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推荐序·有身体疼痛感的医疗史

·推荐序·穿梭时间的旅游

·推荐序·那条人迹罕至的路

·推荐序·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推荐序·以医学为主轴、生命为横轴

第一单元 治病反而致病的时代

拿木乃伊来吃——把木乃伊磨成粉之后，混在药草、酒、牛奶或油里面可服用？

相思病没药医——相思病患者的命运只有两种结果，不是变身成狼人，就是死去？

乳齿致死事件——长乳牙会导致小孩子的阴茎有不正常分泌物的后遗症？

阳痿狂想曲——为了重振雄风，百年前的男人尝试植入公羊或猴子的睾丸？

祸莫大焉的手淫——若想根除手淫这个恶习，就要用“通条”直接插入尿道？

少年得痔大不幸——医师用双手拇指之外的八只手指撑开病人的肛门来治疗痔疮？

没肠肚的人——切除乳房预防乳癌只算小儿科，预防疾病的极致是割掉所有大肠？

思乡断肠时——给予患有“思乡病”的人更大的痛苦与折磨，才能挽救他们？

一票难求的解剖秀——解剖人体是一种时尚表演？

看病先挑时辰——黑死病的爆发，是因为木星、土星、火星的奇妙排列？

液体黄金——尿液可以治病、解毒、美白牙齿，还可以用来占卜？

反射区——脚底对应器官、舌头反映疾病，真的？假的？

假牙的材料——你愿意拿死人的牙齿来当假牙吗？

总统杀手——每位医师都想用手指挖出卡在总统身体内的子弹？

紫河车与国王的滴剂——用死人的头盖骨、尸体的脂肪、人血，可治疗忧郁症、痛风，增加活力？

沙士治百病——可以治疗梅毒、皮肤病、肿瘤、神经痛、消化不良的饮料，好喝吗？

食物密码——吃脑补脑，吃肝补肝，吃啥补啥，以形补形，有科学根据吗？

爱美不要命——最有效的减肥药竟是某种肥料？

夸大不实的医疗广告——有一种疗法可以治疗阳痿与不孕，还同时让你长时间不吃不喝？

第二单元 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隔离与避痘所——利用“隔离”措施遏制传染病，是两千年的老法子了

守灵与中途停尸间——为死者守灵的目的之一，就是避免将活人误葬

鸟人服——不要觉得斗篷、鸟嘴面罩很奇怪，那可是救命装备

人体离心机——旋转咖啡杯、海盗船等游乐器材的原理与治疗精神病有关

夜婆传奇——超声波仪器的发明要归功于蝙蝠

白色的医师服——医师服原本是黑色，如同神职人员的穿着一样

黑牌的外科助手——历史上某些没有足够学历的外科助手，其专业表现不容小觑

疾病守护神——每一种病都有它的专属守护神，痔疮亦然

医师的自知之明——知道自身的局限性，才可以开拓医师经验的无限性

罢工与死亡率——乍看之下，医师罢工可以降低病人死亡率，其实不然

为母则强——为了小孩儿，母亲可以忍痛为自己剖宫，只为让他平安诞生

东床快婿没那么潇洒——王羲之坦腹东床的原因，可能是吃了五石散而燥热难耐

解毒药与万灵丹——万灵丹其实源自于解毒剂，目的不是治病，而是解毒

另一颗蓝色小药丸——美国总统林肯经常服用的药丸里水银成分高达33％

鸡尾酒疗法与减肥药——为了快速减肥，异想天开的医师混合多种药物，美其名“彩虹药丸”

肥胖两三事——证实肥胖会导致疾病的人，不是医师不是科学家，而是保险业者

王莽的解剖秀——王莽将造反者肢解，挖出五脏，测量血管经脉，说这样可以获得治病的知识

因为医师而起的暴动——一句玩笑话，让纽约全城陷入难以平息的动乱

有趣的解剖学名词——剖开东、西文化的差异，往往难以亲近的事物就会变得简单

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医师啊，治好你自己吧！

版权登记号：01-2016-24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黑医疗史/苏上豪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143-5254-2

Ⅰ．①暗…　Ⅱ．①苏…　Ⅲ．①医学史—世界—通俗读物　Ⅳ．①R-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9347号

本书经由方寸文创事业有限公司独家授权，限在中国大陆地区（不含港澳）发行，不得销售至其他任何地区。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

暗黑医疗史

作　　者：苏上豪

责任编辑：张霆　袁子茵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254-2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推荐序·有身体疼痛感的医疗史

翁佳音（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书卷首从《拿木乃伊来吃》开始，逐篇讲解医疗、俗信等表面琐碎却与医学知识及技术演进有关的种种有趣故事。末尾还幽默举用马英九“死亡之握”，对比英、法国王传统触摸治病（royal touch）的神迹，我想历史系所的老师与学生，大概很快会想到著名的法国年鉴、爱国实践派史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他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行奇迹医病的国王们》（Les Rois Thaumaturges ），该书的英译本就是用The Royal Touch 当标题。

马克·布洛克的哥哥路易斯·布洛克（Louis Bloch），是小儿科医师，也是细菌学学者；行医之外，对比较民族学与宗教心理学特别有兴趣。弟弟这本触摸治病名著，既广泛又深度地探讨论述中古世纪以来的欧洲医学、宗教与政治、历史之间纠缠难分的景象，当然受到医师哥哥启发不少。

原来，历史研究与医学曾有血缘兄弟关系的记录，这也是我还会再不揣谫陋为苏医师这本书写推荐之因。推荐的对象，当然包括医学生。医疗与公卫历史原本是医学教育紧要部分，但我耳闻与所见，现在医学生多觉得这方面无关医术，似乎关心者居少数。教科书枯燥也许是一因，若原因在此，那熟男前辈苏医师于高超手术刀外，用妙笔生花所写的各篇扼要而精彩的短文，应该是一帖易于服用的好药方。

不过，我更乐意推荐给历史系所师生，以及对历史有兴趣的一般读者。这个世纪，历史内容早已不只讲家国或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事件。人间千万年中，个人身体与聚落群体疼痛的产生、消亡，在现代医学未发达之前，是如何忌避、医治与慰抚？以及由此而来所产生的宗教俗信与社会禁忌又是如何？这些现象，岂不是人类故事一部分，不写入“历史”，多少反映历史有点缺乏人味。

那也不妨来看苏医师这本书。我相当佩服苏医师的资料收集与对比，进而是解释功夫。有些中外历史上的古药材、俗信禁忌或传统物理治疗，也许可从网络上找到资料，但进行古今东西辩证，用简单医学术语说明，毕竟非历史研究者所长。如书中所举的月经、守灵俗信；甲骨、木乃伊，以及紫河车、国王的滴剂等等恐怖“药材”与“食补”。又如，中国与西方的人体解剖，多少讲出东、西世界的医疗与医药由蒙昧走向今天的彼长我消趋势，是有其不应忽略的文化背景。这就是喜爱历史者可寻觅切肤之痛的好题材了。

所以，当苏医师送来书稿，我便迫不及待看完，直到写推介时，心里仍然有“疼痛”感觉。在医学迅速解决以前不断循环的病症后，少壮一代恐怕对先前疾病的历史影像有陌生感。上述英、法国王等奇迹治疗对象除淋巴结肿块外，其实还有癫痫，至少我这一代人还常看到。一些俗信与民俗医疗伴随相生，如今好像消失街头，我们社会似乎正朝向一种慢性疼痛的方向前进，医患之间又有新变化。苏医师这本新书所论，真的会让历史研究者，迫切觉得这方面的议题不应轻忽。

·推荐序·穿梭时间的旅游

洪惠风（义大医院心脏内科主任）

我读着《暗黑医疗史》这本书的初稿，觉得像是坐着时光机，跟着说话风趣、知识渊博的导游苏上豪医师，进行着惊险刺激的时光旅行。

近年来，旅游已经成了显学，许多人到各地去旅游，体验各种不同的风情，在空间上拓展自己的视野。有时我们到了另一个国家，却依稀感觉并不是到了另一个国家，而是跨过时空，回到了特定的年代，有的地点会让我们觉得回到10年前的台湾，有的却让我们觉得回到20世纪30、40年代，更夸张的，会让我们觉得回到了蛮荒。这种跨过时间、空间的旅游，往往更让我们无法自已，沉醉在感动怀旧的情绪之中。

出国是空间的旅游，读历史则是时间的旅游，对于喜欢旅游的现代人来说，历史也不一定是多么严肃、用来知兴替的东西，它可以是非常有趣、茶余饭后的话题，喜欢历史的人，通常都比较渊博达观。

《暗黑医疗史》这本书说到一个故事，在法国大革命的前一年，1788年的4月13日，美国一个医学院老师跟四个学生，被愤怒攻入医院的民众抓去游街示众。接着，民众搜索全城，要把纽约医院躲起来的医师与学生们抓出来，甚至第二天还聚集在监狱外，冲突一触即发，之后军队开火，死伤惨重……

想象中的画面更让我回到那个时空，我变成了那个时代的医师，前一天还在医院工作，做着自认为是救世济人的善举，下一分钟却成了过街老鼠，到处寻找躲藏的地方（脑中又浮出了电影《侏罗纪公园》中，主角被迅猛龙追杀的画面），好不容易找到了安身之处，躲在密室里面发抖，听着外面的暴民挨家挨户搜索着自己，心中忐忑不安，不知道万一被他们抓到时，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其实也不能说是暴民，事情的发展有其前因后果，很难说谁对谁错。）

合上了书本，我很庆幸瞬间回到了现代，这些困扰突然之间都完全消失了，可是脑中却又有些困惑，这些事件会发生在现在吗？当发生了这个事件后，医师会不会罢工呢？

再次打开书本，《罢工与死亡率》的篇章又跳了出来，这篇的故事说“在医师罢工期间，病人的死亡率不升反降”，看得我心惊肉跳，这个主题非常耸动，很容易就会让人导出错误的结论。这是非常复杂的情形，但却简化成可怕的标题，容易引申出错误的答案。

用逻辑仔细想一下，其实是很容易有解答的。试想，如果有一种手术，三天内开刀的死亡率是1％，但是却可以减少三年死亡率50％。那么医师罢工时，因为没有开刀，这三天1％的死亡率当然就会省下来，换句话说，就是三天的死亡率会降低1％。但三年的死亡率呢，则会升高50％。若是我们仅仅统计三天死亡率，自然死亡率会减少1％，但要是我们统计三年死亡率的话，则是死亡率升高50％。“短多长空”最能简单说明这个情形，但若只看标题“医师罢工可减少死亡率”，不去深入思考，只用类似于膝跳式反射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就会变成非常可怕的状况。

我第一次跟苏医师联络，是为了2014年5月台湾心脏医学会的年会演讲，当时我负责这次年会的医学人文部分，在寻找演讲人选时，我想起了多次出现在我书架上的名字“苏上豪”。等我通过医院总机找到苏医师时，他二话不说，一口就答应下来，当下我就觉得苏医师真的是外科医师的个性，豪迈爽快、干净利落。

“医师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熏出来的。”我在书上看到过这个说法，“言教不如身教。”也是大家一直都体验得到的事情。医学理论在课堂上讲得再好听，也不如故事来得深刻。沉淀在有趣的医学历史中，才最能熏出下一代优秀的医者。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更能从医疗疯狂的历史中，了解现代医学的难能可贵。

苏上豪医师身为顶尖心脏外科团队的一员，每天在鬼门关前，面对性命交关的手术，只要一失手，就会是天人永隔。在这种环境下，对生命的体验与人生的领悟的气度与见识自是不凡，也难怪苏医师Email的签名档上，都加上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的佛经字句。

他以这一世的宽度，加上了历史的厚度，以幽默的文笔呈现出来，实在是我们读者最大的幸福。

·推荐序·那条人迹罕至的路

胡忠信（历史学者、广播主持人、电视评论者）

苏上豪医师是我非常钦佩的好朋友，一位性格朴实、待人以诚的知交。人生有三件事必须次第完成：一、博览群书，二、广结善缘，三、有志竟成，上豪兄正逐步完成人生三部曲。

上豪兄是非常忙碌的心脏外科医生，可想而知，他的工作形态与新闻记者雷同，分秒必争，乱中有序，处事有节。他曾经告诉我，在手术房不眠不休工作，固然抢救了不少生命，但他也不断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就在生活节奏紧绷，压力令他几乎到达极限之时，他做了人生重大决定，由大型医院转到规模较小医院，暂时给自己喘息空间，再思考下一步怎么走下去。

在投考大学前，上豪兄对文学有憧憬与爱好，他曾经想以文学写作为人生志业，没想到家人泼了一桶冷水：“打断你的狗腿！”他只好依照社会的普遍期许，完成医学院训练，投入医疗大军行列，并在心脏外科领域建立他的声誉与地位。上豪兄的人生转折，令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奎斯（Márquez），他有志以写作为行业，他的爸爸也泼了一桶冷水：“你下半辈子要吃纸过日子吗？”马奎斯坚持理想到底，完成了他安身立命的文学事业。

上豪兄在行医之余，运用闲暇广泛阅读，尤其对医学史着力甚深，透过“百科全书式”的读书方式，把医学史的关键理念用流畅文笔加以深入浅出解读，再配以时事分析、行医心得与生活体验，就突显了他的才气、见识与语文驾驭功力。如果上豪兄不被“打断你狗腿”所吓阻，早点投入文学写作或新闻行业，必然一样出人头地，崭露头角，不必“靠吃纸过日子”。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赴太平洋西萨摩亚从事田野调查，将西萨摩亚少女与纽约大都会少女加以类比，奠定了她在人类学的典范，从这个根基出发，米德不断拓展知识领域，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意见领袖之一，指出文明的冲突与方向。米德的例子说明，只要你有了基础的学术训练，确立愿景、目标、价值、信仰，也能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我用米德的例子意在说明，上豪兄经过非常严谨的医学训练与临床观察体验，再回过头来研究阅读一般人视之为冷门的医学史，如大海捞宝一般，爬梳出逻辑理念，并以浅显文字加以阐述，创造出新风格与文体，在出版丛林中独树一帜。用罗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那首名诗“那条人迹罕至的路”形容，上豪兄已走出了自己的生命之路，触及灵魂深处，在广泛的医学史实背后，使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以及如何建立信心、希望、爱心的安身立命社会。

医生有非常多种类型，反映了人生百态。上医医国，孙中山、黎刹是崇高情操型；有些医生投入学术研究，成为精神典范；有些医生悬壶济世，以救人为志；有些医生拼命赚钱，享受世俗虚荣；有些医生决心做自己，重拾自己爱好，或投入生态环保，或提倡艺术音乐，或投入志工行业，或投入文学、历史写作。上豪兄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路径，研读医学史经典文献，用特殊的写作手法加以重现，令人刮目相看，我佩服他的阅读之广与撰述之勤。

我自己的本业是历史学，在媒体主持广播节目以及担任电视评论者，折服于上豪兄的广博医学史知识，尤其他以专业医生角度，用新闻、文学的流畅文笔讲故事，读之趣味盎然，增添了不少医学知识，而且与时事、生活紧扣，证明上豪兄对人情世故自有一番体悟与掌握。

拜读《暗黑医疗史》初稿，一口气读毕之后，期盼上豪兄持续努力研读撰述，每一本新书的出版，就是给社会最好的恩典与礼物。

·推荐序·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周士榆（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主任检察官）

初识苏医师，与其天南地北地聊，既未涉其医师的专业，亦未及于自身法律实务的领域，但隐然感到其与一般医师不同，令我有“暧暧内含光”的强烈感受，可是到底有何异乎寻常之处，又让我形容不出来。

及至阅读其大作（即《暗黑医疗史》一书），始深深为苏医师医学专业知识之渊博、国内外医疗掌故之熟悉、文字言语掌握之精确与风趣幽默之笔触感到折服。唯心折之余，不免也为自己的“慧眼”感到暗自窃喜。

没错，全书只是一个又一个小故事的串联，但苏医师就是能从周遭的人、事、物或新闻时事出发，从而介绍有关该主题在医疗史中的演变，有时是让人意想不到但新奇有趣的古代医疗器械或思维，有时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医疗案例或结果。虽然轻松活泼，但实在教我大开眼界，而且增长见闻。

举其书中《总统杀手》一篇为例，谈到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总统等数位美国总统之死。论及华盛顿总统原本只是呼吸不顺，极可能是因为三位德高望重的御医为其一再进行当时流行的“放血”疗法，从而失血过多而死亡——根据史料记载，放了超过人体一半的血量；又谈到加菲尔德总统虽然受到枪击，中弹的部位仅是手臂及背部，原本应不致死，但因当时医界并无消毒观念，亦无抗生素发明，故御医们轮流用未经消毒的手指跟小管子想将子弹挖出，导致总统死于伤口感染。

时至今日，即使是未受任何医疗专业训练的人们也明白上述案例中的荒谬之处，但在一二百年前，这些却是当时名医们无从接触的宝贵观念，我们应该深深感谢苏医师将这些极有价值的内容整理出来介绍给我们。全书虽然浅显易懂，但绝对可以看出其深厚的功力与沉浸的心血，值得一读再读。

·推荐序·以医学为主轴、生命为横轴

谢铭勋（北医大教授、恩主公医院院长）

苏上豪医师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心脏外科专家，也是一位网络作家，专注于医学人文、医学史等专业评论，堪称右手持精准纤细的手术刀、左手操着浪漫锋利的笔，以医学为主轴、生命为横轴道古论今，畅谈医学人文逸事，才华洋溢，确实是文武双全、评论中肯的医学公道伯、中流砥柱及左右震荡仍不偏不倚的医学阻尼器！

（美国CNN报道2015年地表最强劲的台风“苏迪勒”肆虐，101大楼的阻尼器竟然仅有100厘米左右震荡而已，毫发无损！）

回顾现今台湾医疗环境大改变（医护大出走、五大皆空、医美不医人……）及冲击，在今年地表强台风“苏迪勒”侵袭下，风雨飘摇的暗夜里，我一口气把苏医师精彩的《暗黑医疗史》读完。真是精彩绝伦！苏上豪医师不仅文笔生动细腻，让身为医师的我爱不释手，一口气把近六十篇短文读完，深深勾起了我对“医学与生命处方”的追求共鸣与感想：

◎实事求是，跳脱了0与1之间的争执，发挥“实证医学”的精神、热爱生命的追求。

◎亦庄亦谐，不失中道主流，往往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热烈追求“以病人为中心”的诉求。

◎纵横古今，旁征博引，言之有物，融合古典与现代的理念与手法，绝非风花雪月、愤世嫉俗的浮世绘，而是对生命爱的期许！

主观的坚持、客观的求证，阻尼器下不偏不倚，不管任何时空背景下，当下的“真理”只有唯一吧！

我深信世人是热爱生命的，而“医学生命与理想的追求”更是从事医疗的所有人潜心企求的至盼！相信这本书对从事医疗的人，必将有很大的启发，即便是非医疗体系的人也深信您一定会细细品味并喜欢它。

第一单元　治病反而致病的时代

拿木乃伊来吃
——把木乃伊磨成粉之后，混在药草、酒、牛奶或油里面可服用？

根据历史的记载，殷商的甲骨文能够重见天日，应该归功于清朝末年的官员，也是金石学家王懿荣，其发现过程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一个说法却十分有趣，而且和中药有关。

原来中药本有一剂“龙骨”的处方，可以治疗呃逆、泻痢和便血。而这种“龙骨”，其实是指远古动物的骨骸，而后来因为“龙骨”取得不易，因此用新发现的“甲骨”取代——河南的安阳还有人甚至世代以此为业。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懿荣染疾服药，偶然在中药里的“龙骨”上发现古文字，最后他认定上面的文字，比俗称“籀文”的“大篆”更久远，所以才开始重金收买。

读到这段历史，大家对文化的传承可能比较有感，可是身为医师的我，却对“龙骨入药”比较有兴趣。这种可以称得上“化石”的物件，竟能变身为治病的良方，让人不禁赞叹先民之胆量，证明了古代效法神农氏的医师与病人应该不在少数。

你可能会因此觉得中医博大精深，也可能会认为中医的处方过于野蛮，但我认为“龙骨”只是小事一桩。如果和西方在中古世纪以来一直流行到18世纪的一帖治百病处方——“木乃伊”——相比，相信你会不由自主从头皮发麻，瞬间传到脚底。

先让我们来看看11世纪阿拉伯世界的名医阿维森纳（Avicenna）的处方。他认为木乃伊是治疗脓疡、骨折、瘫痪和心肺病，还有毒药的解毒剂中不可或缺的“一味”——通常木乃伊不会单独使用，而是被磨成粉之后，混在药草、酒、牛奶或油里面使用。

阿维森纳用“mumia”这个词，来代替“药用”的木乃伊，而这个词最后转变成英文里的“mummy”，成为今日大家耳熟能详的“木乃伊”的字源。但其实这个词起源于波斯，原本指的是单纯的蜡，后来改成代表来自“Mummy”山的沥青，因而此词才传到阿拉伯世界。

为什么木乃伊会成为阿拉伯世界入药的处方？根据历史学者道森（Dawson）所整理的资料显示，这事大抵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迹象了。原来，当时人们看到埃及人长期以沥青作为木乃伊防腐的重要成分，许多人便开始研究起它的效用，并且试着将它作为治疗疾病的药方。

古罗马帝国的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就在他所著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里，记录了许多含有“沥青”的处方：用来治疗白内障及各种眼睛的发炎，对皮肤的感染与痛风也有疗效；沥青和酒混合，它便是咳嗽与气喘的特效药，当然在治疗痢疾方面亦有意想不到的功用；沥青配上醋，可以去除瘀血，治疗风湿和腰痛；当然更不能忘了，沥青和面粉的组合，可以止血与促进伤口愈合。

这些夸大沥青功效的处方，最后也传到阿拉伯世界。道森指出，不知是对于沥青的看重或是无知，最后连使用沥青防腐的木乃伊，竟悄悄成为另一种具有疗效的药品，之后更被载入医典，带动了阿拉伯世界之后的几个世纪，甚至传回了欧洲大陆，将它当成“万灵丹”，最后，出现了“供货吃紧”的情况。

据传，在15世纪时纳瓦拉（Navarre，在今日西班牙北部）王国的医师盖伊·德拉方丹（Guy de la Fontaine），造访了埃及亚历山卓港，企图直接接洽供应木乃伊的商人。结果在这次的行程中，他赫然发现，由于挖掘出来的木乃伊无法满足欧洲医疗上的需求，所以当地脑筋动得快的业者便以高超的手法，把某些无名尸或罪犯的尸体，仿造成了“古埃及制”的木乃伊。

想不到的是，盖伊·德拉方丹医师的发现并未造成很大的波澜，当时仍有很多的名医，还是开发出引诱病患掏钱出来买的神奇药方，诸如balsam of mummy（木乃伊香膏）、treacle of mummy（木乃伊糖蜜）等一些让后世的我们听起来毛骨悚然的玩意儿！

不要怪我把甲骨文和木乃伊凑到一块写成文章，在我看来，两者被“入药”的道理是一样的——不管是出于“无知”或者是“敬畏”，把远古时代的“遗物”莫名其妙当成治病的处方，这点中外皆然。翻开历史，大家“尝试错误”的过程，可都是“殊途同归”啊！

相思病没药医
——相思病患者的命运只有两种结果，不是变身成狼人，就是死去？

“相思”这个主题，一直是诗人墨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诗仙李白就曾经写过“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这样令人荡气回肠的诗句；而宋朝有名的大词人柳永，就用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来形容相思折磨人的刻骨铭心；莎士比亚在他的十四行诗里，更露骨地写给单相思的情人，用那一句“情愿被你甜蜜的思绪遗忘，如果想起我使你悲伤顿生”（That I in your sweet thoughts would be forgot，if thinking on me then should make you woe.），把相思巧妙地隐藏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催眠里。

看了上述使人觉得“天不老，情难绝”有关“相思”的诗句，想必会萃取出你心中对于爱恋的那种情愫，或许更可能会生出“心有戚戚焉”之感，但无论如何，文学作品的欣赏就仅止于欣赏，你很难“比照办理”。不过若是从医学的角度，把“相思”这个主题拿出来检视一番，相信其精彩程度不会亚于文学作品。

我不知道西方医学什么时候把“相思”（lovesickness）当成“疾病”来看待。但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认为“相思”是另一种形式的“忧郁症”（melancholy），更离奇的是，它和“痔疮”竟然有密切的关系——当时备受推崇的医师盖伦（Galen）就直言，治疗“相思病”最妥当的方法就是替病患的“痔疮”给予“放血”。

我的话不是哗众取宠，在盖伦的著作中提到了一则他诊断为“痔疮”的病例，过程相当有趣。

话说有一天，盖伦被一位叫作伊乌斯提斯（Iustis）的顾客请到家中看诊，原因是他的老婆病恹恹的，相当没有元气，但是这位太太没有发烧，就是举止十分怪异，只想躺在床上，用棉被盖住头，什么事也不想做。

心思细密的盖伦在诊疗过程中，观察到一件诡异的事情：躺在床上的伊乌斯提斯夫人，无意间听到旁人谈到某位街头巷尾大家都十分喜爱的男性舞者皮拉提斯（Pilates）时，会整个人忽然躁动起来，而且脸上还泛起阵阵红晕。这时盖伦正在检查她的脉搏，也感受到她心头有如“小鹿乱撞”。所以，盖伦的心中再明白不过，伊乌斯提斯夫人是一位“痔疮”患者了。

到了7世纪，除了“放血”以外，医师已经开始使用其他方式来治疗“相思病”，当时还慎重考虑到必须保持这些患者脑部的“湿润”。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尤其是男性的患者，有医师想出两帖“特效药”（当然，前提是他能拿得到）——就是男病患所心仪女性的月经血块，或者是她的大便焚烧后的余烬，只要没事拿来闻一闻，病患“相思”的症状就可以得到缓解。

在10世纪的波斯，名医拉齐斯（Rhazes）对“相思病”的临床分期表现，完成了以下的记录：

“刚开始的时候，相思病患者眼神会变得空洞，接着他的舌头便会开始化脓，然后身体也会萎缩毁坏，而随着病情加重，相思病患者讲话会模糊不清，甚至浑身冒出水泡——最终他们的命运只有两种结果，不是变身成狼人，就是死去。”

不过，拉齐斯的观察还不是最精彩的。在17世纪，法国最有名的医师贾克·费朗（Jacques Ferrand）写下他的名著《相思病教科书》（Treatise on Lovesickness ），书中这样描述为何男性会得相思病：

“充满欲念之火的人，他的血会漂白而进入精液，接着因为化脓溃烂，这些腐败的精液会经由背脊或其他的秘密通道，将前述的有毒物质，挥发到脑子里去。”

所以，为了拯救这些为爱所苦的人，贾克·费朗建议要以放血治疗，一年至少要放血三到四次。对于病情严重的人，为了避免他们变成“狼人”，他更建议必须不断在他们手上切开静脉放血，直到虚弱不堪为止。甚至在紧急的情况下，赶快用烧红的铁条炙烧患者的前额，以免悲剧发生。

贾克·费朗的书不仅惊世骇俗，里面更有相当多露骨不入流的描述，因此这本书最后被送到教廷的宗教裁判所当成禁书，直接送进火堆里烧毁了。

讲了那么多有关“相思病”的医疗历史，是否让你啼笑皆非呢？现在来看这些医疗行为，肯定是当成几则有趣的笑话而已，毕竟现代的精神医学也只是把“相思病”当成调适不良来看待而已。就让我们多留点心思，享受一下前述那些风花雪月的诗句，暂时当个浪漫的“文青”吧！

乳齿致死事件
——长乳牙会导致小孩子的阴茎有不正常分泌物的后遗症？

大儿子在就读大学前，因为要离家搬进宿舍，于是特别将他的书桌和书架整理了一遍，算是对人生一小阶段的结算。在清理的过程中，一小罐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那里头装的是他小时候留下的乳牙。我们父子俩看到它们的时候，特别有种亲切感，那是成长的痕迹，也承载了许多我曾经讲过的童话故事，好笑的是我们两个人都忘了。

看到那些牙齿，让我觉得现在小孩子真是幸福，不只营养好，父母也懂得照护，所以不管是发乳牙或是换齿，几乎不需要像我小时候玩那些把戏——除了牙齿松动要自己拔以外，为了要让牙齿长得整齐，长辈们还会传授一些奇怪的礼俗，什么上排乳牙要丢屋顶，下排乳牙要丢床底，等等。

看到上述的典故，你可能会发出会心一笑，但若是把时间拉到19世纪初的伦敦，对乳牙的认知那可是相当恐怖，完全不是现在那么回事。

在当时不只是医学不发达，营养也不好，所以小婴儿要存活下来已经很困难，但可怕的是，医师对于乳牙的发育又一知半解，往往一些错误的处置，让更多的婴儿受害。

有些小婴儿在发乳牙时，可能会出现发烧，或者情绪不好，有时更会一直流口水，造成父母亲在照顾上的困难。对于这些小婴儿的表现，当时的医师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例如，现代的皮肤医学奠基者雅各·普朗克（Jacob Plank）医师就认为发乳牙如果处理不好会造成残疾，而另一位有名的外科医师约翰·杭特（John Hunter）以为长乳牙的后遗症会让小孩子的阴茎有不正常的分泌物，影响他们的发育。

为了处理这样的问题，每位医师都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去解决。当时，连著名的医学期刊《刺胳针》（The Lancet ），都建议医师要用锋利的小刀，替小婴儿割开将要发出牙齿的牙苞；有人甚至觉得只有挑开牙苞不是办法，必须切到骨头的深度才能有效果；另外，在瑞典有位叫作罗森·冯·罗森斯坦（Rosen Von Rosenstein）的医师，觉得切开牙苞似乎只是做“表面功夫”，所以他想到了水蛭，将之粘在小婴儿的伤口放血，如此才会达到体液平衡，避免有后续的并发症发生。

于是恐怖的事终于发生了！因为实施牙苞切开术的多为外科医师，在当时几乎没有无菌观念，因此刀片都是藏在他们污秽不堪的工具包内，而且还重复使用，造成了很多婴儿死于败血症。

根据1839年的伦敦市登记资料统计，因为发乳牙而造成死亡的婴儿有5016位。这样的数据的确令人触目惊心，可惜的是，当时没有医师或政府部门去好好探讨发生的原因，反而让错误的观念继续存在而且扩大，使得更多无辜的婴儿遭受外科医师的摧残，无法健康长大。

故事看到这里，的确有种愧疚感，毕竟犯错的那些人都是我的外科前辈，而我要是身处在那个时代，应该也是另一名刽子手。

然而可怕的事情还没有到此为止！由于切开牙苞会造成婴儿疼痛及号啕大哭，为了安抚这些饱受摧残的小生命，很多成药就被发明了。譬如，当时有名的涂在伤口的药水“Woodward's Gripe Water”（伍德沃德护娃健液），主要成分是酒精，涂上之后婴儿会更痛；而另外的“The Mother's Friend”（母亲之友）及“Mrs. Winslow's Soothing Syrup”（温斯洛夫人的安抚糖浆）则含有鸦片成分，恐怕造就了许多年纪小的毒虫；但更夸张的是，有人将水银加入药水给婴儿使用，因此有不少小生命汞中毒，形成19世纪到20世纪初著名的“红肿病”（pink disease），根据流行病学家估算，因为汞中毒死亡的病例数占使用它的10％～25％。

值得一提的是，拜电的发明之赐，有脑筋动得快的商人发明出了所谓“Butler's Electro-Medical Teething Necklace”，将通了电的项链做成类似领结的装饰（如图），打的如意算盘正如同广告词所说，是“为了保护婴儿免于药物不良的反应”，不只可以让“发乳牙的情况稳定”，还可以“治疗癫痫”，让宝宝全身充满活力。

图片出处｜http://www.magazineart.org/main.php/v/ads/healthandmedicine/patentmedicines/SwissElectro-ChemicalTeethingNecklace-1900A.jpg.html

庆幸自己不是生活在外科医师有如刽子手的年代，更庆幸自己的两个小孩儿都能健健康康长大。尤其是我没有受到广告的诱惑，给他们食用任何奇怪的营养品或补品，因为我觉得现在是衣食无虞的时代，只要小孩儿不会挑食、胃口不错，他们自然可以在“活泼学习、欢喜运动”的情况下安全长大——事实也证明，我的想法没有错。

阳痿狂想曲
——为了重振雄风，百年前的男人尝试植入公羊或猴子的睾丸？

威而钢（Viagra，学名叫Sildenafil）的出现，让男性“勃起困难”（erectile dysfunction，简称ED，即俗称的“阳痿”）的治疗进入了新纪元。只要靠着药物的作用，不需使用其他侵入性的方法，就可让“不举”的男性重振雄风，同时也让出产此药的辉瑞药厂（Pfizer，Inc.）财源广进，获利惊人。

威而钢原本是治疗高血压用的药丸，因为疗效不佳而计划收回，却发现很多老先生不从，让辉瑞药厂启动调查，才知道原来是他们服用之后男性功能“回春”了。所以它从此之后变成治疗“勃起困难”的良方——这是阴错阳差，利用威而钢的“副作用”，和它之前的治疗用途南辕北辙。

上述的事例可能会让你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如果谈到为了男性的“阳痿”，历史上到底做了哪些惊世骇俗的事，那才会真的让你叹为观止。

在1918年，美国医师约翰·布林克利（John Brinkley）在堪萨斯州的米尔福德（Milford）执业，照顾当时因为禽流感而奄奄一息的病患。由于他口若悬河，再加上真的有些病患在他的处置后恢复健康，使他博得好名声，收入开始增加，不过布林克利开始赚大钱的契机，却是来自一位男性病患史地斯沃斯（Stittsworth）的狂想。

这位男性病患因为“性功能欠佳”找上布林克利，布林克利打趣地说，要是他身上能有公羊睾丸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想到病人竟然央求布林克利替他做这个手术，而布林克利也胆大包天地在向对方收费150美元（换算成今天的币值约为1760美元）之后，将公羊的睾丸植入该名农夫的阴囊内。

几个星期之后，农夫返回诊所告诉布林克利自己已恢复了男性的雄风。之后农夫的老婆竟然怀孕，并且生下了一个男孩儿。布林克利嗅出其中的商机，开始利用“公羊睾丸植入术”，治疗男人不举的问题。

布林克利是位有商业头脑的医师，很会利用广告效应吸引人们的注意。例如，他将手术的费用提高到每次750美元，而且将手术当成一般商品般在报纸上大打广告，宣传中提到：精英接受这样的手术，效果才会显现出来，至于那些愚笨的人可能就没有什么用——这也是大部分接受了手术却达不到效果的人们不敢出来指证他的原因。

当时的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AMA），注意到了布林克利仿佛江湖术士的手法，特别找了一位名叫莫里斯·菲斯班（Morris Fishbein）的医师进行调查，结果他变成了一位不停揭发布林克利骗术的写手，但由于医学期刊的局限性，使得掌握大众媒体喜好的布林克利仍占上风。

布林克利虽然毁誉参半，不过他生涯最大的转捩点在于1922年拜访了当时《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老板哈里·钱德勒（Harry Chandler）之后。当时布林克利替《洛杉矶时报》某一位编辑执行了成功的睾丸移植手术，于是哈里·钱德勒吹捧布林克利为“美国最好的外科医师”，使得他的业务蒸蒸日上，病患应接不暇，甚至还有了想把诊所移到加州的打算。还好加州医学会的医师群并没有被冲昏了脑袋，拒绝了布林克利执业的申请，让他乖乖地回到堪萨斯的老家。

不过布林克利的故事给了好莱坞电影业灵感，曾拍了一部叫“Goat Gland”（《山羊的腺体》——睾丸的文雅讲法），探讨了山羊睾丸移植到人身上的种种相关话题。

或许是拜访了媒体大亨之后的感悟，布林克利回到老家之后，利用累积的财富建立了一间电台KFKB，并透过此电台为自己狂打广告，而且在电台里也主持了“Medical Question Box”（医疗问题信箱）的节目，由他亲自回答听众问题，造成收听率高潮，将事业推上另一个顶点；后来他甚至将触角伸向墨西哥，如法炮制成立了另一家电台，更成立了自己的药厂。

