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征

大清征服中央欧亚与蒙古帝国的最后挽歌

濮德培（Peter C. Perdue） 著
叶品岑、蔡伟杰、林文凯 译
卫城出版 / 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全球好评推荐

当代学界之杰作。亚洲研究领域已经有数十年未有这种作品，从未有人以如此全面的眼光来写形成于十八世纪的内亚。本书涵盖兼具地域广度与时间厚度，智识层面之渊博令人印象深刻。

──卜正民（Timothy Brook），《维梅尔的帽子》作者、古根汉学术奖得主

奠基在多种语言上的严谨研究，濮德培令人信服地主张大清征服中央欧亚地区对当地与全球都同等重要。本书引领读者深入探究边疆环境、国家成形与福斯传播时代之前对历史纪录的控制等交互关联的议题。其研究之细致，替比较帝国史与近代认同形成研究树立新的标竿。

──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文字优雅，论点缜密，书中所选插图精美绝伦。

──麦克．狄伦（Michael Dillon），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杜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人

对十八世纪的中国来说，成为帝国究竟意谓什么？本书对此议题追根究柢，出色研究了帝国扩张与边疆历史。濮德培对大清帝国的扩张进行大量而详细的研究，替近代早期中华帝国、俄罗斯帝国与鄂图曼帝国的比较研究贡献了重要面向。本书缔造了真正杰出与一流的学术成就。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

濮德培认为完善的军事后勤是中华帝国能够巩固中央欧亚的关键因素──这种精密与完善也能在作者书写的编排中看见。本书掌握史料之广泛，堪称英语世界对此一议题最完整的研究──或许没有哪种语言能有此等研究，能够如此广泛地触及当今中国与世界史上如此众多的议题。

──贝杜维（David A. Bello），美国华盛顿与李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

濮德培这部重要著作，挑战了过去史家过度侧重中国与西欧列强斗争的做法，认为更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大清帝国、准噶尔蒙古与俄罗斯帝国对中亚统治权的争夺。本书追溯大清如何崛起，如何创建对西藏、新疆与内蒙古的统治宣称并延续至今：透过军事征服与镇压，贸易政策、经济发展与高效管理。濮德培拒绝屈服于陈旧的传统思维，成功赋予这一议题新生。

──白鲁恂（Lucian Pye），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不只是一本深入中央欧亚政治与文化的杰作，还是一部批判性思考与纠正过去历史写作错误的典范之作。

──胡仲扬（Franklin J. Woo），《中国研究书评》

对清朝与准噶尔蒙古这场旷日废时的百年战争，首次有人以西方语言进行广泛研究。大清究竟是如何击败准噶尔蒙古、确保其对中央欧亚的征服成果？无论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或是对此一主题有兴趣的学生与读者，这本开创之书都是必读。

──艾骛德（Christopher P. Atwood），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学系教授

一本丰盛之书，文笔优美，图文并茂，制作精美。光是拿着、读着，都是一种享受。本书有个戏剧性的主题：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大清如何征服中央欧亚。作者夹叙夹议，讲述的虽然是历史故事，但又充满现代意义。大清版图的扩张，对当今中国、北亚、中亚的地缘政治仍旧留下巨大的影响。本书学术基础无可挑剔，作者使用了多达七种语言的丰富史料，足堪称为权威之作。

──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荣退教授

濮德培为了解释大清如何征服中央欧亚，对超过百年的边疆关系、军事战役、后勤与外交战略进行研究。他以乾隆皇帝作为引子，从大清王朝的故事开始讲起。但是，濮德培又不厌其烦地表明，这本书不只是大清帝国的故事，而是大清、俄罗斯与准噶尔蒙古这三个伟大帝国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亚大陆中心争权夺利的故事。濮德培巧妙地从大量各国一手史料中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借此回应了中国近代史学界许多重要课题：民族与国家认同、边疆管理，以及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吴劳丽（Laura Newby），荷兰莱顿大学教授

本书讲述最后的游牧帝国（准噶尔蒙古）如何瓦解，如何在十七、十八世纪遭到中华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两大强权瓜分。本书细节牢牢创建在中文、满文、蒙古文与俄文等多种不同语言的史料基础上。濮德培的兴趣之广令人惊叹，几乎涵盖了整个欧亚大陆；而他对欧洲史与社会科学领域文献的掌握之深也令人震惊。无怪乎读者能信服于他的比较历史论述，并对本书结论深信不疑：大清国的形成与欧洲国家的形成并无多大区别。这本书应该推荐给所有亚洲史与欧洲史学生与学者。本书毫无疑问是美国史学界的辉煌成就，更替未来历史分析立下了一个难以超越的新标竿。

──金浩东（Kim Ho-dong），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

这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在全球新旧帝国交错的十八世纪，满清如何向西拓展？如何与俄罗斯、准噶尔争夺中亚控制权？中亚及周边的国家变迁、边境重构与族群认同趋势如何？这不仅是形成现代中国的重要关键，也是理解近代欧洲与亚洲不同历史进程的绝佳事例。过去中文学界也许习惯视之为中国开拓国家领土的历史，但当濮德培教授利用多种语文文献，站在不同角度描述这一过程的时候，他超越了仅仅从清王朝或中国立场观看的局限。

──葛兆光，上海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清帝国作为陆地帝国，向西征服是其缔造完整版图的最大工程。濮德培教授此书详细讲述此一过程，但并不仅着墨于军事征服。他纵笔所及，从生态环境、经济状况、族群认同以迄边疆形塑等面向切入，让读者不仅重新省思“何谓帝国”？“帝国如何运转”？还能一并思考“中国”两字的意涵。

──陈建守，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员、“说书”网站创办人

濮德培早年以研究洞庭湖的水利与地方社会知名，日后借由《中国西征》这本书又大受喝采。他的叙事重心是蒙古与大清的互动，但他不但把视野扩大到整个北亚，而且在剖析冲突、战争与政治权谋的千丝万缕之外，更深入地从天然的生态与生计条件去探讨准噶尔草原帝国的兴灭。本书引领读者离开长城以南的农业社会，有条有理地去认识盛清时代的广大中国。

──陈国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从全球史的脉络，检视满洲的崛起及其扩张，并引导读者认识汉族历史上的“西域”，如何成为清帝国的“新疆”。

──叶高树，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清朝征服西域是改变世界区域政治和文化版块的历史趋势，清代中国曾不断书写其西师之举，至今仍持续展现影响力；本书的多元视角已使更多读者关注这段历史，中译本书名副标题加上了“蒙古帝国的最后挽歌”，更点出了此番历史趋势的戏剧性。

──林士铉，台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本书以多元文化视角分析十八世纪中国帝国扩张与边疆历史，提供大清征服中央欧亚地区的新视野，此征服方针亦可提供比拟同时期对于台湾的治理，呼应一○八社会领纲普高历史必修课程的“依时序选择基本课题设计主题，透过历史资料的阅读和分析，培养学习者发现、认识及解决问题的基本素养。”精神。书中论及大清帝国的边疆扩张政策与其自身的兴起与衰落关联性，透过新清史观点反思强调本质性的中国民族主义史学论述，铿锵有力地呼应当下国际时局。本书十分合适作为教师设计“历史探究”与规画“探究与实作”的教学资料。

──陈一隆，台中一中历史科教师

濮德培这本新清史的经典终于有翻译本了，这是中文学界盼望已久的事。这本书不单只是清帝国如何开拓边疆的传统故事，更是世界史的重要课题。作者掌握了多种语言的能力，运用大量的满文及外文文献，采用全球史的视角，将以往常用的关注场域中亚或内亚，转向至“中央欧亚”。清帝国、俄罗斯帝国及蒙古帝国间的复杂关系，在他的杰出叙事下，变成一幅幅精彩的故事。对于台湾读者而言，这不仅是清史，更是一部杰出的全球史，其中“环境史”的视角最是过往我们所忽略的研究特色。

──蒋竹山，中央大学历史所副教授兼所长

推荐序
何谓中国？从《中国西征》反思
“中国”一词的多元可能

孔令伟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暨历史学系博士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中国西征》（China Marches West），是一部讲述清朝如何将新疆纳入帝国版图的历史著作。这部著作二○○五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美国出版后广受好评，二○○七年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列文森图书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其学术贡献可见一斑。本书作者濮德培（Peter Perdue）为美国著名中国史学者，目前执教于耶鲁大学历史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时期中国的环境史、社会经济史以及边疆史。濮德培史学涵养深厚，尤其以宏观视野与综合论述见长，其长期耕耘清代中国史研究，并于二○○七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研究成果广为国际学界所认可。笔者由于从事中国与内亚史（西藏、蒙古与新疆）研究，曾有机会在学术会议等场合与濮德培多次交流并研读其著作，故对其学术贡献有所管窥。借由此次《中国西征》中译版的问世，笔者有幸为其作序，重点向台湾乃至于华文世界的读者引介本书的学术贡献以及现实意义。

准确来说，《中国西征》的核心内容在于透过重构清朝征服准噶尔汗国的历史进程，以中国史视野出发，进一步整合经济史、环境史乃至于全球史等新兴观点，以此重新检视历史概念意义上的“中国”。对于多数台湾甚至华文世界的读者而言，与新疆相比，准噶尔可能是较为陌生的词汇。然而在清朝于十八世纪中叶消灭准噶尔汗国以前，操蒙古语系的准噶尔人以及操突厥语系的穆斯林所占据的大片领土，并不属于当时“中国”统治下的“新疆”。根据历史档案与多语文献，清朝征服准噶尔以前不仅没有“新疆”这个地理概念，清朝当时也并没有将准噶尔汗国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反而是将其视为棘手的劲敌。换句话说，今日的新疆固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然而当代的政治现实是否适合套用来理解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事实，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议题。要言之，百余年前作为“中国”代表的清朝，与今日作为“中国”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在本质上并非完全重合的政治实体，二者所声称的“中国”也并非相同概念。而清朝历史语境中所谓的“中国”，与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声称的“中国”，二者之间有何异同，正是《中国西征》乃至于美国“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思潮所关注的史学问题，而这点或许也是台湾乃至华文世界读者所普遍留心的思想议题。

从历史的纵深与地理的横向视野来看，准噶尔与清朝的角力不仅影响了后世对“中国”的认知，同时也改变了十七至十八世纪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格局。为了解除准噶尔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危机，清朝先后透过军事征服与政治策略，陆续将西藏、蒙古与新疆等地纳入“中国”的版图。换句话说，清朝为了对抗准噶尔，澈底改变并扩张了“中国”的历史格局。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历史概念的“中国”是一组不断变动的符号，其文化范围与地理疆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持续浮动增减，而非亘古不变的教条。至于本书探讨清朝对准噶尔的征服过程，正体现出“中国”是如何被重构以及再诠释的历史过程。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视野从欧亚草原延伸至台湾海峡，便不难发现清朝在十七、十八世纪对准噶尔所进行的军事征服以及随后对新疆进行的统治策略，与其在十七世纪末消灭明郑政权后对台湾所进行的边疆治理，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可比性。也就是说，反思清朝军事征服与边疆治理，不仅能将“中国”重新理解为多元而变动的历史概念，同时亦能透过比较视野，重新观照台湾历史的主体性。由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试着提出几点历史性的问题：与准噶尔人相比，被清朝纳入边疆的台湾社会，尤其是汉人移民以外的原住民族群，他们的历史际遇有何异同？与此同时，历史书写该如何透过反思清朝官方对准噶尔人以及台湾原住民的权力叙事，进一步重新发掘强权支配下历史失语者的低声呢喃？所谓“中国”的历史，究竟是属于谁的历史，而谁又有权力来书写或者诠释历史？以上这些透过阅读《中国西征》所衍生而出的历史问题，不仅是有待历史学者探讨的学术课题，也是值得读者福斯反思的思想议题。

在阅读《中国西征》的过程中，部分读者或许在刚开始会对各种语文的人名以及地名等陌生的专有名词感到困惑。然而笔者在此想要强调的是，阅读历史的精髓在于享受思考的过程，而非记诵专有名词。笔者在从事历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同时，时常会听到有人问：“历史事实既然已经发生了，那么历史学还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事实上，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历史，并不是像应试教育那样为了回答是非题或者单选题而背诵年代与人名等历史事实，而是借由分析历史事实去理解并诠释多元的历史脉络。根据这个逻辑，读者在阅读《中国西征》或者其他史学著作时，与其抱持着“清朝是不是中国？”这种二分的有色眼镜，不如采取多元的开放态度去理解作者书写背后的问题意识，亦即反思“清朝是如何重塑中国？”而又“何谓中国？”这类开放问题。透过考察清朝对准噶尔的征服，濮德培在《中国西征》中提出了他个人的观察与诠释。然而这类开放问题的答案往往是多元而非单一的，就好比作为历史概念的“中国”是一组变动的复数。而透过认知“中国”概念的多元性，也有助于当代台湾以及华文世界的读者进一步反思自身的国族与文化认同，进而理解并尊重蒙古、西藏与新疆当地的多元文化。

《中国西征》的英文原版出版迄今虽已逾十六年，然而其中的史学观点仍深具参考价值。中译本的出版，对于台湾乃至于华文世界读者重新理解清代“中国”概念的发展与建构过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据片面了解，多年前中国大陆便曾有清史学者组织过《中国西征》的中译工作，然而由于作者的学术观点与中共官方所主张的历史叙事有所出入，加之以种种因素，简体中译稿迄今尚未付梓。由此可见，《中国西征》所探讨的课题除了历史意义外，同样具有现实争议，然而过去由于各种限制，学术界象牙塔以外的一般华文读者对于本书认识有限。此次卫城出版《中国西征》中译版，想必将为台湾以及华文世界的读者进一步认识清朝与准噶尔史，乃至于反思“中国”的多元性，提供一本值得参考的历史读物。至于未来读者将如何评价《中国西征》这本史学著作，则仍有待独立思考与开放精神的检证。

译者序

蔡伟杰　《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作者、深圳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经过长时间的翻译与审校后，《中国西征》这本书终于要与各位读者见面了。笔者作为译者之一，一方面感到高兴跟期待，另一方面也感到不安与惶恐。虽然笔者自己以前也做过翻译，不过作为第一本参与的集体译作，在翻译分工与程序上都是新的体验。而且这本书篇幅之大、内容之广，也让这次的翻译工作难度增加不少。本书翻译过程中，笔者与作者濮德培保持联络，修订了英文原版中的一些错漏，并且请教了一些问题。借由此次撰写译者序的机会，笔者也略读了其他两位译者的译文并予以初步审订。与此同时，笔者的译稿也由濮德培教授的学生与助理审读，并给出修改建议。可以说，各方都付出了不少的心血与努力，希望把这本书译好。即便如此，笔者相信这个译本仍旧还有可以提升之处，也期待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本书探讨中国、准噶尔蒙古与俄罗斯三方竞逐中央欧亚霸权的历史，主轴放在准噶尔部的兴亡上。作者主张欧亚这三大相互竞争的帝国，其实和欧洲各国存在相似之处。三者都受到地缘政治竞赛的驱动，并且调动资源，进行着武力、贸易和外交的对抗。1而此一过程影响了这三个帝国的国家构建过程。

本书自二○○五年出版至今，已有十六个年头。在这段时间内激起许多书评与讨论，我也在此简单回顾。在英文学界，明代中国军事史学者戴德（Edward L. Dreyer）从军事史角度称赞本书，认同本书从军事考量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解释历史变迁的做法。2俄国史与全球史学者大卫．克里斯钦（David Christian）则称赞本书展示了边疆如何在欧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以及如何在现代世界史中定位中国。但克里斯钦也认为，本书对于中国与西方世界之官方叙述的决定论倾向有点过度反应，毕竟欧洲确实跟中国在发展历程上有所差异。3宾州大学东亚系教授艾骛德（Christopher P. Atwood）则从蒙古史的角度切入，一方面称赞本书在讲述清朝一方的历史书写时相对详实且可靠，但却在论及准噶尔一方时充满诸多省略与不准确的描述，忽略了准噶尔自身的历史书写传统，更在拼写专有名词与蒙文词汇上有着前后不一致的情况。4自从本书出版以来，已经有许多新的研究出现，各自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这段历史以降的发展。由于这部分作者濮德培教授已在他的中文版新序中提及，此处就不再赘述。

中文学界很早就针对本书有过讨论。例如现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田宓，便曾在二○○五年十月发表一篇书评，赞同作者濮德培对中西国家形成所采用的历史比较取向。不过她也从华南学派的地方社会视角出发，认为这本书未能探讨地方菁英与属民如何想像帝国，因此无法回答帝国如何被维系的问题。5

至于本书在中文学界所引起的较大争议之一，主要是围绕在作者如何处理“清朝”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这项争议源于作者在序言交代选用书名《中国西征》（China Marches West）的原因时表示，尽管清朝征服准噶尔帝国的故事被现代的中国民族国家所认可，但他仍觉得这其实是“清朝的征服”（Qing Conquest）而非“中国的征服”（Chinese Conquest），因为主要的参与者其实并不是汉人。濮德培旨在强调征服过程其实带有“前民族”（pre-national）的特征，因为当时尚未出现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因此这些士兵与商人当时只是追逐自己的利益，心里面并没有民族国家这样的概念。作者主张后人在读这段历史时，应当要认识到这一点。濮德培还注意到时人的行为替后来的民族主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主张本书的主旨并不仅要批判民族主义，同时也要证明清帝国跟后来中国民族国家的延续性。6

濮德培的立场在本书第十四章有更为清楚的阐释：

现代意义上的“蒙古人”、“满洲人”、“中国人”、“维吾尔人”与“回人”民族，并未在这场斗争中一致参与同一边，也未表达出一致的观点。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要在一场不同背景的菁英联盟追求权力的斗争中，保有自己城镇、部落、家庭或个人的利益。为了要理解真正驱动清代扩张的复杂因素，我们必须深入洞察清代多族群帝国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异。7

作者前述文字是为了提醒读者，必须认知到作为帝国的清朝跟后来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两者性质其实是有所差异或是不完全重合的。这种差异也反映在清代学者与现代中国大陆学者对于清朝武功的解释上。濮德培以一九八四年中华书局发行的魏源《圣武记》点校本的〈前言〉里，韩锡铎与孙文良两人对于魏源论点的批评为例。从中国大陆学者的社会主义观点来说，魏源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首先，他们批评魏源带有“阶级偏见”，态度上倾向镇压人民起义。其次，他们更质疑魏源否认中国边界的永久性。特别是魏源认为《尼布楚条约》所画定的中国边界领土，有很多是新进入版图的“不毛之地”，还有魏源主张台湾“自古不属中国”。韩锡铎与孙文良坚持“这些无疑是十分错误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8

值得强调的是，濮德培并未否认清朝与中国之间存在连续性，更在书中多次使用中国（China）或清代中国（Qing China）来代称清朝，作为可互换的词语。9可以说，本书对于“清朝”跟“中国”的用法，顶多是存在前后不一或是语带暧昧的情形，但是并未走到两者互斥的极端立场上。

然而，中文学界却有部分学者欲以此做文章，主张作者认为清朝不是中国。这造成了一项以偏概全的误解：仿佛作者要把清朝“去中国化”。10部分学者从各方面去批判濮德培的立场，便是立基于此一误解之上。这些学者从史料出发，在清代满文文献中找到中国绥服回部的满文表述。11更有甚者，是将对濮德培的批评上升到“歪曲历史”、“别有所图”的政治批判。12但这其实很可能落入了稻草人谬误，因为在笔者看来，濮德培此书对于清朝跟中国的用法以及其实际立场上，并没有批判者所说的那么极端。

本书在中文学界还引发了另一项争议：我们是否能把清朝与近代欧洲的殖民帝国相提并论？最早提出这项质疑的是时任中正大学讲座教授汪荣祖。他在二○○五年十二月的书评中，一方面赞许本书将清帝国征服中亚的历史置于世界史的视野来观察，另一方面却也批评本书实际上还是从清朝视角来叙事，低估了清朝的汉化，并且认为“大清帝国无疑是漠北蒙古的宗主国。这种政策与佈局显然与作者所谓的近代殖民主义大不相同”。13后来现任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吴启讷则从清朝的伊犁将军与沙俄的突厥斯坦总督比较上入手，对濮德培所提出的“满洲殖民主义”论点表示了类似的质疑。14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笔者受篇幅所限而无法展开讨论。但是这项争议仍旧有助于我们去深入探问：清朝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帝国？正如濮德培教授于新序中所说，欧美学界对此一问题已有更进一步的讨论，此处也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笔者简单说明了本书的翻译与审校过程，同时也简单整理与回顾了本书在学界的评价与引起的争议。许多议题至今仍在学界热烈讨论。笔者也期待此书中译本能为这些讨论添砖加瓦，并提供读者一个更全面理解本书的途径。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于深圳

中文版作者序

很高兴拙作《中国西征》邀请到一群优秀的学者负责翻译。虽然本书出版于十六年前，但书中主题对于理解现代中国依旧意义重大，而且即便此后学界又出版很多以清帝国在中央欧亚为题的新研究，我由衷相信本书的基本方向仍有价值。

本书的研究起点在一九八四年，那是我首次造访北京的清史档案室。我当时正在为以湖南为题的第一本专书收尾，一边寻找着下一个研究题目。我发现档案中有大量关于帝国各地粮仓存量及粮价的量化数据，提供史学家研究农业经济的丰富史料。于是我开始研究起清廷在甘肃的饥荒赈济政策，算是刻意挑了一个和湖南在几乎各方面都强烈对比的区域。甘肃比湖南要贫穷许多，历来饱受干旱之苦，而湖南的天灾主要是洪水氾漤；甘肃的主要粮食作物为大麦、黄豆和小米，湖南则是稻米；甘肃人口除了有汉人农民，还包括穆斯林及放牧的蒙古人。比较这个帝国边缘区域和湖南鱼米之乡在长期农业发展上的差异，似乎是个值得做的题目。

然而，我发现对湖南粮食供给影响最大的因素，其实是途经湖南前往蒙古与新疆的清朝军队。循着清军移动路线进入中央欧亚，我探索起清朝扩张这个迷人的题材，而这是过去几乎不曾被西方学者碰触的主题。进一步挖掘史料多年后，其中包括有次到莫斯科翻阅相关档案的经历，我勾勒出一个更大范围的主题，不再只局限于最初的西北粮食供应研究。我意识到，清朝扩张和清朝对这么大片的中央欧亚疆土的占领，在中国史上是前所未见的大事，更创造出世界史上幅员数一数二辽阔的大帝国。促成这项历史性成就的原因涵盖经济面、制度面和外交关系面，同时也要大量的好运气。清朝扩张不是一个源自天命的必然结果，也不是因为中国文明高人一等，而是一个近代早期的偶然事件（contingent event）。简单来说，有三项新兴的历史进程使扩张得以发生：中国市场经济突飞勐进的发展；帝国制度为实现种种军事目标而动员这个经济体的资源；以及与中央欧亚国家的实际外交，包括俄罗斯、新疆、穆斯林首领、西藏喇嘛，和蒙古游牧民领袖。本书篇幅确实变得比我预期要长，幸好出版社和我看法一致：我们都同意规模这么大的题目值得详尽深入的讨论。至于这些解释是否具有说服力，并形成一个前后连贯的叙述，就交由各位读者自行判断了。

自从《中国西征》出版之后，重要的相关研究仍继续出版，我在此仅引用一些西方学者所做的主要研究（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 Perdue 2016）。

清边疆的研究领域之所以在过去二十年蓬勃发展，背后有充分的历史及当代理由。史学家发现了很多新的史料，而且是许多不同语言的史料。即便如今很多在中国的档案已不再能借阅，我们还是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找到研究资料，像是俄罗斯、蒙古、韩国、台湾、日本和越南。除了中文的文献史料，另外诸如以藏文、维吾尔文、蒙文、朝鲜文和俄文写成的一手史料，还有以德文和日文写成的二手研究，都变成了珍贵的资料来源。在我看来，今日吸引中文读者大量关注的“新清史”不仅主张满人的重要性，也承认清帝国和东部欧亚与中央欧亚的所有主要文化有着密切纠缠、命运与共的关系。换句话说，清帝国既不孤单，也不独特。它甚至和其他近代早期的殖民帝国相似。很多社会科学和比较历史的模型都能阐明这点。

举例来说，金光明（Kim Kwangmin）主要仰赖满族文献，证明了清帝国透过支持中央欧亚边疆资本家、穆斯林商人，以及与满族官员谈判以得到好交易的蒙古首领，取得其统治的合法性。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展示满族对蒙古境内如珍珠、毛皮和蕈菇等特有产品的追求，形成了清朝对“荒漠”的具体观点。欧杨（Max Oidtmann）钜细靡遗地证明以金瓶掣签体制认证达赖喇嘛和清朝更广泛战略目标之间的紧密关联。马世嘉（Matthew Mosca）在调查清朝对印度与鄂图曼帝国的认识时，钻研起清朝边疆政策于十九世纪演变成真正的外交政策时的典型特征。黎安．图姆（Rian Thum）获奖的维吾尔文献研究，揭示了以新疆绿洲为中心的历史解释传统如何成为清代维吾尔文化及民族认同的重要元素。金家德（Judd Kinzley）和布戴维（David Brophy）用各种新角度来探究晚清与俄罗斯的交往，包括描述对矿产资源的追寻，以及维吾尔人和其他中亚民族的跨境移民。

这批年轻学者的新研究是以多语的、跨国的档案工作为基础，并且大量借用新的典范，例如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史、环境史，以及近代早期帝国的宗教与仪式根基。尽管我本身的研究仅暗示了部分的可能研究方向，我很高兴看到他们继续投入这些成果丰饶的研究。

再一次，我衷心感谢本书译者群把这些历史取径传播给中文世界的读者，同时也为他们的成果感到骄傲。

参考书目：

Brophy, D. J. (2016).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m, K. (2016). Borderland Capitalism: Turkestan Produce, Qing Silver, and the Birth of an Eastern Marke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inzley, J. (2016). Production and Power in China's Far West: Gold, Wool, and Oil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Xinjiang, 1893-196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sca, M. W. (2013).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a’s Geopolitics, 1644-186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Oidtmann, M. (2018). Forging the Golden Urn: The Qing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incarnation in Tib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erdue, P. C. (2016). "Xinjiang Studies: The Third Wave."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https://cross-currents.berkeley.edu 21: 138-156.

Schlesinger, J. (2017).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hum, R. R. (2014).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此书献给琳达（Linda）、凯伊（Kay）与艾力克斯（Alex），

以及对我父母的记忆。

前言

本书的研究始于较为和平的时代，纯粹是我对世上某个罕为人知的区域有着求知的好奇心。那是一个被帝制中国史所忽略的主题。这项研究在今天引发的各种争议戳到了敏感痛处，对中国人和我们来说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说服了联合国安理会，把“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归类为恐怖组织，与此同时还发起了“西部大开发”的愿景计划，要把“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和中国内陆区拉进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创造的经济网络。虽然我相信中国在可见的未来将持续控制这块区域，我不做任何预测。倒是帝国征服的遗绪，仍沉重地笼罩着中华民族国家的未来。

为了学科研究之便，专家通常把这个区域一分为二。一为“内亚”（Inner Asia），传统上包含现代（内、外）蒙古、满洲、新疆和西藏，历史上主要是说汉语、蒙语和满语的省分。二为“中亚”（Central Asia），一般是指由前苏联界定的突厥民族地区，学术文献大多是以俄文写成。但我们不该用简单的俄文、中文画分界定一个文化区域，特别是在几世纪以前中、俄两国都尚不存在的近代早期。“内亚”有作为亚洲内部分区的功能，和东亚、东南亚与南亚画清界线；但如果单纯依据前述中苏边界画定内亚的界线，会使人产生误解。“亚洲”直到二十世纪前都是个欧洲概念，不为当地原住民所接受。它在东边与南边有颇为显而易见的海洋边界（忽略地位不明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波里尼西亚），但在西北边则没有明确边界。

这些地理名词反映了如今已消失的二元区分。我倾向使用“中央欧亚”，这个词如今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唯一的中央欧亚研究系（印第安纳大学）采用。这个用法比较罕见，但没有其他词汇的历史包袱。这个词汇提醒我们“欧洲”与“亚洲”生硬的人为区分，以及俄罗斯在此界定中的尴尬处境。我在书中大多使用“中央欧亚”，但不至愚昧地坚持前后一致，唯有在明确指涉中国这一方时才使用“内亚”。

书名是我审慎斟酌的成果。取名“中国西征”，因为这是受到当今中华民族国家认可的征服故事。不过，它其实是“大清的征服”而不是“中国的征服”，因为主要参与者大多不是汉人。至于选用“中央欧亚”而不是更常见的用语如“内亚”、“中亚”、“蒙古”或“新疆”，则是用来显示帝国获得疆域的幅员广阔以及界线模煳。中国史家会喜欢的书名大概像是“蒙古与维吾尔民族统一在清朝多民族国家之下”；俄国人和蒙古人可能会选择“好战的满清入侵蒙古民族”。每个选词用字都有政治意义，没有哪个词汇是中性的。不过，部分词汇仍较为超然、客观。自始至终，我尝试强调书中描述过程的“前”民族国家特征。十八世纪的士兵和商人，并不会根据民族国家的框架思考；他们追求自己眼中的利益，而我们应该恢复并尊重他们的观点。尽管如此，他们的作为替民族主义打下了必要的基础。本研究批判民族主义，也展示帝国与国族之间的连续性。

年代的始末并不固定。我们可以从努尔哈赤诞生的一五五九年开始，或是俄罗斯首度进入西伯利亚的一五八二年、满洲地区首度宣布创建帝国的一六一六年、对抗准噶尔大汗噶尔丹（Galdan）之役的一六九○年。这则故事同样也可以结束在末代准噶尔大汗阿睦尔撒纳（Amursana）去世的一七五七年、清朝最后一次镇压突厥斯坦叛乱的一七六五年，甚或是蒙古土尔扈特部（Torghut Mongols）“回归”清朝疆域的一七七一年，乃至延伸到俄罗斯对中央欧亚的最后征服的十九世纪中期。历史之流连绵不断，所有的历史分期都必将削足以适履。我将在全文指出各个重大转捩点。

本书无疑篇幅甚长。若能找到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可靠研究，我绝不会如此滔滔不绝。但本书远称不上清代中国与中央欧亚关系的全面分析，就连准噶尔战事的分析都不够全面。出乎意料又令我恐惧的是，这个针对“边缘”主题看似聚焦的研究，竟迅即揭开一片由档案、文件及二手研究组成的浩瀚汪洋。我因时间或精力不足而尚未深入研究的档案和问题仍多不胜数。到头来，书中有待回答的问题比得到解决的问题更多。我只希望借由坚定主张中国西北活动的重要性，可以刺激其他人踏上这条边陲蹊径。

尽管本书部头甚大、内容庞杂，但结构却很简单。全书在结构分析与叙事之间交替。第一部架设舞台，检视十七世纪之前竞争产生的生态条件，以及朝代决策形成的背景。第二部讲述核心故事，从清在满洲地区的崛起、蒙古国的创建，以及俄罗斯人在十七世纪早期的到来，直到十八世纪末权力的巩固。第三部回到结构分析，分析征服者及其竞争对手必须克服的经济与环境限制。第四部检视那些将征服合理化的文化展演和象征再现，以及其留给后世的遗绪。最后，第五部总结了可能的启示，给予现代中国，以及研究中国与其他地方的国家建构的现代理论家。我尝试平衡对待参与冲突的各方主要势力与其动机，但由于史料大部分以中文写成，无论横看侧读，偏见仍无可避免。本书主要描绘清朝统治者以及他们所形塑的世界，但也试图从“后世的不屑一顾”（the enormous 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借用史家汤普森〔E. P. Thompson〕之语）中拯救在戏里卖力演出的其他人。对于本书所论帝国的善恶，我不采取任何立场：这种判断并非史家的责任。但我坚信他们的征服并非历史必然，我坚信抵抗与和解都值得娓娓道来，并坚信这个斗争的过程留下的痕迹至今仍未磨灭。

仔细研究的话，征服世界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往往就是抢夺不同肤色或鼻子比我们稍扁的人。只能靠信念来救赎我们了。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陆贾（约西元前二二八至前一四○年）言于汉高祖

导论

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叶，满清（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俄罗斯（一六一三至一九一七）和准噶尔蒙古（一六七一至一七六○）三大帝国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竞逐权力。此地距离水远山长，沟通迟缓，军事行动耗时又伤财，文化的疏离巨大。这场史诗对抗，可说是日后“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雏型。待对抗结束，只剩两个帝国还屹立。1大清和俄罗斯沿着长长的边界对峙，各自成为世界史上最大的两个帝国。2准噶尔则消失了。尽管十九世纪的时局动荡，欧亚大陆的这个二元分歧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3本书检视两大帝国在欧亚大陆上的势力分割，并侧重清帝国对蒙古和新疆的征服（参见彩色插页的地图1和地图2）。

清朝在中央欧亚的行动未曾被忽视，每本教科书都会提及。因此本书不是要还原早已被人遗忘的事件。然而，过去从未有充分全面的英语研究著作。4以其他语言进行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本书以多语言的一手史料为基础，包括档案和出版品，讲述一段几乎不为英语读者所知的精彩故事。

本书也批评现代中国史学的一些主流典范，这些典范在中国学者的作品中最为显著，不过也默默地被许多西方学者采用。简言之，多数史学家在台湾海峡两岸盛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将中华民族国家当前的领土和文化界线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将中国征服蒙古和新疆视为实现民族国家的过程，最终成为二十世纪的中华民国。用中国人的说法是，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国家“统一”了中央欧亚各部族。这些史学家将清朝在一八○○年左右扩张至巅峰的疆域视为“统一”的尽头。那是中华帝国荣耀的巅峰，此后在十九世纪一路走下坡，直到一九四九年才重新收复该区域的大部分主权。当然，外蒙古和乌苏里江以北的大部分满洲地区，乃至于台湾，至今仍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民族主义者的理想中，所有这些地区都应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部分。的确，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不时表示，他们仍将这些地区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他们无疑坚决认为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尽管民族主义者将满人视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而厌弃之，但中华民族国家对理想国界的概念却源自于十八世纪清帝国的最大扩张版图。如同其他民族主义者，中国人也将自身基础创建在他们拒斥的过去之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征服新疆和蒙古是重要的，但还称不上画时代。然而，如果我们不把中国征服新疆和蒙古仅仅视为通往民族国家的必然产物呢？有没有可能这场征服只是许多参与者意志交错的偶然产物，参与者只有部分是汉人，而且没有人知道现代民族主义为何物？在历来帝国统治者的心目中，来自西北的安全威胁确实经年不绝──哪个皇帝不想摆脱那些骚扰西北边疆的该死游牧民族呢？然而，除了蒙古统治的元朝（一二七九至一三六八年），历朝历代的努力皆铩羽而归，直到清朝在十八世纪中叶实现“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为什么清朝能够一劳永逸地消灭蒙古人威胁，自此支配这个地区，过去却没有王朝能够成功？这将是本书的核心问题之一。

研究中亚历史的专家普遍忽略这一时期，把蒙古帝国崩塌以来的历史视为“衰落时代”（Époque de la Décadence）。塞诺（Denis Sinor）对该领域介绍，在三百五十页中仅占三十页的篇幅。他们强调语文学，更胜民族志（在塞诺的著作中只占八页）或其他社会科学观点。5陆宽田（Luc Kwanten）对草原帝国的研究仅写到一五○○年为止，因为他和许多人一样，认为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是草原帝国传统的顶点，随后是几个世纪的衰落。6许多史学家都使用此一典范作为书写架构：先是繁荣扩张的古典时代，接着进入“衰落”。研究鄂图曼土耳其和其他帝国的史学家，对这一观点的批评越来越强烈。7这套典范的主要缺陷是，错把尾声当开始，从蒙古帝国孱弱的时期追溯“衰落时代”的起源。与民族主义史学一样，这套“衰落典范”的叙事阻止人们设想未行之路、关键决策和偶然事件，否定了行动者的能动性。我们需要在这个故事中，重新赋予中央欧亚人独立的能动性，而非理所当然地接受其满洲人对手的敌对观点，或是仅仅停留在对成吉思汗时代的怀旧。

仔细研究这些事件，就能看见中国和中央欧亚主流历史学的许多问题。最佳的西欧语言概述至今仍属法国外交官古恒（Maurice Courant），他在一九一二年写了《十七与十八世纪的中亚：卡尔梅克或满洲帝国？》（L’Asie Centrale aux 17e et 18e siècles: Empire Kalmouk ou Empire Mantchou?）然而，此书几乎完全仰赖一份中文史料。兹拉特金（I. Ia. Zlatkin）的《准噶尔汗国史》（Istoriia Dzhungarskogo Khanstvo）是最好的俄文研究，使用满文和俄文的史料写成，但却没用上中文史料。千叶宗雄（Chiba Muneo）提供了详细的日文叙事，还有许多日本学者撰写了相关著作。8中国学者已生产出庞大的二手学术文献和一项主流见解。但这些学术传统各个都有缺陷，这些缺陷揭示了特定的文化和民族特征。我会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扼要回顾征服的史学史，以显示这个主题的史学家，一如所有史学家，反映了他们所属时代的关切。

中国近代史研究渐趋内向。早期研究关注中国的国际地位，研究清政权的满洲人本色、军事制度，以及对帝国中心的安全考量。9费正清学派的崛起，将学界的兴趣转向与海上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清朝中央文官制度，以及思想史。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区域系统模型的影响，使学者转向单一省分或次区域的细致社会经济研究。内向的转变带来丰厚的学术成果，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更看重个别差异的特殊性，却失去对更广大脉络的掌握。在今天，我们应该把中国置于世界史的脉络视为优先事项，而边疆研究是将中国整合进更广大欧亚世界的可行办法。本书对清朝扩张的研究，提供了对世界其他边疆研究的比较点，并质疑施坚雅的区域系统模型是否太过缺乏弹性。与其在既定的地理框架下思考区域分析，我们必须认识到政治与社会进程在军事安全、经济利益或文化传播的考量下，往往跨越了区域的界线。

历史、时间和记忆

在重塑空间概念之外，本研究也试图调整我们对欧亚时间的看法。史学家经常以周期循环看待中国和中央欧亚的历史。自西元前一○四五年周朝伐商以来，朝代循环的史观为中华帝国政权兴衰提供了方便的解释。草原帝国反复的统一和瓦解，也激发了周期循环的解释。尽管许多学者同时在中国和草原的国家形成中看到了重复的模式，但他们对个中原因的看法相当分歧。我们可以粗略地将这些原因分为精神和物质两类。精神解释寻找人类心理变迁的本质。中国的王朝周期理论家，将帝国兴衰归因于统治者的道德特质。倘若他治理贤明，让百姓安乐，就能获得他人支持。倘若他骄奢淫逸，农民受苦，士兵反抗，百官便会离他而去。相比之下，王朝周期循环典范的更新版本，侧重帝国统治的物质基础，例如维护水利灌溉工程，公平的税收，或饥荒赈济。从这角度来看，如果这些关键社会制度的官僚管理未能回应社会挑战，则大规模叛乱或外部入侵就会推翻王朝。

对草原帝国而言，主流的物质解释则援引气候决定论，假设干燥周期不可避免地使游牧民离开草原家园，侵略周遭的定居社会。相较之下，伟大的伊斯兰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概述了一种基于社会团结的理论，“阿萨比亚”（asabiyya，或译团结意识）。赫勒敦主张部落社会产生的集体统一创造了一种力量，使他们能征服颓废的城市文明。征服之后，当在草原与沙漠环境中产生的道德规范，受城市生活的影响而衰败，则部落征服者便不再团结，最终成为新入侵者的牺牲品。赫勒敦的理论与中国的王朝周期模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他没有把道德定义应用于“文明的”儒家君主，而是应用到游牧战士身上。10

循环模型的优势在于凸显超越特定事件叙述的共同模式。因此，他们指向关于社会变革广泛过程的归纳。早在西方社会学兴起之前，中国和中东的社会理论家就已经在比较与分析社会的长期演变。然而，周期性推论的危险在于，它否定了人类的能动性，忽视了线性变化。坚守周期性解释仿佛暗示人们不会从经验中学习，注定要步上祖先后尘。但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任何社会进程的历史是完全重复的。原因有二。首先，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造成社会分裂的各种冲突形式，也改变了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压力。举例来说，新武器的发明、运输成本的降低，或是新的通讯形式，都改变了中国历朝历代分合的方式。其次，中国人和游牧民族都从历史汲取教训。他们知道祖先立下先例，而且他们不断利用过去经验累积的知识，或从错误中学习。因此，历史的写作和改写成了塑造帝国创建者、官员和一般社会互动之策略的关键因素。

中国与游牧互动的地理和战略环境，创造出反复出现的情境，但是身处其中之人仍会依据其历史与技术资源，选择不同的应对方式。我在后续章节中描述边境贸易、养马和使用火药武器的例子，显示满清与准噶尔之间的冲突如何既沿着古老的道路前进，又能屡屡开创新局。

强调草原帝国创建者的创新尤其重要，因为定居世界的观察者经常用“注定停滞不前”的眼光看待游牧民。由于游牧生活始终有着惊人的连续性，往往使人联想到单调、重复和停滞。几乎所有的史料，都是来自定居世界的观察者。他们通常认为，游牧民族就像灾难性一样，闯进他们的文明世界──若用布劳岱尔的话，甚至堪比圣经中的瘟疫。11环境决定论的呆板论点，剥夺了中央欧亚人的任何能动性，倾向将他们简化为仅仅依赖生物本能行动。我们将看到准噶尔人的敌人一再援引生物学与自然生态的模拟，以便将他们排除在人类世界之外，并合理化对他们的灭绝。

在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盛期，西方人习惯将中国人描绘成自然力量的受害者，或者很可能会突然莫名其妙地诉诸暴力。他们运用简单的决定论和对亚洲独裁的刻板印象，解释中国对西方入侵的持续抵制。近年来，我们对中国的看法已有很大变化。学者们纷纷抛弃了“东方专制论”的古老刻板印象。“内藤湖南假说”和“近代早期假说”都认为，中国分别在西元九到十世纪或十六世纪末期，发生了决定性的社会经济变革。我会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支持“欧亚相似论”，认为中国帝国在直到十八世纪末之前，都与欧洲的帝国一样具有经济活力。12借由赋予中国内在动力，一方面可与近代早期的西方作出区隔，但一方面仍可相互参照，这样的分析才能真正把中国融入世界历史。

就在最近，学者们也在讨论游牧社会的重大历史变迁。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的游牧国家建构模型承认线性演化，但他的理论使游牧国家创建者依赖中华帝国的变化，并未赋予他们太多自主的能动性。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对草原帝国形成的自主性提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论证。狄宇宙主张，我们应该将内亚民族的研究从生物意象和机械式的因果关系中解放，并将国家构建的分期奠基于国家创建者从外部行为者获得收入的手段上：从前二世纪到十八世纪，税收从征收贡品，到朝贡贸易伙伴关系，到定居与游牧民族的二元管理，到成熟的农业社会征税程序。13

读者将能在本书所述的故事中发现，准噶尔其实也用上前述的所有方法，试图支持自己国家的扩张。他们向邻国征收贡品，和清朝、俄罗斯和中央欧亚民族大量从事贸易，在突厥斯坦实行某种二元管理，并在伊犁河谷发展出某种财政结构。然而，诚如狄宇宙指出的，由于清朝和俄罗斯同时向他们进行扩张，他们缺乏统一国家所需的“喘息空间”。因此，我认为十七和十八世纪是草原与定居民族互动的关键转捩点，其结果同时取决于农业帝国创建者和游牧国家创建者的行动。清朝和俄罗斯帝国同时扩张，关闭了边界，大幅限制了两大帝国之间的民族的生存空间。诚如巴菲尔德主张，准噶尔领导人为了支持自身国家扩张，会试图从其强邻俄罗斯和中国获取外部资源，也试图从突厥斯坦绿洲及欧亚商队贸易开发内部资源。对环境干旱的游牧国家来说，物质资源固然重要，但无法完全解释其国家形成的模式。当干旱来临时，蒙古人除了选择攻击清帝国，其实也有同样机会寻求清帝国的庇护。游牧民族如何应对干旱，是清朝和大汗之间个人和外交谈判的产物。

本书从头到尾，都强调所有参与者都拥有多重机会，也强调结果的不确定性。清朝并非注定要征服准噶尔，准噶尔也并非注定要灭绝。某些环境因素有利于清朝，其他因素则有利于准噶尔。个人决定、意外死亡、误解和欺骗都在这中间起到重要作用。如果天命、环境条件或国家目的论预先决定了结果，这个故事就没戏唱了。与此相反，我会把这个故事放进最广大的脉络中，同时也凸显人类决策的偶然结果。

将清朝征服看作世界史事件

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典范，形塑我们对中央欧亚重要性的普遍看法。许多理论家将中央欧亚描述为最不适宜迈向现代化的地区，认为中央欧亚与全球趋势隔绝，政治与文化又破碎，更缺乏天然资源，没有太多适合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14对这些理论家而言，经济成长、政治与社会整合，以及通讯的普遍进程，不可避免地将落后传统的社会拉进痛苦的转型。在这种线性前进的历史观中，后进社会几乎没有可供先进社会学习之处，只有追随领导者脚步的份。

另一种是人称“世界历史”的观点。它拒绝像现代化理论那样，不假思索地以民族国家单位，对社会进行分类，也否认国家单位可以彼此孤立地发展。主要的文明单位往往逾越当代民族国家的界限，这些地区全都不断进行互动。在这种观点中，中央欧亚不是一个偏远、孤立的地区，而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对周围所有的定居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俄罗斯欧亚学派，到哈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地缘政治，以及当代的世界史学家和世界体系理论家的历史解释趋势，都将欧亚大陆视为欧亚世界体系的关键区域。15

在近代早期，中央欧亚确实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各大宗教都汇聚于此。往来中国、中东、俄罗斯、印度和欧洲的贸易路线也都在此纵横交错。至少在十六世纪之前，沿着旧丝路的贸易商队，在全球贸易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使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当旧丝路贸易衰退，俄中茶叶和毛皮贸易的重要性仍然不减。绿洲城市的特色正是宗教多样性、语言多元化和世界主义。该地区在十九世纪被降级为落后地区，并不是因为该地区本身的特性，而主要是因为受“现代的”中华和俄罗斯帝国征服。就像批评现代化典范的学者们常指责帝国征服导致世界其他地区陷入落后，也许征服在此也有同样的效果。至少我们可以说，大清和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征服，强烈影响了中央欧亚民族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发展潜力。

因此，清朝征服在三个意义上，是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首先，对帝国的统治者和臣民而言，这些胜利彻底改变了他们世界的规模尺度。借由大规模扩大国家触及的领土，征服为垦殖、贸易、行政和文学想像开辟了新天地。其次，清朝扩张是十七和十八世纪全球进程的一部分。几乎在所有地方，新兴的中央集权、整合、军事化国家，都借由军事征服将其边界向外推，移民、传教士和商人则紧随其后。西欧史学家经常将这一时期描述为国家形成的“十七世纪危机”，随之而来则是十八世纪的稳定；其他史学家则在全球各地看到类似的发展。16将中国的帝国扩张视为全球进程的一部分，有助我们从更宽阔的视角看待中国，而不是将其帝国经验全都看作独一无二的。第三，中国扩张标志着欧亚历史的转捩点。蒙古帝国解体后，欧亚大陆两端的征服者们（编按：俄国与中国）征服中央欧亚、竞相创建庞大帝国。它们各自占据人口密集的腹地，利用这些地区的资源供养军队，再从腹地向欧亚大陆的中央地带进逼。当这些大帝国的边界交会时，就会制订条约，协商出穿越大草原、沙漠和绿洲的固定界线，使边境的流动民族再无容身之地。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这个边境的闭合比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一八九三年感叹的著名北美边境闭合更重要。17自西元前二○○○年以来，游牧民族原本也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要参与者；然而，这次边境闭合却使游牧民族永远丧失与定居农业社会竞争的机会。许多内亚研究者认为游牧战士的衰落在十六世纪已成定局，因为火药的传播或中亚商队贸易的转移。18然而，最后一个大型游牧国家仍坚持抵抗外敌向大草原进逼。这些蒙古人激烈对抗满清的军队。他们同样也采用火药武器，以回应周围的军事威胁；而商队贸易则始终是竞争各方的重要收入来源。在一六八○至一七六○年间，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利于自由的游牧生活，而清朝统治者正是导致此一重大变革的主要力量。

第一章
地理环境、国家建构和民族认同

三大理论性视角贯穿本研究：边境环境、国家建构，以及透过历史再现建构的民族认同与族裔认同。出于了解环境在形塑人类事务上的关键角色，许多史学家将焦点放在人类与自然的互动。然而，过往西方学者在分析亚洲历史时，往往用某种环境决定论来解释亚洲的衰弱。这反映了十九世纪欧洲人自认种族优越的心态。十八世纪时，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用亚洲平坦单调的平原与欧洲多样化的地景对比，来解释亚洲专制和欧洲自由之间的差异。魏复古（Karl August Wittfogel）在《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的分析也采用类似手法，以国家对水利工程的控制为由，将帝制中国独裁与共产苏联作链接。1孟德斯鸠和魏复古都使用粗糙且过度简化的欧亚环境对比，来支持意识形态论点，保护西方自由以对抗东方的威胁。称职的环境史研究必须摆脱这项负面传统，不带政治成见地看待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更加微妙的关系。

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将中央欧亚环境变迁与文明演化直接链接在一起。一九○三至一九○六年，他旅行穿越中国突厥斯坦（编按：即今东突厥斯坦）并写成《亚洲的脉动》（The Pulse of Asia）。亨丁顿在书中指出：

在相对干燥的地带，干旱加剧是可怕的大灾难，会导致饥荒与民不聊生。这又造成了大量的战争与迁徙，进而引发王朝与帝国的覆灭、新民族的崛起，以及新文明的发展。相反的，倘若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不干燥，民生条件有所改善，则繁荣与富足常在。大动干戈的诱惑减少，人们有更多余裕专注发展较为温和的艺术与科学，使文明更上一层楼。2

他发现，同样的“气候变迁与历史之间的对应”，从土耳其到中国都可见到，也存在于欧洲及新世界。对亨丁顿而言，在中亚最显而易见的“干燥化”（desiccation）过程，反复逼使游牧民从欧亚大陆中央出走，导致了举凡从蛮族入侵罗马到伊斯兰崛起等事件，甚至差点在二十世纪引发饥饿的中国人对美国的大举入侵。3

根据亨丁顿的研究成果，汤恩比（Arnold Toynbee）主张游牧民被气候条件困在一种停滞的生活方式之中，使他们成为“没有历史的社会”。4当干旱迫使他们侵略定居文明，唯有环境变迁能改变他们，使他们不再必然臣服于季节循环。汤恩比和他的前辈们一样，将定居农业国度对自然的创造性掌握，与游牧民面对干燥周期显露出的动物性脆弱之间的对比，做为定义文明的基础。

除去亨丁顿公开且天真的种族主义，以及近乎可笑的粗陋说法，他倒是正确地指出一项能够界定中央欧亚的重要特征：那就是干旱。他在旅行中仔细观察当地的地质，以及当地人与环境的关系，并在细腻的描述中掺杂了极度偏颇的人类特性臆测。他的分析提醒我们，一切连接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会受政治因素荼毒。拉铁摩尔起初也赞同亨丁顿和魏复古的观点，但却在晚期作品中转向，主张社会因素的重要性更胜地理因素。他认为“机械性解释，像是气候周期或逐步干燥[用来说明]大批游牧部落‘意外的’突然出现”太过粗糙，因为它们忽略了“社会群体的动力”。近期研究尝试将欧洲和美国的发展置于更广泛的全球脉络，以摆脱其帝国主义的痕迹。5

这些新研究大部分专注在欧洲人对北美边境的影响，以及十九世纪美国人对美国西部的影响。然而，我们应该把向西横越北美大陆的美国扩张，视为十八和十九世纪世界各地农业边境扩张的一部分。6自从十六和十七世纪开始，俄罗斯和中华帝国也分别由东、西两方向往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推进。事实上，北美和欧亚北部的自然环境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包含属于毛皮动物栖息地的温带森林，而当地原住民会捕捉这些毛皮动物；两者都有游牧民族游荡的草场，都有沙漠和干旱地带，以及肥沃的农业耕作区。中国人当然没有抵达太平洋海岸，也没有发现金矿（不过俄罗斯人倒是在新疆南部探勘黄金），但诚如他们的美国对照组，他们也是向西移动寻找土地。俄罗斯人无法抵挡毛皮的吸引力，一路向东抵达太平洋，然后继续前进阿拉斯加。在前述三个案例中，森林、沙漠、大草原和农业聚落环环相扣的大环境，形塑了他们的历史。超越人类控制的自然力量，和利用环境维持人类生存的组织性尝试，驱使着移民不断往前。

环境史学家仔细地检视了新边境的聚落。举例来说，克罗农（William Cronon）的著作，从英国移民对十七世纪马萨诸塞州的影响，进展到以芝加哥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势力对“大西部”（Great West）的支配，再到探索阿拉斯加的采矿边境。7克罗农的每一项研究，都把焦点放在本地民族、自然环境，以及来自西欧的侵略移民所造成的干扰之间的相互作用。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研究，也同样地仔细探究欧洲移民对新世界造成的生态扰乱。近期对大洋洲的研究，也证明了欧洲生物相（biota）对太平洋岛屿生态系统的毁灭性影响。环境史和边境史之间因而存在着密切链接。8

研究美国边境史的学生，不可避免要参考特纳关于拓荒者聚落形成美国性格的著名论文。9有些学者批判特纳过度盎格鲁中心。为了抵销特纳的偏见，这些学者打算探索在英国移民、美洲原住民、西班牙裔人和中国人到来之前，定居在美国西部的其他族群的历史。其他人提倡独立的西部区域史研究，不受东边资本主义力量的影响，拥有自身的特殊认同。10但这个辩论的多数参与者，并没有以比较研究的角度检视北美边境。在欧亚边境，中国和俄罗斯也将他们的移垦计划看作向荒野传播文明，从而忽略或压抑其他居民的自主历史。两国的民族历史，和他们深入欧亚内陆扩张密切相关。不像美洲原住民，蒙古人和部分中央欧亚民族至今仍然保有民族国家，但其历史很多却都是从帝国扩张入侵其疆域的角度书写。中国和俄罗斯并没有什么重要史家是像特纳那样，足以体现其民族性格，但这两国的经验显然有助于模拟北美的进程。由于距离西欧较远，欧亚边境远不如美洲边境为人所知，但它们应当被纳入任何边境移垦的比较研究。

同样的，国家建构理论家向来致力于解释十六世纪以降的欧洲国家崛起。11部分理论家明确地在分析中排除了像清朝这样的“帝国”，将它们和“国家”这一类别区隔开来。12然而，准噶尔蒙古、俄罗斯、中国这三大相互竞争的欧亚农业帝国，其实和欧洲各国存在相似之处。这也是我在本书中的主张。这三大帝国同样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同样调动资源相互对抗，进行战争、贸易和外交。为了与对手一较高下，每个政权都竭力从人民与邻国榨取资源，增强其“国家性质”（stateness）──“自治名分、与非政府组织的区分、中央集权化、以及内部统合”。13这些努力带来显著的社会改革和制度改革。国家统治者及其官员出于自身利益，发展出官僚管理方式来征收欧亚各地农业与商业的生产成果。由此可见，西欧的国家发展道路并非独一无二。

苏联解体与东欧等地的民族主义复兴，催生了一批新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理论。14这些新理论论称，国家并非自然生成，而是人为创造的“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声称其民族深深根植于土地、语言和文化，却又声称它是某种全新产物，拒绝过往令人停滞不前的遗产。这两种立场无疑相互矛盾。当代民族主义研究凸显这个矛盾，强调每个民族的人为、建构本质，包括中国在内。15在界定现代民族国家边界的过程中，语言和主观认同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客观”的、近乎恒久不变的土地与种族特征。理论家动员对过往事件的特定阐释，作为建构新民族认同的工具。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就曾表示，“历史是民族主义或族裔或基进主义思想的素材，就像罂粟是海洛因成瘾者的素材。”16历史成了武器，很容易就被神话，为民族建构者和其公民服务。透过历史记忆，人们看待过去真实事件的方式都是间接的。但欧洲不是唯一试图打造民族主义之地，而“地缘体建构”（geobody building）也并非十九世纪才开始。17

史学家的职责，便是看穿神话的虚假和有效性。18一旦争夺领土的战役结束，争夺这段历史诠释权的战役便于焉展开。对准噶尔、俄罗斯与大清来说，争夺中央欧亚的历史都对其各自的民族概念起到关键作用，但三者对此事的诠释却截然不同。有鉴于此，本书将从自然环境说起，然后由个别行动者接棒，最后以史学家收尾。在穿越冗长的事件细节后，我们将回头梳理一番，检视肇始于清帝国的神话制造，如何创造出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历史。本书结论会再回到本章所概述的观点，检视这个故事对中国史和世界史典范究竟有何启示。

中央欧亚的无边界状态

历史上的中央欧亚，不曾与如今任何国家的边界整齐相叠。历史上仅有蒙古帝国曾经短暂统一这块区域。在一九九一年之前，大部分的中央欧亚都控制在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或称苏联）手上，其余部分则分属伊朗、阿富汗和鄂图曼帝国所有。今天，这个地区大抵由八个独立国家（五个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瓜分。到目前为止，中央欧亚人最普遍的历史经验仍是“分裂”。中苏的两极分割，后来被证明只是个短暂的小插曲。

根据最广泛的定义，中央欧亚西起乌克兰大草原，东至太平洋沿海地区，北从西伯利亚森林的南缘，一路向南延伸到西藏高原。但是它的所有界线都极为模棱两可，争议不断。倘若中央欧亚包括所有的草场（grasslands）和大草原（steppe），那么它穿越整个乌克兰，深入匈牙利平原。按照文化和语言标准，包括乌拉—阿尔泰语系，远至芬兰、满洲，乃至日本和韩国，都能见到突厥人和蒙古人的踪迹。光是大草原游牧还不足以作为决定性特征，因为这整个区域都有游牧民和定居农民共存；而且这种说法遗漏了此区非大草原的游牧民，像是中东的游牧民，或是西伯利亚的驯鹿牧民。

几乎每个学者对区域边界的定义都不尽相同。布莱克（Cyril Black）把五个中亚共和国、伊朗、阿富汗、西藏、新疆和外蒙古列入“内亚”（Inner Asia）的范围，但排除满洲地区或内蒙古，因为中国在二十世纪主宰了这些地区。他在一九八九年估算这个区域的面积为四百九十万平方英里（一千二百七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为一亿三千五百万。19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将整个区域分成“中亚特有的沙漠栖息地（一个大致包含今日阿富汗、哈萨克斯坦以外的前苏联中亚共和国，以及天山以南的新疆区域）”，以及“大草原栖息地”，“沿着北纬五十度线，大致覆盖了从欧洲到满洲地区的大片土地，主要区域是南俄罗斯大草原、哈萨克斯坦，准噶尔盆地、大部分安多地区（Amdo，今日青海省），以及蒙古北部与戈壁以南。”20他略过了西藏。塞诺提出的区域结构，主要以语言学为根据，包括芬乌语系、阿尔泰语系、满语、蒙古语，以及突厥语系。21芬兰人、拉普人和匈牙利人都被纳入考量，但中国人、俄罗斯人、西藏人、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却一律排除，仅以史料作者的身分被纳入。费耐生（Richard Frye）的定义则局限在印度—伊朗语族。22

与其在这些迥异的定义之间做选择，我宁可强调这个地带在文化特征与领土界线的巨大不确定性，导致不同帝国、宗教信仰和文化群体都持续竞逐定义的控制权。没有任何精心界定的简单神话能够框限住这个区域：没有法国的想像六角形，没有长得像权杖的英格兰岛，没有在两大洋海岸间延展的昭昭天命。广袤平地使入侵者不会遭遇无法克服的障碍，山脉之间则保有使征服者可以率军蜂涌穿越的空隙。大量帝国的消长令人眼花撩乱，各由不同民族统治，拥有不同的边界和制度，显现了这片地景了不起的可塑性。

我将专注于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征服对中国与俄罗斯帝国演变的关键重要性，尽量避免时序错置地对这个区域强加源自民族主义时代的定义。本书必然会纳入满洲、蒙古和西藏的故事，但不会对伊朗和阿富汗多加着墨。在我看来，征服“新疆”的并不是“中国”，而是一个中央欧亚国家使用大量中国官僚与经济资源进行扩张，尽其所能地将中央欧亚和中国的核心地区同时纳入其统治。

事实上，本书所述故事里的主要行动者，几乎覆盖了所有经典定义下的中央欧亚主要区域。从西边的南俄罗斯大草原，也就是伏尔加格勒河卡尔梅克人（Volga Kalmyks）安顿之处，一直到东边的满洲地区。北方的西伯利亚原住民，提供了吸引俄罗斯前来此地的毛皮；南边的西藏喇嘛，则提供对准噶尔国家组建至关重要的宗教、官僚和文书专业。不同民族的贸易旅行商队将这些领土全部连在一起。这则故事规模宏大，不受民族疆域明确的约束。游牧帝国创建者的终结，意谓着无边界空间的终结，而后明确将该区域画分为几个互不相容的农业帝国，这些帝国很快将成为更加排他的民族国家。

为了摆脱国家画分，我们最好先从生态区（ecological zones）着眼，规模由大而小（参见彩色插页的地图3）。中央欧亚有有森林和田野，绿洲和沙漠，草原和山川。其居民包括在草场四处漫游的游牧民，绿洲城镇的商人，以及他们周围的农业人口。这个区域里不同生态区的同质性和统一性，使它和世上其他较为破碎的地区相当不一样。它被高山环绕，但绝大多数的土地宽阔又平坦。气候和降雨，决定四个大水平条状地带的植被与动物基本特征，勾勒出冻原、森林、大草原和沙漠的轮廓。但具有决定性的不是绝对降雨量，而是降雨与蒸发的比例。寒冷冻原的降雨量非常低，但仍培养出潮湿的土壤，而南部沙漠尽管降雨更多，却毫无半点水汽。位于北极冻原之南的是西伯利亚森林，只有驯鹿牧民能在此维生，它与大草原的草场重叠。草场向南，逐渐变成大草原沙漠，以及一望无际的大片荒漠。23

中央欧亚也有变化，但外部观察者经常忽略其迹象。一方面，不同生态区的统一性，使东西横向移动相当容易，尤其适合在那里繁衍茁壮的定牧和游牧民族。另一方面，各个生态区之内缺乏多样性，限制了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和其他定居民族，吸收疆界内不同的农业与海洋生产，并利用不同生态区多样斑斓的产物，打造复杂的文明和帝国。几千年来，中央欧亚的民族似乎经常一成不变地重复着对单调环境的调适。放牧动物、帐篷、骑兵，以及骑兵移动性强但不安稳的生活，反复出现在对于中央欧亚许多不同民族的描述中，从斯基泰人（Scythians）到最后的蒙古人。提供史料的“开化”作者，倾向把中央欧亚民族视为贪婪、原始又贫穷，而且几乎把他们全都当成游牧民。这些作者忽视这个区域内的不同生活方式，并且忽视科技在此发展的可能性。他们“任凭自己假想的游牧民，掩盖活生生的人”。24

气候带从东到西的实质统一，也导致我们无法为整个区域画定清晰边界。由于没有明显分界标志某文明的终点及另一文明的起点，形形色色的旅人和战士皆能来去自如地移动。对帝国创建者而言，最困难之处就决定帝国的边界何在，以及一旦做出决定，就得沿着边境建设安全措施。诸如河川、山脉和聚落等基本自然景观，并不构成滴水不漏的封闭空间，而是倾向创造出离心的模式。卢德森（Justin Rudelson）写道：“新疆绿洲的历史焦点不是向内、朝向彼此，而是向外、跨越国界。”25因为完全没有自然边界，区域内各处的帝国及其界线不断变化。

中央欧亚的河流多半都是内流河，或注入冰冻的北极海，因而没能连通这个区域与周围的世界。阿姆河（Amu Darya）和锡尔河（Syr Darya）发源于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脉，最终流入咸海，两河仅环抱出一座沙漠，而未能孕育肥沃月弯。在遥远的西方，唯有伏尔加格勒河（Volga）经里海与中东相连。在东边，满洲地区的辽河撑起了农耕聚落。其他主要河流皆不是太有效率的运输干线。西伯利亚的几条大河都向北流入北极海，如鄂毕河（Ob）、叶尼塞河（Yenisei）和勒拿河（Lena）。俄罗斯人得以循着它们的支流穿越西伯利亚，因为它们不断朝东方和西方向外分支，但代价是要承受许多艰难的陆上运输。湖泊尽管面积很大，却常被隔绝在沙漠和高山之间而无法通行。但在特定河流沿线，农耕定居者能和游牧民互动。这些河流的位置，对准噶尔帝国的建造者有极大影响，因为准噶尔帝国必须从小河谷和绿洲取得农业资源。费尔干纳盆地（Ferghana valley）供养许多城市，例如浩罕（Kokand）和安集延（Andijan）。更往北，伊犁河谷与巴尔喀什湖（Balkash）相连，巴尔喀什湖又连起了准噶尔大草原和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在蒙古高原，从当代乌兰巴托地区，鄂尔浑河（Orkhon）和色楞格河（Selengge）向北流入贝加尔湖（Baikal），克鲁伦河（Kerulen）向东注入当代内蒙古的呼伦湖（Hulun）。

每个主要的大草原帝国，都把国家的政治和精神基地设在这些河谷中。26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是东突厥人、回鹘帝国，和后来的卫拉特（Oirats）蒙古帝国的总部。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Ögödei）在鄂尔浑河上的哈剌和林（Karakorum）建造蒙古帝国的中央首都。即便在首都毁坏后，这处遗址对蒙古人而言始终神圣。兴建于一五八六年的额尔德尼召寺（monastery of Erdeni Zu）*，就成了蒙古重要佛教领袖的大本营。以满洲地区为基地的契丹辽、女真金和满清等帝国，则将核心地盘设在辽河河谷。西北的甘肃走廊（尤其是银川附近的黄河灌溉地）则是党项（Tangut）西夏王国的基地。

这些小河谷彼此相隔十万八千里，而且面朝不同的方向。除了成吉思汗之外，没有任何大草原统治者曾同时控有前述全部河谷。而在满清之前，也没有任何定居帝国能做到。对潜在帝国创建者而言，辽河是最有前途的，因为那里有肥沃的农地，也因为从那里南向华北平原的有形障碍很少。距离任何定居帝国最远的是色楞格—鄂尔浑地区。这里的帝国受惠于与世隔绝，但除了西伯利亚的毛皮猎人，他们能从大草原之外取得的邻近资源有限。准噶尔人以此地为据点时，必须同时朝四面八方扩张：向东和向南到满洲地区，向北到西伯利亚，以及向西南跨越蒙古大草原，朝费尔干纳前进。

费尔干纳，抑或称为古代突厥斯坦，是许许多多绿洲王国的所在地，这些王国不时被像是喀喇汗国（Qaraqanids）与帖木儿（Timur）等大草原征服者压境。农业资源充足，旅行商队活动盛行，费尔干纳直接和东方塔里木盆地（Tarim basin）周围的城市相连，也和西边的伊朗与丝路相连。它当然是个吸引人的目标，准噶尔人早先曾试图从中获取财富。然而，清征服者在大败准噶尔之后，拿下了东突厥的塔里木盆地城市喀什噶尔（Kashgar）和叶尔羌（Yarkand），却未立即推进天山—帕米尔山脉，到更富裕的聚落，像是浩罕、费尔干纳、布哈拉（Bukhara）和撒马尔罕（Samarkand）。清军在一八三○年攻打浩罕，但随后便撤退，因为在十八世纪时，清廷已做出以此为国境终点的决定。这些城市之间的古老链接，以及它们在过往帝国统治下发生的统一整合，提醒了我们：尽管东突厥斯坦和西突厥斯坦被耸立的高山隔开，中国朝这个方向的扩张没有任何“天然”限制。满人以及后来的中国统治者，无视高昂代价，锲而不舍地尝试控制新疆，但把中国的国界限制在十八世纪所订下的界线。他们止步不是因为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地理限制，或出于本质上中国领土所有权的宣称，而是基于偶然的政治与文化理由。

费耐生曾写道：“[中亚]的历史，主要是关于大大小小绿洲的历史。”27他这番话言过其实，但绿洲的确为这个区域的定居人口供应了最重要的资源。绿洲聚落是“垂直的文明”（perpendicular civilizations）。28它们是定居社会，但和那些伟大的农业文明截然不同，后者的村庄居民遍布辽阔领土。突厥斯坦的绿洲城镇是各自独立、自给自足的单位。他们的灌溉水来自天山山脉融雪，天山山脉也有一些小牧场。在河谷从事耕作，仰赖将雪融水导引到低处的田地，高温使农作物在此会有较长的生长季。欣欣向荣的农民能支持整个都市人口，但与外界的贸易和接触则相当困难。唯有经过的丝路贸易商旅（迥然不同的社会），才能链接一个个绿洲社会和外界。

绿洲社会稳定但脆弱。连年旱灾使河川源头枯涸，迫使河谷居民迁居山上。旱灾导致山区牧地消失，也驱使山区畜牧民（pastoralists）洗劫山脚下的城镇。这类因畜牧—定居共生所产生的骚乱，很快使沙漠的风沙趁虚而入。沙漠到处都是突厥斯坦和准噶尔的空城，证明了绿洲社会易受政治与生态变迁的伤害。

尽管如此，这片浩瀚地景下的绿洲在仍是农业与商业财富的主要集中地，也是所有帝国（不分游牧和定居）的焦点。绿洲居民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寻求强邻的保护与支持。东边的吐鲁番（Turfan）和哈密（Qomul〔Hami〕）是最靠近中国的主要绿洲，经常和中原帝国缔结朝贡关系。吐鲁番有两座分别来自汉、唐两代的废弃驻军城镇，反映出中国历朝有着控制该区域的帝国利益。吐鲁番虽然远在长城之外，但对历代中国而言却是通向大草原的门户，也是向外扩张时弥足珍贵的国家安全资产。

其他绿洲由于距离中国更加遥远，因此无法依赖中国的保护。它们和游牧征服者缔结关系，通常是作为这些征服者的主要税收基地和行政中心。邻近吐鲁番的高昌（Khocho），和邻近当代乌鲁木齐的别失八里（Beshbalik），两者都被纳入回鹘公国（彼时回鹘已失掉了蒙古高原的领土）。撒马尔罕则在十五世纪时，被帖木儿帝国打造成世上最繁荣的都市活动中心。只要游牧战士带回征战得来的财富并吸引商人到来，他们就能和绿洲耕种者互惠共生。但当游牧帝国规模收缩，绿洲很容易就回到与世隔绝的状态，乃至遭到废弃。我们鲜少得知离开绿洲家园之人的命运，但我们知道在十八世纪时，几乎全数的吐鲁番居民都逃到大清疆界内避难，长达数十载。他们最终有幸得以回到家园，但其他民族则消失在茫茫沙海之中。

对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的地中海而言，“山脉为先”（mountains come first），但中央欧亚的山脉并未决定其界线或总体气候。29这整个区域与海洋距离遥远，因而成为大陆型气候。冬季严寒，夏季酷热。降水和蒸发决定了东西向的气候带。山脉阻挡带有水汽的风，创造出沙漠和绿洲的地域特色，但没有一个山脉屏障得以勾勒整个区域的轮廓。

一连串雄伟山系由东北朝西南，从贝加尔湖和满洲地区延伸至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30虽然部分山脉高达三、四千公尺，山顶甚至超过五千公尺，山脉之间仍留有很大的缝隙，特别是东西向的缝隙。游牧民和旅行者沿着伊犁河谷不受拘束地往来，更北边的准噶尔隘口则通向哈萨克斯坦大草原。长久以来，游牧民军队的移动能力使大清帝国无法成功限制或追捕他们。山岳与森林庇护游牧民，却不阻碍他们移动。准噶尔人甚至学会利用森林，减弱清廷炮火的杀伤力。

山脉紧密界定了该区域的南部边界，并将其分割成许多部分。巍峨的高加索山脉、伊朗北部的阿勒布尔兹山脉、帕米尔高原，以及天山，画开南边的大草原。更往东，天山山脉将新疆分成两个相当独特的部分。昆仑山脉从北方，喜马拉亚山脉从南边，将西藏封起来。阿尔泰山脉和萨彦岭，把蒙古高原和南方的新疆以及北方的西伯利亚隔开。大小兴安岭（Khingan range）画开了蒙古高原和满洲地区。欧洲人最熟知的乌拉山脉（Urals），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实际屏障，仅是因文化习惯才变成俄罗斯在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尽管如此，上述每座山脉都有山道和隘口，印度、阿富汗和伊朗因此得以和中央欧亚民族维持着不间断的文化链接。

里海到蒙古的戈壁和鄂尔多斯（Ordos）是绵延不绝的沙漠区。31这些沙漠也把整个区域弄得支离破碎。沙漠核心极度干燥，全然不宜人居，仅外围一带有聚落。塔克拉布玛干沙漠使新疆南部只有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能够生活，戈壁沙漠则把蒙古高原一分为二。然而，沙漠并非无法跨越的屏障，旅行商队能够跨越沙漠，串连起绿洲城镇。但沙漠确实阻止了边缘聚落的密切整合。

尽管并非唯一因素，但物理屏障仍旧打破了文化相似民族之间的团结。内蒙古的蒙古人，和外蒙古东部的喀尔喀人（Khalkhas），逐渐被拉进中国的势力范围。外蒙古西部的卫拉特人则和其他蒙古人相隔着广大的沙漠真空地带，无法成功再造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然而，决定文化团结与否的并不是地理环境，而是政治策略。满洲边界官员尤其精通如何有效利用蒙古人之间的分歧。借由选择性地将东蒙古人与中国经济密切捆绑，他们持续促进十七到十九世纪蒙古的贸易和聚落发展。地理环境终究不敌商业渗透。

欧亚大陆北部覆盖了六千英里长的森林，从满洲地区绵延至西伯利亚。北方针叶林“形成世上面积最广的林木覆盖”。这里属于副北极气候，大部分土壤都是永冻土。虽然森林里住有驼鹿、鹿、熊、猞猁和其他大型动物，但对移居此地的俄罗斯人来说，黑貂、狐狸、白鼬、貂鼠和松鼠等小型毛皮动物才是森林里最有价值的产品。32

在史前时代，大片森林区在较温暖湿润的气候期，覆盖了大部分的华北平原。但自从华北平原经历了汉朝的森林砍伐之后，大面积森林多数时候仅局限在西伯利亚和满洲地区。33森林居民从事小规模的狩猎与采集，或以原始工具农耕，而仍“处于世界史的边缘”。主要是因为在如此寒冷的气候，农业生产率低下。34山区高地上的其他森林，庇护了要在夏季带牲口迁徙到高海拔地区的牧民。诚如绿洲民族，森林民族始终被局限在小范围里。他们从未创建属于自己的大型政治结构，受害于周围不断扩张帝国压力。

虽然森林民族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但他们为争夺欧亚大草原的国家创建者提供了资源。西伯利亚的土著民族以毛皮为贡品（iasak）*，三大贪婪帝国都受此吸引而要求他们朝贡。若没有西伯利亚和满洲地区的毛皮动物，俄罗斯的冒险家、商人和军事殖民者永远不会有兴趣向东扩展；而身为狩猎专家的满人，也永远不可能创建起自己的国家。

我们可以把大草原分成三个水平带：最北为林木茂密的森林大草原，中间是一望无际的草场，南边则是沙漠大草原。位于中间的草场从乌克兰、高加索北部、乌拉南部和哈萨克斯坦，延伸至蒙古高原东部和满洲地区，包括准噶尔的高海拔草场和伊犁河谷地。尽管气候干冷，连绵不绝草原带底下的肥沃黑土仍旧提供每年重新生长的养分。草原带使得游牧民得以畅行于千里迢遥的东西两端之间。因此在十七世纪早期，土尔扈特部得以与西蒙古断绝往来，朝西边移动三千公里到伏尔加格勒河畔，但始终未离开大草原。他们在十八世纪晚期，展开了极为艰困的回归之旅，不过是基于政治而非环境的理由。

中央欧亚大草原上生长了超过五千种不同的植物。这些植物全都必须耐受干燥，以及剧烈的气候变化。它们在春初迅速地成熟，通常在夏季与冬季进入休眠。它们并非全都适合放牧动物食用。由于成熟季节十分短暂，意谓着放牧吃草大抵得要在春季完成。“牲口总是朝恒春移动”：放牧民在夏季把牲口赶到高山草地，然后在秋冬把牲口赶到较低海拔的地方。35虽然游牧民表面上看似自由自在，但气候和牧草的先天限制则决定了他们仅能在有限范围内移动。获取牧草需要仔细观察天气、地理和动物的需求，还需要有良好的组织能力，以驱逐觊觎部族牧场的入侵者。被暂时闲置的牧场，很容易遭他人突袭。

草原和森林之间的界线，在史前时代随着温度与湿度的气候参数变化，呈南北向移动。冻原、沙漠、草原和森林大草原在玉木冰期（Wurm glaciation，距今七万年至四万年）的前半段期间，主宰了中国北部和西北地区。但随着气候从距今四万年至二万五千年前起逐渐暖和，森林扩散至满洲地区和华北平原。距今二万五千年至一万五年前，干冷气候将森林赶走，取而代之的则是没有林木覆盖的干燥大草原。距今约一万二千年前，气候再次暖化，阔叶林再次遍布华北。但在距今一万一千年前后，气候又再度干燥，草原也再次复生，取代中国北部和西北地区的部分森林。显然，农业是否能在边境森林大草原蓬勃发展，泰半取决于气候条件，也比华北平原更容易受干旱影响。

内蒙古东部最早的农业遗址，可追溯至西元前五三○○年的另一个暖化期，紧接在西元前八○○○年到前六○○○年的寒冷之后。森林遍布辽河流域西部，随后接连出现三个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政权，一个比一个和华北地区的发展越来越相关。农具、牛骨与羊骨，最后是小米（西北地区在西元前二○○○年至前一○○○年左右的主要谷物）的出现，显示此区农业在一个冬季温和、湿润的温带气候期间达到巅峰。

约西元前一○○○时，气候变得越来越凉爽、干燥。农业发展衰退，然后一种游牧文化取代了辽河西部的定居农民。陶器品质衰退，马匹出现，猪只消失。文化影响如今来自北方和西方，而不是南方和东方。狩猎和捕鱼文化可能也已演变成移动狩猎和畜牧。这个区域的文化转向，和史料提及戎狄部落的记载相符。

西元前十三世纪，亚洲游牧开始形成于阿尔泰山山脉以北的叶尼塞河上游。它从那里向东南和西南移动到中国边疆地区，然后跨越中央欧亚。气候太冷或太干燥，都不利于边缘地区的农业发展，但有利于依赖草场与牧群维生的移动放牧者。因此，长远来看，决定两个截然不同文化体制的生态力量，将游牧民和定居者推进拉回。

大草原游牧民起源于大草原的边缘，而不是它的核心。拉铁摩尔论称，有些游牧民可能来自贝加尔湖森林区的驯鹿牧民和种子采集者，他们向南移动，从依赖驯鹿转变为依赖羊、牛、马和骆驼的大草原组合。其他游牧民可能起源于在附近山区与草场狩猎的绿洲民族，最终在绿洲外缘驯化牲口。第三个人口来源是甘陕黄土地区边缘的中国农民，他们最终放弃了耕作，转向草原畜牧（pastoralism）。36

皮克（Harold Peake）和弗莱尔（Herbert Fleure）注意到北部大草原（从匈牙利延伸至满洲东部的草原）和南部大草原（从印度西部穿越波斯和阿拉伯半岛到北非）之间的对比。37南部大草原的居民，自史前时代起，一直都和灌溉农业与最早的都市文明有接触。他们劫掠定居耕作者，但也频繁地和城镇进行商品贸易，并从城镇接收到该区域的核心宗教观念，尤其是对至高无上神祇的信仰。他们最重要的动物是单峰骆驼，而非马匹。后者需要大量饮水，限制了它们在沙漠中的分布。

相较之下，北方游牧民较少接触定居耕作者，也不那么频繁和城市贸易。萨彦岭、阿尔泰山、天山、阿勒布尔兹山、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构成的连绵山脉，阻绝了北部大草原和古代中东地区。南方很多土地为高原地形，海拔介于五百至一千公尺。对北方的民族而言，马比骆驼重要多了，因为它们能够耐寒。马对饮水的需求，在寒冷气候环境中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双峰骆驼成了丝路贸易旅行商队的主要驼兽，但不是游牧民的首要牲口。

皮克对北部与南部大草原的区分，和傅礼初的“沙漠”与“大草原”游牧栖息地区分，有几分类似。傅礼初写道：“沙漠游牧民了解农耕和都市社会。”当突厥人穿越欧亚大陆，他们循着阿拉伯人早已开辟出来的路线。他们成群结伴，以小规模一波波到来，没有对定居社会造成太大伤害。他们迅速吸收并采信了伊斯兰教。北部大草原的游牧民，也就是蒙古人，和定居民族井水不犯河水。地理并未统一这两个世界，反而将其分离。在中国那端，“大草原—播种农业（steppe-sown）的一分为二，比欧亚大草原上的任何地方更加鲜明，”而且“在历史上蒙古和中国的遭遇往往代表两个不同的世界”。38相对于其他对大草原的入侵，成吉思汗的蒙古征服之所以造成极大破坏，就是因为生态层面的分隔与蒙古征服的事发突然。在历史上，欧亚东部的游牧民和中国人多数时候相互轻蔑，视对方为牲畜。中国人对西北蛮族的称呼带有“豕”字旁，蒙古人征服了华北平原后则把中国农民当作理应驱逐出去的“牲群”。

更往东走，就是满洲。该地区链接了大草原与定居世界。虽然该地区主要住着猎人和渔民，游牧民一再地征服该区，将其资源挹注到自己国家。十三世纪时，女真人将控制扩展到汉地的定居人口，以二元管理的方式将定居和游牧世界结合在一起。39满清统治者明确地取用了游牧民前辈们在管理大草原和定居世界方面的经验。

总而言之，在北部草场，特别是前述焦点所在的欧亚大陆东部，大草原和播种农业截然分歧。长期以来，此地游牧民与定居耕作的城市文明颇为隔绝，双方的主要接触形式是掠夺。与此相对的，定居的中国农民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官员则常认为游牧民彻底陌生且不怀好意。他们不把游牧民看作复杂文明结构的一部分，而是视为可以被收买、筑墙隔绝，或是驱逐出去的外来威胁。满人和他们的前辈女真人一样，占据了两个世界之间的关键桥梁。40

我们今天使用的“新疆”一词，其实是晚近的发明。十八世纪的清朝西征，创造了“新疆”这个名称。直到十九世纪末，“新疆”才成为帝国一省。如前所述，这个区域地形破碎，缺乏地理一致性。它是由不同文化、生态和民族组合而成。当地民族大多彼此独立，适应各自的当地环境。然而，这个区域是本书故事的重心。

新疆直接横跨大草原区的北部和南部。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大草原，扮演连通蒙古高原和西边低地的门户。阿尔泰山挡在新疆的北边和东北，但有一条走廊向东通往戈壁沙漠以北的蒙古。准噶尔的中心是沙漠，但南北草场环绕成圈。位于盆地南端、天山北缘的乌鲁木齐绿洲，如今为新疆首府。此地向来就是都市中心，只不过几经更名。旧丝路北支从此地向东，经哈密到甘肃省酒泉，并向西穿越伊犁河谷，到固勒扎（Kuldja，今伊宁）。在西部，塔尔巴赫台山脉和准噶尔—阿拉套山脉呈东西向延伸，留下一处深入哈萨克斯坦大草原的开口。由于拥有广阔草场和可耕作生产的绿洲城镇，游牧帝国总是试图占领准噶尔盆地。给盆地起名的准噶尔人，只是一连串游牧征服者的最后一个。反过来说，除非清军有办法进到准噶尔盆地，否则他们都无法摧毁准噶尔汗国。41

贸易、运输和旅行

西元前四千年左右，人类在俄罗斯南部大草原学会驯养马匹。42西元前一九五○年，第一辆双轮马车出现在西亚。到了西元前一二○○年时，中国人开始在战事中使用双轮马车。骑上马背则花了人类更久时间。西元前九世纪时，斯基泰人和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才训练出第一批骑马战士，并迅即入侵亚述，不过仅缓慢地朝中国和蒙古扩散。西元前第一个一千年，北伊朗、哈萨克斯坦、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斯坦才开始有人繁殖阿拉伯种的大型马。但直到西元前五世纪，像是小型马或“普氏野马”（Przewalski）等欧亚东部战士的基本牲口才出现在蒙古。在一个世纪里，这些骑手已成为中国西北边境不可忽视的存在。43畜牧民拥有马匹后，得以从单纯的牧者变成强大的掠夺者。他们可以掠夺定居社会、取得其他商品，或直接利用掠夺的威胁来勒索更好的贸易条件。44马匹需要的牧草地面积比其他放牧动物更大；因此取得马匹是一种对资本商品的投资，它们透过促成对其他放牧地的征服，以及和定居社会达成更好的贸易条件，创造更多收益。

当骑马游牧民进入没有足够牧草地的区域时，他们便下马徒步。他们使用马匹的方式，展现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力。举例来说，跨越喀尔巴阡山后缺乏中央欧亚大片草场的匈人。西元第四和第五世纪时，他们和罗马人的战斗，已变得比较像步兵会战，而不是速度飞快的骑兵突袭。根据林德纳（Rudi Lindner）的估计，匈牙利大平原（Hungarian Alföld）有四万二千四百平方公里。假设每匹马需要二十五英亩（十点一公顷）的牧草，至少足以养三十二万匹马。不过，考虑到其他放牧动物的存在，以及牧草地和林地沼泽错综交杂的环境，马匹数量上限约在十五万匹左右，足够支撑至多一万五千名骑马战士──不到两师的蒙古部队。诚如林德纳表示：“匈牙利不是蒙古。期待匈人抵达多瑙河后，继续保留大草原的驯养经济，形同否认生态对历史的影响。”因此，匈人在进入欧洲后转为定居民族，而“喀尔巴阡山脉标记着游牧生活历史的最西界”。45

马既是游牧经济的支柱，也是战争的必要元素，而定居文明无法自己繁殖以满足其需求量。因此，马成为链接起大草原民族和定居民族的关键核心。自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以降，史学家们发现“在战斗中，[游牧民的]马总是让敌人的马落荒而逃”。46尽管游牧民社会理论上可以自给自足，他们却鲜少全然依靠大草原维生。他们想要和定居民族贸易，取得奢侈商品，但他们更多时候交换的是诸如麻布、茶叶和谷物等比较常见的产品。47同样的，定居民族如果愿意忍受持续的掠夺，也不需要与大草原贸易。马匹和稀有商品的贸易，对双方似乎都是有利的。札奇斯钦（Sechin Jagchid，译按：蒙古喀喇沁右旗人，汉名于宝衡）论称，只要满足游牧民的贸易需求，中国人总是有机会和游牧民和平共处，可是中国人经常“没发现，贫穷与饥馑导致游牧民入侵中国，透过武力维系其日常必需”。48不过，贸易磋商因许多因素充满不稳定性。中国历朝历代一再扶持茶马贸易市场，却总是问题丛生。49首先，不仅在中国，欧洲与拜占庭帝国的评论家都认为，支付过高价格给未开化的劫掠者是种羞辱。50再者，对游牧民而言，稳定的贸易关系需要有能力谈判和强制实施协议的领导者，以避免边境突袭，同时确保合理的马匹供应。51

中国人很早就得知马匹供应对军事成败至关重要。中国使用骑兵的最早明确记载，是西元前三二○年赵武灵王采行胡服骑射的故事。52中国展开第一次中央欧亚大型远征的原因，正是为了不再仰赖与最邻近的敌人贸易，试图透过其他方式获得马匹。汉武帝在西元前一○四年派出三万兵力到费尔干纳（译按：时称大宛），捕捉费尔干纳谷地远近驰名的“汗血宝马”。此次出征出师不利，仅一至两成的士兵得以返国。第二次出征派出六万精锐，成功取得马匹，不过人员和资源的损失惨重。最终归国的士兵仅剩一万。53

历朝历代皆尝试在帝国内繁殖马匹，但成果总是昙花一现。唐朝透过一项规模浩大的培育计划，虽然足以供应七十万匹马，但仍须大量依靠来自撒马尔罕的进口马：他们拿大量丝绸和突厥人交换马匹。54后来发动叛乱的节度使安禄山，他对供应部队马匹的贡献远胜唐朝中央，因为他可以挑选西北边疆才有的精良战马。西元七五五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西北通路遭到阻断，导致马匹价格不断上扬，政府负债累累。丝路中断也导致财政危机，使佛教在西元九世纪遭受攻击（译按：唐武宗灭佛），佛像被熔解铸钱。中国人此后一直非常依赖蒙古的马匹供应。宋、明两朝主要使用官方监管的茶马贸易市场，尽管从这市场得来的牲口品质不佳又价格昂贵。第三章会具体描述宋、明在边境贸易上的困难。这些前人的经历，使清朝决定采行大不相同的做法。

满人很清楚前朝面对的两难。他们刻意与东部蒙古人创建密切关系，因为西北地区的征战迫切需要可靠的马匹供应。清朝透过贸易、贵族头衔和饥荒时救济粮食等诱因，拉拢愿意合作的蒙古大汗。而蒙古大汗则必须在清朝要求下，上缴马匹、人力和物资作为回报。一七五七年东部蒙古人叛乱，就是满清加诸于蒙古藩属的负担之沉重，以及蒙古盟友在征战中至关重要的昭昭铁证。

绵羊、山羊、骆驼和牛是不可或缺的驯养牲口，但我们对这些牲口在游牧社会的影响所知有限。它们的地位一概不如马，因为都不是作战的料，但它们的经济重要性远胜于马。拉铁摩尔在一九四○年代发现，新疆的畜牧民拥有一千一百七十万只绵羊与山羊、一百五十五万头牛、八十七万匹马，以及九万头骆驼。55绵羊与山羊是维持生计的基本牲口，游牧民丝毫不浪费它们生产的一切。它们对草场造成沉重的负担：一头绵羊需要五到十公顷（十二到二十五英亩）的牧草地，消耗每英亩四十五到一百八十磅的干物质收成。56绵羊和山羊会独占牧场，因为它们往往把草吃得太短，马什么也吃不到。这使马和羊得用不同的草场。57

即便骑马战士看起来比较潇洒，有意增强影响力的统治者还必须注意他的绵羊。创立准噶尔汗国的巴图尔珲台吉***（Batur Hongtaiji）因为在累积牲口上的努力，被人们称作“饲羊王”。58由于清朝的军队和移民者也需要绵羊，准噶尔人得以在管制市场卖出好价钱。59绵羊是边境移民与游牧民的基本肉食来源。严重过牧一事历史悠久，破坏了许多内蒙古的草场。牲群的规模在准噶尔汗国和清朝军队在十八世纪交锋之际开始增加。60

双峰骆驼是沙漠商队的运输主力，也能用于军事与外交任务。跨越戈壁沙漠的浩大商队，对于和俄罗斯的茶叶贸易必不可少。骆驼把煤从西北地区运至北京。61皇帝的军事行动大大仰仗骆驼把补给品带到遥远的前哨站。然而，骆驼是坏脾气的动物，难以控制，也难以繁殖。清军必须雇用专业人员饲养幼畜，然后赶着它们穿越沙漠。清朝西征是一场多文化实验，既仰赖蒙古骑手和中国步兵，也同样仰赖突厥骆驼夫。骆驼的双峰间甚至可以携带火炮。当骆驼席地而坐，还能作为发射枪炮的载台。十八世纪的乾隆远征雕版画，明确描绘了骆驼在战事中的这项用途。到了十九世纪，骆驼仍持续在波斯、布哈拉和突厥斯坦的战争中服务。62

旅行穿越这广袤陆地既危险又艰苦，而且还缓慢耗时。拉铁摩尔在一九二○年代取得了经“大丝路”（Great Road）从归化（今呼和浩特）到古城子（就在乌鲁木齐东南）的旅行速率详细数字。这段路程距离一千八百英里，满载商品的商队得要花一百二十天才能走完，快速货运九十天。就算是以强行军速度移动的旅人，也要花上七十天，平均每日速率为十五至二十五英里。一六九○年，康熙的军队以每日十五英里的速率穿越戈壁。若想跨越从归化到包头北边的莫古津（Morhgujing）这段二百八十五英里的沙漠险路，则需要一百天的时间。63我们可以把前述这些数据，分别当作穿越中国大草原与沙漠所需的最快与最慢速率。作为沙漠领地的主要驼兽，骆驼每小时只能行走二到二点五英里。当然有可能在黄河上快速移动，就像康熙皇帝在某次军事远征的回程曾试过的那样。独特的皮筏子，亦即用充气皮革支撑的木筏，可以从兰州到河套运输多达二十五吨的货物。但黄河仅仅经过鄂尔多斯地区。其他大草原和沙漠几乎没有河流运输可言。64

穿越沙漠时，动物显然必须带上自己大部分的饲料。这限制了它们能够携带的货量，并提高了商队的装备成本。尽管如此，这些世上数一数二悠久的长途贸易路线仍旧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行商若想获利，就得在携带牲口与人类的补给之余，再腾出一点空间带上量轻价高的贸易品。中国丝绸是古丝路（Old Silk Road）上价值连城的商品，但中国也出口瓷器、金属制品和玉。沙漠、大草原和绿洲环境本身的生态因素，都严密限制了商队贸易。三项制度对此至关重要：用以维持和平的驻屯与了望塔、蒙古帝国发明来确保通信便利的邮驿站，以及在绿洲内提供住宿与贸易点的商队驿站（Caravanserai）。商队规模通常介于六十到一百人之间，外加最少的牲口和少量的贵重商品。他们无法带着重兵旅行，因此容易成为盗匪和游牧劫掠者的完美攻击对象。唯有在相对承平之际，商队才能畅行无阻。贸易盛衰消长，大大地取决于定居和游牧统治者维持基本秩序的能力，因为商队贸易很容易就受到周遭政治环境影响。许多学者论称，十六世纪的商队贸易衰退是因为面临欧洲海上贸易的竞争，但这项主张颠倒了政治与经济的相对重要性。真正扼杀长途贸易的，是十六和十七世纪期间欧亚大陆日渐升高的政治和军事不稳定，而非来自欧洲的竞争。事实上，贸易并未消失，而是北移至一条新的稳定管道，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交换毛皮与丝绸。商业受政治影响的程度，多过政治受商业之影响。65

其中一条重要的运输路线，便是从甘肃省往西北，穿过沙漠之间的一条狭窄走廊，抵达突厥斯坦的各个绿洲。66这条被拉铁摩尔称之为“帝国高速公路”的路线，远比旅行商队路线更稳定。中国历朝历代都试图维持这条道路，只要它们能够控制该地区。基于国防安全的需求，清朝也维持这条重要的高速公路，将其打造成补给线，补给在边境作战的驻军。相较于骆驼和驴，某些路段上更适合轮式车辆快速前进，军需官因此从中原地区带来了大量推车。然而，运输成本依旧居高不下：光是从黄河西边的甘肃农耕区河西，运送粮食到距离最近的绿洲哈密，就能让谷价暴涨十倍。67道路建设有助降低运输成本，但更有效的解决办法便是提高绿洲本身的农业生产。陆路运输的难度和成本，助长了当地发展农业经济的企图。

定居政权深入大草原的军事远征，自保不受游牧突袭并不困难，不过代价昂贵。与商人旅行队恰恰相反，军事远征的推进速度较为缓慢，但会携带大量的兵力和牲口，包括替代的运输工具与充当肉类补给的绵羊和牛只。他们在乎的不是利润与速度，而是兵力的数量。他们通常循着既有的贸易路线，但有时候为追击游牧敌人会偏离主要道路，以致必须穿越环境险恶的沙漠。由于简陋的商人驿站无法负担供应军队补给的需求，因此军队得到别处扎营。从汉朝以降至清中叶，没有一支中国军队能在大草原生存超过九十至一百天。后勤障碍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远征行动穿越中央欧亚的能力。在清朝之前，这些侵略行动几乎没有一次凯旋而归。诚如下文将看到的，游牧民的军事战略也利用了这项后勤限制。

在这些险恶道路上行走的，还有朝圣者、特使、间谍、外交使节和通婚伴侣（通常是为争取游牧统治者而嫁出去的中国女性）。他们多半不是政治或经济要角，却常常留下有关中央欧亚的珍贵纪录。另一种特别的大草原旅人，就是中国皇帝本人。最著名的要属永乐皇帝（编按：中文世界较熟悉其庙号明成祖），他曾五次远征蒙古。还有不幸的明英宗，他在一四四九年军事行动失利后，于大同附近（译按：土木堡）遭蒙古人俘虏。还有相较之下成就斐然的康熙皇帝。康熙在远征时写给儿子的家书，堪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出众生动的旅游书写。

边境区

布劳岱尔写道：“边界问题是第一个会遇到的问题，所有问题都由此而生。为任何事物画清界线，形同去定义、分析和重建它。在这个情况下，形同选择甚或采纳了某种历史哲学。”对此，霍林格（David A. Hollinger）大概会补充：“但并非所有的排除都是坏的，时代的传统智慧将会提醒我们，而且我们都有责任决定试着在哪里画下圈子，和谁一起，以及包含什么。”68

介于中国核心区与遥远游牧牧草场之间的边疆，是边界互动的区域，也是“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遵循截然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在此相互适应，也适应周遭环境。69大草原充斥着不断移动的人群。想穿越大草原者，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采纳游牧民的习惯，也就是最适合大草原生活的习惯。中国军队吃的肉比在家乡时更多，也渐渐习惯了与成群动物旅行。他们必须离开卫戌堡垒，在帐篷营地过夜。他们使用马匹和骑兵的比重远远胜过内地，还必须应付难以驯服的骆驼与骡子而非温顺的拉车牛。不同职业的商队成员也依样画葫芦，在边疆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诚如拉铁摩尔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横越蒙古的旅途期间注意到的，九成旅行商队成员是中国人，他们切断了自己和定居田地、祖籍故土和中原风俗的链接。在旅行商队路线上，他们敬拜火神和水神，而不是祖先的神灵；至于衣服、食物和饮料，他们也仰赖绵羊，而不是猪和鸡。70贸易的边境是个社会空间。在这里，核心的族裔认同必须向严苛的地理条件屈服。旅行商队中的蒙古人得忍受有限的移动力，不能像在宽阔的牧草地那样恣意驰骋；中国人则渐渐适应比内地的定居农民同胞更漂泊游荡的生活。

边境区，是文化认同融合与转移并存的中介空间（liminal space）。人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操着相异的语言，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而彼此互动。多数汉人官员觉得此地环境充满敌意、令人憎恶，而且自觉格格不入。他们的满人和蒙古人同僚则对此不感陌生。中国人入境随俗，抛弃文明的基本要素，反而更喜欢移动生活的想法，撼动权贵阶级，但对其他人倒有一种吸引力。十八世纪清帝国的故事，就是试图画下界线的故事。透过画下清楚区分不同文化的分隔线，把模棱两可且充满威胁的边境经验，一劳永逸地纳入空间明确的固定界线。

北美和欧洲也有类似经验。住在模煳边界两边的人，彼此的共同之处，往往还多过于各自所属国家的心脏地带。边境人民的忠诚度模煳，往往都对享有政经优势的统治中心感到愤慨。71特纳将边境定居看作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对无人空间的渗透，这是个再次强调典型美国拓荒者特性的过程。相比之下，美国边境的新史学家则强调西部的特殊区域特征、原住民面对盎格鲁美国人入侵时的顽强不屈，以及依据对东边大都会中心模棱两可忠诚度所形成的新混合身分。中国和新世界的强大帝国都以东部大都会为根据地，并将地广人稀的干燥西部地带纳入统治。尽管征服者们宣称新征服区域完全不存在开化民族，接触却让帝国中心与边疆都发生了转变。

最能展示中国边境区分界的，无疑非“长城”莫属。这是一道由中国历代在西北边疆修筑的城墙。与西方和中国的刻板印象不同，林霨（Arthur Waldron）已经证明所谓“长城”并没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一直要到十六世纪，明朝才筑起第一道几乎没有中断的防御屏障。72不过，将大草原和定居区隔绝的目标主导了中国长达数世纪的边疆政策。根据拉铁摩尔的诠释，修建长城不是为了将游牧民挡在城外，而是为了将中国人留在城内。这是“尝试在游牧部落和定居民族的土地之间，确立一个永久的文化画分”。73即便俄罗斯在十七世纪的发展有部分类似之处，但历史上没有任何大草原周边的帝国，曾试图在游牧民和农耕者之间创造如此清楚的区别。74事实上，综观中国史多数时候，这样的尝试在军事上并不成功。由于中国画分边境的努力未曾如愿，此区的局势也不曾稳定。它总是包含过渡状态的社会群体，像是汉化的游牧民、半蛮夷化的中国人、藏人、穆斯林和其他非汉族──商人、游牧民、绿洲定居者和农民的混合体。用拉铁摩尔的话来说：“中国永远无法结束边疆史的潮起潮落，并在理想的封闭世界里维护中国文明。”75

直到清中叶，当长城变得不具军事重要性之后，这个文化标志才在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取得重要象征价值。76中国长城的历史，凸显了文化定义与地理在边境的互动。清征服也仰赖象征与生态操纵来定义其成就。随着清朝官员清理土地、安顿农民、绘制地图，他们既搬动了真正的沙，也画定了沙上的界线。

即便是清朝的征服，也无法长久解决问题。边境区的稳定从来都不长久。一六八九年的中俄条约谈判，似乎在欧亚大陆上画下了一道清楚的国界。但在十九世纪中叶与二十世纪早期，随着中国的边防衰弱，俄罗斯人在伊犁危机时跨越国界，并修筑了一条穿越满洲的东清铁路*。同时，在担心俄罗斯扩张的促动下，英国也在西藏争取利益。战略分析师称这个地缘政治竞赛为“大博弈”。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英国人以为俄罗斯打算威胁印度的过分恐惧，似乎已经消退，于是边界再次稳定。签订的条约包括一八九五年的英俄帕米尔界线协议、一九○七年的《英俄条约》（双方据此同意不进入西藏），以及俄罗斯于一九一一年与中国就外蒙古达成协议。根据此约，就像英国人在西藏那样，俄罗斯人同意间接管理蒙古，而不是直接占领。77

然而，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爆发了二十世纪的“第二次三十年”战争，把这份协议和其他殖民协议全都破坏殆尽。当尘埃落定，中央欧亚依然被分成两大阵营，如今分割这个区域的是冷战。尽管欧亚曾经短暂属於单一的共产主义集团，但一九六○年代的中苏决裂再度确立了一道横亘大陆的界线──和一六八九年的国界相去不远，除了外蒙古、部分伊犁河谷以及满洲北部现已改属苏俄。这个分裂仅持续了三十年。随着苏联瓦解，中央欧亚如今由俄罗斯、蒙古和五个独立国家占据。虽然中国之于俄罗斯与中亚的边界没有改变，但是西藏和新疆的骚乱则让人质疑起任何有关永久稳定的假设。不稳定、不明确和自然地理的无边界状态，仍然挑战着想在静止、固定领域与心理场域上奋力画线并安置其人民的民族国家。

要把人民固定在特定领土上，就需要物质与组织方面的资源：军队、边防警卫、护照、签证。要稳定人民的心理，则需要知识与文化方面的资源：民族主义符号、重写历史。这两种策略既质疑人类对移动、改变和进化的先天欲望，但也同样受到人类对安全、永久和稳定的自然渴望的支持。稳定过头可能带来压抑与停滞，流动过度又意谓着混乱和无政府。包括清朝和现代中国在内，所有国家都在努力寻求稳定与自由之间的适当平衡。

隔离与整合

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概述了这些独特的生态区及其边界，如何塑造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国家和社会。中央欧亚在世界史上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有具有两大地理特色：低自然生产力与“内陆性”，或者说它与海洋的距离。较高的纬度和大陆性气候意谓着寒冷的天气、低降雨，以及贫瘠的农业生产力。五种不同的生态适应，相继回应了这些生态与地理特征：狩猎、畜牧、游牧、农业专制，以及计划经济。每个适应形式都是为了实现资源集中最大化，因为这些区域的农业与人力资源稀少，而且高度分散。每种形式皆显现中央欧亚与周围较富裕的定居社会截然不同，而这些社会往往视中央欧亚的原住民为异族。每个文明社会都能在中央欧亚找到他者，每个社会也都演变成另一社会的镜像。78

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勐犸象猎人开始，边缘地带出现了系统性的专业化狩猎，让早期人类开始有别于专司采集的其他先祖。和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崛起相对应的，则是西元前六千年畜牧的兴起。以吃草牲群为基础的畜牧，使人口得以成长，并且需要军事动员以护卫牲群。西元前四到三千年的库尔干（kurgan，编按：俄语意指坟冢）文化的战士头目，在西元前第二个千禧年发展为成熟的游牧战士社会。随着游牧民控制了马，定居社会因为无法放牧马，必须和游牧民贸易才能取得来自大草原的马。自西元前二六○○年起，就连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最早的农业帝国都得应付持续不辍的掠夺。79在西元前一○○○年之后，游牧的军事优势一直主宰大草原直到西元一五○○年，靠的是迅捷的移动性和马匹的普遍使用。

农业专制是位于大草原西部外围的森林的产物。莫斯科大公国（Muscovy）从一介被蒙古帝国征服的臣属，到十七世纪翻身为强大的独立国家，端赖它如何粗暴却有效地压榨遍布在森林与大草原的低生产力农业系统。大草原环境，以及俄罗斯人和东边游牧国家的持续互动，使得俄罗斯人和与之交战的游牧民之间有许多军事和文化上的相似性。我们将看到，他们从敌人身上获益良多。游牧战士征服了中国，也带来中央欧亚的制度，和定居社会核心的制度混合。相比之下，当中原的汉族统治中国时，特别是明朝时期，既不尊重也无意学习大草原游牧民的经验，即便这些经验可以带来军事成功。这导致了人们慢慢才将俄罗斯人和游牧民区隔开来的普遍印象。相较之下，中国的特色则是汉族和非汉族的鲜明画分。诚如寇松侯爵（Lord Curzon）的典型英式发言：“俄罗斯人的亲敌做得极为到位。他没散发那种有意识的优越感和阴郁的倨傲，那只会给敌意火上添油，比起暴行所能引燃的，犹有过之。他也不会回避与次等的异族有社交和家庭的往来。”80

如前所述，现代化典范将中央欧亚视为一个极孤立的区域。此区因为物理和文化的障碍，而和现代世界的主流趋势隔绝。相较之下，在“古典的”近代早期观点中，中央欧亚被当作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透过历史悠久的贸易、征服，以及宗教与文化交流网络，和周边的所有定居社会链接在一起。我们将反复面对这种双重矛盾。外围的定居文明认为中央欧亚是偏远、特殊、敌对和具有威胁的。但在该区域内，中亚人其实和来自欧亚大陆各地的外来者接触：旅行者、朝圣者、不同宗教的传教士、征服者、商人，以及探险家。同样的矛盾心态也刻画了对中央欧亚生态学的描述：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一个极孤立的区域，或是视为与整个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最为融合的区域之一，端看我们从什么角度出发。

天花在中央欧亚的影响，说明了它生态地位的矛盾。根据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的说法，太平洋岛屿的孤立生物相异常不稳定：也就是说，当他们与外部力量接触时，会有遽然且不可预测的变化。太平洋岛屿生物难以抵御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的常见掠食者；因此，新来的老鼠、鹿、蛇、牛、猪和绵羊，摧毁了现有的鸟类和植物种群。巨大变化随着人类首次抵达岛屿而生；库克船长（Captain Cook）一七六九年太平洋航行后打开的时代，见证了更为戏剧化的改变。在很多地方，像是新西兰，来自欧洲的“生物包裹”（portmanteau biota）*几乎彻底吞没了原生动植物和族群；在其他岛屿上，原生族群和植物被恢复了，但得不断和好斗的欧洲、美洲和亚洲侵略者竞争。81

相较之下，没有任何海洋屏障将中央欧亚与外在世界隔绝。人类、动物和其他搭便车的生物相，数千年来都在中央欧亚的陆路路线纵横穿梭。即便如此，将草原比作一片内陆汪洋的常见模拟，在生态意义上确实有某种程度的参考性。沙漠和高山阻挡许多有机体通行，酷热与严寒杀死温带气候区的有机体。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欧亚直到十八世纪之前，几乎和欧洲与亚洲的疾病库（disease pools）彻底隔绝。接着，就像美洲原住民和大洋洲人口在欧洲征服新世界后相继衰减一样，天花等疾病也使蒙古人口在与中国定居者接触后大幅锐减。

十五世纪中叶，蒙古人知道他们可能从中国人身上感染天花，中国人也警告他们不要选离边界太近的地方落脚，以免天花疫情扩散。明朝仅零星举办过几次马市，因为蒙古人和中国人在马市上会与彼此交流；然后中国人为报复游牧劫掠，下令禁止边境互市，此举发挥了保护蒙古人免受感染的附带结果。82然而，跨过长城的中国移民也可能传播疾病，而在一五九○年，蒙古南部有超过十万中国移民。尽管如此，在明朝治下，感染天花的蒙古人很少。

在清朝建国之前，满人也鲜少遇到天花，但他们知道它的危险性。没接触过这种疾病的蒙古人和满人，得以豁免到北京接受继承头衔的义务。蒙古人和满人对病患的主要处置是隔离。依据李心衡的记载，如果部落有人被发现得了天花，亲戚就会把他遗弃在洞穴或遥远的草原。83染疾者的死亡率在七○至八○％之间。德国旅行者帕拉斯（Peter Simon Pallas）在一七六八至一七七二年间三访蒙古，表示天花是他们极度惧怕的唯一疾病。尽管发生概率不高，不过一旦爆发就会速迅蔓延：“倘若有人得了天花，他就会被留在帐篷里。其他人只敢从上风处接近帐篷，提供食物。染病的孩童则以贱价卖给俄罗斯人。”84帕拉斯访问的蒙古人住得离中国边界很远，但他们深知天花具有高度传染性且极为致命。

汉人发现的人痘接种──一种预防接种的方法──对降低病毒攻击的严重程度有极大帮助。康熙被立为皇太子，部分原因就是他的父亲死于天花，而他幼年时曾出过天花。一六八七年，康熙皇帝开始对皇族施行正规预防接种，他的继任者则将强制接种推广至所有满人幼童。85满人采纳这项中国医疗惯例，以便保护自身不受这大草原所未见之致命病毒伤害。唯有出过天花且幸存的满人，才能被发派到蒙古大草原。住得较靠近满人和中国边界的蒙古人逐渐产生免疫力，但住得较远的那些蒙古人则在十九世纪中国侵略行动增加时，蒙受惨重的人口损失。

疾病是满人和准噶尔部冲突的重要转捩点。满洲人统治的第一个主要蒙古对手林丹汗（Ligdan Khan）死于天花。86一七四五年，当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策零（Galdan Tseren）过世，随后爆发的天花疫情导致准噶尔部动乱四起。有份报告指出，疫情夺走了三成的人口。87而在一七五○年代，正当乾隆皇帝发动最后一次军事行动之际，准噶尔盆地又爆发另一波疫情。在反抗满洲统治的最后一次叛乱中，三十五岁的年轻台吉阿睦尔撒纳染天花不治，打通了清军全面征服新疆之路。在准噶尔部族消失后，魏源曾估计其约有四成人口死于天花──多过战死沙场或逃往俄罗斯的人数。

蒙古人本身也试着尽可能避免与汉人接触。他们显然不曾学会人痘接种术，因此隔离是他们唯一的手段。噶尔丹策零在一七四○年代与清廷谈判互市时，忧心他的使者在通过中国领土时会染疾，于是要求使者避开西北城镇哈密和肃州，直接去东科尔（Dongkeer）。藏人也想要避免行经中原内地：班禅喇嘛利用他对天花缺乏免疫力，当作不去北京觐见康熙皇帝的借口。满人往往试着配合蒙古人，以免他们为此丧命。康熙皇帝指出，住在京城的许多投诚蒙古人纷纷死于疾病。康熙皇帝对他们心生同情，因为“他们在都城水土不服”，而且他们“像囚鸟与困兽”。康熙提供他们帐篷，把他们安顿在城墙外的张家口和归化。康熙出征时，蒙古孩童成群进到他在鄂尔多斯的军营，他召来了一名专科医生为他们做接种。88

因此，就特定病媒而言，欧亚定居政权的病原体，在十八世纪时袭击中央欧亚，带来破坏性冲击。蒙古人面对天花的脆弱，正好证明他们与密集人口的细菌库（germ pools）缺乏往来。由于蒙古人持续接触满人与中国人，因此他们也产生危机意识，但却无法预防其发生。对比之下，满人能够针对疾病采取积极措施，拥有和中国人有更紧密的定期接触、更丰富的医疗知识，以及更多的后天免疫力。满人后来利用这些知识为归降的蒙古人接种，同时让抵抗他们的那些蒙古人遭疾病蹂躏。疾病的先天环境，对冲突的结果有显著的影响。但病媒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还是得透过人类的后天作为。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生态冲击，是中国和俄罗斯定居农业对草场的入侵。在这里，生态整合的结果更加模煳，既可看作依循着与疾病相反的周期，也可视为依循着类似的周期。从天花细菌的角度来看，它们在十八世纪成功“殖民”新的人类和动物领土，当宿主最终适应并获得免疫力，新殖民的速度跟着减缓下来──这也是典型的生长曲线（logistic curve）。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新疾病造成的严重人口锐减得要经过几个世纪才开始缓慢恢复。类似逻辑，农业定居者引进的新作物相当成功，尤其是小麦和小米，大大扩张了耕垦面积，并把草场边界向后推。小农耕种者从中获益，人口随之增加，放牧游牧民及其仰赖草场的牲口则遭到牺牲。但到了二十世纪，在生长曲线的末期，干燥区域被过度垦殖，又没有充分灌溉，使得沙漠重新回归。剩下的草场仍然承受沉重压力，但农业也已不再兴盛。89

病媒传播和农业扩散的差别在于，农业的成功总是需要大量外在补贴。在如此不利的大环境下，唯有国家更积极投入供水、种子、牲口和工具的发展才能成事。只消看一眼中央欧亚的农业发展，就已令人忍不住想到美国西部的垦殖。西经一百度的干燥区域，绝不可能在没有东边政府强力补贴的情况下撑起垦殖。90

因此，我们可以把中央欧亚当作，另一个被欧洲生态系统入侵的偏僻险恶边境。主要侵略始于十八世纪，不过头号行动者是汉人，其次是俄罗斯人。那些仅聚焦在西欧和美国之文化、生态与政治帝国主义的分析，必须更加关注十八世纪，在全球各地同时推进其农业边疆的其他扩张帝国。

简言之，克里斯蒂安的俄罗斯分析也适用于满人。两者惊人相似。十六世纪晚期，俄罗斯人和满人这两支森林民族开始创建强大的国家，一路扩张并分割了北部大草原。在这两个案例中，其人口弱势必须仰赖组织与政治结构来弥补。相较于莫斯科大公国与满洲人的腹地，西欧和满洲以南的土地无疑更适合高密度农业垦殖。但莫斯科与满洲仍然成功向外扩张。亲族网络使统治菁英团结一致，农奴制（或称契约奴隶）则把农业生产者和军事化国家绑在一起。“为了在困难重重的中央欧亚创建强大的农业国家，因此才采行了专制（autocracy）。”91两个帝国都拥有比内陆游牧民更多的资源，两者也分别位在西边与南边的定居农业文明的外围。两者都从农业生产者那里提取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支配大草原和农业区。两者都有效地使用军事贵族，聚集外围可耕地的有限资源。借用巴菲尔德的用语，这种“满洲解方”（Manchurian solution）在过去已由东亚的契丹人和大辽尝试过两次了，只是先前成效不如预期。92对于如何动员北方森林与田地资源以统治欧亚大陆，满人和俄罗斯人找到了极为相似的答案。

* 编注：Erdeni 于蒙古语意指珍宝，后进入满语，十八世纪康熙封第五世班禅为额尔德尼，从此成为历任班禅的封号。

* 编注：或做yasak，原为突厥语的“贡品”，后指俄罗斯帝国向西伯利亚原住民征收的毛皮税。

* 编注：蒙古人以“台吉”一词指称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成员，也是蒙古贵族的称号。

* 编注：此处做Far Eastern Railway，实应为Chinese Eastern Railway，中文做东清铁路，即后来满洲的中东铁路。俄国的Far Eastern Railway并未穿越满洲。

* 编注：指十五至十九世纪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移居生物群落，包括人类、作物、家畜与病菌等。

第二章
明朝、莫斯科大公国和西伯利亚，一四○○至一六○○

本书的核心要角是满清帝国、准噶尔蒙古汗国，以及俄罗斯帝国，他们都具有丰富的大草原经验。尽管这三大帝国直到十七世纪才正面交锋，但前一世纪的历史已为日后的舞台奠定基础，并提供了它们从事地缘政治博弈的意识形态、物质和政治资源。本章简要总结导致十七世纪冲突的来龙去脉，点出这些中央欧亚政权在主宰大草原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所有叙事都是选择的叙事。我首先简短谈论明朝与大草原冲突的时代背景，着重与后续分析相关的主题：军需后勤（尤其是边境贸易和买马的相互关联），攻防战略决策，以及这些决定对国家结构和对汉蒙关系的影响。

明朝统治者承继了早期汉族统治王朝面临的边防问题。明朝君主实行两种不同的对应策略，但两种策略都没能维持太久，也都没被清朝模仿。其一，明朝在十五世纪前半叶发动征讨蒙古的侵略行动，最远至鄂尔浑河、鄂嫩河（Onon，斡难河）和克鲁伦河。然而，军事行动却以一四四九年土木堡之变也先汗（Esen）挟持英宗而难堪告终。其二，明朝统治者也在征战的同时启动后勤工作，为边境驻军取得充分的马匹供给。他们提倡由政府监管的茶马互市。诚如王安石在宋朝推行的茶马法，他们的目标是用中原的产品，交换唯一一样汉人无法在国内生产的必须品：战马。但这套新制度也在一四四九年瓦解，因为军事失利，以及破坏产茶区的生态压力与商业压力等内部因素。

明初的经验显示，清朝在向西扩张时不只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具有同样的优势。对中国统治者的负面因素包括：大草原补给困难、无法信赖的蒙古盟友，以及大草原政治的持续动荡不稳。对中国人的有利之处则包括：大草原的物资匮乏使蒙古人对中国商品产生依赖、贸易关系对蒙古诸汗日趋升高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取得中国认可其头衔的兴趣，因为这对持续发生的继承斗争有帮助。蒙古人之间的分歧，是明朝统治者的最大助力。蒙古在十五世纪期间分裂为东、西二部（西部又称Oirat，明之瓦剌，清之卫拉特），大草原因此一分为二。中国驱退边境骚扰的能力，便仰赖精心挑拨蒙古各部之间的疑惧。

明朝和蒙古人

我们的故事从西元一四○○年左右说起，就在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帝国覆灭后不久。蒙古入侵者面对中国农民发起反蒙古统治的起义，未多加抵抗便逃之夭夭，于是元朝被推翻。曾经当过和尚的农民领袖朱元璋在一三六八年占领了北京，但选择定都距离故乡安徽省凤阳县（译按：古称濠州锺离县）比较近的南京。1

对中国与中亚来说，十五世纪早期都是关键的历史转捩点。一三九九年，燕王朱棣对他的侄子建文帝发动靖难之役。成功的军事政变使他登上大位，是为明成祖永乐皇帝（一四○三至一四二四年在位）。接着他就御驾亲征，对蒙古发动一系列军事行动。帖木儿在一四○五年殂落，没来得及展开以二十万大军为后盾的侵略行动，中国幸而逃过和中东一样的命运。从此以后，中国不再面临大一统草原帝国出现成吉思汗般野心勃勃的征服者的重大威胁。2中国在大草原上的竞争对手蒙古，也随后分裂成彼此敌对的东部蒙古和西部蒙古。

对西部蒙古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波斯史家拉希德丁（Rashid ad-Din）对成吉思汗崛起的描述中，当时他们被称为瓦剌（Oirats，亦称斡亦剌惕〔Oyirad〕）。一二○一年，他们在首领忽都合别乞（Khudukha-beki）的统治下，加入和邻居乃蛮（Naiman）与蔑儿乞（Merkid）的军事同盟，试图对抗铁木真（后来的成吉思汗）。瓦剌被称为“林中百姓”（可能衍生自蒙古文的“森林”〔oi〕），住在靠近贝加尔湖的叶尼塞河上游。3他们主要从事打猎捕鱼，而非放牧游牧。他们的北边住着吉利吉斯族（Turkic Kirghiz，编按：即后世所谓吉尔吉斯斯坦族，此处取元代的翻译名称），南边住着乃蛮。东有蒙古的蔑儿乞，西边则是秃马惕（Tumad）。瓦剌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群体，和周边蒙古人操着不同的方言。在他们的部族里，萨满的政治权力尤其强大：别乞（萨满）一词显示，他们的统治者忽都合别乞是主要祭司之一。4忽都合别乞曾试图在一二○一年的大战中，运用萨满力量召唤一场对铁木真不利的风暴，但未能奏效：

斡亦剌惕的忽都合别乞[和其他三个别乞]⋯⋯这四人[率]札木合（Jamugha）之兵作战⋯⋯正当两军短兵相接⋯⋯伟大的萨满裴禄汗（Buyirugh Khan，译按：乃蛮的统治者，乃蛮国君专称为太阳汗。buyiruq意为大君，是借用突厥、回鹘的汗号和官称）以及忽都合开始召唤黑暗风暴。他们呼风唤恶想让我们看不见，但风暴倏忽转向。他们的风暴没有攻击我军，反而是让他们自己人看不见了。他们的士兵掉进山边沟壑，眼前一片漆黑，啼哭着：“天道背弃吾人！”然后他们的军队如鸟兽散⋯⋯忽都合别乞逃回远在失思吉思（Shisgis）的森林里。5

忽都合逃回他的森林，但不久后便带着四千户追随者向铁木真投降。他在一二一七年协助成吉思汗之子术赤（Jochi）出征，收服区域里的其他林中百姓。忽都合因而被准予将其部族的女人嫁给成吉思汗的后代。6成吉思汗创造出削弱部落链接的万户（tümen）编制后，给了瓦剌和汪古（Ongguts）在万户制内维持部落隶属关系的罕见特权。7

成吉思汗过世后，四位儿子掌管四大兀鲁思（ulus，译按：即封地）：拖雷（Tolui）管东南，窝阔台掌西南，察合台（Chagatai）盘踞西部，术赤在西北。而瓦剌则因位于其交会处而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成吉思汗将征服领土四分，成为日后欧亚四大汗国的继承基础：大元、伊儿、钦察和察合台汗国。瓦剌支持阿里不哥（Arika Buga）在一二六○至一二六四年对忽必烈的叛乱，其“瓦剌军”（Waila）实际参与了攻打行动。8被忽必烈击败后，瓦剌从史籍消失了超过一个世纪。一三八八年，才以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忽必烈嫡系的妥欢贴睦尔（Toghon Temur）的对手之姿再次出现。9一三九九年，一名瓦剌军官杀死了蒙古大汗继承者，此事件标记着东部蒙古大汗的独立性衰退，以及瓦剌崛起支配蒙古大草原。

朱元璋虽然并未御驾亲征，却也曾发动九次军事行动扫除中国内部的蒙古帝国残余势力。朱元璋的四子就是未来的明成祖朱棣，他也参与了其中的两次战役。10朱棣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将领，对大草原的情况相当熟悉，决心将蒙古势力从西北彻底消除。他也深知如何对蒙古人挑拨离间对中国最有利。他在中国对抗建文帝及其拥护者的战役期间，成功与蒙古人维持友好关系，以避免两面作战。他授予许多部落首领高级官阶。一四○七年，朱棣在东北蒙古人爆发饥荒时答应了他们以马易粮的请求，开了首批边境马市，成为日后中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的一项重要贸易联系。

蒙古人已连续陷入无政府状态长达二十载。一四○八年，东部蒙古的首领阿鲁台（Arughtai）杀死了大汗，从别失八里召回成吉思汗的嫡系后代本雅失里（Bunyasiri），担任东部蒙古人的新共主。握有实权的阿鲁台不曾僭取大汗之名，而是以“大汗辅佐”（译按：太师）的身分在幕后操纵国事。永乐帝起初尝试安抚这些新首领，但他在一四○九年和蒙古人决裂，因为大汗杀死了他派出的密使。永乐帝于是找上瓦剌，抵制正在崛起的东部蒙古势力。他授予三名瓦剌首领中国头衔，这三人当中最重要的是马哈木（Mahmud）。马哈木在永乐帝派丘福率十万精兵攻打本雅失里时，也发动对本雅失里的攻势。丘福轻率冒进，导致在克鲁伦河遭蒙古人马包围。丘福被杀，中国军队覆灭。誓言复仇，永乐帝在他终于决定将京师北迁到北京的隔年，亲自策画了一次攻打本雅失里的大规模出征。

他为首度亲征集结了至少十万兵力（《明史》提到的五十万应属夸大），外加三万运输用的马车，在一四一○年三月五日从北京出师。军队从喀尔干（Kalgan，译按：即张家口）西北方五十公里、胪朐河以北的兴和出发。永乐帝在那儿举办了一场盛大阅兵，吸引瓦剌使者的注意，借此确保他们维持中立。本雅失里想逃走，可是阿鲁台不同意，于是两位领袖分道扬镳，各自当起不同部族的领袖，力量因此严重削弱。永乐帝先是攻打在东边的本雅失里，追击他到鄂嫩河，在那里大败了本雅失里的军队。落荒而逃的本雅失里，被瓦剌的马哈木杀害。永乐帝接着东行，征讨带着残兵败将逃走的阿鲁台。经过六个月的征战，永乐终于在九月十五日凯旋回到北京。

诡计多端的阿鲁台于是主动归顺并向明朝进贡，希冀永乐帝会立他为所有外夷的共主──蒙古台吉阿睦尔撒纳也会在十八世纪中叶提出类似提议。永乐帝仍需要东部蒙古的支持，于是封阿鲁台为和宁王，将他纳为盟友。窜起的瓦剌马哈木成为新的威胁，他推举本雅失里之子德勒伯克（Delbek，汉文作答里巴）为新蒙古大汗，而且围攻元朝旧都哈剌和林。一四一三年时，马哈木担忧中国和东部蒙古刚缔结的同盟，遂派三万精锐到克鲁伦河，开始对中国发动攻击。这波攻击刺激永乐帝发起第二次亲征。他在一四一四年四月六日离开北京，行军至兴和，循着同一条路线穿越大草原抵达克鲁伦河。他继续推进，和瓦剌在土拉河（Tula）上游交战。中国人在这场战役中有所革新，搬出大炮，让蒙古人毫无招架之力。尽管永乐帝迫使马哈木撤退，却没能逮住他。德勒伯克大汗和马哈木死里逃生，皇帝也在八月十五日班师回京。理当是永乐帝盟友的阿鲁台，却以生病为由推辞此次征讨。

马哈木兵败求和。尽管永乐帝有所怀疑，双方关系确实变得友好，不过接着阿鲁台就在一四一六年发兵杀死了马哈木与德勒伯克大汗。永乐帝让马哈木之子脱欢（Toghon）继承父亲的顺宁王封号，然后试着使两支蒙古部族和平共处。然而，蒙古政治持续摇摆不定，这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中国刻意分而治之的结果。每当某个统治者势力增强，中国就支持另一统治者，防止蒙古人团结一心，确保冲突不断。即便如此，永乐帝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接下来六年，瓦剌不曾发动进一步攻击。

但在永乐帝统治末年，又对同一批对手发动三次征讨。如今阿鲁台的势力越来越强，开始劫掠起前往北京的旅行商队，更在一四二二年闯进喀拉干北方的前哨堡垒兴和。永乐这下备起至今最庞大的阵容，不顾重要官员敦请皇帝不要再次发兵的劝谏。就像之后清朝一样，直言进谏官员和专擅独行皇帝之间因为西北远征的补给问题起了冲突。

诤臣忠言颇有见地。包括做了十六年户部尚书的夏原吉，他“以能知帝国内任一地握有多少财粮为人称道”；以及工部尚书吴中、兵部尚书方宾。他们主张帝国无法如此大规模供应补给。当方宾以死谏展示决心，盛怒的永乐帝不仅关押夏原吉与吴中，还抄了夏原吉的家。一四二四年永乐帝驾崩，受酷刑折磨的两人被继任皇帝从狱中释放。夏原吉赢得刚正不阿的儒士之美名，虽然他最大的才华是当个能干但了无新意的公吏（有点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陈云）。值得一提的是，夏原吉也批评郑和宝船的劳费无止，是废止下西洋行动的主使。11

第三次出兵的供给包括三十四万头驴，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车，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名士兵，以及三十七万石粮食。除此之外，山东、河南和陕西提供了二十万头驴给官兵，对这些省分而言必定是极大的负担。一四二二年四月十二日，永乐帝从北京御驾亲征，挥军库伦（Kulun）。阿鲁台败逃时，中国人以大草原的传统风格将他的营地搜刮一空。恼火的永乐帝于是将怒气出在与阿鲁台无关的三个乌梁海（Urianghai）蒙古部落身上，对他们无情地大肆劫掠。在这次不光彩的抢劫远征后，他于九月二十三日班师回朝。最后两次出兵大抵重复这个令人沮丧的模式，追讨阿鲁台徒劳未果，然后军需供给短缺，于是强抢征途沿线的蒙古人。永乐帝在人生最后一场军事行动中被迫半途折返，因时序即将入冬。一四二四年八月十二日，他在回朝途中崩殂。

永乐帝是明朝最后一位骁勇尚武的皇帝。后来的清朝皇帝以不甚寻常的方式重复他的经历：发动类似的征战，而且覆盖更遥远的距离。他每次都面临严重的军需供给短缺。尽管他赢得了几次决定性战役，敌人却总是能脱逃再战。事实证明蒙古盟友并不可靠，一如既往，即便归降纳贡后，还是很可能会发动突袭与掠夺。明朝历任统治者使东、西二部蒙古势同水火，预防了来自统一蒙古联盟的威胁（尽管概率不高）。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开支，比他们本该阻止的间歇性劫掠还要昂贵。这些行动似乎展现更多个人复仇式的渴望，胜过出于战略必要的理性计算。明朝人尚未发现能透过贸易来控制蒙古人。反对这些军事行动钜额花费的官员，尽管远见卓识，却在朝廷遭受严厉谴责。永乐帝以侵略性战略应对边防问题，结果甚至连短期的成效都没有。

即便如此，永乐帝的经验留给后继的清朝许多重要教训。永乐帝酷爱征战于草原。他在征旅记载《北征录》（类似后来康熙的家书）里面，主张亲身体验草原颇令人振奋：“读书者但纸上见，未若尔等今日亲见之。”12永乐帝未能活捉阿鲁台，凸显从中国出发的单一军队无法追捕作战编制灵活迅捷的蒙古人。相较之下，康熙采纳了多路并进的蒙古战术。永乐帝留给清朝的最重要遗产，就是将帝国目标放在北方和西北。自一四○七到一四二一年，他在北京建造中国的新都城，此后迄立至今。13他的继任者重修大运河以供应北京物资，财政与农业政策也着重在维持驻在华北的大型政治中枢，远离最具农业生产力的南方。

对蒙古人而言，这是个局势不稳的时期。没有任何领袖能和元朝皇帝或帖木儿的声望媲美。没有任何蒙古部落有志于统治整个大草原。中国仅是蒙古突袭劫掠的对象，不是真正的征服目标。唯一受大肆蹂躏的中国领土是边界前哨基地。蒙古统一需要成吉思汗世系的领袖才能服众；因此阿鲁台拥立成吉思汗的后代，然后在幕后操纵。但大汗们始终软弱，无法团结所有蒙古人。

永乐帝死后，瓦剌成了蠢蠢欲动的一方。在新领袖脱欢杀了两名敌对首领之后，瓦剌重归一统，拥戴脱脱不花（Toghto-buqa）为大汗，并在一四三一年击败阿鲁台，一四三四年将其杀害。但蒙古人的伟大新领袖是脱欢之子也先，他将领导瓦剌宰制自帖木儿以降幅员最广的大草原。明宣宗宣德年间（一四二六至一四三五年）北疆国界太平无事，但随着也先的崛起，八岁便即位登基的明英宗*（一四三六至一四四九年在位）面临严峻挑战。14

也先在一四四三年继承父亲的太师头衔，成为大汗的军事辅佐。他很快使成吉思汗世系的大汗脱脱不花黯然失色，脱脱不花比较倾向维系与中国的和平。也先最初从哈密国王（编按：即卜答失里）着手，哈密国王是向来效忠中国的蒙古人。但在也先反复的袭击与威胁之下，加上来自中国的支持不足，他被迫在一四四八年归顺。也先随后拿下甘肃，在那里宣佈成立自己的地方政府。逃离甘肃的蒙古人向中国皇帝求援，却是音信全无。也先确保后方安全无虞后，这下便可准备大举进攻中国。他在中国东北边境掠夺乌梁海蒙古人，迫使他们屈服。同时，他利用对中国朝贡累积经济资源。一四四○年代，进贡特使规模扩增至两千多人，一四四八年甚至一度增加到三千人，尽管中国人抱怨喂养这么多人所费不赀。当中国人拒绝朝贡使团增加人数，并控诉蒙古特使在前往北京途中的掠夺行为，这就成了也先进犯的借口（也先其实也可合理主张在京师贸易时受到中国商人欺骗）。尽管接获也先图谋进犯的警告，明廷几乎没做准备。小皇帝彻底受宦官王振的控制。王振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对个人财富的兴趣胜过帝国安危。当也先终于采取行动，挥军山西的长城重镇大同，王振说服明英宗率五十万大军亲征，抗击也先。一些批判王振的资料声称，王振坚持皇帝亲自出马，只是为了确保皇帝会经过王振在山西的故乡。

情势终于演变成一四四九年“荒唐的”土木堡之变。“昏庸无能的”明英宗让自己被也先俘虏。15尽管许多能干的官员们不断警告，缺乏足够物资将有受困大草原的危险，明朝大军几乎是一出北京城就开始短缺补给。军事将领的宦官顾问，阻止了在行军至大同期间的充分准备。蒙古人在明军抵达大同之际撤退，等待发动伏击的机会。王振来到大同后才看出危险，决定班师回朝。在回途中，也先以传统游牧战术，首先消灭中国的后卫。饥肠辘辘的中国部队在土木堡就地宿营。王振因为装载个人行李的辎重车还未抵达，拒绝推进到就在附近的怀来城。于是皇帝和他饥疲交加的部队在土木堡被包围俘虏，王振和一干宦官则遇害。

也先未能把握此意外胜利之势拿下北京，而是先向大同的驻军指挥官勒索了两万两，然后带着皇帝返回大草原。此举令人怀疑也先是否真有意重建成吉思汗的帝国，或是否真的想要征服中国。当他在两个月后回头围攻北京，在英宗被俘期间摄政的户部尚书（finance minister，译按：史料说他是兵部尚书）于谦，已将英宗胞弟（译按：代宗，朱祁钰，年号景泰）推上宝座，并组织了一次顽强的抵抗。也先很快就放弃围城，回到大草原，一年后将英宗归还。代宗派出两个使团，但两个使团皆未收到任何带英宗返国的指示，显示新皇帝不是太急着让胞兄回来。16被俘的明英宗渴望回国，保证绝不会寻求复辟。也先本人则急着将这位鼎鼎大名的俘虏脱手，因为如今他对也先已毫无用处可言。英宗（译按：在代宗即位后，被遥尊为太上皇）回国后遭软禁，直到一四五七年其支持者策动政变杀死了在位的代宗，才二次登基，年号天顺（一四五七至一四六四年）。英宗回国后，也先的势力短暂达到高峰，再次于一四五一年在吐鲁番附近制服了东部蒙古和脱脱不花大汗。一四五二年，脱脱不花被杀。瓦剌帝国势力在权力巅峰之际，从东边的乌梁海和女真延伸到西边的哈密。但也先却犯下致命错误，在一四五三年自立为汗。尽管受到中国皇帝承认，蒙古人仍然只接受来自成吉思汗合法后裔的领导。麾下指挥官的叛乱迫使也先逃亡，直到一四五五年被杀。

也先与明朝的冲突很容易被错误解读。牟复礼（Frederick Mote）认为，蒙古人记得他们在元朝期间的统一，而且在也先的领导下已形成新的自我意识：自视为一个“蒙古国”，也先据此诉诸所有蒙古人重建成吉思汗的帝国。17这个诠释证据不足，多有不合理之处：哈密和乌梁海的蒙古首领是在武力威胁之下才百般不愿地向也先投降，而且一有机会便恢复和中国人的同盟。也先可能根本不曾有征服中国的明确意图，毕竟他没在俘获英宗后就立即挥师北京。相反的，他从事典型的突袭与勒索，还在发现英宗没有利用价值后就很快将这名俘虏归还。

也先和杨善（第二位被派去接被囚禁的英宗的特使）的对话，是大草原统治者和中国代表之间少数的直接对话之一，颇能显露游牧统治者对中国的态度。然而，这个对话是中国单方面的记载（我们将在后文中检视西部蒙古领袖和俄罗斯特使在十八世纪的类似谈话，俄罗斯方面的记载给人的印象就与此不同）。当杨善指控也先“背盟见攻”，也先回：“奈何削我马价，予帛多剪裂，前后使人往多不归⋯⋯”杨善责怪是也先提供的马匹过多才导致价格降低，并称“帛剪裂者，通事为之”。杨善指出也先的三、四千名使团中，很多“有为盗或犯他法”而不敢归乡。杨善警告也先，倘若再度进犯就会导致重大死伤，若他重启互市则将获得丰厚利润：“今还上皇，和好如故，中国金币日至，两国俱乐，不亦美乎？”18杨善手上只有一手烂牌，毕竟明朝军力孱弱，而且朝廷根本没给他带任何值钱的礼物。但也先最后仍返还太上皇，以换取明朝恢复丝绸与马匹贸易。

中国在此一时期的政策失当，揭橥了成功的必备条件。对“未开化的”游牧民的傲慢，对军事后勤的疏忽怠慢，在管理与蒙古人外交联盟上的笨拙，以及宦官把持朝贡贸易以谋利等，全都加倍促成了也先的崛起。然而，蒙古人对贸易的渴望，让他们最终愿意维持和平。日后清朝将更能有效结合贸易、外交和军事上的压力。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统治者不再远征塞外大草原。他们发现自己在各方面都处于守势，不断抵御许多自治蒙古部落首领三番两次的攻击。一四五○至一五四○年期间，中国全面采取修筑长城的防御战略，却徒劳无功。即便蒙古人之间没有任何大一统的领袖，明朝边防将领戍边的能力每况愈下。由于已有林霨钻研这一时期的长城的杰出研究，在此我只想强调边境军事供给和游牧外交与贸易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林霨的描述中有点被小看了。19

林霨将明朝战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一三六八至一四四九年，是没有任何重大筑墙活动的开放边境时代；第二时期为一四四九至一五四○年，是战略上由攻转守、犹疑转变的争议时代，也是主要长城据点防御的起点；第三时期从一五四○年至明朝覆灭，特色为加强大型堡垒的驻军，以及完整长城建筑体的竣工。

一四五五年也先过世后，瓦剌的势力退到鄂尔浑河，但持续骚扰中国西北边界。如今东部蒙古在孛来（Bolai）的领导下日渐壮大。孛来攻打并掠夺陕西和甘肃。一四六一年，李文将军（译按：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因升官不成怀恨在心，拒绝动员部队，导致中国人遭敌军大败。20中国人打算创建和蒙古的朝贡贸易来换取和平，使蒙古人得以选择想走的路线并沿路打劫。监察御史陈选就边境指挥官的懈怠、军需供给短缺，以及士兵遭欺凌等事，发表了令人震惊的报告，但他坚持大规模更换指挥官的建议被置之不理。21

更可怕的是，蒙古人在一四七○年代开始移动到鄂尔多斯的肥沃大草原，进到黄河河套地区。河套地区是中国人控制的战略突出部。关于鄂尔多斯防务的争论直到十五世纪末都未曾稍歇。22当时最善战的军事指挥官王越意识到，戍守鄂尔多斯需要一支十五万的军队，但在大草原供应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难如登天。中国人被迫将前哨南撤，默许失去鄂尔多斯，任凭蒙古人利用此区域作为突袭南方和西方的基地。余子俊在一四七一和一四七二年两度提议修筑大型防御工事，并在获得王越支持与力排众议后，于一四七四年开始执行计划。他修筑的城墙从陕西东北延伸到宁夏西北，全长六百英里，役军四万人，花费百万两。城墙也提供军队屯田庇护，军屯每年能产出六万蒲式耳（编按：约两万余石）的粮食。长城在一四八二年发挥功效，帮助驻守城墙的士兵成功抵御一波勐烈的蒙古攻势。这个计划使中国首度认真投入链接经济复兴与防御战略。相较于积极地“歼灭行动”（剿），王越支持“恢复百姓生计”（少苏民劳）。23王越在一四七三年于红盐池（Red Salt Lake）大败蒙古人，是睽违半世纪的捷报，但并没有促使明朝势力朝大草原推进，而是替余子俊争取了将城墙盖完的时间。王越是明朝最后一位能在西北边疆有效供给军需和动员军队的大将。许多人错误地认为，补给短缺和边防将领贪腐的严重问题，是在一四九九年王越过世后才开始的。

只要东部蒙古和西部蒙古持续分裂，中国某种程度上仍受保护。但在一四八三年，巴图蒙克（Batu Möngke，达延汗〔Dayan Khan〕）再度统一蒙古各部。他每年都对辽东、甘肃、大同、宣化和延绥发动突袭。敏捷的蒙古小队将无能的中国军官彻底打垮，但后者却传假捷报回朝。王鏊在一五○一年某次朝议上禀报边境的危局，指挥将领间争持不下，没人胆敢直接迎战游牧民，官员怠惰，部队怯战。24一五一三年，巴图蒙克开始在宣化和大同地区兴建防御军营，然后由此发动越来越具威胁性的袭击，规模最大时达一万五千名骑兵，而且越来越逼近北京。25在此同时，内部继承斗争正逐渐撕裂哈密国。哈密是中国在对抗西部大草原时的有利缓冲。吐鲁番在一五一三年征服了哈密。一五一七年巴图蒙克朝北京推进，蒙古势力臻于顶峰。尽管中国人在某次大战中将他击败，他对明代都城的威胁持续直到一五二六年。

在十六世纪初期，收复鄂尔多斯的议题（译按：明史纪事本末称“议复河套”）仍主宰着明朝的军事讨论。态度强硬的官员认为，和残暴不仁的蒙古人进行贸易或谈判实属荒唐。他们再三不切实际地倡议将游牧民赶出河套一带。主和派的确冷静衡量了大型军事行动与贸易之间的优劣，但此时仍无人能积极提倡与蒙古人的贸易。修筑城墙俨然是退而求其次的最佳政策，两方尽管都不赞同，但也勉可接受。此时经济发展和边境防御之间的链接变得越来越明显。一四八七年，丘濬出版广受好评的治国方书《大学衍义补》，当中有一章就在谈鄂尔多斯问题，强调同时强化防御与地方经济的重要性。一五四○年代，大力鼓吹收复鄂尔多斯和修筑城墙的曾铣，以丘濬的文章为依据，主张经济发展和军事防御之间实乃相互关联。他首先在大运河周边的临清盖城墙，然后是在西北。26

越来越脱离现实的宫廷政治削弱了明朝边防。明武宗（一五○六至一五二一年间在位）据称喜好兵戎之事，经常穿蒙古服装。他喜欢出巡边疆，在边疆修筑一座宫殿，曾在一五一七年击退蒙古突袭队伍，不过未能发展出连贯的长期战略。27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行为耐人寻味地令人想到日后的乾隆皇帝。他纳了一名回鹘的妾，还不顾朝臣抗议耗费钜资南巡，而且喜欢宣传自己是勇武善战的形象。事实上，他不曾提出认真的战略规画。相较之下，乾隆身边多有能干的辅政大臣，以及精力旺盛的满蒙汉指挥官，因此比这位明朝前辈有更多本钱恣意忘为。

一五○六年，杨一清开始加强边境沿线的防御工事，但宦官干政导致计划实行了仅十三英里便受阻。28明世宗嘉靖年间（一五二二至一五六七年），朝内党争更剧，对蒙古人的轻蔑益深。例如官员下令文书中指“蛮夷”的夷字要写得越小越好。一五五一年，皇帝敕令禁止一切与蒙古人的贸易，违者处死。然而，一五四○年代针对鄂尔多斯的第二次重大辩论，成了边疆政策的重要转捩点。

巴图蒙克之孙俺答汗（Altan Khan, 1507-1582）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掌权，成为下一个掠夺明帝国的蒙古领袖。他从未统一所有蒙古部落，但却率领陕西和山西以北由他控制的十二支万户，沿边界发动攻击，然后要求开放朝贡贸易──这个要求几乎总是被中国人拒绝。这个“要求，拒绝，洗劫”的反复循环持续了四十载，直到一五七○年。29明廷再次掀起一波关于防御战略的辩论。翁万达建议在宣府和大同修筑边墙，挡住往来最便利的地点，并修建永久性的了望台。明世宗给了他六十万两用来修复防御工事，以及帮助恢复地方经济，但皇帝拒绝翁万达提出让俺答汗派遣贡使的建议。曾铣在一五四七至四八年上奏钜细靡遗的报告，主张采取攻势将蒙古人赶出鄂尔多斯，但翁万达却指出要在沙漠—大草原环境维持必要的庞大辎重车队是不可能的事。

曾铣建议以三十万大军出击，兵分陆路与水路并携带火枪，估计花费约为二百万石粮食，以及三千银两。曾铣粗估的总花费超过三十万两，不过实际花费远不止如此，而是高达一百三十万两。若包括运输成本在内，林霨估计总花费可能飚至三百七十五万两。30兵部担心财务困窘，呼吁当务之急应是重建边疆经济。曾铣却还是展开备战，强征劳役，并征用百姓的锅具和农具熔铸成武器，引发当地民怨。

明世宗身边的要臣分成两派，翁万达与曾铣各有支持者，不过宦官都反对曾铣。一五四七年，皇帝下令斩决曾铣，形同永久拒绝收复河套的提议。31曾铣与夏言后来赢得爱国忠臣的美名，尽管他们的复套计划一点也不务实。蒙古接着展开进一步突袭，懦弱的边境指挥官认为直接向蒙古人投降并用钱财收买他们，会比抵抗更好。如今蒙古人获得许多中国人的支持，其中包括逃兵、罪犯、难民，以及鄂尔多斯一带的农业移民。中国籍军事顾问向蒙古人指出明朝防御线的弱点，以及发动攻击的最佳地点。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俺答汗渐渐过起更偏向定居的生活，并开始造新城库库和屯（Köke Khota），或称归化（今呼和浩特）。32中国人谴责替蒙古效劳的叛国者，通令他们的项上人头，但还是拒绝与蒙古人贸易。一五五一年重开马市的尝试，不多久就因蒙古突袭告吹。接着皇帝禁止一切与蒙古人的贸易，违者处死。

直到下一任皇帝穆宗统治期间（年号隆庆，一五六七至一五七二年），明朝才借着一个绝妙的边疆政策展开边境的和谈。成功政策背后的灵魂人物是陕西总督王崇古，他意识到和蒙古议和的一切要素都已到位，并获得首辅张居正的支持。张居正热衷边疆事务，是明朝名声最响亮的高阶官员。33俺答汗想要和平的贸易关系，他只在朝贡被拒绝的情况下才发动劫掠。明朝已强化城墙，而且需要蒙古人的马匹来维持驻军的移动能力。中国人想讨回他们的逃兵，蒙古人则愿意用一定代价将他们交出。一五七○年，议和的机会出现，俺答汗的一个孙子和首领意见不合，投奔中国人。王崇古建议接受其归顺，然后拿他交换中国的逃兵，并承诺只要俺答汗发誓不再扰边，就和蒙古重开互市。

王崇古的报告成了日后清朝政策的雏形。他建议给特定蒙古部落首领荣誉封号及官位，管制朝贡使团进贡的时间与规模，每年至多一百五十人，然后限制边疆马市只能有八百名游牧民人马，由五百人的明朝部队监管。34朝廷经过一番激辩，穆宗和张居正强压下弹劾王崇古的声浪，接受了打开边疆马市的新政策，并撤销一五五一年以来的贸易禁令。俺答汗获封顺义王，另有其他三十六名部落首领受封头衔。贸易被严格限制仅在固定日期举办，而且仅局限在边境，不像其他的朝贡代表团能进入京城。商人聚集到边境，贩卖丝绸、毛皮、粮食和锅釜给蒙古人。国家征收商税，并用岁入向游牧民以高价买入劣马。

十六世纪晚期，喇嘛教在蒙古的影响力开始增加。自十三世纪以后，蒙古和藏传佛教直到一五六六年才再次接触。蒙古鄂尔多斯部的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Khutukhtai Secen Hongtaiji, 1540-1586，译按：明朝称切尽黄台吉）在该年进兵吐蕃，表示愿以提供保护，交换藏人臣服。彻辰洪台吉皈依佛教，并带走了超过十万名蒙藏汉族的皈依者。一五七六年，他建议俺答汗利用宗教巩固自己在蒙古人之间的地位。35

隆庆议和后，王崇古敦促穆宗在蒙古部族间弘扬佛教，蒙古众台吉也聘请中国工匠在蒙古高原和库库淖尔（Kokonor）兴建佛寺。蒙古人同意把马和骆驼捐给佛教寺院，而不是牺牲它们来祭祖。俺答汗邀请拉萨格鲁派（Gelugpa）的索南嘉措（Sodnam Gyamtsho），到库库淖尔修建的第一座寺庙与他会面。一五七八年，俺答汗赐给他“达赖喇嘛”的尊号，达赖喇嘛则宣称俺答汗为忽必烈汗转世。一五八六年，俺答汗之孙（译按：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成了第一位出任达赖喇嘛的蒙古人。

许多学者主张俺答汗的邀请，是藏传佛教进蒙古的起点，不过司律思（Henry Serruys）已证明“所有事实都指出，蒙古南部的喇嘛传统可以往前追溯到明初的蒙古喇嘛教，甚至可上溯至元末”。早在数世纪以前，蒙古人就开始持续与藏传佛教机构密切联系，但十六世纪的情况“扩大并巩固了未曾完全从蒙古消失，只是在等待合适机会重振的某些东西”。36日后清朝将尝试切断蒙古和西藏的联系，让蒙古人专注在以北京为中心的佛教。

十六世纪晚期也是明朝修筑边界城墙的全盛期。九边军镇体系的编制趋于完备周密，既有的城墙也透过砖块和石头强化。城墙与城墙由了望塔链接在一起，全都耗费大量银两。大部分今日所见的长城都是十六世纪的成果。从控制贸易和朝贡，护持佛教，授予头衔，加强防御，到投资地方经济，这些全都成了清朝战略政策的关键。

蒙古人正好相反，展现了分裂的衰退迹象。分裂中断了他们团结对抗明朝的努力。俺答汗不未统一全蒙古。即便在俺答汗归顺之后，东北边境各部族仍拒绝与中国和平共处，因此不同于西北的情况。即便是西北的蒙古人，也仅短暂追随俺答汗的领导。诚如波科第洛夫（Dmitrii Pokotilov）所言：“他们只在共同利益和快速掠夺的机会存在时才愿意合作，一旦得为某个台吉的利益调停，而且可能遭遇强烈抵抗，一切团结立即瓦解，甚至六亲不认。”37直到十六世纪末叶，明朝才终于成功利用了蒙古部族间的这些分歧。如前所述，这种分而治之的战略成为清朝政策的基石，维持西北边境的和平直至王朝结束。明朝面对的新威胁来自中国西北和其他地区的国内社会动荡，以及东北地区崛起中的满人国家。

于是，明朝战略从不成功的大草原军事入侵，转变为昂贵的防御边墙和驻军，辅以接受（伪装成朝贡的）和部落的有限贸易。以贸易手段消除劫掠威胁的代价最低，成效也最佳。札奇斯钦主张，中国人对游牧民对贸易需求的误解，是他们和大草原维系和平的唯一阻碍。在他看来，一旦皇帝接受定期的贸易关系，他们几乎不会面对军事威胁：

两千年来，贸易是中国北境游牧民与中国百姓战和的主要决定因素。游牧民仰赖农耕中国人生产的几项重要产品，特别是谷物和布料。当他们得以透过贸易、赠与和官方联姻安排等途径，和平地取得这些商品，中国边境沿线就能维持局势稳定，不过一旦他们获取这些必需品的畅通管道受阻，战争几乎是无可避免。38

然而，贸易关系本身并不一定会削弱游牧建国者的力量。挑战中国势力者只要雄才大略，便可利用贸易特权累积其国家资源。这是满人国家创建者努尔哈赤早年采用的策略。为了减低威胁，中国王朝必须一边维持和平互市，一边努力确保大草原部落依然分裂。这意谓着蒐集情报，在游牧部落间争取盟友，以制衡任何崛起势力。当中国统治者能利用蒙古人“致命的个体主义”，使他们积弱不振，防御成本就能显著降低，因为游牧民会把心力从向外叩边转移到内部互斗。明朝在十六世纪晚期对蒙古高原采行此策略，收到部分成效，不过却忽略了东北地区满洲势力日益强大的重要性。

我已从明朝认识到与边境游牧民从事贸易之价值的角度，描述了明朝策略从军事进攻到兼行贸易与防御的演变。然而，边境贸易对明朝就和对游牧民同样重要。像明朝这样没有控制大草原的汉人王朝，面临和历代汉人王朝一样的问题：没有能力在境内生产足够的军事用马。即便在防御战事中，中国本土马对抗蒙古人顽强敏捷的矮种马仍力有未逮。利玛窦（Matteo Ricci）在十六世纪晚期指出，多数中国军队的马“体质不佳，欠缺斗志，就连鞑靼骏马的嘶鸣声也能让它们溃逃，因此它们在战斗中根本是无用之物”。39明太祖深知这个问题，设立了两个组织负责饲育作战用马：兵部的苑马寺与太仆寺。然而，国内极度缺乏牧草地。华北的“马户”本该提供马给北京的太仆寺，但到十五世纪末时政府已不得不准许他们购买替代品。几乎所有的替代品都是向私商取得的“西马”，这些马是私商从西北边境市集购买的。商人向马户收取高价，然后给他们几乎无法作战的马匹。40于是，在关内供应马匹的尝试再次失败。

与游牧民互市获得马匹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这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汉人必须生产游牧民想要的产品。二、必须找到有游牧民愿意提供作战时可对抗其他游牧民的马匹。外交和贸易必须双管齐下。从一三九三到一四四九年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金牌信符”似乎提供了解决之道。中国官员认为游牧民对茶叶有迫切的需求。某位官员表示：“番人须茶最急，一日无茶则病且死。”41这份不实幻想，支持了大规模运茶到边境的政策。明朝坚信能利用茶叶供给控制游牧民的攻击。每隔三年，四川都会将一百万斤的茶叶运到边境的河州、洮州、西宁（均位于今日的甘肃与青海）等三大指定“茶马市”，向获特许的游牧民交换一万四千匹马。42河州的茶马市规模最大。此一制度的成功，取决于中国政府对茶叶购买与茶叶市场交易的独占，以及指定良好游牧马商的能力。只有少数部落首领能分得梦寐以求的四十一张金牌之一，金牌授予他们和朝廷代表互市的权力。明朝还尝试固定马价，最初订在每匹马换三十到四十斤的茶，但后来改成依据品质优劣，价格范围从五十到一百二十斤都有。

金牌信符的垅断制度，起初巨幅提升了茶叶生产及马匹供给，但四川实在太过遥远，运输成本过高，导致茶马市的成功难以长久为继。明朝在一三九七年以五十万斤的茶，换得了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八匹马。四川的茶叶配额涨至每三年一百万斤。但到了一四四四年时，配额已降低至四十二万斤，直到配额制度在一四五○年代废止。四川茶园的重要性，随着陕西南部的汉中府成为更有竞争力的产地而衰退。四川的产量过去曾是汉中的三倍，但汉中邻近边疆的地理位置使它获得青睐，加上明廷在该区安置难民之举，也促进了整地种茶。

尽管永乐帝的亲征颇有收获，因为茶叶专卖制度为他提供了必要的后勤支持，但随着征战持续进行，这一后勤需求也不断增加。明朝军队的马匹总数，从一四一五年的三十一万零六百一十七匹，增加到一四二二年的一百二十万匹。战役结束时，游牧民马商握有的金牌已因战乱而四散佚失。一四五○年陕西闹饥荒，地方官不得不以茶易谷。军事将领忙着抵御也先的攻击而无暇运茶，于是他们向户部拿了一万两买马。

然而，来自西部蒙古的外患，只是茶马制度失败的其中一项原因。来自私商的内部挑战也同样严重。明朝统治者自建国以降，受到农业自给自足的意识形态驱使，尝试消除许多商品的私人贸易。私茶尤其具有威胁性，因为商人可能会与未经授权的马商创建联系，提高低于市场价格的官方茶马交换比例。但鉴于官方贸易的不足，永乐帝不得不倚重私商，并出高价购买马匹（八万斤茶才换七十匹马）。一四五○年后，当官员将注意力从四川转移到陕西，终于被迫承认私人贸易的用处。他们还把茶税从实物征收改成货币征收。十五世纪时，明朝开发出新的商人承包制度“开中法”，起初用在盐业专卖，目的是为边境驻军提供粮食供给。国家给盐商专卖许可证，以交换盐商运输指定数量的粮食到西北边塞。43明朝在一五○五年为回应陕西连年饥荒，以及对马匹的需求，启用了类似的茶商承包制度（开中茶）。为饥荒救济供粮的商人获得茶叶贸易的许可证，他们可以用茶在边境换马。他们有义务提供国家固定数量的马匹，而且在这些管道之外的贸易是被禁止的。

此举大幅刺激了汉中的茶叶生产，并促进远至湖南和广东的茶叶贸易。商人的利润骤增：一五○一年时，陕西已取得了九百万斤的茶。不过，官员很快发现他们收到的马匹数量很少，而且大都是极劣等的马。明朝政府在一五○三年的茶马贸易占有三十三％份额；它付了五十万至六十万斤的茶叶，但仅取得一万匹马。废止私有市场的声浪再起。

负责西北马政的杨一清详尽分析了危急情况，建议从根本改革。44他提出另一个制度，名为“官商对分”。他看出茶生产在私商刺激下已迅速成长，但政府仅收到十至二○％的总产量。私人茶商使固定的官方马价水涨船高，但却提供最差的马匹漤竽充数。杨一清原则上想重振政府的独占金牌信符制度，但他知道明令禁止私人贸易只会让茶园工人失去生计，耗尽送往边市的供给，更无法舒缓马荒。为复苏茶马互市并确保政府分得利润，需要让官员与商人都有诱因。他在一五○五年提出并执行“招商买运”。* 获选商人受邀从总数五十万至六十万斤的茶叶中，每人认购至多一万斤，然后以每斤五十两（二十五两为生产成本，二十五两为运输成本）的价格，卖三十三％的茶给边防驻屯。他们可以保留半数茶叶，做私人贸易用途。不同于先前的开中茶，新制度使政府得以控制与游牧民的茶马互市，从固定价格中获利，而非法走私则受到严格禁止。

任何熟悉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程的人，都会在此看到惊人的相似之处。十六世纪是中国改革开放运动的先声：国家不可能完全放弃对战略贸易的垅断，但认识到提供诱因给商人和产茶者的重要性。用现代社会主义政府的话来说，国家会紧抓那些与安全需求紧密相连的经济“制高点”（towering heights），同时促进较不具战略性商品的私人贸易。然而，明朝这项改革的成效并不比先前几次更好。边境官员囤积了大量茶叶，却苦无马匹可买，因为商人持续从事私营的茶马互市，把市场上所有的好马都买光了。一五三二年，三大茶马市共握有八十七万斤的茶，却无马可买。到了十六世纪中叶，明官员试图将商人承包的茶限制在五十万至六十万斤，并将合作商人的数量限制在一百五十人。时至一五八六年，汉中茶税已经彻底改用银两折算。商人买下全数的地方茶叶供给，让茶叶顺汉江流至湖北北部的襄阳，彼时襄阳已成为茶叶的重要集散地。国家无法阻止私商和西北游牧民的非法贸易，但到了十六世纪末时，西北游牧民对明朝的战略重要性已经衰退。

或许，明朝在十六世纪西北地区日益趋向防守战略，背后最根本的因素是边境马匹和粮食短缺。由于开中法商人承包政策未能成功吸引充分供给到边境，明朝允许商人在驻军附近创建自己的商屯。45在这些农业垦殖地，拥有盐引（编按：许可证）的商人雇用佃农，生产要运给边塞驻军的粮食。但到了十五世纪末，国家对商人无度的要求已导致他们放弃边境商屯，返回家园。一五三○年时，边塞已没有足够商业资本继续从事垦殖。

明朝的经验证明，朝廷必须试着维持边塞商业与战略利益之间极不稳定的平衡。三种不同的茶马贸易制度，在超过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演变：从十五世纪初期政府对两项产品的完全垅断，到十五世纪晚期的购买、运输与销售几乎完全交由私商承包，再到十六世纪的官商混合承包与运输制度。但全都未能长久，未能提供足够数量的重要战略物资，以满足眼前的军事需求。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项不变的原则：中国统治者获得“马和粮食”这两大前工业时期战争后勤关键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国家征用与关内正在发展的商业经济链接起来，然后设计出将物资运到西北的方法。

事实证明大草原屏障是中国扩张的主要障碍。政府控制的边市有许多优势。一方面，边市让外国商人无法进入帝国中心；降低从大草原获取马匹的运输成本（但为关内生产的茶而提高）；而且边市数量寥寥可数，并受严密军事控制。另一方面，国家永远不可能全面阻止私人贸易。十六世纪的边境成为典型的“灰色地带”，梭巡松散，大权在握的官员和将领，为自己的利益挪用茶马供给。杨一清发现边境的居民百姓“多会番语。各省军民流聚钜万，通番买马。雇倩土民，传译导引，群附党援，深入番境”。尽管帝国努力隔开番汉，文化交融仍持续发生，杨一清的改革管不动这些在边境谋取暴利的当地人。46

十六世纪是中国各地商业关系发展的新高峰。47白银先后从日本和新世界涌入，为正在发展的长途货币交易提供了媒介，并让几乎完全货币化的税收制度“一条鞭法”得以在十六世纪落实。军事防御需求和私人贸易与税收，对传播白银到帝国各个角落的重要性可谓不相上下。十六世纪晚期，北京每年派送四百万银两给西北边防驻军，向当地农民与边境商贾购买商品。48这些驻军形成了庞大的消费带，总是需要不断补充粮食配给和织品。透过商人向国家承揽业务，以及透过私人网络，他们的需求让这一链接起西北边塞与长江下游的贸易体系得以成长。军事和民政分配系统因白银给付机制而变得紧密相连。明朝边境官员的最大挑战，就是从此商品流中提取足够物资，确保其驻军衣食无缺，同时限制积极的山西商人从中攫取的利润。由于官方未能确保粮食与布匹的供应充分及价格合理，士兵们始终吃不饱也穿不暖，促使他们在明朝末年背离岗哨。早在十五世纪初，明朝统治者们便因把西北边防视为第一要务而停止对东南亚的海上探险，不过他们仍得仰赖东南亚的商业资源以支应西北地区的防御城墙。

到了清朝时，茶、马、粮食和白银仍是边境贸易的关键元素。清朝也设立边境市集，主要是和恰克图（Kiakhta）的俄罗斯人，出口茶叶是双方互市的重要商品。但清人则用不同的手段解决马荒。不同于宋明二朝，清朝并未试图垅断或转包茶马贸易。清朝政府从私人市场购买马匹，或向归降的蒙古人征用马匹。

我们该如何解释明朝在边境遇到的难题？黄仁宇把明朝的战略失败，归咎于卫所制度的根本缺陷。49即便增加军费，这些世袭军队总是困顿于资金不足。因为明朝的财政制度无法有效从塞内征收岁入，然后送往边塞。岁收管理松散，缺乏集中式审计。明太祖为其帝国设计的财政结构是针对小规模的乡村经济，无法适应十六世纪扩大且商业化的岁收需求。

虽然黄仁宇认为明朝的财政结构是罪魁祸首，但其实另有三项更为重要的因素。首先，明朝的经济本身就限制了帝国防务。十六世纪以前，明中国的经济体并未充分商业化，无法透过全面货币化来取得战略商品。即便每年支应四百万银两，仍不足以满足西北要塞驻军的需求。再者，统治者和治理官僚的汉族身分使他们与大草原环境相隔绝。明太祖与其继任者，乃至文武百官，主要皆来自和边塞相距甚远的华南地区。相较之下，满清统治者对蒙古人了若指掌。蒙古人和满人彼此通婚，在军事征战中相互合作。最后，明朝欠缺像清朝那样高度发达的交通传播与行政管理基本工具。在生态、种族和国家结构的交互作用下，最终产生了相异的结果。

话虽如此，明朝毕竟延续了超过二百五十载，大部分时候都能和大草原创建一个稳定的防御关系。明朝仰赖长城防御的程度远胜其他王朝。从此观之，明朝可说是自西元前三世纪的秦朝以来，汉族中心战略政策的集大成。尽管明政权最初极为重农抑商，几度中止有助商业发展的种种活动，例如取消东南亚航海探险，打击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等，却也为了强化战略防御而尝试用“开中法”与“商屯”两项制度动员商业诱因。诚如伊懋可（Mark Elvin）指出，结合商业与防御的尝试尽管徒劳无功，却给后继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使清朝得以用明朝的后勤架构作为发展基础。50

