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

一九五三年的索尔仁尼琴

前苏联集中营分布图

监禁于古拉格的囚犯

索尔仁尼琴在演讲

目 录

第一部　监狱工业

第二部　永恒的运动

第三部　劳动消灭营

第四部　灵魂与铁丝网

第五部　苦役刑

第六部　流放

第七部　斯大林死后

附　录

第一部　监狱工业

“在专政时代，在处于敌人四面八方包围的情况下，我们有时表现出了不应有的温和、不应有的心软”。

克雷连科：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时的发言

第一章　逮捕

这个神秘的群岛人们是怎样进去的呢？到那里，时时刻刻有飞机飞去，船舶开去，火车隆隆驶去——可是它们上面却没有标明目的地的字样。售票员也好，苏联旅行社和国际旅行社的经理人员也好，如果你向他们询问到那里去的票子，他们会感到惊异。无论整个群岛，还是其无数岛屿中的任何一个，他们都毫无所知，毫无所闻。

那些去管理群岛的——通过内务部的学校进入那里。

那些去担任警卫的——通过兵役局征召。

而到那里去死亡的，读者，如像你我之辈，唯一的必经之路，就是通过逮捕。

逮捕！！说它是你整个生活的急转剧变？说它是晴天霹雳对你的当头一击？说它是那种并非每人都能习惯并往往会使你失去理智的不可忍受的精神震荡？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坼了。

如果对你说：你被捕了——那么难道还会有什么东西能在这场地震中保持屹然不动吗？

但是，糊涂了的脑子不能理解这种天崩地坼的变化，我们中间最聪颖和最愚拙的都一概不知所措，于是在这一时刻只能从自己的全部生活经验中挤出一句话来：

“我？？为了什么？！？”

在我们之前就已重复过千百万次的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答复。

逮捕——这是瞬息间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惊人的变动、转换。

在我们生活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时常沿着一些围墙、围墙、围墙——烂木头做的、土坯砌的、砖砌的、混凝土的、铁的——幸福地疾驰而过，或者不幸地踟蹰而行。我们没有思索过，它们的后面是什么？我们既不曾试图用眼睛也不曾试图用悟性往那后面窥看一下——而那里恰好正是古拉格之邦开始的地方。而且我们也没有察觉在这些无尽头的围墙上有着无数修得结结实实的、伪装得很好的小门。所有所有这些小门都是为我们准备的！——瞧，一扇不祥的小门迅速打开了，四只不习惯于劳动却善于逮人的白白嫩嫩的男人的手，抓住我们的脚，抓住我们的手，抓住衣领，抓住帽子，抓住耳朵，象捆草一样拖了进去，而我们后面的小门，向着我们往日生活的小门，便永远关上了。

完了。你被捕了！

对此我们也就什么也回答不出来，除了发出小绵羊的咩咩叫声：

“我吗？为了什么？？……”

这是使人眼花缭乱的电闪雷击，从此，现在就变为过去，而不可能的事却成为真实的现在。这就叫做逮捕。

如此而已。无论在最初的一小时，无论在头几昼夜，你的脑子里什么别的也装不进去了。

在你的绝望之中，马戏团的道具月亮还会向你闪出光亮：“这是一个误会！会弄清楚的！”

而其他的一切——那些现在已经变成关于逮捕的传统概念，甚至变成文学概念的东西——将不在你的惶惑的记忆中，而在你的家属和邻居的记忆中积聚和构成。

这是刺耳的夜间门铃声或粗暴的敲门声。这是夜间执行任务的行动人员穿着不擦干净的靴于雄赳赳地跨进门来。这是在他们背后跟进来的吓得发呆的见证人（干吗要这个见证人？——遭难者不敢想，行动人员记不得，但按条令应当这样做，于是，为了签名作证，他就必须通宵坐以待旦。而且为这个从被窝里被拽出来的见证人设想，一夜一夜地走来走去帮助逮捕他自己的邻居和熟人，这确实也是活受罪人

传统的逮捕——还有发抖的手为被带走的人收拾东西：替换衣服、一块肥皂、一些食物，然而谁也不知道该穿什么，可以穿什么，怎样容更好些，而行动人员却在催促着，阻止着：“什么也不需要。那里会给吃饱的，那里是暖和的。”（都是谎话。而催促是为了恐吓。）

传统的逮捕——不幸的人被带走以后，还有一股严厉、陌生、盛气凌人的势力一连许多小时在住所里作威作福。这就是——撬锁破门，从墙上扯下和扔下东西，从柜子和桌子里把东西扔到地上、抖、撒、撕，——于是地板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堆积如山，靴子在上面踩得咯吱作响。而且搜查时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没有的！在逮捕机车司机莫诺申的时候，房间里停放着一具他刚死去的婴儿的小棺材。司法人员们把婴儿从棺材里扔了出来，他们在那里也进行了搜索。还把病人从被窝里拽出来，还解开绷带。而且在搜查时什么都不可能被认为是荒唐的！古物爱好者切特维鲁被抄走了“若干张沙皇谕旨”——那就是：关于结束同拿破仑战争的谕旨，关于组织神圣同盟的谕旨，以及祈求祛除一八三O年霍乱的祷文，我国优秀的西藏通沃斯特利科夫被查抄了珍贵的西藏古代手抄本（过了三十年，死者的学生们好不容易才从克格勃手中把它们抢救出来！）。在逮捕东方学家涅夫斯基时，拿走了唐古特（西夏）人的手抄本（过了二十五年，为表彰对这些抄本的译释，给死者追授了列宁奖金）。卡尔盖被抄走了叶尼塞流域奥斯恰克人的文献档案，他所发明的文字和字母被禁用，于是这个小民族就始终没有文字。用知识分子的语言来描述这一切话就长了，而民间关于搜查是这样说的：什么没有找什么。

凡查抄的东西一概运走，有时还迫使被捕者本人搬运——如像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帕尔钦斯卡娅就曾把她那个永远精力旺盛的已故丈夫、俄国的伟大工程师的一袋文件和书信扛上——送到他们的虎口里，一去永不复返。

对于逮捕后留下的人，日后将是漫长的被搅乱了的空虚生活，尝试去递交东西。但从所有的窗口听到的总是狗吠般的声音：“名单上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在列宁格勒大逮捕的日子，要走近这样的窗口甚至得排上五昼夜的队。只有经过一年半载，也许被捕者本人会发出点回音，或许从里面会传出一句话：“该犯没有通信权。”而这就已经意味着——此生休矣。“没有通信权”——这几乎无疑地是说：已遭枪决。

一言以蔽之，“我们生活在可诅咒的条件下，一个人忽然下落不明了，连最亲近的人——妻子和母亲……都整整几年不知道他的情况。”说得对吗？不对吗？这是列宁于一九一O年在巴布什金的讣告中写的。说一句直率的话：巴布什金为起义者运送武器，因而遭到枪杀。他知道他是在冒什么风险。与我们这些家兔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是我们关于逮捕的概念。

上面描述的这种类型的夜间逮捕，在我国确乎是惯常的做法，因为它有一些重大的优越性。住宅里的所有人听到第一响敲门声就被吓破了胆。逮捕对象是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的，他还完全处在半睡不醒的无能为力的状态中，神智是不清的。在进行夜间逮捕时，行动人员在力量上占有优势：他们是几个武装人员前来对付一个裤子都没有穿好的人；在收拾东西和进行搜查时，想必在门口不会聚集起一群遭难人的可能拥护者。按次序不慌不忙地先光临一所住宅，然后去另一家，明天再去第三家和第四家，这样，编内行动人员便可以得到合理的使用，能够把比这些编内人员多许多倍的城市居民关进监狱。

这种夜间逮捕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无论毗邻房屋，无论城市街道，都看不见一夜之间带走了多少人。这种夜间逮捕吓坏了近邻，对于远邻来说却算不了什么事件。它们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夜间，“乌鸦车””在这条柏油马路上往来奔驰，白天，年轻的一代举着旗帜和花束，唱着欢乐光明的歌曲沿着它迈步行进。

但是，对于那些以抓人为专职的捕手来说，被捕人的惊恐惨状不过是习以为常、腻烦厌人的琐事，他们对逮捕行动的理解要广泛得多。他们有一大套理论，不要想得天真，以为这种理论是不存在的。逮捕学——这是普通监狱学教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坚实的社会理论基础。逮捕有依各种特征的分类法：夜间的和白天的；家中的、工作地点的、路上的；初次的和重复的；分散的和成群的。逮捕可以依照所需的出其不意程度、依照预期的抗拒程度（可是在几千万个场合根本没有预期会发生任何抗拒，而且确实没有发生）来进行区分。还可以按照预定的搜查的严重程度，按照是否要作查抄物品登录，是否查封房间或住宅；是否要随丈夫之后并把妻子逮捕而子女则送到保育院去，或者把剩下的全部家属发送流放，或者还把老人们也送去劳改营等等来区分逮捕。

还单独有一整套的搜查学（我曾读到过供阿拉木图法律函授学校学生用的小册子），书里大为赞赏一些司法人员，他们在进行一次搜查时，不怕麻烦地翻腾三十二吨粪肥、六万木材、两大车干草，清除了整个宅旁园地的积雪，从炉子里掏出砖头，掏了脏水坑，检查了抽水马桶，在狗窝、鸡窝、鸟巢里作了搜寻，刺穿床垫，从身上揭下贴着的膏药，甚至拔下金属假牙找寻是否藏有缩微文件。此书向学生们竭力推荐，一次搜查要从人身开始，以人身结束（以防这人顺手从搜查过的东西中抓走某些物件）；事后还要去同一地点，但要在早晚不同时间，再作一次搜查。

不——不，逮捕的方式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伊尔玛·明戴尔是个匈牙利女人，她在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弄到了两张大剧院的戏票，是头排位置的。侦查员克列盖正在追求她，所以她就邀请克列盖一起去。他们温情脉脉地度过了全部演出时间，而在演出结束后，他就把她直接带到了卢宾卡。一九二七年六月里，百花盛开的一天，在库兹涅茨桥，脸颊丰满梳着褐色辫子的美人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刚给自己买了蓝色的连衣裙料子，有一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走来请她坐上马车（而车夫却已经明白了，便皱起了眉头：机关是不付车钱的），要知道这并不是幽会，而是逮捕：他们现在就拐到卢宾卡，驶进黑洞洞的大门。如果说（过了二十二个春天以后），穿着白制服、身上散发出贵重香水气息的海军中校包利斯·布尔科夫斯基给一个姑娘买了块大蛋糕，那末请不要发誓保证，这块大蛋糕定会落到姑娘手中，而不是被搜查人员划得刀痕纵横，并由他本人带进他的最初的牢房去。不，无论白天的逮捕，路上的逮捕，以及大庭广众的逮捕，我们这里从来也没有忽视过。然而，它做得干净利落，并且，令人惊异不置的是，遭难者本人同行动人员总是协调配合，尽可能显得气度雍容，为的是不使别的活着的人们察觉出这个大限已到的人的灭亡。

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到家里敲门进去加以逮捕的（要敲的话，也得由房屋管理员或邮递员去敲），也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在工作地点加以逮捕。如果预定要逮捕的人极为机灵，逮捕宜于在离开他所习惯的环境的地方进行——离开他的家属，离开同事，离开志同道合者，离开密室：他什么也不应当来得及销毁掉、藏起来、转移出去。对于军界的或党的大官们，有时先给一个新的任命，拨给一节有客厅的车厢，在途中再加以逮捕。某一个被挨家逐户的捕人吓呆了的，已经整一个星期因上司阴沉冷漠的脸神而惴惴不安的无名小卒——突然被叫到工会委员会去，在那里满面春风地给了他一张到索契去的疗养证。家兔感动了——这么说，他的恐惧是徒然的。他表示感谢，他欢天喜地急急忙忙跑回家去收拾箱子。离开车还有两小时，他责骂笨手笨脚的老婆。好了，终于到达了车站！还有时间。在旅客候车室里，或者在卖啤酒的柜台旁，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喊了他一声：“彼得·伊凡内奇，您没有认出我来吗？”彼得·伊凡内奇不知如何是好：“好像没有，虽然……”年轻人态度十分亲热地说：“啊，可不，可不，我来提醒您吧……”接着向彼得·伊凡内奇的妻子恭敬地哈腰请求：“请您原谅，您的丈夫过一会儿就……”妻子允许了，这个陌生人就像知交似地挽着彼得·伊凡内奇的手把他带走了——永远或者为期十年！

车站四周熙熙攘攘什么也没有察觉，……爱好旅行的公民们！不要忘记，在每个车站上都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派出机构和几间监室。

假熟人的这种纠缠是那样厉害，一个没有受过劳改营狼一般训练的人是不那么能够轻易摆脱掉的。不要以为，如果你是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譬如名叫亚历山大·德·，那么你就不会光天化日之下在高尔基大街中央电报大楼近旁被逮捕。你的素昧平生的朋友穿过稠密的人群向你奔来，摊开那善于抓捕的双手：“萨夏！”他不是埋伏在一边，而是干脆朝你喊“喂，好朋友！多少年不见了！？来，咱们往旁边站站，别妨碍人家。”而在旁边，在人行道边，这时正好开来一辆“胜利牌”小汽车……（过几天塔斯社将在各报愤怒声明：有关方面对亚历山大·德·失踪一事毫无所知）。是啊，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好汉们在布鲁塞尔也搞过这样的逮捕（若拉·勃列德诺夫就是这样被捕的），在莫斯科算个什么。

应当给机关以应有的赞扬：在演说家的讲话、剧院的演出和妇女服装式样都像是从传送带生产出来的时代，逮捕方式还能使人感到一些多样性。你被带到工厂出人口的一旁，在你用通行证确证了自己身份以后——你就被抓走了；你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被从军医院抓走（安斯·伯恩施坦），而医生却并没有对你的逮捕表示反对（他反对试试！）；你直接从手术台上、在做胃溃疡手术时被抓走（H。M·沃罗比尧夫，边疆区国民教育局督学，一九三六年）——半死不活地，全身是血，就被送进了牢房（卡尔普尼奇回忆）；你（纳吉亚·列维茨卡妮）要求会见被判刑的母亲。给你会见！——而这却是对质和逮捕！你在食品店被请到定购部去，在那里就把你逮捕；逮捕你的人是你看在基督面上让他在家留宿了一夜的朝圣者；逮捕你的是来抄电表的电工；逮捕你的是在街上与你相撞的骑自行车人；铁路乘务员、出租汽车司机、储蓄所职员和电影院管理人员——所有这些人都会逮捕你，你只是事后才会看到藏得很好的深红色证件。

有时，逮捕好像是一种游戏，在这上面用了多少过分多余的奇思巧想，花了多少吃饱了没处消耗的精力，其实，不这样做遭难者也不会作什么抵抗的。是否行动人员想这样来显示自己的工作，来为其众多的人数进行辩解。其实看来只需给所有预定要抓起来的家兔们分送去传票就够了——他们自己就会在指定的时刻带着小包裹走进国家安全机关的黑色铁门，以便在给他们预定好的牢房里占有一席之地。（对集体农庄庄员正是这样逮捕的，难道还需要夜间穿过荒郊野地上他家去？把他叫到村苏维埃去逮捕起来就行了。粗活工人一般是叫到办公室去逮捕。）

当然，任何机器都有自己的吞进额，超过这个定额它是办不到的。在紧绷绷满腾腾的一九四五——四六年，那时一辆一辆的军用列车从欧洲开来，需要一下子把它们全部吞进并送到古拉格群岛去，——这种花样丰富的游戏已经没有了，理论也大大地褪色了，举行仪式用的羽饰也丢光了，结果几十万人的逮捕弄得像于巴巴的点名：拿一张名单站在那里，从一列车里喊名叫出来，再关进另一列车去，这就是逮捕的全貌。

我国几十年政治逮捕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被抓起来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因此也就是不准备作任何抵抗的。造成了一种谁都是在劫难逃的共同感觉，一种不可逃脱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手掌的观念（在我国的身份证制度下，这是符合实际的）。在逮捕流行病蔓延时期，人们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向家里人告别，因为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连那个时候，他们都几乎没有人逃跑（只有少数人自杀）。这正合需要。驯羊狼好啃。

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还由于对逮捕流行病的机制不了解。逮什么人，不碰什么人，机关往往没有切实的选择依据，而是为了完成控制数字，凑齐数字可能有一定规律，也可能带有完全偶然的性质。一九三七年有一名妇女到新切尔卡斯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待站去，询问如何处理她被捕邻居的没有奶吃的乳儿。那儿的人对她说：“清等一等，我们查一下。”她坐待了两个小时光景——就从接待站被抓走送进了牢房：正急需凑满数字，可是又派不出那么多工作人员到全城去抓，而这一位已经自己送上门来！相反，住在奥尔沙附近的拉脱维亚人安德烈·巴威尔，内务人民委员部上门去抓他，他不开门跳窗户跑了，一口气逃到西伯利亚。虽然他用自己的真名实姓住在那里，而且证件上写得清清楚楚，他是从奥尔沙来的，他却始终没有被关进去。既没有被机关传讯，也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因为有三种通缉：全苏联的、共和国的和省的，而对逮捕大流行时期的逃犯，至少有一半不会宣布省级以上的通缉。根据偶然情况，诸如邻居告密等，决定逮捕的人犯，很容易用另一个邻居顶替。像安德烈·巴威尔那样，偶然落入围捕圈或陷入设伏的住宅并有勇气即刻在第一次审讯前逃跑的人，从来也不会遭到追捕和受到追究；谁要是留下来等待公正处理，谁就得到刑期。然而几乎所有的人，占压倒多数的人，正是这样表现的：犹豫畏缩，束手无策，听天由命。

诚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抓不到所需要的人的情况下，往往让亲属具结不出境，而随后补一个手续，用留下的人代替逃跑的人，是轻而易举的。

普遍的无辜也就产生普遍的无所作为。也许还不至于被抓起来？也许这样就对付过去了？A·H·拉德仁斯基是偏僻的科罗格里沃地方学校的主要教师。一九三七年在集市上有一个农民走到他身旁转达了某人的话：“亚历山大·伊万内奇，快离开吧，你已经上了名单了！”可是他留了下来：要知道整个学校都靠我支持，他们自己的子女也在我这里念书——他们怎么会把我抓起来？……

（过了几天就被捕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万尼亚·列维茨基在十四岁的年纪就懂得：“每个诚实的人都应当入监牢。现在爸爸在坐牢，等我长大了——也会把我关起来的。”（他二十三岁被关进监牢。）大多数则麻木不仁地抱着一线希望。既然你是无罪的，——那为什么要把你逮起来呢？这是错误！人家已经抓住你的衣领在拖，而你却还暗自念念有词：“这是错误！一弄清楚——就会放出来！”把其他人大批关进去，这也不像话，但是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谁弄得清楚：“也许拔一个恰好是……？”至于你，你肯定是无辜的！你还把机关看成是合乎人类逻辑的机构：一弄清楚，就放出来。

因此你干吗要逃跑呢？……你怎样可以抵抗呢？须知你只会恶化自己的处境，你会妨碍把错误弄清楚。你连下楼梯都跟着脚，因为叫你不要让邻居听见，哪里还谈得上进行什么抵抗。

后来在劳改营中他便会痛切感到，如果每个行动人员夜里去执行逮捕时，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因而也和自己家属诀别的话，那情形会怎样呢？如果在大规模捕人入狱时期，比如在列宁格勒，当把全城四分之一的居民投入监狱的时候，人们不是坐在自己的洞穴里，听到每一次大门砰砰响声和楼梯上的脚步声就吓得发呆——而是明白了他们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于是精神抖擞地几人一组手中拿着斧头、锤子、火钩子，拿着顺手拿到的一切东西在自己的门道里设下埋伏，那又会怎样呢？既然早就知道，这些夜间便帽客来者不善——那就给杀人凶手迎头痛击，这决不会错。还有那辆停在街上只坐着一个司机的“乌鸦车”——赶走它，或者扎穿车轮n机关不会马上算出工作人员和车辆的缺额，这样一来，不管斯大林多么渴求，这个可诅咒的机器一定会停下来！

如果……如果……对于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简直是咎由自取。

再者，抵抗什么呢？拒绝解下裤带？或者拒绝站到房间角落里？或者拒绝跨出家门槛？逮捕是由一连串小动作、是由许多细微末节构成的。为了单独的任何一件小事，似乎都没有意思去争论（当被捕者的思想围绕着一个大问题“为了什么？”在转圈子的时候），而所有这些小动作集合在一起也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了逮捕。

一个刚被捕者的心里有多少事儿在翻腾！——光这一点就足够写一本书。那里可能有着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感情。一九二一年逮捕十九岁的叶夫根尼娜·多雅林科的时候，三个年轻的契卡人员在她的床铺里、放衣物的五斗柜里东翻西找，她都不在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找到的。可是，突然他们碰了她连母亲都不会给看的隐秘日记——三个充满敌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读着她的日记。这件事对她的震撼，超过整个卢宾卡连同它的栅栏和地下室。在许多人说来，逮捕对这种私人感情和眷念的伤害，可能要比监狱的恐惧或政治思想强加于他的强烈得多。一个内心对暴力未做准备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总是弱者。

稀有的一些聪明而大胆的人刹那间就明白了该怎么办。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格里高里耶夫一九四八年在来人抓他的时候，筑起防栅进行抵抗，赢得了两小时的时间去烧毁文件。

有时，被捕的主要感觉是如释重负，甚至……高兴，但这是发生在逮捕大流行时期：当四周围正在把像你那样的人一个个抓起来的时候，而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却老不来抓你，不知为什么老是拖延——须知这种困扰，这种煎熬要比任何逮捕都叫人受罪，而且这不仅对软弱的人是这样。以后我们还将多次提到的瓦西里·弗拉索夫，一个无所畏惧的共产党人，不顾他的非党助手们的劝告，决意不逃跑。卡德区的全体领导人都已被捕（一九三七年），但却老是没人来抓他，他吃不消这种精神压力，只能自己把脑袋伸出去挨打——他被收押了，也就安心了，并且在被捕的最初一些日子里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伊拉克里神父一九三四年到阿拉木图去访问被流放的教徒们，在这期间已经到他莫斯科的住所去抓过他三次。当他回来的时候，教民们到车站去接他，没有让他回家。把他从一家到另一家地辗转藏匿了八年。神父被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折磨得精疲力尽，所以当一九四二年终于把他抓起来的时候，他竟高兴地给上帝唱起赞美诗来。

在这一章里，我们讲的都是群众，都是那些莫名其妙被关进去的家兔们。但我们在书中还将涉及那些在新时代里依然是真正的政治人物的人。薇拉·雷巴科娃，一个女大学生——社会民主党人，在外面的时候她一直向往着苏兹达尔隔离所：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指望会见老同志们（外面已经没有这些人了），养成自己的世界观。女社会革命党人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排在一九二四年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进监狱，因为进去的都是俄国最优秀的人物，而她却还没有为俄国做什么事。但是外面的世界已经不让她呆下去了。这样，她们俩人都抱着自豪和欢快的心情走进了监狱。

“抵抗！为什么不见你们抵抗！”——现在那些始终太平无事的人倒责骂起我们来了。

是呀，抵抗本应从这里、从一逮捕起就开始。

但没有开始。

就这样，你被他们带走。白昼逮捕必定有这个不可重演的短暂时刻——或者采取隐蔽的方式，事先偷偷摸摸和你约好，或者公然不讳地，手枪亮在外面——穿过人群，夹在千百个同样无辜也同样免不了遭难的人们当中把你带走。你的嘴并没有被堵住。因此你可以并且本来应当叫喊！你应当大喊大叫，说你被捕了！说乔装打扮的坏蛋们在抓人！根据诬告在抓人！对干百万人在进行无声的摧残！我们的同胞每天多次地在市内各处听到这样的呼叫，也许会激愤起来？也许逮捕会变得不那么轻而易举！？

在一九二七年，当驯服性还没有使我们的脑子那么软化的时候，大白天在谢尔普霍夫广场上，两名契卡人员企图逮捕一个女人。她抓住路灯杆子，叫喊起来，不肯就范。一大群人聚拢来（需要有这样的女人，但也需要有这样的人群！过路行人并没有全都低下眼睛，并没有全都急忙从旁边溜过去！）。这两个手脚麻利的年轻人当时就为难了。他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干活。他们坐上汽车跑了（这个女人本该立即上火车站，坐车离开！而她却回家去过夜。于是夜里就把她带到了卢宾卡）。

但是，从你那干涩的嘴唇里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因而过往的人们便把你和你的刽子手们误认为是一起遛弯儿的好朋友。

我自己也有过许多次叫喊的机会。

在我被捕后的第十一天，三名白吃饭的反间谍人员把我带到了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他们的主要负担是四只装战利品的箱子，而不是我（经过长途跋涉。他们对我已经完全放心了）。他们名为特派押使，实际上是在押解我的借口下，把他们自己和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死灭尔施”（反间谍机关）的长官们从德国抢来的财物运回家。他们背的自动步枪除了妨碍他们搬运四只沉甸甸的箱子，没有任何用处。第五只箱子由我毫无兴致地拿着，其中装着我的日记和创作——揭发我的罪证。

他们三个人对首都都不熟悉，因此选择到监狱去的最近路线，把他们带到他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卢宾卡（而我却把它同外交部大楼弄混了）去的责任就落在我头上了。

在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里过了一昼夜；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过了三昼夜，那里的难友们已经对我进行了教育（让我明白了侦查员的欺骗、威胁、殴打；明白了一旦被捕就再也不会放回；十年刑期是无可幸免的），在这以后——我突然脱身出来，至今已经有四天像一个自由人那样走在自由人中间，虽然我的身子已经在牢房马桶旁的烂草上躺过，虽然我的眼睛已经看到过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夜不成寐的人，耳朵已经听到过真情实况，嘴巴已经尝过烂菜汤的味道——那我为什么仍然默不作声呢？为什么不利用我最后公开露面的机会使受骗的群众恍然醒悟呢？

我在波兰的布罗德尼察市里保持了沉默——但是，也许那里不懂俄语？我在别洛斯托克的街道上没有喊出片言只语——但是，也许这一切同波兰人无关？我在沃尔科维斯克站上没有吭一声——但它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我在明斯克的月台上带着这些强盗们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但车站还是破烂不堪的。现在我领着这些特科人员走进白俄罗斯地铁站上层的白色圆顶前厅，它灯光辉煌，两条平行的滚动电梯密密麻麻地站满莫斯科人，迎着我们升上来。他们好像都在瞧着我！他们像无穷无尽的长带，从底下无知的深处——向着光彩夺目的圆顶，向着我不停地伸延过来，要求得到哪怕是片言只语的真情——那么我为什么仍要沉默？？！

然而，每个人都有一打自圆其说的理由，解释他没有牺牲自己是对的。

他们还希望有一个平安的结局，怕一叫喊就坏了事（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来自阴曹地府的消息，我们不知道从刚一抓起来的时候起，对我们的命运已按最坏的方案作了决定，因而再也不可能把它变得更坏了）。其他一些人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构成向群众呐喊的内容的那些概念。须知只有革命家，他的口号才在唇上，到时候便会脱口而出，而一个驯顺的、毫不相干的庸人，这种口号从何而来呢？他干脆不知道他该叫喊什么。最后，还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胸中积郁太深，眼见的世事太多，怎能在几声不相连贯的叫喊中把一湖之水倾吐出来。

我，我之所以默不作声还有一个原因：这些站立在两条滚动电梯上的莫斯科人，对我说来还太少——太少了！这里能听到我号叫的有两百人，就算两百人再加一倍，那么两亿人怎么办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将向两亿人呼喊……

暂时，我没有开口，滚动电梯不可遏止地把我拉向地狱。

我在猎市大街也还将保持沉默。

在大都会饭店附近也不会叫喊。

在耶稣殉难地卢宾卡广场也不会挥动双手……

我所受到的大概是所能想象的最轻一种形式的逮捕。它不是把我从亲人的怀里夺走，不是迫使我离开人们所珍惜的家庭生活。它是在萎靡的欧洲的二月天里，从我方插向波罗的海的、不知是我们包围了德军还是德军包围了我们的一支狭长的箭头上把我批出来的，使我失去的只是混熟了的炮兵连以及战争最后三个月的景象。

旅长把我叫到指挥部，不知为什么问我是否带着手枪，我把枪交了，丝毫没有怀疑到会有什么名堂，——突然，从神情紧张地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的随从军官中跑出两个反间谍人员来，三步两步蹦到我身边，四只手同时抓住我的红星帽徽、肩章、腰带、图囊，戏剧性地叫道：

“你被捕了！！”

我像从头顶到脚底被灼伤、被刺穿似的，找不出什么更聪明的话来，除了说：

“我？为了什么？！”

虽然这个问题平常是得不到回答的，但奇怪的是，我却得到了回答。这值得一提，因为这太异乎寻常了。反间谍人员刚结束了对我的搜查，与图囊一起拿走了我记录我的政治思考的本子。德国炮弹炸得玻璃震颤，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于是连忙把我推向门口。这时一个果断的声音突然向我传来——是的！穿过那随着一声“你被捕了”而在我和留下的人们之间沉重地落下的闸门，穿过这个什么声音都不敢通过的瘟疫带——传来了旅长的不可思议的神奇的话！

“索尔仁尼琴。回来。”

于是，我就一个急转身从反间谍人员的手里挣脱出来，回头向旅长走去。我对他了解很少，他从来没有降低身份同我作过普通的谈话。他的脸对我来说，一直是命令、号令、愤怒的表象。现在它却由于沉思而显得明朗起来——是对自己身不由土地参与肮脏勾当而感到羞愧？是突然产生的要打破终身的可怜的从属关系的冲动？十天以前我从他的拥有十二件重武器的一个炮兵营陷入的包围圈中，把自己的侦察炮连几乎完整无损地带了出来，而现在他却必须在一纸公文面前同我划清界线。

他每个字都很有力量地问道：“您……有个朋友在第一乌克兰方面军？”

“不行！……您没有权利！”——反间谍机关的大尉和少校冲着上校叫喊起来。墙角里站着的随从参谋人员惊恐地缩成一团，好似害怕分担旅长那闻所未闻的轻率行为的责任（而政治工作人员已经准备提供旅长的材料了）。但这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立即懂得，我是因为同我的一个中学同学通信而被捕的，并且明白了，我应当从哪几条线上预料危险性。

虽然，扎哈尔·格奥尔盖维奇·特拉夫金本可就此而止！但是没有！他继续清洗自己的良心，舒展自己的灵魂，他从桌子后面矍然起立（在此以前他从来没有迎着我站起来过！），穿过瘟疫带向我伸出手来（当我自由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向我伸出过手！），在华若寒蝉的随从人员们的恐怖目光下，他握着我的手，一向严峻的脸上露出暖意，无畏地、字字分明地说：

“祝您——幸福——大尉！”

我不仅已经不是大尉，而且已经是一个被揭穿了的人民敌人（因为在我们这里，任何一个被捕的人，从逮捕之时起，就算已经完全被揭穿了）。这么说，他是在向敌人祝福？……

玻璃在震颤。德国炮弹的爆炸在二百米远近的地方撕裂着大地。它引起这样的想法，如果是在较远的后方，在我们本国的土地上，在稳定的生活的保护罩下，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它只有在人人平等的死亡迫在眉梢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这本书不是我自己生活的回忆录。因此，我不去叙述我那四不像的逮捕的极其有趣的细节。在那一夜，反间谍人员们对于按地图辨别方向（他们也从来没有查看过地图）已完全绝望，因而客气地把它交给了我，并请我向司机说明，怎样去集团军的反间谍机关。于是我把自己和他们带到了这个监狱。他们为了表示感谢，不是立即就把我关进牢房，而是关进了禁闭室。关于这个！临时用作禁闭室的德国农家的小贮藏室，倒不能不说几句。

它有一个人身材的长度，而宽度——三个人躺着就觉得挤，四个人——则要紧挨着了。我正好是第四个人。把我推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以后了。三个躺着的人在煤油灯光下从睡梦中向我皱起了眉头，挪开了一点地方。这样，在地面铺着的碎草上就有了我们八只冲着门的靴子和四件军大衣。他们睡着，我心里像烧着一团火。半天前找那个大尉当得愈自信，现时在这小屋地下挨挤就愈难受了。一两次，小伙子们由于腰睡麻木了而醒过来，于是我们就同时翻一个身。

到早晨，他们睡醒了，打打呵欠，伸伸懒腰，收起了腿，蜷缩到各个角落去，这时便开始互相结识。

“你是为了什么呀？”

在“死灭尔施”（反间谍机关）有毒的屋檐下，防人三分的浊气对我已有所熏染，于是我就憨直地故作惊讶：

“我一点不知道。难道那些坏蛋会告诉你吗？”

然而，我的同监难友——戴着黑色软盔的坦克手们却没有隐瞒。这是三颗诚实的心，三颗士兵的赤子之心——是我在战争年代里深深喜欢上了的一类人（我自己要复杂些和坏些）。他们三个人都是军官。他们的肩章也被恶狠狠地撕了下来，个别地方还露着线痕。在弄脏了的军服上，色浅的地方是拧下来的勋章的痕迹，脸上和手上深红色的疤痕是弹伤和烧伤的纪念。他们的营倒霉地开到了这个第四十八集团军反间谍机关“死灭尔施”驻扎的村子里。他们因前天的战斗身上弄得湿透了，昨天喝了酒，便从村后闯进洗澡房，他们发觉已有两个风骚姑娘到那里去洗澡。他们因喝醉了酒两腿不听使唤，所以姑娘们来得及披上一点衣服跑掉了。可是其中一个不是什么平平常常的女人，而是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长官的随军夫人。

是啊！战争已经在德国进行了三个星期，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要是这些姑娘是德国人——就可以把她们强奸，然后开枪打死，这几乎会是一种战功；要是她们是波兰女人或者是我们的被驱赶来的俄罗斯女人——那至少可以赶着她们赤身露体地在菜园子奔跑，拍拍大腿——开个玩笑嘛，岂有他哉。但既然碰上了反间谍机关长官的“战地随军夫人”—一便出来了一个后方机关的中士，立即恶狠狠地从三个作战部队的军官肩上撕下按方面军的命令核准给他们的肩章，摘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们的勋章——现在等着这些曾用履带辗平过也许不止一道敌军交通壕的好汉们的，是军事法庭的审判，而这个军事法庭如果没有他们的坦克也许到不了这村子里来。

我们把煤油灯熄灭了，它已经烧光了我们这里赖以呼吸的一切。门上开有一个明信片大小的旋转口，走廊的间接光就从那里落下来。好像担心白天到来后我们在禁闭室里会变得太宽敞，马上给我们添进了第五个人。他穿着新制的红军大衣，戴着也是新制的军帽走了进来，当地转向旋转口时，让我们看清了一张长着翘鼻子、满颊红晕的容光焕发的脸。

“兄弟，从哪儿来？你是什么人？”

“从那边来，”他敏捷地回答，“是间谍。”

“开玩笑吧？”——我们发愣了（由间谍自己说出自己的身分——舍宁和图尔兄弟”从来没有这样写过）。

小伙子懂事地叹了口气说：“军事时期哪能开玩笑！好吧，倒要向你请教请教，不然怎样才能从俘虏营回家？”

他刚开始向我们叙述，一昼夜前德国人怎样把他带过战线，要他在这里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桥梁，而他却跑到最近的一个营去投降，又困又累的营长怎么也不相信他，并把他送到护土那里去服药片等等——突然新的情况发生了：

“解手去！手背起来！”——一个完全可以拖动一百二十二毫米大炮架尾的愣头愣脑的准尉从打开了的门外朝里叫唤。

农家院落四周布置了一圈持自动步枪的士兵，警戒着我们要去的绕向草棚后面的小道。我气炸了，一个粗野的准尉竟胆敢命令我们军官“手背起来”，但坦克手们把手背了起来，于是我也就跟着走了。

草棚后面有一圈面积不大的畜栏，覆盖着还没有融化的踩实了的积雪——它被一堆堆的人粪弄得肮脏不堪，那么乱七八糟地、密密麻麻地拉在全部场地上，以至要找到可以放两只脚和蹲下的地方便成了一项不易解决的任务。但我们还是找到了，于是五人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蹲了下来。两名自动步枪手面色阴沉地端着枪对准了蹲在地上的我们。还没有过一分钟，准尉就厉声说：

“喂，赶紧点儿！在我们这里解手要快！”

离我不远蹲着一个坦克手，罗斯托夫人，身材魁梧的总是板着脸的上尉。他的脸被金属粉尘或烟炱熏染得漆黑，但一条穿过脸颊的红色大伤疤却清晰可见。

“你们这里指的是什么地方？”他轻声地问道，没有显示出愿意赶紧回到那散发着煤油气息的禁闭室的意思。

“反间谍机关‘死灭尔施’！”准尉用骄傲的过分响亮的嗓门粗声粗气地回答（反间谍人员很喜欢这个用“死亡”和“间谍”两个字趣味低劣地揉成的“死灭尔施””，认为它是很吓人的）。

“在我们那里是慢的。”上尉若有所思地回答。他的软盔挪到了脑后，头上露出还没有被剃掉的头发，他在火线上磨出腿子的屁股正迎着令人舒适的冷冷的微风。

“你们那里指的是什么地方？”准尉超过实际需要地大声吠叫。

“红军。”上尉从蹲着的地方站起来，用眼光扫射了一下这个未成事实的火炮架尾拖拉手，非常心平气和地回答。

这就是我呼吸到的最初几口的监狱气息。

第二章　我国下水管道的历史

现在一写个人迷信的胡作非为，老是再三地钉住那个如鲠在喉的三七三八年不放。给人的脑子里留下个印象，好像无论在它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关过人，一切全是在三七三八年。

我手头没有任何统计资料，但不怕错说一句：三七三八年的水流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可能只是曾经涨满过我们监狱下水系统阴暗恶臭的管道的三股最大水流中的一股。

在此以前有二九三O年的水流，浩如鄂毕河，把一千五百万上下（说不定还要多）的庄稼人塞入冻土带和泰加林。但庄稼人是沉默寡言、不识字的人，他们既没有写申诉书，也没有写回忆录。对于他们，侦查员无须成夜成夜地埋头苦干，也不必花费时间作笔录，只要苏维埃的一纸决议就够了。这股水流溢进、渗入了永久冻土带，今天连最热心肠的人士也差不多没有谁回忆这件事。好像它并没有使俄罗斯的良心受到损伤。然而斯大林（也是你我）所犯下的罪行，没有比这件事更重的了。

以后是四四四六年的水流，浩如叶尼塞河：顺着污水管道，把整个整个的民族和几百万几百万当了俘虏（那是为了我们！）。被赶到德国而后来返回祖国的人驱逐了（这是斯大林采取的烧灼伤口好使它赶快结痂的疗法，免得整个人民的身体都需要休息、喘气、休整）。但在这股水流中，多数也是普通人，也没有写回忆录。

而三七年的水流，把有地位的人、有党内资历的人、受过教育的人，也卷进去了，也把他们带到群岛，他们周围有许多受到株连的人留在城市里，而且有多少笔杆子呀！他们现在一起写呀，说呀，回忆呀：三七年！人民苦难的伏尔加河！

可是你对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加尔梅克人、或者车臣人说：“三七年”他们只会耸耸肩膀。对于列宁格勒说来，以前已经有过三五年，三七年又算得了什么？而对“二进宫”的人或波罗的海沿岸人，四八四九年不更艰难吗？如果热心于文体和地理学的人们责备我，说我还忽略了俄国的另外一些大河，那么请稍候一下，因为各股水流我还没有说完呢，容我在下面细说。有了水流就不愁不汇成其他的大河。

大家都知道，任何器官不进行练习是要衰亡的。

因此，如果我们知道，那个被歌颂的并高置于全体活人之上的机关（他们自己用这个难听的词来称呼自己）的一根触须也没有衰亡，相反长得愈来愈长，筋肉愈来愈壮一那就很容易猜到，他们是经常在进行练习的。

管道里的水流有脉动，压力有时高于设计标准，有时低于设计标准，但监狱下水道从来也没有空过。我们被压榨出的血、汗和尿，经常拍击着管壁。这个下水管道的历史，是连续不断的吞进和流走的历史，只是汛期和平水期不时交替。水流一会儿较大，一会地较小，还有一些涓涓山溪、沟槽泄水以及被收拢的单独水滴，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

往下按时间顺序列举的事实，既包括千百万被捕者所构成的水流，也将涉及普通的不显眼的几十人构成的小溪。但这还很不完全，还很贫乏，还受我洞察历史的能力所限。这方面需要由活着的知情人来作许多补充。

在列数史实的时候，最难的是开端。因为追溯的年代越远，留下来的证人就越少，传闻湮灭了，模糊了，而编年史却没有，或者已经成为禁书。同时，把特别残酷无情的年代（国内战争）同本可发发善心的最初的和平年代相提并论，也是不怎么公平的。

但是，在爆发国内战争以前，早已看得出来，像现在这样的俄国，有着这样的居民成分，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自然都是行不通的。这个国家当时就已经被弄得一团糟了。专政的最初一个打击落在立宪民主党人头上（在沙皇制度下，它是极端的革命传染病，在无产阶级政权下极端的反动传染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底，在未开成的首届立宪会议预定会期内，立宪民主党就被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了对其党人的逮捕。大约同一时期，对“立宪会议同盟”、“士兵大学”系统实行了抓捕关押n

根据革命的意志和精神很容易猜想到，在这数月里，“克列斯特”、“布蒂尔卡”及许多同一类的外省监狱，塞满了大富豪、社会知名人士、将军和军官，以及各部和整个国家机关的那些不执行新政权命令的官员。契卡的最初一项行动，就是逮捕全俄职员协会罢工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的最初一个通令指出：“鉴于官吏们的怠工……各地应发挥最大的主动性，不放弃没收、强制和逮捕等手段”。

虽然弗·伊·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底为了建立“最严格的革命秩序”，要求“无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分子及其他人等制造无政府状态的一切企图”就是说，他预料十月革命的主要危险将是来自醉鬼，而反革命分子仅仅聚集在第三排的某个地方。但是他对任务也有比较广泛的提法。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一九一八年一月七、十日），弗·伊·列宁宣布了一个普遍性的统一目标“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而且，他把害虫理解为不仅是阶级异己分子，并且还有“逃避工作的工人”，例如彼得堡党印刷所的排字工人（这是很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我们现在甚至难于理解，工人们刚成了专政者，怎么会逃避为他们自己干活）。还有：“……在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在哪一个工厂，在哪一个村子……没有……咱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诚然，肃清害虫的形式，列宁在这篇文章中预见到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地方坐牢；有的地方叫他们去打扫厕所；有的地方“一当监禁期满就发给他们一张黄色卡片”；有的地方把寄生虫枪决，这里可供选择的是：监牢“或者受到最劳累的强迫劳动的处分”。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规定并提示了惩罚的基本方向，但还建议把找寻最好的肃清办法作为“公社和村社”竞赛的对象。

谁被包括在这个广泛的害虫定义中，我们现在已无法作详尽无遗的研究：俄国的居民成分太不划一了，其中可以遇到一些孤立的、完全不需要的、而现在已被遗忘了的小集团。地方自治工作者当然是害虫。合作社创办人也是害虫。房产主都是害虫。在文科中学的教员中有不少害虫。教会的教区理事会满是害虫，教会合唱团里害虫在嗡嗡叫。所有的神甫都是害虫，所有男女僧侣就更不用说了。而且连那些托尔斯泰主义者，当他们去参加苏维埃工作，譬如说参加铁路工作时，没有书面起誓保证拿着武器去保卫苏维埃政权，也暴露出自己是害虫（我们还将看到对他们进行审判的事例）。话既然说到铁路就说说铁路吧有很多害虫躲在铁路制服下，必须把他们揪出来，对某些还要拍打拍打。还有报务人员，这些不知为什么大量地是不同情苏维埃的不可救药的害虫。关于铁路员工全俄执行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工会，也说不出什么好话，那里往往充满了敌视工人阶级的害虫。

仅仅我们所列举的这些集团．就已经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足够几年的清除工作了。

而各种各样的可恶的知识分子、不安生的学生、各种怪人、真理寻求者和苦行者又有多少呀？彼得一世就曾竭力从罗斯身上清除掉这些人，因为他们总是妨碍严整的政制。

如果利用过时了的诉讼形式和法律规范，而且还是在战争的条件下，要进行这项卫生大扫除是不可能的。但是，采取了一种崭新的形式；非司法的制裁，全俄肃反委员会把跟踪、逮捕、侦查、检察、审判和决定的执行集中于一身的革命哨兵，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惩罚机关，就担负起了这项不高尚的工作。

在一九一八年，为了使革命在文化方面也得到更快的胜利，开始掏空和撒净圣徒的遗骸，拿走教堂用具。为了捍卫遭到破产的教会和寺院，爆发了人民骚动。到处敲起了警钟，东正教徒们跑来了，有的还拿着棍棒。当然，有的必须就地开销，有的要抓起来。

现在对一九一八一九二O年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题：那些还没有送进牢房就已经崩了的人算不算进监狱流量中去？所有被贫农委员会在村苏维埃办公室旁边或院子后面收拾掉的人，列入哪一栏？每省都揭开了成嘟噜的阴谋（梁赞两起、科斯特罗马一起、维西汉沃格茨克一起、魏里日一起、基辅几起、莫斯科几起、萨拉托夫一起、契尔尼科夫一起、阿斯特拉罕一起、雪里格尔斯克一起、斯摩棱斯克一起、波勃鲁依斯克一起、唐波夫一起、卡伐克利斯克一起、契姆巴尔斯克、魏里戈鲁克、姆斯季斯拉夫里一起，及其他）。它们的参加者哪怕是来得及一只脚踏上了群岛的土地？或者因为没有来得及，就不必列入我们研究的对象了？除了一些著名的暴乱（雅罗斯拉夫尔、穆罗姆斯克、雷宾斯克、阿尔扎马斯）被镇压外，我们对某些事件光是知道一个名称例如一九一八年六月科尔宾斯克枪杀事件这是怎么回事？枪杀了谁？……往哪里写呢？

解决下列的问题也有不少困难：是否应把好几万的人质算在这里，或者应列入国内战争的资产负债表？这是一些本人并没有被控犯什么罪甚至没有用铅笔登录过姓名的和平居民，他们被抓来消灭掉是为了恐吓和报复军事上的敌人或暴动起来的群众。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以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各地发出指示“立即逮捕一切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资产阶级和军官阶层中则应取得大量人质”。（好吧，譬如说在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一组人谋杀未遂后，不光是把这批人逮捕，而且把俄国所有的大学生及大量地方自治工作者都抓起来，那又如何呢？）国防委员会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作出决议显然是在列宁的主持下建议契卡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清除铁路积雪工作“进行得不完全令人满意”的地区的农民取作人质，“如果以后不完成清除积雪工作，他们将被枪决”。人民委员会一九二0年底的决议允许把社会民主党人也取作人质。

然而，在仅限于考察普通逮捕的同时，我们就应当指出，多年间滔滔不绝的“背叛革命的”社会党人的水流早自一九一八年春天就开始流淌了。所有这些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几十年来只是假装成革命家，只是戴上了假面具他们为此也曾去服苦役，那全是装模作样。只是在革命的急速进程中，才立即暴露出这些社会叛徒们的资产阶级本质。那自然就应当把他们抓起来！在逮捕立宪民主党人、驱散立宪会议、解除普列奥勃拉仁斯基团和其他团的武装后，紧接着就开始一点一点地，起初是悄悄地，逮捕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起，即把他们开除出一切苏维埃之日起，这种逮捕就进行得较多较齐整了。从七月六日起，把那些更狡猾、更长久地假装成唯一彻底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同盟者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赶到了那里。从那个时候起，只要在任何一个工厂或在任何一个城市发生工人骚动、不满、罢工（这些骚动、不满、罢工在一九一八年就已发生过多起，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震动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后来是喀琅施塔得，并逼出来一个新经济政策），契卡就在安抚、让步、满足工人正当要求的同时，不声不响地在夜里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为这些骚动的真正罪魁祸首抓起来。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和十月，大抓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九一九年，把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中能抓到的那部分人投入牢狱他们在布蒂尔卡监狱一直坐到一九二二年对他们的审判。就在一九一九年，著名的契卡人员拉齐斯关于孟什维克写道：“这类人不光是妨碍我们，还有更大的害处，所以我们要把他们从路上清除掉，免得绊住我们的脚步，我们把他们关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送进布蒂尔卡去，并且迫使他们一直坐到劳动与资本斗争结束的时候。”在一九一八年七月，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被克里姆林宫拉脱维亚卫队逮捕。几乎全部在塔干卡枪毙。

在一九一九年就已经断定，从国外归来的俄国人（为了什么？带着什么任务？）是很可疑的俄国远征军团（在法国）回国的军官们因而都进了监牢。

一九一九年，在真真假假的阴谋四周撒开了大网（“国民中心”，军事阴谋），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其他一些城市里，按名单实行枪杀（就是说把自由的人抓起来立即枪决），并把所谓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干脆一下划拉进狱去。什么叫做“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呢？指的是既非保皇的又非社会主义的，那就是说全部科学界、全部大学界、全部艺术界、文学界，以及全部工程界。除了走极端的作家以外，除了神学家和社会主义理论家以外，其余全部的知识界，它的百分之八十，就是近立宪民主党的。依照列宁的意见，算入这里的例如有柯罗连科“被资产阶级偏见所俘虏的可怜的小市民，”“让这样的‘天才’坐上几星期牢并不为过。”关于个别被捕的集团我们是从高尔基的抗议中得知的。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伊里奇在答复他时说：“……我们清楚，这里也有错误，”但“这算什么了不起的灾难！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不公平！”，并劝告高尔基不要浪费精力去“为腐烂了的知识分子诉苦。”

从一九一九年一月起，施行了余粮征集制，为了搜集余粮，组织了余粮征集队。它们在乡村中到处遇到反抗有时是软磨硬顶的反抗，有时是急风暴雨式的反抗。对这种反抗的镇压，也在两年之间提供了（不算就地枪决的）非常充足的逮捕流量。

在这里我们有意识地撇开不谈随着战线的移动，随着省份的占领而被契卡、特别科和革命法庭消灭掉的那很大一批人。上面提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的那个指示，要求各地“把一切与白卫军活动有牵连的人无条件枪决”。但有时你会感到茫然：界限该怎样划才对？一九二O年夏天国内战争还没有全面结束，可是在顿河地区已经结束了，如果这时候从那里的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把大批的白卫军官们押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然后用驳船运往索洛维茨群岛（据说有几艘驳船在白海里被凿沉了。不过这类事在里海也发生过。）那么这应当算进国内战争时期呢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开端呢？如果在同一年，在新切尔卡斯克，一个怀有身孕的妻子因为窝藏了她的丈夫而遭枪杀，这又该放在哪一类里注销呢？

一九二O年五月有一个《关于后方破坏活动》的俄共中共决议。根据经验，我们知道每一个这样的决议都是引起囚犯水流新泛溢的推动力，都是水流的外部标志。

在上述各股水流的组织工作中的一项特殊困难（也是一项特殊的优越性）就是一九二二年以前没有刑法典，没有任何刑事法律的体系。抓什么人，怎样处置，抓人者和下水道管理者全以革命的法律意识为依据（而它永远是没有错误的！）。

本书将不考察刑事惯犯和“普通犯”的水流，所以这里只是提醒一句，行政、机构和法律大变革时期的普遍灾难和匮乏必然造成偷窃、抢劫、暴力行为、贿赂和倒买倒卖（投机）作案数字的剧增。这类刑事犯罪对于共和国的生存虽然不是那么危险，但也部分地遭到追究并以其囚犯的水流扩充着反革命分子的流量，但是，据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由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部法令指出，投机也有纯属政治性质的：记已有出售、为出售而收购或贮存国家垄断食品并以此为营生的罪行的分子（农民贮存粮食就是为了出售，并且是以此为营生的，否则农民的营生该是什么？？作者注）……处以为期不少于十年的剥夺自由，同时科以最重的强制劳动并没收全部财产。”

从那年夏天起，本来已经负担过重的农村年复一年地无偿交出自己的收获。这引起了农民的暴动，当然也就引起对他们的镇压和新的逮捕。（“人民中最勤劳的部分被铲除殆尽了。”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八月十日给高尔基的信。）我们知道（不知道……）一九二O年有对“西伯利亚农民协会”的审判，在二O年底，初步镇压了唐波夫省的农民暴动（对它没有进行司法审判）。

但是从唐波夫农村抓人主要是发生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全唐波夫省布满了关押参加暴动的农民家属的集中营。一块块的公地围起了木柱，拉起了带刺的铁丝网。谁家的男人有参加暴动的嫌疑，就把这一家人在那里面关押三个星期。如果三星期之内那家的男人没有出面用脑袋来赎取自己的家属这一家人就会遭到流放。

还要早些，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经过彼得保罗要塞的特鲁别茨堡垒，把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水兵，除枪决了的外，都送到了群岛。

一九二一年是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对资产阶级加强镇压”的命令（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开始的。现在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但镇压不应削弱，而应加强！这在克里米亚是怎样一种情况，沃洛申在若干诗篇里为我们保存了下来。

一九二一年夏天，那个企图制止俄国面临的空前未有的饥荒的救济饥民委员会遭到了逮捕（古斯科娃、普罗科波维奇、吉施金等）。问题是在于，这些给饭吃的手不是那些可以允许来给饥民饭吃的手。这个委员会的被饶恕了的主席，垂死的柯罗连科，把对委员会的摧毁称作是“最坏的一种政客行为，政府的政客行为”。（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给高尔基的信。）（柯罗连科还使我们注意到一九二一年监狱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整个浸透了伤寒病”。当时坐过牢的斯克里普尼科娃及其他人也证实这一点。）

在一九二一年，已经有了以“批评现行制度”（不是当众而是私下谈话时）为罪名逮捕大学生的作法（例如季米里亚泽夫学院E·多雅连科集团）。上述集团是由明仁斯基和雅戈达亲自审讯的，由此看来，当时这类事例还是不多的。

但是也不那么少。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生们突然地英勇罢课，怎能不以逮捕告终呢？从穷凶极恶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年代以来，这个学校就有从本校教授中选举校长的传统。当选的是卡林尼科夫（我们还将在被告席上看到他），革命政权派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工程师来代替他。正逢紧张的考试期间。学生们拒交试卷，在校园里举行了群情沸腾的集会，否决了派来的校长，要求保持学校自治的制度。然后集会全体参加者步行出发去莫霍夫大街，要和莫斯科大学同学联合开会。这倒是个谜：当局怎么办呢？是个谜，但不是对于共产党的。在沙皇时代整个高尚的报界，整个知识界都会沸腾起来：打倒政府，打倒沙皇！而现在记下演说人的名单，让集会者散开，停止考试，在暑假期间把所有要抓的人分别在不同地点一个一个地抓进去。其他的人也因此而没有拿到工程师文凭。

也是在一九二一年，逮捕异党分子的范围扩大了，并进入了常轨。俄国的一切政党，其实，除了胜利的政党外，都已被搞掉了（啊，不要给别人挖坑！）。而要使政党的解体成为不可逆转，还必须使这些政党的成员，使这些政党成员的身体解体。

俄罗斯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某个时候加入过其他政党而不是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就不能逃脱自己的厄运，他是注定了的（如果没有像迈斯基或维辛斯基那样，来得及跨过抢险跳板投奔到共产党人那里）。他可以不是头一批被逮捕，他可以活到（根据自己的危险程度）一九二二年，活到三二年，甚至活到三七年。但名单保存着，排队的长龙在移动，名次一轮到，就把他逮捕，或者客气地把他请来，向他提出唯一的一个问题：他从……到……是否参加过……？（有时也提一些关于他的敌对活动的问题，但第一个问题是决定一切的，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此已很清楚）。往后就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命运。有的立即落入沙皇的著名中心监狱中的一个（幸好这些中心监狱都很好地保存下来了，而某些社会主义者甚至恰巧坐进他们当年坐过的监室，看守也是他们所熟悉的）。有的则被建议去过流放生活噢，期限不长，住上两三年。甚至还要轻些：只得到个“减号”（即不准在某些城市居住），由自己来给自己选择住地，但往后，就请乖乖地固定住在这个地方，并等待国家政治保卫局任意处理。

这项行动拖长了许多年，因为它的主要条件是要干得静悄悄地，不引人注目。’要紧的是把所有非我族类的社会主义者从莫斯科、彼得格勒、各港口城市、各工业中心，然后从一般县城里断然地清除出去。这是一局规模宏大的无声无响的“牌阵”。它的规则是我们现代人完全不能理解的，它的内容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能估量一个大概。这是由一个什么人的有远见的头脑设计出来的。一个什么人的办事认真的手，一眨眼工夫也不错过地，从一摞里抽出呆够了三年的牌，轻轻地摆进另一摞。蹲过了中心监狱转去流放（弄到更远的地方），“减号”期满了也去流放（但要远离属于“减号”的城市），已流放的一再去流放，然后再次关进（另一个）中心监狱。支配着摆牌阵者的思想的是耐心再加耐心。于是异党分子们不吵不闹，不哭不叫地渐渐消声匿迹，同原先了解他们以及他们的革命活动的地方和人们失去任何联系一就是这样，为消灭这些曾在学生集会上叱咤风云、骄傲地戴过沙皇的镣铐的人们，隐蔽而不懈地准备着条件。

（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历史有朝一日将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使用与沙皇政府相同的手段惩处真诚的革命家和社会党人。”啊，如果仅仅如此那就好了！那些人都会活下来了。）

大多数老政治苦役犯都在这场“大牌阵”行动中被消灭了，因为正是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沙皇的法庭上得到了最严厉的判决，老苦役流放地的居民正是由他们组成的。

不过消灭的序列倒是公平的：在二十年代曾建议他们签署脱党以及放弃本党思想的书面声明。有的人拒绝，自然落入第一批消灭对象，签了这种声明的人便能多活几年。但他们仍是在劫难逃。到时候仍免不了人头落地。

有时候你能在报上读到一篇小文章，叫你吃惊得头晕目眩。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报》报道：希特勒上台一年以后，马克西米利安·豪凯因为是……共产党员（而不是寻常的什么党派）而遭到逮捕。他被消灭了吗？没有。判了两年。过后一定是又判了新的刑期？没有。他被释放了。后来他悄悄地生活、建立地下组织，因而出现了这篇介绍他的无畏精神的文章。