高曝光虽然提高知名度，不过也让布林克利露了馅。除了在电台节目中给予听众错误讯息之外，更被人爆料他的学位是用钱买来的，加上莫里斯·菲斯班集中火力不断揭发其弊端，最后在1930年堪萨斯州医学会撤销了他的执业执照。

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在医疗战场失利后，布林克利竟参与了堪萨斯州州长的竞选。还好他没有赢得选举，否则今日又不知道是什么局面！

1938年算是布林克利开始衰败之年，长年追踪他的莫里斯·菲斯班医师逐渐取得上风，发表了一系列“现代医学江湖郎中”（Modern Medical Charlatans）的报道，揭发布林克利的恶行，也有更多手术失败的病患出面举发，并且打官司求偿。据说让他损失超过三百万美元之巨，最后在破产与病魔的折磨下，布林克利于1942年病逝。

布林克利的故事告诉我们，治疗“阳痿”永远是一门大生意，只要说服得了大众，绝对可以因此财源滚滚。但是这也说明在正统医疗挂保证的“威而钢”之外，其实还是有很多偏方一直充斥在市面上。而归纳其原因，不外乎病患对于“阳痿”认知不足，更由于它让人“难以启齿”，才让不少江湖郎中一直有机可乘。

不过约翰·布林克利将山羊睾丸植入男性体内的疯狂手术并非他的创见，了解医疗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他是师法当时欧洲另一位很有名的医师塞尔日·沃罗诺夫（Serge Voronoff）。

沃罗诺夫出生于俄国的犹太家庭，18岁时移民至法国，并进入医学院就读。他非常幸运，成为当时很有名的法国医师亚历克西斯·卡雷尔（Alexis Carrel）的学生。亚历克西斯·卡雷尔医师在19世纪末的名声就是源于有关移植的种种研究，自然给了沃罗诺夫不少灵感。

在1889年，沃罗诺夫就开始了疯狂的研究。我并不知道他有没有“不举”的问题，但是他显然为了增加自己的性能力，竟将狗与天竺鼠睾丸的萃取物打进自己身体内，期待有惊人的效果，可惜此招数显然失效，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能力。但沃罗诺夫并不气馁，反而认为是因为萃取物的效能不足，想到自己的师承，他开始醉心于将动物器官移植至人体的手术。

一开始沃罗诺夫的实验都是小型研究，直到1917年，他与美国石油巨子雅比斯·博斯特威克（Jabez Bostwick）的女儿艾芙琳（Evelyn）相识共结连理之后，局面开始改观。有了妻子的资金挹注，沃罗诺夫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替500只以上的动物做手术。其概念很简单，就是把年轻山羊与绵羊的睾丸，移植到年老的羊身上，证明有“回春”（rejuvenation）的功用。当时的人体实验没有像现在限制得如此严谨，沃罗诺夫挟着上述动物实验的结果，转而把脑筋动到人的身上，只不过他的野心很大，不是只想治疗“阳痿”而已，而是以“回春”作为宣传口号。

1920年开始，沃罗诺夫直接将猴子睾丸移植到人的身上，而且于1923年在伦敦的世界外科医师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Surgeons）上，当着全世界的700多位外科医师面前，发表了手术成果，结果得到极大的好评。

沃罗诺夫曾经在1925年出版了一本书叫《经由移植的回春》（Rejuvenation by Grafting ），大剌剌地谈到移植动物睾丸到人的身上，就会产生等同“春药”的效果，病人还可丢掉老花眼镜，更有甚者，精神病人因此可以恢复正常。

因为来自世界各地找他的人愈来愈多，令他在阿尔及利亚开了分院，而且为了保持“货源稳定”，还在意大利成立了一座“猴子农场”，找了一位马戏团的负责人全权管理。

20世纪30年代是他的全盛时期。沃罗诺夫深知广告的重要，他租下了全巴黎最昂贵旅馆的整层楼作为办公室，里面设有接待人员、管家、私人司机及随从。

但是随着手术的人数愈多，负面消息及传闻也接踵而至，科学界及医界开始对他的成果质疑。但不管外界眼光，沃罗诺夫仍抱着相同的观念行事，尤其在“睾丸酮”（testosterone）被发现之后，更令他对自己手术的优越及正确性深信不疑，当时很多英国足球名将也来接受治疗。

和布林克利一样，沃罗诺夫的研究逐渐在20世纪40年代后失去魅力，只是他没有像布林克利一样搞到身败名裂，而是成为尘封在医学史的一段不愿被人提起的笑话，湮没在人们的记忆中。

随着睾丸结构及免疫学的进步，没想到开始有人替沃罗诺夫的研究平反。1991年，知名医学杂志《刺胳针》建议，应该重新公开沃罗诺夫的实验档案，而且医学研究机构还要出资、赞助类似的研究；某些医学期刊也提出沃罗诺夫的研究并非一无是处，因为睾丸里的塞托利细胞（Sertoli cell）是免疫细胞的屏障，猴子的睾丸植入人体内，人体的免疫细胞无法对其产生排斥的功用，所以他的手术结果有些应是真实的，而非造假或安慰剂的效果而已。尤其美国抗老医学会（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nti-Aging Medicine）更在2005年重新检视沃罗诺夫的研究报告，认定他是以替代性荷尔蒙作为抗老化的先驱。

为了提升性能力，找回青春，人们无所不用其极。或许，哪一天人的身上植入乌龟的基因来作为抗老化的治疗，想必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

接下来我要谈到另一位英国生理学家贾尔斯·布林德利（Giles Brindley），他的丰功伟业可能会让读者们觉得比起布林克利及沃罗诺夫有过之而无不及。

布林德利是受过完整医疗教育的研究学者，早年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就读医学院，之后来到伦敦医院（Royal London Hospital）服务。他一开始就热衷于神经学的研究，带领研究团队在知名的医学期刊上发表过上百篇的论文。不只如此，他也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过人工视觉假体，以帮助失明的患者恢复视力；更发展出一套刺激神经元的方法，希望能对下肢瘫痪的病人有所帮助。

布林德利的研究也使得他成为著名的神经学专家大卫·马尔（David Marr）的最佳咨询人。大卫·马尔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有关于电脑视觉（computer vision）的理论与研究。

有鉴于布林德利在神经学方面的独到研究，他在1986年接受费里尔讲座（Ferrier Lecture）的邀请，担任讲座的演讲人。费里尔讲座是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学术盛会，于1928年纪念大卫·费里尔（David Ferrier）爵士创立，大卫·费里尔是专精于脑部电刺激的研究而闻名于世的英国学者，因此受邀到这个讲座发表演说的人，都是来头不小的学者。而布林德利在费里尔讲座的题目就是下肢瘫痪的患者在接受电刺激之后，有关于排尿、勃起以及输精管的反应。

此外，多才多艺的布林德利更是一位音乐家，他精通巴松管（bassoon）的演奏，在20世纪60年代发明了“logical bassoon”，是一种用电力控制的巴松管演奏器。

叙述了那么多布林德利的丰功伟业，很难想象这位硕学鸿儒在“阳痿治疗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曾经在医学会发表的殿堂上，有过惊奇脱序的演出，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布林德利在医学会上有什么惊人之举呢？那就要由加拿大学者劳伦斯·克茨（Laurence Klotz）在2005年发表于《英国国际泌尿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Urology International ）里的一篇回忆录说起。

原来布林德利在20世纪80年代，将他的研究触角稍微偏离到“阳痿”的领域。可能是在电刺激上的作用不够持久，他开始思考是否可以用药物“局部注射”在阴茎上，以治疗男性的勃起功能障碍。

布林德利以自己为实验对象，在阴茎上施打了十几种药物，结果发现盐酸罂粟碱（papaverine）这种原本用于治疗血管、肠胃道及胆道痉挛的药物，可以延长阴茎充血的时间，是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希望。

为了让自己的研究广为世人所知，布林德利决定在1983年于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世界尿路动力学会议上“现身说法”，以自己为实验对象，告诉与会学者自己惊人的发现。

根据劳伦斯·克茨的回忆录描述，布林德利的演讲排在下午场，而事前他在电梯里看到布林德利的打扮就不是很得体，只穿着蓝色宽松的袍子，并非该有的西装与领带。

刚开始跟着幻灯片报告时，布林德利表现还很正常，他提出有关盐酸罂粟碱治疗阳痿的观点，甚至让在场的劳伦斯·克茨觉得很有说服性。但随着演讲告一段落，布林德利很得意地说可以用自己当作实验对象说服大家，话声一落，他竟然将裤子脱到耻骨上缘，用他的阴茎撑起裤子，证明自己目前雄赳赳的勃起状态。

原来布林德利在演讲前30分钟，便将盐酸罂粟碱注射在自己的阴茎上，准备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但后来他并不满足，更将裤子褪至膝盖，并且走下了讲台，要求有胆识的听众直接触摸他的阴茎。与会的人士并非只有男性，坐在前排的女性一时花容失色，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发出尖叫声。这些尖叫声终于叫醒了活在自己世界的布林德利，他拉上了裤子，草草将演讲结束。

费时6个月，英国的精神科期刊才接受了他的文章，让世界知道这项研究成果。

布林德利以57岁高龄，用自己为实验对象，证明盐酸罂粟碱的功效，带起了另一种治疗阳痿的方式。只不过可能是在局部打药让患者有些心里害怕，因此始终没有成为很流行的方法。尤其在威而钢问世之后，它就更乏人问津了。

如今我也会使用到盐酸罂粟碱，那就是在施行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时，当我摘取下左侧内乳动脉作为绕道的材料前，就会将它浸泡在盐酸罂粟碱的溶液中，让内乳动脉扩张而变大，这也算是种另类的“勃起”吧！

祸莫大焉的手淫
——若想根除手淫这个恶习，就要用“通条”直接插入尿道？

曾经写了一篇有关手淫与全麦饼干的故事（见拙著《开膛史》“乱枪打树”一文），说明了全麦饼干的发明原来是为了降低男性“手淫”的欲望，而不是如同今日认为的养生健康食品，吓坏了很多以全麦饼干止饥解馋，甚至是减肥的女同事。她们不只对我的论点不予苟同，抱怨我降低了她们的喜好与食欲，还认为我是哗众取宠，甚至是危言耸听。其实，若是将医疗史摊开来看，手淫对于17世纪以来的医师而言，受重视的程度比当今我们看待艾滋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信的话，让我们试着看看19世纪的医师雷丁（Redding）是如何描述手淫这个“祸害”：

“不管是瘟疫、战争，或者是天花，抑或是其他相似的疾病，都无法与手淫对人类造成的祸害相比！”

所以，你一定可以想象，食用上述的全麦饼干还是比较温和的方法，但也因为透过食物来“潜移默化”病患旷日废时，不足以“快速”对抗手淫这个万恶的魔鬼。于是有很多医师发明了“外在”的方式来矫正，甚至是来预防手淫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

底下谈到的发明，就是为了预防手淫而来，其想法虽然并非全都是独创，可是用“叹为观止”来形容也不为过，其中有些发明甚至还申请了专利。

1848年，医师穆迪（Moodie）以中古世纪的“贞操带”为蓝本，设计出一种固定阴茎的器具，借以达到预防手淫的目的（如图一）。另外有位叫史蒂文森（Stephenso）的人，设计出阴囊用的吊带，让阴茎随时保持“向下”的姿态，企图使得穿戴上它的青少年，对于手淫这档事实施起来更加困难，除非是将这玩意儿脱下（如图二）。

图一

图二

更精彩的发明是将上述仿贞操带式的器具加上其他的功能。到了1893年，在美国俄勒冈的法兰克·欧斯（Frank Orth）所发明的用品（如图三，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字号US000494436）在人们穿戴上之后，会自动启动内藏的温度侦测器，当机器感应到温度上升，表示穿戴它的人似有“欲念高涨”的可能，就会立刻启动风扇降温，避免接下来的“憾事”发生。

图三

另外在1898年，宾州人乔瑟夫·李（Joseph Lee）则发明了具有警报功能的手淫预防器（如图四，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字号US000641979），当晚上人在睡觉时出现阴茎不预期勃起，机器便会发出警报声，提醒父母赶快起床查看，确定自己的小孩儿有没有在干见不得人的勾当。

图四
图片出处｜http://christwire.org/2010/10/the-anti-masturbation-movements-14-greatest-inventions/

上述的两项发明如果你有兴趣，还可以利用我提供的字号，在美国专利及商标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网站看到原始文件，去领略这些发明者的原始想法。

前面谈到的食品还有相关器材的发明，都是为了抵制“手淫”这恶魔，总的来说，到底还是预防的方法而已。但若想进一步“根除”这个恶习，怎么可以没有“外科医师”的强力介入呢？有了他们的努力，读者们一定更能体会其用心良苦，其心中是如何迫切想要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1883年在《波士顿内科及外科学杂志》（The Boston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 ）中，提摩西（Timothy）医师就沾沾自喜地发表了三个病例报告，说他将病患的输精管结扎，作为治疗手淫的方法；更厉害的是亚伯拉罕·杰寇比（Abraham Jacobi），这位19世纪末美国内科医学会的主席，更主张要在阴茎上制造一些伤口，借以提醒年轻人不可以随便犯下“手淫”这个滔天的罪行。

因此，在20世纪初，如果你看到知名医学期刊《刺胳针》上有关治疗“手淫”的外科方法时，可能不会觉得前述各种方法残忍了。因为当时的欧洲医界以拉勒曼德（Lallemand）为首的外科医师们，普遍认为要给喜欢手淫的年轻人一些侵入性治疗，以根除他们的坏习惯，而方法就是用“通条”直接插入这些病人的尿道里，除了制造锥心刺骨的疼痛感之外，更让随后而来的尿道肿胀提醒他们手淫的坏处。

这些病患在接受上述的治疗时，通常会痛得大叫，于是冷血的拉勒曼德就很高兴地写下：

“通条拿出来后，病人会感觉如释重负，一切会变得美好，我想病人以后都不敢再犯了。”

相信看了我的整理，男性读者不免会毛骨悚然，讶异以前的医师们未免小题大做，甚至是不可理喻。尤其是那些变态的外科医师，竟带给那些年轻男孩们不必要的痛苦——或许，这是医学为了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吧！

少年得痔大不幸
——医师用双手拇指之外的八只手指撑开病人的肛门来治疗痔疮？

有句话说：“少年得‘痔’大不幸。”利用双关语来调侃人身上的难言之隐，确实能让听到的人产生共鸣而发出会心一笑，但这其中被提到的疾病可是困扰了人类几千年。

“痔疮”的确切发病原因并无定论，目前医学上的主要理论认为是肛门内的压力上升，使得肛门直肠管黏膜下层的静脉扩大而形成曲张。这种“静脉高压症”有许多原因，可能是便秘、怀孕及长期蹲坐等，当然有时会依个人体质有不同的变化。

目前对于痔疮的治疗已渐渐达成共识：如果病情不严重，最好的方式即是“预防重于治疗”——平时多吃高纤食物、多喝水、多运动，尽量减少长时间久坐不动；情况再严重一些，可考虑使用红外线烧灼或橡皮圈结扎；但如果症状很厉害，造成出血或是痔疮卡在肛门口的情形时，就得用外科切除的方法了。

之所以谈到痔疮，其实是在阅读医疗史的过程中，又发现有类似的“复古”情节出现，所以特别提出来借以博君一笑，成为茶余饭后可以打屁、闲嗑牙的话题。

在1968年，英国医师彼得·罗德（Peter Lord）有鉴于痔疮是肛门内压力上升所导致，于是提倡了新的痔疮治疗方式，叫作“罗德式肛门撑开术”（Lord's Anal Stretch）。概念其实很简单，套一句目前还常见于公车上的广告标语——“痔疮免开刀”，就是让病患能够经由医师的巧手以治疗顽疾。

“罗德式肛门撑开术”具体的方法就是医师利用自己的双手，慢慢将病患肛门撑开。这方式必须在麻醉的帮助下，由医师用双手拇指之外的八只手指渐进地撑开病患“压力大”的肛门，借此降低其括约肌的紧绷，希望扩张之后肛门压力下降，达到根除痔疮的目的。

这个方法虽然有些残忍，但以“痔疮形成”的论述来说，如果扩张的成效达到，应该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所以它确实在医界也风行好一阵子。可惜治疗之后的长期追踪显示，不是成效不彰，就是病患被搞到失禁，使得“罗德式肛门撑开术”不了了之，慢慢淡出痔疮的治疗方法之外。

从前面的叙述看来，肛门扩张的方法好像是彼得·罗德医师的创见，但如果回顾过去的历史，其实在更早之前就有人发明类似的方法，而且还流行了更久的时间。

在1892年的时候，美国的杨·法兰克（Young Frank）医师发明了“直肠扩张器”（rectal dilator，如图一，一套售价是美金2.5元，换算成现在的币值约为31美元左右），当时正逢橡胶广泛使用，所以每根扩张器都是由硬橡胶制成。

图一·出处｜http://www.pinterest.com/pin/565272190702397180/

当这组扩张器刚推出时，如同海报上所言，是为了解决“慢性便秘”而发明。不过一经广告，竟造成了大流行，而且后来在广告里还扩充了它的用途——像是治疗痔疮、安眠、缓解青春痘症状，甚至还可以治疗荨麻疹和贫血，并在使用指南里，希望购买的人“用愈多次愈好”。

这个“直肠扩张器”在美国贩卖了40多年，直到1938年美国食品及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通过了管制医疗器材的法案，全面管制夸大不实的产品。两年后一位运送贩卖“直肠扩张器”的商人被逮捕，他所贩卖的商品因“标示不实”（misbrand）而被起诉，而法院判决这项产品有害健康，才让它自医疗市场销声匿迹。

但是“直肠扩张器”自此以后却变身为“性爱玩具”，被喜好SM的人当作性爱中助兴的产品。如果你在Google中，用关键字“butt plug”（屁股塞子）搜寻，便可以看见当初杨·法兰克医师的发明，如今已是情趣商店里一员（如图二）。

图二·出处｜http://en.wikipedia.org/wiki/Butt_plug

我不知道英国彼得·罗德医师在思考他的“罗德式肛门撑开术”疗法时，有没有参考杨·法兰克医师“直肠扩张器”的概念，至少我个人认为，他多少有将它的精神融入治疗的理论里。

有人说：“千古文章一大抄。”读了我提供的故事，你也可以说，治病方法也逃不过此一原则。不只是“罗德式肛门撑开术”或“直肠扩张器”，在医疗发展史上，很多治疗的法则都是植根于前人努力的成果上，再加以改良。当然不可能人人都成功，“成王败寇”的例子比比皆是，上述两位医师的发明，只是我在卷帙浩繁的历史档件里，无意挖出的一种“巧合”吧！

没肠肚的人
——切除乳房预防乳癌只算小儿科，预防疾病的极致是割掉所有大肠？

美国女星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做了一件不只让平民大众也让医师觉得她非常勇敢的事。她投书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表示自己为了预防乳癌的发生，进行了预防性手术——切除了乳房，而这一切源于母亲早逝带给她心里挥之不去的伤痛。

安吉丽娜·朱莉的母亲在五十六岁时就已辞世，造成她对有关癌症的新知特别注意。所以她在接受了某些检查后，证实自己的体内带有一种叫“BRCA1”的基因，根据统计的资料显示，若女性遗传到这种基因，罹患乳癌和卵巢癌的概率将大增——诊治她的医师预估，安吉丽娜·朱莉有87％的风险会得乳癌，而卵巢癌的可能性有50％。

依据前述医师的预估，安吉丽娜·朱莉做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决定。她请医师安排切除双乳，以预防乳癌发生，而整体的医疗过程，包含双侧乳房组织切除与义乳重建，整整耗费了九个星期。

对于安吉丽娜·朱莉这段“预防治疗”的故事，我待会儿再做评论，我倒是想先说说，20世纪初英国外科名医亚毕诺·兰恩（Arbuthnot Lane）的一段故事。

亚毕诺·兰恩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外科医师，各式手术诸如骨科、消化道及耳鼻科手术皆有专精，同时他又提倡外科手术时的“无菌观念”，设计许多器械以达到“不碰触”（no-touch）大量组织的技术，将病患在手术时的伤害降到最低。

虽然擅长外科手术，但亚毕诺·兰恩却是古老观念的拥护者。他深信记载在古埃及莎草纸上的观念，认为人类的肠胃道是疾病的根源，必须“定时导泻”。尤其在X光发现不久，他更深信不疑：大肠在X光片上的显影是弯曲不定的，他认为容易潜藏废物，把它当成“粪坑”（cesspool），因此要用强力的泻剂定时清理。

基于这个理念，他给自己和家人，甚至他的宠物（猴子）吃液体“石蜡”（paraffin）。液体的石蜡是非常强力的泻剂，吃的人不仅会大量排气，有时在不知不觉中还会渗便在裤子上，造成使用者的困扰，所以他的小孩儿常常因此受到同侪的耻笑。

亚毕诺·兰恩同时也发明一种皮带Curtis Belt，希望借由外力将腹腔内弯曲的肠子矫正，并提供支撑，但是其可笑的外观，常让人望而却步不敢使用，因此又让他的小孩儿成为同学的笑柄。

不过上述几件事只是开端，待亚毕诺·兰恩读到1908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埃黎耶·梅契尼可夫（Élie Metchnikoff）的著作之后，更把上述“肠道易淤积病原”的观念推展到极致。

埃黎耶·梅契尼可夫是研究微生物的专家，因为发现白血球有“吞噬现象”（phagocytosis）而得到诺贝尔医学奖，同时他又提出创见，认为“乳酸菌”对身体很好。他曾在保加利亚旅行时，发现有处百岁人瑞的村子，他觉得很有趣而对他们展开研究。最后得到结论，认为这些人瑞是每天喝“酸奶”的关系才得以健康长寿。此后，他便终身日饮酸奶，作为身体的保健。

埃黎耶·梅契尼可夫的研究，启发了日本人代田稔。代田稔后来培养出一种能耐肠胃道酸性环境的乳酸菌——即今日“养乐多”内的主要成分。

不过亚毕诺·兰恩看重的并非埃黎耶·梅契尼可夫的研究成果，反而对他有关肠道微生物的观察非常感兴趣。据埃黎耶·梅契尼可夫估算，大肠的细菌一天内可以复制产生128兆个——这个惊人的数字让亚毕诺·兰恩如获至宝，这与他所主张肠道是粪坑、疾病的根源不谋而合。

于是亚毕诺·兰恩大胆提出“大肠无用论”，对于这个满布污秽，只是潜藏细菌的通道，应该除之而后快。所以他开始提倡“全大肠切除术”，鼓励病人为了避免日后发生疾病，应该趁早将身体疾病的万恶渊薮——大肠全部拿掉，结果有一千多人响应。

1912年，亚毕诺·兰恩受到欧、美医界的欢迎，受邀到美国纽约演讲他的手术，备受推崇，堪称当时最时髦的创见——医师不仅能治疗疾病，更能预防疾病。有医师甚至开玩笑说，在全大肠手术时应该顺便检查一下体内的其他器官，确认是否有“大扫除”（spring-cleaning）的需要。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接受亚毕诺·兰恩的观念，而且他自己在1926年的时候，不知为何也不再认同自己的学说，反倒是全力投入健康饮食与运动的养身保健工作，还替食用酵母菌代言广告（如图）。

图片出处｜http://library.duke.edu/digitalcollections/mma_MM1131/

会说到安吉丽娜·朱莉与亚毕诺·兰恩的故事，其实是对于“预防治疗”这件事的比较。在以前资讯不发达、科学实验不严谨的时候，“医师的意志”常常是左右病人对于治疗的最后意见，病人大多没有什么自主的想法；而现今科学实验愈谨慎、资料愈全面，反而是“病人的意志”决定了治疗的方向——他们必须在医师所提供的琳琅满目的数据里，决定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因此病人容易陷入苦恼，更需要相当的胆量，不若以前那般容易，只需配合医师即可。

所以，我也赞同安吉丽娜·朱莉是很“勇敢”的女性，因为接下来，她必须面对“87％降至5％”罹患乳癌的可能性，而且可能要接受“卵巢及输卵管切除”的手术，更不用说，还要担心“乳房植入物长期放置人体”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思乡断肠时
——给予患有“思乡病”的人更大的痛苦与折磨，才能挽救他们？

每次读王维所写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心中就有些酸酸的感觉。因为“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总让我忆起当年北上就读医学院的光景——只要一到放假的时候，就情不自禁想起南部家人。

相信每个人都会有“思乡”（homesickness）的经验，不管是因为求职、求学而离乡背井，抑或是不可抗拒的因素不得不放弃熟悉的地方，心中那种不舍的淡淡情愫，常会让人心情低落，严重的话可能会茶不思饭不想。

面对这种情况，现在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那只是暂时的心情起伏，不过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思乡病”可是曾经被大规模地提及，煞有介事地研究过。

最先严肃看待“思乡病”的是瑞士医师约翰尼斯·霍费尔（Johannes Hofer），是他先使用了“nostalgia”来称呼思乡病。这个字是两个希腊字的组合字，“nostos”是“native land”（故乡、故土之意），而“algos”则是“痛苦、疼痛”之意，两者连在一起，即是“因为故乡而起的身心煎熬”。

霍费尔医师在法国的瑞士佣兵身上看到思乡病的症状，那些远离故土在法国平原战备的军人有时会虚弱无力，或是心痛发烧，也有人伴随消化不良、胃痛，有的人甚至因此死亡。当时军队的医师认为，是附近牧场的牛铃勾起了那些瑞士人的情绪，因而伤害了他们的脑细胞或耳膜，以致有前述不舒服的症状发生。

霍费尔医师并不认同法国军医的想法。他认为是脑部中连通身体的圆管（大概是脊髓，当时对它并不是很了解）出现黏滞的液体阻塞，以致人会有心痛、发烧，或者是肠胃道不适的症状，如果全部被阻塞而不通，人就会死亡。

霍费尔医师并以自己行医的经验为例，在1688年于瑞士巴塞尔（Basel）报告了两个病例：一个是在瑞士伯恩（Berne）读书的年轻人，因为思念故乡巴塞尔而生病；而另一位是从瑞士乡间来大城市讨生活的女孩儿，因为思乡而跌跤陷入昏迷。两人在霍费尔医师的正确诊断后，经过治疗而完全康复。

从霍费尔医师的报告之后，慢慢地在18世纪欧洲的医师都开始正视“思乡病”是一种必须正确认知、而且需要治疗的疾病。于是各种治疗的方式纷纷出笼，其中放血是最常见的手法——除了用刀子之外，有医师还会利用水蛭达到更好的效果。

在1789年的时候，法国医师乔丹·勒孔特（Jourdan Leconte）进一步提倡，要给予这些患有“思乡病”的人更大的痛苦与折磨，才会让他们尽量远离那种伤害身体健康的状态。因为他从某位好友口中得知，有位俄国部队的指挥官面对部队大规模的“思乡病”风潮，为了有效遏阻疾病蔓延，活埋了两位生病的士兵才得到控制。

另外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外科医师的工作日志里也常提到“思乡病”。1861年，有位部队医师统计，大约有5213人患思乡病，而且其中竟然多达60人死亡，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乡下来的通常比那些的城市佬容易得相思病。

在1899年，英国皇家医师学会（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还煞有介事收录了“思乡病”为正式的疾病，不过此时有愈来愈多的医师开始把它认为是暂时“精神不稳”而已。因为在英国的部队里患有“思乡病”的军人，一旦退伍就恢复正常，而且没有什么后遗症发生。

即使医学界慢慢不再把思乡病当成疾病看待，美国的部队医官仍在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里，认真统计了所有患病官兵的资料，尤其是开拔到“前线”作战的有关人员。

究竟什么是“思乡病”？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时代病”，像是多年前流行的“肠躁症”（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和当今的“胃食道逆流”（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一样，一旦有医师登高一呼，就会牵动很多人纷纷前往看诊，一时之间好像很多人“中奖”。话虽如此，我想在特定的族群身上既然有了症状，也可以真的视为一种病吧？只是被归类为这种病的人，有时看起来又似乎没有什么大碍。

一票难求的解剖秀
——解剖人体是一种时尚表演？

医师常常有机会参加各种名目的讨论会、年会、月会、专题报告等，而几乎所有形式都不外乎是大家穿得西装笔挺，聚在讲堂看着报告人的PowerPoint，之后大伙儿再陆续发问、一起讨论，有时还会加入餐会助兴。

上述的聚会模式大概是以内科系医师为主，至于外科医师的讨论会可能会比较生动一些，除了静态报告之外，还有“live demonstration”（即时示范）的手术过程，在讲堂里由外科专家负责穿针引线，与手术房内主刀医师连线，让所有人看清楚重要的手术步骤。

这种医学会形式的诞生，应该是很多外科的手术“看的比说的还容易”的关系。在平面图上说得天花乱坠、唾沫横飞，不如摄影机一架，巨细靡遗拍出所有过程来得快捷有效。然而，要促成这种发表方式，一方面需要外科医师有不藏私的精神之外，当然另一方面也要他具备足够的胆量与技术，说白一些，喜欢这种报告形式的外科医师必须要有“爱炫耀”的性格。

现在外科医学会的“live demonstration”已经改变很多，即时通信可以让会场的参与者和手术室的主刀医师进行不断电通信。有些医师怕分心还可以先录下手术的过程，再以播放影片的方式报告。不管他们的演讲如何精彩绝伦，更重要的一点是病患的安全比以前改进很多，先进的技术麻醉、无菌观念，甚至术前评估等工作都不得马虎，所以即使加入同步实况转播，还是与一般手术无异。

你可能会问我，那之前的外科医师如何学习开刀技巧呢？答案是：和现在差不多。毕竟外科医师爱炫的天性和现在的人一样，不过观看手术进行的人，可能不见得只有外科医师，反倒是像一场场“外科剧场”秀。当然，病患的安全可能就岌岌可危，不能和现在相比！接下来要谈到的故事就有些离谱，但在当时却视为理所当然。

故事的主角叫作Hoo Loo（姑且叫作葫芦吧！），他是19世纪住在广东的32岁男性，由于下腹部到鼠蹊长了一颗巨大的肿瘤，当时在中国没有医师可以对其医治，于是受驻诊在广东的英国医师郭雷枢（Thomas Colledge）怂恿，和东印度公司签约，一面在船上工作，一面前往英国伦敦，准备请当时有名的外科医师艾斯顿·奇（Aston Key）帮忙治疗。

1831年4月，搭了6个月的船，葫芦终于抵达伦敦，并且在船公司介绍下，到当时伦敦最有名的盖氏医院（Guy's Hospital）接受治疗。据当时报纸杂志报道，葫芦身上的肿瘤直径约有四英尺，属于相当罕见的病例，为了能让更多人观看手术进行，医院当局决定不在空间较小的开刀房施行手术，改在较宽敞的解剖教室举行结果，有680位民众买票入场，至于那些买不到票的人，听说还在医院外鼓噪。

在4月9日，艾斯顿医师先在解剖教室花了15分钟演讲，接着葫芦被带进来，随后被五花大绑在手术台上，眼睛被覆上手帕，避免看到手术的情形。由于当时并没有麻醉技术，所以他是在灌了几口威士忌之后就被赶鸭子上架。可怜的葫芦只希望割下肿瘤后，还能保留命根子，可以传宗接代。

当时艾斯顿的助手还有艾斯特利·库柏（Astley Cooper）等知名外科医师，可谓阵容强大，只是他划下刀之后，便面临到病患出血不止的窘境，而且威士忌根本起不了什么效用，所以每划一刀，葫芦不免大叫及挣扎。艾斯顿医师有时还得停下刀来，让旁边的护士安抚他，并且持续灌他威士忌。眼看手术造成失血过多，现场立刻有热心的医学院学生卷起衣袖，捐了大约一品脱（pint）的血给葫芦。

不过由于手术时间过久，葫芦看起来气息微弱，灰头土脸的艾斯顿医师只好将他的命根子也截了下来，草草缝上伤口了事。

葫芦最后还是死了，只是隔天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并没有谴责艾斯顿医师，反而认为是手术当天聚集了太多民众，室内闷热，所以才造成病人脱水而死。即使一星期后，有医师在知名的医学期刊批评艾斯顿医师的野蛮行径，整个社会仍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读到葫芦的故事让我感触良多，想想才不过一百多年前，医学不发达的时候，人命如草芥，外科医师“胡搞”造成病人死了，就好像死了只蚂蚁一样，没有什么人会追究。现在科学昌明，民智大开，外科的技术进步很多（但也没有到什么都可以医的地步），然而兢兢业业的外科医师如果有什么小闪失，造成病人三长两短，可能所有家当拿来赔都不够。这也必然是重症科医师越来越少、“五大皆空”的原因吧！

看病先挑时辰
——黑死病的爆发，是因为木星、土星、火星的奇妙排列？

每天早晨在上班前，我总会打开电视看一下有没有重要的新闻，算是在面对崭新的日子前对所处环境的关心。常常在电视的跑马灯上，或者是某些特定的时段里，看到十二星座每天的运势预测，有时还会有自称“星座专家”的老师讲解。

通常这些预测都分工作、爱情、财运及幸运颜色的种种剖析。基本上，我是抱持不相信的态度，那短短十二则星座预测，怎能一体适用于千千万万的人？但说句老实话，如果看到自己的衬衫颜色和播报的幸运颜色有所出入，心里头难免还是会有些疙瘩。

和中国的卜筮算命雷同，西方的占星术也算历史相当久远。根据历史学家研究，它的源起可以远溯自巴比伦时期，一开始是专门用来预测君王与国家的运势，后来经由希腊人的扩充与利用，将一般平民百姓也包括了进去，因此成为一门广受欢迎的玄学。而占星术的立论基础，是排列出每个人出生时的太阳、月亮及行星在天空的相关位置，用以决定其一生的命运。

上述由占星术所建构出的天宫图，可以用来推断每个人的个性及一生的命运，更可以延伸使用来预言个人每日的运势，岂料在经过千年的发展之后，竟变成了医师进行治疗的重要参考依据！

根据史料记载，在1348年时，法国正受到“黑死病”的肆虐，心急如焚的法王菲利浦四世，召来了德高望重的巴黎大学医学教授群，看看这样的情况要如何解决。结果在几日热烈讨论之后，这群硕学鸿儒对国王提了一份相当重要的报告。

这些所谓的专家发现，这场“黑死病”起源自1345年的3月20日，当时宝瓶座三颗高位星星排列的位置有问题，因而破坏了大气的气场。他们精彩的报告，还提供给国王重要的细节：

“由于土星及木星的连线，带来了民众的死亡……火星及木星的连结，使得空气变得足以让人生病甚至丧命……木星是颗温暖潮湿的星星，可以从土里及水里引出邪恶之气；至于火星则相当高温与干燥，会点燃前述的气体。”

如果你质疑法王所聘请的那些“医学专家”，怎么可以如此草率行事，把这种重大的传染病归咎给所谓的“星相不佳”？那你可能忽略了当时重要的医学理论。当时医师的养成训练中，除了一般的医疗常识外，还要修习占星术，尤其在他们的随身提袋中，还要有占星相关的书籍与医学星座图（Medical Astrology Man，如图）。

图片出处｜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edical_Astrology-Man.jpg

当时医师学习占星术，并非单纯是用来诊断患者的病症，同时更是为了选择最佳的“治病时辰”。就有记载显示，病患若是要治疗“偏头痛”，那么最好的时机是4月3日，而治疗“眼盲”，则必须是4月11日。

这也无怪乎在1437年的时候，巴黎大学的医学教授们为了泻剂正确给予的时间，爆发了激烈的唇枪舌战。经过不眠不休的讨论之后，决议为了避免日后治疗不成却分辨不出到底是“药物无效”或者是“医师选择时机有错”，所有医师必须将治疗的时间细分到每天的哪个“小时”的地步。