莫斯科大公国和俄罗斯扩张过程中的国家形成

现在让我们介绍中央欧亚大博弈的第三名主要成员：扩张中的莫斯科大公国，也就是后来的俄罗斯帝国。传统上认为俄罗斯是在十六世纪中叶后才进入大草原政治，也就是接管喀山（Kazan’）与开始远征西伯利亚之后；但其实早在此一个世纪之前，萌生于成吉思汗帝国瓦解后的莫斯科大公国就已活跃于大草原。蒙古统治的历史对莫斯科国家影响甚钜，其外交和军事政策最初皆是衍生自大草原的冲突，直到后来才出自和西欧的接触。

钦察汗国（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金帐汗国”，但这却是个时代错误的称呼）是成吉思汗世系帝国的一部分，领土包含了俄罗斯大草原。它最初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兀鲁思”（ulus）──也就是“私人封地”。十四世纪末，蒙古大汗对此封地的控制已严重动摇。继任者之间的夺权斗争，使权力分崩离析。与此同时，东欧和俄罗斯境内接连出现新国家，对大汗的统治形成挑战。立陶宛、莫斯科、特维尔（Tver）大公国等国家，彼此相互竞争，并和继位大汗竞逐对地方的控制。莫斯科地处战略要地，控制着伏尔加格勒河的主要贸易路线，占据了挑拨敌对大汗相互斗争的绝佳位置。帖木儿在一三六○年代于欧亚大陆东部的窜起，更进一步削弱了诸汗控制莫斯科大公国的能力。顿斯科伊（Dmitri Donskoi）在击退特维尔与立陶宛对莫斯科的入侵后，于一三七五年宣布成为俄罗斯东部的统治者，然后沿伏尔加格勒河而下。一三八○年九月八日在库里科沃（Kulikovo）的郊野，他和蒙古统治者马麦（Mamay）最著名的一战，迫使马麦败逃。但脱脱迷失（Tokhtamysh）接掌了术赤的汗国，在一三八二年攻打并劫掠莫斯科。直到一三九○年代脱脱迷失和帖木儿发生冲突，莫斯科才得以再次脱离蒙古的统治。

帖木儿粉碎了脱脱迷失的独立地位，但他在准备扫荡城市时，并未妨碍莫斯科人对脱脱迷失的抵抗。当帖木儿在一四○五年过世，他已透过扰乱旅行商队路线和摧毁城市，严重破坏了金帐汗国的贸易，并使后来的蒙古统治者再也无法降伏新兴的自治俄罗斯国家。十五世纪上半叶，“东俄罗斯实际从鞑靼支配中解放，尽管尚未正式脱离。”51莫斯科人仅象征性地向诸汗进贡，蒙古大汗没有实际插手干涉莫斯科事务。当莫斯科在一四五一年击退了来袭的鞑靼人，很多鞑靼人反而向莫斯科的统治者俯首称臣。崭露头角的莫斯科国，因此包含了听命于大公的俄罗斯人与鞑靼人。52

几世纪来，俄国史学家就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影响争辩不休。十八世纪的史学家卡拉姆津（N. M. Karamzin）宣称“莫斯科的伟大是拜诸汗所赐”，不仅承认莫斯科统治者受惠成吉思汗世系帝国良多，同时承认蒙古压迫对政治自由及“道德沦丧”的严重后果。索洛维约夫（S. M. Solov'ev）和克柳切夫斯基（V. O. Kliuchevksy）等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史学家，倾向淡化蒙古人的影响，但也有人坚信认识蒙古帝国对理解莫斯科国是必要的，特鲁别茨科伊亲王（Prince Nicholas Trubetskoy）就是一例。二十世纪的史学家沃尔纳德斯基（George Vernadsky）论称，鞑靼人对莫斯科最大的影响，发生在与游牧汗国决裂，以及一四八○年将蒙古人纳入大公的军队之后。然而，奥斯特洛夫斯基（Donald Ostrowski）认为蒙古传统在对莫斯科国的形成与迈向独立有更为直接的影响。他主张莫斯科诸大公因大量引进蒙古政治与军事制度，在十四世纪初期创造了“制度连续性的重大裂缝”。53

十四世纪莫斯科大公国的主要制度，和钦察汗国的制度非常类似。包括二元行政管理结构，由最高军事指挥和最高财政管理者分权（钦察称前者 为bekalribek，俄罗斯称 tysiatskii；钦察称后者为 vizier，俄罗斯称 dvorskii）；在征税和货币上采用蒙古和突厥的词汇（例如 tamga 是“商业税”；kazna 是“财库”；den’gi[tengge]是“钱”）；把传送信函与讯息的复杂邮政系统（蒙文 jam，俄文 iam，汉文 zhan[站]）变得更精密；向亲王请愿（chelom bit’e，从汉文的磕头经突厥文衍生而来）；以及“氏族政制”（clan polity）的诞生，亦即只有一个家族能产生执政亲王，又称沙皇（Tsar），其他领导氏族的大家长则按照严格的阶级排位（即门第选官制，蒙文 ungu bogol，俄文 mestnichestvo system）。俄罗斯军事制度、策略和战术，也是源自蒙古的系统。最后是被傅礼初戏称为“血腥选长制”（bloody tanistry）的“横向继承”原则，允许统治者的所有兄弟和叔伯竞争继承权。此制时常在爆发继承冲突时，导致腥风血雨的内哄斗争。这项横向继承原则，和从拜占庭引进的由统治者之子接掌大位的垂直继承，两者并行直到一四二五年。54

莫斯科的军事结构也清楚反映其大草原出身。55它在抵御鞑靼袭击方面表现杰出，因为它知道蒙古的军事编制如何运作。一旦莫斯科在一四六○年代正式脱离蒙古统治，便成为和大草原其他继承国互别苗头的竞争者。这就是十六世纪中叶莫斯科大公国大举东进，进犯喀山和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然后控制西伯利亚之前的序曲。和喀山、克里米亚等国一样，莫斯科大公国同样也是金帐汗国的继承者，有效利用大草原政治屡试不爽的手段累积势力：借着诸汗的支持合理化统治者之地方权威，同时操纵诸汗与彼此互斗，创造最大的自主权。56

如此惊人的相似性居然并存于游牧、定居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证明了文化借用的力量，以及征服者对被征服社会的莫大影响。莫斯科与大草原的密切接触，使它采纳大草原制度加强统治者的力量。明代中国因为长城的防御屏障和行礼如仪的朝贡制度，倾向将大草原封锁在外，没有采用这么多的蒙古制度；但继承明朝的满清，也将使用类似两百年前被莫斯科大公国采纳的方法。

近年研究这段时期的史学大趋势，正朝向比较多元文化的分析。这样的分析不试图对“俄罗斯”和“蒙古”元素做僵硬的分隔，而是承认文化混合在国家变革中发挥的创造性影响。多元文化分析尝试避免民族主义史学的欧洲中心和殖民主义假设，不再仅把蒙古人视为残暴的亚洲人或一帮盗匪。57蒙古人对所有欧亚国家的初步冲击无疑具有破坏性，但在征服之后，蒙古人促进了旅行商队贸易的复兴。俄罗斯诸亲王从中获益匪浅。

蒙古人留在大草原，保存典型的游牧战士生活，间接统治俄罗斯。但在中国和伊朗，他们占领农耕定居区，城市驻军失去了对草原军事纪律的投入。更重要的是，由于农业中国牧场稀缺，住在城市的战士们渐渐融入中国的生活，蒙古军事机器便开始从内部败坏。间接统治俄罗斯，意谓着蒙古人在那里宰制的时间，比在中国或伊朗长一个世纪，也意谓着蒙古对莫斯科制度的影响力比在中国或伊朗更大，哪怕蒙古大草原居民和俄罗斯定居农耕者的隔离，使蒙古和俄罗斯之间存在“更大的社会距离”。58

钦察汗国的蒙古人为了避免遭到同化，其解决之道就是将领土分成两块：一块游牧，另一块定居。定居区定期遭劫掠和入侵，加上透过征收贡品有限官方交涉与介入，使定居区保有断断续续的平静，游牧民则得以相对不受干扰地保持放牧生活。在中国与伊朗的蒙古人则为定居地区带来更精密的行政管理，更紧密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接触，但最终却也破坏了蒙古统治的基础。在接下来几个世纪，满洲人也得面对这个根本两难──隔离，或是同化。

莫斯科大公国的向东扩张，始于十六世纪中叶征服草原国家喀山。民族主义史学普遍把这段冲突描绘成逐渐崛起的基督教莫斯科国，正努力克服由突厥和蒙古部落及伊斯兰商人组成的“金帐汗国残余势力”联合反抗。诚如基南（Edward Keenan）和佩廉斯基（Jaroslaw Pelenski）所言，这种意识形态其实是俄罗斯正教教士的后天赋予，旨在将莫斯科的征服行动合理化为一场结合宗教和军事目的的圣战。59这种说法并未如实描绘莫斯科与大草原政体在十六世纪的关系。与其将莫斯科大公国想像成一个对抗“游牧部落残余势力”的独立国家，倒不如将莫斯科大公国连同各鞑靼汗国，视为一批继承成吉思汗帝国的国家，各自都在新条件下寻求权宜之计。

欧亚大草原经常被称作一片“陆海”，城市就是它的港口，旅行商队则是它的船队。60但大草原的游牧居民是区分陆地和海洋的第三个关键要素。帖木儿在一三九○年代摧毁其经济基础，是大草原重要性严重衰退的开端。直到一四六○年代，权力核心开始从帖木儿转移到外围国家，而这些国家皆努力巩固自身统治。接着，这些相互竞争的外围国家（莫斯科、克里米亚、喀山、西伯利亚）在削弱大帐汗国（Great Horde）的中央权力之际，也尝试稳定彼此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一五二○年至一五五○年代，汗国垮台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使三个国家彼此争夺天下。其中，莫斯科成了西部大草原的头号势力。

比起同时代的明朝，莫斯科大公国和大草原政治有更紧密的链接。莫斯科统治者熟谙游牧政治的游戏，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善用大草原政体内部的分歧。不过整体而言，他们并不想要在军事上征服大草原。莫斯科大公国的主要战略关切在西边，和波兰立陶宛联邦相对抗。他们尝试透过合纵连横的策略，在东方维持和平，同时也尝试利用大草原的商业资源充盈国库，为西方的战事做准备。莫斯科建国者在十六世纪的主要活动，预示了彼得大帝及其继任者日后的发展。

喀山汗国（一四四五至一五五二年）是农耕和游牧民的联盟，它在伏尔加格勒河的核心人口包括鞑靼人、突厥人和穆斯林。显要氏族的亲王，管理以长老为首的农民公社，这些群体被集合称作“土地主”（Zemlia）。在他们之上的是大汗，成吉思汗世系术赤的后代，主掌外交，指挥战争，从私人土地、地方贵族征税，以及课贸易税，累积岁入。大汗及其宫廷和“土地主”之间的对抗，对所有突厥政体、莫斯科国和满清帝国，都是常见的事。继承也展现出源自突厥传统的共通性，依循“血腥选长制”：王位首先传给所有兄弟，然后再传给长兄的长子。这个模式导致政局动荡频繁，而且每当有大汗过世就发生权力斗争。政体内部的分裂，使敌国得以趁隙而入，支持竞逐大位的不同派系，确保他们的主导性。莫斯科人在喀山汗国耍的伎俩，和十八世纪满人在准噶尔汗国内耍的伎俩，遥相呼应，只不过后者的规模更大。

喀山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国家。它是金帐汗国的官方领土之一（iurt，意指帐）。然而，作为伏尔加格勒河的主要贸易集散地，喀山从和游牧地区的水路与陆路贸易累积了丰厚岁收。穆斯林商人控制主要的伏尔加格勒河路线，但俄罗斯人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商人和“土地主”通常偏好和平互市，大汗及其宫廷可能寻求以武力扩张领土。

这个大草原政治游戏的其他参与者，还包括诺盖游牧汗国（Nogai）、克里米亚汗国，以及鄂图曼帝国。诺盖汗国是纯粹的游牧联盟，势力范围从伏尔加格勒向东延伸至西伯利亚的额尔齐斯河（Irtysh）。他们没有固定的首都，由大亲王领导的议会统治。他们才是喀山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势力，不是莫斯科大公国。对莫斯科大公国而言，诺盖汗国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主要的骑乘马匹来源，莫斯科大公国则是诺盖汗国的主要收入来源。十六世纪前往莫斯科的马匹赶集（horse drives），每年带三万至四万匹马到首都。61这是明朝一般取得数量的三倍之多。莫斯科大公国和大草原关系亲近，而北京与大草原疏离还有另一项指标：俄罗斯人在首都获取他们的主要战骑，中国人则是将马的贸易局限在边塞。

莫斯科亲王和喀山大汗的早期接触，务实且具合作性质。每个公国都试图竞标脱颖而出，取得大汗的敕书（iarlyk）。*　62莫斯科的瓦西里耶维奇（Vasilii Vasilevich）获得兀鲁马格梅特汗（Khan Ulu-Magmet）授予敕书，支持他担任莫斯科亲王。尽管兀鲁马格梅特汗后来大败瓦西里耶维奇，双方仍选择议和，和平维持直到一四六二年瓦西列维奇过世。莫斯科和喀山之间的商业交流频繁。瓦西里耶维奇的继承者伊凡三世（Ivan III，一四六二至一五○五年在位）把注意力集中在西边的大敌立陶宛大公，并透过与克里米亚大汗的联盟，竭力保持南方与东方的稳定。边境局势的稳定，给了他攻打西北部贸易大城诺夫哥罗德（Novgorod）的余裕，并在一四七八年迫使该城归降。63尽管不时遭到来自喀山阿赫梅德汗（Akhmed Khan）的突袭，伊凡仍与喀山保持良好关系，必要的诺盖赶马活动也持续进行。阿赫梅德对莫斯科孤注一掷的攻击，以及在一四八七年的败阵，“标志着莫斯科大公国成为伏尔加格勒政治动态和大草原政局的重要势力”。64金帐汗国的瓦解造成权力真空，最终将使所有继承国陷入全面冲突。

话虽如此，莫斯科透过与克里米亚结盟来制衡喀山，使稳定的局势从一四八○维持至一五一○年。一五○二年克里米亚大汗格来（Mengli Girei）占领阿斯特拉罕，彻底铲除大帐汗国最后的残余势力。莫斯科和克里米亚之间的敌意随后升高。克里米亚大汗与莫斯科分道扬镳，转而与立陶宛结盟。瓦西里三世（Vasilii III，一五○五至一五三三年在位）继承伊凡三世的大位后，违背克里米亚大汗的意愿，增加了莫斯科大公国对喀山的干预。喀山汗国的继承争议，导致部分派系邀请莫斯科插手，其他派系则邀请克里米亚介入。“土地主”在一五二一年邀请克里米亚的候选人成为大汗，但喀山对莫斯科的侵略之举遭到挫败，因为喀山诸王侯在莫斯科的资助下废黜了他们的大汗。喀山内部的政局推动着这个时期的发展，而且喀山既不听命于莫斯科，也不是克里米亚的魁儡。时至一五四○年代，莫斯科发兵攻打喀山，但也打算跟掌控“土地”的喀山王侯们达成和解。值得一提的是，民族主义或宗教忠诚对这些联盟的作用不大：鞑靼人、穆斯林及异教徒和莫斯科站在同一阵线，喀山人则未能取得其穆斯林同胞的支持。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突厥穆斯林对抗正教莫斯科的统一阵线。

莫斯科在一五四五年围攻喀山，导致喀山政治体制的瓦解。伊凡四世（Ivan IV）在一五四七年成年，被加冕为沙皇。他在一五四九年征讨喀山，获得喀山百姓的大力支持，本来正准备和平进城，不料城内特定团体反抗这次事先安排的干预。伊凡四世最终被迫对城市发动袭击，并于一五五二年十月降伏喀山。

简言之，喀山被推翻主要是因为内部分裂。它无法平衡游牧诺盖、西伯利亚人和蒙古军事贵族、穆斯林商人阶级，以及莫斯科代理人的不同利益。莫斯科代理人熟谙操弄派系斗争从中得利之道，就好像满人利用他们和蒙古人的亲近关系，防止蒙古人形成与他们作对的统一阵线。也像满人一样，“莫斯科大公国参与大草原政治时，不是个外来者或入侵者，而是像朋友和兄弟那样，亦即体系内的一名参与者，而且其政治起源和传统深受该体系的影响。”65莫斯科和清朝都源自中央欧亚的国家竞争传统，但都学会如何尽可能利用其所统治的定居社会来调整自身制度。他们同时还利用自己的大草原知识，确保未来的竞争对手不会团结起来。在这个双向扩张的过程中，两者都成功地进入了定居和游牧的国度。

然而，征服喀山让莫斯科大公国对大草原政治的积极参与暂告一段落。下个世纪的莫斯科大公国逐渐把重心转向西边，为日渐茁壮的帝国提供养分；并扩张至大草原北方的整个西伯利亚，寻求财富以支撑其领土和治理野心。西伯利亚对莫斯科大公国，就好像过去的俄罗斯之于蒙古：一个能够以低成本间接统治的外围区域，尽可能从土著人口中攫取财富，供大汗或沙皇取用。

“现在的喀山城，从一开始就是俄罗斯的土地⋯⋯也永远会是俄罗斯的一块地。”66

让我们继续莫斯科人扩张至西伯利亚的故事，但首先看看沙皇如何正当化自己的征服。征服前留下的莫斯科与喀山关系的史料记载，和编年史家事后为征服所提供的解释大相径庭。诚如前文所见，外交档案资料把莫斯科和喀山描绘成蒙古汗国世界里共同但敌对的继承国。两国以务实友好的方式，和彼此发展商业和外交关系。汗国内部的分裂有时导致莫斯科出手支持某一方，但从一四五○至一五五○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喀山的主要统治者不受莫斯科影响，得以独立行事。宗教或文化差异并非根本影响双边关系的主因。莫斯科最终是应喀山内部成员的邀请干预，以保护他们不受由克里米亚大汗支持的对手攻击。

然而，俄罗斯编年史家却描绘了一个尖锐且势不两立的斗争世界。一方是野蛮的喀山异教徒，另一方则是高尚的俄罗斯基督徒。俄罗斯史家将两个政权彻底区隔，强调双方的民族、文化和宗教差异。他们还声称莫斯科自古来便持续统治此地，为征服提供虚假的合法性。

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教士编年史家撰写莫斯科与喀山双边关系的意识形态历史，让我们看到日后定居农业政权如何正当化其征服中央欧亚国家之举辩解。首先是虚假的法律主张。这类史书宣称，莫斯科统治者自一四八七年伊凡三世在喀山汗国王朝斗争时曾代替其中一方人马进行干预，因此就确立了授衔喀山汗的权利。67俄罗斯统治者后来提出了第二个法律主张，宣称喀山是莫斯科大公的祖传财产（votchina 或 otchina〔指家产或私人土地〕，即“帐”）。莫斯科大公国还援引战争胜利产生的“征服权”（right of conquest），以及俄罗斯亲王连续性的观念，声称他们自古以来便一直统治着鞑靼汗国的土地。

成书于一五九○年代的《喀山编年史》（Kazanskaia Istoriia），比较像本历史小说，而非编年历史。此书将这些意识形态论点写成了相当广泛流传的版本，而且被许多后世史学家采信为事实。68这种后见之明的辩词是创建在两大核心前提之上：强调领土（土地）与统一（俄罗斯的领土）的重要性。两者都和征服后创建的新领土国家更相称，胜过在那之前流动的个人关系。唯有不受《喀山编年史》影响地仔细研究其他档案和外交文件，才能真正重建俄罗斯与大草原相遇后极为复杂的跨文化谈判过程（也适用于其他文化与大草原相遇的案例）。

俄罗斯编年史中的论点与后世民族主义者对征服的正当化，以及清朝征服中央欧亚的中国民族主义诠释，两者之间有着引人注目的相似性。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两项重要结论：

一、用意识形态重建定居政权和中央欧亚政权的遭遇历史，在大草原东西两端皆展现惊人的相似性。

二、在这两个案例中，意识形态的重新解释早在征服成功后就已开始，不必等到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者。69

编年史家并未描绘出莫斯科或北京与大草原之间复杂的务实谈判过程，也未写道双方都经常妥协并根据大草原和定居政权都熟知的规范行事。编年史家反而采用极为简化的“文明”统治者对抗“野蛮”鞑靼人（或“野蛮”游牧民族）的角度取而代之。胜利者声称自古以来都对刚征服的领土保有控制。一旦提出这番宣言，反抗者就能被归类为“内部”反叛分子，而非另一自治的国家势力。他们把国家扩张描绘成一个有机的持续过程，不断并入本该受其支配的民族。中国和俄罗斯都以这种意识形态为基础，制订其现代民族政策。

俄罗斯的意识形态仍有一项明显不同于中国之处，那就是对宗教对抗的强调。俄罗斯神职编年史家很自然地将天命（Providence）引进他们对扩张战役的描述里，把这些战役描绘成上帝授意，是黑暗异教势力和光明基督教势力之间的冲突。他们用基督徒的罪恶和恶习来解释俄罗斯的失败，用上帝的恩典和出于正义的干预解释俄罗斯的胜利。中国对征服的合理化并未援引胜利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尖锐宗教对立，因为清廷的宗教政策已将佛教容纳入官方体制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中国史官仍认为皇帝的胜利背后是上天操纵，将对手描绘为违背天意的“匪”。

为了强化统治的正当性，中国还声称自己与过去曾宣称拥有中央欧亚主权之帝国政权乃一脉相承，还把持续抵抗的自治蒙古国当作在属于中国的领土上作乱的“内部”叛乱者。它在“生番”准噶尔和“熟番”蒙古之间画下明确的文化界线，前者因为不属于文明国度而被认为应该剿除，后者则是主动归顺满人的统治。虽然中国并未将此理解成神的旨意，但中国皇帝确实声称其成功征服反映了宇宙的自然秩序，并将这观点刻在帝国各地的石碑上。

当然，像这样把军队、国家和人民之间原本难以预测、目的纷杂且往往奠基于务实理由的互动交流，改写成冥冥注定的二元冲突，其实普遍见于其他国家改写历史的尝试。然而，由于定居社会与中央欧亚大草原的资源不平等，导致我们很难真正回头运用多元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双方相遇的历史。绝大多数流传至今的档案与史料，都来自战胜的中国和俄罗斯国家。透过自己写下的史料，以及打压非官方正统的档案与记载，这些国家创建了自己，也建构了自身的历史。

在占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三十年后，俄罗斯展开了第二次的大规模东扩。70一五八二年，哥萨克人叶尔马克（Ermak）击败了库楚汗（Khan of Kuchum），为俄罗斯聚落打开前往西伯利亚森林之路。俄罗斯人的堡垒一个接着一个，在主要河流创建据点，持续向东移动直到抵达太平洋，然后穿过白令海峡前往阿拉斯加。

第二次亚洲扩张的动机和过程，和第一次大不相同。没有游牧大国的统治者挡路，也不用按照大草原的政治风格来玩错综复杂的外交游戏。沙皇本人并未直接介入。毛皮贸易商（promyshlenniki）和哥萨克人不断将边界向前推进，然后与当地部落协商（他们是半独立的国家代表，不完全受总督[voevody]节制）。扩张的主要目标并非出于安全，而是为了榨取财富。自中世纪以来，被称为“软黄金”的毛皮，成了莫斯科国重要的收入来源。。71毛皮在俄罗斯邻近地盘的枯竭，驱使他们深入东方，寻找紫貂、水獭、水貂等毛皮动物。就像刀耕火种农民，或加拿大和美国的拓荒者，俄罗斯贡品征收者把一个区域的盈余耗尽后，便继续向前榨干下一个区域。

扩张改变了新兴帝国的身分认同。西伯利亚作为被殖民的丰饶之地的形象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越来越牢固，宛如俄罗斯版的“黄金之国”（El Dorado）。彼得大帝于一七二一年宣布俄罗斯如今已成为帝国，不再只是沙皇国（Tsardom）。他把俄罗斯置于欧洲的权力平衡之中，成为拥有专属亚洲领地的扩张帝国。地理学家塔季谢夫（Vasilii Tatishchev）提出了以乌拉山脉作为俄罗斯欧洲和亚洲分野的概念，启发了瑞典军官史托兰伯（Philipp Johann von Strahlenberg）的边界绘图定界。。72朝向亚洲的西伯利亚扩张，形塑了俄罗斯的命运，重要性不下俄罗斯更为人所知的西向欧洲，不过俄罗斯学术研究往往忽略了这点。

往西伯利亚扩张，最初是和俄罗斯与喀山的斗争有关。诺夫哥罗德公国自十二世纪以来，便从与西伯利亚的灰松鼠毛皮贸易中获益。莫斯科在一四七一年大败诺夫哥罗德，接管藏有毛皮资源的支流，但仍进一步朝东北扩展，以获取更具价值的紫貂毛皮。莫斯科人在一四八三年及一四九九年向东北进攻，跨越乌拉山脉，经过秋明（Tiumen）到鄂毕河，然后收服了伊格里（Iugri）和沃古利（Voguly）部落。莫斯科将奢侈皮草（尤其是紫貂和白鼬）拿来与欧洲商人和后来的鄂图曼商人交易。莫斯科还把毛皮作为给克里米亚大汗的外交礼物，后者因此允许莫斯科商队穿越大草原，在黑海港口从事贸易。莫斯科的扩张目标有二：使东北部落直接臣属并进贡紫貂，以及控制将毛皮带到乌斯秋格（Ustiug）市场的贸易路线。当莫斯科大公国和喀山相安无事，莫斯科就放缓了东北侵略的脚步，因为它可以仰赖喀山的市场取得毛皮；当双方敌意升高，莫斯科则向东北进逼以确保毛皮供应。东北扩张在十六世纪早期强度稍减，但莫斯科在征服了喀山后又继续向西伯利亚进击。西伯利亚扩张延续了莫斯科长期从东部大草原和森林区获取经济资源的需求，被牺牲的则是过去在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喀山和失比尔（Sibir）汗国。。73

在十六世纪中期之前，中央欧亚都有一个汗国阻碍着俄罗斯进入西伯利亚。它由诺盖鞑靼人在十五世纪晚期创立，他们向北逃跑，远离俄罗斯在乌拉山脉以南的扩张行动。其首都位于失比尔城镇喀什里克（Kashlyk），靠近后来的俄罗斯城市托博尔斯克。在雅迪格尔（Ediger Taibugid）的领导下，该汗国向莫斯科称臣纳贡。但库楚汗在一五六三年从雅迪格尔手中征服了失比尔，拒绝继续进贡，并控制了图拉河（Tura）、托博尔河（Tobol）和额尔齐斯河沿岸的大片土地。库楚汗打算与莫斯科的伊凡四世创建友好关系，在一五七○年派遣朝贡使团，但俄罗斯移民早已开始迁徙至他的领土。一五五八年，格里戈里．斯特罗加诺夫（Gregory Stroganov）已在库马河（Kuma）* 的彼尔姆（Perm）创建了一个免税聚落。一五七九年，格里戈里的侄子雇用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Ermak Timofeevich），保护其领地不受库楚汗的突袭。此前叶尔马克还过着四处劫掠的强盗生活，沿顿河（Don）和伏尔加格勒河突袭旅行商队和沙皇官员。一五八二年，叶尔马克率领八百四十名部众在图拉河击败了库楚汗的部队，并迫使当地的奥斯蒂亚克（Ostiak）和沃古利部落纳贡。他占领了库楚汗的首都，大汗南逃。他把新征服的土地献给伊凡四世，并请求沙皇赦免自己过去的罪行。他在一五八三至一五八四年来到托博尔河河口，但在一五八四或八五年遭鞑靼人包围。叶尔马克溺毙河中，部队于是撤退。。74叶尔马克既被当作盗匪，也被视为民间英雄，为俄罗斯打开了殖民西伯利亚殖民的大门。

在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odunov，一五八四至一五九八年摄政，一五九八至一六○五年沙皇在位）统治期间，俄罗斯人持续巩固在西伯利亚的据点。第一批主要堡垒（ostrogi）于一五八六年在秋明，以及一五八七年在托博尔斯克动工。一五九四年兴建的堡垒塔拉（Tara）则成为攻打库楚汗的主要基地，迫使他一五九八年前往诺盖汗国，最终死于该处。根据兰泽夫（George Lantzeff）和皮尔斯（Richard Pierce）的研究，修建塔拉旨在确保布哈拉商人使用的贸易路线安全，“也可以被当作俄罗斯走向中亚的第一步。”。75堡垒一步步向东方推进：一五九六年到纳里姆（Narym），一六一九年到叶尼塞斯克（Eniseisk），一六三二年到雅库次克（Yakutsk），最终于一六四九年抵达太平洋岸。

俄罗斯的征服战略以河流、港口和堡垒为基础。。76首先派哥萨克人探索河谷，然后总督率领士兵修筑堡垒，作为进一步吞并其他领土的基地。北方分布疏落的部落民族，无法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尽管他们非常厌恶不可避免的进贡勒索。沙皇主要专注在俄罗斯西边或南边的边境，因此让当地总督全权主事。。77

由于西伯利亚森林的农产量低，所以就连要养活这些小型驻军也不容易。原住民族可以只靠贫乏的农业资源过活，因为他们还会积极的狩猎捕鱼，但是对当地资源毫无头绪的哥萨克人无法养活自己。由于亟需粮食，他们抢夺当地村庄，寻找粮食贮藏、风干肉品和鱼。永久驻军只能靠来自莫斯科和西部的定期补给品过活。在十七世纪初的“混乱时期”（Time of Troubles），“饥肠辘辘，等不到补给和增援，驻军人数因死亡和逃兵逐渐减少。”。78

波亚尔科夫（Vasily Poyarkov）在一六四○年代远征至阿穆尔河（Amur，译按：即黑龙江）。由于他宣称发现有着肥沃田野的大片河谷，住着种植作物的大量人口，而且紫貂和渔获取之不竭，引起外界极大兴趣。他斗胆宣称：“主君的战士不会在这片土地挨饿。”。79在发现阿穆尔河之前，他的探险队曾度过可怕的寒冬，啃树皮、嚼树根过活，导致四十名手下死于饥饿。那可能要算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为纾解粮食短缺而掠夺了当地的达斡尔族（Daur），以至当地原住民惟恐避俄罗斯人不及而抛弃了田地。阿穆尔河有创造巨大财富的潜力，足以养活其他西伯利亚驻军城镇，解除从遥远的欧陆俄罗斯进口补给的需求。

这就是哈巴罗夫（Erofei Pavlovich Khabarov）在一六五○年于阿尔巴津（Albazin）设防的主要动机。哈巴罗夫发现当地达斡尔人向中国进贡，于是计划在莫斯科支持下进犯中华帝国，夺取其大批金银补给。满洲军队于一六五二年来袭后又暂时撤离，使俄罗斯人相信他们可以成功占领该区。关于阿穆尔河丰饶的疯狂谣言传出，导致农民、毛皮贸易商和士兵们抛弃田地和驻屯，一窝蜂地涌入该地。

但俄罗斯人很快就大失所望。和中国军队发生进一步冲突后，探险队队长斯捷潘诺夫（Onufry Stepanov）通报：“至于谷粮，阿穆尔河的谷粮很少，因为博格德沙皇（Bogdoi Tsar，即中国皇帝）已禁止当地人播种，并命令他们搬迁到他的疆土。”。80一六五八年，斯捷潘诺夫及其部众被满人团团包围，溃不成军并丢了性命。从一六五八到一六七二年，阿穆尔河成了一个无人区，莫斯科并未致力防御。受困在莫斯科鞭长莫及的劫掠者营地，俄罗斯移民粮食短缺（因为自身的无赖行径把原住民族都赶跑了），吃足苦头。

等到一六八九年中俄进行涅尔琴斯克协商（Nerchinsk negotiations，译按：签订《尼布楚条约》）时，莫斯科已意识到阿穆尔河没办法为西伯利亚中央的毛皮贸易供给粮食而放弃该区。简言之，西伯利亚的粮食短缺，将俄罗斯人吸引到阿穆尔河，但毛皮贸易的第一优先顺位又使他们把阿穆尔河归还给中国人。和许多记载相反，俄罗斯人并未一贯致力于领土扩张。贸易与粮食才是促使他们东进的动力，而非土地。当北方某一区的毛皮枯竭，便迫使贸易商和哥萨克人深入东方。西伯利亚扩张实由区域生态所决定。一旦陆地的毛皮贸易枯竭，毛皮活动便继续朝太平洋推进，仰赖海獭为主供应源。当毛皮获利在十九世纪衰减，西伯利亚的形象便从丰饶之地转变成荒凉之地。西伯利亚曾经是商人、探险家、自然科学家和逃跑奴隶的诱人目标，如今沦为流放、冰霜和落后之地。81

借用伍德（Alan Wood）的话：“毕竟，最初使内陆的中世纪莫斯科沙皇国蜕变成强大俄罗斯帝国的⋯⋯是十六世纪晚期和十七世纪的西伯利亚征服与殖民，其重要性胜过一切。”82俄罗斯最显著的国家特征，就是广阔的领土范围，而征服喀山和西伯利亚对确立此一特征至关重要。俄罗斯的第二项特征，便是欧洲观察家最常提及的沙皇独裁权力。但这个面向很容易遭到错误解读。虽然从伊凡四世的时代开始，沙皇们便声称对其领土有着完全的权威，但实际上他们的控制权比他们宣称的更为有限。将俄罗斯的国家建构解释为单一的强制过程也是同样误导。83西伯利亚的征服和统治，涉及混杂的不同群体，其中没有一个群体完全受俄罗斯国家的支配。西伯利亚征服也不是雄心勃勃的沙皇精心构思的“总体规画”一部分。西伯利亚的许多参与者组成了“复杂共生”（complex symbiosis），包括“军人、猎人、商人、官员、正教神职人员、逃跑农奴、企业家和毛皮贸易商、罪犯、宗教异议人士、外国战俘、哥萨克人、工匠、冒险家和流浪者”。一个“相互依赖的错综复杂网络，存在于国家和私人个体、军人、猎人、农民、工匠、商人之间”。84就连受莫斯科指派的总督，也拥有很大的独立自主权。他们几乎都是专断独行，一手掌握军事与民政权力，靠着强制收受“礼物”与向被统治的子民收贿，聚敛了庞大的私人财富。但他们也并不完全控制着此一浩瀚空间涌入的“流动人口”（俄文 guliashchie liudi，他们可能是逃跑农奴、逃兵或逍遥法外的罪犯）。大批自愿逃亡者在十八世纪涌进此地，使西伯利亚的俄罗斯成年男性从一七一九年的十六万九千名，增加到一七九二年的四十一万二千名。

西伯利亚和中国边境

从许多方面来看，扩展到中央欧亚的中国与俄罗斯边境移民十分类似。两者都面对一个陌生但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的存在。他们因此不同于新世界的征服者。西欧探险家从新世界横渡大西洋，带着奇妙发现和“惊人财产”归来，但西伯利亚的俄罗斯探险家则大不相同。85十七世纪的莫斯科人似乎对其他民族的古怪习俗不大感兴趣，也并未尝试将他们纳进自己精密的分类系统（其中某些分类还把外国人和动物放在一类）。莫斯科人的突出之处，是对追求利润的全心奉献，以及对传播信仰的缺乏热情；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大相径庭。此外，由于俄罗斯人和西伯利亚人之间没有“汪洋、高山等具重要象征意义的分隔”，因此哥萨克人只是渐进地进入该领土，此点也和西班牙征服者不同。哥萨克人“从未踏足一个新世界，因为⋯⋯他们并未被送到新世界，也没有对新世界好奇的‘公众’”。86

对西北边塞的中国人而言，蒙古高原并不是什么新世界。中国的统治者和士兵认识大草原游牧民族已经有好几世纪。他们无疑认为游牧民是陌生的种族，而且经常明确地将游牧民拿来与动物做比较。但他们并不认为在十七世纪深入边境是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全新体验。除非为了立即的安全需求，无论是沿着长城驻扎的明朝士兵，或出征的满洲战士，都不觉得有必要增加对大草原异国民族的知识。俄罗斯人寻求获利，仅对有毛皮和象牙的地方感兴趣；中国人则寻求安全，只关注迫在眉睫的威胁。

话虽如此，中国人经略边塞的经验比俄罗斯人悠久得多。中国关于大草原民族的讨论，可以追溯到第一批国家形成的西元前一千年。从那时起，边防和外交就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哲学。俄罗斯的国家开创较晚，直到西元九世纪才发生。可以说，由于时间更长且在政治辩论中更突出，中国的边境经验比俄罗斯更为深刻、更有影响力；而且俄罗斯自十八世纪起对西欧的持续“凝视”，使许多史学家忽略俄罗斯同等重要的中央欧亚根源。如果考虑俄罗斯史学对此一课题的忽视，则边境关系对俄罗斯人和对中国人堪称同样重要。

哥萨克人和明朝士兵都驻扎在偏远地区的静态堡垒，但哥萨克人更为与世隔绝。俄罗斯政府基本上任凭这些被蔓延数百英里森林隔开的堡垒自生自灭。每个堡垒各自创造自给自足的社区，以收取贡品、开垦少量可耕地，以及与当地人从事贸易为基础。相较之下，中国要塞透过沿长城兴建的岗哨和烽火台保持接触。从关内运来的盐，在此交换茶。吊诡的是，中国堡垒与关内更紧密的联系，意谓着与大草原的融合程度较低；而西伯利亚堡垒与世隔绝的孤立，反而迫使其居住者适应新环境。与北方民族贸易是在西伯利亚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尽管存在压迫性的剥削关系，俄罗斯人并不认为西伯利亚民族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异族。相比之下，明朝人盖起城墙，强化他们与陌异且危险的游牧民之间的差异。尽管这两个帝国在扩张陆地边界之际，与当地人之间的界线比海洋帝国更为模煳，但他们仍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国人企图有系统地将边防地区与帝国的核心相结合，俄罗斯人则放任驻军自立自强。

十八世纪标志着两个帝国的观点转向。在彼得大帝的统治下，启蒙运动定义的文明思想进到了俄罗斯。彼得提倡对西伯利亚矿物、鸟类等珍稀博物的科学调查。负责对当地动植物和人群分门别类的地方官员，逐渐意识当地原住民并不属于理性、洁净和社交礼仪的启蒙理想。诸如“异族”和“野人”（dikii）等用语如今进到了俄语词汇中。随着毛皮进贡的衰退，俄罗斯国家对该区显露出更大的兴趣，然后判定必须区分胆怯无助的纳贡民族、俄罗斯中间人，以及贡品征收者。对分类的兴趣，以视原住民族为人类的观点取代全然的贸易考量，以及透过国家控制将他们与商业的破坏性冲击隔开，这一切都与十八世纪的中国边政相似。把西伯利亚当作流放殖民地，也类似于中国对待新疆的方式。87

总之，西伯利亚和中国在中亚的殖民领地（特别是蒙古和新疆）有许多对照点。这两个地区都混合了多种族的经济和社会范畴。两者享有共同的背景条件：原住民族与征服移民之间的冲突、贸易的诱惑、将流放与自由许诺相结合，还有创建被沙漠或森林之海环绕的驻军孤岛，以及创建其上的军事统治优势。西伯利亚的原住民族数量远远少于中国的中亚原住民族，而且抵抗更为零星。蒙古和突厥民族的反击较为顽强。但两者最终都输给了扩张帝国的军力和殖民者施加的压力。

疾病在此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削弱在两国边境的本土抵抗。一六三○年代西伯利亚西部爆发天花疫情，使某当地群族的人口减少一半。疫情于一六五○年代蔓延到叶尼塞（Yenisei）以东，消灭了八○％的北通古斯民族（Northern Tungus）和雅库特人（Yakuts）。到了十八世纪中叶，疫情又染指了布里亚特蒙古人（Buriat Mongols）。疾病从中国向西传染给蒙古人的时机非常相似，而且也同样对蒙古人造成毁灭性影响。除了武器和财富的优势外，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拥有几世纪来接触欧亚大陆细菌库的巨大优势，而此细菌库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也变得越来越统一。就像美洲原住民和夏威夷人一样，中央欧亚的孤立陆地居民也遭受严重的生物冲击，还遇上了优势武器，以及黄金、烟草和酒精的诱惑。

早在他们接触彼此之前，征服和移垦便影响了两个帝国的国家结构。俄罗斯人向东移动时仅遭遇极小的抵抗，所以可以轻易地用堡垒和小型驻屯控制大片区域。直到他们在十七世纪中叶和位于西南方逐渐成形的蒙古国首次接触，才发现自己遇到了较难对付的强敌。一六一八年，西伯利亚扩张最南边的前哨库兹涅茨克（Kuznetsk）的兴建，便是为了回应蒙古的突袭，阻止蒙古争夺大草原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人（Kirgiz Kazakhs）的纳贡权。88在十八世纪期间，彼得大帝企图让俄罗斯统治疆域变得更有条理。俄人于是开始创建一道对抗游牧突袭的要塞防御线，从西边的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Ust-Kamenogorsk）延伸到东边的库兹涅茨克，每隔一百公里就有两个编列二百士兵的防御阵地。目的是强化所有主要河流分水岭的防御。库兹涅茨克被以石材重建，以回应准噶尔国的威胁。但随着准噶尔势力在十八世纪中叶后衰退，其重要性也跟着减弱。这个十八世纪的大筑墙行动，在各方面都重复了莫斯科大公国十七世纪防线的目标，同时也类似十六世纪明朝的防线战略。89在此处的案例里，扩张的国家借由对紧密相连的静态要塞据点投入大量资源，试图抵御来自统一游牧国家的再三突袭。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和明朝的相似性胜过之于清朝。满清在大草原积极展开军事行动，希望能从源头摧毁蒙古国家。

然而，极端自治与极端专制的奇妙结合，区隔了俄罗斯的国家建构与明清两朝的国家建构。尽管沙皇伊凡四世因其私人维安“特辖军”（oprichnina）的残忍暴戾而臭名昭著，但他也指派强大的斯特罗加诺夫商贾家族为东部边疆几乎完全独立的土地所有者，并默许他们雇用盗匪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组建自治军队。相较于中国的做法，这种“契约殖民主义”（contract colonialism），更近似于欧洲海洋殖民帝国。无论是默许或刻意为之，欧洲人经常把最初步的征服委托给传教士、冒险家和贸易公司。从某种意义来说，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是所有殖民企业里最讲求实际的，几乎完全没有将对手宗教皈依的需求。相比之下，明清中国动员商人资本开发边疆，但总是保持对贸易许可的官方控制。当私营商人威胁茶马互市，明朝官员便中断贸易。因此，俄罗斯朝西伯利亚的扩张行动，结合了君主专制的西欧政权特征，中央欧亚的政治结构，以及对（中国历朝面对的）大草原游牧国家形成的回应。

* 编注：原文为正统帝。因其年号不只“正统”一个，此处以较为后人所知的庙号明英宗称之。

* 编注：另有资料作“招商买茶”。

* 编注：即为蒙古帝国所谓“札儿里黑”，为汗发出的法律文件或凭证。此处则指金帐汗国过去发给域内公国的统治凭证。

* 编注：通称为卡马河（Kama），Kuma 可能偏向鞑靼文发音。

第三章
中央欧亚互动和满人的崛起，一六○○至一六七○

随着俄罗斯人向东移动至贝加尔湖，他们接触到了不同的蒙古游牧民族。事实证明，蒙古人是比西伯利亚西部的北极民族更强大的对手。蒙古人上次统一是在十六世纪中叶的达延汗时期。时至十七世纪初期，他们再次分裂成众多独立部落，每个部落都有各自的领袖。在十七世纪初期间，俄罗斯的哥萨克人和总督，陆续由西到东接触了一个个主要部落：先是瓦剌（卫拉特，后来的准噶尔），接着是阿尔泰山附近的历任阿勒坦汗（Altyn Khans），然后在一六四○年代遇到东部蒙古（喀尔喀蒙古）的领袖车臣汗、土谢图汗（Tüsiyetü），以及札萨克图汗（Jasaktu）。1（参见彩色插页的地图4）

在明代时期，西部蒙古又有四卫拉特（Derben Oirat）之称（编按：明代文献多称“瓦剌”，此应指蒙古部落之间的情况），包括和硕特部（Khoshot）、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Derbet）、土尔扈特部（Torghut），以及后来的辉特部（Khoit）和绰罗斯部（Choros）。事实上，“四卫拉特”一词鲜少意指由这些部落组成的正式联盟，因为他们的精力很大一部分都耗在彼此内斗。部分卫拉特蒙古人在十六世纪西迁，归顺西伯利亚的库楚汗。库楚汗的领地在俄罗斯进犯之下分崩离析，引发许多中央欧亚民族的变动，有些民族向俄罗斯人寻求保护，其他民族则打算维持独立领地。俄罗斯堡垒向南延伸至大草原边缘，尤其是塔拉、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Tomsk），以及库兹涅茨克，增加西伯利亚针叶林和大草原两个迥异生态区之间的接触。托博尔斯克是最常和卫拉特人有接触的城镇。根据记载，俄罗斯与卫拉特人的最早接触发生在一六○六年，发生在俄罗斯最南端的堡垒塔拉。俄罗斯为确保对贡品的垅断，在一六○七年出兵攻打蒙古人，将其势力往回推。2

俄罗斯人很快意识到，要以少数兵力面对大草原的战士，就必须谨慎行事。蒙古人开始派出使者，探索协商与创建关系的可能性。第一个卫拉特使团在一六○七至○八年抵达莫斯科，要求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沿岸的放牧权，以及在西伯利亚城镇从事贸易的权利。作为交换，他们愿意与俄罗斯结盟，对抗其蒙古竞争对手阿勒坦汗。第一位阿勒坦汗（一五六七至一六二七年在位）在蒙古阿尔泰山脉以南创建了强大的国家，对西部的卫拉特造成了压力。3俄罗斯人同意放牧权，但拒绝和卫拉特蒙古人结盟，除非他们对沙皇宣誓效忠并纳贡。这成了俄罗斯与蒙古关系的不变主旋律：蒙古人打算利用俄罗斯的支持来打击对手，无论对手是蒙古人、满人或汉人，并取得在俄罗斯要塞城镇从事贸易的好处，俄罗斯人则是一步步地逼着个别部落向沙皇称臣。

俄罗斯官员在与卫拉特的往来中，使用他们从和西部大草原的关系沿袭而来的用语。他们称呼称臣的宣誓为 shert’，这个用语源自突厥和阿拉伯文的 shart，意思是条约的一个条款。4从莫斯科观点来看，这样的关系并不对等，而是非基督教民族对正教沙皇的归顺。俄罗斯人称协商提议为 chelobit’e，意思是“请愿”，字面直译是“（对着地面）敲头”，源自经蒙古统治时代传下来的中国用语“磕头”。在俄罗斯的记载里，蒙古人乞求官员“允许他们接受我沙皇的崇高照管”。5无论他们使用什么字词，蒙古人的意图和他们的描述迥然不同。一般而言，蒙古人把俄罗斯对宣誓和纳贡的要求看作暂时的应急手段，暗示两个对等势力的结盟，俄罗斯人则把这些忠诚的表示看作对从属的永久承认。罕有蒙古领袖接受永远臣服于沙皇，唯一的例外是西部蒙古的土尔扈特，他们向西迁徙数千英里，定居在伏尔加格勒河岸。多数部落保有在大草原移动的权利，保有自由。

一六○八年，卫拉特击败哈萨克斯坦，将阿勒坦汗赶到东南方，不再需要俄罗斯的保护。他们拒绝俄罗斯的归降要求，但在托木斯克和塔拉的堡垒增加贸易活动。蒙古人在一六○七年带了五百五十匹马到塔拉，交换金钱、书写纸张和布料，就这样确立了西伯利亚和大草原之间商业交流的必要基础。和中国人一样，马匹短缺是西伯利亚人的心头患，毕竟森林环境很难养马。蒙古人从草原提供这些必要的运输牲口，交换定居文明的制造商品。蒙古后来又找到了另一个收入来源：毛皮。他们把毛皮当作和俄罗斯与中国互市的筹码加以管制。

一六一四年，俄罗斯人一度成功取得重要蒙古领袖的诚心归顺。面临牲口死于寒冬，以及又遭阿勒坦汗强迫纳贡的损失，卫拉特人受到重创。托博尔斯克的总督向备尝艰苦的卫拉特人递出橄榄枝，前提是他们愿意向沙皇称臣。总督并遣彼得罗夫（Ivan Petrov）和库尼庆（Ivan Kunitsyn）率使团去和重要的蒙古诸台吉相处两个月。四卫拉特最强的领袖达赖泰什（Dalai Taisha）称声愿意归顺沙皇，并提供一万名战士为攻打诺盖的战争效劳。由于达赖泰什后来违背出兵诺言，托博尔斯克总督准备出征迫使他臣服，但总督却被莫斯科方面斥责，并命令他和蒙古人保持和平。十七世纪初，俄罗斯的国力因与波兰人和瑞典人交战而被削弱，因此试图避免在东方卷入军事行动。

在这次出使的过程中，俄罗斯特使们试图努力了解名闻遐迩的中华帝国。他们探听中国的疆土大小和人口，中国的盟友，还有中国人民的信仰。他们透过蒙古东道主取得了某些有用但误导的信息。蒙古人告诉他们，中国人住在大河上的砖造城市里，他们不知道这些城市的名称，但知道中国人的统治者名叫“大博格德汗”（Taibykankan，可能是 Da Bogda Khan 的另一种写法。但当时中国统治者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根据卫拉特人表示，阿勒坦汗和中国人拥有共同的语言和信仰。显然卫拉特人所认知的“中国”，其实是指住在靠近明朝边境的蒙古人。6

准噶尔台吉哈喇忽剌（Khara Khula，卒于一六三四或一六三五年）也向俄罗斯寻求帮助。他在一六二○年派了一支使团到莫斯科，获得了俄罗斯沙皇给蒙古领袖的第一道诏书，诏书述说：“你，哈喇忽剌，将臣属俄罗斯，获得我们的保护，不受敌人攻击。”7但俄罗斯和卫拉特之间的关系随后中断了十五年，因为哈喇忽剌开始和东边的阿勒坦汗鄂木布额尔德尼（Ombo Erdeni）交战。

土尔扈特蒙古人（俄罗斯人称之为卡尔梅克）为躲避蒙古部落的内战，开始向西迁徙，朝俄罗斯的乌法（Ufa）和秋明堡垒前进。土尔扈特也拒绝诚心归顺沙皇，但他们想在西伯利亚城镇用马匹交换毛皮、步枪和铁矿。莫斯科拒绝他们的要求。一六二三年后，当他们开始突袭俄罗斯领土和向俄罗斯纳贡的民族，莫斯科方面下令，只要卡尔梅克人愿意和俄罗斯城镇保持距离并停止突袭行动，就和他们重启定期贸易。在一六三○年代，土尔扈特人开始横越哈萨克斯坦大草原的大迁徙，最终在伏尔加格勒河岸边安顿下来。8其他群体持续朝那里移居，直到一六四○年代为止，但他们和留在蒙古高原的部落成员保持联系。因此，一部分的卫拉特联盟变成了俄罗斯沙皇真正意义上的附庸，其余部落则统一在西部蒙古准噶尔部的领导之下。

土尔扈特之外，早期的阿勒坦诸汗是最积极寻求俄罗斯协助的蒙古人。俄罗斯与统治西北喀尔喀蒙古的阿勒坦汗的关系，有别于卫拉特，因为阿勒坦汗更靠近中国。一六一六年，阿勒坦汗用通往中国从事贸易的路径（穿过他的领地约一个月路程）引诱俄罗斯使团，以交换步枪和毛皮。由佩特林（Ivashko Petlin）率领的使团是第一支前往中国的大型使团。尽管他们确实不受阻碍地通过了阿勒坦汗的领土，但当阿勒坦汗要求军事协助以对抗其卫拉特敌人时，震怒的沙皇切断了双方的关系直到一六二○年代。俄罗斯人在此也依循一贯手法，致力自外于蒙古人的内部冲突，同时确保能够通过蒙古领土进入中国。蒙古人方面则同样致力于把俄罗斯人拉到他们的阵线──透过策略性地宣称臣服沙皇。新的阿勒坦汗在一六三一年和俄罗斯恢复关系，提议愿意宣誓效忠，换取俄罗斯得协助对抗他在南方的新对手。他也在一六三八年派出第一支从中国到俄罗斯的茶叶旅行商队。然而，一六四○年代末期时，阿勒坦汗已和崛起的满洲人势力结盟，而其继承者拒绝承认过去对沙皇的宣誓。有趣的是，最后一任阿勒坦汗罗卜桑（Luvsan），在一六六○年代希望俄罗斯能协助其在图巴（Tuba）* 的赫姆奇克河（Khemchik）兴建要塞，但遭到拒绝。他在一六八一年归顺清朝，一六八二年过世，西北喀尔喀蒙古的自治势力随之告终。

俄罗斯人进入了蒙古大草原之际，分裂的部落首领开始在卫拉特的领导下逐渐统一。明朝衰落导致中国在该地区几乎没有政治影响力，但其毛皮市场的吸引力则促使俄罗斯人稳步向东移动。即使在此早期阶段，就能看出俄蒙关系将会十分紧张，因为蒙古人拒绝无条件地臣服沙皇，俄罗斯人则是基本上把蒙古领土视为通往中国的中途站。与中国民族主义史学宣称的相反，俄罗斯沙皇从未与卫拉特—准噶尔结盟对付中国。但无论俄罗斯和蒙古史学家如何主张，他们与蒙古人的关系也并非一直是和谐的。

创建准噶尔国

从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西部蒙古人遭逢明朝灭亡和俄罗斯进逼的同时，正试图创建一个统一的国家，却遭遇重重的困难。十六世纪晚期的卫拉特人极为支离破碎。个别部落首领与东方蒙古首领作战失利后，纷纷被驱赶到阿尔泰山脉以西。在此同时，他们还遭到来自哈萨克斯坦斯坦和吐鲁番的攻击。到了一五九○年代，某些卫拉特台吉为了保住牧场而被迫向哈萨克斯坦人投降。

一五八○年代，阿勒坦汗开始对卫拉特发动一波勐烈攻势。当他派了一支军队前去寻找卫拉特领袖时，却找不到一个统一的联盟，而是散落在额尔齐斯河沿岸的许多自治台吉。一六一六年，负责接触卫拉特的俄罗斯特使得知他们分为四个部落：由达赖台吉（Dalai Taiji）领导的杜尔伯特部、哈喇忽剌治下的准噶尔部、拜巴噶斯（Baibagas，卒于约一六三○年）治下的和硕特部，以及和鄂尔勒克（Kho Urluk）治下的土尔扈特部。达赖台吉是四人中最强的，但他不是大汗。和硕特部的拜巴噶斯被尊为大汗，因为他是十三世纪创立卫拉特的诸汗后裔。9虽然拜巴噶斯汗是部落领袖盟会（chulgan dargi，汉文“丘尔干”）的领袖，他却没有真正的权力。10各汗各自管理自己的人民。然而，为回应阿勒坦汗的威胁，拜巴噶斯汗得以集结一支由三万名和硕特人、八千名杜尔伯特人、六千名绰罗斯人、四千名辉特人和两千名土尔扈特人组成的联合军队。11虽然这是迈向统一行动的第一步，卫拉特仍因部落领袖间的持续对抗而分歧，特别是拜巴噶斯汗和准噶尔领袖哈喇忽剌之间的对垒。针对牧地的内斗及为回应外部威胁的团结尝试，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在十七世纪早期明显加剧。

在一六一六至一六一七年的部落领袖盟会上，卫拉特同意确立内部和平，而且不帮助那些袭击其他同胞的卫拉特人，不过部落领袖的敌对仍然持续。同时，某些部落开始与穿越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创建关系。土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已于一六○七年开始与塔拉总督进行归顺沙皇的谈判。12一六○八年与阿勒坦汗的大战爆发时，多数卫拉特部落失去了对俄罗斯的兴趣，因为他们暂时团结起来对抗来自东方的威胁。但哈喇忽剌和阿勒坦汗在一六二○年代都曾派使团到莫斯科寻求援助，以对付另一方。值得一提的是，哈喇忽剌表达了他对铁制武器的需求。诚如前文引用的诏令所提，莫斯科接受了哈喇忽剌的归顺，但拒绝为任何一方出面干预。到了一六二二年，心生不满的哈喇忽剌和其他卫拉特人突袭库兹涅茨克取得武器。13

一六二○年代，卫拉特成功组成了结合四个部落领袖的联盟，挥军攻打阿勒坦汗。在统一的卫拉特军队中，拜巴噶斯汗指挥一万六千人的部队，哈喇忽剌率领六千人的部队，另外三名领袖合计统御一万四千人。14一六二三年，联合部队攻打阿勒坦汗，胜负悬宕难分。他们擒获了许多俘虏，但哈喇忽剌也失去许多部下。经过后续的战役，卫拉特终于在一六二八至一六二九年间战胜阿勒坦汗。逃往西伯利亚堡垒寻求保护的卫拉特人，如今得以迁回他们在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的家园。

哈喇忽剌试图透过调解继承纠纷来增加个人影响力，但他仍然只是卫拉特联盟内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一六二五年，一场重大内战将卫拉特撕裂。当某位和硕特领袖去世后，他的兄弟拜巴噶斯汗与楚琥尔（Chokur）两人为了遗产发生争吵。哈喇忽剌和杜尔伯特部的达赖台吉都尝试调解，但直到楚琥尔动员万人大军攻打并击败其兄长，争议才得以解决。15即便当卫拉特面临来自阿勒坦汗的重大威胁，他们还是无法在继承冲突上自我克制。哈喇忽剌和达赖台吉都努力强化团结，但部落结构仍不稳定。

在此同时，和鄂尔勒克与俄罗斯人展开谈判，使土尔扈特族人跨越大草原到伏尔加格勒河。16由于多数土尔扈特人已出发前往伏尔加格勒河（约五万户家庭，二十至二十五万人），从而排除了准噶尔地区内的一大分裂源头。土尔扈特的外移削减了卫拉特的整体力量，但因为排除了哈喇忽剌治下最不满的部落，反而有助于整体团结。

尽管藏传佛教在西部蒙古的影响比东部缓慢，其仍在十七世纪后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拜巴噶斯被劝阻不要进寺院修行，但许多蒙古贵族都将儿子送进寺院。拜巴噶斯的养子咱雅班第达（Zaya Pandita, 1599-1662）借由与西藏的紧密结盟，强化了西部蒙古的团结。17一六一六年，他被送到西藏的一间寺院学习佛教和密宗心法，长达二十二年。他在一六三五年参加第五世达赖喇嘛十七岁的就职仪式时，班禅喇嘛交付他一项使命：翻译藏文典籍并传播佛教教义给蒙古百姓。一六三九年回国后，咱雅班第达先是去找了拜巴噶斯的儿子鄂齐尔图台吉（Ochirtu Taiji，如今已成了车臣汗），但很快就收到来自其他重要蒙古领袖札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的邀请，并访问包括土尔扈特首领在内的四大卫拉特领袖的牧地。他几乎一生都在部落与部落之间穿梭，到各地主持丧葬和婚姻仪式，创立寺庙、讲道、斋戒，以及翻译藏文典籍。一六四八年，他发明了托忒文，这是蒙古文字的一种变体，专为西部蒙古方言设计。他在世时将超过一百七十七个珍贵的藏传佛教文本翻译成蒙古文。一六五○年，他在一次前往西藏的旅途携带了十一万银两。他将这笔钱捐出来，用于制作雕像及资助札什伦布寺（Tashilhunpo monastery）。他还请教了达赖喇嘛对清朝新皇帝的看法。

大汗们钦佩他深厚的藏传佛教知识，赐予门徒、仆人和一大群马与牛，让他得以发挥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卫拉特左翼和右翼在一六五七年爆发内战后，咱雅班第达成了关键调解人，他参加一六六○年举办的大会（丘尔干），协调对立的派系。当他在一六六二年从西藏归来的途中圆寂，弟子们带着他的骨灰回到拉萨。他在拉萨受到红帽与黄帽喇嘛的缅怀，而且第五世达赖喇嘛还命人制作了一尊他的大型银雕像。咱雅班第达创立了卫拉特的文学传统，经由马不停蹄的旅行与讲道，使蒙古大汗们彼此之间的链接不断，而且确保了佛教在西部蒙古的支配地位。虽然未能阻止蒙古人内斗，他仍让相互竞争的大汗们保持联系，不断地强调他们作为佛教施主的共通连系。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Nikolai Przewalski）认为，佛教在蒙古是一种“消耗活力，阻碍进步的宗教”。拉铁摩尔所见略同，他认为佛教把最有生产力的蒙古人从草原畜牧撤出，而且还瘫痪了蒙古贵族，因为他们把领土固定在寺院聚落周围。18但在十七世纪卫拉特创建自己的国家时，此地佛教并没有导致同样的结果。咱雅班第达为大汗们提供了一项最强大的合法化力量，超越军事优势以及成吉思汗世系血统的束缚。喇嘛为蒙古的部落首领提供了重要资源，赋予他们作为转世大汗的合法性，提供他们书写系统，并将他们彼此相连，成为一种不同于其他大草原民族或中国的文化体系。虽然明朝官员认为佛教是控制蒙古人的管用工具，但他们却无法控制蒙古人对佛教的观感。直到十八世纪，满人才设计出许多方法，确保蒙古人和西藏喇嘛归顺清朝。

研究这个时期的多数学者，从十八世纪的帕拉斯到较近期的兹拉特金与若松宽（Hiroshi Wakamatsu），皆主张当哈喇忽剌于一六三五年去世时，留下了迈向统一的政治遗产，因此他的儿子巴图尔珲台吉（一六三五至一六五三在位）才得以自命为卫拉特的唯一领袖，以及准噶尔汗国的创建者。然而，宫胁淳子对此一解释严厉批评。在她看来，巴图尔从未成为大汗，因为只有成吉思汗的父系后裔有资格获得这个头衔。19她认为卫拉特作为“汗国”的真正统一发生在一六七八年，当时噶尔丹杀死了他的岳父和对手鄂齐尔图车臣汗后，从第五世达赖喇嘛那里获得了博硕克图汗（Boshoktu Khan）的头衔。在她看来，认为准噶尔在巴图尔大汗的统治下创造了一个“民族国家”，是一种错误解读。这种想法误信了十八世纪才创造的文献，而没有正视十七世纪的历史事实。

宫胁淳子的解释，非常吻合本书目标：重建这一时期国家形成的偶发因素。她批判人们以后见之明采用了不恰当的概念，此事亦有充分的根据。然而，尽管后人夸大巴图尔的权力，我们至少仍能把一个未完成的国家建设计划归功于他。该计划意图创建一个更中央集权与稳定的卫拉特社会，并由准噶尔统治。

一六三○年拜巴噶斯过世后，和硕特的领袖顾实汗（Gush Khan）握有了大汗的头衔。顾实汗把女儿嫁给了巴图尔珲台吉，因此两家关系密切。但诚如宫胁淳子指出，由于他并非成吉思汗世系的直接后裔，因此巴图尔不可能是卫拉特不具争议的共主。他只能自称为“珲台吉”，也就是大汗之下的第二把手。顾实汗、巴图尔和鄂齐尔图台吉，在一六三四至三五年间组成军事联盟，共同对抗哈萨克斯坦人。顾实汗还在一六三六年率领一支远征队前往拉萨，巴图尔则在一六三七年陪同他远征库库淖尔。20

我们不禁想拿巴图尔与同时代的满人皇太极（Hong Taiji）做比较。就像这位满人领袖，巴图尔也尝试在部落首领之间集权。只不过他与皇太极不同，无法拥有大汗的最高称号（在满人社会，头衔不需要成吉思汗世系的血统）。尽管他的合法性并不稳固，但形势对他有利。来自西边分裂的哈萨克斯坦人，以及东边的阿勒坦汗的威胁下降。土尔扈特部的离开减少了草场的人口压力。一六三五年，和硕特部当中的十万人已迁徙到库库淖尔创建自己的国家。那些不想屈从于巴图尔的人，选择了出走，而非起身抵抗。巴图尔打算诱使脱离的团体，连同东部蒙古人，一起回归大一统的准噶尔领导，但他不能对他们发起军事行动。

巴图尔反倒强化了与俄罗斯人的关系，重新恢复双方间断十五年的外交关系。他在统治期间，派了三十三支使团到莫斯科，并接待了十九支从西伯利亚来的使团。21借由安排哥萨克战俘回归，以及解决边界冲突，他和阿勒坦汗竞夺沙皇的青睐。他与俄罗斯的两大冲突来源已经至少暂时得到解决：获取盐资源的管道，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的忠诚。针对生活在叶尼塞河上的吉尔吉斯斯坦部落的竞争在一六四一年加剧，因为巴图尔声称有权向他们征收贡品，否认托博尔斯克总督也有权征收的宣称。吉尔吉斯斯坦人虽然透过承认双重主权的巧计，避免了战争，却不幸得要同时向俄罗斯人和准噶尔人纳贡。22此时巴图尔被允许在托博尔斯克、塔拉、秋明等地扩大免税贸易，特别是托木斯克。托博尔斯克形成一个独立城区，称为鞑靼聚落。贸易主要以外交赠礼的名义进行，其中准噶尔用马、牛、羊皮和毛皮，交换了以布料、皮革、丝绸、银、海象牙和金属制成的手工艺品。23来自突厥斯坦的“布哈拉”商人担任此新兴中亚贸易的中间人而致富。俄罗斯人，如今很清楚前往中国的贸易路线会经过准噶尔领土，赞同经营与蒙古人的和平贸易关系。

巴图尔的目标相当明确：积累贸易、农业和人口资源以增强国力。一六三八年，他要求西伯利亚总督提供猪只和鸡只，好在新并吞的突厥斯坦地区的准噶尔农场饲养。一六三九年，他要求枪炮、装甲和子弹。他派了一支代表团到莫斯科，因为被告知托博尔斯克不可能取得这些物品。一六五○年，他要求托博尔斯克总督提供更多的“礼物”，以持续确保和平贸易关系。他还要求俄罗斯将工匠，包括石匠、木匠、铁匠和武器制造者，送到准噶尔。24俄罗斯同意送猪和鸡，但拒绝提供武器制造者，始终如一地避免武器从俄罗斯流向蒙古。然而，自一六三六到一六三八年，巴图尔开始在亚梅什湖（Yamysh）及额尔齐斯河之间的和布克赛尔（Kubak Zar）打造首都，由一座石头堡垒和寺庙组成。25这座新都最初是个只有大约三百人的小城。俄罗斯使者通报表示，该城由中国与蒙古工匠用石头砌成，城墙长约一百公尺、高六公尺。中国人、蒙古人、布哈拉人和喇嘛分别住在不同的城区。巴图尔引进突厥斯坦农民耕种田地。堡垒环绕着都城，配有从中国引进的四门大炮。巴图尔珲台吉本身在约七天路程以外的地方放牧，并不时访问都城。他要求俄罗斯人送他更多工匠，并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又建造了其他几座城镇。就像在他之前的俺答汗，巴图尔已开始奠定一个定居政权的基础，但他建造的城并未屹立太久。城市在他去世后倾颓，如今已不留一点痕迹。

这个成长中的国家还有另一项关键资源，那就是盐。盐大概是西北边境最稀缺的基本营养素，其供应向来是明朝边境政策的重点。西伯利亚定居者的饮食也需要盐，可是森林区里没有盐源。俄罗斯人和蒙古人自十七世纪初起，就不断为取得盐的管道发生冲突。一六一一年，蒙古人占据了塔拉附近的一些盐源，迫使俄罗斯人出兵驱赶。一六一三年，西伯利亚定居者抵达了亚梅什的大盐湖。但这座湖泊位于准噶尔统治下的一个地区。直到一六二○年之前，俄罗斯人在这座湖泊开采大量的盐从没遭遇过抵抗。然后蒙古人抵达，阻碍了进一步的生产。随着武装冲突爆发，俄罗斯人计划在此建造一座堡垒，不过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意识到前往此地困难重重，以及欠缺牧场与田地将阻碍驻军供给。他们退而求其次，定期派遣军队根据需求前来取盐。但两千名蒙古人在一六三四年袭击了俄罗斯的军事远征队。巴图尔表示愿以和平贸易取代武装冲突。沙皇在一六三五年同意蒙古人在湖上采盐，巴图尔则批准常规盐矿旅行商队，从亚梅什湖前往俄罗斯，以换取更多的贸易。亚梅什湖周遭发展出了一个商业聚落，直到一六八九年恰克图被指定为中国贸易中心之前，都是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中心。集市为期二到三周，吸引来自中央欧亚各地的商人。他们向俄罗斯出售马匹、中国商品和奴隶（尽管这是被禁止的），换取金属、纺织品和玻璃。俄罗斯人提倡民间贸易的发展，但严格禁止出口武器与火药。26

一六四○年的忽里台大会（khuriltai）象征了在结构松散的联盟中，尝试将蒙古人集合起来的成果巅峰。27它聚集了喀尔喀蒙古、库库淖尔、伏尔加格勒河的卡尔梅克大汗，以及塔尔巴赫台（Tarbaghatai）的西藏教会代表，讨论避免内哄的方法。只有已从属于满洲国家的察哈尔部（Chahars）被排除在外。忽里台大会商定出旨在调解争端的一套规范，团结蒙古人炮口一致对外，同时加强了大汗和部落领袖的权力。28部落攻打另一个部落将遭罚款，部落必须帮助彼此抵御外侮，每个部落领袖将保护各自的牧场，并归还从其他部落前来寻求保护的逃亡者。藏传佛教被宣布为蒙古人的官方宗教。29

多数史学家都认为是巴图尔珲台吉和咱雅班第达促成诸大汗和部落领袖的联盟，不过宫胁淳子却认为喀尔喀蒙古的札萨克图汗才是主导者，因为大会办在喀尔喀而非卫拉特的领土。面临崛起的满洲势力，札萨克图汗首当其冲，因此最有理由组织联盟相抗衡。然而，这部蒙古—卫拉特法典，并未成为打造新兴蒙古或准噶尔国家的根本法律。就像早期的蒙古法律，它只适用于部落之间，但每个大汗在领地内仍保有自治权。30

一六四○年，满人对多数蒙古人还算不上严重的威胁，无法强力刺激他们形成统一战线。尽管某些南部蒙古人已向其臣服，但满人还忙于在满洲创建自己的国家，并且专注于和明朝的战争。此法典的诸多条款也是针对内部关系。法典强化了个别大汗在其领地内解决纠纷的权力，但让他们保有完整主权，而未朝向更大规模的邦联迈进。正当满人创建一个以八旗制度（banner system）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强国，而日本的统一者开始将强化的封建藩国与中央化的军事政权结合起来，蒙古人却只实现了部分的内部整并，就连一个松散的统一联盟都没能产生。卫拉特在一六四○年代爆发严重内战，十年后，喀尔喀蒙古人和库库淖尔的和硕特人都已开始和新兴的大清国合作。

尽管一六四○年的忽里台大会的确可能是蒙古迈向国家制度化发展的重要一步，但其进度却远远落后于它的对手俄罗斯、满洲和日本。近代早期的国家建构分为两阶段：首先要有一位在军事追随者间拥有至尊地位的地方诸侯，再来是由公认军事领袖统帅诸侯组成的联盟。例如在日本，德川家康结合领地内强大的地方大名，然后小心翼翼地平衡各个大名之间的势力，以便巩固幕府统治。满洲领袖创造了新的组织“旗”（banners），借用了成吉思汗的万户概念，将部落领导权吸收到非部落的组织里。然而，成吉思汗的蒙古接班人们生活在更为广阔的中央欧亚空间，无法全部联合在一位公认的领袖之下。他们保持分裂，形成几个互相竞争的团体，顶多能加入彼此的临时同盟，不过也同样可能与四面八方的非蒙古邻居结盟。

巴图尔没有成为大汗的资格，但他可以建造城镇，通过贸易促进民生繁荣，并参与组建对抗清朝的联盟。然而，当他在一六五三年去世，所有的努力土崩瓦解。在九个儿子之中，僧格（Sengge）继承了他的统治权，但僧格的兄弟们对其控制半数曾属于父亲的人民提出了异议。他们在一六七○年杀了僧格。被送往西藏喇嘛寺的其中一个儿子噶尔丹，在这次继任危机期间回来收十残局。噶尔丹成为了蒙古人所需要的大一统领袖，将准噶尔国扩张成中央欧亚最强大的势力。

满人的崛起

满洲人征服中华帝国的惊人过程，已被许多史学家形诸文字。满洲人原是分散在中国东北边境森林和田野的部落民族。我在此集中讨论贯串全书故事的三个主题：以氏族为基础的组织与官僚之间的斗争，农业基地的利用，以及满蒙关系在形成早期满人国家的作用。每一个主题都强调茁壮中的满人国家与其中央欧亚邻居（准噶尔与俄罗斯）之间的互动，同时凸显三者所面临挑战的诸多相似之处。

满人部落由氏族社会蜕变为中央集权官僚国家的转变，向来是多数有关满人崛起的研究主题。梅谷（Franz Michael）把这个从“封建”转为官僚关系的变化，归因于受中国顾问和中国典籍的影响。在他看来，满人一如过往的征服者，为了取得成功就必须在征服前采行中国之道：“来自国外和国内的征服本质上并没有差别⋯⋯[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满人）不得不接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中华文明。”31

但和后来的学者不同，梅谷主张“满人从未被完全吸收到中华文化里。他们始终是征服者的特权群体；保有该民族历史上部分军事和封建过往”。但他仍然认为“中华文明应该被视为[满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标准”。对梅谷而言，清朝的满人特性只源自征服的早期，而没有被嵌进国家的永久制度里。32

梅谷的主要史料是一七八九年在乾隆皇帝支持下出版的《开国方略》，但这个文本经过选择性编纂，以便创造一种儒家化清政权的虚假印象，好做为明朝的合法继承者。此书未能带到建国者努尔哈赤和其贵族与家族发生的冲突，且鲜少提及纠缠早期满人国家的经济危机。晚近研究利用《满文老档》中珍贵的满文记载，描绘出一幅截然不同的景况。这些研究延续了日本学者在二十世纪初创建的清朝“阿尔泰”诠释传统。33其主张满洲建国者在建国之际，适应中国之道并不平顺。在这段痛苦的转变过程，菁英阶级存在着重大的内部冲突。来自印刷文本的中国影响力，在满清草创初期微不足道，因为被翻译成满文或用满文出版的典籍相当稀少，而且多数都不是哲学经典。相反的，国家的官僚化应该被看作征服过程中的一种务实且偶然的回应，是受到边塞投降中国人建议的影响，但也受到蒙古盟友、满洲贵族和跨越这三个民族文化隔阂的双文化“越边民人”（transfrontiersmen，引用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之语）的影响。国家从捷报连连的军事胜利，突然陷入严重的存续危机。许多受其统治的中国百姓因不满而群起反抗，但也有中国官员支持满人对抗明朝。继承危机可能导致满人政权瓦解，但中央集权最终克服了派系主义。

血腥选长制的根源，困扰着满人国家。受到明朝的影响，满人也可以援引长子继承制原则，但这不是常规做法。满人国家的创立者努尔哈赤（一五五九至一六二六年），于一五八三年和部落的几百名精锐结盟，展开了兵戎征战的生涯。这个联盟包括他的长子褚英（Cuyeng）和他的弟弟舒尔哈齐（Shurhaci）。到了一六○九年，三人已彼此闹翻，努尔哈赤在一六一一年杀死舒尔哈齐。努尔哈赤起初觉得有义务指定褚英为继任者，但后来否认了褚英的继承权，并于一六一五年将他杀害。努尔哈赤在一六二六年去世时，没有指定的继任者。就像蒙古人及其祖先女真人，满人很难不吵不闹就同意由单一领袖统治。34

然而，军事征服减少了内部争吵，因为战争会让更多人被纳入这个军事国家的控制，并为进一步扩张提供了人力资源。努尔哈赤的军队征服了东北的敌对部落，他将这些人每三百人为一单位，编成“牛录”（niru），纳入军国编制。35哈达部落（Hada tribes）于一五九九年被击败，成为最早被纳入八旗制度编制的牛录之一。旗是满人国家最重要的制度。旗制最早在一六○一年便开始形成，主要源于满人按照狩猎行动组织军事演习的惯例。“八旗”（满文 gûsa）在一六一五年诞生，替努尔哈赤于一六一六年称汗的后金帝国奠定了多民族联盟基础。诚如欧立德（Mark Elliott）指出，八旗牛录保持了族裔的同质性，尽管八旗将蒙古人、中国人和满人牛录混合在一起。因此，八旗灵活地吸收了几个不同族裔的成员，同时又维持他们的独特性。八旗切断满人内部的亲属链接，把他们绑在一个必须对指挥官彻底效忠的新兴军事和民政组织里。36

八旗制度从基础上为新国家确立了新的团结纽带，取代满洲地区和蒙古早期部落的亲族忠诚。然而，每个旗的指挥官仍是近乎自治的，就像强大军阀指挥着一支忠心耿耿的部队。为了创造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努尔哈赤还需要在顶层实现统一。一六一五年，他在设立八旗之余，也设立了五大臣（sunja amban），将领导权交给努尔哈赤及其五个女婿。他将剩下的四个儿子任命为和硕贝勒（Hosoi Beile）。尽管努尔哈赤亲自指派每个旗的统治者，这些旗人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继承者，而且指挥官“实际上将[旗]当作私人财产”。37

随着满人征服辽东地区并吸纳中国人进入国家，努尔哈赤利用他的新子民来限制满洲贵族（贝勒）的权力。贝勒可能是努尔哈赤的亲戚，或是在征服前的独立部落统治者。他们有隶属于自己的百姓和俘虏，但中国人直接从属于作为大汗的努尔哈赤，而不是从属于贝勒。努尔哈赤不顾反抗，不断将首都向西、向南朝中国国界迁移，远离贝勒的地盘。阿敦贝勒（beile Adun）大概是拒绝接受迁都，在一六二一年因煽动异议被以违抗“国家命令”（gurun i doro）之罪名斩首。努尔哈赤还挑选了八位学者作为主要治国顾问，名为巴克什（baksi）。38这些人，像是达海（Dahai，卒于一六三二年）和额尔德尼巴克什（Erdeni Baksi，卒于一六二三年），精通满文、蒙文与汉文。有些人也许最早是汉人血统，但他们的祖先入境随俗，加入了边境的满人氏族。他们以汉文书写文告，并翻译汉文经典。身为“越边民人”，他们拥有多文化背景，不只是汉化的媒介。借由制衡贝勒的权力，他们成为强化大汗中央权力的关键助力。39

努尔哈赤在最后的遗嘱中，建议由资深贝勒行集体共治：“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40

然而，他的第八子皇太极（一五九二至一六四三年）由于身为镶黄旗和正白旗的指挥官，在继承斗争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他很可能在努尔哈赤死后以武力夺权，然后违背父亲本意，迅速采取迈向专制统治的必要步骤。41他铲除了和父亲一起治国的三大贝勒阿敏（Amin）、代善（Daisan）和莽古尔泰（Manggultai）。他以阿敏违背其命令攻打并劫掠朝鲜，然后在永平血腥屠杀中国人为由，在一六二九年将其定罪并逮捕下狱。42等到一六三六年时，皇太极已经扩大内阁（起源于他父亲设立的八位巴克什），成立六部三院，吸收更多的中国士大夫入阁，然后将贝勒从三院免职。议政王大臣会议创立于一六二二年，起源自努尔哈赤的集体顾问团，然后在一六三七年扩编。但努尔哈赤的会议有八大贝勒参与，皇太极却把满人诸侯一概从会议排除。他只让八旗的直接管理者参与。43

皇太极的中国顾问劝他尽快入侵中国，而且支持他集大权于一身。这些顾问主张，征服所得的新财富应当直接归给大汗，由他分配给贝勒。他们拒绝贝勒的集体共治，也拒绝每位贝勒将掠夺战利品自主发配给追随者的原则。诚如一份奏章所言：“十只羊配九个牧羊人将导致混乱与分裂。”44这个迈向威权主义的转变，显然对中国顾问有利，他们效忠大汗，盼望征服南方富饶之地，能为他们带来可观的物质奖赏。想要保持自主的贝勒则在此过程中被牺牲了。

简言之，皇太极在一六四三年去世时，留下了一个看似持久的威权强国。他将满人变成单一民族，让自己成为贵族阶级之上的最高领导者，创造新的政府机构，并宣布满人的“历史使命”是创造一个取代大明的新朝代“大清”。皇太极抛弃过去确立的国号“后金”，刻意中断从明到清的延续性，也中断自身与女真先祖之间的连续性。他公开表示：“然大明帝非宋帝之裔，我又非先金汗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45

然而，新国家仍然很脆弱。在皇太极去世后，辅政时期的继承权之争就有可能导致国家崩溃。从一六四三年皇太极崩殂，到一六六九年康熙皇帝正式亲政，共有六个派系先后担任这个新生国家的辅政。46除了顺治皇帝从一六五三至六一年的亲政时期，这些辅政大臣大抵以满人的贵族八旗指挥为主。这些贵族对于采用中国治理之道或吸收中国人担任高阶官职，各有不同盘算。多尔衮（Dorgon，一六四三至五一年担任辅政大臣）首开先例，任命中国官员为朝廷行政高官，但鳌拜（Oboi，一六六一至六九年担任辅政大臣）提倡回归传统满人治国之道，减少采纳中国制度和任命中国官员。

然而，满人的反动，并不表示贝勒重新掌权。事实上，辅政大臣们也促进中央统治者凌驾满洲贵族，巩固优势地位。他们还协助新兴官僚组织的制度化，无论这些组织是衍生自明朝的先例，或源自崛起国家的新开创。官僚和专制凌驾于贵族集体共治，是此时期持续的趋势，不过这并非什么平顺的“汉化”过程。走向专制的驱动力是来自扩张国家的军事和行政需求，而不是因为逐渐接受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对中国制度在国家里扮演角色的态度可能会改变，但是大汗及其顾问逐渐凌驾在贝勒之上的优势却不容改变。

多尔衮作为五岁顺治皇帝的辅政大臣，在一六四四年完成了征服北京的行动。47他打开“（满汉）二元统治”（Dyarchy）政策，让前明朝官员和满人官员在高阶行政职务上携手共治（“二元统治”其实是个不精确的词，因为汉军八旗是第三重要的官员族群，但既不属于前明朝，也不是满人）。他也不再指派满人王公进到六部。当多尔衮在一六五○年去世时，由济尔哈朗（Jirgalang）引发的满人辅政内部派系斗争，接着持续了两年，直到顺治皇帝一六五三年正式亲政至一六六一年。顺治非常仰赖非满人族群以制衡济尔哈朗，促进了皇帝和耶稣会士、佛教僧侣和宫中太监的接触。他支持汉人有权上奏，严厉打击满人贵族菁英的腐败。

在年轻皇帝的统治下，国家似乎朝非常中国化的方向前进，但当顺治皇帝在一六六一年过世后，皇太后与满人贵族便联手反击。他们把虚岁八岁的新皇帝康熙推上龙椅，但接受四名强大的满人辅政大臣的指导：鳌拜、索尼（Soni）、苏克萨哈（Suksaha）和遏必隆（Ebilun）。48他们伪造顺治皇帝遗诏，强调国家需要新的德政。借他之口严厉抨击非满人的腐败作风。辅政大臣清洗太监和佛教僧侣，对耶稣会士天文学家汤若望（Adam Schall）严刑拷打，并处决了许多其他基督教追随者。他们宣称将回归属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理想中尚武且纯粹的满人国家，尽管这两位皇帝实际上都巧妙融合了多文化要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能扩增但规模却缩小，内三院、六部和都察院等明朝制度的影响力也衰退。49

辅政大臣因为对本地中国官员的严厉政策而声名狼籍。他们支持处罚江南岁入赤字，引发学生和官员叛乱，叛乱者在一六六一年遭集中斩首。他们对地方官引进有章法的评估方式（考成制），以便根除贪污腐败与确保岁收及时。不过，辅政大臣并未恢复共治的原则，或地方贝勒自治，即便在满洲地区也没有。满洲南部变成了一个新省分盛京，由盛京将军治理。此外当满洲北部受俄罗斯袭击时，一名将军便出面接管。只有在一个面向上，辅政大臣准许较大的自治权：他们让吴三桂和西南与华南的藩王，扩增军事力量和行政独立性。在面对蒙古人、俄罗斯人或台湾的郑成功政权的外交政策上，他们采取较谨慎而不积极扩张的立场。

整体而言，尽管辅政时期明显重申满人传统价值的权威，但并未削弱国家的稳定性。中央集权和军事威权统治进一步加剧，但我们不大能把此一集权化归因于中国影响。十七世纪俄罗斯的混乱时期（一六○二至一六一三年）导致莫斯科国家崩溃，地方分封贵族大力攻击中央集权沙皇的所有权。直到一六一三年新的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 dynasty）出现之前，继承斗争、外国势力入侵、农民叛乱、经济衰退，和分封贵族自治权的主张，几乎全都差点摧毁了这个国家。满人也面临上述的各种挑战。创建大清国的皇太极和顺治皇帝都是务实的军事管理者，使用边塞环境最有潜力的各式文化元素建国。满人的反动失败，是因为它打算“净化”国家受到中国制度污染的部分，殊不知这些元素多半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并不存在成功的替代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辅政大臣从来都不能像康熙皇帝在一六七○年那样，制订一道“圣谕”，宣布皇帝治理的基本方针。圣谕详细说明了“与普通百姓有关的儒家正统纲要”。50后来的版本写满了皇帝的格言，并经口传将圣谕的详细解释遍及整个帝国的老百姓。不同于康熙皇帝，辅政大臣没有太大信心提倡一个连贯的计划，如此直接地处理汉族人口问题。尽管如此，辅政大臣确实提倡了建国者们的根本目标，因为他们也在环境驱使下朝向更中央集权和专制的方向迈进。

直到康熙皇帝终于在一六七○年正式亲政，他的氏族成员才被从所有行政职务上永久排除。因此，氏族和官僚之间摇摆不定的斗争，并非单纯朝汉化直线发展，而是随着重要人物引起的偶发事件及国家的军事进展与经济资源而来回摆荡。

和俄罗斯人或蒙古人的国家相比，满人面对的地缘政治形势比较简单。他们始终专注於单一大敌：位在南方的明朝。他们在其他边界需要面对西方较为亲近的蒙古人，北方不具攻击性的部落民族，和东南方相对孱弱的朝鲜国王。他们已击败由苏尼特蒙古（Sunid Mongol）和喀尔喀蒙古在一六四六年结盟发动的一次叛乱。51俄罗斯入侵满洲北部在一六六○年代尚未形成严重威胁。专注於单一战线，给予国家领导者一个清楚的架构和使命，而军事扩张的需求则驱动了行政与文化改革的连贯计划。当满人在一六四○年代到六○年代向北京以南移动，其统治者们一边持续将明朝势力往南逼退，一边创建地方制度，治理数量庞大的中国百姓。在两位建国者的强势领导之后，辅政大臣的外交政策显得相当谨慎，遵照前朝立下的规矩行事。他们弭平地方叛乱，并撤离东南沿岸人口，以便孤立郑成功及其在台湾的明朝追随者。他们擢升理藩院的地位，让理藩院成了处理西北事务的核心机构，职权独立于礼部之外，礼部则是负责东方和东南的藩属。52这个决定将清朝的“双重外交政策”（bifurcated foreign policy）加以制度化，同时确保了西北边界获得特别关注。不过，满人推迟对多数蒙古部落的征服行动，直到他们稳固了南方情势。对照之下，卫拉特蒙古则不停在不同战线之间转换，和在东边的蒙古人，西边的俄罗斯人与哈萨克斯坦人，以及南边的西藏人交锋。他们的领导阶层在一六七○年时已卷入自相残杀的纠纷，而且没有一人能够取得大汗合法头衔的所有权。满人在两位皇帝与辅政大臣的领导下逐渐中央化，为康熙皇帝亲政后的扩张野心奠定了基础。

然而，中央集权政权本身并无法取得支撑国家不断扩张的足够资源。满洲地区的生态乍看之下颇为丰饶。从西伯利亚的森林看去，或从中央欧亚的沙漠与大草原看去，满洲地区的河流看似充满渔获，毗邻富饶的农耕地，而且森林里有充沛的猎物、森林物产和矿物。俄罗斯移民听闻这个区域资源丰富的传言，于是向东穿越西伯利亚。然而，他们很快就会大失所望。当地部落看起来很穷苦，田地能为戍守驻军提供的谷物少之又少，而且堡垒过不久就开始粮食短缺。前文已提及，俄罗斯人甚至在发现自己擅入新兴满人国家的地盘前，就已碰到粮食供给的问题。

当满人还是四散的部落民时，实行狩猎、捕鱼和小规模农业生产的混合型经济，以维持生存的低标来说要养活自己并不大难。他们也借由贸易森林物产累积财富，特别是卖给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人参，还有毛皮。明朝官员善用满人对贸易的渴望，个别发放朝贡许可以使部落之间产生分歧。他们于是可利用满人争夺许可的机会挑拨离间。努尔哈赤为了集中权力，必须亲自控制所有的许可。这意谓着其他部落被剥夺了使用朝贡资源的机会。

直到努尔哈赤开始创建（他为国家统一和最终征服中国所设计的）军事机器之后，后勤补给的瓶颈才变得严重。随着他击败竞争的氏族领袖并把他们吸收到八旗制度内，他也为自己招来了供给这些部队的责任。周边的朝鲜和辽东民族是最好的新补给来源，于是努尔哈赤的第一步就是以历史悠久的中央欧亚风格洗劫他们。努尔哈赤在建国最初期就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满人使用中国工匠炼铁，开采金银矿，以及发展蚕丝与棉花生产。53但明朝的回应却是自一六○九年起减少朝贡收入，以及关闭有利可图的边界市集。直到一六一五年时，努尔哈赤早已在正式宣布创立后金之前，承认他的国家欠缺养活自己人民的充足粮食，而且无法和毗邻的蒙古部落对抗。他呼吁清理出更多耕地，以便充实粮仓。54粮食供应的迫切需求，自此开始变成国家扩张过程中的一项重大因素，直至征服北京。努尔哈赤为取得更多粮食，在一六一九年征服了叶赫氏部落。他也同时鼓励蒙古人加入征服行动，并要求他们得在攻打明朝的征途中带上自己的粮食补给，而且不可以偷当地人的粮食。55

努尔哈赤在一六一六年宣布创立后金后面临了双重挑战，一面要喂饱自己的百姓，一面要争取南方辽东的中国人支持。他承诺“振穷恤贫”，缩小明朝贪官污吏创造出的贫富差距。56加入满人统治的新成员，在一六二三年得到粮食配给的保障，而且中国人和满人具有相同配额。被征服的中国家户则遭到整并，地位从自由人到奴隶不一而足。一六二四年，粮食产量达五到七满人“金斗”（sin，等同九到十三石，或约八百至一千公斤）*的中国家庭，会被分配到土地和房子，但粮食少于此数者被变成了奴隶。57但“包衣”（boo-i niyalma）或“阿哈”（aha）并不完全相当于中国的“奴仆”（卖身的奴隶）或“壮丁”（自由人）。它是一种个体依附于主人的关系，双方理论上关系紧密，且包衣应受平等对待。诚如大汗所言：“主家应爱护家仆，与之进同食。”58满人统治者坚持大家长作风，特别是透过保障粮食供应，试图说服辽东地区中国人相信自己的性命能获得保障，并在新国家的治理下克服不公平的贫富差距。

不过，一六二一年征服辽东的战役，实际上导致了更尖锐的满汉冲突，以及更严峻的生计危机。中国人抵抗不公平对待的叛乱，也主攻粮食供给：满人担忧起新邻居是否对井水下毒，而且在食用猪、盐、鸡、茄子及其他物产时得特别留意。59努尔哈赤提倡家户合居，让满人与中国人共同生活工作，希望摆脱中国人对满人的敌意，但粮食短缺与文化差异使这项实验以失败收场。满人在一六二一至二二年的冬季没有自己的存粮，为了应急，必须设法从中国人（他们试图暗藏粮食）那边取得粮食，并实行普遍的粮食配给。60他们在隔年命令平分土地，每个成年男性分得五垧（cimari，相当于三十亩），但这个要求是否曾被兑现并不清楚。扩张中的国家借由向广大中国人口实施新的徭役和谷税征收，试图解决后勤危机，但辽东闲置土地稀缺。随着中国人向西逃离辽西的战事，原本稀缺的土地又更加不足。难民“没有足够谷物或盐巴可食”。61

承受经济压力的满人剥削家里的中国人，把他们当奴隶对待，并偷取他们的财物。辽东的中国人在一六二三年公然造反，放火烧房厝，毒杀满人同伴，并从粮仓窃取粮食。尽管叛乱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了，努尔哈赤仍不断接获通报，听闻他的子民对他要求平等对待中国人的命令置若罔闻。一六二五年爆发的起义更加严峻，揭露了更多地方满人官员与指挥官的漤用职权。62

皇太极听取新上任的中国顾问的意见，令部分满洲贵族感到失望。中国顾问敦促进一步集权中央，以及对中国百姓更宽容大度，说服他社会骚乱正侵蚀着大汗的权威，更使情势有利于他难以控制的氏族贵族──也就是“贝子”（beise）。那些抗拒过度偏袒朝中中国顾问的人，像是阿敏，想要重返劫掠与突袭的美好往昔。阿敏在一六二七年攻打朝鲜，违抗大汗之命将朝鲜搜刮一空，并在一六二九年进到中国的永平烧杀掳掠。皇太极昭告阿敏为国家大敌，在一六三三年把他打入大牢。阿敏在一六四○年死于狱中。

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危机，促使皇太极抛弃努尔哈赤整合满汉族群的徒劳。他实施严格的隔离政策，试图创造各自独立但平等的领域。满汉共居的制度被废除，中国人被纳入新组织“拖克索”（tokso，译按：庄屯）。每十三户为一单位，由一名头目负责管理，所有头目皆效力于某个满人八旗指挥官。中国人必须彻底缴械，满人则必须配备武装。63加强对移动性的严格管制，包括奖励归还逃跑奴隶，和同时期俄罗斯国家强化农奴控制颇为异曲同工。

然而，一六二七年的满人国家“濒临经济灾难的边缘”。64满人军队在一六二六年第一次吞下对明朝的重大败仗，暴露出这个国家的极度脆弱。满洲微不足道的经济，仅能勉强支撑自己日渐增长的人口。要额外供应一支大军，军队必须在打胜仗时搜刮战利品。这就是典型大草原游牧联邦的生态：当成功搜刮足够战利品奖励其支持者时，联邦的规模会爆炸性扩张，也会在初露败象之际向内崩塌。一六二七年的粮食危机，是截至目前为止最严重的一次，谷价比起一六二三年飚涨了八倍，达到每金斗八两（满人的一金斗等于一．八石*），并传出许多人吃人和抢劫的传闻。粮仓空虚，刚投降的子民分不到任何粮食。初来乍到的中国人也分不到任何土地。65粮食危机在一六三五年和一六三七年再次袭来。军队缺乏补给，严重削弱了满人的军力。他们的马匹疲累又虚弱，根本无法追赶敌军。66在辽西提高农业生产的努力未能如愿；敦促富地主施舍给穷苦人家的劝戒，一如往常地被当成耳边风，而且满人没有本钱冒着疏远地主的风险强迫他们低价出售。67朝鲜再次成为诱人的标靶。满人以军事入侵的威胁逼使朝鲜提供粮食，然后阻挡朝鲜和中国有利可图的朝贡贸易，以便自己垅断对中贸易。和蒙古的关系（对满人的军事力量至关重要），也可能因为满人无法提供足够粮食交换蒙古马而恶化。他们必须防止蒙古人卖马给中国，并抑制蒙古和中国人的秘密粮食贸易。

与传统印象不同，满人国家和军队在一六三○年代其实处于一个相当虚弱的状态。尽管满洲档案并未提供关于这段时期的详细信息，但从满人反复在一六三六到一六四四年秋收之后实施攻打中国城市并撤退的模式，显示满人实力还不足以执行直接征服的计划。68他们正面临恢复到昔日突袭与勒索政策的危险，而不是创造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国家，遑论征服一个中国王朝。

到了一六三五年时，皇太极的王权已稳如泰山。他克服了满洲族人的竞争，一六三六年改国号大清。在攻打察哈尔蒙古人并取得元朝玉玺之后，他已可自称成吉思汗的合法继承者。然而，他战力日衰的军队，受到中国镇守山海关的将领吴三桂抵制，迟迟无法突破。一六四四年的几个偶然事件意外拯救了他：叛军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皇帝（崇祯）之死及朝中官员四散奔逃，还有吴三桂决定离开戍守岗位攻打李自成。这些是满人得以趁机大举入关的原因。69

新兴满人国家背负重重后勤限制，在当时差点导致国家瓦解。事实上，满人并不孤单。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所有重要农耕国家，在建国野心上都远远超出自己力所能及。十七世纪席卷英国、法国、俄国、德国、中国和鄂图曼帝国等全球各国的多重危机，其根源往往也被追朔至国家和军事机构的迅速发展，导致生产潜力有限的农业经济体承受过重负担。人口成长提高了加诸在西欧和中国有限农业生产系统的要求，开征赋税则碰到农业生产的障碍和地方菁英抵抗。明朝开征附加税支付军事防御开销，引发了西北叛乱，最终导致王朝垮台；而法国人对皇家税收的抵制，同样导致十七世纪的投石党内战（Fronde civil wars）与国家分裂。70

在这个脉络下，中央欧亚的国家占据一个特殊的天地。一方面，他们不同于西欧国家，不受有限领土内人口不断增长的问题烦扰。因为在大草原和俄罗斯的空旷土地之间，农民还有数不清的空间可以移动。俄罗斯建国者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将农民和土地绑在一起，从他们身上榨取徭役和赋税。另一方面，中央欧亚的农业生产率太低，扣除生存必须后仅有少数数量能上缴国库。大规模农业生产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国家榨取。俄罗斯人发现西伯利亚毛皮贸易是国家岁入的第二大财源，于是剥削北方的森林民族，使他们以相对低价获得了值钱的毛皮动物，此举早在十二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就已开始。71满人也仰赖控制区域内的森林资源，作为建国早期阶段的主要基础。事实上，努尔哈赤就是个征服其他部落同胞的森林部落首领，然后利用他们的生产力为其军事政权打底。

但满人与俄罗斯人在移动到人口比较稠密的定居地区时，双双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征服这些区域需要和当地菁英进行谈判，而且后者的基础远比西伯利亚或满洲的森林民族更为稳固。要把波兰—立陶宛、乌克兰或是辽东地区等边境纳入新国家之前，还需要大型的军事围攻行动和精明的谈判。征服者为了防止社会动乱，必须照养百姓，并避免生存危机。满人和俄罗斯人的国家在十七世纪中叶都曾差点瓦解：满人完全是因为明廷弃守北京才躲过失败的命运，莫斯科大公国则是在莫斯科市民召集了一支军队驱逐波兰入侵者，扑灭农民暴动并选出一名新沙皇，才度过危机。72到了十七世纪末，这两个政权都从新的经济财富来源与科技突破获得新的扩张力量：彼得大帝果断地朝西方发展，但以莫斯科的遗绪为基础；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接手了中国南方充足的农业财富，不过也没有抛弃他们在西北的战略目标。相较之下，这两个国家在十七世纪初期到中叶期间都还曾面临能否存续的疑问。就领导能力和后勤供给的稳定性而言，俄罗斯人、满人和蒙古人的国家可谓平分秋色。

蒙古对满人国家的影响

满人从草创期开始，和邻近蒙古部落的关系便对国家巩固至关重要。亲族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亲近性，将他们紧紧绑在一起。努尔哈赤自一五九四年起便安排满人与喀尔喀蒙古通婚，然后在一六○七年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淑勒昆都伦汗”（Sure kündulen Han）的头衔，取代其氏族头衔“淑勒贝勒”（sure beile，睿智的王子），进而将权力从区区一名地方世族首领，提高到一介中央欧亚大汗的层级。一六一六年，他给了自己“复育列国英明可汗”（Geren gurun be ujire genggiyen han）的尊号，巩固他对蒙古领导传统的所有权。73多民族统治者、或称普世可汗（蒙文：gür qan, dalai-yin qaghan）的理想，源于佛教的“转轮王”（chakravartin）。此概念在元朝经西藏传到蒙古。西藏喇嘛笔下的成吉思汗与忽必烈汗带有神圣的色彩，将他们视为强大的菩萨和护法神的化身。74十七世纪继承此理想统治身分的最后一人，是察哈尔部的成吉思汗后裔林丹汗（Ligdan〔Linden〕Khan）。任何人在内亚想要继承蒙古帝国的权力，就必须把自己与此意识形态传统连接起来。

根据法夸尔（David Farquhar）表示，清朝的其他帝国治理概念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源自蒙古。在此早期阶段，满人尚未开始翻译基本的中国古典文本。诚如前文提到的，努尔哈赤最早的文官顾问，是像达海和额尔德尼人等，这些人的出身都有蒙古背景。达海和额尔德尼的血缘大概是身为辽东“越边民人”的中国人，其祖先改变了他们的文化认同身分，采用起满人名字与文化传统。75达海（一五九二至一六三二年）负责所有与朝鲜人、蒙古人和明朝的官方沟通。他在满洲军事行动期间与明朝将领进行了和平谈判，然后在一六二九至三○年，以汉文宣读皇帝公告。他还将军事书籍和大明律翻译成满文。额尔德尼巴克什（卒于一六二三年）自幼就识得蒙文与汉文典籍，而且能和中国人及蒙古人以母语交谈。额尔德尼告诉努尔哈赤，天象的征兆（极光，在一六一二、一六一四和一六一五年极为显眼）预示天命很快就会改变。这个诠释结合了中央欧亚的敬天和中国的天命观，使努尔哈赤于一六一六年宣布创建后金。76

这些濡染了三种文化的人成为关键的中间人，从多种根源综理出满人国家的基本要素。他们后来被当作第一批“儒人”编进《八旗通志》的人物传记，尽管他们出身的中央欧亚色彩多过中国。《八旗通志》中收录的后代文人多无蒙古背景，他们的主要贡献来自将汉文典籍翻译成满文。这些文化人从事一项困难而危险的文化跨界行动，这使他们很容易受到敌对势力的攻击。达海于一六二三年遭到解职，额尔德尼则在一六二三年因不明罪行遭处决。由于贝勒不满他们和权势日增的大汗关系亲近，他们可能成为了谣言的受害者。77

“天命”的概念（满文abka-i fulingga：满人在一六一六年宣布的第一个年号）如果终归是源自中国，那也是从蒙古传播到满洲。忽必烈汗在一二七二年宣称他的帝国承接了这份天命。78满人的贝勒结合了世袭王子和官员的角色，恰恰相当于蒙古的“那颜”（noyan）。将国家区分为世俗和宗教领域的二元性质（蒙文qoyar yosun）概念，源自十六和十七世纪蒙古的“国家本质”理论（蒙文törö sajin，满文doro sajin）。尽管看起来与中国古典概念类似，但超越氏族领导的“更高层”的国家概念，其实是“经蒙古滤网”而来到满洲。79

即使是满人最独特的创新“八旗制度”，其蒙古根源的色彩也和中国根源不分轩轾。梅谷主张八旗乃直接仿效明朝的卫所（世袭的卫戍部队）而生，但原始的八旗模型与十进制制的明朝卫所组织，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80八旗由两个格伦（geren，游牧队）组成，每个格伦再分成四个塔坦（tatan，阵营），每个塔坦有七十五人，但每个旗还包含骑兵（uksin）与步兵（yafahan）。直到后来八旗制度才采用了比较十进制制的组织形式。无论如何，明朝的卫所本身就源于元朝的十进制制军事结构。81八旗制度的其他显著特征也有常见的蒙古起源：例如军事和民政管理的结合，圣旗的使用，以及世袭官员的任命。

到了一六二三年，最终形式的八旗制度创建在“牛录”（箭）的基础之上。牛录起初是满人的狩猎与作战单位，非常类似蒙古在十三和十四世纪的“旗”（qosighun）。八旗和蒙古的旗一样，以“部落或被视为军队的其他自主政治单位的健全男性”为基础。82它由世袭王子统领，其官方头衔以蒙古的头衔为范本。因此，作为满人征服骨干的核心制度其根源来自蒙古。83

就像俄罗斯的案例，与其继续讨论八旗制度的中国或蒙古来源孰轻孰重，不如认识到满人从其边境位置产生的创造性融合。该地区特有的制度与个人身分流动性质，人口与生态与社会结构的混合，提供了酝酿创新社会编制的大锅，进而创造了常胜军的军事和社会结构。昂格尔（Roberto Unger）认为：“蒙古人在大草原和边境地区的经历，以及他们作为征服菁英曾面对的困难，帮助他们成为⋯⋯治国导师的角色。他们传授的教训包含持续动员、对既得权力和地方特权之敌意，以及坚持将（至少部分）政府权力隔绝在当地地主与要人的影响之外。”清朝采用蒙古模式，使中国不至再次陷入“倒退循环”，也就是当地地主接管农业资源的控制权，使中央政府资源匮乏，并关闭商业交易网络。清朝的八旗制度“使征服菁英随时能够披挂上阵，而且防止这些人变成忧心地方利益的一群地主阶级。”84

八旗和其他满人制度是混合有成的例子，结合了“纯”蒙古元素（例如书写文字），和经蒙古滤器传递的中国元素。接下来还有纯粹的中国元素，将在日后向南扩张时混合到国家里。

与蒙古贵族世家通婚，进一步巩固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结盟。一六一二年，努尔哈赤自己与科尔沁蒙古（Khorchin Mongols）部落首领的女儿结婚。从一六一二到一六一五年，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们一共娶了六名蒙古妇女。一六一七年后，其他满人嫁入蒙古贵族阶级，而且投降的蒙古部落被纳入满人八旗编制，提供了可观数量的妇女与满人菁英结婚。85

皇太极扩大了联姻政策，把十二个女儿嫁给蒙古部落首领。他利用婚姻关系把二十一个南部蒙古部落大都拉进了满人联盟。清朝征服中国其他地区后，满蒙的结盟变得更有系统和规范。银子和丝绸的特别年度津贴，精心安排的葬礼，以及授予家中男性子嗣高级头衔，全都鼓励通婚。同时，对访问首都的限制，使蒙古贵族不至造次。与蒙古人结婚的满人妇女可以回到首都的家乡，但每十年仅一次，一次最多六十天。年轻的蒙古男孩被选为公主的配偶，带到首都接受满人和中国人的文化教育，再送回他们的部落妥善适应新文化。乾隆和嘉庆将此制度扩充，以涵盖满人和蒙古人各贵族阶级之间数以千计的联姻。同时，双方的平民遭到严格隔离，并且禁止与贵族通婚。

这种高度管制的大规模亲属关系创造计划，大不相同于过去王朝偶尔利用联姻确保与西北边塞民族的和平（也就是可追溯至汉朝的所谓“和亲”政策）。86汉唐的和亲同盟纯粹是为了抵御边境威胁，但满人的目标是和其他中央欧亚同胞创建亲密的联系──亲密但不会消除两个民族之间的界线。除了联姻，满人也不忘搭配其他像是礼物、薪饷、免税、教育、取得官职的管道等方法，提供蒙古人与崛起中的满人势力合作的强烈诱因。一六八九年，康熙皇帝有点得意忘形地吹擂，由于他与关外蒙古人的亲密关系，为西北边境带来了和平，消除了困扰明朝的反复游牧突袭威胁。87

尽管满蒙关系日渐亲密，有位重要的蒙古领袖仍然坚决抵抗不断增强的满洲势力，这人就是林丹汗。作为成吉思汗的最后后裔，他持有元朝玉玺，并自视为蒙古帝国传统的合法代表。但在他于一六二八和一六三二年与满人作战失利后，满人便接管了元玺，并将东部蒙古整个纳进八旗体系里。林丹汗在青海死于天花之后，他的儿子与满人公主结婚。察哈尔和喀尔喀蒙古的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个家庭，共组成三百八十四个牛录，科尔沁蒙古则是二十二万三百零八个家庭，四百四十八个牛录。88直到这次关键胜利之后，皇太极才得以宣布成立真正的三民族帝国。他在一六三六年将帝国取名为大清。满人不再需要回想起他们的十二世纪女真前辈，也就是名为金朝的区域政权（一一一五至一二三四年）；现在他们可以合法地宣称将创建一个普世帝国。

林丹汗在满人国家里还有另一个重要功用。他在统治期间将大型藏传佛教经典《甘珠尔》（Kanjur）翻译成蒙文。满人便是透过这个渠道认识了藏传佛教，铺下了一六五二年第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之路。89

满人在征服初期就成功吸收东部蒙古和南部蒙古，因此获得大量的宝贵经验，日后得以运用在更西边较为孤立、不友善且更高度自治的蒙古部落的冲突上。在征服后的一个半世纪里面，他们回归到诱惑、威胁、个人关系和专制官僚管制等方式来延伸帝国触角。这些是他们在建国最初五十年期间，曾有效运用在满蒙关系上的技巧。

当然，蒙古人给满人的最大礼物是蒙古文字。90一五九九年，努尔哈赤命令额尔德尼巴克什和噶盖（G’ag’ai）为满人“国语”创造书写文字。两人反对，认为满人已经长期使用蒙古文字和语言，而且他们无法创造一种新的文字。努尔哈赤接着说：“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91于是命令两人以蒙古文字为范本，创造一种新的字母书写体：

太祖[努尔哈赤]问：“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噶盖和额尔德尼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92

噶盖和额尔德尼于是听从努尔哈赤的命令，设计出了新的满文书写系统，接着迅速着手将汉文典籍翻译成满文，并在颁布帝国诏令时使用满文。一六三二年，达海增加了变音符号，区分不同的满文元音，外加特定中国子音的额外符号；这个“尖尖的”文字就成了此后清朝的标准满文书写系统。

努尔哈赤显然误认为只要能诵读文言文，人们就能理解内容。他的顾问抗拒推行满文书写系统，可能是因为熟悉蒙古帝国的语言，并希望维持与蒙古制度传统的联系。从努尔哈赤前述的讨论来判断，他脑中想的是一种音节文字（像是日文的平假名与片假名），而不是实际的蒙古或满洲文字（它们是拼音文字）。努尔哈赤考量的动机是出于政治而非语言学。他着重的是如何用口头传达统治者对全满人的书面命令，无论他们识字与否。他需要一套文字系统支撑新国家，因为就像所有过往的中央欧亚统治者一样，他需要将个人意志以突破口耳相传局限的方式传布。他的诏令如今可以用满人自己的语言，大声对所有满人百姓宣读，而且文本可以被翻译成母语以便作育英才。事实上，努尔哈赤借由创造一种独特文字，扩大了子民的文化视野，使他们既能适应非满人的思想，又能保持独特的身分认同。新的书写技术使国家扩张得以涵盖所有满人百姓，不过也使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透过翻译进入满人文化圈。这个圈子过去与蒙古和中央欧亚的佛教世界关系更密切。

简言之，蒙古人对早期的满人国家贡献良多。他们提供了军事同盟、马匹和可追溯至成吉思汗的合法性传统。伴随元玺出现了一个涵括许多民族的普世帝国观，一种理想的统治身分，远远超越满人祖先女真金朝或明朝的国家。透过亲属关系的个人链接，和透过书写文字的文学链接，将两个民族系在一起。努尔哈赤经常援引蒙古人和满人的共同文化遗产来促进双方联盟，但其他时候则强调双方之间的差异。并非所有蒙古人都接受年轻满人国家的霸权地位，只有沙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才能说服他们俯首称臣。打从建国之初，满人国家的统治者就学会了如何设计环环相扣的战争、外交和经济诱导战略，以确保他们在西北地区的重要盟友保持忠诚。

比较满、俄、蒙的近代国家建构

中国和俄罗斯帝国在扩展至欧亚大陆时，展现很多相同的模式。他们都有爆炸性的规模成长，在短短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型部落王权扩展到支配广大森林、田野、大草原和沙漠。蒙兀儿帝国（Mughals）、萨法维帝国（Safavids）和鄂图曼帝国等三个中东的“火药帝国”（gunpowder empires）也在大约同一时期扩张。尽管火药不是主要因素，但部分以火药武器为基础的新军事组织为其征服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满人、俄罗斯人和蒙古人，也仰赖新的军事组织维系国家。他们同样拥有与大草原民族频繁互动的基础，并从这些民族身上学到了移动迅捷的重要性，以及对军事后勤的审慎关注。他们从附近的定居民族身上寻求最容易的财富来源，像是绿洲、稻田或猎捕毛皮的村庄，但他们利用这些资源创建新的国家，而不只是停留在劫掠和快速榨取。

我们可以在本章看到，在满、俄、蒙这三个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就已经透过中央欧亚大草原而联系在一起。这些征服者往往会在成功建国后试图掩盖新国家生成时的复杂过程。俄罗斯教士编年史家创造了一种基督教和异教斗争的简单二元论，合法化新兴沙皇的统治；中国史学家则是把满人放进天命继承与汉化的正统学说里。事实上，征服者的成功，不是因为遵循僵硬的宗教意识形态和宇宙准则，而是因为他们务实地结合了多种传统。俄罗斯沙皇仰赖精明的大草原外交、骑术和许多蒙古文化遗产，以及东正教和对斯拉夫农民的控制。满人将蒙古式统治、骑术和语言，和中国文言文典籍和满人亲属关系结合在一起。准噶尔蒙古把藏传佛教习俗根据蒙古氏族关系和绿洲文化做调整。

鄂图曼帝国提供了这种创意结合的另一个例子。史学家长期以来将鄂图曼帝国的崛起，归功于一群为伊斯兰奋战的正义之士，他们生活在拜占庭帝国和突厥帝国边缘。然而，卡发达（Cemal Kafadar）最近证明，早期鄂图曼帝国其实诞生在一个身分认同和忠诚对象不断改变的边境环境。林德纳也指出游牧民族在鄂图曼建国初期的重要作用。鄂图曼人后来在十七世纪时，还受到被称为“捷拉利”（celali，盗匪）的武装团体挑战。许多史学家把捷拉利看作鄂图曼帝国的公然反对者，但巴基（Karen Barkey）已证明他们其实是鄂图曼政权的产物，主要是一群想在国家内寻求更高地位的退伍士兵。鄂图曼帝国再次成功地在边境竞争不休的情况下，与多个武装团体进行谈判，维系国家命脉。93鄂图曼帝国之所以存在这么久，就是因为其统治者懂得如何和政体内的不同群体进行谈判。

如果我们个别检视每一个帝国，往往只会看到它们最创新的明显特征。但只要同时观察三、四个帝国的崛起，就能看出这些帝国在许多方面上都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从游牧民族扮演的角色，到国家中央集权与地方贵族之间的关系，再到与其他建国竞争对手进行协商谈判。这些技术有些是从邻居那里借来的，有的则是对类似边境环境的共通回应。但我们能在这三个国家的例子中看到，国家创建者都与中央欧亚有所链接，并且都留下了永久的遗产。

* 编注：应为今之图瓦（Tuva）共和国境内。

* 编注：或许应做“等同九到十三斗”。依据满文辞典，一金斗相当于一斗八升，也就是一．八斗。一般以十斗为一石，作者的算法把金斗的重量放大了十倍。

* 编注：或许应做“一金斗等于一．八斗”。依据满文辞典，一金斗相当于一斗八升，也就是一．八斗。一般以十斗为一石，作者的算法把金斗的重量放大了十倍。

第四章
满人、蒙古人和俄罗斯人的三方冲突，
一六七○至一六九○

十七世纪晚期，一位积极进取的年轻中国统治者果断扩张新帝国，他就是我们熟知的康熙皇帝。康熙亲政不过短短三十载，就已成功强加个人意志于辅政大臣（也就是他的叔伯）、控有西南方的将军（编按：三藩），以及台湾原住民。但最叫人刮目相看的，还是康熙降伏了原本自由的蒙古游牧军事领袖。到了十八世纪，似乎已无人能够反抗帝国控制。这些成就皆非注定，胜券也从不曾在握。康熙得克服来自亲信顾问的反对声浪，其部队也得持续克服艰巨的人为与自然障碍。尽管大清新兴的国家结构（包含中亚元素）支撑起康熙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我们也不能忽略堪称形塑此段时期的关键力量：康熙皇帝的个人意志。康熙精力旺盛的介入，将清朝的扩张霸业从有前景但受限，提升至史无前例的高度。最能代表清朝已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中央欧亚帝国的事件，就是出兵蒙古。

康熙皇帝

爱新觉罗玄烨（一六五四至一七二二年）是顺治皇帝福临的第三子。他在父亲因天花命在旦夕时，被祖母和四位满人辅政选中继任皇位，年号康熙。1对天花的恐惧在立玄烨为皇太子的选择上扮演重要角色，因为他小时候曾出过天花。天花对满人和蒙古人都是致命的疾病。一六三○年代时，满人将军深信蒙古地盘是天花肆虐的危险之处，因此努力确保唯有已出过天花的将官才能率领远征军穿越蒙古。2

新皇帝集三个统治民族的血脉于一身：他只有不到一半的满人血统，因为他父亲和父系祖父都是蒙古公主所生。他从母亲那边继承了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尽管她是满人皇族的一员。3康熙以八岁之幼龄继位后，便在伯叔们的指导照料下长大。他在一六六七年满十四岁时受一位中国监察御史敦促而亲政。4尽管他在那年正式亲政，但他直到一六六九年六月才积极反抗辅政施加的限制，钜细弥遗地条列首席辅政大臣鳌拜的罪状并将其下狱治罪。鳌拜不久后便死于狱中。新皇帝接着清洗六部尚书与主要的八旗首领，奠定不容置疑的权力基础。

康熙的当务之急是消除治理最高层的派系纷争，他相信派系导致了明朝的覆亡，更是辅政时期的一大烦扰。康熙得减轻满汉之间因鳌拜的满洲本位主义而导致的严重对立，并说服中国的文人阶级相信唯有他的统治才能带来和平。他还需要实现军事征服台湾和西南中国的未竟之志。新皇帝大刀阔斧地镇压三藩之乱（一六三七至一六七八年），展示他不再采纳辅政大臣小心翼翼、犹豫不决的治理政策。康熙的个人意识为清朝的扩张主义注入了崭新活力，复兴了建国之初的尚武精神。

汉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以及最重要的吴三桂，是满人征服中国的重大助力。这些汉人官员和将军背叛祖国加入满人阵营，对于击败抗战到底的南明政权至关重要。为奖励他们的归顺，这些将领获得华南和西南地区近乎百分之百的自治权。一六六○年时，尚可喜统领广东，耿继茂控有福建，吴三桂治理云南。5吴三桂是当中实力最强大者，麾下部队有六万五千强，并受封贵族。中央政府花费九百万两在他的军队上，达顺治年间国家岁入的五分之二。6辅政大臣并未挑战三藩日渐增长的独立性，也并未扩张本身的八旗势力作为制衡。反观康熙则在一六六七至一六七五年间新增一百七十九个牛录，使牛录总数达到七百九十九。

南明弃守华南后，清朝便不再需要三藩的军力，但三藩显然打算维护自己的权力根基。吴三桂为了测试康熙心意，遂在一六六七年向其表达退休之意；但康熙还没准备好挑战吴三桂，遂将其慰留。当尚可喜也在一六七三年表达退休意愿时，康熙才迎来真正的考验。关键在于清廷是否想让这些领土成为这些开国功臣的家族世袭领地。议政王大臣会议（The Deliberative Council）同意尚可喜退休，但不允许其子继承兵权。当吴三桂和耿继茂表示想引退时，绝大多数康熙的大臣们都建议不要接受，因为清廷尚未准备与这些地方强权爆发军事冲突。然而，康熙却不顾大臣们反对，接受了吴三桂的请辞，进而引发吴三桂在一六七三年十二月起兵反抗。尚可喜和耿继茂的儿子耿精忠响应吴三桂的起义，意谓着华南群起叛乱。康熙最终赢得这场硬仗的原因很多：三藩没能有效合作、吴三桂则因为曾和满人合作过而丧失了作为汉人利益捍卫者的声誉。此外，康熙扩增的八旗部队仍然是帝国内最强大的军力。吴三桂在一六七八年的偶然过世，迅速终结了本来有可能持续很久的冲突。

康熙成功压制西南分离主义者，影响了清朝控制帝国其他领土的态度。后来的统治者再也不允许任何区域拥有像三藩一般的自治度。尽管在清朝平定三藩后，其他边疆区域仍维持独特且相对自治的地方行政权，但满人透过控制头衔，控制权力、土地和赋税的继承权，确保这些地方不易脱离中央。

康熙镇压三藩的军事行动，立下日后西北用兵的基调。从这个时期开始，康熙便长期猜疑达赖喇嘛。康熙为了镇压三藩而想获得达赖喇嘛的支持，但他知道地盘与西藏相邻的吴三桂也在长期接触达赖喇嘛。尽管达赖喇嘛最终拒绝支持吴三桂，仍无法取得康熙的信任。康熙在此役得到察哈尔蒙古人的大力帮助，奠定日后出征时一并动员蒙古降军的基础。但整体来说，康熙对前线将领的表现十分不满，认为将军们谨慎过头且回报不实。

到了一六七八年，康熙已有理由怀疑噶尔丹率领的西部蒙古，不会像东部蒙古各部一样温顺地屈从满人统治。但康熙在一六八○年代经略西北的主要目标，仍是击退俄罗斯人对满北地区越来越多的渗透。一六八四年和一六八六年，康熙派兵攻打阿尔巴津要塞，促成一六八九年清、俄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康熙签订此约的主要动机之一，便是避免俄罗斯人资助势力日渐增强的西部蒙古。

时至一六八四或一六八九年，康熙巩固满人权力的任务算是告一段落。7他赢得中国文人菁英支持其统治，也成功透过一六七九年的博学鸿儒考试吸收了几乎所有的明朝菁英。他已稳固所有边疆，击溃明朝忠臣郑成功在台湾的据点、西伯利亚地区的要塞指挥官，以及控制西南地区的强大藩镇势力。康熙已确保皇权凌驾于相互竞争的满洲权贵之上，确立了稳定的官僚制度。那么，为何稳坐大位的他却在十年后再次不顾群臣反对而发起另一波风险极高的扩张作战，甚至御驾亲征？就战略上来说，清帝国并没有急于进一步扩张的必要：其版图在一六七八年已经超越明帝国，而且准噶尔蒙古人对中国统治核心并不构成严重威胁。我们将在下文探讨，康熙对抗噶尔丹的战役是如何从俄罗斯人、蒙古人、满人、藏人等不同角色在大草原变动环境下的偶然互动中衍生而来。

噶尔丹和康熙的关系起初友好，维持着噶尔丹历代祖先立下的先例。顾实汗在一六五三年获准派朝贡使团到北京，获得了顺治皇帝给的御印和荣衔。鄂齐尔图汗（Ochirtu Khan）、车臣与土谢图汗，以及其他驻扎在甘肃边界的蒙古人也都被纳为朝贡藩属。一六七七年，清朝接受噶尔丹的进贡请求。清廷对噶尔丹的个性略知一二：他“残暴、诡计多端，而且好战”，他借由实现替手足僧格复仇的誓言而成为领袖，而且很快就支配许多西部蒙古的部族。8他从小头目窜起成为珲台吉，使他有资格以和其他大汗平起平坐的身分进贡。清朝将纷扰的蒙古部落视为藩属，确保他们能维持和平：既可能蒙受皇帝恩泽，也可能遭受皇帝盛怒之殃。一六五五年，八名喀尔喀蒙古领袖受封“札萨克”（Jasak）*，并获得固定的朝贡补贴。他们每年必须交出八匹白马和一头白骆驼──史称“九白”，并获得银、茶、锦缎和其他织品作为回报──都是有利可图的贸易品。9这些关外的蒙古人唯有透过严格管制的朝贡使团才能进到清帝国。

然而，噶尔丹势力的坐大破坏了清朝所维持的藩属和平，也妨碍了将其隔绝于关外的目标。到了一六七七年末，被噶尔丹打败的厄鲁特（Ölöd，西部蒙古）领袖们已开始非法跨越边界，偷窃边防和当地居民的马匹。10额尔德尼和硕齐（Erdeni Qosuuci）是其中实力最强大者，兵力超过一万帐；墨尔根阿喇奈多尔济（Morgen Alana Dorji）则握有数千帐兵力。受寒冬饥馑的威胁，这些入侵者跨越国界，为粮食和牲口杀戮掳掠。康熙发现他们的越界是出于绝望，于是下令边界部队不得将其赶尽杀绝，只是尝试将他们赶走。最重要的是，康熙偏好防御政策：加强边界卫戍的警觉性，先发制人，防止蒙古人跨越国界。

一六七六或一六七七年，噶尔丹打败并杀害岳父和硕特领袖鄂齐尔图汗。他试图延揽鄂齐尔图汗的人马，但多数人都逃跑了。11一六七八年初，鄂尔多斯地区传出许多蒙古人遭鄂齐尔图汗残部侵扰的消息。在此同时，效忠清朝的蒙古人则惊惶失措地回报，传闻噶尔丹计划亲自攻打大清疆界。这些蒙古人声称，噶尔丹以距离嘉峪关行军只要两个月的金山为总部，号召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人集会以便策画一场侵略行动。12与此同时，额尔德尼和硕齐则持续在整个一六七九年四处掠夺，康熙则试着让额尔德尼所臣服的达赖巴图尔台吉（Dalai Batur Taiji）和墨尔根台吉（Morgen Taiji）管好他。康熙此时正专注于三藩之乱，因此仍需要噶尔丹协助解决边界纷扰。他于是请噶尔丹追捕额尔德尼和硕齐之部众。噶尔丹则回复说：额尔德尼如今“与野兽同行”，无从寻觅。康熙对此则表示，噶尔丹务必俘获额尔德尼并归还其劫掠之物，否则清廷将自行采取其他措施。13到了一六七九年秋，噶尔丹已有一万兵力准备入侵吐鲁番，而且还派遣侦察使再往东到哈密，距离甘肃省肃州的清朝驻军不过十天行军路程的五百二十五公里。尽管如此，清将张勇仍认为关于噶尔丹意图的消息不实，并派人到嘉峪关进行调查。14

噶尔丹确实拿下了哈密和吐鲁番，更征服了东突厥斯坦的绿洲城镇。一六七九年十月，张勇接获来自噶尔丹的消息，以及要呈给康熙皇帝当礼物的马匹和毛皮。噶尔丹指出：“我已彻底掌控西北地区。只剩当年由你我祖先各据一方西海[青海]地区，如今却为你单方面掌控，因此我想将它拿回来。”张勇的蒙古间谍探听到了噶尔丹这人的底细：他在一六四四年出生，因此如今三十六岁；他“残暴邪恶，嗜酒纵欲”。去年他曾兴兵侵略西海，派兵朝青海方向行军十一天，接着就解散了这些部队。他还曾派兵到突厥斯坦（“缠回地盘”）。只不过尚未胆敢挑战驻守边界的清帝国部队。15

对于噶尔丹，我们只有（不利于他的）中国史料记载。但即便在此版本中，噶尔丹也只是想要争取沿明朝国界分割大草原的权利。明朝统治者从不曾控有蒙古高原或青海，而且仅沿着长城朝甘肃延伸出一条狭长领土。噶尔丹并未亲自威胁清朝疆界，主要是其他败逃的蒙古人想到关内避难。张勇推断噶尔丹无意入侵，因此无需担心甘肃。

噶尔丹利用康熙专注西南之际，扩大自身实力规模。他在达赖喇嘛的同意之下，获得博硕克图汗（Bushuktu Khan）之名号。博硕克图源自蒙古文“Boshugh”（天的裁决、天数、命运、命令之意），和中国的“天命”观有着非常类似的含义。16一六七九年十月，噶尔丹派遣特使带着贡礼去北京，顺道宣布他的新名号。清朝的理藩院指出，过去从没有蒙古大汗在未事先取得帝国认可和御印之前，就对中国皇帝宣布新的名号。不过在这个案例中，理藩院建议清廷接受噶尔丹的大使，因为他似乎是臣服大清的。然而，噶尔丹显然不同于其他大汗。他并不打算先向清朝皇帝请求御印后才启用名号，他决意要在行动上更为自主。

康熙的蒙古政策，是鼓励藩属自己维持治安，以减少清廷对边疆的干涉。他拒绝了喀尔喀人提出增加清朝边哨站守卫的要求，反而敦促喀尔喀人管理好其追随者，防止他们在边疆掳掠。17在一六八一年弭平三藩之乱后，康熙召唤蒙古特使赴宴，然后嘱咐他们有关蒙古政策的通则。特使们带着帝国诏令与厚礼，呼吁蒙古人彼此要和平共处。所有不会说蒙古语的官员，都要让舌人通译他们的讨论，而且所有讨论都应当被记载。官员应当尊重蒙古习俗，不要太过执着于中国礼法。他们务必管好自己的使团成员，避免和蒙古人起纷争。清朝统治者为了和所有蒙古大汗创建默契关系，而在方方面面上都做出了努力。

为了回应噶尔丹的进贡请求，康熙也派了一支使团前往噶尔丹处。一六八三年秋，使团回报北京已成功抵达。噶尔丹过去未曾接待过帝国特使，因此听闻他们到来时不胜欣悦。他坚持挑选良辰吉日听诏，而且考虑依循正确的礼节。诚如他所言：“中国礼繁，我国礼简而易。中国部臣受之上奏，一月后方行赐宴。我国虽无部院，而有寨桑，若使寨桑接受，是行中国之礼也。如我国之礼，则使臣以敕书并赏赉诸物亲授我汗。”他决定直接收礼和接敕书。他问特使说：“吾闻中国有冦乱迟至数年始灭，其信然乎？”特使回复：“比年曾有冦盗窃，发我天子仁慈，恐用兵扰民。故渐次收服者，有之。剿灭者，有之。今已尽皆底定矣。”噶尔丹也对清廷派说藏语的特使到西藏（译按：时称唐古特）感到钦佩。他让特使团观喇嘛作傩舞，听喇嘛讲经，展示他和西藏的链接。他几度设筵款待使团，然后让他们带着丰厚礼物回国，包括贡马四百匹、骆驼六十头、貂皮三百、银鼠五百，以及相当有趣的“厄鲁特鸟枪四杆”。特使与噶尔丹定议，噶尔丹应尽可能收捕巴图尔和额尔德尼和硕齐，而且双方都会在一六八五年四月前监看此两人的动向。噶尔丹向特使承诺，即便未能将此二人收捕治罪，也会防止他们进犯清朝边境。18

这支被派去见噶尔丹的使团，显示出双方的灵活弹性，以及双方对于维系友好关系的共同目标。双方都了解彼此间的文化差异，也都不想要让繁文缛节干扰沟通。使团认为噶尔丹比俄罗斯人更友善，而且在维持对其他扰边的弱小蒙古部落的控制上可为清朝所用。一如过去许多朝代所为，中国皇帝帮助一位大草原领袖取得优势，期待能赢得对方和自己创建稳定的朝贡关系。19

朝贡是利用经济诱因稳固边界的一项灵活手段。清朝特使要求噶尔丹加强约束他的贡使，因为有很多自称是噶尔丹的特使来到中国，却没携带任何官方文书。噶尔丹指出，他派遣的特使全都带有他的御印，但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等等同盟的部落却因为住的太远，所以没有拿到官方文书。噶尔丹自己的男性亲属跨越国界时，也没携带任何文件。蒙古大汗较为宽松的控制，和中国官僚主义的文书作业要求产生冲突。当清朝特使坚称：“汝母与弟及子侄等若无汝符验，则不准入关，汝知之乎？”噶尔丹回道：“准入关与否，一惟上裁。”20

短短两个月后，康熙皇帝就对噶尔丹贡使团的漤权采取更加严厉的管控。由于使团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达数千人之谱），且使团成员在前往都城途中违法乱纪。“他们劫掠关外的蒙古马，进到关内后又恣意牧马，践踏田地，强抢民财。”21康熙本来没有给噶尔丹的使团设人数限制，但如今将规模限定在二百人以内。其他人只得在边城从事贸易。可靠的头目应当仔细监督所有入关者的一举一动。尽管康熙赦免了先前使团的罪行，却也明令日后任何在关内触法之人，都将受到中国的法律制裁。治外法权，也就是外国人被依据自家法条规范审理的权利，不是康熙皇帝打算给这些代表团的特权。

尽管如此，隔年噶尔丹仍派了一支三千人的使团来测试康熙的命令。结果只有两百人得以入关，其余全都在边界被请回。22噶尔丹对康熙帝的限制提出异议，主张自古以来和厄鲁特的互市都依循着固定的规范，其中并不包括限制使团规模。但理藩院回复表示规则已改变，拒绝噶尔丹“照传统提出的要求”。噶尔丹和许多游牧国家创建者一样，显然需要透过朝贡贸易取得资源，而康熙皇帝左手支持噶尔丹在西部蒙古维持优势地位，右手又利用朝贡的手段抑制其要求。这是促使噶尔丹在三年后东进挑衅的原因之一。但清朝并没有切断噶尔丹进京的所有管道。事实上，清廷还在一六八六年替他的独家权利背书，宣称唯有噶尔丹和喀尔喀四大王公有权在京师从事贸易。其他人都只能在边境互市。23

贸易限制对噶尔丹的权威造成压力。他的男性亲属不怨怼康熙，反而责怪噶尔丹让他们失去个别贸易的机会。24清朝要求所有西部蒙古贸易者向噶尔丹申请许可印章，让噶尔丹成为派遣使团进京的唯一管道，反而间接制造蒙古部落的内部对立，让清朝能够插手挑拨离间。

随着噶尔丹势力扩张，其他西部蒙古部落的领袖为求生存，只得被迫进犯中国边疆。噶尔丹杀死鄂齐尔图汗后，接管了他的财产与领土，但鄂齐尔图汗之子罗卜臧磙卜阿拉卜滩（Lobzang Gunbu Labdan）及其侄子巴图尔额尔克济农（Batur Erke Jinong）则出逃寻求达赖喇嘛庇护。达赖喇嘛帮他们在阿喇克山（Alake Shan）找了一处地方安顿。一六八三年，鄂尔多斯首领通报噶尔丹，巴图尔正沿黄河河岸逐水草而牧。噶尔丹遂要求将巴图尔送回到他的部落地盘。康熙写了封信给噶尔丹：“此[巴图尔]为你厄鲁特之人也。如果你想要让他回去，就来取人；否则我们将另行处置。”噶尔丹则回复表示自己后年会再处理巴图尔一事。康熙直言清廷绝不可能收下巴图尔，尽管他听说噶尔丹的人民极为穷困，“只要有一匹马的人，在那儿都被视为极富贵之人。”康熙预期噶尔丹的统治很快就会爆发内部分裂，决定伺机而动。25

沿着边境四处游荡的，还有祖父遭到噶尔丹杀害的憨都台吉（Prince Gandu）。一六八四年，巴图尔、额尔德尼、憨都三人请求康熙皇帝赦免，发誓效忠大清。26康熙皇帝直言不讳，表示自己大可派兵将他们当作罪犯剿灭，但看在鄂齐尔图汗长期向清朝进贡的份上予以赦免。康熙决定将巴图尔和罗卜臧磙卜的人民安顿就近安置，借此凸显噶尔丹拒绝接受巴图尔之民。他对着众札萨克、众喇嘛，以及达赖喇嘛的代表们，宣告自己的仁慈之举：“尔喇嘛素以恻隐之心度此众生。凡厄鲁特诸贝子皆供奉喇嘛，信崇尔法。朕思罗卜臧磙卜阿拉卜滩、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皆鄂齐尔图汗之苖裔也，鄂齐尔图汗于喇嘛为护法久矣。何忍默视其子孙宗族至于困穷！”27

康熙发起了一波有效的政治宣传，说服喇嘛在皇帝的保护下，安顿巴图尔和罗卜臧的子民。这些人成了第一批寻求清廷保护的西部蒙古人。随后的谈判确立了他们聚落的清楚界线。诚如康熙皇帝所言，皇帝拥有部落的生杀大权，但反倒因此博得仁慈的美名。这在未来将对康熙有利，他对佛教喇嘛诉求与清廷之间的共同价值，也朝着离间藏传佛教与蒙古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噶尔丹的干预

让噶尔丹与康熙双双卷入冲突的，是东部蒙古两“翼”的重大分裂。蒙古“右”（西部）翼是札萨克图汗与阿勒坦汗，蒙古“左”（东部）翼则是土谢图汗与车臣汗。28双方的争议要回溯至一六六二年，也就是康熙皇帝在位第一年的“罗卜臧事件”。当时属于阿勒坦汗家系的罗卜臧，杀害了札萨克图汗旺舒克（Wanshuke）。29康熙皇帝训斥了罗卜臧侵犯清朝藩属之举。左翼的土谢图汗出手援助札萨克图汗并击败罗卜臧，于是罗卜臧逃亡并穿越了俄罗斯边界。札萨克图汗的政权得以幸免，但许多族人在混乱期间已逃向土谢图汗的土地并定居下来。当土谢图汗在一六七○年正式任命旺舒克之弟成衮（Chengun）为札萨克图汗之后，他的领地再度恢复和平，但土谢图汗拒绝把当初逃难到自己地盘寻求保护的札萨克图汗子民遣返。噶尔丹以调停者的身分参与了纷争，试图拉拢达赖喇嘛支持札萨克图汗。

时至一六八四年，札萨克图汗仍持续要求土谢图汗归还他的族人，但始终未果，于是他诉请康熙皇帝和达赖喇嘛的帮助。康熙倾向让达赖喇嘛出马解决：

尔喇嘛慈悲济众⋯⋯无不钦其高行而赞颂之者，喀尔喀诸汗贝子皆供奉尔喇嘛，信尔之教，而尊其道法，尔于本朝亦诚心敬慎。札萨克图汗人民离散未得完聚，朕心大为轸恻[⋯⋯]生事互杀，交相战争，兵戎一起，姑不论人民困苦，即两汗亦岂能并存？尔俱当遣使往谕，将札萨克图汗离散人民给还，俾两翼永归于好，既副朕一视同仁之至意[⋯⋯]尔喇嘛其遣大喇嘛一人与朕行人会于喀尔喀境内，定期而遣之。

但达赖喇嘛的代表未能在那年让双方达成任何协议。札萨克图汗过世后，康熙确认了他的继承者。时至一六八六年，他听说左右两翼间已爆发战局，“兄弟族属互攻”，子民在左翼与右翼之间相互逃窜。30

康熙的使者阿尔尼（Arni）在库楞巴齐尔（Kuleng Barqir，蒙文Küriyen belciger），和左右翼的诸大汗贝子及达赖喇嘛的使者一干人等会面，劝说交战的喀尔喀人和好。在场的还有土谢图汗的兄弟，也就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Jebzongdanba Khutukhtu），自称是与西藏达赖喇嘛地位对等且各自独立的蒙古佛教领袖。阿尔尼传达上命：“尔等同根同源。尔若攻伐不止，终将灭绝。和平于朕无利；交战于朕有利。”皇帝言下之意是，尽管他和清朝其实可以从喀尔喀人的分裂中得利，但他真正希望看到的是团结和平的蒙古人民。对康熙和达赖喇嘛的努力，蒙古诸汗与台吉纷纷表达了谢意，但也指出“吾辈议好与否，端看吾等两汗”。一六八六年十月十日，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达赖喇嘛众使者和佛祖画像的面前，诸汗、诸台吉，以及超过六十名臣子，誓言维持永久和平，承诺回到各自的土地。31

日后康熙的史官们会在编纂康熙亲征官史时对此段历史留下评论，而这些评论凸显了一七○八年编纂史书时的观点与清朝当年原本的观点之间实有出入。康熙的史官们指出，“立国者”最大的威胁是内衅，其次才是外侮。因为厄鲁特与喀尔喀是近邻，若喀尔喀人衰弱将导致弱肉强食，“强邻洊食”。当喀尔喀人兄弟阋墙，“根本先拨，而望枝叶之无害，难矣”，将让喀尔喀有灭亡之虞。32在史料编纂者看来，正是康熙皇帝从中干预，才说服了喀尔喀人在被噶尔丹侵略之前重修旧好。但康熙在当年根本只字未提噶尔丹，也并未暗示噶尔丹对喀尔喀或清朝任一方是一大威胁。康熙当时仍将噶尔丹视为西部蒙古的官方朝贡贸易代表。康熙的边境政策持续采守势，旨在透过维系喀尔喀人的和平来防止难民穿越清朝边境。直到战胜噶尔丹之后，历史才被重写，仿佛他一直是清朝的死敌。

翌年，康熙皇帝以御印确认了车臣汗和土谢图汗的继承权，并祝贺他们和好如初。然而，康熙却在二月时收到噶尔丹的一封信，抱怨一六八六年的会议违反了礼节规范。理藩院表示，黄帽喇嘛派与达赖喇嘛派的礼节都被适当地遵守了，因而认为此事已成定局。但噶尔丹对此穷追不舍。他去信阿尔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土谢图汗，细数他的不满：在库楞巴齐尔的会议上，达赖喇嘛的下属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直接坐在达赖喇嘛代表的对面，噶尔丹认为此举违反了神职阶级。

一六八七年七月，噶尔丹将根据地从阿尔泰东迁，并召集札萨克图汗的追随者会面。土谢图汗担心战事在即，但康熙没有迅速回应。到了十月，土谢图汗已掌握确凿的证据，显示噶尔丹打算由两条路线发动攻击。土谢图汗的追随者都呼吁他和噶尔丹一决高下。康熙皇帝只是继续敦促双方维持和平，然后对噶尔丹颁布了一道态度相当缓和的圣旨。康熙再次重申，他希望所有藩属都能和平共处，并决定将噶尔丹正在准备攻击的消息当作不实谣言。“尔，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累世恭顺，职贡有年。如果举此大事无不奏闻于朕者，因路远地遥，真伪难明，朕尚未之深信，或不逞之徒两地构煽，亦未可定。”33他拒绝放行定居大清领土的蒙古逃亡领袖巴图尔额尔克，不让其率人马行最短路线去支持土谢图汗。

时至一六八七年底，土谢图汗侵略札萨克图汗的领土并杀死了大汗，使其子民四散。噶尔丹之弟亲率四百部众对抗土谢图汗，却也在袭击中丧命。为报杀弟之仇，噶尔丹的部队将土谢图汗打得落花流水，并侵犯明朝期间在元朝旧都哈剌和林兴建的额尔德尼召寺。34噶尔丹待在后方，坐视自己的六千兵力洗劫额尔德尼召地区，摧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寺庙和经文之际。这就是他对哲布尊丹巴轻慢达赖喇嘛的报复。

噶尔丹的攻击粉碎了喀尔喀联盟。诚如中国编年史所描绘的，喀尔喀“通国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等，纷纷南窜，昼夜不绝”。35其他喀尔喀部落向北逃亡。他们团团围住色楞格斯克（Selenginsk）的新任俄国特使费岳多（Fedor Alekseevich Golovin），直到被他赶走为止。几位部落首长表示愿宣誓效忠俄罗斯统治，以换取不受噶尔丹攻击的保护。费岳多要的是对沙皇“永远忠诚”，但蒙古人只是想寻求暂时的同盟。他们当中有些人拒绝了俄罗斯的要求，转而加入崛起中的噶尔丹，其他人则保持与俄罗斯联系直到噶尔丹被打败。喀尔喀人的部落在遭受攻击时并未团结在一起，反而四分五裂，投靠了俄罗斯人、中国人和准噶尔人。36

噶尔丹发动这些攻击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大多数中国史学家都认为，达赖喇嘛的礼数问题只是他摧毁土谢图汗计划的借口。但自幼在藏族喇嘛门下长大的噶尔丹，非常在乎是否适当地向达赖喇嘛表示敬意。清代对朝贡贸易机会的紧缩，也迫使他采取关键行动。喀尔喀人若真的和乐融融，应该可以阻止喀尔丹向东扩张，并挫败他统治所有蒙古人的雄心壮志──倘若他真有这样的野心。最后，还有为弟弟之死进行报复的欲望，导致噶尔丹下令破坏敌人的寺庙。我们无须假设噶尔丹激烈的行动背后必然有什么通盘计划，因为这不过是种种经济、文化和个人冒犯积累而成的后果。

立场亲满的东部蒙古人兼八旗指挥官罗密（Lomi），在一七三二至一七三五年撰写了[成吉思汗本家]《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Mongghol borjigid obogh-un teüke）。他根据当代材料，认为噶尔丹攻击喀尔喀人的动机纯粹是为报杀弟之仇。陪同康熙皇帝亲征的耶稣会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同意此观点。他们的观点和日后的记载有所出入──后世记载给噶尔丹加诸了更多雄心勃勃的目标。倘若罗密的叙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一般理解”，这大概最能代表噶尔丹入侵当下的观点。37

针对噶尔丹的入侵，康熙起初采取守势。他派二千五百名兵力到边境，结果他们很快就被迫抵挡起试图逃进关内的喀尔喀败军。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先是逃到了车臣汗的领土，但即便车臣汗供养难民，他们的人民继续向南逃亡，穿越苏尼特边哨（Sunite）的清朝边境。根据清朝探子回报，绝望地寻求中国庇护者总计达两万人，包含六百名喇嘛与两千个家庭。38康熙皇帝召开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议是要将喀尔喀人赶出边境，抑或保护他们免受噶尔丹的追击。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奏表示，把绝望的难民赶出去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他们在该地区长时间停留，又将破坏当地的牧草供应。康熙犹豫不决，决定再等一个月观望情势。

噶尔丹于此时送来一封信，解释自己是出于土谢图汗与呼图克图没有给达赖喇嘛应有的尊重而惩罚他们：“我于此仗达赖喇嘛之灵、来毁其居。”39他要求清朝统治者拒绝呼图克图的归降并将其逮捕。康熙再次表现出极为模煳的态度，拒绝责怪噶尔丹、土谢图汗或呼图克图。但到了下个月，越来越多喀尔喀人败逃，增加了边境地区的压力，清朝不得不派兵保护呼图克图。噶尔丹如今已抵达呼伦贝尔（Hulunbeir，蒙文 Külün bayir），离边境仅有七到八天的路程。康熙准备了十个八旗牛录防御边境，共一万名兵士，由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Shajin）指挥。40被派往噶尔丹之境的使者听到他说：“我若与土谢图汗和，则吾弟多尔济扎卜（Dorjizhabu）之命，其谁偿之。我尽力征讨五六年，必灭喀尔喀，必擒哲布尊丹巴也。”41然而，当噶尔丹撤离清朝边境去追击土谢图汗时，康熙并没有出兵追击。接着，当土谢图汗绝望地请求清朝支持对抗噶尔丹时，康熙更开出了条件：土谢图汗可以保有头衔，不过必须向清朝投降，并同意在清廷的监督下重新安顿。一六八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土谢图汗和噶尔丹展开了为期三天的会战，惨遭噶尔丹击败。孤立又虚弱的他，穿越沙漠逃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领土。康熙采取进一步防御措施，派出二千部队守卫鄂尔多斯。

两个月后，康熙皇帝下令局部撤兵。边境部队缺乏衣物度过即将来临的冬季，兵疲马困，粮草即将罄竭。大部分边粮都已被分发给土谢图汗的难民。42时至一六八九年春，已有超过两万名饥饿的喀尔喀人寻求救济，补给就要用尽。康熙如今倾向采信噶尔丹：认定是土谢图汗背弃和平盟誓，杀害札萨克图汗与噶尔丹之弟，而且率先侵略蒙古领土。土谢图汗是“自取灭亡”，而非噶尔丹之过。43张诚也认为土谢图汗之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其“傲慢毁了他的家族，因为他把自己摆到与西藏大喇嘛平起平坐的位置”。44康熙皇帝甚至不大责备噶尔丹摧毁喀尔喀之境的佛教寺庙和佛像。尽管如此，康熙还是赦免了土谢图汗的罪行，拒绝把他和呼图克图交给噶尔丹处置。康熙再次敦促达赖喇嘛出面干预，好让各方能达成和平。他称赞达赖喇嘛无私的仁慈：“原无乐他人之败亡以为己利之意。朕为天下主，来归之人，不为收养，其谁收养之。爰纳其降。喀尔喀等如往归尔喇嘛，决不忍其死亡，亦必如此爱养之也。朕意欲使厄鲁特喀尔喀尽释前怨，仍前协和。尔喇嘛若遣使往谕，务令两国嗣后永息兵戎。”45与此同时，康熙也威胁噶尔丹，倘若其不放弃复仇誓言，就将切断他的所有朝贡特权。

当噶尔丹往外向东干涉喀尔喀事务时，冲突却已悄悄在准噶尔内部酝酿。被暗杀的僧格之子策妄阿喇布坦（Tsewang Rabdan）如今已成年，也成了噶尔丹的威胁。噶尔丹曾试图在一六八八年将他铲除。策妄阿喇布坦逃脱了，但他的弟弟（译按：索诺布阿喇布坦）却被杀害。策妄阿喇布坦趁噶尔丹征讨喀尔喀时，率自己的人马攻击了哈密。这迫使噶尔丹调头与策妄阿喇布坦交战，也减缓了噶尔丹对东部蒙古的压力，使清军得以将部队数量减半。阿尔尼在一六八九年秋与噶尔丹的面谈显示，这位蒙古领袖为弟弟之死报仇的心意依然坚决，即使他的子民正受饥荒所苦，被迫“食人肉”，而且还要打一场硬仗。46噶尔丹还暗示他怀疑清朝想和俄罗斯与喀尔喀结盟，联手对付他，因为阿尔尼刚从色楞格斯克带着两千名士兵回来。阿尔尼向他保证，他只是与俄罗斯人谈判边界问题，随行的军队不会被用来支持喀尔喀人。康熙在年底给达赖喇嘛的诏书显示，他得知噶尔丹已被策妄阿喇布坦击败并深陷绝望之中。他提议噶尔丹向清朝投降，并寻求达赖喇嘛的确认。从康熙的角度看来，不到一年时间，噶尔丹的部队已经从严重的军事威胁，沦为饥肠辘辘且令人同情的败将残兵。

清朝官员开始将喀尔喀人编入旗制，并暂时将他们安置在边境。皇帝对喀尔喀人说他们欠缺法度，需要强力监督以防作鸟兽散。他任命几位札萨克（总督）负责召集残余的蒙古人，将他们分配给八旗，并分派固定的牧场。不过康熙也承诺，他们可以在厄鲁特冲突解决后回到故乡。

一六八九至九○年的冬天，噶尔丹留在科布多（Khobdo）阻止策妄阿喇布坦的叛乱，同时聚集准备东进对抗喀尔喀人的部队。虽然他有几千名追随者，但许多人都考虑要依附策妄阿喇布坦，除非攻击喀尔喀人有机会获得可观的战利品。47康熙继续采取防御措施，派遣小股分队到边境：五百人到归化，一千五百人到鄂尔多斯。他同时也与策妄阿喇布坦联系，了解他造反的原因。车臣汗承诺只要得到康熙皇帝的支持，就用一万大军攻击噶尔丹。康熙皇帝如今首次允许向喀尔喀人贩售清军用品。他将朝土拉河开拔的兵力增加了一倍，并吩咐他们应该携带大炮。48

相比之下，达赖喇嘛似乎和大清皇帝有着不同目标。西藏最高级等的官员第巴（藏文sDe-pa，即摄政）告诉皇帝特使，清朝必须逮捕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并将他们带去给噶尔丹。这份对噶尔丹的支持，让康熙怀疑起达赖喇嘛。但康熙不知道的是，第五世达赖喇嘛已于一六八二年灭度，真正的世俗权力因而落入第巴之手。第巴拒绝宣布达赖喇嘛之死，或正式任命新的达赖喇嘛。第巴是噶尔丹战役的积极支持者，也是在西藏有影响力的和硕特诸台吉，以及喀尔喀人的敌人。然而，康熙持续恳请达赖喇嘛作他维系蒙古人内部和平的盟友。49

一六九○年六月九日，噶尔丹率领三万大军横渡乌尔加河（Urja），攻击昆都仑汗（Kundulun Khan）、车臣汗和土谢图汗。50由于有情报指出噶尔丹打算与支持他的俄罗斯部队会面，人在尼布楚的满人特使索额图（Songgotu）迅速联系上俄国人，宣称噶尔丹受内部反抗的威胁，军队缺粮，因此敦请俄罗斯人不该干预。清朝将领朝边境派出更多的部队与大炮，而俄罗斯人则拒绝了噶尔丹借调两万兵力的要求。51

康熙皇帝初次亲征

一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康熙皇帝宣布将亲自率兵讨伐噶尔丹。康熙的初次御驾亲征于焉展开。三路大军将朝噶尔丹的阵营汇集：一路由皇兄裕亲王福全率领，从古北口出发；另一路由恭亲王常宁带领，从西峰口出兵；最后一路则由康熙皇帝本人统御。康熙邀请耶稣会士张诚和徐日升（Thomas Pereira）伴他同行。可能有六万名士兵参加了这次作战。52我们至今仍然找不到理由，解释康熙当时何以突然从守势转向御驾亲征。显然，我们不能像后来的史学家那样，将其解释成回应噶尔丹的崛起与逐渐增加的威胁，因为康熙分明知道噶尔丹已陷入困兽之斗。噶尔丹这回向东进军，主要是掠夺行动，以便支撑他饥肠辘辘的部队。虽然他率领一支大军，但如果这些士兵拿不到战利品，许多人很快就会弃他而去，更不用说其后方仍有策妄阿喇布坦的威胁。到了第五个月的尾声，噶尔丹一众在克鲁伦河下游扎营，此时支持者的人数已减少到一万人。他们的粮食就要见底，而且为了存活下去开始被迫吃起马匹。即便如此，康熙仍未轻举妄动。他并未预期漫长的作战，只发放了四个月的粮饷给军队。他们随身携带一半，其余粮饷则在途中购买。53但他命令先遣部队等待有着充足大炮和人力的主力部队，竭尽所能避免交战。根据逃难喀尔喀人的其他通报，噶尔丹的大军有四万人（夸大的数字），但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哪。康熙命令他的蒙古盟友动员一万名科尔沁旗人。

相较之下，噶尔丹仍然相信有与清朝和平共处的可能，并试图将冲突局限在蒙古内部事务。他会见几位蒙古旗人后对他们说：“我等同一部落，何甲而待我乎，惟喀尔喀我仇也。”换言之，他只想针对喀尔喀人，而不是清朝的蒙古旗人。负责指挥部队的是噶尔丹另外一位弟弟，他向清朝保证不会让部队越过边界。但此时康熙已经准备发动全面作战。他将主力部队从北京出发的日期设定在一六九○年八月八日，皇帝本人则在两天后动身。他特别要军队配备大炮。在给噶尔丹的诏令中，康熙控诉他侵犯帝国边界，拒绝让帝国使节回国，并声称清军出兵纯粹是基于防御目的。当然，觐见噶尔丹的使节不会透露皇帝和亲王们现正御驾亲征。事实上，康熙只在给边境军队的秘密指示中，才表明他消灭噶尔丹的意图：“一人率笔帖式驰赴诸军，密谕之曰：‘上遣我等羁迟其前行，大兵不日至矣，其各集兵增备，姑勿与战，以待。而每夜辄张两翼，严巡儆防其夜袭。如噶尔丹见敕谕而退兵，则止之，令勿退。其或不止，则令诸军疾发击之。’”换句话说，康熙的目标是不让噶尔丹逃跑，同时在主力大军抵达前避免交战。54

军事行动很少按计划进行。当噶尔丹继续沿着喀尔喀河追捕车臣汗与土谢图汗的人马时，奉命近距离监视但不实际作战的清军指挥官阿尔尼，在乌尔会河（Urhui）偶然遇见噶尔丹并卷入战斗。阿尔尼麾下有二百名精锐蒙古人与五百名喀尔喀突袭队，但无法抵挡噶尔丹麾下排列成作战阵型的二万大军。噶尔丹不只有鸟枪，还有大炮，而阿尔尼的大炮还在路上。准噶尔的攻击迫使清军狼狈撤退。

康熙这下子不得不设法挽救阿尔尼失误所导致的颓势。他首先革除阿尔尼的指挥官职务，并将他降了四级。康熙接着试图说服噶尔丹，自己从来不打算攻击蒙古领袖，并把所有责任归咎于阿尔尼的非法行为。他在诏令中心口不一的强调准噶尔和大清的共同利益，还有清朝纯粹是出于防御才动员，并且回避了噶尔丹的主要要求：引渡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传旨给噶尔丹的特使再一次语带含煳地表示清军正在前往边境，只不过隐瞒了皇帝和亲王们的存在。55

到了第七个月，关外部队已经出现补给问题。报告指出马匹体力透支，羊只匮乏，口粮稀少，需要更多粮食运输。清朝的战略方针依然是缓慢推进，等待大军到来。清人担心噶尔丹见到如此庞大的军队后会直接撤退，如此便无法在战斗中击败他。由于预计十天内前锋兵力就会抵达，眼下清军必须以虚假的和平谈判拖住噶尔丹，于是清朝“如此往复遣使以羁留之，大兵可俟”。噶尔丹对和平谈判显露出真心诚意。他声称自己从不打算侵犯中国边境，只想报复那些害死弟弟的人。康熙在答复中严厉谴责噶尔丹对清朝边防哨站的突袭，但愿意在达赖喇嘛的主持下议和。康熙再次声称自己正在组建庞大军队，“非讨汝也，欲定议耳。”他援引最近与俄罗斯人谈判的经验：在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军队被调度到边境以确保谈判顺利进行，并在条约缔结时撤回。他略过不提对阿尔巴津要塞的围攻和破坏。56

尽管噶尔丹如今移动到了北方，御驾亲征的康熙皇帝决定锲而不舍的穷追勐讨。康熙似乎正在寻找面对批评声浪时继续亲征的理由，他并未称这趟出征是为了满足对抗噶尔丹的个人欲望，而是声称他需要随军同行，以消除喀尔喀人之间的骚乱。57尽管受到康熙的严厉批评，但科尔沁王公由于供给耗尽而不得不放弃追捕噶尔丹，并回到自己的牧场。由于噶尔丹持续表示对和谈的兴趣，康熙于是与底下商讨：“噶尔丹处应作何羁縻，以待盛京乌喇科尔沁之兵？”58他于是送羊给噶尔丹，并订下会谈的时间地点。

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的八月下旬，康熙皇帝却在朝臣的催促下被迫回京。“炎热的天气”阻止他长期待在关外，也很可能是康熙整个九月都在生病的原因。康熙的朝臣担心，若南方的中国人得知皇帝离开都城会引起动乱。59在此同时，噶尔丹在达赖喇嘛特使的支持下，要求在乌兰布通（Ulan Butong，北京以北三百五十公里）举行会议，讨论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引渡问题。他和清军距离不过四十里（二十三公里）。

裕亲王福全随后传来大败噶尔丹的消息。一六九○年九月三日正午时分，裕亲王杀进乌兰布通的噶尔丹阵营，和敌人一决胜负。清朝鸣射“鹿角大炮”，下令进攻。准噶尔部队在山脚下的森林里寻找掩护，并用他们的骆驼抵御炮火。诚如福全的军官马思喀（Maska）所描述，敌人“以橐驼万千，缚其足使卧于地，背加箱垛，毡渍水盖其上，排列如栅以自蔽，谓之‘驼城’。于栅隙注矢发枪”。60清军的左翼成功包围并重创山上的蒙古军队，但被大沼泽挡住的右翼清军却不得不在夜幕降临时撤回原来的位置。尽管福全通报噶尔丹阵营伤亡惨重，但他其实还没把噶尔丹赶跑，也知道噶尔丹在隔天将加倍顽抗。张诚并未亲眼见证这场战斗，不过仍在第一时间就接获消息。虽然他形容噶尔丹在这场战斗中“落败”，但他也明白清军在头一天交战后就撤回营地，而且双方都没准备好进一步作战。噶尔丹阵营的俄罗斯特使基比列夫（Kibirev），并没有把这场战役视为清朝的胜利。61然而，康熙皇帝仍旧非常乐观，首次公布了他的“最终解决方案”：“此后当何以穷其根株，平其余党，熟筹始末，一举永清。”62

他的乐观为时过早。福全和噶尔丹都知道清朝可能会再下一城，不过胜负仍然难以预料。清军在补给方面遭遇重重困难，噶尔丹则失去了许吐司兵和马匹，可是仍牢牢扎营在森林里。由于蒙古人有骆驼和树木的保护，清军炮火无法保障胜利。九月七日，当噶尔丹遣使来和谈时，战地指挥官认为最好暂停攻击。噶尔丹如今在主要议题上让步：他不要求立即归还土谢图汗和呼图克图，只希望呼图克图能被送到他的上级达赖喇嘛那里接受调查。清将将领们则告诉噶尔丹，他必须远离清朝边界并承诺永远不再袭击边境，否则清军已准备好进击并剿除噶尔丹。对清军指挥官来说，应该避免不必要的战斗进一步消耗兵力。噶尔丹或许会撤退到某个偏远的地区，如果他留在附近，他们就可以伙同再四到五天抵达的大军，给予噶尔丹致命一击。

康熙对狡诈的噶尔丹多所猜忌，敦促将军们尽速追击。但他默默接受了边疆的后勤限制，让儿子胤禵先行回京，因为他认定短时间内不会再有攻势。在此同时，噶尔丹的拖延战术奏效，在夜色的掩护下逃往北方。清军将领想要展开追击，但“马力不能[使他们]前进”。按照计划，清军于九月九日先和盛京乌喇诸部落的兵力会合；大军仍在百里（五十八公里）之外。承诺取得噶尔丹效忠宣誓的噶尔丹特使，被派去寻找噶尔丹拿书面承诺。噶尔丹在逃跑的过程中，掠夺了二万只绵羊和一千多匹马补充军队所需，但将军们继续静候他的回答。尽管康熙竭力主张迅速推进，但也意识到“王等亲在军中，事皆目击”。63

时至九月中旬，清军已开始撤退至防御阵地。边境驻军负责供养这些缺粮食和马匹的回防部队。噶尔丹的正式宣誓于九月二十日抵达。他在大本营立起了一尊佛像，并在佛像面前俛首，请求原谅他的罪行。他承诺远离清朝边境，寻找一个“水草善，地无人之处”。康熙皇帝对此依然存疑，但在与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后接受了噶尔丹宣誓。他再度宣称自己和达赖喇嘛都希望准噶尔和喀尔喀之间能维系和平，宣称噶尔丹踏进清朝领土、掠夺边疆的蒙古部落之举，是违背了达赖喇嘛的教诲。因此清廷应当为了追捕他而“翻越险岭，至于遥远边境”*，并以叛乱罪名将他处决。康熙特别指出诸王众臣都主张再战，幸有赖他个人力排众议（事实正好相反，是康熙不顾将军们的反对而力主再战。不过康熙可借由歪曲事实，扮演起和事佬的角色）。作为回报，噶尔丹不仅必须撤离边境，还要切断与其他蒙古部落的联系。如果他违背誓言，皇帝承诺将毫不留情地摧毁他。64

即便考虑到外交上常见的两面手法，康熙皇帝的狡诈无疑仍超越了噶尔丹。事实上，康熙对噶尔丹逃脱一事怒不可遏，而且把怒气都出在底下将军身上。但距离、粮食和马匹等残酷事实，使他无法达成最渴望的目标，也就是消灭一位自主的蒙古领袖。

该年年底，清廷审判了未能摧毁噶尔丹的众将军。康熙的兄长福全，因缺乏战斗经验得获赦免。虽然其他位居高位的满人控诉福全的过失，但是康熙的儿子不愿批评伯父在战斗时的表现。福全最终被拔除官职，而且被迫留在边境数月。其他军官则被处判鞭刑和徒刑，特别是把一座重炮抛弃在战场上的几名炮兵队长。65

此次作战失败清楚揭露清军有着严重的补给难题，且打从动员第一天就始终困扰着清军。直到清军在十八世纪中叶克服补给限制之前，这个模式都将一再重演：无庸置疑的大胜，接着就是弃守边境，使游牧对手得以重整旗鼓。一旦噶尔丹逃到不见踪影，清军就开始撤退。第一批撤退的部队甚至连马匹都没有。满载粮食补给的骆驼被派去和饥肠辘辘的士兵在归途中会合。66绰克讬（Duke Zhuoketuo）和户部侍郎阿喇密（Alami）违反规定，非法预支盛京官兵两个月的俸粮与五个月的薪津，因为他们知道官配口粮无法满足这些即将往复沙场士兵的迫切需要。67皇帝赦免了这些官员，因为他们是有感于部队的贫困与饥饿而动摇。在噶尔丹脱逃两个月后，部队仍在边境等待噶尔丹归顺的誓言，但这支军队亟需四百头装载物资的骆驼补给以维持生计。但康熙却下令全面撤回边哨，包括大炮在内，仅留四百士兵。显然在取得噶尔丹的正式归降之前，清军就已无法支撑昂贵的塞外作战。

补给问题从最初就困扰着远征军。从北京出发的满人将军马思喀把随军经历写成日记，生动描述了塞外的极端气候。68从张家口越过长城后，士兵们首先得从陡峭悬崖下的狭窄信道，冒着滂沱冷雨，穿越达巴干山脉（Dabaghan mountain range）。翻山越岭之后，就来到了大草原。这里非常干燥，士兵不得不掘井找水，尽管他们遭到冰雹痛击，“雨雹大如桃”。待进入戈壁沙漠后，他们唯一找着的水源却因柽柳根的寄生虫感染而散发“腐肉臭”，使士兵们纷纷呕吐。除了小型土拨鼠，根本找不着任何动物或鸟类。69安全的饮用水位于沙地下五英尺深处。好不容易跨越沙漠之后，士兵们再度被暴雨袭击，差点和马匹一起淹死。行军至此，众人的粮食也已耗尽，使他们无法前进。士兵和马匹被气候折磨得筋疲力尽，只能如爬行般缓慢移动。他们花了十二天才穿过三百公里长的戈壁沙漠。他们唯有先与其他军队会合，才可能进入与噶尔丹战斗的状态。

