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 作者：聂力    
 　　本书是解放军女中将聂力回忆她的父亲——聂荣臻元帅光辉一生的纪实文学作品。作品以女儿独特的视角,叙述父亲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为国防科技事业特别是“两弹一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聂帅的许多故事，人们已是耳熟能详。但在本书中，我们还是能够读到许多新鲜的内容，譬如他早期在上海、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秘密岁月；与林彪的数度合作；以及建国前后担任北京市市长；担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主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谈判；在决策与领导“两弹一星”中的重大贡献；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以及他与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密切交往等等，这些鲜为人知的事情的披露，丰富了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解读聂帅、认识聂帅，而这也是本书的亮点。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山高水长 风暴中的“核聚变”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   
　　在核试验基地马兰，父亲检查了解了为氢弹原理试验而秘密建设的工程设施，工程速度之快令他满意。 
　　1966年11月2日，他致电周恩来：“进行氢弹原理试验的工程建设进展很快，11月下旬可全部准备完毕，……力争在12月或明年1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否则明年2月以后，基地的气候条件会变坏，基地的工作也不好安排。” 
　　据当时一直跟随父亲的刘长明回忆，与其说是父亲担心气候条件影响氢弹原理试验，不如说他更担心政治气候变坏而影响整个的国防尖端科研计划的实施，不光是氢弹，还有卫星、核潜艇等等，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都在节骨眼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来，大家都有风声鹤唳的感觉。 
　　周恩来接到父亲的电报后，立即指示一机部部长赵尔陆、二机部部长刘杰抓紧办理氢弹原理试验事宜。 
　　对于氢弹，我国领导人早就有了打算和安排。 
　　事实上，在两弹——导弹和原子弹研究秘密进行的同时，中国氢弹的研制工作也在夜以继日地进行。 
　　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氢弹的杀伤破坏因素与原子弹相同，但其威力却大得多，原子弹的威力通常为几百到几万吨梯恩梯当量，氢弹的威力则可大至几千万吨梯恩梯当量。 
　　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复杂得多。实现核聚变爆炸，需要1000万度的高温。迄今为止，除了原子弹爆炸，人们还无法在瞬间获得如此高的能量。两个超级大国一直把氢弹技术作为核威胁的主要手段而严加保密。 
　　我国的氢弹技术完全是靠自己的科学家在一片空白中艰苦探索，一点一点攻克难关。为了突破氢弹技术，早在1960年底，核武器研究所在全力研制原子弹的同时，钱三强根据刘杰部长的布置，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轻核理论研究组，开始氢弹的理论探索研究。 
　　1963年8月，父亲在国防科委办公会议上提出：“氢弹的研制要开始考虑了。” 
　　1964年秋天，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刘杰向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汇报氢弹情况时说，3年到5年才能爆炸氢弹。 
　　周恩来说：“3年到5年，太慢了，要快。”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这个指示再一次显示出毛泽东的伟大气魄。 
　　刘少奇也提出要像炸响原子弹那样早日炸响氢弹。 
　　根据上述要求，周恩来指示二机部，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要求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上，并注意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研制和试验的关系。 
　　1965年1月，为加强氢弹研制的攻关力量，将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的黄祖洽、于敏等30多名专家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两支理论设计队伍会合在一起，迅速投入氢弹研制。 
　　2月，在朱光亚、邓稼先、彭桓武主持下，进一步加紧了对氢弹理论原理的攻关工作。 
　　这年夏天，按照“邓（稼先）于（敏）方案”，经过艰苦努力，获得了爆炸氢弹的关键数据。 
　　1965年5月27日上午，父亲召集张爱萍、刘杰、罗舜初、唐延杰等人一起研究下一步核试验问题时，父亲说：我国核武器的发展，继去年铁塔上爆炸之后，今年又上了飞机。与中近程地地导弹配套的缩小型原子弹头正在研制，问题不大。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工作正在进行。现在看来，搞大当量的地下核试验，选场难，工程量大，周期长，使更快的发展氢弹受到限制。这就更清楚地看出，美、英、苏三国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主要是遏制我国的，我们要放开思想，走自己的路，不受其条约的束缚。为此，下一步核试验规划要作些调整。核试验所必需的一些设备、仪器，如地震仪、微压计、微伦计、气象雷达等，国内尚未过关的，可以从国外买一些，不要“锣齐鼓不齐”。要考虑一下氢弹试验场有些什么问题，应早作准备。法国为什么准备那么长时间还没有进行氢弹试验？我们应该一切问题要早下手。 
　　氢弹技术的突破，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1965年9月，从未出国留学、被人誉为“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率领一批科研人员在上海华东计算所连续奋战了三个多月，他们终于发现了氢弹实现自持聚变反应的关键物理因素和方法。 
　　3个月后，由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吴际霖主持，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李觉、国防科委二局局长胡若嘏等参加，核武器研究所的专家在马兰核试验基地多次进行研究后，确认于敏等提出的利用原子弹引爆氢弹的理论方案从基本规律上推断是合理的、可行的。据此分析，在1967年底或1968年上半年有可能研制出体积比较小、重量比较轻、聚变比较高的百万吨级的氢弹。因此，确定突破氢弹要以新方案为主。原定方案的研究和试验也不放松。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2)   
　　后来的实践证明，就是这个新方案，大大缩短了中国氢弹的炸响时间。 
　　1965年12月18日下午，父亲听取了胡若嘏的汇报。胡若嘏说：不久前，二机部九院专家们已探索到了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热核聚变材料的氢弹设计原理，提出拟于1966年底进行一次低威力的氢弹原理试验。 
　　所谓氢弹原理试验，就是不进行全当量爆炸，只进行部分爆炸，从中检测氢弹的技术是否过关。 
　　听到这个消息，父亲很高兴。这些年不断地与核打交道，父亲也快成了专家了。他说：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热核聚变材料的这一氢弹设计原理是个好设想，二机部、国防科委要组织力量研究，尽早进行试验。   
　　争取今年打响第三炮(1)   
　　正当科技人员在氢弹攻关中忘我拼搏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历史大劫难的序幕正在他们身边拉开。 
　　“文革”之初，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周光召等一线的科学家纷纷受到冲击。不久，张爱萍、刘杰这些两弹的功勋领导人，也遭到关押。国防尖端科技项目，其实是靠着一种惯性，更靠着广大科技人员对祖国的忠诚，艰难地向前滚动着…… 
　　父亲马上意识到，各项试验工作必须抓紧，尤其是两弹结合和氢弹，如果过多的耽搁，在运动的冲击下，就有流产的可能。 
　　1966年8月23日，在第55次军委常委会议上，父亲提出：导弹、原子弹“试验基地今年试验任务重，还有些科研单位有研究任务，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推迟，目前可先按师以下单位办法搞正面教育”。 
　　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 
　　10月底，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后，父亲最关注的就是氢弹了。 
　　11月中旬，他们一行从新疆回北京，在西郊机场乘车进城，沿途见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高音喇叭叫得人心烦，比他们离开北京时，显得更混乱。 
　　途中，父亲的车子被红卫兵拦下了。刘长明主任有些紧张，生怕有什么意外。还好，拦车的红卫兵并没有认出父亲，只是让车里的每个人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否则就不放行。父亲说，这怎么办。刘长明说，我替您背吧。刘长明征得红卫兵同意后，替父亲背了一段《为人民服务》，他们这才得以脱身。 
　　在“文革”的风暴中，中国氢弹的研制依靠一种惯性继续进行，整个试验装置的理论设计方案提交给设计和制造部门的时候，是1966年10月中旬。 
　　设计和试制人员要按计划要求完成试验装置的工程设计和加工制造任务，周期十分短促。而且，这个试验装置结构复杂，有些部件开关奇特，设计制造的技术难度很大。为了确保质量和进度，理论、设计和工艺加工人员团结协作，及时交流情况，相互提出要求，共同商定解决问题办法。在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核装置结构设计与制造紧密配合，边设计边制造，平行交叉作业，争取了时间，于1966年12月全部完成了试验装置的设计加工任务。 
　　父亲得知氢弹原理试验的装置已经全部准备完毕，即致电核试验基地领导：“这次试验，具有关键性作用。”全体同志“要切实遵循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认真、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教导，发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连续作战的英勇精神，千方百计，保证万无一失，百分之百地成功。希望你们努力争取今年打响第三炮”。 
　　这里说的第三炮，是指核试验基地当年要执行的第三次核试验任务，也就是氢弹原理的试验任务。 
　　12月11日下午，父亲参加第17次中央专委会议，讨论人造卫星研制，和即将进行的中程地对地导弹首次发射试验以及氢弹原理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对于射程×千公里以上的东风三号中程地对地导弹，因为是父亲一手抓的，所以他比较放心。他最牵挂的，其实还是氢弹。 
　　周恩来亲自主持了这次中央专委会议，原则同意国防科委和二机部关于东风三号导弹试射、氢弹原理试验各项准备工作的安排，同意在12月底或1月初进行这两次试验。 
　　会上，父亲再度请缨出征，要求到东风基地和马兰基地，主持这两次试验。周恩来望着他，默默地点点头。 
　　那段时间，父亲同周恩来一样，一边应付中央“文革”小组的纠缠，一边为这两次重要的试验做部署。 
　　12日，父亲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明年的科研任务，现在就要抓紧安排，以便一些最主要的科研项目继续搞下去。 
　　他还是想抓紧，他最怕翻来覆去折腾人的运动耽搁国家的大事、正事。 
　　在我的记忆中，每到入冬时节，父亲就要感冒一次。1966年底，离开北京之前，他又病了一场，感冒发烧，天天请医生看病，服药治疗。还好，动身之前，病好了。 
　　他的身体早就不强壮了，但他有韧性，比较抗折腾。快70的人了，疾病缠身，原本正常。许多年来，我和母亲摸清了他的规律：只要有任务，只要是去做他喜欢的事情，他的精神头儿就会高涨，大病会变成小病，小病就会无影无踪。 
　　12月25日，又是在西郊机场，他乘坐的飞机起飞了。在机翼下的这座城市里，北航的红卫兵们正在疯狂地向他开炮，他们贴出的大字报——“火烧聂荣臻”、“万炮齐轰聂荣臻”，随处都可见到。有人说，他到基地去，是想给自己脸上贴金。还有人说，他是害怕人民群众，借机躲出去。 
　　一向沉稳、厚道的父亲不屑于为自己辩解，他时刻牵挂的是怎样让导弹继续腾飞、核弹接连爆响。   
　　争取今年打响第三炮(2)   
　　正如父亲所料，在东风基地，中程地地导弹首次试射，即顺利获得成功。 
　　次日，也就是27日，他飞抵马兰核试验基地。这是他短短一个月内第二次来马兰。陪同父亲的刘长明说，父亲下飞机后，顾不上喘口气，他就听取试验总指挥张震寰、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关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确定试验零时定为28日中午12点。晚上，父亲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得到批准。 
　　28日上午11时，父亲来到核试验场。他看到托举氢弹装置的铁塔在流云飞雪中挺立着，阴云中渐渐透出一片蓝天。 
　　1966年12月28日，对于中国尖端武器的研制事业来说，同样是一个值得永久铭记的日子，12时整，氢弹原理装置按时起爆，雷鸣般的轰鸣震撼戈壁。这次核爆炸的威力为12.2万吨梯恩梯当量，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下午，父亲乘飞机在爆心1200米上空绕行两圈，察看铁塔残骸和效应物受破坏的情况。 
　　接下来的两天里，他在马兰招待所主持座谈会，讨论氢弹试验问题。中国第一流的两弹专家大多到会，科学家们一致认为，这次氢弹原理试验是成功的，这条路子走对了，所采用的氢弹设计原理是中国氢弹技术的一项重要的突破性成就，下一步采用这个原理和已有的核航弹壳体，争取进行一次百万吨级全威力的氢弹空中爆炸试验。 
　　父亲总结说：“下一步争取在1967年10月1日前，进行一次设计威力达100万吨到200万吨当量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在空爆的氢弹试验成功后，再研制用于导弹的氢弹核弹头。这些设想待我报告中央，再作最后决定。”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可以按此进行安排。 
　　1967年的元旦，父亲是在马兰度过的。这天，他观看了氢弹原理试验纪录片。 
　　1月2日，父亲在同核试验基地领导人谈话时说：1967年一定要氢弹试验成功，基地要据此安排好各项工作。再次强调了基地要在正面教育中发扬好民主，并说，民主空气搞好了，运动中就不容易形成两派。   
　　49响在法国前面(1)   
　　父亲于1月3日回到北京后，向中央专委报告了氢弹试验的设想。中央专委批准了这个建议。随后他再次召开专家座谈会，亲自部署了氢弹试验任务，研制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1967年2月初，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几位科技人员反映，全威力氢弹理论设计方案2月份即可确定，试验时间应该提前，要响在法国前面，建议改在7月1日前炸响。 
　　当时有消息说，法国即将炸响氢弹，所以，中国的科学家憋着一口气，要响在法国前面。 
　　国防科委在与二机部、核试验基地、空军等单位仔细研究后，于2月20日向周恩来和我父亲汇报了首次氢弹空爆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建议批准在7月1日前进行这次试验。 
　　父亲和周恩来同意这一安排。 
　　为调整修改核武器研制两年规划，按照既定的安排，九院从2月22日开始在221厂召开有院领导和科技专家参加的1967年科研生产计划会议。 
　　就在这样的时刻， 2月23日，西宁市发生了死亡100多人的大规模武斗。设在西宁市的221厂技工学校，也有一部分学生卷入了这次武斗事件，导致221厂内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加剧，厂内秩序混乱。朱光亚回忆说：“这时，我们的会议才进入第二天。这一情况向北京国防科委报告后，聂帅非常重视，他意识到如不采取断然措施，221厂的科研生产及氢弹试验准备工作必然要受到影响，蒙受巨大损失，科学技术人员也要遭殃。当天，聂帅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并提出对221厂实行军事管制的建议，周总理同意聂帅的建议。第二天，聂帅指示221厂将与会专家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区，并由国防科委转请空军司令部派出一架专机去西宁，把参加会议的科技专家接到北京。” 
　　3月2日，父亲接见刘杰、李觉、朱光亚、陈能宽同志并听取了汇报。父亲指出：科学家对技术问题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怕，不能被“造反派”所左右，否则要犯错误。召开计划会议，把近期、远期的任务安排一下，这很好。问题是会议如何开法。核试验和有关的会议，不能让“造反派”把持，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得太多，该保的密一定要保。计划会议可以吸收一些专家、技术人员、工人参加，这就是走群众路线。计划会议安排在京西宾馆，以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的名义召开，设一个领导小组，由罗舜初（国防科委副主任）、郑汉涛（国防工办副主任）和李觉同志组成。 
　　3月4日下午，周总理和父亲接见了221厂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 
　　总理先请父亲讲话。父亲说： 
　　221厂是我们国家极为重要的国防工厂，担负着国家十分重要的研究设计和试验任务。最近的事态发展，使正常的科研、生产秩序受到影响，工厂的安全受到威胁。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此十分关切。经周总理批准，我宣布，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221厂实行军事管制（3月5日父亲签发了这份《决定》）。221厂不得夺权，不准串连，“文化大革命”运动只准在8小时工作以外时间进行，违者将受纪律处分。父亲还宣布，由贾乾瑞（解放军8122部队司令员）任221厂军事管制小组组长。 
　　接着，周总理讲话，语重心长地对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他指出，革命群众间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和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做好团结工作，实现大联合。他希望厂内广大群众、干部，在军管小组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搞好本厂当前十分重要的研究设计与试验任务以及其他各项工作。 
　　221厂实行军管后，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在军管小组领导下，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大多数职工积极投入氢弹的研制试验工作。 
　　4月初，父亲再次接见了氢弹研制、试验的有关同志，他听取汇报后再次指出：氢弹原理试验的成功，表明我国在突破氢弹技术关键上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这是一件大事。二机部和核武器研究单位全体同志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大家要很好总结经验，正确对待核武器研制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为增强我国的国防实力作出更大贡献。他还特别强调：理论与试验要紧密结合，互相促进。核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没有雄厚的理论基础是不行的。要发展理论，又必须十分重视试验，积累数据，重视和分析研究这些数据。没有试验，就不可能发展理论。 
　　父亲还说：搞核武器研究要强调保密，但也要走群众路线，发扬技术民主。两者并不矛盾。核武器虽然是绝密的，但把它包含的众多科学技术分解开来看，大量的还是一般技术。 
　　父亲的这些讲话，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   
　　49响在法国前面(2)   
　　为保证试验准备工作的进行，父亲在1—3月份先后批准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4份特别公函，分别要求三机部、五机部、七机部及他们所属承担这次试验协作任务的有关工厂，必须保证所承担的协作任务顺利进行，要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任何人不得阻挠。这一措施确实起到了稳定和促进作用。这些工厂都按计划相继完成了所承担的协作任务。 
　　5月9日，父亲参加了周总理主持的第十八次中央专委会议，讨论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第一次全当量的氢弹试验，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在军事上，它将使我国的核武器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议要求6月20日以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从5月20日开始，氢弹部件加工与生产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为了全力做好最后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这次氢弹试验成功，父亲指示国防科委起草电报，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221厂暂停“四大”，集中精力，确保氢弹的加工质量和进度。5月29日，毛主席签发了这份电报。 
　　核试验基地氢弹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从3月开始全面展开。这次试验决定采用轰-6型轰炸机为运载工具，空投带降落伞的航弹，预定在距地面3000米高度上空爆炸（俗称为机、伞、弹试验方式）。按照理论设计，氢弹的爆炸威力在150万吨至300万吨梯恩梯当量之间。1967年4月25日，基地在试验场区开设了指挥所。军内外28个参试单位的6185名技术和保障人员从4月下旬开始陆续进入现场开展准备工作。他们当中有总后、空军、海军、炮兵、工程兵、装甲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第二炮兵共10个效应大队。地方的参试单位有中央卫生部、建工部、铁道部、水电部、石油部、机械工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生物所等。至1967年5月，氢弹试验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父亲时刻关注着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5月30日他特意电示基地：氢弹试验已进入紧张阶段，各项准备工作务必周到细致，要慎之又慎，细之又细，万万不可疏忽大意。要千方百计地保证试验的成功和人员的安全。鉴于氢弹原理性试验的经验，一定要充分估计到这次试验的特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各项预案，切实搞好场区警戒、剂量侦察和监督等工作。 
　　6月12日，父亲再次出席周总理主持的专委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公布了毛主席1958年6月2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指示：“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周恩来说要在场区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并在场区写大字语录牌，但不要把大字写在地上，以防敌人从空中拍照。这次热核试验，将要实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发展我国核武器事业的英明预言和伟大号召。 
　　在听取汇报中，周总理严肃地说，基地于6月10日空投遥测弹情况的报告中说“均很正常”，伞有三处裂口，还能说“很正常”？缺乏科学态度，应为“较正常”。不要过分乐观，要实事求是……场区有的同志“有些经验主义”，这不行，必须认识这次试验的特点，并认真严肃对待，绝不能粗心大意，工作应精益求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周总理强调说，这次试验要更认真。现在看来，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很关键的是保证伞的强度和正常开伞。这个问题，必须认真严肃对待，全面考虑和检查。6月13日综合预演后，还要对产品总装认真地作全面检查，保证安全可靠。对遥测站消除干扰问题应进一步研究解决。对经常出现的示波器和相机卡片，也要重点检查。 
　　会议结束的时候，周恩来的目光又望向父亲。父亲明白了什么，对他微笑了一下。果然，周恩来说：“聂老总，恐怕还是想请你去一趟罗布泊，可以吗？” 
　　父亲干脆地回答：“义不容辞。” 
　　参加这次会议的李富春、叶剑英和父亲3人，此时已经被当成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他们的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可以说是自顾不暇了。 
　　但父亲这时候到了“一心无他”的地步，他就盯着氢弹。 
　　出征之前，我的父亲又病了，发烧，浑身不适。但他没有声张。“文革”以来，他经常生病，不知是不是与红卫兵们对他的“火烧”、“炮轰”有关系，反正他的体质越来越弱了。我和母亲着急也没用。   
　　三百万吨，够了！够了！(1)   
　　6月14日上午9时，父亲来到西郊机场，叶剑英特意赶到机场送行。两位老战友用信赖的眼光互相凝望着，两双握在一起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也许他们都明白，两人肩负的担子是何等的沉重。 
　　叶剑英说：“又辛苦你了。” 
　　父亲说：“你在北京坐镇，担子也不轻。” 
　　这是父亲在八个月的时间里第三次去核试验基地。此行他正发着烧，是抱病执行任务的。随父亲去核试验基地的周均伦秘书说：“我们是上午9点钟从北京起飞，在空中飞了5个半小时，那时在飞机上看，一片黄土高原。我们坐的专机，专机上有一张床，聂帅可以睡在床上。那一次老帅还发着烧，前几天温度38度多，走的那一天还37度多，稍微好一点，但这一次试验很重要，他亲自去了。” 
　　下午1时50分，专机降落在马兰机场。 
　　父亲到了马兰飞机场，张蕴钰、李觉、郑汉涛、张震寰他们都到机场去接，当地的时间跟北京的时差相差了两个小时，到了那里，正好吃中午饭。周均伦回忆：“ 吃完中午饭，聂帅第一个就要看降落伞。在氢弹空投以前，进行冷弹试验。氢弹有多重，用水泥模拟弹的重量，从高空往下投。往下投的时候，投一次还不行，要投几次。有一次投的时候，降落伞的一根吊带断了。这样，就可能引起很大的危险，偏离方向。在北京的时候，就报告了这个情况。聂帅特别重视这件事情，刘长明（聂帅办公室主任）、陈兆保（警卫参谋），还有我跟着他一起去检查。把原来坏的降落伞也放在那个地方，好的降落伞也放在那个地方（马兰礼堂）。聂帅问得很仔细。技术人员告诉聂帅，这降落伞有什么缺陷，不过我们把毛病找出来，现在都加固了，不会有问题。听了汇报以后，聂帅认为都比较可靠了，这才放心。” 
　　晚上，父亲不顾5个小时飞机的颠簸劳累，听取国防工办副主任郑汉涛和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关于准备工作情况的详细汇报。刘长明主任回忆：“在汇报当中有个问题，在氢弹上面有个垫片找不着了，原因就是工艺上不严格。他们告诉聂帅，已经采取了措施，不会有问题。聂帅听了以后，一再追问，详细了解情况，说相信你们采取了措施，绝对不会有问题。同时强调，你们不要小视这工艺，搞尖端武器，这工艺特别严格。这些问题不要看成是小事，出起事来会变成大问题。规程上的工序一道也不能少，少了一道工序，就是个教训。” 
　　最后父亲说：“现在大家很累了，要注意很好休息。这次试验与过去不同，有质的变化，休息安排不好，工作是搞不好的。” 
　　15日，父亲又两次听取郑汉涛等领导同志的汇报。16日下午，父亲来到马兰机场，慰问在现场工作的科技人员。他认真观看了试验用的氢弹实物，登上执行空投氢弹任务的轰-6型飞机，并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说： 
　　“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 
　　机组人员坚定地回答：“请元帅放心，我们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父亲用力握住机组组长徐克江的手，不停地摇着说：“好，好，我相信你们，相信你们！” 
　　6月16日晚上，父亲赶赴核试验场区，住到场区的开屏村，这里离指挥所约30公里。周均伦秘书回忆：“那里蚊子特别多，我们赶到白云岗快到10点，但天还没有黑，我们在那里散步，他们讲蚊子厉害，我们每个人都戴着手套，脸上每个人弄一个纱罩。蚊子叮着你以后，你拨弄它，它都不飞，它非要咬你，除非你把它打死。聂帅身体不好，到晚上温差很大，给他披了棉大衣。” 
　　当天晚上，父亲同张震寰、张蕴钰商量研究后，确定将试验零时定为17日8时，并在电话上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得到批准。 
　　第二天凌晨7时，天还没亮，父亲便乘车来到指挥所，指挥所设在距爆心西55公里的白云岗。到达指挥所时，天已破晓。早晨的天气很好，一片晴朗，仅在靶场上空飘浮着一片卷云，确是试验的难得好天。试验场上，一切准备就绪，人们都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期待着即将发生的一切。 
　　周均伦秘书回忆说：“指挥部设在一个帐篷里，附近还有一个堑壕，那是掩蔽壕，因为核试验有三大杀伤威力。一个是冲击波，一个是光辐射，还有一个是放射性沾染。我们在掩蔽壕里面主要防止冲击波，大家都下去了，老帅也下去了。” 
　　6月17日7时40分，父亲再次分别打电话给周总理、叶剑英，汇报了现场各项准备工作的最后情况，说飞机已经起飞，预计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鼓励。 
　　8时前，飞机声由远而近，人们都翘首以待。   
　　三百万吨，够了！够了！(2)   
　　8时整，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没有投弹，拐了个弯飞走了。 
　　“怎么回事？”父亲在掩蔽壕里用电话问。 
　　电话里空军地面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父亲当即答复：“可以！应该这样子，这是飞行员认真负责的表现。” 
　　多年之后，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孙福长回忆说：“一时由于当时我的心情比较紧张，再加上受‘左’的干扰，在飞机上要不断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影响了我的注意力，所以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氢弹没能在预定的8时整准时投下。” 
　　这可以算作是这个辉煌时刻的一个小插曲。 
　　于是，20分钟以后，徐克江驾驶的轰-6型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氢弹在距靶心315米、高度2960米处爆炸。 
　　此时，天空中出现了一个自然的太阳，一个人造太阳。两个太阳在蓝天上并排高挂，这一奇特的景象，令人叹为观止。 
　　随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氢弹爆炸成功了！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时刻。 
　　伴随着隆隆的轰鸣，人们从指挥部、从掩蔽壕内跳出来欢呼，一阵强风带着热浪迎面扑来，有的人几乎被吹倒，这是氢弹冲击波的威力！ 
　　周均伦秘书说：“氢弹一爆炸，我们都高兴得很，都跳出了掩蔽壕，我和护士欧阳等年轻的同志先跳出来。我们站在掩蔽壕的上面，氢弹一爆炸，一股热浪就是冲击波冲过来，要把我们吹倒。离我们大概100米左右，指挥部的帐篷都吹倒了。”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父亲因为上了年岁，无法像年轻人那样跳出掩蔽壕。但他手握电话，激动地凝视着天空那个人造太阳渐渐演变成的蘑菇云。军事摄影家孟昭瑞拍下了这次试验的几张历史性照片，其中也有这张照片。 
　　人们面对着这朵比原子弹的蘑菇云要壮观得多的伞状烟云，欢呼声经久不息。 
　　欢呼声中，父亲让刘长明催问有关方面尽快汇集各种数据，计算出眼前实现的核爆炸的当量，够不够得上氢弹级爆炸？ 
　　科学家们紧张地计算着，很快就报告说：“初步计算，核爆炸的威力在300万吨梯恩梯炸药的当量以上（据最后各项数据测算的结果为330万吨），是氢弹爆炸！” 
　　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父亲对身边的张蕴钰说：“300万吨，够了！够了！” 
　　他的意思是，氢弹的当量达到了设计要求，这样的威力，在作战实用时完全够了。 
　　这时，父亲已经来到指挥部，帐篷是临时扯起来，还没有弄好。到那里父亲赶紧要通北京的电话。先给周总理报告，讲这氢弹试验成功了，科学家初步计算，氢弹爆炸是300万吨左右。周总理说：代表毛主席、代表国务院、党中央向在场的人表示祝贺。父亲又给叶帅打了电话，叶帅讲，代表中央军委向全体参试人员表示祝贺。 
　　父亲走出指挥部帐篷，回到阵地，大家还在欢呼。父亲向热烈鼓掌的人群挥手致意，大声转达了周总理、叶剑英的祝贺。 
　　1967年6月17日11时，父亲乘飞机赶回马兰机场，向执行任务的机组人员表示感谢、慰问和祝贺，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我国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以最快的速度，赶在法国之前，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越。 
　　回去的路上，有人向父亲说出了上述时间表。父亲自豪地对身边的人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科学家该有多好啊！” 
　　父亲主持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右为张震寰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美国1952年爆炸的是一个65吨重、三层楼高的氢弹装置；苏联1953年爆炸的第一颗氢弹虽能用飞机空投，但爆炸威力只有40万吨。而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便成功地实现了体积较小、重量较轻、聚变比较高的百万吨级氢弹的预期目标。它再一次证明，外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办到，而且能够办得更好。 
　　氢弹爆炸后不久，毛泽东高兴地说：“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是第四位。我们搞原子弹、导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我手头的一份资料表明：我国在突破原子弹和氢弹以后，很快又掌握了中子弹技术。美国和苏联先后做了上千次核试验，法国也做了200多次核试验，我国总共只做了45次，但我国核武器的技术水平并不低。我国核试验的成功率和效费比，在世界上是最高的。   
　　三百万吨，够了！够了！(3)   
　　氢弹炸响两天之后，父亲乘飞机回北京。在马兰机场，他站在飞机的舷梯上，面对前来送行的两派群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把基地的各项工作搞好！” 
　　飞机起飞了，父亲恋恋不舍地望着机翼下的大地。也许这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出征罗布泊。在文革的风暴中，他见证了两次核聚变的光芒，他深深地知道，这是来之不易的。 
　　直到父亲的晚年，他一直关心着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 
　　1976年，11月11日下午，父亲出席了中央军委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关于10月17日成功进行地下核试验的情况汇报。 
　　朱光亚回忆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1978—1979年间，聂帅发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研制计划出现的问题。它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产物，要求研究用强击机带核炸弹，这大概是从林彪、吴法宪这条线下达的任务。工作已经开展，也投了不少钱。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聂帅很明确地提出这样的工作是不宜于开展下去的。他从运载工具有缺点，特别是从我们的战略思想、我们的政策的高度来看武器型号发展的。聂帅指出，我军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我们不应该发展这样一种型号的武器。在1979年的‘专委’会上，这是最后的一次专委会，小平同志、叶帅、聂帅、徐帅都参加了，聂帅在会上又阐述了他的观点，会上很多领导同志认为聂帅是非常正确的，于是这个项目就下马了。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聂帅运筹帷幄，从比较高的角度来分析、指导我们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作应该怎样发展，这点对我教育很深。” 
　　1980年后，我国核试验完全转入地下。1996年7月29日，我国在成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爆炸后宣布暂停核试验，这一天，我国政府庄严宣布： 
　　“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起，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已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中国广大工人、科技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所有从事国防建设的工作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为研制和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父亲与核试验基地的同志们共享成功后的喜悦     
　　山高水长 蓝天上的中国星   
　　我很关心这件事(1)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这里，他把卫星与原子弹、氢弹等同起来，可见，卫星也是何等的重要。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的原子弹、导弹的研制还在起步阶段时，卫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主要取决于毛泽东的决心。 
　　1957年10月4日，苏联科学家成功地将一颗重184磅的金属球，由运载火箭送到了距地球表面一定的高度，这个高度使金属球不至于被地球引力吸回到地球上。金属球每95分钟以椭圆轨道绕地球转一圈。这就是人类向太空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它的名字叫“伴侣一号”。它开创了人类进军地球外层空间的新纪元，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苏联举国欢腾。当时，我们这些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受到强烈的感染，大家纷纷议论，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人造卫星。但我们深知，这太难了，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很遥远的事情。 
　　就在苏联卫星上天不久，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首脑会议，一下飞机，他便在莫斯科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大自然的新纪元的开始。让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苏维埃共和国和苏联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11月2日，苏联的第二颗卫星又上了天。当时毛泽东仍在莫斯科，他对赫鲁晓夫说：“好，你们又一颗卫星上了天，真了不起！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抛上去呢？这个意义很大，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958年1月，美国步苏联后尘，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科技界研制卫星的热情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科学家积极倡导中国也要研制人造卫星。同时，北京、上海、浙江等中国许多著名高等学府纷纷设置相关专业，进行研究人造卫星的人才培养和探索工作。 
　　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他还风趣地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毛泽东发话了，父亲作为主管全国科学工作的副总理，毫无疑问，他得抓落实。热爱科学的他，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是很敏感的，尽管全中国还没有一个人见过卫星是什么样子，但热情是不能少的。 
　　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父亲便于5月29日召集部分航委委员开会，听取了钱学森关于五院与中国科学院的协作分工，以及研制与发射探空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洲际弹道导弹的设想意见的汇报。在讨论时，钱学森提出了研制卫星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研制探空火箭，第二步以中远程运载火箭，发射第一颗卫星，第三步以原子能为动力的火箭，发射性能更先进更重更大的卫星。 
　　父亲同意钱学森所谈的关于五院与中国科学院协作搞人造地球卫星的意见，也同意钱学森提出的分三步走的方案，由五院负责研制探空火箭，中国科学院负责卫星本体的研制工作。 
　　对于这个设想，父亲积极支持。他深信，研制人造卫星，探索宇宙空间，对我国的科技事业，无论是在民用和军用方面，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早点动手比晚动手要好。 
　　6月初，父亲患眼疾，住院治疗。6月9日，安东来医院探望他，他问起研制人造卫星的安排落实情况，说：“我很关心这件事，希望你再找五院、科学院、一机部等单位开个会，赶快把力量组织起来，各就各位，开始工作。” 
　　按照父亲的要求，8月份，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科学院581小组”，负责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国科学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由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任副组长。但限于我国当时的技术条件，这项工作开始时主要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当时计划筹建卫星运载火箭及总体、卫星控制系统、卫星探测仪器及空间物理3个研究设计院。因种种原因，这个计划当时没能实现。 
　　8月20日，在父亲签署的向中央上报的《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中，正式提出了研制人造卫星的建议。这是吵嚷了半年多来，第一次在上报中央的正式文件中提出卫星的事。 
　　1960年4月，父亲参观上海电机厂 
　　报告上说—— 
　　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同时，大型的卫星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围绕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一系列工作将被带动起来。其中包括：高能燃料、耐高温合金和精密机械加工技术的发展、利用能源发电的新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应用数学和电子计算技术等。人造地球卫星首先成为高空物理研究工作的一个有力工具……将成为高空中生物研究和开展星际航行探索工作的前奏。实施的步骤：首先发射探空火箭，展开高空物理研究工作，解决遥控、遥测技术和观察中的一系列问题。   
　　我很关心这件事(2)   
　　此后，中国科学院加快了成立卫星运载火箭及总体设计院的工作。同年11月，为充分利用上海的科研力量，经父亲批准，这个院迁往上海，组建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专门从事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 
　　1959年1月上旬，父亲到上海主持第一次全国地方科技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多次鼓励上海的科技界和国防科研单位，要大力支持中国科学院搞好探空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 
　　上海地方科技工作会议后不久，张劲夫传达了邓小平、陈云的指示：现在拨巨款研制人造卫星，与国力不相称，要调整空间技术研究任务。 
　　据此，张劲夫提出，科学院的近期研制方针是，集中力量搞探空火箭。 
　　父亲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陈云的指示和中国科学院的近期方针。目前，确实出现了科研战线拉得太长的情况，某些项目收缩一下，对集中力量研制导弹、原子弹是有好处的。搞探空火箭，本来就是我们研究人造卫星的第一步任务，今后就要在研制探空火箭方面做扎实、细致、艰苦的工作。 
　　此后，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在王希季等科技人员的艰苦努力下，在研制探空火箭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60年2月，他们自行研制成功了“T-7M”型液体探空火箭，火箭直径只有250毫米，起飞重量190公斤，发射高度8公里。虽然它像个大炮仗，但它毕竟是中国人研制出的第一枚探空火箭。 
　　这一年的4月18日，父亲在张劲夫、郭沫若、钱学森等人陪同下，冒雨来到位于上海江湾机场内的简易试车台，观察了“T-7M”火箭发动机的热试车，对研制火箭发动机的专家们给予了热情的鼓励。 
　　5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科技展览会上察看了这种探空火箭后，大加赞扬，勉励说：“8公里，那也了不起。” 
　　毛泽东似乎意犹未尽，又说：“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 
　　1960年4月18日在上海，父亲（左四）、张劲夫（左三）、钱学森（左二） 
　　视察探空火箭发动机试车情况 
　　5个月后，发射重量达1138公斤，飞行高度60公里，携带25公斤气象探测仪器的我国第一枚T-7型高空气象火箭，在安徽省广德县山区发射成功。这应该算作中国人在人造卫星的研制中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绩。 
　　但是，由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新技术协定，在国防尖端项目研究“缩短战线”的政策调整中，中国的卫星研究，先是悄悄地退到一旁，然后便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1)   
　　1964年，中国的地对地弹道导弹、原子弹先后炸响，震惊世界。沉默了许久的卫星，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65年初，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关于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书，引起周恩来的关注。 
　　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建议书，建议我国暂停研制的人造卫星，应该重新上马。 
　　钱学森写道—— 
　　自苏联1957年10月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对这些技术都有过一些考虑，但未作为一项研制任务。现在看来，弹道导弹已有一定基础，如进一步发展，即能发射携带仪器的卫星，计划中的洲际导弹也有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工作是艰苦复杂的，必须及早开展有关研究，才能到时拿出东西。因此，建议早日主持制定研究计划，列入国家计划，促其发展。 
　　1965年2月初，父亲看过钱学森写的报告之后，作出如下批示—— 
　　我国导弹必须有步骤地向远程、洲际和人造卫星发展，这点我一直很明确。人造卫星早就有过考虑，但过去由于中程弹道式导弹还未搞出来，技术力量安排上有困难，所以一直未正式提出这个问题。钱的这个建议，我意，请张爱萍邀钱学森、张劲夫等有关同志及部门座谈一下，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步骤上，还是先把中程导弹搞出来，作为运载工具。头部（卫星）要与中国科学院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地球物理所及搞探空技术的力量。如何分工，请在座谈会上研究一下。可考虑卫星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进行研制。 
　　根据父亲的意见，国防科委组织力量对研制卫星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并将论证结果报告给中央专委。 
　　1965年3月，在张爱萍的主持下，国防科委召开了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可行性座谈会，张劲夫、钱学森、孙俊人、赵九章、吕强等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上，与会者对发射人造卫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对运载工具的选择及卫星的重量问题也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最后一致认为，现在技术基础已经具备，研制和发射卫星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科技上都有重要意义，应该统一规划，有步骤地开展卫星工程的研制。 
　　5月初，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科委的报告，将研制卫星列入国家计划。 
　　7月2日那天，父亲专门听取张劲夫、张震寰的汇报，内容是中国科学院提出的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方案。 
　　听完汇报后，父亲说：“研制、发射人造卫星是个很复杂的任务，要很好地分工。卫星本身真正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科学尖端，它过了关，可以带动一系列技术的发展。运载火箭及其第三级火箭还是由七机部研制。” 
　　他又说：“我国的第一颗卫星能发射上天，能听到、看到，考验了运载工具和探测仪器就不错了。为抓好研制、发射人造卫星这项工作，需要组织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或小组，下设一个业务局做具体工作。我国究竟需要发射一些什么型号的卫星，要很好论证、研究。型号不要太多。……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将来要成为一个基本的卫星发射试验基地，搞一些可以移动的测量设备，搞一些临时的或辅助的试验基地。” 