同理可证，当时的外科医师在执行手术时，一定要以“合适的时间”作为处理的准则。相对地，如果外科医师开刀失败，占星术可能会提供他们很好的保护伞，所以在1424年的伦敦，才会有以下有趣的诉讼案件。

一位民众到法庭上控告了三位外科医师失职，对他的大拇指伤势处理不当。在法庭激烈的攻防之后，法官判决这三位外科医师无罪释放，原来是承审的法官也参考了占星术，他在判决书中提到：

“手术在1月31日实施，当天的月亮看起来有血腥的样貌（bloody sign），不只如此，宝瓶星座在那时候也表现出邪恶的群集（malevolent constellation）……”

上面我提到的故事，读者们或许会觉得荒诞不经，以为当时欧洲的民众与医师非常“无知”。但是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这种“无知”只是后世对于他们不公平的评断，我相信当时的人们，对于占星术的依赖是不言而喻。

现在的我们比较文明吗？或者，不会迷信吗？有时候我可不会这么想。我自己曾被好几个即将实施“开心手术”的病患，当面委婉拒绝过。这些人倒不是不相信我的医术，想要另寻高明而“落跑”，而是在“深思熟虑”后，说出让我啼笑皆非的“重要理由”：

“医师大人，可不可以改一下手术的时间呢？因为那天的日子，日历上说不太好！”

液体黄金
——尿液可以治病、解毒、美白牙齿，还可以用来占卜？

某廖姓男艺人每天喝自己的“尿”作为日常养生保健的方法，而且曾经现身说法公开分享它的好处。乍听起来，似乎有那么点恶心，但其实不管是什么年代，和他有一样想法的名人雅士随便都可以找得出一箩筐来。例如，在13世纪唯一具有医师身份的教宗约翰二十一世（Pope John XXI），以及1978年的总理莫拉尔吉·德赛（Morarji Desai）、20世纪90年代香港名主持人叶特生等人，都是“尿疗法”的信徒。甚至，大陆有节目报道，在西安市灞桥区雾庄北村里，有很多老人家集体坚持喝尿以抵抗顽疾。

若以现代的角度思考，上述的情形会令多数人觉得不可思议，认为尿不过是身体排泄物，根本不值一提，但若是好好把历史翻出来看，说它是“液体黄金”也不为过。

在1990年由日本医师中尾良一所著的《尿疗法的奇迹》一书中就指出，远在五千年前的印度医学，就有用尿治病的记载，在其古老的医学宝典《达玛谭崔》（Damar Tantra ）就藏有107句诗颂扬尿的好处，而且把“尿疗法”叫作“Shivambu Kalpa”。而在中医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记载了“人尿，气味：碱、寒、无毒。主治：温热头痛。童男者尤良”。这个被俗称为“回笼汤”的人尿，更可以治久嗽上气失声、止劳渴、润心肺、蛇犬咬，甚至杀虫解毒，琳琅满目好不精彩。

只是若谈到古埃及如何利用尿时，就更会令人叹为观止。

根据《柏林医学莎草纸》（Berlin Medical Papyrus ）中记载，孕妇的尿是判定生男生女的“利器”。1939年学者贝恩（Bayon）从中翻译得知，若孕妇尿在小麦的谷物袋造成发芽，她就怀有女婴；同样的试验，如果尿在大麦的谷物袋造成发芽，那肚子里就是男婴；如果两种试验都没有造成发芽，那孕妇可能是怀了“龙凤胎”。1963年有位无聊的科学家重现了古埃及人的做法，发现其正确率竟然高达70％。

而在古罗马时代，盖伦虽然无法忍受尿味，但是仍然建议将男童的尿在铜罐中加以搅拌，然后一饮而尽，他认为这是有益健康的“gold glue”（黄金胶水）；也有罗马人把尿用在牙齿“美白”上，这点可从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的作品得到证明。

不知怎么搞的，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尿变成了重要的疾病诊断工具，被称为人的“体液之窗”（the liquid window），经由特殊的工具搅拌后，医师不用看到病人就可以判断出其病况。我们可以在13世纪由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指派到东方，企图和蒙古可汗结盟的方济会修士威廉·鲁伯克（William of Rubruck）的游记中窥其一斑：

“众所皆知，东方人眼睛都很小，无论做什么他们的手都极巧。他们的医师善用草药，并能根据脉搏精密诊断，但是他们不采尿液样本，对于尿液一无所知。”

这段传神的记载说明了两件事：第一是蒙古人已习得中医技巧，第二是欧洲此时的医学主流，根本不注意病人的主诉与触诊，完全根据病患的小便做判断，自然会认为蒙古人对于尿液一无所知。

原来欧洲在中世纪之后，也许是受黑死病的阴影所笼罩，医师不再主动接触病患、找寻病因，而是代之以检查尿液。例如，在7世纪的拜占庭，医师提阿波利斯（Theophilus）就将前人和自己的经验写成一本《尿论》（De Urinis ），分析各种尿液的颜色及外观，成为判断病患身体状况的参考；在11世纪，医师伊斯梅尔（Ismail）更发明了一种和人类膀胱形状相似的瓶子“matula”，不只让医师可以贮集、加热尿液或加药改变病患的尿液，更能借此诊断出潜藏的病情。

经由尿来诊断病情的方式因此在欧洲大行其道，各种书籍学说应运而生，15世纪德国医师凯沁（Johannes de Ketham）费时收集而写成的《医学百科》（Fasciculus Medicinae ），其中就有尿液图谱，让每位医师可以拿着matula加以对照，不用接触病人，就能够说出病患的病情和症状（如图）。

图片出处｜http://lovearchmag.tumblr.com/post/25428398571/the-medieval-urine-colour-wheel-a

所以在16世纪之后，出现了一种名叫“Leches”的业余医师，只要将尿液交给他，他就帮你对照前述的图谱，并告诉你得了什么病，作为服用药草的参考。可笑的是，这些“Leches”并不是医师科班出身，自然良莠不齐，混乱了真正的医疗市场。

还好在17世纪之后，这种尿液诊断的学问，因为新兴的医学而逐渐式微，变成可笑的“pisse-prophet”（尿液占卜），借由小便指点迷津，俨然和占星术分庭抗礼。

写到这里，肚子已经笑到痛了，不奢望你会认同尿液是“液体黄金”的概念，但不容否认，在医学史中它曾经是很重要的诊断媒介，如今虽然没有之前那么举足轻重，但依旧是医师判断病患情况的重要资讯来源。所以，有国外泌尿科医师曾为文调侃自己，说现在的尿袋就是以前的matula，优秀的医师也该修习这种“尿液诊断”，因为它确实藏有不少珍贵资讯。

至于我？我看就免了，因为我是心脏专科医师！

反射区
——脚底对应器官、舌头反映疾病，真的？假的？

说到脚底按摩，我是蛮喜欢的，甚至还有自己的特约按摩师。除了技术纯熟之外，他令我惊奇的是，单单用手指的力量，就可以在我的脚底或趾头上，制造出各式各样让我无法忍受的痛，有刀割般的疼痛，有撕裂般的难受，或是触电般的酸麻，等等，而且他能在为我脚底按摩时，明确指出我当时身体有哪些部分有问题，经常是屡试不爽。

我的惊奇在按摩师的解说之后，却变得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之处，原来他可以透过手上的巧劲，加上多年的经验，在脚上找出相对应的“器官反射区”是否有问题。这种不知从何而来的理论认为脚底每一部分都有身上某一器官的对应区域。

你几乎可以在每一家养生馆内，看到雷同的脚底器官反射区图谱。这种“器官反射区”的概念，只有“脚底”才有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搜寻网络的资讯可以找到，有人就提到“手掌”和“耳朵”也有类似“器官反射区”的存在。所以你会看到有人提倡“拍手功”或“揉耳朵”，将之当成日常养生的方法，自然就见怪不怪了。

上述的“器官反射区”概念，在传统的中医学里，似乎是找不到专门的著作，我想它的原理与临床的应用基础可能源自老祖宗偶然的发现，再经过代代口耳相传而来。如果把它和刮痧、拔罐还有刀疗归为一类，好像也并无不妥——毕竟这些民俗疗法自树一格，很难列入正统的治疗方法里。

这种以观察身体某部分，来侦测出全身器官哪里有病症的方法，并不是那些“民俗疗法”的专利。在西方医学的发展史上，“舌头”就曾经被视为重要的指标，可以经由观察它的外貌，诊断身体哪一部分有问题，倡议这个理论的医师就称舌头为“疾病帝国的地图”（map of the empire of disease）。

借由观察舌头变化作为疾病诊断的方法，在18世纪开始建立学说，到19世纪达到巅峰，20世纪初才逐渐没落。至于其成因，有历史学家认为它与18世纪开始流行的“同情学说”（doctrine of the sympathy）有关，在这之前的医师是不会主动触摸或观察病患，而是仅凭病患的主诉，还有尿液在特殊容器“matula”里的样子，就可以诊断病患并投下药方（详见本书《液体黄金》一文）。

“同情学说”的兴起，让医师懂得要与病患同喜同悲，要能感同身受，于是医师终于跨出碰触病人的一大步，虽然只是瞧瞧病人的舌头模样，却已经和之前与病患“授受不亲”的观念相差很多了。

首先是在英国的外科医师约翰·阿伯内西（John Abernethy）及布鲁塞斯（Broussais）两人倡议，认为舌头的形状、颜色的变化与疾病的关系密不可分，尤其推论它和消化道的病症有一定的关联，不过还无法成一家之言。直到1844年，外科医师班杰明·里奇（Benjamin Ridge）经过多年的观察，在英国盖氏医院的医师研讨会中，发表了他的名著《舌头学》（Glossology ）。

里奇不只认为舌头可以透露疾病症候，而且其部位还对应身体的器官。例如，舌头的尖端代表着肠子的健康，边缘反映的是脑袋的状况，而它的侧边可以得知肾脏的情形，至于整个舌头的形状改变则可以监测心脏的功能。

里奇的学说影响了一百多年的医学界，很多人根据他的论述诊断疾病，更有人将它发扬光大，把病患舌头上覆盖物的颜色、厚薄的改变，当作病患预后的参考。例如，病患舌头表面有点状覆盖物，代表是病况的早期；若病人生病过久，可能“药石罔效”时，他的舌头便会覆盖一层厚厚的、类似皮毛的物质。

由于实证医学的进步，这种观察舌头就可以得知身体疾病的学问已被淘汰，排除在正统的“理学检查”（physical examination）门外，只能当作历史故事，成为茶余饭后的趣谈罢了。

“舌头学”和“脚底按摩”是否殊途同归呢？我不敢评论。不过，我想两者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人会用“拉扯舌头”来作为养生保健的方法吧！

假牙的材料
——你愿意拿死人的牙齿来当假牙吗？

最近因为蛀牙，接受臼齿的根管治疗，在整个疗程接近尾声时，牙医师给了我一张选单，要我选择材质作为之后的牙套。贴心的他将不同的瓷牙与合金的混合材质列表，标出了非常浅显易懂的代号，价格也仿若“国产车”到“保时捷跑车”的等级差异，洋洋洒洒共有六个等级。即使不懂材质的不同有何差别，但看到对应的价钱也就心知肚明。

看到这样的价目表，确实心中感触良多。要知道合金能被使用到假牙上，也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在此之前，牙医师对于蛀牙的处置大都只能拔掉，而且没有多少材料可以替代失去的牙齿。

根据历史学家考据，人类的第一颗假牙大概是出现在将近六千年前的美洲。从墨西哥出土的墓穴里，发现有人利用了动物的牙齿作为缺牙的替代物，从其形状判断，大抵和狼脱不了关系。

别以为这只是美洲人的特例，在这之后的古埃及和罗马帝国时代，动物的牙齿一直是人类作为假牙常见的考量。而且，当时的人（姑且称为牙医师吧）也懂得利用人体对其反应较小的贵金属，诸如金线或银线，将上述的假牙绑在其他健康的牙齿作为固定。

或许是动物的牙齿不够好看，比较不自然，加上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对于人体的禁忌放宽（当时教皇已允许可以解剖罪犯的遗体作为教学之用），因此脑筋动得快的人开始把死人的牙齿拿来作为活人的假牙，而且一直风行了好几百年。这段时期的欧洲盗墓横行，盗墓者将新鲜的尸体卖给外科医师做解剖教学之用，而拔掉这些尸体身上的牙齿，就变成这些盗墓者外快的来源。

但毕竟有做假牙需求的人太多了，而上述那种利用盗尸得到人类牙齿的来源太不稳定，于是战场上壮烈成仁的阿兵哥，便成为被觊觎的对象。最有名的莫过于19世纪的滑铁卢战役，尸横遍野的士兵便成为假牙的重要来源。可笑的是，因为士兵们是英勇战死于沙场，所以做假牙的人便把这种牙齿赋予意义，创造了一个名词叫“滑铁卢牙齿”（Waterloo teeth）。风尚所及，戴上它的人无不有种骄傲的感觉。

这也无怪乎在美国内战时期，很多阵亡士兵的牙齿都被拔光光，整理干净之后，一批批送往欧洲当作假牙来使用，相信也是和上述的“滑铁卢牙齿”有异曲同工之妙。

还好到了后来发明了瓷牙，再加上之后如硬橡胶等许多材料的发明，拿死人的牙齿做假牙的方式才逐渐退出了流行。不只是材料改变，假牙制作方法的改进，也让病患感到更加舒服，不然其后果可是相当惨烈。例如，美国国父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第二次就职演说时，就是因为牙医师技术拙劣让他受尽折磨，所以他的演说只说了135个字，短短90秒钟就停止了。他的口腔因假牙的不当而导致变形，不只吃饭，连发音都受影响（如图）。

图片出处｜http://drnealblog.blogspot.tw/2011/09/interesting-facts-in-history-of.html

希望上述的故事，不会让戴有假牙的人觉得扫兴。毕竟医学的变化与时俱进，若对历史的过去感到害怕或厌恶，可就会落入王羲之所说的那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感慨。

总统杀手
——每位医师都想用手指挖出卡在总统身体内的子弹？

你可能不知道很多美国总统的“死亡”，是因为医师不当而无知的介入，让这些权倾一时的政治家进了“枉死城”。

1799年12月13日，第一任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感到喉咙痛，他起先并不在意，不料在隔日清晨，开始觉得呼吸不顺。于是三位当时美国德高望重的医师，先后被召唤到总统的床边。

率先抵达的第一位医师，看了华盛顿的病况之后，就替他先放了20盎司（大约591 CC）的血。但没有多久，他觉得似乎血放得不够，于是再追加放了40盎司（大约1182 CC）。

第二位医师也来探视总统。由于接受前两次放血的华盛顿情况没有好转，于是在第二位医师建议之下，华盛顿又被放了32盎司（约946 CC）的鲜血。

最后三位名医终于到齐，从华盛顿发病开始的10小时内，他们一共替华盛顿放了4夸脱（quart）的血，换算成公制，大概将近3.8公升，超过人体内总血量的一半。虽然不能证明上述的放血一定会让华盛顿命丧当下，但是这样的失血量所造成的休克，绝对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另一个美国总统詹姆士·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的死法也是惨不忍睹，而罪魁祸首是当时几位赫赫有名的外科医师。

在1881年7月2日，加菲尔德在准备去演讲的途中，不幸被人开枪伏击，其中一发子弹穿过他的手臂，而另一发击中背部且不幸留在其身体内，事后有将近十位医师被召唤去检视他的病情。

汤森（Townsend）医师首先“发难”，用他未经消毒的手指，直接想从伤口掏出子弹，结果未能成功。而另一位随后赶到的名医毕利斯（Bliss）知道汤森的作为后，改用一支未经消毒的小管子继续“挖掘”，虽然身旁有美国第一位黑人御医珀维斯（Purvis）劝阻，但是毕利斯却不为所动，继续努力进行他的工作。

由于前面的医治徒劳无功，最后加菲尔德被送回白宫，御医团队的外科医师头子威尔斯（Wales）及另一位医师伍德瓦德（Woodward）继续毕利斯的努力，也想办法轮流用手指挖出总统身上的子弹，但依然难竟全功。

有一位不知名的外科医师知道了这件事，发了紧急电报给总统的妻子，告诉她这种无厘头乱搞会造成总统的人身伤害，但没有被接受。

可想而知，加菲尔德最后不可避免地死于伤口感染，死后的验尸报告发现，除了子弹造成的“通道”外，外科医师的“手指”也贡献了不小的空腔！

两则故事今日看起来很离奇，但是在那个不知抗生素为何物，觉得消毒是多事的年代，两位总统是死得其所而已！

紫河车与国王的滴剂
——用死人的头盖骨、尸体的脂肪、人血，可治疗忧郁症、痛风，增加活力？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紫河车”，它其实是人类的胎盘。刚分娩时，从产妇身上排出，原本是呈现红色，静置一段时间血液凝结后，看起来就成了紫色。

但为何有“紫河车”之名？这是来自道家的思想。它在中医的药方本来叫作“胞衣”，取其“包人如衣”之意，但为了隐晦是人类的胎盘，才取名“紫河车”——因为道家理论中，修炼而成的玉液，颜色为紫，服之可以长生，胎盘正好也是紫色；而“河车”一说指“北方的正气”，“胚胎将兆，九九数足”，可乘而载之，所以将“人类的胎盘”称作“紫河车”，真是佩服想出这个名字的中医师。

中医很早就将“紫河车”作为药方，认为它性味甘、碱、温，入肺、心、肾经，有补肾益精、益气养血之功。尤其在“胎盘素”风行，将它作为美容圣品之后，现代医学将“紫河车”拿来研究，发现它富含蛋白质、钙、免疫因子、女性激素、助孕酮等，可以治疗子宫发育不全、子宫肌炎，甚至对于肺结核、支气管哮喘、肝硬化造成的腹水有一定的疗效。

虽然医学研究发现“紫河车”有如此的功能，但毕竟“君子不食同类”，而且它的来源无法保证安全，服用它而得经由血液传染之疾病的疑虑甚高，所以目前仅止于小范围的研究。

看到这种将人身上的东西入药，或许会让你觉得中国医学很野蛮，较西方医学落后，但如果摊开西方药理学的发展长卷，“紫河车”还只是小儿科。下面有一帖御用的“国王的滴剂”（king's drop），光听就令人毛骨悚然。

“国王的滴剂”是因为使用者为17世纪的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而得名，其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死人的头盖骨，这是一种用酒精萃取的酊剂，据说可以治疗忧郁的症状。

如果你以为这是查理二世的御医心理变态的话，那是错误的偏见。在当时，甚至更早之前，将人体某些部分入药，可说是一种风尚，对其神奇的功效深信不疑；而且这种风尚，自文艺复兴之后，在16、17世纪达到巅峰，从王公贵族到贩夫走卒所使用的药方里，不难发现医师可是费尽心机加入一些死人身上的成分，以提升其治疗效果。下面还有两帖药剂相当有名。

第一剂处方叫“usnea”。它是一种粉剂，来源很简单，就是从死人头盖骨长出的地衣，属于真菌和藻类的共生体。它有好几个俗称，如old man's beards（老人的胡子）、tree's dandruff（树的头皮屑）及woman's long hair（女人的长发）。这种粉末是治疗流鼻血与癫痫的圣品，可以直接喷到流血的鼻腔，或是泡在饮品里服用，似乎有些像台湾地区民间流传的“棺菇”。

第二剂是死人身上的脂肪。这可是德国医师的最爱，除了可以将它抹在包扎伤口的绷带上，以促进伤口愈合外，更可以直接拿它在痛风发作的地方磨呀磨，据说可以减轻发作部位的疼痛，甚至治愈痛风。

听到这几味处方，相信已经够令人作呕了，但是文献里还记载着混着人血的巧克力以及其他可怕的东西。因为牵连甚广，所以在此不再多说，以免坏了读者的胃口。

西方人这种以人身上的东西作为“入药”的想法，根据历史学者路易斯·诺贝尔（Louis Noble）的研究指出，这并非是中古世纪的产物，其实早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就开始有了这样的传统。例如，在竞技场被杀死的角斗士，其身上流出的鲜血就是令罗马人垂涎的饮品，而且还是愈年轻的愈好。当时的人们迷信喝了血之后，会增加自己身上的活力。

路易斯·诺贝尔更指出，这种类似“吃人族”的迷信认为，死人的组织所带着的“spirit”（姑且译成“灵力”）非常具有疗效，入药服用便可助于吸收，并不会让人觉得恶心或者恐惧。

所以，达文西对于加入“死人组织”的药方有如下的评论，相信一定会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他说：

“我们利用逝去的人来让自己存活……没有生命的组织，如果在活人的胃里再组合的话，它是会再次获得生气与活力的！”

沙士治百病
——可以治疗梅毒、皮肤病、肿瘤、神经痛、消化不良的饮料，好喝吗？

有一位注重养生的女同事，某日收到好友送给她的瓶装饮料，正犹豫不决是要转送或是喝掉之时，忽然在瓶身上看到了一个小绿人标志，竟然像小孩子发现新奇的事物一样对我说道：“苏医师，怎么这种‘不健康’的饮料，竟然是‘挂保证’的健康食品？”

她的惊奇触动了我的神经，于是让我也开始研究起眼前那瓶不起眼的饮料。它是某知名公司所出产的“茶花绿茶”，它的瓶身真的有有关部门认证的“健康食品”字号，同时还有一行字清楚写道：“不易形成体脂肪，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

当下我很是讶异。因为我和那位女同事一样，平时都视这些瓶装的“添加”饮料为不健康的食品，对它们可以说是“敬谢不敏”。如今看到它身上竟然有着“认证”的标章，本想说它是“垃圾饮料”的这句话，也只好硬生生地从嘴巴吞了回去。

不过以“好奇宝宝”自居的我却觉得心有未甘，于是上网查证有关部门是否有这样的认证标章，结果发现不只有这个标章，而且还认证了超过300样类似的产品。其中的产品琳琅满目，除了各式胶囊用以调理血脂外，连奶粉、口香糖都有这样的认证，所以上述那瓶有“添加物”的饮料，会有健康食品认证的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

女同事和我一起看到网络搜查的结果，两人刚开始都有些不以为然，但是我细细思量之后，觉得其中似乎有些道理。经过我“合理”的解释，她开始慢慢释怀，虽然不见得改口去喝，却也接受了这样的做法。

有关部门所通过的这300多项健康食品，有了“认证”背书，即使真有其所谓“益于健康”的功用，反而不会铺天盖地大肆广告，浮滥地夸大产品的效能，广告用语与篇幅大小都比较合理；倒是很多报纸杂志里所看到的某些艺人声嘶力竭介绍的产品，像是塑身、转骨长高的食品等，反而常常吹嘘惊人的功效，简直与仙丹无异。这些产品通常没有“认证”，自然不需要洁身自爱。

往好处想，有关部门的认证，反而限缩“认证”的健康食品可以夸大的空间。

由于上述饮料的灵感，我将自己珍藏的资料秀给那位女同事看，期待让她有更大的惊奇，了解夸大不实的广告和健康食品之间，其实从以前就有不解之缘。

我给她看了一张19世纪健康饮料的海报（如图），它的主角是“Ayer's Sarsaparilla”（艾尔的菝契饮品；sarsaparilla即“菝契”，其根部可作为饮料添加物），同时也将它于1860年7月14日在《纽约时报》的广告翻译出来：

图片出处｜http://www.vintageadbrowser.com/medicine-ads-1890s

“它是来自Para Sarsaparilla的萃取物，加上其他有用的添加物，因此是许多疾病的解药……这样的组合，已经在很多情况不好的病例中得到证实，它可以治疗：梅毒、皮肤的疾患、肿瘤、神经痛、消化不良……”

该饮料在广告的吹嘘中，几乎被捧成是无所不能的万灵丹（cure-all），大剌剌地举证它神奇的功效，又有治疗病患的证明。任何人看到这样的广告，我想一定会忍不住掏钱出来购买。

但是这种“菝契”的萃取物是什么东西呢？说穿了，就只是一种植物根部萃取物，加上一些糖精做成的普通饮品。在它刚推出时，不过是美国酒吧中普通的饮料，谈不上什么疗效。但是经过不肖商人重新包装、广告宣传之后它便被捧成有如“万灵丹”的饮品。

我将这种“菝契”饮料的真面目说给女同事听时，她简直笑到不能自已，如果各位有兴趣，上网搜查有关“Ayer's Sarsaparilla”的资料，你会发现，在台湾它叫“沙士”。

很震惊吧？像这种类似江湖术士的广告，充斥在18、19世纪的美国报纸上，于是逼得美国在1906年成立一个政府部门，叫作“食品及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出面管理这种食品跨足药品宣传的不当行为，而这个部门也成为当今主宰全世界各种新式医疗商品上市的终极单位。

看了我举的例子，你会觉得我们现在是处于科学昌明的时代，过得比较安全吗？我们有类似FDA的有关部门，对于夸大不实的食品广告就比较有约束力吗？关于上述的疑问，我是持否定的态度。根据有关部门统计的资料显示，自2009年到2014年为止，被该部举发的违规食品广告，共有8172件。相信还有为数更多的产品，只是没有人告发而不在统计之列。

看来只要人类追求“健康”与“长寿”的野心不变，相信上述的故事，仍会前仆后继在我们的周遭发生。希望天主保佑大家的安全。

食物密码
——吃脑补脑，吃肝补肝，吃啥补啥，以形补形，有科学根据吗？

大儿子在四五岁的时候，因为反复的呼吸困难发作，不幸被诊断为“气喘”。不只如此，疾病更在他的右下肺叶留下了一块白白的印记，也造成他在读小学时容易感冒、咳嗽。

不忍儿子每次发作需要服用很多药物，甚至使用类固醇治疗，老婆大人开始四处找朋友询问意见，希望能有人提供“另类”的疗法，让儿子脱离痛苦，甚至能够痊愈。

于是有位好朋友向我们建议给儿子喝“五行蔬菜汤”。

这“五行蔬菜汤”是日本细胞学博士立石和所发明。他的父兄皆因为癌症而亡，他本人则是罹患胃癌转移至肺部。所以他抓紧有效时间，号称从1500种食物中，找出五种蔬菜来熬汤，希望能有效抑制癌症，为生命注入活力和元气。

立石和博士的言论基础是来自《黄帝内经》的理论，《黄帝内经》建议为了健康，就要吃五味、五香的食物，为的就是以五色、五行（金、木、水、火、土）分别滋养五脏（肝、心、脾、肺、肾）及五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不只五行合一，而且又有均衡营养之目的。因此，他选了萝卜叶（代表青）、胡萝卜（代表红）、牛蒡（代表黄）、白萝卜（代表白）、香菇（代表黑），分别代表木、火、土、金、水等五行。

说也奇怪，儿子在乖乖喝了两年的五行蔬菜汤之后，慢慢地气喘发作的次数明显变少，而且在后续的胸部X光追踪发现，右下肺叶那块浸润也消失不见了。

如果你问我感想如何，我实在不敢妄下评论，毕竟单单靠五行蔬菜汤就治好小孩儿的病，说起来是有些偏颇。我和老婆大人在其他方面的努力也是功不可没，例如，注意孩子保暖，带他运动，还有不再让他吃冰冷刺激气管的食物，应该也有一定的功劳。

中医师朋友和我聊起这件事，认为中医在理论上是有些和西医不一样的地方。他认为西医比较注重“单一有效”的治疗成分，而中医比较懂得“调和”，尤其像五行蔬菜汤这种方法，某些治疗方法潜藏在“食物密码”里，是西医所没有的。

听了他的解说，我不由一笑，立刻提出了反驳。

我赞同前者，说西医比较追求“单一有效”的治疗成分，但对于后者，认为只有中医知道“食物”藏有某些“治疗密码”这件事，我是完全不能苟同，因为在古老的西医理论里有所谓的“形象学说”（doctrine of signatures）。

什么叫作“形象学说”？那是流行了好几百年的西方草药学，其最基本、坚信不移的概念，是植根于宗教的理论上。古老的西医普遍认为，神造的一切事物都有其独特的形象特征，所以若有些植物种类的外观相似于人类身体器官“长相”的话，便可以利用它们来治疗身体的疼痛。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核桃”的果实，它很像人脑的“形状”，所以以前的人认为能用它来治疗脑部疾患甚至可以补脑。有趣的是，现在我们知道核桃有高含量的omega-3，它确实有降低甘油三酯，让血管斑块不易形成的好处。甚至有学者研究，omega-3可以稳定情绪，降低忧郁症的发生。

这是否和前面的五行蔬菜汤有巧合之处？

我觉得上述的结果，或许有些歪打正着，其他诸如：腰果可以治肾病，eyebright（小米草）可以治眼睛感染，都不脱“形象学说”，但限于篇幅，我无法一一提出驳斥，因为有太多长得像“人体器官形状”的植物，并没有治疗该器官疾病的功能。

“形象学说”远从古罗马时代就存在了，15世纪的医师更扩大了上述假说，并广泛运用在治疗上。16世纪的雅各·波尔米（Jakob Böhme），是一位宗教狂热者及理论家，写了一本畅销的著作Signatura Rerum （《万物的形象意义》，或译为《自然的签名》），获得很多医药典籍的尊崇及参考，一直风行到19世纪。谁会在乎雅各·波尔米只是一位补鞋匠呢？尤其在那个“神意”凌驾“科学论证”的时代！

爱美不要命
——最有效的减肥药竟是某种肥料？

每当看到艺人代言的减肥产品出状况，尤其是减肥产品其中的成分涉及危害人体健康时，都会让我想起英国女性莎拉·休士顿（Sarah Houston）过世的故事。

莎拉是23岁的大学生，就读于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的医学院，或许是课程太过繁重，根据她的心理医生在她死后透露，莎拉必须求助于精神科药物的辅助，以治疗她的暴食症（bulimia）。

虽说自己有医疗专业的背景，但是为了能够减重，莎拉还是铤而走险，竟然上网买了欧、美国家视为禁药的2,4-Dinitrophenol（2,4-二硝基苯酚，下文简称DNP）。最后因为服用过量，造成器官衰竭而香消玉殒。

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DNP，但是在欧、美减重的锦囊妙方里，它始终是很多人“饮鸩止渴”的捷径。恶名昭彰的DNP是想要减肥的人快速达到目的所不可或缺的禁药，即使已经有不少人因为服用它而命丧黄泉（光是期刊曾报告的就至少超过62个病例）。不过由于它效果惊人，使得它自20世纪30年代问世以来，依然流行在需要“急速”瘦身的人群里。既然DNP是禁药，那为何到现在还可以屹立不摇？谈到这点，我们必须要从人类“减重药”（anti-obesity medication）的历史谈起。

在20世纪初，流行于维多利亚时期“前凸后翘、玲珑有致”的“沙漏形”（hourglass）身材逐渐被纤细或是苗条的身材所取代，丰满的体形慢慢被排除在“漂亮”的条件之外。因此各种减重的方式开始广为流行，在运动、瑜伽等健身的方法无法达到要求时，逼得医师从药物里去想办法达到轻松减重的目的。

只是当时的药物制造技术并没有像现在这般发达，医师的选择也少得可怜，所以“甲状腺素”（thyroid hormones）变成是第一代减肥药物。它之所以雀屏中选，是由于医师长年追踪治疗“甲状腺功能低下”（hypothyroidism）的病患，发现这样的病患多属水肿、活力不佳的状态，但在服用了甲状腺素之后，不只增加了代谢速率，人变得有精神，水肿情况也大幅改善——当然体重也减少了。

只是正常人在服用甲状腺素后，常因为它的副作用——心悸、体温高、失眠而无法持续下去，急需寻找替代品。因此1933年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于《美国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里报告说发现DNP在动物实验中可以提高体内的代谢率与脂肪的燃烧后，它在隔年就被做成减重药品上市。

DNP是什么东西？其实，人类对于它应该不陌生，早在15世纪末，它就被合成出来。刚开始只是做染剂使用，之后便被应用于“木材防腐”、“抑制霉菌生长”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人还将它作为火药的成分——很显然地，它对人类身体有一定的毒性。

虽然，斯坦福大学的团队也知道DNP有毒性，但是主持研究的助理教授坦特（Tainter）从动物实验中发现，若人类每天服用一百毫克，应该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因此，聪明的药商在医学报告的支持下，火速将DNP哄抬成减肥的圣品。

和动物实验的效果一样，人类服用DNP之后不止能减重，连身体的脂肪也变少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争相购买DNP成分的减重胶囊。在它问市隔年，整个美国一年就卖出了120万颗。

如同我前面所说，DNP是有毒物质，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医学研究还不够严谨的情况下，史丹福研究团队显然低估了它在人类身上所能发挥出的毒性。不到五年的时间，白内障、致命的高体温、急性肝肾衰竭等病例层出不穷。所以在美国食品及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施压下，DNP完全退出美国市场，转而流窜于世界各地，当然随后也被各国发布禁令，不许使用在人体上。

有趣的是，DNP有增高体温的功能，据说苏联政权军队的极地训练里，在低温环境所携带的急救包中就有DNP胶囊，用以拯救那些陷于失温危险的士兵。

DNP虽然被世界各国明令禁止，但是它的影响力至今仍是有如“打不死的蟑螂”般，存在于想要“迅速达成”减重效果的人们心中，甚至也是很多健身教练不能说的秘密。相信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何禁止使用的药品至今还会有人制造？道理其实很简单，只要能赚钱，杀头的生意还是有人做，而目前DNP并非完全以药品的面貌出现在各网络商店中：如果你以“2,4-Dinitrophenol”的关键字加以搜索，明目张胆的商家会以“减肥”、“身体塑造”包装的商品贩卖，而低调一些的，就隐身在肥料（fertilizer）的归类中，丝毫不会受到禁令影响。看完DNP的故事，想必你对于人类为了减肥而“冒险犯难”的精神十分佩服，许多人在“减重战争”里，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想，只要“slim”存在人类审美观的一天，类似的故事就会持续上演，毕竟有太多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夸大不实的医疗广告
——有一种疗法可以治疗阳痿与不孕，还同时让你长时间不吃不喝？

常跟着家人观赏鉴价节目，看见主持人带着专家在观众面前，唾沫横飞地判断来宾所购买的物品价值。对于其中所呈现的专业或者是宝物，我本人没有太大的兴趣，但却注意到当专家安慰某些“冤大头”的来宾时，都会谈到那些骗人的店家用来引诱人们购买的惯用伎俩——故事与宣传，其实就是一种光鲜亮丽的“包装”。

人们会掏出比市价还高许多的钱，去买一件不起眼的物品，是因为推销的人都会先假托一段故事来强调物件的特殊性，然后再配合某些宣传伎俩，才使得人掉进陷阱而不自知，做出悔不当初的决定。

上述的场景，让我想起了18世纪在英国有一位治疗阳痿与不孕的江湖郎中，他就是利用同样的手法博取大众的信任与喜好，开启了一段传奇的电疗事业。

故事的主角叫作詹姆士·格雷厄姆（James Graham），1745年出生于苏格兰，是马具商之子，曾经在爱丁堡就读医学院，可惜没有毕业。尽管如此，他日后还是以格雷厄姆医师自居。

在格雷厄姆二十几岁时，他只身前往美国游历，最初标榜自己是眼科医师，不过一切在遇到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之后，就完全改观了。

当时，由于人们刚懂得如何储存电力，因此有关电学的研究正蓬勃发展。富兰克林在美国是研究电的先驱，而看过他相关实验的格雷厄姆，觉得可以利用“电”作为治疗的手段，好好捞上一笔。

回到英国之后的格雷厄姆，在索美塞特（Somerset）的巴斯（Bath）开始了他的电气治疗事业。他宣称借由电的帮助可以治疗很多病症，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凯萨琳·麦考莉（Catharine Macaulay）也是座上宾。不过这件事却是以他21岁的弟弟威廉（William）被麦考莉引诱结婚的丑闻而结尾（当时威廉的岁数不及麦考莉一半）。

