代理人來控制生產的重要手段。因此，機器除了具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技術職能——這是機器在任何社會制度下都具有的特徵——之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還具有使工人羣衆不能控制他們自己的勞動的職能。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一功績的取得，是由於利用了那些加強人類對勞動過程的控制力的科技發展所體現的人類的巨大進步。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那些身受二百年資本拜物教的支配、實際上把機器當作征服人類的外來力量的人看來，這竟然是完全“合乎自然”的事情！

機器的演變過程表明人類能力擴展了，表明人類由於能從生產工具中得到範圍越來越寬廣、精確度越來越高的反應，而日益加強其對環境的控制力。但是，機器的本性以及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沒有必要再讓直接操縱機器的人具有對機器的控制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抓住了這一可能性，並加以充分利用。過去只不過是技術上可能的事物，自從工業革命以後，變成一種以自然災害般的威力大肆進行破壞的必然的事物，儘管它並不比其他任何勞動組織形式更加“合乎自然”。在人類控制機器的能力能夠轉化爲它的對立面之前，必須應付一系列和機器的物理性質毫不相干的特殊情況。機器必須是一支外來力量的財產，而不是生產者的財產，也不是聯合生產者的財產。生產者和這支外來力量的利害關係必然是對抗性的關係。如何圍繞着機器部署勞動——從設計、建造、修理和控制機器所需要的勞動到給機器進料和操縱機器所需要的勞動——這不能按照生產者凡人皆有的需要來決定，而要按照既佔有機器又佔有勞動力、其利益所在是要以特殊方式把機器和勞動力結合起來的那些人的特殊需要來決定。與此同時，還必須有與機器的物理演變相對應的社會演變：逐步形成一支“勞動力”來取代自主的人類勞動；這就是說，逐步形成符合這樣一種社會勞動組織需要的勞動人口，在此組織中，有關機器的知識成爲一部分人的專長和禁臠，別人無法染指，而勞動大衆只是越來越愚昧無能，從而越來越宜於從事機器上面的苦役。這樣，對大多數勞動者來說，機器的非凡的發展，不是使他們自由而是使他們成爲奴隸，不是使他們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而是使他們毫無辦法，不是開拓勞動的領域而是把他們限制在一些奴性工作的密不透風的圈子裏，在此圈子裏，看來機器是科學的體現，而工人則是微不足道的東西。但這並不是機器技術上的必然，正如食慾並不是（用安布羅斯·比爾斯的挖苦說法）“上帝經過周密思考而培養出來的用以解決勞動問題的一種本能”一樣。

機器使管理部門有機會完全用機械手段來做過去打算用組織手段和紀律手段去做的事。許多機器可以按照集中起來的各項決定調節速度，得到控制，而這些控制手段可以掌握在管理部門手中，並從生產場所轉移到辦公室裏——這些技術上可能做到的事，正像機器能成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一樣，對管理部門來說是十分重要的。*要做到這一步，並不一定需要在同類機器中採用發達的或是尖端的機器。裝配線上使用的活動傳送帶儘管是極其簡單的機器部件，卻能妥善地滿足資本在組織非用傳送帶就不能機械化的那種作業時的需要。傳送帶的速度是由管理部門掌握的，並且是由一種機械裝置來決定的，這種機械裝置雖然在結構上是再簡單不過的，卻是使管理部門能夠利用勞動過程中一種必要的控制要素的裝置。

* 巴貝奇寫道：“我們可以從機器那裏得到的一個很大的好處是，機器能夠檢驗出人在機器上工作時漫不經心、懶惰或不誠實的行爲。”（9）

爲了用新近的事例來較爲詳細地說明這個問題，我們試以機器車間的作業爲例。機器車間現在還是一切工業的基本部門，不僅因爲機牀在許多生產領域裏起着重大作用，而且因爲工業機械本身就是在機器車間裏製造出來的。機器車間特別重要，還因爲近來在機器控制方面有了種種技術革新；它們正在變革機器車間的生產方法，並已創建了一些控制系統，在許多不同的工業部門推廣採用。對我們的討論來說，機器車間還有一層重要性，因爲我們可以從機器製造工業中看到如何利用機器來解決泰羅探討了那麼多年的有關機器車間的問題。

對管理部門來說，控制機牀的問題主要是一件一件地生產或是小批生產的問題。在這方面，適用於大規模生產或連續不斷流水作業的高度自動化機器體系，不會帶來什麼好處，因爲此類機器體系體現了鉅額的固定投資，這種投資必須用於大量生產才能收回其成本。據估計，美國金屬加工工業全部生產的四分之三是分批生產，每批五十件或不到五十件。（10）每批的產量如此之少，就必須在萬能或普通機牀上製造；機器運轉期短，分配到每次運轉的安裝車牀、工件夾具和安裝工具的成本必然是有限的。因此，直到最近爲止，金屬加工這一廣闊領域一直是熟練機工的活動範圍。如果說管理部門找到了如何降低勞動價格和如何控制生產這些問題的答案，那麼答案就是，一方面，把機工的手藝分爲若干部分，分給專門操縱車牀、銑牀和其他機牀的工人去做，並使機器安裝工作本身成爲一種專長；另一方面，按照泰羅傳統的管理標準，把各種操作預先規定下來。

從機械方面解決控制機器的問題，採取了數字控制*的形式。數字控制據說“很可能是亨利·福特採用了活動裝配線的概念以後，在製造工藝方面取得的最有意義的新發展。”（11）這一概念僅僅應用到機牀上時，就使工業發生了變革。但是數字控制的應用正推廣到機牀範圍以外，有可能應用到多種多樣的機器和手工操作上去。因此，數字控制這一概念作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管理部門如何利用機器、從而如何影響了工人和勞動過程的首要例證，是值得詳加考察的。

* 通過數字（例如2.375時）來控制（一般用穿孔讀數裝置來控制）工具或工件，所以叫做“數字控制”。數字表示沿着三條軸線的距離；可以用數字引導工具，使工具移動到一件立體的任何一點上去。

用數字控制機器的概念已經追溯到兩項法國人的發明：一項是1725年法爾孔製造的用穿孔卡控制的一臺針織機，另一項是1804年雅卡爾製造的用同樣方法控制的一臺針織和紡織機。這兩臺機器的原理就像自動演奏的鋼琴的原理一樣，後者利用一個紙輥上的孔洞來彈奏。後來又有一位美國發明家運用這一概念，他在1916年取得服裝工業裁衣用的連續剪裁機的專利權。1930年又有人取得應用這一方法控制車牀的專利權。但是這一概念儘管由來已久，卻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真正開始得到發展和運用。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得到美國空軍的資助，先由約翰·帕森斯公司進行，後由麻省理工學院進行，該學院於1952年提出了一臺樣機，這是一臺在數字控制下運轉的立式銑牀。（12）

數字控制和其他許多控制系統在工業上廣泛應用的可能性隨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電子革命而成爲現實。因爲電子革命給控制儀表提供了價廉而可靠的電路系統。電子革命從晶體管開始，最初只是一個換一個地以晶體管取代真空管。到六十年代初就有集成電路，把晶體管和其他元件組合在若干很小的硅晶體片上，最後把一些具有成百件既昂貴又較笨重的部件的功能的大型集成電路組合在一個集成電路塊上。隨着成批生產過程的產量不斷上升，按電路功能單位（一個晶體管）計算的平均成本從1965年兩塊錢降到1971年不到三分錢。工作可靠，用製成標準尺寸的新部件取代舊部件因而修理方便，加上日益複雜的電路系統的價格越來越低，這些構成了控制工藝發生變革的基礎。這種新工業技術及其廣泛應用的根源必須從這個基礎而不從早先的一些試驗中尋找。*

*　關於這一點，參閱《商業週刊》最近有關生產率的一期特刊。它舉出用固態電子控制裝置來提高生產率的目標如下：“機器部件減少，工人不大需要有技能，勞動成本低，工序比較少。”（13）

到1968年爲止，在工業上使用的機牀中，用數字控制的機牀只佔百分之一，但在1968年裝運的新機牀中，配備了數字控制附件的新機牀佔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從這一點可以看到此後的發展情況。如今在機器貿易展覽會上展出的以及從工業雜誌廣告上見到的機器，絕大部分都是用數字控制的。

採用數字控制時，機器的工藝過程由另外一個部件控制，此部件接受來自兩方面的指令：一方面是採取數字形式的一個外源；另一方面是採取信號形式的、在工具與工件接觸時對於正在進行的工藝過程進行檢驗的一些監視裝置。利用這種信息，控制部件發出信號，信號開動動力傳動裝置，控制工件、工具、冷卻劑等等。

從技術觀點來看，數字控制系統有幾個優點。複雜的金屬切削——例如用機牀在金屬表面削出複式曲線——如在切削過程中進行計算，切削起來，既緩慢，又費勁。使用數字控制系統，就可以比較容易地把此類工作編成代碼，準確地進行切削；這是使空軍感到興趣的數字控制特點之一，因爲它可以用來製造飛機生產所用的螺絲鋼板和其他部件。任何一項工作，如果從機器作業中分離出來，都能很快編成代碼，一旦編成代碼，這項工作就再也不需要重新分析了：紙（磁）帶可以歸檔，需要再做這項工作時，隨時可以取用。金屬切削過程實際上已經自動化，進行切削時，工人無需靠近機器去進行控制。概念化和計算都從機器那裏分離開來，這就意味着工具本身更加經常不斷地用來切削金屬；同時，工具按照它的連續切削線進行切削，毫不中斷，這也使這些昂貴的設備使用起來效率更高。

把金屬切削過程統一在熟練機工手裏是完全做得到的，而且也確實有許多可取之處，因爲機工已經掌握了程序設計所需要的關於金屬切削的實際知識。因此，毫無疑問，從實踐的觀點來看，並不存在什麼東西能使數字控制下的機械過程不再是總體工匠的活動範圍。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其原因自然是數字控制下的機械過程提供了機會，可藉以破壞手藝從而降低從手藝分解出來的各部分勞動的價格。因此，當這種過程在工程師心目中形成的時候，進行這種過程的勞動結構同時也在這種過程的設計師心目中形成，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勞動結構本身就形成了這種設計。設備是要人操縱的，除了機器本身的成本以外，業務成本還包括按時間計算的勞動成本，這是設計機器時必須進行的計算工作的一部分。能把操作分解爲若干部分，並分給工資較低的操作工人去做的設計，是管理部門和工程師所追求的設計。他們使這種設計的價值如此重大，以致在他們看來，它具有自然法則的威力，或者說科學的必然的威力。*

* 工程師這麼想，或受其整個工作環境的支配而往這方面想，對此，任何稍微知道一點工程技術從十九世紀開始以來的發展情況的人，都不會感到奇怪。實業家、車間管理的先驅人物亨利·R.湯於1886年在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上宣讀了一篇論文。他在論文中寫道：“用我國國名起首字母組成的花押字，我們的貨幣單位——美元——的標記是它幾乎同表明英尺、分鐘、磅或加侖的符號一樣頻繁地和工程師的計算數字聯繫在一起。”他在論文稍後一處又說：“在工程實踐中出現的每一個方程式，幾乎都以美元爲其決定性的一項。”（14）或者用近來的一位化學家的話說：“對於無需從經濟上加以考慮的問題，我不再真正感到興趣了。我已把經濟學看成研究化學反應時勢必與之打交道的另一可變因數——可變因素中有壓力，有溫度，還有美元。”（15）

於是數字控制就用來將勞動過程劃分給各別的操作工人去做，他們每個人受過的訓練和具備的能力，以及每小時的勞動成本，都比能幹的機工要低得多。這裏，我們再一次看到巴貝奇原理，不過這是在技術革命的背景下的巴貝奇原理。勞動過程比過去更加複雜，而工人的情況卻不是這樣。工人並不隨着勞動過程一起提高，而是降低到勞動過程的水平以下。他們每人需要知道和理解的比過去單獨幹活的工人不是多些，而是少得多。熟練機工被這種革新故意弄得像吹玻璃工人或是使用摩爾斯電碼報務員一樣過時。一般說來，熟練機工由三種操作人員代替了。

首先是各部件的程序設計人員。把工程圖上各項規格看清楚並記錄到設計圖紙上，這個過程和過去機工所做的基本上相同，那時，機工拿着圖紙，着手去做一份工作。但是各部件程序設計人員並不需要知道機工所知道的一切：這就是說，並不需要懂得在機牀上如何進行具體的金屬切削。他所懂得的僅僅是列成表格和標準化了的那一點點過程，他的學問就到此爲止。他學的是把這份資料弄得適宜於編成代碼。

有人描寫道：“設計者要模擬車間裏機器作的工作。……他要極其詳盡地考慮每一步驟，一切決定都預先做好，不留到機器開動以後再做。設計者決定進刀量和速度、需要的刀具，甚至諸如何時使用或不使用冷卻劑這樣雜七雜八的事情。重要的是，他決定進刀速度和切削應達到的深度。”（16）把工程圖上的規格變成設計圖表，就數字控制的大部分設備而言，只需要具備像手藝人在其學徒期內頭幾個月所學到的那種看懂藍圖的知識，加上基本的加減法演算知識，再加上使用機器性能的標準數據的知識。由於所用設備的類型不同以及正在設計的工作的複雜性，把工程圖變爲設計圖表可能多少有點困難。最近的發展是，機械的規格本身都記在計算機帶上，程序設計員只須說明（粗製的和精製的）那一部件，把工程圖變成尺寸一覽表，表上使用的只是機械車間使用的簡單術語。計算機提供一個機器控制帶、帶上的記錄的印出、一張工具表和計算出來的工作循環時間。據說這種系統把一個部件的程序設計所需要的時間從過去的四、五個小時減少到只有二、三十分鐘。有一個公司爲採用“十個字程序詞彙”的另一種系統做廣告，廣告說：“車間工人能在一星期以內卓有成效地把程序設計出來。”（17）《勞工每月評論》刊載的一篇文章說，“熟練機工的職能多半已經轉移給部件程序設計員。因此，熟練機工往往擔任了部件程序設計員的職務。”（18）在開始時情況可能是這樣，現在，部件程序設計工作越來越落到技術學院畢業生（往往是二年制初級大學畢業生）的手裏，他們比機工更符合這種辦公室工作的“勞動能力測驗圖”上的條件，特別是因爲他們的工資比機工低。

第二種工作是把設計圖表變爲機器可讀的形式——通常是用簡單的編碼機制成穿孔紙帶。這個職位的候選人馬上可以毫無異議地被選拔出來，即那種“少女”機器操作者。她們只要幾天工夫就學會自己那份工作，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內就能發揮最佳效率，而且幾乎只要機工工資的半數就能從很大一個後備庫裏僱用她們。

最後，就機牀工人而言，現在有可能從他勝任工作的資格中取消經歷了四分之三世紀的“合理化”之後仍然保存下來的不管什麼樣的技能了。過去，泰羅企圖以組織手段把機牀工人應該做出的決定和判斷以及應該具備的知識統統抽掉，現在，機牀工人肯定不再需要做出這些決定和判斷，也不再需要具備這些知識了。真正的“指令卡”——莉蓮·吉爾佈雷思的“一件預定產品的自動產生器”——終於以程序帶的形式充分顯示出來。一位權威人士告訴我們說：“數字控制的機器基本上是比較容易操縱的機器。操縱這種機器的工人必須具有的技能比操縱常規機器的工人要少些，後者必須是受過訓練的機工。當然，操縱數字控制的設備的工人必須瞭解他的設備。他必須受過應有的訓練，懂得如何進行幾種相當簡易的規定好了的例行工作，但他並不具備熟練機工的技能。數字控制帶上有相當於這些技能的信息。”（19）

受過訓練的機工——哪怕是隻能操縱一臺機器的技藝有限的機工——和操縱數字控制的機器的工人，這二者之間的差別，不論是管理人員還是工會往往都不把實際情況充分地講出來。爲了順利地從常規設備過渡到數字控制的設備，同時也出於社會關係方面的理由，管理人員（至少在公開場合）總是要把機工走下坡路的情況隱瞞起來；而對工會來說，誇大這種新勞動過程的“苛刻性”和“增加了的責任”，乃是工會在訂合同，講價還價時的一樁例行公事。但是從下面援引的一個答覆中可以多少知道管理人員是如何看待這個差別的。這是密執安大學對於採用數字控制的公司進行調查時得到的一個答覆：“培養和訓練一個用常規方法和常規機器來製造部件的工人所需成本，與培養和訓練一個用數字控制的機器系統來製造同樣部件的工人所需成本，二者大約是十二與一之比。”（20）這就好比說，如果機工的基本訓練需要四年，數字控制的機牀所需要的那種操作工人只要訓練四個月就行了。經驗證實了這一點。*

* 這並不是說，在有工會組織的情況下，一旦採用數字控制，機工工資立刻降低到操作工人的工資水平。有一些例外的情況：在車間採用的數字控制的機牀還很少時，工會還能夠成功地堅決要求由機工來做全部工作，包括程序設計和編制代碼。在許多其他情況下，車間採用了數字控制之後，工會也能保持住機工的工資級別，甚至使之有所提高，即使機工已變得只不過是一個操作工人。但是，這種保持工資級別的做法必然是暫時性的，實際上，用流行的談判語言來說，這只是給這些工作加上“紅圈”的一種協議（不管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協議）；也就是說，維持這些工作的在職工人工資的協議。因此，管理部門就不得不滿足於等待，等到工人技能貶值的歷史過程終於發生作用，有關的工資級別降低到預期的水平爲止，因爲在許多情況下，管理部門如果不是這樣忍耐下去的話，就非和工會展開激烈的搏鬥不可。

這種控制方式以及由此而發展出來的其他控制方式，決不只限於金屬切削機器；這種原理可以運用到多種工藝中去。在這一方面，鍋爐車間和其他重型鋼板建造業的演變是值得注意的。在這些行業中，報酬最高的工藝長期以來一直是設計的工藝。設計員把藍圖上各個部件的規格寫到鋼板備料上，還寫下有關火焰切削或火焰剪切、衝孔或鑽孔、折彎或滾扎等等的說明。有人曾經指出，設計員的一部分工作時間只是用於在他的設計圖案上標出一些相隔很近的中心衝孔符號。在工作量多得足以把設計部門的任務再行分工的車間裏，這一任務就從設計員那裏分出來，交給“標記員”去做，後者的工資級別要低得多。然後，在五十年代，有人想出了一種方法，在製圖室裏把每一工件精確地畫在幻燈片上，再從高高地安裝在支架上的滑動放映機放映到鋼板上。這時設計員本人就變成了一個標記員。他調好焦距，弄準尺寸之後，除了作出標記以外就沒有別的事要做。但是，採用數字控制之後，鋼板就直接放到火焰切削工作臺上，切削噴燈由控制帶控制，這樣一來，不但設計工作取消了——或者不如說轉移到辦公室裏——而且火焰切削工的所謂半技能也取消了。

同樣，在薄鋼板車間裏，現在也用數字控制的機器，把金屬薄板（用“步衝輪廓”刀具、多刀轉檯等等）切成需要的形狀，不需要車間設計員、也不需要熟練的薄板工人。有個傢俱製造廠採用所謂斜面摺疊製作法，用數字控制把塑料面纖維板製成食櫥和臥室傢俱。纖維板要切割得使它們能夠裝配成完整的傢俱，並用“木紋塑料塗料”把它們連在一起；摺疊好，膠合好，每一“件”都完整無缺。把這樣一件傢俱裝配出來只要一小時勞動，等於木工勞動時間的三分之一（我們的原始資料要求讀者自己去想象這些非常新式的產品的質量和外貌）。（21）此外，還需要提一下的是，繪製工程圖的過程本身也受到同樣的衝擊，結果有了用數字控制帶來繪圖的製圖機。在上述各個事例中，新的裝置公諸於衆時，總是伴隨着很多自吹自擂的說法和有慈善心的論調，說工人的勞役減輕了，費勁的工作能夠舒舒服服地完成了，等等。關於各種職務如何分配及其對勞動界正在產生的影響，幾乎沒有人像蒂利埃在其技術著作《機器的數字控制》（1967）一書中記得那樣坦率。蒂利埃是給雷諾汽車廠引進數字控制的工程師。他在書中寫道：

但是，數字控制技術對於企業的組織哲學的水平還有一種可算是非常巨大的影響。它使腦力工作和執行工作相分離，正像長期以來在專用機器上進行製造使腦力工作和執行工作相分離一樣。這種分離使得腦力工作和執行工作這兩種職能可以在最適合高級組織的技術條件下實行，因而歸根結底是最有利可圖的。（22）

“腦力工作和執行工作”的這樣一種分離，的確是一種“技術條件”，它最適合等級森嚴的組織，最適合控制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最適合謀財圖利，對什麼都合適，就是不適合人民的需要。然而用經濟學家的語言來說，人民的需要乃是“外部事物”。這個概念從人的角度來看，絕對不可理解，但從資本家的角度來看，卻極其明確，因爲它完全是資產負債表以外的東西。

1．艾博特·佩森·厄謝爾（Abbott Payson Usher）：《機械發明史》（A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s, 1929; Boston, 1959），第117－118頁。

2．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第411頁。

3．厄謝爾：《機械發明史》，第116頁；引用馬克思的話，《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第410頁。

4．瓊·伍德沃德（Joan Woodward）：《工業組織：理論與實踐》（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1965），第3章，特別是第37－42頁。另參見威廉·L.茲沃曼（William L. Zwerman）：《組織理論方面的新觀點》（New Perspectives on Organization Theory, Westport, Conn., 1970），第5－9頁。

5．羅伯特·布勞納（Robert Blauner）：《厭倦和自由：工廠工人和他的工業》（Alienation and Freedom: The Factory Worker and His Industry, Chicago, 1964），第8頁。

6．詹姆斯·R.布賴特：《自動化與管理》；《不斷加強的自動化與技藝條件的關係》，載全國工業技術、自動化和經濟發展委員會：《工業技術變革對就業的影響》，附錄第2卷——《工業技術和美國經濟》，第201－221頁。

7．同上書，第210頁。

8．同上書，第207頁注。

9．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論機器和製造業的經濟》（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1832; reprint ed., New York, 1963），第54頁。

10．弗蘭克·林、托馬斯·羅斯伯裏和維克托·巴比奇（Frank Lynn, Thomas Rosberry, and Victor Babich）：《近代工業技術革新史》（"A History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載全國工業技術、自動化和經濟發展委員會：《工業技術變革對就業的影響》，第88頁。

11．同上書，第89頁。

12．同上。

13．《商業週刊》，1972年9月9日，第93－94頁。

14．亨利·R.湯（Henry R. Towne），《工廠管理》前言，載弗雷德裏克·泰羅：《科學管理》，第5－6頁。

15．斯潘塞·克勞（Spencer Klaw）：《新文人雅士：美國的科學生活》（The New Brahmins: Scientific Life in America, New York 1968），第192頁。

16．威廉·C.萊昂（William C. Leone）：《生產自動化和數字控制》（Production Automation and Numerical Control, New York, 1967），第71－73頁 。

17．計算機機械技術公司的廣告，載《美國機械師》雜誌，1972年11月13日，第33頁。

18．勞埃德·T.奧卡羅爾（Lloyd T. O'Carroll）：《非電機械的工藝和人力》（"Technology and Manpower in Nonelectrical Machinery"），載《勞工每月評論》，1971年6月號，第61頁。

19．萊昂：《生產自動化和數字控制》，第81頁。

20．唐納德·N.史密斯（Donald N. Smith）：《利潤和生產率的數字控制》（"NC for Profit and Productivity"），載《美國機械師》雜誌，1972年10月16日，第71頁。

21．《商業週刊》，1972年9月9日，第94頁。

22．《五月手冊》（Cahiers du Mai），第38期（1972年11月）第15頁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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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二部分 科學和機械化

第九章 機器（2）

利用機器的方式——以機器爲中心來組織和部署勞動的方式——取決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趨勢，而加緊機械化，則是由於要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是資本主義追求或利用這種不斷提高的生產率，都不是從滿足人類需要的觀點出發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由於資本積累過程的需要而得到動力，它變成一種瘋狂的競賽，幾乎成了社會上普遍流行的一種精神病。生產率不論有多高都不會被認爲是達到了足夠的水平。就汽車工業而論，幾十年來工人人數不斷減少，但是製造出數量愈來愈多而質量愈來愈差的汽車，它們放在大街上和公路上，玷污並破壞整個社會的氣氛——同時，生產汽車的城市一方面成爲退化了的勞動的中心，另一方面又成爲永久失業的中心。這種情況被認爲體現了高度的“經濟效率”，這足以表明資本主義標準背離人性標準到了何等地步。最先進的科學方法和最合理的計算，在不符合人類需要的社會制度下，只能造成不合理的事物；科學愈先進，計算癒合理，就愈加迅速地、愈加災難性地造成不合理的事物。就像阿哈布上尉一樣，資本家可以說，“我的一切手段都是明智的，我的動機和目的則是瘋狂的。”

加緊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是每個資本主義企業固有的特點，因爲它是旨在擴大資本的組織；而且落後的企業還由於國內和國際上的競爭非加緊提高勞動生產率不可。在此背景下，工業技術的發展採取猛打猛衝的方式，給社會上造成的影響多半爲人所忽視；判斷事物的輕重緩急以是否有利可圖爲唯一的標準。從社會的觀點來公正地普及、合理地吸收和有選擇地佔用科學研究的成果，這仍然是軟弱無能的唯心主義者的幻想。*生產率每提高一步，都要縮減真正生產工人的人數，增加公司爭奪剩餘價值分配時可供利用的工作人員的人數，使更多的勞動力用於浪費性的工作，或根本沒有工作，使整個社會形成一座顛倒了的金字塔，它的由有用的勞動構成的基礎越來越狹小了。然而，不管生產率提高得多麼快，不管科學對提高生產率作出了多麼奇妙驚人的貢獻，生產率總是不能達到令人滿意的水平。因此，科技革命開始以來已有一個世紀，工業革命距今已將近兩個世紀，而對資本主義來說，形成危機並威脅其本身生存的凌駕一切的問題仍然是：提高生產率。從《商業週刊》我們讀到：“五年來通貨膨脹，經濟衰退，何時能夠恢復又無從斷定，這都迫使美國實業管理人員和美國經濟決策者得出令人痛苦的結論：國家總得想辦法使效率來個躍進。國家必須從它的人和機器那裏得到更高的產量。”（24）在這裏，造成危機的“效率”被認爲是擺脫危機的唯一手段。機器全速運轉，隨時有裂成碎片的危險，卻要以開得更快的辦法去防止裂成碎片。每個資本主義國家都要使其勞動人民和社會生活更加墮落下去，以圖拯救一種社會制度，因爲這種制度像在軌道上運行的行星一樣，如果降低其運行速度，就會自趨滅亡。這裏說的就是關於資本主義效率的歸謬法，也是具體地表明生產資料的發展和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社會生產關係二者之間的無法解決的矛盾。

* 已經吸收了資本主義考慮一切問題的方式的人，在他們的頭腦中偶爾閃現的夢想很快就被“實際的”考慮所打破。例如，本世紀初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寫道：“其實，如果全世界只有一個民族，它只有一個意志，而且是最崇高的意志，那麼對人的技能的這種迅速取代，還是有所制止的好，哪怕推遲物質享用品和奢侈品的增加也在所不惜。但是，英國必須出口製造品，用以換取它們必需的事物和原料供應，否則就不能生存：英國只有採取已知的最有成效的製作法，才能繼續保持國外市場。”（23）“只有一個民族，它只有一個意志，而且是最崇高的意志”，馬歇爾憑一時衝動，從人的立場去看社會，值得讚揚，但是，站在英國資本主義的立場，他就不能夠再持有這種看法，而是必須排除這種看法。英國資本主義唯一的衝動、也是最卑鄙的衝動，是首先要求犧牲英國人民。

※　　　　　　※　　　　　　※

爲了“解決”這個矛盾，工業、商業和各辦公室使勞動過程合理化、機械化、實行革新和變革，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它們採用了科學本身所能提供的多種多樣的辦法。科學的辦法極多，因此，在生產的變革不能大量節約勞動的場合，它們就以降低產品質量的辦法大量節約勞動。

例如，建築業把它的力量分別用來拆毀堅固的建築物和重建劣等的建築物，後者的全部使用壽命還不及拆毀了的建築物本來還有的有效壽命那麼長。建築業由於其工藝過程的性質，基本上還處於人手爲主、有動力裝置的手工具（最低級機械化）爲輔的手工藝時代，它不斷地堅決努力要擺脫這種不利的局面。它偏愛新的建築材料，特別是灰泥，用噴槍抹灰（一個噴槍能使若干工人同時忙於抹平工作），在工廠裏儘量把元件預先裝配起來（一個木匠能在用常規方法安裝一扇門的時間裏，安裝六扇到十扇預製的房門構件；構件預先掛在門框上，小五金零件都已放在應放的位置；在這樣的工藝過程中，他成了裝門匠而不再是木匠了）。最能說明住宅建築業的趨向的莫過於該行業正在迅速發展的“機動房子”部門。“機動房子”是工廠大批生產出來的產品；在有關的三方面——工人、製造商和住戶——中，唯有製造商能夠表明從“機動房子”的生產得到了什麼好處。可是機動房子正揚揚得意地遍佈於天然景色之中；人們不難預言，它們有着更爲遠大的前程；因爲它們使勞動和資本有了高度的“效率”。

二十多年前，西格弗裏德·吉迪恩描述過表面烤脆了的有益健康的麪包轉化成具有“海綿橡皮的彈性”的“產品”。（25）但是製造這種麪包的生產過程卻是工廠藝術的勝利。連續不斷地攪和，縮短調製發酵的時間，計算生麪糰的數量，擠壓成形，切開，極其準確地擱到烤盤上，用傳送設備烘焙，從烤盤上自動卸下來，自動冷卻，自動切片，自動包裝，自動貼上標籤，這一切都卓有成效地使麪包房無需再用麪包師的惹人厭煩而無利可圖的手藝，並用工程師和工廠工人來取代麪包師。操作速度之快，使人感到效率高得出奇。撇開工人所受的影響不提，只要老百姓不是必須消費這種“產品”，這一整套生產過程可以認爲是巨大的成功。

傢俱生產也按照汽車工業的面貌被改造着。傢俱生產越來越成爲大規模生產過程，其中粗木工和細木工的技藝和作用正在消失。用自動仿形工具機把工件刨削成形，做這種工作不需要特殊技能。過去用槽刨開槽，用裁刨開口，現在用模板控制的機器來做，機器配備了凸輪和讀出程序設計系統。“非熟練工人只要給機器進料就行了；有時連進料也是自動的。”（26）“採用了氣動夾鉗和裝配機，傢俱的框架、榫頭、抽屜和櫥座的裝配過程就加快了，需要的工人人數減少，工人也無需具備過去那麼高的技藝。一臺機器直接從制榫機那裏取部件，把送料斗送來的五金零件加在部件上，鑲好，釘上銷釘或釘子，然後把一組完工的擱板吐到傳送機上，每分鐘吐出七組到十組，只需要一個操作工人給送料斗和釘釘器進料。另一臺機器取板條，把它們擺好，嚴絲合縫地連接起來，用騎馬釘把這一套東西裝好，這時膠水也幹了。這部機器只要一個人操縱，每六十秒鐘能裝好一張食櫥。”（27）上塗料這道工序也已機械化，採用自動噴霧和流動塗料技術。傢俱的墊子或套子，現在用預先裁好、已成形的彈性材料來做，這個行業的傳統技藝也因此而告終了。

在美國，肉類工業是首先採用傳送線的工業，如今軌道傳送加工系統已經取代了舊的傳送裝置。“採用軌道系統時，把已經昏迷過去的牲口吊到高處傳送軌道上，宰了，然後在軌道上傳送，經過全部加工工序，最後傳送到冷藏裝置中去。工人站在按照每項任務的需要而上下、左右移動的機械臺上，使用電動刀和電動鋸。剝皮機抓住獸屍，把皮剝下來，這就大大減輕了過去完好無損地剝掉一張高質獸皮所必需的熟練工人的手工勞動。在這種屠宰線上加工，每頭牲口所需加工勞動節省百分之二十五到六十。這是因爲屠宰線上各項任務都由機器規定了步速，在時間上密切配合，各種任務之間等待的時間比過去少了，而且舊的‘案板’作業制必須翻來覆去地擺弄獸屍的勞動也取消了。”（28）有一種機器把獸屍的映象放映到屏幕上，使工人能夠按照指針所示部位，進行主要切割工作。需要知道怎樣和在何處下手切割的工人人數比過去少多了。製做香腸時，將肉類絞碎、拌料、成型、熏製、燒熟、冷卻、去皮、洗淨和包裝，統統都用機器來做。給家禽稱分量幷包裝起來的電子機器，加上機械拔毛器，每小時加工小雞達九千隻，不過有人說，“家禽屠宰加工廠盛行低工資制”，這是“有助於推遲”這一工業部門“進行技術變革”的因素之一。（29）

服裝製造業中，生產過程的各個方面都受到有力的衝擊。這是工場很多、大多數工場規模比較小的工業，因此許多服裝製造工場仍然處於傳統的“合理化”階段，把生產操作分成許多更爲細小和更爲簡單的工序。同時，這些工序由於採用了多種多樣的裝置，以更快的速度進行，這些裝置主要是加在縫紉機上的附件，例如縫針定位器、自動剪線器、折襉器和翻邊裝置。使用兩層或三層粘合起來的材料（不再需要裝配襯裏）和合成纖維織物（此類織物可用電子熔合之類的新方法熔合縫口以取代一般縫紉法），就爲大規模服裝生產進行改革並降低成本開闢了嶄新的前景。服裝製造業還照搬了金屬板和鍋爐車間的先進生產方法：用衝壓剪裁取代手工剪裁；用式樣分等裝置，按照標準式樣生產出不同尺寸的複製品，如此等等。有一種光電線路示蹤器，在它的指引下，縫紉機針沿着裝在控制器中的服裝式樣的線路縫製衣着。後來又加以改進，用光電控制器指引縫紉機針沿着織物的邊緣縫製。從後幾種技術革新可以看出，科學和工業技術是怎樣把同樣的原理應用於不同的生產過程的，因爲無論是鋼還是衣料都可以用同樣的控制原理製成複雜的外形。

在排字方面，印刷工業首先是消除行型活字鑄造工人的技藝，辦法是利用磁帶來控制行型活字的澆鑄。這種辦法的實質在於使鍵盤脫離鉛條的澆鑄。工人給機器配備控制帶，此機器操作起來比行型活字鑄造機要簡便快當得多。但是，採用配備了電子計算機的串連式照相排字之後，印刷工業就能着手把金屬活字統統取消，從而工人無需調整鉛字間隔，無需用連字號移行，這些職能都可以由計算機來執行；計算機所利用的一種記錄，載有幾乎每個英文字的音節劃分法。人們已經充分說明，這種照相排字使排字工人進一步擺脫了毫無價值的知識的負擔，但是還沒有人把取而代之的新獲得的知識指點出來。

※　　　　　　※　　　　　　※

儘管以上敘述的技術革新在方法上多種多樣，它們一致的特點卻和我們在開始討論時就指出的特點一樣，這就是：逐步並儘可能地消除工人的控制職能，並把這種職能轉移到由管理部門在直接生產過程之外儘可能地加以控制的一種裝置上去。支配着工人在生產過程中的新地位的正是這個特點；在傳統評論中受輕視或完全棄而不論的正是這個特點。局外人研究非技術性資料而得到的有關勞動和生產過程的學識，總是侷限於一些含糊不清的印象，這些印象被認爲是知識；本來就急於取得樂觀結論的社會學家和新聞記者，就從這些印象中搜集有關現代社會的勞動趨勢的見解。莫里斯·A.霍羅威茨和歐文·L.赫倫斯塔特在試圖研究各種不同職業的技藝條件的變化時對此類材料進行了詳盡的考查。他們報道如下：

我們集中研究的是過去十五年的情況，我們仔細查閱了各種參考文獻目錄和索引，盡力把涉及我們研究領域的文獻都彙集到一起。我們一共選擇了五百多個參考文獻目錄，進行了仔細的研究和分析。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根據一般的印象、或根據和幾個實業家或工會領導人進行的討論、或是根據由別人進行的侷限性很大的幾種情況研究去推究自動化的影響的。如果說有一篇文章或一本書論述了自動化和人力，它的特點就是談論工業技藝變革所造成的就業機會，自動化對工廠的或工業的職業結構所產生的影響，或是對勞動力的技藝組成情況所產生的影響。只有很少一部分研究著作花過一點力氣去研究和分析自動化對工作內容的影響以及在工作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工人應該具備的特點。*

* 我們理應感謝霍羅威茨和赫倫斯塔特做了這一番研究，不幸的是，他們這篇文章的其餘部分恰恰和受到他們批評的文獻一樣無濟於事。他們這篇文章完全根據勞工部發表的《職業名稱詞彙》（1949年第二版和1965年第三版）一書所述“工作內容”來試圖評價“在工作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工人應該具備的特點”；簡直不能想象還有比這更枯燥無味、更徒勞無功的事了。結果是，作者提出了好幾十頁過細的表格和統計數字之後，得出結論說：在這十五年裏，“就技藝條件而論，全面的或最後的變化是非常小的”；這種“小小的最後的變化”是“許多枝節性的變革所造成的”；“總的說來”，十五年的變革“在全面的技藝水平方面”所造成的結果，“不是無關緊要，便是尚無定論的。”（30）

正是由於缺乏有系統的知識和分析，本章前面提到的詹姆斯·R.布賴特的獨樹一幟的研究才顯得更爲重要。1954年他在哈佛大學商學院開始研究“自動化對管理部門意味着什麼”。1958年布賴特發表了一部題爲《自動化與管理》的著作。此書在開始時概括地評述了製造業機械化的演變（特別注意到電燈工業和製鞋工業），然後非常詳細地分析了作者進行研究時都在開工生產的十三種最先進的生產體系。其中有福特－克利夫蘭動力機械廠；一家高度自動化的麪包廠；一家小型綜合煉油廠，該廠以自動控制的傑出典範聞名；一種製造油封的新型自動生產線；一家橡膠公司的泡沫橡皮墊褥部門，該部門從原料倉庫一直到成品貨棧都已結合成渾然一體的嶄新體系；一家製造商品肥料的化工廠；一家高度自動化的糧食飼料加工廠；一座試圖廣泛使用自動裝備的小型煤礦；一個採用高度自動操縱系統進行復雜的生產程序的鍍金廠；一個具有獨特的工件進給系統的儀表製造廠；一個採用自動化方法進行裝配操作的電料製造廠；另一個採用另一種作業組織系統的鍍金廠；還有一家V-8動力機械廠。後來，布賴特寫了幾篇論文（例如《哈佛商業評論》1958年7－8月一期所刊載的論文）；1966年他爲全國工業技術、自動化和經濟發展委員會寫了一篇文章，此文概述了他在技藝問題上所作的結論，這是最重要的一篇。

布賴特雖然一般是從“管理”方面研究自動化，但他主要集中研究的卻是日益機械化的各種工業的“技藝條件”。必須指出，對其研究課題的這一方面，布賴特沒有在任何場合從工人的觀點表示關心，他完全是從管理部門的立場來看待這個問題的。他採取了超然的、嚴格尊重事實的態度。他那最後的結論表露了他所關心的是什麼：“我認爲，對我們的經濟和社會制度來說，在教育和技藝方面作出過多的規定是一種嚴重的錯誤和潛在的危險。這麼做，我們會使個人在精神上受到傷害，不恰當地提高勞動成本，使人幻想破滅，使人怨恨，而且由於給一定的任務規定了並非真心需要的標準，破壞了真正應有的標準。……”（31）

布賴特在其《自動化與管理》一書的序言中寫道：“有關自動工廠的勞動力必須具備的技藝問題，我們作出的結論無疑是本書引起爭論的一個部分。技藝條件與自動化程度之比，越來越往下降，而不是往上升，這一點並未得到普遍的承認，有人甚至沒有加以考慮。”然而，布賴特和三、四百位工業界人士研究他的暫時性結論，並將他的研究結果介紹給“至少十二批工業界聽衆，共約三千人”之後，他說，除了有關工廠維修技藝方面的結論而外，“總的說來，這些結論沒有受到有力的挑戰”；甚至對這些結論的挑戰，他也歸因於只是在特殊情況下才有的“一些強烈的個人感受”。（32）

布賴特這本著作不僅資料豐富而且特別有用，因爲作者搞了一個十七級“機械化側面圖”（見表⒈，布賴特所制機械化等級表），從而提供了一個分析的框架。除了頭兩級——用手操作和用手工具操作——之外，每一級都涉及機器的特定職能及其運轉特點。有了這副“側面圖”，布賴特就能把他所研究的每一生產體系的一整套操作都描繪出來，從而提供了關於所謂自動生產體系的一種瞥視圖，這種瞥視圖比經理們自吹自擂的頌詞或是新聞記者平鋪直敘的文章中所提供的要現實得多。

表⒈機械化等級及其與能源和控制源的關係

創始控制源

機器反應類型

能源

級別

機械化水平

附近的一個變量

以
動
作
反
應

在多種不同動作的範圍內更改自己的動作

機
械
的
（
非
體
力
的
）

17

預知需要的動作，事先做好調整，按要求運轉

16 | 運轉時校正演績
15 | 運轉後校正演績
在有限的能夠預定的動作範圍內選擇 | 14 | 識別並選擇一組恰當的動作
13 | 按照測量結果分離或拒斥
12 | 按照測量信號改變速度、位置和方向

以信號反應

11

記錄演績

10 | 用信號發送預先選好的測量數值（包括誤差檢測）
9 | 測量工作特點

指導一種預定的動作型式的控制機構

固定在機器內部

8

由於引進工件或材料而開動

7 | 電動工具系統，遙控
6 | 電動工具，程序控制（一連串固定職能）
5 | 電動工具，固定循環（單一職能）

人

可變的

4

電動工具，手控

3 | 有動力裝置的手工具
2 | 手工具
體力的 | 1 | 手

表⒉隨着機械化水平的提高操作工人應有貢獻的變化

工人的貢獻①或犧牲根據慣例得到補償 | 機械化水平
1－4 | 5－8 | 9－11 | 12－17
手控 | 機械控制 | 可變控制，信號反應 | 可變控制，動作反應
體力 | 增加－減少 | 減少 | 減少－零 | 零
腦力 | 增加 | 增加－減少 | 增加－減少 | 減少－零
操縱技藝（靈敏程度） | 增加 | 減少 | 減少－零 | 零
一般技藝 | 增加 | 增加 | 增加－減少 | 減少－零
教育 | 增加 | 增加 | 增加或減少 | 增加或減少
經驗 | 增加 | 增加－減少 | 增加－減少 | 減少－零
面臨危險 | 增加 | 減少 | 減少 | 零
接受不如意的工作條件 | 增加 | 減少 | 減少－零 | 減少－零
責任② | 增加 | 增加 | 增加－減少 | 增加、減少或零
做出決定 | 增加 | 增加－減少 | 減少 | 減少－零
對生產率的影響③ | 增加 | 增加－減少或零 | 增加－減少 | 零
資歷 | 不受影響 | 不受影響 | 不受影響 | 不受影響

① 指操作工人，不指裝配機器的工人、維修工人、工程師或監督人員。
② 設備安全、產品安全和其他人員的安全。
③ 指工人以額外的努力、技藝或判斷力來提高產量的機會。

圖⒈自動化的發展何以能對技藝條件產生反面作用

布賴特得出結論說，機械化處於一級至四級時，工具完全由工人控制，因此，工人的技藝水平是上升的（見表⒉、圖⒈，布賴特所製圖表）。五級至八級：雖然採用機械控制，但仍要依靠工人，所以有些技藝水平上升，但是許多技藝水平下降，按照布賴特的看法，結果是總的技藝要求全面下降。九級至十一級：機器處於外部控制之下，至少達到能給它自己所需要的控制發出信號的程度，所以大多數技藝水平是下降的。最後，機械化水平處於最高的六個等級時，其特徵是機器自動更改其動作，因此符合先進的自動生產方法，這時，布賴特所採用的每一個技藝指標，從知識和經驗直到做出決定，都急劇下降。“工人的貢獻”一欄中的指標不是“減少到零”，就乾脆是“零”（只有“責任”和“教育”兩項是含糊不清的例外）。（33）布賴特用曲線把結果概括表示出來，稱之爲“技藝條件的駝峯”（見布賴特所作“技藝和自動化”曲線）。（34）這條曲線說明“機械化程度提高過程中的一般體驗”，並且表明，技藝條件只是在頭四級時上升，從第五級就開始下降，並隨着與“自動化”這一流行術語有關的機械化元件的裝置，急劇地下降到最低層。布賴特把他的看法概述如下：

試看一個製造金屬製品的工人。在使用手工具、例如一把銼刀時，他必須是個相當靈敏的工人。工具加上動力裝置但仍然由操作工人用雙手操縱時，他的靈敏程度和做出決定的能力需要達到新的水平才能控制機器的動作，這種靈敏程度和做出決定能力的重要性也隨之增長起來。同時工人必須十分專心地工作。採用了電動工具之後，知識條件、因而訓練和（或）經驗方面的條件也提高了，因爲工人必須懂得怎樣調整和掌握第四級更爲複雜的機器。他必須成爲“機工”。

在第五級和第六級，機器由機械裝置控制時，工人應有的關於工作的知識可能並未減少，但在專心工作、做出決定以及控制機器能力方面的條件卻部分地或大部分地減低了。在許多情況下，有關機器運作和調整的技術知識方面的條件都大大降低。爲什麼往往無需機工而只用“機器操作工人”就足能勝任，其原因就在於此。工作越來越成爲一種簡單的開動機器、進給工件、巡邏和檢查的工作了。

進到機械化水平更高的級別，機器提供控制信號時，工人要進行的關於專心－判斷－決定－行動的活動就更少了。當然，這種減少可能由於設備及其調整在技術上越來越複雜，從而要求工人必須具備更多的知識這一點而被抵銷，但是更常見的似乎是並未抵銷。

機械化水平達到可變控制級別（第十一級至第十七級）時，我們看到工人對生產活動無需花費什麼體力或腦力。許多職能都機械化了。檢查裝置把校正信息輸送到機器中去，使工人無需消耗腦力，無需做出決定和判斷，甚至無需調整機器。真正的自動機器，顧名思義，是不需要人力去幫它進行正常運轉的。“巡邏”成爲工人的主要工作。“操作工人”如果還在場的話，就成爲看守員、監視員或是助理員之類的人。我們可以把他看成是機器和業務管理人員之間的聯絡員。（35）

布賴特通過大量實例使人清楚地看到，上述結論不僅是對問題加以抽象地系統化的結果，而是與實際的情況符合一致：“我花了幾年時間在所謂自動化的工廠裏就管理問題進行實地研究，並和實業家、公務人員、社會科學家和其他研究人員研究了自動化問題。使我吃驚的是，我發現技藝條件的升級在任何場合都沒有達到接近通常被認爲的程度。恰恰相反，有更多的事實證明，自動化降低了在職勞動力的技藝條件，有時還降低了包括維修組織在內的整個工廠人力的技藝條件。”（36）

布賴特提到維修組織，這反映出他對自己所分析的那些工廠中的維修工作進行了很多的研究工作。他發現機械化程度的提高，特別是在機械化更爲發達的階段，對於工廠需要熟練維修技工一事所造成的後果，並不像通常所設想的那樣簡單。一方面，生產過程在更大程度上實現機械化，生產設備更加新穎，電子電路裝置和電動－液壓－氣動機械裝置，以及其他類似因素，都使工廠需要更多的維修力量和新的技藝，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另一方面，布賴特指出很多導向相反方向發展的因素。例如：“自動化的後果之一是壓縮了生產線，並在產量不變的情況下確實減少了機器的有形總數量，即使機器比過去更爲複雜。因此，在許多情況下，僅僅由於機器總數量的減少，就減少了維修力量。維修力量的這種減少，對於因設備更爲複雜而增加的維修力量來說，足以補償而有餘。”（37）這一趨勢，由於採用能夠預見困難的監視裝置，使故障防止也實現機械化，並且由於控制機械裝置的簡單化和標準化等等因素而加強了。

然而，新穎的控制設備只對維修人員中一小部分人產生影響。布賴特說：“我沒有發現，鐵工、管道工、焊工和木工必須提高其技藝的跡象。有些跡象說明，由於控制電路更加複雜化，液壓裝置修理工和氣動裝置修理工需要更好的訓練。有很多跡象表明，電工之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受多方面的新訓練。”但是布賴特指出，即使在最後一種情況下，爲了滿足電子維修技藝方面的需要，必須再加以訓練的技工人數也是十分有限的。有一家工廠，維修人員共計七百人，其中八十人爲電工，而該廠工程師感到，每班他只要三個或四個能幹的電子修理工就行了。“換句話說，他手下的電工只有百分之十左右需要專門的技藝——這些人總共只佔他的全部維修力量的百分之一。”（38）總的說來，布賴特雖然發現若干工廠大大增加了它們的維修工作人員，但也瞭解到與此相反的事例如下：

1954年美國自動化程度最高的小型煉油廠，其維修力量佔總勞動力的百分之二十一。常規煉油廠的比率爲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兩家主要部件製造廠，各僱一萬多名職工，自1946年以來就致力於生產自動化。兩廠都以取得自動化方面的傑出成就而聞名於工程技術界，都確實使用着數以百計的高度自動化機器。兩廠的維修力量都有一個特點——缺少變化。在最近十二年採用自動化機器實現大膽的機械化過程中，一家工廠的維修力量在全廠勞動力所佔比例始終保持在百分之三點五到百分之五之間，另一家工廠則保持在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之間。*（39）

* 美國工業公司（自動機器與自動控制裝置製造廠的一個組織）的董事長兼主席小約翰·I.斯奈德寫道：“另一個神話是，自動化不僅在操縱機器方面，而且在建造和維修機器方面都造成新的工作機會。當然，這個說法有幾分道理，但還沒有接近於有些人要我們相信的那種程度。經驗表明，在開始給自動機器‘排除故障’之後，它們需要的維修力量相對說來就非常之小了。”（40）