　　半个月以后，父亲在听取七机部领导王秉璋、钱学森等人汇报时，又谈到了卫星的问题。他说，如果运载工具1969年能搞出来，1970年放人造卫星是可能的。 
　　他又说，人造卫星的研制由中国科学院担任，这个担子已不轻。运载工具包括第三级火箭，应由七机部搞。第一颗人造卫星不必搞什么更多的科学探测，只要放上去，送入轨道，能转起来，听得着，看得见，就行。成功后，再搞通信、侦察、气象等卫星。 
　　他还说，“大跃进”时，谁都要搞上天的，各搞各的型号，事实教训我们，上天不是那么容易，各搞各的是不行的。 
　　多年以来，父亲一直反对各搞各的，提倡集中力量，形成拳头，搞大协作。搞卫星，他仍然是这个观点。 
　　随后，中国科学院上报了卫星研制规划。 
　　8月2日，中央专委会第12次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专委会对中国第一颗卫星提出的要求是：必须考虑政治影响。我国第一颗卫星应该比苏美第一个卫星先进，表现在比他们重量重，发射机的功率大，工作寿命长，技术新，听得见。 
　　中央专委会还确定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方针：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并对卫星工程作了明确分工：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组织协调；卫星本体和地面测控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第八设计院负责；卫星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建设。   
　　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2)   
　　这样，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便开始进入了工程研制阶段。为全国协作方便和保密起见，再加上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中央专委确定，把搞人造卫星的代号定为“651”任务。 
　　9月，中国科学院组建了卫星设计院，由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 
　　中国人造卫星的研制工程，终于正式起步。 
　　东方红一号上马不久，文化大革命来临了，人造卫星工程的研制受到很大干扰。父亲那时候紧紧盯着“两弹结合”试验，盯着氢弹，除此之外，他还盯着核潜艇和卫星。搞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后，他到马兰核试验基地视察，离开马兰，他没有直飞北京，而是和张震寰、钱学森等人一起，又回到了酒泉。时间是1966年11月17日。 
　　他这次来，是专门为了卫星来的。 
　　导弹试验基地的领导李福泽、栗在山、张贻祥等，起初不明白父亲他们为什么又来这里。父亲说：“我这次来，是有件要紧事和你们商量。” 
　　父亲说的要紧事，就是卫星的事。父亲告诉他们：现在科委机关和北京的研究院都乱了，为了不影响整个卫星发射试验的进度，卫星地面观测台、站的筹建工作要交给你们基地管。我回北京后，让总参发个文件，各个台站的工程建设由各大军区组织实施，站址勘选、设备安装、业务工作都由你们负责。你们要抽出技术骨干，到各个台站负责技术工艺性建设和设备安装。科学院的“七零一工程处”现在已无法正常运转，也要交给你们。你们可以先作些准备工作。 
　　听父亲说完，李福泽不禁面露难色，他老老实实地说出了基地的难处：“聂老总，这方面的工作，难度非常大，科学院的‘七零一工程处’又属于地方单位，任务协调、人员管理比较复杂，让基地来接管是很困难的。” 
　　钱学森着急了，说：“科学院的人现在正忙于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北京没法安安静静地搞，照目前这个样子，卫星的事，恐怕一年半载都难以走上正轨。” 
　　父亲对李福泽说：“你们先吃后吐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先接收过来再慢慢消化吧。不管现在遇到了多大的困难，我们的人造卫星发射试验一定要如期实施。现在再不抓紧卫星观测台站的建设，就赶不上了。” 
　　1967年2月至10月，东风基地副参谋长乔平率领由基地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工业设计院、北京邮电设计院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的勘察组，先后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勘察，确定了各卫星地面观测站的站址，并确定将陕西渭南作为基地卫星测量部（即第六试验部）所在地。 
　　1967年6月23日，东风导弹试验基地成立了卫星测量部，统一负责全国卫星测量台、站的规划、建设及建后的使用管理。 
　　此后，东风导弹试验基地正式接管了中国科学院的“七零一工程处”，并编入基地设在陕西渭南的第六试验部。至此，从事卫星测控研究和从事火箭、导弹靶场测控工作的两支队伍汇集在了一起，在混乱的年代里，开始了卫星测量控制网的建设。 
　　这还不够，为了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国防尖端科研项目的冲击，1967年3月，父亲建议将各国防科研院所，以及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研究机构，由国防科委实行军事接管。 
　　这个重要建议得到毛主席批准。 
　　事实上，正是这个决定，使中国的卫星研制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下来了。 
　　随后，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1967年5月，父亲听取钱学森等关于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问题的汇报时指出：“科研机构要精干，工作要紧张，不要人浮于事。电子技术，是各军兵种、研究院都需要的，都要各自做些研究工作。” 
　　1968年2月，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兼任院长，这使得卫星研制工作得以在“文革”动乱中继续进行。而这时候，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已经含冤非正常死亡。 
　　做完这几件事情，父亲就被卷进了“二月逆流”里，连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也使他渐渐被迫离开了他所钟爱的国防尖端事业，这时的他，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关于卫星，当时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回忆说—— 
　　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叫“东方红一号”。这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体现，但却被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正是“文化大革命”，给“东方红一号”带来许多不应有的困扰和麻烦。 
　　我不懂卫星，也不管这项工作。到了1968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遇到了问题，各分系统文齐武不齐，不协调不配套。为了保证1970年发射，空间技术研究院领导和设计人员在原方案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修改，但这一修改方案却找不到拍板的人。五院总体主任设计师孙家栋拿着方案找到我，孙家栋说话很直率：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们定了，拍个板，我们就可以往前走。   
　　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3)   
　　听了他们的汇报，问了有关情况，我心想，这事不能拖，总得有人承担责任。便对他说：“技术上你负责，其他问题我负责，我拍板。” 
　　这个时期，七机部也没有什么人管事了。关于“东方红”卫星的事，后来我又听过一次机关汇报，也到现场看了看。卫星方案的若干修改和简化我就拍板定了。我当时强调，最后总体决策还要向党中央、周总理和聂帅报告。我把卫星方案修改和简化情况报告了聂帅，聂帅也批准了。卫星计划才得以进行下去。回想起来，当时这么干，除了有一种强烈责任感外，也有一点儿傻大胆的味道。 
　　1970年4月24日，重达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神州大地，中国万民欢腾。此时的父亲，刚从邯郸下放回来不久，赋闲在家，心情郁闷。但当他从广播上得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时，他仍然是欣慰不已，紧皱的额头一下子舒展开了。 
　　记得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的那一天，我正下放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喜讯传来，我们连夜敲锣打鼓到农村向贫下中农报喜。老乡从睡梦中醒来，问：“这么热闹，啥事啊？”我们说：“我国的人造卫星上天了。”他们说：“天上有那么多星星了，还造什么地球卫星？”现在想起来，这似乎有点可笑；再一想，又让人笑不起来。那时候，科学离我们的人民群众太远了。 
　　当年回到北京后，有一天晚上，天气出奇的好。父亲在院子里散步，不经意间，我们抬头，看到了从北京上空划过的东方红一号。父亲久久地望着它，望着它的轨迹，喃喃地说：“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 
　　中国是世界上第5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飞天梦想，终于一步步变成现实。从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截止到2006年9月，已有9种长征系列型号的火箭进行了数十次卫星发射。在激烈的竞争中，中国航天走向世界，成功地发射了亚星、澳星、铱星，在国际航天领域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山高水长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一份秘密报告，催生第一代中国核潜艇   
　　父亲在全力领导组织“两弹”研制的同时，十分关注我国核潜艇的研制。 
　　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后，1958年6月18日，父亲召集罗舜初、刘杰、张连奎、万毅、安东等开会，讨论研制核潜艇问题。 
　　6月27日，父亲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写了关于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报告说——我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能动力利用于国防的问题。关于和平利用方面，国家科委曾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已有布置。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先设计试制××××吨的原子潜艇，接着再设计××××吨的，前者争取在1961年10月1日前下水。……拟以罗舜初、刘杰、张连奎、王诤等4同志组成一个小组，并指定罗舜初同志任组长，张连奎同志为副组长，筹划和组织领导这一工作。 
　　报告还就海军、一机部、二机部、五院的研制分工、核潜艇生产工厂的建设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这个报告一送上去，当即就得到了批准。1958年6月28日，报告送审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对报告作了如下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常委批准，退聂办。”次日，邓小平总书记仔细审阅报告后批示道：“拟同意。请主席、彭总阅后退聂。”毛主席和彭德怀也随即圈阅了这个报告。就这样，一项关系到海军建设大局、关系到国防现代化建设大局的重要尖端技术工程确定了，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正式启动。 
　　1958年9月，二机部组建了反应堆研究室，负责核动力研究；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 
　　在核潜艇研制工作开展不久，1959年9月，赫鲁晓夫来华，周总理和我父亲在同他的谈话中，提出核潜艇的技术援助问题。可是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 
　　对此，毛泽东十分坚定地表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是一个响当当的誓言，是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它代表了父亲那一代人的雄心壮志，那就是，无论如何，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潜艇。 
　　从此，中国走上了独立研制核武器的道路，其中就包括核潜艇。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指示以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主，开始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开发研究工作。当时，核科学人才奇缺，除了少数几个人懂得核科学之外，大多数人对核的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世界上也只有美国、苏联两国拥有核潜艇，为了不至于使新中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它们都对中国进行了核技术封锁。在开始核动力潜艇研究时，科学家手中所掌握的“资料”，仅仅只有两张外国杂志上发表的并不完全的核潜艇外形照片。就这样，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凭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开始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3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加上苏联撤走专家，使我国没有力量同时支撑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这3个攻关摊子。中央专委决定集中力量先搞两弹，让核潜艇研制工作暂停。 
　　此前，曾有一种意见，完全停止这项工作。 
　　父亲知道，完全停止研制核潜艇，尤其是人才流失后，将来再组织力量就难了，必须想办法坚持下去。这时候，国防部第七研究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七院，该院是核潜艇研制的主要单位）院长刘华清、政治委员戴润生也向父亲建议：核潜艇工作不宜全部下马，否则，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技术队伍也将散失，以后再重新上马，困难更多。 
　　父亲同意他们的意见，最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决定在国民经济困难情况下，仍然保留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按照少花钱、少用人的原则，把重点放在一些关键技术的攻关研究上，保持研制工作不断线。 
　　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是我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就常来我家做客。彭士禄回忆说：“由于经济困难，核潜艇1962年下马，目的是为确保‘两弹’成功。这时，聂帅留下50余人，在原子能研究所核动力研究室，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当时正好调到这个研究室当副主任，主持这项研究工作。当聂帅知道我在核动力研究所当副总工程师并且抓这项工作时，非常高兴，嘱咐我核潜艇这项工作极为重要，希望你们努力搞好。” 
　　1964年，我国先后成功发射中近程地地导弹、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1965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核潜艇工程重新全面展开研制。 
　　核潜艇总体方案论证一开始，设计上就面临着“常规艇型加核动力”与“水滴线型加核动力”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因经济困难，科学技术、工业基础还较落后，应采用“常规艇型加核动力”。其根据是，人家先进国家都是遵从这样的路子：普通线型核动力—常规水滴型—核动力水滴型。认为现在不能再犯五十年代后期那种“冒进”的错误，在自身实力不强的情况下，将人家的“三步”化为“一步”走。 
　　黄旭华总工程师等人坚决主张搞“核动力水滴线型”方案，认为我们不能因为五十年代的“冒进”而裹足不前。“核动力水滴线型”方案是经过几年调查研究和在一定的实验基础上提出的。它的特点是：圆形截 面，流线性好，水下操作性好，阻力小，机动灵活，生命力强，可以大大提高航速，是目前世界上先进国家都在研制的目标。只要我们解 放思想，群策群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步”并作“一步”不是没有可能的。 
　　12月5日，父亲专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就核潜艇的艇型、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研制程序和研制实施等重要问题，进行研究。 
　　父亲听得很认真，不时地插话询问情况，并当场与有关方面负责人商量探讨。最后，父亲做结论说： 
　　“总体不要用常规潜艇的艇型，要重新设计，不然搞得两不像，又不像常规潜艇，又不像核潜艇。” 
　　“中国的核潜艇绝不是‘核动力加常规艇型’，而应该是‘好马配金鞍’，搞‘核动力水滴线型’！” 
　　多年后，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来看望父亲。黄旭华回忆说：“聂帅的这个决策，意义非常深远。别看是简单几句话，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小木屋是房子，摩天大厦也是房子，但摩天大厦决不等于小木屋的相加，也不等于是小木屋的放大。核潜艇决不等于常规潜艇加一个核电站就可以成功。” 
　　1982年，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上将在参观我国“长征一号”水滴型核潜艇后，颇为惊奇。中国六十年代能研制成功核动力水滴型潜艇使他感叹不已。他伸出大拇指称赞说：“这完全可以与同时代先进国家的核潜艇媲美！” 
　　在要不要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问题上，也曾有几种不同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建造1比1核动力模式堆装置“花钱太多，不值得”。 
　　以钱三强、彭士禄、赵仁恺代表的专家们则认为，我们没有反应堆设计和核动力装置试验运行经验，为验证设计、摸索可控核裂变的规律，考验材料设备、培训艇员，这不是任何单项模拟装置能够代替的。美、英、法等国都曾经建有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不是没有科学道理的。我们这样做，不是盲目照搬外国的做法，而是按科学规律办事。试想，造架飞机，造辆汽车都需要制作一个真实的样品，何况制造核潜艇呢！ 
　　父亲和国防科委领导在认真分析两种不同观点的争鸣后，决定采纳二机部建造陆上模式堆的方案。会后，研制部门根据父亲指示，又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向中央专委和中央军委正式报告，仅用6天时间就得到批准。1965年8月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决定，将于1970年建成陆上模式堆。   
　　中央军委“特别公函”(1)   
　　核潜艇工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复杂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它最起码涉及27个省市和上千个科研、生产单位，任何一个环节上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研制的进度。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很多参与核潜艇工程的单位受到冲击，部分工厂停工，许多研制项目经有关部门进行协调仍然无法落实。 
　　情况反映到父亲那里，父亲坐不住了。他决定在北京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工程协调会议，并明确规定接到通知的同志都要到会，即使正在被批斗的也要来。为保证与会代表顺利到京，父亲还要求在会议通知上注明，凡是接到通知的厂长、书记，不论是否在接受批判和审查，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阻挡。 
　　在那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搞不好就要惹怒中央“文革”那帮人。尤其是那个时候，父亲的政治处境已经十分困难，身体也很虚弱，但他还是下决心要开这个会，不然，核潜艇的建造，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1967年6月25日，有关核潜艇的秘密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希望中央领导能到会作指示，给大家鼓鼓劲。6月28日下午，父亲一身戎装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说： “工程工作量很大，协作面很广，一环套一环，紧紧相扣，每个部分的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只能提前，不要拖后，不要因为自己的部分，影响整个进程。困难是很多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克服解决。” 
　　最后，他又说：“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做出新的贡献！” 
　　父亲出席这次会议的情况深深地印在了一些与会代表的脑子里，许多年后，他们还能回忆起很多的细节。 
　　会上，有人反映，造反派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横加干涉和阻挠。父亲忍不住发火了，大声说：“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这个工程我也抓定了！” 
　　协调会后，大多数单位的研制工作开展起来了，但也有少数单位，任务迟迟落实不下去，甚至连协调会的精神也无法传达。 
　　刘华清回忆说：“‘文革’中，由于工厂、科研单位陷于混乱，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面临中断的危险。有的厂、所领导就来北京要求工程办公室派人去解难。开始还能派人去，以后多了，也应付不过来。有的同志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专门文件，但有的同志怕这样被误解为‘以生产压革命’。我和大家反复研究后，决定向聂帅提出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特别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研究现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1967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特别公函’。当时各有关部、院主管核潜艇工程的同志以‘特别公函’为依据，确实排除了不少干扰，保证了科研任务不致中断。” 
　　父亲是1967年8月30日那天，签发那份史无前例的“特别公函”的。早晨一上班，刘华清怀揣着打印好的一份材料，来到父亲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刘华清说了没几句，父亲全明白了，他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完“特别公函”，沉默了片刻，拿起笔来，庄重地签上了“聂荣臻”三个大字。 
　　不经军委常委会研究，不经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点头，当时已经卷进了“二月逆流”的父亲，签发这样一份面向全国的文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大胆，父亲想了想说：“豁出去了。” 
　　当天，刘华清把父亲签发的那份“特别公函”带到了核潜艇工程协调办公室，人们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刘华清认为，在这件事情上，父亲有着“大无畏的精神”。 
　　后来的事实证明，“特别公函” 是动乱年代里的一柄“尚方宝剑”。各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带人到生产厂、制造车间、试验室、研究所传达“特别公函” ：“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尖端国防工程。任何单位，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冲击车间，更不能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 
　　“尚方宝剑”一亮出，与核潜艇有关的单位，生产科研秩序纷纷恢复了。 
　　后来，总设计师彭士禄、黄旭华，以及陈佑铭这些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元老，感慨地说：我们能在动乱的岁月里，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按中央预定的日期将核潜艇研制成功，如果没有“特别公函”，没有毛主席、周总理、聂帅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没有全国工人阶级、科技人员的大力协作，我们不可能创造奇迹。 
　　1970年12月26日，科研人员和建设者们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推向海洋。   
　　中央军委“特别公函”(2)   
　　1971年8月，第一艘核潜艇经过半年的反应堆安装和调试，开始下水试航。 
　　1974年8月， 88岁高龄的朱德元帅登上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指挥舰，在碧波荡漾的大海上检阅了中国自己研制的核潜艇。 
　　这年的12月4日下午，父亲听取海军领导汇报我军核潜艇和新型导弹驱逐舰的研制情况，并观看了这两型舰艇的纪录片。父亲高兴地称赞说：这两年海军装备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中国是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核潜艇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使中国人在海洋上有了一个战略制高点，它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国核潜艇制造者们在完成第一代核潜艇后，不久又将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推下了水。1988年9月，中国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这是我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在世界上的首次亮相。 
　　1990年，又一艘核潜艇下水，新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到场剪彩，我当时就站在江泽民和其他军委领导同志身边，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令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与核潜艇有关研制人员合影 
　　七十年代初，我调到海军“船办”、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办公室，开始参与海军装备研制的组织管理工作，有机会到第七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深深地感受到了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为核潜艇的研制、为海军新装备研制的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也到过核潜艇总装厂，接触过军队搞核潜艇工程的许多同志，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搞核潜艇不容易，搞核潜艇光荣！都感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英明。核潜艇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使我国的海军战斗威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目前，我国第一代核潜艇仍在有效地服役，更可喜的是我国的核潜艇装备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我想，父亲对此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山高水长 坎坷岁月不了情   
　　让你牵挂让你忧(1)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父亲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书记等职务。自从1956年他主动请缨，率领知识分子努力攀登科技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以来，一晃10年过去了。这10年里，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领导科技工作上。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不平凡的10年。众所周知，科技战线捷报频传，“两弹”的横空出世，让中国步入了大国行列；科技工作的全面发展，前景喜人。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愿望，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骤然降临了。 
　　父亲联想到五七年的“反右”风暴，他意识到，在这场政治风浪中，自己应该尽力保护好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新中国将一事无成。 
　　1966年6月22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下发后的一个多月后，父亲与有关方面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初稿，其中指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予团结保护。对科研机构的要害部门要严加保卫，如有人抢档案、武器、爆炸物、毒品或泄露国家机密、破坏仪器设备等，一律以反革命论处。 
　　这算是父亲在“文革”初期发出的第一个声音：他要保护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科研机构。 
　　但是，这个文件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强烈反对，勉强在少数科研部门试行了一段时间，很快就夭折了。 
　　6月23日，父亲与李富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汇报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情况时，又重申了保护知识分子、保护科研设备的观点。 
　　而这时候，造反派已经开始点名批判他了。不久，北京街头出现了更多的“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我记得有一天我外出，看到一座大烟囱上垂下来一幅巨型标语，上书：“万炮齐轰聂荣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听人讲，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批判聂荣臻的标语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卡车横过来，竟然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 
　　父亲的处境已经很不妙了。可是，此时父亲所想的，并不是保持自己，而仍然是保护知识分子和科研设备，保持科研工作的秩序，一有机会，他就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建议，要保护像钱学森、华罗庚这样的著名科学家，这些人是“国宝”，你不能连“国宝”都不要啊！ 
　　7月12日，父亲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打电话，说：“我历来主张，对老一代的自然科学家，只要他们爱国，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就应该充分利用他们的所长。至于世界观的改造，慢慢地通过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斗争，逐步加以改造。这样做，对我们的事业有利。” 
　　8月上旬，父亲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有名的“十六条”。 
　　父亲当上政治局委员，我没见他有丝毫的高兴。倒是知道，这次会议上，经过他的努力，把保护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这一条写进了“十六条”中，该文件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虽然只有一句话，但父亲对此感到欣慰。 
　　然而，他担心的事情仍然是接二连三地出现。一天，他收到一封山东大学造反派组织的来信，说他们的校长成仿吾是牛鬼蛇神，要求打倒，请他给予支持。父亲一看就火了，当即回信说，成仿吾参加过长征，在晋察冀边区敌后艰苦的条件下创办大学，很有成绩，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存在反党问题。据说，因为这封信，成仿吾暂时过了关。 
　　又有一天，父亲收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建人的来信，信上说，浙江大学的副校长、著名教授陈建功正在遭受批斗，罪名是莫须有的，请聂帅关心一下，帮助陈教授摆脱厄运。父亲和周建人、陈建功并不熟悉，但是他相信陈教授不可能反党，一个大学教授，顶多是给党提几条意见建议，是为了党好，才这么做的呀！看过信，父亲立即将信批转给当时中央“文革”分管华东地区工作的张春桥，要张出面保护一下陈教授。然而得到的答复是：这类事，只有群众才能决定，张某人管不了。 
　　这个答复令父亲愤慨。就是从这件事情上，他看出了张春桥这个人居心不良。无奈之下，父亲又写信给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可是这时候江华也是自身难保，父亲的信石沉大海。过了好久，他还在念叨：“也不知陈教授怎么样了……” 
　　文化大革命的势头越来越猛，大大超出了父亲的预料。本来，他以为这场革命主要是文化界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对科技界来说，主要是加强政治学习，进一步改造世界观的问题。现在，事情远不是那么回事。   
　　让你牵挂让你忧(2)   
　　八一建军节的前两天，中央“文革”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这预示着他们要对科学口动手。那天下午3点，戚本禹给父亲的办公室打来电话，对接电话的秘书说：“今天晚上8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你们要立即组织落实参加会议的人员以及与开会有关的事项。” 
　　秘书问：“此事是报告聂帅征求意见，还是已经决定了？” 
　　戚本禹说：“已经报告江青、陈伯达同意，不管聂老总同不同意，会议都得开，你们通知他到会就行了。” 
　　父亲接到报告，不由一愣：8点钟的会议现在才通知，显然是突然袭击。看来那些人没安好心啊。 
　　会议由中央文革主持，一直开到午夜2点才结束。会上公开点了一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的名，并且叫喊科学口运动很不得力，要加温。对此，父亲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当会议主持人要他讲话时，他一言不发。最终他一句话也没讲，而且提前退出会场，以表达他的愤怒之情。 
　　事情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在父亲殷殷盼望科学界不要出乱子时，他分管的中国科学院贴出了大字报，说：“中国科学院是黑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黑线。” 
　　这让父亲愤怒不已，他气愤地说：“我看中国科学院是红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是红线，怎么能说是黑线呢？” 
　　他又说：“要批就来批我好了！” 
　　他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听了也很生气，通过自己在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正式宣布：“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红线。”这才把问题平息下去。“文革”初期，中国科学院还算是比较安静的，这与父亲和周恩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后来他们都无能为力了，中国科学院成了“文革”的重灾区。 
　　不久，云南落雪山宇宙观测站一位科学家打电话给国防科委，告急说：“由于两派武斗，观测站已经开了枪，现在有人正在烧房子，如果局势发展下去，观测站可就要被毁了。” 
　　“那里不是有‘支左’的部队吗？” 
　　“有是有，可是上面不准‘支左’的部队动手，阻止不住啊！” 
　　情况十分危急，国防科委立即向父亲请示。这个观测站太重要了，绝不能让其毁掉。父亲焦急万分，立即打电话给云南省军区领导人，严厉地明确指示：“部队不是‘支左’，而是要保护好观测站。” 
　　正是由于父亲的当机立断，这个观测站保住了，有关的科学家和国防科研项目也被保护下来。 
　　11月30日，军委召开常委会，父亲不失时机地汇报说，现在有些科学家不断受到冲击，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批斗，有的被隔离。这对“两弹”的研制十分不利。他建议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见一次有关的科学家，一方面可以鼓励他们努力搞科研，另一方面也可以向造反派表示，中央肯定科学家的贡献，不要再去无端地干扰他们。 
　　会议同意了父亲的意见，包括林彪，他也支持父亲的想法。这次会议还做出决定：对科学家抄家，是违反党的政策的，有关部门和个人，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 
　　虽然后来毛泽东没有出面接见科学家，但是父亲的意见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保护科学家，父亲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竭尽全力。 
　　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的老部下傅崇碧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位正直、勇敢的将领帮了父亲的大忙，他理解父亲，也尊重、敬佩父亲，知道父亲是在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着想，才舍身去保护科学家的。所以，他宁可自己受委屈，受责难，也要冒险去按老领导说的办。他说：“聂帅都豁出去了，我还怕什么？” 
　　傅崇碧永远忘不了，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父亲两次忧心如焚地找到他，叫他派兵保护那些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并把名单提供给他，还特别叮嘱，一定要保管好涉及国防尖端的机密材料。 
　　傅崇碧点头答应了。很快，卫戍区对专家们的驻地加强了警卫，还派了一些便衣。江青闻知，怒不可遏地说：“他们造反，你们为什么这个也限制，那个也限制，就是开红灯不开绿灯。”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再次命令造反派去揪斗专家。父亲得到消息，马上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下令“无论如何要保护这些人”。于是，这批曾对中国国防尖端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被请到七机部的一座僻静的楼上。傅崇碧先是派一个连在楼下警戒，感到还是有些不放心，又派了一个加强连，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在此保护，其他一些科研机构也加强了警戒。 
　　江青很快知道了这事，她责问傅崇碧：“谁叫你保护这些‘臭老九’的？”   
　　让你牵挂让你忧(3)   
　　傅崇碧将军晚年回忆说：“我也不能讲是聂帅要我加强警戒，保护他们的。我就打了周总理的旗号，也打了毛主席的旗号……毛主席给我说过，不能叫知识分子‘臭老九’，还说：‘老九不能走’。就是这样讲的。” 
　　傅崇碧就这样把江青顶了回去。后来他把情况报给周总理。周总理旗帜鲜明地说：“聂老总的做法对！” 
　　正是由于周恩来、父亲和傅崇碧等人采取了这个严密的措施，那些科学家才顺利地度过了文革初期最混乱的岁月。 
　　没过多久，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一批与核试验有关的绝密资料，被造反派装上汽车拉走了！傅崇碧问研究人员，得知这些资料非常重要，他立即向父亲作了汇报，父亲一听，急了，他斩钉截铁地说：“要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把材料搞回来！” 
　　傅崇碧也向周总理作了报告，总理也是这个态度。于是，傅崇碧指派副司令员刘光甫具体负责，组织了100多人，连夜分乘10多辆汽车四处去追讨，自己在家坐镇指挥。 
　　傅崇碧后来说：“这中间，聂老帅几乎是每过一个小时打次电话，问：材料追回来了没有？他都没有睡觉，不停地过问这个事情。我说还没有，还没有音讯。一晚上他就问了4次，亲自打电话，最后快到天明了，把这些材料追回来了，给他报告了，他很高兴。说：这些材料无论如何要严格封闭起来，不能让造反派乱动。” 
　　事后人们才知道，那是一批决定着中国科研事业命运的宝贵资料。全部追回来后，父亲才放心，并亲自给周总理打电话作了汇报。 
　　傅崇碧说：“没有总理、聂帅，老实讲，这些搞原子弹，搞导弹的专家，没有人保护，很危险。只要总理、聂帅讲要保护，我们坚决执行。不管你江青，还是“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捣乱也不成。你江青、文革小组这些人，没有在党里干过什么事，我们不能马马虎虎听你的，虽然不敢反对，你讲了我可以听，但不执行，拖，还是按聂帅、总理讲的办，对这些人进行保护……正因为如此，‘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没有放过聂帅，为什么？因为他保护‘臭老九’，保护这些知识分子。” 
　　动乱发生后，各地的国防工厂纷纷告急。这些工厂有的十分重要，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利益，必须保护好，否则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就难以收拾。 
　　父亲平时最担心的，除了科学家们，就是那些事关国家命运的国防工厂。 
　　最早出现问题的国防机密工厂，是设在青海省西宁市的221厂。前面已经讲过，由于父亲的立机立断，经请示周总理后，这才平息了该厂的内乱。 
　　接着，兰州的国防工厂也告急。七机部两派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各国防研究院、工厂与国防科研协作关系密切的中国科学院的某些研究单位，也都纷纷告急。 
　　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告急的电话打到父亲那里。父亲意识到，任其乱下去，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国家将会蒙受重大损失，因为那些国防工厂、科研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一般的工厂受到冲击，顶多停产，而这些单位事关国家机密，有的还对社会安全构成隐患，如果大乱，局面肯定会难以收拾。 
　　忧心如焚的父亲想到了一个办法。3月11日，他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常委、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送上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报告》，报告中说：现在国防工业部的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各研究所，大多瘫痪，研究工作停顿，三线建设问题很多。这种状况十分不利，必须迅速改变。建议将二机部九院、三机部六院、五机部机械研究所、四机部十院、六机部七院、七机部、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所属各单位，由国防科委军事接管，以恢复科研和生产工作。 
　　据父亲的秘书们回忆，报告送上去后，父亲寝食不安，就怕万一给打回来，他若再想保护国防科研单位和工厂，就无能为力了。 
　　10天之后，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示发给父亲，父亲心中大喜，10天来的忧虑，终于有了结果。他立即组织国防科委落实。他在对参加军管的人员讲话时，明确提出：“国防机密工厂不搞夺权，群众组织不得监督单位领导人的工作，所有接管的单位，要尽快着手组建党委，使他们自身走上正轨，以便撤出军管人员。” 
　　不久，被军管的各单位形势一度好转。父亲终于松了口气。他想趁热打铁，在7月15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他又提议把军事接管的单位，组成18个研究院，以便开展国防科研工作。9月20日，这个提议在经过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后，正式形成了《聂荣臻同志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上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审批。   
　　让你牵挂让你忧(4)   
　　报告中说：“根据集中统一、分工协作、以军为主、军民结合的原则，从军队发展武器装备的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拟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改组为18个研究院。” 
　　这18个研究院分别是：1、地对地导弹，2、地对空导弹，3、舰对舰导弹，4、潜对地导弹，5、卫星，6、飞机，7、舰艇，8、探空火箭，9、核武器，10、电子整机，11、火炮，12、装甲坦克，13、特种武器，14、电子元件，15、光学和精密机械，16、新材料，17、空气动力，18、工程设计。父亲在报告中说，这样调整改组的好处是：可使研究与作战使用紧密结合，更好地为我军战略方针服务；有利于大力协同；可更好地贯彻“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方针；可迅速自行设计武器装备。 
　　这18个研究院，大部分是原有的，进一步补充加强；一部分是把分散的急需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新组建的。 
　　这是文革中父亲为摆脱国防科研工作面临的困难局面，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可以说，这是父亲在动乱年代为保护国防科研所做出的最大努力。他的愿望是，既要保护好这些单位不受冲击，同时还不中断国防科研工作。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10月25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荣臻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 
　　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中共中央文件，要求各单位遵照执行。 
　　父亲太爱科学事业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正是这个举措，使国防科研单位在混乱的年代里基本得以保全。而且“文革”期间，科研成果仍然能够涌现，比如氢弹爆炸，比如卫星上天，比如核潜艇下水。这都是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试验成功的。中国的国防科研人员，于逆境中为民族做出的贡献，更是弥足珍贵。 
　　但是，他个人却又为此多了一份“罪状”，国防科委的造反派说：“聂荣臻为了垒聂氏山头，所以想出了组建18个研究院的主意。” 
　　还有人说：“过去说罗长子（罗瑞卿）手伸得很长，现在聂荣臻的手伸得比罗长子更长，他从原子弹一直抓到了山药蛋（马铃薯）。”这个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久前，父亲在听取刘西尧汇报原子能利用问题时，曾经说过，放射性同位素如何用在民用方面，值得研究，比如山药蛋经过同位素辐照，有利于防止霉变和种子的提纯复壮。 
　　父亲去世之后，“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大珩说：“‘文革’期间，聂帅提出，要保护从事国家任务的专家。我也是保护对象。我很幸运地受到聂帅的保护，虽受到精神压抑，总算没受皮肉之苦。这也是要向聂帅表示衷心感谢的一件事。这件事才使我有可能在以后更好地从事科研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科技界尤其是国防科技界所受的冲击比较少些，父亲为此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父亲牵挂科学家，牵挂科研单位，牵挂国家的科技事业。同时他作为一名军人，一名老兵，更牵挂、忧心国家的安全和部队的稳定。父亲太爱这支军队了，他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和生命一样，最不愿意看到部队出乱子。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如果部队不稳定，国家也就谈不上安全。可是，1967年1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制造了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夺权的高潮，形势越来越混乱，并且很快波及到军队。解放军总部等领导机关暗流涌动，形势严峻。 
　　这种情况下，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父亲等几位军委副主席为保持部队稳定，进行了各种努力，费尽了心血。 
　　从1967年1月8日到4月下旬，连续召开多次军委碰头会，老帅们在会上表示，上海带头掀起的夺权风，把许多单位搞乱了，不值得提倡。 
　　父亲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说：“这么多下级和战友，都是从战争年代一起考验过来的，互相都比较了解，怎么都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或者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无法理解嘛！这样乱下去，怎么行！” 