累积了电疗的经验之后，在1780年5月，格雷厄姆在伦敦的繁华地段开了一间“私人诊所”——Temple of Health（健康的神庙）。这间医疗场所，光是入场费就要二基尼（Guinea）金币（折合现在的币值大约是270英磅）。室内装潢华丽不说，空气里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香气，还有着柔和悦耳的音乐伴奏，在这里除了可以听到格雷厄姆发表医学演讲外，更可以买到“婚姻指南”的书籍，以及各式各样有关的医疗用品，像是和神祇一样能呼吸通电的空气“电疗乙太”（electrical aether），还有宣称具有疗效的“电疗香脂”。

更好玩的是，格雷厄姆还雇用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艾玛·里昂（Emma Lyon），穿着暴露的衣裳在顾客面前搔首弄姿，扮成女神赫柏（Hebe，在希腊代表的是掌管青春的女神），作为他医疗行为的完美见证。

里昂最后嫁给了威廉·汉米尔顿（William Hamilton）爵士，私底下更成为上议员尼尔森（Nelson）的情人。

不过在这间“健康神庙”里格雷厄姆还有一项法宝，就是“Celestial Bed”（神圣的床，或称天国的床）。据格雷厄姆宣称，夫妻睡这床一晚，不仅能治好丈夫的阳痿，而且可以让妻子怀孕。可是睡上一晚的要价不菲，需要付出50英磅（以当今的币值计算，大概要6400英磅）。

这张神圣之床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除了前述的音乐、香水之外，在床的上端有一面大镜子映照着，而在精心布置的被单、床架之下还有着通电的回路，希望给予躺在床上的夫妻有更多的活力与执行力。

可能是赚得多、花得也凶，负债累累的格雷厄姆在四年后回到爱丁堡。只是他这次不再贩卖通电的床，而是利用通电过的泥巴作为医疗商品，鼓吹人们只要泡在这种泥巴里，不用靠任何食物，只要几滴水就可活过两星期。

格雷厄姆牛皮吹得很大，可是始终没有被人戳破。他最终是因为鼓吹新的教派“新耶路撒冷教会”而被捕，据记载他曾经脱光自己的衣服在街上游走，只是为了将这些衣服分送给穷人。最后因此被逮捕受审，没有多久就一命呜呼了。

看了格雷厄姆的故事，是否会让你觉得其实医疗也和世俗的商品一样，都需要相当的包装与宣传呢？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自费医疗”存在于坊间的诊所里。我没有说那些是骗术，只是在精彩的“故事”宣传之下，真的会让人不知不觉掏出钱来，接受那些被包装过的治疗啊！

你现在知道了要小心那些夸大效果的医疗方法，那么你或许还会好奇，坊间人人用过的药品有没有可能只是黑心商品？

话说小时候最期待父母在每个星期特定的晚上，带着我去逛“商展”，在那里有吃有喝，可以消磨晚上无聊的时光。对于当时没有像今日有这么多“娱乐”可以选择的人们来说，逛“商展”也算是一种时髦的活动。

其实“商展”不是特别的东西，说白一点，就是“临时的流动夜市”，摊贩们在每个地方都有特定的聚集时间，并不像今日的“夜市”有固定的地点甚至每天都营业。他们巡回于各个乡镇之间，不只可以降低场地租金成本，也可以保证有人潮聚集。唯一的不方便是居无定所，有那么一点“颠沛流离”的味道。

在商展里吃吃喝喝，是令人喜欢的事，但还有其他的生意，也会引发我的兴趣。撇开小孩喜欢的游乐器、弹珠台不算，有一种摊贩特别吸引人，就是卖蛇肉汤的摊子。摊前的表演虽然很残忍，但我喜欢去看，可能是“外科性格”在小时候就扎根了。

在早期那个没有《野生动物保育法》的时代，商展里允许进行“杀蛇”的表演。通常蛇肉摊前都会摆放一笼一笼的“蛇”，而老板一定是“杀蛇”的高手，他会用下列这样的表演招揽顾客，以增加收入。

要被宰杀的蛇都吊在杆子上，蛇头被强力的铁夹固定住而无法乱窜，但它们的身体还是可以扭动。老板通常手脚十分利落，两三下就可以将它们剥皮剔骨，但过程不会如此简单就结束，通常会顺带介绍蛇以及它的相关产品，并贩售蛇鞭酒、蛇油等，所以“杀蛇”不单纯是表演，还是吸引人潮的手段。

表演最后的高潮，一定是老板利落地用盛有高粱酒或米酒的杯子接下所放出的蛇血，然后当场就开始叫卖。尤其更血腥的是，会将蛇胆一并泡在上述的杯子里待价而沽，通常没有多久就会抢购一空。

你可能受不了传统这种“吃形补形”的文化，对于那些喜欢吃动物活生生的器官进补的人们感到恶心，又或者认为我们比较不文明，夸大了此类食品的功能与疗效，因而残害无辜的生物。但我们真的如此野蛮吗？让我们来看看下面一则有趣的故事。

19世纪末，有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蛇油制品，曾经在美国市场上风行好一阵子。话说在1893年，克拉克·史丹利（Clark Stanley）结束了12年的牛仔生涯，在一位波士顿药商的协助下，开发了一项产品——“蛇油擦剂”（如图）。据说这是他在亚利桑那的沙漠，向印第安霍皮族（Hopi）花了两年学来的药方。

图片出处｜http://www.pinterest.com/pin/216454325812174006/

克拉克·史丹利的蛇油制品原料号称是从响尾蛇身上得来，而且他还向美国政府申请药品专利，标榜它可以治疗很多疾病：风湿症、牙痛、动物咬伤、坐骨神经痛，简直是难得的灵丹妙药；而且他在替产品宣传的时候，也会和前述我说的“商展”老板一样，在众人面前宰杀响尾蛇，并精心加以安排解说，证明其蛇油是依照印第安人的土法制成。

风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蛇油万灵丹”在1916年就宣告寿终正寝了。因为美国政府接到密报，指控克拉克·史丹利的蛇油制品根本是假货，它的成分完全与其外包装所说无关。最后化验的结果证明，所谓的蛇油只是一些香料和矿物油的组合。

上述的故事是不是似曾相识？它和经过台湾卫生单位检查所爆发的“羊肉炉没有羊、姜母鸭没有鸭”的黑心商品，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证明，无良商人每个时代都有，虽然骗人的手段有所修正与改善，但以迷惑人心的包装做广告，一直是没有改变的“不二法门”。

由此看来，那些我小时候看到的商展里的“宰蛇live秀”，老板所卖的东西还比较“真材实料”一些。

第二单元　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隔离与避痘所
——利用“隔离”措施遏制传染病，是两千年的老法子了

埃波拉病毒肆虐非洲好几个月之后，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及当地政府的合作之下，终于有了缓和的迹象。联合国的官员在私下接受记者访问时，并没有什么喜悦的神色，只能坦白地表示尚没有发明任何特效药，也没有特别的遏制方法，似乎只有那古老的“隔离”方法奏效，才使得埃波拉病毒传染的局面获得控制。

相信读者对于“隔离”这方式并不陌生。从SARS到猪流感，每当有致命的流行病发生时，不容否认，这种将患病的人另外安置的手段，仍是阻止传染病很重要的措施。即使该病已有了特效药可以治疗，“隔离”依然是防疫专家的最爱。

人类执行疾病“隔离”的历史其实已经很久了，早在古罗马帝国时代，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就已懂得将麻风病的患者隔离，避免传染给其他人。而当今隔离“quarantine”一词，即起源自意大利威尼斯方言——quaranta giorni，亦即“40天”之意，而它就是在黑死病盛行的欧洲，官方遇上外来传染病所应对的主要方式。

根据目前在克罗埃西亚共和国杜布罗夫尼克港（Dubrovnik）城的档案记录，在大约1377年时，当时规定任何入港的船只必须在邻近特定的小岛先待上30天（即trentine），以确定船上的人是否染有黑死病，而后来又将期限延至40天。

上述的做法是不得不为的手段，根据中古时代欧洲的文献，黑死病就夺走了欧洲30％的人口。所以将任何可能引起瘟疫的人隔绝在外，是很重要的自保手段，因此在接下来的“梅毒”与“黄热病”盛行的时候，自然而然隔离也不可避免。

不过隔离的方法并非西方人的创见。中国人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开始类似的方法，当时就曾经把患有麻风的病人隔绝起来；到了东汉以后，史书上正式记载了隔离病人的方法，显示执政者已了解到防止传染病的重要性。例如，《汉书·平帝纪》就记录元始二年（西元二年）：

“大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而到了南北朝时期，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隔离病人的机构——“六疾馆”；之后唐、宋两朝有以“安乐坊”、“安济坊”为名而成立之处所，大抵也是同样的功能。

只是在检阅明、清之间的隔离历史时，我看到了历史学者张嘉风在牛津大学的期刊里谈到满人与天花的关系，其隔离的概念虽不甚相同，但成功地在满人与明朝对抗的过程中，保护了政权的稳固与对抗的优势。

从努尔哈赤处心积虑南下攻伐大明王朝开始，“天花”一直是满洲人进入中原地区很大的障碍。原来他们世居长城以北，天花没有大流行的机会，直到改变游牧的生活，并且南下和明朝军队接触之后，天花才变成必须克服的难题。

和处在长城以南的汉人相比，满洲人罹患“天花”的族群几乎都是成年人，使得致死率相当高。所以在1622年期间，部队里便成立收集“天花疫情”的单位，负责规划让部队通过没有天花肆虐的地区，以顺利攻打明朝；而任命先锋部队会尽量挑选得过天花的人，没有得过天花的军人就以驻守城池为主。

最有趣的是，满洲人的领导阶层对于天花非常慎重。在1643年，皇太极的孙子巴兰，也就是大贝勒代善之子，不幸于24岁时死于天花，结果他的葬礼冷冷清清，只有患过天花的皇子们参与，皇太极与代善都没有出席。

有别于一般隔离的形式，满洲人的领导阶级设有特别的“避痘所”——当天花的疫情发生时，领导人就会躲到“避痘所”，以避免感染到天花。当然这类“避痘所”通常是独立宅第，而且会有河水隔绝，是一般人到不了的禁地。如果让疑似感染天花的官员进入，那负责保安的部队指挥官可会倒大霉。

这种“避痘所”的形式，是将“健康的人”隔离在天花的疫区之外，和传统隔离的方式将“患病的人”集中管理刚好相反，此举似乎对于当时的王公显贵有保护作用。不过讽刺的是，清朝入关的第一位皇帝顺治，虽然躲过京城九次的天花疫情，最后却无法避免地死于天花。这也是历经天花感染而存活下来的康熙，能够当他的继承人最重要的原因吧！

读历史而知兴替，真的一点也不为过。

守灵与中途停尸间
——为死者守灵的目的之一，就是避免将活人误葬

据报道一位住在云林古坑95岁高龄的老太太，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而呈现弥留状态。在医师与家属讨论后，老太太被送回家中，等待她咽下最后一口气。老太太平日喜欢听《药师佛经》，所以在经过了一天仍未完全断气的情况下，亲友建议播放《药师佛经》给老太太听。结果不到五分钟，她竟然苏醒过来，没有多久又拍手、又合掌跟着念经，甚至在一星期后可以招呼客人，令所有亲人又惊又喜，再带回医院治疗。

听到这样的故事，你一定会联想到古老的习俗——“守灵”。事实上，守灵不只是代表后代子孙对于长辈的依依不舍，更充满了老祖宗的智慧。它的目的或许一开始是因为长辈辞世，晚辈深怕亡者可能孤单，所以延续生前“晨昏定省”的习惯，在入殓等待出殡前，排班守在灵帷内，夜晚更在灵柩旁铺席而眠，借以缅怀昔日“生育鞠养”之情，在最后一段时间相依为伴。

但守灵的习俗如果从医学的角度去想，则又有另一种风貌。古代并没有精密的“生命征象”监测仪器，所以那些气息微弱到无法让旁人感受到生命征象的病患，很可能在没有“真正死亡”的情况下，被装入棺木中“入殓”了，若是在下葬前“复活”，还可以拍打棺木求救。或许这守灵习俗的形成，为的就是避免可将活人埋葬的可能性。

即使在科学昌明的今日，死亡的判断已可借由精密的仪器帮助，但仍然有一些“漏网之鱼”存在。2010年在湖北宣恩，就有一位年届六旬的妇女被医师宣告死亡，结果她在入殓后16个小时，从棺木内发出声音呼救，吓得守灵的子女开棺救人。

西方的世界虽然没有守灵的习俗，不过他们确实也曾注意过垂死之人没有真正死亡而将其下葬的可能。第一位被提到的知名人物是14世纪苏格兰三大哲人之一的邓斯·司各特（John Duns Scotus）。据记载，他的墓被重新挖开过后，竟然发现他的双手伸出棺木外，而且满是伤痕。

对于上述的情形，英文里有个特别的名称叫“premature burial”（过早的埋葬）。不过由于西方世界没有守灵的习俗，所以大部分的状况都是多年后打开墓地，才发现葬在里面的人寿衣被撕破，身形扭曲改变，而非之前安详躺在棺木中的样子。

尽管知道可能将人“活埋”，但人们却没有很好的对策，直到18世纪中期，法国人尚贾克·布吕耶（Jean-Jacques Bruhier）写了一本《论死亡判定的不确定性》（Dissertation sur l'incertitude des signes de la mort ），才慢慢影响了有些人对于“死亡后到下葬前”的作为。

尚贾克·布吕耶的观点是承袭了当时荷兰著名的解剖外科医师雅各·温斯洛（Jacob B. Winslow）的倡议。他认为判断“死亡”很困难，不是“将胡椒粉喷入鼻孔”、“将通红的铁条插入肛门”或者是“用刀片划破脚掌”等都没有反应的人就可以宣告死亡，应该要如雅各·温斯洛所说，只有身体开始“腐败”，才能确认死亡的诊断。因此必须成立“waiting morgues”（中途停尸间）的地方存放遗体，等待其衰败后，才考虑“入土为安”，以免有悲剧发生。

尚贾克·布吕耶的论点并没有影响到任何法国人，却在书籍出版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在18世纪90年代的德国威玛（Weimar Republic）找到知音，在几位颇具影响力的医师鼓吹下，开始成立了“waiting morgues”，安放着“暂时”被宣布为死亡的人。在那里不只有看守人轮班，遗体的手指或脚趾还被套上线圈，尾端连着铃铛，以便有人复活时可以在第一时间通知看守人。更贴心的是，现场贮存有食物及饮水（甚至雪茄），提供给“死而复活”的人即时需要。

当时的医界并没有跟进鼓励成立“waiting morgues”，但是知名的期刊，诸如《刺胳针》《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 ），都有人投稿大声疾呼判定“真正死亡”的重要，避免“过早的埋葬”的悲剧一再发生。19世纪巴黎的名医瑞晶（Regent）更语出惊人写道：

“三分之一，甚至可能是二分之一在床上‘寿终正寝’的病人，在下葬时还活着。”

可想而知，“waiting morgues”在19世纪初慢慢流行起来，在哥本哈根、柏林、伦敦、巴黎（如图）、纽约等地，都有类似的暂时停尸处所成立。不过风行不到几十年之后就渐渐式微，原因很简单，除了遗体在腐败过程中，可能触动警铃引发虚惊外，腐烂的遗体还会增加下葬时处理的难度。更重要的是，鲜少有人死而复活。

19世纪巴黎开放给大众观看的临时停尸间。
图片出处｜http://www.orderofthegooddeath.com/deathly-doodle-morgue#.VHKSeShJ9QQ

感谢老太太弥留后重生的新闻，让我比较了中西方在病患入殓后、下葬前的不同作为，想一想还是我们“守灵”的习俗比较“慎终追远”、“人性化”一些。

鸟人服
——不要觉得斗篷、鸟嘴面罩很奇怪，那可是救命装备

由于自己是外科医师，错过了很多与小孩儿相处的时光，经常是早上出门小孩还未起床，而回到家时他们已经就寝。所以在每个特殊的日子，诸如他们的生日、过年等时间，都会尽量想办法补偿。尤其是万圣节，总会带他们去邻居及好友家拜访，大声说出：“Trick or treat.”然后快乐地带着各式各样的糖果返家。

万圣节是西洋版的鬼节，就好像是中国的中元节一样。不过它的由来却是众说纷纭，有以下几种版本可以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说法是源于不列颠的凯尔特人（Celt）。据他们的传统习俗，每年10月最后一天是夏天的终结，也是冬天的开始，是一年重要的节日之一，称之为“死人日”或者“鬼节”。这一天，各种恶鬼会四处出没，死去人们的灵魂也会离开身体在世间游走，所以这一天的晚上就格外危险，为了吓走邪恶的鬼魂，凯尔特人会戴上面具。

另一个说法来自天主教的信仰。因为11月1日是诸圣节（All Saints' Day），隔天又叫诸灵节（All Souls' Day）。西元九世纪的欧洲，信徒在这一天会跋涉于乡间，挨家挨户乞讨用面粉及葡萄干制成的“灵魂之饼”。据说捐赠糕饼的人家相信借由教会神父的祈祷，可以得到上帝的庇佑，让死去的亲人早日进入天堂。这种乞讨的传统竟演变成孩子们打扮成鬼怪的模样，去每户人家要糖吃的“trick or treat”的习俗，最后传到了美洲，由那里的爱尔兰及苏格兰的后裔继承，在20世纪于美国发扬光大。

对小孩子来说，在上述节日除了可以讨糖果吃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打扮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和一大群朋友去游行。由于蜘蛛人、蝙蝠侠的服装太过庸俗，也容易“撞衫”，有一年我突发奇想，建议两个儿子穿“鸟人装”（如图），准备由我亲手制作，和其他小孩儿互别苗头。结果因为造型太古怪而被他们拒绝，让我有些失望。

图片出处｜http://steampunk.wonderhowto.com/inspiration/why-is-steampunk-plagued-by-plague-doctors-0144249/

这种“鸟人装”其实是欧洲中世纪流行的医师服，是当时的医师为了探视及治疗受到疫情影响的病人所穿的服装。但即使有这样的解释，我的小孩儿也提不起兴致。我只得跟随潮流直接去大卖场买骷髅装及南瓜灯给他们了。

可能你也会觉得这种“鸟人装”很可笑，医师竟身穿斗篷，头戴类似鸟嘴的面具，不过它可是在17世纪由法国名医查尔斯·梅洛（Charles de Lorme）所设计。根据米歇尔·泰伯伦克（Michel Tibayrenc）等人所编辑的《传染病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infectious Disease ）里记载，面罩上的鸟嘴可是大有文章。除了有两个鼻孔可以通气外，里头另塞有稻草，而且稻草之中还有龙涎香、薄荷、樟脑、丁香或安息香酸等材料，以隔绝不好的空气（当时认为瘟疫是由不好的空气所传播）。

另外，戴着手套的医师除了有斗篷、鸟嘴面罩保护，还配备一支手杖，可以远距离碰触病人，以防止受到传染。而且听说这手杖还有另一个功能，就是可以笞打病人。当时认为得到瘟疫是遭到“天谴”，病人如果在此时深刻体会到这一点，而让穿着“鸟人装”的医师杖笞的话，也算是完成了“告解”。

虽然看起来很可笑，但我们也不得不可怜当时的世界。从5世纪开始，欧洲大陆不时受到瘟疫（鼠疫、天花等）的袭击。每座城市就得聘请特殊医师来照顾生病的患者，这种“瘟疫医师”（plaque doctor）大都不是医术很好的医师，但是如果能在瘟疫流行时存活下来，其身价便能水涨船高。当时巴塞罗那曾经召唤两位瘟疫医师，却在途中被匪徒绑架，结果巴塞罗那市政府付了赎金来赎回他们。

而这些瘟疫医师除了薪水不错之外，还有另一项特权，就是可以解剖因为瘟疫而死亡的患者，作为日后治疗的参考。但你可以想见，很多医师不是因此受感染而死亡，就是因害怕而逃走，或许是因为这样，最后才有“鸟人装”的发明。

虽说“鸟人装”在医疗发展有其一定的地位，身为父亲的我想“掉书袋”，替自己的小孩儿准备“有典故”的服装以吸引别人惊奇的眼光。不过似乎我再怎么样掉书袋，也比不上那些堆在大卖场的万圣节商品，只能把概念留下来，看看哪一天可以给从事“文创”的人提供灵感，搞不好可以引发流行也说不定。

人体离心机
——旋转咖啡杯、海盗船等游乐器材的原理与治疗精神病有关

某次，我和一位刚从空军军医体系退伍的学弟聊天。他很自豪地表示，在“对抗G力的测试”中，他的耐受力和正牌的空军飞行员相去不远，以专门判定飞行员体位的军医官来说，这的确是值得骄傲的事。

所谓“对抗G力的测试”，就是待在“人体离心机”内，借由速率与连续方向改变的旋转产生G力，然后观察受测人员能承受的G力大小及反应，这是评判并训练战斗机飞行员很重要的方法。

什么叫作G力？它是航空专有名词，指的是在移动或切变路线，或是加速度与减速度时承受力道的单位。我们生活之中，随时都会产生额外的G力，但是多半因为过于微小而被忽略。例如，在高速移动的器材或交通工具（云霄飞车、高速铁路等）上就能体会到这种G力，只是此类方式所产生的G力仍旧在一般人体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飞行器已经超越了音速的障碍，但由于驾驶这些飞行器的人员对G力的反应大不相同，发生不少意外。因而促进了对此类飞行器安全性的研究，才有了“人体离心机”的使用，借此训练面临上述问题的飞行员。

只是人体离心机的发明，并非为了对抗G力的测验与训练，它的前身是为了治疗精神病患而使用的“旋转椅”（rotatory chair）。

虽然广泛使用旋转椅的是美国医师乔瑟夫·考克斯（Joseph Mason Cox），但公认的发想者是18世纪末集医师、博物学家、生理学家及诗人于一身的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他是大名鼎鼎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一书的作者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祖父。

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在他所著一本重要的科学著作《动物法则》（Zoonomia ）中提到，任何医师的治疗只要能促进患者睡眠，都会达到很好的效果。于是他提到一种名为“rotative couch”（旋转沙发椅）的设计，借由旋转的功能达到前述的目的。只可惜他流于纸上谈兵，而且认为这种装置应该是设置在医院里使用，医师无法制造及保养类似的治疗工具。

在1788年，接管精神病院的医师乔瑟夫·考克斯接受了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的观念，着手设计左右摇摆的椅子，以治疗连药物都无法控制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在当时的时空环境，对于这些棘手的患者都是给予鸦片服用，虽然暂时可以减缓患者的症状，但是后来往往造成了他们成瘾的困扰，反而得不偿失。于是他利用了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的概念。乔瑟夫认为旋转病人的效果必须让他们达到“眩晕”进而“恶心呕吐”，最后造成“失禁”，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因为过度旋转造成身体前庭刺激（vestibular stimulation）的结果，反而归功于上述的治疗可以促进止痛作用，缓和病患的情绪，最后帮助他们轻松入眠。

虽然一开始只是怜悯精神病患者“鸦片上瘾”而勉强使用这种治疗方式，但最后乔瑟夫却变成此道的爱好者，而且大力鼓吹这种治疗方式，因此启发了另一位英国医师威廉·哈洛伦（William Halloran）。威廉发现病患在接受“旋转椅”这种治疗时，会产生“愉悦”的感觉。后来英国邓迪大学（University of Dundee）的学者尼可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就指出：这种“愉悦”启发了儿童乐园里“旋转咖啡杯”、“海盗船”及“云霄飞车”的设计灵感。

上述两人的治疗方式，在当时的主流医界并没有得到青睐，反而是德国的医师恩斯特·霍恩（Ernst Horn）将其发扬光大。他在柏林的精神病院里，设计了由悬吊在天花板绳索控制的“旋转床”（如图一），让床铺每分钟旋转120次，每次可以持续旋转60秒至90秒钟，堪称是德国工艺极致的表现，大概和今日抗G力测试的人体离心机差不多（如图二）。

图一·出处｜http://www.improbable.com/airchives/paperair/volume20/v20i3/centrifuging%20mental%20patients.pdf

图二·出处｜http://814.mnd.gov.tw/web/04air/02train_2.htm#03

希望这篇文章不要坏了大家对“旋转咖啡杯”、“海盗船”、“大怒神”、“云霄飞车”甚至游乐园内各种刺激游乐器材的兴致，将它视为是“精神有问题的人”才会使用的东西。毕竟如同医师威廉·哈洛伦的发现，使用这些器材会有欣快感产生。所以，“把握当下，及时行乐”才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应该和怎么用它、什么人用它没有关系吧！

夜婆传奇
——超声波仪器的发明要归功于蝙蝠

在整理有关“超声波”应用到医疗的史料时，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和外婆一段有趣的对话。当时我和她住在今天高雄市阿莲区的某山脚下，有天祖孙俩饭后乘凉时，被一群蝙蝠打扰。由于是第一次看到，我还以为是鸟类，结果被外婆纠正说是“夜婆”。

“夜婆怎么那样厉害，晚上黑黑的还能飞得那么快？”我问着外婆。

“可能它们眼睛较好，晚上也看得见。”外婆回答道。

后来我才知道，外婆的答案是错的。不过，闽南语的“蝙蝠”叫“夜婆”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为何讲到有关超声波的研究历史会谈到蝙蝠？这就要先说到一位18世纪的意大利博物学家拉扎罗·史帕兰扎尼（Lazzaro Spallanzani）。

史帕兰扎尼每晚在散步时，总对于在夜空中还能灵活飞翔的蝙蝠有着很大的疑惑，究竟是什么样的本领，使得它们可以在漆黑的环境中自由飞来飞去？于是他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想找出答案：第一次是遮住蝙蝠的眼睛，第二次遮住鼻子，第三次则用油漆涂满蝙蝠的身体，但是在夜里被他放出笼子的蝙蝠，都仍然可以和之前一样轻巧地飞行，证明其夜飞能力与眼睛、鼻子或者是皮肤无关。

到了第四次，史帕兰扎尼决定塞住蝙蝠的耳朵，结果被放出笼子的它们竟然飞得跌跌撞撞，有许多都掉到地面上来了。于是他才知道蝙蝠夜飞的能力竟然是“听”来的，而这有趣的发现被后世研究声音的学者认为，史帕兰扎尼是探索“超声波”的先驱。

19世纪之后由于压电效应被发现，各种人类听不见的声波被制造出来，让超声波的研究更上层楼。只是一开始的时候，超声波不是应用在医疗上，而是运用于航海。

因为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刺激，在1915年，物理学家朗之万（Paul Langevin）发明了可以发射及接收超声波的探头“Hydrophore”，目的在于探测海洋之中的障碍物，使船只在航行中能够预先得知冰山的位置。而美国人范森顿（Reginald Fessenden）更建造了第一个超声波系统，号称可以在两英里外就探测到冰山的位置。

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20年，是超声波突飞猛进的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促使了声呐系统（Sound Navigation and Ranging，SONAR）的使用，想找出在海底神出鬼没的潜水艇。苏联科学家索科洛夫（Sokolov）更利用超声波检测铸造金属成品的裂痕。不过你想象不到的是，首次运用于医疗用途的超声波并非是拿来诊断，而是用来治疗疾病。

在研究高功率的超声波实验里，科学家偶然发现借由能量的调整，它产生的高热能不仅可以止痛，甚至能破坏身体的组织，因此吸引多位知名学者投入研究，企图将超声波用于治疗关节炎、胃溃疡、白内障、痔疮，甚至是脑组织的破坏。漫无目的扩张超声波的治疗用途，以至于在20世纪40年代，“超声波治疗”变成是“万灵丹”的代名词，但由于这种高能量、高热能对于人体组织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后遗症，各国政府开始介入管控超声波的治疗项目，此举反而促使超声波在诊断功能的蓬勃发展。

1942年，奥地利的卡尔·杜西克（Karl Theodore Dussik）博士第一次将超声波用于探测脑内组织，试图用它找出颅内肿瘤。20世纪50年代，在西门子（Siemens）公司赞助下，英格·埃德勒（Inge Edler）医师与工程师赫尔穆特·赫兹（Hellmuth Hertz）第一次将超声波成功使用于心脏的探查。而我们熟悉的产前检查超声波，也在伊恩·唐纳德（Ian Donald）医师率先使用下，慢慢成为怀孕妇女找出畸形胎儿的利器。

如今各种形态的超声波发明，让医学很多领域都要靠它诊断，甚至有所谓3D、4D超声波，给予医生立体而即时的影像。以本人从事心脏瓣膜修补术为例，在手术前先要透过上述精密的超声波找出逆流或狭窄瓣膜的位置，而且手术之后的效果如何，更要靠它们帮忙检测。

想必日后还会有更先进的超声波仪器问世，当然不单是诊断方面，在更多而完整的科学数据之下，超声波的治疗用途也应该会愈来愈安全，把“夜婆传奇”延续下去。

白色的医师服
——医师服原本是黑色，如同神职人员的穿着一样

医学的历史钻研多了，让我对自己每天接触的任何有关医疗的行为或器材，甚至是观念，都充满好奇，也因此有源源不绝的动力去搜寻资料。追根究底这些“约定成俗”的事物，以下谈到有关“医师服”的逸闻趣事即是一例。

说到医师服，许多人一定认为“白袍”（white coat）是医师的基本服装，说它是“制服”也不为过。它就像是每种职业都会有的特定“服装”，除了给予内在的认同之外，也可以让人一眼就看出其代表性。但是，医师一直都是以“白袍”作为其职业的象征吗？如果你这样想可能会失之偏颇！根据霍赫贝格（Mark Hochberg）医师所撰写的《医师的白袍——其历史的回顾》（The Doctor's White Coat--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一文中陈述，医师以白袍作为其工作服，也不过是近百年的事。

在20世纪前，医师都是穿着黑色的服饰。与其说是工作服，倒不如把这种黑色服装说成是“正式”的服装，就像参加宴会一样，并不能凸显其工作的重要性。据霍赫贝格医师表示，之所以选择黑色是医师们希望和神职人员所穿着的一样，增加职业的“神圣性”。

只是在20世纪之前，这种“神圣性”并未受到普遍认同，因为当时除了医疗知识有限，治疗效果并非十全十美之外，医师之中也由于“认证”困难（不像现在得通过证照考试才能执业），使得江湖郎中充斥其中，自然就降低人们对医师应有的尊敬。有些民众甚至认为，不到“最后关头”不要求助医师，因为这种协助和死亡往往画上等号。

随着各种科学研究日趋严谨和进步，这股风潮也促使了医学有一定的发展，为了扭转原先人们对医师的不信任，于是开始有医师在工作时罩上白色的外套，让自己看起来有“专业人士”的样子。这种观念是先由加拿大的医师乔治·阿姆斯壮（George Armstrong）在19世纪末提倡，接着就广为欧美医师所接受，渐渐让医师舍弃原先黑色的正式服装，转而在工作时穿上白袍。

为什么观念发生如此转变？霍赫贝格医师提出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医师有意模仿实验室的科学家。18、19世纪的科学家在实验室工作时，为了避免染上脏污都会罩上白色的长袍，而这些科学家选择“白色”工作服的原因，其实与“candor”有关。

“candor”意为公正、公平，但其实本意是“truth”（真理）。字源是拉丁文的candidus，原是指白色，典故来自于罗马帝国时代，当时的公务人员就是穿着“白色”长袍的人。每个实验室的科学家在工作上本来就是探索事物的“真理”，自然倾向选择以“白袍”作为工作服，就连现在的实验室里，这个传统依然未变。请注意，在20世纪前，科学家的地位是远比医师更受到人们的尊敬！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19世纪英国的李斯特（Lister）医师发明了在手术中消毒，在那个抗生素尚没有被发现的时代，此举降低了很多手术中的感染，因此让人联想到清洁的重要。而服饰的颜色中最能代表“干净”、“无污染”的颜色就是白色。所以在工作中穿上干净的白色工作服，自然可以让人更加安心，表示消毒清洁的工作没有问题。

如同霍赫贝格医师的考据，医师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有所提升，学习实验室的科学家以白袍为工作服，但是到底是哪些科别的医师开始穿上“白袍”工作呢？在这里可以很自豪地说，答案是“外科”医师。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资料显示，20世纪初期的外科医师已渐渐在手术时罩上白袍，取代原先黑色的服装。

写到这里，我开始觉得有些骄傲，毕竟引领医师以“白袍”为工作服是从“外科医师”所开始。而医学的“与时俱进”，逐渐跟上了其他科学发展的脚步，脱离之前的负面印象，变成今日人人称羡的工作，也是从穿上“白袍”之后开始。因此20世纪9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阿诺·歌德（Arnold Gold）医师率先为医学院的毕业生举行“White Coat Ceremony”（白袍仪式），由师长为即将成为医师的医学院学生（有时也扩及医师及医师助理）罩上白袍，希望他们踏入职场之后要有“视病犹亲”的胸怀，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仪式啊！

谈到这里，不由得也尊敬起自己身上的白袍，它所代表的历史意义，可谓是科学进步的轨迹。

黑牌的外科助手
——历史上某些没有足够学历的外科助手，其专业表现不容小觑

每次在网络上看到各医院征“外科助手”的广告，内心就有很深的感触。现今台湾要求外科助手的条件，必须是有护理师的资格。有些医院规定的条件更严谨，必须是通过“外科专科护理师”考试及格的人员才可以担任，为的就是符合医疗法的规定。

如果推回到那个医护人员还不甚充裕的时空环境，其实有很多非“医疗背景”的人在从事外科助手的工作，我就曾经听到这样的故事。

二十几年前，当我还是实习医师时，第一次在急诊室值班，就很幸运地有了可以替病患缝合伤口的机会。我记得自己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道不到5厘米长的伤口，花了将近10分钟才处理完毕，结果因为缝得歪七扭八，被一起值班的学长全部剪掉重缝一次。很不幸地，学长还是不满意我第二次重新处理后的伤口，他只好再剪断所有缝合的线，索性自己将它重缝一次，不再给我机会。

对于自己第一次能有机会处理伤口，结果却没有做好，当然觉得很沮丧。没想到学长不但没有加以责备，反而还安慰我说：“外科不像读书。书读得好，手术不一定开得好，外科手艺不仅和天分有关，也需要反复的练习。”

为了降低我的罪恶感，同时证明他的说法，学长说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原来在休假的时候，学长都会去某些私人综合医院的急诊室偷偷兼职，每次有撕裂伤口需要处理，都是由外科助手帮忙缝合，让他可以专心看急诊的病患。

“那些人缝伤口缝得又快又漂亮，比我还厉害，可是你知道吗？他们可都是‘黑牌’的助手，有些甚至只有中学学历，但却已经有十几年的外科助手经验了。”

很惊讶学长把当时医疗界不为人知的一面说给我听，让我有了不一样的见识。当然随着健保开办，有愈来愈多正牌的医师与护理人员投入，台湾医疗环境已今非昔比，上述令人听起来“不舒服”的现象，已得到大大的改善。

其实不只是早期的台湾有那些不能“曝光”的外科助手，就连全世界第一例的换心手术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但是当时的外科助手却曝光让人知道他叫汉米尔顿·纳基（Hamilton Naki），日后更变成了一位传奇人物。

1967年12月3日，南非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Christiaan Barnard）医师完成第一例人对人的心脏移植，成为全球注目的焦点。外科助手纳基由于是黑人，所以新闻照片介绍巴纳德的外科团队时，在种族隔离政策的要求下，将纳基从里面删除——黑人当时是不可以替白人做医疗服务的。

纳基原来只是南非乡下来的土包子，来到巴纳德服务的医院当园丁。因为院内人手不足，被医院的外科医师调派至动物实验室服务。由于他手艺不错，最后被巴纳德挑选到心脏移植小组帮忙。

根据一些传说显示，巴纳德当时从美国带回来的换心技术很快就被纳基心领神会，而且他还替巴纳德想出一些更好的修正方案，尤其在第一例换心手术执行时，是纳基将捐赠者丹妮丝·达佛（Denise Darvall）小姐的心脏完整取下，然后将它送至另一间手术室，交由巴纳德医师缝合到受赠者路易斯·华许坎斯基（Louis Washkansky）身上。