一九二二年春天，刚刚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肃清反革命与投机非常委员会决定干预宗教事务。还需要进行一次“宗教革命”一撤掉旧的领导，换上仅用一只耳朵朝向上苍而另一只朝向卢宾卡的那样的领导。新生教徒愿意担当这样的角色，但是没有外力的帮助，他们不可能把教会机关拿到手。为此就把吉洪总主教抓了起来，并且举行了两次大张旗鼓的审判，每次都有人被判枪决：在莫斯科是对总主教号召书散发者的审判；在彼得格勒是对文涅明大主教的审判，因为他阻挠将教会权力转移给新生教徒。许多地方的省、县大主教和主教也遭逮捕。每条落网的大鱼后头，必有成群的小鱼如大司祭、僧侣和助祭之类。这些人是不见报的。凡是不向新生教徒革新派压力宣誓效忠的人，都被关进监狱。

每天的捕获量中，神职人员是不可缺的一部分，每一批解送索洛维茨的犯人的队列中都闪现着他们的银白的头发。

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神智学者、神秘论者、招魂术士（帕连伯爵一伙从事扶乱活动）等人的小团体、宗教团体、别尔佳耶夫小组的哲学家也都纷纷落网。“东方天主教派”（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追随者）和A·N·阿勒里科索娃的小集团也被顺手粉碎了，全体成员都关进监狱。连普通的天主教信徒波兰天主教教士们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进去了。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在这个国家里彻底消灭宗教，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采用把东正教信徒本身大批地关押起来的办法。对男女僧众的取缔、关押和放逐进行得十分紧张，先前的俄国生活就是被这些人搞成一团漆黑的。教会的活动分子们也被抓起来判刑。范围越来越大到后来连普通信教的俗人、老年人、特别是妇人也被包括进去。妇女们的信仰尤其顽固，在流放地和劳改营里人们许多年内还把这类妇女称做尼姑。

诚然，当时认为，抓他们和审他们并不是为了他们的信仰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公然说出自己的信仰以及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子女。正如丹尼哑·霍德凯维奇所写的：

“你可以自由地祈祷，

但是……只能让上帝独自听到。”（因为这首诗她得到了十年刑期）一个相信自己握有精神真理的人，必须把它隐瞒起来，不使……自己的子女知道！！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在二十年代开始按刑法典第五十八条10项，即反革命宣传论罪！诚然，在法庭上还会给你一个宣布脱离宗教的机会。这种情形不常见，但是有过：一个家庭，父亲脱离了宗教，留下来抚养子女，而母亲却上了索洛维茨（在这几十年中间，妇女在信仰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忍性）。所有宗教犯的刑期一概是十年当时的最高刑期。

（与此同时，特别在一九二七年，为迎接纯洁的社会的到来而对各大城市进行净化时，妓女们也同“尼姑们”混在一起被送到索洛维茨。对孽海之花们的惩戒，刑律轻，刑期只有三年。押送途中、递解站以及索洛维茨本身的环境都不能妨碍她们继续以其风流职业在长官们身上、在押解队士兵身上挣钱。三年一过，她们拎着沉甸甸的箱子回到出发的地点。而宗教犯们却永远断绝了重返家园与子女团聚的前途。）

在二十年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了纯民族的水流对各自的边疆区说来，尤其是用俄国的尺度来衡量，暂时还不算大：阿塞拜疆的平等党党员、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党人、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和反抗在中亚细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土库曼巴斯马赤（中亚境内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里面俄国人占的比重极大，被人说成是俄国人的政权）。犹太复国主义的“盖哈鲁茨协会”，因为赶不上风靡一时的国际主义的浪头，全体成员都在一九二六年被关进了牢狱。

关于二十年代，后来的许多人心里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概念，认为那是一个毫无拘束的自由放任的时代。在这本书里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对二十年代的体会是另一样的。在那时候，大学生们还是一些无党派人士，他们力争“高校自治”、集会权、反对用政治常识充斥教学大纲。得到的回答就是逮捕。每逢节日（例如一九二四年五一前夕）就大抓一次。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大学生（约一百来人）因为阅读《社会主义通报广，钻研普列汉诺夫著作，被判了三年的政治隔离（普列汉诺夫本人青年时代在喀山大教堂旁边做过的那次反政府演说，付出的代价要便宜得多）。一九二五年已经开始把第一批（年轻的）托洛茨基分子投入监狱（两名天真的红军战士记起了俄国的传统，着手为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募款也得到了政治隔离）。

不消说，剥削阶级也没有逃脱打击。对尚存的旧军官的耗磨工作，在整个二十年代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有白军军官（在国内战争时期没有犯该枪毙的罪行的）；有在两边都打过仗的白军一红军军官，有仅在红军中服务过一段时间或者中途有间断而无证明材料的前沙皇军官。说“耗磨”是因为对他们不是一下子判给刑期了事，他们要经过（也是一种牌阵！）无穷无尽的审查，工作受限制，居住地受限制，抓进去，放出来，又抓进去只是经过了这些步骤他们才一去不返地被送进劳改营。

然而，把军官们送往群岛，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告终，而只是开始：因为军官们的母亲、妻子和儿女都在外面。运用绝对正确的社会分析方法，很容易预见到这些人在一家之主被捕后有什么样的情绪。这就等于是他们自己逼着当局把他们也关起来。于是，又多冒出了一股水流。

在二十年代，对参加国内战争的哥萨克宣布了大赦。许多人从利姆诺斯岛返回了库班，得到了土地。后来他们都被关进了监牢。

所有以前的国家官吏都躲了起来，也必须加以搜捕。他们巧妙地伪装自己，他们利用当时在共和国里既没有身份证制度，又没有统一的劳动手册，混进了苏维埃机关。偶尔的失言、偶然被认出、邻居的告密……不，不是告密，而是战争情报，全都帮助了对他们的揭发。（有时纯属偶然的机遇。有一个叫做莫瓦的人，出于对秩序的单纯的爱好，在家里保存了一份过去的司法官员名单。一九二五年偶然在他那里发现了这份东西统统被抓，统统被枪毙。）

这样，“因隐瞒社会出身”、因“原社会地位”的水流便一股一股地流起来了。这类罪名可以做很广泛的解释。在被抓之列的有作为社会阶层的贵族，有他们的家属。最后还不甚了然地抓过所谓个人贵族，其实就是以前的大学毕业生。一旦抓了，便是有来无回，泼水难收。革命的哨兵是不会有错的。

（不然，回来的路毕竟还是存在的！这是一些细弱的回流但它们有时能够穿透石壁。这里我们略谈一下其中第一股。贵族和军官的妻女中不乏人品出众、姿色动人的女子。她们之中的一些人得以作为一股小小的对流返回地面。这些人记得，生命只有一次，最可贵的莫过于我们的生命。他们自荐于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卫局，愿意充当情报员、工作人员或随便什么人，被看中者便被接纳。这些人是情报员当中最有成效的分子！她们给国家政治保卫局帮了大忙，因为“过去的人们”很相信她们。这类人中有最后一位公爵夫人维亚塞姆斯卡哑，她是革命后最著名的“眼线”［她的公子在索洛维茨也是一名“眼线”〕；有康考尔吉娅·尼古拉耶夫娜·约塞一看来是一位具有非凡素质的女人：她的丈夫，一个军官，当着她的面被枪杀，她自己也被遣送到索洛维茨，但是她竟能获准返回原籍，并在卢宾卡附近开设了一间理发厅，这座大楼里的大头儿们都成了她的常客。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她才跟她的雅果达顾客们一起再度被关进监狱。）

说来可笑，但由于荒唐的传统，从旧俄保存下来了一个政治红十字会。它有三个分会：莫斯科分会（E·彼什科娃一维纳魏尔），哈尔科夫分会（桑多米尔斯卡娅）和彼得格勒分会。莫斯科分会很守规矩一因而在一九三七年前没有被取缔。彼得格勒分会（老民粹派舍夫佐夫、瘸子加特曼、科切罗夫斯基）则表现得颇为讨厌和狂妄，立卷进政治事件，寻求施吕瑟尔堡要塞老囚犯们（诺沃鲁斯基，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同案人）的支持，不仅帮助社会主义者，而且还接济反革命分子。它于一九二六年被查封，它的活动家们被流放。

岁月在流逝，过去的事情不再重温便会在记忆中销蚀。我们今天看那蒙胧远方的一九二七年，觉得它是新经济政策还没有被砍掉手足以前的一个无忧无虑丰衣足食的年头。而实际上它是很紧张的一年，时常被报纸上的爆炸性新闻引起震荡的一年。当时在我国产生的感觉和制造的印象是我们正处在世界革命战争的前夜。苏联驻华沙政治代表的遇害占据了六月份报纸的大量版面，马雅可夫斯基为此写了四首惊雷般的诗作。

但事不凑巧：波兰道了歉，暗杀沃伊柯夫的唯一的凶手在当地被捕获诗人号召如何执行和对谁执行呢：

“用团结，

用建设，

用自制

和惩治，

把放出来的一群恶狗

拧下脖子！”

惩治难呢？拧下谁的脖子呢？于是就开始了“沃伊柯夫招生”。向来如此，在发生任何骚动和紧张情况时，就把“过去的人们关起来，把无政府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关起来，而且不需什么特别理由还把知识分子关起来。实际也是这样在城市里该把谁关起来呢？总不能是工人阶级吧！“近立宪民主党”知识界从一九一九年起就已经给折腾够了。那么是否到了动动那些貌似进步的知识界的时候了呢？对大学生必须进行清理。这时马雅可夫斯基又得心应手了：

“日日月月

要想着

共青团！

自己的

队伍

瞧得锐利些。

是否全部

共青团员

真正是团员

或者

只是

假装成共青团员？”

方便的世界观也就产生方便的法律术语：社会预防。它施行了，它被接受了，它立即为大家所理解（不久以后，白波运河建设工程的一个长官拉扎尔·柯甘就会说：“我相信，你本人是完全无辜的。但你是有教养的人，应当理解，这是在实行广泛的社会预防！”）真的，这些不可靠的同路人，整个这堆知识分子破烂货，如果不是在世界革命战争前夕把他们关起来，那什么时候关起来呢？大战一开始就晚了。

于是，在莫斯科就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进行有计划的掏挖。到处都有什么人应当抓起来。口号是：“我们要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叫全世界都吓得发抖！”“乌鸦车”、小汽车、有篷卡车、敞篷马车甚至在大白天都纷纷向卢宾卡、向布蒂尔卡奔驶。大门口发生堵塞，院子里发生堵塞。对于抓来的人连卸车和登记都忙不过来（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城市里。在顿河罗斯托夫，三十三号大楼的地下室里，这些日子连地上都已经挤满了人，新抓去的包依科好不容易才找到坐下来的地方）。

这条水流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几十个年轻人时常聚在一起举行事先没有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许可的音乐晚会。他们听音乐，然后喝茶。茶钱是他们随意出点零钱凑的份子。完全清楚，音乐是为掩护他们的反革命情绪，凑钱也根本不是为了喝茶，而是用以帮助正濒于灭亡的世界资产阶级。于是把他们全体逮捕，分别判了三年到十年（安娜·斯科里普尼科娃五年），而不认罪的首恶分子（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瓦伦佐夫以及其他一些人）枪毙！

再一个例子。在同一年，流亡国外的高等法政学校学生在巴黎某地集会庆祝传统的“普希金”高等法政学校纪念日。此事登在报上。显然，这是受了致命伤的帝国主义耍的花招。于是，所有留在苏联的前高等法政学校学生都被逮捕，与此一起，还把“前法学院毕业生”（另一所这样的特权阶层子弟学校）也抓了起来。

“沃伊柯夫招生”的规模暂时还受着北方特种营的容量的限制。但是古拉格群岛已经开始了它的恶性的生存，而且很快就会把它的癌细胞扩散到国家的全身。

尝到了新的味道，新的食欲也就产生。摧毁技术知识界的时刻早就到来了，这些人过分地以为自己不可替代，并且不惯于迅速领会上级的意志。

这就是说，对于工程师们对于资本主义！日主子的这些仆从们，我们历来就没有相信过，我们从革命初年起，就把他们置于工人的正当的不信任和监督之下。然而，在恢复时期，我们还是容许他们在我们的工业中工作，而把阶级打击的全部力量指向其他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的经济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越成熟，计划的数量越增多而这些计划是经常互相冲突和打架的旧工程界的暗害本质、它的假心假意、狡猾和叛卖行径，就显得越清楚。革命的哨兵更加锐利地眯缝起眼睛只要他把眯缝着的眼光射向哪里，哪里就立即发现暗害行为的巢穴。

从一九二七年起，这项保健工作就开足马力进行，并且立即有真凭实据地向无产阶级揭示了我们经济上失利和短缺的全部原因。交通人民委员部（铁路）有暗害行为（怪不得难以坐上火车，怪不得运输经常中断）。莫斯科国营电站联合公司有暗害行为（断电）。石油工业有暗害行为（买不到煤油）。纺织工业有暗害行为（工人穿不上衣服）。煤炭工业有大规模暗害行为（所以我们挨冻！）。金属工业、军事工业、机械制造工业、造船工业、化学工业、矿山开采工业、黄金白金冶炼工业、水利事业到处都是暗害行为的脓疮烂疱！四面八方都是带着计算尺的敌人！国家政治保卫局为了揪出和抓捕暗害分子忙得喘不过气来。在各首府和各省都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委员会和无产阶级法院在进行工作，翻腾这堆粘糊糊的股东西，劳动者每天从报纸上惊异不止地获知（有的并没有获知）他们的新的卑鄙勾当。他们知道了帕尔钦斯基、冯-梅克、维里奇科，还有多少无名之辈呀。每个部门、每个工厂和手工业合作社都应当在本单位找寻暗害行为，而刚一开始马上就找到了（靠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帮助）。某个革命前毕业的工程师如果还没有成为被揭穿的暗害分子，那一定可以怀疑他是这种暗害分子。

这些老工程师是怎样一些诡计多端的坏蛋啊，他们多么善于用各种方法穷凶极恶地进行暗害啊！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冯一梅克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里假装成很忠于新经济的建设，能够长时间兴致勃勃地谈论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问题，并且喜欢提出建议。他的一项最有害的建议就是：增加货运列车长度，不要害怕重载。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帮助下，冯-梅克被揭穿了（并被枪决）：他想使线路、车轮和机车损耗，让共和国遇外国武装干涉时没有铁路使用！过了短短的时间，新的交通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下令使用重载列车，甚至两倍、三倍超载的列车（因为这项发明，他和其他领导人获得了列宁勋章），这时，坏心肠的工程师们就以极限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大叫大嚷，说这太过分了，说这将毁灭性地损耗机车车辆，于是他们就因不信任社会主义交通运输的优越性而公正地遭到了枪决。

这些极限论者挨了好几年打，他们在各部门摇晃着自己的计算公式，并且不想理解人的干劲能帮助桥梁和机床提高强度（这是整个人民心理大翻个的年代；那种“要快就不会好”的瞻前顾后的民间智慧受到嘲笑，那则“欲速则不达”的古老谚语被颠倒过来）。对老工程师们的逮捕有时延缓，只是因为接班人还没有准备好。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拉德仁斯基是伊热夫斯克军事工厂的总工程师，起初因“极限论”、因“对备用强度的迷信”，由于这种迷信，他认为奥尔忠尼启则签署的扩建工厂的投资金额不够用（据说，奥尔忠尼启则同旧工程师们是这样谈话的：他在写字桌的右边放上一支手枪，左边还有一支。）而遭到逮捕。但后来改为对他实行监外管制，并命令他在原单位工作（业务没有他就要垮台）。他渐渐把工作搞上轨道。但资金原来不够，现在依然不够于是这时又以“资金使用不当”为名重新把他投入监狱：资金之所以不够，是因为总工程师对资金处理不当！拉德仁斯基在戊木场好歹拖了一年就死掉了。

这样，在几年内，加林一米哈伊洛夫斯基和扎米亚金惯于描写的主角曾为我国增光的老一辈俄罗斯工程界的脊梁就被砸断了。

不言而喻，在这股水流中，象在任何水流中一样，也会捎进其他一些人，与受害者亲近和有牵连的一些人，例如还有……我根本不想珐污哨兵的晶莹光泽的古铜色面孔，但不得不如此……还有未收买成的情报员。我请读者永远记住这股完全秘密的、一点也不公开显露出来的水流特别是革命后最初十年：当时人们往往很高傲，许多人还不认为道德是相对的、只具有狭隘的阶级含意的东西，还敢于拒绝请他们效劳的建议，因之他们全都遭到了无情的惩罚。有一次，要求一个年轻女人马格达林娜·艾朱波娃监视工程界人士。她不仅拒绝了，并且还告诉了自己的监护人（他正是应当监视的对象）；然而这个人很快就被抓了起来，并在侦查中招认了一切。怀孕的艾朱波娃“因泄露业务上的机密”被捕，并被判处枪决（然而，她只服了数种刑期加起来共为二十五年的徒刑）。这些年内（一九二七），在另一类人哈尔科夫的显要共产党人中间，也有一件这样的事，纳杰日达·维塔里耶芙娜·苏罗维茨拒绝对乌克兰政府成员进行监视和告密为此，她被抓进国家政治保卫局，并且只是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才半死不活地在科雷马河上挣扎钻了出来。关于没有浮出来的那些人我们就不知道了。

（在三十年代，这股桀骜不驯者的水流已化为乌有：既然要求提供情报，那就应当提供往哪里躲呢？“胳膊拧不过大腿。”“不是我还有别人。”“与其让别人坏人去当‘密工’，不如我这好人来充当。”这时人们争先恐后自告奋勇去充当“密工”：又有利，又显得英勇。）

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审理了轰动一时的沙赫特案件这次审判因赋予它的公开性，因受审人（暂时还不是全部）令人惊愕的供认和痛心悔恨而轰动。过了两年，在一九三O年九月，对饥荒制造者食品工业中的四十八名暗害分子（他们！他们！就是他们！）进行了大叫大嚷的审判。一九三O年底，进行了更加轰动的并且已经排练得无懈可击的工业党案件审判：这里，全体受审人已无一例外地把各种荒唐的卑鄙勾当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在劳动者的眼前，象揭开了盖布的大石像，呈现出一个巨大而巧妙的编结物，它把迄今被揭露的各个单独的暗害行为编成一个同米留科夫、里亚布申斯基、迪特丁和彭加勒连在一起的魔鬼结子。

一着手考察我们的审判实践，我们便已经懂得，大家看得见的审判这只是田鼠在洞外堆的土堆，而全部主要的挖掘工作是在表层下进行的。提审的只是一小部分在押人犯，只是那些同意反常地诋毁自己并诬陷别人以期得到宽恕的人。对于有勇气和理智驳回侦查员的胡说八道的大多数工程师不声不响地进行审判，但这些不认罪的人得到的照样也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会准备好的那十年。

水流在地下流着，顺着管道流着，排定地面上的繁茂生活的废水。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采取了一个走向全民参与下水道工程、全民对它分担责任的步骤：那些还没有掉进下水道口的人，那些还没有被管道输送去群岛的人他们应当在上面举着旗帜游行，颂扬审判，并为坏人得到司法制裁而高兴（这是远见卓识！一几十年后，历史将会清醒过来但侦查员、审判员和检察长们却不会比你我之辈普通公民们更有罪！我们之所以能长满一头体面的白发活到今日，正因为我们当初体面地投了赞成票）。

如果不算列宁、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审判社会革命党的那次实验，那么这样的尝试可以说是斯大林搞“饥荒制造者”审判时开的头。当大家都在富饶的俄罗斯土地上挨饿的时候，当大家都在东张西望诧异我们的粮食被藏到哪里去了的时候，这种尝试怎会不成功？于是，在各工厂和机关，工人和职员们赶在判决前面，愤怒地表决赞成把那些落入法网的坏蛋处死。对“工业党”就更不用说了那是普遍的群众大会，那是游行示威（捎带上中小学生），那是法庭玻璃窗外几百万人的整齐步伐和吼叫：“处死！处死！处死！”

在我国历史的这个转折点上，也曾发出过一些孤孤单单的抗议或保留之声在那个合唱和吼叫声中说出一个“不”字是要有许多勇气的与今天的轻易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今天敢于表示反对者也不很多）。而且，凡是我们所知道的这都是那些腰杆最不硬、最脆弱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声音。在列宁格勒工学院的会议上，德米特里·阿波里纳利耶维奇·罗然斯基教授弃了权（看来他是根本反对死刑的。要知道，杀头，用科学的语言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马上就被关进监狱！大学生狄马·奥利茨基弃了权，也马上被关进监狱！于是，这些抗议之声刚一开始就沉寂下去了。

就我们所知，白胡子的工人阶级是赞同这些死刑的。就我们所知，从火热的共青团员到党的领袖，到传奇般的集团军司令整个先锋队都一致赞同这些死刑。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有远见卓识的人在自己的不光彩灭亡前的七年内，都曾向这种群众吼声表示欢迎，而不曾想到，他们的时刻已迫在眉睫，他们的名字很快也将在这吼声中遭到唾骂“魔鬼”，“败类”。

对于工程师们来说，打击恰好到此结束了。在一九三一年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出了建设的“六个条件”，我们的君主作为第五个条件指出：从打击旧技术知识界的政策转到使用和关心它的政策。

关心它！我们正义的愤怒消散到哪里去了？所有我们的威严的指控扔到哪里去了？这时正在进行着对瓷器工业中暗害分子的审判（他们在这个行业里也干了许多坏事！）而且全体被告都异口同声地痛骂自己并招认了一切突然间照样异口同声大声叫道：我们没有罪！！于是就把他们释放了！

（在这一年甚至形成了一条小回流：让一批已经被审判或侦查折磨得濒死的工程师们活着出来了。德·阿·罗然斯基就是这样回来了。是不是应当说，他顶住了同斯大林的角斗？是不是应当说，具有公民勇气的人们是不会为写作这一章或这本书提供根据的？）

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对“孟什维克联盟局”、对格罗曼-苏哈诺夫-雅库博维奇的公开审判中，斯大林在早就被打翻在地的孟什维克身上又踩了几蹄子。（格罗曼更像是立宪民主党，雅库博维奇是布尔什维克，而吉梅尔-苏哈诺夫则是二月革命的理论家。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就是在彼得格勒卡尔波夫卡河滨路他的住宅里开会并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忽然间他又犹豫起来。

白海边上的人这样说潮水“水犹豫起来了”：这是潮水快要低落时的情形。啊，把斯大林的浑浊的心灵与白海之水相比是不行的。是啊，也许他丝毫也没有犹豫过。也许从来也没有低落过。但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个奇迹。紧接着对“工业党”的审判，准备在一九三一年对“劳动农民党”一支似乎（从来也没有！）存在过的由农村知识分子、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活动家以及发达的上层农民组成的、准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的地下组织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审判。在“工业党”的审判中已经提到“劳农党”，当做一共查获的、情况已弄得很清楚的组织。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查机关不间断地进行了工作：已经有几千名被告招认是劳农党员，并供认了自己的犯罪目的。预计总共会有二十万“党员”。算作党的首脑的，有经济学家一土地问题专家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恰扬诺夫、未来的总理N·风·康德拉季耶夫、刀·H·尤罗夫斯基、马卡罗夫、季米里亚泽夫学院教授阿列克谢·多亚连科（未来的“农业部长”）。

也许把后来四十年间担任过这个职务的人拿来审判将会更好些。这就是人的命运！多亚连科是原则上从来不问政治的！当他的女儿把一些似乎持有社会革命党人观点的大学生带到家里来的时候，他把他们都赶了出去。可是斯大林忽然在一夜间改变了主意为什么？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得知。他想洗刷洗刷肮脏的灵魂？那太早。是幽默感露了头？感到太单调了，太乏味了？可是谁也不敢发出这样的指责，说斯大林具有幽默感！我看多半是这个原因：他估量了一下，整个农村就这样也很快将因饥荒而死光，何止是二十万，那干吗还去花费劳力。于是，整个劳农党的案件撤销了。要求所有“低头认罪的人”否认已经作出的供认（他们的高兴是可以想象到的！），代之把小小的康德拉季耶夫-恰扬诺夫集团拉出来审判一番了事。（在一九四一年，受尽折磨的瓦维洛夫被控说，劳农党是存在过的，并且他，瓦维洛夫正是暗中领导了这个党。）

事件挤成一团，年代挤成一团我们怎么也无法次序分明地说出发生过的一切（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却对付得很好！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却什么也没有遗漏）。但我们将始终记住：

教徒们不断地自然而然地被关进监狱，（这方面有一些日期和高峰浮到了表面，一是列宁格勒一九二九年圣诞节前夕的“反宗教斗争夜”，那一次抓了许多宗教知识分子，而且不是在黎明前动手的，不像是圣诞节的神话。一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在该市一下封闭了许多教堂，同时对宗教界进行了密密麻麻的逮捕。再还有什么日期和地点，谁也没有传下来让我们知道）；

也不放过打击各种教派，甚至是同情共产主义的（例如在一九二九年，把索契和霍斯塔之间的公社的全体社员都统统关了起来。他们一切都是按共产主义原则行事，生产也好，分配也好，而且一切都做得那么诚实，国家一百年也达不到那个水平，但是，可惜，他们太有文化了，宗教文献读得太多了，并且他们的哲学不是无神论，而是洗礼教派、托尔斯泰主义和瑜伽论的混合物。因此，这样的公社是犯罪的，它不可能造福人民）。在二十年代，相当大的一群托尔斯泰主义者被流放到阿尔泰的山前地带，在那里，他们与洗礼派教徒一起创建了公社村。当开始建设库兹涅茨联合企业的时候，他们向它供给了农产品。后来开始抓人起初是教师（不按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孩子们叫嚷着跟在汽车后面跑，然后是村社的领导人。

社会主义者的大牌阵不断地、自然而然地摆来摆去；

在一九二九年，把未被及时逐出国境的历史学家（普拉托诺夫、塔尔列、柳巴夫斯基、戈季耶、利哈乔夫、伊兹梅洛夫）、杰出的文学理论家M·M·巴赫金投入监狱；

会儿从这个边区，一会儿从那个边区，冒出一股股民族的水流。

亚库梯人在一九二八年暴动后被关进监狱。布里亚特蒙古人在一九二九年暴动后被关进监狱（据说枪杀了将近三万五千人，我们未能核实）。哈萨克人在布琼尼的骑兵于一九三三一年进行英勇镇压后被关进监狱。在一九三O年初审判了乌克兰解放同盟（叶弗列莫夫教授、切霍夫斯基、尼科夫斯基等），如果你知道我们公开宣布的东西和秘密的东西之间的比例那么还有多少人在他们的背后呢？暗中逮捕的有多少呢？……

轮到执政党党员蹲监狱的时刻正在临近，缓慢地，但是正在临近。暂时（一九二七二九年）这是“工人反对派”或者是那些选择了不成功的首领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暂时是几百人，很快将是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只要开了头就好办！正如托洛茨基分子曾无动于衷地看着异党成员进监狱一样，现在其他党员也赞同地瞧着把托洛茨基分子关进去。接着就出现了一股莫须有的“右倾”反对派水流。一张大口从尾巴开始一节一节地咬嚼，最后就要嚼到自己的头上来了。

从一九二八年起，同资产阶级余孽耐普曼算帐的时间来到了。往往是要他们交付越来越大的力不胜任的税款，一旦他们拒绝交付，马上就把他们以破产为理由关起来，并没收财产（对于小手工业者理发师、裁缝，还有那些修理煤油炉子的，只是取消营业执照）。

耐普曼水流的开导有其经济利益。国家需要财产，需要黄金，可是连一个科雷马都还没有呢。从一九二九年起开始发作著名的黄金热，只是发热的不是那些找寻黄金的人，而是那些被搜刮黄金的人。新的“黄金”水流的特点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对于这些家兔们，说实话，并不指控犯有什么罪行，并且不一定把他们送到古拉格之邦去，而只要按强者的权力取走他们的黄金。因此，监狱挤得满满的，侦查员们疲惫不堪，而递解站、宿泊站、劳改营得到的补充却少得不成比例。

在“黄金”水流中关起来的是些什么人呢？所有在十五年前经营过“实业”、做过买卖、靠手艺挣过钱因而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想法可能会保存下黄金的人。但恰好他们往往是没有黄金的：他们有过动产、不动产，所有这些，在革命中都失掉了，被没收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当然也抱着极大希望把技师、首饰匠、钟表匠关起来。根据告密可以获知在最意料不到的手中拥有黄金的消息：一个百分之百的“机床工人”不知从哪里得到并保存着六十个尼古拉皇帝五卢布金币；著名的西伯利亚游击队员穆拉维约夫来到了敖德萨，随身带来了一口袋金子；彼得堡的鞑靼马车夫人人都藏有金子。黄金告密的暗影落在谁的身上，他就不能用任何理由无论是无产阶级的本质也好，革命的功劳也好，来进行辩护。他们全都被抓起来，塞进国家保卫局的牢房，每间屋子里关的人数之多以前简直难以想象那更好，他们会更快地交出来！甚至搞到了令人难堪的地步，男男女女都关在一起，彼此当着面上马桶谁管这些小事，交出金子来，坏蛋！侦查员们不作笔录，因为谁也木需要这种文书。以后是否能判得上刑，这也很少有人关心，重要的只是：交出金子来，坏蛋！国家需要黄金，你要它干吗？侦查员嗓子已经喊哑了，进行威胁和拷打的力气也不够了，但是有一个通用的手法：光给囚犯吃咸东西，不给水喝。谁交出金子就给谁水喝！一块金币换一杯净水！

人为金属而死亡……

这股水流有别于以前各股和以后各股水流之点是，即使不是这股水流的一半，至少一部分，自己的命运就跳动在自己的手中。如果你真的没有金子，你就毫无出路，你将挨打、挨烧、受刑讯，

用鞭子活活抽死。也许到了真的相信你没有金子的时候终于住手。但如果你有金子，那就由你自己来确定用刑的程度、能忍受的程度和自己未来的命运。然而，这在心理上并不轻松些，而是要更沉重些，因为一经失着，你将永远对不起自己。当然，已经熟知这个机关习性的人，会让步交出来，这样会轻松些。但也不能过分轻易就交出去：他们不会相信你已完全交出，还会把你扣留下来。但交得太迟也不行，那会把小命丢掉的，或者他们会恼羞成怒给你判卜几年、一个鞑靼马车夫撑住了百般拷打：没有金子！那时就把他的老婆也关了进来，折磨她，鞑靼人还是老一套：没有金子。又把女儿关进来鞑靼人撑不住了，交出了一万卢布。于是把家属放了，本人则被安上了个刑期描写强盗绑票的最粗俗的侦探小说和歌剧，却在一个大国范围内认认真真地变成了现实。

三十年代伊始，实行了身份证制度，也给劳改营提供了相当大的补充。当初彼得一世为了简化国民结构铲平了夹在各等级之间的沟沟坎坎，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身份证制度也发挥同样的作用：它扫清了夹缝中的虫豸，它打中了那一部分狡猾的、没有住所的、没有所属单位的居民。而且人们起初使用身份证时也常有违犯规定的情形于是没有报户口的和没有注销户口的都被耙进了群岛，哪怕只呆一年。

各股水流就这样泛着泡沫，哗哗地流淌着但是在一九二九三0年，一条冲决一切的巨流滚滚而来，这就是数以百万计的被扫地出门的富农。它的流量过于巨大，尽管我们的侦查监狱十分发达，恐怕也是容纳不下的（况且已被“黄金”水流填满了）。但是它绕过了侦查监狱，直接奔向递解站，进入押解路途，进入古拉格的国土。这条水流（这个大洋！）一度的膨胀，突破了甚至大国的监狱司法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它在俄国的全部历史上无与伦比。这是国民大迁徙，这是民族的浩劫。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古拉格的渠道研制得这样巧妙，如果不是震撼各个城镇的三年奇怪的饥荒无旱灾和无战争的饥荒，城市居民对此可能还一无所知呢！

这条水流和以前各股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次不必讲客套，用不着先抓一家之主，然后再瞧瞧怎样处置他的家属。相反，这次一下手就是连窝端，必须全家一起抓，甚至特别留意不让十四岁、十岁或六岁的子女逃掉一个：全家必须一个不剩地出发到一个地方去，一起去被消灭。（这是第一个这样的尝试，后来希特勒将袭用来对付犹太人，而斯大林又用来对付各个不忠实的或有嫌疑的民族。）

这条水流所包括的那些用来转移视线的真正的富农是少得可怜的。俄语中富农这个词儿原是指那种吝啬的、不老实的农村倒卖商贩，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别人的劳动、通过高利贷和商业居间富裕起来。这样的人，各个地方即使在革命前也是极少的，而革命又完全使他们失去了活动的土壤。后来，一九一七年以后，富农这个词儿也用来称呼（在官方和宣传文献中，由此变成口头习惯用语）那些一般使用雇工劳动的人，哪怕是因为他家里人手暂时不够。但我们不要忽略，在革命后，使用任何这样的劳动不可能不公平地付给报酬保护雇农的有贫农委员会和村苏维埃，谁得罪雇农试试！劳动的公平雇佣，在我国就是现在也是容许的。

但是，富农这个像抽人的鞭子似的术语的含义不可遏止地膨胀着，到一九三0年的时候，已经一般地把所有坚实的农民经济上坚实的，劳动上坚实的，甚而不过是信念上坚实的农民，都冠以这样的称号。富农的外号被利用来打碎农民的坚实性。我们回想一下，就会醒悟过来：颁布了伟大的土地法令没有这个法令农民便不会跟布尔什维克走，十月革命便不会胜利。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了。农民从红军回来，纷纷奔向自己争得的土地，从那时起总共才过了九年。忽然又分成什么富农、贫农。这是怎么造成的？有时是家庭人手的多寡造成的。但主要原因不是勤劳和顽强吗？俄国在一九二八年靠吃这些农民的粮食活过来，而现在本地的败家子和外来的城里人都冲上去消灭这些农民。兽性一发作，失去了关于“人类”的任何观念，失去了几千年养成的人的悟性开始把最好的庄稼汉连同家属一起抓起来，把他们两手空空、一身精光地扔到荒无人烟的北方，扔进冻土带，扔进泰加林。

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不能不引起许多并发症。也需要使乡村摆脱掉这样的农民，他们不过是表示不愿进集体农庄，不爱过集体生活，因为这种集体生活他们没有亲眼看到过，怀疑（现在我们知道是多么有根据）这将是二流子当领导，将是强制劳动和忍饥挨饿。还需要摆脱掉那样一些农民（有时完全是不富裕的），他们大胆、强壮、果断，集会上讲话响亮、热爱正义，因而受到同村人的喜爱，但他们的独立不羁精神对集体农庄领导却是危险的。（这种类型的农民及其命运，在C·扎雷金的中篇小说中以斯捷潘·乔索夫为代表作了不朽的描述。）此外，在每个村里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个人挡住了这里的积极分子的道路。出于嫉妒、出于羡慕、出于积怨，现在是同他们算帐的最方便的机会。对于所有这些牺牲者，需要有一个新的名词于是这个名词就产生了。在这个名词中已经没有任何“社会的”、经济的东西，但它听起来却相当响亮：二富农。就是说，我认为你是敌人的帮凶。这就够了！衣服穿得最破烂的雇农也都完全可以被算作二富农！（我记得很清楚，在少年时代，这个名词我们觉得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没有任何含混的地方。）

这样，用两个词就把所有构成农村的精华、构成它的活力、它的机智和勤劳、它的反抗和良心的人都概括了进去。把他们搞走了集体化也就实现了。

但是从实现了集体化的农村中又涌出一些新的水流：

农业暗害分子水流。到处揭露出农艺师陪客分子，在这一年以前他们毕生都是诚实地工作的，而现在却故意使俄国的田地长满莠草（当然是根据那个现在已完全被揭穿的莫斯科研究所的指示。他们正是那些当初没有关起来的二十万名劳农党员！）。一些农艺师没有执行李森科的聪明透顶的指示（在一九三一年的这股水流中，“土豆王”洛尔赫被发配到哈萨克斯坦）。另一些人执行得准确过分了，从而暴露出这些指示的愚蠢（一九三四年，普斯科夫的农艺师们把亚麻种在雪地里准确地遵照李森科的指示。种子胀大了，发了霉，毁掉了。广阔的田地荒了一年。李森科不能说雪是富农，或者说自己是傻瓜。他指控这些农艺师是富农，歪曲了他的工艺学。于是农艺师们便成串地登上了去西伯利亚的路程）。还有，几乎在所有的机器拖拉机站里都发现了拖拉机修理上的暗害行为（这就是集体农庄最初几年失利的原因！）。

歉收”水流（而“歉收”了多少，是同“估产委员会”春天提出的那个任意数字比较出来的）。

“未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水流（区委会包下的任务，集体农庄没有完成，去坐牢吧！）。

一剃穗头水流。夜间在田地里用手剃穗头！完全新的农活种类和新式的收割法！这是一股不小的水流，这是好多万农民，往往不是成年的庄稼汉和村妇，而是小伙子和大姑娘，小男孩和小姑娘，他们被大人派去搞夜间剃头，因为对自己的白天劳动不抱能从集体农庄取得报酬的希望。对这种辛酸的、得利微薄的作业（在农奴制时代农民们还没有落到这样穷困的地步！），法院量以满刑；根据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的著名法律（在囚犯的口头语中称为八七法），作为最危险的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罪，判处十年。

这个“八七法”还引出了一条从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工地来的、从交通运输来的、从商业、工厂来的单独大水流。内务人民委员部奉命查究大盗窃案。应当注意到，这条水流往往变成了一条常流水，它在战争年代特别满溢，一连流了十五年（到了一九四七年，它的范围扩大了，刑律加重了）。

我们终于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一切大规模的水流现在终于要停息了！莫洛托夫同志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大规模镇压。”啊呸，早该如此，让夜间的胆战心惊滚开吧！但这狗叫声是怎么回事呀？只听到在喊：追呀！捉呀！

啊！原来这是从列宁格勒来的基洛夫水流开始了，那里的紧张局势被断定是那么严重，所以在该市的每个区执委会下面都建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挥部，实行了“加速的”办案程序（它在以前也没有缓慢的特点），被告没有上诉权（从前也没有上诉过）。据认，四分之一的列宁格勒人在一九三四三五年被肃清了。这个估计让掌握着准确数字并能提供出来的人去推翻吧。（其实这条水流不仅是列宁格勒的，它在全国各地都以惯常的，虽然是跟它不相关的形式得到了响应：从机关中开除那些还赖在那里的神甫子女、贵族家庭出身的女职员以及那些在国外有亲戚的人。）

在以上这几条波涛澎湃的巨流中，始终隐藏一些混不息的细流，它们没有大声地自我宣扬，但老是在流着流着：

那是保卫同盟队员，他们是在维也纳打输了阶级战斗后，投奔世界无产阶级祖国逃生的；

那是世界语提倡者（斯大林与希特勒在同一些年份搞掉了这些有害的人）；

那是自由哲学协会的残渣余孽，一些非法的哲学小组；

那是不同意先进的工作队一实验室教学法的教师（在一九三三年，娜塔利亚·伊万诺芙娜·布加英科被关进罗斯托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但侦查了三个月后，从决议中得知，这个方法是有毛病的。于是就把她释放了）；

那是政治红十字会的职员，这个红十字会由于叶卡捷琳娜·彼什科娃的努力仍然捍卫着自己的生存权；

那是北高加索因暴动（一九三五年）被追究的山地居民；各民族在流着流着（在伏尔加运河工地上，民族语言报纸用四种文字鞑靼文、突厥文、乌兹别克文和哈萨克文发行。那里有的是读者！）；

又是那些教徒，现在抓的是木愿在礼拜天去上工的人（因为实行了五日一周制、六日一周制）；是在宗教节日怠工的集体农庄庄员，他们在个体时代习惯于在这样的日子歇工；

始终有一些拒绝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员的人（这一类人里还有保守忏悔秘密的神甫机关很快就明白了，知道忏悔的内容对他们多么有用，这是能从宗教得到的唯一好处）；

对教派分子抓的越加广泛了；

社会主义者大牌阵老在摆来摆去。

最后，还有一次也没有提到过的，但一直在流着的第十条一的水流，即反革命宣传罪，即反苏宣传罪。第十条的水流也许是最稳定的，它从来也没有中断过，每当其他的巨流发生时，如在三七、四五、四九年，它的水位便特别高涨。

这条不停顿的水流确乎可以把任何人在任何预定的时刻卷进去。但为了对付知名的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认为比较文雅的办法是给他搞上某个丢脸的条文（如男色，或者如对普列特涅夫教授的指控说他与女病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咬了她的乳房。中央报纸是这样写的你去辟谣吧！）

说来也怪：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的一百四十八个条文当中，给予了那个无孔不入、夙夜匪懈的机关多年的全部活动以力量的，总共只有一条。但是。为了赞美这个条文，可以找到比先前屠格涅夫为俄罗斯语言或涅克拉索夫为俄罗斯母亲用过的更多的修饰词：伟大的、雄健的、丰富的、多权的、多面的、横扫一切的五十八条啊。它把世界概括无遗了，这与其说是通过条文文字的表述，倒不如说是通过对这一条文的辩证的和最广义的解释。

我们当中有谁没有亲身体验过它的囊括一切的拥抱，说真的，普天之下没有一样过失、念头、作为或不作为是五十八条的手掌所不能惩治的。

用文字做这样广义的表述是不可能的，但对这一条做这样广义的解释，事实证明是可能的。

第五十八条在法典中并不构成政治罪一章，并且任何地方也没有写着，它是政治罪条文。不，它与妨害管理秩序罪和武装伙匪罪一起列入“国事罪”一章中。这样，刑法典开宗明义就不承认在本国境内有任何人是政治犯而只承认是刑事犯。

第五十八条由十四个分条组成。

第一分条告诉我们：“凡以……削弱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按照刑法典第六条也包括不作为），都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

在广义解释下可以是：你在劳改营中因饥饿和疲惫拒绝上工就是削弱政权。引起的后果将是一枪决（战时拒绝执行命令者枪决）。

在一九三四年，把祖国这个术语还给了我们，从这时起，第一分条里面也就加进了若干背叛祖国的条目l一甲、1一乙、1一丙、l一丁。依照这些条目，损害苏联军事威力的行为处枪决问一乙），只是在减轻情节下并仅限于平民（l一甲）一处十年徒刑。

广义释读：对于当过俘虏（损害军事威力！）的我国士兵，过去只判十年，这是人道到了违法的地步。依照斯大林的法典：他们在返回祖国后统统都是应当枪毙的。

（这里还有一个广义释读的范例：我很清楚地记得一九四六年夏天在布蒂尔卡监狱的一次会见。某个波兰人生于列姆贝格尔，当时这个地方还属于奥匈帝国的版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住在波兰原籍的城市里，后来迁移到奥地利，在那里做事，一九四五年在当地被我方逮捕。依乌克兰刑法典第五十四条I一甲，他因背叛祖国乌克兰（！）得到了十年徒刑一因为列姆贝格市那时已经变成了乌克兰的里沃夫！而这个可怜的家伙却不能在侦查中证明他到维也纳去并不是抱着背叛乌克兰的目的！这样他就该死地成了叛国犯。）

叛国罪分条内涵的另一个重要的扩大是，适用它时应“援引刑法典第十九条”“援引意图”。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发生任河背叛行为，但侦查员认定有背叛的意图一这就足以判给与实际背叛罪相同的完全刑期。诚然，第十九条规定惩罚的不是意图，而是准备，但在辩证释读下也可以把意图理解为准备。而“预备行为应当与犯罪本身一样受到惩罚（即同等的刑罚）”（刑法典）。

总的说：

我们不把意图与犯罪本身区别开来，这正是苏维埃法律对资产阶级法律的优越性！

第二分条说的是武装暴动，夺取中央和地方政权，包括为了强使某一部分国土脱离苏联的行动。对此的惩罚是直至枪决（下面每一分条都是如此）。

扩大的含义（这不能写在条文中，但可以由革命的法律意识提示）：任何共和国实现退出苏联的权利的一切企图，都在此列。须知“强使”一词并没有说明对谁而言。甚至如果某一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都愿意分立，而莫斯科却不愿这样做，分立就将是“强使”的了。因此爱沙尼亚的、拉脱维亚的、立陶宛的、乌克兰的和土耳其斯坦的民族主义分子一向很容易地依这一条文得到自己的十年和二十五年。

第三分条“给予同苏联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任何方式的帮助”。

这个分条提供了对任何一个在占领区生活过的苏联公民判罪的可能性，不管他是给德国军人钉过鞋后跟，还是卖过一束小红萝卜，或者是一个曾与占领者跳过舞并度过一夜因而提高了他的士气的女公民。并非每一个都曾依这一条文判过刑（由于在占领区生活过的人太多），但每一个都可能被判刑。

第四分条说的是向国际资产阶级提供（异想天开的）帮助。

好像会发生疑问：谁能列入这一条呢？但是，借助于革命良心进行广义的释读，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合格的对象：所有在一九二O年以前，即在写成这个法典前几年出国并在四分之一世纪后（一九四四四五年）被我们的军队在欧洲追获的流亡者，都按五十八条4判刑：十年或枪决。因为他们在国外如果不是帮助世界资产阶级还能做什么呢？（通过音乐结社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在苏联境内也可以帮助。）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所有的孟什维克（这一条也正是为他们制定的）以及后来国家计委和最高经委的工程师什1也都帮助过

它。

第五分条：促使外国向苏联宣战。

一项疏忽：应当把这一分条用于斯大林及一九四＊四一年在他周围的外交和军事人员。正是他们的盲目和丧失理智才造成了那种结果。不是他们那是谁使俄国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可耻失败？这样的失败是不能同沙皇俄国在一九0四或一九一五年的失败相比的，是俄国从十七世纪以来从来未有的。

第六分条间谍行为。

这一条释读得如此广泛，如果把所有依这一条判刑的人结算一下，那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人民在斯大林时代既不是靠农业也不是靠工业或其他任何东西维持生活，而是靠给外国当间谍维持生活、靠特务机关的钱过日子。间谍行为这是一种十分简便的罪名，是无知的罪犯、有学问的法学家、报棍以及社会舆论都能理解的罪名。

这一分条释读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判刑不是直接因间谍行为，而是因：

IIIII间谍嫌疑（或者HIII未经证实的间谍行为．为这也能给你一个“整轴儿”！）甚而是因为：

CBIIIII引起（！）间谍嫌疑的联系。

问如，你的妻子的熟人的熟人和一个外国外交人员的妻子在同一个女裁缝（她当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那里做一3一件衣服。

这些五十八条6、IIIII和CBIIIII是一些粘性很强的条文，它们要求严路看守、密切监视（因为特务机关也能把触须伸进劳改营和自己的宠儿接头），并禁止免除押解。总的说，任何大写字母条文，就是说完全不是条文，而是这种大写字母的吓人结合（我们在这一章里还要遇到另一些），经常带着神秘的气息，你永远不明白。它们到底是五十八条的增生物呢，还是某种独立的很危险的东西。带着大写字母条文的囚犯在许多劳改营里甚至比带着五十八条的囚犯还要受到压制。

第七分条：破坏工业、运输、商业、货币流通和合作社。

在三十年代这一分条极为盛行，并在简单明了人人能懂的暗害行为这个外号之下抓住了群众。确实，第七分条中列举的一切，每日每时显而易见地遭到破坏一总该有人负罪责吧？……千百年朱，人民进行建设，进行创造，向来是诚实的，甚至给老爷干活也是如此。从留里克时代起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暗害行为。可是当财产破天荒第一次归人民所有的时候人民的几十万优秀子弟却纷纷去进行暗害（条文里并没有使用暗害行为这个概念。但由于没有它便不能说明，为什么田里长草，产量下降，机器损坏，所以辨证的嗅觉就用上了它）。

第八分条恐怖行为（不是指苏联刑法典负有责任“说明……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的那种恐怖行为，而是自下而来的恐怖行为）。

恐怖行为的含义非常非常广泛；不光是在省长的轿式马车下放置炸弹才算恐怖行为，而且，譬如说，打了自己的私敌一记耳光，如果他是党的、共青团的、民警机关的积极分子，就已经构成恐怖行为。更不消说杀死积极分子从来也不与杀死普通人同样量刑（顺便说，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汉穆拉比王法典中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丈夫杀死了妻子的情夫，那人若是非党群众这就算丈夫走运，他得到的是一百三十六条，是个普通犯，是社会亲近分子，可以不用押解。如果情夫是党员丈夫就成为带着五十八条8的人民敌人。

援引那个十九条，即将犯罪意图视同准备的条文适用第八分条，导致了概念的更加重要的扩大。不光是在啤酒店旁直接威胁积极分子“好，你等着瞧！”，而且连性子暴躁的集市村妇的一句詈骂“咳，瞎了他的眼睛！”，也被认定是TH恐怖行为的意图，也可以当做从严适用本条的根据。（这听起来有点过分夸张，像是滑稽剧但这个滑稽剧不是我们编出来的，我与这些人一起坐过牢。）

第九分条用爆炸或者放火……实施破坏或者损毁行为（必定怀有反革命目的）。简称为破坏。

扩大化的作法是，强加以反革命目的（侦查员对于犯罪人脑子里想的事比他本人了解得更清楚！），工作和生产中发生的人所难免的疏忽、错误、失败都不能得到原谅，都被看成是破坏。

但是，对五十八条中哪一分条的解释，也没有象对第十分条那样广而无边，革命良心也没有燃烧到如此程度。它的原文是：“包含号召推翻、颠覆或削弱苏维埃政权内容的宣传或鼓动，以及传播或制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内容的文字材料。”这个条文的但书只规定了在和平时期的最低刑（不能低于！不轻于！），而最高刑则是没有限制的！

一个堂堂大国对自己公民的言论竟是如此恐惧！

这个著名条文的著名广义解释是：“包含号召的鼓动”可以理解为朋友（或者甚至是夫妻）间的私下谈话，或者私人信件；而号召则可能是个人的劝告（我们得出“可以，可能”的结论，是以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为根据的）。任何不符合或跟不上当天报纸思想热度的思想，都是对政权的“颠覆或削弱”。要知道凡是不加强的，就早削弱I凡是不完全符合的，就是颠覆！

“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

谁就是

反对

我们！”

（马雅可夫斯基）

单份书写的信件、笔记、隐秘的日记，都可以理解为“制作文字材料”。

第十分条有了这样美满的广义解释，还有哪一种脑子里出现的、嘴巴里讲出来的或用手写下来的思想是它囊括不了的？

第十一分条是个特种条文，它没有独立的内容，而只是给上述各分条加重分量的添秤，适用于有组织地准备犯罪或者犯罪人参加了组织的情况。

实际上这一分条广义解释到并不需要有任何组织。我对这一分条的精致适用有亲身体会。校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秘密地交流过思想，两个人就是组织的萌芽，就是组织！

第十二分条最触及公民的良心：这是关于对上列任何罪行不检举的条文。为惩治不检举的深重罪孽，没有最高刑期的限制！！

这一分条已经广义解释到如此无边无际的程度，以至进一步的广义解释已经不需要了。知情不报等于是自己干的！

第十三分条看来是早已解决完了的：在沙皇暗探机关供职（担任后来的同类职务，相反却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英勇行为）。

有心理上的根据怀疑约·斯大林还有依五十八条这一分条的前科。有关替这种机关办事的文件，好多都毁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好多都没有公布。前警察厅长B·Q·钟科夫斯基在科雷马快死的时候肯定地说，二月革命后头几天匆忙烧毁警察局的档案，是几个有利害关系的革命家的一致的冲动。实际上，在胜利时刻为什么要烧毁如此有价值的敌人档案？

第十四分条惩罚“有意识地不履行一定的义务，或者故意漫不经心地履行这种义务”的罪行不言而喻，用刑是直到枪决。这简称为“怠工”或“经济反革命”。

而区别故意和非故意，只有侦查员根据自己的革命法律意识才能做到。这个分条曾适用于不交征购粮的农民。这个分条曾适用于没有做满规定的劳动日的集体农庄庄员。适用于没有完成定额的劳改犯。在战后这个条文开始波及从劳改营逃跑的盗窃犯，就是说广义地认为盗窃犯逃跑的动机不是恢复甜蜜的自由生活，而是颠覆劳改营制度。

这就是五十八条遮盖了整个人类生活的一把巨扇的最后一根扇骨。

对这一伟大条文作了这个概评以后，我们往后就不会那么大惊小怪。哪里有法律哪里就有犯罪。

锻造后立即在一九二七年初试锋芒的、在以后十年的各条水流中都浸淬过的五十八条的利剑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法律向人民的冲锋中开始大杀大砍。

应当说，一九三七年的行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计划好的，这一年的上半年，在苏联的许多监狱里都进行了设备改装从牢房里搬走单人床，搭起紧挨的板铺，有一层的，有两层的。列宁格勒的大楼（内务机关办公楼）一九三四年正好在（u夫遇害前夕竣工，这也不是偶然的。老囚犯们回忆说，似乎第一次打击就是密集的，全国差不多都是在八月的某个夜里动手（但是由于熟知我问的动作的迟钝，我不太相信这个说法）。秋天，当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快要到来，人们满怀信心期待普遍大赦的时候，斯大林这个诙谐家却在刑法典中增加了新的刑期十五年、二十年和二十五年。

关于三七年，这里无须再重复已经大写特写的并且还将多次重复的东西：党、苏维埃管理机关、军事指挥的上层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本身的上层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未必在哪个省里能保全下省委第一书记或者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大林正在选拔更顺手的人。

现在，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最终胜利后第十七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甚至斯大林本人，我们也开始觉得只是一种盲目的和表面的执行力量。

奥丽加·恰夫恰瓦泽讲述当时梯比里斯的情形：一九二八年逮捕了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他们的助手、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任命了新人。过了两个月，又关起了：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留下来的是：一般会计、打字员、清洁工人、通信员……

逮捕普通党员方面，看来有一个无论在笔录和判决书上都不写明的秘密动机；主要是逮捕那些一九二四年以前入党的党员。这在列宁格勒执行得特别坚决，因为在新反对派“纲领”上这些人都签了名（他们怎能不签呢？他们怎能“不信任”自己的列宁格勒省委呢？）。

请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休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是连那些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经感到这种状况蠢不可耐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这里，在会场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完蛋了！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个独立不羁的坚强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全部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着掌！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但那个人却不敢停下来。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的头头们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甚至到那时候，剩下来的人也不会动摇！……但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上恢复平常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啊，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难以形容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大家同时在同一击掌声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来。他们得救了！松鼠猜到了该从转轮上跳出来！……

然而，也就是这样发现独立不羁的分子，也就是这样把他们摘除。造纸厂厂长于当夜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但是，当他在第二0六页（最后一页侦查笔录）上签了名以后，侦查员要他记住：

“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样停下来呢？……）

这就是达尔文的物种天择。这就是用蠢事搞疲劳战术。

今天正在制造着新的神话。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说，或是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叙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悲剧。众口采砾金，我们也不由得跟着以为三七三八监狱年被关进去的全是共产党大人物，好像此外没有别人。但当时抓起来的几百万人当中，党和国家的大官们怎么也超不过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送牢饭的，多半也是像卖牛奶的女人那样的普通妇女。

从间接的统计资料中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且是有见证人的证实的：那些还没死光的住着被扫地出门的富农的“特别村”，一九三七年划入了群岛范围：或是迁入劳改营，或是就地圈为劳改区。因而，一九二九年那股大水流也汇入了一九三七年的水流，又给它增加了好几百万人。

被那股洪流卷进并且半死不活地送上群岛的人们的成分是那么光怪陆离，因而谁要科学地找出规律性，恐怕要伤很大的脑筋（何况这些规律性是当代人不懂的）。

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给定性，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一个市、区，每一个部队都接到控制数字，并且必须如期完成。其余的一切那就要靠行动人员的门道了。

前契卡人员亚历山大·卡尔加诺夫回忆说，塔什干接到电报：“即送来两百！”而他们刚刚扒拉过一遍，好像再也“无人”可抓了。尽管从区里送来了五十来个。主意有了！把民警机关抓起来的普通犯改定为五十八条！说到做到。但控制数字还依然没有达到！民警机关报告：吉普赛人在市里的一个广场上无法无天地搭起了帐篷，怎么办？主意有了！包围起来把十七岁到六十岁的男人统统作为五十八条扒进来！于是任务完成了！

还有这样的情形，原来给沃舍梯的契卡人员（民警局长扎博洛夫斯基讲述）摊派的任务是在全共和国共枪决五百名，他们请求增加，又批给了他们二百三十名。

这类稍稍加进一点暗语的电报是由普通电报局拍发的。在捷姆留克市，女报务员丝毫没有疑心地转告内务机关的总机：请于明日将二百四十箱肥皂送往克拉斯诺达尔。第二天一清早她就听到了大逮捕和发送犯人的消息从而猜出了其中的奥秘。她把接到那封电报的事告诉了女朋友。她当即就被抓了进去。

（用“一箱肥皂”这个暗语代表“一个人”是完全偶然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熟悉肥皂的制造？……）

当然，某些局部的规律性是可以理解的。逮捕入狱的有：

我们在国外的真正间谍（这往往是一些最真诚的共产国际人员或契卡人员，许多是外貌动人的妇女。把他们召回祖国，在边境就抓起来，然后让他们同原先的共产国际上司，譬如说同米罗夫一科罗纳，当面对质。那个上司承认自己是为某个外国特务机关工作的，因而他的下属自动成为外国特务，而且越忠实，危害越大！）；

中东铁路人员（所有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包括妻子、子女和祖母在内，原来统统是日本间谍。不过应当承认，对他们的逮捕，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居住在远东的朝鲜人（流放去哈萨克斯坦）一这是按血统抓人的最初尝试；

列宁格勒的爱沙尼亚人（全当作白色爱沙尼亚的间谍，只根据姓名就抓）；

所有拉脱维亚步兵和拉脱维亚契卡人员是的，正是不久前构成契卡的骨干和骄傲的拉脱维亚人，革命的助产士！甚至还包括资产阶级拉脱维亚的共产党人，那是一九二一年把他们从那里交换过来的，从而为他们免除了可怕的拉脱维亚的两年至三年的徒刑。（在列宁格勒封闭了；赫尔岑研究所拉脱维亚分所；拉脱维亚文化宫；爱沙尼亚俱乐部；拉脱维亚中等技术学校；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文报纸入

在一片喧闹声中大牌阵也不再摆下去了，还没抓完的，一概扒干净。已经无须再遮遮掩掩，这场游戏已经该结束了。现在从成片成片的流放地（例如乌发和萨拉托夫）把社会主义者们收监看押，全体一道审判，像一群群牲口似地赶向群岛的屠宰场。