　　其实，早在“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和那些正直的领导人一样，首先想到要保持部队的稳定，他说：“人民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的目的，是要借“文革”造成的大乱夺权。江青一伙先从夺取地方的权力着手，进而夺取中央的权力；林彪一伙先从夺取军队的权力着手，进而夺取中央权力。这其中，江青一伙也想插手军队，搞乱军队。这两派政治势力兴风作浪，引起许多老革命家的强烈不满。你不让他夺权，等于挡了他的道，他必将置你于死地而后快。   
　　让你牵挂让你忧(5)   
　　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发生不久，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以及我父亲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成员，就在中央领导同志碰头会上，多次和林彪、江青一伙发生对立。后来这些和他们对立的人，被诬蔑为“二月逆流”。 
　　老革命家们竭尽全力想稳定部队，林彪、江青一伙挖空心思想乱中夺权，两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老帅们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激烈争论，发生了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斗争。后来，在2月14日到16日，又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说到底，老革命家们和林彪、江青一伙的这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调和的。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怀仁堂会议之后，江青等人到毛泽东那里告恶状，歪曲事实，说这些老帅都反对毛主席。 
　　毛泽东居然相信了。2月18日晚上，他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革命家，并决定召开批判会。从25日起，父亲和其他人在怀仁堂参加了7次“政治生活会”，接受围攻批斗。从此，中央政治局中大部分委员逐渐被打倒或不能正常工作，而由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由军委办事组取代了中央军委。林彪、江青一伙终于达到了目的。 
　　“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著名的政治事件。在当时，父亲和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这些老战友们确实被搞得很狼狈。他们想不通，他们很无奈。但是，更严峻的形势还在后面，这些革命了一辈子的老革命家，这些一辈子对党忠诚的老共产党员，最终被定性为所谓“二月逆流”反党成员。   
　　“逆流”中的沉与浮(1)   
　　“二月逆流”事件，使父亲的处境急转直下，他的日子日益艰难起来。那时我在七机部一个研究所工作，不能每天回家，每周回来一次，见到父亲，想安慰他几句，又不知说什么好。他明显瘦了，目光深沉，更加沉默寡言。 
　　我了解父亲，他是讲原则的人，有委屈都憋在肚子里，守口如瓶，轻易不会说给家人听。当时很多的情况我并不知道，是后来从别人那里听说的。 
　　据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聂管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爱翘尾巴，翘到天上去就不好了。 
　　这个说法不算严厉。林彪、“四人帮”一伙想凭这句话打倒我的父亲，一时还办不到。 
　　但他们并不死心，一次次找借口。有很多受蒙蔽的群众，也跟着瞎起哄。国防科委机关和七机部的造反派揪住父亲不放，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新高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反复受到批判，甚至受到侮辱。 
　　危急的时候，叶剑英和傅崇碧等人暗中保护了父亲。叶剑英给傅崇碧出主意说：“造反派要来抄聂帅的家，你们要加强警卫，对他们不客气。以后他们会到你卫戍区来闹，就把他们扣起来。” 
　　结果真被叶帅说准了。造反派想抄我们家，被警卫赶走，他们去了1千多人到卫戍区闹，傅崇碧紧急调了两个团，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一看形势不好，跑了，但是一个造反派头头没有走掉，被卫戍区抓了起来，扣了10多天。后来江青出面干涉，那个造反派头头写了检讨，傅崇碧才把他放走。 
　　正是由于叶帅和傅崇碧将军的暗中帮助，我们才躲过了抄家之劫。那个时候，抄家是一个信号，家被抄，往往就会受到人身攻击。很多老干部都是先被抄家，后被批斗致死的。说到底，父亲和我们全家都算是幸运的。 
　　父亲一边挨批一边工作，他主抓的国防科技工作在艰难中前行，几乎成为“文革”期间最有成效的部门，核潜艇、人造卫星的研制仍然能够按计划进行。这是让他备感欣慰的。 
　　虽然不断挨批，名誉受到影响，但是父亲在国防科研系统的威信仍在。拥护他的同志在某些场合说，聂荣臻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还说他“是国防科研系统的最高统帅”。结果被反对他的人抓住了“辫子”。尤其是国防科委提出“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并作为选举出席“国防科委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的条件，更是把父亲架到了火上烤，使造反派有了“依据”。 
　　1968年4月以后，“四人帮”一伙的人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直接添油加醋报告到毛泽东那里，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在当时的一些单位里，具体工作中提出以主要领导人为核心，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比如总参开始树立“以杨成武同志为核心”，空军提出过“以吴法宪同志为核心”，海军提过“以李作鹏同志为核心”。这都没有成为什么问题，也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据一些同志分析：那些自封为核心的人，在毛泽东眼里都不过是小参谋，翻不了天，但到了父亲这里就不行了，父亲在红军时期就是一个军团的领导人，后来又担任一个方面军的领导，是个元帅，影响力大，因此毛泽东就认为是个问题了。 
　　但是，上面的那些提法，那些颂扬，我的父亲事前一概不知，他知道的时候，“学代会”的代表已经选出来了，不可能重新再制订条件选代表。显然，是那些支持、拥护他的同志“好心办了坏事”，当时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件事，周恩来批评他们“给聂老总帮了倒忙”。 
　　尽管事前不知，检讨、挨批却是少不了的。父亲特意给毛泽东写了检讨，说自己“没有及时察觉和制止对自己的颂扬”。 
　　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的社论，此后，国防科委系统掀起了批判父亲“多中心论”的高潮。 
　　在批判“多中心论”的过程中，有人还提出，父亲历史上就曾有过不适当突出自己的问题。比如在1942年的《晋察冀画报》第一期上，刊登了邓拓的《晋察冀舵师聂荣臻》一文，对父亲进行了过头的赞誉，那一期里面的插图，父亲的照片也比毛主席的醒目。这个事情当时父亲也不知情，是别人编排的，事先父亲没有看到过。为此，延安整风时曾经批评过父亲，父亲也诚恳地作过检讨。 
　　批判“多中心论”，这些历史老账都被翻了出来。对这类问题，父亲不回避，该检讨就检讨。 
　　1968年8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父亲到京西宾馆听取七机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见，有人诬称父亲搞两面派，父亲立即义正词严地说：“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父亲在原则问题上的毫不妥协，使造反派们无计可施。   
　　“逆流”中的沉与浮(2)   
　　“多中心论”的事情还没过去，“二月逆流”的事情又来了，真是祸不单行。 
　　1968年10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对“二月逆流”的批判达到高潮。林彪在讲话中说—— 
　　“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 
　　林彪的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从这以后，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照林彪的这个说法进行。当时，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结果，这些开国元勋们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父亲在检讨中始终不承认“二月逆流”是有预谋的反党活动。有人背后揭发他和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经常见面，说了不少反党的话。他认为，那是正常的同志间的接触，对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议论，那是正常的议论，因为对有些问题想不通。会上，陈伯达等人步步紧逼，追问父亲与叶剑英、陈毅和徐向前接触了多少次。有人拿出监视父亲活动的登记，逼他承认是“反党集团”的活动。父亲气愤不已，当场痛斥这种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 
　　无论父亲他们怎么辩解和解释，林彪、江青一伙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因为那些人看到，这些老同志虽然靠边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是打而不倒，轰而未垮，而且许多正直的人还或明或暗地站在他们一边，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在毛泽东面前不断告状，不断诬蔑和造谣，而毛泽东就是不说这些老同志可以打倒。这样，林彪、江青一伙就认为老同志仍然是他们夺权的重大障碍，所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们串通起来，有计划地对这些老同志发动了总攻。 
　　据父亲回忆，老同志们被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林彪一伙、“四人帮”和康生、陈伯达等一齐出动，在各个组对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进行无情打击，把这些人往“反党集团”上生拉硬靠。父亲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第二小组，组里成员大多是历史上与父亲共过事的老部下。他们这样安排，一方面可以挑拨父亲和这些老部下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简报的分量——这些老部下揭发的材料不是更可靠吗？ 
　　还好，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的表态之外，没有揭发什么。有位老部下私下里对父亲的秘书说：“聂老总是个正派人，几十年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参加反党集团？我就根本不信。你们心里也要有个数，把他的身体照顾好。” 
　　父亲清楚，如果不做点检讨，这次会议上，要想过关，不是那么容易。况且他承认，工作中有失误。谁没有失误呢？有了，就要承认。于是，他交了一份“检讨”，主要还是关于“多中心论”的问题。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对这个问题再次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他想用这个事情冲一冲所谓“二月逆流”的事情。“多中心论”的问题不至于让他成为反党分子。他最不愿意的，就是戴上反党的帽子。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就是抓住不放，说他和叶剑英、陈毅等老同志是一条线上的，谁也逃不脱。他们就想把老同志“一棍子打死”。最终，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二月逆流”定了调子，“二月逆流”成员全都成了反党分子。从此，父亲成为国防工业、国防科研系统的主要批判对象。 
　　一夜之间成了反党分子，这让父亲感到很痛苦。他变得更沉默了，常常是老半天一言不发，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段时间他的饭量也很小，端给他的饭，常常是没吃几口就又端回来了。 
　　母亲张瑞华自然也受到了冲击。解放后，她一直在中组部工作。父亲出事后，中组部的造反派逼她交待历史上的问题，说她在白区工作过，坐过敌人的监狱，是叛徒。母亲既不辩解也不抗争，该干什么干什么，她表现得很冷静。 
　　有一天，我问母亲：“妈，人家说你是叛徒，到底怎么回事呀？” 
　　母亲严肃地说：“力力，你信吗？” 
　　我说：“我不相信。” 
　　母亲欣慰地点点头，也使我心安了许多。 
　　母亲以前吃过太多的苦，经历过太多的事情，所以她意志坚强，特别有韧劲。文化大革命中，尽管父亲和她的处境一直不妙，但她从不消沉，从不唉声叹气，从不愁眉苦脸。她对父亲说：“我了解你，你知道我，我们是啥样的人，咱们自己最清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   
　　“逆流”中的沉与浮(3)   
　　母亲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我们。“文革”期间，尽管父亲时时坐在火山口上，但我并不是那么恐惧，不像有的高干子弟，整天吓得要死。 
　　当然，在政治上我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在我们研究所，我被贬为“‘二月逆流’的小爬虫”，不允许再搞科研，被撵出实验室，在所里搞卫生，扫院子，打扫厕所，什么脏活都干。我以前吃过苦，这点苦不算什么，脏点臭点也没啥。我主要是担心父亲的身体。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父亲因肺炎高烧39度以上，住进了301医院，他的心率每分钟达150多次，非常危险。他住院时，我不能照顾他，因为所里不准我请假。他出院回到家里后，我只能晚上偷偷跑回来看一下，然后再连夜回到所里。我发现，父亲突然之间变得苍老了。那个阶段，父亲给我的印象是：他好可怜。 
　　那个时期，父亲不仅深受“二月逆流”事件的折磨，还受到“杨余傅事件”与“华北山头主义”事件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个事件也都是著名的冤假错案。 
　　1968年3月，林彪、江青一伙策划了又一起篡夺军权的阴谋活动。经过密谋后，22日，他们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是宣布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二是宣布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在这个事件上，显然毛泽东受到了蒙蔽。他同意这个结果。而军队中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父亲他们几位军委副主席却被蒙在鼓里，事先毫无所知。显然又是一次突然袭击。 
　　在这两个命令宣布以前，杨成武等3人就已经被拘禁。“杨、余、傅事件”平反后，有一次傅崇碧将军来看望父亲，他对父亲说，早在3月22日，他就被拘押了，当他扒着铁窗，看到对面墙上有条标语，写着：“打倒杨余傅！”他心里很纳闷：“杨余傅”是个什么人呢，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现在可以当个笑话来说了，但在当时，却是压抑得很，几乎令人窒息。 
　　谁都清楚林彪、江青一伙这样做的目的。他们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篡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在这几个关键位置上换上他们的人，是他们清除障碍的一大步骤。联想到几年前罗瑞卿被突然打倒，情况何其相似。 
　　说起来，黄永胜和吴法宪也都是父亲在一军团时的老部下，对黄永胜这个人，父亲认为，他历史上打仗就不行，抗战之初，因为没有当上团长，心怀不满，平型关大战后，擅自率部离队打游击，父亲知道后，马上派人把他找回来，很少开口骂人的父亲，忍不住大骂了他一顿。解放战争初期他随林彪到了东北，以后便成了林的红人。此人生活作风不好，可以说声名狼藉，父亲“文革”前去广州时，他老婆曾多次找父亲告状，让父亲管管他。就是这样一个名声很差的人，而且他根本没有能力当总参谋长，但林彪却认为，只要大节好，小节无所谓。所谓小节，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呀，多吃多占呀等等，所谓大节，就是忠于他，忠于他就行，因此委以重任。至于吴法宪，更是有名的“草包司令”。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时，他鞍前马后，惟刘亚楼马首是瞻。刘亚楼去世后，他混上空军司令的宝座，马上就变了一副面孔，要搞臭刘亚楼。1967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碰头会，批判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武汉“7·20事件”中的所谓错误，堂堂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吴法宪竟然对陈再道动起了手，打了陈再道几下子。父亲看在眼里，非常气愤。就从这个事件上可以看出，吴法宪此人恶劣到何种程度。这样一个人，最终也被林彪看上了，为了帮他把空军牢牢抓在手里，就得把碍手碍脚的余立金搬掉。 
　　对于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这几人，“文革”初期，父亲和叶帅都曾经保护过他们。那时他们还没这么得势，军队的造反派屡屡冲击他们，黄永胜在广州呆不住，邱会作被总后反对他的群众组织整得够呛，吴法宪也被人冲得厉害，父亲和叶帅把他们叫到西山保护起来，西山那里，警戒严密，造反派冲不进去。可就是这几个人，到后来都是反咬一口。 
　　3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干部大会。林彪在会上说：“杨、余、傅”有个人野心，互相勾结，阴谋篡权，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林彪还特意说明杨成武是晋察冀的，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言外之意，是指杨成武在搞晋察冀的山头主义。康生在讲话中更露骨地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   
　　“逆流”中的沉与浮(4)   
　　康生显然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我的父亲，与会的人都听出来了。他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谁都能看出来，要挖晋察冀的“黑后台”，父亲当然是首当其冲。 
　　父亲在这之前因心脏病严重发作，身体在恢复中，医生坚决不同意他参加会议。事后想起来，幸亏他没去，否则可能在会上给气死也说不定。 
　　第二天上午，叶剑英来到父亲在西山的临时住处，气愤地把头天晚上开会的经过说了一遍。父亲听完叶帅的话，陷入了沉思。问题显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历史上杨成武长期是他的老部下。叶帅安慰了几句就走了，父亲心事重重，半天无语。最后，他叹口气，坦然地说：“揪就揪吧，反正我不是什么黑后台。” 
　　父亲了解杨成武和傅崇碧，相信加给他们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林彪、江青一伙打倒杨余傅，“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还会有更大的动作。 
　　“二月逆流”的问题还没搞清，又被影射为“黑后台”，父亲承受着双重的压力。虽然没人上门找他，但他知道事情不会善罢甘休。果然，从4月1日起，应该发给他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父亲冷静地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 
　　社会上的传言越来越多，揪“黑后台”的邪风越刮越猛，矛头大多是指向父亲的。父亲不想再保持沉默，任人宰割，他想小小地反击一下，于是，4月6日那天，他把电话打到林彪家。 
　　电话是叶群接的。父亲问：“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 
　　叶群支支吾吾，道：“并没点名嘛。” 
　　那天在电话上，叶群自始至终没有说“黑后台”是父亲，但也没说“黑后台”不是父亲。只是说，社会上在轰，将来轰倒谁，就是谁。 
　　当然，轰倒的越多，他们越高兴。 
　　在林彪那里，是不会得到好结果的。无奈之下，父亲想到了毛泽东。4月7日，父亲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以及历史上同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况，要求同毛泽东面谈一次。 
　　信送走后，父亲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回音。3天后，周恩来着秘书周家鼎给父亲打来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毛泽东在父亲的信上批了16个字—— 
　　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这个批示让父亲心里有了一点底。父亲明白了，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或者说，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林彪的做法。 
　　4月16日，父亲来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处。林彪表面上给“面子”，接见了父亲。一番寒暄后，父亲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 
　　说到底，杨成武是一军团的，不仅是父亲的部下，也是林彪的部下呀。面对父亲的诘问，林彪也是支支吾吾，半天才说出一条理由：“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了。” 
　　这让父亲想起，当年打倒罗瑞卿，林彪也说过类似的话。那意思分明是说，你不听话了，不靠我了，我就打倒你。 
　　父亲感到这个理由太可笑了，就对林彪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 
　　林彪沉默。话不投机半句多，说了没几句，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于是，父亲告辞。出了林家的门，父亲更感到杨成武、傅崇碧等三人太冤枉了，他为他们的处境感到担心。“文革”爆发后，不知有多少老干部惨遭迫害，不知死活，但愿他们能活下来…… 
　　不久，父亲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可能觉得父亲情绪有点低落，就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让父亲心头的阴云消失了一大半。他更加深信，对林彪他们搞的那一套，毛泽东是有明显保留的。有了毛主席这几句话，“黑后台”的问题可以放一放了，杨成武他们的危险性就大大降低了。 
　　“文革”期间，八大军区中最“倒霉”的要数北京军区，因为它的位置重要，要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不把北京军区抓到手，恐怕是不行的，所以，林彪、江青一伙的目光，一直都盯着北京军区。“杨、余、傅事件”之后，反复揭批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让北京军区各级领导干部人心惶惶，军区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打倒。 
　　1971年1月3日，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公然讲道：“从聂荣臻开始，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郑维山，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 
　　又说：他们“都出在华北，是坏人当道。” 
　　她在讲话中还诬蔑父亲，“从三七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江青的讲话再一次掀起揭批“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逆流”中的沉与浮(5)   
　　“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一伙攫取北京军区的念头并没有打消，他们灵机一动，居然又把北京军区与林彪挂上了钩，说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借“批林整风”运动，在北京军区第三次开展了“揭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又有很多人跟着倒霉。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由一块块根据地发展壮大而成的，这里一坨，那里一坨，应当承认，“山头”和所谓的“山头主义”在某些人头脑里是有的。毛泽东就曾公开讲过，确实存在各个“山头”。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这些所谓的“山头”和“山头主义”并无大碍，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在父亲这里，他本来就是个很讲原则的人，他不搞什么山头，更不去搞什么“山头主义”。说到与晋察冀老部下的联系，无非是逢年过节的，有些老部下来看望一下他，彼此走动得多一点而已，我想这是很正常的。 
　　现在，我并不是为父亲和华北的同志鸣不平，而是愿意用事实说话。当年在晋察冀，在华北军区，大批的部队和干部被抽调到别的战略区，很多领导同志舍不得，甚至有的背后骂娘，但是父亲非常大方，从来没有跟党中央讲过价钱，只要中央有命令，调哪个部队，调哪个干部，他都是二话不说，坚决服从。结果到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华北的部队几乎全调开了，看着一手培养起来的部队跟着别的野战军走了，很多领导人心疼，有的还落眼泪，父亲却是一句不痛快的话也不说。他常说：“全军一盘棋嘛。” 
　　傅崇碧将军有一回说：“什么山头主义，华北的很多部队都分散出去了嘛，聂老帅这个人的胸怀真是宽阔啊！” 
　　后来进城了，父亲主要精力放到整顿北京的治安和抗美援朝上，对华北军区的事情就管得很少了，1954年，中央军委免去了他的司令员职务以后，就从不过问军区的事，用他的话来说，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的印象中，偶尔有个别军区的干部来我家，请父亲帮忙解决他们的职务或其他个人问题，父亲总是委婉地拒绝。为此，还得罪了一些人。再往后，他主抓国防科委和国家科委，就更是与北京军区没有什么来往了。 
　　林彪、“四人帮”把父亲当成“华北山头主义的黑后台”，其用意自然还是通过把他搞倒搞臭，进而把北京军区的军权抓到手，扫除篡党夺权的障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我还能做点什么？(1)   
　　一夜之间成为“二月逆流反党分子”，这对父亲的打击是惨痛的。可以说有生以来，对他打击最大的，莫过于这一次。 
　　出事以后，父亲召集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三位秘书开了个小会，他说：“我主观上是想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谁知道会变成‘二月逆流’成员，连累了你们，我心里很难过，向你们表示歉意。” 
　　三位秘书当然知道，父亲是无辜的，谈话时他们都很激动，不禁潸然泪下。 
　　不久，按照中央和军委的规定，家里的工作人员要削减，四个秘书只能保留一个。刘长明、甘子玉被“群众”要求回原机关参加运动，周均伦提出，他想离开，打算报名到新疆建设兵团参加劳动。周均伦心里想的是，北京太乱了，局势让人失望，这种情况下，呆在机关也没意思。 
　　但是，父亲却动员周均伦留下。周均伦思考再三，决定留下来，继续为首长服务。他知道，首长是个正派人，不可能反党，这个冤案总有昭雪的那一天。他下决心留下了，并且一直陪同我的父亲走到人生的终点。 
　　转机在一点点地出现，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毛泽东总是这样，他想保一些人，又不是全力地保。也许他认为，批一批，斗一斗，还是应该的。但不管怎么说，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态度，才使得“二月逆流”的参与者，没有遭到像彭德怀、贺龙那样的下场。试想，如果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这些老同志都被打倒，乃至给整死，毛泽东还能依靠谁？林彪、江青一伙那可真要大摆庆功宴了，离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目的，也就真的不远了。 
　　尽管毛泽东有批示，但林彪、江青一伙阳奉阴违，严密封锁消息，以便他们在适当时机，继续抓住“二月逆流”做文章。 
　　1969年4月，父亲出席了“九大”。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父亲在会上一言不发。他真的很疲倦了。 
　　在“九大”上，父亲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把他选进来。但他们又煞费苦心，安排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把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他们就是这样从心理上折磨你。 
　　1969年2月5日至10月中旬，父亲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来到北京化工三厂蹲点调查和学习。其他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也分别到工厂调查学习。叶帅到了新华印刷厂，陈老总到了南口机车车辆厂，徐帅到了二七机车车辆厂，李先念到了光华木材厂，李富春到了南郊木材厂，他们这六位被定为“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都下去了。 
　　化工三厂原是个公私合营的企业，工厂不到1000人，设备非常简陋，都是平房，全厂连个沙发都没有，所有人都坐硬板凳，没有暖气。8341部队，也就是中央警卫团派了4个人到厂里抓点，他们对我父亲，一是保卫，二是监视。一般说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除了生病或中央有事，父亲每天上午或下午都去厂里，警卫参谋陈兆保和秘书周均伦陪他去。那年他已经是70岁的老人，坐在硬板凳上，有时候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听“斗、批、改”的发言，也真够他受的。最难受的是，他腿不好，上厕所很麻烦。厂里只有一个露天厕所，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小便还好办，如果大便，就很困难， 每次都需要有人把他架起来。时间长了，总不是个办法，警卫参谋陈兆保设法给他做了一个特制的便盆，上面是木头架子，下面放一个脸盆，需要时他就可以坐着进行。 
　　2月19日，毛泽东突然召集这些老同志开会，交给他们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老同志们交流到工厂蹲点的经验，对开展“斗、批、改”提出建议；第二个就是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开会，座谈国际形势，也给中央提供咨询意见。 
　　当时的国际形势趋于复杂，美苏争霸不断升级，尤其是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虎视眈眈，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这个时候，毛泽东又想到了这些老帅，要说打仗，他信得过他们。至于中央文革那帮人，毛泽东比谁都清楚，让他们造反，那没得说，让他们研究国际形势，拿出对国家有用的方针计策，那是指望不上的。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被定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后，父亲他们这些老同志基本上看不到电报和文件了，毛泽东找他们开会之后，就发来了大量的参考材料，都是关于国际形势方面的。在这之前，订《参考资料》需要自己掏腰包。这种资料大都是外电的一些报道，厚厚的，一天一本，有时一天两本。一年订下来，需要500多块钱，而父亲他们这些老资格当时每月的工资才404元钱。秘书问父亲怎么办，这么贵。父亲说：“我自己拿钱，也要订。”结果就掏钱订了。   
　　我还能做点什么？(2)   
　　叶帅却不干了，他说他订不起，他的吃饭钱都不够。叶帅家里人多，生活确实困难。《参考资料》还得看，没办法，只能让军委办公厅先给垫钱，垫了一年，办公厅催他交钱，他说没钱，不给。 
　　到后来，军委办公厅的领导发了善心，说算了，有些老同志连一份《参考资料》都订不起，公家付款吧。就这样，把父亲交的钱又给退了回来。 
　　周恩来确定，国际形势座谈会由陈毅主持。 
　　交流到工厂蹲点的经验，那是走形式。而让四位老帅座谈国际形势，则说明毛泽东还需要他们，国家还需要他们。这个消息让父亲心头轻松了一些。从3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18日林彪发布“第一个号令”为止，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周座谈一至两次，地点是在中南海紫光阁，一共座谈了二十多次。 
　　能够经常与几位老帅见面，父亲心情变得很舒畅，其他人大概也是。“文革”以来，他们几个一直是不得志的，也不可能得志，可以说是“难兄难弟”。现在，能够时常坐到一起，畅谈国际形势，发表各自的意见，真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他们认真地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国家安全、国防建设的重大问题和中肯建议，据此整理成《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4份有关国际问题的报告，呈送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全国一片紧张。四位老帅的座谈紧紧围绕这个问题，父亲说：“苏联对我们搞点紧张是可能的，但要在中国大搞，这不可能。搞一个捷克他们就动员了四五十万军队，搞中国要多少人哪！关键的是，他们士气也不行了，二战时喊一声斯大林万岁，就冲上去了，现在他们靠什么？” 
　　众人均点头同意。徐向前说：“苏联如果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 
　　几位老帅一方面认为苏联军队不可能大举入侵，一方面认为美苏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争取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将成为他们矛盾斗争的焦点，中东局势将对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另外一点是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别看苏联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美国叫得凶，但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他们还认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为此，他们建议，中央尽快恢复中美会谈，缓和中美关系，打开我国外交战略的新格局。 
　　在当时，应该说老帅们的观点是十分精辟的，是一个战略观点，所以被中央采纳，成为中央制定对外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几位老帅虽背负“二月逆流反党成员”的罪名，但仍一片丹心不遗余力地为国家，为民族操劳。而这时候，他们的前途依然危厄莫测，因为林彪、江青一伙正如日中天。作为他们的对立面，随时仍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1969年10月20日，中国和苏联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谈。此前3天，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发布了一道“紧急指示”。18日，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为名，正式下达了这个“紧急指示”，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后来人们才明白，这实际上是林彪一伙为实现篡党夺权而有计划地进行的一次预演，林彪是背着毛泽东发布这个号令的。他想借中苏两国的紧张态势，检验一下他号令全军是否行得通，同时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因为这些老同志虽然大都赋闲了，但他们的威信和影响还在，把他们留在北京，是危险的。 
　　在京的老革命家大都被告知，限期离开北京，分头“疏散”到外地。父亲接到去郑州的通知。他认为，郑州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他不熟悉。如果去晋察冀更好，打仗时，他还可以起些“参谋”作用。 
　　父亲让秘书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反映这个想法，提出要到石家庄去。很快，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同意父亲到邯郸。 
　　在这之前，我爱人丁衡高早就调到陕西秦岭一个偏远“三线”山沟里搞科研，我去了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母亲张瑞华都是60岁的人了，长期有病，身体虚弱，仍然给“下放”到吉林省白城子的一个“五·七”干校里劳动。家里就剩下父亲和6岁的聂菲。 
　　临离开北京之前，父亲嘱咐陈兆保上街买来了两盏马灯和一些蜡烛，翻腾出三四个战争年代用过的马榦子。他说，真要打起仗来，打游击，这些东西很有用。如今，这两盏马灯还在我家保存着，前些日子收拾储藏室，我想把它们丢掉，想了想，又舍不得，还是继续留作纪念吧。 
　　准备行装时，按上面的要求，尽量少带东西，最好能一个人挑得动。想到这个家不知何时能再回来，父亲的情绪比较低落，他让陈兆保和周均伦把带不走的东西，一些文件、电报、资料等涉密的东西，统统烧掉。   
　　我还能做点什么？(3)   
　　“第一个号令”宣布后的第4天，父亲带着6岁的聂菲，在陈兆保等陪同下，来到了北京火车站，乘火车去了邯郸。由于当时父亲只有一位秘书，周秘书只能留在北京值班。他去火车站送那一老一小，当老人和孩子钻进车厢，火车咣当一声开动时，周秘书觉得自己的鼻子酸酸的，几乎落下泪来。 
　　父亲到邯郸后，被安排在行署宾馆住宿。虽然那时的宾馆条件也很差，连暖气都没有，但由于这一带有不少他的老部下，所以父亲和其他落难的老革命相比，还算是比较好的。 
　　到邯郸的第二天，父亲就默默地来到了邯郸烈士陵园。他在左权将军墓前脱帽志哀，眼里含着悲伤的泪水。他一定又想起了这位亲爱战友的音容笑貌，想起当年他们还是年轻人时，做出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他对陪同他的邯郸军分区的一位年轻干事说：“左权年轻，能吃苦，很能干，是我军的优秀将领，可惜牺牲得太早了。” 
　　2002年9月25日那天，我来到邯郸烈士陵园参观时，向陵园领导讲到父亲当年来这里的情景，他们都感到吃惊，因为当时处于“文革”动乱中，陵园的人居然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件事情。 
　　在邯郸的日子里，父亲总想着做点事情，他要尽一个老兵的责任。不是搞战备吗？他就将自己在战争年代的老经验整理成文，一式几份，分送到军分区、邯郸市革命委员会、公检法等。尽管泥牛入海，父亲并不泄气。 
　　他提出到工厂、农村去看看，经过有关部门多次磋商，拨给他一辆快要报废的旧吉普车。他在军分区岳明理干事的陪同下，先后去了邯郸制氧厂、钢厂等10家工厂和5处农村。峰峰煤矿，是刘少奇当年开展白区工作时呆过的地方，父亲冒着严寒去了，他看了采煤的坑道口，还看望了自己当年的警卫员。中午，他在一间平房里休息，矿区领导告诉他，这里久未住人，又脏又破。他却说：“这里挺好。” 
　　聂菲在邯郸的小学校插班读书，她是北京来的，穿戴打扮显得洋气，同学们都叫她“小洋人”。她听不大懂孩子们的本地口音，交流起来困难，她有时感到很孤独。在她不上学的时候，爷爷总是愿意带上她到各处走走。许多年后她回忆说，就是在邯郸，她第一次见识了棉花，原野上那一片片洁白的棉花令她好生喜欢；她还认识了很多的农作物，大开了眼界。她还说，老爷爷那时就教导她，要学会接触社会，深入社会，了解社会，不能与社会有距离。后来，在她长大成人后，爷爷总是提醒她，要把自己融入社会和时代中，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时代抛弃。 
　　父亲听说，离邯郸30公里远的何横城大队，科学种田搞得不错，这里人多地少，他们经过试验，摸索出“间作套种”的耕作法，两年里种了7茬庄稼。父亲兴致勃勃去了，而且一连去了好几次。 
　　父亲第一次来到何横城，随行人员向大队支书李合贵介绍说：“这就是聂荣臻元帅。” 
　　纯朴的乡亲们上上下下打量父亲，李合贵哈哈一笑，半开玩笑地说：“像龙、像虎，像个大官。不愧是大元帅呀！” 
　　父亲同村民们一一握手，说：“听说你们的生产搞得很好，特来这里学习。” 
　　他们开始时有些紧张，后来看到面前这位穿布衣的元帅没有一点架子，就放开胆量，七嘴八舌地讲起了科学种田，时而放声大笑，父亲频频点头。临走时，父亲说：“人总得吃饭穿衣，像你们这样立足农村，为国家人民做贡献，我看我们的党、国家还是大有希望的。” 
　　第二天，意犹未尽的父亲又来了，他在村子里转，到村民家里东看西看，还来到养猪场、油坊和菜园，连一口水也顾不上喝。他在琢磨何横城大队的经验。 
　　父亲第三次来，没有打招呼，而是直接来到了大队的实验农场，找到正在忙碌的李合贵和他的儿子李明山。父亲单刀直入地说：“我过去是主管科学的，你们是农业战线上搞科学种田的，咱们有共同点。我虽然不懂农业种植，但我知道科学对农业是十分重要的，农业也是一门科学，而且你们已经做出了成绩。今天，想请你们再给我讲讲怎样科学种田。” 
　　他们干脆坐在地头，李合贵和他的儿子李明山详细地讲开了，讲他们怎样“间作套种”，怎样充分利用光能和地力，在同一单位面积上使小麦、玉米、棉花、油菜获得了丰收。 
　　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处于贫穷低产的情况下，何横城大队粮、棉、油产量却连年翻番，令父亲欣喜不已。他称赞说：“你们做得很好，真不简单，这个经验推广出去，吃饭穿衣就不成问题了，我回去后要向中央报告你们的情况。” 
　　回到邯郸住所，父亲便把何横城大队科学种田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 
　　第四次来何横城时，父亲对李合贵说：“我已经向中央写了报告，把你们的成绩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李合贵听说周总理都知道他们大队了，高兴得合不拢嘴。他带父亲参观大队的养鸡场，父亲边看边问，这是什么品种，产蛋怎样，防病、喂养的情况等等，不厌其烦地问。其间，父亲见饲养员用力一吹哨子，不论多远的鸡都能飞跑而至，乐开了怀，说：“养鸡也能军事化呀，哨子一响，就能集合。”   
　　我还能做点什么？(4)   
　　父亲还是发现了问题，他对李合贵说：“你们的鸡品种不好，需要改良。” 
　　回到邯郸住处，父亲就给北京打电话，说是自己掏腰包，让买200只名为来亨鸡和九斤黄的优良品种雏鸡，要快些送到何横城大队，送给乡亲们饲养，并说这种鸡比乡亲们喂养的土鸡成长快，产蛋多。 
　　在京的周均伦秘书很快照办，把雏鸡运到了何横城。30多年后，有记者去采访周均伦，他仍然感慨地说：“从这件事上你们就可以看出，我们的聂帅太爱科学了，简直是痴迷科学，在那样的处境下，他还想着科学种田，科学养鸡。” 
　　1973年，李合贵和他的儿子李明山参加了全国棉花会议，在中南海受到了中央首长的接见。周总理在会上说：“谁说北方地区不能粮棉双高产？何横城就能双高产！” 
　　1974年“十大”期间，父亲将李合贵接到家中做客，说：“你们的经验好，了不起，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这是你李合贵的光荣，你们全村的光荣！” 
　　如今，何横城大队的老支部书记李合贵早已逝世，他的儿子李明山和乡亲们仍然念念不忘父亲来这里的情景。2002年我们到老区寻访时，我和寻访组的同志专程去了一趟何横城，乡亲们拉着我的手，给我讲父亲当年来这里的情景，让我感动不已。2004年11月，李明山来到我家，说是要向聂老帅报告村里的情况，他站到父亲的遗像前，双腿跪地连连磕了几个头，含着眼泪，把30多年来何横城的巨大变化讲给父亲听…… 
　　如果不是后来父亲得了皮肤病，他还会在邯郸待下去。这里虽然清苦，但远离喧嚣，他过得倒也自在。可是，1970年初，可能是由于水土不服的缘故，他全身起了严重的湿疹，夜里痒得睡不了觉，皮肤被抓破后，淌黄水，非常痛苦，睡不好觉又影响到他的心脏。从北京找了药送去，父亲用了也不见效。实在没有办法，他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总理很快批准他回北京治疗，治好病再回去。 
　　1970年的“五·一”节，父亲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关心地询问父亲的身体，父亲就讲了他的皮肤病。毛泽东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 
　　于是，父亲便结束了“疏散”——其实是“流放”的生活。 
　　在这之前，母亲也结束了在吉林白城“五·七”干校的劳动生活，坐火车回北京。周均伦闻讯去火车站接她。她是坐慢车来的，周均伦按时赶到永定门火车站，旅客们乱哄哄下车，他却怎么也看不到我的母亲。他踮起脚尖打量，终于看到一个面熟的老年妇女，可是那人打扮太奇怪了，她戴了一顶解放帽，把头发塞到了帽子里面；穿了一件老棉袄，腰上紧紧地束着一根草绳子。周均伦后来说：“看来看去，哟，那真是张处长。” 
　　当时他对母亲说：“你怎么这么个打扮呀。” 
　　母亲说：“我去劳动，就得像一个战士的样子，我在那里就是这个样子。” 
　　她晒黑了，变瘦了，但也结实了。 
　　母亲回到家里，人们看到她的这副样子，也是一脸的惊奇。   
　　危难之际情更浓(1)   
　　1973年3月初的一天，冷落了许久的我家的门前，突然驶来了一辆车牌号陌生的吉姆牌小汽车。汽车停在我家的门前，司机下来敲门，值勤的警卫战士警惕地问：“你找谁？” 
　　司机回答说：“请报告一下，邓……小平来看聂帅。” 
　　警卫战士惊奇地问道：“哪个邓小平？” 
　　司机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就说：“就是……那个邓小平啊。” 
　　警卫战士道：“噢，是不是那个打倒的邓小平？” 
　　司机为难地说：“就是。” 
　　“请等一下。”警卫战士往里面打过电话，随即热情地打开大铁门，放汽车进来。小汽车刚驶进来停稳，我的父亲母亲就迎过来了。由于走得急，也许是太激动，他们步履有些踉跄，表情兴奋而急切。 
　　车门打开了，从里面下来满面风霜的邓小平叔叔和卓琳阿姨。他们刚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回来没几天，未及通报，就坐车来看望我的父母。自从1966年下半年邓叔叔遭到批判和软禁后，他们已经有5年没见面了。 
　　父亲声音颤抖地说：“小平……” 
　　邓叔叔也声音颤颤地说：“老兄……” 
　　两双手猛地握到了一块。而此时，母亲和卓琳阿姨抱在一起，轻轻啜泣起来。父亲和邓叔叔久久地对望着，胸中有千言万语，却不知如何说起，他们只是长久地打量着对方，眼里都含着泪光…… 
　　家中的工作人员都目睹了这令人难忘的一幕，以至于30多年后，当时在我家当警卫员，后来给父亲当警卫参谋的杨何的仍然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 
　　父亲和邓叔叔的交往可以追溯到留法勤工俭学那时候，他俩差不多同时走上革命的道路，完成了世界观的改变，在周恩来伯伯领导下，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们三人在海外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们相继回国，父亲继续在周伯伯领导下工作，邓叔叔虽然年纪轻些，却能够深得中央信任，被派往遥远的广西，发动武装起义。1929年夏天，邓叔叔去广西之前，路过香港，父亲曾经请他吃饭，向他介绍广西的情况。不久，百色起义的枪声，让他的名字传遍党内。 
　　邓叔叔私下里叫我的父亲“老兄”，父亲叫他“小平”，这个称呼他们一辈子都没变。 
　　1992年，父亲去世后，邓小平叔叔的女儿毛毛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纪念文章，名为《聂荣臻伯伯永远活在我们心间》，这篇文章感情真挚，我至今难以忘怀，故在此摘录其中的一部分。毛毛写道—— 
　　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坷不平的革命历程后，1935年6、7月间，他们又走到一起了。 
　　在长征过草地前，在毛儿盖，父亲从中央秘书长任上调到红一军团任宣传部长，而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就是聂荣臻。 
　　从这时开始，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父亲调到总政治部任副主任的两年间，父亲和聂伯伯一直战斗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那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父亲在甘肃庆阳得了非常严重的伤寒，昏迷不醒，什么东西也不能吃，生命十分危险。正好此时张学良将军和共产党搞统战，派人送来两车慰问品，其中有一些罐装牛奶。 
　　聂伯伯当即决定：所有的牛奶全给小平。 
　　正是靠了这些牛奶，才救了父亲的命。 
　　…… 
　　1952年，我们家随父亲从四川迁往北京。说来也巧，正好住在聂伯伯家的隔壁。 
　　那是在景山的东北角上，一条小胡同里，一道不高的围墙，把我们隔成两家。墙上有一个小木门，打开门，两家就成了一家。 
　　父亲和聂伯伯，两个四川老乡，两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两个国务院副总理，两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个亲如兄弟的革命老战友，住在一起，来往更加频繁了。 
　　晚上，饭后，只要有时间，聂伯伯、张妈妈，总要和我们的父母亲一起去散步。在北海公园那湖光塔影之畔，在景山公园那苍郁翠绿之中，留下了多少他们那轻松的脚步，留下了多少他们那欢快的笑声。我和我的弟弟飞飞，才上幼儿园，下学后，从来是问都不用问，开门就钻进聂伯伯家的院子，去爬假山，去钻山洞，去摘藤萝架上长满了的长豆角。 
　　聂伯伯和张妈妈只有一个女儿——丽丽姐姐，家里没我们这样的小不点儿，因此，他们很喜欢我和飞飞。只要我们一去，张妈妈就又是拿糖，又是拿水果。在我们心里，从小，就把聂伯伯和张妈妈看成和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一个样儿。 
　　1957年，我们搬家了。但是，爸爸和聂伯伯之间的亲密友谊依然如故。爸爸常常会带着我们全家人一起去聂伯伯家吃四川小吃——豆花。爸爸说，聂伯伯家的豆花最地道。因此，我们从来也不见外，隔一个时候，就自动提出“打一次秋风”。聂伯伯家平时人少清净，我们家一去就会热闹一场，每逢此时，张妈妈总是忙东忙西，而聂伯伯却总是看着我们这乱哄哄的一大家子人，斯文而满意地微笑。   
　　危难之际情更浓(2)   
　　啊，那是哪一年？丽丽姐姐结婚了，生了一个又小又乖的小女儿，取名菲菲。在北戴河，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去聂伯伯家玩，大家围着襁褓中的小菲菲一个劲儿地看，聂伯伯和我的父亲，两个爷爷，看着这第一个小孙辈，开心地、慈祥地笑了，笑中透露着那种当爷爷的心满意足。 
　　一个春秋过去了，又是一个春秋。时光流逝，岁月如梭。转眼之间，六十年代过去了；转眼之间……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被打倒，父亲深感忧虑。如果说他对刘少奇了解不够，不便发表意见，那么他对邓小平，是非常了解的，他一时难以接受中央对邓小平的处理结果。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批判“刘、邓”，军队两位领导干部写了批判邓小平的发言稿。他们分别把发言稿送请父亲审查，父亲看后对这两位领导干部说了意思大体相同的话：“我没法表态，你们的调子太高，与事实不符。对小平同志我非常熟悉，你们对他的批判，这样上纲，我不能同意。” 
　　邓叔叔从政坛上消失之后，听说他们一家去了江西。我记得有好几次，父亲对母亲念叨说：“不知小平怎么样了，但愿他身体没事，熬过去就好了……” 
　　现在，邓叔叔从江西平平安安地回来了！父亲、母亲当然是高兴得不行。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保重！保重！” 
　　邓叔叔的吉普车从我家门前消失了。父亲、母亲仍然是久久地望着胡同拐弯处，似乎意犹未尽。 