前述的传说并没有得到官方文件及巴纳德医师的亲口证实，不过巴纳德医师在评论纳基时，却不吝啬地称赞他是“心脏移植手术领域中一位伟大的研究者”。

离开巴纳德的换心小组后，纳基主持了医院的动物实验室，也开始另一个手术的研究——肝脏移植。不仅如此，他还训练出该医院许多杰出的外科医师，诸如萝丝玛莉·希克曼（Rosemary Hickman）、德尔·罕（Del Khan）等等，只不过他没有学历，始终是幕后的推手而已。即使2003年纳基得到了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荣誉硕士的学位，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崇——他最后是以园丁的身份退休。

不厌其烦说了这个故事，只想告诉读者，外科和其他科别不太一样，是学徒制，不只要天分，也需要反复练习。所以，外科医师学位的高低和手术的技术不一定成正比！

疾病守护神
——每一种病都有它的专属守护神，痔疮亦然

也许是国情与信仰不同，对于殉道或者是甘为民众福祉牺牲的人，在中国会升格为神，从此建庙祭祀香火不断，而且日后还可以让衷心祈求他的人们直接得到应有庇佑，心愿因此实现的感应屡被传诵，让神祇的传奇可以持续下去；而在西方，通常这样的人就被“封圣”，只不过他们并非有求必应，而会因为牺牲或殉道的方式不同，而成为特定疾病的守护者。

例如，在罗马帝国时代的阿波罗妮亚（Apollonia），即使被帝国的士兵打断所有的牙齿，胁迫她放弃对基督的信仰，她仍是宁死不屈，自然而然圣阿波罗妮亚（Saint Apollonia）就成为牙齿的守护者。只要有牙痛，信徒们必然会祈求她的加持。至于耶稣基督的外婆，也就是圣母马利亚的母亲安妮（Anne）和先生约阿希姆（Joachim）虽然结婚多年却没有子嗣，但天使传讯息让她知道自己即将有喜，而她对于这则神的旨意十分有信心，所以她在封圣之后，就变成了不孕者的守护者。至于《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Luke），他是第一位改信基督的医师，理所当然成为病患的守护者。凡是需要接受手术的人都可以祈祷圣路加的帮助而渡过难关。

封圣的例子不胜枚举，事迹与守护项目也是琳琅满目。不过，有一位圣人的事迹特别有趣，值得我在此将他的故事分享出来，那就是圣菲亚格拉（Saint Fiacre）。

菲亚格拉是爱尔兰人，公元7世纪千里迢迢到了靠近巴黎的莫城（Meaux）投靠当时的教区主教法洛（Faro，最后他也被封圣）。菲亚格拉很想盖一座修道院，他认为这是自己的使命，而且将此想法告诉了主教。法洛主教答应了他的请求，不过却出了一个难题——法洛只给了他一支小小的铲子，然后要他利用这支铲子去松土整地，答应一天能整理出多大的面积，就会帮忙盖多大的修道院。

这个故事发展到最后有两个很重要的版本。

一个是菲亚格拉刚开始只能用铲子掘出一道小沟槽，绕着一小块四方形区域，便累得做不下去，但他信仰坚定，没想到铲子竟然自动将小沟槽所围绕起来的地完全整了一遍。于是菲亚格拉终于达成工作，而主教也遵守承诺，帮助他建立了一座修道院。

另一个版本却十分有趣。话说菲亚格拉利用铲子整地十分辛苦，以致他的痔疮从肛门凸了出来。痛苦难耐的他坐在一块石头上祷告，希望天主能减轻他的病痛，结果在祷告完之后，一如所愿，他的痔疮竟然遗留在所坐的石头上，从此不再困扰着他。

中世纪的时候由于此传说的影响，痔疮便被称作“圣菲亚格拉的诅咒”（Saint Fiacre's Curse），或是Figs of Saint Fiacre（fig译作无花果，可能是痔疮凸出肛门后，看起来像无花果的样子），自然圣菲亚格拉便成为痔疮的守护者。

现今痔疮的英文“hemorrhoids”，可是要等到他死后六百年的1398年，才开始广泛被使用。

圣菲亚格拉的神迹并非只有如此而已。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很多患病的教徒朝圣之旅都会安排到圣菲亚格拉的修道院。于是他也变成了很多疾病的守护者，据信有患寄生虫、肾结石、肿瘤、皮肤疾病的信徒来到修道院之后，疾病都获得了改善。当然我们也不能忘了梅毒，这个借由战争传回欧洲的性病，也是圣菲亚格拉掌管的范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圣菲亚格拉也曾经是巴黎马车夫的守护者。起因是1650年，在巴黎有一家以圣菲亚格拉为名的旅馆，当时旅馆所雇用的马车就叫作fiacres。在宗教信仰的推波助澜下，圣菲亚格拉也顺理成章变成马车夫的守护神。而时至今日，法国计程车司机也曾以圣菲亚格拉为其守护神，但始终没有得到教会的正式承认。

本人非天主教教徒，在写下圣菲亚格拉的故事时，内心并无取笑、亵渎之意，它反而让我感到信仰力量的伟大，这一点中西皆同。不然你不可能会看到，在每年大甲镇澜宫妈祖绕境时，会有那么多信徒躺在神轿经过的路上，希望得到妈祖的赐福，而这其中不乏气息奄奄的病患，盼望着经由妈祖的庇佑，赶快让病好起来啊！

医师的自知之明
——知道自身的局限性，才可以开拓医师经验的无限性

《世说新语》的《排调》篇里，有一则炫耀学问的故事相当有趣，主角是曾任桓温参军的郝隆，他在7月7日那天到屋外的太阳下仰卧着。有人问他是何缘故，他竟然回答：“我要晒肚子里的书。”

原来在魏晋南北朝时，7月7日是家家户户将家中藏书拿出来曝晒以防止长蠹虫的日子。当时富有的人不好读书，却偏爱买书来装门面，到了晒书的时间全搬出来向人炫耀，表现得好像有书就有学问的样子；而穷书生满腹经纶，却无法摆出富有人家的排场，所以郝隆故弄玄虚在日中横躺，算是一种挑战，也是愤世嫉俗的作为。

看到了郝隆的故事，让我想到一位16世纪欧洲的医师，他炫耀学问的程度不亚于郝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身兼炼金术士、占星师与内外科专家的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他是瑞士医师之子，自认为比古罗马医师塞苏斯（Celsus）还伟大，才替自己取了这个别称。

帕拉塞尔苏斯如何取得医师资格，历史上并未记载得很详细，只知道他崛起于瑞士的巴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Basel），在那里讲授医学知识的他并没有追随当时的风尚，用拉丁文授课，反而是以通俗的德语教学，自然得到不少负面的批评。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行为并不是同郝隆一样在烈日下晒肚子，而是将当时公认的医学大家盖伦、阿维森纳的医书在众目睽睽下放了一把火全烧了。

他的疯狂行为不是只有烧书，帕拉塞尔苏斯还将他早期从炼金术士那儿习得的技巧用于教学，更将理发匠与药剂师都邀请到课堂中讲学。他认为身为医师不能只是修习课本中的学问，还要让自己有外科医师的技术（当时的外科医师是由理发匠兼任），同时更要懂得各种药物的基本学理，才够资格成为“完整”的医师。

他的行为以现今的观点来看，在当时真是了不得的创见。在他所处的时代，内科医师只注重研读课本，视病人的血液为污秽的东西；而身为外科医师的理发匠，却是粗俗不堪，是只重技术传承不求疾病原理的土包子。所以他认为医师的养成要内外兼修，可算是欧洲自盖伦称霸医学界以来的第一人。

帕拉塞尔苏斯另一项创见，就是将各种金属矿物以及其化合物用于治疗病患，所以他被视为今日医疗化学之父。他给炼金术下的重要结论是：

“炼金术并非要找出炼成黄金的贤者之石（philosopher's stone），而是制造有益人体健康的医药品。”

而由于他对于矿物方面的深入研究，观察到很多人因为接触金属而得疾病，因此也有人将他当成“职业疾病”的开创人。

即使毕生有近7500页的著作，但帕拉塞尔苏斯在世并没有获得太大的认同，而且只在巴塞尔大学任教两年之后就被解聘，之后过着游历的生活，成为四处巡回的江湖郎中。不过他在著作里谈到有关外科医师应有的条件时，我颇为认同：

“医学的根本就是爱，所以并非人人都适合医师这个工作。每个外科医师应该都有三个特质：第一个是要觉得自己只是普通人，第二个是要认为自己与病人无异，第三个是要视自己的工作是一门艺术。觉得自己是普通人，所以医师不会认为自己是万事通，能够将每件事都做到完美，也不会以为只要有钱、或者是读了书进了学校受教育，就可以成为一位外科医师。”

上述的想法是在我行医多年之后，内心才有的感触。知道自身的局限性，才可以开拓医师经验的无限性。

另外，对于外科医师，他也有良心建议：

“你必须于每日的工作里，获得自身的经验，同时也要从其他人身上得到应有的经验。因为不管你是多么睿智与经验丰富，当有一天你的知识无法帮助病人时，那受苦的不只是他们，也包括你自己。”

一位焚书而炫耀自己学问的人，竟然会有上述良心上的认知，让我有些无法想象，这竟会是出自同一位医师的行为！不过或许是这样的“自知之明”，才会让他洞察当时医师的无知与局限性，而表现出日后旁人所不能认同的狂妄不羁吧！

罢工与死亡率
——乍看之下，医师罢工可以降低病人死亡率，其实不然

大陆学者陈顺祯所著的《顺势疗法》其中有一段叙述十分有趣，兹录于下：

“1976年在美国洛杉矶，当时的医师对医疗事故保险涨价不满而罢工示威时，全市病患的死亡率下降了18％。不过加州大学的医科教授米尔顿·罗默（Milton Roemer）医师调查市内17家医院所做的报告显示，在罢工期间，每一家医院平均减少了60％的手术。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以色列，1973年全国医师罢工，为期长达一个月，根据耶路撒冷殡葬协会的统计指出，该月的全国死亡人数下降了50％；1983年，以色列医师再度罢工，为期85天，在医师罢工期间，以色列的全国死亡人数下降了50％。”

看到这段叙述，起初我觉得很吃惊，于是上了医学期刊的网站PubMed里查资料，发现陈顺祯著作里引用的报告所言不假，并非危言耸听、哗众取宠。在1983年的以色列医师罢工中，由史雷特（Slater）所做的类似研究，还登上了英国知名的医学杂志《刺胳针》。

总是有些没事干的统计专家，不必做研究，只要将发表于所有医学期刊相关的文章集合起来分析一下，就可以有“惊人”的结论。所以我在PubMed的搜寻里，也找到了在2008年由学者康宁安（Cunnigham）发表在《社会科学与医学》（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期刊中，对于上述医师罢工议题的长期分析报告。

康宁安把1976到2003年之间所有关于医师罢工的文章拿出来分析：总共有156篇论文，医师罢工的天数从9天到17个礼拜不等，结果很“惊奇”地发现，病患在医师罢工期间的死亡率大多是下降的，而且有一部分的地区，在医师停止罢工后死亡率就跟着上升。

对于上述资料的意义，相信每个人看到后的感想一定不一样，例如，《医行天下》的作者、大陆“另类疗法”的推广者萧宏慈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就用了下述惊世骇俗的观点，描述西医对癌症的治疗情况：

“在此情形下，病人（指被诊断出癌症者）完全处在如鱼肉被宰割之状，通常医院说怎么治就怎么治，化疗、放弃都会被患者全盘接受。如果医院拿出更多西医的资料与名词，以及手术的严重后果来吓唬病人，他们更会心神不宁，有的几日内就一命呜呼。有人说癌症患者有一小半是被吓死的，其实是一半多，另一小半是被治死的。”

姑且不论萧先生认为医师上班增加癌症死亡率的说法是否有可议之处，但前面史雷特或康宁安等人所整理的资料结论，在身为医师的我看起来是有问题的。

先举个很简单的概念来说。医师罢工期间，那些不愿罢工或者是临时支援罢工而上班的医师的治疗行为，一定相对保守，这点可从期刊资料中所有的共通点知道，在罢工期间进行手术的人数是下降的。依照常理判断，既然手术可以延迟或取消，医师自然会在讲求“安全”与“避免惹祸”的心态下从事医疗作为，病患的死亡率当然会下降，毕竟难度高的手术遇到人力不足的情况，有良心的医师考虑稍微延后，是替自己、也是替患者着想。

我的论点可从2012年在《南非医学杂志》（South African Medical Journal ）中一篇有关南非的波罗克瓦尼医院（Polokwane Hospital）医师罢工的研究得到证实。

在2010年8月18日到9月16日期间，波罗克瓦尼医院的医师展开为期20天的大罢工，从布依安（Bhuiyan）医师整理的资料显示，在此期间的病患死亡率下降；但是如果将急诊收疗的病患数量特别拿出来看，他们的死亡率是增加的；若将住院总数（罢工期间下降）和死亡率之间加以修正，就会发现住院的病患死亡率也是上升的。最后布依安——同时也是一位外科医师下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Strikes seriously and significantly affect service delivery.”（医师罢工对医疗品质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

“笨蛋，问题在品质，不在罢工。”

为母则强
——为了小孩儿，母亲可以忍痛为自己剖宫，只为让他平安诞生

老婆大人是岳父家中的幺女，在某些人眼中看来，可能有些娇生惯养：她不会煮饭做菜，甚少做家事，不会骑车或开车，也比较没有时间观念，在婚前和我约会常常迟到，尤其自曝没有什么大嗜好，只要休假就容易睡到日上三竿。

不过自从和我结婚，有了两个儿子之后，她的个性就出现一百八十度转变。不仅会下厨，还考上驾照骑摩托车带孩子上学，更厉害的是，她成为儿子们的闹钟与记事本，每天早上除了准时催促他们起床，还会检查家长联络簿，看看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最令我难忘的，是有一次大儿子气喘发作，刚下小夜班的她，不只没有显露疲态，还一整个晚上几乎没有休息替他拍痰、不停鼓励他吸蒸汽，直到最后没有办法了，才联络在医院值班的我。

相信各位读者一定会同意，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我太太的转变——“为母则强”。一旦女性有了自己的小孩儿，心底深处的母性就会被激发出来，为了自己的心肝宝贝，可以勇敢面对各种磨难，这也是母爱伟大的地方。

上述的精神如果发挥到极致，往往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力量。以下谈到的故事，就记载在2004年3月的《世界妇产科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里，经由两位妇产科医师奥诺里奥·高尔文（Honorio Galvan）及杰斯·古斯曼（Jesus Guzman）所报道的故事，相信你看完之后，一定会感到非常惊奇。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40岁女性，名叫伊内丝·培瑞兹（Ines Ramirez Perez），事发当时她住在墨西哥南部的高山里，最近的诊所离她家有80公里，可说是医疗重度贫乏的地方。

在2000年3月5日下午，已经生下六个小孩儿的培瑞兹，因为肚子里第七个小孩儿临盆而开始感到阵痛，无奈经过12小时的煎熬，小孩还是没有要出来的意思，她因此心中充满了恐惧。

原来，在三年前她上一次怀孕过程里，有了非常不好的经历——即将临盆的孩子让她经历了痛苦的产程，最后竟然胎死腹中，因此对于这次无法将小孩顺利生出，她的心中自然焦急万分。不过此时的她没有人可以帮忙，更坏的是，她的老公又在酒馆里喝酒，而且不管是家里或酒馆都没有电话可联络。于是她下了决定，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替腹中可能难产的小孩儿找一条出路。

于是培瑞兹喝了几杯烈酒，准备了一把15厘米长的刀，正襟危坐在客厅的木椅上。她打算自己来，为肚子的小孩儿“剖宫生产”，避免三年前的旧事重演。

只靠着一颗灯泡的微弱光亮，她用刀子将自己的肚皮划开了17厘米大的伤口，一层一层小心切开以避免伤到胎儿。等到子宫被划开，看到小孩儿时，她将这个男婴用力拉了出来，而且拿起旁边已经准备好的剪刀，将脐带剪断。

此时的她痛不欲生，身体非常虚弱，不得已只好叫自己六岁的儿子在大半夜出外求援。结果在几个小时后，村里的医疗助理才出现，发现培瑞兹倒卧在血泊中，他想办法将她母子二人送到两个小时车程外的医院，才将她的伤口止血并缝合，而此时离她自救剖宫生产已超过12个小时。

这是人类史上，第一位非医疗专业的女性替自己做剖宫生产。在四年后她接受媒体专访时，说了一段令人动容的话：

“我无法再忍受那种疼痛了……而且当时若我腹中的小孩儿活不下来的话，我大概也不想活了……我想看着自己的小孩儿长大，我要陪伴着他，我认为是上帝救了我们母子。”

可以想象替自己剖宫生产的培瑞兹在看到儿子被自己拖出子宫时，心中求生的意志一定油然而生，支持了她好长一段时间，等待医疗人员的拯救。

我将上述的故事说给老婆大人听，并且试探性问她是否敢自己剖宫生产（很碰巧我的两个儿子都是经由剖宫生产才顺利来到世上），结果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反而感性地说：

“我怎么会面对这种问题呢？我生小孩的时候，都是老公你贴心送到医院，才不会有什么老公在外面酒馆喝酒，找不到人的离谱事情发生呢！”

哎呀，真是谄媚的答案，听得我人都飘飘然起来了。老婆大人的慧黠，也算是另一种“为母则强”的典范吧！

东床快婿没那么潇洒
——王羲之坦腹东床的原因，可能是吃了五石散而燥热难耐

现今的保健食品充斥坊间，形形色色可说是令人眼花缭乱，但大抵上不外维他命、鱼油还有各种植物的萃取物，至于效用如何，有很多学术论文可以参考，在此不再多言，不过最近读到“东床快婿”的成语典故，让我对魏晋南北朝一些文人雅士流行的保健食品，有了进一层的认识。

“东床快婿”出自《世说新语》里的《雅量》篇，故事说到当时的太尉郄鉴有个女儿叫作郄璇，长得很漂亮，想和王导做亲家，于是特别派遣门生送信给王导，希望从王家子弟里挑选出女婿。

王家那时未婚的子弟很多，王导也很难从中选出一位，于是告诉郄鉴的门生说：“我家的子弟都在东厢房，你可以去那里选选看。”

遵照王导的指示，郄鉴的门生去了东厢房，看了王家众多子弟之后，也做不了主，于是向王导告辞，说要回去请示老师再做定夺。他返回后向郄鉴报告：“王家的子弟都不错，可是因为知道我去选女婿，表现都很拘谨，但是有一人却在床上袒胸露肚，一点也不在乎。”

郄鉴听了之后反而很高兴，当下告诉他的门生要选那位袒胸露肚、不矫揉造作的人当女婿，而此人并非别人，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书圣”王羲之。

所以，今日不管谈到别人或自己的女婿时，便形容为“东床快婿”，正是用了王羲之在东厢房袒胸露肚的典故。

《世说新语》中虽然谈到王羲之的态度是从容自然，但是根据某些历史学家的推论，他当时并非神态自若，而应该是服用了文人雅士最流行的保健食品——“五石散”而燥热难耐，所以不得已在东厢房的床上宽衣解带、袒胸露肚以袪除身上的热气。

五石散，又叫寒石散，相传是东汉名医张仲景所发明，有五种主要成分，分别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黄、赤石脂等，当然也有一些其他辅料在其中，不过张仲景是利用此药方治疗伤寒的病人（指寒病病人，非伤寒杆菌感染的病人），因为此药方性燥热，对患者有助益。

五石散既然是药用，为何会在魏晋文人雅士间流行？史料认为是由当时的文人何晏所带头。据说他依了张仲景的方子，又在其中加了辅料，结果吃了之后神明开朗，体力增强，性好渔色的他，觉得服用五石散之后更加威武，所以向周遭的亲友大力推荐。

据后世研究，服用了五石散之后，人的心情会容易亢奋，浑身燥热，肌肤触觉变得高度敏感，要以冰冷的食物、脱衣裸袒、运动出汗等方式来挥发药力，即所谓的“散发”，而为了它而运动叫“行散”。

这种燥热如果发散得当，体内疾病会随毒热一起发出，如果发散不当，据说不死也会要半条命；而发散的重点就是要多步行运动，而且要吃冷食，唯一例外就是要喝“温酒”——据说西晋的地图学家裴秀就是喝了冷酒而致命。

这也无怪乎魏晋之间有所谓的“竹林七贤”，每天聚在一起，做一些放浪形骸、惊世骇俗的举动——合理推断他们大抵是服用了五石散之后，身上燥热难耐，只得脱光衣服在竹林里“裸奔”，加上又喝了酒，在微醺的心情下，自然更不顾旁人的眼光了。

因此，当王羲之不顾外人来“选婿”，没有表现庄重矜持，反而还在床上袒胸露肚、怡然自得，有史学家推论是服用了五石散的关系，自然有其道理。

如果你问我，身为医师如何看待这件事？我倒有另类的想法：我不会像文章一开头那样，把五石散当成“保健食品”来看，而是换个角度，把它比照成今日风行于年轻人之间的“K他命”也不为过！

不管在哪一个时代，要逃避生活压力的方法，似乎看起来都差不多。

解毒药与万灵丹
——万灵丹其实源自于解毒剂，目的不是治病，而是解毒

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有件事一直让我很烦恼，倒不是像歌德（Goethe）笔下的维特，那种迷惘少年因为爱不到而产生的“单相思”之苦，而是自己满脸痘子，造成“青春洋溢”的烦恼。

我脸上或是身上的青春痘是“一脉相传”，父执辈几乎都有相同的问题，但我远比他们严重。厉害的时候，甚至连头皮也逃不过，看过几次皮肤科，什么“痤疮”、“脂溢性皮肤炎”的名称，都挂在我的病历上，如同铁印烙刻一般，最后连我都可以自己下诊断。结果是抗生素吃到快胃溃疡，而且病情时好时坏，不只我忧心忡忡，连母亲都四处找药方，想替我减轻青春的麻烦。

印象里吃过很多中草药，但痘子依旧是我行我素，最后连闲杂人等都来提供意见，蛇肉与苦茶都变成了解药。据建议的人说，是我体内有毒素，吃蛇肉与苦茶可以加速排出毒素，对于前者我是敬谢不敏，但后者还可以放胆一试。

你如果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几乎所有卖苦茶的摊子都会有共同的语言与味道，一定强调是多种青草药炼制而成，自然是“祖传秘方”、别无分号，而且大都喝起来是“苦、涩、浓、重”，似乎差别不太大，有些喝下后还有回甘，算是一点补偿。但我也不知喝过多少种类似的饮品，可惜效果一样是石沉大海。

为何会提起这段心酸往事？其实是想比较中西两种文化，对于“解毒”这一件事的理论与态度。虽然乍看起来有着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其中的主要成分可能有点雷同。

中国人的传统解毒概念，大抵不外是人吃了五谷杂粮之后或者是气血不顺，身体自发性地产生毒素，自然要有药方来解；而西方人解毒剂的概念，则是为了治疗或预防对手或敌人暗地里下的毒，希望有一帖药剂可使人百毒不侵。

西方最早而且有名的解毒剂，大概是公元前2世纪潘杜斯（Pontus，当今土耳其）的国王米特拉达提斯六世（Mithridates VI）所发明的。由于怕被下毒，因此他不断在罪犯和奴隶身上测试，调配出了一种含有45种原料的解毒剂，被后世称为米特拉达提斯解毒剂（Mithridatium）。

后来他的秘方在西元一世纪的时候，流落到罗马皇帝尼禄（Nero）的御医老安德罗马库斯（Andromachus the Elder）身上，结果被他加以改良，增添了额外的材料。至于里面有什么，根据美国历史学者苏珊·玛登（Susan Mattern）所写的《医学的王子：盖伦在罗马帝国》（The Prince of Medicine：Galen in the Roman Empire ）一书中提到，盖伦为罗马皇帝马可（Marcus）所调配的药方就可见一斑，据信他是抄袭老安德罗马库斯的秘方。

苏珊·玛登所揭露的史料显示，此时这种解毒剂已普遍被认为是“万灵丹”（theriac）而不只是用来解毒而已，它同时也是日常保健用品。盖伦的处方有鸦片、没药、番红花，多种药草、矿物，林林总总共有64种。其中要特别一提的是他仿效老安德罗马库斯加入毒蛇肉，而且其来源供应无虞，因为当时罗马部族里的“马西人”（Marsi）都分配在军队中，负责捕捉毒蛇及解救毒蛇咬伤的人；而另一种药材肉桂，当时是从印度来的珍贵药材，自然是皇家才可以使用的珍贵配方。

或许罗马皇帝马可常吃这种含有肉桂处方的万灵丹，才能写出那本名留青史的《沉思录》（Meditations ）——因为肉桂在中医的理论里有“安神”与“醒脑”的作用。

结果这帖原来当成解毒剂的处方，在日后竟然化身成为治百病的“万灵丹”。

到了12世纪时，善于包装与做生意的人在处方里加了更多秘方，其中还有一种叫“威尼斯糖蜜”（Venice treacle）；到了黑死病盛行的时候，“万灵丹”里已有超过一百种材料，有些甚至要像中医的药酒一样，必须静置熟成一段时间才可以拿出来使用；有一位名叫詹蒂莱·弗里诺（Gentile da Foligno）的医师，还发展出可以外用的药剂。

直到17世纪一位法国药剂师为了打破威尼斯人的垄断，公布了“万灵丹”的处方，才让后世的人知道里面到底又加了多少东西：大抵不外乎矿物、毒药、动物肉、草药、花朵、洋葱、蜂蜜等。

在20世纪初，一般的药房还可以买到这种“有病治病、没病强身”，供日常服用的万灵丹。

这故事读完很有趣吧！解毒剂可以成为名闻遐迩的万灵丹，其中有些成分，还与治疗我青春痘的另类处方“苦茶”与“蛇肉”有异曲同工之妙。到底中西方的社会在医疗发展史上，谁比较“风膨”呢？我想都一样吧！只不过西方人相较之下比较愿意分享秘密，而我们还在使用那种所谓“祖传秘方”的手段。

另一颗蓝色小药丸
——美国总统林肯经常服用的药丸里水银成分高达33％

现在如果谈到“蓝色小药丸”，大多数的人可能以为是指辉瑞药厂那颗可以重振雄风的“威而钢”，但是这里我要说的，是流行于17—19世纪，其风靡程度不亚于“威而钢”的“blue pill”，也叫“blue mass”的蓝色药丸。虽说是药丸，有时它也做成药水或糖浆。

上述的蓝色药丸风行于西方世界时，可是和当初日本的正露丸一样号称可以治百病。（关于正露丸一事，可参阅拙著《铁与血之歌》。）根据史料记载，它适用于梅毒、牙痛、产痛、便秘以及寄生虫病的治疗，而病患如果有口内疮还可用它来漱口；更厉害的是在19世纪初期，英国皇家海军考量船舰上没有新鲜的蔬果，要求船舰上的军医要备上这种小药丸，以预防官兵们发生便秘。

至于是谁发明这颗小药丸，历史上已不可考，不过它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上，据说是在某位鄂图曼帝国的海军将领写给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的信里，而且如同“自家烘焙”的咖啡一般，每个制作此药丸的药师都有一些独门的秘方在里面，大抵不外蜂蜜、甘油、蜀葵等物的混合，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水银。近代有科学家依样画葫芦照着之前的处方配制出此蓝色药丸，赫然发现每颗药丸中水银成分高达33％——水银量竟然超过今日法定容许量的9000倍。

读到这里，接着看到发生在美国总统林肯先生身上的故事时，就不会那么令人感到惊讶。

根据美国一位对历史很有兴趣的退休医师诺伯特·赫塞豪恩（Norbert Hirschhorn）的研究，还未当上美国总统的林肯就是天天服用前述的蓝色小药丸来治疗忧郁症，但似乎是愈吃愈阴沉。根据近身观察林肯当时表现的律师惠特尼（Whitney）描述，林肯在法庭上的表现是：

“他被议事槌惊醒，好像从他阴暗的洞穴里出来，有如刚从睡梦中被唤醒的人。”

重金属中毒不仅使林肯让人觉得忧郁与阴沉，同时也让他以脾气的暴起暴落而出名。林肯在参议员的选举中和对手辩论时，就曾发生了一件让大家瞠目结舌的事情。

可能是因受到对方的言辞激怒，忽然林肯将身旁的挚友，也是他忠实的支持者费克林（Ficklin）像拎小猫一样从座椅上拉起，接着用力扯着他大衣的后领，不停地摇晃，并且大声对着群众说：“各位朋友，这位是费克林，当时和我一起在国会，他知道刚刚说的事是个谎言。”据林肯的保镖拉蒙（Lamon）描述，费克林被林肯摇到牙关咯咯作响，生怕费克林因而受伤，拉蒙只好出手制止林肯，替费克林解围。

不过费克林毕竟是林肯最好的朋友，脱离林肯的粗暴对待后，他还不忘对林肯自我解嘲说：

“林肯啊，你今天几乎将所有的民主从我身上摇出来了！”吓得屁滚尿流的费克林还是不忘替林肯打圆场。

还好，据赫塞豪恩医师的考据，由于药物的副作用愈来愈大，在竞选总统前，林肯就戒除了服用蓝色小药丸的习惯，所以赫塞豪恩认为林肯能够平稳、有耐心地带领美国度过“南北战争”的危机和改变了这个用药的习惯有关，否则一个原来以脾气暴躁、个性阴晴不定著称的参议员，为何能有如此巨大的转变呢？

然而我对此事有些存疑，因为长年服用含有那么多水银的药丸，戛然停止之后应该会有不少水银沉积在体内，免不了有精神涣散、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现象，如何能安稳面对“南北战争”时那种沉疴的压力呢？

但不管再怎么扯，总不会比林肯是吸血鬼猎人还无厘头吧？

鸡尾酒疗法与减肥药
——为了快速减肥，异想天开的医师混合多种药物，美其名“彩虹药丸”

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发现以来，堪称是最令医师棘手的疾病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AIDS已经夺取了三千万人的生命，截至2011年6月底，全球约有六千四百万人感染艾滋病，而且以每天超过七千宗的新病例前进。

从AIDS发现以来，没有任何一种药物或疗法能够有效降低其死亡率或加以治愈，患者只能因为病毒造成免疫功能的缺陷，被社会上排斥，最后等待死亡的降临，受尽歧视及痛苦。这种情形在1995年出现了转机，因为美籍华人何大一博士提出了“鸡尾酒疗法”（cocktail therapy）。

所谓的“鸡尾酒疗法”，是将两大类具抗艾滋病效果的药物——逆转录酶抑制剂和蛋白酶抑制剂中的几种药品组合在一起，成为“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方法”（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因为类似鸡尾酒的调配过程，所以俗称“鸡尾酒疗法”。这种方法除了可以避免病毒对单一药物迅速产生抗药性之外，也可以大规模抑制病毒的复制，并能修复部分被病毒破坏的人体免疫功能，进而减少患者的痛苦。所以之后的统计资料显示，鸡尾酒疗法使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降低到了20％左右。

我不知道何大一博士对于“鸡尾酒疗法”的灵感从何而来，但我可以肯定这个概念并非他所独创，因为在减肥药的发展上，类似的混合药物治疗法也曾被选用，只是它不叫作“鸡尾酒疗法”，反而有另一个更浪漫的名称——彩虹药丸（rainbow pills）。

我曾经写过一篇简略的减肥药发展史，其中提到早期减肥所使用的药物，诸如甲状腺激素或DNP，不是因为副作用过大，就是有致人于死的疑虑，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左右，它们都已退出了正规的药物市场，才有了“安非他命”（amphetamine）的出现。

安非他命原来是为了治疗气喘而发展出来的药物，结果医师发现它除了能缓解鼻黏膜肿胀之外，更可以治疗嗜睡、偏头痛及姿势性低血压等症状，更有患者在使用安非他命之后，不只是精神愈好，同时也让食欲降低，意外达到了减肥的效果，于是它便在20世纪40年代异军突起，成为减肥药的新宠。

不过人性的贪婪是无尽的，虽然安非他命可以达到减肥的效用，但仍无法满足人类“抄捷径”、“搭快车”的心态，于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有异想天开的医师混合了很多药物，诸如利尿剂、毛地黄、助泻剂、安眠药，当然还有安非他命等，想要帮助减肥的病患快速达到目的，因为药物的颜色很多种，于是被匿称为“彩虹药丸”。

可想而知，这些药物的混合虽然可以让患者达到减肥的目的，但随之而来的副作用，却有如洪水猛兽，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多位患者在服用了“彩虹药丸”后便一命呜呼，促使了美国国会开始正视此一问题，慢慢立法紧缩这些药物的使用，甚至在食品及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主导下将安非他命逐出减肥药品的市场。

或许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前述这些药物混合的概念，可能一直在医师的脑海中出现，除了何大一博士将脑筋动到“艾滋病”的头上以外，国外药厂也将“混合药物”的治疗观念，带到了代谢疾病与高血压的控制，而且替它取了“Polypills”（poly：多，pill：药丸）的匿称。

通常患有高血压的病人，多少也有“血脂”或“血糖”的问题，于是研发新式药物时就考虑一并治疗这些病症，只不过这回医师变聪明了，不只是剂量减少，同时也透过药物整合，期盼达到“提高效能、降低副作用”的结果。

目前台湾的抗高血压药物中，已经有两三种是这样概念下的产物，相信日后也会有“高血压＋高血脂”、甚至“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鸡尾酒式”药物上市，这些药物会比五十多年前的“彩虹药丸”更安全、更有疗效，只是我无法确定这种风气是否又会吹回“减肥药品”的市场。以商业的角度去考虑，应该是迟早的事。

肥胖两三事
——证实肥胖会导致疾病的人，不是医师不是科学家，而是保险业者

不管是韩国塑身达人郑多燕，或是风行日本的骨盆操，老婆大人从不甘落居人后，只要为了瘦身，说什么也要“掺一脚”，以期实现体态窈窕的目标。

但不只是我老婆，任何一位现代人都会认同“肥胖”为万病之源，于是和“瘦身”相关的产业及其相关的食品、专书，甚至是药品，无不充斥市面，而且这种风潮更是日益盛行。

什么叫“肥胖”（obesity）？从二三十年前就有一些指数想来定义它，但总是众说纷纭，直到最近这十年，BMI（Body Mass Index，即身体质量指数）逐渐稳居主流，成了大家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根据其定义，BMI是体重（公斤）除上身高（米）的平方所得到的数值，目前以BMI大于25为过重，而超过30才称之肥胖。

BMI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我想只是科学家为了定义肥胖，从过去的历史里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它其实应该正名为“Quetelet Index”，是19世纪的比利时人阿道夫·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所发明。但凯特勒当初创造了这个指数的目的不是为了定义“肥胖”，而是为了找出法国和苏格兰的军队中“身材平均的人”，看大多数人是落在哪一个范围内——相信这一定超出你原始的想象。

所以，在前文提到所谓“肥胖”的问题时，我们可以将它视为是现代的产物，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肥胖引发的种种“罪恶”才广为人们所认知，而“瘦身”才开始逐渐风行起来。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其实一直都将“肥胖”视为美好的象征，而“obesity”一词，是直到17世纪才在英文的用法中出现，而一开始还只用在那些真的肥得不像话的人身上。

历史学家的论点不是没有依据，因为人类文明的演进史，其实就是为了找寻食物而活命的历史。在史前时代，吃了同样分量的食物却能够比较“有肉”的人，自然就会令周遭的人感到羡慕，尤其是女性能有这样的形象，便被视为多产的象征。在奥地利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人偶雕刻“Venus of Willendorf”（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如图）就可以说明这个概念。