在以前的各条水流中从来没有忘掉知识分子，现在也没有忘记。只要有学生告密（“学生”和“告密”这两个词儿的结合听起来早已不觉得奇怪了），说他们的大学讲师老是引用列宁和马克思，而不引用斯大林，这就足以使讲师不再去讲下一堂课了。要是他根本不引用呢？……列宁格勒的中年一代和年轻一代东方学家都被关了起来。北方研究所的全体成员（除密工人员外）都被关了起来对中小学教员也没有小看。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制造了以省国民教育局长彼列利为首的三十名中学教员的案件，一条吓人的罪名是：在学校里举行新年松树游艺会是为了要烧掉学校！而在工程师们（已经是苏维埃一代的工程师，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了）的脑门上棍棒以钟摆的均匀节奏打下来。由于矿层的某种扰乱两个迎头工作面没有相接，矿山测量员尼古拉·密尔古利耶维奇·米科夫为此得到了五十八条7，二十年！六名地质工作者（科托维奇小组）“因有意隐瞒地下锡储量（！就是说因未能发现这些储量！）以备德国人到来”（告密）五十八条7，各判十年。

紧跟着主流的还有一条专流：妻子、家属！一般是党员高干的妻子，有些地方（列宁格勒）是一切犯人（不管是得到了“十年无通信权利”的，还是已经死了的）的妻子。对家属通常全都判给八年（仍然比被清算的富农轻些，并且子女仍允许留在大陆）。

受害者成堆！受害者成山！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城市发动的正面进攻：C·II·马特维耶娃在同一个浪头里，但因不同的“案件”，被抓走了丈夫和三个兄弟（四人中的三个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一名电工技师因他的工段上断了一根高压线，按五十八条7，二十年。

彼尔姆工人诺维科夫被控准备爆破卡马河的桥梁。

尤日阿科夫（也在彼尔姆）白天被捕，夜里来抓他的妻子。向她出示了一份名单，要她签字证明这些人都在他们家里开过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会（不用说，这是没有的事）。条件是答应放她回去照看三个孩子。她签了字，毁了所有的人，而她自己，当然，依旧留在牢里。

娜杰日达·尤登尼奇因自己的姓氏而被捕。诚然，九个月后查明她并不是将军的亲戚，就放了她（咳，区区小事：在这期间她妈妈因着急而死去了）。

在旧鲁萨市放映电影“列宁在十月”。某人注意到了一句话：“帕尔钦斯基应当知道这事！”而帕尔钦斯基是保卫冬宫的。一对不起，我们那里有个护士叫帕尔钦斯卡哑！把她抓起来！果然抓了。原来真的是他的老婆，在丈夫被枪决后她躲到这个偏远地区来了。

包鲁什科兄弟（巴威尔、伊凡和斯捷潘）于一九三0年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从波兰来到自己的亲人这里。现在他们成了青年，得到了IIIII（间谍嫌疑），十年。

克拉斯诺达尔市电车女司机深夜从车场步行回家，该她倒霉，在市郊从一辆陷住的卡车旁边走过，卡车边上有人忙碌着。它原来装满了尸体手和脚从防水布下露出来。她的姓名被记了下来，第二天就被捕了。侦查员问她看到了什么？她老实承认了（达尔文的物种天择）。反苏宣传，十年。

名自来水工人每当播送没完没了的给斯大林的致敬信时总关上自己屋里的喇叭。（谁记得这些信呢？！日复一日，一连几小时，千篇一律的使人发昏！想必播音员列维坦能记得牢：他抑扬顿挫、充满感情地念过这些信。）邻居告了密（啊，这个邻居现今在哪里呀？），COg（社会危险分子），八年。

一个识字不多的砌炉匠爱在空闲时间练习签字这使他在自己心目中提高自己的身份。没有空白的纸张，他就在报纸上签字。他在父亲和导师尊容上写了花体字的报纸，被邻居在共用厕所的纸篓里发现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斯大林及其亲信们喜爱自己的肖像，用它们登满报纸，把它们繁殖几百万份。但苍蝇却很少尊重它们的神圣性，况且，报纸不加利用也未免可惜于是就有多少不幸的人在这上面得到了刑期。

逮捕像流行病一样逐街挨户地蔓延。正如人们通过握手、呼息、接吻不知不觉间互相传染流行病菌一样，人们也是因握手、呼吸、街上相遇传染着致使对方遭逮捕的病菌。因为，如果你明天注定要招认你纠集了一个图谋在本市自来水中放毒的地下小组，而今天我曾在街上握过你的手那就是说我的命运也注定了。

七年前，城市瞧着怎样痛打农村，而认为这是自然的。现在农村本来也可瞧瞧怎样痛打城市但它过于愚昧无知，没有这个眼力，何况自己还在继续挨打。

土地测量员（！）沙乌宁因为……区内牲口大批倒毙（！）和收成不好（！）而得到了十五年（区里的头头也因这些事全部被枪决人

区委书记来到地里督促春耕，有一个老农民间书记是否知道七年来集体农庄庄员靠劳动日没得到一克粮食，得到的只是麦举而且还不多。因这个问题老汉得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一个有六个子女的农民则是另一种遭遇。为了养活这六张嘴，他干集体的活儿卖死力气，总希望能挣到点什么。他真个地挣到了一颗勋章。大会授勋，首长讲话。在致答辞时，这个庄稼人动了感情，便说：“哎，要是能给我一普特面粉来顶这个勋章多好！能这么办吗？”全场狼嗥似地哈哈大笑起来，而这个新的获勋者也就带着他的六口人去流放了。

现在是否能归纳起来说，当时关进监狱的完全是些无罪的人呢？但是我们忘了说明，罪这个概念本身早已为无产阶级革命所取消，而在三十年代初则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因而我们已经不能用有罪与无罪这些落后概念来进行投机了严

一九三九年的回放是机关历史上的一个难以置信的事件，是它们历史上的污点！不过这个回流是不大的，约占已经抓起来还没有判刑、还没有远送和没有死掉的总数的百分之一、二。数字不大，可是用得巧。这是从一个卢布找回的一个戈比，为了把一切推在卑鄙的叶若夫身上，巩固新上任的贝利亚的地位，为了使领袖形象更光辉，这样做是需要的。用这一个戈比就机巧地把整个卢布理进地里。如果这些人“弄清了问题，获得释放”，（甚至报纸都不打哆嗦地写到个别受诬陷的人）那就等于说其余被抓进去的肯定是坏蛋！而回来的人都一声不响。他们具了甘结。他们吓成了哑巴。群岛的秘密很少人知道，也知道得很少。分工依然如故。夜间“乌鸦车”，白天游行队伍。

而且，就在那几年内，根据包罗万象的五十八条的同一些分条，这个戈比很快就收回去了。比方说有谁注意到一九四0年的一条不肯和才去断线学系的妻子的水流？在这个和平的年份，唐波夫市“摩登”电影院爵士乐队的全体成员被抓进监狱，因为说他们都是人民敌人，这件事就在当地现在有谁记得？有准注意到一九三九年从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出来投奔斯拉夫祖国苏联的三万名捷克人呢？不能担保其中没有个把间谍。他们全都被送进了北方劳改步（在战争时期捷克兵团就是从那儿冒出来）。啊，对不起，我们木是在一九三九年向西部乌克兰人、西部白俄罗斯人、后来在一九四0年又向波罗的海沿岸人以及摩尔达维亚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吗？我们的手足兄弟们原来都根本没有经过清理，于是一股一股的社会预防的水流就从那些地方涌出来了。捉拿太殷实、太有影响的人．也一并捉拿太独立不羁、太聪明、太引人注目的人，在过去属于波兰的省份里，特别集中地捉拿波兰人（正是在那个时候募集起了不幸的卡腾事件的蒙难者，为未来的西科尔斯基-安德尔斯军队贮存了青饲料）。到处捕捉军官。老百姓被弄得惶惶不可终日，愈来愈沉默。他们失去了反抗运动的潜在领袖人物。大家都学会了识时务，旧关系、旧熟人都渐渐疏远了。

芬兰留给了我们一条没有居民的峡地，然而，一九四0年在整个卡累利阿和列宁格勒却对有芬兰血统的人实行搜捕和迁移。我们没有察觉这股小溪流：我们不是芬兰血统。

把我方被俘人员当作叛国分子审理一这也是在对芬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尝试。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尝试！一然而真怪，我们却没有察觉。

排练熟了恰好战争也就爆发了，同时又是大规模撤退。从准备放弃给敌人的西部各共和国里，应当赶紧在几天之内把还可以抓的人抓出来。在立陶宛，仓卒间丢下了整个部队、团队、高射炮营和炮兵营但却运出了几千家不可靠的立陶宛人（其中四千家后来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里交给了盗窃犯去洗劫）。从六月二十八日起，在拉脱维亚、在爱沙尼亚开始紧急逮捕。但火烧眉毛，撤退的任务更紧。忘了把布列斯特要塞之类的整个要塞撤出来，但没有忘掉在利沃夫、罗夫诺、塔林及其他许多西部监狱的监房和院子里把政治犯枪毙掉。在塔尔图监狱里枪杀了一百九十二人，尸体扔进了井里。

怎样想象这种场面呢？你什么也不知道，牢房的门打开，就向你开枪。你作垂死的呼喊，一除了监狱的石墙，谁也听不见，谁也不会传出去。不过，据说，也有中弹后没有死的。我们也许还能读到一部关于这件事的书？

一九四一年德军如此迅速地包抄和切断了塔干罗格，车站厂的货车里还留着待撤退的犯人。怎么办？总不能释放吧。也不能交给德国人。拉来油罐车，把货车车厢都浇上石油，然后点燃。全部都活活地烧死了。

在后方，第一股战时的水流是一谣言传播者和恐慌制造者，这是根据战争最初几天颁布的法典外的专门法令逮起来的。这是试验性放血，是为了维持整体的振作。所有的都是判十年，但不算是五十八条（那些在战争年代劳改营里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于一九四五年得到大赦）。

我差点儿没有亲身去尝尝这个法令的滋味：我正在面包店前排队，一个民警把我叫去并把我带走问罪。如果不是幸好有人说情，那我一开头就得上古拉格，而不用去打仗了。

然后是未交出收音机或无线电零件者的水流。发现（根据告密）一个电子管就判十年。

同时也出现了日尔曼族水流一伏尔加流域的日尔曼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日尔曼族移民，以及在苏联任何地方居住的所有日尔曼人。决定因素是血统，甚至国内战争的英雄和老党员，只要是日尔曼人，也都在流放之列。

血统是根据姓名来判断的。设计工程师华西里·奥科洛科夫认为在设计方案上签这个姓名木好看，就在三十年代改名（那时还可以这样做）为罗伯特·施坦凯尔多漂亮！而且还设计了艺术字体写法现在却有口难辩，被当作日尔曼人抓起来“这是你的真名吗？从法西斯特务机关接到些什么任务？……”而那个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把不好听的姓改成了科尔贝的唐波夫省人卡维尔兹涅夫是何时得到了与奥科洛科夫同样遭遇的？……

日尔曼族的流放本质上与消灭富农一样，只是轻一些，因为允许携带较多的东西，并且不是送到那么致命的坏地方。至于法律形式，跟消灭富农一样，它也是没有的。刑法典是一回事，几十万人的流放又是一回事。这是君主的圣谕。此外，这是它第一次作这类的民族试验，这在理论上使他感到兴趣。

从一九四一年夏末起，尤其是秋天，迸涌出了突围者的水流。他们是祖国的保卫者，是几个月前我国各城市用乐队和花束欢送过的。在此以后，他们遭遇了德军坦克的最沉重的打击，在普遍的混乱中，完全不是出于自己的过错，没有当上俘虏。相反！他们结成分散的战斗小组，在德军的包围圈里度过一段时间，然后突围出来。他们回来以后，非但没有像亲兄弟般拥抱他们（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会这样做），让他们休整、探亲，然后归队反而被当作嫌疑分子编成丧失权利、解除武装的小队，带到审查甄别站，在那里，保卫部门的军官们一开始对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不相信，甚至怀疑他们冒名顶替。审查的方法是交叉讯问、当面对质、互相供述。经过审查，一部分突围者重新获得自己原来的姓名、军衔和信任，编入各部队。另一部分，暂时是小部分，则构成了叛国分子的第一股水流。他们得到五十八条1一乙，但起初，在标准制定前，刑期在十年以下。

作战部队这样清洗。但是远东和蒙古还有一支庞大的不作战部队。不让这支军队生锈是保卫部门的一项崇高任务。哈尔钦河和哈桑湖的英雄们不作战闲话就多起来，再加上现在又让他们练习使用原来对自己的军人都保密的捷格嘉辽夫式自动步枪和团迫击炮。手里拿着这样的武器，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西线退却。隔着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他们怎么也搞不通，我们一天后退一百二十公里，不过是重复库图佐夫诱敌深入的策略。只有从东部军队搞出一股水流，才能打通这个思想。嘴巴收紧了，信念也就成为铁的了。

自然在上层人物中也出现了对退却负有罪责的人的水流（总不能是伟大的战略家对此应负罪责！）这是不大的半百人光景的将军流。他们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四一年十月就起解了。将军们中间最多的是空军将领空军司令斯穆什凯维奇，E·C·普图兴将军（他说：“早知如此我就先在生身父亲头上扔炸弹，然后再坐监牢！”）及其他一些人。

莫斯科城下的胜利产生了一股新的水流：有罪的莫斯科人。现在定下心来考虑，发现那些既不逃走也不撤退，而是不害怕地留在受到威胁、连政府都迁走了的首都的莫斯科人是有嫌疑的：或者是有意破坏政府威信（五十八条10）；或者是有意等待德军（五十八条1一甲，同时援引十九条，这股水流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直喂养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侦查员）。

不用说，五十八条10，ACA（反苏宣传）从来没有中断过，在整个战争时期笼罩着后方和前线。撤退出来的人如果讲述了退却的惨状（报纸上明明写着退却是有计划进行的嘛），得到这一条；在后方胡说口粮配给少的人，得到这一条；在前线胡说德军技术强大的人，得到这一条；一九四二年，不论在哪里，凡是胡说被围困在列宁格勒的人们正在饿死的人，都得到这一条。

同一年，在刻赤失利（十二万人被俘）、在哈尔科夫失利（被俘更多）以后，在往南向高加索和伏尔加河大退却的过程中还吸出了一条很重要的水流，那是不愿死守阵地、擅自后撤的军官和士兵，用不朽的斯大林的第二二七号命令的话来说，这些人使祖国蒙受的耻辱，是最不可饶恕的。然而这条水流没有到达古拉格，他们由各师的军事法庭作了加速处理，全部被赶进惩戒连而无影无踪地消耗在前沿阵地的红沙里。这是为斯大林格勒胜利奠基的水泥，但没有载入俄国的通史，而是留在下水道的专史之中。

（顺便说，我们在这里试图探寻的只是从外界流进古拉格来的那些水流。至于在古拉格内部各贮水池之间的抽送，战争年代特别盛行的所谓营内判刑，则不在本章研究之列）。

为了认真起见，也需要提一下战时的一些回流：上面提到的捷克入、波兰人、从劳改营释放出来送到前线的刑事犯，都是属于这一类。

从一九四三年起，当战争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转折以后，开始冒出一股来自原敌占区和欧洲的成百万人的水流，它的水量一年比一年充沛，直到一九四六年。

它的两个主要部分是：

在德军占领下生活过的或给德军做过事的公民（给他们的是带“甲”字的十年：五十八一I-甲）；

当过俘虏的军职人员（给他们的是带“乙”字的十年：五十八一1-乙）。

每个留在敌占区的人总要生活，因此就要有所为，因此在理论上就可能与每天吃的饭一起给自己挣得未来的犯罪构成：如果不是背叛祖国，那至少也得落个资敌罪。然而实际上只要在身份证上注明曾在敌占区生活就足够了。把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使那么广大的空间变得荒无人烟，在经济上是不明智的。为了提高一般的觉悟，只把以下各类中百分之见的人有罪的、半有罪的、四分之一有罪的以及那些同他们在一道篱笆上晒过包脚布的人关起来就够了。

但是只需要一百万的百分之一，就可以组成一打旺盛热闹的劳改点了。

不要以为，诚实地参加过地下抗德组织就必定可以免于掉进这条水流。一个基辅共青团员由地下组织派到基辅警察局去做事，以便取得情报。小伙子诚实地向共青团组织送情报，但是我军一到，他却得到了十年徒刑，因为他既然在警察局供职，就不会不沾染上敌人的习气，也不能完全不执行敌人交给的任务。

把在欧洲生活过的即便是当过东方奴隶的人判刑，更是心狠手辣。他只不过是看到过一小块欧洲的生活，并且可能讲出来，讲这些事，在我国从来叫人不舒服（当然，除了那些明智作家的旅途随笔以外），在破坏严重、生活无着的战后年代更是叫人不舒服。而要说在欧洲完全糟得很，根本不能生活，则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大多数战俘，特别是那些在西方看到比德国死亡营稍多一点东西的战俘被判刑，正是这个原因，而根本不是单纯因为他们当了俘虏。

这是慢慢显出来的。一九四三年就已经有一些乱淌的四不象的水流，如沃尔库达工地上。长期称为“非洲客”的那一批人。这是美军在非洲从隆美尔集团军中抓到的俄国战俘（“志愿兵”），一九四八年用十轮卡车经埃及一伊拉克伊朗把他们遣返祖国。在里海的荒凉海湾里，立即把他们圈进带刺的铁丝网，从他们身上撕下了军阶标志，搜光了他们的美国赠品（不用说，得利的是工作人员，而不是国家），因为还没有经验，既没有判什么刑，也没有适用什么条文，先一概送到沃尔库达，听候上面的专门指示。因而这些“非洲客”在沃尔库达的处境实在莫名其妙：没人看守，但没有通行证他们在沃尔库达一步路也不能走，而通行证他们是没有的；付给他们自由雇佣者的工资，但把他们当犯人使用。可是专门指示总不下来。把他们忘了……

被扣留人员也一概当作战俘来判刑，从这个做法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上面讲的道理。例如，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我们的一批水兵被风浪抛到瑞典海岸。整个战争时期，他们都自由地生活在瑞典一过着先前和后来都没有过的富足和舒适口子。苏联在退却、进攻、冲锋、死亡与挨饿，而这些坏蛋却在中立国吃得肥肥胖胖。战后，瑞典把他们还给了我国。背叛祖国是毫无疑问的但事情不知怎的进行得不顺手。因此就让他们各奔东西，结果所有的人都因宣扬资本主义瑞典的自由和富足而被铆上了反苏宣传的罪名（卡金科一伙）。

后来，因这伙人闹了一个笑话。在劳改营里，他们已经闭口不谈瑞典了，害怕因此加刑。但是，瑞典人却不知怎地打听到了他们的遭遇，在报刊上刊登了一些诽谤性的报道。这时候，小伙子们已经分散到远远近近的各个劳改营去。突然，用特别通知书把他们全都集中到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喂得膘肥体壮，让他们留起了发式。让他们朴素大方地穿戴起来，进行了排练，谁该讲什么，并警告说，哪个混蛋要是讲的不一样，将在后脑门得到“九克”“一准备就绪后就把他们带到记者招待会去同外国记者和在瑞典时的熟人见面。过去的被扣留者显得精神饱满，讲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学习、工作。他们不久前在西方报纸上（要知道我们这里每一个报亭都有西方报纸出售）读到产阶级的诽谤，感到十分愤慨，大伙写信一商量，就一起到列宁格勒来了（路费并没有使谁为难）。他们的红润润、油光光的外表最好地驳斥了报纸的造谣。羞惭的记者们纷纷去写道歉声明。对于所见所闻做另外的解释是西方人的想象能力所不及的。而记者招待会的主角们会后立即被带往澡堂，剃了头发，穿上以往的破衣烂衫，分送到原来那些劳改营去。既然他们表现得不负所瞩就没有再给任何人加刑。

作为来自收复区的总流的一部分，一股接一股的犯了过错的少数民族水流迅速而集中地通过：

在一九四三年加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巴尔达人；

在一九四四年克里米亚的鞑靼人。

如果没有正规军队和军用卡车去帮助机关，这些民族就不会那么有效而迅速地奔赴自己永远的流放地。部队雄赳赳地把山村包围起来，于是几百年定居在那里的人在二十四小时内以空降兵的神速动作被送到车站，装上列车一立即开往西伯利亚，开往哈萨克斯坦，开往中亚细亚，开往俄国的北方。刚刚过了一昼夜，土地和不动产就已经转归继承者们所有了。

像在战争初期对待日尔曼族人那样，现在对这些民族也是只看血统，不登记造册，就送去流放党员也好，劳动英雄也好，还没打完的这场战争的英雄也好，都向那里流去。

在战争最后两年，自然出现了一条德国战争罪犯的水流，这些人是从一般战俘营系统中挑出来，通过法庭转入古拉格系统的。

一九四五年，对日战争虽然只打了不到三个星期，可是为了满足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紧急的建设需要，弄来了大量的日本战俘，从日本战俘当中也进行了挑选战犯送往古拉格的工作。（虽然不知道详情，但是我仍然确信，对这些日本人的判刑大部分不可能是合法的。这是一种报复行动，是为拖长使用劳动力期限采用的手法。）

从我们的军队打进巴尔干半岛的一九四四年底开始，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当它到达中欧的时候，顺着古拉格的渠道还流来了一条俄国流亡者（老年人是在革命时期离开的，青年人是在那里长大的）的水流。揪回祖国的通常是男人，让妇女和儿童留在侨居地（诚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抓，抓的只是那些二十五年来哪怕稍微表示过政治观点的，或者出国前在革命时期曾表示过观点的。对那些纯粹过着植物生活的人没有触动）。主流来自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较少；东欧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俄国侨民。

与西边相呼应，一九四五年从满洲也涌出了一条流亡者的水流（有的木星马上逮捕：邀请他们以自由人身份全家回国，在国内把家拆散，送去流放，或者关进监狱）。

整个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有一条总算是真的反苏维埃政权分子（弗拉索夫分子、哥萨克一克拉斯诺夫分子、希特勒建立的民族部队中的穆斯林）的巨流向着群岛滚滚流去，他们中间有的是死心塌地的，有的是胁从的。

与他们一起，抓获了不下一百万从苏维埃政权下逃出来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难民。这些平民起初在盟军占领区成功地隐藏了起来，但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被盟国当局奸诈地送还到苏联手里。

数目不详的波兰人一国家军的成员、米科瓦伊奇克的拥护者，在一九四五年经过我国监狱进入了古拉格。

还有若干数量的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

从战争结束时起，后来多年不断地滚滚流淌着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班杰拉分子）的充沛的水流。

在这个几百万人的战后大迁徙的背景上，很少有人察觉这样一些小股细流，如：

勾搭外国人的女郎（一九四六一四七年）即允许外国人向自己献殷勤的女郎。对这些女郎依三十五条7（社会危险分子）治罪；

西班牙子女就是那些在他们的国内战争时期被带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成年了的人。他们虽然是我国寄宿学校里教育出来的，但同我们的生活却很不合拍，许多人闹着“回家”。也给了他们三十五条7，社会危险分子，特别顽固的一五十八条6，替……美国当间谍。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不忘记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一股短短的……神甫返流。是呀！真是奇迹！三十年来第一次释放神甫！说实在的，并没有到一个一个劳改营去找寻这些人，凡是外面的人记得并能说出名字和准确地点来的一就释放出来，以便加强正在重建的教会）。

应当提醒大家，这一章决不企图列举所有肥沃了古拉格土地的水流而只举出其中具有政治色彩的水流。好像上解剖学课程，详细描述了血液循环系统之后，可以接着从头详细描述淋巴系统。我们也可以接着从头考察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三年的普通刑事犯和真正的刑事惯犯的水流。这种描述也可能会占不少篇幅。这可能会使许多著名的、现在已经部分遗忘了的（尽管从来也没有用法律手续废除过）、给贪得无厌的群岛供应了丰富的人的原料的法令得到阐明。那是关于旷工的法令。那是关于生产劣质产品的法令。那是关于私自造酒的法令（贯彻这项法令的高潮是一九二二年，但在整个二十年代都抓得很多）。那是关于惩治集体农庄庄员不完成规定出工天数的法令。那是关于在铁路上实施军事状态的法令（一九四三年四月，根本不是在战争刚开始时，而是在它的好转期）。

按照古已有之的彼得大帝的传统，每颁布一项这样的新法令，就是当前最重要的法规，毫不考虑甚至不记得前一项法规。这些不接头的地方，要求法学家们去协调，但是他们干得并不热心，也不十分顺利。

法令的这种脉动造成国内惯犯犯罪和“普通”犯罪的奇怪景象。你会发觉，无论偷盗、杀人、私自造酒或强奸，都不是时而在这里或那里作案，都不是由于人的弱点、淫欲和放纵而偶然发生，不是的！全国的犯罪作案显示出令人惊奇的一致性和单调性。一会儿全国遍地是强奸犯，一会儿只有杀人犯，一会儿全是私自造酒者，对政府的最新法令做出十分敏感的反应。每种犯罪好象自己凑上去挨法令的打击，以便尽快消失！只要英明法律制定了和加重了对某种犯罪的惩治办法，在全国各地这个种类的犯罪率立即激增起来。

铁路军事化法令把战争年代铁路工作人员中占最大多数的妇女和少年赶上了军事法庭，他们没有经过兵营的训练，常常迟到和违反制度。关于不完成出工天数的法令简化了放逐那些不愿白干活的集体农在庄员的手续。如果以前为此需要经过法院审判，并适用“经济反革命”的条文，那么现在只要一纸区执委会批准的集体农庄决议就够了；而且庄员们本身知道尽管被流放，可是不被划成人民敌人，也觉比较轻快。（规定的出工天数在不同地区各不相同，对高加索人最优待七十五个劳动日，但连他们也有不少人被送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去流放八年。）

然而，在这一章里，我们不打算对惯犯犯罪和“普通”犯罪作长篇大论的和富有成果的考察。只是既然已经讲到了一九四七年，我们就不能对一项最宏伟的斯大林的法令缄口不言。论述一九三二年时，我们已经提到过著名的“八月七日法”或“八七法”，依照这个法律，许多人因一颗穗头、一根黄瓜、两个土豆、一块木头、一轴线（在笔录中写的是“二百米缝纫用材料”。毕竟不好意思写“一轴线”。）而被关进狱中，刑期都是十年。

但是，斯大林所理解的时代的需要在变化，在等待一场酷烈的战争时，十年好象是够了，现时，在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后，看起来就有点单薄了。于是又一次置法典于不顾，或者是因为忘记了已经有过许许多多关于偷盗的条文和法令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宣布了一项使它们一概不作数的法令，不知发愁的犯人们立刻把它命名为“六四”法令。

新法令的优越性首先就在于它的新鲜：法令一出，这类犯罪就应当随之勃发，保证为新判犯人流提供充沛的水源。但更大的优越性在于刑期：如果去剃穗头的，为了壮胆，不是一个乡下丫头，而是三个（“有组织的匪伙”），去偷黄瓜或苹果的是几个十二岁的淘气孩子，那么他们得到的是二十年以下的劳改；在工厂里最高刑提到二十五年（这个四分之一世纪的刑期是在人道地废除死刑前几天施行的，用以代管死刑）。最后，一个由来已久的歪理什么只有政治不检举行为才是国事罪如今被纠正了。现在对有关盗窃国家或集体农庄财产的不检举行为，也处以三年劳改或七年流放。

在法令颁布后的最初几年，成师的城乡居民被遣送去耕种古拉格群岛的土地，替代那里死绝了的土著居民。诚然，这些水流是通过民警机关和普通法院到那里去的，没有充塞战后年代本来就已经过分满溢的国家安全机关的渠道。

斯大林的这条新路线现在，在战胜法西斯主义以后，应当空前起劲、大量和长久地捕人当然马上就在政治犯方面反映出来。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迫害和监视明显加强的一九四八四九年，扮演了一出连斯大林的不讲理时代也是前所未见的“二进宫”的悲喜剧。

用古拉格的语言就是这样来称呼那些一九三七年留下一条命的不幸的人们，他们熬过了不堪设想的、难以忍受的十年，现在，在一九四七四八年，备受折磨、精疲力尽以后，居然得以怯生生地跨上自由的土地希望能悄悄地度过短促的残生。但是某种野蛮的幻想（或者是固执的狠毒心肠，或者是不知厌足的报复心理）促使大元帅一胜利者发布一道命令：把所有这些残废人重新关起来，无须有新的罪过！往吞咽机里填塞它本身的下脚料，这甚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他都不利。但斯大林正是下了这样的命令。这是历史人物对历史必要性要脾气之一例。

于是，又来抓所有这些刚刚在新的地方或新的家庭安下身来的人。来抓的人无精打采地抓，被抓的人无精打采地去。他们对于全部苦难历程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有问“为了什么？”也没有向亲人说“我会回来的，”他们挑些比较脏的衣服穿上，在劳动营制的烟荷包里装满马合烟，便去签署笔录（而笔录总共只有一条：“是你坐过牢吗？”一“是我。”“再坐十年。”）

这时，君主突然想起，光把一九三七年活下来的人关起来一这太少！还有他们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子女不是也应当关起来嘛！要知道他们一天天长大，还会想起报仇的（也许他晚饭吃得太饱，做了个和这类子女狭路相逢的恶梦）。经过考虑、估量，开始抓子女，但不多。抓的是将领们的子女，托洛茨基分子的还不是全部！这样就开始了一条子女一复仇者的水流（十七岁的林娜·科萨列娃和三十五岁的叶林娜·拉科夫斯卡娅都落入这类子女行列）。

在欧洲大混杂以后，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终于又把屋墙筑得牢牢的，把天花板钉得低低的，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空间里把原来一九三七年的空气搞得浓浓的。

于是，在一九四八、四九和五0年一连串地出现了。

臆想的间谍（十年前是德田间谍，现在是英美间谍）；

教徒（这一次多数是教派分子）；

还没有斩尽杀绝的瓦维洛夫派和孟德尔派的遗传学家与育种学家；

亲西方思想还没有完全被吓掉的普通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们（大学生从严）。时髦的罪名是；

BAT吹捧美国技术；

BAII吹捧美国民主；

III3崇拜西方。

水流与一九三七年相似，价刑期则不相似：现在的标准已经不是那古旧的“十卢布纸币”，而是新的斯大林的“二十五卢布票子”。现在十年已经算是幼儿园的刑期了。

从新颁布的泄露国家机密惩治法令中也涌出了一条不小的水流（认为是机密的有：区里的收成；任何一种流行病的统计资料；任何车间和小工厂的生产任务；民用机场的名称；城市公共交通路线；劳改营在押犯人的姓名），依这个法令判的是十五年。

民族的水流从来也没有被遗忘。在森林战场上怒气冲冲地捉到的班杰拉分子的水流老是在流着。同时，所有西部乌克兰的乡村居民，多少同游击队有过接触的（留他们住过一夜，给他们吃过一顿饭，没有告发他们），也得到十年劳改与五年流放。大约从一九五年起，又引出一条班杰拉分子老婆的水流为了尽快收拾完他们的男人，以不检举的罪名给这些女人各安上十年。

那时候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抵抗运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一九四九年从那里进涌出新的社会预防和保证实现集体化的强大水流。整列车整列车地从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把城市居民和农民运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去（历史的节奏在这些共和国里发生了错乱。现在他们必须在压缩得短短的时期内重新走一遍全国已经走过的道路）。

在一九四八年，还有一条民族的水流亚速夫海沿岸、库班和苏呼米的希腊人涌往流放地。他们在战争年代可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民的父亲的事，现在父亲是不是为了在希腊遭到的失败拿他们出气呢？这股水流似乎也是他个人丧失理智的产物。大多数希腊人去了中亚细亚的流放地，表示不满的进政治隔离所。

在一九五0年前后，不知是同样为了出那场打输了的战争的气，还是为了和已经流放的那一批人取得平衡，由保加利亚转交给我们的马尔科斯起义军战士本身也流到了群岛。

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犹太人水流已经明确地露了头（从一九五①年起，他们已经作为世界主义者一小批一小批地走向群岛）。医生案件就是为这个目的而策划的。似乎他要搞一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然而，这成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夭折了的意图。上帝命令他好象借助于人之手一命呜呼了。

前面的一番叙述看来足以表明，把成百万人赶出老窝，让古拉格住满人，有冷静地设想好的顺序，有始终不减弱的顽强性。

我国的监狱从来没有空的，只有满的，或者是过分满的。

当你们悠然自得地从事于探索原子核秘密、研究海德格尔对萨特的影响、搜集毕加索的图画、乘坐有包房的车厢去疗养地或者修建莫斯科近郊的别墅的时候“乌鸦车”不断地在城里乱窜，国家安全人员在敲门和按门铃。

因而我想，这篇叙述也证明了，“机关”从来没有白吃饭。

第三章　侦查

如果对契诃夫笔下那些老是猜想二十——三十——四十年后将是什么情形的知识分子回答说，四十年后在俄罗斯将有刑讯，将用铁环来箍紧脑门，把人放进盛有酸性液的浴槽中去，把赤身裸体绑起来的人丢给蚂蚁和臭虫去咬，用汽炉子上烧红的通条插进肛门去（“暗烙印”），用靴子慢慢踩压性器官，最轻的则是整星期不让睡觉、喝水，打得血肉横飞——那么不论哪一出契诃夫的戏都不能演到底，所有的主人公都会进疯人院。

不光是契柯夫笔下的主人公，而且任何一个本世纪初的正常的俄国人，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何一个党员，能相信、能忍受对光明未来的这种诽谤吗？这类事情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还可过得去，在彼得大帝时期已经显得是野蛮行为，在比伦时期还可能对十——二十个人采用，从叶卡捷琳娜时代起就已经绝迹，——然而在伟大的二十世纪繁荣昌盛时期，在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设想的社会里，在天上已经有了飞机，已经出现了有声电影和无线电广播的年代——这类事情却并不是由哪一个坏蛋，也不是在一个秘密地方干的，而是由几万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面野兽对于百万没有自卫能力的人进行的。

只有现在闪烁其词地称之为“个人迷信”的返祖现象的大发作是骇人听闻的吗？也许我们在那些年代举行普希金的百年祭，不害臊地上演契诃夫那些已经得到答案的戏剧才是可怕的？或许更可怕的是三十年以后还有人对我们说：这些事不要讲了！如果回忆千百万人的苦难，那就会歪曲历史的前景！如果刨根问底地探求我国风习的实质，那就会使物质上的进步黯然失色！最好还是去回忆鼓风炉、轧钢机、挖通的运河，不，运河不要回忆……那就去回忆科雷马的金子吧，不，这也不要……一切都可以回忆，但是要善于回忆，要歌颂……

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咒骂宗教裁判。难道除了烧人的火堆就没有庄严的祈祷仪式了吗？不明白农奴制为什么使我们那么不喜欢。要知道并没有禁止农民每日去劳动。他可以在圣诞节挨门逐户去唱祝歌，而姑娘们在三一节还编制花冠呢……

现今书写出来的和口头的传说加于一九三七年的独特性，一般人认为就是捏造罪名和进行刑讯。

但这是不对的，不确切的。在不同年代，在几十年内，依照五十八条进行的侦查，几乎从来也不是查明真相，而只是履行项不可避免的肮脏手续：把一个不久前自由的、有时是高傲的、永远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人压弯，把他拖过狭仄的管道，管道配件的钩子会撕破他的皮肉，在那里他将透不过气来，这样他就会央求赶快上另一端去——可是另一端把他甩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群岛的一名现成的土著，而且直接掉进了那一块福地（傻瓜总是牵手牵脚不肯往前走，他以为管道也有往回的出口）。

无文字记载的年代过去得越多，搜集幸存者们分散的见证就越困难。这些见证告诉我们，制造假案在机关成立的早期就开始了——这是为了使人感觉到他们经常的不可替代的救世活动，不然随着敌人的衰落，说不定在哪个倒霉的时刻机关就全消亡。从科瑟列夫的案卷中可以看出，契卡的地位甚至在一九一九年初就已发生动摇。阅读一九一八年的报纸时，我偶然碰到一则关于破获十人集团可怕阴谋的官方报道，这十个人想（还只是想！）把大炮拖到教养院的屋顶上去（瞧瞧那有多高）——并从那里向克里姆林宫开炮。他们是十个人（其中可能有妇女和少年），不知有多少门炮——这些炮是从哪里搞来的？口径多大？怎样顺楼梯推到阁楼上去？怎样在倾斜的屋顶上安放？可别在打炮时滚下去！为什么彼得堡的警察同二月革命作斗争时不把重于机枪的东西拿到屋顶上去？然而这个预示一九三七年社会结构的幻想作品是大家读过了的呀！相信了的呀！……显然，日后还会有人向我们证明，一九二一年的“古米廖夫案件”是一个假案。同一年梁赞的契一杯制造了关于当地知识界“阴谋”的一桩假案（但勇敢分子的抗议信还能到达莫斯科，于是案件就搁下了）。就在那一九二一年，处决了天然力促进会系统内的腐泥煤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我们对那个时代俄国学术界的气质和情绪有足够的了解，狂热病的烟幕未能挡住我们观察那些年代的视线。我们大概不用进行考古发掘也能看清这种案件有多大价值。

一九二0年十一月十三日捷尔任斯基在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信中提到：契卡“常给一些诽谤性的申诉大开方便之门”。

E·多亚连科回忆一九二一年说：卢宾卡的囚犯接收站，四五十张木床，整夜带进来一批一批的妇女。谁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共同的感觉是：无缘无故地捉人。全监室只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被抓——她是社会革命党人。雅戈达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么，为什么你落到这里来了？”意思是，自己说吧，帮忙安个罪名吧！关于一九三0年梁赞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们所讲的也绝对一样。普遍的感觉是，大家都是无缘无故地坐牢。实在找不到罪名，只好指控特-夫的姓是假的。（虽然姓是再真实不过，仍由特别庭给他扣上个五十八条10，三年）。侦查员不知找什么碴儿好，便问：“干什么工作的？”“计划员。”——“写份说明书来：‘工厂的计划和它的实现办法’。以后你就会知道为了什么被捕的。”（他在说明书中会找出点什么头绪。）

从那地方是回不来的，几十年来我们对这一点还没有习惯吗？除了一九三九年短暂的有意识的倒退动作外，审讯结果把人放出来的事，只能听到极少、极个别的传说。而且：这个人或者很快又被关进去，或者放出来是为了跟踪监视。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传说，机关的工作中是从来不出废品的，那么无罪的人怎样处理呢？……

达里的《详解词典》做了这样一个区别。“调查不同于侦查之点是，它的实行是为了事先查证有无进行侦查的根据。”

啊，神圣的天真！机关可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调查！上面交下来的名单，或者最初的嫌疑，密人员的报告，甚至一封匿名告密信，都会引起逮捕，随后必然认为有罪。给予侦查的时间并不是用来弄清罪行，百分之九十五都用来磨难、消耗、削弱受侦查的人，使得他但求赶快结束，即便用斧子砍头也罢。

在一九一九年侦查员的主要手法就已经是：把手枪往上摆

不仅政治罪的侦查这样进行，“普通罪”也如此。在审理燃料总管理局案件时（一九二一年），被告马赫罗夫斯卡娅申诉说，在审问时给她灌了可卡因。公诉人驳斥道：“如果她申诉说，她受到粗暴对待，用枪毙威胁她等也许这些勉强还可以相信。”手枪吓人地放在桌上，有时对准着你，侦查员就不必花力气去臆想你的罪状，而是：“说吧，你自己知道！”在一九二七年侦查员哈依金就是这样要求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在一九二九年也是这样要求维特科夫斯基的。四分之一世纪后也丝毫没有改变。在一九五二年，国家安全部奥尔忠尼启则市侦查处长西瓦科夫对第五次入狱的斯克里普尼科娃说：“狱医给我们的表报上说，你的血压是240／120。这太低，畜牲（她已经五十出头了），我们要叫你升到三百四，让你这条毒蛇断气，见不到青伤，见不到外伤，见不到骨折。我们只要不让你睡觉就能办到！”如果斯克里普尼科娃在通宵审讯后白天在监室里闭上眼睛，看守就会冲进来大声吼叫：“睁开眼睛，不然我就从床上把你倒拖下来，把你站着捆到墙上！”

在一九二一年，夜间审讯是主要的。当时就用汽车的前灯照脸（梁赞的契卡，斯捷利马赫）。一九二六年在卢宾卡（贝尔塔·甘达尔证明），曾利用采暖设备一会儿向监室输进冷空气，一会儿输进臭气。还有闭塞式的监室，那里本来就没有空气，还要继续烘烤。好像诗人克留耶夫曾住过这种监室，贝尔塔·甘达尔也曾住过。一九一八年雅罗斯拉夫尔暴动的参加者瓦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卡西亚诺夫叙述说，把这种监室一直烤到身体毛孔出血为止，从监视孔里看见了这种情况后，便把囚犯放在担架上抢去签署笔录。“黄金”时期曾用过”热”法（以及“盐”法）。一九二六年在格鲁吉亚曾用烟卷烧灼受审讯人的手；在梅捷赫监狱曾把他们在黑暗中推到脏水池里去。这里有这样的一种简单联系：既然无论如何要问罪——威胁、暴力、刑讯就不可避免，而且罪名越离奇，审讯也就应当越残酷，才能逼出供状。既然假案从来没有断过，那末暴力和刑讯也从来没有断过。这不光是一九三七年才有，这是一个长时期的特征，是一般性的现象。所以如今在前犯人的一些回忆录中有时读到“刑讯是从一九三八年春天起得到允许的”，之类的话，令人觉得奇怪。能够制止机关实行刑讯的那种精神道德上的阻障从来也不存在。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周报》、《红色宝剑》和《红色恐怖》上，公开讨论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是否能采用刑讯的问题。接后果来判断，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虽然不是全面的。

关于一九三八年确切些应该这样说：如果说在这年以前，每个侦查案件采用刑讯时都需要办理某种手续，都需要取得许可（即使很容易取得），——一那末在一九三七——三八年由于非常的形势（要求在规定的短期内通过个别侦查机构把规定的几百万人犯送进群岛，而以前的大规模水流，为“富农流”和“民族流”，都未曾通过这样的机构。）允许侦查员根据他们的工作和规定期限的需要，无限制地、任意地采用暴力和刑讯。并且，对刑讯的种类也不作规定，容许各显其能。

在一九三九年，这种全面广泛的许可被撤销了，重新要求对刑讯办理书面手续，并且可能并不那么方便（然而普通的威胁、讹诈、欺骗、用不让睡眠和关禁闭来消耗体力，从来也没有禁止过）。但是从战争本期起和在战后的年代已经明令规定了一定类别的囚犯，对他们预先允许采用种类广泛的刑讯。列入这里的，有民族主义分子，特别是乌克兰人和立陶宛人，特别是在那种情况下，即有一个真的或者臆想的地下联络网，必须把它整个拽出来，必须从抓来的人嘴里搞出全部姓名。例如，在罗穆阿尔达斯·普兰诺·斯基留斯集团中约有五十名立陶宛人。他们在一九四五年被控张贴反苏传单。由于当时立陶宛监狱不足，就把他们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韦利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一些人在那里受了刑讯，另一些人没有经受住双重的侦查工作制度，结果所有五十个人一个不剩地都招认了。过了一段时间，立陶宛来了通知，张贴传单的真正肇事者找到了，而所有这些人都毫不相干！一九五0年我在古比雪夫递解站遇见过一个从德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来的乌克兰人，在追查“关系”和个人的时候他受到了各种刑讯，包括罚站禁闭室，这种禁闭室有一根插进来供一昼夜四小时睡眠时支撑用的小树棍。在战后曾对科学院通讯院士列维娜进行了残酷折磨。

还有，把重口供、轻证据、轻事实这项“发明”归属于一九三七年，恐怕也不对。它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形成了。只有维辛斯基的精彩学说是赶在一九三七年提出来的。然而它当时仅下达到侦查员和检察长，是为了坚定他们的精神，至于我们这些局外人，又晚了二十年才知道——当它在报纸文章的从属句子和次要段落里当作一件早已周知的事情挨骂的时候，我们才知道。

原来，在那人们记忆中阴森恐怖的一年，安得烈·亚努阿里耶维奇（很想讹念为亚古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在他的一篇驰名于专业界的报告中，根据极端灵活的辩证法精神（无论国家的公民，以及现在的电子机器，我们都不许可按这种辩证法行事，因为对他们说来早就县县不是就是不是），指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判明绝对真理，而只能判明相对真理。由此他迈出了两千年来法学家们所不敢走的一步：那么可见侦查和审判所能查明的真相，也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因此，在签署死刑判决时，我们反正永远也不可能绝对地确信，我们所处决的一定是有罪的人，而只可能是某种程度上接近有罪的人，在某种假设上、在一定意义上有罪的人。也许维辛斯基本人当时对这种辩证法安慰的需要并不下于自己的听众。从检察长席上叫嚷“把所有的人都当作疯狗枪毙”的时候，他这个既凶恶又聪明的人心里明白，被告是无罪的。很可能，他和布哈林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师都曾抱着极大的热情致力于为法庭上的谎言进行辩证法的修饰：布哈林觉得，如果连个罪名都没有就死掉，未免太愚蠢、太窝囊——他甚至需要找到自己的罪过！而对于维辛斯基来说，感到自己是一个逻辑家总比感到自己是一个露骨的下流坯更愉快些。

由此产生一个最实用的结论：寻找绝对的罪证（罪证都是相对的）、无疑的证人（他们可能说得不一致）是白费时间。至于相对的、近似的有罪证据，侦查员不用罪证也无须证人，不必走出办公室，“不仅依靠自己的才智，而且依靠自己的党性感觉、自己的道德力量”（既依靠睡足了、吃饱了和不挨打的人的优越性）“和自己的性格”（下毒手的毅力），也能够找到。

当然，这一套理论比拉齐斯的指示要雅致得多。但本质是一样的。

只是在一件事上维辛斯基不够彻底，离开了辩证逻辑：不知为什么他同意子弹依然是绝对的……

这样，先进法学的结论，沿着螺旋形的发展轨道，又回到了古希腊罗马前的或中世纪的观点。像中世纪的刽子手那样，我们的侦查员、检察长和审判员一致同意把受侦查的人的招认看做是有罪的主要证据。

然而，朴拙的中世纪为了退出合意的供认，采用了戏剧性如壮观手段：拷问架、轮子、火盆、锯齿杆、插木橛子。在二十世纪，有了发达的医学和不少的监狱经验，认为利用这种强烈手段“加温”是多余的。在大规模应用时——是累赘的。并且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情况：斯大林从来也不把话说死，总是要下属们自己去领会，他则给自己留下后退的狼窟，好去写《胜利冲昏头脑》。对成百万人进行有计划的摧残，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不管自己的权力多大，斯大林对于成功还是没有绝对的把握。在巨大的材料上作试验比在小材料上情形可能不同。但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的中央通令中有过关于“施加肉体影响”的指示。在任何情况下，斯大林始终应当披着天使般纯洁的法衣。因此，应当设想并没有开列过刑讯和凌辱方法的情冲印发给各个侦查员，而只不过要求每个侦查处在指定期限内向法庭提供指定数目的全部招认了的家兔。只不过讲过（口头上，但经常地），一切旨在实现崇高目标的办法和手段都是好的，谁也不会因受侦查的人的死亡而追究侦查员的责任；狱医应当尽可能少干预侦查的进行。想必曾经举行过同志式的经验交流，“学先进”；当然还宣布过“物质利益”原则——加夜班的高报酬，缩短侦查期的奖金；当然也曾警告过，没有完成任务的侦查员将要……现在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个省局出了问题，那么它的局长在斯大林面前是干净的：他没有发过用刑的直接指示。然而却保证了刑讯！

一部分普通侦查员（不是那些发疯似地热衷的）懂得上司们在给自己留后手，也力求从比较温和的方法开始，而在加温时，则避免采用留下太明显的痕迹的做法：打出了的眼珠、揪掉的耳朵、折断的脊椎骨，就连遍体青紫也不太好。

所以我们在一九三七年的各省局以及同一省局的不同侦查员那里，除了“熬鹰”之外，看不到整齐划一的刑讯方法。传说顿河罗斯托夫和克拉斯诺达尔的刑讯特别严酷，但没有证明材料。在克拉斯诺达尔想出了一种别出心裁的办法：强迫被侦查人在空白纸上签字，然后自己填进假话。不过，还用得着刑讯吗？一九三七年牢房里没有消毒措施，伤寒肆虐，尸体留在拥挤的人群中五天不收，谁要是在号子里发了疯——拖到走廊里用棍子打死。也有共同点，那就是以所谓轻便手段为主（我们现在就将看到这些方法）。这是条不会出差错的路子。其实人的平衡状态真正界限是很厌的，因而要使一个普通的人失去自制能力，完全不需要拷问架、火盆。

现在我们试着举出某些最简单的方法，这些方法摧折囚犯的意志和人格，而不在他的肉体上留下痕迹。

我们先从心理方法说起，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准备自己去经受监狱苦难的家兔们说来——这些方法具有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力量。即便你是有信念的，那也是不好受的。

1从夜审开始。为什么主要的攻心战全在夜间进行呢？为什么机关从其初创起就选定了夜间呢？因为夜间从睡梦中被拖出来的（就连还没有受到“熬鹰”折磨的）囚犯，不可能象白天那么平稳和清醒，他较易受到影响。

2用诚挚的语调进行说服。这是最简单的。为什么要玩猫捉老鼠呢？在其他受侦查人中间稍微呆过一阵以后，囚犯其实就已经懂得了总的形势。于是侦查员就懒洋洋地、友好地向他说：“你自己清楚，刑期是反正要得到的。如果你要抗拒，那末在这里，在监狱里，你就会拖垮、就会失去健康。而上劳改营去—一就会看到空气、阳光……因此还是立即签名为妙。”很合乎逻辑。如果问题只涉及自己，头脑清醒的人便同意签字。但这是罕见的。于是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对党员则是另一种说法。“如果咱们国内供应不足，甚至有饥荒，那您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就应当决定：您是否能说这是整个党的过错，或者是苏维埃政权的过错？”“不，当然不！”——亚麻中心经理急忙回答。“那么您就拿出勇气把罪责自己承担起来！”于是他就承担起来了。

3粗暴辱骂。方法很简单，但对于有教养的、娇生惯养的、气质柔弱的人可以发生很大效果。我知道两起神甫让步于普通辱骂的事件。其中一个（市蒂尔卡，一九四四年）由一名妇女负责审讯。起初他对这个妇女的彬彬有礼在监室里赞不绝口。但有一次他回来时郁郁不乐，好久不肯重复她那些淋漓尽致花样翻新的骂人话。（可惜我不能在这里引用她的一句妙语。）

4心理对比的打击。出其不意的转变：整个审讯或者一部分审讯都是极端客气的，以名与父名相称，答应给予种种照顾。后来突然摇晃一下文件夹子：“嗨，毒蛇！后脑门给你九克！”接着伸直双手，好像要抓头发，好像指甲尖上还装着针，朝你慢慢逼近（对付妇女这种方法很有效）。

另一方案：两个侦查员交替，一个拳打脚踢，另一个很可爱，几乎很亲切。受审问的人进入审讯室时每次都发抖——这次要见哪一个？对比之下情愿向第二个签署并招认一切，哪怕根本没有的事。

5预先凌辱。在罗斯托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三十三号”）的著名地下室里，在大街人行道的厚玻璃下（过去的仓库），叫等待审讯的人犯脸朝下一连几小时趴在大走廊的地上，禁止抬头，禁止出声。他们像做礼拜的穆斯林一样趴在地上，直到传带员前来碰碰他们的肩膀带去审讯。——亚历山德拉·奥-娃在卢宾卡没有作出所需的供述。把她转到了列福尔托沃。在那里的接收站上，女看守叫她脱掉衣服，把她光着身于关在隔离室里，然而中走了她的衣服，说是去消毒。马上来了一些男看守，从监视孔里窥看，哄笑并评论她的身体。—一如果普遍询问，想必还可搜集到许多例子。而目的是一个：造成精神颓丧的状态。

6任何足以使受审问的人心慌意乱的方法。请看对莫斯科省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市是怎样审讯的。女侦查员在审讯过程中自己三下两下脱光了衣服（脱衣舞！），但一直继续进行审讯，若无其事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走近他的身边，力争他在供述中做出让步。也许，这是她个人的一种需要，也可能是一种冷静的计算：受审问的人头脑一发昏就会签名！而她则丝毫也受不到威胁：有手枪、电铃。

7.恫吓。最易采用和非常多样化的方法。往往与诱引、许愿（当然是假的）结合起来进行。一九二四年：“不承认，就得上索洛维茨去。谁承认，我们就放他。”一九四四年：“把你分到什么样的劳改营，全在我决定。劳改营与劳改营是不同的。我们现在还有了苦役营。你要是坦白—一就上轻松的地方去。要是抗拒—一二十五年戴上镣铐在地底下干活！”——拿另一个更坏的监狱进行恫吓：“要是抗拒，就送你到列福尔托沃去（如果你是在卢宾卡），到苏汉诺夫卡去（如果你是在列福尔托沃），那里就不会像这样和你讲话了。”而你已经习惯于想：在这个监狱里管理制度好像还过得去，那里谁知道会受什么罪？还有转监……让步吧？……

恫吓对于那些还没有被捕、而暂时是用传票传到大楼去的人有很了不起的作用。他（她）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失去，他（她）什么都怕——一怕今天不放回去，怕没收财物、住所。他情愿作出许多供述和让步，但求避免这些危险。她当然不知道刑法典，于是在审讯开始时至少要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伪造的法典摘录：“我已受到警告，凡作假证者……五年监襟”（实际上——第九十五条——一两年以下）……拒绝提供证词的—一五年……（实际上第九十二条——三个月以下）。在这方面已经通行了并且将永远会通行一种侦查方法：

8谎话。我们这些羔羊们是不许撒谎的，而侦查员却经常不断地说谎话，所有这些条文对他都没有关系。我们甚至失去了提出“他说谎话该判什么刑？”这个问题的依据。他可以随便在我们面前放上多少份伪造我们亲人和朋友签名的笔录—一而这还算是一种很雅致的侦查手法呢。

结合诱引和谎话进行的恫吓，是对传唤来作证人陈述的亲属施加影响的基本方法。“如果你不提供这样的（所需的）陈述，他将更糟糕……你将完全毁了他……（母亲听到后将作何感想？）只有在这张（塞给他的）纸上签名，你才能挽救（毁灭）他。”

9利用对亲人的感情———对受侦查人也很起作用。这甚至是最有效的一种恫吓手段，利用对亲人的感情可以摧毁无所畏惧的人（啊，这是多么有预见性的格言：“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的敌人！”）。记得那个谜按人吗？他什么都忍受住了—一自己的痛苦、妻子的痛苦，而对女儿的痛苦却没有忍受住……一九三0年女侦查员里玛利斯这样进行威胁：“我们把你的女儿逮捕起来，把她同梅毒病患者关在一起！”还是个女人！……

威胁把你心爱的人都关起来。有时带着音响伴奏：你的妻子已经抓进来了，她往后的命运全看你是否坦白。现在她正在隔壁房间里受审讯，听吧！果真隔墙有女人的哭声和尖叫声（其实这类声音都是相似的，何况还隔着一堵墙，而且你的神经已经紧张到极度，你已经没有能力鉴别；有时这只不过是在放一张录有“标准妻子”声音的唱片——女高音或女低音，这是某人的合理化建议）。但接着已经不是弄虚作假，而让你通过玻璃门看到，她悲伤地低着头默不作声地走着，——不错！你的妻子！走在国家安全机关的走廊里！你的顽固不化毁了她！她已经被捕了！（而她只不过是用传票传来办理某项微不足道的手续，在约定的时刻放她通过走廊，但吩咐她，头不要抬起来，否则别想从这里出去！）——有时还给你念她的信，一点不错是她的笔迹：我和你脱离关系！我听到了你干的那些卑鄙事情，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人！（既然这样的妻子、这样的信在我们的国家里未始不可能有，那末你就只好凭心灵判断，你的妻子是不是这样的？）。

侦查员戈尔德曼（一九四四年）通过威胁向B·A·科尔汉耶娃索取咬别人的供词：“我们要没收你的房子，把你那些老太婆扔到街上去。”信念坚定的科尔涅耶娃丝毫也不为自己担心，她做好了受难的准备。但戈尔德曼的威胁对于我们的法律来说是完全现实的，她为亲人们忧心如焚。一夜之间几种笔录都被拒绝了，被撕碎了，最后到天亮时，戈尔德曼开始写第四稿，这次受控的只是她一个人，科尔汉耶娃便怀着内心胜利的感觉欣然签了名。连普通的人的本能——进行辩护和甩掉莫须有的罪名——我们都没有给自己保存下来。其实哪谈得上这个！能把全部罪责由自己承担起来，我们就很高兴了。

像自然界中的任何分类没有硬性的界限一样，我们也做不到一清二楚地把心理方法同肉体方法区别开来。例如，象下面这样的玩意儿当列入何类：

10.声法。叫受审问的人坐在六米——八米的距离之外，强迫他一直大声说话，重复自己的话。对于已经疲乏不堪的人这是不轻松的。或者一个侦查员用硬纸壳做两个喇叭筒，和另一个进屋来的侦查员靠近囚犯身边，对准他的两个耳朵叫嚷：“招认吧，坏蛋！”囚犯被震得发聋，有时便失去听觉。但这是一种不经济的办法，只不过是侦查员们在单调的工作中也想寻寻开心，于是就各显神通地想出一些花招。

11呵痒。也是寻开心。把手脚绑起来或者按住，用羽毛往鼻子里呵痒。囚犯便天旋地转起来，他产生一种感觉，仿佛是在往脑子里钻孔。

12在被告的皮肤上掐灭烟卷（上面已经讲到）。

13光法。关着囚犯的监室或隔离间里昼夜不灭的刺眼的电灯光，对于墙壁刷着白粉的小屋说来亮度大得过分的灯泡（小学生们和家庭主妇们节约下来的电力）。眼皮发炎，这是很痛的。而在审讯室里又有室内聚光灯对准了他。

14别出心裁。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九三三年五一节前夜，契博塔廖夫通宵十二个小时没有受审讯。不对：带去过好多次，契博塔廖夫，手背起来！带出监室，跑上楼，进了侦查员办公室。传带员退出。但是侦查员不提一个问题，有几次连坐也没有让他坐，拿起听筒就说：把一百0七号房间里的带走！来了人，带他回监室。身子刚落铺，门锁响了：契博塔廖夫，审讯！手背起来，到了那儿：把一百0七号房间里的带走！