整個機械化演變過程所顯示的設計特點和消費者從家常用具或汽車上所看到的特點完全一樣：按標準規格建造設備以便容易更換整套部件。儘管消費者感到爲了更換一個只值幾分錢的零件就要買一整套新部件，花錢太多，同時維修工人的修理技藝每況愈下，也使人惱火，但在工業上，生產體系因檢修而停工的時間是最關緊要、花錢最多的因素，因而更換整套部件是最省錢的辦法。不過這一趨勢更進一步減少了技工人數，他們什麼都會做，只是不會在找出故障根源之後，修復整套組件——這是先進的電子機器越來越能自動完成的事情。不僅如此，甚至修理技工的工作也幾乎和生產工人的工作一樣，有人正在研究並使之標準化。此類體系之一稱爲通用維修標準：

通用維修標準（UMS）採用若干經過選擇的已知其內容的職務或工作類型，把它們按時間分類。……有個全國性組織在1960年年底幾乎已經爲所有的工廠規定了通用標準數據單元。任何工廠中任何人都能把同樣的標準用於他那一部門的職務上去。已經離析並研究了五萬二千種通用單元。數據安置在穿孔卡和磁帶上，以便利用存儲容量大的計算機。按照該組織的計劃，全國任何地方的每個工頭都能從一箇中心單位獲悉他所關心的一項職務的標準時間。……例如，一個工頭能夠獲悉進行一項職務的標準時間也許只有兩小時。這些職務前此並未加以研究，因爲研究起來太費時間。（41）

有些工業部門由於機械化而使生產過程高度自動化，以致工人實際上並不進行任何體力勞動，不把這些工業部門提一下，有關機械化和技藝的敘述就不能完整。工人不進行任何體力勞動，這一理論上的設想是很難實現的；被認爲“自動化的”工廠，多數還需要大量的各種各樣的直接勞動。但是，這一設想在化學工業部門往往比在其他工業部門更接近於實現，這是因爲化學工業採用連續製作法，而且處於加工過程中的全部產品能在封閉的容器與管道中運行的原故。因此，人們一再挑選化學工業的操作工人作爲“自動化”的突出受益者，對其職務百般頌揚。化工操作人員的工作一般都很潔淨，都和“讀數儀表”和“繪製圖表”有關。這些特點早就使他受到所有中等階級觀察家的喜愛，後者很快就把這些特點和技藝、技術知識等等混爲一談。可是幾乎沒有人停下來想一想，看看度盤是否比看時鐘要難些。甚至布勞納（此人以此種工作爲例來說明大工業把整個生產過程重新納入工人知識範圍以內的趨勢）也承認，化工操作工人無需具備有關化學工藝過程的知識。（42）布勞納引用了給煉油工人規定了智商極限的一位煉油廠人事部門的負責人的話，又引用了把此類工人叫做“只是看守員”的另一位負責人的話，然後報導了一個化工操作工人發作出來的一番話：

當一個操作工人得有技術。眼下在搞的工作估價方案，您大概聽說了吧。好，我們那監工認爲我們乾的工作沒多大的技術。瞧他在工作估價方案裏把我們的活兒說得就像是他認爲您可以訓練一夥黑猩猩，黑猩猩幹得了這個活兒。他把我們看成一幫子白癡。這可叫人窩心哪。（43）

布勞納說，把操作工人調任維修工作是常有的事，但是維修工人調任操作工人則實際上是沒有的。這可能和工資級別多少也有些關係。因爲，據勞工統計局1971年6月報導，化工操作工人（A級）的最高平均工資級別低於維修技工的最低平均級別。B級化工操作工人的工資相當於倉庫管理員的工資。（44）

上述化學工業的情況同其他一些生產體系的情況是類似的：生產過程的自動化使生產過程處於管理部門的工程師的掌握之中，並使工人無需增加其知識或訓練。“雖然化學工業的分工一般說來並不採取裝配線的形式，但是設備的現代化已經頗爲可觀地減少了訓練‘有經驗的’工人所需要的時間。有個提煉煤焦油的工廠（萊昂斯，1949），過去訓練一個‘優良的提煉工’，需要六個月，如今只要三星期。其原因特別在於採用了更多、更加靈敏的測量裝置，使煤焦油的提煉成爲連續的生產過程。”（45）

有人試圖從實行連續作業（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組織起來的連續作業）的工業中，看出終於被發現的那種能使工人恢復其生而有之的人權的方法，可是這些人同時也意識到，此類職業工資既低，任務又輕。這個進退兩難的問題，他們力求解決而徒勞無功。例如瓊·伍德沃德寫道：

看來此類工業的主要問題乃是樹立工廠操作工人的職業地位問題；這些人往往是技藝頗高的工人，但在其所屬公司以外，其技藝並未得到正式的承認。熟練工人和半熟練工人之間的傳統差別，並沒有考慮到這樣一種情況，在其中，主要生產任務中已經去除了技藝中的體力與運動因素，而理性與感性因素仍然存在。

工廠操作工人在一定時期內必須通過學習汲取許多知識，並不斷根據學到的知識去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具備的是感性與理性的技藝。但是這種技藝得不到正式的承認，因此工廠操作工人只能作爲半熟練工人以較低的工資級別受廠方招募。有幾家公司感到這給自己造成困難，因爲在當地招工競爭的情況下，以這樣低的價格找到能力夠高的工人並把他們留在廠內，是很難辦到的。偏重工人技藝的智力因素、需要工人能說會寫這樣的工作，只能吸引教育程度最低的工人。（46）

以上引文告訴我們，化工操作工人沒有正式被認爲具有高度的技藝，因爲那種技藝主要是智力的、理性的、需要受教育等等。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正是這些因素一向被認爲比手工技藝要高出一籌，何以化學工業就不然呢？我們又被告知，這個問題只在化工公司以外才有，公司以內，工人的技藝是會得到承認和賞識的。儘管這麼說，可是“工廠操作工人只能作爲半熟練工人以較低的工資級別受廠方招募”。這種壓制到底是什麼性質呢，沒有人具體說明，所以我們只好自行懷疑了。把這個問題理解爲理當如此，不爲它迂迴曲折地講理論，豈不更好嗎？有些人和瓊·伍德沃德不同，他們甚至不知道化工操作工人工資少、“職業地位”低、所受訓練又很有限。既然不知道這些情況，他們就能比別人更加便當地施展本領，把化工操作工人看成目前控制着整個工廠，需要很多“技術知識”，並把大工業趨勢扭轉過來的工人。

※　　　　　　※　　　　　　※

單從機器的物質方面來說，機器只不過是人類用以增加其勞動效率的發達的生產工具。工人制造簡單工具時，他是在直接生產過程本身開始以前，爲該過程做好施工輔助用具。同樣，製造現代生產手段（不管這些生產手段多麼複雜或是多麼發達），也要耗費勞動時間，這種勞動時間乃是用於製造工具去幫助製造或維修產品的時間，不是用於直接製造產品的時間。體現在生產資料裏面的這種過去勞動，在生產過程中被消費掉的時候，把它的價值逐漸地加到產品上——這是資本家以折舊費予以承認的一個事實。

一旦勞動體現在生產資料之中並重新加入勞動過程，在勞動過程中發揮作用時，按馬克思的說法，就可以稱之爲死勞動，以區別於直接參與生產的活勞動。作爲一個物質過程，利用工具、儀器、機器、廠房等等來進行生產，是尋常的易懂的活動：活勞動利用自己過去積蓄起來的勞動進行生產。作爲這樣一種純粹物質性的過程，生產關係就和世上第一批斧頭或陶工旋盤同使用斧頭或旋盤的男人與婦女之間的關係一樣清楚。

但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框框裏，所有這一切都顛倒了。生產手段成爲資本家的財產，於是過去的勞動或死勞動就形成爲資本。純粹物質性的關係採取了資本主義所賦予它的形式，它本身開始被改變了。資本主義力求實現的理想是死勞動支配活勞動。開始時，這一理想難得實現，但是，由於資本主義使機器不斷髮展，並利用機器的每一個合適的技術特點來爲它自己的目的服務，它就造成了這種死勞動支配活勞動的制度；這不只是個比喻的說法，不只是從財務關係或權力關係的意義上來說的財富支配貧窮、僱主支配僱工、或是資本支配勞動，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事實。我們已經看到，這個事實之所以造成，一方面是由於不斷努力擴充並改進機器，另一方面是由於不斷加緊削弱工人的地位。這個過程剛開始時，馬克思就對它作了表述；時至今日，儘管這個過程已經發展了一個世紀，使我們處於更爲有利的地位來對它加以闡述，但我們也不能比馬克思表達得更好：

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既然不僅是勞動過程，而且同時是資本的增殖過程，因此都有一個共同點，即不是工人使用勞動條件，相反地，而是勞動條件使用工人，不過這種顛倒只是隨着機器的採用才取得了在技術上很明顯的現實性。由於勞動資料變成了自動機，所以它在勞動過程本身中作爲資本，作爲支配和吮吸活勞動力的死勞動而同工人相對立。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生產過程的智力同體力勞動相分離，智力變成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是在以機器爲基礎的大工業中完成的。變得空虛了的單個機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學麪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會的羣衆性勞動面前，作爲微不足道的附屬品而消失了；科學、巨大的自然力、社會的羣衆性勞動都體現在機器體系中，並同機器體系一道構成“主人”的權力。（47）

當然，正是這個“主人”，站在機器的後面，支配和吮吸活勞動力；使人類衰弱下去的不是機器的生產力，而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中使用機器的方式。可是，把實際上起因於社會關係的控制着人類的權力，歸因於機器，這已成爲風行一時的觀點。持有這種觀點的人認爲，社會只不過是科學和技術的外推，而機器本身才是人類的大敵。機器不過是人類勞動和職能的產物，是人設計並建造出來、能夠任意加以改變的東西，如今卻被看成是獨立存在的、參與安排人類社會的東西。機器被賦予生命，和工人發生了由機器本身的性質確定下來的“關係”，機器被賦予塑造人類生活的力量，有時甚至被賦予加害人類的目的。*這是使一種社會關係具體化；我們在本章上文已經說過，這不過是馬克思所說的拜物教而已。“……要找一個比喻，我們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裏，人腦的產物表現爲賦有生命的、彼此發生關係並同人發生關係的獨立存在的東西。在商品世界裏，人手的產物也是這樣。我把這叫做拜物教。勞動產品一旦作爲商品來生產，就帶上拜物教性質。”（49）當人手的產物以機器的形式成爲資本並帶上拜物教性質時，這種拜物教的威力就增強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些產品按照其主人極其小心而精確地籌劃出來的方式爲其主人行動時，在人們的心目中，它們似乎爲它們自己並出於它們自己內在的需要而行動。這些需要叫做“技術需要”、“機器特性”、“效率要求”等等，但總的說來，都是資本的而非技術上的迫切需要。就機器而論，它們只不過反映了資本要極力加以發展的、機器可能做到的事情的那個方面，也就是使控制和實際操作相分離的技術能力。

* 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特點是，儘管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對機器所造成的後果持有積極的看法，另外有些人則對之採取極爲厭惡的態度，可是這兩種人，不管他們是懷有希望地還是悲觀失望地進行解釋，都把這些後果歸因於“機器”本身。例如，時下一位悲觀派首要人物雅克·埃勒爾寫了一部有關這個問題的書，剛寫到第五頁，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立場說得十分清楚：“斥責資本主義是無濟於事的。資本主義並沒有創造出我們這個世界；是機器創造出來的。”隔了幾行之後，埃勒爾又說：“機器置身於並非爲它專設的社會環境之中，由於這個原故，機器就創造出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無人性的社會。”但是，所謂的“社會環境”，如果不是資本主義的話，又是什麼呢？機器“置身於”這個社會環境，難道真是偶然的嗎？是偶然的匯合呢，還是資本主義過去的全部歷史使它創造了機器、並像現在這樣地使用機器呢？埃勒爾這種出發點的武斷性，和他的矯揉造作、旨在開脫資本主義罪惡的層層見解是始終一致的；他的見解之所以在自由派人士中間風行一時，其原因可能就在於此。（48）

實際上，機器可能做到的事情非常之多，其中不少可能性都被資本家故意地挫傷了，而不是發展了。一個自動機器體系使人數較少的工人隊伍有可能真正控制一家生產力很強的工廠，只要這些工人的工程技術知識達到能夠掌握機器的水平，並且自己能分擔從技術上最先進的直到最平凡的例行業務。使勞動社會化，並把勞動看作是技術成就很高的一種工程技術事業，這種趨勢，抽象地看，是充分發達的機器的一個特點，遠比其他任何特點都引人注目。自從工業革命以來，技術上每進一步，這個發展前途就重複展現一次，但受資本家的阻撓，始終未能成爲現實，因爲資本家力求從分工的一切最壞的方面去重新組織、甚至加深分工，儘管這種分工已經日益過時了。*這個看法很容易從下述事實得到證實：每個行業的工人現在所具備的經營該行業的能力，比半個世紀以前的工人要低得多，甚至比一百年前的工人要低。看來資本主義的“進步”，只不過加深了工人與機器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明確地使工人屈從機器的支配。**

* 喬治·弗裏德曼一次例外清楚而毫不含糊地說：“自動化理論使人產生希望，以爲不愉快的工作會全部消失，由於技術發展而被逐出工業界的工人會重新得到其他需要技藝的職業，有工作的人會變成製造和看管機器的造物主。但是，這些都是技術人員的不切實際的想法，本世紀開始以來資本主義社會的演變已經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了。”（50）
** 馬克思關於這方面的論述之一，近年來經常被人完全曲解，使我們有必要加以評論。馬克思的論述有一段是這樣說的：“……大工業……使下面這一點成爲生死攸關的問題：承認勞動的變換，從而承認工人儘可能多方面的發展是社會生產的普遍規律，並且使各種關係適應於這個規律的正常實現。大工業還使下面這一點成爲生死攸關的問題：用適應於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員，來代替那些適應於資本的不斷變動的剝削需要而處於後備狀態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貧窮工人人口；用那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只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51）有人斷章取義，把這一段論述理解爲馬克思當時是在預言：隨着資本主義往前發展，大工業將創造出一個“有教養的”、“有技術的”工人階級。事實上，這根本不是馬克思的思想，把上述引文讀一下就明白了。馬克思認爲，資本主義和大工業造成一種新型工人——“全面發展的個人”——的趨勢是直接矛盾着的。馬克思這段話的意思是，社會本身有毀滅的危險，除非它擺脫資本主義制度，因爲資本主義制度越是由於現代科學工業的發展而變得陳腐不堪，它就越發頑強地抓緊、甚至加深已經過時的分工。馬克思在《資本論》另一處寫道：“雖然機器從技術上推翻了舊的分工制度，但是最初這種舊制度由於習慣，仍然作爲工場手工業的傳統在工廠裏延續着，後來被資本當作剝削勞動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厭惡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統的恢復和鞏固。”寫到這裏，馬克思加了一條腳註，批評蒲魯東，因爲蒲魯東把機器設想爲工人自己的局部勞動的組合。（52）關於這個問題，馬克思寫下的每一行都清楚地說明，他並不認爲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使用的科學和機器（不管它們變得多麼複雜），會普遍擴大工人的技術範圍，增加工人的科學知識，或擴展工人的能力；事實是，馬克思料想的恰恰與此相反。

如果機器帶上拜物教性質，在目前形式下的分工就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宗教問題。請看有關現代科學與社會的一部書的作者是怎樣說的：

例如，工業裝配線是分工方面的一項重要社會發明。不管我們有多麼豐富的科學知識，沒有分工就不可能有現代的機器工業技術。因此，既然當前科學與工業技術相互間的依賴關係極爲密切，並互爲因果地產生出豐碩的成果，它們根本上都得依靠維護那種偉大的分工，這種分工乃是現代工業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徵。（53）

工業裝配線的主要優點是使人能夠控制勞動的步調，既然有這個優點，它對於和工人有着利害衝突的企業主和經理是極其有用的。從技術觀點來看，工業裝配線是異常原始的東西，和“現代的機器工業技術”簡直沒有關係。然而，就在這種野蠻的遺蹟之中，卻有“科學知識”的座位和工業技術的基礎。從希臘到美國南部，奴隸制的辯護士總是爭辯說，在他們地裏和家裏的奴隸的勞動是不可或缺的，爲的是使他們能夠保存並發展藝術、科學和文化。現代辯護士走得更遠，他們教導工人說，必須呆在“工業裝配線”上，這是發展科學與工業技術的先決條件，科學與工業技術得到發展後，就會爲工人設計出更好的分工樣板來。不錯，只要工人依舊是資本的奴隸，而不是掌握自己的勞動與命運的自由合夥的生產者，工人確實就一天一天地勞動，給自己建造更加“現代的”、更加“科學的”、更加使人失去人性的勞動監獄。

23．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工業和貿易》第212頁。

24．《商業週刊》，1972年9月9日第80頁。

25．西格弗裏德·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n）：《機械化掛帥》（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 New York, 1948），第198頁。

26．美國勞工部：《美國主要工業的工藝趨向》（Technological Trends in Major American Industries）：公報第1474號（Washington, 1966），第45－46頁。

27．同上。

28．同上，第114頁。

29．同上，第117頁。

30．莫里斯·A.霍羅威茲和歐文·L.赫倫斯塔德（Morris A. Horowitz and Irwin L. Herrenstadt）：《一些工業中職業的技藝條件的變化》（"Changes in the Skill Requirements of Occupations, in Selected Industries"），載全國委員會：《工業技術變革對於就業的影響》，第227、287頁。

31．布賴特：《自動化與技藝條件》，見上引書，第220頁。

32．詹姆斯·R.布賴特：《自動化與管理》，第vii9頁、第9頁注。

33．同上書，第186－187頁。

34．此三幅圖表原載《哈佛商業評論》；經該期刊同意，本書根據布賴特：《自動化與技藝條件》第210頁、214頁及217頁所載複製。

35．布賴特：《自動化與管理》，第188頁。

36．布賴特：《自動化與技藝條件》，第208頁。

37．同上書，第216頁。

38．同上。

39．同上。

40．小約翰·I.斯奈德（John I. Snyder）：《有關自動化的神話》（"The Myths of Automation"），載《美國兒童》月刊，1964年1月號，第2頁。

41．傑拉爾德·納德勒：《工作設計》，第485－487頁。

42．布勞納：《厭倦和自由》，第144－145頁。

43．同上書，第158、160頁。

44．《勞工每月評論》，1972年10月號，第57頁。

45．喬治·弗裏德曼（Georges Friedmann）：《工作的剖析》（The Anatomy of Work, London, 1961, and New York, 1964），第5－6頁。

46．伍德沃德：《工業組織》，第63－64頁。

47．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第463－464頁。

48．雅克·埃勒爾（Jacques Ellul）：《工業技術社會》（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New York, 1964），第5頁。

49．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第89頁。

50．喬治·弗裏德曼：《工業社會》（Industrial Society, Glencoe, Ill., 1955），第384頁。

51．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第534－535頁。

52．同上書，第1卷，第462、463頁。

53．伯納德·巴伯：《科學和社會秩序》，第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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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二部分 科學和機械化

第十章 管理和工業技術對分工的進一步影響

馬克思已經指出，工業界頭目打勝仗的辦法和將軍們打勝仗的辦法不同，後者是充實軍隊，前者是解散軍隊。管理和工業技術所造成的一個必然後果是減少對勞動的需求。用本書已經論述的組織手段和技術手段不斷提高生產率，這本身就必然造成減少對勞動需求的趨勢。現代管理方法和現代機器工業技術只是在生產規模迅速增大的情況下才是切實可用的。因此，勞動生產率的迅速提高往往與生產的增長相一致的。主要由於這種原因，與商品生產有關的工業，其就業人數的絕對數字並未減少。統計數字表明，和生產商品直接有關的工業部門（包括製造業、包工建築業、採礦業、伐木業、捕魚業和所謂的機械工業——機械工業是早先的人口普查所使用的術語），其工人人數從最早的1820年職業人口普查以來，是不斷上升的（見本章表⒈）。很多工人仍然集中於這些工業，而且不管實現了什麼樣的機械化，這一部分工人直到現在仍在增長，這不僅反映產量的增長，而且也反映機械化本身排擠勞動的過程是有限制的。工人在什麼時候比排擠他（或她）的機器更便宜些，這不僅取決於單純的技術關係，還取決於工資水平，而工資水平又受勞動的供求關係的影響。勞動的供應量，包括尋找工作的工人後備軍的數量，部分取決於使就業工人變成過剩工人的機械化的程度。因此，機械化的迅速發展本身，就其使一些工業部門解僱工人，或使其他一些工業部門停止擴大就業人數，從而提供了廉價的勞動這一點來說，就對進一步機械化起着阻礙作用。*

* 有人指出，帶有所謂底特律自動裝置的特點的傳動機，首先由莫里斯汽車公司於1927年採用，然而從當時的勞動力的相對價格來看，採用此類傳動機被認爲是不經濟的。（1）

如果從商品製造業工人的絕對數字上看不出排擠勞動的情況，那麼從其相對數字就可以看得出來。如把表中數字換算爲各人口普查年在非農業工人總數中所佔的百分比，那麼排擠勞動的趨勢就表露得相當清楚了（見下表百分比欄）。

表⒈非農業工人，1820－1970*

| 總數（千人） | 製造業、建築業和其他“商品製造”工業工人
人數（千人） | 百分比
1820 | 810 | 369 | 45.6
1830 | 1,167 | 550 | 47.1
1840 | 1,702 | 828 | 48.6
1850 | 2,732 | 1,375 | 50.3
1860 | 4,244 | 2,153 | 50.7
1870 | 6,023 | 2,979 | 49.5
1880 | 8,885 | 4,539 | 51.1
1890 | 13,549 | 6,549 | 48.3
1900 | 18,374 | 8,641 | 47.0
1910 | 25,750 | 11,836 | 46.0
1920 | 30,931 | 14,179 | 45.8
1870 | 6,075 | 2,890 | 47.6
1880 | 8,807 | 4,237 | 48.1
1890 | 13,380 | 6,155 | 46.0
1900 | 18,161 | 8,103 | 44.6
1910 | 25,779 | 11,864 | 46.0
1920 | 30,985 | 14,221 | 45.9
1930 | 38,358 | 15,345 | 40.0
1920 | 27,350 | 12,745 | 46.6
1930 | 29,424 | 11,943 | 40.6
1940 | 32,376 | 13,204 | 40.8
1950 | 45,222 | 18,475 | 40.9
1960 | 54,234 | 20,393 | 37.6
1970 | 70,616 | 23,336 | 33.0

* 此表由三部分組成，因爲自從第一次職業人口普查以來一百五十年間，沒有一整套連續不斷的普查統計數字。我們也不能把表中三組數字合拼起來，因爲各組數據以構成的原則不盡相同。表中頭兩部分（分別由P.K.惠爾普頓於1926年和奧爾巴·愛德華茲於1943年製成）是重建人口普查資料的嘗試，最後一部分是根據勞工統計局每月工資名單調查中的數字製成的。儘管在整個一百五十年期間沒有根據一套原則構成的連續的統計數字，儘管早先的職業統計數字並不可靠，表中數字和百分比所示趨勢都是很明顯的。（2）

鑑於十九世紀的統計數字並不可靠，從這些數字得出的結論中也許只有一個結論是正確的，這就是，在商品製造工業中有收益的工人人數在非農業就業工人總數中所佔比重爲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波動幅度相當小。引人注目的是，這種情況持續到1920年，然後，百分比就一直下降，到1970年普查時爲百分之三十三。生產的增長和生產率的增長，二者之間保持平衡達一個世紀，看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這十年裏終於失去平衡；那時製造業、採掘業和建築業的就業工人人數在非農業就業工人總數中所佔比重第一次開始下降。

更引人注目的是，這些工業內部的職業組成有了明顯的變化。上面已經指出，概念和執行的分離——把所有可能的工作從車間（執行地點）移到辦公室——以及用圖紙把整個生產過程複製下來的進一步必要性，造成了大批技術人員和辦公室人員。所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統計數字表明，從上一世紀末期以前開始，不直接從事生產的就業人數在非農業就業人數中所佔比重一直是迅速上升的。具有代表性的是，本世紀初前後，在製造工業中，每一百名生產上僱用的人員中有五到十名是非生產人員；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時期，這一比率上升到每一百人就有二十多人。美國製造工業中這一數字見下表：（3）*

| 行政 | 生產 | 行政與生產之比
1899 | 348,000 | 4,496,000 | 7.7％
1909 | 750,000 | 6,256,000 | 12.0
1923 | 1,280,000 | 8,187,000 | 15.6
1929 | 1,496,000 | 8,361,000 | 17.9
1937 | 1,518,000 | 8,553,000 | 17.7
1947 | 2,578,000 | 11,916,000 | 21.6

* 關於製造工業中非生產人員和生產工人的比率，美國人口普查資料說明，“從1899年開始出現長期上升趨勢，坡度雖有不同，上升的趨勢是清清楚楚的。這就是說，如要找出引起上升趨勢的力量的話，就得從整個二十世紀中尋找”。這是喬治·E.德萊漢蒂的結論，此人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最爲詳盡的調查。德萊漢蒂指出，勞工統計局持有的一套數字，因其根據不同，就提供了不同的情況，即直到1952年爲止，比率保持不變，1952年之後纔有上升的趨勢。德萊漢蒂考察了這兩套不同的統計數字的根據之後，只能得出結論說，就現有的統計數字的根據而論，二者不相上下，無大差別。（4）但是，不管統計數字由於什麼原因而出現這種怪事，在美國和其他地方一樣，非生產工人的比例的增長都早在1952年以前就已經開始，這似乎是夠清楚的。

然而，必須指出，這種增長不能全部歸因於上文所述的趨勢，即重新組織生產和使用大規模機器體系。所有這些統計數字所有的非生產就業人員這一類目，是一個大雜燴，正如德萊漢蒂指出的，是個殘餘類目，包括製造工業中除去生產工人、維修工人和輔助工人以外的一切僱用人員。這就是說，這一類目不僅包括工程師、技術員以及與生產任務有關的辦公室工作人員，而且包括所有行政、財務、採購推銷以及其他類似的就業人員。根據現有的數字，不能立即把這兩類非生產就業人員分成與生產過程有關的人員和與公司的其他活動有關的人員，但有大量跡象表明，在非生產就業人員中，技術人員所佔比重是比較小的。

例如，有關這個問題的一位早期研究者埃米爾·萊德勒指出，在德國，製造業、採礦業和建築業的技術人員，從1895年到1907年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三，而商業人員增長了百分之二百零六。（5）德萊漢蒂指出，1961年美國製造工業中，生產工人有一百名，非生產工人就有三十五名，其中工程師、科學家或技術員只有七點九名。（6）

如要估計新的工業革命所造成的對於使生產概念化和制訂生產計劃負有責任的這一部分人的多寡，不從工業統計數字而從職業統計數字去找技術人員的數量，這樣做可能更合適些。根據職業統計數字，1970年美國約有一百二十萬專業工程師，主要受僱於商品製造工業部門，也有受政府等方面僱用，在交通運輸部門作爲獨立的顧問的。同時，美國約有一百萬名包括製圖員在內的技術員，和大約三十六萬五千名各種自然科學家。由於這些職業中的總人數是二百五十萬人左右，而1900年同樣一些職業中的總人數只不過是八萬人，那就很清楚，前者實際上是最近一百年生產革命所造成的一些新的職業集團。

但是，儘管技術人員人數迅速增長，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工業的技術專長集中在爲數較少的一部分人手裏。1970年美國專業工程師、化學家、科學家、建築師、製圖員、設計師和技術員總共只佔全國勞動力百分之三略多一點。當然，這個百分數必須加大，因爲還要加上無法估計其數量的主要擔任高級技術職務的管理人員；但是它也應當減小，因爲還要減掉其工作領域同任何形式的生產無甚關係的大量自然科學家，以及大量製圖員（包括描圖員和明細圖繪製員）和技術員，這些製圖員和技術員的工作只是重複一些十分簡單的活動，很快就能學會，不包含任何真正概念化和制訂計劃的職能。總的說來，經營美國各種工業所需要的技術知識集中在只佔全國勞動人口百分之三左右的一部分人手裏，大概是沒有問題的——儘管這一百分比在某些工業部門要高些，在另外一些工業部門要低些。

專業工程師這一職務目前幾乎完全由學過四年工程學的人擔任。和工程學領域內的傳統專業以及諸如航空工程之類的新專業一道，遲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規模還很小的工業工程學發展得非常之快。這是最直接地涉及到生產過程設計的工程學的一個方面。十九世紀初期簡直還沒有工程師之類的職業。據估計，1816年美國的工程師或準工程師充其量不過三十人左右。第一次把工程師另作一類加以計數的、185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美國約有二千名土木工程師，其中幾乎沒有人是經由高等院校培養而獲得工程師頭銜的，大部分人都從事運河和鐵路的修建工作。只是隨着製造工業的興起，其他各類工程才變得重要。從1880年到1920年，各種各樣的工程師人數總計增長了百分之二千，即從七千人增長到十三萬六千人；於是採礦、冶金、機械、電機和化工方面的工程師就比土木工程師顯得更爲重要。到1870年爲止，在美國獲得工程師學位的總共只有八百六十六人；1890年一年，工程學院註冊入學人數就超過此數，到1910年，註冊入學人數增加到三萬人。（7）

對工程師的需求不斷大量增長，這就產生一種新的羣衆性職業。一方面，工程師職業和其他諸如會計師等新職業一起，使那些由於小型實業的貿易和其他舊活動領域裏的小企業家職業相對衰落而被拋出舊中等階級的人有了安身之所。但在另一方面，工程技術既然成爲羣衆性職業，就開始表現出——即使是模糊地——其他羣衆性職業的某些特點：合理化和分工，職務的簡化，機械化的應用，相對工資的下降趨勢，一部分人失業，一部分人蔘加了工會。

戴維·M.布蘭克和喬治·J.施蒂格勒爲全國經濟研究局合寫了一部研究著作，題目是《科學人員的需求和供給》。作者在書中指出，“在美國自1890年以來：需求增長得很快，但是供給增長得更快，因此，薪金同全國工人的工資相比，是下降的。”作者提供的中等工程師薪金和製造業全日工作的僱用勞動者工資的比率指數說明，如以1929年的比率爲100，那麼到1954年，比率只是66.6。（8）

工程師的工作主要是設計工作，但在工程項目已經發展得規模夠大的場合，設計工作也可以遵照分工的傳統規則去做。我們以A.O.史密斯公司在五十年代怎樣設計其新的汽車構架工廠爲例，可以看出如何做到這一點。他們把新廠的設計工作分成若干部分，其中既有應做的設計任務部分，也有各種技術專長部分：

“首先，我們給現有的全體工程師搞了一張等級表。表中項目包括技術專長、工作態度、工作類型。例如，有些人可能是製圖員，幹練的設計師，或中等設計師等等。各組組長最瞭解這些人，等級由組長評定。

我們甚至對每個人的心理狀態做了估價。……

然後，我們把工程師找到一起，把我們的目的告訴他們。……我們規定了一些操作規則。我們說，我們決不容忍違反規則，而要嚴格地遵守規則。誰不這麼做，誰就得站開。我們說，他們一天八小時都得遵守規則。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統統給我們正式提出來，我們會考慮並修訂規則。但誰也不要更動或改變我們規定的型式進行的工作程序。

我們要求每個組長只顧自己的工作，絕對不要爲別人的工作操心。那是工程管理部門管的事情。”（9）

無可否認，採取這種做法是因爲時間緊迫的原故，但是許多大工程項目也以類似方式處理，以致許多工程師的工作都侷限於一種設計專長或工程上的一種例行公事，而工程師所順從的概念的形成，仍然是“工程管理部門的事情”。同時，所謂的藉助於計算機的設計和藉助於計算機的工程技術，使工程師的傳統圖解用語轉化爲數字形式，以便計算機和數字控制檢測儀表進行處理。（10）這就爲把工程師的一部分職能轉到電子設備上去打通了道路。設計過程本來是根據手冊、文件等等回想起標準資料並根據這些資料進行計算的過程，如今，設計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儲存在計算機記錄裏，由計算機進行計算要迅速得多。

有些東西，例如機械凸輪，可以用程序計算加以設計，不論是作爲輸入說明書還是作爲生產說明書的圖紙，都可以略而不用。時下的辦法主要是做出數字表和以打印方式表示的計算機計算結果。但是更多的機牀採用了數字控制，從而加強了計算機磁帶輸出的趨勢，於是計算機磁帶輸出直接操縱生產上使用的機器。

小型電動機是當前完全用自動辦法設計出來複雜得多的產品。有了一定的規格，計算機挑選標準化的鐵芯進行定子和轉子設計以及轉軸和機殼設計。計算機還在電線尺寸和電線繞法方面進行一些工程計算。這樣一種自動設計程序只要一種輸入表格就行，表格中合乎要求的性能數據由工程師填寫。計算機輸出表列有標準部件和電線數據，線圈位形和繞線圈數。（11）

這些方法目前也用來着重分析飛機上的埋頭鉚釘的複雜型式，用來設計橋樑和醫院，並解決其他工程問題。這種技術除了節省勞動之外，還像數字控制那樣改變工業內部的職業組成情況。此類技術在應用時同管理部門所偏愛的分工協調一致，因此，它們就用數據登記員和機器操作工人取代工程師和製圖員，並進一步加強理性知識和設計知識的集中。這樣，使工程師職業成爲羣衆性職業的過程，如今又應用於工程師職業本身，只要工程師職業發展爲人數衆多的職業，其職務可以常規化，同時固態電子工藝的發展也使工程師職務常規化能夠行得通。

除了醫學界和牙醫界以外，美國1970年就業技術人員只約一百萬人，其中製圖員約三十一萬人，測量員、空運管理員和無線電操作人員有九萬人，其他共約六十萬人，包括工程技術員和自然科學技術員。技術員一詞沒有公認的定義，但是技術員的顯著特點是他（或她）的職務是充當工程師或科學家的“配角”；凡是能交給工資較低、沒有受過多少訓練的人去做的例行工作就交給技術員去做。*除了從工作中學到的東西以外，大多數技術員沒有受過專門訓練或教育。但是，隨着高等院校學生人數的增長，僱主越來越多地使用兩年制技術學院畢業生，甚至取得四年制院校學位的人。他們的工資比工匠的工資高不了多少；例如，1971年初製圖員平均每週工資爲一百七十美元，而所有的工匠和工頭的平均每週收入爲一百六十七美元。（13）

* 應該說明，就工程技術員的使用而論，歐洲和美國工程界的做法有相當大的差異。最近一部研究著作說：“整個英國工業界每僱用一名職業工程師，就有4.7名技術員，而美國的比率則是每僱用一名職業工程師，只有0.62名技術員。”法國和德國的比率雖然不如英國高，和美國比，仍然很高；每僱用一名職業工程師，就有2.5名左右技術員。這就是說，技術員這類職業在歐洲國家很重要，而在美國，相對地說，是不足道的。這也意味着，不管歐洲對此職業如何重視，歐洲技術員的重要性不能機械地搬到美國來。（12）

如果管理部門所需要的現代生產過程的專門技術知識集中到上述幾種人、特別是工程師和科學家的手裏，這還不是管理變革和技術變革所造成的全部變化。這是因爲已經形成大量的辦公室工作人員，他們做着過去在車間裏面非正規地處理的或在過去小小車間辦公室裏以最小的規模處理的一切工作。由於管理部門如今在辦公桌上管理生產過程，在紙上指揮與車間生產並行的一個過程，此過程跟隨着並預料到生產本身所發生的一切，因此就形成極爲繁重的記錄工作和計算工作。材料、正在進行的工作、成品儲存量、勞動、機器，都要十分仔細地計算時間和成本。每一步驟都要進行詳細分析，做出記錄，從遠處進行控制，並做成報告，提供一種斷面圖，說明一定時刻、往往是每天的生產、維修、裝運、貯藏等方面的實際過程。做這種工作的是大批職員、數據處理設備和專爲完成這種工作而設的辦公室管理部門。我們無法把這種工作和公司的其他行政工作分別開來——因爲生產的輔助性工作沒有單獨分類和列舉出來，同時這種工作實際上和其他行政工作如此交錯混雜，以致很難對它單獨進行統計——這種工作只能留到後面再談。除了上面討論的技術力量之外，我們必須先把壟斷資本的造成勞動人民的職業變動的其他力量敘述一下。

1．埃德溫·曼斯菲爾德（Edwin Mansfield）：《工業技術變革：測量、決定因素和傳佈》（"Technological Change: Measurement, Determinants, and Diffusion"），載全國工業技術、自動化和經濟發展委員會：《工業技術變革對就業的影響》，附錄第2卷——《工業技術和美國經濟》，第100頁。

2．P.K.惠爾普頓（P. K. Whelpton）：《美國職業團體，1820－1920年》（"Occupational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920"），載《美國統計協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26年9月號，第335頁；阿爾巴·M.愛德華茲（Alba M. Edwards）：《美國比較職業統計，1870－1940年》，第13章：《第十六次人口普查報告》；美國勞工統計局：《1972年勞工統計手冊》，公報1735，第89頁。

3．萊因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工業的工作和職權》（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 New York, 1956, 1963,），第214頁。表中數字根據西摩·梅爾曼（Seymour Melman）所著《1899－1947年美國製造工業行政管理費用的增長》一文計算。此文載《牛津經濟論文集》（Oxford Economic Papers），第3卷（1951年），第66頁。

4．喬治·E.德萊漢蒂（George E. Delehanty）：《美國製造工業非生產工人》（Nonproduction Workers in U. S. Manufacturing, Amsterdam, 1968），第50－55頁。

5．同上書，第66頁。

6．同上書，第142頁。

7．羅伯特·佩魯西和喬爾·E.格斯特爾（Robert Perrucci and Joel E. Gerstl）：《工程師和社會制度》（The Engineers and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and London, 1969），第53頁。

8．戴維·M.布蘭克和喬治·J.施蒂格勒（David M. Blank and George J. Stigler）：《科學人員的需求和供給》（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Scientific Personnel, New York, 1957），第21、25頁。

9．詹姆斯·R.布賴特：《自動化與管理》，第96頁。

10．羅伯特·H.庫什曼（Robert H. Cusbman）：《使用藉助於計算機的設計和工廠的機器談話》（"Using Computer Aided Design to Talk to Machines in the Factory"），載《電機設計新聞》（EDN - Electrical Design News），1972年8月15日，第28－32頁。

11．伯爾耶·蘭格福斯（Borje Langefors）：《自動化的設計》（"Automated Design"），載羅伯特·科爾伯恩（Robert Colborn）所編《現代科學和工業技術》（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inceton, N. J., 1965），第699頁。

12．B.C.羅伯茨、雷·洛夫裏奇、約翰·金納德、J.V.伊森等人合著：《不是心甘情願的戰士：工業技術員研究》（Reluctant Militants: A Study of Industrial Technicians, London, 1972），第7頁；威廉·M.埃文（William M. Evan）：《在邊緣——工程技術員》（"On the Margin - The Engineering Technicians"），載彼得·L.伯傑（Peter L. Berger）所編《人類的工作形式：職業社會學研究》（The Huamn Shape of Work: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Occupations, New York, 1964），表1，第104頁。

13．《就業展望季刊》，1973年秋季號，第28頁；保羅·O.弗萊姆和尼古拉斯·I.彼得斯（Paul O. Flaim, and Nicholas I. Peters）：《美國工人通常的每週收入》（"Usual Weekly Earnings of American Workers"），載《勞工每月評論》，1972年3月號，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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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三部分 壟斷資本

第十一章 剩餘價值和剩餘勞動

原子化的和競爭性的資本主義模式，已不再是今天資本主義的模式了。在前一模式中，個別的資本所有者（家族集團，或合夥者小集團）和資本主義公司是一模一樣的，每一種行業的生產，都分散在相當多的公司裏。見解不同的經濟學家和社會觀察家一致認爲，這種模式已爲本質不同的結構所代替，儘管他們對這種新結構的論述和分析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自從資本主義這個新階段出現以來，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對它使用了各式各樣的名稱：金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新資本主義、晚期資本主義，等等。然而，由於人們普遍承認，正如列寧在一篇論述這個問題的最早的論文中所說的那樣，“帝國主義就其經濟實質來說，是壟斷資本主義”，所以晚期資本主義一詞已經證明是最能爲人接受的。（1）近來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談這個新階段的最有分量的論述，可從保羅·巴蘭和保羅·M.斯威齊所著《壟斷資本》一書中找到。（2）

一般認爲，壟斷資本主義開始於十九世紀最後二、三十年。那時已開始出現資本的積聚和集中，其形式是早期的托拉斯、卡特爾和其它一些形式的聯合。因而資本主義工業和金融業的現代結構，也是在那時開始形成的。與此同時，世界殖民地化的迅速完成，以及由於劃分世界經濟勢力範圍或統治範圍而引起的國際競爭及武裝衝突，開創了現代帝國主義時代。因此，壟斷資本主義包括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壟斷組織的增長，資本的國際化，國際分工，帝國主義，世界市場和世界範圍的資本流動，以及國家權力結構的變化。

人們可能已經注意到，生產過程的重大發展的開始時間同壟斷資本主義的開始時間是完全相同的。科學管理，以及在現代基礎上組織生產的整個“運動”，都是在上個世紀最後二十年裏開始的。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爲了更快地使勞動力轉化爲資本，以有系統地利用科學爲基礎的科學技術革命，也在同一時期開始。因此，在論述資本活動的這兩個方面時，我們論述了壟斷資本的兩個主要方面。在年代順序上和作用上，這兩個方面都是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的一部分，它們產生於壟斷資本主義，而又使壟斷資本主義成爲可能。

由於一些明顯的理由，《壟斷資本》一書裏有關資本主義變化的論述，既不需要在這裏重述，也不需要進行概括；但所以如此，也是因爲巴蘭和斯威齊所分析的所有方面，並非都和我們的論述直接有關。該書看問題的角度，是把資本主義社會看作巨大的、不斷增長的經濟剩餘的生產者；作者關心的是，在壟斷資本主義下如何利用剩餘或“吸收”過程。他們在開頭指出：

我們並不認爲，把注意力引向剩餘的發生和吸收作用上面，就能提供這個社會或任何其他社會的全貌。我們尤其意識到，我們使用的這種方法結果幾乎完全忽視了在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研究中佔有主要地位的問題——勞動過程。我們強調技術變化在壟斷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然而沒有系統地探討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所特有的各種技術變化對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即：工作性質、工人階級的組成（與分化）、工人心理、工人階級的組織形式和鬥爭形式，等等。對壟斷資本主義作全面研究時，這些顯然都是必需加以論述的重要問題。（3）

這段引文說明，巴蘭和斯威齊對生產變動講得極少，而更多的是講生產成果——產品的變動。但是，正如他們所指出的，不僅技術變化，而且還有不斷變化的產品，都引起了新的和不同的勞動過程，引起了就業人口的新的職業分佈，從而產生一種新的工人階級。因此很明顯，這裏對勞動變動所作的考察，不過是《壟斷資本》一書中對價值變動所作的考察的另一種形式。

馬克思在闡明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時，論述了價值變動和勞動變動齊頭並進的過程。

隨着積累和伴隨積累而來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資本的突然擴張力也增長了。……隨着積累的增進而膨脹起來的並且可以轉化爲追加資本的大量社會財富，瘋狂地涌入那些市場突然擴大的舊生產部門，或涌入那些由舊生產部門的發展而引起的新興生產部門……。在所有這些場合，都必須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決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工人的這種增加，是通過使一部分工人不斷地被“遊離”出來的簡單過程，通過使就業工人人數比擴大的生產相對減少的方法造成的。（4）

* 馬克思在這裏使用了Menschenmassen一詞。從上下文看，譯爲“人羣”或“大批的人”比較恰當。由於現在被迫進入資本主義新工業部門的羣衆，女性往往比男性多，所以更需要提醒大家注意語言學上關於女性的偏見。這種偏見，在這裏和其他地方一樣，影響了馬克思著作的翻譯。

如果我們考慮到馬克思以後一個世紀以來的生產規模，那麼，“使工人就業人數比擴大的生產相對減少的方法”，已經把大量工人“遊離”出來。美國的數字，在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決不是沒有代表性的。我們已經指出，這些數字表明，專門從事商品生產的非農業行業的就業人數，在二十年代開始從其傳統的占城市就業人數的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下降到1970年的百分之三十三。然而在同一時期，農業勞動人口所佔比例（在1880年接近百分之五十）到1970年已經下降爲不到就業總數的百分之四。由於農業和製造業、建築業，以及伴隨它們的提煉工業在1880年占人口的四分之三，到1970年就下降到大約八分之三，所以需要探討的勞動羣衆的確爲數很多。數百萬“從”農業和創造業“遊離出來”的人們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有社會分工。在探討這部分勞動羣衆時，我們將不僅探討馬克思所說的意義上的“新興的生產部門”，而且要像巴蘭和斯威齊那樣，還要探討非生產部門、整個工業，以及現有工業的一些巨大部門，所有這些部門的唯一職能，就是在資本家階級的各部分之間，以及依附於這個階級的那些人之間，爭奪社會剩餘的分配。在這個過程中，“瘋狂地涌入”每一個可能的新投資領域的資本，已經對社會進行完全的改組，而且在形成新的勞動分配時，創造了一種大大有別於七八十年以前的社會生活。資本的這種無休止的、貪得無厭的活動，幾乎每天都在我們眼前不斷地改變着社會生活，而不管這種做法造成一種使社會生活日益難以忍受的局面。

我們所探討的剩餘是勞動的剩餘，而不是價值的剩餘，因而與巴蘭和斯威齊探討的剩餘有所不同。例如，在他們看來，把資本靠大大犧牲社會利益來維持的顯然不能縮減的龐大軍事設施也包括在經濟剩餘之內，是完全適當的。這當然是一種主要方法，通過它可以對資本有利地（雖然對社會爲害很大）吸收、耗盡和浪費現代生產所創造的大量財富。但是，就這種軍事設施必然會刺激對製造生產品的需求來說，這樣利用的勞動已被計入經濟的製造部門之內了。用勞動來製造無用或有害的產品這一事實暫時同我們無關。我們關心的是被引入新的生產形式或新的非生產形式中的剩餘勞動，因爲職業結構因而是工人階級就是在這種方式下改變的。

我們已經論述了製造業裏各種職業如何重新安排的情況，以及優勢如何轉移到間接勞動方面，因而直接用於生產的勞動總的說來數量可以減少，其活動也可以加以控制。這種轉移造成一小部分技術工作（其中大多數是與管理部門有密切關係的）以及較大部分低級的已常規化的技術工作或無需技能的辦公室工作。現在，我們的注意力不要放在這些傳統行業內部的職業變化上，而是要放在行業本身的變化上，放在那些改變整個社會分工的變動上。這樣做時，我們要弄清楚資本的發展過程和資本吸引勞動的途徑。爲此，我們一定要對活動着的某些廣大的社會力量和社會變化作一粗略的論述。這些變化本身，只不過是壟斷時代迅速積累的結果，也是資本進一步積累的條件。

1．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中文版，第2卷，第840頁。

2．保羅·A.巴蘭（Palu A. Baran）與保羅·M.斯威齊：《壟斷資本》（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1966）。

3．同上書，第8－9頁。

4．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第693－6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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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三部分 壟斷資本

第十二章 現代公司

在已經改變的資本主義企業結構裏，可以看到這些力量中的這一首要力量。馬克思在論述資本凝聚爲大單位的趨勢時，就爲壟斷公司的理論奠定了基礎。這種趨勢最初是由於資本集中而出現的，馬克思說這是積累過程的自然結果：每個資本在增長，由資本進行的生產規模也隨資本的增長而增長。另一方面，資本的集中改變了現有各資本的分配，通過“它們的個體獨立性的消滅，資本家剝奪資本家，許多小資本變成少數大資本，把‘已經形成的各資本’集攏在一起……資本所以能在這裏，在一個人手中大量增長，是因爲它在那裏，在許多人手中喪失了。”（1）馬克思指出，通過競爭或信用，這種集中就能完成，許多所有者藉此使他們的資本適合於單個資本的控制。

現代公司發展以前，資本主義企業的規模受到獲得資本的可能性和資本家或合夥集團的管理能力的限制。這兩種限制是由個人財產和個人能力造成的。只有在壟斷時代，它們纔會得到克服，至少會大大得到放寬，並且不受個人財富和個人能力的影響。公司這種形式，切斷了資本和資本個別所有者的直接聯繫，而壟斷資本主義就是建立在這種形式上的。可以收集到的大量資本，已大大超過了同企業有直接聯繫的那些人的財富總額。經營管理逐漸交給每個企業的專門管理班子。由於資本和專業管理部門——最高一級的管理部門——基本上來自同一階級，因而可以說，資本家的兩個方面——所有者和經理，以前是一身二任，現在成了這個階級的不同方面了。誠然，資本的所有權和企業的經營管理，在這個階級的個人身上決不是完全互相分離的，因爲二者仍然集中在人數極其有限的社會集團裏。所以，一般說來，最高級的經理都不是沒有資本的個人，各資本所有者在管理上也不是必然無所事事的。然而，在每一個企業裏，這二者的直接的和個人的統一性被割裂開了。資本現在已經超出了它的有限的和正在受到限制的個人形式，進入一種社會事業形式。即使按照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和法律結構，所有權歸根到底仍然屬於個人或家族，上述說法依然是正確的。

一個人要憑藉擁有資本而成爲資本家階級，他就必須佔有足夠的財富，這就是爭取作爲這個階級成員的唯一必要條件。但是要成爲資本主義企業的直接組織者和管理者這方面的資本家階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這裏有個選擇過程，它同進取心和殘忍性，精通組織工作、魄力、技術見識，特別是銷售才能這些本領是有關係的。所以，雖然經理階層仍然來自那些有資本、有家庭地位、交遊廣闊，以及在整個階級網絡內有其他聯繫的人們，但是對那些有可能來自其他社會階級裏的人並未關上大門。這些人不是由於他們取得了財富，而是由於他們爲之服務的資本主義組織看中了他們的才能。在這種情況下，以後對資本的佔有是由於取得經理職位，而不是相反。然而這是一種例外情況，這不只是因爲最高經理階層通常來自這個階級的內部，而且還因爲整個經理階層並不是一個龐大的階層。