图片出处｜http://en.wikipedia.org/wiki/Venus_of_Willendorf

“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刻画出一位十分臃肿的女性，圆滚滚的身材，配上两个巨大下垂的乳房，还有水桶肚，但却是当时人类羡慕的身材——因为大家都吃不饱，胖起来更是奢望。

如同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Robert Fogel）所提出的，人类在18世纪之后，由于农业技术提升，才逐渐脱离食物不足的窘境；直到20世纪初期，质与量都足够的粮食供给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才让“羡慕发福”的心态逐渐改变为“注意健康”。

当然这几千年的历史，并非人人都认为“肥胖”是好的，例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认为“过胖”是虚弱的象征，他以斯巴达（Sparta）为代表，赞扬他们每天固定健身运动以保持良好的体态，甚至放逐过胖的男人作为惩戒；而著名哲人苏格拉底，更是每天早上跳舞，让身形维持优雅，不致肥胖。

有关肥胖会造成不好的身体状况的医学论述，大抵由18世纪的威廉·卡伦（William Cullen）开始。他指出，过胖会使人容易疲累，提高痛风的可能，严重的还有呼吸困难，只是到底体重多少算“肥胖”，他却拿不出标准。即使到了20世纪，内科学大师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在其所著的《医学的准则与实务》（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 ）中，提出“肥胖是因过度饮食的关系，只比酗酒好一点而已”的说法，却还是说不出真正不好的原因与为何不健康的道理。

在“羡慕发福”的一般心态与“肥胖是祸首”的认知战争之中，真正提出科学证据的，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副总裁都柏林（Dublin），他整理保险公司理赔的资料，正确指出体重愈重，造成的死亡率愈高，只可惜所引发的后续研究却不是让医师去了解肥胖对病患多么不好，反而是让精神科医师提出了神经性暴食症（bulimia nervosa）及神经性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两种有关精神科的疾病。

而现在的我们将肥胖视为疾病的一部分，大抵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产生的观念，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玩意提出来，什么BMI指数、代谢症候群等，并非像其他医学研究是累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才有成果。

因此，我可以断定在未来的世界一定又会有新的量表出炉，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标准体重、肥胖和什么疾病与危险因子有正相关……当然万中选一，最适合人体使用的“减肥药”，也会陆续挟着新的研究成果出现。

王莽的解剖秀
——王莽将造反者肢解，挖出五脏，测量血管经脉，说这样可以获得治病的知识

公元1世纪左右，医师盖伦在罗马这座城市开始了他医疗的“演艺事业”，皇帝的信任让他的医学著作可以流传千年，被接下来的医师奉为圭臬，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逐渐打破其独尊的局面。

为什么我要说他在罗马的医疗行为是“演艺事业”呢？因为在那个群雄环伺、医师们竞争很激烈的地方，医术只是能够立足的基本条件，想要成为一位真正的名医，那就非得有些惊世骇俗的举动。

盖伦除了替某些王公贵族医好了疑难杂症之外，最为罗马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他执行了几场“活体解剖秀”。由于当时罗马帝国明定不得解剖人体，所以盖伦表演的解剖秀是以动物为主，根据他自己的著作记载，使用于解剖的动物琳琅满目，有山羊、牛、猪、猴、猫、犬……他甚至还解剖过两只大象。但血淋淋的表演并不能满足罗马人嗜血的喜好，有时还得利用不为人知的秘密来震慑住观众。

为了达到上述的目的，盖伦用活体解剖猪来取悦观众。因为发出尖锐的叫声需要健全的“喉返神经”，所以盖伦设计了一种特殊的钩子，当他切开猪的胸膛时，由于疼痛造成猪哇哇大叫，盖伦便优雅地用此一特殊的器材，伸进猪胸膛内，挑断喉返神经，使得猪只由哀嚎变成发不出声音，因而获得了满堂彩。

解剖动物的经验增加，让盖伦得到广博的解剖学知识，但由于无法解剖人体，他只能用猴子的身体构造套用在人的身上，使得他的解剖教科书难免有错误。其中最有名的错误就是猴子身上并没有阑尾，以至于在他的解剖书中也看不到阑尾，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才被达文西修正；之后在1522年，意大利外科教授贝伦加尔·卡布斯（Berengarius Carpus）终于第一次描述了“阑尾”的构造。（详见拙著《铁与血之歌》中“人鱼线”一文）

之所以提到上述盖伦解剖秀的历史，是因为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也发生了一件人体解剖事件，史书上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让学者为它引发了不少论战。

《汉书·王莽传》里面记载了一段故事：

“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筳导其脉，知其终始，云可以治病。”

原来王莽篡汉后，在公元七年，东郡太守翟义造反，结果兵败被杀，全家老小都没被放过，连祖先尸骨也逃不过。其军师王孙庆于九年后被捕，王莽竟以“治病”之名，伙同太医、尚方（掌管医药之官）、巧屠（大抵是技艺良好的庖丁）将其活体解剖，挖出五脏加以测量，再用削尖的竹刺刺入血管以检视经脉。

这段历史的解说并无后续，却引起很多历史学者注目，投入研究之后竟产生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派认为王莽解剖了王孙庆的尸体，确实有功于医学，推论解剖学是中国一门“古已有之”的学问；另一派是由日本人山田庆儿所提的假说，认为中医里《骨度》、《脉度》、《平人绝谷》等篇章和人体解剖有关，因此推论王莽时有一门精于解剖的“伯高派”。

我在李建民教授的著作《王莽与王孙庆》一文中，看到了上述这段记录。以外科医师的观点来看，这些学者们似乎都小题大做了。从王莽的性格来说，杀了王孙庆并无法平息其心头大恨，造反主谋翟义在王孙庆之前已死，史书记载是被肢解，你认为王孙庆可以身免吗？所以他被判死刑是不够的，在王孙庆死后，以增进医学知识之名，凌辱及分解他的遗体，才是王莽这个假道学最想做的事。再者，他对于王孙庆所做出的“令人发指”的行为并非首例，先前他听说甄寻手臂有“天子”的纹理，便叫人肢解其臂来研究；又怀疑董贤诈死，遂挖掘出董贤之尸骨来检验；又发明火烧之刑，将陈良等人活活烤死，做足让人“心生畏惧”的行为，我想是意欲稳定篡汉后心中不安的情绪吧？

因此，王莽解剖王孙庆，若说为增进治病的知识是“挂羊头卖狗肉”，惩处反对他主政的“万恶之徒”，而用“治病”的糖衣包装，才是他的主要目的。类似这种罪犯，西方社会则在文艺复兴之后，也出现由教皇下令对其遗体加以毁坏、凌辱的行为。

前面谈到的两则故事，是我在研读医学史料时，偶然查出它们是发生在同一时代的故事。盖伦以解剖动物为乐，透过不断牺牲动物的生命，累积解剖的知识；而王莽以篡国之君，假学术之名破坏仇敌的尸首。到底谁比较残忍呢？我想是无法比较的，毕竟一边是动物，一边是人，但盖伦的解剖知识至少给了人们很多正确的观念，而王莽的行为至今在中医学的演进里似乎还没有定论。

因为医师而起的暴动
——一句玩笑话，让纽约全城陷入难以平息的动乱

近来我们常在新闻上会看到急诊室暴力事件，情绪激动的病患或家属因情不自禁而殴打医护人员；抑或是看到医疗纠纷导致家属召集大批人力到医院撒冥纸、抬棺抗议，甚至是包围医院，造成一时紧张的医病关系。这些脱序的行为看起来或让人心生警惕，或让人鄙夷其行为野蛮，但是和医疗史上发生的某些类似事件比起来，还算是小儿科。以下谈到的一件群众暴力事件，应该会让读者们大开眼界。

故事的时间、地点发生在1788年4月13日的纽约，当时在纽约医院的解剖教室有一位“白目”的医学院学生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可能是当时研究解剖太无聊了，于是他拿着一只女性的手臂，对着正在楼下嬉戏的小孩儿高声说道：“喂，这是你妈妈的手臂，我们刚从她的坟墓挖出来的。”

没想到这句玩笑话，刚好触动小男孩儿心中的痛，他的母亲刚刚才去世，而且也下葬没多久。于是他哭着回家，向父亲说出这可怕的消息，结果一行人到了墓地一看，不得了了，母亲的遗体真的被盗走了。

我相信，这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玩笑话。只不过这希克斯的行为挑动了当地居民长久以来的愤怒。当时纽约医院教授解剖学的医师叫李察·贝利（Richard Bayley），是一位在英格兰受训之后回美国任教的学者，由于英格兰的医师所使用的尸体多属盗墓而得，自然也使得他有此“一技之长”。

对于贝利医师在医院里使用的尸体，早就让纽约的居民怀疑其来源，只是一直苦无证据，找不到他盗墓的把柄，如今希克斯的一句玩笑话，虽然不见得是真的，但也因此聚集了一批暴民，攻进了纽约医院解剖教室。

暴民闯进教室之前，已有不少师生闻风而逃，但是有一位老师和四位高年级学生因为要保护多年来收集不易的解剖样品，想带着它们去别处藏匿，却因此逃避不及，被暴民抓去游街示众。

此时的解剖教室里，桌上还有些血淋淋的新鲜肢体被留下，看到这幕光景的民众心中很是悲痛，所以在破坏教室设施后，也将这些遗留在教室里的人体组织一并带走，找了适当的地方埋起来，算是对死者的尊敬。

至于那些被抓到的老师与学生们，被将近两千名民众拉着在街上游行。此时，纽约市长詹姆士·杜恩（James Duane）闻风而至，说服了那些气愤难消的民众，将那五个师生送至监狱里，企图一方面平息民众的怒气，另一方面保护这些师生的安全。

没有料到，人群并未因此散去，依旧在全城里搜索，想将纽约医院其他的医师与学生找出来，发泄他们所蓄积的怒气。尤其那位叫作希克斯的医学院学生，更被视为恶贯满盈的通缉犯。只是民众一时未能如愿，但不死心的他们依然不散去，竟然隔天聚集在监狱外，向官方要人，希望官方给一个公道。

纽约州的州长惊觉事态严重，于是暗中召集了部队，希望尽早控制这场纷争。但此举无异于火上加油，看到军队出现，群众有人向他们投掷石块，忍不住的士兵终于开火，结果造成了至少三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而且受伤的人有不少在之后因伤口感染而过世。

4月15日，整个场面才控制住，但纽约城的秩序还是需要军队巡逻来维持。可以想见，民众对于医师的怒火仍未熄灭，但为了让生病、受伤的人有接受治疗的机会，只好暂时忍住了怒气。

纽约州议会在隔年回应了民众的诉求，明令掘墓的人将受到鞭刑、罚款，甚至坐牢，而且学习英国人的做法，规定死刑犯在死后必须交由外科医师，当成教学解剖之用。不过所遇到的问题和英格兰一样，可用的尸体数量毕竟稀少，加上保存不易，表面上盗尸的事件变少了，但实际上这些盗墓者变得更专业化与集团化。直到接近20世纪，尸体保存方法大幅改良，加上盗尸无利可图，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才宣告终结。

听说完故事，相信读者可以深刻了解到医学研究不可避免的残忍，如果没有法制与科技作为支撑，只要有利可图，人性还是会显示脆弱的一面。同理可证，就像我最前面提到的暴力与纠纷，要是法制不张，或是家属觉得恐吓医师有利可图，那些相关报道一定还会在我们的报章杂志中像鬼魅一样挥之不去。

有趣的解剖学名词
——剖开东、西文化的差异，往往难以亲近的事物就会变得简单

当初在医学院求学的时候，深感人体解剖学（human anatomy）是一门相当艰涩的学问，除了要了解各部位组织的结构之外，更要记住那些佶屈聱牙的专有名词，对脑力来说是非常大的负担，心里也常有一些疑问，难道没有什么方便的记忆方法来记住那些恼人的专有名词吗？

直到我研究医学的发展历史之后，才发现我会觉得那些专有名词难懂的最大原因，可能来自东西文化背景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让简单的事物变得难以亲近，不过说破了这层关系，或许人体解剖学就可以生动多了。以下几个有趣的例子，可以让读者们了解我的想法。

第一个有关解剖的名词是“muscle”，中文翻译为“肌肉组织”，在尚未说明它的出处时，我想先说一段小故事。

记得在儿子很小的时候，我曾经陪他们看卡通“大力水手”，当主角卜派吃了菠菜罐头之后，他的肌肉会变得很强壮，尤其他的手臂打弯时，上臂的“二头肌”会像小山一样鼓起来，而这样的画面常是我们父子之间嬉戏的灵感。人的手臂伸直时，二头肌是不明显的，可是当手臂一弯曲，它就有如“老鼠”在皮肤下游走，而让上臂凸出一包类似馒头的形状。所以，我经常与儿子之间玩的游戏，就是让他们在我手臂伸直与弯曲之间去抓住我上臂浮动的二头肌，而我们对此的昵称就是“抓小老鼠”。

看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猜出“muscle”这个字的来源，它原来就是从拉丁文的“mus”而来，其意思等同于英文的“mouse”（老鼠）——或许解剖学家在创造这个字的时候，可能也是和我一样，跟小孩儿玩着自己上臂的二头肌，把它当成“小老鼠”而得到灵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英文里和“muscle”发音相同的是“mussel”，就是知名的美食“淡菜”，它是贻贝身上的肉，至于为何叫“mussel”呢？据信也是来自老鼠，因淡菜的壳张开时，让人想到了“老鼠的耳朵”。

第二个有趣的解剖学名词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的“mitral valve”（二尖瓣）。它在结构上是两片瓣膜，看起来是两边稍高而中间低，故翻译成二尖瓣，是直接就其形状来陈述。另外也有人翻译成“僧帽瓣”，一开始我有些不解，因为在中国人的宗教观里，僧人多半是光头，偶尔才戴起帽子，感觉僧帽并没有和二尖瓣的形状搭上边，直到知道了“mitral”的含义，才真正了解其中的意义。

原来这“mitral”字源来自“bishop's mitre”（主教的帽子，如图一）。主教在正式聚会里，都会戴上这种前后拔尖的帽子，而解剖学家在切开心脏看到二尖瓣时，大概就忆起了这种主教所戴的帽子，自然就将二尖瓣称为“mitral valve”。不过中文的翻译者联想力丰富，把僧侣和主教归成一类，我猜可能是因“济公活佛”的僧帽形状和主教所戴的相似，而且二者都是“方外之人”，才有此联想吧。

图一·出处｜http://www.deaconsil.com/catalog/product230.html

最后谈到的是“molar”（臼齿），它的功能在口腔中形同是“石磨”，负责把食物碾碎，以利后续的肠胃道消化。不过“molar”这个字来源并不是英文，而是源自古罗马帝国时代的器具，拉丁文叫作“mola”，是一种石磨（如图二），虽然它和中国常见的石磨形状有点出入，不过功能相同，其外观也和人类的臼齿相仿。

图二·出处｜http://docmo.hubpages.com/hub/Every-Organ-Tells-a-Story-4-A-History-of-Anatomical-Terms

简单谈了三个解剖学专有名词，不要说是读者，就连我自己也觉得十分有趣。在学生时代死背这些专有名词时，必须反复背诵，才有机会将它们留在脑袋瓜内，如果当时教授们能花点时间说说这些小故事，或许可以提起我们的兴趣，增加了熟记的机会，而不会把解剖学视为畏途，当成枯燥无味的学科啊。要知道这些小故事都是打破文化隔阂的钥匙，增进记忆的捷径。

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医师啊，治好你自己吧！

最近这几年常常会看到报纸杂志上有人撰文，提出医界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问题，那就是医师的执业环境愈来愈差，造成“五大皆空”的现象。

所谓“五大皆空”是指现今许多医师纷纷弃守内、外、妇、儿、急诊五大风险的科别，进而抢攻医美或是“五官科”（眼、牙、皮肤、耳鼻喉）。这是因为前者行医风险很高，且收入并没有随之增加，相反地，后者不仅工作较为轻松，更可以让该科别的医师荷包满满。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让局面变得更复杂，那就是上述五大“艰困”科别所治疗的对象多属状况较棘手的患者，较容易出现对治疗结果不满意的情况，患者或家属在激动之余往往会利用媒体或是诉诸公堂，欲置那些曾经让他们卑躬屈膝的医师于死地。

我并不是危言耸听，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依据阳明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杨秀仪博士与刘邦扬硕士的统计报告，全世界“犯罪率”最高的医学界就在台湾。他们俩统计了从2001年1月1日起，至2008年6月30日为止的资料，发现这段期间台湾地方法院共计有312位医师被告，其中80位医师被判有罪，“有罪率”竟高达25.6％，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是高得吓人。

医师从备受尊敬的“活菩萨”，到人人喊打的罪犯，用“情何以堪”都不足以形容医师的心情与处境，因此，如何在救人之前自救、自保，是医师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谈到这里，让我想起了西方的一句谚语：“Physician，heal thyself.”——如果按照字面来翻译是：“医师啊，治好你自己吧！”任教于东吴大学的吕建忠先生将它翻译成：“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更让我觉得心有戚戚焉。

“Physician，heal thyself.”这句俗谚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有了，其拉丁原文是“Medice，cura te ipsum”，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一定不陌生，因为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耶稣就曾经引用了这句俗语。

希腊罗马时代为何会有这样的俗语？罗马时代的政治家与雄辩家西塞罗（Cicero）在致友人书中，就提到了这么一段生动叙述：

“不要学那些坏医师，他们对于别人的病口口声声医学知识，却治不了自己！”

为何当时社会的氛围对医师如此地不信任？答案其实相当简单，因为那时候的医学知识大多天马行空，没有多少理论基础可以经得起反复考验，被称为好医师的人是凤毛麟角，生病真的被医师治好的情况，自然不若今日科学昌明的时代常见，大众对于“一般”医师的不信任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经过两千年的进步，医师对民众健康的照顾愈显重要，可是这种重要性却因为“消费者”意识的抬头，逐渐把“医疗行为”和“商品消费”等同视之。对于那些没有“病识感”、只以“结果论”来评判医师好坏的民众来说，若医疗作为中有任何闪失，原来应该被视为“救命恩人”的医师，自然要当成十恶不赦的“罪犯”。

所以，风行于两千年前古希腊罗马帝国时代的俗语——“Physician，heal thyself.”被吕健忠先生解释为“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可算是幽台湾所有的医师一默：两千年前，无法自保是医师自己的医术不行，得不到患者的信任；而现在的医师，即使医术较两千年前进步了，却迟早得为医疗结果的不确定性做好“防卫性医疗”的打算。

第三单元　野蛮与文明的一线之隔

孩子变了样
——关键词：孕妇、胎教、兔唇、象人、先天性畸形

常听到不少人提倡“胎教”的重要性，甚至是出书指导妇女在怀孕期间多听音乐、多看书，保持愉快的心情，进而改变自己的气质，就能产下健康、有活力而且温顺的宝宝。很多人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开始会有“不正常的期待”，像我的同事那位怀孕的老婆就在房间内挂满某个“花美男”偶像的海报，希望自己的小孩儿将来能够有如同该位偶像的帅气容貌。

但是这种“胎教”的想法与概念，老实说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而是植根于西方古老观念的传承，且这种信念还一直保留到20世纪初的医学界。

先以“颚裂”这个俗称“兔唇”的先天性畸形来说。它为何叫作“兔唇”？这是来自很早的错误观念，在16世纪博学多闻的瑞典主教奥拉乌斯·马格瑙斯（Olaus Magnus）的著作中，就有如下的叙述：

“有一种孕妇常遭遇的不幸，就是不该吃兔肉、或是从兔子的头上跳过，她们可能产下有兔嘴（hare mouth）的宝宝。”

这种因为“孕妇的印象”（maternal impression）而导致畸形的观念，很早就左右西方产科界，所以底下几件有趣的事件，就常被历史学家拿出来讨论。

第一件事发生在13世纪的罗马，某达官显要的老婆生下了畸形儿——身上有未退化的毛且手足变形。参与会诊的医师推论，可能是产妇在她的卧室挂了太多有关“熊”的壁画或装饰，才造成了这个悲惨的后果。为了怕有相同的畸形儿产下，当时的教皇马丁四世（Martin IV）下令，罗马城内有关“熊”的雕像或油画都要移除或破坏掉。

第二件有趣的事发生在17世纪的丹麦，当时发现人类淋巴系统的名医托马斯·巴托林（Thomas Bartholin），观察到有产妇生了一个“猫头”的畸形婴儿，仔细询问病史时，孕妇忆起曾经有一只猫咪从床底蹿出而吓了她，大跳——产下畸形儿的原因不言而喻。托马斯·巴托林这个重要的发现，深深触动当时丹麦国王腓特烈四世（Frederick IV）心底的恐惧，还因此盖了一间收疗全国肢体残障人民的疗养院，目的却不是要救治有残疾的人士，而是不希望怀孕的妇女看到他们，以避免生下一样的婴儿。

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连18世纪德国一件有关“通奸”的法律诉讼案件也变得十分精彩。一位与黑人结婚的白人妇女，因为生下了皮肤白皙的婴儿，被丈夫一状告上法庭，控诉其妻与不知名人士做了“不可告人”之事。被告的妇女当然极力为自己脱罪，辩称是一幅挂在她公寓的白人男子画像所致，她向法官陈述自己是多么仰慕画中男子的容貌，每天都会花不少时间凝视那位“美男子”。当然法官没有听信她的鬼话，最后还是以通奸罪将她起诉，算是对“孕妇的印象”这个观念的不信任，只不过这在当时的社会算是“特例”，因为上述的观念还是如鬼魅般影响着人们与医界，即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医学期刊与教科书都还充斥这种案件分析。

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的欧洲医学期刊，就曾报道了挤牛奶被牛踢到头的孕妇产下“牛头”的畸形婴儿；还有某农夫抓到了一只野兔，童心未泯地从干草堆中将它抛了出去，而此时大腹便便的太太正在一旁，结果小孩儿出生后，这位农夫再也无法笑出声来，因为婴儿脸上有坨“肉球”，上面长满了类似兔子的皮毛。

知名的期刊都充斥着上述离奇的病例报告，那教科书里的论述有所偏差也就不足为奇了。像是在1903年的《美国产科教科书》（American Textbook of Obstetrics ），就奉行“孕妇的印象”的观念，认为英国的“象人”（即Joseph Merrick，电影《象人》的主角）及美国乌龟人（因为背上长满黑色素神经瘤，状似龟壳）形成的原因，就是大家“熟悉的畸形原因”——虽然没有说出孕妇去看大象或乌龟，却已经绕个弯儿，把责任都推给了不小心的妈妈。

看了这么多“有趣”的畸形婴儿的故事，希望不要吓坏准备怀孕的妇女，或者正在培养气质，期待有“胎教”之功的孕妇。虽然我并非“孕妇的印象”的信徒，但我相信“心诚则灵”，只要有心栽培小孩，四书里讲的“虽不中亦不远矣”，应该还可以适用吧！

月事禁忌何其多
——关键词：月经、宗教、种族、歧视、禁忌、月事小屋

过年去宫庙拜拜，是台湾人新年重要的例行工作，我也不免俗陪着家人，拜访了某坊间盛传“有灵气”的宫庙，希望借由神佛的庇护，让自己工作平安、家人身体健康，更帮助儿子能顺利考取理想的大学。在这段可说是朝圣的参拜过程中，让我这个平常甚少关注台湾民俗信仰的门外汉大开了眼界，只见庙里到处挤满了举着几炷清香、口中念念有词的善男信女，以及墙边柱上布满数不清的光明灯、祈福灯，还有为了犯太岁的民众所举行的仪式。前述种种几乎是每间宫庙的“基本场景”，更遑论为了特定的神佛升天、诞辰、绕境等庆典而张贴在布告栏的所有提醒。

看了那么多庙里的告示，其中一项大剌剌写在“参拜守则”的规定，让我觉得很有趣。上面建议“有月事的妇女”，不要入庙内参拜。我用手指了那张守则给老婆大人看，她似乎对这种有点像“原罪”的规定见怪不怪，但身为男性与医师的我来说，却觉得这样毫不掩饰的守则，实在是有那么点唐突与歧视的色彩在里面。

“月经”对于育龄妇女而言，是如影随形的好朋友，几乎每个月都会定期来造访。这件事若单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它只不过是子宫受雌激素分泌增多影响而变厚，以便接受卵巢排出的卵子，为了怀孕做准备；如果卵子没有受精，雌激素浓度下降，便会导致子宫内膜脱落，而脱落的内膜组织与血液由阴道排出，造成了所谓的月经来潮。这种生殖周期，只有灵长类（包含人类）才叫作月经，其他的哺乳类动物则只能称作“动情周期”。

由于医学在早期对于月经来潮的现象无法解释，因而衍生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在看了上述名刹的参拜守则之后，更在史料中发现，这种对于“月经”奇怪的误解已行之有年，而且目前还有些地区对月经的观念仍如习俗一般根深蒂固。所以，我将资料消化之后，整理给各位读者看看，算是增长见闻。

学者纳森·贝洛夫斯基（Nathan Belofsky）所著的《诡异的医学》（Strange Medicine ）一书，举出了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例子。例如，古希腊人不让月经来潮的女人任意碰触东西，因为她们会让“酒变酸”、“树结不出果子”，或者使“铁器生锈”；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更指出，月经来潮的女子若发狂起来，可能是严重发炎的关系，如果局面无法掌握可以要求她不断跳跃，甚至跳进井里淹死都可以；而英国知名的期刊《英国医学期刊》在1878年刊出的文章中，医师还在争论“是否该让月经来潮的妇女从事以卤水腌渍猪脚”这么重要的步骤。

另外，在美国新泽西的费尔里·狄金生大学（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任教的学者葛特曼（Guterman）更整理了许多种族对于月经的禁忌，让我顿时感到“身为男儿身”的幸运。

葛特曼指出，目前非洲马里（Mali）的多贡（Dogon）部落，还有印尼的胡欧鲁（Huaulu）部落，都规定有月事的妇女必须离开家里，住到月事小屋（menstrual hut，如图），避免身上的不洁影响男性日常工作，带来坏运气；可笑的是，这些妇女在月经期间并不能免除一般的劳动。

非洲多贡部落的“月事小屋”。
图片出处｜http://home.isr.umich.edu/releases/study-shows-that-religious-patriarchy-promotes-confidence-about-paternity/

另外，葛特曼也整理了世界几个宗教有关月事的禁忌，其中犹太教的规定是最严苛的。在犹太法典《哈拉卡》（Halakha ）中规定，月事中的女性不可以和男性同坐一张沙发、传递食物，或者唱歌给别人听；在月事结束后，还要浸泡在“浸礼池”（mikveh）后，才可以和人接触。至于佛教和印度教，虽然也认为月经来潮的妇女不洁，但大抵是以不能参加宗教祭典与进入寺庙参拜为多。而伊斯兰教并没有想象中霸道，除了和佛教、印度教有相似的禁忌外，另一个规定就是在月经期间不得与男性交媾。

葛特曼特别指出天主教和犹太教某些观念是很相近的。所以，早期的圣堂仪式执事人员或神父等职位，不能由女性担纲，尤其在俄罗斯东正教的规范里，前述的“月事小屋”也是妇女每个月要光临的地方。

看完这些文献不由得大发感慨，东西方的迷信还真是没有高下前后之分，历史证明大家都一个样，对于“凡有月事不能参拜宫庙”的规定，似乎我们还算是小儿科呢！

产翁
——关键词：禁忌、产假、坐月子、生育率、母系社会

老婆大人帮我生了两个白白胖胖的男婴，两次“坐月子”都在酷暑难耐的7、8月之间，不可谓不辛苦。尤其在台湾坐月子有不少禁忌，例如，坐月子不能洗头、不能吹风、不能喝凉水及吃凉性食物等，所以坐月子让老婆吃足了苦头，最后连洗个头也必须偷偷摸摸，以免我母亲看到会碎碎念个没完。

大抵很多人的观念都来自前人的传说，尤其一句：“不坐月子，别看现在没事，以后就知道了！”让产妇不得不从——生怕得了所谓的“月子病”，到了年纪大了之后，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依据中医师陈潮宗先生的考证，“坐月子”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礼记》的《内则》篇，称之为“月内”，见诸文字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我相信其流传的时间应该还要更久。依照社会学的观点，这是属于产后必须有的仪式行为，是协助产妇顺利度过人生的转折，正因为婴儿的出生让生活有所改变，从人妻变人母，从外人到家人，“坐月子”的仪式可使产妇有较高的地位，使周边的人愿意为她付出，产妇也趁此机会发泄累积不平的情绪，消除长期的积劳。

为何到后来产生了那么多禁忌？以医师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以前医疗照顾不足，造成婴儿或产妇有较高的死亡率，因此造就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

例如，孕妇在生产后可能因为消毒工作没有做好，细菌进入骨盆腔而导致发炎，出现发烧的症状，但由于古时候并没有“细菌感染”的概念，所以会以为产妇是得了“伤风”或者“受凉”。为了避免前述状况发生，便要求她们最好能足不出户，不要洗头、碰水，以及吃凉性食物。

“坐月子”的种种禁忌，并没有因为现今医疗进步而有相当的修正，它仍是非常重要，甚至还带着些许“迷信”的观念。相对于西方社会在产妇分娩以后，护士往往就会提供冷饮以消除其生产过程的疲累并补充水分，而且在生产当天产妇就被允许洗澡，甚至会被逼着下床运动，真是大相径庭。

西方社会对产妇这样的对待，是因为刚分娩完这时体内血液处于容易凝固的状态，长时间“脱水”与“静卧不动”可能会产生下肢静脉血栓，如果血栓不幸随着血液流到肺部，甚至会导致“肺栓塞”猝死，难以抢救。本人就曾经替两位有上述病况的产妇装上叶克膜“续命”，虽然救活了，过程却十分艰辛。

所谓“old habits die hard”，要现今台湾的社会全盘接受西方社会“产后照顾”的观念，是有些困难，但为了抢救日渐低迷的生育率，我觉得政府应该除了让产妇有坐月子假外，也要让她们的丈夫有“产翁假”。

“产翁”源自一种原始习俗，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研究中发现，有些部族在妻子生产期间，其丈夫会模拟妻子分娩、或在分娩后装扮成产妇抱子，代替妻子“坐月子”，而真正的产妇则出外干活，并且为卧床“坐月子”的丈夫准备饮食，这样的丈夫被叫作“产翁”。李亦园教授所著的《说仪式》一文中，在谈到“生命礼仪”这部分时，便以巴西印第安男人为例，有如下的解说：

“其目的（指“产翁”这个习俗）是帮助印第安男人容易通过‘为人父’的阶段，使之成为健全的有责任义务的社会中坚。他们实际借着坐月子不能与他人接触，要遵守许多禁忌一段时间，象征前此没有子嗣的阶段可以因为这段特殊‘空白’的时间，与以后有子嗣、有责任的阶段间隔开来，比喻一种新阶段的开始。”

有“产翁”习俗的不止巴西印地安人，中国的少数民族如壮族、傣族，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巴斯克人（Basque），都有类似的传统。有人认为这是母系社会残留的象征，而这种现象也对中国女性“坐月子”习俗的重要性，打上了一个大问号！

我对男人陪老婆“坐月子”是很赞同的，这样至少能增加夫妻、父子与母子之间的情感，更重要的是，此举或许可以增加生育率，以拯救台湾社会日渐高龄化的问题。

死亡之握
——关键词：御触、马英九、国王之病、君权神授、妈祖绕境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先生被某些好事的乡民整理了一些新闻事件之后，发现和他握过手的人都会惨遭不幸。例如，在2010年9月马英九邀雅虎（Yahoo）来台设立总部，其执行长巴兹（Carol Bartz）和他握手后不久便被撤换职务；2011年12月25日，马英九和星云法师握手寒暄，结果隔天星云法师竟二度中风；更有趣的是，在2013年7月获得温布顿双打冠军的谢淑薇，在获马英九接见、握手之后参加的几项网球赛事，都是铩羽而归。于是有人kuso马英九，笑称他的握手是“死亡之握”，并且成立“马赛传奇”的网站，专门整理和他握手后所有造成运气不好的案例。

上述的揶揄，在老一辈台湾人的传统经验里是一件完全相反、无法类比的事，以前人们认为有钱有势的人，尤其是高官，身上都带着贵气，和他们站在一起，甚至和他们接触，便可以分到他们身上的福气，好运就会跟着来，往后的前途无可限量。

因此，尽管“死亡之握”之说甚嚣尘上，但是每到春节，马英九到马家庄发红包时，仍会有民众大排长龙争抢，为的就是分得有权势的人身上所流泻出的“贵气”。

事实上，不管东、西方都有这个相同的观念，甚至在中古世纪，经由统治者的触摸，还可以把特定的疾病治好，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国王之病”（king's evil）。

这个“国王之病”又叫scrofula，追根究底就是患者罹患肺结核之后，在颈部造成淋巴结肿块。在西方的历史上，虽然是11世纪的法国国王罗伯特二世（Robert II）先开始以御触（royal touch）治病，但是做得较具规模的，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及法国国王菲利浦二世（Philip II）。

这种以为“皇室的触摸加持”能够治病的认知，其实是“君权神授”的概念所得来的稳固性宣示，正因为国王不能被视为常人，他被神赋予统治人民的权力，自然身份高贵，有着如神般的超能力，所以被塑造成会治病的形象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只是根据历史的记载，某些病患被触摸之后还真的恢复了健康。于是学者柯瑞利（Currelly）翻查史料，发现这些人能痊愈是有原因的。以受英王爱德华一世刚开始触摸的患者为例，他们会被安置在吃穿不愁的环境下疗养，这些本来贫病交迫的患者，因为生活条件差才感染了肺结核，在脱离了恶劣的环境之后，加上补充了营养，当然有可能回到原来健康的模样。因此，正确来说应该是环境改善和饮食调养治好了“国王之病”，而非仅仅随便摸摸就可以。

“御触”发展到最后，已经不是摸摸寥寥数人就可以显扬统治者的威信，而是需要特别的典礼和聚会来完成。根据史料记载，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Henry VII）可以一次触摸1500人，而查理二世在1660年到1682年之间，更触摸了超过九万人（如图）。这种“神力”不只是男性君主的专利，连英国皇后安妮（Anne）也在1712年以此方法治疗了200位患者。

英王查理二世正施行着royal touch。
图片出处｜http://the-history-girls.blogspot.tw/2014/11/the-kings-evil-by-y-s-lee.html

由于需要被国王祈福与触摸的人太多了，于是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发明了一种钱币，称之为Angel（上面有天使的图案），由国王加以触摸过，让病患可以佩戴在身上，达到如同被国王摸过的效果，同时也被当成护身符。

上述的“御触”仪式，虽然直到1825年在法国国王查理十世身上画下句点，但是在中西方的生活里，类似的观念还存在我们的周遭，如天主教的教宗在出访其他国家时，总会传闻有人因为他的触摸与祝福让多年的痼疾痊愈；而在台湾，尤其是妈祖绕境，虔诚的教徒都会躺在地上，希望妈祖神轿在经过他们时能替他们消灾解厄，当然其中不乏一些长期受病痛所苦的患者。

我无意挑战信仰的对错，只是把这些行为和中古世纪的“御触”对比，似乎还有那么点相似之处。

迷信害死人
——关键词：四、迷信、触霉头、大关卡、死亡率

行医已超过20年，老实说，还真怕所谓的“大节日”——诸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时间的值班，在这些时段里，如果遇到很棘手的病患，常搞得医护同仁鸡飞狗跳、兵疲马困。若将这种不好的经验分享给长辈们听，几乎所有人都会异口同声说上述的节日都属于大关卡，所以身体不好、气场较弱的病人很难渡过，容易在那些时段过世，因此“大节日”不宜接受大手术。

我并非在传播迷信的观念，不过仔细想想，在刚刚我提到的那些大关卡，通常是医院因为放假而人手不足的时间，一旦有稍微难以处理的病患，自然会占去大部分值班的人力，也就会让当天上班的人有比较“难过”的感觉，最后被绘声绘色说成“大节日”或“大关卡”，进而落入附和老一辈人的传统认知。这是我能想到最符合逻辑的说辞，毕竟我手边没有台湾的统计资料，无法验证自己的推断是否正确。