马匹的购置和饲养成本很高。康熙亲征之前，便因为把马价订在每匹十二至二十两而在北京引发一波暴乱。可能是因为价格过低，导致官员得从当地人手中夺取马匹，包括位居要津的士人。70在备战期间，每位队长都负责放牧十匹马，等到它们长得又壮又胖时便转交给兵部。然而，督察员却经常通报边境驻军的马又瘦又饿。71没有单位能够在同一地点长期停留，否则马匹与士兵的供给就会快速消耗殆尽。康熙皇帝本来预期军事行动只会持续短短两个月，不过自从公布皇帝准备御驾亲征的那一刻起，他却开始听闻部队和马匹筋疲力尽的消息。疲倦之人只能牛步前行，被迫仰赖当地居民的“帮助”，才能取得物资补给。康熙不得不禁止士兵把武器卖给蒙古人换取粮食和马。部队随身携带粮食和银子，但银两的消费导致当地市场的价格上涨。更不用说有许吐司兵并不愿意（或没有办法）将两个月的口粮背在身上。尽管大发雷霆的康熙皇帝想要惩罚那些撤退的将军，但他也认识到部队正受到严重的供给短缺之苦，强调“中国之征兵筹饷一日不息”。72

即便是战役结束之后，供给花费也以沉重债务的形式，让清廷付出代价。如前所述，康熙并未惩罚违例借公款给负载累累士兵的两位官员。当负债士兵在京师聚众闹事，有几个人甚至试图强闯宫殿。康熙宣布将担起他们的债务，总计一千六百万两。73

尽管最初并无此意，但清朝官员不仅要供养自己的军队，还得供应蒙古盟友的军队。有好一段时间，清朝官员都拒绝接受科尔沁王公主动提供的军事援助，直到科尔沁王公承诺提供粮食和马匹。即使在双方结盟之后，清朝起初也拒绝让他在当地市场购买物资，但最终还是让步。次月，科尔沁王公因为供给用罄，不得不打道回府。尽管他的背叛“罪该万死”，康熙还是原谅了他。74然而，当喀尔喀蒙古难民逃过边境时，清朝只得立即为两万多名饥民提供必需品。费扬古（Fiyanggû）指挥官变卖他的茶叶和布匹存货，并用银两购置动物与足够支应几个月的粮食给他们。75难民对维持生计的要求，迫使康熙皇帝尝试一劳永逸地解决噶尔丹。

即便官方战史的编纂者盛赞康熙皇帝免除了军事行动对百姓的重担，清帝国的物资需求仍然大幅损耗地方经济和中央资源。陈锋估计第一次平定准噶尔的总成本为三百万两，即一年国库财产的六％。76清军已证明他们有能力在大草原迎战并驱逐蒙古军队，但却发现这样征战的后勤成本很高，而且经济负担沉重。噶尔丹失去许吐司兵和马匹，但留得青山在。消灭敌国需要的远不止是军事计划的雄心壮志，清朝统治者还需要盟友──蒙古和俄罗斯盟友都需要──更需要发展经济以支应军事动员。

《尼布楚条约》和被排除的中间地带

没有俄罗斯人的默许，中国皇帝不可能成功攻打噶尔丹。中国和俄罗斯先后于一六八九年与一七二七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与《恰克图条约》。这些条约对中央欧亚的权力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们最重要的作用是消除未在地图上标明的区域，减少边境的模煳性。许多人夹在两个不断扩大的农业帝国之间，只得透过改变效忠对象与利用这个区域的流动性来保护自己的身分认同。一六八九年之后，难民、逃兵和部落族人，就此被固定成俄罗斯或中国的子民。地图、勘测员、边防守卫和民族志学家，开始决定这些人的身分和行踪。这些条约从内政和外务上都是为两个帝国的利益服务：一方面稳定跨境流动，另一方面压制那些不符合帝国对空间定义的群体。

许多学者都曾研究过促成这些条约的外交谈判，不过他们大多聚焦于中俄双边关系。然而，这些边境协商的成败其实取决于四组人马：俄罗斯人、蒙古人、满人和耶稣会士，而每一方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我将在本节中重点介绍蒙古之于俄罗斯人和满人的重要性。在十七世纪，这两个帝国跨越广袤的人烟稀少之地，逐渐朝彼此的方向摸索前进。双方先是意识到彼此在巩固边境部落民族的忠诚上有着共通利益，后来又意识到他们需要避免彼此与敌对的西边蒙古国结盟。与富裕的中国市场贸易的诱惑，将俄罗斯人拉向清朝，而俄罗斯人对东北边境的控制，则吸引了清朝。蒙古人试图寻找盟友只是徒劳。77

随着俄罗斯定居者向东迁移到西伯利亚，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中国的富裕。西伯利亚“无穷尽供应俄罗斯市场的主要商品，亦即毛皮动物，像是白鼬、黑狐和银狐、河狸、水獭、水貂，还有最棒的紫貂。简直就是俄罗斯的黄金”。78皮草为莫斯科提供了可观的国家岁入，北京则是他们最好的市场。俄罗斯人对中华帝国的了解很少，但打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交易机会。举例来说，俄罗斯在一六○八年试图以旅行队前往北京未果后，便得知“[中国人]使用火枪，而且四方之民纷纷前去与他们贸易。他们穿金色长袍，而且人们从许多国家带各种宝石和其他东西给他[皇帝]”。79

一六一八至一六一九年，由佩特林和马多夫（Ondrushka Mundoff）率领的外交使团成为“现代第一个成功抵达北京并安全归返欧洲的使团”，但沙皇无从得知太多讯息。因为他们没有贡礼进献，使者无法取得谒见中国皇帝的机会（他们接获来自万历皇帝的一封信，邀请他们进贡呈礼，但在一六七五年之前并没有人懂得该如何翻译）。80俄罗斯人很了解长城，因为他们已经沿着它走了十天，但却不得其门而入北京的宫廷。相较于满人和中国人，俄罗斯人在这个地区更常与与蒙古人接触，特别是阿勒坦汗。直到一六四四年于阿穆尔河遭遇满人之前，他们对满人创建的强国其实一无所知。

一六三二年，俄罗斯哥萨克人进入阿穆尔河流域，创建了雅库次克堡垒。但波亚尔科夫于一六四三至一六四六年率领的探险队，则是该区域资源详细信息的最早来源。波亚尔科夫的到来让满人意识到扩张中的俄罗斯，刺激满人采取防御措施。哈巴罗夫在一六五○年第二次探险的归途上，击败了附庸于满人的部落，但他对一六五二年满人军队的到来感到出乎意料。满人当时并不晓得哈巴罗夫代表俄罗斯有殖民的企图，因此并未试图摧毁哥萨克势力，而是选择撤退。满人部队在一六五四年和一六五八年大挫哥萨克人，并将他们逐出阿穆尔河一带，退回尼布楚。然而，清朝后续并没有跟进这一行动，所以亡命之徒和哥萨克盗匪又向东渗透。一六六○年代，一名波兰流亡者和一些哥萨克罪犯在阿尔巴津造了一座堡垒，后来人口渐增至三百。81

在此同时，俄罗斯的大使继续追求和北京贸易的机会。一六五三年，巴伊科夫（Fedor Isakovich Baykov）的使团直接带着商业目的前往北京，因为俄罗斯人已迫不及待想发展毛皮贸易。巴伊科夫的贡礼被拒，因为他拒绝磕头，但他仍然蒐集到了重要讯息。一六五八年和一六六八年，巴伊科夫派出布哈拉人阿勃林（Setkul Ablin）进行毛皮贸易，证明了在北京出售毛皮极有利可图。一六七二年，阿勃林以四千五百卢布的投资，带着一万八千七百卢布的利润返回俄罗斯。82由于阿勃林只是被委任为巴伊科夫的“信使”，而不是官方特使，他可以避免朝贡礼节的限制，专注于贸易。如今毛皮已成为中俄贸易间不可或缺的商品，在北京主要用于交换丝绸和其他织品。俄罗斯对利润的期待也越来越高。

然而，中俄双方对阿穆尔河谷地区部落的效忠争夺，却阻碍了接下来二十年的贸易关系。通古斯人酋长根忒木尔（Gantimur）脱离满人的控制而成为俄罗斯臣属，体现了在边界确定之前曾经存在过的各种机会。83根忒木尔的背叛，导致两个帝国之间的激烈外交冲突，但最终使双方都意识到创建一条明确界定的边界才是共同利益。根忒木尔逃离他在西伯利亚的故乡，以免除俄罗斯在一六五三年提出的纳贡要求。一六五四年，俄罗斯指挥官哈巴罗夫在根忒木尔的地盘上建造了尼布楚堡垒。根忒木尔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官衔，并率领部队对抗俄罗斯人。但他随后又在一六六六至一六六七年回到俄罗斯的控制之下。俄罗斯人借由提供军事保护和粮食供应，吸引当地部落到阿尔巴津；满洲人则是命令通古斯部落首领们离开边界，更靠近清朝的控制。

对双方来说，根忒木尔和他强大的战士是深具吸引力的资产。康熙皇帝要求交还根忒木尔，担心其他部落会效仿他，但俄罗斯总督却要求清朝皇帝宣布自己是沙皇的附庸。即便转译自俄文，这放肆的要求还是太令人震惊了。幸好俄罗斯沙皇决心促进毛皮贸易，于是在一六七五年派出一支由尼果赖（Nikolai Milescu Spathary）率领的使团，前往北京协商外交关系与贸易。尼果赖的使团失败了，主要因为他拒绝送还根忒木尔。清朝担心根忒木尔会帮助正在袭击边境的西伯利亚哥萨克人，俄罗斯人则担心将他送还会鼓励其他部落拒绝纳贡。俄罗斯人仰赖贡礼支撑驻军。然而，双方都从这次遭遇获得了宝贵情报。康熙意识到可以透过向远方的沙皇提供贸易机会来停止边境的袭击，俄罗斯人则证实了新王朝的实力与中国市场的吸引力。

双方现在都同意，若要维持边境贸易的安全，就得厘清模棱两可的国界。时至一六八○年代，他们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康熙刚在一六七八年镇压了三藩之乱，并于一六八三年拿下台湾。他在一六八三年五月发了两封信，表示若俄罗斯撤出阿尔巴津堡垒，清朝愿意进行协商。但是当这些信件于一六八五年十一月抵达莫斯科时，清军早已摧毁了这座堡垒，并在一六八六年俄罗斯重新占领后，再次将堡垒团团包围。作为回应，沙皇于一六八六年一月从莫斯科派出费岳多担任全权大使，进行画定边境界线以及创建商业关系的谈判。费岳多于一六八七年十月抵达色楞格斯克，他本来打算邀请蒙古的呼图克图担任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协调人，但他后来收到了直接与康熙皇帝通信的邀请。康熙原本同意与俄罗斯代表在一六八八年于色楞格斯克会晤，但噶尔丹却也在同一年展开对喀尔喀的攻击，清朝官员于是只得取消这次会面。

随着噶尔丹的势力茁壮，清朝的主要关注变成阻止俄罗斯人支持噶尔丹。俄罗斯方面也开始意识到，蒙古地区的动荡正威胁到与中国边界冲突的决议。噶尔丹驱使喀尔喀人朝南北四散奔逃。有些喀尔喀人逃入清朝边界寻求庇护，其他人则向北移动到色楞格斯克，将费岳多包围在堡垒里，接着迫使他逃往乌金斯克（Udinsk）。一六八九年三月，费岳多已击败了这些蒙古人，并收复色楞格斯克。清朝官员如今同意他的建议，在更东边的尼布楚会面，比较不受噶尔丹的扰乱。双方特使于一六八九年七月抵达尼布楚。费岳多带着约一千名随行人员，与索额图率领的七位清朝大使，以及包括两名耶稣会士张诚和徐日升、军事兵团和佛教神职人员在内的至少一万人随行辅佐会面。84清朝的代表都是满人高官，包括康熙皇帝的舅舅佟国纲，以及率兵摧毁了阿尔巴津的萨布素（Sabsu，译按：首任黑龙江将军）与郎坦（Langdan）。

没有任何蒙古部落领袖出席尼布楚会议。蒙古人虽然不在场，却影响了谈判时的两项关键议题：沟通方式与边界画分。中俄双方代表们首先得选择要用何种语言进行讨论。双方都无法使用母语，因为维持对等的假象是谈判成功的重要前提。双方并排搭起开放式帐篷，帐篷内的人数相当。清朝官员其实有俄语传译，不过并没有派他们上场。作为满人高官，他们不让任何中国人参与边界谈判。佟国纲曾在一六八八年主张让中国人出席，不过提议遭拒。俄罗斯人曾试图从他们的达斡尔藩属中找满语传译，但却找不到能够胜任的人选。然而，俄罗斯人和满人都非常熟悉蒙古语。在这个边境区域里，蒙古语是不同民族间最常用的沟通语言。不过，《尼布楚条约》的第一语言并不是蒙文，而是拉丁文。懂拉丁文的只有一二名俄罗斯代表，以及为清朝服务的两名耶稣会士。

由于耶稣会士让自己成为了重要的调解者，他们得以决定条件与双方沟通的语言。在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一天会谈上，特使们原则上同意以拉丁文沟通。85根据费岳多的报告，他们认为蒙古语传译人数不足，而且不够可靠，所以双方一致认为使用耶稣会士的拉丁文比较“客观”。贝洛博茨基（Pole Andrei Belobotskii）担任俄罗斯人的拉丁文传译。然而，讨论很快就围绕着该在哪儿画界的问题打转（参见彩色插页的地图5）。起初，满人基于这一带所有蒙古部落都曾向元帝国称臣的事实，声称直至贝加尔湖的所有领土都归他们所有。俄罗斯人坚持保留阿尔巴津和尼布楚，建议沿阿穆尔河画下国界。接着，俄罗斯人却听到满人威胁若不立即让步，就要发动军事攻击。他们很快就发现是耶稣会士在翻译中“加油添醋”，因此要求和清朝特使以蒙古语沟通。清朝特使之间以满语进行一段漫长的讨论之后回复，他们“仅指示耶稣会士就边界问题发言，并没有要他们谈军事事务”。86

每当讨论陷入僵局，俄罗斯人都试图使用蒙古语翻译直接与满人沟通，但耶稣会士也都以翻译人员能力不足为由予以反对。耶稣会士还要求俄罗斯人不得在会议期间私下与满人交谈，更告诫自己的口译和满洲官员的助理（jargochi），绝不要单独与俄罗人以蒙古语交谈。87蒙古语无疑可以和拉丁语一样，轻而易举地成为替双方搭桥的语言。耶稣会士排除蒙古语，是为了让自己争取到更好的传教条件。他们假装劝阻康熙皇帝排除战争的选项，诱使俄罗斯人承诺来自沙皇的有利待遇。他们还将条约协商的功劳揽到身上，借此在一六九二年获得康熙颁发的《容教诏令》（Edict of Toleration）。在有力调解人的悠久传统里（从古时候到今日的基辛格），调解人总是坚决排除自己以外的沟通管道。88他们垅断语言，也垅断双方彼此接触的管道，成功地将一切蒙古利益排除在谈判之外。

最终解决双方绘制边界线冲突的因素有二，一是武力威胁，二是蒙古人在两大帝国之间的模煳忠诚。第二天，费岳多同意沿额尔古纳河（Argun）的一条小支流贝斯特雷河（Bystry，或称布雷河〔Burei River〕）画界，前提是清朝愿意赔偿破坏阿尔巴津堡垒的费用。索额图接着提出应该沿着石勒喀河（Shilka）画界，随着它汇入阿穆尔河的路线。这条界线将俄罗斯在额尔古纳斯克（Argunsk）的堡垒留在清朝境内，还有一座珍贵的盐湖及数个矿井。索额图建议暂时休会，直到双方都呈交概述彼此要求的信件给各自的皇帝，费岳多拒绝了这个提议，怀疑满人只想拖延时间趁机把军队调到边境。费岳多还试图争取耶稣会士的支持，承诺会在西伯利亚提供宣教的优惠待遇。

费岳多后来得知，清朝在尼布楚附近劝说至少两千名曾向俄罗斯人纳贡的布里亚特蒙古人（Buriat Mongols）和汪古蒙古人加入清朝。索额图提出将边界画在石勒喀河以南的格尔必齐河（Gorbitsa），如果俄罗斯人同意和喀尔喀人以色楞格河为界。由于喀尔喀蒙古尚未臣服于清，费岳多拒绝将决定边界的权力让给清朝。索额图接着动员了一支一万二千人的军队包围尼布楚，外加布里亚特和汪古叛逃者。费岳多和他的一千五百名手下则准备背水一战。两天后，费岳多明白自身立场希望渺茫，只得对清朝的大部分要求让步。考虑到格尔必齐河和阿尔巴津之间的聚落和毛皮动物都很少，而且有越来越多蒙古藩属投奔敌营，费岳多放弃了对阿尔巴津所有权的要求，但保留了通往额尔古纳河以北的盐湖与矿场的权利。根据条约的最后条件，额尔古纳斯克的堡垒将被移至河北侧的俄罗斯境内；清朝不会为阿尔巴津支付任何赔偿，但会准许贸易者前往该区域。双方同意沿阿穆尔河以北最靠近的山脉画界，以石头界标做记号。额尔古纳河口的一块石碑以俄文、汉文、满文、蒙文和拉丁文题写了条约内容。其他部分的边界将在日后画定。

费岳多因此屈从于满人精明的军事威胁和利诱手法，失去了他的蒙古藩属，可能使他几乎完全丧失对外贝加尔区域（Transbaikal region）的控制权。但他以放弃阿尔巴津为代价，起码保留了进入额尔古纳河以北土地的权利，而且继续控制那些仍然臣服于俄罗斯的藩属。清朝则放弃了本来就不曾领有之领土的宣称，而且还借由提供贸易机会，确保俄罗斯人不会支持噶尔丹。今天的中、俄民族主义史学家，都认为对方得到了更好的条件。他们将条约简化为中俄的两极对抗，忽视受谈判影响的其他两方的重要性。

俄罗斯和清朝官员并不仅是根据对另一方的影响而盘算他们的立场，还考虑到了所有参与大草原权力斗争者的后果。从尼布楚谈判获得最大收获的显然是耶稣会士，康熙对他们赞誉有加，还允许他们自由传教。耶稣会士早已获得康熙皇帝的信任，提供他武器、教他几何学、为他增广世界见闻。他们如今也展示了外交技巧。然而，他们最终未曾成功使满人或中国人皈依基督，而且在康熙去世后就丧失了影响力。清朝统治者利用耶稣会士达成自己的目标，然后就把他们搁到一旁。损失最为惨重的则是蒙古人，无论是噶尔丹还是边境部落，因为谈判结果将他们绑定在边界的单一侧，剥夺了他们寻找盟友的机会。

噶尔丹立刻就发现了《尼布楚条约》的影响。一六九○年初，他派一名特使到伊尔库茨克（Irkutsk）去见费岳多，寻求俄罗斯支持他袭击喀尔喀的计划。89由于俄罗斯人本身也受到土谢图汗的攻击，噶尔丹期待与他们结盟对抗共同敌人。费岳多答复说，自己曾试图在一六八八年联系噶尔丹讨论结盟一事，不过他的传信者却未能达成使命，如今他已无法与噶尔丹携手合作。然而，他确实派了一名特使去探查噶尔丹的兵力，以及厘清噶尔丹的地盘上有多少俄罗斯商人。和满清签订条约后，费岳多不再对与准噶尔结盟感兴趣。他真正关心的是保护噶尔丹境内的俄罗斯人，还有防止向沙皇称臣纳贡的蒙古部落变节。费岳多的特使要噶尔丹准许在伊尔库茨克进行自由贸易，以及把阿勒坦汗的兄弟遣返。阿勒坦汗的兄弟拒绝履行向沙皇纳贡的义务，投奔噶尔丹寻求庇护。

康熙皇帝一听说噶尔丹找上俄罗斯人，便立刻提醒俄罗斯人，若协助攻击满清臣属喀尔喀人将违背《尼布楚条约》。90尼布楚如今成为界定边界义务的范本，而清朝已规定了各种条件。噶尔丹晚了一步。他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继续向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遣使，但寻求莫斯科方面支持之举却被拒绝。到头来，对中贸易的吸引力，远胜过任何在准噶尔领土上探勘黄金的机会。清朝在尼布楚的最大收获，就是让准噶尔失去与人结盟的机会。

清朝在尼布楚和恰克图签下了与西方强权的第一批条约，这也是两个世纪以来唯一在相对平等基础上协商而来的条约。然而，两个帝国的统治者都不相信主权国家之间的对等谈判。双方都是依据“朝贡、藩属与恭敬”的重要顺位在行礼如仪。如果双方对协商的理解如此矛盾，条约又是怎么谈成的呢？正是因为有另外两方扮演重要的文化调解者，谈判才得以成功。准噶尔蒙古国的存在难以忽视，导致两个帝国调整传统的外交礼节。而在被正式的国与国接触取代之前，耶稣会士及其拉丁文则成了逐渐消失的边境地区里，流动的跨文化交流中的最后幸存者。为了取得垅断地位，耶稣会士不得不排除对造以蒙古语沟通的能力。

不同于马戛尔尼（George Marcartney）在十八世纪晚期的经历，向皇帝叩头的问题这回并没有导致谈判破局。诚如日后和其他欧洲列强的谈判，双方的目标截然不同。俄罗斯人想要贸易，而中国人想要安全。同样不同于十九世纪的“不平等条约”，这回双方的需求都获得满足，而且没有为对方带来不可接受的成本。

两方都觉得另一方在文化上既熟悉又陌生。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人都已经习惯与中央欧亚人的外交模式。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交手的对象都是军事强大但制度不稳定的游牧部落联盟。他们如今得面对彼此：一个庞大且稳固的帝国竞争对手，因此外交礼节的规范势必改变。俄罗斯人对边境扩张采取了务实观点：他们不是为了荣耀才深入西伯利亚，而是为了利润。相较于促进毛皮贸易，领土和帝国荣誉可以退居次要。清朝这边则选择在礼节上妥协，以确保俄罗斯在接下来满清与准噶尔发生冲突时保持中立。

民族主义和当代政治严重影响了诠释《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的方式。91在中苏于一九六○年代闹分裂之前，俄罗斯和中国史学家都把这些条约解释为一九五○年代“兄弟之盟”的根源，是中国与西方世界唯一成功的平等条约。然而，自一九六○年代以来，俄罗斯人开始把它们视为“不平等”条约，是侵略扩张的满人强行加诸到国力孱弱的俄罗斯帝国身上。中国史学家则把俄罗斯人视为阴险的帝国主义者，在签署条约后仍继续提供蒙古人大量援助。近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声称条约本身“不公”且不利于中国的地位，因为条约让中国放弃了对东部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的宣称权，而这些地方据称是由“中国民族”（即通古斯人）所有。双方都把彼此描绘成“侵略成性”且根深柢固，以便支撑自己缺乏安全感的民族共同体。一如军事战役，外交史也成为民族主义者操弄意识形态的工具。

* 编注：此处的“札萨克”是指官名，容易与作为汗号的“札萨克图汗”混淆，还请读者留意。

* 编注：史料原文做“我朝用兵，越险阻逾山海，以辟疆土，抗拒者诛之而已”。与作者翻译有所出入，存之供读者备查。

第五章
啮雪：噶尔丹走向灭亡，一六九○至一六九七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出征之间的六年，康熙皇帝加强了防御，同时计划将噶尔丹与潜在盟友隔离开来。噶尔丹这方的目标则是赢回已向康熙投降的喀尔喀人，在远离边界之处恢复自身实力，同时确保达赖喇嘛的支持。西藏于是成为双方对抗的主要焦点。康熙皇帝试图切断噶尔丹和西藏之间经哈密和西宁连通的交流路线。噶尔丹则是试图切断康熙与策妄阿喇布坦之间的联系，因为康熙打算利用噶尔丹的这位侄子从后方牵制他。两位统治者皆公开表示致力于维持和平，但其实私下盘算如何打击对方。

康熙开始认识到补给方面的难题，使他无法对噶尔丹直捣黄龙。他发誓“剿除噶尔丹的根基与分支”，可是却无法追到遥远的科布多。他只能先采取守势，直到后勤基础更加稳固，抑或把噶尔丹引出巢穴再就近打击。日后乾隆于一七五○年代出征时臻于最佳状态的庞大后勤网络，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初步累积。同样的，准噶尔和喀尔喀蒙古之间与准噶尔内部本身的分裂──又称“致命的个体主义”（fatal individualism），使准噶尔无法组织任何对抗满清政权的联合势力。1这些分裂始于一六九○年代，最终造成了准噶尔人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毁灭。

多伦诺尔会盟

康熙皇帝虽然对噶尔丹逃跑感到愤怒，但却意识到此事使他有机会将影响力延伸至所有喀尔喀部落。在乌兰布通大捷后不久，他就计划在喀尔喀人之间确立“规矩和法度”。2他召开大会，将喀尔喀诸汗编组到旗制里，就像他们被编到四十九旗的车臣蒙古同胞，并且将他们永久地安顿在指定领土。众臣再次反对康熙皇帝到危险的塞外出巡。3监察御史沈恺曾基于天候恶劣和健康风险，敦请推迟大会，不过康熙坚持这些重大问题唯有他亲自出马才能解决。一六九一年五月九日，康熙离开北京并先进行一次大规模狩猎，安排得有如一场军事行动，然后才朝多伦诺尔（Dolon Nor）出发。

康熙知道喀尔喀蒙古骚乱的主要原因是大汗之间的内战，源自长久累积的私人恩怨。这些相互竞争的各方把噶尔丹和满清卷入干预喀尔喀事务的浑水中，可是清朝从决定性军事胜利已获得足够威信，足以根据满洲规则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争端。

康熙在会议前确定了大汗之间的明确优先顺序，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之弟策旺札布（Tsewang Jabu）和车臣汗排在最高等级，并把其余贵族分成七个级等依序排列。超过五百五十名蒙古贵族成员获封头衔。每个大汗都执行特定的仪式，包括三跪九叩，而且都在盛宴上配得一席座位。

会盟于一六九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三日在多伦诺尔举行。多伦诺尔是大草原边缘的小聚落，位于北京以北二百五十公里处。皇帝盛宴款待喀尔喀诸汗，随后安排阅兵表演，希望让他们对帝国的实力留下深刻印象。大炮射击和火枪展示使他们诸汗“畏惧无不骇愕赞美”。4总共有六十四座小型大炮、八座大型大炮，以及八座迫击炮，全都展示在来访蒙古人的营地。皇帝本人骑在马上，身穿甲冑，率领了七十件枪炮的展演。他向张诚询问欧洲国王是否也会远巡，并抱怨满人经耶稣会取得的枪支品质低劣。5

会盟时，康熙公开宣称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有罪在身。土谢图汗本人一手促成噶尔丹的入侵，导致自己的国家毁灭，家人丧命。康熙皇帝出于仁慈，才拯救了大汗的子民。土谢图汗等人乞求饶恕，康熙于是赦免他们。相较之下，札萨克图汗的遭遇值得同情，因为他无故受害。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都获得了封地和满洲的贵族头衔，而且都发誓保持和平。难民将被送回他们的老家。

在康熙皇帝看来，喀尔喀人“漫无纪律”且需要“法度”。将他们编到旗制里，确保他们的领土不重叠，避免了牧场冲突。每个大汗都保有头衔；被谋杀的札萨克图汗，其汗位由其弟继承，头衔也获得清朝批准。清朝官员握有授予喀尔喀领导阶层头衔的最终决定权。6

喀尔喀人从臣属中获得实质的收获。清朝提供粮食与牲口，减轻了他们的苦难。他们还获得了新头衔，权威也获得清朝的认可。但作为交换，他们得放弃随心所欲移动的权利。被编列到旗制里，意谓着他们在牧场与牧场之间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满洲官员的严格监督。并非所有喀尔喀领袖都接受这种条件。尽管参加了清朝的多伦诺尔会盟，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拒绝这项安排，坚持自己保有改变牧场的权利。

多伦诺尔会盟还为清朝在与达赖喇嘛竞争对蒙古的影响上，获得更大威信。一名特使被派往西藏告知达赖喇嘛，清朝皇帝成功地为喀尔喀带来和平。7特使还警告说，噶尔丹与其食不果腹的追随者，可能会向达赖喇嘛寻求援助。倘若他违背不攻击喀尔喀人的宣誓，皇帝发誓绝对会剿灭噶尔丹。然而，要断绝西藏对噶尔丹的支持，除了威逼，还需要利诱。在冲突期间，清廷曾对清藏边界的边城打箭炉（Dajianlu，藏文Dar-rTse-mDo，位于今之四川）实施了贸易禁令。如今和平再度降临，禁令被解除。

尽管清军与噶尔丹的部队都面临严重的物资短缺，但后者显然处于更加疲惫的状态。更有甚者，噶尔丹缺乏安全的避难之处。他先是带兵北逃，打算夺取喀尔喀部落的牲口，为他垂死的子民补充精力。当这些努力失败时，他只好继续步行。8噶尔丹接着向西前进鄂尔多斯地区。清军无法阻止他在黄河以外的行动，因为他们自己也欠缺补给，不过他们可以创建防御阵地，把噶尔丹挡在鄂尔多斯之外。噶尔丹最终撤至科布多，远在清军无法抵达的蒙古地区。主张大规模远征噶尔丹的提议被驳回，因为他的所在地难以接近。9噶尔丹的势力可能威胁哈密。哈密是重要的供给中心，住着亲近噶尔丹的穆斯林人口。由于距离甘肃走廊太远，清军无法在哈密驻扎重兵。不过只要清军在甘州有部队留守，噶尔丹就不敢攻击。

清朝最担心的是，噶尔丹能透过蒙古高原牧场与中亚绿洲人口的粮食生产，获取重建实力的资源。作战失利之后，噶尔丹几乎失去了所有牛羊，其子民被迫耕田乃至捕鱼维生。假使准噶尔能创建独立的粮食来源，他们有可能恢复锐不可当的力量。因此，清朝官员建议没收哈密穆斯林的存粮，并下令嘉峪关的驻军将他们扣留。

尽管感到焦虑，清军无法立即展开另一波大型作战。他们眼下的主要考量是缩减边境驻军规模，节约供给。10要将小股军事单位调到关外要塞的部署，一再遭遇粮食与马匹供给有限的问题。此外，新加入满清的蒙古盟友需要粮食赈济，因为很多都是逃离战场的绝望难民。11在控制蒙古人的竞赛中，粮食是个有用的武器。不过即使是庞大的中国农业经济，也只能输送有限数量的粮食到边疆。

清朝为进一步孤立并包围噶尔丹，遂联系他的族属和敌人策妄阿喇布坦。策妄阿喇布坦在一六九○年的叛乱，几乎迫使噶尔丹放弃对喀尔喀蒙古的干预。清朝使节在一六九一年送礼给策妄阿喇布坦，期待能利用他们之间的分裂。清朝使节希望策妄阿喇布坦转告噶尔丹，“你的牲口都没了，你什么都没得吃。百姓匮乏之至，只能垂死挣扎”，如果他愿意臣服，皇帝可以在他和策妄阿喇布坦之间创建和平。这个策略旨在复制清朝担任喀尔喀部族调解者的成功模式，不过噶尔丹拒绝了。在哈密，噶尔丹的一名下属杀死了被派去见策妄阿喇布坦的清朝特使马迪（Madi）。12尽管噶尔丹否认杀人的指控，皇帝仍直指他的不是，威逼利诱想劝他投降。策妄阿喇布坦发给康熙皇帝一个秘密奏章，外加上呈贡礼，并在马迪死后与清廷保持联系。清朝政策在分离喀尔喀人，争取达赖喇嘛和俄罗斯的中立，以及分裂准噶尔家园都有显著成果。即便如此，清朝官员仍不得不放弃全力推进科布多追捕杀害马迪的凶手的想法。噶尔丹仍然遥不可及。

噶尔丹打算争取盟友，无论来自何方。他于是接触了俄罗斯人，并试图劝降科尔沁台吉毕立克图（Biliketu）。13但清朝拦截了噶尔丹给毕立克图的信函，并在调查后洗清毕立克图的嫌疑，并赢得他对清朝的归顺。毕立克图在康熙皇帝诞辰日献礼祝寿。14诚如前文所述，俄罗斯人为了维护《尼布楚条约》，同样拒绝了噶尔丹的试探。

争取对西藏的关系，就成了双方的关键。在乌兰布通之战前，康熙非常尊重达赖喇嘛及其使节，不断强调喀尔喀部落的和平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在喀尔喀人于多伦诺尔会盟归降后，北京颁布的诏令态度不变，不过增加了一点威胁的口吻：达赖喇嘛不得回应噶尔丹对物质援助的请求，否则清朝将切断与西藏的贸易关系。康熙对西藏与噶尔丹通敌合作的怀疑渐增，他在一六九一年十一月接到达赖喇嘛的和平呼吁后强势回应：“但尔近侍与济隆库图克图等皆有私意，不体朕与尔之心，济隆库图克图身在噶尔丹营中并不说和，噶尔丹藉追喀尔喀为名，阑入边汛劫掠乌朱穆秦诸地⋯⋯尔喇嘛之旨，亦不行传谕，尔近侍之人通同贪利，而欺蔽汝，徇庇噶尔丹。”康熙认定噶尔丹勾结达赖喇嘛的特使济隆库图克图（Jilong Khutukhtu），因为济隆库图克图在作战结束后提议谈判，使噶尔丹有时间逃脱。15

到了一六九二年时，噶尔丹已缩减了他的要求。相较于之前的三项要求，他现在仅保留一项，而且受到达赖喇嘛的支持：七旗喀尔喀回到他们原来的土地。这当然意谓着将他们从旗制的束缚解放出来，使喀尔喀更容易受制于噶尔丹。康熙不得不拒绝这一要求，可是他也强烈警告达赖喇嘛，不要再继续提供噶尔丹任何资助。康熙没有向藏族喇嘛揭露他剿灭噶尔丹的目标，而是继续强调双方共同的好生之心──他供养饥饿的喀尔喀人就是证据。但康熙透露的讯息中，可以看到孤立噶尔丹的意图越来越严厉。

一六九三年十二月，第巴透露自己才是在这段时间内管理西藏事务的人，而不是达赖喇嘛。他同意康熙拒绝噶尔丹的三项要求，同时要求清廷提供御印，也获得批准。他还请求康熙不要剥夺噶尔丹和策妄阿喇布坦的大汗头衔。康熙则拒绝此一要求，并回应“外藩”无权为中国皇帝决策。16

在成功拒绝达赖喇嘛调解的鼓舞下，康熙皇帝坚持要求噶尔丹投降。噶尔丹不停地为自己无礼的言语道歉，但要求清廷发放五万到六万两的帝国补助。康熙则坚持唯有噶尔丹亲自谒见，才有可能收取帝国赏赐。他完全不期待噶尔丹会接受，不过这也是引诱噶尔丹更靠近北京以便讨伐的整体策略的一环。

在此同时，康熙皇帝越来越怀疑噶尔丹正在壮大自己在新疆穆斯林中的盟友。由于噶尔丹每次遣使到清朝都使用穆斯林信使，皇帝指控噶尔丹派穆斯林间谍到中国。熟悉游牧和中国贸易的哈密和吐鲁番穆斯林绿洲居民，无疑是理所当然的调解人，可是康熙皇帝想要移除清朝和蒙古人之间的中间人。到了一六九五年，他甚至确信噶尔丹本人已皈依伊斯兰教。17要理解这份奇妙妄想，我们或许只能试图从大清皇帝的角度来解释。当时康熙已经吸收了中亚所有民族，成功赢得他们归降，或至少不干预。如果噶尔丹还是拒绝达赖喇嘛、蒙古人以及满清，那他想必属于唯一不在清朝控制之内的族群：中央欧亚的穆斯林。

噶尔丹东移离开科布多的消息，刺激了新一波的清军动员。清军带来一百头有特殊粮食补给的骆驼，以搬运重型大炮。18康熙预期噶尔丹试图经库库淖尔，南迁到西藏。为阻止这一行动，他下令预备焦土作战，烧毁库库淖尔以北、额济纳河沿岸（Ejina）的所有草场。19但彻底摧毁噶尔丹的作战能否成功，端视清朝能否将噶尔丹的兵力引诱到蒙古再战一场。

一六九五年九月，皇帝概述了引诱噶尔丹参战的最终计划。曾被怀疑与噶尔丹合谋的科尔沁台吉毕立克图，获得了一些噶尔丹的遗弃文件，包括一封参加会议的邀请函。毕立克图将派遣一名特使去见噶尔丹，告诉他有十旗的科尔沁人想向他称臣，并邀请他向东推进。康熙发誓“朕亲统大军风驰电击，彼不及远遁，断可灭矣”。20康熙现在知道，噶尔丹并没有对帝国发动任何新攻势的准备。但康熙已下定决心消灭这个顽强的对手。他准备在一六九六年四月一日展开第二次亲征。

昭莫多之战

关于第二次出征的讨论首先聚焦在确定噶尔丹的意图。后勤是关键：马匹、大炮和谷物的供应。除非能够将噶尔丹引诱得更近，否则上述一切都必须从中国北部和西北部，搬运数千英里到蒙古高原。康熙担心噶尔丹会再次像乌兰布通之战那样逃脱。

一六九五年八月，噶尔丹似乎正离开科布多朝清朝边境前进，但情势到了九月时逐渐明朗：噶尔丹不会再更靠近了。他留在克鲁伦河—土拉河地区，等待冬雪过去。引诱他更靠近的尝试不会成功。21密探通报称克鲁伦河沿岸有大量军队聚集，“踪迹甚众”，估计噶尔丹部队的兵力为五至六千。22虽然他的羊很少，不过却拥有大量的马和骆驼。尽管噶尔丹欠缺侵略意图，使清朝更难接触到他，但清朝已拥有供给一支庞大军队的时间。

透过噶尔丹上呈给康熙皇帝的奏章，我们看不出噶尔丹察觉康熙已计划动武的迹象。噶尔丹仍主动提议解决悬而未决的争端，期望在两个帝国之间创建明确的界线。23

然而，谨慎、“懦弱”的朝廷官员，对长途跋涉穿越沙漠的计划并不大热衷。许多官员建议等待噶尔丹靠得更近。倘若按照康熙皇帝之意即刻开拔至克鲁伦河，就将冒着冬天行军与在春草萌芽之前抵达的风险。官员们清楚明白马匹若没有充足的牧草，就将成为军队移动力的一大限制。24但康熙对噶尔丹在乌兰布通逃跑实在太过气愤，因而坚持立即备战。即使动员令已下达，反对皇帝御驾亲征的声音仍持续不歇。议政大臣敦促皇帝不要冒伤着“玉体”的风险，应该要信赖麾下部队的英勇。他们无疑忧心出征的庞大花费，以及皇帝离开时国内政局动荡的风险。在此早期阶段，康熙还没有对他的汉族官员“不愿意劳心军务”感到愤怒，只提到先前因为病重无法亲自坐镇乌兰布通之战导致狡猾的噶尔丹逃脱，所以这次他认为有必要亲自出马；朝政可由长子留京处理。25

唯一热情拥护这次军事行动的是西路军的指挥官费扬古，但就连他都劝皇帝最好不要在冬天出征，应该等到隔年春天开拔。如此清军才有时间在冬季把马养肥，维持机动力，然后在早春趁噶尔丹能用春草喂养马匹之前将其捉拿。26三路大军出发：费扬古率领三万西路军，萨布素率领一万东路军，皇帝则亲率三万二千九百七十名的中路军自盛京出发（参见彩色插页的地图6）。萨布素的军队会驻扎在喀尔喀河畔以阻止蒙古人向东移动，所以只有两支军队参与直接追击。孙思克将会领导另一支军队，兵力一万，从宁夏出发与费扬古会合。费扬古的目标是封锁噶尔丹的逃脱路线，所以他必须赶在中路军攻击克鲁伦河的噶尔丹营地前就先抵达土拉河。西路军将从归化出发，从此处到噶尔丹在巴颜乌兰（Bayan Ulan）的营地，距离是二千里（一一六○公里），从京城到归化又要再加一千里（五八○公里）。西路军将于三月二十二日左右离开，携带八十天的物资，另有五十天的物资随后送达。27直隶、山东和河南将共同提供一千三百三十三辆车，每辆车载六石粮食。每省总督都会提供辎重车和护送部队。华北各省都担起这次作战的补给任务，但主要负责粮食供应的人是直隶省总督于成龙。他造了六千辆辎重车，用来运送物资到边境。中央拨给各省省长额外配额，帮当地人减轻部分负担。28

影响这次战役成败的关键因素就是粮食添购。从事粮食供应的人，将获得与参战士兵同等的军事荣誉。29然而，对贫困的西北省分来说，要支应军队需求仍然十分困难。西北各省每年收获仅一作，干旱频仍。尽管在部队和官员离开首都之前就先分发口粮，能够减轻地方粮食市场的压力，但要士兵随身携带所有补给仍是太大的负担。陕西军队五个月需要二万二千四百石，远超过所能携带的量。用牛只代替一个月的口粮，并让每位士兵自己携带○．○五石，可以稍微减少总量，不过他们仍需要携带银子才能在甘肃的市场上购买补给。每人都配有银两，从将军的每月二十银两，到一般士兵的二银两。30商人会于部队行军时随队在后，在不同的营地进行交易。由于军队里许多人来自西北，对当地市场了如指掌，殷化行将军发钱让他们购买自己的粮食。31

第二项关键元素就是马。马匹无法从中原取得，清朝几乎只能彻底依赖其蒙古盟友。早在一六九五年八月，官员就向喀尔喀人购买马匹。他们在归化的主要马市购入一千匹，然后向鄂尔多斯的六旗和科尔沁的十旗各收购两千匹；其他部落提供的数量较少。即便是在首都，要养马过冬也并非易事。位于北京以北的奉天县为这次作战贡献了三十万捆牧草，好用来喂养八千匹马。32

但蒙古盟友并不可靠。清朝得祭出严厉的纪律管控，才能避免蒙古人与中国部队私下进行马匹交易。喀尔喀人“素善盗马”。两名喀尔喀人被发现试图盗马后，被处以断手断脚与割耳断颈的惩罚。33然而，蒙古部队对这次作战至关重要，尤其是负责快速追击的精锐部队。每个部落酋长都必须提供部队，而且这些部队必须是最勇武、最有经验的士兵，来自富裕的菁英家族。34如何避免蒙古人自乱阵脚也同样重要，特别是有些蒙古人担心清军通过自家领土并不只是为了惩罚噶尔丹。与噶尔丹分裂的准噶尔领袖策妄阿喇布坦，此时就成了清朝相当有力的盟友。他可以向其他蒙古人保证噶尔丹是清军唯一的目标，从而削弱了噶尔丹号召所有蒙古人团结对抗满人与汉人的努力。35策妄阿喇布坦获准将朝贡使团的规模从二百人增加到三百人，从而增加了贸易利润，外加织锦、银、茶和毛皮等礼物；康熙还承诺会把在作战期间在噶尔丹地盘上俘获的穆斯林商人都送给他。36

第三项关键元素是火药武器。康熙为了确保清军能大获全胜，遂将大炮分配给每个旗并训令说：“军器之中无勐于鸟枪火炮者，其势甚烈，其力甚大，诚战阵之利器也。剿灭噶尔丹当以火器为要。”37此前的例外是三藩之乱，当时使用火药武器的敌军未能取得优势，反而大清军队没用上大炮就赢得几乎所有的战斗。相较之下，这次军队将获得源源不绝的火炮供应。在多伦诺尔会盟上，“炮火之声响震山谷”，给蒙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军队携带至少二百三十五门重达八千至一万斤（五千公斤）的重型大炮，以及一百零四门重达一百至八百斤的轻型大炮。各种大炮齐备，包括“西洋铜炮”和“台湾解到小铜炮”。当各旗在一次军事校阅中接连发射大炮，观看的噶尔丹军逃兵“骇甚战栗”，并预测“噶尔丹不日殄灭矣”。38出了归化，大炮就必须放到驼背上运输。当年带到乌兰布通的大炮太过笨重，因此这次使用了比较轻的大炮，但如此长距离运输火器仍会大大减缓军队移动的速度──差点让费扬古错过了防止噶尔丹逃跑的预定会合时间。

康熙预定中路军于一六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寅时从北京出发，西路军则于三月二十日已时从归化开拔。孙思克在宁夏集结一万士兵，于三月二十四日开拔。39中路军可以分四段行军至北京西北边一百五十公里处的独石口，不需额外马匹；越过独石口之后，他们每段的平均速度达六十里，总长约六十段。每段都有中继站，提供四十匹马换班。

出征路上的部队纪律森严，每天必须在寅时起床。为了能够尽速拔营，早饭不许生火。军官若因疏忽而没让士兵早点移动，就会受到惩处。水、粮食、牧草和马是首要考量。早春时节，大多数池塘和泉水仍然冻结。每一段行军过程都必须靠凿冰掘井。士兵们在某处挖了七十五口井，挖出了四十五座池塘。从冻泉里突然涌出的水，往往被视为非常好的预兆。40马匹很容易死于过劳：行军时的大量出汗与突然停下来休息，往往使它们体力透支；接着它们又得被策御賓士，好暖和身子。它们在停止流汗之前还不能喝水。除此之外，部队必须小心避开有毒的水井和牧草。41

军队后面跟着一千三百辆车。这些载有补给的车辆彼此紧密串连，以防敌袭。当辎重物资抵达时，走在粮车前的康熙皇帝与将士们都松了一口气。于成龙的补给车队一直出状况，很快就没能跟上大部队了。雨水和泥泞拖延了进度，许多牛只死亡。为了穿越大沙丘，士兵们不得不用柳条和泥土修路。当辎重队进到沙漠时，他们将部分物资留在弹药仓，以便回程补给之用。42

康熙策军继续向前。他会在耶稣会士张诚和徐日升的陪同下，定期观看北极星，好确定自己所在的纬度。43他向风雨之灵祈祷旅程平稳。康熙带着六个儿子随行出征，但长子胤礽留在北京掌理国政。康熙在给胤礽的家书中描述了沿途景观、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及他自己的健康状况。这些满文信件堪称中国文学最出色的旅游纪录之一，让我们得以洞悉康熙的性格，几乎是每天记录下皇帝变化多端的心情。皇帝的信心随着新情报或物资的到达（或未能如期抵达）而起伏着。他钜细靡遗地描述部队通过的地形，注意不同种类的花草，数不尽的土拨鼠洞穴、水源，以及各种类型的沙漠。他还会送植物回京让儿子照养。当大军困在一个“只有沙岩”的地方时，他仍继续蒐集彩色宝石作为送给在北京家人的礼物。44这些家书生动道出军事行动的艰辛与乐趣，我将在下一章提出进一步分析。

尽管远征军出发后没多久就遇上一场严重的暴风雪，但康熙皇帝在多数情况下仍然觉得途经的环境颇为讨喜。随着天气变暖，水草补给的取得变得更容易，马匹也能保持健康。不过，康熙也曾有一度怀疑上天是否已背弃他，当时他们在方圆四十至五十里都找不到水草。好在是日深夜就在山顶发现了一座清泉，恰巧足够补充停留一夜之所需。45五月十四日，他经过永乐皇帝在十五世纪初远征期间留下的石碑。46康熙对雨雪不止感到忧心，但蒙古人却欣喜无比。他们赞颂康熙，感谢他在马羊经过漫长寒冬变得极为虚弱时，为四月与初春带来丰美牧草。47

不是每个人都像康熙一样有信心。听闻噶尔丹得到六万俄罗斯军队支持后，议政大臣索额图、伊桑阿和佟国维吁请皇帝回京。48这一回预见灾难的不是汉人文官，而是两位满人高官兼重要顾问。但康熙对此大发雷霆：“[朕]曲尽筹划，告祭天地宗庙社稷⋯⋯自兵丁以至厮役，无不思灭噶尔丹者。而大臣内有怯懦，不实心勇往向前之人⋯⋯乃不奋勇前往，退后朕必诛之。”经过这场戏剧化的冲突后，大臣们在皇帝跟前下跪祈求原谅，并纷纷同意皇帝计划的正确性。噶尔丹聪明运用假情报，差点就中止了清朝远征。官员们后来才得知，噶尔丹的确有寻求俄罗斯援助，并曾与二十名俄罗斯特使商讨至少一千兵力和大炮援助。不过俄罗斯人最终没有做出明确承诺。49

然而，满人顾问的主要担忧不是中路军，而是费扬古的西路军。尽管噶尔丹尚不晓得清朝正领着一支大军前来，但想必他会在发现此事后向西撤退。如果费扬古无法赶在那之前到达指定作战地点，噶尔丹将再次逃脱，整场战役也将宣告失败。费扬古的初步回报听来振奋人心：他在四月十四日抵达了清朝边哨，预计将于五月三日抵达翁金（Onggin），五月二十四日到达土拉，五月二十七日到达噶尔丹大本营巴彦乌兰。为了保持行军速度，他没法等待辎重车队跟上。50接着就是一整个月的杳无音讯，然后费扬古才回报雪和泥泞使他陷入困境。由于大炮难以搬运，他已将大部分大炮都留在边境，只能用骆驼继续搬运五十九门大炮前进。他只能带着十五天的口粮到翁金，二十天的口粮到土拉。他快马加鞭，预计能在五月三十日与孙思克会合。费扬古希望能在六月二日赶到土拉，六月六日到巴彦乌兰。51

听闻此一消息，中路军顿时面临一大难题：前进，还是等待？等待会耗尽珍贵的粮草，推进太快又有让噶尔丹在费扬古就定位前逃跑的风险。康熙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手头上的选项。52有些人主张尽速推进，因为认为噶尔丹将挺身作战，可是许多人都担心他会逃跑。眼下距离噶尔丹的营地还需要九天，这让他有足够时间逃到远方。军队决定冒着噶尔丹察觉清军来袭的风险原地等待数日，直到五月二十三日。接着粮食到达了：三百头骆驼和一百七十三辆车，带着一千石的粮食（三百吨）。补给“积米如山”，数量之多令喀尔喀军队大感震惊。但大军已消耗了六十天份的总配给口粮，还需要后方配送更多口粮。于成龙还是无法将所有车带上。部队如今在某处“只有沙岩”之地扎营。53

消息指称噶尔丹有一万名士兵、一万名武装仆役和七千名佣兵，还有大量供给与牲口。后来证实此一消息夸大不实。54费扬古正率领一万士兵朝克鲁伦推进，但他兵疲马困，不得不抛下许吐司兵。孙思克的军队人数也减少到仅剩两千名中国兵，而且多数精疲力竭无法再行军。殷化行将军表示：“远道驰至，既不及养马⋯⋯及度戈必，马畜遂相继毙。更前常苦乏水而草未尽芽。会大风雨，连数日夜，兵寒且饥，人马颠仆营间及道中者相枕籍。”55当他们好不容易到达翁金，已因寒冷天气失去几乎所有的马匹，物资也仅剩下一个月。孙思克为了节省物资，决定只留下最强壮的士兵继续与费扬古一起向前线推进，其余则全数遣回。五月二十六日，康熙决定执行第三项计划：遣使到噶尔丹的阵营提议谈判。使节带了几名准噶尔俘虏同行，他们将被释放回噶尔丹的大军。透过与噶尔丹谈判，清军能再拖延一段时间，好让费扬古有机会堵住他的退路。56康熙再次不坦率地欺瞒，声称他只在乎边界太平，说他完全无意消灭噶尔丹。他已帮助逃离噶尔丹攻击的喀尔喀人免于饥饿，因此现在想要亲自与噶尔丹会面，共组同盟。“朕与汝等觌而定议指示地界，尔照旧贡献贸易⋯⋯断不诱人而破灭之。”57

清朝使节告诉噶尔丹的侄子丹济拉（Danjila），康熙皇帝正前来与噶尔丹谈判。当他们（虚假地）知会他不可能脱逃，因为费扬古已抵达土拉河，丹济拉发出了“痛苦哀嚎”。第二天，大清帝国的所有部队集合列阵，“弥山遍野不见涯际⋯⋯甲胄火器刀枪日中晃耀夺目”。58康熙相信这般壮盛军容将重挫噶尔丹的锐气。他预计费扬古此时应已抵达土拉河，因此并不担心噶尔丹遁逃，尽管他希望能与噶尔丹正面对决。六月七日，他率军抵达克鲁伦。59河流流经陡峭山丘，水量稀少。准噶尔的巡逻部队看着清军前进，但没有多做抵抗。噶尔丹的部队不见踪影，只发现他扎营留下的痕迹。显然他前脚才刚离开。皇帝呵叱噶尔丹懦弱，发誓要继续追捕他。他只带上十六门大炮，其余全数留下，并遣使先行去劝噶尔丹投降。被俘虏的士兵通报，称噶尔丹已逃至巴彦乌兰的森林。费扬古是否已先他一步到达了呢？

清军在克鲁伦发现了被噶尔丹遗弃的疲马，也发现当地正遭受严重的干旱。草地还没发芽。被留下的老人形容准噶尔人“惊惶”奔逃。噶尔丹的部分军队爆发内讧，攻击彼此，妇孺则纷纷自尽。消息传来，称费扬古已于六月六日按计划到达土拉河。尽管有这些吉兆，清军如今却面临严重的粮草短缺。他们耗尽了随身携带的口粮，而于成龙的储备补给却尚未送达。就连皇帝本人，都只剩下羊肉可吃。康熙不情愿地意识到，他必须带主力部队一起回头找粮车。六月十二日，康熙终于调头，“凯旋回朝”。他派马思喀率领小股骑兵和轻型火炮继续追击。虽然康熙预期捷报，不过他也知道西路军缺乏粮食补给。他在家书中透露抑郁的心情，并描述了一幅“千里无善地”的景观。他希望儿子从京师寄衣物前来，表达出对儿子的思念之情。60

翌日，众人久候多时的费扬古报告终于抵达。费扬古已得知噶尔丹在克鲁伦，但他的兵力太过疲弱而无法迅速推进。西路军的口粮已在六月三日至六月十日之间告罄。于成龙只能以每日二十至三十里的速度，拖拉补给车穿越沙丘，而且时不时得因强风而停止前进。五月三十一日，噶尔丹已领先费扬古十天路程，而且他还把数英里内的牧草都烧光了。噶尔丹前往克鲁伦，期待能找到俄罗斯派来的火枪手和重炮。六月二日，费扬古得以率一万四千名兵力挡住噶尔丹的去路。六月十二日，两军在名为“昭莫多”的沙漠恶地交战。昭莫多的蒙文为“Jaghun Modu”，意思是“一百棵树”。这是一座小山谷，山丘环绕，谷底有河流穿过。61费扬古的士兵无法携带太多物资，已经连续行军了十一天。他们就像游牧民族一样，只能靠吃马肉和骆驼肉维生。噶尔丹只有配备二千鸟枪的五千士兵。即便已是日暮时分，清将殷化行仍然力主占领山丘。为爬上山丘，他的士兵必须激战蒙古神射手。当军队终于在山丘扎营，便获得了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满人军队一边发射大炮，一边躲在木制路障后方推进，以棉衬甲冑保护躯干。当他们推进到离敌人仅十步之遥时，“矢下如雨”。此时康熙本阵即将到来的消息，吓得许多蒙古士兵弃械逃跑。噶尔丹失去对部队的控制，阵形大乱，做鸟兽散。他的亲族阿拉布滩（Arabdan）*试图抵抗，但却被随后出现的满人骑兵杀得伤亡惨重，数千士兵死亡。清军捕获了两万多头牛和四万只羊，噶尔丹和丹济拉只得带着四五十人脱逃。62

康熙在七月三日越过长城之前接获费扬古的捷报，他在四天后返抵北京。康熙取得一次大胜，证明他深入大草原的铁血意志是有道理的。他这场长达九十八天、来回克鲁伦二千余公里的远征，成功“熄灭”了噶尔丹的气焰。康熙回京后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活动。尽管康熙将胜利视为天命（噶尔丹本人可能也这么想），这其实是一次险胜。皇帝对天意的恩谢，反映他对奇迹式胜利的无比宽慰。

由于噶尔丹麾下头号将领哈什哈（Qasiqa）投降，清朝得以知晓噶尔丹原本的战略计划──完全就是典型游牧策略。63噶尔丹本来以为，他可以靠着留在克鲁伦和土拉地区来实现蒙古统一“大业”（amba baita）。他很后悔先前推进到乌兰布通，因此本来计划若满清大军前来，就要一路撤退直到耗尽清军的粮食和银子。但蒙古人听说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就锐气尽失。噶尔丹原本想在森林里大战清军，可是却无法阻止他的部队溃散。他原本准备单挑西路军，但康熙朝克鲁伦派出三路大军的军事壮举，使他阵中将士惊恐惶惧，难以控制。

双方都已面临物资补给的极限，但清军主要依靠来自中原的粮食，蒙古人则仍然拥有大批牛羊。没有水草，蒙古人就无法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但他们可以四处移动。若不是费扬古恰好挡在正确位置，噶尔丹本来有机会逃脱。费扬古不得不向西行到很远的地方找水，这段路程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牲口。费扬古抛弃许多补给，因为早已没有能够携带补给的牲口。根据张诚的描述，当费扬古抵达土拉时手下士兵已达“最后极限”。如果噶尔丹没来与他们交战，他们肯定将全部饿死。俘获噶尔丹留下的丰富补给救了他们一命。64讽刺的是，噶尔丹本可以退回克鲁伦，拯救自己，然后任凭费扬古的军队挨饿，但他却高估了自己的力量，选择迎战虚弱的中国军队。结果满人和汉人放手一搏，因为深知自己无处可去，情势也不会比现在更惨了。

噶尔丹也被他的准噶尔同胞背叛了。当他传信给在巴颜乌兰的亲族阿拉布滩，告知康熙正在前来的路上，阿拉布滩则回复：“你的土地没有妇孺，没有牛，我的土地有妇孺，也有牛。难道你不知道满人是什么样的民族？我不会和满人作战。”65阿拉布滩弃噶尔丹于不顾，尽管他后来在昭莫多之战现身。

汉人官员、满人酋长，以及蒙古大汗与札萨克们，纷纷盛赞康熙的大捷。他们感激皇帝为他们除去噶尔丹掠夺之患。蒙古人将康熙视为具有神力的大汗，可以为他所经之处带来水草（尽管所有凿井和找井的工作其实都是蒙古人自己完成的）。康熙的回应之道，就是吸收更多蒙古人成为大清亲属：“朕先以喀伦之内视为一家，今土喇克鲁伦以内皆为一家矣。”一位蒙古旗的官员（错误地）通报说，噶尔丹在听闻清朝大军来袭时杀了他的妻小。66

康熙皇帝改写历史

历史的重新诠释已如火如荼展开。康熙皇帝和大臣们立刻就把这场胜利摆进悠久的历史脉络里。他们把这次出征比拟殷高宗（伐鬼方）及周宣王（伐玁狁）的军事行动，前者花了三年，后者行了千里：

皇上六龙时迈直莅漠北，从万难进兵之地冞入，其阻计程约三千余里，为时仅八十日⋯⋯从来蒙古鸟集兽散靡有定居，倏去倏来踪迹飘忽，故剿灭最难。今合诸道之兵，环至夹攻，一举而尽歼之⋯⋯圣武天授非人力所及，自此沙漠永清，边圉孔固。骏烈之奋扬，声灵之赫濯，信为史册之所稀闻，诗书之所罕载。而汉于匈奴，唐于突厥，非所论矣。67

虽然噶尔丹还幸存，而且边境威胁并没有停止，不过清朝的胜利已被载入史籍，成为超越史上最伟大帝王的成就。无论如何，认为清朝完成并超越过去历朝成就的想法已开始成形，将清朝置于日益扩张的领土征服发展史里。军事编年史《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的编纂者指出：“按古来，出塞征蒙古者，徒縻粮饷，疲士马。”68这一回，上天决定彻底消灭蒙古威胁。借由将好结果归诸于天，满洲统治者将偶然的历史事故纳进了更宽阔的历史观点。反对出征者并未看出种种吉兆。很多满汉官员都曾劝谏皇帝放弃亲征，或推迟出征的时间，也希望他能放弃追捕在逃的噶尔丹。不过康熙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因此“边塞巩固，中外永宁”。这种事后写下的历史编纂，将明察天命的能力归给皇帝，称他将圣贤智慧与天意融入战略思想。康熙不仅遵循过往统治者的仪礼规定，就像他和永乐皇帝一样在边疆远征后对天地献祭，更借由有效利用“天时”来超过过往的统治者们。69他的“圣武”让他能够“溃敌如折腐枝”。一八四二年，魏源的名著《圣武记》将这些源于征服行动的天命一统、军事胜利和圣贤治理的概念融于一炉。70

战争胜利后，清官方运用包容和排除的双重策略打造了历史神话。71当新归降的蒙古人被包容进清朝的大家庭时，噶尔丹及其追随者则被排除在外。然而，边境还有许多民族的忠诚对象尚未确定，有必要将他们与噶尔丹区隔开来。康熙皇帝为库库淖尔的蒙古诸台吉印制了数百份传单，敦促他们捕获噶尔丹家族的余党。他强调噶尔丹入侵清朝边境之举已违背了达赖喇嘛的意愿，噶尔丹声称获得库库淖尔台吉、俄罗斯人和“中国回子”的支持，是为了要在征服中国后另立一名穆斯林为其统治者。72康熙一度相信噶尔丹已皈依伊斯兰，而且他担心噶尔丹在哈密和吐鲁番绿洲使用穆斯林间谍。康熙还意识到要在库库淖尔征用穆斯林军队来对抗突厥人并非易事。显然该地区的穆斯林并不可靠，尽管哈密酋长主动表示愿意帮忙捉拿噶尔丹。康熙的主要策略是赢得蒙古人的支持，说服他们相信噶尔丹违背了对达赖喇嘛的誓言，从而把自己排除在宗喀巴的佛陀之道外。康熙把注意力转到库库淖尔诸台吉身上，意谓着清朝开始对西藏达赖喇嘛与蒙古人之间的关系有着更深的涉入。

西藏是另一个模棱两可的藩属，而且清朝统治者对西藏所知甚少。昭莫多大捷之后，投降的准噶尔人告诉他达赖喇嘛已在九年前去世，这令康熙大感震惊。事实上，第五世达赖喇嘛早在一六八二年圆寂，摄政第巴接着掌权。康熙后来才从策妄阿喇布坦那里得知达赖喇嘛过世的真正日期。发生在西藏的事件显然相当晦暗复杂。康熙认为第巴夺权与掩盖达赖喇嘛之死，是为了要与准噶尔创建更强大的反清联盟。学者阿赫迈德（Zahiruddin Ahmad）根据西藏文献，主张清朝误解了西藏权力关系的本质，更故意宣传有关夺权和隐瞒的故事以凸显噶尔丹和第巴的变节背叛。73与清朝观点相反，第巴并非在达赖喇嘛死后非法篡夺权力的“辅官”，而是达赖喇嘛的资深顾问，在一六七九年被委以世俗职责。达赖喇嘛本人就在不久之后退隐冥想。基于星象理由，推迟喇嘛死亡的公告并不罕见。阿赫迈德认为，第巴没有故意欺骗康熙皇帝，是中国人无法理解西藏的转世观。第巴可能认为，第五世达赖喇嘛只是离开他的身体进入冥想，而后将在他的第六次转世中归来。

话虽如此，西藏政策在第五世达赖喇嘛去世后的转变显而易见。第巴试图调解康熙和准噶尔之间的冲突，也试图阻止军事行动，更积极提倡更加同情噶尔丹的看法。第巴这下子成了康熙皇帝眼中的噶尔丹同伙，而且库库淖尔蒙古人对西藏喇嘛的服从，更可能导致其与清朝疏远。库库淖尔众台吉宣称自己对双方平等效忠：“东方有大清圣上，西方有达赖喇嘛。”74康熙选择冒着疏远他们的风险和第巴作对。在过去，达赖喇嘛派来的使者会被安置在城外的独立住宅内，但如今第巴派来的使者却因与噶尔丹合作而被捕。75两个月后，由于始终未能逮到噶尔丹，康熙皇帝痛指第巴指使噶尔丹叛乱：

尔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司事之人，因尔不违达赖喇嘛之旨，辅助道法，朕是以优封尔为土伯特国王，今观尔阳则奉宗喀巴之教，阴则专与噶尔丹比欺达赖喇嘛班禅库图克图，而坏宗喀巴之教，先是尔以久故之达赖喇嘛诈称尚存，遣济隆库图克图至噶尔丹所，乌兰布通之役为噶尔丹诵经且择战日，及噶尔丹败，又以讲和为辞贻误我军，使噶尔丹得以远遁，朕为众生遣人往召班禅库图克图，尔又诳吓班禅库图克图，谓噶尔丹将要杀之而不遣行，青海博硕克图济农潜与噶尔丹结姻往来通使，而尔又不举发，如噶尔丹博硕克图济农无尔之言，有相与为姻者乎，噶尔丹信尔唆诱之言。76

根据一名准噶尔俘虏的说法，噶尔丹在战败后告诉追随者：“我来此克鲁伦非吾意欲深入也，奉达赖喇嘛之旨，云南征元吉，大有庆也，我是以深入，盖达赖喇嘛杀我，而我杀尔众矣。”康熙从这份报告中推论第巴应该要背负最大责任：达赖喇嘛若还在世，显然不会赞同噶尔丹的军事入侵。康熙发誓要“发云南四川陜西等处大兵。如破噶尔丹之例，（或）朕亲行讨汝”。77

此时噶尔丹仍然下落不明。有消息指称，噶尔丹的头号副手丹济拉和阿拉布滩在博尔塔拉河（Bortala）会面，双方分头寻找噶尔丹。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他不大可能前往宿敌策妄阿喇布坦控制的哈密。78土尔扈特部的阿玉气汗（Ayuki Khan）距离太远，而且也对噶尔丹并不友善。俄罗斯人只对贸易感兴趣，无意庇护战败的大汗。因此同情他的西藏摄政第巴，似乎就是噶尔丹唯一的选择。但噶尔丹也或许会试图攻打哈密的策妄阿喇布坦，或前往阿尔泰山。清朝的目标是阻止噶尔丹穿越库库淖尔，吸收穆斯林追随者，然后平安抵达拉萨接受第巴的保护。康熙兴起第三次攻打噶尔丹的念头，旨在彻底消灭这匹“孤狼”。79

左右噶尔丹命运的最后战役

一六九六年的条件其实不利于第三次远征。西路军仍极度缺粮，他们的马匹已筋疲力尽，运输车也都坏去，而中路军的纾困粮食还尚未抵达。80噶尔丹尽管缺乏牲口，但也是聚集了五千多名士兵。他先前往翁金，从那里可以选择攻击哈密或前往西藏。费扬古获命亲自前往边境封锁噶尔丹，烧光所有多余的粮食供应，以免落入敌人之手，并且将他的大炮送回首都。时间，是眼下最重要的关键。

清朝再次从敌人的分裂得渔翁之利。噶尔丹和丹济拉与阿拉布滩会合，但他们三人没有战略共识。噶尔丹想在翁金夺取谷物后出征哈密，81丹济拉倾向前往阿尔泰山，阿拉布滩则想要掠夺俄罗斯地区。由于噶尔丹未获多数支持，计划遂悬而未决。阿拉布滩与噶尔丹分道扬镳，带着两千人离开。噶尔丹和丹济拉至多仅剩一千名士兵，没有帐篷，没有衣服，也没有食物。他的人“从彼以死而已，盍于未寒之先，觅一有国土之地”。82他们前往塔米尔（Tamir），劫掠该区，然后往沙漠更深处移动。时到如今，噶尔丹只剩下一两匹马，一头牛羊也没有。他的追随者抛弃了他，向策妄阿喇布坦或康熙皇帝投降，以免沦为挨饿之人。

随着噶尔丹的追随者逐渐凋零，康熙皇帝获得了新的仆人，包括来访京城的叶尔羌“回回国王阿卜杜里希特（Abdulishite）”。他的父亲在一六八二年在伊犁被噶尔丹绑架，直到现在他才得以返乡。回回国王发誓要在叶尔羌用他的两万大军逮捕噶尔丹，或从吐鲁番派兵活捉阿拉布滩。策妄阿喇布坦的忠心也受到赞赏，康熙下令若噶尔丹出现在哈密便要将他擒拿斩首：“不可留于人世⋯⋯今或流行尔属下厄鲁特地方，或奔往哈密地方，如生擒噶尔丹，则擒之来杀之，则以其首来，如此则尔向来恭顺之心益着。”83

康熙皇帝接着向达赖喇嘛传达指示，此举旨在争取他的支持，并将他与第巴的亲噶尔丹政策分隔开来。康熙声称是第巴协助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之战脱逃，换作是达赖喇嘛显然不会这样做，康熙声称他相信那是冒达赖喇嘛之名的第巴所为。84第巴被命令将济隆库图克图移交给康熙，改由班禅喇嘛掌控西藏的信仰，再将他和噶尔丹的女儿一起送到中国。85达赖喇嘛、第巴和噶尔丹之间的藏文或蒙文通信，全都将被拦截或没收。清朝官员幸运地拦截了噶尔丹经西宁前往西藏的使节，获得的信函显示噶尔丹希望得到西藏支持。86噶尔丹在这些信件里通报了他在战斗中的损失，并请求达赖喇嘛援助。他希望西藏寺庙的诵经可以帮助他脱离困境。

到了十月，康熙皇帝已是万事俱备。他对费扬古抵制积极追捕噶尔丹之事渐感不耐，指责费扬古未能在前次作战如期到达会合点，才使得噶尔丹得以逃脱。康熙相信他们当时仍然可以追捕并大败噶尔丹。如今噶尔丹挨饿受冻，“此大机会有上天眷佑授我之象”，绝不能错过。于成龙回到首都，运送了二万七千石粮食，发配了一万八千石，然后将余数存放到粮仓。粮食供给似乎充足无虞。康熙皇帝于是宣布，他将于一六九六年十月十四日从首都出发往鄂尔多斯进行“狩猎远征”。87

这次远征不是为了捉捕下落不明的噶尔丹，其真正目标是向该地区的蒙古人展示大清的富裕，希冀能诱使所有噶尔丹的支持者投降。不同于前一次出征，康熙现在拥有大量的西部蒙古盟友。他在该区主要喇嘛的招待下，带着十万只羊以悠闲的节奏向前行进。经过归化后，他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来到黄河岸边。此地有个大型米仓，装有七万石的稻米。清军在此发放二十天的供给。翌日，康熙运用耶稣会给他的测量仪器，丈量了河流的宽度，并表示那里的草“之高，马不得见”。一个礼拜后，他和补给车队穿过冰冻的黄河，进入鄂尔多斯地区。88

此时费扬古捎来讯息，告知已于翁金（位于翁金河）重挫尝试劫掠粮食储备的丹济拉。89清军已烧毁了该区的大部分储粮，使丹济拉几乎无以为继。康熙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丹济拉的初衷不是要在翁金偷粮，但他的追随者声称发动攻击好过挨饿至死。

由于这次袭击失败，噶尔丹要获取粮食就仅剩下攻击哈密一途，而这可能为清军再次创造打败他的机会。但噶尔丹也可能希望在他的札萨克图汗领土内的营地撑过冬天，而那距离清边境约为四十天的路程。康熙犹豫不决：为何要选在这时浪费兵马试图粉碎噶尔丹，特别是明知不可能在冬季前往他的营地？他下令费扬古回头，要他们把马儿养壮，静候春天到来，然后再追捕噶尔丹。清朝在这段时间内可以吸引更多准噶尔追随者投降，并将他们派往散落各地的牧场。90

鄂尔多斯水草富饶，有良草可供马食用，而且颇有机会捕获猎物。康熙在家书中称赞新鲜空气令人精神焕发，羊肉滋味美妙，以及蒙古马鞍的精细做工。91蒙古人则是对满人带来的大量牛群印象深刻。蒙古人得知一旗有一万六千头牛和七万只羊后表示：“自我祖宗以至于今，但有牛一二千头遂称极富，从来未闻有至万头者。”92

当费扬古带着疲惫的西路军队抵达时，康熙称赞他们的坚忍不拔，并举办了一场庆祝盛宴。费扬古这下有足够的物资供给，但他的部队仍需休息。最简单的策略是在鄂尔多斯静待，让噶尔丹自己饿死在他与世隔绝的营地内。噶尔丹就像头困兽，被敌人团团包围，每天都流失支持者。93尽管如此，康熙皇帝仍急于进军哈密。费扬古以距离太远为由反对，而且他手下士兵都饿得营养不良。嘉峪关还有一千公里远，然后从长城尽头的嘉峪关还要再行军二十天才会到五百公里外的哈密。孙思克的部队无法出到嘉峪关附近的肃州以外，因为他缺乏足够口粮。康熙则认为至少该推进至宁夏，直到他在十二月十九日遇到了从远方大草原返回的饥饿将士，才了解他的军队真的已经力竭难支。接着，康熙就收到了费扬古通报噶尔丹特使格垒沽英（Geleiguying）前来讨论投降条件的消息。94

这可能是个圈套。费扬古因此建议绑架格垒沽英，不要放他回去。但格垒沽英向皇帝叩头，发誓准噶尔人真心认罪，而且希望能投降：“我厄鲁特（准噶尔）无知。但贪得喀尔喀子女财物。今圣上阐发大义大理，始知天意无私及我厄鲁特之罪矣。现有沙克朱木诺尔布等人皆近日来降，较在我国时更加荣显，谁不愿归洪仁之内，吾主亦不日与喀尔喀同列矣。”康熙皇帝笑答：“此言甚公，虽外国之人亦知理也。噶尔丹虽昏迷无知，不从仁化，特自取其死而已。”95他提供了宽容大度的条件。准噶尔贵族将被授封官位，其他人则被分配到旗制里，被俘的妇女和家庭也将被送还。康熙声称自己不同于过往的统治者，不只满足于军事胜利，更以总以和平为念而自豪。即使是最奸诈的反叛者，传统汉人概念中的“胁从”也为赦免他们提供了基础。清朝预期只要能主动提供财富和荣誉，就连顽固的噶尔丹也会被说服。

噶尔丹交由格垒沽英带给康熙的信，明确地证实了他的佛教信仰与采取军事行动的正当性：

佛陀教我们，人类无法清楚预言事件，但所有统一世界的大汗都像我们一样，崇拜达赖喇嘛的三宝。这就是为什么自俺答汗以来，喀尔喀七旗一直是达赖喇嘛的施主。自顾实汗以来，我们四厄鲁特也一直是达赖喇嘛的施主。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平独立地生活。我们没有对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或札萨克图汗发动战争。他们对达赖喇嘛代表的不敬，造成巨大骚动。我的理由是公正的，不过我将遵从皇帝的恩典。96

由于承受来自辅臣和追随者的巨大压力，噶尔丹不得不屈服于康熙。虽然他自己的信里几乎没有任何愧疚之意，但格垒沽英给皇帝的报告仍显示准噶尔阵中有极大痛苦。从噶尔丹的角度来看，投降谈判很有可能只是在争取时间与安抚人民，是一项让他们有力量撑过冬天的策略。他依然希望达赖喇嘛和库库淖尔诸汗会出手相助。

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熙决定接受噶尔丹的投降。他将格垒沽英送回噶尔丹处，限定七十天内回复。他将留在鄂尔多斯狩猎，等待回音。如果没有得到回复，他将率大军推进。

就在这个时候，包衣大达都虎（Dadaduhu）禀奏军队几乎耗尽了物资，因此必须回头。勃然大怒的康熙皇帝指责大达都虎煽动军心，遂下令将他处死。康熙再次誓言：“如粮尽，则取湖滩河朔之米可也，何虑之有。粮虽尽，朕必啮雪穷追噶尔丹，断不回师。”97大达都虎错就错在，他形同在噶尔丹特使面前揭露清军的后勤弱点。清朝将领一路尾随格垒沽英，直到他远离营地时，康熙才宣布军队将返回首都。诸军都很高兴。

噶尔丹和康熙皇帝都面临严峻的情况，尽管噶尔丹的情况远比康熙糟糕太多。两人都面临高阶将领逐渐升高的异议，也都不愿意退让。经过几轮拼搏后的战士们已十分疲惫，不得不暂时休兵重建实力与供给。鄂尔多斯在富裕，也没办法支撑一支庞大军队过冬。天气转冷，皇帝想念他的儿子们。反正他在接下来的七十天里不会得到噶尔丹的回复，因此尽管他对格垒沽英发誓会留下狩猎，但他仍于一六九七年一月十二日回到首都。第三次远征持续了九十一天。即使没有决定性的战斗，也已经降伏了数千名准噶尔人，成功向已归降的蒙古人展示清朝的财富和力量。这场远征阻止噶尔丹逃向库库淖尔或西藏，但尚未替康熙消除这位不屈不挠的敌人。

康熙几乎不曾期望噶尔丹会真的投降，但他也知道要再发动远征会需要更多时间来策画。反对意见再度出现。御史周士皇反对皇帝再度亲征，认为底下官兵可以轻易制服这微不足道的盗匪，可是皇帝却答复务必追捕噶尔丹到底。康熙引用二十年前吴三桂起义的重大影响，当时骚乱甚至蔓延到了西北边塞。98尽管如此，他仍犹豫了好一段时间，直到哈密的伯克（beg，编按：中央欧亚常见的世俗官僚或地方统治者头衔）通报逮到噶尔丹十四岁的儿子塞卜腾巴尔珠尔（Sebteng Baljur）。99这是清朝的“天赐”。这意谓着噶尔丹被抛弃，孤立无援，而且没了子嗣。这是向西北再次发兵，对抗陷入孤立的噶尔丹的强烈诱因。他只剩下五六百部众，许多人在面临强大军事力量时会抛弃他。100

噶尔丹现在扎营在宁夏往西北一千六百多多公里处的阿尔泰山，从嘉峪关向北行军要二十九天的时间。由于噶尔丹势力孱弱，清军可以轻装快速挺进。清朝派出两支部队各带三千兵力，一支从宁夏出发，一支从嘉峪关出发。远征开始的时间定于一六九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由于先前的经验，官员制定了比前几次行动更为仔细谨慎的补给计划。唯有拥有足够马匹的蒙古盟友才能参战。少即是多。通往宁夏的路线已是众所周知，而且康熙皇帝蓄势待发。他向喀尔喀蒙古人蒐集了这条路线的情报。他在前一次远征穿过长城直奔库库和屯，但这一次将沿着长城内直到榆林，借此机会考察陕西地景。康熙的四百人小队挣扎着穿越崎岖山脉、沟壑和沙丘。明朝的正德帝（一五○六至一五二一年在位）曾在西北远征期间到访此地，不过康熙在家书中对儿子提及，他的旅行足以媲美甚或超越那位不幸的皇帝。虽然康熙并不像那位腐败的明朝统治者只是个对军事排场感兴趣的拙劣战士，但这次出征的象征意义仍旧多过军事意义。历史先例在皇帝的脑海中回响。101

三月二十六日，皇帝在黄河与陕西长城之间的神木县接见噶尔丹的儿子塞卜腾巴尔珠尔，试图一探他父亲投降的可能。惊恐的男孩无法给出明确答案，只能期盼父亲会屈服于帝国威势。康熙认为这个男孩缺乏父亲的勇气，“其身甚短小，人亦庸下”。但张诚却觉得他的体格不错，“悲伤而惊恐”，并认为他面对皇帝质问时表现良好。康熙将男孩送往北京，102打算在京城将他与父亲一起处决。

先前逮捕并交付塞卜腾巴尔珠尔的哈密伯克，开始担心策妄阿喇布坦会对他们进行报复。诚如所料，策妄阿喇布坦确实很快就要求对男孩的监管权，因为这是他对付噶尔丹的最大武器。当哈密伯克请求清朝的保护时，这座绿洲就此被正式纳进了清政权。大清管辖范围如今迎来了第一座突厥绿洲的加入。103库库淖尔众台吉也在不久之后归降。除了元朝时期，库库淖尔过去从未接受过任何帝国统治。根据前朝历史记载，这是“外夷”对帝国统治史无前例的归降。104对于不耗一兵一卒取得这些强大地方统治者的归顺，康熙在给儿子的信中表达“极大的喜悦”。他甚至夸大其辞地声称策妄阿喇布坦也是自己的藩属。实际上，策妄阿喇布坦不过是个权宜盟友，只是为了击败噶尔丹才配合行动，而不是永久归顺的藩属。105

难以到达的西藏依然不在清朝掌控之内。但噶尔丹的失败和其他盟友的变节，动摇了摄政第巴的决心。106“惊惶的”第巴如今否认自己曾支持过“逆寇”噶尔丹，他将康熙皇帝比作文殊菩萨，并发誓对皇帝封他为“土伯特国王”感激不尽。第巴确实尝试阻止如今人在西藏的班禅喇嘛和噶尔丹之女被传唤到京师，不过这项请求仍被康熙皇帝拒绝。第巴如今终于确认第五世达赖喇嘛的死亡发生在一六八二年。他的说法是，达赖喇嘛去世前曾向喇嘛们保证将在隔年转世，但要求他们保守他死亡的秘密，直到继任者年满十六岁。107第巴承诺，现任达赖喇嘛（此时十五岁）的身分将在年底前揭晓（出定）。他请求康熙皇帝在十月之前隐瞒此一事实，但其实策妄阿喇布坦早已得知新达赖喇嘛的身分了。愤怒的康熙皇帝拒绝配合圆谎，反而向所有内蒙古旗人宣布了这项消息。108揭晓新任达赖喇嘛的身分实际上对康熙有利，因为噶尔丹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声称自己是按达赖喇嘛的合法命令行事，如今被披露原来只是依靠篡夺权力的摄政。109摄政的第巴放弃支持噶尔丹，因为预期噶尔丹将被打败，也为了讨好崛起的清朝。

康熙皇帝如今胜券在握，因此表现得宽宏大度。他赦免摄政第巴的罪，并在所有蒙古人之间寻求和平：

朕阅经史，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自汉唐宋以至于明，历代俱被其害⋯⋯令归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人身生疮疡方用针灸，若肌肤无恙而妄寻痛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如是：乱则声讨，治则抚绥，此理之自然也，且自古以来好勤远略者，国家元气罔不亏损。是以，朕意惟以不生事为贵。110

确保了西藏、库库淖尔和策妄阿喇布坦的暂时顺从后，皇帝继续追捕噶尔丹的行动。从榆林到宁夏，沿着城墙一路穿越鄂尔多斯沙漠南部。不同于先前进入黄河附近富饶地区的短程旅途，穿越鄂尔多斯的路线沿途都是盐矿和沙土荒原，水源稀少。河套以内的这个地区从明朝时就是战略策画者的一大麻烦与辩论课题，长城正坐落在此处。111蒙古部落不断对长城发动攻击，进到城墙内劫掠，明朝官员却迟迟无法确定究竟是要发动昂贵但无用的军事作战，还是羞辱般地采取长期驻军的防御战术。康熙认同将长城延伸穿越鄂尔多斯是明智之举，否则此地根本无法防御。他喜欢让辅佐们辩论与宁夏距离的不同计算方法。他逐渐明白，穿越库库和屯城墙以外的路线，会比直接穿越沙漠地路线带来更多水草。

当地农民为了到达城墙外的耕地，就从城墙挖穿了几个信道。这些信道仅由夯土和岩石堆积组成，高十五英尺，顶宽六至七英尺。间隔的塔楼每座都能容纳三到四名守卫与点营火的士兵。这种防御显然无法阻止骑兵的勐烈攻击，但不同于明朝时期，噶尔丹和其他蒙古人如今已无法构成任何挑战。112康熙皇帝宣称将放弃“不重要”的狩猎，以便专注于追捕人类猎物。蒙古人越是衰弱，就越接近满人眼中的动物位阶。113

四月十七日，清军在长途跋涉五十一天后，终于抵达距北京一千四百公里的宁夏。114宁夏地区风景秀丽，物产富饶，有廉价的粮食供给和充足灌溉。康熙希望能够避免对该地区人口过度稽征，于是他召集地方菁英，鼓励他们在不造成农民负担的情况下援助军队。于成龙安排将粮食运往阿尔泰山区。他可以用船舶运输三千石粮食沿黄河上至西北弯处，然后将物资转移到骆驼和辎重车辆。尽管要到一千二百里外位于南阿尔泰山的郭多里巴尔哈孙（Godoli Balaghasun）的集结地还要很长时间，但到了六月时，于成龙已送达大量粮食──每名士兵拥有多达四十五天的补给。他的部队建造了六英尺高的墙，九英尺深的壕沟，以保护庞大的粮食储备。于成龙对战胜噶尔丹有着重大贡献。根据魏源的说法，噶尔丹死后曾有一名清朝将领告诉噶尔丹麾下的大将丹济拉：“‘此运米灭尔国，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龙也。’[丹]吉喇俯首欠身，殊觉踧踖惭惧。”115

康熙在宁夏待了十九天，为庞大的后勤做足准备。从前线指挥官到补给队长的身分转换令他相当受挫。他向儿子抱怨自己的时间精力都花在为部队张罗银两和粮食。116到了五月十九日，康熙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然后登船顺流而下到黄河拐弯处的白塔。宁夏城民团团围住康熙的部队，乞求他们留下；当地商人靠着供给军队大发利市。117康熙在离开宁夏之前再次呼吁噶尔丹投降，鼓励策妄阿喇布坦帮忙打败他的准噶尔对手，并为大军设定了朝噶尔丹阵营开拔的日期。118接着，康熙看着军队从白塔出发。

康熙放弃了先前的誓言，不再执着于行军二十天穿越沙漠追捕噶尔丹。他继续从白塔顺流返回首都，这次走穿过大草原的较短路线。尽管商人们很高兴，但帝国人马的到来其实对贫困的西北地区来说仍是沉重负担。皇帝已经离开京师超过七十天了。一封家书透露出他越来越不信任儿子的“冷漠”，预示后来对自己的继承人严重丧失信心，最终导致日后的继承危机。119一六九七年七月四日，皇帝在一百二十九天的旅程后归来，这是他历时最长的一次旅行。他大部分的时间不是花在大草原上，而是花在城墙内的城镇或黄河之上。

康熙不可能知道，这一切狂热准备都因为噶尔丹早已死去而顿失意义──早在康熙抵达宁夏之前。当康熙抵达宁夏后不久，被派去与噶尔丹商讨投降条件的特使带回了噶尔丹阵营内部存在严重分歧的消息。当噶尔丹与众将一起在帐篷里喝酒时，丹济拉和另一名准噶尔领袖吴尔占扎布（Urjanjab）首先发难。他们谴责噶尔丹替国家带来毁灭，而且未能捍卫“佛陀之道”：“我辈从汝自始至终⋯⋯今不能忍，道路分成两条”，若不投降就是自取灭亡。其他人责备吴尔占扎布在顺遂时赞美大汗，遇到逆境就抛弃大汗。噶尔丹身边只剩下三百人，许多人只剩下一匹瘦弱的马，其他人则快饿死。但噶尔丹拒绝投降。丹济拉邀请特使到他的帐篷，表示若康熙能不计前嫌就愿意投降。另一名噶尔丹的贵族追随者诺颜格隆（Noyan Gelong）称赞康熙宛如活佛。120康熙的谕令显示，噶尔丹如今已是四面楚歌。倘使他能信赖康熙皇帝，就能保住性命，保住他的大汗头衔，而且他和追随者们将变得富有。噶尔丹的手下们得知了康熙扎营在鄂尔多斯，拥有丰富粮食和牛群供给。丹济拉显然被说动而起了投降之心，但他无法说动噶尔丹。使节们于是离开。噶尔丹的特使格垒沽英决定抛弃营地，跟着使节一同离去。

不久后，难民们报告在噶尔丹营地附近听闻炮击声。他们得知噶尔丹又更深入西北，进到了阿尔泰山。噶尔丹已和丹济拉分道扬镳，只带着一百人入山。一六九七年四月四日，噶尔丹突然神秘地死于哈尔乌苏湖（Kara Usu）和科布多之间的阿察阿穆塔台（Aca Amtatai）。直到五十九天后的六月二日晚上，康熙皇帝才在包头休息的回程途中听闻噶尔丹的死讯。费扬古的部队碰上了丹济拉的使节，他们说噶尔丹某天早上生了病，当晚就去世了。他们不知道噶尔丹生的是什么病。费扬古询问为何没有早点报告此事，他们则声称丹济拉的手下和马匹太过虚弱而无法移动。噶尔丹临死之前曾说：“我向以折磙噶尔（编按：准噶尔）为良善之国，不意无信如此。”121

康熙直觉怀疑有人下毒。他告诉儿子，噶尔丹若不是服毒自杀，就是被追随者毒害了。真相得等到审问完噶尔丹的医生先布善布（Cembu Sangbu）才会大白。先布善布备受噶尔丹信任，他甚至不让噶尔丹食用丹济拉提供的食物。122但康熙在隔天与费扬古会谈，以及随后的所有声明中，都决定采纳噶尔丹自杀的说法。康熙曾与大臣们经常预言，由于上天眷顾清朝，走投无路的噶尔丹终有一天只能自我了断。这些预测又一次成真了。

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顽固至极的噶尔丹有任何自杀的意图。身为一个活佛和转世高僧，他的佛教戒律禁止他这样做。诚如有些学者以为，噶尔丹有可能是死于突发的自然疾病（例如脑部癫痫发作）。123这种病肯定不是像天花那种缓慢病变，天花是蒙古人接触外界后最常见也令他们害怕的死因。然而，有鉴于康熙的特使曾说噶尔丹死于与丹济拉和其他亲信的激烈会谈后不久、噶尔丹阵营内对投降与否的严重分歧，以及噶尔丹对最忠诚亲信的明显不信任，笔者认为康熙的直觉是正确的：噶尔丹被其中一名追随者（最有可能是丹济拉）毒害了。此人认为只要能携来噶尔丹的尸体，就能获得清朝信任并拯救自己。

但这结果和清帝国的神话历史并不相称。历史编纂者很快就改写了这个故事，使其能巧妙符合大清皇帝奉天承运的论点。噶尔丹的死亡日期被往后挪了一个月到闰三月十三（五月三日），而不是三月十三日（四月四日）。如此一来这趟远征就不会是白忙一场。124康熙在随后给儿子的家书和对军队的宣告中，都坚称他对丹济拉使者的讯问证实了噶尔丹自尽说。后世评论者写道：“皇上一闻厄鲁特情形之报，即有噶尔丹已无所归必然自尽或擒或降之旨，今噶尔丹果尔自尽恰符谕旨，皇上先事如见料敌如神。”125

康熙的说法获得汉文版的《清实录》支持（满文版则不然），同时也获得后来几乎所有的史家赞同。然而，《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的报告，以及康熙给儿子的家书原稿，都顽固地保留着与帝国神话相悖的事实。

七月四日，阅兵大典庆祝皇帝回师。旗人、商人、长者和妇女在京城街道上排成一列，高举香火，跪拜游行队伍。大学士娓娓道来皇帝的壮举──打败察哈尔蒙古人的叛乱，镇压三藩之乱，征服台湾并将其作为海外领土“入版图”，获得历史上不曾接触中国的俄罗斯进贡，如今又锦上添花地“终除”蒙古威胁。他们吹嘘说：“自古帝王无能比。”盛大仪式在太和殿举办，庆祝剿灭噶尔丹。遣官祭告天坛、地坛、太庙、社稷，以及诸先皇之陵。126

清朝官员致敬噶尔丹的军事雄才，宣称他已征服西部地区达一千二百座城镇，包括穆斯林绿洲、布哈拉、吐鲁番和哈萨克斯坦，而且还打败了数十万喀尔喀旗人。虽然这番对噶尔丹的致敬有损他仅是一介“逆寇”的概念，但却是必要的。唯有将噶尔丹打造成一名伟大的军事领袖，才能合理化代价昂贵的御驾亲征。

庆典后接着就是奖惩。康熙几乎赦免了所有被判死刑的官员和罪犯（除了被判为“十大罪人”者）。数千名士兵获得为期三年的赏金，每年可领五至六两。伊拉古克三（Ilagukesan）被判处凌迟之刑──他是噶尔丹的大喇嘛顾问，并在战斗前为噶尔丹诵经。不过和噶尔丹有接触的其他二百多名喇嘛都获得赦免。甚至连当初达赖喇嘛派来调停却力劝准噶尔开战的济隆库图克图，都在班禅喇嘛为他求情后得以逃过一死。投降的准噶尔部队被纳入察哈尔蒙古旗。127与噶尔丹联手合作的穆斯林也幸免于难。中国官员，例如于成龙，本来预计会因延误粮食运输而受惩，如今都被赦免并得升官奖励。费扬古受封一等侯。曾经因为未能俘虏伊拉古克三而被革职的马思喀将军，如今也被复官至较低的级别。在战争时对过错予以“缓刑”，有助于官员们在胜利之前战战兢兢，但现在是展现上位者宽大仁慈的时候。128

在蒙古诸汗面前展示大清军事实力仍是必须的。军队于是行经办给库库淖尔诸汗的盛宴，枪炮声轰雷掣电，“声震山谷”。这些大汗是准噶尔和西藏之间的重要桥梁，如今他们来贡，似乎降服于皇帝的恩威和“神谟妙略”。尽管展示帝国火药具有强大象征意义，但诚如未来雍正皇帝很快就会发现，这些蒙古大汗并没有那么信服。129

然而，宽恕并不适用于噶尔丹本人的躯体。清朝将噶尔丹从人间除去还不够，还必须尽毁其尸。清朝打算用上对待吴三桂的方式处理：焚尸并展示在京城刑场、舂碎其骨并洒在街道四处、将首级吊挂在城墙上示众，再传首于已向清朝投降的四十九旗喀尔喀众部落。如此一来，才能彻底扫除噶尔丹之灵的污染。他的儿子也将遭受同样对待。130

但蒙古人另有其他想法。丹济拉已焚烧噶尔丹尸身，但保留了首级和骨灰。丹济拉本来决意将噶尔丹的遗体带到西藏，呈送达赖喇嘛，但却被策妄阿喇布坦逮捕，噶尔丹的遗体也被扣留。康熙皇帝的特使要求策妄阿喇布坦将遗体送归北京，并要求他交出手上握有的噶尔丹妻子与儿女。清朝打算在噶尔丹的骨灰送达后，将其妻小连同已被清朝徒刑的儿子塞卜腾巴尔珠尔一起处决。但策妄阿喇布坦却拒绝了康熙皇帝，宣称蒙古习俗“不雠无用之女子”，而且他对噶尔丹的家人没有任何敌意。噶尔丹的孩子和他的骨灰不是复仇的对象。更何况将尸体托付给其他民族更是禁忌。131策妄阿喇布坦打算把骨灰扔进水里或撒到田野。不过他倒是交出了大喇嘛伊拉古克三供满清处决。

然而，诚如清朝使节所表明的：中国习俗“大凡叛人不存其后，不留其尸，必穷究扫除”。132在清朝看来，如果策妄阿喇布坦拒绝交出遗体，就证明他与清朝的朝贡关系，以及他早先发誓要帮助消灭噶尔丹的誓言，都不过是谎言。清朝将断绝策妄阿喇布坦与中国的所有通商管道。策妄阿喇布坦同意清朝的部分观点，他认为噶尔丹对双方都曾构成威胁，他也拒绝承认第巴在西藏的夺权。但在如何处理噶尔丹的后事上，策妄阿喇布坦已暗示其独立的立场。在清帝国的严厉指责下，策妄阿喇布坦同意交出噶尔丹的遗体，但仍请求康熙皇帝饶过噶尔丹家人，还要求保留噶尔丹的旧部，因为他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攻打西边的哈萨克斯坦。理藩院坚持不能让这些人留在蒙古，但康熙的态度稍微放缓。他允许噶尔丹的手下留在蒙古，但坚持要策妄阿喇布坦归还噶尔丹的妻小。

双方最后达成共识。一六九八年秋，满人、蒙古人和汉人聚集在北京的军事训练场，观看噶尔丹的骨头被粉碎，随风飘散。塞卜腾巴尔珠尔获得赦免，还被赐予一名妻子和一等禁卫军的职衔。一七○一年，噶尔丹之女抵达北京，与她的兄弟同住。133

这场仪式纠纷对我们理解满清与蒙古的冲突有什么帮助？诚如罗友枝（Evelyn Rawski）所言，清朝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仰赖反复从事规仪。134这些仪式兼具公共与私人性质，结合了儒家、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的习俗。例如朝廷会经常访问城里的寺庙，好确保丰收与民心安定。但罗友枝独漏了一种仪式：处决。处决也是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表演，王朝透过其来展示权威。就像鲁迅在《阿Q正传》中指出的，受害者和刽子手都被期待举止得宜。

从绞刑到凌迟，普通罪犯的极刑往往遵循刑法界定出的等级。然而，重大叛乱分子的罪行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一般的违法。事实上，如果噶尔丹被视为敌对势力，他的行为根本就不构成犯罪，因为他本来就会按照不同的规矩行事。清朝必须承认噶尔丹的行为是出于自身国家安全和自治的利益考量，而不是只想破坏社会秩序。在战争胜利之前，这种地缘政治观点符合清朝官员的外交利益；但在击败蒙古军队之后，就不符合清帝国的意识形态了。噶尔丹因此必须被贬为一个普通罪犯，但又得接受比普通叛乱分子更极端的惩罚。凌迟处死是为了确保受害者的灵魂无法存续，但将骨头粉碎洒向阅兵场的程度又更进一步。此种毁灭程度不曾存在于法典之中：代表帝国从人类和宇宙之境抹灭一个敌人的最终极实现。康熙皇帝对收回噶尔丹尸体的顽固坚持，只能解释成意欲彻底扫除噶尔丹存在的强烈决心。十八世纪中期，乾隆皇帝也将对准噶尔抵抗运动的最后代表阿睦尔撒纳如法炮制。

在这一层面上，策妄阿喇布坦也表现出清朝能够理解的文化价值观：不与亲族为敌。对他而言，噶尔丹是家人。倘若噶尔丹持续存在，哪怕只是象征性的存在，准噶尔国就有可能再次崛起。康熙皇帝不得不消除噶尔丹的家族身分，将他贬为与罪犯同类。唯有取回、粉碎噶尔丹的骨头，透过仪式将其从人界乃至物质界驱逐之后，才能永久消灭他的幽魂。

但对噶尔丹的追随者而言，家族原则仍旧胜出。“胁从”原则允许康熙皇帝对最高领导者之外的几乎所有人宽容为怀。农民叛乱和游牧袭击的支持者通常都会获得赦免，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受狡猾操纵者欺骗的无辜之人。就连噶尔丹的得力助手也获得赦免，有些还受封官职。噶尔丹的妻小也得到赦免。他们的行为被与噶尔丹本人的邪恶区分开来。包容与彻底排除互为表里，缺一不可。一旦噶尔丹本人的身体和灵魂被实质消灭，消除任何潜在污染，所有与他有关的人都会被净化，得以重新融入人界。

清王朝替伟大的噶尔丹战役画下句点，并借此确立了自身在中国帝制历史上的地位。若没有击败噶尔丹，清王朝便无法确定自身国格，甚至就连国祚能否长久延续都不大确定：清朝会成为中国的伟大时代之一并持续好几世纪，还是会像后金的女真一样（西元一一一五至一二三四年）沦为一个相对短暂的外来征服政权，被另一个更强大的蒙古政权给推翻？清朝的统治范围是否会包含对塞外广大地区的永久支配，抑或变得像明朝一样仅能短暂涉足大草原后就退回中原采取守势？消灭准噶尔领导人，似乎就暗示着清朝能够相对稳定和永久控制。康熙皇帝于是展开了一项伟大计划：将整个帝国领土范围绘制成地图。我将在下一章讨论此事的重要性。这份厘清清朝领土的心血结晶就是《皇舆全览图》，或称“耶稣会士图集”（Jesuit Atlas）。从一七一七至一七二一年间，这份地图出版了几个版本。之所以会用耶稣会士从事绘测，和清朝始于一七○○年的战略担忧有关。随着头号死敌在十七世纪末遭到淘汰，清朝统治者终于可以为领土画下明确界线。

同样的，康熙皇帝为了使自己的伟大征服名留青史而编纂了出征官史《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在几位高官和翰林院学士的监督下，这部著作于一六九九年开始编纂，然后在一七○八年出版。稍后我将详细分析清朝的历史叙事和其对帝国疆土的地图绘制如何互为表里。在这两个案例中，清朝皇帝和他所赞助的文人学者迅速制定了一套在时间与空间上皆为选择性的有限视角，排除任何替代版本，而且意图存续到千秋万世。

然而，西北的故事并未止于十七世纪末的征服行动。康熙晚年以及他儿子雍正皇帝的不寻常统治，显示对其权威的重大挑战仍未停止，而且清朝动员的重大根本限制仍有待克服。诚如接下来第六章和第七章所述，准噶尔并不完全顺服清廷对西北的控制，并在康熙皇帝胜利后仍持续抵抗了半个多世纪。他的继任者以他的成就为基础，不过以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那些成就都只是暂时的。

* 编注：对照史料出处，阿拉布滩与丹济拉应为不同人，惟皆是噶尔丹身边亲近之人。或谓实录上的“丹津阿拉布坦”。

第六章
过度扩张的清帝国和奋力求存的准噶尔，
一七○○至一七三一

噶尔丹之死并未终结准噶尔国的势力。正好相反。在噶尔丹的侄子兼继任者策妄阿喇布坦（一六七七至一七二七年在位）的统治之下，准噶尔人的势力达到了顶峰。策妄阿喇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一七二七至一七四五年在位）不仅一肩撑起了准噶尔帝国，还成功伏击了一支清朝大军，令清军羞辱而归。然而，在噶尔丹策零去世后仅短短十五年内，准噶尔帝国及其人民便彻底消失了。内部领导权的斗争破坏了准噶尔的团结，而年轻的乾隆皇帝抓住机会将他们一举消灭。虽然乾隆的胜利事出突然，但绝非命中注定。在十八世纪上半叶，三大帝国维持着不稳定的共存状态，其间的贸易互动仍多过于战争。

从一七○○年到一七二二年康熙去世，突厥斯坦的边境保持相对稳定。然而，清朝对西藏事务的干预，却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竞争舞台。一七二二年康熙皇帝驾崩，一七二五年彼得大帝病逝，以及一七二七年策妄阿喇布坦死亡，标志着一七二○年代对三个国家来说都是过渡时期。新任统治者打算继续贯彻前任统治者的政策，不过力量却大不如前。在三位接班人当中，噶尔丹策零的统治时间最长，也获得最大的成功。雍正皇帝起初谨慎又严厉，但却在蒙古高原发动了一次招致惨败的鲁莽攻击。他不情愿地接受休兵，转而对对中央欧亚民族施加经济压力。俄罗斯人获得期待已久的机会，得以进入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在一七二七年开放了边城恰克图。但与中国的贸易成果却令俄罗斯人失望。噶尔丹策零保持国家团结，聚集商业资源，维持住夹在两大帝国之间的位置。

现代的中国史学家在讨论这一时期的历史时，往往显露颇具讽刺的暧昧立场。尽管他们必须将准噶尔描绘成破坏中国各民族团结的“分裂主义者”，但他们却也赞扬策妄阿喇布坦抵抗俄罗斯“侵略我族”──我族显然包括蒙古人。俄罗斯史学家则反过来认为策妄阿喇布坦抵挡了满清的扩张主义。事实上，我们很难替这三个政权安上“单方面扩张”的罪名。民族主义对统一的看重，以及对二元博弈所采取的零和观点，模煳了不同竞争民族之间的多重互动。这段时期的历史其实充满惊喜与意外。

策妄阿喇布坦的崛起

策妄阿喇布坦是僧格之子。当初就是僧格被暗杀，才导致其弟噶尔丹从西藏赶回准噶尔。早在二十多岁时，策妄阿喇布坦就敌视叔叔噶尔丹，因为噶尔丹绑架了与自己订婚的公主，并曾派刺客想对他不利。为逃避噶尔丹的追击，策妄阿喇布坦逃到博尔塔拉山谷，并在一场激战中成功挡住噶尔丹的攻势。1当噶尔丹于一六九○年东移，干预喀尔喀人的内部斗争时，策妄阿喇布坦趁着叔叔不在的机会，将势力拓展到噶尔丹后方的科布多。噶尔丹的实力在乌兰布通之战受到重创，而策妄阿喇布坦则变得更为强大，不过他分割准噶尔帝国的提议遭到拒绝。2在噶尔丹为一六九六年与清朝的下一场战斗做准备时，策妄阿喇布坦则与清朝展开秘密接触，承诺捉捕并交出噶尔丹。作为回报，他要求清朝送还所有从噶尔丹阵营逃到清朝国内的穆斯林商人。他获准向北京派遣多达三百人的朝贡使团，这为他提供了珍贵的贸易商品。

随着噶尔丹于一六九七年去世，策妄阿喇布坦正式取得对国家无庸置疑的控制权。由于缺乏成吉思汗世系血统，策妄阿喇布坦无法顺理成章地自称为准噶尔“大汗”。他在一六九四年从达赖喇嘛那里获得了“额尔德尼左立克图珲台吉”（Erdeni Zoriqtu Hongtaiji）的头衔。俄罗斯人称他为“孔台沙（Kontaisha）”。3他没有试图对抗势如中天的满人，而是专注于打击西边的哈萨克斯坦人。一六九八至九九年，他对额尔齐斯河和锡尔河下游的哈萨克斯坦人发动了一连串攻势。4虽然他的宣战借口是哈萨克斯坦人阻挡了准噶尔贸易使团，但攻击背后的原因却不仅如此。噶尔丹的败仗使准噶尔人失去了大片牧场，而且康熙拒绝将这片草场归还。准噶尔人进入西部的信道又为哈萨克斯坦人阻挡，而沿着西伯利亚地区河流而上的俄罗斯聚落又可能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动线。5

比起叔叔噶尔丹致力于争取其他蒙古部落的效忠，策妄阿喇布坦必须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维护领土与贸易路线之畅通。他越来越不像无拘无束的游牧征服者，而是被其他国家团团包围且领土固定的君主。界定准噶尔的边界，带来较稳定的生活，有助于聚落成长。策妄阿喇布坦利用来自突厥斯坦、俄罗斯乃至瑞典的俘虏，发展农业、手工艺和工业生产。他发放土地给穆斯林领主，换取给国家的实物支付，借以维持对突厥斯坦的控制。他还与迁居到伏尔加格勒河的遥远土尔扈特部（卡尔梅克人）发展更密切的联系。清朝也派出图理琛（Tulisen）远行，试图争取土尔扈特部的阿玉气汗支持，组成对抗策妄阿喇布坦的联盟。当阿玉气之子桑札布（Sanjib）离开伏尔加格勒河，带着一万至一万五千户前往策妄阿喇布坦的地盘时，反而因此让策妄阿喇布坦获得了一大群士兵与牛只。桑札布已脱离了他的父亲，起初他是打算返回蒙古夺取策妄阿喇布坦的王位。不料策妄阿喇布坦打败了桑札布，将他遣返回国，并将他麾下的可用之兵据为己有。6

直到一七一五年之前，准噶尔最严重的外患并非满清，而是俄罗斯。俄罗斯人在十八世纪早期开始迁徙至克拉布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以南，引发了来自准噶尔军队的攻击。双方争夺着当地西伯利亚部落的毛皮进贡。一七一○年，准噶尔人摧毁了位于比亚河（Biya）与哈屯河（Katun）之间的俄罗斯堡垒巴瞰（Bakan），袭击了巴拉巴（Baraba）和库兹涅茨克，并迫使巴拉宾斯克（Barabinsk）的居民纳贡。7彼得一世于一七一三年命令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Matvei Gagarin）去谈判，试图终止这些冲突。然而，策妄阿喇布坦始终拒绝承认俄罗斯人对这块领土的所有权，并命令他们放弃克拉布斯诺亚尔斯克、库兹涅茨克和托木斯克的堡垒。直到准噶尔国灭亡之前，双重纳贡一直是俄罗斯人和准噶尔人之间的问题。在他们的蒙古邻居被清朝剿灭之前，俄罗斯人都无法在西伯利亚行使无可争议的专属岁入征收权。

一七一三年，双方对立情势加剧，因为准噶尔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俄罗斯沙皇耳中。8噶噶林总督向“布哈拉人”（Bukharans，即突厥商人）购买黄金样品，得知阿姆河畔的“埃斯克尔”（Eskel）有丰富矿藏（很可能其实是指叶尔羌，叶尔羌不在阿姆河边）。彼得大帝迫切希望能替与瑞典的大北方战争（Great Northern War）筹措财源，他的座右铭是“黄金即是国家的心脏”。他命令一支探险队从额尔齐斯河溯游而上，进入准噶尔的心脏地带，并沿着此河河畔、巴尔喀什湖、亚梅什湖和斋桑泊（Zaisang）建造堡垒。这支探险队由前俄罗斯卫队队长布赫霍尔茨（Ivan Buchholz）中校带领，将尝试夺下叶尔羌，调查该区的黄金来源。二千大军于一七一五年七月自托博尔斯克启程，于十月抵达亚梅什湖，在那里建造第一座堡垒。俄人带着一支瑞典炮兵和采矿工程师小队随行，其中包括雷纳特（J. G. Renat）中尉。此人日后将被准噶尔俘虏，并替准噶尔的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9噶噶林向策妄阿喇布坦保证，俄罗斯人是心存善意前来，只要不受干涉就会支持策妄阿喇布坦。但策妄阿喇布坦的回复是派遣其兄弟暨同族最优秀的大将策凌敦多布（Tsering Dondub）率一万大军围攻俄罗斯人，他们在一七一六年二月九日勐攻并摧毁了堡垒。受饥饿和瘟疫打击的不幸俄罗斯人，不得不朝额尔齐斯河上游撤退，并在那里建造了防御更完善的鄂木斯克堡垒（Omsk）。

在此同时，另一名俄罗斯特使回到了圣彼得堡，带着在“蓝湖”（库库淖尔）周边收集的黄金样本，进一步激发了俄罗斯的贪婪。俄罗斯人不停地向东探索并建造堡垒。他们重建亚梅什的堡垒，并于一七一八年打造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俄罗斯人无视策妄阿喇布坦的反对，因为他们知道他正忙着抵御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人的攻击，还得要支撑哈密与吐鲁番的绿洲抵抗来自中国的压力。一七一九年，利哈列夫少校（Ivan Mikhailovich Likharev）再次穿越了准噶尔的地盘，在斋桑泊建造了一座堡垒。准噶尔军队一开始担心俄中联手，所以不打算进攻。但当准噶尔人得知中俄双方并没有结盟时，便出动两万大军展开攻击。利哈列夫的小部队使用重炮挡住了准噶尔大军，直到双方达成休战协议。策妄阿喇布坦在哈密和吐鲁番的失利，以及他在西藏的溃败，意谓着他此时不能冒险与俄罗斯全面交战。由于担心清朝入侵，他必须放任俄罗斯人建造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的堡垒，以换取俄罗斯撤军与帮忙对抗满人的承诺。10俄罗斯的黄金探险队最终没缴出任何成果：想在突厥斯坦发现“黄金之国”的诱惑，证明只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直到二十世纪在此发现石油为止）。但由于当时仍有发现黄金的可能，准噶尔人再次有了争取俄罗斯人加入其阵营的机会。

为了争取盟友来对抗满清，策妄阿喇布坦接受俄罗斯修筑防御工事。可是他却没有足以媲美北京皮草贸易的矿藏资源。满洲特使图理琛成功说服俄罗斯人不要支持策妄阿喇布坦；而策妄阿喇布坦则拒绝以附庸姿态归顺中国或俄罗斯。终其在位期间，策妄阿喇布坦顽强但成功地维护了准噶尔人的自治权。

三位中央欧亚旅人

当多数军事行动暂告停止，外交活动便蓬勃发展。对付噶尔丹的艰困军事行动已耗尽了清朝的资源，清朝皇帝也无意立即发动新的征战。策妄阿喇布坦打算藉黄金探勘换取俄罗斯军事援助的机会，以在此平静时期增强自身防御。当俄罗斯与清朝在一六八九年稳定边界后，俄罗斯从往后二十年的西伯利亚到北京的皮草旅行商队中获得丰厚的利润。俄罗斯预期一七二七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将带来更多利润。11三方都对彼此相互监视、试探和探索。

三位不同国籍的旅人各自留下了精彩记述，为我们照亮这段跨文化交涉的时期。中国史学家最熟知的是满洲特使图理琛（一六六七至一七四一年），他自一七一二至一七一五年被派去见土尔扈特部的阿玉气汗。他以满文写下出使报告，后来又出现了一个稍微不同的汉文版本。第二位旅人是苏格兰人贝尔（John Bell），他受沙皇之命从西向东跨越中央欧亚展开任务。第三位则是俄罗斯人温科夫斯基（Ivan Unkovskii），他在一七二二至一七二四年展开出访策妄阿喇布坦大本营的任务。除了提供珍贵的地理信息之外，这些记述也显示出三名中央欧亚人（分别是俄罗斯人、蒙古人和俄国沙皇的外国仆人）是如何看待大清国。

每位旅人都兼具私人和官方身分。贝尔随伊思迈罗夫（Leon Vasilievich Izmailov）率领的俄罗斯使团出行，旨在获取有关中国军事能力和商业交流可能性的情报。图理琛的表面任务是促成阿玉气侄子阿喇布珠尔（Arabjur）从中国边境返回伏尔加格勒河畔的新土尔扈特家园。他预期阿玉气汗会提议组成对抗准噶尔国的联合远征，但他却被指示要一概拒绝这种联盟。阿玉气的确对屈从俄罗斯感到不满，他告诉图理琛，自己和满洲统治者比和俄罗斯人更亲近，并要求清朝协助自己改善与俄罗斯和蒙古人的关系。图理琛还趁穿越俄罗斯领土的机会，查看该帝国的商业与战略资源，并为可能受邀觐见沙皇预作准备。图理琛和贝尔在色楞格斯克相遇，后来图理琛护送贝尔从边境抵达北京。两位特使来自欧亚大陆两端，彼此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代表即将形成伟大新帝国的民族，皆因促进帝国利益而展开成功的生涯。12

对照之下，温科夫斯基的出使则代表俄罗斯人尝试与准噶尔蒙古人联手对抗清帝国。策妄阿喇布坦考虑像阿玉气一样成为沙皇附庸，他让俄罗斯人进入突厥斯坦寻找沙漠中的可能金沙，以换取俄罗斯人的二万人军队和武器支持，保护他不受清朝的攻击。

这三份文本各自代表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对中央欧亚逐渐增长的大清势力的不同回应方式。每份奏报都混合了旅游、谍报和外交文献，结合了探险、地理绘测、情蒐、外交会面，以及对所见景观的个人反应。这三份文本用四种不同的语言（满文、汉文、俄文和英文），对中国在西北边疆扩张的性质，提供了四种不同的观点。图理琛和温科夫斯基的写作伪装成官方报告，以便呈给各自的君主，可是文本本身又带有私人日记的特征。贝尔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处游记》（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various parts of Asia]）是私人记述，直到他回国近五十年后才付梓。

十七世纪初期，土尔扈特人已穿越大草原迁徙了数千英里到伏尔加格勒河下游，并在那里被接纳，为俄罗斯沙皇效劳。13他们与准噶尔保持亲族联系，但从未同意接受后者支配。土尔扈特人与俄罗斯人维持沉重的关系。沙皇豁免他们的税，但迫使他们参加军事行动。在所有蒙古人中，他们迁移了最远的距离，寻找不受限制的生活空间。但就连他们也无法逃过周围农业帝国势力的影响。土尔扈特人与西藏保持联系，保有他们的佛教信仰。他们如今被称为卡尔梅克人，是俄罗斯联邦内的一个自治共和国。他们是佛教触及的欧亚大陆最西端。

图理琛出使的理由，和清朝与准噶尔、俄罗斯和西藏之间日益增长的联系密切相关。14伏尔加格勒河畔土尔扈特部大汗阿玉气（一六七三至一七二四年在位）的侄子阿喇布珠尔，曾在一六九八至一七○三年间前往西藏朝圣，但却因阿玉气与策妄阿喇布坦之间爆发战争而无法返回伏尔加格勒河。康熙皇帝提供他庇护，允许他在西北放牧。后来，阿玉气在一七一二年俄罗斯旅行商队正准备从北京出发之际，要求交还阿喇布珠尔。这是清朝皇帝利用俄罗斯人脉与远方土尔扈特人创建联系的大好机会，于是康熙要求俄罗斯人护送五名帝国特使带话给阿玉气，讨论阿喇布珠尔的返还问题。图理琛不是该使团的团长，但他是唯一将出使形诸笔墨的人。他的著作成为有关中央欧亚篇幅最长的满文书写之一，揭露出清朝对该地区政策的关键面向。然而，阿喇布珠尔没有加入使团，而且最终不曾被遣返回国。清朝的目标远不止是将一个蒙古人送还他的部落。

清帝国给图理琛的指令，堪称清朝掩饰其意识形态意图的代表作。康熙对阿玉气下了一道特别谕令，谕令中既回应他的诚心进贡，也表达皇帝想让阿喇布珠尔与叔叔团聚的心愿。然而，康熙深知阿玉气和策妄阿喇布坦关系不睦，也预期阿玉气会提议联手对抗策妄阿喇布坦，于是给了图理琛如何应对的具体指令：

如果阿玉气说：“让我们联合起来，想办法两面夹击策妄阿喇布坦。”你绝对什么都不能回。就说：“策妄阿喇布坦与大汗[康熙]的关系[非常]好。他一直以来派了无数使者向大汗问安。大汗也感动地回予恩宠。虽然有人可能认为他的实力很弱，认为他需要帮助，或者认为他已筋疲力竭，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的贤君都不会攻击他。但这是好事。身为特使，我们若考虑这项提议是不对的。虽然你要求我们告知我们的贤君，但我们知道主君只会说：‘愿天下苍生和睦安康。’我们可以强烈保证，皇帝完全无意搅扰策妄阿喇布坦。”15

换句话说，使节们得声称康熙无意摧毁策妄阿喇布坦，并且拒绝了对他不利的明确结盟。尽管康熙一再呼吁剿灭噶尔丹及其准噶尔国，他如今却改口声称自己放弃了干预遥远大草原的野心。土尔扈特部方面对这支使团的看法截然不同。

同时，特使们被指示正面回应任何觐见俄罗斯沙皇的邀请。他们还被告知，务必保持弹性以适应俄罗斯风俗：

[如果沙皇送来一名特使]按照其国家行为规范会见他是可以的。对沙皇派遣的人说：“过去贵国的尼果赖来到我国时，表现得很糟糕。我们可不像尼果赖⋯⋯”在你觐见沙皇之后，倘若他问说：“你们国家重视什么？”就答：“我们的生活方式，忠诚、孝顺、仁爱、礼义和诚信为重。我们在修身与治国两个层面，都严格遵守这些原则。死生无所惧。我们只会说，‘若我们死亡’⋯⋯因为我们的国家把像是忠诚[等等]的原则摆在优先，我们没有战争，没有重刑。多年来，我们的生活和乐安康。”16

这个使团为康熙皇帝提供了一个机会，将他理想中的治理形象透过帝国扩张传播给接触到的新民族。在对外宣传上，帝国统治代表着和平、忠诚和仁慈。皇帝没有向俄罗斯人夸耀其军事征服，不像他对自己臣民所做的那样，也没有大谈外交结盟或贸易。但他对和平的渴望，也包括了回应威胁的承诺：“如果俄罗斯派遣部队至边界，我们可能会起疑并也派出我们的部队。我们两国长期以来相处和睦。我们打算保持这种关系。然而，‘一旦部队被派往边境备战，他们必将上阵。千万不要怀疑。’”不过，他也要求使者们应当强调任何重大武装冲突的艰难：

我相信俄罗斯人肯定会问起我们有什么类型的大炮。如果他们确实问起，就说：“由于距离很远，要把它们带到边境是非常困难的。沿途有很多山岭、悬崖、树林、密林，险阻和窄道。我们绝对没办法把它们运到那里。我们不认为有使用大炮的需要，而且携带大炮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按照我国的行为规范，这种事情绝不能在边境发生。我们的禁令非常严格。即使我们的贤君下令如此，他也绝对无法取得成果。”17

特使还被告知，由于俄罗斯的习俗堕落腐败，他们应避免任何过度饮酒或失序行为。大多数帝国指令旨在向那些不谙世事者呈现爱好和平、纪律严明的形象。与此同时，使者们将在穿越该国时一并收集各种相关信息。图理琛回国后为皇帝准备的西伯利亚地图，其详细程度几乎可以媲美俄罗斯和西方绘测师制作的地图。18

图理琛提供了他对俄罗斯态度的有趣个人见解。在他的记载中，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称赞康熙的仁慈，并拿康熙和他效忠的沙皇做厚彼薄此的比较：

[噶噶林]接着说：“你们的中国皇帝确实是极为优秀、神圣的一号人物；他忙于促进帝国富强，以及维护四方和平，诸位阁下则无疑愉快且不受干扰地追求你们的理想⋯⋯在这个帝国，当已故察罕汗（Chahan Khan[彼得一世]）*仍在世时，我们无需劳动，也不用小心翼翼。在他的统治下，所有人无论地位高低都得以安息⋯⋯但是后来，在过去二十年里，我们的帝国持续参与不间断的战争；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仍不得喘息地持续战斗与竞争⋯⋯中国是目前唯一享有和平与安宁的帝国。我们的现任察罕汗，即使还只是个孩子时，也总是和作他玩伴的孩子们打斗和竞争。那些孩子如今成为了他阵中的将军。如果他当初追寻父亲的脚步，我们现在应该仍处于休息状态。”19

噶噶林的意思是，彼得大帝幼时确实曾参加军事练习，不该被拿来与康熙相比。康熙有远见的仁慈，不用发动军事攻击就实现了和平。究竟这是离莫斯科天高皇帝远的西伯利亚总督的真诚看法，还是图理琛曲解了他的原话？噶噶林很可能认为，彼得大帝因为忙于欧洲战事而无法专心捍卫西伯利亚，并与中国谈判有利条件。毕竟，中国透过购买西伯利亚毛皮，为俄罗斯国库带来的财富更多于欧洲国家。尽管图理琛以完全正统的清代修辞表达噶噶林的观点，但图理琛和西伯利亚总督观点趋于一致也并不是全无可能。但噶噶林似乎不大可能在图理琛面前公开批评沙皇。无论如何，一如贝尔，图理琛也利用俄罗斯的证词来支持大清皇帝宅心仁厚、爱好和平的形象。

图理琛回到色楞格斯克之后，给噶噶林捎了一封讯息截然不同的信。策妄阿喇布坦那时已开始进攻哈密。这封信解释说，策妄阿喇布坦曾是忠诚的藩属，受到“极大善意与同情”，但“策妄阿喇布坦生性诳骗虚假[满文：banitai koimali holo]。他的本性如此，且绝对不会改变。在调查策妄阿喇布坦的罪行时，我们已派遣一支军队与他作战”。20倘若策妄阿喇布坦及其追随者为了躲避清军攻击而越过边界寻求庇护，图理琛敦促俄罗斯人务必将其逮捕。21

在清朝眼中，策妄阿喇布坦拒绝帝国的仁慈，因此已不再可能得到任何赦免，应该被消灭。汉文文本使用“征剿”（正义的消灭作战）这个词汇称呼清朝行动，满文文本只使用了“dailambi”（进行战争）。22“消灭”是清朝统治者面对坚持自治的准噶尔领导人时反复使用的词汇。康熙用了“斩草除根”来比喻消灭准噶尔人，乾隆则是喋喋不休地谈论消灭准噶尔国最后残余的必要性。精心雕琢的中国仁慈形象，被用来说服俄罗斯人拒绝提供逃难蒙古人庇护。

图理琛也准备回答阿玉气汗的问题。大汗问了许多关于清朝的问题，尤其是满洲统治者的举措。阿玉气汗知道皇帝经常在首都北方狩猎，在热河另有行宫，然后在盛京有个行政中心。他还知道满文书写体来自蒙文。阿玉气的结论是满人和蒙古人居然如此相似，他们一定曾是“同源”（满文 emu adali）。阿玉气想知道两者后来是如何分开来的。图理琛承诺回国后将从皇帝那里取得更多信息。在图理琛的报告中，阿玉气指出尽管土尔扈特是“外国之人”（满文 turlergi gurun-i niyalma），但在习俗和服装服方面却与中国（满文 dulimba-i gurun）之人非常相似，与俄罗斯人则截然不同。23当他强调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似处时，阿玉气显然想的是满人，而不是汉人。清朝统治者还可以提供阿玉气与西藏更紧密的联系，因为达赖喇嘛经常会派使节到清朝。阿玉气对从西藏获得药物特别感兴趣，其取得管道如今被俄罗斯人挡住了。因此，图理琛可以有效利用清朝的多元文化影响力，包括藏人、满人和蒙古人，吸引另一个蒙古大汗到他所属阵营。

图理琛的报告最初以满文写成，标题为《关于我被派往的[帝国之外]偏远边疆地方的随笔》（Lakcaha Jecende takûraha ejehe bithe），在一七二三年以汉文出版，名为《异域录》。其内容令人着迷，欧洲人很快将其翻译成多种语言。一七二六年出现了法文译本，十八世纪世纪晚期出现了德文译本和两种俄文译本，还有一八二一年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相当不精准）的英文译本。当时和现在的欧洲观察家都将图理琛出使视为一个非凡事件，因为中国（在他们看来）几乎不曾将其官方代表派到帝国之外。他们偏狭的焦点，使他们看不到在清帝国早在遭遇欧洲人之前就有过许多异国接触。在中央欧亚的脉络下，图理琛的使团只是探索远征队悠久传统的一员：包括汉武帝为获得费尔干纳汗血宝马的远征，张骞在西元前二世纪通西域的任务，或唐朝皇帝先后派遣僧侣到印度。获取关于中央欧亚民族的情报，特别是出现在边界的新部落，向来是那些面向西北的帝国（像是汉唐）的重要目标。清朝使团出发的时候，诸如英国与俄罗斯等世界性的帝国也派遣使节、商人和旅人展开探索任务。和同时代人一样，清朝使节结合了战略、地理和商业的目标。

我们仍不清楚使团的确切目标。康熙皇帝是否希望与阿玉气缔结军事同盟，共抗策妄阿喇布坦？由于清朝先前曾与策妄阿喇布坦结盟对抗噶尔丹，因此完全可以合理猜想他们想再次尝试以夷制夷。尽管帝国指令要求图理琛一开始要拒绝阿玉气的提议，但这只是最开场时的谈判立场。如果阿玉气真能贡献军事力量，康熙便有可能改变观点。清朝曾与策妄阿喇布坦同盟的事实，则被巧妙的隐藏起来。土尔扈特人这方将与清朝同盟视为这次任务的目的，而图理琛派往北京的特使，可能在他要求交还阿喇布珠尔时，提出这样的联盟。24一七三○年，俄罗斯特使格拉祖诺夫（Glazunov）认为康熙的目标是劝说土尔扈特人回到大清领土。但在一七一二年，策妄阿喇布坦尚未攻击清朝领土，康熙也无意发动军队攻打他。土尔扈特人确实在日后的一七七○年代回到了清朝边境，但当年图理琛来访时他们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而诚如我们将看到的，是否接受这些离去已久的蒙古人回归，则成了乾隆在位时期一项争议问题。

比起创建直接联盟，更重要的是蒐集情报。在图理琛的报告中，俄罗斯和东部蒙古比阿玉气汗本人更为重要。清廷愿意对俄罗斯习俗做出许多让步，以便获得和沙皇会面的机会。图理琛还向清廷提供了关于西伯利亚的宝贵信息。他这份报告是该时代旅行文学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对地理、自然环境和社会风俗的精辟观察。它既是帝国民族志，也是用于指导外交政策的情报文件，并对清朝统治者介绍其国际环境。对俄罗斯和准噶尔意图的战略担忧，促成了这次遥远的探险行动，报告本身则拓展了满人菁英的视野。在一七一六至一七二○年向东跨越中央欧亚的贝尔，也为他的俄罗斯主子完成了类似的工作。

贝尔（一六九一至一七八○年）于一七一四年离家，为俄罗斯沙皇效力，就像他许多苏格兰同胞一样。一七一九年，他从圣彼得堡出发前往北京，途经西伯利亚，以及布里亚特与喀尔喀蒙古人的地盘。许多年后，他在一七六三年出版了《从俄国彼得堡到亚洲各处游记》。某位评论家在一八一七年形容这本书“可能是最棒的英文旅游书写范本”。25贝尔这本书的一部分内容，即“从圣彼得堡到北京之旅”，始于他离开俄罗斯首都，结束于他抵达清廷之时。他钜细靡遗地描述横越中央欧亚时一路上所见的地形、动植物群和民族，结合了个人日记、政治与自然历史的讨论。

除了对所经之处的习俗和当地历史感到好奇，贝尔非常敏锐地洞察了军需后勤对主宰大草原的重要性。俄罗斯人是他的主要信息来源。他对大草原民族的认识大多“来自一位别出心裁、富有洞察力的绅士，他在此地[托博尔斯克]担任公职，被已故西伯利亚总督多次邀请后雇用”。26然而，他对清朝与蒙古人之间关系的评论，也密切反映了清朝的官方观点。

在一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抵达色楞格斯克后，贝尔指出：

蒙古民族人数众多，占地甚广，从此地延伸到喀尔干（译按：张家口），那意谓着永恒之墙，或称中国长城⋯⋯我们很容易想像，根据蒙古人占据的大片土地，他们一定人数众多；特别是考虑到他们生活在健康的气候中，并且没有参与任何战争，因为他们被征服了，一部分由西方的俄罗斯人，一部分由东方的中国人；对俄罗斯人和中国人而言，这些部落如今都是藩属。在过去，蒙古人是令中国人困扰的邻居，建长城就是为了抵抗他们入侵。

中国现任皇帝康熙是制服这些强壮鞑靼人的第一人。由于这些人是自由的强烈爱好者，康熙皇帝以仁慈作风和人道对待他们，更甚于用剑对待。俄罗斯人对他们的臣民，也采取了同样温和的对待。在两个强大皇帝的保护下，他们承认自己享有更多的自由，而且比过去受他们的君长统治过得更加自在。27

贝尔笔下的“蒙古人”是指喀尔喀人，或东部蒙古人，特别是受土谢图汗领导的那些人。喀尔喀人对康熙的感激之情，源自后者干预了札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之间的争端，这场争端导致噶尔丹的入侵。康熙的“仁慈作风”最初是指为蒙古内斗的难民在中国境内提供庇护，并赈济饥饿的蒙古人。但作为回报，喀尔喀人被编进旗制，牧场被仔细画界，大汗和其他贵族的继承权受清朝监督，而且他们必须提供马匹支持清军作战。俄罗斯对臣属蒙古人的统治没有那么制度化，但却更加繁重。西伯利亚总督和哥萨克人的征贡更为任性，但蒙古的“自由”并没有太过受制。蒙古人的“新自由”，其实是指不受战争危险的自由，但他们却失去了过去习惯的随心所欲迁徙和放牧的自由。俄中之间签订的边界条约，阻止他们逃离模煳画分的边界，躲避一方或另一方的过度征索。有些人，比如根忒木尔和土尔扈特人，避开了这些限制，但多数人都受其约束。

贝尔的评论反映了定居帝国与特定蒙古菁英如何看待蒙古与中国、蒙古与俄罗斯的关系，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貌。他在一七一九至一七二○年写下这些纪录时正值康熙皇帝的晚年，当时康熙似乎实现了透过“仁慈作风”解决蒙古争端的目标。毕竟他竭力除去准噶尔国如今已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贝尔同时掌握了俄罗斯对和平商业关系的渴望，也掌握了清朝自认是仁慈公正仲裁者、希冀不同民族和睦共处的自我形象。贝尔还评论清朝和策妄阿喇布坦的战争。在写下他于一七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抵达托博尔斯克后，贝尔写道：

前些时候，中国皇帝为了一些边城和孔台沙交战，因为后者占领了这些城镇，并以大军维持对城镇的所有权。皇帝派遣了一支三十万人的军队去对付他，由皇帝的第十四子指挥，他被认为是皇帝所有儿子当中最好的将军。尽管中国人在数量上有优势，但孔台沙在几次作战中击败了他们。皇帝认为最好接受彼此的分歧，于是双方同意维持和平。28

这段叙述指的是策妄阿喇布坦在一七一五年试图入侵哈密。29康熙皇帝的第十四子胤禵被指定为抚远大将军，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没有三十万）前往甘肃和蒙古，征讨策妄阿喇布坦。双方没有发生重大战斗，但清朝确实收复了哈密和吐鲁番，后来双方又达成停战协议。贝尔版本的资料来源不清，但“孔台沙”（衍生自“珲台吉”）是俄罗斯人对准噶尔统治者的习惯称呼。这大概是托博尔斯克的俄罗斯官员给贝尔的描述，反映了他们对清朝与准噶尔之间关系的理解。后面将讨论的文本也暗示，俄罗斯人倾向认为清军素质不佳，但他们也承认清朝皇帝是有远见且仁慈的。为北京政权打造出相对弱小但仁慈为怀的形象，符合俄罗斯创建主要以贸易为基础之外交关系的目标。

贝尔进一步指出：

必须说，中国人由于必须通过艰难的长途跋涉，穿越长城西边的荒芜贫瘠之地；又受到大炮和装载整支军队远征补给品的沉重运输车的阻碍；在和敌人交锋之前，力量就已被大大减弱了。另一方面，孔台沙得知中国派出大军前来对他不利，在他自己的边境耐心地等待，直到敌人出现在距离他营地几天路程的距离之内，才派出轻骑分队放火烧牧草，将当地化为焦土。他日以继夜地骚扰，使中国军队无法专注目标，再加上缺乏物资补给，最终导致他们损失惨重地撤兵。30

这个评论一定是指一七一八年十月五日，满洲指挥官色楞（Seleng）和额伦特（Elunte）与策妄阿喇布坦部队于哈尔乌苏河的战役。清军由二千绿营兵、一万当地“土司”军，以及少数满人部队组成，却被包围而后重挫。31直到这次令人惊讶的溃败后，康熙才指定他的第十四个儿子领导军队。贝尔的观察非常敏锐，察觉清朝及其游牧对手之间的战争性质，或说一般定居农业政权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本质。类似的撤退和焦土战术，也被克里米亚鞑靼人用来对抗俄罗斯帝国的向南扩张，也被安息人（Parthians）拿来对付罗马帝国。贝尔评论说：“这种透过焦土从事战争的方式，是非常古老的鞑靼人传统，并且为从多瑙河以东的所有鞑靼人实践。这形势使他们成为一般部队的大敌，因为他们将因此欠缺所有生存必须品，反观鞑靼人总有许多多余的马匹能杀来吃，完全不会因此欠缺补给。”32诚如前述讨论康熙征讨噶尔丹时所指出的，俄罗斯人和中国人都必须解决大草原这项根本后勤补给问题。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的制造了大量的“移动堡垒”（tabory），即由防御部队包围的粮车，在鞑靼人撤退时缓缓向前推进。33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中国人才得以在更广阔的地形上，创建出从甘肃边界延伸到新疆的一连串弹药库要塞。贝尔认知到大草原后勤的普遍问题，以及游牧民族在作战时有效利用后勤特性的攻击方式。

炮兵队长温科夫斯基在一七二二至一七二四年间的准噶尔任务，是俄罗斯诱使准噶尔大汗屈服的最后一次徒劳尝试。尽管布赫霍尔茨和利哈列夫探险队失败了，沙皇彼得还是想在准噶尔寻找金矿。策妄阿喇布坦已驱逐了两支俄罗斯军队，不过他仍表示有兴趣与俄罗斯结盟对抗中国。温科夫斯基被派去继续谈判。他在一七二二年二月离开莫斯科，不过直到十一月才抵达策妄阿喇布坦的营地，恰好在康熙驾崩后。策妄阿喇布坦此时对俄罗斯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对哈萨克斯坦人发动进一步攻击，而且重申俄罗斯人放弃堡垒的要求。温科夫斯基于一七二三年九月离开时并未完成任务。然而，他确实收集了大量有关准噶尔的宝贵信息。他的日志极具启发性，提供了几乎难得一见的和中央欧亚统治者的个人对话。34

一七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一名高级贵族从策妄阿喇布坦阵营前来与温科夫斯基会面，并带了一系列来自大汗的提问。日记列出了策妄阿喇布坦的大臣（宰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温科夫斯基的答复。这次交流的有趣之处，在于提供了双方看待中国的差异观点：

宰桑：切拉多夫（Cheredov）曾经告诉[大汗]，堡垒城镇[gorody]是俄罗斯沿额尔齐斯建造的，以便沙皇对中国发动战争。

温科夫斯基：切拉多夫没被授权那么说；这些城镇不是为战争而造，是为了寻找矿石⋯⋯

宰桑：切拉多夫谈到寻找金矿。

温科夫斯基：我则是被命令[就此次搜索]寻求孔台沙的许可。若探勘金银有成，你们会有很大收获，诚如我对孔台沙[策妄阿喇布坦]的详细说明。

宰桑：孔台沙请求让蒙古人接受沙皇陛下的仁慈保护，像阿玉气汗那样，我们将为此欢欣，我们还要一支二万人的军队支持，[用来]对抗中国大汗。此外别无所求。

温科夫斯基：关于这点我向孔台沙详细解释过，只要他像阿玉气汗一样拿出书面协议，沙皇陛下就会把你们当他的臣民来保护，不受你的敌人伤害；不过，他首先会以他的旨意尝试说服中国大汗不要伤害你们，假使中国大汗不从，那么他会想办法给你帮助。35

这番对话的“直来直往”令人耳目一新，罕见于官方的外交谈话。准噶尔人显然期待自己对沙皇的臣服，能换到俄罗斯提供对抗中国的军事援助。他们甚至要求俄罗斯人帮忙制服喀尔喀蒙古人，就像俄罗斯曾帮助阿玉气取得对其邻国的支配。准噶尔人提起与前任特使切拉多夫（Ivan Cheredov）的口头讨论，借此试图迫使俄罗斯人提供明确的援助承诺。然而，温科夫斯基避免给予直接支持的承诺，将问题推给进一步谈判。

策妄阿喇布坦并不知道阿玉气对屈从俄罗斯的不满（阿玉气曾向图理琛透露此事），也不知道阿玉气和清朝结盟的提议。策妄阿喇布坦最终拒绝成为俄罗斯藩属，因为他得知康熙皇帝去世的消息，也意识到让俄罗斯军队进入准噶尔的土地将削弱自身地位。他告诉温科夫斯基，自己曾接待过雍正皇帝前来议和的使节，还接见过来自喀尔喀蒙古与和硕特的使团，而他觉得中国的地位已开始衰弱。策妄阿喇布坦在一七一八年对清军的胜利，以及一七二二年对清朝达诚的休兵协议，或许都使他高估了自身实力，更误解了他的孤立程度。36

尽管如此，策妄阿喇布坦依旧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关系展现出好奇心。他一再对温科夫斯基询问彼得大帝的舰队、他与突厥人和瑞典人的战争、俄罗斯宗教信仰的本质，以及俄国人喝不喝茶。在与温科夫斯基的第二次私人对话中，他试着理解中国的实力：

孔台沙：中国人吹嘘说，没有民族比他们更强大、更勇敢，而且所有民族都向他们进贡[俄文dan’ ]。

温科夫斯基：我希望我接下来说的话，不会让你会错意，但沙皇陛下命令我带各式各样的东西给你：你认为它们是贡品吗？还是别的东西？他[策妄阿喇布坦]回答说，沙皇赠礼是感谢他的仁慈，而不是作为贡品。我说，中国大汗的情况也一样，各民族送的是礼物[俄文podarki]，不是贡品。

孔台沙：你认为土耳其苏丹和中国大汗谁比较强大？

温科夫斯基：我们认为土耳其人比中国人更有胆量，中国人在军事方面表现得很差。在那之后，我告诉他[策妄阿喇布坦]，在所有民族中都有不好的人[带来我们不该相信的不可靠消息]。37

这种有关一国献礼给另一国的讨论，让人想起该世纪末马戛尔尼所面临的难题。提供给他国的物品是否应被视为“贡品”，表明赠送者主动臣服于收受者，抑或作为“礼物”，表示一种友谊的单纯展现？这个问题在中央欧亚特别复杂，因为俄罗斯人、蒙古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三方关系。伊思迈罗夫到北京的使团（贝尔是成员之一），按照清朝仪式进行了磕头，而且没有公开反对清朝将中俄贸易描述成“朝贡”。尽管俄罗斯人与中国签订了以朝贡为名目的商品交换条约，但并不想让准噶尔蒙古人以为他们自认是中国的下属。若显示自己与中国有着紧密关系，将危及俄罗斯人希望在准噶尔找到金沙的机会。他们因此将自身以及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一概粉饰为友好的“礼物”交换，而非朝贡的阶级关系。

俄罗斯特使也不忘贬低中国的军事力量。策妄阿喇布坦显然从噶尔丹的经历了解中国的军事力量，可能也知道中国摧毁了阿尔巴津的俄罗斯堡垒，因此俄罗斯人不想让人怀疑他们缺乏在必要时面对中国的能力或意愿。一方面，策妄阿喇布坦可能很高兴听到俄罗斯不认为中国非常强大。另一方面，他可能也因此被误导，对自己独立面对中国的生存机会变得过度自信。他最近才对清军赢得了一场军事胜利，加上康熙皇帝过世可能导致清朝采取较不积极的策略，策妄阿喇布坦因此拒绝成为俄罗斯臣民。这一决定实际上断绝了获得任何俄罗斯军事援助的机会。俄罗斯人最终做出了正确的经济选择：与北京的毛皮交易。这证明比突厥斯坦虚幻的金沙更有利可图。

派驻准噶尔的十个月期间，温科夫斯基经常与大汗及其宰桑们接触，并被邀请参加宗教仪式和骑马比赛。尽管沙皇和准噶尔大汗的利益相互冲突，特使却可以和策妄阿喇布坦妥协在“中间地带”──根据怀特（Richard White）的说法，这是一个“有共同联系和共同意义的世界”，双方对彼此的好奇心和地缘政治利益在此启发两个文化更深入认识彼此。38像图理琛和贝尔一样，温科夫斯基向他的君主报告了有助国家利益的真确信息，但他的日记却提供给后世远远超出外交礼仪限制的详细个人叙述。历史上曾有过这个短暂时刻，俄罗斯面向东方的程度就和面向西方相当，而清朝则放宽对中间地带的主导。透过促进这一广阔空间内的信息交流，三位特使帮助欧亚世界构建了一幅共同的图像。

深入突厥斯坦与西藏

在康熙统治的最后几年间，清朝对准噶尔和西藏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将帝国疆域向更西边延伸。这次扩张以一七二○年的拉萨远征告终。清朝对西藏的干预，往往被独立看待成与西藏内部政治有关，但它其实与消灭准噶尔国家的目标密切相关。它源自康熙消灭噶尔丹继任者策妄阿喇布坦的失败尝试。康熙失败是因为策妄阿喇布坦离得太远，但他在西藏则因西藏内斗而获得了成功，也因为清朝可以从库库淖尔进入西藏。

策妄阿喇布坦避免与清朝公开冲突，直到西藏发生由库库淖尔（青海）和硕特蒙古拉藏汗（Lazang Khan, 1656?-1717）煽动的分裂。拉藏（藏文Lha bzang）是藏族喇嘛伟大施主顾实汗的孙子，他在一七○○年杀死了哥哥，并夺下大汗领导权。拉藏汗在中国的支持下，意欲在噶尔丹失败后恢复和硕特部对西藏的控制权。西藏成为这些敌对蒙古领导人之间的广阔竞逐地，但鹬蚌相争最终使清朝渔翁得利。39

长期以来，西藏国的权力就在不同教派的寺院佛教徒之间分配着，而每一个教派都非常依赖蒙古施主的支持。国家的最高阶层是由达赖喇嘛、他的蒙古施主和世俗管理者第巴三方分权，世俗管理者还会在历任达赖喇嘛起步时担任摄政。十七世纪中叶，“格鲁派”（藏文dGe-lugs-pa，或称“黄帽喇嘛”）在和硕特蒙古的顾实汗的护持之下于拉萨掌权，胜过了敌对的“噶玛巴派”（Karmapa，或称“红帽喇嘛”）。* 40顾实汗（Gusri Khan，为Gush Khan的异写）支持达赖喇嘛镇压反抗其权力的叛乱，允许他在寺院执行纪律，并对纳税人口进行普查。顾实汗去世后，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Nag-dban-blo-bzan）变得更强大，因为顾实汗的继任者实力不足。达赖喇嘛从世俗权威引退，将权力让给他的儿子兼西藏摄政桑结嘉措（藏文Sangs-rgyas-rgya-mts’o）。

诚如前文所说，第巴桑结嘉措对清朝隐瞒了达赖喇嘛死于一六八二年的消息，自己统治西藏直至噶尔丹落败。第巴打算创建一个“真正专制的政府”，中央集权并将西藏对外开放。许多外国游客，包括印度人、中国人、蒙古人和穆斯林，带来了金、银、布匹和其他贸易产品，刺激了经济成长。第巴利用这笔收入修建道路和桥梁，并支持学术研究。41就在第巴转而面向外界之际，康熙谴责他与噶尔丹结盟，而且违抗达赖喇嘛的指示。一六九七年，第巴被迫透过正式服从于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Tshangs-dbyangs-rgya-mtsho），好安抚愤怒的中国皇帝。42事实上，摄政保有他的权力，并让年轻的喇嘛沦为“放荡青年，沉迷于每一项恶习，彻底堕落”（源自耶稣会士德西德里[Ippolito Desideri]的形容），纵情酒、女人和写情诗。43第巴还抵制了和硕特与喀尔喀蒙古人想控制拉萨的尝试，他们是噶尔丹的主要竞争对手。

然而就在一七○五年，拉藏汗在康熙的支持下入侵拉萨，杀死了第巴摄政并自立为西藏中部的主要统治者，同时还将几个周遭小王国统一在拉萨的中央政权之下。在拉藏汗的领导下，西藏似乎正重十统一与自治。一如康熙皇帝，拉藏汗欢迎外国传教士来到宫廷，暗示他可能皈依基督教，并以他的世故、慷慨和好奇心让耶稣会士德西德里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44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康熙授予拉藏“翊法恭顺汗”的称号。康熙将西藏的一切混乱怪罪到篡权的第巴头上，担心第六世达赖喇嘛会成功联络上策妄阿喇布坦，再次延续准噶尔与藏人的联盟。

康熙支持拉藏驱逐第六世达赖喇嘛，希望借此根除准噶尔在西藏的影响力。康熙下令拉藏抓住“假”（第六世）达赖喇嘛，把他送到清廷治罪，但第六世达赖喇嘛在戒护下途经库库淖尔时却去世了。虽然他可能是因病去世，却始终有谣言暗示他是被拉藏的人给谋杀了。45拉藏汗把自己的人选推上达赖喇嘛的宝座，但西藏人仍忠于他们先前的宗教领袖，他曾预言自己死后将转世于库库淖尔。很快消息就传来，有个小孩真的在一七○六年于康区（Kham）东部边境的理塘出生，而且还是个“呼毕勒罕”（Khubilghan，译按：蒙古语的“自在转生”、“再来人”等意），也就是前达赖喇嘛的转世活佛。拉藏和他的僧侣副手否认这孩子展现出真正的转世征兆，禁止他到拉萨；中国人则配合地以“保护”之名将这名男孩徒刑在西宁一座要塞里（和今天西藏的班禅喇嘛闹双胞，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 。

此时策妄阿喇布坦开始对西藏事务产生兴趣，以回应中国对拉藏汗的支持与黄帽喇嘛的吁请──黄帽喇嘛讨厌拉藏汗的统治。他在一七一五年攻击哈密，是为了施压中国人与和硕特蒙古人不要染指西藏，但这也让康熙警觉到中国西北边界有被侵占的危险。当清朝开始准备一支大军来驱逐策妄阿喇布坦，却得到一次意外的胜利：穆斯林伯克和大约二百名清军将策妄阿喇布坦的二千部众驱逐出哈密。伯克得到清朝户部一万五千两的奖赏。清朝如今将统治权扩展到绿洲穆斯林以及东部蒙古。46康熙立即开始准备下一次军事远征，意欲像对噶尔丹一样“剿灭”策妄阿喇布坦，以“除恶殆尽，长治久安”。47这次出征的费用估计约为三百万至四百万两，可支持三支各一万人的军队，长途跋涉至西部蒙古的策妄阿喇布坦大本营。据报策妄阿喇布坦约有四万兵力，加上一万名从阿玉气汗之子那里俘虏而来的土尔扈特人。清朝这边除了满汉蒙旗人之外，还从喀尔喀蒙古盟友那里吸收了一万五千兵力。

尽管此次远征试图复制征讨噶尔丹的模式，但各方条件都已有很大的变化。康熙如今年事已高、病痛缠身，不能亲自率军出征。自从康熙以行为不检为由废黜皇太子胤礽以来，他就在一七○八年和一七一二年两度罹患重病。他的手抖得无法提笔写字，而且受昏厥之苦而无法好好决策。由于无法决定继任者，他反复指示儿子们不要密谋加害彼此，却无济于事。民政和军事管理的素质也逐渐下降。腐败高官向小吏强索资金，后者于是对百姓施压，引发武装反抗。在远征行动期间，负责为部队提供粮饷户部侍郎色尔图（Seertu）盗用公款，对满蒙汉士兵人等的粮饷偷工减料。48

和先前一样，康熙试图以议和引诱策妄阿喇布坦靠近北京，然后威胁若其逃脱将惩罚相关人等。如今已经六十多岁的康熙，不断回忆二十年前鼎盛时期的大胆决定和丰功伟业。49然而，这一次，距离和后勤供应的问题远远胜过征剿噶尔丹之时。哈密远在乌兰布通以西近一千二百公里、肃州西北五百多公里外的丝路上。肃州是最近的主要军事供应基地，也是长城尽头嘉峪关的驻军基地。由忠于清朝的伯克统治的哈密，只是策妄阿喇布坦王国的东部边界。在最雄心壮志的计划中，真正的目标是往西边再五百公里的乌鲁木齐，甚至是远在阿尔泰山脉的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康熙鼓励将领的扩张野心，使他们策画出超乎想像的后勤与军事工程。实际上，他们距离实现梦想还很远，不过他们确实卓有成果地加强了补给路线、商业活动，以及进入该地区的管道。这些行动打开了清朝对大突厥与蒙古地区的渗透，这个区域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新疆。

他们首先在哈密以北一百公里处的巴里坤（Barköl）创建补给站，作为进一步向西推进的基地。头两万石的粮食将以马车运输，用三千辆车、分十二阶段载运物资从嘉峪关到哈密。但到了一七一六年三月，这些补给物资显然无法支撑驻军，五千部队不得不返回甘肃。席柱将军因没顾好补给而被解雇，尽管他抗议说“我但统领兵丁，运米之事与我无涉”。50

各族裔在先前的作战中各自分摊了不同责任：汉人将领负责后勤支持，满蒙将领则负责率领部队，但如今这种角色分际已然模煳。满人将军得学习粮食运输的乏味细节，也有好几名汉人展现出显著的军事天赋。特别是汉军镶黄旗的年羹尧，作为四川总督，他在监督补给供应方面非常出色，这使他被拔擢为负责四川军务的总督。负责新疆作战行动的满洲将军富宁安（Funingga），获益于过去担任粮仓监督的经历。51清军也同时在前进过程中一边烧毁草场，使策妄阿喇布坦的骑兵缺乏补给。诚如贝尔所指出的，这残忍手段被蒙古高原到克里米亚的游牧战士采用，但现在清朝和俄罗斯人都学会了如何还以颜色。52几年之内，兵部侍郎李先复已可自夸其手下对运送物资到偏远驻军非常熟悉。过去与世隔绝的沙漠绿洲，现在部队可定期到达；从哈密到巴里坤的道路已成了一条“高速公路”。53李先复受到称赞，他是学会无惧于供给边境部队困难的“汉人”。在这案例中，军事合作促进了满汉团结。

其他官员继续批评出征的花费和风险，可是康熙皇帝不容许任何反对。刘荫枢多次警告不要以边境运输折磨士兵与马匹。他声称从赣州到巴里坤的路线积雪三到四英尺深，但却因能力不足遭革职，皇帝声称这些困难是他编造的谎言。54刘荫枢被皇帝多次责难并遭判处死刑之后，后来得到赦免并被送到边境在军事监督下屯垦。师懿德提督在被赦免之前，也因声称花二十五万两供给这些驻地是浪费钱财而面临死罪。康熙对此评论道：“[他〕不知朕于军机事务并不惜钱粮，已动用过数百万两。”55

尽管做了很多规画，恶劣环境的限制迫使清军一再延迟大战。由于将军们专注于在巴里坤累积物资，一七一五年的行动被取消了。由于担心策妄阿喇布坦再次袭击哈密，他们加强防御。隔年，他们又再推迟进展，因为许多人表示运输困难。56康熙皇帝日渐沮丧，但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后勤的障碍尚未克服。

随着军队西征，清朝对其自然边界的认知也不断扩张。哈密自从击退过策妄阿喇布坦的攻击并要塞化后，如今已被认为“与中原没有不同”。到了一七一七年四月，在巴里坤的八千五百名士兵已准备出发夺取吐鲁番，希望将这个位于突厥斯坦东部边缘的重要绿洲，一劳永逸地“纳入国家版图”。即便如此，胜券并非在握，而且有令人不安的消息称“小人如伪造浮言摇动众心”。57另一个比较温和的替代方案是先不控制吐鲁番，而是以军力对策妄阿喇布坦的支持者发出警告，希望能引诱他的蒙古盟友来降。第二支军队将抱着类似目标前往乌鲁木齐。这个计划呼应康熙的鄂尔多斯远征，当年康熙虽然没有直接实现军事目标，但仍给当地蒙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不同于鄂尔多斯，吐鲁番和乌鲁木齐是哈密以西三百五十至五百公里外的沙漠绿洲，附近并没有能够争取支持的牧民。58

两支军队都推进得够远，足以遇见准噶尔巡逻队，他们在木垒（Mulei）和辟展（Pizhan）绿洲东边的两场战役击败了这些巡逻队。康熙闻讯大乐，起初敦促富宁安继续西进，追踪所有能找到的准噶尔人。指挥官傅尔丹甚至打算全面朝策妄阿喇布坦的大本营前进直到伊犁河或额尔齐斯河。但在吐鲁番以东，却有三百名准噶尔人展开反击。他们发射鸟枪，并在撤逃前杀死了一名重要的蒙古王公。此时有消息传来，策妄阿喇布坦正准备入侵西藏，新疆远征于是被取消。和征讨噶尔丹的战役一样，比起占领几个偏远的绿洲，打败蒙古领袖本人更加重要。59

虽然将军们拟定了明年再继续“正义剿灭”的计划，但中央的战略重心已转移到了库库淖尔和西藏，使计划难以实现。两年后，富宁安终于在两次小型冲突中击败准噶尔人，占领了辟展，并率军开拔至吐鲁番，收降穆斯林伯克。进一步深入新疆的行动被取消了。清军现已将帝国的触角延伸到长城以外的突厥穆斯林地区。千年以来，首次有来自东北和华北的军队征服了突厥斯坦的一座主要绿洲城市。在吐鲁番之外，汉唐留下的高昌和交河军事要塞依然屹立至今，提醒着他们前人的成就。60

野心勃勃的移民实边计划是衍生自供给军事行动之需求。自汉朝以来，军事屯田一直是历史悠久的做法。61耕种的部队可使驻军自给自足，同时又在边境常驻。占领哈密后不久，军方便提出在肃州、巴里坤和哈密发展受军事监督的屯垦计划。遭流放者和士兵将成为第一批来自中原的屯垦者。62高级官员因促进整地而得到奖赏。一七一七年，傅尔丹将军报告，他已播下种子并开挖渠道，各类新作物都正在萌发。在乾隆于十八世纪征服突厥斯坦后，这个整地屯垦的计划将被更大规模地发展。

清朝将领还打算在科布多、乌兰古木（Ulan Gumu）与其他喀尔喀地盘的大草原上兴建带有城墙的要塞。流放者也将被安排在此整地。这些军事聚落透过转驿站与内地相连。63蒙古高原上的定居聚落，始于十六世纪蒙古人皈依藏传佛教。第一批城镇创建在寺院周边，包括始建于一五五五年的呼和浩特，以及十七世纪初以来蒙古主要佛教僧侣总部乌尔嘎（Urga，今乌兰巴托）。64清军的驻屯规模介于二百至一千名士兵，如今成为放牧之地的第二大聚落中心。指挥官在广阔平原上寻找邻近的充足水源、牧草和木材的战略位址。这些聚落守卫着通往阿尔泰山和外蒙古的路线，并充作粮食和武器仓库的基地。这些聚落占地相当于二千间（jian），建有大型的木制围篱，由内地派来的工人在此停留至少一年建造而成。这些营地逐渐从军事和流放殖民地，演变为平民聚落。

在库库淖尔，清军开始在蒙古牧民附近建造城墙堡垒。他们在选好了整地位址后，就将剩下的牧草留给蒙古部落，并“画下一条不可跨越的明确界线”，将屯垦者与当地牧民分开。65忠于清朝皇帝的库库淖尔蒙古人，并没有跟新来的定居者计较这些面积不大的土地，但无情的渗透过程已经开始。

清朝在大草原建造堡垒，令人想起先前的俄罗斯进军西伯利亚，只不过两者的渗透过程大相迳庭。在两个案例中，驻军都建造了散落在异乡领土的小型防御单位，军事占领为更大规模的平民农业聚落和商业聚落事先铺路。然而，俄罗斯人首先在森林区域扩散，避开草原和沙漠，并且在进入满人领土之前没遭遇强大阻力。他们几乎没遭遇什么武装冲突就从部落民族手中榨取毛皮。相比之下，清朝首先得面对军事力量庞大的草原蒙古人，然后才透过一个由堡垒和屯垦者组成的网络成功进驻该区域。当他们开始安顿时，周遭民族似乎既温和又忠诚。不过日后历史上的反叛和冲突，显示清朝对放牧地区的渗透仍然相当脆弱。

清朝统治者在西藏的影响力，如今取决于他们扶持的拉藏汗。拉藏汗在拉萨任命了自己的达赖喇嘛。清朝还留着西宁的新呼毕勒罕以防万一，但没有自作主张解决分裂的信仰领导权，而是静观策妄阿喇布坦会采取什么行动。一七一六年，清朝统治者击退策妄阿喇布坦对哈密的进攻后开始将部队调往西宁。66尽管策妄阿喇布坦应该很快就会进入西藏，但他究竟会成为拉藏汗的盟友或敌人仍属未知。拉藏汗之子娶了策妄阿喇布坦之女，策妄阿喇布坦也曾承诺军事上支持拉藏换取黄金，帮助他保卫准噶尔国对抗俄罗斯人和哈萨克斯坦人。67但是拉藏汗也接受了清朝授予的头衔及支持。他是否会与策妄阿喇布坦联手攻击库库淖尔，或代表清朝守护库库淖尔？康熙警告拉藏汗关于策妄阿喇布坦的背叛行为，不过无论发生哪个情况，清军都距离拉萨太远无法提供支持。许多朝臣建议采观望态度。

一七一七年夏天，策妄阿喇布坦派出阵中最优秀大将策凌敦多布，率领一万名部下对抗拉藏汗。策凌敦多布率领部队从“绝对的不毛之地”翻越“世上最高的路线”，历尽艰辛地朝拉萨开征，迫使拉藏汗躲在布达拉宫（Potala，宫殿绘画参见彩色插页）。68策凌敦多布入侵时人正好住在拉萨的耶稣会士德里西里，称其“热情、专业，而且自豪、大胆、勇敢且好战”，甚至拿他与亚历山大大帝相提并论。69师懿德指出策妄阿喇布坦的将军率领了三千士兵从叶尔羌和喀什噶尔进到西藏，翻越“三大雪山⋯⋯在一年当中长征一万里。兵士们食狗肉，而且没有任何后援部队或供给。在每人仅有一匹马的情况下跋涉到西藏攻打拉藏汗”。准噶尔军队的壮举吓到了师懿德，他“不可置信”（满文ferguweme giyangname）地通报这些士兵的坚忍卓绝。康熙皇帝拒绝退让，为达消灭策妄阿喇布坦的终极目标，不计任何代价。70

然而，四川和西宁的近十万清军并未移动。他们预计策凌敦多布的士兵们会被大雪折磨到疲惫不堪，因此抵达拉萨时将虚弱无力，即使他们前来的途中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71直到拉藏汗绝望地请求帝国援助，清朝才动员起来。拉藏声称倘若他失去拉萨，整个黄教（编按：格鲁派黄帽喇嘛）将被消灭。康熙命令满洲将军额伦特（满文Erentei）带着七千士兵（主要是汉人和穆斯林），从西宁穿越沙漠取道北路前往拉萨，并派出那木扎尔（Namujar）将军则率一万唐古特军取道四川西部打箭炉这条较远但较安全的路线出征。在他们出发之前，收到了准噶尔军劫掠和屠杀的可怕消息。一七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策凌敦多布下令洗劫城市与寺院，将财宝搜刮殆尽。策凌敦多布曾是隶属敌对寺院札什伦布寺（Shigatze monastery）的僧侣，如今在凶残军队的帮忙下报复了拉萨的特权喇嘛。三天后，他攻打布达拉宫，杀死了拉藏汗，并抓住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

走北路的清朝援军前进至喀喇乌苏（Kela Usu），位于距西宁一千多公里的萨尔温江（Salween）河畔。准噶尔人在那里将他们包围，杀死了额伦特，对粮食供给将尽的他们进行围攻。一七一八年九月，整支持军全军覆灭。富宁安本人没收到关于这次惨败的消息，只得徒劳无功地向一名策妄阿喇布坦的特使询问最新消息。72康熙随后指定他的第十四子胤禵担任抚远大将军，从西北带领三支大军进西藏。73借由这次军事任命，年迈的皇帝暗示如果胤禵在战斗中崭露头角，就可能成为新的皇位继承者。

当胤禵在西宁集结三十万大军之际，深知地形艰难的四川总督年羹尧主张，策凌敦多布说不定会向清朝投降。根据清朝的情报，策凌敦多布与副将关系不睦，担心被生性善妒的策妄阿喇布坦报复。年羹尧提议与策凌敦多布秘密谈判，不过提议遭拒。74新活佛（呼毕勒罕，或他的代理人）也担心清军可能对他的国家造成破坏，即使他还要靠清军护送回到拉萨。库库淖尔的蒙古众台吉仍害怕遭策妄阿喇布坦报复，同时又担心会过度依赖清朝。多数满人与汉人重臣皆主张只要卫戍四川和库库淖尔的边界就好，但康熙对这些担忧全都置之不理。他认为西藏的骚乱显然会影响到四川边民，因为他们是“一类”。他坚持发动全面作战，同时打击在突厥斯坦的策妄阿喇布坦，以及他在西藏的将领策凌敦多布。呼毕勒罕获得了新头衔“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预计会在库库淖尔众台吉的支持与军队护送下，登上拉萨的宝座。在康熙看来，眼前局势就像乌兰布通战役重演：非常时期唯有独断才能成事，胆怯和优柔寡断只会破坏他的大胆出击。75

一七二○年二月，康熙之侄延信与将领噶尔弼（Galbi）率军离开西宁，胤禵则留在西宁争取和硕特部的支持与保护达赖喇嘛。新任达赖喇嘛在五月跟进。清军在一七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夺下拉萨，因为准噶尔人早已逃跑。支持准噶尔干预的五个大喇嘛遭处决，达赖喇嘛也进驻布达拉宫。西藏人簇拥士兵，弹奏音乐，拜倒在地，宣称：“自从准噶尔人抢劫蹂躏以来，我们以为再也看不到阳光了。”76过去长期以来西藏神职人员与中央欧亚统治者之间维持的典型“喇嘛—施主”关系即将转变，因为清朝已成为“该区的支配军事力量”。77

但清军不能久留。由于补给几乎告罄，马匹也疲惫不堪，年羹尧只得以最短路线率领胜利之师回国。年羹尧与胤禵在此次西藏行动中创建的紧密关系，将在康熙皇帝去世后的神秘继承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两人从此受到雍正皇帝猜疑。雍正甫即位，胤禵就被召回首都软禁，直到一七三五年雍正去世才被释放。78

在官方史料的描绘下，和硕特蒙古人与清军创建团结的联盟，以排山倒海之姿进入西藏，驱逐了野蛮的作乱准噶尔人；西藏人民高兴不已，迎接来自外部干预的解放。然而，其他史料（例如胤禵被封锁的奏章）则呈现了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这些史料显示，过去与准噶尔关系良好的和硕特蒙古人，其实是很不情愿地加入远征。多年来和硕特都未能按照清朝的命令与清军合作。年羹尧通报了（被康熙皇帝谴责的）和硕特部之间的分歧。一七一九年七月一日，皇帝向和硕特要求一万士兵，罗卜藏丹津（Lobzang Danjin）虽然渴望支持清朝，却羞于承认他的兄弟们不会派兵。79

胤禵的奏章还透露了西藏游击队在此役中所发挥的作用，他们是被康臣（Khangchen）首领康济鼐（Kancennas，本名镇南结布[Sonam Gyapo]）动员而来。康济鼐领数千名战士伏击了准噶尔巡逻队，并成功阻挡了准噶尔的撤退路线。康济鼐在一场宴会上杀死了六十五名准噶尔使节，还因此得到康熙皇帝称赞。

再一次，和《平定准噶尔方略》留给后世的印象相反，准噶尔军队其实早在清军抵达之前就已开始从拉萨撤退。准噶尔部队已遭受重大打击，部分是因为康济鼐的游击行动凸显当地居民对他们抱持敌意；还有许多人生了病（可能是高原反应）。当准噶尔人听说有支介于十万到一百万人的和硕特与清朝联军即将带着库库淖尔的达赖喇嘛到来，而且回家的路还被封死，顿时陷入绝望境地。“一名准噶尔士兵正在西藏丹津的家里喝酒哭泣。丹津问他：‘你哭是因为想家了吗？’他回答：‘你应该能够理解我的苦。’现在在阿里（Gari）的康济鼐[等人]率领三千名士兵，挡住了我们回家的路。我们无法撤退。而且康熙的儿子兼大将军正率领数十万部队前来，库库淖尔的部队也打算把达赖喇嘛送回王位。我们少少的士兵怎么抵御得了这样一支大军？’”80最后只有四分之一的准噶尔人成功逃回家乡。