在名目繁多的統計分類中，雖然把“經理”這個頭銜給了各式各樣的工作崗位，但是擁有這個頭銜同我國一些大公司的資本主義經營管理基本上沒有什麼關係。例如，在1970年的人口普查統計中，人口普查局就把大約八千萬人當中的六百五十萬人歸入“經理和管理人員（農業除外）”一類。但是，這個數字可能包括一百萬零售業和服務業的經理，和這兩個行業中另外一百萬之多的小業主。這個數字包括：採購員、採購代理人、各級政府、學校管理機關、醫院以及類似機構的官員和行政人員；郵政局長、郵務負責人；高級船員、領航員和輪船事務長；建築業經理和負責人；鐵路管理人員；工會高級職員和喪葬主管人。由於這些類別幾乎佔了整個分類的一半，所以其餘部分毋需多加分析，就會一目瞭然：公司界真正主管業務的經理階層，是一個很小的集團。

這個階層雖然在總人口中佔的比例很小，但是同壟斷前的情況相比，已經是很大了。波拉德談到十九世紀初葉的情況時說：“那時的大規模企業，起初只有非常有限的管理人員、辦事員或行政人員。這種人自己寫信，自己訪問顧主，用自己的手杖毆打夥計。”即使那些大企業僱用的少數辦事員，也不僅要做記賬工作，而且還要做計時、質量檢查、跑外和製圖等工作。波拉德說，瓦特多年來一直是自己畫圖。波拉德還提供了這種值得注意的統計數字：“1801－1804年，阿克賴茨爲了監督一千零六十三名工人，只僱用三名辦事員，而且幾乎是所有這些工人都是按複雜的計件工資計酬的。”（2）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指出，在美國，“1850年以前，只有極少數美國企業需要一位專職管理員，或者需要一種界限分明的管理機構。工業企業同今天相比，規模都很小。而且這些企業往往屬於家族事務。對一個企業命運負責的兩三個人，掌管這個企業的一切基本活動——經濟的、行政的、營業的以及企業家方面的事務。”（3）

資本的社會事業化和把管理權交給資本家階級的一個特殊階層，在年代順序上是同管理活動範圍無限擴大相一致的。不僅是企業的規模在高速度發展——達到了少數幾個企業開始支配每一種主要工業的生產活動時——而且管理的職能也非常迅速地得到擴大。我們對生產領域裏的這種發展已經進行了探討。當各種生產活動在現代公司內部進行充分改組之後，就在職能部門當中重新進行劃分，每個職能部門都有其主管的在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特殊方面：規劃、設計、研究和發展，計劃，生產管理，質量檢查，生產成本覈算，工作研究，方法研究，工業工程，規定發貨路線和運輸，原料採購和管理，工廠和機器的維修，動力，人員的管理和訓練，等等。

然而，假如工程技術機構曾經是第一需要的話，那麼，後來銷售機構在職能方面的重要性迅速超過了它。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開始在美國出現的第一批大型綜合公司，是在探討銷售問題新方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基本工程技術需要有了保證以後，這種革命的銷售方法就成了壟斷公司的基礎，這種說法並不過分。早期的形式是，買和賣都通過代理商、批發商，等等。日益擴大的市場範圍，是以交通運輸的改善和工業發展所造成城市規模迅速擴大爲基礎的。這種擴大不僅是由於容量增加了，而且還由於在地理上分佈得更廣了。公司在這個領域裏帶有根本性的革新，就是那些作爲自身結構的一部分而建立起來的全國性銷售組織，就是那些很快變成國際組織的那些組織。（4）

運輸網就是大公司的第一個活動場所。鐵路機構和航運機構，由於需要鋼軌、鋼板和定型結構，使那些剛剛開始熟悉按照某種能夠促進這些發展的價格和數量進行生產的鋼鐵工業跟之而起。

特別改制的以絕緣和冷藏貨倉（最初是冰鎮，後來是機器冷卻）爲形式的食品運輸工具，使迅速發展的城市地區所需要的最主要商品的長距離運輸成爲可能。城市擺脫了對當地供應的依賴，而且成了國際市場的一部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古斯塔夫斯·斯威夫特開始在東部地區出售西部的肉類；到了該世紀末葉，他的機構已經成爲一個統管生產、運輸和銷售全部過程的巨大王國。安德魯·普雷斯頓以及其他一些肉類批發商，很快仿效了這個榜樣。普雷斯頓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做香蕉買賣，到九十年代末期已經爲聯合果品公司奠定了基礎。

一般說來，食品業的工業化爲正在形成的城市生活方式提供了必需的基礎。公司的銷售結構——包括出售、分配、消費品加強宣傳和廣告——在食品業中得到充分發展。隨着大規模生產鐵罐的壓印和定型機械的發展，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出現了罐頭工業。然而，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這種工業並未發展到包括國內和國際市場的程度；七十年代，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包括旋轉加壓蒸煮器和罐頭容器的自動焊接——無須說還有鐵路運輸和海上運輸的發展——才使這種發展成爲可能。（5）此後不久，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碾磨穀物的自動滾筒加工法爲在國際上銷售集中生產的麪粉打下了基礎。

除食品工業外，各種其他工業也是以正在形成的城市生活方式爲基礎的。城市裏的鋼鐵結構建築，帶來了一種需求，這種需求補充並且迅速取代鐵路成爲鋼鐵的主要市場。石油生產必然帶有地方色彩，然而卻有國際上的用途，石油工業的銷售機構是與此相適應的。另外一種例子就是菸草工業：城市裏幾乎全抽香菸。1881年發明的捲菸機，爲杜克建立全國性和國際性的銷售機構提供了技術基礎。

賽勒斯·麥考密克的龐大的農業機械企業，是靠他自己的遍及全球的銷售和分配機構建立起來的；威廉·克拉克的勝家縫紉機公司也是如此。這些事例同在壟斷資本主義早期成立的許多機器製造和電氣設備公司的事例一樣，都必需有自己經營的銷售機構；所以如此，除了我們已經討論過的那些因素之外，還有另外兩點原因。首先，產品的定購、規格和使用方法，都變得更有技術性和更加複雜化，因此需要一種能同工程技術單位密切合作、受過專門訓練的銷售機構。其次，對新機器如果不提供維修、檢修，以及在許多情況下還有安裝的服務，新機器就賣不出去。這就使得製造商難於用現有的貿易設施在現場經營。像需要提供檢修和替換部件這類因素，實質上就是使新汽車工業必須建立自己的銷售網的原因。

因此，銷售部門就成了公司的第二個主要部門，它又細分爲出售、廣告、推銷、通信聯絡、定貨、委託、銷售分析等等部門。與此同時，又把管理部門的一些其他職能分出來組成一些完整的部門。舉例來說，金融部門的規模通常雖然不大，但是卻成了整個有機體的神經中樞，因爲這裏集中了監督資本和檢查、控制資本擴大進程的職能。因此，金融部門又細分爲借款、放款、收款、管理現金流動、聯絡股東，以及對公司財政狀況進行全面監督等部分。公司的所有各種職能和各種活動都是如此，其中包括建築和不動產，法律事務，公共關係，人事關係和勞資關係，等等。

這些公司部門的每一個，爲了自身能順利地起作用，其內部還需要有反映和仿效整個公司各部門情況的各種部門。每個公司部門都要有自己的核算部門，從各製造部門的複雜的成本覈算部門到最小部門需要的比較簡單的預算機構，都包括在內。每個公司部門通常通過本單位的人事部門管理自己的僱用或解僱工作。許多公司部門需要有單獨的維修和清理部門，以及運輸與線路安排、辦公室管理、採購、計劃、通信聯絡等部門。這樣，每個公司部門都具有一個獨立企業的特徵，有它自己的管理班子。

大公司縱的和橫的綜合趨勢，使情況變得更爲複雜。因此，由於發展和聯合，製造業公司獲得了原料生產設備、運輸設備，以及籌措資本或放款用的半銀行機關。同時，橫的聯合將各種各樣產品全都放在一個資本集團的保護下。有時候，把許多除了本身都是利潤來源以外彼此之間看不出有什麼關係的產品和服務，全都放在一種全面的財政監督之下。每個大規模的分公司都需要一套完整的管理機構，有它自己的局處和科室。

正如錢德勒所說，這種寶塔式發展的最終結果就是需要分散經營。於是就有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由杜邦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和西爾斯·羅巴克公司首先創立的現代的分散經營的公司結構，以及後來的許多仿製品。艾爾弗雷德·P.斯隆簡練地對這種方針的實質作了最好的說明；此人曾長期擔任通用汽車公司的營業總管，把這種方法應用於該公司，他比其他任何人負有更多的責任。他說，這種方法將“每種營業置於其自身的基礎上……承擔自身的責任，並對最後結果盡其一份力量”。這個最後結果當然就是資本積累了。每個部門“發展了正確反映每個營業單位的純利和投資關係的統計數字——這是真正的有效措施……”。這種措施“使通用汽車公司能夠將追加資本投放到能給整個公司帶來最大好處的地方。”（6）

從現代公司的這種發展梗概看來，可以提出對職業結構有重大影響的三個重要方面。第一個方面同銷售有關；第二個方面同管理結構有關；第三個方面同公司現在實行的社會協作職能有關。

和生產管理的情況一樣，所有行政管理的總目的就是消滅不穩定性，並實行控制以取得理想的結果。*由於市場必然是不穩定的主要領域，所以公司的努力就是要減少對其產品需求的自發性，增加它的誘導性。因此，製造公司中的銷售機構在規模上僅次於生產機構，而且還出現一些其他類型的公司，其整個目的與活動就是銷售。

* 西摩·梅爾曼說：“企業管理費用之所以有相當相似的增加，我們認爲，可以從受公私兩方面控制的種種企業活動的不斷增加中得到解釋。由於管理者打算通過控制越來越多的決定自己工廠和農場利益的那些因素來減少前景的不穩定性，所以他們就要日益細緻地控制生產成本、勞動強度、市場對產品的需求，和公司經營的其它方面。按照這種假設，營業方法朝向擴大受控制的活動領域的發展，就成爲管理職能增加的基礎，因而也是管理人員增多的基礎。”（7）

這類銷售機構，把維布倫所謂的“製造大量顧客”當作自己的責任。維布倫對這種任務的論述，雖然是用他慣用的諷刺語言來說的，然而卻精確地表述了現代銷售的理論。他說：“當然，事實上不能憑空製造具有特別購買力的人……；也不能從國外進口還未使用的這類顧客——法律不允許這樣做。”然而，他指出，“顧客可以從這一競爭的銷售者轉向另一競爭的銷售者。”但是從每個銷售者的觀點來看，這就像是“製造了一些新顧客，或者像是某一企業維修了已經使用的顧客。因此，這樣得來和修復的顧客，是很可以按照一種固定的單位生產成本來計算的；而且這種做法有助於大量生產。”維布倫繼續指出，“作爲一種日常做法，製造顧客的工作現在能夠繼續下去，這很帶有機械工業的精神，而且對於產品的質量、等級和數量，也有在程度上基本相同的保證；這種製造顧客工作所使用的機械設備和人力，在受過技術訓練的人員的監督下進行活動，這些人員很可以叫做宣傳工程師。”（8）

而且，在製造機構內部，銷售方面考慮的問題變得如此重要，以致工程技術部門的結構本身也充滿了這種考慮，而且往往從屬於這種考慮。樣式、設計、包裝，雖然由生產部門來完成，但卻硬是讓工程技術部門來滿足銷售方面的要求。由於樣式變化和製造方法不穩定而過時的產品，其報廢計劃就是由工程技術部門來實現的一種銷售上的要求；這就是產品循環的概念：要使消費者需要適應生產需要，而不是相反。這樣，由於有了直系的銷售組織機構，由於銷售在公司職能的一切領域裏佔支配地位，大量勞工就流入了銷售系統。

其次，整個管理結構都發生了變化。我們已經論述過管理職能的專門化問題，也論述了管理部門已從一種單線組織——行政首腦通過監督人員和工頭來管理各種活動的一種直接指揮系統——改組成爲適合於把職權再分爲各種職能的各個職員組織的合成體。現在必須指出，這就是把企業首腦的職能給瓜分了。現在有一種相當於過去資本家管理職能的各個部門的合成體。其中每一部門以大爲擴充的形式接管了以前資本家只用很少助手就能履行的職責。同每項職責相適應的，不僅是一個單獨的經理，而且有一個完整的業務部門，它在組織上和職能上都仿效它賴以發展出來的工廠。特殊的管理職能，不僅是由一個經理來執行，也不僅是由一個經理班子來執行的，而是由一個在經理、協理和監督人員控制下的工作人員組織來執行的。因此，勞動力的買賣關係也就是讓渡勞動的關係，都成了管理機構本身的一部分。總而言之，這就成了公司的行政機構。管理部門變成了行政部門，這是爲了在公司內部實行控制而進行的一種勞動過程，也是作爲和生產這種完全相似的勞動過程而進行的一種勞動過程，雖然它除了管理公司並使公司各部分動作協調而外，並不生產任何產品。從這點出發，對管理部門的考察也就是對這個勞動過程的考察，這個過程也包含着生產過程中所包含的各種對抗關係。*我們考察辦公室工作的發展時，這一點的意義就會更爲明顯。

* 用一位評論家的話說：“公司是一個通過分工來完成其工作的團體——現在這個說法已被視爲理所當然，所以假如把它看做一種發現，那就未免使人感到意外了。大工業公司內部分工非常細緻。不僅有依靠各類人員來承擔的大體上是獨立的職能——銷售、生產、金融、法律、覈算、技術，管理——而且每種職能內部還有許多詳細的劃分，任何一種劃分都可以成爲一種職業。這種職能主義，乃是以關於構成公司工作的各種各樣相互關連的工作的明確說明爲基礎的。‘工作說明’，是一種目的在於使工作不受擔任這項工作的個人支配的說明書。個人成了同這種工作說明有關的‘人員’或‘人力’。
“在二十世紀，我們越來越認識到這種工業職能主義的趨勢帶有生產過程本身的特徵。不僅是公司的複雜工作劃分爲許多種由獨立個人執行的獨立任務，而且還有一種強烈的趨勢，使這些任務包括一些至少能夠局部機械化的簡單的、相同的和重要的成分。”（9）

最後，公司還有一種社會協作的職能。上一個世紀中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社會分工的錯綜複雜，以及力圖使大量羣衆保持均勢（delicate balance，似應翻爲“微妙平衡”——左言）的集中的城市社會，都需要以往並不需要的大量社會協作。由於資本主義社會反對、而且實際上也沒有辦法發展一種提供這種社會協作的全面計劃機構，所以，這種公共職能的大部分成了公司的內部事務。這種情況沒有法律基礎，也沒有行政概念作後盾。它只不過由於公司的規模和力量都很巨大而造成的，這些公司的內部計劃，實際上成了必要的社會計劃的粗糙代替品。例如，除聯邦政府外，公司就是美國最大的僱人單位和行政單位。因此，五百家最大的工業公司僱用將近一千五百萬人，也就是全部工業公司僱用人數的四分之三。這類公司的內部計劃，實際上成了社會計劃，雖然像艾爾弗雷德·P.斯隆解釋的那樣，它是以“投資”的“純利”作根據的。斯隆把這叫做“真正的有效措施”。公司行政工作的迅速增加，反映出迫切需要社會協作，反映出普遍缺乏這類協作，也反映出在資本主義基礎上，並且純粹出於資本主義動機而經營的公司來部分地填補這個缺陷的情況。近幾十年來，政府的社會協作職能擴大了，這是這種迫切需要的另一種表現；實際上，政府的這類活動同公司的活動相比更加一目瞭然，這已經造成了一種看法，認爲管理的主要實踐是由政府完成的。恰恰相反，只要投資的決定是由公司來作，那麼社會管理和社會協作的軌跡就必然要從這些決定中去尋找；政府只不過是填補了這些主要決定遺留下來的一些空隙。

1．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第686頁。

2．西德尼·波拉德（Sidney Pollard）：《現代管理的起源》（The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 A Study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Mass., 1965），第198，230－231頁。

3．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策略與結構：工業企業歷史上的篇章》（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Cambridge Mass., 1962），第19頁。

4．同上。在這個問題上，以及以後的問題上，我都感謝錢德勒這本著作的第1章對我的幫助。

5．劉易斯·科裏（Lewis Corey）：《肉類和人：壟斷、工聯主義和食品政策的研究》（Meat and Man: A Study of Monopoly, Unionism, and Food Policy, New York, 1950），第38－39頁。

6．艾爾弗雷德·P.斯隆（Alfred P. Sloan, Jr.）：《我在通用汽車公司的歲月》（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 New York, 1965），第50頁。

7．西摩·梅爾曼（Seymour Melman）：《1899－1947年美國製造工業行政管理費用的增長》，載《牛津經濟論文集》（Oxford Economic Papers），新第3輯（1951年），第92頁；引自喬治·E.德萊漢蒂（George E. Delehanty）：《美國製造業中的非生產工人》（Nonproduction Workers in U. S. Manufacturing, Amsterdam, 1968），第75頁。

8．索爾斯坦·維布倫（Thorstein Veblen）：《近代的外住者所有權與商業企業》（Absentee　Ownership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in Recent Times, New York, 1923），第305－306頁。

9．唐納德·L.舍恩（Donald L. Schon）：《技術與變革：新赫拉克里特》（Technology and Change: The New Heraclitus, New York, 1967），第60－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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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三部分 壟斷資本

第十三章 無所不在的市場

只是在壟斷時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把個人的、家庭的，和社會的需要全都接管起來，而且在使這些需要從屬於市場時，還賦予它們新的形式，以適應資本的需要。不瞭解這種發展，就不可能瞭解新的職業結構——因而也不可能瞭解現代工人階級。資本主義怎樣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個龐大的市場，這是一個過程；雖然這個過程是整個近代社會歷史的關鍵之一，但是人們卻很少予以研究。

工業資本主義是從一般流通中有限幾種商品開始的。在家庭用品方面，這些商品包括不同程度未經加工的基本食品，如穀物和粗麪粉、魚和肉類、奶製品、蔬菜、蒸餾和發酵酒類、麪包和餅乾，以及糖漿等。其他一些常用的家庭必需品，包括菸草、煤和蠟燭、燈油和肥皂、牛脂和蜂蠟，以及紙張和印刷品等。服裝生產還處於幼稚階段，但是在十九世紀初葉，棉紗和紡織品，包括針織品，以及靴和鞋的市場，已經有了充分的發展。家用物品還包括：鋸木場和刨木場的木製品、鐵器、磚和石頭、陶器和玻璃器皿、傢俱、陳設品、陶器和炊具、樂器、錫器和銀器、刀、劍、鍾、表、藥品和藥材。

製造這些物品還需要一些作爲原料的商品：鐵、非鐵礦石和有色金屬、原木、柏油、瀝青、松節油、鉀鹼、毛皮、麻類、礦產品，等等。交通運輸需要製造大車、貨車、客車、馬車、輪船和木船、木桶和鐵桶。那些生產鐮刀、梨、斧子和錘子等等工具和用具的工業，剛剛開始生產抽水機、蒸汽機、紡織設備和早期機牀之類的機器。

在工業資本主義這個最初階段裏，家庭的作用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仍然是主要的。雖然資本主義準備破壞這種作用，但是它還沒有滲入家庭和社會的日常生活。這種情況非常之多，所以一位研究美國工業史的學者把它叫做“家庭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家庭生產佔有主宰地位。實際上，家庭的全部需求，是由其成員供應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實質上同爲一體。家庭就是經濟單位，整個生產體系是以家庭爲基礎的。1810年以前，在美國的許多地區裏，這個階段到處是一樣的；1810年以後，它或多或少帶有地方性了。（1）

只要大多數居民居住在農村或小城鎮裏，商品生產就會遇到限制其擴大的障礙。例如，在美國農村，大量建設工程（基本結構通常除外）和許多家庭陳設品，是在不依賴市場的情況下完成的。食品生產，包括種植莊稼、飼養家畜和爲了食用而對這些產品的加工，當然是農村家庭的日常活動。家庭的衣着生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農民和他的妻子兒女分擔這樣一些工作：扎掃帚，做牀墊子，做肥皂，做木匠活和鐵匠活，製革，釀酒，做馬具，作奶油和乳酪，榨煮高粱糖漿，劈砍編籬笆用的木樁和木條，烤麪包，做果醬，有時候甚至紡紗織布。甚至在城市化開始以後，在這類事情已由農村轉到工廠或變爲其他的城市工作去以後，這些農村活動當中的許多活動，還是作爲家庭的自然生活方式而繼續下去。下面是關於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的工人生活的描述，它指出了過去七八十年裏發生變化的程度：

除了大城市裏擁擠的住宅區外——這些住宅區住有整個城市人口的一小部分——城鎮居民經常生產一些自己的食品。特別是在煤礦區和鋼鐵工業區，市區和郊區住宅周圍的地面，常常有看來很像農村建築物周圍的空地。許多家庭養雞養兔，有時養豬養羊，甚至養一兩頭奶牛，還在自己的園子裏種植蔬菜和水果。1890年，對居住在主要煤礦區和鋼鐵工業區的二千五百戶家庭進行的調查表明：約有半數家庭有牲畜、家禽、菜園，或者三者都有。一年當中，有將近百分之三十的家庭除了土豆不買其他蔬菜。彼得·羅伯茨於1904年描寫賓西法尼亞州無煙煤礦區的情形時寫道：“沿着斯庫耳基耳河谷和特里蒙特流域走，看看由費城和裏丁煤鐵公司的職工耕種的許多小農莊，是件很有趣的事情。1902年罷工時，幾百家礦工家庭假如不是爲了他們耕種的小農莊和大菜園，他們是不會參加鬥爭的。”

離最大的城市中心雖然只有幾英里遠的昆土縣和布魯克林的大部分地區，在1890年仍然屬於半農業性質；許多家庭既依賴小規模的農業，也依賴在工商業就業的家庭成員。在現在的商業區與住宅區之間的地區以北，曼哈頓本身的農村風味要比城市風味更多些，沿東河往南，一直到第四十二街，經常看到豬羊。有個時期，當人們一天工作十或十二小時，一週工作六天的時候，照管城市家畜和菜園的大部分工作，就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婦女身上——這同她們的傳統工作是毫不相干的。

城市家庭買來的大多數食品，是原始的、未經加工的，沒有製成罐頭，也沒有包裝。也許大多數家庭主婦一年要大忙一陣，醃肉，醃菜，裝罐，做果凍；大多數烘烤的食品是在家庭廚房裏做的。1889至1892年間，美國勞工局調查了七千戶工人家庭，其中購買麪包的不到半數，幾乎所有家庭都購買大量麪粉，一家一年平均買一千磅。甚至那些比大多數其他工人掙錢更多的熟練工人的家庭，也有四分之一不買麪包，每家每天消費的麪粉平均超過兩磅。

1890年，任何體面的人家都有一臺用舊了的縫紉機——這是第一批用分期付款辦法廣泛出售的商品之一。多數男人的衣服是買來的，但是婦女和兒童的多數衣服仍然是家裏做成的。此外，還要給窗簾和被單縫邊，還得織補軟帽、毛衣和長襪。每個未來的母親，都得給她第一個孩子縫、織全套衣服，以後需要時還要補充。（2）

資本主義現階段以前，食品加工一方面是農村家庭的分內事情，另一方面也是一家人的分內事情。除交通運輸業外，產業資本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最近一百年裏，產業資本已經擠進了農村和家庭，奪走了這二者的所有加工職務，從而使食品的半成品甚至成品都成爲商品。例如：1879年，幾乎全部牛油都是在農村生產的；到1899年，農村生產的牛油就減少到四分之三以下；到1939年，農村生產的牛油只有五分之一。屠宰業更早而且更迅速地離開了農村。麪包房消耗麪粉的比例迅速增長，1899年只佔七分之一，到1939年就超過了五分之二。同一時期裏，罐頭蔬菜的生產按人平均增加五倍，罐頭水果的生產增加十二倍多。（3）服裝、住房、一切家用物品和食品的情況相同；商品生產的範圍迅速擴大。

對以前由農民家庭或其他各種家庭進行的勞動過程的這種征服，由於擴大了資本的活動範圍，增加了受資本剝削的“勞動力”數量，自然會給資本帶來新的活力。新的加工業和製造業工人，是從這些勞動過程以前所在地（農村和家庭）招來的，大部分是婦女，她們逐漸地越來越多地從家庭主婦變成了工人。隨着農村工作和家庭工作的工業化，這些新工人就得服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條件，主要的條件是他們現在要爲資本做出貢獻，從而爲擴大資本效勞。

完成這個過渡的方式方法當中，包括許多相互關連的因素，沒有一個因素能夠同其他因素分開。首先，城市化使得人煙稠密，破壞了能夠使舊生活繼續下去的條件。城市羅網纏住了工人，也纏住了從鄉村驅逐出來的農民，把他們禁閉在使他們不能再搞以往的家庭自給經營的環境之中。同時，工作所得成了從工業購買生活資料的有效手段。所以，除失業時外，家庭手工業的迫切需要大爲減少。由於工業品價格便宜，家庭勞動同工資勞動相比，就很不經濟。這種情況加上工人階級家庭遭受的其他壓力，有助於把婦女從家庭趕進工廠。然而，還有許多其它因素在起作用，這些因素是：社會習慣的壓力，尤其是樣式、時尚、廣告宣傳和教育作用（這一切都在貶低“家庭做的東西”，吹噓“工廠造的東西”，或“從商店買來的東西”）對年輕一代不斷造成的壓力；技能日益退化（可以得到的原料也愈來愈少）；每個家庭成員都極力主張要有獨立的收入，這是由於社會變成一個巨大的勞動和商品市場而灌輸給人們的一種最強烈的情緒，因爲要取得社會地位已不再靠製造許多物品的能力，而是隻靠購買物品的能力了。

但是，食品和家庭其他基本用品的工業化，只是一個過程中的第一步，這個過程終於使整個社會生活和人類的相互關係完全依賴於市場。城市居民，由於城鄉分化，可以說完全脫離了自然環境，他們的種種需要完全依賴社會手段。然而，社會手段除了市場買賣形式外，已全部遭到破壞。因此，居民們不再依靠以家庭、朋友、鄰人、社團、長輩、子女等形式出現的社會組織，而是除少數例外，都必須求助於市場，而且只能求助於市場，不僅是爲了衣食住行，而且還爲了娛樂、消遣和安全，爲了照顧幼小和老弱病殘。最後，不僅是物質方面和服務方面的需要，甚至表達感情的生活方式也得通過市場。

於是，就產生這樣一種情況：在居民們愈來愈緊密地被禁錮於都市環境的同時，社會生活的原子化卻在迅速進行。這個常見現象的最根本方面，只能由作爲個人和團體關係代替品的市場關係的發展來解釋。建築在市場之上的社會結構，使得個人和社會集團的關係不是作爲合作的人的偶然遭遇而直接發生，而是作爲買賣關係通過市場而發生的。所以，社會生活愈是變成由許多互相聯結的活動結成的緊密網絡（人們在這個網絡當中是互相依賴的），人們就愈加原子化，彼此的接觸不是把他們更密切地連繫在一起，而是愈加把他們分離開來。由於上述原因，家庭生活也是如此。除開生物學方面的職能而外，家庭本來還是社會生活、生產和消費的主要機構。在這三者當中，資本主義只留下了最後一種，而且，這最後一種也被削弱了，因爲家庭即使作爲一個消費單位，它也趨向於分裂爲各自進行消費的不同組成部分。家庭作爲一個合作單位從事聯合創造一種生活方式的職能已經結束；家庭的其他職能，也隨着逐漸削弱。

這個過程不過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方程式的一邊。由於整個社會上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被削弱，所以就出現一些新的生產部門去填補由此產生的缺陷。由於新的服務和新商品以市場關係的形式代替了人的關係，所以，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進一步受到削弱。因此，這個過程一方面包括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另一方面也包括心理狀態和感情狀態的深刻變化。

資本主義社會朝着這個方向的運動，在經濟方面同資本家追求革新產品、創立新的服務行業和新工業有着密切關係。以財富集中爲形式首先在製造業中出現的剩餘，是同在勞動方面隨着這些製造業實行機械化對工人需求的相對減少齊頭並進的。大量流動的資本，由於製造新產品和創立新工業，接納了市場上“被遊離的”勞動。這首先把人類勞動的每件產品都變成商品，所以生產商品的勞動只能按照資本主義方式進行。然後，生產出適合城市居民生活條件的新商品，這些產品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組織規定的方式投入流通的。因此，大量的印刷品就成了公司產品的媒介，這和二十世紀的科學奇蹟，如無線電和電視，所起的作用是一樣的。汽車發展成一種利潤無窮的運輸方式，爲了利潤終於破壞了比較實用的運輸方式。像工廠裏的機器一樣，社會機器成了一種刑具，而不是一種便利設施，成了權能的代替品，而不是權能的助力。

在勞動力可以買賣的社會裏，工作時間和非工作時間涇渭分明。工人特別珍視“業餘”時間，認爲上班時間是一種浪費。勞動不再是天然的職責，而成了被強迫的勞動。對勞動的敵意表現爲：一方面極力爭取縮短勞動時間，另一方面卻想方設法要普及市場上急於供應的節省家務勞動的設備。但是，當“業餘”時間到來時，社交的縮小以及同自然環境的截然分離，就給人留下一種空虛感。因此，填滿工作以外的時間，也得依靠市場，這就在很大程度上發展了那些適合於有限的城市環境而且作爲真正生活的代替品提供的消極娛樂、消遣和觀光遊覽。由於這些活動變成填滿“業餘”時間的手段，所以這些東西就從各公司裏大量涌現出來；這些公司把各種文娛和“體育”都變成了增加資本的生產過程。*因爲文娛、體育活動名目繁多，所以不得不把標準搞得一般化，搞得很粗俗，使大家興趣索然。大規模的市場由於追求最大限度利潤而起了一種強大的最小公分母作用，這使上述結果得到進一步保證。資本是如此生氣勃勃，以致即使在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居民作出努力，想要通過個人活動和業餘的或“祕密的”發明創造來尋求通向自然、體育或藝術的途徑時，這些活動只要有可能，也都被迅速地納入市場之中。

* 1973年2月20日，《紐約時報》刊登一篇洛杉磯通訊，報道了有將近兩萬四千人蔘加的撞車比賽情況：“在一些壞汽車陳列品的當中，有一輛卡迪萊克牌汽車，車上插着一塊紅色招牌，上面寫着：‘請看帕內爾利·瓊斯撞壞這輛汽車’，還有一輛羅爾斯·羅伊斯銀影式汽車，一輛林肯牌大陸IV型汽車，以及約值五萬美元的一些其他新式汽車，這些汽車昨天在這裏互相猛撞，撞成廢鐵。這場被宣傳爲‘世界上最有意義’的撞車比賽，最後是一輛福特公司的破車去撞一輛默庫裏牌旅行車，撞的歪歪倒倒，噼啪作響。……
“喬治·戴恩斯爲自己和兒子買票（成人票八美元，兒童票四美元）時說：‘我看這場比賽有點像羅馬帝國的末日。我要來這裏看看美利堅帝國的末日。’”

以前執行許多社會職能時所依靠的家庭便利、家庭感情、團體感情和鄰人感情，都衰落了，留下一塊真空。由於多數家庭成員現在外出工作，在需要時互相照顧的可能越來越小；由於對鄰居關係、團體關係和朋友關係也用一種比較狹窄的尺度重新作了解釋，以排除許多繁重的責任；因而，人們的相互照顧就越來越社會事業化了。然而，都市文明中的人類瑣屑增多了。不僅是由於醫療事業進步延長了老年人的生命，從而使老年人越來越多；那些需要照顧的人還包括兒童在內——不僅是那些不能“自立”的人，而且還包括那些其唯一缺陷是年紀幼小的“正常人”。無依無靠、需要撫養的整個新階層形成了。這就是說，我們所熟悉的一些舊階層大大擴展了：一部分“精神不健全”或“身有缺陷”的人、“罪犯”和社會底層的貧困階層，所有這些，都成了資本主義城市化壓力下和資本主義就業或失業狀況下的各種各樣的碎屑。此外，都市生活的壓力越來越大，在城市林立的情況下，要照顧一些需要照顧的人就更困難了。既然原子化社會沒有一呼即來的照顧，既然假如家庭要生存下去，而且在市場社會裏“成功”地生存下去，而不受牽掛地採取行動，那麼家庭就無法負擔這些累贅，對這些階層的照顧就社會事業化了，而且往往是用最野蠻、最難以忍受的方式進行的。因此，可以理解，從學校和醫院一直到監獄和瘋人院等等機構的大量增加，並不只是表明醫療、教育或預防犯罪工作的進步，而且也表明給市場清除了各種雜物，只留下“有經濟活動力的”和“能起作用的”社會成員，這一般是在以公衆爲犧牲並給製造業和服務業各公司帶來大量利潤的情況下進行的，因爲這些公司往往擁有、而且總是供應這些機構。

這類機構的增加，造成了大量的“服務”就業機會。由於在市場基礎上以汽車旅館、旅館、飯店等形式改組了接待工作，所以“服務”就業機會就增加得更多。不僅這類機構增多，而且批發業、零售業、辦公室和大量住房的地面面積也大量增加，這就要有大量專搞清潔工作的專業人員，他們的職責就是清掃，而且大部分是由婦女組成的。這些婦女按照分工的清規戒律，履行她們以前在家裏曾經履行的職責之一，不過，她們現在是爲資本服務，資本從她們的每天勞動中獲取利潤。

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創造無所不在的市場的第一步是使一切物品的生產都具有商品的形式；第二步，就是掌握越來越多的服務業，並且把服務變爲商品；第三步，就是發明新產品和新服務的“生產循環”。由於現代生活條件變化得使人沒有選擇的餘地，所以這些新產品和新服務當中有些是必不可少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居民就這樣陷入了由商品和商品性服務組成的網羅之中，除非他們部分逃避或完全逃避現時存在的社會生活，要想逃脫這個網羅是很少可能的。一種類似工人勞動能力衰退症的發展，又從另一方面加深了這種情況。最後，居民們發現自己處於自己幾乎什麼事情都不能做的地位，而這些事情如果在市場上花錢僱用五花八門的社會勞動新機構來做是十分容易的。從消費觀點看來，這意味着一切勞動都是在資本的保護下進行的，而且有義務爲進一步擴大資本而提供利潤。

在無所不在的市場被廣泛稱讚爲豐富多采的“服務經濟”，稱讚它“便利”，“文化活動機會多”，“有現代化設施去照顧身心有缺陷的人”，等等。我們勿須強調這種都市文明的作用如何之壞，也勿須強調它包含着多少苦難。對於我們的研究目的來說，具有主要意義的倒是無所不在的市場的另一方面：它的使人失去人性的傾向，它使大部分居民只能從事低等的勞動。就像在工廠裏一樣，問題不在於機器本身，而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使用機器的條件。所以，問題不在於必需提供的各種社會服務，而在於一個強大無比的市場的影響。這個市場是由資本及其有利可圖的投資控制的，是混亂的，而且非常敵視社會上的一切感情。所以，那些應當便利社會生活、促進社會團結的社會服務，卻收到了相反的效果。由於現代家務和服務行業的進步減輕了家庭勞動，所以就使家庭生活越來越索然無味；由於這些進步去掉了私人關係的負擔，所以也就消除了私人關係的感情；由於這些進步創造了一種錯綜複雜的社會生活，所以也就使得社會生活中一切休慼相關的痕跡一掃而光，留下的只是金錢關係。

在這種“服務部門”裏形成的大多數的工作特點是，從其參與的勞動過程的性質來看，它們不像大多數商品生產工業的勞動過程那樣容易受到技術變革的影響。因此，勞工在製造業裏雖然往往沒有變動或趨於減少，但在這些服務行業裏卻增多起來，而且遇到一種復活了的壟斷階段以前的傳統的競爭方式，這種競爭是在需要資本較少的領域中迅速增多的許多公司之間進行的。由於這些行業中大部分工人不參加工會，而且是從工人階級最低層的貧困勞工中招來的，所以這些行業就造成了工人階級的新的低薪階層，他們比機械化生產領域的工人要更受剝削和壓迫。

大量擺脫家務的婦女，參加了這個行業和職員工作。按照經濟學的統計慣例，大量的家務勞動轉變爲工廠、辦公室、醫院、罐頭食品廠、洗衣坊、服裝店、零售店、飯店等方面的勞動，表明國民生產有了很大的發展。家庭裏無酬勞動所提供的物品和服務，都不計算在國民生產之內。但是，同樣的物品和服務如由家庭以外的有酬勞動提供時，這些東西就要計算在內了。從資本主義的觀點看來（這是爲了全國性計算需要而被公認的唯一觀點）這種計算是有意義的。家庭主婦的勞動，雖然和女傭人、飯店工人、清潔工、搬運工、洗衣工的勞動具有同樣性質或服務的效果，但是不屬於資本的範圍。不過，當她在家庭以外作這些工作當中的某項工作時，她就成了生產工人。那時，她的勞動增加了資本，因此，在國民生產中應該有它的位置。這就是無所不在的市場的邏輯。這種邏輯對就業型式的影響，對工人階級構成的影響，後面還要仔細研究。

1．羅拉·米爾頓·特賴恩（Rolla Milton Tryon）：《1640－1860年美國的家庭生產者》（Household Manufac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640-1860, Chicago, 1917），第243－244頁。

2．羅伯特·W.斯馬茨（Robert W. Smuts）：《美國婦女與勞動》（Woman and Work in America, 1959; Paperback ed., New York, 1917），第11－13頁。

3．喬治·J.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生產與就業的趨勢》（Trends in Output and Employment, New York, 1947），第14、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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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三部分 壟斷資本

第十四章 國家的作用

利用國家權力來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是一百年來壟斷階段所獨有的新現象。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從資本主義開始時起，已經起了這種作用。從最基本的意義上說，國家是資本主義的各種條件和社會關係的保證人，也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不公平的財產分配的保護人。然而，從更深一步的意義上說，政府處處利用國家權力使資本家階級發財致富，個人或集團也是處處利用這種權力使自己發財致富。由於國家權力同稅收有關，管理對外貿易、公共土地、商業和運輸業，維持武裝部隊和履行公共管理職能，所以國家權力就成了特殊集團利用合法和非法手段搜刮財富的工具。

但是，這種作用隨着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大大擴大了，而且採取了更爲複雜、更加變幻莫測的形式。在某些國家裏，尤其是在德國和日本，壟斷資本主義既造成了新的國家政權，又是由新的國家政權所造成的。因此，從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初期，現代國家的作用就在這些國家裏出現了。在其他國家裏，主要是美國和英國，資本家階級已經給政府劃定了更加有限的活動範圍。由於這樣那樣的理由，國家方面的社會和經濟干涉主義的發展，有一個時期採取了一種改革運動的特殊方式，似乎要發展成爲反對資本的鬥爭，然而這證明只是一種幻想。無論如何，壟斷資本主義各種趨勢的成熟終於在所有地方造成了一種局勢，在這種局勢下，擴大國家在經濟領域裏的直接活動是不能避免的。如果我們從以下四點考慮這種發展的某些原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情況：

1.壟斷資本主義往往產生超出它吸收能力的經濟剩餘。結果，它的整個職能日益失調，其表現形式，是以失業和工廠開工不足爲標誌的停滯和嚴重蕭條。*由於斷定其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資本主義社會的決策人終於認爲，政府開支增加到一定程度，將會彌補這種不足——如果稅收增加的數量相當於政府開支增加的數量，增加政府開支的效果就是相稱的；如果政府開支超過稅收，它的效果就不相稱了。（1）但是，已爲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以這種或那種形式採用的方針，在壟斷資本主義開始後的半個世紀裏，並沒有成爲公認的原則。後來，只是因爲三十年代的長期蕭條，才成了公認的原則。這次蕭條是一種不能自行解決的危機，在全世界範圍內威脅着資本主義的存在。

* 在這裏要論述這個問題，就大大超出了我們的範圍。我向讀者推薦巴蘭和斯威齊在《壟斷資本》一書中所作的出色論述。由於全書專門論述過剩的產生和吸收問題，所以請特別參閱第三和第八兩章。

2.同市場、原料和投資有關的資本國際化，迅速造成經濟競爭的局面，伴隨這種競爭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衝突。同時，革命運動在外國資本控制的國家裏蔓延起來，使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開始關心要保衛帝國主義的世界結構。在這種情況下，那種認爲要保持和平時期軍備並在必要時再進行軍事動員的傳統想法，由於一直具有需要作戰的危機，終於讓了位，而永久性軍事動員成爲正常的情況了。這同由政府保證“有效需求”的需要緊密配合，而且提供了資本家階級可以接受的吸收經濟剩餘的方法。*和壟斷資本主義的其他方面一樣，這種做法也是由德國開創的（三十年代納粹時期），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已經爲美國大規模地實行了。

* 《商業週刊》對此曾作如下解釋：“政府的福利投資和軍事投資有很大的社會差別和經濟差別。……軍事開支並沒有真正改變經濟結構。這種開支是通過正常渠道的。就企業家來說，政府的軍火訂單和私人顧客的訂貨單是一樣的。”另一方面，公共工程和公共福利開支，“形成了自己的新渠道。這類開支增設了新機構，重新分配了收入，把需求從這一種工業轉移到另一種工業，改變了整個經濟模式。……”（2）

3.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貧困和不安定多少已經成了社會生活的永久性特徵，而且發展到私人慈善家無力對付的地步。由於這些或其他原因造成的不滿都集中在大城市裏，如果不加改變，任其繼續下去，就要威脅到社會結構的存在，所以，政府爲了使生活得以維持，和擺脫不安定情況而進行干預。實質上，資本家階級內部在這個問題上的爭吵，包括關於將要採取的福利措施的規模、範圍和由誰來主持的分歧意見，提供了進行政治煽動的場所，勞動居民也被捲了進去。這種爭吵還提供了革命運動的代替品，如果統治者奉行一種比較老一套的放任自由方針，這種革命運動很快會發展壯大的。

4.隨着社會迅速都市化，以及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加快步伐，由政府提供其他服務的需要也增加了，這些服務的數量和種類也從而增多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教育。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教育的作用大爲增加。教育事業在迎合資本主義社會的職業需要方面佔什麼地位，將在以後的章節裏論述，但是我們必須在這裏談談教育結構的另一種重要作用：農村和小城鎮生活原是撫養兒童的主要場所，隨着這種生活的消失，照顧兒童和使兒童適合社會需要的責任，已經日益社會事業化了。在現代城市環境中——作爲工人和作爲消費者——“發揮作用”所需要的起碼知識，是在一種社會事業性質的背景裏，而不是在家庭或團體裏，傳授給兒童的。同時，兒童必須學習的，已不再是在自然環境裏適應那種緩慢的周而復始的季節性勞動，而是要適應轉動迅速而又十分複雜的社會機器。這種社會機器總的說來不同社會人類相適應，更不用說同個人相適應了，但是它卻支配着一系列的生產、消費、生存和娛樂。不論正式教育的課程內容如何，就這點而論，與其說兒童學習什麼東西是重要的，不如說他們懂得什麼東西更重要。在學校裏，兒童和少年就開始實習日後作爲成年人時要去做的事情：遵守常規、以及將來如何從高速的機器身上搞到他們所需要和缺乏的東西的方法。*

* 關於這種生活方式，很少有人比維布倫說得更爲精確了。他說：“‘消費者’——這些由機器造成的社會裏的居民都被稱爲‘消費者’——需要在他的需求方面適應這一大套標準，而且要適應使用這些標準的方法。……‘消費者’在工作和遊戲、生活和娛樂方面要有效地利用機器轉盤天天轉動時所提供的便利，一定要靠敏捷養成習慣去熟悉發生的事情，情況如何，數量多少，代價如何，在何時何地發生，等等。爲了得到最好的效果，他必須使他十分熟練和準確的動作和一種冷靜的機械洞察力，去適應他所從事的機械過程中不斷變化的保持得很好的均衡。要在這種機器造成的常規的緊張狀態下生活——且不說自由自在地生活——就需要在機械地事物方面有某種相應的訓練。僅是遵守生活時間表的機械學，就需要在各種各樣的量的調整和適應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訓練有素的洞察力和敏捷的手段，在較大的居民中心尤其如此，因爲在這些地方，這種常規更是多方面的，而且更加精細。”（3）

提供這種和其他訓練形式的學校制度，只是社會工業化和都市化過程中以及在這些轉變所採取的特殊資本主義形式中，必須增加的一種服務事業。公共衛生、郵政和政府許多其他事業，也同樣是由於一種複雜和巧妙平衡的社會結構，除了構成經濟骨架的壟斷企業的內部計劃外，並沒有實行社會協調或社會計劃的辦法。因爲城市的社會生活苦難重重，而且具有對抗性，所以，監獄、警察、“社會福利救濟工作”這類服務事業發展得特別迅速。

※　　　　　　※　　　　　　※

政府開支，在壟斷資本主義的頭半個世紀增加得比較緩慢，後來就非常迅速了。下表說明了這種情況，這個表是巴蘭和斯威齊根據美國政府的開支數字及其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百分比製成的。（4）

| 國民生產總值 | 政府開支總數 | 政府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單位：十億美元）
1903 | 23.0 | 1.7 | 7.4
1913 | 40.0 | 3.1 | 7.7
1929 | 104.4 | 10.2 | 9.8
1939 | 91.1 | 17.5 | 19.2
1949 | 258.1 | 59.5 | 23.1
1959 | 482.1 | 131.6 | 27.3
1961 | 518.7 | 149.3 | 28.8

然而，決不能認爲，政府開支對職業結構的影響同這些數字是成比例的。政府的大部分開支，是通過現有的市場結構花出去的，而不是通過直接的政府工作花出去的。政府開支的形式有：軍事訂貨、簽訂公路和建築工程的承包合同、付給個人和企業的用於失業救濟等公共事業方面的開支，等等。這樣，1961年，當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開支幾乎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十九時，這三種政府的文職工作的總和，只佔全部文職工作的百分之十三。但即使是這個百分比也很大，它還在不斷增加。在聯邦政府工作方面，這個百分比主要集中在管理軍事的文職機關；而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方面，則集中在教育事業上。

1．保爾·A.巴蘭、保爾·M.斯威齊：《壟斷資本》，第143－145頁。

2．《商業週刊》，1949年2月12日。

3．索爾斯坦·維布倫（Thorstein Veblen）：《工藝的本能和工業藝術的狀況》（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 New York, 1914），第313－314頁。

4．巴蘭、斯威齊：《壟斷資本》，第1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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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四部分 工人階級職位的不斷增長

第十五章 辦公室工作人員（1）

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從工業革命到現在這段長時期內叫做“辦公室工作的”那些職業，就會立刻懷疑我們研究的是不是一個單一階層的不斷演變。就整體而言，十九世紀早期企業的辦公室僱員，與其說是屬於現在的辦公室工作人員這一類，還不如說是看來更像現代專業管理人員的前身。那時有些辦事員也許在職責和地位上同現代的辦公室工作人員差不多，可是由於種種理由，把現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辦公室工作人員看作實際上是一個新階層則更準確些。這一新階層是十九世紀末期產生並從那時起大大地擴充了的。明白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如果不明白這一點，如果我們把資本主義早期那個極小並早已消失的辦事員階層的“中等階級”或半管理人員的職責，認爲就是當代數以百萬計的辦公室工作人員的職責，那結果只能是對現代社會的極端誤解。然而，不切實際的社會學和流行的新聞學正是如此。

從現在職責的分配來看，早期工業企業爲數很少的辦事員——一般地說，即使在最大的商行裏也不到五六個人——，其地位是半管理人員的地位。洛克伍德在其所寫關於英國辦公室工作人員一書中提到十九世紀中期的情況時說，“上述較早時期的許多辦事員所執行的任務，現在應屬於‘管理人員的’任務。”（1）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英國的一些工業、鐵路和公用事業中的“辦事員”或“主任辦事員”，實際上就是經理人的稱號。辦事員的報酬往往由經理從他自己的薪金中支付。這就證明他們居於襄理或至少是經理助手的地位。他們之中有些人在工廠歇業時會得到一筆年金，或在廠主逝世時得到一筆遺產（機器製造者的先驅馬修·博爾頓在他的遺囑中就列入了這樣一項條款）。經理和廠主把他們的親戚安排在辦事員的職位上，因爲辦事員往往能上升到經理的職位或成爲合夥人。（2）克林根德在寫道英國1840到1860年期間的情況時說道：“只要銀行、商業或工業所需要的財力不超過家庭企業或小型合夥關係所具有的財力，辦公室工作人員就不可能有很大的發展。在這一早期階段，這些辦公室中的少數辦事員及其僱主之間的關係幾乎是一種封建的關係。辦事員與其說是僱傭勞動者還不如說是家庭僕役。”（3）劉易斯·科裏在寫到美國時說：“一百五十年前，辦事員是受到尊敬的僱員，在更早一些的年代裏尤其如此。辦事員的職位是機要性的，僱主和他一起商量事務，並且信賴他的判斷。他可能，而且往往確實變成合夥人，併成爲僱主的女婿。辦事員明顯地是專業人員，並且無可爭辯地是中等階級的一員。”（4）

這種把辦事員看作是襄理、家臣、知心人、經理實習生，以及未來女婿的說法，當然可能有些過分。有些辦事員，例如法律事務所中勤勤懇懇的抄寫員，他們的情況和生活前途並不比碼頭工人強。但是總的說來，從職責、權力、報酬、任職時間（辦事員的職位通常是終身的）和前途來看——更不用說從地位以至從服裝上來看——辦事員則更接近於僱主，而不是接近於工廠工人。