而一般地说，对犯人施加影响的方法可以在侦查室以前就开始采用。

15监狱是从隔离室开始的，就是说从“匣子”或“立柜”开始的。一个人刚刚从外边被抓进来，正处于思绪起伏的高潮，决意要弄清问题，进行争论、斗争———一跨进监狱就被关进一个匣子，有时里面装着灯，他可以在那里坐下，有时是黑漆漆的，而且只能站着，还被门挤着，他被关在这里几小时，半昼夜，一昼夜。一切难以预料的时刻。也许他要一辈子被活砌在这里面了？他在生活中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他行不出来！这种心潮翻滚的最初时刻渐渐消逝。有一些人意志消沉了———正好在这时候就给他们来个第一次审讯！另一些人憋了一肚子火——那就更好，他们马上会侮辱侦查员，做出一些失策的事——那就更容易把案子给他们套上。

16隔离室不够的时候还这样做。在新契尔卡斯克市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叫叶连娜·斯特鲁季斯卡娅在走廊里的凳子上坐了六昼夜—一让她不能靠，不能睡觉，不能倒下来，也不能站起来。这是六昼夜呀！你试试去坐上六小时！

又一个方案，可以让犯人坐在像化验室椅子那样的高椅上，使他脚不着地，这样，脚很快就麻木起来。让他坐上八至十小时。

有时，在审讯时，在囚犯一直有人盯着的情况下，要他坐在一张普通的椅子上、但要这样：坐在最边边上，坐在座位边缘的枝上（再往前些！持往前些！），让他刚好不滑下来，但要使椅子棱角在整个审讯时间内硌痛他的屁股。几小时不许他动一厂。光这些吗？不错光这些。你去试试！

17因地制宜。隔离室可以用陷阱代替，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戈罗雀维茨军队集中营里就采用过这个办法。抓起来的人被推进这种深三米、直径两米的陷阱，让他几昼夜呆在露天，日晒雨淋，陷阱既是他的监室，又是他的厕所。三百克的面包和水，用绳子系着放下去给他。请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刚刚被捕，心里正像开锅似地翻腾着的人，处在这种境地是什么滋味？

不知是因为给红军所有保卫部门下达过统一的指示，还是因为他们相同的野营生活，这种方法曾经非常盛行。例如，一九四一年驻扎在蒙古沙漠上的哈勒欣战役参战部队第三十六机械化步兵师里，对一个刚被捕的人，二话不说（保卫科长萨穆廖夫），交给他一把铁锹，命令他挖掘一个有准确尺寸的坟坑（这已经是与心理方法交织在一起）。当被捕者挖到超过腰部时，叫他停止，命令他坐在坑底，从外面已经看不见他的头。一名哨兵看守这样几个坑，四周好像是空无一人、在一片荒漠上，受侦查的人在蒙古酷热的白天头上没有遮盖，寒冷的夜晚身上没有衣服。什么刑讯都不搞——为什么要花费力气动刑呢？口粮标准是：一昼夜一百克面包和一杯水。丘利佩尼奥夫中尉是一个魁梧大汉，拳击运动员，二十一岁，这样坐了一个月。十天后，他满身虱子。十五天后才第一次传讯。

18罚跪。——一不是在某种假借的意义上，而是在直接的意义上下跪，屁股本许贴脚后跟，腰背挺直。可以在侦查员办公室里或走廊上罚跪十二小时、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侦查员自己可以回家、睡觉、娱乐），有一套规定办法：罚跪的人身边设岗。哨兵按时轮换。让谁罚跪最合适呢？已经被压弯、已经准备投降的人。让妇女罚跪最合适。——一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讲述了这类方法的一种变体：让年轻的洛尔德基帕尼泽跪着，侦查员往他脸上撒尿！什么别的办法都攻不克的洛尔德基帕尼泽，却被这种做法摧垮了。可见，对付有傲气的人，这办法也很有作用……

19要不就罚站。可以在审讯时罚站，这也能消耗他的体力。摧折地的精神。也可以让他在审讯时坐着但在两次审讯之间站着（设置岗哨，看守盯着不许靠墙，如果睡着了倒下来就踢，就拽）。要叫一个人变软，要他供什么就供什么，有时只要罚站一昼夜，就已经足够了。

20每回连续三、四、五昼夜的罚站，通常不给水喝。

越来越懂得要把心理方法同肉体方法配合起来。还明白了，所有上述的办法，都可以结合：

21“熬鹰”。中世纪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个方法的重要，因为它不知道一个人能在其中保持他的人格的范围是多么狭仄。不让睡觉（再结合罚站、干渴、强光、恐惧和对前途一无所知——你那些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能模糊神智、动摇意志，使人不再成为自己的“我”（契河夫的《想睡觉》，但是那里要轻得多，那里的小姑娘可以稍稍躺一下，息息精神，这样的一分钟就可以救命地使脑子清醒）。人的行动一半是无意识，或者完全是无意识的，因此就不要为他的供述见怪于他……

请想象一个外国人，还是不懂俄语的，在这种神志模糊的状态中让他在什么东西上签字。一个叫尤普·阿申布伦纳的巴伐利亚人就这样签了字，承认曾在“杀人汽车”上干过。一九五四年在劳改营里他才得以证明，当时他在慕尼黑的电焊工训练班学习。

话是这样说的：“你不肯坦白交代，所以不许你睡觉！”有时居心恶毒地不是叫他站着，而是叫他坐在特别引起睡意的软沙发上（值班的看守就在那个沙发上并排坐着，见他一眯上眼睛就踢他）。请看一个受害者（在此以前他刚在臭虫隔离室坐过一昼夜）怎样描写受刑后的感觉：“由于大量失血直打寒颤。眼皮发干，好像有人拿一块烧红的铁紧挨着你的眼睛。舌头干渴得肿起来，稍稍一动就像刺猥在扎。吞咽痉挛使喉咙像刀割一样。”

“熬鹰”是一种伟大的刑讯手段，并且完全不留下可以看得见的痕迹，甚至连申诉的口实也不给你，哪怕从未见过的检查团突然降临。“没有让你睡觉？可是这里并不是疗养所呀！工作人员也跟你一起没有睡觉。”（他们白天已经睡足了。）可以说，“熬鹰”在机关军已经成了万应药剂，它由一种刑讯手段变成了国家安全部门的生活常规，因而是最省事的方法，不必设什么岗就能达到目的。在所有的侦查牢房里，从起床到熄灯，一分钟也不能睡觉（在苏哈诺夫卡，还在其他一些监狱里，为了这个目的，白天把床折到墙里，在另一些监狱里，根本就不许躺下，甚至不许坐着闭上眼睛）。主要的审讯都是在夜间进行。自动形成这种状况：谁正在受审讯，谁就在一星期内至少五昼夜没有时间睡觉（星期六夜里和星期目的夜里侦查员们自己努力争取休息）。

22作为上述方法的发展——侦查员的车轮战术你不仅睡不了觉，而且接连三、四昼夜由侦查员轮流交替不断宙讯。

23臭虫隔离室。上面已经提到过。在漆黑的木板钉的匣子里，繁殖了成百只、也许是成千只臭虫。关进去的人身上的外衣或军便服要扒掉，顿时间饥饿的臭虫从墙上爬下来。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纷纷落到他的身上。起初，他还猛烈同它们进行战斗，在自己身上、在墙板上掐死它们，被臭味熏得出不了气，但过了几小时后他就精疲力尽了，就乖乖地让它们吸血了。

24禁闭室。监室不管怎样不好，但禁闭室总要比它更坏，从那里看，监室永远是天堂。在禁闭室里，人受到饥饿和一般是寒冷的折磨（在苏哈诺夫卡还有热禁闭室）。例如，列福尔托沃的禁闭室根本就不生暖气，暖气片只给走廊供暖，而在这“供暖的”走廊里，值班的看守还需要穿着毡靴和棉衣来回走动。囚犯被扒掉衣服，只剩内衣，有时只剩一条衬裤，他必须一动不动地（因为面积狭窄）在禁闭室里呆上三、四、五昼夜（热的烂菜场只在第三天才有）。在最初时刻你心里想，我恐怕连一小时也受不住。但某种奇迹使人挨过了五昼夜，也许从此落下一辈子的病根。

禁闭室有不同类型：潮湿的，有水的。已经是战后了，在契尔诺维茨监狱里让玛莎·T光着脚在齐踝骨深的冰水里呆了两小时——招认吧！（她当时是十八岁，还多么怜惜自己的脚，还要带着这双脚活多少年呀！）。

25，锁在站龛算不算关禁闭室的一个变种呢？一九三三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政治保卫局里，对C·A·契博塔廖夫曾这样施刑：把他赤身裸体关在一个混凝土做的站龛里，在那里他既不能屈屈膝，又不能把手舒展一下换换位置，也不能转动头部。这还不算数。冷水开始一滴一滴往头顶上掉（多么高妙！……），于是一道道的小溪便顺着身子流下来。对他当然没有说明这只是二十四小时的事。可怕吗？不可怕吗？——但他失去了知觉，次日发现他好像已经死了，他苏醒过来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用阿莫尼亚水、咖啡因、按摩身体才使他恢复过来。他好久想不起——一地从哪儿来，前夜发生了什么事情。整整一个月他甚至不适于受审讯（我敢于推测，这种站龛和滴水装置不是为契博塔廖夫一个人制作的。在一九四九年，我那个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同学也曾在类似的场所呆过，虽然那里没有滴水。在哈巴罗夫斯克与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之间，十六年内可能还有其他的点？）。

26饥饿。在介绍配合施加影响的方法时曾经提到过。这不是什么稀见的方法：用饥饿迫使犯人招认。说实话，饥饿的因素，像利用夜间审讯一样，已经成为普遍的施加影响办法。贫乏的监狱口粮在不打仗的一九三三年是三百克，一九四五年在卢宾卡是一百五十克。因此，耍弄允许和禁止送牢饭，允许和禁止到小卖部买食物的游戏——这是使用于所有人的，是万能的办法。还有一种利用饥饿的特别强烈的办法：一个月期间只给丘利佩尼奥夫吃每天一百克的口粮——后来，把他从地坑里带出来，侦查员在他面前摆上一锅浮着一层油的红菜汤，放上半个斜着切下来的白面包（怎样切法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丘利佩尼奥夫今天仍然坚持说，切得实在太诱人了）。然而一次也没有让吃。这是多么老式、封建式、洞穴式的做法呀！只有一点是新鲜的，那就是实施于社会主义社会！其他的人也讲到类似的做法，这是屡见不鲜的。我们还要转述契博塔廖夫遭遇的一件事，因为它是配合方式的范例。把他关在侦查员办公室里七十二小时，唯一允许做的是带去上厕所。其余都不许：不许吃，不许喝（旁边就放着一瓶水），不许睡觉。在办公室里老有三个侦查员。他们分三班轮流工作。一个经常（默默地，丝毫也不打扰受侦查的人！）在写什么东西，第二个在沙发上睡觉，第三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只要契博塔廖夫一打瞌睡，马上就打。然后他们换了角色（也许他们自己因工作上出了毛病正在受处分？）。突然给契博塔廖夫送来饭菜：油呼呼的乌克兰红菜汤，配有炸土豆块的煎肉排，装在水晶高预瓶里的红酒。契博塔廖夫因为一生厌恶酒类，所以不管侦查员怎样勉强（也不能过分勉强，否则就要搞坏这场游戏）还是不喝。吃过饭以后便对他说：这是你当着两名证人做的供述，现在签名吧！—一原来就是在一睡一醒的两名侦查人员在场时，默不作声地写成的那份东西。从第一页起，契博塔廖夫就看到，他同所有著名的日本将军有密切往来，并从他们那里得到间谍任务。于是他便开始一页一页地勾掉。他遭到一顿毒打后被赶了出去。而与他一起抓来的另一个中东铁路工作人员市拉吉宁，经过了相同的场面，喝了酒，迷迷糊糊地签了名——一结果被枪决了（对子饿了三天的人一杯酒就有多大力量呀！而这里是一大瓶呢）。

27.不留痕迹的殴打，用橡皮棒打，用木裙子和砂袋打。打在骨头上，例如，审讯员用皮靴踢骨头几乎贴着肉皮的小腿，是很痛的。旅长卡尔布尼奇-勃拉文被接连打了二十一天（他现在说：“过了三十年，浑身骨头还都在发痛，头也痛。”），回忆亲自挨过的和别人讲的，他统计出五十二种打法。比方有这种做法：把手夹在专门的装置里——使被告的手掌平贴在桌上——用直尺边缘敲打关节——能让你嚎叫出来！是不是该把打落牙齿作为殴打的特殊形式单独提一提呢？（卡尔布尼奇给打掉了八颗牙齿。）

一九四九年被捕入狱的卡累利阿省委书记r·库普里亚诺夫给打掉的牙齿有的是普通的，它们不算数，有的是金的。起初给收据，说是拿去保存。后来觉得不对头，便把收据收回了。

每个人都知道，拳打腹腔神经丛能叫人暂时停止呼吸，但却留不下一点点痕迹。列福托尔沃监狱的西多罗夫上校在战后采用过用一只胶鞋向男人的睾丸发任意球的做法（被球打中过腹股沟的足球运动员会知道这种打法的分量）。这种疼痛无与伦比，一般会失去知觉。

28在诺沃罗西斯克的内务人员委员部里，发明了一种夹钳手指甲的机器。后来在递解站看到许多诺沃罗西斯克犯人手指甲脱落。

29还有和平衣呢？

30还有折断脊椎骨呢？（也是那个哈巴罗夫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九三三年。）

31上勒口（“燕子飞”）？这是苏哈诺夫卡监狱的方法，但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也使用它（侦查员伊夫科夫，一九四0年）。用一条粗布长巾勒住你的嘴（上勒口），再从背后把两端系在脚后跟上。就这样像个轮子似地，脊背咯吱作响，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让你肚子贴地趴上两昼夜。

还需要继续列举吗？还要举很多吗？游手好闲、饱食终日、毫无人性的人们有什么东西发明不出来呢？

我的兄弟！不要责怪那些因此失足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成为弱者而在不该签的东西上签了名的人……不要向他们扔石头。

不过且听我往下说。无需这些刑讯，甚至无需最“轻便”的方法，就可以从大部分人取得供词，就可以把毫无防备的、挣扎着想回到自己暖窝去的羊羔用铁牙咬住。力量和处境的对比太悬殊了。

啊，从侦查员的办公室里回头看我们过去的生活，它完全是另一幅面貌！它充满了危险，到处是真正的非洲丛林。而我们曾经认为它是那样简单！

你，甲，和你的朋友乙，彼此多年相识，彼此完全信得过，在见面时敢于谈谈大大小小的政治问题。并且没有任何别人在场。也没有任何人能偷听你们。你们彼此也没有告发，绝没有。

可是你，甲，不知怎么地被列入了计划，被揪着耳朵拉出羊群，关进监狱。由于某些原因，其中也许包括某人告了你的密，包括你为自己亲人担心，包括稍稍的缺觉，包括小小的禁闭室，你决定自己破罐子破摔了，但决不咬别人。于是你便在四个笔录上签名招认了，说你是苏维埃政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你讲过关于领袖的笑话，希望第二候选人当选，所以你走进投票室里去想把选票上唯一的那个人涂掉，但是墨水瓶里没有墨水。还有，你的收音机有十六米的波长，你竭力想透过干扰从西方广播里听出一点什么。你的十年是保证木成问题了，然而肋骨却完整无缺，肺炎暂时也还没有，你也没有出卖任何人，好像你应付得挺聪明。你已经在监室里表示，对你的审问想必很快就要终结了。

但是你看！侦查员不慌不忙地欣赏着自己的笔迹，开始填写第五号笔录。问：你同乙是否交过朋友？是。你在政治问题上同他无话不谈吗？不，不，我不相信他。但你们经常见面吧？不很经常。嘿，怎么不很经常？根据邻居的陈述，仅仅最近一个月，某日，某日，某日，他就上你那里去过。去过吗？好吧，也许是这样。邻居注意到，你们从来不喝酒，不喧嚷，讲话很轻，走廊里都听不到（啊，朋友们，喝酒吧！打碎酒瓶吧！骂娘骂的声音响些！——这会使你们不受嫌疑！）——嗯，这又怎么啦？——而且你也上他那里去过，你在电话里说：我们俩那天过了一个内容充实的夜晚。后来，在十字路口又看到你们在一起，你与他在大冷天站了半个小时，你们脸色阴沉，露出不满的表情，这里恰好有你们会见时的照片。（特务的技术，我的朋友们，特务的技术！）那末，—一你们在这次会见时谈论些什么？！

谈论些什么？！……这是个要害问题！第一个想法——你忘记了你们谈论些什么。难道你非记住不可吗？好，就算忘记了第一次谈话。难道第二次也忘了！第三次也忘了？甚至那个内容充实的夜晚也忘了？还有—一在十字路口，还有同丙的谈话呢？还有同丁的谈话呢？不，你想，“忘了”—一这不是出路，这上面站不住脚。于是，你那受到逮捕的震荡的、因恐惧而受伤的、由于缺觉和饥饿而变昏沉的脑子，便上下求索，以期找到一套巧妙的比较近乎情理的说法来把侦查员蒙混过去。

谈论些什么？！如果你们谈论了冰球（这在一切场合都是最太平无资的，朋友们！），谈论了女人，甚至谈论了科学，那还好，可以复述一遍（科学———距冰球不远，只是在我们的时代，科学中的一切都是保密的，因此可能会粘上关于泄露机密的法令）。可是如果实际上你们谈论了城里最近又在抓人？谈论了集体农庄？（当然说集体农庄里不好，因为谁会说它们好呢？）谈论了降低计件工资额？瞧你们在十字路口板了半小时的面孔——你们在那里说了些什么？

也许，乙已经被捕（侦查员向你担保说——一是的，并且已经把你供出来，现在就要把他带来当面对质）。也许他正泰然自若地坐在家里，但马上就会从那儿给拉去审讯，并会同他核对你们那时在十字路口板着脸说了些什么？

现在，事过之后，你才明白：生活是这样的，当你们每次分手时，你们都应当商量好并牢牢记住：我们今天到底说了些什么？那时，不管怎么审问，你们的供词就会口径一致。但是你们没有说好？你们毕竟没有设想到，这是怎样的热带丛林。

说你们约好去钓鱼？而乙却可能说根本没有谈过什么钓鱼，说的是函授教学。你非但不会顺利通过侦查，反而会把结子系得更紧：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你闪出一个念头—一成功的还是致命的？——应当说得尽可能接近于真实情况（当然，要磨平一切棱角，去掉一切危险的东西）——一人们不是说，谎话永远应当说得接近真实吗。也许，乙也能想到该这么办，说出些离这不远的话，双方供词在某些方面能碰上头，于是就不再纠缠你们。

过了许多年你会明白过来，这是一种完全不明智的想法，装成一个难以置信的大傻瓜要正确得多：我自己过的日于一天也记不得，就是打死我也记不得。但你是三昼夜没有睡觉。你费好大劲儿才能留意自己的思想，留意在脸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况且不给你一分钟思考的时间。况且一下子两个侦查员（他们喜欢彼此往来串门）缠住你不放；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于是你就供述：谈到集体农庄（还没有完全上轨道，但很快就会上去），谈到降低计件工资额……究竟说了些什么？说对降低感到高兴？但这不是正常人说的话，又会搞得不像真的。要完全像真的，得这样说；发了点小牢骚，说工资额卡得紧了点。

而侦查员是亲自作笔录的，他译成自己的语言：在我们这次会晤时，我们诋毁了党和政府的工资政策。

将来有一天乙会责怪你：哎，笨蛋，我说的是—一我们约好了去钓鱼……

但你是想比你的侦查员更狡滑、更聪明！你有迅速敏锐的思想！你是知识分子！于是你就弄巧成拙了……

在《罪与罚》里，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说出了一个非常透彻的看法，这个看法只有自身经历过这种猫捉老鼠游戏的人才能得出来—一他说，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无需我替你编造案情，你们自己就会编造好了现成地给我端上来。是啊，正是如此！有知识的人不会做出契河夫笔下的《歹徒》那样妙不可言的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人家说他犯了什么罪，他总要努力编出一套故事，不管怎么假，总会是有头有尾的。

然而，屠夫侦查员抓的不是这种连贯性，而只是三言两语。他是知道什么货色什么价钱的。而我们却毫无准备！……

我们从小得到的教育和培养就是如何去掌握自己的专业、履行公民义务、服兵役、练身体、端正品行、甚至养成审美能力（这方面马马虎虎）。但是，无论上课、教育、经验都一点也没有提示我们经受生活的最大考验：无缘无故的逮捕和无事生非的侦查。小说、戏剧、电影（它们的作者们自己最好去喝一喝古拉格这杯苦酒！）把坐在侦查员办公室的人给我们描绘成真理和仁爱的骑士，像我们的亲爹。——一什么题目的课没有给我们讲过呀！甚至拿它们考得我们满头大汗——一但是谁也不会讲一堂关于刑法典的真实含义和广义解释的课，而且这些刑法典在图书馆不开架借阅，在书亭里不出售，到不了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手中。

好像是童话，据说在三海之外的某个地方，受侦查的人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这就是说，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刻，在自己的身边有一个通晓一切法律的清醒头脑！

我们的侦查工作原则，还在于不许受侦查人对法律有任何了解。

出示起诉书……（对话：“在上面签名吧。”“我不同意起诉书。”“签名吧。”“但我什么罪过也没有呀！”）……你依照苏俄刑法典第五十八条10第2款和第五十八条11受控诉。签名吧！——但这些条文说的是什么呀？让我看看法典！—一我没有法典。——那就上处长那里去拿来！——他也没有。签名吧！——但我请求给我看法典！—一规定不许给你看，它不是为你写的，而是为我们写的。而且你也不需要看，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条文说的正好是你犯的那些罪。而且现在让你签名并不是要你同意，而是证明你已经读过了，证明起诉书已经给你看过。

在其中的一张纸上突然闪出一种新的字母组合：YIIK（刑诉法典）。你起了戒心：YIIK同YK（刑法典）有什么区别呀。如果碰上侦查员心情舒畅，他会问你解释：这是刑事诉讼法典。怎么？那么说，甚至不是一本，而是整整两大本法典你都一无所知，可是眼下正根据它们的规定开始了对你的惩治？！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十年、后来又过了十五年。在我的少年时代的坟墓上已经长满了青草。刑期已经服满，甚至无期的流放也已结束。但不论什么地方—一不论在劳改营的“文比教育”处，不伦在区图书馆里，甚至在中等城市，—一我眼里没有见过、手里没有拿过、不能买到、不能搞到甚至不能询问苏联的法典！而且，我所熟识的那些经过了侦查、法院并且不止一次被劳改和流放的几百万囚徒——其中也没有一个人眼里见过法典，手里拿过法典！（深知我国的多疑气氛的人懂得：为什么不能在人民法院或区执行委员会询问法典。你对法典的兴趣将会是一种非常的现象：或者你正在准备犯罪，或者想湮灭罪迹！）

只有当两个法典结束了自己的三十五年存在的最后日子，只有当它们应当被新法典代替的时候，——一只是那个时候，我才在莫斯科地下铁道的售货柜上看到它们，两个平装的小兄弟，yk和yllK（因为已经无用便决定把它们放出来）。

我现在深受感动地阅读着。例如，刑诉法典规定：

第136条—一侦查员无权用暴力和威胁的方法强迫被告

供述或招认。（预见得多么清楚！）

第111条——一侦查员还必须查明证明被告无罪的情节，

以及减轻其罪责的情节。

（“我可是在十月革命期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呀！……我枪毙了高尔察克！……我清算过富农！……我给国家节约过一千万卢布！……我在最近一次战争中两次负伤！……我得过三次勋章！……”

我们并不是为这个审判你——历史张口露出了侦查员的牙齿，——你做过好事——这与案情无关）。

第139条——被告有权亲笔书写供词，并要求对侦查员

书写的笔录加以修正。

（哎，要是及时知道这条多好！正确些说：如果实际上真是这样多好！但是像乞求恩典似的，我们总是徒然地请求侦查员不要写上“我的卑鄙谰言”来代替“我的错误言论”，不要写上“我们的地下武器库”来代替“我的生了锈的芬兰刀”）。

啊，要是给受侦查人先上一课监狱学多好！要是进行侦查工作时先排演一下，然后再来真的多好！……对一九四八年的二进狱者就没搞过这种侦查把戏—一因为那是白费劲。但初进狱者没有经验、没有知识。并且无人可与商量。

受侦查人的孤独！—一这就是不公正的侦查获得成功的又一个条件！整个机关扑上去摧毁这个孤独的受压的意志。从逮捕那一刻起，以及在侦查的整个最初突击期，囚犯应当处在理想的孤独状态：在监室里，在走廊里，在楼梯上，在侦查室里，——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应当与自己的同类接触，不应在任何人的微笑中，在任何人的眼光中，汲取到同情、忠告、支持。机关尽一切力量去遮住他的未来，歪曲他的现在：把他的亲友都说成是已被逮捕的，把一切物证说成是已经找到的。夸大自己对他及其亲人进行制裁的可能性，夸大自己给予饶恕的权利（机关根本没有这种权利）。把真诚“海改”同减轻判决和劳改营待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根本就不存在）。当囚犯惊魂未定、受尽痛苦并失去自制能力的短短时期内，从他嘴里尽可能多取得一些不能翻悔的供述，尽可能多牵进一些清白无辜的人（有的人精神颓丧到那种程度，甚至请求不要向他们念笔录，受不了，拿来签吧！拿来签吧！）—一只在那以后，才从单人监室放他到大监室去，在那里他将后悔莫及地发现并回味自己的错误。

在这个决斗中怎能不犯错误呢？谁能不犯错误呢？

我们说过“应当处在理想的孤独状态”。但是在三七年（还有四五年）监狱发生人满之患的时候，这个新抓来的受侦查人的理想的孤独原则无法得到遵守。囚犯几乎从最初几小时起就处在人烟稠密的集体监室中。

但这也有它的优点，可以弥补不足。监室的拥挤不仅代替了狭小的单人隔离室，它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刑讯，特别可贵的是，这种刑讯长达整整的几昼夜、几星期—一并且侦查员不用花任何精力：刑讯囚犯由囚犯自己未进行！监室中挤进了那么多的囚犯因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小块的地方，人踩着人，甚至根本不能移动地方，彼此坐在脚上一例如，一九四五年在基什尼奥夫的羁押所里一个单人监室塞进一了十八个人，一九三七年在卢甘斯克——十五人，而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一九三八年在定员二十五人的布蒂尔卡标准监室中蹲在一百四十人中间。他对牢房生活描写得很好。厕所这样拥挤，以至一昼夜只让解一次手，有时甚至是半夜去，放风也这样！他在卢宾卡接收站“狗窝”里曾经计算，整整几个星期内，每一平方米的地面平均同时要摆三个人（请合计一下，请安排一下！）在“狗窝”里，没有窗和通风装置，由于体温和呼吸，温度高达四十至四十五度，大家都只穿一条村裤（冬季衣物垫在自己身下），他们的赤裸肉体挤在一起，由于别人的汗水，皮肤长上了湿疹。他们就这样几星期地蹲在那里，既不给他们空气，也不给他们水喝（除了烂菜汤和早上的一杯茶）。

这一年在布蒂尔卡新被捕的犯人（已经过洗澡房和隔离间的处理）几昼夜坐在楼梯台阶上，等待起解的犯人腾出监室。特-夫早七年，即一九三一年在布蒂尔卡蹲过，他说，板铺下都塞得满满的，犯人们躺在沥青地上。我晚七年即在一九四五年蹲过——同样的情况。但不久前我从M·K·勃-契得到了一份关于一九一八年布蒂尔卡拥挤情况的宝贵的个人证明：在那年十月（红色恐怖的第二个月），挤得那么满，甚至在洗衣房里设置了七十人的女监室！那末，布蒂尔卡什么时候空过呢？

如果再加上用马桶代替上厕所（或者相反，从一次上厕所到另一次上厕所之间，在监室里没有马桶，像在西伯利亚某些监狱里那样）；如果再加上吃饭四人合用一个钵子，并且还相互坐在膝盖上；如果时而拉出什么人去审讯，时而推进个挨过毒打、困倦不堪、浑身瘫软的什么人；如果这些瘫软的人们的样子要比侦查员的任何威胁更有说服力；一个等了几个月还没有传讯的人会觉得，任何一种死亡，任何一种劳改营似乎都比他们的扭曲的姿态轻松得多——这种种也许完全可以代替理想的孤独状态？并且在这样乱七八糟的人堆里，向谁讲心里话，很不好下决心，也并不是经常能找到一个能商量事情的人。因此对于刑讯和毒打，当侦查员拿它作威胁的时候，你不一定马上就相信，而一看到受过刑讯的人们，你便深信不疑了。

受害者会亲口告诉你，怎样往喉咙里灌盐水，然后一昼夜在隔离室里受干渴的折磨（卡尔布尼奇），或者，用擦板擦背直到出血，然后再涂上松节油（鲁道夫·平措夫旅长两者都尝到了，而且还用针插进他的指甲，灌水直到要把肚子胀破——逼他在笔录上签名，招认他想在十月革命节阅兵式上把坦克旅开向政府领导人）。从全苏自然科学家协会前艺术部主任亚历山德罗夫那里，可以获知阿巴库莫夫本人是怎样打人的（一九四八年），亚历山德罗夫被打断了脊椎骨，身子向一侧倾斜，他失去了抑制眼泪的机能。

是的，是的，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本人决不鄙弃这种粗活（亲临前沿的苏沃洛夫！），他喜欢有时亲手拿拿橡皮棍。他的副手留明就更乐意打人。他是在苏哈诺夫卡的“将军”侦查办公室里干这种活的。办公室有核桃木的护墙板，门窗上挂着丝绸帘子，地板上铺着一块大幅波斯地毯。为了不弄坏这件漂亮东西，给准备挨打的人在地毯上铺了一条肮脏的血迹斑斑的长垫子。在拷打时作留明助手的不是普通的看守，而是一名上校。留明抚摸着直径四厘米的橡皮棍，客气地说：“这么说来，您光荣地经受住了‘熬鹰’的考验（一个月不让睡觉，亚历山大·多尔甘是靠耍滑头才支持下来的——他站着睡）。现在我们拿棍子试试。我们这里没有人能支持两三场的。请您褪下裤子，请趴在垫子上。”上校骑在挨打者的背上。多尔甘想计算打击的次数。他还不知道，由于长期挨饿，屁股已经塌下去，橡皮棍打在坐骨神经上是什么滋味。感到痛的不是挨打的地方，而是头痛欲裂。在第一下打击后，挨打者就痛得失去理智，用指甲乱抓垫子。留明继续打，力求打到点子上。上校用他那肥胖的身躯使劲压住——这正是为权力无边的留明当助手的、肩章上有三颗大金星的人该干的工作！（在一场以后，挨了打的人就不能走路了，当然不是把他抬出去，而是在地上拖出去。臀部很快就痛得扣不上裤子，伤痕却几乎没有。发作了一场很厉害的腹泻，而多尔甘坐在自己的单人监室的马桶上却哈哈大笑，他还要去挨第二场，第三场，打得皮开肉绽，留明狠劲上来，动手朝他肚子上揍，打破了腹膜，肠子流下造成严重的疝气，他得了腹膜炎，拉进市蒂尔卡医院，强迫他干缺德事的企图也就暂时歇手了。）

你也会受到这种折磨！在这种场面以后，基什尼奥夫的侦查员丹尼洛夫用通条打维克多·希波瓦尔尼科夫神甫的后脑壳，揪住发辫拉来拉去，简直像是父亲的爱抚（对神甫这样揪方便些，对普通俗人则可以揪住胡子从办公室的一角拖到另一角。而对付李哈德·阿霍拉——芬兰赤卫队员，追捕悉尼·雷利的参加者和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时的连年——一的办法是用钳子夹住他那大八字胡的一端把人提起来，一会儿又夹住另一端，各持续十分钟，不让脚着地）。

但最可怕的是用下面的办法来对付你：扒掉你下身的衣服，让你仰卧在地上，两腿叉开，帮手们（可爱的军士们）坐在腿上、抓住你的手，侦查员——女人也不嫌弃这种事—一站到你叉开的两腿中间用自己的皮鞋（自己的女便鞋）尖踩住那个某个时候曾经使你成为男人的东西，逐渐地、有节制地、但越来越用力地往地上压，一面瞧着你的眼睛并一遍一遍重复自己的问题或出卖人的建议。如果他没有过早地踩得稍稍用力些，你还有十五秒钟可以喊叫出来，说你一切都招认，说你决意让那些被你咬出的二十个人坐牢，或者在报刊上诋毁任何你视为最神圣的东西……

让上帝而不是人们去责备你吧……

派进监室来的“耳目”轻声说：“没有法子！全招了吧！”

头脑清醒的人说：“简单的盘算：留得青山在……！”

牙齿已经没有了的人朝你点头：“人家以后不会给你安牙。”

深知底细的人作结论：“招认也罢，不招认也罢，反正要判刑。”

还有什么人在角落里预言：“不签名的，他们要枪毙！为了报复，为了使他们在侦查当中干的事不留痕迹。”

要是你死在审讯室里，他们就向亲属宣布：“判了劳改，剥夺了通信权。”让他们去找吧。

如果你是个正统派，那末就会有另一个正统派靠过来，怀着敌意看看四周，免得局外人偷听，开始热烈地对你做工作：

“我们有义务支持苏维埃的侦查工作。我们周围充满了战斗。怪我们自己：我们太心慈手软，所以才会有这种腐烂东西在国内繁殖起来。正在进行着残酷的秘密战争。这里在我们周围的人都是敌人，你听见他们的言论吗？党并没有必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报告——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既然这样要求，那就应当签名。”

还有一个正统派悄悄凑近来说：

“我签名咬出了三十五个人，所有的熟人都咬出来了。我也劝你：尽可能多说出一些姓名，尽可能多拉一些人进来！那时就会明白，这是瞎扯淡，就会把大家放了。”

这正中机关的下怀！正统派的自觉性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目的自然地合拍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正需要这把姓名的折扇，正需要姓名的这种扩大再生产。这也正是他们工作质量的标志和抛出新套索用的木橛。“同谋！同谋！思想一致的同伙！”——硬逼着每一个人交代。（据说，P·拉洛夫交代说红衣主教黎塞留是他的同谋，把他写入了笔录——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恢复名誉时的那一次审讯，谁也没有感到奇怪。）

正好说到了正统派就再说一点。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刊，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受惩办。而且今天头顶带上了受难者光环的所有大布尔什维克，都已经充当过杀害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在此以前他们都曾是杀害非党人士的刽子手，这就不用说了）。也许正是需要一个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们神气活现地标榜的世界观原来多么不值钱。他们依仗这种世界观把俄国搞得底朝天，摧毁它的基石，践踏它的圣物，而在他们所搞乱的俄国，他们自己却从未受到过这种惩办的威胁。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布尔什维克手下的牺牲品，从来没有像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自己挨整时表现得那么渺小。如果详细考察一九三六——三八年抓捕的历史，那末令人厌恶的主要不是斯大林及其帮手，而是那些既屈辱又丑恶的受审人——他们在丧失了先前的高傲和坚决性后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卑贱实在令人作呕。

……那该怎么办呢？你——一个触肤知痛的、柔弱的、眷恋亲人的、毫无准备的人，怎样才能顶得住？

要能够强于侦查员和整个这种圈套需要什么呢？

应该在走进监狱时把留在身后的温暖生活置之度外。在牢门口就应当对自己说：生命已经完结，稍稍早了一点，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永远也不会重获自由，我已注定灭亡——现在或者略迟一些，但迟些将更难受，还是早一些好。财产我再也没有。亲人们对我说来已经死了——我对于他们说来也已经死了。我的肉体从今天起对我已经无用，非我所有。只有我的精神和我的良心依然是我所珍惜和尊重的。

在这样的囚犯面前——侦查机关将会发抖；

只有割断一切尘念的人才会取得胜利！

但怎样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石头呢？

例如，别尔佳耶夫小组里有的人被变成了审判庭上的傀儡，而拿他本人却没有办法。本想把他拉进这一场审判，两次逮捕，曾带到（一九二二年）捷尔任斯基那里去进行夜间审讯，加米涅夫也坐在那里（可见他也不嫌弃通过契卡来进行思想斗争）。但别尔佳耶夫没有卑躬屈膝，没有央告，而是坚定地阐述了作为他不接受俄国现政权的根据的那些宗教和道德原则，结果，他们不仅认为让他出庭没有好处，而且把他释放了。人竟出了观点！

H·斯托里亚罗娃回忆一九三七年布蒂尔卡板铺上的邻居，一个老太婆。每夜都审讯她。两年前，一个从流放地逃跑出来的过去的大主教曾在她家借宿过。“可别说是过去的，他是现在的！不错，我有福气接待了他，”“好，那他以后从莫斯科出来到谁那里去了？”“我知道，就是不说！”（大主教通过教徒的关系逃到了芬兰）侦查员换了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在老太婆的脸前晃拳头，而她对他们说：“你们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剁成碎块也没用。其实你们害怕长官，互相害怕，甚至害怕把我杀死（“线索断了”）。可我什么也不害怕！就是马上去见上帝也行！”

在三七年也有过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从审讯室回到监室来取行囊。他们选择了死亡，但没有株连任何人。

不能说俄国革命者的历史给过我们坚强不屈的范例。但这里无法比较，因为我们的革命者从来也没有见识过拥有五十二种方法的这种真正的好的侦查工作。

舍什科夫斯基没有摧残拉季舍夫”。拉季舍夫根据当时的惯例也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儿子们将依然会当近卫军官，并且谁也不会断送他们的前程。谁也不会去没收拉季舍夫的世袭领地。但这个卓越人物到底还是在他短短两星期的侦查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放弃了自己写的书——并请求宽恕。

尼古拉一世没有这份聪明——把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抓来逼她们在隔壁公事房里尖叫或者对十二月党人本人用刑，——不过他也没有这种需要。对十二月党人的侦查完全是自由的，甚至把问题送进单人囚室让他们事先考虑。没有一个十二月党人后来回忆说他的回答被人曲解。不追究对“暴动准备”知情不报的责任。被判刑者的亲属也没受到任何牵连（关于这一点，有沙皇的特谕）。但是，甚至雷列耶夫也是“详尽坦白，毫无隐瞒”地回答问题。甚至彼斯捷尔都分裂出来了，供出受他委托埋藏《俄国法典广的诸同志，以及埋藏地点声很少一些人，像卢宁那样，显示出对侦查委员会的不屑和蔑视。大部分人表现得平平庸庸，互相攀扯，许多人低首请求宽恕！扎瓦利申把一切都推在雷列耶夫身上。E·11·奥波连斯基和C·11·特鲁别茨科伊甚至赶紧咬出格里鲍耶陀夫来——这点，连尼古拉一世也不相信。

在《仟悔书》里巴枯宁在尼古拉一世面前卑躬屈节地向自己脸上吐口水，从而逃脱了死刑。精神的渺小？还是革命的狡计？

好像，承担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任务的那些人应当是因最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而被选中的吧？可是，格里涅维茨基与沙皇同归于尽，而雷萨科夫却活着并落到了侦查机关的手中。就在当天他已经败露了秘密接头住所和参与密谋的人，由于害怕断送自己的年轻生命，就急忙把比预期能从他那儿得到的更多的情报告知了政府！他悔恨交加，不知所云，他建议“揭穿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秘密”。

在前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受侦查人如果认为所提问题不适当或涉及了个人隐私，宪兵军官就当即把问题撤回。——一九三八年在克列斯特监狱，老政治苦役犯泽林斯基像小孩那样被扒下裤子用通条抽打了一顿以后，回到监室痛哭流涕地说：“沙皇的侦查官跟我说话，连称呼‘你’都不敢！”——一再举一个例子。从一篇现代的研究文章中我们得知，宪兵们拿走了列宁的《我们的部长们在想些什么？》一文的手稿，但是没有能够通过它追查出作者来。

“在审讯中，不出所料（这里和以后的着重点都是我加的—一作者注），宪兵们从瓦涅耶夫（大学生）处了解到的东西并不多。他总共只不过告知他们，在他那里发现的手稿是搜查前几天由一个他不愿说出姓名的人放在一个包着其他东西的大包里拿来交他保存的。侦查官毫无办法（怎么？那淹到踝骨的冰水呢？盐水呢？留明的棍子呢？……），只能把手稿送去鉴定。”结果竟是一无所获——一看来佩列斯韦托夫本人是熬过了若干年监牢生活的，他本可以很容易地列举出来，如果有一个《我们的部长们在想些什么？》文稿的保存者坐在侦查员面前，侦查员还能有些什么办法！

C·11·梅利古诺夫回忆：“那是沙皇的监狱，幸福的回忆中的监狱，现在政治犯们几乎怀着欢乐的感情去回忆它。”

这里有一个观念的差距，这里完全是另一种尺度。正如果戈理时代以前的盐粮贩子不能领会喷气式飞机的速度一样，不经过古拉格接收站绞肉机的人，是不能完全认识到侦查机关的一大神通的。

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报》上我们可以读到：尤莉娅·鲁米扬采娃被抓进纳粹集中营的内部监狱，为了查明从这个集中营逃跑的她丈夫的下落。她知道，但是——拒绝回答！对于不知底细的读者来说，这是英勇精神的范例。对于具有古拉格痛苦经验的读者来说，这是侦查员颟顸迟钝的范例：尤莉娅没有在刑讯下死亡，没有被逼得发疯，而是在一个月后活得好好地干脆被放了出来！

这类应当使自己心如木石的想法，当时对我还是完全陌生的。我非但没有割断温情脉脉的尘缘的准备，连那几百支法贝尔牌的战利品铅笔在逮捕时被没收，还长久地使我耿耿于怀。后来从漫长的监狱岁月中回顾对自己的侦查阶段，我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自豪。我，当然，本可表现得更坚强些。在最初几个星期，我一直神智昏沉，精神颓丧。这些回忆所以没有使我感到内疚，只是因为，谢天谢地，我避免了株连任何人。可是已经差一点落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与我的同案人尼古拉B）的陷入囹圄带有孩子气的性质，虽然我们已经是前线的军官了。战时我与他在两个战区作战，互相之间通信，明知部队有检查信件的制度，却忍不住在信里几乎公开地表示对最最英明的人的政治不满和责骂，该写父亲的地方，我们使用了一眼能看穿的“贼头”这个代号（后来我在监狱中讲述我的案情时我们的幼稚只是引起了讪笑和惊奇。人们对我说，这样的傻瓜是再也找不到了。我也相信这一点）。突然，我阅读关于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一案的研究著作时发现，他们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因不慎的通信而落网的，并且只是这个情况才于一八八七年三月救了亚历山大三世的命。

暗杀小组成员安德烈尤什金寄给哈尔科夫的朋友一封坦率的信：“我坚信（我们这里）一定会发生一次最无情的恐怖行动，而且不是在遥远的未来……红色恐怖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为我的收信人担心（他已经写过好多封同样的信——作者注）……如果他遭到那个那我也会遭到那个，而这是不希望发生的，因为将牵连许多很能干的人。”根据这封信进行了五个星期的从容不迫的搜查——经过哈尔科夫，目的是打探出彼得堡的发信人。直到二月二十八日才查明了安德烈尤什金的姓名——于是三月一日，在预定的暗杀前，已经带着炸弹到达涅瓦大街的掷弹者被抓了起来！

我的侦查员H·H·叶泽波夫的办公室高大、宽敞、明亮，窗户很大（“俄罗斯”保险公司大厦不是为刑讯而建造的）——于是，利用它的五米高度，挂起了威力无穷的主宰的四米高的全身立像，对这个主宰，我，一粒小砂子，献出了自己的仇恨。侦查员有时站到他面前，演戏似地发誓赌咒说：“为他我们情愿献出生命！我们为他决心躺到坦克下去！”在这幅祭坛似的庄严法像面前，我的那些什么净化的列宁主义之类的咕咕哝哝显得实在可怜，而我这个渎神者所应得到的也只能是死亡。

单单我们通信的内容就已构成给我们两人判刑的充足材料；从它们开始放到军邮检查机关行动人员桌上起，我和维特凯维奇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只是让我们给他们扩大战果，多给他们带来些好处。但更无情的是：已经一年了，我们在行军挎包里每人不离身地各带着一份我们在一次前线会面中拟定的《第一号决议》，以便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存，只要一个人能活下来。这个《决议》是对我国整个欺骗和压迫制度的有力而扼要的批判，接着，像政治纲领中应有的那样，大致叙述了改造国家生活的方案，并用这样一句话作结束：“没有组织，完成所有这些任务是不可能的。”甚至用不着侦查员的牵强附会，这已是一份成立新党的文件。和它密切相关的还有我们通信中的话——胜利后我们将如何进行“战后的战争”。因此我的侦查员不需要为我发明什么花样，他只是尽力地给我还曾写过信的或曾给我写过信的所有人套上绳索，以及查出我们这个青年集团后头有没有年长的指使者。我在书信中，对我的同龄男女大胆地、几乎是鲁莽地表达了大逆不道的思想——而朋友们不知为什么仍继续同我通信！甚至在他们的回信中也可以遇到一些可疑的用语。现在叶泽波夫也像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那样，要求我对所有这些作出有头有尾的解释：如果我们在受检查的信中都能写出这类话，那么我们私下谈话时更能说些什么呢？我总不能向他保证激烈言论完全是信里说的吧……我得用昏昏沉沉的脑子现编一些我和朋友们见面的情形（见面是信里提到的），要编得很像真的，要和信的色调一致，要沾一点政治的边——但毕竟够不上刑法典。还要把这些解释一口气讲出来，使我的老练的侦查员相信我的单纯、技穷和彻底坦白。要使—一这是最主要的———我那懒惰的侦查员不想去清理我装在自己这个该死的箱子里带来的该死的货物——许多本用黯淡的硬铅笔写成的“战时日记”，笔迹细得像针一样的、有的地方已经蹭掉了的日记。这些日记是我想成为一个作家的奢望。我不相信我们的奇妙记忆力，因此在整个战争年代我努力记下所看到的一切（这还不算是大问题）和从人家那里听到的一切、我不谨慎地记下了我的战友们所讲的全部内容——关于农业集体化，关于乌克兰的饥荒，关于三七年，由于仔细的习惯并且因为从来没有挨过人民内务委员部的咬，所以明明白白地写上了是谁对我讲的。从刚一被捕起，当行动人员把这些日记扔进我的提箱，用火漆封上，让我把这只箱子拎到莫斯科———把烧红的钳子就夹着我的心。你看，所有这些在火线上，在死亡面前曾是那么自然的故事，现在到达了四米高的办公室里的斯大林的脚下——并且对于我那些纯洁的、英勇的、有反叛精神的战友们散发着潮湿监狱气息。

在侦查期间最使我感到压力的是这些日记。为了使侦查员千万不要在它上面多下功夫，不从那里把前线上自由的人们的筋脉抽出来——根据需要，我表示了若干次悔过，根据需要，我对自己在政治上迷失方向表示了若干次觉悟。我被这种走刀尖的把戏弄得疲惫不堪——直到看见谁也没有被押来同我对质，直到露出终结侦查的明显迹象，直到在第四个月上把我的“战时日记”全部扔进卢宾卡炉子的血盆大口，直到又一本在罗斯遭到毁灭的长篇小说的红色残渣在那里迸散，化成黑蝴蝶似的烟炱从最上面的烟囱里飞腾出来。

我们放风就在这个烟囱底下——在一个混凝土匣子里，那是大卢宾卡的屋顶，和六层楼平行。耸立在六层以上的围墙，还了三个人身的高度。我们耳朵听到了莫斯科——汽车鸣笛声。而宽到的——只是这个烟囱、七层楼了望台上的哨兵，以及这一小块正好罩在卢宾卡上的天空。

啊，这种烟炱呀！在战后的第一个五月里，它不断地落呀，落呀。它在我们每次放风时都是落得那么多以至我们心里想，莫非卢宾卡在烧自己三十年来的档案。我的毁灭了的日记只是瞬息即逝的一缕细烟。于是我便回忆起三月里一个寒冷的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坐在侦查员的办公室里，他提出一些通常的粗暴问题，记录着，歪曲着我的话。宽敞的窗户上结成的冰花正在融化，太阳照在上面闪闪发光。我有时真想从窗户里跳出去——纵然一死也好一现于莫斯科，从五层楼跳到人行道上碰个粉身碎骨，像在我童年时代我们一个顿河罗斯托夫的无名先驱者从窗户里（从“三十三号”）跳出来一样。在窗户冰冻融化了的地方可以看得见莫斯科的一个一个屋顶，屋顶上飘着一缕缕欢乐的轻烟。但我并不是往那里瞧，我瞧的是手稿，它像丘冈似地堆满了半空旷的三十平米的办公室的整个中部，刚刚堆在那里，还没有整理。在练习本里，在厚纸夹里，在自己装订的硬书皮里，一叠叠钉起来的和没有针起来的，或者只是一张张的纸，——手稿躺在那里，形成一个埋葬着人类精神的墓家，这个墓家的圆锥形的顶尖超出侦查员的写字桌，几乎使我看不到侦查员。于是我便对那个我不知道的人的劳动油然产生了一种兄弟般的怜悯之心，这个人昨夜被捕，而搜查的成果到凌晨已被扔在刑讯室的镶木地板上，四米高的斯大林的脚下。我坐着，一面猜想，是谁的不平常的生命在这一夜被带来遭受折磨和摧残，然后付之一炬？

啊，有多少构思和著作葬送在这幢建筑物里！——整代毁灭了的文化。啊，从一宾卡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炱呀，烟炱！！最令人感到委屈的是，后代子孙将认为我们这一代是愚蠢的、庸碌无能的、沉默寡言的，而事实上却并不完全如此！……

要划一条直线，总共只须标出两个点就行了。

爱伦堡回忆，一九二0年契卡在他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请您证明，您不是弗兰格尔的奸细。”

一九五0年，国家安全部的一个著名的上校福马·福米奇·热列佐夫对犯人们这样说：“我们并不打算花费力气去向他（被捕者）证明他有罪。让他向我们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吧。”

在这条吃人的简单的直线之间，包容着千百万人的数不清的回忆。

多么加速和简化了的侦查呀！真是以往的人类闻所未闻的。机关根本不必花费力气去找寻证据！一只被逮住的家兔，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没有权利给任何人写信、给任何人打电话，从外面带进任何东西，被剥夺了睡眼、食物，没有纸张、铅笔，甚至没有钮扣，被放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光板凳上，应当自己去找寻并向无所事事的侦查员摆出证据，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如果他找不到这些证据（他从哪里能找到呢？），从而也就给了侦查机关说明他有罪的大概的证据！

我知道一件事，有一个当过德国人俘虏的老人坐在这条光板凳上，摊开光秃的手指，终于做到了向恶魔般的侦查员证明他没有背叛祖国甚至没有这样的意图！真是一件丢脸的事！那怎么样呢，把他放了？哪有的事！——他是在布蒂尔卡而不是在特维尔林荫路上对我讲这件事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主要的侦查员外，又增加了第二名，他们两人同老人一起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回忆往事的夜晚，然后两人一起在证人陈述上签了名，证明在这个晚上，饥饿的昏昏欲睡的老人在他们中间进行了反苏宣传！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把老人转给第三个侦查员。这一位给他撤销了理由不足的背叛祖国的罪名，但一丝不苟地给他办好了同样的十年刑期的手续，因为他在侦查时进行反苏宣传。

侦查既然不再是查明真相，因而对侦查员们自己来说，当他们办棘手的案子的时候，是履行刽子手义务，而在办容易的案子时，则不过是消磨时间，以便取得工资。

而好办的案子始终是有的——甚至在臭名昭著的一九三七年。例如，博罗德科被控告的罪名是，他在十六年前曾经常到波兰去探望父母，并且那时没有领取出国护照（爸爸和妈妈住在离他十俄里的地方，但外交家们签字把这部分白俄罗斯地方给了波兰，而在一九二一年人们还不习惯，还照老样子往来）。侦查只用了半个小时。去过吗？——去过。——怎样去的？——骑马去。——得到了十年，

KP11！（反革命活动。）

但这样的速度有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味道，而这个运动在蓝箍帽中间是没有追随者的。按照诉讼法典，任何案件的侦查期限为两个月，在发生困难的情况下，允许请求检察长延长几次期限，每次一月（检察长当然不会驳回）。因此，白费精力，不利用这种拖延，用工厂里的说法就是自己给自己哄抬定额，那是愚蠢的。侦查员们认为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每次侦查的最初突击周内，可以使使嗓子和拳头，消耗消耗意志和性格（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然后就把案件拖延起来，好多积累一些省心的老案子，少一些新案子。在两个月内终结一项政治案件的侦查被认为简直是不成体统的。

国家的制度由于缺乏对干部的信任和灵活性而使本身受到惩罚。对于那些精选出来的干部也不信任：大概也要求这些人登记上下班时间，而对于传来讯问的犯人那更是必须进行登记，以便检查。为了保证得到附加工资，侦查员有什么办法呢？把自己的某个受侦查人传来，让他坐在角落里，提上个把吓唬吓唬人的问题———自己就忘记了他，只顾长时间看报，做政治学习笔记，写私人信件，互相往来串门（让传带员坐在那里替自己装样子）。侦查员坐在沙发上同前来的朋友安安静静地聊天，有时忽然想起来，便严厉地望着受侦查人说：

“瞧这坏蛋！瞧他这个少见的坏蛋！好吧，没有关系，对他不吝惜这九克！”

我的侦查员还不断打电话。例如，他打电话到家里，一面用眼睛瞄着我一面跟妻子说，今天晚上要通宵审讯，天亮前不用等他回来（我丧气了：这么说，我要通宵受审讯了！）。但马上他又拨了自己情妇的电话号码，低声细语地约定现在就到她那里去过夜（好了，可以睡点觉了！—一我的心轻松了）。

这样，无缺陷的制度只能由执行者的缺陷来加以缓和。

有些求知心比较强的侦查员喜欢利用这种“空白”的审讯来扩大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们问受侦查人关于前线的情况（关于那些他们老是没有时间躺到下面去的德国坦克）；关于犯人去过的那些欧洲和海外国家的风俗习惯；关于当地的商店和商品；特别是关于外国冶游场所的规矩和各种有关女人的事情。

依照诉讼法典，检察长应当密切注视每一个侦查案件的正确进行。但在我们的时代，谁也没有在表示侦查即将终结的所谓“检察长讯问”以前看到过他。我也被带去受过这种讯问。

科托夫中校——一个平静的、保养得很好的、无个性的淡黄头发的男子，既不凶恶也不善良，一般说什么也不是，坐在桌旁，打着呵欠，第一次浏览我的案卷。他当着我的面还用了十五分钟光景的时间默默地去熟悉案情（因为这种讯问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也是要登记时间的，所以没有必要在登记的时间之外去查阅案卷，何况那样还要把案情细节在脑子里记住几个小时）。然后他抬头用冷淡的眼光瞧着墙，懒洋洋地问我对自己的供述有什么补充。

他本来应当问：我对侦查的办理过程有什么意见？有否侵害我的意志和违反法制的情形？但检察长们早就不兴这样问了。要是问了呢？要知道整个这个部的上干间房间的大楼，以及分布在苏联各地的五千所它的侦查大楼、车厢、洞穴和地屋，正是靠违反法制而存在的，因此不是我与他能把这种局面扭过来的。何况所有多少高级些的检察长都是取得本应由他们加以监督的国家安全邪门的同意才占有自己的职位的。

他的设精打采，他的息事宁人的神气，以及被这些无休无止的愚蠢案件造成的疲劳样子，不知怎地也传染给了我。因而我没有向他提出关于事实真相的问题。我只是请求改正一个过于明显的不合理的地方；本案控告的是我们两个人，但对我们的侦查却是分开的（我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在前线），因此，承担诉讼的是我一人，而提出的控告则是依据第五十八条11，就是说，作为集团、组织。我审慎地请求撤销第11分条的这个附加罪名。

他又花了五分钟时间翻了翻我的案卷，喘了口气，摊开双手说：

“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是一人，两个人——就是人们。”

他按了一下铃，让把我带走。

不久，在五月末的一个夜晚，我的侦查员又把我传唤到那间壁炉大理石台上放着带有雕像的青铜座钟的检察长办公室里去履行“第二百零六条”，依刑诉法典条文规定，办理让受侦查人阅看案卷并作最后签名的手续。侦查员毫不怀疑会从我这里取得签名，便坐在那里急急忙忙地写起诉书了。

我打开厚夹子的封面，在封面内侧贴着一张铅印的条文，我在其中读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我原来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就有权对侦查的办理不当提出申诉——而侦查员则必须把我的这些申诉依时间次序入卷！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而不是在侦查终结后……

唉呀！这个权利，后来跟我一起坐牢的几千个囚犯中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继续往下翻阅。我看到了自己的书信的照相复制件和不知名的注释家（如利宾大尉之流）对其中含意的完全歪曲的解释。还看到了大尉把我那小心的供词变成的夸张的谎话。最后还看到了那个不合理的地方，即我，一个单干的，却作为“集团”受控告！

我不很果断地说：“我不同意，您的侦查搞得不合规矩。”

“那好吧，一切从头来吧！”他不祥地咬紧了嘴唇，“我们把你弄到关伪警的地方去。”

甚至好像已经伸出手来要夺走我的“案”卷（我马上用一根手指头把它按住）。

落日在卢宾卡五楼窗外的什么地方放射着余辉。外头是五月。办公室的窗户，像这个部所有的外窗一样，关得死死的，连冬天的糊窗纸也没有撕掉——不许外面的热气和花香冲进这些暗室。最后一道光线已从壁炉上的青铜座钟上消失，轻轻响过一遍钟声。

从头来？……看来死也比一切从头来轻松些。可是今后好歹还能希望得到某种生活（要是我当时知道竟是怎样的生活！……）。再说那个关伪警的地方是去不得的。而且，根本就不应该惹他生气，因为这关系到他将用什么调子来写起诉书……

于是，我就签了名。连带十一分条一起签了名。当时我不知道它的份量，只是告诉我，它并不增添刑期。由于这十一分条我陷进了苦役营。由于这十一分条，我在“获释”后，没有任何判决，被发配去永久流放。

但也许这样更好。没有这种种，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

我的侦查员，除了用不让睡觉、撒谎和恫吓等等完全合法的方法外，没有对我采用任何手段。因此，他不需要象一些恶作剧的侦查员那样，为了保险起见，在办理第二百0六条规定的手续时塞给我一份关于不泄露的甘结：我，某某人，保证永远不向任何人讲述对我侦查的方法，否则甘愿受刑罚的制裁（不知根据何条）。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省局里，这项措施是配套地进行的：打印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连同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一起塞给囚犯（以后从劳动营释放时——还有一份不向任何人讲述劳改营制度的甘结）。