　　不久，父亲对母亲说：“小平全家从江西回来了，我们请他们来吃豆花吧。”母亲说：“好啊。”4月1日，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天，邓叔叔全家来到了我家，我家的院子里马上热闹开了，父亲、母亲、邓叔叔、卓琳阿姨，四位老人开心地说笑，孩子们叽叽喳喳到处跑。开饭了，我拿出一瓶存放了好多年的茅台酒，打开盖子，邓叔叔闻了一下，说：“好香啊！” 
　　那天，邓叔叔一家在我家玩得好开心。邓叔叔的继母年龄大了，来不了，邓叔叔他们临走之前，父亲叫用小锅打一盆豆花，给邓家老祖母带回去。 
　　邓叔叔恢复工作后，协助周恩来伯伯做了很多大刀阔斧的整顿，深得民心。父亲为老战友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多次说：“小平了不得！”可是，1975年冬，邓叔叔再一次被打倒，父亲对此深感不平，也更加痛恨“四人帮”的颠倒黑白，倒行逆施。 
　　在周总理病重，邓叔叔处境困难的日子里，总部机关有的领导人不敢去见他，父亲批评这些人，说：“小平同志还兼着总长嘛，中央没有免他的职，你们为什么不去向他请示报告工作？” 
　　在邓小平叔叔处境最困难的1976年1月，父亲更加地牵挂他。1月10日，父亲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伯伯的遗体告别后，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告诉随行人员，去看看小平。 
　　他的车子开到了位于东交民巷的邓叔叔家。邓家的工作人员说：首长外出了。 
　　父亲就怕有什么意外，又问了一遍，确定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了，而不是被软禁，他才放心地离开了邓家。 
　　没有见上面，让他感到很遗憾。 
　　2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春节，父亲吩咐我代表他和母亲，给邓叔叔的女儿邓楠打电话，给他们拜年，问候他们全家好，并且特意嘱咐，“要小平保重身体”。我把电话打通了，邓楠很感动，她当即代表父母问候我的父母亲。 
　　说到危难之际的感情，我不由又想起父亲与陈毅叔叔的一段轶事。 
　　1970年10月，父亲住进了301医院。一天，他正躺在床上做治疗，忽然看到门外有个身影一闪，很熟悉，像是陈毅，就大声说：“门外是谁呀？陈老总吗？” 
　　当时，陈毅叔叔的处境比父亲的还要差，因此，陈叔叔的“尾巴”更需要夹起来。他想进来看望我的父亲，又怕连累了老兄，所以在门外犹豫、徘徊。 
　　陈叔叔说：“聂老总，是我，陈毅。” 
　　父亲说：“你进来呀，有什么哪！” 
　　陈毅叔叔迟疑一下，还是进来了。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说起来，父亲和陈毅叔叔的关系，有点像和邓小平叔叔，既是老乡，又是在法国认识的，后来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各个战略区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建国后，陈叔叔当外交部长，父亲管科技工作，两人都算是没闲着。而且陈毅叔叔性格豪爽，为人潇洒，才华横溢，和他交往，令人感到轻松愉快。父亲轻易不和别人开玩笑，但和陈毅叔叔在一块，他有时还开开玩笑。 
　　“文革”爆发后，陈叔叔挨的棍子比父亲多，处境也更艰难。感觉他很快地衰老了，以前的锐气也磨掉了不少。 
　　他们好像有一年多没见面了，彼此也很牵挂。二人聊了一会，秘书来到病房，要给父亲念文件。陈叔叔一见，起身要走。因为按照陈叔叔当时的处境，有些绝密或者机密文件他是不能看的。   
　　危难之际情更浓(3)   
　　父亲忙说：“走啥子呀？一块听！” 
　　陈叔叔用夸张的语气说：“这可是大事呀！一般人要杀头的噢。” 
　　父亲说：“今天你听我的，我们一块关心国家大事嘛！” 
　　陈叔叔犹豫一下，还是留下了。 
　　从这以后，住院的那段时间，每次秘书念文件时，父亲都会把陈毅叔叔叫来一块听，老哥俩一块分析形势，一块摆龙门阵，谈笑间似乎忘记了忧愁，他们就是这样互相安慰和鼓励着对方。 
　　有一次，陈叔叔说：“聂帅啊，我感谢你。” 
　　父亲说：“感谢我啥子？” 
　　陈叔叔说：“你老兄没有落井下石啊！” 
　　父亲沉默了。原来，前段时间有些人揭发批判过陈毅，包括不少过去和他交往甚深的同事、战友、部下，而我的父亲，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陈毅的话。 
　　1972年1月初，晚景凄凉的陈毅叔叔到了弥留之际，父亲来到他在日坛医院的病床前看望。陈毅叔叔去世的消息传来后，父亲异常悲痛，立即赶到日坛医院，向老战友的遗体告别。随后，他又参加了在解放军总医院太平间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也就是说，父亲两次向陈毅的遗体告别。 
　　陈毅叔叔去世不久，父亲又和母亲商量，把张茜阿姨接到家里来，请她吃饭，陪她聊天，安慰她，让忧伤中的张茜阿姨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许多年之后，陈家的孩子还记得这事。 
　　还有一件感人的事。1992年6月，父亲逝世不久，他的老部下、老战友肖克叔叔亲笔写下一篇深情的怀念父亲的文章。肖克写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你也和我们一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那时候大街上的大标语是“万炮齐轰聂荣臻！”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处境。就在这时候，我被造反派抓走了。 
　　我记得很清楚，是1967年7月30日的上午，我被他们弄到了农业大学的一间房子里，说是要开万人大会批判我。 
　　我去了哪里，家里人不知道。先佛同志（注：肖克爱人）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在这种情况下，她想到了聂司令。 
　　她到了你的家，写了一封求援的信，请你转交给周恩来总理。你当时的处境也很困难，但你还是很快地把信转交给了周总理。 
　　我在“群众专政”中，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知道后来他们对我放松了管制，十天后我就回家了。 
　　每当提到这件事，先佛同志总要说：多亏了聂司令！ 
　　1972年，我从江西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给你那里打了个电话，说想去看望你，你叫我马上就去！ 
　　我很快到了你的家里。你问我江西的情况，你问我的处境，你还问我的家人……我们不能不谈到文化大革命。你对江青等人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你说：“什么文攻武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还搞这一套，这不是号召全面内战嘛！” 
　　我们当时说啊说，好像要说的话总也说不完。出门时你还叮嘱我，到外面还是少说为佳…… 
　　1975年深秋、入冬时节，好长时间没有心情钓鱼的父亲，突然又迷上了钓鱼。下午，或者是傍晚，他只带上警卫参谋，一声不响地出家门，步行穿过景山公园，再穿过马路，来到北海公园，到北海公园北端靠近305医院的那个小门附近钓鱼。那时候，北海公园的这一部分还没有对公众开放，父亲钓鱼的地方非常安静，很少有人走动。 
　　父亲这时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在他不犯心脏病的时候，他的身体看上去还算好，他的步伐还算整齐，他的精神还算矍铄。只是他有些驼背了，动作迟缓了一些。 
　　每天，父亲到了那里，警卫参谋帮他下好鱼竿，他挥挥手，意思是不要打扰他。他默默地钓鱼，好半天一言不发。有时抬眼望一下公园通往305医院的那个小门，仿佛在期待什么。 
　　时间久了，陪同他的人渐渐看出来了，父亲的心思根本不在钓鱼上。他的心思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便是周恩来伯伯。 
　　父亲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到周伯伯了。不断有周伯伯患病、病重、反复手术的消息传来。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父亲就轻轻地叹口气，脸上显露出焦虑的神色。他很注意从报纸上留神周伯伯的行踪，看到周伯伯出来接见外宾，或者是参加会议，他就会舒心地笑一下。有段时间没周伯伯的动静了，他就知道事情不妙：他一定又住院了。以他对周伯伯的了解，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休病假的。 
　　早在“文革”初期，父亲就留意到，繁重的工作已经严重影响到周伯伯的健康，非常牵挂他，想替他分忧，但又无可奈何。据父亲的秘书们回忆，1967年7月6日那天，父亲曾草拟了一封给陈伯达的信，信中说—— 
　　文化大革命以来，总理夜以继日地工作，是我们老一辈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最近感到总理的体质有明显的下降，我很担心，也听到其他同志有同感……现在是否有可能适当减轻些总理的担子。如把一些经常性的工作分分工，一般事情由分工的同志帮助总理直接处理，十分必要的，分工的同志不宜解决时，再请示总理或提请中央碰头会讨论。这样，不知是否能使总理减轻些工作，适当增加些休息时间，不致使身体垮下去。总理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从来对自己非常克制。这个问题，他本人是不会提出的。我这样考虑提出，不知是否合适，请你斟酌。   
　　危难之际情更浓(4)   
　　这是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其中不难看出父亲对周伯伯的深切的挂念。但是，那个年代，他只能把这封信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而在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中央最核心的部门。但是，谁也没想到，陈伯达看到信后，反诬父亲想夺总理的权。这让父亲气愤不已。 
　　1975年过去了，1976年来临了。1976年1月初，父亲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301医院，7日上午，周均伦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汪东兴声音沉重地说：“总理病危，请转告聂帅，来305见一下吧。” 
　　周均伦先把电话打到我家里，母亲听说总理快不行了，当即就哭了，她说：“我也要去看总理。” 
　　母亲和周秘书赶到301医院，父亲正在卫生间里，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妙，坐在马桶上的他眼泪立刻就下来了。周均伦扶起他来，帮他披上大衣，又帮他戴上棉帽，然后搀扶着他往门外走。 
　　他们急急忙忙乘车去医院。事隔30年后，周均伦仍然记得这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他回忆说：“在车里，老帅两口子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哭，无声地哭，眼泪哗哗地流，气氛特别压抑。” 
　　到了医院，值班人员只允许父亲一个人进去，不让母亲进，说是规定。母亲执意要进去，人家就是不同意。母亲抹着眼泪说：“不行，我认识总理几十年了，现在他病重，我一定要看一看。你们给邓大姐打电话，如果邓大姐讲，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别人不让我去，那不行！” 
　　后来里面同意母亲进去。母亲这才随父亲进入，周均伦他们焦心地等候在外面，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 
　　过了十几分钟，母亲搀着父亲出来了，他们边走边哭，居然哭出了声，都是泪流满面，简直哭成了泪人一般，走路摇晃，神情恍惚。在场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不由得跟着抹眼泪。 
　　周均伦说，他跟父亲30多年，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流泪。 
　　一天后，周恩来伯伯去世了。收音机里传出这个惊天消息时，我正在单位，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仿佛被重重地击打了一下。匆匆回到家里，我看到父亲和母亲痛苦不堪的样子，心如刀绞，想安慰他们又不知说什么好，只能陪着流泪。 
　　说起来，我们家和周伯伯、邓妈妈的关系实在是非同一般，从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起，父亲就在周伯伯的领导下工作，后来回国参加大革命，在黄埔，在北伐中，在南昌起义和起义成功后南下的路上，父亲一直是周伯伯的助手。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我们两家更是亲若一家。再后来到了中央苏区，到了长征路上，到了陕北，他们仍然一直战斗在一起。乃至建国后，在领导“两弹一星”的漫长岁月里，父亲一直担当周伯伯的助手。因此，父亲总结说，他这一生，就是总理的助手。 
　　周恩来是父亲一生中最为敬重的人之一。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父亲和他结下了战斗的、生死的、兄弟般的友谊，我的母亲和邓妈妈也像亲姐妹一样，无话不谈。至于我，可以说，他们待我就像亲生的孩子一样。每次见到周伯伯和邓妈妈，我一点都不感到拘束，仿佛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 
　　不说别的，就说一件事——如果没有周伯伯的真心牵挂和周密安排，我回到父母身边的时间肯定还得推迟。 
　　周伯伯叫我的父亲“荣臻”，连“同志”都省掉了，邓妈妈早年也叫他“荣臻”，后来改叫他“老聂”，父亲则叫她“小超”，当年在上海就这么叫，一辈子都没变。 
　　周伯伯的去世，对我的父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连日沉浸在哀伤中，父亲喃喃地对我和母亲说：“他是累死的，他操的心最多。没有他的保护，我们这些老家伙会更糟糕。”接着，他忧心忡忡地说：“可是他一去，谁和‘四人帮’斗？……” 
　　周伯伯的遗体从305医院移到北京医院太平间整容时，我代表父母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看到周伯伯瘦成一把骨头，躺在冰凉的台子上，想到这个被我称为“干爸爸”的人曾经是那么英俊潇洒，那么的可亲可敬，而今却撒手去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我难过得心如刀绞。 
　　在告别时，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见到邓妈妈后，我更是克制不住自己，放声恸哭，邓妈妈拉着我的手说：“丽丽，要坚强。你周伯伯很坚强。”我想，是啊，周伯伯跟敌人斗争，跟疾病斗，跟坏人斗，跟修正主义斗，从来都很坚强。我要学习周伯伯。 
　　回到家，我仍然是悲伤不已，坐在沙发上哭了一下午。后来我想起邓妈妈的话，脑子突然清醒了。以后，我记住了邓妈妈的话，我要坚强。     
　　山高水长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于无声处听惊雷(1)   
　　父亲从邯郸回京后，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实际上他一直赋闲在家，基本上算是靠边站了。 
　　他期待着国家出现重大的转机。虽然自己一点点老去，但他觉得自己还能够为国家出力。 
　　周总理去世不久，王震到301医院探望父亲，说到“四人帮”，王震激愤地表示：对江青一伙诬陷周恩来等的倒行逆施思想不通，就是一死，也要同他们拼了！ 
　　父亲冷静地提醒王震说：“这一场决战不可避免，但你不要打单炮，要注意斗争策略。”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远行了。当时，父亲的身体也很不好，心脏病频频发作，整天卧床休息。当秘书把这一惊天噩耗告诉他时，他凄然泪下，过了好一会，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他们要搞分裂，怎么办呢？” 
　　大伙心里都明白，“他们”指的是“四人帮”。 
　　自从总理逝世，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之后，父亲就忧心忡忡。尤其是听说毛泽东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时，他更是感到忧虑。他担心“四人帮”跳出来，真刀真枪地动手。如果让他们得逞，中国的局面将无法收拾。 
　　父亲对江青一直没有好感。据说，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江青结婚，父亲就有不同意见，因为他听到不少有关江青的议论。 
　　他对江青的反感，主要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她煽动打倒一切，上窜下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不知有多少是她促成的。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也好，在中南海开会也好，只要江青在，父亲几乎就不说话。 
　　父亲曾经和叶剑英多次议论过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他们有一个共识：投鼠忌器，还不到动她的时候。 
　　毛泽东追悼会期间，按照中办的安排，中央领导人轮流守灵。轮到父亲守灵的那天，恰巧他的心脏病又发作了，医生的意见，必须卧床休息，这样父亲就不能参加守灵了，他让秘书陈克勤代他写报告向中央请假。 
　　陈克勤按照当时的惯例，在报告的结尾加上了一句：望江青同志节哀保重。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然而，稿子送到父亲手里，他认真看完后，说：“把最后一句勾掉。我是向中央请假，不要写那么多。” 
　　当时正是“四人帮”气势汹汹的关口，父亲这么做，再次显示了他的爱与憎。 
　　毛泽东追悼会之后，父亲感觉到，“四人帮”加紧了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行动，他们的野心昭然若揭。父亲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深深地担忧，思索着解决的办法。在当时，邓小平被软禁，其他老同志基本上都是靠边站了，能够起到定海神针作用的，只能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父亲相信老战友叶剑英，相信他能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勇敢地站出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再做一次惊天之举！当年，在南昌起义之前，在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叶剑英都曾有过改变历史的壮举。 
　　9月21日，杨成武来探望父亲。他们关上门，小声地谈起了对“四人帮”的看法，他们都感觉到，最要紧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形势异常严峻，刻不容缓。父亲深知，“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在中央会议上经常耍赖，蛮横不讲理，如果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恐怕无济于事。于是，他咬咬牙，坚定地对杨成武说：“成武，你立即到叶帅那里去一趟，转告我的意见：‘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杨成武郑重地点点头。 
　　父亲又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所以要注意争取得到华国锋的支持。” 
　　杨成武向父亲敬个礼，带着父亲的重托走了。据说他很快赶到叶帅那里，转达了父亲的意见。叶帅听了后，说：“你转告聂帅，请他放心，就说我也有同感，聂帅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叶剑英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后，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为防万一，马上搬家。他还诙谐地对杨成武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杨成武马上又赶到我家，把叶帅的意见转告给父亲。父亲心里踏实了许多。 
　　那段时间，父亲像重新回到战争年代那样，时刻警惕着，思索着，也期待着。10月5日，叶剑英通过杨成武，转告我的父亲，说：“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商量好了，请聂帅放心。” 
　　父亲意识到了什么，连日来紧皱的眉头舒展了一些。 
　　10月6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拘留。在中国大地上横行了10年，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的这个反革命集团，终于被一举粉碎。   
　　于无声处听惊雷(2)   
　　于无声处听惊雷。有人说，我的父亲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使的是“暗劲”。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关口，父亲尽到了自己一个老兵、老帅、老共产党员的历史责任。 
　　而前面的这一切，我，甚至我的母亲事前都不知道，父亲的嘴巴太严实了，原则性太强了，不该说的，他一个字也不露，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 
　　大约是10月7日那天，我在办公室听人悄悄说起，“四人帮”给逮起来了。虽然中央的文件是几天后才传达的，但在当时的北京，很快就私下里传开了。 
　　我心里暗暗高兴，也很兴奋。傍晚回到家，见父母正准备吃饭，我坐在他们身边，以为父亲会告诉我一点内部消息。耐心等了一会，见他面无表情，一点反应没有，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拿过三个酒杯，放在他、母亲和我面前，然后又倒上酒。 
　　父亲望着我，说：“你干吗？” 
　　我说：“我已经知道了。” 
　　父亲问：“知道什么了？” 
　　我忍住笑，说：“‘四人帮’的事呀。” 
　　父亲又问：“‘四人帮’，怎么了？” 
　　我说：“给逮起来了呀！” 
　　父亲这才笑了笑：“你都知道了？” 
　　我说：“外面早传开了。来，我们干一杯，庆贺一下。” 
　　父亲说：“好！” 
　　他举起杯子，母亲也举起来，我们碰一下，干了。感觉好痛快！至今忘不掉，每每想起来，就觉得发生在眼前似的。 
　　十月惊雷，云开日见。从此，我们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全国大多数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开始了她缓慢的复苏……   
　　从拨乱反正到小平出山   
　　1976年10月以后，来看望父亲的人明显多了。我听到，老同志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一是大家互相倾诉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难和曲折经历，二是必须拨乱反正，把错的改正过来。 
　　如何拨乱反正？父亲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解放大批老同志，尽快恢复他们的工作。老同志里面，死的死了，没死的也扒了几层皮。需要解放的人里面，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邓小平。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从青年时代一起留法勤工俭学，在革命洪流中过从甚密，更主要是父亲深切了解邓小平的人品和才能，中国革命需要这样的领袖人物。 
　　父亲一开始就是这个态度。 
　　1976年12月，邓小平因前列腺的问题住进301医院。虽说邓小平还未“解放”，但父亲听说后，执意要去探望他，还让管理员买了个大西瓜抱去了，因为西瓜利尿，对前列腺有好处。两位老战友见面，自然会谈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父亲越来越感到，邓小平必须出来工作，而且越快越好。 
　　很快，父亲找到叶剑英，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事。叶剑英是粉碎“四人帮”的“主心骨”，为党和国家立了殊功，当时他说话最有分量。 
　　叶剑英表示：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大家积极做各方面的工作。 
　　当时很多老同志都是这个想法。他们在各种场合，积极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应请邓小平复出。 
　　这是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在这种强烈的呼声下，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肯定了邓小平与1976年春天的“天安门事件”无关，这就为邓小平复出扫清了部分障碍。华国锋同时表示，对邓的工作问题，要等到召开党的正式会议时解决，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从此，邓小平为开创中国历史新时期，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 
　　接着，父亲又积极支持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关于为彭德怀平反的问题，早在1975年5月7日，邓颖超妈妈来家看望父亲时，父亲就提出：“彭老总已经逝世，他有很大的战功，为人刚直。一位共和国的元帅，红卫兵把他从四川押回北京时，在火车上就遭受到残酷折磨，竟被打断了几根肋骨，令人非常气愤。请你转报恩来同志，建议为彭老总平反昭雪。” 
　　在当时毛泽东还在世的情况下，为彭老总平反昭雪还不可能做到。但是，父亲在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迫切想法，可见他后来为平反冤假错案积极呼吁奔走，不是心血来潮。一直拖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为彭德怀平反作出决定，父亲感到欣慰，我记得父亲说过，这下彭总可以瞑目了。后来，父亲看到《人民日报》上报道彭总受到北航“红旗”造反派骨干分子刘汉如横加迫害的情况，十分愤慨，当即让告杨尚昆同志，对此人一定绳之以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1983年3月，彭总夫人浦安修来看望父亲，谈到彭总的历史功勋，父亲感慨万千地说：“要不是庐山会议时彭总受了委屈下台，林彪不敢这样放肆，‘文化大革命’也许不致造成这样大的损失。”说到这里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此外，父亲还努力为彭真、薄一波、杨尚昆等一大批老同志平反做工作，要求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并恢复他们的工作。为了给刘仁、邓拓平反，他曾给胡耀邦写信，讲：人虽殁，冤必雪。 
　　正是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搞得彻底，才使得中国很快走出“文革”的阴影，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在那个激动人心，然而又是复杂多变的历史阶段，父亲的头脑一直是很清醒的，他与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陈云、彭真、李先念等老同志一起，为维护稳定党、国家和军队的大局，应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本质上说，父亲是位军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关心最多的，仍然是军队建设。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父亲重新担任军委副主席，协助叶剑英工作。后来，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父亲又协助邓小平工作。在他有生之年，他一如既往关心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1979年6月的一天，邓小平与父亲谈话，让他负责调整、配备新一届解放军总部、军兵种、大军区领导班子。这是邓小平对父亲的信任。父亲奉命与总政治部及干部部门领导反复研究，并找一些干部调查了解，提出了各级班子的人选，最后经军委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共同讨论，确定下来。这次配备班子，认真贯彻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上上下下比较满意。   
　　“这个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   
　　老同志出来工作后，随着时间推移，干部年轻化问题又显得尤为重要。这个问题现在似乎不那么严峻了，但在当时，想打破高级干部终身制，是有很大难度的，矛盾也很尖锐。父亲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想得通，他不迷恋权力。为了让更多年富力强的人进入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1980年8月8日，他给中央写信，请求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他看望解放军代表团时说：“我已经83岁了，应该交班了，我请求交班。”1985年8月23日，他写信给中央，请求退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他一直想在这方面带个好头。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1986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央内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父亲立即在中办送传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回他是下决心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无官一身轻了。 
　　7月30日下午，王震突然来了。党内一般称王震为“王老”。当时父亲住在玉泉山，陈克勤秘书陪着他。陈秘书热情地把王老让进客厅，父亲和他寒暄几句，王老就把此次来访的意图讲了。 
　　原来，王震是为“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而来的，他是中央指定的人事安排5人小组成员，受中央委托，来征求父亲的意见。有个重要安排，中央想听听父亲的意见，那就是，邓小平提出来：“十三大”上，他也全退。 
　　王老说：“老帅，你拿个意见，我去报中央。” 
　　这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父亲异常慎重。陈秘书注意到，父亲当时沉默了好一阵，房间里静得出奇。他一定是在认真地思考。许久，父亲才开口缓缓说道：“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 
　　王老频频点头。交谈一阵，王老就离开了。 
　　据陈秘书回忆，王老走后，父亲起身到院子里散步，散步时一语未发，只是沉思。散完步回到客厅，说：“还是写个正式的意见吧，说准确些，让王老带到北戴河去。” 
　　当时中央领导集中到北戴河研究“十三大”有关问题。陈秘书根据父亲的意见，连夜起草好了。第二天起床后，陈秘书念给父亲听，父亲反复听了两遍，才点头同意，并说：“就叫‘备忘录’吧。快请王老来带走。” 
　　“备忘录”里说：“7月30日王震同志来谈关于中央人事安排问题，因时间仓促，未得详细说明想法，故今日再请王老来谈。我总的想法是：我们党要有自己坚强的领袖……现在，我们党实际上的领袖就是小平同志。他是众望所归，自然形成的，无论党内外、国内外，一致公认他是我们的领袖。在当前形势下，小平同志不是退的问题，应该是继续进。他的健康情况也允许他再领导大家奋斗几年。由于我们现在没有党的主席职务，那就在政治局常委中仍然保持小平同志的重要的领导地位……当然，我们的事业还需要更多的新生力量，在政治局常委中再增加两三位年轻一点的同志也需要……人们对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政治局常委的充分信赖，正是构成我们今天建设事业发达的重要因素。关于军委主席一职，还是由小平同志兼一个时期好。当前大仗是一时难打，但自从宣布军队整编，裁军百万以后，基层思想很不稳定。如此时小平同志再退出，确实对稳定军心不利。” 
　　这个“备忘录”，是父亲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他对党尽到的又一份重大责任。 
　　事隔20年后，陈克勤回忆说：“这个‘备忘录’的草稿一直夹在工作日志里，王老此次任务就是征求对小平同志提出要退下来的事，看老帅意见如何，所以‘备忘录’里只谈了小平不能下的问题，尤其军委主席一职，小平绝不能下。这是聂帅明确坚持的。这是‘备忘录’的要点！我是据此起草的。” 
　　王震带上它，到北戴河正式向中央进行了汇报。 
　　不久，王老那里传过话来，说：聂老帅的意见给中央报了，小平说：“这个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 
　　据说，父亲的这个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决定，党的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事后想起来，中央这个决定应该说非常英明。试想，如果邓小平在十三大上全退，不当军委主席了，彻底交权了，那么3年之后，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突然到来时，谁能出面收拾？搞不好真要出天大的乱子！     
　　山高水长 奋起攻关新长征   
　　重新“挂帅”(1)   
　　把后半生献给了科技事业的父亲，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以巨大热情关怀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 
　　粉碎“四人帮”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发展科技是最重要的一环。1978年3月，终于隆重召开了科技工作者盼望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对此，父亲欣喜异常。虽然此时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正像他说的：由于文革之乱，使他很久没管科技之事，“但对科技工作仍然是关心的，支持的，全力支持的。大家很着急，我也很着急。”他又说：我们已闻到新春的气息，科学的春天又来临了。 
　　父亲对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有两点非常赞赏：一是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二是明确了从事社会主义社会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 
　　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使父亲回想起1961年他领导制定“科学工作十四条”和1962年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时的情景，那段时间里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扬眉吐气，人们第一次感受到科学的春天，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左”倾思想再度泛滥，知识分子再度遭受惨重打击，并很快坠入“文革”深渊。这段历史令人不堪回首。所以，粉碎“四人帮”之后，听了邓小平的讲话，父亲感到“如听仙乐耳暂明”，他还兴奋地赋诗一首《攀高峰，争朝夕》，以祝贺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其中有两句“廿余沧桑足堪训，奋起攻关新长征”，意思是过去的教训足堪训了，他希望全国的知识分子就像当年铆足劲搞“两弹一星”那样，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勇攻关，进行我们科技界的新长征，尽快地攀登世界科技的高峰。 
　　那段时间，父亲除了军队里的必要工作外，他主要的精力，就是关注着新时期科技事业的发展。农业大学的部分教授联名给他写信，请他帮助解决迁回原校址办学问题，他立即给邓小平写信，表示支持教授们的意见，认为这也是当前振兴我国农业的一个重要问题。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父亲在会上讲，要加强农业科研工作，首先要办好农业院校，但现在北京、南京、福建、四川、湖北等地，都发生“文革”中被挤占的农业院校要不回来的问题，我们应采取坚决措施予以纠正。后来，这个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成功，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曾经在世界上引起较大反响。1978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工作召开总结大会时，有人提出，希望能够见一见父亲。科学家们不会忘记，60年代初，父亲积极支持这一工作，“文革”中，这项研究面临下马的危险，父亲亲自出面，召集具有不同意见的两派开会，他鼓励大家，说这项研究在国际上都是出了名的，不能遇到问题就下马，而是要坚持下去，不成功不罢休。 
　　这项重要的研究课题终于坚持下来了，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因此，他们在庆功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父亲。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主管这项工作，他说：“我也和大家的心情一样，也想在迎接科学春天的日子里，能见见知心的领导人聂总。”但他们又担心父亲身体不好，就试着联系了一下。钱三强回忆说，没想到“聂总很快就答应了，原来他老人家也想与大家见面”。 
　　见面时，父亲与科学家们一一握手，他还能叫出一些科学家的名字。那天，气氛非常热烈，父亲问了国内外有关牛胰岛素研究工作的现状和问题，最后勉励大家说，千万不要忘记了自力更生、团结协作。有了这一条，就可以为四化建设做出更大成绩。 
　　父亲为科学春天的到来而欣慰，但是另一方面，眼下的实际状况又让他为科技工作更加操心，更加着急。我们耽搁了10年多，如果不耽搁这10年多，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知会高多少。现在，与世界的差距更大了，再不迎头赶上，中国人就会被彻底甩掉。父亲为此感到深深的惋惜。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老了，不能上一线了，但我还能摇旗呐喊，还可以出出点子。” 
　　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按照父亲的经验，就是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全面规划，大力协同，缩短战线，坚持攻关，不断取胜。正是依靠这个经验，中国才有了“两弹一星”。 
　　然而，由于“文革”期间，科技界是“重灾区”，积累下成堆的问题。进入新时期以后，大家都想迅速发展，但又都在各自为政，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与协调。于是，父亲很快发现，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这些中国科技界的重要阵地上，各个单位之间矛盾重重，各自为政，很难集中力量办事情，更谈不上多出成果，多出人才。   
　　重新“挂帅”(2)   
　　父亲认为，照这样子下去，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面对这种矛盾的状况，八十高龄的父亲似乎比谁都着急。一天，他去邓小平家，与邓小平谈起这方面的问题。小平说，中央也为之着急，但是要有老同志出面，帮助中央协调解决才行。 
　　中央选来选去，又选到了我的父亲。那时在中央的上层领导中，对科技界最熟悉，最具领导经验的，最有威望的，还真是非父亲莫属。 
　　1979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科学协调委员会，请父亲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出面掌握和协调。 
　　父亲当时正在病中，身体时好时坏，尤其是心脏病，时常发作。但他还是抱病承担了中央的重托。 
　　这使人想起1956年，也是邓小平出面找父亲谈话，父亲选择了他一生钟爱的科技事业。如今，八十高龄的父亲义无反顾，再度挂帅。 
　　科学协调委员会的成员有：方毅、王震、张爱萍、洪学智、李昌。后来，又增加了武衡和李耀文。人虽不多，但代表了四大系统的关系与利益。 
　　12月6日，父亲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信中写道—— 
　　我们现在分散主义严重，有些单位单干惯了，总想自成体系，万事不求人，搞小而全，大而全，重复、浪费很大，把力量分散了，结果谁也干不成。如最近有人向《光明日报》写信，说中国为什么在激光雷达方面，研究了13年还出不了成果，原因就是上面婆婆多，下面分散干，谁也不能解决问题。有些科研部门的领导人反映，一上班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应付扯皮的问题。这是生产力落后的反映……将来我们生产力发展了，更要集中统一，分工协作，充分发挥生产潜力，绝不允许搞小而全、大而全……目前几家矛盾，我折冲其间，尽量想法协调……当然文化大革命乱了十年，现在要马上统起来，是有困难的，但这是个方向，总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 
　　信后面附上了关于卫星、原子能、计算机、计量工作等方面的协调意见。 
　　两天后，邓小平批示：“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会有麻烦，不能顾虑太多，一经决定，坚决贯彻执行，一切请你下决心。” 
　　那段时间，父亲多次召集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开会，做了大量协调工作。比如，关于卫星研制方面的矛盾，中国科学院过去与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协调不好，想自成体系自己搞。对此，父亲说：“我们国家还不富裕，哪有力量一下搞两套卫星研制机构呢？我们的卫星事业是国家的，不是哪个部门的，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缺哪一部分配合都不行。” 
　　经过讨论协商，大家同意本着大力协同精神，组成卫星协调规划组，统一规划卫星研制任务。卫星的研制由中国科学院负责，星体与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国防科委负责发射。这种安排一直延续到现在。 
　　基本任务明确后，父亲还提出，卫星的发射除着眼当前任务外，还要注意长远的发展规划，并注意基础理论研究的安排。总之，要通盘考虑，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各自所长，长期定点协作。 
　　那时，国家科委由方毅领导，国防科委由张爱萍主持。父亲根据他过去集中统一、全国一盘棋的经验，表示希望国家科委把国家的科学研究真正抓起来，成为国务院在科技战线上的总参谋部。 
　　父亲对方毅说：“我过去主持国家科委工作时，不就是这样统起来的嘛。不能各自为政，事无巨细都要中央裁定。” 
　　方毅有畏难情绪，说：“你是老帅，他们都是你的部下，你说什么，他们不敢不听。我说的就不行了。” 
　　父亲鼓励方毅，大胆工作。万事开头难，慢慢就会好的。 
　　父亲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两年，协调了两年。最初科技界的混乱状况，渐渐得到改善，国家的科研工作，迎来了新的转机。 
　　可以说，这两年，为新时期的国家科研，打下了一个还算良好的基础。 
　　从此以后，中国的科技工作，又走上了快车道。 
　　两年后，父亲根据中央党政要分开的指示，认为协调工作应由国务院进行为妥，就给中央打报告，建议取消中央科学协调委员会。不久，中央批准了他的报告。以后又成立了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工作。 
　　1982年1月2日下发的《关于成立国务院科学技术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引人注目地转达了邓小平很长的一段讲话—— 
　　聂荣臻同志担任科委主任的时候，曾进行了大量工作，把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科委和地方的科技力量，即所谓五个方面军组织起来，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按照规划分工协作，全国一盘棋。交给哪个单位什么任务，都感到光荣，很高兴地接受。互相照顾，全力支援，很少有扯皮、踢皮球之类的事。聂总那个科学小组既管任务又管人；既管军，又管民。把管任务和管人结合在一起。对用非所学、安排不当的，没有任务的科技人员，小组有权调整。急需人才的地方就调人去加强。所以，在科技攻关，特别是两弹的研制，效率很高，取得显著成果。   
　　重新“挂帅”(3)   
　　在下达的通知中，转达这样一大段邓小平的谈话，的确意味深长。 
　　党的十二大闭幕不久，1982年秋末冬初，《红旗》杂志总编熊复来联系，希望采访父亲。已经交出“帅印”的父亲表示，欢迎熊复同志来家做客。采访中，父亲说，现在科技战线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根据历史的经验，父亲认为有这么几点需要注意。一要自力更生；二要制定恰当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三要组织好队伍；四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父亲似乎格外看重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说，要落实发展规划，要进行科技攻关，“没有一个很强有力的权威机构，搞不动。”父亲把他的经验归结为一句话：“只有我们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全国一盘棋，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互相支援，实行全国性的大协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出现科技工作的新的黄金时代！” 
　　周培源、严济慈、钱三强很赞成统一协调的领导措施。他们联名给父亲写信，回忆了新中国科技走过的道路，最后总结说：“实践证明，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分工合作，各有侧重，协调一致，就能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解决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1999年，著名半导体材料研究专家林兰英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时，讲到科技统帅的组织作用，她说：“这是十分关键的。单靠科研，没有统帅，事情也办不成。”她又说：“我们不一定各方面都要达到与美国一样的水平，但只要能将各家迫切需要的组织起来，一定能达到并超过美国。”她还说：“搞科研跟打仗是一样的，打仗的时候，你不可能没有个强有力的统帅。我现在遇到科研困难的时候，总是使我不断回忆聂帅当初对我们的领导，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的帮助！”   
　　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装备   
　　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要走精兵强国之路，这是中央军委的决定，父亲也是这一方针的倡导人之一。1980年3月，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同意把军委直属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部队下放给野战军。他认为平时做好野战部队的合成训练，战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稍后，他进一步强调：现在是军兵种联合作战，那就要有合成作战的思想。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的有些部队要编到步兵军或师里去，平时编在一起，练在一起，战时才能统一指挥，否则不会指挥，也不会使用。 
　　武器装备要逐步现代化，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军队面临的又一个重大课题。父亲过去长期主管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他给予了更大的关注。 
　　1977年2月，他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说：搞卫星、导弹等尖端项目，仍要贯彻集中统一、大协作的精神。在试验某个型号时，对下一代的型号就要着手研究。新型号不能等老型号定型后再搞，因为研制一种武器特别是尖端武器的周期是很长的。 
　　1980年7月，全军装备规划座谈会前夕，父亲给分管装备的副总长刘华清写信，谈了他的思路。信中说—— 
　　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央的方针。何谓中国式的道路？你们还可仔细研究。我粗浅考虑，就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地解决发展中的矛盾，从而实现现代化。现在，我们是一大二穷，技术比较落后。这就决定我们，既不可能像某些不发达而有钱的国家，买成个现代化，又不可能像某些技术先进国家，大搞他们的武器竞赛。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准备好有足够的力量，以应付强敌的侵略，又要节省开支拿出足够的钱来，迅速提高改善我们的装备水平。既要管今天，又要照顾到明天，当然明天的任务是更重些。我常说，我们今天的装备问题，严格讲，有许多并不是什么现代化的问题，还是解决有无的问题。当前，必须抓紧时机，力争尽快按编制齐装配套，备份有余。一旦有事要能打仗……明天的装备问题就是抓科研，全军要尽最大的力量来抓。 
　　显然，父亲最关心的，仍然是装备的科研问题。后来刘华清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父亲那时就向他强调过：“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装备。”这句话应该说是至理名言。 
　　改革开放之后，有人认为，只要国家有了钱，我们可以走捷径，就可以花钱买装备，买技术，买一个军队现代化来，不必要花那么大力气，那么多时间自己研制。父亲坚决反对这种态度，他和张爱萍、刘华清、洪学智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有—— 
　　中国这么大，武器装备一定要立足自己研究生产，靠外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受制于人。 
　　武器装备依靠进口搞现代化是妄想。我们不能靠进口买个国防现代化……当然不排除引进个别关键技术，至于整套引进，那是做梦。 我们没有那么多外汇，外国人也不会把先进技术全部卖给我们。 
　　买外国的，一定要注意买专利。引进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仿制研究，今后自力更生设计制造中国自己的武器装备。 
　　有些人总想搞进口，是思想上的懒汉，不考虑后果怎么样！过去“两弹”靠自力更生还不是都搞出来了。中国人并不蠢。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只要坚持自力更生，大力协同，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一定能搞出来的。 
　　飞机用的雷达、电子装备、火控系统，这些配套设备很重要，否则你的飞机就起不了作用。这些设备也很复杂，在国外往往是几个国家协作搞，我们国内更要组织大协作，才能搞好。 
　　军事工业中文明生产很重要，外国人一参观我们的工厂或科研单位，首先提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 
　　怎样尽快地使我军的武器装备现代化，是父亲后半生最为关注的大事之一。在经历了“文革”的停滞之后，我军的装备研制终于迎来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   
　　新的攀登(1)   
　　科学研究，其实就像登山一样，是个不断攀登的过程。这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把不断攀登科技领域的高峰，当作科技事业前进的动力和目标。 