十九世紀，辦事員這一類人的數量很小，這就使得這一點顯得更爲突出了。美國1870年的普查僅把八萬二千人——即所有“有收益的工作人員”的千分之六——列入辦事員一類。*英國1851年的普查中，辦事員約有七萬至八萬人，即佔有收益的職工人數的千分之八。本世紀初，在有工作的人口中，辦事員所佔的比率在英國上升到百分之四，在美國上升到百分之三。在其間的幾十年中，辦公室工作的工人階級開始產生了。根據1961年的普查，英國有三百萬辦事員，幾乎佔有職業的人口的百分之十三。1970年，美國這一類別的工作人員上升到一千四百多萬人，幾乎佔有收益的職工人數的百分之十八，這在職業等級的總分類中，和所有各種機械操作工人數量相等。

* 我們必須用懷疑的態度來看半個多世紀以前的職業統計數字，因爲其計算方法與分類方法，除相當粗糙外，往往同現在使用的方法不能相比。必須把它們看作是些估計數字而不是精確的統計數字（即使現代的統計數字也很不精確，當它們包括一些低工資階層的數字和類別時尤其如此）。在現在的討論中，我們只用這些數字來表示數量的相對大小；對於這一用途，它們是合適的。

爲了避免同常用的但是毫無意義的“白領工人”這一術語相混淆，必須着重指出，這些數字所指的並且在本節中所討論的辦事員這一類別，僅僅包括諸如薄記員（一般地說是這一類人中的最高職業）、祕書、速記員、出納員、銀行出納員、檔案管理員、電話接線員、辦公室機器操作員、編制工資單和計時辦事員、郵務員、接待員、存貨管理員、打字員，等等——而且這些辦公室工作人員，無論是在私營企業還是在政府機構的辦公室中工作，或是在製造業、貿易業、銀行業、保險業等等行業中工作，全都包括在這一類別之內。

一種新工人階級的產生（同過去人數不多而有特權的辦事員階層沒有什麼連續性），由於其他兩個方面——性別組成和相對工資——的基本變化而更加明顯了。

英國1851年的普查表明，在“商業工作辦事員”項下有十九名婦女。總的說來，估計女辦事員人數不超過總數的千分之一——換句話說，在不列顛諸島國的所有辦事員中，婦女還不到一百名。在美國，近至1900年，在不到九十萬人的辦事員類別中，男性仍佔四分之三以上。英國1961年和美國1960年的普查表明，兩國婦女所佔百分比，增長到約佔總數的四分之三。這表明女性辦公室工作人員在僅僅七十年的時間內，就從1900年的二十萬人略多一些增長到一千多萬人！男性辦公室工作人員，在比例上急劇下降，日益限於從事諸如郵局職工和郵遞員、存貨管理員和倉庫管理員、裝運和收貨辦事員的工作。（5）

如果我們考慮一下辦公室工作人員的薪金等級，與生產工人的工資進行比較，其變化是同樣顯著的。據洛克伍德說，1850年至1880年期間，英國較低等級辦事員的薪金是每年從七十五英鎊至一百五十英鎊不等。當時工人階級中只有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的人的工資與此相同。洛克伍德把這一部分人叫做“精選的超級優秀的人”。（6）我們可以從此得出這樣的結論：辦事員薪金的起點約爲生產和運輸工人工資的終點。1900年美國鐵路和製造業的辦公室僱員，每年平均收入爲一千〇一十一美元。同年，這些行業工人的每年平均收入是：製造業工人爲四百三十五美元，鐵路工人爲五百四十八美元。（7）而其他方面也表明，辦事員這一類別的平均薪金約爲生產與運輸工人平均工資的兩倍。例如，1899年，所有郵局專職僱員的平均薪金爲九百五十五美元。（8）

自從那時以來相對工資等級變化的程度，在一份關於美國專職工作人員每週收入的特殊勞動力的報告中寫得很清楚。這份報告把工人按職業分類，並以1971年5月勞動統計局蒐集的資料爲根據。（9）按照這份報告，辦公室專職工作的通常每週中等工資，比各種所謂藍領工作的工資都低。實際上，除服務性職業外，它比一切城市職業類別中的中等收入都低。

表1

職業類別

專職工作人員的通常每週收入（單位：美元）

技工和工頭

167

機械操作工和同性質的工人

120

非農場工人

117

辦公室工作人員

115

服務工作人員（私人家庭的除外）

96

這些中等收入數字是一種平均數的形式，不過這一事實並沒有歪曲相對工資的情況。實際上，收入的分佈恰恰證實了中等收入所給人的印象。

從下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辦公室工作人員和機械操作工人這兩類中，工資等級和分配狀況是如何地相似。這兩類的不同之處（在全部中等收入和在分配狀況方面）則是機械操作工人較勝一籌。*

收入分佈狀況（％）

60美元以下

66－99美元

100－149美元

150－199美元

200美元以上

技工和工頭

1.3

8.6

29.3

31.6

29.2

機械操作工人和同性質的工人

4.2

29.0

36.5

20.8

9.4

非農場工人

6.9

28.6

38.3

18.6

7.6

辦公室工作人員

5.2

29.8

42.2

16.4

6.3

服務工作人員（私人家庭的除外）

16.4

35.9

28.2

12.4

7.2

* 在英國，也有同樣的趨勢。1958年洛克伍德在根據截止至1956年的資料寫的文章中說：“……相對收入的總變化是顯而易見的。這種變化的主要結果是，一般辦事員現在的收入水平大致和一般體力勞動者相同，或許還稍微低一些。”（10）戴維·M.戈登根據1959年的美國資料也得出同樣結論，即就收入而言，“辦公室和售貨工作同藍領工人體力工作的全部分佈情況幾乎是完全類似的。”（11）但還不到十年的時間，辦公室工作人員相對工資情況迅速惡化，平均地說，使他們低於一切形式的所謂藍領工作。

※　　　　　　※　　　　　　※

人們把早期的辦公室工作比做一種需要技藝的行業。（12）其相似之處，的確是很明顯的。雖然這種行業的工具不過是鋼筆、墨水、寫字桌上的其他用具，以及寫字紙、信封和分類帳薄，可是它卻是一種總括的職業，其目的是及時記錄企業的財務和業務情況，以及保持企業和外界的聯繫。技師——例如薄記員或主任辦事員——控制着全部過程，而學徒工或纔出師的技工——普通辦事員、繕寫員、勤雜員——在辦公室見習期間學習手藝，並按照常規通過提升，逐步升級。除普通的複式或意大利式薄記（在十九世紀初還要加上初步的計算成本和損益的會計）外，這些工作還包括諸如計時和編制工資單、質量檢查、商業旅行、草擬文件、手抄副本、準備幾分賬目等等工作。

就最一般的情況而言，辦公室工作必須包括會計和記錄、計劃和安排、通信和會見、歸檔和抄寫等等。但是隨着現代公司的發展，這些職責採取了特殊形式由企業中許多不同部門分別掌管。

工廠辦公室最初用計時員作爲它的頭一個工作人員，通常還要加上工頭的辦事員作爲它的第二名工作人員——其任務是通過了解在進行中的工作及工作各個階段完成情況來協助工頭。這些辦事員的職責是搞關於工人、材料和工作的各種記錄。由這些基本的職責產生了現代的成本、計劃與安排、採購，以及工程與設計等許多部門。

推銷工作，以往主要是由業主本人擔任，有時也許由一名兼做旅行推銷員的辦事員協助，後來變成銷售部門的職責，這一部門又分爲科、組，掌管旅行推銷，與顧客、售貨員和製造商通信，定貨處理、委託、售貨分析、廣告、推銷和宣傳等工作。獨立的財務辦公室管財務報告、借款、貸款、收款，估價和控制現金流動等。還有其他辦公室掌管其餘的許多事務，其中最重要的是行政辦公室，它制定公司方針並貫徹到所有部門中去。

上述的辦公室指的是生產公司的那些辦公室，這些公司製造和出售以貨物或服務爲形式的商品。因而這些辦公室是附屬於或補充着在同一公司內其他地方進行的生產勞動過程的。但是，隨着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這類企業單位不同尋常地擴大了，它們完全與生產過程分開，或是主要、或是完全通過辦公室工作人員來進行活動。

專營買進和重新賣出商品的商業公司，一般需要三類爲數衆多的工作人員：分配人員（管存倉、打包和裝運）、推銷人員和辦公室工作人員。批發業中尤其如此。在批發業中，辦事員是工作人員中人數最多的一類，甚至超過推銷人員。但是即使在零售業中，有些企業，例如雜貨業和郵購商行，辦公室工作人員也佔極大的比例。

在專搞辦公室工作的行業中，這種趨勢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銀行和信貸機構只有一種工作人員，即辦公室工作人員；在經理一級以下，僱用人員幾乎完全是在辦公室工作的辦事員和在辦公室搞清潔衛生工作的服務人員。同經紀業、投資公司以及保險公司的情況唯一不同之處是後者需要大量兜攬業務的人員。律師事務所和其他社會事業性質的事務所、廣告社、自身不做製造工作的圖書期刊出版社、慈善與宗教組織、函授學校、旅行社、職業介紹所等等，以及管理公衆事務的政府機構，其勞動過程在較小程度上也帶有同樣嚴重的辦公室工作的性質。

在所有這些行業中，資本的發展把資本家的經營職能從個人的活動轉化爲大批人的工作。資本家的職能是代表資本並擴大它。要做到這一點，或者是在生產的工業和活動中指揮剩餘價值的生產，或者是從那些工業和活動的外部來佔有剩餘價值。工業資本家，即製造商，是前者的範例，而銀行家則是後者的範例。*這些指揮和佔有的管理職能本身已經變成勞動過程。資本執行這些職能的方式和它進行生產勞動過程的方式是一樣的，即用在勞動市場上大規模購買的僱傭勞動，並按照管理工廠勞動組織的同樣原則把它組織成爲巨大“生產機器”。在這裏，社會的生產過程消失了，成爲一連串紙面上的作業——而且，這一連串紙面上的作業，就像罐頭食品廠作業線、肉類加工業作業線、汽車廠裝配輸送帶連續不斷地流動那樣，由用差不多同樣方法組織起來的工作人員來進行。

* 銀行什麼也不生產，而只是通過從前被稱爲“高利貸”的活動從受它們支配的大量貨幣資本中獲取利潤。這在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不再像在封建社會和早期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是使它們顯得不體面的事情了。實際上，金融組織在社會分工的頂峯佔有一席地位。這是因爲它們已經掌握了無需通過任何生產過程就能擴大資本的技術。（這種技術的不可思議的表面現象，只是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這些金融組織佔有了一份其他地方生產的價值。）這種做法即簡單又經濟，它是一種絕對單純的積累資本的方式，現在使得那些仍然依靠生產的人只能感到十分羨慕。

這種幽靈式的生產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大。這不僅因爲需要有組織生產的新方法，不僅因爲越來越需要協調和控制，而且也因爲有另一項更爲重要的理由。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形式中，一切勞動產品，除有形的特性外，還帶有無形的所有權的標記；除有形的形式外，還有價值的社會形式。從資本的觀點看，價值的表現比勞動產品的有形形式或有用的性質更爲重要。出售什麼種類的商品都無關緊要，而取得淨利卻是最重要的事情。因此，一部分社會勞動必須用在對價值的會計工作上。由於資本主義變得更復雜並發展到壟斷階段，對價值的會計工作也就變得無比複雜了。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中間階段的工作量增加了，因此一件商品的價值的會計工作在許多階段中是重複的。實現價值的鬥爭，即把價值變成現金，需要它自己的一套特殊會計工作。正像在有些工業中用在銷售上的勞動開始接近用在生產所售商品的勞動量一樣，在有些工業中，單單用在改變價值形式（把商品形式變爲貨幣或信用形式）——包括監督管理、出納與收款工作、記錄、會計等等——的勞動，開始接近或超過生產基本商品或服務所用的勞動。最後，正如我們上面提到的，就出現了各種整個“行業”，它們的活動只與價值的轉移以及由此造成的會計工作有關。

由於這種記錄價值運動的工作一般是由一家資本主義公司爲了達到其特殊目的而做出的，它自己的會計工作得不到其他機構的信賴。這就導致大量的重複。公司之間往來通常被認爲是不誠實的，而不是誠實的。未經覈實的記錄，被認爲除對做出這些記錄的組織的目的外，對任何其他目的都是不合適或不可靠的。這樣兩個公司，在彼此的買賣交易、信貸與支付等等的來往中，各自保有一套完整的記錄，每一份記錄是對方所保有的記錄的鏡象。在這家公司賬本上是貸方，在那家公司賬本上就是借方。遇有爭端，雙方就根據現有的證件互相推諉舉證責任，因此，每套記錄通常都成爲一種保密的東西，不是用它來協調工作，而是用它來作爲一種武器。

而且，每一公司的內部記錄，都是在假定它所僱用的每一個人都可能不誠實、不忠誠或粗心大意的情況下做出的。實際上這是現代會計學的首要原則。除了別的理由以外，正是由於這個理由，複式薄記證明對資本主義會計是最合適的。根據這種制度，每項交易在一發生時就記錄在兩個地方，而通過企業的整個價值運動則反映在彼此互相檢測覈對的一套連鎖的賬目之中。只在一筆帳上弄虛作假，通常馬上會看出誰是作假的人；一般地說，只有許多人勾結在一起，才能使僞造的許多賬目彼此保持平衡。這種使各筆賬目互相呼應的制度還有種種獨立的複覈和檢驗的辦法。總的說來，現代財務制度，雖然不能絕對防止作假或錯誤，卻是一個防範嚴密的結構，其中大部分是爲了達到自身安全的目的。一般地說，如果發現其中有弄虛作假的地方，那並不是事出偶然，而是按照管理部門的方針來做的。

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由於公司爲了籌措資金必須向外界提出財務報告，也由於存在着公開透露財務情況的其他各種需要——例如銀行貸款，根據和外界所訂合同同締約當事人清理賬目，等等——，還提供了證實記錄真實性的另一種辦法。這就是由會計師事務所來擔任的獨立審計工作。這種事務所，或是臨時應約，或是常期受聘，以審查各種記錄並“證明”其結果爲“專業”。所有公司都不誠實的假定，爲這種審計員的特殊職能所抵消。這些審計員被認爲從事誠實的職業，儘管通常並非如此。不管怎麼說，這卻造成了另一套記錄和另一種重複的辦公室工作。此外還要加上政府管理和稅務機構的許多工作，這些機構從不同的立場處理同樣的材料。

這樣，商品的價值形式和其物質形式分離開來，成爲一個龐大的文書工作的帝國，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變得和物質世界一樣的真實，並且吞沒了日益增多的勞動力。就是在這個世界裏，價值被記錄下來，也就是在這個世界裏，人們轉移、爭奪並分配剩餘價值。以價值形式爲基礎的社會把越來越多的勞動人口交給要求價值所有權的很複雜的分支部門。雖然無法計算這些人口或檢驗這個問題，辦公室工作人員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可能就在於此；毫無疑問，銷售的需要，連同價值會計工作的需要，消耗了大部分辦公室工作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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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十九世紀後幾十年辦公室的猛增，以及辦公室工作從僅僅是管理部門的附帶工作變成爲本身就是一種獨立的勞動過程，人們開始感到有對它加以系統化和控制的必要。當這種工作在僅僅有幾張用欄杆和業主隔開的辦公桌的辦公室中進行時，實際上它是自我監督的，只需要有些平常的審慎的防止貪污盜竊等等事件的防範措施。在工業企業中，辦公室開支爲數很小，並且附屬於生產開支。在商業和金融業的辦公室中，這些開支在大規模推銷、“消費者”銀行和集體保險的時代以前，也是爲數很小並且是附帶性的。這些企業都還沒有感到它所取得的成績主要取決於這種辦公室勞動過程的效率。

由於這種情況發生變化，作爲小辦公室特徵的密切聯繫、相互負責的氣氛，以及忠誠程度，不再是非此不可的東西，而變爲明確的不利因素；管理部門開始割斷這些聯繫，並代之以一種所謂現代組織的不受個人情感影響的紀律。當然，這樣做時，管理部門在整個過渡時期都是仔細地、儘量久地保持傳統養成的責任感和忠誠感；但是管理部門本身對辦公室工作人員所承擔的許多特殊義務隨着辦公室的發展一個一個地被割斷了。這個時代的特點是薄記員統治時期的結束和作爲較高級管理部門主要工作人員與代表的辦公室管理人員的興起。辦公室管理人員的職位是資本主義壟斷時期的產物，它發展成爲一個專業化的管理部門，有它自己的學校、專業學會、教科書與手冊、期刊、標準和方法。

從它發生時期的前後關係來看，這自然意味着把科學的管理方法應用到辦公室中去。到本世紀的頭幾十年，在這方面着實作了一番努力。1917年，在紐約、芝加哥和倫敦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辦公室的科學管理》，副標題是：《關於把泰羅科學管理體系應用到辦公室中的成果的報告，附：關於如何取得這些成果中最重要部分的討論》。作者威廉·亨利·萊芬韋爾，在十年前開始採用泰羅體系，並在像柯蒂斯出版公司那樣的一些辦公室中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次年，在紐約大學擔任多年教授的李·蓋洛韋發表了他的權威著作：《辦公室管理的原理及實踐》。除了別的以外，這些書還清楚地闡述了辦公室管理的要領：辦公室的目標是控制企業，而辦公室管理的目標是控制辦公室。蓋洛韋這樣寫道：

企業的辦公室越大，管理的問題就顯得越困難和越重要。管理人員必須給僱員下命令，完成工作的報告必須記錄下來。檢查員、管理員、工頭、高級辦事員和辦公室管理人員的人數增加了——他們的職責是使僱員同機器協調地工作。起先，這些監督人員之一可以口頭髮指示並把許多細節記在心裏，但是由於工作越分越細，各級領導之間不斷聯繫的需要就增加了。爲了跟上企業越來越複雜的情況，爲了節省行政人員和工人的時間，函件與便箋、生產命令與工作指示單、通話管與傳真電報機、成本統計與控制帳、上下班計時鐘與傳遞員也就成倍地增加了。（13）

這段話的重點在於生產過程中的辦公室工作增加了。但是蓋洛韋卻立即把他的想法擴大開來，包括資本主義企業辦公室的全部職能：

執行意味着控制，即對工廠組織的控制，對金融組織的控制和對銷售組織的控制。在辦公室管理人員的監督下，設計一些記錄、方法和體系來執行控制的職能和協調一個部門同另一個部門的活動，這就是辦公室組織的工作。（14）

隨着控制職能的增加，隨着這些管理職能自然而然地轉化爲獨立的勞動過程，就有了按照工廠中使用的那些原則來控制這些新勞動過程的需要。萊芬韋爾在他著作的開頭這樣寫道：

對時間和動作的研究，正如在工廠一樣，在辦公室工作的一般細節方面也顯示出驚人的成果。既然手或身體的每一動作、每一種思想，不管它是多麼簡單，都有體力的消耗，那麼，正如在工廠中一樣，對這些動作的研究和分析，爲什麼不能在辦公室工作中發現大量毫無效果的努力呢？（15）

這些早期採用科學管理的人，把泰羅體系的基本想法應用於辦公室，開始打破每一辦事員（通常是薄記員）按照傳統方法，獨立判斷和在一般的輕微監督下作他（或她）的工作這樣一種安排。此後，工作就照辦公室管理人員的規定進行，工作方法和持續時間是由管理部門根據它本身對每一工作的研究來加以檢驗和控制的。萊芬韋爾舉柯蒂斯出版公司採用泰羅體系爲例，該公司辦理大量郵購業務，對郵件開封的工作重新加以組織，結果是一個辦事員每小時可以處理五百件，而以前則僅能處理一百件。同樣也盡力使五百多種其他辦公室工作標準化。

對速記效率和其他形式的打字工作做了極爲細緻的研究。“有些打字機公司在打字機上安裝一種機械裝置，自動計算敲擊字鍵的次數並把它記錄在標度盤上。”這種儀器和生產記錄鍾一起使用，打字員在每件工作開始和結束時都打一下鍾片。這種計量辦法被用來作爲支付計件工資的基礎（經過相當時間，管理專家才發現在這樣的辦法下，打字員爲了增加計數，總是不用打字機的製表鍵，而使用間隔棒）。使用沒有這種先進裝置的打字機公司，直到現在還用許多教科書上所說的平方寸法：把一張帶有格子（每格一平方英寸）的賽璐珞板鋪在打好的紙頁上，在最後一行的末端就表明版面內所打的字母數。“如隔行打字時，”蓋洛韋用那學派所特有的精密科學精神補充說，“平方英寸的數目當然要除去一半。”使用計量長度和行數的線規可以取得同樣的結果。但是這些器件對記錄每個打字員每天和每星期工作量的精密體系來說僅僅是初步的。因此根據口授打下的和從其他文件謄過來的行數等等，都需要不斷地加以檢查。（16）口授的時間也要加以記錄，起先按頁數，後來隨着口授機器的推廣，就改用機械方法了。目標是得出說明每一速記員工作時間的報告。整套圖象就像工廠的生產記錄一樣，同樣用來規定生產的最低標準和提高平均標準。

且不談辦公室工作方法的改變，正如在工廠裏的情況一樣，生產記錄制度本身就是一種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萊芬韋爾寫道：“作爲了解每一個辦事員能力的方法，也作爲刺激他更加努力的方法，計劃部門每天記錄每一個辦事員完成的工作量及其相對效率。大家都知道，僅僅保持這樣的記錄就可以大大提高許多辦公室的效率。”儘管裝腔作勢說，進行這種研究是爲了方法上的改進，可是科學管理所取得的許多效果都是由此而來的。例如，當萊芬韋爾說“一個辦事員的工作效率僅僅由於重新安排辦公桌上的工作就翻了一番”時，我們可以認爲這是嚴密而使人害怕的監督管理的效果，而不是效率的奇蹟。這一點管理人員也是理解的，不過被一種“科學”的神祕氣氛所掩蓋起來罷了。（17）

從一開始，辦公室管理人員就認爲一切形式的——不僅是例行或重複的——辦公室工作，都可以標準化和“合理化”。爲此，他們甚至對那些沒有什麼常規、每天有幾十種不同作業和要運用判斷力的職業都進行了精心的研究。這種努力的基本特徵是使不管哪種辦公室工作人員都要彙報整天的工作。其效果是使每一名辦公室僱員（不管多麼有經驗）的工作成爲管理部門干預的對象。這樣，管理部門開始在辦公室裏行使它以前未曾使用過或偶爾運用的控制勞動過程的權利。

各種形式的計件工資制——固定的計件工資，獎勵工資，或泰羅工資級差制——，自然緊跟在其他改革之後被採用了。“迫使工商業者修改他們關於工資制度的看法的主要變化之一，是企業業務方面的巨大增長。這變得必須僱用數以百計的、而不是五、六名左右的辦事員、打字員、和薄記員。管理部門面臨一種新情況，不可能斷定僱員是否達到足足幹了一整天活的標準。”（18）

早期“科學的”辦公室管理人員主要關心的是關於現行程序的理論而不是辦公室的機械化。像泰羅一樣，他們認爲現有的技術發展水平是既定的。雖然辦公室勞動的基本工具——打字機已經普遍使用，而且計算機、聽寫器和機械登賬工具已經發明，可是辦公室的機械化仍有待於很遠的將來。由於辦公室管理人員處理辦公室勞動的工具和材料，他們主要關心的是安排現在可能作的事情和從中進行選擇這樣一些瑣事。對於辦公室的佈局，他們給予過分的注意；因此使用氣動管來進行辦公室之間和辦公桌之間的通訊聯絡，以及使用循環傳送帶來傳送在進行中的作業就變得很流行。試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在大量勞動的組織中，應如何力求經濟節省。萊芬韋爾計算出，如把飲用噴泉裝置在使每一辦事員每次喝水時平均要走一百英尺的地方，那就會使某企業辦公室裏的工作人員爲了喝適量的水，每年合計要走五萬英里的路。對僱主來說，它就損失了相應的時間。（這是一千名辦事員用在走路上的時間，其中每人每天只走幾百碼。）爲了避免這種“浪費”，僱主苦心地作出了安排；這就造成了像束縛工廠工人那樣束縛辦公室工作人員的需要久坐的傳統——把每件東西都放在近便的地方，好使辦事員不但不需要、而且也不敢離開辦公桌走的太遠。*

* “一萬二千名僱員，每人每天少走十步”，亨利·福特在談到他讓材料傳送工給工人送料、而不讓工人任意走動的制度時說，“就會省掉五十英里的無益的動作和白費的精力。”（19）所有不是用來增加資本的動作和精力當然都是“無益的”或“白費的”。這並不考慮每一個人都需要作各式各樣的動作和不斷改變例行工作以保持身體健康和精神飽滿；也不考慮從這個觀點看，這種動作並不是無益的。要把每一件東西都送到工人的手裏，這和牲畜飼養場或家禽飼養場的喂肥辦法是同一性質的，因爲二者所追求的目的都一樣：使公司的資產負債表越來越充實。至於隨之而來的對工作人員的體格和健康的不良影響，則根本不加考慮。

“要是書寫紙的質量優良，而且用的是好筆而不是禿筆，就可以免於使用吸墨具以及因此造成的成千次無效動作。這種節約遠遠超過多年來供應筆的代價。筆桿的粗細和樣式也必須加以細心研究並使之標準化。”有一位管理人員對墨水的蒸發作用進行了“時間研究”，他發現不蒸發的墨水池每池每年可節省一美元。這是很認真作出的報告，其中還提出這樣的意見：“當然，蒸發率隨着溼度的不同而異，其結果並不是經常不變的。”對於在歸檔或在銷燬以前、從函件上摘下大頭針或回形針的時間研究“表明摘下一磅回形針和大頭針需要十分鐘。……的確，大頭針必須插在針孔上，可是這項工作可以由辦公室傳遞員在來往行走的時間中來做”。萊芬韋爾用一種難得有的不那麼精確的口氣接着說：“在十五到二十分鐘內可以在針孔上插上一千根大頭針。”他結束這項論述時勸人們說：

關於有形的辦公室怎樣可以標準化這一概念，將使你對於要加以考慮的許多細節有一個大致的概念。但是，在科學管理下，標準化的工作決沒有完了。爲了跟上時代，新的和改進的方法是會經常產生並加以試驗的。今天認爲是標準的東西，明天或許要完全加以改革。這並不是不要標準化的理由，而是應當標準化的一種論據。例如，有些鋼鐵公司的管理人員就不願畫蛇添足，認爲他們對設備的投資足以應付一切需要、而沒完沒了地改來改去是愚蠢的。反之，卡尼基卻把所有老設備都廢棄不用，安裝上現代化的機器和使用現代化的方法。其結果是衆所周知的。具有像卡尼基這種勇氣的辦公室管理人員一定會像這位鋼鐵大王那樣取得成功。（20）

按照新近的標準，早期卡尼基辦公室管理的設備和方法是粗糙的，只是對大規模辦公室的問題的第一步反應。就像在工廠裏一樣，解決問題的辦法首先在於技術分工，其次在於機械化。雖然今天這些是同一過程的若干方面，可是從歷史上說，它們是分階段發生的；現在最好把它們分別開來，首先討論辦公室工作過程的分工。

1．戴維·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職員階層：對階級覺悟的研究》（The Blackcoated Worker: A Study in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58），第22頁。

2．西德尼·波拉德（Sidney Pollard）：《現代管理的起源》（The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 Cambridge, Mass., 1965），第137－139頁和第153－155頁。

3．F.D.克林根德（F. D. Klingender）：《英國辦公室工作人員的情況》（The Condition of Clerical Labour in Britain, London, 1935），第2頁。

4．劉易斯·科裏（Lweis Corey）：《中等階級的危機》（The Crisis of the Middle Class, New York, 1935），第249－250頁。

5．關於美國：阿爾巴·M.愛德華茲（Albe M. Edwards），第十六次人口調查報告，《1870－1940年美國比較職業統計》（Comparative Occupation Statis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0 - 1940, Washington, 1943），第112頁；戴維·M.卡普蘭與M.克萊爾·凱西（David M. Kapland and M. Claire Casey）：《1900至1950年美國的就業趨勢》（Occupation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 to 1950），美國人口普查局工作報告書，第5號，華盛頓，1958年版，表1；美國人口普查局：《人口普查：1970年，總結報告，PC(2)-7A，職業特徵》，華盛頓，1973年，表1；美國人口普查局：《1960年人口普查》，第1卷，華盛頓，1964年，表201，第523頁。關於英國：洛克伍德：《職員階層》，第36頁；喬治·S.貝恩（George S. Bain）：《白領工會主義的發展》（The Growth of White Collar Unionism, Oxford, 1970年），第191頁。

6．洛克伍德：《職員階層》，第28頁。

7．貝爾頓·M.弗萊謝爾（Belton M. Fleisher）：《勞動經濟學：理論和證據》（Labor Economics: Theory and Evdence, Englewood Cliff, N. J., 1970），第219頁。

8．斯坦利·萊伯戈特（Stanley Lebergott）：《經濟增長中的人力：1800年以來的美國記錄》（Manpower in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Record Since 1800, New York, London, 1964），第500頁；關於1900年生產工人的工資等級，參看第525－527頁。

9．保羅·O.弗萊姆與尼古拉斯·I.彼得斯（Paul O. Flaim and Nicholas I. Peters）：“美國工人通常的每週工資”（Usual Weekly Earnings of American Workers），載《勞工每月評論》，1972年3月號，第28－38頁；特別是表4，第33頁。勞工統計局的這份勞動力的特殊報告包括每週工作三十五小時或更多一些的五千七百六十萬工人，不包括每週工作不到三十五小時的百分之十五的掙工資和薪金的工人。

10．洛克伍德：《職員階層》，第49頁。

11．戴維·M.戈登（David M. Gordon）：“從響汽笛到喝咖啡的休息時間”（From Steam Whistles to Coffee Breaks），載《異議》雜誌，1972年冬季號，第197－200頁。

12．喬恩·M.謝潑德（Jon M. Shepard）：《自動化和厭倦：對辦公室工作人員和工廠工人的研究》（Automation and Alienation: A Study of Office and Factory Workers, Cambridge, Mass., 1971），第41－42頁。

13．李·蓋洛韋（Lee Galloway）：《辦公室管理的原理與實踐》（Office Management: It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New York, 1918），第vii頁。

14．同上，第3－4頁。

15．威廉·亨利·萊芬韋爾（William Henry Leffingwell）：《辦公室的科學管理》（Scientific Office Management, New York, Chicaco, and London, 1917）；參看引言。

16．蓋洛韋：《辦公室管理》，第222－226頁。

17．萊芬韋爾：《辦公室的科學管理》，第27頁和第32頁。

18．蓋洛韋：《辦公室管理》，第569頁。

19．斯坦利·萬斯（Stanley Vance）：《美國工業》（American Industries, New York, 1955），第160頁。

20．萊芬韋爾：《辦公室的科學管理》，第20－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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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四部分 工人階級職位的不斷增長

第十五章 辦公室工作人員（2）

大多數辦公室的工作過程，用工業術語說，很可以認爲是不斷流動的過程。它們主要是爲實現和記錄商業交易、契約安排等等所需要的文件的流動。雖然這些過程不時爲個人會見和函件往來所打斷，可是這些情況反足以促進文件的流動。我們可以舉最普通的交易形式即商品銷售爲例；不言而喻，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對方商號的相應過程作爲其鏡象，不過記號是相反的罷了。

顧客定單是這個過程的細胞。它經過一連串的記錄和計算，從在售貨員的定貨薄中，或在郵件中，或在電話裏出現開始，直至作爲公司財務狀況報表中一個極其微小的部分而到達它最後歸宿地爲止。這定單必須拆封並經過審查。必須清楚地驗明顧客的商號名稱、寄送帳單的地址、運送貨物的地址（如有的話），以及最重要的是信譽情況。（如果隨同定單已附來價款，這就成爲隨後重新與主流相匯合的支流的一部分。）必須清楚地和嚴格地說明定購項目的類型和數量。必須按照公司銷售方針給每一定單定出恰當的折扣，這項工作是相當複雜的，要按照定購的數量、顧客的類型、特殊的安排等等分成層次。必須準備發票或帳單，開列待運的商品，按不同單價寫出數量。這張發票必須計算出總額，除去折扣，並加上諸如運費和稅款等附加費用。現在，發票向另一階段發展：一方面，發票的一些副本供運輸部門作爲裝貨單據，並給顧客作爲打包單據；另一方面，還有一些副本作爲會計程序的原始材料。在後一過程中，發票總額要過到銷售帳和客戶帳（或現金帳）上去。客戶帳還要分批加總過到應收帳款總帳中去。同時，還要根據發票製表，表明存貨減少的情況，記載每一項存貨的銷售情況，以及推銷員和銷售地區的銷售情況，用以計算應付銷售佣金，表明銷售趨勢等等。最後，這種帳目上的合計數，經過檢查證明內部無誤而且彼此平衡後，就成爲那一部門或公司的月報表和財務狀況說明書的原始材料。

照傳統的方式，這整個過程都是由薄記員在定單填寫員、過帳助理員等等助手的協助之下進行的。但是，工作量一經變得很大，辦公室的管理方法已經採用，這個過程就分爲許多很細的工作。其特點是，由許多辦事員分別進行以下的工作：郵件開封，規定交付定貨的日期和路線，解釋顧客提出的問題，結清信用帳款，審覈定購項目，查明有無存貨，用打字機打出發票，在發票上加註價格，填寫金額，打折扣，計算裝運費，過客戶帳，等等，等等。正如在製造過程中一樣——實際上，比製造過程更不費力——把辦公室的工作分解開來交給很多局部工作人員，這些人員現在完全不理解這個過程的全貌和構成其基礎的方針了。舊時代辦事員的特權——即能目睹整個企業經營情況並能看到企業爲了達到其目標所取得的進展及其在任何特定時間的情況的特權——現在消失了。每一種需要對方針作出解釋或需要和其他科室聯繫的活動，都成爲較高工作人員作的事情。

不用說，這種想法更容易適用於那些不反映有形商品運動的業務，例如銀行與其他金融業務、支付保險費和要求賠償等等。但是即使是那些在局外人看來顯得很難這樣細分的工序，在達到足夠數量之後，也可以同樣處理。例如，函件可以按照各種一般性問詢和問題分類，然後用事先備好的答案來回答——這種答案，或用機器複製，或用打字機重複打出來（如今用的是自動的磁帶控制的打字機）。需要個別處理的那一較小部分可以留待高級文牘辦事員來處理，而其餘都予以分類、分批和點數。根據一批批總數，辦公室的高級職員能夠看出是什麼樣的問題或錯誤使得人們來信查詢，並以此來檢查其他部門的工作，或用這些數字來衡量過去經驗和全行業經驗的優劣。同時，各批總數可以同處理某類函件的時間聯繫起來，從而可以經常不斷地檢查和控制所耗用的勞動時間。

總的來說，由於勞動過程本身的性質，大多數辦公室工作的合理化，以及用細分的局部工人人員來取代全能的辦公室工作人員，一切就都進行很順利。首先，辦公室的工作幾乎全是在紙上進行的，而紙張要比工業產品遠遠更加容易地根據需要重新整理，從這一工作地點送到另一工作地點，拼湊和重新拼湊在一起。其次而且更爲重要的是，辦公室工作很大部分的“原料”是以數字形式出現的，因此勞動過程本身可以按照數學法則進行組織。這是搞物質生產過程的經理人經常追求但難於獲得的有利條件。由於流動受數學法則的支配，辦公室工作過程在各個要點上都可以用數學控制辦法來加以檢查。過去許多人以爲辦公室工作和工廠工作不同，其複雜性使它難於合理化；恰恰同這種意見相反，一旦工作量發展得足夠大，一旦認真研究了合理化方法，辦公室工作還是比較容易實行合理化的。

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

辦公室是腦力勞動的場所，而車間是體力勞動的最初場所。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甚至在泰羅以後，並且部分地是由於泰羅，情況還是如此：科學管理使辦公室壟斷了概念、計劃、判斷，以及對結果的評價工作，而在車間裏，除實際執行辦公室裏所想出的工作外，不進行別的事情。果真如此，那麼把辦公室工作同用腦筋和受過訓練的勞動混爲一談，把生產過程本身同不用腦筋和未受過訓練的勞動混爲一談，就有些道理；但是，當辦公室本身也受到合理化過程的影響時，這種對比就失去說服力了。思考和計劃的職責，集中在辦公室內越來越少的一些人身上；對於辦公室的大量工作人員來說，辦公室像工廠一樣，也是體力勞動的場所。*隨着管理工作變成爲一種行政管理的勞動過程，體力工作就進入辦公室，很快變成大量辦公室工作人員的工作特徵。

* 照洛克伍德的話說：“分工的主要變化之一是出現了負責‘處理’數據的專門和半熟練的辦公室僱員。實際的分工往往發生在機械化之先，但是機器加速了這樣一種趨勢：對數據的選擇和分析作出決定的少數高級職員同其職責越來越不應該列爲腦力勞動者的大量低級職員區分開來了。”（21）

一般地說，勞動是一種過程，它的確定形態是由最後結果即產品形成的。製鞋工人、成衣工、屠宰工、木工、機工或農民使用的材料和工具，隨着工藝情況而異，但是它們必須適應靴鞋、衣服、肉類、木器、金屬模型，或穀物的生產。典型的——儘管不是唯一的——腦力勞動的產品是紙張上的種種標記。腦力勞動在頭腦中進行，但是由於它以一種外部產物的形式出現——文字、數字或其他表現形式——，它就包含諸如書寫、繪圖、操作書寫機器等等體力上的工作，以便造出這種產品。因此就有可能把構想的功能和執行的功能區分開來，只要工作的規模大得足以使這種細分對公司來說是經濟合算的。

查爾斯·巴貝奇是最早認清這一點的人之一。他不僅負責設計最早出現的若干部計算器（“計算機”）中的一部，而且在他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寫的《論機器和製造業的經濟》一書中，他寫了具有預見性的一章，標題是“論腦力勞動的分工”，在這章裏，他對這個問題進行了一次最早和最有力的分析。他一開始就說：“我們已經提到在有些讀者看來也許是自相矛盾的東西——即分工適用於腦力勞動，就像適用於機械操作一樣，並且保證二者同樣節省時間。”（22）他用下列來說明這一點。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採取十進制使有必要製出一些適應這種制度的數學表。這個任務交給了一個名叫M.普龍尼的人，他不久就發現，即使有幾名助手協助，他一輩子也不能完成這項工作。他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偶然經過一家書店，裏面擺着最近出版的亞當·斯密《國富論》，他於是翻閱這本書的第一章。他決定像製造大頭針那樣製造對數函數和三角函數。爲此，他建立了兩個單獨的車間——每個車間的產品是用來檢查另一個車間的產品的。

他把這項工作分給三個小組去做。第一小組由五、六名法國有名的數學家組成，負責設計對其他兩組最爲適用的公式；第二小組由七、八位擅長數學的人組成，從事解決把這些公式變成數值並設計出檢查這些計算的方法的問題；第三小組，其人數從六十到八十人不等，只用簡單的加減法，並把計算結果送回第二小組去檢查。巴貝奇闡述這一過程及其要求的條件如下：

當人們說這樣作出的表格有十七大卷之多時，對這種勞動也許會產生某些想法。第一類人完全不用做第三類所做的那部分工作，這部分工作幾乎可以叫做機械的，不需要什麼知識，而所費的氣力卻非常之大。這種勞動總是可以以廉價買到的。第二類人的職責，雖然需要有算術運算技能，可是由於人們對那些較難的運算自然會感到較大的興趣，這類職責也就不那麼繁重了。（23）

關於第三組，巴貝奇說道：“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類人中十之八九除要求他們做的加法和減法之外，並沒有什麼算術知識，然而這些人的計算通常比那些具有較廣泛的數學知識的人更加正確無誤。”因此很容易從中得到資本主義無法迴避的兩種結論，不管其對人類產生的後果如何。第一是受過教育或工資較高的人的勞動決不應該“浪費”在可以由較少訓練的人來爲他們做的事情上。第二是那些沒有受過什麼特殊訓練的人在完成例行工作上反而更好，這首先是因爲他們“總是可以廉價買到的”，其次是因爲他們的雜念不太多，就能更正確和更可靠地完成其例行工作。對於以上所述，只要補充下列兩點就可以了：一、巴貝奇預見到“計算機的完成”將消除第三組人員所做的加減工作的必要性，二、在此以後，找到簡化第二組人員工作的方法將證明是可能的。我們從巴貝奇的預見中可以看到這整個過程會轉變成由“第一組”人員來監督的機械化的例行工作。到那時，“第一組”人員便是需要通曉數學或這一過程本身的唯一的一批人。所有其他人的工作都將變爲“準備數據”和操作機器的工作。

從辦公室工作人員的工作中逐步消除思想活動，最初採取的形式是把腦力勞動變爲反覆進行一小套同樣的職責。這種工作仍須用腦子來做，但是腦子是當作生產中局部工人的手來使用的，一遍又一遍地抓起和放下單獨一種“數據”。下一步是徹底消除思考過程——或至少就它從人類勞動中曾經消除過的而言——和增加那些只進行體力勞動的辦公室工作的工種。

作爲體力勞動的辦公室工作

泰羅之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管理專家抹掉了工廠工作和辦公室工作之間的差別，並把工作分解成許多簡單的動作組成部分。這種把工作化爲抽象的勞動，即把工作化爲與腦子吸取感覺印象一起進行的手、腳和眼睛等等的有限動作，不管其產品或過程的形式如何而加以計算和分析，這自然而然就會具有把辦公室工作和工廠工作合併成爲一種單一的研究管理的領域的效果。現在研究動作的“科學”按照同樣的分析法則來論述辦公室工作和工廠工作，把它們看作是人類“操作者”各種形式的無變化動作。因此，在一個管理技師寫的一本典型手冊中，開頭一節的題目就是“關於一般過程的想法”；在討論“車間、倉庫、商店、辦公室或任何其他領域”的工作時，首先就煞費苦心地要建立能普遍應用於各種工作的衡量工作和控制生產的制度。“各種情況都呈現一種不同的表象，因此在這種種不同領域內所做的工作，通常被認爲是很不相同的。但是在所有這些領域內，其基本目標卻有極其顯著的相似之處。……分析一下構成勞動過程的東西，就可以看出勞動過程的一般性。說人類勞動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做同一類型的工作，這當然好像是一種荒唐的說法。如果想到大量工作在性質上都是腦力的而不是體力的，這種說法就似乎更不正確。但是這種說法是正確的。”（24）對“通用的標準數據”的收集開始主要着眼於工廠工作，而這種數據現在至少是同樣經常地應用於辦公室工作了。

此外，還收集了特別爲辦公室用的標準資料，採取的形式是：對特別普通的辦公室動作加以研究，這些動作是作爲辦公室管理人員可以用以構成他們自己完整的工作的可交替部分被提出來的。例如，美國工作制度與程序協會用簡潔的形式彙編了這樣一本手冊，題爲《辦公室工作時間標準指南：美國各大公司使用的標準數據彙編》（底特律，1960年版）。給這本手冊提供資料的組織有：通用電氣公司、斯坦福大學、通用輪胎與橡膠公司、伊利諾斯州歐文斯克爾－麥吉石油工業公司、芝加哥城哈里斯信託儲蓄銀行，以及美國工作制度與程序協會芝加哥分會。*

* 這本《指南》中發表的表格並沒有直接指明來自哪家公司，但是所提供的資料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可以看出其出處。例如“公司甲”——這裏舉出的大多數例子是採用它的資料——僅僅被指明爲一家“電氣器械及有關產品的大製造廠商”，但是在一些協作者中，適合這一描述的唯一組織就是通用電氣公司。它提供了配電變壓器部——製造重型電力處理設備的部門——所用的辦公室標準。從以下所述，我們對於據以監督現代辦公室工作人員工作（不管他們是否知道）的辦公室標準和分析，可以得到一個概略的印象；這比看教科書上的標準要好。

就像我們在上面第八章中所描述的那樣，這些組織保持的辦公室工作標準是從各種動作要素的單位時值開始的，可是它們進而把許多基本動作湊成各種辦公室工作，併爲辦公室管理人員提供可以據以組織和測定勞動過程的標準。例如：

開和關

分鐘

卷宗抽屜，開和關，無選擇地

0.04

文件夾、開或合上口蓋

0.04

辦公桌抽屜，開普通辦公桌的旁邊抽屜

0.014

開中間抽屜

0.026

關旁邊抽屜

0.015

關中間抽屜

0.027

椅子上的活動

分鐘

從椅子上站起來

0.033

坐到椅子上去

0.033

在轉椅裏轉動

0.009

在椅子裏向附近的辦公桌或卷宗夾移動（最遠四英尺）

0.050

表中列出從一英尺到一千英尺距離的走路時間，可是由於在辦公室內走路需要轉好些彎，“走路（在室內）”每一個轉彎要加上0.01分鐘。閱讀一個一至三位的數字，假定用0.005分鐘；閱讀一個七至九位的數字，假定用0.015分鐘。對照校對，每書寫或印刷符號估計用0.0026分鐘。閱讀打字的副本，每英尺用0.008分鐘。抄寫，不包括“拿起”或“放下”鉛筆或鋼筆的時間：

數字，每個數目

0.01分鐘

印刷符號，每個符號

0.01分鐘

正規寫法，每個字母

0.015分鐘

由於某些理由，被稱爲“垛齊”的操作是辦公室管理專家愛談的題目，他們在幾十項研究中，對它都進行了圖解、分析和計時。在這個例子中，“垛齊”的時間（“基本時間”，手裏有紙）如下：

第一次垛齊

0.006分鐘

第二次或隨後的垛齊

0.009分鐘

垛齊後輕拍

0.004分鐘

輕拍後的輕拍

0.007分鐘

此表列出了從一次到十次垛齊所費的時間，並說明“超過十次以上的每一次垛齊要加上0.01分鐘”。

“用剪子剪裁”的時值定爲0.44分鐘，而“此後每剪費時0.30分鐘。”*每一剪包括把剪刀張開、向前剪、以及把剪子合上等動作。蓋橡皮戳（包括拿戳子、檢查日期和把它放在一邊的時間），以及在一系列單子上蓋戳和把它們放在一邊（扣除每蓋戳四次給橡皮戳加油墨的時間）的單位時值也都列成表格。此外，覈對、集攏、放在一邊、整理、穿孔、用訂書釘釘住（或取下訂書釘）、套上橡皮筋（或取下來）、在兩個位置之間移動材料、計數、摺疊或展開、拆開郵件包封（信封）和取出裏面裝的東西、把郵件放進包封等等所需用的時間也都列成表格。把一份文件納入抽屜、卡德克斯文件夾、萊茵德克斯文件夾、斯皮德·歐·馬蒂克文件夾、裝訂器或摺疊機，記入工作時間表、計劃卡片，或記在格式紙的具體位置上所需的單位時間都有規定。把雜項文件歸檔、建立新卷宗、按編號歸檔和混合歸檔、登錄或書寫等等的時間也都有規定；在這一方面，還另有一張列舉垛齊所費時間的圖表。

* 當一個人“垛齊”一疊紙來把它弄整齊的時候，爲什麼第二次垛齊比第一次垛齊的時間要長些，這點沒說清楚。除非是印錯了，爲什麼第一剪費時幾乎半分鐘，而此後每一剪費時二十秒鐘，這點也沒說清楚。

打字的時間是經過嚴密分析的。每分鐘打多少字和每英寸的地位打字需要多少分鐘，其一般標準都用圖表對照表明。但除此外，對拿紙張，把它插到打字機裏去、理齊（若干紙張和複寫紙）、擦掉錯字、改正兩個字母重疊的地方，以及“以後整理材料”等步驟也都確定時值。我們還獲得關於這樣一個“事實”的知識，即在非電動打字機上按退格鍵（每一格）需時0.0060分鐘，而在電動打字機上則需時0.0025分鐘。另外還有一些表格表明膠印和油印等各種不同的複製過程所需的時間。關於用鍵傳動的計算機表格，列有使之歸零和在計算間隙翻轉每一頁紙張的時值（0.0120分鐘）。*

* 所有按照公司甲的標準制的圖表都帶有這樣的說明：“這些是簡單的標準——沒有考慮到休息和大小便所需要的時間。”應該考慮到這些時間，因爲現代資本如果不細緻和考慮不周的話，就不成其爲現代資本了。

公司乙被描述爲一家大規模的橡膠產品和塑料等等的製造廠家，因此大概是通用輪胎與橡膠公司。公司乙用的圖表包括類似的一系列詳表。除用其他形式重複我們已經描述過的那許多種材料的圖表外，還用大頭針別起來、用夾子夾住、計算現金、操縱皮特尼·鮑斯郵資計算器、整理文件、用靜電印刷術複製、操縱薄記機的圖表，以及如下的特製表：

打上下班計時鐘卡片

認明卡片

0.0156分鐘

從架上取下

0.0246分鐘

插入計時鐘中

0.0222分鐘

從鍾中取出

0.0138分鐘

認明放卡片的位置

0.0126分鐘

把卡片放在架中

0.0270分鐘

0.1158分鐘

至於其餘部分，其他公司提供的表格，除了更多的同樣情況外，還包括操縱許許多多辦公室機器——這些機器中有鍵式穿孔機和列單機——，以及像用鋼筆把帳目過入總帳這類薄記工作的時間資料。

由於在辦公室裏鍵盤式機器的使用越來越多，對於操縱這些機器所需的時間分析就變得更爲深入細緻了。爲了舉一個這類分析的例子，我們不妨查一下1963年出版的一本叫做《機器記帳的工作測定》的書——它的三位作者中有兩位在寫作時在埃特納人壽保險公司工作。在論述按鍵穿孔時（操縱八十欄標準數據處理卡上穿孔的機器），他們把對一個數目字進行穿孔所需的時間分成幾個細目如下：*

| 單位時間（TMU） | 頻率 | 標準時間（TMU）
伸手向鍵 | 1.6 | 1 | 1.6
觸    鍵 | 0.0 | 1 | 0.0
按    鍵 | 1.7 | 1 | 1.7
放    鍵 | 1.7 | 1 | 1.7
和鍵脫離接觸 | 0.0 | 1 | 0.0
| | | 5.0