因此，清朝成功出征西藏是综合多方参与者各自复杂动机的结果，包括分裂的藏人、争吵的和硕特人、绝望的准噶尔人，以及由皇帝儿子领导的纪律严明的满蒙汉军队。

为了纪念征服武功，清朝隔年便在拉萨设立一座石碑，讲述简化过后的故事。它描述自第五世达赖喇嘛逝世以来发生在拉萨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摄政第巴夺权，以及他十六年来没将达赖喇嘛死亡的消息通报清朝。接着拉藏汗在和硕特人的支持下消灭了摄政，并“复兴佛法”（兴法）。策妄阿喇布坦则是来此掠夺和摧毁寺庙，并且屠杀喇嘛。虽然策妄阿喇布坦也声称“复兴佛法”，但他其实是在“摧毁佛法”（所有争夺西藏权力者都辩称其军事行动是为了“兴法”）。康熙皇帝随后派了数千人的满蒙汉部队，勇敢穿越瘴疠的丛林来到西藏。他们杀死敌人，“平定”西藏，而后（真正地）振兴法教。根据石碑铭文，这些古所未闻的成就超越历朝历代，众蒙古及西藏人皆称赞皇帝的英明神武。81

在写给清朝皇帝的书信中，策妄阿喇布坦本人也声称自己抱持许多相同的理想。他也希望西藏和平，出兵干预只是为了阻止与黄教作对的僧侣从事异端邪教，以及终止拉藏汗的压迫。他“摧毁了偏离法道的红帽教派”，并抓住了拉藏汗的妻儿。82策妄阿喇布坦表示愿意与清朝皇帝合作，就像噶尔丹在世时那样──前提是康熙不会积极干预蒙古或西藏。但如今康熙皇帝心中已有了更宏大的计划。

石碑扼要地总结了清帝国想传达给新征服地区的讯息：是清朝的力量恢复西藏人尊崇的教法，证明了清朝皇帝的神圣使命。康熙超越了过去所有统治者，在蒙古人、满人和汉人之外，还接纳西藏的宗教等级制度。皇子胤禵协调联盟成员的技巧被轻描淡写，现在一切功劳都归功于皇帝本人的勇武。清帝国每一场军事胜利背后的冲突与偶然，都离不开皇帝全知全能的法眼掌握。

清朝在西藏的成功激发了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富宁安提议立即带着来自巴里坤的一万七千士兵展开为期三个月的行动，永久消灭准噶尔基地，预计花费将超过三十五万两。胤禵和大将军傅尔丹与富宁安等于京师共商剿灭准噶尔国之大计。胤禵热切赞成立即入侵。康熙起初同意，不过随后将攻击行动推迟了一年，认定要在遥远的伊犁捕获策妄阿喇布坦是不可能的任务。83谣言陆续传来，传言策妄阿喇布坦已死，或谓准噶尔已陷入严重分裂。一名落网的准噶尔士兵在拷问下表示，策妄阿喇布坦已徒刑了女婿噶尔丹丹津（Galdan Danjin），准噶尔人正遭到西边的布鲁特人（Burut，译按：即吉尔吉斯斯坦人）与哈萨克斯坦人攻击而损失惨重，更有许多牛只死于疾病。准噶尔人纷纷感慨：“中国人肯定对我们施加了诅咒。”那名落网的士兵承认自己的同胞“不分老少皆悲伤地对彼此说：‘汉人肯定已遣使给俄罗斯人、哈萨克斯坦人和布鲁特人，现在他们将联手对我们发动攻击。一旦他们攻来，我们该如何自保？我们的牧地会是如何下场？’”84

康熙决定派蒙古的主要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去会见策妄阿喇布坦，邀请他向清朝归降。策妄阿喇布坦将必须交出受其庇护的拉藏汗*，并承诺永远不再打扰清朝的边界。倘若策妄阿喇布坦拒绝谈判，清朝将展开军事行动。

这一回，清朝诸将有自信可以击败敌人，因为准噶尔人只有有限的火药和大炮供应，而且缺乏纪律。清朝大将们对火药武器左右胜败的力量越来越有信心。他们还认为可以借由派遣多股骑兵包夹攻击，克服游牧民的军事优势。85然而，他们仍然担忧巴里坤的军队补给问题。这个以吐鲁番为中心的绿洲地区，粮食收成非常有限。军队停留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必要在突厥斯坦创建军事聚落。巴里坤和吐鲁番的部队和相关人员总数超过三万三千人，每月耗粮六千六百九十石，加上阿尔泰山地区的二万五千士兵每月所需的五千石，每年总共需要十四万二百八十石。而巴里坤的收获只有二万石，吐鲁番更少。86补给吃紧意谓部队必须迅速推进，抑或在行动之前先致力于储备补给。因此，当胤禵从边境返回时清朝仍没下定决心出兵。

一七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胤禵突然被召回首都。消息传来，其父亲康熙皇帝驾崩，而且兄长胤禛已登基，是为雍正皇帝（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五年在位）。胤禵在康熙去世前关键的最后几天不在京师，使得胤禛得以在九门提督隆科多（Lungkodo）支持下登上大位。隆科多编造康熙遗命，假传遗诏由雍正继位。史学家自此便对雍正继位的合法性争辩不休。87

康熙皇帝曾两度废黜行为不检的二子胤礽，但却未能指定该由谁继人。由于他许多儿子都组党结派争夺继承权，边疆战役便左右老皇帝倾向由谁出线，因为康熙认为军功是评估是否适宜统治的关键。即使在一七一二年第二次遭废黜之后，胤礽也想办法让自己被任命为西北边疆军队的大将军，以便重获父亲青睐。88陪伴父亲三次出征的长子胤禔原本极被看好，直到他被指控从事巫术对胤礽下咒。第八子胤祀的声势也不小，因为他曾陪伴父亲参加一六九六年的噶尔丹征讨。当胤祀因从事密谋被拔除爵位，胤禵身为西北征战大军的总指挥，“被许多人认为是皇帝心目中继承王位的真正人选”。89

胤禵的哥哥胤禛则从未率军作战，只有过在北京练兵的经验。康熙皇帝也视仪礼为成功统治者的另一项技能，而胤禛在代表康熙主持朝仪方面表现极佳。他参加了二十二场仪式，是所有皇子之最，还积极参与京师的朝议。冯尔康认为胤禛不是一个不被看好的篡位者，而是和胤禵同样合情合理的王位候选人。90事实上，胤禛是最高等级的宗室王子（亲王），相较之下，胤禵最初只是个贝子，后来才成为第二等级的宗室王子（郡王）。然而，许曾重则强调自从满清征服明朝以来，军功向来是统治的最重要资格，因此胤禵在军事上的成功，显然使他成为下一任皇帝的最佳选择。在（九子）夺嫡的最后一次政治斗争中，经常在外征战的活跃军人，输给了从未离开首都的文职礼仪与政策专家。91

有些人认为胤禵被送离首都是刻意安排，是胤禛继承阴谋的其中一环。其他人则争辩说，皇帝召胤禵回京，就是为了防止他在边境取得成功，从而加强他继承王位的正当性。尽管对谁该继承一事有着许多自相矛盾的谣言，但我认为胤禵在边境有合理的任务待执行：帮助老皇帝康熙再次策画对抗准噶尔人的灭绝行动。皇帝驾崩时他不在京师完全是偶然。雍正继位后声称胤禵失职且缺乏军事经验，而且诚如前文所述地试图抹灭胤禵在西藏的军事成就。究竟康熙皇帝最后指名由谁继任，甚或有无指名继承人，用黄培的话来说，大概将永远是个“无解之谜”。不过很显然的，边境扩张同时改变了王位继承和清史书写。92

雍正皇帝改变策略

雍正皇帝继位，让清朝扩张进入一个目标矛盾混杂的新阶段。在突厥斯坦，雍正继续他父亲当初对策妄阿喇布坦采取的姿态，鼓励他稳定边界，并向北京派朝贡使团。一七二三年，享年九十岁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去世。他作为蒙古黄教的最高领导人，一直是清朝的忠实支持者，曾在噶尔丹叛乱时带领喀尔喀人归降满清。他也是清朝与西部蒙古部落之间的宝贵联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去世后，雍正皇帝直接和策妄阿喇布坦的使节往来，并向他们保证清朝“无意于殄灭尔国也”。雍正只要求交还叛贼拉藏汗*。但雍正皇帝也警告使节们：“如欲广我圣祖皇考之仁恩，惟尔台吉，欲振我圣祖皇考之武烈，亦惟尔台吉。”93

雍正持续威胁策妄阿喇布坦，若拒绝其慷慨提议就将受惩罚。尽管如此，雍正却也暗示自己对删减军事冒险预算更感兴趣，开始计划从遥远边境撤军。起初雍正宣布库库淖尔根本不需要驻军，因此打算将军队集中在巴里坤。一七二三年爆发的罗卜藏丹津叛乱破坏了这一目标，但雍正仍持续将部队合并，集中至数量较少、较靠近内地的要塞。雍正自有他的考量：长时间驻军使部队筋疲力尽，应当安排他们定期轮流回到内地，同时也降低当地居民承受供应驻军需求的过度负担。精简军事规模的背后，是雍正内政紧缩和制度改革的计划。94他于一七二三年四月将部队撤出西藏，集中至西宁和四川。直到年羹尧抗议后，他才同意在打箭炉以西的路上建造小型防卫堡垒。95

当新皇帝决定和谈时，富宁安显然相当沮丧。他在康熙在位的最后几年积极率军攻打准噶尔。这位直言不讳的将军，本来因出色的军事能力受到称赞，肯定是在回归首都时冒犯到雍正，因为他很快就被派到陕西一处不重要的据点。富宁安在一七二八年被剥夺了贵族爵位，原因不明。96

此时年羹尧开始在突厥斯坦施行新的防御战略：仰赖静态防御，减少兵力，促进军屯。巴里坤只留下二千兵力，吐鲁番一千五百，哈密二千。年羹尧在布隆吉尔（Bulongjir，距离嘉峪关五百里）建造了能容纳五千兵力的新堡垒。这个大型要塞在一七二五年成为安西镇。97当雍正镇压了西藏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后，同样帝拒绝了年羹尧要求在打箭炉以西增加六千名士兵的要求。清朝仅靠着西藏主要贵族的支持与拉萨的一支小规模驻军来控制西藏。

吐鲁番的穆斯林此时成为清朝与准噶尔这两个敌对国家激烈争夺的对象，因为策妄阿喇布坦试图将他们向北迁，而雍正则试图让他们向南移。对雍正皇帝来说，吐鲁番与其说是战略资产，倒更像是战略负担：粮食供应太稀少，无法支应大型驻军加上当地人口。要塞化的军事城镇巴里坤或许是更适合的战略据点。当准噶尔人于一七三一年重启突袭时，岳锺琪将军要求部队增援，但却被雍正斥责其组织资源失败，被勒令将防御集中在甘肃。吐鲁番问题是令雍正苦恼的肉中刺，他想撤回军队，降低开支。雍正宁愿把人迁回，更胜派兵出去。98

尽管有违初衷，但新的内部冲突很快便迫使雍正皇帝勉强同意对西藏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干预。清军曾于一七二○年在拉萨设立了军政府，并受到西藏人欢迎──他们很高兴看到残暴的准噶尔军被赶走。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被准噶尔人劫掠，在清帝国的支持下得以重新修缮。摄政的职位被废除，而新的第七世达赖喇嘛（年仅十二岁的男孩）则成为主要西藏贵族统治的傀儡。最强大的贵族有二，一位是康济鼐，另一位则是西部西藏颇拉（Polha）的首领琐南多结（Sonam Stöbgyal，以颇罗鼐〔Polhanas〕之名为人所知）。99两人都曾组织民众抵抗准噶尔人。100三名满洲侍郎（Asahan Amba）* 以三千驻兵监督政府。但在区域统治者无法创造出堪用的中央议会（编按：此指噶厦）下，政局依然不稳定。

中国占领军对藏人来说是个沉重负担。尽管清朝花大把银两从数千公里外的内地运输粮食至此，仍旧导致当地市场粮价上涨。年羹尧将军和康熙之侄延信皆赞成康熙在世时的看法，认为应尽速缩减在拉萨的军队。101而雍正为了实现财政紧缩的计划，也以维持与准噶尔和平与减轻百姓负担为由下令立刻全面撤军。康济鼐在军队开拔离境时敦促皇帝三思。

自顾实汗时代以来，和硕特台吉已习惯实质影响西藏。然而清朝在干预后又突然撤离，使他们顿失对西藏的影响力。在没有摄政或和硕特蒙古保护者的情况下，西藏人本身得治理西藏。这打破了原本蒙古人作为军事保护者、达赖喇嘛作为精神领袖，以及摄政作为世俗管理者的古老三方平衡。如今三方失去了两角，不稳定和混乱随之而来。几名和硕特人决定邀请策妄阿喇布坦介入，期望能恢复自己对西藏的影响力。102他们认为清朝背叛了康熙当初的承诺，没有让和硕特蒙古人成为西藏大汗。

罗卜藏丹津台吉（藏文Blo-bzan-bstan-dsin）乃顾实汗之孙。顾实汗是强大的库库淖尔首领，曾支持中国干预拉萨。103顾实汗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另一个来自不同家系的孙子察罕丹津（Chaghan Danjin）。在雍正的支持下，察罕丹津似乎扩张其领土至罗卜藏的地盘。一七二三年七月，罗卜藏攻击了三名和硕特台吉，也都是顾实汗的孙子，其中包括败逃后请求清朝保护的额尔徳尼额尔克托克托鼐（Erdeni Erke Toghtonai）。年羹尧建议清朝不要介入：“如果[库库淖尔台吉]如今忘记他们对我国的感激之情，杀死自己的亲族，那与我们无关。”他很清楚清军推进“只会浪费我们部队的力量，蒙古人则是骑着他们肥壮的马儿逃到不见踪影”，一如在游牧战事中经常发生的情况。104但新皇帝驳回年羹尧的建议，命令他保护额尔徳尼额尔克──如果他逃到清朝领土的话。清朝对逃离蒙古的难民的支持，和当初康熙被卷进喀尔喀和准噶尔内部纠纷的过程极为类似。罗卜藏丹津将获得忏悔并臣服清朝的机会，但若拒绝清朝就将派出一支正义的征剿大军对付他。不出所料，罗卜藏拒绝了清朝出面斡旋和平协议的好意。清朝特使常授通报，罗卜藏意图击败察罕丹津，然后召集库库淖尔的所有台吉称他为大汗。准噶尔人很快就会进入库库淖尔的谣言四起。105

年羹尧和雍正随后达成了一项秘密计划，以“定”库库淖尔。106他们最害怕不满的台吉们可能结盟反对清朝统治，并正面回应策妄阿喇布坦的呼吁。雍正以亲王头衔（和罗卜藏同级）授予察罕丹津，以鼓励他和罗卜藏分裂。诚如所料，清朝改变支持对象的举动，促使罗卜藏于一七二三年九月十六日攻击察罕丹津。罗卜藏自称达赖珲台吉，有意像在顾实汗时代那样统一所有的和硕特蒙古人。这为清朝的军事干预提供了口实。年羹尧的态度依然谨慎，相信察罕丹津可能会抵抗罗卜藏，但雍正命令他即刻出师。一七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清军在塔尔寺（Kumbum monastery，距今日西宁二十公里）外与罗卜藏交战并将其击退。十一月二十七日，罗卜藏试图围攻新城（Xingcheng）堡垒，攻击甘肃走廊沿线的甘州和凉州驻军，不过很快就被打败。战争在一个月内结束。

准噶尔对罗卜藏的援助从未抵达，因为策妄阿喇布坦正忙着抵挡俄罗斯人和哈萨克斯坦人。他从来就无意支持库库淖尔的诸台吉，但当罗卜藏逃来避难时，他确实庇护了罗卜藏汗。

雍正曾在清军出兵之前下令军队切莫骚扰当地居民，不该强奸妇女，侵犯坟墓，抢劫投降者的财产，或是摧毁房舍、寺庙和寺院。107然而清军却在征服之后对曾支持诸台吉抵抗的喇嘛和村民挟怨报复。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摧毁罗卜藏丹津及其全数追随者。他们杀死了数百名手无寸铁之民，烧毁了一百五十座村庄，而且无情地摧残罗卜藏盟友章嘉呼图克图（lCan-skya Khutukhtu，可参见彩色插页）的大本营郭隆寺（Gonlun monastery），杀死六千名僧侣并放火烧寺。108

庆祝这次军事胜利的盛大仪式在首都举办，盛大程度与平定三藩之乱和剿灭噶尔丹相当。109官员正式向京城周围的十一座寺庙通报这场胜利，包括天坛、地坛、太庙、社稷，以及诸先皇之陵。国子监刻下一块石碑，将罗卜藏丹津描绘成邪恶的反叛者，“狼心枭性”，称赞年羹尧杀死其“狂悖”的追随者，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数十万人投降。110尽管这次行动比起攻打噶尔丹或镇压三藩之乱为期更短，难度也较低，但雍正可以光明正大地宣称，清朝再度取得对另一片广大领土的永久控制。库库淖尔诸台吉再也不能享有不受清朝干预的真正自治。

镇压库库淖尔之后，官员严格推行已在蒙古实行的旗制和札萨克管理制度。在年羹尧的监督下，整并和重建该领土的详细计划于焉展开。诸台吉现在成了札萨克，也就是旗的指挥官，受到清军人员的监督。他们被允许每年朝贡三次。库库淖尔的喀尔喀蒙古人被编入不同旗制之下，使他们不再从属于和硕特人，让清朝得以借此平衡和硕特蒙古人。诚如年羹尧的建议，这块领土现在成为“内地”的一部分。当地藏人（番）将由受清朝驻军监督的土司治理。他们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将被切断，不再能向库库淖尔的藏人征税，但每年将获得五千斤的茶叶作为补偿。而被年羹尧形容是“藏垢纳污之薮”的寺庙，原本是接受追随者纳贡的自治机构。除了进行宗教活动，也用于储藏武器粮食。如今官方限制寺庙规模不得超过二百间，喇嘛至多三百名，而且每年稽察两次。111

清朝对罗卜藏丹津开战的理由始终备受争议，但我们显然不该像雍正和其将领一样迳自认定这是对清朝统治的“叛乱”。“叛乱”一词为清朝和当代中国史学家使用，暗示曾经“忠诚”的一群人拒绝了帝国恩典，然后直接挑战皇帝的权威。112但在一七二三年之前，和硕特蒙古人尽管曾与清帝国有过短暂联盟，实际上向来不受清朝权威的影响，拥有很高的自主性。他们当中许多人加入了拉萨的远征，尽管有些人其实非常不情愿。加藤直人主张，库库淖尔诸台吉当中分成了拥清派和反清派，而罗卜藏丹津对察罕丹津的攻击，代表了这两派之间的斗争。但石滨裕美子的论点更为有力：她认为争斗的台吉间没有明确派系之分，而且众台吉差点一度在准噶尔的支持下组成对抗清朝的联盟。113雍正皇帝看到台吉间的分裂，利用这项弱点发动军事行动，意图将整个库库淖尔置于清朝的控制之下。清朝镇压罗卜藏势力，永久消灭了库库淖尔台吉的自治权，并拔除他们对西藏的影响力。清朝采取行动主要是因为担心这些台吉及其追随者可能与准噶尔人结盟，或迁移到准噶尔的领土。罗卜藏不曾想将一支清朝大军卷入，他的对手察罕丹津过去曾支持准噶尔入侵西藏，也不是清朝之友。但由于两人的内部冲突，让雍正皇帝得以抓住机会，在清军于西宁基地的附近迅速得胜。

雍正皇帝在此案例中强行贯彻其侵略政策，不顾年羹尧和岳锺琪将军的谨慎反对。不过，一旦授命出征之后，年羹尧和岳锺琪便展现出了不起的果断、铁血和成功。雍正起初在告敕中大赞年羹尧，称赞任何扩张军事政策都得仰赖这位坚决的汉人武将。不过年羹尧很快就失宠。一七二六年，他因九十二条渎职、贪污和阴谋叛国的大罪被判死罪后赐死。岳锺琪帮忙提供了“罪证”。年羹尧的迅速垮台，和他掌握了雍正继承王位不可告人的情况密切相关， 他可观的军事成就使他既不可或缺又充满危险。没有了年羹尧，雍正便发现自己无法再进一步扩张。此事超出其力所能及，以致惨败。114

清朝对库库淖尔的控制仍不稳定。一七二七年的西藏骚乱差点蔓延到库库淖尔蒙古，但没有爆发任何公开叛乱。然而，罗卜藏还躲在伊犁，仍可以从那里施展吸引力。由于策妄阿喇布坦的继任者噶尔丹策零也拒绝将其交还，清廷担心部分库库淖尔蒙古人会抛下他们对清朝的义务，试图迁徙到准噶尔地区。库库淖尔诸旗现在积欠清军马匹：这些马匹本该被以市价购买，但地方官员却施加了额外的税赋负担。当和硕特台吉拉察卜（Rajab）试图迁移牧场以避开沉重马税，他被命令掉头返回，雍正还下令当地官员彻查。一七三一年，被派去防御准噶尔入侵库库淖尔的台吉诺尔卜（Norbu）反抗清朝，掠夺十天后向西奔逃，却很快就落网。115多数库库淖尔王公都积极支持清朝镇压此一叛乱。然而，雍正仍然担忧库库淖尔诸王公的忠诚，并给他们发去一道长篇诏令，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曾接受清朝许多恩惠的顾实汗的后代。而且清朝支持黄教，准噶尔人则是信仰破坏者，绝对是为了惹事生非而来。雍正告诉王公们，如果他们试图逃离或加入罗卜藏，“路途如许遥远，马畜必致疲毙，彼岂能为⋯⋯准噶尔四面皆成雠敌，终岁争战不休。凡用兵之处必置尔等于前，虐使任意。岂若各守祖父基业，永享太平之为得乎？”116虽然和硕特诸王台吉原本只是从准噶尔地区迁徙至库库淖尔的蒙古人，但雍正鼓励他们将库库淖尔视为祖居地。只要他们愿意放弃迁徙自由，雍正保证让他们在清朝治下过着和平安定的日子。

叛乱结束后，清朝恢复撤军计划。原先做为替军事行动筹措财源的捐纳制度，如今则被取消了。117然而，西藏很快就因西藏贵族间分歧日增，再度成为冲突的舞台。118能干的康济鼐是清朝倚重的反准噶尔总督，他在其他大臣间引发越来越强烈的敌意，最终在一七二七年八月五日被谋杀。119满洲副都统颚齐（General Oci）要求立即增援镇压。同时，颇罗鼐迅速动员部队消灭他的竞争对手阿尔布巴（Napodpa）。左都御史查郎阿（Jalangga）和副都统迈禄，组织了一万五千名来自陕西、四川和云南的军队进入西藏，于一七二八年六月十三日从西宁开跋。七月三日，颇罗鼐在清军抵达之前占领拉萨，并逮捕了阿尔布巴和其他反抗者。120他持续对清朝皇帝通报他的活动，很快便在内战中赢得清朝的支持。清军迅速穿过库库淖尔，其解决后勤需求问题的方式，便是让每名士兵随身携带两个月的粮食，加上购买更多粮食用的四两银子。121当查郎阿于一七二八年九月抵达拉萨时，他和颇罗鼐以谋杀康济鼐的罪名审判阿尔布巴等人。西藏史料记载，叛逆的大臣们自我辩护并指控康济鼐和准噶尔人暗通款曲。122但满人法官不以为然，决定支持颇罗鼐，并判处反叛大臣们凌迟之刑。颇罗鼐被任命为东部和西部西藏的总督，并获得皇帝厚赏。查郎阿撤军时一并将无能的达赖喇嘛从拉萨带走。他在拉萨留下了两名满人的昂邦（amban，驻札大臣）和两千驻军，因为雍正明白一支庞大部队的后勤补给对贫困的藏人来说是沉重负担。

西藏内战时的竞争双方都试图将内乱链接到准噶尔人。诚如魏源的《圣武记》所载，清朝的官方说法便是指控准噶尔人与西藏叛乱分子勾结。123但诚如毕达克（Luciano Petech）的结论（该说得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里对当年的记载证实），这场反叛其实是西藏的内部事务，并非意图拒绝当清朝的保护国。准噶尔参与其中的指控其实是事后才提出，以便为清朝的干预辩护。直到一七二九年，当雍正皇帝实施更具侵略性的反准噶尔政策时，才试图暗示准噶尔人有参与西藏战争。在第二次军事干预成功之后，雍正对自己“找到永远解决西藏事务之道”感到自豪。124然而，他在蒙古事务上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一七二七年，策妄阿喇布坦去世，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接掌权力。与清朝相对和平的关系仅维持了一年，双方都小心翼翼地摸索和对方的新关系。清朝以一七二七年的《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与俄罗斯的边界，终于解决了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以来的争议。俄罗斯人受到对中贸易特许权诱惑，不会支持准噶尔人，还将控制西伯利亚和满洲之间的游牧民族，把他们固定在一处。《恰克图条约》同时也确定了西伯利亚和（如今属清朝控制的）喀尔喀蒙古人之间的边界，延伸长达二千六百英里。任一方都不会庇护难民或罪犯，然后以界石标志边境。俄罗斯特使弗拉季斯拉维奇（Sava Vladislavich）称这条边界是“两大帝国之间永恒的分界线”。125

如果噶尔丹策零同意与清朝确定边界，他同样也能定期派遣朝贡贸易使团到中国。他在一七二八年派遣一支准噶尔使团访问北京。但清朝却开出了两项严格条件，限制了和平的可能性：一是清朝切断准噶尔与西藏任何正式关系的决心，二是将罗卜藏丹津交由清朝监管。当噶尔丹策零请求准许派人为拉萨的僧侣举行奉茶仪式（称为煎茶或熬茶）以帮助传播佛教信仰，却遭到雍正皇帝轻蔑地拒绝：“准噶尔乃西北隅一小部落耳，释教之广行与否，岂关尔之煎茶设供耶？”126这些礼仪使团、随行的贸易商队与喇嘛，是所有蒙古人与西藏的重要精神链接与商业链接。当年在策妄阿喇布坦统治期间，清朝也曾剥夺一位蒙古札萨克的爵位，因为他让策妄阿喇布坦的特使穿越地盘到西藏煎茶。127清朝的政策如今旨在维持稳定，但同时也要孤立准噶尔国，将他们同蒙古人和藏人等文化上最亲近的邻居隔离开来，并阻止他们寻求俄罗斯的潜在援助。交出罗卜藏丹津，就能消除库库淖尔蒙古人效忠对象不明的问题，更加孤立准噶尔人。但也正是基于同样原因，噶尔丹策零不愿意切断自己和库库淖尔与西藏的脆弱链接。

一七二九年，雍正放弃了和平政策，决意以侵略行动消灭准噶尔国。他回顾准噶尔人自噶尔丹时代以来犯下的滔天大罪，试图解释自己的新决定。雍正认为，所有蒙古人如今都已归顺清朝，只有准噶尔人顽固拒降。康熙皇帝当初战胜噶尔丹之后，本来已打算消灭准噶尔人，是因为担心被批评“穷兵黩武”而作罢。直到后来康熙提供策妄阿喇布坦赦免却被拒后，便誓言要将其消灭。雍正也提出要赦免策妄阿喇布坦的罪，但后者对哈密的袭击与对西藏的干预，显示他对清朝带有敌意。噶尔丹策零现在说，他希望与清朝和平共处，但雍正指控他追随父亲的脚步，提出了他和西藏叛民相互勾结的新指控。尽管贤能的君主会试着避免穷兵黩武，总是把动武视为最后手段，但是雍正皇帝发誓要完成康熙的未竟之志。消灭这些偏远部落不会为清朝带来军事荣耀，可是允许他们活着就将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128

雍正援引康熙来替自己的出征辩解，但他的语气比较提防，出于愤怒而非自信。若从清帝国的角度来看，激发顽固蒙古人由衷感谢并促进其民生昌盛的仁慈政策，只换来了暴力以对。准噶尔这般反复不守承诺的举动，让清朝逐渐自我证成对其采取极端暴力的回应手段。和明朝不同，清朝认为蒙古人是可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行动者。明朝统治者则把蒙古人看作受贪婪和暴力驱使的野兽，因而无法受帝国控制。吊诡的是，明朝与蒙古人的疏离，以及相信他们没有人性的观点，反而导致明朝采取偏向防御的政策。由于蒙古人被视为更像是不属于人类社会的自然力量，因此明朝统治者也不会极力消灭这些游牧民。因为试图消灭他们就好比想消灭狼群或洪水一样，只会徒劳无功。相比之下，清朝实现天下太平的目标，却导致清朝倾向于消灭那些顽固且拒绝屈服于帝国之人。在清人眼中，那些选择抵抗清朝开出条件的人仍然是人类，但他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被“征剿”，旨在为世界恢复理性秩序。129

然而，天下太平与仁慈的概念，和支持暴力镇压颇为扞格。相较于康熙在位时期，这两种性格的紧张关系在雍正朝更为凸出。雍正一再提及“穷兵黩武”，显示他深知儒家的贤明统治者应该以德服人，而非以武力征服。相较之下，康熙更亲近中央欧亚的传统，这种传统重视战场上的个人英勇，以及有效的管理和道德权威。这三个价值在他当政时较为连贯的结合在一起，让他的统治扩张带来相对较稳定的和平，以及对满清政权的较积极支持。雍正则面临较大的紧张局势，清帝国如今濒临行政与后勤资源的极限。雍正对此最常见的反应是紧缩开支，仔细管理资源，以及从事长时间的谨慎准备。透过撤军和合并部队，来达成减轻国库和当地人民负担的主要目标。军事介入罗卜藏丹津与库库淖尔只是短暂例外，而且成果显著。但准噶尔国的持续存在就像个开放性伤口，持续侵蚀清帝国的统一感。只要有任何传统上属于蒙古、西藏、穆斯林和满人等中央欧亚世界的成员仍然坚持拒绝满清对天下的主权，清帝国统治者就无法心满意足。雍正对准噶尔人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矛盾，既蔑视他们是“西北隅一小部落”，又将他们视为对整体社稷安全的一大威胁。他在一七二九年的新一波侵略行动并非立基于传统战略逻辑，其自负野心是源于清帝国的新兴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必须将和平落实到帝国全境。当然，清朝不是唯一会把小国视为重大国安威胁的帝国。130尽管如此，雍正皇帝对发动新一波远征仍旧感到犹豫不决，因为除了要求归还罗卜藏丹津之外，他并没有正当理由。131

一七二九年四月，傅尔丹被任命为靖逆大将军，负责北路军。岳锺琪则被任命为宁远大将军，率领西路军三百二十四名军官和二万六千五百名士兵。两军分别在六、七月出发，各自朝噶尔丹策零在伊犁的基地前进。132一七二九年六月，北京举行了一次大型阅兵。结果雍正皇帝和他的兄弟突然都患上了流感，后者于一七三○年六月十八日去世。雍正皇帝失去一位兄弟兼重要顾问（编按：其弟胤祥）。133然后噶尔丹策零派出一名特使前来，承诺交出罗卜藏丹津。134雍正抓住这次和谈机会，将两位大将军召回京师，并延迟发兵一年。傅尔丹和岳锺琪于一七三一年一月返抵首都。

就在他们返抵京师时，准噶尔的小部队已开始劫掠库库淖尔和巴里坤的边境要塞，抢走大量马匹。他们被从吐鲁番驱逐后，转而包围库库淖尔的战略信道噶斯（Gas）。岳锺琪坚持派出五千名士兵增援边境驻军，但雍正并没有采取任何侵略行动。他坚持把主力部队留在甘肃走廊和西宁，而不派大军到塞外。他遗憾地拒绝了岳锺琪增强前线驻军的十六项提议，表示他尊重岳锺琪想消灭偷走这么多马的敌人的激愤之情，不过承认“目前并非进剿之时”。他其实觉得岳锺琪支持吐鲁番“没道理”，而且“竟无一可采取之处”。135幸运的是，吐鲁番的驻军成功击退了准噶尔人并收回了被盗的马匹，而蒙古札萨克也成功守住了库库淖尔。这和康熙当年与指挥官的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在是谨慎的皇帝，拉住积极侵略的边境将领。雍正说：“我无法下定决心⋯⋯此刻根据天意和局势，我们只能静静等待。”136

春天的到来使雍正和将军们重十信心。时至一七三一年三月，河川和道路上所有的冰都已融化，使交通运输更加便利。听闻噶尔丹策零前去攻击哈喇沙尔（Halashar，位于吐鲁番西南二百公里处的小型穆斯林聚落），岳锺琪再次请命发动进攻，可是皇帝要他留在巴里坤，做好防御准备。137

雍正此时对军队补给政策非常敏感，有批评认为军队的补给政策导致陕西当地市场价格上涨。雍正偏执地把这些民怨归咎于宿敌胤禵、年羹尧和延信，幻想他们“造作妖言暗中煽动”。他公开表示：“未来，我们对军事供给的需求将更大，价格将不可避免上升。* ”他谴责“愚民无知，惑于邪说，溺于私情”，看不见这次军事行动带来的更大利益。再一次，雍正的冗长自我辩解和对批评的恐惧，和康熙凶恶镇压异议人士形成鲜明对比。他并没有拔除任何异议者的官职，而是派官员到陕西“化导”人民接受供给军需的负担，同时也警告当地官员皇帝将会惩罚任何对百姓的勒索。138

面对准噶尔持续骚扰吐鲁番，雍正终于允许岳锺琪攻打乌鲁木齐（位于吐鲁番西北一百七十公里），并在那里修筑堡垒，彻底消灭敌人的“巢穴”。139占领乌鲁木齐这个更大的绿洲，也可能解决吐鲁番无法支持大军粮草供应的难题。皇帝现在听从岳锺琪对当地情况的理解，表示：“朕在数千里之外，你必须在现场做决定。*”雍正和康熙不同，完全没有御驾亲征的兴趣。但他同时也暗示自己对岳锺琪能否同时进攻乌鲁木齐与防御吐鲁番表示怀疑：“殊失朕信任倚赖。”140

傅尔丹的北路军此时已推进至科布多，并开始在那里建造堡垒。这是所有曾西进蒙古的清军当中推进得最远的一支军队。据说噶尔丹策零有一万名士兵守卫着与哈萨克斯坦人的边界，同时也派出策凌敦多布父子这两员忠诚大将率三万大军攻打清军。另一位将领罗卜藏策凌则与噶尔丹策零分道扬镳，带领他自己的三千户向南前往与库库淖尔接壤的边界。傅尔丹认为这次分裂为清朝提供绝佳的进攻机会，他派出三个师共计一万兵力去与准噶尔交战，留下七千三百名士兵戍守科布多。有消息指出小策凌敦多布只率领一小支部队，就在行军三天的距离以外。一七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傅尔丹发现敌兵两千，于是便用自己的三千兵力向前将其击退。

傅尔丹其实正走进陷阱。准噶尔部队分成小股，采用骚扰突击的方式诱使清军前进，自己的主力则躲在山里。七月二十三日，准噶尔人从山头一涌而出，在和通泊（Hoton Nor，科布多西边二百一十公里处的一处小湖泊）以二万大军将清军团团包围。141傅尔丹在激战后得以在七月二十七日突围，率部退回科布多。第一批消息传回首都，通报傅尔丹失去整支部队，后来的消息则说他显然受到重挫。只有两千人返抵科布多。142高达八成的清军消失了，更失去几乎所有蒙古盟军。

傅尔丹坦承自己推进过于轻率，极力恳求雍正判他死刑。雍正斥责傅尔丹，但免他一死，称赞他领导了一次成功的撤退，然后执意要他专注防御科布多。傅尔丹开始积极兴筑科布多的防御工事，规画一座周长七公里、墙高近五公尺、能够容纳一万六千人驻军的大型堡垒。由于这座堡垒位于最近的清朝基地察罕苏尔（Chahan Sor，靠近乌里雅苏台〔Uliyasutai〕）以西一千五百里（八百七十公里）处，补给困难且距离太远，难以立即支持，军机处最后决定放弃这座堡垒，将部队撤回更容易戍守的察罕苏尔防线。143

唯一值得雍正些许欣慰的，便是岳锺琪对乌鲁木齐的成功袭击。傅尔丹遭遇大批准噶尔部队的消息一传来，岳锺琪即刻朝乌鲁木齐开拔，希望此举会迫使准噶尔人分兵救援。但傅尔丹溃败得太快，这招佯攻来不及发挥效果。岳锺琪无法留在乌鲁木齐，不久就退回巴里坤。

一七三一年的军事形势逆转使雍正皇帝陷入绝望。在给岳锺琪的一道特殊敕令里，他倾吐了万般痛苦，这也是历任清朝统治者写过最激昂、最自我揭露的文件之一。一切全都不如预期。他的军队违反了最基本的军事战略原则，导致惨败之灾。雍正最终不得不承担责任。诚如他自己所言：“朕诚慌诚恐，痛自省贵，一一皆我君臣自取之咎。”（参见附录B）至高无上的天子发现自己被难以捉摸的敌人困惑，被残酷的天命遗弃。天下似乎一片混乱。眼下只有岳锺琪和雍正皇帝掌握了灾难的全貌，但他们需要制订更长远的计划。雍正考虑彻底放弃征讨准噶尔的行动，但这意谓着放弃他祖父展开的伟大事业：彻底终止游牧威胁。他决定坚持下去，不过态度更加谨慎，静待更有利的时机到来。吐鲁番可以放弃，但需要先经过一战。除了尽可能杀死越多准噶尔人越好这项逻辑，雍正皇帝已别无其他策略。

噶尔丹策零在胜利的鼓舞下，派军前去掠夺科布多东南方的地区，希望削弱清朝和喀尔喀的抵抗。他还呼吁喀尔喀人，身为成吉思汗的共同后裔，应该要和他一起对抗满人。他给喀尔喀人的信宣称：“尔等系成吉思汗之后裔。并非人之属下。何不将游牧、仍移于阿尔泰。与我会居一处。共享安乐。以联旧好。如有兵戎。协力相距。”144但喀尔喀人拒绝，而且在靠近额尔德尼召寺（蒙古最高等级活佛的所在地）之处，加入对抗准噶尔人的战役。喀尔喀的领袖策棱（Tsereng）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在一七二五年被任命为新汗国三音诺颜（Sayin Noyan）的统治者，作为效忠清朝的奖励。是役超过一万名准噶尔人被杀，但残军逃到了阿尔泰山以西。145雍正心怀感激，任命策棱为乌里雅苏台的军事长官，还为他造了一座有宫殿的城市，更在他去世后让他成为史上第一位在太庙立有纪念碑的蒙古人（历史上仅两人有过此一殊荣）。因为战斗主力是雍正的喀尔喀盟友，因此他不能对这场胜利居功。但如今双方战得筋疲力尽，准备进行谈判。

雍正的侵略野心招致了军事大灾难，这是清军对准噶尔人的第一次重大挫败。在超越父亲丰功伟业的野心驱使下，雍正违背了自己谨慎缩编的直觉。游牧战术又一次通过时间的考验，成功引诱中国军队深入补给不及之地，再将其一举摧毁。缩编和稳定边界，因而成为往后二十年清政策的主要口号。

* 编注：Peter I为作者所加。察罕汗即蒙古人对沙皇的称呼。作者文后定现任察罕汗为彼得一世，抑图理琛出使时间（1712-14）为彼得一世在位时期。

* 编注：红帽噶玛巴是对噶举派夏玛巴（Shamarpa）法王的称呼，有别于他的老师黑帽噶玛巴。第一任夏玛巴是从第三任噶玛巴手中接受红宝冠之后开始自己的转世传承。

* 编注：此指发生在一九九五年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之争。当年第十世班禅喇嘛过世，达赖喇嘛认定一幼童为班禅转世，但该名孩童却遭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关押，从此下落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随后宣布另立人选继任班禅喇嘛，但不受达赖喇嘛承认。此争议延续至今，美国国务院在二○二○年五月仍在呼吁中国当局交代十一世班禅喇嘛的下落。

* 编注：按实际算法应为第七世达赖喇嘛，因此时清朝尚不承认原本的第六世达赖喇嘛。

* 编注：原文疑有误。拉藏汗已被策妄阿喇布坦杀害，此处所指应为反抗清朝并寻求准噶尔庇护的罗卜藏丹津（后文会再提到此人），他是拉藏汗的叔叔。

* 编注：应为拉藏汗的叔叔罗卜藏丹津（后文会再提到此人）。

* 编注：Asahan Amba 经查满文字典，应指侍郎（ashan i amban）一词。

* 编注：史料做“将来军饷较前未免繁多，又特加添运价”，其文意与作者翻译有出入。存之供读者备查。

* 编注：史料原文“岂能洞悉地方情形与临事机宜预先一一计算而指示之乎”，本文为译者意译，存原文供读者参考。

第七章
最后一击，一七三四至一七七一

新皇帝乾隆继位后，与准噶尔持续了十多年的短暂和平。清朝的战术转向贸易和朝贡，使用汉朝和匈奴时代的经典“五饵”战术来改造准噶尔人，或削弱他们以利征服。新皇帝从未放弃消灭敌国的目标，只是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同时，准噶尔领袖们竭力从北京、拉萨、中央欧亚商人和俄罗斯寻找盟友和资源，以维系他们脆弱的国家。但继承危机于一七四五年爆发，有派系趁机邀请清军进到准噶尔地区，最终导致准噶尔国和其人民的灭绝。致命的个体主义，确实致命。

透过贸易驯服蛮夷

一七三四年九月，雍正派大臣到准噶尔和谈，商议喀尔喀和准噶尔地盘的分界。谈判没有结果，因为噶尔丹策零偏好在杭爱山脉（Khanggai Mountains）画界，清朝使节则主张沿着阿尔泰山脉和额尔齐斯河画界。1尽管未能签署和约，雍正仍下令制作边境地图，并立即开始减少驻扎在边境的部队数量。一七三五年，噶尔丹策零派遣他的第一个朝贡使团前往北京，但雍正皇帝就在那年去世。雍正的继承者乾隆皇帝弘历（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在位）拒绝了第一个使团，但他最终决定继续实施休战政策。清帝国在雍正治下花费超过五千万到六千万两在与准噶尔的战争上，但却未能将他们剿灭。2西北经济也受到战争严重摧残，三分之二的准噶尔人没有牲口。3和平、边境稳定和贸易关系，对双方都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然而，商业贸易从来都不能和国家安全利益彻底分割。

在十七世纪时，噶尔丹也曾推动更密切的贸易关系。他在一六七一年派出了第一个贸易使团，双方交易量随着使团接连不断而持续上升至一六八八年。4由于准噶尔与喀尔喀人的冲突日益加剧，康熙皇帝限制多数贸易仅能在边境进行，随着噶尔丹入侵喀尔喀领土，贸易也全数随之中断。策妄阿喇布坦也曾申请前往北京的商业许可，但他这番努力也在入侵西藏后付诸东流。

乾隆利用准噶尔从事贸易的强烈欲望，作为议定最终边界的筹码。双方在一七三九年达成休战协议，并创建起常规贸易关系。5接下来十五年里，清朝和准噶尔的经济紧密相连。从清朝的角度来看，这种官方管制的“贡品”贸易允许三种类型的使团：前往首都的使团，在甘肃西部肃州的边境贸易，以及途经西宁提供给西藏喇嘛的“熬茶”。大量的档案史料，让我们得以详细调查这些贸易路线。虽然它仅持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不过这些贸易能帮助我们认识清朝与所有边境（无论是西北或其他地方）“蛮夷”贸易关系的本质。6

诚如清朝总督庆复所言，贸易的目标是借由提供内地商品换取和平关系来“向化”（编按：使归顺服从）蛮夷之邦。7准噶尔人获准每四年派遣一次使团，分别是一七三八年，一七四二年，一七四六年，一七五○年，依此类推；并在一七四○年，一七四四年，一七四八年，一七五二年在边境互市，以此类推。基本规则和俄罗斯贸易商队依循的原则相同，不过前往首都的使团会和俄罗斯人前来的年份错开。准噶尔人出售的主要商品是牲口（马、羊、牛和骆驼）、毛皮、特定药品（卤砂和羚羊角）以及突厥斯坦的葡萄干（参见表1）。清朝则提供织锦、茶、大黄作为交换，并在必要时提供银子。边界互市的使团规模限制在一百人内，到首都的使团规模则介于二百至三百人之间；商人可在边境停留至多八十天以完成业务，使团人数和货物数量必须事先提出。火药、金属和武器禁止出口。8

在乾隆皇帝的命令下，官员们非常努力地确保贸易顺利进行，以及使团受到良好对待。他们为在首都生病的蒙古人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一项重要的服务，因为众所皆知游牧民易患天花和其他城市疾病。9尽管两个社会才刚结束将近五十年的战争，他们都没为了磕头和礼节先例争吵。蒙古人和满人了解彼此，而且乾隆皇帝把准噶尔视为疆域的一部分，并将准噶尔人视为抚绥的对象。

然而，肃州贸易成长迅速，超出预期，挑战官方的极限（参见表2）。从一七三八年的一万两，跃升至一七四一年的十万五千两。此外，这些数字省略了官方呈报贸易以外的可观私人贸易。准噶尔商人不断要求放宽贸易限制，要求每年朝贡，也希望前往首都的使团能获准在边界贩卖贡品之外的商品。边界官员很意外看到大群牲口和大批人群出现在要塞前，使原本仅是堪用的地方牧场不堪承受。他们并未承担起将这些人挡在边界的责任，反而准许在休市之年也进行贸易。如图表所示，尽管有官方限制，但在一七三八到一七五四年间每年都有贸易进行，只有一年例外，而且有时商人一年还来两次。官订年份的贸易量较高，而且在进贡首都的那些年最高，但每年的贸易量都相当可观。当准噶尔人要求到肃州西北八百七十五公里处的哈密贸易时，官员们为了缓解压力而不情愿地同意了。10商人为牲口开了高价，导致官员们讨价还价了好几周，他们延长在边界的时间，等待更多货物到达。11

到北京的第二次朝贡，生动地描绘出朝贡商人给边防官员的压力。12噶尔丹策零的亲戚吹纳木喀（Chuinamuke），率领四十二人的旅行商队，六百三十四包袱的货物，以及五千只羊，在一七四二年提早来到了边界。吹纳木喀立即请求准许到哈密或肃州贩卖牲口，此举违反了朝贡规定。安西的军事指挥官永常决定宽大为怀，遵循皇帝“怀柔远人”的政策。绝大多数的使团成员、动物和五百多个包袱都留在肃州，由清朝支付其住宿，然后一个十五人的小团上北京进贡。永常提供他们谷物、茶和烟草，并于三月三日送他们启程。乾隆皇帝同意补偿朝贡商人任何在进贡途中死掉的牲口。

然而在一个月后，尹继善总督决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认为朝贡商人是“心性狡诈”的野蛮人，拿“无用之出产，易中国之货财”，并密谋窥探内地的情况。一七三九年，陕甘的地方官员购买了一万七千斤的葡萄干。由于缺乏需求，他们最终只得以原购买价的三分之一抛售，致使国库损失一万两。尹继善同意官员们应该“权衡重轻”，但也要坚定控制商人的“无厌之求”。商人们去年就曾以向西藏呈熬茶为由，带了大量商品到西宁，然后就掉头回家去了，压根没进西藏。他们显然“反复无常”，不可信任。然而，当代表团从北京归来，总督最终在进一步讨价还价后同意收购未售出的商品，并要商人前来协商特价拍卖。当朝贡商人回到他们的“巢穴”时，尹继善显然松了一口气。他再次发泄愤怒情绪：“夷人诡计百出。”他抱怨道，对待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秉持“于宽厚之中仍寓节制之道”。13一七四八年旅行商队抵达边境，上演一场愤怒官员和不坦率商人之间得有趣谈判，这则故事被以白话文记载了下来（参见附录C）。再一次，狡猾的旅行商队成员带了额外人员随行，据称是“医生、厨师和簿记”，试图以不合理的天价兜售多余商品，请求官员帮忙销毁生病的牲口，并对皇帝的仁慈恩惠表达由衷感激。暴躁的官员最终屈服于多数请求，朝贡商人则承诺不再违规。14

当年还发生另一起事件，表示贸易关系在准噶尔领土确实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15来自吐鲁番的两名年轻突厥斯坦人阿济把尔第（Ajibardi）和尼牙斯（Niyasi），骑着偷来的马奔向边境，恳求庇护。小时候被准噶尔人俘虏的他们，被主人奴役，并遭殴打。他们发誓：“与其回去死在准噶尔里头，不如死在中国做鬼也到好处了。”阿济把尔第的双亲被发现还活在瓜州*，于是被移交给吐鲁番的伯克额敏和卓（Emin Khoja），尼牙斯则被送往首都。几个月后，又有一位三十岁的准噶尔人逃离奴役，听说他可以在清朝统治下“过好日子”。官员虽然有些怀疑这些叛逃者的动机，却也发现这些人是有用的情报来源，而且给他们庇护有助宣扬皇帝宽容大度的声誉。和平的贸易关系似乎真的削弱了准噶尔帝国的支持。尽管官方明令禁止，士兵和商人仍在边界进行私人交易。16尽管边界贸易令人恼火，但却能替清朝带来更大的政治收获，只要中国内地的财富能够引诱准噶尔百姓抛弃政权。

边界贸易不仅改变了准噶尔的内部关系，也开始改变与边境商人的关系。边界官员意识到商人比政府更能掌握价格，于是决定与他们合作。他们创建了“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的制度。17十九世纪的自强运动倡导者，后来称这种制度为“官督商办”。准噶尔人带到边界的商品数量，超过了当地市场的承受量。葡萄干，以及从突厥斯坦的矿区和蒙古牧场取得的罕见药品，如卤砂和羚羊角，在没有人能负责经销的情况下，在仓库里堆积成山。牛羊比较符合当地需求，因为它们可用来养活驻军。即便如此，这些牲群也超过了地方需求。此外，准噶尔人经常坚持收白银，因此有可能导致大量白银外流。边界官员手边没有太多的茶与布，如果什么都用银子购买，只会耗尽财库。乾隆皇帝决意控制帝国境内的白银，以维持货币稳定。找商人出面，就能够解决需求有限、白银外流和朝贡使团坚持贸易的问题。

事实上，“准噶尔”使团里多是经验丰富的中亚商人，他们沿古丝路移动大宗商品和货币。例如一七四八年，使团全员一百三十六人中有四十六名蒙古人，以及九十名突厥穆斯林（缠头回）。旅行商队的四名首领有三名是突厥人。18旅行商队的成员混合了外交使节、准噶尔官员、牧民、商人，当然也有一如清朝所怀疑的间谍。这些成员追求共同的目标：为准噶尔国创造收入，重振遭破坏的放牧经济，以及蒐集强大邻国的情报。清朝的政策旨在尽可能减少跨文化接触，借由限制逗留与军队护送，防止准噶尔人遭遇任何喀尔喀蒙古人。但贸易规模日渐扩大，迫使官员引入其他参与者，他们有着不同于国家利益的私人利益。

然而，西北商人很少有足够资金经营大量商品的生意。商人需要至少十万两来从事这门生意，但军队复员动摇了肃州经济的主要来源。甘肃几乎没有富商，而绝大多数的陕西商人经营分布在全省各地的小当铺。然而，李永祚于一七四四年从西安抵达，接手边界贸易。总督借给他二万八千七百四十一两，补充其资本，期望他明年偿还。此后，政府不得不继续提供诱因吸引来自内地的贸易商。包括资助他们运输费用，并提供过去用于军事补给的推车。当商人抱怨无法预期准噶尔人带来的商品数量，官员会同意借钱给他们补足差价。19当“无用的”高价药品只能以贱价抛售，导致商人赔钱，官员也会出面补偿他们的损失。

甘肃巡抚黄廷桂主张，扩大市场需求至关重要，因为这桩贸易是“国家公事”，帝国各地都不得置身事外。他将经销处理商品的责任，主要发配给西北各省──甘肃三○％，陕西七○％──不过他敦促直隶、河南、山东和山西等省分也动员他们的市场。这些省分拥有密集人口和丰厚商业资本，不像西北地区在“天末之穷边”。20他们有责任替西北纾解供过于求的过剩商品。倘若在华北地区卖不掉，都该在帝都的主门崇文门出售。

贸易渐渐变得更有系统，以满足准噶尔贸易商的需求。当他们指定所需的布料和茶叶种类时，边界官员会招募商人并出借资本，再到江南取得所需商品。21这些无息贷款确保准噶尔人能够快速脱手商品，同时让商人有足够资金支付他们。然而，这往往导致户部在贸易季结束后损失资金。

对白银外流的担忧，促使国家本身积极参与商业交易。白银在一七三八年仅占出口总额的六％，但其占比逐年上升。一七四三年，准噶尔商人接受了以白银支付的半数毛皮款项，黄廷桂总督却认为这样太过分了。他认为准噶尔人应该是要“给其所无，并非利其所有”，也就是用羊交换日常用品，而不是用葡萄换白银。22一七四六年，准噶尔人要求四○％的白银支付，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接受了二○％。23黄廷桂等各省总督试图将与准噶尔人的贸易导向易货贸易。简言之，借由提供商人资金，清朝向内地经济注入白银，以便支撑边界的易货贸易。这就是受到许多欧洲政治家支持的重商主义，或称“金银通货主义”（bullionism）。

一七五○年，准噶尔人带来了价值十八万六千两的货物，是有史以来最大宗。他们交换了价值十六万七千三百两的布和茶，余额为银。忧心财富损失的尹继善总督，再次敦促严格限制贸易。乾隆皇帝如今一改前念，转而认为损失的白银和贸易带来的政治利益相比，影响不足挂齿。24尽管如此，清廷仍决定将其削减至一七四八年的水准，即八万两。但一七四五年噶尔丹策零去世后，准噶尔的内部动荡已开始损害商业。一七五○年的大量贸易，发生在噶尔丹策零的继任者遭暗杀之后，可能代表准噶尔国领导权竞争者们极力试图累积岁入。贸易商在边界告诉清朝官员，继位的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Tsewang Dorji Namjal）“发了疯”，直到好转前权力都由他哥哥喇嘛达尔扎（Lama Darja）掌握。25后来当大权落到达瓦齐（Dawaci，参见彩色插页）身上时，清朝便在一七五三年关闭一切贸易，引诱他屈服。清朝认为达瓦齐的贸易使团请求是为了蒐集情报。一七五四是最后的贸易年份，清军就在隔年占领伊犁，终结统一的准噶尔国。

准噶尔和西藏的“熬茶”贸易（参见表3）比边界贸易更触动清朝的敏感神经，因为它给了准噶尔人进到西藏寺院的直接管道。26广义来说，熬茶意谓着一群朝圣者带着蒙古人的宗教捐献给西藏喇嘛，并于沿途从事贸易。27清朝在休战期间允许准噶尔前往西藏的三大使团通过其领土，但由于双方目标不同，每次使团都造成愤怒的争议。对于准噶尔人而言，与西藏贸易既能和佛教神职人员及库库淖尔的和硕特蒙古人重建联盟，也是赚取商业利润的机会。对清朝而言，这种伪装成仪式表演的贸易，可能使蒙古人在藏传佛教的教会组织之下团结起来，但后者却是清朝护持的对象。这项贸易清楚展现了佛教护持和商业如何深受安全问题的影响。

经过西宁的熬茶贸易路线，早在一六四二至一六四三年就已确立。当时和硕特蒙古人入侵拉萨，支持达赖喇嘛所属的黄教，给了蒙古人比翻越昆仑山脉更安全的进藏路线。28当清朝终于在一七二○年代控制了库库淖尔的和硕特蒙古人，所有贸易使团都得通过其管辖范围。噶尔丹策零在准噶尔地区掌权后，在一七二八年向雍正皇帝要求派遣熬茶使团到西藏的许可，以表达他对达赖喇嘛的支持。诚如前文所提，雍正轻蔑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罗卜藏丹津还在准噶尔的手里。拉萨当时仍处于内战之中，而雍正怀疑反清派背后受到准噶尔的支持。

到了乾隆时期，在双方于一七三九年协议休兵后，噶尔丹策零再次请求允许派遣使团到西藏。这一次，乾隆有条件的同意了。使团上限三百人（起初乾隆试图将规模限制在一百人内，但却在准噶尔人称这样的人数不足时心软），必须先行经哈密和肃州，才能到达西宁郊外的东科尔寺，并被允许在东科尔寺互市。使团将受严密的军事护送，并得避免与和硕特蒙古人有任何接触，后者也被从使团途经路线上撤离。29五百名士兵获得三万两的运费和粮食费，负责陪同使团前进。噶尔丹策零声称他的人对天花没有抵抗力，可能在驻军城镇遭感染，因此试图将使团直接派至西宁，避免经过哈密和肃州，但被乾隆不满地拒绝。最终，使团在一七四一年抵达东科尔，带来了牲口、毛皮和葡萄干。在那里，商人以总值十万零五千四百七十六两的价格卖出商品，其中八万两是以白银支付。30然而，当他们想到附近的拉卜楞寺（Labrang monastery）和塔尔寺进行供养时，却遭到拒绝。这些寺院是和硕特部的重要集会处，塔尔寺则是罗卜藏丹津当初的叛乱据点。诺尔卜在一七三一年的叛乱显示，受清朝控制的库库淖尔蒙古人依然躁动不安，因此清朝不希望准噶尔人和这些地方扯上关系。

到了一七四一年八月，准噶尔使团做完生意后要求不要前往西藏，直接返家，声称西藏的天候太热，或太冷。使团于一七四二年抵达边界时，永常将军斥责商人背叛皇帝信任。他强烈怀疑熬茶使团掉头的原因纯粹是他们认为到西藏从事贸易没有利润。盛怒的乾隆皇帝谴责他们违反帝国命令，发誓未来再也不放行任何使团。31假设使团的目标是与库库淖尔的喇嘛寺院与和硕特部落创建联系，他们如今已意识到清朝紧密严防这种情况发生。他们的出使达成了商业目标，但认为外交任务没有前景。

尽管有过此一风波，第二支使团仍旧在清朝严格戒护下于一七四三年交易了价值高达十万两的商品。32一七四三年出团的旅行商队确实抵达拉萨，并为达赖喇嘛献上大量礼物。支持清朝的西藏统治者颇罗鼐，对杀害拉藏汗的准噶尔人没有好感，但他仍接受了这个使团，但同时也派出军队在首都以防万一。33这次出使任务使清朝获得一项意外收获，就是逮住了行踪成谜的罗卜藏丹津。罗卜藏本想趁机陪同使团从准噶尔地区返乡，但却被逮捕后遣送北京。

第三次使团在一七四七年出发。那是噶尔丹策零去世后，由继任者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派来代表已故领袖参拜。此次商人交易了价值十六万四千三百五十两的商品，清官员拨了十六万两做护送费用。34一七四八年初，他们在拉萨举办一场盛宴，献给达赖喇嘛一大块黄金。清朝官员担心准噶尔人从事间谍活动，可能会创建起西藏和四川西部的金川叛民之间的联系，西藏人则抱怨这些使团的开销高昂。乾隆皇帝宣布他将不再准许准噶尔跟西藏接触，这项联系最终也在一七五○年代西藏和准噶尔的内部混乱中结束。

尽管存在相互猜疑，双方仍有理由继续贸易。如果噶尔单策零召回第一支使团的理由是出于清朝的严格限制，那他显然不仅考虑商业目标。与库库淖尔和拉萨的喇嘛寺院定期接触，显然是他国家的重要支柱。他也可能担心清军正在回到科布多地区，所以需要巩固自己的势力。35噶尔丹策零够精明，并不指望和平关系天长地久。他利用贸易漏洞延伸与藏人的链接，而清朝则努力限制其与不可靠属民的接触。清朝的预防措施便是仰赖颇罗鼐（他们在西藏的盟友）对准噶尔人的敌意，加上大型军事护送。如果准噶尔人利用使团侦察西藏的情况，清朝护送者也可以展现他们对西藏统治者的支持，同时鼓励西藏在严格控制下与内地发展经济联系。马林认为，尽管熬茶使团“有助发展我们的多民族国家团结”，但它们规模有限而无法产生太大的经济影响。36然而，此一贸易确实实现了清朝的战略目标：将西藏和库库淖尔共同置于西藏佛教寺院的保护下，展示了天子护持的力量。

准噶尔国被消灭后，熬茶使团仍以较小的规模持续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37使团若少于十人则不需要官方许可，但中央政府仍批准和硕特和土尔扈特蒙古人派出更大规模的队伍定期到西藏向喇嘛致敬。这些队伍多数是由喇嘛组织的，而不是世俗贵族。贸易和宗教朝圣仍旧相互关联，但关联已不若以往紧密，因为如今已没有与清朝竞争的中央集权国家利用它们来实现自身目的。清帝国增加与西藏的交流，确实开始将边疆地区联系在一起。而皇帝也透过支持僧团贵族来平衡世俗领主的势力，并强化其控制。分而治之的原则，有效地破坏了任何潜在的反对势力。

清朝的态度并未真的因为与准噶尔维持和平而软化。尽管清朝认为这些野蛮人贪婪、暴力，而且不值得信任，但也相信皇帝的恩典会使这些人变得温和，以致愿意适应帝国的统治。蛮夷天生就有“无厌之情”，而且“贪利无耻”，但借由控制其行为并“怀柔”以待，清朝可以驯服他们。38清朝以贸易联系将准噶尔菁英与内地绑在一起，降低他们攻击边境的可能性。39这种“羁縻”政策是处理西北游牧民的手段，历史悠久。边境贸易因而是一种“国家安全”事务，帝国各地都该为此贡献心力，即使经济收益微不足道。然而，商业问题并非无关紧要：边境官员应限制白银外流，并与内地商人合作提供准噶尔人想购买的商品，同时确保准噶尔商品分销到内地市场。

官员们不断将这贸易关系描述为“贡”，但这个词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含义。40若我们使用费正清（John K.Fairbank）概括所有清朝贸易关系的“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一词来理解，很可能会有误导嫌疑，即便从字面上来看是正确的。诚如米华健（James Millward）等人指出，“贡”这个词在明清两朝都涵盖了许多不同种类的贸易和权力关系。41

准噶尔人的角色在这种关系下显得相当暧昧而模煳不清。一方面，他们显然不像欧洲人或俄罗斯人是新出现的陌生民族。满人统治者很清楚蒙古游牧民的习惯，而且清朝的一部分治理联盟也包括他们。准噶尔人也不是日本和越南那样的忠诚藩属国，以身为广大东亚网络的一份子参与朝贡贸易。42满人不同于明朝，如今已控制了大草原并赢得数量可观的蒙古部落支持，因此没有给游牧入侵者钜额保护金以暂时免受袭击侵扰的必要。户部的确在这项贸易中损失了一些钱，另外还有护送费用，但其净经济成本其实很低。

另一方面，准噶尔人并非大清忠诚的蒙古子民，即使它们被视为“内地”的一部分。边境贸易更像一种试验，用来检验准噶尔人是否值得清帝国保护，以及他们是否能与伟大的满清帝国共存。诚如巴菲尔德所说，大型游牧联盟经常与中央集权帝国政权同步崛起，透过掠夺或贸易将后者作为收入来源。43北京的统治者有意保持游牧联盟的统一，因为经由单一统治者疏通商品比较容易──前提是其权力不要过大。狄宇宙主张匈奴袭击汉朝是匈奴部落酋长无法控其贵族的结果。44明朝统治者在西北边境遭受经济损失，既是因为蒙古部落不统一，也是因为他们的防御性堡垒无法保护边境不受袭击。清朝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大草原画出一条明确界线，透过贸易促进休战来达成短期的稳定关系。准噶尔人或已成为一个依赖清朝但维持部分自治的国家，经由贸易和佛教护持而与清朝和其他蒙古人相连。但只要准噶尔人一出现分裂迹象，满清统治者已准备好采取军事选项，回到他们剿灭准噶尔国及其人民的初衷。

准噶尔国的丧钟

一七四五年噶尔丹策零的死，导致准噶尔国陷入内部分裂与走向毁灭。在他去世的五年内，内部冲突使国家分崩离析，斗争落败的一方转而寻求清朝支持。噶尔丹策零有三子一女，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在一七四六年继位，成为珲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为人凶暴、乖张、偏执，据说只对喝酒和杀狗感兴趣。45他把试图约束自己行为的姐姐乌兰巴雅尔（Ulan Bayar）关起来，担心其他人试图夺权。他的担忧不虚。他那位更受拥戴的哥哥喇嘛达尔扎与乌兰巴雅尔的丈夫赛音伯勒克（Sayin Bolek）密谋，打算在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于一七五○年打猎时暗杀他。结果事迹败露，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率兵攻打兄长却反遭击败。他的眼睛被弄瞎，并和弟弟达什达瓦（Dashi Dawa）一起被关押在阿克苏（Aksu）。达什达瓦的追随者随后降清，被安置在察哈尔。

清官员密切关注准噶尔地区的事态发展。他们带着疑虑，允许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遣使到西藏举办纪念父亲的法事。一七四七年西藏的颇罗鼐过世，差点就使西藏再次陷入混乱。幸而准噶尔使节最终毫发无伤地返国。西藏随后爆发叛乱，清朝将领班第（General Bandi）不得不带军到拉萨，任命一个可靠的继任者。清廷拒绝喇嘛达尔扎与西藏接触，切断准噶尔地区与其精神根源的联系。

与此同时，喇嘛达尔扎正与两位头号战将爆发冲突：一位是准噶尔贵族达瓦齐，他是准噶尔最著名的大将暨大策凌敦多布之孙，另一位则是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他是拉藏汗之孙和策妄阿喇布坦的后裔。达瓦齐以塔尔巴赫台为基地，拒绝喇嘛达尔扎追捕达什达瓦部众到清朝领土的命令，甚至也决定归降清朝。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逃过喇嘛达尔扎的追捕，逃往哈萨克斯坦领土，然后一同回到塔尔巴赫台和喇嘛达尔扎正面对决。一七五二年十二月，喇嘛达尔扎被自己揭竿起义的部下杀害，达瓦齐被推举为准噶尔“大台吉”，并杀死所有喇嘛达尔扎的手下。但掌权后的达瓦齐成了醉汉和野人，逐渐仇视阿睦尔撒纳。由于阿睦尔撒纳不属于准噶尔贵族，因此仰赖达瓦齐的地位来维持自己对准噶尔人的影响力。但他透过联姻和谈判，逐渐在和硕特人、杜尔伯特人和辉特人之间获得影响力。他向达瓦齐提议，由他俩瓜分准噶尔土地。达瓦齐拒绝并袭击了阿睦尔撒纳，迫使他向东逃。在九月或十月时，阿睦尔撒纳抵达科布多，并和清朝订下致命的浮士德交易：如果清朝愿意任命他为准噶尔国元首，他和五千名手下将臣服于清朝。

其他准噶尔领导人也从内斗逃离，希望得到清朝庇护。他们得到了大方款待，受封王公头衔，并得以到乾隆皇帝在承德的避暑山庄享用盛宴。但所有来自蒙古的难民都被安置到清朝境内，并受严密控制。阿睦尔撒纳是在清军支持下返回准噶尔地区的第一人。乾隆皇帝抓住这个机会，在一位主要权力角逐者的邀请下直接干预边界之外的准噶尔事务。到了一七五四年底，乾隆已决定派遣两支部队共计两万五千人对抗达瓦齐：北路军经由乌里雅苏台，西路军则从巴里坤出发。46班第将军率领北路军，以阿睦尔撒纳为副手；永常和萨拉尔（Salar）率领西路军。一七五五年三月，部队带着两个月的口粮开拔，预计在博尔塔拉会师（参见彩色插页的地图7）。

乾隆为出征之举提出了详尽理由。他援引康熙攻打噶尔丹的亲征，但赞扬噶尔丹策零对边界的信守与进贡。他声称达瓦齐只是一介篡位者，其暴力导致许多准噶尔人出逃，迫使清朝供养他们。他还担心长期和平削弱了满人战斗的意志：“我满洲旧俗尚义急公，一闻用兵，无论老壮咸以不得与为耻，承平日久，习于晏安，擐甲执兵，冲锋陷阵，不免视为畏途。”47如今清朝不得不抓住这个机会，以保护喀尔喀人，并确保边界安全。乾隆将这场军事行动视为巩固蒙古边境之道，也是维持日渐安逸文静的旗人其作战士气的手段。

这场十八世纪“大博弈”正上演到最终幕，所有演员如今皆动员各自支持者。清朝施压其喀尔喀盟友支持即将到来的战役，准噶尔人则向俄罗斯寻求援助。初登场的哈萨克斯坦人则同时收到来自清朝和准噶尔使节的请求。俄罗斯人只有少数士兵散布在几个偏远堡垒，深知自己面对清朝大军处于弱势。他们拒绝接受准噶尔难民，并试图让准噶尔人和平共处。他们接受人民同时向俄罗斯和准噶尔纳贡，但拒绝喇嘛达尔扎摧毁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畔堡垒的请求。48

哈萨克斯坦中帐（译按：中玉兹，玉兹指地区）领袖阿布赉（Ablai）曾经保护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不受喇嘛达尔扎追击。然而，当阿睦尔撒纳和达瓦齐反目成仇时，他也和清朝一样抓住机会夺取准噶尔国破裂的领土和牲群。

这场战役很快就分出胜负。达瓦齐丧失盟友还被左右夹攻，无法有效回应清军进逼。他的支持者分裂成许多不协调的小团体，他自己多数时候都酩酊大醉。49到了一七五五年中，达瓦齐底下许多宰桑都已经降清。西路军经过乌鲁木齐，与阿睦尔撒纳和北路军会合，并于一七五五年六月抵达博尔塔拉。听闻清军到来，达瓦齐逃到了伊犁西南一百八十里处的格登山（Gedengshan），并率一万兵力与清军最后一搏。一七五五年七月二日，达瓦齐人马被一支小型巡逻队夜袭后溃散，迫使他越过天山向南逃，最终被乌什（Ush）的伯克霍集斯（Hakim Beg Hojis）俘虏，被押赴北京。结果达瓦齐被封为亲王，并与皇室结成亲家。

清朝的成功来得很快，但对军队的支持不可能太长久。将军们赶紧撤军，只在伊犁留下五百士兵。据说乾隆起初不愿动武，但现在却吹嘘自己永久解决了游牧民的安全威胁，暗示他在康熙和雍正失败之处取得了成功。他称赞傅恒支持出征，认为反对出征计划者皆过于胆怯。他强调准噶尔问题需要长期处理，但也指出这次行动的花费相较过去几次更低。

消灭一名准噶尔领导人，只会再次制造新的问题。阿睦尔撒纳恭贺皇帝的胜利，并以清朝支持者的身分获得将军头衔（尽管他其实没有实际参与战斗）。他现在希望能够获得唯一有意义的准噶尔人头衔：也就是大汗。阿睦尔撒纳早在西征结束前便已提出了这一要求，但乾隆没有立即答复，因为分而治之才是他的真实目的。他只愿意让阿睦尔撒纳当辉特部的汗，与其他三汗地位相等。阿睦尔撒纳拒绝了这项提议，主张准噶尔人只需要一位统治者。他拒绝使用清朝赐予的官印和衣服，而是使用噶尔丹策零的国玺，也就是最后一位官方认可的全准噶尔领袖。统一蒙古国的幽灵，再次笼罩大草原。50

由于阿睦尔撒纳一边聚集更多兵马，一边推迟正式臣服，许多令人不安的谣言开始蔓延。有人宣称阿睦尔撒纳已受到五万哈萨克斯坦人的支持，这是错误情报；但阿睦尔撒纳确实拿钱给西藏喇嘛，换取喇嘛支持他统率全准噶尔人的主张。另有消息指出，阿睦尔撒纳试图与布鲁特人、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结盟。尽管怀疑情绪日增，乾隆皇帝却犹豫不决。他邀请阿睦尔撒纳到承德面见，与其他三汗一起接受头衔，但却遭到阿睦尔撒纳拒绝。也许是担心过度依赖盟友，乾隆起初拒绝了喀尔喀蒙古人额磷沁多尔济（Erinchindorj）将阿睦尔撒纳强行抓到皇帝跟前的提议，但后来同意让额磷沁多尔济护送阿睦尔撒纳到承德。一七五五年八月二十日，乾隆下令班第捉拿阿睦尔撒纳，但阿睦尔撒纳早已先一步预料。阿睦尔撒纳逃离额磷沁多尔济的监护，并在班第到达前逃往额尔齐斯河。

清军四散在伊犁，尚未准备好面对重大叛乱。班第试图占领伊犁，却在反遭包围后自尽身亡。永常迅速从伊犁撤退，并请求增援。他未能守住乌鲁木齐，只得退回巴里坤。乾隆将永常革职，用策楞（Tseleng）取而代之。乾隆宣布阿睦尔撒纳的部队必须被俘虏与消灭，向协助追捕行动的蒙古部落酋长悬赏，并坚持要哈萨克斯坦的阿布赉在阿睦尔撒纳出现时将其拿下。乾隆发布焦土政策的命令，摧毁了所有反叛游牧民的牧场。

在阿睦尔撒纳叛乱期间，喀尔喀王公青磙杂卜（Chingünjav，遥远的蒙古西北地区和托辉特〔Khotogoits〕统治者兼清朝的重要盟友）拒绝了清廷命令并弃守岗位。51一七五六年夏天到一七五七年一月，青磙杂卜发动的叛乱堪称清朝史上最严重的喀尔喀蒙古人反叛。青磙杂卜的反抗，反映了满人紧抓控制所导致的紧张局势，也显示出清朝要求支持攻打准噶尔的行动对外蒙古人造成多么沉重的负担。清朝将领不得不放弃对付阿睦尔撒纳，转调多数兵力回头确保喀尔喀部的稳定。清朝在喀尔喀的控制十分脆弱，而且许多蒙古人正受到贫穷折磨与官方压迫。然而，青磙杂卜的叛乱也凸显喀尔喀蒙古人无法有效团结对抗清朝宰制，就像他们的准噶尔同胞。

喀尔喀蒙古人自从一六九一年在多伦诺尔会盟上臣服清朝后就被纳入“旗”制，这项制度让清朝得以强化行政控制与强化他们的军事组织，并得以在强调他们对王朝的忠诚时一并削弱他们的力量。然而，这些旗制的功能完全不同于创造清朝征服菁英的满汉蒙八旗制度。52每旗（蒙文khushuu）都由一名王公或札萨克为首，其职位需要皇帝的确认。传统上喀尔喀蒙古人拥有三个艾马克（aimaq，译按：即“部落”），并在彻辰汗、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的氏族联盟统治下宣称拥有共同祖先。如今他们被分成许多旗，而不是个别氏族。起初有七个旗，但札萨克的数量很快增加。到了一七五五年，四个喀尔喀艾马克共计有八十多个札萨克（清朝在一七二五年创立了另一个艾马克的三音诺颜）。这些新札萨克的权力来自清朝，破坏了艾马克大汗的世袭继承权。艾马克已经变成领土单位，而不是从属于汗的联盟。透过津贴、印玺，仪式义务和朝觐的要求，朝廷密切监视这些名义上独立的统治者，同时确认他们对其氏族的权威。蒙古人从此不能在部落内自由移动，被限制在固定领土，受到密切监视。

清朝设在乌尔嘎的地方官僚机构增加了蒙古人的负担，迫使他们在守卫岗哨和邮政转驿站服徭役，并将他们的牲畜卖给官员以供军事行动之用。地方官员经常以低于市价购买牲口，迫使蒙古人向中国放贷人借钱养活自己。诚如过去曾在内蒙古所做的那样，中国商人渗透喀尔喀领土，利用蒙古人对布匹、茶叶等商品需求，将他们与债务合同绑在一起。固定边界、徭役义务，以及放牧清帝国的马匹等要求，加上静态寺院据点的兴起，增加草场的压力，也减少了可用于饲养牲群的人力。

从康熙晚期到雍正期间，清朝和准噶尔人的战争进一步摧毁了经济。根据一项估计，在一七一五到一七三五年间，清朝向喀尔喀人征用了四百万头牲口，每只羊却仅支付七两银。53为了支应准噶尔难民，让草场的承载力增加更多压力。一七五一年，乾隆禁止喀尔喀人和准噶尔人之间在边境贸易。为了清偿债务，喀尔喀被迫进一步向中国商人借贷，然后又为了偿还中国债务而不得不贱价出售牲口换取白银。因此，原本来去自如的喀尔喀游牧民在十八世纪上半叶见证了经济被中国资本强行货币化，草场承受供应清军出征的牲畜需求的压力，其活动范围被严密的官僚被限制在僵固的行政边界之内。

青磙杂卜并不情愿当个顺从且定居的新理想游牧民。身为成吉思汗的合法后裔，他继承了父亲对和托辉特部的控制权并得到清朝承认。尽管在地方政府中升至高位，他多次与清朝官员发生冲突，被指责为怠忽职守。作为札萨克图汗艾马克的札萨克贝勒，他因“懒惰”而遭到弹劾，后来更被皇帝抨击，因违抗不可与准噶尔人从事边境贸易的禁令而被降级。青磙杂卜的桀骜不驯激怒了满洲人上级，但我们似乎颇有理由将这位蒙古官员的行径视为羡慕“真游牧民”（拉铁摩尔语）的自由。54来自喀尔喀最偏远的区域，他重视自己的独立远胜于官僚规定。

青磙杂卜不情不愿地加入阿睦尔撒纳的行列，挥军攻打达瓦齐，但一七五五年冬天的酷寒使他的喀尔喀族人难以提供任何物资。额磷沁多尔济遭到清廷处决，则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哥哥，曾经负责押送阿睦尔撒纳，但被人怀疑刻意让阿睦尔撒纳逃脱。青磙杂卜最初也受到怀疑，他被拔除官职并被逮捕了三次，但最终洗刷清白。清朝还需要他的效忠，但也需要代罪羔羊。朝廷于是紧抓额磷沁多尔济不放。根据部分记载，一七五六年五月，青磙杂卜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被迫在北京观看额磷沁多尔济的公开处刑（后来的说法声称额磷沁多尔济获准自杀）。

一七五六年七月，青磙杂卜拒绝了清朝追捕阿睦尔撒纳之令并返回牧地。不久之后，边境沿线的喀尔喀人全逃离了哨所，于是清廷宣布青磙杂卜谋反，敦促喀尔喀贵族保持忠诚。青磙杂卜细数自己的不满：清朝夺取喀尔喀人的马和牛，压迫喀尔喀人，而且还处决了额磷沁多尔济──他是所有喀尔喀人之先祖成吉思汗的后裔。55乾隆否认他的军事行动压迫了喀尔喀人：他的人用白银购买牲口。乾隆也坚持无论一个人的血统家系多么崇高，都不能因此豁免于惩罚。但乾隆也知道青磙杂卜的反抗可能会吸引所有心怀不满的喀尔喀贵族。经过一番犹豫，乾隆决定先严厉镇压喀尔喀人，然后再终结阿睦尔撒纳。他从追捕阿睦尔撒纳的军队调兵遣将，授命另一位喀尔喀蒙古人成衮札布（Tsengünjav）负责弭平骚乱。由于蒙古暴徒在守卫岗哨和转驿站劫掠中国商店，满人地方官员和札萨克于是请求朝廷恢复秩序。

青磙杂卜未能成功利用不满情绪。虽然他以蒙古人同为成吉思汗后裔为诉求呼吁推翻满清统治，却少有贵族加入他的行列。他也未能与阿睦尔撒纳协调搭配。虽然他找色楞格斯克的俄罗斯总督求助，俄罗斯人却采取谨慎的观望态度，认为遵守一七二七年与清朝签订的条约会比支持无望的起义更有利。反叛能否成功的关键，仰赖蒙古主要佛教僧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动向，因为他最受蒙古人民爱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起初摇摆不定，不确定是否该呼吁俄罗斯援助，还是充当青磙杂卜和清廷之间的调解人，但他最终被清朝的权力所震慑。他对喀尔喀诸领袖说：“在我看来，当我们被噶尔丹博硕克图逼到窘迫境地时，是皇帝怜悯我们，并向我们喀尔喀人伸出援手，而且年年施予各种重要恩惠。”并敦促他们回到戍守的岗哨。56在一七五六年冬天的关键几个月，青磙杂卜只能吸引不到两千名支持者。一七五七年一月，他的部队在清军的勐烈攻势下溃不成军，自己也被俘虏，并连同其家属遭到处决。与此同时，乾隆皇帝也做出关键的退让，宣布不会使用任何喀尔喀军队镇压阿睦尔撒纳。清朝结合小恩小惠和严厉惩罚，成功撑过了这个“不受控的事件”。这场叛乱最后已变成一系列思虑不周的擅离职守和抢劫行为，而不是有组织的抵抗活动。57

这次反叛最重大的长远结果，是清朝宣布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日后转世时的化身，只能现身于西藏而非蒙古。诚如乾隆日后对西藏的做法，借由不让地方喇嘛参与大喇嘛的挑选仪式来控制佛教阶级。

现代蒙古史学家将青磙杂卜的反抗视为蒙古民族对抗清朝压迫的英勇民族抵抗运动，而中国史学家却罕有提到这起事件，或者只将它视为一场盗匪之乱。西方和日本学者的评估则是介于两者之间，认为的确有证据显示经济和行政剥削造成蒙古人对清朝统治的普遍愤慨，但也认为蒙古人再次受害于“致命的个体主义”，其效忠对象是部落和重要领袖，程度远远胜过民族统一。58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解释是现代民族主义时代错置的产物，也反映了后来史学家对整场准噶尔战役的扭曲。蒙古人对外侮的反抗在自身的内部分裂下瓦解，导致社会门户洞开并任凭中国商人渗透。讽刺的是，这也预示了十九世纪中国的命运。

乾隆在追捕阿睦尔撒纳期间，一再对他的战地指挥官感到失望：若非攻势不够勐烈使难以捉摸的敌人逃脱，就是找借口避免危险的正面交锋，或是未能相互照应，让敌人从他们协调不佳的部队之间熘走。从未带兵踏出北京宫殿的乾隆习惯纸上谈兵，对战地大将们实际上面临的限制几乎没有什么理解或同情。阿睦尔撒纳从伊犁成功逃跑，使清军将领招致来自北京的严斥重罚。

玉保将军成为第一个受害者，他被指责让阿睦尔撒纳逃脱。59玉保表示他仅有少少的两千兵力，研判驻军在仅剩下四五天口粮与几匹马的情况下缺乏火速追捕的资源，所以才掉头回伊犁。乾隆怀疑玉保有所掩饰，遂将其解职，但允许他留军中将功赎罪，展示战时的“权宜伦理”。玉保在次月获赦免与降级，但又在下一个月后被押送京师接受处罚。

皇帝的怒火很快就转向玉保的同僚策楞，他在阿睦尔撒纳从伊犁逃跑时担任定西将军。策楞宣称部队缺乏补给，违抗了迅速追击逃跑的阿睦尔撒纳的命令，但乾隆却谴责他个人：“部队将领应与部队同甘共苦，而不是纵情铺张浪费。”对比之下，达尔党阿（Dardanga）因积极投入而升官。达尔党阿率兵深入哈萨克斯坦领土，策楞却坐在营地等待新的物资抵达。然而，乾隆却把所有新物资都送给了斗志更坚决的达尔党阿。得知阿睦尔撒纳仅带着极少数人逃离时，他斥责策楞的增援请求。策楞想在伊犁留五百士兵后才推进，并撤回他已派出的小队。策楞面对供给问题的谨慎态度或许没错，不过乾隆认为他“拘泥办理”的行为令人恼火。策楞在撤回玉保的部队并让他们去牧马后，接着也下令达尔党阿撤军。他因军事上缺乏作为而遭受弹劾。“从来用兵之道，有进无退。”乾隆皇帝训斥：“此次追擒叛逆，在庸懦无识之人。”策楞岂可声称补给不足阻止推进，甚至需要撤回已前进的部队？难道将人马来回调度不会耗费更多补给吗？60走西路的策楞明明比达尔党阿早二十天到达营地，但达尔党阿还有余粮时策楞却已耗尽。策楞行军途中还曾停下脚步向附近的蒙古部落购买牲口，而不是采用从巴里坤送来的牲口。策楞和玉保被捕，双双送往首都治罪。两位不幸的将军在被押送回京的途中遭到准噶尔人攻击与杀害。

相较之下，违抗上司命令的达尔党阿，则因为采取积极乃至鲁莽的主动攻势而获得极大赞誉。乾隆支持他的不服从与好斗，于是将本属于策楞的最高统帅职位作为奖励。尽管达尔党阿因为杀死和俘虏许多哈萨克斯坦人而得到赞扬，但倘若他也未能抓到阿睦尔撒纳，他很快也就会成为皇帝对大草原战事不切实际期望的牺牲品。冬天的来临迫使乾隆不情愿地同意撤军。哈萨克斯坦首领阿布赉否认知道阿睦尔撒纳的下落，却也可疑地拒绝提供相关证据。乾隆强烈威胁阿布赉，若他不交出阿睦尔撒纳，大军将在明年春天返回后彻底剿灭他的部落。达尔党阿眼下别无选择，只能在没达成任务的情况下撤退。

即便是达尔党阿，在乾隆眼中也开始显露不作为的迹象。达尔党阿派遣一名特使与阿布赉谈判，并将两名哈萨克斯坦人留做人质，但哈萨克斯坦人却因看守不牢而逃脱。一七五六年十一月，达尔党阿和指挥官哈达哈（Hadaha）把军队聚在一起过冬，但未能协调好他们追捕阿睦尔撒纳的责任。他们因为这个错误丢了乌纱帽。乾隆皇帝展示了策楞先前未能推进的另一个动机：比起表示自己无力追捕阿睦尔撒纳，大力追捕却失败反而更可能招罪。这正是达尔党阿的命运。

清廷只要指责玉保和策楞是出于懦弱才让阿睦尔撒纳逃跑，就能避免面对大草原的现实限制。从清朝的角度来看，若是能由对的将领负责，那么光靠意志力也能克服最艰困的条件。如此一来失败就是因为“心存畛域”，而非物质限制。61乾隆接受部队每年都因冬季天候恶劣而不得不撤军，尽管接受得极不情愿。他每年都希望歼灭敌人，都想把征战期危险地向冬天延伸。

到头来，达尔党阿和哈达哈其实也不比前人更成功。两人都未能捕获阿睦尔撒纳，而且还让背信弃义的阿布赉逃脱。乾隆痛批他们“为贼所愚”，后来更发现达尔党阿的军队离阿睦尔撒纳只有一两里，相距之短“不及驼载”。但由于不知道阿睦尔撒纳的确切下落，达尔党阿选择原地等待阿布赉将阿睦尔撒纳擒来。哈达哈实际上还碰见了阿布赉，但却没有将他以变节之名逮捕。清军捕获阿睦尔撒纳的侄子，并拷问出这两名将军其实和抓住阿睦尔撒纳的机会擦身而过。阿睦尔撒纳知道大军预计在冬天撤军，于是尾随着他们撤回他的老地盘。事实上，比起全副武装的清军，他在大草原上行动的速度更快。阿布赉当初碰上仅三十名部队时就投降了。若再多努力一些，可能早在一年之前就能逮到他。达尔党阿和哈达哈一如他们之前的将军们，在组织行动上协调不良。达尔党阿被谴责“煳涂无能”，哈达哈被批评议而不决，双双接受军事审判并被痛斥“玷辱满洲”。他们被革职，发往热河“披甲效力”。62

乾隆皇帝决意在明年出征时把军队推进到更“偏远、险峻”的哈萨克斯坦地盘，远比当年策楞更加深入。63新任指挥官兆惠和富德必须彼此合作，绝不能重蹈策楞和玉保不愿承担责任的覆辙。

一七五六年刚开始时，两位最有影响力的蒙古领导人阿睦尔撒纳和青磙杂卜同时发动对清政权的叛乱。两人都威胁动员更多支持者。阿睦尔撒纳起初否认有任何反叛意图，声称他只是想回到噶尔丹策零时代创建的和平。这项不坦率的诉求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蒙古盟友。后来阿睦尔撒纳的大本营博尔塔拉爆发天花疫情，迫使他逃往哈萨克斯坦领土，并在那里寻求盟友。乾隆下令全面搜查，同时对阿睦尔撒纳抛下的牧地采行焦土战略。他最担心的是阿睦尔撒纳有可能与哈萨克斯坦结盟，哈萨克斯坦是他所知最遥远、也因此最难恫吓的游牧部落。清朝统治者比较希望争取哈萨克斯坦成为盟友，但在实际上采行恩威并济的策略：如果哈萨克斯坦人俘虏并遣返阿睦尔撒纳就能获得丰厚奖励，如果不照做则会被大军消灭。

乾隆在一七五六冬天到一七五七年初时十分沮丧。他的军队拥有从华北平原到新疆大草原的巨大补给供应链支持，成功将阿睦尔撒纳的人马赶到哈萨克斯坦大草原，让他们被迫拆散成许多小队伍逃进山里，还俘获与纳降了数千名阿睦尔撒纳的追随者。然而，反抗的大汗仍然在逃。乾隆对阿睦尔撒纳的背叛愤怒不已，拒绝对其追随者从宽发落，因为此等敏感地区已是两度叛乱。他下令屠杀所有准噶尔俘虏：“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惟老幼羸弱之人，或可酌量存留，另筹安插，前此两次进兵皆不免过于姑容，今若仍照前办理，则大兵撤回，伊等复滋生事端。”他在另一份谕令中说：“如果擒贼自效，率众归诚，必其人亲至军营叩辕吁请，今并未见其人，而但遣人来往，其为缓兵之计无疑，着传谕成衮扎布等带兵前进时，应将此等诡称擒献贼人先行斩戮，慎勿轻信贼言。”64

乾隆显然已经克服当地军事指挥官对屠杀的抗拒，从他多次下达重复命令，一再使用“剿”这一字眼可以看得出来。兆惠将军因通报屠杀受到称赞，还因此加官封爵。唐喀禄（Tangkelu）也是如此，他抓住了辉特部策卜登多尔济（Chebudeng Dorji）并“将其属人剿灭”。唐喀禄被允许将敌人的家族和牲口纳入自己的部落。然而，哈达哈和阿桂等其他指挥官，则因仅占领准噶尔牧场但让准噶尔人逃跑而受到惩罚。阿睦尔撒纳的残党就算逃到俄罗斯领土，也躲不过追剿。65

乾隆皇帝刻意屠杀青壮，以便摧毁准噶尔民族。当策布登扎布将军捕获一群辉特人时，本来打算将这些人赏给忠诚的喀尔喀人。但乾隆却下令要策布登扎布把“将丁壮人等悉行诛灭，其妇女酌量分赏喀尔喀”。66就连在部落长老战败后选择投降的准噶尔青年也不得幸免，因为“伊等祖父世为头目”。他们必须被处决，或成为征服者的仆役。67清廷曾在一七五六年建议用粮食、茶叶和牲口等食物赈济投降之人，以赢得准噶尔民心，如今乾隆皇帝暗示采用饥饿策略：“剿灭叛贼很容易，因为他们已耗尽了必需品。”68老人、孩子和女人得以幸免，但他们将失去部族身分，被送给其他蒙古部落和满洲旗人做仆役。他们不能保留部落（otoq，编按：史料称鄂拓克）的名字或头衔，例如宰桑。清朝任命值得信赖的蒙古人监督这些残余势力，并封以总管和副总管等中国官称。69

颁布这些圣旨后，很快就有消息指出清军正在追捕乱党，成千上万地大肆屠杀。帝国谕令坚持这些俘虏不能按照一般处理匪徒的规则对待：“岂寻常偷窃牲畜贼匪可比。理宜一经拏获，即行正法，又何必分别首从？但此部落内盗贼甚多；若不剿灭净尽，于蒙古商人等，亦属不便。”清朝的目标不仅仅是弭平叛乱，而是对准噶尔抵抗势力“以绝根株”。70西伯利亚的俄罗斯总督听说满人军队屠杀了男人、女人和孩童，一个也不放过。71

直到一七五七年中，清朝才开始逐渐转向宽容政策。因为此时阿睦尔撒纳统一准噶尔的尝试显然已彻底失败，再也无法构成重大威胁。此外突厥斯坦的大小和卓（编按：清朝称回部）的叛乱也迫在眉睫，意谓着清朝必须避免将更多准噶尔人推向突厥斯坦的阵营。72尽管大批准噶尔人正在向清朝投诚，但清朝对他们仍有很大疑虑。那些看起来“毫无可疑”之人，被准许在一七五七年九月之后迁徙至内地牧场，但只要稍有不忠迹象就得被剿除。乾隆皇帝澄清道，他“从前本无如此办理[剿灭准噶尔的]之心。因伊等叛服无常不得不除恶务尽也”。73尽管如此，兆惠和舒赫德（Shuhede）将军在同一个月内仍因为没有热心投入征剿叛贼而被皇帝批评。尽管不断受到乾隆催促，他们显然回避了大规模屠杀。

有别于对准噶尔人的政策，乾隆皇帝对彻底消灭黄教的西藏喇嘛有所犹豫。他对喇嘛颇为生气，认为他们煽动蒙古人反抗。他命令成衮札布铲除在伊犁发现的那些喇嘛。但到了一七五七年七月，四个准噶尔部都已投降，朝廷担心屠杀喇嘛会造成准噶尔人不必要的惊慌。反叛的尼玛（Nima）试图宣传满清“正在消灭黄教”来激起其他蒙古人的愤怒之情。乾隆很快就宣布涉入尼玛叛乱的喇嘛都可能被处死，不过目前拖延才是上策。74战术性地暂缓全面屠杀行动，只是为了赢得潜在蒙古盟友的支持，并未根本改变清朝的基本目标：消除蒙古自主与抵抗的一切可能性。

现代学者几乎完全忽视了清朝刻意采取的大屠杀手段。75大屠杀政策明显不同于先前清朝处理蒙古关系的方法。截至目前为止，清朝统治者主要采用历史悠久的“以夷制夷”外交手段，轮流支持不同的游牧民族派系彼此作对，或者处决个别的叛乱元凶。但他们先前从未尝试种族灭绝。76透过此一政策，清朝成功对（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的）中国西北边疆问题强制施行“最终解决方案”。准噶尔人的国家与民族就此消失，准噶尔的大草原从此也几乎杳无人迹。魏源估计准噶尔人口约为六十万，他在清军出征史《圣武记》中指出：“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77准噶尔成了一片空白区域，等着被数百万汉人农民、满洲旗人、突厥斯坦绿洲移民、回族和其他人，经由国家支持的垦殖运动将此地再次填满。

无论是此前或之后，以大屠杀进行种族灭绝都不是典型的清朝政策。“剿”字在过去曾被用来描述对非汉族野蛮人的适当行动。当然，满人也曾在长江下游对中国城市使用恐怖策略作为警告手段，一六五四年在扬州为期十天的大屠杀是最恶名昭彰的例子。78后来镇压国内叛乱也让很多人丢了项上人头，但多半都是在经过审讯和司法程序之后。一般状况下皆奉行区分主犯和“被胁迫的追随者”的原则，旨在尽量减少处死人数。许多人的判决在秋审覆查后获得赦免。

相较之下，中央欧亚过去比较常有大规模屠杀敌对部落的习惯。但即便如此，多数杀戮也只针对反抗的年轻男性战士。如果一个部落投降，它的人民通常会被纳入胜利者的部落，因为游牧征服者需要战士。许多人会成为奴隶或仆役，但他们有机会保有部落身分，或与胜利者通婚。很少有一个部落的目标是铲除敌人的所有生产劳动人口。在人烟稀少的大草原上，战斗者稀缺且宝贵。每次征服后，妇女、孩童和年长男性往往也不会被消灭。

然而，对待准噶尔人不能像对待其他国内反叛分子（特别不能像对待汉人反叛者）。清军不需要更多的中央欧亚战士，因为已经有了满人和温顺的喀尔喀蒙古人。准噶尔不再遥不可及，不再受后勤限制所保护。康熙把准噶尔的桀敖不驯当作他和准噶尔领袖噶尔丹之间的个人斗争，并把所有精力都专注于消灭他这号人物，锺情于在大草原展开个人对决（当然双方的距离没有近到面对面）。相反的，留在首都的乾隆指挥着远方战地的将军。他于是想到用一套非常井然有序的官僚主义方案来解决难以控制的大草原：消灭一切活物，创造一片空白。

不同于东部蒙古人，准噶尔人是中央欧亚诸民族当中，唯一坚持保有自治权不受中国统治的民族。东部蒙古将权利让予清朝，让清朝分配牧场、分发赈济粮食、解决纠纷，并向他们征用战争所需的军队和动物。他们允许中国移民渗透其领土，并为此付出代价：汉族商人腐化了贵族，汉族移民引入天花等疾病造成人口大幅减少，但他们的民族因而得以保全，并在二十世纪成为独立国家（编按：指蒙古国）。相反的，准噶尔人完全消失了。唯有民间记忆保存了他们的奋斗过程。

最后的这场大屠杀，使乾隆皇帝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他声称自己是一视同仁的统治者，意图在和谐之国内包容不同的民族。但抵抗帝国怀抱的那些人却得面临灭绝。乾隆在这个时期颁布的诏令，暴露了清朝中叶存在于仁慈理想和镇压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以极度防卫的语气为自己辩护，对抗认为出征既浪费钱又残酷的无名批评者。他断言“贪残好乱反复狡诈固属准夷常性”，但却也坚持“夫准噶尔夷众本非劲旅”，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将他们平息：

特外间无识之人又不免妄生议论，必谓此事原不当办，即经办矣，仍复生变，何如不办之为愈，殊不思准噶尔之为西北边患，自有明迄今垂四百余年，我皇祖皇考当噶尔丹噶尔丹策零等籓篱完固兵力强盛之时，尚且屡申挞伐，以为边陲久安之计，朕仰承鸿绪上荷天庥，适值该夷部落携离人心涣散之后，既已机有可乘而乃安坐失之？岂不贻笑于天下后世？亦何以上对皇祖皇考在天之灵耶？此所以熟筹审计，实有万不得已之苦心，非一时之好大喜功开边衅而勤远略也。79

皇帝在乎个人尊严和流传后世的声誉，试图确保会获得他人赞誉，因为他做的是长期战略规画，而不仅仅是出于对荣耀的热爱。他还捍卫剿灭政策，视之为保护“我们的喀尔喀部落”不受攻击，主张他原来只打算使用典型的“羁縻”政策，让边境部落保有高度自治权，但阿睦尔撒纳与“无知的”追随者拒绝接受和平，为自己招致毁灭并违背乾隆的“本怀”。最后，他主张不能因为撤军而抛弃在边境的重大胜利，然后让游牧威胁死灰复燃。他还指出战役总成本仅为一千七百万两，远低于雍正时期花费的五千万至六千万两。他最后总结道：自己致力于这个行动“并非舍逸而好劳，实由于事势之不可已”，因为“人君日理万几国计民瘼，实深干惕”。80在对军事计划的详细辩护中，皇帝恳求认为昂贵的边境远征毫无用处之人的同情。借由把自己摆进康熙以降的征服者阵容中并强调不断拓展的成就，乾隆承诺将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安全问题画下句点。他借此证成彻底消灭挡路者的正当性。

到了一七五六年十月，清军已战胜支持阿睦尔撒纳的哈萨克斯坦人，并抓住了他底下一名宰桑。阿睦尔撒纳西逃，仍然受到哈萨克斯坦的阿布赉的保护。到了十一月，冬天的寒冷迫使清军撤离，等待明年到来。哈萨克斯坦人对阿睦尔撒纳保持模棱两可的模煳态度。阿布赉一方面向清朝进贡，承诺擒拿阿穆尔萨纳，但另一方面落网的阿睦尔撒纳宰桑却表示阿布赉也支持反叛分子。81一七五六年夏天，阿布赉曾短暂庇护了阿睦尔撒纳，提供他一点人马以便抗清。但当意识到他没有任何胜算后，很快就将他逐出哈萨克斯坦领土。当阿布赉向兆惠臣服时，他声称曾试图捉捕阿睦尔撒纳，但阿睦尔撒纳却偷他的马逃跑了。他对清朝的援助表示感激，承诺所有哈萨克斯坦人对清朝的归顺。不到一个礼拜后，哈萨克斯坦的尼玛被捕，而其他哈萨克斯坦人一听说阿布赉的归顺就投降了。

失去一切盟友的阿睦尔撒纳，如今表示若沙皇能在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泊之间为他建造一座堡垒作为攻击清朝的基地的话，就愿意臣服于俄罗斯。沙皇拒绝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然后表示阿睦尔撒纳若同意重新安顿在伏尔加格勒河并与其他卡尔梅克人一起生活，他愿意提供保护。

一七五七年初，兆惠禀报阿睦尔撒纳从俄罗斯边境掉头回来。阿睦尔撒纳尚不知道青磙杂卜的下场，于是孤注一掷地盼望能向东与青磙杂卜联手。尽管冬季严寒，但乾隆认为现在是捕获阿睦尔撒纳的绝佳机会，两支军队应竭力将他逮捕。由于中俄有条约协议，他假定阿睦尔撒纳无法逃向俄罗斯。清军兵分四路，搜索阿睦尔撒纳踪迹。七月，阿睦尔撒纳出现在俄罗斯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堡垒，并向俄罗斯指挥官投降。俄罗斯人发现他患有天花且病重将死，赶紧将他送到托博尔斯克，并将他隔离在城外。阿睦尔撒纳在一七五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过世，享年三十五。

俄罗斯人隐瞒了阿睦尔撒纳来逃和死亡的事实，希望以持有其尸身作为筹码。他们告诉清朝使节，阿睦尔撒纳在横渡额尔齐斯河时溺毙。82清朝官员在河里打捞了一个月却一无所获。他们开始怀疑俄罗斯人。一七五七年十月，兆惠确信阿睦尔撒纳已逃往俄罗斯领土，而俄罗斯人谎报他的死亡。事实上，俄人已将他埋葬在色楞格斯克。中国人再三要求归还阿睦尔撒纳未果。直到一七五八年二月，俄罗斯代表才承认阿睦尔撒纳已死于天花，并邀中国人到色楞格斯克的堡垒或恰克图边境见尸。

尽管阿睦尔撒纳的尸体此时可能已腐烂得无法辨认，而且俄罗斯人完全没提到和阿睦尔撒纳一起被捕的其他追随者，乾隆仍决定派两名代表前往边境。不仅是为了认尸，还要将尸体带回。在收到俄罗斯消息的两天后，乾隆终于有信心宣布阿睦尔撒纳之死。可是俄罗斯人拒绝归还尸体，而乾隆坚持一定要取得阿睦尔撒纳的尸体：“况国家之所期必获者，不过一阿睦尔撒纳耳，今其人已死，其尸已得，准噶尔全局自可以告厥成功。”83

与俄罗斯人争夺阿睦尔撒纳的尸体归还，造成持续多年的重大外交冲突。清朝多次致函圣彼得堡要求归还尸体，俄罗斯人则认为双方实在没有必要为了腐烂骨头破坏友好关系。清朝对俄罗斯施压，将东正教修士软禁在北京，禁止他们与汉人接触，并威胁要切断贸易。清朝声称，根据一七二七年的《恰克图条约》，俄罗斯有义务遣返任何逃过边境的难民；但从俄罗斯的观点来看，一七二七年尚未确定与准噶尔的边界，阿睦尔撒纳及其追随者也不算是“难民”。俄罗斯采取如此顽固的态度，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其他中央欧亚人民眼中的帝国形象。他们密切关注两个帝国之间的势力平衡。显然，乾隆皇帝最终没能取回阿睦尔撒纳的尸体。84不同于祖父康熙能够骄傲地展示噶尔丹的人头，并在北京的阅兵场上粉碎他的骨灰，乾隆只能接受没有最终结果的胜利。

中国史学家如今声称，俄罗斯人是想利用阿睦尔撒纳（无论死活），将他们的控制权扩张到准噶尔地区。他们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主要归咎于俄罗斯人，因为俄罗斯人曾试图分裂“自古团结”的中国蒙古民族。在他们看来，阿睦尔撒纳应得到“彻底的负面历史评价”，因为他让蒙古人变得更加分裂。相比之下，俄罗斯史学家则认为阿睦尔撒纳的行动是蒙古民族在中亚抵抗清朝侵略扩张主义的英勇之举。85再一次，双方的民族主义颇为异曲同工。中俄都把蒙古人视为本质上统一的民族，并将冲突归咎于外来阴谋。中国指控俄罗斯侵略，俄罗斯则反控清朝扩张主义。诚如清朝最后一位准噶尔对手的命运即便在去世后仍含煳不清，后人对他反抗的最后岁月的历史诠释也始终没得到解决。

征服突厥斯坦

清朝的战事并未随准噶尔国的毁灭而结束。另外还有一项更深入中央欧亚的军事行动，到了天山山脉以南的绿洲。我只能简要描述这些行动，但它们是帝国持续扩张的顶点，将大量突厥裔的绿洲居民纳入清朝控制。86

南部突厥斯坦的绿洲向来拥戴玛哈图木阿杂木后裔的和卓（Makhdūmzāda Khojas），此家族声称拥有十五和十六世纪苏菲兄弟会著名且神圣的谢赫（shaykhs）血统。准噶尔统治者认可他们对突厥斯坦的控制，而且非常仰赖他们的食物供应，但密切监控他们。策妄阿喇布坦曾宣布玛罕木特和卓（Khoja Mahmut）是全突厥斯坦领袖，但噶尔单策零却把他徒刑在伊犁。在玛罕木特去世和一七五五年的第一次伊犁入侵后，清军释放了他的儿子波罗泥都（Burhān ad-Dīn）和霍集占（Khoja Jihān），将大和卓波罗泥都送回叶尔羌，但把小和卓霍集占留在伊犁。小和卓霍集占后来加入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但为躲避清军追捕逃往叶尔羌，并鼓吹哥哥掀起反抗：

如果听清廷之令归顺，我们将被关押在北京，就像准噶尔人一样。我的祖先好几世代都受人控制。如今机会偶然，强大的[准噶尔]国家瓦解，没有人压迫我们。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机会创建独立国家，我们将永远成为奴隶。那将是一大灾难。中国现在已拿下了准噶尔地区，但还未决定[对突厥斯坦]的政策。它的军队无法来到这里，而且就算他们来了，我们将抵抗直到他们的补给耗尽。我们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击溃他们。87

和准噶尔国创建者一样，霍集占同样表达了自治的渴望，以及仰赖地处偏远和补给不易的地理优势。他的战略盘算几乎都是对的。大和卓同意，发动一场由当地伯克和阿訇（ahunds，伊斯兰要人）掀起的反叛。大小和卓集结了一支大军，并在库车（Kucha）设防，库车是东方进入该区域的重镇。乾隆任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给他一万人围攻库车。雅尔哈善期待能轻松得胜，没有会遭遇反击的心理准备，还把时间都花在下棋。一七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夜里，突厥军队从库车城冲出并向西突围。皇帝召回雅尔哈善，将他处死。

然而，大小和卓并没有获得阿克苏穆斯林的支持，当地的伯克曾帮清朝捕获达瓦齐。他们只好继续向西，占领了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他们修墙整地，摧毁周围土地，将当地居民赶往城里，确保敌军抵达时得不到任何资源。如今乾隆派出他最好的边将兆惠（曾经成功镇压准噶尔人），向南推进到东突厥斯坦边缘，围攻叛乱分子。但在叶尔羌外的黑水营地一役，小和卓的军队以四比一的优势包围兆惠的清军，并让他们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绝望围城。所幸清军可以掘水，还发现埋在地下的谷物储存坑，才能撑到乌鲁木齐的援军抵达。

此时大和卓的据点喀什噶尔遭到吉尔吉斯斯坦人的攻击。喀什噶尔的前阿奇木伯克（hakim beg，编按：突厥斯坦阶位最高的伯克）和什克（Khwush Kipäk），帮兆惠建议了最佳入侵路线。88大小和卓逃往巴达克山（Badakhshan），在那里被俘并被杀害。再次，清朝将领与巴达克山的统治者素勒坦沙（Sultan Shah）吵着要取回两个叛贼的尸体。89经过进一步威胁，他们终于取得小和卓霍集占的头颅和大和卓波罗泥都的尸体，运回北京。一七五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乾隆皇帝宣布平定准噶尔，昭告“中外臣民”，随着准噶尔地区“入版图”，加上取得了叛贼大小和卓的首级，他已实现了“边陲宁谧各部落永庆安全”。90 *

突厥斯坦战役成为了长达一世纪准噶尔事业的缩影。大小和卓试图创建一个自治的统一国家，地处偏远而不受清朝势力侵扰，但却灭亡于绿洲社群之间的内部分歧，以及清军军需官的惊人后勤成就。同样与现代民族主义者的主张相反，并不存在统一的“维吾尔”民族认同，遑论其是否渴望一致抗清或加入大清。尽管清朝迅速取胜，但部分将领的表现极为无能，像是雅尔哈善。兆惠虽然打得艰苦，但主要是运气不佳而非领导无方。清军是货真价实的多族部队，包括满、蒙大将，汉人军需指挥官，甚至部分投降的准噶尔部队。虽然清军现在已有远征边境行动的丰富经验，乾隆再次表现得“急于宣布胜利然后撤退”。91他仍试图将边境成本降至最低，即使可能冒着让小型部队被消灭的风险。也许对阿睦尔撒纳的轻松胜利，让乾隆皇帝与诸将认为在条件大不相同的天山以南地区也能轻松应对。

中央欧亚爆发的最后一次起义表示，此地边界仍不完全平静，预示着十九世纪将出现更大的麻烦。92一七六五年，位于回部（六城，Altishahr）南部、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城市的乌什爆发叛乱。此地先前的伯克曾捉住达瓦齐，并拒绝援助大小和卓，但乾隆皇帝还是怀疑他的忠诚，用哈密的外来官员取代了他。新伯克勒索谷物，侵犯前任伯克的妻妾，酒醉的军事指挥官却没出面制止。二百四十名突厥斯坦搬运工拒绝徭役压迫，开始反抗。他们聚集了地方支持者，带领二千至三千名叛乱分子与地方部队作战，还击败东方一百公里处阿克苏派来的增援部队。乾隆担心浩罕的伯克可能趁机介入，于是下令从伊犁和喀什噶尔调派更大规模的部队。清军征用流放罪犯，试图爬上围城乌什的墙。伊犁和喀什噶尔的指挥官未能相互合作，推延围城，致使许多叛贼逃脱，但该城最终在一七六五年九月投降。清军指挥官杀死了三百多名叛民，并将数万人遣送伊犁。然后他们从头开始重建这座城市，对阿奇木伯克的漤权严加管制，并试图落实汉人和穆斯林人口的严格隔离。

与青磙杂卜的蒙古人一样，乌什叛乱分子既不满清朝加诸的徭役，也讨厌漤权的汉族官员和极尽剥削能事的商人。两者都试图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但邻近的城镇或部落大多拒绝合作。无情镇压在蒙古和新疆都导致更严格的管控，但骚乱在新疆一触即发。醉酒的犯罪流亡者在一七六八年引发了昌吉之乱；十九世纪初的张格尔（Jahangir）从新疆以西带来了一支新的叛军。来自浩罕的鸦片走私，给当地官员带来了同样困扰南部沿海各省的镇压行动。93突厥斯坦加入清帝国是平定准噶尔的副产品，但消灭准噶尔本身并不保证能牢牢控制该区域。

土尔扈特的回归

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在十九世纪早期观察到：

在现代历史上，或许甚至可以说是所有的历史上，从最早有记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事件，比一支主要鞑靼民族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向东逃亡，穿越无尽亚洲大草原，更不为人知，或者更超乎想像⋯⋯从它骤然开始，疾速进行，我们看到从事迁徙者的粗野性格。链接无数意志的统一目标，以及盲目但准确无误地瞄准一个如此遥远的地方，不禁让人想起那些驱使燕子和旅鼠迁徙和蝗虫过境的至高本能。94

德昆西根据土尔扈特蒙古人从伏尔加格勒河畔回到蒙古故土的史诗长征，创作了一部英国文学的冷门经典。这本历史小说在戏剧性场景、生动角色，以及夸张冲突方面都和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作品不相上下。事实上，并非所有德昆西的描述都是虚构。他仰赖的文本是贝尔格曼（Benjamin Bergmann）的《卡尔梅克的游牧入侵》（Nomadische Streifereien unter den Kalmuken），此书参考了不在官方记载中的俄罗斯和蒙古口述史料。尚未有人充分使用蒙古文、满文、俄文、中文和西方文件来写成土尔扈特的完整历史，此处也没有足够篇幅叙说。95我只能强调土尔扈特对清帝国不断演进的愿景，以及对欧亚最后一个自治蒙古部落之终结的重要性。

现代中国史学家往往把土尔扈特的迁徙形容成清帝国一支失落的民族，在俄罗斯压迫下“回归”投入皇帝的仁慈拥抱。伏尔加格勒河上的土尔扈特人确实受到俄罗斯军事负担和其他定居者侵犯之苦，但他们在悲惨旅程之后被纳入清朝却并非注定。事实上，有部分土尔扈特人至今仍留再原地。他们被称为“卡尔梅克人”，居住在俄罗斯境内一个自治的共和国里。在一七七一年抵达清朝边境的那些人，并未得到一致的热烈欢迎。土尔扈特人在俄罗斯支配下的经历，已有考达尔考夫斯基（Michael Khodarkovsky）的详细描述。我在此只会详述他们刚抵达清朝边境时，曾引起是否准予进入帝国的辩论。辩论透露这些迁徙游牧民最初地位的不确定性，以及清朝、俄罗斯和准噶尔三方互动的遗绪，如何影响清朝决定是否接纳“亚洲史上最后一批大出走的游牧民族”的残余势力。96

土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当初会带领人民离开蒙古西部，是为了躲避十七世纪早期大草原的动荡，并找到他们可以自由生活的牧场。虽然沙皇伊凡已征服了阿斯特拉罕和喀山，俄罗斯仍未完全控制伏尔加格勒河下游。就像顿河的哥萨克人，土尔扈特人（或俄罗斯人口中的卡尔梅克人）在首领领导下形成近乎自治自主的社群。虽然他们宣誓效忠沙皇，但其地位比起附庸，更像是独立盟友。他们在最伟大的领袖阿玉气汗（一六六九至一七二四年）领导下，控制了里海以北的大草原，领土更从三十万增至四十万平方英里。

他们在这个时期与蒙古和清朝都保持联系。他们派出朝贡使团，也获准加入到库库淖尔的“熬茶”使团。一六九八年，阿玉气汗的儿子阿喇布珠尔在清廷许可下，带了五千人到拉萨。一七一二年，图理琛出使阿玉气，表面上是为了促成阿喇布珠尔的归返，但看在土尔扈特人眼中则是清朝寻求支持以对抗策妄阿喇布坦的努力，不过土尔扈特人不愿承诺结盟。他们不时探索返回故土的可能性，但只要准噶尔势力仍然强大，而且和清朝与哈萨克斯坦交战，大草原的情况就动荡到难以迁徙。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俄罗斯政府日益侵蚀土尔扈特的自治权，军事征召需求与干预地方行政之事不断增加。俄罗斯对大草原的渗透，就和清朝渗透蒙古类似：每当有俄罗斯人或汉人移民进入蒙古领土，蒙古酋长就发现自己受到的限制与日俱增。俄罗斯人虽然没有严厉束缚的清朝旗制，土尔扈特人也能更自由地移动，但俄罗斯向附庸国榨取大量的军事服务。在这方面，土尔扈特人和哥萨克人等大草原边境的流动人口并没有不同。

土尔扈特人一七七○年离开伏尔加格勒河的决定，源自社会逐渐累积的压力和一个偶然的机会。考达尔考夫斯基发现“俄罗斯对卡尔梅克行政事务的控制越来越强，对卡尔梅克骑兵的过分征用，上等牧场因军事和农业殖民地扩大而丧失，以及对强制协议和胁迫的恐惧，都是造成卡尔梅克人决定启程往准噶尔的关键因素”。97一七六二年，俄皇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II）宣布土尔扈特大汗不再能自由选择顾问委员会，必须获得沙皇批准。而要求卡尔梅克骑兵在一七六八年为另一场与鄂图曼人的战争效劳，则成为压倒土尔扈特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凯瑟琳大帝傲慢地要求总人口才四万一千五百二十三帐的卡尔梅克人必须派出二万骑兵，无视卡尔梅克人还需要保护自己免受来自邻近哈萨克斯坦人和库班地区（Kuban）之袭击。98只有一万名卡尔梅克人加入一七六九年的作战，而且他们抗命并提前在九月回家，以便照顾牲群过冬。

土尔扈特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有影响。卡尔梅克贵族策伯克多尔济太师（Tsebek Dorji Tayishi）认为自己有权继承汗国，但卡尔梅克人在俄罗斯的压力下选择了年轻又优柔寡断的渥巴锡（Ubashi）。策伯克多尔济为了报复俄罗斯人，并希望在俄罗斯境外创建自己的政权，他拉拢渥巴锡一并策画大胆逃脱行动。策伯克多尔济在卡尔梅克贵族的重要会议上宣布：

在所有方面，您的权利受到俄罗斯人的限制。他们的官员不仅未善待卡尔梅克人，而且其政府似乎打算将这些独立的草原人民变成定居农民。乌拉河两岸到处都是哥萨克堡垒；北部边界住着移民的德国人，很快，您将被迫从顿河和捷列克河（Terek）、库马河和伏尔加格勒河搬走；您的游牧生活将被限制在没有水源的区域，您的牧群将被摧毁。未来，在奴役的枷锁下，您若不屈从，就得迅速离开俄罗斯帝国，以免被消灭。您做出的决定，将决定您的命运。99

渥巴锡汗计划在一七七一年初大出走，因为此时俄罗斯士兵尚未全数从鄂图曼战役归来。他想等待伏尔加格勒河冻结，以便西岸的卡尔梅克人也可以一道加入。但计划却被俄罗斯总督发现，他只得被迫提前出发。一七七一年一月五日，超过三万帐土尔扈特人（大约十五万至十七万人）朝准噶尔地区出发。渥巴锡汗带走了将近四分之三的游牧民。尽管渥巴锡汗告诉清朝官员自己不得不抛下一万三千帐，因为伏尔加格勒河没来得及冻结；但留下来的人主要是杜尔伯特部或辉特部的族人，而他们并不同意大迁徙。100到了一七七一年六月，移居队伍已抵达巴尔喀什湖，成功逃离俄罗斯的追捕，但受尽寒冬霜冻、饥饿、疾病和哈萨克斯坦突击之折磨。当他们兵疲马困地在巴尔喀什湖停下来整顿时，却遭到哈萨克斯坦人包围与重创。等到渥巴锡汗和驻伊犁的官员联系上时，他只剩下一万五千帐的约七万名族人。101

在这史诗般的长征中，渥巴锡汗已失去了至少十万人，他想自由自在放牧的梦想也已被粉碎。诚如巴克曼（C. D. Barkman）指出：“很明显，土尔扈特人并无意向中国人投降，而是期盼能在准噶尔地区独立生存。”102直到抵达巴尔喀什湖附近的古老卫拉特牧场，他们才意识到大草原上已没有多余空间。清军已消灭了准噶尔国，并劝说哈萨克斯坦人向清朝进贡，同时俄罗斯的堡垒在西伯利亚各地边界矗立。“卡尔梅克人逃过俄罗斯的魔爪，最后却陷入中国人的魔爪。”103

然而，清朝边境指挥官非常抗拒让这些消失已久的游牧民跨越边界。满文文件中有一份讨论土尔扈特人的特别档案，透露出强烈的怀疑和抗拒。104科布多的满人指挥官伊勒图（Iletu），最早在提到在一七七一年六月十四日，从俄罗斯收到有关土尔扈特动向的通报，指出哈萨克斯坦人阻挡土尔扈特前往边界。俄罗斯人要求清朝不要接受这些“无赖和叛徒”，他们是逃避从军的俄罗斯子民。105根据《恰克图条约》，越过边境的难民、逃兵或罪犯应当被遣返。伊勒图犹豫不决。若以强硬手段遣返土尔扈特人，势必引发一场新的战争，但又难以在伊犁附近安置他们。于是伊勒图提议把他们送往更东边的察哈尔地盘。乾隆皇帝立刻斥责伊勒图对边境情势的无知，认为他居然没看出把土尔扈特人和其他西部蒙古的卫拉特部族混在一起会有什么问题。乾隆派出曾镇压乌什叛乱的舒赫德，接管伊犁并限缩伊勒图的职责至地方防御。106

吁请清朝援助的，还有正在与土尔扈特人交战的哈萨克斯坦人。他们夸大土尔扈特的实力，宣称其有八万到九万帐，并期待作为清朝藩属国而获得军事支持，因为土尔扈特人已掠夺了成千上万的哈萨克斯坦牲口。阿布赉巧妙地援引最近与大小和卓的战争，呼吁迅速采取军事行动，以防叛乱分子逃向鞭长莫及的大草原深处，届时将不得不派出庞大部队追捕他们。107

清朝还需要考虑到舍楞台吉（Prince Shereng）也是土尔扈特的移民之一。舍楞曾加入阿睦尔撒纳的反抗，失败后逃亡。如今，他陪同渥巴锡汗，作为土尔扈特兀鲁思的其中一位领导者回归。他宣称想要臣服，但清朝该信任他吗？伊勒图抱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舍楞拒绝承认罪行。乾隆不理会这层担忧，认为舍楞是真心投诚。

乾隆很快就得出结论，认为土尔扈特人身为准噶尔的最后残余，既然如今已被接纳为“我们的蒙古人”，就应让他们在帝国内避难。乾隆拒绝了俄罗斯的要求，理由是俄罗斯曾拒绝归还舍楞和其他阿睦尔撒纳的支持者。108尽管土尔扈特人是在一个多世纪前离开，但乾隆认为他们并不是难民，而是清朝的属民。乾隆将清朝透过军事确立的边界回溯，将历史上所有蒙古人都纳入势力范围。他知道“如果伊犁空着，土尔扈特人可能会想恢复他们过去的牧场”，但现在伊犁到处有军队驻扎和防御城市，他们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让清朝帮忙决定落脚之处。109他也拒绝了哈萨克斯坦的求援，建议阿布赉不要趁危“渔利”。虽然他认为九成的土尔扈特人是忠诚的，但承认有必要防止那一成不忠之人造成破坏。然而，当巴图济尔噶朗（Batu Jirgelang）指挥官想征用二万士兵戍守边界，乾隆却以要求太过而拒绝。他认为一万人以内就绰绰有余。边防指挥官多半记得青磙杂卜的叛乱，因此特别担心来自喀尔喀部落的战士，乾隆于是停止征召喀尔喀人。110

一七七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乾隆已决议将土尔扈特人安置在帝国境内。他下令官员安排渥巴锡汗到承德觐见，并寻找安置他们的土地。他派人从安西、巴里坤和乌鲁木齐送二十万银两，支付赈济物资和旅费。对土尔扈特有利的论点进一步表示他们和正教俄罗斯格格不入，而且皇帝宣称，俄罗斯不允许他们派使团到西藏。相反的，清朝会允许土尔扈特人在通知理藩院后，自行选择派熬茶使团到西藏的时间。当准噶尔人拥有独立国家时，对熬茶使团的控制，是限制他们和拉萨接触的关键工具；如今，却被用来引诱土尔扈特人更靠近内地，远离不确定的边界。在清朝看来，既然现在西藏已“入版图”，黄教就不再会让蒙古人与帝国疏离，反而能将他们结合得更紧密。111

尽管边境官员奉命行事，他们并非全都被说服。一七七七年，满人七十一写下边务记述（译按：《西域闻见录》），展现对土尔扈特人忠诚的深刻怀疑。他的纪录替后人留下一种有别于“帝国凝视”采取的仁慈观点：比较以动荡边境的地方经验为依据，而不是来自首都一昧安抚人心的陈腔漤调。我将在后面的章节探讨他的看法。

清朝至少立下三座纪念碑颂扬土尔扈特人的回归：一座位于伊犁，两座位于承德（朝廷位于北京以北的夏宫）的小布达拉宫入口。112小布达拉宫的两座以满、汉、藏、蒙四种语言写成，不过满文似是该文本的首要语言。翰林学士于敏中奉承但正确地表示：“皇上发现了一种深奥的艺术，以很少的文字涵括许多事实，并赋予这些文字极为宽广又深刻的含义。”113于敏中同时也是乾隆的亲信与御制诗校刊。纪念碑题名为《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文简明扼要描述了土尔扈特人来到边境的故事，以及皇帝力排众异接纳他们。据说乾隆只花了一刻钟就完成这篇文章，但精辟捕捉了事件精髓。铭文坦率地谈论了对反叛者舍楞的疑虑，前线指挥官要求更多部队，以及皇帝相信只要提供物资并小心观察，土尔扈特人不会造成伤害。碑文将土尔扈特出乎意料和完全自愿的“归顺”（满文 jihe bahaha），当作天命对仁慈皇帝的赞同。我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讨论，这类石碑如何透露清帝国对自身历史定位的认识。清人终于完成从康熙时代征讨噶尔丹以降的伟大计划，康熙的孙子现在可以令人信服地声称“西域已被巩固，而且将蓬勃发展”。乾隆期待边境永久和平，因为“在所有蒙古部落中，没有一个不是大清的臣民”。114

诚如俄罗斯人所言，土尔扈特的回归成了纳入清朝怀抱的最后“民族集合”，写下定居帝国与大草原间千年斗争的第二个结局：一支民族被彻底消灭，另一支复活并重返老家。复兴发生在消灭之后，对帝国大业而言是令人满意的结果。未来的民族主义者将反复引用“回归”的概念，作为描述各民族统一在新兴民族国家之下的隐喻。帝国和民族国家将历史视为出走后回归的循环，合法化其支配多个民族的主张。

不同于帝国呈现的形象，土尔扈特人长远来看过得并不顺遂。渥巴锡到承德觐见皇帝时享受了丰富盛宴，收到皇帝赐与的许多礼物，而且保留了大汗头衔，不过不再能控制他的人民。为了确保这些蒙古人永远不会联合起来挑战帝国，他们被拆成四盟十旗分散在新疆北部的数百公里。115舍楞底下的两个旗在科布多附近定居，另外四个旗在焉耆（Karashahr）以南定居。清官员强迫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从事农耕，以便防止他们增加人数。七十一在一七七七年发现，很多男人当起盗匪，妇女则从事卖淫。

事后看来，离开伏尔加格勒河究竟是不是个好选择？与留下来的同胞相比，土尔扈特人真的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来过游牧生活，保存习俗，以及实践佛教信仰”吗？116一九四七年，中国境内约有五万七千名重新安置的土尔扈特人；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下，他们被纳入一般的蒙古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族裔身分。117相较之下，一万三千名留在伏尔加格勒河的卡尔梅克人如今在俄罗斯拥有自己的自治共和国，二○○四年人口为三十万。118我们可以论辩他们的选择是否明智，但显然当这最后一批自由的游牧民也进入周围大型农业帝国的统治之下，大草原时代就告终结，也终结了世界历史的一页伟大篇章。

* 编注：据《史料旬刊》“准噶尔夷人贸易案．李绳武折”，阿济把尔第双亲已于瓜洲亡故，健在的是他的兄弟。

* 编注：这张版画的确是为平定金川（约在今日四川西部）战事而作，但霍集占参与的是大小和卓之乱（约在今日新疆境内），原图说恐有误植之处，特此说明。

第八章
骆驼背上的火炮：生态结构与经济局势

如前所述，后勤限制屡次束缚了清朝的将军，让他们无法施展身手。例如，假如费扬古在乌兰布通没有幸运碰上了撤退的噶尔丹军队，那么他的军队很可能就饿死了。边疆的遥远、荒凉与贫瘠也保护了游牧民，并阻挡了历代企图在该区域施加影响力的中国政权。1

然而游牧民也要面对补给的限制。虽然他们可以在草地上自给自足（中国军队做不到这点），但是当冬季大风雪将草地覆盖时，则会致使他们的畜群倒毙。草地也限制了大型游牧军队的规模与行动能力，他们仰赖快速突袭与撤退，且避免长期而静态的防御。如噶尔丹在乌兰布通学到的，在清朝首都附近开战是一大失策，但他仍然能够往西边脱逃。然而，康熙在后来的战役中，展现出他能领军直达色楞格河与土拉河，而那里已经接近蒙古势力心脏地带。距离不再是保护游牧民的屏障了，千年以来对中国势力的结构性限制已经开始瓦解。

战略上的考量迫使双方改变自然环境。就在清朝开始深入西北的同时，准噶尔也开始开发他们的领地。许多新疆开发的记述都忽略了从牧业经济到定居经济的重要转变，但是准噶尔部也如同许多他们的前人一般，仰赖牧业、农业、商业与矿业资源来创建其国家。

巴图尔珲台吉在基布克赛尔（Kibaksarai，或作和布克赛尔[Kobuk Saur]）附近创建都城，农田则环绕周边。2一六四四年，他创建了三座砖造城市，包括寺院在内，并且向沙皇请求提供鸡、小猪、阉猪、木匠、石匠与商人。由于他切断与中国和东蒙古的关系，依赖突厥斯坦和俄国提供粮食和劳动力，而“布哈拉人”（从突厥斯坦掳来的战俘）则作为农业劳力与关键的中亚贸易链接为其效力。3前往莫斯科的商队从贸易中获利甚丰，直到一六四七年俄国人叫停为止。一六七○年代，僧格扩大利用俄国人从事贸易，并用更多突厥斯坦俘虏来耕田。准噶尔军队要求俄国军队得先跟他们贸易，才能进入盐湖。4一六七七年准噶尔跟清朝恢复外交关系后，噶尔丹增加了前往北京的贸易使团。他一年派遣两批进贡使团以便用毛皮与马匹换取丝绸、棉布与金钱。一六八三年，清朝将进贡使团的人数从数千人缩减至两百人，并强制其余的人留在边境贸易。北京对贸易使团的限制也让噶尔丹心怀不满，成为他于一六八八年进攻喀尔喀的理由之一。噶尔丹有理由相信，北京给予喀尔喀人更紧密的商业联系只为了拉拢他们。

建国者噶尔丹

明遗民经世学者梁份在西北游历了将近十年，探究了噶尔丹早年如何努力创建他的经济基础。5梁份在《秦边纪略》（约成书于一六八七年）中描述了噶尔丹如何为军队获取矿产与火药：“于是富庶甲于西域，⋯⋯嘎尔旦取沙油汁，煮土成硫磺，取泻卤土煎硝，色白于雪。铜、铅、镔铁之属出地中。碛岸产金珠，则屏而不用。马骏而番庶，四方莫或过之。”（如本段所言，他似乎已经透过联络东突厥斯坦而掌握了波斯的炼铁技术。）

梁份也提到：

资用极备，不取给远方，乃悉巧思，精坚其器械。做小连环琐琐甲，轻便如衣。射可穿，则杀工匠。又使回回[包含俄国人与突厥斯坦人]教火器，教战，先鸟炮，次射，次击刺。令甲士持鸟炮短枪，腰弓矢佩刀。櫜驼驮大炮，⋯⋯远近闻之咸慑服。6 *

“骆驼背上的火炮”（櫜驼驮大炮）显示噶尔丹已经超越了抢掠，为其军队装备了用来进行永久征服的重武器。他在游牧民军队的机动性上增加了强大的军事威力，从而征服了突厥斯坦与俄罗斯的领地。根据梁份的记载，噶尔丹也创建了一套初步的税收体系，派遣一名转运使（译按：名之为“圈头”）向边疆部落抽取马、牛与羊等赋税（译按：即“添巴”），并且对收支进行密切控管。这个“圈头”，“或曰是嘎尔旦耳目所寄；或曰为网罗人物。”7

为了确保平时收入，噶尔丹要求每年定居人口的三分之一须轮番服劳役，并且限制其属下蒙古部落的移动。在突厥斯坦南部，他要求自治的和卓头目纳贡，但禁止贩卖奴隶，因为此举会剥夺其人力。8

策妄阿喇布坦继承了噶尔丹的国家富强计划，增加地方经济的生产资源，并且推动贸易，但是他也因此更加倚仗清朝。如前面的章节所言，就在康熙皇帝威胁要切断商队贸易后，他将噶尔丹的骨灰送往北京。虽然与俄国之间就贡品征收、逃人以及俄国军力向南扩张等问题上不时产生矛盾，但是准噶尔商队仍频繁穿梭于塞米巴拉金斯克、托博尔斯克与亚梅谢夫（Yamyshev），并在西伯利亚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参见表4）。9

策妄阿喇布坦与噶尔丹策零也发展农业。他们在伊犁、额尔济斯河与乌鲁木齐引入突厥系的绿洲居民（塔兰奇，Taranchi），这些人掌握了高产量的灌溉农业技术。根据一位于一七三一年被策妄阿喇布坦俘虏的清朝士兵报告，他见到了广阔的农田与园圃，甚至有部分准噶尔人自己也开始务农，模仿清朝所实行的屯田。10

最后，讨论准噶尔创建自身的经济与技术基础时，不能忽略炮兵军官雷纳特准尉及他的瑞典同僚们非凡的曲折旅程。11在一七一一年前，已有八百余瑞典人（他们在两年前的波尔塔瓦会战（Battle of Poltava）中被俄国人俘虏）分散在西伯利亚各地。他们提供了沙皇有益的信息，并且特别擅于绘制地图。12雷纳特后来加入了布赫霍尔茨前往亚梅什湖的淘金探险队，他跟其他的瑞典人在那里于一七一六年被俘。他直到十七年后才回到瑞典。

准噶尔的俘虏中有许多民族。他们包括了俄国人、瑞典人、满洲人与汉人，可能还包括了一些在康熙命令下由耶稣会士所派出的调查员。13策妄阿喇布坦用他们建工厂生产天鹅绒、布匹与纸张；雷纳特则被分派去进行军事生产。在他停留的时间里，他监督当地的劳役工人，生产了至少十五座火炮以及二十座迫击炮。他也教导蒙古人如何炼铁制造子弹、开采金银，还有如何印书。

雷纳特也支持了攻打鲁克沁（Lukchun，吐鲁番近郊）的五千名准噶尔军队，在阿尔泰山地区对抗清军，在准噶尔人击败傅尔丹的胜利中出了一臂之力。俄国派往噶尔丹策零处的使者乌格里莫夫（Major L. Ugrimov）提过雷纳特也照塔兰奇突厥人的方式种植自己的园圃，里面有果树，外有砖墙围绕。14

更重要的是，雷纳特帮噶尔丹策零绘制了第一份准噶尔地图（噶尔丹策零一点也不像是个原始的游牧首领，据说他带着一百头骆驼扛书）。15雷纳特回到瑞典时带着两幅地图，上面有蒙文地名，如今被收藏在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16其中之一似乎是一幅原创的蒙文地图，由噶尔丹策零本人绘制。而第二幅则是在巴里坤或吐鲁番从中国那边缴获的地图副本。这些是首幅中央欧亚的蒙文地图，其准确与细节超越任何一幅十八世纪的俄国或中国中央欧亚地图。虽然学界仍在争辩这些地图受到中国与俄国的影响有多大，但它们是独特的混合文化物品，结合了瑞典制图术、中国地图形式与蒙古地方知识。它们展示了制图术对于军事策画者的重要性，以及他们透过讯问当地人所获得的极度准确知识。17

总而言之，与清朝竞争迫使准噶尔朝“自强”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就像许多过去的游牧帝国，它们创建城市、发展农业、扶持贸易而且带来税收，但是其原初动机并非要“同化”入“定居社会”的风俗，而是动员资源以做防卫之用。然而，一七四五年噶尔丹策零过世后的内部动乱删减了这方面的投资。迟至一七四八年，随着准噶尔人恢复四处抢掠与自相残杀，金属工厂就因为无用而废弃了。18十年之内，清军就趁着准噶尔内部失序，而将其一举消灭。

年羹尧与并吞青海

就在准噶尔的领袖徵调各路资源维系脆弱的国家之时，他们的对手清朝也在强化对新获领地的控制。在蒙古之后、库库淖尔（即青海）成为下一个清朝意图并吞的对象。有别于对蒙古的逐步并吞，对库库淖尔的系统计划显示了清朝将边疆并入帝国的重要方式。

如前所述，当库库淖尔的和硕特蒙古人威胁要统一在罗卜藏丹津的旗下，并且要恢复对西藏的控制，雍正皇帝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以平定这场“叛乱”。年羹尧在一七二四年痛击罗卜藏丹津的军队后，草拟了一份计划重建库库淖尔并纳入帝国版图。条文罗列了有关军事安全、经济发展以及行政改革诸项，用意是确保库库淖尔由过去蒙古部族所统治的自治领，变成清朝的永久领土。19年羹尧的提案如同清帝国形成过程的典型案例，故值得仔细讨论。他首先强调和硕特人世代受清帝的恩惠，使得清朝有权将罗卜藏丹津属下所有部众（同类）视为清朝的属民。首要任务是定功罪而行赏罚。罗卜藏丹津本人脱逃。三名协助清朝平叛的王公获得晋封。被罗卜藏丹津胁从者免罪，但在叛乱中主动协助的领袖则应处决。年羹尧向和硕特诸王清楚解释了清朝的决定，详述了不该被赦免的八人之罪状。然后将这八人拖至诸王会盟前斩首，“以正国家之法”。20

接着，他画定了蒙古部落的领地。在他看来，因为明朝并未控制该地，当地的蒙古与西藏世系头人向来维持自治，导致了持续不断的抢掠与冲突。如今这些叛贼已经被消灭，对待当地蒙古人应该仿效内札萨克蒙古，分隶佐领（牛录）。而游牧草地则应画定分界，而蒙古诸首领则立为札萨克：而各旗长则由清廷任命。每个部落各自分有自己的游牧地，不得互相侵扰。依照传统，每年盟长需主持和硕特会盟。罗卜藏丹津利用他世袭盟长的地位来巩固他的支持度，但是年羹尧决心防止另一个统一者的出现。如今由清朝官员来挑选盟长。

分类是第三种有效的控制技巧。年羹尧利用画分蒙古以达成帝国的一统。部分喀尔喀蒙古并未于一六九○年多伦诺尔会盟时归顺清朝，而是往南逃到了和硕特部处乞求保护。如今清朝已经控制了这个区域，这些喀尔喀人有机会接受清朝统治以便脱离和硕特人的控制。他们的首领会变成札萨克，他们还可以占据从罗卜藏丹津的叛逆同党手中没收的领地。年羹尧清楚表示：“不惟可分西海之势，而喀尔喀等之台吉永免为西海奴隶之耻，且乐于自成部落。”21这些喀尔喀人清楚地被定义为新的部落，而且与库库淖尔的和硕特人分居。如此一来，清朝建构新的民族群体以便分而治之，就如同其对外政策“以夷制夷”一般，以此夷治彼夷。

类似的区分也用在库库淖尔的藏人（西番）身上，这些人被年羹尧视为当地的原住民。他们“蜂起”抗清，并称“止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但如今，年羹尧声称他们已然“皆我百姓⋯⋯西番之地皆我田畴，彼西番各台吉何为而得役属之耶？”22这些西番土著必须与喇嘛庙和蒙古王公断绝关系，以变成直接为皇朝效力的顺民。他们成为这个区域里另一批被界定的人。借此，年羹尧意图挑出原先对不同上级负有义务的多种人群，而将他们定义为仅服从於单一至高权力的各个群体。

强化对当地西番的控制也意谓着，利用分割西藏的领土边界来挑战达赖喇嘛的宗主权。年羹尧再度以历史来将这次分割的举动正当化。在唐古特四大部落中，卫、藏两部在西藏的西部，属于达赖喇嘛管辖范围，但是位于西藏东部的库库淖尔（西海）与康区（喀木），因为它们过去受顾实汗所统治，所以应当得到特殊分类。23在罗卜藏丹津失败后，康区就依附于邻接的云南和四川内地省分。年羹尧并不认为这样的重新安排是从达赖喇嘛手中夺走领地；其西边的“香火田地”仍旧在其掌控之下，不过，清朝确实将这些人移出达赖喇嘛的管辖，以“救十数万之番民使出水火之中”。24为了补偿达赖喇嘛的税收损失，清朝将每年给予赏赐，并且允许他在四川边境的打箭炉进行贸易。清朝画分西藏文化区域的方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今的行政边界相当接近。

为了进一步控制库库淖尔，喇嘛寺院的权力需要严格限制。这些寺院在整个西藏地区是最大的几个机构，拥有高达三千名喇嘛及互相链接的建筑。25它们是重要的权力中心，受当地西番纳租所支持。就年羹尧看来，这些喇嘛寺院并非真正的宗教机构，因为它们收容了许多“奸徒”，潜藏兵器，而且支持叛乱。“势不得不火其居而戮其人。”嗣后应当限制喇嘛寺院规模，喇嘛不得超过三百名，所有人都必须要在官府登记，而且须每年稽查两次。番人纳租不得直接归于寺院，而须缴给地方官后再分配给寺院。

总而言之，在消灭了一小股“叛军”后，清朝官员将这些幸存的“被胁从者”组织为固定的“部落”，并且画定其领地与行政单位，其头人则由政府任命。他们与不同群体混杂在一起以便互相制衡，区分“土著”与后来者，并且将多线的忠诚以对单一权威的效忠取代。

在这些边疆，清朝统治者面对着与其他欧亚帝国相同的挑战，并且运用着相同的手段。俄罗斯与鄂图曼帝国也在十八世纪时画定了稳定的边界，并且加强了对不同民族的分类，而大英帝国则在十九世纪对印度实行了同样的措施。26它们都对新领地进行了民族志调查，确认身分以便征税与维持地方秩序。27他们以固定、以阶序决定的官方职位，取代了自治的游牧社会中不时波动的联盟。然而，这种国家意图廓清、看见其民族的驱力，并未抹除所有的差异。官僚结构必须适应边疆的情势；它并未复制内地制度的统一性。札萨克既非穿着蒙古服装的县令，亦非满洲旗人（后面我会以更多例子来讨论清朝在新疆的行政多样性）。

在同一时间，年羹尧也鼓励移民，以创建和内地的链接，并且创造一个更为和平的定居社会。他提议遣送一万个满洲与汉人移民家庭到库库淖尔以“稀释”蒙古人的势力，并且引导他们从事定居农业。这些政策部分与政府极力主张简化的做法有所冲突。一方面，地方官员在有秩序的行政架构上，创造分隔的领地与亲属实体来消解部落链接；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借由添加可能与原住民爆发冲突的新民族，而将更复杂的多样性引入这个区域。年羹尧在库库淖尔的政策，具体而微地包含了某种向外极大扩张后维系帝国的张力。

年羹尧同样也推展贸易以便结合边疆与中心。就年羹尧看来，在征服之前，蒙古人可以任意贸易，“以无用之皮毛易我有用之茶布。”“汉人贪其利，使入内地习焉。不察习则玩，玩则奸心生矣。”* 28自由的贸易关系也让罗卜藏丹津得以在叛乱以前窥探内地虚实。因此边疆贸易应当受到管制。蒙古人应当分为三班；每班三年一次轮流入贡北京贸易。过了九年，则所有人都得到了贸易机会。一般的边市贸易则一年开放两次。军队应当巡查市场以确保无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跨越边界。

这些中央欧亚的先例为其他条约设定了模式。年羹尧在一七二四年的提案预示了清朝与俄罗斯于一七二七年协商的种种贸易规定，当中规定边界贸易被限制在恰克图，而前往首都的进贡使团仅有在官方许可下才能进行。十八世纪末处理西方商人的广州贸易体系也体现了相同的原则。如傅礼初所表明的，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租界是一八三五年和浩罕可汗谈判的结果。其条文中关于治外法权、商人自治，与常驻政治代表都同样应用于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之后的英国。29年羹尧的提议展现了稍早时期的情况也相同：在库库淖尔受管制的贸易安排设定了俄罗斯与英国条约协议的架构。

最后，年羹尧提议沿着库库淖尔的北界，建造大型的设防边墙。他设想有一系列链接的堡垒，而这座堡垒实际上能够将长城的防御线延伸到甘肃走廊之外，直达甘州与安西，并切断库库淖尔与北方准噶尔的联络。他会清除这块区域的蒙古人并且引进大量的移民以充实驻军城镇。如年羹尧所言以及像清朝后来在新疆所发现的，因罪遭流放充军的罪犯是最理想的耕种者。

年羹尧的宏大理想并未全数实现。清朝并未建造无必要的边墙，而移民库库淖尔的速度也相当缓慢。然而他的提案冥冥中预示了清朝、民国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边疆的基本手段。镇压、拓殖、国家简化、移民与商业整合总结了这三个政权的政策。然而清帝国并未完全贯彻这些手段，因此显得较为仁慈。清朝镇压库库淖尔的叛乱虽然残酷，但并非肆无忌惮。大型喇嘛寺院遭到解体而且在有规模受限的情况下重建，其影响力也随之缩减，但是它们并未被消灭。与后继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比，帝国意识形态对藏传佛教本身并不具有敌意；它在意的是其制度本身具有创造抵抗中心的潜力。在适当的限制下，只要将皇帝放在这个阶序的顶端，这些僧侣便能促进帝国的控制。

我们也许会注意到库库淖尔的情况与当下西藏的情况出奇的相似。30两者都存在敌对的转世喇嘛，一个由正统的僧侣集团所支持，另一个则由中国所支持；利用强行介入对拉萨施行解决方案；避免国家控制成为抵抗的焦点。但是清朝从未针对西藏的宗教进行全面的意识形态运动；毛泽东对达赖喇嘛所说，那句恶名昭彰的（或伪造的？）“宗教是毒药”的言论永远不会出自任何一个清朝皇帝的口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数以千计的寺院被红卫兵摧毁，而且许多僧侣遭到羞辱与杀害。满洲人仅对抵抗的喇嘛进行严厉粗暴的打击，在此之后他们仍旧容许这个制度继续存在。除了在七至九世纪藏人拥有本身武力独霸的帝国以外，他们总是处在一个不幸的位置：在不尽满意、暴虐或冷淡的保护者之间做选择。十六至十七世纪间，蒙古施主确实协助了达赖喇嘛创建中央集权的政府；但是十八世纪准噶尔介入其内部纷争，给藏人留下了唯一的保护人选项：即北京的清朝皇帝。然而在一七二○年代后，西藏、蒙古与库库淖尔在清朝松散的宗主权下仍旧维持着和平。直至二十世纪，革命党人的动乱才给清朝治下的藏人与蒙古人带来新的威胁。

治理边疆

清朝统治者消灭了敌对的蒙古国家，因此在西北地区增添了广大的领土。他们要花上一整个世纪才能消化新的土地与民族。其中许多的土地被归入甘肃省既有的行省行政体系内。在西北的宏观区域（macro-region）中，甘肃是最为边缘的部分。而西北的宏观区域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定义下包括了甘肃、陕西、山西西部与四川的一部分。它成为链接核心区的一般行政结构与边疆地区的新需求之间的枢纽。帝国的谷物供应、税收与军事政策都必须针对这个边疆的特殊情况进行调适，而且当更远方的西北异域被纳入帝国，这些政策也跟着向外延伸。但是这些在甘肃超出官僚常规的变通做法，为新疆更大的实验提供了范本。我在这一节将探讨西北地区（特别是甘肃）在帝国整体当中的位置，以及这个行政扩张与经济变迁的过程如何将新疆拉近内地。31

随着帝国扩张，官员创造了新的行政单位，并且重新改组旧的行政单位以适应新的需求。他们除了利用物品流动，也借着改变地域行政的结构来重新导向官僚资源。施坚雅与罗兹曼（Gilbert Rozman）都曾经利用行政层级分布与城市阶序的关系，来分析清帝国的制度结构。32特别是施坚雅，他已经说明官僚职位正式任命的许多方面都依照两个重要功能来分配：即税收征集与军事防御。然而，施坚雅的模型是一种静态分析，基本反映的是一八九三年的帝国结构，虽然有部分估计是一八四三年的资料。我们也需要检视官僚职位如何改变，以回应领土与经济活动的扩张。

总督为中国本部行政阶序的顶端，这个位置在清代首次成为常设职。33他通常监督两个或更多的省分，并且同时担任其中之一的巡抚。自清朝肇建至一七六○年间，总督的数量与辖区经常改变，直到固定在总额为九名为止（八名在中国本部，一名在东北）。如表5所示，西北地区是特别不稳定的。在清初，甘肃与陕西被放在一起称为陕西三边，在此同时四川总督的辖区包括了湖广。一六五三年，四川与湖广分开，并进陕西与甘肃，但一六六一年它又再度被分出来，并且有了自己的总督。山西则短暂并入到陕西与甘肃，而四川又再度包含湖广。但到了一六七四年，山西并没有总督，陕西与甘肃放在一起，而四川则与湖广分开。这最终会是个稳定的配置，但是在未来八十六年中，辖区则一再改变，四川有时会加入陕西与甘肃，而有时则分开。在征服新疆的最后几年间，甘肃短暂有了自己的总督，但在一七六○年，责任的画分最后分解为三个不同的总督：陕甘、四川与湖广。西北这个高度易变的分区显示了这个地区总督责任的改变。

此处总督因负有军事责任，故得以支配较为弱势的巡抚。出于同样的原因，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只有满洲人能够出任山西、陕西与甘肃各省的巡抚。34变化的边界清楚反映了西北军事需求的改变，诸如一七四九年在四川的征讨大小金川之战以及一七五○年的入侵新疆。在这段时期后，甘肃省就没有巡抚了。总督任所移至兰州，并且掌握了主要的军事与经济功能：沿甘肃走廊输送物资至中央欧亚边疆。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动乱后，大多数的行政边界都依照十八世纪中叶的决定固定下来。

总督的分布揭示，清朝最高行政层级如何回应自然地理限制。一七六○年以后，大多数中国本部（东北除外）之八名总督辖区的边界，与施坚雅所描述的八个自然地理宏观区域密切相符（参见表6）。35可以确定的是，一如施坚雅所坚持的立场，在任何层级的市场阶序中，行政边界永远不会完全符合自然地理区域。两者间最不相符的情形是直隶与两江总督的辖区。直隶总督并未统辖整个华北平原，尽管山西、河南与山东完全未设置总督。两江总督辖区仍包括了江苏、安徽与江西，即便江苏和安徽北部属于华北平原，而江西属于长江中游宏观区域（或自成一个宏观区域）。然而大抵来说，一七六○年后其他的总督辖区都与既存的自然地理区域相符，而那些最相符的辖区都位于帝国边缘。由于总督的主要功能在统整协调军事与后勤，因此这些人对帝国在边疆的扩张特别珍贵，因为他们能有效分配资源。

然而在清初，当职位时常调动显示领土扩张所产生的不稳定压力时，这些单位并不会与自然地理的宏观区域密切重合。要经过一个世纪的边界改动后，才能将经济结构与行政阶序达成大致相符的情况。自一六六一至一七六○年，总督的名额最多达十五名，最少为六名（参见表5）。值得一提的是，清初每个皇帝在位期间都会试验不同的配置：康熙短暂增加了总督的职位达十五个，而雍正则将其减少至九个。乾隆则将总额控制在八个，但是将四川总督来回更动，并且曾短暂将云南与贵州的总督分立。

针对西北总督职位的争议表明，边界的决定时常受到相互冲突的逻辑拉扯。一七五九年陕甘总督杨应琚上奏要求调整西北的军事负担。36他主张征服西部区域一事已经使其职责过重，因此他提议仅任命其为甘肃总督即可，并且将陕西归于四川总督之下，改变许多军事单位的辖区。杨应琚希望在跨省调度上能确保协调更加密切，事权更为集中。他坚持在各省之间的沟通应当由总督经手，排除各省巡抚之间的平行通讯，并且所有的军需财务事项都应该得到陕西总督的批准。37

议政王大臣会议否决了杨应琚的提案；战争还在持续中，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们并不想制造纷扰。固原提督张接天提议让新的甘肃总督驻于肃州，该地位于甘肃省的极西端，因此能确保对西域进行更密切的监控。但是皇帝认为此议“甚属冒昧”，并且更偏好让官方总部维持在东部人口聚集之处：“恐以凉州地近腹里，商贾云集，居处乐就便。安若肃州，地在千里之外，较此殊为窎远，因而腾其口说，该镇为其所怂恿，即据以入告。⋯⋯此又武途之习气所不能免者。殊不知就甘肃内地而论，则凉州固为适中，若就统驭新附各部落而言，则肃州犹为近地，而凉州则相距转遥。但徇庸众私情，岂能远计国家大体。”38实际上，皇帝拒绝了这些仅仅基于军事安全考量所做出的论断，而更加偏好从东部人口较为密集之处征收更多税收。他跟高级官员都知道税收与安全是行政边界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它们的规则常常互相抵触。在阶序的最高层与最低层中，清朝时常对行政边界与职位进行调整，以便回应这两种需求。

回到省级行政上，我检视了甘肃省的变化，以说明清朝在十八世纪如何创建一套边疆行省结构，这次经验又如何为十八世纪末合并新疆这个更大的任务提供范本。甘肃省原属明代陕西布政使司管辖，清初陕西分设左右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司在一六六七年以后成为甘肃省。39甘肃省下设四个府，军事单位的结构也沿袭明代的卫所系统，沿着西北边疆设置一系列独立自主的驻军指挥部。清朝逐渐将这些单位纳入民政体系中。在明代陕西西部地区有四十九个卫所。顺治年间裁撤了十二个，康熙初年又裁撤了四个。雍正朝则进行了规模最大的缩编，共裁撤三十一个卫所，这些卫所后来都被并入民政体系（参见表7）。卫所的缩编呼应了雍正的政策：将更多领地改由文官控制以缩减军费。40

清代地域行政的两个关键要素为“管辖幅度”（span of control）与职位的策略任命。管辖幅度指的是上级单位所管理的下级单位数量。编注：此处借用了管理学的概念，原指管理者能有效控制的受雇者人数，这里用来指行政体系中上级单位控制的下级单位数量。施坚雅使用这个词仅指称府之下的县级区画数量，但是它可以使用在任何层级上。41在清朝，中央的管辖幅度（总督或行省的数量）就总督的数量而言从九到十五，而就行省的数量而言则是从十五到廿二。在这个阶序中的每个层级里都有数种不同的职位，每个职位都有其特殊的功能（参见表8）。在任何层级要创设新的单位都会增加上级单位的管辖幅度，但是也会在官僚体系中增添额外的官员并且缩减下一个层级的管辖幅度。因此，创设新的行省（例如一八八四年设立新疆省或一八八五年设立台湾省）都会增加了首都的管辖幅度（因为巡抚增加了），但缩减了省的管辖幅度（因为省管辖的府变少了）。设立新的府则会增加省的管辖幅度，但缩减了每个府所管辖的县级区画。增加有薪俸的官员之数额是中国各朝代都不情愿做的举措，因为这会增加其财政负担。但是缩减管辖幅度可以增进安全，因为每个官员所负责的所属单位变少了。再一次，财政与安全考量互相抵触，难以两全其美。

帝国官僚的行政单位在最基层非常稳定，但是在高层则相当易变。县级区画的数量改变很少：三世纪的秦帝国有大约一千个县，而今日的中国有着更加广大的疆域与人口，则有二千一百四十三个县级区画，其中有许多县的边界几乎一模一样。42然而像清朝这样一个扩张的朝代，必须将更多的领土纳入民政体系中，因此它将军事统治的地区转为新的民政单位。这个过程在最高层级中以一八八四年新疆建省和一八八五年台湾建省而达到顶点，但是在较低的层级中，类似的改变自十八世纪起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跟设立新行政单位相比，改变行政单位的层级更为常见且更有吸引力，因为即便官员品级跟薪俸可能因此改变，但官员数量不会增加。此举的动机常常是为了加强监管战略要地。当县改成直隶州或直隶厅就直属于巡抚，无须中间再隔着一个知府。而直隶州厅的长官会由巡抚指派特别有经验的人来担任。

根据施坚雅所言，职位任命与管辖幅度随着地区不同而有所改变，而这与帝国的两大考量息息相关：征税与防御。管辖幅度在区域核心必须要大，在边陲则必须要小，以便能在最富庶的地区征到最多税收，并且在边陲的战略要地进行最高度的官方监控。直隶州与厅集中在边陲地带，因为它们直属于巡抚，具有特殊地位。

然而，当甘肃于一六六七年从陕西省被画出成为独立一省时，一点也不符合这个模式（参见表9）。它是帝国最边陲的省分，但是拥有四个府与卅七个县。平均每个府管辖幅度高达九．二五，这个数值相当高。43它完全没有州或厅。实际上，其行政分为两个平行的阶序：军事单位的卫所与民政系统。施坚雅的概括更适用于十九世纪晚期的“正常化”帝国，此时帝国已经消化了新获得的领土，而这要归功于早期的清帝国。在十七世纪，像甘肃这种新的省分仍旧十分异常，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其行政单位逐渐调适并且更加接近正常的结构。这些调整在中国西北部特别常见。

在清代，直至清末以前，短暂的雍正朝也许是重构行政单位最为密集的时期。在甘肃，雍正从原先的驻军中设立了四个新的府，并且将四个下级的州提升为直隶州。在陕西，雍正也将九个州提升为直隶州，而且新设了两个府。44

而在阶序的较低层级中，设立新的府级区画可能有两种动机：安保或征税。甘肃的新行政单位就属于这两种范畴。即便甘肃整体只是西北宏观区域的边陲，这个省本身也根据不同的市场密度而分层。

东部的三个直隶州──泾州、秦州与阶州──都明显位于更具生产力的地区。阶州事实上是最具生产力的府级区画，有最佳的降雨量、位于该省的最南端，完全不属于西北宏观区域，而属于长江上游宏观区域。设立这三个行政区增加了巡抚的管辖幅度，也提升了他们在这些富有生产力区域征税的便利性。平均每个直隶州控制了四．三个县级区画。

然而，设在西部的五个直隶州则是出于战略考量，从军事单位改组而来。每个直隶州平均控制三．六个县级区画，而且包括了全省五个厅当中的三个。宁夏府则居于中间，控制了四个县级区画，合并了两种考量。黄河的支流为田地提供了大量灌溉用水，但是这个府的边界基本上是沿着长城而画定的，与蒙古相邻。它不仅经常为其他县提供谷物，也同时供给了大量的军队。

之后从十八世纪初叶至中叶，甚至在最后消灭准噶尔汗国以前，清朝的行政结构就如同一条大蟒蛇，开始消化其新获得的领土。大多数的新获领土都保持在正常的民政体系之外，但是有部分已经开始从军事区转变为县级区画，而在这个新的西北省分中新设的府也在税收与安全需求中保持平衡。许多其他的行政与社会变迁在地方层级中接踵发生，例如建筑城墙、城市发展，以及官方与半官方职位的增加。在清朝向西北扩张的初期的甘肃经验，已经为该世纪末吞并新疆的重要任务做好了准备。

* 译注：作者此处少引了一句“出师则三分国人相更番”，导致把“远近闻之咸慑服”当作是人们听到炮声而吓怕屈服。

* 译注：此处作者原文理解有误。英文原文为“Han traders in search of profit headed for the territory, creating a “spirit of wickedness”(jianxin). ”但经查原折，应指汉人贪图与蒙古人贸易之利，允许蒙古人进入内地，久而久之，导致这些蒙古人渐生奸心。所以我这里决定整句直接引述原折。

第九章
拓殖与屯田

年羹尧主张把军人与平民移民到库库淖尔的提案，继承了长久以来的帝国传统。原则上，屯田有许多好处。当士兵轮流进行开垦与防守时，屯田在经济上就可自给自足，故能节省开支。一旦他们带上家人一起，这些军人移民就构成了常设性屯垦的核心。商人随之而来，将这些驻军与内地的贸易网络链接起来。然后，农民到来，减轻了贫困内地省分的人口压力，减少了饥荒或叛乱的可能性，而且使非汉民族与来自内地更加忠诚的移民杂处。若用中文来说的话，屯田是个一举两得的政策。

事实上，常设性屯田面对极大的困难。在西元二世纪时，汉朝（以及唐朝和其他朝代）在长城外设立了屯田，但是要维持这些屯田相当耗费金钱。在西元八十一年的盐铁大辩论中，文士所攻击的盐铁专卖政策，便是为了支付汉朝在西北边疆屯田的花费而设。1

位于吐鲁番的交河与高昌驻军城遗迹，留下这些帝国在殖民上短暂努力的明证。2交河在唐代最高时人口达五千人。其故城如今位于吐鲁番西边高耸的山崖顶，南北长达一千七百公尺，而东西长达三百公尺。高昌则更为广大，起初也是汉朝的驻军城，而且到了七世纪时扩张为一个大型的佛教社群，在九世纪时成为哈喇和卓（KaraKhoja）回鹘王国的中心。十四世纪，蒙古入侵摧毁了这两座城市。二十世纪在德国考古学者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与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重新发掘后，高昌为这些现代冒险家与盗匪出产了大量的写本、马赛克画、壁画与雕塑。附近的柏孜克里克（Bezeklik）千佛洞中之著名画作的命运──被勒柯克带回柏林且部分毁于二次大战中的美军轰炸──可以做为这些失落的中央欧亚城市脆弱性的缩影。

明朝皇帝与官员为了发展大规模的屯田而费心尽力。不过他们很快就失败了。3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把屯田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特别是在西北与辽东。在他在位的末期，三万三千五百名士兵开垦了超过一万六千顷（约为四百平方英里）的甘肃省土地。朱元璋吹嘘他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在陕西，三分之二的士兵被下令开垦田地，其余的则执行战备任务。但是军队养出来的都是拙劣的农夫。到了一三九二年，三分之二的人都逃走了。边疆土地的低产量、农业劳动的辛苦以及官员侵占资金使从军变得非常不具吸引力，而且造成无望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供军队食用。在十五与十六世纪，改革者一再提议革新，以便恢复生产并减少腐败，但是都未能奏效。如林霨所指出的：“屯田就是办不起来。”4

屯田无法自给自足，官僚需要提出创新的商业政策。商人支持的屯田能带来移民以及银两流入边疆，让军队得以购买谷物。结果明朝官僚创建了一支昂贵的雇佣常备军，而非开国者所设想的，自给自足且预算低廉的勤奋自耕农军队。他们从草原上的有利据点撤离，创建了长城以屏障殖民者，并且靠着来自内地的商业补给线支持。这与汉唐两代孤悬在外的驻军恰恰相反。著名的改革派内阁首辅张居正试图在十六世纪中叶复兴屯田。至一五八二年，他已经增加了名目上的区域达六十万顷，或是一万五千平方英里。5然而到了十七世纪初期，这个系统已经完全崩溃──游牧民族入侵赶走耕种者，许多政府土地与水池被改为私用，加上不公平的税赋与差役负担迫使士兵逃走。私营耕种者比屯田士兵获利来得更高，特别是当那些指挥官自己将驻军用地租给土地投机商人时更是如此。明朝的防御战略对内受困于获利的动机，对外则受扰于经常性的抢掠，因此从未在帝国传统的先例中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

不过，清朝屯田的努力规模更大，时间也更长。早在一六九二年，康熙皇帝已经坚持要驻在长城以外的军队开垦土地以自给，以免造成当地人民的负担。6他首度讨论过屯田一事在一七一五年，清朝绥服喀尔喀蒙古之后。得到喀尔喀诸汗的同意后，清军在东蒙古调查最适合农业开垦的地方。他宣称这些屯田“不特省挽输，兼可尽地利。使虏离居就贫破之势，而我过师有枕席之安。”再一次，这些屯田结合了经济发展与安全的目标。它们甚至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谷物给蒙古盟友。像在乌兰古木与科布多等地，一千人左右的小型驻军一开始需要从内地运输大量的谷物，直至他们能够靠着自己的田地自给自足为止。7

而被发配充军的罪犯（无论其地位高低）都是前往边疆的极佳非自愿移民。8例如贵州巡抚刘荫枢反对皇帝对突厥斯坦用兵，虽然免去一死，但却被发配蒙古去垦荒。9

到了一七二○年，将军傅尔丹报告，在开凿灌溉水渠、清理田地以及种植作物上，都有持续进展。土地相当肥沃，产量较原先播种的数额增长了二十倍，但是他急需铁犁来清理土地。10在像乌兰古木、察罕廋尔，以及科布多以南的地区，都有丰富的水与木材，清朝的将军们可以在蒙古进行大规模的筑城计划。这些堡垒能够容纳数以千计的军队，他们可以屯田并担任守卫任务。11

前已提及，清朝的筑城计划与俄罗斯入侵西伯利亚在某些层面上相似：透过哨兵将这些驻军链接在一起，军队就能以相对较少的人力而控制一大片地区；而透过开垦田地，它们能够减轻自内地输送补给的负担。然而俄罗斯人面对着较为简单的经济条件以及较弱小的土著人民。他们从西伯利亚土著部落征收毛皮贡赋而获利，而这些毛皮能够送往北京的市场上销售。清朝在蒙古并未取得经济上的利益；喀尔喀蒙古虽然至少是暂时臣服的盟友，但是不安全感依旧持续，而且蒙古的草地与零星散布之森林与农地资源的丰沛程度也远远逊于西伯利亚森林。

雍正年间，另一个屯田的主要标的则是从甘肃走廊延伸到东突厥斯坦的绿洲，从嘉峪关远至哈密（Qomul）、吐鲁番与巴里坤。雍正提倡屯田支持了帝国安全政策的大转向：军队在重要据点的集中防御、创建堡垒、军力强化以及降低开支。这些前哨基地极为脆弱，经常遭到策妄阿喇布坦的军队劫掠，而且缺乏足够的补给支撑主要部队在此集结。清朝的主要军事基地巴里坤，位于吐鲁番东方三百公里处，那里有足够的补给，且新开垦的土地收成可期，但是军队并不必然能及时抵达吐鲁番以击退敌人的强烈攻击。12有个解决提案是透过广泛开垦，以创建吐鲁番的农业资源。

在甘肃走廊内，肃州、沙州、瓜州、敦煌与安西都易于发现可耕地；主要的任务在于促进移民。一七二二至一七二四年间，这些城镇各自有三至四千名官兵被送往当地（在安西则有五千人），以便振兴这些被遗弃的屯田。然而，官方更偏好从陕西与甘肃这些西北省分来的农民移民，因为他们有在旱地务农的经验，而且他们是自愿前来的。13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这些早期的殖民努力并未吸引私营商人前来，因此政府对谷物市场仍维持严密控制。但是已经有商业利益的迹象出现了。将军查郎阿就曾担心，安西“口内囤户奸民兴贩射利”，会买入多余的补给米谷，因此他下令屯田耕种者只能把米谷卖给政府官员。皇帝批准了这个政策，但强烈要求官员只能以市价购入，而且将余粮储藏在谷仓里。即便在这么遥远的绿洲，都有一个谷物市场，吸引了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的内地商人们。14