　　导弹、原子弹、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攀登上的一座座科学的高峰。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加快了前进步伐，国防科技领域更是一马当先。中央确定的任务是：继两弹一星之后，我国要在洲际运载火箭、潜射导弹和同步卫星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当时，这三项任务称之为“三抓”。 
　　这时的父亲，已经年近八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亲临重大试验的第一线了。他原先承担的一部分重任，已经放到了张爱萍的肩上。 
　　早在“文革”后期，张爱萍就被邓小平、叶剑英和父亲等人推上第一线领导国防科技工作。多年以来，张爱萍一直在父亲直接领导下工作，父亲对他很信任，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但是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邓小平再度受冲击，张爱萍也受到“四人帮”一伙的猛烈批判，处境艰难。张爱萍住进医院，父亲牵挂他，亲自到医院看望，说：“爱萍，你务必好好休息，好好治疗，这些日子，你太辛苦了。有人说，我是你的后台。他们说得一点不假，我就是你的后台，我也乐意做你的后台！” 
　　父亲的话，令病中的张爱萍深受感动，这句话他一直记着，父亲逝世后，他在一首悼念诗中，曾写道“翻案后台我愿当”，就是说的这件事。 
　　“三抓”任务，是由张爱萍在第一线亲自指挥的。 
　　“三抓”中的“第一抓” ，是洲际运载火箭发射试验。 
　　早在1965年3月，中央专委就决定我国要研制洲际运载火箭。如果有了这种火箭，中国的“拳头”就可以伸得更长，国防更有保障了。由于“文革”的影响，研制工作被迫一再推迟。1975年5月25日，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中央军委关于洲际运载火箭的研制计划。 
　　为了完成洲际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需要一支在海上活动的跟踪测量船队。1974年，我在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当时，组织上安排我参加这一系统工程的组织协调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说实在的，能为祖国国防科技事业尽力，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远洋测量船在上海江南厂建造，说起来也是历经坎坷。1970年12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把这项工程作为国家重点任务。1972年4月，叶剑英副主席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听取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张春桥在会上提出上海地区承担大部分船舶的建造任务有困难。叶副主席听后非常气愤，用手拨过地球仪，指着“上海”大声地说：“下马不行，要硬着头皮搞，测量船一定要搞，而且要在上海搞。” 
　　那时，父亲基本上靠边站，按照中央的分工，原本是他主抓的工作，他却使不上劲，感到着急上火。我把这个情况讲给他后，他说，叶帅的决心太重要了。 
　　由于“文革”的干扰，测量船队的研制建造工作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我因参加工作组，常住上海。为了赶进度，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想方设法进行协调。进度上、质量上出了问题，我们就及时同工厂的师傅和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协调解决。终于，测量船队有了“雏形”，我心里非常高兴，经常给父亲汇报进程，他也感到欣慰。 
　　1979年，测量船总体建筑已基本完成。给船起个什么名字呢？正当大家都在费尽脑汁时，我看到了叶剑英元帅视察大连时写的一首诗《远望》，突发联想，就向李奇局长建议：“咱们的测量船叫远望号怎么样？航天测量既要看得远，更要有长远的发展规划。” 
　　大家一致赞同，上报张爱萍主任批准，正式定名“远望”号。船体上的“远望”二字选用的是毛泽东主席的手书。 
　　经中央批准，并向全世界发布消息：1980年5月18日，我国由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运载火箭，进行全程飞行试验。那一天，以“远望”号测量船为首的12艘远洋船队，劈开波涛汹涌的海面，威武严整地向着南太平洋进发。“远望”号设备先进，堪称一座“科学城”。它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国海上测量的空白。后来，在发射神舟系列飞船时，“远望”号等船只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远洋船队出发前，张爱萍问我：“测量船队能不能保证安全地开出去，顺利地返回来？” 
　　我语气坚定地说：“能！” 
　　因为准备工作很充分，跟船出海的有科技人员、工人师傅，有他们保驾，大家都充满信心。 
　　这是“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科学工作者向新时代献上的一份厚礼。5月18日那天，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我国亿万人民翘首以待，期盼着那个惊天动地的时刻。   
　　新的攀登(2)   
　　父亲和邓小平、胡耀邦、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的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大厅里观看发射实况。 
　　“30分钟准备！”指挥员发出了指令。 
　　“发射！” 指挥员发出了最激动人心的指令。 
　　指挥所大厅里，人们聚集在宽大的彩色屏幕前，紧张而又兴奋地倾听着那一连串清晰的报告声、指令声、调度声，大家的心随之不停地跳动。一排排荧光屏上，一组组数据、图表不断地交替显示，屏幕上清楚地描绘出火箭飞行的轨迹。从“远望”号测量船队发回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到指挥所里。 
　　此时此刻，我就蹲在父亲、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身旁，几乎是含着热泪介绍着每一个应答口令的含义。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是继美国、苏联、法国之后，第四个拥有远程打击能力的国家，它表明我国液体火箭技术又攀登上一个新高峰，也为我国将来发射重型卫星和飞船创造了物质技术条件。同时，中国也是继美国、苏联、法国之后，第四个具有海上跟踪能力的国家。 
　　在场的人，都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又一重大进步而欢呼，而流泪。邓小平立即向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胡耀邦振臂高呼：“同志们胜利了！人民胜利了！”父亲情不自禁地向在场的全体工作人员挥手，高声说：“一弹震全球，感谢同志们！” 
　　那天回到家，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亲随手展开纸张，挥笔题写了贺词：“热烈祝贺参与发射运载火箭的全体同志取得圆满成功。这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大力协同的伟大胜利！” 
　　在这次试验任务中，丁衡高负责火箭落点精度鉴定工作。那一天我们全家和父亲办公室工作人员如同过节，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 
　　“三抓”中的“第二抓”——潜射导弹试验，于1982年10月7日在大连海域进行。父亲非常关注这次重要的试验。但是前方传来消息，试验失败了。本来导弹发射时是正常的，但点火后不久，导弹失控翻转，在空中自毁。 
　　父亲得知情况后，嘱咐秘书给在现场的指挥人员打电话，传达他的意见：“既是试验，就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要像我国女排争冠军那样，胜不骄，败不馁！大家不要泄气，更不要埋怨，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更好地进行技术检验，找出问题所在，以利再战，我们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当时，丁衡高在试验现场。据他回忆，父亲的话传达后，现场的领导和科技人员，深受感动和鼓舞。其实，多年来在尖端武器研究试验中遭遇的失败也不仅这一两次，父亲都是以总结经验以利再战的态度鼓励大家。当年钱学森他们试验导弹失败，他不就这样说过吗？ 
　　大家说：还是聂帅懂得科技工作和理解科技人员，这种时候鼓励比责备更重要。 
　　果然，在全体人员努力下，5天之后，第二次潜艇水下发射潜地导弹试验，获得成功。这又是一项震惊全世界的伟大壮举。 
　　美国《海军学会会报》写道：“事情已经变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一支以海洋为基地具有威慑力量的核大国。” 
　　1984年的任务， 是“三抓”中的“第三抓”——发射我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父亲密切关注着发射情况。后来我在《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一书中，看到书中写着：“在紧张的发射准备工作中，迎来了1984年的春节。节日前夕，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写信向全体研制试验人员表示致意和问候，并祝新春佳节康乐。这代表了老一辈革命家对航天战线全体人员的关怀和爱护，代表了中央对卫星通信工程试验任务的关心，鼓舞着全体试验人员以科学态度继续努力，奋勇拼搏，去夺取胜利。” 
　　卫星发射期间，父亲正在301住院。他不顾自己的病情不能激动的要求，问这问那，那着急的样子，恨不得上第一线去指挥。4月8日发射后，他就急于知道卫星飞行进展的情况，报纸每天也有简讯报道，但父亲不满足。于是，就让丁衡高和我到病房给他介绍试验的进展情况。 
　　丁衡高参与了这次发射试验的组织协调工作，走遍了执行发射、测控任务的各个单位，发射前后在指挥所住了一个月，对各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解。父亲对我们汇报的情况听得很认真、很仔细，我们告诉他，卫星在大椭圆轨道上运行正常，他似乎不太明白椭圆轨道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丁衡高就给他画图解释。我告诉父亲，地面测控站跟踪卫星很好，星上仪器工作也完全正常，他点头微笑。 
　　卫星进入静止轨道时，我们去告诉父亲，说入轨精度很高，通过遥控，卫星正按预定的速度向定点位置漂移。他赞叹我们专家、技术人员的知识和技能的高超。反正每天进展情况都要及时去汇报，我们稍微去晚了，他还着急催唤。当然，飞行过程中出现的险情，那是一点都不能说的，不能让老人家担惊受怕。   
　　新的攀登(3)   
　　直到4月16日，告诉他卫星成功地定点在赤道上空了，他高兴地笑着说：我是相信我们这支科技队伍的，是一支攻关队伍。那天夜里他睡得很好，医护人员也放心了。 
　　父亲4月1 8日给张爱萍写信祝贺，信中说：“我素知这支科研队伍是一支坚强的攻关队伍。从指挥员到战斗员都身经百战，百炼千锤，基础扎实，善打硬仗……此次试验成功，对我国四化建设将起重要的促进作用，使我国航天技术、信息技术等都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为我们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增添了力量和信心。” 
　　我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成功，三万六千公里高空的同步轨道上，终于有了中国的一席之地。美国宇航局局长祝贺中国同行：“你们完全可以为中国航天计划中的这一重要里程碑感到自豪，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性能感到自豪，仅有少数几个国家达到了这次发射所显示的技术能力。” 
　　至此，“三抓”任务全部胜利完成。这是“两弹一星”之后我国高科技事业的又一次飞跃，是新时期新的伟大攀登。它所体现的，是创新的过程，它跟以前的“两弹一星”精神一脉相承，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继续和发展。 
　　父亲在新时期虽不能上第一线指挥了，但他时时刻刻关怀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满腔热情地鼓励大家攀登新的高峰，他的心始终和科技人员在一起。   
　　永远的牵挂(1)   
　　父亲的后半生，牵挂最多、最忧心的，就是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问题。 
　　1982年，党的十二大之前，父亲住院四个半月，大病初愈，他就在考虑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觉得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还不够好，二是应该总结一下科技工作的经验，以利再战。 
　　恰在这时，《光明日报》社为配合十二大的召开，打算派记者采访父亲，听听科技战线老统帅的意见。父亲闻知报社意愿，欣然接受了该社三位记者董克恭、邹安寿、宋光明的采访。 
　　谈话进入正题后，父亲直截了当地说，重视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人民的利益所在，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措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 
　　记者马上就问：“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怎样？” 
　　父亲认为远远不够，因为现在不只是摘掉“四人帮”给知识分子扣上的种种“帽子”，困难的是如何尽快地把知识分子队伍组织好，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集中力量把工作做好。 
　　记者又问：“现在如何才能调动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父亲说，基本上是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使知识分子学以致用，专业对口。这就牵扯到教育部门和人事组织部门，要从招生到教育培养、到合理分配、使用等一系列工作都得跟上，做好，不浪费一点人才。其次，就是做好科技工作的后勤工作，保障他们的工作能顺利进行。 
　　1984年5月29日，父亲与著名科学家王淦昌亲切交谈 
　　父亲严肃地说，这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可现在有的还是解决不好。一个科技人员开展研究工作，还要自己去跑仪器，买材料，这怎么行呢？后勤部门一定要树立为科技工作服务，为科技人员服务的思想。父亲深情地回忆说：“五十年代，我就讲过，我就是一个大管理员，我自愿为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服务。当我看到科技人员安心地集中精力从事科技工作时，我的心也安逸了。” 
　　父亲还说，科研单位一定还要设法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现在主要是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多，他们任务重、工资低、住房少、家务多。这些必须逐步给予解决。 
　　此外，父亲还谈到老专家的退休问题。他不主张让老专家和行政人员一样，到时候就退。 
　　父亲从发挥知识分子才能的角度，还谈到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问题，谈到知识分子任重道远，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那天，父亲语重心长，再次对知识分子深寄厚望。 
　　这次采访报道，《光明日报》有意选在9月1日发表，因为那天正好是党的十二大在京开幕的日子。打开那天的报纸头版，除十二大的重要新闻外，就是父亲谈知识分子问题，宣传效果出奇的好。 
　　十二大闭幕不久，《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来采访时，父亲又重点大谈了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这比与《光明日报》记者谈此问题时更广泛深入了。 
　　父亲说：“轻视知识、轻视科学、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本来是愚昧和落后的表现，作为旧社会的一种遗产，在我国社会上有很长的历史。在我们党内也有反映。再加上‘左’的思想影响，在我们一些干部的头脑里，就存在着轻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这也有很长的历史了。” 
　　父亲说，为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一些错误言行给予批评，甚至斗争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能没有正确的政策，离不开科学技术，离不开知识分子。而在很多部门和地方，他们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护，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问题就是不能很好地解决。这应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知识分子的学衔、职称问题要很好解决，生活待遇也要研究逐步解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收到不少知识分子来信，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收到信后，父亲不是原信照转，而是把他的看法和意见同时提出，有时他甚至大声疾呼，为尊重知识，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摇旗呐喊。他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说：建国后，我们培养的中年科技人员已成为科技战线上的主力军，他们已是50岁左右的人了，“要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此其时也！否则老之将至，悔之晚矣！” 
　　对当前群众意见较大的评定职务级别的问题，父亲说，对科技干部的职务晋升，不要“片面强调有何著作，发表过什么论文……据说在此风影响下，有的医生不愿看门诊管病房，有的教师不愿上课教书，有的科技人员不愿动脑子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却埋头写论文”。 
　　父亲主张：“晋升的条件还是强调德才兼备的原则。首先看他对本职工作完成得如何，服从分配、安心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也是一条重要标准。一个工人在实际锻炼中，达到工程师的技术水平，就是没写论文，也应提为工程师。”   
　　永远的牵挂(2)   
　　父亲的这封信，后来在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科学院的文件上，及一些报纸上，都全文或摘要发表了。可见它是有说服力的。 
　　1982年6月，父亲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反映老专家退休问题。他认为反映的问题需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便立即给胡耀邦写信。信中说：茅以升和京、沪一些老专家，对动员他们退休，思想波动，意见很大。中国科学院也有类似反映。建议对“研究员、工程师、医生、教授等所有专家、学者、文艺家，在不担任行政领导时，除非自己因种种原因提出退休要求外，一般仍可继续从事他们的研究和著述工作。而且，这项著述任务同样列入单位的计划里，同样给予保证和支持，配备必要的助手。不要称他们为退休人员。有些还可以授予荣誉职务。因为从专业上说，没有什么退休的问题，年岁越老，造诣越深，贡献越大”。 
　　胡耀邦阅后，即安排中央书记处讨论研究。书记处原则上同意父亲的意见，只是强调还是要有退休制度，要有一个年龄限制。 
　　半年后，父亲从简报上看到植物生态学家、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侯学煜又对退休提出意见。父亲坐不住了，当即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写信，说：“我再次表示对科学工作者，特别是那些有造诣的老专家，不宜采用行政干部定退休年龄到时一刀切的办法。对他们的行政领导职务当然可以按规定年龄退出。但对他们参加第一线的科技工作，不要规定何时一定退出。如果他们的健康状况允许，本人又自愿干下去，应该给予照顾支持……因为他们都还能继续工作，带研究生，搞课题，著书立说等，这些都不会影响机构老化和提拔中青年干部。这方面的政策，请再斟酌。” 
　　父亲办事认真执著，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一定会据理力争。这次为老专家的事，又牵扯到政策问题，所以他更是坚持己见。他说，像钱学森、钱三强、茅以升、华罗庚这样的老专家，在海内外都是影响巨大，是“国宝”，绝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退休干啥？只要他们身体还行，就不要让他们离开科学研究岗位，就要让他们继续发光发热。 
　　1983年9月，国务院终于发出《关于高级专家离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其中对离退休的年龄、待遇都有了新的明确规定。而且对学术上造诣高深，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杰出高级专家，经国务院批准，可以暂缓离退休，继续从事研究著述工作。延长离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其原担任的行政领导或管理职务应当免去，特殊情况经批准的除外。符合规定情况的，退休费可以适当提高。 
　　国务院的这一规定，基本上满足了老专家的意愿，也让父亲感到安心了。 
　　那段时间，父亲帮助不少科技人员解决了实际困难，以至有些事，他做过了，时间稍长就淡忘了。但是，那些得到过父亲帮助的科学家，却一直难以忘怀。1984年春节前夕，周培源、周光召等科学家来家里看望他。坐下后，周光召拿出几个猕猴桃给父亲看，说：“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李钰，您还记得吗？” 
　　父亲摇摇头。周光召说：“在您的支持下，李钰解决了猕猴桃的保鲜问题。” 
　　父亲仍是一下子想不起来。周光召又说：“李钰同志很感激您，特意托带几个经过保鲜的猕猴桃给您看看。” 
　　父亲端详着仍很新鲜的猕猴桃，似乎记起来了，忙说：“那就请他再把荔枝的保鲜问题也解决了吧！我支持他的研究，有什么困难还可以找我。” 
　　八十年代初，几位优秀的中年科学家相继早逝，曾经轰动一时。像长春光机所的副研究员蒋筑英、航天部的工程师罗健夫，国家气象局气象学专家雷雨顺等，他们的英年早逝，是我国科技界的重要损失。父亲为此感到十分痛心，他说：“我们应当从这些中年知识分子的早逝得到教训，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是不是没有做到应该做到的一切，就是没有更好地关心爱护他们呢？” 
　　1984年国庆前夕，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来看望父亲，父亲问华罗庚身体如何，并关切地说：“70岁的人了，要多保重啊！”谁知仅仅一年之后，华罗庚竟去世了！父亲闻讯，即给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致函，请转达他的深切哀悼之情，信中说：“华罗庚同志一生勤奋不倦，奋斗不息，即使在受到严重挫折、屈辱时，其为学术、为祖国的赤诚之心丝毫未减。”后来，华罗庚家乡金坛县写信来，请父亲为他们纪念华罗庚题词，父亲当即命笔，以慰藉群众对科学家的思念。 
　　那些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更是时常牵挂着父亲的心。1986年，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患了不治之症。87岁的父亲知道后，深感惋惜和焦虑，通过我不断地进行问候。我几次去医院看望他。邓稼先弥留之际，父亲又派周均伦秘书连夜去301医院，代表他转达对邓稼先及其亲属的问候。   
　　永远的牵挂(3)   
　　当时癌痛已经把这位大科学家折磨得昏迷过去，他的夫人是许德珩先生的女儿许鹿希，周均伦对守在病床前的许鹿希说：“聂帅讲，邓稼先同志对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听说他病重，派我代表他连夜来探望，希望他能转危为安。” 
　　许鹿希握住周均伦的手说：“请转告聂荣臻元帅，我们一家谢谢他老人家。稼先讲过多次，他永远铭记聂帅对他的关怀和帮助。他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是因为有聂帅的好领导。谢谢聂荣臻元帅，谢谢聂荣臻元帅。” 
　　1988年12月5日，是我国杰出的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的郭永怀逝世20周年。郭永怀早年留学美国，1956年响应祖国号召回国效力，1960年经中央批准调进核武器研究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是有功之臣。不幸的是，1968年在“文革”的混乱中，他于飞机失事中罹难。那时父亲成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正遭受猛烈批判，但他仍然为郭永怀的不幸去世深感痛惜。后来又多次向我们谈起英年早逝的郭永怀，为他，也为我国的力学事业感到惋惜。郭永怀逝世20周年的日子，父亲题词纪念，缅怀郭永怀为我国空间技术和核武器研制做出的重要贡献。 
　　北戴河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周恩来、邓小平都曾念叨过，要给科学家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也有个休息避暑的机会，每年不能只有领导同志来这里。父亲生前也是多次关心、牵挂这件事，他希望有朝一日，把国防科委系统的专家，以及边疆基地和基层的同志分批请来，让他们都体验一下北戴河的美好风光，下到海里游游泳。遗憾的是，父亲生前，这个愿望没能全部实现。 
　　1993年，父亲去世一年之后，母亲到北戴河度夏，当她听说海边有一片刚建成的房子时，动开了心思。她和我商量，能不能请国防科工委把这批房子买下来，办个疗养院，好让基地、基层的同志有个疗养休息的地方。我当然赞同。但是去找当地政府联系时，才知道当地政府已经决定将这片房子卖给北京的一家大单位。母亲听说后，不想罢休。她说，基地、基层的同志太辛苦了，应该给他们创造个机会，到海边来看看，你爸爸生前多次谈起过这件事，但因为以前没有条件，没能办成，这回一定得试一试。 
　　母亲让我陪她去找北戴河区的区长阎树德做工作。阎区长听了母亲的讲述，当即改变原来的决定，把这批房子全部卖给国防科工委。就这样，国防科工委在北戴河有了自己的疗养院。 
　　1995年，也就是母亲去世那年，疗养院建好了。从当年开始，盛夏季节，每年都有大约3000名来自基地的科技人员和基层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来这里度夏。1998年，国防科工委改为总装备部之后，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了下来。 
　　2006年夏天，我在北戴河见到了一批批来自基地、基层的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子女。疗养院的宋新明院长告诉我，10年来，已经有大约3万人来这里疗养，他们中很多是从边疆，从戈壁滩上，从艰苦的地方来这里的，虽然每一批次的时间只有10天，但他们尽力安排，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休息好，游览好，留下个美好的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总装备部机关的同志却没有来疗养的份儿，他们把机会全让给基层的同志。有人对我说，像这样完全面向基层的疗养院，真是太难得了！ 
　　站在海边，沐浴着凉爽的海风，望着在海水里尽情搏击和嬉闹的总装各系统的疗养人员，我的眼前不由自主地闪现出父亲当年在海水里游泳的身影，还有母亲为了建这个疗养院而奔走的情景。大海的涛声，浪花的响声，人们的欢笑声，仿佛都在告诉父亲母亲：两位老人家的愿望，早就实现了，你们放心吧…… 
　　想到他们对科技人员的那份永远的牵挂，想到他们对知识分子的那份不舍的感情，我的眼里渐渐蒙上了一层泪光……     
　　山高水长 晚霞别样红   
　　“你的回忆录我看了三遍。”(1)   
　　写回忆录，是父亲晚年做的又一件重要事情。 
　　1980年3月5日，著名作家魏巍来家里见我父亲，说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组织班子，编写各位老帅的传记。父亲传记的编写任务交给了北京军区。军区很重视，确定由他牵头，成立传记编写组。 
　　父亲当即谦虚地表示，自己没什么好写的。魏巍再三说，这是组织上交待的任务。父亲说，他考虑一下再说。 
　　父亲反复思考后，决定先不写传记，因为为他写传，而要他本人谈情况，这不好谈。他说：还是搞回忆录好，搞回忆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较灵活，文责自负，我自己对历史负责。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把看到的想到的历史经验教训写出来，供后人参考，这是我应尽的历史责任。 
　　从此以后，两年多的时间内，父亲近百次找写作组的同志谈话，他一次次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似乎又回到了那远去的岁月，他激动、兴奋、赞叹、惋惜、痛恨、遗憾……各种情绪交织出现。那时节，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医生和我们建议每次谈话不超过一小时，但话题一打开，父亲就很兴奋，实际上每次都刹不住车，有几次甚至一气谈上两个多小时。 
　　1981年11月初，父亲因病住进301医院，前后4个多月。那次他的病情十分危险，中央领导纷纷来医院探望。父亲做事历来讲要善始善终，决定了的事情他轻易不会放弃，因此，重病中，他仍然念念不忘回忆录的整理，多次向秘书交待，哪些章节应该怎么写，怎么修改，并要他转告魏巍，一定请代笔的同志抓紧写。 
　　病情危重的时候，他对秘书说：告诉魏巍同志，万一我的病治不好，现有的初稿还很不成熟，可以作为资料，提供给别的同志研究党和军队历史时参考。 
　　也就是说，父亲不愿意把不成熟、不准确的东西拿去出版，他要对历史负责。 
　　还好，在301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下，他从死亡线上闯了过来，身体又一点点恢复了。于是，继续进行回忆录的撰写工作。他多次对写作组的同志讲：“写回忆录，一要实事求是，二要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还说：“我们写回忆录不要单纯讲事情经过，更不要借写回忆录吹嘘自己，而是要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初稿写成后，父亲非常认真地审查，每个章节至少看4遍。不实之处，尤其是对自己有所夸张的地方，坚决更正和删除。 
　　那时，父亲的记忆力还很好，对事情的叙述详尽而准确，特别是对牺牲了的战友，他的记忆尤为深刻。他说，毛主席过去经常讲，我们是幸存者，是从先烈堆里爬出来的。写回忆录，不应该遗忘先烈们的英雄事迹，能够提到的先烈要尽量提到。所以，在他的回忆录里，你可以看到大批先烈的名字和事迹，既有领导干部，也有普通战士。 
　　1983年5月，50万字的《聂荣臻回忆录》出版了。父亲在自序中说：“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以垂暮之年孜孜于此者，无非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寄热望于年轻同志，为他们学习党史军史提供一点参考而已……我写这些，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是说自己有多么高明。相反，自己在几十年的工作中，虽然自认为尚属勤勉，但仍不免有缺点错误。” 
　　《聂荣臻回忆录》是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撰写的第一部自传体长篇回忆录。从这以后，写回忆录就成风了。父亲自己也没想到，他的回忆录出版后，反响会那么强烈，那么受读者欢迎。 
　　1984年12月29日，胡耀邦告诉父亲：“你的回忆录，我看了三遍。” 
　　邓小平看了，说不错，并且对别人讲：写回忆录就要像聂帅那样，注重实事求是，总结经验。 
　　父亲85岁生日那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带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家，给父亲祝寿，他对父亲说：“你的回忆录我看了三遍。”还说：“过去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看了才明白。” 
　　胡耀邦在祝寿讲话中，建议大家读两本书，一本是尼克松的《领袖们》，一本是《聂荣臻回忆录》。 
　　那天，杨尚昆对父亲说：“上个月金日成访华，你签名的回忆录我及时转给了他。他特让我向你转达他的谢意，并说，聂帅的书，他一定认真看。” 
　　《聂荣臻回忆录》一版再版，一共发行了40万册。1986年，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畅销书特等奖。1988年，由总参二部主持，请国家马列主义编译局译成英文版，向全世界发行。1991年，担任香港明报集团董事长的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看了后也热情赞扬，经与我们联系同意，由明报集团将书改编成繁体字竖排本，在海外广大华人同胞中发行。应广大读者的要求，2005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又一次再版了父亲的回忆录。   
　　“你的回忆录我看了三遍。”(2)   
　　关于林彪的问题，是父亲写回忆录时无法回避的话题。他和林彪前后共事达五六年之久，应该说是比较了解他的。林彪个性极强，心机重重，话又太少，很难和他交流，一般人难以与他合作。可是，父亲和他虽然时有矛盾，偶尔也比较激烈地争一次，但总的来说，还能相处下去。林彪也比较尊重他。这可能与父亲的性格比较温和，以及父亲采取的处事方法有关。就像他在回忆录里说的，尽量支持他的工作，原则问题不让步，非原则问题少争论。 
　　据父亲回忆，平津战役结束后，四野大军南下时，林彪曾私下动员父亲，跟他一块干，到四野来当政委，把罗荣桓给换掉，因为他跟罗不好合作。父亲当然是拒绝了，说：你点一下将，要谁我都给，我却不能去，除非中央有命令。 
　　“文革”期间，应该说，林彪对我父亲是念了一点旧情的，否则父亲的处境可能更糟。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父亲只分管科技工作，手中没握有兵权，没挡他的路，所以他手下留情了。否则他也不会客气的。一个想篡党夺权的人，是不会顾及什么情面的。 
　　父亲在写回忆录时，如何写林彪，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林彪属于历史上必须否定的人物，但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也有长处，首先他有很多战功，也是个有本事的人，不然他怎么会到副统帅的位置上面？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每到关键时候，毛泽东就会想到林彪。长征，一军团是最主要的主力军团。长征结束，到达陕北，三军团合并到一军团，毛泽东仍然让林彪当军团长。西征的时候，彭德怀去指挥，毛泽东让林彪去办学校，当红军大学的校长，这似乎是个更重要的岗位。抗战开始，一军团改编为115师，115师是三个师里面人数最多的，林彪又来当师长了，而且开赴华北前线时，115师首先出征，另两个师在后面跟进。抗战结束，中央决定抢占东北，全国支援东北，毛泽东又把因伤久疏战阵的林彪派过去了，如此的重担交给他，说明毛泽东十分相信他。平津战役，林彪的部队唱主角。之后，大军南下，又把林彪放到了重要方向上，打湖南、广东、广西方向，因为敌人有战斗力的部队，大多在这个方向，截断了这个方向，就等于把敌人海上、陆上的通道堵住了。到了抗美援朝，毛泽东首先想到林彪，林彪托病不去，才派彭德怀去的。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拿下了彭德怀，又想起了林彪，把他扶上来了。到了“文革”，毛泽东把他树为“接班人”。这充分说明，林彪在毛泽东眼里，是堪当大任的，他一度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 
　　面对复杂的林彪，面对复杂的历史，在写回忆录时，父亲定下的指导思想是：林彪的长处糅合在历史进程中，分散开来写，免得写集中了，有“歌颂”他之嫌，他的短处、错误一小部分也是分开来写，大部分集中来写。这就有了成书后的一节：关于林彪的几个问题。 
　　回忆录出版后，父亲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有些读者说，你聂帅没有实事求是，林彪出事了，你就把林彪说成一无是处，林彪坏，是后来坏。也许，林彪的几个问题也糅合在历史进程当中来写就好了，集中起来写，似乎给人一个印象：聂帅不实事求是，光说林彪的坏话。 
　　其实，父亲说了他不少的优点，只是分散在各章节中，不显眼罢了。 
　　那是八十年代初，政治上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能够写到这个份上，也有读者说，已经比较实事求是了。 
　　后来许多书籍和影视剧，写到林彪时，就源自于父亲的回忆录。人们认可它，说明父亲讲的故事是真实的，可信的。 
　　靠一本回忆录，能够影响那么多的读者，能够给大伙提供学习和批评的资料，是父亲晚年感到欣慰的事情之一。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父亲老家的远房堂弟、在四川省担任领导工作的聂荣贵来看望他，他问道：“我送你的书你看了吗？”聂荣贵说：“看过了。”这里说的书，就是他的回忆录。 
　　他对聂荣贵说：“这是我的历史交待，革命那么多年，我对党没作出什么重大贡献，但是党交给我的任务都完成了，我没有做什么对不住党的事情。我已经90岁了，比毛主席、周总理、许多老帅，活的时间都长。我的回忆录写好了，我的历史交待清楚了，现在我去见马克思，死而无憾了。”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1)   
　　1992年5月16日，父亲逝世的第二天，治丧委员会收到两封来自日本的唁电。一份是宫崎县都城市市长岩桥辰也发来的—— 
　　惊悉将军阁下不幸逝世，不胜悲痛。 
　　聂将军是居住在本市的美穗子的救命恩人，一直是美穗子的精神寄托。美穗子先前访问贵国后，我曾高兴地听到了有关聂将军当时非常健康的介绍。聂将军虽不幸离开我们，但他帮助日本幼女的事迹，作为中日两国之间一个美好的故事，将继续被传诵。 
　　另一份唁电是美穗子本人发来的—— 
　　由于那场可怕的战争，使我在中国内地沦落为孤儿，承蒙聂将军相救，才使我有今天。从回国之日起到今天，我一直崇视聂将军为我心灵的依托。忽接父亲去世的噩耗，而因相隔甚远不能前往凭吊，甚感遗憾。 
　　两份唁电充满了对父亲的崇敬之情。尤其是美穗子，她称我父亲为“父亲”，足见父亲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关于父亲与日本孤女美穗子，多年来，早已是一个在中日两国间广泛流传开来的动人故事，并被拍成了电影。 
　　2002年9月23日，我来到河北省井陉县洪河漕村寻访父亲的足迹。当年就是在这里，父亲指挥过百团大战，还救护过日本小姑娘美穗子。这个故事是大战中的插曲，它就像一首委婉温情的歌，在时光中传送了60年，并且还会继续传唱下去。 
　　我站在山冈上，望着传说中的“送孤处”，体验着一种久别的温情，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情景…… 
　　1940年8月中旬，在进攻井陉煤矿的战斗中，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三团一营的战士们在战火中救起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她们的父亲是井陉煤矿火车站的日方副站长，名叫加藤清利。一分区部队攻占了井陉煤矿新矿，他们撤走之前，盘踞在岗头老矿的日军向新矿猛烈炮击，加藤清利和妻子加藤麻津就是被他们自己的炮弹打死的。战士们从瓦砾中把两个日本女孩救出来，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把电话打到父亲的指挥部，报告了这一情况，请示如何处理这两个日本孩子。父亲说：“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要把孩子照顾好，马上派人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父亲似乎不放心，又补充一句：“要快！注意安全。” 
　　参战部队先把孩子送到四分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再由战委会派专人用箩筐挑着两个日本孩子来了。父亲看到，那个大一点的女孩有五六岁的样子，剪着短发，穿着长条花纹衣裳，显得清秀而可爱；小的尚不满周岁，还在襁褓之中，穿的也是小花衣，不幸的是，她的脚部被炸伤，伤势很重，我们前方的医务人员已经对她进行了抢救和治疗，使她暂时脱离了危险。 
　　面对这两个日本孩子，父亲心潮难平。他身经百战，耳闻目睹了无数八路军官兵奋不顾身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抢救落难百姓的场面。可是这一回，他的部队救下的，却是日本侵略者的遗孤。在这场野蛮的侵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分子不知残杀了多少无辜的中国孩子，而现在，他们的孩子却安静地躺在八路军战士肩上的箩筐中，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啊！ 
　　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想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至于究竟怎么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 
　　父亲走近箩筐，蹲下来，亲切地抚摸着这两个敌国的女孩。参谋长聂鹤亭和一群参谋也围上来，大家静静地看着父亲与两个孩子进行默默的交流。他们都知道，父亲特别喜欢孩子，只要有空，他就要逗逗老百姓家的孩子。他们也都知道，父亲的独生女儿丽丽——也就是我，已多年没有音讯。父亲格外地喜欢孩子，疼爱孩子，是不是就寄托着他对失散多年的女儿无限深情的思念？ 
　　父亲先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安详地睡着。他便嘱咐身边的医生和警卫战士，好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村子里有没有正在哺乳期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一个警卫员赶紧跑开了。 
　　父亲看到两个箩筐里各放着几个雪花梨，还放着为孩子赶苍蝇的苍蝇拍子，满意地点点头。他问送孩子来的民兵：“孩子来之前，在你们那儿是怎么安排饮食的？” 
　　来人说：“我们四分区政治部的袁心纯副主任规定，按团职干部负重伤的标准特别照顾，供给奶粉、罐头、白糖、水果。我们用西瓜沾白糖，一口一口喂这个受伤的小姑娘。” 
　　父亲高兴地说：“你们做得对！” 
　　这时候父亲并不知道，那位一路上精心照料和护送日本孩子的民兵，其母亲尽管是个瞎子，也竟于不久前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活活捅死；而那位半夜还打着手电为日本孩子查铺，送走孩子前还叮嘱路上要注意驱赶苍蝇的袁心纯同志，后来竟被日军用马刀砍了头！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2)   
　　父亲拿起一个雪花梨，送给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她不肯接。父亲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赶紧用清水冲干净，她这才高兴地接过去，吃了起来。父亲笑了。 
　　把两个孩子安顿下来后，父亲让炊事员做了一盆稀饭，他把那个大点的女孩拉在怀里，用小勺喂她。慢慢地，她不再拘束。父亲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嗯嗯”地回答着。翻译在旁边说：“她说叫‘兴子’。”父亲听了，感觉像个日本女孩的名字，就此把她叫做兴子了。 
　　两个孩子在指挥所停留期间，那个叫“兴子”的女孩像个影子一样，一直跟着父亲，常常用小手拽着父亲的马裤腿，父亲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 
　　那两天里，父亲把本应给自己女儿的深沉的父爱，给了那两个战火中的敌国遗孤。同时他一直琢磨，怎样安置这两个孩子？他真的很想把她们养起来，但又考虑到战事频繁，整天东奔西走，而且边区环境太艰苦，照顾她们有不少困难，尤其是大一点的兴子已经懂事，把她们留在异国的土地上，将来也许会给她们造成痛苦和隔阂。渐渐地，父亲倾向把她们送回去，虽说她们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但她们日本的老家总会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她们吧？…… 
　　父亲最终决定，把她们送走。他亲自安排送孤事宜，派人找来可靠的老乡，请他帮忙，用箩筐挑着两名日本孤儿，送往石家庄的日军兵营。为了防止孩子在半路上饥饿啼哭，他特地准备了各种食品，放在挑子里。孩子要走了，他依依不舍地抱起她们，摸摸她们的小脑袋，以示祝福。兴子似乎意识到要与这个她已经熟悉的大人分别，所以紧紧皱着眉头，神情有些忧郁。 
　　恰好这时候，著名摄影家沙飞从前方回到了指挥所，他被眼前的场面深深地打动，拿出照相机，拍摄下一组照片。就是这组照片，后来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一切都准备好了，父亲拍拍老乡的肩膀，说：“老乡，请把这两个孩子送到敌人那里去吧。” 
　　说完，他交给那位老乡一封自己的亲笔信。信没有封口，便于沿途的敌人阅看。信中写道——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老乡挑着孩子走远了，父亲心情复杂地收回目光。几日后，老乡回来了，说已安全送到，并且带来了石家庄日军的一封感谢信。父亲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 
　　父亲后来说：“自从送走了两个孩子后，这些年来，每逢想起这件事，还常常为她们担心。烽烟四起，兵荒马乱，不知两个小姑娘当时是否安全回国了。” 
　　40多年里，父亲一直记着那个大一点的孩子的名字——兴子，一直牵挂着她们姐妹。 
　　40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似乎被岁月遗忘了。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它却又来到了人们面前，并且一下子感动了无数的人。 
　　1980年4月25日上午，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等人来向父亲汇报事情，汇报结束后，随同前来的《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来到父亲面前，拿出3张照片，请父亲过目。父亲眼睛一亮——3张照片均是百团大战期间，著名摄影家沙飞拍摄的，内容分别是：父亲身着八路军军服，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父亲望着一名战士给另一个小女孩喂饭；一位老乡肩挑箩筐，筐里坐着小女孩，父亲慈爱地抚摸着孩子的头。 
　　父亲端详着照片，微微点头。姚远方问：“聂帅，您还记得这几张照片吗？” 
　　父亲说：“记得，记得。这是在百团大战中我军从井陉煤矿救出的日本小姑娘。” 
　　姚远方说：“您的记性真好，都过去快40年了。我写了篇文章，可就是不知道日本小姑娘的名字，您还有印象吗？” 
　　父亲略微愣了愣，说：“大点的女孩好像叫兴子。对，就叫兴子！” 
　　姚远方满意地走了。 
　　5月，《解放军报》和《解放军画报》相继刊登了姚远方的《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文章。文章一经刊出，立即在中国和日本产生了强烈反响。5月29日，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全文转载了姚远方的文章，同时编发了一篇题为《战火里救出孤儿，聂将军四十年后呼唤兴子姐妹》的报道。30日，该报又通过两名驻京记者星野和荒井约见姚远方，详细询问此事的经过，表示一定要设法找到当年的那两个小女孩。一时间，两国人民都呼唤着同一个名字——兴子。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3)   
　　奇迹很快发生了，不到10天，《读卖新闻》的记者居然真的找到了那个五六岁的女孩，她真正的名字叫加藤美穗子（现名美穗子）。那年美穗子43岁，是3个孩子的母亲，住在日本九州宫崎县都城市，与丈夫经营一家小商店，日子过得还不错。 
　　6月10日，《读卖新闻》以《真的是“兴子”，她写信给聂将军，盼望着再会》为题，报道了已经找到日本小姑娘的消息，一时成为关注的焦点。很快，《读卖新闻》转来了美穗子希望访华看望父亲的亲笔信。 
　　当父亲确认兴子就是美穗子时，非常欣慰。在日语中，“兴子”和“死了”的发音较为接近，而在当时，父亲问小女孩叫什么，也许是小女孩年纪太小，受到惊吓，答非所问地一个劲地说：“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对日语不太精通的翻译就此译成了“兴子”。她的那个襁褓中的妹妹送到石家庄后，因伤势过重，死去了。 
　　父亲看过美穗子热情洋溢的来信，高兴地对我们说：“我看了她的近影，很像她小时候的样子。阔别40年，终于找到了，很难得。这件事能够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父亲又对我说：“我又多了一个女儿，你多了一个妹妹。”父亲的这个说法让我感到特别的温馨。 
　　解放军总政治部转来了日本“日中合作战友会访华团”赠送给父亲的日本古代武士盔（又名鎏金狮子兜），还转达了一段话：“赠送古代武士盔，是日本传统的崇高礼节，我们谨以此向聂荣臻将军阁下40年前在战火中救出日本小姑娘的人道主义精神，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我们中不少人曾在华北地区与八路军作过战，对聂将军很钦佩，一定要反省自己的侵华历史。”礼品单上，有很多日本旧军人的签名。 
　　父亲看过之后，嘱咐向日本朋友转达：“这是化干戈为玉帛，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那个金光灿灿、十分精致的日本古代武士盔，办公室根据父亲的意愿，送交军事博物馆作为永久的展品。 
　　短短几天内，来自日本各地的感谢信、贺电，堆满了父亲的办公桌。有人称父亲为“活菩萨”，有的旧军人在信上说：这件事更使他们认识到侵华战争的罪恶，深深地表示感谢和道歉。 
　　6月12日，父亲应约会见国内新闻记者，回答了当年救日本小姑娘的情况。很快，中日友协向日方发出了邀请信。6月30日，父亲收到日本宫崎县知事松形祐尧、都城市市长泷正内的来信。信中说：“在不幸的战争中，美穗子在童年生命受到威胁时，蒙中国人民和阁下的热情关怀，被救了出来，现在又被邀请访华。这件事在日本国民中受到很大的感动，并已成为中日友好的佳话而被传颂。谨代表县、市人民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谢。我们敬佩贵国注重人道、爱惜生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方针。” 
　　1980年7月中旬，应父亲和中国有关方面的邀请，美穗子偕全家来华访问。这是美穗子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与前一次相比，这一次有着天壤之别，充满了幸福。 
　　日本各地的人民托她给父亲捎来了干贝、瓷坛、木刀、弓箭、绢人、唱片、诗词、题字等礼品，以表达对父亲和中国人民的良好祝愿和感谢。礼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4位旧军人随信分别捎来他们在侵华战争期间，从中国得到的一张“晋察冀边区地图”、一份油印的抗日小报《洪钟》第五期、一本署名“民渝”的青年于1938年5月写的抗战日记、一张父亲在抗战初期身着军装的照片。这些礼品后来均按父亲意愿送交军事博物馆收藏。 
　　父亲让我去机场迎接“日本小姑娘”一家。见面后，我俩都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相拥而泣。小时候，我们俩的命运多么相似啊！她的父母在战争中死去，她成为孤儿；我的父母不知在何方，我在上海独自挣扎，过着没有父爱母爱的苦日子。共同的命运使我们一见如故。 
　　回到家后，我向父亲讲述了在机场与美穗子相见时的情形，父亲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感觉出，他的心情也很激动。 
　　7月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父亲会见美穗子一家。见到父亲的一刹那，美穗子话未说泪先流，竟“呜呜”地哭出了声。我也受到感染，眼窝里蓄满了泪水。美穗子弯下身子，用额头触摸父亲的手，以此大礼来表达对父亲的感激之情。 
　　父亲拉着美穗子的手，说：“很高兴见到你和你的全家人。当年我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女孩儿，只有这么高。” 