*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有三個單位時間及其總額的簡單的單子，再加上兩條無用的線和兩個無用的欄就構成了一種“表格”。這是管理“專家”爲了使他們的描述具有“科學”的外貌，而用數學的裝飾品來美化他們的描述的典型方式。是社會學家從商業管理學家那裏，還是商業管理學家從社會學家那學到這一點，是值得很好地加以研究的。

由於一個單位時間（TMU）的定義是一小時的十萬分之一（0.00001），因此每秒鐘就有二十八個單位時間。這意味着一架鍵式穿孔機器爲純粹數目字穿孔時是每秒按5^3/5下。但是，給字母穿孔時每按一下要另加一個單位時間（TMU），作爲“用腦力的時間”。照這樣，埃特納公司的專家們計算，在二十六欄中給數字穿孔和在二十四欄中給字母穿孔，跳過其他三十欄，並考慮到自動複寫時間和多算二十個單位時間（TMU）（5/7之一秒）作爲查找資料來源之用，以及十七點二單位時間（TMU）進行其他處理，那就要費0.2295分鐘在卡片機上穿孔，並費0.2017分鐘由另一名操作員在第二架機器上加以檢查。換句話說，爲了按鍵穿孔或爲了檢查，其中包括允許可以有百分之五的錯誤，每張卡片覈定的時間不到十五秒鐘。不過，由於鍵式穿孔機操作員在穿孔前和穿孔後都有些事情要做，因此就進一步計算出一套東西來表明操作員所用的時間，即定出一個三十一項動作的時間表，其中包括“站起”、“坐下”、“取鉛筆”、“在卡片上標註起首字母”、“開關卡片鋼夾”、“開關抽屜”、“取橡皮筋”、“用橡皮筋把卡片箍上”等等所用的時間。（25）

在辦公室的日常工作中，從來沒有完全不用腦力的事——正如任何形式的體力勞動不會完全不用腦力一樣。可是腦力過程被一再重複併成爲例行常規，或成爲工作過程中很小的一個因素，以致能夠用以完成操作中體力部分的速度和熟練程度就控制着整個勞動過程。任何體力勞動的過程也不過是這樣。一旦辦公室的勞動也是如此的話，那種形式的勞動就和形式比較簡單的所謂藍領工人的體力勞動處於同等地位。因此，在關於這一問題的文獻中如此輕率和廣泛使用的“體力”和“白領”勞動這兩個名詞之間的傳統區別，只是反映過去一段時期的情況，這種情況在現代化工作領域中實際上已不再具有意義。隨着辦公室機械化的迅速發展，弄清這一點就變得更加重要了。

21．洛克伍德：《職員階層》，第89－90頁。

22．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論機器與製造業的經濟》（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1932; reprint ed., New York, 1963），第191頁。

23．同上，第195頁。

24．威廉·J.富羅（William J. Fuhro）：《採用快速系統的工作測定與生產控制》（Work Measurement and Production Control with the F-A-S-T System,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3），第39－40頁。

25．理查德·J.英理森、羅伯特·E.諾蘭與詹姆斯·S.德夫林（Richard J. Morrison, Robert E. Nolan, and James S. Devlin）：《機器記賬的工作測定》（Work Measurement in Machine Accounting, New York, 1963），第69－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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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四部分 工人階級職位的不斷增長

第十五章 辦公室工作人員（3）

辦公室的機械化

我們已經看到，在生產中用來成倍地增加勞動的有用效果的機器，可以按照它控制動作的程度來加以分類。一家機器，只要還由操作員控制着動作，就未達到自動操作的程度；到機器變得自動化了，直接控制就轉到了機器的本身。但是，就辦公室的機器來說，對動作的控制一般只是使用機器的附帶目的。所以對高速度印刷機的速度和準確性的要求並不是爲了印刷得快——還有其他更快的方法把印刷符號用的油墨印到紙上去——，而是爲了像計算機所處理的那樣，把受控制的信息流量記錄下來。這是爲了控制信息而不是爲了控制動作而設計的機器系統的一部分。

基本上，信息以一種符號的記錄形式——如字母、數字、以及其他常用的符號——存在着。直至最近，處理這些符號——也就是說，把它們配合和重新配合成所要求的形式，並按照數學規律把它們結合起來或對它們進行分析——直接取決於人的腦筋。雖然把它們記錄下來或把它們結合起來的各種不同的機械設備，例如打字機、加法機或計算機、以及薄記機每天都在辦公室中使用着，可是其中每一種機器卻都只能先通過它的總循環的一個很短部分來傳送或處理信息，然後還得用人的腦筋把它移到下一個位置。就這一意義說，辦公室的工作過程就像一條需要在相隔很近的距離之間有許多抽水站的管道一樣。困難在於記錄信息的形式。只要採取只有人的感官才能認識的符號的形式，那就需要人來掌握它以及移動或操縱它。因此每一種鍵傳動的加法機或計算機都得靠操作員對一排排鍵盤做工作。這種機器的存儲和處理設備是受少數幾個機械記錄器的能力的限制的。只要這種情況繼續存在，每架辦公室機器就仍處於手工具、或動力協助的手工具的原始水平。

變化是從計算穿孔卡片的機器開始的。這種機器在1885年由赫爾曼·霍勒里斯博士發明並用來給1890年的美國人口普查製表。這項發明的重要性不在於它所取得的任何技術上的進步，而完全在於它所體現的想法。在記錄數據單位時，每一單位都用對卡片上每一欄和每一排都給與特定意義的一種系統、記錄在其特有的卡片上，穿孔卡片系統使人們獲得一種無需人直接參加就可以“讀出”和“解釋”簡單數據的方法。現在，通過這種或那種自動檢測洞孔的方法，機器可以對卡片上的數據單位進行挑選和分類、綜合與製表。這種方法的意義在於重新安排信息的形式，使得機器可以把它整理出來。

在以後的若干年裏，這種變革的想法經過了一系列純粹技術上的改進。首先是機電的，在這方面使電脈衝控制機械記錄器；然後是電子的，在這方面用電脈衝本身來處理和存儲信息。這樣，機械的因素實際上是消失了。計算系統對存儲和處理能力的影響是巨大的。穿孔卡片的標準形式是在比兩張紙牌略微大一些的表面上存儲八十個印刷符號，與這種穿孔卡片大不相同的是，普通類型的磁盤組件——由架在一起各距半英寸的十一個十四英尺圓盤所組成——則保存多至兩千九百萬個印刷符號。這些印刷符號可以以每秒十五萬六千個的速度轉移到計算機運算器裏去，或從它那裏轉移出來。在這種運算器裏，這些印刷符號可以在每一符號以百萬分之一秒，甚至以十億分之一秒的速度來衡量的操作中進行操縱。因此，一旦信息用鍵式傳動機器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進行記錄以後，就可以用數學方法在很短的時間內把信息加以集攏（即從不同的來源加以集合），編排和綜合等等，而其結果則在一個屏幕上顯示出來，或更通常的情況是由高速印刷機記錄下來。這種印刷機的本身就是一架使幾十位打字員的共同努力都黯然失色的打字機。

按照這些原則進行工作的計算機系統，是辦公室的主要——儘管不是唯一的——機械化工具。它首先用於大規模例行的和重複的工作，這些工作在某種程度上已用機械來予以完成，如關於工資單、帳單、應付帳款、應收帳款、抵押帳目、存貨控制、保險統計和紅利計算等等的工作。但是計算機很快就應用於新的任務，例如關於複雜的推銷報告、生產成本會計、市場研究資料、推銷佣金，等等的工作，一直到一般會計工作，在這一點上，公司所有的記錄薄部都改成計算機化的形式了。

這種數據處理的自動系統很像生產機器的自動系統，因爲它使勞動過程再聯合起來，消除了以前分派給局部工作人員的許多步驟。但是，像在製造業一樣，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辦公室計算機還沒有邁出取消和縮減技術分工這一大步，而它本來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與此相反，資本主義與工藝的趨勢背道而馳，並且頑固地以一種新的和更爲有害的形式重演過時的分工。計算機工作的發展爲期不久，並且速度很快，這使我們可以看到勞動過程的演變按照這一趨勢以一種壓縮的形式再現出來。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有一個短時期數據處理的職業表現出一種技藝的特性。這是發生在以穿孔卡片爲基礎的製表裝置支配着工業的時期。那時的裝置不大，而製表的技術人員操縱着各式各樣的機器，如分類機、覈對機、製表機、計算機，等等。*這些機器的程序編制是在每一架機器上都裝置有線路的儀表板；在工作人員對所有的機器都通通熟悉了以後纔算學會了這種工作。因此，學會使用所有裝置的期間相當於一個學徒年限，而那期間的程序編制工作簡直是多面手行業中的最高技能。

* 鍵式穿孔機除外。由於這是鍵盤機器，就立即被公認爲是一種“女孩子”乾的工作。

然而，數據處理技藝的發展遭到了夭折，因爲與計算機一道，引進了一種新的分工，這就大大地加速了這種技藝的消滅。計算機操作的每一方面都按照一種等級制度分類，其工資級別凍結在一定水平上：如體系管理人員、體系分析員、程序編制員、計算機控制檯操縱員、鍵式穿孔機操作員、磁帶管理員、貯藏室管理員，等等。得到較高的職位是要居於這一等級制度較高的級別，而不是經過一個全面的訓練，這很快就成爲一個特點。就像在工廠裏的自動化機器一樣，在這裏，把知識和控制集中於等級制度的一個很小部分就成爲控制整個程序的關鍵。

計算機工作等級制度的較高級別是由體系分析員和程序編制員所佔有。辦公室裏的體系分析員相當於工業上的工程師；他（或她）的工作是提出對辦公室數據處理的全面看法，並設計滿足處理要求的機器系統。程序編制員把這個系統改編成一套計算機使用的說明。在早期的計算機裝置中，程序編制員通常也就是體系分析員，兼管設計和編寫這種系統的兩種職務。但是由於受到分工的影響，這兩種職務就日益被區分開來，因爲很清楚，大量的程序編制工作已成爲常規，可以交給工資較低的僱員去做。因此，“程序編制員”這個名稱就變得有點不很明確，可以適用於熟練的程序分析員（他們掌握分析的體系的基本原理），也可以適用於程序編碼員（他們把這體系或分體系的經過事先整理的說明作爲材料，僅僅把它們機械地改編成專門術語）。對於這後一項工作的訓練只不過需要幾個月的時間，而在一至兩年的期間內就可以取得最高的成績。按照資本主義分工的邏輯，大多數程序編制員業已降低到這個工作水平。

在這一級之下，計算機的工作就脫離了專門或技術的範圍，而進入工人階級職業的領域。計算機操作員按照爲每一項例行工作制定的一套嚴格和具體的說明操作計算機。這項工作所需的訓練和教育程度也許最好可以從工資級別上來予以估計。甲級操作員的工資級別和工廠技工的水平差不多，丙級操作員的工資級別則和工廠機械操作工的水平差不多。

計算機化所創造的最大的一種職業是鍵式穿孔機操作員這種職業。由於它在許多方面預示着辦公室工作的方向，這就值得加以比較仔細的研究。

計算機處理信息的非凡速度首先取決於細心地準備數據基礎以供計算機使用。雖然其他一切辦公室的職能在計算機的面前都變得很小了，而這一項職能卻有擴大的傾向。第一，凡是計算機處理的東西都必須譯成統一的代碼。第二，整個系統預先計算好的操作取決於在送進原始數據時提供足夠的代碼以滿足一切可能的需要。任何東西都不能留待隨後用人腦來加以辨認、理解和採取行動，如果要在計算機的運算過程中完成它的話。第三，必須按照嚴格的和不脫離正規的形式爲計算機準備每一項預先給定的代碼，從而使它產生令人滿意的效果。第四，這必須比較正確無誤地予以完成，因爲計算機辨認不出錯誤（除非因爲這些錯誤超出程序中的參數），而是依據所給的一切信息行動。

這就要求按照嚴格的形式準備數據，因爲不管怎樣巧妙地處理問題，除那些由其形式和位置可以推究出其意義的符號之外，計算機不能解釋任何其他符號。用鍵傳動的機器按照意圖穿孔，並在另一架這樣的機器上重打一次來加以檢驗的計算機卡片，仍然是最普通的這麼一種形式。但是，這並不是唯一的形式，現在也在使用在磁帶上記錄數據、或印出可以用光學掃描器進行“閱讀”的符號的種種其他裝置。它們的優點並不像有些性急的宣傳家趕忙宣佈的那樣，在於它們“取消了按鍵穿孔”，而在於它們更進一步地簡化了操作，因而可以在類似打字機鍵盤的鍵盤上進行操作，並可以取消編碼工作現在所需要的即使是極其有限的訓練。儘管編碼的方式可以改變，可是不能取消；雖然有些方法可以控制編碼的數量，可是總的看來，它傾向於隨計算機的發展而發展。因此，描述按鍵穿孔的工作就是描述在辦公室中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在迅速發展的那種工作。

在一篇社會學的研究論文中描述這種工作所需要的訓練如下：

當卡片穿孔工作涉及大量經過預先分類並整理成準備抄錄的多欄形式的同類數據時，它可能是相當單調的。這種工作在一兩個星期左右可以學會，而優良的工作技術在大約六個月的時間內就可以掌握了。儘管大多數僱主規定有優先選用的條件，可是做好工作並不是非有一張中學畢業文憑不可。有些訓練人員估計，九年級的閱讀水平和同等的算術熟練程度就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起點。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一位很有見地的人事主管人員在一次會見中，把鍵式穿孔機的操作工作說成是“半藍領”工作。他認爲這個術語不僅說明這種工作的性質，而且也說明了參加這項工作的正式和非正式條件。在許多情況下，缺乏正規教育或缺乏“辦公室裏上層社會風度”的女孩子可以安置在按鍵穿孔的工作崗位上，而不讓她們去做其他純粹的白領工作。（26）

這篇研究論文的寫作者們就像大多數研究社會科學的同行一樣，寧願看到光明的一面。他們承認這個人事管理人員所表達的觀點“引起了他們的興趣”。他們很快就提出了這樣的理論：按鍵穿孔工作可以很方便地取代在過去“作爲往上爬階梯第一級”的不熟練的製造工作。但是在同一頁他們又不得不把按鍵穿孔工作說成是一種“沒出路”的職業：“送信員常常被提升爲檔案員，檔案員被提升爲打字員，打字員被提升爲祕書，而鍵式穿孔機操作員卻往往總是鍵式穿孔機操作員。”（27）

鍵式穿孔機部門的管理人員他們自己也把這項工作的本身說成是“極端令人厭煩”而“無需智力”的，並有很高的人員流動率。（28）關於從計算機以前的製表機系統（這也需用穿孔卡片）改變成計算機系統時期，有一段敘述如下：

有一位按鍵穿孔員說，在裝置計算機之前，她的工作是有些變化的，有時還需要運用判斷力。這種情況還可以受得了。由於不斷進行自動化，每隔三四個星期就有幾位同事由原來的按鍵穿孔員小組調過來擔任新的更加單調和更加重複的工作。因爲工作內容毫無變化，工作的步調就成爲連續不斷的，千篇一律的和“壓力很大的”了。在這些女孩子中最常提的意見是：“我們現在是在爲機器而工作哪。”

鄧肯夫人把所有在鍵式穿孔機上工作的女孩子都說成是“神經殘廢者”。“一個女操作員正在工作時，如果你偶然向她說句話，她就會跳出一英里那麼遠。你不能不感到緊張。那機器使得你如此。即使女監督員對我們的工作並不計算正式的生產數字，她一定也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生產多少——根據我們所幹的卡片盒的數目。”在另一個公司當過操作員的卡爾文夫人說到同樣的緊張情況：“當她們之中的一位正在工作時，如果你拍一下她的肩膀，她就會從天花板飛躥出去。”

這兩位婦女都說到在她們一夥中曠工的情況非常嚴重。鄧肯夫人說，“有人總是講，‘我想明天不來了，簡直受不了啦。’”儘管這些女孩子並沒有不幹，可是她們常常呆在家裏，並在辦公桌上經常放着鎮靜劑和阿司匹靈。按鍵穿孔員覺得她們實際上乾的是一種工廠工作，她們“凍結”在辦公桌旁，好像它就是裝配線上的一個位置。（29）

就像在工廠裏一樣，工作的機器速度越來越成爲辦公室管理部門的一種控制武器。把辦公室的信息化爲標準化的“（二進制）單位”，並用計算機系統和其他辦公室設備加以處理，這就使管理部門能自動覈計工作負擔的輕重，併爲管理部門提供關於每一名操作員、每一科室或每一部門完成數量的情況。

對辦公室工作量的精確測量，是生產場所研究方法的一個方面；這種研究方法，如果對自動化辦公室不是全新的話，也是被它加以提高了。自動化把辦公室的工作簡單化和常規化了，這使工作更能經受客觀計算和測定。美國管理協會發表了許多研究論文，報道許多大公司通過對辦公室工作的時間測量來改進辦公室工作成本規劃的經驗。這些論文只是間接地談到僱員的憤懣和抵制。例如，俄亥俄州美孚油公司，爲了避免像“工作測量”這樣一類術語，另創造了一個名詞。“工作測量”這個術語被認爲“會使僱員們不愉快，因而難以使他們參加這種測量”。

1958年召開的第七屆體系與程序年會強調，設計體系的專業是專門研究方法改進或“提高工作敏捷程度的”。這裏暗指激發辦公室工作人員提高生產率這樣一種工作。得克薩斯州休斯敦市普賴斯·沃特豪斯公司管理諮詢部副主任亨利·岡德斯認爲，不受測量的辦公室，其工作量的比率是低的。據他估計，這樣的辦公室工作效率是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而受到測量的辦公室的工作量，即使沒有物質刺激，也會提高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據說物質刺激對已經機械化的工作是最合適的。使用一架辦公室機器時，各種不同的裝置如衝程計數器，自動順序編號器等等都把計算簡化了。同樣，按順序處理的預先編號的文件也使生產計算做起來容易些。

這篇研究論文中所列舉的大多數公司都對與數據處理有關的工作加以定量。特別是按鍵穿孔工作，易於客觀計數。政府機構和私人廠商說這種類型的工作測量是標準程序。在某些情況下，女工作人員填寫每日記錄表，以表明她們打了多少英寸的穿孔卡片，而覈對員則計算錯誤的數目。一家大保險公司的負責人說，雖然通常不提，可是對生產率都保持着客觀的記錄，並對工作量落後的操作員予以解僱。許多公司用女監督員進行目視檢查，這種檢查可能是客觀的，因爲她知道在任何時間所處理的卡片盤數總額。有一位高級職員解釋說，在他的公司裏所以必須仔細地記錄鍵式穿孔機的工作量，是因爲所有勞務職能都一定要分別列入成本，而檢查操作員的速度則是次要的考慮。對其他類型的辦公室設備進行連續檢查，是許多公司使用的方法，並且適用於鍵式穿孔機以外的計算器、支票分類器和各種不同的機器。辦公室工作的“工業化”不僅在工作計算方面是明顯的，而且在使用傳送帶把工件從一個位置傳到下一位置方面也是明顯的。有好幾個被研究的公司使用這種把指令從出發點通過各個處理階段傳送到計算機上去的方法。

顯然這就具有工廠的氣氛。不僅往往要求辦公室機器操作員在生產記錄鐘上打卡片，而且在工作的時候不準談話，解僱時的事先通知少則一個星期，最多不過一個月。電子辦公室僱員和輕工業工廠工人之間沒有什麼可以區別的標誌。（30）

由於工作已經簡化、常規化，並進行了測量，趕速度就顯得很重要。有一位發現自己瀕於神經崩潰的女工作人員說，“在現在的工作中，一切都是速度”，而這種速度是“可怕的”。計算機系統和強迫提高勞動強度提供了許多可資經濟節約之處，可是隨之而來的卻是解僱；這種解僱有選擇性地加速朝工廠般工作這個方向發展的趨勢：“在每次減員之後，就讓留下的工作人員增加工作量。自動化已經把那個辦公室裏的工作人員削減三分之一以上，而眼看着還要進行更多的機械化。工會發言人說，已經消失的工種是那些需要一些技術和判斷力的工種。保留下來的是製表和鍵式穿孔的工作。這類工作變得更簡單、更少變化、更常規化了，因爲工作是和計算機聯繫在一起的。”一家保險公司的副總經理指着一間坐滿了鍵式穿孔機操作員的屋子說：“她們缺少的只是一條鎖鏈。”接着進一步解釋說，機器把那些“女孩子們”束縛在她們的辦公桌旁，單調地和不停地按鍵穿孔。*工作人員本身不再幻想他們是做“白領”工作了。在一家大農業設備公司辦公室中工作的一位操作員說：“除了我的工資沒有工廠工作那麼多外，這種工作和工廠工作是毫無區別的。”（31）

* 這位副總經理給我們舉了一個很清楚的拜物教的實例，把這種情況歸咎於“機器”，而不歸咎於這些女孩子們受僱用的社會關係。當他說這句話時，他知道把這些工作人員束縛在辦公桌旁的並不是這些“機器”，而正是他自己，因爲緊接着他就指出，那間機器室裏工作人員的工作量是要加以計算的。

這種新的辦公室工作所要求的教育條件是根據工作本身的需要還是根據其他考慮，處於一種混亂狀態（其中有些是蓄意造成的）。例如，最近一篇關於紐約的電子數據處理的研究論文作者們這樣寫道：

我們已經提到僱主規定把中學畢業文憑作爲當鍵式穿孔機操作員的一項必要條件這一總的趨勢。但是，的確也有很多成功的*操作員是沒有文憑而被僱用的，在勞動市場緊張時期尤其如此。我們的訪問使我們相信，人們認爲中學文憑與學術或智力方面精通程度的證明書並不是一碼事。

有些公司公然津津有味地說，它們能夠說“所有我們的僱員都是中學畢業生”，以此來作爲地位或威信的標誌。但是，絕大多數公司把文憑看作是責任感、工作幹勁和可靠性的一種證明。……“當然，我們可以很快發現一個女孩子是不是真的能打穿孔卡片。但是她每星期一都會來嗎？在時間緊迫時，她願意在五點鐘以後留下來加班嗎？她會不會在三個星期以後又另幹別的工作去呢？”這些是僱主們不斷提出的問題。（32）

* 這個詞本身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並且只有當它是用來意指那些對人事管理人員僱用手法來說證明是“成功”的鍵式穿孔機操作員的時候，才能被理解。

在計算機時代較早的階段，許多管理部門還沒有認清這個領域的形勢，並且由於他們自己過高地估計即將發生大量“勞動力升級”的情況，因而僱用了“錯誤種類的勞動力”。銀行業則尤其如此。在銀行業，管理人員還沒有克服“高級”職員諂上傲下的傳統。例如一項關於銀行業計算機化的研究斷然說，人事管理人員“招聘的女孩子們對於操縱新的簡單的機器這種工作來說是智力太高了。”（33）照另一篇關於銀行中技術改革的研究的說法，經驗很快證明：“認爲將發生大規模升級的情況，那是會引起誤解的，因爲至今新產生的大部分職位，其等級都是相當低的。編碼員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編碼‘是一種既容易又很快就能學會的低級工作，只要能操作一個十鍵的鍵盤就行了’。在一家銀行裏，‘由於小型檢驗編碼器的操作員的訓練很簡單，這種工作按工作職位的評級，就被降低了三級，平均工資基數也從每週六十八美元減少到每週五十三美元’。*一個電子數據處理辦事員的‘等級只比編碼員稍微高一點……’。在上述銀行的大分行，新設的職位百分之七十都是低級的，而在小分行，低級的則佔新職位的百分之五十左右。”（35）圍繞着計算機系統工作的組織性質就像工廠的工作一樣，不再存在着幾個世代以前銀行和辦公室所特有的向上升級的階梯。這在計算機時代初期就爲美國管理協會所承認了，該協會在一篇旨在幫助僱主建立數據處理工作的專門報告中說：“老實說——我們不希望人們把數據處理工作當作去找其他工作的跳板。我們要的是能夠把工作做得很好並願意一直幹下去的長期僱員。答應他們提升很快，不符合實際情況。對不受監督管理的大部分數據處理工作人員來說，唯一很快的升級辦法是不幹數據處理這一行！”（36）

*　這是1963年的工資數字。在別的地方，有一位數據處理負責人這樣地描述編碼員的工作特徵：“唯一肯堅持這項工作的女僱員一定有一位兩條腿都骨折了的丈夫和五個捱餓的孩子。此外沒有任何人能受得了。”（34）

就辦公室勞動的傳統等級來說，辦公室會計程序的計算機化進一步把整個體系的那些熟練人員、特別是薄記員的地位削弱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薄記員地位的降低是隨着辦公室管理人員地位的提高而開始的，並由於薄記機或過帳機的興起而加劇了。這種機器把一定數量需要技能的過分類帳的工作轉變成機械操作。特別是銀行業，由於電子薄記機的發展，這種薄記員地位降低的情況就越來越嚴重，竟把薄記員完全轉變爲機器操作員，同時急劇減少了對前者的需要。例如，一家有很多分行的銀行報告說，在裝置電子薄記機後十八個月內，做薄記工作的人員由原來的六百名減少到一百五十名，而做數據處理工作的人員則增加到一百二十名。這和大多數銀行的經驗是一致的。這些銀行在同等工作量的情況下，把全部勞動力減少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而在這過程中，大大裁減了做薄記工作的人員並代之以機器操作員。（37）

不僅薄記員，甚至較低級的管理部門也同樣感到其影響。爲了通過把許多做出選擇和做出決定的工作“機械化”以節省管理時間和勞動時間，計算機對管理部門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也許是由於這一原因，通用汽車公司延聘的心理學家霍華德·C.卡森曾經這樣說過：“計算機對於中級管理部門就像裝配線對於計時付酬的工人一樣。”（38）

在各種用機器進行的工作中所表明的這種勞動過程的趨勢，不僅限於直接圍繞着計算機工作的工作人員。恰恰相反，除其專門的和對“體系”的熟練程度大爲提高的少數專業人員外，這種趨勢也日益影響到一切辦公室工作人員。其原因可以分爲兩個部分。

第一，計算機化所要求作的事情遠遠超出那些用計算機的原始材料或成品進行工作的機器操作員的範圍。由於編碼工作是按照固定方案用機械來完成的，別人爲機器室準備的材料也必須遵循一些嚴格的關於編碼格式的規定。所以，只用紙張和書寫工具和首先從原始文件來理解信息的辦事員，也受這些規定的支配。這就有可能把鍵式穿孔機操作員的工作轉移給其他等級的辦事員，這一轉變已在進行中，並且無疑還會加速。在這種體系下，把信息改寫成可以在計算機中使用的格式的工作，就通過由任何辦事員都可以操縱的接頭裝置或其他簡單的鍵盤機器，在整個辦公室中展開，而不僅侷限在機器室內。這樣，機器操作就在整個辦公室裏普遍化了。首先，如果這涉及把幾種工作結合起來——把譯碼工作和鍵盤操作工作結合起來——，那下一步就是通過把新的鍵盤機器和計算機連結起來並利用計算機的存儲與快速覓數能力，將譯碼所需的判斷步驟予以簡化或甚至予以取消。因此，作爲節省勞動成本的一種措施，通過各式各樣的方式方法，把數據變爲帶有準確位置屬性的符號格式，就越來越成爲整個辦公室的業務了。

第二，對其他不屬於計算機直接活動範圍之內的工作過程也應用了其他各式各樣的機器和體系。例如，管卷宗的辦事員照管無需知道字母順序、或甚至無需知道數碼順序的複雜的和半自動的機器體系；除儘可能快地一件接一件地把文件放在機器的攝影裝置下這種工作外，一切別的工作都用不着了。打字員、揀信員、電話接線員、存貨管理員、接待員、編制工資單和計時辦事員、裝運和收貨辦事員，都得做按照當前的可能性或多或少機械化了的例行工作。這種工作使他們無須像從前那樣掌握哪怕是很有限的辦公室信息，使他們無須也不能瞭解和作出決定，使他們成爲很多機械的眼睛、手指和聲帶，這些東西所起的作用在可能範圍內是由規則和機器預先規定了的。作爲一個重要例證，我們可以注意一下銀行出納員工作的變化。他們從前是很重要的職員，銀行的很大一部分公衆業務和公衆關係搞得好壞，往往要看他們是否誠實，是否有判斷力，和品格如何。由於附屬於機械設備和電子設備，這些僱員已經變成超級市場貨幣櫃檯上的結帳員；他們的勞動力可以在廣大勞動市場上以最低的價格購得；他們的活動也都受到規定、檢查和控制，使得他們變成了許多可以互換的部件。還應予以說明的是，這些出納員的職責，即使現在已十分有限，也將逐漸爲發源於英國並在美國廣泛使用的新式機械電子設備所代替。用一張顧客卡來開動一架能從顧客帳戶中供應現金的現金出納機，只不過是在這方面的第一個試驗性步驟。按照同樣的原則，所謂自動出納機能夠處理銀行業許多職能中的任何一種職能，其中包括存入儲蓄帳戶或支票帳戶或從中提取存款，在各帳戶之間互相轉帳，以及償還貸款等。（39）這些設備不需要徹底改革銀行業技術，只要改裝一下現有設備，就可以直接由顧客使用，而極少錯誤或舞弊的機會。在貿易和服務業內這種情況越來越普遍，這一事實表明許多自動設備操作起來很簡單，因此不需要任何訓練。它也預示着在就業方面一直在迅速發展的對勞動力的需求日益削弱。

這個辦公室工作的改革趨勢，在所謂的“祕書工作”方面極爲重要，其理由有二。第一，這是一項人數極多的職業類別。根據1970年普查，那年在美國擔任祕書工作的大約有二百七十五萬人，幾乎全都是女的。在辦公室工作人員中，這是最大的一個類別。第二，在這方面，我們還只是處在變革的最初階段，這種變革將把辦公室改變到幾乎像現在由計算機所改變的同樣程度。要了解這種剛出現的大變動，我們必須考查一下這項職業及其基本的理論基礎。

從職務觀點看，祕書是作爲擴大企業家和業主的管理範圍的手段而產生的。之後，由於管理結構擴大了，從這個同樣的職務觀點看，祕書這種職務就十足地體現了巴貝奇原理，即從資本主義的觀點看，當打字、拆信、送包裹、安排旅行和接電話等等工作可以由用管理人員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工資在任何地方都僱得到的勞動力來完成時，卻讓一位管理人員花時間去幹這些工作是未免太“浪費”了。但是，在這裏，許多管理人員進行組織的不是離他很遠的下屬的勞動過程，而是他們自己的勞動，這一事實更促使巴貝奇原理發揮作用。由於他們往往誇大自己的時間價值，而把別人的時間價值看的比自己的低得多，巴貝奇原理在經理辦公室中就特別起作用；當管理人員由於擁有大批工作人員而地位很高、有很多辦公室僱員幫助他料理個人事務，以及進行其他職業、社交和個人的種種考慮、使巴貝奇原理得到加強時，情況就更是如此。

以後，隨着從事管理工作和半管理工作的僱員人數的增加，這種祕書助理的體制也擴大到較低的等級。由於在凡是大量工作可以細分及在其“較低級的”部分可以分開來搞的地方，巴貝奇原理都起作用，這種原理就影響到“經理”、經理助理，以及有時只不過由“主任”和一位祕書、專業和甚至半專業僱員組成的小部門的頭頭們所擔任的一切文書工作的範圍。在這方面，巴貝奇原理已經超出了它自己的界限，當社會和威望的因素髮生作用，有私人祕書作爲主要特權之一、成爲有特權的職位理應享有的一種特權時，更是如此。直到祕書人數增加得足以使資產負債表受到影響時爲止，最高級的管理人員們看着這種增加的情況，只不過一笑置之。

對於管理部門來說，要解決這種畸形現象以減少公司財力消耗，決不是一樁簡單的事。這不僅是要取消一種傳統的牢固的特權，而且這種特權是管理結構本身的較低級人員都享有的；除了一些別的東西以外，正是管理地位的這些虛裝門面的東西保證這些公司人員對公司的忠誠和興趣。要取消這種特權的任何做法，都會使公司管理部門面臨着脫離它們自己的控制行政管理結構的工具的危險。的確，有些管理部門沒有讓這樣一種情況發展下去，或在較早的階段就把它消除掉——例如以速記聯合工作組取代私人祕書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也有許多其他管理部門對此畏縮不前。然而，有充分的證據證明這種情況正在結束，而管理部門正鼓起勇氣準備對它自己的下肢進行大手術。

採取這種態度的理由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理由前面已經提到，即這種費用浩大的作法所已經發展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它所耗費的鉅額工資不僅是由於祕書人數的倍增，而且也由於這種安排對整個辦公室活動所產生的影響。但是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工廠的基本合理化工作的完成，就其所能做到的而言，已使管理部門可以全力轉向辦公室；在管理人員中“體系思想”的成熟已達到使他們把整個問題重新加以概念化的程度；小公司被聯合大企業收買後，聯合大企業的第一步就是派來體系工程師（在這裏，由於可以把實行變革的責任歸之於在遠方的企業主，這就使公司管理部門在創設新體系上比較容易些），使得本來可以暫時不用精密計算方法的小公司也普遍採用了這些方法；種種廉價的把通訊和記錄集中起來的體系已經完成；甚至婦女也都持一種新的態度，她們不願充當並且也瞧不起一個隨身侍者的角色，這就使公司要想招聘到溫順的祕書更加困難——所有這些都是促使祕書人數激增的趨勢停止下來的一些因素。

因此，辦公室管理人員已經開始一項清掃運動，來消滅他們所謂的“社交性的辦公室”——這是最近十分流行的一個名詞。（40）只需注意一下爲辦公室高級管理人員出版的期刊，例如《行政管理》，就可以看出他們不僅用一套新近的有系統的想法和程序，而且用一種新的決心來進攻這條戰線，這種進攻的目標不再單單是辦事員，而且還有由他們自己較低級的管理人員所作出的舒適安排。

在辦公室的管理人員方面，當然無意拋棄巴貝奇原理，讓那些現在有祕書助理的工作人員開始自己打字和幹其他零星工作。這會同每項工作必須由儘可能低的工資等級的人員來做的基本管理原則相矛盾。更確切地說，他們覺得使每一位工作人員都成爲對一位助手的工作的監督人的這種制度已經到了應該終止的時候了，因爲祕書的工作時間在使用上是浪費的和效率不高的，它只受到一個對個人方便比對辦公室效率更爲關心的上級的鬆弛和友好的監督；同時也因爲這樣的工作人員往往不能分配足夠的工作去佔滿另一個人的時間。

祕書工作分爲兩個部分，即打字工作和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有時接待人和接電話從後一項工作中分出來成爲一種特殊的職務）。第一項工作成爲人們稱之爲“詞語處理中心”的業務。這個中心是速記聯合工作組的一種現代化的說法。它不派速記員到經理那裏去幹口授筆錄的工作，而是給每位經理一條通往速記處理地方的通訊線路，在他的一頭是一具電話機，在另一頭是記錄設備。然後由打字員“處理”這些記錄，把打好的書信、文件、摘錄、合同、手稿，或任何其他需要打字的表格由送信員送去核對和簽字。與僅僅掌握勞動力並把它派到需要部門去的速記聯合工作組不同，這個體系實際上建立了一個單獨的生產部門，它的業務是憑訂貨來製造出企業中所有辦公室任何一處所需要的一切信件和其他公文。因此，祕書工作的這個主要部分現在已成爲由電子設備輔助的生產工人的職務了。這種想法及其應用已在德國取得極大的進展，這點是毫不足奇的。《行政管理》中有篇文章描述了在德國如何重視使用千篇一律的原文和自動打字機的情況。關於詞語處理的描述如下：

那是這樣一種過程，即由發話者（經理通訊銷售員、律師，等等）從預先編碼、預先編制的詞語書中選擇慣用的語句。例如，一個管理人員以前每天通常要口授好幾遍同樣的覆信，現在則不從詞語書中選擇恰當的語句（用代碼）——如果經常使用這些語句，即可根據記憶來選用它們。一經選定後，就把這些語句代碼加上人名、地址和其他常變的插入語（如日期和價格），或是口授到錄音器裏，或是記入“待打字”的格式裏。然後由打字員用這種口授或記下的原始資料準備出最後函件。自動打字機重複地打出“千篇一律的”語句，打字員在鍵盤式機器上用手打上新的或常變的材料。……這樣的好處是發話者和打字員的效率高，在同樣的工作時間內能做出更多的工作。此外，所有有關人員所需要的訓練也比較少了。（41）

這最後一項“好處”，即減少對於“所有人”的訓練，表明管理部門敏銳地感到寫信人和其他這類“發話者”的人數越來越多；這些人原來都應該知道怎樣簡潔地陳述一段合用的話，讓受信人可以理解，而在新的體系下，這種要求取消了，他們只要能夠選擇恰當的段落就行了。

“行政支持中心”承擔了祕書的其他職責。就與這個中心的關係來說，本來手下有一位祕書的上級不被認爲是一個“發話者”，而被認爲是一個“負責人”。一般認爲，四至八位負責人有一名“行政支持祕書”這麼一個比例就足夠了。這個支持中心處理原先要求祕書做的打字以外的一切日常雜務，其中最重要的是歸檔、接電話和處理郵件。據說“歸檔應當在支持中心裏——而不是在負責人的辦公室裏完成”。這樣安排的明確目標是防止在不知不覺中逐漸恢復過去的情況，並保證所有祕書工作是在集中生產的監督下而不是在“負責人”的監督下予以完成。此外，“負責人應當接他自己的電話，但是這電話也應當在中心裏響鈴，這樣，如果負責人在第三聲鈴響還沒有拿起耳機時，祕書就可以替他把電話接了”。就像“詞語處理中心”一樣，“行政支持中心”也是通過電話和送信員同各個辦公室聯繫起來的。（42）

這樣，在新的安排下，祕書的職責由一個完整的體系所代替。這個體系旨在集中管理，把祕書工作分解爲許多局部操作，由生產工人分擔，並把祕書工作人員的人數減少到原用人數的一半、四分之一，或甚至更少。管理部門期望從這種安排得到的附帶好處，是降低行政管理僱用的技能，從而減低其代價，並儘量從祕書與祕書之間和祕書與其“負責人”之間由於私人關係和私人接觸而損失的若干分鐘和若干小時的勞動力中進行壓榨——他們所說的“結束社交性的辦公室”這句話，其意義就在於此。這個運動（只不過在過去幾年中才開始以這種形式出現）進行得十分有力而且認真，這不僅從它作爲一種具有自己的行話、技術和專家的總體系這種想法上，以及從辦公室管理期刊討論這個問題所佔的篇幅上可以看得出來，而且從創辦了許多完全研究這個問題的新期刊和新組織（例如，《詞語處理報道》和詞語處理學會）上也可以看得出來，各式各樣的公司已經設置了這種總體系，其中包括紐約的很複雜的出版社，在那裏，體系分析員已經表現得很堅強，對正在被剝奪掉祕書的那些編輯的帶刺的評論無動於衷。

我們現在已經按照現代化的管理規則和現有的技術，從幾個主要方面描述了辦公室日常工作如何變成工廠過程的情況。對於這樣一個辦公室適當地行使職能的唯一最大障礙，是把情報和作出決定的能力集中在辦公室主要僱員的頭腦中。正如弗雷德裏克·泰羅斷定一架機器工廠的管理問題是不讓工人知道工藝情報的問題一樣，辦公室管理人員以一種害怕的心情來看待這種可能性，即他（或她）的辦公室某些工作人員會依賴辦公室過去的歷史知識或當前迅速流動的情報。這樣，用機械的格式記錄一切和用機械的方法移動一切就成爲辦公室管理人員的理想。但是，這樣把辦公室事務的流動變成高速度的工業過程，需要把大量的辦公室工作人員變成或多或少是對那種過程無能爲力的附屬品。隨之而來的不可避免的情況是，辦公室工作人員應付違背常規的偏向、錯誤和特殊情況等等的能力（所有這些都需要情報和訓練）實際上消失了。能夠操縱這個體系而不是被這個體系所操縱的人數驟然減少了。就這一意義說，現代化的辦公室便成了一架機器，充其量只是在日常工作的限度內運轉得不錯，而在需要它來滿足特殊要求時，它就運轉不靈了。*

* 管理人員對於在勞動市場上可以僱到的“質量低的辦公室工作助手”常常表示不滿意，雖然正是他們自己的辦公室工作體系創造出這些適合於這種體系的辦公室工作人員。遺憾的是，當不加深思的“消費者”跟一個辦公室發生麻煩時，他們也往往同樣地表示不滿。這些困難還會越來越多，正像工廠產品的質量傾向於越來越低，和一些消費用具的服務（儘管越來越貴）也傾向於越來越差一樣，而且其原因也是相同的。

辦公室工作人員的階級地位

生產的工人階級是幾個世紀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而辦公室工作人員基本上是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產物。因此，由於辦公室工作在以前還沒有發展成爲一種資本主義勞動過程，這就嚴重地妨礙了馬克思以後的一些分析這種現象的早期嘗試。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社會民主黨討論這個問題時，埃米爾·勒德雷爾（他寫的《現代經濟發展中的僱員》大概是這個辯論中最充實和最重要的作品）對辦公室技術的停滯狀況評論說：

的確，現代商業僱員和過去商業僱員之間的相似程度，比大規模工業僱用的工人和中世紀僱工之間的相似程度大得多。在大多數情況下，處理事務的方法幾乎沒有什麼改變。即使大規模的企業也只不過是小規模商業的擴大。因爲沒有新的技術涌現出來，這些企業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新方法（43）。

在這些討論中，辦公室的迅速發展給參加討論的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辦公室工作人員的變化仍處於初期階段，不能給人以那麼深刻的印象。結果是，評論者的一般認爲當時佔支配地位的各種辦公室工作人員會迅速增加。在這個基礎上，這樣一個結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即一個新的非常大的“中等階級”正在形成中。

由於根據一些次要特徵給各種不同的辦公室工作人員定階級地位的傾向一直延續到現在，這一結論就得到了進一步的保證。與此相一致的是把辦公室的所有工作人員統統列入“白領”或“掙薪水的職員”項下。這不過是從所有辦公室工作人員在薪給、任期、權力等等方面確實享有某些特權的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東西。在那早期的情況下，這類名稱應用到所有在辦公室中工作的人員時，是表達這些職員的特殊地位的簡便說法。並不是職員衣領的顏色，更不是與體力工人計日或計時工資有區別的按年或按月付酬的方式本身具有明確的意義，而是這些名詞所表示的整個複雜的社會地位和在企業中的地位與勞動過程。*

* 在這種術語背後的實際情況已經消失了很久以後，還繼續使用這種術語，是在分析這個問題時造成混亂的最重大的根源之一。把代表資本的有權威的負責人，和爲他服務的辦公室機器上可互換的部分統統列入一個階級集團裏去的名詞，不能再認爲是有用的了。但是，那些對一個更現實的術語的效果感到吃驚的人——例如，那些其“社會學”是以辯護爲目的的人——認爲這個術語還有用處。對於他們來說，像“白領職員”這樣的名詞便於把等級制度頂端的高工資、有權威和稱心如意的職位的人和大量無產階級化的地位低下的人歸入一個單獨的類別，這可使情況顯得好看一些，如“平均”工資級別較高，等等。這樣使用這個名詞的話，“白領”這一類別往往使自己帶有從處於等級制度頂端的工程師、經理和教授那裏得來的香味，而其爲數衆多的大量人員則由成百萬的辦公室工作人員來充數，正如歌劇團的明星站在舞臺前面，而人數衆多的配角則充當合唱隊員一樣。

1896年，查爾斯·布思這樣寫道：“卡爾·馬克思把‘平均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力’作爲他規模宏大的謬論的基礎，而這種勞動力在這個星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我認爲，在辦事員中則尤其是一點也找不到。”（44）在那時，幾乎沒有哪個馬克思主義者敢於試圖對這種諷刺進行反擊。但是，還不到四十年的工夫，資本主義的辦公室的發展使有些人能夠理解這個過程的一切基本原理，雖然甚至在那時這個過程還遠遠不是很先進的。因此，1934年，漢斯·施皮爾主要根據德國的經驗，能夠這樣寫道：

掙薪水的職員的社會地位隨着這一類人的範圍的擴大而降低了。這種被稱爲“白領工作人員的無產階級化”的質的變化在許多方面都表現了出來。最明顯的也許是掙薪水的女工作人員特別大量地增加，她們大多數是幹輔助工作的。……男人一般具有主要權力，而女人則是低級職員。……掙薪水的職員的大量增加，主要是由於需要低級職員，而不是由於需要完全夠格的負責人員。結果是，一般的提升機會減少了。大型辦公室裏的大多數低級職員所做的工作，都專門化和計劃化到了極爲精細的程度。他們不再需要全面的訓練，有一部分人僅僅需要很有限和很簡單的訓練，另一部分人則連以前的訓練都已經變得完全不必要了。在這種過程中，大批掙薪水的職員變成了一羣普通人，這種過程是以用合理的科學管理來代替個人親身經驗這種成功的嘗試爲基礎的，因此越來越大的一部分人工作人員可以被調換而不致影響企業的效率。這種發展所造成的一種社會結果是不熟練和半熟練的掙薪水的工作人員增加了。這種人員的名稱就已表明，辦公室的勞動過程和工廠的勞動過程是完全一樣的。就作爲下級職員操縱許多現代辦公室機器之一的掙薪水的工作人員來說，或者以一家劃一定價的商店的售貨員爲例，這種工作人員和體力工人之間的職務性質是完全沒有什麼差別的。……最後，關於白領工作人員社會地位的降低，特別明顯的是其社會來歷的變化。僱用“無產階級出身”的掙薪水的工作人員的趨勢日益增長，這表明無需訓練和報酬很低的職位數比中等和主要的職位數增加得更快些。換句話說，就整體而言，掙薪水的職員正經歷着一個越來越得不到社會尊敬的過程。（45）

這段話是在辦公室機械化之前寫的。大約與此同時，劉易斯·科裏在預料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時寫道：“辦公室工作的機械化不斷加強，現在一個典型的大辦公室只不過是一個白領階層的工廠。”（46）可是到了1951年，預料的成分大部分消失了，因而C.賴特·米爾能夠根據可靠的事實寫道：

辦公室機器和售貨裝置的引進使辦公室和售貨間機械化了。這是兩個大規模白領工作的場所。自從二十年代以來，這增加了白領階層的分工，改組了工作人員，並降低了技術水平。分得很細的組織機構中的例行操作，一批一批地取代了忙忙碌碌的有趣味的工作。即使是在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員這些級別，合理的官僚制度的發展也已經使其工作更像是工廠的生產。經營管理方面的創造者不斷促進所有這些趨勢：機械化、更細緻的分工，以及使用熟練程度較差和待遇較低的工作人員。

在早期階段，新的分工可能使人專業化，從而提高其技術水平；但是後來，特別是在把一些完整的操作都割裂開來並予以機械化的時候，這種分工是犧牲某些本領來發展另外一些本領，並把所有這些本領都弄得很狹窄。由於更加充分地機械化和集中管理，它就又把人員一律拉平成爲機械般動作的人。這樣就有少數幾位專家和大量機械般動作的人；掌權者把這二者結合起來，使他們互相依賴，又使每人幹他自己那份日常工作。因此，在這種分工中，技能的公開發展和自由運用就受到控制並且行不通了。

這時，現代化工作中一些令人厭倦的情況，不僅掙工資的工人感受到，而且掙薪水的職員也感受到了。掙工資的勞動（除重體力勞動外——這種勞動在掙工資的勞動中也越來越少）所具有的特點幾乎也都是某些白領工作的特點。因爲在這裏，個人的特性，從體格到精神氣質方面，也成爲管理人員在職務上合理計算的單位了。（47）

在這些把辦公室工作人員和生產工人的特徵合在一起的說法之外，現在還可以加上若干重要的細節。

在辦公室中，使用自動和半自動的機器系統，具有把辦公室費用的傳統形象完全顛倒過來的效果。過去一個大型辦公室的業務費用，幾乎完全是付給辦公室職員的薪金；現在這種費用總數中很大的份額要用於購買（或按月付款租用）高價的設備。爲資本所佔有以機器爲形式的過去的勞動或或“死”勞動，現在在辦公室中猶如在工廠裏一樣，使用着活勞動。但是，對於資本家來說，這種使用之所以有利可圖幾乎完全在於時間的功能，即在於死勞動吸收活勞動的速度。因此，使用大量高價設備就導致輪班工作制，而這特別是計算機操作的特徵。

同時，機器的使用把辦公室的設備延伸到倉庫和各城市的工業區。遠距離電訊接頭裝置和其他通訊裝置的發展對此起了促進作用。這些裝置消滅了距離，並消除了一些不在一處的設備的幾乎所有不便之處，因此高級管理人員的辦公室仍然可以留在花費比較大和比較近便的地點，而大量辦公室工作人員則往往可以和倉庫或生產設施一起遷到租金比較低的地區去。這樣，對於許多辦公室工作人員來說，原來在市中心工作的方便和優越之處，以及市中心規模較大的採購東西的公司和花樣較多的餐館，就享受不到了。

同時，在勞動市場上，工廠工人和辦公室工作人員這兩個主要類別在社會階層、教育和家庭等等方面的一些區別也開始消失了。不但越來越多的辦公室工作人員來自工人家庭，工人也越來越多地來自辦公室工作人員的家庭，而且他們越來越混合在一起，家庭生活都一樣了。剩下的主要區別似乎就是性別方面的區別。在這一點上，辦事員和機械操作工內部性別分佈狀況是非常一致的：1971年，機械操作工這個類別中男性有九百萬人，女性有四百萬人，而辦公室工作人員這一類別中女性爲一千〇一十萬人，男性爲三百三十萬人。性別的界限把大部分辦公室工作交給婦女去做，而一般風氣和僱用慣例這二者又加劇了這種界限。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就有可能把辦公室工作人員這一類別的工資率降低到比任何一類體力勞動的工資率都要低一些。由於對辦公室職員的需求比較大，而對機械操作工的需求相對地處於停滯狀態，這就促使越來越多的婦女參加就業。由於機械操作工和辦公室工作人員這兩大類是兩個最大的主要職業類別，也由於這兩大類中每一類的性別組成情況，就導致了這樣的假定，即美國雙職工家庭中最普通的就業情況是：丈夫是機械操作工，妻子是辦事員。