撤出吐鲁番

以屯田为基础在东突厥斯坦创建一道防线的努力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有关最大的绿洲吐鲁番的辩论说明了突厥斯坦在军事补给与防御上的严酷限制。15如第六章所言，一七一五年策妄阿喇布坦对哈密与吐鲁番的袭击打开了新的冲突时期。一七二○年清朝对绿洲的征服代表自唐朝以来首次有中华帝国的管辖能扩张到突厥斯坦。

但事实证明要维持这些领土相当困难。万一策妄阿喇布坦变得具有敌意的话，雍正的撤军将会使吐鲁番面对袭击时特别难以防守。皇帝的政策仰赖的前提是：即如果清朝给他们机会经喀尔喀的土地派遣贸易与进贡代表团，那么准噶尔就会维持合作。但是准噶尔持续袭击吐鲁番，同时也清楚显示吐鲁番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来支持当地的人口与实质驻军。一七二二年，当军队自己的粮食补给耗尽时，他们尚需要向当地人借粮补给。

同时，策妄阿喇布坦企图把吐鲁番人迁往哈喇沙尔，因为这些农民对他的政府而言是宝贵的谷物生产者。16许多吐鲁番人反而向东逃去，寻求清朝的庇护。当策妄阿喇布坦隔年撤军后，清朝的将军们在经过几番商议后，决定不在吐鲁番设立大规模驻军。而是在六至七天路程以外的巴里坤维持驻军。但是补给在巴里坤依旧吃紧，而这些军队无法在吐鲁番人的牲畜遭到劫掠时及时抵达。17

在种种考量下，有人提案将吐鲁番的穆斯林迁移到更靠近中国边界的地方。他们提议在安西与肃州附近安置四至五千人（约吐鲁番半数人口）；安西离长城尽头之外仍有二百二十五公里之遥，但是已经从边界向内靠近了六百六十五公里。康熙欢迎他们前来，并称之为“我民”，誓言要保护他们免受准噶尔侵扰，但是继任的新皇帝并不愿意花大量军事资源在遥远的绿洲上。18事实上，仅有极少数的吐鲁番人接受迁移。即便清军的撤离使得他们更加脆弱，但只有六五○人离开绿洲，前来新的家园。这些移居肃州的人苦于收成不佳以及地方官员的苛政，这使得他们负债累累。然而在一七三一年，当准噶尔恢复劫掠时，在吐鲁番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动荡。驻军如今有三千人，但它无法自给自足，而且官员还必须发放救济品给当地人。19

为了达成对东突厥斯坦进行大型军事占领，岳锺琪概述了极具雄心的十六条建言。20首先他极力主张派遣大军对乌鲁木齐发动一场全面性的攻击，只留一小股驻军在吐鲁番。如果他成功了，他可以将边疆的防卫线向西推一七五公里远，减轻吐鲁番的补给负担，并且摧毁准噶尔的军队。然而皇帝对他能否成功抱持怀疑的态度。最终，雍正决定授权给岳锺琪进行这个计划。

之后岳锺琪要求增加军力、扩大屯田，以及从内地输送物资。在巴里坤所集结之准备进行军事远征的三万军队将移往吐鲁番，而来自宁夏与鄂尔多斯的一万八千余人将会取而代之；两万人将会从吐鲁番进攻乌鲁木齐，而一万人将会从巴里坤进击。若是得胜，将有一万八千人驻守在乌鲁木齐守卫该城。岳锺琪为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所需的补给提供了详细的预估。他预期凭借吐鲁番所开垦的地亩能支持一万大军，而该地区较小的城镇则至少能支持五千人以上。以当时在吐鲁番、巴里坤、塔尔纳沁（Tarnaqin）的收成总额为大麦五万石，仅能磨粉制面，但是大麦对军队而言不易消化。每年需要从肃州另外运送口粮小米三万石以跟大麦混合。这支扩编的军队还需要马匹总数六万匹，包括战马与驼兽。巴里坤有四万匹可用，八千匹可从直隶、河南与山西购得，而其余所需马匹可要求蒙古盟友提供。进攻的军队将会需要三万四千头骆驼以运送六万石粮食，以及二十万头羊，另外每个士兵自己还得背负两个月的粮草。21

岳锺琪的精心估算表明了要打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所需的大规模准备。他了解一场认真的军事努力需要至少花上三至四年，而且将会将这些蒙古人从它们遥远的老巢彻底根除，同时又能在绿洲留下足够的军队以便抵御袭击。但令人遗憾的是皇帝拒绝了岳锺琪的请求。他理解岳锺琪的驻军面对游牧民的袭击只能维持防御态势是多么的不体面，但现今并非打一场决定性战役的正确时机。22岳锺琪后来确实对乌鲁木齐发动了一场突击，但是他未能守住该城。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吐鲁番的首领额敏和卓（Imin Kwaja）遭受准噶尔的围攻，急需清朝援救，故他开始从吐鲁番组织一场大规模迁徙。在赶走准噶尔的军队后，他率领将近一万人于一七三三至一七三四年间踏上一场跨越七百公里向内地进发的长征，最后落脚在新瓜州，其位置就在安西镇的西边。为了奖励其努力，他被封为札萨克辅国公，而其属民则被编为一旗，而额敏则担任旗札萨克，他也是获此荣勋的首名回人。之后二十年间，这些住在当地的吐鲁番人贫困交迫，如同住在难民营，在此同时，他们的家园则受到战火的摧残。他们于一七五四年获准迁回家园，与此同时，清朝正准备对分崩离析的准噶尔进行最后一击。当他们迁回吐鲁番后，他们留下了二万亩耕地以及他们所建的四千八百所小屋。由于他们的回归，发生了进一步的冲突。另一位吐鲁番的清朝旗札萨克，莽噶里克伯克（Mangalik Bek）支持准噶尔，反抗清朝给予额敏和卓在绿洲跟他同等的权力。当莽噶里克伯克的反抗遭到镇压后，额敏和卓作为旗札萨克王公，成为吐鲁番不受挑战的统治者。吐鲁番维持了此一特殊体制，成为唯一具有札萨克旗组织的突厥斯坦绿洲，这是肇因于它在准噶尔战争中的高度参与。

就额敏的属民选择保护自身免受准噶尔攻击而放弃其家园而言，吐鲁番人可以算是“自愿”向边界迁徙的。但是在他们的决定当中的重要因素乃是清朝拒绝保证为绿洲抵御攻击。对于突厥斯坦绿洲的大型驻军而言，补给的限制意谓着军队无法长期停留在一处；他们必须勇勐出击，或是撤退。长久之计是建设突厥斯坦的生产资源，如此一来便能够同时支撑增长的人口与军事机器。在十八世纪中期后，这种发展才因为清朝在新疆大力提倡屯田而出现。23大多数清朝在新疆的屯田研究都从后期开始研究，但是早年在吐鲁番屯田的经验却相当具有启发性。再一次，它显示了这个地区的自然资源有多么不稳定，这对积极扩张又造成了多少的限制，又对当地的安全与经济生计造成多少困难。

这个半自愿的人口移动仅是清朝所推动的诸多迁徙计划之一。透过强制性与物质性的鼓励，当清朝的统治者们逐渐将越来越多的领地并入国家时，他们不仅调动军队，也调动了帝国周边数以千计的农业移民。从原先一个十七世纪初位于满洲地区的“掠夺性国家”开始，清朝就已经利用驱赶以及大规模掳掠来创建其人力资源基础。一如皇太极于一六四三年所言：“财帛虽多不足喜，惟多得人奴可喜也。”24如今清朝劝诱移民迁往帝国的边界，以便将更多的民族纳入扩张中的帝国。这些十八世纪初期的协商为此后积极深入突厥斯坦作好了准备。

拓殖新疆

在消灭准噶尔后，清朝开始更加积极地推动在突厥斯坦的殖民。25这个殖民计划已经被中国学者详细研究过了，而且英文也有一些短篇著述，特别是由米华健（James Millward）所作的优秀研究。这里我聚焦于清朝的殖民计划如何导致了帝国的文化多样性，并且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生态。26

研究新疆拓殖的现代学者，延续了从魏源的《圣武记》以降到其他十九世纪作品当中的传统。他们强调清朝政策对帝国整合的贡献以及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正面效益，主张现代中国形成“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是从这些“统一”计划中顺利产生的。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学者都采取非常相似的取向。在陈祖源的博士论文（一九三二年完成于法国）中，一开头就提到孙逸仙预言要派出一千万名的士兵与移民到新疆与蒙古：“这是清代在本省的土地开垦如此重要的原因：它可以为中国政府未来如何利用这块土地提供有用的信息。”27他讨论了地方政府组织、土地拓殖的劳力来源、聚落的地点与数量、通讯与运输路线的发展、税收，以及新疆建省后的经济与政治后果。许多后来的研究都采用同样的模式。

采用这个模式的中国历史学者，就如同特纳看待美国西部拓荒一般，视新疆拓荒为“边疆开发”。汉人移民带着国家提供的补助，提升了土地的生产力，这些土地原本是荒地或是仅用于产量较低的活动，例如放牧。就像新世界的北美移民一般，现代历史学家与其清代先人都把密集农业取代放牧一事看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28固定的聚落、稠密的人口以及高农业产出吸引了商人。愈发密集的商业道路将新的殖民地区与内地更加紧密地链接起来。从中国民族主义的观点看来，殖民对于将中国的少数民族整合为中华民族有所贡献。

这些历史学者所描述的拓殖过程大抵正确，但是叙述背后的缺省则是问题重重。他们将新疆“自然地”属于中国政府统治一事视为理所当然，而从“反叛的”准噶尔手中收复新疆则满足了事先存在的国家领土定义。对他们而言，帝国扩张将现代新疆完整建构为“多民族”且有清晰边界的自治区。他们把清朝描绘成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它致力于促进其全体属民的经济生计，并且将他们统一在汉民族的领导下。

身处在后民族主义与后殖民时代，为这个迷人的主题带来了新的视角，引入族群与政治多样性、生态限制，以及殖民主义的社会紧张等主题。清朝仅是十八世纪在欧亚大陆上数个扩张的殖民帝国之一。29此外，由于新疆仅是清朝扩张的数个边疆之一，我们需要从整体观点来看待清朝的边疆政策。皇帝、军机处、以及大半生涯效力边陲的特殊官员群体定义了潜藏的目标。许多官员的生平，诸如阿桂、那彦成、陈宏谋、年羹尧和松筠，都值得更进一步的分析。30由于他们的共同兴趣与天份，使得他们不同于那些在内地供职的官员，他们为帝国的计划提供了一贯性。虽然并没有通用于整个帝国的单一政策，但边疆面对的问题举世皆同。这种清朝作为统一帝国的特殊视野需要仔细检视。

不同于现代历史学者的是，清朝的统治菁英并未设想为一个由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定义的统一民族，他们也并未宣称新疆自古就属于中国。他们相当清楚这些征服前所未有，而殖民则需要新的政策。清朝真正的动机其实更加简单：安全与自给自足。主要目标是让这个地区能财政自立，包括能支撑常设的大型驻军。部分学者宣称从这些新开垦的地亩所得的收益已经足够，但正如米华健指出，光是粮食补给远不足以满足所有的军事成本。大量的银两从内地运入新疆以便支付薪俸、用具、服装以及建设成本。即便开采了金矿与玉矿，新疆从未具备经济上的合理性，而且经济发展也从未成为首要目标。

由于新疆是如此仰赖内地的大量援助，以至于防务支出总是充满争议。内地的江南士人批评在新获领土上花费大量金钱时，总会遭遇皇帝的严厉训斥。而比皇帝的敌意更令人惊讶的事实是：这些批评者的声音如此公开与有影响力，这表示他们获得广泛的支持。有关新疆价值的争议，事实上是在讨论何谓适当的帝国边界与认同。对清代的议论者而言，征服并非显而易见──持续扩张至固定边界──的结果。边界在征服的过程中被建构，而且需要持续合理化。

历史提供了一种将征服正当化的手段。如同今日，历史学者描绘了一个从汉唐驻军至今持续有汉人居住于绿洲的景象。现代地图（例如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借由绘制帝国领土管辖的清晰界线，而使这个神话永存不朽。这个历史地图集作为另一个民族建构的重要成分，支持了一个方便的虚构：即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固定实体，具有清晰、连续且长存的边界。透过一块地方一种颜色，这些地图隐藏了国家对边疆领土的有限控制、行政管理的不同类型，以及帝国与贸易路线的迁移，如何造就城市的繁荣然后倾颓化作废墟。31一如赫定（Sven Hedin）与其他人所发现的，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不稳定而隔绝的聚落相当常见，而清代始建并留存至今的常设军事与民政体制，事实上是前所未有的，并非是早先扩张的线性发展结果。

与其将殖民新疆放在从汉朝到现代国家的历史长河当中，不如问问是什么原因让清朝得以突破那些让早期帝国努力受挫的种种限制。虽说军事、制度、外交与文化的变迁都使这个突破成为可能，但是十八世纪的经济仍旧是帝国控制的基础。

对于内地而言，清初财政结算的条件使得政府没有可能清楚知道地方的农业状态。在十七世纪初期，为了赢得汉人菁英的支持，满洲征服者同意保留大部分的明朝财政体系，取消了大部分繁重的苛捐杂税，并且他们也放弃了早先打算进行的全国土地清查计划。32政府以银两计算所征收的定额税赋，而这个额度则是基于十六世纪末所设定的土地配额而来。理论上新开垦的土地应该要上报以便课税，但是菁英与地方官员串通，几乎成功地隐藏所有的新垦土地。从一七五三至一九一○年间，即便已开垦的耕地约成长了三十三％，但中国有登记的土地却几乎没有增长。33即便一再谴责，但是顶层官员极少能得知这些被隐藏的新垦土地。只有在某些明目张胆的例子，例如某地的河口沙洲造成某个重要城市的洪患威胁，那么北京才有可能注意到这些情况。34这种财政安排虽然让经济史家感到挫折，但对于帝国统治却有益处。这不仅确保了大量而稳定的税收，使它足以支撑一个薪俸低廉的官僚体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以及一个豪奢的皇帝家族，统治者还仰赖更多地方菁英的合作以确保地方秩序。

但边疆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方面，当地并没有根基稳固的士人阻挠国家巩固权力。另一方面，当地的建制派菁英绝少同情帝国官员，而且他们通常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因为不再受限于深层的社会结构，军事与民政官员便有空间能尝试新的控制方式。对于这些先行的边疆官吏来说，被征服的准噶尔地区就像一块白板一样。35他们的经验显示了官僚在摆脱社会限制之后所能有的抱负。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来观察殖民计划，不是仅仅视其为军队的经济支持，或是国家建构计划的高峰，而是殖民者得以在开放的边疆实现其梦想。简单来说，它与全球的帝国创建者的计划同步进行。学者已经开始从比较观点来考察“帝国张力”在亚洲与非洲的情况，聚焦于英国、法国与印尼的经验。清帝国也应当被加入该名单中。36

一如其名，新疆即“新的边疆”是帝国想像下的产物。然而新疆仅是十八世纪被纳入清朝控制的诸多区域之一。一六八三至一七六○年间，新疆、台湾、西南各省、蒙古、库库淖尔以及西藏都成为清朝所获得的永久领土。这个短暂却具有爆发性的扩张时期打开了对帝国性质的新思维。我们不能孤立考虑任何一处而忽视其他地区，因为边疆统治的问题也是单一论述的一部份。

清朝统治者对于他们的新领土究竟有什么理想？有些学者将清朝的计划称为“文明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可跟法兰西帝国的目标相模拟。37从这个观点来看，帝国官员遵循传统儒家的责任，企图化蛮夷为文明人，以便创造一个统一而规整的阶序。但是清朝的目标并不仅仅是那么简单。这种“化”只是一个目标，它被另一个同样强烈的责任所抵销：即保护原始民族不因跟文明接触而受到腐化。38此外，这个从中央或高级官员产生的理想，总是在施行的过程中因为极度不同的地方情况而遇到阻碍。这些不一致的理想与地方行政实务操作之间的落差，则是帝国另一个主要张力的来源。

帝国计划本身就内生差异，既是因为这种想像并不认可统一性，也是由于地方抗拒理性化。同时，官僚效率的驱力又推动行政常规的标准化。满人作为少数统治者而治理多数汉人帝国的特殊地位，使得他们对于抹除差异一事特别敏感。一个完全理性化与开化，而且一体对待所有臣民的帝国将会抹去满洲身分的所有标志。认可清朝“汉化论点”的学者就如此宣称：满人完全被汉文化所同化，而其统治正当性则完全仰赖于创建秩序以及遵循天命上。39但是这个论点忽略了清朝统治的许多重要面向。它忽视满洲菁英所关切的是维持他们与多数汉人的分别，这表现在其通婚政策、住居分离、宗教仪式，特别是旗制，这是满人控制的基础。40除此之外，汉化论点，就如教化使命论点一般，忽略了清朝持续在其所属人群的一致性当中重新刻画差异。差异性与一致性之间的张力虽同样适用于汉人与非汉人群，但是在边疆特别明显。在此，文化多样性并非透过继承，而是建构而来。

一七六○年，清朝把整个新疆设为一个军营，由驻于宁远（后迁惠远）的伊犁将军，以及驻于辟展—吐鲁番、库尔喀喇乌苏（清水城）、塔尔巴赫台（绥靖城）、乌什与喀什噶尔的办事大臣统辖。41这个事实本身就把新疆与帝国的其他地方给区分开来了。作为一个完全由迅速的军事征服所取得的地区，它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受到军队的控制。蒙古加入清帝国乃是一个谈判投诚与军事征伐的渐进过程，时段则从满洲兴起至一七六○年为止。在西藏与库库淖尔，清军进行了短暂的突袭并且留下了小股的驻军，但是仍旧仰赖地方上的西藏与蒙古菁英来统治。在台湾与西南中国，明代大量的汉人移民早于清军的到来。在新疆，除了哈密与失败的吐鲁番屯田，在一七六○年以前，极少有汉人进入这个地区。这些驻军的人数从一万至二万三千人之众，驻扎在新疆各地，他们本身就引入了相当程度的多元性。这些人包括了八旗满洲、八旗汉军与八旗蒙古、察哈尔蒙古人、幸存的准噶尔人、从伏尔加格勒河回归的土尔扈特人、锡伯（Xibo）与达斡尔（Daghurs）等满洲部落，还有来自甘肃与陕西的绿营兵丁。

除了军事指挥官以外，还有数种不同的民政体系，于一七五九至一七七三年间经常改组。一七五九年由甘肃的安西府管辖新设的哈密与巴里坤直隶厅，到了一七七一至七二年间，辟展（吐鲁番）与奇台（Qitai）也被纳入安西府辖下。乌鲁木齐与镇西于一七五九至一七六○年间成为直隶厅，一七六四年伊犁也成为直隶厅。他们都是甘肃布政使司的官方辖区，直到一七七三年，巴里坤被升级为镇西府，统辖哈密、辟展与奇台，而安西被降格为直隶州时为止。迪化直隶州则是设置来管辖乌鲁木齐与新设的县，如昌吉、阜康及绥来等。在一八八二年以前，一般民政体系在新疆东部仅包括了一府与一直隶州，以及伊犁直隶厅。广大的领土则落在这些辖区之外。

即便在新疆东部也存在着多种的管辖区域。哈密与吐鲁番的穆斯林被非常态地编入旗，而其首领则被任命为札萨克，对其属民有自治管辖权。其他在这个地区的蒙古部落也受札萨克管辖。此外，屯田士兵则受各旗或绿营长官所控制，而民人（汉人与塔兰奇人）以及被流放的犯人则支撑了驻军，并且受各自的民政长官所管辖。

在六城地区，即环绕塔里木盆地的诸多绿洲城市，则是由伯克独立统治，而受当地驻札大臣监督。在此地，清朝将军队集中在小型的兵营中，而与土著人群隔绝，并且经常轮调以避免永久定居。他们也尽可能不让移民和汉商进入此地。地方行政则由突厥斯坦人掌管，而司法审判则采用伊斯兰教法审理。然而，清朝的影响仍旧显而易见。伯克本身不再是世袭贵族，服从清朝的回避制度，他们也蓄辫，着汉服。他们会像县官一样漤用权力，包括了收受贿赂、操纵价格与债务束缚，不过随着他们一起的则是宗教体制的兴盛，而且清朝不会插手。库库淖尔的情况则构成了难以想像的对比，例如在当地喇嘛佛寺就遭到刻意拆除。

简而言之，在这个区域从东到西存在一种行政结构的坡度，变得跟内地民政体系越来越不相似，而随着汉人在当地越来越少，中央欧亚惯例变得越来越占优势。有三种不同的民政体系──郡县、札萨克与伯克──每种都起源自不同的文化传统（汉人、蒙古与突厥）。在民政体系的顶端则是军事驻防，集中在北部的伊犁，在那里有将近十万人的军队及其眷属，在哈密—吐鲁番—巴里坤一带也有重要佈防，而在南部最少，在当地并无常驻军队。军事结构则分为八旗与绿营，八旗自身则吸纳了眼花撩乱的多种族群。当清朝统治者在这块大地上佈署有限的军队时，这种不同的土著、民人与军事行政体系能够彼此平衡。这并未反映单一文明化计划或是民族主义式的兼并，而更像是官僚、强制力与当地环境之间的多方协商。42

税负义务与财产权也反映了这个区域的多样性。屯田的汉人仔细调查其耕地，评估收成量，将其收成谷物上交给国家以交换薪饷。相比之下，旗人更像自耕农。他们的八旗组织理论上以集体名义拥有土地，但是在十九世纪旗地改为私有。他们理应靠自己的生产度日，虽然实际他们将其耕种权租给移入的汉人农民或商人以便得到定额租金。被发遣到此的屯田犯人并无耕地所有权；其所有的拓垦区都归其所属的军屯所有。他们所分得的田地比士兵来得少，通常较为贫瘠，而且所有收成归官员所有。户屯（汉人屯户）每户平均可分得三○亩地（约五英亩），并且隶属于跟内地相同的里甲征税体系。他们理论上必须偿还开始屯田时所借贷的种子、工具与牲畜。即便在刚开始的前六年内，他们不需缴税，但是谷价低下的结果很快就导致他们拖欠这笔债务。最终政府减少或豁免了他们的债务款项。通常他们的税率跟甘肃相同，这些人也大多来自甘肃。相较之下，穆斯林屯垦民的收成并非以每块耕地的产量来计算，而是以收成与播种的种子数量的比值来计算的。这种计算收成的方式是传统穆斯林农业的特征，是对产出低而采粗放耕作地区的适应方式。43

那些讨论这些税捐体系的官员们对于能提升农业产量的动机予以持续关注。许多地方官员试图为每个团体设计适当的税捐政策，而这将能确保耕作者的动机以增加生产并且增加盈余以便上交给国家。清朝政府原先在穆斯林的土地上，拿走四○％的谷物实物税，因为这些土地被认为是国有土地。钦差大臣阿桂主张把税捐改为定额租金以方便征收并且能提升生产动机。在兵屯的土地上，全部剩余均归国有，定居者则附属于土地。收成产量被仔细计量，而奖赏与薪俸则被发放给军官与士兵以增加产量。一七七六年阿桂主张增加奖赏给那些将产量提升高于平均值的士兵们。

相比之下，旗人集体拥有自己的田地，这些田地则作为其驻军的一部分。但是在一八○○年代初期清朝实行了一次土地改革计划，给予八旗兵丁世袭的地权。如同松筠在一八○四年的报告指出，集体所有权导致“懒惰”，所以他建议分配土地而且期待每个人都能自给自足。他相信这会刺激每个耕种者生产更多超过其家庭所需的盈余，并提供赈济穷人的谷仓所需的谷物。事实上，满洲旗人一开始就从未对农耕感兴趣，他们很快就将土地出租给汉人与塔兰奇佃农了。私人的与商业性的土地关系因此发展起来，包括有利息与抵押品的借贷。

汉人与塔兰奇移民也负担在城市建筑工程与修路的劳役。突厥斯坦移民是属于国家的农民，对国家有缴税与服劳役的义务，也没有离开其土地的自由。相较之下，汉人移民的组成比较多样，有从被发遣的罪犯（完全没有自由）到完全独立的地主，甚至还有商人地主。在准噶尔地区，清朝并未创建单一且统一的土地权体系。这些屯垦区的多样性反映在对每个团体的分别安排上。

在东突厥斯坦与南疆，远在清朝征服以前就已经存在行之有年的土地体系。地方的伯克们乃是大型的世袭地主。那些背叛清朝的伯克们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但是那些忠于清朝的人手上的土地则有所增长，包括了这些土地上的农民，这些都是透过没收而得来的。伯克们也被纳入行政体系。就像其他清朝官员一样，他们也能支取“养廉银”的补助，但是是以土地和人民的形式，而非现金。在这里农民的地位近乎奴隶。新的统治者将他们自身安插在旧有的阶序顶端，承认大多数地方统治者的权利，而让农民关系维持原貌。

殖民与屯垦

我们现在回到农业生产的物质细节上。清朝推动军事殖民的规模远远超过前人。鼓励殖民的决定乃直接出自于官员体认到在战场上补给军队的困难所致。中央欧亚的殖民实际上在十八世纪最终征服这个地区之前的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了。这两大基本动机来自于在绿洲聚落增加谷物生产以提供军队稳定的补给，以及减轻中国西北部最贫穷的地区之人口压力，救济受到干旱侵袭的农民并且避免社会动荡。第三种通常不大公开表明的动机则是透过在当地创建新的移民社会，以确保帝国对这个区域的永久控制，并创建与内地移民混合的社会。

殖民一开始纯粹由军队所支持，而定居的士兵则是首批屯垦的耕作者，但是民人很快就跟上他们的脚步。随着时间过去，民人的人口增长了，而士兵则开始将他们的土地非法出租给这些投资的民人，创造事实上的平民化与私有化之趋势。清朝官员鼓励这种转向，相信给予小农土地权会鼓励更多的密集耕作。但是军事控制衰微的最终结果削弱了帝国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十八世纪由于拓垦造成的社会紧张在军事行政占优势时还能得到抑制，但是到了十九世纪，随着军力的衰微，许多在上个世纪所创建的新结构崩溃了，这使得新疆变成持续动荡不安的来源。

清朝也欣然接受许多边疆移垦的多种形态，包括了军人与平民。出于不同的原因，它将不同的军事单位带入了新疆，而且后来又把充军的罪犯送到此地接受军事监管。移民过来的平民大多数是来自西北的汉人农民，在不同形式的农业制度下工作，其范围从近似农奴制到完全独立的所有权都有。此外，突厥系的移民则从南疆被迁徙到北疆，并且带来他们自己独特的结构与地方领袖。因此清朝在新疆北部建构了一个新的社会，远较过去来得多元复杂许多。这种逐渐演化的殖民计划在早先的民族与结构上叠上了新的一层民族与结构，造就具有多层制度与社会群体地复合体。

在攻打噶尔丹时，运输粮食的高昂成本激起康熙皇帝对于军屯历史的兴趣。一七○○年他告诉下属，深入研究汉代将军赵充国的经验，赵充国是最早在边疆实行屯田的人。44一七一五年后，他开始积极设立屯田，地点在东方的吐鲁番、哈密、安西与巴里坤以及北方的科布多、其他邻近额尔济斯河之处、鄂尔浑，以及土拉河等地。北方屯田的目标在于保护清朝的喀尔喀盟友对抗策妄阿喇布坦的报复。在东方，每次想利用士兵来屯垦的企图都仅能短期维持而已。巴里坤，作为对抗策妄阿喇布坦的主要军队集结点，于一七一六年创建了一个约五百人的小型军屯，但是该军屯于一七二六年被废弃。一七二九年恢复该军屯以后，岳锺琪随即提出以五千人整理出十万亩地的建议，但是皇帝拒绝了这个提案，而且大多数的军队于一七三四年被撤离。清军于一七一五年占领吐鲁番并且于一七二二年派遣了五千名移民前往该地，但是一七二五年除了留下一千人在当地以外，其余的所有人都移驻巴里坤。他们曾于一七二九年短暂回归，但是清军无法牢固掌控绿洲。相反地，如前所述，吐鲁番人则被迁移到内地。比较靠近边界的哈密与安西则维持较久，但即便年羹尧建议应该投资扩大屯垦区，到了一七四二年它们仍旧遭到废弃，原因是收成不佳。

在早期，当士兵准备作战时，他们在开辟土地时仅能暂时地支持主要驻军。在准噶尔战争期间，军队的基本目标在于尽最大可能地将军力用于作战。让士兵分心去从事农业工作则是次要目标。即便这个区域之生产的经济收获能够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康熙与雍正皇帝两人都选择不要投入必须性的长期投资。具急迫性的战略考量比岳锺琪与年羹尧的远见来得重要。

自一七五八年起，清朝官员开始认真而持续地推动密集的农业拓垦。各种屯垦形式都有特殊的财政与农业特点。

在征服的进行期间与完成之后，有五种不同的移民进入新疆。首先登场的是两种殖民者，即满洲旗人与汉人绿营。第一批主要的军屯创建于乌鲁木齐；它们向西扩张，屯田士兵达到了总数一万三千四百人的规模。45在更加西边的伊犁，叛乱迫使清朝放弃了它早先的努力，但是从一七六一至一七七二年间，它逐步创建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再强调一次，军事殖民并非中国（或清朝）所独有。十九世纪初期，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及其将军阿拉克切耶夫（Alexis Arakcheev）那恶名昭彰的残酷殖民计划，则是欧洲最引人注目的例证。46尽管如此，清朝在新疆的殖民地仍旧比过去的中国朝代以及其他的帝国政府更为成功：它们维持了更久，逃跑的士兵较少，而且它们发展为永久性的聚落。虽然它们从未自给自足，但也没有让国库破产。

第三个登场的是被发遣的罪犯。一五八七年之后，清朝开始经常把犯人送到这个新征服的地区。一般的犯人会变成汉人驻军兵丁的奴仆。被免职的官员则可免于繁重的劳动并且与平民分别居住，但是在其暂时的流放期间，他们通常得担任地方上的行政职位。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已经叙述过发遣制度的法律、政治与象征功能。47犯屯对于土地拓垦仅有非常小的直接影响，因为犯人的数量并不多。然而他们是来自中国不同社会阶层所混合的一群人。抗税者、秘密结社成员、逃兵、腐败的官员，以及在政治风波中受牵连的干练官员都共享着边疆的严酷环境，至少是暂时性的。在这些士人中，这种共通经验足以锻造忠诚的纽带，在他们回到内地后仍旧会影响他们的活动。如此一来，流放创造了跨越地区、文化与阶级边界的网络。

第四批是从一七六一年后开始屯垦的汉人平民。这个屯垦计划由国家赞助，主要对象则是甘肃的贫困小农。甘肃为频繁的旱灾所苦；农业产量在中国内地省分中也最低；税收基础非常低；而小农则经常得面临饥饿的威胁。48这个屯垦计划的设计是透过鼓励最贫穷的小农移居乌鲁木齐，来做为甘肃的安全阀。到了一七八一年已经迁居将近二万户。他们获得了官方在各方面的支持，诸如运输支出、牲畜、农具、种子与房舍。官方在一七八一年以后就停止组织拓垦，但是其他的汉人农民持续自力前往边疆。

第五批则是从南疆来的穆斯林移民。清朝官员理解到当地艰困的农业条件需要特殊专门技术，征集了在南疆（六城）绿洲城市的突厥语穆斯林居民，将他们迁至北疆已开辟新的土地。他们在干旱土地上灌溉的专长别具价值。这些被称作塔兰奇的人创建了个别的回屯，特别在伊犁。他们不仅带着它们的农业技术，也带着他们当地的政治体系来到当地。他们的世袭穆斯林领袖（即伯克）被清朝承认为具有品级的官方社群代表。虽然他们来自南疆，他们还是移民，跟满兵与汉民一样。唯一的“土著”准噶尔人已经被消灭殆尽。穆斯林的宗教、语言、地方领袖、税捐义务与财产权都与汉人和满人移民大相迳庭。

这样的行政与文化多样性对帝国的统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清朝的问题跟各地的帝国大同小异：如何说服极度多样的民族团体服从单一权威。正是帝国的扩张首先造成了这个问题。军事力量与能干的民政官员能够遏制张力，但他们也需要其他的技术。

随着甘肃、哈密与巴里坤的土地得到收复，兵屯的屯垦工作于一七五七年开始，其后于一七七○年代在乌鲁木齐与伊犁谷地又有新的开垦区。49这些士兵来自于驻扎西北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丁。

这里的基本聚落单位为屯，其标志为以夯土墙建成的城堡，能容纳十五至二五○人。这个城堡包括了供士兵及其家属住的房间、农具间、谷仓，以及地方公署。它不仅是一个防卫据点，还是一个完整的行政与生产“单位”（unit），就像现代中国的“单位”一样（编按：“单位”是中国组织机构的代称，如“机构单位”、“企业单位”）。每个屯田地区都由一名屯田大臣管理，并向乌鲁木齐都统回报情况。平均每个士兵会分得二○亩地，加上牲畜、工具，以及种子。他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也无法选择自己想种的作物。国家仅给这些殖民者土地使用权，而且规定种植何种作物。主要的作物为小麦，还有少部分的大麦、小米和芝麻。盈余将会以两种方式分配。在安西，作物由国家与殖民者对半均分。在其他的殖民地，耕种者缴给国家定额的作物，而剩下的则可留下供其家人所需。一般而言，后者提供了较大的动机来增加产量。在乌鲁木齐，标准定额为十二石，但是能上缴十五石以上给国家的耕种者与官员则可得到奖赏。一七八四年福康安（Fukangan）驳回了提高乌鲁木齐上缴定额的提案。他主张劳力供给已经相当吃紧，而索要更多谷物将会使人从军事职责分心；这将会导致他们扩大军事用地，并干扰私人生产。他认为现有的土地已经提供了足够的粮食给驻军兵丁。军队所需为三万石，前一年的收成为九万石，而且仍有八十万石存粮。在当时的时间点上似乎屯垦的运作相当成功。50

乌鲁木齐与伊犁城也有特别的粮仓供军事使用。如《三州辑略》所记载：“顾内地之仓以济民食为主，而新疆之仓以裕军糈为要。”51唯一的非军事用途则主要是分配种子给新的屯田移民。谷物盈余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以赚取收入；但是不像内地的民人粮仓，这些粮仓并非用来平衡粮价或用来赈济饥荒的。52我们对于民人的粮仓体系运作有充分的信息，但是对于军用粮仓的规模与用途仍旧不大清楚。研究乌鲁木齐的军用粮仓将有助于我们阐明这个平行的体系。

十九世纪，军屯与其谷仓的效力衰微。一八二○年代军队撤离了这个地区以应付内地的逐渐紧迫的军事需求，而许多的军事用地则改为民用。53虽然谷仓的存粮在一七八○年代相当丰富，但是许多谷物在后来的数十年内都霉烂了。随着种植的规模减低，军队对于市场售卖的粮食依赖加深了，但是民人的移入也使市场价格降低。到了十九世纪初期，伊犁有二十万平民，开垦了一八○万亩地。54吴达善于一七六六年曾经做过计算，一支六百人的驻军，如果不计入其家人，每五年与其他军队轮调一次，才有办法自给自足而且有谷物盈余供储藏，但是他的估算有赖于一个条件：即能将多余谷物以每石一．六两银的高价卖出。这是一七六二年的市价，但是到了一七七○年，这个价格已经降到小麦每石○．五至○．七两银。以这个价格，个别的军队无法维持下去。由平民家庭或是重新定居的士兵从事农耕的情形正是意识到此一亏损所造成的。在另一层意义上，军屯的“衰微”是清朝在这个地区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证据，因为它从一个军事驻军区变成了由私家农夫所主导的市民化经济。

其他士兵则出于其他的原因而来到新疆。旗屯的创建是用来保全八旗军队的士气与军力。旗人以满人和蒙古人为主，他们也是过去征服军队的主力。55在征服之后，西北的八旗军队疏于军事演练，并且受到周围的民人生活影响而变得更加“腐化”。由于旗人薪饷不足以自给，他们变得更加贫穷，而且他们还被禁止从事农业与商业。旗人问题在整个十八世纪引起朝廷的关注，但是如今也扩散到那些离西北边疆最近的旗人身上。新疆原先被视为相对受损程度较轻的地区，还可以保存旗人的士气。在一七六四至一七七四年间，约有十一万五百名军人被送到当地。起初，他们并未下田耕种；而是领取实物支付的薪饷度日。这些收入来自位于乌鲁木齐的国营钱庄。清朝官员因此利用繁盛的商业经济资源来支撑这些纯正（如果不是穷困的话）旗人的固有美德。然而到了嘉庆朝，高涨的生活成本使得这些收入左支右绌，而旗人则被下令要下田耕作以自力更生。到了该世纪末，他们在惠远与惠宁开辟了十二万亩地。突厥耕作者提供他们种子，而国家则大量投资于挖掘灌溉渠道以使这些土地适合生产。

与兵屯不同的是，旗人本身从不耕地。这些工作由余丁来进行，即旗人家中未能继承其父亲职位的儿子。而对于这些产出的所有权也有所不同。首先，这些土地都是集体耕作。所有的谷物都需上缴国家，然后才透过八旗指挥部来进行分配。在离主要驻军较近之处，耕种者努力工作，视他们自己为驻军福祉一部分；但是在其他较远的土地上，他们就忽略这些耕地，仅仅视其为国家的土地。一八○四年，伊犁将军* 松筠将惠远八万亩与惠宁四万亩集体用地转为私有土地，取消了对旗屯屯丁的补助，同时创建了特别的国家粮仓来收购他们的生产营馀。他主张将土地占有权改为私有能够提升工作的动力：“若仍令其伙种，将所获粮石分赡八旗，未免视为官产，久而生懈，⋯⋯况满营旗人意以地如种成，将来必有奏请裁汰口粮者，因此相习趑趄。今再三开导，乃皆欣然领地耕作。”56

在这个反集体主义的农业改革下（让人联想到一九七九年以后的中国），边疆官员的目标从原先的维持集体的八旗身分，转向为确保每个士兵都能以私有地主自力更生。事实上，八旗耕作者自己也非法招徕佃农来为他们耕地，到一八三○年，土地出佃的禁令已遭废止。57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清朝实际上已经在这个区域创造了一群土地菁英，一群仰赖汉佃的满人与蒙古阶层。

另一个不同的屯田士兵群体也进入了这个区域：来自张家口与满洲地区的索伦、察哈尔、锡伯与卫拉特驻军。就像满洲与蒙古旗屯的殖民者一样，他们也能得到薪俸，虽然待遇低了点，而且他们当中的某部分人也持续成为独立的地主。锡伯驻军的成员是其中最成功的一群。直至清末，他们逐渐取得经济力量，扩张土地占有，维持他们特别的繁荣屯垦区。他们也是今日唯一维持使用满语为母语的少数民族。58

被流放的犯人则组成了另一批非自愿的移民。虽然过往的朝代再次提供了先例，但是清朝手上有着更大的领土。前往新疆的遣犯来自帝国的各个地方，其社会阶级也五花八门。学者王希隆曾经列举了六十六个面临发遣的犯人作为例子，以下简单列出几类：包括了伪造铜钱者、武装抢劫者、杀害因非法性关系所生之子女的父母、以药迷人图财者、械斗的宗族成员、绑架者、纵火者、诬告者，以及逃避兵役者。59在秋审期间，许多干犯死罪者都被改为发遣。遭弹劾与获罪的官员则是另一个不同的群体。一般来说，被发遣者一开始都成为驻军兵丁的奴仆，而非农业劳动者，但是自一七一六年起他们可以选择去种地。劳动力短缺提供了运用这些遣犯从事生产的强大动机。根据一项估计，一七五八至一九一一年间，约有十六万名遣犯前往新疆。60就像这些屯田的士兵与民人一样，他们也可获得农具、种子，以及高达三十亩的田地来安身，但是由于他们能拥有土地的机会很小，他们的生产量明显较低。61

打从一开始，这些遣犯就进行反击了：他们于一七六八年发动了新疆的第一场主要动乱。一名屯田官员为他的几位遣犯友人举办了一场庆祝宴会；他提供了许多烈酒，并且找了许多男男女女一起聚会。当这名醉酒的官员强迫女人唱歌时，他们的丈夫怒不可遏，引发了一场暴乱，这名官员被杀，并且抢了军械库的武器，占领了这座城。有了一千人的兵力，它们出城对抗一批仅有一五○人、从乌鲁木齐派来的接防部队，但是当双方交火时，遣犯一方的马匹未经训练而逃跑了。所有的叛军都被杀了。62

遣犯们有时会贿赂士兵让他们逃跑。在这场暴乱显示出管理的松散后，官员加强了管控。在犯人脸上刺上罪名与流放地使得侦查容易许多，而那些逃跑的人则会面临就地正法的处罚。63然而在经过五年的农地劳动，随后接着八至十年的开矿劳动后，罪犯能够加入平民。很少有人能够完成这个艰钜的目标，但是政府确实提供资金给这些遣犯的家人让他们能够团聚，以此来鼓励他们定居。有些能够加入军队，如果他们能在战役中获得特别的功勋，他们则能够被释放回到家乡。然而，几乎所有的遣犯一辈子都留在这个地区。

第二种的流人虽未犯下如此的滔天大罪，但是最终也卷入了新疆的地方骚乱。官员们将在湖北危害地方的吴姓大族近百人，以及意图逃往越南的一千名位处西南边疆的矿工发遣新疆。64这些屯田者成群来到了新疆，然后分散在新疆各地；他们由民政官员负责管理，不属军队管辖，并且表现与屯田民人无异。他们只是许多开垦荒地之不同群体的另一群人罢了。

许多被贬谪的官员也被流放到新疆，但是他们并不从事农耕。有超过五十名涉入一七八一年甘肃冒赈案的官员被流放到新疆，十三年后才得复归。65著名学者洪亮吉在一七九九年直言批评乾隆皇帝后，虽免获死刑，但仍被发遣伊犁，三个月后才得到赦免。无法免于赤字、管理外国人失当，或是部属犯事等罪名都足以让官员惹上麻烦。一七五八至一八二○年间有超过十％的总督曾被流放新疆。66从最高至最低的所有文武官员最终都可能免不了被流放到这里的命运。新疆因此也成了来自内地之中国社会缩影的样本，而且还要加上早已在当地的突厥斯坦土著、军事长官以及游牧民。

民屯成为移入新疆的新移民的大多数。在征服新疆之前，官员已经开始在甘肃西部鼓励移民。在此地，在确定一种提供最大的私人动机来增加生产的方式以前，清朝也在试验数种不同的土地分配。在甘肃西部，官员有一度曾经创建某种佃耕制，这种制度将总收成在新移民和政府之间五五分帐或四六分帐。67雍正年间，甘肃移民提供了许多谷物给那些仍在新疆战场上的军队。然而，到了一七三六年，由于收成欠佳，这种佃耕制被取消了，而这些移民的地亩变成了私有地，而他们则向政府付固定的赋税。在甘肃西部，如今它已安全地成为内地的一部分，新的农民则被同化为常住人口。国营农场则由佣工来经营，在安西开垦了约五万亩地──这是第二种试验──但四年后就终止了。

最成功的计划仰赖于一种契约劳役，它很类似开垦新世界的方式。移民会得到旅费、衣物、食物、种子、器具、牲口、创业贷款，以及三○亩地。他们必须在那块地上工作五年，但是无须缴税。五年后，当他们开始缴税，他们便成为独立的地主。在伊犁，他们在三年后每亩征银一钱直到他们还清债务，此后每亩征银五分。68这种制度特别吸引西北的贫穷小农们，他们缺乏资本来开垦自己的土地。一七二六年，岳锺琪宣称已经在甘肃沙州移入了三千三百个贫户。自一七六○年代起，大量贫户从甘肃西部移入新疆。69最早的移民是单身汉或无地的劳工，但是很快地大多数移民带着他们的家人一起过来，特别是在官员大肆宣传鼓励移民之后。到了一八○三年，超过十五万五千名民人在巴里坤和乌鲁木齐开垦了一○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九亩地。到了一八二○年，包括伊犁在内，得到开垦的农地总计超过一○八万亩。70

这种由国家支持的移民计划吸引了许多其他来自内地的人口，他们蜂拥至新疆，渴望改善他们的生活。陕甘总督文绶于一七七三年游历了这个地区，热切详述了商铺聚集的景象：“城关内外，烟户比栉而居，商贾毕集”，而小农则忙于在肥沃的土地上耕作。在他看来，新疆是一片“乐土”，提供这些新来的人许多的机会，而且他极力主张政府应鼓励进一步的开垦。71来到此地的佣工也满足于高工资──每月可得银一至二两──而且粮价甚低，因此他们可以节省金钱而且不久后就能购买土地。

带来大量资本的商人可以立即投资土地，并且聘雇佣工来开垦这些土地，而且此举得到了官方的支持。这些商户组成了另一群重要的民屯。当中有些人掌握了大量的土地，例如在伊犁，卅二名商人拥有总计三万九千六百亩的土地。一七七八年在乌鲁木齐，有一千一百三六个商户即便他们自身并不真的从事耕作，但还是获得了跟小农移民一样的土地和种子贷款。杜曼（Lazar Duman）主张，这些商业资本家的存在使得新疆变成一个高度阶层化的社会，而且由地主—官员菁英所主宰，但是大多数商户开垦的地亩并不如伊犁一般广大；平均数额似乎为每人五○亩地。72总督文绶并不害怕从内地蜂拥而至的商贾，而是提供他们投资机会，以便使他们成为定居的地主阶级。

除了这些商人以银两缴税以外，几乎所有的移民都以实物缴税。文绶所订的税率为每亩纳细粮八升，或是每块地平均纳粮二．四石。考虑到他们有五年时间能够让自己自立，这对大多数的耕种者而言是个合理的数额。一旦它们成为纳税者，他们就享有所有定居农民的完整财产权。

突厥农民则是支持清朝征服的最后一群贡献者。73他们是唯一一群经验丰富，熟悉特殊形式的新疆绿洲灌溉农业的耕作者。他们被称为“塔兰奇”（Taranchi），这个字源自突厥语，而清朝则借自蒙古语的“农夫”（tariyaci，卫拉特语tarän）一词。74如前所述，当准噶尔人占领了伊犁河谷时，他们从南方的绿洲带来许多塔兰奇人，以便展开他们的开垦计划。在准噶尔人带往北疆的两到三万人当中，塔兰奇人构成了重要的一部分。75当他们于一六八○年拿下叶尔羌时，它们将大多数的当地人遣送到北方做为奴仆，为准噶尔国从事生产工作。

就在同时，其他的塔兰奇人则协助清朝。在一七一八年清军将准噶尔掠夺者逐出哈密后，哈密的伯克就推行开垦地亩。清朝官员帮助他挖掘灌溉渠道。一七一九年他送了六○八石谷物给巴里坤驻军。一七三○年，他报告说在四至五百名新移民的工作下，收获了三千至四千石的谷物；而一七三○至一七三六年间，他送了总计二万七千五百石的谷物给清朝驻军。清朝为他提供给驻军的谷物每石支付一两银。第二个回屯则始于一七三九年，地点在蔡把什湖（Caibash），但是清朝自一七四二年起就停止支付银两，而这些地亩则被改为回民屯，每年收成需缴纳四成给清廷。到了一七五三年，由于收成不佳，沟渠淤积，因此两处屯田都遭到废弃。

在吐鲁番，清朝官员和地方伯克意图照哈密之例设立屯田，直到一七三一年全部人口移入内地为止。一七三三年，超过八千名吐鲁番人迁到了甘肃瓜州。清朝官员为了安置他们而创建了五堡，并且给了他们八千石种子以种植四万亩地，此外还蠲免（即免除、减免）他们的赋税与劳役。但是收成不佳使得他们无法偿还债务，因此一七三八年他们的债务最终被豁免。一七五五年他们回到了吐鲁番，而清朝则征集了其他农民前来接管这些熟地。

在清朝征服新疆后，在清廷的支持下，伊犁成为回屯的主要地区。在伊犁，塔兰奇人是最大群的耕种者（参见表10）。战争几乎将这个地区的人口一扫殆尽，但是将军兆惠在此创建了一千户的塔兰奇回屯以便供给其四五千人的驻军。移民则来自南边阿克苏、喀什噶尔、乌什、沙雅尔（Shayar）、叶尔羌、和田（Khotan）和赛哩木（Sailimu），以及东边的吐鲁番和哈密。到了一七六八年，六千三百八十三个塔兰奇回户提供了大量驻军所需的谷物。清朝官员体认到需要给这些耕种者鼓励以便使地尽其利。例如，阿桂奏请将地租从过去的比例制改成定额制，他说道：

若将伊等耕种所得米谷每岁收取，但照种地兵丁支给口粮，则虽收获甚丰，伊等不能多得利益，或致废弃田功，即严行督察，而人众地多，不能周遍，且恐耕种时既潜行侵蚀，收获后复私自存留。若额定每岁交谷数目，将盈余者听其自取，不但事无烦扰，伊等亦知力勤耕种，生计日优。76

因为收取定额地租在荒年时会有造成上缴谷物不足额的情形，阿奇木伯克创建了义仓以便农民有需求的时候能够贷给谷物。在作物尚未萌芽时的初春所借出的谷物，可以从秋季的收成中以增收十％的方式偿还。

官员也支持试验地，采用不同的种植方式试图增加产量。在伊犁，将军明瑞就从辟展带来了特别优良的谷种进行试验。他发现越粗放的播种能够带来越高的产量：在每亩下种二升五合的情况下，种地四十三亩，收获五十五石三升；另一块地，在每亩下种一升五合的情况下，种地六十六亩，收获一百零一石。在认识到新疆的农业条件和内地大为不同的情况下，他建议将这些种植方法推广到其他地方。77

伊犁的产出超过其所需的数量。每个伊犁的耕种者会得到三十亩地以及一．五石的种子，当中有小麦和黍，并且应交十六石给当地驻军。78在丰年时，一．五石的种子能够产出四十石的谷物，因此这些移民要缴纳其收成的四成三给军队──这比哈密的四成比例要来得高。驻扎在惠远与惠宁的两万四千名士兵与官员总共需要十六万六千六百石的谷物，其中塔兰奇提供了十万三千石，即所需谷物总额的六十二％。察哈尔、厄鲁特、索伦和锡伯驻军需自力更生，绿营军队须自产一半的粮食，但满人军队则完全仰赖回屯。一七八二年，谷仓中存有五十万石，但是到了嘉庆年间（一七九六—一八二○），其库存降至二十八万二千石。

虽然塔兰奇人不被允许离开，而且有些人因为逃跑而受罚，但是许多其他的佃农从南边蜂拥到伊犁来耕作当地的沃土。与统治南方的伯克任意反复征收的小额地租相比，他们更偏好清朝的定额地租。前面讨论过的一七六五年乌什之乱就是导因于这些地方伯克的漤权，而清朝官员无法约束这些伯克。

在伊犁，清朝官员加强了当地的社会阶序以确保稳定和生产，并且保留了由当地伯克治理的既有体系。和吐鲁番不同的是，伊犁伯克未能确保其世袭地位；每次的承袭都必须得到清朝高级官员的批准。在这个阶序顶端的阿奇木伯克监督其他级别的十三名属下，总共有八十七名官员。每名伯克，就同内地的文官一般，会得到一笔“养廉银”，阿奇木伯克有五百两，其下的伯克则依次按比例减少之。阿奇木伯克及其下属也获得大笔土地：二百帕特曼（patman）的土地，并搭配一百人来耕种。79

间接地，清朝移民填新疆的政策也让帝国边界以外的中央欧亚地区得到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对于屯垦的控制减弱了。阿奇木伯克及其属下向其人民索要更多地租；他们把地界扩张到官地和民地；他们也疏于保养灌溉渠道。许多的移民因此逃跑。太平天国之乱期间爆发的伊犁暴动导致不稳定加剧。俄罗斯人于一八七一年占领了伊犁长达十年之久，并且在撤出时带走了十万名塔兰奇人和汉人穆斯林。中国的历史学者宣称俄罗斯人强制带走了这批人，但实际上他们是要逃离左宗棠军队的残酷镇压。这批所谓的“东干人”（Dongans），七万个使用汉语的穆斯林民促成了今日哈萨克斯坦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斯坦的族群混合。80

经济发展

新疆的征服者很快就创立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发展计划，超出原先军事支持的狭隘目标。民人伴随着军屯，在政府的支持下扩展了他们的屯垦区。这些增加的农业人口依次吸引了商人，而他们又刺激了城镇的成长以及和内地的商业链接。除了土地开垦以外的其他政府计划也支持了这些发展。马市、矿区与城镇使得经济图像趋于完整。

军队也许要靠吃饱肚子行军，但是他们的粮秣得靠马背运输。在作战期间，所有将军的首要考量都是马匹的供应。由于在中国本部缺乏草场，因此每个王朝都需要和游牧民交易马匹。在鉴定马匹上，游牧民总是比一般中国文官具有更大的优势。与自外于草原的明朝相较，与中央欧亚链接较强的唐朝，可以拿到较佳的交易条件并且有更多的马匹供应。不过马匹供应对于一个帝国的生存而言总是至关重要，而且会占去其预算中的一大部分。明朝的统治者创建了最有系统的边市，并且以茶和布来交易马匹。但是他们的防御政策相当昂贵，并且使他们高度依赖蒙古人。

满洲人设立了太仆寺以提供朝廷所需的牲畜，而且他们在满洲地区还有其他的草场。但是当康熙的军事行动深入蒙古，这种远距离使得供给马匹的成本变得过高。陕西与甘肃无法提供足够的马匹以符合所需，而从归化运马过去又极为昂贵。青海的蒙古人与藏人所提供的牝马每匹要价八两银，而种马每匹则要价十二两银，这是极高的价格。81如同前面所述，在作战中，马匹的高死亡率意谓着需要补充大量马匹，而在补给耗尽之前，作战只能持续有限的一段时间。

一七三六年首度在甘肃的甘州、凉州、西宁与肃州设立马厂，牝、牡马共有一千二百匹。到了十九世纪初期，这些马匹已经增加到二万匹。但是一七五○年代的战争所需马匹数量远较此数为多。一支五万人的军队，每名兵丁配备三匹马，一开始就最少需要十五万匹马，而在一场耗时四年的战争中需要提供超过二十万匹马以备补充。清朝的将军如今有了蒙古人作为同盟，从他们那边可以征用牲畜，但是如我们所见，过度征用会导致蒙古人叛变。只有在一七六○年，新疆的伊犁、巴里坤、塔尔巴赫台与乌鲁木齐才设立了大型马厂。最大的中心伊犁每三年必须达成九千五百二十四匹马的定额。到了一八二六年，伊犁已经养了五万匹马。嗣后，清朝官员创建了羊、牛与骆驼的牧厂。到了一八二六年，伊犁有一万头牛、数千头骆驼以及约四万两千只羊。82

除了向蒙古人购买以外，新疆的官员如今还有一个新的牲畜来源：即哈萨克斯坦人所控制的广大草场，当时哈萨克斯坦人已经成为清朝的藩属。在乌鲁木齐，中国人提供锦缎、棉布、茶叶、金属器皿、药品以及瓷器──丝路上的典型贸易货品──以交易牛马。伊犁很快就超越了乌鲁木齐，而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牲畜也使得牲畜的价格大为降低，牡马、牝马与骟马的价格降到每匹二．四七两银，而每头牛的价格则降到一．五两银。正如某位官员所言，边疆的牲畜价格与内地大为不同：在哈萨克斯坦人的价格，内地一头牛的价格值边疆的四匹马，而一头驴则值两匹马。83当哈萨克斯坦人跨越边界时，他们也得为其畜群付一％的税，而哈萨克斯坦的朝贡使团则会向皇帝献上特别的宝马。

马厂受到了紧格的军事控制，由一名主官负责监督士兵，每名士兵负责照料廿四头以上的牲畜。并给这些牲畜进行小心的计数和筛拣检查：伊犁马厂必须每三年繁殖相当于马匹总数三分之一的新马，以及每四年繁殖相当于牛只总数八成的新牛。这种对马厂的繁重要求是出于马匹在边疆的多重需求。最密集的需求来自军屯和军台，在军台每年需要拨补三成的马匹和一成五的牛。正规军不像农务那么密集使用牲畜，每年大约只会损耗一成七。矿区也需要马匹，在游牧民遇到灾荒时马匹也会做为赈灾物资发放。一场大型军事作战，特别是一八二六年征讨张格尔一役，意谓着突然从西北草场需要五万匹马。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马厂能满足日常需求，有时候甚至能有盈余，如一七八二年，多余的马匹以每匹三．三两银售出。

直到一八五○年代，马场似乎解决了对于所有帝国军队而言最持久的问题之一。然而，一八五○年以后，这些马厂也受到了这些地区广泛动乱的影响。就像当地所有其他的新制度一样，当官方监督松懈后，它们很快就衰落了。没有了三年一次的检查，畜群很快地就衰微了。到了一八五三年，伊犁的十万匹马当中有四万匹死于疾病。随着军队撤出，草场被改为耕地。在这个世纪末试图恢复马厂的努力仅仅得到了有限的成功；到了一八九○年代，巴里坤和伊犁总计只有一万匹马。84

由清朝引进的密集农业对农具产生了新的需求，因此官员投资铁矿以生产工具和武器。原先从内地进口的库存很快就耗尽了。如同马匹，在当地生产补充品已被证明是较为廉价的。自一七七三年起，伊犁官员开采了铁矿，同时其他的矿场生产铅和铜，以制作货币、子弹和武器。所有的矿场都由军方经营。

在大多数情况下，突厥系农民使用木制农具，但汉人农民一般掘土更深，而且耕作较为密集，需要铁制的犁、锄、镰刀与收割机。他们的需求是持续不变的，每年会耗损三成的农具。绿营兵丁最早进行繁重的挖矿工作。从内地带来的金属工匠会得到优渥的工资，每名日给佣银二钱，日粮一斤，因为在当地相当缺乏他们的技术。一七七三年以后，遣犯成为主要的劳动力。新的规定让这些犯人在工作五年后可就地为民，在矿场工作八年后可返回原籍。后来这个最低时限延长为十至十二年，意谓着清廷相当需要这些劳动力。新疆的农业发展虽然仰赖独立的农民来耕田，但也需要在军事监管下之遣犯的奴役劳动力，来提供基本的生产工具（参见表11）。

透过兼并与发展新疆，清帝国给自己带来了机遇和危险。它确保了这个区域免受其他强权及不安的自治体的控制，而且它也与俄国画定了固定的边界，暂时防止了沙俄的入侵。殖民与整合政策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并且鼓励来自内地的大量移民。某种程度上，从西北来的移民减轻了华北的资源压力。做为补偿，官员在新疆必须大量投资灌溉渠道、农具、种子和牲畜以便维持屯田。他们也提高了土壤的生产力，并牺牲草场以扩张农地，而且带来了和内地的重要商业链接。新疆前所未见地与汉地核心高度链接在一起。

然而发展也产生了紧张，而且只能以武力遏制。第一波移民──军人──将开辟田地作为其部分任务，但是后来变成了平民地主。他们是最可靠的人口。遣犯来到此处并非心甘情愿，而且在控制松懈时容易暴动或潜逃。平民从国家得到大笔补助后，一批批来到新疆。然而，当这些群体与当地的突厥人口混合，而且当汉人穆斯林与其他商人也加入这个族群拼盘之后，紧张的程度升高了。单一行政体制无法涵盖庞大的开支以及多样的人群；因此清朝采行多种系统来包纳这些多样人群。

由于这个地区从未能自给自足，因此需要来自内地的持续补助以便维持既有的生态与社会平衡运作。然而，在十九世纪时，随着资源往内地转移，新疆也开始崩解。持续的叛乱到了阿古柏占领整个新疆时达到了顶峰，这也是盛清的发展政策意想不到的后果。85

* 译注：此处英文原文仅写governor，有误。经查松筠此时任伊犁将军。

第十章
收成与赈济

管理边疆经济需要一个极度扩张的信息收集机制。乾隆皇帝施行了一套遍布整个帝国的体系以便向他报告价格、收成与雨水，这些都为农业的情况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而这些报告的目的则是为了让官员在需要进行赈济时得以及时介入。各县负责管理“常平仓”的官员仰赖市场报告，以便掌握介入市场的时机来稳定价格。他们在粮食短缺时出售谷物，而粮食供应充足时则购入谷物充实仓廪。

从地方上收集标准化的统计资料，一般咸认是近代国家的标志。将“社会”视作实体的概念得以出现，是由于十九世纪欧洲国家所采取的诸多正常化措施，其中以统计学最为重要。1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清朝在十八世纪的所作所为看起来是早熟的“现代”做法。

在整个帝国当中，这类报告又以新疆地区最为详细。论监控的程度而言，整个清帝国没有地方堪与新疆比肩。只有那些受军事控管、已被开垦的土地，官员才能估算种子数与产量之间的关系。有关农业产量的日常报告显示驻军的补给受到仔细控管，军队才能够按此进行调配。

清帝国的屯垦、开荒与增加农业生产力的计划，在帝国内最为干燥地带究竟有多成功呢？这些农村生产者是否能够提供自身与军队足够的粮食呢？产量和价格两者与气候波动的相关程度有多大？粮食市场与官方粮仓在平抑价格与链接各区域上又有什么成效？农业在何种程度上仰赖国家对生产的大量投资？清朝在边疆的信息收集机制提供我们资料，来衡量当地农业的可持续性。

收成与产出

收集有关屯田产量的资料属于更大的系统性农村经济信息收集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在十八世纪时在整个帝国境内施行。在皇帝谕令各省巡抚充实仓廪以便在粮价波动时平抑粮价之后，也要求每月上报粮价与气候、仓廪和收成。此一掌握帝国地理条件的努力使得政府官员得以看到地方上农业生产的详细情况。2这个计划中有两个最重要的要素：即精确的测量与标准化。就收成报告而言，地方官员设立了一个数目作为目标，这个数目显示了在完美情况下的理想收成量。他们以这个数目的百分比来估算实际收成，计算的比例为一到十（有的时候是一到一百）。3收成数目本身并非表现每个地区产量的统一指标，而是与可能最佳产量的比较。对估量地区与不同时间的收成变化而言，这些是宝贵的资料来源，但是它们一般而言并不会表明绝对产量。

《大清会典》具体指出收成达八以上的算是“丰”；六以上算是“平”；而五以下则算是“缺”。然而，实际上，任何低于七的收成报告都有大量证据显示在某些地方存在干旱、收成短缺，以及饥荒。这无论在广东的水田和西北的旱地都是一样的。官员会避免上报收成比例低于五成的情况，因为这将需要他们去赈济整个地区的人口。反之，他们会以六至七的数字来上报，并以此表明收成不佳的情况，这样他们只需要在某些被选上的地区进行赈灾就好。实际上，八以上的收成比例表示为丰收，七以下的则是歉收，而六则表示有严重的灾荒，使当地有资格获得广泛的赈济。皇帝仔细阅读这些歉收的报告。例如一七七二年，他坚持要甘肃巡抚去检查他计算地方县府的报告数字之平均数的方法，以确认该省收成的数字实际上为六点五而非七。4

然而，屯田的土地所上报的数字却是每亩地的绝对产量，或是关于下种的数目与收成的比例。这么一来，那些数字不仅让我们看到收成是如何变化的，而且还有它们是否随着时间而增长的情况。由于军官们仰赖这些土地提供军队的配给，因此他们特别注意他们所控管的农民能够上缴多少收成。对那些不属军事管辖的平民土地，文官仅收取微薄的定额税赋，而不大关心收取的粮食绝对数额，他们更关心这些农民是否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计。两者的收成计算标准都可以让我们衡量清朝西北地区农业的可持续性。我们可以在选定的地区与时间里检视上述的各种问题，在此我们以甘肃省与新疆东部为主。

在一篇早先的论文里，我讨论了由文官所管理的谷仓在确保甘肃的常态食物供应上的重要性。5在此，我会集中探讨甘肃军屯的同等重要角色。军屯代表了在最佳情况下农业的生产可能性。对于这些军屯，官员会仔细监督这些种植者，并且提供所有人所需的粮食、农具和灌溉水源。与甘肃的平民田亩收成量相较，屯田的产量揭示了国家补助所能取得的最佳表现以及农民所面对的正常情况两者之间的差距。由于新疆的耕作方式主要来自甘肃和其他西北地区的农民，检视甘肃的情况能够表明这种做法在更遥远边疆的发展。

一如今日，甘肃的作物绝大多数是小米和小麦。6有些田地种植冬麦，到了夏天就能收成；而其他的田地则种植春麦，要到秋天才能收成。夏季的主要作物是小麦、豆子与大麦；秋季的主要作物则是小米、荞麦与燕麦。在黄河沿岸，特别是宁夏地区，有着相对较高比例的可耕地，但是在远离水源的地区，大部分的土地只能够用来放牧。在往西延伸至新疆之甘肃走廊上的甘州、凉州与肃州等地，只有在绿洲城镇里才能从事集约耕作。如同某位具折上奏者*所言：“甘、凉、肃一带，地处沿边，南近天山，北倚边墙，其间相距或贰叁十里或肆伍十里不等。不等民间耕种全资南山雪水，凡水所不到之处，俱系戈壁。”7

比起华北平原，甘肃的气候要来得跟新疆更相似些。两地都有炎热而干燥的夏天，以及极度寒冷而干燥的冬天，并且夏天的降雨量很低：也就是极端的大陆型气候。往来旅行的官员们从陕西往西边去甘肃时都会注意到气候的明确变化，以及当他们跨越黄河所见的更为剧烈之气候变化。他们越往西走，气候就会更加干冷，农地里的作物也更晚发芽。年降雨量二十五至五十公分勉强足够，但是如同华北一般，降雨大多在冬季。然而黄土的透水性会将融雪吸收，并且将其保持在土壤中，以供作物在春天发芽所用。官员与农民紧紧注意早春的重要降雪并每年向北京报告。8

甘肃是清帝国面积第三大的省分，仅次于云南与四川，但是人口相当稀疏（在清代，甘肃包括了今天的宁夏自治区与部分的青海省）。然而，由于其耕地面积实在太低，低于总面积的三％，其耕地与人口的比例近乎平均值。9在其可耕地上，甘肃维持了一批密集的农村人口，密度几乎等同于华北平原或陕西高原。一七八七年，其人口总计将近一千五百万人。

附录D的表格列出了十八世纪中几个选定年度的收成报告。收成平均数字为七．六，意谓着甘肃的收成多半足够维持人口所需，但是收成的起伏变动相当高。在我们有资料的三十个收成季中至少有九个，全省收成的平均数目是低于七以下的，这表示有相当程度的地区面临灾荒。即便是在最好的丰年里，某些县总是需要赈济物资。

前后年间的收成相关性相当低，平均为○．三一，而一．○○表示完全相关。即便在同一年内的夏季与秋季收成之间的相关性也只有约○．六○。收成的高变动性使得官员难以计划赈济事宜。他们甚至无法预期同一个区域是否每年都会被灾害侵袭。灾害可能的形式包括旱灾、突发洪水或雹爆，几乎可能会侵袭任何地方。官员必须准备快速改变粮食供给，以满足收成的不足数额。

如前所述，在西北的军田中，国家对农业产出的追踪相当留心。每年官员都会从仓库中贷给耕种者足够的谷物以满足其生计与种植的需求。在春季，种植者自己则会提供小额的种子资本。秋收之后，官员首先会将原先借出的种子减去，然后再拿走剩余谷物的一半（在安西则是拿走四成）以存放在谷仓里供军队所需。差不多每年政府都能收回其贷出的谷物。从目前所能取得的档案，我们可以计算凉州、安西与肃州三处的屯田，以及乌鲁木齐的军田与民田两者的总产量。这些报告提供了部分的农田产量资料，这些地方的资料比清帝国任何其他地方都来得要准确并富有系统性（参见附录D）。

平均产量相当高且稳定。就每亩的平均产量而言，在甘肃为二．三五石，相较于长江下游的稻田每亩一．五到三．○石的平均产量以及江南的小麦田（特别在丰年时）每亩平均二．○至三．○石；10长江下游的小麦产量一班只有每亩平均一．○到一．五石；黄宗智估计在一九三○年代数个华北村落的小麦与小米产量在每亩○．五到一．六石之间，而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黄河以北的田地所设定的产量目标则是每亩二．五石（四百斤或二百公斤）。11由于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都低于华北的平均量，这使清朝的成就显得更加不凡。在军田与全省的种子产量与收成之间的关联则相当低，仅有○．三九，这表示在这些土地上的收成相对上较受保护，免受侵袭该省其他地方的旱灾所影响。

瓜州与安西的穆斯林耕种者则是在比甘肃农民来得广阔的耕地上播种。他们拥有异常高的种子产量，平均为六．一二，以及比甘肃来得高的每英亩产量。在哈密，当地的产量也是以相对于下种的比例来计算的，数字由九到十五以上。然而，在中央军事基地巴里坤，当地的气候相当寒冷，只有大麦能够生长，因此产量相对低很多，平均是每亩○．八四石。其所有的小米都是由哈密输入的。其谷仓存量时常出现短缺，这些短缺也都由哈密补足。12

所有的资料都表明甘肃整体苦于经常出现的干旱与不确定的收成，但是清朝官员对军屯的大量投资，成功为其直接控制的特许移民维持了相当高而稳定的产量。然而清朝也动员了其国家粮食储备以便在饥馑时期为一般平民服务，这也是透过其让人印象深刻的粮仓体系而达成的。

粮仓储备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甘肃已经有了“常平仓”的广泛网络，可以出售谷物以减少市场价格的波动。一份针对清帝国民仓运作之集体研究发现，陕西与甘肃拥有全帝国最高的人均储备量，和西南的广西与贵州并驾齐驱。在这两处内陆边疆地区，驻扎了许多军队，帝国政策需要高水准的官方储粮，因为“它们必须准备好维持军队补给。”13

这些储粮在十八世纪之内从一百万石最多增加到四百八十万石。14从一七四二到一七九二年，当整个帝国的储粮水准增加了五十四％时，甘肃的储粮则增长了三倍以上。其战略位置、商业财富的相对缺乏，以及其距离水运网络遥远，都使得甘肃成为官营之粮仓赈济体系的主要对象。

为了确认存粮被有效用于赈济，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每人的平均水准，也需要知道分配的比率。和有些省分不同之处在于，甘肃官员并未上报粮仓回收谷物的实际比率。正常的期望值是每年有三成的储粮会销售到市场上，每三年仓内的储量差不多更新一轮。由于该省的任何地方，在任何年度都经常会出现收成短少的情况，加上官员经常讨论发放粮食的地点与方法，这似乎显示大多数的民间粮食补给被积极用来进行赈济的分配，以及为了平抑价格而出售。甘肃的问题不在于储粮的使用太少，而是太多。粮仓的实际储粮通常会跌至低于官方定额，因为有太多储粮作为赈济补给以及贷给农民之用。例如一七六三年，其实际储粮仅有一百八十三万两千石，远低于定额的三百二十万石。15甘肃的官员在补充粮仓的问题上遇到很大的麻烦。

这份集体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平民的粮仓体系，但是同时也有大型的军事粮仓在运作（参见表12）。虽然帝国行政官员试图维持军事粮仓与平民粮仓之间的区别，但是实际上两者之间经常互动。在大型作战时，许多关于军粮补给的奏折显示，所有的粮仓都面临压力，必须将其储粮转移为军用口粮。

先前在清帝国全境内设立平民粮仓的努力（如同过去的唐朝），如今已经失败，因为它们无法满足军事需求。16十八世纪晚期的大规模叛乱使得“粮仓问题出现决定性的恶化”，因为地方性的结构弱点使得这些粮仓不可能同时满足平民加上军人的需求。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平民补给的挪用猖獗，完全侵蚀了该体系的基础。17甘肃是最早面对这些压力的省分之一。到了一七六二年，已有二十五万石的存粮被分配给军方，使储粮总额低于九十万石。18

除了将补给直接转移以外，市场运作也与平民和军事粮仓链接。当军方购入粮食加上收成欠佳，地方市场的价格就会高涨，当地人口就需要赈济。透过在收成之前将粮食借贷给军人，官员可以将其影响分摊在一整年之内，但是他们无法降低总合需求。19

云南与贵州的边疆省分驻扎了最多的军队，而且也有人均最高的粮仓储量。李中清估计军粮的分配总额每年高达五十万石（未经去壳的谷物），这几乎与平民分得的总额相当。20两者总计，这些可供有登记人口的五至十五％一年所需。一七六五至一七七○年的清缅战争以及后来一七八八年的安南战争期间，西南省分也同样苦于繁重的军粮需求。战时的军粮需求会高达平民粮仓储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21

然而，西南在粮食储量上所遇到的问题与甘肃却大异其趣。在十八世纪中叶存粮快速增长的时候，粮食储备成长的速度可能比当地人口的需求来得快，而旧的存粮会腐坏。在干燥的西北，存粮腐坏并不成问题：每年仅会损失一％的粮食。反之，在潮湿的西南，存粮若是未能售出，那么大多数将面临腐坏的命运：一七七六年，贵州因为腐坏问题而损失了七成的存粮，因为官员无法尽快更新这些存粮。十八世纪晚期，官员在维持存粮上遇到的麻烦较少，因为战争和收成不佳造成了需求增加。他们似乎在维持价格稳定上相对较为成功。22

反之，甘肃很少有民间过度供应的情况发生。当地从来不缺需要赈济的农民和士兵。诚然，在某些地区，像是与四川接壤的地区潮湿确实是个威胁。总督吴达善于一七五五年从四川抵达甘肃时就指出，阶州府的军粮储量增加了六万二千石，远高于军队所需，而他担心这些存粮很快就会腐坏。早先奏请改收银钱的要求则遭到驳回，因为户部认为有必要在帝国边疆维持大量的存粮。总督吴达善如今认为商业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以至于可以从市场购入粮食，因此他要求向为军队生产粮食的农民征收银钱而非粮食实物。这也是商业经济深入该省的进一步证据。23

捐监冒赈案

在许多层面上，甘肃在十八世纪作为边疆省分的经验，预见了整个清帝国在十九世纪将要遇到的问题。库存的赤字、军事支持的经常性压力，以及年收成不佳，都极度考验清朝官员的能力。再一次，如同后来的发展，甘肃官员很快就了解有需要转向私有粮食市场，特别是以银钱来赈济民众。从发放粮食改成发放银钱的做法并非帝国在储藏赈灾食粮上的“失败”，而是政府缓解收成不佳之方式的改变。与其仰赖分发粮食以及用低价出售粮食的做法，这些官员反而与市场合作，直接给予这些受灾的农民银钱。甘肃与陕西的情况类似，虽然地处边陲，但是却最先实行这些方法。24

然而，甘肃直到准噶尔战争结束之前都必须维持相当大规模的军队人口，而这也使得甘肃状况和其他省分相当不同。军屯虽然能维持既有的驻军，但是那些经由甘肃前往新疆的军队也促使粮价飚升，使地方补给捉襟见肘。在征服新疆之后，甘肃仍旧必须提供大量的给养给当地的新驻军，这个数字至少十二万五千人，包括其眷属。因为这些多重的需求，甘肃的税收帐目以及粮仓储备几乎总是拖欠。赈济当地人口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则是间歇性豁免其年度赋税。

当时将发放实物改为发放银钱有不少合理的原因：官仓给予地方市场的压力会降低，因为它们不需要购入那么多的粮食来补充储粮；粮仓也能够达成更加现实的目标；谷物腐坏的情况也会减少；粮商也会被吸引到边区来。然而，官员常常争辩以实物或是银钱来赈济的相对优势，而许多官员仍旧持怀疑论调。25银钱在官僚体系中较难追踪，因为它很容易在帐目之间转移。这种做法被称为“挪移”（即非法转移资金），它虽然被禁止，但极为常见。就挪用公款或是转移公共补给品供私家使用而言，银钱都比粮食来得容易进行。将银钱给有急需的人需要他们自己到市场去，而这对于长者、孩童和病人都不是容易的事。一如明代的一条鞭法改革，当税赋以银钱征收时，政府会致力于确认纳税人亲自前来缴税。它也无法遏止包揽的歪风，即农民将应付的款项交给地主或掮客。反过来说，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在赈灾的款项上：包揽人将这些款项拿走后，仅仅将少数的钱发给这些真正有需要的人们。但是清朝的做法是朝向将许多政府的基本职能交给非官方团体来执行。只要正式的官僚组织维持小规模，而人口和其社会活动日趋增加，那么这种事就在所难免。这些作为法律专家的“讼棍”们会接手原告告进县衙的案子以收取费用；在大城市里的商人（如汉口）则会承担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26

十八世纪初期，甘肃也苦于“熟荒”，这也是一个地区未能适度货币化的特征，在当地粮食产量的波动太大，而当地人口又太穷困，以至于自己没有存粮。27当农民收成丰硕时，他们一股脑地进入市场把自己的谷物全部售出，因此使得价格低到无利可图的程度。如果隔年收成欠佳时，他们可能就完蛋了，因为他们手上既无银钱亦无粮食。官员有极大的动机确保粮食生产者有足的银钱来缴税。在此，国家最重要的角色是在收成季节时维持住价格，这可以透过以官方基金来购入粮食并储存于政府的粮仓里。后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商人到西北经商，熟荒变得越来越少见。在边疆经济上注入金钱既能在短期内维持住价格，而且就长远来看也推动了商业化。

粮食供给的压力与日俱增，这导致官员设计新方式来鼓励增进粮食储备。其中一种创新相当巧妙但最终致命，就是向商人求助。陕甘总督永常与甘肃巡抚鄂乐舜于一七五四年针对安西军屯上奏时，他们表明当地的粮仓有粮十四万七千石，过去向来足供驻军与少部分平民所需。28但是如今越来越多的平民从内地移入安西，而商人也来到这里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再者，如今携家带眷的士兵已有八到九成，驻军人口增加到一万人。最后，位处更西边的绿洲──哈密，它在荒年时也仰赖安西提供粮食，数量达十万石，这个总额超过了当地的供给量，而且运输费用也过于昂贵。故这些官员提议利用当地的富商，鼓励他们捐输粮食以换取功名（即捐监）。透过在安西登记而且安排将粮食送到这些粮仓，他们的儿子们够获得监生的头衔。每位捐输者必须提供八十石未经脱壳的稻谷或四十石已脱壳的稻米，或是等量的小麦，再加上每个功名头衔的“工钱”四两与“谷仓费”三两二钱。在肃州，运送粮食往驻军的费用为每石一两至一两五钱；在安西，这个费用要来得更高。这表示一个监生功名的成本可以高达每人三百两银，虽然平均值只有一百三十至两百两银。这仍旧比一七三六年所设的标准比率一百零八两银高出许多。29当价格水涨船高，威胁到商人捐纳的积极性时，要求的粮食数量就会降低三成左右，这得视当时的地方市价而定。

这些提案都存在有力的前例可循，因为明朝官员在军事危机时，也会出售功名。30一四四九年，在明朝皇帝被蒙古俘虏后，朝廷开始出售监生的资格以换取粮食和马匹。一六七八至一六八二年间，在镇压三藩之乱期间，满人也曾短暂大量出售功名。

在过去，西北诸巡抚也曾数次在短时期内提倡捐纳，以便增加粮食储备，分别是一六九一、一七○三、一七一四、一七一五、一七一七、一七二○、一七二四与一七三四年，但是这些捐献多半是从现任官员或已经有功名在身的人身上所获取的。31例如，一六九一年与噶尔丹的首次作战开始后，捐献粮食一千石可以获得推荐，从县丞升为知府。32西南省分也偶尔会利用捐纳来增加粮食补给。云南至一六八一年以这种方式征得了超过十万石，一七三二年则征得了四二六六八三石，直到一七六八年停止这种做法为止。33

在人口增长但录取定额不变的情况下，在中国内地对功名的激烈竞争越来越白热化。甘肃本地人极少有人能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巡抚常钧就曾指出，一七六三年在甘肃约有七至八成的考生是来自长江下游和浙江。34移民涌入该省，以便利用其较为宽松的中试定额，但是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加，捐官成为更具吸引力的财富运用方式，也吸引着那些亟欲填满粮仓的地方官员。

取得更高功名的前景可期也让捐监更加吸引人。西北在举人和进士两种最高阶之功名的定额上都相当有利。一六四四至一七○二年间，甘肃未能有人取得功名，但是在经过各省定额制度的改革后，对甘肃优惠甚多，到十八世纪末总共出了二百五十五位进士。监生只是踏上功名阶梯的第一步，但是它也使得更高的阶梯成为可能。35

总督永常将捐输的目标定为十五万石未经脱壳的谷物，这代表需要有一千八百七十五名捐输人，他要求将该省的定额从三百四十三万石增加到三百六十万石。即便在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他仍旧预期商人会“热心地”将粮食运到边疆来，而情况也一如他所料。36一七四一至一七四五年间，巡抚黄廷桂上报已经征集到食粮一百万石，即每年可征集到二十万石，而这个数字看似是相当合理。到了一七六一年，新建的粮仓里捐输的粮食储量达到了七十万石。37

陕西巡抚卢焯在充实该省的粮仓上也面对巨大的问题。他也同样提案允许让来自外省的商人捐输粮食，以换取邻近鄂尔多斯沙漠七个县的功名，但是他的提案遭到否决。当他于一七五六年再度尝试提案时，户部同意给他一年的时间进行试验。38然而朝廷以未能妥善监督军粮补给为由将卢焯解职，并且以来自甘肃的陈宏谋接任。由于位于这些战略边界的县城里粮仓里几乎空空如也，陈宏谋发现卢焯确实面临问题。然而，商人们会越过长城前往关外购买粮食（鄂尔多斯是少数西北地区在长城以外有可耕地的地方之一）。由于他们购买粮食之举并未对关内的地方市场造成有害效应，陈宏谋建议让这些商人能够捐输粮食以换取功名，以便充实边界的粮仓。后来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其中的考量之一就在于必须确认这些商人所捐的粮食是在本地以外的市场上购入的。如果他们仅仅在当地购入粮食，他们可能只会造成粮价飞涨，对地方民众并无好处，但是如果他们能够从外面运输粮食进来的话，当地人就有可能会受利于贸易成长。后来，捐输计划不仅为商人阶层提供了社会流动，而且也促进了贸易链接的增加。

到了一七五八年，除了两个县以外，所有甘肃西部的县都已开放捐输。增加粮食储备的前景看起来相当有利。在仅仅三到四个月内，十个县已经从一百一十四人手中收到超过八千石的粮食，而该巡抚则预期“远近商民”将会“踊跃捐输”给粮仓。一七五八年，共有四百六十三人捐输粮食达六千九百六十七石。39

然后，到了一七六六年，甘肃和其他各省所有的捐输都停止了。40理由是所收到的大多是银钱而粮食则大为不足。皇帝担心在市场上大规模购买粮食会使价格飚涨，或是从人民处强行购买（勒派）则会剥夺他们自身的储粮。作为替代，他拨给甘肃省三百万两银用来慢慢购入粮食，但仅能在市价低迷时购入。透过这种方式，官员能够防止熟荒所造成的影响，但是同时又能够在需要的时候为经济注入金钱。不过在一七七四年皇帝又再度允许甘肃和陕西接受商民以捐输换取功名。

甘肃的早期试验所费不赀，在这场试验中，清政府提供社会晋升，动员商人资本来为战略需求服务，以及赈济地方平民。在某些方面，它遵循了明朝利用商人来补给边疆驻军，而以盐引的独占作为回报商人的方法，但是也具有清朝特色的差异。这些边疆商人并未取得独占的特权，而功名则是开放给任何能付得起钱的人们。随着商业经济在边疆的扩展，清朝试图开发这个新的资源流以便满足地方稳定的利益。官员们不再以田赋为主，转而向贸易寻求新的支持来源。

但是仰赖商业财富也意谓着危险。商人与士兵和定居农民不同，商人具有移动性而且并未受到官方监控。他们同样可以轻易地运用财富来贿赂收入微薄的地方官员，而且他们离开该省的速度正如他们抵达的速度一样快。一八一○年的一项调查揭露了一件重大的贪污丑闻，该案也显示出甘肃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关联是多么的深，以及这些链接是如何动摇了地方行政体系。一七八一年，甘肃县府的一位布政使**及他的亲信利用新的赈济饥荒政策来中饱私囊。41这些涉案的该省官员将捐纳的银两中饱私囊，并于离开该省就任其他职位时，一并带走了大量的财富。他们的事迹败露则是由于意外，当甘肃爆发叛乱时，新任巡抚被迫仔细调查该省的帐目。在这个案子中，透过将商业资本导向贫穷的边疆地区，来带动正面发展效用的政策，最终只是将这些银两回收到贪婪的南方官员手中。

除了指出官方对捐输控制的限制以外，一七八一年的丑闻也显示甘肃经济货币化的程度。首先，只有在银钱广泛流通以及商人愿意支付的情况下，这种阴谋才可能达成。除了维持生计以外，清朝兼并边疆的第二个关键要素则是将边疆经济和内地整合起来。这代表货币的标准化，并促进与内地更为紧密的价格协调。这些商业整合政策背后当然也有战略考量。到了十八世纪末，清朝的政策已经造成了甘肃省内相当程度的市场整合。同样的政策也将用来拉近新疆与内地的关系，而规模更甚于甘肃。

一七五六年的赈灾

透过检视一七五○年代乾隆的军队对甘肃粮价的影响，我们可以更了解军事后勤对西北农业的影响。因为乾隆野心勃勃的作战与对当地食物供给的重大压力同时发生，官员必须同时处理军队的补给还有赈济当地的农民人口。

一七五四年，甘肃的粮食收成相当好，但是随后就开始逐年减少（参见附录D）。一七五五年*的收成从七点五到八点零，而一七五六年的收成平均为七点五，但是一七五七与一七五八年的收成则降到六点五的危急水准。一七五九年的情况最糟，平均五点五表明几乎整个省都面临旱灾（参见第十章“一七五六年的赈灾”的地图与附录E）。幸好，后来的三年收成好转，但是一七六三年又是另一次饥荒。然而到那时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干旱在后来几年也持续侵袭，但它们并未造成同样的影响。一七五九与一七六○年的粮价冲上了高峰。依照我的计算，与平均水准银一两九分相较，一七五九与一七六○年之旱灾与军事压力的平均效应使得粮价高点较之增加了银二两一钱，而粮价低点则较之增加了银一两一钱九分。42

虽然我们没有完整的文书证据，我们还是能追溯这些年里清帝国官员在西北所进行的大规模赈灾活动之梗概。他们利用手头上一切手段来确保农民能够得到赈济而军队则能获得配给。

一七五六年对西北的官员而言是一段忙碌的时间。皇帝派遣了大军追击蒙古台吉阿睦尔撒纳，但是为了追击他，清朝的将军们必须在中央总部巴里坤建设马匹、粮食与士兵的储备，而几乎所有这些补给的运输都会经过甘肃。幸运的是，虽然有某些县受到灾害侵袭，但这一年甘肃的收成是最充裕的。在该年年中，当这些叛徒似乎已经被捕获之后，皇帝便下令撤军，但阿睦尔撒纳又脱逃，这对于这些将军而言是莫大的耻辱。43由于冬天无法捉获阿睦尔撒纳，因此为了明年而积累补给的吃力过程必须重新再来一遍。到了该年年底，黄廷桂已能上报北京，在巴里坤已藏有足够的补给，不需要再从甘肃转运。44此时，巴里坤的粮食储备已高达两万六千石，而哈密则有八万一千石。

在同一时间，即便整体收成数字平均达七点五，但甘肃仍有廿六个县得到赈济，而陕西则有十三个。在认识到该省军事需求繁重的情况下，皇帝蠲免了甘州、肃州与凉州该年的税赋，并且也取消了其过往的税额。陕西在获得总值十万两的收成后才得以填满其粮仓，而甘肃也同样有着好收成。

一七五七年，阿睦尔撒纳仍旧在逃。一开始清朝担心他会逃往哈萨克斯坦人处，但是哈萨克斯坦的阿布赉汗后来归顺了大清，并且保证会协助搜捕阿睦尔撒纳。即便哈萨克斯坦人后来成为军马的重要来源，这些作战仍旧必须基本仰赖从中国内地积累的补给。为了准备明年的作战，甘肃获得了两百万两银以支付军事支出以及进一步的税捐蠲免。45总督黄廷桂要求增加额外四到五百万石的粮食分配作为军队口粮，但这个要求遭到否决，但是朝中的官员们了解到甘肃无法支持大量的军队。他们为一七五七年制订的战略为集结一支小规模的军队在巴里坤，他们有能力快速移动，并且在补给要求尚未过重以前能够确保胜利。透过将军队维持在较小规模的情况下，皇帝认为他能够避免来自内地省分的批评。46四至五千人的军队给养能够透过将陕西的粮食拨往甘肃而得到解决。

然而，一七五七年的收成较一七五六年来得糟，而一七五八年的收成依旧不佳（参见附录D）。粮价攀升（特别是在甘肃西部的各府）不仅威胁了当地人口的生计，而且也增加了补给巴里坤和伊犁驻军的成本。这些补给除了粮食以外，还包括了许多其他的物资。在巴里坤的军队需要三万匹马，但是甘肃仅能供给其中的一小部分。47大多数的马匹来自陕西，经由甘肃转运到新疆。每匹马八两银的官方价格相较于市场价格过低，因此必须提高到十两银。48牛只对于农民而言至关重要，即便官方价格已经从四两四钱提高到六两，但仍旧不够。官员必须为每只动物支付八两银，但是他们也得到指示不得过度购买，以免增加当地人口的负担。

当收成不佳时，运输成本也随之提高。在河西，军队运输粮食的正常价格为每石每百里费银二钱，但是在该年这个价格涨了五成，达到每石每百里费银三钱。49在甘肃东部，虽然从泾州到兰州要经过陡峭的山路，但成本却较西部为低，为每石每百里费银一钱六分，但仍旧比正常价格来得高。50从四川出发的运输成本波动幅度为每石每百里费银一钱一分至一钱六分。51

与日俱增的收成灾荒同时影响了士兵与平民。52安西的驻军通常都会以银钱在肃州购买粮食，但是这一年由于价格过高，他们必须预先借贷四个月的粮食作为军队的口粮，以每名士兵一石六斗计，为冬天做好准备，到了春天再做购买（每年给予士兵的平均粮食配给约为五石）。53军事配给制度的运作就如同常平仓一般，在缺粮时期维持住市场需求，希求在收成改善时能够重新填满粮仓。

面对着一七五八与一七五九年逐渐严峻的饥馑征兆，甘肃省的官员展开大规模的赈灾行动，在受害最严重的地方蠲免了该年的税赋、拖欠税额以及未偿付的借贷。54这些蠲免包括了地丁、耗羡以及养廉银，还有粮秣及耕种所需的种子借贷。由于甘肃受害过于严重，连一般不会蠲免的耗羡附加税都在蠲免之列，总额高达银三万三千四百两与粮食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石。西部地区如甘州、凉州与肃州都面对最繁重的军事要求，而且获得最多的免税待遇。

当然，蠲免税赋只会对未来造成影响；它们无法取代实时的赈济。直接发放赈灾物资之举始于一七五七年末，对象为受到霜雪与冰雹还有因山区暴雨而造成的洪流侵袭的廿二个州县，但是严重的旱灾则仅仅发生于安西的部分地区，包括十一万三千九百亩的军田。55一七五八年开始在全省大规模发放赈灾物资。一开始在粮价较低的地区（例如宁夏与巩昌）还可能买到粮食供运输到缺乏灌溉农田的其他地区。巡抚吴达善估计一七五八年年中会需要粮食五十万石与银三十万两以供赈灾。他也表示该年甘肃无法提供被分派的军事补给配额。56然而，运输成本是如此昂贵，即便在该省，在当地以高价购入粮食都还是比较好的选择。例如，从巩昌运送粮食到肃州，每石要费银四两。

在甘肃的正常做法是将赈灾物资一半以实物发放，另一半则以银钱发放。官方换算比率通常为银一两折粮一石，但是如今由于粮价高涨，分别在甘肃东部比率提升到银一两二钱折粮一石；在甘肃西部则是银一两三钱才折粮一石。因为军事补给的额外负担，皇帝又每石提高一钱，分别是一两三钱跟一两四钱。这些比率表明清帝国期望军队购粮对该省的影响为粮价的一成以下。57

然而，一七五八年总督黄廷桂坚持要求在仍旧买得到粮食的地方，将所有的赈灾物资改以银钱发放。他预期从邻近省分运来的粮食将能补足缺额。事实上，将所有的赈灾物资全数以银钱发放是不可能的，但是黄廷桂的提案表示了赈灾物资的发放朝着进一步货币化的方向迈进，以及灵活运用传统规则的努力。58一七五九年间，他于春季在土壤因过于干燥而不适合马上种植的地区发放银钱贷款，供农民购买种子。59

到了一七五八年年中，贷款与赈灾物资已经在甘肃境内的六十三个县级单位中的廿三或廿四个进行发放。60赈济的规模明显不足，有官员担心会造成动乱。皇帝警告其属下官员应该要宽厚仁慈：“各省偶遇灾荒，匪徒纠伙持械，夤夜劫夺财物。地方官每援照饥民爬抢问拟，借口矜恤灾黎，实长劫夺之风。嗣后应照强盗律科断，若实系灾地饥民，抢夺粮食，并无器械，人数无多者，应令该督抚，酌量情形，援案声请。”61比起担心群众动乱，皇帝更担心的是地方官员拒绝赈灾之举。*就我们所知，在这些饥荒年间，甘肃并未出现大型暴动，但是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例如一七四九年，超过一千人的群众聚集在某些县衙前要求减税与发放粮食。领头人为“劣绅”，可能是当地拥有较低等功名的人。群众很快便散去了，但是军队被要求警戒以防止进一步的冲突。62

当一七五九年春季逐渐来临时，农民面对着重要时刻，此时年冬天所种下的作物仍未发芽，而田地已经准备好要进行夏季的种植了。他们称之为“青黄不接”；法国农民则称之为“接合”（soudure）。每年的这个时候，粮食存量触底，而价格则攀升。过去四个月使民众撑过冬季的赈灾之举如今必须延长三个月以上，因为丝毫没有要降雨的迹象。同一时间，政府的粮仓也出售存粮以降低粮价：小米每石银二两四钱，而小麦每石为银二两二钱。63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长久以来得到皇帝信任的西北总督黄廷桂过世了。由于他管理作战后勤的表现极为出色，这使得他的死亡成为一大打击。巡抚吴达善如今被擢升为总督，奉命严格遵循黄廷桂定下的前例。64然而，兰州的粮价持续节节攀升，这可不是什么吉兆。为了避免增加地方市场的负担，军需官奉命不得在当地市场购买粮食，并且分发口粮实物作为补给。65

当价格涨到每石超过四两银的最高点时，官员拼命地想要引入商人，让他们带着粮食进入该省。66四川是邻近省分中生产力最高的，而且粮食可以走水路进入甘肃南部，但是运到该省其他地区的陆路运输成本极高。从陕西略阳（位于边界上的嘉陵江上游）走陆路到甘肃，约有一千两百至一千七百里远，单单如此就要花上每石二两银的运输成本，还要另外加上走水路抵达略阳的运费。由于陕西在与甘肃接壤之边界上的粮仓拥有一百二十万石的存粮，因此从陕西取得大量的粮食补给来提供甘肃，再用四川的余粮来缓解陕西的缺粮，这样看起来是比较合理的。陕西自身也面临着收成危机，因此它的税赋也得到蠲免，但是它最多仅能运送四十万石粮食给甘肃。最终，有超过二十万石的陕西粮食被分配到甘肃的粮仓。67

这种复杂的跨省转运系统不仅仰赖政府运动，也仰赖商人与消费者对于粮食市场的预期。如同一位官员所指出的，“纵使覆计运费与陕省现价不过相等，而市肆间米价日增，驵侩即不得居奇。盖藏之家亦必闻风出粜，于平价办公，均有裨益。”68陕西的粮食输入可以视为是一种刺激经济的投资机制，创造了米价即将下跌的预期心理，因此刺激有粮食的家庭将家藏的粮食大量变卖。同一时间，从四川来的补给也能减轻陕西对失去重要存粮的不满。担心“愚民怨恨”本地粮食被运走，造成粮食封锁，显然是皇帝与官员共同的忧虑。在这整场危机当中所浮现的担忧在于“内地民情观望，恐拨运繁多，或不免张皇失恃”。69在清帝国的许多其他区域里，粮食封锁时常发生，作为外地商人来到本地市场的反应。70透过宣布四川的粮食补给即将来到，官员能够在陕西操纵人们的预期心理，并且希望能将粮价维持在低档。71

就在同时，官员们坚持粮食短缺必须透过“多方”来纾困。其他状况较好的省分则被要求为了这些受灾的地区节约粮食消费。织品制造者则被要求节约消费，并且将他们的生产盈余送往甘肃，这样人们就可以将他们的钱花在粮食上。72

当物资补给不足时，官员会寻求其他方式，包括公共工程与仪式行为。他们会聘用受灾的农民来建造城墙，实行“以工代赈”的做法。73回想一七四四年大华北地区的粮食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清政府在直隶赈济了超过一百六十万人，皇帝还斋戒，举行祈雨仪式，并且赦免了因为微小罪名而被囚禁的犯人们，以获“彼苍仁爱”。74当一七五九年农历四月到七月间开始下雨，官员和农民才放下了心头大石，准备种植夏季作物，期待秋天的丰收。75但是他们大失所望。雨来得太晚，而一七五九年的秋收又持续处于受灾级别。许多在夏季重新播种的田地后来都荒芜了。

清帝国的其他地方有许多也同样受灾。在一七五九年的大半时间里，直隶与山西面临着降雨不足的问题，可是等到好不容易降雨了，而他们也获得了不错的收成，却又遇上了大批蝗虫从河南与直隶侵袭山西。山东有十六个县需要赈济。陕西除了要支持甘肃以外，还必须将其常平仓的平民存粮转移给军队的粮仓。76浙江也出现粮食短缺，但是在江苏与广东购买赈灾用的粮食将可能造成粮价上涨的威胁，所以从湖南沿江而下运送十五万石粮食给浙江。若没有湖南的大规模粮食增产，长江下游的大多数地区都会苦于严重的粮食短缺。而湖南的粮食增产，则是长江下游的热心移民将长江与洞庭湖畔的淤积开垦成农地的结果。77

在这场危机中当局的首要目标是“军需与农业两无贻误”。通常只仅供民用的常平仓储粮，有一部分必须转作军用。到了一七五九年的农历五月，甘肃已经用去了其民用与军用粮仓总储粮两百万石的一半。78

军粮的人均需求较民间饥荒的赈济量来得高出许多。一名士兵每日的配给量为八合三勺（大约重八至十斤）的生小米（供煮粥）或每日一斤面条与面包。79而发给民众的赈济粮食则是最多每日五合。每月军粮配给的平均量为四斗，或是每年四石八斗，而成年平民每年所获得的赈济粮食则为一石八斗。80通常八成的军队配给会以银钱支付，两成以实物支付，但是由于在地方市场购买粮食将会使粮价水涨船高，所以士兵们会得到预付的粮食以撑过冬季的月份。例如，在靖远的驻军，他们会从县里的粮仓释出粮食一千石到地方市场上，如此军队就可以购买粮食。小麦与小米的价格已经涨到每石四到五两银；交易价则被定为每石二两二钱到二两四钱。81一七五七年，政府从甘肃东部运入粮食五万石到甘肃西部，满足了该省军队的需求，但是一七五九年，额外的补给必须从陕西运入。82

甘肃官员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粮仓存粮才得以避免饥荒。到了一七五九年农历一月，两百三十五万石的存粮已降到一百二十万石。83之后在一七六三年的报告中显示这些粮仓的存粮降到多么的低。经过了一七五八与一七五九两个荒年后，甘肃的总存粮降到四十九万石。到了一七六三年，它们仍旧无法回复到一七五六年的水准三百三十万石。甚至名目上的两百九十万石存粮还包括了尚未收回之贷出粮食一百二十万石以及已卖出但尚未回购的粮食五十二万七千石，因此实际上的存粮仅有一百一十六万九千石。这份报告显示了甘肃粮仓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它们从未能达到其目标数额四百五十万石，但是另一方面，它们的存粮被相当积极地用来作为粮食歉收时的赈济物资之用。在丰年时，其存粮可以达到超过三百万石，使得甘肃省成为整个帝国人均存粮最高的省分之一。

总而言之，由于资源极度受限，西北的官员们设计了一套高度介入性的赈灾体系，这套体系仅能勉强救助当地人口。军事动员与旱灾使得帝国的粮食供给在其最贫困脆弱的内地地区极度受限。赈灾的官员穷尽一切手段运送粮食：粮仓、引入商人、跨省转运、祈雨、公共工程、减免税赋、贷款以及粥厂。在这个案例中运用所有方法来达成目的，因为安全的幕后考量迫使武官与文官必须一起努力来赈济农民与士兵。在未来，这种合作无间的情况则变得少见。

* 译注：具奏者为陕甘总督黄廷桂。

* 译注：即浙江布政使王亶望。

* 编注：原文误植为一七七五年，对照附录D，应为一七五五年。

* 编注：此处作者或许理解有误，奏章跟皇帝的指示是“饥民爬抢”在法律上如何论处，与是否赈灾无关。

第十一章
货币与商业

清朝的市场与其他的市场一样，都是人为造成的，而非与生俱来的。这个体系的运作并不完美，而它也不会自然而然成长。就如同民族主义者的目的论一样，自由放任派的神话也将市场视为连续成长的有机体。这个神话同样也忽视了市场体系的偶然特性，及其对制度脉络的依赖。帝国政府以特别手段促进市场的成长，这些手段已经得到了详细的探究。1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促进市场的措施与国家的安全需求两者之间的关联。

自十六世纪起，美洲新世界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这也有助于地方性与区域性市场的整合。针对十八世纪不同区域间的粮价相关性的研究表明，农民与商人对远距离的市场条件有多么敏锐，以及价格差异如何引导粮食流动来弥补收成不足。2从我对甘肃的分析中发现，这些整合的趋势甚至延伸到西北。雍正皇帝对于内地经济的顾虑比对于边疆补给高出许多，他坚持有让资源“通”的需要。当事情与粮食和白银贸易相关的时候，他坚持各省的官员不应有“此疆此边”的意识。乾隆皇帝可以立足于十八世纪初期的基础之上，因此当他的官员们出于军事需求而购买粮食时，市场则回应之，而地方的粮食短缺则可以透过进口来补足。

由于市场需要金钱，中国官员在讨论货币供给与商业的关系上有着悠久的经验。统治者不能仅靠命令就让金钱流动；他们必须想出诱因来引导商人把钱带到边境地区。货币政策与安全目标彼此密不可分，形塑了边疆的战争与金钱论述。在此，我将考察三个面向：一、货币政策的军事动机。二、在货币流通中所展示的，高度地方化的市场与跨地域贸易共同存在。三、国家政策对边疆的货币整合所造成的影响。

金钱在边疆（从宋代至明代）

古典文人与王朝统治者都承认管控货币供给对于维持社会经济秩序而言至关重要。3从汉朝开始，受国家控制的主要货币形式为“钱”，其为圆形而中有方孔，由铜与其他金属（锡、锌或铅）的合金制成。以一千枚钱为一串的硬币则被用来做为所有日常交易的主要媒介。透过增加铸币厂的产出或是改变硬币的金属成分，官员可以调整流通中之货币的数量与品质。国家调整货币供给的目标有二：获得利润，以及稳定市场以确保人民福祉。它可以直接从铸币税（seigniorage charges）中获利，即在铸币厂铸造钱币的成本与流通货币的价值之间的差额。间接来说，当税赋以金钱收取时，国库可以从全国的商业扩展中获利。对于农民而言，若是他们的作物越容易进入市场，那么他们付税就会更加容易。

然而没有任何王朝能完全支配金钱的使用。商人、消费者与农民只会使用他们所信赖的货币媒介。国家的背书并不总是足够确保一种货币得到使用。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即劣币驱逐良币）的矛盾效果在于，有高价值的货币会被囤积起来，而真正流通的则是伪币和劣币。当金属本身的价值超过钱币的价值时，那么含铜量较高的钱币就会被熔化。而铸币厂则会想要制造含铜量较低的劣币从中获利；然而，就长期而言，超量制造劣币将导致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消除了国家的短期获利。探讨货币政策的作家们常常辩论如何获致下列三者之间的平衡：即政府的财政需求、市场交易的稳定，以及无法控制的货币媒介需求之波动。他们谴责那些操纵货币的“囤积者、投机者以及制造伪币者”。对那些不懂或无法控制货币动力的官员来说，这种一般的刻板印象仍是有用的替罪羔羊，就像今日恶名昭彰的“苏黎世侏儒”*一样。自治的市场则持续地平衡官方政策所造成的影响。

大约从一○○○年至一七○○年左右，如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所指出的，国家逐步丧失了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而让位给市场力量。最“根本的货币政策再定位”发生于十七世纪初期，标志了“国家主权最终将货币事务让给市场”。4非铸币白银的兴起，违抗官方的强力主张，成为铜钱以外的货币媒介，代表市场交易对国家政策的胜利。大多数的官员与货币分析家反对使用白银，因为开采成本太高，其制作也不在国家的掌控之中，而且他们担心白银短缺将会伤害商业经济。

然而，在十六世纪时，白银从美洲新世界涌入中国市场，以回应快速商业化的中国经济对金钱的渐增需求。由于在中国白银对黄金的价格较世界其他地方来得高，故欧洲与日本商人乐于将白银带来中国。在明朝的最后一个世纪里，至少有七千三百公吨的白银流入中国。自十六世纪中期至十八世纪晚期西班牙属美洲的银矿总产量将近三十亿披索，或是七万五千吨白银，其大多数最后都流入中国。除此之外，还有超过一万吨的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5

在十五与十六世纪著名的一条鞭法改革中，当明朝政府将其所有的税赋都改征白银时，它就成为了白银经济的积极拥护者。许多学者悲叹金钱对于社会价值的影响渐增，这表现在对商品消费的狂热以及逐渐恶化的贿赂与腐败上。一位不满的士人张翰（一五一一至一五九三年）就曾叹道：“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而犹不忘夫利也。故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骛，犹自以为不足也。”6他们无法否认大量流入的贵金属形成了一条“银线”，不只加剧了社会转型，更将中国与世界经济绑在一起，难以逆转。

近来研究美洲白银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学者们，开始认知到中国作为世界白银水库的重要地位。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甚至视白银流动为决定世界政治与经济事件周期的单一因素。7但是几乎所有这些作者都将中国视为单一的白银黑洞。我们知道大量的白银经由东南沿海流入中国，但是我们对于它如何在帝国内部流通仍然所知甚少。帝国的很大一部分仍旧位于商业交易主导的白银区之外。即便明朝官员要求一条鞭法改革在全国通行，但是这些改革对各个区域的影响都不大一样。除此之外，中央欧亚的大部分地区并不在明朝的掌握下，而且通行完全不同的货币制度，这些制度则是沿袭自蒙古帝国。不过，就长期而言，边疆安全需要货币整合才能达成。

我先简单交代一下，清代以前中国政府设法将安全与货币结合的企图。自宋朝以来，国家的货币供给政策就强烈表明了支持边疆防御的需求。王安石于一○六○年代所提倡的农业商业化政策就着眼于确保较高的税收，国家因此得以支付在北部边疆战斗的军队。虽然他的言论大多强调“人民福祉”，王安石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要透过提倡商业交易以创建军事力量。宫泽知之（Miyazawa Tomoyuki）主张驱使宋代经济货币化的主要动力乃是国家需要金钱来支付给在边疆的军队。盐茶专卖与商业税捐都能透过市场以动员商人来为安全目标服务。8

安全目标也驱使国家背书的纸钞得以发明，这也是中国对世界货币创新最伟大的贡献。原先商行会流通纸币以便调整其总帐，而不需要携带笨重的硬币四处旅行。宋朝的统治者认识到其方便性，遂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由国家背书的纸币。纸币似乎解决了国家如何对市场施加控制的问题，因为它们同时增加了货币流通也提高了税收。然而过度发行纸钞而缺乏白银或铜钱支持的做法实在相当诱人。此举可以暂时增加税收，但最终会使纸钞贬值，直到它们变得一文不值或是激起强烈的通货膨胀为止。宋朝与元朝在一开始发行纸钞时都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最终它们都屈服于过度发行纸钞的诱惑，因此使它们的纸钞变得一文不值，并导致经济崩溃。元朝开始在中国使用大量白银，而明朝在一开始的失败实验后，统治者完全抛弃了纸钞。

晚明的统治者面对的安全挑战日益升高，在西北边疆有蒙古入寇，而在东北边疆则有逐渐强大的满洲国家。它们试图透过两种手段来满足其财政需求：征收高额的加派饷银，并要求以白银支付，以便支持在西北边疆的军队，另外则是增加铜钱的生产。增加铜钱生产的目的在于从铸币生产中获利，但是其利润微薄，而且当劣币生产越来越多时，大多数的利润都被铸币厂的地方民众所侵占。而这些加派的饷银则变成朝廷中不同党派争辩的主要议题，而且受到全国纳税人的抗议。由于造成明朝崩溃的反叛，源自于得不到薪饷的西北边疆驻军，这些加派显然未能达成其目的。

总之，没有任何意图从操控货币中获利的政府政策能够收到良好的成效。纸币发行与铜钱劣化都是意图透过运用国家权威来决定货币媒介的价值，以便抵抗或欺骗市场参与者。一如万志英所描述的，“货币国定理论”（theoretical cartalism）作为古典货币思潮之一，主张国家可以独立于市场力量之外将金钱的价值固定下来。这种发行法定货币（fiat money）的努力只有在国家已经在市场中具有足够的权威才有可能奏效；它们无法拯救一个已经失去信任的国家。而信任感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在边疆的军事胜利。粮饷充足与训练精良的常胜军队能够为任何王朝增添合法性，并且使其财政努力更可能成功；而屡尝败绩和防卫性的军队则会侵蚀对国家长期稳定的信心，而有关应当采取何种危急的财政与货币应急措施的话题，则会激起热烈讨论。在这个意义上，军事考量将会影响货币政策，而非如官员所想的反其道而行。军事安全与征收税捐可能会产生自我加强的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货币与财政改革无法拯救一个对其边疆失去控制的国家。

边疆在货币政策中也以另一种样貌出现──不仅是军事冲突的竞技场，而且也是货币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区域。即便当它们受到军事管制，这些区域相较于内地核心地区仍旧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边疆官员常常试着与内地创建更为紧密的联系，其方法包括鼓励商品、商人与金钱流入边陲地区。然而，统一货币标准证明是一件让人沮丧的苦差事。宋朝从未统一过其货币。在整个宋代，不同的地区通用不同的钱币：四川的体系与内地其他地方分别很大，而云南则使用玛瑙贝壳的情况与中国之间的链接相对较远，反而与缅甸和南亚更密切。明朝则偶尔会努力开设铸币厂以便生产更多铜钱，但是开采铜矿的地点主要在西南地区，开矿以及将铜运到内地的成本相当高，这使得明朝在短时间内就放弃了这些企图。铜的稀缺一直是明朝苦恼的问题。讽刺的是，即便云南已经开采铜矿，当地仍然持续使用玛瑙贝壳作为当地的货币。西北地区在十五世纪仍旧位处铜钱流通区之外。明代的作者们注意到陕西的当地民众使用布匹、粮食与白银，而非铜钱在当地进行交易。万历年间的铜钱大贬值计划也没有造成太大的改变。官方原先一五七六年在陕西开办了一所铸币厂，但是到了一五八二年就关闭了。9

明朝整合边疆的另一个主要措施则是在边疆的茶马贸易，接着推行官方许可的商屯。如第二章所讨论的，动员长江下游商人的资本为边疆军队提供粮食、盐与布匹的努力，确实增加了土地开垦的投资，但是他们似乎并未使边疆经济货币化，这是由于这里大多数的商业交易都是以物易物所致。

因此，我们不应夸大十六世纪白银流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因为商业繁荣而需要白银的地方只占中国广大土地的一部分；其他地区则仍旧是自给自足并且尚未货币化。即便在长城沿边有着大量的军事驻军，只要军队的需求一般都以实物供给，地区性的商业经济就不可能产生。明朝的官员勉强接受了白银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同时也抱怨其有害的社会影响，而且表达了对于伴随而来对于国家丧失控制的挫折感。清朝则更为全心全意地欣然接受商业经济，并且将金钱的影响力推到其最远的边疆上。

整合与稳定

十七世纪展现了一场有趣的插曲，在这段时间内经历了改朝换代，而货币政策则仍旧波动不定。此时浮现了三大议题：一种由前明异议者提出的极端提案，主张完全废止使用金银；“熟荒”的问题，即货币短缺似乎导致了贫困，即便收成甚佳；为时甚长的“康熙萧条期”（一六六○至一六九○年）。这三大议题都与帝国各区域未能完全整合为单一货币区有关。

黄宗羲身为前明遗民，而且批评帝国专制不遗余力。他在一六六二年写了《明夷待访录》。他在书中概述了历朝货币的历史，而且提出了激进的建议：完全禁止金银在经济中的使用。根据黄宗羲的看法，在元代以前，并不以金银当作本位货币，但是元朝放弃铜钱，改以金银作为价值储备，而发行纸钞为流通媒介。明初曾经禁止使用金银，但是允许民众以金银交换钞币。“则是罔民而收其利也。”如今白银单独作为征税与市场交易之用，“以为天下之大害。”就黄宗羲看来，白银的稀缺是贫穷的基本原因，因为白银被大量送至北京，“如水赴壑”。在承平时期，大约有两到三成的白银会回到民众手上，但是“多故以来，在燕京者既尽泄之边外。”10土地的价值与价格跌至过去的一成以下，因为市场上缺乏货币。

黄宗羲的解决方式是废止使用金银，并且生产更多的铜钱以减轻交换工具的短缺。在没有金银的情况下，贫富之间就不再有那么大的差距，而且富裕之家也不会再积聚金银。因为铜钱不方便携带，民众就不会离开其家乡。在黄宗羲的理想中，社会就会回到地方上的自给自足与平等状态。

倘若有些人赞赏黄宗羲对专制的批判，那他们也需要记得他反商业、反货币的偏见。与近代自由主义者不同，黄宗羲并不认为限制权力的集中化与市场经济的成长两者能够相容。在货币政策上，黄宗羲也是清代的明遗民与批评者当中最为激进的；顾炎武也赞同黄宗羲的一部分看法，但仍旧允许金银在经济上占有一席之地。黄宗羲的讨论表明他对仰赖更大的外在世界的强烈拒斥。他正确认知到白银作为一种舶来品，既可以轻易流入中国，也同样可以轻易流出中国，而其供给则不受政府的控制。其他的作家们试图平衡金钱供给，而又能保留交易经济，但是黄宗羲为了追求平等与稳定的益处，愿意完全放弃跨区域交易。

事实上，他所展望的理想经济确实存在于遥远的中国西北部，就如同十八世纪初帝国的调查者所发现的一样。在当地，官员发现很少有富户，财富的贮藏也很少，地方贸易也相当有限。许多评论者跟黄宗羲一样，将边陲地区较为简朴以及非商业化的生活方式，视作乱世的解方。到了二十世纪，顾颉刚也把粗旷、纯粹的西北标举为美德的来源，当作解救中国免于外国侵略与国内动乱的良方。11

黄宗羲的看法在他有生之年几乎无人知晓。帝国官员与经世学者们同意他的诊断，而非他的解决方案。他们同意货币短缺造成十七世纪晚期价格的通货紧缩，但是其中许多人将通货紧缩归罪于贸易受阻，而非贸易成长。安全顾虑再度介入了经济政策：康熙皇帝为了防止商业资源流向郑成功政权（一六六一至一六八三年统治台湾），颁布海禁封锁东南沿海，并将沿海民众内迁。许多学者主张这种贸易禁运会伤害整体经济，而不仅仅是东南地区，因为此举会关上白银流入中国的大门。事实上，一六八八年德川将军禁止白银出口可能造成了更大的影响，而万志英主张导致萧条的原因并非货币短缺，而是生计危机。12但是官员的理解则不尽相同。在这个案例中，官员们反对为了军事扩张的利益而伤害国家的繁荣。虽然明代士人与官员对白银的影响有所疑虑，因此支持封闭东南沿海的贸易，清代作家们则反对帝国的政策，强烈主张开放东南沿海。江南士人发现其商业利益受到帝国贸易政策损害后，成功于一六八四年使政府解除了该禁令。

贸易是战争与外交的一种常见手段，而拒绝给予敌人补给则是削弱其力量的有效方法。但是，今后清朝的军事将领与官员必须关注他们的经济政策不会伤害地方民众的福祉。无论其真正的原因为何，康熙萧条期的经验警醒了官员，他们将新的地区并入帝国时，也有需要保护商业利益。

十七世纪的第二个问题“熟荒”也涉及边疆政策。我们已经见到这种扰人的现象发生在十八世纪甘肃的情况；在十七世纪，熟荒则更为常见。由于所有人都相信繁荣有赖于良好的收成，在丰年反而贫困增加，似乎显得难以解释。熟荒发生的时间为丰收时节，因为丰收使粮价降低，而且粮价低到使一大部分的当地民众不足以维持生计。粮价暴跌对仰赖出售作物、没有存粮的农民伤害很大，而当农民失去收入时，缺乏耕地的佣工也会失业。即便在粮价处于低档时，难民仍旧蜂拥至施粥亭。用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沈恩（Amartya Sen）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交易权利失灵”（entitlement failure），贫困在富裕时期仍旧存在，因为穷人缺乏资源去购买或是以劳力获取粮食。13在康熙朝，许多人将熟荒归罪于货币短缺，而解决方法则是投入更多金钱到地方经济中。以工代赈是一种增加就业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还能提振货币流通并且赈济穷人。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清朝的赈灾政策似乎是令人吃惊地早熟，领先现代福利国家数个世纪。14

一七三六年，当甘肃正苦于这类熟荒时，货币短缺就与市场整合链接起来了。15赈灾官员们认识到这种灾荒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甘肃孤立于帝国的其他地区以外。当地民众没有存粮，而商人也没有购买他们的粮食，而当地又难以进入。如果西北能够与帝国其他地区整合起来，商人就会蜂拥至当地购买粮食，将金钱导入地方经济，并且恢复交易。这些官员拒绝了黄宗羲的孤立村庄理想；他们知道这种田园地方在灾害面前不堪一击，即便在收成好的时候亦然。

清朝应对熟荒的方式显示，他们逐渐意识到粮食收成、粮价、货币与福斯福祉之间复杂关系。不同于明代怀有矛盾情绪的作家们，清代的作家们始终在推动商人进入边远地区，以便将这些地区拉入更广阔的商业交易圈中。16从某一方面来说，国家让渡了许多自身的特权给市场力量；但另一方面，它增加了自身控制力，以看不见的手来确保更大圈子的领土能依附于内地。然而，这种对市场的偏爱并不代表完全的“自由放任”。官员和经世学者必须小心监督货币供应以避免福斯受苦。然而，与近代国家不同的是，他们能用的货币工具相当有限。

清朝货币政策的基本动机是维持铜钱的稳定价值，稳定在理想价值为一千铜钱比一两银的比例上。17与许多明朝官员不同的是，清朝的作家们并未拒绝白银经济，而且他们排除了复用纸钞的可能。白银流动不在官员的掌控范围内，虽然它对于地方财库之间税收的跨区转移以及长距离的商业活动而言至关重要。政府控制铜钱的发行，但它也面对着一些困境，包括粗铜的稀缺以及伪币的猖獗。铜钱的价值波动很大，端视铜与银的相对供给与市场上对于货币的需求而定。

直到十八世纪初期，主要的问题在于铜钱过于廉价。在十七世纪中叶的江南，需要用超过两千文铜钱才能兑换一两白银。18铜钱价低的原因要归罪于市面上存在大量的伪劣币。雍正的解决方式是谕令官府以白银买入伪币，并且将其重铸为高质量与标准化的官钱。这项政策在各地都遇到了困境，但是在边疆则受到特别的问题所困扰。甘肃省的张姓布政使被告知要以两万两银购入伪币，但是他提到甘肃白银相当短缺，能用于这方面的就更少了。铜钱不仅可以用来纳税，也是平日生活所需，而民众则习于将官钱与伪币一起混用。他最多只能拿出五千两银的额度。张姓布政使建议在战争结束后，扩大地方的铸币生产。19他已经发现了甘肃经济的两大重要特质：白银流入的影响相当有限，以及对钱币的大量需求。只要伪币能够满足做为小规模交易媒介的重要需求，那么它就不会从流通中被逐出。

十八世纪初期，巡抚石文焯发现地方官府在省内的多数地区的经济都以铜钱，或甚至是粮食运作。20收税者会面对三种不同的货币区：东南地区以白银缴税，中部地区以铜钱缴税，西部地区则以粮食缴税。铜钱在甘肃中部价格低廉，市场价约为一千零七十文至一千一百文钱换一两银，但是它无法在县衙兑换为白银；那些需要白银的人必须付额外的运费以便从遥远的钱庄获取白银。

在十八世纪，清朝官员费尽心力创建统一且高品质的铜钱，以作为整个帝国交易的标准单位。透过说服市场接受高品质的铜钱，他们希望能促进广大地区的交易整合，确保稳定的政府收入，并且消除铸造伪币与积存铜钱的恶习。他们几乎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到了十八世纪初期，铜钱变得稀缺。原因之一显然是商业化程度提高导致市场对小额兑换的需求成长，这也是由于政府铸币厂无法制造足够铜钱所致。随着混杂不同比例铅锡的伪币大行其道，在朝中针对“钱贵”问题也引发了激烈讨论。21

铜钱对白银的比价在十八世纪开始升高，达到了六百至八百文钱兑一两银的程度。22在官方看来，昂贵的铜钱会损害民众的福祉，因为这会导致在日常使用中越来越难获得铜钱。当然，它也会降低税收负担，因为税捐是以白银来缴纳的，但是官员们显然认为这种情况弊大于利。钱贵问题与十八世纪通货膨胀的来袭同时发生，由于白银进口再度开始增加，因此很难解开其原因。官员们倾向将此归罪于常见的嫌疑人：即屯积铜钱的富人，是他们导致了铜钱供给无法进入市场。正如同他们采取防阻囤积粮食的政策以处理粮食短缺的情况一样，他们也试图强迫富人将其积存的铜钱释出。铸币厂也增加其铜钱产量，但是皇帝在一七五二年的一道谕旨中，担心铜钱贮藏不断增加仍旧会减少流通。他的目标在于“国宝广为疏通”，而其方式则是劝诱富人交出其贮藏的铜钱。23他下令各省进行调查，以确定钱贵的影响范围与原因。

来自西北的报告再度阐明了边疆的特别性质。陕西与甘肃的富户相当少，而且也绝少贮藏铜钱。当地民众卖出粮食以换取铜钱，但只用白银缴税。当他们购买田地时，价格低于十两银时，他们会参用铜钱与白银；当有大额交易而价格高于十两银时，则改用白银。商人随身会带上数十至数百串铜钱，但是他们会常常让这些钱流通。其兑换比率从七百八十钱至九百钱兑银一两不等，这个比率不算太高。由于官员相信“囤积之恶”只会发生在富人身上，他们决定放这个地区的人们一马。国家只会惩罚那些贮藏大额铜钱（超过百串）的人。

赋税也必须要针对非货币化的地方经济做出调整。一七五三年，只有甘肃与西南的云南和贵州省的地丁银以粮食缴纳的额度高于白银，其中又以甘肃的比例最高，达五○八比二九九，或是一．七比一。有六成三的甘肃税赋都以实物缴纳。24到了一九○八年，甘肃仍旧收取了三亿七千万石的粮食作为税收，相较之下白银征收的赋税则有五亿三千两百万两。粮食税收若以市价换算，则相当于白银税收的一．三倍。25一九○八年，新疆所有的税赋几乎都以粮食或牧草形式来征收。当地没有地丁税，而金钱税收只有九万两。以市价换算的话，实物税收占了新疆土地税的九成。由于这两个省分大部分的税赋来自实物，商业税与捐纳在货币供给上的占比也就比其他地方来得高。

这些报告也符合黑田明伸（Kuroda Akinobu）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铜钱在地方市场上流通以满足日常需求，而白银则仅仅用于跨地区贸易与纳税。26随着乾隆年间钱荒蔓延到全国各地，铜钱的价格也上涨了。一六九六年一千一百文钱能够兑换一两银，但是到了一七○一年，只需不到七百文钱即可兑一两银。作为回应，清朝下令启动铸币厂，开始自宋朝以来规模最大的铜钱生产。但是其努力却因为三种因素而受限：铜的短缺、铸币生产的高成本，以及无法防止伪币氾漤。27政府将高品质的铜钱分发给士兵与官府雇员，但是这些铜钱并未流回官府手中。它们仍旧在地方上流通，而且并未创建统一的货币标准。含有铜、铅与锡成分不等的伪币与官钱一起流通，而由于铜的短缺，官钱自身也参杂了铅与其他金属而劣化。

尽管清朝努力创建通行整个帝国的货币体系，并让这个体系符合逐渐成长的商业需求，但是货币流通仍然分隔为两个领域。未经铸造的白银作为价值贮藏，以便用来作商人汇兑与跨省区的赋税交易之用，而铜钱则仍旧局限在高度地方化、缺少外界链接的市场，用来交易日常消费产品。

黑田明伸的分析有助于解决在研究中国市场整合上遇到的矛盾，这个矛盾在西北特别明显。一方面，价格相关性的证据显示，整个帝国各省、各府之间存在高度的市场整合。28另一方面，地方研究常常会发现劳动力与资本的流动受到显著阻碍。29两幅甘肃的粮价地图展示了这个矛盾。第一幅地图提供了一七三九至一八六四年期间的价格相关性（参见下页的地图8）。如同我在其他著作所讨论的，这些链接得出的结论是，商品与金钱在省内各个区域之间的流动相当自由，创造了一个互相链接的贸易网络。然而，如果我们将一七五九与一七六○年两个荒年排除在外，价格相关性显示在市场之间存在着很少的链接（参见下页的地图9）。哪个才是正确的图像呢？

其实这两张图都是正确的，但是理由不同。在第一幅地图中价格的共同变动并非全省共同收成状况的结果，如同我先前曾经主张的，因为收成和天气在全省内部相当不同。此外，如果价格只回应共同的收成欠佳，那各府的价格应该会彼此高度相关，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价格相关性确实显示在各个府之间的贸易关系有着系统而相连的模式，但这些流动在危机情况下最为积极。在饥荒年岁时，官员会同时进行两种介入，一方面开仓粜米以平抑粮价，另一方面会鼓励商人将粮食运到需要的地区。大规模的跨府际粮食运送都以白银支付。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这些关联中显而易见，但是它也与私家贸易齐头并进。然而，在没有危机的年岁里，大多数的日常商品贸易仍旧局限于地方市场，这个领域则以铜钱为大宗，价格整合也就不存在了。

各府之间的银两价格相关性说明了清朝经济的重要特质，但是无法显示较低层级市场的情况。经济整合就像一张在帝国的广袤区域中展开的细网，由官方与私家的粮食与金钱移动所支持；但是这种行动仅属零星、偶发的，特别在边陲地区更是如此。帝国的逐渐整合也并非不可逆转的线性趋势；在十九世纪，许多整合的趋势都出现了逆转。王国斌（R. Bin Wong）与我已经指出，长江中游与江南因为稻米出口贸易而创建的链接在十九世纪衰微了。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也主张在中国南方，长江下游以外的地区变得更加自给自足，因为人口与资源迁移到该地以及与江南的链接逐渐松弛。30随着帝国的水利基础设施日渐废弛，华北许多地区也跟核心地带失去了链接。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山东被画分为数个不同的货币区，就如同甘肃在十八世纪的情况一样。事实上，它已经回复到边疆的状态。31

西北与中心的链接总是比中国南方来得松散，而且更加仰赖国家。这个区域的货币流通问题及其粮食市场的部分整合表明对帝国经济统一的显著局限──这些局限在十九与二十世纪会变得更为明显。对边疆货币政策的综述强调了区域差异在市场整合当中的重要性，以便总结帝国整体的情况。

在讨论过甘肃之后，我们已经准备好进入下一回合：兼并新疆。米华健（James Millward）出色的研究，已经描述了清朝在征服新疆后为了整合新疆所采用的政策。米华健注意到边疆条件对于行政改革的特殊影响，他主张皇帝鼓励一种“创新的政治文化”，鼓励官员打破成例。用他的话来说，这种灵活性是一种“财政与政治必要性的产物”。32在新疆的创新包括了罕见地高度仰赖贸易所得收入，更加仰赖商人来支持征税，并且将政策目标对准改革当地货币，以便将当地市场与内地链接起来。

对于边疆刺激新的想法一事，我表示同意。但是我也要强调新疆的新政并非在征服之后突然“重新”提出的。它们的根源都可以上溯到清政府征服新疆前在西北地区所采取的举措。新疆的行政官员都和甘肃有关系，他们会利用他们的经验来设计让新疆附属于内地的方式。

商人捐纳是支持甘肃与新疆的关键因素。在征服新疆的头几年，长江下游的商人们捐献了一百五十万两银以庆祝皇帝的胜利，而在整个十九世纪，商人捐监与捐官的资金对于缓解新疆长期的赤字相当重要。33如我们所见，甘肃的赈灾基金相当仰赖商人捐监的金钱。在富足有余的省分与贫困边陲的省分之间的协饷，将大笔资金从华北与长江中下游的省分转移到西北与西南边疆省分。经由甘肃转往新疆的协饷，在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初期每年达八十四万五千两至九十万两银，到了一八四○年代则高达每年超过四百万两银。然而，正如米华健所提到的，这些钱还不足以满足当地伯克们的支出，他们仰赖从突厥斯坦属民以粮食与当地货币普尔钱（pul）征收的杂税。与甘肃的货币体系有点类似，新疆的财政与货币流动也被区分为由中央核准的大额省际转汇与地方官员地方化、“补充性”的非法苛捐杂税。34

对于新疆的清朝官员而言，他们的主要货币任务是要将这个区域与中央欧亚的链接重新转向与清帝国接轨。新疆是个比西北来得更为复杂多样的货币区，而且它们分别面朝不同的方向。中国的铜钱在东部哈密与吐鲁番的绿洲流通，但是在南疆流通的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货币──普尔钱。准噶尔蒙古已经开始将这个区域的货币统一起来的进程，其举措是将流通的普尔钱收集起来，将其熔化，并以新的硬币取代之。一七五九年，清朝也继承了准噶尔的做法，在叶尔羌开设了铸币厂，并且创造了一种新的硬币，一面镌有“乾隆通宝”四字，另一面则以满文与阿拉伯文镌有“叶尔奇木”（Yarkand，即叶尔羌）字样。在整个十八世纪里，其他的铸币厂也生产额外的货币。如同西北的情况，稍晚一点，伊犁逐渐成长的商业经济也造成了钱币严重短缺，导致一七七五年清朝在当地直接创建铸币厂生产真正的中国铜钱。然而，与甘肃不同的是，新疆并未仰赖从远处输入铜，而可以从当地的铜矿中获得。35

在新疆与内地，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一直是让人关切的事。“腾格”（tänggä，明显是从蒙文的“钱币”〔tängge〕衍生而来）是突厥斯坦东部称呼五十普尔钱单位的用语。清朝官方将一腾格等同于一两银，但是军机处同意其官方兑换比率可以根据市场兑换比率进行调整。米华健称此举为“与中国本部政策的大背离”，因为在中国本部维持了一千文铜钱兑换一两银的固定比率，但事实上我们在西北也曾经见过类似灵活性。36

在六城（Altishahr）地区，普尔钱兑银两的汇价波动相当激烈，一年内的波动范围可以从一百兑一两到二百二十兑一两，显示当地市场尚未完成紧密整合。37同一时间，当地官员可以从调整汇价中获利，以便支付许多行政开销。因此，新疆的证据更能支持黑田明伸的论点：地方货币区的分隔受到地方政府自治而增强。清朝的货币政策在新疆整合上只取得有限成度的成功。它将这个地区从跟中央欧亚的关系中拉出，但保留了地方市场，并未将之与内地紧密链接。

价格相关性显示粮食市场也有同样的结构（参见地图10）。在新疆我们有价格资料的八个城镇，加上甘肃的安西，这些都是被广大沙漠围绕的绿洲城市（参见表13）。粮价曲线在聚集于今日乌鲁木齐之绿洲中的三个城镇（昌吉、阜康与迪化）自然是彼此相近。然而，奇台、辟展与吐鲁番这些城市在沙漠中距离乌鲁木齐约有两百公里远，它们的粮价与乌鲁木齐地区也有紧密关系。很明显，这六座城镇都属于一个共同市场网络的一部份。然而，最让人惊讶的是，宜禾（巴里坤）位于乌鲁木齐将近五百公里以外的地方，离吐鲁番也有三百五十公里远，但是其粮价曲线仍旧与这些地区相当接近（p ≧ 0.80）。这个联结乃是军事需求所创造。巴里坤是清朝在十八世纪作战的驻军主要集结点，而吐鲁番则是重要的次级集结点。这两个绿洲之间有个相当大的军事交通，有大量的补给需要从巴里坤运到吐鲁番。乌鲁木齐则是个更大的绿洲，更能自给自足，但是吐鲁番也面对着维持该地人口与大量驻军给养的问题。来自巴里坤的补给使得吐鲁番能够满足自身需求并且与西边的乌鲁木齐维持贸易关系。来自巴里坤的军事补给支撑了这七座城镇的交易网络。

沿着甘肃走廊往下走，就会碰到哈密与安西这两个更远且孤立的绿洲。无论是乌鲁木齐，或是经由甘肃走廊往东南方链接的内地，都不大影响这两个绿洲的小麦价格。虽然军队口粮沿着甘肃走廊输出到巴里坤的仓库，但是他们并未创造回流到甘肃的连续商业流动。只有得到大量补助的军事补给线才能克服转运的高成本。商人虽然会跟随着军队，但是民间贸易并非常态，不足以使新疆成为帝国整体真正的一部份。

此后，新疆的经济整合仰赖于大规模的国家介入，甚至较甘肃为甚，但是国家的基本目标是让新疆自给自足，而不需要仰赖内地。东部绿洲的交易网络受到军事运输的支持，并未紧密附属于内地。

总而言之，新疆得到了来自内地的大量补助，但是也发展了自己的创新财政政策。清朝官员试着用一系列的实验措施，把新的边疆与内地结合起来。不过仅仅获得了部分成功。新疆是清朝第一处以商业税作为该省财源的地方。后来，这项政策在帝国的其他地方以厘金之名而为人所知。新疆从未自给自足，因此它对于国库而言是一大负担，但是它也从未透过私人贸易与内地真正整合起来。地方贸易在该省内部相当兴盛，但是从内地运粮到当地并非有利可图之事。这种部分整合的情况说明了清朝于十九与二十世纪设法抓住这个地区时所遇到的困境。

商业作为战争武器

商业对清朝来说是一种重要的资源，而统治者运用商业资本与商业技术时也颇具灵活与创意。他们相当仰赖商人来运输军事补给。商人们会在主要的军营附近设立市场，提供口粮以外的重要补给品。操控贸易流动的方向也是清朝边疆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当蒙古部族向满洲人投降时，第一项任务就是画定草场边界并且限制他们的移动以便将蒙古人固定于各处。第二步则是增进与内地的贸易链接。蒙古人必须为军事用途提供坐骑，但是他们也会提供牲畜与皮毛来交易粮食与其他日常用品。在蒙古人向清朝归顺后没多久，汉商就开始深入蒙古领地了。38蒙古王公与僧侣和商人因为债务关系创建了紧密的链接，而这也让他们仰赖来自内地的资本流。有些学者主张部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因为王公富足而一般牧民却受苦。39尽管证据相当稀少，但显然并不是只有菁英才能够参与市场。归顺清朝的蒙古人失去了经济自主与地理移动力，以换取和平、物质商品以及利弊参半的“文明教化”（用汉人的说法）。

准噶尔人同样也日渐将其经济眼光放在中国市场上。虽然他们在十八世纪初期持续探索贸易的多重来源，望向俄国、中亚以及西藏，但是中国让人无法抗拒的财富还是把他们拉了过去。在一七三四至一七五五年的停战期间，为了满足蜂拥到边市的准噶尔人之需求，给中国商人与官员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清朝将准噶尔人视为“向化”的朝贡者，他们来给仁慈的皇帝进献礼物。与准噶尔互市并不像明朝边疆贸易，后者是对蒙古高度有利的一种不平等交易。清朝的驻军与商人从准噶尔人带到甘肃肃州的牛羊中受益很多。对准噶尔人而言，无论他们所获得的是白银或是江南绸缎，他们也从贸易中获利不少。利用边市贸易，清朝官员维持来自内地移民生计的压力得以减轻，同时又能够鼓励内地商人增加对边疆经济网络的参与。官员努力降低商人所冒的风险，包括提供贷款、代付运费，以及协助准噶尔人与其供应者之间的沟通。

最终，清朝还是看重战略目标更甚于经济。在乾隆朝，统治者们愿意满足准噶尔人日渐增长的要求，但是他们总是有切断互市这个选项，以便控制这些蛮夷。就如同面对俄罗斯人一般，他们会透过将时开时闭的方式来执行其政策。边疆民族被认为是本性贪得无厌的，但是最好将他们的贪欲导向物质利益而非战争。不过，即便他们减少军队集结，边疆官员们还是会小心护送这些外来商人，怀疑他们会趁着经商之便进行间谍活动。

此后，贸易转向海上商路并未对中亚边疆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它也不是蒙古衰微的主要原因。从十七至十八世纪，边疆贸易持续繁荣，甚至有所增长，因为清朝统治者们小心运用他们对大陆贸易的控制来争取游牧民的顺从。古老的丝绸之路转向官方的边境城镇，但是同样的商品与商人沿着这些地方移动。在十八世纪后期英国人抵达广东以前，海上的收入对清朝而言并不重要。到那时，满洲人已经有了广泛的知识来运用贸易操控狂暴的蛮夷，而且他们会将在西北所学到的教训应用在华南沿岸。

一七五七年，哈萨克斯坦左翼的首领阿布赉派遣了一支使团，希望能跟清朝创建贸易关系。正在进行西征的皇帝非常高兴见到，一支过去从未与中华帝国创建联系的游牧民族如今前来“归顺”（在他看来）。哈萨克斯坦人也承诺提供一项重要资源──马匹──以合理的价格售出，以交易内地的茶叶与布匹。隔年，官员们与哈萨克斯坦人创建了贸易关系，之后持续了九十年未曾中断。

米华健和几位出色的中国学者已经针对这种贸易做了详细讨论。40它变成一种合作性的官方与私人交易，并且将长江下游的织造厂与西北边境城镇链接起来（参见表14）。主要的贸易起先在北疆的乌鲁木齐进行，后来改到伊犁进行，但是丝绸也运送到南疆的城市。在北疆贸易是以布匹交易牲畜，主要为马与绵羊。哈萨克斯坦人提供远较内地便宜的马匹，而驻军迫切需要这些坐骑。因为长长的牲畜队伍被驱赶着从西北方跨越炽热的沙漠，这累倒了许多马匹，也使大量绵羊倒毙。约有两万七千至两万八千只绵羊死于从巴里坤前往远西的军营路上。

在南疆，商人以布匹交易钱币（普尔钱或白银），后者则用来从吉尔吉斯斯坦人* 与当地突厥斯坦人手中购买粮食与肉类。南疆贸易的动力源于从内地运送粮食的成本极高：在陕西或甘肃购买粮食要花上一至二两银，但是将其运到六城地区则需要花费额外的二十两银。41交易量在最初的三十年内达到最高，到一七九六年为止，平均每年交易六千七百六十匹布，而一七八○年则达到最高峰。随着整个十九世纪北疆的贸易量逐渐衰退到维持在每年平均约两千匹布的水平，南疆的贸易开始成为主轴。哈萨克斯坦人会订制他们喜爱的特别样式的布匹，大部分是较为便宜、颜色鲜艳的缎或丝绸，这些都由江南织造官员“办就解送”。在苏州，有二十万名工人在官员监督下在三万台织布机上制作丝绸。42不过丝绸并非一定直接来自这些织造厂。它也可以外包给当地家户或是从私家市场上直接购入。43这些丝绸在装箱密封后，在官方的护送下运往边疆。从下订到收到成品要花上将近两年的时间，但是官员们会小心翼翼地在路上护送这些货物。

在双方贸易上，官员们被下令要以市价交易，这样方纔“两得其平”。44小商人也被欢迎参加。军事补给的重要需求驱使着军事将领、地方官员与商人各类身分的人通力合作。同时，清朝将新疆的经济与内地链接，并且甚至将其商业影响力延伸至远西的中央欧亚。哈萨克斯坦人将自身重新定位，从原先其它中央欧亚国家的供应者手中，转向为越发仰赖中国商品了。随着这种需求从游牧菁英扩及一般牧民身上，他们订了更多更为粗糙而便宜的丝绸。当俄国人从恰克图获取中国商品的管道被切断之际，哈萨克斯坦人也将其部分产品卖给俄国人。*

直到十八世纪末以前，就如同先前的准噶尔人一样，哈萨克斯坦人尚有回旋空间，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他们则屈服于俄国的扩张下。清朝并未抵抗俄国并吞哈萨克斯坦，而是将哈萨克斯坦贸易维持在长期低档。这种贸易也未能完全支撑清帝国在新疆的统治；这个地区一直长年赤字。但是这个贸易网络在溪边画定边界的同时，也定义了与内地的链接。

朝贡与边疆贸易

在此讨论的边疆贸易，也意谓着用新的方式来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费正清简单的中外关系模式中，所有与外人的贸易都以“贡”的成规来处理，这种中国中心式的概念，强调皇帝的至高地位以及允许外人前来进献礼物的恩惠。45米华健与其他学者已经充分证明了此一概念的不足，它未能掌握清帝国与所属民族之间的复杂互动。

朝贡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例如，新疆绿洲城市的伯克们其实是清朝官员，他们却向皇帝“朝贡”，但是哈萨克斯坦马商则否。即便哈萨克斯坦人“贡马”的形象出现在郎世宁的著名画作当中，乾隆皇帝明确地宣示哈萨克斯坦商人不能被当作贡使对待。因为他们只是商人，故清朝官员不需要负责他们的旅行与住宿开销。当时，贡使不一定只是“外人”，也不是所有的贸易都是入贡。46每种清朝的贸易关系都需要在特定的经济需求、文化定义与安全目标的个别脉络中进行协商。

狄宇宙已经主张过我们不仅必须从帝国中心检视朝贡的诸种行为模式，也应该检视它们如何在边疆接触地点实施。他提出了朝贡作为“环境”的概念，它环绕着清朝在其边疆的所有关系，包括了商业、安全与仪式关系。47我更倾向称之为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语言，为了参与者的多重目的而服务。48就像“洋俓滨”（pidgins）或是在所有多重文化接触地带的贸易语言一样，朝贡论述允许大规模的商业交易，用形式上的表达掩盖了其参与者的不同自我认知，但是又允许各方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

由于米华健与狄宇宙的研究都局限在一七五五年征服新疆以后的时期，所以他们并未讨论，这些不同的外交与商业安排如何从清朝扩张的早期过程中发展起来。清与准噶尔关系强烈制约了新疆在纳入清朝控制后，清朝对待新疆各民族的方式。

准噶尔贸易也有助于澄清中国商人从边疆带回什么的“谜题”。答案是比他们带去那边的东西少了许多。由于西北市场有限，而且准噶尔人通常都带去一些需求很少的“无用之物”，故商人很难盈利。甘肃确实有些产品是内地需要的，例如著名的香烟在江苏、四川和广东都有销售。49一七七○年代以后，玉变成向东贸易的重要品项，而且是非法收益有利可图的来源。50但是在此之前，清朝官方的介入解决了这些问题，代价是动用国库的款项。给商人的预付款通常并不会被还清，而债务则会被免除，因为官员们需要吸引商业资本。有时准噶尔人会承受损失，因为他们必须将商品廉价出清。然而，当他们把所有健康的牲畜送到清朝驻军时，清朝官员也会补偿生病或死亡的牲畜。尽管官方努力限制白银流失，但白银还是持续流出边界。就国库的立场，补贴贸易固然是直接损失，但是若将军事占领的财政成本纳入考量，这种策略就有间接获利。国家透过引导内地商人与边疆官员合作与游牧民进行贸易，得以减少从内地输入补给的成本，因此也减少了维持其远方驻军的成本。哈萨克斯坦的绢马贸易就从这些早期的经验中发展出来，并且成为跨越西部边界、系统而持续的贸易体系。

中华王朝一再希望能以内地产品交易两种帝国自身无法生产的重要商品──其一是马匹，但这种希望通常都不大成功（另外一种商品是白银，一开始从日本获得，后来则是从美洲新世界获取）。唐朝后期的统治者们花费了大量白银从回鹘人手中购买马匹（参见第一章）。宋朝与明朝的茶马贸易也以失败告终，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包括了官员努力压低游牧民货品的价格、贪污，可能还有罗沙比（Morris Rossabi）所说的“儒家对商业的鄙视”。51在宋朝与明朝，确实只有低级官员才会被指派到这些低下的职位上。米华健主张清朝与哈萨克斯坦的马匹交易，相较之下确实成功创建了长久而公平的贸易关系。因为这项事务由高级官员监督，贸易关系的处理也较为实际，而且“满洲人对马匹知之甚详”。而持续关注贸易的潜在原因，是清朝军队对于足够牲畜供给的重要需求。然而，所有这些特质也都可以用来描述清与准噶尔的关系。52

另外两种特别情况使得哈萨克斯坦贸易“去政治化且公平”：清朝在最后的军事战役中对新疆控制的不确定性，以及内地对这些战役开销的批判。53这两种因素也同样适用于停战期间的准噶尔贸易。战争开销让皇帝疲于应付，内地的怨言也需要他有所回应。于是皇帝允许官员可以灵活适应商人们的要求。双方开始热烈的讨价还价：准噶尔人原本漫天要价，但是在清朝官员的坚持下同意降价。对这些官员来说，他们无法强制别人接受人为操控的低价，而且必须回应市场需求。强制把价格固定在低档已经妨害了宋朝与明朝的茶马贸易，因为游牧民会寻找开出较高价码的私人买家。准噶尔人与哈萨克斯坦人都发现官方价格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使他们到边市来，并随着时间而增加供给。私家商人则维持着足够的影响力以提供竞争压力。

与准噶尔的贸易在初期确实造成了麻烦，当时腐坏而无用的商品在仓库中堆积成山，但是后来商人更少带着稀有物品，仅以携带牲畜为主。清朝与准噶尔和哈萨克斯坦双方的贸易经历了一段互相适应的类似过程，各方会先决定对另一方的需求为何。很快地，商品的明细会从边界官员传送到内地商人手上，而官员则会供给与需求出现差错时做出补偿。

然而，一如范金民所指出的，清朝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越来越朝向真正的商品交易，而官员则直接涉入其中。54在清朝与准噶尔的贸易中，官方的主要目标是稳定；而实际上的获利或损失则在其次。官员在给予商人预付款亦后就“站在一旁”不加干涉。在清朝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中，官员与商人两者都对市场需求反应快速，因此能保证“公平交易”并且确保双方的利润。

比较清朝与哈萨克斯坦人、准噶尔人、俄罗斯人与英国人（在广东）的贸易互市，有助于我们说明这些关系的特色。就清朝看来，这四种边疆贸易分别位在光谱上不同的位置，一端由安全所驱动，一端则由利润所驱动。与俄罗斯的贸易完全是出于安全利益：俄罗斯商队带到北京的豪华毛皮，即便在满洲贵族中也少有穿戴者。相较之下，准噶尔人所提供的马匹与牛只在西北具有真正的价值，然而清朝的首要目标则是以贸易来驯服这些游牧民。与哈萨克斯坦人的贸易则落在准噶尔与广东贸易之间。对哈萨克斯坦贸易比较偏商业导向，而非政治导向，官员也更看重利润，但对马匹的需求依旧是贸易的主要动力。广东贸易为皇家提供了可观的利润，而未提供战略商品，并且让官员与外商之间产生了亲近的合作关系（新疆的玉石贸易也为皇家提供了利润，同时也预示了广东贸易的情况）。55准噶尔人与俄罗斯人对于清朝的边界明显是军事威胁；他们需要强制力以及物质收益刚柔并济，来引导他们行为合宜。官员对哈萨克斯坦人也会使用居高临下的言词，但并未视其为主要的军事忧虑。在广东贸易初期，鸦片尚未成为主要商品，官员只是觉得英国商人贪得无厌，并不把他们当成危险。随着西北扩张获得成功后，危机感也逐渐消除了。

哈萨克斯坦人被视为以往未曾与清朝有所接触的民族，但是清朝对准噶尔人则是知之甚详。如皇帝所强调的，与哈萨克斯坦人贸易不应视为“羁縻”政策的一部分，这种政策是用来制服难以驾驭之民族的，而应该视其为与帝国范围以外民族之间的贸易关系。然而，有些现代学者会过度引申，将哈萨克斯坦人纳入清帝国之内。例如徐中约（Immanuel Hsu）便在所写的现代中国史教科书中，将哈萨克斯坦人的领土都纳入一七七五年“中国影响所及地区”的一部份。清朝确实确认了哈萨克斯坦的部族领导权，但是到了一七五○年代它已经在其扩张上画出了一道清楚的界线：蒙古及帕米尔以东的突厥斯坦为其势力范围，俄罗斯人与哈萨克斯坦人则否。56

然而，准噶尔人并非仅仅是帝国范围以外的商人。他们是满洲人的头号大敌。清朝原先是否打算永久停战？想像一个以阿尔泰山为界的稳定边疆，以及一个持续独立的蒙古国家是否真有可能？我发现这种方案不大可能，特别是考虑到乾隆皇帝利用准噶尔内部分裂，将之迅速消灭的行动。即便准噶尔人不再具有威胁性，且贸易关系又相当兴盛，但清朝不会容忍一个敌对的蒙古中央欧亚国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清朝对地缘战略采取了文化的，甚至是族群的定义。所有的蒙古人都必须被包含在一个普世帝国当中；但是其他民族则未必需要如此。到了十八世纪中期，各个主要的中央欧亚团体在与清帝国的关系中已经获得了明确地位：蒙古人已经被收服或灭绝；俄罗斯人则由一条固定在地图上的边界所分隔开来；哈萨克斯坦人在尚未画定界线的地区上进行贸易，但并非征服的对象；突厥斯坦人则以帕米尔为界被分隔为东西两部。土尔扈特蒙古的回归，被视为中亚民族最终团圆在三重文化的清朝菁英怀抱。贸易、安全与族群定义，三者一同决定了谁在帝国之内，谁在边界之外。

* 译注：意指行事隐密的瑞士银行家。

* 译注：当时称为布鲁特。

* 译注：作者误作 Li Shouju。

第十二章
横越大地

这一章我将检视清朝统治者所使用的空间技术，他们据此定义领土边界与限制人口流动。梅尔（Charles Maier）曾经使用“领土性”（territoriality）概念来对近代世界史进行分期。他认为领土性“意谓着因为控制了划定边界的政治空间，产生的诸多特性（包含权力），而这些政治空间直到最近为国家与（通常也是）族群认同创造了最起码的框架。”他提到，十七世纪全世界的新王朝，或者“组织较为紧密的领土国家”才开始强化边界防御，并将主权重新定义为领地内不受限制的权威。1这个转变，在欧洲历史上一般都链接到一六四八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与西发里亚和约的签署，但欧洲国家通常对领土采取文化与外交定义。2

对梅尔来说，“十七与十八世纪构成了大圈地时代：圈地既发生在英国与西欧乡村内的公有地，也发生在国家边界的决定上”。3因此，确保边界不受外来侵扰，与从国家内部确保社会与领土边界两者同时发展。梅尔正确地指出，这一过程不仅只在西欧，同时期的俄罗斯、中国与鄂图曼土耳其帝国都对其人口移动进行控制，在统治者的命令下较清楚地划定空间疆界，并签署国家边界相关的条约。俄罗斯与中国签订条约定义了其东部的边界，并强化了对其境内农民移动的控制，中国则在消灭了准噶尔政权后，除去了边界内牧民们的移动自主性。

我们可以从征服史书标题与官方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两个中文与满文词语，来总结帝国对于边界地区的意识形态目标。中文的“平”（满文necihiyembi）是指“推平、平顺、平复、制服、平息”，而“定”（满文toktobumbi）则是“固定、确定、平定、受到控制”。4“平”不仅代表“和平”而且暗示着“弄平”，也就是创造出一个“平原”，并除去所有阻碍视线的障碍物。清朝统治者与学者们致力于绘制地图、信息收集与历史书写的计划，以便将地方信息摊开在官方的全面凝视之下。他们也尝试标准化行政地景，以便官僚们可用统一与简化的规则来处理多元的地方特殊性。

中国这种简化驱力也可见诸于其他欧亚国家。很多十八世纪欧洲政权都尝试统一自然与人文地景，例如科学林业便重构森林以便达成统一可靠的产出，凡尔赛花园的设计者借用了军队的土方堡垒技术，来构筑有序的、可见度高的统一地景。5在中国，这种将文化空间理性化的冲动则展现在扩大的科举考试制度中，科举应试者被锁在数千个小房间内（就像文化监牢）书写应试文章；或者表现在中国西南的改土归流，即由定期轮调的地方行政官员取代土司或者原住民头目；抑或体现在贱民社会身分的正式豁免等变革中。6在边疆地区，从内地扩展到新征服地区也的文官行政也展现了同样的驱力。历史叙事、文献编纂、与石碑也都被设置在明显可见之处，表达官方所认可与修正过的公共记忆。

定，表示让事情永久固着在定点，不仅暗示以军事武力平定叛乱，而且以定居的人民取代移动人口，使得人民可以被计算、评估税额并征集劳役。保甲登录系统标记了所有村民的住居地，希望让他们集体承担彼此的犯罪与赋税责任。清朝分配给牧民部落的草场，则受到旗人军队小心地巡视。其后，测绘的地图则标示出每一个部落的特定位置与部落领域的边界，官员仔细地计算了分配给个别军屯区与旗人的人口数量，并计算他们每年的土地生产量。这些国有地的人口纪录簿，登载了五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提供给当代的人口史学者异常精确的信息。7

但是，这些帝国计划并没有哪一个克竟全功，斯科特（James Scott）笔下的全视国家描述的是失败的愿景，而非现实。用康德的话来说：“以人性这根曲木，必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8很多压力破坏了帝国官员们创造一个完美有序的可视社会的目标。庞大、日益增长与不断移动的人口限制了地方控制的努力。帝国膨胀到史无前例的范围，连带的市场发展提供了人民到处移动的新机会。对空间与人口的标记因此面临技术的限制与真正的抵抗。就像斯科特在另一个脉络主张，我们不应该混淆霸权计划与社会现实，在表象之下，多元特定的身分仍然存在，尽管统治者希望将他们全部抹销。9当潜藏的替代性愿景浮现的时候，通常就会导致革命，即使难以从大部分来自官僚体系的历史材料里，辨别出隐藏的抵抗，我们也可透过仔细的语言分析侦测到其踪迹。10

这一章将讨论清朝用来稳定领土与时间控制的技术，从物质的到非物质的都有，具体来说将会讨论旅行、碑文与地图。旅行使得统治者的身体得以处在地景中具有特权的有利地点，而旅行纪录则收集与铭记了个人的经验，流传后世。不过，不同类型的旅行者与旅行纪录也创造出不同视角来观看新的帝国地景。而树立的碑铭则用文字取代身体，用抽象取代具体，并用多元语言向不同的听众表述统治者的意志。借由西欧引进的新制图技术的协助，地图呈现了在全面凝视眼光下对帝国的选择性全览。而地图在使用上既秘密又公开的双重性格，反映了所有国家地图测绘相互纠结的目的：定义公共空间与收集战略信息。每种展示权威的技术都表达了多重意义，通常漫溢出中央国家设计的容器之外。本书第十三章则将探究在帝国所赞助的历史修订以及征服记述对时间的替代性认识上，所显现出的类似矛盾。

就像史特拉斯伯格（Richard Strassberg）所编的中国旅行书写选集所显示的，旅行书写在古典中国文学与历史传统中源远流长。帝王、官员、与一般个人都书写记述他们所探访过的熟悉或异域之地。11旅行不仅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印记，也包含他们所探访之地。旅行书写转变了他们的遭遇跟经验，甚至地点本身。现代观光客不是第一个永久改变甚或摧毁历史与自然景点的人，中国旅行者到了令他们心有所感之处，会在岩石上刻字，在一些圣山或者桂林引人注目的石灰岩地形上尤其明显。借由在石头上雕刻文字，“旅行者寻求永久参与在整体场景之中，将片刻经验永远留存并希望借以获得文学上的不朽，深信未来的读者将会透过这些刻字了解与欣赏作者的真实自我。同时，这些文本也经由形构后来旅行者的感知而改变这些地景，并指引那些追随前人才子脚步的旅行者”。12今天在桂林的岩石上，还留着从前帝国官员与诗人，一直到近代红军元帅朱德等名人的题字。

尽管许多人抗议过度的铭刻题字玷污了地景，但大部份中国人把书写当作对一个地景的文明化，也就是以“文”铭示之。“作者运用古典语言的模式，象征性的认证这些未知或者边缘的地方，转化其中的他者性，并将它们带进了中国的世界秩序之中。”13

留下文字记述的人们，也把某种固定版本的个人经验传达给他们的读者。吊诡的是，尽管旅行作家都知道，他仅仅在一小段时间内经过某个地方，但他们都难以抗拒将当地风土人情的核心与外在特质加以一般化。旅行者们会把个人性格与社会环境投射到他们所经过的地景之上；如同小说作者，他们笔下的“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的成分应该跟客观描述等量齐观。14就如同此处描述的其他文化记号一样，这些旅行与地理记述既呈现了那些参与帝国事业者的自我认识，也记录了相关的“科学”细节。15他们并非客观中立的资料来源，但他们的确阐明了新来者与他们尝试了解并控制的民族间的互动过程。

旅行与权威

清朝初期的帝王花费了可观的时间在各地游历，就像近代早期的欧洲，君王个人的在场是中央欧亚统治的重要元素。在战时，领导者与军队处在相同空间、共同患难奋斗，以便将卡里斯玛传递给军队并小心监控其行动。而在承平时期，皇帝的巡游则赋予某些地方重要的特定意义，不管是远离首都的夏宫（例如满洲地区的热河、或者法国的凡尔赛），或者是具体化帝国理想的神圣地景。但皇帝们并不是标记帝国空间的唯一旅行者，使节、学者与文学人物，也在他们所到之处创造诸多回响。新领土的魅力为冒险家、朝圣者、商人与作家们创造了受众。从社会的上层到下层，穿越帝国疆域各处的人民，也借以创建起他们对于新疆界的集体想像。

其他帝国之臣民也留下了他们的中央欧亚记录，他们作为清朝的使节而同样穿过这片地区。在清朝和准噶尔间进行过政治谈判的英国与俄罗斯人，他们的描述便结合了民族志、地理与政治信息。将这些纪录与清朝的文本加以比较，可以进一步阐明清帝国的计划。这些来自帝国内外的多重叙事并未加总为单一、完整一致的图像，而是展示出对横跨欧亚大陆的空间与人文环境的多样化概念。

一六九六到一六九七年，最后三次亲征噶尔丹期间，康熙皇帝从他位于西北的营地发出了一百封信给他在北京的儿子，皇太子胤礽。这些信不仅是评估中文文献与档案纪录正确性的无价资料，同时也提供了深入洞察皇帝性格的机会。16第五章我已经大量使用这些文献来重建皇帝的亲征，在这里我则将这些文献看作旅行故事，来协助我们了解皇帝的想法。

当然康熙自己并没有将这些信说成“游记”，但假如我们把他们看作古典旅行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呢？尽管这是在军事征伐期间以满文书写的纪事，但他们的确与古典汉文中史学和抒情传统的作品相当类似，史家、诗人与旅行者都以“资料整理者”与文献收集者的姿态，记录他们对自然特征的观察以作为后来者的指引。17孔子曾告诉他的学生，研究《诗经》“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而且“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8既然有关边疆民族与土地的知识有助于战略规划，统治者因此依赖这种形式的公共历史。资料收集总是对帝国有益，统治者自己收集所得尤其如此。

康熙在信中反复描绘了水源的位置、草料的丰富，并用他从耶稣会士学到的三角测量技巧计算高度与距离，不仅为当下的用途，且后来的征服者也可从他的信息受益。他知道之前十五世纪初期的永乐皇帝曾经走过几乎一样的路径，康熙仔细关注细节，例如各种草的不同名称、还有沙鼠洞对马匹行走安全的影响。他把收集的一箱彩色石头，还有他认为可能可以治疗疟疾的药草运回家。他描述了陕西的窑洞，也计算了从北京到宁夏的距离。同时他也不断向京城询问讯息，例如日蚀、植物开花与春鸟抵达的时间。皇帝仿佛一个不知疲倦的实地调查家，他展示了他的三角测量技能、扮演业余自然史学家，享受对新地方的好奇，并要求来自京城的各种回报。

康熙的活动令人想起《书经》所述最早的视察之旅，特别是《穆天子传》对周天子的描述，统治者“展示其对疆域控制的方式，包括借由骑马与马车旅行远方、参与政治和宗教仪式、狩猎、会宴、收受与分配贡物、为子民审判、遇见神灵得到赐福等”。19康熙皇帝的征伐纪事精确地记载了他所休息的地方，与联盟的蒙古部落的会宴，以及大范围的狩猎，所有这些都证实自然与人群欢迎的他的到来；而神迹事件、例如水源与草料史无前例的丰富，或者他可以小船横越黄河的天纵才能（与毛泽东的泳渡长江颇为相似？），则在在都显示上天对皇帝意志的眷顾。

然而在古代与清朝的纪事里，统治者都必须回应某些令人不安的伏流。儒家的《春秋左氏传》批评穆天子整日在其国土上旅游是“自我放纵”（私其性），而且天子自己就像《穆天子传》上所描绘的，若到处游荡不管是否远离都城都是德性低落的象征：“嘉命不迁，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称顾世民之恩，流涕芔陨，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20

康熙同样持续面对来自高层顾问的不满，抱怨他远离京城太长时间，对政治的稳定可能有所危害，他们的忧虑同时有着道德上与实际上的理由。中心型政治（politics of centrality）运作的基础在于“权力从一个固定的中心往外发散”的观点，21皇帝为了个人的享乐离开京城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如果皇帝本人长期不能在场维持宇宙秩序的常轨，在天坛与其他地方定期的季节性仪式可能因此中断。22康熙的第三次巡游特别造成后方京城的严重焦虑，因为那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一场军事征伐，就如我们所看到的，方略的编辑有意忽略了康熙在鄂尔多斯狩猎的大量文件，以便使他的巡游活动看起来更为严肃。同样的乾隆以努力维护改善水利为名正当化他的南巡活动：表明他不是为了逸乐而出巡。23

在京城后方的官员们深知统治者远离京城的缺点，他们以担心皇帝的健康为名恳求他早日归来，但他们也知道皇帝长期不在可能导致百姓的日益疏离不受控制。一六九一年当许多高官将领参与远征之时，就有许多债务缠身的士兵打算违禁进入紫禁城。24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与官僚常规要求之间的紧张，同时显现在军事决策与决定康熙的继承人选之上。皇帝的巡游冲动同时导致这两个问题的恶化。

个人魅力与官僚系统化两股力量的对立限制了清初政权。25尽管在京城的秩序要求统治者必须留在帝国的象征中心，但在清初边疆的权威也强烈依赖于皇帝的在场，康熙四次亲征西北显示了他十分积极参与帝国扩张的军事行动。他可以夸耀个人战胜的军功，并亲身在场激励远征的士兵们。在后方提供后勤支持的汉人步兵与官员可能会遵守书面的命令，但满洲军队与蒙古盟友则会热情回应领袖立下的表率。

康熙的信件显示，他彻底享受在大草原，身旁没有挑剔文人官员的时光。他发现在帐篷的刻苦生活令人振奋，而且战场的艰苦经历对所有担任领袖的人甚为必要。他也鼓励儿子们要领导远征，而且透过成功与否判断他们的性格。这些信件看重个人品格与道德示范的程度，并不亚于实际细节与客观观察。康熙的信件自然不同于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旅行者，他们多半是融合山水的抒情诗人；但跟罗列地名与民族的枯燥地理纪录相比，这些信件又传达更多个人感受。这些信件融合个人感受与描述，反映了作者性格混杂的一面，一个不停关注（他自己重新建构的）皇帝职责之统治者。这些来自西北的信件也指出康熙与儿子的亲密链接，他不断告诉儿子他想念家里，同时他也教导胤礽即使在观赏草木珍禽时仍要注意国政：“皇太子乃极孝顺之人，想是见花鸟鱼兽，怜惜朕于沙卤边陲之劳苦耳。不必为朕担忧，唯望日夜勤于国事（满文 gurun boo-i baita），闲暇之时，阅览经史前世之得失。”26

尽管康熙不断地表达对儿子健康的担忧，但他也不断要求儿子报备各种信息，从微不足道到最重要的事务都要。在京城的日蚀特别引人关注，皇帝要求知道日蚀的精确时刻，当他听到在日蚀那天衣物价格上涨时，他坚持应该发佈禁止“结党”讨论凶兆的谕令。27

从一桩轶事可以看出，为了要满足父亲每一个念头，皇子所受的巨大压力。在一封儿子寄来信件的边缘上，康熙写道：“兹正值黄雀飞过时节，不知京城如何，朕欲闻之，着寄信来。”在收到这个批注后，皇子立刻写回信，说他自己有看到两只鸟，但那时候因处理公务直到隔天都待在皇宫里面，他派人去到夏宫寻找，不过他们看到的鸟数量很少。但是皇子又说，看到皇帝的批注之后“全身冒汗”，“觉得自己无处容身”。他请求父亲不要在信中过问这些枝微末节，但康熙回复说，他总是在他给每个人的信中问这些小事，尽管他也承认，在发给他的大臣们的命令中通常不会这样。28很明显地，即使是备受宠爱的皇太子也对充满威严的父亲感到战战兢兢，觉得必须取悦他。