　　父亲的话令在场的人都笑起来，美穗子的拘束感也消除了。那天，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日本驻华大使吉田健三也参加了会见。中、日两国的许多记者到会采访。落座后，美穗子送给父亲一件礼物，是一个高约一尺半、用玻璃罩子罩着的栩栩如生、身穿日本和服的姑娘。美穗子告诉父亲，日本人称这种物品为“人形”，是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4)   
　　美穗子坐下后，她15岁的小女儿留美子突然起身跑到父亲面前，送上一个精巧的小白兔玩具，逗得父亲哈哈大笑。父亲收下小白兔玩具，招呼我们拿来一幅我国著名画家程十发先生画的《岁寒三友图》，送给美穗子。父亲事先还在画卷上亲笔题写了“中日友好万古长青”八个大字。指着画卷上的“三友”，父亲对在座的人说：“到了严寒的冬天，百花凋谢，只有松树、竹枝、梅花可以经受住考验，保持勃勃生机。我祝愿中日友谊像松、竹、梅一样经得起考验！” 
　　随后，父亲详细询问了美穗子回国后的情况，他一遍遍打量美穗子，像打量一个失散多年的女儿，然后满意地颔首。美穗子说：“我到中国来的时候，许多日本人，特别是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旧军人，托我带口信，他们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和谢罪。” 
　　1980年7月14日，美穗子带领全家来北京面谢父亲。 
　　父亲表情有些严肃起来，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灾难，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次看到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很高兴。救你的事已经过去40年，这只有在中日建交、中日友好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够找到你。日本新闻界的朋友做了很大努力，特别是《读卖新闻》的朋友，要感谢他们。” 
　　美穗子说：“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救了我，才有我今天这样幸福美满的家庭。” 
　　父亲说：“救你的事，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有讲人道主义的光荣传统。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没有理由不友好，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坐在一旁的日本驻华大使吉田接过话题，说：“聂将军为促进日中友好作出的新贡献，是有历史意义的，要向你们学习。” 
　　会见进行了大约40分钟。分手时，美穗子眼含热泪握住父亲的手说：“请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希望您能到日本都城市去访问。” 
　　回到家后，父亲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说：“看来美穗子是个勤劳朴实的好姑娘，和我想象中的差不多，她的几个女儿都很活泼可爱。今天来这么多记者，想不到这事竟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说明了中日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啊。” 
　　美穗子一行回国之前，父亲又应她和女儿的请求，分别为她和丈夫、她的女儿、她的堂兄加藤定雄题了字。从这以后，美穗子把父亲当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和精神动力，后来她对我说，在她的心中，我的父亲也是她的父亲，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父亲。 
　　回到日本后，美穗子对新闻界发表访华观感：“聂元帅真像我的慈父，聂力就是我的亲姐姐。见面时我总是控制不住感情，泪流满面。” 
　　这以后，美穗子又多次来到中国。1986年5月，父亲母亲在家中会见了她和访华团的主要成员。父亲说：“以后你就像探亲一样，多到中国来看看。”母亲也说：“你就是我的女儿，记得以后常回来看看。”这话让美穗子好一阵感动。 
　　就是这一次，父亲当场对日方代表团团长、都城市副市长深川岩提议：如果有可能，都城市应与父亲的家乡江津市结为友好城市，以增进中日友好往来。深川岩当即表示赞同。父亲的这个愿望，在他百年诞辰的1999年得以实现，江津与都城缔结为友好城市，每年两座城市都派出学生和代表团互访、学习，经贸往来也逐年增多。 
　　1989年5月，美穗子随团第三次访华。父亲母亲再次在家中会见了她。1992年父亲去世，正赶上她丈夫突发脑血栓，卧病在床，需要照顾，她实在难以脱身，因此没有赶来吊唁。她不懂中文，我听不懂日语，她只好通过中日友协转告我，请求我的原谅。 
　　时光如流水一样过去。1998年4月，我以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身份，率团去日本访问。其间，我带着全家人的祝福，曾专程到美穗子的家中看望她。那次出访，令我惊讶的是，每到一地，只要提起那个被中国聂将军救护的“日本小姑娘”，人们都能说出她的名字和她的故事，可见那件事情影响是多么大。一路上，很多日本记者追着我采访。在高知县，当地的妇女会热情接待我们，她们再三让我讲述自己童年的经历和美穗子的故事，当我动情地讲完后，很多人流下了眼泪。高知县妇女会的田中会长哽咽着说：“您的父亲聂荣臻阁下把美穗子当作女儿，您把美穗子当作妹妹，我十分感动。请允许我代表高知县的妇女界，向你们全家，向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我们终于来到了美穗子的家乡都城市。在机场，我与美穗子紧紧相拥。在她家的客厅里，我看到了父亲送给她的《岁寒三友图》。她告诉我，日本的房子都比较低矮，挂上这幅两米高的画总觉得不相称，她咬咬牙把原先的屋顶掀掉，重新加高了屋顶。还说，平时不舍得挂出来，一直珍藏着，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才特意挂上的。她的话令我好生感动。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5)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我把准备好的《聂荣臻元帅画册》赠送给美穗子一家，对她说：“他老人家生前很想念你，我今天来看望，如果父亲母亲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你是我的妹妹，永远都是我的妹妹。” 
　　美穗子听后，眼里闪烁着泪花，握住我的手，说她全家永远不会忘记父亲的恩情。 
　　1999年12月，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美穗子与都城市市长、议长等一行6人来江津参加纪念活动。按照活动安排，他们去江津之前，先到北京我家中小聚。进入我家的院子后，美穗子一行先在父亲的半身铜像前三鞠躬，并献上两个花篮，美穗子献的那个花篮上写着：“您的孩子献给敬爱的爸爸妈妈！” 
　　2002年8月，美穗子第5次来到中国。她去了井陉县洪河漕村，也就是当年父亲救助她的地方。她特意在当时的送孤处留影纪念，还捐给村里的小学校3万元人民币和两台微机，其实她家仅仅开了一间杂货铺，丈夫又卧病在床，家境并不宽裕。 
　　美穗子离开洪河漕村一个多月后，我又来到这里寻访父亲的足迹。想起父亲与美穗子的故事，想起我们两家的交往，并由此联想到曲曲折折的中日两国关系，真是感慨万千。6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段穿越了历史时空的战地插曲，随着时光流逝并未减弱，也许它还会感动更多的人。 
　　说到这里，我还要诚挚地感谢一个人——著名摄影家沙飞。没有沙飞，就不会有那3张照片，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故事。是沙飞，为历史留下了久远的见证。 
　　沙飞最早是上海全民通讯社的摄影记者，1936年认识鲁迅后，他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逝世前十几天的活动和最后的日子，《鲁迅先生遗容》等一组珍贵照片，让世人知道了沙飞，也使他屡遭反动当局的迫害。抗战爆发后，沙飞携带摄影器材，毅然奔赴华北前线，随八路军115师采访。父亲便与他认识了。他拍摄的许多生动感人的照片，令父亲对他大加赞赏。五台分兵后，沙飞愿意留下来，更让父亲对他厚爱有加。他向父亲提出，要求参加八路军，父亲当即批准，任命他为军区政治部的专职摄影记者。不久，他创作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挺进敌后》《塞上风云》《沙原铁骑》等优秀作品，引起轰动，奠定了他作为革命摄影家的历史地位。 
　　1937年底，晋察冀军区创办《抗敌报》，虽然沙飞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但父亲还是破格任命他为报社副社长兼编辑科长。沙飞不仅把报纸办得图文并茂，他还深入前线，拍摄了大量照片，使更多的人认识了晋察冀边区。 
　　百团大战打响后，沙飞跟随一分区杨成武部亲抵前线采访，拍下《围攻井陉矿区》《工兵爆破井陉矿区》等战斗场面。这些照片后来都成了珍贵的历史瞬间。这时，父亲得知沙飞去了前线，为他的安全担心，着人通知他赶回来，随指挥部行动。事情就是这么凑巧，沙飞赶到洪河漕村，恰逢父亲派一位老乡去石家庄送两个日本小姑娘，他被眼前意想不到的场面深深打动，敏锐地抓拍了《将军与孤女》（即后来中日两国间广为传颂的《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以及《被八路军营救的日本小姑娘》《聂荣臻派人把日本小姑娘送交日军》等一组照片。沙飞当时就预言道：“这些照片，现在不算什么，30年后，会发生作用的。” 
　　父亲非常关心沙飞的家庭生活。父亲在延安参加整风期间，偶遇沙飞的前妻王辉，得知他们1936年由于误会而离婚。父亲支持他们破镜重圆。同时在周恩来、邓颖超和我父亲的共同关心下，沙飞明确表示愿意复婚。1945年6月，王辉在延安中央党校毕业后，在父亲的关照下分配到晋察冀工作，二人重新走到了一起。 
　　父亲从延安返回晋察冀后，想到沙飞的两个孩子仍在延安学习，沙飞已经8年没见孩子，非常想念。于是就拍电报，请还在延安的母亲和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回晋察冀时，顺便把沙飞的大儿子王达理、大女儿王笑利从延安带到张家口，使他们父子团聚。从此，沙飞一家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我从上海辗转回到张家口父母身边后，沙飞带着全家来我们家串门，我清楚地记得，沙飞一进门就说：“恭喜！恭喜！祝贺司令员找到女儿，这真是个大喜事儿呀！”父亲抿着嘴笑。母亲高兴地说：“彼此彼此，你们一家不也团圆了吗？”两家人都沉浸在欢乐中。 
　　十分遗憾的是，解放战争后期，沙飞病倒了，似乎精神上也出现了问题，住进石家庄和平医院。他痛恨日本鬼子，因为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晋察冀推行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那种惨烈的场面一直让他如入梦魇。医院有一批国际友人从事医护工作，沙飞对医院用日籍人士想不通，终于在1949年12月15日那天，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籍医生津泽胜。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在外籍人士之间，产生了不良影响。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依法判处沙飞死刑，并于1950年3月4日在石家庄执行枪决。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6)   
　　沙飞的遭遇令父亲极为惋惜，极为痛心。许多年里，一提起沙飞，父亲就摇头不语。种种迹象表明，沙飞当时患上了精神病。1982年，有关部门重新审查沙飞的案件，父亲说：当时我不了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确有精神病，应予以平反。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重新作出判决：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给沙飞恢复军籍。随后，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了恢复沙飞党籍的决定。 
　　消息传来，父亲高兴地说：“解决了好嘛！沙飞是好同志，作了大量工作，是有贡献的。”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沙飞，没有忘记沙飞对中国革命摄影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2004年5月，应沙飞亲属的邀请，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出席了在石家庄举行的沙飞塑像揭幕仪式，参观了沙飞摄影展。在展室里，我又看到了沙飞拍摄的父亲与美穗子姐妹的照片。我站在那几幅照片前，久久地望着画面上正值壮年的父亲和幼小的美穗子，感叹着时光流逝，物是人非。是的，逝者已逝，活着的人，只有做得更好，才不辜负先辈的期望和嘱托……   
　　“我最爱中国女排”(1)   
　　我常常想，父亲这一生，其实是拼搏的一生。早年，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凭着一种信仰，在异常险恶的情况下，冒着随时会杀头牺牲的危险，一往无前地拼杀，义无反顾地冲锋，用20多年的时间，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建立了新中国。 
　　解放后，他们仍然在不停地拼搏，这一回父亲打的是科技仗，他率领广大科技人员，白手起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向科学技术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攀登，短短的时间里，爆响了原子弹，飞起了导弹，卫星上了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的奇迹。 
　　这一切，全都是拼搏而来的。 
　　不知疲倦的父亲，最欣赏的就是那种舍生忘死的拼搏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八十年代初，体育界有一支团队成为中国人的偶像，那就是中国女排。鼎盛时期的中国女排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人。 
　　父亲对女排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到底为什么，后来我弄清了，那就是女排的顽强拼搏精神正是父亲所钟爱的。那几年，父亲一直关注着女排，他对女排的自强不息和奋勇拼搏精神，备加赞誉，女排代表了一种活力，一种健康向上的气质，还有不服输、不怕苦、不畏强敌的勇气。在父亲眼中，这种精神在新时期，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之时，尤为需要。女排精神和两弹一星的拼搏精神都是相通的，都是弥足珍贵的，都蕴藏着民族复兴的生动力量。 
　　1983年初，曾经为中国夺取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和世界杯冠军的孙晋芳、曹慧英、陈招娣、杨希等老队员光荣退役，3月初，国家女排调整阵容后，在北京与匈牙利国家队比赛的最后一场，父亲一直看到最后，中国队获得了三比零的胜利。关上了电视机，父亲仍然是兴致勃勃，连声赞叹。我想，既然父亲那么喜欢女排，我们不妨邀请她们来家过“三八”节。 
　　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父亲表示赞同。 
　　“三八”妇女节那天下午，经过联系后的国家女排部分队员，在国家体委顾问荣高棠和女排主教练袁伟民的带领下，来到我家，看望父亲。 
　　姑娘们尚未来到时，父亲就在客厅里等候，桌子上摆上了家乡的米花糖，以及花生、瓜子、水果等好吃的东西。女排姑娘们到了，她们一进门，父亲就满面笑容地大声说：“欢迎你们，常胜军！” 
　　这真是一次节日般的聚会，姑娘们个个笑容灿烂，格外招人喜爱。父亲和客人们一一握手。我在一旁注意到，父亲就像当年接见战斗英雄一样，眸子里流露出亲切、自豪、疼爱的神色。他仿佛一位饱经沧桑的老爷爷，在欢迎自己的孙女凯旋归来。 
　　袁伟民代表国家女排，把一个全体队员签过名的排球赠送给父亲，大声说：“女排全体同志问您好，祝您健康长寿！” 
　　父亲接过排球，双手捧着。这个动作多少带有天真的稚气。他对着签名仔细辨认一会，连声说：“谢谢大家！” 
　　话音未落，又认真辨认着球上的名字。看得出，84岁高龄的父亲，视力已经衰退了，但他仍渴望着辨认出那些平时念叨了许多遍的名字。 
　　大家坐下来后，父亲询问女排的训练、生活等情况，荣高棠和袁伟民一一作了回答。父亲听得很认真、仔细。谈到梁艳是成都人时，父亲便接过话茬，说：“我也是四川人。”逗得大家笑个不停。 
　　那天，父亲高度赞扬了女排姑娘在赛场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并且应姑娘们的请求，答应给中国女排题词。第二天上午，父亲写下一句热辣辣的话：“我最爱中国女排。”据说这幅题词送到女排驻地后，女排姑娘们像在赛场上取得了一场胜利那样，高声欢呼起来。 
　　客人走后，父亲叮嘱工作人员，把女排赠送的排球，挂在办公室的挂衣墙上，为的是大家一进门就能看到，提醒走进来的人，永远学习女排的拼搏精神。 
　　记得那几年，父亲是女排忠实的观众，一有赛事，他就要看。有时比赛还没开始，他就坐在电视机前等待。医生们多次提醒，说父亲年事已高，尤其是心脏不好，看比赛容易激动，少看为佳。可是，父亲却说他会保持正常心态，不致大喜大忧而影响身体。在他的坚持下，医生们只好让步。 
　　其实，我明白了，父亲本人何尝不是在默默地学习女排精神？晚年，他身体状况差，多种疾病缠身，他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这也是一种拼搏。他在咬牙坚持。坐上轮椅以后，他仍然每天坚持锻炼，不能拄着拐杖散步，他就扶着轮椅或由人架着散步，做体操时站不住，就由人在身后抱着他做各种动作。后来实在站不住了，就在轮椅上、躺椅上、病床上做各种动作，活动四肢。 
　　正是依靠这种顽强的拼搏和坚强的意志，体弱多病的父亲活了93岁。   
　　“我最爱中国女排”(2)   
　　父亲说，他非常感谢中国女排，给他带来精神力量，带来战胜疾病的力量，带来愉悦和陶醉。 
　　而我们的女排，在20年后又夺得雅典奥运会的冠军，给国人一份新世纪的惊喜。 
　　关于女排姑娘赠给父亲的那个排球，父亲去世后，军博的人来家里搜集文物，一下子看上了那个排球。他们同时拿走的，还有不少珍贵的东西，都是父亲生前的纪念物品。有人说我“傻”，没留个心眼儿，把那么多好东西白白送掉；也有人说我像父亲一样厚道，不计较这些。 
　　现在我想，把那个代表着拼搏精神的排球放到军事博物馆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它，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激动，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父亲的生日(1)   
　　1979年12月29日，对于父亲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他80岁寿辰。 
　　早上起来，像往常一样，吃过简单的早饭后，父亲接受了医务人员的例行检查。上午，天气很好，没有风，没有雾，阳光普照，草叶上的霜雪很快化掉了，院子里一片暖融融的。入冬以来，这样的好天气并不多。父亲望着院子出了一会儿神，然后坐到办公桌前，稍作沉思，提起毛笔，蘸上墨汁。谁也不知道他想写什么，母亲和工作人员都专注地望着他，没人说话，房间里静悄悄的。 
　　只见父亲运笔写道：“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八十自题。”他满意地放下笔。大伙都鼓掌祝贺，一片欢欣。父亲点头微笑。这两句话，前一句是展示他一生的气度和人格追求，后一句是他对祖国的良好祝愿。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父亲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对于一个人来说，80岁寿辰是个大数，值得好好庆贺一番。要不要到外面找个饭店，订一桌菜，好好庆贺一下？人活八十不容易，80岁的老人了，大张旗鼓地办一回生日宴，全家轰轰烈烈地热闹一下，也属正常啊！再说，也有这个条件，打个电话，就成了。 
　　但是，父亲还是依照惯例，特别交待：“关起门来自家过。” 
　　那天，父亲请医疗组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大家在一起吃了顿欢乐的便饭。母亲里外张罗，忙上忙下，倒是把她累得不轻。 
　　父亲的80岁生日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过去了。 
　　几天后，父母亲来到广州。按阴历算，阴历的11月27日，公历是1980年1月14日，那天，也算是父亲的八十大寿。那天，父亲可能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四句诗：“八旬在广州，好似更年轻。行行重行行，长征复长征。” 
　　碰巧，叶剑英伯伯当时也在广州，他给父亲题诗祝贺。这让我想起两年前，叶伯伯八十寿辰时，父亲写了一首诗祝贺他。那天我也去看叶伯伯了，在座的人知道后，都要我当场朗读给大家听。 
　　现在，父亲八十寿辰，叶伯伯也写诗祝贺他。叶伯伯引用了董老董必武的两句诗为父亲贺寿：“绿树多生意，白云无尽时。”又附了几句感慨之言：“八十之年，忽然而至，公为始满，剑犹过二。录必武同志句，为荣臻同志寿。” 
　　寥寥数语，抒发了真挚的革命感情和兄弟般的友情。叶伯伯题诗祝贺，算是父亲八十大寿的一个高潮吧。 
　　做寿、贺寿，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全世界普遍的习俗。穷有穷的过法，富有富的铺张。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专门为自己做寿。解放后，他忙于工作，后来又经历“文革”风暴，很多的生日都搁到脑后了。在我的记忆中，大凡他过生日，无非是关起门来，由母亲操持，全家吃一顿长寿面。就这么点简单的表示，有时因为他外出，有时开会忙，寿星不在，只好免了。好在我们习惯了，也没觉得遗憾。 
　　我认真回忆了一下，父亲在80岁前曾有几个生日，虽然没专心做寿，但过得很有意义。记得1956年12月29日，父亲57岁寿辰那天，他主持召开的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圆满结束，这是他于一个半月前任副总理，接替陈毅主管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后，第一次召开科学家的会议。这一时期全国科技事业出现了很多新气象，因此，尽管生日那天父亲连一碗长寿面也没顾上吃，但他的那个生日过得很愉快。 
　　父亲60岁寿辰那天，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他以国防科委的名义上报军委，建议批准成立国防科委第六研究院（航空）、第七研究院（舰船）和第十研究院（无线电电子学）。次日，军委常委第九次会议一致同意再组建这三个研究院。实践证明，这三个研究院的成立和当初成立五院一样，对于我国国防事业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后来一想起父亲的60大寿，就想起这三个研究院。 
　　1969年12月29日，是父亲70大寿。这时的父亲正处于“文革”的凄风苦雨中，他“疏散”在邯郸。他无心过生日，也忘了自己的生日，他苦苦思索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时的父亲却得到了意外的惊喜，母亲从吉林的“五七干校”千里迢迢赶到邯郸来看望他，母亲的到来令父亲感到欣慰，患难中的感情更是弥足珍贵，因此这个生日也是很值得纪念的。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已是近80岁的老人了，社会的逐步安定，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情人性的逐渐回归，使情况发生了变化。父辈之间，老友往来，表示一下祝寿之意，成为自然。在父亲这里，每逢生日，多数是精神上的表示，偶尔有人送个蛋糕，算是隆重之举了。晚年，父亲健康更差，常年麻烦医护人员，让他深感歉疚。每于岁末年初，父亲往往借机请大家吃顿便饭，表示他的谢意。而这时候正好是他的生日时间，所以大家既拜年又祝寿，两相结合，喜气洋洋，家里欢声笑语不断，让老寿星着实地开心一回。   
　　父亲的生日(2)   
　　改革开放之后，大街上高级酒店多起来了，何不到外面大吃一顿山珍海味？也有这个条件。可是，父亲坚决反对，他痛恨铺张浪费。在家里吃顿便饭，既节省又实惠，他认准了这个，所以，一辈子他都没到外面摆过生日宴席。 
　　至于中央领导同志和老战友、老部下来贺寿，也都是热情道贺畅叙心怀，一杯清茶而已，父亲从未因做寿宴请过领导人。他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用不着吃吃喝喝套近乎。 
　　每年过生日，他就再三叮嘱我们，不要张扬操办什么，在家吃顿便饭吃碗面就行了。 
　　1983年，父亲生日之前好几天，就有人把电话打到家里祝贺。父亲责问：“谁那么嘴快，外面怎么知道生日的事？” 
　　秘书说：“这还用我们宣传吗？您的回忆录开篇就写了您的出生日，人家自然知道了。” 
　　父亲听后笑了起来。这倒是他没想到的。 
　　1984年12月29日，父亲85岁诞辰。按照父亲的设想，仍然是关起门来简简单单地庆贺一下。这一天，我和丁衡高照常去上班，女儿照常去上学，我们一切都照常。但是，上午10点钟，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下午4点整，中央领导和有关同志要集体来给聂帅祝贺85岁大寿，大约30多人。并说，这是耀邦同志定的。今后凡中央领导同志满85周岁的，就采取集体贺寿的办法，到家里来拜寿。现在健在的中央领导同志中达到85岁的，聂帅是第一人，所以就从聂帅这里开始。 
　　对于这个安排，父亲确实感到进退两难，拒绝吧，不好；接受吧，自己又不是很情愿。只好勉为其难了。 
　　接到通知后，全家立即行动起来，研究接待。客厅是家里最大的一间屋子，就那么几个沙发，平时来十几人还可以，这次要坐30多人，怎么坐？最后，大家的意见是把原有东西搬走，沙发、茶几、电视机都挪走，换成长条桌摆在客厅中间，然后围桌放木椅和折叠椅，再在剩余空地放十几把折叠椅，客厅门口也放几把折叠椅。至于折叠椅、茶具、桌布等，家里没那么多，只好去机关借用。 
　　忙乎了半天，终于把现场布置好了。下午4时，中央领导和有关同志集体坐大轿车到了家里。据工作人员当时的登记，计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几方面的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彭真、杨尚昆、薄一波、姚依林、王震、万里、习仲勋、乔石、李鹏、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洪学智、王平等，邓朴方和邓林是代表邓小平、卓琳来的，叶帅女儿叶楚梅、叶帅办公室主任王守江是代表叶帅来的。 
　　大家请父亲坐在正中间的位置，左边是胡耀邦、赵紫阳，右边是彭真、杨尚昆。这一天，是我们家最热闹的一天，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的人，真是高朋满座，陋室生辉。大家谈笑风生，济济一堂，气氛非常轻松活跃。胡耀邦代表中央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寿讲话。后来话题扯到了父亲刚出版的回忆录上，众人给予了充分的赞扬。 
　　谈笑一阵，喝杯清茶，吃点水果，人们告辞了。院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1989年12月29日，父亲90岁诞辰。说心里话，我能看出，父亲不喜欢他85岁那年搞的那么声势浩大的祝寿活动，也许他觉得，中央领导同志都很忙，大家都应该忙于国家大事，不应当为他个人的生日牵扯精力。所以这次90岁生日，提前好几天，他就吩咐办公室向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厅报告，转达他的“不做寿、不受礼、不请客”的“三不主张”。他是节俭惯了，不想因此而造成浪费，他反对铺张，反对大操大办。别的不说，一个花篮得花多少钱？不顶吃不顶喝，过几天花儿就蔫了，钱就白白浪费了。那都是国家的钱啊！ 
　　他的“三不主张”起到了一点效果。以后再也没有出现那样规模的集体祝寿之事。但是给老人祝祝寿也是人之常情，不可能完全禁止，也不能禁止。父亲有时候办事过于认真，表现在祝寿上，也显得有点不近人情。 
　　事实上，父亲90大寿的前后几天，同志间的来往非常正常，我们没有发帖请客，人家也没有送礼送物，也没有集中在29日那天大庆一番，而是在那几天分散着来的。 
　　12月27日，军委和三总部领导秦基伟、洪学智、迟浩田、赵南起等同志提前来拜年，也是来给父亲拜寿的，两相结合，倒也自然。 
　　29日，中央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虽然是集体来的，但比85岁时，来的人少多了。只有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姚依林、宋平、杨尚昆、刘华清、丁关根、温家宝和杨白冰。大家都关心父亲的健康，说：聂帅一定多保重，老帅们的健康长寿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 
　　卓琳说，今天是聂爷爷九十大寿，快给聂爷爷磕头   
　　父亲的生日(3)   
　　江泽民等人走后不久，卓琳阿姨带着儿子、女儿和小孙子、小孙女来给父亲祝寿。一进客厅，卓琳阿姨就大声地说：“今天是聂爷爷90大寿，快给聂爷爷磕个头！” 
　　两个小家伙很好玩，扑通一声，真的跪在了老爷爷面前。我母亲急忙说：“快起来，快起来！现在不兴磕头了！” 
　　小家伙跪在那里不动，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父亲笑得特别开心。 
　　卓琳阿姨对父亲说：“小平同志让我代表全家来祝贺你90大寿，祝你健康长寿，超过一百岁！” 
　　卓琳阿姨的话又引起一片欢笑声。 
　　30日，父亲生日过后一天，航天部在京的各研究院的院长和书记，他们都是父亲的老部下了，相约前来，既是拜年也是祝寿，没有送礼，而是各自带来很有意义的纪念物品——一些导弹、卫星小模型；一些航天方面的图片、照片等。看到这些东西，父亲非常高兴，引起他许多回忆，所以那天父亲和大家谈得兴致盎然，沉浸在美好的往事和对未来的憧憬中。 
　　父亲90岁的生日，就这样过去了。 
　　1991年7月1日，是建党70周年纪念日，是党的生日。自己的生日，父亲不往心上放，党的生日，尤其是70周年这个大的纪念日，父亲牢牢放在了心上，纪念日到来之前，他就念叨，应该好好庆祝一下，一定得隆重一点，党走到今天，不容易啊！ 
　　怎么庆祝？把工作人员组织起来，以父亲的名义请大家吃顿家常便饭，大家唱唱歌，说说话，气氛搞热闹一点就可以了。父亲同意这个安排。 
　　7月1日下午，我当时所在的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召开庆祝建党70周年座谈会，钱学森、朱光亚、程开甲等老科学家都参加了。我从单位开完会，想到要在家里搞个纪念活动，就把单位用过的纪念会的会标卷起来拿回家，然后挂在了走廊里，这么一来，气氛马上就出来了。 
　　工作人员特意为党的70岁生日订做了一个大蛋糕，上面写着几个红色数字：“1921—1991”。家里的人，还有全体工作人员都来了，大家唱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后，有人说：“请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聂帅讲话。” 
　　大家鼓掌欢迎。父亲坐在轮椅上，沉默了一会，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只见他抬起颤抖的手臂，紧握着拳头，坚定地伸向上方，用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他嘶哑的声音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人们眼睛湿润了。这是父亲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声音。他是真心地爱这个党。他为这个党奋斗了一辈子，他喊口号，绝不是虚情假意啊。 
　　半年多之后，父亲就过世了。每年，在他的生日到来之际，我就备一杯薄酒，洒在家中他的那尊雕塑前。每每想到我所经历过的父亲的生日活动，我就想起父亲的俭朴。一个连自己过生日都俭朴的人，他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俭朴，就可想而知了。   
　　点点滴滴暖心怀(1)   
　　父亲生前多次对我讲过，他晚年体弱多病，之所以每次重病都能转危为安，主要靠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在他的临终遗言中，没忘记感谢专家、医生、护士，还有在他身边辛勤工作的参谋、秘书，以及所有为他服务的同志。父亲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父亲的体质原本不错，解放前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枪林弹雨，几乎没有病倒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身兼六职，度过了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1952年秋天终于病倒了，确诊为高血压、心脏病、脑神经功能失调。毛主席关心他，指示他到杭州疗养了一段时间，身体有所恢复，这为他1956年后主管全国科技工作，任务虽繁重，但能够坚持下来，起了重要作用。 
　　“文革”期间，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批“二月逆流”时，他犯了更为严重的心脏病，心房扑动达60多个小时。1970年从邯郸回来以后，心房扑动频繁发作，最多的一次持续72个小时，对这种心律失常，除了用药物纠正，十分严重时就用电刺激转复。不知有多少次，医生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他一辈子爱科学，相信科学，他也沾了科学的光。对于治病，如何用药，采取什么治疗措施，他向来请医生大胆决定，从不提个人要求，从不说自己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无论是输液、打针、吃药，还是做其他治疗，他都很配合，心态平稳，接触过他的医护人员普遍反映，这个老人好伺候。 
　　他也不让我们家属提不同意见，更不让我们干涉医生的治疗，一切听医生的。每次会诊时，他只让我们听医生说，不许我们插嘴。有些老干部生病，家属干涉医生的治疗，你一言我一语，问三问四，总是不放心的样子，结果把病情耽误的情况并不少见。他吸取了这种教训，决不干涉，所以给他看病的医生也感觉心情愉快而放松。 
　　他的身体不算强壮，是有名的老病号，不知报过多少次病危，谁都觉得他很难高寿。可是，眼看着同时代的人，一个个走了，他却仍然顽强地活着。 
　　他自认为，自己多活了十几年。当然，这主要是医护人员的功劳，我记得，董承朗、陶寿琪、吴杰、吴阶平、方圻、陈在嘉、黄宛、牟善初、曾诚富、黄大显、王士雯、李炎唐、董建华、蒲辅周、高辉远、赵冠英、赵夷年、赵毅刚、陶国枢、牛光明、董仲勋等著名专家及医生都多次给父亲治疗过，他们为了父亲的健康付出了很多心血。 
　　尤其是父亲的保健医生、医疗组副组长陶国枢，工作认真细致，医术精通，责任心强，深得父亲信任。陶国枢为了做好保健工作，原在他家中照顾家人生活的老母亲，得了脑梗塞病偏瘫后，他断然将老母亲送回山东老家，请老家亲人照料。老家亲人们曾有非议：老人能劳动时留在北京，有病了不在北京治，送回老家，这是甩包袱。陶医生以歉疚的心情请求家人谅解，仍然坚持把老母亲留在了老家，以便安心为我父亲做保健工作。 
　　还有的护士推迟婚期，有的推迟怀孕，一心一意护理父亲。这些都令父亲和我们全家深为感动。 
　　2005年6月，我住进301医院检查身体，偶然遇到当年在家里护理父亲的部分护士。见到她们，我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父亲在世时，她们尽心尽力护理父亲，父亲也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她们，与所有曾经照料过他的医护人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从父亲去世算起，一晃10多年过去了，春去秋来，草荣草枯，世事变迁，我以为很多事情都会淡忘，可是，与那些当年来我家护理过父亲的医护人员聊过几句之后，我猛然发现，很多事情她们仍然牢牢地记着，她们居然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些细节。这些善良的医务工作者，忘不掉父亲曾经给予她们的点点滴滴的关照，并把那种关爱看作是一种荣耀。 
　　我甚至感觉到，有些事情能够影响她们的一生。 
　　家里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年轻人，都称呼我父亲为“爷爷”。我问过大家，为什么愿意这样叫，他们认为，这样叫显得特别亲切，爷爷和孙子孙女，这样的关系，是多么纯净啊！ 
　　护士梁洁回忆说，刚开始接触父亲的时候，她心里特别紧张，因为像元帅这种级别的首长，她从来没有护理过。她曾经听老护士们私下念叨过，有的首长是很难打交道的。可是，来到驻地以后，完全出乎她的想象，她很快发现，父亲特别和蔼，虽然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护士，父亲对她讲话时，却非常注重礼貌，没有一点架子，不管让她做什么事，开头都要说“请你”。梁洁就觉得，这一来顿时把距离拉近了，她很快适应了环境，不感到紧张了。 
　　护士朱焕改1986年来我家时，父亲正在发烧，烧到40度。陶国枢主任吩咐她给父亲输液。她一切准备好后，拿着器械和药瓶来到父亲身边。说实在的，给老年人输液，经常是一针扎进去，找不准血管，很多老干部为此多挨针扎，有的就发脾气骂人。护士们一遇到这种事就很紧张。那天，初来乍到的朱焕改见到许多工作人员围观在旁，她突然也紧张起来了，额头上沁出了汗。父亲觉察到了，就说：“小朱，我的血管细，你又是第一次扎，扎不准也没关系，别紧张。”   
　　点点滴滴暖心怀(2)   
　　听到这种宽慰人的话，小朱放松了些，居然一针见血地扎入血管，顺利地输完了液体。这以后，父亲总是夸奖她。一次，她的孩子病了，父亲听说后，让人准备了一大包好吃的东西，放在冰箱里给她的孩子留着。想到老人连她的孩子都关心，小朱心里说不出的温暖。 
　　1987年，孙蕴君来到父亲的医疗组，她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经常给她讲当年打仗的故事，这使她非常崇拜他。来了一段时间后，父亲对她说：“你工作得还行，不错。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福音。”听到这话，她对自己更有信心了。 
　　梁洁记得，有一段时间，父亲心脏病频繁发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总是想着别人。一次她感冒了，带着口罩给父亲摸脉搏时，细心的父亲发现了她正在病中，就问：“你的感冒好点了没有？要当心身体呀！” 
　　当时，父亲的病很重，说话很吃力。梁洁见状，心里一动，感激地说：“好多了，请首长放心，您自己要好好休息。” 
　　王德龙是父亲的医疗小组里唯一的一位男护士，因为父亲洗澡时需要男同志帮他，所以301医院特配一名男护士来。父亲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洗澡时都要躺在热水中泡一泡，这也是医疗组专家的意见，对父亲的身体有好处。父亲年龄大了，行动不便，每次洗澡需要人照顾。王德龙来了后，承担起了这一特殊工作。王德龙记得，每逢过年过节，不论是谁在值班，父亲都要把他们请到一起吃一顿饭，如同一家人一样。父亲还从点点滴滴的小事上关心他。他住的房间在走廊旁，父亲有时在走廊散步，只要知道小王在休息，总是会放慢脚步，对陪同他的工作人员说：“轻一点，小王昨晚上夜班，不要大声说话。”有一次，正在补觉的小王听到了这句话，感动得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 
　　朱焕改说：“我觉得爷爷在我印象中，是完美无缺的一个形象。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当成自己家里的人，每个人都是家里的一员。比如说一吃饭，他就问：谁谁到哪里去了，怎么缺个人啊？”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不把工作人员当外人。每次在一块吃饭，谁吃得多他就夸奖谁，就像老祖父对待亲孙子的感觉一样。 
　　护士孙蕴君回忆道：“凡逢八一建军节，他都要请我们吃饭、喝酒，谁喝得多他就高兴，谁吃得多他就喜欢。看到我们喝酒的样子，他就‘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就像孩童似的。” 
　　赵建华护士是23岁那年来到父亲身边的。父亲觉察到小赵已到谈恋爱的年龄，很是关心，生怕因为照顾自己，而耽搁了人家姑娘的终身大事。他时常幽默地和赵建华她们几个女孩子开玩笑，说，谈恋爱是很正常的事，用不着对他保密。还说：“如果需要我帮忙，一定会尽力。” 
　　有一年，小赵患急性阑尾炎做了手术，父亲执意让秘书用车把她接到玉泉山休息，说：“小赵没结婚，没人照顾。玉泉山条件好，在这里有人照顾，可以吃好，睡好，又凉快，身体恢复得快。” 
　　后来小赵的婚姻有了着落，父亲为她感到由衷的高兴。她刚结婚时，爱人在首钢工作，离她上班的地方远，又没有房子。父亲知道后，特意交待秘书，想办法给小赵在驻地附近找一间房子，暂时住一阵。很快，房子安排好了，小赵夫妇搬了进去。 
　　一天，父亲问她：“你满意不满意啊？” 
　　小赵红着脸回答：“谢谢老爷爷，很满意。” 
　　父亲还向其他人交待说：“小赵刚结婚不久，你们要帮忙把房子布置得像新房一样。” 
　　父亲给小赵留下的印象是：老爷爷很会关心人，尤其是对女同志。父亲常说：“比起男同志，女同志更辛苦，更劳累，她们的付出是很大的，所以要特别关心她们啊。” 
　　赵建华回忆说—— 
　　我们医疗组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聂帅年纪虽然那么大，身体又不好，但是他心里特别清楚明白，如今天该谁值班啦，谁的家里有事啦，谁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啦，等等，心里都明白着呢！据我所知，凡是在聂帅医疗组工作过的人员，无论是谁结婚，都得到过他送的红包和礼品。在我怀孕几个月后，组织上调我暂时离开驻地回医院上班。这期间，聂帅很是放心不下，有时把我叫过来，说要看看我变成啥样子了。当他见到我时，如同长辈对待自己的孙女，关爱地说：“怀孕时千万别摔着，自己想吃点什么就吃，一定要保证营养啊。”聂帅对待我们实在是太关心、太好了。 
　　说到父亲给身边工作人员送结婚的红包或礼物，我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些年里，不断有保健医生、护士，或者是秘书、警卫人员、司机等人来到他身边工作，每次，遇到谁结婚了，或是听说谁家里有困难了，他都提前向母亲或者秘书要钱，然后揣在衣兜里，到时候悄悄地拿出来，亲手送给人家，以表示祝贺和慰问。这个方面体现了他的细心和细致。   
　　点点滴滴暖心怀(3)   
　　1980年，梁洁要结婚，本来不想声张，但却被父亲知道了。父亲把她叫到身边，递给她一床重庆出的真丝被面，天蓝色的，很好看。我知道，这是父亲专门托重庆方面的人买来的，一共买了两条，另一条送给了另外一位准备结婚的护士谭耕文。梁洁感到，这床被面是一件最有价值和意义的礼物，结婚那几天用过后，就保存起来，不舍得再用，一直珍藏到今天。 
　　1983年，王德龙准备结婚。一天，父亲坐着轮椅散步，在路过小王的房间门口时，停了下来。小王看到，父亲从右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了30元钱，说是从秘书那里，知道了他要结婚。又说，这是大喜事，给他一点钱，买件纪念品吧，算是对他的祝贺。小王早就听说，每逢身边的工作人员结婚，父亲都要送点钱或是纪念品，他就收下了。20多年后，已是中年人的王德龙谈起这件事时，说：“在80年代初期，30元钱已经不少了。聂帅总是像待孩子那样对待我们每一个医务人员。平时他比较严肃，但是特别爱关心人，对我们特别好。” 
　　1989年1月初，孙蕴君要结婚了。一天早晨，父亲起床后，拿过纸和笔，题写了四个大字：“幸福之家。”孙蕴君注意到，父亲的手颤抖得厉害，但他神情特别专注，写完后，他望着孙蕴君说：“这是我90岁做的第一件事。送给你。” 孙蕴君马上意识到，父亲进入90岁了。捧着题字，她当时感动得眼圈红了。下班回到家，她把父亲的题字珍藏在纪念册中，作为永久的纪念。 
　　父亲俭朴的生活，以及对自己严格的要求，也令大家记忆深刻。有件事情对梁洁触动很大：父亲每次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离开时，总要问警卫参谋：“去结账没有？”所谓结账，就是去交价值两毛钱的一杯龙井茶钱。就这么一杯茶水钱，细心的父亲都记得这么清楚，公私分明，公家的便宜一点都不沾。梁洁认为，现在的人是很难理解和做到的。对这件小事她一直忘不掉，后来时常给儿子谈起，教育孩子不要沾别人的便宜。 
　　孙蕴君一直忘不掉一件小事：1989年，工作人员们陪同父亲到北戴河度夏。8月底的一天，下起了大雨，天气突然变凉了，正在值班的孙蕴君把所有衣服都穿上还感到冷。父亲看见她，就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拿了出来，说：“你把我的毛背心拿去穿上吧。” 孙蕴君记得非常清楚，那件毛背心是浅褐色的，上面还有一个小洞洞，是虫子咬的。穿上毛背心，她感慨不已：堂堂一位元帅，居然舍不得丢掉一件穿了不知多少年的毛背心。老爷爷的简朴让孙蕴君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 
　　父亲喜欢孩子，工作人员不管谁家的孩子来了，他都欢喜的不得了。警卫参谋杨何的的儿子杨帆他格外喜欢，那个小家伙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常来我家玩，他戴大盖帽，扎腰带，穿自制的“军装”，异常活泼可爱，而且不怕生人，“天生不怕大官”，父亲非常喜欢他。每次他来了，都叫到跟前说说话。父亲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要考上大学。 
　　后来听说这孩子很有出息，18岁那年考上了杭州的大学。他家里有父亲的像片，每逢父亲的生日和忌日，他就对着相片磕个头，算是对老爷爷的纪念。 
　　在医疗组工作了10年的护士长王显聪回忆说，有一年，她带着5岁的儿子到驻地来，父亲见了孩子高兴得问这问那，特别疼爱，给她儿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每次坐车路过驻地，他都会指着院子说：“我去过那个老爷爷家，老爷爷可好啦。”孩子当时虽然小，不知道老爷爷是谁，叫什么名字，然而老爷爷那慈祥、亲切的神态却在他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工作需要，来家里护理父亲的医护人员经常变动。每逢离开时，大家都恋恋不舍。 
　　梁洁离开医疗组之前，父亲对她说：“你把纸和笔给我。”当时，她不知道老爷爷想干啥。待他写完字递给她，看一眼她就激动了，没想到老爷爷会给她写下这么一句话：“梁洁同志，感谢你六年来对我的关心和精心护理。” 
　　她把父亲的这帧题字，收藏到影集里。她说：“聂帅就像一棵不老的青松，永远活在我心里面。因为我感到，在聂帅身边学到的东西，是最真实、最朴实、最实在的，我永远忘不了首长的一言一行。” 
　　1984年底，王德龙要离开我家了，父亲把厨师叫过来，说：“小王明天就要走了，今天晚上做几个菜，叫医生也过来陪陪。”父亲觉得小王这么长时间护理他不容易，非常感谢。 
　　王德龙永远也忘不掉，父亲说这话时，他感觉老人就像是他的爷爷，他的长辈。他感慨地说：“很难忘啊！” 
　　护士吴淑芬说：“我离开老爷爷的时候，是流着眼泪，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走的。” 
　　除了上面的那些人，徐淑清、崔媛、唐丽君、朱财兴、刘立明、刘冰等人，也曾在父亲的医疗组工作过。在时光流逝了10多年，甚至20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忘不掉在父亲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我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对父亲的怀念之情，我也从内心里感激这些为父亲做出过奉献和牺牲的医务工作者。   
　　点点滴滴暖心怀(4)   
　　说到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应该忘记陈兆保、范济生、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李常海、杨曙光、杨何的、张宝信、戴钰书、罗晓霞、张程荣、丁绍武等同志，在长期的工作、生活中，他们与我们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形同骨肉。 
　　陈兆保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个子高高的，为人忠厚，任劳任怨，1953年就到父亲身边担任警卫参谋，深得父亲的信赖，家里的事，尤其是父亲生活上的事，均由他来管。他是名副其实的大管家。为了工作，陈兆保没有让家属随军来北京，平时也很少回老家探亲。在我的印象中，他几乎没有休过假。他不仅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父亲，就连我们家生活上的事，他都管。有一次我女儿菲菲发高烧，他二话没说，抱起菲菲就去了医院。可惜的是，他47岁时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记得陈兆保患病期间，父亲很难过，亲自到医院看望他，鼓励他战胜病魔，派人一次次给他送营养品。陈兆保病逝后，父亲让周均伦给组织上写报告，请求批准陈兆保为烈士。有一天，周均伦见到叶剑英，叶帅突然很不客气地说：“周秘书呀，我对陈兆保有一个意见。” 
　　周均伦急忙问：“您有什么指示呀？” 
　　叶帅说：“陈兆保跟了聂帅那么多年，聂帅最困难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回家去？” 
　　周秘书解释道，实际情况是，父亲被定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后，陈兆保思想不通，心情很不好，正巧他老家要盖房子，父亲就给了他几百元钱，让他回老家看看，也借机散散心，就这样，多年不回家的陈兆保回去休息了两个月。叶帅听完周均伦的汇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亲自批准陈兆保为烈士。 
　　陈兆保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他的抚恤金一直由父亲办公室代领转寄他家，直到几年前他的妻子病逝，才停发了抚恤金。 
　　秘书们忠于职守，工作认真，为人正派，待人谦虚，并且善于与人共事，办事讲原则，从不搞歪门邪道，都有个好名声。他们说，这都是跟父亲学的，是父亲影响了他们，是父亲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结果。 
　　他们辛勤地在父亲身边工作，父亲母亲也时常关心他们。就说上世纪60年代最困难的时候吧，二老若知道谁家有困难，总要给予帮助。刘长明家里孩子多，粮食紧张，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送给他一些粮票。有一次，东北来人送父亲一条大鳇鱼，有10多斤重，母亲赶紧张罗着把它切成段分给工作人员，三年困难时期能吃到鱼，大家太高兴了，所以几十年后，老同志们提到那次分鱼，仍然念念不忘。 
　　陈克勤秘书患了脑膜瘤，确诊后要立即开颅摘除。这是个大手术，父母亲非常为他担心，父亲亲自给医院的领导交待，要精心组织手术。手术当天，又派周均伦守候在医院，并随时向他报告进展情况。手术成功的消息传来后，我注意到父母亲长出了一口气。母亲又张罗着每天派人往医院送营养食品。4个月后，陈克勤出院回到驻地，父亲嘱咐他先恢复身体，不要急于上班，以后上班也只能量力而行，殷殷之情，溢于言表。10多年过去了，至今谈起此事，仍然令陈克勤感动不已。 
　　父母亲对驻地的警卫战士，也一样地关心爱护。驻地的警卫战士虽然属卫戍区管理，但在父母眼里，关起门来就是一家人。父亲去世后，早已复员回山西家乡的战士索文彬，写了一篇名为《在聂帅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的文章，他写道：“平时，聂帅不仅从政治上关心我们，而且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我们……在当时电视机尚不普及的情况下，聂帅将一台当年苏联赠送给他的电视机送给我们看。每当过年过节的时候，他总要送一些水果之类的食品让我们吃。记得1975年建军节时，他正在外地疗养，特意给我们捎来了哈密瓜等水果。” 索文彬还谈到，1977年他们复员离开驻地时，父亲特意把他们几个战士叫到身旁一起合影留念，并且嘱咐他们，将来不论到了哪里，都要努力学习，勤奋工作，遵纪守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索文彬说：“那个场面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父母亲所关心的人里面，还有一个老职工，他叫李炳元，是北京军区北戴河281疗养院的职工。解放后，中央在北戴河为一些领导同志安排了住处，盛夏时节一般都来这儿办公。281疗养院就把李炳元派到父亲的住处，由他负责搞环境卫生，帮助干一些杂活，冬天时照看房子。老实能干、性格耿直的李炳元得到了父亲的肯定，几十年下来，父亲从来没把他当外人。五六十年代，父亲见李炳元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每年来北戴河，离开的时候都让母亲或者是秘书给他留下二百块钱，这些钱在当时顶得上李炳元5个月的工资。   
　　点点滴滴暖心怀(5)   
　　六十年代初，父亲看到李炳元跑来跑去的，家里连个自行车都没有，决定帮他买辆自行车。正好父亲从北戴河去天津开会，那里生产的飞鸽牌自行车挺有名，管理员就和李炳元商量，由他出点钱，父亲替他补贴一部分，买辆自行车带回来。不久，自行车买来了。那辆车子李炳元骑了很多年，他说他如今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那辆自行车来。 