西奧多·卡普洛早已認識到現代資本主義的就業趨勢，即大量的人將擔任等級區別越來越小的一般性工作；他描述如下：

靠近職業地位等級的中點，即白領工作和體力工作相互交搭的地方，有大量通常叫做“半技能的”職業。事實上，其中大多數職業是不容易根據技能來評價的。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完成工作不需要長期的經驗，而且從這一種職業到那一種職業的流動是容易和經常的。的確，半技能的職業的特徵就在於它含糊不清。不像職業等級較高部分和較低部分，這個中間部分的大批工廠和辦公室的工作不是劃分得很清楚的。終身幹一種工作是很少見的。男人和女人在類似的情況下幹類似的工作。工作的名稱和有組織的社會集團並不相適應。每一種職業都和其他許多職業溶合在一起。所有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得同一行業的人員具有很高和持續的流動性，這是半技能工人的特點。（48）

卡普洛談到工廠工作和辦公室工作的日益相似性，特別是都用中學畢業文憑來作爲一般地熟悉現代社會中普通日常工作的合格證的這種相似性。

現代工廠機器操作工，大型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推銷員、檢查員以及其他次要工作人員這類職位，都需要一般地通曉技術和商業工作、需要有最低限度的運算和書寫的能力，要有操縱諸如汽車和現金記錄機這類設備的技術。雖然工廠工作比辦公室工作更加強調機械的洞察力和身手敏捷，可是這兩大部門的半技能工作在許多方面越來越像了。從這一部門轉移到另一部門是很容易的事情。精心設計的測定辦公室工作能力的測驗方法，有時成爲很好的測定使用機器能力大小的指示器，反之亦然。所以如此，理由十分明顯，因爲這些測驗是以典型工作實際需要的操作爲模式，而機器生產和辦公室工作所需要的操作往往十分相似。

隨着大規模生產而發展起來的現代工作分類和人員挑選的方法，首先是旨在促進人員的互換性。保證互換性的一種方法，是把每一項複雜的操作變成一系列不需要特別能力的簡單操作。這樣做了以後，一種自然而然的結果是，把整個這一系列有關操作的工作量予以標準化，使之剛剛低於各個工作人員可能達到的最高工作量。同時，就業所需要的正式資格是由教育程度予以標準化的，因而這一工作人員和另一工作人員之間的重要差別就比較少了。（49）

這樣，辦公室職業的兩極分化，以及在其一極掙工資的勞動者越來越多，就毫不含糊地澄清了所謂職員或白領工作人員的問題；這一問題原是使早期幾代馬克思主義者很傷腦筋，並被反馬克思主義者用來證明“無產階級化”論點是站不住腳的一個問題。表面趨勢是向一個龐大的非無產階級“中等階級”發展，結果是創造了一支龐大的新型無產階級。在職業條件方面，這些工作人員已經喪失了從前高於工業工人之上的一切優越性；而在工資等級方面，他們卻幾乎下降到最低點。但是在他們的下面，至少就後一點來說，還有服務業和零售業的工作人員，我們將在下章中予以討論。

26．鮑里斯·耶維茨與小托馬斯·M.斯坦巴克（Boris Yavitz and Thomas M. Stanback, Jr.）：《紐約市的電子數據處理》（Electronic Data Processing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and London, 1967），第82頁。

27．同上，第83頁。

28．艾達·拉薩科弗·胡斯（Ida Russakoff Hoos）：《辦公室的自動化》（Automation in the Office, Washington, 1961），第53頁。

29．同上，第67－68頁。

30．同上，第78－79頁。

31．同上，第66－68頁。

32．耶維茨與斯坦巴克：《電子數據處理》，第84頁。

33．伊妮德·芒福德與奧利夫·班克斯（Enid Mumford and Olive Banks）：《計算機與辦事員》（The Computer and the Clerk, London, 1967），第190頁。

34．胡斯：《辦公室的自動化》，第57頁。

35．約瑟夫·P.紐豪斯（Joseph P. Newhouse）：“銀行業的技術變革”（Technological Change in Banking），載全國工業技術、自動化與經濟發展委員會，《技術變革對就業的影響》，第二卷附錄：《技術與美國經濟》，第167頁。

36．美國管理協會：《建立完整的數據處理系統》（Establishing an Integrated Data-Processing System），第11號專門報告，1956年，第113頁；胡斯引用於《辦公室的自動化》，第85頁。

37．美國勞工部，勞工統計局：《美國主要工業的技術發展趨勢》（Technological Trends in Major American Industries），第1474號公報，華盛頓，1966年，第247頁。

38．《商業週刊》，1973年5月12日，第141頁。

39．“機器——銀行的新出納員”，載《紐約時報》，1973年12月2日。

40．《行政管理》雜誌，1972年5月。

41．同上，1972年1月。

42．同上，1972年5月。

43．埃米爾·勒德雷爾（Emil Lederer）：《現代掙薪水職員的問題》（The Problem of the Modern Salaried Employee, New York, 1937），第5頁。這是在工作發展署所譯勒德雷爾著作中的第2，3章。原書於1912年在圖比貢出版。

44．查爾斯·布思（Charles Booth）：《倫敦人民的生活與勞動》（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第二卷；洛克伍德引用於：《職員階層》，第18頁。

45．漢斯·施皮爾（Hans Spier）：“現代社會掙薪水的職員”（"The Salaried Employee in Modern Society"），載《社會研究季刊》，1934年2月，第116－118頁；劉易斯·科裏引用了它，上引書，第253－254頁。

46．劉易斯·科裏：《中等階級的危機》，第250頁。

47．C. 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白領工人》（White Collar, New York, London, and Oxford, 1951; 平裝版，1956），第226－227頁。

48．西奧多·卡普洛（Theodore Caplow）：《勞動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Work, Minneapolis, Minn., 1954），第84－85頁。

49．同上，第85－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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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四部分 工人階級職位的不斷增長

第十六章 服務性職業和零售業

在缺乏熟練技能、工資低微、人員和職位可以互換等方面比較相似的大量工作人員（儘管在諸如做工作的地點和工作性質這些方面各有不同），並不限於在辦公室和工廠纔有，他們也大量地集中在所謂服務性職業和零售業中。我們已經——特別是在十三章：“無所不在的市場”中——討論過公司和政府經濟部門內服務性職業迅速發展的原因，即：資本已經完全征服了商品生產的活動；按那些工業資本積累的情況，勞動相應地被從那些工業中排擠出來，從而這些勞動後備軍與資本在一些新工業的基礎上結合在一起；由於新型的社會摧毀了一些舊式的社會、團體和家庭的合作關係與依靠自己的做法，因而對服務業的需要不斷增長。現在需要更仔細地考察一下服務性職業本身的勞動過程。

馬克思指出：“服務無非是某種使用價值發揮效用，而不管這種使用價值是商品還是勞動。”（1）從事生產商品的工人給資本家提供一種服務，正是由於這種服務，一件有形的和可以銷售的東西成爲一種商品。但是如果勞動發揮效用時不能造成一種東西，又將會怎樣呢？這樣的勞動必須直接提供給消費者，因爲生產和消費是同時進行的。在這種情況下，勞動發揮效用並不是要製造一種可以銷售的東西，這種東西然後作爲一種商品，帶有勞動發揮的效用作爲其存在的一部分。恰恰相反，這種勞動發揮的效用本身就變成一種商品。當工人不把這種勞動直接提供給使用其效用的人，而把它賣給在商品市場再把它賣出去的資本家時，那麼，在服務範圍內就有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

關於服務的這樣一種嚴格的或科學的定義，和美國人口普查局和勞工統計局等統計機構對這個名詞的通常用法相比，有很大的侷限性。例如，在飯店裏烹調、備料、調配、上菜和洗碗碟用具等等勞動，同從事許多其他製造過程的勞動差不多，也進行有形的生產；消費者坐在附近的櫃檯或餐桌旁邊，這一事實在原則上是這種行業和那些列入“製造業”項下的食品加工業之間的主要區別。洗衣店工人、乾洗和熨衣店裏的工人、汽車修理工場工人和機器維修或其他種類的修理工人，和製造業中許多工人做同樣的工作，而且他們在職業上也按照同樣的方法分類，但是人口普查局卻把他們列入服務業。*運輸工人往往被認爲是“服務”業的工人，但是如果把商品的地理位置看成是一項重要的物質特點，那麼運輸就是生產過程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不採取這個觀點，我們將陷於極端困難的境地，因爲我們不得不把“製造”和“搬運”之間的差別擴展到工廠裏面去，在工廠裏，許多工人並沒用他們自己的雙手在製造物品方面發揮作用，而只是在工廠裏或在勞動過程中搬運物品。這樣來應用這種差別就變得毫無意義，甚至是滑稽可笑的。女服務員列入服務工作人員一類，但是她們的勞動在原則上同許多製造工人的勞動未必有什麼差別，因爲她們的勞動成果也是有形的。當一般旅館和汽車遊客旅館裏的服務員、或醫院和其他處所裏的助手給顧客鋪牀疊被時，她們做的是和許多工廠裏的裝配工作沒有什麼區別的裝配工作——當管理部門對這二者按照同樣原則進行動作研究和時間研究時，它也承認這一事實——，而且其結果也是有形的和可以出售的商品。臥車服務員、打雜女工、照管房屋的工友或洗碗碟工人，不是在剛剛在工廠中或工地上完成的、準備初次使用的新產品上面進行清潔工作，而是在經常重複使用的建築物和用具上進行清潔工作。難道這就使他們的勞動同在工廠裏幹最後一道清潔、擦亮、打包等等工作的製造業工人的勞動在原則上有所不同，或在形式上不那麼摸得着看得見嗎？

* 施蒂格勒指出，在這方面，人口普查局的作法已經有了改變。在本世紀初，所有這些在機器洗衣房、汽車修理工場以及其他修理和維修業的工人，都被列入製造業內，而今天他們則被列入服務業內。施蒂格勒提到，這種在統計作法上的改變，當應用到這些迅速發展的行業時，其本身就是用來進行長期比較的統計數字中從“製造業”轉爲“服務業”這一變動的部分重要原因。（2）現在，用手操作和用機器操作最後一道工序的熨衣工，如由成衣商僱用，算是製造業工人，而由乾洗廠僱用，就算是服務業工人，雖然勞動形式的差別是很小的。其主要區別是在工資等級方面，在服務業中，這種工資級別要低得多。（3）對於其裝配工作同修理和保養工作有區別的種類繁多的技工來說，情況也是一樣。實際上，即使他們做的是完全一樣的修理和保養工作，只有這種工作是作爲工廠維修工作來乾的時候，他們纔算是製造業工人。

這些只是由於試圖根據勞動的確定形式，即它所從事的特定操作，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嚴格地予以分類而產生的許多困難中的幾種困難。這些困難僅僅說明這樣一條原則，即對於資本主義來說，重要的不是勞動的確定形式，而是它的社會形式——作爲僱傭勞動爲資本家生產利潤的能力。資本家對勞動的特定形式並不在意。歸根到底，他不管他僱用工人是爲了生產汽車，給汽車進行擦洗、修理、重新上漆、加油、把汽車整天出租、開車去出租、把汽車停放起來，還是爲了把汽車變爲廢鐵。他所關心的是他所付出的勞動#與其他商品的合計的價格和他所收入的由此而來的商品（不論是貨物還是“服務”）的價格之間的差額。

# 原文如此。但應該是“勞動力”的價格，“勞動”沒有價格。個人理解這裏的意思是資本家關心的是他對可變資本勞動力和不變資本的付出與最後他所得到的新商品之間的差額，即利潤。——趙小明

從這個觀點來看，以貨物爲形式的商品和以服務爲形式的商品之間的差別，只對經濟學家或統計學傢俱有重要性，而對資本家來說，是無關緊要的。對資本家來說，重要的不是勞動的確定形式，而是勞動是否被納入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網羅之中，進行勞動的人是否被轉化爲僱傭勞動者，以及工人的勞動是否被轉化爲生產勞動——即爲資本家生產利潤的勞動。鋪牀、擦地板、準備飲食和端上食品，照看小孩，護理病人——，在僱人來做這類事情以前，早就已經有人這樣做了。即使在已經開始僱用僕役來做這些事情以後，除非是從使生活舒適的家庭開支方面來考慮，這些活動也不引起資本家的興趣。只有在他開始把僱人幹服務性工作當作一種有利可圖的活動、當作他的經營的一部分、當作一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他作爲一個資本家纔對它們感興趣。這只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纔得到大規模的發展。壟斷資本主義創造了無所不在的市場，並把每一種形式的人類活動，其中包括從前人們爲自己或互相幫助做的許多事情，都轉化成爲商品。於是資本家對服務性勞動的態度開始起了變化，這種變化可以從兩個方面看出來：一方面，資本家自己在這一領域中進行了大量冒險活動；另一方面，在意識形態上經濟學家對服務性勞動的看法也改變了。

因此，服務性職業在整個資本主義時代——更不用說在其早期——的社會分工中佔一個很大的份額，但是直到最近才成爲“生產性的”或有利可圖的一部分。資本主義早期的人數衆多的私人僕役，既是以佔有土地的貴族所提供的大量就業機會爲形式的封建和半封建關係的遺傳物，又是以資本家和上層中產階級所提供的大量就業機會爲形式的工業革命創造的財富的反映。根據美國第一次職業人口調查，1820年在家庭和私人服務方面的就業人數相當於製造、採礦、捕魚和伐木業就業總人數的四分之三。即使在1870年，這樣的就業人數也差不多相當於這些非農業性就業人數的半數。（一位統計學家計算了1820至1920年年間爲家庭和個人服務的就業人數占人口的百分比，他發現這一百分比異常穩定，始終在百分之四點五至百分之六這一幅度之間。）（5）在英國，根據1861年的人口普查，被僱用當僕役的有一百二十多萬人，而這尚不包括農場男女僕役在內，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這比在紡織業和在金屬製造業中的就業人數總額還要多些。*

*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於被機器排擠的工人會得到補償的理論》這一節裏特意引用了這次普查的數字。（6）在他寫的《剩餘價值理論》中，這種思想闡明得更爲充分：“根據最近的（1861或1862年）工廠報告，聯合王國真正在工廠工作的總人數（包括管理人員）只有775,534人，而女僕單是英格蘭一處就有100萬。讓工廠女工在工廠流汗12小時，以便工廠主可以拿她的無酬勞動的一部分僱她的姊妹當傭人，僱她的兄弟當馬伕，僱她的堂兄弟當士兵或警察，來爲他個人服務，這真是一種絕妙的安排！”（7）

但是，從資本家的觀點看，這種職業對於國家的財富和收入並不能增加，而只能減少。這種觀點，正如古典政治經濟學，特別是亞當·斯密的著作中所闡明的那樣，和這些工作人員所任職務的性質並不相干（雖然有時在這一點上不免有些混亂了），而是由於這些職務並不是在資本作爲資本的支配之下來完成的這一事實而產生出來的。資本家僱用服務勞動，並不是在他積累資本的時候，而是在他花費利潤的時候。亞當·斯密說：“所以一般地說，製造者的勞動可以增加他所加工的材料的價值，增加他自己生活資料的價值和他的主人的利潤的價值。與此相反，僕役的勞動不能增加任何東西的價值。……一個人僱用很多製造者可以越來越富，可是他要養活很多僕役就會越來越窮。”亞當·斯密研究這一問題十分熱心，以致他一般地反對所有的“服務”勞動，並且認爲毛病不在僱主愚蠢到只知僱用僕役而不知投資在更多的工人身上，而在於“服務”勞動沒能凝結成有形的商品。馬克思在《剩餘價值理論》中用了好多頁來澄清亞當·斯密這一錯誤。亞當·斯密著作現代版編輯埃德溫·坎南對於服務性勞動可以用來生利這一點比較瞭解，他對斯密的說法作了糾正，指出“只有在僱用製造者生產出售的商品和僱用僕役只是爲使僱主生活舒適的情況下，這種說法纔是確切的。一個人可能並且往往由於僱人製造供他自己消費的‘特殊物品或可以出賣的商品’，而窮下去，可是一個小旅店的老闆卻可能而且往往由於僱用僕役而變得富有起來。”（8）

在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中，不像亞當·斯密所說的那樣，“固定在或體現在任何特殊物品或可以出賣的商品中”的服務勞動，已不再受冷遇，而是受到稱讚，因爲它已經發展成爲一種利潤的主要來源。科林·克拉克認爲“伴隨經濟發展而發生的最重要的情況”是“勞動人口從農業移向製造業，又從製造業移向商業和服務業”。（9）現在經濟學家很少有人把服務性勞動叫做“非生產性的”了——除非是工人爲他（或她）自己進行的服務性勞動，例如家庭主婦所做的家務勞動。恰恰相反，他們往往把服務稱譽爲我們時代的生產的特有形式，比製造業優越，並有較大的前途。我們認爲這是一系列經濟理論的一種續篇，這些理論都認爲在當時最重要或發展最快的某種勞動形式是最有生產作用的：重商主義者認爲把貴金屬運進國內的勞動最有生產作用；重農主義者認爲農業勞動最有生產作用；古典經濟學家則認爲製造業勞動最有生產作用。

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雖然生產性勞動的這一種或那一種形式可能在某個時代裏起到比較大的作用，可是趨勢是朝着消滅各種不同形式之間的差別這個方向發展的。特別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把任何一種經濟理論建立在人們特別喜愛的某種勞動過程的基礎之上是毫無意義的。由於這些不同的形式都處於資本的支配之下並變成有利可圖的投資範圍的一部分，它們就爲了資本家而進入一般的抽象的勞動——即擴大資本的勞動——的領域。在現代公司中，對一切形式的勞動都是不加區別地予以使用的；而在現代“聯合大企業”中，有些部門進行製造，有些部門進行貿易，有些部門從事銀行業務，有些部門採礦，還有一些部門進行“服務”工作。所有這些部門都和平共處，而在資產負債表上記錄下來的最後結果中，各種勞動形式卻完全消失在價值形式之中了。

服務性職業（不包括私人家庭中的僱傭人員，直接受僱的僕役並沒有什麼發展，而且正在爲承包家庭清潔工作的商業公司所取代）現在包括的大量勞工要比本世紀初這些職業所佔有的一百萬工作人員大約超過九倍。這表明比整個就業人數的增長快得多。整個就業人數的增長在同一時期內（1900－1970年）不到三倍。*人們從1970年人口普查局所編制的一覽表中可以很容易地瞭解這些職業的性質及其進行的勞動過程。（10）

* 由於美國統計機構使用“服務勞動”這一術語具有兩種不同的涵義，一種是工業的，另一種是職業的，因此就必須記住下列的區別：商務部按照標準工業分類法給企業歸類，而在這一分類法中的許多大類，諸如農業、製造業、採礦業、貿易業等等，都包括叫做服務行業的一種類別。這一類的各項職業數字都可以找得到，而這類就業人員有時被稱爲“服務人員”。但是這種就業人員包括許許多多職業的工作人員。1970年，它包括三百多萬辦公室工作人員，一百多萬技工、一百萬機械操作工，以及將近七百五十萬專業僱員和技術僱員。然而，它卻不包括所有的服務性職業，而只包括其中的四分之三左右，剩下的則分散到所有其他各行業類別中去了。
因此，如果把所謂“服務行業”的勞動和服務性職業混淆起來，那將意味着使在其他方面已經討論過和將在這裏討論的大部分就業人數有所重複。所以我們現在討論的只是在職業統計中歸入服務工作人員的那些人員，而不是在工業統計中如此歸類的那些人員。

1970年服務性職業

職業

兩性合計

男性

女性

總額 | 中間收入（單位：美元） | 總額 | 中間收入（單位：美元）
服務工作人員，私人家庭的除外 | 9 074 154 | 4 012 814 | 5 086 | 5 061 340 | 2 323
清潔服務工作人員 | 1 939 551 | 1 310 884 | 4 636 | 628 667 | 2 288
女服務工作人員和女工，私人家庭的除外 | 217 743 | 10 515 | 3 296 | 207 228 | 2 048
清潔工和打雜女工 | 458 290 | 197 447 | 4 063 | 260 843 | 2 445
管理房屋的工友和教堂司事 | 1 263 518 | 1 102 922 | 4 771 | 160 596 | 2 404
飲食服務工作人員 | 2 974 238 | 932 039 | 2 899 | 2 042 199 | 1 808

酒吧間招待員

197 676

155 307

5 656

42 369

3 008

餐館服務員助手 | 107 124 | 92 034 | 943 | 15 090 | 925
炊事員，私人家庭的除外 | 873 062 | 327 317 | 4 076 | 545 745 | 2 157
盤碗洗滌員 | 185 973 | 115 763 | 1 238 | 70 210 | 1 235
飲食櫃和冷飲櫃工作人員 | 156 749 | 37 547 | 1 413 | 119 202 | 1 382
侍應員 | 1 110 309 | 120 050 | 2 894 | 990 259 | 1 662
飲食服務員，未列入其他類別者，私人家庭的除外 | 343 345 | 84 021 | 1 917 | 259 324 | 1 839
衛生服務工作人員 | 1 230 454 | 147 617 | 4 448 | 1 082 837 | 3 247
牙醫助手 | 93 324 | 1 996 | 4 094 | 91 328 | 3 405
衛生工作助手，擔任護理工作的除外 | 124 334 | 19 897 | 4 354 | 104 437 | 3 460
衛生工作練習生 | 19 163 | 1 172 | 2 413 | 17 991 | 871
非專業性助產士 | 963 | 226 | … | 737 | 2 626
護理助手，護理員和服務員 | 751 983 | 115 357 | 4 401 | 636 626 | 2 969
實習護士 | 240 687 | 8 969 | 5 745 | 231 718 | 4 205
爲個人服務的工作人員 | 1 209 421 | 406 220 | 5 072 | 803 201 | 2 735
航空公司女乘務員 | 34 794 | 1 322 | 8 857 | 33 472 | 6 123
娛樂場所服務員 | 80 564 | 60 863 | 1 923 | 19 701 | 979
爲個人服務的服務員，未列入其他類別者 | 64 527 | 24 184 | 3 983 | 40 343 | 2 576
行李搬運工和旅館服務員 | 20 277 | 19 836 | 3 746 | 441 | …
理髮員 | 171 044 | 163 081 | 5 686 | 7 923 | 3 382
供膳宿的女管家 | 7 549 | 1 972 | 4 256 | 5 577 | 2 852
擦皮鞋工人 | 4 064 | 3 728 | 1 176 | 336 | …
照看孩子的工作人員，私人家庭的除外 | 132 723 | 9 101 | 3 936 | 123 622 | 1 375
開電梯服務員 | 38 653 | 28 191 | 5 329 | 10 462 | 3 071
理髮師和美容師 | 492 758 | 48 907 | 6 731 | 443 851 | 3 041
爲個人服務的學徒 | 1 457 | 604 | 2 576 | 853 | 946
女管家，私人家庭的除外 | 105 834 | 28 955 | 5 777 | 76 879 | 3 142
學監 | 27 045 | 2 423 | 1 153 | 24 622 | 647
娛樂場所招待員 | 14 615 | 10 053 | 895 | 4 562 | 781
福利服務助手 | 15 014 | 3 604 | 5 487 | 11 410 | 3 192
保護性服務工作人員 | 972 671 | 911 723 | 8 009 | 60 948 | 2 406
道路交叉點警衛員和橋樑看管人 | 43 296 | 17 626 | 2 620 | 25 670 | 1 494
防火消防隊員 | 180 386 | 178 115 | 9 423 | 2 271 | 7 809
警衛員和看守 | 331 775 | 315 299 | 5 891 | 16 476 | 3 687
警察局長和警官 | 5 591 | 5 363 | 7 130 | 228 | …
警察和偵探 | 376 618 | 362 440 | 8 989 | 14 178 | 4 941
公家的 | 358 150 | 347 121 | 9 051 | 11 029 | 5 582
私人的 | 18 468 | 15 319 | 6 989 | 3 149 | 3 588
縣行政司法官和法警 | 35 005 | 32 880 | 7 346 | 2 125 | 5 328
服務工作人員，私人家庭的除外——指派的 | 747 819 | 304 331 | 4 633 | 443 488 | 2 330

作爲同一總類和同等工資水平的工作人員，在這九百萬人之外，還應當加上那部分在零售業中受僱的售貨人員，即五百五十萬各種售貨人員總額中的大約三百萬人（其餘的人受僱於批發業，充當製造商代表，充當廣告、保險、房地產、股票和債券等等的推銷員，從而代表一種不同的工作類別）。這些服務人員和零售人員加在一起，構成總額爲一千二百多萬人員這樣一個龐大的數字。

對歸入這兩個類別的職業無需做什麼描述和分析，因爲它們絕大部分是在衆目睽睽之下進行工作的，而且它們大多數所承擔的勞動任務很容易看得出來。就服務和零售類別中幾乎每一種職業來說，大量勞動是從普通勞動的龐大儲備庫中吸收到這些不斷擴大的就業領域裏來的，這種儲備庫之成爲可能是由於其他領域的就業人數相對地下降了。平均工資等級證實了下述這一點：在服務性職業中，掙工資和掙薪金的專職工作人員通常每週收入的中間數比農場工人以外的任何職業類別都低。1971年5月，這種中間數是每週九十一美元（包括五十萬私人僱傭的家庭僕役在內；除去這些人，每週是九十六美元），而辦公室工作人員爲每週一百一十五美元，非農場勞工爲每週一百一十七美元，機械操作工爲每週一百二十美元。在同一月內，專職零售人員工資的中間數是九十五美元。就工資來說，這個數字表明，這一類別更接近於服務性職業，而不接近於其他任何重要職業類別。（11）

在這些類別中，除警察和消防隊員那種特殊情況外，熟練技能、知識和權力在社會的各種勞動過程方面所發生的影響自然是很小的，並且只能在對社會事業性質的勞動具有監督職能的女管家和膳務員這一小階層中以及在極少數熟習廚師長這一級技藝的炊事員中可以找到。那些在各種機構中監督勞動的人，相當於監督工廠勞動的工頭，或相當於每一種勞動過程中具有同樣職能的較低級的管理人員。服務類別中最高技能的廚師長和高級炊事員，提供了一個有啓發性的例證，說明一種古老的和可貴的手藝——即豪華的和美味的烹調術——是怎樣從根本上被摧毀了。在這一事例中所使用的工藝方面的方法是食物冷凍法，其中包括最近採取的方式——零下溫度快速冷凍和乾燥法，和零下至少三百度低溫冷凍法。在這樣的過程中，細胞壁被破壞了，結構和味道也受到了損害。而且，由於進行冷凍、運輸冷凍食品，以及用微波或對流壓力烘箱進行解凍等所需要的設備十分昂貴，所以預先煮好的冷凍食品終究要比新鮮食物的價格更貴。有錢的顧客現在用“高昂的價格購買自動售貨機內的食品”——因此在康涅狄格州一架著名的小旅館裏定購的一塊羔羊肋條肉送上桌來的時候是涼的，並且告訴顧客說嫩羔羊肉是應當涼着吃的（12）——，這不是我們要在這裏討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一種可貴的手藝如何遭到破壞，和這種破壞的趨勢怎樣憑藉其本身的力量繼續下去。正如在許多其他工作領域裏一樣，技能的簡單化和合理化到頭來破壞了這些技能，並且隨着這些技能的日益難得，新的勞動過程就變得更不可少——這是由於缺乏熟練的勞動力的緣故！《紐約時報》食品欄編輯在描述這一過程時寫道：

許多餐館老闆說，熟練助手之缺乏及其價格之高昂乃是他們轉而出售冷凍食品的主要原因。但是炊事人員的工資是各行各業中最低的工資之一，缺乏助手可能是這一行業中工作情況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一位讀者說，他的妻子向斯托弗聯號申請工作，可是他們告訴她說不需要炊事員，只需要“冷凍食品解凍器”。一位負責人承認這家聯號“不是一種廚師的系統，而是一種食品管理的系統。”（13）

就零售業來說，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經營商店的“技能”早已被分解了，並且所有有決定性的方面都歸屬於管理部門*，可是一場變革還在醞釀之中；這種變革將使零售工作人員大體上成爲類似工廠機械操作工那樣的人，其類似的程度是任何人從來都想象不到的。例如，在零售食品業，以前需要有全能的食品雜貨店店員、水果蔬菜商人、乳製品商人、屠夫等等，現在，這種需要早已爲超級市場中一種勞動結構所取代了；這種勞動結構需要有卡車卸貨員、貨物上架員、結帳員、肉類包裝員和切肉員。在這些人員中，只有切肉員還保留一點類似技能的東西，此外全都不需要關於零售業的一般知識了。用機械設備把商品放上貨架，陳列商品和出售商品，迄今還停留在原始狀態，部分是由於可以隨時得到價格低的勞動力，部分也由於勞動過程本身的性質。但是，隨着許多計算機化的半自動結帳系統的改善，越來越多的全國性零售業聯號——銷售食品的以及經營其他業務的——都採用新系統來代替目前現金收入記錄機的系統。據他們估計，新系統將使每一名結帳員在一定時間內所處理的顧客人數翻一番。這種系統要求在每一個項目上貼上一條標籤，上面標着適當的存貨號碼（食品業採用通用的十位數編號），也許還標上價格，用可以爲光學掃描器辨認的印刷符號印出。這樣，結帳員只需要把這個項目在掃描器上描過（或拿着掃描器的鏡頭對準標籤），記錄器就會把這種操作傳送到能填補價格、或能根據現行價目表覈對這種價格的計算機裏去。這個系統對存貨控制、對迅速和普遍的貨價改變和對向中心報告銷售額方面的效果無需多加評論。但是結帳櫃檯把形式最完整的裝配線或工廠速度採爲己用。每個記錄器的“生產”可以從單獨一箇中心站加以控制，落後的則記下來以便將來採取行動。而且，由於不需要關於價格的知識，結帳員的工作速度可以在他開始工作後幾小時內——而不是現在所允許的幾個星期的學習時間內——就固定於最高的水平上。當然，最慢的操作就將是裝袋工作，因此正在設計和試驗各種機械體系，以便把各個“裝袋機”取消，並使結帳員只用一次單獨的動作就可以把那些項目在光學掃描器上掃過並裝進袋中。（15）

* 1892年，F.W.伍爾沃思寫信給他的商品經理們說：“我們必須有低工資的助手，否則就不能出售便宜的商品。”（14）銷售廉價雜誌的聯號，食品業的聯號，和全國範圍的郵購商行，是把零售勞動化整爲零的先驅者。

自動汽車加油站的顧客，爲了取得小小的節約而自己動手加油，這項交易則受到站內熒光屏的監視——這種趨勢只就其既節約勞力又把男勞力改變爲女勞力而言也值得一提。新汽油站的服務員一般是“女孩子”，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她們能爲很會省錢的老闆進一步省些錢。

只要略微看一下服務性職業的一覽表就很清楚，大多數工作是集中在搞清潔工作與看管房屋和廚房與食品服務工作這兩個方面。正如在零售工作中那樣，女工作人員在數量上超過男工作人員。這些職業中大多數人員所需的必要訓練是最低限度的，工作上往上爬的階梯實際上是不存在的，而失業率則比一般的高。在這一職業類別中，有一個集中生活和集中勞動的社會的各種家務管理工作；這種社會把工人和居民都聚集在綜合性寓所、大辦公室街區和大工廠單位中，這樣就發生對清潔、看管和供應伙食等的特別需要。我們在這裏看到了被人們稱頌的“服務經濟”的表面。這種經濟被認爲能把工人從工業的專制中解放出來，能產生“較高級”的受過訓練的勞動力，並使一般人的情況有所轉變。當資本主義的熱心宣傳家和報刊宣傳員（不管有沒有社會學和經濟學的高級學位）描繪這幅圖景時，就提出一些專門職業的情況來表示似乎確實如此。在要從人數上支持這種想法時，那就舉出辦公室、銷售和服務這些類別的工作人員。但是並不要求他們出示畢業文憑，出示發放工資的支票存根，或者說明他們的勞動過程的情況。*

* 我們可以在這裏提一下，根據對社會問題的調查——不管它是真是假，姑妄聽之——，對工作的不滿情緒，“對工作與生活的消極態度”，雖然在製造業和機器業的工人中很嚴重，可是在擔任服務工作、辦公室工作和銷售工作的人員中則更爲嚴重得多。（16）

1．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第218頁。

2．喬治·J.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工作量和就業的趨勢》（Trends in Output and Employment, New York, 1947），第23頁。

3．美國勞工統計局：《1969年勞動統計手冊》（Handbook of Labor Statistics, 1969, Washington, 1969），第242－243，357頁。

4．R.K.惠爾普頓（P. K. Whelpton）：“1820－1920年美國的職業集團”（Occupational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920），載《美國統計協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第21卷（1929年9月），第339頁。

5．同上，第341頁。

6．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第488－489頁。

7．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分卷，第197－198頁。

8．亞當·斯密：《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1937），第314頁。

9．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經濟發展概論》（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 1940），第176頁。

10．美國人口普查局：《1970年人口普查，總結報告，PC(2)-7A，職業的特徵》（Census of Population: 1970, Final Report PC(2)-7A,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ashington, 1973），第10－11頁。

11．保羅·O.弗萊姆與尼古拉斯·I.彼得斯（Paul O. Flaim and Nicholas I. Peters）：“美國工人通常的每週工資”（Usual Weekly Earnings of American Workers），載《勞工每月評論》，1972年3月號，第33頁；

12．約翰·L.赫斯（John L. Hess）：“冷凍、煮熟、然後再冷凍和再煮熟的餐館食物”（Restaurant Food Frozen, Cooked, Then Refrozen and Recooked），載《紐約時報》，1973年8月16日。

13．同上。

14．愛德華·C.柯克蘭（Edward C. Kirkland）：《工業已屆成年：1860－1897年的工商業、勞動和政府政策》（Industry Comes of Age: Business. Labor, and Public Policy, 1860-1897, New York, 1962），第271頁。

15．約翰·D.莫里斯（John D. Morris）：“靠近結帳櫃檯的變革”（Revolution Near at Check-Out Counter），載《紐約時報》，1973年5月21日；艾倫·埃克（Alan Fck）：“美國的富饒盛況”（The Great American Cornucopia），載《就業展望季刊》，1973年秋季號。

16．哈羅德·L.謝潑德和尼爾·Q.赫裏克（Harold L.Sheppard and Neal Q.Herrick）：《機器人都到哪裏去了？七十年代工人的不滿情緒》（Where Have All the Robots Gone? Worker Dissatisfaction in the' 70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第5頁；另參看附錄甲，第1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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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五部分 工人階級

第十七章 工人階級的結構及其後備軍

勞動與資本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完全對立的兩級。這種極性開始於每一個企業，並且在全國甚至國際規模上，表現爲支配社會結構的一種巨大的階級二元性。但是這種極性仍然結合在勞動與資本的一種必然的同一性之中。不論資本的形式如何，不論它是貨幣，還是商品，抑或是生產資料，資本即是勞動。這是過去完成的勞動，即在生產週期前幾階段具體表現出來的產品，這種產品只是在爲資本家所佔有並用於積累更多的資本時，才變爲資本。同時，作爲由資本家購得用來使生產過程運轉起來的活勞動，勞動即是資本。撥出來作爲勞動報酬的那部分貨幣資本，即在每一週期中轉化爲活勞動力的那部分貨幣資本，是維持勞動人口並與勞動人口相一致的，後者正是賴此以維持生計。

因此，工人階級首先是資本的有生氣的部分，是使那種給總資本產生出剩餘價值增量的生產過程得以運轉的那一部分。所以，工人階級是供剝削的首要的原料。

這個工人階級自己作爲一種社會實體和政治實體存在着，不受資本的直接控制。這個階級有時提出抗議，有時屈服忍受，有時造反，有時被併入資產階級社會，有時認識到自己是一個階級，有時看不到自身的存在，這都是隨着對它發生作用的各種力量以及社會和政治生活的狀態、形式和衝突的變化而變化的。但是，因爲在它的長期存在過程中，它是資本的活的部分，所以它的職業構成、勞動方式以及在社會上各行各業的分配，都是由正在進行的資本積累過程來決定的。它被利用、被放棄、被投入社會機器的各部分和被其他部分摒棄，並不是由於它自己的意志或自己的活動，而是由於資本的運動。

由此得出關於工人階級的正式定義：工人階級乃是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只能把這種勞動力出賣給資本以換取自身生存的階級。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這個定義也像一切定義一樣，受到它的靜止性的限制。但是，這個定義本身是完全正確的，而且對具體考察現代社會中工人階級的任何嘗試，也是唯一合適的出發點。

首先研究一下大量的職業類別（除少數異常和例外情況外，這些類別包括真正工人階級的人口數字），我們可以求得這一世紀中工人階級的頗爲初步的近似數字。按美國人口普查局和勞工統計局的分類法，有以下類別：技工、辦公室工作人員、機械操作工、銷售人員、服務人員和非農業工人。在上述類別裏，我們不列入工頭，工頭通常列入技工類別之內；在銷售人員這一類別中，我們也不列入推銷員，經銷人，廣告、保險、不動產、股票和債券的經紀人，以及製造商代理人和批發業推銷員，後者一般都是收入較高並且享有特權的銷售人員，因此留在這個類別之內的，主要是零售業的售貨員。*經過這樣的訂正，我們在這六個類別中，看到絕大多數非農業的工人階級，他們的增長率和構成的變化，見下表：（1）

1900－1970年工人人數分類統計表
單位：百萬

| 1900 | 1910 | 1920 | 1930 | 1940 | 1950 | 1960 | 1970

機械操作工和普通工人
技工
辦公室工作人員
服務人員和銷售人員

7.3
2.9
0.9
3.6

9.9
4.0
2.0
4.9

11.5
5.0
3.4
4.9

13.0
5.7
4.3
7.3

14.4
5.6
5.0
8.8

15.5
7.3
7.1
8.7

16.4
8.0
9.6
10.6

18.1
9.5
14.3
13.4

工人總數 | 14.7 | 20.8 | 24.8 | 30.3 | 33.8 | 38.6 | 44.6 | 55.3
“現役”和“熟練勞動力”總數 | 29.0 | 37.3 | 42.2 | 48.7 | 51.7 | 57.9 | 64.5 | 80.8

工人佔“勞動力”總數的百分比

百分比 | 50.7 | 55.8 | 58.8 | 62.2 | 65.4 | 66.7 | 69.1 | 69.1

* 因爲在我們編制的表格裏，使用的是人口普查中“在經濟上有活動力的平民人口”（這是在本世紀早期使用的術語）的數字，即在較近的人口普查中“熟練的平民勞動力”的數字，所以表格裏包括其職業可以明確劃分的全部工人（就業的或失業的），但不包括業已“退出勞動隊伍”的那些人。

這樣使用各主要職業類別，即便做過上述的訂正，在統計數字的精確程度上，仍有許多有待改進的地方。例如，前已指出，甚至在本表中所列最後一項職業類別——服務人員中，就包括幾十萬炊事人員，其中有些人充任廚師，管理大型廚房的勞動過程，按管理人員的標準支取報酬，因此，嚴格地說，他們遠遠不是與這一類別中其餘部分同一意義的“工人階級”。在辦公室工作人員這一類別中，有些屬於薄記員甚至祕書之類的人，無疑也是如此。把警察列入工人之內，有人也會提出異議。但是，從各個類別總數大小來看，這些數字都是很小的。另一方面，未列入本表的若干其他主要職業類別中，有些人也完全與我們列入本表的那些主要類別一樣，是地地道道、不言自明的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例如，在稱爲“經理、高級職員和業主”的類別裏，就有相當數量的鐵路列車員、工會辦事人員，特別是零售店、飲食店、加油站、修理和服務行業等等的所謂“經理”。把這些人列入“經理”一類，在多數情況下，與其說是由於實際情況，不如說是由於習慣。把製圖員、醫師、牙醫師、技師和其他這類技術員包括在專業和技術人員的類別中，在多數場合和越來越多的場合，也掩蓋了這些人的真正的工人階級地位。

此外，在人口普查中所公佈的一個發展十分迅速的類別，不屬於任何職業類別，並被冠以十分醒目的標題“職業不明”。職業普查的這個類別包括的人數，在1950年爲一百三十六萬九千六百二十一人，在1960年爲三百四十五萬三千二百七十九人。而且，由於不再積極尋找職業而不作爲“勞動力”的一部分計算的人數日益增多，以及現在已被普查官員承認的未把大量人口計入城市工人階級人口的情況，也都對上述趨勢有影響。總之，我們必須認爲，特別是在最近幾次人口普查中，由於這類過低的計算，工人階級人口數字就被低估了。這些考慮，儘管可能是粗略的，仍傾向於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熟練的平民勞動力”中非農業工人階級，從本世紀初以來，已從佔總數的二分之一增爲三分之二以上，現在可能已高達四分之三。

人口中有越來越多的人變爲完全爲資本增殖服務的工人階級一級的勞動力，主要是靠犧牲農業人口來實現的；農業人口在本世紀初幾乎佔“在經濟上有活動力的”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而到1970年已降到百分之四以下。最大幅度的比例數的增長是在以下三個類別之中：機械操作工、辦公室工作人員、服務和零售業人員。但是，由於技術革命對就業的影響已開始爲人們感覺到，機械操作工比例數的穩定增長中止了，而且在1950年之後，這個類別佔總數的比例已經下降（雖然絕對數量仍在增長）。但是，其他的兩個類別（辦公室工作人員和服務與銷售人員）的連續的更爲加速的增長，吸收了從工廠裁減下來的工人（或從未受僱的人）。

只要對於這種情況略加思考，就會明白這些新興的大量的工人階級的職業趨於發展，與工業的迅速機械化和“自動化”並不矛盾，而是協調一致的。作爲這種機械化的結果，製造業、採礦業、運輸業、交通業、公用事業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建築業所需要的工人數目有所抑制，增長的速度不如這些行業的物質產品那麼快，以致這些行業的勞動力需求，按佔就業人口總數的比例計算，也受到限制。因此，從長遠來看，科學技術革命具有這樣的特點：隨着這個革命的擴展，與科學技術先進的工業有聯繫的人口的比例，即便只是以農奴形式與這些部門發生聯繫，最終還是要縮減的。因而在“自動化”時代發展最迅速的工業部門和職業部門，從長遠來看，往往是那些目前尚未或還不能受到高水平工藝影響的勞動程度強的領域。

由於工業迅速機械化而被裁汰的大量勞動力（這些勞動力不僅包括那批失去了自己工作的人，而且包括在數字上有更重大意義的、在工業就業的傳統機會處於萎縮狀態時陸續不斷進入就業市場的那些人），爲辦公室工作、服務和銷售等領域提供勞力補給。工業機械化造成相對過剩的人口，這些人口爲以低工資率爲特徵的大量新興的職業提供就業人員。換句話說，當資本爲了尋求有利的投資而進入新領域時，在舊領域中的資本積累規律就會發生作用，產生以新形式體現出來的資本所需求“勞動力”。這一過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一章裏作了經典性的闡述，他在這一部分裏描述了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幼年時期”開始以後，“相對過剩人口”在資本主義生產中不斷形成的情況。我們在本書第十一章已摘引過《資本論》這一段落的一部分。但是因爲馬克思關於十九世紀資本與勞動的運動的描述對於瞭解我們現在的主題特別有用，並且由於對這一問題很難再做更爲有力而精確的闡釋，所以在這裏引用一段較長的引文：

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爲資本主義積累的槓桿，甚至成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過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產業後備軍，它絕對地隸屬於資本，就好象它是由資本出錢養大的一樣。過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實際增長的限制，爲不斷變化的資本增殖需要創造出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隨着積累和伴隨積累而來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資本的突然擴張力也增長了，這不僅是因爲執行職能的資本的伸縮性和絕對財富——資本不過是其中一個可伸縮的部分——增長了，也不僅是因爲信用每當遇到特殊刺激會在轉眼之間把這種財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爲追加資本交給生產支配。這還因爲生產過程本身的技術條件，機器、運輸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規模最迅速地把剩餘產品轉化爲追加的生產資料。隨着積累的增進而膨脹起來的並且可以轉化爲追加資本的大量社會財富，瘋狂地涌入那些市場突然擴大的舊生產部門，或涌入那些由舊生產部門的發展而引起的新興生產部門，如鐵路等等。在所有這些場合，都必須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決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這些人就由過剩人口來提供。……工人的這種增加，是通過使一部分工人不斷地被“遊離”出來的簡單過程，通過使就業工人人數比擴大的生產相對減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現代工業的整個運動形式來源於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斷地轉化爲失業的或半失業的人手。（2）

受到機械化影響的那些工業部門和勞動過程，釋放出來大量勞動力，供一般說來機械化程度較低的其他資本積累領域剝削。由於這一循環反覆地出現，勞動力就在勞動生產率不易受工藝改革影響的工業和職業部門聚集起來。使用機器的職業中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不斷造成相對過剩人口，因而這些“新興”的工業和職業部門的工資率被壓低了。這種情況反轉來又鼓勵資本投入各種形式的需要大量低工資手工勞動的勞動過程。因此，我們在資本主義工業中，看到一種長期的趨勢，即勞動力聚積在那些最不受科技革命影響的工業和貿易部門，這些部門包括服務工作、銷售和其他形式的推銷工作以及迄今尚未機械化的辦公室工作，等等。在科學技術革命的時代裏，發展最迅速的大量職業部門是與科學技術關係最少的那些部門，這一顯得有些矛盾的現象，是不足爲奇的。機器的目的不是爲了增加而是爲了減少從屬於它的工人的數目。因此，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其各種最少機械化功能的形式廉價供給資本使用的那批人的數目仍在迅速增長，這決不是不合乎邏輯的事情。

在資本迅速積累的各個時期裏，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普遍發生過的情況那樣，作爲資本積累過程“自然”產物的相對過剩人口，又得到其他來源的勞動力作爲補充。在北歐和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已日益增多地使用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的原農業勞動力。這批人由於帝國主義滲透過程本身的作用，被排擠出來，這個過程破壞了傳統的勞動方式和生活方式。當資本把本國的農業過剩勞動力（即馬克思稱爲“潛在”的那部分過剩人口）用完時，這批人就變成供資本使用的勞動力。結果是，勞動力移動在某種程度上已具有國際性，儘管在每一個國家裏，由於政府採取使其適應本國資本需要的行動，這種移動還是受到控制的。因此，西歐和美國現在從一個勞動力蓄水池裏吸收人力，這個蓄水池範圍廣闊，東起印度和巴基斯坦，橫跨北非和歐洲最南部，西迄加勒比海和拉丁美州的其他部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希臘、意大利、非洲、西班牙、西印度羣島和其他地區的工人，補充着北歐當地的下層階級並且成爲其中最低的階層。在美國，波多黎各、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其他地區的工人，則扮演了同樣的角色，他們已注入主要由黑人工人組成的最低工資的勞動力水池。

同時，在跨越種族和民族界限的過程中，婦女人口已成爲勞動力的主要補充蓄水池。在工人階級增長最快的各個部門中，婦女成了多數，在某些情況下，成了壓倒多數。婦女成爲大量新興職業的理想的勞動力蓄水池。使婦女只能掙得很低工資的那種障礙，由於資本可以僱用的婦女爲數極多，就更爲加強。由於在進入壟斷資本時代時，婦女加入勞動人口行列的比率較低，所以在相當長的時期裏，這種爲數極多的情況又是有保障的。在男性人口，甚至是年壯力強的男性人口，加入勞動隊伍的比率緩慢降低（這只是失業增加的一種隱蔽的形式）的同時，在整整這一百年裏，婦女始終是以十分迅速的增長率參與就業的。對於資本來說，這種情況表明向工資微薄、地位低下和“補充性的”職業運動。對於工人階級來說，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表明：在資本所造成的社會裏，如果沒有兩個和兩個以上的家庭成員同時工作，要維持通常的必不可少的生活需要是越來越困難了。人類勞動有越來越多的部分，就這樣被併入資本。

勞動後備軍

因此，大量就業不可能同與它有聯繫的大量失業區分開來。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失業並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轉過程的一種失常現象，而是它的必然的部分。積累過程本身的能力，不斷造成失業，也不斷吸收失業。失業只是相對過剩的工人人口中可以正式計算的部分，這部分人口是資本積累所必需的，而且它本身也是資本積累所造成的。這種相對過剩人口，即產業後備軍，在現代社會中具有多種多樣的形式，包括失業、偶然就業、半就業、由大量從事家務勞動的婦女構成的一支“女性職業”的後備軍、農業和工業兩方面的移民勞動軍、有極高失業率的黑人人口，以及來自外國的勞動後備軍。

馬克思把勞動後備軍或相對過剩人口分爲三種形式，即流動的、潛在的和停滯的。流動的形式存在於工業中心和就業中心，工人從一種工作移向另一種工作，由於技術和資本的運動，而被吸收和被排斥（這就是說，受僱和解僱），而且在這種活動的過程中，要遭受一定數量的失業。隨着各種工作操作方法的簡化，隨着“合格條件”已降低到只須作最簡單勞動的工作數目和種類的日益增多，這個階層已擴大到包括大部分勞動人口。美國汽車運輸所造成的特殊流動性，爲每個工人擴大了這種工作的地理範圍，大大地擴展了供每個工廠、辦公室、倉庫和零售店等使用的“勞動力蓄水池”，並且打破了地方和地區的各種限制。現在，許多工人的日常勞動生活都是在大量工作中流動，所以這些工人就時而是就業的一部分，時而是勞動後備軍的一部分。這種情況在失業保險系統中已反映出來，這個系統用在就業期間徵集來的錢，以降低的工資標準爲失業期提供資助。這一方面是預防由於普遍增長的和長期的失業而造成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不良影響，另一方面也是承認工人扮演了時而是就業的一部分、時而是勞動後備軍的一部分的角色。