对照这个皇子后来的命运，皇帝给儿子的这些信件特别的令人心酸。康熙已经在一六七六年任命他的二儿子胤礽为未来的继承人，而且任命他在一六九七到一六九八年亲征期间负责监国。皇帝在亲征途中不断收到儿子行为失德的报告，归朝之后，他因此下令处决了几名与皇子有关的官员。29但皇帝一直没有放弃他无用的儿子，直到一七○八年指控他密谋篡位，才将他圈禁起来。胤礽在一七○九年被赦免并释放，但在一七一二年再度被圈禁，尽管官员请求复立，这一次皇帝拒绝再次回复他储君的地位。

在这些信件中，康熙并没有直接表达他的疑虑，但他的言辞融合亲密的个人情感与道德教训，要求举止正当与精确回报家中事宜：父亲的每一封信件都在检验胤礽是否有能力继承皇位。在皇子的失德被揭发后，皇帝的焦虑与愤怒特别严重，因为他在远离京城期间是如此依赖儿子监国。

康熙与儿子们之间严厉与亲密兼具的关系，体现了皇帝与他所有臣民之间的理想关系。儒家经典例如《孝经》提倡儿子对父亲的孝顺是所有稳定统治的基础。具体而微地，父子关系特别代表了所有层级的权威关系，不管是皇帝与大臣、高层官员对基层官员、地方县官对人民以及在宗族与家庭内的关系。30但这些理想的层级关系并无法完全消除关系中的紧张、不信任与憎恨。康熙的信件公开揭示了任何父亲对儿子们的共同担忧，以及孝道做为帝国统治原则的重要性。

孝顺的反面则是背叛，受宠的儿子背弃父亲期望将遭受严厉的处罚。背叛仁慈父亲／统治者的后果，同时显现在康熙对其儿子的处分与对蒙古人的政策上。康熙对他的臣民（以及儿子们）采取仁慈的政策，以激发他们的忠诚；并期待他们回报以感激和顺服。然而，由于这两种情况都存在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当下属奋力从他紧迫盯人的视线中凿出自主的小空间时，即使最宽大的父亲／统治者，也无法完全克制自己对失德／憎恨的怀疑。皇子努力想抗拒父亲报告琐碎小事的要求，而准噶尔则努力想要确保维系国家自主；这两者都努力抗拒精力旺盛的君主从不间断的控制压力。最终，两者都在皇帝的眼中蒙羞。但需要使用武力本身，却玷污了皇帝只以恩惠施行统治的说词。皇帝总是喜欢想像自己只会带给人民和风细雨，但实际上他们常常必须给予他们雷风暴雨。不管是对统治者本身，还是对忠诚的大臣、御用文士或史家来说，如何合理化暴力的使用一直是压力的来源。

私情与政务总是密切相连，皇帝的心情则因战事进展以及他对家事的信心而起伏不定。他的心情在一六九六年春天荡到谷底，信中满溢对战事临头的深切焦虑与对儿子的思念：“当我率领军队前进时，我无暇想到你；现在噶尔丹已经逃走，我亲眼看着他的落魄惨状。我已经指派合适的军队去追捕他。寄给我四件棉纱大衣、四件麻布短上衣，要挑你穿过的旧衣服。这样你爸爸想你的时候，可以穿着他们。”在告诉皇子要为其归来准备食物之后，他继续写道：

我检查过噶尔丹的状况，我看他已经无路可走。然而，我们还没有费扬古的消息，假如费扬古追上噶尔丹，他肯定就完了：即使他能逃走一万遍，他也不可能强大。不管发生什么，都是他自作自受。我从托诺山一路追捕他到巴颜乌兰，发现都没有安全地方可扎营。普天之下，在这个世上再没有像喀尔喀这样的地方，这里除了草之外，其他一切事物都没有什么价值。31

在这封信中，皇帝表达了远离家中，面对胜负未定的战事时，他的焦虑、渴望与挫折。他已经决定要撤退，因为他的军队粮食已经耗尽。噶尔丹已经逃逸，虽然有少数军队在其后追逐，但帝国能否最终成功主要取决于费扬古拦截蒙古军队的能力，但这完全无法保证。虽然他表面逞强，表示有信心取得最后胜利，但皇帝担心作战可能只是另一场徒劳且昂贵的西征。他对当地荒芜的印象显露了他的悲观，在其他比较有信心的时候，他便讴歌那里是丰饶的草地。但在这里他回过头来向儿子寻求安慰，表达了他对亲密情感的深切渴望──如此深沉，他甚至说想要穿儿子的衣服。这份特别的文献，融合了康熙统治高度的个人性格，他不断变动的心情，还有他对家庭与军事勇武的深刻认同。在旅行描述外表下，这个作者使用地景的书写揭露了他最内在的情感。

研究东亚与欧洲的历史学者，最近开始仔细考察统治者如何使用仪式来展示他们理想中的权威。32在这些仪式中，精心策画的身体动作划过特定的空间，君主与臣民都以象征、间接的形式，展演了定义彼此尊卑阶序的政治关系。仪式并不仅仅是缘饰赤裸胁迫的巧妙外衣，而是建构权力关系的积极力量。广义来说，仪式包括所有在空间中的常规化动作，参与者在这个空间中以指定的方式互动，但动作的幅度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皇帝们在整个帝国中的旅行既是实际的巡视，也是身体在场的仪式性表达。在凡尔赛花园里，贵族与国王在比战场上较受控制的空间中，展演他们之间的关系，但他们在这两个空间都以公开形式展示他们的权力。

俄罗斯沙皇同样需要仪式性的展演来正当化他们的统治，俄罗斯加冕仪式的特色是进入莫斯科大规模游行，并展示军事能力及豪华服装。直到十八世纪之前，沙皇都夸耀他们祖先的外国血统以及他们与臣民的距离，并且强调宗教仪式赋予他们超人的力量。不过，在十八世纪的皇位继承斗争中，有关外来性的指控开始被批评者用来贬低对手。凯瑟琳大帝是第一个巡游整个帝国的俄罗斯统治者，以示对所有子民的关爱。33清朝统治者则更早就透过巡游展开这种象征性的本土化。尽管清朝皇帝的起源并非汉人，他们透过旅行展示跟臣民的亲近还有对人民福祉的关切。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满洲认同，而是在象征上融入汉人之中，同时利用朝贡使臣与俘虏，展示他们与中央欧亚的链接。

如十七世纪的观察家所知，中国皇帝与他们的欧洲君主们共享了相同的目标。伏尔泰已经注意到康熙皇帝与路易十四（一六四三至一七一五年在位）之间的类似之处，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也是如此，他在清宫服侍期间，便向康熙描述路易十四的伟大。34欧洲君主也在领地内四处旅行。例如巫纯（Dorinda Outram）便提到近代早期欧洲几种不同类型的皇家旅行：事实调查任务、惯例仪式、国内巡游（纯粹享乐或国防目的），还有外交目的。35旅行除了帮助君王远离宫廷里的社会与政治纷扰，也展示君王亲身表彰广大领土的决心。这张清单无法穷尽皇室旅行的所有动机，而这些动机也并非不可共存。通常一次皇家巡游可能包含多个目标。在欧洲与中国，皇家巡游都既展示权威又表达统治者的个人品味。

康熙的西北远征当然是事实调查任务，也是军事作战，但他们并不完全符合正统观念下的仪式进行方式。惯例仪式通常应该在京城内预定与有序的空间范围内举行：例如天坛、地坛与太庙。在无垠大草原的广泛巡游，让那些心态封闭、制定皇家义务的礼仪专家们感到惊慌失措。明朝皇帝，例如万历帝（一五七三至一六二○年在位）曾经反对那些仪式义务的严格约束，但不太成功。36康熙皇帝能够打破那些束缚，是因为他个人的活力。他是移动的中央欧亚战士，因此能够在仪式确立之前拒绝它的束缚。乾隆皇帝比较安于他优雅的监牢，但即使他也需要打破这些束缚。他从来没有亲自出征，但他常常离开京城。康熙皇帝个人的身体动作，不断地逼近他的顾问所欲加诸限制的极限。乾隆虽然接受规范他行动的繁复控制，但他也利用仪式性的活动来做为逃避的手段。

康熙的旅行也常模煳了“国内”与“国外”旅行的界线。在西欧国家，十七世纪以后，边界已经渐趋清楚固定，可以清楚区分国内与国外的目的地。在国家领土之内，统治者旅行是为了确保社会安定、监察地方官员、体验检视自己领土的愉悦，或者巡视皇家在乡村的庄园。超出边界之外，他们旅行是为了与其他君王的外交协议、或者为了联姻（作为外交政策一部分）。然而，康熙常混合国内与“国外”的巡游目的，正如他混合公务与个人逸乐一样。他真的享受在草原上的艰苦生活：蒙古并不是满洲人的故乡，但它可以唤起狩猎与征战的严酷则是满人与蒙古所共享。自从努尔哈赤以来，满洲统治者就常常为了外交上的目的而诉求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血缘联系；如同他们向蒙古借用文字一样，他们也借用了蒙古的骑马与萨满教的传统。

蒙古人是帝国民族的“家庭之一部份”，满文的“gurun boo-i baita”（国与吾家之事）语意等同汉文的“国家”一词，但可以说比较强调家庭的忠诚，而且对家与国的事务做更清楚的区分。37康熙皇帝借着强调自己与蒙古的亲属链接、亲身造访蒙古领地的蒙古人，康熙皇帝展现了构成他的帝国的中央欧亚民族的统一。

然而，后勤与政治上的局限使得他无法到达西部蒙古，准噶尔的家园。东部蒙古已纳入坚定又有活力的统治者的控制范围，但西蒙古不是。西部蒙古与清朝之间较大的疏离，不只是因为物理上的距离与缺乏控制，而是也因缺少皇帝在场以及与个人的链接。物理距离本身不能决定忠诚与否，准噶尔人甚至定期旅行到较遥远的西藏，来自西藏的喇嘛常前往东与西蒙古。即使文化选择不能完全排除物理与政治限制，但这才是让东西蒙古走上不同方向的关键。

皇帝对于自身移动的态度，揭示出他们在文化主张上的不同策略。康熙与乾隆皇帝都在领土内广泛旅行，但他们旅行的方向与目的很不相同。相对地，雍正皇帝很少远游。除了率军亲身前往西北进行征伐，康熙皇帝也曾南巡，张勉治统计过康熙皇帝从一六八一到一七二二年共巡游一二八次。他阐明，康熙著名的几次南巡就像他在其他方向的巡游一样，都同时带有军事安全与文化支配的密切考量。例如，康熙皇帝一六八三年前往山西南部五台山，一个元代与藏传佛教密切关连的地点，在蒙古观察者的眼中，是表明他对文殊菩萨信仰的护持。38而这些巡游在营地结构安排、后勤的详细组织、还有射箭术和马术的展演，都与军事行动非常类似。就像在军事征服一样，皇帝也会面临离开京城太久的批评，而且他们必须为自己辩护，以免被指控沉溺于游乐。张勉治主张，皇帝巡游不管是那个方向，正当性并非来自汉族文人的古典传统，而是中央欧亚的先例，马背上的统治者必须亲临领地，标示领土范围，宣示统治权力。

乾隆是书房里的将军，从来没有到过西北，也从来未曾亲临战场，但他认为控制西北对他的统治非常重要。他在西北竖立许多刻有多重语言的碑铭文字来代替他个人的在场，并借以标示他的帝国领土。书写的文字代替了身体，使得西北地区皇帝在场的象征从个人的变成虚拟的。乾隆一七五一、一七五七、一七六二、一七六五、一七八○、一七八四年合计到江南南巡六次。39这些巡游奢华铺张，毫无大草原的艰苦，但它们重演了早期征服年代的文化状况。尽管它们名为“巡察之旅”，皇帝借以体察地方的状况，但它们的主要目的是，用张勉治的话来说：“不断重演满洲征服与军事优越性叙事。”40乾隆带领者中央欧亚各地的朝贡使者随行到江南，借以向江南文士们展示帝国的广大，并向朝贡者们展示帝国的富裕。他在巡游中不断诉诸军事训练的主题，坚持旗人必须骑马不准乘轿，并且要求他们展示狩猎、骑马与射箭以考校其武技。他在骑马穿过南方的稻田之时，却写下有关西北边疆的诗词。乾隆总共旅行一百五十次，包括六次大规模南巡，平均每年有三到四个月在旅行的路上。41张勉治主张，乾隆的巡游既非中国民族主义作家们所批判的浪费奢华之旅，也非纯粹像皇帝自己主张的江南水利河防维护工程的行政视察。它们是“族群王朝”意识形态的表达，借以演出在皇帝个人的凝视下，帝国内部的多重民族与空间的联系。

统治者的三种动作方式显示了，帝国权威与更大社会之间关系的转变。康熙事必躬亲，一面移动，一面亲身参与战场上的规划、文官的行政与个人的决策。雍正则开始转趋固定，限制自己的移动，但仍然对特定一群高级官员的行动施加个人影响力。而乾隆仪式性的移动方式，则更为适应十八世纪这个更大且行政更繁忙的帝国。他个人对行政的干预仅是偶发性的，正如同他在巡游中仍然保持与地方现实之间的距离一样。一七六八年的“叫魂”妖术恐慌案件，显示当皇帝选择要这么做的时候，他有可能干预官僚的日常运作，但即使在这个案例中，官僚们仍然能够违逆他最为坚持的要求，就像他们在西北边疆那样。42由于皇帝无法直接应对地方的状况，他只能透过官僚与文书来施行控制，留给他个人、难以预期的判断空间其实极为有限。

三位统治者在私底下与公开的时候，表现也有所不同。在康熙的信件中，我们可以轻易发现，在充满信心、自我吹捧的征服者面孔下，那个被孤独与怀疑所包围的人。雍正曾对一些他信任的人吐露自己的痛苦，例如岳锺琪，但他向他们袒露自己之时，他也就不再信任他们。乾隆几乎从来不曾令面具滑落。当他离开京城的时候，他并未留下任何给亲密家人的个人文件。即使他的诗词包含诸多对帝国的公开反思，还有关于负责任统治者的传统格言，但不包括欢乐或者悲哀的个人性表达。

皇帝不是唯一的旅行者，皇帝自己也无法独自创造盛清的“盛世”，还有其他人也为这幅图景增添细节。在第六章，我讨论过三位来自不同国家、横越中央欧亚的旅行者们，比较不受控制与个人性的观点，他们的信息来源，经过文化棱镜的过滤，产生关于满清与准噶尔冲突的多样化观点。贝尔强调康熙皇帝在相互对抗的蒙古人之间促进和平的良善意图，相对的，温科夫斯基与策妄阿喇布坦的会谈中，展现了他们对军事竞争的敏锐意识。准噶尔汗直白地请求俄罗斯供应他大量的武器以攻击清朝，作为交换他愿意让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探勘黄金与白银。两边都没有从这场交易中获得他们所想要的。但这场会面也说明了俄罗斯与准噶尔人如何试图定位自己，好与满清在欧亚地区对抗。图理琛的出使，就像他所服事皇帝的旅行一样，蒐集了诸多有关蒙古与俄罗斯人的宝贵信息，同时他也探询了联盟对抗准噶尔势力的可能性。

这些旅行者使臣们提供了有关满清、蒙古与俄罗斯的多样观点，这些观点与皇帝们的看法或者相符、或者冲突。没有单一的观点能够掌握完整的情况。每个作者都具有特定的文化立场与政治利益，每个作者都不仅止于纪录，而是为了说服。只有从这些处于不同位置的作者所产生的多元文化的交响乐中，我们才可以捕捉到完整的故事。

图理琛游记的第一位英语译者，斯当东，则为这个互文的复音音乐加入了第四重的对位旋律。他认为苏格兰人贝尔的写作，是最客观的资料来源，与此相对，“中国史家，每当谈到他的君主或国家，不论直接间接，总不免落入自吹自擂与奉承的风格”。斯当东引述贝尔游记的段落与图理琛的记载相对照，让“真相”凸显“这些中国人傲慢夸大的谎言”。43斯当东反映出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人矫正错误的态度，他们对马戛尔尼使节团的受挫感到挫折，同时也被中国人对他们帝国想像的抵抗所激怒。但贝尔其实也不是中立的报导者。他相当欣赏准噶尔蒙古人与中国人的能力。难道这不也反映了他自己作为大英帝国的边缘人，在故土之外服侍另一个皇帝时其所抱持的文化位置呢？

相对的，图理琛不可能对任何的蒙古人表示认可，除非他们向他的皇帝臣服。对他来说，对朝贡关系的顺服是决定谁值得收编，谁应该消灭的试金石。温科夫斯基，想要避免俄罗斯对准噶尔承诺提供军事支持，所以把满清描绘成和平且不具军事威胁。策妄阿喇布坦对此知之更深，他最有理由认为满清的军力强大且企图扩张。但因寄望清朝在一七二二年康熙死后采取新政策，他选择不向俄罗斯臣服，那是他换取俄罗斯军事支持所需支付的代价。他也有理由必须极小化满清对其自主性的长期威胁。

所以所有的玩家都因为各自的理由，而把清中国建构成仁慈、和平、繁荣的形象。仪式化的帝国结构、主要依赖于道德说服而非军事武力的形象，逐渐成为十九世纪西方与中国主流。此一图像逐渐取代，与盛清政权交手的中央欧亚行动者所抱持的，强大、军事化的与扩张主义政权的形象。

清朝边疆的旅行叙事，反映了领土被纳入帝国控制的过程，与台湾做个简短比较便可阐明西北的特征。着迷的士人们对台湾（最先加入满清的领土之一）留下的纪录，从晚明延续到清末。邓津华描述了用来描绘这个岛屿的各式桥段。44在十七世纪前不为人知的，台湾的民族与地景激发了文人们的想像、困惑与批评。对中国作者来说，土著居民似乎是原始民族，对历史、书写或文明毫不知悉。许多作者把他们视为未被污染的乐园遗迹，是神话中东海岸外蒙受祝福的岛屿。其他人则将他们看作对中国核心价值的威胁，因为他们的性行为与家庭关系违背了正统的价值。在十八世纪，像蓝鼎元等官员把台湾看作殖民的主要对象；他是文明化最极端的拥护者，包括大力倡导来自大陆的汉人农民拓垦、教育以及强制同化大陆价值观。然而，其他官员则尝试要保护原住民免于汉人的侵占，以便保护社会秩序，并最小化行政的成本。45

因此，清朝对台湾的观点与其他地方的边疆政策相同，展示了地方主义与统一性的紧张关系。土著居民是否应该不加干涉，以保持他们特有的文化特质吗？还是官员们应该提倡快速同化呢？与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的论点相反，清朝对边疆并没有一个单一且一贯的文明化政策。46对台湾的政策与观点因作者与脉络而不断变化。一些作者，例如郁永河将他们的旅行视作个人自我塑造的旅程，其他人，例如一七三六年的黄叔璥则主要致力于收集与分类新信息。台湾可以是一间“活的博物馆”，一个从古代幸存的自然社群，对大陆上道德腐败的含蓄批判，一个可以验证各种奇异说法的信息来源，一个诱人又恼人的性自由案例、一个女性拥有不寻常力量的地方。在整个清代并未出现更靠近“经验主义”简单潮流，但清代的作者确实渐趋强调土著与他们自身之间的共同理解。如同其他边疆地区，台湾是一个有用的荧幕，可以投射如何在单一帝国想像中容纳多重认同的焦虑。

邓津华对台湾旅行书写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西北的类似书写放入脉络中分析。特别是新疆，产生了很不同于台湾的书写，因为对文人来说它是首要流放地。47对那些定罪的犯人而言，新疆确实是流放地；即使对正常轮调下，派驻此地的官员来说，前往“关外”似乎就离开了文明世界。台湾与新疆同样带给官员接触异域的谜题，但这些矛盾在西北似乎更为显著。一方面，中央欧亚的民族不像台湾土著，他们有自己长远的历史纪录，这是中国官员们难以否认的；另一方面，他们被认为既暴力又野蛮，无法压制，是汉人国家最为持久的敌人。新疆也包含奇异的地景和丰富且有待探索的新资源，但恶劣的气候威胁所有冒险而来的人，他们可能死于干旱、酷热或者饥荒。跟其他地方一样，许多官员参与了民族志分类与地方志编写的计划，但他们努力的重要性受到军事与战略目标的强烈影响。

一位拥有最高阶功名的文人，留下他在新疆短暂生活的生动画像，表达了他对西北边疆的个人观点。纪昀（一七二四至一七八五年）直隶人，三十岁时很年轻就考取进士，并很快获得翰林庶吉士的职位。因为牵涉一桩贿赂案件，他在一七六九到一七七○年两年间被流放到乌鲁木齐。在他被皇帝赦免后，他重新获得皇帝的重用，并成为大型皇家百科《四库全书》的主编辑者之一。在他经过巴里坤与哈密回家的途中，行经霜冻的道路，驻足在孤寂的旅店，写下一百六十首有关边境生活经验的诗，后来集结成《乌鲁木齐杂诗》出版。48

纪昀作为清朝文化菁英的其中一员，他的诗表达了对于这个刚加入帝国、豪放而令人振奋的新边疆的个人反应。他并没有后悔在新疆的经验，或者抱怨所受的苦难。他享受城市的热闹生活，拥挤的店铺、购物的人群、妓院还有傍晚的笛音。他也夸赞新疆的自然奇景，描绘了奇异的山洪，爆发速度过快，淹过了控制他们的水坝，还有以“人马轻如一叶旋”形容西北的强风。49他参观了古代的断垣残壁并遥想他们的起源，他和残存的蒙古人讨论地方的传说。纪昀全心拥护清朝官员的开发伦理，并试图透过建造蓄水池让自己有贡献。但因地方民众反对而拖延，直到他被赦免回家。50

在纪昀的诗中我们感受到掌控的兴奋感，讴歌征服所带来的支配人与自然的新权力。他声称征服以来天气已经改变了，乌鲁木齐过去寒冷又贫瘠，但现在数千个新垦户家家烧着火炉，整个地区已经变的暖和了。51他并未对蒙古或回族原有文化的流失显示怀旧之情，他称赞军屯开发了大量农田。纪昀的书写对官方在西北的整合与发展政策做出个人形式的表达。他们向家乡的文人受众传播异域的信息，并表达对于帝国新获领地的热情。“边塞诗”的长久传统通常将边境描绘成荒凉的流放地，但纪昀至少当时把它视为他的家。这个被驯服的边疆如今变成增添清朝文学传统的另一资源。

用石头标志空间

康熙与乾隆皇帝都为了庆祝军事胜利，而在山顶上或者北京的庙宇中竖立巨大的石碑。这种做法的传统源远流长，自从秦朝以来，石碑就被当作天意的公开证据，予以刻意展示。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登上神圣的泰山，竖立石碑并举行封禅仪式，感谢上天赐予获胜皇帝的恩典。52这个巨石纪念碑的永久与公开展示，向所有人宣告天子注定胜利。在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同样为了庆祝军事武功的完成，在泰山祭天并在石头刻上年号纪念。大型石碑在民间信仰中被视为“天意的代言人”。在白话小说《水浒传》第七十章，有一块自天而降的大石碑，揭示一○八位过去遭受苦难的好汉，现在将接受天命，代表现在统治的王朝行侠仗义。53

碑铭统一了天与地的力量，这种象征手法成为皇帝与常民对于正当权威的共同理解。碑铭以不受风雨毁坏、永久存在的形式宣扬帝国的成就。它们在石碑上固定正统版本的历史，免除那些困扰怀疑派学者的疑问。一座大石，因为它巨大的存在，排除了其他解释的可能性。

现代版的碑铭，则是以纪念物的形式，企图在公共空间中创建某种历史观点，围绕英雄行为的象征来团结福斯。因为现代民主政治不断挑战纪念物的设计，石头本身显然已不能消除意义的多重性。54即使在纪念碑创建之后，像越南战争这种高度争议的事件依旧引起激烈的辩论。同样的在清代中国，不论辩论是否可见，铭刻在石头上的帝国版本也无法给每个人最终的解答。不过，转向纪念化显示了社会意识的决定性转移，一种在世事无常变化中终止争辩的努力。

尽管所有碑铭都使用八股的公共语言，呈现方式则有许多变化。最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多语言碑文复兴了明朝时曾放弃的征服王朝的做法。55忽必烈汗曾用六种语言发佈他的命令：蒙古文、维吾尔文、阿拉伯文、波斯文、西夏文、汉文。在长城上接近居庸关附近云台石门上的著名碑文，也使用六种语言书写，证明了元朝面对多元受众的企图。56同样的，在通往清紫禁城的南门入口有一指引官员至此下马的碑文，也用六种语言书写。57在十八世纪期间，清朝在北京寺庙与满洲承德大喇嘛寺的大部分碑文都使用了四种语言：汉文、满文、蒙古文、藏文。58这些碑文向帝国支持者传达了清楚的政治讯息，并将清朝统治者与佛教护持紧密链接。让我们检视三个与征服有关的碑文，聚焦在他们所传播的讯息和关切的重点。

一六九七年，为了庆祝战胜噶尔丹，皇帝写下了五座石碑的碑文。一座放在关键的昭莫多战场，三座在皇帝观战的周边山上，一座在北京的国子监。59这些碑文的共通点是，都认定军事力量和神圣制裁的结合让作战得以胜利，但每座石碑强调的主题各有不同。竖立在察罕七罗山顶的石碑强调“天覆皆吾赤子”，皇帝带给他的子民和平并且保证他们的繁荣。在托诺山顶的石碑，则聚焦在皇帝个人率领的六支军队之“震雷霆威”，表示皇帝以强大的力量消灭了肆虐土地的恶灵，把安宁带回这个遥远的荒野。至于刻意安置在国子监，以教育科举功名者的石碑，则引经据典，详细阐述过去伟大统治者所信奉的“文武合一之道”。碑文强调圣王总是努力想要避免战争：“天尽所覆海内外、日月所出入之区，悉以畀予一人，自践祚迄今，蚤夜殚思，休养生息，冀臻熙皥，以克副维皇大徳好生之意，庶几疆域无事，得以偃兵息民。”

但噶尔丹“既荼毒塞外”，威胁关内安危，所以需要剿灭。“荡冦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内”。皇帝强调他亲身参与作战，与将士共患难，坚持“不得已用兵以安民”。虽然他希望以文德化成天下，但他的大臣与子民都不断敦促他出兵以保护领地。仪式文本也支持文武合一行动：圣王在征战之前与胜利归来都会向宗庙神灵祭祀祈祷。对古人来说，“文事武事为一”；在宴席间以仪式折服外交使节，便无需使用武力，即“樽俎折冲”。60同样的，皇帝一旦下定决心用兵，必然震惮边夷使之降服。蒙古人在此被比拟为为害收成的害虫，还有大兵到来时四散逃亡回巢的禽兽，皇帝说大军的“万乘车马”如同龙经过的路线，主宰路上一切万物。皇帝的军队统合了不可抗拒的人力与自然之力。

这些碑文呈现了对征服典型的既定观点，省略了不便明说的战争细节。如前所述，很多大臣们劝告皇帝不要亲征，还有边疆的“蛮夷”不会仅是投降，他们也会强力反击。除非清朝展示他们的优势武力还有经济力量，否则他们也不会轻易被清朝统治的优越道德所降伏，他们会坚持他们的自主文化。但在公开建构的神话里，武将之道与文人之道结合得毫不费力。皇帝就是链接统合上天与大地的柱石，他所承担的任务不是仅是为了个人的荣耀，而是向更大的力量负责。在国子监的碑文：“边冦不除则吾民不安，此神人所共愤，天讨所必加，岂惮一人之劳，弗贻天下之逸。”就这样，皇帝作为超人力量的不情愿代理人的形象，掩盖了斗争过程中所显露的个人野心或者报复的痕迹。公开叙事塑造了坚定的统治者、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和注定光荣胜利的结局。

康熙的碑文一再的表现在战争中皇帝个人的在场，与他的权威密切结合在一起。他强调他爬上了石碑所安置的山顶，描绘了他从山顶纵览战场的情况：“登狼居胥溯大河曲遐，播徳威以绥荒服殄冦。”对康熙来说，位在山顶高处让他得以纵览他的广漠领土，还有向远处传播他的领袖魅力。相对的，乾隆在位期间则六次登圣山五台山，但他从未到过战场。61他在这些地点只有虚拟的在场。乾隆的碑铭无法证明皇帝亲临现场，而是仅以铭刻文字的力量传播其“德”。

一七五五与一七五八年，乾隆皇帝命人筹制了两块四种语言的石碑，以卫拉特蒙古文、满文、藏文与汉文书写，庆祝他对准噶尔的胜利。他把这些碑文竖立在北京的国子监，还有在大军所经过的伊犁。62一七五五年的石碑，竖立的时间就在击败达瓦齐与清军进入伊犁之后不久。碑文的开头跟康熙的碑铭很像，描述上天覆盖万物，而皇帝又如何顺应天命而行。接着乾隆从源头开始述说满清的历史，并宣告他的使命就是要“四海同风”。在宣告了他的理想之后，他转而直接谴责准噶尔：“咨汝准噶尔叶，亦蒙古同类（满文emu adali），何自外携，数世梗化（满文Wen ci cashûlaha，意指不服文明教化）篡夺相仍，硕仇其下。”他因此反对准噶尔人，尤其是噶尔丹的主张。尽管噶尔丹过去诉求蒙古人统一对抗满清，但现在既然所有蒙古人都被征服，胜利的皇帝则以蒙古统一的主张来统合所蒙古人归他统治。他将自己打造蒙古统一的刻苦努力与准噶尔人“可怜的”分裂相对比。他们“不服文明教化”，持续相互掠夺残杀。他痛斥达瓦齐是醉鬼，将他比做“蛇虺”、“蟊虫”，吞食蒙古人的果实。皇帝同情人民的苦难，派大军解救他们，毫无困难的就征服了敌人。再一次，这些叛军就像禽兽一般四散奔逃。而达瓦齐则无处逃匿“彼鼠斯喙，地入无隙”。现在整个卫拉特都属于皇帝的领土。

碑文言简意赅地总结了游牧民的新限制：他们可以带着牲口随意移动，但必须固定在为他们划分的领地范围内，且不得相互争斗。他们被命令必须抵抗边界外布鲁特人与哈萨克斯坦人的入侵。假如他们能够做到，皇帝保证他们可以吃饱喝足，享有永远的和平与繁荣。

一七五八年的碑文则纪念阿睦尔撒纳的败亡。皇帝再一次肯认上天对满清军队胜利的神助：“天之所培者，人虽领之，不可殛也，天之所覆者，人虽栽之，不可殖也。”“覆”这个汉字有着多重可表达天意的意涵，如覆盖、推翻、与逆转等。在一六九七与一七五五年的碑文里，天覆盖万物，所以祂涵盖一切，而在一七五八年的碑文里，上天会覆亡那些抗拒祂的力量者，而在该碑后面的文字部分，则提到准噶尔的败亡是因为反复无常地对抗坚定不移的帝国意志。皇帝也诉诸佛教戒律反对准噶尔人：“云兴黄教，敬佛菩萨，其心乃如夜叉罗刹之以人为食也。”皇帝把自己描绘为不情愿的战士，不好战争，但为解民于苦难仍然被迫发兵征伐。“非我佳兵不戢，以杀为徳也，有弗得已耳”。很清楚的，“盖天佑我皇清，究非人力也”。这个碑文结束在伊犁重建计划的有趣讨论，朝廷还有没有决定是否要在这个地区推动军屯：“然屯种万里之外，又未可谓计之得也，其默移潜运，惟上苍鉴之，予惟奉时相机，今日之下亦不敢料以逆也。”即便是宣告上天坚定旨意公开宣言，但皇帝仍对此处的屯垦计划显露出不确定。

如同康熙的碑文，这些碑文传达给臣民的讯息是为了正当化帝国的胜利，但乾隆的碑文也向被征服民族揭示特定的道德教训与义务。这四种语言将讯息传达给四种人，所以文字风格相当不同。满文版本表达了不同于汉文版本的立场，蒙古文与藏文版本则是从满文翻译而来。尽管汉文版本从古典传统汲取大量资源，引用《诗经》、哲学家庄子还有韩愈文章的典故，但非汉文的碑文则是使用更为直接明了的语言。例如在汉文版所描述的清朝扩张历史，指称清朝皇帝们是从“宅中”（王宫）远播威名，但在满文、蒙古文与藏文的版本中，则简单的说他们在“盛京创建王朝”。

相较于高雅抽象的汉文说法，满文与蒙古文本用来表达支配的语言也更直白。当汉文抽象的说“悉主悉臣”，满文与蒙古文则是较具体的说“所有人都成为伟大满洲国的臣民”（满文 ayan manju gurun uheri bejusen obuha，蒙古文 ayan manju ulus-in albatu bolghobai）。在汉文的第十六行以“度之”一词描述军队如何平定蒙古，满文则是使用直接征服（dahabuha）一词。汉文以“迎降恐后”或“臣”一词描绘了蒙古大臣与王公们如何争相投降，但满文与蒙古人则描述他们向皇帝“叩头”（满文 hengkilenjihe，蒙古文 murguke irebei）。阿尔泰文字明白指出蒙古人就是满洲国家的臣民，这个国家的主宰则是受上天眷顾的武力。

满文也充当了汉文与蒙古文之间的桥梁，因为它包含了两群受众都熟悉的词汇。满文包含了汉文的行政词汇例如“入版图”“入档子”（满文 nirugan dangsede dosimbumbi），还有蒙古化的文字如 adulambi（来自蒙文 adughul-），意指“放牧”，或者 nukteme，意指“游牧”（来自蒙文 nutug，“营地”与“牧场”之意）。借由发送这些多样但相互重叠的意识形态讯息给其不同的受众，这些碑文展现满文在定居汉人的文学传统与大草原移动文化之间的关键角色。

卫拉特蒙古文的碑文用头韵风格书写，把满清的边界定义、臣民关系、还有秩序的概念，翻译为蒙古人熟悉的语汇。这个卫拉特文本攻击准噶尔人是盗贼（蒙古文 Khulaghaici），思想邪恶，悖逆黄教教法，并且自我招致贫困毁灭之人。一七五五年的碑文把达瓦齐描绘为“可憎的”，被迫像鼠类一样“在地底爬行”。但它也泄漏了对于被征服的准噶尔人是否忠诚的担忧，教导他们要“共同反对外来的力量⋯⋯警戒勿让布鲁特人靠近你们⋯⋯停止听从哈萨克斯坦人的话”。在这里皇帝在臣服的准噶尔人与外来的（蒙古文 ghadanakiyigi）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哈萨克斯坦人之间画了一条清楚的界线，并且警告前者不要与这些外来的接触。这个碑文借由声称伊犁地区“入版图”，标注了清朝控制的领土范围，另一方面也划分了边界以内和以外的人群。

同时，这些碑文暴露了清朝帝国空间定义的暧昧之处。在汉文表述的抽象道德概念里，上天的统治是无所不包的，皇帝执行天意，而所有人民都毫不反抗、臣服于他。但在实际的政治世界里，非汉文的文本表述得比较明显，帝国的范围有其界限。上天无法影响每一个人，敌人在边界的对面，领地需要防卫。某些地区已经“入版图”，但其他地区则在版图之外。首先，汉文的概念诉求所有民族都加入皇帝所宣称的“文化统一体”；其次，它将投降的蒙古人指派为边界守卫，防止域外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人入侵。在此一替代的意识形态中，一个特定的整体“满洲国家”，支配其他民族，主要是因为军事武力，其次是从武力所衍生的道德权威。道德上的正义并不能带来自愿的顺服。

清朝的宣言持续地召唤多重的道德传统：皇帝宣称自己的地位如同中央欧亚的“汗”，宣扬自己是黄教的护持者，并以自己乃顺应于天的儒家信念等多重说法，来支持自己的统治正当性；他之后甚至也接纳了伊斯兰。但他们不可能完全压制道德规范的普遍号召，与地上主权的现实之间的潜在矛盾。接下来关于地图的讨论将会展现，普遍的道德主张与有限领土主权之间的紧张，正是所有帝国空间主张的特征，不论大英帝国或中华帝国都是如此。这些碑文揭露了，在帝国用以宣称合法性的不同语言间，其中差异所呈现的紧张关系。

雍和宫位在北京西北角，邻近国子监。此处有三十年是雍正即位前的皇子住所，它名称中的“雍”字（和谐）就是来自这位皇子的名号。皇帝即位后，将住所的名字从“雍邸”（皇家住所）改为“雍和宫”（意为皇家宫殿或着寺庙）。在一七四四年乾隆皇帝为他去世的父亲重修翻新这个寺庙，并且在寺庙第一进的八角亭立了两座大型石碑，上以四种语言汉文、满文、蒙古文、藏文题字。63将近五十年后，一七九二年，皇帝在庙宇的空间内又建造第二座大型石碑与八角亭，上面包含他写的“喇嘛说”。两则碑文的内容都直接诉求边疆民族，他们对藏传佛教的忠诚对清朝的统治至关重要。

“喇嘛说”的原始汉文版本由皇帝本人所写，自汉文衍生的满文、蒙文、藏文版本则出自宫廷翻译官员之手。后来的传说相信乾隆自己写了满文的版本，而蒙文版本则为蒙古王公额驸策棱所写，清朝在西藏的盟友颇罗鼐写了藏文版本。这些传说的流传，显示这些帝国行政的产物，已经成功融入边疆地区的地方文化。

在一七四四年的碑文中，皇帝合理化他将父亲的住居转化为藏传佛教寺庙的决定，依据的理由是历史的先例还有皇帝有责任护持帝国境内所有信仰。唐朝与宋朝的皇帝还有雍正皇帝自己，都曾经把它们的前任皇帝的住所转变为佛寺，以保持对他们神圣之灵的敬拜。乾隆的在碑文里“后先一揆、今昔同符”主张要统合过去与现在。他把已经过世的皇帝比拟为实现涅盘而“把祝福传给所有有情众生”的释迦牟尼佛。乾隆皇帝将这个对雍正的颂词刻在石碑上，讴歌他的精神力量超越唐朝与宋朝的寺庙。这座寺庙，就像佛陀弟子们集会的雁堂，或像是佛陀弟子冥想的鹿苑。“恒沙大千，共味醍醐。不可思议，浃髓沦肤。”64借由此一献词，皇帝将他自己和祖先同化为佛教精神跨越万古时空、不可抗拒的力量。皇帝对父亲的孝心完美的契合于精神与世俗力量的传播。这种语言强调帝国精神的浩瀚辉煌，统一了所有子民。因为这种普遍性的诉求，清朝已经继承并且超越了过去的王朝。

然而，非汉文版本并不像汉文文本充满精致的用典，而采用不同的文体和词汇。满文文本使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典故，蒙文文本一般来说则仅注重佛教意涵。藏文文本则如同莱辛（Ferdinand Lessing）的评论：“赞辞采取颂诗的语调，佛教意象令人目不暇给。”尽管有这些差异，但其并非暗示佛教与其他传统之间的紧张。更别说这间庙，不像之前所有皇家修建的神圣寺庙，在这个寺庙中只有西藏的喇嘛。65

一七九二年碑文的基调十分不同。虽然碑文同样以四种语言书写，传递的讯息也特别针对蒙古人与藏人，但少了诗歌与高雅的灵性语言。皇帝在碑文中把自己描写为历史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他了解如何使用一种令人不悦的信念来为帝国的控制服务。莱辛称之为“自我合理化的与对喇嘛教的痛斥”。在一七四四年，说话的是“孝顺的儿子与僧职的朋友”；而在一七九二年，则是“一个尖酸刻薄的老人⋯⋯让我们瞥见那个充满绞诈与诡计的世界，那些阴谋正在威胁他的世俗统治。”66

四种语言的碑文以古典哲学风格书写，并在主要讯息下加上小字注解（编按：即纲目体）。67在注解中，皇帝引述了历史的先例来加强他的论点，他激烈攻击喇嘛们对佛教传统的漤用，而且公开宣称帝国支持黄教是为了要保持蒙古人的顺服。

他将黄教与帝国权力的关系上溯到元朝，当时很多喇嘛被封为“帝师”，明朝也延续此一传统。清代只有康熙朝给过章嘉呼图克图此一头衔，不过清朝也延续元明先例，赋予教派的领导僧侣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的称号。这些喇嘛也被给予了官方敕印，以准许他们“统领”帝国内外的教内信徒。乾隆认为“喇嘛”（lama）这个字源于藏文 bla，表示“上”的意思，与藏文 ma，表示“人”之意。68他借此把西藏喇嘛等同于汉人的上人。

乾隆对他护持黄教一事加以辩护，主张那是一种维持蒙古人安定的手段。他从来没有宣称自己是佛教信徒，相反的，皇帝得要为自己辩护，他并未过度偏袒黄教。他注意清朝的统治者不像元朝，从来没有为了“亲近喇嘛而扭曲[公义的]原则”。根据皇帝的说法，在元朝的喇嘛拥有太多不合法的权威，他们甚至能够发佈等同于皇帝的命令，或者向商人勒索金钱，或者鞭挞劫掠无辜的一般百姓。相对的，清朝严格控制了僧侣寺庙的秩序，而且用他们来“怀柔”残暴的蒙古人以使他们顺从。

这座碑文，是在清朝的军队进入拉萨，镇压来自尼泊尔廓尔喀的侵略之后所竖立。一七九二年，善战的满洲将军福康安横跨西藏数千里，大获全胜，令强大的廓尔喀摇尾乞和并向北京朝贡，堪称中国战史上最壮观的胜利。69乾隆后来把这次胜利计入他十大武功中的两大战役。但在碑文中，他责怪廓尔喀的入侵是因为西藏的佛教寺院漤权所致。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与其他蒙古的呼图克图（活佛）的继承，根据传统是从西藏最有天分的年轻幼童中选出这些过世喇嘛的呼毕勒罕（转世灵童）来继位。然而，乾隆注意到喇嘛阶层的继位渐趋世袭，仅限于某些有力的贵族家族。当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死后，土谢图汗的一位妻妾被认定会生出新的呼图克图，但她生了一个女儿结果造成了丑闻。敌对红帽派的一位喇嘛利用继承过程的混乱，想要争夺这个位置，并引廓尔喀人入侵西藏以为援助。*

乾隆责备喇嘛们的阴谋引发廓尔喀的入侵，借此正当化他对喇嘛继承选任的改革办法。他命令从北京送一个金瓶到拉萨，瓶里面装有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继位灵童人选的名字。喇嘛与驻札大臣必须共同监督从金瓶抽签选出下一任喇嘛的过程。用这个方式，乾隆提议修正继承世袭漤用的问题，并创建一个被认可、常规化的选择下任班禅与达赖喇嘛的办法。在北京的雍和宫也以类似的办法，选任未来蒙古的呼图克图。

乾隆碑文对帝国与藏传佛教团关系的解释是一面之词，意在支持皇帝强化对程序的控制。很明显地，皇帝最大的忧虑显然是这些神职阶层的自主性增强，与蒙古贵族们的关系过于密切，展现在喇嘛的选任实质由蒙古贵族家族世袭上。金瓶掣签便是用来打破这个控制，使得藏传佛教僧侣们成为独立、平行的阶层，并由满清官方控制。实际上，这不过是帝国惯用“以夷制夷”手法的翻版，企图分化西藏佛教神职阶层与蒙古汗之间的关系。尽管乾隆认为呼毕勒罕转世的信仰不合逻辑，而且违背佛教的原理，他发现那是控制蒙古与西藏的有用工具。但他强调比起从贵族家族中选择继承人的徇“私”做法，自己的办法更为“公”正。乾隆强调他对于西藏经典的深入研究，让他拥有进行此一改革所需的文化了解。面对西藏人，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博学的君主，甚至比那些西藏僧侣自己都更了解他们的传统，面对那些批评他沉浸在异端学说的儒生，他把自己描绘为一个实际的政治家，利用这些蛮夷的传统执行对帝国境内的所有民族的公义。“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且后藏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70这段陈述，传达了皇帝卓越的学识、普世公义的判断，还有运用残酷武力的意志。这段陈述也制定了一段历史叙事，而且定义了以帝国中心出发的普世君主的文化观。

西藏人绝不是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他们自己的历史。在其他西藏的文本里，喇嘛们被描绘为皇帝的老师，他们感谢皇帝承认佛教智慧的重要性，但绝对不承认臣服于皇帝的权威。71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头衔都是由蒙古汗授予给喇嘛的，只是后来也受到中国王朝所承认。独立的藏传佛教阶层原本便自主运作，并密切与蒙古贵族结盟，一直到十八世纪准噶尔还有青海和硕特灭亡之后，藏传佛教维持自主性的政治基础才被削弱。

乾隆的策略在当代亦有回响。乾隆设计的金瓶掣签，在一九九五年班禅喇嘛继承人选的争论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达赖喇嘛争辩的焦点。北京坚持金瓶掣签是历史上合法的先例，而达赖喇嘛从流亡者中指定继任人的做法则破坏了藏传佛教的传统。72藏人则回答金瓶掣签是皇帝在军事胜利后强加的办法，而且那后来很少实际执行，达赖喇嘛一直都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思选定班禅喇嘛的继承人。这个结果就是出现了两个班禅喇嘛的候选人，一个在北京继位，另一个则被逮捕很可能软禁在西宁。当一个共产党革命政府，拥护一位两百年前的皇帝（通常官方称做停滞的“封建”政权）所创建传统的神圣性，表明清朝所创建的历史神话仍在当代中国与西藏的关系中产生作用。

这些碑文公开、八股和正统的语言，隐藏了多重诠释以及与不可见对象的对话。尽管每一座碑文都伪装成永恒的陈述，但每一座都来自特定的历史脉络。每一座都宣称完成与掌控，暗地里却承认其权威的脆弱。即使最为僵化的意识形态姿态，仔细检查的话，都会发现充满暧昧、歧异性还有变化。

地图与权力

卫周安笔下的乾隆皇帝是个“为战争痴迷”的人。他自称“十全老人”以讴歌自己有名的十次军事胜利。他写诗、赞助绘画、举行仪式、还在全国各地创建战争胜利的纪念物。在乾隆眼中，军事胜利正当化了满洲的统治，并可以用来强迫那些反对战争花费的软弱汉人臣民们“提供军需支持战争”。73

尽管乾隆皇帝自己从来没有亲身参与战争，但他让战争纪念物遍布全国，并表彰麾下将军的英勇。乾隆留下颂扬作战的书写可谓汗牛充栋，包含一千五百首他自己的诗以及委托编纂的战争史书。乾隆还在地景上留下可见的战争印记。一七六○年在京城的午门，他举行将新疆作战中俘虏的处决仪式“献馘”（qianshou），并令画家徐扬把这个场景绘成画作以作纪念*。宫廷画家郎世宁画了十六幅有关准噶尔战役的画作。中国画家也画了数卷的画作来描绘这些战争。74中南海紫光阁收藏了一百位官员的画像，大部分都是特别展现了优越的军事技能的满洲人或蒙古人。碑铭与战争纪念物就被安置在紧邻北京东北的孔庙之处，强化了文化与武功合一的讯息。在京城北方的香山丘陵上，战争的纪念碑与寺庙点缀在地景间，在更远的盛京、承德与木兰围场，清廷展示中央欧亚传统的方式更为公开。甚至在南方文人文化的中心，乾隆的南巡也强化了征服者同时擅长武功与审美传统的讯息。乾隆借着率领中央欧亚的民族贡使与他一起游江南，有意融合两种文化。

乾隆也委托顶级法国雕刻师制作一系列十六幅的战争版画。75皇帝赞助制作了这些融合了西方与中国图画传统的版画，就像《皇舆全览图》一样，借以传播帝国武功壮盛的意象。这些版画包含了一七五○年代伊犁作战的场景，包括皇帝接受阿睦尔撒纳的结盟、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与巴里坤的围困、兆惠的胜利还有对阿睦尔撒纳的追捕、以及兆惠与突厥斯坦和卓的战役。版画也描绘了皇帝接受加入其帝国的中央欧亚民族的朝拜，包括厄鲁特、哈萨克斯坦、土尔扈特、穆斯林和其他民族。地景中数百人马杂沓的戏剧化与拥挤景象，与有序的、谨慎理性的朝贡以及战俘的接收之景象适成对比。每一幅版画的图说都详细解释了这些景象还有参与者。尽管皇帝下令只需复制有限数量的版画以供内部流通之用，但这些在欧洲的版画雕刻工复制了这些版画，并在法国出版流通。就像《皇舆全览图》一样，这些版画在全世界传布了帝国的壮盛武功，尽管那并非皇帝的原来意图。

这些仪仗游行与纪念物，成了清朝军事成就的公共形象。他们一面颂扬帝国领土扩张的史无前例成就，一面也用文学作品、画作与石碑加以珍藏。清朝很多与军事作战没有直接关系的工程计划，也宣扬了帝国扩张的成就。边界的界碑，例如横亘满洲的柳条边、界定清俄边界的石头都显示了帝国统治的范围。比起内地，在边界的城市采取更为正统的地理方位，城墙形式也更为规整，它们展示了国家权力想要按照自己的设计，来重建边界开放空间的痕迹。76清朝伟大的制图计划，同样在平面地景上施加帝国的秩序，好满足帝国的伟大战略愿景。

清朝大规模绘制帝国全境地图制作计划始于康熙朝，之后在乾隆朝继续进行。我在他处曾讨论过康熙皇帝的地图测绘计划的意义，在此仅摘要说明我的论点，供作比较之用。77地图作为军事、财政、商业力量的工具，可以定出重要的战略位置、军队行进的有效路径，借由故定地点，衡量地主所应负的义务，以及指出贸易的路径。所有近代早期国家与帝国都使用地图来控制他们的领土，而且他们也都使用新的地理测绘技术。

中华帝国具有测绘全览地图的长久传统，这些地图表达了帝国的控制观，描写了帝国与其他民族间的地位关系。78清代的统治者承继了这些传统，但也在其上增添了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引进的新技术。他们的制图野心不管在细节或者规模上都超过了前朝的皇帝。同时，他们的地图也揭示了，将这么多分歧的文化与地方容纳在统一凝视底下时，难以避免的内在紧张。再者，他们的邻居俄罗斯与蒙古人，也生产了他们自己的地理观点，既与清朝的观点有所互动，又反映出对同一块欧亚大陆的不同取向。

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主张中国在地图测绘上曾领先世界好几世纪，因为他们拥有利用记里画方技术的长久经验，以及对精确测量的投入。对他来说，《皇舆全览图》是中国人对“科学”制图所作贡献的顶点。近来很多学者已经反驳了这种明确区别文化与科学再现的说法，地图学史的视野也已更为宽阔。早期的研究着重在进步叙事，讲述空间的描绘如何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得日益精确。大部分的历史学者则是强调“宗教式”地图与“科学”地图的差别，前者主要关切神圣宇宙的描绘，后者则专注在自然世界的精确再现。让地图日益精确的主导力量是近代早期的欧洲探险家与测量学家，动力则是他们对知识扩张的兴趣。其他国家例如俄罗斯，则被描绘为落后于欧洲但努力追求同样的成就。79直到最近，大部分有关地图制作的讨论都直接以现代地理知识来评价近代早期地图的准确度。然而，晚近的地图学研究已指出，地理知识与政治环境密不可分，文化与科学的再现形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80制图学并非以精确性为目标的线性发展，而是持续回应变动中的文化条件。

国家赞助的地图测量往往有自身的战略目标，他们会要求特定种类的地形知识，并压抑其他。所有地图的空间建构都是源自政治利益，精确的测量也不抹灭文化内容。制图学不仅止于追求更为精确，它也改变再现的形式以回应文化需求。每一种再现的变化所隐藏的与其所揭露的应该等量齐观。地图作者既制造详细的新内容，也造就了的沉默与消除。这种对制图学的新观点，适可作为晚近一般科学史的延伸，后者同样批评“自然测量发展得日益精确”的简单历史叙事，指出近代早期的科学跟文化脉络有密切关连。81

然而，这些晚近著作仍然留给我们一种印象，认为只有西欧人才为了帝国计划发展制图学。但实际上，其他的欧亚的农业帝国特别是俄罗斯与中国，也都推动了大规模的测量活动。许多学者已经详细的检视了清朝地理知识的发展如何影响了当代中国的领土认同。82在此，我将集中考察欧洲与中国地图学跟在边疆扩张上的关联。

当统治者要求绘制领土的地图时，他们通常需要大比例尺，并需奠基于中央化与标准化的测量。如斯科特所主张，地方习惯、地方度量衡与地方生态，这些令人困扰的多样性，成为臣属民族抵抗国家日益侵犯主张的有效障碍。国家致力于统一测量土地、人口与生产能力，模煳地方的细节，以便有效榨取资源。对臣属民族的测绘，正与将他们固定在地方上的企图互为辅助。83

从十六世纪开始，法国国王就系统性的把绘图技术运用到军事行动上，而且开始在文官政府全面使用地图。路易十四与柯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在一六六一年制定了制作地图的四种主要目标：军事、司法、财政与宗教。每一种都划定界限以便厘清不同权威的行使范围。84耶稣会透过教授最新的测量技术，支持这些计划的进行。在十七世纪晚期，法国在科学制图学上超越了英格兰与荷兰。卡西尼（Jean Dominique Cassini, 1625-1712）展开法国的全国测量计划，最终由他的儿子与孙子在一七四四年完成。

从这个基础上，耶稣会士发展了吸引世界各地统治者的技能。他们使用这些技术知识来为统治者服务，并借以诱使统治者准许他们传播基督教。当十七、十八世纪俄罗斯、中国与蒙古人争夺权力之际，也都制作了重要的大比例尺地图。他们的地图测绘事业包括边界的界定、对于移动人群的控制、抽象的领土范围描绘、人群与地方的文化定义。在此一中央欧亚冲突中的很多活动，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许多计划颇有相似之处。

尽管先前的中华王朝长久以来承认地图的政治价值，但康熙皇帝就如同欧洲同时期的路易十四一样，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倡议绘制帝国的地图。85他很喜爱从耶稣会士那里学习来的测量技术。耶稣会士陪同他参与对噶尔丹的北方作战，在远征的时候，康熙运用了每周耶稣会士所传授的地理测量技术，利用北极星的位置来决定经度，并且测量峭壁的高度。后来，他委托耶稣会士制作了整个帝国的地图，即有名的《皇舆全览图》，在一七一七到一七二一年间出版了三个版本。86皇帝现在可以宣称，只要浏览这些印刷的地图，他已经能够“全览”掌握了他所有的帝国领土。在这个地图编辑完成前，他只能移驾到领地观看他的领土，不管是以军事征服或者巡游的方式；现在他只要在皇宫里面，一人就能看到全部。从一七一五年到他驾崩的一七二二年，年老体衰的皇帝只到过东陵与热河，他不曾再往南巡游或者越过万里长城。87

编纂地图，在统治者追求空间与时间知识的系统化与理性化的广大计划中，只是一小部分。例如一七一三年，他曾经下旨修订历法，要求根据耶稣会士的最新测量技术，重新制定蒙古科尔沁地区一天的日出与日落时刻，以及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时间。88

测绘的地点也显示了地图与战略考量之间的密切关系。89在一七○○年，为了要协助防止周期性的水患，耶稣会士第一次对京城作了测量。皇帝本人亲自检查了测量技术的精确性。一七○八年，他召集他们测绘了长城的一部份。这个计划的成功激励了康熙展开整个帝国的测绘计划。测量人员首先在满洲人的故乡包括盛京、承德、乌苏里与阿穆尔河等地进行测量，然后测量了京城在内的直隶省。接着，一七一○年对阿穆尔河零星垦殖地的进一步测量，协助创建了沿着与俄罗斯协商的边界战略要地。最后他们继续测量其他省分，并利用天文学与地理学的测量固定了六百四十一个点的经纬度。清朝宫廷在一七一七与一七二六年间发行了五份木版印刷与一份铜板印刷的《皇舆全览图》，甚至传说有玉制版的地图。很清楚的，统治者希望《皇舆全览图》就像乾隆皇帝所说的，“可以永久流传下去”。90

满洲人利用很多资料来源，以便更了解那些罕有人知的边疆，这个计划迫切依赖地方官员与本地人的协助。耶稣会士绘制他们没有亲身到访的西藏，完全是依赖汉文与满文的材料。俄罗斯人帮助中国人绘制了边界。斯帕法里（Nicolai Spafarii）曾赠送北京宫廷一幅手绘的全俄罗斯地图，而且耶稣会士也从他的使节团那里收集到更多他们带来北京的信息。91其他有满文与蒙文题字的地图，描绘了一些耶稣会士未曾测量过的地区。

几乎所有《皇舆全览图》的研究都强调它作为知识进步开端的角色。根据这个观点，耶稣会新的制图技术带给中国“科学的制图学”92。但就如哈利（J. B. Harley）的论点，能够明白地区辨纯粹的“科学”地图的与纯粹的“修辞”地图仅是一种错觉。没有地图是完全客观的再现，独立于其生产的环境。透过比对俄罗斯和蒙古人所绘同一地区地图，可以发现《皇舆全览图》也包含了一些内嵌的文化缺省。该地图的范围是明显有限的，超越中国行政与文化影响力的地区仅是一片空白。该地图上唯一可见的人造结构是万里长城，为中国本部与西北非汉人领域之间分隔的象征标识，还有柳条边，为在东北满洲故乡的象征性防卫边墙。

《皇舆全览图》采行的这种新测量技术，既扩展同时也限制了帝国的凝视。所有不能被详细测量的地区或者无法取得精确信息的地区，都必须保留为空白，包含蒙古与满洲很多地区，以及清朝宣称自己控制的尼布楚边界以北。

将史托兰伯与康熙的耶稣会士所绘制的地图加以比较，显示他们调查背后的关切不同。史托兰伯的地图对于所有中央欧亚表现了平等的关注（参见彩色插页），但康熙的全览图则只提供那些清代国家直接关注地区的信息。史托兰伯几乎用一样大的字体来标注“俄罗斯帝国”、“大鞑靼利亚”、“中国”，还有“蒙兀儿帝国”。他的地图承认在欧亚空间上好几个帝国的并存，他并没有明确地把他们分开。俄罗斯与中国的边界并未明确地标示，尽管就在三十年前双方曾经有过针对边界的条约协商与测量。虽然西伯利亚地区有更多的细节，但在地图上很明确地描绘了中央欧亚的所有沙漠、大草原、高山、湖泊与河流。经纬度座标系统是一个普遍与全球的系统，超越于各国的行政界限。中国与俄罗斯的省分都有标示命名，但是在帝国之间的部分则有很多中亚不同民族所创建的王国（regnum）：哈萨克斯坦王国（Cosaci Horda）、准噶尔王国（Euloeth Kalmaki）、喀什噶尔王国（Regnum Kaschkar）。

这些复杂交错的地名、地形、不同范围的区域划分以及详细标签，创造了多层次的复杂感，这是因为史托兰伯的地图并非根据系统的、帝国支持的调查，也没有在地景上施加统一的抽象概念。相反地，它反映了旅行者、商人与该地区住民经验中所内嵌的地方知识。这些名字与民族创造了标签间的嘈杂并响的混合；把整个空间绑在一起的则是普世的经纬度座标方格。史托兰伯有关欧亚空间的另一种观点，凸显了清帝国观点的成就与限制。93清帝国的观点在《皇舆全览图》中表达得更为系统，但这种清晰性却是以排除地方细节，还有压抑边界外敌对势力的知识为代价。

比起史托兰伯地图，《皇舆全览图》则极度简化。在西北边疆的地图中，超出万里长城的部分均为一片空白，鄂尔多斯地区例外，因为此处黄河流经长城之外。该地区在明代是帝国与蒙古部落之间冲突最多的地区。94准噶尔地图题名为“杂旺阿尔布滩图”（译按：即策妄阿喇布坦音译），只包含一些地名，概略的山脉与河流以及许多的空白空间。清朝在一七二○年代并没有控制这个地区，也没有这个地区的充分知识。在一七六○年征服新疆之后，在清朝地图上地名的数目急剧增加，但清朝仅关注行政的边界与地名，而排除了在史托兰伯地图上所包括的文化与民族志的信息。95这张地图所描绘的空间中，没有任何许多不同民族移动的线索，或者他们对这个地区控制权的争夺。耶稣会士与他们的助理描绘了他们并未实际造访的地方，包括日本、韩国与西藏还有新疆，所以他们并非仅依赖直接观察。他们虽然在图中纳入了很多的满文与蒙古文的地名，但并没有包括俄罗斯的领土或者俄罗斯的地名。

帝国因此控制了新的制图技术所带来的威胁。这个地图聚焦在行政单位，压制文化边疆以外的证据，同时也抹消了地球的球状痕迹和民族的多样性，这个地图借此强化了清帝国单一中心的文化宇宙观，并用更为精确的测量来确认这个观点。这是一种国家简化的技术，它们增加了专制统治凝视的视野范围，但并没有挑战王权本身。科学知识为权力服务，它所诉说的真理仅限于统治者想要听到的部分。

在十八世纪，世界制图学的领导权转移到英国人手中，他们计划系统性的测量印度次大陆。厄德尼（Matthew Edney）的卓越研究描绘了这个一八二○年代开始的计划中的政治性、制度性、科学与文化协商之复杂过程，以及最终如何成功完成大三角测量与《印度地图集》（Atlas of India）的出版。他的著作充分说明了制图学的历史如何镶嵌于帝国的政治之中。96

厄德尼指出了制图学家要创造完美、统一的座标方格地图的宣称，与实际测量之间讽刺的鸿沟：他们仅能运用有瑕疵的工具以及不受控制的助理，并受到官僚阶层的内斗制约。97尽管有这些限制，这个伟大的三角测量“提供了一次完美地理学全景敞视的机会”。98

厄德尼对于英国帝国目标的描绘，显示了其与清帝国目标间惊人的相似性。就像中国的官员，英国的“测量家与官僚们颂扬地图的特性在于能把‘整个国家’呈现在‘单一视野’之内。制图学的讯息就是“这是一个被我们所统治的帝国空间”。99厄德尼正确的指出：“英国人的印度地图的理性与统一的空间，并非不偏不倚与价值中立的空间，相反的，那是一个深受权力关系影响的空间。”但他错误的宣称：“印度的制图学再现，根据欧洲的空间概念创建了印度次大陆的重要特征。”100满洲与英国征服者共享了创造能够全面与抽象化观看帝国领土的驱力。满清官僚在领土上施加统一的座标方格，密切配合帝国的行政格局，尽管那并不能反映地方领域的特征。耶稣会士带给中国三角测量的新技术，但他们的目标跟他们的雇主的目的相调和。抽象化的空间并不是欧洲的独自发明，而是两个帝国的帝国趋力的共通产物。

厄德尼也指出了帝国制图学在公开宣传与保持秘密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十八世纪，东印度公司尝试要限制印度测量知识的外流，以免信息被泄漏给法国。101孟买省、马德拉斯省、孟加拉省三个地方的总督甚至没有办法互相取得各自管辖区域的地图，造成很多行政上的重复与浪费。尽管共享标准化信息的需求越来越高，导致负责全印度的测量总监之任命，统治印度的官僚阶层仍尽可能保护自己的调查知识不为他人所知。军方人员监督了地方的测量，将其视为战略信息，不应该广泛的传播。直到《印度地图集》一八二○年代在伦敦，而非在印度出版，才终于定义了公开、统一的英国印度形象。102

如同在印度与中国一样，政治也阻碍了制图学知识在俄罗斯的传播。很少在俄罗斯的人知道史托兰伯的地图，尽管那是那个时代有关西伯利亚信息最重要的来源。103清朝的制图学计划也显示了公开与秘密之间的冲突。104木版印刷的《皇舆全览图》的流通超越了宫廷与高级官员的圈子，面向帝国中更为广泛的读者，然而该版本省略了《皇舆全览图》中最为激进创新的成分：全球普遍的经度与纬度线。尽管耶稣会士已经基于中国人的敏感性调整了他们的座标方格，将北京放在经度零度的地方，他们的座标方格与传统的中国地图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将帝国的空间仅作为全球的一部分来表述，而非传统上将其作为文明在宇宙与地理上的中心。一七二六年在帝国百科《古今图书集成》中所印制的地图册细节更少，而且连经度与纬度线都省略了。105《皇舆全览图》实际上在中国共出版了两个版本：一个是精确的、包括有经度纬度的“内部流通”的版本，另一个则是缺少经纬度的公开流通的版本。第一个版本仅在宫廷中基于战略目的而使用，并没有在中国内部广泛流通。

《皇舆全览图》本身并没有创造中国制图学的革命。尽管李约瑟声称耶稣会的科学制图学创建在本土中国人长期传统的成就上，但最近其他学者已经注意到，耶稣会的制图技术长期来对于中国地图制作的影响很微弱。106传统的方格继续被使用到十九世纪末，并没有受到经纬度系统的影响。好几个混合地图尝试结合新与旧的制图技术，但这些地图仍然停留在中国朝贡体系世界观的脉络中。他们并没有放弃帝制中国对于其作为世界中心的自大感，或者对于外国民族的高傲态度。

然而，这个“秘密”的宫廷版本地图，却在欧洲广泛地印制与传播。法国制图家丹威尔（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在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中出版了这张大比例尺的地图。欧洲人透过他们对于其他帝国空间的知识，将中国定位在全球的脉络中。对他们来说，清帝国空间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欧亚大陆的一部份，是有待知识扩展的新地域。107地图在欧洲与清帝国传播上的对比，证明了社会与政治环境如何形塑技术知识。同样的地图，在帝国扩张的不同脉络却有不同的意涵。

在瑞典俘虏雷纳特的协助下，准噶尔人也对自身所处的竞争空间，制作了属于自己的地图。雷纳特回到瑞典时携带了两幅准噶尔的地图。根据雷纳特的说法，噶尔丹策零自己绘制了其中一幅地图，另一幅则是复制自中国人制作的原图（参见第八章“建国者噶尔丹”）。

雷纳特的地图是元朝以来第一幅蒙古人自己制作的大草原地图。108噶尔丹策零就像其他的国家创建者一样，需要能够全面观照其帝国领域。这些地图并没有座标方格，但他们大致按比例绘制，而且地域特征的相对位置是正确的。这两幅地图都包含大量蒙古文的河流支流、城镇、道路、河流旁的驿站，还有堡垒的地名标识。尽管巴德利宣称蒙古的地图制作传统是仅给予地名，并没有给予地域特征，但这些地图很清楚地标注了山脉、河流、湖泊与空白的空间。109但是他们并没有追随中国与俄罗斯地图的模型，他们缺乏边界的画定，经纬度线、还有清楚的框架。最令人惊讶的是巴尔喀什湖和额尔齐斯河的描绘尺度不成比例：这个湖泊被描绘为远大于其实际大小，很清楚的这个湖与河占据了准噶尔人的领域观念中间的位置。

这些地图，配合第八章讨论过的农业、军事与工业生产的发展证据，显示出噶尔丹策零，跟他的强大邻居们一样，确实参与真正的国家创建工作。领土上的标签显示，他发现命名固定位置的重要性。然而，他并未能像他的对手一般，全面观照其领土。他的领域边界仍相当暧昧模煳，尽管俄罗斯与中国正在快速的厘清他们的领域界线。他们的空间概念并未容许一个自主的蒙古国发展的空间。

扩展帝国的凝视

随着清帝国在十八世纪的扩张，地图上新的领土与地名也跟着增加。110绘制新疆地图重新形塑了空间概念，也创造了紧张关系。当满清将自身看做内亚帝国之时，地图便包含突厥与蒙古的地名的原始文字与拼音。但当皇帝想正当化他做为汉唐中国统治者的继承人，便将这些中央欧亚的地名等同为古典文献中所发现的地名。十九世纪初期显示了地名转向汉化的趋势。旅行日记与学者的研究将地方场所与古典旧事作链接，地图与历史研究共同合作，将这些新地区牢牢织进帝国的结构中，并加上新的颜色与形状，但同时官员们又假装新疆一直都是帝国控制下的领土。帝国对扩张空间的想像，奠定了无可怀疑事实的基础，并进一步成为这个国家现代定义的支柱。

十九世纪蒙古旗的地图，用图像展示了有限边界的帝国如何收编过去移动的游牧民（参见彩页插图）。这数百张美丽的地图，使用精确的边界、标志、哨所与土地特征等定义每一个蒙古部落的领地。如同西南的民族志地图集，以及《职贡图》中朝贡民族的列表一样，这些地图把这些蒙古人分散到不同类别中，将他们固定在土地上，并在有序政权的系统性凝视下加以分类。地图上的满文标签表示投降的蒙古人已经向他们优越的中央欧亚亲戚臣服。

欧立德有关清代“满洲”的创造以及现代民族主义想像的研究，也强调边疆地图绘制在产生中国的“地缘实体”时的角色。111在他的陈述中，在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期间，“满洲”逐渐浮现，成为清帝国之内日益特别的地方。测量和标记支持了对该地的旅行、诗词、仪式与厘清帝国控制程度的政治决策。在清朝统治下，过去模煳定义的“西域”，是不断变动民族名称的故乡，转变成较为严格界定的行政管辖区域，而且如同《皇舆全览图》，每个区域都被指派府名与区域首府。满洲作为满洲人的故乡，在十八世纪期间地位变得特别重要，因为它被重建为满洲文化的理想保存地，并特别保护免于汉人文明的腐败影响。长白山的崇拜仪式与乾隆皇帝的《盛京赋》挑选出满洲地景里面的诸多奇观，以便让满洲统治者对他们自身认同的感觉更为一贯。所以满洲从“空间”转变为“地方”的过程，从没有明显特征的边疆转变为受到标定的地区，始于十七世纪的满洲人，而非十九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者。

就像在其他地区一样，满清的理想与社会实践相冲突：大部分的满洲人都拒绝回到满洲，而汉人拓垦者则违背移民禁令越过柳条边进入满洲开垦土地。不过，满洲作为被保护的空间、带有独有地方特征的想象，仍然揭露了清朝意识到：它所统治的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身分。满洲作为独特地理单位的概念先是展现在清代地图上，并随着《皇舆全览图》传入欧洲。从欧洲人开始，满洲（Manzhou）这个概念行经全球，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将“满洲国”定义为历史上分离的地区，而回到中国。当中国民族主义者愤怒地否定满洲曾经是分离于中国的地区，他们其实压抑了满清定义下，该地区具有的文化特殊性的想法。尽管如此，如同所有边疆，满清统治者必须努力管理许多矛盾的动力：主张帝国统一的天命便与承认个别地区的独特特征相冲突。从大英到大清，这种讽刺的落差──一面是测量者对于普遍、标准化抽象空间的诉求，一面是地方的在地特殊性──也在帝国赞助的制图学研究中反复出现。

所有的统治王朝都透过征服获得权力，但有些王朝比其他人更为公开的宣传这件事实。俄罗斯沙皇经常在公众奇观中，公开宣称他们的外国来源作为正当性的标记。自从斯拉夫的地方君长邀请瓦良格罗斯人（Varangian Rus’）为混乱之地带来秩序以来，俄罗斯的统治菁英一直都是外来者。彼得大帝强迫波雅尔（boyar）贵族学习源自于西方的激进新习惯，决意把他们拉进近代世界。凯撒琳二世借由引进她那个时代法国的世俗与感性的思想，以比较温和的方式来文明化她的子民。112其他的王朝，例如路易十四的波旁王朝或者传统的日本天皇，可能都宣称权力是来自上天的“自然”选择。这些君主借着淡化他们外来根源，极小化那些令他们得以掌权的偶然因素。不过，明治天皇则在个人与行动上，结合了来自天照大神的传统与来自西方的新科技。113在外来新路线与本土旧传统的光谱上，俄罗斯意识形态位在外来新路线的那个极端；明治日本的位置比较接近中间。

满清的公众形象位在这个光谱的哪里呢？在两端之间，但并不安稳。满洲人他们实际上是外来的征服者，那是无法隐藏的事实，但他们在汉人与中央欧亚菁英的面前执行公开的仪式时，总是刻意混合新的与旧的传统。皇帝的巡游展示清朝希望涵纳一切的目标，希望在单一事件中同时展示好几种文化意义。114他们借着展示满洲、蒙古、外国朝贡者给江南菁英观看，刻意将文化混合。刻在石头上的碑文必须以不同的文字传达讯息，但这些多重意义必须在视觉上一次同时呈现，另一个一举两得的范例。皇帝委托他人制作的地图同样混合内与外，旧与新，既采用耶稣会士全球座标，却又以北京为经度的中心。在公开流通的版本中，标数字的纬度线消失了，使得他们比较接近于传统的地图绘制做法。这些混合的空间再现方式以和谐的表象吸引多重受众，但其实是采取了主动的文化作为，将截然不同的各部分结合在一起。

标志空间，同时也在建构今昔之间的公开界线，因而标志了时间。皇帝宣称史无前例的成就，根源于异于帝国多数汉人的军事征服与传统，但他们也将自身行动链接到源自古典的先例：采用汉文而非突厥文的地名、援引古代帝王的碑铭、骑在马背上还写下几千首诗的皇帝。但要掌握时间之流，还需要直接参与其中，主动制造历史才行。

* 译注：原文理解恐有误。这边所讲的应是另一件事：“红帽喇嘛沙玛尔巴垂涎札什伦布财产，自谓与前辈班禅额尔德尼及仲巴呼图克图同系弟兄，皆属有分，唆使廓尔喀滋扰边界，抢掠后藏。”跟前面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继承问题无关。

* 编注：徐扬该画原题“御午门献馘”，〈凯宴成功诸将士得诗八章〉中也有“拔达山人献馘归”一句，推测是作者将“馘”读成了“shou”。

第十三章
帝国如何标志时间、撰写历史

十七世纪中叶，佩利松（Paul Pellisson-Fontanier）曾经提议撰写路易十四国王的历史，并且列出撰写的主要原则：“国王一定处处受到称赞，但未必要言词赞美，而是叙述所有旁人所见，他所做、所说与所想。叙述要客观公正，但要生动、有趣且激励人心，要避免表达变得像公开致词。为了取信于人，不应给与他所应得的壮观称号与颂扬；必须由读者自行咀嚼事件本身。”1学者马林（Louis Marin）在讨论佩利森的提案时，主张历史学家与统治者是在互相书写出对方，当统治者任命某位作者作为皇家喉舌撰写官修史书时，这位历史学者将透过叙事创造出皇家形象，再生产统治者的权力，并传播至超越其统治时代的界限之外。法国与中国的官修历史都揭露了叙事与权威的互动，因为每个行动者都有意将他的特殊技能转化成双方的共同利益。

在这一章中，我将检视清朝如何透过生产边疆征服的权威纪录，像占据领土一样占领历史领域的计划。这个计划与这本书前述的清朝在经济整合与政治军事整合的努力相当类似。如同前述，我承认帝国利用统一的叙事来包容多重土地与民族是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注意到整合并不完全。潜藏在表面下的多样性与矛盾，限制了帝国统合一切的努力。正如地方行政各地差异很大，市场交流在上层市场只有零星的联系，所以历史叙事不可能解决所有歧异或排除所有另类说法。

康熙的征战史

康熙皇帝在指挥作战时，就已经意识到自身历史定位的问题，从书写历史纪录之初就开始修改。前已提及，清代官员与皇帝建构的神话：天意已经注定噶尔丹败亡、皇帝早就已经预见敌人死亡、以及噶尔丹在绝望下自杀。这些神话压抑了清朝军事行动中庞大的后勤限制、难以预料的结果，以及对于清朝征服的有力抵抗等令人难堪的事实。官方改写噶尔丹的死亡日期，他们在历史纪录中巩固了三次成功征服的神话，省略了第四次、无用的远征。如我们所知的，康熙的两次战争胜利实际上并没有能够消灭准噶尔国家。准噶尔让雍正皇帝吃了一次难堪的败仗，而且这个国家存活超过六十年。官修历史必须掩盖这些难堪的事实。2

在一六九六年八月，康熙皇帝回到京城后不久，就命令三个内阁大学士与翰林院编写征伐噶尔丹的详细历史，满文题名为“Beye dailame wargi amargi babe necihiyeme toktobuha bodogon-i bithe”（BWNB），即汉文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QPSF）。3满文与汉文版本都大概在一七一○年左右出版，各有五十一卷，并有一篇一七○八年皇帝写的序；汉文本是从满文本中摘录修改过的译本。另有一个一七七八年的新的汉文版本，被收在帝国大型百科《四库全书》之中。

满文“Bodogon-i bithe-i kuren”即方略馆，是编写这类官方历史的机构，一六八二年首度成立是为了编写平定三藩之乱（一六七三至一六八一年）的历史，书名为《平定三逆方略》，该书仅有汉文版。4第二本战史以满文写成但并未出版，描述一六三四年战胜蒙古林丹汗，还有一六七六年击败布尔尼王（Burni Wang）的历史。 BWNB 与 QPSF 为首度以双语编写的战争史书，之后编写的史书也追随他们的做法，尤其是满文本“Daicing gurun-i fukjin doro neihe bodogon-i bithe”，即汉文本《皇清开国方略》，涵盖了一五八三年到一六三四年间王朝奠基开国的历史（该书在一七七四年皇帝谕令编修，在一七八九年出版），还有满文本“Jungar-i ba-be necihiyeme toktobuha bodogon-i bithe”，即汉文本《平定准噶尔方略》（在一七五五年开始编修，在一七七二年出版，共有一百七十二卷）。到王朝灭亡之前，清朝共出版了超过十套大型的战争史书，但只有 BWNB 与 QPSF 在书名中明白指出了皇帝个人在战争征服中的参与。5动用三个内阁大学士的参与也表示该书的重要性非比寻常。好几个编纂者曾经参与过明史的编修工程，很多人是在一六七九年中举，那一年清朝举办特殊的科举考试，刻意招揽明遗民参与。

方略（军事作战史）是一个新的清朝文类。尽管明朝也有先例，但清朝编纂的官方战争史书远超过以前王朝的规模。他们的目的是要将王朝的战争成就铭刻在作为王朝最终裁判员的文学传统之中。

BWNW 与 QPSF 涵盖了一六七七到一六九八年的历史，包括有汉文、满文与蒙文的版本。6他们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皇帝的谕旨以及大臣有关战争的奏折，还有来自噶尔丹、西藏第巴与其他参与者的书信。书中也包含很多皇帝个人写给儿子的书信，是皇帝在一六九六到一六九七年，第二次到第四次亲征期间用满文写的。书中并未包括所有的书面文献：例如清实录就包含了部分额外信息，但方略的信息则较为全面。除此之外，编纂者的评论则就关键事件意义，做出摘要与回顾。

高斯曼（Lionel Gossman）在对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评论中提到：“现在我们所熟知在历史或叙事文本中，论赞（discours，叙事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与故事（histoire，事件的真实叙述）之间的区分，本身提供了一般常说的“戏剧性反讽”（dramatic irony）的重要条件：叙事者与读者分享了人物本身所没有的知识──因为他们站在行动者或者人物所处时代之外，知道他们所处故事的结局。”7方略的编纂者们证明了他们清楚何谓戏剧性反讽，但其排除了一个例外人物，那就是皇帝自己。其他每个行动者──如反对远征的将军、不解天意的噶尔丹与他的追随者、不知自身命运而投降的蒙古人──都对所参与的过程仅有有限的理解。但他们的后见之明赋予天子可以预测每一件事的力量。

方略编纂的目的，是要创造永久的纪录来纪念清朝军事的成就。这部史书的实时性让它成为极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就如前述，这套庞大的史书保留了矛盾历史细节（他们往往在重述过程中被移除），因此可以借此建构出另一种故事。但方略并非无所偏颇的资料集。所有来自噶尔丹的书信都经过翻译，以及汉文奏折撰写者与使者传达过程的中介。尽管如此，在没有原始文件的情况下，我们至少能够部分地重建噶尔丹与其支持者们对于战争的看法。《方略》是历史重建的中间阶段，既非仅是档案的编纂，也非完全被修整过的叙事。清代的编纂者与官方赞助者将其建构为文本的纪念物，保证满清征服事业能在文学传统永久流传。现代历史学者可以基于不同目的来利用这批资料，因为它使得事件的多重阅读成为可能。

中国史家自古以来就将书写与权威密切链接。8在十五世纪，永乐皇帝曾经将他的远征铭刻在石头与纸本之上：碑铭留存在大草原上，康熙皇帝经过时曾注意到。同样的，清朝统治者也以永久的形式记录下他们艰苦赢得的胜利，希望能够让国家的扩张置入文本的传统之中。

很多的学者包括我自己，都极度依赖这些编纂品做为研究资料的来源。在清宫档案大量出版之前，要讨论皇帝与高层官员有关军务核心决策的过程，《方略》通常是唯一可得的资料来源。方略馆，或谓军事档案办公室，可以接触高度敏感性的原始文献，而且其部分任务就是要编纂跟某些特定军事征服相关的材料。然而，尽管方略馆的主要任务是在征服完成后，出版官方所认可的征服历史，但方略馆并不是档案文献内容的中立传达者，而是事件的主动诠释者。它实际上是修史馆，站在第一线，将无限的事件之流转化为前后一致的叙事。9

许多学者只是刚开始将方略与作为底本的原始文献相比对，就已经发现档案纪录与出版文本之间，有不少重要的歧异之处，可以进一步挖掘。《开国方略》一书呈现的早期满洲国家的图像，实际上与最早期的满文文献所发现的内容很不相同。10同样的，历史学者乌云毕力格（Borjigidai Oyunbilig）已经针对 BWNB 与 QPSF 发表了惊人且细密的分析，他指出，满文文本使用档案文献的方式已经具有高度选择性，而汉文的翻译又进一步偏离满文文本的意涵。11这些变动一般来说多半是强化皇帝的权威，包含移除令人尴尬或矛盾的历史细节、提高皇帝在征服事业中的角色，并贬损他的敌人的能力。编辑者有一共同的目的：荣耀皇帝的成就，说明他们具有远见的计划受到天意支持。

例如，乌云毕力格检视了《方略》如何使用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所出版的六十一件满文档案，有关一六九六年十月十四日到一六九七年一月期间康熙远征的文件。他发现这些文件有六○%完全没有被使用，二十八%只有部分引用，有十一%使用了皇帝的谕令，而非相关的奏折。最糟的是，这些编纂者是基于预先设定好的目的来选择性利用这些文献。这些文件揭露了这次作战的非英雄性观点，因为最终并未达成任何重要的胜利，而且皇帝本人实际上花费很少的时间在军事准备上。皇帝的大部分活动，是热情地写信向他在北京的儿子说明旅行、狩猎还有与蒙古盟友的宴会。我已经说过，尽管这些活动真的有些正面的外交成果，特别因为他们让鄂尔多斯的蒙古人对于帝国的财富与慷慨印象深刻，他们却无法套进缺省好的“军事作战”这个范畴。因此，编纂者忽略而且操弄了文献上的证据，以便可以创造出皇帝主动参与战略性战争计划的印象。如同乌云毕力格所说的：“为了满足他们缺省的观点，编纂者不是忽略原始的谕旨，就是桥接、改变或者以新顺序排列这些文献的内容。如此一来，这些来自宫中原来仅是皇帝对自己狩猎与旅行活动的说明，就被操弄成皇帝‘军事作战’的‘证词’。”12

编纂者也伪造、扭曲了皇帝在作战期间所作重要决策的文件证据。噶尔丹一六九六年十二月曾派遣使者格垒古英向康熙议和。噶尔丹假意投降清朝，但实际上只想拖延时间并避开清朝在入冬之前的攻击。他希望可以在春天恢复军力并逃避清朝的追剿。乌云毕力格主张，康熙认真考虑了噶尔丹的提议，认为噶尔丹实际上已经精疲力竭而且对前景绝望了。除此之外，康熙自己的军队也受困于严重的食物短缺，他也很忧虑在京城的情况。正是在这次的征服中，暴怒的皇帝甚至曾经发誓，宁愿啮雪也不愿意放弃远征，但因为军队的抗拒而最终失败了。康熙因此决定退兵，并给噶尔丹七十天的时间来完成他的投降承诺。巧的是，噶尔丹并没有投降，而且皇帝在六十八天内将发动最后的决战。《方略》的编纂者改变了康熙与格垒古英的讨论内容与日期，以便让事情看起来像是康熙老早洞悉了噶尔丹的诡计，而且康熙对噶尔丹的最后攻击真的等到了七十天期限满了后才展开。13原始的满文档案经过乌云毕力格的转写和翻译后，清楚地显示限制天子眼光的不确定性与局限。

当他们在编纂 BWNB 的汉文版时，编纂者改造这些文本的方式则更加意味深长。满文版本是小心建构的陈述，用以抬高专制统治者，并将荣光传达给未来的世代。汉文的版本则朝向更大的受众──汉族文人──不仅创造对皇帝成就的统一评价，也把他们安置在古典汉文学传统里。字汇的微妙调整，泄漏了满文与汉文在文化差异、空间组织与历史理解上的差距。

汉文版本与满文版本在一七一○年同时出版，而且有着同样的内容架构。14一七七八年新版的内容可能引入更多的扭曲。在很多地方，编者透过删改皇帝的陈述，来最小化有关皇帝错误的描绘，如去除当实际上征服遭遇困难时皇帝却说“噶尔丹很容易击败”等部分，还有校正了皇帝对于时间与旅行距离的错误估计等。15他们移除了更多，康熙并未全心投入军事规划，而是进行狩猎活动的，令人尴尬的证据。更有趣的是，在满汉观点的转换间，一些术语的变化。汉文术语在原本中性的满文词汇里面加入道德与空间中心的观点。满文文本有关使者与部落的描绘仅是“来此”（满文 jidere），但在汉文文本里面文字变成是“向内而来”。军队“出兵对抗”噶尔丹（满文 Galdan-i baru ibehe），在汉文文本里变成“进讨”。通常满文表示“来”的动词，都被翻译成汉文词汇“归”，而归是一个具丰富道德与政治含意的词汇，暗示原本对真正统治者不敬或叛乱的民族回到正道。这个词汇很常出现在边疆的地名中，例如清朝就将一个蒙古城镇“Koke Khota”（青城）重新命名为“归化城”。16

其他的空间术语也揭露了稳定与澄清帝国边界的一些努力。在满文指涉到旅行者经过军事哨所（满文 karun）时，汉文的文本常说他们通过“境内”。如同第十二章有关地图绘制的讨论所示，清朝的统治者整个十八世纪都致力于更清楚地划定边疆领域的范围。其中最有趣的是蒙古人族群身分渐趋固定化的迹象。在满文文本中指涉“所有蒙古人”（满文 uheri Monggoso）的地方，汉文文本则用“诸藩蒙古”。17这个关键的词汇“藩”，在满文中并没有，本来是“围篱”或“护墙”的意思，然后延伸为指涉那些位在帝国边界并表示归顺清朝政权的人群。理藩院设立于一六三八年，将这些群体合并为清朝行政下的一个独立单位。理藩院指定了一个单一群体，并用他们自己的名字“蒙古人”称之，而蒙古人是与清朝中央有特殊依附关系的群体中之一。18

汉文的词汇也固定了蒙古人群中的差异。西蒙古或者厄鲁特包括许多不同的部落群体，他们的领导权和组成在十六到十八世纪期间变动很大。不同的学者对于噶尔丹崛起之前，那些部落构成厄鲁特联盟仍然有着不同看法。19十七世纪蒙古人的编年史称他们为四卫拉特（Dorben Oyirad），这个词语可能反映了东蒙古的类似称号，东蒙古人是十五世纪“四十万户蒙古”（蒙文 Docin Tumen Monggol）的后裔。四卫拉特只是对西蒙古人的一般称呼，并非指涉部落中的特定分支。这个汉文文本，还有几乎所有之后涉及准噶尔的汉文记载，都使用“厄鲁特四部”一词，暗示有四支固定的、血缘世系上的部落氏族。同样的，满文与蒙文的 jasak，意指“指挥官”（来自突厥语的 yasak，表示“命令”、“指挥”与“法律”），被转变为汉文的“部长”，意指“部落酋长”。满清统治者当他们在扩张领土时，接着将他们所控制的未分化群体分类与整合到日益静态的范畴里。20

汉文文本也比满文文本更为鲜明的贬斥蒙古敌人，如汉文以动物意象将准噶尔放置在人类文明之外。噶尔丹撤退时，汉文文本说他“隐匿在巢穴”还有“抱头鼠窜”。柯娇燕曾主张这些帝国认同中的种族与血统成分只出现在乾隆朝，但实际上在康熙朝的编纂者所用的词汇已经让人联想到这些意象。21

当然，军人通常非人化他们的敌人，且指控他们胆小退缩。满文常常将狩猎与战争相对比。并把在满洲每年举行的秋狩当作军事作战的演习。然而，汉文词汇在蔑视中进一步加了贬损的意涵，因为移动本身就很可疑。如同牧人与其牲畜的不停移动标志着他与定居的农业劳动者的差别，带着笨重辎重的清军指挥官则污名化这些游牧军队最伟大的战术资产──他们能够快速移动──仅仅是胆小者的逃窜。

在文本特定细节上的变化，表明了清帝国扩张过程中的文化变迁。当它接纳更多的领土与民族时，帝国也将这个征服故事纳入更包罗万象的叙事之中。后来的作者利用康熙朝编纂者制作的文献纪录，以更为刻板的方式描绘帝国扩张的复杂过程。

如同这些评论所揭示的，清朝本身所留下的文献纪录是极端片面的征服图像。这些文献经过长期的过滤，从丰富的来源材料中萃取出极为一致的陈述，流传许多世代。这种对历史材料篡改是否会令所有历史都无可避免地染上偏见，包含我现在所写的呢？我前面章节中的很多叙事大量仰赖方略史书，但我已经尽可能地利用其他的原始资料来检查这些文献。还有，我也尚未使用北京与台湾的档案馆收藏丰富的相关史料。我们只能期待，后来的研究者能够整合范围更广的材料与诠释观点，以便校正早期研究者的局限。在捕捉难以掌握的真实过去上，我们的历史永远只能是不完美的努力。

另外，尽管有这么多编辑上的操弄，方略文献并未诉说完全统一的故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不一致的成分来支持不同的诠释。尽管编者极力呈现出高度自信、一致的帝国意志，但是方略因为本身的丰富性，总是包含许多矛盾的信息。如同我在前面章节所做的，我们可以将作战重构为一连串克服几乎致命障碍的关键时刻，而非一帆风顺的胜利过程。此外，已出版的档案资料以及部分未出版的文献所建构的历史陈述，将比康熙的官员想要描绘的更为复杂。矛盾既存在于官方档案内部，也存在于官修的正统史书之外。

尽管如此，正统清朝叙事仍受到强力支持，继续流传。康熙的继任者生产了更大部头的官方操作过的文献“证据”，而且中国民族主义者则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延续此一传统。今日，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也延续了这种奇怪的清代做法。该档案馆的满文处已经出版了康熙与雍正皇帝的完整朱批奏折，但不像台湾的档案馆，他们只有出版中文的翻译本，而没有原文的影印本。他们已将这些满文的文献翻译为古典的文言汉文，一种现在已经不使用的语文，而非创造学者可以使用的满文材料，然后附加现代汉文的翻译。即使翻译相当正确，他们仍然必须引入那些只能不完美地表述满文原文的中文词汇。乌云毕力格极端的结论是，除了作为满文原件内容的索引外，这些出版品对于学者来说“缺少利用价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馆的中心，清代的翻译与编辑传统仍然持续着，这种做法相当悖离于近代文本研究与档案出版的标准。22

雍正与大义觉迷录

雍正皇帝不意外地，并未下令编辑任何方略。他对边疆扩张只算是勉强为之，他从未亲上战场，他不能颂扬自己是军事征服者。而且他也不想纪念他的政敌──他弟弟胤禵与父亲宠信的将军年庚尧──在西藏与库库淖尔的战功。他实际上压制了很多他弟弟远征拉萨的战役记载。23在一七三一年他自己出兵准噶尔的努力以难堪的失败告终。

然而，这个皇帝仍然关心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定位，他修正或者压制了康熙实录上的记载，以便移除那些有关他继位过程的疑虑。但雍正对于帝国历史身分建构最为长久的贡献乃是《大义觉迷录》这一非凡文本。此书在一七三○年出版，以便在曾静案的反满情绪爆发之后，正当化满清对汉人的征服。24

这个失意的湖南秀才曾静，是一贫困的乡村塾师，曾经狂热的搜寻晚明反清文人吕留良（一六二九至一六八三年）的著作，并发动了有勇无谋的反清计划。曾静的主张将吕留良对于满洲人的强烈意识形态攻击与雍正皇帝弑父杀弟篡夺皇位等谣言结合起来，并派他的门徒张熙送了一封信给雍正信任的将军岳锺琪，劝说他作为著名的宋代忠臣的后裔，应该推翻篡夺中国领土的满洲人暴政。岳立刻向皇帝揭露了这个谋逆案，并在详细讯问后，取得了曾静和他的门徒的供词。实际上的阴谋只有涉及几个遥远乡村的不满士子，他们还不曾有任何公开行动。然而，雍正考虑到不断有谣言质疑他的统治正当性，决定以曾静案来宣传他的统治权无可非议。他赦免了曾和张两人，并出版了他们的审讯纪录和皇帝的谕旨，将这部总共四卷超过万言的文本，题名为大义觉迷录。皇帝要求把这个文本传布到每一个县学，并规定如果有学生没有读过该书的话，将处分县学里的教谕。

曾静是一个无名小卒，但吕留良是个有名的浙江文人（也许思想称不上特别原创），他曾经写过很多有关宋明理学的作品。25在满清征服之后，吕留良拒绝接受官职，但从未公开抵抗政权。吕留良的反满思想在拒绝仕宦清朝的明遗民中是常见的观念。反满思想并非吕留良思想的中心，但多疑的皇帝认为浙江地区的反满情绪特别流行，因此把他当作打击的对象。他对于吕的家族与其作品的严厉处置──剖棺戮尸、焚燬所有著作──与其对承认罪行的曾静与张熙之宽大赦免形成强烈对比。借此方式，皇帝一方面展示为严厉的法官，处罚吕留良侮辱自己父亲的大不敬之罪，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仁慈的统治者，奖赏那些在其治下的悔罪者。

很多学者已经研究过曾静案背后的政治环境，但相对少人详细检视《大义觉迷录》本身的意识形态。26《大义觉迷录》是皇帝本人的大胆努力，试图正面对抗并吸收整个汉人文学传统，该书引用了古典文本想要显示他的王朝正迈向盛世，并持续扩大其文明范围。雍正主要关切的是以军事、政治与文化的词汇将清朝稳固地确立在正统王朝的系谱之中。但雍正的文本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意识形态陈述，而且密切关联于他和前朝皇帝统治下的特定的军事、政治与制度性的成就。

这个文本清楚呈现了两种统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比：种族主义与文化主义。27曾静和明遗民引述古典文本，主张华（汉人）和狄（北边野蛮人）就像人类和禽兽之分，不是统治者与臣民之分。因为华人在中土出生，他们是文明的，但蛮人来自边陲，所以他们拥有完全不同且不可相容的性格。既然华和狄不能共存，那么华人赶走野蛮人是当然之事。根据曾静的说法，儒家相信在中国创建国家的目的是要保护文明免于毁灭。

皇帝主张的刚好相反：人群之间的差异是根据他们的文化所决定的，不是根据他们的地域或血缘世系，那些在中原以外的人可以被文明化，因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就在于维护君臣关系。明朝之所以败亡是因为汉人反叛其君主，而满洲人实际上承继天命，解救汉人免于文明失序。所以他们是正当取得权力的，就如同蒙古与其他过去的征服王朝一样。

皇帝的文本不仅驳斥了曾静和吕留良对于满洲人统治正当性的攻击，而且列举出所有民族都有权统治中国的广泛的论据。孟子不是说圣王舜来自东夷、文王来自西戎吗？文明已经从核心播散开来逐渐涵盖更大范围的地方：在过去，湖南与湖北是不受中原控制的地方，但他们长久以来已经转变成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清朝已经透过终于将蒙古人编入帝国统治下，将这一文明扩展到其可达的尽头。

皇帝诉诸的基本的天理原则是，有德者方能统治天下，而德是任何只要实践仁慈与正义者就能取得的德性。满洲人统治之所以达成大一统，因为这个国家的仁慈统治者获得了内外人民的忠诚爱戴。清朝的统治奠基于广泛的空间观，其缺省道德意识领域将不断扩张到更大的地区。雍正攻击他的批评者是“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他们仅是追求私利而否定大多数人的福祉。28

雍正最大的关切是需要克服“此疆彼界”这样的领土边界意识，这威胁到帝国的统一。正如同他攻击地方官员阻碍米谷跨越省境自由流动那样，他也攻击华狄之分那种严格区分文明野蛮的观点。在皇帝的眼中，新帝国的广大与扩张中的边界，确保了帝国各民族牢不可破的统一性。他把文明的权力密切链接于军事和行政上的统合。29连最伟大的汉唐王朝，都不曾成功地消除来自西北边疆的威胁。只有清朝终于能够消除族群划分，因为它把所有的民族都纳入了控制。意识形态地说（尽管实际上还不是如此），所有的蒙古人现在都已经是属人的、文明领域的一部分，自从他们加入了旗制并与清朝联盟，也就是“归版图”之后。

雍正收录在《大义觉迷录》的上谕是在一七二九年发布的，他那时候还没有遭受在蒙古的难堪失败，他仍可合理宣称帝国在持续扩张中。对于库库淖尔和西藏的干预已经带给这个帝国广大的新领土，而且一七二九至三○年的时候，准噶尔这个残存的蒙古人据点似乎很快就会降服。和俄罗斯的贸易条约已经稳定了双方的边界，并且在朝贡贸易的伪装下创造了定期的商队贸易。最近的事件发展似乎证明雍正的历史观点很合理。

雍正的扩张意识也相当依赖于康熙的成就，而且他也希望自己的统治与父亲之间紧密相连。他声称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他赈济饥荒、减免税收、修筑水利，并且努力根除腐败。尽管雍正实施了一些自王安石以来最为激进的内政制度改革，他的意识形态陈述倾向于连续性，淡化实质的变动。

然而，德性并不能抹消人们之间的差异，满洲人仍然是满洲人，内外的区分依旧存在。雍正愤怒地驳斥准噶尔的满洲人是“蛮子”的观点，那是元朝统治时期蒙古人用来指涉南方汉人所使用的词汇，他说：“逆贼以夷狄为诮，诚醉生梦死之禽兽矣。”满洲人可自傲于他们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地位，他们的家是在长白山脉。雍正并未尝试用一个普遍的文化模板来抹消所有的差异，他继续了康熙以来的计划：将边疆民族固定在特定地方，拥有特定身分。乾隆更为系统性地继续了这个过程，但并没有明确的断裂。30

曾静主张清朝前八十年展示的失序状态就如同元朝的早期一样，而且清朝就如蛮元一样注定很快败亡。雍正为蒙元的纪录大力辩护。31元朝是由像满人一样的“外来”民族所创建的，同属合法王朝之列，但清朝将会以其长久与兴盛超越其成就。在掌握时间与空间上，清朝延续但也超越其先祖，而且征服王朝与汉人统治王朝同样都属于相同的传统。

曾静曾经指控满洲人从明朝手中“窃取”权力，但雍正反驳，应该是相反，满洲人已经代表明朝向李自成的叛军复仇，而且为明朝“雪耻”。皇帝（错误的）主张所有明朝的官员与兵士都乐意支持满洲人进入中原，而且（比较合理的）所有人民都从新征服者的统治下获益。因此，在曾静和明遗民强调明和清尖锐的时代区分之处，雍正努力诉诸文化连续性与恢复的意象来克服毁灭性变动的感受。秩序恢复是很重要的过程，胜过语言与种族的区别。

但并不是所有人类都值得加入人类的共同体之中。大义，是决定人与禽兽最重要的差异，而最重要的义行是根据政治稳定来定义。32在五伦里面，君臣之分是最基本的：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33

由于雍正聚焦在服从的需要，而对这些普通儒家原则采取高度威权与政治化的解读，他挪用了孔子有关非汉民族最具争议性的说法，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在《论语》里面，孔子谈到了蛮夷君王和那些中原君王的对比，说道：“狄地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个句子有两种对立性的不同意义。魏礼（Arthur Waley）将其翻译为：“东边与北边的蛮夷已经有了他们的君王，他们并非像我们中国一样处于衰颓状态。”白牧之（Bruce Brooks）与白妙子（Taeko Brooks）则把它翻译为：“夷和狄有统治者不等于那些没有君王的诸夏。”34后面那个翻译是比较传统的解释，强调了外来民族的劣等性，即使他们的国家颇有秩序。在诠释上的关键差异在于“不如”这个字眼是翻译为“不等于”还是仅仅是“不像”。

但雍正对这个句子的诠释，是为了要证明好政府的优先重要性：“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而“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有德的政府与地域之内外无关。35

雍正的意识形态赋予所有民族道德自由，但假若他们违背了他认为的良好行为，他就会施予严厉惩罚。明朝的官员认为所有的蒙古人与自然力量无异，是超越他们所能控制的存在，但清朝的统治者提供他们机会可以透过加入满清大业而成为“人”。对雍正来说，喀尔喀蒙古登录进入四十八旗中证明了清朝价值对所有族群开放。政治认同的“向化”表示他们承认了清朝皇帝为天意的真正代表，就像明朝的官员同意侍奉清朝是一样的。

然而任何背叛清朝统治者不值得被称呼为人，他们与禽兽无异只能招来毁灭。雍正一再使用禽兽意象的词汇如蚁、蜂、犬、蛙、狼等来描绘曾静和他的支持者。在皇帝的眼中，天意必然会将他们从世上抹除掉。就像康熙的吸纳与剿灭的概念，雍正根据是否臣服于天意来区分他的世界中，那些人值得存在、那些不值得存在。

雍正的意识形态展示了一个明显的矛盾，就像喀尔文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他将一个无法阻拦的超人过程和有关个人责任的紧密检视结合在一起。假如错误注定将受到惩罚，为什么还需要大张旗鼓来根除他们呢？为什么需要针对大动作对付少数贫困遥远乡村塾师？雍正在这里显露了他对语言力量的深刻尊重。他知道“本朝之得天下，非徒事兵力也”。36满洲人从一个小部落开始惊人崛起为一支庞大的军队，不是来自战略上的成功，而是主要来自道德。雍正在这里很明显偏离了他父亲的经验。康熙从来没有看轻在军事上谨慎计划和统治者密切参与的重要性。然而，雍正对这些事务保持距离，他也将道德力量与特定地景和战争保持距离。道德变成一种普遍潜藏的“势”，会在更大的潮流中显现。统治者的语言通过他的谕旨传达出去，那种力量可以超越后勤、天气、领土与战争迷雾限制。37

但是假如话语是最终的武器，其他人也可以动员它们。雍正引述了孔子对“佞”言的攻击，强调那些口舌流利者可能误导无知的人。曾静和吕留良都是奸狡的舞文弄墨者擅长“御人以口给”。38其他人很可能掉进他们的圈套，雍正知道关于他毒死父亲、虐待母亲还有屠杀兄弟以夺权的谣言。这些暗中的攻击，比起残存蒙古国的公开抵抗对他更具威胁性。匿名的揭帖攻击曾静是投降清朝的“走狗”。39曾静和吕留良的论述，可能被雍正（已经入狱或流放的）兄弟们的支持者所用。回首过去，皇帝宣称，我们知道三藩、察哈尔汗、噶尔丹、库库淖尔还有西藏人都因为天意，而“转瞬间灰飞烟灭”。40但往前看，皇帝还看到很多敌人、权威不稳固，需要施加严厉与独断的统治语言。

乾隆的准噶尔蒙古史书

一七六三年，乾隆皇帝命令编纂准噶尔蒙古的通史。他要求官员收集所有的蒙古人世系族谱还有汉文的官方文献，以便记录完整的历史。就在准噶尔作为一个民族被消灭之后，清朝的文字机制已经立即准备创建他们的最终历史，正如同每一个中国王朝都会书写前朝历史的官定历史，然后销毁所有的纪录。皇帝命令下所蒐集的每一个蒙古系谱似乎没有任何一个还留下来。再一次，胜利的王朝统治者几乎成功地抹消来自历史纪录中的替代性观点。

准噶尔历史是皇帝谕令编撰的第一部，有关新征服领土的信息汇编，其他包括一七六六年出版的《钦定西域同文志》是地名与蒙古系谱的多语言版本的编纂、一七五六至一七八二年编纂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是突厥斯坦的一部方志、一七七九至一七九五年编纂《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是为蒙古和突厥斯坦贵族所编纂的三种语言之传记、一七九○至一八○五年的《职贡图》是包含超过三百张彩图的朝贡民族的图录，有满文与汉文的图说。41所有这些作品提供了十九世纪的官员和学者重要的信息来源。例如一八六二至一八七七年平定回乱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年轻时就查阅过《钦定皇舆西域图志》。42

皇帝下令编纂的《准噶尔全部纪略》在一七六三年出版，皇帝声称他有权利创造准噶尔的历史记忆：

自古无不志外夷，而实者少舛者多，非以其方域所限言语不通耶，得什一于千百，加以鱼鲁亥豕其堪信者鲜矣。兹者平定准部止封达瓦齐子一人，居之京都且城伊犁驻将军镇守，事耕牧焉。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无纪，故就亲询实事书之，亦以便方略。43

他追溯了从明朝卫拉特到噶尔丹之后的历代准噶尔首领，在这个文本中，比起之前的战争时期，已经掌握蒙古系谱的皇帝，对准噶尔首领之间复杂的亲属关系已经有较为清楚的信息。相反于缺乏社会链接的纯粹“匪徒”，准噶尔人现在可以被看成有着特定身分认同的民族，可以根据其系谱来定义。他们也有固定的行政结构。乾隆仔细的把这个部落分成二十四个鄂托克（otoq，直接依附于汗的氏族），二十一个昂吉（anggi，依附于首领的氏族）、九个集赛（jisai，支持喇嘛的氏族）。每个氏族都仔细地列出所属家户数目和宰桑（大臣），形成一个总共约二十万户（帐篷）或者六十万人合为一个“民族”（nation）。皇帝也描述了这个帝国的财政结构，指出准噶尔汗征税的对象包括二十四个鄂托克、乌梁海蒙古以及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与和田等四个穆斯林城镇。乾隆结论时将准噶尔的历史纳入王朝衰败的普遍模型中，引述了汉朝学者贾谊对秦王朝衰败的描述：

语云十人成之而不足一人败之而有余，吾于纪准噶尔之事益见其不爽。贾生所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虽夷狄之有君岂能外是道哉。44

这个文本使用古典汉文的宗族与行政层级概念来将准噶尔国家的变动历史纳入静态的模型中，赋予实际上不断变动的联盟组合一个具有一致性的结构。本地蒙古氏族的区分经由汉人的分类镜片的转化，变成臣服与宗族关系的固定关系。将部落分类是为了掌握定义上的霸权，但那只有在击败他们之后才有可能。相对的，蒙古的编年史并没有提供每个氏族的人口数，也没有将它们整理成一致的阶层。就如前面讨论过的，学者们直到今天仍然对蒙古氏族的确切词汇与关系有所争辩。即使准噶尔已经消失，清朝的历史学者还是需要将他们纳入遵守历史普遍法则的民族。

由傅恒编辑的《平定准噶尔方略》，一七五五年皇帝委任编纂、一七七○年编辑完成，共一百七十二卷，该书是清朝编纂的最大一套的官方征服史书。该书涵盖了一七○○到一七六五年的征服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从最小的外交事件到最微小的后勤细节。那是乾隆朝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学术成果中的其中一个，这些学术成果的顶峰是一七八三年编纂的三万六千卷四库全书。很多一流考据学者，像是朱筠就参与了两套书的编纂。45《平定准噶尔方略》也成为四库全书的一部分，与其他的古典和历史文献一样，加入了一连串正当化自古以来帝国征服的正统历史之中。

方略的第一章创建准噶尔汗位的合法继承谱系，在清朝的眼中那代表有权利向其朝贡称臣者。根据这一系列，准噶尔发源于元朝的阿鲁台部落，后来汉文称为厄鲁特，源自于蒙文名称“Ölöd”，作为卫拉特或着西蒙古的一部分，他们向明朝朝贡，也经顺治皇帝册封。在清代初期，他们的首领是库库淖尔的顾实汗。然后狡诈傲慢的噶尔丹兴起成为其首领，他侵略了藩属喀尔喀的土地造成了苦难与混乱，直到他被康熙皇帝在昭莫多之战击败，而后服毒自杀。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因为皇帝的仁慈而继其位，但因其狼子野心而攻击了哈密和西藏，杀害了拉藏汗，且纵放罗卜藏丹津逃避惩罚。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继续他的邪恶行径直到雍正皇帝在额尔德尼召击败他。（雍正皇帝在一七三一年的败仗没有被提及）准噶尔首领恐惧的投降，准许皇帝固定其疆界并撤军。噶尔丹策零遣使朝贡并被准许在划定的边界进行贸易。但是继承噶尔丹策零的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更加残暴，导致了喇嘛达尔扎的反叛“篡位”，而后达瓦齐继续旧有侵略性的蒙古策略。准噶尔人苦于不断的内乱直到阿睦尔撒纳在一七五四年投降。阿睦尔撒纳后来反叛了，然后这个文本描述了对其发起的军事讨伐以及阿睦尔撒纳逃窜并死于俄罗斯。俄罗斯遵守了条约中遣返逃犯的规定，送回了阿睦尔撒纳的骨骸，并最终确立了在边界地区的和平，在镇压了大和卓波罗泥都、小和卓霍集占之后“东西布鲁特、左右哈萨克斯坦及塔什罕诸回部，莫不喁喁向化”。“不逾五年拓地远逾万里，取荒裔若庭户…北斗以北西濛以西，悉主悉臣罔有内外，开辟以来未有懿烁隆茂若斯之盛者。”46

这段引言从皇帝的观点概括了清朝从一开始的扩张史。当中缺省了蒙古部落不可阻挡的臣服过程，将为所有民族带来和平与繁荣。只有残暴、好斗与有野心的准噶尔首领，阻碍了和平领土的扩展。官方记载责怪他们所带来的失序，并把清朝军队的征服看作是对边疆地区混乱的不情愿回应，抹消了清朝挑起冲突与清朝军队战败的证据。显然作为康熙皇帝亲征历史的续作，方略将乾隆皇帝的成功与其祖父的成就链接起来，同时坚称他的事功已经超越所有前任皇帝的成就。

乾隆皇帝的《方略》仍然是一份重要的资料。《方略》的内容比《清实录》详细的多，且包含在出版档案中未见的信息。然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那是一个高度选择性与偏颇的资料，就像之前康熙皇帝的方略一样。乾隆知道他已经完成了由他的祖父康熙皇帝所开始的计划，最终消灭在大草原自主的蒙古政权并在中央欧亚创建稳定的边界。现在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他可以安排官方框架就定位。康熙的编纂终于噶尔丹的死亡，这支持了皇帝作为一个战士与和平缔造者的形象。但结局仍然是开放的，因为准噶尔作为一个民族仍然残存着。而现在在乾隆皇帝的手中，就如这本方略的书名所宣称的，整个准噶尔“国家”（nation）已经被平定了，在历史记忆中被固定为一个“伟大民族”（great people），其在天意之下族运已经终止。准噶尔就像灭亡的王朝一样，值得载入史册，不过是依照胜利者的方式。他们变成乾隆皇帝声称有权统治广大中央欧亚广大领土的工具。如同乾隆皇帝赋予满洲人固定的时间与地方，他们有清楚的身分与在满洲长白山脉的起源地，他也把准噶尔放在领地之内并定义他们存活的时间范围。当准噶尔民族消失之后，中央欧亚的其他民族就转而向化，并加入文明的领域，不是成为帝国行政的一部分，就是变成定期朝贡的民族。清朝官方的史家以皇帝为名，借由描述准噶尔起源的系谱，还有重新叙述其消失的征服史，将另一个民族涵纳进全面的时间凝视之中，就如同他们已经全面测绘了帝国的空间那样。乾隆的史家奠定了所有后来历史建构的基础，他们笔下的蒙古人，必然、本质且永远属于中国帝国与民族领土的一部分。

然而，我们也可以用有别于编者的方式来解读这部《方略》。《方略》的边纂以皇帝为中心，包含了皇帝与战地官员的大量通信资料。他们把准噶尔看作叛徒，应该加以“剿灭”，一个征伐接近尾声时频繁被使用的词。尽管有先入为主的解释框架，但这些信件也为日常的不确定性提供绝佳的理解，表示结果绝非事先决定。乾隆一再的攻击他的将领们过于胆怯，不敢快速前进扫除所有叛军。他并不考虑影响军队进攻的后勤限制，也不准将领们提出任何借口。但在方略中有许多的信息，可以让我们计算要让这些作战成功，需要多庞大的军需供应。关于扭曲的问题，这么庞大、卷帙浩繁的一套书，难免会有关于征服过程的歧异陈述。不过想要确定方略省略了什么还有其如何窜改原始史料，需要广泛的档案调查才可能。但这个非常系统性与大规模的编纂过程本身，虽然由能干的学者所主持，仍然保证会有与统一的官方观点不符的材料存在其中。虽然四库全书压制了那些关于满洲国家起源的“不符规范”文本，但即使是那些被认可的文本，仍然不会仅诉说一种声音。47

来自边疆的观点

满人官员七十一在一七七七年的《西域闻见录》一书中，提供了从边疆人群看待征服的观点，与帝国中心相当不同。七十一在一七五四年考取进士功名，在突厥斯坦担任负责谷物供应的低阶官员。他栩栩如生的叙述了在噶尔丹策零死亡之后，准噶尔汗位继承的斗争过程，描绘那些与清朝在中央欧亚接壤的国家，并且重述了清朝与阿睦尔撒纳、小和卓霍集占、大和卓波罗泥都的战争，还有土尔扈特的回归。他在书中以笔名椿园当作评论者，反思他写下的记载所佐证的一般原则。48

七十一笔下的地理信息非常广泛但含混不清。他详细讨论了在中央欧亚主要城市还有那些民族的习惯，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安集延、兴都斯坦、喀什米尔、鄂图曼等。他的讨论包括这些民族极为大量的细节，显然用了多种资料来源，大部分来自旅行者与使者。这个文本比起其他那个时代的地理书籍，包含较多有关中央欧亚的资料。魏源在一八四四年出版的《海国图志》，以中国第一本广泛描绘海外欧洲土地的书籍而闻名，但七十一的记载反映了清代稍早，在收集大陆边疆的西方土地信息上同等重要的努力。魏源、何秋涛还有其他研究西北边疆地理的学者，都仔细研读过七十一的作品，使用其中的信息并修正错误。何秋涛认为七十一的新疆知识是根据他自己的个人经验，应该是相当正确的，但他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尔扈特还有鄂图曼帝国的描述则相当混乱，根据的是道听涂说。魏源的《圣武记》，实际上大量使用七十一的记载来讨论清朝在西北的战争。七十一的记载混合了错误信息、传说与特定的细节，揭露了清朝才刚要探索、中央欧亚广大世界的模煳轮廓。七十一的文本，不同于国家赞助的系统性学术编纂成果，反映了边疆人的个人观点，他从个人的日常经验，而非从官方的文本中捡取有用的知识。

例如他知道有一个女人（凯萨琳）是统治俄罗斯的“女汗”，但认为女性已经统治俄罗斯七代，许多统治者在掌权几个月后就被杀害。当女人统治俄罗斯的时候，他认为男婴都会被杀害以免他们继承王位。49七十一并不是完全偏离事实，因为实际上彼得大帝死后有四个女皇统治过俄罗斯，而且有些男性沙皇的统治时间很短。

他对俄罗斯与鄂图曼帝国战争的描述也混杂了事实与幻想。在他的了解中，俄罗斯过去是鄂图曼帝国的一个属国，但在一七五五年之后“白汗”（沙皇）拒绝纳贡，然后两个国家打了一仗。俄罗斯大败，损失了二十万人，而且必须提供贡品和童男童女五百名作为谋求和平的人质。沙皇召集更多军队，要求土尔扈特蒙古的协助，这引发了他们逃离俄罗斯的领土回到中国。这个描述可能反映了俄罗斯为了与鄂图曼帝国的战争，在一七六八年对于土尔扈特的人力征敛所造成的冲击。50七十一可能将莫斯科与蒙古人在十四世纪的朝贡关系，误认为鄂图曼帝国。鄂图曼的确在一七三七年击败了俄罗斯与奥匈帝国，但他们在一七七四年的战争则大败于俄罗斯。这里提到的年轻人质可能反映了一个扭曲版本的德夫希尔梅（Devshirme，译按：土耳其语的“征募”），指鄂图曼帝国使用基督徒（大部分从巴尔干捕捉到的儿童）从事军事活动。

七十一知道鄂图曼帝国（他称为“控噶尔”）是中央欧亚最大的穆斯林国家。51他评论道：“控噶尔人唯知天地日月，无神圣仙佛之说，盖西北则咸天主之教矣，至其国富民殷人无诈伪，仁而戒杀，故人亲其上，无敌于四国，孟子曰仁者无敌，固不在华夏戎狄也。”52

他清楚认知到特定的伊斯兰一神论，就像天主教一样只承认单一的“天主”，而且他定位鄂图曼是在传统的人群分类之外，既非华夏亦非戎狄。他认为俄罗斯在军事上是衰弱的，而鄂图曼的力量与财富则令他印象非常深刻。七十一的观点比较符合十七世纪的鄂图曼而非十八世纪，十八世纪时鄂图曼帝国的力量正在衰退，而俄罗斯正在扩张。但他的信息经过中央欧亚的中介者传递，所传递的较多是持久的传说，而非刚发生的历史事件。他整本书中都使用中央欧亚的词汇来称呼政治领导人，称呼俄罗斯沙皇和鄂图曼苏丹都为“汗”、称他们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为“阿奇木伯克”，还有称鄂图曼的臣民为阿拉巴图（albatu），等同于中文的奴仆。七十一住在边疆使得他的地理知识范围，远超过传统中国人对与关内塞外的理解。他知道中央欧亚多重地景所包含的领域与民族，他们的身分挑战了任何传统的分类图式。

七十一是他国家军事征服事业的忠诚捍卫者。他认为阿睦尔撒纳是一个特别“狡诈残忍”的首领，有着欺诈人的“狼心”，他已经带给准噶尔人罪有应得的大灾难。但他对于准噶尔崩溃原因的诠释，非常不同于官方方略和皇帝的谕旨所呈现的观点。他知道在康熙与雍正的主要军事征服后，“虽多歼戮，亦未能剿灭”。53相对于康熙与乾隆的对于噶尔丹的败仗异口同声的得意洋洋，但七十一从来没有声称噶尔丹自杀，而且他非常清楚准噶尔的权力在康熙征服之后仍然持续很久。

七十一对准噶尔末年生动的叙述，集中在一七四五年噶尔丹策零死后，后继人选之间的对立。而在七十一的描述中，在阿睦尔撒纳死后，准噶尔人继续导致动荡不安，令清朝皇帝震怒，他命令整批屠杀男人、女人与小孩总共约一百万人。清朝的军队不留情地追踪所有逃难者，甚至追到遥远的山谷，以便确保整个准噶尔种类都已经被消灭。把准噶尔的大屠杀定在阿睦尔撒纳死后，与清实录和魏源的描述不同，而且膨胀了被杀害的数目到一百万人而非魏源的六十万人。七十一的描述给予我们清朝征服所导致的毁灭，最为鲜明的版本。54

在化名“椿园”的评论中，七十一仿真了方略编纂者的角色，在收集的文献材料最后加上个人的感想。椿园对于历史变化原因的观点与方略编纂者的观点有非常大的差异：

椿园氏曰：开国承家盛衰存亡之数，夫惟人心之故耳，仁慈强暴旨趋不同，莫不以得人为本。夫以准噶尔之强，其人殷富而勇悍，其地广大而险阻上下，辑睦势总力，一恃其强大，四处为患，及其败也，天兵势拉如拉朽，以百万之众万里之地，不一二年间诛戮几无孓遗，岂独天厌其种类哉，亦窜逆相循，人心弛散不能合一之故也。55

在七十一的观点里，准噶尔确实强大残暴且有威胁性，但他们并非注定要灭亡。他们失败是因为人心已经弛散无法合一，不是因为老天已经注定他们的败亡。仿佛预测到魏源与十九世纪的改革者的想法似的，七十一泄漏出对所有军事强国还有统一国家的某种尊重，不管他们是否属于“文明的”中国领土。他担心因为权力争夺与个人野心导致的内部的分裂，会瓦解了这个国家抵抗敌人的能力。乾隆皇帝因为深入的战略认识而的到应有的评价，超越了阿睦尔撒纳狭隘的与反复不定的野心。但七十一并没有沉溺在拼命赞扬天意的不可违抗，他承认个性会把事情以无法预期的方式推进，而且很多必须受制于突然的运势。

最令人惊讶的是，七十一对于土尔扈特回归的公开反对：

土尔扈特之在当日窜身无所，俄罗斯与之额济尔肥沃之地的以休养生息，例如鸟焉卵而翼之矣，安享几二百年。传至乌巴锡拥众百万牲畜满野，俄罗斯遇有危难，及匍匐救之亦义不容辞，倾听舍楞之邪说，而包藏祸心欲占中国之疆界，弃久安之业逞不测之谋，涉沙碛不毛之地，履虎狼残暴之乡，以致种类几无孓遗。岂独其谋之不臧，抑亦天厌之矣。56

尽管皇帝已经决定欢迎土尔扈特回归，拒绝了边疆大臣的提议，但七十一怀疑他们的动机以及这么作是否妥当。他们的文献肯定了，一开始土尔扈特仅希望重新占有准噶尔族的土地而不需投降于清朝。在七十一的想法里，臣服于俄罗斯的土尔扈特，对沙皇的忠诚应该优于族裔的考量。他们回归清朝以避免俄罗斯的协助要求，表示他们只是自利的小人，他们请求清朝的协助对他来说，只是侵占原来阿睦尔撒纳领地的借口。

在边疆的将军们对任何新来到边界的人都有所怀疑，比起在北京的官员他们有更立即的安全考量。但是七十一也表达出比较靠近王朝初期，更为传统的忠诚观念，对立于乾隆新固定的那种认同。在七十一的想法里，忠诚是可以选择的并值得予以尊重，且无须考量原来的族群归属。身分并非出生时给定的，也不是绝对，但一旦人选定了他的忠诚对象，他就应该忠于它。相对来说，乾隆欢迎土尔扈特回归，把他们视作蒙古民族失去的成员。他可以清楚地证明他们与西蒙古的血缘归属，但七十一认为道德上的承诺应该优先于部落身分的归属。

即使在十八世纪晚期民族标记日益定型之时，边疆官员与宫廷之间，基于不同的历史认识，对道德自主性的想法并不相同。一种看法是，民族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仅仅承继它；另一种看法，作为一个被决定的“部落”或者“民族”的成员，其绝对身分则显示了天意。七十一也跟皇帝一样相信天意。他的叙事凸显了土尔扈特有短时间的自由可以选择自己的统治者，但在他们选择俄罗斯之后，他们不能再度改变忠诚，否则天将会惩罚他们的背叛。与正统政策相较，七十一并没有将土尔扈特与清朝永久绑在一起，而是承认选择的角色。作为身处边疆的满洲人，他比关在北京的皇帝更接近中央欧亚世界。

游牧编年史

汉文与满文的官方历史书写系谱的顶点是魏源的《圣武记》，该书整合了军事征服、天命与皇帝德性（参见第十四章）。而其他替代性的陈述是否可能胜过，受到强大制度性力量所支持的知识巨擘呢？蒙古人便在清朝的史馆的控制之外，维持家族编年史的传统，他们对历史变迁的解释也与清官方作者十分不同。西藏的传记作者也以特殊观点来处理清朝的征服议题。我们可以透过检视这些非官方的书写来丰富我们对征服的理解。

蒙古人的历史书写源自于《蒙古秘史》一书，是成吉思汗世系的家族史，写于公元一三二四年。57在元朝衰落后，蒙古人继续在边疆的学校里书写，明朝也在一四三一年赞助了一本四种语言翻译的佛教语录经，但大部分的家族编年史都在十五世纪东西蒙古战争的时候毁坏。一七三五年编年史家罗密悲叹：“在我们蒙古撤退到中国的边界外之后（一三六八），因为我们陷入了卫拉特所造就的混乱，所以我们失去了留存的家族系谱资料。”58在十六世纪中叶，蒙古历史书写的复兴从鄂尔多斯开始，然后在十七世纪扩散到察哈尔、东蒙古与喀尔喀等地。因为藏传佛教被重新引入蒙古，历史书写也在旧的家族焦点外加入新的教派历史面向。这种影响首见于一五七九年一份链接俺答汗与成吉思汗世系的文本，也称呼他为“转轮王的化身”（Incarnation of Chakravarti）。林丹汗全力护持佛教，包括将一○五五部佛教经典翻译成蒙文，让藏传佛教根植于蒙古文书写文集之中。十六世纪晚期的《白史》（White Chronicle；蒙文 Chaghan Teüke）是第一部提出“蒙古君王与西藏和印度君王的神话联系”的历史作品。59最有名且最有价值的早期编年史是一六五五年的《蒙古黄金史》（Golden Compilation；蒙文 Altan Tobci），将十三世纪以来的蒙古资料与藏传佛教教派历史结合成完整的叙事。《蒙古源流》（Erdenyi-yin Tobci）成书于一六六二年，当时多数东蒙古已经投降清朝，则被认为是“典型的”蒙古史书。作者描述蒙古统治者是神话中的印度国王的后裔、佛教传入西藏，又传入蒙古人之间。链接了印度、西藏与蒙古的统治者，这部书的主题就是不断的转世与化身。作者采用蒙文、藏文与汉文的材料，但整部书仍然独立于清朝的观点。

在满清击败噶尔丹，且将喀尔喀蒙古完全纳入旗制后，蒙古史书写产生剧烈的变化。理藩院支持以蒙古文书写倾向满清观点的历史，并借以正当化蒙古人的归顺。就这样，喀尔喀与满洲人冲突的混乱年代几乎不再被提及，编年史家将满洲人看作秩序的真正维护者与佛教保护者。林丹汗不再被看作可敬的佛教赞助者，他们把他描述为邪恶的叛徒。蒙古编年史一点都没有提到在清朝统治下影响蒙古人的重要社会变化：贵族自主性的丧失、日益陷入债务负担、社会崩解与经济停滞。这些沉默就像福尔摩斯怀疑狗为什么在晚上不叫一样，反而揭露了很多投靠满清的蒙古人的观点。60但即使在倾向清朝的蒙古人中，也可以发现替代性传统的痕迹。像《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就由旗人将军罗密在一七三二至一七三五年所撰写，61原书以满文和汉文书写，但这些版本现在已经遗失了，只有一八三九年发现蒙文译本。罗密撰写的资料主要来自家族编年史传统，从成吉思汗到他在世的年代都未曾中断。他哀叹十五世纪期间有太多文献流失，他只能大量依赖较早的编年史资料，但他的书是第一个提到昭莫多战役的蒙古史书。而且他一点都没有提及藏传佛教教派的历史。罗密作为一个东蒙古贵族，他感谢满洲人解救蒙古人免于内乱，他写道：

我们蒙古民族曾经衰落而又复兴；我们过去分崩离析但现在重生了。这实在是因为皇帝陛下的美妙仁慈[蒙文 kesig]。然后老天在上协助那些在我们领地里面的人，使我们得以重新回复我们祖先的知识与优点。假如这些没有发生的话，在林丹汗到雍正之间长达百年的混乱之后，很多部落里面强者将压迫弱者，而且族人们将会互相杀害。我们想起带着深深[感谢]，在我们深切苦难期间，皇太极与康熙仁慈与同情地一再给我们大量的协助。62

艾骛德（Christopher Atwood）提到：“当然不论就书中极端认同帝国恩典的程度，或者从极端忽略成吉思汗作为蒙古贵族与人民恩典施与者来说，罗密都不是典型的蒙古史家。”但他的编年史只是类似记载中的极端案例，其他记载也显示了：“回报在上位者恩惠”的修辞，“从十八世纪开始在蒙古人的生活中，不管是政治或者家庭都扮演越来越大的角色”。63“报”（回报父母或者上位者的恩惠）这个来自汉人的核心概念，经由皇帝的布告与非官方的出版物被有意的翻译进入蒙古文化中，成为链接两种文化的共通语言。

相对于法夸尔与柯娇燕，他们两人都主张满洲人统治者对被统治的不同民族，使用非常不同的正当化词汇，艾骛德的研究显示，来自某一政治传统的文化概念可以流进另一个文化。清代的正当化实践，透过将个别传统的某些部分与另一传统的相似成分链接起来，可以部份跨越文化的边界，而满文通常是桥接汉人与蒙古人理念的桥梁。例如《三国演义》故事的满文译本，还有帝国赞助的关帝崇拜（他是以忠诚回报皇帝恩惠范例），都证明了此一链接。在蒙古，关帝变成是对格萨尔王的认同，他是西藏与蒙古传说中的史诗英雄。这些相互链接的文化项目，对于官方与民间如何理解纳入帝国的意义，创造了共通的连带关系。艾骛德总结：“努力想要把内亚语言基于主仆关系的忠诚观念，与汉文中仿真父子关系所成立的皇帝与臣民关系区分开来，不过是人为的想法。”64

但是文化霸权从来都无法完全达成。蒙古人的历史诠释仍然不同于清朝官方的历史纪录。即使忠诚的罗密对于噶尔丹动机的诠释仍与满洲人不同，他把噶尔丹对喀尔喀的战争纯粹归咎于为兄弟之死复仇的个人动机。不像方略还有后来所有中国历史学家那样，罗密并没有声称噶尔丹想要称霸全蒙古，或者他想要重建成吉思汗的帝国。海西希（Walther Heissig）认为罗密的解释是，蒙古人中支持清朝的“那一类的人共同的理解”，65罗密尽管忠诚于清朝，仍然保有对于个人关系的关心，而且省略中国人道德意识形态的负担。

清朝的官方历史学者试图要穿透所有历史书写的领域，不管是蒙文、满文还是汉文。《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蒙文 Iledkel Shastir），在一七七九至一九五年间编纂，写下了最终的纪录。如皇帝上谕所述：“为了纪念蒙古四十九旗对我朝的协助和其他世代忠诚于我们，从事军事工作的部落，我们命令国史馆和理藩院编纂他们的传记并用三种语言出版。”66编者祁韵士，利用满文、汉文与蒙文档案与私人文件资料，在这套史书中保留了许多现已佚失的信息。蒙文版本比满文或汉文文本包含更多有关蒙古人的细节：每种语言版本都有它自己的目的，并对应于特定的受众。这个文本根据他们对于清朝的忠诚与否来判断王公的行动，但保留关于他们生平所有可得到的最全面信息。这部书变成后来有关蒙古人记载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显示清朝官僚的观点赢得了书写帝国历史的战役。例如十九世纪蒙古的编年史《宝贝念珠》（Erdeni-yin erike），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整合的蒙古人观点的一手资料，实际上其大部分的文本直接复制自清代方略与《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67所以，到了十九世纪，蒙古人就已经几乎丧失了所有接触对自身历史的自主表述的机会，而难以逃离清代官方历史诠释的影响。

然而，在最西边仍然有一个独立的编年史家，《卡尔梅克诸汗史》（Khalimaq Khadiyin tuujiyigi Khuraji…）在一八一九年由一位佚名作者所书写，以不受清帝国控制的视角，描述了土尔扈特的历史，和他们回归准噶尔的过程。68这个文本提供了有关清朝和西蒙古关系的新看法，还有一些关键事件的重要替代性解释。因为西蒙古的文本几乎从来不曾被历史学者所使用，我们的观点仍然大部分都受限于清朝的认识框架，但有些例子显示其它版本的故事需要严肃考虑。当《卡尔梅克诸汗史》的作者描绘一七一三年图理琛出使到阿玉气汗时，他重复了清朝对出使的官方说词，是希望俄罗斯沙皇准许将阿喇布珠尔，即阿玉气汗侄子的归还给他，但他提到这个满洲人还有别的用心。“[这个使者来]想要观察俄罗斯民族的领土，更重要的是想要认识俄罗斯政府的性质和状况。假如可能的话，他们还想要造成阿玉气汗和策妄阿喇布坦之间的纷争。他们心里是这么想的”。阿玉气，在这个描述中“并不是如此短视之人，要放弃他自己在准噶尔的血亲关系，掉入外族满人的陷阱之中”。阿玉气感谢皇帝的体恤，他答应会请求俄罗斯沙皇，但拒绝考虑与清朝联盟。“这个使节团并没有达成他们自己的目标，而且并未产生有用的结果”。69尽管皇帝明确指示图理琛，要拒绝任何与土尔扈特的结盟，学者们怀疑是否有秘密的口头指示传达了不同的讯息。土尔扈特的编年史家提供了最有可能的解释，说明为什么清朝会派遣使节团进行这么困难的外交旅程；肯定不是为了想让某个人回到他叔叔的家。

《卡尔梅克诸汗史》的编年史家，也提供了土尔扈特人回归满清领土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他非常钦佩土尔扈特阿玉气汗（一六七二至一七二二年在位）的才能，他成功维持民族的团结与繁荣直到死去。然而他的继任者因为内斗纷争与阴谋导致部落分崩离析，弱化了他们抵抗俄罗斯的能力。在一七六一年后，俄罗斯拒绝承认阿玉气汗的孙子渥巴锡汗的继位，限制了他的权力。在俄罗斯日益强大的压力下，渥巴锡汗想要率领他的族人回到在准噶尔的“古老家乡”。70渥巴锡汗知道阿睦尔撒纳已经被清朝军队赶走，认定这块土地现在无人占居。当他带着三万三千家户十六万九千人出发时，并没有想过要臣服于清朝。一七七一年的春天，在一场令人惊恐的旅程后，不断遭受俄罗斯人、哈萨克斯坦人与吉尔吉斯斯坦人的攻击，还有在广阔无垠沙漠饱受饥饿并丧失了大量的牲畜后，土尔扈特人才终于带着七万人抵达清朝的边界。总督舒赫德派遣使者来了解他们的意图。这个编年史家写道：“因为除了与中国人一战，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取得准噶尔的土地，他们通知[满洲人]说：‘我们来是为了要成为满洲皇帝的属民’。”71经过一番争辩后，乾隆皇帝同意在清帝国安置他们。

几乎所有中国的陈述都描绘说土尔扈特人心甘情愿地“归顺”清朝统治，尽管七十一合理的怀疑他们本来计划侵略此地，他并没有他们意图的决定性证据。但《卡尔梅克诸汗史》的编年史家描绘了渥巴锡汗的原始计划，将准噶尔看做“好地方⋯⋯比伏尔加格勒大草原还富庶”，他的族人们在那里可以“安居在接近最神圣的尊者与西藏地区⋯⋯而且[接近]我们祖先的兄弟蒙古人，他们与我们共享同一种语言和宗教”。72这个观点并未预期将被其他民族统治。只是到了最后筋疲力尽的状态下，土尔扈特人才接受清朝的统治。《卡尔梅克诸汗史》一书的历史叙事贴近土尔扈特观点的演变，而且没有将其描绘为上天引导注定的必然结果。但这部编年史一直不为清朝的蒙古人所知，而只在一八九二年于俄罗斯出版。

官方版本以外的历史还有一个最后的避难所：口述传统。当伟大的俄罗斯蒙古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B. Ia. Vladimirtsov）二十世纪头十年在西蒙古旅行时，他蒐集了一系列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的传说与轶事。用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话来说，“民众记忆”只保留了选择过的阿睦尔撒纳事迹。因为他们原谅他的摇摆与勾结外敌，而记得他是一个抵抗满洲统治的英勇战士。73传说预言，当新时代来临，阿睦尔撒纳将会再来并带领西蒙古人进行一场新的独立抗争。根据一则传说，当阿睦尔撒纳被达瓦齐追捕时，地方人士将他藏匿在一个洞穴内，直到他被发现。然后他逃走过河到了俄罗斯，至今仍活在那里，等待时机归来并开始解放的斗争。阿睦尔撒纳也有神奇的魔力：他可以召唤一道彩虹，把他的装备挂在上面，他也可以降雪和降雨以阻挡他的敌人。这个传说令人想起卫拉特萨满巫师召唤毁灭性雷雨（jada）的神力，据说阿睦尔撒纳曾使用他的神力打败了追赶他的撒拉人（Salars）军队。

其他的轶事把他的名字解释成“和平—思想”（Amur-sanagha）之意。他是愤怒菩萨大黑天的转世，骑着他的骏马玛拉巴什（Maralbashi）。在他的结拜兄弟班第抛弃他后，阿睦尔撒纳发誓要在一百二十年后回来为卫拉特的失败复仇。他定居在俄罗斯，沙皇提供他在“大海”边的一个半岛的牧地，让他统治他的族人。在他回到蒙古的十年前，水会流进科布多东北边的沙漠，草和树将会重新长出来。在他回归之前四年，一匹浅灰色的马将会在那里现身，将会驰骋整个地区并引导卫拉特人离开。

这些故事揉合传奇、口述史还有预言，描绘一个福斯英雄将会在一场独立斗争中，重新创造统一的蒙古。对满清政策日益增长的怨怼，让蒙古人开始支持抵抗运动。在一九一二年当丹毕坚赞（Dambijantsan），一个来自伏尔加格勒的土尔扈特（卡尔梅克）喇嘛，宣称是阿睦尔撒纳的转世，一首新的史诗为他的抗争发声：

我是一个来自俄罗斯沙皇王国的托钵僧，但我生为伟大蒙古人，我的羊群是在伏尔加格勒河畔，我的水源是在额尔济斯河，有很多英雄勇士追随我，我有很多财富。现在我已经来看你们这些悲惨的乞儿们，你们这些卫拉特的弃儿啊，重新掌权的战争开始了，你要支持你们的敌人吗？我的家乡是在阿尔泰、额尔济斯、和布克赛尔（Khobuk-sari）、额敏、博尔塔拉、伊犁和阿拉泰（Alatai），这就是整个卫拉特祖国。从血统上来说，我是阿睦尔撒纳的曾孙，大黑天的转世，拥有玛拉巴什马。我是他们称之为英雄丹毕坚赞的人。我现在来把我的牧地移回我自己的土地上，要收拢我的属民家户和仆人，给予恩惠，并自由地生活。74

所以伟大的清代史学巨物从来不曾完全消除替代性的声音。在遥远的伏尔加格勒，一个独立民族的前景依旧存活。在一九一一年清朝崩溃后，蒙古享有了短暂但混乱的自主期，直到一九二一年苏联军队的到来，但它的历史想像仍然保留了过去战斗的历史记忆。这些叙述可能夸大或者简化，但在俄罗斯或中国的民族铭刻计划的完全支配之外，他们依旧唤起另类历史叙事的可能性。

由胜利的皇帝所引领，清朝的官僚动员了全套的资源想要完全主导有关征服的集体记忆。石碑标记了帝国地景，地图可以全面一览领土，官修历史则固定了时间与诠释的最终形式。这个历史书写与铭刻机制不只占据了汉文的文本空间，也占据了几乎所有的满文与蒙文空间。一个是强调天意所预定，神圣统治者所预见的公认的征服叙事，驱逐了各种疑虑、偶然性还有怀疑论者；其他剩下的叙事，则以碎片、不一致、散乱的形态，存在于寺院的手稿、口述史、还有各种官方异议者的评论里。这个清朝所掌握的诠释空间似乎没有什么挑战者。

但是斯科特提醒我们，真正的“霸权”从来无法真的存在。75尽管有意识形态的过度宣称与日后的诠释者的存在，但嘻嘻作笑的抵抗总是潜藏在公开遵从的面具背后。我们充其量可以把清朝的努力看作一个大规模的霸权计划，在十八世纪末之前似乎异常成功。这个编纂、监视、分类与叙事的庞大机制，彻底标记出了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领地。但表象之下仍有缺口，即使在汉文的文本生产体系之内也是如此，而这种缺口在超越语言与文化世界之处更为明显。就如同经济与政治的整合一样，文化整合从来不能完全将领土内的无穷多样性，涵盖在单一的统一凝视之中。然而，想要包容多样性的野心、涵盖所有矛盾于一个天命的意识形态，强而有力定义了清代皇帝与继承他们的民族国家的统治正当性。在下一部分我将讨论满清的帝国野心对于建构近代中华民族的影响。

第十四章
书写征服的民族史

从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历史学者对于清朝边疆的看法，在共同的地缘政治观点下趋于合流。尽管对于王朝与政策是否健全有着不同的评价，他们都同意中国是在欧亚大陆东部的有力政治实体，其自主性对于全球安全非常重要。帝国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共享着许多秘密，特别是他们对清朝边疆未来的分析。

经世学者与帝国

魏源（一七九四至一八五六年）与龚自珍（一七九二至一八四一年）这两位经世学者，以十八世纪的帝国成就来支持他们强化国家防卫的主张。两人都使用历史来为边疆防卫所需的巨大成本辩护。他们将乾隆边疆征服事业追溯到汉朝与匈奴关系的系谱上，声称他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两千年来防卫西北边疆的难题。中国的边疆现在是稳定的，但帝国需要投资以便整合边疆与内地。就像皇帝的官方史学家一样，他们在这些史无前例的帝国胜利中看到天意的展现，但就像七十一，他们知道边疆之外还有广大的世界存在。尝试将十八世纪的计划带进十九世纪的国际地缘政治，这些经世学者界定了清朝在最后一百年继续控制其所征服民族的统治框架。

西方学者大多认为，龚自珍与魏源是提倡抵抗西方海权侵略，致力扩展中国对欧洲国家知识的人物。1然而孔复礼（Philip Kuhn）已于最近指出，西方学者基于“种族上自我中心”的原因，倾向扩大外国对于魏源等思想家的影响，忽略了他主要的关心焦点在于国内改革。2魏源与龚自珍改革主张的主要动力来自今文经学派，该学派把古典文本当作行动指南，而非仅是经验研究的古老对象。然而，我们不应该将这两人单独看作国内改革的提倡者，也不应该强调他们仅关心海防。作为以古典学问引导政治行动的提倡者，魏源与龚自珍都将国防安全问题与国内的政治改革紧密联结起来。国家安全同时意谓着边界防卫与国内秩序的维护。在他们的想法里，大陆与海洋安全的关切密切链接在一起。

当龚自珍在他的预言性文章里主张突厥斯坦应该设省，那年他才二十九岁。3他已考取举人，但却未能考上进士。并不令人惊讶的，当他的著作在一八二○年出版时，多数人忽略了这个尚无名气的学者的主张。但当他的著作，在一八二七年被重新收入《皇朝经世文编》这套由有影响力的官员贺长龄赞助、并由魏源编纂的书中出版时，他和他的著作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一八二六年张格尔的叛乱已经引发人们对突厥斯坦不安情势的关注，而且维持该地区驻军的成本也招致大量批评。龚自珍不只强力主张将这个地区整并到帝国之中的好处，并将此地的征服视为上天支持的长期帝国愿景的高峰。

然而，与乾隆皇帝不同，龚自珍并未把中国定位在文明领域的中心，而是在欧亚大陆的东方，有固定边界和有限领土的一块土地。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边界延伸到四“海”，因为清朝的大陆边界就代表其控制的最终界线，正如同其在东海与南海的海岸线一样。“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东、闽、粤版图尽处即是海比。”中国的统治者已经首先往东扩展，然后往南扩展，但借由支配蒙古，清朝已经使得西北变得更安全，不再那么遥远或者危险。“若非应天运而生，帝国能通于四海乎？即使用帑数千万，亦不可谓费。”龚自珍拒绝“浅见愚儒，下里鄙生”的想法，他们说支持征服事业不过是“耗中事边”（浪费内地的资源去支持边疆）。4

龚自珍也大力主张要把该地区与内地整合。所有西北与华北无地流离的人口都该被送到西边，给予二十年免税并资助其垦荒，而地方屯营应该授田给士兵作为私产。当地的旗人应该遣散，文官应该控制所有的土地和负责征税。这个地区应该系统性画分为府厅的行政建置，汉文地名应该取代本地的地名，而这些柏克、札萨克与其他边疆的权威应该改由一般的行政单位管辖。

龚自珍的激进提案扩大了现有行政趋势的规模，并主张快速推进到最后结果。清朝在十八世纪的政策就已经开始促进新领地的整合，并创造了一个混合民政与军政的行政结构。但满洲人统治者保持突厥斯坦与帝国其他地方分离，继续坚持该地区应该自己支付其行政成本。龚自珍反对自给自足的想法，主张新设省的贵州与其他贫穷的内地省分，都应该获得来自富裕省分的实质补助。但应该要小心控制贸易，避免腐败的“奢侈品”进入。嘉裕关的官员应该确保仅有谷物、布疋、茶等必需品能输出到边疆，且只有皮货跟西瓜能进口至内地。龚自珍认为汉人可以在这边重新展开新生活，同时不会被内地的社会冲突与商业诱惑所污染。甚至就连该地区流放的罪犯与其他来自内地的“奸民”，在该地都可以透过在自己的田地上辛勤劳动来重获自新。龚自珍的纯净处女地观点，还有来自帝国中心文化往外扩展到最尽头的想法，以道德与历史面回应了他的批评者。

魏源以较物质层面的理由支持他的同僚，强调米华健所谓的“防线前移的红利”（forward defense dividend）：把军队转移到边疆可以纾解军队在内地省分的花费。5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的文章中，同样赞扬了帝国各个方向的扩张，并仔细调查了所有在帝国控制下的民族。6内蒙古的蒙古人，加上土默特与归化的蒙古人，构成了总共五十一个旗。每旗都有自己的札萨克，共可分成二十五个部落。而外蒙古则形成了四个部落与八十一个旗，集体合称喀尔喀。最西边是准噶尔城镇，那里在战争后变成最大的垦殖地（魏源并没有提到准噶尔人被灭绝之事）。而在他们之外则是“西属国”，分成三路，包括哈萨克斯坦、布路特（吉尔吉斯斯坦）、安集延、爱乌罕（阿富汗）、温都斯坦（印度斯坦）等等。在魏源的广大眼光下，所有这些民族在某个意义上都“属”于帝国；只有俄罗斯不是属国。

魏源也必须对帝国领土控制导致内地资源浪费在边疆荒地的指责辩护。他引述过去游牧民族造成的不断破坏为例，证明边疆扩张所花费的成本完全合理，更进一步强调边疆地区可以纾解内地的人口压力。他大声曰：“天留未辟之鸿荒”，正是要让我们收容“盛世”所不断孳生的人口。7

因为魏源与龚自珍共享了一个信念，认为宇宙的力量指引了历史进程，西方分析家通常将他们视为十九世纪社会理论典型的单一线性发展的历史分析的先声。8但他们两人并不是从西方的案例推衍出这种进步主义观点，而是从他们所知道的清代扩张。十八世纪的扩张，似乎决定性证明了中国已经完成了其支配中央欧亚的历史使命。正如同在新世界与其他地方的帝国主义者，他们提倡以核心地区的移民来填满这些“处女地”，并更强化边疆与内地的链接，将其视为这个大型陆地国家的“昭昭天命”。物质利益只是强化对历史变迁的既有观点，取决于清代盛世衍生的国家自然边界的缺省。

魏源的《圣武记》以简明易懂的方式综合这些征服过程，完成了清代边疆征服的正当化论述。一七九四年出生的他，成长于一个战乱不停的年代，当时帝国正绝望地想要压制内乱与外国的侵略。如同他在前言所述，他是出生在一七九五年苗乱的前一年，在白莲教乱平定后获得他的生员头衔，在一八一四年林清在京城起事那年癸酉科选拔贡，而后在一八二二至一八二八年张格尔之乱期间考上举人。9在鸦片战争年间，他在两江总督府内担任幕友，目睹中国惨败于“海夷”的经过。在一八四二年他运用手边所及的“海量文献”，包括大量帝国征服史收集的材料、官方秘档、私人著作、口头信息，开创了清朝军事成就的全面性论述，足以垂范后世。此即是《圣武记》。一八四四年，他也完成另一部有关外国地理学的著作《海国图志》。这两部著作在一八五○年代的日本非常有影响力，当时日本正面临着外国武力开港通商的威胁。10

而在魏源之前，另有一位担任军机章京的汉人官员赵翼。他大半生在西南边疆任官，在突厥斯坦征伐期间与西北有很多书信往返，后并协助编纂《平定准噶尔方略》。他的《皇朝武功纪盛》一书在一七九二年出版，是乾隆时代帝国历史书写计划与魏源和其承继者们的私人论述著作之间的桥梁。他讨论了七次的帝国战事，包括在缅甸与台湾，那两次他亲身参与。赵翼跟魏源同样对军事史与帝国制度演变史感兴趣，他也写了重要文章分析军机处与翰林院的兴起。相对于称赞古代封建时期的地方主义的顾炎武，赵翼则把清代的经世之学与宋代“历史模拟”的传统链接起来，肯定军事扩张与中央集权的必要性。赵翼并非出于对国内动乱与外国侵略的忧虑而书写历史，但他的著作“强调环境与连续累加的制度变迁的重要性，而非往前追溯一个静态绝对的古代乌托邦”，可说为魏源的历史书写铺平了道路。11

魏源在《圣武记》的序言中引经据典，为他“战胜于庙堂”的激进提案提出长篇辩护，换句话说，边疆的安全防卫应该优先于在全世界传播文明文化，伦理普遍主义应该让位于国家民族的安全。然而魏源也强调“人才”优先于“财用”的重要。要保护安全，物质因素不能代替心理因素：

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扰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12

魏源显然接受帝国扩张下边疆的定界，他也像龚自珍一样致力于强化边界的控制。对他来说，国家的目标不是促进边界之外的文化，而是保证边界之内的顺服。在这里我们遭遇了分隔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古典价值规范的模煳界线。对魏源来说，要守护国内的安全，就需要动员帝国最好的人才主动“竞争”，就像战斗一样。

魏源主要利用清代征服的历史纪录，推演出他原始军事主义的意识形态，而非从他对于西方武力的知识。就如同林珍珠（Jane Leonard）所主张的，魏源对于外国的兴趣主要来自于他自己的古典地理学传统。13尽管外国的想法有许多贡献，但这个古典传统与官方史学已有足够的知识材料，支持魏源三项最醒目的提案：军事防卫、全球地理知识，以及国家事务的公共参与。

《圣武记》一书的组织是沿着清代的国家扩张展开。在开头两卷讲述清朝奠基与平定三藩之乱后，魏源接着探讨作为整个蒙古平定事业一部分的准噶尔征服。他以地理位置组织论述，从“内六”到“外四”个蒙古部落，其后则是库库淖尔、贺兰山厄鲁特，最后是康熙的准噶尔征服。后续章节则是帝国军队远征准噶尔、突厥斯坦、西藏、尼泊尔廓尔喀地区，然后进一步讨论俄罗斯、朝鲜、缅甸与越南等地区。他接着讨论了苗疆、金川与台湾的动乱，而后是有关白莲教之乱的广泛讨论。最后四章则是讨论军事后勤供应与其他议题。这个文本的讨论涵盖了清代主要战争征服事业，并论及了帝国的全部边界。

魏源以全面性的历史论述链接了军事征服、对外关系与内部改革，其著作成为一系列帝国努力建构对扩张战争的固定诠释的顶点。他对清代扩张的理解，已经成为后来同类著作无可置疑的基础，甚至他的错误也为后来的作者所延续。例如萧一山一九二三年的《清代通史》，就包含很多没有引注且逐字抄录自《圣武记》的段落。米华健已经指出魏源很多主张的片面之处，例如他刻意低估了占领新疆的军队数目。但那些观点仍被近代中国历史学者所接受。14

魏源对噶尔丹与俄罗斯关系的处理，则显示他的分析取径如何契合于近代民族主义史观。15他特别强调噶尔丹假称取得俄罗斯的支持，清朝将领如何担忧俄罗斯将插手的谣言，以及皇帝仍旧相信上天的支持。在魏源的想法里，皇帝“神灵奇异”，可以解决所有后勤的问题，包括从沙地引水，令荒地长草，使河冰融化，书里甚至归纳说噶尔丹自杀是出于自然征兆令其绝望：“每夕或数惊，所至处频逢怪异烈风淫雨随之，自知人畔天亡，旦夕必就俘，途仰药死时。”16魏源诉诸自然力量和神灵启示的说法，奠定了后来所有中国征服论述的基础。

地缘政治与皇帝崇拜

北京宫廷的耶稣会士是第一个论及清代征服的西方编年史家。耶稣会士张诚多次陪伴康熙皇帝前往西北远征，并写下很多作战的目击报导。17从耶稣会士的报告中，西方读者获得了这位活力旺盛的满洲统治者的贴身图像──军队的英勇、对学术研究的赞助、对科学的兴趣，还有耶稣会所期望的改宗基督教的高度可能性。另一位神父杜赫德一七三五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涵盖了帝制中国最多的领土，特别注意十七世纪帝国在西北的探险与征服。当时的法国人特别关注清朝与欧洲的国家形成与竞争之间的紧密模拟。另一位传教士冯秉正（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在一七○八年的著作《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中，第一个将康熙皇帝模拟为路易十四。冯秉正的书是第一本使用汉文或满文翻译材料的中国通史书，内容涵盖了整个帝制中国。前面章节主要参考（十三世纪朱熹开始撰写，明代续编）《资治通鉴纲目》的内容，但清代的部分则多半根据方略的征服历史。冯秉正将第十一卷的大部分篇幅用于书写噶尔丹的战事，将年轻皇帝的活力与勇气，对比于噶尔丹的“邪恶”性格。在西方与欧洲帝国荣耀观相互合流的时代，冯秉正的陈述密切反映了当时新兴清帝国对自身成就的观点。

到了十八世纪晚期，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看法从敬佩转为轻蔑。当时他们的主要接触地从北京转变为广州，而商业关系取代了知识辩论与技术交流。英国取代了法国变成支配性的帝国势力，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年间的七年战争与一七五七年克莱芙（Clive）上校在印度普拉西战役的幸运胜利，强化了他们的优势力量。中国作为病人的形象逐渐取代了年轻活力的早期印象。

尽管中华帝国变得更加庞大，英国的观察家却侦测到了虚弱的迹象。如同马戛尔尼伯爵在一七九三年出使后的评论：“中华帝国是一艘古老疯狂的大战船，有幸由一批批有才能与警觉的官员费心筹谋，让它过去一百五十年不至沉没。那庞大的躯壳虽然依旧威吓着左邻右舍，但只要一个无能的人碰巧在甲板掌舵，船只的秩序与安全迟早会告终。也许，她不会立即沉没；也许她还会像遇难船只继续漂些时日，但迟早会撞上海岸而支离破碎，但她永远不能从原来的基础上重建。”18马戛尔尼使用航海的术语重复了儒家的统治原则：国家的有序运作仰赖统治者的道德秉性。

马戛尔尼其中一项顾虑是衰落的中国对于欧亚地缘政治平衡的影响。马戛尔尼在前往中国之前已经花三年时间在俄罗斯，与俄罗斯签署了一份商业条约，并在回国时写了一份有关俄罗斯帝国的报告。在中国，他和松筠关系密切。后者是一名蒙古官员，曾经和俄罗斯在一七九二年间协商新的《恰克图条约》。

马戛尔尼预示了十九世纪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影响中国命运。他曾经想像假如英国占领澳门或者大屿山的话，俄罗斯的可能行动：“在这种混乱时刻，俄罗斯还会按兵不动吗？她会错过这个恢复阿尔巴津，还有重建她对阿穆尔河的控制力的机会吗？有着想要跨越欧那拉斯加（Onalaska）以东野心的凯瑟琳大帝，会忽略就在她门边触手可及的这些省分还有地方吗？”19马戛尔尼就像之后的魏源一样，看到中国的命运在大陆与海洋边疆上紧密相连。

十九世纪是帝国主义的高峰期，各国再度恢复对欧亚地区地缘政治的兴趣。一九○四年，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率先提出大型陆上强权控制欧亚大陆“世界岛”的战略想像。在麦金德下笔的十四年前，美国海军上校马汉（Admiral A. T. Mahan）则提出历史上的海权支配论。20马汉的世界地缘政治支持英国海军与崛起中的美国对于太平洋的控制，麦金德则把关心重点放在俄罗斯、德国与其他大陆强权。从稍后拉铁摩尔的理论著作，还有当代的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ński）等战略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察觉到麦金德的影响。21英国和俄罗斯的“大博弈”吸引了许多人关注：虚张声势的冒险家、外交部门的外交官、军官，以及帝国小说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22此时也有很多欧洲历史学者详细检视了中国统治者与蒙古对手之间为了控制中央欧亚的战争。

巴德利、霍渥斯（Henry Heyle Howorth）、加恩（Gaston Cahen）、古恒等人的作品，都把中国看作是宏大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角色。23古恒的著作题名《十七与十八世纪的中亚：卡尔梅克或满洲帝国？》，具体而微地反映了这样的研究取向。没有出现“中国”这个名字，因为中央欧亚才是焦点。两个竞争者分别是“卡尔梅克”（准噶尔）与“满洲人”，而不是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或任何符合现在民族定义的人。巴德利同样把俄罗斯、蒙古与中国放在相同立足点。虽然加恩的书名只有提到俄罗斯与中国，但实际上还包括了非常多准噶尔国与俄罗斯和中国互动的材料。他们横跨各民族边界的帝国观，显示这三个帝国的扩张是世界上的重要进程。

中国历史学者与多文化国家

在二十世纪，正当中国民族主义者尝试要唤醒民众回应帝国主义的威胁之时，历史心灵也开始封闭。二十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者面临日本、俄罗斯与西方列强的攻击，对维持“民族”统一至为关切。因为他们认为满洲人是异族，是汉族的落后统治者，他们贬低或几乎忽视了清朝领土扩张的独特特征。对他们来说，满人的专制阻碍了团结中华民族的力量，后者将会从下而上长成一个强大的民族。中国的领土范围可以追溯回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民族主义者们把帝国往外向中央欧亚的扩张看做中国文化与力量兴起的自然结果。他们并没有把中国领土扩张归功于满人，反而责怪满人弱化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他们有关征服历史的粗略讨论源于此一缺省，即清朝的扩张仅是早期中华王朝扩张计划的完美顶点，而非重新定义中华国家性质的断裂点。这是一种民族主义历史的目的论，暗示着清朝不过是完成了之前王朝的任务，涵盖所有“自然”归属于中国领土。然后这个空间为近代中国继承，并使其成为中国想像共同体的基础。近代的教科书强调清朝与之前王朝的连续性，潜在缺省是如此惊人的领土扩张并未造成太大的变化。

但就如同我已强调的，清朝的扩张并非延续过往朝代的线性成长，而是代表与明朝在战略目标与军事能力上的重大断裂。其统治菁英的不同性格，在动员内地中国资源上的成功，以及帝国的欧亚外交策略，才使得扩张成为可能。这个扩张对清朝的社会经济结构、行政制度与自我观念造成长久的影响。清朝皇帝与将军们相信他们已经达成史无前例的成就，他们透过重新书写征服历史的计划，成功将其成就与过去王朝的成就链接起来。为了创造与过去王朝的连续性，清人在某个程度上遮蔽了自身成就的激进意涵。而民族主义者则在清代官方史家的遗产上，创建了在今日仍为主流的中国历史观。

从中程观点来看，清代征服的终止埋下了导致清帝国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期崩溃的因子。从较长期的观点来说，这些征服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中国的领土与文化认同，留下现代民族国家重建的基础。我们已经看到统治者如何发展普遍王权的自我概念，在扩张过程中逐渐拥抱文化传统不同但又重叠的多元民族。从文化定义来说，清朝并没有一个单一绝对的转捩点，而是逐渐演化出对天赋使命的意识：将诸多（但非全部）的欧亚文化合并到单一凝视之下。

定义边界与消除对手，也意谓着对帝国正当性宣称的限制。尽管皇帝自夸要涵盖“普天之下”的所有边疆，但边疆作家如七十一则清楚知道并非如此。魏源利用七十一的著作获得很多横跨欧亚大陆的清朝对手们的知识。透过外国顾问测绘帝国领土范围的地图，清朝统治者已经隐约承认他们仅能占领部分地球表面的土地，一个可以用经纬度的普遍座标来测量的全球空间。从康熙的绘制地图到魏源对于边疆战争的讨论，帝国扩张的主题持续发展，成为新的民族意识建构的基础。我会在此简要回顾一下，瓜分当今大草原的三个民族国家有关征服的历史书写。

近代中国学者已经生产了有关中国西北地区的丰富书写。考量到西藏、蒙古与新疆合计仅占中华人民共和国今日人口的三．六％，但有关他们的人均学术出版量应该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最近有人整理出一九○○到一九八八年间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章索引，共表列出八千○三十一篇文章，另一个有关清朝本身的索引则表列出七千五百项书和文章。24不用说，我当然仅约略读过这个庞大文献的一小部分。

若不考虑政治体制的话，这些历史写作展现出令人瞩目的连续性。自一七六三年乾隆皇帝写《准噶尔全部纪略》以来，清朝、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们都采取类似的取径。汉人中心的民族主义取径凌驾于其他方法论──不管是考据学、民族主义或马列主义学派的取径。这种缺省“统一”的共同叙事线，将这些在不同政治环境下生产出来的作品链接起来。为什么在这个基本的主题上，会有这种难以解释的共识呢？

在大部分的语言里，“历史”都有两种意义：过去人们的真实生活经验，以及对过去的（书面或者口头）纪录。这两种意义环环相扣。我们在当下的经历、决定、意图与理想，都衍生自我们如何诠释自身过去的经验。同样的，现在的经验形塑了历史的诠释，不管是学术专着或者个人记忆。现在与过去会来来回回互相影响，仿佛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化作了循环。没有哪一方能够完全决定另一方，也没有一方能够单独存在。人们用来书写历史的字词，和所有的词语一样，其实都是空的容器，是可以不断填充新的意义的能指（signifier）。尽管字词的写法不等同于概念本身，字词旧有的意义也不会被完全取代。25历史学者继承此一书写惯习，在变动的条件下诠释清代征服的历史，延续并更新了那些长久的神话。我先前已经讨论过，征服的终点就是神话编织的起点。从这个终点，我们就开始了诠释循环（hermeneutical circle），从我们的世纪往回观照这个观点的起源。诠释的大循环没有终点，没人能下最终定论。新观点是否比旧观点更好，仅能交由读者决定。

俄罗斯、中国与现代蒙古学者在分析准噶尔败亡的历史意义时极度缺乏共识。中国文人将乾隆的胜利视为将“我们蒙古人”纳进中国的自然过程，他们把新疆视为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他们仅视准噶尔为叛乱者，否认蒙古人存在广泛的反清情绪，更忽略了在清朝之前，新疆从来不曾被中国王朝永久控制。俄罗斯文人称呼清朝是侵略性的扩张帝国，并试图在蒙古民族主义者对清朝封建国家的抵抗中寻找阶级斗争的迹象。我们或许可以主张俄罗斯学者比较像马克思主义者，而中国学者则比较像民族主义者，但俄罗斯学者也一样正当化他们的帝国扩张，只差没有宣称西伯利亚“永远属于”俄罗斯。当代的蒙古学者则强调蒙古民族从远古以来的本质统一，淡化了他们在实际上的分裂。

这些从现代往回投射的民族主义观点污染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因为那并不属于任何一方的“民族主义”斗争。那其实是国家构建的斗争，比起涉入其中的人民有何民族意识，统治者的军事与政治权力更为重要。各方势力有时会诉诸福斯支持，并且援用族群统一的象征，例如成吉思汗、中国皇帝，但决定结果的并非报纸、广播与群众动员等近代武器，而是军队、外交和经济压力。

现代意义上的“蒙古人”、“满洲人”、“中国人”、“维吾尔人”与“回人”民族，并未在这场斗争中一致参与同一边，也未表达出一致的观点。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要在一场不同背景的菁英联盟追求权力的斗争中，保有自己城镇、部落、家庭或个人的利益。为了要理解真正驱动清代扩张的复杂因素，我们必须深入洞察清代的多族群帝国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异。

如前所述，魏源立下了垂范后世中国历史学者的论述标准。26但两者仍有些歧异之处值得一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者的观点来说，魏源犯了两个严重“错误”。他们批评魏源带有“阶级偏见”，态度上倾向镇压人民起义。但更严重的是，他们发现魏源质疑中国边界的永久性。魏源认为《尼布楚条约》画定的中国边界领地，有很多是新进入版图的“不毛之地”，并注意到台湾“自古不属中国”。一九八四年北京版的《圣武记》于是坚持：“这些无疑是十分错误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27

魏源当然是对的，但清代扩张纳入新领土的想法违背了民族主义神话。民族主义者必须声称清代的边界是永久固定的，是由上天或者具有自然正当性的历史过程所赋予。乾隆皇帝若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神话多么成功地注入到现代中国人心中，他想必会含笑九泉。

戴逸的《简明清史》，是整个一九八○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性历史著作。28我们可以从他的章节名称，看出他看待中央欧亚的基调：“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一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割据势力统一漠北地区”、“沙俄对我国北部、西部地方的侵略与噶尔丹发动民族主义进行分裂叛乱”、“沙俄对准噶尔地区的侵略与准噶尔军民的抗俄斗争”。他的叙述完全摆在如何缔造统一，而非领土扩张。

总是使用“统一”而非“征服”，是中国历史学者必备的习惯。我们可以注意到戴逸的强烈反俄语汇。在戴逸的诠释里，准噶尔民众热爱他们的土地并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拒绝了归顺俄罗斯沙皇的诱惑。戴逸把这诠释成“我们蒙古同胞”对于俄罗斯侵略的抵抗。噶尔丹与他的喀尔喀人敌人们在一六七○年代都抵抗俄罗斯的进攻，但戴逸的真正英雄是哲布尊丹巴，因为他劝诱了喀尔喀人臣服康熙皇帝。戴逸最初称赞噶尔丹抵抗俄罗斯入侵，但当噶尔丹反清之后，他就强调是因为俄罗斯支持噶尔丹（尽管此说并没有什么证据支持）。“我们蒙古同胞”所保卫的这些领土，就是清帝国在一七六○年代之后征服的最大范围。戴逸把历史写成必然会一路发展并最终导向十八世纪中叶的清帝国边界。