不过类似这样的迷信观念是否可以验证呢？我发现在医学期刊里，有好几篇统计资料告诉我想知道的答案。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David Philips），2001年在《英国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说明了迷信与确切死亡之间的关联。大卫·菲利普的团队分析了1973年1月到1998年12月，美国4700万人的死亡记录，他的研究重点就是要找出华人和日本人是否在“四”这个日子里，有较高的死亡率。因为中文与日文里，“四”与“死”的发音相近。

最后的统计资料发现，中、日裔人口中每月四日因心脏病过世的人数比其他的日子高出7％，而若把焦点放在慢性心脏病时，这个数字会上升到13％，但其他族裔的美国人并没有这样的现象。于是大卫·菲利普把这种诡异的情形称为“巴斯克维尔的猎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其典故来自《福尔摩斯》侦探小说里，一位名叫巴斯克维尔的人物因为迷信猎犬的鬼魂会复仇，在极度的心理压力下，引起心脏病发作而身亡。

上述的现象是描述迷信的人可能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害死”了自己。不过，如果是集体的迷信，是否也可能害死别人呢？学者托马斯·斯坎隆（Thomas Scanlon）的研究，可以为我们解释其中的可能。

西方的社会普遍认为13号星期五是相当不吉利的日子，所以托马斯·斯坎隆和他的同事花了两年的时间观察，发现在13号星期五的伦敦M25环城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比平时少很多，这表示许多驾驶人可能没有上此高速公路；但接着他们观察13号星期五这天医院求诊的类别，包括中毒、自残及交通事故意外等，结果发现这一天交通意外事故是真的比较多。在这不吉利的日子里，竟然激增52％。

另外芬兰研究员西摩·纳哈（Simo Näyhä）则做了一个规模更大的类似研究。他检查了1971年至1997年间芬兰的全国纪录，这里面包含了324个13号星期五与1339个其他日子的星期五，发现男性交通死亡记录中，只有5％和这个不吉利的日子有关，但女性比例则高达38％。他把这种意外事件比例的增加，归因于驾驶人在这个日子心中压力过大，所以容易出事。因此下了一个满明显的结论：迷信真的会害死人。

事实真的如此吗？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毕竟把日子不吉利归为死亡率或意外增加的理由实在是有些牵强，难以让每个人信服。学者潘尼萨（Panesar）研究香港的资料中就发现，在1995年到2000年之间，每月4、14、24的日子，死亡率并没有显著增加，算是给了大卫·菲利普喝倒彩，因为香港的中国人比例较美国的中国人高，照理比例上会更迷信一些。

但不管如何，我想上述的论战即使有科学的数据来证明，双方人马可能都会不以为然，因为“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才是造成迷信的精髓所在。以我现在服务的医院为例，它就没有“四”楼这个楼层，也没有编号“四”的病房与病床，就是不想触病患及家属的霉头吧。

英国版窦娥冤
——关键词：谋杀、冤情、绞刑、死而复生、上帝的眷顾

元朝杂剧作家关汉卿，据说曾经在太医院当过官，但似乎对于医术不感兴趣，反而将所处时代人民的悲惨遭遇写进戏剧里，有一篇叫《窦娥冤》的作品，就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之一。

窦娥是楚州地方的贫苦女子，父亲因为上京赶考，缺少盘缠，就将她卖与蔡婆婆当童养媳，结果不到两年，蔡家男丁皆因病死亡，只剩下蔡婆婆和窦娥相依为命。

蔡婆婆的邻居张老儿，伙同自己的儿子张驴儿欺负蔡婆婆和窦娥两人，胁迫蔡婆婆将窦娥嫁给张驴儿，但是窦娥却坚决反对。于是张驴儿趁着蔡婆婆病重，窦娥煮羊肚汤给她喝的时候，在里面下了毒，希望毒死蔡婆婆之后，可以更容易逼迫窦娥就范。

没想到因蔡婆婆呕吐，张老儿抢去喝了羊肚汤而一命呜呼。张驴儿恐事迹败露，便买通官府，将罪推给了窦娥，窦娥虽受尽百般拷打，却坚持不承认犯行，而州官索性把心一横，在她面前毒打了蔡婆婆，终于逼得她认罪。

窦娥被判了死刑。在临刑前，她向天发誓，要天降大雪让白雪遮盖她的尸体，而且要让楚州大旱三年，结果她的冤情感动天地，在她行刑的时候是六月大伏天气，霎时天昏地暗，果然大雪纷飞，而且接下来楚州跟着大旱三年。

当然，此剧的结尾自然是窦娥父亲考试过关，因而能在京城当官，替窦娥平反冤屈，判了杀人凶手张驴儿死刑，而受贿的州官也得到应有的惩罪。后来“六月雪”代表的就是有重大的奇冤发生。

为什么会谈到《窦娥冤》？其实在医疗史的发展上有一位女主角安·葛林（Anne Greene），她的死刑也是获得很大的关注，只是中西方的文化不同，故事的发展与结局变成是另一种风貌。

安·葛林是17世纪住在英国巴顿尖顶（Steeple Barton）的女性，她被家人送到爵士托马斯·里德（Tomas Reade）家里帮佣，在爵士孙子的引诱下，安·葛林怀孕了，却因为难产造成胎儿死亡。最后婴儿的尸体被发现，法官竟以谋杀罪判处安·葛林，她百口莫辩，只能默默承受。

依据当时英国国王颁布的法律，死刑犯在接受绞刑之后，尸体就要送到外科医师之处接受解剖，算是一种侮辱与惩戒，而安·葛林的死刑，和窦娥一样，也有戏剧性的发展。

与窦娥不同，安·葛林在死前是向天主虔诚祷告，希望他给予自己公正的审判。接下来行刑时，为让安·葛林死得快一些，亲友们就在绞刑台下拉着她的脚，希望她快点断气，减少痛苦。在绞刑台待了30分钟之后，安·葛林被装进了棺木，送到外科医师威廉·佩帝（William Patty）家里，准备进行死刑后的解剖，当时在场帮忙的还有托马斯·威利（Thomas Willis）及雷夫·巴瑟斯特（Ralph Bathurst）两位医师。

就在打开棺木将尸体抬出时，三位医师忽然觉得安·葛林的喉头似乎发出声响，所以暂时放弃解剖的念头，反而开始检查她是否还存活。结果他们发现安·葛林还有脉搏，便展开一系列的急救措施，按摩、放血、给予温热的饮品，还真的救活了她。

在鬼门关前走一遭，安·葛林幸运地获得了平反，法官后来采信婴儿是难产而死，并非遭到她的谋杀。后来安·葛林改嫁他人，根据记载，她还生下了三个小孩儿，又快乐地生活了15年。

不过和《窦娥冤》不一样的是，安·葛林“死而复生”的故事被形容是经过天主的手而达成的，所以在1651年出现的版画（如图一），重现了她接受绞刑的场面，但却以“Behold God's Providence”（看见上帝的眷顾）为标题，凸显她能活命是透过主的大能而来；另外她的故事也是传教者宣教灵感的来源，有人就以诗歌的方式来呈现（如图二）。

图一

图二
图片出处｜http://en.wikipedia.org/wiki/Anne_Greene

文化不同，对于死刑犯所受的冤屈表达也不一样。政治不够清明的古代中国，以“恶有恶报”作为故事的重点；而以宗教领导政治的英国，冤狱的平反还必须透过天主的大能，才可凸显其中的意涵。至于看到故事的人怎么想，就如同我这篇医学科普文一样——“各取所需”了。

千刀万剐
——关键词：磔刑、分尸、凌迟、辟邪、袁崇焕

读大陆著名清史学者阎崇年先生所著《明亡清兴六十年》，对书中有关抗清名将袁崇焕最后的下场着实感到唏嘘：袁崇焕在崇祯三年（1630年）8月16日惨遭磔刑，含冤离世。根据张岱的《石匮书后集》中所描述，袁崇焕是：

“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文中描述袁崇焕受死刑的惨状。由刽子手用刑，将他身上的肉一片片地割下，围观的百姓有的从刽子手的手中抢到肉就用嘴巴咀嚼，有的花钱买下他的肉；有的争抢刚开膛取出的肠胃就和着烧酒喝，鲜血从齿颊间流下，还唾骂不停；有的没有抢到或买到肉却捡到他的骨头，就用刀斧敲碎，让袁崇焕骨肉俱毁。可怜的是，袁崇焕最后只剩一个头还被传首九边。

袁崇焕所受的“磔”刑本来不是用在人身上，是古代祭祀时把祭祀的牲礼肢解的仪式，后来变成对人最惨烈的酷刑，也就是分尸，又解释作“寸磔”。有一部叫《六部成语》的书中记录说，“磔刑”是“碎磔之刑也，俗名剐罪”，也就是俗称的“千刀万剐”。行刑的方法各代不同，但具体做法是在刑场立一大木柱绑缚犯人，之后一片一片地割尽受刑人的肉——有人肉被割尽，还未断气，心仍在跳动，甚至还有视觉和听觉。至于凌迟用刀割，割法还有八刀、十六刀、三十二刀、六十四刀、一百二十八刀，甚至于三千六百刀的残酷方法。

将场景换到同时期的英国，若想将死刑犯如“片鱼”一般凌迟至死，在英国会有不同的做法，当然还有无法解释的迷信。

17世纪英国有座恶名昭彰的“新门监狱”（Newgate Prison），在这里基于皇室的授意，为了达到“杀鸡儆猴、降低犯罪率”的目的，每个罪行重大的死刑犯在接受绞刑处死后，法官可以将他死刑后的遗体交由外科医师实施公开解剖，虽有吓阻的作用，但也因此造成了三方的“角力”。

第一股力量来自家属。为了怕心爱的家人死后遭到分尸的侮辱，死刑犯的家属会雇人抢回遗体；而外科医师怕得之不易、可以解剖的尸体被抢走，也会暗中买通刽子手以及相关保镖，让犯人的尸体可以安全运送到解剖工作室；至于在场的民众除了抱着看好戏的心情之外，也会一窝蜂争抢死刑犯身上的东西。即使是小小的一片衣角也好，据说都有辟邪的功能。

死刑犯的遗体被成功解剖后，通常会有如下的命运：首先是颅颜部会被用石膏拓印下来，送给犯罪学家研究颅颜学，观察他是否符合学者口中的“天生罪犯”的假设；如果解剖死刑犯的外科医师在大学任教，那犯人的骨头在去除组织后，会被组成“骨架”成为大学里公开展示的教学用具；而最后，犯人的皮肤会被鞣制成皮革，除了作为“判决书”的封面之外，有些不肖外科医师会将多余的皮制成皮包，许多有钱人还会出高价争相买来收藏。

更有趣的迷信是在同一时期的德国与荷兰。由于这些地方的死刑犯是遭断头台处决，有医师相信那些从犯人断颈留出的血是治疗癫痫最好的药物，所以在断头台下每每有病患家属聚集争夺，不是什么新鲜事。

谈到这里我也有些呕心与不适，但我并不是有意吓唬大家，而是向各位读者报告，提出东西方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同时期对于那些“令人发指”、“恶行重大”的罪犯执行死刑后，处置其尸体的方式异同——两者唯一相同的是“以牙还牙”的报复式公开行刑，不同的是，“磔刑”在中国是让罪人尸骨无存，以昭炯戒；而西方的做法则会利用尸体的“剩余价值”，更有甚者，还将其中部分作为收藏的珍品，说他“遗臭万年”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

东西两方的世界谁比较残忍呢？我想是“五十步笑百步”，大家都一个样吧！

是杀人，还是救人？
——关键词：毒药、特效药、毒害病患、杀人医生

每次到了选举的时候，我就头痛。因为台湾一旦陷入选举的氛围，不论谁都很难不想被它影响，不只是街道上有人不停挥手致意搞得自己不知是否要加以回应，或是有冒失鬼到处发传单制造无谓的浪费，媒体也会各取所需，努力将选举相关的资讯塞满报道的空间，仿佛这段时间只有“选举”这件事值得关心；更有甚者，许多候选人并不是努力宣扬自己从政的理念和抱负，往往陷于死缠烂打的“斗争”泥沼，野蛮一些的，就自降格调，极尽八卦、抹黑之能事，学习扒粪记者，用揭丑甚至是煽情的方式，想一举打倒政敌；而文明一点的，就采取“按铃申告”来对簿公堂，不过到底是告人或被告，恐怕没有多少选民会去在意。

但是在翻查医疗史的资料时，竟然让我头痛的感觉顿时减低不少，而且还很庆幸自己活在现代的文明社会，因为要是把时序往前拉个两千年，那些古代人物对付政敌的方式，可不是耍耍“嘴皮子功夫”而已，嚣张的是明目张胆找人刺杀对手，而低调的就在对方的食物或饮水里下毒。此时，医师就是最好的“帮凶”或“保护者”。

上述说明看起来可能有些危言耸听，不过我若将一些历史故事提出来，相信会改变你心中的成见。例如，西方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他著名的誓词里，就有一段暧昧的叙述：

“余愿尽己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恪守为病家谋福之信条，并避免一切堕落害人之恶行。余必不以毒物药品与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人请求必不与之……”

由上面的誓词就可以推敲，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用毒药杀人”是很普遍的手法，自然身为救人的医师不管是否牵涉其中，至少应该修习“解毒”的技能，同时也不容否认，可能有不肖医师就是因“善于使毒”而招徕客户，只是碍于身份敏感，没人敢以此扬名于世，落得千古恶名。

所以很多人的政敌暴毙，“医师”应该就是幕后的那一只黑手。

上述的论点可不是我胡言乱语，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吉布森（Gibson）教授有一篇专文叫《古希腊罗马医师的修辞学教育》（Doctors in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Rhetorical Education ），其中赤裸裸揭露这时期的医师在谈吐上的训练，并不是为了与病患交流，让应对进退有所依据，而是为了在法庭上辩护，使自己在陷入“毒害病患”的法律案件时能够顺利脱身。这也无怪乎古罗马帝国时的雄辩家西塞罗在演讲时痛批，经由下毒而致人于死的谋杀案比例实在太高了。

历史上医师牵涉下毒最有名的案子是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的猝死案。根据塔西佗（Tacitus）的《编年史》（Annals ）记载，克劳狄乌斯是在吃了皇后阿格里披娜（Agrippina）所准备他最爱吃的菇类料理晚餐后，当天就一命呜呼。不过最后给他致命一击的，则是御医色诺芬（Xenophon）放到皇帝喉咙里的那支沾满毒药的羽毛管。

毕竟自己身为救人的医师，不想在“用毒杀人”这题目着墨太多，只好拿一些有趣的故事和大家分享。然而在翻查这些史料时，我发现当初几种恶名昭彰的毒物，如今还阴魂不散，存在现在的处方中。例如，颠茄（belladonna）是一种有毒植物，一颗莓果就足以使人丧命，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的妻子莉薇娅（Livia），就曾经狡猾地将颠茄毒汁涂抹在皇帝私人花园的无花果盆栽上，想要神不知鬼不觉毒死皇帝；但颠茄的主要成分“莨菪碱”（hyoscyamine）所制造的药品Buscopan，却是现今治疗胃痉挛、输尿管结石引起的绞痛，还有腹泻等病症的第一线药物。另外，早期统治欧洲北部的厄勃隆尼斯（Eburones）部落的领导人卡度弗克斯（Catuvolcus），最终自裁所用的毒品就是从紫杉（yew）提炼出来的，而如今从这种植物的树皮、根、枝叶提炼出的紫杉醇（paclitaxel），却是治疗癌症的当红炸子鸡，目前还投入治疗白血病、糖尿病的研究。

从“毒药”变身为“特效药”，可能是历史的“必然性”造就的偶然，而对于医师配合使用毒药杀人这历史上不堪的一页，我只能一笑置之，但对于毒药用以治病的发展，我可是寄予厚望。只是不知怎么搞的，就是觉得心里毛毛的。

医疗的必要之恶
——关键词：人道、集中营、人体试验、纽伦堡守则

20世纪的知名文学家梁实秋先生曾说过：“考试是必要之恶！”这句话为令人诟病的联考制度找到了勉强被接受的理由，但“必要之恶”这个词的由来，如果仔细追本溯源，最先的用法是和我们现在的认知有所出入。

根据英国文学博士麦克·马克隆（Michael Macrone）的考证，最先使用“必要之恶”的人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他在所著的悲剧《欧瑞斯提兹》（Orestes）中写道：

“To the sick the couch is welcome：an evil place，yet necessary.”（卧榻受病人欢迎：是个不祥之地，却是必要。）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病人卧病在床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何床却是不祥之地？原来是希腊人很讨厌懒散，即使生病，也不喜欢病恹恹躺在床上的样子。

后来，另一个希腊剧作家米南德（Menander）在剧名不详的断简残篇中写下了如下经典的台词：

“Marriage，if one will face the truth... is an evil，but a necessary evil.”（结婚，如果面对现实的话……实在不幸，却是必要之恶。）

米南德的措辞引领日后一千多年的风骚，即使到了现在，某些不想受婚姻羁绊的人仍然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所以在1547年时，仍可以看到英文的谚语有“wives and wind are necessary evil”（妻子和空话是必要之恶）的流行用法。

不过在1776年，英国出生的哲学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拆散了必要之恶和婚姻的关联性。他在其著作《常识》（Common Sense ）中写道：

“Government，even in its best state，is but a necessary evil；in its worst state，an intolerable one.”（政府，即使在最理想的状况，也只是必要之恶；在最糟的情况下，根本就是不可忍受之害。）

虽然自18世纪之后，“国家”和“必要之恶”被托马斯·潘恩做了正向的连接，但是经过了日积月累的使用，几乎任何一个地方和行业都存在有自己的“必要之恶”。

如果你问每个医师，哪一件事是在医疗上的“必要之恶”？答案可是会因人而异：有人会说是家属及医师欺骗病人的“白色谎言”，也有人会说是医师在养成的过程中不断处理病患所造成的瑕疵等等。而你若询问我，我会毫不考虑回答是“人体试验”。

“人体试验”泛指在人体上进行的医学实验，是医学研究重要的部分，不管是全新药物或者是新式疗法在研发的阶段，通常都会先经过动物实验，最后阶段才在人体上进行试验，以观察其可能的效果及副作用。

如今“人体试验”在各个文明的国家都有一定的规范与方法，这可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及努力，而引发的源头其实就是德国纳粹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集中营里，所肆无忌惮从事的那些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非人道实验。因此，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判案法官在针对医师战犯的裁决中，纳入了1947年里奥·亚历山大（Leo Alexander）医师向“战争罪行会议”呈交的六点方案，并另外增加了四点原则，成为日后俗称的“纽伦堡守则”（Nuremberg Code），为合法的医学研究取得正当性。

虽然“纽伦堡守则”视同国际法的效力被确定下来，但一些接踵而来涉及道德争议的医学实验，例如，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波顿（Porton Down）的毒气实验，导致一位士兵无辜死亡；还有米尔格伦实验（Milgram experiment），为研究权力服从的关系，对参与者施加了极度强烈的压力，等等，都造成国际社会要求医疗人员在从事“人体实验”时应有更严格的规范。

于是在1964年，世界医学协会（The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在赫尔辛基便提出涉及人体组织及医学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的《赫尔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 ）；其后为了顺应世界潮流，截至2013年10月，已有八次的正式修订。虽然条文烦琐，但其中的精义其实就是—“告知后同意”（informed consent），受测者有说“不”的权利，以及事先提出完善的失败补偿措施，才能在合法机关的监督下，对具资格者进行实验。

因此，目前各大医学中心都设有“人体试验委员会”，不只针对医学研究，甚至连医师对病患在“医疗行为”外的举止都有明确的规范与考核，以避免不肖医疗人员顶着医疗的尚方宝剑，在病人身上毫无限制地挥舞。

虽然，上述种种规范增加了很多限制，但确实是为“人体试验”这医学上的“必要之恶”划出合理的范畴，避免再重蹈前人的覆辙。

杀人医师与钻石大亨
——关键词：压榨、纳粹、集中营、种族灭绝、矿业巨子

2015年1月27日，是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Birkenau）被解放的七十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悼念这个地方的罹难者。

只要稍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人，一定听过恶名昭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这所在1940年4月27日建造于波兰的集中营，是由当时德国亲卫队的领导人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下令兴建，其成立的基础是3个月前在万湖（Wannsee）会议中所通过“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透过“灭绝营”进行有系统地屠杀犹太人，光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大约就有近百万犹太人被杀害。

在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里，其实有一位医师“贡献”良多，那就是有“死亡天使”之称的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约瑟夫·门格勒在慕尼黑大学修习哲学和人类学时，因为信仰“法西斯”这个简单的政治概念，于是融合医学知识和政治信仰，作为日后的研究及职业选择。他之所以会被选派至奥斯威辛集中营，是因为纳粹组织看到了他的博士论文：《四个种族的下颚种类形态学研究》，在其中门格勒提出了“一个人的种族可以由下巴的形状推断”的理论。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与其家属，到集中营内点亮悼念亡者的烛火。
图片出处｜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auschwitz-survivors-visit-camp-70-years-liberation-gallery-1.2094377?pmSlide=1.2094362

门格勒在集中营里执掌生杀大权，可以决定送进营区的犹太人是在劳动营从事劳动，或是直接赶进毒气室毒杀。他尽可能“消灭”不劳动的人，并且惨无人道地用活人进行“改良人种”的试验，不只强迫受害人接受药物注射，试图改变他们眼睛的颜色；更在活人身上接种病毒和细菌，观察他们到死前的反应；尤其残忍的是，他在不施以麻醉的情况下，直接对人进行“截肢”和“摘除器官”的手术。

估计先后有40万人惨死在门格勒的手上，自然也就不用讶异他会有“死亡天使”的绰号。身为和他一样属于以救人为天职的医师，我深深为他变态的行为感到可耻与不屑。

为何门格勒的心态如此偏差，我想和他的老师希欧多尔·莫里森以及欧根·费雪有关，他们都曾经在德国人第一次设计的集中营做相同的活人试验，而这个集中营就位于今日非洲的纳米比亚。

故事要说到在1904年时，德军将领海因利希·戈林（Heinrich Ernst Göring）接到特罗塔（Lothar von Trotha）将军下令剿灭纳米比亚那里的赫雷罗人（Herero），原因是德国在1884年占领西南非沿海地区，并在1890年占领西南非全境之后，以畜牧维生的赫雷罗人却不断起义对抗起德国人。

德国殖民当局把他们全部赶跑，并警告说一旦在纳米比亚发现赫雷罗人，无论男女老幼，不论是否携带武器，格杀勿论，导致当时每四个赫雷罗人就死了3个。他们不是被炮弹炸死，就是被赶到荒漠里受毒辣的日晒脱水而死。

大屠杀之后，侥幸存活下来的人就都进了戈林所设计的集中营，于是德意志帝国总理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为它命名，第一次说出“Konzentrationslager”（集中营）一词。

不过，德国人这种“集中营”的发想并非独到的创见，而是仿照英国人在南非管控黑人奴隶的方式。这种集中囚犯的管理，把强制劳动和科学实验集于一体，在其中的黑人奴隶不只在矿石开采中耗尽力气，还要成为“黑人”这个“劣等种族”的活人研究对象。

德国人师法的英国人是谁呢？那就是在19世纪压榨非洲黑人，成为全世界著名的矿业大亨塞西尔·罗德斯（Cecil John Rhodes），也就是当今世界赫赫有名的钻石公司“戴比尔斯”（De Beers）的创办人。

记得以杀人为乐的医师“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也请不要忘了海因利希·戈林、希欧多尔·莫里森以及欧根·费雪等人的“努力”，当然更不要忘了他们的祖师爷塞西尔·罗德斯，以及他成立的公司。目前还主宰了全球四成钻石开采和贸易的戴比尔斯集团。

阿司匹林的外交阴谋
——关键词：拜耳、孙中山、爱迪生、禽流感、二次世界大战

相信对曾经久咳不愈的人来说，一定吃过一味中医的成药——京都念慈庵川贝枇杷膏，它的防伪标章是个“孝亲”图样，代表的是一则孝顺的故事，也是它能问世的由来。

话说清代知县杨谨事母至孝，他的母亲久病未愈，遍访名医仍没有起色。后来听闻名医叶天士妙手回春，杨谨便不畏路途遥远，千里求医迎得叶天士至家中替母亲诊治，经由其祖传秘方治愈了杨老夫人的沉年痼疾。最终杨老夫人以84岁高龄仙逝，临终前嘱咐杨谨广制这帖秘方造福人世，所以才有今日的川贝枇杷膏流传。

为何会说这个故事？其实是为下面要介绍的药品“阿司匹林”（Aspirin）铺陈。很多人都不知道阿司匹林之所以会被合成出来，和杨谨延请名医的故事雷同，都是为了“孝顺”的理由，才使得药品能够问世。

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是“水杨酸”（又称柳酸），早在三千五百年前古埃及的莎草纸中记载，当时的人们就懂得从柳树及桃金娘的树皮中，熬煮出富含此一成分的粉末，作为治疗关节疼痛及退烧的药品；到了公元前5世纪，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也拿这种药方缓解生产时的疼痛及治疗发烧病患，而在罗马人的推广之后，更一直被当成减轻疼痛与退烧的良药。

第一个将上述药品做有系统的研究是18世纪的英国人爱德华·史东（Edward Stone）。他在伦敦皇家协会发表划时代的报告：将磨碎的柳树皮加入水或啤酒里给50个发烧的病患服用，结果发现效果出奇的好。但当时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只能止于观察性的报告，一切要等到19世纪之后，化学萃取技术进步，很多科学家相继投入研究之后，才能纯化柳树皮中的主要成分。例如，1828年，慕尼黑的药理教授约翰·安德里亚斯·毕希纳（Johann Andreas Buchner）首先纯化出黄色的物质，并命名为“柳苷”（salicin）；1838年，意大利化学家拉菲尔·皮里亚（Raffaele Piria）创造出惊人的成果，从上述的柳苷中，制成了水杨酸，于是慢慢有人将这种由酚类的羟甲基氧化的物质拿来治病，逐渐成为治疗关节炎和退烧的新宠。

但是水杨酸并非万灵丹，病患在服用之后，常有肠胃不适、腹泻的情形出现，服用高剂量才能止痛的病患尤其严重，有人因此胃出血，甚至死亡，因此限制了它的使用。

1894年，加入德国拜耳（Bayer）公司团队的化学家菲利克斯·霍夫曼（Felix Hoffmann）发现了自己深受风湿关节炎所苦的父亲，无法承受水杨酸的治疗，屡次出现肠胃不适的现象，于是他在上司阿瑟·艾兴格林（Arthur Eichengrün）的指导下，于1897年成功将水杨酸乙醯化成为今日大家常用的阿司匹林。

这颗因为“孝亲”而激发菲利克斯·霍夫曼研究出的药片，其副作用较小，于上市后便风行世界，成为了拜耳公司的金鸡母，拜耳公司甚至将它脱离“成药”（patent medicine），推动它成为“处方用药”（ethical drug）。也因为它太值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签订《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 ）的时候，拜耳公司被迫要求放弃阿司匹林的专利权，让世界其他国家瓜分其利益。可惜的是，菲利克斯·霍夫曼在日后争取有关谁合成出阿司匹林的论战上，又染上了德国纳粹残害犹太人的阴影。

原来在1934年的时候，菲利克斯·霍夫曼向全世界宣称，是他本人、也是唯一的人，发明了阿司匹林。当时的德国正处于纳粹统治的时期，对犹太人迫害日趋严重，所以对于他是经由犹太人上司阿瑟·艾兴格林指导下而合成阿司匹林的事闪烁其词，甚至将错就错，把所有功劳全算给菲利克斯·霍夫曼，甚至为了堵住阿瑟·艾兴格林的嘴，还把他关进了集中营，以利其宣扬“大日耳曼民族”的优越。

到了1949年，逃过死劫的阿瑟·艾兴格林对于谁才“真正”是阿司匹林的发明者提出异议，写了一篇名为《阿司匹林五〇年》（Fifty Years of Aspirin ）的文章，指出菲利克斯·霍夫曼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要合成的是什么，是受了他的指令，最后才合成出阿司匹林。可惜这篇文章并没得到很大的重视。尤其在阿瑟·艾兴格林去世之后，真相因此石沉大海。

在20世纪末，英国医学家及史学家瓦尔特·斯尼德（Walter Sneader）几经周折之后，获得德国拜耳公司的特许，查阅了其实验室的全部档案，终于替阿瑟·艾兴格林的功劳找出历史证据：菲利克斯·霍夫曼第一次合成阿司匹林真的是完全采用阿瑟·艾兴格林提出的方法才获得成功。

只是真相澄清了，对阿瑟·艾兴格林来说已经太晚了，他的后人似乎也没有替他发声，菲利克斯·霍夫曼“孝亲”的声名也未减低，徒留下令人感慨的叹息而已！

由此看来，杨谨孝亲图的防伪标章，似乎比阿司匹林的故事还有人情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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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著的《段祺瑞政权》，其中有一则有关孙中山先生的故事，相当有趣：在“一战”后期，是由于德国给予金援，让孙中山能发起海军及国会议员南下“护法”，才会有“孙大元帅”的产生。

故事的场景在1917年，持续了三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德国对美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美国遂于2月3日宣布与德国断交，并且要求其他中立国对德宣战，所以当时德国驻华公使辛慈（Paul von Hintze）便开始奔走于中国各势力之间。当时担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是辛慈重要的目标，可惜段祺瑞对德宣战的意志坚决，不只没有被收买，反而在3月14日宣布对德断交。

断交后必须回国的辛慈并没有因此放弃，他在回国途中仍指示原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平（Hubert Knipping）强化对中国各势力的活动，于是克里平透过国民党的干部曹亚伯与孙中山接上线，允诺以最高额两百万马克（换算今日币值约660万美元）的援助，支持国民党的“倒段”运动。

这段秘密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德国国家档案被全部公开，由精通德语的华裔资深历史学家李国祈博士细心翻阅有关的核心档案后揭露。只是根据国民党的党史记录，孙中山先生只收到一百万马克，而另一百万据唐德刚先生透露，李国祈先生曾向他说过，可能是被经手人曹亚伯中饱私囊了，而事实真相是如何呢？由于当事人都已仙逝，这事就成为历史的悬案了。

为何会提到这则故事？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两件事：首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了防止其他国家与其作对，确实进行了很多金钱外交，孙中山先生是一例；而在俄国，德国也资助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使他得能发动“十月革命”，导致俄国军队力量被削弱，果然退出了大战。另外，这种金钱外交并非只是扶助对方，有时德国援助的方式，反而是要削弱反对它的势力。接下来我讲到的主角就是参与其中的“阿司匹林”，因为它的制程中所必须使用的原料，可能左右着大战的成败。

原来在制造阿司匹林的过程中，“石炭酸”（phenol，也就是酚）是不可或缺的原物料，而它也是制造炸药的苦味酸（trinitrophenol）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仰赖自英国进口石炭酸的美国，国内石炭酸价格水涨船高，不得不让美国拜耳公司减产当红的药品阿司匹林来因应。

只是对石炭酸有需要的并非只有炸药和阿司匹林，美国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对于它的缺乏也深受其害——他发明的留声机中所需的唱片制造少不了石炭酸。为了怕制造成本提高，爱迪生干脆自己盖起了可以制造石炭酸的工厂。

当时的美国与英国关系良好，德国深怕爱迪生多制造出来的石炭酸会卖给英国而帮助他们制造炸药，于是在德国驻美公使约翰·海因利希（Johann Heinrich Graf von Bernstorff）授意下，透过使馆成员海因利希·亚伯特（Heinrich Albert）金援拜耳公司的前员工雨果·史怀哲（Hugo Schweitzer），利用一家由德国人掌握的公司与爱迪生的工厂签约，每天买下三吨的石炭酸交给雨果·史怀哲。

获得如此大量的石炭酸，不只使得美国拜耳公司恢复了原有阿司匹林的产能，而且还有余裕卖给其他非“军火”相关的工厂，从中获得不少利润，当然其中有些石炭酸也被运到德国。

这个一石二鸟的计划，历史上称“Great Phenol Plot”（大石炭酸阴谋）。原本不露痕迹，却于顺利进行了几个月后，在美国媒体的追踪下曝了光。原来是海因利希·亚伯特不小心将公事包遗留在火车上，泄露了相关文件。只是他的行为并非违法之举，美国政府无法对其行为有约束能力，因此有人将该批文件透露给当时美国反德的报纸《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 ），才让这计画于1915年8月15日摊在大众的眼前（如图）。

图片出处｜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New_York_World_front_page,_August_15,_1915.jpg

最后迫于舆论压力，爱迪生和海因利希·亚伯特终止了契约，爱迪生最后也决定将多余的石炭酸卖给美国军方，才让这件事落幕。但德国已因为海因利希·亚伯特的石炭酸多制造了450万磅的炸药，而美国拜耳公司也从新的阿司匹林产能上得到回馈，赚足了可以铺天盖地的广告费用，所以拜耳公司商誉上虽然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似乎对其销售影响不大。

俗语说：“兵不厌诈。”以外交金援对自己可能有利的人士，这做法一直存在于国际关系上，只是金援药品公司而间接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历史上大概只有阿司匹林这一味药品而已。它的威力不只有益身体健康，竟然还可以有此特异功能，相信是合成它的拜耳公司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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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过，阿司匹林主要有镇痛与解热两种疗效，甫一推出，经过拜耳公司排山倒海似的广告，它变成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欧、美家庭里的常备用药，也无怪乎美国有医师会说：

“Take two Aspirin and call me in the morning.”（两片阿司匹林，一觉到天明。）

只是在1950年左右，有副作用更小的镇痛解热剂发明出来，使得阿司匹林的销售受到了影响，不过在同时期的美国，于加州开业的医师劳伦斯·克雷文（Lawrence Craven）首先发现了阿司匹林有预防心脏病与脑中风的效用；慢慢经过多位学者的研究之后，这颗神奇药丸的用途又再度攀上巅峰，至今仍是心脏科与神经内科医师处方里最常用到药品。但也许是树大招风，随着对禽流感研究愈来愈多，有学者开始对阿司匹林从新检视，认为它是造成1918年全世界死伤无数的“完美风暴”禽流感不可或缺的刽子手之一。

匿称为“西班牙姑娘”的禽流感自1918年起横行于全世界，有关学者研究了美国八个主要城市的疫情后发现，这个流行性感冒的最主要族群是25—29岁的年轻人，占所有染病人数30％；而另一位学者整理的资料中亦显示，当时死亡的人数里大约有10％～15％和SARS的患者一样，在染病没有多久后就因为急性呼吸道症状群而逝世，剩下的人则是在之后因为肺部的细菌性感染造成的肺炎，逃不过死神的魔掌。

近期的研究认为感染禽流感易因病毒造成不正常的免疫力下降而导致死亡，只是如同之前所述，当时很多病患是感染病毒之后，由于细菌造成肺炎而死亡。关于这一点，学界一直无法找出合理的机转而完全解释此一现象，直到了1960年之后，发生在小儿科病患的“雷氏症候群”（Reye's syndrome）才让科学家联想出了是什么可能因素加速禽流感病患的死亡。

“雷氏症候群”是由澳洲的道格拉斯·雷（Douglas Reye）医师所发现的病症，并将其结果发表在1963年的《刺胳针》杂志。他的报告中指出，在一次B型流感的流行期中，发现有16个小孩神经受损，而其中有4人并发昏迷、肝功能衰退、脑部肿胀的重症状，有人甚至死亡。道格拉斯·雷医师的报告引起了全世界医师的兴趣，经过了多个国家的深入研究之后发现，“雷氏症候群”和这些小孩子在流感患病期间使用了大剂量的阿司匹林有关。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的卫生单位要求医师在治疗小孩子于流感造成的发烧症状时，应尽量避免使用阿司匹林，甚至不要使用，最后才使得上述的悲剧逐渐销声匿迹。