潛在的相對過剩人口，按馬克思的定義，存在於農業地區。與資本主義工業中心不同，這些地區沒有相反的吸引運動來抵消對被農業技術革命“遊離”出來的那些人的排斥力。因此，這種勞動力的移動是離開農業地區進入城市或大都會地區。在北歐和北美的一些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這一潛在的相對過剩人口水池大部分已被吸收，雖然在美國，農業地區的黑人人口仍然是這個水池的一部分，不過數目日益減少了。現在，這種潛在形式的過剩人口，主要存在於新殖民地，而且如已指出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試圖按積累的需要有控制地吸收和排斥這樣的勞動力。勞動市場的這種有控制的國際化，還由於把各種工業過程輸出到仍處於被征服狀態的“不發達地區”各國的廉價勞動力地區而有所增強。

最後，馬克思講到的停滯的相對過剩人口，他們的就業是不規則的、偶然的、十分勉強的，而且沉淪到馬克思稱之爲相對過剩人口的“最底層”，限於需要救濟的赤貧境地。“需要救濟的赤貧形成現役勞動軍的殘廢院，形成產業後備軍的死荷重。*……它和相對過剩人口一起，形成財富的資本主義生產和發展的一個存在條件。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項非生產費用，但是，資本知道怎樣把這項費用的大部分從自己的肩上轉嫁到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的肩上。”（3）

* “死荷重”是運輸業的用語，指運輸工具自身的重量。——原譯者注

不規則地、偶然地就業的這種停滯的相對過剩人口，用馬克思的話說，“爲資本提供了一個貯存着可供支配的勞動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這種勞動力的生活狀況降到了工人階級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這種情況使它成爲資本的特殊剝削部門的廣泛基礎。”（4）這一支過剩人口對於一直在迅速增多的各種就業形式的重大意義，是很清楚的。我們將在下文中詳加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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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爲了它自身的種種需要造成大量勞動力，這種活動，馬克思在下面爲大家所熟知的一段話中做了概括：

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後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後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後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反比*。最後，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後備軍越大，官方認爲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象其他一切規律一樣，這個規律在實現中也會由於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有所變化，不過對這些情況的分析不屬於這裏的範圍。（5）

* 馬克思親自校訂過的法文版中是：“成正比”。——原譯者注

馬克思認爲，這個規律“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這一規律制約着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6）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當開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對於美國來說是如此）資本積累的大幅度上漲的趨勢還未發展起來或者說還未清楚地表現出來的時候，這個“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曾被廣泛認爲是馬克思分析的最薄弱的方面。我們目前站在有利地位來看，當這一積累週期的各種結果已更充分地表現出來，並由於六十年代的動亂而變得更加清楚的時候，事情就顯得有些不同了。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開始的這種積累過程的範圍和能力，已完成對美國農業人口的吞滅，而且不分黑人和白人，把這支人口大規模地變爲一支城市“勞動力”。這支勞動力又由於相當大規模地輸入拉丁美洲的工人而得到補充。隨着“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的這種巨大增長，產業後備軍也同時出現了相同的巨大增長。統計數字表明，存在着一支比官方計算的失業人數多一倍的人口，在七十年代的初期，工人階級的這一部分已達四百萬—五百萬人之多。但是，這是關於產業後備軍增長率最不重要的指標。更爲重要的，是被稱爲“加入勞動力的比率”的這一系列統計數字。

這一系列數字試圖根據家庭抽樣調查的方法，確定作爲勞動市場一部分的人口的比例。它是從這樣的假定出發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超過十六歲的人口，是由在校讀書、整日從事家務活動、病殘或因年老退休的人組成的，不能算作“勞動力”的一部分。所有這些被假定爲不謀求職業的類別，顯然是有伸縮性的：當人們考慮到包括在這種“不屬於勞動力”類別之內的總人數，在1971年超過五千五百萬人時，顯然這個數字中包括相當數量的隱蔽的失業人口——當它也包括那些因爲相信自己找不到工作而不找工作的人時，就尤其如此。這一結論已爲下一事實所證實：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這種類別之內約有四百萬—五百萬人經常表示他們是“現在需要工作”的人，雖然他們在前一時期被列爲不屬勞動力的部分。僅僅這一項數字，就比官方承認的那些年份中大部分年份的失業人數多一倍或一倍以上*。（7）

* 保羅·斯威齊和哈里·馬格多夫發表在《每月評論》的關於加入勞動力的比率的分析，從別的更爲全面的計算方法得到同樣的結論。（8）

總的來看，在世界第二次大戰以來的年代裏，加入勞動力的比率的變動，具有一種相對不明朗的趨勢。在勞動力總數中（包括軍隊）這種不是一成不變的人口的百分比，從1947年以來，起伏在百分之五十九—百分之六十一這一狹小的幅度之內。但是，這種靜止的狀況隱藏着一些十分引人注目的變化，這一點只要把總數按性別分開來就瞭如指掌了。整個指數沒有變化，是由於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的變動完全相反造成的。（9）

在1947至1971年期間，男性人口從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早期以來，加入率有連續猛烈下降的趨勢，從大約爲百分之八十七降爲只有百分之八十。這種下降只能部分地歸因於學齡時期在校求學人數的增加和退休人員的增加；這種情況在每一年齡類別中都要遇到，在五十五—六十四歲這一年齡類別的男工中最爲顯著，其加入率從1947年的百分之八十九點六降爲1971年的百分之八十二點二。只要我們不打算做出站不住腳的假定（譬如，像斯威齊和馬格多夫揭示的，工人當中有一個日益增大的有閒階級的那種假定），這就清楚地表明，一部分男性工人人口（而且數字表明白人工人與黑人工人幾乎一樣多）已經加入並正在加入勞動後備軍，但失業統計數字並沒有表明這一點。

對於女性人口來說，趨勢完全相反。在這裏，包括全部年齡類別在內，數字表明，加入勞動力的趨勢十分強大，加入率從1947年的百分之三十一點八增爲1971年的百分之四十三點四。在男性工人人口中，加入率降低最多的是在五十五—六十四歲這一年齡類別之內，在女性人口中，增長數量最大的是在四十五—五十四歲和五十五—六十四歲這兩個年齡類別之內；在前一個年齡類別內，加入率從1947年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七增爲1971年的百分之五十四點三，在後一年齡類別內，加入率從百分之二十四點三增爲百分之四十二點九。

男工和女工的這兩種相反的統計數字的變動，只是在形式上相互矛盾。實質上，這是同一現象——產業後備軍相對數量增多——的兩個方面。在男工中，這種增加的表現形式是變成所謂不加入勞動力行列的人增多了，換句話說，就是“停滯”部分增多了。在女工中，表現形式是婦女勞動力越來越多，這種勞動力來自過去不曾工作的大量婦女，因此使“流動的”和“停滯的”勞動後備軍每年追加數以十萬計甚至以百萬計的人。可供使用的失業勞動力水池由於男人相對地被排斥出工業和貿易部門而擴大了，同時這個水池又由於婦女日益增多地被吸收進工業和貿易部門而更加擴大了。這種基本上一致的運動的兩種相反的表現形式，只是反映我們所研究的這一時期的開始階段男女勞動力的起點不同，也反映日益擴大的大量職業極其需要婦女勞動力，這和大量男性職業的相對停滯狀態是大不相同的。

上述趨勢的必然結果是使男女兩性加入勞動力的比率取得平衡，並使整個人口穩定在相同的比率上——換句話說，使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上的男性人口，和同一比例的女性人口一起，變爲勞動後備軍。但是，無須爲了進行這方面的分析而從現有的統計趨勢去作武斷的推論。指出實際上一直在發生的情況就夠了，無須試圖確定其可能達到的程度，這種程度是受資本積累過程未來趨勢以及和家庭結構等等有關係的各種社會趨勢制約的。一直在發生的事情是，在無產階級的人數日益增多的同時，也存在着相對過剩人口的數目日益增多的情況，這一情況是由於市場既大規模地排斥男性勞力又大規模地吸收婦女勞力所造成的。

婦女所得的報酬一般都大大低於男性，不論是由於她們集中在低工資職業部門，還是在同一職業部門內，都是如此。這一千真萬確的事實使我們立即注意到我們所討論的統計數字變動的一個重要的長期性結果。一方面是技工（以及男性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集中在工資較高的職業裏，另一方面大量工人階級工作又有進一步移向工資較低的女性職業的趨勢，這顯然造成就業者收入的兩極分化。這一情況表現在下述事實中：在美國，就業相對停滯的行業，是工資率高於平均工資率的行業，而就業增長最快的行業，卻是那些低於平均工資率的行業。（10）

1971年私營非農業企業在職人員名冊上生產工人或非管理人員每週平均總收入

相對停滯的行業

迅速發展的行業

採礦業 | 171.74美元
承包建築業 | 212.24
製造業 | 142.04
運輸和公用事業 | 168.84

批發和零售業 | 100.74美元
金融、保險和不動產 | 121.36
服務行業 | 102.94

關於就業者收入的這種兩極分化的趨勢，從維克托·R.富克斯爲全國經濟調查局所寫的著作中，能得到一項重要的確證。富克斯是頌揚服務行業日益重要的人；我們在這裏要引用的材料，是他論證向服務行業移動和由此而來的新興經濟結構的特點時的一種副產品。他把經濟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他稱之爲“工業”，包括採礦、建築、製造、運輸、交通和公用事業以及政府企業。第二部分，他稱之爲“服務”，包括批發業、零售業、金融和保險、不動產，以及家務和社會事業性質的工作，專業性的、個人性的、商業性的和修理性的勞務，此外還有包括軍隊在內的一般政府部門。

關於這樣劃分的理由，以及由於劃成這些類別而取得的結果的重要意義，不屬我們這裏討論的範圍；這一點，在關於世界市場和服務與零售業職業的各章中已做過研討。這裏，令人感興趣的是：這些分類與美國經濟的日益停滯和日益增長的部分是完全一致的。富克斯列入工業部分的每一類別，就其在全國就業人數中所佔百分比而言，不是停滯的，就是下降的；五十年代以來工業部分的每一類別和二十年代以來幾乎每一類別，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富克斯列入服務部門的每一類別（家務工作除外），在過去整整一百年中，就其在就業總人數中所佔百分數來說，一直是迅速發展的就業領域。（11）按富克斯的劃分，服務部門已從1929年佔就業總數百分之四十左右增爲1967年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僅在1947年至1965年間，這一部門中就增加了一千三百萬職位，而工業部門只增加了四百萬職位。*（12）

* 我們可以順便指出，按照富克斯的計算，這種增長並不伴有服務部門所生產的那部分產值的任何增長。作爲國民生產總值一部分來計算，服務部門的產值在1929－1965年根本沒有增長，儘管它在就業方面是有很大增加的。（13）就其本身來說，這種估計對於說明勞力配置方面有越來越大的浪費，是有意義的。但是，由於富克斯受到計算國民生產總值時所使用的各種虛構的“產值”概念的拘束，所以這種估計沒能取得它應取得的結果。很大部分服務部門的“產值”只存在於該部門內各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以及統計學家和經濟學家所做的國民產值的計算中，對於不按照資本主義術語計算的社會產品沒有增添什麼東西。

富克斯所發表的最引人注意的調查結果是工業部門和服務部門的工資水平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了。服務部門的平均工資率每年總是要比工業部門有所降低，因而到1959年，工業部門的工資率平均要高出百分之十七，而且此後這一差距仍在擴大。（14）由於服務部門中非白人、婦女和十分年輕的工人所佔比例過大，富克斯下一步就研究，這種日益擴大的工資差距是否可能只是由於這兩部門的成員在膚色、年齡、性別和教育程度方面大不相同而造成的——換句話說，這是否只是對於黑人、婦女、年輕工人工資較低這一衆所周知的事實的另一種看法。其實，這證明只是局部的原因：兩個就業部門的人員構成不同，對於工資差距很大和不斷擴大的原因，大約只能“說明”一半。這就是說，雖然服務部門僱有過多的在整個經濟中掙低工資的人，因而把這一部門的平均工資率拉低了，可是這一部門中所有各種工人，不論其年齡、膚色或性別如何，平均來說都是掙低工資的。*（15）

* 巴里·布盧斯通過對同一問題所做的另一項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工資史的過程中，人們發現‘高工資’和‘低工資’行業之間的工資差額在長時間內都是擴大的。在1947年，工資最低的那些行業支付的正常工作時間的工資率，平均是國內最高工資行業中通行的平均工資率的百分之七十五。除去以後時期裏工資有微小的週期性增長變化以外，這兩類行業之間的工資比率到1966年已降爲百分之六十。各低工資行業，除去四年以外，在整個二十年內，工資有小量的增長（按百分數和絕對值計算）。”（16）

低工資行業中的工資水平是在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水平之下的；這就是說，與最高工資職業類別的標準不同，這種水平不能達到按現代社會中必要的消費水平來維持一家生活所需要的收入。但是，因爲這些行業也是發展最迅速的行業，所以有越來越多的工人，已把它們當作維持自己家庭的唯一來源。大量低工資職業的不斷擴大，乃是美國朝向“富足之中的貧困”發展的各種趨勢的根源，這種種趨勢是早已存在的，只不過在六十年代才公之於世罷了。福利機構的名冊之所以迅速擴大，把越來越多的在業工人也列入其中，其原因正在於此。

這種趨勢只不過是導致馬克思所說的“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的因素之一，它是如此突出，以致即使撇開婦女勞動力迅速流入工資微薄的職業的影響，而單單考慮男性就業狀況，它也是顯而易見和可以計量的。美國勞工部的彼得·亨利對工資收入分配所做的研究，遵循廣泛流行的忽視婦女就業的習慣，在今天應該確確實實把婦女就業問題放在一切職業研究工作的中心位置上的時候，卻認爲婦女就業是暫時的、次要的和偶然的。亨利考慮的只是工資收入在男性中的分配，他對1958－1970年所做的結論如下：“在本研究所涉及的十二年內，在收入分配方面，在工資和薪水分配方面，有一種向不均衡發展的、緩慢而持久的趨勢。這種趨勢不僅對於全部勞動力來說是明顯可見的，而且對於許多單獨的職業和工業類別也是明顯可見的。如果把額外津貼的作用也考慮在內，無疑，這種趨勢便更加明顯了。”他指出，“總之，經濟中不斷變動的職業構成的純作用，看來顯然是朝向更加拉長收入分配這方面，從而助長了向不均衡發展的趨勢。”（17）但是，這種“經濟中不斷變動的職業和工業構成”只對男性人口來說並沒有多大意義；前已指出，女性職業纔是大多數職業和工業變動的原因，因而是女性職業構成了工人階級各種新興職業的大多數。因此，我們不能懷疑，如果把亨利的分析再用到賺取工資和薪水的全體人口上，它會表現一種迅速而強烈的，而不是緩慢的收入兩極分化的趨勢。

有人往往認爲，大量工作職位的工資低於“生活工資”——也就是說，低於爲維持一個工人階級家庭，以使勞動力得以生存和再生產所必需的工資——的問題，已由於廣泛實行同一家庭中能得到幾個工作職位的做法，而得到解決。的確，這種做法必然會在某種程度上使這個問題得到緩和，因爲每個家庭平均擁有一個半到兩個工作職位，這就給許多家庭提供了更多的收入，儘管這也提高了爲維持生存所必需的消費水平。但是，當人們想到由這種迅速變化造成的生活方式時，當人們想到數百萬家庭在沒有看護幼兒、照料家務等適當的條件下不得不讓幾個成員去作工的緊張狀況時，上述的結論是遠遠不夠確切的。許多調查指出，在許多有一個以上工資收入者的家庭中，儘管收入有所增加，工人的不滿情緒卻在急劇增長。（18）而且，在這裏還有另一個因素要影響所作的任何結論，那就是有大量的家庭，甚至要保持一個有全日工作的家庭成員都是困難的。《紐約時報雜誌》中一篇關於半失業危機的文章指出：

在全國範圍內，普通家庭有一點七個等於全日工作的工人，這是事實。但是美國大部分低收入的家庭不能找到足夠的工作，以安置一個以上的“等於全日工作”的成員。在1970年，每個低收入家庭的“等於全日工作”工人的平均數是低於一的！換句話說，只有一個人（一般爲男性）接近（而不是完全）全日工作，或者幾個家庭成員都工作，但只是十分偶然地有工作。因此，要對那些無職可覓的人說：只要他們更加希望工作，他們就可以擺脫自己的貧困，這是毫無意義的——而且是一種諷刺。（19）

馬克思稱之爲“停滯”的那一部分相對過剩人口，就業不規則，生活狀況降到了工人階級平均正常水平以下，他們是“資本剝削的特殊部門的廣泛基礎”。這部分人口已發展到包括很大比例的城市人口和不景氣的農業地區中很多人口，而且在郊區中也不斷增加。在1970年爲了研究貧困和職業市場相互關係問題曾用徵詢表進行了調查，在這次調查中，這部分人口的規模，至少在美國各大城市的中心區，是經過仔細計算的。這次人口就業調查編出大約六十八卷原始統計資料。美國參議院就業、人力和貧困問題小組委員會對這些材料做了分析。上引關於不充分就業問題的文章的三位作者之一就是這個小組委員會的成員，對於人口就業調查的某些結果做出了總結，特別是着重說明了所謂“次就業指數”。

社會和經濟制度不能給人們提供足夠的工資，這一點在傳統的失業統計數字的掩蓋之下看不清楚了。這些統計數字對於計算經濟中的波動是很有用的，但作爲衡量勞動市場的尺度卻遠遠不夠。要估量勞動市場疲軟無力的程度，不僅必須瞭解明顯失業的多少，也必須瞭解工人情緒沮喪的程度（“情緒沮喪的工人”是那些已不再尋找工作的人），必須瞭解只能找到臨時工作的人數，以及有工作而工資不夠用的人數。次就業指數試圖把所有這些因素都包括在內。

在1970年，全國失業總數達勞動力的百分之四點九（從那時以來，這個數字每月都是十分接近百分之六）。在就業人口調查中的中心城市調查區，1970年的失業率爲百分之九點六。這個數字是非常高的。在法國，在1971年2月失業率達到百分之二點六時，各工會就已走上街頭示威遊行。不過，儘管這裏的失業率很高，單是就業率（似爲失業率。——譯者）還遠不能揭示城市危機的全貌。只要看一下官方對失業所下的界說，我們就注意到，除非一個人當時正在尋求工作，否則他就不可能是一個“失業的人”。這個界說沒有把那些由於屢次找不到工作而不再尋找工作的人計算在內。

這裏有多少這樣情緒沮喪的不尋求工作的人呢？就業人口調查使我們能夠做出可靠的估計。例如，在紐約市調查區中，1970年常規失業率平均爲百分之八點一（全市勞動力失業率則爲百分之四點四），但是加上那些情緒沮喪的工人，則一躍而爲百分之十一。

這樣的校正開始使我們看到一副城市社會結構底層的真實經濟生活的圖景。但是，我們現在必須加上另一個類別——零活工人（他們希望有全日工作，但是找不到）。就業人口調查報告小心翼翼地把只要求做零活的人和要求全日工作的人區別開來，因此，在我們現用的城市貧困的指數上要再加上百分之二點三（仍以紐約市爲準）。換句話說，把官方承認的失業人數、因情緒沮喪不工作的人數和非自願做零工的人數加在一起，我們現在可以把紐約市的抽樣調查區的失業率至少定爲佔勞動力的百分之十三點三。

我們校正的數字幾乎把官方承認的抽樣調查區的失業數字翻了一番，把全國的失業率幾乎增大兩倍。但是，這些數字還遠不是全面的。這個指數的最重要的部分，是那些有全日工作而所掙的收入不足以使收支相抵的工人。（20）

關於“收支相抵”的收入的定義，作者們援用了勞工統計局關於紐約市一個四口之家必需消費的分項預算。勞工統計局把這類預算分爲三等，上等的約爲一萬九千美元，中等的約爲一萬二千美元，下等的約爲七千美元。所有這些數字，均爲納稅前的收入數字。下等預算的實質可從每月只能用一百美元作爲租金這一實際情況做出判斷，這種預算的其餘一切項目與此完全一致。

如果我們同意勞工統計局算出的七千一百八十三美元是紐約市一個四口之家在1970年必須賺到的勉強維持生活的最低收入（勞工統計局算出的全國城市1970年的平均數字爲六千九百六十美元），那麼這對這個家庭的賺工資的人有什麼要求呢？如果他或她每年工作五十週，每週四十小時（這在城內地區是不大可能的），答案是每小時得掙三點五美元。這就是我們一系列就業統計數字的決定性關鍵。因爲當我們把那些每小時掙不到三點五美元的人，加到因情緒沮喪不想尋找職業的人、不自願幹零工的人和官方承認的失業人口之中時，統計數字就要出現驚人的跳躍。在紐約市的七個抽樣調查區，次就業的比率已上升到佔勞動力的百分之三十九點九至百分之六十六點六之間。的確，全國抽樣調查區的平均數已達到百分之六十一點二。（21）

如我們已看到的，在1971年5月，除了技工和工頭之外，所有工人階級職業類別的全日工作工人的一般中等周收入遠遠低於這個最低收入水平，而且增長最快的職業類別，即辦公室人員和服務人員的一般周收入是最低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還能期望有什麼其它的結果嗎？

最後，龐大的次就業的勞動力蓄水池，始終把人口中的貧苦階層保持在它的最低層，這個最低層只是不經常的、偶然地在“繁榮”的極盛時期才被拉入就業的行列。馬克思寫道，“最後，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後備軍越大，官方認爲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按照馬克思提出的數字，1865年官方認爲需要救濟的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貧民數字是九十七萬一千四百三十三人，而在1861年人口普查時，全部人口僅僅有二千多萬，所以官方認爲需要救濟的貧民差不多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四點六。在美國，最近似官方登記的貧民名冊的東西是那些需要福利補助的人員登記表。1973年，這些登記表包括全部人口二億一千零四十萬中的一千四百八十萬人，即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七（而1973年乃是連續的第四個年頭，在這四年裏，這種福利補助登記表上的人數一直是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七或百分之七以上）。（22）在這種驚人的比例中，人們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繁榮”週期是符合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一般規律的：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後備軍的相對數量越大，從而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最後，官方認爲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是一個鏈條，在這一鏈條中，每一環節都以其餘環節爲先決條件，“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是貧困……的積累，”這是無可置疑的了。

1．阿爾巴·愛德華茲（Alba Edwards）（第十六次人口普查報告），《1870－1940年美國職業比較統計》（Comparative Occupation Statistic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40, Washington, D. C., 1943），第十三章；戴維·L.卡普蘭與M.克萊爾·凱西（David L. Kaplan and M. Claire Casey）：《1900至1950年美國的就業趨勢》（Occupation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 to 1950），美國人口普查局文件第5號，1958年；美國人口普查局，《1960年美國人口普查》第1卷，第一部分，表201，第522頁；美國人口普查局，《人口普查：1970年，總結報告，PC(2)-7A，職業特徵》，表1。

2．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第692－694頁。

3．同上書，第706頁。

4．同上書，第705頁。

5．同上書，第707頁。

6．同上書，第708頁。

7．《總統關於人力問題的報告，1972年3月》，表A－8，第167頁。

8．保羅·M.斯威齊和哈里·馬格多夫（Paul M. Sweezy and Harry Magdoff）：《經濟停滯和經濟學的停滯》，載《每月評論》，1971年4月，第1－11頁。

9．《總統關於人力問題的報告，1972年3月》，表A－1，第157頁；表A－2，第158－159頁。

10．《勞工每月評論》，1972年12月，表22，第96頁。

11．維克托·R.富克斯：《服務經濟》（The Service Economy, New York and London, 1968），第19頁。

12．同上書，第2頁。

13．同上書，第19，37頁。

14．同上書，第61，129，156頁。

15．同上書，第六章。

16．巴里·布盧斯通（Barry Bluestone）：《論美國的資本主義和貧困》，載《每月評論》，1972年6月，第66－67頁。

17．彼得·亨利（Peter Henle）：《探討工資收入的分配問題》，載《勞工每月評論》，1972年12月，第23－25頁。

18．哈羅德·L.謝潑德和尼爾·Q.赫裏克（Harold L.Sheppard and Neal Q.Herrick）：《機器人都到哪裏去了？七十年代工人的不滿情緒》（Where Have All the Robots Gone? Worker Dissatisfaction in the' 70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第25－27頁。

19．威廉·斯普林，貝內特·哈里森和托馬斯·維托裏茨（William Spring, Bennett Harrison, and Thomas Vietorisz）：《在大部分城內地區，百分之六十的人掙的錢不足以維持過得去的生活標準》，載《紐約時報雜誌》，1972年11月5日，第48頁。

20．同上，第43－44頁。

21．同上，第46－48頁。

22．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第717頁；《紐約時報》，1973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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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五部分 工人階級

第十八章 職業的“中間階層”

迄今，我們的討論始終是限於我們所看到的約佔全部人口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那部分人口，這部分人口看來很符合無產階級的被剝奪情況。但是壟斷資本主義制度還造成了另一支就業隊伍，他們的人數不少，但不那麼十分符合這樣一種定義。像壟斷資本主義以前的小資產階級（農業、商業和服務業的小業主，各種專業和手藝行業）一樣，他們不能十分容易地符合經濟和社會的兩極概念。但是，與已經大部分消失的早期中等階級不同，他們日益符合工人階級的正式定義。這就是說，這批人像工人階級一樣，沒有經濟的或職業的獨立性；他們受資本及其支系僱用，除受僱之外無法進入勞動過程或接近生產資料，而且爲了生存，必須不斷地更新自己的勞動以供資本使用。這部分就業人口包括工程科技人員，較低級監督和管理人員，在購銷、金融和組織管理機構等方面，以及不屬於資本主義工業本身，在醫院、學校和政府部門從事工作的大量專門和“專業”僱員，等等。相對地說，這批人的人數遠不及舊日小資產階級那麼多。因爲以獨立經營爲基礎的舊日小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壟斷階級之前佔全部人口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今天，這批人在美國大概佔全部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而不到百分之二十。但是，作爲舊日中等階級的部分代替物，這批人的迅速增多，使它本身的定義成爲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問題；而由於它的特點在外表上與顯然無產階級化了的工人階級人口十分相似，就尤其如此。

壟斷資本主義以前的階級結構的複雜性，是由下面的實際情況產生的：在勞動人口中，有很大一批人既不受資本的僱用，自己又沒有在很大規模上僱用勞動力，他們處在資本與勞動這兩級之外。現代壟斷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複雜性則是由於十分相反的情況：即，幾乎全部人口都已變成資本的僱員。與現代公司，或者與各公司在政府或所謂非營利組織中變相分支機構的幾乎所有工作聯繫，都具有買賣勞動力的形式。

買賣勞動力是工人階級產生和繼續存在的典型形式。就工人階級來說，這種形式體現出生產的社會關係，即服從權力和被剝削的關係。現在，我們必須研究一下，這種形式是否可能被用來隱蔽、體現和表現其他生產關係。試舉一個十分極端的例子，一家大公司的經理們爲這家公司所僱用，他們並不因此就擁有這家公司的工廠和銀行存款，這只是現代社會中資本家進行統治的方式。由於這些經理有很高的身份，有個人的業務責任，有獨立決定權，在勞動過程的等級制度中有地位，在整個資本家社會中有地位等等，所以他們是工業的統治者，“專門”爲資本做事，而且他們本身也是那個成爲資本的化身和僱用勞動力的階級的組成部分。他們和這家公司的生產工人、職員和清潔工一樣，也是工資名冊上的人員，可是這種表面屬性並不剝奪他們在企業中做出決定和指揮別人的權力；這和將軍像士兵一樣穿軍裝，或教皇和紅衣主教也宣讀教區牧師的禱告文，並無二致。這種受僱的形式，表明兩種完全不同的實際情況：一方面，資本僱用一個“勞動力”，它的責任是在外來的指揮下，爲增殖資本而工作；另一方面，在資本家階級內部，主要從它自己的隊伍中，通過一番選擇，資本挑選出一批管理人員，來代表它自己處於負責的地位，並代表它監督和組織工人的勞動。

到這裏爲止，這種差別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這兩端之間還有一系列的中間類別，它們在不同程度上既具有工人的特徵，又具有管理人員的特徵。在管理部門中的地位高低主要通過職權大小可以看出來，而職員的地位高低則是由技術專長的水平表明的。因爲資本主義公司中這些中級人員的職權和專長代表一種必然要委託給他們的責任，所以這些職員的地位可以從他們對上下雙方的關係來加以判斷，來自上面的是支配他們的權力和財富，處於他們之下的是要由他們幫助管理、指揮和組織的勞動羣衆。他們的薪金水平很重要，因爲超過一定界限，它就像公司的指揮員的薪金一樣，顯然不僅是把他們的勞動力換成貨幣——一種商品交換——而且是分享這家公司生產的剩餘的一部分，因而這就要使他們和這家公司休慼相關，並且使他們有一種“管理上的利害關係”，即便是很小的利害關係。就他們享有公認的就業保證、在生產過程中有自己的半獨立的勞動方式、有支配別人勞動的權力、有僱用和解僱的權力和其他發號施令的特權而論，也是如此。

根據這些和類似的標準來判斷，中等的行政管理和技術職業顯然包括各種各樣的類型。設計生產過程的主要工程技術人員併入管理部門居於首位。在他們之下的各個等級的終點，是一些大的製圖設計室，這些製圖設計室在許多場合是根據工廠或辦公室生產作業線的原則組織起來的，其中配備了各種局部作業人員；這些人員的工資級別，即使比工廠機械操作工或辦公室工作人員高一些，大概也不如工廠的技工，而且他們的工作獨立性和職權跟生產工人相比也不相上下。在這兩者之間的是產業大軍中的低級軍官和軍士，即工頭、各種小“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這些人即使沒有職權，至少也保有微小的工作獨立性。在公司本身以外，在政府、教育和衛生機構中，也有以這些領域各自的工作過程所特有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這類高高低低的等級。

這些中間類別都分攤一些專業知識和受委派的職權，如果沒有這些知識和職權，生產、分配和管理的機器就要停止運轉。每一類別都是那些上級（直到幷包括最高管理部門）的吸收新成員的場所。這些類別的就業條件要受最高管理部門的需要的影響，最高管理部門在它的管轄範圍內需要有一些緩衝階層，聽話和“忠實”的部屬，以及承上啓下的代理人，來行使控制權和蒐集情報，以便管理部門不致孤立無援地面對懷有敵意或態度冷漠的羣衆。而且，這些條件也受到有特權的市場地位的影響，這種市場地位是已專門化並受過技術訓練的勞動力在其發展的早期階段所擁有的，那時候，這種勞動力的供給剛剛處在趕上資本積累需要的過程中。因此，總起來說，資本主義職業這一領域中的那些人，根據他們在這種等級制度的特殊地位，程度不同地享有特權而不受無產階級最壞的處境的影響，這通常包括較高的工資級別在內。

然而，如果我們像許多人那樣，把這個階層也叫做“新中等階級”，那我們一定要保持一定的保留態度。舊中等階級佔有那種地位，是因爲它處在兩極的階級結構之外；它既沒有資本家的屬性，也沒有工人的屬性；無論是在這一方面或在那一方面，它在資本積累過程中都不起直接的作用。相反，這個“新中等階級”佔有它的中間地位，不是因爲它處在資本增殖過程之外，而是因爲它作爲這個過程的一部分，從兩方面取得它的特點。它不僅享有小小的一份資本的特權和報酬，而且還帶有無產階級身份的標記。對於這些僱員來說，他們的工作、他們在生產關係中的實際地位、他們和很多僱工一樣的基本從屬地位等等所採取的社會形式，越來越看得清楚了，而在作爲這個階層的組成部分的大量職業中，就尤其如此。在這裏我們可以特別舉出製圖員、技術員、工程師、會計師、護士和教師，以及各種監督人、工頭和小管理人員的大量職業。首先，這些人成爲一個大量勞動市場的一部分，這個勞動市場具有一切勞動市場的特點，其中必然也有對工資水平起壓低作用的一支失業後備軍。*其次，資本一旦把大量勞動力安排在任何專業上——這種勞動力的數量足以使應用技術分工的原則有好處，也足以使應用通過牢牢掌握“概念”的各個環節來對“執行”進行有等級的控制的原則有好處——資本就使那種專業服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某些“合理化”形式。

* 這種情況最初的重要實例是在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出現的，但是在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資本積累和工業改革的洶涌波濤中，這種趨勢已被克服。然而，在六十年代末期，各種“專業人員”的失業率不斷升高，這再一次使他們清楚地認識到，他們並不是自己所認爲的那種屈尊使自己和這一或那一公司“結合在一起”的自由代理人，而確實是勞動市場的一部分，像地位比他們低的那些人一樣受僱或被解僱。

無產階級的形態開始在這些職業中表現出來，並在這些僱用的意識上蓋上無產階級的印記。這些僱員感到他們作爲勞動力出售者的地位並無保障，對於受控制的和機械地組織起來的工作場所感到灰心失望，他們儘管還保有一些特權，也開始認識到那些離析性症狀，這些症狀通稱爲“厭倦感”，它們和工人階級在一起已如此之久，以致已成爲工人階級第二天性的一部分。

在論述辦公室工作人員的一章裏，我們已經說明一箇中間階層是怎樣擴大成爲大量的工人階級的就業者，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它是怎樣被奪去所有特權和中間性質的。在這裏沒有必要預言已專業化的低級管理人員在最近將來會發生類似的演化。但應該承認，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打算給辦公室工作人員的階級地位下一“定義”的人所遇到的困難，和今天人們給現代職業中這一中間階層下定義時必然要遇到的困難，差不多是一樣的。歸根到底，這些困難來源於這一事實：各階級、階級結構和整個社會結構都不是固定不變的實體，而是正在進行的富於各種各樣變化的過程，不能簡化爲一些公式，無論這類公式從分析上說是多麼合適。*要分析這種過程，需要了解作爲這種過程動力的各種內部關係和聯繫，以便能夠了解它作爲一種過程的趨向。“規定”這種過程中各種特別因素的地位的問題只是次要的。永遠也不能簡明而確切地解決這個問題，而且，應該補充一句，科學也不要求解決這個問題。

* E.P.湯普森寫道：“現在總有一種誘力，使人認爲階級是一種東西。這不是馬克是在其有歷史意義的著作中的本意，可是很多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都犯有這種錯誤。‘它’——工人階級——被認爲是一種實際存在的實體，可以精確無誤地給它下定義——有多少人和生產資料有一定的關係。……
“如果我們記住階級是一種關係，而不是一種東西，那我們就不會這樣想了。”（1）

1．E. P.湯普森（E. P. Thompson）：《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1964），第10－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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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五部分 工人階級

第十九章 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

在前面專門研究提供各種服務的勞動的一章中，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工人階級本身的存在並不依賴於它被要求去進行的勞動的各種具體形式，而是依賴於它的社會形式。因此，從事實物生產的勞動不能與用於提供服務的勞動截然分開，因爲這二者都是商品生產的形式，都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基礎之上的生產形式，其目的不僅是爲資本家生產交換價值，也是爲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勞動的各種確定形式可能影響工人階級的意識、內聚力、或經濟的和政治的活動，但是它們不能影響它作爲一個階級的存在。爲資本家生產商品的各種形式的勞動，都要看作是生產勞動。建築一座辦公樓的工人和每天晚上打掃它的工人同樣生產價值和剩餘價值。因爲他們對資本家來說都是生產的，所以資本家允許他們進行工作和生產；就只有這類工人是生產的而論，社會是靠他們才得以生存。

於是就出現一個問題，其勞動屬於非生產性的那些人是什麼人？如果按馬克思的說法，古羅馬的無產者和現代無產者的區別在於前者靠社會而生存，後者以他們的雙肩來支撐社會，那麼非生產性的工人是不是要排除在現代無產階級之外呢？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各種非生產勞動及其歷史發展，有一個明晰的概念。

“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這兩個術語，來自古典經濟學家之間進行的廣泛討論；馬克思在計劃作爲《資本論》第四卷的未完成著作《剩餘價值理論》的第一部分裏已經作過全面分析。爲了瞭解這種術語，首先需要弄清：馬克思所進行的關於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討論，對於所討論的勞動過程的性質及其對人或對整個社會的有用性，並未做出判斷，而只是專門地和完全地論述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作用。因此，這種討論實際上是分析生產關係，最終是分析社會階級結構，而不是分析各種各樣勞動的效用。

實質上，馬克思給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勞動所下的定義是，爲資本生產商品價值，因而爲資本生產剩餘價值的勞動。這就排除了不同資本進行交換的一切勞動。不受人僱用的業主——農場主、工匠、手工業者、商人、專業人員，所有其他不受人僱用的人——按照馬克思的定義都不是生產勞動者，因爲他們的勞動不同資本進行交換，對於資本的增殖也不起直接作用。*僕人，即使是受資本家僱用的僕人，也不是生產勞動者，因爲僕人的勞動不是和資本進行交換，而是和收入進行交換。資本家僱用僕人不是牟取利潤，而是花費利潤。十分明顯，這一定義與受僱用的勞動的效用，甚至與其具體形式，都沒有關係。同一勞動可以是生產的，也可以是不生產的，這取決於它的社會形式。僱用鄰居的孩子來修剪草坪，是使他進行非生產勞動；請一家園藝商店派一個孩子（甚至可能是同一孩子）來做這件工作，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或者從資本家的觀點來說明這個問題，僱用園藝勞動者來維修他家的草坪是非生產性的消費，而僱用同一園藝勞動者以便從中獲取利潤，則是爲了積累資本而使他進行生產勞動。

* 而且，他們沒有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別，因爲他們不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範圍之內。參閱伊恩·高夫關於馬克思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理論的簡明而詳盡的闡述。（1）

只要略加思考，就會看出這種區分對於過去二百年中資本主義社會演進的重要性。從資本主義觀點來看，勞動的社會形式從非生產性的變爲生產性的，就是從不受別人僱用變爲受資本僱用，從簡單商品生產品變爲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從人與人的關係變爲物與物的關係，從分散的生產者的社會變爲公司資本主義的社會。因此，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這種區分不管勞動的具體形式，以便把它作爲一種社會形式來進行分析），絕不是一種無用的抽象，而是分析資本主義時一個有決定意義的問題，它再一次向我們表明社會形式是怎樣支配和改變實際事物和過程的意義。

爲顧客裁製一套衣服的裁縫，製造出一種以商品爲形式的有用的物品；他把它換成貨幣，並以此支付他個人的開支和生活資料；訂製衣服的顧客買到一件有用的物品，並且除了這套衣服之外，並不想從付出的貨幣中得到任何其他東西。但是，僱用滿滿一屋子裁縫的資本家就造成了一種社會關係。在這種關係中，裁縫們現在造成的遠不止是衣服；他們把自己變成生產工人，並把他們的僱主變成資本家。因此，資本不僅是與勞動進行交換的貨幣，而且是爲了佔有勞動所創造的高於它所得報酬的價值——即剩餘價值——而與勞動進行交換的貨幣。在爲此目的而用貨幣交換勞動的每一場合，就創造出一種社會關係；由於這種關係在整個生產過程中到處存在，就創造出各社會階級。因而，非生產勞動轉化成爲資本家榨取剩餘價值服務的生產勞動，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過程。

古典政治經濟學，李嘉圖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面對的是這樣一個世界，在其中，絕大部分勞動仍然可以（按上述定義）視爲非生產勞動，因爲這絕大部分勞動在當時對於資本增殖不直接發生作用。過去兩個世紀中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都是關於這些勞動形式如何遭到破壞，以致這些形式從在社會勞動中佔極大份額減少到佔很小份額的敘述。把前面所說的話用另一種說法來說，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把各種勞動形式都置於自己支配之下；現在所有勞動過程都要經過資本的細篩，留下它們貢獻的剩餘。

但是，進入資本積累過程併爲這一過程所必需的一切勞動，並不因此都成爲生產勞動。因爲作爲資本主義社會基礎的生產勞動就是生產商品價值的勞動，這也是確實的。正像資本主義作爲一種制度（不論這一河流的上游可能與生產離得多麼遠）不能離開作爲社會基礎的各種生產過程一樣，商品價值是一切價值形態——貨幣、信用票據、保險單、股票等等——賴以樹立的最後基礎。對於從事生產商品價值的資本家來說，其目的總是要獲取儘可能多的高於他的成本的賺頭。但是爲了做到這一點，他必須實現商品價值，使之變成貨幣形式。因此，即使對於爲銷售而從事生產活動的工業資本家來說，在他的公司內部也有種種商業職能。對於完全是爲了賣出而買進（拋開分配、存儲、包裝、運輸和陳列等等職能不談）的商業資本家來說，這種實現商品價值的問題，乃是他的全部商業活動的實質。

隨着生產價值和剩餘價值過程的成爲常規，資本家的注意力日益集中在這個實現商品價值的問題上，解決這個問題變得比創造價值更爲重要。與此同時，隨着在生產中創造的剩餘價值越來越大，專用於信貸、投機等方面的資本，也顯著增多。在後一場合，所涉及到的問題是佔用在生產中產生的部分剩餘商品價值。這兩種職能，即用資本來實現和佔用剩餘價值，要僱用大量勞動，而這種勞動，雖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必需的，但其本身卻是非生產性的，因爲這種勞動絲毫不能增加社會或資本家階級所能得到的價值或剩餘價值。

收賬員管理未清賬目，保險業職員記載收支賬目，銀行職員接受存款——所有這些形式的商業和金融勞動，對於他們掌管的數字和票據所代表的商品的價值，並不能增加任何東西。但是，沒有這種效果並不是由於他們的勞動的確定形式——即不是由於他們是搞辦公室工作的這一事實。類似的和有時完全相同的辦公室勞動，也用於生產、貯存、運輸和其他這類過程，所有這些，按生產勞動區分爲腦力和體力兩個方面來說，都確實對商品價值起生產性的作用。沒有這種效果倒是由於他們所從事的任務只是有助於在市場上實現價值，或只是有助於互相競爭的資本的爭奪價值，並根據個人的要求、投機活動以及以信貸等等爲形式的資本的“服務”來轉移和再分配價值。

因此，勞動可以僅僅由於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外進行，而是非生產性的；或者雖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內進行，可是由於被資本家在追求積累的過程中用在非生產性而不是生產性的職能上，也可以是非生產性的。現在十分清楚，在資本掌握之外的非生產勞動已經減少，而在資本活動範圍之內的非生產勞動則增加了。過去由於不給資本工作而被認爲是非生產的大量勞動，現在由於爲資本工作並由於資本對非生產勞動的需要顯著增加而變成非生產的大量勞動。資本主義工業越是生產的——這就是說，它從生產人口中榨取的剩餘價值量越大——要分享這種剩餘價值的資本量就越大。資本量越大，那些只是在各個資本之間轉移和分配這種剩餘的非生產性活動的量就越大。

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完全失去論述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問題的能力，其部分原因就在於這種歷史性的變化。因爲，在斯密和李嘉圖時代，非生產勞動主要存在於資本的活動範圍之外，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認爲它是浪費的，因而主張把它減少到最低程度。但是自從大量非生產勞動在公司之外實質上已被消滅並在公司之內又重新在不同的基礎上出現以來，那種作爲管理科學的一個分支、用資產階級眼光看待一切問題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發現繼續保持它的舊看法是不可能的了。現代的公司，由於需要，已把這種形式的非生產勞動發展了起來，而且由於需要，已經放棄了其前輩的那種狹隘而吝嗇的態度，因爲其前輩的第一信條是“壓低一般管理費用”，並把一切可能的資源都用於生產。“要賺幾百萬就要花幾百萬”已成爲一個口號；這句話及其在現代公司的喋喋談論中的種種不同說法一般被理解爲是指在推銷、廣告、宣傳、投機等方面要花幾百萬元；當生產已相對地常規化、生產方面各項開支數目已有一定標準並可以預計時，可以自由使用的公司收入就要花費在這些方面了。

因此，對於今天的經濟學家來說，“生產”或“非生產”勞動的問題，已失去它對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曾經有過的重要意義，正如它對於資本主義管理本身已經失去其意義一樣。取而代之的是，對於勞動生產率的測定已被用於一切形式的勞動，甚至無生產率可言的勞動。按照資產階級的說法，這指的是一種節約措施，用這種措施，勞動能夠完成資本安排給它的任何任務，即使是對於國家財富毫無補益的那些任務。“國家財富”這個觀念已漸漸消失，而被“繁榮”這一概念所代替，這是一個與生產有用物品和服務的勞動效能並無任何關係的概念，它指的是資本和商品在市場上流通的流動速率。

因此，進入這種流通的對社會無用的大量勞動，在現代資本的理論家的心目中，正像在經理們的心目中一樣，都已溶合在總的勞動過程之中。所有的勞動過程——包括那些生產、實現或轉移剩餘價值的勞動過程，都被認爲是同樣有用的。各種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在每個公司中和整個經濟中，都混在一起，取得同等地位，無法分清了。在公司的非生產活動方面，勞動的組織也是遵循生產部門中所制定的方針；這兩個部門的勞動，日益成爲一種無法區分的總體。

在早期資本主義企業中，被僱用的少量非生產勞動，一般說來，是一個處於有利地位的階層，與僱主和享受特權者有密切的關係。與僱主共同執行銷售、會計、投機和籌劃職能那些人，對於僱主來說，是作爲資方來保衛和擴大他的資本的同夥人，與作爲勞方只是以暫時形式代表他的資本的那些從事生產的人是有區別的。爲僱主記賬、銷售產品、代表他與外界打交道，而且一般說來是參與僱主的祕密、打算和計劃的這少數人，實際上是剝削生產工人的僱主的同夥人，即使他們自己也不過是一些僱員。另一方面，生產工人代表着資本與勞動這兩者之間的社會關係，因爲這種工人是“創造剩餘價值的直接手段”。馬克思寫道，“所以，成爲生產工人不是一種幸福，而是一種不幸。”（2）在資本流通、實現利潤和管理勞動方面幫助資本家的那些人，由於這種職能而獲得了特權、保障和社會地位，因此成爲一個非生產工人本身就是一種幸福，與生產工人的不幸是大不相同的。

但是，現在在公司內部，生產工人和非生產工人之間的關係，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一方面，生產的勞動過程較之過去已愈益變成一種集體的過程。製成最後成品的是生產工人的集體，每一個工人不能再看作是個體意義上的生產工人；生產勞動的定義只適用於作爲一個整體的工人集體。另一方面，已如此大規模地擴大了的公司中非生產勞動，由於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就具有和生產勞動一樣的兩重性的結構。與資本家有密切關係的各個職能人員，如我們已經說過的，讓位於公司的一個科室，在這種科室中，只有頭頭一類的人物仍然與資本家的管理部門有聯繫，而其餘的人則處於與生產工人相似的地位。因此，在生產勞動這方面，各個工人失去了使他或她成爲生產工人的那些作爲一件完成品生產者的特徵，只是就整體來說才保留這些特徵；而在非生產勞動這方面，則造成了大批的人，他們也過着作爲生產工人生活特點的受壓抑和被壓迫的生活。

各種非生產的職能，已從與資本有密切關係和享有特權的特殊職務逐漸變爲公司活動的一些部門，甚至逐漸變成其本身是獨立的和完整的資本主義“行業”，現在這些職能已造成它們自己的僱用工人大軍，這支大軍的情況，與被組織在生產中的勞動大軍的情況一般是相同的。正像對於公司管理部門來說，在生產範圍內和在生產範圍外組織勞動過程的問題已日益相似一樣，對於工人來說，各種明確的勞動形式——衝牀或打字機，鍵式穿孔機或裝配線，貯藏室或檔案室，機牀或記賬機——之間的差別也越來越不重要了。在早期賬房和車間中曾是如此顯著的勞動形式和勞動條件之間的差距，在現代辦公室和工廠中日見縮小。雖然非生產性職業在過去曾經是逃避成爲生產工人的“不幸”的一種手段，現在這類職業在被僱用的勞動大軍中，已經失去其絕大部分吸引力，而完全成爲另一種剝削形式。這類職業不再是使人能在很小程度上分享資本從生產勞動中取得的好處的有特權的職位，它們已成爲目的在於增殖資本的整個機器上的一些輪齒。儘管從嚴格意義上說，一切本身並不生產商品價值的人，必定要消費一部分別人生產的商品價值，上面的分析仍是確切的。在現代公司中，對於公司僱用的大量勞動來說，這種差別已經失去它作爲區分無產階級和中等階級的分界線的社會力量：這條分界線不再可能劃得大致符合生產工人和非生產工人之間的區別，而必須劃在社會結構中的別的什麼地方。因此，馬克思的名言必須加以修正，現在應該說，成爲一名僱傭工人是一種不幸。

最後，應當指出，馬克思本人從來沒有從社會階級結構方面，明確區分受僱於資本家的生產工人和非生產工人。他把生產工人和商業僱員統稱爲僱傭工人。*馬克思說：“從一方面說，一個這樣的商業工人，和別的工人一樣，是僱傭工人。第一，因爲這種勞動是用商人的可變資本，而不是用作爲收入來花費的貨幣購買的；因此，購買這種勞動的目的並不是爲了替私人服務，而是爲了使預付在這上面的資本自行增殖。第二，因爲他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他的工資，也和一切其他僱傭工人的情況一樣，是由他那種勞動力的生產費用和再生產費用決定的，而不是由他的勞動的產物決定的。”關於這一點，馬克思還說：“正如工人的無酬勞動爲生產資本直接創造剩餘價值一樣，商業僱傭工人的無酬勞動，也爲商業資本在那個剩餘價值中創造出一個份額。”（5）

* 但是，馬克思並沒有把這些人稱爲“商業無產階級”。高夫在這方面是弄錯了，因爲這個術語是恩格斯所添注的腳註裏出現的。（3）馬克思沒有使用這個術語，而是恩格斯在大約二十年後認爲這個術語是可以使用的，這一事實本身很重要，而且恩格斯本人在同一腳註裏已對這一重要性作了部分說明。在這一腳註裏，恩格斯指出，熟悉一切商業業務，精通三四種語言的辦事員，“在倫敦西蒂區卻找不到一個每週掙25先令工資（遠遠低於熟練的機器製造工人的工資）的工作。”（4）