　　李炳元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的一些事情，比如他说道，父亲每年到北戴河，一下车就去附近的渔村，问村里有没有挨饿的，社员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要求。三年经济困难期间，群众生活很苦，父亲告诉大家，等我们把欠苏联的账还完了，日子就会好过的。五六十年代，父亲早晨起床后，喜欢到海边散步。那时海边到处都是渔船，碰到渔民出海，父亲就上前帮着往水里推船，边干边和大伙拉家常。对此，李炳元感叹道：“聂帅不怕群众。那时的干部好像都不怕群众。” 
　　父亲曾对李炳元说：“北戴河是你的家，北京也是你的家，欢迎你来北京做客。”因此，在我记忆中，李炳元师傅多次来北京，到了家里，父亲和他聊天，和他一起吃饭。如果不说，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元帅，居然和一个普通的职工成了忘年交。 
　　父亲去世十多年了，当年他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与我们的联系一直未断。现在，那些老秘书们还在为“聂荣臻研究会”工作和忙碌着。他们对父亲的这份真挚的感情令我十分感动。 
　　重温往事，无论是医生护士也好，秘书们也好，一般的工作人员也好，他们与父亲之间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情，虽然年代已久远，却仍然能够令人感到穿越时空的温暖，我想，这既是他们与父亲母亲的一种缘分，也是老前辈留给他们的一笔小小的精神财富吧。     
　　山高水长 最后的关怀   
　　黄埔情深(1)   
　　黄埔，是广州郊外珠江上的一个小岛，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先生倡导建立的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当时恐怕谁也想不到，这所军校会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力。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师生同心协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北伐，为结束军阀割据立下大功；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师生再度携手，同全国人民一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殊勋。在中国现代史上，黄埔军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父亲的晚年，把能够辞掉的职务全都辞掉了，惟独一个职务他愿意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顾问。这是父亲此生的最后一个职务。说起来，父亲的军旅生涯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他又是在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这个职务上辞世的，因此可以说，他与黄埔的缘分太深了。 
　　说起与黄埔的缘分，还不止这些。我母亲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由此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一批女兵，晚年她还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理事。像我家这种情况的，据我所知，只有徐向前元帅家，徐帅是黄埔一期学生，他夫人黄杰阿姨和我母亲都是武汉分校的同学。 
　　1984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60周年校庆纪念日。在邓小平亲自倡议下，6月1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主要目的是利用黄埔军校师生情谊，团结共勉，共同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中央任命徐向前元帅为会长，父亲和许德珩为顾问。同学会成立后，即为贯彻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方针和“一国两制”构想，做了大量工作。 
　　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前后，父亲两次题词：“纪念黄埔，促进祖国统一”、“团结共勉，统一祖国”。1988年3月，黄埔军校同学会创办了会刊《黄埔》，父亲在创刊号上再度题词：“海峡两岸人民都是炎黄子孙，黄埔校友自当共促祖国统一。” 
　　祖国统一，是父亲他们这代人最大的心愿啊！ 
　　那几年，父亲心系祖国的统一大业，心系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的开展。需要他做什么，二话不说，立即支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岸统一的呼声更高。1990年初，89岁高龄的徐帅和91岁高龄的父亲，联名向海内外的黄埔师生发表了春节谈话，主要历数了黄埔师生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但现在“祖国尚未统一，同学仍须努力”，号召海峡两岸及旅居海外的黄埔师生，当以和平奋斗、“一国两制”的构想统一祖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为新的历史使命。 
　　这次谈话被海内外称之为“两帅春节谈话”。谈话立即得到在台和旅美黄埔同学的热烈响应。5月初，在台的黄埔一期生邓文仪以及陈舜钦、周乐军等同学，首先组团来北京访问，在京的黄埔一期学生侯镜如会长、一期学生郑洞国副会长、十六期学生杨荫东副会长兼秘书长等陪同他们看望了两帅。5月10日，与徐向前名誉会长会见，11日，父亲在家里热情接待了他们，当时气氛热烈，畅所欲言，充满了师生久别重逢的喜悦。父亲鼓励大家，黄埔同学就是要发扬黄埔精神，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以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为己任。现在就是要两岸多交往，多沟通，多做工作。 
　　会见后，父亲及时将情况通报给邓小平，促成邓小平也亲切会见了邓文仪等人，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0年9月，海外归来的黄埔一期学生李默庵在杨荫东陪同下，来会见了父亲。父亲寄语在台黄埔师生，希望他们敦促中国国民党早日与中国共产党举行两党对等谈判，商谈祖国统一问题。李默庵认为父亲的话语重心长，对黄埔师生寄予很大希望。他又表示完全赞成徐、聂两帅春节向两岸黄埔师生发表的重要讲话，他激动地说：“您对我这个漂泊海外几十年的老黄埔如此关爱，我万分感谢！”他们还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抗战初期著名的忻口战役，回忆起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并肩战斗的情形。李默庵说：“偏安不能自保，分裂必取灭亡。台湾的出路在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出路在于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中国早日统一，更富强起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李默庵的话道出了黄埔同学的心声。 
　　1991年元旦，在台的黄埔同学成立了“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简称黄埔会），明确提出以“联合黄埔同学，推动祖国统一”为宗旨，积极回应了邓小平和两帅与他们的会见。父亲闻知，备感欣慰。2月初，“黄埔会”的执行长张琦来京，就两岸同学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父亲当时已91岁高龄，身体非常虚弱，但他还是抱病会见了“黄埔会”负责人，对他们热心两岸同学密切交往深表赞许，并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扩大交流。   
　　黄埔情深(2)   
　　4月初，由邓文仪、刘璠等组成的“黄埔会”谒陵代表团来大陆，晋谒中山陵和祭拜黄帝陵。代表团一行到京后，父亲身体不适，实在无法参加活动，就委托母亲代表他出席欢迎会并致辞，母亲在致辞时说：“希望在台同学众志成城，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努力奋斗。”同学们对她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当父亲从报纸上看到江泽民总书记会见谒陵代表团的消息时，十分高兴。中央对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重视可见一斑。 
　　父亲对在大陆的黄埔同学也很关心，尤其是对参加过两次国共合作的老黄埔印象很深。1990年，他会见了侯镜如、郑洞国，殷切希望黄埔师生应本着革命初衷，团结起来，为祖国统一，振兴中华而奋斗。他还说，黄埔同学的工作很重要，主要是做在台黄埔同学的工作。 
　　父亲的晚年，可以说一直心系祖国统一大业，他们这代人抛却身家性命干革命，图的就是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而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至高利益。即便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国家统一的那一天，但竭尽全力做点工作，为后人打下个好基础，便成为父亲执著的追求。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在临别遗言中，他提到四个希望，其中一个就是“我希望海峡两岸尽快统一”。这是父亲美好的向往，也是对黄埔同学的最后重托。 
　　父亲逝世的那天下午，在听到一条有关台湾的消息时，他还对秘书说：“海峡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一国两制’是最好的形式。” 
　　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在台刘璠、刘咏尧、邓文仪、王叔铭、刘安祺、张炎元、何志浩、张琦等八位同学联名发来唁电：“百战沙场，功耀华夏，星沉南海千古恨；一代人杰，勋尊元帅，月冷西山万民悲。”此外，旅美黄埔同学蔡文治、中南美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罗大诚也发来唁电。海内外黄埔同学为父亲这位黄埔前辈的谢世深表哀痛！ 
　　父亲逝世后，母亲同样抱着病弱之躯，关心同学会的工作，参加有关活动，直到她逝世前最后一次住院时，还在关心台湾同学来北京访问的情况。 
　　在父母的感召下，作为黄埔后代，我也成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热心参与者。2001年6月9日，在黄埔军校建校77周年纪念大会上，我作了发言，收到很好的效果。现在，老一辈的黄埔人大多不在了，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使命传给了下一代，子孙相承，使分裂主义者的阴谋不能得逞，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想，也许不久的将来，祖国完全统一之日，父亲母亲在天有知，当会含笑于九泉！   
　　操不完的心(1)   
　　父亲老了，在他85岁以后，就不能走路了，他坐上了轮椅车。那辆轮椅车是邓朴方送给他的，坐着很舒适。 
　　坐在轮椅车上的父亲，仍然仪容严整，风纪扣系得紧紧的，衣服穿得板板正正，哪儿不平整，自己够得着的，自己动手整理；够不着的，就喊别人帮忙抻平。他仍然爱干净，爱整洁，这与他历来讲究军容风纪，早已形成习惯有关。当年在晋察冀，没人敢在他房间里丢烟头，更没人敢在他的房间里吐痰。他一辈子爱干净，到老了，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邋遢。 
　　这还不算，他看见谁的衣服皱皱巴巴，他就要提醒人家注意。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这点都做不到，做不好，那你做事情可能就会粗心大意。 
　　坐在轮椅车上的父亲，仍然有操不完的心。他爱操心，操了一辈子心，所以，不让他操心，那是不可能的。每天必不可少的事情，就是听秘书们念报纸、文件，重要的地方，他要反复听。只要醒着，他的脑子就不停地转动，他还要思考问题。他说，脑子越用越好用，脑子懒惰的人都是蠢人。想到某些问题，一旦深思熟虑，他就吩咐秘书记下来，或者给中央反映，或者给有关部门写信、打电话。总之，他不会让问题白白溜掉。 
　　他关心部队军衔制的问题。早在1983年，他就向中央建议，尽快恢复军衔制。85岁那年，他又给杨尚昆写信，建议尽快恢复军衔制度。信中说：“军衔制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干部评定了军衔，有利于他们开展工作和提高责任感。军衔又是终身荣誉，老同志退下来或转业时有了军衔，对他们也是一种安慰。” 
　　1988年，我军终于恢复了军衔制。 
　　听说社会上对高干子女反映比较大，88岁那年，他给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写信，希望部队的高级干部对子女严加管教，他写道：“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少数干部子弟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或靠父母之荫升官发财。这些极易引起义愤……群众对这类子弟的义愤是对的。我们一定要秉公处理：提拔不当的，该降就降，该罢就罢；为非作歹的，该关就关，该杀就杀，决不留情。” 
　　有人说，这封信显示出一位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家的铮铮铁骨。 
　　晚年，除了黄埔的事情，他还热心支持我国的老龄事业。老龄事业在中国发展较晚，1982年中国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才成立。有一天，父亲从保健医生那儿看到一本新创刊的《中国老年》杂志，引起他的注意。当他得知该杂志很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时，他便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祝贺《中国老年》的创刊与发行，希望“把老龄问题提到战略高度，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做好这项工作”。 
　　老龄委正想找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出来支持他们的工作，见父亲“自投罗网”，高兴坏了，因此极力报请国务院，聘任父亲为全国老龄委的名誉主任。父亲慨然应允。1984年4月，国务院下发了聘任书。 
　　老龄问题是个很突出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中国，人口基数大，老年人比例逐年上升，而且百分之八十生活在农村，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父亲认为，必须妥善解决老年人的各种问题，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此，他先后14次致信或题词，予以支持和指导，并两次会见老龄委的领导同志，探讨老龄工作的情况和问题。 
　　父亲担任了6年的名誉主任。直到1990年3月12日，他约见陈丕显，提出自己实在年迈体衰，不能再担任这一职务了，恳请陈丕显继任此职。4月27日，国务院批准父亲的请求，并任命陈丕显担任该职。 
　　虽然辞掉了这一职务，但父亲仍然关心老龄事业。1992年3月，也就是他去世之前的两个月，已经病情危重的他，得知《中国老年》要搞创刊100期纪念，不顾医生的劝阻，硬是让秘书代写一封贺信，并经他推敲后，才同意发走。 
　　父亲一辈子钟情于科学事业，在他的晚年，他依然痴迷于此。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科技、教育的全面发展，为了调动广大群众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武衡等人的热心组织下，1985年10月，由包括钱学森、王大珩、金善宝等几十位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和胡锦涛、王兆国、倪志福等关心群众性发明创造活动的领导同志发起，成立了中国发明协会。父亲获悉后，立即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担任国家科委主任时，就在科委设立了“发明局”，主管全国发明创造工作，他对组织群众性的发明创造活动一直大力支持。因此当武衡向他汇报，并请他担任名誉会长时，他当场欣然允诺。 
　　1985年10月16日，中国发明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父亲向大会发去贺电。贺电中说：“这是促进科技工作发展的又一条重要途径”，相信协会将“使群众性的发明创造活动蓬勃发展，硕果累累”。他祝同志们“团结奋斗，再展宏图”。据国家专利局原副局长、中国发明协会副董事长明廷华回忆，父亲的贺电宣读完毕后，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明廷华从中感受到父亲在科技界的威望和影响。   
　　操不完的心(2)   
　　1987年，第三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在长春市开幕后，反响空前强烈。消息传来，父亲备感欣慰，他说：“这次展览会，是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举办的，这是全国发明家对十三大的献礼，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科学技术工作在四化建设中的战略意义，号召全党抓科学技术。”他勉励大家：“鼓足干劲，再接再厉，把发明创造的群众活动更有力地向前推进。” 
　　据武衡回忆，父亲虽然已是久卧病榻，但他一直关心、询问发明协会的工作情况，每次听到发明协会取得的新成绩，新进展，总是由衷地高兴，喜形于色。一次，有一位青年发明家，请武衡代送一套他发明的煮茶的炊具给他们的名誉会长，父亲在轮椅上拿起来看看，连说：“很好很好，谢谢他，告诉他以更多的发明贡献给祖国，为劳动人民服务。” 
　　武衡后来感叹道：“这就是一位革命老人对青年人的最真挚的爱和最殷切的希望。” 
　　如今的中国发明协会早已是一家在海内外发明界有一定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如今的发明证书上，“发明证书”四个大字仍然沿用毛主席的墨迹，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父亲出面请毛主席专门题写的。 
　　父亲非常关心编写红军史的工作。88岁那年，他得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五六十年代相继编写的战史的基础上，又组成了战史编委会，重新修订战史，而涌现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和8个元帅的红一方面军，却一直没有编史，他认为红一方面军的军史也应该及早编写。1987年11月9日，父亲写信给杨尚昆，建议“趁许多老同志还健在，把红一方面军的军史写出来”。3天后，军委同意父亲的建议，并批准组成以杨得志为主任，王平、杨成武为副主任的编审委员会。1991年5月，92岁的父亲又在家中与编委会的全体同志见面，老战友们见面，格外高兴，父亲对孙毅说：“胡子，好久没见面了。”孙毅忙向父亲敬个礼，说：“老总，我们都非常想念您，祝您长寿啊！” 
　　那天，父亲对他的一群老部下、老战友说：“你们辛苦了！红一方面军的军史就要面世了，是你们和编写同志的功劳，谢谢大家！” 
　　父亲欣然同意为红一方面军史作序言。 
　　巧合的是，一年后的5月14日，也就是父亲去世的那天上午，编委会开会，最终审定了红一方面军史。 
　　父亲强烈地思念故乡江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怀乡之情更加浓烈。自从20岁离开家乡之后，父亲只在五十年代中期回去过一次，以后再也没能成行。他非常惋惜地说：“看来再回家乡的愿望是不能实现了，真是终身遗憾。” 
　　解放之前，父亲完全和老家失去联系。白色恐怖下，故乡曾一度谣传他已经牺牲。解放之初，到了北京后，老家开始不断有人来找他，他总是兴致勃勃地打听老家的情况，而且慷慨解囊，资助乡亲。据父亲的同乡聂汉荣回忆，1951年底他从北京返回四川时，母亲拿出70万元（合人民币70元）给他作路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而这些钱都是母亲平时节省下来的。 
　　思乡，成为父亲晚年的一大心事，因此，每逢家乡来人，不管多忙，不管身体状况是否允许，他总是愿意见一见。见到来人，又总会引起他的遐思。父亲的表侄杨辉宗回忆说，1986年1月，他和江津县的领导来到家里，坐在轮椅上的父亲见到来人，高兴极了，挥动着双手表示欢迎，说：“有意思，有亲戚来了！”他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来人，不顾医生不让多说话的交待，提起家乡就滔滔不绝，对杨辉宗说：“我比你妈只大四岁，你看我现在腿不能动了，几十年没有回家乡了，真是想念啊！” 
　　每逢家乡来人，他就请人家介绍情况，家乡建设的好坏，牵动着他的神经。听到来自家乡的好消息时，他比谁都高兴；听到不好的消息时，他就心情沉重，郁闷不安。 
　　出于这种感情，但凡家乡有人找他题词，他有求必应，他给家乡的题词，我没细算过，至少有十多个。最能代表他心情的一个题词是：“江津是个好地方！”还有，父亲非常关心自己的母校江津一中，我记得他给母校的师生写过一封信，情真意切，充满期待和鼓励，那封信教育、感动着一批批故乡的学子。 
　　父亲关心江津的特产花椒、脐橙、米花糖等名优产品，就怕这些产品质量出问题。江津成立了柑橘研究所，他很高兴，告诉当地领导，现在不仅我们国内已有研究改良的品种，就是日本、美国也在积极研究，如果我们停滞不前，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淘汰出国内外的柑橘市场，这是很危险的。 
　　有一次，父亲因病在301住院，家乡来人给他送去一点广柑，他高兴得很，拿在手里对医护人员介绍说：“这是我家乡的广柑，你们看多好啊！”   
　　操不完的心(3)   
　　他喜欢川剧，认为川剧很有特色，唱腔和表演都很优美，对川剧的一些老演员，名字他都熟悉，经常过问他们的情况。那时还没有VCD，省里来人给他捎来几盘川剧的录像带，他看了很高兴，还请工作人员看，并问他们好看吗？如果有人说不好看，他就半开玩笑说：“明天再看，多看几次你们就觉得好看了。” 
　　红军渡的老船工有些还健在，但有的生活困难的事情让他知道了，他对省、市的领导说：“长征期间，老百姓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帮助我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现在他们老了，生活上困难，一定要帮助解决。”后来省里落实了资金，他才放下了心，说：“凡是对革命做过贡献的人，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如果有困难，我们就要帮助。” 
　　家乡断不了有些亲戚朋友写信甚至跑到北京来，要求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父亲对这些事既非常关心，又严格要求，他总是提醒工作人员和省、市领导，一定要按政策办，我们是共产党，不能徇私情。 
　　八十年代，父亲旧居的老房子年久失修，成了危房，当时的江津县几次提出修复意见，父亲都没同意，他怕浪费公家的钱财。后来旧居快要垮塌了，不保护不行了，他三番五次告诫省里和县里的领导：“你们一定要把好关，不要劳民伤财，造成不好影响。这方面的事，中央有规定，要严格按规定办。”母亲也对当地领导再三交待：“尽量少花钱，按中央的要求来。” 
　　根据父亲的要求，县里又重新修改了旧居修复方案。工程开始后，父亲再次强调，一定要节约，要如旧，不能搞新的装饰。据父亲办公室的工作日志上记载，1985年2月14日，父亲不放心，让办公室与江津文物征集办联系，叮嘱他们，修复旧居一定按原平面图办，不准另占任何农田，不准铺张浪费，修复后希望在环境周围种些松柏竹子。另外，家乡要注意绿化。 
　　父亲说：“希望家乡多种树，搞绿化，这是我最大愿望。” 
　　父亲的旧居修好了，可是他却再也不能回来看一眼了。 
　　对故乡，父亲充满深情。对晋察冀，父亲亦充满深情，甚至更有过之。 
　　在我记忆中，父亲无数次提及晋察冀，提及华北，他眷恋着革命老区，惦记着那里的人民，早就把河北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深爱这个故乡。 
　　1989年暑假，张家口六中同学组织长城古道行夏令营，行经河北涞源的黄土岭地区，当地的老人陈云祥、陈云才得知同学们还要到北京，于是就托同学们带上一小袋小米，请替他们转交给“聂司令”。当那一小袋小米辗转送到父亲手上时，父亲捧着黄澄澄的小米，眼睛突然湿润了。 
　　1984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可爱的河北》一书，父亲得知后，去信祝贺，他在信中说：“河北确实可爱，我与河北机缘最长。早在1930年我到顺直省委工作时，就与河北结了深缘。后来1937年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时，我又在河北工作，一住就是12年。所以……我常说我的大半生都是在河北度过的。河北的父老兄弟，河北的山水草木，我是熟悉的，很有感情，的确可爱！” 
　　1987年8月，“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和平山县妇联的同志，给父亲寄来一双他当年爱穿的纳底儿布鞋，希望他穿上纳底儿布鞋回到第二故乡来，再走一走他走过的路，再看一看当年他栽下的树，再喝一口滹沱河里的甜水，再吃一个太行山上的红枣，再与乡亲们拉拉家常。 
　　父亲感动得不行，立即给戎冠秀和平山县妇联复信，信中说：“你们的来信和纳底布鞋，一下子又引起我对战争年代解放区生活的回忆。进城后，因工作等原因没有空到老区看看。文革后，几次想去，又因身体不好，未能如愿。现在腿脚更不便了，真是遗憾！不过，我始终怀念着老区人民。我常讲，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打了22年的革命仗，而其中11年都是在华北，主要是在河北度过的。所以，河北的一草一木，我都不会忘记……” 
　　我发现，父亲的身上，带有很多晋察冀的痕迹。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在那里打仗，他养成了看天气的习惯，因为天气决定收成，决定着人民群众和部队的生活，也影响着作战行动。“早看东南，晚看西北”、“火烧云，热死人”、“云烧火，没处躲”，这些谚语，是当年跟老房东学的，他一辈子都没忘。我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不知多少次听他念叨这些谚语。他似乎每天都盼着华北地区下雨。在他坐上轮椅以后，仍然像过去那样，坚持看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傍晚散步活动时，时不时地问一句：“西边天烧了没有？”意思是有无火烧云。华北地区的干旱牵动着他的心，遇到风调雨顺的时候，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操不完的心(4)   
　　河北省的领导有时来家里看他，他不停地嘱咐：要重视老区的建设，抓好太行山的绿化，搞好水土保持，治理好滹沱河、沙河、大清河、永定河，逐步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 
　　92岁那年，他还让秘书写信给晋察冀老区几个县的党政领导，表达他的意见：“由衷地感谢老区人民对我的关心……当我听到老区大部分人民生活还比较困难，深感不安，心里不是滋味。所以，你们以后来，无论如何不要再带什么东西了（包括土特产）。否则，只会增加我的不安。” 
　　父亲的故乡情、老区情是发自内心的。他爱故乡，爱老区，所以就不停地为之操心。他最盼望那里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当年提着脑袋闹革命，不就是图的这个吗？ 
　　2002年9月，我们到阜平寻访父亲的足迹时，县长孟祥伟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2002年1月14日晚上，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来阜平视察、听取县委汇报时，动情地说：我为什么一定要来阜平？因为多年来有个心愿未完成。1984年我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一天，杨德中副主任陪同我到聂帅家里拜访，和聂帅谈了近两个小时，内容几乎全跟阜平有关。聂帅讲，阜平过去对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千万不要忘了那个地方。阜平不富，死不瞑目。因此我就产生了一个心愿，一定来阜平看看。以前有两次机会，都没来成，第一次是到了唐县，碰到你们这边修路，没来成；第二次到了涞源，赶上小平同志去世，又没来成。这次，总算完成心愿了。 
　　孟祥伟说，听温副总理讲到这里，他们县委一班人都被深深感动了，为老一辈革命家，也为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对革命老区的真挚感情而感动。温副总理为阜平的发展出谋划策，几年过去，阜平经济又跨上了一个台阶。 
　　我想，父亲在天有知，一定会含笑于九泉了。 
　　应各方面的要求，父亲还为许多革命烈士、英模、领袖人物、革命纪念地、纪念馆或碑亭、一些书籍和报刊等，进行了大量的题词、作序或写贺信等活动。据统计，在他91岁到逝世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他共题词作序达228件。 
　　他一辈子节俭，到了老年，仍然是老样子。有一年，39局电话局的老师傅来我家检修那部保密（电话）的红机子，老师傅进了父亲的办公室就笑了，大伙问他笑什么，老师傅说：“我讲一句话，你们可别见怪。你们这元帅府办公室的摆设，不如现在一些单位的收发室。” 
　　想想也是，我家的东西很多都是解放初置办的，有些还是战争年代的玩意。父亲的一些私人物品，竟然装在两个手榴弹箱子里！想给他扔掉，他不干，想买个新的，他不让，说：“不是用得好好的嘛，搞那个排场干啥？” 
　　家里的院子比较宽敞，他晚上有散步的习惯，走不动路了，坐上轮椅让人推着也要到院子里活动活动。有一年，管理部门在院子里安装了三处照明灯，他开始觉得挺亮堂，晚上散步感觉很好。但没几天，他知道了每个灯是500瓦，三个灯每小时要耗1.5度电，他心疼了，就和我们商量，每次只开一个灯。试了几天，他还是决定恢复原来60瓦的普通灯泡。他说：“能看清路就行了，要那么亮干啥。” 
　　家里如果谁离开房间忘了关灯，他就批评：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人走灯灭”的习惯都养不成！ 
　　有一年大旱，北京缺水严重，他听说了，让立即拆掉仅有的两台水冷式冷风机，因为这种冷风机浪费水。他还让工作人员暂时停浇院子里的树和花草，说要节约水。其实他心里很矛盾，冷风机可以拆掉，树不浇水怎么行？园林局的人来了一看，要求赶快浇水解旱。老工人感慨地说：聂帅注意节水节电，我们早就听说了，请告诉老帅，我们可节水的地方有很多，浇这几棵树的水，北京市还供得起！ 
　　我对他说：“你都快90了，还操这个心。” 
　　他说：“活一天，就操心一天。” 
　　他83岁那年，也就是他写回忆录那阵，在301住了4个月的院，差点不行。出院那天，院领导来看他，谁都以为他会感谢人家，他却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只是说：“你们要努力建成全国第一流的医院。一流的医院需要什么？需要一流的人才，一流的设备。” 
　　我对他说：“你又替人家操心了。怎么不说句感谢的话？” 
　　他说：“医生护士给人看病，是应该的。我给他们提这个要求，他们要是做到了，你说是不是更好？” 
　　想想也是，这种话现在不新鲜了，而在1982年，应该算是有远见的。 
　　他88岁那年，得知我国激光核聚变实验装置建成时，高兴不已，马上张罗着给王淦昌、王大珩两位大科学家写信，信中高度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经济和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还特别强调“尤其是整个工程体现了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原则，更值得赞扬”。王淦昌看到信，很受感动，他感慨地回忆说：“聂帅身体已很不好了，基本上不能行动。我几次去他家里看望，他仍然关心着我们的科技事业，关心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当我向他汇报我在能源领域，特别是聚变研究方面的看法时，他聚精会神地听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态。”   
　　操不完的心(5)   
　　1990年，父亲已经91岁，健康更差了。但他关心我国科技事业的心情有增无减。7月16日，得知我国首发捆绑式运载火箭在西昌发射成功后，当即致电祝贺，以表达他喜悦的心情，他高兴地说：“这在我国火箭发展史上，又是一个创举吧！”这次试验安排比原计划推迟了几天，因为在检测时发现了一点故障，当时，我们没有隐瞒他，免得他总惦念。听说实际情况后，他立即吩咐秘书写信，告诉国防科工委的领导：“这样推迟几天是对的，慎重一点好，把原因查清楚，问题解决了再发射。”他的话传到西昌，令在场的人受到很大鼓舞。 
　　父亲去世后，刘华清有个座谈讲话，他讲道：“每到他家去汇报请示工作，他都很热情，谈完工作，常留我吃饭，使人感动。特别是我到军委工作以后，他虽然退休了，但仍时刻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关心国际国内形势。过上几个月，我总要到他家去谈谈。他也提出他的看法。他很重视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重视保持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保卫好国家安全，他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使我们很受启发很受教育。这么老的一位元帅，时刻关心国家、军队的大事，鼓励我们更好地工作，确实对我帮助很大。” 
　　刘华清还回忆说：“在海湾战争紧急时期，老帅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他仍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安全，一周之内找我谈了四次，还找迟浩田以及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谈了几次，希望我们转告江泽民、李鹏、杨尚昆同志，提醒大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保卫我国的安全，不要疏忽大意。那时聂帅已是92岁高龄的人了……” 
　　自从六十年代初我和老丁结婚后，因为是家里惟一的孩子，我们一直和父母住一块。父亲行动不便后，只要我和老丁一进家门，他总要问长问短，问来问去总是离不开科技工作。尤其是有重大任务，比如卫星发射、新型火箭试验、新武器试验等等，他更是备加关心。成功了，他比你还高兴，不顺利乃至失败了，有时他也有心烦的流露，但更多的是讲鼓励的话。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因为医生有交待，要想法让他安静，不能再让他操心，不让他劳思费神受刺激，所以我们有些事情尽量瞒着他。江泽民等中央首长来看他时，也都指示我们：不要让老帅再为国事操劳，你们要学会报喜不报忧，要老人家心情愉快，健康长寿。 
　　可是，当他发现我们有些事情瞒着不说，他就生气了。有一次发牢骚说：“不错，我们是‘圣贤’（剩闲的谐音，意思是剩下的闲人）之人了。”又有一次，他对丁衡高发火，说：“不错，我们是废物了……废物还可以利用嘛。”他的意思是，他虽然年纪大了，干不了什么了，但还可以帮着出点主意。 
　　所以，他在许多场合表示：“我下来了，不管事了，但不能不关心事啊，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事。” 
　　面对这样的老人，有时我们既心疼他，又感到很为难。 
　　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1992年的3月，我们要为澳大利亚发射同步卫星的事，他早早就知道了，而且也知道这次“打澳星”非同寻常。虽然这不是我国第一次发射外星，但这次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用的是新型大推力火箭——“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这种火箭如果发射成功，将来发射宇宙飞船也将采用它，所以对国际国内影响都很大，非常重要，中央也非常重视。 
　　父亲具有灵敏的嗅觉，你想瞒着他，根本不可能。2月中旬，某家报纸上登载了一篇打澳星的报道，牵挂这事的父亲让秘书念给他听，其中特别讲到我们如何认真准备，虽不能说万无一失，但也是非常有把握。他听了，心情才稍安些。等到即将发射那几天，他的病情已经明显加重，心力衰竭相当严重，但他每天仍要询问有关澳星发射的情况。 
　　真拿他没办法。都这个时候了，他还不想好好休息，还在操心。你见过这样的老人吗？ 
　　然而，澳星发射失败了。 
　　这消息能不能告诉他？我们和医生都很为难，就怕这个不好的消息会使他的病情加重。想瞒着他，但又没法瞒住，他天天问情况，报纸、电台、电视等媒体也会公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商量还是婉转地告诉了他。 
　　他躺在躺椅上，一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似乎觉得很突然，马上就说：报纸上不是讲，准备得很充分吗？在场的人无言以对，只好说，现在具体情况还没弄清，等有进一步的情况再随时报您。又安慰说，您不要着急，我们科技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作风都是过硬的，都是您培养出来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会很快处理好的。 
　　他听后，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早晨醒来，他就问有无新情况。秘书告诉他，已连夜将澳方卫星安全地拆卸下来，交外方保存，我们将继续分解检查。他若有所思地说：“是啊，哪能保证每次发射都百分之百成功？正像没有常胜将军一样，我们过去发射和试验都有过失败的教训，只是由于严格要求，才把失败降到最低限度。”   
　　操不完的心(6)   
　　很快，澳星发射失败的原因找到了，我们把原因告诉他，他点点头，说：“找到了原因就好。” 
　　直到他逝世前的几天，他还在问有关情况。 
　　他关心载人航天，关心南极考察。我们告诉他，这两件事情中央同意了，他欣慰地笑一笑。在阳光下，我感觉他的笑容特别纯真。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总是为别人操心，为国家的事情操心。他是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 
　　有句话他时常挂在嘴边：“居安不能不思危，闻之不能不过问啊！”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1)   
　　1990年10月15日，86岁高龄的邓小平来了，来看望他的“老兄”。小平叔叔上前，与坐在轮椅上的父亲握一下手，亲热地打着招呼。老哥俩坐得很近，二人互相凝望着，目光里都流露出绵绵的关爱和问候。 
　　小平叔叔说：“过了90，就是胜利。” 
　　这时父亲眼看就满91了。 
　　于是，父亲微微一笑，说：“那就算是胜利喽！” 
　　话落，他们发出会意的笑声，那无拘无束的样子，像一对调皮的孩童。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结果，他们就像约好了似的，父亲活了93岁。小平叔叔也活了93岁。按小平叔叔的观点，他们老哥俩都是“胜利者”。 
　　晚年的父亲，经常沉浸在对老战友的怀念与回忆中。 
　　大约是1977年的5月上旬，任弼时叔叔的儿子任远远来到我家，说要送给聂伯伯一件礼物。我带他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兼会客室，远远拿出他亲手制作的礼物——一个台灯，递给父亲。上面写着两行字：“为革命的先锋、英雄、功臣——敬爱的聂荣臻元帅制。你的战士任远远。” 
　　父亲很高兴地接过这个台灯，夸奖了远远几句。他告诉远远，同时也告诉我，1936年10月，任弼时和贺龙率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任叔叔曾送给他一台照相机，那时候父亲特别喜欢拍照，他拿着任叔叔送的相机，拍了不少照片，他于1937年6月拍下的一张红一军团帮助群众夏收的照片，解放后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了，他曾在那张照片背后写下过一段话：“我们是人民的红军，准备一切牺牲，为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我们是工农的儿子，应该随时随地给工农劳苦群众以实际的利益和帮助。” 
　　远远制作的这个台灯很粗糙，但当时谁也没想到，父亲会一直使用到去世。他用了整整15年。他去世的那天晚上，不少中央领导来到他的卧室，有人注意到了这个手工制作的小台灯。也许父亲出于艰苦朴素的原因，一直不愿换新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原因。买个新台灯需要不了多少钱。父亲主要是出于对老战友任弼时深深的怀念之情，这才是他的本意。父亲说过，任弼时叔叔去世的时候，才46岁，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去世的高级领导人，还说他很有才华，很有智慧，对党无比忠诚，死这么早太可惜了，可以说没享过一天福，他非常怀念他。 
　　在父亲的晚年，随着老战友一个一个过世，他一次次地沉浸在悲痛的漩涡里。 
　　1986年秋天，刘伯承元帅到了弥留之际。父亲心情沉重，前去看望他。八一南昌起义时，父亲就和刘伯伯有过合作，他们两个四川老乡很谈得来，刘伯伯精深的军事造诣令父亲钦佩，刘伯伯宽厚的兄长风度，更是给父亲留下了终生不忘的印象。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们一起战斗，长征途中，他们一起过乌江，一起过彝族区，一起指挥17勇士强渡大渡河，雨中一起登上泸定桥，都成为他们一生中光彩夺目的瞬间。 
　　建国前后，父亲在总参，刘伯伯在大西南，不久又到南京办军事学院，他来北京时，有时就住我家。我家后面有一个古建筑，名为“吉安所”，据考证，是明代司礼监办公的地方，到了清代，嫔妃死后，用于停灵治丧。解放后，父亲任代总长时，他的办公室主任安东就在里面办公，刘伯伯来京，也在那里面住过。 
　　吉安所冬暖夏凉，适宜居住。由于它历史悠久，比较独特，还曾闹过笑话。有一年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看上了这个地方，带着个女秘书来这儿写作。白天她写作，晚上回家住，女秘书晚上留住。几天后，当那位年轻女秘书得知吉安所是个什么地方后，脸都吓白了，说是难怪晚上老觉得有响声，搞不好就是闹鬼。吓得她再也不敢住里面了。 
　　刘伯伯他们却不怕这个。父亲的老秘书范济生对我说，这些老帅打了一辈子仗，什么样的死人没见过，还怕这个？有一次，刘伯伯住这里，晚饭后，父亲和他以及安东、范济生等人在吉安所廊沿下聊天，刘伯伯讲到，1948年淮海战役之前，有天晚上宿营，天很晚了，他带几个参谋和警卫员睡在一个村里，第二天天亮，听老百姓反映说当兵的抢东西，他一听就冒火，赶去处理，过去一看，傻眼了，原来是国民党兵在抢老百姓的东西，原来夜里他们和国民党兵睡在一个村里了！ 
　　刘伯伯说：“我一招手，几个人骑上马就跑了。” 
　　父亲平常是不开玩笑的，这次却忍不住说：“老兄，幸亏你那只眼睛还好，要不就当俘虏了！” 
　　众人听了，无不大笑。刘伯伯的笑声粗犷而爽朗。 
　　然而，这个被誉为“当代孙武”的人，这个十大元帅里身材最高大的人，此刻躺在病床上，没有知觉，没有思维，身体蜷缩成一团，看上去那么短小的一截……父亲伏下身子，握住老兄凉凉的手，无言以对，眼角噙着泪珠……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2)   
　　父亲回到家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喃喃地说：“在大渡河边，他站在一块石头上，我觉得他那么高大，那么威武，可是现在，怎么就这么一点点了？……” 
　　他一定是又想起了他和刘伯伯在大渡河边的情景。他一连说了好几遍。 
　　1986年10月，叶剑英元帅病危，前来探视的人都被挡在了门外，谁也进不了病房。父亲得到消息，赶来了。王震此时已经在这里候着，见到父亲，王震急忙迎上来，说：“聂老总啊，我来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让进。” 
　　父亲威严地望着值班的人。301医院的副院长汪石坚将最近的情况简要汇报给父亲，父亲有点责备地说，这么严重了，怎么才告诉我？ 
　　父亲立即站起来向病房走去。王震叔叔也跟着进去了。父亲来到叶帅的病床前，站在那里，默默地、久久地望着这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当年在黄埔军校，他们就认识，后来搞广州暴动，他们并肩战斗，结下了生死的友谊。“文革”期间，成为难兄难弟，他们一起为党和国家、军队担忧，他们一起与林彪、江青一伙斗争，彼此信任，彼此鼓励，彼此帮助，终于战胜妖魔，渡过难关，迎来又一个春天……叶帅85岁生日那天，在西山，父亲去看他。听说父亲要来，他早早让工作人员推着他等在门前。父亲下车后忙走上前，推起叶帅的轮椅车。工作人员都闪在一旁。那天，父亲推着轮椅车走了好久，但两位老人说话并不多，也许此时的他们已经不需要用语言交流了…… 
　　父亲上前，轻轻握住叶帅的手，眼泪汪汪。后来父亲对我说，当他握着叶帅的手时，感到叶帅的手在一点一点地用力，想紧紧地握着他。昏迷中的、已经切开了气管的叶帅居然缓缓睁开了眼睛，他与父亲的目光相遇了。两位老战友就这样久久地握着手，一言不发，默默地交流。似乎都能意识到，这是永别。 
　　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回到家里，父亲好几天情绪低落，吃的也少。后来，一个小护士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逗乐。他一笑，大家的心里才踏实。 
　　父亲反复几次给我讲，他和叶帅握手时，叶帅虽不能说话了，但他的胸脯一挺一挺的，好像很激动的样子。 
　　大约是1989年上半年，“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病重，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消息传来，父亲心情沉重，他派人到病床前慰问，送去他精心挑选的各种慰问品，还献上一束“勿忘我”鲜花。8月13日，父亲接到中共平山县委发来的唁电，得知戎冠秀去世了。他当时坐在轮椅上，闻之一惊，痛心地拍了一下轮椅的扶手，这是他激动时的一个习惯动作。沉默了两三分钟后，他让秘书起草一份电报，发往河北省委、平山县委，接着口述了电文的大致内容。 
　　当晚，得知电报已经发走，父亲向我们回忆起当年在晋察冀戎冠秀拥军的感人事迹。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戎冠秀自己吃糠咽菜，每日为子弟兵节省一把米，又亲自把节省下的小米送到前线。她节省下一尺尺粗布，并组织下盘松（村名）的妇女，做下一双双军鞋，送给子弟兵。她掩护伤员，经受了千难万险。她照顾重伤员，没有吃的，将自己的奶水挤尽，口对口喂给昏迷的战士，伤员痊愈之后，叫她一声妈妈，她说：俺承担不起，这是俺该做的。儿子长大了，她二话不说，送到前线……为此她受到晋察冀军区的奖励，父亲高度赞扬她，使她成为晋察冀子弟兵的母亲。 
　　1991年2月，著名拥军模范庄印芳，代表徐州老区的人民来看望父亲。父亲对她说：“你在徐州，还不忘正在病中的一个老兵，我很感激你。我们过去有个戎冠秀，我以我的名义发布命令，称她为人民子弟兵的母亲。所谓母亲，对自己的子女是最关怀的。所以，我也称你为人民子弟兵的母亲，你愿意吗？” 
　　庄印芳回答说：“愿意，这是最光荣的称号。” 
　　父亲点点头，说：“母亲最关怀自己的子女……戎冠秀同志两年前已经去世了，我很怀念她。” 
　　大约在他90岁那年，有一天工作人员帮他整理储藏室的物品——顺便说一句，他有几个战争年代的弹药箱子，他像宝贝似的舍不得丢，里面装着他的部分物品——工作人员找出一个烟灰缸，外形比较奇特，不像是中国货。他想起了，那是五十年代访问东欧时，外国人送给他的，他不吸烟，一放就是40多年。工作人员问怎么处理这个烟灰缸，他愣了愣，突然说：“送给小平吧。” 
　　工作人员只好给邓家送去了。过了几天，邓办的主任王瑞林还专门打来电话：请转告聂帅，小平同志用得很好。 
　　一个烟灰缸，又让他惦记起了小平叔叔。 
　　1992年2月下旬，离他去世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又惦念起彭真的病情，要秘书打电话给他夫人张洁清，请她向彭真表示问候，并转达以下的话，大致说——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3)   
　　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党内领导人健在的，只有四五个了，请多保重，不能走时不要勉强，可坐在车上让人推着走。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自己的心脏病略有好转，但问题还是严重的，胃肠消化不好，谢谢彭真同志的关心，经常着人问候……我一生，死而无憾，死而无恨。现在出版的书刊太多，同一件事情，说长论短的都有，还是任人评说吧。 
　　父亲和彭真叔叔的交往，要追溯到1931年，当时父亲在顺直省委工作，听说彭真被敌人逮捕入狱，虽然那时父亲还没见过彭真的面，但还是想方设法营救他，并派人送些钱物给他。“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想把彭真打成叛徒，紧紧抓住他入狱这个事情不放，他们找父亲调查时，父亲始终实事求是地说：据我所知，彭真在狱中表现很好，斗争很坚决，他没有背叛过党。 
　　1938年2月，彭真到达晋察冀，代表北方局领导晋察冀边区工作。3月，中央决定，彭真以北方局的名义，协同父亲指导晋察冀等地党的工作。不久，中央决定彭真担任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父亲等为委员。他们二人一个主持晋察冀党的工作，一个主管军事，在一起并肩战斗了3年，一直配合得很好，直到1941年1月，彭真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父亲接替他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创建根据地，彭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父亲和他的战斗友谊保持了一辈子，我们两家的来往也一直不断。 
　　由于父亲的头脑一直清醒，所以在他的晚年，时常念叨去世的领袖和老战友们，便成为常事。他念叨毛主席，念叨周总理、朱老总、任弼时、陈老总、刘帅、罗帅、叶帅等人。有一天，他对警卫参谋杨何的说起了彭老总，他说：人的性格很重要，彭老总就是吃这个亏，他脾气太火爆了。 
　　父亲特别怀念周恩来伯伯。有一次，他的远房堂弟聂荣贵来家里看望他，我悄悄告诉荣贵小叔：“你要多谈家乡的情况，最好不要提周总理，因为一提周总理他就会伤心。”可是在吃饭的时候，电视里播放起周总理的事情，父亲听着听着就掉泪了，饭也吃不下去了。我们都劝他不要伤心，但他还是泪流不止。他说，总理的一生光明磊落，勤勤恳恳，值得所有人学习；还说他与总理长期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不说这些，我们也都清楚，可他还是忍不住要说。 
　　后来换了话题，谈起眼下的形势，他又总是提到邓小平叔叔，说小平确实了不起，历史选择了他，选对了。他说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一国两制”构想，都是大手笔。 
　　还有一次，聂荣贵来家里，吃饭的时候，父亲对他说：“这是四川的泡菜，是小平从四川带回来的，要我们共享家乡的美味。”聂荣贵后来说：“就从这件小事上，我看出，聂帅与小平同志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1992年1月，父亲叫秘书设法在他办公室里挂一张放大的毛主席像，说：“现在眼睛视力不行，小了看不清。” 
　　秘书选了两张，一张是毛主席单独办公的；一张是他、贺龙、罗荣桓等元帅陪同毛主席看空军飞行表演的。秘书们倾向选后一张，因为毛主席和他的神态都比较好。 
　　他沉思了好一会儿，说：“还是挂毛主席单独办公的那张好，因为后一张，我的像比毛主席的还正面，而且罗帅、贺帅的像看不大清。如果要挂集体像，那毛主席一定要在显眼突出的位置，因为他是我们老帅的核心嘛。” 
　　最后就选了毛主席单独办公的那一张。 
　　后来，我们注意到，他躺在躺椅上，经常偏过头去，凝视墙上那张100×70公分的毛主席像。他一定又在回想毛主席当年领着他们打仗的事情…… 
　　这个时候，到了他行将归去的时刻。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一直关注着父亲的健康状况，他们说：聂帅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健在，是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1990年12月10日上午，江泽民总书记来看望父亲，临走，母亲和秘书们送他出来，他向在场的人边拱手边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元帅就剩下聂老总了，我代表党中央向诸位拜托了，希望大家把老帅照顾好。”他的话让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1991年秋天，父亲因心力衰竭住院治疗，经过两个半月，再度转危为安。但是回家后，稍一活动，像吃饭、起床、如厕等日常生活，他就气喘吁吁，说话时都上气不接下气，而且日甚一日。这仍然是心力衰竭的征兆。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1992年2月14日下午，他把秘书周均伦、陈克勤叫来谈话。大意说：我已经93岁了，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青年团），1923年春转为共产党员，算来已经70年了。无论从寿命和革命时间来说，在党内健在的同志中，我大概算是最长的一个了。我一生死而无憾，死而无恨。现在病情日渐沉重，你们要做好准备。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4)   