又怎样呢？我们的逆来顺受的习惯，我们的被压弯（或折断）了的脊背，使我们对这种土匪式的消灭罪迹的方法既不可能拒绝，也不可能表示愤慨。

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它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谁只要不手懒，谁就可以从我们这里取得，取得，取得这些无穷无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

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第四章　蓝滚边

我们被拽着从大夜店的小齿轮间通过，心灵被磨成齑粉，皮肉一条条地耷拉着，像流浪汉的褴褛衣衫——在那里，太多的苦难，太深的痛楚，使我们不能用透彻和预见的目光瞧一瞧那些摧残我们的面色铁青的夜间刽子手。涨满胸中的苦水淹没了我们的眼睛——不然的话，我们能写出我们的磨难者的怎样的一部历史啊！—一而他们自己是不会写出自己的真相的。但是，唉：任何一个过去的囚犯都能详详细细地回忆起自己所受到的侦查，记得受过怎样的压榨，被压出些什么脏水。但是关于侦查员本人，他往往连姓名也不记得，更不用说考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也是这样。虽然我跟那个国家安全机关的叶泽波夫面对面在他的办公室里坐过不短时间，可是要说能想起来的事，关于任何一个同室难友的也要比关于这个人的更有意思，更有内容。

我们留下的一个共同的、实在的回忆就是：一群腐败的东西——一整个空间都烂透了。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并不是发泄怒气和怨恨，但我们已经平静下来的心里仍保留着这个深信不疑的印象：他们是一些下赚的、幸灾乐祸的、居心不良的并且可能还是一些不清不白的人。

根据记载，亚历山大二世，就是那个被革命者视为眼中钉、曾七次企图暗杀的皇帝，有一回亲临施巴列尔大街上的羁押所（“大楼”的叔叔），并在二百二十七号单人监室命令把他关起来，在那里蹲了一小时以上——想体验一下被他关在那儿的那些人的心情。

不能否认，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这里有道德上的动机，是他从精神的角度观看一下事物的需要和尝试。

但是不可能想象我们的侦查员，包括阿巴库莫夫和贝利亚在内，其中有任何人能够即使用一小时去体验一下囚犯的处境，在单人监室里蹲蹲并寻思寻思。

他们在职务上不需要成为有教养的、有广博的文化和眼光的人——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职务上不需要合乎逻辑地思考——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职务上只需要确切地执行指示和对痛苦的冷酷无情——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这些从他们手里经过的人，至今仍窒息地感觉到他们彻底丧失了一般人类观念的躯体。

别人不说，侦查员心里清清楚楚，案情是捏造的！他们除了在会上以外，在私下或扪心自问总不能认真地说他们是在揭露罪犯吧？但他们不是仍然一页一页地书写坑害我们一生的笔录吗？这正是那种盗贼的原则：“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

他们明白，案件是无中生有的，但仍然年复一年地去干这种事。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强迫自己不去思考（这就已经意味着人性的毁灭），简单地认定需要这样做！给他们下指令的人是不可能有错的。

但是，记得纳粹分子不也是曾经搬出过这个理由吗？

谁也免不了要对盖世太保和国家安全部做一番比较：年代和方法都太符合了。由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季夫尼奇那样既经历过盖世太保又经历过国家安全部的人来进行比较更为自然。季夫尼奇是一个流亡国外的俄国人。盖世太保向他提出的罪状是在德国的俄国工人中进行共产主义活动，国家安全部提出的是——同世界资产阶级有联系。秀夫尼奇作的结论是不利于国家安全部的：两处都折磨他，但盖世太保毕竟还是在查明真相，当罪名不成立时，就把秀夫尼奇放了。而国家安全部则不查明真相，并且不想对任何已经抓起来的人放开魔爪。

或许这就是“先进的学说”，花岗岩的思想体系。在凶险的奥罗多干（一九三八年的科雷马惩戒派出点），一个侦查员因未费吹灰之力就使克里沃罗格联合工厂经理M·卢里耶签名同意给自己再判一次劳改刑，他的态度缓和下来，在余下的时间里对卢里耶说：“你以为我们采用影响手段（这是对拷打的温和说法。）有什么乐趣吗？但是我们应当做党要求我们做的事。你是个老党员——你说，如果你处在我们的地位会怎样做？”看来卢里耶几乎同意了他的说法（也许，他这样轻易地签了名，正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很有说服力，很正确。

但经常是恬不知耻。蓝滚边们懂得绞肉机的运转过程，并且喜欢它。侦查员米罗年科在治达劳改营（一九四四年）对命运注定了的巴比奇说：“侦查机关和法院只是办办法律手续，它们已经不能改变事先安排好了的你的命运。如果需要把你枪毙，即使你绝对无罪——反正也会枪毙你。如果需要把你开脱（这显然是对自己人而言——作者注），那随便你怎样有罪——你也会被洗刷干净，而宣布无罪。”他甚至以这种说法的合情入理而自豪。西哈萨克省国家安全局第一侦查处处长库什纳廖夫对阿道夫·茨维尔科直截挑明了：“如果你是列宁格勒人（意思是党内的老资格），那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只要有人，我们就能造出案子来。”——他们当中许多人这么说着玩，这是他们的谚语。我们说是折磨人，他们说是工作好。侦查员尼古拉·格拉比辛科（伏尔加运河）的妻子感动地对邻居说：“我们科利亚”可能干了。有一个人好久不肯招认——把他交给了科利亚。科利亚同他谈了一夜——那个人就招认了。”

为什么他们大家不是一心查明真相，而是热衷地一味追求被处理者和被判刑者的数字呢？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最方便，不致跟不上总的潮流。因为这些数字就是他们的安宁生活、就是他们的附加工资、奖励、升官，就是机关本身的扩大和福利。在数字完成良好的情况下，可以偷偷懒，敷衍一下工作，也可以夜里出去玩玩（他们正是这样做的）。数字低，那就会遭到撤职、降级，失掉这个饭碗，——因为斯大林不会相信，在某个区里、城市里或部队里突然间没有他的敌人了。

因此，对于那些不肯被纳入数字的，“熬鹰”、禁闭、饥饿都治服不了的顽固不化的囚犯，他们不是产生恻隐之心，而是抑制不住受触犯和被激怒的感情：犯人拒不认罪，就是损害了侦查员的个人地位！他们就像是想使他本人摔筋斗！——既然如此，那就任何办法都是好的了！斗就像斗的样子！软管插进你的喉咙，请喝盐水吧！

“蓝色商店”的从业员们按其工作的种类和所作出的生活选择来说，是丧失了人类存在的高级领域的，他们全副身心贪婪地生活在低级领域里。在那里掌握和指使着他们的，是低级领域最强烈的本能（除饥饿和性的本能外）：追求权力的本能和追逐暴利的本能（特别是权力。在我们生活的几十年间，它要比金钱更重要）。

权力是一副毒剂，这是几千年来就知道的事。要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过支配别人的物质权力该多好呀！对于相信在我们众生之上还有着某种最高的东西，因而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人，权力还不是致命的。但对于没有高级领域的人，权力就是尸毒。他们一旦传染上便不可救药了。

记得托尔斯泰关于权力是怎样写的吗？伊万·伊里奇占有这样的职位，这使他能够毁灭任何一个他想毁灭的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任何最重要的人都可以作为被告给带到他那里去。（这不正是说我们那些蓝箍帽！这都不需要作什么补充！）他觉得对这种权力的意识（“以及使它变得温和一些的可能性”——托尔斯泰附带说明，但这对我们那些小伙子无论如何是没有关系的）是担任公职的主要乐趣和令人神往之处。

何止令人神往！——简直令人陶醉！须知这足以使人昏昏然——你还年轻，说句随便的话，你还是个拖鼻涕的小家伙，没有多少日子前父母还为你伤脑筋，不知往哪里安置你，你又蠢又不爱念书，可是你在那个学校里混了三年以后——立见出息了！你在生活中的地位起了多大变化呀！你的动作变了！你的眼神、脑袋转动的姿势也变了！学院的学术委员会在开会——你走进去，大家都注意，大家甚至都哆嗦了一下；你不在主席的座位上就位，让院长坐在那里去张罗吧，你在旁边坐下，但大家都明白，这里的主要人物是你——特别部门。你可以在那里坐上五分钟就走，这是你比教授们优越的地方，可能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把你叫去——但后来你对他们的决定可以动动眉毛（或者最好是动动嘴唇）向院长说：“不行。有一些意见……”到此为止！别无二话！——一或者你是个特科人员，反间谍人员，不过是个中尉，但是身材高大的老上校，部队的指挥员，见到你进来就站起来，竭力奉承你，讨好你，如果不邀请你，他同参谋长就不敢喝酒。你只有两颗小星，这没有关系，这甚至好玩：须知你的星星具有完全另外的分量，是用不同于普通军官的完全另一种标度来衡量的（有时，在执行特别任务中，允许你戴上例如少校之类的肩章，这好似假名，好似暗号）。对这个部队或这个工厂、或这个区的所有的人，你所拥有的权力，比之指挥员、厂长、区委书记，要深远得多。这些人所支配的是人们的职务、工资、名誉，而你所支配的是人们的自由。谁也不敢在会议上说到你，谁也不敢在报纸上提到你——不仅不敢说坏话！就是好话也不敢说！！你像隐秘的神灵一样，甚至提都不敢提。你存在着，大家都感觉到你！但你好像又不存在似的！因此，自从你戴上这顶天神的蓝箍帽时起，你就比公开的权力高出一头。你所做的事，谁也不敢去检查，但是每个人都受你的检查。因此，在普通的所谓公民（而对你来说，不过是一段段木头）面前，你最适宜于装出一副神秘莫测的深思远虑的表情。须知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特别意见，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人。因此你永远是对的。

只是有一点你永远也不要忘记：如果你不是侥幸成为机关—一这个像人身体里的绦虫～样寄生在国家内部的柔软的完整的生物—一的一个小环节的话，那你也会是同样的一段木头。现在一切是属于你的，一切是为了你的！—一但是你必须忠于机关！你永远会受到袒护！随时都会有人帮助你吃掉你的仇人！扫清你路上的任何障碍！但是要忠于机关！执行它命令做的一切。你的位置也会替你考虑好：今天你是特科干部，明天会坐上侦查员的交椅，以后也许会以方志学家的身份出发去谢利格尔湖（一九三一年，伊利英。）可能是顺便为了让你松弛一下神经。然后可能从你名声太大的城市调到国家的另一端去当教会事务特派员。（凶残的雅罗斯拉夫尔的侦查员沃尔科比亚洛夫后为摩尔达维亚的教会事务特派员。）或者成为作家协会的责任书记（另一个伊利英，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是前国家安全部门的中将。）。什么也不要感到惊奇：人们的真正用途和给人们的真正等级，只有机关知道，对于其余的人说来，这些只不过是让他们玩玩而已：什么功勋艺术家或者是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英雄——只要吹口气，就没有他了。（谢罗夫将军在柏林间全世界知名的生物学家季莫非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你是什么人？”手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没有张惶失措，带着那种遗传的哥萨克的大胆精神反问：“你是什么人？”谢罗夫立即更正说：“您是学者吗？”）

侦查员的工作当然需要付出劳力：白天要去上班，夜里也要去上班，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那里，——但是不要为“证据”去绞脑汁（此事让受侦查人去伤脑筋吧），不要去思考什么有罪无罪——照机关所需要的去做，这就万事大吉了。至于怎样进行侦查，那就已经由你去斟酌了，搞得愉快些，不太累人，最好能捞到点什么好处，不然的话即便能寻寻开心也好。坐着，坐着，突然间想出了一种影响手段——可找到啦！——马上给朋友打电话，到各办公室去串串门讲讲——多好玩呀！来试试，伙计们，拿谁试呢？老一套可太乏味了，老是这些颤抖的手、央求的眼睛、胆怯的顺从，真没意思——找个把敢抵抗一下的！“我喜欢强的对手！高兴去折断他们的脊梁！”（列宁格勒的侦查员希托夫对格夫说。）

要是碰到一个这样强的对手，他怎么也不屈服，你的一切办法都没有结果，那时该怎样呢？你气疯了吗？用不着克制狂怒！这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是翱翔！——尽情发泄你的狂怒吧，不给它任何阻挡！让肩膀发痒吧！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中就会往可恶的受侦查人张开的嘴里吐痰！把他的脸往满满的痰盂里按！（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书中所述瓦西里耶夫遭遇的事。）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也就会揪住神甫的发辫拖来拖去，往跪在地上的人脸上撒尿！在发泄了狂怒以后，你就会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或者审讯一下“勾搭外国人的女郎”艾斯菲尔·P．一九四七。那你就跟她来两句荤的，就问问她：“怎么，美国人的那玩艺儿是有棱角的吗？光俄国人不够你用的？”你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她认这些外国人那里一定长了点什么见识。不能错过机会，这可跟到国外出一次差差不多！于是你就追根问底地仔细盘问起来：怎么搞法？都有些什么姿势？……还有些什么姿势？……详细说！每个细节都要说！（自己用得着，还要告诉哥儿们！）那丫头满脸通红，流了一脸泪水，说这跟案子没关系——“不，有关系！说！”这就显出你的权力是怎么回事了！她全都会一五一十地详细对你说。要她画出来也行，要她用身子表演表演也行，她没路可走，她的禁闭室，她的刑期，全攥在你手里。

．你（侦查员波希尔科，克麦罗沃国家安全局）要一个女速记员来记录审讯——给派来了一个模样好看的，你在受侦查的男孩子（中学生米沙·B）目睹下把手伸到她怀里去——他好像不是个人，不必顾忌他。

是呀，一般说来，你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如果你喜欢玩女人（谁不想玩呢？）——木利用自己的地位那就是个傻瓜。有一些因看上你的势力自己送上门来的，另一些因害怕而任你摆布。在什么地方遇见了一个姑娘，看中了——就是你的了，哪里也跑不了。任何一个有夫之妇被看上了——就是你的！因为要把丈夫摘掉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早就有了一个短篇小说《弄坏了的妻子》的题材。但看来是不打算去写了。它的梗概如下。在远东的一支空军部队里，在朝鲜战争前，有某个中校出差回来，得知他的妻子住了院。碰巧医生并没有对他隐瞒：她的性器官由于遭到病态的对待而受了损伤。中校急急忙忙奔到妻子那里，经过一番努力使她承认了，这是他们部队的特科人员上尉干的事（然而，看来也不是没有她这方面的垂青）。盛怒之下，中校跑到保卫人员的办公室里，抽出手枪，威胁要杀死他。但很快上尉就使他弯下腰来，垂头丧气、可怜巴巴地走了出去：上尉威胁要把他关到最可怕的劳改营里去烂掉，那时他就会央告给他一个不受折磨的好死。上尉命令他把妻子原样接受下来（某种东西无可挽回地被破坏了），同她一起生活，绝对不许离婚，绝对不许控告——这就是他不被关进去的代价！中校都—。一照办了。（这是那个特科人员的司机对我讲的人

这类事件应当是不少的。这是一个最能诱引人去使用权力的领域。有一个国家安全人员曾强迫（一九四四年）一位陆军将军的女儿嫁给他，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就要把她父亲关起来。姑娘有未婚夫，但为了拯救父亲，她嫁给了国家安全人员。在短短的婚后生活中，她写了日记，把它交给了心爱的人，然后就自杀了。

不，这应当亲身去体会—一什么是蓝箍帽！任何东西，你看到了——就是你的！任何住宅，你暗中看好了——就是你的！任何女人——是你的！任何仇人——滚开！脚下的土地——是你的！头上的天空——一是你的！它也是蓝色的呀！！

至于发财的欲望—一那是他们的普遍欲望。怎能木利用这样的权力和这样的不受监督的地位去发财致富呢？除非是个圣人！……

如果我们能够探悉每次逮捕的暗中动力，我们就会惊奇地看到，尽管抓捕具有一般的规律性，但其个别抉择，把谁关起来，个人的选定，在四分之三的场合是出于人的贪利心和报复心，而有半数的这种场合则出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机关（当然还有检察机关，我们将不把它们分开）的私利打算。

例如，B·T·弗拉索夫十九年的群岛旅行是怎样开始的呢？起因是，他是区消费合作社主任，有一次专门给党的积极分子（不是给老百姓，这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难为精）售卖布正（这种东西现在谁也不会要），检察长的妻子却没能买到：因为她不在场，检察长自己则不好意思走到售货台旁边去，而弗拉索夫也没有想起该说一声——“我给您留下。”（而且他的性格也永远不会让他这样说。）还有一次，检察长鲁索夫把一个朋友带到党员内部食堂（三十年代有这样的食堂）去吃饭，那人没有供应关系（就是说级别低了些），食堂管理员就没有允许给那个朋友供饭。检察长要求弗拉索夫惩罚管理员，而弗拉索夫却没有惩罚。还有他曾同样令人难堪地侮辱过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于是就给他戴上了右倾反对派的帽子！……

蓝滚边们的打算和行动有时小气到令人惊奇的程度。行动特派员先琴科取走了被捕的带兵军官的图囊和军用包，并当着他的面使用起来。借助于笔录上的花招取去了另一个被捕者的外国手套（在我军进攻时期特别勾起他们不快的，是他们的战利品不是第一手的）——逮捕我的第48集团军的反间谍人员，对我的烟盒起了觊觎之心——其实这甚至并不是什么烟盒，而是德国人办公用的某种小盒子，但具有诱人的鲜红颜色。为了这个不值一钱的东西，他采取了一整套公务上的迂回战术：先是不把它写入笔录（“这个你可以留在自己身上。”），然后，明知口袋里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还是叫人把我重新搜查一遍。“啊，这是什么？取走！”——为了使我不能抗议：“把他关到禁闭室去！”（哪个沙皇的宪兵敢于这样对待祖国的保卫者？）——每一个侦查员都拨给一定数量的烟卷，那是为了鼓励招认者和眼线用的。有些侦查员就把烟卷全部吞没了。甚至在侦查的钟点上——在付给他们加倍工资的夜间工作的钟点上，他们也搞鬼：我们曾在夜间的笔录上发觉“从”几点“到”几点的时间被拉长了。——侦查员费多罗夫（列舍塔站，二三五号信箱）在搜查自由人科尔祖兴住所时亲自偷了手表。——侦查员尼古拉·费多罗维奇·克鲁日科夫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公然对自己的受侦查人k·11·斯特拉霍维奇的妻子伊丽莎白·维克多罗芙娜说；“我需要一条棉被。给我带来！”她回答说：“存放冬季衣物的房间已经被查封了。”那时他就上她家去，不破坏国家安全机关的铅封，把整个门把手卸了下来（侦查员快乐地对她说：“瞧，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就是这样工作的！”），他动手从那里取出她的冬季衣物，顺手还把一件水晶器皿塞进口袋（伊·维自己也尽力拿，自己的东西嘛。他制止说：“你拿的够了！”．而自己却还在拿）。

一九五四年，这个精力充沛和意志坚强的女人（她的丈夫对一切，甚至对死刑判决，都原谅了，并劝阻说：别去干这事！）出庭揭发侦查员克鲁日科夫。由于克鲁日科夫干这种事并不是第一次，而且违反了机关的利益，他得到了二十五年。然而在那里能呆久吗？……

这类事件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有系统地问问过去的被捕者和他们的妻子，就可以出版上干本“白皮书”（从一九一八年起）。也许现在和过去都有一些从来不偷东西的、不侵吞什么的蓝滚边们—一但我断然不能想象出一个这样的蓝滚边！我干脆不明白，既有这样的思想体系，如果他看中了一件东西，有什么能制止住他呢？还在三十年代初，当我们穿着青年突击服，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西方贵族式的沙龙里，如像孔科尔吉娅·约塞的住宅，举办起晚会来了，他们的夫人就已经全身外国服饰打扮——这从哪里弄来的呢？

请看他们的姓名——好像他们是根据姓名被挑去工作的！例如，在克麦罗沃省的国家安全机关里五十年代初期有：检察长特鲁特涅夫（俄语中有“不劳而食者”的意思——此处及以下各姓的俄语含义均为译者注），侦查处长什库尔金少校（”自私自利者”的意思），副处长巴兰京中校（“烂菜汤”的意思），他们有个侦查员叫斯科罗赫瓦托夫（“抓得快”的意思）。这连想都想不出来！一下都凑在一起了！我已不再重复提沃尔科比亚洛夫（“狼瞪眼”的意思）和格拉比辛科（“抢劫”的意思）之类了。这类的姓名又是这样地集中，难道完全没有反映出什么东西来吗？

又要怪囚犯的记忆力；II·科尔涅耶夫忘掉了那个同他一起蹲过弗拉基米尔隔离所的国家安全机关上校的姓名，他是孔科尔吉娅·约塞的朋友（科尔涅耶夫也认识她）。这个上校是追求权力本能和追逐暴利本能的混合化身。一九四五年初，在最宝贵的“战利品”时期，他死气白赖要求到机关中负责监督这种抢劫的单位去工作，这些单位（由阿巴库莫夫亲自带头）不是为国家而是为自己拼命捞取“战利品”（并且很得手）。我们这位英雄搜刮了整整几车厢的东西，造了好几所别墅（一所在克林）。战后，他的气派那么大，当他一抵达新西伯利亚车站时，就命令把餐厅里的全部顾客赶走，并让人把姑娘和女人们赶到一起，强迫她们光着身子在桌子＿L跳舞，以供自己和他那些酒肉朋友寻欢作乐，即使干这种事他本来也会平安无事，但是他却违背了另一条重要的戒律，像克鲁日科夫那样，触犯了自己人。那个是欺骗了机关，而这个则是专拿引诱别人妻子打赌，他引诱的不是随便什么人的，而是契卡行动工作同志的妻子。于是就没有得到原谅！——带着五十八条被关进了政治隔离所。他在牢里，一想到有人竟敢把他关起来，感到十分恼火。他毫不怀疑上头还会改变生意的（也许已经改变了主意）。

这种倒霉的命运——自己坐牢，对于蓝滚边们并不是那么稀有的，避免这种命运的真正包票是没有的，但不知何故他们很少吸取过去的教训。想必又是由于缺乏高级理性的缘故，而低级理性则对他们说：情形稀见，碰上的人也很少，我会躲掉的，况且自己人也不会撒手不管。

在患难中自己人确实尽力照顾，他们有一条默契：对于自己人至少在待遇上要给予优惠（马尔芬特种监狱里的H·q·沃罗比约夫上校、卢宾卡监狱里的上面已经说到过的B·H·伊利英在八年多的时间内一直享受优待）。他们中因私人过失而个别坐牢的那些人，由于这种行帮内的照顾措施，通常过得并不坏，这使他们认识到平时工作中那种逍遥法外的感觉是有根据的。然而，也知道有几个把劳改营行动特派员扔到一般劳改营服刑的例子，他们甚至碰上了自己过去管辖的犯人，这时他们的处境就不妙了（例如，一向把盗窃犯当依靠对象并且刻骨仇恨五十八条犯人的行动人员蒙申，就被他依靠过的那些盗窃犯赶到了板铺底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探听到这些事例的详情——无法细说。

但是，有失掉一切的危险的是那些落入水流中（他们也有自己的水流！……）的国家安全人员。水流——这是一种自然力量，这是一种比机关本身还要强的力量，这里谁也不会来帮你的忙，否则连自己也会被卷进这个深渊去。

在最后的时刻，如果你消息灵通，有强烈的契卡人员意识，你还可逃出这个狂澜，证明你与它无关。例如萨延科大尉（不是那个以枪杀、用军刀在身体上钻眼、打断小腿、用重锤压扁脑袋和用火刑闻名的一九一八年哈尔科夫的木匠一契卡人员，——但也许是亲戚？）出于一时软弱爱上了中东铁路人员科汉斯卡哑并同她结了婚。突然，在浪潮刚一兴起时，他就打听到要抓捕中东铁路人员。他在这时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行动处长。他分秒不失地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一把心爱的妻子投进监狱！——甚至不是作为中东铁路人员，而是给她炮制了一个案子。于是就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高升了，成了托姆斯克的内务局长。（又是一个题材，这种题材这里有多少呀！也许什么人能用上。）

水流县依照某种神秘的更新机关的法则而产生的—一定期作点小小的牺牲，以使留下来的人们具有洗净了的样子。机关的人员更替应当比一代代人的正常生长和衰老进行得快一些：国家安全人员中一批批的鱼群应当像为给后代让位而死在河底石子上的鲤鱼那样，毫不动摇地献出脑袋来。这一条法则，具有高级理智的人们是看得很清楚的，但蓝边帽们怎么也不想承认和预见这个法则。于是机关的骄子们，机关的要人和部长们本人，每当大限一到，就得把脑袋放到自己的断头台上。

一个鱼群带走了雅戈达。大概有许多我们将在本书《白海运河》一章中称颂不已的光荣名字也落入了这一群中，而他们的姓名后来就从诗篇中给涂掉了。

第二个鱼群很快就把昙花一现的叶若夫拖了进去。三七年的好汉们有的就在这股水流中牺牲了（但不应夸大，远非所有的好汉都进去了）。叶若夫本人在侦查时挨了打，样子看来很可怜。这次大逮捕中，古拉格也失去了爹娘。例如与叶若夫一起入狱的还有古拉格的财务局长、古拉格的卫生局长、古拉格的军警队队长，甚至还有古拉格的契卡行动处长——所有劳改营的头头们！

后来就是贝利亚的鱼群。

那个胖大笨重、自以为是的阿巴库莫夫则在此以前单独地摔了跤。

机关历史的作者们有朝一日（如果档案不烧掉）会一步一步向我们叙述这个情况—一有数字，也有显赫的名字。

我在这里只想稍稍说一点——说一点我偶尔得知的关于留明——阿巴库莫夫的历史情况（关于他们已在别的地方讲过的不再重复）

靠阿巴库莫夫飞黄腾达并受阿巴库莫夫宠信的留明，于一九五二年底到阿巴库莫夫那里去报告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说是医生艾廷格尔教授已经承认对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作了错误的诊治（抱着害死的目的）。阿巴库莫夫不相信这种事，他深知这类勾当，断定是留明走得太远了（而留明对斯大林的心意体会得更好！）。为了核对起见，就在当晚对艾廷格尔举行了交叉审讯，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阿巴库莫夫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医生案件”，而留明则认为是有的。早晨本来要再一次进行核对，但由于“夜店”的神奇特点，艾廷格尔于当夜死掉了！第二天早晨，留明未经阿巴库莫夫同意并背着他给中央委员会打电话，请求斯大林接见！（我想，这不是他最果断的一步。拿脑袋作赌注的最果断的一步是头天晚上不同意阿巴库莫夫的意见，说不定也包括夜里杀掉艾廷格尔。但谁知道这些宫廷秘史呢！——也许同斯大林以前就有了接触？）斯大林接见了留明，亲自交办了医生案件，而阿巴库莫夫则被逮捕了。以后留明似乎是独立处理医生案件，甚至把贝利亚都撇开了！（有迹象显示，在斯大林死之前，贝利亚已处于发发可危的状态，——也许正是通过他把斯大林收拾掉的。）新政府所采取的最初步骤之一就是否定了医生案件。留明当即被捕（还在贝利亚掌权的时候），但阿巴库莫夫也没有获释！在卢宾卡实行了新的制度，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检察长跨进了它的门槛（捷列霍夫），留明显得手忙脚乱，巴结讨好，连声说“我无罪，我凭白无故地坐牢”，要求得到审讯。他照老习惯嘴里吮着一块水果糖，捷列霍夫向他指出后，他把糖块吐在手掌里说：“对不起。”阿巴库莫夫的表现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哈哈大笑起来，认为是个“大骗局”。捷列霍夫拿出了授权检查国家安全部内部监狱的证件给他看。阿巴库莫夫挥了下手说：“这种东西可以做它五百份！”他，作为“本单位的热爱者”，最感到受辱的甚至不是他蹲监牢这件事，而是居然有人图谋侵害这个不受世上任何单位节制的机关的利益！在一九五三年七月，留明被判刑（在莫斯科）并被处决。而阿巴库莫夫依然坐牢。在审讯时，他对捷列霍夫说：“你的眼睛太漂亮，我将来会舍不得枪毙你！扔下我的案子走开吧，和和气气走开吧。”有一次捷列霍夫把他传来，让他读登载揭露贝利亚消息的报纸。这在当时几乎是一桩轰动宇宙的事件。而阿巴库莫夫读了后，眉毛也不动一下，翻过来读起体育运动新闻来了。另一次审讯时，有一个国家安全部的大头头在场，他不久前还是阿巴库莫夫的部下，阿巴库莫夫问他：“你们怎么能容许贝利亚案件的侦查不由国家安全部负责，而由检察机关负责呢？！”——（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老一套！）——“你也相信我这个国家安全部长会受审？！”“是的。”“那你就快卷铺盖走吧！机关再也不存在了！……”（他，一个不学无术的信差，当然把事情看得太阴暗了。）阿巴库莫夫在卢宾卡坐牢的时候怕的不是受审判，而是被毒死（毕竟是当之无愧的机关之子I），他开始完全拒绝吃监狱的饭食，只吃从小卖部买来的鸡蛋（在这上面他缺乏技术头脑，他以为鸡蛋里是不会放毒的）。从收藏极为丰富的卢宾卡监狱图书馆中，他只借阅斯大林（把他关起来的人……）的著作。但这多半是一种示威行动，或者是一种打算，心想斯大林的拥护者不会不取得上风的。他蹲了两年监狱。为什么不把他放出去呢？这不是个幼稚的问题。如果按反人道的罪行来衡量，他是浑身浸透在鲜血里的，但并不是他一个人哪！而那些人却都太平无事。这里也有秘密：有个隐约的传闻，说是过去某个时候他曾亲自毒打过赫鲁晓夫的儿媳柳芭·谢德赫——他那个在斯大林时期被判处投入惩戒营并在那里战死的大儿子的妻子。正是这个缘故，他这个被斯大林关起来的人，却在赫鲁晓夫时期受到审判（在列宁格勒）并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被处决。

而他的忧虑是枉然的：机关并没有因此而灭亡。

但是，像民间智慧所奉劝的：要说狼的坏话，也要说出狼的道理。

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是我们的。

为了别那么起劲地扯起正人君子的白袍当旗子摇晃，清每个人问一问自己：如果我走了另一条生活道路，——我不会也成为这样的刽子手吗？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

我回忆起一九三八年秋天，我正念大学三年级。我们这些男团员曾被叫到共青团区委会去过，第二次被叫去的时候几乎不征求同意就让我们填写履历表，说你们这些物理数学系、化学系的学生够多了，现在祖国需要你们去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永远是这样，不是某某人需要，而是祖国需要，祖国需要什么，总有个什么官儿代替她知道并代表她说话）。

前一年，那个区委会还曾动员我们进航空学校。我们也顶回去了（舍不得扔了大学），但不像现在这一次那么坚决。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人们可能认为，当然馆，你们当时明白，周围正在大张旗鼓地抓人，你们知道监狱里怎样虐待犯人，他们想把你们拉去干多么肮脏的勾当。不！！。要知道“乌鸦车”是在夜间开动，而我们是白天举着旗帜游行的人。我们从何得知并且怎么能想到逮捕呢？撤换了省里的全部领导人——这对我们反正都一样。关进去了两三个教授，我们也没有跟他们一起去跳过舞，而且考试起来还更容易交卷。我们这些二十岁年纪的人，迈步走在十月革命同龄人的行列里，而且，作为十月革命的同龄人，等待着我们的是最光明的未来。

阻止我们同意进内务人民委员部学校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内在原因，用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它绝不是来自我们听过的历史唯物主义课：这种课讲得很清楚，反对内部敌人的斗争是一条激烈的战线，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它也不符合我们的实际利益：当时上外省的大学，除了将来分配到偏僻边区的乡村学校教书和拿微薄的工资外，没有什么别的前途，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则保证我们将来能领到高额口粮和两三倍的工资。我们内心的感觉是没有语言可以表达的（如果有的话，那末互相间也不会放心地说出来）。进行反抗的完全不是头部器官，而是胸部器官。从四面八方都向你嚷嚷：“应该去，”你自己的头脑也说：“应该去！”而心里却起反感：我不愿去，讨厌！没有我怎么都可以，我不参与。

这种观念是源远流长的，大约是来自莱蒙托夫吧。它来自那几十年的俄国生活，当时哪一个正派人都会公开表示，没有比宪兵的差事更坏更丑恶的了。不，还要更深远些。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曾祖时代的金卢布被兑换成一些烂铜板，他们用这些烂铜板把我们从那个时代赎买出来。在那个时代道德还没有被认为是相对的，而善恶是单纯地由心灵来区分的。

但毕竟我们中间有些人当时应募了。我想，要是施加的压力很大——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屈服。所以现在我就想设想一下；如果在战争爆发前我已经有了蓝领章——那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当然，现在可以自我安慰，我的心一定忍受不了，我会在那里发表反对意见，我会发脾气、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但是，躺在监狱的板铺上，我开始又一次回顾自己真实的军官道路——我便感到害怕起来了。

我不是从一个大学生一下子直接成为军官的，而是经过了半年受压抑的当兵生活，那时全身好似都浸透了必恭必敬随时准备服从那些也许并不值得你服从的人的精神。以后是半年军事学校的煎熬。是我活该永远当兵受苦，忍饥挨冻，体无完肤地过日子吗？不。为了安慰起见，给我在肩章上钉上了两颗小星，然后是三颗、四颗——于是一切都忘掉了！……

那么，我是不是至少保持了大学生的爱好自由精神呢？可是，这种精神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我们有的是爱好列队、爱好行军的精神。

记得很清楚，正是从军官学校开始，我感到了一种身为军人无须思考的简单化的喜悦；尝试按一般人的习俗、按我国军界的惯例生活的喜悦；把从童年时代养成的细腻感情一概忘却的喜悦。

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吃不饱，所以总是东张西望，想在什么地方多弄到一块吃的，彼此死死地盯住——谁的手脚来得快。我们最怕的是等不到戴上军官领章（已经把没有学完的派到斯大林格勒城下去7）。而训练我们要像小野兽一样：尽量使我们憋一肚子火，好让我们以后想朝谁就朝谁发泄出来。我们经常睡不够觉——在熄灯后还会迫使单独一个人（在军士的口令下）做队列动作——这是作为一种惩罚。或者半夜里把整个然叫起来列队站在一只没有擦干净的靴子周围：瞧！他这个下贱坯，现在将把靴子擦到闪闪发光——你们都得站着看。

于是，在对军官领章的殷切期待中我们练就了老虎般的军官步态和发号施令的金属般的嗓音。

终于给拧上了军官领章！过了个把月，在后方编组炮兵连时，我已经逼迫我手下那个懒散的小兵别尔别涅夫熄灯后在木顺从我的军士梅特林的口令下正步走了（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几年来我把这些事真的统统忘掉了，现在写到笔头上我才想了起来……）。某个碰巧来检查工作的老上校把我叫去数落了一顿。我（还是上过大学的！）还辩解说：在军官学校里就是这样教我们的。那就是说，既然我们是在军队里，哪里还能有什么一般人的观念？

（在机关里就更不用说了……）

骄傲在心中增长起来，像猪身上的肥膘一样。

我向下属发出一个个不容争辩的命令，坚信再不能有比之更好的命令了。甚至在火线上，处在死亡好像使我们人入平等的地方，我的权力使我相信，我是高等的人。我坐着听取他们“立正”站着报告。打断他们的话，作指示。对那些论年纪能当我父亲或祖父的人，我以“你”相称（他们当然称我为“您”）。派他们钻到枪林弹雨下去接通打断的电线，只是为了高级长官不致责备我（安得烈雅申就是这样牺牲的）。我吃自己的军官黄油加饼干，毫不思考为什么我该有这样的东西而士兵却没有。我当然有一个勤务兵（说得好听点叫通讯员），我给他添了无数的麻烦，支使他照管我的生活，为我单独做和士兵不一样的饭食（卢宾卡的侦查员倒是没有这种通讯员，这点对他们没话可说）。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迫使士兵们为我弯腰挖特殊的地下掩护所，顶上铺些较粗的圆木，好让我舒服而安全。啊，对不起，在我的炮兵连里，也有过禁闭室，不错！——就是设在树林里的那东西吧？——也是一个坑，当然要比戈罗霍维茨的陷阱好一些，因为是有遮盖的，还能吃到士兵的口粮，维尤什科夫因为丢掉马在那里蹲过，还有波普科夫因为瞎摆弄卡宾枪也在那里蹲过。啊，真对不起，还想起一件事来：当兵的用德国皮（不是人皮，木，是司机坐垫上的皮）给我缝制了一个图囊，却没有皮带。我正发愁。他们无意中在一个游击队政委（当地区委里的人）身上看到了正合适的一条皮带——就把它卸下来了：我们是正规军嘛，我们高人一等！（记得那个行动人员先琴科吗？）最后，还有那个鲜红色的烟盒也是我夺来的，怪不得我牢记着被人夺走的情景……

瞧，肩章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祖母在圣像前的谆谆告诫都到哪儿去了呀！还有少先队员关于未来神圣的平等的幻想都到哪里去了！

因此，当反间谍人员在旅长的指挥所里从我身上撕下这一对可诅咒的肩章，卸下皮带，连推带搡地把我带出去上他们的汽车时，尽管我整个命运已经完蛋了，我仍然为一件事不安：我在这种被罢官的状态中怎能走过电话员们的房间呢——我这副样子不应当让列兵们看到！

在被捕后第二天，就开始了我的徒步的弗拉基米尔之旅。一批被抓获的人犯从集团军反间谍机关发送到方面军反间谍机关。从奥斯特罗德押送我们步行走到布罗德尼茨。

把我从禁闭室带出去列队时，那里已经站着七名囚犯，排成三对半背向着我。其中六人穿着破旧不堪的饱经风霜的俄国士兵大农，背上用洗不掉的白漆刷着“SU”两个大字母。意思是“SovietUnion”（苏联），我已经知道这个标记，不止一次地在那些带着又悲伤又抱歉的神色拖着沉重的步子朝着解放了他们的队伍迎面走来的我们俄国战俘的背上看到过。他们被解放了，但是在这种解放中没有相互的欢乐，祖国同胞们用那种比对待德国人更阴郁的眼光斜视着他们，而在不远的后方，他们遭遇到的将是：被关进监牢。

第七名囚犯是一个德国平民，穿着一套黑衣服，黑大衣，黑呢帽。他已经五十开外了，个子高高的，保养得很好，有着一张吃白净粮食养成的白净的脸。

我排在第四对，押解队长鞑靼人军士用头示意，要我拿起放在一旁的我那只贴上封条的箱子。在这只箱子里装着我的军官用品以及在我目睹下取得的判我的罪用的全部书面证据。

怎么说——拿箱子？他，一个军士，想要我这个军官拿着箱子走？就是说，拿着新的内务条令禁止的大件物品走路？而旁边却空手走着六名列兵？还有——一名战败民族的代表？

我没有那么复杂地向军士表达这种种想法，只是说：

“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吧。”

听到我的话，囚犯中没有一个转过身来：转身是禁止的。只有和我并排站着的那个，也是SU，惊异地瞟了我一眼（当他们离开我们军队的时候，这个军队还不是这样子的）。

然而，反间谍机关的军士并没有感到惊异。虽然，我在他的眼里当然已经不是军官，但他和我所受到的训练是相同的。他把那个毫无过错的德国人叫过来让他拿箱子，好在他连我们的话也听不懂。

我们其余的人，都把手背了起来（战俘连一个小背包也没有，他们空手离开祖国，空手回到祖国），于是由四对人排成的我们这个纵队便出发了。我们不会和押解人员交谈，而彼此谈话，无论走路、休息或宿夜的时候……都是完全禁止的。我们这些受侦查的人，应当像是带着无形的壁障走路，好像每个人都憋在自己的单人监室里头。

正是变化无常的早春天气。一会地薄雾弥漫，即使在坚硬的公路上走，靴子底下也令人心烦地扑哧扑哧响着稀泥。一会儿大空明朗起来，淡黄色的柔和阳光，好像对自己的赠赐还不很有把握似的，温暖着几乎已经化了雪的丘岗，使得我们应当离开的这个世界，看上去好像是透明的。一会儿突然刮起一阵恶风。从黑云中撒下似乎已经不是白色的雪片，冰冷地扑打到脸上、背上、脚下，湿透了我们的军大衣和包脚布。

前面是六个背影，固定的六个背影。有时间去反复细看这些弯弯扭扭的丑恶烙印SU和德国人背上发亮的黑衣料。也有时间去反复思量过去的生活和认清现在。而我却不能。迎头挨了一棍后——我对现在已经认不清了。

六个背影。在它们的晃动中既没有赞同，也没有责怪。

德国人很快就累了。他把箱子不断地倒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经拿不动了。这时，和他并排的战俘，天晓得他刚刚在德国俘虏营中尝过什么滋味（或许也感受过仁慈）——自愿地拿起箱子提着走了。

然后其他的战俘也都不用押解人员的命令轮流拿了箱子。然后又是德国人。

但我除外。

而谁也没有对我说一个字。

有一次，我们遇到了长长的一列没有载货、的马车队。驭手们好奇地回头观望，有的在车上站起来，瞪大眼睛瞧着。很快我便明白了，他们的活跃和痛恨表情是冲我来的——我跟其余的人有显著的区别：我的军大衣是新的、长长的、照身材缝制的，领章还没有拆下来，没有割下的钮扣在露出云层的太阳光下闪烁着廉价的金光。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是一个军官，新鲜的，刚被抓起来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军官的垮台使他们感到快意的激动（正义感的某种余迹），但更大的可能是他们被政治讲话填满了的脑袋里容纳不下一个想法：他们的连长也能这样一下子被抓起来的。于是便一致断定，我是从那边来的。“弗拉索夫畜牲，落网了吧？！枪毙他，这条毒蛇！！”——驭手们怀着后方的愤怒（最强烈的爱国主义总是在后方）狂热地大声叫喊，同时还夹进了许多骂娘的话。

我被他们想象为一个什么国际恶棍，然而到底给逮住了——于是现在前线的进攻就会进展得更迅速，战争就会结束得更快。

我能回答他们些什么呢？一句话都禁止我说，而我却应当向每个人说明全部生活。我怎样才能使他们明白我不是潜入的破坏分子，我是他们的朋友，为了他们我才在这个地方？我便微笑起来……我朝他们那边瞧，我从起解的囚犯队伍里向他们微笑！但是，我露出的牙齿在他们眼里要比嘲笑更坏，于是他们便更加激烈、更加狂热向我发出侮辱的喊叫，并且挥拳威胁。

我微笑着，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被捕并不是因为偷窃，并不是因为背叛祖国或者临阵脱逃，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我微笑着，因为我想要并且也许还能稍稍改正一下我们俄国的生活。

然而，这个时候我的箱子却由别人拿着……

我甚至对此并不感到内疚！如果走在我旁边的那个陷塌的脸上两星期来已长满柔软的茸毛、眼神充满痛苦感受的人，当时用清清楚楚的俄语责备我，说我求助于押解人员是降低了自己囚犯的荣誉，说我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说我傲慢自大——那我是不会理储他的！也许我干脆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要知道我是一个军官呀！

如果我们中间的七个人注定要在途中死去，而第八个可以被押解人员救出来——那末有什么能妨碍我喊出：

“军士！救我。我是军官！

请看，什么叫做军官，即便他的肩章并不是蓝色的！

如果肩章还是蓝色的呢？如果他被灌输了他是军官中的位使者的思想呢？如果他被灌输了这种想法，即他比别人更受信任，他比别人知道的更多，因此他就应当让受侦查人的脑袋夹在两腿中间并在这种状态中把他塞进管道去呢？

干吗不塞呢？……

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于手。要是我在叶吉夫时期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那末在贝利亚时期不是正好适得其位了吗？……

如果有读者期待这本书将是一种政治上的揭发，那就请他在这里合上吧。

如果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坏人，阴险地干着坏事，只须把他们同其余的人区别开来加以消灭就行了。但是，区分善恶的界线，却纵横交错在每个人的心上。

谁能消灭掉自己的一小块心呢？……

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条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而名字则是不变的。于是我们就把一切都写在他帐上了。

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

我们准备把欺侮我们的人推进深坑，但我们在坑前停下来，我们张惶了：须知当时是他们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而不是我们，这只是形势所致。

如果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向我们喝令一声，大概我们也会照办不误！……

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

那末，从恶到善也是如此。

社会上关于过去那些非法行为和刑讯的回忆刚一被激发起来，四面八方就有人向我们解释，写东西反对，他们说：那里（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里）也有好人嘛！

他们的“好人”我们是知道的：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向老布尔什维克们咬耳朵说“当心点！”，或者甚至暗中给放上一块夹心面包，而对其余的人则一个挨一个地用脚踢。至于超出党派之见的—一有人性的好人——那里有没有呢？

一般说来那里不会有：那里不要这种人，招收时就留意了的。这样的人自己也想方设法躲掉。谁要误入到那里—一或者是随遇而安，与环境同流合污，或者受它的排挤，给撵走，甚至有自寻短见的。但毕竟—一没有剩下来的吗？

在基什尼奥夫，希波瓦尔尼科夫被捕前一个月，有一个年轻的中尉——国家安全人员上他那里去说：“走吧，走吧，他们要逮捕您！”（自动前来？还是母亲派他来拯救牧师？）在逮捕后，正好赶上也是他去押解维克多神父。他惋惜地说：为什么您不离开呀？

或者请看这件事。我部下有一个排长奥夫先尼科夫中尉。我在前线没有比他更亲近的人了。整个战争有一半时间我与他共用一个小锅，为了不把汤放凉了，在弹雨纷飞下吃过，在两次爆炸的空隙吃过。这是一个农村青年，心灵那么纯洁，观点丝毫不带偏见，无论军官学校，无论军官职位，都一点也没有把他搞坏。他在许多方面也使我变得温和起来。他当军官只为做一件事：尽力保全手下士兵（他们中间有许多上了年纪的）的生命和体力。我从他嘴里头一次知道了农村的现状和集体农庄是什么东西（他说这些的时候没有激愤，没有抗议，而是随随便便地——像森林中的水面映出树木的枝枝节节一样）。当我被捕入狱时，他极为震惊，尽量把我的战斗鉴定写得好些，并拿去给师长签名。复员以后，他还通过亲属找过我——尽量想帮助我（那是在一九四七年，与一九三七年很少差别！）。我在侦查中怕他们翻我的“战时日记”，主要就是为了他：那里记述着他的故事。——当我在一九五七年恢复名誉时，很想找到他。我记得他乡下的地址。一次两次给他写信——都没有回音。后来找到了一条线索，他曾在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毕业，从那里得到的回答是：“已分配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好极了！那就更有意思。往城里的地址给他写信——没有答复。过了几年，《伊凡·杰尼索维奇》发表了。好吧，现在总该有回音了。没有！再过了三年，我请自己的一个雅罗斯拉夫尔的通信者亲自上他那里去一趟，并把信交到他手里。这个都照办了，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好像连《伊凡·杰尼索维奇》都没有读过……”可也是，他们干吗要知道被判了刑的人往后的命运呢？……这一次奥夫先尼科夫没法再沉默了，给了个回音：“学院毕业后，他们要我到‘机关’去工作，我当时觉得在那里也能干出一点成绩（什么成绩？……），结果在新的行当里搞得并不很顺利。有些事情我不大喜欢，但工作也还算主动，我想大概不至于叫老同志失望吧。（同志情谊！——也算是一条理由！）今后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怎么考虑了。”

如此而已……以前的信，他好像没有收到。他不想同我见面（如果见了面——我想整个这一章我会写得更好些）。在斯大林时期的最后几年，他已经当了侦查员，一股脑儿给所有抓起来的人扣上二十五年的刑期。这个弯子在他头脑里是怎样转过来的？他的思想是怎样变黑的？但我还记得过去那个泉水一样清澈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小伙子，难道我能相信，一切都永不复返了？在他身上已经没有留下什么活的萌芽了？

当侦查员戈尔德曼让薇拉·科尔汉耶娃按照刑诉法典第二百0六条的规定签名时，她明白了自己的权利，着手对他们的“宗教集团”全部十七名参加者的案卷详细地研究起来。侦查员心中怒不可遏，但又不能拒绝。为了不跟她一起受罪，便把她带到一间大办公室去，那里坐着六七个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起初科尔涅耶娃只是阅看材料，后来不知怎地，也许是工作人员们为了解闷，攀谈起来——这时薇拉开始了一场真正的布道（她这人可不简单。这是一个头脑灵活、口才流利的光芒四射的人物，虽然在外面她只是个钳工、饲马员、家庭妇女）。大家凝神屏息地听她讲，偶尔提些问题以便加深理解。这一切，他们都是闻所未闻，出乎意外的。聚了满满一屋子人，别的房间的人也来了。尽管他们不是侦查员，而只是一些打字员、速记员、文件装订员——但总归是他们圈子里的人，这可是一九四六年的机关啊！我们无法复述她的独白，她说到了各种各样的事。也说到了叛国分子——为什么在农奴制时代的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中没有这种叛国分子呢？那时出这种人才是自然的！但她说得最多的是关于宗教信仰和教徒，她说，从前，’你们一切立足于肆无忌惮的贪欲——你们的口号是“抢劫抢来的东西”，那时候教徒对你们当然有妨碍。但是现在你们想搞建设了，要享受今世的快乐了——你们为什么要迫害自己的优秀公民呢？这一类人是你们最可宝贵的材料：因为教徒不需要监督，教徒不会去偷，不会躲避劳动。而你们却想靠自私自利的人和好嫉妒的人去建设公正的社会？所以你们一切都搞不成器。为什么你们要亵渎优秀的人们的心灵呢？让教会有真正的分立权，别去碰它，你们不会因此而损失什么！你们是唯物主义者吗？那就依靠发展教育吧——据说它可以消除宗教信仰。但为什么要抓人？——这时戈尔德曼走了进来，想粗暴地打断说话。但大家冲着他嚷了起来：“你住嘴！……你闭口！……说吧，说吧，妇人！”（怎样称呼她好呢？女公民？同志？所有这些都是禁止的，这是一套陈规陋习造成的难题。妇人！像基督那样来称呼是不会错的）于是薇拉便在自己的侦查员在场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宣讲！！

请看科尔汉耶娃在国家安全机关办公室里的这些听众——为什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囚犯的话能打进他们的心里？

前面说过的捷列霍夫到现在还记得第一个被他判处死刑的人：“很为他惋惜。”能保持这样的记忆说明他总还有点人心吧（而那以后被他判死刑的许多人他已经记不得了，而且也没有给他们记数）。

这是捷列霍夫的一个插曲。当他向我证明赫鲁晓夫统治下司法制度的公正时，使劲用手劈桌面玻璃——在玻璃边缘上划破了手腕。按了一下电铃，一个工作人员进来打了个立正，值班军官给他拿来了碘酒和双氧水。他一边继续谈话，一边把蘸了药水的棉花在划破的地方无可奈何地按了一个来小时：原来他的血不容易凝固。老天爷通过这一点清清楚楚向他表明了人的局限性！—一而他却在审判着，把一个个死刑判决加在别人身上……

“大楼”的监管人员不管怎样冷若冰霜——而心灵的内核，内核的内核，在他们身上总还应当保留着吧？H·普一娃说，有一次带她去审讯的是一个冷漠的好像既没长嘴巴又没长眼睛的女传带员——突然炸弹在“大楼”近旁接连爆炸，好像现在就要扔到他们头上。女传带员朝自己的犯人猛跑过去，在恐怖中抱住了她，寻求人的融和与同情。但轰炸过去了。于是又依然故我：“把手背起来！走！”

当然，在死的恐惧中流露人性并不值得特别称道。正如舐犊情深未必证明其善良（人们常常以“他是为了顾家”为恶人解脱）。人们称赞最高法院院长戈利亚科夫：爱种花，爱读书，常去逛旧书店，对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契诃夫很有研究—一但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什么呢？害了多少万人呀？或者，譬如说那个上校，约塞的朋友，在弗拉基米尔的隔离所里还哈哈大笑地讲述他怎样把犹太老人们关进冰窖——他的行为放荡不羁，唯一害怕的是被他的妻子发觉：她相信他，认为他是个高尚的人，他也珍惜这点z但难道我们敢把这种感情当作他心中的善的基点吗？

他们不撒手地看中了天空的颜色已经一百多年了，这是什么原故呢？在莱蒙托夫的时候就有——“你们天蓝色的制服！”，然后是蓝帽子、蓝肩章、蓝领章，后来叫他们不要那么显眼，大片的蓝色渐渐避开了人民的感恩的视线，渐渐集中到他们的头上和肩上——只剩下细滚边，厌帽箍——但毕竟还是蓝色的！

这——只是一场假面舞会吗！

或者这表示任何黑暗的东西偶尔也要去领受苍天的圣餐？

这样想倒是很美丽的。但是，你知道雅戈达是穿着什么制服去参拜神圣的吗？……据一个目睹者（此人与高尔基过从甚密，同时和雅戈达也很接近）说：；在莫斯科近郊雅戈达的领地上，在澡堂脱衣间里，特意放着一些圣像——雅戈达及其同伴们脱衣后先要用手枪向它们射几下，才进去洗澡……

这怎样理解呢，因为他是恶人吗？恶人又是什么意思？世上有这种人吗？

我《已更接近于这种想法：不可能有这种人，没有这种人。童话里描绘恶人——说给孩子听，为了情节的明了，是可以容许的。但是，当历代的世界文豪——一莎士比亚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连三地给我们炮制出一些漆黑一团的恶人形象的时候，我们感到这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已经多少有点滑稽和笨拙了。主要问题在于描绘这些恶人的手法。他们的恶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恶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黑的。他们干脆就这样思考：我不作恶便不能生活。让我来唆使父亲去反对兄弟！让我来享受牺牲者的痛苦吧！雅各明确地说出自己的目的与动机是黑暗的，是由仇恨产生的。

不，没有这样的事！一个人要作恶，事先必定在心中把它当作善，或当作一件有意义的合乎常规的举动。幸而人具有为自己的行为找出正当理由的天性。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无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雅各也只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十具尸体。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坏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他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国威名远扬，殖民主义者——是文明，纳粹分子——是人种，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后代的平等、博爱、幸福。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这些暴行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回避的，不能闭口不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敢坚持说恶人是没有的呢？这千百万人是谁消灭的呢？要是没有恶人，群岛就不会存在。

在一九一八——九二0年间有过一个传闻，似乎彼得格勒的契卡和敖德萨的契卡不是把自己的已决犯人统统枪毙掉，而是把某一些拿去喂（活生生地）市内动物园的野兽。我不知道这是真事还是诽谤，如果有过这类事，那末有多少起？可是我也不会去寻找证据：依照蓝滚边们的习惯，我想建议他们向我们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那些闲饥荒的年月，上哪里去为动物园搞食物呢？从工人阶级嘴里抢吗？这些敌人反正要死掉，干吗他们不以自己的死亡去支持共和国的养兽业，并这样来促进我们迈向未来的前进步伐呢？难道这不是适宜的吗？

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线，有思想体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物理学上有一种阈限量或阈限现象。当自然界知道的、自然界暗定的某种阈限没有被越过时，根本不会有这类现象。不管怎样用黄光照射锂——它不放出电子，但微弱的蓝光一闪——电子便出来了（越过了光电阈限）！把氧冷却一百度，施加任何压力——仍是气态，不肯变化！但超过一百十八度——就流动了，变成液体。

看来，暴行也是一种阈限量。人一生动摇、辗转于善恶之间，滑倒，跌下，攀登，悔悟，重入迷途——但只要不越过暴行的阈限——他还有可能回头，而他本人也还在我们的希望之中。当他因作恶过多，或达到了某种程度，或因权力过大而突然越过了阈限——他便自外千人类了。而且也许是一会不复返了。

自古以来人们关于公正的概念总是包括两个方面：美德取胜，邪恶受罚。

我们有幸活到这样的时代，现在美德尽管没有取胜，但也不总是被狗追着咬了。挨过揍的、身子虚弱的美德，现在被允许穿着自己的褴褛衣衫走进屋里，在角落里坐下，只是别吱声。

然而谁也不敢提到邪恶。是啊，美德受过凌辱，但邪恶却没有存在过。是啊，有那么几百万人给干掉了，却没有应负罪责的人。谁只要吭一声；“可是那些……”——四面八方就会向他发出责备的、起初还是友好的声音：“您怎么啦，同志！为什么要去触动旧伤痕呢？！”（甚至对《伊凡·杰尼索维奇》，退休的蓝箍帽们也正是以此为理由加以反对：为什么要去触痛那些蹲过劳改营的人的伤处呢？应当爱护他们呀！）随后棍子就上来了：“嗤，没有整够的！给你们恢复名誉过头了！”

在西德，截至一九六六年，已经判处了八万六千名纳粹罪犯——我们气急败坏，我们不吝惜报纸篇幅和广播时间，我们下班后还留下来开大会和举手表决：“太少啦！八万六千——太少啦，二十年——也太少啦！接着干！”

而在我们这里判处了（据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所述）——将近三十人。

在奥德河和莱茵河彼岸发生的事情——我们心急火燎。而在莫斯科郊区和索契附近的绿围墙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杀死我们丈夫和父亲的人正坐着汽车在我们街上经过，而我们还给他们让路，这种事情，我们既不心急，也不火燎，我们无动于衷，不要“翻旧帐”嘛。

然而，如果把八万六千个西德人按比例折合成我国的人数，应当是二十五万人！

可是，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没有找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传到法院去，我们怕触痛他们的伤处。作为他们的象征，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三号住着洋洋自得的、头脑僵化的、什么也没有想通的、浑身浸透着我们鲜血的莫洛托夫，他气度高贵地走过人行道，坐上又长又宽的小汽车。

不是我们当代人所能猜出的谜是：惩罚自己的恶人的机会为了什么给予了德国，而俄国却未能得到？如果我们永无清除在我们体内腐烂的秽物之日，那末我们将面临一条怎样的绝路？俄国将给世界做出什么样子？

在德国的法庭上时而出现一种奇绝的现象：被告双手抱头，放弃辩护，不再向法庭提出任何要求。他说，在他面前重新展示出来的他犯下的桩桩罪行，使他充满厌恶，他不愿再活下去了。

这就是审判的最高成就：邪恶受到如此深重的谴责，连罪犯都避之不及了。

一个从法官席上八万六千次谴责了邪恶（在著作中和青年人中间也进行了不留余地的谴责）的国家——便能够一年一年地、一步一步地摆脱邪恶。

那我们怎么办呢？……将来我们的后代会把我们这几代人称作窝囊废的几代：我们先是乖乖地让人家成百万地毒打，然后我们又关切地照料杀人犯过一个平安的晚年。

如果俄罗斯伟大的忏悔传统他们根本不懂而且觉得可笑，那怎么办呢？如果他们对于承受他们给别人所造成的痛苦的百分之一都怀着动物的恐惧，而这种心理又压倒了他们身上任何公正倾向时，那又怎么办呢？如果他们死死抱住用死难者的鲜血培育出的利益的果实不放呢？