近代中国学术界也对个人下道德判断，让人联想起古典时期历史书写的“臧否”传统。马汝珩一篇题为“阿睦尔撒纳的[反动]一生”的文章，诉说了最后一个挑战清代对大草原统治的蒙古台吉的故事。在马汝珩的观点里，阿睦尔撒纳具有“完全负面的历史意义”，因为他分裂了少数民族的统一。中国历史学者（例如说马汝珩）需要拒斥那些赞扬阿睦尔撒纳抵抗满清侵略的俄罗斯与蒙古历史学者。马汝珩缺省几乎所有准噶尔人都为了寻求和平而投降满清，只有阿睦尔撒纳因为个人追求权力的“野心”而叛变。29但就如我们所知，故事的全貌要复杂得多。阿睦尔撒纳原本请求的清朝支持，让他掌权对抗其对手们。但后来当清朝统治者削弱其统一蒙古的努力时，他反叛了。清朝皇帝拒绝了大臣们的谨慎建议，坚持对阿睦尔撒纳发动军事远征。清朝为了远征而对蒙古盟友征敛资源，导致了东蒙古人的反叛。尽管清朝军队很快就击败了阿睦尔撒纳，但军事冲突本身并不能简单归咎于他个人的权力欲望。

马汝珩与戴逸同样执着反俄主题。在两人的想法里，俄罗斯是无可置疑的扩张主义，目的是要利用阿睦尔撒纳控制准噶尔。这个诠释很明显是在隐射当代中俄冲突。马汝珩正确指出西伯利亚总督在一七五○年代曾经密切观察过准噶尔蒙古人，但他过度高估了俄罗斯人的主动性。俄罗斯主要仅是观望，并未直接介入准噶尔的事务。

马汝珩结论说：“阿睦尔撒纳的反叛不是一场军事反乱，而是在俄罗斯支持下的一场民族分裂叛乱。”他引述了毛泽东的经典陈述：“我国是面积广大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他接着说道：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乾隆对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平定，是清政府继康熙、雍正两朝之后进行的一场维护国家统一、抵制沙俄侵略的正义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有利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而且也符合于各族人民要求统一，反对分裂的共同愿望，因而它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是必然的。30

这种诠释清楚展示了民族主义史学的主要特色：对迈向统一的进步发展的信仰，以人民统一的标准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判断。他们坚定假设构成现代中华民族的多民族皆对帝国政权永远忠心不二。

苏联与蒙古历史学者对清代侵略的抨击

苏联与蒙古的历史学者共享很多的缺省，但他们对清朝的评价则完全相反。苏联学者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 1635-1758》（History of Zunghar Khante, 1635-1758）是当今西方语言中最为详细的分析性研究。尽管他无法阅读中文，但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俄罗斯档案资料。31他拒斥了中国与早期欧洲人的说法，不认为准噶尔是侵略其他蒙古人的征服者。他反而尝试证明西蒙古、东蒙古和藏传佛教基本上统一对抗扩张主义的满人国家。他指出康熙皇帝在一六七九年认可了准噶尔的博领克图汗称号，使得两人有一段短暂的蜜月期。但清朝的主要目标是避免西蒙古与东蒙古成立一个统一的大草原政权。噶尔丹对于东蒙古土谢图汗的攻击导致康熙决心毁灭准噶尔人，因为噶尔丹实质上打算创造一统的蒙古国家，而中国则决心要摧毁它。兹拉特金就像中国人一样，相信历史上有自然“民族统一”的深层力量，但他画定的边界不同。对他来说，统一的蒙古未能成功反抗满清国家的强制力以确立其所渴望的自主性。32

在独立蒙古国的历史学家，则以更强烈的方式来呼应这项说法。对蒙古与苏联历史学家来说，认为中国是一个包含蒙古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想法，是所谓的“毛主义的窜改历史”，是延续了二千年前帝制时期开始的中国中心主义。33他们将中国中心主义往回追溯到周朝的天命观，因为该观念把中国放在文明的中心，并认为北边的非汉民族与野兽无异。中国历史学者主张北方的游牧民族总是中国文化与民族领域的一部份，所以中国与他们的战争是对内部叛乱的镇压而非对外敌的战争。相对的，蒙古的历史学者则坚持中国与蒙古以长城为界，始终是地位相等且完全不同的政治、地理与文化单位。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因为继承了清代画定的边界范围，必须淡化长城界限的文化意义；反观蒙古历史学者为了保护其自主性，而过度强调长城的重要性。此事何其讽刺。

对蒙古人与苏联人来说，中国人一直是扩张主义者，使用多重策略想要渗透与支配游牧民族。他们认为阿睦尔撒纳与青衮杂卜的暴动是民族解放运动，而非“匪徒叛乱”，是涉及所有蒙古阶级与阶层的“民众起义”。那些犹豫不决的封建王公加入清朝，但贫困的牧民们则大部分联合起来一起战斗。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与民族主义历史相结合，封建阶级成了不可靠的民族代表，而“福斯”则变成最为热情的民族保卫者。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学者有关十九世纪中国与西方关系的讨论中发现类似论调，只不过把蒙古贵族换成堕落的满清统治菁英。

巴登（C. R. Bawden）反过来指出，对早期的人来说，丧失独立性并未像今天一样被视为悲剧：

对蒙古人而言，满洲征服意谓着，用现代词汇来说，他们独立性的终止，但可以合理地探问这是哪一种独立性，而且是否在十七世纪的情况下，这是一种真正的丧失吗？事实上，只有在相对晚近的时期，所有民族的独立才被认为是政治的“最高至善”（Summum bonum），而且应该说我们，还有当今蒙古的历史学者⋯⋯把丧失独立性本身视作邪恶，乃是将现代价值套用到他们无法完全适用的历史情境中。

他主张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并没有“蒙古民族的连带感⋯⋯忠诚是有限且个人性的”，而且蒙古人“缺乏共同体的感受”。34巴登的观点在我来看太过极端，但他的确指出了近代诠释如何夸大了二十世纪前蒙古人共同民族情感的程度。

帝国、国家（nations）与民族（peoples）

中国与苏联在一九六○年代的关系破裂，显然影响了他们对清朝历史的不同评价，但是两者的差异并不仅止于此。即使是改革开放与意识形态控制松绑的一九八○年代，历史学者还是重复类似主题。两边关于历史变迁的基本缺省，就马列主义者来说实在非常不唯物。相较于更深入关注基本的物质因素，他们更展现出对于“民族精神”（俄语 volkisch）的追求。尽管三方说法都援引阶级斗争，并主张民族主义“福斯”与堕落“菁英”的分野，但他们并未提供证据来证明生产模型的演变如何导致阶级意识的真正演化。在这个历史议题上，定义发展阶段的工作远远没有保卫民族统一免受外国侵略那么重要。直到一九八○年代，三个边界相邻的共产主义国家都致力于书写这个地区的历史，以便定义他们自己的民族领域范围，并与其他民族相互对抗。边界维护胜过了无产阶级的团结。

我们可以用四个词语来总结这个历史书写的特征：目的论、道德评价、自然边疆与本质化的认同。

一、目的论（teleology）。目的论会从现在的结果直接反推过去事件的因果关系。目的论不仅仅是“当代意识”（present-mindness）而已，因为历史学者本来就都会受到自身时代的关切影响。这种特别的当代意识认为现在的结果是“被决定的”，并追溯过去导向结果的过程，缺省了一个独立于个人行动的潜在历史进程，而这个进程最终走向民族国家构建。这其实是黑格尔主义对历史变迁的缺省，马克思主义只是其变种之一。目的论的主要缺陷是时代错置与过度决定论。举例而言，时代错置意谓着把“阶级意识”归诸到一个尚无资本主义（甚至连封建也算不上）生产模式的社会。决定论则意谓着缺省那些抵抗国家扩张的人必然会失败，从而忽略了形塑最终结果的多重偶然事件。

二、道德评价。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书写对道德评价的强烈关切。被定义为“叛乱分子”就意谓着道德上的恶，而历史学家喜欢强调这些人的个人缺陷。中国历史学者不愿承认准噶尔人具有正面意识形态，也不认为他们有什么连贯计划。另一个明显对比之处在于，过去中国对于汉人农民起义往往给予正面历史解释，例如过去被视为农民福斯革命先声的太平天国；而非汉民族的起义则被当作危害汉人与少数民族统一的“分裂主义者”。

三、自然边疆。领土边界被缺省为自然且预先决定的，而且非常接近于当代的国家边界。对中国人来说，俄罗斯的“侵略”就是侵犯了这些虚拟的边界，即便当年根本尚未协商出这些边界。对俄罗斯与蒙古人来说，清朝的“侵略”意谓着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边界的扩张。所有民族历史学者都诉诸“自然边界”的概念，正当化他们国家的领土控制。费夫贺（Lucien Febvre）大力反对这项观念，认为所有国家的边界都是特定时期的建构。35然而，有些国家的宣称可能比起其他国家更合理，因为他们有很多地理界定清楚的自然边界，例如山脉、河流与海洋。但这些宣称在中亚就比较可疑，因为那里并没有如此明显的界定因素。

四、本质化的认同。同样的，族群认同被认为是自然化且本质的，是固定不变的。民族主义历史学者尝试透过追诉名字来创建连续的系谱，例如缺省在元代的斡亦剌惕（Oirat），与明代的“卫拉特”与清代的“厄鲁特”是同一群人。但这些族群称谓很多是指涉很多不同民族的联盟，并非单一、固定的实体。

这四项特征都各自包含一部分真相：所有历史学者某种程度上都有当代意识，道德评价也是历史诠释里的重要成分；国家边界在十八世纪的确重要，且在蒙古人里面也有某种族群认同感。但若我们不加批判地使用这些缺省，把偶然的人类创造过程描述成一种普遍历史过程的必然结果，就容易产生严重误导。

相对于此，我们首先需要重新引入偶然性，并避免时代错置的问题。我们需要同理，尝试从行动者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件。他们对结果并不确定，甚至也并未预先固定目标，而是随着情境演变。对于不受个人行动影响与潜在的非个人历史过程的缺省，我们应当保持怀疑。

其次，我们应该采取较为客观的立场，给予所有行动者同样的重要性，避免预先作价值判断。我们必须尝试使用他们自己的话语，重构这些国家与行动者的利益与动机，而非将他们诠释成迈向民族国家的阶段性产物。

第三，我们应该把边界意识当作演化与建构的，而非自然固定的。国家边界的理念是在十八世纪中国才萌生出来的意识，这些领域界定的叙事构成后来民族主义历史的书写框架，但清帝国的边界并非一直就在“那里”等待被人发现。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个国家边界的政治与社会建构的任意性质。

第四，族群与部落的界定同样是偶然互动的历史产物，并非“自古以来”就存在。就像现在有关族群建构或者“被发明的传统”讨论那样，这些界定来自一个变动的文化脉络，群体为了追求以最有利方式定义自己而各自所采取的策略。

最后，我们需要更深入检视物质因素。能否取得食物、水源、动物、武器和商品，对于这些国家的存活甚是关键。这三个国家都用类似的方式竞相增加他们的“国家性”（stateness）。他们都面对自然环境的限制，影响了资源的生产用途；还有社会与政治环境的限制，也影响了第一级生产者提供资源给国家创建者的意愿。

今日，民族、国家与文明，只能持续界定自己不是什么。我们对自身、社会与国家认同的稳固性缺乏自信，因此会寻找（甚至发明）一些我们认为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就算我们不能肯定我们有何共通点，但至少可以肯定我们跟野蛮人、原始人、东方人、原教旨主义者、恐怖分子没有什么相似之处，那些人总之就是拜物化的他者（the fetishized Other）。傅柯（Michel Foucult）指出十八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定义理性的方式，就是就透过与其对立的疯狂。怀特（Hayden White）同样已经讨论过西欧人检视所谓文明的方式，就是透过创造野蛮人的形象来界定区隔──其先是一种中世纪未驯服的原始人形象，然后在浪漫主义下转变成所谓的“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我们甚至可以在近代社会理论看到这类技术。摩尔（Barrington Moore）主张，假如我们对怎样是最好的社会没有共识，或者对何种社会最能提供正义、自由与财富等正面价值莫衷一是，我们至少能够同意残忍、贫穷与不正义的起因为何。36

反面思考的力量可以是一种真诚的批判工具，用来检验现代文化未经检验的缺省。它也能是一种解构工具，用来显示西方帝国文化如何为了自身的帝国利益而在自身形象上创造出虚构的“东方”。37但我们很少把这种分析应用在现代西方社会以外。假如批判者仅把自己局限在透过显示西方价值根本上并非依赖于固定的共同核心，而是一系列相对且不断变化的对立观点来颠覆西方价值的优越性，那他们仍然暗示了“西方”具有某种特权的分析地位。为什么不用同样的视角来看亚洲呢？

最近对民族主义兴起的讨论共享了很多优点，但也存在相同的局限。如今，日益庞大的文献关注西欧与美洲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不同的分析对民族主义起源的时间与地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主要关注印刷文化对十九世纪拉丁美洲克里奥尔（Creole）菁英的影响；管礼雅（Liah Greenfeld）则关切十六世纪英格兰。而葛兰（Erich S. Gruen）甚至在罗马共和时期发现“民族认同”，罗马人借由对比希腊人（他们最敬佩又最不信任的民族）来定位自己的认同。他们采取将罗马人的祖先上溯到特洛伊人（而非希腊人）的传说，为了要“将罗马人纳入希腊传说的母体中，但又延展到更久远的古代，以便标志差异并投射不同的认同”。38

再一次，反面定义的运用证明了其十分有效。国家与其民族实际上就是透过反面来定义他们自身。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可以减损有关本质认同的谬误主张，因为这些主张扭曲了历史并导致不分青红皂白的敌意。但直到最近，这样的分析才开始被应用到亚洲，特别是应用到中国。杜磊（Dru Gladney）颇具启发地指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定义其实是情欲化的他者，为规训多数汉族而服务。傅利曼（Edward Friedman）指出，晚近一个稳定“汉人”认同的瓦解和对立地区定义的成长，其中心因素实为新的考古学解释与地方文化的高举。39

西北边疆在汉人认同的形成上具有何种地位？清朝又在此扮演了何种角色？现下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补足前述的分析洞见。清代西北征服的完成重构了“中国”与“汉人”的认同。十八世纪在中国不是民族主义的时代，但替十九世纪晚期中国民族定义设定了历史框架。这个框架包括边界的定义，汉人、满人、穆斯林、藏人固定的种族与系谱认同，以及控制多元民族的帝国计划如何将这些非汉民族收编为从属的他者。

研究清代帝国意识形态的学者，不该仅着眼于十八世纪已完全成形的意识形态。这些象征、文本、铭刻与宣言的结构，的确定义了帝国菁英、官僚与至少部分属民的行为与思想，但它其实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之间经历了重大演变。清代统治者在这一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与其对手竞争，后者也在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那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暂时产物。到了十八世纪末，清代统治者已能以沾沾自喜与完满的语调表达成功击败敌人的满意之情。然而，若少了这些野蛮的敌人，清代统治者将会发现自己对十九世纪的全新挑战束手无策。

第十五章
比较欧洲与亚洲的国家创建

清朝的征服决定性的改变了中华帝国、俄罗斯帝国与两者之间的中央欧亚民族的历史。我已经分析了清朝与准噶尔的冲突如何是一个竞争性的国家构建过程，两边都必须动员经济与军事资源，创建行政组织与发展征服和统治的意识形态。清朝并非是以一个业已创建完备的国家，面对着一群没有组织的“匪徒”。在十七世纪初期，满洲人建构了一个用以推动军事征服的国家机器，且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为止，扩张国家领土仍然是王朝统治者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拒绝满洲支配的蒙古人也在中央欧亚创造了一个越来越“类似国家”的国家机器统治，从松散的部落联盟趋向定居政权的结构。满洲与准噶尔人都创建了一座首都，都提倡农业垦殖与赞助贸易，都发展官僚程序并以其作为不断军事征伐的基础。战争喂养国家，而国家则供应战争所需的资源。满洲人在征服中国本部后，手上已经拥有比起准噶尔人更多的经济资源，而且他们也继承了运输网络，能够将人员、谷物与货币等关键资源在紧密的交换系统中链接起来。准噶尔人则必须在一个更为广大且未整合的空间中，收集更为分散的物资，这使得他们的国家创建计划更具挑战性，而且最终仅能短暂存续。

但令人惊讶地，准噶尔的确持续长时间抵抗清朝的毁灭力量。他们受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庇佑：机动性与距离。陆地运输的高昂成本导致满人无法有效扩大他们在长城以外的控制，除非他们获得蒙古人的联盟。清朝在雍正时期的很多计划都是致力于以经济诱因、外交和军事力量来赢取蒙古人的同盟。雍正在一七三一年的耻辱性败战，具体显示了中央欧亚的贫困与广大对于清朝势力扩展所加诸的严厉限制。

但雍正的内政改革强化了官僚效率，奠定了未来扩张的基础。军机处与秘密奏折让乾隆可以快速回应遥远西北领土上的经济与军事需求。清朝在整并青海后建置于甘肃的文官行政系统，铺平了乾隆后来统合控制新疆的道路。在克服弱点之后，帝国已准备好在十八世纪中叶展开反攻。尽管整个西北极度干旱，官员们仍动员粮食、马匹、兵员、民人、游牧民、青草、服装与武器，一举击溃了他们最终的敌人。这个在战争与外交运作的期间持续建构的后勤网络，奠定了清朝史无前例扩张的基础。

准噶尔这一方则拼命地想要聚集每一种可能的资源，来防卫他们的国家。他们利用了伊犁河谷的土地和突厥斯坦的绿洲，他们向西伯利亚部落征收贡品，直到俄罗斯把他们的势力赶出去。如同过去每一个游牧帝国，中央欧亚的贸易是准噶尔国家的关键资源。“布哈拉”商队贸易者链接了准噶尔与俄罗斯的领土以及南方的大都市。西藏与库库淖尔提供了谷物与牧地，还有藏传佛教教派的正当化意识形态。其他的资源则是广泛分散的，从额尔济斯河与鄂尔浑河和其他河的河谷，还有亚梅什湖、巴尔喀什湖的食盐与潜藏的金沙。想要把这些资源汇集到一起，就算对最伟大的统治者也造成庞大的压力，即使不考虑他还需要面对两个庞大定居帝国的恶意威胁。

说来凑巧，双方的确都曾出过有能力、有活力且积极的领导者。康熙、雍正与乾隆皇帝每一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有效协调征服所必需的多重组织。但他们面对的准噶尔对手也不遑多让：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策零，他们对清朝压力策画了大胆回应。最终结果并非光靠领导者的素质决定，但准噶尔的失败也不是双方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中国皇帝的作为大多已为人所知。顶着冒犯中国民族主义的危险，我也强调准噶尔领导人的远见还有决心，以便更多人听见他们的故事。

边疆征服的政治生态学

政治生态学允许我们观察清帝国在所有边疆的征服，并将满清的作为与中央欧亚其他国家相比较。这个政治生态学模型汇整了清代军事征服的四个重要层面：与游牧国家构建者的边疆关系、军事战略、后勤，以及与邻近帝国之间的协商。1在这四个层面上，清朝都是青出于蓝，更甚于蓝。

“边疆”这个词有两个彼此相反的意涵，一个是指多重文化互动的广泛区域，抑或一个隔开两个国家的线性边界，第一个主要是美国人的用法，第二个则主要是西欧人的用法（例如法语的 frontière），现代中国的边疆一词则结合了两种意涵。“边”指涉了边缘与边界地区，而“疆”（这个字由丈量土地的[弓]与区分田亩的田界[畺]组成）清楚地暗示领域的分隔。这两个观念在中国历史里渊源很深。清朝的计划是要透过军事控制、商业整合与邻近国家的外交协商，来消除模煳不清的边疆区域并代之以清楚界定的边界。

边疆关系。拉铁摩尔注意到草原游牧帝国“就像阴影一样追随”着中国的中央政权，而巴菲尔德已经进一步阐述了这个命题。2这个命题的说服力在于生态上的基础。在大草原的生活条件有利于破碎化，游牧者依赖他们的牲畜而活，而且随着牧草地而季节性移动。假如有足够的牧草地，一个未来的大草原领导人不可能轻易创建对其他部落领袖的支配权，因为后者很容易就可以逃开。所以部落的敌对者和破碎化是常见的。但偶尔会有大的联合草原帝国的成立，这如何可能？大帝国的成立需要个人的领袖魅力与物质基础，而对草原帝国来说这些物质资源来自大草原以外，主要来自中国，这个最富有的邻近定居文明。

随着中国王朝或兴或灭，草原帝国也或兴或灭。与一般中国人的观点相反，草原领袖几乎从未有征服中国的野心。草原领袖对于中国边疆所发动的攻击劫掠有他们自己的目的。中国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发展出有效的回应方式。大型军事征服只能获得短暂的成功，但长期就会失败。“朝贡体系”则充作制度性的保护费，中国人以丰富的丝绸、瓷器、珠宝与货币交易劣马，承担损失，来换得游牧民族承诺停止劫掠。

有两个情况会导致这个规律的过程瓦解：当大草原领袖对从属的汗丧失控制，或当中国王朝在朝代末期太过虚弱无法负担朝贡花费时。中国王朝的崩溃威胁了大草原帝国的稳定。这个关系解释了为何在公元七五五年的安禄山之乱爆发后，回鹘介入并维持了唐朝的存续。在此观点下，真的征服全中国的元朝反而是这个模式的大例外，而非常态。

而在如契丹辽（九○七至一一二四年）和女真金（一一一五至一二三四年）王朝等“另类满洲”（Manchurian alternative）时期，半游牧的领袖征服了部分的中国与部分的草原，他们创建了一种二元统治，对中国采取某种形式的行政与军事形态，对草原的追随者采用另一种。巴菲尔德也扩张了满洲模型来涵盖清朝。

我们可以如何紧密地使用巴菲尔德的边疆关系模型在清朝与准噶尔的关系呢？清朝确实是源自“满洲”的王朝，而且清统治者确实创建了二元行政体制，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上。他们同时使用八旗制度与汉人绿营军队来进行国内控制与边疆扩张。但清朝统治者并未如辽与金那样，仅限于控制华北平原，且他们从十八世纪中叶之后在蒙古大草原上并没有面临任何对手。就像巴菲尔德的分析架构里作为异例的元朝一样，清朝统治者的扩张远超过大草原边疆互动模型的边界。因此他与早期王朝之间也只有部分类似。

在边疆的商业关系，也仅有部分与早期经验类似。我们特别注意到准噶尔持续努力想要运用朝贡体系来增加国家的资源，他们要求准许更多的使节团来到北京，每次都多达两千人。一旦清朝官僚将准噶尔人视为威胁，就会严格限制朝贡使节团的数目。一方面，这些使节团带给准噶尔收益，就像早期游牧国家创建者那样；另一方面，清朝不必因军事衰弱而买通这些游牧劫掠者。除了十八世纪初期一小段时期，清廷持续向他的对手施压。贸易是军事扩张的有用辅助，而非不够格的替代品。

比起巴菲尔德，普里查克（Omeljan Pritsak）的研究更看重贸易者的自主活动在大草原新国家形成的重要性。他主张一个“国际贸易阶级”与游牧可萨人（Khazar）联盟之间的互动，在十世纪创造了基辅罗斯国家。然而，巴菲尔德倾向于仅检视游牧国家创建者与中国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很多商队贸易者在中国国家的控制之外。在我们的案例中，准噶尔相当努力运用中国朝贡体系以外的商业资源。他们与“布哈拉”商队贸易者创建联系，并企图与在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协商有利的贸易条件。我们的边疆国家形成的模型需要至少纳入四种个别的行动者：游牧国家创建者、商队贸易者、中国与俄罗斯两个国家，而非仅有两个行动者。

军事战略。面对来袭的中国军队，典型的游牧军事回应就如同毛泽东一样：打不过就跑。不像中国军队需要依赖农业垦殖地的军需供应，游牧民可以直接逃跑直到中国人的补给线拖得太长为止，然后他们再回过头来伏击他们。这个做法导致了无数中国军队的失败。汉武帝为了获得费尔干纳的“汗血宝马”而发动的中亚远征，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的确获得他要的马，但只有两成军队生还。军事损失的主要原因就是后勤供应不足，而非战斗死伤。3

为了消灭游牧军队，清朝的将领必须阻断他们的逃亡路线。他们派了三支不同的军队包抄噶尔丹，希望能够从后方困住噶尔丹的军队，同时主力军队从前方攻击。这个战略源自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人，需要大量军队之间长距离的困难协调。4它成功了，勉强算是。

后勤。大规模的后勤准备是能够如此动员的关键。中国人无法长时间供应战场上的部队，替大草原征服设下根本障碍。从汉朝开始一直到十七世纪结束，没有哪一个从中国核心发动的主要军事力量可以在大草原上待上超过九十天的时间。康熙第一次远征噶尔丹的时候持续了大约六十天，第二次持续了超过九十九天，第三次则花费超过九十一天。每一次他都因为后勤限制必须将军队调头。直到他们能够克服这个后勤限制，中国的统治者才能以军事手段永远消除游牧民族的自主性。清朝只有到十八世纪中期才跨越这道门槛，在大草原上创建一条军事弹药与辎重的供应线。

这些供应线的资源若非来自于臣服的游牧民，就是来自西北的中国农民，但这两个贫困群体可以供应的资源数量毕竟有限。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前，日益增加的马匹、羊与劳动需求导致了青磙杂卜的叛乱。对西北农民的军事需求则在饥荒与干旱之外加重农民的苦难。只有到十八世纪出现整体上的经济商业化，才让清代的官僚得以在西北市场上购买大量的物资并运送到新疆。尽管米价在甘肃是三倍高，但遍布帝国的常平仓体系（清代中期的一个重要发明）能够有效救济受灾饥荒的民众以防止社会动乱。

外交关系。假如准噶尔有无限的空间可以退避的话，那清朝所有的努力都将失败。但事实并非如此，中俄条约限制了他们的可移动范围。两个帝国同意设定边界，并归还穿越边界的难民，阻碍了准噶尔可以雇用的移民、逃难者或者弃民，并且防止他们撤退到清军的兵力范围之外。因此，尽管《尼布楚条约》与《恰克图条约》通常仅被看作中俄关系的一个插曲，但却使得大草原的封闭成为可能。俄罗斯帝国在西伯利亚的存在，使得清朝与大草原的关系非常不同于之前的任何时期。

总之，这个清朝扩张的模型结合了边疆关系、军事战略、后勤与外交关系，以便解释为何只有在十八世纪期间，来自北京的统治王朝能够消除他的草原对手，并创造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民族主义者的历史认为清朝是早期帝国计划不可阻挡的必然顶点，而这个观点则强调边疆征服的不可预期性。清朝皇帝、将领与官员们知之甚详，他们正在冒险进入政治、军事上全新的未知领域。他们只在后来才重新诠释所有事件已经预先注定。当我们将清代征服放置在中国与世界史的脉络之前，我们需要重新领会这个前所未见的大业支持者，当时所曾面对的不确定性。

我下面将接着评论两种比较历史传统：一是主要依赖西欧经验的政治理论，二是游牧国家形成的理论。通常这些理论完全不考虑对方所关注的问题。前者仅关注一五○○年以来的欧洲以及后来现代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后者则主要处理前近代时期中东与中央欧亚的问题。然而，满清与准噶尔的冲突同时包含了这两种理论要素。在此我只概略摘要这些理论的观点，并建议可以如何运用它们。

欧洲、中国与内亚模型

或许第一种传统中最为常见的取径，就是认为国家创建这回事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冲击之前，与大部分的亚洲国家都没有关联。就像民族形成一样，亚洲的国家创建被认为是一个衍生性的现象，主要由“对西方的回应”所驱动。理论家倾向把中国、印度与鄂图曼都视为“农业帝国”，是不同于欧洲“国家”的不同范畴。然而，区隔“帝国”与“国家”的理由似乎缺乏说服力。

两者在规模上似乎有明显的差异。清朝面积最大的时候，总计控制了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比乌拉山以西的整个欧洲还大。清朝一八○○年的总人口大约三亿人，几乎等于欧洲的全部。除了俄罗斯外，也没有哪一个欧洲国家的大小能趋近其十分之一。但这个区别仅着眼最后的结果，而非满清的国家形成过程。从大约一六一六到一七六○年间，清帝国在其创建后的一个半世纪间，就从几千人的部落人群扩展到数亿人的庞大帝国。欧洲国家在十六到十八世纪也快速扩展，不仅是瑞典、普鲁士、莫斯科等往大陆扩张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格兰与法国等向海外扩展的国家也是如此。假如我们把扩张本身当作共通要素而且不考虑最终大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可供比较的要素。例如统治者在扩张领土范围时都会面临的类似问题：如何赢得同盟、如何动员资源，以及如何防备敌人。扩张速度与方向较不重要。与普鲁士和莫斯科相比，英格兰与法国在陆地上的发展都比较缓慢，但两者仍然共享了一些特征。

另一种政治取径，受到后来民族主义历史书写的强烈影响，缺省西欧国家比东欧或非西方世界统合了较为“同质”的人口。但最近很多历史学者已经发现，在法国与英格兰的民族同质性系属人为，而非天生。5多元宗教、经济与社会传统仍然存续在现代民族国家内部。近来对欧洲民族国家内部具有独特特征地区的重新论断，揭露了国家与民族构建中根深柢固的多样性。6在这方面，欧洲国家与民族创建也跟帝国更为类似。我们无法如此肯定在摇摇欲坠的帝国与精实有效的近代早期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区隔。欧洲国家在外表下有着很多拼拼贴贴的异质性，而帝国则比我们过去所想的更为同质一些。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和兰德斯（David Landes）作了相反的论断：欧洲国家的多样性比亚洲更高。对兰德斯来说，欧洲国家由于地理上较为破碎，因此允许更大的知识、商业与技术创造可能，因为企业与异议团体可以逃到敌对君主境内来躲避压迫。7霍布斯邦则主张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源自于十九世纪欧洲的同质化，由将民众整合在（具有共同语言与历史传统的）政治共同体的需求所驱动。欧洲的巨大冲突正是此份多样性的产物，当不同语言、宗教和文化的民族成为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邻居时，就创造了难以解决的紧张关系。与此相对，“中国、韩国与日本⋯⋯实际上是由几乎或完全同质的族群人口所组成的国家，这在历史上极端罕见”。在他们的观点中，这些亚洲国家之所以能够较无困难接受民族主义，是因为它们比欧洲拥有较为同质性的人口，且继承了长久以来的官僚国家结构。8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史家与资本主义赞颂者同样都泄漏了他们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我们在亚洲内部显然也可以发现与欧洲一样的多样性，而且这些东亚国家从前近代到近代民族国家的过渡并不容易。日本、韩国、汉人中国，每一个都包含很多彼此冲突的社会与文化成分。中国的西北边疆则用最显著、最暴力的方式展现了这种冲突，使其成为我们诊断其他地区类似冲突的有用个案。就此来说，亚洲帝国与王国并没有与欧洲极端不同。

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明白区隔了帝国与互动欧洲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9他主张扩张中的欧洲世界体系在十八世纪期间，将四个过去彼此无关的地区从“外部竞争场”（external arenas）拉进其轨道之中：俄罗斯、鄂图曼帝国、印度、西非。10这个在十八世纪的边缘地区涵纳过程，华勒斯坦主张后来进一步体现在欧洲十九世纪对中国的冲击之上。

霍布斯邦、华勒斯坦、兰德斯都在欧洲的破碎性中，发现导致其征服世界的动力来源。不像民族主义者，他们强调在欧洲国家彼此之间的互动，而非单一国家的独特特性。但他们将这个动力局限在欧洲，其他地区不是在这个世界体系之外，就是属于“古代帝国”这个类别。

很多学者已经争论过这些有关欧洲国家体系特殊性的主张。其他世界体系的理论家，例如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u-Lughod）或弗兰克，皆主张长久以来只有一个涵盖大部分欧亚大陆地区的全球经济，而不是一个独特的欧洲结构逐渐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11他们发现华勒斯坦的“外部竞争场”与“边缘”（periphery）只不过是人为区分。阿布—卢格霍德与弗兰克两人主张的差别在于泛欧亚世界体系出现的时间，前者主张发生在十三世纪蒙古征服之后，后者则主张从远古时代就存在，但他们都同意欧洲并没有特别的经济特征。欧洲是一个迟来且突然的新参与者，加入陆路海道纵横数世纪的交易网络之内。

这些辩论的焦点，在于国家单位如何与较大的体系互动。对华勒斯坦来说唯一重要的冲击是来自对外贸易，且只有当进出口贸易决定性地改变了生产关系与国家结构，这一个国家才能算做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在十八世纪之前，欧亚大陆东部被认为是在欧洲世界体系以外，因为其主要只有贸易奢侈品，并没有导致制度与农业生产模式的结构重组。与此相对，“只有一个世界体系”阵营的学者则坚持，在欧洲扩张以前的“朝贡贸易”关系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与政治互动模式，的确链接了几个主要文明并对其内部结构产生影响。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帝国的兴衰取决于货物流动，因为这影响他们是否能够压制国内与国外敌人。假如军事与国家权力不是直接来自于贸易，而是有其独立的发展动力，甚至军事结构受到主要国家之间互动的强烈影响，那么华勒斯坦排除欧亚大陆的东部帝国，就仅是对何者能驱动历史变迁采取太过狭隘的特定观点。

华勒斯坦也没有探讨为何“外部”国家容许欧洲人进入。他认为亚洲国家的衰弱是其参与外贸的自然结果，然而同时他又承认控制“贸易港口”的商业收益将能够强化中央集权。这正是清朝从广东的海关收益所达成的，收入直接归入内务府。假如贸易本身并未弱化中央权力，那么必然有某些其他因素在作用。

我站在那些认为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之前，清帝国与欧洲国家体系没有强烈对比的学者那一边。只要清代统治者面对强敌，他们就必须创建结构来支持实质且广泛的军事征战。这些战争动员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军事层面：它也改变了财政系统、商业网络、通讯技术、地方农业社会。需要运送大量军需后勤到中央欧亚，不断对地方社会造成压力，特别是在西北与华北，甚至连华南省分也间接被运送到大运河漕运的粮食所影响。不论是军用还是民间的粮食供应，都变成清代的核心关切，因为那是维护人民福祉的关键要素，同时也是国家从人民汲取剩余以用于国防安全的关键所在。早期的清帝国因此并非孤立、稳定且统一的“东方帝国”，而是一个结构仍在演进中的国家，致力于为了扩张战争进行动员。

但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后，这个动力变了。如今已没有具自主性的军事对手不在帝国的控制之内，每个有潜在威胁的地区都已经“入版图”，接受行政与军事监督。当然这个地图既神话，又真实。例如哈萨克斯坦人是不受清朝控制的自主部落，但他们被当作忠实的“藩属国”，相当不同于敌对的准噶尔。与实际变化的事实一样重要的，是改变中的词汇。借由定义谁被包含其中，谁被排除在外，还有删除那些已经被消灭的，清朝的历史学家努力稳固帝国疆域。清帝国那个自满与自视甚高的形象，只能小心地套用于十八世纪晚期。而在那之前，清帝国并未与欧洲分流。

总归而言，那些主张欧洲国家体系具有独有特征的模型或说法（多元主义、竞争、特殊核心—边陲结构等），实际上是对西欧与其他欧亚世界采取过度简化的对比。他们忽略了欧亚大陆东部在一七五○年之前都具有许多可模拟的特征，而且无法正确评估在整个大陆上的商业交易与军事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

查尔斯．堤利（Charles Tilly）有关公元九○○至一九○○年欧洲国家体系形成的模型，提供了欧亚国家构建有用的比较洞察。不像很多世界体系理论家，他聚焦在国际战争几乎不断的环境下产生资本积累与强制力集中的双重动力。提利区分了三种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路径。走“资本密集”路径的，主要有城市共和国威尼斯、热那亚与荷兰共和国等，“统治者主要依赖与资本家约定⋯⋯租借或者购买军事武力，然后以不建构大型永久国家结构的方式来参与战争”。采用“强制密集”路径者，“统治者从自己的人民与被征服者中压榨战争所需资源，并借此创建起榨取的大型结构”，布兰登堡—普鲁士与莫斯科—俄罗斯是体现这种发展策略的最好例子。而在两者之间的则是英格兰与法国，他们的“资本化强制”路径模型同时涉及了资本化与强制力的发展，“资本的拥有者与强制力以相对平等的方式互动”。12

堤利以强制力与资本力量相对集中化程度来分析国家形成的观点，如他自己所承认的，相当类似于施坚雅有关中华帝国内部的行政与商业资源分布的讨论。欧洲国家的形成与中华帝国的形成两者间可以被分别描绘为“以贸易与制造业为基础的，各个地方层级由下而上的建构”与“由上而下施加的政治控制”之间的互动，或者被描绘成资本与强制力的空间逻辑。13与世界体系理论家不同，提利分配给国家本身很大的自主性。国家利益是同时受到贸易流动与无政府的国际环境造成的安全需求所形塑。

然而，堤利忽略了边疆地区的细微差异。例如他将俄罗斯视为一个完全强制性的国家，在一个有着广大陆上资源的地区扩张，但仅有很少的集中化资本。在这种观点下，俄罗斯沙皇不会有太多财富可以提供给追随者，结果事实正好相反：沙皇给予他们土地。14这个观点过度小看了商业财富在俄罗斯国家创建中扮演的角色。在蒙古统治下，俄罗斯王公不断旅行到汗王的都城萨莱（Sarai）进行朝贡贸易，那也是提供他们与拜占庭帝国财富的有用链接。俄罗斯商人在十七世纪与沙皇合作，获得有价值的特权，后者依赖他们获得重要商品。15莫斯科将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特别委任给重要的商人家族开发，例如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军事与官僚权力仍然具支配性，但有大量商业成分的协助──这点在帝国边缘特别明显可见。

这些考量显示中国可以多么符合提利的分析模型。他似乎一度把中国放在“系统之外”，当作“帝国”而与欧洲的“民族国家”区隔开来。然而，提利也承认战争在中国帝国建构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帝国对商业资源的依赖。他著作的“主旨”在于强调都市层级与市场体系的同步演化，以及在强制与榨取这两种社会中建构国家机器。16

假如此一过程是足够类似而且可以比较的，那么哪一种发展路径最适用于解释中国呢？乍看之下，似乎会认为强制密集模型可以同时含括中国与俄罗斯。因为商人与帝国官僚的立足点并不对等：官僚体系在正式承认的权力上显然拥有优势。当帝国稳定统一时，它的规模将远远超越任何个别商人的财富。

然而在官僚统一性的正统面具下有着惊人多样的广土众民，其社会形态与生态条件就如同欧洲一样多样。施坚雅的模型显示了这个标准化的官僚结构，如何对商业与农业资源的大规模集中化做出调适。中国在商业、强制力与重分配制度的相对比重，也随地区而有系统性差异。我已经描述过帝国统治在西北面对的问题，在于如何分配有限资源到这个收成不佳与易攻难守的地区。一般来说，西北的强制力最为集中，而南部与东南沿海则有最为有力的商业阶级。由“常平仓”体系所代表的重分配资源是伴随军事单位而建置的，人均储备量最高的常平仓集中在商业化较低的边缘地区。17

假如强制力不足以描绘俄罗斯或中国的全貌，那么提利的区分模型就会从三个整并成两个：像意大利城邦与荷兰那样极端的“资本密集”模型，以及其他欧亚国家的混合式“资本化强制”模型。

即便是中国西北，也并不完全缺乏商业资源。其贸易体系链接了中国内地与中央欧亚，有一些通路将内地的谷物运来，并将纺织品从甘肃走廊运到丝路沿线。某些贸易链接在清代扩张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但清代却也终止了其他链接。清朝大力鼓吹商人与官粮从华北到陕西与陕西到甘肃的运输，创建起与最贫穷地区间的大规模谷物流动；清朝也提倡货币流通与增加铜币供应，产生出更大的地方市场交易。在这里强制力与资本相互支持，但强制力领头。军事单位是主要考量，但皇帝与其官员们皆承认不能准许军事活动对人民造成过度负担。

只要边疆继续扩张，强制力与商业代表们就能团结在共同目标之下。然而扩张的终止，导致其他的紧张关系浮上台面，并使每一个帝国地区都面临不同形态的社会冲突。例如，王国斌描述了湖南粮食暴动的爆发是市场关系延伸到新地区的结果，就像是近代早期的法国。这些阻碍谷物流动的暴动代表地方消费者的抗议，通常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因为他们希望保护自己的农产品，免受商人或更高层级官员的要求。18就我所知，甘肃相对来说从未有过粮食暴动，尽管对当地谷物储备的外来需求极高。这可能是因为甘肃仍能积极动员谷仓储备的结果，就像在一七五六至一七六○年的饥荒期间所见的一样，成功阻止了抵抗。同样可能的原因，则是该省分驻守的重兵能够提供实质的压制力所致。

甘肃仍然有它自己消极抵制帝国目标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例子：一七八一年的赈灾丑闻，还有一七八○至一八二○年的穆斯林叛乱。前者代表省级官员与外来商人反对地方农业生产者与都市消费者；后者则是来自于不同穆斯林派系与汉人住民之间的冲突，扩大成对汉人移民与清朝统治的抗议暴动。19这些是可见于边疆地区抵抗国家权威的特殊方式。前者代表资本对于官僚控制的胜利，后者表明了地方暴力对于中央强制力的抵抗爆发。中国边疆的封闭化让这些矛盾冲动在十八世纪末日益扩大。

尽管提利的模型并没有以中国或边疆作为分析焦点，但仍然有助于定位我们在清朝扩张期间军事与商业力量互动的讨论。军事是首要考量，但不是定义帝国身分的唯一因素。

王国斌也在清代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经济结构之间，发现更多共同特征。但对他来说，帝国政权最主要的关切在于充分喂养人民。这来自具有儒家根源的特殊伦理传统，从孟子开始便鼓励统治者行仁义以保障人民福祉。这种态度实务上导致了“藏富于民”的概念，包括同时降低税率与发展整个帝国的常平仓体系，后者贩售谷物平稳粮价并提供赈灾救济。20

大体来说，我同意王国斌对于清代帝国结构的描绘，但我对帝国的内在动机有不同看法。在王国斌提到谷物供应时，他笔下的这个中国帝国的意识形态，从古典、前帝国时期一直到整个十九世纪都维持不变。当然一个王朝与另一个之间必然有相当的连续性，就像古典文本也可充作后续所有讨论的参照点，但粮食供应的意识形态其实会随着时间演变。而这再一次显示军事考量的重要性与伦理考量同样重要。

公元前八十一年（编按：汉昭帝时）一场在西北边疆的防卫危机，引发了有关国家专卖与谷物价格平准的讨论，此即所谓盐铁论。辩论双方都声称，只有自己的政策方能增加福祉与安全。强硬派或经世兵法家，主张国家专卖与谷物贩卖能增加财政收益；而“温和派”的儒家则主张重税负担导致农民成为对帝国政府不满的困顿兵士。这是孟子与兵法家之间的辩论。21而王安石在一○六九至一○七六年间引发的粮食政策辩论，则源于宋朝无法抵挡来自辽国的进攻，可见谷物供应的辩论实与防卫需求密切相关。

总之，注意孟子对人民福祉的关切与清代所创建的广大粮仓体系的关联有其意义，但不应过于简化。此外，我们无法仅根据家父长对于子民福祉的关切，来解释帝国体系的长时期存续。精明实际的现实主义同样重要，即承认国内镇压与对外作战之军事力量是国家的基础。王国斌与其他人的论点类似，同样强调中国的反军事倾向以对比西方侵略。但帝国统治仰赖福祉与战争，两者相互需要。这两者的平衡会随着时间变化，但不会有任何一方消失。帝制中国的安全需求，再一次说，并未与那些欧洲国家有着极端不同。

相对于挑选出欧洲有但中国没有的特色，我们更应该思考两者之间的主次议题。人民粮食供应与军事供需在国家政策上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就像有好几个音乐主题的交响乐，不同主题依序成为前景。有时相互补足，有时某一个得让位给另一个。在一七五六至一七六○的赈灾活动中，清朝官员们挣扎地调合两者，使用人民粮食来供应军人需求，并利用军事运输来赈济平民。

维持粮食供应，既是为了保持人口的健康，也是为了支应边区的军队。为了让这个政策能够有效运作，需要整个朝廷通力合作来动员几乎整个帝国的资源。在较不幸的时期，粮食不断地从民间移拨到军事用途上，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的多数时期。但有时候平衡也会转向另一方：雍正皇帝便刻意减少军队集中在边疆，以便为当地农民节省资源。也许他做过头了，让他在蒙古的驻军挨饿以至于吃败仗。粮食供应就像钟摆，在军事用途与民间用途之间摆荡；它也像交响乐，在和谐与不和谐之间切换。这样的意象让清朝的政策更类似于欧洲国家，也让我们对粮食政策如何运作更丰富的看法。边疆观点丰富了我们的理解，理解帝国究竟是如何维持其核心人口。

游牧帝国的理论

所有来自定居文明的学者，不论是中东、欧洲与中国，都尝试想要解释中央欧亚游牧帝国的反复兴衰。第一把交椅也许要算是伊本．赫勒敦。这位阿拉伯学者的“阿萨比亚”（即“团结意识”）概念，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分析中东帝国的基础。中国在公元前一○四五年首次被来自西方的周朝征服后所创造的“王朝循环”理论，并未直接关注游牧帝国的发展动力，而是将游牧民族征服中国当作王朝衰弱的象征要素之一。诸如拉铁摩尔等现代社会科学家与历史学家，也特别强调游牧边疆在中国王朝经验的角色。22

我们可以大致按照两个轴线来分类这些理论（参见表15）。一种区分方式是根据游牧民族发动攻击的原因，区分出内部与外部因素的相对比重。狄宇宙已经机智地将其分成“贫穷的游牧民”与“贪婪的游牧民”两种类型。贫穷的游牧民族发动劫掠，是因为他们无法从草原获得自身迫切所需的重要资源；而贪婪的游牧民族发动劫掠，则是因为永不满足的贪欲。23

“外在论者”强调外来压力的影响，特别是侵略与贸易。他们主张草原本身的资源太过贫瘠与分散，无法支持有野心的统治者聚集追随者或创建军队。他必须劫掠邻近最繁荣的定居文明或与之贸易，才能集中资源。拉铁摩尔、巴菲尔德与卡扎诺夫（A. M. Khazanov）等人最为广泛地发展了这些洞见。24

“内在论者”则倾向关注游牧联盟内部的动力，无论是心理、经济或生态因素。讽刺的是，对游牧社会最缺乏认识的分析者，似乎最大力主张内在动力说。例如最流行的“干燥”理论。此论由二十世纪初期的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所提倡，主张游牧民族的入侵，是直接源于气候变化导致牧草地稀少。比较原始的心理论证通常来自中国官僚，他们直接主张所有游牧民族都是残暴贪婪且无法控制自身欲望，这解释了他们对于无辜中国农民的不断劫掠，也证成了中国何以需要积极的军事征服来保护自身安全。然而，赫勒敦的“团结意识”模型则是源于对部落动力比较敏锐的理解。它从本质上将帝国兴衰化约为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变动：激发战士与统治者投身于某种道德使命的社区连带感。现代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诉诸内在动力上与时俱进，以阶级冲突作为游牧民族社会的驱动因素（通常跟生态因素结合）。25

我同意狄宇宙的说法，也就是纯粹内在因素与纯粹外在因素都无法充分解释这个议题。26尽管很多游牧民族缺乏定居社会的生产资源，但创造大帝国并非获取资源的唯一方式。比起劫掠，贸易通常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方式，而且游牧民族确实有马匹与羊群等重要的商品可以提供给定居的民族。狄宇宙与卡札诺夫进一步指出，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结合部分的农业耕种与畜牧放养。不同于拉铁摩尔主张“纯粹的游牧民就是贫困的游牧民”，大部分游牧民族其实并非完全依赖放牧维生。一个部落会变成联盟、帝国或邻近民族的附庸，主要还是仰赖个人领导力与外在关系。

第二个分析轴线是区分结构与历史论观点。结构分析者倾向于寻找一再重复的相同过程。依据此种观点，游牧民族被视为自然与心理学的静态囚徒，隐约相对于比较“进步的”定居文明。这些模型很少考虑到技术变迁、商业链接与人口迁徙的问题，而仅把所有游牧民都视为走在相同的轨道上。比较历史取径的观点，则承认不同时期间的显著差异。从匈奴到突厥，再从突厥到蒙古人以降，战争技术经过剧烈的变化。例如马镫与复合弓的引进，剧烈扩展了游牧武力的打击力量。枪炮武器尽管不是决定性的，也改变了大草原战争的性质。内亚语文学传统强调语言与族群变迁的意义，研究者的历史论倾向也比较强。比起更为广泛的国家形成过程，他们更有兴趣追究部落名称发生特殊变化的细节。27

狄宇宙有关草原帝国形成阶段的模型，则结合了历史论与外在论取向，并注意到内在取向的过程。28在狄宇宙的模型中，草原上的暴力冲突危机，产生出国家形成之前的普遍军事化。接着一名领导者会在战争中取胜，自命为可汗，援引神圣授权的意识形态来获得正当性。然后他会创造中央化的政府结构，以自己的氏族为顶点。为了要支持这一新兴行政结构与追随者，就需要增加收入。只有到那个时候，他才会攻击定居社会以便获取这些额外的资源。游牧帝国获得资源的方式有四种，每种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国家形成阶段：朝贡、贸易伙伴、游牧与定居地区的二元行政，以及固定征税。朝贡主要用于公元前二○九年到公元五五一年，主要使用者是匈奴及其继承者；贸易主要用于五五一至九○七年，在突厥人、可萨人、回纥人、吐蕃人与中国唐帝国的关系中可以得见。二元行政在公元一○○○年到一二○○年间的东北的辽、金帝国，以及早期蒙古人和党项人都可以明显见到。而固定征税则开始于忽必烈的蒙古帝国，并扩散到帖木儿汗国、鄂图曼人和满洲人。狄宇宙的历史论与外在论分析，相当符合我分析准噶尔人兴起的方式。

尽管衰落可能像成长一样有相同的原因，但游牧势力衰落的解释则一般追随内在论与结构论者的模型。最常用于解释游牧势力在十六世纪之后衰落的论证有二，主要诉诸技术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很多人主张枪炮武器的扩散导致骑兵落伍，所以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不再是欧亚大陆无可抵御的霸主。同样的，世界史学者从汤恩比（Arnold Toynbee）到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都声称：从陆路到海路贸易的转变切断了他们的商业资源，导致中央欧亚国家的崩解。

这两种论证都源远流长，但他们的缺省都颇有问题。他们忽略了国家权力在移转资源为政治所用的角色，反而直接根据技术与经济变迁来推论政治的优越性。我已在讨论中指出，技术与商业交易皆强烈影响了定居与游牧政权互动的方式，但所有相互竞争的各方其实都能够取得这些资源。准噶尔人大费周章想要制造自己的火炮，而且也相当依赖贸易来支持国家。他们的清朝敌手同样长距离运来火炮参与战斗，并动员商人支持战事。火炮在战场上增加的军事优势有限。大部分的清朝火炮很少在战斗中使用，而且鸟铳或者鸟枪皆没有足够的精确性或威力来阻止冲锋骑兵。即使在欧洲（他们的骑士从来不是中央欧亚骑兵的对手），十六世纪早期火药革命赋予步兵对骑兵的战斗优势，其程度其实也被过度高估。29

相对于那些技术与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我对于准噶尔与清朝对抗的解释则主要支持历史论与外在论者的解释观点。简单来说，游牧与定居文明的互动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而且两者的互动制约了双方的结构。准噶尔领导人与清朝和俄罗斯既竞争又合作，以获取国家所需的重要技术、商业与财政资源，他们使用了四种方法蒐集资源，包括从清朝与其他蒙古人取得贡品、与清朝和俄罗斯进行贸易、在突厥斯坦创建行政与在定居地区征税。满洲人同样更大规模地利用这四种方法来征集资源。准噶尔落败了，因为满人与俄罗斯人共同剥夺了他们用以创建永久国家所需的关键资源。

准噶尔人比清朝更依赖商业资本，因为他们的农业资源非常稀少。准噶尔人夺取绿洲，以便控制在贸易路径上的关键要站，并且征收其农业生产。他们派遣商人与工匠，并赋予这些人特定的国家任务，就像满洲人、蒙古人与鄂图曼人所做的那样。他们使用朝贡贸易特权来为国家汇集所需资源，并且引诱俄罗斯人增加与他们的贸易，或者准许俄人前往金矿产地借以交换援助。相较于面临大敌的压力，人口过多、干燥化或本质上的贪婪等因素对于维持这个国家的种种努力而言，都显得较不重要。

清代官员完全了解准噶尔人的资本动员，努力想要切断这些流通。当他们发现准噶尔人正利用自己来累积资源且拒绝臣服清朝控制时，他们限制了朝贡使节团的规模次数，而且严格禁止了火药和武器出口，更切断了白银流通。他们引诱俄罗斯人接近庞大的中国市场，以避免他们支持准噶尔人。中国人提供俄罗斯商队贸易慷慨的条件，以便切断他们对准噶尔人的援助，但他们同时也能以切断商贸通路与取消朝贡等方式来维持其外交影响力。切断通往西藏贸易（“熬茶”问题）的努力，更进一步显示了清朝从商业上与外交上孤立准噶尔人的计划。

准噶尔人还受到内部不稳定所苦，这显现在领导人死去时反复发生的继承危机。但他们在这一点上其实与俄罗斯或清朝并没有太大不同，后两者同样都在十七与十八世纪期间经历严重的继承危机。皇太极的权力可能是篡夺来的，而雍正皇帝即位也甚具争议，但雍正之后的清朝统治者将继承方式制度化，从而避免了这种动荡。然而，准噶尔的不稳定同时源于内在与外在因素：他们缺乏成吉思汗世系的统治正当性支持，因为清朝已经掌握了其象征和相关代表，他们也无法持续以藏传佛教的世系创建其统治正当性，因为满洲人控制了喀尔喀，包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在库库淖尔的班禅喇嘛。

将游牧国家创建的外在论与历史论模型，结合我们所关注的商业资源与武力夺取资源的问题，使我们能用同一个模型来比较分析欧亚大陆的国家创建。

重新思考清朝在世界的位置

现在，让我们从全球性的模型转移到那些专门解释清朝历史的典范。近来清史学界已出现两种新的解释趋势，我们可以称其为“欧亚相似论”（Eurasian similarity thesis）与所谓的“阿尔泰学派”（Altaic school）。前一种解释主张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欧洲类似制度的广泛可比较性；而后一种解释则强调清代征服者的中央欧亚链接。两种都对中国的帝国制度提出颇有启发与原创性的解释，但这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我自己主要关注的扩张和边疆，让我们可以用更为整合的观点来链接这两种研究取径。30两者所遗漏的，正是能够链接两者之处：表现在后勤与战略文化中的清代国防安全目标。

最近有关晚期帝制中国的研究，已经证明了直到一八○○年为止，在人口结构、技术、经济生产力、商业发展、财产权与生态压力上等大部分可以测量的层面上，中国与西欧之间没有重大差异。在人口量化数据与家庭结构上，很多中国的社会实作跟文化理念相反，显示了与同时期西欧社会的明显类似性。中国的家庭并没有不加注意地不断生养，造成人口增长多于可得资源的马尔萨斯危机，而是会在回应地方经济机会下限制生育率。31彭慕然已经细心估计并证明欧洲与中国的生活水准、农业产出与生态压力直到一八○○年为止是约略可以相比的。32

清史学者也发现在前工业革命时期，这两个社会在生产组织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王国斌主张：“基本上透过市场的经济扩张之类似动力在欧亚大陆两边都发生了，而且⋯⋯农村工业的发展在许多重要面向上也是类似的。”33欧洲工业化论，如我们所知的在十九世纪晚期主要依赖于三种元素的结合：“受到亚当斯密动力所驱动的市场经济”、“商业资本主义的制度”、“以能源革命为中心的技术变迁过程”。从逻辑上来看，这三个成分彼此“互相独立”，尽管在经验上在十八世纪晚期共同出现。中国拥有前面两种因素，但因为地质上的运气不佳而少了第三种要素。34

中国与欧洲的文化差异，同样并没有造成明确不同的经济效果。例如说，不管是在商业活动的态度、识字率、都市化或者宗教信条的面向上，我们可以在两个社会都能发现有利跟不利于经济变迁与技术变迁的态度与制度。直到一八○○年之前并没有清楚的最终平衡，证明欧洲比较有利于促进经济上有意义的活动。总之，马克思、马尔萨斯与韦伯，还有很多的社会理论家，都错误地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解释奠基于东方与西方的根本差异上。这种理论的基本缺陷，就是仅关注内在因素而夸大了差异的极端性。较好的解释必须接受一般可比较性的证据，而且更多考量外在干预与全球脉络。

从晚近研究的眼光来看，工业革命并非数个世纪以来，在近代早期欧洲独有的特殊条件下，深层与缓慢的演化结果。那是在十八世纪晚期各种环境的幸运结合下，晚近、快速且非预期的结果。根据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帝制中国、日本与印度，还有其他地方的历史，可以接受的解释应该要采用全球观点，而且更大程度上允许短期变化。35

不过，“欧洲奇迹”的确发生了。这是哪些重要因素导致的呢？彭慕然主张说全球的生态偶然性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36这些偶然包括北英格兰接近水路运输的煤矿供应，还有英国能够同时拥有提供新大陆与棉花供应的“隐藏土地”（ghost acreage），以及印度殖民地的内部市场。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都是外在于英国社会体系的因素。帝制中国有部份可与此模拟，但并未拥有足以相提并论的生态特性。中国有煤矿，但最大的储备量位在西北，距离长江三角洲的纺织工业与水道非常遥远。中国也有“殖民地”，那些透过帝国扩张所征服的新疆域，但这些也在欧亚大陆的内地，并没有太多的可耕地或稠密的人口。帝国积极推动这些地区的垦殖，但他们并未提供可以跟新大陆相比的原料或商品需求。不像原始工业化、人口结构或商业文化的论点，两个社会在那些面向的差异并未大到足以解释重大的经济变化，但此处资源与运输成本的大小差异仍旧是很大的，所以可能有重大的影响。

在彭慕然之前，彼得西佛勒（Rolf Peter Sieferle）、魏格礼（Anthony Wrigley）都已经系统性讨论了工业革命中能源供应的重要性，特别是煤。37煤的重要性实际上并非什么新论证，自从有工业革命以来就已经被提及。没有人可以忽略北英格兰那些令人“震惊的城市”（shock cities），以及城里那些“黑暗的魔鬼磨坊”（dark Satanic mills）的污染影响。

总之，工业成长不必须是在西欧所发现的特殊技能经过数世纪长期积累后的结果；有很多路径可以达成经济现代性，而英格兰遵循的仅是其中之一。所有的工业化社会当然都需要大量增加的能量与原始材料供应，但他们可以从其他来源获得。相对于欧洲，中国运煤到海岸地区的高成本，还有采矿的不同技术性需求（抽水相对于避免瓦斯爆炸），代表中国在十八世纪晚期将无法发展煤矿与蒸汽基础的工业，但这不能排除中国后来无需创造英格兰式农业体系就能工业化的可能。就像前面表列的游牧国家构建的模型，最适合解释这一比较问题的取径分别是历史论（限制相对短时期的关键变迁与强调偶然性）与外在论（专注于从外在于现存社会经济体系的资源的可及性）。

然而，这个论证忽略了国家权力在动员自然资源与经济资源上的重要性。除非我们把组织性的政治权力纳入考虑，我们将冒着过度简化的风险。即便两个国家在先天能源上真的有极大差异，但先天条件最佳的国家并不必然就能进步得比较快。日本在十九世纪晚期快速的工业化，但自身母国岛屿上并未拥有大量资源（当然，日本像英格兰一样，很快变成一个拥有台湾与朝鲜的帝国，以便获得这些资源，包括煤、矿产、粮食与生存空间[Lebensraum]）。国家的行动，或自愿或被强制性的人类活动，对社会的经济与技术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即使是在近代早期。

严格的生态学关注，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透过国家行动来补充其所缺乏的便捷煤矿供应呢？要用生态学论点来解释工业化，往往仍得依靠形式精巧的环境决定论，因为此说缺省只要缺乏一项关键因素，就注定这个社会将长时间落后。

考虑到人类一般来说会集体努力、尽可能地改善其经济状况，技术进步的知识会快速地在欧亚大陆各地扩散。十六到十八世纪中国统治者就很清楚欧洲在军事技术的进展，并努力要尽快获得新的火炮与枪械。耶稣会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全球军火商，很高兴地照顾了他们的需求。明朝军队与他们的满洲敌手都广泛运用火器，就像十七世纪初期日本的国内统一战争那样。十八世纪的统治者不远千里地将大型火炮运到草原地区，以追击他们的蒙古敌人。亚洲国家一旦得知欧洲的军事技术，就很快将其运用于自身目标之上。38

中国也有能力长距离运送大宗商品。大部分的中国铜金属（货币的基础材料），都是来自于遥远西南的边疆省分云南。官员小心地追踪从矿场到铸币场的铜运送。39他们有时候使用军队来护卫官铜的运送，有时候则将运送委托给承包商。填满帝国常平仓的谷物也需要大规模的长距离运输。清代官员有时候自己运送谷物，有时候在军队控制下运送，更多时候则是承包给商人运送。只要清朝想要，没有理由这个国家不能运送其他大宗货物。40

其他知道西欧进展的国家，的确在十八世纪动员了自身的矿产资源。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在一七二○年代创建了采矿与制造学院还有商业学院，以政府力量促进私人工业发展。一七○一年，他的西伯利亚局在乌拉山脉创建了第一个大型铁工业。这些工业都位在丰富矿产的蕴藏地，变成了俄罗斯在国家控制下的主要工业发展起点。彼得大帝也创建了后来被转移给私人业主的国有工业，或者创造了得到特殊优惠的新公司。阿尼西莫夫（Evgenii V. Anisimov）批判彼得大帝的工业政策阻碍了私人资本家阶级的诞生，不过他同意彼得大帝创造了一个“有力的经济基础，对一个发展中的民族至关重要”。41

俄罗斯的农业基础非常贫弱，其官僚发展比中国更不健全。中国有着更多的商业资本，其农业也没有被农奴制所制约。俄罗斯的例子显示，没有方便矿产供应的国家可以透过活跃的国家行动克服自身的不利条件。俄罗斯的工业化当然采取了很不同于英国的路径，它是强制性质的，相当仰赖国家指导与外国专家，而且主要是军事需求导向。然而，俄罗斯的工业化仍然相当成功，而且开始的很早。

所以，我主张帝制中国其实兼具能力与经验，能够长距离运送大量商品。国家的支持能够克服巨大障碍，不管是以直接运送或是承包给商人的方式。清代官员主要关切的商品是谷物、食盐与铜，因为这些都是维持人口生计与通货稳定的重要物资。他们也长距离运送木材，以建造宫殿、船舶和防卫要塞。

除此之外，清代官僚也投资运输基础建设，包括建造新道路与疏濬河流。水利疏濬政策致力于达成“一石二鸟”的传统目标，一方面保护农民免于水灾，另一方面也确保商人在水路上的航行顺利。清代国家既非压制所有商业活动的“东方专制主义”，也非不插手贸易的“自由放任政权”。它的官僚主动干预某些商品的贸易活动，但对一些商品不加干涉。国家选择管理哪些商品，主要仰赖国家的安全考量和其对供养民众的态度。

国家引导货物流通的总体能力可能在十八世纪来到新高。精心规画的谷仓体系、重建的大运河，以及在边疆的土地开垦政策，都显示出明确的干预主义精神。从各省到中央的新通讯系统，使用一般与秘密宫廷奏折，让首都官员与省级官员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也可以派出御史到各地，确保中央的政策被正确地执行。清代的呈报体系收集大量有关农业经济的资料，包括详细的物价报告、雨量、谷物存量与饥荒赈济。

清代管理经济的能力是足够有力的，以至于我们可以称呼其为“发展型农业国家”。它并没有引导资源进行工业化，但它的确尽可能鼓励土地资源的开发，包括粮食和矿产。罗威廉（William T. Rowe）有关清代官僚陈宏谋的传记，给我们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动派官僚的“经世”案例。42陈宏谋在帝国各地担任过很多不同官职，他将精力不断用在增进农业产出、减少饥荒破坏、修缮与扩展水利，还有发展采矿。然而，他并不认为国家应该承担起主要的经济活动，他更偏好准许市场力量来诱发商人尽可能地运送货物。但国家管制与和商人的合作都被导向共同的目标：改善民生，同时也能强化国家资源。

另一个十八世纪国家行动主义的案例，可参看蓝鼎元在台湾的活动。像陈宏谋一样，他也提倡国家主动引导经济发展，这次是在一个殖民环境下。43蓝鼎元致力提倡汉人移民到这个新征服的岛屿上，以便提高其农业产出并提供粮食出口到福建省。在官方鼓励与商人接触的共同影响下，台湾实际上在十八世纪变成主要的谷物出口省分。

很多早期文献对比中国与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他们把中国在十九世纪的贫困追溯回较早的时期。欧洲与中国民族主义者都缺省中国在回应欧洲工业冲击上的困难，根植于僵化的满清政权统治下导致的长期停滞。然而，我们现在已有不同的观点。看看中国当代市场经济的动力，很多似乎都来自早期商业网络的复苏，提醒我们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意义。这些萌芽从至少十世纪以来便在如此肥沃的土壤上成长。同时，现代中国国家也已经赞助大型计划，以汲取能源等自然资源，例如三峡大坝或“西部大开发”的计划。国家引导与市场导向两种政策在现代中国的重要地位，让我们回头看到清代国家在十九世纪之前的类似能力。因此欧亚相似性同时包括了国家行动与经济结构。

阿尔泰学派强调清代国家的中央欧亚起源。柯娇燕、欧立德、罗友枝、路康乐（Edward Rhoads）等人，都重新强调清代国家是由满洲人菁英所控制的。这些满人清楚意识到自己与汉人属民的差异，不断挂念这种差异是否得以维持。44尽管满人选择与汉人官僚合谋维持正当性并保证足够的税收征集，但满人并没有被“优越的”多数汉人文化给同化，而是透过八旗制度与帝国仪式维持了自身的特殊性。即使满人定居在中国主要城市并采取汉人的语言及官僚做法，他们仍然自认与他人有所区隔。这些学者可能对满人究竟何时与如何建构他们的认同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们都同意直到清朝灭亡为止，满人都将自身标识为与汉人有别。

满人菁英特别注重帝国的边缘。在“满洲殖民主义”的标题下，好几位学者已经检视了清朝在蒙古、新疆与西藏的统治。45他们也指出了清代国家与其他殖民帝国进行比较的基础。就像鄂图曼、俄罗斯或蒙兀儿等大型农业帝国一样，中国也面临控制、扩张、正当性与财税收入问题。不同于民族主义者的叙事，中国并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独特受害者，其长期官僚体制与文化传统也并不那么特殊。中国的独特性反而还比较像是当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那种“特色”：是市场经济整体类别下的变种，而非彻底不同的经济形态。

就像欧亚相似论，阿尔泰学派的模型也援用清朝与欧亚大陆间值得比较的结构与过程，只不过是聚焦在统治菁英而非社会经济结构。欧亚相似论的分析将明清两朝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但阿尔泰模型则明白地将两者分开；欧亚相似论主要强调在核心地区的经济发展，但阿尔泰模型则检视边疆。假如欧亚相似论不当地忽略了国家引导的经济变化潜能，阿尔泰模型则倾向于分隔满清与其汉人官僚（或者大多数的臣民），将两者分属不同的世界。但我们可以将这两个有价值的观点链接起来，予以更进一步地检视。首先检视军事结构如何从福斯人口汲取资源（后勤），其次检视清代的战略文化。我已经广泛讨论了后勤问题，我在此将简要地处理“战略文化”的问题。

江忆恩（Iain Johnston）已经出色地阐明，帝制中国同时并存着两种战略文化。他对战略文化的定义是“依据冲突与敌人性质的核心典范缺省，所衍生的大战略偏好排序，并为决策者集体共享”。两种战略文化分别为“儒家式”与“备战式”（parabellum，汝欲和平，必先备战）：前者强调防卫战争以及偏好以协商取代暴力，后者则缺省暴力冲突无可避免，偏好先发制人的军事手段。他发现在实务上，中国军事文化多是由备战式文化主导，而非儒家式战略。46我曾在他处详细讨论了江忆恩的模型，47他的取径对以比较框架分析帝制中国的战略思考有着极大价值。我在此只想指出江忆恩的模型不够历史论或外在论之处：他只有讨论明朝，而且是根据比较早期的军事文本。他将那些文本当作经久不衰且相对不变的动武象征。我们应该将儒家式与备战式典范看作是帝国论述下的主要与次要议题，彼此互补、不相排斥，每个时期由其中之一占据主导地位。

即使是明朝的军事文化与道德教育，其主题也会基于不同边疆地区而有显著变化。在发现茶马互市贸易绥靖失败之后，晚明对西北边疆的蒙古人大多抱持强硬现实主义。一旦决定投资万里长城强化西北边防之后，明朝就认为草原的蒙古部落是异己的自然力量，不受任何人类道德的约束。在这方面，明朝的观点跟冷战期间美国强硬派对苏联的态度并没有太大不同。然而，明朝对西南边疆民族的态度较为软化。因为这些民族明显较无威胁，也较无组织，可以透过汉人式的“开化”来引诱进入版图之内。

清朝的统治者因其中央欧亚的背景，更为细致地混合了这两个主题。他们把边疆蒙古人视为人类，而非野兽或自然力量。蒙古人可以回应道德伦理诉求，但这些诉求不必然是奠基于儒家古典传统。康熙皇帝不断强调他自己的原则和佛教达赖喇嘛的共通之处。他在不同宗教传统间寻求和谐，同时也从未放弃使用武力。

比起明代，清代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更能将暴力镇压给合法化，因为那些拒绝仁慈皇帝和平诉求的人类属民比禽兽更坏：他们是叛徒，只应该被剿灭。我注意到“剿灭”在清代修辞中令人震惊的常见；与明朝更令人震惊的对比在于，清军在特定状况下甚至会刻意且积极执行消灭敌对群体的屠杀行动。在极端情境下，备战式的战略原则走向了灭绝主义：消除顽固敌人威胁的唯一方式，就是将他们彻底清除（这种修辞也可见于冷战时期）。太多状况都能用上塔西陀那句毁灭性警语：“他们造出一片荒芜，却称之为和平。”儒家式的战略原理同样也能导向另一种极端，也就是完全同化：努力以比较和平的方式消除一个民族的认同。然而，清代的统治者大部分时候都是踩着夹杂外交、强制力与交换的复杂舞步，在极端之间弹性协商。

清代这种特别的战略文化，显示统治菁英认识到自己参与在大规模的地缘政治竞争中，且持续寻求动武效果的极大化。就像欧洲国家构建者，清代战略家明白胁迫的重要性，但很少有战斗可以单靠胁迫取得胜利。借由在蒙古人中建构出联盟体系，让俄罗斯也参与其中，清朝希望尽可能将更多行动者拉进对抗敌人的大联盟中。其最终目标是将大草原瓜分为二，创建起限制扩张的固定边界并消除边疆模煳不清的地带。

清朝对于领土性的日益关切，证明了他们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经验具有更多相似之处。欧亚大陆东部的势力均衡结果，仅能由两个大国瓜分这个庞大的地区，没有其他大型势力可以存活其间。在这个意义上，蒙古的经验可以跟欧洲较小的政治单位模拟，例如勃艮地人，就被吸纳进法国这个较大的国家中。蒙古与波兰的命运更为类似，后者的国家地位在十八世纪完全被抹去，并像蒙古一样直到二十世纪才重新复国。

我前面大部分讨论的国家形成与体系分析，都忽略了统治者对臣民忠诚的象征性宣称。唯物论学者否认这些诉求的重要性，认为其只是虚伪：有鉴于统治政权的权力与财富，以及对财税征集与发动战争的侧重，文化上动员又有什么作用呢？而在学术光谱的另一端，有一群历史学者致力讨论那些勾勒出帝国与皇室权威的仪式，但几乎不谈背后支持他们的权力结构。对这些学者来说，仪式与象征会透过语言与视觉论述，自主作用于臣民之上，不受臣服权力的强制力与利益诱因所影响。这些学科成了总是在黑夜里擦身而过的两条船，但并不该如此。它们其实可以找到一个交会点：把边疆扩张与不同民族整合进中央化政权的问题上。

康拉德与陆贾都明白，政权无法光靠财富与权力长久维系（编按：参见导论前的卷头词）。韦伯将统治权威的正当性区分成三种类型：传统型权威、感召型权威与法理型权威。这样区分是有些过于刻板，但他正确地强调正当性在确保权力结构长久存续上的作用。战士们、富人们，甚至步卒们都需要被说服他们的目标是正当的，或者至少不是一场空。至少要有一套能够正当化其对他人施加暴力惩罚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的“天命”理论，就是事后替王朝被另一个王朝推翻赋予正当性。其缺省了失败者因其无可挽救的道德罪恶，而被上天支持的胜利者所取代。

意识形态还有其他功能。不只赋予胜利正当性，还辨别出应该被攻击的对象。就像毛泽东所说，发动革命或战争的首要问题，就是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帝国的意识形态是一套画定边界的机制，使得领导人得以决定谁应该被包括进这个稳定的政体，谁又应该被排除。精明的战略家不会将主力指向当时力量最大者，而是指向预期最持久的威胁。和平赢取更多潜在敌手，就能孤立最危险的敌人，弱化其力量。中国谚语有云：“唇亡齿寒。”毛泽东从古典中国战争小说与古典兵法中学会建构联盟的政治逻辑，尽管他是以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语汇来正当化战术决策。

如同某些理论家开始承认的，语言指引了统治者如何创建联盟的认知。用温特（Alexander Wendt）的话来说：“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48我已经检视过清代如何使用语言来定义哪些人应该被编入或排除于“文明”之中。臣服者不管族群为何，都可以得到好处；抵抗之人应该被消灭。何种诉求较适用于特定行动者呢？是强制、金钱或宗教？对各类行动者的潜在缺省，形塑了边疆政策的决策。

在征服之后，语言、仪式与象征行动继续影响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它们定义了行动可被接受的边界，指出了政权的包容程度，阐明了那些指引人们目标的理想。就像贝尔（Catherine Bell）与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主张的，仪式活动并不仅是具有支持既定结构的功能，每种仪式展演实际上皆偶然地重演了存在于社会中的冲突。49清代的朝贡觐见或皇帝巡游的展演，其实就是这类紧张关系的重演。引发紧张关系的，则是清帝国那意欲包含不同民族於单一全面凝视下的计划。清代皇帝的中央欧亚背景，赋予他们广纳多民族的野心；汉人仪式与顾问则借由警告统治者勿逾越适当界线，试图限制清代君主的野心范围。他们重演了最初征服的事实，以便重振与再次施展和军事胜利息息相关的武训。所以满人的“阿尔泰”仪式和制度扩散到统治菁英之外，扩散到更广大的汉人臣民。

简而言之，用边疆视角看待欧亚大陆，侧重于边界画定与国家创建如何透过对文化、商业与暴力的动员来展现。这种为扩张而设计的边疆文化，影响了清帝国的国内政治经济，也影响了统治制度与维持正当性的仪式，更影响了清帝国如何认识自身在世界的位置。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解释清朝为何兴起，也能解释这个帝国为何衰落。

第十六章
边疆扩张对清代兴衰的影响

目前为止，我已经讨论了边疆扩张战争在清朝国家建构中扮演的作用。从一开始满洲统治者就组织了用于作战的社会。在一六一六年创建满洲民族作为满洲国家的一部分，并致力于武力统一所有东北部落。清朝征服中国本部期间，在持续的军事作战准备下，随着领土扩张与商业整合产生了制度性变迁。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为止，清代国家随着制度转变继续维持其扩张的动能。在边界固定与扩张终止后，许多的能量似乎已经渗漏出帝国的结构之外。虽然结果并未立刻浮现，但帝国到了十九世纪初期时已开始面临新的内部挑战。荣耀的时光于焉终结。

我坚持主张军事对清代国家形成的重要性，借此试着平衡其他著作仅专注于分析商业与文化整合的问题。这两个议题对于帝国的凝聚力当然有其贡献，但两者都不能在缺乏强制力的有效展现下运作。当和谐的劝谕失效或者在干旱农作歉收时，官员必须召集任何可得的治安力量来防止盗贼与叛乱。在强制力、金钱与文化诉求之间达成平衡，是保存这个国家与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

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对内关系，也适用在对外关系。地方官僚与边疆的将军都必须适当的混合道德劝诫、贸易诱因与镇压来绥靖不驯的人民。假如“朝贡者”与“野蛮人”能像人类一样回应帝国的胡萝卜与大棒的话，他们也能跟帝国核心的住民享受同样的特权。贪婪的贸易者与游牧民族，经由接受与帝国指定代表的定期贸易以及表现对于皇帝的顺服姿态，转化成文明之人。那些拒绝这些引诱的人则被定义为非人，所以应该被消灭。如同国内的叛乱者被分成叛逆的“匪徒”与无辜的“胁从”一样，外来民族也可能变成忠实的朝贡者或者异类敌人。文明的语言定义了这些民族的身分，还有他们应得的处置。协商与吸纳比起压制更为常见，但隐藏在流畅的仪式面具之后，总有铁拳在随时待命。

边疆扩展计划刺激了帝国经济资源的官方动员。我们已经看到新疆官僚如何促进农业与采矿结合成大规模的殖民开垦。他们期待来自内地汉人的广泛移垦，以便提升农业生产力，并将这个地区更为紧密地绑进中心地区。新疆的经验就像台湾与大宗商品运输那样，显示清代官僚可以在帝国指定地区执行重大的发展政策。这些受到政策扶持的垦殖活动，在两个面向上同时影响内地与边疆地区经济：一方面在边缘地区纾解核心地区的人口压力，另方面也创建起两地之间的商业联系。尽管移民的数量仅占总人口中的很小比例，而且商人的数量很少，但他们的活动在少量农业与有限贸易的地区有着不成比例的冲击。

但尽管有这些强大的能力，十八世纪晚期的清代国家正在丧失对许多经济交换面向上的控制。相对于很多纾解饥荒或者开垦新领地的成功计划例证，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官员腐败与地方压迫的显著证据。对地方官员来说，漤用职权跟施行善政的潜能其实一样强烈。结果主要取决于上级官员的监督与地方政治的诱因。一个有能力的省级巡抚（例如陈宏谋）可能镇压地方官员的失职与漤权，但其他巡抚可能比较缺乏决心或能力。尽管有广泛的控制，无数官僚体系的文书往返本质上就阻碍了通讯与控制的通畅运作，留下通往漤权的管道。在一七八一年甘肃的渎职案件中，布政使利用准许民人捐银赈灾政策的机会上下其手，不祥地预告了其后更糟糕事件的发生。

清代国家的终结

总归而言，帝国官僚效率的关键转捩点发生在大约十八世纪中期，正当边疆扩张终止之时。边疆军事挑战的结束，让很多活力从帝国的官僚体制中消退，降低其改革自身的诱因，也松懈其控制腐败的意志。由此可见，帝国西北边疆扩张完成与十九世纪中国一连串的社会秩序混乱之间，其实有所关联。

假如清朝是一个“发展型农业国家”，那它的“发展”显然零星而不全面。很多计划被设计成是要维护贫穷地区的安宁，因此严重的饥荒冲击不致于引发反乱，而且军事力量可以从地方市场获取物资。西北中国是国家特别干预的重点地区，因为当帝国与更西边的蒙古战斗之时，帝国需要运送军队通过这个地区，并从该地区获得必要的军需供应。西北尽管贫穷，确实产生了有关经济的新政策。陈宏谋在担任陕西巡抚时，设计了农业生产与军需动员的创新方法，其他巡抚与总督也是如此。

十八世纪中叶扩张的终止，还有边疆战争的结束，代表着创新诱因与控制手段的松懈。如今已不再有从贫农手中压榨出农业资源的迫切需要，而且对农民的地方压榨已相对不至于威胁破坏整个帝国的安定。吊诡的是，平准物价的谷仓体系在十八世纪晚期扩张至其最大限度，但腐败、官方基金的投机、虚假呈报与粮食储存的疏忽等问题，也都随之扩大。在十九世纪，除去部分零星的例外，这些粮仓体系的普遍缺陷将削弱饥荒赈灾的效率，并导致严重农民动乱的爆发。

很多历史学者已经主张，十六与十七世纪创建的欧洲国家竞争体系产生了国家创建、军事动员、商业成长等发展过程，并最终刺激了帝国扩张。1我则在此主张中国在清代边疆扩张的时期，与欧洲具有合理的相似性。从十七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中叶，当清帝国将边疆往外拓展之时，也参与了竞争性的国家创建过程。

在这个扩张时期，清代统治者发动了行政创新，创建了日益中央集权与协调的官僚体系，积极使用商业与农业资源进行经济发展，以满足国防安全的需求。这些改革包括为了帝国中央军事决策的需要，创建军机处来协调至国家最高层级的秘密情报之流通；委托耶稣会士使用来自欧洲的球体测量学技术绘制全面的帝国地图；官员与商人间合作推动西北边疆的商业渗透扩展，与欧洲特许贸易公司也有某些相似性；主动投资农业开垦，包括移送大量人口与建造支持农业生产的基础建设。这些案例的创新，都是源于边疆地区的国防安全，以及与军事将领对足够补给的需求。

该时期的其他政策辩论并非直接诉诸于安全需求，但仍然专注于会影响人民生计的经济改革。例如在一七三○至四○年代间，我们可以看到如何使用市场来提供常平仓所需谷物的辩论、雍正皇帝有关提升地方税收合理化的财政改革，以及对水利维护工程的持续讨论。2这些创造性的变迁改善了帝国管理信息流动、贸易与商品的能力，以便回应农业收成、人口与安全威胁造成的压力。过去用“农业帝国”与“竞争国家体系”作为中国与欧洲的对比被过度夸大了，而且过于静态，无法掌握到此一动力。

欧洲的工业化（在英格兰然后在欧洲大陆其他更多国家）也都仰赖军事竞争产生的动力。布鲁尔（John Brewer）指出十八世纪英格兰的诸多战争的财政需求，导致国债制度的创建。阿德尔（Ken Alder）描述了法国的军事工程对创建大量生产的标准化体系基础有重大影响。3我们可能对宋巴特（Werner Sombart）主张战争与资本主义不可分离感到不安，更好的说法应该是这两种国家事业具有因果关联，而非偶然链接在一起。4

由此可见，中国和欧洲在政治经济学和生态学上都采取类似的路径，至少在近代早期的某一段时间如此。然而，十八世纪中期与俄罗斯之间固定边界的画定，还有准噶尔蒙古国家的消灭，基本上改变了中国国家创建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而欧洲则继续投资在他们的战争上。凯瑟（David Kaiser）等人已经指出，欧洲的统治者从十六到二十世纪不断运用国家之间的战争来达成他们中央集权化、同质化、简单化的政治目标。5若用中国自己的眼光来看，中国统治者早已在一七六○年就完成了此一计划。

乾隆皇帝可以夸耀他达成了历代皇帝无人能及的成就：终止了长达两千年来中央欧亚大草原的威胁。当他在一七九三年接见马戛尔尼伯爵时曾经表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我们天朝无所不有，不需要和外夷发展贸易），他并非是在表达中国人根深柢固的排外感，而是夸耀最近的成就。他也没有完全说出实情。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前，中国缺少两种对其安全与经济来说十分重要的产品：马和白银。现在击败了蒙古人之后，马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帝国仍然需要白银。6

顺服的蒙古人和哈萨克斯坦人提供了大量来自草原的马，而中国商业化经济的需求则产生了“巨大的吮吸声”（great sucking sound，形容吸引力强大），吸收了来自世界所供应的大量白银。当时中国在经济生产力、人民福祉、社会平等等很多面向上都至少与欧洲平起平坐。皇帝确实是自满的，但他对于世界的状态并未自我欺蒙。然而帝国回应外在冲击与利用新机会等的能力，似乎已经走下坡了。所以日本可以在一八五四年西方轮船进入港口之后快速回应，但中国官员却不能对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进行统一的回应。然而就像工业革命一样，中国衰弱、自满与僵固化是后发与晚近的现象，而非根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西北与东南边疆

仿佛要应验《易经》“日中则昃”的预言，正当清朝达到其顶峰之时，平衡开始转变。7在十九世纪初期中国日益增加的生态与政治难题，包括在边疆的水灾、饥荒与农民暴动，以及鸦片走私和外国要求贸易特权的压力，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官僚体制仍然有一定比例官员保有活力，他们以过去的陈宏谋为榜样，但无法逆转帝国的颓势。魏源是位伟大的历史学者和军事改革提倡家，他对抗西方的灵感来自十八世纪的边疆征服战争，那些“为了和平的野蛮战争”（savage wars of peace）定义了帝国的边界。他认为中国只要能够复兴那个时代的活力与精神，就能够防卫任何外国的威胁。由此可见，即便在扩张已经终止之后，扩张的时代仍然启发人们恢复与重现帝国过去伟大荣光的想像。

导致十九世纪清帝国衰落的关键原因有四：意外的地缘政治时机、误将西北政策用在南方的环境、作为“协商国家”的清朝与地方社会的权力平衡，以及商业化对社会团结的冲击，四者皆与帝国征服有关。尽管逻辑上相互独立，但彼此相结合之下最终却偶然（但不必然）导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崩解。这些当然不是清代崩溃的全貌，但有助于我们对帝国关键的最后百年发展出新的解释观点。

我对于十九世纪中国衰落与欧洲兴起的解释，首先奠基在偶然的时机：英国人刚好在一七八○年代带着扩张鸦片贸易的要求抵达华南海岸，就在清朝军队刚达成西北大胜并迎回土尔扈特人之时。跟他们刚击败的蒙古人相比，清朝并没有视英国为一个严重的威胁。同一时间帝国内部的紧张，特别是在边疆边缘地区可耕地的耗尽，造成需要国家关注的社会不安，使得清朝难以快速回应来自海岸的威胁。

第二个导致中国缓慢回应西方到来之因素，也源自于其西北经验。很多曾经驻扎在西北的清代官员，都尝试想要运用他们对蒙古的成功政策来处理国内与华南沿海的挑战。但对中央欧亚所设计的战略，并不适合运用在内地山区或者防范南方的“海上游牧民族”。乾隆有名的十全武功中，只有三个在西北的成功担当得起这样的称号，但其他的胜利是否合于伟大之宣称则较为可疑。它们实际上花费相当高的成本，但在安全上的收获却很少。8同样的，在海防与镇压鸦片上，西北经验用处也不大。撇开时机不论，在西北边疆获得的军事与外交经验，产生对其他地域新挑战的不当回应。

现在的学术研究，封闭了我们检视中国边疆彼此间关系的能力。一般来说，讨论清朝与外国民族关系都仅就个别关系进行讨论。例如在华南海岸的广东贸易体系，就被认为与北方和俄罗斯的贸易关系完全无关。9除此之外，使用“西方人”指称俄罗斯人与英国人，而非中央欧亚民族，则将这些贸易与外交关系做出令人误导的区分。例如傅乐淑极有价值的史料翻译《中西关系纪实纪事 1644-1820》（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644-1820），就忽略很多与准噶尔有关的材料，而且仅将他们放在清朝与俄罗斯的关系中来考量。然而，清朝的政策制订者是同时处理所有边疆的不同民族，并且将类似的原则应用在他们身上。很多曾经派驻在西北的巡抚与总督，也在华南沿海任职。人员的延续性、共同的政策、共同的语言等因素统一了这些边疆政策。清朝在处理十八世纪初期与准噶尔商队贸易的问题时，很明显援用和俄罗斯贸易的前例；而十八世纪晚期与英国的华南海岸贸易，则又依据这次准噶尔的经验来处理。

与某一边疆的某个群体的关系，会改变清朝对不同边疆的另一个群体的观感和行为模式。我们需要将中央欧亚、俄罗斯与英美贸易者看作同一个边疆关系领域的不同部分，并且依照时间追踪某一经验对另一经验的转变与影响。在此我仅指出进一步研究的可能路径。10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西北边境的贸易关系模式，与有名的华南沿海广州贸易之间有着惊人的类似性。11从一七六○年到一八三四年间，清代官僚采取在西北创建的前例来控制英国贸易商。由被指派的汉人商人团体取得可与外国人贸易的独占执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了进出贸易的港口、停留时间、可以交易的货物。甚至两个边疆都有进行大黄的贸易，林则徐曾对这项药材给予莫大信心。江南织造厂售卖商品到新疆所获得的利润被直接送到皇室所属的内务府，就像广州贸易一样。12

广州贸易的规模当然更为庞大，每年中国货品的输出额甚至高达七百万万两，对皇帝与地方官僚来说颇为有利可图。皇帝的内务府每年从该地贸易获得八十五万五千两，使得他有强烈的财政动机去延续这项贸易。尽管清廷也有强烈的动机维持西北的贸易运作，但在那里他们的动机比较是安全战略上而非商业利益。一位内务府有权力的独立官员被派任为粤海关监督（Hoppo），负责监督广东贸易；而在西北的贸易则由几个巡抚、总督与理藩院负责监督。无论如何，整体来说两者的差别在于规模，而非结构。

尽管在这些地方的贸易（准噶尔、新疆、俄罗斯、英国），其“商业利益从属于政治国家利益”，然而国家财政收益仍然是同等重要的考量。13清朝在华南海岸应用他们从西北边疆学习到的办法，包括边界的严密监控、与商人合作、以及贸易限制是换取“野蛮人”顺服的有用工具。官员采取同样的修辞来描述准噶尔人与英国人：他们是贪婪且难以驾驭的民族，不知羞耻或礼仪为何物，需要帝国恩典特别控制与驯服。

两个边疆最重要的共同特征，就是不断有来自外部商人要求更多贸易的压力。对此，边疆官员们尝试以弹性放宽规定的方式来调适。再一次，边疆作为一个实验区可以因应地方情境对前例作某些调整。所以官员们准许使节团前往北京朝贡之时，其所携带货物可在边界售卖，准许有限数量的白银可以在边界流通，接受大量商队无预期的到来，以及接受在其停留超过法定期限时帮忙准备物资。这些实务的决定让贸易平顺进行，并避免对地方权威造成过度的负担。这些外国人都精明地利用地方弹性，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商业利益。但假如他们越线太多，清朝可能会关闭贸易来强迫他们要守规矩。

来自中国内地的商人在这些贸易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西北边界，他们可能是来自陕西和甘肃的商人、西藏人、回族穆斯林，或者精于商队贸易管理的突厥贸易商。官员期待他们提供参与边疆贸易所需的大部分资本，但在必要的时候官员们愿意协助提供商业资金。在西北，国家透过提供官方订金，在贸易进行所需的财政挹注上扮演了比较大的角色；而在南方，广州商人则越来越依赖英国贸易商所提供的订金来进行贸易。两边的商人团体都陷入债务问题，但西北的商人是积欠于国家，而广东商人则主要积欠于贸易伙伴。财务压力使得两地商人受到两个不同方向的拉力：拉向内地，他们在此处理他们买进的货物，以及拉往外地，也就是他们的供货来源。

官员们深知金钱能买来忠诚。透过资金干预并支持在西北的以物易物交易，他们封锁自己的贸易商与可疑的准噶尔人之间的金钱联系。比起在华南海岸，他们在西北比较有效地吸引这些“野蛮人”进入内地经济。越来越大量的白银与信贷流通进入南方，使得广州商人越来越依赖英国的贸易伙伴。英国东印度的特选委员会和中国行商公行“联姻变成单一的英—中基尔特”，联合对抗非正规的私人贸易商。14尽管在两个边疆都有相当数量的私人贸易，非正规的走私主要沿着华南海岸发展起来。搭配很多的小港口与快船，他们比起路径选择有限的沙漠更难以控制。而且清朝的军事力量已经完成西北地区的征服，当然在该地区具有更大的支配力。

我们可以继续引用其他的类似性与差异，但前述概略讨论应该足以提供两个边疆的有用对比。这些比较指出，清代从西北胜利学得一套处理敌对势力的方式，但他们在面对极为不同的边疆环境则取法失当。

协商国家

清朝在十九世纪衰落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源于清代创建国家方式。透过观察帝制中国如何定义其与地方权威的关系，特别是在边疆环境下，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保持平衡，何以总是国家形成的一个关键要素。

在一项重要的最新研究里，鲁大维（David Robinson）已经指出在十六世纪初期的明朝地方“强人”（men of force）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首都附近的地区。15被地方官员描绘为“匪徒”的人，他们并非在遥远地区因饥荒所迫叛乱的贫农，也不是代表地方共同体抵抗国家征敛的潜在罗宾汉。这些所谓的匪徒背后有一些有力的庇护者，其势力链接甚至可以通到朝廷里面的宦官。在一五一○至一五一二年间的一次大规模叛乱导致首都遭到攻击，显示了在首都地区附近盘根错节的地方共同体与地方权力网络。大部分地方官僚都必须选择跟这些地方强人协商而非将其压制，并默许他们与其武装扈从继续横行乡镇。

一再使用“盗匪”一词，掩盖了官员必须与有力人士协商才能阻止公开冲突的严重程度。“匪徒”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社会范畴，而是地方官员用来遮掩流动与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标签。鲁大维主张大部分历史学者都低估了暴力在中国历史上的冲击。即使在相对和平的明代中期，地方控制也是不稳固地仰赖文官与那些控制武力者之间的妥协。

鲁大维分析明朝与地方强人协商的需要，让我们得以洞悉清代边疆统治成功背后的原因。相对于国内，明代官僚从来无法成功与在西北的蒙古人协商出稳定的防卫约定。他们一般将蒙古人看作异类或难以教化的暴力群体，不可能与之协商妥协。

但清朝统治者发现，保有强制力的协商对管理遥远的边疆就像在国内一样有效。蒙古领导人在大草原上拥有武力，但可以诱导他们加入帝国事业里。从早期的国家形成阶段到土尔扈特人的戏剧性回归，满洲领导者都在聚集蒙古盟友。在每个案例中，蒙古领导人都获得了官阶、薪俸、礼物与生计的保证，但也放弃自由移动或指派继承人的权利。然而作为札萨克与旗人指挥官，他们仍然在清朝的严密监控下保留很多地方权力。那些坚决作战对抗清朝势力者，像是一六三○年代的察哈尔汗，则面临了严厉的镇压。但清朝从来没有击败过全部联合在一起的蒙古人。清代边疆政策的本质，是透过不断外交拉拢盟友来打击其他更危险敌人，对蒙古人分而治之。对很多蒙古人来说，比起满洲帝国本身，其他蒙古首领似乎更具威胁性。他们“致命的个体主义”在蒙古人之间造成很多紧张，但紧张本身并不会导致所有蒙古人接受清朝的控制。只有清朝精准的外交作为才避免了蒙古人联合抵抗。当然，西方人同样利益不一，但他们在此都愿意接受英国领导包括不平等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等，都使得中国此一著名的分化政策难以成功。再一次，在西北成功的做法并不能在南方奏效。

清朝的策略的确建构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但与西欧国家的过程非常不同。巴基（Karen Barkey）对鄂图曼帝国的国家形成研究，阐明了在十七世纪欧亚大陆中央集权化的各种路径。巴基质疑堤利将国家构建过程简单分类成“强制密集”与“资本密集”的做法，并展示在两种欧洲极端之外其实还有另一种国家构建路径。16她主张鄂图曼帝国采取跟西欧国家（像法国）不同的手段来建构中央集权国家，因为他们是与敌人协商而非尝试压制他们。顽固的法国中央集权者导致了严重的抵抗运动，叛乱者拒绝国家征税或执行法律的权利，而鄂图曼则很少面临农民暴动或者菁英叛乱。鄂图曼面对的是所谓的“杰拉里”（celali）匪徒，这些人在十七世纪创造了很多的地方混乱，他们并非保护地方共同体免于国家征敛的“社会匪徒”，而主要是尝试在国家内部往上流动的复员士兵与失地农民。鄂图曼官僚的做法是与这些地方强人协商，给予他们官职并利用其武力抵抗其他匪徒敌人。此处就像明代中国一样，杰拉里也是一种国家标签，以增加国家权力为目的而建构的一种社会类型。鄂图曼人也在协商破裂时使用武力，但他们通常无须镇压他们，而是成功地将这些杰拉里群体编入国家结构之中。鄂图曼国家站在法国案例的对立端，法国案例导致了农民、贵族与宗教派系对于国家权威的公开反抗，但鄂图曼与法国双双代表中央集权化与增加国家渗透力的成功案例。鄂图曼帝国的其他研究也支持“协商国家”这一概念，并指出与清帝国之间的比较。17

中国位在鄂图曼与法国案例之间。中国国家创建者也透过协商把敌人拉进国家结构中，但也经常面对叛乱。就像巴基所承认的，中国的地方社会包含很多强大制度，提供了国家以外的自主组织基础。乡勇、宗教结社、行会、志愿社群、市场阶层、仕绅文学结社、同乡会，还有青年团体等在官僚体制下大量涌现。独断的皇帝及他的官员对这些群体都抱持怀疑，但无法将之消灭，只能寄望让他们转向中央。因此地方团体获得大量授权，执行工作，替国家服务。他们分配饥荒赈济、投资水利维护、造桥、经营孤儿院、管理市场、执行仪式等：这些是地方菁英在官方监督下所执行的功能。18假如合作对双方有利，地方行政事务可以透过弹性的法规解释来平顺达成。但当国家衰落或漤权时，或者地方菁英掌握势力均衡时，冲突就爆发了。

巴基主张鄂图曼帝国的农民很少反叛，因为他们在家户以外缺少信任纽带或者贸易关系，但中国农民有比较多的选择。中国在内地是协商国家，有点像鄂图曼帝国，但中国人民拥有比较强的地方社会制度和较大的能力可以抵抗国家──假如他们选择如此的话。无论如何，在强制力与其他说服工具之间的平衡运用是这两个帝国的共同特征。

雍正皇帝在回应曾静对恢复“封建体系”（儒家经典中所讴歌的理想政府形式）的诉求时，讨论了协商与中央集权化的问题。在这个理论中，封建主义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被正式承认的分权体制，允许地方菁英在中央监督下拥有世袭权力。很多古典思想家认为，在秦朝统一各国之前，封建结构准许官员与民众亲近，并创造了中国的黄金时代。一些人主张恢复它，而其他人则主张时代已经改变，在统一帝国下封建价值并非重点所在，许多人如顾炎武则较温和地呼吁“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19无论如何，曾静采取极端立场，主张正如秦朝皇帝为了个人私欲从人民那里“窃取”权力，满洲人同样在汉人臣民头上强加了压迫的中央官僚。雍正皇帝激烈驳斥曾静，严厉谴责所有提倡封建主义的都是企图削弱中央权威。有鉴于前任皇帝镇压的三藩之乱、他自身的继位争议，还有除了其兄弟之外来自年羹尧与隆科多等有力重臣的威胁，雍正皇帝很有理由害怕失去控制。他坚决为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辩护，视为保证帝国内部秩序，还有防备来自外在威胁的唯一方法。

然而，雍正和他的继位者在边疆却精确地采用了他们在内地贬斥的封建主义。尽管需要清代官僚承认他们的职位，但伯克、札萨克和喇嘛们都保留了某种世袭权威，并且在地方行政上拥有超越典型地方知县的可观自主性。实务上，这种协商与代表性的权威，为边疆行政增加了有用的弹性，毕竟在边疆地区接受汉文古典传统教育的菁英稀少，而且人民接受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国家决策者在边疆地区跟在内地面临相同的决择：如何诱导敌对力量臣服于扩张中的帝国。弹性协商的地方行政是随处可见的帝国统治特征，在边疆地区比其他地方显露得更为彻底，不加隐瞒。

商业化与地方化

检视欧洲势力对中东和南亚“火药帝国”的早期渗透，则揭示了导致清帝国衰落的第四种原因。贝利（Christopher Bayly）展示了这些欧亚帝国内部究竟是发生哪些过程，才导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成为可能。他主张根源于商业化的政治危机，动摇了从北非到爪哇这些穆斯林帝国的统治，打开了十七和十八世纪欧洲帝国主义之路。这些帝国失败了，“因为富贵之人发现越来越无理由，为了支持帝国统治神话而损及他们真实的地方利益”。20

就像鄂图曼历史学者法洛希（Suraiya Faroqui）所注意到的，贝利“将部落脱离定居文明的边疆栖息地的赫勒敦模型，和二十世纪对近代早期西方与南亚贸易增长的研究结合”，主张“十八世纪后期大英帝国的扩张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在英格兰所产生的动力，刚好同时碰上了，特别是伊斯兰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与经济过程造成的危机”。21

至少从十六世纪开始，这些主要帝国都经历了商业经济的实质成长。新世界白银的流入，在增加货币供应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至少一样重要的还有新世界作物的扩散、经济作物的转作、地方市场的发展与贸易阶级（从行脚商人到都市大商人）的兴起等因素。这些群体同样可见于鄂图曼帝国、萨法维、蒙兀儿帝国和明朝。

贝利最终还主张，商业化挑战了帝国赖以主张其统治权利的缺省：社会秩序的维护与道德规范的维持。在鄂图曼与蒙兀儿帝国，上升的地方权力抵抗中央国家机器的权力主张。十八世纪在鄂图曼历史上是有名的“地方头人（ayans）的时代”，是地方家族获得中央政权授予相当大权力的时期。鄂图曼学者现在主张这不应该被看作鄂图曼文明的“衰落”，而是政治权力转向地方，以回应新的商业财富来源。22蒙兀儿帝国面对的去中央化过程比较暴力，导致了像是马拉塔帝国（Marathas）这样强大的地方武装统治者的形成。马拉塔人也得利于扩张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的新机会。

贝利的论证主张商业化对于社会纽带的腐蚀性影响。现金网络挑战了奠基于军事忠诚、宗教信念、氏族关系的传统连带关系，代之以私人利益的考量。这个国家因此不再能经由诉诸统一性而是必须经由契约性关系，来获得军人与官员的忠诚。在十八世纪的鄂图曼帝国，马里坎内（malikane，或说终身包税制）取代了充作军人俸禄的提马尔食邑（timar），变成中央征集财税收入的主要方式。提马尔贵族枪骑兵（timariot）保有土地的资格是以替苏丹服军役为条件，但马里坎内持有者对其土地则几乎拥有无限制的权利，并只需要缴纳固定的收益给国家作为回报。库利（Dina Khoury）和其他学者则主张，马里坎内的兴起不必然代表鄂图曼政权的瓦解，而是标志着它重建在比较商业化与利益取向的新基础之上。23

清代中国相当于提马尔食邑的，则是在征服后以“藩”的形式授予那些支持满洲的汉人将领。相对于鄂图曼与蒙兀儿帝国，康熙镇压了三藩之乱，标志着对军事服役国家更坚定的拒绝，从而导致了更多权力的中央化。

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贝利描述的这些基本要素可以如何应用于晚明中国。当时忧心的学者与官员，也在辩论白银与市场对社会的冲击。他们非常忧虑于财富的流动与消费文化的扩散，会造成社会道德的崩解。24明代官员有关社会秩序、财税征集还有军事防卫的讨论，因此显示出与同时期哈布斯堡王朝与鄂图曼帝国之间那些讨论的惊人相似性。25他们全都觉得稳固的帝国控制，仰仗以实物纳税的稳定乡村居民，组成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当然，明代中国透过十五世纪开始的一条鞭法，确实在货币基础上重建了财政系统。这是中国制度史上少数几个由下而上的大改革之一，当时的地方官员挣扎着一点一点的将那些零碎复杂的财税负担，整合成几个大的类别单位，然后再将其转化为可用银支付的合计税额。明代经济与财政体系的货币化，推迟了其他农业帝国所面临的去中央集权化的威胁，但并未解决边疆防卫的问题。满洲王朝取而代之，是因造成国库枯竭的蒙古侵略，结合在最不商业化又干旱盛行的西北地区不满士兵叛乱的结果。满洲人维持晚明以来创建的货币化税收与个人支付体系，仅除去了晚明附加税的繁累负担。在短暂中断之后，白银从十七世纪晚期到十八世纪继续流入中国。当经济复苏与商业化扩散之际，许多晚明可见的现象也再度出现：市场城镇的扩散、经济作物生产的增加、活泼的消费导致商人文化的兴起，以及小型与大型商人阶级财富的增加。但值得注意的是，跟蒙兀儿与鄂图曼帝国不同，中国并不需要跟那些在十八世纪开始挑战中央权力的强大地方势力或者贵族争夺权力。

我们可以从俄罗斯这另一个欧亚庞大帝国那里，发现解决这个难题的线索。俄罗斯在十八世纪也经历了市场、农业商业化、新流动性的显著成长，还有人口成长。将中国与俄罗斯从鄂图曼与蒙兀儿帝国区分开来的，是前两者继续扩张其帝国，而后两者没有。当中国和俄罗斯相遇之时，他们协商了边界条约，创建了有所管制的“贸易港口”，控制商业活动并引导大笔收益进入国库。这些收益金流，对俄罗斯来说比中国更为重要，因为后者有更多有生产力的农业土地可以利用。俄罗斯在十八世纪持续在西伯利亚扩张并进入阿拉斯加地区，而中国则确保对于新疆的控制。许多富裕的要人可以透过提供新边疆的利权加以收买。最后，边疆扩张也提供了农民移动的出口，减缓了核心地区的土地压力，并让他们有更大的自由逃避国家的负担。当沙皇准许贵族在俄罗斯核心地区更细密地辗压农奴时，西伯利亚则是一块吸引人的、没有奴役的土地。

边疆地区的扩张和吸纳，转移了在国家核心地区那些强迫去中央集权化的压力。商人菁英可以与国家官僚合作，推动新地区的发展而获益。我们已经看到清朝如何以投资农业屯垦和支配牛只贸易的方式，促进商人资本渗透进入蒙古、甘肃与新疆地区。26货币系统的统一同样扩展了核心地区贸易商的市场机会。特别的契约安排，准许江南商人可以赌赌运气，运送布料给中央欧亚人，他们则沿着丝路贩卖这些商品。商人依赖国家提供安全与基础建设等公共财，而国家转而依赖他们来纾解食物的短缺与促进内部贸易。既然官员用白银收税，他们就有强烈兴趣让农民可以接近市场。不商业化的地区对于地方行政来说只会造成混乱，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清帝国不再是一个“农业”帝国。尽管大量的财税收益来自土地，收益本身仰仗广泛的货币化农业经济，其需要仰赖于商人阶级的广泛合作。

结果证明，西伯利亚与中亚作为财税收入的主要来源颇令人失望。俄罗斯从边疆获得的收益比中国多，那是因为毛皮贸易比起新疆绿洲的产值更高，而且特别是因为西伯利亚毛皮的大型市场就在北京附近。中国并没有这种可以模拟的出口市场。俄罗斯国家的收益首先来自于毛皮贸易，但在十八世纪期间其比例逐渐下降。当国家赞助的商队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时，贸易私有化就看来比较有吸引力。相较之下，中国从新疆所获得的好处，比较少来自直接岁入的金流，而是来自免除需要防备游牧民族攻击的“防线前移的红利”。中国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后，不再需要防备蒙古国家所需的大量军事花费，而且新疆的土地足以支持军事的屯垦，尽管仍然需要来自内地的大量财政补贴。但即使这个地区不能支付自己的财政负担，北京的官员们仍可以主张补贴驻军的花费还是比大事征伐自主游牧民族统治者的成本来得少。

因此，边疆扩张和吸纳可以透过增加中央财税收益或者减少战略成本、拢络商人参与新地区的开发，以及纾解内地的农业压力等方式，延迟商业所造成的地方化压力。但这些好处有其极限，而且每个也都会产生反作用力。假如新领土产生的有价值产品相对较少，但仍需要庞大的军力驻扎，他们的财政支出将会大于收益。长江下游的菁英不断反复申论此一论点，反对将他们的税收投注到遥远的边疆。俄罗斯可能从西伯利亚的开发本身获得净利，因为其在当地的军事建置相对较小而且大多可以自给。清朝确实尝试减少统治新疆的行政成本，包括合并军事单位、裁减军队并积极促进军事屯垦。同时，清廷也增加了文官行政，那也增加了成本。

在边疆的私人商业开发对于商人阶级有利，而且借由增加贸易，可以增加本地住民的生活水准。但其不必然是对国家有利的，除非国家能从中汲取部分财富或者间接获利。只要商人参与了谷物贸易，就能保证价格稳定并增加农民纳税者，那么国家与商人合作就会对双方有利。但对于谷仓系统的持续辩论，显示商人并不总是协助地方民众，而可能囤积谷物并提高价格牟取暴利；他们可能用预支借贷绑住农民，强迫农民交出收获给一位垅断买主（monopsony）；他们也可能用财富贿赂地方官员并将官方资金纳入私囊，一七八一年甘肃的赈灾丑闻案清楚显示新商业财富在这些低度发展地区的有力影响。商人与地方官员的纽带是对中央控制来说最具威胁性的，因为其提供了地方官员独立于中央官僚体系的收益来源与个人财富。在这层意义上，甘肃的丑闻案预告了在十九世纪厘金商业税流入省级官府的财库时，将会爆发更大的问题。

然而，农民开垦是最爆炸性的趋势，特别是在中国。当汉人移民进入西北的时候，他们开始跟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其他民族接触。清朝促进了这个地区的多样性，运用每个群体的能力从事他们最适合的工作：在清朝支持下，专精于绿洲农业的突厥斯坦农民挖掘水道灌溉其农田；汉人农民垦种他们自己的农田；回族与藏族商人则运送羊毛织品、衣服、现金等产品；蒙古人提供马匹，有时候也提供谷物。假如土地充足且气候适合的话，这些不同民族可能为了互利而一起工作，但西北并不总是如此幸运。尽管国家投入庞大资金进行水利维护和土地开垦，新疆的生态仍然十分很脆弱。即使没有宗教因素加入其中，对水源与土地的斗争很容易就导致冲突。而当新的伊斯兰教派在十八世纪进入新疆之后，他们提供了社群组织凝聚的中心。这导致叛乱的爆发，造成了需要更多花费的更大军队驻扎。

这个边疆成了压力的早期诊断，而那些压力将在十九世纪期间袭击帝国其他地方。在穆斯林帝国所看到的商业与地方菁英推动的去中央集权化的压力，直到十九世纪才在中国变得明显。然而，它们作为潜在紧张，自从新疆征服以来就早已存在。当清帝国推动边疆扩张与吸纳的时候，控制与分裂之间的紧张平衡尚能维持，但在一七八○年代之后这些部分开始分崩离析。而正在此时，华南海岸的欧洲贸易商，开始更热切地推动要求中国开放贸易。

马戛尔尼伯爵在一七九三年看到一个强大但脆弱的帝国，但他错误地将清朝未来的难题单纯归诸于中国领导人的性格。这些“帝国的张力”已经侵蚀了在上半世纪期间创建的国家权力结构。27即使中国仍然能够动员令人惊叹的力量进行强力激烈抵抗，它在帝国竞争间仍旧遭到边缘化。它已经不再是过去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早期的国家，不再是当年那个拥有最大军队、最富有的商人与世界上最大领土之一的国家。这个从强盛到衰落的转变令人惊讶，而这是其扩张进入中央欧亚时所产生的矛盾性力量的结果。

王国斌曾经假设，假如郑成功这位在十七世纪曾经短暂占领台湾的强大商业冒险家，其继承者已经在中国东南创建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商业帝国，抵御清朝并撑过十八世纪，则清朝官员也许会对英国人所必须提供的贸易品项有更多兴趣，例如武器。反过来说，英国人就没有必要非得推动鸦片贸易来补足他们的白银流出，而中国也可以抵抗条约开港的压力。“总之，较可能在军事上抵抗一八三○与一八四○年代英国要求的中国，是政治上有力的中国。而这可能得要东南中国先出现一个成功的商业帝国。”28王国斌并没有声称这个结果很有可能发生，但他提出这个可能性，作为构思十九世纪中国另一种可能未来的方式。

我们同样也可以主张，假如有一个蒙古国家在西北挺立下来，则同样也可能会导致前述假设的结果（这个剧本比王国斌的更有说服力，因为蒙古国家实际上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而郑氏政权仅在一六六一至一六八三年领有台湾）。如此一来，清朝的统治者一定会有兴趣为军事远征获取现代武器，正如同他们十七世纪向耶稣会士订购武器一样。他们可能会借用英国的军事经验，甚至可能会邀请英国人观察他们的远征，就像耶稣会士观察十八世纪的战争那样。中国的军队实际上在十八世纪晚期曾经与入侵缅甸的英军接触，但未能从这次经验中获取任何军事技术。29假如有一个强大的蒙古国家存在，那么可以想像也许会有一个更大的中英联合军事合作。届时中国人将了解英国在印度的存在，同样可能意识到英国对西藏的潜在影响，因为他们必将关切如何不让蒙古人控制西藏。提出这个假设性论点，旨在强调中国在边疆扩张过程中创造了对外国势力的关系开放性，以及导向更为流动的地缘政治联盟的可能性。而这每一种可能性，都会对军事平衡、科技变革，以及左右贸易的政治经济层面产生影响。

总归而言，来自边疆的观点有助于说明，为何那些能够回应竞争性地缘政治环境的国家创建、政策辩论与制度形成的动力，会在领土扩张完成后随之消失。四种互动过程打开了十九世纪西欧势力对清朝的渗透：一、新的挑战者就在蒙古人失败后不久出现在华南沿岸。二、有效对抗大草原游牧民族的政策在南方海洋环境中失败。三、之前能平衡清代中央利益与地方权力拥有者的协商方案开始转向去中央集权化。四、自从十六世纪以来持续展开的商业化开始腐蚀对中央的忠诚。

满洲出现拥有满蒙汉三种文化的征服菁英，活跃的商业经济渗透进入边缘地区，以及精明的外交政策运用，是这三种因素同时出现，才导致了北京史无前例地推进到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既然这并非天意所预先决定的结果，也难怪盛清的统一不能长久持续。长期来看更叫人吃惊的事实是，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几乎已经重组了其祖先两百年来的帝国。但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兼帝国的成立也并非必然，而是依赖许多偶然的同时发生。对有兴趣在二十一世纪为自己的民族协商出新身分的中国人来说，过去的经验或将提供一部分的指引。

致谢

做这项研究的时间长到让我不可能充分地感谢曾贡献心力的每个人。我在哈佛的满文老师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在一九八四年过世，当时我人在北京的档案馆，正要完成第一本专着，同时寻找中国西北研究的新题目。许多人和我试着继续他费力开创的研究工作。我得到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故宫图书文献馆、莫斯科外交政策档案馆（Archive of Foreign Policy）和古代文书国家档案馆（State Archive of Ancient Acts）职员的莫大帮助。Galina Khartulary和Valerii Klokov则是在神秘莫斯科的宝贵向导。在北京，我想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成崇德和他的同仁们，以及我的老友兼同事李伯重等人。在美国，我尤其感激Philip Khoury院长持续的支持，以及在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系的所有同仁给我的批评和鼓励。Anne McCants、Pauline Maier、Harriet Ritvo和Elizabeth Wood在我研究早期提供了相当宝贵的回馈。John Dower睿智的指教源源不绝。我之所以即便担任系主任还能在本书研究上有所进展，都是拜他们的善意和奉献所赐。本研究很多部分已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译按：现已改名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耶鲁大学农业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Agrarian Studies at Yale University）、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还有亚洲研究协会、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以及散佈诸如伊斯坦堡、台北、北京和日本各地的研讨会上发表过。我由衷感激所有来自与会者的建议，特别是卜正民（Tim Brook）、柯娇燕（Pamela Crossley）、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孔复礼（Philip A. Kuhn）、马立博（Robert Marks）、彭慕兰（Ken Pomeranz）、斯科特（James C. Scott）、Carl Strikwerda、堤利（Charles Tilly）、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王国斌（R. Bin Wong）、伍思德（Alexander B. Woodside）、沃斯特（Donald Worster）等许多人。我最深的遗憾是在治学严谨和个人生活上皆为人师表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在本书书稿完成之前就过世了。倘若他仍在世，我真希望能听听他怎么想。我对麻省理工和哈佛研究助理们的不懈辛劳由衷感激，他们协助了本书的准备工作：Cherng Chao、和文凯（He Wenkai）、Jiangti Kong、Ellen McGill、Nana Okura、Helen Tang和Angela Xiang。我还要感谢这个研究领域的前辈学者。数百年来，他们经常在不知道其他研究者存在的情况下，以多种语言，累积了无价的人为与文献资产。若我们能望得再远一些，都是因为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

我还得特别感谢赵家，他们赞助设立的东亚文明讲座教授（T. T. and Wei Fong Chao Professorship），对准备本书出版的资源提供偌大帮助，尤其是书中的美丽插图。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林满红在取得出自台湾插图的宝贵帮助。我的编辑Kathleen McDermott和Elizabeth Gilbert在将本书付梓的过程中，极为热心、坚定，又效率十足。Amanda Heller一丝不苟地编修最后定稿，Phil Schwartzberg为本书绘制了精巧的地图。

本书的观点受到许多环境的影响，尽管大多不自觉。到北京、日本、蒙古、莫斯科和新疆等地的旅行，有助于将抽象的古代文本与当代世界的自然经验相联系，变得更加具体。我感谢所有旅行中遇见的所有人，也感谢一路上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在美国，我沉思的地方包括牙买加池塘（Jamaica Pond）、阿诺林木园（Arnold Arboretum）、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多尔切斯特（Dorchester）、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园（Harvard Yard），这些地方是书中诸多想法的发生地。

部分章节是过去发表作品的修订成果：“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The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Eurasi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June 1998), pp. 263–286; “Empire and N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5, no. 4 (2001), pp. 282–304; “The Agrarian Basis of Qing Expansion into Central Asia,” in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History Section (Zhongyang Yanjiuyuan Disanzhou Guoji Hanxue Huiyi Lunwenji Lishizu) (Taib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002), pp. 181–223; and “A Frontier View of Chineseness,” in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Year Perspectives, ed.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51–77.

附录A：统治者与其统治年代

附录B：雍正皇帝一七三一年收到西北战败消息的惊骇反应

在这封寄给他的大将军的自白中，雍正皇帝的语气显得痛苦、冗长又亲密，说他对这次的大败负起全部的责任，并告诉他的将领必须要谨慎以对，但也同意所有的事情都依赖于上天不可测的旨意。

一封给大元帅岳锺琪的谕旨：

自去岁至今，诸凡出乎意外。朕诚慌诚恐，痛自省贵，一一皆我君臣自取之咎。兵法言骄兵者败，欺敌者败，不知彼者败，我军皆犯之。况天道亏盈，此番两路之备，太过劳矣，朕悔之不及，惟自对天认罪，忏过之外，复有何辞！贼兵之势，至于如此，实出向日见闻意想之外。进剿灭贼之举，不但力所难能，睹此天心不顺之景，敢违天意而行乎？我君臣若两加之以奋兵，罪过更不可当也。但此意惟我君臣二人知之，副将军等亦不必令觉知者。或贼人逞其狂暴，若骄兵轻敌，呆天厌时，很必有失机妄动之处。此时我以应兵，以听天恩，倘有雪耻复恨之日，未可定也。今只以悔罪，求天恩赦。守之为主，进剿灭贼之念，亦不必举。但此事始初虽出于卿口，若朕无此意，而岂有轻信卿言而孟浪为此大举乎？况此举乃皇考未了心愿，兼国家之隐忧，卿不过以赤忠效力之心，迎合朕意。朕亦因乏人敢任此事，嘉卿之忠勇之诚任用之耳。是朕之未审、轻率，获罪于天地神明，何颜何忍，怪卿怨卿也。此实朕之良心、本心，恐卿识见不及此，知朕不及此，见今日之难势，愧前言之不能副，稍存奋激之念，方寸一乱，主见一失。若至令朕倘失倚望，则负朕莫过此也。若思感报，惟转保全为务，守边为要。向日所传兵法机巧当审用之，今贼人惟以力胜之，非合大队相敌之众，不可轻率分众之势。若有操必胜之天赐之机，则又在卿相宜而为之也。至于救援土鲁番之举，万万不可。便贼人全队向之，今亦可不必者。从前朕之训谕与卿之议皆误矣，不应援土鲁番亦只可卿、伊、张石数人知之。况土鲁番有城可守，万余回兵又兼我三千官兵在彼，贼人若竭力攻取必致多伤其众，今只得量轻重舍此三千土鲁番不管，非我残忍，势所不能也，所关甚钜也。上天必鉴之，可速令土鲁番回民移住一城，但声言三千官兵，协力固守以待应救，料贼人便以数万之众未必易取。若蒙上天怜土鲁番之忠诚软弱，贼人严冬外无可劫掠，围困日久，食草缺乏必或引其向我大营或从依孙察罕齐老图扰乱西海（编按：即青海）来也。此时则又在卿相机斟酌而为，料贼人明知我大军整力在后，伊未必敢深入西海久延时日也。言去冬贼众抢劫马匹来时，贼人伤损千条，攻取土鲁番。又言杀贼前后五百，今北路之占据富尔丹奏杀贼数千，此战所伤贼人虽不无冒报，而贼人二三千众不能无损折。今只得以以我军敌对伊有限之准噶儿耳。⋯⋯今贼人损少此数千已去伊勤兵十停之一兵，除伊自寻来之外，实乏破灭之策也。只以设法多伤贼人为要，听天意而行之，如土鲁番即杀贼上天所赐之一端也，我等各处城堡坚守以待攻打亦杀贼之一端也。如全胜之念且不必希望可也，至于满洲兵丁当惜爱之，于稳当处用之，何也？若以有限之满洲而敌对有限之贼人，朕非私心，实有所不敢，而亦不忍。况又非逐贼灭贼，马上剿贼实不及步兵结阵，就近杀戮贼人无计可施也。惟在卿秉公一人办理，不可令再一人知之，恐寒绿旗兵心也，只可作轻满洲之兵之意，暗露于将弁而为不敢言之为妙，但恐满洲大臣官员兵丁因不多用伊等不服，恐生不睦之端，可预将朕意通知伊里步常赉二人知之。令伊等万不可再露一人知之，伊二人明白可作主张也，总言卿将己身如朕躬一身观之，凡事只以保全为要，至于冒险邀功稍存致此一身报朕之念，不但大误，忘恩背义，负朕之恩，陷害朕躬莫此为甚者。必遵朕旨斟酌稳当处为之，阿齐图来时，朕亦谆谆有口传之谕，朕自有谕令阖营将弁知朕之意，不干卿怯弱也，我君臣实百劫千生善缘良图，上天恩照必赐我君臣有如愿之日也，目下我君臣，但自悔自过静待天恩以安守为务，万不可轻率燥动，凡事只以固本于大者远者谋之，与夫一二处些小失利不必为意，朕自谅之，倘因小奋而于大者远者少有妨碍，则卿为负朕之人矣，忍为乎志之志之，朕谆谆谕戒之，时时事事不可忽略。如果有万全之机宜在卿详慎又祥慎而为之也。便天赐全胜贼败遁，亦万不可远逐，何也？此非一击成功之事也，去城不可越数百里，即令捷师可也，卿知朕意，可详细玩味朕心情也，畏天命顺天心，此意只可卿领会于心，至于外边施设鼓舞士气，仍声言进剿，如何杀贼愈加一奋振作之景方是。至临期应事调遣，总依朕谕而行之。凡有应援救援之举，着实详审而为之。总言以静应为主，以动为戒，朕实有灼见处，至嘱至嘱。将此一谕卿不必录存，若欲多看数次，不妨留在卿处，连数报发回可也。朕躬甚安好，卿一点不必为朕记念，卿好吗？

资料来源：国立故宫博物院，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7-1980）。部分英译发表在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着，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62; Shu-hui Wu, “The Imbalance of Virtue and Power in Qing Frontier Policy: The Turfan Campaign of 1731,” Études Mongoles 27(1996), pp. 258–261. 我感谢白谦慎（Qianshen Bai）教授协助我辨认皇帝的草写字体。

附录C：在边界上讨价还价

这些有趣的史料摘录，生动显示了清朝将军想要控制边境贸易的挫折经验，还有狡猾的中央欧亚商队领袖们如何费尽心机，把尽可能多的商品带入清朝的市场里。（编按：由于史料出处之原信函分段随意，句读不全，此处采不分段并加上标点的方式处理。）

李绳武折

安西提督臣李绳武谨奏，为奏闻贸易夷人到境事。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准驻防哈密镇臣王能爱咨称，四月初二至初八等日续据驻札三堡游击董茂林禀，据乌克尔防卡千总马明西打坂，防卡把总刘谦各报称，据沿山登高目兵于四月初一至初七日等日瞭见肋巴泉路上有人畜往东行走，理合报明等情，转禀到总兵。据此查各卡瞭见山北有人畜往东行，谅系贸易夷人赴东打坂报信。随于见信之始，刻即遣差守备常清，带领通丁前赴东打坂守候，俟夷人到境，查询来情具报去后。兹于初十日卯时，据守备常清禀报，守备抵东打坂候至初六日不见夷人到栅，随选带精壮目兵十名出栅探迎，于九日迎至奎素见夷人到来。守备询问夷人，你们是做什么来的？据称今年是买卖年分，我们台吉遵例打发我们做买卖来了。守备问来了多少人，几个头目，叫什么名字，有多少牲畜，几时从伊里起身的？据称共来了一百三十六个人，内有达子四十六个，缠头九十个，来了我们四个头目，内缠头头目三名，我叫额连胡里，一叫买墨里替哈里伯，一叫纳素尔哈济，一个达子头目叫达克达。我们的牲口股数多了，路上遗失倒毙未得查明确数，约估骑牵马一千三百多匹，驼有六百多只，牛有九百多只，羊有五万多只。我们是去年十一月里，从伊里起身，因路上雪大，缓牧牲口走了五个多月，守备又问你们有多少驮子，驮的是什么货物？据称有三百多驮子，内止有十数个葡萄硵砂，驮子别的是各样皮张帐房口粮，守备说葡萄硵砂等物，我们这里没人要，言明不入交易。你是知道的，为什么又带来呢？据称硵砂是我们路上用的，葡萄是我们吃的，不是卖的货物。守备又说你们贸易的人例该先打发人来报信，我们卡伦上瞭见你们，好几天了，就该早来与我们报知，怎么不先打发人来报信呢？据额连胡里说，我们若打发底下的人来到卡子上报信，恐说错了话，不敢差人先来。我们四个头目要到卡子上报信，因纳素尔哈济在后头病了，等他到来，我们带几个跟随的人到卡子上报了信，先要求见哈密大人回话，还有我们台吉投将军的字儿，送的伯勒克哩。守备说今年该你们肃州贸易例上止准带一百人，怎么带了一百三十六个人呢？额连胡里说多带的人是跟我们看病记账造饭的，等我们后头的人两三日到齐，着他们底下的人在山北里缓几天牲口，我们四个头目先要过山见哈密大人去哩，守备说你们的话，等我禀报哈密大人候示下到来，再给你回信。该夷目应诺，守备回卡理合禀报候示遵行等情到，总兵据此，查此次贸易夷目带有葡萄硵砂等物称系自用者，至于多带人数，又称系伊等造饭看病记账之人，今既据该夷来哈求见总兵回话，并投递伊台吉与本提督字单，应俟该夷过山到哈之日，总兵知会夷情部郎询问的确如何情词，另为咨报。除差游击董茂林迎领夷使来哈询问外，所有贸易夷人到境，缘由合先咨报等情咨报到臣。臣查今岁戊辰年，原系准夷赴肃贸易年分，其该夷等多带人口数，称与伊等看病记账造饭之人，至所带葡萄硵砂亦属有限之物，该夷等既称自己需用，自不便阻其随带。然夷性狡猾、言语多属不实，俟该夷等到哈，镇臣王能爱查询确实的系如何言语情形，咨报到日另为缮折奏报。所有贸易夷人到境缘由，除知会督抚镇道诸臣并饬臣属各营，照例定派官兵接替护送外，谨先恭折奏闻谨奏。乾隆十三年四月十四日，朱批知道了。

李绳武折二

安西提督臣李绳武谨奏，为奏闻贸易夷人抵哈查询过言语情形事。

窃臣查今岁赴肃贸易夷目额连胡里等到境日期，业经臣于本年四月十四日恭折奏报在案。兹于本年四月二十日准驻哈镇臣王能爱驻札哈密理藩院主事诺穆浑等咨报，据前差赴东打坂引领夷目来哈之游击董茂林禀称，额连胡里等四名跟随达子缠头二十四名，撤袋五副、乌枪三杆、腰刀一把、骑赶马三十六匹、驼四十八只内、驮子驼四十一只、口食羊三十七只，于十四日巳时到栅。游击带领弁兵照料过山，本日住歇南山口，于十五日将该夷等引领至蔡湖迤南空闲处所预下营盘安顿住歇，令派拨官兵在彼照料等情。又于十六日据该游击董茂林回禀，夷目要进城回话投递字单，总兵随允其所请，令其带领来城，照依奏定章程会同夷情部郎与之见面。该夷目额连胡里等手捧字单一纸、缎子一匹，躬身投送。据称这是我们台吉泽旺多尔济纳木札尔投哈密将军字儿送的伯勒克缎子一个，今年是肃州买卖年分，我们台吉遵例打发我们买卖来了。总兵等问及夷目名字，据称我们共来了四个头目，内缠头头木三个，我叫额连胡里、一叫诺落素哈济、一叫墨墨里替布，一个达子头目叫塔克都。总兵等说你们在山北里报信，说是一叫纳素尔哈济、一叫买墨里替哈里伯、一叫达克达，怎么三个名字与山北里说的不投呢？该夷等说，前日山北里想是没有听明白，总兵等又问你们几时从伊里起身，路上走了多少日子？据称我们是去年十一月二十日，从伊里起身的，路上走了五个多月。又问前次进贡来唵吉敦多到哈密，说作买卖的草饱时节纔能起身，怎么如今就到来了呢？据称唵吉敦多起身进贡的时节，我们正收十牲口皮张，各处做买卖的尚未调齐，头目没有派定，原说草饱时节起身出来，他们走后我们台吉说等草饱时节起身太迟了，投到回来时节就冷了，派了我们四个头目于十一月二十日给了字儿，着我们从伊里早些起身，路上缓缓行走到乌鲁木齐住着，将各处的人处等齐就来了。总兵等随看投到字单不能深识，即令夷目塔克都面读，经夷情部郎照依所念言词，写出蒙古字单转译清文，约略译出汉文，内系给哈密将军的奉大皇帝旨意进京做买卖的情愿赴京做买卖，做买卖。若说北京远肃州一带地方情愿做买卖，做买卖罢。遵旨将一起买卖打发去了他们哈密，做了买卖有情愿回来的人，这个做买卖的人连你边界上住的人一样，那个地方有益做买卖。好伯勒克缎子一个，丁卯年十一月二十日。总兵随问该夷等，你们来了多少人，带有多少牲口，驮子驮的是什么货物？据称连我们四个头目，共来了一百三六个人，内达子四十六个、缠头九十个、马有一千三百多匹、驼有六百多只内，买卖驮子三百多个，驮的是各样皮张，约有数十个葡萄硵砂驮子，牛有九百多只、羊有五万多只。总兵等责说，今年是肃州买卖年分，例上止准一百人，你们怎么今次又多带三十六个人，甚不合例。再葡萄硵砂，肃州并没有人要，言明不入交易，你额连胡里做过两次买卖是知道的，为什么这次又带来呢？据称我们这次做买卖来的原是一百人，多的三十六个人是我们四个头目带来上账看病造饭必用之人，恳求将这些人带往肃州去罢，我们带的葡萄硵砂只有十数个驮子，是自己用的，并不是卖的货物。再我们这次的牲口，多因路远行走有许多擦掌乏弱的，恳求大人施恩，替我们变了罢。总兵等答说，你们的买卖应在肃州地方交易，那里有办你们买卖的官商哩，哈密买卖人有限，没有人要。你们该遵例，都赶往肃州去，该夷又说我们牲口擦掌乏弱的多，若全行往肃州去，天气热了，路上有几处水草微细，恐赶不到肃州夷路倒毙的多了。我们底下的众人就都很苦了，总兵等又以定例详加责说，而该夷等乞怜纠缠不已，总兵等答说既你们这样恳求，等我咨商我们总统大人候示下到来，再告知你们罢。夷等即应诺，随待以酒食照料出城，送赴营盘讫查。额连胡里等多带人数，据称系记账看病造饭之人，葡萄硵砂亦称系自用之物，并非买卖，应否俱令带往肃州？至擦掌乏弱牲畜再再恳售，可否准其在哈售变之处相应请商，并将投到泽旺多尔济纳木扎尔字单、缎子一并斋送等情咨报前来。臣查上年额连胡里贸易前来，在哈售变万余乏弱牲畜之时，臣宣布皇仁之外，已责说日后再不得照此作例，务要遵着定例行。该夷即为应诺，今又复以擦掌乏弱之数，恳求在哈变卖，似未便即为遽准以滋该夷等违例无厌之求。臣随一面遣差陞任游击暂留安西城守营都司任閰相师，前赴哈密会同镇臣王能爱再加开导，照例遵办，并查该夷等擦掌乏弱牲畜实在不能行走若干数目，以及多带人数确情禀报去后，随又接准入肃州道臣钮廷彩来札，内称昨接照会交易夷人所带马驼牛羊共有五万余匹，较之上届加倍，肃州牧厂窄狭不能牧放如许之多，且恐日久不无疲瘦倒毙，祈将该夷牲畜截留一半在哈密近山有水草处暂牧，先将一半缓程赶赴赤金一带牧放，俟会同官商觅得售主赴口外看讲分发等语。查肃州牧厂固属窄狭，然关外之赤金一带多系民户播种发苗之田，更难容其数万之牲处散牧扰攘，臣再四思维令该夷等暂于山北有水草之处缓牧，俟牲畜稍有精力再为分起赶行，既沿途不至倒毙，与该夷等有益，且肃州亦得从容办理，内外更免经牧骚扰民田之虞，臣复飞谕游击閰相师，会同镇臣王能爱与该夷等讲说去后。兹据该游击回安面禀，游击奉差至哈密见额连胡里等，责说昨日驻札哈密大人与我们总统大人来的文书上，说你们要在哈密求变些牲畜，总统大人差我前来着向你们说，或者初来贸易的头目不知道定例，不明白沿途水草多少还情有可原，你额连胡里是来过几次的，沿路几处地方水草微细，肃州牧厂窄狭你狠（通“很”，下同）是知道的。前次总统大人查哈密时节，曾面向你说过，着你们后头再来的，买卖路途遥远，只管如此多带牲畜，行至哈密势必乏弱又求售变，是使不得的事情。你已遵着去了，怎么这一次又带这许多牲口，将乏弱的在哈密求变。足见你们无信，还不是有心违例么，你们上一次多带十几个人还可，今番多带三十余人是何缘故？再所报的姓名，又多舛错，特着我前来问你们。据额连胡里说，将军这一番话责问的狠是，我想大皇帝与我们准噶尔人的恩典不浅，从前该往京里去的买卖准在肃州做了，省了许多费用，我们台吉泽旺多尔济纳木扎尔并底下的众人，俱都是感激大皇帝天恩。前一次我到哈密求变牲畜时，将军原向我说过，着嗣后不必多带牲畜受累的话，我不敢不遵，我有我不得已而的隐情，况我也知道往肃州去路上有几处水草微细，但我们达子人家过日子所靠的是牛羊马匹，就是来中国做买卖，也并不是我们台吉一个人的，都是准噶尔众人的买卖，这众人内如是有的人家还养些鹰狗，得些皮张，或别处货换些细皮张交来到天朝贸易，如穷的人家既无皮张，止靠几个牲口过活，或牛羊马匹，他们那些交来我也因牲口坠累狠不愿收。止是穷富不得一样，自从蒙大皇帝施恩，准我们台吉和好之后，底下的众人从前没有吃食的，如今都受恩有了吃的了，他们众人听的买卖出来，无一人不攒凑带些牲口，想着要易换些东西，霑受大皇帝恩典，是这个缘故。我也是不得已，将牲畜赶着出来了，至于多带之人，我额连胡里难道不知例上肃州买卖止准一百人么，敢违例多带么。这三十余人，一则与我们记账看病造饭，实在我们的牲畜多了，人少照料不来，多这几个人纔不作难。今蒙大皇帝如此厚恩加与准噶尔的人身上将军好处，敢不实说么，因这个缘故上，多带三十多个人，再姓名舛错之处，想是汉夷字音多一个字少一个字上头错了，前者这里大人都对明白了。在哈密求售变的牲口，今不准，我们敢不遵么？就是我们台吉泽旺多尔济纳木扎尔，也是不敢违大皇帝定例的，这违例的话，我额连胡里是何人万万当不起的。若将疲瘦擦掌牲畜赶往肃州去卖，我知道又有几处地方水草微细，这些牲口都是死数，我们底下的穷人就是狠苦累的了，我前后思想万分作难。今将我们实情告诉，也是没奈何，在哈密求变些就狠霑了大皇帝恩典，养命的东西就都有赖了，就是我路上有不受坠累了，游击看的该夷所言，俱系实情，随遵谕向该夷额连胡里等说，你们牲畜狠多既有乏弱擦掌的，暂且在山北有水草处牧放缓息，俟有膔力多分几起行走，我回去将你们情由回禀我们总统大人知道，看是如何吩咐再传你们知道罢。该夷等言说都是实与我们有益的事，我们只是遵着行罢，总是我这一番下情若能得到大皇帝跟前，大皇帝见了我们这一番情节，就都是有造化的，就受恩不浅了，再我们疲乏擦掌赶走不动的羊约有不足一万只、牛有二三百只、马有二三百匹，止求施恩在哈密变卖了罢。在将军上好好地替我们回说等情，相应将该夷等确实情形回禀等情，又接准镇臣王能爱札覆前来，与该游击所禀无异。准此臣贸易夷人额连胡里等带来牲畜，较之于上年众多其间多有瘦弱者，该夷既称情愿在山北水草茂盛之处暂牧缓息，应俟牧放稍有精力再为照料分起赶行。除札致肃州道臣钮廷彩作速会同官商办理外，至该夷等求变赶走不动之擦掌乏弱牛羊马匹，臣缘该夷额连胡里等上次贸易到哈求变乏弱牲畜，经臣业已责明下次不得为例，而今又覆踏前辙自难优容以致易视成例，故专差游击閰相师会同镇臣王能爱细加面为开讲定例。今该夷因受皇恩深厚于极感之中吐出一切实情，乞怜言词益觉卑顺，揆厌其由实非有心违例，若以定例拒其所恳，则万余之擦掌乏弱牲畜值兹天气暑热长途赶行，势难保其存活，伊处穷夷目字多失望，似非仰体我皇上加惠远夷之意。但查哈密地处极边自减防之后仅有防兵两千名，商民亦属寥寥，例年来往夷人求变牲畜，兵民甚觉掣肘，且防所又无拨贮别项银两，今该夷等求变乏弱牲畜见有万余之多，若蒙恩准专责卖哈密办理实不无有拮据之处，臣仍差游击閰相师协同镇臣王能爱将求变之牲畜，设背售变似不致于周章，夷人行走亦可轻便，肃州办理更无促迫之虞矣。至多带三十余人，该夷告以实有不得已而之情，诚如圣训此等小处不必与之锱铢较量，似应准其随往，其葡萄硵砂既称自用，前折业已恭奏自不便阻其随带，再夷人姓名，字音多寡之间今已更正清楚，合并声明。除将前情咨会督抚诸臣外，所有前项求变牲畜所请办理之处是否有当，理合缮折恭请皇上睿鉴训示遵行，再额连胡里投到泽旺多尔济纳木扎蒙古字单，谨加封呈进，其寄臣伯勒克花缎一匹，俟额连胡里回日，再照前例备物以答其意。谨奏。乾隆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安西提督臣李绳武，朱批：军机大臣议奏。

资料来源：《史料旬刊 》25期，页481-483

附录D：甘肃收成与产量

附录E：西北的气候与收成

西北的特殊气候显著地影响了当地的谷物市场，中国气候研究中心已经出版了中国一四七○到一九七九年旱涝年份分布的图表与地图（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ZQQKY]编，《中国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他们将每个府的降雨量分成五个等级：1为大涝，2为涝，3为正常，4为旱，5为大旱。编者们虽然没有使用北京档案馆收藏的雨水情形报告题本，但他们使用了帝国各地地方志收集的广泛信息。假如这些资料可靠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它们来获得帝国各地雨量状况的概括图像，并且检视干旱年份的冲击。这些资料有多么可靠呢？我们比较了表D.1中甘肃的收成分数报告与这个《中国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的降雨资料，如其所显示的，四个最干旱的年份的确对应于甘肃收成最差的年份。而且，我们有总督那彦成一八一○年的一份赈灾报告，根据他的说法那一年是严重干旱的年份，而在上述的旱涝分布图集中那一年的确是被分类为旱年（ZQQKY，地图，页176）。而在一七五九年我们知道有过一段干旱期、歉收且米价高昂，在上述图集中西北地区被描绘为大旱之年（ZQQKY，地图，页150）。一般来说，在旱涝分布图集中的资料可以用来作为帝国各地降雨量的有用指标。

将六个站的降雨分数加以平均的话，可以得到甘肃每年的降雨量数值。一七二四到一八一○年的甘肃平均降雨量应该是“正常”（3.01的平均值，标准差0.57）。因此我们可以把平均起来超过3.5的哪些年份当作旱年，而把平均低于2.5的哪些年份当作涝年，那么甘肃有七个涝年，十二个旱年。甘肃最干旱的年份是一七五九（4.5）、一七七九（4.4）、一七九六（4.33）与一八○一（4.17）。一七五九年是整个时期最干旱的年份，同时也有最低的收成分数（5.5）。谷价在一七五九年窜升到异常高的水平，而十八世纪其他年份则一般是稳定的。

每年的雨量与收成不必然有直接的关系，就像地方官员通常报告的，有水利设施的地区比较能够抵御一时的干旱，可依赖山上雪水的地区即使没有下雨的话，仍可以在春季获得供水。有时候雨量或者融雪太多，对作物收成反而有害。虽然甘肃少有洪灾，但雹暴经常损害作物。这整个地区大部分时候的降雨量的分布很不平均，只有在某些罕见年份，例如一七五七年整个省分才会都没有降雨。各地降雨与收成的区域变化，让官员可以透过地区间米谷运送来纾解地方性的粮荒灾难。

缩写表

关于名字、日期、度量衡和汉字的说明

名字

要统一人名和地名的罗马拼音始终令我头疼。我尽可能以每个人原初族群的语言来拼写罗马拼音。其他替代罗马拼音则附在括号内，并标示其语言（像是满文、蒙文、中文和藏文）。中文名字我采用拼音系统；满文名字，采用的是 Jerry Norman, A Concise Manchu-English Lexic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8) 中使用的拼法。俄文名字通常遵循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系统。蒙文名字有很多不同拼法，反映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的罗马拼音系统。由于维持统一实际上不可能，我希望，我所采用的拼法能让不熟悉阿尔泰语系细微差别的那些人，至少读得出发音，而且让在乎语文学正确性的那些人，至少能够辨识。至于藏文，我根据R. A. Stein, Tibetan Civil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提供读得出发音的拼法版本，然后将原始拼法放在括号内。突厥人名和地名，一般而言依循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关于书中提及中央欧亚主要统治者的名字和在位年代，请参见附录A。我使用不同罗马拼音区别长江下游的纺织城市苏州（Soochow），和西部甘肃的卫戍重镇肃州（Suzhou）。

日期

文中一切日期都是儒略太阳历，中文参照采用中国农历及年号（如康熙、雍正、乾隆）。注释中若见到档案日期旁加上星号，表示农历闰月。

度量衡

1斤 = 1.3磅，或0.6公斤

1里 = 0.36英里，或0.576公里

1亩 = 0.1647英亩，或0.0666公顷

1石 = 103.5公升，或2.9蒲式耳（23.5加仑）。一石辗过的米，重约175–195磅（80–89公斤）。

1 巴特曼 = 突厥斯坦的土地和谷物度量单位，相当于4.5–5.3石的谷物，或26.5亩地 （出自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p. 54）。

参考书目

Archival and Manuscript Sources

Cherepanov, I. “Sibirskii Letopis” (Manuscript on Siberia). St. Petersburg, 1795. In Lenin Library, Moscow.

Gongzhongdang Zhupi Zouzhe (Palace memorials and vermilion rescripts). Number One Historical Archives, Beijing. Categories: tudi kaiden (land clearance); xiaoshu minzu (minority peoples); caizheng cangchu (taxation and granaries); junxu (military supply); hukou liangjia (population and grain price reports). (ZP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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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译者序

1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8.

2Edward L. Dreyer, Review of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by Peter C. Perdue,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9, no. 4 (October 2005): 1203–1204.

3David Christian, Review of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by Peter C. Perdue,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8, no. 1 (Winter 2007): 183–189.

4Christopher P. Atwood, Review of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by Peter C. Perdu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no. 2 (April 2006): 445–446.

5田宓，〈《中国西征：清朝对欧亚大陆腹地的征服》书评〉，《历史人类学学刊》第3卷，第2期（2005年10月）：第187–191页。

6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xiv.

7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509.

8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509. 韩锡铎与孙文良的评语则参见魏源，《圣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前言〉，第3页。

9例如“清代中国与中央欧亚的关系”（Qing China’s relations with Central Eurasia）或是“中国的西北活动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China’s northwest campaigns），参见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xv.

10锺焓，〈去中国化的《中国西征》〉，《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6年12月19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82699。2020年12月23日检索。

11锺焓，《清朝史的基本特征再探究──以对北美“新清史”的反思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9），第169–170页。

12刘姗姗，〈歪曲新疆历史别有所图〉，《历史评论》第3期（2020年）：第75–78页。

13汪荣祖，〈《中国向西迈进：大清征服中亚记》书评〉，《汉学研究》第23卷，第2期（2005年10月），第526页。

14吴启讷，〈清朝的战略防卫有异于近代帝国的殖民扩张──兼论英文中国史学界中“欧亚大陆相似论”和“阿尔泰学派”〉，收入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中坜：中央大学出版中心；台北：远流出版，2014），第81–108页。

导论

1“大博弈”一词通常指英、俄两帝国在中央欧亚的地缘政治竞赛。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一九○一年出版的小说《基姆》（Kim）用了这个词。相关近期研究，参见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Kodansha, 1992); Karl E. Meyer and Shareen Blair Brysac, Tournament of Shadows: 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D.C.: Counterpoint, 1999).

2莱茵．塔格培拉（Rein Taagepera）将俄罗斯帝国和清帝国列为世界史上第三大和第五大的帝国，能与之匹敌地只有大英帝国、蒙古帝国和法兰西帝国。Rein Taagepera, “Size and Duration of Empire: Systematics of Siz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7 (1978), p. 126.

3外蒙古在一九一一年宣布独立，但在一九二一年成为被红军占领的苏联卫星国。

4主要以俄文史料为基础，对这些事件还算具有参考价值的叙述，参见Fred W. Bergholz, The Partition of the Steppe: The Struggle of the Russians, Manchus, and the Zunghar Mongols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1619–1758: A Study in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Peter Lang, 1993). 书评 Elizabeth Endicott-West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 no. 2 (May 1994), pp. 527–528, and Robert Montgomery in Mongolian Studies 17 (1994), pp. 105–118. Morris Rossabi,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Pica Press, 1975)，有简短讨论，还有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89), pp. 266–296.

5Denis Sinor,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Asie Centrale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63).

6Luc Kwanten, Imperial Nomad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9).

7Halil Inalcik,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Huri İslamoğlu and Çaglar Keyder, “Agenda for Ottoman History,” i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Economy, ed. Huri İslamoğlu-İn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42–62; Peter C. Perdue and Huri İslamoğlu,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on Qing and Ottoman Empires,”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5, no. 4 (December 2001), pp. 271–282.

8本书引用的主要日本学者包括千叶宗雄、石滨裕美子（Ishihama Yumiko）、加藤直人（Katō Naoto）、冈田英弘（Okada Hidehiro）、宫胁淳子（Miyawaki Junko）、佐口透（Saguchi Tōru）和若松宽（Wakamatsu Hiroshi）。主要的中文调查是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以下缩写ZGSL）。中文文章见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论文集》（1981），摘录史料见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料摘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9Franz Michael, 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Frontier and Bureaucracy as Interacting Forces in the Chinese Empi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42).

10Peter C. Perdue, “Turning Points: Rise, Crisis, and Decline Paradigm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wo Empir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Shared Histories of Modernity: State Transformations in the Chinese and Ottoman Contexts, Seventeenth through Nine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University, Kevorki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99.

11Fer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trans. Richard Mayne (New York: Penguin, 1994), p. 164: “[印度和中国]真正折磨，可与圣经埃及的灾难，来自大沙漠和大草原⋯⋯它们被夏日艳阳烤得热辣辣，冬天则被纷飞大雪覆盖⋯⋯[畜牧部落]一出现在历史上，便以相同的样子存在直到十七世纪中叶衰败为止：暴力、残酷、四处掠夺的马背上部落，充满出生入死的勇气。

12William T. Rowe,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reviewed by Peter C. Perdue in China Quarterly 172 (December 2002), pp. 1096–97; Jack A. Goldstone, “The Problem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1 (1998), pp. 250–283; Hisayuki Miyakawa,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 no. 8 (1955), pp. 533–552.

13Di Cosmo, “State Formation”; 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89).

14Cyril Black et al., The Modernization of Inner Asi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1).

15David Christian, “Inner Eurasia as a Unit of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5 (1994), pp. 173–213; Andre Gunder Frank, “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 Comparative Asian Studies 8 (1992), pp. 1–57;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62);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Halford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 23 (April 1904), pp. 421–444;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1942). 麦金德的理论被应用到俄罗斯，见John P. LeDonn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 1700–1917: The Geopolitics of Expansion and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6Victor Lieberman, ed., Beyond Binary Histories: Re-imagining Eurasia to ca. 183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17John Mack Faragher, “The Frontier Trail: Rethinking Turner and Reimagining the AmericanWes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8 (February 1993), pp. 106–117.

18Morris Rossabi, “The ‘Decline’ of the Central Asian Caravan Trade,” in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ed. James D. T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51–370.

第一章

1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de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ou du Rapport que les Lois Doivent Avoir avec la Constitution de Chaque Gouvernement, les Moeurs, le Climat, la Religion, le Commerce, etc.,” in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1951), pp. 227–995; Denis Sinor, “Montesquieu et le monde altaique,” Études Mongoles 27 (1996), pp. 51–57; Karl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2Ellsworth Huntington, The Pulse of Asia: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 Basis of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9), p. 14.

3“近几世纪，中国部分地区变得越来越干燥而不宜人居，倘若这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将面临被寻找食物的饥饿中国人淹没的危险。”Ibid., p. 6.

4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12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3:15.

5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62, 116 (quote), 492–500. 伊懋可支持气候变迁和游牧入侵之间的关联，但承认“我们这里谈的压力，整体而言，是在因果关系更加复杂的脉络下运作。”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6–7.

6Jeremy Adelman and Stephen Aron, “From Borderlands to Borders: Empires, Nation-States, and the Peoples in Between in North Americ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 (1999), pp. 814–844, 1221–39, 由Haefeli, Schmidt-Nowara, Wunder, and Hämäläinen评论; John F. Richards, “L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th as Transformed by Human Action: Global and Regional Changes in the Biosphere over the Past Three Hundred Years, ed. B. L. Turner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63–178; John F. Richards, The Unending Fronti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7William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3); William Cronon, “Kennecott Journey: The Paths Out of Town,” in Under an Open Sky: Rethinking America’s Western Past, ed. William Cronon, George Miles, and Jay Gitlin (New York: Norton, 1992), pp. 28–51;William Cronon, Nature’s Metropolis (New York: Norton, 1991).

8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John R. McNeill, “Of Rats and Men: A Synoptic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Island Pacific,”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5 (Fall 1994), pp. 299–349

9John Mack Faragher, “The Frontier Trail: Rethinking Turner and Reimagining the AmericanWes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8 (February 1993), pp. 106–117

10Patricia Nelson Limerick, The Legacy of Conquest: The Unbroken Past of the AmericanWest (New York: Norton, 1987).

11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12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pp. 1, 57–63.

13Tilly, National States, p. 34.

14最近的选集包括 Geoff Eley and Ronald Grigor Suny, eds., Becoming Nation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hn Hutchinson and Anthony D. Smith, eds.,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最重要的作品无疑是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15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0 (1993), pp. 1–28; Prasenjit Duara, “Historicizing National Identity, or Who Imagines What and When,” in Eley and Suny, Becoming National, pp. 151–178;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6Eric J. Hobsbawm, “The New Threat to History (Address to the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Budapes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6, 1993, pp. 62–64.

17“地缘体” 一词出自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我要谢谢米华健想到“地缘体建构”这么贴切的词。

18William McNeill, Myt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19Cyril Black et al., The Modernization of Inner Asi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1), p. 3.

20Joseph Fletcher, “The Mongols: 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6 (1986), p. 12.

21Denis Sinor, Introduction a l’Étude de l’Asie Centrale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63).

22Richard N. Frye, The Heritage of Central Asia: From Antiquity to the Turkish Expansion (Princeton: MarkusWiener Publishers, 2001).

23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9.

24K. De B. Codrington,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Geographical Journal 104 (1944), p. 28.

25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2.

26Larry Moses, “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the Process of Inner Asian Confederation,” Études Mongoles 5 (1974), pp. 113–122.

27Frye, Heritage, p. 13.

28Lattimore, Studies, p. 68.

29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 Sian Reynold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p. 25.

30Codrington,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p. 30.

31Sinor, Cambridge History, p. 37.

32Robert N. Taaffee, “The Geographic Setting,” in Sinor, Cambridge History, pp. 32–33.

33东部欧亚气候变迁的研究，参见James Reardon-Anderson, “Man and Nature in the West Liao River Basin, during the Past 10,000 Years,” unpublished ms. (1994); James Reardon-Anderson, “Reluctant Pioneers: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1644–1937,” unpublished ms. (2002); and Elvin, Retreat, pp. 5–8.

34David Christian, “Inner Eurasia as a Unit of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5 (1994), p. 199.

35Boris A. Litvinskii, “The Ecology of the Ancient Nomads of Soviet Central Asia and Kazakhstan,” in Ecology and Empire: Nomads in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the Old World, ed. Gary Seaman (Los Angeles: Ethnographics Press, 1989), p. 64.

36近期在俄罗斯的考古学工作证实第一批亚洲游牧民来自森林。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1–43;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 Their Eco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 (November 1994), pp. 1092–1112. Cf. Lattimore, Studies, p. 142.

37Harold Peake and Herbert Fleure, The Steppe and the Sow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8).

38Fletcher, “The Mongols,” pp. 15, 40.

39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89).

40可是，狄宇宙指出野蛮游牧民和开化定居者截然二分的差别，不适用于最早期的中国文明：那是汉朝和匈奴联盟在西元前二世纪多次战争的产物。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41Moses, “Theoretical Approach.”

42David Anthony, Dimitri Y. Telegin, and Dorcas Brown, “The Origin of Horseback Riding,” Scientific American (December 1991), pp. 94–100; David W. Anthony and Nikolai B. Vinogradov, “Birth of the Chariot,” Archaeology (March–April 1995), pp. 36–41.

43Herrlee G. Creel, “The Role of the Horse in Chinese History,” in What Is Taoism?: And Other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ed. Herrlee G. Cree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p. 160–186.

44Rudi Paul Lindner, “Nomadism, Horses, and Huns,” Past and Present 92 (1981), pp. 3–19.

45Ibid., pp. 14, 19.

46Herodotus, Histories, 4.127.

47Denis Sinor, “Horse and Pasture in Inner Asian History,” Oriens Extremus 19 (1972), pp. 171–183.

48引自Sinor, Cambridge History, p. 11.

49Morris Rossabi, “The Tea and Horse Trade with Inner Asia during the Ming,”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4 (1970), pp. 136–168; Henry Serruys, “Sino-Mongol Trade during the Ming,”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9 (1975), pp. 34–56; Paul J. Smith, 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 Horses, Bureaucrat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ichuan Tea Industry, 1074–122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50参见Sinor, Cambridge History, p. 11, 引用马赛的萨尔维安（Salvianus of Marseille）。

51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52Creel, “The Role of the Horse,” p. 163; 刘向编，《战国策》，收于《二十五别史》卷22 （济南市：齐鲁书社出版社，2000），6:204–211; Chan-kuo ts’e, trans. James I. Crump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6), pp. 288–294; 司马迁，《史记》卷43，收于《二十五史》卷1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215;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trans. Édouard Chavannes, 6 vols. (Paris: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1967), 5:72–84.

53Creel, “The Role of the Horse,” p. 170; Burton Watso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2:281–287.

54Christopher I. Beckwith, “The Impact of the Horse and Silk Trade on the Economies of T’ang China and the Uighur Empir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34 (1991), pp. 183–198.

55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Boston: Little, Brown, 1950), p. 155.

56Litvinskii, “Ecology,” p. 64.

57Thomas J. Barfield, The Nomadic Alternativ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93), p. 20.

58ZGSL 63.

59GZDQL 3.710.

60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Grasslands and Grassland Sciences in Northern Chin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2).

61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he Horse and Other Beasts of Burden in China,” China Journal 26 (1937), pp. 282–287.

62Edward Schafer, “The Camel in China down to the Mongol Dynasty,” Sinologica 2 (1950), p. 166.

63Owen Lattimore,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Boston: Little, Brown, 1929), p. 109; Lattimore, Studies, p. 43.

64Jonathan Lipman, “The Border World of Gansu, 1895–1935”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1).

65Morris Rossabi, “The ‘Decline’ of the Central Asian Caravan Trade,” in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ed. James D. T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51–370.

66Lattimore, Studies, p. 58; Lipman, “The Border World of Gansu,” maps 1 and 2, p. xiv.

67赖福顺，《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4），页219–221。一石约为一○三公升的谷物。

68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1:18; David A. Hollinger, “How Wide the Circle of ‘We’? Americ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Ethnos since World War II,”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8 (1993), p. 337.

69Richard White, 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1650–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70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62), chap. 1.

71Lattimore, Studies, pp. 165–179; Daniel Power and Naomi Standen, eds., Frontiers in Question: Eurasian Borderlands, 700–170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72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73Lattimore, Studies, p. 58.

74关于俄罗斯的城墙修建，参见Carol B. Stevens, Soldiers on the Steppe: Army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Early Modern Russia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5).

75Lattimore, Studies, pp. 113, 117.

76Arthur Waldron, “Representing China: The Great Wall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ed. Harumi Befu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pp. 36–60; Arthur Waldron, “Scholarship and Patriotic Education: The Great Wall Conference,” China Quarterly 143 (1995), pp. 844–850.

77Lattimore, Studies, pp. 165–179.

78Christian, “Inner Eurasia.”

79Peake and Fleure, The Steppe and the Sown.

80George Curzon, Russia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Anglo-Russian Question (1889), 引自Denis Sinor, Inner Asia: History, Civilization, Languages: A Syllabu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 217.

81McNeill, “Of Rats and Men.”.

82Chia-feng Chang, “Disease and Its Impact on Politics, Diplomacy, and the Military: The Case of Smallpox and the Manchus (1613–1795),”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57 (April 2002), pp. 177–197; Henry Serruys, “Smallpox in Mongolia during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14 (1980), pp. 41–63.

83李心衡，《金川琐记》2.6b, 引自Serruys, “Smallpox,” p. 57.

84Peter Simon Pallas, Sammlungen Historischer Nachrichten über die Mongolischen Völkerschaften (Graz: Akademische Druck-u. Verlagsanstalt, 1980), p. 158.

85James Z. Lee and Wang Feng,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5–46.

86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民族研究》（1983年2月），页45–54。

87Chiba Muneo, “Tenzan ni habataku” (Black whirlwind: flags fluttering over the Tianshan Mountains), in Kara būran: Kuroi suna-arashi (Tokyo: Kokushokankokai, 1986), p. 89

88Okada Hidehiro, Kōkitei no Tegami (康熙皇帝书信) (Tokyo: Chuko Shinsho, 1979), p. 125; QPSF, p. 35, 31b KX36/1 renshen.

89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Grasslands; Reardon-Anderson, “Reluctant Pioneers.” Elvin, Retreat, p. xxvi, 从数学上定义后勤曲线，并论称后勤曲线在描述社会变迁上的重要性。

90在美国，随着环境益发恶化，很多人质疑这个区域的农业健康。有些研究者甚至主张把干燥的田变成“水牛公地”，在环境与经济上都是更好的土地使用。事实上，随着农场被弃置，美洲原住民正在回归美国西部。Donald Worster, “Climate and History on the Great Plai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and the Environment, MIT, January 9, 1992; Donald Worster, Rivers of Empire: Water, Arid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Wes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91Christian, “Inner Eurasia,” p. 207

92Barfield, Perilous Frontier, pp. 164–186

第二章

1Edward L. Farmer, Early Ming Government: 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2“亚洲征服者[帖木儿]年过七旬，登上察合台大位已三十又五载。他的鸿图不再，他的军队解散，中国于是得救。他死后十四年，他所有孩子中权力最大的一个，派遣一支友谊和商业的使团到北京的宫廷。”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DavidWomersley, 3 vols. (London: Allen Lane, Penguin Press, 1994), 3:847–850.

3Okada Hidehiro, “Doruben Oirato no kigen” (杜尔伯特部瓦剌的起源), Shigaku Zasshi 83 (1974), pp. 1–44 (英文版见Ural-Altaische Jahrbücher [1987]); ZGSL, p. 2; David Farquhar, “Oirat-Chinese Tribute Relations, 1408–59,” in Studia Altaica (Festschrift für Nikolaus Poppe) (1957), pp. 60–68.

4Paul Ratchnevsky, Genghis Khan: His Life and Legacy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93), pp. 5, 96.

5Paul Kah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The Origin of Chinghis Khan: An Adaptation of the Yuan Chao Pi Shih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 1984), pp. 60–61. Cf. Francis Cleaves, e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70; Ratchnevsky, Genghis Khan, p. 62.

6Okada Hidehiro, “Doruben Oirato”; Ratchnevsky, Genghis Khan, p. 117.

7Ratchnevsky, Genghis Khan, p. 96.

8Morris Rossabi, “The Ming and Inner Asia,”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8, pt. 2,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ed. Denis Twitchett and Frederick Mo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21–271.

9L. C.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290–93; Okada Hidehiro, “Doruben Oirato,” p. 8.

10Wolfgang Franke, “Addenda and Corrigenda to Pokotilov,” in 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ed. Dmitrii Pokotilov (Philadelphia: Porcupine Press, 1976), pp. 1–95; Wolfgang Franke, “Chinesische Feldzüge durch die Mongolei im frühen 15. Jahrhundert,” Sinologica 3 (1951–1953), pp. 81–88;Wolfgang Franke, “Yunglo’s Mongolei-Feldzüge,” Sinologische Arbeiten 3 (1945), pp. 1–54.

11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pp. 531–534.

12Franke, “Yunglo’s Mongolei-Feldzüge,” p. 15.

13Farmer, Early Ming Government, pp. 122–123.

14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pp. 416–420.

15Frederick Mote, “The Tu-Mu Incident of 1449,” in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ed. Frank Kierman an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243–272; Morris Rossabi, “Notes on Esen’s Pride and Ming China’s Prejudice,” Mongolia Society Bulletin 17 (1970), pp. 31–39.

16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pp. 854–856 (李实), 1528–31 (杨善).

17Mote, “The Tu-Mu Incident of 1449”; F. W. Mote,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627.

18张廷玉，《新校本明史并附编六种》第五版（台北：鼎文书局，1991），页171:4565–68 (杨善传); translation adapted from Pokotilov, History, pp. 54–55.亦可参见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pp. 1528–31.

19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53–164.

20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pp. 887–892 (李英).

21Pokotilov, History, p. 70.

22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pp. 1455–60 (王越); Waldron, The Great Wall, pp. 91–164.

23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pp. 1620–24 (余子俊); Mingshilu (Changle Liang Hongzhi, 1940), 108:2120.

24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p. 1344 (王鏊); Pokotilov, History, pp. 84–85.

25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pp. 17–20 (巴图蒙克), 1516–19 (杨一清).

26Ibid., pp. 1303–5 (曾铣). 关于曾铣战略思考的进一步讨论，参见Peter C. Perdue, “Culture, History, and Imperial Chinese Strategy: Legacies of the Qing Conquests,” in 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 ed. Hans van de Ven (Leiden: Brill, 2000), pp. 252–287.

27James Geiss, “The Cheng-te Reign, 1506–1521,”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8, pt. 1,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ed. Denis Twitchett and Frederick Mo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21.

28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pp. 1516–19 (杨一清).

29Ibid., pp. 6–9.

30Waldron, The Great Wall, p. 127. 进一步讨论，参见Perdue, “Culture, History, and Imperial Chinese Strategy.

31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pp. 1303–5 (曾铣).

32Piper Rae Gaubatz, Beyond the Great Wall: Urban 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n China’s Fronti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aul Hyer,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Koke-Khota City, Capital of Inner Mongoli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26 (1982), pp. 56–77; Peter C. Perdue, “From Turfan to Taiwan: Trade and War on Two Chinese Frontiers,” in Untaming the Frontier: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Frontier Studies, ed. Bradley Parker and Lars Rodseth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5).

33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p. 55; Ray Huang, “Military Expenditures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 Oriens Extremus 17 (1970), pp. 39–62; 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08–112, 181, 231–233.

34Pokotilov, History, pp. 130–131.

35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pp. 1129–31 (库图克台).

36Henry Serruys, “Early Lamaism in Mongolia,” Oriens Extremus 10 (1963), pp. 181, 214; cf. 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pp. 9, 23.

37Pokotilov, History, pp. 127–128.