但是，馬克思並沒有完全確信自己的論證，因爲他接着指出，“這看來是和商業資本的本質相矛盾的，因爲這一類資本所以能執行資本的職能，並不是由於它象產業資本一樣推動了別人的勞動，而是由於它自己從事勞動，也就是說，執行買和賣的職能，並且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和通過這個途徑，才把產業資本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轉移到自己手裏。”（6）在這裏，他的疑問實質是：如果商業資本由於純粹買和賣的職能，從工業資本產生的剩餘價值中取得自己的贏利，那麼當商業資本增長到它一定要增長到的巨大規模，以致必須僱用自己的僱傭工人，因而必須把自己的一部分資本轉化爲可變資本的時候，會發生什麼情況呢？既然這種可變資本，如馬克思指出的，並不創造價值，它的增長就只能是剩餘價值增長的結果，而決不能是一個原因。但是，如果事實果真如此，轉化爲可變資本（即轉化爲僱傭勞動）的那部分商業資本，與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的一切其他可變資本是有區別的。作爲生產工人工資的資本和作爲商業工人工資的資本，這二者之間的區別，馬克思認爲是一個“困難”。馬克思沒有完整地提出答案，這由下列一些事實可以說明。首先，馬克思在正文中用放在括號內的話提醒自己要研究包括“商人的可變資本”，“流通領域中的必要勞動的規律”在內的各點，還要研究包括“貨幣經營”資本在內的各點。其次，馬克思關於商業僱傭勞動的論述突然中斷，接下來就是兩頁空白，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這表明馬克思對這一問題還要作進一步的說明。但是，從在這裏和我們有關的問題來說，馬克思的論述實質上是完整的，並且包含了有關商業勞動問題的如下結論：（7）

⑴ 商業資本首先必須作爲產業資本的一個部門，從而要在產業資本家的事務所裏而不是作爲一個獨立的資本來加以分析。

⑵ 這樣的事務所“同產業工場相比，一開始就是小到極點”。但是，隨着生產規模的擴大，商業事務所也在擴大，“使用商業僱傭工人就成爲必要了，他們組成真正的事務所。”

⑶ 這對於獨立的商業資本（推而論之，還有銀行、保險等行業的金融資本）來說也是確切的，因爲，“如果每個商人所擁有的資本，只夠他本人用自己的勞動來週轉，那就會發生商業資本的無限分散，”這種情況由於他所說的原因是不大可能的。因此，在商人以及銀行資本的商業事務所裏，僱用商業僱傭工人的情況就會有所發展。

⑷ 商業工人在基本方面，即在工人出售勞動力和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方面，與生產工人是相同的。但是，商業工人在兩個特殊方面與僱傭工人並不相同。首先，由於他們的就業不是剩餘價值增加的原因，而是剩餘價值增加的結果，所以利潤是向他們支付工資的先決條件，而不是僱用他們的開支的結果（作爲這一情況的說明，馬克思指出，商業人員薪金的一部分，“往往用分紅的辦法來支付”）。其次，因爲商業工人勞動的具體形式與生產工人勞動的具體形式一般說來是有差別的，所以他們“屬於報酬比較優厚的那一類僱傭工人，他們的勞動是熟練勞動，高於平均勞動。”

⑸ 但是，因爲馬克思最不肯把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任何一種勞動的明確形式看作是確定的最後形式，他隨即補充說，商業人員的工資“有下降的趨勢”。這部分地是由於“事務所內部的分工”；部分地是由於“國民教育的普及”，因此，隨着資本主義生產的進展，這種人的勞動力會貶值。

十分清楚，馬克思指出商業勞動的這種種特徵後，他概括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在現代的各個方面。爲資本家僱用來協助實現或佔用剩餘價值的非生產勞動，在馬克思看來，除了它不生產價值和剩餘價值，因而它的發展不是剩餘價值增殖的原因，而是其結果這一點之外，在一切方面都是與生產勞動相同的。

但是，還有一點也是清楚的，即馬克思既沒有也無意預測商業僱傭工人階層發展的規模，以及這個階層變爲一個商業無產階級的問題。在這方面，也和在馬克思著作中別的地方一樣，思考的界限是明確的，即分析的目的是要確立一些基本原則，而決不是推測這些原則如果無限期地或在長時期裏繼續發揮作用可能產生的結果。*還有一點也是清楚的，即馬克思以他慣有的深刻思想和理解力掌握這些原則，不忽略資本主義體系這一結構的任何部分，及其自我再生產的動力。

* 要了解這一點，必須記住馬克思不僅是一位科學家，而且也是一位革命家；就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在一個足夠長的時間裏發揮作用；他所預測的並不是這種生產方式的長期延續，而是它的即將來臨的毀滅，這一信念是所有工人階級革命家的武器的一部分。

因此，在馬克思著作中是從屬性的和無關緊要的那部分分析，對我們來說卻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大問題。曾經使馬克思這位謹慎的科學家感到爲難的爲數不多的商業僱傭工人，已成爲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中具有非生產勞動特徵的廣泛而複雜的職業結構。但是，在這一發展變化過程中，這些人已經失去了把他們與生產工人區分開來的許多最後特徵。當他們人數不多的時候，他們與生產勞動是不相同的，而當他們人數很多的時候，他們與生產勞動已是相同的了。雖然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在技術上是有區別的；雖然生產勞動隨着它的生產率的提高有減少的趨勢，而非生產勞動只是由於爲生產勞動所拋出來的剩餘價值的增加而增加——儘管有這些區別，這兩支勞動隊伍在其他方面並不是截然不同的，無須把他們互相對立起來。他們形成一支聯綿不斷的就業隊伍，這支隊伍在現在與在馬克思時代的情況不同，在一切方面都有共同之處。

1．伊恩·高夫（Ian Gough）：《馬克思關於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理論》，載《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第76號（1972年11－12月），第47－72頁。

2．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第556頁。

3．高夫：《馬克思關於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理論》，第70頁。

4．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3卷，第336頁。

5．同上書，第326，328頁。

6．同上書，第328頁。

7．同上書，第326－3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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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壟斷資本第五部分 工人階級

第二十章 關於技能問題的總論

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哈里·傑羅姆爲國家經濟調查局所做的關於工業機械化問題的一項研究中，曾經做出結論說：“至於將來進一步機械化對技能的影響……人們有理由相信，進一步變化的影響將提高所需要的平均技能。”（1）四十年後的今天，很少有人不同意這一論斷。工業勞動和辦公室勞動的不斷變化的條件，需要一支日益“受過良好訓練”、“受過良好教育”、因而是日益“升級”的勞動人口，這一想法在日常談話和學術性討論中，幾乎是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因爲本書所做的論證看來與這種流行想法互相牴觸，所以現在有必要與這一傳統看法作一番比較研究。“技能”、“訓練”和“教育”等概念本身就是很不明確的；而且要仔細研究用來支持“不斷升級”這一命題的種種論證，又由於這些論證從來沒有成爲一種有條有理的論述的主題，因而更加困難重重了。我們只有試圖使各種實質上是印象主義的理論（即被認爲不言而喻，因而無須加以說明的理論）具有連貫性，才能把握這一問題。

按照傑羅姆在上引句子裏的說法看來，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平均技能”一語。由於隨着工藝的發展以及基本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社會的各種勞動過程都體現了更多的科學知識，所以這些勞動過程的“平均”科學技術內容以及在這種意義上的“技能”內容在現在要比在過去多得多了。但這只不過是一種同義反復的說法。問題恰恰在於：勞動的這種科學和“教育”內容是傾向於平均化呢，還是相反地傾向於兩極分化呢。如果是後者，那麼要說“平均”技能已經提高，那就是採用這樣一位統計學家的邏輯，他一隻腳站在火裏，另一隻腳站在冰水裏，卻告訴你說，“平均說來”他是十分舒服的。經理和技師們對勞動過程的控制能力日益增加，不足以補償廣大工人對勞動過程的控制能力的下降；廣大工人並沒有從這一事實中得到好處。恰恰相反，他們的技能不僅在絕對意義上降低了（因爲他們失去了手藝和傳統能力，而沒有得到足以補償這種損失的新能力），而且在相對意義上更加降低了。科學越是被納入勞動過程之中，工人就越不瞭解這種過程；作爲智力產物的機器越是複雜，工人就越不能控制和理解這種機器。換句話說，工人越是需要多懂些事情，以便繼續做一個起作用的人，他或她懂得的東西就越少。這是一種脫節，“平均技能”這一概念把它給掩蔽起來了。

關於“不斷升級”這一命題的另一種普通說法中，也有同樣含混不清之處；這種說法指出受過訓練和教育的專業激劇增多了。例如，奧馬爾·潘科斯特說，“需要特殊技能的職位越來越多，這是一種歷史事實。J.K.諾頓概括地證明了這一情況，並評論說：‘凡是對職業趨勢做廣泛研究的人，都不會做出相反的結論。’”（2）用這種方式來說，這一說法或許是無懈可擊的，但是，不能像通常那樣，認爲這意味着，佔有需要特殊技能的職位的那部分勞動人口越來越多，如果“技能”一詞具有實質性解釋的話。這種說法往往是完全以專門化技術工作的數目增多爲根據，而不承認技術專業的增多乃是把大批工人逐出科學、知識和技能領域之外的條件。

對於持這種看法的大多數人來說，“不斷升級”這一命題似乎是以兩種顯著趨勢爲根據。第一，工人從某些主要職業類別轉移到另一些職業類別；第二，受教育的平均期限延長了。相當詳細地研究一下這兩個問題，將是有好處的；這不僅因爲這樣一種研究對於如實描繪技能的歷史趨勢是必要的，而且也因爲，在這種研究中，我們將會看到一種很好的例證，說明傳統的社會科學是怎樣把一些經過仔細修飾的表面現象當作現實情況的代替品。

※　　　　　　※　　　　　　※

讓我們首先研究一下各種職業類別內部發生的變化，這些類別是統計學家用來區別“體力”勞動階級中各個部分的。在本世紀初，我們今日稱爲技工、工頭等，機械操作工等和非農業勞工的三大類別共佔就業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六弱。七十年後，這三大類別剛剛超過百分之三十六（雖然在這幾十年中，它們的總數，據1920－1950年的歷次普查，曾經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左右，然後又降到百分之三十六）。但是，在這七十年間，這類人在其三項統計組成部分之間的分佈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就全部就業人口的百分比來說，變化情況如下：（3）

1900

1970

技工、工頭等

10.5

13.9

機械操作工等

12.8

17.9

非農業勞工

12.5

4.7

總  計

35.8

36.5

本表中最顯著的特徵是非農業勞工數字下降了。這個類別中很大一部分人，已成爲機械操作工（我們仍就百分比來說，因爲按絕對數字來說，這三大類別的總和在1970年約爲本世紀初的二又三分之二倍，因而每一個百分比現在代表着二又三分之二倍的人數），其餘的人則已成爲技工和工頭。這種變化，就其表面現象來說，可以認爲是代表工人大大“升級”，進入較高的技能類別。*

* 要從1900－1970年技工和工頭這一類別的數字增長，來作出愜意的結論，那是不正確的。例如，我們已經討論過在機器工廠裏手工技藝已分散和退化了，而許多掌握局部技能的人仍然帶有手藝人的稱號。例如，在關於英國工業的傳統藝徒制度的討論中，一位英國權威人士指出，“雖然在理論上藝徒出師後是有技藝的技工，可是他們被安排從事的大部分工作仍被看作是半技藝性的，原因就在於許多工業過程太瑣細。”這位作者寫道，因爲需要“半熟練”工人，“藝徒制就鼓勵不現實的和僵化的工作界限”。（4）在美國，對於藝徒制進行這樣的抨擊現已沒有必要，因爲這種制度在美國已所餘無幾了。還應當指出，技工類別的增長，大部分是由於“機工和修理工”這一類別的迅速增長（其中最大的集團是汽車機工），這一類別不符合傳統的手藝人標準，因而代表着一種更低水平的技術能力和訓練。

但是，工人的分類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不需說明的，而且技能的等級也不是能從給予這些不同類別的稱號上看得出來的不言而喻的東西。在美國使用的最早的社會經濟職業分類法是威廉·C.亨特的分類法，亨特是人口普查局的僱員，在1897年把所有有收益的勞動者分爲四大類：業主、辦公室職員、熟練工人和普通勞工。我們現在稱爲“機械操作工”的這一類別，在亨特的分類法中還沒有出現；而體力勞動者分成兩類則是一個明顯而毫不含糊的分類法：這裏有各行各業的技工和機工，他們被列入熟練工人這一類別，是以符合精通技藝的傳統要求爲根據的。其餘都是普通勞工，因此他們構成一個剩下來的類別。

在本世紀三十年代，阿爾巴·愛德華茲博士對這一分類法做了修訂，他擔任人口普查局官員多年，從根本上重建了職業統計的概念基礎。他所做的與我們的討論有關的更改是，把以前的普通勞工這一類別分爲兩部分。看管或操作機器，或照料機器運轉過程的那些人，他稱爲機械操作工。普通勞工仍然是一個剩下來的類別，現在包括那些既非技工也非機械操作工的非農業勞工。這些分類最初被應用於1930年的人口普查。但是，愛德華茲早在本世紀初，甚至更早，就已經根據他的新分類法，作了大量重新整理人口普查資料的工作。因此，被稱爲“機械操作工”的這類工人，就我們在1930年以前的人口普查統計數字中所看到的來說，乃是對那些早期普查中還不存在的一個類別的回溯的估計。愛德華茲的工作一直是此後別人所作的所有類似的重新整理工作的主要基礎。（5）

在官方術語和一般慣用說法兩方面，愛德華茲的三個分類被認爲是與技能等級相一致的。技工仍然被稱爲有技能工人；普通勞工被稱爲“無技能”工人；機械操作工現在被稱爲“半技能”工人。但是應當指出，後兩個類別的技能之間的區別，並不像使用者通常設想的那樣，是以對有關的工作任務的研究爲基礎，而是以一種簡單的機械（對這個詞的十足意義上）標準爲基礎。愛德華茲創造的“半技能”一詞，回溯應用到本世紀之初；只是這樣信筆一揮，就造成了勞動人口各種技能的大規模“升級”。由於把一種技能標準和機器聯繫在一起——如看管機器，給機器進料，操作機器——這就保證了隨着工業的日益機械化，“無技能”這一類別將會急劇下降，而“半技能”這一類別就會有相等的顯著增長。這種統計方法從此以後，不管“技能”的實際應用或分佈情況如何，就一直是機械地進行的。

讓我們以聯畜運輸車的駕馭人員爲一方，機動車輛的駕駛人員（諸如卡車司機、汽車司機和出租汽車司機、運貨員和送貨員，等等）爲另一方，舉例說明。這些類別是很有重要意義的，因爲聯畜運輸車駕馭人員這一類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是最大的職業集團之一，而各種各樣的司機總計起來則是今天的最大職業集團之一。回溯以往，前者要列在“無技能”工人類別裏，而後者由於與機器有關係則要列爲機械操作工，因而是在“半技能”這一類別裏。如果這樣應用愛德華茲的標準，那麼，由於機動車輛運輸取代了馬車運輸，就出現了技能的升級。然而，不能把這看作是對人類勞動技能的一種確切的比較方法。在早期的情況下，大部分農村人口都把學習駕馭馬匹的本領作爲自己成長過程的一部分，而很少有人懂得如何駕駛機動車輛；在那時，把前者看成是一般世襲的一部分，因而根本不算是技能，而駕駛機動車輛作爲一種學來的本領被認爲是一種“技能”，這是可以講得通的。可是在今天，較爲正確的是把那些能駕駛機動車輛的人看作是沒有技能的（至少就駕駛車輛來說是如此），而那些能夠照料馬匹、給馬匹上挽具和駕馭馬匹的人確實具有一種顯著的非常本領。實際上，這種比較職業技能的方法，還有許多有待改進之處，因爲它是以一些相對論性的或現代的概念爲依據的。不過，確實沒有什麼理由認爲，駕駛一輛摩托車的本領，和駕馭一隊馬匹的本領相比，需要更長的訓練或熟習的時間，因而是一種更高的或天然應得較高報酬的技能。

認爲裝配線工人的技能比漁人或採牡蠣者高，剷車司機的技能比園丁或庭院管理人高，機器進料人的技能比碼頭裝卸工高，停車場管理人的技能比伐木工或操筏人高，這只是人口普查統計範圍內的事情，並不是以直接評價爲根據的。而且隨着機器操作的成爲常規活動，就越來越沒有理由認爲機械操作工高於諸如技術助手等等許多別種普通勞工。“半技能”這一整個概念，在用於機械操作工的身上時，是一個越來越含混的概念。前綴semi的意思是“一半”或“一部分”。當把這個前綴加在名詞技能的前面時，由此而來的這個複合詞就給人一種印象，好像在有技能和全無技能之間的某個地方——可能是在大約一半的地方——存在一種訓練和能力水平。但是，對機械操作工這個類別來說，訓練需要和工作對於工人能力的要求現已極低，以至人們很難想象就任何技能尺度來說還有什麼大大低於他們的工作。例如，如果我們查閱一下美國勞工部的《就業展望手冊》（這本書實質上是說明職業技能和訓練的僅有的有系統的官方嘗試），就會看到關於機械操作工這一類別的以下描述：

半技能工人通常只接受簡單的在職訓練。他們通常明確地被告知該做什麼和怎樣去做，而且他們的工作是受到嚴密監督的。他們經常在整個工作日內重複同樣的動作或同樣的工作。

半技能工人在學習他們的工作上，不需要多年的時間。最簡單的重複性和經常性的半技能工作，在一天之內就可以學會，在幾周之內就可以精通。甚至像卡車司機之類需要較高技能的那些工作，在幾個月之內也能學會。然而，適應能力——迅速學會新工作（包括操作新機器）的能力——對於半技能工人來說，乃是一項重要的資格。

剛剛從事半技能工作的新僱員，並沒有被指望十分熟練。但是，經過短時間的訓練之後，他們必須按標準的、迅速的和恆長的速度進行工作。通常，良好的視力和良好的動作協調能力是需要的。（6）

這些工作只要求正常健康狀況下的人的一般體力；工作任務少則一天最多幾個月就能學會；工人“明確地被告知該做什麼和怎樣去做”；工作是“受到嚴密監督的”，“在整個工作日內重複同樣的動作和同樣的工作”，而且勞工部分析家們所能說的最動聽的話只不過是他們需要“適應能力”——難道這不是關於無技能勞動的定義嗎？在這裏，再引述一位英國權威的另一種說明：

在英國工業中，計時工資工人之間最古老的和最有傳統的差別，是以技能爲基礎的；有技能、半技能和無技能，這三個類別在大部分工業的工資結構中和社會的階級結構中是得到承認的。雖然不可能給這些類別劃出任何精確的界限，然而這些術語在整個工業部門中是通用的，也是爲人們理解的。人們普遍接受的看法是，有技能的工人是其訓練用了幾年時間，而且在某個個別公司之外也得到正式承認的技工；半技能工人是經過一定訓練時期（一般是二至十二個星期），已經具備了爲當前工作所需要的熟練程度或操作機器的知識的工人；而無技能工人的工作則不需要任何正式訓練。（7）

如果我們接受瓊·伍德沃德的說法，那麼有技能工人和半技能工人之間的差距，只是一個訓練“年限”的問題，而“無技能”工人在“二至十二個星期”之內就可以成爲“半技能”工人。十分清楚，我們在這裏所看到的並不是實在的區別，而只是分類工作者製造出來的產物（這種區別，至少在美國的工業中，並沒有被反映在工資結構或階級結構方面）。木工的助手（或者那些因爲既不屬於手藝人也不屬於機械操作工類別而被列於“無技能勞動”的其他手藝人的助手），在他懂得各種各樣工具和不同尺寸的材料之前，在他熟悉技工的種種操作之前，他對於木工是用處不大的；毫無疑問，“普通工人”中這一大部分較之大多數機械操作工需要有更長的訓練期。甚至用鎬用鍬的工作，在能按要求的標準從事工作之前，比起許多裝配線上的工作或機器進料工作，都要經過更多的學習。“耶魯大學工藝設計部在對一家大汽車公司的總裝配線工作的調查研究中發現，工作的平均時間週期是三分鐘。至於學習時間，從幾小時到一個星期就已足夠了。對勞動力中百分之六十五的人來說，學習時間用不了一個月。”（8）而且，裝配線上的工作是機械操作工作中最有代表性的類型，在本世紀前七十五年中，這一工作類別中已涌入十分衆多的人口，而按照一種奇怪的定義，這類工作已使得勞動人口的技能顯著提高了。*

* 不能設想這些訓練時間——短得不配稱爲“訓練”——只是裝配線和其它工廠工作的特徵。《幸福》雜誌的一位編輯查爾斯·西爾伯曼報導說：“例如，紐約州勞工局所作的一項詳細的人力考察表明，在那個州里，全部現有工作的大約三分之二只需要很簡單的技能，經過幾天、幾周或至多幾個月的在職訓練就能夠學會。”（9）“全部現有工作的三分之二”，應已包括全體機械操作工、辦公室工作人員、服務人員、零售業的銷售人員、普通工人——以及其他職業類別的某些部分。

根據命名學憑想象製造較高技能類別的做法，並不止於把大部分城市勞動變成“半技能”勞動。我們還要考慮農業工人衰減的現象。在這方面，有關的統計類別特別大，而且變化也特別能使人產生錯覺。在本世紀初，百分之十七點七的勞動人口被列爲“農業普通工和工頭”（其中幾乎全是“普通工”，工頭很少）。但是，在這裏，在人口普查分類中，甚至沒有任何要把工人按技能加以分類的跡象。對於農業方面的就業人口，人口普查完全沒有列出不同的類別，既沒有“有技能的農人”，也沒有“農業技工”。所有爲農場主僱傭的農業勞動，都被列入“農業普通工和工頭”一類。人口普查劃分的唯一區別是純粹的所有權上的區別，即以業主爲一方（包括爲數很少的經理人）和“普通工和工頭”爲一方。在1900年人口普查時，受農場主僱傭的美國勞動人口的這百分之十七點七當中，很多人——也許是大部分人——是有充分資格的農民，他們自己曾經擁有和經營農場，但後來失去了這些農場，有的人就是在農戶中成長起來的，懂得全套的農業技能。農業僱工能成爲農場主的助手，是因爲他是多年農場生活的產物，精通許多技能，包括諸如土地、肥料、牲畜、工具、農業機器、建築技能等等方面的知識，以及處理各種農活的傳統能力和靈巧性。只有這樣，農場主才能讓他去作耕作、擠奶、看管牲畜、修理籬笆、收割等等工作。誠然，這裏無疑也存在着技能的分類問題。許多農業工人，譬如在棉花或水果採摘和其他這類“種植”工作中被僱傭的那些人，並沒有掌握農民的全面技能。但是，如果像現在已成爲習慣的那樣，並被“普通工”這一籠統的名稱的用法所迷惑，那就不是按社會科學而是用推行貼標籤的方法來研究問題了。在所有勞動類別當中，農業工人這一類別的技工被劃出去了整整十分之九，到1970年技工數急劇下降到百分之一點七。對社會學家來說，這種情況表示大量工人向較高水平猛增，因爲在他們看來，每一勞動類別的“技能”都比農業勞動高。

另一方面，其名稱掩蓋了少得可憐的技能和訓練的一些勞動類別，也像“半技能”這一類別一樣，已經迅速地發展了。例如，從1950年的人口普查開始，在分類表中就出現了另一種變化。在那一次人口普查和隨後的人口普查中，由於使用了非家務的“服務”工作人員這一類別，阿爾巴·愛德華茲的體系被修改了，而且這個類別還被用來重新解釋以前的人口普查數字。這種重新分類的方法，一下子就把先前一般列入所謂藍領類別的主要職業集團大大地縮小了。這個新的服務類別包括先前被列爲“半技能”工人的近四分之一和先前被列爲“無技能”工人的四分之三。由於據社會科學家的共同看法，“服務人員”至少要比“普通工”高出幾等，又由於有些人甚至認爲，服務人員是提供“服務”而不是在工廠中勞動，也不是穿着“藍領”衣服生產商品，他們應當被列在機械操作工之上，於是這就造成了另一種有重要意義的“升級”。至於這一類別職業表中所表明的大量服務人員的工作情況（見第16章1970年服務性職業），或這類人員與機械操作工乃至與普通工相比較的相對報酬（見第15章表1），在這裏沒有必要再加以敘述了。

最後，我們必須談一談這種虛幻的技能升級從那些表明辦公室職業和銷售職業迅速發展的統計數字中所吸取的力量。一種反射性反應使得政府和學術界的社會學家機械地認爲，任何形式的辦公室工作，在技能等級、訓練、聲望和階級地位方面，都高於所有形式的體力勞動；這種反射性反應是美國社會學的長期傳統，很少有人敢於提出異議。卡普洛指出，“毫無疑問，白領工作地位優越”不僅是人口普查分級的、而且也是美國社會學所使用的許多其他社會經濟職業分級的一種“最重要的”基本假設。（10）（那些不符合這一傳統的分級，至多也不過把有技能的技工放在和辦公室工作人員大致相等的水平上！）把所有“白領”工作看作高於所有“藍領”工作的這種偏見，其影響已如此之大，以致以後者爲犧牲的前者的發展，又被看成是一種證據，說明技能和訓練的提高無需有什麼實際的事實根據，這一結論乃是不言而喻的傳統常識。*

* 不言而喻的傳統常識也能隨着時間、地點和社會環境的不同而改變，傑羅姆·戴維斯在二十年代中期所作的關於蘇聯學童社會態度的一項研究中，對這點已作了十分清楚的說明。在評定根據一項美國普通“聲望”等級表改編的職業表時，這些兒童把美國所使用的等級次序顛倒了過來，把農民排在第一位，而把銀行家排在最末位。（11）

在成爲“勞動力”之前，在校求學的平均時間延長了，這是認爲現代工業和貿易需要一支受過較好教育的勞動人口的另一個普通理由；這種平均時期的延長也必須加以分析，並且把它的各組成部分區別開來。在校求學的時間一直在增加：被僱傭的平民勞動人口在校求學的平均年數，已從1948年的十點六年，增爲六十年代末的十二點四年，（12）這是一個世紀當中一直在向前發展的一個長期趨勢的頂點。在這方面，我們首先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整個社會都要求人們有閱讀寫作的能力，並熟悉數學。在城市環境中需要有閱讀寫作和作簡單演算的能力，這不僅僅是爲了工作，而且也是爲了消費，爲了遵守社會法則和服從法律。閱讀和演算——拋開其他意義不談——乃是一支易於管理的人口的基本屬性，缺乏這些屬性，這支人口就像一些符號如果沒有本體和位置這些基本特徵就不能由計算機來處理一樣，也不能被出賣、引誘和控制了。除了基本閱讀寫作能力這一需要外，學校也有試圖使城市生活社會化的職責，這種社會化現在取代了在佔優勢地位的農村環境中曾經是由農場、家庭、社團和教會來進行的社會化。因此，城市人口在校求學的平均期限一般是較長的；而且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也幾乎是自然而然地帶來了教育期限的延長。

此外，在過去一百年中，科學專長和技術專長在生產、研究、管理、行政、醫學和教育本身中的應用大大增加了，這使得負責向這一切領域供應專門人材的高等教育機構大規模地膨脹起來了。這種情況，當然對於在校求學時間的平均長度也有顯著的影響。

這兩個因素有助於從職業觀點來說明教育的需要，它們顯然解釋了羣衆教育增長情況的某些方面，但是也同樣顯然沒有解釋這種情況的一切方面。關於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國家中教育職責和教育活動的整個狀況，需要對現代各種標準如何產生，以及這些標準在其形成的每一階段，怎樣與整個社會的各種社會力量聯繫起來的情況，作詳盡的歷史研究。但是，即便是對於最近時期作一番概要敘述，也足以表明正在發生作用的許多原因，而這些原因之中，有很大部分是與工作結構的教育要求沒有直接關係的。

三十年代後期，限制青年加入勞動力隊伍的立法的頒佈，與大蕭條是有關係的，這一立法的目的，是要通過消除職業市場上的一部分人口來減少失業。這一措施的預期結果是延長離校的年齡。由於大量動員人口從事軍事生產和在軍隊中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戰暫時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隨着戰爭趨於結束，人們又產生了種種憂慮，擔心復員的海陸軍士兵的歸來，以及軍事訂貨的削減，將使大蕭條再次出現。退伍軍人教育津貼就是爲了避免這一情況而制定的措施之一；這種津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之後，使學校的註冊人數增加了，補助了教育機構，並且使平均在校求學時間更加延長。在整個戰後時期，高速度的資本積累刺激了對專業管理人員和半管理人員以及其他專業人員的需求。這種需求，在政府補貼教育的情況下，必然造成如此之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員，以致到六十年代末，這些人員已開始顯得供過於求了。對這一代人的至少四分之三所能提供的工作，只是要求具備最低教育程度、並掙取工人階級工資的工人階級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鼓勵整整一代人爲謀求“發展”而訓練自己的作法，已開始產生事與願違的結果。

同時，作爲中等教育普及的結果，僱主們往往提高他們對於求職者的審查條件，這不是因爲有教育方面的需要，而只是因爲能夠僱到大量的中學畢業生。勞工統計局紐約地區的負責人赫伯特·賓斯托克，以這樣的話來說明這種趨勢：“完成中學教育，已成爲進入今天的勞動市場的一項重要條件。在不斷提高教育程度的時期裏，僱主們發現持有中學文憑的人越來越多，就開始用驗文憑作爲一種審查的手段。他們常常物色具有較高教育水平的人員，即使工作的內容並不一定顯得更爲複雜，也並不一定要求較高的技能。在辦公室、售貨和服務等領域中許多迅速發展的工作類別的情況就是如此。”（13）由於把“文憑”變成幾乎每一種工作的入門券，這種廣泛流行的辦法，就加強了促使離校年齡延長的其他壓力。工廠和辦公室都使用這種辦法：孟山都化學公司無機化學部人事處長告訴我們說：“大部分工廠中的工作在數學、拼寫、閱讀、書寫和說話方面只要求具備六年級的程度。”他繼續說道，“可是企業部門常常是把要求中學文憑或證書作爲遴選求職人員的方便手段。”（14）

因此，羣衆教育的繼續擴大，對於非專業性的勞動類別來說，已日益失去它與職業要求的聯繫。然而，這種教育在社會和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卻由於與職業訓練或其他任何嚴格的教育需要沒有什麼關係的功能而得到更堅實可靠的保證。離校年齡延長到平均爲十八歲，這對於把失業維持在適當的範圍之內，已成爲必不可少的了。爲了從事工作的父母（在此期間，父母雙方都有工作的家庭已是越來越多），爲了社會安定和對日益流動的城市人口進行有條理的管理，學校已發展成爲安置青少年的巨大單位，這些單位的功能與向青少年傳授社會上認爲他們應當學習的那些東西越來越缺乏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教育的內容隨着教育時間的延長而更差了。在初級教育期間傳授的知識，或多或少被擴大到足以佔滿普遍採用的十二年的在校受教育的時間，而在許多情況下，這種學制很難在十二年之內使學生學會在幾代之前只用八年就能學會的閱讀和演算的基本技能。這種情況就更促使僱主要求求職者具有中學畢業的文憑，來作爲得到有閱讀能力的工作人員的保證——可是這種保證並非總是有效的。

我們不能忽視延長學制所產生的直接的經濟影響。離校年齡的延長不僅限制了官方承認的失業的增長，同時也使可觀數量的教師、行政管理人員、建築工人和服務人員等等得以就業。此外，教育已成爲建築業、各種供應商和許多附屬性企業資本積累的一個巨大的有利可圖的領域。由於這一切理由——無論與教育，還是與職業訓練都沒有關係——美國的社會，如果沒有它的龐大的“教育”結構，是很難想象的，而且，事實上，如人們近年來已看到的，即使某一部分學校關閉幾個星期，就足以在發生這種事情的城市裏造成一場社會危機。學校，作爲兒童和青年的照管人，對於執行家庭功能、社會安定和整個社會秩序，都是必不可少的（雖然它們連這些職能也完成得很不好）。總而言之，在這樣的社會裏，除了學校，就再沒有青年人呆的地方。爲了填補真空，學校本身也變成了那樣的真空，內容越來越空洞，變得徒具形式。在勞動過程中，要了解的東西越多，工人需要了解的東西就越少，和這完全一樣，在未來的大量勞動者就讀的各種學校裏，要學的東西越多，教師要教的和學生要學的理由就越少。比起其他任何因素——諸如教育制度無目的性、無效性和空洞形式——，我們在這方面更能找到青年人和他們的學校之間日益增長的對抗的根源，這種對抗預示有要把學校拆散的危險。

結果是，雖然公司經理和教育研究者越來越認識到，普通所說的教育和工作內容的聯繫，對於大量工作來說，是一種虛假的聯繫，但是，這種認識未必能扭轉教育的趨勢，也未必能導致較早的離校年齡。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除了保持這種教育機構作爲一種卓越的社會設施外，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可是，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在中小學求學時期在爲職業作準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多麼渺小；也越來越認識到，這些職業所需要的教育準備工作是多麼微乎其微。

例如，伊瓦爾·伯格在近年對這一問題所作的比較詳細的考察中，得出結論說，教育的“成就”已經“超過大多數工作類別的需要”，並說，因此，對“受過較好教育的”勞力的需求，是不能用“大多數工作發生了工藝上和有關的變革”這樣的話來解釋的。（15）他的最驚人的發現是：調查研究表明，對於僱主來說，教育事實上可能已成爲一種負擔。他對於許多紡織工人的生產率、調動率和曠工情況的調查研究表明，“教育程度高低與所想象的工作成績好壞成反比。”（16）對於辦公室工作的一項抽樣調查研究，也得出同樣的結論：“紐約一家大銀行的一百二十五個分支機構中的工作成績，按人員調動情況和每一名行員記錯賬目的次數來衡量，與五百名工作人員的教育程度成反比。成績最差的分支機構，乃是那些有極多僱員正在參加業餘進修計劃的分支機構！還有證據表明，成績最差的分支機構，正是除了行員教育程度較高外，經理們在與行員談論他們在銀行裏的前途時，還強調教育程度的那些分支機構。”（17）伯格能夠舉出一些實例，說明一些經理總是機械地認爲他們的最能幹的工作人員都受過較多的教育，可是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如在一家公司中，經理們就說他們僱用的受過較好教育的技術人員乃是‘最好的’技術人員。”這家公司的實際資料表明，“受教育較少的技術人員，和作同樣工作的受過較多教育的技術人員相比，前者得到主管人員的更好的評價，而且任職的時間也更長；然而，經理們卻認爲這些‘較好的’僱員都受過更多的學校教育！”（18）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可能在於也是由伯格發現的情況：“教育多半是在許多職業類別中引起工人不滿情緒的一項重要因素。……”（19）

由於經理們認識到這些事實，重視較長教育年限的做法開始從許多公司的僱用政策中消失了。在中學教育還不像現在這樣普及的時期裏，在受正規教育較少的人們當中，失業情況往往比較嚴重。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這當然是要加以大力宣傳的事情，既用它來證明現代科學工業有教育方面的需要，也用它來證明使每人都受中學教育可以消除失業的這種天真想法。當然，後一結論的根據是這樣一種假設：在需要有較高教育造詣的一種經濟中，失業乃是失業者供職能力不足的結果。正如斯坦利·列別果特指出的，這種想法“至少是誤解了失業者的一個基本特徵”，這種特徵是，他們“乃是勞動市場中目前供求情況下處於邊際的人。即使勞動隊伍中所有人員都提高了教育程度，有些人仍然會是處於邊際的人”，不過“他們的邊際地位此時似乎和某一其他簡單特徵聯結在一起了。”（20）

這就是實際上發生的事情，雖然它沒有像以前在職者和失業者的教育水平不同那樣，得到大力宣傳。1971年勞工統計局的一項調查研究得出這一明確的結論：“在過去，在職者比求職者受到更多的教育——例如，在1959年，在職者的平均受教育時期是十二年，而失業者的平均受教育時期只是九點九年。此後，失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時期已有所增加，到1971年，在業人員和失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時期分別爲十二點四年和十二點二年，這種差別在統計上已無關緊要了。”（21）在業人員和失業人員的在校求學時間逐漸趨於一致，婦女比男性更爲迅速，所以到六十年代中期，在職婦女和失業婦女的平均教育程度之間，已沒有任何重要差別了。就男性來說，在五十年代末期，這一差別要比婦女大得多，但是到七十年代初，這一差距也消失了。這樣，按性別和就業情況繪製的教育程度圖表，在1957年像一副寬廣的扇面，男性失業者平均在校求學時期不到九年，女性失業者是十年半，就業男性是十一年以上，就業婦女剛剛超過十二年。到了上述調查研究時期，即1971年3月，這幅扇面完全合攏了，不論男女，不論失業和就業，全都處在十二年至十二年半這一窄小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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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人來說，技能這一概念在傳統上是和精通一種工藝密切相關的——這就是說，既要懂得進行某一種生產工作時所需用的材料和過程，在實際操作時又要作得純熟靈巧。工藝技能的分解，以及生產之改組成爲一種集體的或社會的過程，已經破壞了傳統的技能概念，並開闢了唯一一條掌握勞動過程發展的途徑，即通過科學和工程技術知識。但是，由於這種知識完全集中在管理部門以及與管理部門有密切關係的參謀機構之手，這套途徑對於勞動人口來說是此路不通的。留給工人的只是一種經過重新解釋的非常不完全的技能概念：特別純熟靈巧，有限而重複的動作，“速度即技能”等等。*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這種技能概念也跟着勞動的退化而退化。而且用以衡量技能的尺度也縮短到這種程度，因而只要男女工人的工作需要幾天或幾個星期的訓練，他或她就被認爲掌握了一種“技能”；幾個月的訓練期被認爲是非常高的要求；需要學習半年或一年的工作——如使用計算機——就會引起人們畏敬之感。（我們可以把這和傳統的學徒年限作一比較，學徒年限很少少於四年，而且往往長達七年之久。）

* M.C.肯尼迪在發表的關於勞動分工問題的博士論文中寫道，“關於馬歇爾和亞當·斯密所談的‘熟練’問題，有一個問題應該弄清楚。這兩個人都把提高了的熟練程度和技能或才能弄混淆了。當一個製造傢俱的工人精通他的手藝時，他的技能是他能夠想象出如果使用這種那種工具和材料，產品最後將會是什麼樣子。當他能夠正確地估計美觀和實用這二者，組織他的工具、能力和材料來完成他的任務，並能獲得謀生之道和聲譽時——那麼，我們說的是他的技能。但是，如果這個人只是應該能夠迅速而熟練地反反覆覆擺動他的手指來以此謀生，那麼，我們說的就是熟練程度。馬歇爾正是把後者叫做技能。可是，在今天的大工業中，熟練程度的提高就意味着技能的衰退。”（22）

在二十年代初期，喬治·索雷爾寫道：“現代工場是一個經常讓工人蔘加科學研究的試驗場所。”艾伯特·梯也裏也以同樣的語氣說：“我們的全部文明是一種物理學體系，最普通的工人都是一個物理學家。”（23）喬治·弗裏德曼以他慣有的模棱兩可的態度引用了這兩種說法，不知道他是讚揚它們的樂觀主義，還是說它們是虛妄而無事實根據的願望。對於這兩種說法的虛僞性如果有過什麼懷疑的話，在過去半個世紀中，這種懷疑也完全消除了。

只有通過取得現代工程技術的科學、設計和操作的特權，工人才能重新掌握集體的和社會化的生產。除此之外，是不可能掌握勞動過程的。現代資本主義爲了自己的原因而延長了教育期限，這就提供了這種基礎；在校求學的年數，一般說來，以足以對大多數工業的工人提供一種廣泛的工藝教育。但是，這樣一種教育，只有在求學時期能與勞動實踐相結合的情況下，只有在工人從正式學校畢業以後還終生受教育的情況下，才能產生效果。這種教育，只有當工人真正成爲工業的主人的時候，也就是說，只有當勞動過程中管理人員和工人之間、思想與執行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抗性完全消失，勞動過程被統一在進行這一過程的集體之中的時候，才能引起工人的興趣和注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既延長一種越來越空洞的“教育”，又把勞動變成爲簡單的無需知識的工作，這實際是浪費受教育者的歲月，也是浪費他此後若干年的人生。這種制度卻被它的辯護士說成是把效率提高到頂點的範例；他們論證說，既然一個工程師能夠指揮五十個工人，那就沒有必要“浪費”社會資源來把所有的人都教育成爲工程師了。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邏輯，寧可讓工人在受到多年學校教育之後仍然無識無知，寧可剝奪人們生來就有的自覺勞動和熟練勞動的權利，而不肯使那把財富積聚在社會的主人手中的等級社會關係受到威脅。

* 從這種觀點看，“工人蔘加管理”和“工人進行控制”的要求，遠遠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目的。只是以建立一種表面上的議會制度——通過投票來選舉管理人員和作出生產和其他決定等等——和以現存生產組織爲基礎的工廠民主概念，是一種騙人的東西。只要必需的技術知識沒有回到工人的手裏，只要生產方式沒有改組——總而言之，只要沒有一種新的真正集體的生產方式——工廠和辦公室裏面的投票就不能改變這樣的事實：工人仍和以前一樣是依靠“專家”的，只能在他們當中進行選擇，或是投票贊成他們所提的方案。因此，真正的工人管理要以不使工藝神祕化和改組生產方式爲先決條件。當然，這並不是說，通過要求工人管理來奪取工業權力不是一種革命的行動。這倒是說，真正的工人民主依靠純粹表面上的議會制度是不能維持下去的。
因此，如果像有些人那樣，認爲提出工人管理工業——就每一工廠內都有一個選舉機構來說——的主張，是超出馬克思主義範圍以外的要求，那是錯誤的。抱有這種想法的人應該看到，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討論中，是怎樣充滿了一種更加革命的想法，那就是要最全面最直接地把生產方式本身還給工人管理。馬克思一定會把不談這種生產方式革命的“工人管理”哲學，看作是一種無力的和騙人的補救辦法，正如他會把像蘇聯那樣只改變所有制關係而不觸及生產方式的革命，看作是一種混合形式一樣，這種形式只要不向前發展，就只不過是發育不全的一種革命的初期階段。
關於這點，可參閱保羅·布盧姆伯格關於工人管理問題的著作。布盧姆伯格雖然提供了關於這一問題的最好的研究之一，可是也像許多別人一樣，當他抱怨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工人管理問題“保持緘默”時，他沒能領悟馬克思主義的看法；他把這種“緘默”主要歸因於“他們不願意詳細說清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秩序的性質”，並接着說，“然而，從他們的整個著作來看，如果他們更清楚地說明社會主義的性質，他們一定會對工人管理的主張表示同情。他們的著作中往往含有這種同情的意思。”（24）毫無疑問，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爲工人對自己的工廠和自己的整個社會進行民主管理，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他們所關心的是一種更加革命的概念，沒有這種概念，“工業民主”的想法就是一種幻想。

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技能概念的完整表述，可以在早年泰羅主義者的毫無隱諱的名言中找到。他們已經發現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真情實況，即工人必須成爲資本家手中的勞動工具；可是他們還沒有學會像現代管理部門和社會學那樣來粉飾、掩蓋和弄混這一無可諱言的必然性。吉爾佈雷思在其關於這一問題的《初階》中寫道，“在科學管理下，無技能的勞動怎麼樣呢？在科學管理下，就沒有無技能的勞動；或者說，勞動至少不再是無技能的了。無技能的勞動都被教給可以學到的最好的方法。……經過這種教育之後，任何勞動都不是無技能的。”（25）依照資本的簡單要求來訓練工人：在經理們的心目中，現代工業社會學年鑑中大肆宣揚的技能升級，其祕密就在於此。工人可能仍然是一個既無知識也無能力的動物，只不過是資本用以作它的工作的一個“人手”，可是，只要他或她能夠適應資本的需要，這個工人就不再被看作或被稱爲無技能的。處在那種庸俗的徒有其名的社會學後面的，正是這種觀念；而社會學家卻從中在統計學家給予各種職業類別的新名稱裏找到“升級”這個詞。弗蘭克·吉爾佈雷思寫道，“訓練一名工人，只意味着使他能夠執行工作進度表上的指示。只要他能做到這點，他的訓練便完成了，不管他年齡大小。”難道這不是關於現代工業、商業和辦公室裏工作的極好的描述嗎？

1．哈里·傑羅姆（Harry Jerome）：《工業機械化》（Mechanization in Industry, New York, 1934），第402頁。

2．奧馬爾·潘科斯特（Omar Pancoast, Jr.）：《職業的流動性》（Occupational Mobility, New York, 1941），第14頁。

3．關於1900年的情況，參閱戴維·L.卡普蘭和M.克萊爾·凱西（David L. Kaplan and M. Claire Casey）：《1900至1950年美國的職業趨勢》（Occupation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 to 1950），人口普查局工作報告第5號，表2。關於1970年的情況，參閱美國人口普查局，《1970年人口普查總結報告PC(2)-7A》，表1。

4．S. R.帕克（S. R. Parker）：《工業和教育》，載S. R.帕克、R. K. 布朗、J. 蔡爾德和M. A.史密斯合著《工業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Industry, rev. ed., London, 1972），第36頁。

5．西奧多·卡普洛（Theodore Caplow）：《勞動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Works, Minneapolis, 1954），第2章，特別是第31－36頁；約瑟夫·A.卡爾（Joseph A. Kahl）：《美國的階級結構》（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New York, 1957），第64－65頁；J. E.莫頓（J. E. Morton）：《論人力統計學的演變》（On the Evolution of Manpower Statistics, Kalamazoo, Mich., 1969），第46頁。

6．美國勞工部勞工統計局：《就業展望手冊》，公告第1550號，1968－1969年版，第316頁。

7．瓊·伍德沃德（Joan Woodward）：《工業組織：理論和實踐》（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1965），第28－29頁。

8．查爾斯·R.沃克（Charles R. Walker）：《在工藝改革的影響下人類勞動性質的不斷變化》，載全國工業技術、自動化和經濟發展委員會：《工藝改革對就業的影響》（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附錄第二卷，《工藝和美國經濟》（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Washington, D. C. 1966），第299頁。

9．查爾斯·西爾伯曼（Charles Silberman）：《自動化的神話》（The Myths of Automation, New York, 1966），第52頁。

10．卡普洛：《勞動社會學》，第42－43頁。

11．傑羅姆·戴維斯（Jerome Davis）：《俄國公立學校中兒童的社會態度》，載《美國社會學雜誌》（1927年5月）；引自上書第40頁。

12．《總統關於人力問題的報告》（華盛頓，1972），第207頁。

13．《今日的集體合同》，集體合同討論會記錄（1969），第334頁。

14．K. B.伯恩哈特在司法部社會關係局關於少數民族就業機會問題會議上的發言（芝加哥，1967年6月）；引自R. A.尼克松（R. A. Nixon）：《職業發展的勞動市場結構：問題和前景》（The Labor Market framework of Job Development: Som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1967），第41頁。

15．伊瓦爾·伯格（Ivar Berg）：《教育和職業：重大的訓練掠奪》（Education and Jobs: The Great Training Robbery, Boston, 1971），第14－15頁。

16．同上書，第87頁。

17．同上書，第93－94頁。

18．同上書，第16－17頁。

19．同上書，第17頁。

20．斯坦利·列別果特（Stanley Lebergott）：《沒有工作的人：失業經濟學》（Men Without Work: The Economics of Unemployment, Englewood Cliffs, N.J., 1964），第11頁。

21．威廉·V.多伊特曼（William V. Deutermann）：《1971年3月工人的教育程度》，載《勞工每月評論》：（1971年11月），第31頁。

22．M. C.肯尼迪（M.C. Kennedy）：《勞動分工和資本主義文化：評論》（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Culture of Capitalism: A Critique, Ann Arbor, Mich., 1968），第172頁注。

23．喬治·索雷爾（Georges Sorel）：《進步的錯覺》（Les illusions du progres, Paris, 1921），第282頁；艾伯特·梯也裏（Albert Thierry）：《教育問題上的一些考慮》（Reflexions sur l'education, Paris, 1923）第99－100頁；弗裏德曼在《工業社會》（Industrial Society, Glencoe, Ill., 1955）第240頁曾加以引用。

24．保羅·布盧姆伯格（Paul Blumberg）：《工業民主：工人蔘加管理的社會學》（Industrial Democracy: The Sociology of Participation, New York, 1969），第109頁。

25．威廉·R.斯普里格爾和克拉克·E.邁爾（William R. Spriegel and Clark E. Myers）編：《吉爾佈雷思著作集》（The Writings of the Gilbreths, Homewood, Ill., 1953），第1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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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雷弗曼：勞動與壟斷資本(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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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爲了方便閱讀，本電子版把內容過多的《第九章 機器》拆成兩份網頁文件，《第十五章 辦公室工作人員》拆成三份網頁文件。

2.*標記的註釋都是原中譯本實體書裏的註釋。

3.我們根據英文原著對中譯本的幾處譯文作了修訂或者註釋，以#標記注出。這些修訂、註釋僅代表個人（左言、趙小明）意見。

2008年2月14日

2010年9月6日補記：對三處文字錯誤做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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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 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勞動的退化

- 前言
- 導言
- 第一章 勞動和勞動力
- 第二章 管理的起源
- 第三章 分工
- 第四章 科學管理
- 第五章 科學管理的最初影響
- 第六章 使工人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 第七章 科技革命
- 第八章 科技革命與工人
- 第九章 機器（1）
- 第九章 機器（2）
- 第十章 管理和工業技術對分工的進一步影響
- 第十一章 剩餘價值和剩餘勞動
- 第十二章 現代公司
- 第十三章 無所不在的市場
- 第十四章 國家的作用
- 第十五章 辦公室工作人員（1）
- 第十五章 辦公室工作人員（2）
- 第十五章 辦公室工作人員（3）
- 第十六章 服務性職業和零售業
- 第十七章 工人階級的結構及其後備軍
- 第十八章 職業的“中間階層”
- 第十九章 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
- 第二十章 關於技能問題的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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