不言而喻，那些即便是在三七年摇绞肉机把手的人，现在都已不年轻了，他们都是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了，他们丰衣足食、舒舒服服地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好时光——因此任何同等的还报都为时已晚，都已经不能对他们实行了。

就让我们宽大为怀吧，我们不枪毙他们，不灌他们盐水，不把臭虫撒在他们身上，不上勒口做“燕子飞”，不让一星期站着不睡觉，不用皮靴踢他们，不用橡皮棍打他们，不用铁环箍脑瓜，不把他们塞进监室像行李那样撂起来——不做他们做过的任何事！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面前，在我们的子女面前，我们必须把他们统统找出来，统统加以审判！审判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罪行。要设法做到使他们每一个人至少大声说出：

“是，我曾是刽子手和杀人犯。”

如果这句话在我们国家只说出二十五万次（按比例，以便不致落后于西德）——一也许就够了吧？

在二十世纪，不能几十年不区分什么是应受审判的暴行，什么是“不应该翻的旧帐”！

我们应当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作声，把它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代人的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教育工作薄弱”。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人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能带来好处。

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够不舒服，够可怕的就是了！

第五章　最初的监室—一最初的爱

这怎样理解呢——监室怎么忽然和爱连在一起了？……噢，想必是这么回事：你是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被关进了“大楼”的吧？那就明白了，因为把你塞到了那里，你才拣了一条命。这是列宁格勒最好的地方——这不仅对住在那里、有防炮轰的地下办公室的侦查人员而言。不是开玩笑，当时在列宁格勒人们不洗脸，脸上都结了一层嘎渣，而在“大楼”里，囚犯每十天洗一次热水淋浴。不错，暖气只供看守呆的走廊，监室木供暖，但在监室里却也有可用的自来水管，也有厕所——这在列宁格勒哪里有呢？面包和外边一样，一百二十五克。而且每天还有一顿死马肉熬的场！还有一顿粥！

猫儿羡慕起狗的生活来了！那——禁闭室呢？那——最高刑呢？不，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因为这个……

坐下来闭上眼睛仔细回想一下：在我服刑期间一共蹲过多少间监室呀！数都数不清呀！而在每一间里都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监室里是两人，有的——一百五十人。有的地方只呆了五分钟，有的——呆了一个漫长的夏天。

但所有的监室当中，在你的记忆中占第一位的永远是你蹲过的第一间，在那里你遇到了自己的同类，和自己的绝望的命运相同的人。你一生都将怀着大约只有回忆初恋才有的那种激动心情去回忆它。当你用新的眼光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你想起和你在这石头棺材里同睡一块地面、同吸一种空气的那些人们，如同回忆自己的家人。

是的，在那些日子里，也只有他们才是你的家人。

在你以前的全部生活中，在你以后的全部生活中，绝找不出与你在第一个侦查监室中的感受相类似的东西。就算监狱在你之前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你之后还会存在多少年（但愿少些……）——但你在受侦查期间蹲过的那个监室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再得的。

也许它对活生生的人来说是可怕的。爬满虱子臭虫的看押所，没有窗户，没有通风装置，没有板铺——只有肮脏的地面。村苏维埃、民警所、车站或港口附设的叫做羁押室的巨子（羁押室和羁押所——它们在我国地面上分布最广，大量人犯正是集中在那里）。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的“单身监室”，那里的窗玻璃都涂着铅丹，好使被糟塌了的白昼的光亮只有变为血红色才能进入你的屋子，好使固定的十五瓦的灯泡永远在天花板下发光。或者乔巴山市的“单身监室”，那里你们十四个人一连几个月人贴人地坐在六平方米的地面上，只能按口令大家一起挪动一下蜷缩起来的腿。列福托沃的“心理”监室，如三号，整个漆成黑色，也是昼夜亮着一支二十瓦的灯泡，其余的则与列福托沃的每间监室一样：沥青地；暖气开关在走廊里，由看守掌握；而主要的是——一连好多小时的撕裂人心的啸吼声（来自邻近的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的空气动力管，但这并不是故意安排的，尽管难以置信），它使放着水杯的钵子颤振着从桌面上滑下去，在这种啸声下说话是白费劲，但可以放声歌唱，看守是听不见的——啸声一停，那真是进入了胜于自由的极乐境界。

你爱上的当然不是那肮脏的地面，不是那阴沉的墙壁，不是那便桶的气味，而是那些与你接口令一起挪动腿脚的人们：是你们心灵中共同跳动过的东西；是他们有时说出的令人惊异的话；是你心中只有在那里才能产生的无拘无束遨游自在的思想，不久之前你无论怎样跳腾，无论怎样攀援，都达不到它的高度。

在到达这个最初的监室以前，曾需要闯过多少关口啊！你被关押在地洞里，或者隔离室里，或者地下室里。谁也不对你说一句人话，谁也不用人的目光瞧你一眼——只是用铁像从你的脑子和心脏里往外掏东西，你叫喊，你呻吟——而他们却在哄笑。

在一星期或者一个月之内。你孤零零地处在敌人中间，你已经同理智与生命诀别，你已经恨不得站到暖气片上头冲下跳下来在铁铸的排水口上把脑袋碰个粉碎，——没想到你竟然活了下来，而且被带到自己的朋友中间。于是你又恢复了理智。

这就叫做第一个监室！

你期待过这个监室，你几乎像憧憬释放那样憧憬过它，——可是那些监狱不是火坑就是苦海，不论是列福托沃，还是传奇般的魔窟苏哈诺夫卡。

苏哈诺夫卡——这是只有国家安全部才有的最可怕的监狱。侦查员发着凶险的咝咝声说出它的名字，用来恐吓我们这种人（从蹲过这个监狱的人嘴里打听不出什么来：或者是说一堆语无伦次的梦呓，或者是已经不在人世）。

苏哈诺夫卡——原先是叶卡德林宁荒郊修道院，有两座楼房——一定期服刑楼和侦查楼，共六十八间小室。“乌鸦车”去那里需两个小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监狱是在离列宁的戈尔基和季娜伊达·沃尔康斯卡哑“往日的领地几公里的地方。那一带风景很优美。

囚犯一进狱，先用站立禁闭室给你来个下马威——它是那么狭窄，如果你已无力站着，那就只好用膝盖顶住墙是在那里，别无他法。在这样的禁闭室里有关上一昼夜多的，好使你的精神屈服下来。苏哈诺夫卡的伙食精细好吃，国家安全部门别处的监狱里都吃不到，因为这里没有单独办制造猪饲料的伙房，每天去建筑人员休养所打饭，但是供一个建筑师吃的一份饭食——无论是炸土豆，还是一小块炸肉饼，这里要分给十二个人吃。因为这个缘故，你不仅像在别处一样永远挨饿，而且胃口被调得更难受。

那里的监室全是按两人一间设置的，但往往把受侦查人一个人关在那里。监室的面积是一米半乘两米。两个像树墩那样的小圆凳拧死在石头地面上，如果看守打开墙里的英国锁，从墙里便会放下两块铺板和两条适合婴儿用的填草的床垫，各搭在“树墩”上，只供夜间七个小时使用（就是说，只供侦查时间使用，那里白天是根本不进行侦查的）。白天小圆凳腾出来，但不准坐在上面。还有支在四根竖管上的象烫衣板似的桌面。通风小窗总是关着的，只有早晨看守才用钩子把它打开十分钟。小窗户的玻璃加了钢筋。从来不放风，每天唯一的一次放出去大便是在早晨六点钟。这时候谁的肚子都还没有这个需要，晚上却不让出去。每七间监室划为一个单元，每单元就有两名看守。所以一个看守只需要在三个房门前走动，每经过两个房门以后就可以通过监视孔向你屋里观察一次。这就是无声的苏哈诺夫卡的目的：不让你有一分钟睡眠的时间，不让你有一刻偷偷用来处理私人生活的时间，你永远在监视下，你永远在掌握中。

但如果你通过了与发疯的搏斗，经受了孤独的考验并站定了脚跟——你就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监室！现在你可以在那里治愈精神上的创伤。

如果你很快就屈服了，作了一切让步，并出卖了所有的人——现在你也具备了走进自己第一个监室的条件，虽然你倒不如不活到这个幸福的时刻，而是一张纸上也不签字，以胜利者的身份死在地下室里。

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不是敌人的人。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其他的活人，他们与你走的是一条道，你可以用“我们”这个欢乐的词把他们和自己联结在一起。

是的，在外面你也许蔑视过这个词，当时人们用它代替了你的个性（“我们全体像一个人那样！……我们强烈地愤慨！……我们要求！……我们发誓！……”）——现在却使你产生一种甜蜜的感觉：你在世上不是一人！还存在着有智慧的精神生物——人们！！

我同侦查员进行了四昼夜的决斗以后，刚刚在电灯光刺眼的隔离室里按规定的熄灯时间躺下，看守便开始打开我的门。我都听到了，但在他说出“起来！提审！”之前，我还想有百分之三秒钟的时间把脑袋放在枕头上，想象我是在睡觉。然而看守把背熟了的话说漏了嘴：“起来！收拾铺盖！”

我感到迷惑不解和遗憾，因为这是最宝贵的时间，我裹上了包脚布，穿上了靴子、军大衣，戴上了冬帽，抱起了公家的床垫，看守踢起脚跟，不断向我做手势叫我不要弄出响声，带着我通过卢宾卡四层楼的死寂的走廊，经过监楼长的桌旁，经过像镜面一样光滑的监室号牌和在监视孔上放下的橄榄色的小挡板，他给我打开了六十七号监室，我一进去，他立即就在我身后锁上了门。

虽然熄灯时间只过了一刻来钟，但受侦查人的睡眠时间是那么靠不住和那么少，所以六十七号监室的房客在我来到之前就已经在铁床上睡下，把一只手放在被子外面。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各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监牢里，逐步发明了各种管束办法来补充旧狱规。二十年代初在这里蹲过的人还不知道有这种办法，那时灯光在夜里也是熄灭的，像人们过日子那样。但后来开始不灭灯，这是有逻辑根据的：为了在夜里的任何时刻都可看得见犯人（但如果每次检查时临时开灯，那就更糟）。让犯人把手放在被子外面似乎是为了使犯人不能在被子下掐死自己，从而逃脱公正的侦查。经过试验性的检查后发现，人在冬天总是想把手藏起来，好暖和些——于是这个办法便最后确定下来。

听到开门的声音，屋里的三个人都哆嗉了一下，刹那间抬起了头。他们也等待着提审。

这三个惊恐地抬起的头，这三张没有刮脸的、委顿不堪的、苍白的面孔，在我看来是多么有人性，多么可爱，以致我抱着床垫站在那里，幸福地微笑起来。他们也都露出了笑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已经遗忘了的表情呀！——一虽然总共才过了一个星期！

“从外面来？”——问我（这是对新来的人通常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回答说：“不是。”（这是新来的人通常作的第一个回答）。

他们指的是，我一定是不久前才被捕，所以是从外面来的。我则经过了九十六小时的侦查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认为我是从“外面”来的，难道我还算不得一个经过考验的囚犯吗？……但我毕竟是从外面来的！于是，一个长着一双很生动的黑眉毛的、不留胡子的小老头当时就向我打听军事和政治新闻。真令人吃惊！——虽然已经是二月末了。但关于雅尔塔会议，关于东普鲁士的包抄，以及关于我军从一月中旬开始的华沙攻势，甚至关于盟军的十二月惨退，他们都一无所知。根据条令，受侦查人不应当知道外部世界的任何情况——所以他们也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愿意用半个晚上的时间把这些全告诉他们——我怀着那样的自豪感，好像一切胜利和包围都是我亲手干的事情。但是这时看守把我的床拿了进来，应当没有声响地把它放好。给我帮忙的是一个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小伙子，也是个军人：他的飞行员的制服和船形帽就挂在床栏杆上。他还在小老头以前就向我问过话，只是不是问战事，而是问有没有烟草。但是，不管我对我的新朋友们怎样敞开心胸，不管在几分钟内所说的话是多么少——我的这个同龄人及前线战友却使我感到有某种格格不入的东西，于是我就对他立即并永远关上了门。

（我还不知道有“耳目”这个词，也不知道在每个监室里都应当有这种“耳目”，一般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好并说出来我不喜欢格奥尔吉·克拉马连科这个人——而我身上的精神继电器、探测继电器就已经发生了作用，于是我便对这个人永远关闭起来了。这种情形如果是绝无仅有的，我就不会去提它了。但是，我很快就怀着惊奇、兴奋和不安的心情感觉到，我身子里面的那个探测继电器的功能变成了我的固有的天性。岁月流逝，我同几千几百个人在一专板铺上躺过，在一个队列里走过，在一个小队里工作过，这个丝毫不是我创造出来的神秘的探测继电器总是在我想到它以前就已发生作用，在一见到人的脸孔、眼睛，一听到最初的声音时就发生作用——它叫我向这个人敞开大门，或者只开一条缝，或者关得死死的。这总是那么准确无误，以致我开始觉得行动特派员们为安排眼线而费的工夫完全是瞎忙。因为谁充当了叛徒的角色，总会在脸上、声音里显出来，有的似乎假装得很巧妙——但不干净。反过来，探测器还帮助我识别出对什么人初次相逢便可以推心置腹，把足以掉脑袋的隐情和秘密向他公开。我度过了八年的监禁，三年的流放，还有六年风险丝毫不小于前者的地下写作生涯，——在这十七年里我冒失地对好几十人开诚相见——却一次也没有失误！——这类事情我未见有人写过，在这里写出来仅供心理学爱好者们参考。我觉得，这样的精神装置在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身上都有，但是，我们这些过分推崇技术和理智的时代的人，都忽视这种奇迹，不让它在我们身上发展起来）。

我的床已经放好——这时我本应开始讲述（当然是躺着低声讲，免得马上被人从这舒适地方送进禁闭室），但我们的第三个同监难友，中年人，剃头的头顶上已经长出白色的头发楂子，不很满意地瞧着我，带着那种使北方人的面容生色的严峻神气说：

“明天再说。夜晚是为了睡觉的。”

这是最明智的意见。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拽出去审讯并在那里一直呆到早晨六点钟，那时侦查员要去睡觉了，而这里却已经禁止睡眠。

一夜不受干扰的睡眠比世上一切遭遇都更为重要！

我一开口向他们介绍外面的情况，便感觉到一种使我为难的但一下又抓不住的东西，当时就把它明确地说出来我还没有那个能力：（从我们每个人被捕时起）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反转过来了，或者说一切概念都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我那么陶醉地开始讲述的东西，也许对于我们根本不是值得高兴的。

他们转过了身去，拿手帕蒙上眼睛遮住两百瓦的灯光，用毛巾缠住那只放在被子上面挨冻的手臂，象小偷似地把另一只手臂藏起来，于是就睡着了。

我却躺着，充满与人们在一起欢度节目的感觉。一小时前我还不能指望他们会把我和什么人带到一起。我可能什么人也见不到就在后脑门挨上一颗子弹而结束生命（侦查员老是这样向我许愿）。我头上依旧悬着侦查的重压，但是它已经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明天我将讲述（当然不是关于自己的案子），他们明天也将讲述——明天将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日子呀，我生活中最好的一个日子（我很早就清楚地意识到：监狱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无底深渊，而是生活中最重大的转折）。

监室里的每个细节都使我发生兴趣，睡意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当监视孔中没有人瞧着的时候，我便偷偷地研究起来。瞧，在一面墙的上边，有一个三砖宽的不大的凹处，上面挂着蓝色纸帘。我已经打听出来：这是窗子，啊！——在监室里有窗子！——而纸帘则是防空的伪装。明天将有微弱的白昼亮光进来，在白天将有几分钟的时间关掉刺眼的电灯。这是多么了不起呀！——白天可以生活在白昼的亮光下！

监室里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在最显眼的地方，放着茶壶、象棋、一叠书（我还木知道为什么要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原来又是依照卢宾卡的规矩：时时刻刻地通过监视孔窥看时，看守应当确信，没有人滥用行政当局的这些恩赐：没有人用茶壶来凿墙，没有人甘冒自绝于人民、当不成苏联公民的危险，把棋子吞进肚里；没有人想法点着书籍企图把监狱烧掉。而囚犯自己的眼镜被认为是那么危险的武器，所以夜里不准放在桌上，看守把它们收去到早晨再发还）。

多么舒适的生活呀！——象棋，书籍，弹簧床，厚厚的垫子，干净的被单。是呀，我不记得整个战争中哪天这样睡过。擦得亮亮的镶木地板。从窗到门几乎可以走四步路。这不枉是中心政治监狱——纯粹的疗养院。

也没有炮弹掉下来……我一会儿记起它们在头上高高飞过时的呼呼的声音，一会儿记起越来越强的尖啸声和爆炸的轰隆声。迫击炮弹的嗖嗖声是多么温柔。而天牛产下的四个卵震得周围天摇地动。我记起伏尔姆迪特城下的烂泥，我就是从那里被抓走的，我们的人现在还在那里踩着烂泥和湿雪，不让德军从大包围圈中逃出去。

见你们的鬼去吗，不要我打仗——一那就不打。

在失去了的许多尺度中，我们还失去了这样一个，那就是在我们之前用俄语说过话和写作过的那些人的高度的坚定性。奇怪的是，在我们革命前的著作中，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描写。我们描写的，要不就是多余的人，要不就是脆弱的、缺乏适应能力的幻想家。单凭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几乎没法理解：俄罗斯靠什么人维持了十个世纪，是靠什么人支撑着的？而且它最近这半个世纪，还不是靠他们过来的吗？而且是更加要靠它们了。另外还有这些幻想家们。他们看到的太多，所以不能选定一种。他们对崇高的事物追求得太强烈，所以不能在地上站车。在每一个社会衰亡之前，总会出现那么一个明智的思想者的阶层—一思想者，仅此而已。而他们受到怎样的嘲笑啊！受到怎样的戏弄啊！他们只能得到害群之马的外号。因为这些人是香味过分幽雅的早开的花朵，所以他们就落到了刈草机的刀口下。在私生活中，他们特别没有办法：既不会卑躬屈膝，又不会装模作样，也不会搞好关系，动不动就是意见、激动、抗议。这样的人正好是对草机收割的对象。这样的人正好被铡草机粉碎。

这些正是他们住过的监室。但监室的墙壁——从那时起糊墙纸已几经撕掉，不止一次地抹过灰泥，粉刷过，油漆过——已经不能向我们提供往日的任何痕迹（相反，它们通过窃听器凝神地听着我们入关于这些监室的老住户，关于在这里进行过的谈话，关于从这里押上刑场、走向索洛维茨的那些思想，什么地方也没有写下来，说出来。一卷这样的作品抵得上四十车厢我国当代的著作，但是大约已经不会出现了。

那些还活着的，只能告诉我们一些鸡毛蒜皮：这里过去是木床，床垫里装的是麦草。还在二十年代，在给窗户戴上笼口之前，窗玻璃直到最顶上都已经涂了白垩。而笼口在一九二三年确确实实就已经有了（我们却一致以为是贝利亚平的事）。对于敲墙打暗号对话，据说这里在二十年代还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那时还莫名其妙地保存着沙皇监狱的荒唐传统：一个犯人如果不和邻室敲敲打打，那他还有什么可干呢？还有：整个二十年代这里的看守都是拉脱维亚人（有从拉脱维亚步兵中来的，有的不是），送饭的也都是身材高大的拉脱维亚女人。

固然是鸡毛蒜皮，但也是值得深思的。

我本人很需要进这个苏联的主要政治监狱，谢谢把我带到了这里：我关于布哈林想过很多，我想体会一下当时的情景。然而，有一种感觉，好象我们已经忘乎所以了，把我们关进任何一个省的内部监牢里也够抬举的了。而这个地方——是太大的荣幸。

同我在这里邂逅相遇的人们在一起，是不会感到无聊的。有可以听一听的人，有可以比一比的人。

那个有着一双生动的眉毛的小老头（在六十三岁的年纪，他显得完全不像个老头）叫阿纳托里·伊里奇·法斯坚科。他，作为旧俄罗斯监狱传统的保存者和俄国历次革命的活历史，使我们的卢宾卡监室大为生色。他保存在记忆里的东西，好似衡量一切过去发生的事情和现在发生的事情的一根比例尺。这样的人不仅在监室中是可贵的，而且在整个社会里也是很缺少的。

就在这里，在监室里，在一本偶然落到我们手中的关于一九0五年革命的书中，我们就读到了法斯坚科的姓名。法斯坚科是很久很久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以至于现在已经不像是这样的人了。

他得到自己的第一个刑期时，还是个年轻人，是在一九0四年，但根据一九0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宣言》被完全释放了。

我们中间谁没有从中学历史课本和《简明教程》中知道并且背得滚瓜烂熟，说这个卑鄙挑衅的“宣言”是对自由的嘲弄，说沙皇下命令“死者得自由，活人进牢监”呢？但这句俏皮话是骗人的。根据这个宣言，允许一切政治党派的存在，召开了杜马，并且实行了诚实的极端广泛的大赦（至于是被迫的，那是另一回事），那就是：一根据大赦令，无例外地、不分刑期和刑种，不多不少地释放了一切政治犯。只有刑事犯还留下来继续坐牢。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的大赦（诚然，它不是被迫的）则做得恰恰相反：所有的政治犯都留下来继续坐牢。

（他讲的关于那次大赦的情况很有意思。在那些年代，监狱的窗上当然还没有任何笼口，因此，在法斯坚科所坐的别洛采尔科夫监狱里，囚犯们可以从窗中自由观看监狱的院子、收进和离去的犯人、街道，同外面任何人打招呼。已经是十二月十七日的白天了，外面的人从电讯中一知道大赦的消息，就向犯人们宣布了这个新闻。政治犯开始高兴地大吵大闹起来，打碎窗上的玻璃，弄破门户，要求典狱长立即释放他们。他们中有人当场挨了拳打脚踢吗？被关进禁闭室了吗？罚禁某个监室阅读书籍或购买东西了吗？根本没有！手足失措的典狱长从一个监室跑到另一个监室说好话：“先生们，我恳求你们——要通情达理！我无权根据电讯消息释放你们。我应当从基辅我的上司那里得到直接指示。我请求你们凑合再过上一夜。”——果真把他们蛮横地又扣留了一昼夜……在斯大林的大赦令发布后，如后面还将讲到的，把被赦的人多扣留了两三个月，照旧强迫他们干重活，而对此谁也木感到是非法的。）

获得了自由后，法斯坚科和他的同志们当即投入了革命活动。在一九0六年，法斯坚科得到了八年苦役刑，那就是：四年戴镣铐和四年流放。头四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中心监狱服刑，那里，在他目睹之下，正好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越狱，这次越狱是各革命政党——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从外面组织的。用炸弹在监狱墙壁上爆破开一个可供一名骑马者出入的缺口，于是二十名左右的囚犯（不是谁想出去就出去，只是那些由本党批准越狱的人才能出去，他们事先在监狱中就通过某些看守配备了手枪），蜂拥至缺口处，除了一个以外都逃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指示阿纳托里·法斯坚科不越狱，而是去转移看守的注意力，并制造混乱。

可是在叶尼塞的流放中他没有呆多久。把他所讲的（还有其他幸存者所讲的）情形，和我国革命者曾经成百成百地从流放地逃跑并且更多地是跑到国外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摆在一起，便可得出一个结论，只有懒汉才不从沙皇的流放地逃跑，因为这是那么简单。法斯坚科“逃跑了”，就是说。没有身份证随随便便离开了流放地点。他到了海参崴，指望通过某个熟人关系在那里坐上轮船。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于是，他照旧没有身份证，放心地坐火车穿过整个俄罗斯母亲到了乌克兰，在那里成了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他又被捕入狱。从外面给他送来了一张别人的护照，于是他便向奥地利边界出发。这个图谋是那么不受威胁，而法斯坚科又是那么不感到自己后面有追捕的气息，以致他表现出了惊人的疏忽大意：到达了边境并且已经向警察官员交出了护照以后，他突然发现，没有记住自己的新姓名！怎么办呢？旅客约有四十来人，官员已经开始喊姓名了。法斯坚科灵机一动：装成睡觉的样子。他听到，所有的护照都已经分发完了，已经有几次喊到马卡罗夫这个姓名，但这时还不能断定马卡罗夫就是他。最后，帝制的保卫者向这位地下工作者俯下身去，有礼貌地碰了他一下肩膀说：“马卡罗夫先生！马卡罗夫先生！您的护照，请拿走！”

法斯坚科到了巴黎。他在那里认识了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在隆瑞莫的党校里担任了总务工作。同时他学法语，熟悉环境—一这时产生了多走一些地方，看看这个世界的念头。在大战前，他到了加拿大，在那里当了一名工人，他也在美国住过。这些国家自由自在的稳定生活使法斯坚科感到吃惊：他得出结论，那里永远也不会发生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推论出，那里也未必需要这种革命。

而这里，在俄国，却发生了——比预期的早——盼望已久的革命，于是大家都回来了，接着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法斯坚科内心已经感觉不到先前的对这些革命的激情。但是，服从着那个驱使候鸟迁飞的规律，他仍是回来了。

在法斯坚科之后，他在加拿大的一个熟人—一逃到加拿大并在那里成了富裕农场主的前波将金号水手，随即也回到了祖国。这个波将金号水手卖光了自己的农场和牲口，带着钱，带着一部崭新的拖拉机到了故乡，帮助建设那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他参加了最早的一个公社，交出了拖拉机。这部拖拉机，谁想使用就去使用，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很快就搞坏了。至于波将金号水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根本不是他二十年来所想象的。发号施令的是一些本不应有权发号施令的人；下令做的事，对一个勤勉的农场主来说是荒诞不经的。而且，他身体也瘦了，衣服也穿破了，换成卢布纸币的加拿大金元也所剩无几了。他恳求放他全家出国去。他越过国境时不比当初从“波将金号”上逃出去时富一些。他依然像当年那样作为一名水手横渡了大洋（没有钱买船票），而在加拿大又再次作为一名雇工开始了生活。

法斯坚科身上的许多东西我这时还不能理解。对我说来，他这个人最主要的和最不平常的事情莫过于他本人认识列宁，而他自己回忆起这事来却颇为冷淡（我当时的情绪是这样的：如果监室中某人对法斯坚科只称父名而不同时称名，譬如随随便便说：“伊里奇，今天该你倒马桶吧！”我便激怒、生气，我感到这是一种亵渎行为，而且问题还不仅在于把这句话连在一起说，一般地说，除了地球上唯一的一个人以外，无论把什么人称为伊里奇，都是大不敬的行为！）。因为这种缘故，法斯坚科也还不能像他愿意地那样向我说明很多东西。

他明明白白地对我说：“不要给自己制造偶像！”而我却不理解。

看到我那种兴奋情绪，他执意地反复对我说：“你是个搞数学的。你不该忘了笛卡儿的话：‘怀疑一切！怀疑一切！’”“一切？”——一这怎么行呢？总不能是一切吧！我觉得我本来就已经怀疑得够了，够多了！

他还说：“老政治苦役犯几乎已经没有剩下的了。我是属于最后的几个人。老政治苦役犯全被消灭了。早在三十年代就解散了我们的协会。”“为什么呢？”“为了使我们不能聚会，不能讨论。”虽然这些用平静的语调说出来的普通的言词本应具有感天动地的力量，而我却把它们理解为斯大林的又一被暴行。沉重的事实，但是——没有根源。

我们耳朵听到的东西并不能都进入意识，这是毫无疑问的。太不合乎我们情绪的东西就会消失——或是在听的时候，或是在听了以后，但总是会消失。虽然我对法斯坚科所讲的许多故事记得清清楚楚——但他的议论在我的记忆中却模糊不清。他告诉我一些书名，恳切地劝我出去以后找来读读。他自己因为年龄和健康的缘故已经不指望活着出去了，希望我将来能掌握那些思想，他就满意了。当时不可能做记录，要凭脑子记，可是监狱生活中要记的事太多了，但是接近我当时口味的一些名字，我是记住了：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想法》（我当时很推崇高尔基！因为他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所以就高出所有的俄国古典作家）和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

当他回到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时候，出于对地下工作的旧功劳的尊敬，曾大力提拔他，他本可以占据重要职位，——但是他不要，而在《真理报》出版社里担任了一个小小的职务，后来又担任了一个更小的职务，调到“莫斯科市容设计”托拉斯，在那里做着完全不引人注目的工作。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要走这条躲躲闪闪的路？他含混地回答：“老狗已经养不成套链条的习惯。”

法斯坚科明白已经不可能有所所为，便只求能像个人那样苟全性命。他已经退休领取微薄的养老金（完全不是个人特定养老金，因为那会引人想起他同许多被处决者关系接近）——他本可这样拖到一九五三年。但倒霉的是，他同寓所的一个邻居，整日醉醺醺的放荡作家工·索洛维约夫一起被捕了，因为他喝碎了酒在某处夸口说有手枪。有手枪就足以构成恐怖行为，而这个具有老社会民主党经历的法斯坚科就已然是一个惟妙惟肖的恐怖分子。侦查员现在果然给他铆上恐怖行为，当然，一并捎带上为法国和加拿大的特务机关服务等罪名，自然还充当过沙皇保安局的情报员。在一九四五年，吃得饱饱的侦查员，拿着充裕的工资，完全郑重其事地翻阅了各省宪兵局的档案，并写了关于一九0三年秘密工作化名、暗号、接头地点和会议的完全郑重其事的审讯笔录。

老伴儿（他们没有子女）按许可每隔十天给阿纳托里一，伊里奇递送一次她能弄到的食物：一块三百克重的黑面包（它是在集市上买的，每公斤价值一百卢布！）加上十来个煮熟了剥了皮的（在搜查时还被锥子戳穿了的）土豆。看到这些贫乏的——真正是神圣的——食物，不禁使人心肝俱裂。

这就是一个人的正直和怀疑的六十三年所得到的全部报偿。

我们监室里有四张床，中间留下了一条放着桌子的窄过道。但在我进来后过了几天，又给我们添进第五个人，横放了一张床。

新犯人是起床前一小时带进来的，这是最甜蜜的休息脑子的时刻，因此我们中间的三个人都没有抬起头来，只有克拉马连科下了床，想弄到点烟叶子（也许还能给侦查员弄到点材料）。他们开始耳语起来，我们努力不去听他们，但要不把新来者的耳语分别出来是木可能的：它是那么响、惊惶、紧张，甚至接近于号哭，可以明白，一桩不寻常的痛苦进入了我们的监室。新来人问，被枪决的人多吗？我没有转过头去，但终究还是嘘了嘘他们，叫他们声音放低点。

当我们按起床时间一齐跳起来的时候（睡过头有关禁闭室的危险），我们看到了——个将军。就是说，他并没有任何等级标志，甚至没有撕下或拧下的痕迹，也没有领章——但高级料子的制服，柔软的军大衣，还有整个体态和面孔！——不，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将军，标准的将军，甚至必定是一个大将军，而不是什么少将之类。他个子不高，身材结实，躯体很宽，肩膀也宽，脸则相当胖，但这种饱食所致的肥胖，没有赋予他以容易接近的温厚感，而使他具有身份重要、属于高级阶层的特征。他的脸部的前端——诚然，不是脸的上半部而是下半部——是一个叭喇狗式的下颌，这里集中表现着他的毅力、意志和权力欲，这些特性使他刚到中年就已升到了这样的官位。

开始互相介绍，原来泽-夫实际上比看上去还要年轻，他今年刚要满三十六岁（“如果不被枪毙掉”）。而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他并不是什么将军，甚至也不是上校，并且根本不是军人，而是个工程师！

工程师？！我正好是在工程界人士的环境里教育出来的，我清楚记得二十年代的工程师：他们的光彩照人的智慧，他们信手拈来无伤大雅的幽默，他们思想的灵活和宽广，能够毫不费力地从一种工程专业进入另一专业，或者一般地从技术领域转入社会，转入艺术。然后——是有教养的举止、趣味的细腻；没有秽语的条理分明的流畅动听的辞令；一个——稍稍搞点音乐；另一个—一稍稍搞点绘画；他们所有的人的脸上总是带着精神丰富的印记。

从三十年代初期起，我失掉了同这个环境的联系，后来就是战争。现在我面前站着一个工程师。他是接替被消灭掉的工程师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他有一个优越性是不能否认的：他比那些要强壮得多，实感得多。他保持了结实的肩膀和双手，虽然早就用不到它们了。他摆脱了繁文缛节的束缚，眼色严峻，说话不容争辩，甚至想不到会有反对意见。他的成长过程与那些人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

他父亲是最完全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庄稼人。辽尼亚·泽-夫是那些蓬头垢面、愚昧无知的农家孩子中的一个，对于这些孩子的才能的埋没，别林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曾为之痛心g他不是个罗蒙诺索夫，也不会自己去进科学院，但却有才能—一如果不是发生了革命的话，他便会去种地，成为一个富裕的农民，因为他是灵活精明的，也许还会成为个小商人。

照苏维埃时代的规矩，他加入了共青团，而这种共青团员的身份。便赶在其他才能的前面，把他从默默无闻中、从下层、从农村拉了出来，像火箭一样带他经过工农速成中学，上升到工业学院。他是一九二九年进去的，正好是把那些工程师们成群地赶到古拉格去的时候。迫切需要培养出自己的——有觉悟的、忠诚的、百分之百的、甚至不是摘专业而是掌管生产大权的人，直言之，就是苏维埃实业家。当时是这样的时机，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工业的著名制高点都空在那里。他这一批新人的任务就是要去占领这些制高点。

泽-夫的生活成了一连串向顶峰上升的成功的链条。这是精疲力竭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那时国内战争已经不是使用“塔强卡”，而是使用警犬来进行了，那时，成群结队的快要饿死的人挣扎着走向铁路车站，希望坐车到“长粮食”的城市去，但是不让他们买票，他们也没有本事上车——这些穿着农民上衣和树皮鞋的饥民乖乖地倒毙在车站的栅栏下，——一这时候泽一夫不仅不知道城里人吃的面包是凭证配给的，而且还拿着九十卢布的大学生助学金（当时粗活工人所得是六十卢布）。对于已经完全断绝了联系的农村，他是无动于衷的。他的生活已经在这里，在胜利者和领导人中间扎下根了。

他没有来得及当普通的工长：马上就有几十个工程师、几千名工人归他指挥，他当了莫斯科郊区大建筑工程的总工程师。从战争一开始他当然就有免服兵役证明。他同自己的总管理局一起撤退到了阿拉木图，在这里掌管伊犁河上的更大的工程，只不过现今在他手下干活的是犯人。这些灰溜溜的小人物的样子很少使他感兴趣——既引不起他的思考，也引不起他的注意。对于他所奔赴的灿烂前程来说，重要的只是他们完成计划的数字，泽-夫只须指定项目、宿营地点、工地主任就够了——他们会自己想办法完成定额；至于每天的工作时间、口粮标准——这些细节他是不去深究的。

在大后方度过的战争年代是泽-夫生活中最好的时光。战争有一个悠久和普遍的特性：它越是把痛苦集中在一极上，另一极上释放出的欢乐越多。泽一夫不仅有叭喇狗的下颌，而且还有敏捷的办事才干。他立即熟练地适应了国民经济的新的战时节律：一切为了胜利，管他工人死活，战争会把一切都勾销！他只对战争作了一个让步：放弃了西服和领带，为了徐一层保护色，给自己做了一双鞣革马靴，套上了将军制服——就是到这儿来时穿的那身。这样既时髦又大众化，不致引起残废军人的气忿或招来妇女们的责备眼光。

但女人们更经常是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他；她们上他那里去是为了搞点吃的、暖和暖和、寻寻开心。大批大批的钱经过他的手，他的钱包像酒桶一样起着泡沫，十卢布的票子他当成戈比用，几千块钱当成几卢布用。泽-夫不吝惜钱，不攒钱，不记帐。他只对那些经他过手的女人，特别是“开包”的女人，才记帐，这成了他的一种体育活动。他在监室里向我们担保说，在二百九十几的数上被他的逮捕给打断了，很可惜没有达到三百的数字。因为是战争时期，女人是孤独的，而他除了权力和金钱外，还有拉斯普京那种男人的力气，这点大概是可以相信他的。不错，他很乐意一桩艳事接一桩艳事讲给大家听，只是我们的耳朵不是为此而敞开的。虽然他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但他最近几年急急忙忙把这些女人们抓到手，玩过了就甩掉。好像从盘子里抓虾吃一样，嚼开，吮空，又拿起下一个。

他那么习惯于物体的可塑性，惯于像结实的野猪那样在大地上乱跑！（他在特别激动的时刻在监室里跑起来正像一只强健的野猪，它飞奔起来恐怕连橡树也撞得断吧？）他惯于认为当头头的都是自己人，什么事都好通融、都能脱身、都能遮盖！他忘记了，取得的成就越大，招来的嫉妒也就越多。现在他在受侦查时才知道，还从一九三六年起，他在酒友中随便说的一则笑话，已经进了档案跟着他了。以后还添加进了一些告密材料，还有情报员的证明材料（需要带女人上饭店，那里谁会看不见你呢！）。而且还有一条揭发，说他一九四一年没有赶紧离开莫斯科，是为了等德国人来（他好像为了哪个女人确实耽搁了一下）。泽-夫一向留神使他在经济上的勾当叫人抓不住把柄——但他忘记考虑还有五十八条。本来这块大石头很久也不会落到他的头上，但他自高自大起来，有次拒绝给某个检察长修造别墅用的建筑材料。这样一来，他的案子便苏醒了，晃动了，从山头上滚下来了（蓝箍帽为私心而办案之又一例……）。

泽-夫的知识范围是这样的；他认为存在着一种美国语；在监室里两个月内没有读完一本书，甚至没有从头到尾读完过一页，如

果总算读了一段，那只是为了撇开关于侦查的沉重念头。从谈话中可以清楚了解，他在外面读得还要少。关于普希金，他只知道是淫秽笑话的主人翁，关于托尔斯泰，他只知道大概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然而，另一方面，他是不是个百分之百的苏维埃实业家呢？他是不是为替代帕尔钦斯基和冯-梅克而特意培养的那种最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工程师呢？令人吃惊的是：不是的！有一次我与他讨论整个战争的进程，我说，从战争的第一天起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我们定将取得对德国人的胜利。他不客气地瞧了我一眼，表示不相信：“你这是当真吗？”—一他双手抱住脑袋——“哎，萨沙-萨沙，我却相信德国人一定会得胜！我就为这事倒了霉！”原来如此！—一他是“胜利的组织者”之中的一个，却每天相信德国人必胜并且一个心眼地等待着他们！——倒不是因为喜欢他们，而只是因为太清醒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我当然是不了解的——所以才相信）。

我们大家在监室里心情都很沉重，但谁也没有像泽-夫那样垂头丧气，没有把自己的被捕看得像他那么凄惨。他在同我们一起时就已经了解到，等待着他的不会多于十年，在这些年中他在劳改营里必然是个工地主任，并且不会尝到什么痛苦，像过去没有尝过痛苦一棒。但这丝毫也没有给他安慰。如此美满生活的破灭给他的震动太大了：因为他在自己的全部三十六年中唯一对人间的这样的生活感兴趣，别样都不行！不止一次，他坐在床上靠着桌子，用自己的一只短短的胖手撑住那长着一张胖脸的脑袋，带着茫然若失的暗淡的眼神，低声唱了起来：

自从幼年的时光，

我便失去了爹娘，

被人抛弃被人忘……永远也不能再唱下去！——到此他就号陶大哭起来。他把那从他身上冲决出来的、但不能帮助他打穿墙壁的全部力量，变成了对自己的怜悯。

还有对妻子的怜悯。早就失欢的妻子现在每隔十天（不允许更经常）给他送来丰富的牢饭——洁白的面包、奶油、红鱼子、小牛肉、鲤鱼肉。他分给我们每人一片夹肉的面包，一根卷好的叶子烟，俯视着放在桌上的食物（与老地下工作者那些发青的土豆相比真是色香喜人），他的眼泪又加倍地流了起来。他呜呜咽咽地回忆起妻子的泪水，淌了整整几年的泪水：一会儿是因为在他裤兜里发现了情书；一会儿是由于在大衣袋里找出了他在汽车里仓猝液在那儿忘了的不知哪个女人的裤衩。当那使人变得温和的自我怜悯撕裂着他的时候，当代表凶恶力量的锁子甲卸下的时候，在我们面前便出现了一个落魄的无疑的好人。我奇怪．他怎么能那样放声痛哭。我们的同监难友，那个长着白头发楂子的爱沙尼亚人阿尔诺德·苏济向我解释说：“残忍必定要用伤感来作衬垫。这是—一互补定律。例如，在德国人身上，这种结合甚至变成了民族性。”

法斯坚科恰恰相反，在监室里是最生气勃勃的，虽然，以年龄而论，他是唯一已经不能指望熬过一切而重获自由的人。他接住了我的肩膀说：

为真理挺站——算得了什么！

为真理坐牢才是英雄本色2或者教我唱自己的政治苦役犯歌曲：

如果需要牺牲，

在牢狱和潮湿的矿井——

我们的事业永远会得到

后代人的响应！

我相信！但愿这些篇章有助于实现他的信念！

我们监室十六小时的一天缺乏外部事件，但却是那么有意思，譬如拿我来说，等十六分钟的无轨电车要比这十六小时无聊得多。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件，而一到晚上你却会长叹一声，觉得时间又是不够，一天又飞快过去了。事件是细小的，但你第一次学会把它们放在放大镜下来观察。

一天中最难过的时刻是最初两个小时：一听到钥匙开锁的声音（在卢宾卡还没有“送饭口”，所以喊“起床”号令也需要开门），我们毫不迟缓地跳起来，铺好床，无聊地、无望地在电灯光下坐在床上。清早六点钟强迫起床，这时候，脑子睡得懒洋洋的，觉得整个世界都可厌，整个一生都完蛋了，监室里一口新鲜空气都没有，特别哭笑不得的是那些夜间受审讯刚眯糊了一会儿的人。但是别想耍花招！如果你要打个瞌睡试试，稍稍把身子靠在墙上，或者手托脑袋撑在桌上装做下象棋，或者脸对着放在膝上装模作样打开的书本浑身放松——那就会发出用钥匙敲门的警告声，或者更糟糕些：用有响声的锁锁上的门突然无声地打开（卢宾卡的看守受过专门训练），一个下士像无声的影子，像穿墙破壁的精灵，迅速走进监室三步，把瞌睡中的你敲一记，你也许会进禁闭室，也许会拿走全监室的书籍或者取消放风，这是对全监室的残酷的不公正的惩罚，还有写在狱规上的一条条罚则——你读去吧！它就挂在每个监室的墙上。顺便说说，你如果看东西要戴眼镜，那你在这困乏人的两小时内，无论书籍还是神圣的狱规都读不了：因为眼镜到夜间是收走的，在这两小时内让你有眼镜仍然认为是危险的。在这两小时内，决不会有人往监室送什么东西；谁也不会来这里，谁也不会问什么，谁也不会被传去——侦查员们正睡得香，监狱的长官们才醒——不眠的只有“维尔都海”，他时时拨开监视孔的小档板往里窥望声

但有一项程序是在这两个小时内办理的：早解手。还在起床时，看守就要作一项重要宣布：任命你们监室里的某人今天负责端马桶（在那些各自为政的不出名的监狱里，犯人享有的言论自由和自治权恰好足以自行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总政治监狱里，这种事件是不能听任自发的）。于是你们就迅速一个挨一个地排好队，前面是那位马桶负责人，他把容量八公升的带盖的洋铁桶抱在胸前。到达目的地，又把你们锁在里面，锁门以前，你们有多少人就发给你们多少有两张火车票大小的纸片（在卢宾卡没有多大意思：白的纸。有这样一些吸引人的监狱，那里发的是书本的碎页——这是一种多有意思的阅读呀！猜测是从哪儿来的，把两面从头到尾读完，领会内容，评价风格——在断章残句中去评量吧！——与同伴交换阅读。那里有时发给一度曾是进步的《格拉纳特》百科全书的残页，而有时说起来都害怕，是经地作家的书页，那可根本不是文艺方面的啊……。上厕所成了获得知识的行动）。

但可乐的事不多。这项粗俗的需要在文学作品里是不作兴提及的（尽管这里也只是轻巧地说出了一个万古不变的道理：“清早出恭，其乐无穷……”），狱中一日的这种似乎是自然的开场，已经为囚犯的一整天设下了圈套——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圈套，气人的地方就在这儿。在监狱的不活动和食物贫乏的情况下，在虚弱的昏睡后，你怎么也不能一起床就打发掉自然需要。可是很快又要你回去并锁起来，——直到晚上六点钟（而在有的监狱里则到第二天早晨）。现在你一想起白天审讯时间快到了，一想起一天有那么多事情，心里就发毛，还要往肚里填进口粮、水和烂菜汤，可是谁也不再放你上那个美好的场所去了，自由人不懂得可以轻易进入这种场所的价值。难以忍受的庸俗需要能日复一日地在你身上产生，并且在早解手后很快产生，然后整天折磨你，压迫你，使你不能畅快谈话、阅读、思想，甚至吞不进一点食物。

有时在监室里讨论：卢宾卡的狱规，以及一般的任何狱规是怎样产生的——是一种故意设计的暴行或者就是这样自然形成的。我想—一各有不同。起床——这当然是出于恶意的打算，而其他许多东西起初是完全机械地形成的（同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暴行一样），后来上头看出有好处，因而批准了。交接班是在早上和晚上八点钟，因此带出去解手在交班前最方便（要是在一天中间一个个单独放出去——那就需要多余的操心和预防措施，这些活儿是拿不到报酬的）。在眼镜问题上也是这样：何必一起床就操这个心？夜班交班前还给他们就行了。

现在已经听得到在分发眼镜——门打开了。可以判断，邻室有没有戴眼镜的（你的同案人不戴眼镜吗？当然我们不敢敲墙对话，对待这种事情是很严厉的）。瞧，也给我们监室里的人拿眼镜来了。法斯坚科只在读东西的时候才戴眼镜，而苏济则经常戴着。他戴上了，眼睛不再眯缝了。一戴上角质框眼镜—一眼上的框边是直线，他的脸马上就变得严厉了，有洞察力了，像我们所能想象的本世纪有教养人的脸。还在革命前，他就在彼得格勒文史学院学习，爱沙尼亚独立后二十年间保持了不带一点口音的纯粹俄语。后来在塔尔图学完了法律专科。除了爱沙尼亚国语外，他还通晓英语和德语，所有这些年代他经常注视着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注视着综合性的各种德国《学报》，研究各国的宪法和法典。在我们的监室里他当之无愧而又含蓄地代表着欧洲。他还是一个爱沙尼亚的知名律师．人们称他为“KuIdsuu”（金口）。

在走廊里有了新的动静：穿着灰色长罩衫的寄生虫———一个躲在后方的壮健的小伙子用托盘给我们送来我们的五份LI粮和十块方糖。我们的“耳目”围着食物团团转：虽然现在免不了要用抓阄来决定一切，面包头和添头的多少、面包皮脱落的程度都要考虑在内，一切让命运来决定吧（哪里没有这种情形呢？这是我们多年全民挨饿的产物。在军队里分一切东西也是这样做的。德国兵在自己的战壕里听的多了，便学着逗乐说：“给谁？——给指导员！’’）——但“耳目”只要把所有的东西拿一下，便会在手掌里留下面包和糖的分子的薄层。

这些四百五十克的没有发起来的半生不熟的面包内瓤跟稀泥一样，一半是用土豆做的—一就是我们的“拐杖”和一天的中心事件。生命开始了！一天开始了，这才是真正开始了！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问题要解决：他昨天把口粮处理得是否正确？用细线把它拉成小块？或者贪心地掰着吃？或者一块块掐下来慢慢吃？等到茶来再吃或者现在就动手干？留到晚饭时，或者只留到午饭时？留多少？

但除了这些内容贫乏的犹豫外，手里这块水分多于粮食的一磅重的东西（法斯坚科说，现在莫斯科的劳动者吃的也是这样的面包），还能引起多么广泛的辩论啊！（我们的舌头现在也好用一些了，手里有了面包，我们已经是正常人了！）这种面包里到底有没有粮食呀！这里面都是什么掺合物啊？（在每个监室里总有个把对接合物很懂行的人，因为在这几十年内谁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开始了议论和回忆。二十年代烤的还是多好的白面包呀？——大圆面包、松软、多孔，上面的皮是红褐色的，涂了油，下面带着点炉灰和炉底的棱角。一去不复返的面包呀！一九三0年出生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面包！朋友们，这已经是禁区了！我们约定好一句话也不谈吃的。

走廊里又有了活动。送茶水来了。另一个穿着灰罩衫的大小伙子拎着水桶来了。我们把自己的茶壶拿到走廊里，凑近着他放好，他便从没有漏嘴的桶里倒到茶壶里，同时拨到道上。而整个走廊是擦得锃亮的，像在一级旅馆里那样。

很快就要把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生物学家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从柏林送到这里。在卢宾卡好像给他印象最坏的莫过于把水泼到地上这件事了。他认为这是监狱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全体）玩忽职守的一个明显标志。他把卢宾卡存在的年乘上每年的七百三十次再乘一百一十一个监室——结果发现：二百一十八万八千次把开水洒在地上，加上同样的次数拿抹布来擦掉，要比做一些带漏嘴的桶容易些，他为这件事还要生很久的气呢。

这就是全部干粮。至于稀的，是两顿接连着来，下午一点和四点，然后是二十一小时的回忆（也不是有意作恶：厨房需要快点煮完下班八

九点钟。早点名。老早就听得见特别响的钥匙转动声，特别清楚的敲门声——前来接班的本层楼的值班中尉，像“立正”那样站得笔挺，跨进监室两步，严厉地瞧着我们这些站起来的人（政治犯是可以不站起来的，但这一点我们都不敢想）。把我们数一下对他并不费事，眼光一扫就行了，但这一瞬间是对我们的权利的考验——要知道我们也是有着某些权利的，但我们不知道这些权利。我们不知道，他也必须对我们隐瞒起来。他们在卢宾卡学到的看家本领就在于完全的机械性：没有表情，没有语气，没有多余的话。

我们所知道的权利只是要求修鞋、看病。但叫到医生那里——你别高兴，在那里，这种卢宾卡的机械性会特别使你感到惊奇。医生的目光中不仅没有关切，甚至连普通的注意都没有。他不是问：“你哪里不舒服？”，因为字太多，而且说这个句子不能不带语气，所以他就斩钉截铁地说：“不舒服？”，如果你开始过分详细地说起病情来，他便打断你。清楚了。牙齿？拔掉。可以上点砷制剂。治疗？我们这里不治疗。（因为这会增加瞧病的人次并会造成好像有点人情味的环境）。

狱医是侦查员和刽子手的最好帮手。遭毒打的人在地上苏醒过来便听到医生的声音：“可以接着干，脉搏正常。”关了五昼夜的冷禁闭室后，医生瞧着冻僵了的赤裸身体说：“可以接着关。”毒打致死——他签署笔录：因肝硬变、血管梗塞死亡。紧急叫去抢救监室中垂死的人，——他都不慌不忙。谁要表现得不一样，我们的监狱就不要。哈兹医师在我们这里是挣不到外快的。

但是我们的“耳目”，对权利知道得比较清楚。（据他说，他受侦查已经有十一个月了；把他叫去审讯都在白天。）瞧，他又出来请求记下他的名字——要见典狱长。怎么，要见全卢宾卡监狱的长官？是的。于是记下了他的名字。（晚上熄灯后，侦查员们已经就位的时候，便会把他叫去，他回来时将带着马合烟。）当然，做法很粗拙，但暂时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完全改用窃听器开支也太大，一百一十一间监室总不能整天都窃听。那怎么行！安插“耳目”比较省钱，今后还会长时期利用他们。但克拉马连科很难对付我们。有时他使劲听我们谈话，急得出了汗，但从脸上看出来什么也没有听懂。

还有一个权利——呈递申诉的自由（代替我们从外面进来以后失去的出版、集会和投票表决的自由）！每月两次，值早班的问：“谁要写申诉？”于是有求必应地把所有要写的人都登记上。在白天把你叫到一间隔离室去关在那里。你想给谁写就可以给谁写——可以写给各族人民的父亲，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贝利亚部长、阿巴库莫夫部长、总检察署、军事检察总署、监狱管理局、侦查处，可以对逮捕、对侦查员、对典狱长提出控诉！——在所有的情况下，你的申诉都不会有什么效果，它不会附入任何案卷，而读到它的最高级的人物就是你的侦查员，但你却证明不了这一点。而且多年连他也不会读到，因为根本谁也不可能读到它；在7X10厘米的一小块纸上，比早上给你上厕所的稍大一些，当你用笔尖开了花的或者弯成小钩的钢笔，往泡着破布的或加了白水的墨水瓶蘸上墨水，刚刚划上“申……”——字母已经在那可恶的纸上化了开来，于是“诉”字已经写不到行里，而纸的另一面也都已经渗透了。

也许你还有另外一些什么权利，但值日官闭口不言。而且即便你不知道这些权利也不会有多大损失。

点名过去了，一天开始了。侦查员已经就位。维尔图海用十分神秘的方式传唤你：他只说出头一个字母（是这样叫法：“谁是C开头的？”“谁是Q开头的？”有时还说成“谁是AM开头的？”），而你却应当表现出机智，马上把自己贡献出来。采取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看守出差错：喊出的姓名不是在这个监室里，这样我们就会知道还有谁也在蹲监牢。但是，我们虽然同整个监狱隔离，却并没有失去监室间的信息。为了尽量多塞人，犯人经常倒换。而每一个倒换的人就把原来监室积累的全部经验带到新监室去。例如，我们只蹲在四楼，却知道地下监室的情形，知道一楼的隔离间，知道集中关着妇女的二楼的黑暗，知道五楼的双层结构，知道五楼最大的号子——百十一号。在我之前，这个监室里关过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邦达林，在此以前他在关女犯的那一层里和一个波兰记者一起蹲过一阵，而这个波兰记者更早以前曾经同保卢斯陆军元帅一起蹲过一阵，于是我们也都知道了关于保卢斯的一切详细情况。

传讯时间过去了——留在监室里的人们的漫长而愉快的一天便开始了。它因有着许多好机会而生辉，却并不因有许多义务而变得过分黯淡。属于义务之列的有每月两次用喷灯烧铁床（火柴在卢宾卡是绝对禁用的，要想点火抽烟，我们必须在门上的旋转口打开时耐心地举起一根手指，请求看守给火——而喷灯却放心地委托给我们使用）。——还有一件好像是权利但又搞成很像义务的事：每星期一次单个地叫到走廊里去用钝推子推胡子，——还有一项义务，是擦亮监室里的镶木地板（泽-夫总是逃避干这种活，因为它像任何劳力活一样贬低他的身份）。我们由于饥饿很快就端起气来，不然倒是可以把这项义务算成是一种权利——它是那么愉快而有助于健康的工作：光着一只脚踩着板刷向前——而身子则往后仰，然后相反，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别苦恼，别发愁！光滑如镜的镶木地板！波将金公爵蹲的监狱！

而且我们已经不再挤在以前的六十七号里了。在三月中旬又给我们增加了第六个人，因为本监狱既没有紧挨着的板铺，又没有睡在地板上的习惯，所以就把我们全体成员转到五十三号的漂亮房子去。（我竭诚劝告；谁没有在那里住过——就去住一住！）这不是监室！这是给高贵的旅行家当卧室用的宫廷内室！“俄罗斯”保险公司在建筑大楼的这一侧时不顾造价，把一层的高度提到五米（咳，方面军反间谍机关的首长就会在这里叮叮铛铛搭造四层的板铺，保证可以容纳下一百个人），还有那窗户呀！——看守站在窗台上几乎够不到上面的通风小窗，光是这种窗户的一扇就顶得上居住房间的整个窗户。只有那挡住窗户五分之四的宠口的铆接钢板，才使我们想到我们不是住在宫殿里。

但是，在晴朗的日子，卢宾卡大楼内院的六层或七层楼的某一块玻璃，仍然能把一团惨淡的次生的太阳光班反射到我们窗户笼口以上的部分。对我们说来，这是真正的小白兔“——一个可爱的生物。我们温情地注视着它在墙上爬行，它的每一步都充满着含义，它预告放风时间的到来，它报告到午饭时间还有几个半小时，到吃午饭的时候它就从我们这里消失了。

总的说我们的好机会是：去放风！读书！彼此畅谈往事！倾听与学习！争论与受教育！而且作为奖励还将吃到有两个菜的午饭！真是不可思议！

卢宾卡下面三层楼的放风是不愉快的：把他们放到底下潮湿的小院子里——监狱楼房之间狭窄的天井的底部。可是，四、五层楼的囚犯们却被放到雄鹰栖息的高台——五层楼的屋顶。混凝土的地面，三人高的混凝土墙，我们旁边是一个不带武器的看守，还有一个站在了望台上的持自动步枪的哨兵，——但空气是真正的，天空也是真正的！“手背起来！两人并排走！不许说话！不许停留！”——但忘了禁止仰头！而你当然会时时地把头往后仰。这里你看到的不是反射的，不是次生的，而是真正的太阳！永生不灭的太阳！或者是它透过春云洒下来的金光。

春天给所有人以幸福的许诺，而对囚犯的许诺更是胜过旁人十倍。啊，四月的天空呀！我现在身陷囹圄，这没有什么关系。我，看来不会被枪毙。然而我将在这里变得更聪明。我将在这里懂得许多事情，苍天呀！我还会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是在他们面前，而是在你——苍天的面前！我在这里明白了这些错误——我定会加以纠正！

像从深坑里，从遥远的低层，从捷尔任斯基广场那里，向我们传来尘世的汽车喇叭一刻不停的嘶哑的鸣笛声。对于那些在鸣笛声中奔驰而过的人来说，汽车喇叭像是胜利的号角——而从我们这里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渺小。

放风总共只有二十分钟，但围绕着它有多少事要操心呀，有多少事要赶紧做呀！

首先，利用放风的往返机会，摸清整个监狱的布局和这些屋顶小院的方位，以便将来出去以后，从下面的广场经过时，知道哪儿是哪儿，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一路上我们要拐好多弯，我想出了一套这样的办法：从监室起开始记数，每向右拐一个弯加一，每向左拐减一。不管带着我怎样飞快地绕圈子，脑子里不要急着去想象，只要抓紧时间算出加减的结果。如果途中你还在某个楼梯道的窗口看到斜依着高耸在广场上空的柱塔上的卢宾卡女河神塑像背部，并且还能记住这时的数字，那以后你在监室中就能弄清一切方位，你便会知道你们的窗子是往哪里开的。