后来，学者研究“雷氏症候群”死亡的小孩检体发现，其肺部组织通透性增加造成水肿甚至出血的状况，而这样的结果给了某些学者灵感，把1918年禽流感那些年轻患者的死因，和上述使用高剂量阿司匹林的结果连接起来，希望重新诠释历史资料，找寻之中的关键原因。

学者凯伦（Karen）就以美国患者为例，在2009年于《临床感染病杂志》（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 ）中发表文章，论证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可能是造成1918年禽流感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

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在19世纪末推出之后，挟其优异的销售成绩与广告手法，可说是风行全世界，以美国为例，在1917年它的专利到期之后，很多药厂就自行合成阿司匹林和拜耳在美国的分公司相抗衡，抢食这块大饼，使得它成为便宜又方便的退烧剂。但是当初阿司匹林推出时，并无像今日药物毒性监测的机制，也没有人去提醒多少的剂量会造成人体的伤害，对于无法退烧的病患，医师开药时往往是自由心证，以凯伦所整理的美国海军军医以及内科医学会建议的剂量，大约是每人每天可以服用到8～31.2克（注意！目前用于预防脑血栓的剂量是0.1克），但那些没有上级指导单位的开业医师，所给予病患的剂量可能比上述两个单位还多。

所以，凯伦在检视了前述的资料之后，发现当时的医师所开的处方，大都高于今日阿司匹林建议每人每天少于四克的指标。然而有很多人在治疗流感中服用了太多的阿司匹林，以致出现有如“雷氏症候群”的小孩一样的症状——肺水肿、肺出血，甚至脑水肿而死，他认为这种现象就如同“完美风暴”的形成一样。

当然凯伦的研究仅止于“推论”，除了没有足够的死亡病患的检体可供检视之外，更缺乏那些患者血中阿司匹林的浓度报告可以证明她的推论，只是相对地也没有人可以对这个说法提出有效的反驳。至少我是相信的。

看完整个故事，我只能说现在的患者比起以前实在是很幸福：任何新药想要上市，除了要有严谨的人体试验，更需要监测后续市场上病患服用的效果，有什么风吹草动，不只消费者可提诉讼，药厂也不敢怠慢，立刻回收，的确比以前的人好太多了。

外婆的收音机
——关键词：电台卖药、经验分享、口耳相传

我的外婆在十多年前以85岁辞世，在某些人的眼中算是高寿，但在我看来，她其实应该可以活得更久些。外婆人生的最后两年是在血液透析（俗称“洗肾”）中度过，如果仔细归纳其原因，似乎还有可以操作的医疗空间。只因为她不知何时罹患了高血压，而一直自行在西药房买药服用，没有确实在专业的医院或诊所追踪控制，等到她觉得不舒服而被送到医院诊治时，肾功能已是濒临衰竭的边缘。

你或许会怀疑为何她能很方便、持续在西药房里买药多年？答案其实很简单，就藏在她形影不离的收音机里。

台湾的老人家中，有些是成天与收音机为伍，就像我的外婆一样。也许是各个节目主持人的话中有魔力，天南地北不着边际地聊天，就能够抚慰这些子女忙于工作、平时孤独在家里的长者。

不得不承认在收音机里，有相当部分的节目充斥着药品的“宣传”与“贩卖”，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听信其广告的听众，可以直接在电话里下订；而像我外婆那样比较龟毛一点的，可能就亲自拜访那些广告里的营业据点，在那些药局里的服务人员三寸不烂之舌的推销下，成为死忠的顾客，把那里当成“家庭”的诊所看待。

可以想见，外婆的高血压可能是在某次“嘘寒问暖”的服务下，被西药房的服务人员发现，在那间医药分业不清、角色暧昧难明的西药房，“抗高血压药”轻易就推销给了我外婆，而且让她持续吃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上述那种可说是“街谈巷议”、“口耳相传”的宣传所产生的医疗作为，以当今的眼光看来确实是相当危险与不负责任。或许有些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但你如果愿意打开收音机，转转频率调整一下，现在的情况不见得会比我外婆当时所处的环境改善到哪里，甚至因为民智已开，法律的力量稍微彰显的关系，那些“卖药”的广告已变成“保健食品”的贩售，还有亲身试用者不停地经验分享，进行疲劳轰炸。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摇头，但我必须告诉你的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这样“经验分享”式的医疗行为很早就开始了，例如，在古希腊的学者希罗多德（Herodotus）所著的《历史》（Historiae）里就有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叙述。

场景发生在巴比伦帝国，希罗多德在书中对于当时巴比伦人的“治病经验”有着这样的记载：

“他们没有医生，然而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这个病人便被带到市场上去，这样一来，曾经和病人得过同样病的，或是看过别人得过同样病的那些行人，便来到病人面前，慰问他和告诉他治疗的方法，他们把曾经治好了自己的病或是他们知道治好别人的病的办法推荐给他，谁也不许一言不发地从病人身旁走过，而不去问他所得的是怎样的病。”（第一卷第一百九十七节）

所以，利用收音机分享自身的“治病经验”，甚至以此为手段来推销药品或是我前面提到的保健食品，其实并非现代人首创，而是自巴比伦时代即有，只是我们和巴比伦人不一样的是，他们没有合格的医师可以咨询，而身处科学昌明之世的我们，却还是有很多人不会想去询问专科医师的意见，还在用“口耳相传”或是病患本身特殊的“经验分享”来找寻疾病治疗的方法。

相信这种自古就有的“治病经验”，日后依旧不会因为科技与文明的更加进步而消失不见。

魔法棒
——关键词：瘦脸霜、美容器材、鼻形矫正器、酒窝制造器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女性同胞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美丽或是保持青春、延缓老化，都会毫不犹豫掏出钞票付钱。因此，不管是美容公司或是整形诊所，无不想尽办法推陈出新，不断开发各种新技术或新产品，吸引女生同胞的目光。

有些产品是以前没有的概念，诸如电波拉皮、玻尿酸、肉毒杆菌注射等。不过，有些用品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新奇的玩意，但仔细推敲，就可以看出其灵感是之前类似发明的变形，这样的情况宛如精品界的“复古风”，只是就美容保养品的角度而言，它们绝不会自曝其短，昭告天下这只是改良之前的技术。但看了接下来的资料，你就可以发现有些所谓“最新发明”其实是脱胎于过往的概念。

某些女性朋友喜爱的“魔法棒”，就很像是19世纪末期，一位教授所发明的“整形美容”器材。这种曾经红极一时的“魔法棒”（目前该产品的网站，在中国还是很火红），最先是从东京开始流行，一支T形的金色棒子前端的滚动作用，据它的广告所说，可以在3分钟内让脸部紧致、改善松弛；如果连续3天使用，可以淡化色斑，让肌肤亮白有光泽；若真的能使用30天以上，更可以使得肌肤紧实、嫩白、光滑，让自己看起来年轻10岁。

初次看到这样的广告，让我想起了大约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纽约的教授尤金·马克（Eugene Mark）所发明的“瘦脸及美容”的器具——Chin Reducer and Beautifier（如图一）。

图一·出处｜http://www.health-science-degree.com/10-vintage-medicine-ads-selling-dubiously-beneficial-products/

据该产品的海报所显示，使用者必须戴着扣住下巴与双颊而且固定在头上的铁架，铁架的两边各有一条拉线，拉动此线如同发明者所言，会有“预防双下巴”（prevent double chins）、“去除双下巴”（effaces double chins），以及“缩小脸部旁边的腺体”（reduces enlarged glands）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如果长期使用还可以让脸部肌肤有光泽、恢复弹性。该产品所费不赀，当时的售价是10美元，换算成今日的币值大约有250美元之谱，堪称昂贵的美容器材，即使如此，却是当时女性同胞之间疯传的美容圣品。

不过，由于它改善脸部大小的功能有限，这种风靡一时的器材，早已从市场上除名，但其他更有趣的产品却顺势崛起。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流行的鼻形矫正器（nose corrector），据说在睡觉时戴这种夹子，可以让使用者的鼻形变美，目前在网络世界依然还有人在宣传贩卖，似乎阴魂不散。

继鼻形矫正器之后，还有“酒窝制造器”（spring-loaded dimple machine）的出现（如图二）。这个产品是当时居住在纽约一位叫伊莎贝拉·吉伯特（Isabella Gilber）的人所发明，使用者戴上一个由弹簧组成的头架，据称长期使用可以让人有动人、美丽的酒窝。当然，它已经在市场上被淘汰了。

图二·出处｜http://blog.modernmechanix.com/woman-invents-dimple-machine/

顺手挖掘出了一些有趣的美容用品，是不是让你觉得它虽然年代久远，但似乎还是深深影响了今日的一些美容概念呢？不过，我的焦点仍是在“魔法棒”上。今日你如果在Google上打出“chin reducer”（瘦下巴）这个关键词，会发现前述所有的器材已经被“瘦脸乳霜”取代，而这些产品强调的功能，和当初尤金·马克教授所写的广告字眼相去不远。

而你若搜寻“魔法棒”这个关键词，就会发现在台湾一些原先贩卖T形按摩棒的店家，虽然仍是以“魔法棒”为广告，但主力产品已经换成涂抹在脸上的“瘦脸霜”了。

由上看来，“整形美容”产品不仅开发新的名目是王道，连“复古”与“互相抄袭”也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啊！

祖传秘方
——关键词：产钳、助产士、佝偻症、商业机密

中医在医疗史的发展上一直为人所诟病的，除了没有像近代西医有着实证（evidence-based）的研究之外，大概就是讳莫如深的“祖传秘方”这件事了。由于怕自己行医的拿手绝活或药方被复制而失去优势，不愿将这种“独家”与别人分享，但要是没有子嗣，可能在死后就失传；另外也由于这种心态，可能在传授弟子时故意留有一手，造成之后的治疗走了样，无法将医术发扬光大，反而让后人误入歧途。

你可能会觉得我比较偏心，因为自己学习西医，自然会偏袒多一点，但我必须说，西医也是近百年才开始真正进步，靠的是许多科学技术的改进而蒙受其利，加上喜欢炫耀和愿意分享的医师变多，才能逐渐达到现在的规模。在这之前，我看也是和中医半斤八两、不分轩轾，底下所提到张伯伦家族（Chamberlens）在产钳发展史上的故事，就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伯伦家族五代行医，第一代的掌门人叫威廉·张伯伦（William Chamberlen），是在17世纪初因为宗教迫害而到英国的外科医师（说是理发师也可以，当时外科医师多由他们兼任）。他有两个儿子，都叫作彼得（Peter），两兄弟克绍箕裘，也成为了外科医师，同时兼任产科医师。年纪较长的彼得曾经是英皇詹姆士一世（James I）的老婆——皇后安妮（Anne）的私人助产医师（accoucheur）。当时的女性生产，会由助产士（midwife）接生，产科医师都怕血沾上手，而且女性也不好意思在生产时被男性“看光光”，所以身兼助产士的外科医师其实少之又少。

历史上是由谁先发明产钳并不可考。在古罗马帝国时代的壁画上，就有医师拿着类似产钳的东西亮相，不过没有确切翔实的记录可以追寻这个脉络，但上述的彼得兄弟俩所设计的产钳，确实是17世纪时最好的发明。

促成他们两兄弟可以成名的原因，是当时盛行缺乏维生素D所造成的“佝偻症”（rickets）。此病症的害处是会造成人的骨架变形，对于女性来说，要是骨盆变形常导致产程不顺，使得难产的母亲与胎儿都有生命危险，这时借由产钳的帮助与医师的手法，往往可以转危为安，同时保住产妇及胎儿。

两兄弟比较年轻的彼得是之中最出名的一位。根据后人描述，他在替难产的孕妇接生时，总会紧闭门窗，由两位助手抬着精美木盆处理棘手的工作。此时孕妇的双眼是被蒙起来的，而且房间内会发出特定的声响，似乎是为他神秘的工具制造诡谲的环境，避免他人窥知实情。

小彼得医师当时的技术原来可以替他们博得更好的名声，可惜的是年纪轻轻的他或许是恃才傲物，既鲜少参加外科医师的固定聚会，同时又倡议成立“女性助产士协会”，自己要身兼主席。结果两面不讨好，不只外科医师团体排斥他，连女性助产士也不领情，发出声明拒绝他的建议，搞得他里外不是人，最后落得只能守着自己产钳的秘密行医。

接下来的第三、四代张伯伦都有产科医师来接棒，可惜没有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的第四代子嗣叫休（Hugh），在1670年造访巴黎，或许是财迷心窍，想要将家族的秘密卖给法国政府，当时接洽的官员给他出了个难题，请他替一位38岁的侏儒孕妇接生，结果失败了。

1686年，休被外科医师排挤，也遭到英皇詹姆士二世放逐，他只好辗转流离到荷兰。据史料记录，他最终将产钳的秘密卖给当地妇产科医师，只是他仍留有一手，并没有将完整的套组外流，只卖给对方一部分设计。

虽然之后张伯伦家族回到英国，可惜第五代的子嗣并没有生下男孩儿，所以产钳的秘密在此断线。现代提到英国产钳的真正发明者是威廉·斯梅利（William Smellie），不过史学家怀疑他是剽窃张伯伦家族的创意，可能是家道中落的子孙将秘密透露给他知道，因为在1813年有人整理张伯伦家族著名的宅邸（Woodham Mortimer Hall）时，意外发现被尘封了将近130年的产钳套组，里面有制造精美的各种形状产钳。眼尖的医师这才发现，威廉·斯梅利的产钳和它们的样子雷同，只是有了一些小小的差异。

看完了我说的故事，你应该会了解，对于新发明的事物，只要有利可图，人性贪婪的心态几乎都是相同。在我们面对那些紧握“祖传秘方”不放、也不愿分享的医师时，不要觉得有何不妥，换成你我，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反而应该感谢文明的演进，在法律与专利权的保护下，有更多人愿意将自身的发明与众人分享，这不仅是医学，也是其他领域的学问一直都可以保有动力进步的重大原因。

变呆的小兵
——关键词：断层扫描、额叶受损、性格大变

在部队服役当医官的时候，我最不喜欢的事就是在诊间和那些“装病”的小兵周旋。姑且称这群人是患了“调适不良症候群”，他们会装病不外乎是为了能够在部队严格的操练下，争取一点喘息的空间，而医官就必须和他们斗法。但有时候小兵还真的有些匪夷所思的症状出现，细究起来并不是装病，所以如果不小心还真的会误诊，以下一则我亲身经历的有趣病例正是这样。

话说有天下午我在部队的诊间打着哈欠，忽然一位忧心忡忡的班长带着一个班兵来就诊，但是班兵的症状却并非一般的感冒、肌肉酸痛，或者是跑步会胸闷之类常见问题，而是他最近行为“怪怪的”。

“医官，我的班兵以前很活泼，但不晓得为什么，最近这个星期他整个人性格大变，不只和其他人互动很少，而且变得沉默寡言，和他之前的样子有天壤之别。”

听到班长这样说，我也觉得十分奇怪，于是替这位班兵做了一般的检查，不过除了“反应迟钝”之外，其他方面似乎看不出来有什么异常。

接着又从部队的生活管理问起，班长的回答也让我察觉不出什么异样，该单位目前没有遇到战备整训，所需的只有站站卫兵、整理装备，而且该位班兵不到半年就要退伍，依照当时的惯例，实在没有什么人会去为难他。

原本想请班长带回部队再观察几天，但看到眼前这位班兵的模样，我心中总是觉得“毛毛的”，最后不放心便开了一张转诊证明，请该单位找时间去附近的军医院就诊。

由于我的心中存有很大的疑问，于是一直追踪这个班兵的状况，最后谜底揭晓：军医院的电脑断层显示，他的额叶有着血块，怀疑因此造成他性情骤变而不自知。

他的血块怎么来的呢？追查之下，原来在就诊的前几天，他和一群人穷极无聊玩着打赌的游戏，赌输的他所接受的惩罚是戴着钢盔，被赢的一方用另一顶钢盔猛烈敲击他的钢盔前缘，借由两顶钢盔互撞发出声响，替无聊的部队生活带来一点意外的乐趣。

岂料这群人玩过了头，倒造成了那位小兵的伤害，虽然有钢盔保护，但兴头来了，人往往不知轻重，在反复的撞击之后，竟造成了额叶出血，使得他人格上有了戏剧变化。

上述“小兵变呆”的故事说破不值三分钱，要知道脑部的额叶主管人的性格，一旦受到损伤，难免影响人的个性与情绪。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医学诊断，其实也是拜一位病患受伤所赐。

在1848年9月3日，一位25岁名叫盖吉（Gage）的美国铁路工头，正准备爆破一块巨石时，炸药突然提前爆炸，炸飞了工作用的铁棍，铁棍直接插入盖吉的左下脸颊，穿过左眼后方，再从额头上方的头顶处飞出，落在他身后几十米的地上。

盖吉的脑袋瓜因此被打穿了一个大洞，让他当场昏了过去，大家以为他可能就此没命，但是几分钟之后，他竟然缓缓起身，意识也还算清醒，于是他被送到附近的诊所，接受约翰·哈洛（John Martyn Harlow）医师的照料。

虽然在哈洛医师的照料之下，盖吉命大活了下来，但原先那位生活态度谨慎、做人谦虚有礼而工作勤奋的盖吉，却变成了懒惰、行为不检，甚至是酗酒成性的人。一般的医师可能就此不管已经治愈的患者，也可能会以为盖吉是因“大难不死”才有如此的“剧变”，多亏了哈洛医师没有放弃对盖吉的治疗与观察，才将整个受伤后的病程记录下来。

哈洛医师照顾盖吉的病情长达十年，记录翔实，医界后来发现盖吉受损的位置是脑部“额叶”的部分，因此之后才逐渐认定“额叶”是掌管人类性格的重要部分，让医界对脑部的研究又前进了一大步。

盖吉的头盖骨及那支改变医疗历史的铁棍，因为哈洛医师的捐赠，目前存放在美国的华伦解剖博物馆（Warren Anatomical Museum，如图）。

图片出处｜http://nationalpostcom.files.wordpress.com/2014/05/phineas-gage-skull1.jpg

看完了小兵与盖吉的故事，不知你的感想是如何呢？有时医学与人生一样，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看似绝路的环境，往往提供了答案，甚至是解决的方法——盖吉是一例，盘尼西林的发现也是一例！在医学的历史，相似的故事比比皆是，能否名留青史，端赖遇到问题的人是认为“理所当然”，选择早早放弃，还是追根究底、锲而不舍而已。

时尚趴的打卡画作
——关键词：售票、时尚、林布兰、公开解剖、虚拟场景

2015年综艺新闻最“瞎”的莫过于某位李姓女艺人，利用特权参观台湾军队阿帕契直升机，白目的她率性与直升机合照，更扯的是还将照片上传Facebook打卡，引发了轩然大波，不只自己的声誉受损，连带当初好意安排她参观的军中朋友及部队长官均被惩处，甚至吃上官司。

探讨那位女艺人的心态，其实就是“炫耀”两字。这种行为常常可以在那些自诩为“时尚”的有钱人或演艺人员身上发现。在报章杂志或网路社群中，都可以看到这些人在各种精品发表会或是所谓的“时尚趴”中留下身影，不只比行头，也比排场，只是将机密的军事装备照片登上个人的Facebook，确实是有些秀过了头。

其实这种炫耀的心态并非特例，古往今来相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将场景拉到17世纪的荷兰，你会发现大师林布兰（Rembrandt）的画作里，也不免俗有这种情况发生。他的名作《尼可拉斯·杜尔医师的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 Tulp），就是一幅当时名流另类“时尚趴”的“打卡”画作（如图一）。

图一·出处｜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Anatomy_Lesson_of_Dr._Nicolaes_Tulp#/media/File:The_Anatomy_Lesson.jpg

林布兰这幅作品完成于1632年，是他26岁的成名之作。画评家认为它代表了荷兰当时“群像画”的里程碑，画中的主角尼可拉斯·杜尔医师于1628年被聘任为外科医师公会的授课教师，并且由政府准许，每年可获得将一名死刑犯遗体公开解剖的特权。

画中的死刑犯叫亚里斯·金德（Aris Kindt），是因为持械抢劫而遭到绞刑的罪犯，他也是尼可拉斯·杜尔第二位公开解剖的死刑犯。姑且不论这幅画作的手法与艺术价值，它在我的眼里并非是当时死刑犯公开解剖的真实情况。

承袭自14世纪的意大利，教皇解除了对人体解剖的禁令，观看死刑犯的公开解剖在一百年后变成是非常时尚的娱乐，因为机会难得，有此特权的医师都会将此“表演”公开贩售门票。当时的场面由1543年安德雷亚斯·维萨流斯（Andreas Vesalius）所出版的解剖教科书封面可见端倪（如图二）：主持解剖的医师站在讲台中间，最靠近他的就是达官显贵或社会贤达，其次才是医学院的学生，最外圈则是付得起门票钱的贩夫走卒，场面相当热闹。

图二·出处｜http://codex99.com/anatomy/45.html

由于人体在死后保存不易，所以这类的人体解剖时尚秀多在冬天举行。为了能多赚点钱，历史上记录，这类活动通常会花三天才完成所有的解剖工作：第一天会开膛剖肚，将容易腐烂的肠胃脏器先拿出来展示，以避免它们造成大体的迅速腐败；第二天的解剖就以肌肉及脑内组织作为表演的重点；而最后一天则是针对剩下的骨骼系统进行解剖与讲解，而此时人体已经是光溜溜，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价值。

基于上述的解说，我们重新检视林布兰的画作，你就可以知道为何说这幅作品是那些喜爱炫耀的人所委托绘制，而不是解剖教室的真实画面。

第一是解剖教室的摆设不够清楚。通常为了解剖人体，需要准备很多工具及不怕血的助手帮忙，历史上的尼可拉斯·杜尔医师是喜欢精心打扮的表演者，所以林布兰将他画成光鲜靓丽的模样并没有错，只是为了让画面美观，漏掉了血淋淋的细节。

第二是解剖的顺序不对。如同我之前的解说，一开始应是开膛剖肚，林布兰画中的解剖之处，竟然只有左手一小部分的肌肉血管组织被切开，不合乎常规与原则。

最后是整幅画作中只有八个人，不像我所提到的那种人满为患的场面。或许你会说，这只是局部画面的显示，为的就是让它看起来更逼真，但我想问的是，为何这八个人后面没有群众的阴影，以符合当时卖票表演而人头攒动的情况？以林布兰擅长制造光影的能力，单凭“聚光灯”效果就可以强调这八个人的独特性，而不是只有画出这八个人。

所以综合以上的说明，我确实同意某些画评家的观点，林布兰的“尼可拉斯·杜尔医师的解剖课”是一幅为了特定人士量身定做的绘画作品，而不是真有其景，目的是凸显画面那八位委托人“时尚”、“多金”的身份。至于是哪八个人呢？有画评家指出答案就在画面中间那位凝视杜尔医师动作的人手上的那一张纸，纸上隐约记下了这八个人的名字，据信都是当时荷兰外科医学会的成员，他们的心态和那位李姓女艺人大概相去不远。

有幸能以医师的观点带大家欣赏艺术大师的画作，点出其中启人疑窦的部分，虽不如画评人的专业，但可以展现这幅画不为人知的风貌，也算是另一种深度的解说吧？

另类的处方
——关键词：狗、宠物、高血压、心血管疾病

2014年底，美国内科医学会发表了第八次全国联合会议所制定的成人高血压治疗准则（即俗称的JNC8），里面详细规定了各种状况下的高血压定义及治疗准则，建议一般患者血压控制的目标在140/90毫米汞柱，而对于年纪大的患者则比较优待一些：大于80岁以上的人，血压控制可以放宽到150/90毫米汞柱即可。

依据美国建议的标准，台湾的心脏医学会也在隔年初公布了“2015年台湾高血压治疗指引”。担任撰写委员会主席、台北荣总新药临床试验中心主任江晨恩教授提到，鉴于亚洲人对血压变化的敏感度较高，尤其是脑中风发生率远高于白种人，因此国内血压控制的标准要更严格，除一般人理想血压值在140/90毫米汞柱以外，有危险因子的患者（糖尿病、冠心症、蛋白尿的慢性肾病变患者等等）是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群，血压应严格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

看到上述的报道，我想每个年事渐高的国人都会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压迫感，不过我看到贴心的记者们在谈到相关的准则时，并非全部都用冷硬的数据来恐吓读者（看到这些数据往往就是代表要吃药了），有时他们也会提出一些“人性化”的建议，引述国外学者某些降血压的妙招，像早点回家、多走路、减重、节制酒量等，而其中最吸引我的，竟然是把养宠物当成一帖降血压的良好药方。

这种为了降血压而养宠物的建议，我想不只是各位读者，连我这个心脏专科医师第一眼看到也觉得匪夷所思。于是就抱着疑问搜寻资料，看看是不是被记者们的报导所糊弄了——结果发现，还真有那么点回事。

学者弗里德曼（Friedmann）应该是研究宠物对人类血压有所影响的滥觞。他在1983年于《神经与精神疾病期刊》（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发表的文章中，就提出“养宠物的人”的血压比“没有养宠物的人”稳定。

但这种观察统计的方式，无法以科学论证（evidence-based）的数据说服其他人，不过到了1992年，澳洲学者安德森（Anderson）在澳洲内科医学会发表另一篇文章，就投下了震撼弹。

安德森的研究里共有5741人参与，虽然“养宠物的人”以及“没有养宠物的人”在BMI和社会阶层相似，但“养宠物的人”收缩压却较低。可惜的是，他的研究仍不够前瞻性、随机性，无法获得大家广泛的认同。一直到纽约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艾伦（Allen）做了一项重要而前瞻性的研究，才逐渐改变了大家的看法。

她找来一群患有高血压的证券经纪人，随机把他们分成两组，让其中一组每人照顾一只狗，接着持续半年追踪这两组人的血压，结果发现养狗的人比对照组放松许多，在休息时的心跳与血压都较低。

随后有更多人投入宠物与人类关系的研究，有愈来愈多的研究证实，养宠物不仅对血压，甚至对于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性也有降低的效果，逼得美国疾病管制局（CDC）在国家卫生署（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赞助下，召开了有关养宠物对于人类心血管疾病影响的会议。虽然会中没有明确对养宠物是否“有助降低人类心血管疾病风险”背书，但确实也达到宣传的效果。

到了2013年，执世界心血管疾病预防与治疗牛耳的美国心脏学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终于仿效治疗各式心血管疾病制定准则的方式，为了养宠物是否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开了几次专家会议，也发表了一篇文章，算是对它做了“学术性的评论”（scientific statement）。AHA收集了几十篇学术文章，归纳起来发现，“养宠物的人”确实在血压、血脂的控制比“没有养宠物的人”具优势，而且如果病患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他们的风险也将因为养宠物而降低。

虽然没有特别追究上述情况的原因，但文章中提到“养宠物的人”在规律运动的程度，有将近六成都可达到美国心脏学会对于成年人的建议，或许可以说明喜爱宠物的人比较不会懒散，也喜欢运动吧？

不过由于所引文章大都是独立的研究，在学术等级是“Level B”，意即在公信力上，比以多家医学中心为主的大型研究“Level A”差了些，而且文末学会还特别注明：不建议为了“单纯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而去养宠物。

看了我的解说，你可能仍会一头雾水，到底养宠物是否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跟所有“生活形态改变”（lifestyle modification）对心血管疾病的益处一样，你做了它们都有正面的效益。至于我相不相信呢？以一个养了10年雪纳瑞的饲主来说，我认为毛小孩儿是很有疗愈效果的。

最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得提，就是上述的宠物是以“狗”为主，“猫”的效果似乎差了点。

运动保健的千年药方
——关键词：三高、减药、跑步、延寿、同侪鼓励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运动可以保持健康”，或者是“运动能预防疾病”的相关文章都会占据新闻版面，当然也会附注运动的时间与方法。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建议是每周5天、每天要有30分钟的运动；而台湾卫生研究院在新版的“运动指引”中，更建议国人在20岁以上，每天如果能健走15分钟，可延寿3年，若改成跑步，甚至只需要一半的时间即可。可惜前述的资讯，通常维持不了多久的热度，受关注的程度并不会多于影剧版的腥膻新闻。

平心而论，“运动有益健康”的新闻，它的位阶不应只视为“知识”而已，这几十年以多家医学中心为主的随机研究显示，运动的好处是很多的。例如，运动可以减轻体重，降低血压、三酸甘油酯及胆固醇，可以减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运动可刺激人正向思考，因此对于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以及忧郁症的发作，甚至提升自信心，都有一定的正向效用；当然，由于运动的训练可以改善身形，舒展筋骨，自然也可以预防骨质疏松，让人免于慢性疼痛的威胁。所以我认为身为医师应该勇于告诉病患运动的重要性，甚至在开立任何处方前，建议病患吃药之外有不一样的方法，让他有减少用药的机会，进而免于疾病的威胁。

不过，在古代没有这些严谨的学术研究当后盾，难道医师就没有认知到“运动”所带来的益处吗？其实不然，审视医疗史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即使在科学不昌明的时代，很多医师就已经了解运动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最早提倡运动的医师，大概是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苏许鲁塔（Sushruta）。他认为人每天都要运动，透过运动的训练，可以加强身体力量、增进记忆力及减缓老化，尤其更能促进肠胃吸收的功能，让身体机能保持平衡，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他将“运动”当成治疗的手段之一，特别是对气喘、虚弱、肥胖、肠胃吸收不好的病患来说，是很好的“处方”。可惜的是他只提到所谓的“中度”运动，如散步、跑步、游泳，甚至是角力，并没有告诉病人要如何运动、运动多久。

而历史上是哪一位医师开出了第一张运动处方呢？答案是西方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那由后人为他整理的医学叙述著作《希波克拉底全集》（Hippocratic Corpus ）中，就多次提到运动的重要性。

希波克拉底是“体液学说”（humoral doctrine）的拥护者，主张运动是维持体液平衡很好的方法，甚至是治疗疾病的方式之一。他开出的运动处方就是“走路”——建议病患第一个月要以每天走20“史泰德”（stade，希腊长度单位，1史泰德大约是185公尺，20史泰德大概约3.7公里）开始，每天增加5史泰德，直到每天能走到一百史泰德（大约18.5公里）为止，而且他要求病患要持之以恒，以一年为期，相信连现在的医师也没有这样的“治疗处方”。

不过，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中国人很早就有将运动作为保持健康与养身的手段，例如，道家的导引之术、华佗创立的五禽戏，甚至目前还流行着的八段锦、外丹功等等，都是很好的运动方法。只是这些运动常常因为需要拜师学习，甚至让人觉得浪费时间，变成特定人士（如退休族群）才会从事的运动，殊为可惜。

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么多有关“运动”的种种？这是因为现阶段的医学治疗，已经渐渐被药厂所把持，医师这个角色往往太重视各种“药物”的治疗准则，忘了告诉病人有“不需要吃药”的治疗方式，变得自己是药厂的代言人。

所以现在我的门诊里，如果是那些在“三高”治疗准则边缘的人，我都会费尽唇舌告诉他们：第一个就是要改变不良的生活形态，如戒烟、减少不必要的熬夜，然后提醒他们每天要适量运动，维持适当的体重，如此就可以免于加入“吃药一族”，受药物的终身控制。当然，各种药物的副作用，我也会不厌其烦加以告知。至于那些已经长年服药的人，我的做法也大同小异，如果他们能遵守我的建议，在一段时间内，都会得到“减药”的奖励。感到欣慰的是，大部分的病人都可以听进我的话，虽然达标率不到一半，但是良好沟通的结果，医嘱服从性几乎百分之百。

至于要如何运动？我想不需要我多说，在网络上这种资料都唾手可得。什么“每天一万步”、“三三三法则”等，不胜枚举，重点不在运动的方式，而是持之以恒。最后我还有两个真诚的建议：一是要循序渐进，不要看了我的文章就立刻买步鞋快跑，那可能还没有达到效果，就先进复健科治疗；第二是运动要找伴，研究证明，有同侪的鼓励，运动的效果才可以持久。

从神话到医学
——关键词：恋母情结、阿基里斯腱、海神的女儿

在西方的教育里，神话学（mythology）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生活的词汇或文学的创作里，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同样的情况在医学上也不例外，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又称俄狄浦斯情结），便是由20世纪初的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创，而他利用的就是希腊神话里的悲剧人物——底比斯（Thebes）国王拉伊俄斯（Laius）的儿子俄狄浦斯的故事。

俄狄浦斯在出生时，神谕预测日后他会弑父娶母，因此他被交由某个牧人弃置野外等死。不过执行命令的牧人一时心生怜悯，将他交给科林斯（Corinth）王国的牧人，辗转送给了国王波吕玻斯（Polybus），被当成其亲生儿子抚养。

当然主角俄狄浦斯最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真的失手杀了自己的父亲，并且与母亲成婚，生下了两男两女。而故事的结尾是他透过两位牧人的线索，得知自己躲不过神谕，只得刺瞎双眼，给了自己比死还痛苦的惩罚。

弗洛伊德依此神话将俄狄浦斯情结形容成“恋母情结”，听起来是很生动，但了解其神话以后，感觉它又有些牵强，无法确切表达恋母情结的精髓。无论如何，它被沿用至今没有人反对，但与其他类似缘由的医疗名词相比，它就相形逊色了许多，底下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

话说NBA巨星柯比·布莱恩（Kobe Bryant）在长年征战之后，有一天不幸因为脚的“跟腱断裂”，接受了手术，消失了整个球季。而他受伤的部位又叫阿基里斯腱（Achilles tendon），牵涉到的也是一段很有名的神话。

特洛伊战争中，希腊军的英雄人物“阿喀琉斯”，是海中仙女忒提斯（Thetis）的儿子，也是宙斯（Zeus）的曾孙。忒提斯希望“阿喀琉斯”可以刀枪不入，所以在其很小的时候，就将他浸在地狱的冥河里。不过在浸泡的过程中，忒提斯是提着“阿喀琉斯”的脚跟倒吊着入水，以致脚跟没有浸泡到河水，成为他致命的弱点。

故事的最后是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Paris）在太阳神阿波罗（Apollo）的协助下，用箭射中“阿喀琉斯”的脚跟，让他一命呜呼，无法在之后的“木马屠城计”之中贡献自己的能力。

基于上述的神话，解剖学家将脚的跟腱称为“阿基里斯腱”，就比前述的“恋母情结”（俄狄浦斯情结）贴切多了，而且你也可以在查阅英文字典里发现，一个人的“致命缺点”就可说成是“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的脚跟）。

再谈到另一个有趣名词——siren，这个字虽然不是医疗专用，但却是属于很重要的装置名称：在救护车上发出声响，提醒其他用路人要让出通道的警笛声就叫“siren”。它的来源就是荷马（Homer）名著《奥德赛》（Odyssey ）中，那位令水手听到会神魂颠倒，随着她的歌声而去，最后导致整艘船只触礁沉没、全体伤亡的海神女儿。

一八一九年，法国人查尔斯·卡尼亚尔（Charles Cagniard de la Tour）发明了一种可以在水下发声的装置，鉴于此特性，这位浪漫的法国人将它称为“siren”，也就是现今警报器的始祖。后来此装置的运用范围扩大，举凡防空警报、消防警报的装置都叫“siren”，自然医疗上使用的救护车也不免俗，把装在车上的警报器叫作“siren”。

可惜这样的故事，和“恋母情结”的由来一样，都让我感到说不出的怪。毕竟以争取时间、为了紧急照护而生的救护车，是以尽快送达病人到医院“救命”为目的，身上装了害人女海妖的发声器，似乎有那么一点驴唇不对马嘴。

不过，谁会去理会这种感觉呢？大概只有我这种无聊的医疗史研究者，才会去发掘每个专有名词背后的故事，当作大家茶余饭后闲聊的题材。只不过艰涩的医疗专有名词，本身就让人难以亲近，如果能结合历史故事或典故吸引人注意，那何尝不是有趣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