38Sechin Jagchid and Van Jay Symons, 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 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65;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 Their Eco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 (November 1994), p. 1093.

39Morris Rossabi, “The Tea and Horse Trade with Inner Asia during the Ming,”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4 (1970), p. 139.

40Tani Mitsutaka, “Mindai chaba bōeki no kenkyū” (明代茶马贸易研究), Shirin 49 (September 1966), p. 56.

41李光壁，〈明代西茶易马考〉，《中央亚细亚》第2期 (1943)，页52。

42其他集市短暂于甘州设立，一四四三年废止，然后一五六三年又重启。还有钦州、明州和庄浪，以及位于四川吊门与永宁的两个较小的市集。

43Charles O.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74; Terada Takanobu, Sansei Shōnin no Kenkyū: Mindai ni okeru shōnin oyobi shōgyō shihon (山西商人研究) (Kyoto: Toyoshi Kenkyukai, 1972), pp. 81–89.

44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pp. 1516–19; Rossabi, “Tea and Horse Trade,” p. 156; Tani Mitsutaka, “Chaba bōeki,” p. 47; 杨一清，《关中奏议18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3，页1-29。

45Shimizu Taiji, Mindai Tochiseidoshi Kenkyū (明代土地制度研究) (Tokyo: Daian 1968), pp. 385–404; Terada Takanobu, Sansei Shōnin, pp. 108–118, 199–209; Wang Ch’ungwu, “The Ming System of Merchant Colonization,” i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Translations of Selected Studies, ed. E-tu Zen Sun and John De Francis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6), pp. 299–308.

46杨一清，《关中奏议18卷》，卷3，页14a。

47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48Terada Takanobu, Sansei Shōnin, pp. 44–60.

49Huang, “Military Expenditures.”

50Mark Elvin, “The Supremacy of Logistics under the Ming,” 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91–110.

51George Vernadsky, The Mongols and Rus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326.

52Ibid., pp. 331–332.

53Vernadsky, The Mongols and Russia, p. 333; Donald Ostrowski, “The Mongol Origins of Muscovit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Slavic Review 49 (Winter 1990), pp. 525–542; Donald Ostrowski, Muscovy and the Mongols: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Steppe Frontier, 1304–15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54Ostrowski, “Mongol Origins”; Joseph Fletcher, “Turco-Mongolian Monarchic Tradi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in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ed. Beatrice Forbes Manz (Brookfield, Vt.: Variorum, 1995), pp. 236–251

55Carol B. Stevens, Soldiers on the Steppe: Army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Early Modern Russia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5).

56Vernadsky, The Mongols and Russia.

57Charles Halperin, “Russia in the Mongol Empi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3 (June 1983), pp. 239–262.

58不同于在中国与伊朗，“蒙古人在俄罗斯选择了大草原的地理隔绝，而不是移动到森林区。这个基本对比是所有金帐汗国比较分析的关键。”Ibid., pp. 247, 250.亦可参见Perry Anderson,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Verso, 1978), p. 227.

59Edward Keenan, “Muscovy and Kazan’, 1445–1552: Some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Steppe Diplomacy,” Slavic Review 26 (1967), pp. 548–558; Edward Keenan, “Muscovy and Kazan’, 1445–1552: A Study in Steppe Politics”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65); Jaroslaw Pelenski, Russia and Kazan: Conquest and Imperial Ideology (Paris: Mouton, 1974).

60Keenan, “Muscovy and Kazan’” (1967), p. 552.

61Ibid.

62Omeljan Pritsak, “Moscow, the Golden Horde, and the Kazan Khanate from a Polycultural Point of View,” Slavic Review 26 (1967), pp. 576–583.

63Vernadsky, The Mongols and Russia.

64Keenan, “Muscovy and Kazan’” (1965), p. 178.

65Ibid., p. 395.

66Kazanskaia Istoriia，引自Pelenski, Russia and Kazan, p. 117.

67Ibid., p. 65.

68Keenan, “Muscovy and Kazan’” (1965), pp. 38–43.

69更多比较讨论，参见Peter C. Perdue, “The Qing Empire in Eurasian Time and Space: Lessons from the Galdan Campaigns,” in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ed. Lynn Stru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pp. 57–91.

70研究包括Mark Bassin, “Expansion and Colonialism on the Eastern Frontier: Views of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in Pre-Petrine Russia,”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14 (1988), pp. 3–21; Mark Bassin, “Inventing Siberia: Visions of the Russian Empire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6 (1991), pp. 763–794; Mark Bassin, “Russia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Geographical Space,” Slavic Review (Spring 1991), pp. 1–17; Fred W. Bergholz, The Partition of the Steppe: The Struggle of the Russians, Manchus, and the Zunghar Mongols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1619–1758: A Study in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Peter Lang, 1993); Yuri Slezkine, Arctic Mirrors: Russia and the Small Peoples of the North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福斯读物包括Benson Bobrick, East of the Sun: The Epic Conquest and Tragic History of Siberia (New York: Poseidon Press, 1992); W. Bruce Lincoln, The Conquest of a Continent: Siberia and the Russi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John F. Richards, The Unending Fronti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 242–273，此书把俄罗斯扩张放进世界史的架构中。

71Janet Martin, Medieval Russia, 980–158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Janet Martin, “Muscovy’s Northeast Expansion: The Context and a Cause,”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24 (1983), pp. 459–470.

72Bassin, “Russia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Peter C. Perdue,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The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Eurasi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June 1998), pp. 263–286.

73Martin, “Muscovy’s Northeast Expansion.”

74John 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being some record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XVIIth century to the death of the Tsar Alexei Mikhailovich, a.d. 1602–1676,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1919), 1:69–73; Joseph L. Wieczynski, ed., The Modern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and Soviet History (Gulf Breeze, Fla.: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 1976–), s.v. “Ermak Timofeevich.”

75George V. Lantzeff and Richard Pierce, Eastward to Empire: Exploration and Conquest on the Russian Open Frontier to 1750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quote p. 116；亦可参见p. 119; Wieczynski, Encyclopedia, s.v. “Kuchum.”

76Raymond H. Fisher, “The Russian Fur Trade, 1550–1700,” in Russia’s Eastward Expansion, ed. George Lense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4), pp. 34–37.

77巴托尔德（V. V. Barthol’d）指出：“几乎所有军事行动都是由哥萨克人自己主动发起，没有来自莫斯科当局方面的任何命令。直到军事行动结束，莫斯科人才现身，宣称这些新领土被并吞到其主权领地。”Wieczynski, Encyclopedia, s.v. “Siberian Cossacks.”

78Lantzeff and Pierce, Eastward to Empire, p. 127.

79Ibid., p. 159.

80Ibid., p. 168.

81Bassin, “Inventing Siberia”; Galya Diment and Yuri Slezkine, Between Heaven and Hell: The Myth of Siberia in Russian Cul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1993).

82Alan Wood, ed., The History of Siberia: From Russian Conquest to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3.

83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990–1992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90), p. 30.

84Wood, History of Siberia, pp. 4, 41.

85Stephen Greenblatt, Marvelous Possessions: The Wonder of the New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86Slezkine, Arctic Mirrors, pp. 38, 41.

87Joanna Waley-Cohen, Exile 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1758–182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88David Collins, “Subjugation and Settlement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Siberia,” in Wood, History of Siberia, p. 45.

89Stevens, Soldiers on the Steppe, pp. 122–139.

第三章

1不要搞混历任阿勒坦汗（Altyn Khans）和统一土默特部的俺答汗（Altan Khan，一五○七至一五八二年）。

2Sh. B. Chimitdorzhiev, Vzaimootnosheniia Mongolii i Rossii v 17–18 vekakh (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蒙古与俄罗斯关系) (Moscow: Nauka, 1978), p. 18; I. Ia. Zlatkin and N. V. Ustiugov, eds., Materialy po Istorii Russko-Mongol’skikh Otnoshenii: Russko-mongol’skie otnosheniia, 1607–1636: Sbornik Dokumentov (俄蒙关系史料，一六○七至一六三六) (Moscow: Izdatel’stvo Vostochnoi Literatury, 1959), p. 21.

3Chimitdorzhiev, Vzaimootnosheniia, p. 20; Zlatkin and Ustiugov, eds., Materialy, 1607–1636, pp. 24–28.

4Michael Khodarkovsky, “Ignoble Savages and Unfaithful Subjects: Constructing Non-Christian Identities in Early Modern Russia,” in Russia’s Orient: Imperial Borderlands and Peoples, 1700–1917, ed. Daniel R. Brower and Edward Lazzerin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2–13.

5Zlatkin and Ustiugov, Materialy, 1607–1636, p. 22.

6Ibid., p. 53.

7Chimitdorzhiev, Vzaimootnosheniia, p. 26; Zlatkin and Ustiugov, Materialy, 1607–1636, p. 99.

8Michael Khodarkovsky, “Russian Peasant and Kalmyk Nomad: A Tragic Encounter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Russian History 15 (1988), pp. 43–69; Michael Khodarkovsky, “Uneasy Alliance: Peter the Great and Ayuki Khan,” Central Asian Survey 7 (1988), pp. 1–45; Michael K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177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9Wakamatsu Hiroshi, “Jungaru ōkoku no keisei katei” (准噶尔帝国的形成), Tōyōshi Kenkyū 41, no. 4 (1983), pp. 74–117; Wakamatsu Hiroshi, Qingdai Menggu di Lishi yu Zongjiao (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 (Heilongjiang: Heilongjiang Jiaoyu Chubanshe, 1994), pp. 3–43.

10戴逸，《简明清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139。

11I. Ia. Zlatkin, Istoriia Dzhungarskogo Khanstvo, 1635–1758 (准噶尔汗国史，一六三五至一七五八) (Moscow: Nauka, 1964), p. 109.

12Zlatkin and Ustiugov, Materialy, 1607–1636, p. 22.

13Fred W. Bergholz, The Partition of the Steppe: The Struggle of the Russians, Manchus, and the Zunghar Mongols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1619–1758: A Study in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Peter Lang, 1993); Zlatkin, Istoriia, p. 138; Zlatkin and Ustiugov, Materialy, 1607–1636, pp. 79–80, 114–115.

14Miyawaki Junko, “The Qalqa Mongols and the Oyira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8 (1984), p. 157.

15Ibid., pp. 158–159; Zlatkin, Istoriia, pp. 144–147.

16K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p. 80.

17其传记的摘录见K. F. Golstunskii, Mongolo-oiratskie zakony 1640 goda, dopolnitelnye ukazy Galdan-Khun-Taidzhiia i zakony, sostavlennye dlia volzhskikh kalmykov pri kalmytskom khanie Donduk-Dashi: kalmytskii tekst s russkim perevodom i primiechaniiami (一六四○年的蒙古—卫拉特法) (St. Petersburg: Tip. Imperatorskoi akademii nauk, 1880), pp. 121–130；亦可参见A. V. Badmaev, Zaia-Pandita: Spiski Kalmytskoy Rukopisi “Biografia Zaia-Pandita” (卡尔梅克的咱雅班智达传记手稿描述) (Elista: Kalmytskii nauchno-issledovatel’skii institut iazyka, literatury i istorii pri Sovete Ministrov Kalmytskoi ASSR, 1968); Stephen A. Halkovic, The Mongols of the We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7n3; Miyawaki Junko, “Oiratto no Kōsō Zaya Pandita denki,” (瓦剌高僧咱雅班智达的一生), in Chibetto no Bukkyō to Shakai, ed. Yamaguchi ZuihŌ (Tokyo: Shunjusha, 1986), pp. 603–627; Zlatkin, Istoriia, p. 156; ZGSL, p. 56.

18普热瓦尔斯基的话引自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62; Karl E. Meyer and Shareen Blair Brysac, Tournament of Shadows: 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D.C.: Counterpoint, 1999), p. 230.

19Miyawaki Junko, “The Qalqa Mongols”; Miyawaki Junko, Saigo no Yūboku Teikoku: Jungaru bu no kōbō (Tokyo: Kodansha, 1995), pp. 163–170.

20Miyawaki Junko, “Galdan izen no Oiratto: Wakamatsu setsu sai hihan” (噶尔丹之前的瓦剌：再评若松宽的理论), Tōyō Gakuhō 65 (1984), pp. 91–120; Miyawaki Junko, “Jūnana seiki no Oiratto: Jungar Hankoku ni taisuru gimon” (十七世纪的瓦剌：重探“准噶尔汗国”), Shigaku Zasshi 90 (1981), p. 56.

21Bergholz, Partition of the Steppe, p. 55; Zlatkin, Istoriia, p. 183.

22Chimitdorzhiev, Vzaimootnosheniia, p. 52n120.

23Bergholz, Partition of the Steppe, pp. 58–59; Chimitdorzhiev, Vzaimootnosheniia, p. 45; Sh. B. Chimitdorzhiev, “Iz istorii Russko-Mongol’skikh ekonomicheskikh sviazei” (俄罗斯与蒙古经济关系史), Istoriia SSSR 2 (1964), pp. 151–156.

24Chimitdorzhiev, Vzaimootnosheniia, pp. 53–54.

25I. Ia. Zlatkin and N. V. Ustiugov, eds., Materialy po Istorii Russko-Mongol’skikh Otnoshenii: Russko-mongol’skie otnosheniia, 1636–1654: Sbornik Dokumentov (俄蒙关系史史料，一六三六至一六五四) (Moscow: Izdatel’stvo Vostochnoi Literatury, 1974), pp. 150–151, 176.

26Chimitdorzhiev, Vzaimootnosheniia, p. 42; Chimitdorzhiev, “Iz istorii ekonomicheskikh sviazei.”

27Bergholz, Partition of the Steppe, pp. 58–59; Chimitdorzhiev, Vzaimootnosheniia, p. 68; Zlatkin, Istoriia, pp. 172–178.

28Golstunskii, Mongolo-oiratskie zakony; S. D. Dylykov and Institut vostokovedeniia (Akademiia nauk SSSR), Ikh tsaaz =“Velikoe ulozhenie”: Pamiatnik mongol’skogo feodal’nogo prava XVII v.: Oiratskii tekst (Moscow, 1981); Tayama Shigeru, Mōko hōten no kenkyū (蒙古法律研究) (Tokyo: Nihon Gakujutsu Shinkokai, 1967).

29我不使用西方人和清朝称呼藏传佛教的误导用语Lamaism。关于这个用语的批评，参见Donald S.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30Miyawaki Junko, “Galdan izen,” p. 106; Miyawaki Junko, “Jūnana seiki no Oiratto”; Miyawaki Junko,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the [sic] Seventeenth-Century North Asia,” Ajia Afurika Gengo Bunka Kenkyū 27 (1984), pp. 172–179; Miyawaki Junko, “The Qalqa Mongols,” p. 152.

31引自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9; Franz Michael, 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Frontier and Bureaucracy as Interacting Forces in the Chinese Empi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42), p. 10.

32Michael, Origin of Manchu Rule, p. 119.

33Elliott, The Manchu Way, p. 31; Arthur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44), p. 685; Bernd-Michael Linke, Zur Entwicklung des mandjurischen Khanats zum Beamtenstaat: Sinisierung und Burokratisierung der Mandjuren wahrend der Eroberungszeit (Wiesbaden: Steiner, 1982); Gertraude Roth, “The Manchu-Chinese Relationship, 1618–36,” in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ed.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J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38.

34满洲人早期的继承习俗不明。陆西华（Gertraude Roth-Li）指出长子继承制是早期满人“公认的规矩”，但傅礼初认为满人遵守“选长制的部落习俗”。Joseph Fletcher, “Ch’ing Inner Asia, c. 180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pt. 1, Late Ch’ing, 1800–1911,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67; 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212, 594–599, 694; Gertraude Roth-Li, “The Rise of the Early Manchu State: A Portrait Drawn from Manchu Sources to 1636”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p. 19.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54, 采用陆西华的论点。

35G. V. Melikhov, “The Process of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Manzhou Tribes under Nuerhaqi and Abahai (1591–1644),” in Manzhou Rule in China, ed. S. L. Tikhvinsk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3), pp. 67–87.

36Elliott, The Manchu Way, p. 58. 把这个策略和一六○三年德川幕府的统一做比较，德川幕府保留了大名的自治权，同时对全域行幕府统治。

37Ibid., p. 62; Wakeman, Great Enterprise, p. 55.

38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213, 225. 传记见Linke, Zur Entwicklung.

39Wakeman, Great Enterprise, p. 44.

40Lawrence D. Kessler, 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 8.

41许多著作包括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1) 误称皇太极为“阿巴亥”。关于这个错误的起源，参见Giovanni Stary, “The Manchu Emperor ‘Abahai’: Analysis of an Historiographic Mistak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28 (1984), pp. 296–299. Michael, Origin of Manchu Rule，遵循《开国方略》的说法，主张皇太极是由大贝勒一致同意选出。陆西华采信档案史料，指出贝勒之间的不信任极深，以及皇太极的军事优势，主张他是篡位上台，或至少是非常有争议的继承斗争。

42Roth-Li, “The Rise,” p. 118.

43Robert B. Oxnam, Ruling from Horseback: Manchu Politics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6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p. 30–31; Wakeman, Great Enterprise, pp. 850–851.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 62, 认为会议的起源在一六一五年。

44Roth-Li, “The Rise,” p. 134.

45Oxnam, Ruling from Horseback, p. 75.

46Robert B. Oxnam,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Oboi Regency, 1661–69,”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2 (1972), pp. 265–286; Oxnam, Ruling from Horseback, p. 13.

47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215–219.

48Kessler, K’ang-hsi; Oxnam, Ruling from Horseback, p. 64.

49Oxnam, Ruling from Horseback, pp. 76–81.

50Victor H. Mair,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the Written Popularizations of the Sacred Edict,”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326.

51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215.

52关于理藩院，参见Nicola Di Cosmo, “Qi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Inner Asian Dependencie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1998), pp. 287–309; Oxnam, Ruling from Horseback, pp. 31, 69–70; Chia Ning, “The Lifanyuan and the Inner Asian Rituals in the Early Qing,” Late Imperial China 14, no. 1 (1991), pp. 60–92.

53Roth, “The Manchu-Chinese Relationship,” p. 32.

54国立故宫博物院编，《旧满洲档》十卷（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69），1:103; Kanda Nobuo et al., eds., Manbun Rōtō: Tongki Fuka Sindaha Hergen i Dangse (满文老档), 4 vols. (Tokyo: Toyo Bunko, 1955–1959), 1:48.

55国立故宫博物院编，《旧满洲档》，1:482–483; Kanda Nobuo et al., Manbun Rōtō, 1:189–190.

56Roth, “The Manchu-Chinese Relationship,” p. 9.

57国立故宫博物院编，《旧满洲档》，4:1828; Kanda Nobuo et al., Manbun Rōtō, 2:906; Roth-Li, “The Rise,” p. 56.

58国立故宫博物院编，《旧满洲档》，2:586–587; Kanda Nobuo et al., Manbun Rōtō, 1:267.

59国立故宫博物院编，《旧满洲档》，2:680–681, 684–685, 693–694, 1094; Kanda Nobuo et al., Manbun Rōtō, 1:333, 335, 340, 2:584.

60国立故宫博物院编，《旧满洲档》，2:856; Kanda Nobuo et al., Manbun Rōtō, 1:435.

61国立故宫博物院编，《旧满洲档》，2:597, 4:2164; Kanda Nobuo et al., Manbun Rōtō, 2:778, 3:1103.

62国立故宫博物院编，《旧满洲档》，4:1935–38; Kanda Nobuo et al., Manbun Rōtō, 3:991–992.

63国立故宫博物院编，《旧满洲档》，3:1439, 1495–97; Kanda Nobuo et al., Manbun Rōtō, 2:763–764.

64Roth-Li, “The Rise,” p. 117.

65国立故宫博物院编，《旧满洲档》，7:3227–28; Kanda Nobuo et al., Manbun Rōtō, 3:1091; 《天骢朝臣工奏议》卷1（台联国风出版社，1968），页8–9, 22。

66《天骢朝臣工奏议》1.16卷；国立故宫博物院编，《旧满洲档》，9:4151; Roth, “The Manchu-Chinese Relationship,” p. 29.

67国立故宫博物院编，《旧满洲档》，10:5197; Kanda Nobuo et al., Manbun Rōtō, 4:1362–63.

68萧一山，《清代通史》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1:206.

69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878; Wakeman, Great Enterprise, p. 224;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Shun Interregnum of 1644,” in Spence and Wills, Jr., From Ming to Ch’ing, pp. 39–88.

70Jack A. Goldstone, “East and Wes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olitical Crises in Stuart England, Ottoman Turkey, and Ming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January 1988), pp. 103–142; Jack A. Goldstone,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Charles Tilly, The Contentious Frenc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71Janet Martin, “Muscovy’s Northeast Expansion: The Context and a Cause,”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24 (1983), pp. 459–470.

72Nicholas Riasan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70–171.

73David M. 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Manchus’ Mongolian Policy,”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98–205; Kanda Nobuo et al., Manbun Rōtō, 1:67; Wakeman, Great Enterprise, p. 55. 关于这个主题的蒙古文献翻译，参见Nicola Di Cosmo and Dalizhabu Bao, Manchu-Mongol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Qing Conquest: A Documentary History (Leiden: Brill, 2003).

74John D. Langlois, ed.,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7, 307.

75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213, 225; Linke, Zur Entwicklung, pp. 112–123; Wakeman, Great Enterprise, pp. 43–44.

76Wakeman, Great Enterprise, p. 57.

77Linke, Zur Entwicklung, p. 220; Wakeman, Great Enterprise, p. 71.

78Langlois,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p. 3–5.

79Farquhar, “Origins of the Manchus’ Mongolian Policy,” p. 203.

80Ibid.；Michael, Origin of Manchu Rule, p. 65.

81Romeyn Taylor, “Yuan Origins of the Wei-suo System,” in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 ed. Charles O. Huck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23–40.

82Farquhar, “Origins of the Manchus’ Mongolian Policy,” p. 15.

83当然，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早，像是到女真的金代，而且其他中央欧亚社会也有类似组织。就我的论点而言，链接到蒙古就足够了。

84Roberto M. Unger, Plasticity into Power: Comparative-Historical Studies on the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of Economic and Military Succ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9

85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民族研究》，页45–54。

86Cf. Lien-sheng Yang,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0–33; Ying-shih Yu, “Han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 ed.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77–462; Ying-shih Yu,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援引和亲作为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之模型，参见Uradyn Erden Bulag, 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Uni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87QSLKX 143.8, 引自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页54。.

88Kanda Nobuo et al., Manbun Rōtō, 7:1403, 1412; Linke, Zur Entwicklung, p. 62; Wakeman, Great Enterprise, p. 202.

89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256.

90Pamela K. Crossley and Evelyn Rawski, “A Profil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3, no. 1 (June 1993), pp. 63–88.

91《八旗通志》，236:13755, 引自Linke, Zur Entwicklung, pp. 121–122.

9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1599/1），收在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集》3 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u:319.

93Karen Barkey, Bandits and Bureaucrats: The Ottoman Route to State Centraliz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Cemal Kafadar, Between Two Worl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Rudi Paul Lindner, Nomads and Ottomans in Medieval Anatol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第四章

1Arthur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44), p. 328.

2Ibid., p. 898; Lawrence D. Kessler, 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 56.

3Kessler, K’ang-hsi, p. 54.

4岁是中国计算年纪的单位，出生时为一岁，然后每过一农历年加一岁。

5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415, 635–636.

6Kessler, K’ang-hsi, p. 78.

7Ibid., pp. 167–171.

8张玉书编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北京：中国书店，1708），juan(卷) 1 KX 16/6 dingwei，以下简称QPSF。这个文献有两个版本：一个收录在《四库全书》，还有一七○八年的重印本。卷数一样，但页数不同，因此征引条目是根据卷数、年份和农历月日。指文件某部分的页数，参考的一七○八年的版本。《清实录》的条目也采相同格式。

9QPSF j.1 KX 16/10 jiayin.

10QPSF j.1 KX 16/10 jiayin; QSLKX j.69 KX16/10 jiayin.

11QPSF j.1 KX 17/8 jisi; 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266; 蔡家艺，〈噶尔丹〉，《清代人物传稿》清史编委会编 pt. 1, 卷9（北京：中华书局，1991），6:173; Miyawaki Junko, “jūnana seiki no Oiratto: Jungar Hankoku ni taisuru gimon” (十七世纪的瓦剌：重探“准噶尔汗国”), Shigaku Zasshi 90 (1981), pp. 40–63.

12QPSF j.1 KX 17/8 jisi.

13QSLKX j.85 KX 18/10 renshen.

14QPSF j.1 KX 18/7 jiachen.

15QSLKX j.83 KX 18/8 jichou; QPSF j.1 KX 18/8 jichou; cf. Jonathan D. Spence,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New York: Knopf, 1974), p. 20.

16Ferdinand D. Lessing, 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Bloomington, Ind.: The Mongolia Society, 1995), p. 123. “天命” （Mandate of Heaven）是指称上天认可在为统治者的古代中国用语。

17QPSF j.2 KX 20/9 xinwei.

18QPSF j.2 KX 22/7 wuxu; QSLKX j.111 KX 22/7 wuxu.

19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89).

20QPSF j.2 KX 22/7 wuxu, p. 29.

21QSLKX j.112 KX 22/9 guiwei.

22QSLKX j.116 KX 23/9 yihai.

23QSLKX j.127 KX 25/9 guimao.

24QPSF j.5 KX 27/9 jiashen.

25QSLKX j.104 KX 21/8 yiyou, j.111 KX 22/7 jiashen.

26QPSF j.3 KX 23/11 jiazi, j.3 KX 24/5 guiwei; QSLKX j.121 KX 24/5 guiwei.

27QPSF j.3 KX 24/11 guisi; QSLKX j.124 KX 25/1 wuchen, yihai.

28以“翼”称呼不同的蒙古联盟的用法，源自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的军队编制，以面朝南为基准。

29Chiba Muneo, “Jungaru no Chōshō,” (黑旋风：准噶尔的丧钟), in Kara būran: Kuroi suna-arashi, 2 vols. (Tokyo: Kokushokankokai, 1986), 1:35; 《清代人物传稿》，6:174–175; Henry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 vols. (Taibei: Ch’engWen, 1970), p. 470.; Veronika Veit, Die Vier Qane von Qalqa: ein Beitrag zur Kenntnis der politischen Bedeutung der nordmongolischen Aristokratie in den Regierungsperioden Kang-hsi bis Chien-lung (1661–1796) anhand des biographischen Handbuches Iledkel sastir aus dem Jahre 1795, 2 vols.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90), 2:180.

30QPSF j.3 KX 23/2 gengzi; KX 25/10 wuwu.

31QPSF j.3 KX 25/10 wuwu.

32Ibid.

33QPSF j.4 KX 26/10 jisi; QSLKX j.131 KX 26/9 gengzi, KX 26/10 jisi.

34Chiba Muneo, “Jungaru no Chōshō,” 1:44; QSLKX j.136 KX 27/7 renshen; QPSF KX 27/6 guichou; Svat Soucek, A History of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9.

35QPSF j.4 KX 27/6 guichou; QSLKX j.136 KX 27/7 renshen.

36Yanagisawa Akira, “Garudan no Haruha shinkō (1688) kō no Haruha shokō to Roshia” (一六八八年噶尔丹入侵后的喀尔喀亲王和俄罗斯), in Shinchō to Higashi Ajia: Kanda Nobuo Sensei koki kinen ronshū, ed. Kanda Nobuo Sensei Koki Kinen Ronshū Hensan Iinkai (Tokyo: Yamakawa Shuppansha, 1992), pp. 179–196; Siberian Governors, Reports (Moscow: Rossiskiy Gosudarstvennyi Arkhiv Drevnikh Aktov [俄罗斯国家古代军事行动档案] and Arkhiv Vneshney Politiki Rossii [俄罗斯外交档案], 1680–1800).

37Jean 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nrichie d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ères de ces pays, de la carte générale & des cartes particuliéres du Thibet, & de la Corée; & ornée d’un grand nombre de figures et de vignettes gravées en taille-douce, vol. 4 (Paris: P. G. Lemercier, 1735), p. 262; 引言出自Walther Heissig, Die Familien-und Kirchen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Mongolen, vol. 116–18 Jhdt.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59), pp. 133–134.

38Howorth, History, p. 478.

39QSLKX j.136 KX 27/7 jiaxu.

40QSLKX j.136 KX 27/7 jiashen.

41QSLKX j.136 KX 27/8 jiyou.

42QPSF j.5 KX 27/10 yisi.

43QPSF j.5 KX 27/11 jiashen; QSLKX j.139 KX 28/1 dinghai.

44Du Halde, Description, p. 262.

45QPSF j.5 KX 28/1 dinghai, p. 20b.

46QPSF j.5 KX 28/5 guihai, KX 28/11 bingchen.

47QPSF j.6 KX 29/3 jiayin.

48QPSF j.6 KX 29/4 jisi.

49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759–760; Zahiruddin Ahmad, Sino-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0), p. 41.

50QPSF j.6 KX 29/5 yiwei.

51QPSF j.6 KX 29/6 renshen.

52QSLKX j.146 KX 29/6 renshen; Du Halde, Description, p. 234; 陈锋，《清代军费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页250。

53QPSF j.6 KX 29/6 renshen; I. Cherepanov, “Sibirskii Letopis” (西伯利亚手稿), St. Petersburg, 1795.

54QPSF j.6 KX 29/6 jiashen.

55QPSF j.6 KX 29/6 dinghai.

56QPSF j.7 KX 29/7 gengyin, p. 16a; renyin p. 21a.

57QPSF j.7 KX 29/7 guimao.

58QPSF j.7 KX 29/7 wushen, p. 37b.

59Du Halde, Description, p. 234. 乌兰布通的位置，参见袁深波，〈乌兰布通考〉，《历史研究》（1978），页86–91。

60马斯喀（马思哈），《塞北纪程》收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上海：着易堂，1877）页 25–29。

61Du Halde, Description, p. 237; 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251; Yoshida Kin’ichi, Roshia no Tōhō Shinshutsu to Nerchinsk Jōyaku (俄罗斯东进和涅尔琴斯克合约) (Tokyo: Kindai Chūgoku Kenkyū Sentā, 1984), p. 314; I. Ia. Zlatkin, Istoriia Dzhungarskogo Khanstvo, 1635–1758 (准噶尔汗国史，一六三五至一七五八) (Moscow: Nauka, 1964), p. 282; Joseph Fletcher, “V. A. Aleksandrov on Russo-Ch’ing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ritique and Résumé,” Kritika 7, no. 3 (1971), pp. 138–170; V. A. Aleksandrov, Rossiia na dal’nevostochnykh rubezhakh (vtoraia polovina XVII v.) (十七世纪下半叶的远东俄罗斯) (Moscow: Nauka, 1969), p. 197.

62QPSF j.8 KX 29/8 xinyou.

63QPSF j.8 KX 29/8 guiyou.

64QPSF j.8 KX 29/8 bingzi.

65Du Halde, Description, pp. 242–245.

66QPSF j.8 KX 29/8/17 yihai.

67QPSF j.8 KX 29/9 wuzi.

68马斯喀，《塞北纪程》。

69拉铁摩尔在一九二○年代也注意到无叶柽柳的可怕味道：“我们喝那么多茶是因为水质很差⋯⋯最糟糕的水在无叶柽柳的区域。无叶柽柳是一种沙漠的树，一种灌木，它的根部会伸进很深的地底吸取水分。当水源靠近地表的时候，在潮湿土壤里腐烂的根部把水变黄。水很浓，几乎是黏的，喝起来又苦又恶心。”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41。关于蒙古的旱獭消费，参见John Masson Smith Jr., “Mongol Campaign Rations: Milk, Marmots, and Blood?” in Turks, Hungarians and Kipchaks: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Tibor Halasi-Kun, ed. Pierre Oberling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Turkish Studies, 1984), pp. 223–228.

70Du Halde, Description, p. 234.

71QPSF j.7 KX 29/7 guisi, j.8 KX 29/8/8 bingyin.

72QPSF j.7 KX 29/7 gengyin, j.8 KX 29/8 xinyou, j.9 KX 30/1 guisi, p. 2a.

73Du Halde, Description, p. 250.

74QPSF j.6 KX 29/4 jiaxu, KX 29/6, j.7 KX 29/7 jiachen.

75QPSF j.5 KX 28/4 jiawu.

76Chen Feng, Junfei, pp. 251–254.

77这个时期俄罗斯和中国关系的主要英语研究，依然是Clifford M. Foust,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 1727–180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9)，以及Mark Mancall, Russia and China: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但这两本专书的出版时间都早于N. F. Demidova and V. S. Miasnikov, eds., Rus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v XVII veke: Materialy i dokumenty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2 vols. (Moscow: Nauka, 1969–1972)，书中有很多新的俄罗斯档案史料；N. F. Demidova, ed., Materialy po Istorii Russko-Mongol’skikh Otnoshenii: Russko-mongol’skie otnosheniia, 1654–1685 sbornik dokumentov (俄蒙关系史史料，一六五四至一六八五) (Moscow: Izdatel’skaia Firma Vostochnaia Literatura, 1996); N. F. Demidova, ed., Materialy po Istorii Russko-Mongol’skikh Otnoshenii: Russko-mongol’skie otnosheniia, 1685–1691: sbornik dokumentov (俄蒙关系史史料，一六八五至一六九一) (Moscow: Izdatel’skaia Firma Vostochnaia Literatura, 2000), 引用时分别为简称为RKO 1969, RKO 1996，以及RKO 2000。这系列的评论参见Wolfgang Seuberlich, “Review of Russko-Kitajskie Otnoshenija v XVII veke,” Oriens Extremus 19 (1972), pp. 239–255。日文研究，参见Yoshida Kin’ichi, Roshia no Tōhō Shinshutsu to Nerchinsk Jōyaku (Tokyo: Kindai Chūgoku Kenkyū Sentà, 1984). Gaston 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 (1689–1730) (Paris: F. Alcan, 1912); Gaston Cahen, Some Early Russo-Chinese Relations (Shanghai: National Review Office, 1912); and John 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being some record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XVIIth century to the death of the Tsar Alexei Mikhailovich, a.d. 1602–1676,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1919)，也提供很多俄罗斯文件的翻译。贾斯顿．加恩（Gaston Cahen）的法文版包括英文译本省略的注释和评论（法文版的引用以F00页数为标记，英文版的引用以E00为标记）。

78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1:69.

79Ibid., 2:35.

80Ibid., p. 66.

81Mancall, Russia and China, pp. 20–29.

82Ibid., p. 58.

83Peter C. Perdue,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The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Eurasi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no. 2 (1998), pp. 263–286;Wakamatsu Hiroshi, “Ganchimūru no Roshia bōmei jiken o meguru Shin, Roshia Kōshō” (中俄对根忒木尔逃到俄罗斯的谈判), Kyōto Furitsu Daigaku Gakujutsu Hōkoku: Jimbun 25 (1973), pp. 25–39; 26 (1974), pp. 1–12; Wakamatsu Hiroshi, “Ganchimūru no Roshia bōmei jiken o megutte” (根忒木尔的俄罗斯逃亡), Yūboku Shakaishi 46 (1973–74), pp. 8–13.

84Cahen, Histoire, pp. E13–14, F43–47; 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442–443, 630, 663–666, 794; Mancall, Russia and China, pp. 153–162; Yanagisawa Akira, “Garudan.”

85RKO 1969, 2:514.

86RKO 1969, 2:516.

87马克．蒙科尔（Mark Mancal）相信耶稣会的借口，亦即“双方的蒙古语翻译人员能力极差，协商立刻回归拉丁文”，但加恩引用费岳多的报告证明俄罗斯人有能力和满人沟通，可是被耶稣会士的干预阻止了。Mancall, Russia and China, p. 156; Cahen, Histoire, pp. E14, F47; RKO, 1969, 2:514, 516, 521, 523, 528, 544.

88“基辛格对秘密的爱好，还有他与中国的个人化外交，都是为了强化他的权力⋯⋯基辛格勤奋地确保没有任何人或事会干预他在与北京外交方面的支配权。”James Mann, About Face: The History of America’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New York: Vintage, 1998), p. 67.

89RKO 1969, 2:620–632.

90Mancall, Russia and China, p. 159; Cahen, Histoire, pp. E29, F76; Fu Lo-shu, 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644–1820), 2 vol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6), 1:104.

91RKO 1969, 2:5–54; Yoshida Kin’ichi, Roshia, p. 345.

第五章

1“致命的个体主义贯穿整个蒙古史，这意谓着对个人的忠诚，优先于对有政治或意识形态基础的制度的忠诚。”Veronika Veit, Die Vier Qane von Qalqa: ein Beitrag zur Kenntnis der politischen Bedeutung der nordmongolischen Aristokratie in den Regierungsperioden Kang-hsi bis Chien-lung (1661–1796) anhand des biographischen Handbuches Iledkel sastir aus dem Jahre 1795, 2 vols.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90), 1:10.

2QPSF j.9 KX 30/3 gengzi.

3QPSF j.9 KX 30/4 renxu.

4QPSF j.10 KX 30/5 wuzi.

5Jean 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nrichie d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ères de ces pays, de la carte générale & des cartes particuliéres du Thibet, & de la Corée; & ornée d’un grand nombre de figures et de vignettes gravées en taille-douce, 4 vols. (Paris: P. G. Lemercier, 1735), 4:252, 266.

6Veit, Die Vier Qane, 2:181; QPSF j.10 KX 30/5 dinghai, wuzi.

7QPSF j.10 KX 30/6 yimao.

8QPSF j.9 KX 30/2 dingmao.

9QPSF j.13 KX 32/9 jiyou.

10例如QPSF j.9 KX 30/3 gengzi, j.12 KX 31/9 gengzi.

11QPSF j.14 KX 33/5 jiayin.

12QPSF j.12 KX 31/9 wushen.

13Henry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 vols. (Taibei: Ch’engWen, 1970), 1:630.

14QPSF j.12 KX 31/12 jiachen.

15QPSF j.11 KX 30/9 dingmao.

16Zahiruddin Ahmad, Sino-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0), p. 295.

17QPSF j.15 KX 34/4 gengzi.

18QPSF j.14 KX 33/11 guiwei.

19QPSF j.16 KX 34/8 xinchou.

20QPSF j.16 KX 34/8 jiyou.

21QPSF j.16 KX 34/8 jiyou.

22QPSF j.17 KX 34/11 wuchen, j.16 KX 34/9 jisi.

23QPSF j.17 KX 34/11 wuzi.

24QPSF j.16 KX 34/10/ gengzi, dingwei.

25QPSF j.19 KX 35/1 jiachen.

26QPSF j.17 KX 34/11 renxu.

27QPSF j.17 KX 34/11 bingzi.

28〈于成龙年谱〉，收于魏源，《圣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134–135; QPSF j.17 KX 34/11 wuyin.

29QPSF j.18 KX 34/12 jiawu.

30QPSF j.18 KX 34/12 jihai, wuxu.

31殷化行，《西征纪略》（台北：广文书局，1968），页5b。

32QPSF j.15 KX 34/7 yiyou, j.18 KX 34/12 wushen.

33QPSF j.19 KX 35/1 guihai; Du Halde, Description, p. 307.

34QPSF j.19 KX 35/1 renshen.

35QPSF j.18 KX 34/12 dingyou.

36QPSF j.20 KX 35/2 jihai.

37QPSF j.18 KX 34/12 jihai.

38QPSF j.10 KX 30/5 wuzi, j.17 KX 34/11 gengchen, j.18 KX 34/12 jihai.

39QPSF j.20 KX 35/2 gengxu, renchen.

40QPSF j.20 KX 35/2 xinchou, j.22 KX 35/4 renchen, bingxu.

41QPSF j.21 KX 35/3 gengshen.

42魏源，《圣武记》，页134–135; QPSF j.21 KX 35/3 jiaxu, j.22 KX 35/4 bingwu, xinmao.

43Du Halde, Description, p. 304.

44满文原文见GZDKX, vols 8, 9; 译文见Jaqa Cimeddorji, Die Briefe des Kang-Hsi-Kaisers aus den Jahren 1696–97 an den Kronprinzen Yin-Cheng aus mandschurischen Geheimdokumenten: ein Beitrag zum ersten Dsungarenkrieg der Ching, 1690–1697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1); Okada Hidehiro, “Outer Mongolia through the Eyes of Emperor Kangxi,” Ajia Afurika Gengo Bunka Kenkyū 18 (1979), pp. 1–11, and Okada Hidehiro, Kōkitei no Tegami (康熙皇帝的书信) (Tokyo: Chuko Shinsho, 1979).

45QPSF j.23 KX 35/5 renxu.

46Du Halde, Description, p. 315; Okada Hidehiro, “Outer Mongolia,” p. 4.

47Cimeddorji, Die Briefe, p. 80, letter no. 6, KX 35/3/18.

48Arthur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44), pp. 663, 795; QPSF j.22 KX 35/4 yiwei; Cimeddorji, Die Briefe, pp. 96–97.

49QPSF j.24 KX 35/5 jisi.

50QPSF j.21 KX 35/3 yihai.

51QPSF j.22 KX 35/4 guichou.

52Du Halde, Description, p. 318.

53QPSF j.22 KX 35/4 jiayin; Cimeddorji, Die Briefe, p. 116, letter no. 15, KX 35/5/10.

54Du Halde, Description, pp. 318–322.

55殷化行，《西征纪略》，页 7b。

56QPSF j.22 KX 35/4 xinhai; Cimeddorji, Die Briefe, p. 123, letter no. 16, KX 35/5/18.

57QPSF j.23 KX 35/5 jiwei.

58QPSF j.23 KX 35/5 renxu; Cimeddorji, Die Briefe, p. 127, letter no. 17, KX 35/5/13.

59Du Halde, Description, p. 324.

60Cimeddorji, Die Briefe, pp. 148–152, letter no. 21, KX 35/5/26.

61Du Halde, Description, p. 330; Ferdinand D. Lessing, 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Bloomington, Ind.: The Mongolia Society, 1995), p. 1024; 殷化行，《西征纪略》，页 10a。

62QPSF j.24 KX 35/5 renshen, p. 17; Cimeddorji, Die Briefe, pp. 161–165; Du Halde, Description, pp. 328–331.

63Cimeddorji, Die Briefe, p. 161, letter no. 25, KX 35/5/22 (written 5/18); QPSF j.24 KX 35/5 renshen, guiyou.

64Du Halde, Description, p. 334; Cimeddorji, Die Briefe, p. 176, letter no. 29, KX 35/5/18.

65Cimeddorji, Die Briefe, pp. 141–143, letter no. 19, KX 35/5/15.

66QPSF j.25 KX 35/5 bingzi.

67QPSF j.25 KX 35/5 guiyou.

68QPSF j.25 KX 35/5 guiyou, p. 18a.

69QPSF j.25 KX 35/5 jiashen。时的概念，参见François Jullien, The Propensity of Things: Toward a History of Efficacy in China (New York: Zone Books, 1995).

70QPSF j.26 KX 35/6 guisi; 魏源，《圣武记》; 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851.

71William McNeill, Myt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72清代用语“回子”并未清楚区分突厥和中国穆斯林。

73Ahmad, Sino-Tibetan Relations, pp. 41–52.

74QPSF j.28 KX 35/8 jiawu, p. 28a.

75QPSF j.26 KX 35/6 xinhai.

76QPSF j.28 KX 35/8 jiawu.

77QPSF j.28 KX 35/8 jiawu, p. 37a.

78QPSF j.27 KX 35/7 wuwu.

79QPSF j.27 KX 35/7 xinyou.

80QPSF j.27 KX 35/7 jiaxu, p. 48a.

81QPSF j.28 KX 35/8 renchen, p. 13b.

82QPSF j.28 KX 35/8 renchen.

83QPSF j.28 KX 35/8 jiawu, p. 38b.

84QPSF j.28 KX 35/8 jiawu.

85Ahmad, Sino-Tibetan Relations, p. 318.

86QPSF j.33 KX 35/11 jiaxu, p. 44b.

87QPSF j.29 KX 35/9 bingchen.

88Du Halde, Description, p. 346.

89QPSF j.30 KX 35/9 xinsi.

90QPSF j.30 KX 35/9 renwu.

91Cimeddorji, Die Briefe, p. 198, letter no. 35 KX 35/11/6; QPSF j.33 KX 35/11 bingchen.

92QPSF j.32 KX 35/10 wushen.

93QPSF j.33 KX 35/11 wushen, p. 20b.

94Cimeddorji, Die Briefe, pp. 218–19; QPSF j.33 KX 35/11 jiaxu.

95QPSF j.33 KX 35/11 wuyin.

96Cimeddorji, Die Briefe, p. 230.

97Ibid., p. 232; QPSF j.33 KX 35/11 gengchen.

98Chiba Muneo, “Jungaru no Chōshō” (黑旋风：准噶尔的丧钟), in Kara būran: Kuroi suna-arashi (Tokyo: Kokushokankokai, 1986), p. 183; QPSF j.36 KX 36/2 dinghai.

99QPSF j.35 KX 36/1 gengwu, j.38 KX 36/3 yimao.

100QPSF j.43 KX 36/4 dingsi.

101Okada Hidehiro, Tegami, p. 151; QPSF j.38 KX 36/3 wuwu, pp. 21b–23a; 关于正德帝，参见L. C.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307; David Robinson, Bandits, Eunuchs, and the Son of Heave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102Du Halde, Description, p. 364; QPSF j.38 KX 36/3 yimao.

103QPSF j.40 KX 36/3* guiwei.

104QPSF j.42 KX 36/3* yisi.

105Cimeddorji, Die Briefe, p. 256, letter no. 50 KX 36/3*/13.

106QPSF j.36 KX 36/2 jichou.

107Du Halde, Description, p. 372.

108QPSF j.40 KX 36/3* yiyou.

109Okada Hidehiro, Tegami, p. 160.

110QPSF j.37 KX 36/2 renyin.

111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6.

112Du Halde, Description, p. 364.

113QPSF j.39 KX 36/3 wuchen.

114Chiba Muneo, “Jungaru no Chōshō,” p. 195; Du Halde, Description, p. 373; QPSF j.39 KX 36/3 dingchou.

115魏源，《圣武记》，页135。

116Cimeddorji, Die Briefe, p. 259, letter no. 51, p. 266, letter no. 53.

117QPSF j.41 KX 36/3* jiawu.

118QPSF j.41 KX 36/3* guisi.

119Okada Hidehiro, Tegami, p. 174.

120QPSF j.39 KX 36/3 gengchen.

121QPSF j.43 KX 36/4 jiazi, KX 36/4 jiaxu, Cimeddorji, Die Briefe, p. 66.

122Cimeddorji, Die Briefe, p. 274, letter no. 55, KX 36/4/22; QPSF j.43 KX 36/4 gengwu. 我没找到医生的审问纪录。

123Cimeddorji, Die Briefe, p. 277.十九世纪中，占据新疆十三年的突厥“圣战士”阿古柏（Yakub beg）突然死亡，引发相同的辩论：下毒、自杀，还是脑癫痫发作，参见Hodong Kim, Holy War in China: 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1864–187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68.

124Okada Hidehiro, “Galdan’s Death: When and How,”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37 (1979), pp. 91–97; Okada Hidehiro, Tegami; Borjigidai Oyunbilig, Zur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e des Berichts über den persönlichen Feldzug des Kangxi Kaisers gegen Galdan (1696–1697)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9).

125QPSF j.43 KX 36/4 jiazi, p. 37b.

126QSLKX j.183 KX 36/5 guimao; QPSF j.45 KX 36/7 dingyou.

127QPSF j.45 KX 36/7 yisi, j.45 KX 36/8 xinmao, j.46 KX 36/10 bingchen, j.46 KX 36/10 guihai, j.47 KX 36/11 jiashen, j.47 KX 36/12 jiyou, j.48 KX 37/3 jimao, j.48 KX 37/6 wuwu.

128Thomas Metzger,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29QPSF j.47 KX 36/12 gengwu.

130QPSF j.43 KX 36/4 gengwu.

131QPSF j.46 KX 36/9 guihai; Howorth, History, 1:642.

132QPSF j.46 KX 36/9 guihai, p. 32b.

133QPSF j.48 KX 37/09 guiwei, p. 32b.

134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197–294.

第六章

1Henry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 vols. (Taibei: Ch’engWen, 1970), 1:640; ZGSL 91, 121.

2I. Ia. Zlatkin, Istoriia Dzhungarskogo Khanstvo, 1635–1758 (History of the Zunghar Khanate, 1635–1758) (Moscow: Nauka, 1964), p. 299.

3Miyawaki Junko, “Oiratto Han no tanjō” (卫拉特汗的诞生), Shigaku Zasshi 100 (1991), p. 63.

4ZGSL 123.

5Zlatkin, Istoriia, p. 323.

6PDZGFL qian 4.3a KX54/6 yiyou; Howorth, History, 1:567.

7ZGSL 148; Gaston 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 (1689–1730) (Paris: F. Alcan, 1912), pp. E63, F135.

8ZGSL 149; Cahen, Histoire, pp. E64, F143; Howorth, History, 1:647; Gerard Fridrikh Miller, Sammlung russischer Geschichte, 4 vols. (St. Petersburg: Kayserliche ac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760), 4:183–247.

9Sh. B. Chimitdorzhiev, Vzaimootnosheniia Mongolii i Rossii v 17–18 vekakh (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蒙古与俄罗斯关系) (Moscow: Nauka, 1978).

10Zlatkin, Istoriia, p. 347.

11Clifford M. Foust,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 1727–180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9).

12贝尔谈图理琛：“二十四日，一名北京朝廷的官员抵达，他被专程派来探查使团的人数和性质。这位绅士的名字叫图理琛，满人血统，是西方事务机构的成员，他对西方事务非常了解⋯⋯他假装与土许度汗（Tush-du Chan，即土谢图汗）于乌尔嘎（Urga，即库伦）处理公务；因听闻大使到来，前来向他致意。但众所皆知，他其实是被派去打听大使此行用意是否友善。他得到和善的接待。他待了三天，完成观察之后，就非常满意地打道回府了⋯⋯这个充满智慧又小心翼翼的国家，除了传达友好讯息，不让任何人进到他们的领土。”图理琛仅将贝尔称为陪同伊思迈罗夫使团的“医生”。John Bell, A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Peking, 1719–1722, ed. J. L. Stevens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5, 97–98.

13Michael Khodarkovsky, “Russian Peasant and Kalmyk Nomad: A Tragic Encounter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Russian History 15 (1988), pp. 43–69; Michael Khodarkovsky, “Uneasy Alliance: Peter the Great and Ayuki Khan,” Central Asian Survey 7 (1988), pp. 1–45; Michael K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177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14Cahen, Histoire, pp. F115–133, E51–59.

15Tulisen, Lakcaha Jecende takûraha ejehe bithe (Kōchū Iikiroku: Tulisen’s I-yulu),ed. Imanishi Shunju (Tenri: Tenri Daigaku Oyasato Kenkyujo, 1964), p. 6a (征引条目作Kōchū Iikiroku); cf. Tulisen (Too-le-Shin),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the Khan of the Tourgouth Tartars in the Years 1712–1715, trans. Sir George Staunton (London, 1821), pp. 10–11; 我的翻译出自今西春秋（Imanishi Shunju）的满文版本。斯当东爵士一八二一年的译文仅是翻译自汉文文本：“如果阿玉气向你表达希望获得任何与策妄阿喇布坦为敌的行动的援助，你绝不做任何承诺或听取任何这样的提议，而是要回答：‘策妄阿喇布坦和皇帝陛下非常友好。他经常派使节来朝，而且总是受到接见，而且获得赠礼和表示受宠的其他标记。至于他的实力和资源，毫无疑问，他既虚弱又困窘，穷途末路，可是吾君并不因此想出剿他，征服他⋯⋯我们认为，吾君愿天下苍生和睦安康，无意扰乱策妄阿喇布坦。’”

16Tulisen, Kōchū Iikiroku, p. 8a.

17Ibid., p. 10a, b.

18Cahen, Histoire, p. F131.

19Tulisen, Narrative, p. 94.

20满文 “Ceni da banin uttu, ainaha seme halame muterakū. Tsewang Rabdan I weile be fonjibume dailabume unggimbi”; 汉文“盖其天性使然，众莫能劝。深罪之讨。”

21Tulisen, Kōchū Iikiroku, pp. 180–181, 337; Tulisen, Narrative, pp. 216–219.

22斯当东仅把中文翻译成“在对邪恶叛乱的策妄阿喇布坦发动战争之际”，掩盖征剿的道德意义。Tulisen, Narrative, p. 213.

23Tulisen, Kōchū Iikiroku, pp. 151, 347; Tulisen, Narrative, p. 171.

24Stephen A. Halkovic, The Mongols of the We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张维华，〈土尔扈特西徙与图理琛之出使〉，《边政公论》 第2卷3–5期 (1943)，页26–35。

25Bell, A Journey, p. v.

26Ibid., p. 51.

27Ibid., p. 88.

28Ibid., pp. 52–53.

29和贝尔文本的编辑所写的注释不同，该编辑认为那是指康熙在一六九六和一六九七年对噶尔丹发动的战争。然而，三十万人的数字似乎是来自一七一八年的清朝从西宁入侵西藏。

30Ibid., p. 53.

31Chiba Muneo, “Tenzan ni habataku” (黑旋风：旗帜飘扬天山), in Kara būran: Kuroi suna-arashi (Tokyo: Kokushokankokai, 1986), p. 43; PDZGFL qian j.5 KX57/1 bingwu.

32Bell, A Journey, p. 53.

33William C. Fuller, 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 1600–1914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 30.

34John 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being some record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XVIIth century to the death of the Tsar Alexei Mikhailovich, a.d. 1602–1676,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1919), 1:184; Cahen, Histoire, pp. F150, E67–68.

35N. I. Veselovskii, “Posolstvo k zyungarskomu khun-taichzhi Tsevan Rabtanu kapitana ot artillerii Ivana Unkovskago i putevoy zhurnal ego za 1722–1724 godu: dokumenty, izdannye s predisloviem i primechaniami” (炮兵上尉温科夫斯基使团致准噶尔汗台吉策妄阿喇布坦，及其一七二二至一七二四年的旅行日记：有前言和注释的文件), Zapiski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geograficheskago obshchestva 10 (1887), pp. iii, 53. 宰桑的第二个问题是指切拉多夫的陈述。两年前，切拉多夫曾带着相同任务拜访策妄阿喇布坦。

36Ibid., pp. 120–124, 56, 113.

37Ibid., p. 60.

38Richard White, 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1650–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59.

39清史编委会，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北京：中华书局，1992）12卷，上编第6卷，页189–194。

40Giuseppe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2 vols. (Rome: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9), 1:65.

41Ibid., p. 74.

42Arthur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44), pp. 759–761.

43Ippolito Desideri, An Account of Tibet: The Travels of Ippolito Desideri of Pistoia, S. J., 1712–1727, ed. Filippo de Filippi (London: Routledge, 1932), p. 150.

44德西德里的亲身纪录明显偏向拉藏汗，他被形容为“乐天且和蔼可亲⋯⋯本性善良且没有疑心”，而不利于达赖喇嘛及其摄政。Ibid., pp. 149, 152.

45PDZGFL qian j.1 KX45/10 yiji; Desideri, An Account of Tibet, p. 132; Luciano Petech,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Leiden: E. J. Brill, 1950), p. 13.

46PDZGFL qian j.1 KX54/4 jiashen; Veselovskii, “Posolstvo,” pp. 180–193.

47PDZGFL qian j.1 KX54/4 yiwei.

48清史编委会，《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5卷，页29–45。

49PDZGFL qian j.4 KX56/7 xinwei; cf. Jonathan D. Spence,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New York: Knopf, 1974), pp. 143–151.

50PDZGFL qian j.3 KX55/3 xinchou.

51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将他的满文名字拼作Funninggan，但我跟随伊娃．克拉布芙（Eva S. Kraft）依据满文奏折的拼法Funninga。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263; Eva S. Kraft, Zum Dsungarenkrieg im 18 Jahrhundert: Berichte des Generals Funingga (Leipzig: Harrassowitz, 1953), p. 7; 清史编委会，《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 5卷，页253。

52PDZGFL qian j.2 KX54/8 renchen; Fuller, 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 p. 18.

53PDZGFL qian j.4 KX56/10 bingwu, j.7 KX58/10 bingyin.

54PDZGFL qian j.3 KX55/10 guisi, j.4 KX56/2 yiwei.

55PDZGFL qian j.3 KX57/1 renshen.

56PDZGFL qian j.3 KX55/12 bingwu.

57PDZGFL qian j.3 KX55/10 guisi, j.4 KX56/3 wuyin.

58PDZGFL qian j.4 KX56/5 gengyin.

59PDZGFL qian j.5 KX57/6 renwu.

60Judy Bonavia, The Silk Road: From Xi’an to Kashgar (Hong Kong: Odyssey, 2002), pp. 234–235.

61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50–52; Peter C. Perdue, “The Agrarian Basis of Qing Expansion into Central Asia,” in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History Section (中央研究院第三届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 (Taib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002), pp. 181–223; 徐柏夫，〈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兵屯〉，《新疆社会科学研究》第13期（1984年2月）页 1–20; 徐伯夫，〈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民屯〉，《中国史研究》（1985:2），页85-95。

62Joanna Waley-Cohen, Exile 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1758–182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63PDZGFL qian j.5 KX57/8* yimao, j.6 KX58/1 wuxu.

64C. R. Bawden,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New York: Praeger, 1968), pp. 55–56; Paul Hyer,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Koke-Khota City, Capital of Inner Mongoli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26 (1982), pp. 56–77, 63.

65PDZGFL qian j.6 KX58/5 xinmao.

66PDZGFL qian j.3 KX55/3* gengchen.

67Desideri, An Account of Tibet, p. 151.

68Petech, China and Tibet, p. 28.

69Desideri, An Account of Tibet, p. 153; PDZGFL qian j.4 KX56/8 dingwei. 毕达克不那么欣赏他：“就我们所见，策凌敦多布没有展现任何身为将军的杰出特质，但他忠实且成功地执行了被分派到的艰钜任务。”Petech, China and Tibet, p. 42.

70PDZGFL qian j.4 KX56/11 jiaxu, KX57/1 renshen, KX57/2 gengyin; Kraft, Zum Dsungarenkrieg, pp. 34–35, 128.

71PDZGFL qian j.4 KX56/9 renzi, KX56/10 yisi.

72Desideri, An Account of Tibet, p. 158; Kraft, Zum Dsungarenkrieg, pp. 18, 44–45, 134–135; Petech, China and Tibet, p. 56.

73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930; 清史编委会，《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 9卷页36–42。这是十四子胤禵，不要和长子胤禔搞混了。

74PDZGFL qian j.6 KX58/6 dingwei.

75Petech, China and Tibet, p. 59; PDZGFL qian j.7 KX59/1 renshen, KX59/2guichou.

76PDZGFL qian j.8 KX60/1 guiwei; 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759, 908; 清史编委会，《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 9卷，页36–42。

77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298.

78《平定朔漠方略》和《清实录》中的西藏军事行动主要官方记载，和其他军事行动钜细靡遗的记载相比，明显被简化了。《清实录》的康熙朝，每年仅有四点九卷，相较之下，顺治时期为八卷，雍正为十二卷，乾隆为二十五卷。由于胤禵成为雍正继承皇位的头号竞争对手，有人怀疑雍正刻意将其贡献降到最低。幸好其他史料，包括胤禵给皇帝的亲笔满文奏折，更详细地揭示了西藏作战的复杂性。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588，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收于《康雍干三帝评议》左步清选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6），页255; Ishihama Yumiko, “The Attitude of Qing-hai Qoshot toward the Ch’ing Dynasty’s Subjugation of Tibet,” Nihon Chibetto 34 (1988), pp. 1–7; Ishihama Yumiko, “Gushi Han Ōka no Chibetto Ōken sōshitsu katei ni kansuru ichi kōsatsu: Ropusan Danjin no hanran saikō” (顾实汗家族失去统治西藏权力的过程：罗卜藏丹津“叛乱”再考), Tōyō Gakuhō 69, nos. 3, 4 (March 1988), pp. 151–171.

79Ishihama Yumiko, “Tōyō Bunko shozō shahon ‘Fuyuan Dajiangjun zouzhe’ to ‘Qingshi Ziliao’ Daisanki shoshū ‘Fuyuan Dajiangjun zouyi’ ni tsuite” (介绍关于一七二○年中国征服西藏的新发现手稿), Mongoru Kenkyū 18 (1987), p. 10; 胤禵，〈抚远大将军奏议〉，《清史资料》第3期（1982），页185–186。

80胤禵，〈抚远大将军奏议〉康熙59年5月21日，引自Ishihama Yumiko, “Tōyō Bunko shozŌ shahon,” p. 14; Kraft, Zum Dsungarenkrieg, p. 19.

81PDZGFL qian j.9 KX60/9 dingsi.

82Kraft, Zum Dsungarenkrieg, pp. 49, 63.

83PDZGFL qian j.7 KX59/3 bingshen; Kraft, Zum Dsungarenkrieg, p. 45.

84Kraft, Zum Dsungarenkrieg, p. 84, Manchu text p. 159.

85PDZGFL qian j.10 KX61/2 renshen.

86PDZGFL qian j.10 KX61/5 guisi.

87例如Beatrice S.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25–27; 冯尔康，〈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和胤禛的胜利〉，收于《康雍干三帝评议》左步清选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6），页262–286; 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552, 588, 916, 924, 926, 929–930; Huang Pei, Autocracy at Work: A Study of the Yung-cheng Period, 1723–173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51–80; Silas Wu, Passage to Power: K’ang-hsi and His Heir Apparent, 1661–172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

88Pei, Autocracy at Work, p. 69.

89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927.

90冯尔康，〈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和胤禛的胜利〉，页273。

91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页233。

92Pei, Autocracy at Work, p. 59.

93PDZGFL qian j.11 YZ1/1 bingwu.

94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Madeleine Zelin, The Magistrate’s Tael: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95PDZGFL qian j.11 YZ1/3 jiashen.

96雍正帝在一七二四年要求所有父亲朝廷的高官，归还含有皇帝朱批的所有官书。不满的富宁安归还了他所有的文件，但对史家幸运的是，他仍保留了自己的奏折手稿，其中很多都不曾出版。Kraft, Zum Dsungarenkrieg, pp. 94, 165.

97PDZGFL qian j.15 YZ3/2 jisi.

98Shu-hui Wu, “The Imbalance of Virtue and Power in Qing Frontier Policy: The Turfan Campaign of 1731,” Études Mongoles 27 (1996), pp. 241–264.

99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395; Petech, China and Tibet; Luciano Petech, “Notes on Tibetan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ung Pao 52 (1965–66), p. 281.

100Petech, China and Tibet, p. 68; Petech, “Notes,” p. 280, 纠正康济鼐为拉藏汗宰相的错误。

101Katō Naoto, “Lobzang Danjin’s Rebellion of 1723: With a Focus on the Eve of the Rebellion,” Acta Asiatica 64 (1993), p. 60; Petech, China and Tibet, p. 74.

102Katō Naoto, “Lobzang Danjin’s Rebellion,” p. 65.

103马汝珩和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史论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页35–51; Petech, China and Tibet, p. 82;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pp. 250–251.

104Katō Naoto, “Lobzang Danjin’s Rebellion,” p. 72; 年羹尧，《年羹尧奏折全集》，3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1），1:89–94 （满文）。

105PDZGFL qian j.11 YZ1/7 jimao.

106Ishihama Yumiko, “Gushi Han,” p. 157.

107PDZGFL qian j.12 YZ1/10 wushen.

108Katō Naoto, “Robuzan Danjin no hanran to Shinchō: hanran no keikō o chūshin to shite” (罗卜藏丹津的叛乱与清朝), Tōyōshi Kenkyū 45 (1986), pp. 46–47; PDZGFL qian j.13 YZ2/1 jiawu, YZ2/2 dingmao.

109PDZGFL qian j.13 YZ2/3 dinghai.

110PDZGFL qian j.14 YZ2/6 yiyou.中国人传统上认为猫头鹰是会食子的邪恶鸟类。

111PDZGFL qian j.14 YZ2/5 renxu; Satō Hisashi, “Lobzan Danjin no hanran nitsuite” (论罗卜藏丹津的叛乱), Shirin 55 (1972), pp. 26–30.

112清史编委会，《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9卷，页251–255。

113Ishihama Yumiko, “Gushi Han”; Katō Naoto, “Lobzang Danjin’s Rebellion”; Katō Naoto, “Robuzan Danjin”; Satō Hisashi, “Lobzan Danjin.”

114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589, 958; 清史编委会，《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9卷，页50–59；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页253–261.

115PDZGFL qian j.23 YZ9/6 dingwei, wuwu; Satō Hisashi, Chūsei Chibetto shi kenkyū (Kyoto: Dohosha, 1986), pp. 757–768.

116PDZGFL qian j.24 YZ9/6 gengxu.

117PDZGFL qian j.14 YZ2/9 guimao.

118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395; Petech, China and Tibet, pp. 99–141, 244–251; Wu Shu-hui, “How the Qing Army Entered Tibet in 1728 after the Tibetan Civil War,”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26 (1996), pp. 122–138.

119Petech, China and Tibet, p. 101, 日期误植为八月六日；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395，才是正确的。

120PDZGFL qian j.17 YZ6/7 yichou.

121Wu Shu-hui, “Qing Army,” p. 137.

122Petech, China and Tibet, p. 132.

123Ibid., pp. 134–135; 魏源，《圣武记》，页213。

124GZDYZ 10.634, 引自Wu Shu-hui, “Qing Army,” p. 138.

125引文出自Fu Lo-shu, 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644–1820), 2 vol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6), 1:150–152; PDZGFLYZ5/8 jiachen; Foust, Muscovite and Mandarin, chap. 2; Peter C. Perdue,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The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Eurasi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no. 2 (1998), pp. 263–286; Peter C. Perdue, “Military Mobilization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Russia, and Mongolia,” Modern Asian Studies 30, no. 4 (1996), pp. 757–793.

126Petech, China and Tibet, pp. 135–136, 引用QSL j.64 YZ5/12 jiawu; cf. PDZGFL qian j.17 YZ5/12 jiawu.

127PDZGFL qian j.17 YZ5/8 dingwei.

128PDZGFL qian j.18 YZ7/2 guisi, j.22 YZ9/4 gengzi.

129进一步讨论，参见Peter C. Perdue, “Culture, History, and Imperial Chinese Strategy: Legacies of the Qing Conquests,” in 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 ed. Hans van de Ven (Leiden: Brill, 2000), pp. 252–287.

130Cf. Emmanuel Todd, Après l’empire: essai sur la décomposition du système américain (Paris: Gallimard, 2002), p. 9: “[美国]要求全世界承认某些特定小国构成‘邪恶轴心’，应该加以打击并消灭。”

131PDZGFL qian j.17 YZ5/12 jiawu; Wu, “The Imbalance,” p. 244.

132PDZGFL qian j.18 YZ7/3 renzi.

133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pp. 64–79; Wu, “The Imbalance,” p. 246.

134PDZGFL qian j.18 YZ8/5 dingchou.

135PDZGFL qian j.21 YZ9/1 guiyou, YZ9/2 guichou; Wu, “The Imbalance,” p. 252.

136PDZGFL qian j.21 YZ9/2 guichou.

137PDZGFL qian j.22 YZ9/3 yihai.

138PDZGFL qian j.22 YZ9/4 gengzi, bingwu.

139PDZGFL qian j.23 YZ9/6 jiawu.

140PDZGFL qian j.23 YZ9/6 gengwu.

141PDZGFL qian j.24 YZ9/7 yihai.

142PDZGFL qian j.24 YZ9/7 jiashen.

143PDZGFL qian j.25 YZ9/8 guimao.

144ZGSL 175, 引用QSLYZ j.111, p. 27.

145ZGSL 176; 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265, 756; 清史编委会，《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 8卷，页312；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上）、（中）、（下），《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1986），页67–76；第3期（1986），页24–32；第4 期（1986），页48–54。

第七章

1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清史论丛》第4期（1983），页242。

2叶志如，〈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1986），页63。.

3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上），《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1986），页67–76，注脚5。

4同上，第3期（1986），页25。

5马林，〈乾隆初年准噶尔部首次入藏熬茶始末〉，《西藏研究》第 1期 (1988)，页62–69。

6这部分的主要参考文献为叶志如，〈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八至十五年准噶尔部在肃州等地贸易〉，《历史档案》第2期（1984），页21–34；第3期（1984），页12–20（征引时作LSDA，加上档案号码）；QSLQL；PDZGFL；《史料旬刊》（1930）（征引时作SLXK）还有我没看过的其他档案史料。

7LSDA13; QSLQL QL5/2 yimao j.110.

8规定中具体说明的人数有不同说法。马林，〈乾隆初年准噶尔部首次入藏熬茶始末〉，页64和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说两百人，参考《东华录》和 QSLQL j.110; Z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说北京有三百人。

9LSDA 1.

10LSDA 18.

11LSDA 2, 12, 13.

12SLXK 19.364–367, 20.386–390.

13SLXK 20.387.

14SLXK 25.481–484.

15SLXK 26.504–507.

16SLXK 27.523–524.

17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页29。

18SLXK 25.481.

19LSDA 13.

20LSDA 2; SLXK 24.456.

21LSDA 17.

22叶志如，〈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页65; LSDA 1, 11, 13.

23LSDA 20, 21.

24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页250; QSLQL j.380 QL16/1 wushen.

25LSDA 28.

26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马林，〈乾隆初年准噶尔部首次入藏熬茶始末〉;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9; 叶志如，〈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档案史料见ZPZZ Minzu Shiwu nos. 147–154, 166–168.

27Luciano Petech,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Leiden: E. J. Brill, 1950), p. 134，称之为一场“僧侣的集体茶派对”。

28ZGSL 57; Henry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 vols. (Taibei: Ch’engWen, 1970), 1:517.

29QSLQL QL4/2 gengzi j.87; QSLQL QL5/2 yimao j.110.

30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页245。

31SLXK 19.364, 20.386, 24.455–456a.

32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页246; Petech, China and Tibet, p. 166.

33Petech, China and Tibet, pp. 169–170.

34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页248; Petech, China and Tibet, p. 183.

35马林，〈乾隆初年准噶尔部首次入藏熬茶始末〉， 页67。

36同上，页68。

37蔡家艺，〈清代中晚期进藏熬茶概述〉，《民族研究》第 6期 (1986)，页42–47。

38LSDA 14, 28.关于朝贡关系的语言，参见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书评见Joseph W. Esherick in Modern China 24, no. 2 (April 1998), pp. 135–161, also in 21 Shiji 44 (December 1997), pp. 105–117. 其他讨论，参见replies by Hevia and Esherick in Modern China 24, no. 3 (July 1998), pp. 319–332; rebuttal of Esherick by Benjamin Elman and Theodore Huters in 21 Shiji 44 (December 1997), pp. 118–130; 进一步讨论见Zhang Longxi in 21 Shiji 45 (February 1998), pp. 56–63; Ge Jianxiong in 21 Shiji 46 (April 1998), pp. 135–139; and Luo Zhitian in 21 Shiji 49 (October 1998), pp. 138–145.

39Sechin Jagchid and Van Jay Symons, 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 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叶志如，〈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页69; Ying-shih Yu, “Han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 ed.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77–462; Ying-shih Yu,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40Susan Naquin, Pamela K. Crossley, and Nicola Di Cosmo, “Rethinking Tribute: Concept and Practice,”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 1995, Boston; John E.Wills, Jr., 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22–168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John E.Wills, Jr., “Maritime Asia, 1500–1800: The Interactive Emergence of European Domin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8, no. 1 (February 1993), pp. 83–105.

41Nicola Di Cosmo, “Kirghiz Nomads on the Qing Frontier: Tribute, Trade, or Gift-Exchange?” in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ed. Nicola Di Cosmo and Don J.Wyatt (London: Curzon Press, 2003); James A. Millward, “Qing Silk–Horse Trade with the Qazaqs in Yili and Tarbaghatai, 1758–1853,” Central and Inner Asian Studies 7 (1992), pp. 1–42.

42Hamashita Takeshi, “The Intra-regional System in East Asia in Modern Times,” in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ed. Peter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13–135; Hamashita Takeshi, Kindai chūgoku no kokusaiteki keiki: chōkō bōeki shisutemu to kindai Ajia (现代中国的国际时刻：朝贡贸易制度和现代亚洲) (Tokyo: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 1990); Hamashita Takeshi, “The Tribute Trade System and Modern Asia,”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46 (1988), pp. 7–26.

43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89).

44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17–227.

45Chiba Muneo, “Tenzan ni habataku” (黑旋风：旗帜飘扬天山), in Kara būran: Kuroi suna-arashi (Tokyo: Kokushokankokai, 1986), p. 96; ZGSL 180–183.

46ZGSL 191.

47Chiba Muneo, “Tenzan ni habataku,” p. 108; PDZGFL zheng 4.15b QL19/9 jiaxu.

48I. Ia. Zlatkin, “Russkie arkhivnye materialy ob Amursane” (关于阿睦尔撒纳的俄罗斯档案史料), in Filologia I istoriia Mongol’skikh Narodov: Pamiati Akademika Borisa Yakovlevicha Vladimirtsova, ed. Akademiia Nauk SSSR Institut Vostokovedeniia (Moscow: Izdatelstvo Vostochnoí Literatury, 1958), p. 292.

49Erich Haenisch, “Der Chinesische Feldzug in Ili im Jahre 1755” (一七五五年中国在伊犁的军事行动),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7 (April–September 1918), pp. 57–86

50Chiba Muneo, “Tenzan ni habataku,” chap. 5; I. Ia. Zlatkin, Istoriia Dzhungarskogo Khanstvo, 1635–1758 (准噶尔汗国史，一六三五至一七五八) (Moscow: Nauka, 1964), chap. 6.

51C. R. Bawden,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New York: Praeger, 1968), pp. 101–132; C. R. Bawden, “The Mongol Rebellion of 1756–1757,”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 (1968), pp. 1–31; C. R. Bawden, “Some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Rebellion of 1756 in Outer Mongolia,” Guoli Zhengzhi Daxue Bianzheng Yanjiusuo Nianbao 1 (1970), pp. 1–23; Morikawa Tetsuo, “Chinggunjabu no ran ni tsuite” (论青磙杂卜的叛乱), Rekishigaku Chirigaku Nenpō (Kyūshū Daigaku) 3 (1979), pp. 73–103; Alynn Nathanson, “Ch’ing Policies in Khalkha Mongolia and the Chingünjav Rebellion of 1756” (Ph.D.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3).

52Joseph Fletcher, “Ch’ing Inner Asia c. 180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pt. 1, Late Ch’ing, 1800–1911,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51; Nathanson, “Ch’ing Policies,” p. 25; M. Sanjdorj, Manchu Chinese Colonial Rule in Northern Mongolia, trans. Urgunge On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p. 31.

53Bawden, Modern History, p. 101.

54“贫穷的游牧民才是纯净的游牧民：除去繁荣的游牧生活的装饰与奢华，他们重新创建起在严格大草原环境生存的可能性，哪怕是大草原中最恶劣的地区，从而再次达到自大草原边缘出发的极端阶段⋯⋯生活在偏远大草原的‘真’游牧民可能只懂得掠夺和进贡，边境游牧民则知道如何应付不同类型的人。”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62), pp. 522, 546; cf. Nathanson, “Ch’ing Policies,” pp. 85–89.

55Bawden, “Some Documents,” pp. 4, 21.

56Ibid., p. 10.

57Bawden, Modern History, p. 112.

58Ibid., p. 115; Morikawa Tetsuo, “Chinggunjabu no ran.”

59QSLQL j.512 QL21.5/1; PDZGFL zheng j.27 QL21/5 wuchen.

60QSLQL j.519/16b; zheng PDZGFL zheng j.30/43a QL21/8/29 yichou; QSLQL j.512(QL21.5) 7a renshen; PDZGFL zheng j.27 QL21/5 renshen.

61QSLQL j.529 (QL21.12.21) 9b jiashen.

62PDZGFL zheng j.43 QL22/8 dinghai.

63QSLQL j.539 (QL22.5) dingwei; PDZGFL zheng j.39, p. 26b.

64Zuo Shu’e, “Cong PingZhun zhanzheng kan Qianlong dui Zhunbu zhengce dizhuanbian” (从平准战争看乾隆对准部政策的转变), Xibei Shidi 2 (1985), pp. 58–63; QSLQL j.532.13b; PDZGFL zheng j.37 QL22/2 renwu.

65QSLQL j.532.8a QL22/2/4 bingyin, j.534 QL22/3/10, j.536.11b QL22/4 xinchou; PDZGFL j.36 QL22/2 bingyin, j.37 QL22/3 xinchou, j.38 QL22/4 bingyin.

66QSLQL j.535 QL22/3 gengxu; PDZGFL j.38/9a.

67PDZGFL zheng j.42 QL22/8 guihai; QSLQL j.544.13a QL22/8 guihai.

68QSLQL 510.2–3; PDZGFL j.37 QL22/3 yiwei; QSLQL j.534 QL22/3/4 yiwei.

69QSLQL j.539.1a QL22/5 bingwu; PDZGFL j.39/23a QL22/5 bingwu.

70QSLQL j.539.20A QL22/5 yimao; QSLQL j.540/22b QL22/6 jisi; PDZGFLj.40 QL22/6 jisi.

71Zlatkin, “Russkie arkhivnye materialy,” p. 312.

72Zuo Shu’e, “Cong PingZhun zhanzheng.”

73PDZGFL j.42 QL22/8 guiyou; QSLQL j.544.34B QL22/8 guiyou.

74QSLQL j.541 QL22/6 dinghai, j.543 QL22/7 jiwei; PDZGFL j.42 QL22/7 jiwei.

75恒慕义只说：“很多厄鲁特都被杀死，另有一大群被迁移到不同的地方。”戴逸则写道：“应该指出，尽管清政府的平准战争，对于恢复国家统一，维护西北国防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但正像历史上的很多进步事业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一样，清政府实现统一的手段是十分残酷的。由于准噶尔长期割据，时服时叛，清朝统治者对之抱着根深柢固的敌视与不信任心理。清军乘准部内乱，长驱直入，烧杀抢劫，波及无辜。杀人之多，超过了一般战争的范围。‘凡山陬水涯，可渔狝资生之地，悉搜剔无遗’；‘草雉禽狝无噍类’（摘自昭梿《啸亭杂录》）。有些部落已经归降，但清军疑虑重重，也悉数屠杀，使准噶尔部遭到严重的灾难。清政府采取这种残暴的手段是应予揭露批判的。”他批评清政府的残暴，但终究以有助历史的进步作为其辩解——仿佛民族主义版的斯大林煎蛋比喻（要煎蛋就必须先打破蛋壳）。戴逸，《简明清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181; Arthur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44), p. 16.

76C．R．鲍登（C. R. Bawden）不认为这样的措辞太过强烈。Bawden, Modern History, p. 132.

77魏源，《圣武记》，页156.

78扬州大屠杀的经典描述，英译参见Lynn A. Struve, Voices from the Ming–Qing Cataclysm: China in Tigers’ Jaw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8–48.

79PDZGFL j.34 QL21/11/27 gengshen; QSL j.527 QL21/11/27 gengshen.

80PDZGFL j.34 QL21/11/27 gengshen; QSL j.527 QL21/11/27 gengshen.

81马汝珩，〈论阿睦尔撒纳的[反动]一生〉，收于马汝珩和马大正编，《厄鲁特蒙古史论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页107–120; Zlatkin, “Russkie arkhivnye materialy,” pp. 296, 307.

82Morikawa Tetsuo, “Amursana o meguru RoShin Kôshô Shimatsu” (在阿睦尔撒纳问题上的中俄关系), Rekishigaku Chirigaku Nenpō (Kyūshū Daigaku) 7 (1983), pp. 75–105; Zlatkin, “Russkie arkhivnye materialy,” p. 312.

83Morikawa Tetsuo, “Amursana o meguru RoShin Kōshō Shimatsu,” p. 91; PDZGFL j.48 QL23/1/19 bingwu.

84无论是《平定朔漠方略》或兹拉特金、森川哲雄（Morikawa Tetsuo）或千叶宗雄的研究，都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阿睦尔撒纳的尸体曾被归还。

85马汝珩，〈论阿睦尔撒纳的[反动]一生〉，页23; Zlatkin, “Russkie arkhivnye materialy,” p. 312.

86关于这些军事行动的英文资料很简短，参见Joseph Fletcher, “The Biography of Khwush Kipūk Beg (d. 1781) in theWai-fan Meng-ku Hui-puWang Kung Piao Chuan,” in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ed. Beatrice Forbes Manz (Brookfield, Vt.: Variorum, 1995), pp. 167–172; 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72–74;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pp. 30–32. Gertraude Roth Li, Manchu: A Textbook for Reading Document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pp. 50–71，傅礼初翻译了其中的满文文本。最深入的二手记载Chiba Muneo, “Tenzan ni habataku,” chaps. 6–9. 中文见戴逸，《简明清史》第2册:182–185; 魏源，《圣武记》，页161–169; PDZGFL昭梿《啸亭杂录》（1880），卷 6。

87魏源，《圣武记》，页163; Fletcher, “Ch’ing Inner Asia,” p. 74.

88Fletcher, “Khwush Kipūk Beg,” p. 170.

89Chiba Muneo, “Tenzan ni habataku,” pp. 271–277; PDZGFL juan 80 QL24/10 dinghai.

90PDZGFL j.81 QL24/10 gengzi.

91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p. 31.

92Chiba Muneo, “Tenzan ni habataku,” chap. 11;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pp. 124–125; JoannaWaley-Cohen, Exile 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1758–182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75; 魏源，《圣武记》，页179–180; PDZGFL xubian j.28–32.

93David Anthony Bello, Opium and the Limits of Empire: The Opium Problem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1729–185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Waley-Cohen, Exile, pp. 184–185; 魏源，《圣武记》，页180.

94Thomas De Quincey, Revolt of the Tartar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6), p. 3.

95Benjamin Bergmann, Nomadische Streifereien unter den Kalmuken in den Jahren 1802 und 1803 (Riga: E. J. G. Hartmann, 1804). 比较近期的英文描述，参见C. D. Barkman, “The Return of the Torghuts from Russia to Chin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2 (1955), pp. 89–115; James A. Millward, “Qing Inner Asian Empire and the Return of the Torghuts,” in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ed. James A. Millward and Ruth Dunnell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91–105. James A. Millward, “The Qing Formation, the Mongol Legacy, and the ‘End of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asia,” in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ed. Lynn Stru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pp. 92–120。较早的描述，见Howorth, History, 1:561–589，其内容是依据Benjamin Bergmann, Nomadische Streifereien，和Peter Simon Pallas, Sammlungen Historischer Nachrichten über die Mongolischen Völkerschaften (Graz: Akademische Druck-u. Verlagsanstalt, 1980). 考达尔考夫斯基杰出的研究专注于卡尔梅克人与俄罗斯的关系，对回归的讨论很简短，见Michael Khodarkovsky, “Russian Peasant and Kalmyk Nomad: A Tragic Encounter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Russian History 15 (1988), pp. 43–69; Michael Khodarkovsky, “Uneasy Alliance: Peter the Great and Ayuki Khan,” Central Asian Survey 7 (1988), pp. 1–45; Michael Khodarkovsky, “War and Politics in Seventeenth-Century Muscovite and Kalmyk Societies as Viewed in One Document: Reinterpreting the Image of the ‘Perfidious Nomad,’” Central and Inner Asian Studies 3 (1989), pp. 36–56; Michael K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177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他没有使用中文史料。最棒的中文描述依然带有中国中心的民族主义，就像俄罗斯记载带有俄罗斯中心主义。Cf. 马汝珩和马大正，《漂落异域的民族：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1）；任世江，〈试析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原因〉，《甘肃社会科学》（1983年2月），页107–111; ZGSL, pp. 216–240.

96Khodarkovsky, Two Worlds, p. 232.

97Ibid., p. 230.

98Ibid., p. 228.

99Bergmann, Nomadische Streifereien, 1:181–183.亦可参见Khodarkovsky, Two Worlds, p. 230.

100Howorth, History, p. 575; 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659–661; Khodarkovsky, Two Worlds, p. 232.

101ZGSL 234.

102Barkman, “The Return,” 104.

103Khodarkovsky, Two Worlds, p. 235.

10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征引时作Turhute Dang’an再加上文件号码。

105Khodarkovsky, Two Worlds, p. 235.

106Turhute Dang’an, nos. 4, 10.

107Turhute Dang’an, no. 9.

108Turhute Dang’an, no. 4.

109Turhute Dang’an, no. 8.

110Turhute Dang’an, no. 22.

111Turhute Dang’an, no. 35; QSLQL 36/6 dinghai.

112两个布达拉宫铭文的副本，参见Joseph Amiot, “Monument de la transmigration des tourgouths des bords de la mer caspienne, dans l’Empire de la Chine,” in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et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aires de Pekin (Paris: Chez Nyon, 1776–), pp. 401–431. Berthold Laufer and Otto Franke, Epigraphisches Denkmūler aus China, vol. 1 (Berlin: Dietrich Reimer, 1914), plates 63–70, 翻译了伊犁铭文的满文文本部分，其内容近似〈土尔沪特全部归顺记〉；部分翻译见Millward, “Torghuts”；中文文本的摘录见齐敬之，《外八庙碑文注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张维华，〈土尔扈特西徙与图理琛之出使〉，《边政公论》 第2卷3–5期 (1943)，页29，从《东华录》引用一部分片段。

113Amiot, “Monument,” p. 420.

114Laufer and Franke, Epigraphisches Denkmūler, plate 63.

115Barkman, “The Return,” p. 108; 马汝珩和马大正，《漂落异域的民族：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

116Barkman, “The Return,” p. 110.

117Millward, “Torghuts.”

118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基尔桑．伊柳姆日诺夫（Kirsan Ilyumzhinov）花了这个贫穷国家数千万元，兴建一栋闪闪发光的建筑举办国际西洋棋锦标赛。Seth Mydans, “Where Chess Is King and the People Are the Pawns,” New York Times, June 20, 2004, p. 3.

第八章

1这个段落利用了Peter C. Perdue, “The Agrarian Basis of Qing Expansion into Central Asia,” in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History Section (中央研究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经济史、都市文化与物质文化) (Taib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002), pp. 181–223.

2I. Ia. Zlatkin, Istoriia Dzhungarskogo Khanstvo, 1635–1758 (History of the Zunghar Khanate, 1635–1758) (Moscow: Nauka, 1964), p. 179.

3同上，页182。

4同上，页222。

5梁份，《秦边纪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内藤湖南，〈‘秦辺纪略’の“ガルダン伝”〉，收入《内藤湖南全集》，14册（东京：筑摩书房，1970），7:380–425。

6梁份，《秦边纪略》，页421。

7同上，页401。

8《准噶尔史略》，页91-92。

9Zlatkin, Istoriia, pp. 323, 381.

10同上，页361；《准噶尔史略》，页127。

11John 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being some record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XVIIth century to the death of the Tsar Alexei Mikhailovich, a.d. 1602–1676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1919), p. 176; Sven Hedin, Southern Tibet: Discoveries in Former Times Compared with My Own Researches in 1906–1908, 11 vols. (Stockholm: Lithographic Institute of the General Staff of the Swedish Army, 1917), 1:246–259; Arthur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44), p. 759; Paul Pelliot, “Notes critiques d’histoire kalmouke,” in Oeuvres posthumes (Paris: Librairie d’Amerique et d’Orient, 1960), pp. 2, 81.

12A. I. Andreev, Ocherki po Istochnikovedeniiu Sibiri (Studies on the sources of Siberian history), 2 vols. (Leningrad: Izd-vo Akademii Nauk SSSR, 1960–), 2:32.

13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p. 166.

14Zlatkin, Istoriia, p. 361.

15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p. 168.

16同上，页166。A. Maksheev, “Karta Zhungarii sostav. Renatom,” Zapiski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geograficheskago obshchestva 11 (1888), pp. 105–145.

17进一步的讨论，参见Peter C. Perdue,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The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Eurasi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no. 2 (1998), pp. 263–286. G. Henrik Herb, “Mongolian Cart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ed.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682–685, 提到雷纳特的两张地图，但主张“蒙古人对它们的影响很小”。亦可参见Walther Heissig, “Uber Mongolische Landkarten,” Monumenta Serica 9 (1944), pp. 123–173; Nicholas Poppe, “Renat’s Kalmuck Maps,” Imago Mundi 12 (1955), pp. 157–160.

18Zlatkin, Istoriia, p. 361.

19这部分的讨论引自Peter C. Perdue, “Empire and N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5, no. 4 (2001), pp. 282–304。

20满文本收录于年羹尧，《年羹尧奏折全集》，3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1），3:855–876；汉文本收录于《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3:27–43；引文在汉文本3:864a。

2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3:33a。

22《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3:33b。

23有关康区在西藏历史上的角色之讨论，参见Carole McGranahan, “Arrested Histories: Between Empire and Exile in 20th Century Tibet”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1)。

24《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3:34b。

25石滨裕美子，〈グシハン王家のチベット王権丧失过程に关する一考察：ロブサン．ダンジン（Blo bzang bstan 'dzin）の“反乱”再考〉，《东洋学报》卷69，号3、4（1988）：页151–171。

26“自一六九九年以降⋯⋯伊斯坦堡所有的外交官僚机构都移至和平策略上，而这与调停与固定的边界有关⋯⋯（在俄罗斯），一条新的堡垒线在北高加索创建起来，进一步关上了俄罗斯与游牧民族之间，以及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界定不明的边界。”Virginia H. Aksan, “Locating the Ottomans among Early Modern Empires,”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3 (1999), pp. 123, 128.

27Matthew H. Edney, Mapping an Empire: The Geographic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India, 1765–184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28《年羹尧奏折全集》，3:21a。

29Joseph K. Fletcher, “The Heyday of the Ch’ing Order in Mongolia, Sinkiang, and Tibet,”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pt. 1, Late Ch’ing, 1800–1911,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378.

30进一步的讨论，参见Peter C. Perdue, “Identifying China’s Northwest: For Nation and Empire,” in Locating China: Space, Place, and Popular Culture, ed. Jing Wang and David Goodman (London: Routledge, 2005)。

31亦参见R. Kent Guy, “Inspired Tinkering: The Qing Creation of the Province,”unpublished ms., 2003, chap. 5。

32Gilbert Rozman,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William G.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01–336.

33Charles O.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534, no. 7158. 贺凯指出总督在明代是一种“特别的麻烦解决者”，但它在清代成了一个常设职位。

34Guy, “Inspired Tinkering,” chap. 5.

35一九七七年施坚雅根据分水岭与山脉来定义中华帝国的八个宏观区域。Skinner, The City, pp. 214–215. 1985年，借由把江西跟湖广分开，创造了第九个宏观区域，施坚雅画分的长江中游宏观区域大致跟湖广总督的辖区相近。G. William Skinner,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 (February 1985), pp. 271–292. 我在这里采用一九八五年的宏观区域分区。

36《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93.28b，乾隆24年7月。

37《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597.5b，乾隆24年9月。

38《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97.12b。

39Hucker, Dictionary, p. 391, no. 4770; 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页453。

40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页453–477。

41Skinner, The City, p. 305.

42Wang Shaoguang 王绍光 and Hu Angang 胡鞍钢,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even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p. 45.

43管辖幅度（每个府辖下的县级区画）在整个帝国内的变动从1到18，而平均则为5至6。Skinner, The City, p. 305.

44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页435。“〔雍正皇帝〕那种过度的检查，其关键性特征是在地区核心范围之外建置新的府级区画，借以缩小在边区的管理范围，并便于监督边远的县级区画。”Skinner, The City, p. 270.

第九章

1Huan K’uan, 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 A Debate on State Contro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Ancient China, trans. Esson Gale (Leiden: E. J. Brill, 1931).

2Judy Bonavia, The Silk Road: From Xi’an to Kashgar (Hong Kong: Odyssey, 2002); Albert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G. Allen and Unwin, 1928).

3关于明代屯垦，参见丛佩远，〈明代辽东军屯〉，《中国史研究》第3期（1985），页93–107；L. C.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房兆楹,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20, 488, 496, 655, 716, 1099, 1114, 1250, 1294, 1341, 1621; 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明代における商人および商业资本》（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72）；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1965）；王毓铨，〈明代军屯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其特点〉，《历史研究》第6期（1959），页45–55；衣保中，〈关于明代军屯制度破坏过程中的几个问题〉，《松辽学刊》第3期（1984），页41–46；左书谔，〈明代甘肃屯田述略〉，《西北史地》第2期（1987），页81–90。

4Waldron, The Great Wall, p. 83.

5同上，页187。

6《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康熙31年12月，卷12，壬寅。

7《平定准噶尔方略》，康熙54年7月辛酉，雍正3年4月戊子。

8Joanna Waley-Cohen, Exile 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1758–182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9《平定准噶尔方略》，康熙57年2月庚寅。

10《平定准噶尔方略》，康熙56年5月庚寅，康熙60年10月乙亥，康熙61年10月辛未。

11《平定准噶尔方略》，康熙58年1月。

12《平定准噶尔方略》，康熙56年10月。

13《平定准噶尔方略》，康熙55年7月，康熙61年4月。

14《平定准噶尔方略》，雍正7年11月乙未。

15Peter C. Perdue, “Empire and N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5, no. 4 (2001), pp. 282–304; Saguchi Tōru 佐口透, “The Formation of the Turfan Principality under the Qing Empire,” Acta Asiatica 41 (1981), pp. 76–94.

16《平定准噶尔方略》，康熙60年6月。

17《平定准噶尔方略》，康熙61年1月庚子。

18《平定准噶尔方略》，雍正3年4月。

19《平定准噶尔方略》，雍正9年6月甲午，雍正9年11月。

20《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册17.60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19.990；佐口透，〈清朝支配下のトルファン〉，《东洋学报》卷60，期3（1979），页9。

21一石的谷物重约60公斤。

22《平定准噶尔方略》，雍正9年2月癸丑。

23华立，〈乾隆年间移民出关与清前期天山北路农业的发展〉，《西北史地》期4（1987），页119–131；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发展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Waley-Cohen, Exile.

24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99–100.

25这个段落利用了Peter C. Perdue, “The Agrarian Basis of Qing Expansion into Central Asia,” in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History Section (中央研究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经济史、都市文化与物质文化) (Taib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002), pp. 181–223.

26Dorothy V. Borei, “Beyond the Great Wal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Northern Xinjiang, 1760–1820,” in To Achieve Security and Wealth: The Qing Imperial State and the Economy, 1644–1911, ed. Jane K. Leonard and John Wat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1–46; Chen Tsu-yuen, “Histoire du défrichement de la province de Sin-Kiang sous la dynastie Ts’ing”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aris, 1932); Lazar’ Isaevich Duman, Agrarnaia politika tsinskogo (Man’chzhurskogo) pravitel’stva v Sin’tsziane v kontse 18 veka (十八世纪末满清在新疆的农业政策) (Moscow: Izd-vo Akademii nauk SSSR, 1936); Lazar’ Isaevich Duman, “The Qing Conquest of Junggariye and Eastern Turkestan,” in Manzhou Rule in China, ed. S. L. Tikhvinsk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3), pp. 235–256; 方英楷，《新疆屯垦史》（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 Joseph Fletcher, “Ch’ing Inner Asia, c. 180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pt. 1, Late Ch’ing, 1800–1911,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35–106; 马东玉，〈清代屯田探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1月），页62–67; 马汝珩、成崇德主编，《清代的边疆开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马正林，〈西北开发与水利〉，《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期3（1987），页66–73;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pp. 50–52; Waley-Cohen, Exile, pp. 27–32, 170–174; 王希隆，〈清代实边新疆述略〉，《西北史地》期4（1985年），页62–71; 王希隆，〈清代乌鲁木齐屯田述论〉，《新疆社会科学》期5（1989），页101–108; 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王希隆，〈清代新疆的屯田〉，Wang Xilong,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期1（1985），页44–53；徐伯夫，〈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兵屯〉，《新疆社会科学研究》期13（1984年7月），页1–20；徐伯夫，〈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民屯〉，《中国史研究》期2（1985年2月），页85–95；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两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7Chen Tsu-yuen, “Histoire du défrichement,” p. 5.

28然而，近年来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新焦点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让农地回归为草场与森林。

29Nicola Di Cosmo, “Qi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Inner Asian Dependencie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1998), pp. 287–309; Peter C. Perdue, “Comparing Empires: Manchu Colonialism,”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no. 2 (1998), pp. 255–262.

30Sabine Dabringhaus, Das Qing-Imperium als Vision und Wirklichkeit: Tibet in Laufbahn und Schriften des Song Yun (1752–1835)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4); William T. Rowe, Saving the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1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版， 8册（上海：地图出版社，1982）；Tan Qixiang 谭其骧 and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中国社会科学院,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1991); Jeremy Black, Maps and History: Constructing Images of the Pa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2Peter C. Perdue, 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185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74; Madeleine Zelin, The Magistrate’s Tael: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33Yeh-chien Wang 王业键, 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191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7.

34Peter C. Perdue, “Official Goals and Local Interests: Water Control in the Dongting Lake Reg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 no. 4 (1982), pp. 747–765.

35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p. 110.

36Julia Clancy-Smith and Frances Gouda, Domesticating the Empire: Race, Gender, and Family Life in French and Dutch Colonialis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Frederick Cooper and Ann Stoler, eds.,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Bourgeois Worl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37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intro.; Rowe, Saving the World, p. 417.

38C. Patterson Giersch, “Qing China’s Reluctant Subjects: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nd Empire along the Yunnan Frontier”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98); Emma Jinhua Teng 邓津华,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39Ping-ti Ho 何炳棣,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 (1998), pp. 123–155.

40Pamela Kyle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amela Kyle Crossley,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1 (1990), pp. 1–35;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Evelyn S. Rawski,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 (November 1996), pp. 829–850; Edward J.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41“新疆整体的行政制度本质上是一个由将军所统辖的大型驻军。” Fletcher, “Ch’ing Inner Asia,” p. 59. 亦参见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页503–510。

42近来的鄂图曼帝国研究也同样以中心和菁英之间的“协商解决”概念来取代“东方专制主义”的旧论调。Peter C. Perdue and Huri İslamoğlu,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on Qing and Ottoman Empires,”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5, no. 4 (2001), pp. 271–282.

43王希隆，〈关于清代伊犁回屯收获计算单位“分”的辨析〉，《兰州大学学报》期4（1986），页39–44。

44Waldron, The Great Wall, p. 83; 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页3。

45华立，〈乾隆年间移民出关与清前期天山北路农业的发展〉。

46“这种想法意图将军务与农耕结合，因此能使其人民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亚历山大一世与阿拉克切耶夫的计划基本上失败了，因为它包含了极度的组织化与精微的专制主义，这使得这个计划让人难以忍受，而且导致了动乱与最为残酷的惩罚。”Nicholas Riasan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18–319.

47Waley-Cohen, Exile; reviewed by Peter C. Perdue in Pacific Affairs 65, no. 4 (Winter 1992), pp. 558–559.

48Peter C. Perdue, “The Qing State and the Gansu Grain Market, 1739–1864,” in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ed. Thomas G. Rawski and Lillian M. Li 李明珠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100–125.

49Duman, Agrarnaia politika; Duman, “Qing Conquest”; 方英楷，《新疆屯垦史》；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页48–49。

50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页73–75。

51同上，页78。

52关于民人粮仓的主要研究，参见Pierre-Étienne Will, R. Bin Wong et al., Nourish the People: 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 1650–185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53华立，〈道光年间天山南路兵屯的演变〉，《新疆社会科学》期2（1988），页99–105.

54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页84。

55Duman, Agrarnaia politika, pp. 136–155; 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页86–104。

56《钦定新疆识略》，6/11–13, 转引自Duman, Agrarnaia politika, pp. 142–145.

57齐清顺，〈试论清代新疆兵屯的发展和演变〉，《新疆大学学报》期2（1988），页46–53。

58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页99。

59同上，第4章。

60同上，页124。

61同上，页130。

62齐清顺，〈1767年昌吉遣犯暴动不应肯定〉，《新疆大学学报》期4（1986），页63–65；齐清顺，〈清代新疆遣犯研究〉，《中国史研究》期2（1988），页45–57；Waley-Cohen, Exile, p. 156; 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页132；魏源，《圣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180；纪昀，〈记新疆边防二则〉，《皇朝经世文编》，卷81.32b–33a。

63Waley-Cohen, Exile, p. 112，此处给出了满文与汉文的刺字内容。

64同上，页29；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页144–145。

65Waley-Cohen, Exile, pp. 84–85.

66同上，页89。

67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页152–163。

68吴元丰，〈清乾隆年间伊犁屯田述略〉，《民族研究》期5（1987），页98。

69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页174。

70同上，页179。

71文绶，〈陈嘉峪关外情形疏〉，《皇清经世文编》，卷81.12a。

72王希隆，〈清代实边新疆述略〉；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页176；Duman, Agrarnaia politika, pp. 166–168, 171.

73蒋其祥，〈略论清代伊犁回屯〉，《新疆大学学报》期3（1984年3月），页82–89；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页194–230；王希隆，〈清代新疆的回屯〉；吴元丰，〈清乾隆年间伊犁屯田述略〉。

74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p. 271n18.

75《准噶尔史略》，页145。

76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页215。

77吴元丰，〈清乾隆年间伊犁屯田述略〉，页98。

78此定额于一七八九年增加为十七．二石。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页216。

79帕特曼是一种突厥斯坦的土地与谷物单位，一帕特曼等于二十六．五亩；二百帕特曼的土地等于五千三百亩或三百五十二公顷。

80关于十九世纪中期的新疆叛乱，参见Hodong Kim 金浩东, Holy War in China: 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1864–187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关于东干人，参见Svetlana Rimsky-Korsakov Dyer, “The Dungans: Some Aspects of the Culture of Chinese Muslims in the Soviet Un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Legacy of Islam i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Memory of Joseph F. Fletcher,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14–16, 1989.

81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页234。

82徐伯夫，〈18–19世纪新疆地区的官营畜牧业〉，《新疆社会科学》期5（1987），页101–112。

83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页235。

84同上，页249。

85Kim, Holy War.

第十章

1“知识的中央集权需要事实⋯⋯来为政策的特征与形式辩护。事实与那些我们称之为统计臆测的事物相关⋯⋯而且是十九世纪道德革命的重要手段。”Philip Corrigan and Derek Sayer, The Great Arch: English State Formation as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Blackwell, 1985), p. 124; Paul Rabinow, French Modern: Norms and Form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2Pierre-Étienne Will, R. Bin Wong et al., Nourish the People: 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 1650–185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p. 25. 亦参见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有关收成规模的讨论，参见Robert B. Marks,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06–210.

4《朱批奏折》，屯垦，乾隆37年10月24日，勒尔谨。

5Peter C. Perdue, “The Qing State and the Gansu Grain Market, 1739–1864,” in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ed. Thomas G. Rawski and Lillian M. L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100–125; hereafter Perdue, “Gansu Grain.”

6Harold Fullard, ed., China in Maps (Chicago: Denoyer-Geppert, 1968), p. 14.

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册13.447。

8参见如《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册1.152、册8.17、册8.346。

9Perdue, “Gansu Grain,” p. 101.

10Li Bozhong 李伯重,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p. 120, 124.

11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59, 141.

12《朱批奏折》，杨应琚，乾隆25年6月8日；杨应琚，乾隆26年8月9日；黄廷桂，乾隆23年10月17日。

13Will et al., Nourish the People, pp. 298, 433n3.

14在我的论文中，我将官员所上报的甘肃存粮数字减少了三成，因为这些报告似乎用了与帝国标准不同的尺寸单位。如今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的论调说服了我， 即这些上报的数字跟帝国的标准粮食度量单位相符。同上，页237–238。因此，我的“Gansu Grain”文中页108的图表里的这个数字太小了，而正确的数字则见于Will et al., Nourish the People, table A.1.

15Will et al., Nourish the People, p. 61. 魏丕信在Bureaucratie et famine en Chine au 18e siècle (Paris: Mouton, 1980), p. 174和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93, 196。提供的数字为一百八十万石，遵循马端临编，《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我采用的数字，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册19.63。

16Will et al., Nourish the People, p. 9.

17同上，页89、91、101、168。

18同上，页61。

19同上，页464。

20同上，页298、439、465、482。每个成人每年消耗的粮食估计值为脱壳谷物二石五斗至三石六斗。

21同上，页467。

22同上，页116、469、471。

2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册12.27；《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13.12。

24Will et al., Nourish the People, p. 477.

25William T. Rowe,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56–259; Will, Bureaucracy, p. 133; R. Bin Wong and Peter C. Perdue, “Famine’s Foes in Ch’ing China (Review of Pierre-ÉtienneWill, Bureaucratie et Famine . . .),”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3 (June 1983), pp. 291–332.

26Melissa Macauley, 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 Litigation M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7《清朝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36.5187a；Will et al., Nourish the People, pp. 113, 143.

2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册8.366。

29《朱批奏折》，仓储，吴达善，乾隆22年7月15日。这些数字假定在安西未经脱壳的谷物之平均价格为每石银一两五钱至二两二钱；至于标准比率，参见Will et al., Nourish the People, p. 49.

30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50）。

31同上，页27、34、35、73。

32同上，页32。

33Will et al., Nourish the People, p. 439.

3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册19.63。

35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88, 236.

36《朱批奏折》，仓储，吴达善，乾隆22年6月24日。

37Will, Bureaucratie, p. 173n43；马端临，《文献通考》，37.5201。

38《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27/16，卷528/8b，卷532/26a。

39《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61/33b；《朱批奏折》，仓储，吴达善，乾隆24年5月6日。

40《皇朝文献通考》（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37.5205。

41有关这个案例的讨论，参见Perdue, “Gansu Grain”; Will et al., Nourish the People, pp. 78, 226–232; R. Kent Guy, “Inspired Tinkering: The Qing Creation of the Province,” unpublished ms., 2003; Muhammad Usiar Huaizhong Yang 杨怀中, “The Eighteenth-Century Gansu Relief Fraud Scanda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Legacy of Islam i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Memory of Joseph F. Fletcher,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1989.

42该图表参见Perdue, “Gansu Grain,” pp. 115, 118–119.

43《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29/9b。

44《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28/14b。

45《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30/10、卷530/20。

46《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28/12。

47《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41/2b。

48《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54/2b。

49《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72/16a。

50《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73/18。

51《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79/12a。

52《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45/33b、卷550/9b。

53《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65/20。

54《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65/15、卷566/6b、卷578/2。

55《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41/40、卷544/26a、卷551/29、卷566/7b。

56《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65/20b、卷567/27a。

57《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69/11、卷587/17a、卷594/22a、卷601/4b。

58《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71/21。

59《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81/21a；《朱批奏折》，蒋炳，乾隆24年7月21日。

60《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69/12b、卷584/32、卷587/33a、卷591/8a、卷599/9b、卷602/16a。到了1777年，由于行政上的改变，仅有六十二个县级单位，如第八章所列。

61《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76/30。

62《朱批奏折》，永常，乾隆14年12月24日。

63《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78/7a、卷584/20。

64《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79/3a。

65《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78/12a。

66《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79/11a、卷587/17a。

67《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86/2b、卷587/17a、卷587/24；Will et al., Nourish the People, p. 61.

68《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79/11a。

69《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88/21a。

70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p. 9; R. Bin Wong, “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 no. 8 (1982), pp. 767–797.

71《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87/17a。

72《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91/24b。

73《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93/37a。

74《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87/16b。关于1744年的饥荒，参见Will, Bureaucracy; Will, Bureaucratie; Wong and Perdue, “Famine’s Foes.”

75《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85/3a。

76《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603/11a、25a。

77Peter C. Perdue, 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185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601/5b。

78《朱批奏折》，吴达善，乾隆24年2月17日；吴达善，乾隆26年5月16日。

79《朱批奏折》，杨应琚，乾隆26年8月9日。一斤约等于0.6公斤或1.3磅。

80《朱批奏折》，黄廷桂，乾隆22年10月27日。

81《朱批奏折》，吴达善，乾隆24年12月10日。

82《朱批奏折》，黄廷桂，乾隆22年4月13日。

83《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79/12a；《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册19.63。

第十一章

1Susan Mann, 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175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deleine Zelin, The Magistrate’s Tael: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Robert Marks, “Rice Prices, Food Supply, and Market Struc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South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2 (December 1991), pp. 64–116; Robert B. Marks,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Wang Yeh-chien 王业键, “Food Supply in Eighteenth-Century Fukien,” Late Imperial China 7 (December 1986), pp. 80–117; R. Bin Wong and Peter C. Perdue, “Grain Markets and Food Suppl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Hunan,” in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ed. Thomas G. Rawski and Lillian M. L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126–144.

3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4同上，页251；Harriet T. Zurndorfer, “Another Look at China, Money, Silver,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Review of 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2 (1999), pp. 396–412.

5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aldez, “Cycles of Silver: Global Economic Unity through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3 (Fall 2002), pp. 391–427;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6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frontispiece.

7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aldez, “Money and 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Ming China,” in Asia Pacific Dynamism, 1550–2000, ed. A. J. H. Latham and Kawakatsu Heita 川胜平太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199–215;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eter C. Perdue, “The Shape of the World: Asian Continents and the Scraggy Isthmus of Europ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30, no. 4 (1998), pp. 53–62.

8宫泽知之，〈北宋の财政と货币経済〉，收入《中国専制国家と社会统合》，中国史研究会编（京都：文理阁，1990），页279–332.。

9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p. 148.

10William De Bary, Waiting for the Dawn: A Plan for the Prince: Huang Tsunghsi’s Ming-I Tai-fang lu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52.

11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83）；Laurence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153.

12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pp. 211–233.

13Amartya K. Sen,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14Wong, China Transformed, pp. 92–101; Alexander B. Woodside, “From Mencius to Amartya Sen: East Asian Welfare Stat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ischauer Lecture, Harvard University, March 10, 2001.

15《清朝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36:5187a。

16William T. Rowe, “State and Market in mid-Qing Economic Thought,” Études Chinoises 12 (1993), pp. 7–40.

17Hans Ulrich Vogel, “Chinese Central Monetary Policy and Yunnan Copper Mining in the Early Qing (1644–1800)” (Ph.D. diss., University of Zurich, 1983); Hans Ulrich Vogel, “Chinese Central Monetary Policy, 1644–1800,” Late Imperial China 8 (December 1987), pp. 1–52.

18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p. 109.

19《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册11.782，雍正6年11月16日。亦引用于黑田明伸，《中华帝国の构造と世界経済》 （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页43，注3。

20《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册5.231。

21黑田明伸，《中华帝国の构造と世界経済》，页40–61；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pp. 253–255; 王宏斌，〈乾嘉时期银贵钱贱问题探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期2（1987年），页86–92；袁一堂，〈清代钱荒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期2（1990），页182–188。

22黑田明伸，《中华帝国の构造と世界経済》，页87，图表2。

23《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790。

24Yeh-chien Wang 王业键, An Estimate of the Land Tax Collection in China, 1753 and 190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table 27；杂税的估计值不计入。

25同上，表9。草料占了额外的税赋七万两银。

26黑田明伸，《中华帝国の构造と世界経済》，英文摘要，页1–3；Kuroda Akinobu 黑田明伸, “Another Money Economy: The Case of Traditional China,” in Latham and Heita, Asia Pacific Dynamism, pp. 187–215.

27袁一堂，〈清代钱荒研究〉。

28Marks, “Rice Prices, Food Supply, and Market Structure”; Peter C. Perdue, “The Qing State and the Gansu Grain Market, 1739–1864,” in Rawski and Li,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pp. 100–125;Wang Yeh-chien, “Food Supply.”

29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eter C. Perdue,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Exports, Regions, and Theories (Review of 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0 (June 2000), pp. 259–275; Kenneth Pomeranz,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30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42–253; Wong and Perdue, “Grain Markets.”

31Kenneth Pomeranz, “Local Interest Story: Political Power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Shandong Capital Market, 1900–1937,” in Rawski and Li,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pp. 295–318.

32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4, 74.

33同上，页58，注44；齐清顺，〈清代新疆的协饷供应和财政危机〉，《新疆社会科学》期3（1987），页74–85。

34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pp. 59–61.

35同上，页64–65。

36同上，页66。

37同上，页70，表3。

38Joseph Fletcher, “Ch’ing Inner Asia, c. 180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pt. 1, Late Ch’ing, 1800–1911,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35–106; M. Sanjdorj, Manchu Chinese Colonial Rule in Northern Mongolia, trans. Urgunge On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39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Sanjdorj, Colonial Rule; B. Ia. Vladimirtsov, Le Régime social des Mongoles: Le Féodalisme nomade (Paris: A. Maisonneuve, 1948), pp. 243–252; I. Ia. Zlatkin, Istoriia Dzhungarskogo Khanstvo, 1635–1758 (History of the Zunghar Khanate, 1635–1758) (Moscow: Nauka, 1964), p. 464.

40范金民，〈清代江南与新疆地区的丝绸贸易〉，收入《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叶显恩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715–728；林永匡，〈从一件档案看新疆与内地的丝绸贸易〉，《清史研究通讯》期1（1983），页23–26；吕小鲜、李守郡 ，〈乾隆朝内地与新疆丝绸贸易概述〉，收入《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页742–755；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pp. 45–49; James A. Millward, “Qing Silk–Horse Trade with the Qazaqs in Yili and Tarbaghatai, 1758–1853,” Central and Inner Asian Studies 7 (1992), pp. 1–42; 党诚恩，陈宝生，《甘肃民族贸易史稿》（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王熹、林永匡，〈清代江宁织造与新疆的丝绸贸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期3（1987），页76–78；王熹、林永匡，《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以及许多其他由王熹和林永匡撰写的论文。

41吕小鲜、李守郡 ，〈乾隆朝内地与新疆丝绸贸易概述〉。

42王熹、林永匡，〈清代江宁织造与新疆的丝绸贸易〉。

43范金民，〈清代江南与新疆地区的丝绸贸易〉。

44《大清历朝实录：乾隆朝》，卷550，引自吕小鲜、李守郡 ，〈乾隆朝内地与新疆丝绸贸易概述〉，页743。

45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46Millward, “Qing Silk–Horse Trade”;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pp. 45–49. See also John E. Wills, Jr., 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22–168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47Nicola Di Cosmo, “Kirghiz Nomads on the Qing Frontier: Tribute, Trade, or Gift-Exchange?” in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ed. Nicola Di Cosmo and Don J. Wyatt (London: Curzon Press, 2003); Nicola Di Cosmo, “A Set of Manchu Documents Concerning a Khokand Merchant,” Central Asian Journal 41 (1997), pp. 160–199; Nicola Di Cosmo, Reports from the Northwest: A Selection of Manchu Memorials from Kashgar (1806–1807) (Bloomington, Ind.: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1993). 关于类似的观点，参见Hamashita Takeshi 滨下武志, “The Tribute Trade System and Modern Asia,”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ōyō Bunko (1988): 7–26.

48关于仪式语言所包含之做法的多样性，参见Catherine M. Bell, 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91: “意识形态并非施加于人们身上，且将其忠实内化之想法、陈述或态度的连贯组合。社会本身也并非行动画一之统一社会体系或整体的事物。任何意识形态总是在与它所压制、操纵与回应的声音进行对话，因此也受其所形塑与限制。”亦参见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gela Zito, Of Body and Brush: Grand Sacrifice as Text/Performa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49党诚恩，陈宝生，《甘肃民族贸易史稿》，页43–46。

50Andrea McElderry, “Frontier Commerce: An Incident of Smuggling,” American Asian Review 5 (1987), pp. 47–82;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pp. 180–191; Preston Torbert, 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tions, 1662–179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36–171.

51Millward, “Qing Silk–Horse Trade,” p. 3; Morris Rossabi, “Notes on Esen’s Pride and Ming China’s Prejudice,” Mongolia Society Bulletin 17 (1970), pp. 31–39; Morris Rossabi, “The Tea and Horse Trade with Inner Asia during the Ming,”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4 (1970), p. 145.

52Millward, “Silk–Horse Trade,” p. 2.

53同上，页6–7。

54范金民，〈清代江南与新疆地区的丝绸贸易〉。

55Torbert, Imperial Household, pp. 136–171.

56Immanuel C. 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封面内侧的地图。

第十二章

1Charles Maier, “Consign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History: Alternative Narratives for the Modern Er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 (June 2000), p. 808.

2然而，克朗克斯顿（Derek Croxton）否认在一六四八年有对主权作为一个理念的明显承认，而主张那是当时政治与宗教冲突的意外性后果。Derek Croxton,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of 1648 and the Origins of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1 (1999), pp. 569–591.

3Maier, “Consign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History,” p. 817.

4Jerry Norman, A Concise Manchu-English Lexic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8), pp. 210, 279.

5Chandra Mukerji, Territorial Ambitions and the Gardens of Versail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9–97;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1–52; James C. Scott, “State Simplifications: Nature, Space, and Peopl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3 (September 1995), pp. 191–233.

6Benjamin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Madeleine Zelin, “The Yungcheng Reig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t. 1, The Ch’ing Empire to 1800, ed.Willard J. Peter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20–221; Alexander Woodside, “The Ch’ien-lung Reig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pp. 252–268.

7James Z. Lee and Cameron Campbell, 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15; reviewed by Peter C. Perdue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 no. 3 (August 1998), pp. 854–856.

8引述自 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 Vintage, 1990).

9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Ranajit Guha, 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Ranajit Guha, “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 Subaltern Studies 2 (1983), pp. 1–43.

11Richard Strassberg, Inscribed Landscapes: 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12Ibid., p. 5.

13Ibid., p. 6.

14James Buzard, The Beaten Track: European Tourism, Literature, and the Ways to Culture, 1800–19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James Buzard, “Anywhere’s Nowhere”: Bleak House as Auto ethnography,”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12, no. 1 (Spring 1999), pp. 7–39.

15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16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已经在 GZDKX 第八册、第九册里面，出版了这一二五封满文信的影本。另外冈田英弘在以下的书与文章中，讨论了这些书信与其背景。冈田英弘，《康熙帝の手纸》（东京：中央公论社，1979），冈田英弘，〈蒙古亲征时の圣祖の満文书简〉，收录于森正夫编，《内陆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东京：山川出版社，1983）, pp. 303–321，另一篇较短英文稿，参见Okada Hidehiro, “Outer Mongolia through the eyes of Emperor Kangxi,” Ajia Afurika Gengo Bunka KenkyA 18 (1979), pp. 1–11。 Jaqa Cimeddorji, Die Briefe des Kang-Hsi-Kaisers aus den Jahren 1696–97 an den Kronprinzen Yin-Cheng aus mandschurischen Geheimdokumenten: ein Beitrag zum ersten Dsungarenkrieg der Ching, 1690–1697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1), 转写并翻译了五十六封信件成德文。Borjigidai Oyunbilig, Zur Uberlieferungsgeschichte des Berichts uber den personlichen Feldzug des Kangxi Kaisers gegen Galdan (1696–1697)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9), 摘译了其他信件。Also see Jonathan D. Spence,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New York: Knopf, 1974), Appendix A, pp. 156–166.

17Strassberg, Inscribed Landscapes, p. 10.

18Ezra Pound, trans., Shih-ching: 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ix.

19Strassberg, Inscribed Landscapes, p. 15.

20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5 vols. (Taibei: Wenshizhe chubanshe, 1971), 5:641; Zheng Dekun, trans., “The Travels of Emperor Mu (Mu Tianzi Zhuan),”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4 (1933–34), p. 140.

21Strassberg, Inscribed Landscapes, p. 15.

22Angela Zito, Of Body and Brush: Grand Sacrifice as Text/Performa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23Jean-Francois Gerbillon, “Voyages en Tartarie du Pere Gerbillon,” in 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 . . , ed. Jean Baptiste Du Halde, 4 vols. (Paris: P. G. Lemercier, 1735), 4:250.

24Michael Chang, “A Court on Horseback: Constructing Manchu Ethno-Dynastic Rule in China, 1751–84”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01), pp. 293–420.

25Joseph Fletcher, “Turco-Mongolian Monarchic Tradi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in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ed. Beatrice Forbes Manz (Brookfield, Vt.: Variorum, 1995), pp. 236–251.

26Cimeddorji, Die Briefe. p. 254; GZDKX 8.839–841, no. 175, dated KX36/3*/5.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p. 161 no. 317, KX 36/3*/7.

28Ibid., p. 159, no. 312, KX 36/3*/5; p. 172, no. 336, KX 36/3*/17; 冈田英弘，《康熙帝の手纸》, p. 174.

29Arthur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44), p. 924; Spence, Emperor of China, pp. 125–139.

30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21.

31Cimeddorji, Die Briefe, no. 21, pp. 148–152, dated 1696/5/26 (actually sent 5/13); GZDKX 9.82–85, no. 218.

32Catherine M. Bell, 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Takashi Fujitani, Splendid Monarchy: Power and Pageantry in Moder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ndra Mukerji, Territorial Ambitions and the Gardens of Versail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Richard S. 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Myth and Ceremony in Russian Monarchy, vol. 1,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the Death of Nicholas 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Zito, Of Body and Brush.

33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p. 122.

34Burk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p. 160.

35Dorinda Outram, “Chariots of the Sun: Ritual Travel, Territory, and Monarch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Workshop on Pomp and Circumstance: Political Uses of Public Culture, MIT, May 1, 1992.

36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37Cimeddorji, Die Briefe, no. 49, p. 254; GZDKX 8.839–841, no. 175, dated 1697/3*/5.

38Chang, “Court on Horseback,” pp. 127–133.

39Ibid., Appendix B.

40Ibid., p. 232; Harold Kahn, Monarchy in the Emperor’s Eyes: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Chien-lung Reig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41Chang, “Court on Horseback,” p. 3; 马东玉，《雄视四方：清帝巡狩活动》（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

42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43Tulisen (Too-le-Shin),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the Khan of the Tourgouth Tartars in the Years 1712–1715, trans. Sir George Staunton (London, 1821), pp. 57, 58.

44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45John Robert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书评见 Peter C. Perdu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5, no. 1 (June 1995), pp. 261–269.

46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然而，斯蒂文．郝瑞这本书主要讨论之西南的文明化任务，比起其他地方是比较有一致性而且比较彻底的。另外参见William T. Rowe,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17.

47Joanna Waley-Cohen, Exile 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1758–182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8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120; 纪昀，《乌鲁木齐杂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excerpts translated in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35 and passim; Waley-Cohen, Exile, pp. 148, 155, 214.

49纪昀，《乌鲁木齐杂诗》，pp. 2, 4.

50Ibid., p. 4.

51Ibid., p. 1.

52Jing Wang, The Story of Stone: Intertextuality, Ancient Chinese Stone Lore, and the Stone Symbolism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Water Margin,” and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66–70.

53Ibid., pp. 251–268.

54Edward Tabor Linenthal, Sacred Ground: Americans and Their Battlefields (Champaign-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55Berthold Laufer and Otto Franke, Epigraphisches Denkmaler aus China, 2 vols. (Berlin: Dietrich Reimer, 1914).

56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46. 在这块碑文里，梵文与藏文取代了阿拉伯文与波斯文。

57Laufer, Epigraphisches Denkmaler, plates 1–4. 这些语言是汉文、满文、蒙文、藏文、卫拉特蒙文、东突厥文，这块石碑现在位在孔庙入口处外。

58Ibid., plates 4–81.

59引述文本可以在以下书目找到，QPSF 48.36–42b.

60这个词语，参见诸桥辙次编，《大汉和辞典》（东京：大修馆书店，1960）, nos. 15500.11, 7445.130.

61Chang, “Court on Horseback,” Appendix B.

62PDZGFL 前编6a, 正编12.24b. Erich Haenisch, “Zwei Viersprachige Inschriften zum Dsungarenkrieg aus den Jahren 1755 und 1758,” Miscellanea Academica Berolinensis 2 (1950), pp. 224–247, translates the Chinese text; John Krueger, “The Ch’ien-lung Inscriptions of 1755 and 1758 in Oirat-Mongolia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8, no. 11 (1974), pp. 214–226, translates the Mongolian text; originals in Laufer, Epigraphisches Denkmaler, plates 44–47. Cf. Joanna Waley-Cohen, “Commemorating War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30 (1996), pp. 880–882.

63金梁，《雍和宫志略》（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p. 312; Laufer, Epigraphisches Denkmaler, plates 2–7; F. D. Lessing, Yung-ho-kung: An Iconography of the Lamaist Cathedral, Publication 18 (Stockholm: Sino-Swedish Expedition, 1942), pp. 7–13.

64Lessing, Yung-ho-kung, p. 12.

65Ibid., p. 12.

66Ibid., p. 62.

67金梁，《雍和宫志略》, pp. 316–322; Laufer, Epigraphisches Denkmaler, plates 4–7; Lessing, Yung-ho-kung, pp. 57–61.

68Sarat Chandra Das,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95) 确认了这个词源。

69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254.

70根据以下资料修正，金梁，《雍和宫志略》，p. 321; Lessing, Yung-ho-kung, p. 61.

71参 James Hevia, “Lamas, Emperors, and Ritual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n Qing Imperial Ceremonie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6 (1993), pp. 243–278.

72Jonathan Mirsky, “A Lamas’ Who’s Who,”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27, 2000, p. 15; Peter C. Perdue, “Identifying China’s Northwest: For Nation and Empire,” in Locating China: Space, Place, and Popular Culture, ed. Jing Wang and David Goodman (London: Routledge, 2005).

73Joanna Waley-Cohen, “Commemorating War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Joanna Waley-Cohen, “God and Gu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esuit Missionaries and the Military Campaign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1736–1795),” in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third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sian and North African Studies, ed. Bernard Hung-kay Luk (Lewiston, Me.: F. Mellen Press, 1991); Joanna Waley-Cohen, “Military Ritual and the Qing Empire,” in Warfare in Inner Asian History, ed. Nicola Di Cosmo (Leiden: Brill, 2002), pp. 405–444.

74王宏钧、刘如仲，〈清代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的历史画卷〉，《文物》12 (1976), pp. 68–74.

75Isidore Stanislas Helman, Suite des seize estampes representant les Conquetes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aris, 1788); Paul Pelliot, “Les ‘Conquetes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T’oung Pao 20, nos. 3–4 (August 1920–21), pp. 183–274; Michele Pirazzoli-t’Serstevens, Gravures des conquetes de l’empereur de Chine Kien-Long au Musee Guimet (Paris: Musee Guimet, 1969). 这些版画复制品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线上网站看到，网址 www.loc.gov/rr/print; 搜寻 negative numbers USZ62–44389, etc.

76Piper Rae Gaubatz, Beyond the Great Wall: Urban 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n China’s Fronti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77This discussion draws on Peter C. Perdue,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The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Eurasi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June 1998), pp. 263–286.

78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997); Richard J. Smith, Chinese Maps: Images of “All under Heav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Richard J. Smith, “Mapping China’s World: Cultural Cartograph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Landscape, Culture, and Power in Chinese Society, ed.Wen-hsin Yeh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8), pp. 52–109; Cordell D. K. Yee, “Traditional Chinese Cartography and the Myth of Western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ed.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170–201.

79Leo Bagrow, A History of Russian Cartography up to 1800, ed. Henry W. Castner (Wolfe Island, Ont.: Walker Press, 1975).

80Perdue, “Boundaries, Maps,” p. 273 and references cited there; Jeremy Black, Maps and History: Constructing Images of the Pa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81Mario Biagioli, Galileo Courtier: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in the Culture of Absolut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Black, Maps and History; Jeremy Black, Maps and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J. B. Harley, “Deconstructing the Map,” in Writing Worlds: Discourse, Text, and Metaphor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 ed. Trevor J. Barnes and James S. Duncan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231–247; J. B. Harley, “Meaning and Ambiguity in Tudor Cartography,” in English Map-Making, 1500–1650: Historical Essays, ed. Sarah Tyacke (London: British Library, 1983), pp. 23–45; J. B. Harley, “Silences and Secrecy: The Hidden Agenda of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mago Mundi 40 (1988), pp. 57–76; J. B. Harley, “Maps, 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ed. Denis E. Cosgrove and Stephen Danie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77–312;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s.,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vol. 2, bk.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Joseph Needham,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7 vols., 3:497–590; Steven Shapin and Simon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82Mark Elliott,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 (August 2000), pp. 603–646; Benjamin A. Elman, “Geographical Research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Monumenta Serica 35 (1981–1983), pp. 1–18;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Laura Hostetler, “Qing Connections to the Early Modern World: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34 (July 2000), pp. 623–662; James A. Millward, “Coming onto the Map: The Qing Conquest of Xinjiang,” Late Imperial China 20 (1999), pp. 61–98; Emma Jinhua Teng, “An Island of Women: The Discourse of Gender in Qing Travel Accounts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June 1998), pp. 353–370;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83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84David Buisseret, ed., Monarchs, Ministers, and Maps: The Emergence of Cartography as a Tool of Governme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Josef Konvitz, Cartography in France, 1660–1848: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Statecraf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85Yee, “Traditional Chinese Cartography.”

86Walter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sindices fur die Karten der Mandjure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 Grosse (Beijing: Fu-Jen University, 1943); Walter Fuchs, “Materialen zur Kartographie der Mandju-Zeit,” Monumenta Serica 1 (1935–36, 1938), pp. 386–427.

87Chang, “Court on Horseback,” Appendix A.

88QSLKX cited in Fuchs, Jesuiten-Atlas, pp. 29–30.

89Theodore N. Foss, “A Wester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 Jesuit Cartography,” in 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s in China, 1582–1773, ed. Charles E. Ronan, S.J., and Bonnie B. C. Oh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09–251.

90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 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13 vols. (Taibei: Ch’eng-wen Publications, 1967–1969), 11:313–317; Foss, “Jesuit Cartography,” p. 234; Fuchs, “Materialen,” p. 398.

91John 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being some record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XVIIth century to the death of the Tsar Alexei Mikhailovich, A.D. 1602–1676,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1919), 2:328; Fuchs, “Materialen,” p. 412.

92Henri Bernard, “Les Etapes de la cartographie scientifique pour la Chine et les pays voisins,” Monumenta Serica 1 (1935–36), pp. 428–477; Elman, “Geographical Research.”

93史托兰伯的经度线已相当接近现代经度线，但经度零点不是以格林威治为中心，当时的英国并未支配地图绘制的实作，而且格林威治也还没有成为时间的世界中心。

94Waldron, The Great Wall.

95Millward, “Coming onto the Map.”

96Matthew H. Edney, Mapping an Empire: The Geographic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India, 1765–184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97这种理念与实作上的偏离是“现代制图知识论两难的核心，不管世界的结构如何被正确与精确地测量，那个结构本身是透过测量者与地理学者的经验性感知所创造的，而这个感知最初是个人的”。Ibid., pp. 95–96.

98借由此一调查，“英国人认为他们可以把印度化约为，稳固有条理的、地理测量正确的以及统一精确的帝国空间，一个理性的空间，而一个有关印度的地景与人群的系统性知识档案可在这个空间中被建构起来。印度的所有地理面向都将可以为英国人所认识”。Ibid., p. 319.

99Ibid., p. 325.

100Ibid., pp. 332–333, 黑体强调为笔者所加。

101Ibid., p. 143.

102“这个地图集具体化了英国在一八二○年代对于印度的观点：透过科学观察其对英国来说是固定的、永恒的、帝国的与可知的⋯⋯借由这个地图集，英国人相信印度过去为蒙兀儿帝国的领土，但其重新将印度改写为大英帝国在南亚的利益所在的领土。”Ibid., pp. 202, 220, 230, quotation p. 235. 这种秘密而精确与公开时近似之间的差距直到今天仍然持续，例如直到最近美国陆地卫星计划发布公开给福斯可以使用的影像时，在精确度上会被有意地的降级，以便保护军事敏感地点。

103Bagrow, History of Russian Cartography, pp. 116–119.

104Fuchs, Jesuiten-Atlas; Fuchs, “Materialen.” For recent note-z1s on its publication history, see Elliott, “The Limits of Tartary”; Millward, “Coming onto the Map.”

105Yee, “Traditional Chinese Cartography,” p. 183.

106Needham,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y”; Smith, “Mapping China’s World”; Yee, “Traditional Chinese Cartography.”

107Jean 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nrichie des cartes generales et particulieres de ces pays, de la carte generale & des cartes particulieres du Thibet, & de la Coree; & ornee d’un grand nombre de figures et de vignettes gravees en taille-douce (Paris: P. G. Lemercier, 1735).

108G. Henrik Herb, “Mongolian Cartography,” in Harley and Woodwar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pp. 682–685.

109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1:166–176.

110Millward, “Coming onto the Map.”

111Elliott, “The Limits of Tartary.”

112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113Fujitani, Splendid Monarchy.

114Chang, “Court on Horseback,” p. 156.

第十三章

1Paul Pellisson-Fontanier, Project for the History of Louis XIV, cited in Louis Marin, Portrait of the K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 40.

2这个讨论根据作者以下研究，Peter C. Perdue, “The Qing Empire in Eurasian Time and Space,” in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ed. Lynn Stru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pp. 57–91.

3QSLKX j.174, 1696/7/wuwu; Jaqa Cimeddorji, Die Briefe des Kang-Hsi-Kaisers aus den Jahren 1696–97 an den Kronprinzen Yin-Cheng aus mandschurischen Geheimdokumenten: ein Beitrag zum ersten Dsungarenkrieg der Ching 1690–1697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1), p. 21; Borjigidai Oyunbilig, Zur Uberlieferungsgeschichte des Berichts uber den personlichen Feldzug des Kangxi Kaisers gegen Galdan (1696–1697)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9), p. 35; cf. Arthur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44), pp. 66, 309, 489.

4Oyunbilig, Zur Uberlieferungsgeschichte, p. 2; 夏宏图，〈清代方略馆设立时间举证〉，《历史档案》2 (1997), p. 134, 校正了白彬菊之前的说法，她说方略馆是为了要编年纪录金川征伐计划，在一七四九年设立的。Beatrice S.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225–228.

5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253, 271, 275, 327, 494, 616, 685. 恒慕义（Hummel）在引述这些书名时漏掉了这两个重要的字眼“亲征”。Erich Hauer, ed., Huang-ts’ing k’ai-kuo fang-lueh: Die grundung des mandschurischen kaiserreiches (Berlin:W. de Gruyter, 1926), 是《开国方略》的翻译。

6有关其编纂，参见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pp. 4, 11, 188; Cimeddorji, Die Briefe, p. 21; Oyunbilig, Zur Uberlieferungsgeschichte.

7Lionel Gossman, The Empire Unpossess’d: An Essay on Gibbon’s “Decline and F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75.

8Mark Edward Lewi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9因为这个理由，将“方略馆”翻译成“Office of Military Archives”将是相当误导的，例如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就这样做，但我为了保持一致仍延续这个翻译词汇。

10Gertraude Roth-Li, “The Rise of the Early Manchu State: A Portrait Drawn from Manchu Sources to 1636”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11Oyunbilig, Zur Uberlieferungsgeschichte.

12Ibid., p. 84.

13Ibid., pp. 84–91.

14乌云毕力格使用了一七七八年四库全书版的资料，声称一七一○年版的资料无法取得。然而，实际上一七一○年版本的资料最近已经被重印出版了，如果比较这两个版本的差异将是有意义的。

15Oyunbilig, Zur Uberlieferungsgeschichte, p. 96.

16作为内蒙古的首府，它现在已经恢复它的蒙古文名字Hohhot （汉文呼和浩特）.

17Oyunbilig, Zur Uberlieferungsgeschichte, p. 109.

18有关理藩院，参见Sabine Dabringhaus, Das Qing-Imperium als Vision und Wirklichkeit: Tibet in Laufbahn und Schriften des Song Yun (1752–1835)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4), pp. 23–28; Nicola Di Cosmo, “Qi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Inner Asian Dependencie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1998), pp. 287–309; Chia Ning, “The Lifanyuan and the Inner Asian Rituals in the Early Qing,” Late Imperial China 14 (1991), pp. 60–92.

19参见冈田英弘，〈ドルベト厄鲁特の起源〉，《史学雑志》（1974）, pp. 1–44, 还有本书第二章的讨论。

20Oyunbilig, Zur Uberlieferungsgeschichte, p. 108.

21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270.

22参照欧立德的评论，Mark Elliott, “The Manchu Language Archive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 Late Imperial China 22 (2001), pp. 1–70.

23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917.

24有关曾静案意涵最好的讨论参见Min Tuki, “Ch’ongcho ui hwangche sasang t’ongche ui silche (Imperial thought control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 dynasty),” in Chungkuk Kuntaesa Yonku, ed. Min Tuki (Seoul: Ichokak, 1973), pp. 2–53. See also Crossley, Translucent Mirror, pp. 253–260; 冯尔康、许盛恒、阎爱民编，《雍正皇帝全传》（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 pp. 132–147; 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747–749, 918, 957. Jonathan Spence, Treason by the Book (New York: Viking, 2001), 则是最近颇有意思的著作。

25Thomas Fisher, “Lu Liuliang and the Zeng Jing Case”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4).

26这个文本本身包含好几份皇帝的上谕，还有曾静与其弟子们的详细审讯纪录，后面还附有曾静的《归仁录》，曾在该书中表示自己接受了王朝的正统说法。第一卷包含了皇帝的两份上谕，概要说明他对于满洲统治正当性的整个看法；第二卷他详细回复了曾静对他个人失德的指控。雍正，《大义觉迷录》，收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北京：中华书院，1983），页1–170；雍正，《大义觉迷录》（文海，1730）。

27有关这一对比的讨论，参见George M. Frederickson, Racism: A Short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28雍正，《大义觉迷录》，页3。

29何炳棣（Ping-ti Ho）已经使用很类似的词语来指涉中国的文明，称赞其“心胸开放与宽大仁慈”，尽管他将这个这个宽宏大量归诸于满洲人受到中国文化汉化的缘故，但雍正主张的刚好相反的：正因为满洲人是特别的，他们才能实现文明的理想。Ping-ti 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 (1998), p. 151.

30在这里我的看法与柯娇燕不同，她主张乾隆的想法极端偏离于雍正的意识形态。她以大义觉迷录作为其讨论帝国正当性的“中心文本”，主张“向化”这个词语，就像雍正所使用的那样，意涵了满洲人从野蛮人进化成一个文明的国家，而那是乾隆所反对的观点。然而，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肯定当其国家在东北成立之时，满洲人就已经文明化了。他并未将向化这个词并未被使用到满洲人，而是只有被使用到那些投降侍奉清朝的明朝官僚。柯娇燕也提出一个原创性的解释，说明乾隆皇帝为何禁燬《大义觉迷录》，主张是禁燬该书是因为他不喜欢其意识形态说法。我发现雍正与乾隆的意识形态是非常相容的，而且比较同意传统解释乾隆禁燬该书，是因该书泄漏了有关雍正争议继位的难堪谣言。Crossley, Translucent Mirror, pp. 46n94, 253–260.

31雍正，《大义觉迷录》，页25；页数来自《清史资料》版。

32“盖识尊亲之大义，明上下之定分，则谓之人。若沦丧天常，绝灭人纪，则谓之禽兽。”同上，页22。

33同上，页8。

34Bruce E. Brooks and Taeko Brooks, eds., The Original Analects: 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His Successors, 0479–024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Arthur Waley, tra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38), p. 95; 强调为作者所加。孔子，《译注论语自修读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67）, 3.5.

35雍正，《大义觉迷录》，页21。

36同上。

37Cf. Francois Jullien, The Propensity of Things: Toward a History of Efficacy in China (New York: Zone Books, 1995).

38雍正，《大义觉迷录》，页9。

39Min Tuki, “Ch’ongcho ui Hwangche Sasang,” p. 262.

40雍正，《大义觉迷录》，页24。

41Iledkel Shastir 是以下蒙古文书名的略称Jarligh-iyar toghtaghaghsan ghadaghadu muji-yin mongghol qotong ayimagh-un wang gung-ud-un iledkel shastir. 中文书名是《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There are partial translations by Veronika Veit, Die Vier Qane von Qalqa: ein Beitrag zur Kenntnis der politischen Bedeutung der nordmongolischen Aristokratie in den Regierungsperioden Kang-hsi bis Chien-lung (1661–1796) anhand des biographischen Handbuches Iledkel sastir aus dem Jahre 1795, 2 vols.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90), and Joseph Fletcher, “The Biography of Khwush Kipak Beg (d. 1781) in the Wai-fan Meng-ku Hui-pu wang kung piao chuan,” in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ed. Beatrice Forbes Manz (Brookfield, Vt.: Variorum, 1995), pp. 167–172. 有关职贡图，参见庄吉发，《谢遂《职贡图》满文图说校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9）。

42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763.

43Translation by Paul Pelliot, “Notes critiques d’histoire kalmouke,” in Oeuvres posthumes (Paris: Librairie d’Amerique et d’Orient, 1960), p. 8, 译自《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四库全书版，pp. 22b–23a.

44Ibid., pp. 13–14, 译自《钦定皇舆西域图志》，p. 31a. 有关汉朝学者贾谊，参见Herbert Allen Giles, 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Taibei: Cheng-wen, 1968), p. 128.

45R.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0; 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121, 198, 253.

46傅恒编，《平定准噶尔方略》（北京：新华书店，1990），前言。

47Crossley, Translucent Mirror, p. 27.

48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777）。Pelliot, “Notes critiques,” 翻译了土尔扈特从伏尔加格勒河回归的段落。Also see Dorothy V. Borei, “Images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 A Study of the Hsiyu Wenchianlu,” American Asian Review 5 (1989), pp. 26–46. 七十一的传记，参见盛昱、杨锺义编，《八旗文经》60卷（台北：华文数局，1969），j.58/16; and 何秋涛，《朔方备乘》（中国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 j.56.

49七十一，《西域闻见录》，页51a–b。

50Michael K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177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28.

51“控噶尔”一词可能来自于突厥语 Hunkar（意为苏丹），我感谢马世嘉（Matthew Mosca）提供这个信息。

52七十一，《西域闻见录》，p. 56b.

53Ibid., p. 66a.

54Ibid., p. 69a. 魏源准噶尔人口六十万的信息，似乎是来自于乾隆对其有二十万顶帐篷的估计然后乘以三倍。因为典型的蒙古人的家户大小可能比较大，接近于汉人平均家户人口五人，七十一的数字可能比较正确。

55Ibid., p. 69a.

56Ibid., p. 89a.

57Francis Cleaves, e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Walther Heissig, Die Familien-und Kirchen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Mongolen, vol. 1, 16–18 Jhdt.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59); Paul Kah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The Origin of Chinghis Khan: An Adaptation of the Yuan Chao Pi Shih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 1984); David Morgan, The Mongols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86).

58Heissig, 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Mongolen, p. 11.

59Ibid., pp. 16, 22, 57, and map p. 9.

60Veit, Die Vier Qane, 1:67; M. Sanjdorj, Manchu Chinese Colonial Rule in Northern Mongolia, trans. Urgunge On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61Heissig, 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Mongolen, pp. 121–134; Walther Heissig and Charles Bawden, eds., Mongol borjigid obogh-un teuke von Lomi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57).

62Heissig, 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Mongolen, p. 129; Veit, Die Vier Qane, 1:67.

63Christopher Atwood, “Worshiping Grace: The Language of Loyalty in Qing Mongolia,” Late Imperial China 21, no. 2 (December 2000), p. 99.

64Ibid., p. 128. Cf. David M. Farquhar, “Emperor as Bodhisattva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ing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8 (1978), pp. 5–34; Crossley, Translucent Mirror.

65Heissig, 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Mongolen, p. 134.

66Partial translation in Veit, Die Vier Qane, 1:75.

67Joseph Fletcher, “A Neglected Source of Erdeni-yin Erik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4 (1962), pp. 229–233.

68Original text and translation in Stephen A. Halkovic, The Mongols of the We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69Ibid., p. 50.

70Ibid., p. 72.

71Ibid., p. 77.

72Ibid., p. 70.

73B. Ia. Vladimirtsov, “Mongol’skie skazaniia ob Amursane” (Mongolian tales of Amursana), Vostochnie Zapiski 1 (1927), pp. 271–282.

74Vladimirtsov, “Mongol’skie skazaniia,” pp. 280–282; C. R. Bawden,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New York: Praeger, 1968), p. 192.

75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第十四章

1Jane Kate Leonard, “Qing History, Wei Yuan,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Dialogue,” i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n China, ed. Michael B. Ahead (London: Macmillan, 1987), pp. 28–45; Jane Kate Leonard, 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l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Judith Whitbeck, “Kung Tzu-chen and the Redirection of Literati Commitment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h’ing-shih Wen’-t’i 4 (1983), pp. 1–32; Shirleen S.Wong, Kung Tzu-chen (Boston: Twayne, 1975).

2Philip A. Kuhn,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1.

3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收录在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上海：世界书局，1937），pp. 164–172; 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上海：中西书局），j.80:17a–23a. See also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41–243.

4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pp. 164–165.

5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pp. 41–42.

6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收在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j.80:1a–4b.

7Ibid., 3b.

8Kuhn, Origins, p. 31.

9Philip A. Kuhn, “Ideas behind China’s Modern Stat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5 (1995), p. 301; 魏源，《圣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 preface.

10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851.

11Quinton G. Priest, “Portraying Central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Historiography and Intellectual Accommodation in the High Ching,” Late Imperial China 7 (January 1986), p. 39. On “historical analogism,” see Robert M. Hartwell, “Historical Analogism, 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Science in Eleventh and Twelfth-Century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 (June 1971), pp. 690–728.

12魏源，《圣武记》，preface, p. 1.

13Jane Kate Leonard, “Wei Yuan and Images of the Nanyang,” Ch’ing ShihWen-T’i 4 (1979), pp. 23–57.

14萧一山，《清代通史》（北京：中华书局，1986);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pp. 76, 286–287. 较早之前，内藤湖南也曾指出魏源文本叙述里面不正确的地方，参见内藤湖南，〈秦边纪略の嘎尔旦传〉，收录在《内藤湖南全集》第七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页380–425。

15Peter C. Perdue, “The Qing Empire in Eurasian Time and Space: Lessons from the Galdan Campaigns,” in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ed. Lynntru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pp. 57–91.

16魏源，《圣武记》，p. 121..

17Jean-Francois Gerbillon, “Voyages en Tartarie du Pere Gerbillon,” in 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 . . ed. Jean Baptiste du Halde, 4 vols. (Paris: P. G. Lemercier, 1735), 4:87–422.

18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London: Longmans, 1962), pp. 212–213.

19Ibid., p. 211.

20Halford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 23 (April 1904), pp. 421–444;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1942), originally published 1919; Alfred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 Brown, 1890).

21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22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Kodansha, 1992); Rudyard Kipling, Kim (190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Karl E. Meyer and Shareen Blair Brysac, Tournament of Shadows: 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D.C.: Counterpoint,1999).

23John 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being some record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XVIIth century to the death of the Tsar Alexei Mikhailovich, a.d. 1602–1676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1919); Henry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 vols. (Taibei: Ch’eng Wen, 1970), originally published 1876; Gaston 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 (1689–1730) (Paris: F. Alcan, 1912); Maurice Courant, L’Asie centrale aux 17e et 18e siecles: empire kalmouk ou empire mantchou? (Paris: Librairie A. Picard et fils, 1912).

24刘戈、黄咸阳编，《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边疆史地论着索引》（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87）。

25参照Joan Scott所说：“‘男人’和‘女性’同时是空洞的或者过分流动的范畴，空洞的是因为他们并无终极的、先验的意义，过分流动的是因为即使当他们似乎是固定的，他们里面仍然包含一些其他的、被否定的或者被压制的定义。”Joan W.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9.

26这个讨论引自Perdue, “The Qing Empire in Eurasian Time and Space.”

27魏源，《圣武记》，p. 3.

28戴逸，《简明清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因为篇幅不够，我这里不考虑讨论一九九○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著作，其在观点上有一点变化。

29马汝珩，〈论阿睦尔撒纳的[反动]一生〉，《新疆大学学报》（1979), p. 23；马汝珩和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史论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页107。一九八四年版本的书名缺少了形容词“反动”一词（是论调上的重要改变吗？）。

30马汝珩和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史论集》，p. 120.

31Joseph Fletcher, “Review of I. Ia. Zlatkin, Istoriia Dzhungarskogo Khanstvo (1635–1758),” Kritika 2 (Spring 1966), pp. 19–28; I. Ia. Zlatkin, Istoriia Dzhungarskogo Khanstvo, 1635–1758 (History of the Zunghar Khanate, 1635–1758) (Moscow: Nauka, 1964). 对类似的观点与批判， 参见V. A. Aleksandrov, Rossiia na dal’nevostochnykh rubezhakh (vtoraia polovina XVII v.) (Moscow: Nauka, 1969); Joseph Fletcher, “V. A. Aleksandrov on Russo-Ch’ing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ritique and Resume,” Kritika 7, no. 3 (1971): pp. 138–170.

32宫胁淳子提供了对于兹拉特金和其追随者观点最有说服力的批判。参见宫胁淳子，〈ガルダン以前のオイラット―若松说再批判―〉，《东洋学报》65-1.2 (1984), pp. 91–120；宫胁淳子，〈十七世纪のオイラット―‘ジューン．ガル．ハーン国’に対する疑问―〉，《史学雑志》90-10 (1981), pp. 40–63；Miyawaki Junko,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North Asi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7, Tokyo, 1984, pp.172-179;宫胁淳子，《最后の游牧帝国：ジューンガル部の兴亡》（东京：讲谈社，1995).

33Sh. Bira, N. Ishzhamts et al., The Maoist Falsific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and the Historical Truth (Ulaan Baatar: State Publishing House, 1981).

34C. R. Bawden,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New York: Praeger, 1968), p. 40.

35Lucien Paul Victor Febvre, “Frontiere, the Word and the Concept,” in A New Kind of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ed. Peter Burk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pp. 208–218.

36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New York: Vintage, 1965); Barrington Moore, Reflections on the Causes of Human Misery and upon Certain Proposals to Eliminate Them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37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94). 关于中国，参 Chen Xiaomei, Occidentalism: A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8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rich S. Gruen,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epublican Rom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1.

39Edward Friedman, “Reconstructing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i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Socialist China, ed. Edward Friedma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pp. 87–114; Dru C. Gladney, “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 Refiguring Majority/Minority Identit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 (February 1994), pp. 92–123.

第十五章

1有关“政治生态学”一词，参见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89), p. 167; John Robert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游牧民族的国家组织就向阴影一样，不断追随着邻近文明国家的形式，根据这个规则，在唐朝的时期，有一系列的“部落”国家：包括在蒙古的鄂尔浑突厥、在内蒙古的回鹘和其他突厥民族、和在里海—黑海草原上的可萨人、保加尔人、佩切涅格人等创建的国家，都出现在草原上。”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Boston: Little, Brown, 1950), p. 11. Omeljan Pritsak 也注意到这个现象：“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游牧民族和平帝国总是在回应一个定居社会的挑战中而兴起，例如当一个农业帝国（伊朗、中国、罗马）经济稳定的发展并达成某个程度的繁荣[透过创建国际商业网络]，“游牧民族”的富领袖魅力的氏族们就会被引诱想要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幸运地分配到黄金之国的一部份财富。”Omeljan Pritsak, The Origin of Rus, vol. 1, Old Scandinavian Sourc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3.

3Barfield, Perilous Frontier, p. 57.

4Denis Sinor, “The Inner Asian Warrio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1 (1981), pp. 133–144.

5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Eugen Joseph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9).

6Celia Applegate, “A Europe of Regions: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Subnational Plac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 no. 10 (1999), pp. 1157–82.

7“当然，国王可以而且真的创建或者破坏这些商人团体，但主权的力量会受到国家需求（金钱是战争的原动力）与国际竞争所限制。资本家可以带着他们的财富与企业到其他地方，而且即使假如他们无法离开，其他领域的资本家不会吝于从他们的窘迫中获得好处。因为在多样性与竞争政治的脉络下（相对于东方或者古代世界那些拥有全面控制力的帝国），其可作为权力的助产士与工具的重要角色，在西方的私人企业拥有了史无前例或者其他对应的社会与政治活力。”David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5.

8Eric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6.

9“[在]一个世界经济⋯⋯这个体系之间的基本链接是经济性的⋯⋯一个帝国，相对来说，是一个政治单位⋯⋯政治性的帝国是经济支配的一种原始的手段。”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p. 15.

10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s–1840s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89), p. 129.

11Janet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Janet Abu-Lughod, “Discontinuities and Persistence: One World System or a Succession of Systems?” in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ed. Andre Gunder Frank and Barry K. Gill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 278–291. On Frank, see Peter C. Perdue, “The Shape of the World: Asian Continents and the Scraggy Isthmus of Europ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30, no. 4 (1998), pp. 53–62.

12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990–1992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90), p. 30.

13Ibid., p. 128.

14Ibid., p. 140, citing Jerome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15Paul Bushkovitch, The Merchants of Moscow, 1580–16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Charles Halperin, 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 The Mongol Impact on Medieval Russ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George V. Lantzeff and Richard Pierce, eds., Eastward to Empire: Exploration and Conquest on the Russian Open Frontier to 1750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chap. 5; Janet Martin, Medieval Russia, 980–158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p. 9; Donald Ostrowski, Muscovy and the Mongols: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Steppe Frontier, 1304–15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6Tilly, Coercion, Capital, pp. 71–72, 130.

17Pierre-Etienne Will and R. Bin Wong et al., Nourish the People: 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 1650–185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18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24–226; R. Bin Wong, “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 no. 8 (1982), pp. 767–797.

19Jonatha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A Muslim History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20William T. Rowe,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51–252, 262, 264; Will et al., Nourish the People; Wong, China Transformed; R. Bin Wong, “Confucian Agendas for Material and Ideological Control in Modern China,” in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Accommodations, and Critiques, ed. Theodore Huters, Pauline Yu, and R. Bin Wo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03–325.

21“主要的动机不是平抑价格与防止饥荒，而是为了国库的巨额与容易之收益。”John K. Fairbank and Edwin O. Reischauer, 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vol. 1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0), p. 119.

22Cornell Fleischer, “Royal Authority, Dynastic Cyclism, and “Ibn KhaldAnism” in Sixteenth-Century Ottoman Letters,”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8 (1983), pp. 198–220; Ibn-KhaldAn, 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vol.1, trans. Franz Rosentha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58); Muhsin Mahdi, Ibn KhaldAn’s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 G. Allen and Unwin, 1957); Gordon D. Newby, “Ibn KhaldAn and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Islam and the Frontier Experience,”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8 (1983), pp. 274–285. On the dynastic cycle theory, see Benjamin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47, 53.

23Nicola Di Cosmo, “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 Their Eco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 (November 1994), pp. 1092–1112.

24Barfield, Perilous Frontier; A. M. 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62).

25Ellsworth Huntington, The Pulse of Asia: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 Basis of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9). See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6也参见 Caroline Humphrey and David Sneath, The End of Nomadism? Society, Stat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7Peter B.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2); Denis Sinor, Inner Asia: History, Civilization, Languages: A Syllabu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Denis Sinor, Introduction a l’etude de l’Asie Centrale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63).

28Nicola Di Cosmo, “State Forma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Inner Asian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0 (1999), pp. 1–40.

29有关欧洲的军事革命与其影响，参见Geoffrey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Bert Hall 在其文章中质疑了早期火药武器的影响，“Early Modern Ballistics and Tactical Change in Sixteenth-Century Warfa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olonels and Quartermasters: War and Technology during the Old Regime, Dibner Institute, MIT, April 1996.

30我在这里称呼为“欧亚相似性命题”的学派，有时候被称为中国史研究的“（南？）加州学派”，因为其最有力的提倡者，例如王国斌、彭慕然、李中清（James Lee）、马立博（Robert Marks）、金士杰（Jack Goldstone）等人都在加州，或是称为“近代早期命题”，这两个名字有些问题，因为其他外在于加州的学者，例如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也支持这个命题，而许多一样在加州的学者，例如黄宗智则反对这个学派观点。参见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Jack A. Goldstone, “Neither Late Imperial nor Early Modern: Efflorescences and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 History,” in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ed. Lynn Stru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pp. 242–302; Jack A. Goldstone, “The Problem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1 (1998), pp. 250–283; Philip C. C. Huang,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A Review of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May 2002), pp. 501–538; Peter C. Perdue, “China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Shortcuts, Myths, and Realities,” Education about Asia 4, no. 1 (1999), pp. 21–26; Perdue, “The Shape of the World”; Kenneth Pomeranz, “Beyond the East– West Binary: Resituating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Worl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May 2002), pp. 539–590.

31James Z. Lee and Cameron Campbell, 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James Z. Lee and Wang Feng,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reviewed by Peter C. Perdue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 no. 3 (1998), pp. 854–856, 59, no. 2 (2000), pp. 410–412.

32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reviewed by Peter C. Perdue in H-World listserve, www.h-net.msu.edu/ world, August 2000.

33Wong, China Transformed, p. 52.

34Ibid., p. 58.

35对这种主张的批判，通常是坚持如此巨大的变迁不可能是一个“意外”，他们误解了这个论证，我不是主张说欧洲的奇迹不可解释，只是说他们不能被解释成，是那些据说只有欧洲特有的长期因素或者欧洲社会内部的特征所造成。有关进一步的讨论，参见Peter C. Perdue, “How Different Was China? Or, Bringing the Army Back In: Coercion and Ecology in the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Europe and China,” in Agricultur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Europe, ed. Rolf Peter Sieferle and Helga Breuniger (Stuttgart: Breuniger Stiftung, 2003), pp. 311–330.

36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

37Rolf Peter Sieferle, The Subterranean Forest: Energy System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White Horse Press, 2001); E. A. Wrigley,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8Joanna Waley-Cohen, “China and Western Technolog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8 (December 1993), pp. 1525–44.

39See Helen Dunstan, “Safely Supping with the Devil: The Qing State and Its Merchant Suppliers of Copper,” Late Imperial China 13 (December 1992), pp. 42–81; Hans Ulrich Vogel, “Chinese Central Monetary Policy, 1644–1800,” Late Imperial China 8 (December 1987), pp. 1–52.

40Will et al., Nourish the People.

41Evgenii V. Anisimov, The Reforms of Peter the Great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3), pp. 73, 171, quote p. 183.

42Rowe, Saving the World, reviewed by Peter C. Perdue, China Quarterly 172 (December 2002), pp. 1096–97.

43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pp. 17, 138–142, 185–190, reviewed by Peter C. Perdu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5, no. 1 (June 1995), pp. 261–269; Chen Qiukun, “From Aborigines to Landed Proprietors: Taiwan Aboriginal Land Rights, 1690–1850,” in 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 ed. Gail Hershatter et a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30–142; 陈秋坤，《清代台湾土著地权：官僚、汉佃与岸里社人的土地变迁，1700-189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 93–96, 128–136.

44Pamela Kyle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Evelyn S. Rawski,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 (November 1996), pp. 829–850; critique by Ping-ti 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 (1998), pp. 123–155; discussion in Ann Waltner and Thomas A. Wilson, “Forum: Four Books on the Manchus in China and in Greater As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February 2002), pp. 149–177. 这一节讨论引用自Peter C. Perdue, “A Frontier View of Chineseness,” in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Year Perspectives, ed.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51–77.

45Nicola Di Cosmo, “Qi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Inner Asian Dependencie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1998), pp. 287–309; Dorothea Heuschert, “Legal Pluralism in the Qing Empire: Manchu Legislation for the Mongol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June 1998), pp. 310–324;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eter C. Perdue, “Comparing Empires: Manchu Colonialism,”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no. 2 (1998), pp. 255–262; Elliot Sperling, “Awe and Submission: A Tibetan Aristocrat at the Court of Qianlo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June 1998), pp. 325–335; Emma Jinhua Teng, “An Island of Women: The Discourse of Gender in Qing Travel Accounts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June 1998), pp. 353–370; Joanna Waley-Cohen, “Religion, War, and Empi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June 1998), pp. 336–352.

46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Ming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ix.

47Peter C. Perdue, “Culture, History, and Imperial Chinese Strategy: Legacies of the Qing Conquests,” in 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 ed. Hans van de Ven (Leiden: Brill, 2000), pp. 252–287.

48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no. 2 (1992), pp. 391–425.

49Catherine M. Bell, 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Marshall Sahlins,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第十六章

1William H. McNeill, 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2有关谷仓政策的辩论，参见Helen Dunstan, “The Autocratic Heritage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A View from the Qing,” East Asian History 12 (1996), pp. 79–104. 有关边疆贸易，参见林永匡、王熹，《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有关军机处，参见Beatrice S.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有关雍正财税改革，参见Madeleine Zelin, The Magistrate’s Tael: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有关水利维护，参见Michael Chang, “A Court on Horseback: Constructing Manchu Ethno-Dynastic Rule in China, 1751–84”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01), chap. 5; Jane Kate Leonard, Controlling from Afar: The Daoguang Emperor’s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anal Crisis, 1824–26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ierre-Etienne Will, “Clear Waters versus Muddy Waters: The Zheng-Bai Irrigation System of Shaanxi Province in the Late-Imperial Period,” in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ed. Mark Elvin and Ts’ui-jung Li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83–343; Pierre-Etienne Will, “State’s Interest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Hydraulic Infrastructure: The Example of Hubei,” in The Scope of State Power, ed. Stuart Schra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85), pp. 295–349.

3Ken Alder, Engineering the Revolution: Arms and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1763–181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4Werner Sombart, Krieg und Kapitalismus (1913; New York: Arno Press, 1975).

5David Kaiser, Politics and War: European Conflict from Philip II to Hitl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6Robert B. Marks,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p. 114; Joanna Waley-Cohen, “China and Western Technolog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8, no. 5 (1993), pp. 1525–44.

7Cited in Jonathan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90), p. 137.

8在乾隆一七九二年此一书名中所夸耀的十全武功，包括两次准噶尔征服、一次突厥斯坦、两次对金川叛乱的征讨、一次在台湾、一次在缅甸、一次在安南，还有两次对尼泊尔的廓尔喀。Arthur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44), p. 369. 有关缅甸和安南的征服，参见Dai Yingcong, “A Disguised Defeat: The Myanmar Campaign of the Qing Dynasty,” Modern Asian Studies 38, no. 1 (2004), pp. 145–188; and Alexander Woodside, “The Ch’ien-lung Reig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t. 1, The Ch’ing Empire to 1800, ed. Willard J. Peter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60–268, 276–278. 关于金川，参见 Joanna Waley-Cohen, “Religion, War, and Empi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no. 3 (1998), pp. 336–352.

9在《剑桥中国史》书中，有两个作者分别讨论了这些贸易，但互相都没有涉及到对方处理的部分，只有叩头问题将两个边疆链接在一起。参见 Joseph K. Fletcher, “The Heyday of the Ch’ing Order in Mongolia, Sinkiang, and Tibet,”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pt. 1, Late Ch’ing, 1800–1911,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351–408; Joseph K. Fletcher, “Sino-Russian Relations, 1800–1862,” ibid., p. 323; and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Canton Trade and the Opium War,” ibid., pp. 163–212.

10See Peter C. Perdue, “From Turfan to Taiwan: Trade and War on Two Chinese Frontiers,” in Untaming the Frontier: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Frontier Studies, ed. Bradley J. Parker and Lars Rodseth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5), for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se themes.

11有关广东贸易的基本讨论，参见John K. Fairbank, “The Creation of the Treaty System,”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pt. 1, pp. 213–263; 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Wakeman, “Canton Trade”; Frederic Wakeman Jr.,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12王熹、林永匡，〈杭州织造与清代新疆的丝绸贸易〉，《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页108-116。

13Wakeman, “Canton Trade,” p. 163.

14Ibid., p. 169.

15David Robinson, Bandits, Eunuchs, and the Son of Heave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16Karen Barkey, Bandits and Bureaucrats: The Ottoman Route to State Centraliz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17Dina Rizk Khoury,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between Religious Law (Shari’a) and State Law (Kanun) on the Eastern Frontiers of the Ottoman Empire,”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5 (December 2001), pp. 305–330; Melissa Macauley, “A World Made Simple: Law and Property in the Ottoman and Qing Empires,” ibid., pp. 331–352; Peter C. Perdue, “Empire and N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bid., pp. 282–304; Peter C. Perdue and Huri İlamoğlu,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on Qing and Ottoman Empires,” ibid., pp. 271–282; Huri İlamoğlu, “Modernities Compared: State Transformations and Constitutions of Property in the Qing and Ottoman Empires,” ibid., pp. 353–386; R. Bin Wong, “Formal and Informal Mechanisms of Rul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Qing Empi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bid., pp. 387–408.

18Jane Kate Leonard and Robert Antony, Dragons, Tigers, and Dogs: Qing Crisis Management and the Boundaries of State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See Min Tu-ki, 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93.

20Christopher Bayly, Imperial Meridia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 1780–1830 (London: Longman, 1989), p. 34.

21Suraiya Faroqhi, “In Search of Ottoman History,” in New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Peasant in Ottoman History, ed. Halil Berktay and Suraiya Faroqhi (London: Frank Cass, 1992), p. 218.

22Thomas Naff and Roger Owen, Stud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Islamic Histor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7); Ariel Salzman, “An Ancien Regime Revisited: ‘Privatiz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Ottoman Empire,” Politics and Society 21 (December 1993), pp. 393–423.

23Dina Rizk Khoury, State and Provincial Society in the Ottoman Empire: Mosul, 1540–18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4张翰 (1511–1593)，参见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frontispiece (quoted in Chapter 11).

25William S. Atwell, “Ming Observers of Ming Decline: Some Chinese Views o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 (1988), pp. 316–348.

26M. Sanjdorj, Manchu Chinese Colonial Rule in Northern Mongolia, trans. Urgunge On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27这个词语来自Frederick Cooper and Ann Stoler, eds.,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Bourgeois Worl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28R. Bin Wong, “The Search for European Differences and Domin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A View from Asi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 no. 2 (2002), pp. 447–469, at 460.

29Dai Yingcong, “A Disguised Defeat.”

中国西征

大清征服中央欧亚与蒙古帝国的最后挽歌

作者：濮德培（Peter C. Perdue）
翻译：叶品岑、蔡伟杰、林文凯
出版社：卫城出版 / 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2021年9月
ISBN：978-986-99381-5-0
EISBN：307-986-9938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