再者，放风时要做的事就是呼吸——尽可能集中精力地呼吸。

但在那里，在孤独中，在光明的天空下，也需要幻想一下自己未来的光明的、问心无愧的、无错误的生活。

但那里也是谈论最尖锐的题目最方便的地方。虽然放风时禁止谈话，没关系，只要会想办法——而且只有这儿你们的话才保险不会被“耳目”和窃听器偷听了去。

去放风时，我同苏济竭力凑成一对——我们在监室里也谈，但主要的东西喜欢在这里说。我们不是一见面就接近的，我们是慢慢接近起来的，但他已经来得及向我讲了许多事情。跟他在一起，我学到一种新的特性：对于我过去从不打算了解的，而且似乎和我已经明确了的生活道路毫无关系的事情，能够耐心而认真地听取。从童年时代起，我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的目标就是要去研究俄国的革命史，其余的与我完全无关。为了理解革命，除了马克思主义外，我早就什么也不需要了：其他一切缠身的东西，我一概弃之不顾。而现在命运使我同苏济碰在一起，他的生活领域与我完全不同，现在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自己的种种事情，而他的自己的事情就是爱沙尼亚和民主。虽然我以往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关心爱沙尼亚，更不用说资产阶级民主，但是我现在却在长久地聆听着他一往情深地讲述这个安详而勤劳的小民族二十年的自由岁月，在那里有强壮的男人们，他们有着慢条斯理、脚踏实地的风习；倾听着从欧洲的最好的经验中提取出来的爱沙尼亚宪法原则，一百人组成的一院制议会怎样根据这些原则进行工作；不知为什么，但这一切开始使我喜欢起来，所有这些也开始淹留在我的经验中。（苏济后来回忆我时，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的奇怪混合物。是啊，当时在俄身上的确存在古怪的结合。）我乐意去了解他们的不幸历史：自古以来就被抛在条顿人和斯拉夫人两把铁锤之间的一块小小的爱沙尼亚砧铁。从东方和西方轮番向它打击——而且看不到这种轮番打击的尽头，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结。我们在一九一八年曾想猝然间拿下他们的国家。但是他们没有屈服。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后来尤登尼奇蔑视他们有芬兰人的血统，而我们则骂他们是白匪分子，爱沙尼亚的中学生们却志愿报名参加自己的军队。在四O年、四一年、四例年，都曾打击过它，一批子弟被俄国军队抓走，另一批被德国军队抓走，第三批逃进了森林。上年纪的塔林知识分子议论说，但愿他们能从这可恶的轮子里挣脱出来，分立出去过自己的生活（做一个假设：他们的总理将是吉甫，而国民教育部长将由苏济来担任）。但是，无论邱吉尔或罗斯福都不管他们的事，而“约叔叔”（约瑟夫）倒是关心他们的。我们的军队刚一开进，最初几夜就把所有这些幻想家们统统从他们的塔林寓所里抓走。现在他们有十五个人关在莫斯科的卢宾卡，单个地分散在不同监室里，并依照五十八条2被指控有实行自决的犯罪意图。

从放风回到监室，每次都等于一次小逮捕。甚至在我们的宏伟壮丽的监室里，在放风以后空气也变得好象沉闷起来。要是在放风后能稍稍吃点东西多好呀！但不要想、不要想这事！如果什么人接到外面送进来的牢饭，不知分寸，把自己的食物不是时候地摊在面前并动嘴吃起来，那他就要倒霉。没有关系，磨练一下自制力吧！如果哪本书的作者坑害你，竟然津津有味地讲起吃食来——赶快把这本书扔掉！果戈理——扔掉！契诃夫——也扔掉！——讲吃讲得太多了！“他不想吃东西，但他还是吃了（狗崽子！）一份小牛肉，还唱了啤酒。”读点精神方面的东西吧！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正是囚犯们该读的！但是对不起，这是他写的吧：“孩子们挨着饿，已经有好几天他们除了面包和腊肠外什么都没有见到。”

卢宾卡的图书馆是它的光彩。诚然。图书馆女管理员叫人恶心——一个淡黄头发的身材稍具马形的女郎，她尽一切力量使自己不好看，她的脸搽粉摸得象是玩偶的不动的假面具，嘴唇是紫的，而拔过的眉毛则是黑颜色的（一般说，那是她的事情，但要是出现一个俊俏姑娘，我们就会愉快些——也许卢宾卡的长官已经考虑到了这一切？）。真是好极了：她每十天一次来取书的时候，还听取我们的预约！——带着那种没人味的卢宾卡的机械性听着，你弄不清楚——她听到这些作者名字没有？听到这些书名没有？甚至不知道，她听见我们的话没有？走了。我们经历了几小时又不安又高兴的时刻。他们在这几小时内一页页地翻阅和检查我们交出的书：找寻我们是否在字母下留下了制孔或圈点（有这样的狱中通信方法），或者用指甲在喜欢的地方划上记号。我们忐忑不安，虽然我们并没有干这种事，可是突然会来人说，发现了圈点。而且他们总是对的，而且总是不需要有什么证据的，于是我们就会被剥夺三个月的读书权，弄不好全监室还会转入禁闭待遇。这是我们还没有掉进劳改营的深坑以前，在狱中度过的最美好光明的月份，如果没有书看，真是太遗憾了！是呀，我们不仅是担心，我们心里还突突直跳，好象年青的时候发出一封情书后等待着回答：会不会有回答？将是什么样的回答？

最后，书来了，它们决定着以后十天的日子如何过：是把更多的劲使在读书上，还是因为送来了一堆无聊的东西，我们多谈谈话。监室里有多少人就给送来多少本书——这是切面包人的计算法而不是图书馆管理员的计算法：一人——一本，六人——六本。人多的监室就占便宜了。

有时候，女郎意想不到地送来我们预约的书！但即使把预约置之不顾，结果反正也是有意思的。因为大卢宾卡的图书馆本身就是稀见之珍。它的馆藏大约是没收来的私人藏书；它们的收藏者已经见上帝去了。但主要的是：国家安全机关挨个地检查和阉割国内所有图书馆，一连搞了几十年，可是却忘了翻翻自己的怀里——所以在这里，在这个老窝里，倒可读到扎米亚金、皮利尼亚克、潘捷列伊蒙·罗曼诺夫的作品以及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中的任何一卷（有的人开玩笑说：我们被称作死人，所以才让看禁书。我则想，卢宾卡的图书馆管理员根本不懂得给我们看的是些什么东西——懒惰加无知）。

午饭前的这几小时读得特别起劲。但书里的一句话就足以使你跳起来，把你从窗口赶到（边，从门边赶到窗口。想告诉别人你读到的内容和你的看法，于是争论就开始了。这正是想尖锐地争论的时候！

我们常常同尤里·叶夫图霍维奇发生争论。

我们五个人被转移到宫殿般的五十三号的那个三月的早晨，我们屋里送进了第六个人。

他进来了——像一个影子，好像皮鞋踩在地板上都没有声音。他进来了，怕自己站不住，把背靠在门框上。监室里的灯已经熄了，晨光昏暗，但是新来的人并不睁大眼睛，他眯着眼。他沉默着。

看他军衣和裤子的呢料，既不能把他当成苏联军人，又不能当成德国军人，也不能当成波兰或英国军人。脸型是长的，很少俄国气质。瞧他有多么瘦呀！因为消瘦看上去很高。

我们用俄语问他——他不作声。苏济用德语问他——他也不作声。法斯坚科用法语、英语问他——他还是不作声。只是逐渐地在他那疲惫不堪的发黄的没有生气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一生中所看到的唯一的这样的笑容！

“人们”……他微弱地说出这个字，像是从昏迷中刚刚苏醒，或者像是昨夜通宵等待着枪决。他伸出了一只软弱枯瘦的手。手里拿着一个破布小包袱。我们的“耳目”已经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就奔过去抓住了小包袱，放在桌上打开——那里有二百克的清淡烟叶，马上给自己卷了一支四倍大的烟卷。

这样，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图霍维奇蹲过了三星期的地下隔离室后，出现在我们面前。

从一九二九年中东铁路冲突时期起，国内流行着一支歌曲：

“挺起钢铁般的胸膛把敌人扫荡，

二十七师守卫着边防！”

国内战争时期建立的二十七步兵师炮兵团长是前沙皇军官尼古拉·叶夫图霍维奇（我记起了这个姓名，我在我们的炮兵教科书的作者中看到过它）。他同形影不离的妻子坐在宿营车里越过伏尔加和乌拉尔，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在这个宿营车里，他的儿子尤里，生于一九一七，革命的同龄人，度过了自己最初的几年。

从那遥远的时候起，他的父亲在列宁格勒定居下来，在军事学院教书，生活条件优裕，又有名气，儿子也在指挥人员学校毕丁业。芬兰战争时期，尤里争着要去为祖国打仗，但父亲的朋友们把他安插在集团军司令部里当副官。尤里尽管没有爬向芬兰的地堡群、没有在侦察中陷入包围、没有在狙击手的子弹下趴在雪地里挨冻，但红旗勋章——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端端正正地别到了他的制服上。他就这样结束了芬兰战争，认为它是正义的，认为自己也在战争中出了力。

但是，在下一个战争中他就没能这么顺利了。尤里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让他穿上被俘德国军官的制服，带上他的证件，派去进行侦察。他完成了任务，为返回部队而换上了苏军制服（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可这时自己又当了德军的俘虏。他被送到了维尔纽斯郊区的军官集中营。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个对他整个的人——他的命运，他的信念，他的激情起决定作用的事件。这个集中营里的两年生活使尤里里里外外变了样。这个集中营的实况，既不能用现成字眼编造，也不能用三段论法搪塞—一在这个集中营里是应当死去的，如果没有死，就应当从中做出结论。

可以活下来的有营警——从俘虏中选任的营内警察。当然尤里没有去当营警。活下来的还有炊事员。翻译员也能活下来——德方搜罗这类人才。尤里的德语说得很好，但他没有露底。他懂得，当翻译就不得不出卖自己人。还可以去干挖坟的活儿来延缓自己的死亡，但那里用的是比他更结实更灵活的人。尤里自称是个美术家。确实，在他的多方面的家庭教育中也有绘画课。尤里油画画得不坏，只是因为想仿效他引以自豪的父亲，他才没有进美术专科学校。

在工棚里拨给了他与另一个老年画家（可惜不记得姓名）一个小单间，在那里，尤里为德国管理人员无偿地画画——“尼禄的盛宴”、“埃尔弗神的环舞”，给他送来吃的作为酬劳。被俘军官们从早上六点钟起就带着小饭锅站队等候领取一碗浑汤，营警用棍棒打他们，厨子用长柄勺子打他们——而这碗浑汤是不足以维持人的生命的。尤里从他们那个小单间的窗里每天黄昏所看到的，是他的画笔应当描绘的唯一的画面：傍晚的薄雾笼罩在沼泽旁的草地上，草地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上面燃着许多篝火，篝火周围——过去是俄国军官现在是野兽的生物们在啃着死马骨头，烤着土豆皮做的饼子，拿马粪当烟抽，被虱子咬得不断地扭动身子。这些两足动物还没有都死光。他们也还没有都失掉了讲话的能力，从篝火的深红色的反光中可以看出，为时已晚的彻悟怎样透过他们那些向着尼安德特人“退化的脸。

难咽的苦水！尤里保全了生命，但生命本身对他已无足珍惜。他不是一个轻易同意忘却的人。不，他侥幸活下来了—一他就应当作出结论。

他们已经知道，各国俘虏中只有苏联俘虏这样活着，这样死去，——谁也没有比苏联俘虏遭遇更坏的，问题并不在于德国人，或者不光是在于德国人。甚至波兰人，甚至南斯拉夫人得到的待遇也要好得多，更不用说英国人、挪威人了——他们身边堆满了国际红十字会寄来的东西、家里寄来的东西，他们干脆不去领取德国的口粮。在几个集中营挨着的地方，盟军战俘出于善心把施舍物扔过铁丝网送给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一哄而上，象一群狗扑去抢骨头。

俄国人撑持了整个战争——而俄国人却得到这种命运。为什么会这样？

从不同的方面逐渐地得到了解释：苏联不承认旧俄在海牙战俘公约上的签字，那就是说，在战俘待遇方面不承担任何义务，也不要求保护被俘的本国人。苏联不承认国际红十字会。苏联不承认自己的昨天的士兵：在他们当了俘虏后给予支持，对苏联没有什么好处。

于是，热情洋溢的十月革命同龄人的心冷下来了。在工棚的小屋子里，他同那老年画家交锋、争吵（尤里很难理解，进行抵抗，而老头儿则一层一层地揭开）。这是怎么回事？——斯大林？但是把一切都算在斯大林一个人帐上、算在他那两只短手的帐上不太多了吗？结论只做一半——等于没有做。那其余的人呢？斯大林左右的、下面的、祖国各地的——总的说祖国允许用她的名义讲话的那些人们呢？

如果母亲把我们卖给了吉普赛人，或者更坏些，扔给了野狗，那该怎么办才对呢？难道依然把她当母亲吗？如果妻子上窑子去卖淫——难道我们还忠贞不渝地同她结合在一起吗？背叛了自己士兵的祖国——难道这还是祖国吗？……尤里彻头彻尾地变了！他曾非常钦佩父亲——而现在却诅咒他！他第一次想到，他的父亲实质上背叛了自己对培育了他的那个军队的誓词，——背叛了，为了去建立现在这个出卖了自己士兵的制度。尤里为什么要以誓词同这个出卖人的制度相联系呢？

当一九四三年春天第一批白俄罗斯“兵团”的招募人员到集中营来的时候，——有的人为了免于饿死应募去了，而叶夫图霍维奇则是抱着坚定的决心和明确的认识去的。但他在，团里没有呆多久：皮之不存，毛何足惜。他现在已经不隐瞒他通晓德语了，不久来了一个头头——一个奉命建立一所军事间谍速成学校的家住卡塞尔市郊的德国人，任用了尤里为自己的主要助手。这样就开始了尤里未预见到的堕落，开始违背初衷。尤里满怀解放祖国的热望——却被派去训练间谍——德国人有自己的计划。而界限在什么地方呢？……到哪儿为止就不可再往前走了呢？尤里成了德军的中尉。他现在穿着德国制服在德国往来，他到过柏林，访问过俄国的流亡者，读到了从前读不到的布宁、纳博科夫、阿尔丹诺夫、安菲捷阿特罗夫的作品……尤里满以为所有这些人的作品、满以为布宁的作品每页都是俄罗斯今日的创伤。但他们是怎么啦？他们把自己享有的无可估价的自由浪费到什么上头了？又是女人的肉体、情欲的爆发、落日的余辉、贵族头部的美、陈年的笑话。看他们写出的东西，好象俄国从未发生过革命或者他们太没有能力谈这件事。他们让俄国的青年们自己去找寻生活的方位。尤里就这样上下求索，急于看到，急于知道，同时照俄国的老传统越来越经常越来越深地把自己的矛盾惶遽沉浸到伏特加酒中去。

他们的间谍学校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根本不能算个正式的间谍学校。在六个月里只能教会学员跳伞技术、爆破作业和使用电台。对他们也并不太相信。把他们派遣出去是为了张扬对俄国人的信任。而对于那些奄奄待毙无人问津的俄国战俘来说，这些学校，照尤里的意见，倒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小伙子们在这里可以吃饱喝足，穿上暖和的新衣服，而且所有的口袋里还装满苏联货币。学员们（以及教员们）做出一切将如此这般的样子：他们将在苏联后方制探情报，炸毁指定目标，用无线电密码进行联系，然后回来。而他们经过一下这个学校只是为了逃脱死亡和俘虏生活，他们想活下去，但不能以在前线向自己人开枪作为代价。

我们的侦查机关当然不接受这种理由。有了大写字母罪名的家属在苏联后方本来就活得够好，他们还有什么权利想活下去呢？这些小伙子不肯拿起德国卡宾枪这个事实，也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意义。他们玩的一场间谍游戏，被安上最重的五十八条6，还加上进行破坏的图谋。这就是说：一直关到断气。

他们通过战线之后，他们的自由选择就取决于他们的习性与认识。梯思梯和无线电台，他们全都马上扔掉。不同的只是：立即就向当局投诚（像我在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里所见到的那个翘鼻头的“间谍”那样），或者先用白得的钱来吃喝玩乐一番。只是谁也没有经过战线再回到德国人那里去。

突然，在一九四五年新年前夕，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回来了，并报告说任务已经完成（你去核实吧！）。这是不寻常的。头头确信他是“死灭尔施”打发回来的，决定把他毙了。（忠于职守的间谍的命运！）但尤里坚持说，相反地应当奖励他并在学员面前抬高他的地位。归来的间谍请尤里一起喝酒，那人喝得脸通红，隔着桌子弯过身来向他吐露了真情：“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苏联指挥部答应原谅您，如果您自己马上投到我们那边去、”

尤里浑身战栗起来。一股暖流化开了已经硬如铁石、枯若死灰的心。祖国？该诅咒的、不公正的但仍然是那么亲爱的祖国呀！原谅？还可以回到家里去？漫步石岛大街”？这有什么奇怪，我们毕竟是俄国人呀！你们原谅我们，我们回去，而且还将是了不起的好人！……离开集中营后的一年半没有给尤里带来幸福。他没有后悔。但也没有看到前途。他同和自己一样惶惶不可终目的俄国人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清楚地感到：脚底下没有支撑地方，反正这不是正经生活。德国人按自己的目的随意支使他们。现在，当德国人显然已经打输了战争的时候，正好尤里有了一条出路；头头喜欢他，曾吐露真情说，在西班牙他有一个留做退路的庄园，帝国完蛋时两人可以一起躲到那里去。可是桌对面坐着一个喝醉了酒的同胞，他不怕掉脑袋地向他进行劝诱：“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苏联指挥部重视您的经验和知识，想通过您学习德国情报机关的组织经验……”

叶夫图霍维奇犹豫不决了两个星期。但当苏军在维斯拉河彼岸发动进攻时，在把学校撤退到后方的途中，他下令队伍拐进一个僻静的波兰小庄园，在那里叫全校站队集合，他宣布：“我决定投到苏联方面，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于是这些又可怜又可笑的乳臭未干的间谍们，一小时以前还装作忠于德意志帝国的样子，现在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乌拉！我们一起去！”（他们向着自己未来的苦役喊“乌拉！”……）

于是，他们的间谍学校便全体隐藏起来，直到苏军坦克的到来，然后是“死灭尔施”的到来。尤里再也没有看见自己的伙伴们。把他单独隔离，要他在十天之内把学校的全部历史、教学大纲、破坏任务都写出来，而他也真的以为是需要“他的经验和知识……”甚至已经讨论了回家探望亲人的问题。

只是在卢宾卡他才明白过来：甚至在萨拉曼卡，离自己的涅瓦河也比现在近一些……他可以期待的是枪决或者怎么也不会少于二十年。

祖国的炊烟对于人的诱惑就是这样不可抗拒。牙齿的神经没有杀死以前，总会有感觉，大约我们在吞下砒霜以前也总会响应祖国的召唤。为了治这个毛病，《奥德赛》中的洛托法吉人知道有一种莲子……

尤里在我们的监室里总共只住了三个星期。在这三个星期里我们一直同他争论。我说我们的革命是非常好的和正义的，可怕的只是在一九二九年把它歪曲了。他带着遗憾的神色瞧着我，抿了抿神经质的嘴唇说：在着手去搞革命以前，先应当在国内把臭虫弄干净！（他与法斯坚科殊途，但在某一点上却奇怪地同归了）。我说，在很长时期内我国管大事的都是具有崇高胸怀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他说——同斯大林是一根藤上结的瓜，从一开头就是（至于说斯大林是个匪徒，我与他没有分歧）。我推崇高尔基：多么聪明的人！多么正确的观点！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他反驳说：一个渺小的乏味透顶的人物！虚构出一个自我，又为自我虚构出一些英雄，所有的书也都是彻头彻尾的臆造。列夫·托尔斯泰——才真是我们的文学之王！

由于这些每日的争论，因年青而容易急躁的争论，我同他没有能够进一步接近，彼此的否定，多于彼此的理解。

他被从我们监室带走了，从那个时候起，不管我打听了多少次，也没有听说谁在布蒂尔卡同他一起坐过车，谁在递解站看见过他。连普通的弗拉索夫分子们也都无影无踪地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多半是进了土，有些人至今还领不到离开北方荒僻地区的许可证。尤里·叶夫图霍维奇的命运在他们中间也不是平常的。

这里和下面的“弗拉索夫分子”这个词，是在它在苏联语言中出现和确立时就具有的那种模糊的但牢固的含义上使用的，对它无法加以准确地定义，寻找这个定义对于非官方人士是危险的，对于官方人士是不宜的：“弗拉索夫分子”一般是指在这场战争中拿着武器站到敌人方面去的苏联人。还需要岁月和著作，以便能对这个概念加以分析，划分出不同的类别，那时剩下将是本来意义上的“弗拉索夫分子”——即弗拉索夫将军自被德国俘虏并使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冠以自己的名字之时起的拥护者或下属。在战争的某些月份，这类拥护者总共不过数百人，而具有统一指挥系统的弗拉索夫军本身实质上并未来得及建立。但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德国人搞了一场宣传把戏：发表了在斯摩棱斯克举行了（从来没有举行过的）“俄国委员会”“成立会议”的消息，它似乎是想成为类似俄国政府的东西，又好象不是，消息说得含混不清，——只把弗拉索夫中将和马雷什金少将的姓名拿了出来。德国人自然可以玩这样的游戏：先宣布，然后取消，然后作出与此相反的行动，——但是传单从飞机上飘下来了，落在我们前方的地面上了，落在我们的记忆中了——－“弗拉索夫的”委员会自然就带上了一个运动的概念，一支武装力量的概念，而当德军中开始出现拿着武器的我国同胞——俄国的或者民族的部队时，我们唯一知道的那个词“弗拉索夫分子”就贴到了他们头上，我们的政治指导员们并不阻止我们这样做。整个运动就这样假借地但牢固地和弗拉索夫的姓名联在一道了。

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祖国的这类武装的我国同胞究竟有多少人？“不少于八十万苏联公民加入了以反对苏维埃国家为目的的战斗组织”——一位研究者（Thorwaid——“Wensieverderbenwoiien”，Stuttgart，一九五二）提供的材料说。另一些人的估计也大致相同（如SvenSteenberg－“Wiassow－VerrateroderPatriot？”－Koin，一九六八）。判明准确数字的困难，部分是因为德国行政当局和军事指挥部门的各派之间有斗争，对战争进程抱现实主义态度的下层机构要求缩小这个数字，免得上层对反布尔什维克却非亲德的势力的增长而感到害怕。所有这些都是一九四四年末组建独立的“俄国解放军”之前很久很久的事。

卢宾卡吃午饭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老早我们就听见走廊里盘碗叮铛的快乐音响，然后，像在饭馆似地用托盘端着给每人送来两个铝盘子（不是钵子）：一勺汤和一勺稀极的无油粥。

在初期的焦急不安状态中，受侦查的人什么也咽不下去，有的几昼夜不碰面包，不知该把它往哪里放。但渐渐地恢复了胃口，然后是经常的饥饿状态，甚至达到贪馋的程度。以后，如果你能克制自己，胃就缩小了，适应于少食——这里的可怜的饮食甚至成为恰到好处。为此需要进行自我教育，丢掉斜视多吃一点的人的习惯，绝对不搞孕育着危险后果的那种狱中的精神会餐。尽可能地上升到高级领域去。在卢宾卡这点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允许午饭后躺两小时——这也是极妙的疗养院规则。我们背向门上的旋转口躺着，装样子放上一本打开的书，便打起盹来。睡觉本来是禁止的，看守也看到了很久不翻动的书本，但在这两小时内通常不敲门。（这种人道态度的原因是，不该睡觉的人在这时候正在受到白天的审讯。对于不肯在笔录上签名的顽固分子，这种做法甚至使他感到更强烈的对比：受审讯回来，而这里午睡时间已经结束。）

睡眠——这是克服饥饿和忧愁的良药：机体也不消耗热量，脑子也不再反复思考你犯下的错误。

随即就来了晚饭——又是一勺稀粥。生活急于把一切赠赐在你面前摆出来。现在，熄灯前的五六个小时，你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放进嘴里去，但这已经不可怕了，晚上易于习惯不想吃东西——军事医学上早就知道这一条，在后备团里晚上也是不开价的。

随即就到了晚解手的时间，这个时刻你多半已经战栗地等待了一整天。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多么轻松了呀！世界上一切大问题一下子变得单纯起来了——你感觉到了吗？

轻飘飘的卢宾卡的黄昏啊！（不过，只有你不等待着夜间提审的时候，它才是轻飘的。）轻飘飘的肉体，每天的稀粥恰好把它满足到使灵魂感觉不到它的压迫的程度。多么轻松自由的思想呀！我们好似升到了西奈的山巅，这里，真理从火焰中向我们显露了真身。普希金向往的是否就是这种境界呢：

“我要活，为了思索和受难！”

我们正是在受难，在思索，我们的生活中再没有别的东西。而抵达这个理想境界却原来是那么容易啊……

我们当然在晚上也争论，丢下同苏济的棋局，扔下书籍。冲突最激烈．又是我和E，因为问题都是爆炸性的，例如——关于战争的结局。瞧，看守不说话、没有表情地走了进来，放下了窗上的蓝色伪装帘子。现在，在第二层帘子的后面，傍晚的莫斯科又放起礼炮来。我们既看不见礼花齐放的天空，又看不到欧洲地图，但试图在脑子里绘出一幅详图并猜测哪些城市已经拿下。这些礼炮特别使尤里感到不自在。象是在召唤命运来改正他所犯下的错误，他坚持说战争决不是正在结束，现在红军马上就要和英美军互相冲突，只有那时才开始真正的战争。监室里的人对这种预言非常感兴趣。结局是什么呢？尤里担保说，结局是红军轻而易举地被击溃（它意味着我们被解放？或被枪毙？）。我对此坚决不同意，于是我们就特别激烈地争论起来。他的理由——我们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失血过多、装备不良，而主要的是，对盟军作战已经不会那样坚决。我以我所熟悉的部队为例坚持说，与其说军队已疲惫不堪，不如说它已积累起了经验，现在是又强大又凶猛，因而在这种场合会比打德国人还要干脆地把盟军打个落花流水。“永远不会！”尤里喊起来（但用低嗓门）。“那么阿登呢？”我也喊起来（低嗓门）。法斯坚科插了进来并嘲笑我们，说我们两人都不理解西方，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人能够迫使盟军对我们作战。

但晚上毕竟不那么想争论，倒想听点什么有趣的东西，甚至调和的东西，大家和睦地说说话。

监狱中最心爱的话题之一，就是谈论监狱的传统，谈论以前是怎么坐牢的。我们有法斯坚科，因此我们听到的是第一手材料。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从前当政治犯是一种骄傲，不仅真的亲属不和他们脱离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姑娘装作未婚妻前来探监。从前那种每逢节日给囚犯们送物品的普遍传统呢？在俄国，不先给无名囚犯们送点东西去供他们共同享用，哪家也不会开斋。送会圣诞节的火腿、大馅饼、烤饼、甜面包。一个贫穷的老太婆也会拿去十个上色的鸡蛋，她的心里才觉得松快。这种俄罗斯的仁慈之心丢到哪里去了呢？它被自觉性所代替了！我们的人民被吓得那么厉害，那么不可救药，已经不会关心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现在这已经成为奇闻。现在你要在某个机关里建议为本地监狱的犯人举办一次节目前的捐募一一那将会被认为几乎是反苏的暴动！瞧我们野兽化到了什么程度！

这些节日礼物对囚犯们意味着什么呀！难道这只是美味的食物吗？它们使人感到温暖，感到外面在想着你，关心你。

法斯坚科告诉我们，在苏维埃时期也存在过一个政治红十学会，——对这件事，我们不是不相信他说的话，而是有点难以设想。他说，彼什科娃利用自己不可侵犯的身份曾多次出国去，在那里募钱（在我们这里是募不到多少的），然后在国内购买食品送给没有亲属的政治犯。给一切政治犯吗？马上说明白：不是，不结反革命分子（譬如，这意思就是不给工程师们，不给牧师们），而只给过去的政党的成员。原来如此，那就干脆直说吧！……不过，政治红十字会的成员，除了彼什科娃外，基本上也都一个个给关进去了……

晚上不等待审讯时还有一个乐意谈的题目——关于释放。是呀，据说，竟有释放犯人这等怪事。泽一夫拿着东西从我们这里给带走了——说不定是释放？侦查不可能终结得这么快。（过了十天，他又回来了：把他拖到了列福托沃。看来他在那里很快就签了名，于是又把他送回这里）喂，听着，要是把你放了——你不是自己说你的案子是鸡毛蒜皮吗？——一定要上我老婆那里去一趟，见到以后，让她在送来的牢饭里头做个暗号，譬如说放上两个苹果……——现在苹果哪里也没有——那就三个面包圈吧——说不定在莫斯科面包圈也买不到——那好吧，就放上四个土豆（这样约定好了。后来果真叫H拿着东西走了，而M也在牢饭里头得到了四个土豆。惊人！绝妙！他被释放了，而他的案子要比我严重得多——那末说我也可能快了？……实际上只不过是第五个土豆掉落在M夫人的提包里，而H已经被关在轮船的底舱里运往科雷马去了）。

我们就这样东拉西扯地闲聊，回忆某件可笑的事情——在这些完全不是你生活圈子里的，完全不是你经验范围内的有意思的人中间，你感到又愉快又惬意——而与此同时，已经度过了不声不响的晚点名，眼镜也收去了——电灯眨了三次服。这就是说——过五分钟就到睡觉时间！

赶快，赶快，钻进被子！好像在前线，不知道炮弹会不会马上、一分钟之后将狂风暴雨般地落在你身边一样——我OJ在这里也不能预料自己是否面！闲着一个决定命运的审讯之夜。我们躺下，把一只手放在被子上面，我们努力把各种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睡觉！

在四月的一个晚上，在我们送走了叶夫图霍维奇以后不久，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门锁响了。心收缩了起来：叫谁呀？现在看守就会用咝咝的声音传呼：“C开头的！”，“3开头的！”。可是看守没有发出咝声。门打开了。我们抬起头。门旁站着一个新来的人：瘦瘦的，年青的，穿着一身简陋的蓝色衣服，戴着一顶蓝色的鸭舌帽。他没有任何东西。他仍然若失地环视四周。

他不安地问：“哪一号监室？”

“五十三号。”

他战栗了一下。

我们问：“从外面来？”

他痛苦地摇摇头说：“不——是……”

“什么时候被捕的？”

“昨天早上。”

我们哈哈大笑起来。他有着一张稍带傻气的、很柔和的面孔，眉毛几乎完全是白的。

“为了什么？”

（这是一个不诚实的问题，不能期待对它作出回答。）

“不知道……就这样，为了点小事……”

人人都这样回答，人人都是为了点小事坐牢。特别是受侦查人本人总是感到案子是微不足道的。

“那究竟为了什么？”

“我。……写了个号召书。致俄国人民的。”

“什——么？？？”（这样的“小事”我们从来还没有碰到过！）

“会枪毙吗？”——他的脸拉长了。他拿住那一直没有脱下的鸭舌帽檐揪来揪去。

我们安慰说；“大概不会吧；现在谁也不枪毙。十年是准的。”

我们那位忠于阶级原则的社会民主党人问他：“你是工人？职员？”

“工人。”

法斯坚科伸出了一只手，胜利地对我感叹说：

“瞧见了吧，工人阶级的情绪！”

说完便回过身去睡了，以为到此为止再也没有什么可听的了。

但他错了。

“怎么会这样——无缘无故来个号召书？用谁的名义？”

“用我自己的名义。”

“你是什么人呀？”

新来的人抱歉地微笑了一下，然后说：

“米哈伊尔皇帝。”好像一粒火星烧穿了我们的皮肉。我们在床上坐起身来，仔细瞧瞧。他那腼腆的瘦脸丝毫也不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年龄也……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睡觉吧！”——苏济严厉地说。

我们朦胧入睡了，预感到明天早上吃干粮前的两小时是不会寂寞的。

给皇上也拿进了一张床和被褥，于是他便悄悄地在马桶近旁躺下了。

一千九百一十六年，莫斯科火车司机别洛夫家里，进来了一个长着淡褐色胡子的身材高大的陌生老头儿，对司机的笃信上帝的妻子说：“佩拉格娅！你有个一岁的儿子。为上帝好好保护他。时间一到，我会再来。”说完就走了。

这个老头是谁——佩拉格娅不知道，但他说得那么清楚，那么威严，他的话征服了母亲的心。于是她对这个孩子疼得比保护眼睛还厉害。维克多长成了一个安静的、听话的、虔信的人，他常常看见天使和圣母的幻影。后来少了些。老头儿再也没有出现。维克多学会了开汽车，一九三六年他应征入伍，分配到比罗比詹，在汽车连服役。他完全不是一个放肆的人，也许正是这种不像司机的文静性格把一个在部队里当雇员的姑娘迷住了，因而挡了追求这个姑娘的自己排长的道。在这个时候，布柳赫尔元帅前来视察他们的演习，他的司机忽然得了重病。布柳赫尔命令汽车连长给他派去一个连里最好的司机，连长把排长叫来，这个排长马上想到把自己的情敌别洛夫塞给元帅（在军队里常常这样：提拔的并不是有条件的人，而是想甩掉的人）。何况别洛夫是一个不喝酒的、干活卖力的人，不会捅漏子的。

别洛夫中了布柳赫尔的意，便留在他那里了。不久，布柳赫尔被像煞有介事地召到莫斯科去（用这个办法在逮捕前把布柳赫尔和听他话的远东地区分开了），他把自己的司机也带到了那里。别洛夫失去了头头以后，进了克里姆林宫的汽车队，有时给米哈伊洛夫（共青团）开车，有时给洛佐夫斯基开车，还给什么人开过，最后是给赫鲁晓夫开车。在这里别洛夫看够了（给我们讲了好多）那些宴会、风习、警戒措施。作为普通的莫斯科无产阶级的代表，他在工会大厦旁听过对布哈林的审判。说起自己的那些主子，他只对赫鲁晓夫一个表示了一点好感：只有在他家里，让司机与全家同桌吃饭，而不是在厨房里单独吃；在那些年代只有在他家里还保留了工人的朴实作风。乐观愉快的赫鲁晓夫也喜欢上了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九三八年调到乌克兰去的时候很想带他一起走。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早知这样一辈子也不会离开赫鲁晓夫。”但有点什么事情使他在莫斯科留了下来。

在一九四一年，战争快开始的时候，他工作上有一段间断，他不在政府汽车队里工作了。于是兵役局马上把他这个失去后台的人征召入伍。他由于体质弱没有上前线，而分到了工人营——先是步行到英查，在那里挖掘战壕，修筑道路。在最近几年无忧无虑的温饱生活后——这日子使他简直吃不消。他尝够了穷困和痛苦，他在周围看到，人民在战争发生前不仅没有生活得好些，反而更加穷苦了。自己好不容易保全了性命，因病退伍回到了莫斯科，在这里又找到了差事：给谢尔巴科夫开车，后来给石油人民委员谢金开车。但谢金侵吞了公款（总共三千五百万）被悄悄地撤了，而别洛夫不知什么原因又失去了在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于是他就上汽车场当司机，空闲的时间在莫斯科与红巴赫拉之间捞点外快。

但他的思想已经在考虑别的事了。一九四三年他住在母亲那里，一天她正洗着衣服，拿了桶出去到水龙头那里接水。这时，门开了，屋里走进一个长着白胡须的身材高大的陌生老头。他对着圣像划了十字，威严地看了别洛夫一眼说：“你好，米哈伊尔，上帝祝福你。”别洛夫回答：“我是维克多。”老头儿坚持说：“你将成为米哈伊尔——神圣俄罗斯的皇帝！”这时母亲送来了，一见就吓软了，把桶里的水溅了一地：这就是那个二十七年前来过的老头儿，须发白了，但正是他。老头儿说：“让上帝保佑你吧，佩拉格娅，你把儿子保全了。”说毕就同未来的皇帝撇开旁人去密谈，像总主教扶持他登基一样。他告诉这个惊震不已的年轻人说，一九五三年将要改朝换代，他将成为全俄罗斯的皇帝。（所以五十三号监狱那么使他吃惊！）为此在一九四八年应当开始积聚力量。老头子没有接着教他怎样积聚力量就走了，而维克多也没有来得及问。

现在已经没有安生日子过了！换个别人也许早就丢开了这种力不胜任的意图，但恰好维克多在那种地方，在最高层人士中间厮混过，常见到这些米哈伊洛夫们、谢尔巴科夫们、谢金们，从别的司机那里听过好多事，并且弄明白了，这里完全不需要什么不同寻常的才能，甚至是恰恰相反。

刚行过登基涂油礼的皇帝是安详的，有良心的，富于同情心的，像留里克朝最后一个皇帝费多尔·伊凡诺维奇那样，感到皇冠沉重地紧箍在自己头上。周围是贫困和人民的痛苦，在此以前是不由他负责的——现在却压在他的双肩上，这种状况继续一日，他便应负其咎。他感到奇怪——为什么要等到一九四八年，于是在那个四三年的秋天他就写了自己的第一个告俄国人民的宣言，并念给了石油人民委员部汽车队的四名工作人员听…………我们从早上起就把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围了起来，他态度谦和地告诉了我们一切。我们过分被不平常的故事所吸引，没有留意他那幼稚的轻信态度，因此——出于我们的过错！—一没有来得及防备“耳目”。而且我们脑子里也没有想到，他在这里对我们做的朴质的陈述，还会包含着一些侦查员不完全知道的材料！……故事讲完以后，克拉马连科不知是要“上典狱长那里去拿烟叶”，还是要去看病，要求出去，总之很快就把他传去了。他到上头去把石油人民委员部的这四个人给兜了出来，这本来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的……（第二天，别洛夫提审回来，表示奇怪，侦查员是从哪里得知了这些人的。这才把我们惊醒了……）……石油人民委员都这几个人读了宣言，都表示赞同——而且谁也没有告发皇上！但他自己感到，这——过早了！过早了！于是就把宣言烧了。

过了一年。维克多在汽车场车库当机修工。一九四四年秋天他又写了一个宣言，给十个人——司机和钳工读了。大家都赞同！而且谁也没有出卖！（十个人里没有一个人，在那告密盛行的时代——真是罕见的现象！法斯坚科关于“工人阶级的情绪”的结论没有错。）诚然，皇上同时也耍了一些天真的花招：暗示他在政府里有得力的靠山；答应给自己的拥护者们出差的机会，以便去团结地方上的保皇势力。

过了几个月。皇上把机密又透露给车库里的两个姑娘。这可就走了火——姑娘们原来都是有高度觉悟的！维克多的心马上像被揪住了，感到灾祸临头。在报喜节“后的星期天，他在市场上走，身上带着宣言。一个同谋的老工人碰到他，对他说：“维克多！你最好先烧了那张纸吧！怎么样？”维克多也尖锐地感到：是呀，写早了！该烧掉！“不错，现在就去烧掉。”于是他便回家去烧。但是，市场上立刻有两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叫住了他：“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跟我们坐车走一趟吧！”他们用小汽车把他带到了卢宾卡。这里是那么紧张忙乱，以至忘了按常规搜身，因而提供了一个时机——皇上差点儿没有把自己的宣言在厕所里销毁，但一想，他们会更加纠缠：藏到哪里去了？藏到哪儿去了？便作罢了。直接带他乘电梯上楼到了将军和上校那里，将军亲手从他那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了宣言书。

然而，大卢宾卡只作了一次审讯就放了心；原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汽车场车库里抓了十个。石油人民委员部里抓了四个。接着就把侦查任务交给了一个中校，这个中校嘻嘻哈哈地分析着号召书的内容：

“陛下：您这里写着：‘我将谕令我的农业大臣开春以前解散集体农庄’——但是怎样分配农具呢？您在这里没有明确规定……然后您写道：‘我要加强住宅建设，让每个人住到他工作地点附近，提高工人工资……’陛下，您哪儿来的本钱？票子全靠在机器上印吧？您又把公债废除了！……还有：‘把克里姆林宫全部平毁。’但您把自己的政府安顿在什么地方呢？譬如说，大卢宾卡的房子您还满意吗？想不想去瞧瞧？……”

年轻的侦查员们也跑去嘲笑全俄的皇帝。他们除了可笑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察觉。

我们在监室里也不是总能克制住微笑。泽一夫向我们挤眉弄眼说：“我希望到了一九五三年您不会忘记我们吧？”

大家取笑他……

白眉毛的、傻里傻气的、双手长满老茧的维克多·阿列克谢维奇收到他那倒霉的母亲佩拉格哑送来的土豆，就不分你我地请我们吃：“吃吧，吃吧，同志们……”

他腼腆地微笑。他很清楚，这是多么不合时宜和可笑——当全俄的皇帝。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上帝的选择落到了他的身上？

不久，就把他从我们的监室里带走了严

快到五一的时候，从窗上取下了灯火伪装。战争眼见得要结束了。

那天傍晚，卢宾卡是从未有过的宁静。正好碰上是复活节的第二天，节日交错在一起了。侦查员们都在莫斯科游逛，谁也没有被叫去受侦查。在寂静中听得见有一个什么人在抗议什么事情。把他从监室里拉出来送进了隔离室（我们凭听觉可以感觉到所有门的位置），隔离室的门开着，在那里打了他很长时间。在一片寂静中，清清楚楚地听得见打在身上和急得说不出话来的嘴巴上的每一击。

五月二日莫斯科放了三十响礼炮，这意味着——又拿下了欧洲的一个首都。还没拿下的首都只剩下两个了——布拉格和柏林，需要从这两个中间去猜测。

五月九日，午饭与晚饭一起送来，在卢宾卡只有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才这样做。

只是根据这一点，我们才猜到战争已经结束。

晚上，又一次放了三十响的礼炮。没有拿下的首都一个也不剩了。当晚又放了一次礼炮——好像是四十响的——这已经是最终的结局了。

通过我们的窗户和卢宾卡其他监室以及莫斯科所有监狱窗户的笼口上面的空间，我们这些过去的俘虏和过去的前线军人，也望着那焰火纷飞的、被一道道探照灯光划破的莫斯科天空。

鲍里斯·加麦罗夫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反坦克手，他因为重残（肺部受了不能治愈的伤）而退伍复员，现在和一批大学生一起被捕入狱。这天傍晚，他蹲在一间人数众多的布蒂尔卡监室里，那间屋里有一半人是当过俘虏的人和前线军人。他用寥寥的八行诗，用最日常的语句，描写了这最后的一次礼炮：诗里讲他们如何已经在板铺上躺下，盖上了军大衣，如何被吵醒；抬起头来，眯着眼睛望了望笼口：噢，放礼炮，便又躺下了。

“又盖上了军大衣。”

就是那些沾满了战壕泥土、青火灰烬、被德国弹片撕破的军大衣。

那个胜利不是我们的。那个春天不是我们的。

第六章　那个春天

一九四五年六月，每个早晨，每个晚上，从不远的地方——从森林街或诺沃斯洛波德街，往布蒂尔卡监狱的窗里送来一阵阵铜管乐器的声音。这全是一些进行曲，一遍一遍反复演奏的进行曲。

我们站在打开了但爬不出去的监狱窗子旁边，站在暗绿色的玻璃钢筋笼口后面听着。是部队在列队行进吗？或者是劳动者们正在甘心乐意地把工休时间贡献给步伐操练吗？——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也听到了传闻，说是正准备着举行胜利大检阅，预定六月二十二日——战争开始四周年在红场举行。

用作基础的石头只能在下头呻吟和受压，大厦落成时却没有它们的份儿。但是，那些毫无意义地被抛弃了的、曾注定要用脑门、用肋骨去承受这次战争的最初打击从而防止了别人胜利的人们，连当一块基石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欢乐的声音对背叛者有何意义？”……

一九四五年我国各个监狱中的那个春天主要是俄国被俘人员的春天。他们像大洋里的鲜鱼，聚成一大片一大片的密密麻麻的灰色鱼群，游过苏联的各个监狱。尤里·叶夫图霍维奇的出现是我同这个鱼群的第一次照面。而现在我已经被它们连成一大片的，好像有固定方向的运动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

通过那些监室的不光是我国被俘人员—一当时出现了一股所有到过欧洲的人员的水流：有国内战争时期的流亡者；有新德意志军中的“东方兵”；有观点太激烈太出格的红军军官，斯大林担心他们远征欧洲之后产生引进欧洲自由的念头，出现一百二十年前他们的前辈做过的那种事。但最多的还是我的同龄人，甚至不是我的而是十月革命的同龄人，他们与十月革命同时诞生，一九三七年没有受到什么牵扯，成群结队地参加过二十周年游行，他们的年龄在战争开始时正好使他们成为几星期内就被打得稀烂的那支军队的骨干。

因之，胜利进行曲声中度过的那个令人疲倦的狱中之春，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受惩罚的春天。

是我们睡在摇篮里就听见唱：“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我们用晒黑了的孩子的小手握住少先队铜号的把手，听到“你们要准备好！”的喊声后齐声回答“随时准备着！”是我们把武器偷偷带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并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现在成了黑的，唯一的原因是我们终于活了下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活F来的囚犯被关进我们的劳改营的理由就是：你怎样能在死亡营里活下来的？一定有问题！）

当我们还在分割东普鲁士的时候，我就看到往回走的被俘人员的垂头丧气的行列——周围一片欢乐声中唯一愁眉苦脸的人们——当时他们的郁郁寡欢就已经使我感到震惊，虽然我还不明白它的原因。我从车上跳了下来，走近这些自动排成的纵队（干吗排成纵队？他们为什么要列队？要知道谁也没有强迫他们这样做，各国战俘回去的时候都是分散走的！而我们的被俘人员回国的时候却想显得更加服帖一些……）。在那里我还带着大尉的肩章。又带着肩章，又是在行军途中，对于他们闷闷不乐的原因是搞不清楚的。但是，命运也使我转过身去跟在这些被俘人员屁股后头了。从集团军反间谍机关到方面军反间谍机关，我已经和他们同路，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我听到了他们最初的一些故事，当时我还不太懂，后来尤里·叶夫图霍维奇使我明白了，而现在，在红褐色的布蒂尔卡城堡的圆顶下，我感觉到，几百万俄国战俘的经历，像大头针钉住蟑螂一样，死死地打住了我。我本人陷入囹圄的经历，在我看来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了。我不再为被撕下的肩章伤心。我没有落到我的这些同龄人落到的地方，只是偶然。我明白了，我的义务是用肩膀在他们共同重负的一角上搭一把力，并一直扛到最后一口气，扛到被压垮。现在我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和这些小伙子们在索洛维约夫渡口、在哈尔科夫的包围圈里、在刻赤的采石场上一起当了俘虏；双手背在后面，把苏维埃人的自豪感带进了集中营的铁丝网；在严寒中排几小时的队等待一勺卡威（咖啡的代用品），还没有挨到大锅旁边就倒卧在地上变成一具僵尸；在六十八号军官集中营（苏瓦基）里，为了不致在露天场地上过冬，用手指头和饭盒盖挖掘（口朝上的）钟形地坑；一个变成野兽的战俘向我这个垂死的人爬来，要啃我臂肘以下的还没有冰凉的肉；随着在强烈的饥饿感中度过的日子的增加，在伤寒病的工棚里，在邻近的英国战俘营的铁丝网边——个清楚的思想渗入我的濒死的大脑：苏维埃俄罗斯抛弃了自己的奄奄待毙的子弟。“骄傲的俄罗斯的儿女们”，当他们用身体抵挡坦克的时候，当还能让他们发起冲锋的时候，俄罗斯需要他们。但他们当了俘虏以后还要负责去供养他们吗？多余的人口。也是可耻失败的多余见证人。

有时我们想说谎话，但语言却不让我们这样做。把这些人宣布为叛徒，但在语言上却明显地搞错了——审判员、检察长、侦查员都搞错了。被判刑的人，全体人民，所有报纸都重复了并固定了这个错误，同时却不由自主地说出了真话：本想把他们宣布为背叛祖国者，但谁都说成甚至在审判材料上也都写成“祖国背叛者”。

这可是你说的！这些不是背叛了她的人，而是被她背叛了的

人。不是他们这些不幸的人背叛了祖国，而是精打细算的祖国背叛了他们，而且背叛了三次。

第一次是她由于无能而在战场上出卖了他们——当时受祖国宠信的政府做尽了一切为了打输战争所能做的事：先拆毁了防御工事，它把空军摆到必遭覆灭的位置，它拆卸了坦克和大炮、摘掉了有见识的将领并禁止了军队进行抵抗。战俘——正是那些用自己身体承受了打击并阻挡住德国国防军的人。祖国任凭他们死在战俘营里而弃之不顾，这是第二次没有心肝地出卖了他们。

而现在这是第三次，她用慈母之爱（“祖国原谅了！祖国在召唤！”）把他们骗回来，而在国境线上就用绳索套上脖子，从而没有良心地又一次出卖了他们严

俄罗斯建立国家以来的一千一百年间，卑鄙龌龊的事情好像不知干过多少，见过多少！——但是有没有过像这种对几百万人干下的下流勾当：出卖了自己的战士而又宣布他们为叛徒？！

我们多么轻易地把他们从自己的帐上一笔勾掉：叛变了？——可耻！——勾掉！是呀！还在我们之前我们的父亲就已经把他们注销了：他把装备着一八六六年制造的独子步枪（而且还是五人一枝）的莫斯科知识界的精华投进了维亚兹马的绞肉机。（有哪个列夫·托尔斯泰能向我们展示这个博罗季诺的场面呢？）而伟大的战略家用肥胖的短手指在地图上拙笨地移动一下，在四一年十二月，光为了制造一条动人的新年新闻，就把十二万我们的小伙子——几乎是投入博罗季诺战役的全部俄国军队——运过了刻赤海峡，不经战斗全部奉送给德国人。

不知为什么成为叛徒的竟不是他，而是他们。

（我们多么易于受先入为主的称呼的影响，我们多么轻易地同意了把这些忠诚的人算做叛徒！那年春天，在市蒂尔卡的一个监室里关着一个叫列别捷夫的老头，冶金工作者，拥有教授的称号，但看外表倒像上一世纪甚至上上世纪捷米多夫工厂的强壮工匠。宽肩膀、宽脑门，长着一把普加乔夫式的大胡子，而那张大手掌足可托起四普特重的小型钢水包。在监室里他穿着直接套在内衣．上面的褪了色的灰色工作服，很不讲究清洁，当他没有坐下读书，脸上没有显出他惯常的思想威力的光彩的时候，可能被人以为是一个狱中的杂役。人们经常聚在他身边，他很少谈论冶金，而常用那定音鼓似的低音解释说，斯大林是与伊凡雷帝一样的恶犬：“拚命地枪杀吧！勒死吧！”说高尔基是个没出息的和胡说八道的人，是刽子手的辩护人。我很赞赏这个列别捷夫：在这个有着智慧的头脑和庄稼人手脚的粗壮结实的躯体上，我仿佛看到了整个俄罗斯人民的化身。他已经思考过那么多！——我向他学习理解世界！而他突然挥动大手，发出雷鸣般的声音：五十八条第1分条一乙——都是祖国的叛徒，不能原谅他们。而周围的板铺上却挤满着“第1分条一乙”，唉，小伙子们心里多么委屈呀！老头子是代表农民的和劳动的俄罗斯坚信不疑他郑重声明的——面对这一方面的责难，小伙子们难于并耻于为自己辩护。为他们辩护并和老头子评理的责任落到我以及两个“第十分条”的小家伙身上。但是干篇一律的国家谎言已经使人们的头脑昏乱到什么程度！甚至我们中间最有容量的人也只能容下他亲身体尝过的那一部分真理。

关于这种情形，维特科夫斯基有比较概括的叙述（关于三十年代）：奇怪的是，被诬陷的暗害分子清楚自己并不是什么暗害分子，却表态说整一整军人和神甫是正确的。军人们心里明白他们并没有为外国间谍机关服务也没有破坏红军，但却乐意相信工程师们是暗害分子，而神甫们应该消灭。一个坐车的苏维埃人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本人是无辜的，但对待他们，对待这些敌人，任何方法都合适。侦查的教训和牢房的教训都不能使他们清醒过来，他们就是被判了刑也还保持着在外面养成的迷信：相信到处都有阴谋、放毒、暗害、间谍活动。

俄国不知进行过多少次战争（还不如少些好……），——在所有这些战争中我们听到过有许多叛徒吗？是不是发现过叛变是俄国士兵精神上根深蒂固的东西呢？现在，在世界上最正义的制度下发生了一场最正义的战争，突然普通人民中出了几百万叛徒。这怎样理解呢？怎样解释呢？

与我们并肩作战反对希特勒的，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美国，马克思对那里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痛苦曾做过雄辩的描述。为什么这场战争中他们那里只出了一个叛徒——商业家“豪豪勋爵”？而我们这里却有几百万呢？

说这话连张口都觉得害怕，也许问题毕竟在于国家制度？

我们有一则很老的谚语就曾为俘虏辩护：“被俘有音讯，阵亡永无声。”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皇帝的时候，为了褒奖忍受俘虏生活还授给过贵族称号！在以后的历次战争中，换回自己的俘虏，抚慰他们，温暖他们，始终是社会的一项任务。被俘者每一次从敌人手中的逃亡都被作为最伟大的英雄行为加以赞扬。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一直进行着救济我国俘虏的募捐，我们的女护士们被准许进入德国去照看我国的被俘者，每一号报纸都提醒读者们，他们的同胞正在恶劣的俘虏营中受苦。所有西方各国在这次战争中也都这样做；邮包、书信、各种形式的资助通过中立国家不受阻挠地源源送去。西方的战俘没有低三下四从德国的锅中要饭吃，他们带着瞧不起的神气同德国警卫谈话。西方政府对本国的被俘军人，都是照算军龄，照例晋升，甚至照发薪金。

只有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红军中服役的军人是不许被俘的——条令中就这样写着（德国兵从自己的战壕中叫喊：“伊万，俘虏没有！”），是啊，谁能设想得出这一条的整个含义呢？！有战争，有死亡，却没有俘虏！——真是新发明！这就等于说，你去死吧，我们却要活着。但哪怕你是丢了腿，如果你拄着双拐活着从俘虏营回来（列宁格勒人伊万诺夫，芬兰战争中的机枪排长，后来关在乌斯特魏姆劳改营）——那我们就将审判你。

只有被祖国抛弃了的、在敌人和盟友眼中最无价值的我国士兵，才会去吃第三帝国后院里发给的猪食。只有他，回家的大门被关得死死的，虽然年轻的心灵努力不去相信，有一个什么五十八条1一乙，在战时根据这一条给的刑罚没有轻于枪决的！一个士兵如果不愿死于德国的子弹，因为这事他就应当从俘虏营中出来后死于苏联的子弹！有人死于他人之手，而我们则应死于自己人之手。

（话又说回来，这样说是天真的：因为这事。各时代的政府决不是道德家。他们把人关起来和处死人并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关人和处死人是为了不让他们做什么事情。把所有这些

被俘人员关起来，当然并不公因为他们背叛了祖国，因为傻瓜都清楚，只有弗拉索夫分子才能因为背叛祖国而受审判。把所有这些人关起来，是为了使他们不在自己的同村人中去回忆欧洲。没有看到，就不会妄想……）

因此，在俄国战俘面前有些什么样的道路呢？合法的道路只有一条：躺下来让人在你身上践踏。每一株小草都要用脆弱的茎寻找出路以便活下去。而你却躺下任人践踏吧。虽然晚了些——但既然未能捐躯疆场，那就现在死掉吧，将来就不会受到审判了。

战士长眠。有话已说完

从此永远不受责难。你那已绝望了的脑子所能想出来的一切其他道路——都将导致你与法律发生冲突。

逃回祖国——穿过集中营的封锁圈，越过半个德国，然后经过波兰或巴尔干。这个举动会把你带到死灭尔施，带上被告席：别人都逃不出来，你怎么逃出来的？有问题！说吧，毒蛇，让你带了什么任务来的（米哈伊尔·布尔纳采夫、帕维尔·邦达连科及其他许许多多人）。

在我国的评论中有一种确定的看法，认为肖洛霍夫在自己的不朽名作《一个人的遭遇》中说出了关于“我们生活这一方面”的“痛苦的真实”，“揭开了”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谈谈看法。这篇总的说来很无力的短篇小说，描写战争的篇幅是苍白的，没有说服力的，（看来作者不了解最近这次战争），对德国人的描写标准化和粗俗到可笑的程度（只有主人公的妻子写得成功，但她纯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基督教徒），——在这篇关于一个战俘的命运的小说中真正的俘虏问题被掩盖了或被歪曲了：

1．选择了一个最无可指摘的被俘情况——失去知觉，使它成为“无可非议”的，回避了问题的全部尖锐性。（如果像大多数人所遭遇的那样，在有知觉的状况下当了俘虏，——那该怎么办呢？）

2．没有说明俘虏的主要问题是祖国抛弃、拒绝、诅咒了我们（对此肖洛霍夫只字未提），正是这样才造成没有出路的处境——一而说成是那里我们的人中间出了叛徒（如果这算是主要的，那就请刨刨根，并说明一下，这个得到全民支持的革命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这些叛徒是从哪里来的？）。

3．牵强附会地虚构了侦探幻想小说式的从战俘营逃跑的情节，以便不发生回来的俘虏必不可免地要经过的一套接收手续：死灭尔施——甄别审查营。索科洛夫不仅没有按照条令被关进铁丝网里去，而且——简直是笑话——他还从上校那里得到了一个月的假期！（就是说，得到去执行法西斯侦探机关的任务的自由？那样的话，上校也会镣铐叮铛地上那里去的！）

逃往西方国家游击队那里，投奔抵抗运动的部队，这只能略微推迟的受军事法庭严厉惩办的时间，而且还会使你成为更大的危险人物：在和欧洲人自由相处的日子里，你可能沾染上了十分有害的精神，如果你竟有胆量越狱，而且继续作战，说明你这人很果敢，那你在祖国就是一个加倍危险的人物。

在集中营靠出卖自己的同胞和同志活下来？成为营警、管理人员、德国人和死神的助手？斯大林的法律对此不会惩罚得比参加抵抗运动部队严厉些。（可以猜到为什么：这种人危险性小些2）但无法解释的深藏在我们内心的法律，禁止我们所有人，除了败类，走这条道路。