　　3月1日，医院作了一个规定，告诫我们，必须让他绝对休息，不念文件、不读报、不作汇报、不听新闻。他知道了以后，说：“医生是好意，我一生革命，怎么能啥也不干光休息啊。再说人的脑子，不想这个事，就想别的事，总要想问题。你们给我说点事，这是精神食粮，与其让我胡思乱想，还不如给我说点事。” 
　　我们不断给医生反映，医生“妥协”了，但规定不向他汇报任何事情，可以看看新闻，听听文件，每次不准超过半个小时。 
　　4月2日，301医院发出病报：聂帅心力衰竭，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4月3日那天，江泽民总书记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积极动员父亲住院治疗，但不可勉强。因为他要去日本访问，不能前来探望，让我代为问候父亲，祝他早日康复。 
　　父亲不愿去医院治疗，医护人员只好在家里做好抢救的准备。 
　　办公室工作人员根据父亲病情发展，报军委办公厅领导同意，于4月7日开始，背着家属着手准备后事。 
　　4月12日下午，我上班去了，父亲突然把两位老秘书叫到身边，一上来就说：“我心力衰竭，恐怕很难渡过这一关。” 
　　两位秘书劝他别激动，要安静，医生会有办法的。 
　　他微微摇头：“医生当然在想办法挽救，但很难挽救过来。趁头脑还清醒，写几句话，就叫做临别遗言吧。” 
　　他们赶紧拿来录音机。 
　　父亲说话时声音嘶哑，时断时续，但很有逻辑，显然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早有准备的。后来我们回忆，从2月14日开始交待一些具体事项，到4月12日正式谈遗言，看来老人家是在从容不迫地安排自己的后事，这和他一贯的思想周密、有条不紊、善于计划安排的作风是一致的。 
　　谈话中间，我下班回家了，也跟着听了一段。看这个庄严的架势，我马上意识到父亲是在留遗言。父亲把该说的都说了，听着听着，我忍不住啜泣起来。两位秘书也难以自制地泪流满面。 
　　父亲反过来安慰我们，说：“死，我是不怕的，这是自然规律，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你们不要为我悲伤。最后，对所有在我身边辛勤工作的同志，专家、医生、护士、参谋、秘书，以及所有为我服务的同志，表示诚恳的谢意……再次祝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文明富强。” 
　　第二天，两位秘书把遗言整理出来，念给父亲听，先后念了两遍。父亲说：“我看可以。” 
　　他遗言的主要部分是这样的—— 
　　我入党70年，从未脱离党的岗位，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我虽然没有对党做过多大的贡献，但党交给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现在行将归去，临别依依，好像有许多话还言犹未尽。总之，我衷心希望全党同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同时也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希望海峡两岸尽快统一。我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祖国争光，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 
　　〖=B51〗 
　　这里面包涵的东西很多，父亲衷心地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父亲悄悄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5月12日，他自感身体更不好，下午对秘书说：“我的后事安排，一切从简，按中央指示办。” 
　　5月14日那天上午，警卫参谋李艺照例给他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听到报上有条消息说，前几天一场春雨，缓解了北方的旱情，冬小麦长势喜人，他高兴地说：“这就好了。民以食为天呀。” 
　　下午，秘书鲁顺玉照例给他念文件。当念到一份有关台湾情况的简报时，他说：“海峡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一国两制’是最好的形式。” 
　　这天下午，适逢我们老家四川江津县来人，邀请在京江津籍人士开会座谈，我去了。吃晚饭的时间我赶回来，父亲以为我吃了饭回来的，就说：“你的口福真好。” 
　　我说：“我没有吃饭。” 
　　父亲说：“为什么不吃？” 
　　我说：“我要赶回来看望你呀。” 
　　他高兴地笑笑，又问开会的情况，我简单讲了一下，他说：“就是要改革，要开放，要不江津不能发展。” 
　　我说，江津的同志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表示要努力赶上来。父亲此时流露出浓浓的乡情，喘着气说：“我们老家有一种特产叫米花糖，很不错，可是我们包装上不去，几十年一贯制。日本人就注意包装。产品要打出去，就要有所改进。”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5)   
　　我心想，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操心。就劝他好好休息。晚饭后，我和母亲以及秘书们陪他看了晚七时的电视新闻联播，这是他多年来每晚必看的。休息一会后，快到8点的时候，又陪他看录像片《动物世界》，他喜欢动物，爱看这类片子。尤其是晚年听力差了，看这类片子不听解说也能看懂，所以，我们就找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忠祥知道后，很快为父亲转录了一套《动物世界》，父亲很高兴。我们还记得，那天晚上播放的是《危险的行当》，讲摄影师是怎样拍到这些动物的，有的镜头，要守几个月时间，而且还冒着危险。他看得津津有味。看了一半，大约半小时了，医生提醒，不能再看了。我们就用遥控器把电视关了。父亲不知道有遥控器，他见电视图像突然没了，不解地说：“哎，还没演完嘛，电视怎么关了。” 
　　我们说，今天只演一半，下面一半，明天再看。 
　　他说：“那好。” 
　　我们接着聊天，聊天气、物价、副食品供应。他插一句：要多搞点塑料大棚，种蔬菜，解决群众吃菜难的问题。 
　　我们告诉他，各级都在抓“菜篮子工程”。他点点头，还想说什么，医生进来，提醒我们不要再谈了，让他安静休息。 
　　9时半，护士照顾他洗漱。周均伦、陈克勤两位秘书往外走，父亲又叫住他们，问：“（聂荣臻）军事文选，什么时候出书？” 
　　周均伦说：“正在排印。出版社的同志说，今年建军节前一定出版。” 
　　他又问：“红军时期的12篇文电收进去了吗？” 
　　前段时间，工作人员编辑《聂荣臻军事文选》时，有关部门认为红军时期的那12篇文电牵涉到林彪，不同意收进去。父亲认为，不收进去，一军团的历史就割断了，不要因为有林彪，就不出了。后来，经杨尚昆副主席批准，有关部门才收了进去。 
　　周均伦回答说：“您放心，全收进去了。” 
　　父亲说：“那好。” 
　　两位秘书离开了。父亲又对母亲、我和丁衡高说：“你们也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上班呢，我这里没事了。” 
　　我们答应着，离开了他的卧室。 
　　这是父亲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半个多小时后，他没有哼一声，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任何痛苦，不知不觉间，就在睡梦中安详地离去了。他那颗顽强的跳动了93年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他床头的钟表，永远定格在22时43分——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     
　　山高水长 不尽的思念   
　　魂归大漠戈壁(1)   
　　父亲身体的余温尚在之时，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姚依林、宋平、万里、杨尚昆、薄一波、丁关根、温家宝、刘华清、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等党、国家和军队主要领导人都连夜来到他的床头，与他做最后的握别。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同志，有的身体欠佳，有的身在外地，都派夫人或秘书前来告别。 
　　彭真叔叔当时患了中风，身体很差，他住在玉泉山，那晚他都睡了，得到消息，执意要来告别，嘱咐我们一定等他。 
　　深夜一点多时，彭真叔叔赶来了，在我的搀扶下，他颤巍巍上前，久久地握住父亲的手，老泪纵横。临离开前，他吃力地对母亲、我和丁衡高说：“聂荣臻同志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他不久前告诉我，他死而无恨，死而无憾！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虽死犹生。” 
　　最后，彭真叔叔艰难而又坚决地挥了挥右手，似乎拼尽了全力，说：“聂荣臻同志永垂不朽！” 
　　尽管90多岁的老人去世并不使人感到太突然，但父亲谢世的消息公布后，还是令无数的人悲伤哀痛。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他，怀念他，追忆他，为共和国最后一位帅星的陨落而流下热泪。 
　　反应最激烈的是杨成武，他不仅痛哭，还不断地责问我，为什么在老人家病危时不通知他，平时也不让他来看一下。我只好请医生出来解释，是医疗组决定的，为了病人的治疗，不得不这么做。反正杨成武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与我父亲是60年之交，感情深啊！ 
　　很多人对我说：聂帅虽然只有你一个亲生的女儿，然而他却有千万个崇敬他的儿女。那几天里，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家里吊唁，遗体告别那天，八宝山人流如潮。雪片似的唁电从四面八方、世界各地飞来。美穗子本来要来京吊唁，因为她丈夫突发脑血栓没人照顾，她实在走不开，改用唁电表达她对父亲的无限哀思。 
　　老一辈的科学家对父亲充满深厚的感情，他的去世令很多大科学家双泪长流。钱三强，这位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首席科学家，一连几天都是伤痛不已。5月29日，首都科技界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缅怀父亲的座谈会，钱三强为了写发言稿，头一天夜里两点，他还没有休息，父亲的离世，一定是勾起了他对往事连绵不尽的回忆。当年，钱三强一度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思想苦闷，他向父亲反映，“希望离开二机部回科学院工作”。父亲听后耐心地对他说：“要服从大局，等到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再谈工作问题。”与此同时，父亲亲自向有关方面交待，要发挥钱三强的作用。 
　　那天发言时，钱三强回首往事，心情激动，讲着讲着便哽咽了。会场上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老科学家们眼里都含着泪花。钱三强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开完座谈会的当天晚上，就因为心肌梗塞三度发作，住进北京医院抢救。此后不到一个月，这位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的大科学家因心力衰竭逝世。我得知此事后，心潮难平，深深地为之惋惜，深深地为之感动。 
　　父亲逝世，在爱国华人科学家中也引起很大震动。父亲逝世时，恰在北京访问的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闻讯专程到家中吊唁，写下了“千古英雄，万代宗师”的挽联，以寄托他的诚挚哀思。 
　　座谈会上，当年那些跟着父亲打天下的老兵，很多人哭红了眼睛。杨成武的夫人赵志珍说：“成武他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哭了好几次。他们是在几十年的生死战斗中建立的深厚感情啊！” 
　　邓小平叔叔的女儿毛毛在她那篇《聂荣臻伯伯永远活在我们心间》的文章中，充满深情地写道—— 
　　聂伯伯虽然身患重病，但始终为党为国，操劳思虑不已。父亲退休后，已不大外出，但时不时地还是去聂伯伯家走动一下，探望一下，凡有要事都去通报一下。 
　　每当他们坐在一起，父亲总是亲热地高喊“老兄”；每当他们坐在一起，话长话短，总是离不开党、国家、人民和军队；每当他们坐在一起，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好像一下子都会浓缩变醇；每当他们坐在一起，那些历史巨变和艰苦岁月，都好像顿失其色，而化为可以弹指一挥的刹那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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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伯伯身患疾病已非一朝一夕，他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疾病，完全是靠了他那惊人的毅力，完全是靠了他那革命者所特有的坚强意志。他那早年即远涉重洋寻求真理的壮志，他那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英姿，他那不惧艰难夺取科技制高点的勇气，他那抗拒疾患乐观坚毅的革命斗志，他那近一个世纪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光辉业绩和革命生涯，哪一样不令人钦佩折服，哪一样不足以令后世后人永远感念学习！   
　　魂归大漠戈壁(2)   
　　在二十世纪的史册里，你能找出多少人，具有这样的风采和光辉！只有在中国，只有在中国这片广袤丰润的沃土之上，才能孕育出聂伯伯和他的战友们这样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 
　　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富于传奇色彩的光辉篇章；而由他们这一代人所共同谱写的，则是我们民族辉煌灿烂的革命史诗。 
　　父亲和聂伯伯，72年的革命战友，72年的亲如兄弟的浓厚友情，此种豪情，此种风采，任你抚古述今，知晓中外，又能找到几人可以与之相比！ 
　　聂伯伯这样突然地去了，他的老战友们悲失良友，他的后辈们也痛失尊长！ 
　　站在聂伯伯那身着元帅服、威武庄严的遗像前，我们深深地鞠躬，以表哀悼之意。 
　　泪水，冲不掉心中的悲伤；时光，磨不去心底铭记的丰碑。 
　　聂伯伯，你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父亲的遗体火化后，部分骨灰撒埋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棵苍翠的桧柏树下。父亲平生喜爱松柏，喜其不畏严寒，不惧风雨，傲然屹立的英雄般的气质。柏树旁立着一块汉白玉的标石，上面镌刻着他80岁自题的两句话：“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 
　　1995年2月23日，母亲张瑞华也离开了我们。母亲的骨灰也安葬在这棵桧柏下。两位老人永远在一起，让骨灰回归大地，滋养青松翠柏，是爸爸妈妈最后的心愿和奉献。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父亲的部分骨灰安放到西北戈壁滩上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东风基地。对这个基地的创建，父亲付出了大量心血，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在他盛年时，曾数次来这里指挥导弹发射。“文革”时期，父亲由衷感叹：“这里真安静！”认为这是个休息的好地方。他喜欢这个地方。他的后半生，一直关注着这里，我记得基地的同志来北京，有时给他带来自己生产的茄子、土豆等蔬菜让他看，他非常高兴，说，戈壁滩上能够生产蔬菜了，戈壁滩变成了绿洲，就能够留住人了。他坐上轮椅以后，每当听说基地有什么事情，比如遭到了自然灾害等，他都马上吩咐秘书打电话询问，确认没大碍之后，他才放心。我们从点滴小事上，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父亲对东风基地的感情。所以，在和母亲商量过后，决定把父亲的部分骨灰安放到基地的烈士陵园。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中国人在这里实现了飞天梦，它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的沉寂与辉煌，它是一片值得中国人永远自豪和骄傲的科技圣地。 
　　5月28日中午，在一曲悲壮的哀乐声中，一架担负特殊使命的专机徐徐降落在茫茫戈壁深处某空军基地。年迈的母亲不能前来，她含着热泪到西郊机场为我们送行。 
　　舱门打开，我和丈夫丁衡高，女儿聂菲，以及有关领导及科技人员代表，伴随哀乐，护送父亲的骨灰走下飞机。等进入基地场区，天空突然飘起淅淅沥沥的雨点，这让人们感到惊奇。这里原本干旱少雨，平时难得下雨，难道是上天也受到感动，在流泪吗？ 
　　机场离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还有近两个小时的火车路程。当缀着黑纱的灵车从机场缓缓驶向火车站时，肃立在公路两旁的空军基地的官兵，行庄严的注目礼。火车静候在铁路转运站上，这辆不知牵引过多少次火箭、卫星，载乘过多少执行发射任务的科技人员的火车，在父亲的骨灰到来之际，鸣笛志哀，悠长的汽笛声在大漠上空久久回荡…… 
　　在场区，雨丝绵绵，茫茫戈壁大漠弥漫着一片无尽的忧伤和悲痛。到达基地后，应广大官兵的要求，在基地礼堂举行吊唁活动。额济纳旗蒙族百姓按照民族风俗习惯，向父亲献上全羊、哈达和白酒，以表达最崇敬的追悼和哀思。 
　　29日早晨，在晨曦中，我们把父亲的骨灰盒安放进发射基地的烈士陵园。距离他的墓碑不远处，耸立着他的亲笔手迹：“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在父亲墓碑的周围，整齐地排列着604座坟茔，他们中有将军，有士兵，有科学家，也有普通的工作人员，墓碑上有的连姓名都没有。这里安葬着发射中心的第一任司令员孙继先，就是在大渡河边指挥十七勇士渡河的那个孙继先，父亲的老部下。这里还安葬着发射中心的第二任司令员李福泽、第三任司令员张贻祥…… 
　　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喜欢这里。是的，他将自己后半生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我国的科技事业中，他爱科学，爱科学家，他深知，知识分子对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来说，真是太重要了，没有他们，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而在戈壁深处的这个地方，一代代科研工作者和广大官兵默默无闻地奋战在此，牺牲在此，他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了我们民族的风骨和未来，他爱他们，他惦记他们，他希望与他们长相伴，长相随……   
　　魂归大漠戈壁(3)   
　　安葬了父亲，我们恋恋不舍地走了。 
　　在父亲百年诞辰前夕，我们又来到这里，我有太多的话想对父亲说，于是，我站在父亲的墓碑前，轻轻地说—— 
　　亲爱的爸爸： 
　　我们又来看您了——在您百年诞辰的前夕，在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刚刚从这里发射成功之后。 
　　您长眠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已经有7个年头了。说她神奇，是因为几十年来，在您和您的战友们以及众多的后来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之下，这里从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变成了现代化的航天港；说她神奇，是因为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导弹从这里起飞，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这里升空，中国的每一艘飞船又从这里翱翔九天。这里，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伟大精神的象征；这里创造的每一个奇迹，都是新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写照！ 
　　您的百年诞辰，恰逢共和国五十华诞。我们无限崇敬您，因为您一生为国为民，功勋卓著却从不居功自傲；我们永远怀念您，因为您留给后人的，实在太多太多。您是幸福的，因为您的一生是为理想奋斗的一生；您又是辛苦的，因为您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 
　　您走了，留下了对祖国的美好祝愿，留下了对后人的殷切期望……爸爸，我眼前又浮现了您欣慰的笑容。在您的凝望中，这里将不断创造中国的“第一”！〖=B51〗 
　　风吹来，发出沙沙的响声。我仿佛听到了父亲的声音，父亲说：“我都听到了，我都看到了。国家的科技事业不断攀登新的高峰，我好高兴啊……” 
　　泪水，霎时蒙住了我的双眼。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1)   
　　1958年，在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不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那句话，彭老总说：毛主席说“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我再加一条，用我们湖南话说：荣臻同志是个“驴驹子”，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彭老总所说的“驴驹子”，就是北方的小毛驴。毛驴吃得少，干得多，走得远，能负重，和后来人们常说的“老黄牛”很相近。彭老总的意思是，毛主席给了父亲这么高的评价，父亲可以满足了。 
　　据杨成武将军回忆，1967年7月下旬，毛泽东当时在南方巡视，他向毛泽东请示出席“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招待会的人员名单时，毛泽东指示，军队几位元帅都要出席招待会，并对几位元帅作了评价，谈到我的父亲时，毛泽东又说道：“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这样评价我的父亲。 
　　对十大元帅，毛泽东基本上都有过评价。比如他评价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他评价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等等。 
　　毛泽东对我父亲的这个评价，很多了解、熟悉父亲的人，都认为是很中肯的。在他们眼里，父亲对党无限忠诚，大局观、组织纪律观念很强，作风正派，为人忠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温良谦恭让，遇事敢于承担责任，顾全大局，不争功，不诿过。尤其他从来都是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不搞阴谋，更不背后整人。 
　　范济生、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这些老秘书，跟随父亲许多年，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父亲从不背后议论人，更不随便说人家的坏话。对人对事，他都是宽厚的，有仁义心肠。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光明正大者与搞阴谋诡计者的斗争，可以说从来没有停止过。远的不说，近的也不说，只说“文革”——林彪一伙，江青一伙，康生、陈伯达之流，便是搞阴谋诡计的代表。他们靠的就是挖空心思背后整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度的阴险、自私和狠毒。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看人往往能一针见血，有超越常人的一面。他评价我的父亲是厚道人，不会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他一定是通过很多的细节观察出来的。在他主政的漫长岁月里，少不了有人到他面前争宠、争功、告状、揭发，明哲保身，压别人抬自己。他一定发现了，那个叫聂荣臻的人总是很谦逊，总是很含蓄，总是不去说别人的坏话，总是少说多干，能忍则忍，谨慎为佳。 
　　因此，毛泽东发出那样的评价，也就自然而然了。 
　　父亲是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遇到事情，别人不敢站出来，父亲敢于站出来，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36年东征回到陕北后，在大相寺会议上坦然认错。 
　　1944年，晋察冀开高干会议，进行整风。会上，有人给父亲提了不少意见，这里面有很多是过头话，是不实之词，甚至有些是人身攻击。这给在延安参加整风的父亲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父亲的情绪一度低落。抗战结束，他回到晋察冀，那些说过他坏话的人，诚惶诚恐，生怕挨整。可是父亲一律不计较，该使用就使用，没听说哪个人受到打击排挤。肖克回忆说：“他对那些同志，始终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所以，他在老同志那里有这样一句看来很平常却又极难得的评价：聂荣臻不整人。” 
　　解放初期，父亲代理总参谋长时，有一天，毛泽东把他叫了去，一见面就猛批，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一封比较重要的电报，没经他看，总参就以军委名义批发了。毛泽东严厉地说：“以后不能越权，凡是以军委名义发的电报，一律先送给我看以后再发。” 
　　父亲当时就知道，毛主席批错人了，但他却没有吭声。 
　　后来，工作人员在翻查前一阶段的电报时，发现毛泽东批评的那封电报是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军委名义下发的，而不是父亲批发的。也就是说，父亲替张经武挨了批。有人怪父亲，为什么不和毛主席讲清楚，背了黑锅。父亲说，讲什么呀？以后都注意点，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是了。 
　　张经武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大为感动，说：“聂总这个人，真好。” 
　　范济生秘书还记得，五十年代初，有一天，几位老总在中南海居仁堂开会，开着开着，彭德怀、陈毅突然拍了桌子，大发雷霆，批评总参的某些问题。事实证明，那不能算是总参的问题，都怪到总参头上，是不对的。总参的那二十几个人，当时是最辛苦的，整天累得头晕眼花，换了别人，受到这样的冤枉，可能早就跳起来了。可是，我的父亲却一声不吭。会场外的雷英夫、安东、范济生、刘长明等人急得不行。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2)   
　　散会了，雷英夫、安东、范济生等人围着父亲，怪他为何不声辩一下。父亲说，彭总、陈总都在气头上，没必要顶牛嘛。再说，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听听人家的不同意见，有好处嘛。个人受点批评误解，算不了什么。 
　　父亲常说，遇到事情，要敢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不能上下推诿。 
　　父亲的得力助手、担任过总参办公室主任的安东生前曾说过：“聂总是厚道人，老实人，受人误解，甚至代人受过，自己也不去辩白。” 
　　1967年初，“大闹怀仁堂”时，父亲对林彪、江青一伙不分青红皂白，打击迫害干部子弟，表示十分愤慨，他说：“你们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不久，康生却指责叶剑英，说叶曾经讲过，中央文革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叶剑英感到奇怪，闲聊中说，他不记得自己讲过这句话。父亲对他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啦？” 
　　父亲后来专门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这让叶帅很受感动。“二月逆流”的参与者被林彪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后，父亲因心脏病住进医院，叶帅给我母亲打电话，让他转告父亲，说：“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父亲与叶帅的关系一直很好，他们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心有灵犀，这也是粉碎“四人帮”前后，国家命运最紧要的关口，他们能够默契配合的最重要的原因，否则，父亲怎么敢让杨成武传话？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一些“文革”期间曾经整过父亲的人，父亲后来也没有为难他们。他说，事情过去就算了，当时情况复杂，黑白颠倒，做错点事，有时难免。 
　　了解一个人需要漫长的过程，就像品一壶老酒，越品越有滋味。父亲大概就是个经得起品评的人。 
　　父亲绝不是那种没有原则的“老好人”、“和事佬”、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他是非常讲原则的，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他总是认真研究思考，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也不因有某些因素而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当年搞“两弹”，中央上层要下马的呼声很高，父亲认为坚决不能下马，所以他宁可得罪人，也顶着继续攻关，最终坚持下来了。 
　　他尤其注意组织原则，在中央对某一问题有了决定，或有了统一的看法时，他就绝不再讲个人的不同意见，也不对外暗示自己有不同的看法，他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保障。 
　　父亲的厚道还表现在，他总想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给予别人。老一辈的一些科学家们一直忘不掉，当初筹备五院时，哈军工的专家教授们最早来北京报到，当时五院还没有个正式办公处所，专家们住在哪里呢？父亲一时犯愁了，给专家们租旅馆住，他们坚决不干，大家都以艰苦奋斗为荣，怎么能随便花钱住旅馆？临时找点简陋房子安排他们住下了，父亲深感过意不去，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住处腾出来给专家们住。记得那时母亲和我都支持父亲这样做。我们准备临时去三座门招待所暂住。虽然后来专家们坚决不同意这样安排，让房的事没有成，但是，经历过这件事的人却一直记在了心里。 
　　父亲的厚道还体现在严于律己。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叶群当了他的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人的办公室，也陆续安排了首长夫人担任办公室主任。1962年的一天，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来到我家，对父亲说：“现在首长夫人都回来担任首长办公室主任了，可是你这里的主任还是范济生，范济生已经到国防科委任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你的办公室就让瑞华同志回来当主任吧！” 
　　肖向荣还说：“只要瑞华同志同意回来当办公室主任，一切手续都由我来办。” 
　　秘书们心里也很赞成，因为别人家都是这么干的，顺理成章。可是，父亲考虑片刻，口气坚决地说：“不要回来，她一直在地方工作，30年代就在地方工作，她没有在部队干过事，她到军队来干什么？”又说：“她不懂军事，回来干什么？” 
　　就这样，父亲把这件事给顶回去了。母亲一直在中组部工作到退休。 
　　母亲是个老资格，1952年定行政级时，她就是8级干部，直到她1995年去世，仍然是8级干部，半辈子没调过级，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觉得不合适，想给上级反映，父亲批评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你们不要管。钱够用就行了，什么级不级的。”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3)   
　　父亲对家人的用车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不准我们（包括母亲）随便用公家的车，我记得，五六十年代，母亲总是每天一大早就赶公共汽车到中组部上班，还自己带饭。有一次乘车时，太拥挤了，母亲被挤下来摔在马路边，额头肿了一个包，可她仍然坚持乘公共汽车。她对我说：“你爸爸的车，不该我们坐。我们坐上了，心里也不踏实。” 
　　关于乘车，我身上也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五十年代我在师大女附中读书时，一个寒冷的冬天，雪下了一夜，地上的雪近半尺厚。早晨，我推出自行车去学校赶早自习，范济生秘书看见了，决定派父亲的吉普车送我。我就是不同意，说：“爸爸说过多次，不让我坐他的车。再说，同学看见影响不好。”范秘书担心路滑难行，就对警卫员使个眼色，警卫员趁我不备，把自行车锁上，拿着钥匙跑开了。司机怕发动汽车引起父亲注意，叫范秘书等人帮着把车推到街上。我无奈只好上车。车到西单皮裤胡同口，离学校还有很远一段距离，我怕被同学发现自己搞特殊，坚决要求下车，然后挽起裤脚，踏着没脚的雪去了学校。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这些晚辈，一贯要求严格，他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为非作歹而家长又百般包庇纵容，十分反感，曾大力呼吁“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又说：“如果不正之风在家庭里代代相传，那就不要多久，我们民族的精神、党的优良传统都将荡然无存，岂不可虞！” 
　　父亲是有资格说这种话的。我是他惟一的女儿，我安心干我的工作，从来不给他添乱，我爱人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业，我和老丁惟一的女儿聂菲，更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从小就听爷爷的话，从小就知道艰苦朴素，裤腿短了，接一块，继续穿。家里人一直记得一件事：聂菲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在路上想买零食吃，挑来挑去，最后只买了一块果丹皮回来。她的外公看见她回来，就笑了，说：“我就知道，你最多也就是花几分钱，买个果丹皮解解馋。”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聂菲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学校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聂荣臻。从她身上，看不出有什么“特权”，她朴素得就像一个平常人家的孩子。 
　　我姑妈聂荣昌的三个儿子、李继津、李继宣、李继家，还有我姨妈张琪华的儿子周继刚、周继强、女儿周继英，都是从小就在我家生活。他们也是从小就受到我父母亲的教育和感染，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干事，稍有不慎，就会挨老人的批评。周继强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姨父周映渠也是个老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以后又在新四军五师任职，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在陕南他被叛徒出卖、国民党匪徒趁夜围攻时牺牲，灭绝人性的敌人竟然将姨父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城头示众。解放初，小继强来到我家，父亲爱怜地抚摸着他的脑袋说：“你是烈士的子弟，以后要好好学文化啊！”父亲母亲生活上关爱继强，政治上、工作上却对他严格要求，决不因他是烈士子弟而有所放纵。我记得母亲曾对他说：“你是烈士后代，永远不要做对不起革命先烈的事，在部队要服从领导，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好好锻炼自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表弟李继家在北京军区某部当兵，有一年春节，部队放假3天，单位领导给了他7天假，让他回来看望老人。除夕那天，继家刚踏进家门，父亲就盯上了他，问：“继家，你回来干什么？”当父亲得知情况后，严厉地说：“人家放假3天，你也不要搞特殊，过完节，赶快归队。不能当特殊兵！”结果，继家在家呆了3天，提前归队了。这件事，继家一直记在心里，他牢牢记住了舅舅的话，不能当特殊兵。后来他在部队工作，作风正派，老实肯干，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奖励。 
　　说句老实话，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从没在外面惹过事，更没给父母丢过脸。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父亲的厚道作风。他和母亲经常教育我，还有住在家里的孩子们，对人要诚恳厚道，讲信义。父亲曾说，旧社会过年，很多人家贴门联，其中常贴的就有“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中国传统的道德信条中，“厚”是很重要的一条，是“美德”之一。 
　　每每谈起高级干部的家风，父亲赞扬过陈毅、陈赓两家，说他们两家家教好，孩子们懂礼貌，忠厚传家。意思是让我们学习人家。 
　　父亲厚道惯了，全家人都受他的影响。他对我们和孩子都说过，还在教育她，待人要厚道，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诚恳待人。只有待人以诚，人家才能与你以诚相见。这就是互相尊重，就是谦虚谨慎。他还说，要善于与人共事，不要什么事都以自己想法为标准而去与别人相争。真正原则性的分歧，必须讨论清楚，是与非要明白；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有时也可争辩，但要心平气和，不可盛气凌人；至于个人之间一般性的分歧，最好采取“和为贵”的态度，互谅互让，互相尊重，因为谁是谁非很难说清，大多是由于个人经历、性格、爱好等等不同造成的。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4)   
　　当年搞“两弹一星”时，父亲就是这么尊重人的，所以那些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才从内心里尊重他，服从他。 
　　父亲的厚道表现在诸多方面，他对党，对领袖，对战友，对下级，对同志，对普通人，都是一样的厚道。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哪怕是面对一个普通护士，面对一个普通战士，说话时他也非常注重礼貌，不管让别人做什么事，他都要说“请你”什么的，从不颐指气使，指责别人。 
　　也许正因为他是个厚道人，他去世之后，才有那么多的人怀念他，念叨他。人们怀念他，为他落泪，并不是因为他当多大的官，也不是因为他是个元帅，而是因为他具有让人感动的品格。 
　　他活了93岁，是最后去世的一位元帅，而且是在睡梦中不知不觉仙逝的，死前头脑一直清醒，极少犯糊涂。医生说他，脑子像是六七十岁的人。 
　　晚年，他曾经念叨过，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没受过一次伤；搞过地下工作，没被捕过，算是福大命大之人。 
　　有人说他是“仁者寿”。也有人说他是“福帅”。 
　　著名文学家巴金说：“聂帅是个很有文化智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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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他身上，我还悟出：一个人必须多做事情，为民族为国家多做事情，做出好事情，人民才不会忘记他。   
　　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1)   
　　1999年，是父亲的百年诞辰，也是建国50周年。这个时候，我很想替父亲做点事情，更想替国家做点事情。想来想去，我想到，在庆祝建国50周年的时候，如果能够大张旗鼓地表彰一批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借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它必将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父亲的后半生，一直寄情于我国的科技事业，主要是抓出了两弹一星。当年，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应该大书特书。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30多年之后，那些为国家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仍然鲜为人知，仍然默默无闻，我觉得应该到了让人们知道并记住这些无名英雄的时候了。把两弹一星的精神弘扬光大，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如果父亲活着，一定会支持这样做的。 
　　有一天，我在参加一个活动时，碰到朱镕基总理，把自己的想法简单讲了一下。朱镕基认为有道理，可行。他当时很忙，就预定了一个时间，约我再去细谈。 
　　不久，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约我和丁衡高一起去与朱总理面谈。听完我们的想法，朱镕基说：“我个人赞成，是好事。”他提出，让我们再和锦涛同志谈谈，因为他分管书记处工作。 
　　三八妇女节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胡锦涛，和他约定了谈话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听完我的具体想法后，胡锦涛也表示同意和支持，并且说：“你就以老同志的名义，给中央写一封建议书，由中央研究后实施。”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那封建议书是由我、丁衡高、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一起讨论后完成的。1999年5月4日，以我个人的名义，送给了朱镕基和胡锦涛。 
　　信中说—— 
　　镕基、锦涛同志： 
　　建国初期，经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等决策、领导，由聂荣臻同志具体负责组织指挥，从1956年制订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到两弹（导弹、原子弹）一星（卫星）先后突破过关，这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上辉煌的篇章和中华民族历史上引以自豪的伟大成就……两弹一星的突破，标志着我国从技术落后状况，达到接近当时国际上相应的先进技术水平（位于美苏英法之后）。围绕两弹一星这几个重点，通过“任务带学科”的途径，自主研究，并从科学研究起步，发展成为一批新兴的工业，包括核工业、航天和航空工业，以及与之相应的新型材料、电子、计算技术、仪器仪表和精密加工、遥测遥感和自动化、重型和特种设备等新技术工业部门。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从科研、工业试验、型号的现场试验到装备运行的科技体系，组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相当强大的科技队伍，为我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投入的时间和财力、物力来说，我们也比美、苏、英、法等发达国家快得多，省得多。至于两弹一星对鼓舞我国人民的志气和信心，增强海外炎黄子孙对祖国的凝聚力，特别是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加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在国外封锁，国内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我国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排除万难，奋力拼搏，争取两弹一星的成功突破，这种精神，对于今天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方针，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更具有重要的鼓舞作用和现实意义。 
　　我还在信中说，由于历史（尤其是保密）的原因，对研制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只在内部奖励过，从未公开。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美国还有人在诬蔑我们的核弹和火箭技术，是从他们那里偷来的！现在该是还历史以真实、让事实来说话的时候了。 
　　中央书记处召集有关部门认真讨论后，确定了受奖人员名单，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 
　　当天下午，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到会，出席大会的有科技人员的代表和各大单位的代表，共1万余人。 
　　会议由委员长李鹏主持，朱镕基总理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章”的决定： 
　　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樨、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2)   
　　丁衡高代表中央专委办公室介绍了两弹一星研制经过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江泽民给科学家们授勋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了“两弹一星”工作的伟大成就，全面总结了“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第一，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第二，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第三，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四，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第五，坚持科学管理，始终抓住质量和效益。 
　　江泽民精辟阐述了“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 
　　江泽民充满深情地说：“我们要永远记住那火热的战斗岁月，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 
　　坐在人民大会堂，此情此景，使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的确，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这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和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这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应该记住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队伍，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受表彰的23位科技专家只是他们的杰出代表，辉煌和荣誉同样属于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正是他们年复一年的埋头苦干，铸造了属于祖国也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无上光荣。 
　　在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又一次想起了父亲。我仿佛看见，父亲就在我们中间，正和我们一起进行着新的伟大攀登……     
　　山高水长 后记   
　　后记   
　　父亲逝世后，许多同志热情地鼓励我，要求我讲讲有关父亲的故事。 
　　我却迟迟没有动笔。我一岁多离开父亲，十六岁才回到父亲身边；后来又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到国防科技战线工作。几十年中，与父亲聚少离多。我担心自己对父亲了解不够、理解不够，有负同志们的期望和重托。 
　　父亲离开我们十几年了，我总觉得父亲并没有离去，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当我来到国防科研试验基地，当我来到科研院所，当我来到晋察冀革命老区，当我来到故乡重庆江津，从科技战线老一辈领导者、科学家的回忆中，从广大指战员的怀念中，从老区乡亲们的讲述中，从故乡父老的思念中，总能听到父亲那么多的事迹，总能听到人们那么亲切地说起“聂帅”、“聂总”…… 
　　记得父亲逝世前对我说：“你的童年受了许多磨难，你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党对你的教育和培养。你的成长历史应该写下来，很有意义。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你的母亲，没有你母亲，就没有我们全家今天的团圆。你要好好照顾母亲啊！” 
　　三年后的1995年，母亲也逝世了。 
　　在绵绵不断的缅怀和思念中，我终于下定决心，讲讲父亲的故事。 
　　这是我的心愿，更是我的责任。 
　　作为女儿，他是我亲爱的爸爸；作为军人，他是我敬爱的元帅；作为科技工作者，他是我尊敬的领导者。父亲不仅仅属于我自己，他属于我们伟大的祖国，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属于那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属于我们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和部队官兵。 
　　于是，从2002年寻访晋察冀老区开始，我着手对父亲的经历和故事进行全面收集和整理。 
　　是回忆，是怀念，是寻找，是发现，在一次次的采访、座谈中，在一次次的阅读、思考中，父亲的足迹越来越清晰，父亲的形象越来越亲切。 
　　我想说，父亲是一座山，无论从哪个角度走近，都能发现美好的风景； 
　　我想说，父亲是一本书，无论从哪一页阅读，都能受到启迪和激励； 
　　我想说，父亲是一双明澈的眼睛，无论走多远的路，他都在深情地注视着你、祝福着你； 
　　我更想说，父亲就是父亲。他是一个厚道的人、高尚的人…… 
　　如果我的这些感受能够传达给读者朋友们，那将是我极大的欣慰。 
　　谨以此书献给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50周年，献给我的父亲诞辰110周年、母亲诞辰100周年。 
　　父亲的一生波澜壮阔、丰富多彩，我在这本书中讲的只是自己经历和后来了解的故事。限于篇幅，还有许多事情未能一一详述，难免有不足之处，衷心希望前辈、同志和读者批评指正。 
　　感谢李继耐、陈炳德和迟万春同志对于我写作本书的热情鼓励；感谢总装备部政治部和北京军区政治部的领导同志给予的积极支持；感谢我的爱人丁衡高同志，他对本书的写作一直热情支持，全力帮助；感谢原聂帅办公室、聂帅传记组工作人员周均伦、陈克勤、王红云同志，他们帮助我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感谢父亲的老秘书范济生、刘长明、甘子玉同志，和聂勋材、周继强等同志，他们认真审稿，核实史实，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感谢总装备部宣传部有关同志和常红同志，他们积极协调、联络，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感谢作家彭继超、陶纯同志，为资料和文字的整理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协助我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感谢所有为本书的写作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同志们。本书来自www.abada.cn免费txt小说下载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