扣除了这四个力不胜任的或不能接受的可能性，还留下了第五个：等待招募人员，等待着被什么地方叫去。

有时幸运地碰到农业区的代表前来为该区的农民招募雇工；商行派人来给自己选用工程师和工人。根据斯大林的最高指示，你在这种场合也应当不承认你是工程师，隐瞒你是熟练工人。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或电气技师，只有留在战俘营里挖土、受罪、在脏水坑里找吃的，你才能保持住爱国的纯洁性。这样你才能指望有朝一日能骄傲地抬着头去接受因纯洁地背叛祖国而获得的十年徒刑加五年的戴笼口。现在你为敌人做了工作，况且是做了专业工作．因而加重了背叛祖国的罪行，你就得低着头去领取十年刑期加五年的戴笼口。

这好比是一只河马在干雕琢首饰的细活，斯大林正有这个特色！

有时来的是完全另一类性质的招募人员—一俄国人，通常是不久以前的红军政治指导员，白卫军分子是不去干这种事的。招募人员在战俘营里召开大会，咒骂苏维埃政权，号召报名上间谍学校或去弗拉索夫的部队。

谁没有像我们的战俘那样挨过饿，谁没有嚼过飞进集中营里的蝙蝠、煮吃过旧鞋掌，谁就未必能理解每一声召唤、每一个论据具有多大的不可抵制的物质力量，如果在他的后面，在战俘营大门外，行军伙房正冒着烟，每个同意的人马上就能用粥填饱肚子—一即使是一次！即使一生中还有这一次！

但如果除了冒着热气的粥以外，在招募人员的召唤中还有着自由和真正生活的幻影——不管他号召到哪里去！到弗拉索夫的营里去。到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团里去。到劳动营去——用混凝上修筑未来的大西洋障壁。上挪威的峡湾去。到黎巴嫩的沙漠去。去当希维（hiw）——Hilfswillige——德国国防军志愿助战队（在每个德国连里有十二名希维）。最后还可以去当乡村的伪警，去追捕游击队员（他们当中许多人也将遭到祖国的摈弃）。不管他召唤到哪里去，不管上哪里去都行——只要不在这里象被忘掉的牲畜那样倒毙。

我们把一个人弄到了嚼蝙蝠的地步，我们自己不仅撤消了他对祖国的任何义务，而且也撤消了他对人类的义务！

那些从战俘营被招募到短期间谍训练班去的小伙子们，还并没有从自己的被抛弃遭遇中作出极端的结论，还做出非常爱国的行动。他们认为这是逃出战俘营的最合算的方法。他们几乎人人都这样设想，只要德国人把他们派到苏联方面去——他们马上就向当局自首，交出自己的装备和指示，同善庭的指挥官们一起把愚蠢的德国人嘲笑一顿，穿上红军制服，精神抖擞地回到战斗队伍中去。清说说看，按人之常情而论谁能期待不同的情况呢？怎能不这样呢？这是一些淳朴的小伙子，我见过很多，——长着憨厚的圆圆的脸，说话带着使人发生好感的维亚特卡的或弗拉基米尔的口音。他们兴冲冲地去上间谍学校，只有乡村学校四、五年级的文化程度，并且没有使用罗盘和地图的任何技能。

这样，好像他们所设想的自己的出路是唯一正确的。好象招募这些人对德国指挥部说来完全是一个既浪费又愚蠢的举动。其实不然！希特勒正是与他的大国兄弟配合行动的。间谍狂是斯大林丧失理智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斯大林看来，他的国家里间谍成群。所有住在苏联远东的中国人都得到了间谍罪条款五十八条6，被关进北方的劳改营并在那里死绝。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中国人，如果没有及时地溜之大吉，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几十万朝鲜人全都被怀疑是间谍而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去。所有出过国的、在“国际旅行社”旅馆旁边放慢过脚步的、被照进有外国人面孔的相片中的、或者自己拍摄过城市建筑物（弗拉基米尔的“金门”）的苏联人——都被指控为间谍。对铁路线、对公路桥梁、对工厂烟囱瞧的时间过久——也被指控有间谍行为。所有滞留在苏联的为数众多的外国共产党人，所有大大小小的共产国际人员，不区别个人情况，一股脑儿首先被指控有间谍行为。对拉脱维亚的步兵——革命初期年代最可靠的武力，在一九三七年把他们全部关进监狱时，也都指控为有间谍行为！斯大林好似把风骚的叶卡捷琳娜的一句名言翻转过来并加以扩大了：宁可错杀九百九十九，决不能放过一个真正的间谍。所以怎能相信那些确实在德国侦探机关手里呆过的俄国士兵呢？！所以当成千上万个士兵从欧洲蜂拥而来并且不隐瞒他们是自愿应幕的间谍时，国家安全部的刽子手们感到多么轻松呀！最最英明的人的预言得到了多么惊人的证实！来吧，来吧，傻小子们，条文和报酬早就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这里适宜于提出一个问题：毕竟有这样一些战俘，他们没有去应任何招募；也没有给德国人做过专业方面的工作；没有当营警；整个战争时期蹲在战俘营里不露头，而终于没有死去，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像电气工程师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谢苗诺夫和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卡尔波夫那样，用金属废料做打火机，靠此增加点食物。难道祖国也没有原谅他们当了俘虏吗？

没有，没有原谅！我认识谢苗诺夫和卡尔波夫是在布蒂尔卡，那时他们都已得到了自己合法的……多少？机灵的读者已经知道：十年加五年的戴笼口。他们是出色的工程师，但是拒绝了德国人让他们做专业工作的建议！谢苗诺夫少尉一九四一年是自愿上前线的。在一九四二年他还没有手枪，只有个空枪套（侦查员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用枪套自杀）。他曾三次从战俘营逃跑。一九四五年从集中营被解放出来后，他作为受惩戒人员坐进我军的坦克（坦克空投部队）——拿下了柏林，因此得到了红星勋章—一只是在此以后才最终给关进监牢并得到刑期。请看，这就是我们的涅墨西斯的镜子。

战俘中很少有人能作为一个自由人越过苏联国境线，如果在忙乱中给漏了过去，那后来也会被抓起来，即便是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有一些是在德国境内的集合站上逮捕的，另一些似乎并没有被捕，但从边界就被装上了货车，在押解之下运到分布在全国的为数众多的甄别审查营（甄审营）中的一个去。这些甄审营和劳改营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安置在里面的人还没有得到刑期因而必须在营里得到它这一点外。所有这些甄审营都是有活干的，它们附设在工厂，附设在矿场，附设在建筑工地，因此过去的战俘们从头一天起就可以投入十小时的工作日，同时，也像他们曾通过铁丝网观看德国一样，今天也是通过铁丝网观看他们失而复得的祖国。空余时间——黄昏和夜晚——就对被审查人进行讯问，为此在甄审营中配备了比一般多几倍的行动人员和侦查员。侦查照常是从一个定论开始，即你肯定是有罪的。你就必须身在铁丝网之内设法证明是无罪的。为此你只能接举证人，也就是其他的战俘，而这些人则可能根本不在你的那个甄审营里，而在遥远的省份，于是克麦洛沃的行动人员向索里卡姆的行动人员寄去质询，那里的人便讯问证人并寄回自己的答复和新的质询，你又被作为证人加以讯问。诚然，为了弄清一个人的命运可能要化上一年、两年—一但祖国于此并无损失：因为你每天都在采煤。如某个证人关于你做了不大好的陈述或者证人已经死掉，——那就怪自己吧，你的叛国罪马上就定案，巡回法庭当时就在你的十年叛决书上盖戳儿。如果不管怎样翻腾，各方材料一致说明你似乎真的没有给德国人做过事，—一而主要的你没有亲眼见过美国人和英国人（如果不是被我们而是被他们从俘虏营解放出来，那就是一个大大加重的情节）—一那末行动人员便决定你应受何种程度的隔离。对某些人规定变更居住地点（这样做必然使一个人和周围的人不易接近，使他易于受到打击）。对另一些人则体面地建议去干“沃赫拉”的工作，即营内准军事警卫工作：他好像仍保持着自由人身份，但却失去了任何个人自由，并要到穷乡僻壤去生活。对第三类人则握手告别，虽然这种人因单纯地当了俘虏本应枪毙，但人道地把他放回家。不过，这种人高兴得太早！他的案卷赶在他的前面，经过保卫部门的秘密渠道已经到达了他的故乡。这种人反正永远不是自己人，因此在第一次大规模抓捕时，如四八——四九年，就会把他们接反苏宣传或别的适当条文关进监狱，我同这样的人也曾一起坐过牢。

“唉，要是我早知道！……”——这就是那年春天监室里唱的一支主要歌曲。要是我知道会这样迎接我！这样欺骗我！会有这样的遭遇！——难道我还会回到祖国吗？决不干！！会闯到瑞士去，到法国去！到海外去！到大洋外去！到天涯海角去！

然而，当俘虏们即使已经知道了，他们往往也还会这样做。瓦西里·亚历山大罗夫被俘后到了芬兰。某个老彼得堡商人找到了他，问清了名与父名后说：“我从一九一七年起欠令尊一大笔款子，没有合适机会偿还。现在，对不起，请收下吧！”旧债—一真是意外收获！亚历山大罗夫在战后被接纳进了俄国流亡者的社交界，在那里还找到了一个他真地爱上了的未婚妻。未来的岳父为了教育他，给他读了《真理报》的合订本——从一九一八到四一年的全部报纸，不加粉饰和修改。同时给他讲了大体上如第二章中所述的各股水流的历史经过。终究……亚历山大罗夫还是扔下了未婚妻与富足生活，回到了苏联并得了很容易猜着的那种十年刑期加五年的戴笼口。一九五三年在特别营里他高兴地抓住机会当了小队长……

考虑周到的人纠正说：错误早就犯下了！用不着在四一年往前线钻，于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去打仗。应当从一开始就在后方安置下来，找个安安静静的活儿，他们现在都成了英雄。还有，当逃兵也不错嘛：命一定能保住，给他们的不是十年，而是八年、七年；在劳改营里也不会从什么职务上被赶下来——逃兵不是敌人，不是叛徒，不是政治犯，他是自己人，普通犯。有人愤怒地反驳说；可是逃兵必须坐满这些年，受完这些年的罪，他们是不能得到原谅的。而对我们——很快就会有大赦，我们大家都会给放出去（当时还不知道逃兵将享受到的一个主要优待条款！……）。

那些犯了第10分条，从自己寓所或从红军里给抓去的——一甚至常常羡慕地说：真见鬼！反正同样的代价（同样判十年），本来可以跟这些小伙子们一样，能看见多少有趣的事呀，哪里不能走走呀Z而我们就这样断送在劳改营里，除了臭气熏天的楼梯外什么都没有见到过（然而，这些犯了第10分条的人好不容易才掩盖起兴高采烈的预感，对他们嘛，大赦将会首先适用！）。

不唉声叹气地说“唉，要是我早知道！”（因为他们早知道干的是什么），不期待宽恕，不期待大赦的，只有弗拉索夫分子。

还在我意想不到地和他们在监狱板铺上相遇的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他们，并对他们感到困惑莫解。

起初这是一批淋湿了多次又晒干了多次的传单，它们散落在奥廖尔前沿阵地上三年没有刈割的长得者高的草丛里。传单上有弗拉索夫的照片，还有生平介绍。在模糊的照片上那张脸似乎是保养得很好，很有福气的，就像我们所有的新型将军们一样。（实际上并非如此。弗拉索夫又高又瘦。在清楚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更像是一个上了点学、戴上了角质框眼镜的庄稼汉。）这个福气在传记中好像得到了证实：在横扫一切的抓人年代，他出国去当蒋一介石的军事顾问了。但总的说传单上的传记中哪些话是可以相信的呢？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一九0O年生于下诺夫戈罗德省农民家庭。在当乡村教师的兄长的照管下读完下诺夫戈罗德宗教小学，因发生革命而未能读完宗教中学。一九一九年春应召加入红军，年末已是与邓尼金作战的前线上的排长，内战结束时为连长，作为干部留在部队。一九二八年在射击训练班受训，后在司令部工作。一九三O年加入联共（布），使他在职务上步步高升。一九三八年以团长军衔被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因与军队和党的高层人士无甚瓜葛，弗拉索夫成为顶替被宰掉的军长-师长-旅长的斯大林“第二梯队”的一员。一九三九年升任师长，一九四0年首次实行“新的”周日的）军衔制时被授予少将衔。根据后来的情况可以断定说，在包含许多完全没有头脑没有经验的新上来的将军们当中，弗拉索夫属于最有能力者之一。他的第九十九步兵师，原来是红军中最落后的，现在被《红星报》提作榜样，开战以后也没有被希特勒的进攻打个措手不及，相反，在我军全线东撤时它却向西挺进，夺回了佩列梅什利，并且坚守了六天。弗拉索夫很快跨过了军长职位，一九四一年在基辅城下已经指挥着第三十七集团军。他带领一支大部队从基辅的“大口袋”里突围出来。十一月接受了斯大林交给的第二十军，立即投入莫斯科郊区的希姆基保卫战，反攻至勒热夫，成为莫斯科的拯救者之一。（情报局十二月十二日战报中的将军名单排列为：朱可夫，列柳申科，库兹涅佐夫，弗拉索夫，罗科索夫斯基……）以那几个月的高速度，他很快成为沃尔霍夫方面军（梅列茨科夫）的副司令员，三月，当为突破列宁格勒包围圈而轻率发动进攻的第二突击军与后方失去联系以后，接受了陷入“口袋”的该军的指挥。最后的冬季道路尚可通行，但斯大林禁止后撤，相反地，强迫危险地突入纵深的集团军继续进攻——沿着已经化冻的沼泽地带，没有给养，没有装备，没有空中支援。军队经历了两个月的饥饿和死亡（从那里来的士兵后来在布蒂尔卡的牢房里对我讲述他们刨下腐烂的死马的蹄子，拿刨屑煮了吃）以后，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德军发动了对被围困军队的四面进攻（空中自然只有德国飞机）。仅在这时，开玩笑似的，才接到斯大林准许撤回沃尔霍夫一线的命令。还曾经进行过这种毫无希望的突围的尝试呢！——直到七月初。

弗拉索夫的第二突击军就这样（好像重复着同样丧失理智地被扔进敌人包围圈的俄国第二萨姆索诺夫军的命运）覆灭了。

这当然是有对祖国的背叛的！这当然是有残忍的叛卖行为的！但这是斯大林的。背叛不一定卖身投靠。战争准备上的无知与疏忽大意，战争开始时的惊慌失措与怯懦，仅为拯救自己的元帅服而让许多军和集团军作无谓的牺牲——对于一个最高统帅说来，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背叛？

与萨姆索诺夫不同，弗拉索夫没有自杀，还在森林沼泽地里徘徊，七月十二日在西维尔区就俘。他很快就进入了设在文尼察的关押高级军官的战俘营，那是由后来密谋反对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伯爵组建的。弗拉索夫此后两年都是在持反对派立场的军人们（其中许多人后来在反希特勒的密谋中暴露和牺牲了）的这种庇护下生活。他头几个星期就和第四十一近卫师师长博亚尔斯基上校一起写了一份报告，说如果德国承认新俄国的平等地位，大部分苏联平民和军队都将拥护推翻苏维埃政府。（弗拉索夫的这个迅速的决定也许是受了他个人经验的影响：他妻子的父母被当做富农扫地出门了，她表面上跟他们断绝关系，暗中却在帮助他们。现在她和儿子一道又成了被俘将军新的举动的牺牲品——不知从哪天起他们都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血盆大口里消失了。）

手里拿着这张传单，很难忽然相信这是一个杰出的人，或者相信他为苏维埃政权忠实地服务了一辈子以后，早就在为俄罗斯感到深深的忧虑。至于后来的那些报道成立“俄国解放军”的传单，不仅是用恶劣的俄文写成的，而且还带着外国人的、显然是德国的气味，甚至对它宣布的事情本身显得无所谓，倒是粗俗地夸耀什么他们那边吃得好、士兵心情愉快等等。叫人不能相信真有这支军队。如果它真是存在的话——哪能有什么愉快心情可言呢？

……只有德国人才能这样撒谎。

几乎直到战争结束实际上并没有存在过什么POA“俄罗斯解放军”。这些年曾有几十万志愿助战队员—一Hilflfswllige以完全的或部分的士兵身份分散编入各德军部队。倒是存在过一些志愿反苏部队——是由不久前的苏联公民组成的，但由德国军官指挥。最早支持德国人的是立陶宛人（我们在一年之内把他们整得太惨了！）。然后组成了一个乌克兰人的志愿SS师，若干爱沙尼亚人的SS支队。在白俄罗斯有对付游击队的人民警察部队（达到十万人！）。一个土耳其斯坦营。在克里米亚有一个鞑靼营。（这一切都是苏维埃政权自己播下的种子，例如在克里米亚——是由于愚蠢地迫害清真寺，而有远见的征服者叶卡捷琳娜女皇却拨官费兴建和扩建这些寺院。希特勒来了也想到该保护清真寺。）德国人占领了我国南部以后，志愿营的数量又有增加：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北高加索各有一个，卡尔梅克人的志愿营有十六个。（而南部几乎没有出现过苏联的游击队。）大约有一万五千来人的哥萨克马车队跟着德军从顿河撤退，其中一半人是能拿枪的。一九四一年在洛克奇（布良斯克州）附近，德国人还没到以前，当地居民就把集体农庄解散了，武装起来对付苏联游击队，一九四三年建立了自治州（为首的是沃斯科博伊尼科夫），有一支两万人的武装部队（旗徽为胜利者格奥尔吉），自称POHA“俄罗斯解放人民军”。然而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全俄性的解放军，尽管对此有过一些幻想和企图—一它们来自急于拿起武器解放本国的俄国人自己，也来自一批德国军人，他们影响有限，处于中等职位，但有现实的眼光，认为靠希特勒的狂暴的殖民政策不可能打赢对苏战争。这些军人当中不少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其中也有曾在从前的对俄部门服务过的，对俄国的情况有特别清晰的感觉，如施特里科-施特里克费尔德大尉。这一批人徒劳地力图说服希特勒当局上层人物必须建立德俄联盟。军队的名称、未来的条例、缝在德军制服上的袖章（安德烈底色——白底蓝色斜十字），都在他们的幻想中设计出来了。一九四二年在奥尔沙附近的奥辛托尔夫村，在几名俄国流亡者（伊万诺夫，克罗米阿迪，伊戈尔·萨哈罗夫，格里戈里·兰斯道夫）的协助下建立了由苏联战俘组成的“试验部队”——穿苏联军装，拿苏制武器，但佩戴旧式肩章和民族帽徽。这支军队到一九四二年未有了七千人，四个准备扩编为团的营，他们认为自己是PHHA“俄国民族人民军”的前身。志愿者超过了这支部队能接受的数量。但是——没有信心：因为不信任德国人，而且这是对的。一九四二年二月突然收到了将部队解体的命令：化分为单独的营，穿德国军服，编入德军建制。当夜就有三百人投奔了游击队。

一九四二年秋，为了统一所有的反布尔什维克部队，打出了弗拉索夫的名号，同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希特勒大本营否定了中级军官为使德国放弃东方殖民计划代之以建立俄国民族武装力量而进行的尝试。刚刚决心作出性命攸关的选择，刚刚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弗拉索夫已经变成仅为宣传所需要的人物了——这样一直到最终。庇护弗拉索夫的军人们想让事情运作起来增加自己主意的分量，于是便决定搞了那个“斯摩棱斯克委员会”公告（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三日在苏军前线上空撒下）——许诺给予一切民主自由，取消集体农庄和强迫劳动。（同在一九四三年一月，禁止了俄国部队有营以上的建制……）他们违背禁令在德军占领的各州也散发了这份公告，引起了很大的激动和期望。游击队揭露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斯摩棱斯克委员会，什么俄国解放军，这是德国人的谎言。头一个主意现在又迈出了下一个主意——让弗拉索夫到占领区各地去作巡回宣传（又是未经请示大本营和希特勒的擅自行动；这样的自由放任是我们的准极权主义意识难以想象的，在我们这里没有最高当局的批准，任何重要的一步都不能迈，不过找们的体制也要比纳粹的过硬得多，我们那时已经挺了四分之一世纪，而纳粹才十年）。弗拉索夫穿着自制的不属于任何军队的军大衣——褐色，有将军服的红色翻领，没有等级标志——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做了首次这样的旅行（斯摩棱斯克-莫吉廖夫-博布鲁伊斯克），四月做了第二次（里加-佩乔雷-普斯科夫-格多夫-卢加）。这几次旅行鼓舞了俄罗斯居民，它们造成了俄罗斯独立运动正在诞生、独立的俄罗斯可能复活的逼真的表象。弗拉家夫在人满为患的斯摩棱斯克和普斯科夫的剧场里发表演说，谈了解放运动的目标，同时公开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俄罗斯不能接受的，但是没有德国人也不可能推翻布尔什维主义。听众也公开地问他：德国人想要把俄国变为殖民地，把俄国人民变为牛马，是不是真的？为什么至今没人宣布战后俄国将会怎样？为什么德国人不准许占领区俄国人自治？为什么反斯大林志愿军只能受德军指挥？弗拉索夫回答得很拘谨，比他本人此时尚能指望的要乐观。而德国大本营对此的反应是凯特尔陆军元帅的一纸命令：“鉴于在未报告元首和我的情况下发生的战俘俄国将军弗拉索夫赴我军北方集群期间的毫无知识的无耻言论，将其立即移送战俘营。”将军的名字只许利用于宣传目的，如果他再次以个人名义讲话——即应交盖世太保处置。

这是尚有成百万苏联人处于斯大林政权之外的最后几个月，还可以拿起武器反对本国的布尔什维克奴役，还能建立自己独立生活，——但是德国领导人并未发生动摇：正是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库尔斯克-奥廖尔会战前夕，希特勒重申：永远不会建立俄国独立军，德国只需要俄国人作为劳动力。希特勒不懂得推翻共产主义制度唯一的历史机会就在于居民本身的运动，受折磨人民的兴起。希特勒害怕这样的俄国和这样的胜利甚于任何一种失败。甚至在斯大林格勒和失去高加索之后，希特勒仍未注意到任何新的因素。当斯大林捞取着最高的祖国卫士的角色，恢复着旧时的俄国肩章、东正教会并解散共产国际的时候，希特勒下令解除所有志愿部队的武装，把他们送去挖煤，后来改为把志愿部队调往大西洋壁障，去对付同盟国军队，从而有力地帮助了斯大林。

有关独立的俄国军队的整个构想的结局，实质上就是如此了。而弗拉索夫做了些什么呢？一方面是他不知道情况如何糟糕（不知道自己放行演说之后又被当做战俘，处于受威胁的地位），一方面是他不可挽救地走上了对野兽抱希望做妥协的毁灭道路，而与启示录的野兽们相处，只有从第一到最后一刻都不让步才能得救。不过，俄国公民解放运动总的说来有没有过这样的一刻呢？它从最初起就注定了要作为尚未冷却的一九一七年祭坛上的一份补加的牺牲品而毁灭。消灭了几百万苏联战俘的战争的第一个（一九四——九四二）冬季就已经拉出了一条还从夏天为拯救布尔什维主义而动员手无寸铁的人们去当民兵就开始了的这些牺牲品的白骨制成的长链。

这里适合拿弗拉索夫和十九集团军司令卢金少将做一个对比，那人在一九四一年就同意为反斯大林制度而斗争，但要求保证非共产主义俄国的民族独立，在没有得到这种保证之前，他一步也没有迈出过战俘营。弗拉索夫却被无保证的希望所引诱，在这条道路上不止一次地听从了他的顾问们安抚性的论据。他进行过挣扎——想停止，退后，拒绝，但总有这样一类论据：“他们会解除所有志愿部队的武装”，“战俘们将会没有出路”，“东方工（即在德的俄国工人）的处境会恶化”。在这些论据的借口下弗拉索夫于一九四三年十月签署了致被调往西部前线的志愿部队公开信：讲这项措施的暂时性，讲必须服从……

这个痛苦的志愿军运动的最后一点转瞬即逝的意义就这样完全丧失了：把他们当做炮灰送去对付同盟国军队和对付法国抵抗运动——去对付饱尝德国人的残忍和德国人的自傲的在德俄国人唯一对之抱有真诚好感的那些人。弗拉索夫周围的人们当中怀抱的对英美人的暗藏的希望渐渐地破灭了：如果同盟国连共产党也支持，那么难道他们不会支持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俄国反对希特勒吗？……特别是随着第三帝国的崩溃，当苏联向欧洲以至全世界扩展自己的制度的压力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时候，——难道西方还会继续支持布尔什维克专政吗？这里就有一个时至今日也未能克服的俄国人和西方人观念的差异了。西方进行的仅是一场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为此认为一切手段和一切同盟者，特别是苏联，都是好的。再说，非不能也，是不愿也，设想苏联各族人民可能有与共产党政府不一致的自己的任务，西方觉得麻烦，碍事。同盟军向开到西部前线的反布尔什维克志愿营散发号召书说，保证将投诚者立即送往苏联，真令人哭笑不得

弗拉索夫周围的人们在幻想和希望中把自己描绘为“第三势力”，即处于斯大林和希特勒之外的势力，但是斯大林，希特勒，西方都在踢掉他们脚下的支撑：对于西方他们是某种奇怪类别的纳粹帮凶，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真的是有俄国人在打我们，而且打得比任何党卫军分子还凶，这点，我们很快就尝到了味道。例如，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奥廖尔附近有一个穿德军制服的俄国排防守索巴金新村。他们打得那么不要命，好像这新村是他们自己建造的。我们把一个敌人赶进了地窖，每次往那里面扔手榴弹的时候，他的枪就停了。但只要我们钻进去往下走，他就用自动步枪射击。我们往里面扔了一颗反坦克雷，才弄清楚，他在地窖里面还有一个坑，可以躲避手榴弹的爆炸。他是在多么难以想象的震耳欲聋的响声、气浪的冲击和无希望的处境下继续进行战斗的。

例如，他们还防守过图尔斯克以南打不掉的第聂伯河登陆点，在那里为争夺几百米的地面进行了两星期毫无结果的战斗，战斗是凶恶的，严寒也同样凶恶（四三年十二月）。在这场讨厌的连续多日的冬季战斗中，我方和他们都穿着遮住军大衣和帽子的伪装罩衣。我听说在小科兹洛维赤附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两个人在松林中跃进时迷失了方向，并排匍匐下来，他们已经摸不清楚．但仍然朝着什么人、什么方向射击着。两个人的自动步枪都是苏式的。两人共用子弹，互相打气，因为自动步枪润滑油开始冻结而一起骂娘。最后，他们决定抽根烟，把白斗篷从头上拉下来——这时彼此就看清楚了帽子上的鹰和红星。马上跳了起来！自动步枪已经不能射击！抓起来当棍子使，开始互相追赶：这已经与政治无关，与俄罗斯母亲无关，而只不过是洞穴时代的互不信任：我要怜悯了他，他就会把我杀死。

在东普鲁土，在离我几步的地方，沿路边押送着三个被俘的弗拉索夫分子，公路上正好轰隆轰隆地开过一辆T－34坦克。突然一个俘虏挣脱出来，纵身一跳，像燕子飞似的扑到了坦克下面。坦克问了一下，但履带的边缘还是把他压了。被压坏的人还在扭动，鲜红的血沫流到了嘴唇上。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宁愿像士兵一样死去，而不愿在刑讯室给吊死。

没有给他们留下选择的余地。他们不能有别的打法。打起仗来没有给他们留下稍许爱惜自己一些的出路。如果光是“单纯地”当俘虏我们这里就已经认为是不可饶恕的背叛祖国行为，那对于拿起了敌人武器的人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宣传机构的板斧对这些人的行为用下述原因来解释：1．叛变的天性（生物学上的？在血液里流着的？）2．怯懦。用怯懦恰恰讲不通！怯懦的人寻找的是宽容、照顾。而他们去参加隶属国防军的“弗拉索夫”队伍，只能是由于事情到了极端，出于超过限度的绝望，由于不可能在苏维埃制度下凑合着活下去，由于对个人安危的轻蔑。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他们不必希望得到一丝一毫的宽恕！被我们俘虏后，只要听到他们嘴里清楚说出一句俄国话，就要被枪毙。（我曾在博布鲁伊斯克附近叫住一批前来就俘的人，告诉他们要改扮成农民，分激进到各个村子里去）。被俄国人俘虏也像被德国人俘虏一样，最倒霉的是俄国人。

这次战争一般地向我们揭示了，当一个俄国人是地球上最糟糕的事。

我羞愧地回想起，在打扫（就是说抢劫）博布鲁伊斯克大包围圈的战场时，我沿着公路走在打坏和翻倒的德国汽车中间，走在撒落一地的贵重战利品中间——一些大车和汽车陷在路旁的洼地里，德国的比曲格马在那里失神地踯躅，战利品堆成的篝火在冒着烟，我突然从那里听到呼救的号叫：“大尉先生！大尉先生！”这是一个穿着德国军裤，光着上身，脸上、胸上、肩上、背上鲜血淋淋的步行人用纯粹的俄语向我叫喊，请求保护——个中土特科人员骑在马上用鞭子的抽打、用马身的逼近驱赶着他走在自己前面。他用鞭子抽打他的赤裸裸的身体，不让他回过身来，不让他求助。边赶边打，在皮肤上引起一条条新的鲜红的伤痕。

这不是布匿战争，不是希腊波斯战争！地球上任何一个军队的任何一个有权的军官都有义务制止私刑拷打。任何一个军队——说得对，可是我们的军队呢？……在我们那种残忍而绝对的区分两类人的原则的支配下，我们能做到吗？例如，“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就不是我们的人”——那种人就只应受到蔑视和消灭。这样，我就未敢在特科人员面前保护一个弗拉索夫分子，我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装作没有听见似地去了讨会——免得我自己沾惹上这个公认的瘟疫，（说不定这个弗拉索夫分子是个超级坏蛋……？必说不定这个特科人员会对我有想法……？说不定……？）其实了解我军当时情况的人看这件事更简单，——个特科人员还会听一个陆军大尉的话？

于是，面孔像野兽似的特别科人员像对待牲口一样继续抽打和驱赶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人。

这个场面永远留在我的眼前。这几乎就是群岛的象征，可以把它印在书的封面上。

所有这些，他们早已预感到，早已预先知道——但仍是在德国制服的左袖口缝上了带着白蓝红三色镶边的、安德烈底色的和POA三个字母的盾徽。

来自布良斯克州洛科奇的卡明斯基旅拥有五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一个坦克营。一九四三年七月该旅派出一部至奥廖尔州德米特罗夫斯克一线。秋天该旅一个团坚守谢夫斯克，在防御战中被全歼：苏军打死伤员，把团长绑到坦克上拖死。全旅从洛科奇区撤退时带着家属，辎重，人数超过五万人。（可以想像，内务人民委员部赶到之后是怎样清剿这个反苏自治区的！），出了布良斯克边界之后，等待他们的是痛苦的跋涉，列佩利城外的屈辱的驻扎，被利用于对付游击队，然后是撤至上西里西亚，卡明斯基在那里得到镇压华沙起义的命令，不能不去，带领一千七百名无家属的人员，穿着带黄袖箍的苏军制服去了。德国人对所有这些三色帽徽、安德烈底色和胜利者基格奥尔吉就是这样理解的。俄语和德语相互是不可翻译，不可表达，不可对应的。

被解体的奥辛托尔夫部队的各营也遭遇到前去对付游击队或被投入西部前线的命运。一九四三年为数几百人的“俄国解放军近卫旅”驻扎在普斯科夫郊外（在斯特列穆特卡），他们和郊区俄国居民有联系，但德国军方阻止他们扩编。

志愿部队的可怜的小报是经过德国检查机关的斧子加工过的。弗拉索夫分子们只剩下拚死作战，空闲时间一瓶接一瓶地灌伏特加。命中注定——这就是他们在整个战争和流落他乡异国年代的存在，没有任何别的出路。

已经在到处退却了，已经到灭亡前夕了，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仍然未能克服他们对俄国人独立建制的顽固的不信任，不敢让一个独立的、不从属于他们的俄国的影子出现。只是在最后台火的崩塌声中，一九四四年九月，希姆莱同意了组建由完整的俄国师构成的POA——俄国解放军，甚至还包括一支小小的空军，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最后一出戏被批准开演了：召集“俄国各民族解放委员会”。只是从一九四四年秋天起，弗拉索夫将军才获得了似乎真实的行动机会，——明摆着是为时已晚的机会。联邦制原则也没能把许多人拉进来：被德国人从狱中释放（也在一九四四年）的班杰拉避免与弗拉索夫结盟；分立主义的民族部队把弗拉索夫看作俄国帝国主义分子，不愿意落到他的控制下；克拉斯诺夫将军代表哥萨克表示了拒绝，——只是在整个德国的末日前十天，希姆莱才同意将哥萨克兵团划归弗拉索夫指挥。纳粹领导层已经发生混乱：一些长官准许将俄国志愿部队集结组成俄国解放军，而另一些人阻挠。实际上每一支正在作战的这样的部队都很难从前沿上抽出来，即使愿意参加俄国解放军的“东方工”，要把他们从后方的劳动岗位上抽出来也是不容易的。德国人也没有抓紧为弗拉索夫的军队释放战俘，干释放的活——他们的机器运转不灵。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俄国解放军第一师（一半是洛科奇区的人）总算是组成了，第二师也开始组建。以为这些师将能和德国联合作战，这种设想已经迟了；弗拉索夫领导层中早就隐藏着的对苏联与同盟国冲突的希望这时燃烧起来了。在德国宣传部的报告（一九四五年二月）里也指出了这一点：“弗拉索夫运动并不认为自己和德国有生死与共的关系，其中存在强烈的亲英情绪与该变方针的想法。这个运动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总的说他们不承认犹太人问题。”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布拉格（这是为了在斯拉夫的土地上）发表的“俄国各民族解放委员会”宣言也反映出这种骑墙态度。免不了说“以英美寡头们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其强大实力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剥削之上的英美寡头们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及“他们用保卫民主、文化与文明的口号掩盖他们罪恶的目的”之类的话——但是没有一个直接奉承国家社会主义、反犹太主义或大日尔曼的词句，仅仅是把同盟国的所有敌人称为“爱好和平的民族”，欢迎“德国在不触及我们祖国的荣誉和独立的条件下给予的帮助。”并期待着与德国的“光荣和平”——不管是怎样的光荣和平，但一定不会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坏——它在地位上高于布列斯特和约，但仍是应根据全欧和约做修改的。宣言里还使劲宣布自己是民主主义者，联邦主义者（保障民族分离的自由），那种当时还完全没有成熟的、还没有自信心的准苏维埃社会思想的小爪子在字里行间小心翼翼地爬行着：什么“陈旧的沙皇制度”，什么旧俄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什么“一九一七年的人民革命”等等……只有反布尔什维主义是彻底的。

这一切在布拉格受到了小规模的庆祝，有“波希米亚保护国”代表即三等的德国官吏们出席。我当时在前线上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份宣言和配套的节目——整个的印象是：一出不适时的注定要完蛋的戏。这份宣言在西方世界根本没引起注意，没有增加一丝理解——但在“东方工”中间却有很大效果：听说参加俄国解放军的申请如雪片飞来（斯温·斯特恩贝格文章中说有三十万份）——这是在德国眼看要垮台的毫无希望的几个月，这些不幸的被抛弃的苏联人只能指望依靠自己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厌恶的力量来抵抗排山倒海而来的红军了。

这支组建中的军队能有怎样的计划呢？似乎是：冲进南斯拉夫，与那里的哥萨克、俄侨军队及米哈伊洛维奇联合，捍卫南斯拉夫使其不落入共产主义手里。但是首先：难道德军指挥部在他们最困难的月份能够让在自己后方顺利地组建一支独立的俄国军队吗？他们不慌不忙地把这些部队拽到东部前线——一会儿把一个反坦克支队（伊·萨哈罗夫-兰斯道夫）调往波莫瑞，一会儿把整个第一师调到奥德河——弗拉索夫怎么样呢？一次一次乖乖地交出去，一旦采取了让步路线，这就成普遍规律了，尽管交出目前唯一的一个师就使得整个建军计划变得毫无意义了。总是有论据帮忙：“德国人不信任我们。等第一师用战绩说服了他们，俄国解放军的组建进度就会加快了。”然而进度却很差。第二师和一个预备旅，共两万人，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还是一群徒手之众——不但没有火炮，而且几乎没有步兵武器，连服装都供不上。第一师（一万六千人）被用于毫无希望的必死无疑的作战行动，只是德国已经全面瓦解才使师长布尼亚琴科得以擅自把它从前沿撤下来，冲破将军们的反抗把队伍拉进捷克。（沿途解放苏联战俘，那些人也参加了进来——“俄国人要在一起”。）五月初到达布拉格近郊。这时五月五日在首都起义的捷克人叫他们来支援，布尼亚琴科师五月六日进入布拉格，在五月七日的激战中拯救了起义和城市。这真像是开了个玩笑，以便证明最无远见的德国人的远见，第一个弗拉索夫的师用它的第一和最后一次独立的行动恰好是给予了……德国人一个打击，它发泄出了不自由的俄国人在这三年残酷的昏沉的岁月中在胸中聚集起来的对德国人的全部深仇和怨恨。（捷克人用鲜花迎接俄国人，在那些日子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否后来所有人都记得，究意是哪一些俄国人拯救了他们的城市？我们现在认为是苏联军队解放了布拉格，不错，丘吉尔按照斯大林的愿望这些日子不急于供给布拉格人武器，美国人延缓了前进速度以便让苏联人拿下布拉格，而对遥远的未来尚一无所知的当时布拉格共产党领导人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正在大骂叛徒弗拉索夫分子，只盼着从苏联人手里得到解放。）

这几周内弗拉索夫不像个统帅的样子，而是处于心慌意乱、一筹莫展的状态。在布拉格战役中他没有指挥第一师，使第二师及一些零星部队无所适从，在飞快消逝的时间里谁也找不到预定与哥萨克汇合的兵力。弗拉索夫只是始终如一地拒绝单独逃跑（曾等待一架去西班牙的飞机），看来是在意志瘫痪的状态下束手就擒。他最后几个星期唯一的积极活动是派遣秘密代表谋求和英美人接触。司令部其他成员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对于弗拉索夫分子来说，他们长期悬在德国人绞索里因有了一种新的意义而显得光亮起来，那就是现在，到了最后时刻，他们对同盟国有用了。一直怀抱着，不，燃烧着这样的希望：战争结束了，强大的英美要求斯大林改变国内政策的时刻就要到了——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军队正在接近，它们将在被压碎的希特勒身上发生冲突！——保存和利用我们这时不是对西方有利吗？他们不是明白布尔什维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吗？

不，他们不大明白！噢，西方民主的痴呆啊！什么？你们说你们是政治反对派？难道你们国家里有反对派吗？为什么它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过？如果你们对斯大林木满意，那么你们就回国去在头一次大选里就把他选掉，这才是正当的途径。为什么要拿起武器呢，而且还是德国的武器？不，现在我们有责任把你们交出去，不然是不体面的，而且会搞坏同英勇的盟国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捍卫自己的自由并且为自己保住了它，而把我们（和东欧）赶进更深两倍的奴役的深渊。

弗拉索夫最后一个企图是发表声明说俄国解放军的领导人准备在国际法庭出庭受审，但是把该军引渡给苏联当局使其面临必定无疑的死亡，这是和引渡反对派运动成员一样违背国际法的———谁也没听到这几声吱吱叫，而且大部分美国军事长官听说还存在着一些什么俄国人，而不是苏联人，甚至感到惊讶，按照苏联属性把他们移交出去，那是自然的事。

俄国解放军不是简单地对美军投降，而且是祈求他们受降，只要保证不引渡给苏联。不理解大政治的美国中级军官有时也天真地答应了他们。（后来所有这些诺言都违背了，把俘虏们欺骗了。）但是整个第一师（皮尔森，五月十一日）还有差不多整个的第二师都被美军以武力拒之门外：拒绝俘虏他们，拒绝放他们进入自己的占领区：在雅尔塔丘吉尔和罗斯福签署了必须遣返所有苏联公民特别是战俘的协议，协议里没提遣返是自愿还是强迫的问题，因为地球上还有什么样的地方，还有什么样的祖国是它的儿女们．不愿意自愿返回的？在雅尔塔的签字笔里浓缩了西方的全部近视。

美军不受降，而苏联坦克只差几公里就开到了。只剩下或是打最后一仗，或是……布尼亚琴科和兹维廖夫（第二师）做了相同的部署：没有打。（这也是俄国人的性格：说不定？……终归是——自己人嘛……我从狱中听来的故事里知道许多这种贸然的喝醉酒似的向——自己人投降的情形。五月十二日全副武装的全员的第一师奉命开进森林：“解散！”穿上老百姓的衣裳，撕掉等级标志，烧毁文件，开枪自杀。夜间开始了苏联军队的围捕。约一万人被击毙和活捉，其余冲入美军占领区，但其中一大部分被移交给苏联军队，第二师、空军、各独立支队的人情况也一样。另有一些人在美国战俘营里蹲了好多个月（米安德罗夫一批人）。不知道是美国人的轻蔑，还是暗示他们“自行逃散”，仍像以前德国人那样要他们挨饿，用脚踢，用枪托打——而看守得很松。有人逃跑，但很大一部分人留下了！是对美国的信任吗？相信美国人不可能出卖他们吗？他们已经被苏联的宣传员，被自我谴责，被意志消沉瓦解了，他们留着等待自己可怕的命运，——于是一批接一批地，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被移交给苏联去惩办了。（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苏联报纸公布了最高法院军事厅对弗拉索夫及其十一名亲信的判决：处以绞刑。）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英国在奥地利也完成了一项忠于盟友的步骤（出于惯常的谦逊在我国没有公布）：他们把从南斯拉夫突围出来的哥萨克兵团（四至五万人）引渡给了苏军司令部。这次引渡具有符合传统的英国外交特点的阴险性。情况是，哥萨克们决心拼个你死我活，或者跑到大洋以外，哪怕到巴拉圭，哪怕到印度支那，就是不愿活活地投降。而英国人给他们提供丰厚的军粮，发给上好的英国军服，答应可在英军中服务，已经在进行检阅。因此当他们以统一装备为借口要哥萨克们交出武器时没有引起怀疑。五月二十八日把骑兵连长以上全体军官（超过两千人）单独召集到尤登堡市，好像是去和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商议部队前途问题。在途中军官们就上了当，被严密看守起来（英国人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然后让车队一步步地被苏联坦克包围，然后在尤登堡城内开进“乌鸦车”的半圆阵，手持名单的押解队已经站在“乌鸦车”的旁边了。被引渡的将军中大部分是俄国侨民，他们是美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友。国内战争期间英国人没来得及酬谢他们，现在还债了。随后几天英国人照样用欺骗手段把普通士兵也引渡了——装进围了带刺铁丝网的列车。（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苏联报纸公布了将彼得·克拉斯诺夫、施库罗及另外几名将军处绞刑的消息。）

与此同时，从意大利来了一支三万五千人的辎重队“哥萨克野营地”，停在德拉瓦河边的林茨山谷。那里面有参加战斗的哥萨克，但有许多老人、小孩和妇女——他们全都不愿意返回哥萨克家乡的河畔。然而英国人的心并没有颤抖，也并非他们的民主理性受到蒙蔽。英国警备司令官戴维斯少校（他的名字现在至少一定会写进俄国历史的），一个需要时亲切得酥软、需要时残酷无情的人，在用欺骗手段弄走了军官们之后，公开宣布六月一日强迫引渡。成千人用齐声呐喊回答他：“我们不去！”难民营上空出现了黑旗，在行军教堂里进行着不间断的祈祷仪式：活人们为自己作安灵弥撒！……开来了英国坦克和士兵。通过扩音器命令坐进卡车。人群唱着安灵曲，神父们举起了十字架，年轻的在老人、妇女和儿童们四周组成了人墙。英国人用枪托和棍棒殴打他们，把人们硬拽出来，扔进卡车，受伤的装进口袋扔上去。神父站的木台被后退的人群挤垮了，后来难民营的围墙也垮了，人们涌到德拉瓦河的桥上，英国坦克切断了道路，有些哥萨克全家投河自尽，英国部队在四郊抓捕和枪杀逃亡者。（在林茨保留着被打死和踩死者的墓地。）

就在这几天之内，英国人同样阴险和无情地把几千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敌（他们一九四一年的盟友）交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由他们不经审判地枪毙和消灭。

在有着独立报刊的自由的大不列颠，到目前为止的二十五年来没有一个人愿意讲述这件出卖行为，没有引起社会的警觉。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本国被奉为政治智慧的标杆而备受尊崇，有朝一日英国可能会布满这位伟人的纪念碑。而在我们眼里，在俄国监狱里的谈论中，这两人一贯的近视甚至愚蠢却是令人吃惊地明显。从四一年费劲地磨到四五年，他们怎么竟没能使东欧的独立得到任何保证？他们怎能为了四国共管的柏林这样一个滑稽可笑的玩艺（他们将来的致命弱点）而把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广大地区交出去？他们有什么军事的和政治的理由要把几十万坚决不愿投降的武装的苏联公民交到斯大林手里去送死？据说这是他们付给斯大林保证参加对日作战的代价。手里已经有了原子弹，却向斯大林付出代价，为了让他不拒绝占领满洲、在中国巩固毛泽东、在半个朝鲜巩固金日成！……这难道不是政治盘算上的低能吗？后来当米科瓦伊奇克被挤走，贝奈斯和马萨里克也完了蛋，柏林被围困，布达佩斯的烈火燃起又熄灭，朝鲜硝烟弥漫，保守党从苏伊士运河溜之大吉的时候——难道他们当中记性最好的人在这时也没想起哪怕是引渡哥萨克人的事件吗？

连这些还只是开始。整个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忠于斯大林的西方盟国接连不断地把苏联公民违背本人意愿地交给斯大林去摧残——有以前的军人，也有纯粹的老百姓，只想把这批搞不清的人当包袱卸掉。从奥地利、德国、意大利、法国、丹麦、挪威、瑞典，从美国占领区，都在送。在英国占领区这些年还保留着集中营，大概不次于希特勒的。（例如，奥地利的沃尔夫斯贝格集中营：命令妇女们弯着腰，但不许蹲下，用小剪刀一根一根地剪草，第十一根草用第十二根捆成一“束”，连干许多小时。在存在英国议会传统的情况下竟可能有这类事情发生，迫使人们思考我们文明的外壳究竟有多厚。）战后很多年许多俄国人带着假证件住在西方，生活在被交给苏联的沉重的恐惧之中，害怕英美当局犹如以前害怕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那些不引渡的地方——便有大量苏联特务通行无阻地四处活动，不受干扰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在西方国家首都钢大街上，偷走活人。

除了组建中的“俄国解放军”以外，还有不少俄国人的分队穿着无特殊标志的德军制服继续在德军内部混日子。他们在不同的战区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

在我被捕前几天我也遭受弗拉索夫分子的射击。被我军围在东普鲁士大包围圈中的也有俄国人。在一月底的一个夜里，他们的一支部队，不做炮火准备，不声不响地通过我们的防地向西突围。当时没有连续的防线，他们很快插入纵深，对我的一个凸出在前沿的听音炮兵连实行夹击，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从最后留下的一条路拉出来。但后来我又回去抢救打坏了的汽车，在黎明前看到，他们穿着伪装液在雪地里集结，突然一跃而起，喊着“乌拉”向阿德里格·施文基登附近的炮兵营（火炮的口径为152毫米）的火力阵地猛扑过去，向十二门重炮扔出手榴弹，不让它们发出一炮。我方剩下的最后一小股人在他们的曳光弹追逐下，在积雪的野地里一口气跑了三公里，撤到巴萨格河桥头。他们在那里才被堵住。

不久我就被捕了，而现在，在胜利大检阅前夕，我们一起坐在布蒂尔卡的板铺上，我抽完他们的半截烟，他们抽完我的半截烟，我还跟他们之中的什么人两人一起往外抬过六提桶容量的洋铁马桶。

许多“弗拉索夫分子”同那些“一小时的间谍”一样，都是年轻人，是在一九一五到一九二二年之间出生的，正是那位手忙脚乱的卢那察尔斯基用普希金的名义急于表示欢迎的“生疏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大多数是被偶然性的浪头带进新编的军队，正如邻旁集中营里的他们的同伴偶然当上了间谍一样——这就看招募人员是从哪里派来的。

招募人员挖苦地向他们解释——是挖苦，如果不是真实的话！——“斯大林已经抛弃了你们！”“斯大林没把你们当回事！”

在他们把自己置身于苏联法律之外以前，苏联法律就已经把他们置于自己保护之外了。

于是，他们就报了名……有一些只是为了从死亡营里脱身出去。另一些——打算投奔游击队（投奔也投奔了，并且后来为游击队打了仗！—一但依照斯大林的尺度，丝毫也不能因此对他们从轻判刑）。然而总也有人是由于可耻的四一年以及多年吹嘘之后所遭到的惊人失败引起的不满；总也有人是由于认为使他们落入这些非人的集中营的头号罪人是斯大林。于是他们也想显示一下自己．显示一下自己威严的经验：他们——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也想影响它的未来，而不愿作别人错误的玩物。

“弗拉索夫分子”这词在我们这里听起来就如同“脏东西”这．词一样，好像我们光发出这些声音来就会弄脏嘴巴，因此谁也不敢说出两三句以“弗拉索夫分子”为主词的话来。

但历史不是这样写法的。现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他们的大多数人已经在劳改营中死去，幸存下来的也都在极北地区度过残年，我想利用这几页书提起人们注意，对于世界历史来说，这个现象是相当空前的：几十万二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与祖国的最凶恶的敌人结成联盟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祖国。这也许应当思考思考：谁的过错更多——是这些青年或者是白头发的祖国？用生物学上的叛逆性是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的，一定有社会原因。

因为，正像一则老谚语所说：槽里有饲料，马不会找食。

请设想这幅景象：一片原野——些无人照料的饥饿的发疯的马在那里东奔西跑地找食吃。

那年春天蹲在监室里的还有许多俄国流亡分子。

这几乎像是在做梦：已结束的历史的复返。国内战争的史卷早已写完了，合上了，它的问题已经解决，它的事件已列入教科书的年表。白党运动的活动家们已经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同时代人，而是已经消失的往事的幻影。俄国的流亡分子比以色列人的支脉分散得更加零碎，在我们苏联的观念中，如果他们还在什么地方苟延残喘，——那就是在下等饭馆里当洋琴鬼，当仆役、洗衣妇、乞丐、吗啡癌和可卡因癌患者，成为奄奄待毙的活尸。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前，从我们的报纸、高级文艺作品、艺术评论中找不出任何提示能使我们构成以下的概念（我们的脑满肠肥的大师们也没有帮助我们去发现），即国外俄侨——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世界，在那里发展着俄国哲学，那里有布尔加科夫、别尔佳耶夫、弗兰克、洛斯基。俄国的艺术使世界着了迷。那里有拉赫玛尼诺夫、夏里亚宾、伯努瓦、佳吉列夫、巴甫洛娃，有扎罗夫的哥萨克合唱团，那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着深刻的研究（同时期他在国内是挨骂的），存在着一个前无古人的作家纳博科夫一西林，布宁还活着并在这二十年内也有所创作，出版着文艺杂志，上演着戏剧，召开同乡会，在那里用俄语发表演说，男俄桥还没有失去娶女俄侨为妻的能力，而女俄侨也仍有生儿育女——即生育我们的同龄人的能力。

我们国内形成的关于流亡分子的观念谬误到如此程度，如果举行一次群众测验：流亡分子在西班牙战争中是支持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支持谁的？——大家都会一口气回答：支持佛朗哥！支持希特勒！在我们国家里到现在也还不知道，站在共和派一边作战的白俄流亡分子要多得多。弗拉索夫的各师和冯一潘涅维茨的哥萨克兵团（“克拉斯诺夫兵团”）是由苏联公民组成的，而根本不是由流亡分子组成的——他们没有去投靠希特勒。因此，站到希特勒方面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比乌斯在他们中间是孤立的。有一件事又似笑话而又并非笑话：邓尼金曾急切地要去为苏联打希特勒，而斯大林一度差点准备把他弄回国来（显然不是作为一支战斗力量，而作为民族团结的一个象征）。在法国占领时期，大量俄国侨民，有年老的，有年轻的，参加了抵抗运动，巴黎解放后，他们蜂拥到苏联大使馆申请返回祖国。不管是什么样的俄罗斯——但它是俄罗斯！——这就是他们的口号，而他们也正是这样来证明从前说热爱它并不是撒谎（在四五到四六年的监狱里他们几乎是幸福的，因为这些铁窗、这些看守——都是自己人，都是俄国人；他们瞧见苏联的小伙子们搔着后脑门说：“我们何苦要回来呢？我们在欧洲挤得难受吗？”觉得很惊奇）。

但是，按照斯大林的逻辑，任何一个在国外住过的苏联人都应当关进劳改营，这些流亡分子怎能避免这种命运呢？在巴尔干，在中欧，在哈尔滨，苏联军队一到，立即逮捕他们，从寓所里抓，在街上抓，像抓国内的人一样。暂时只抓男人，而且暂时还不是所有的男人，只是那些有过政治表现的人（他们的家属过了一阵子被递解到俄国的流放地，有的就留在保加利亚、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法国，先是把他们接纳为苏联公民，举行隆重仪式，献花，接着条件舒适地送回祖国，到达之后才动手把他们胡噜进去——在处理上海的俄侨方面时间拖得久些——在四五年手还伸不到那里去。但苏联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到那里，宣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法令：宽恕一切流亡分子。是啊，怎能不相信呢？政府总不能说瞎话吧！（不管真的是否有过这一条法令，——至少它对机关是没有约束力的）。上海的俄侨高兴得不得了。答应他们的条件是，想带多少东西就带多少东西，想带什么就带什么（他们带了小汽车走，这对祖国会有用的），在苏联想住哪里就住哪里；工作当然是完全按自己的专业。从上海把他们装上了轮船。轮船的命运就已经是各不相同了：有些轮船上不知为什么完全不供伙食。从纳霍德卡港（古拉格的一个主要递解站）下船以后的命运也是各不相同。几乎把所有的人都装上了货运列车，像犯人一样，只是还没有严格的押解队和警犬。有的给运到适于居住的地方，运到城市，真的让他们在那里住了两三年。另一些用列车直接送到劳改营，在外伏尔加地区的森林里的什么地方把他们卸下来，搬着白色大钢琴和花篮走下高峻的路基斜堤。从四八到四九年，那些幸存的远东归侨一股脑儿都被关了进去。

当我还是九岁的孩子的时候，对于读当时在我国书亭里随便实的B·B·舒利金的蓝皮小书的兴趣，超过读儒勒·凡尔纳。这是从那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世界来的声音，因而就是用最奇妙的想象力也不能推测到，过了还不到二十年，作者和我的脚步会以看不见的虚线在大卢宾卡的无声走廊里交叉起来。诚然，我同他本人相遇不是在当时而是再过二十年以后，但四五年春天我有时间仔细观察许多年老的和年轻的流亡分子。

我同博尔希骑兵大尉和马里尤什金上校一起作过体格检查，他们皱巴巴的暗黄色赤裸身体的惨相永远留在我的眼前，那已经不是活人的肉体而是两具干尸。他们是在快进棺材前被捕的，从几千公里以外把他们押到了莫斯科，这里，在一九四五年，以最郑重其事的方式对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反苏维埃政权活动进行了侦查！

侦查和审判方面的不合理现象成堆，我们对这些已经看得很习惯了，以至不再去区别它们的等级。这个骑兵大尉和这个上校是沙俄军队的基干军人。当电报传来消息说在彼得格勒皇帝已被推翻的时候，他们两人的年纪都已四十开外，他们在效忠沙皇的誓言下在军队里已经服务了二十年，现在硬着头皮（也许在心里暗暗说：“滚蛋吧！垮台吧！”）又向临时政府宣了誓。此外没有旁人要求他们向别的什么方面宣誓效忠，因为军队都瓦解了。他们不喜欢当时那种撕肩章、杀军官的秩序，他们自然要同其他军官联合起来为反对这种秩序而战斗，而红军自然也就要和他们打，并把他们赶到海里。但是在法律思想即使有些萌芽的国家里，—一有什么理由去审判他们，何况还是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这期间他们一直当老百姓，马里尤什金直到被捕也没做过什么事，博尔希诚然是在奥地利的哥萨克辎重队里抓到的，但明明不是在武装部队里，而是在辎重队的老人和妇女中间。）

然而，在一九四五年在我们的司法中心，他们被控犯有；以颠覆工农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武装侵入苏维埃领土（就是说，当有人在彼得格勒把俄国宣布为苏维埃的时候，他们没有立即离开这个国家）；帮助国际资产阶级（他们梦里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在各种反革命政府任职（就是在他们一生从属的那些将军手下任职）。第五十八条的所有这些分条（l、2、4、13）都是属于一九二六年，即国内战争结束后的六七年才通过的刑法典的内容！（法律追溯效力的经典的和丧尽天良的范例）此外法典第二条指明，它只适用于在苏俄领土上拘捕的公民。但是国家安全机关的铁手从欧亚所有国家里把十足的非公民一个个地揪了出来。关于时效我们就更不用说了：关于时效有一条灵活规定，即它不适用于第五十八条（“为什么要算老帐呀？……”），时效只适用于那些消灭本国同胞比整个国内战争所消灭的多出许多倍的自己家里培养的刽子手。

马里尤什金对过去的事情总算还记得清楚，关于从诺沃罗西斯克撤退的详细情形还能说得出来。但博尔希好似又返回了童年，他天真地嘟嚷着说，他怎样在卢宾卡庆祝了复活节：复活节前整整两星期他只吃半份口粮，把另一半留下来，逐渐用新鲜的倒换发硬的。就这样为了开斋他积蓄了七份口粮，于是复活节他就大吃了三天。

今天对他们起诉和审判——丝毫不证明以往他们有什么罪行。这仅是苏维埃国家的复仇行为：为了他们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曾反抗过共产主义，尽管从那时以来他们一直度着有家难归的流亡者的坎坷生涯。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亚谢维奇上校不同于这些流亡分子中的束手无策的木乃伊。对于他来说，国内战争结束后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显然并没有结束。他通过什么进行斗争，在何处和如何进行——他没有讲给我们听。但是好像在监室他仍有继续战斗的感觉。在我们大多数人脑子里，概念混乱，视线模糊而歪曲，而他对周围事物却显然有清楚明朗的观点，由于具有明确的生活立场——他的身体也经常保持着壮健、弹性、活力。他的年纪已在六十以上，脑袋完全秃了，不剩下一根头发，他熬过了侦查（像我们大家一样正等待着判决），当然从哪里都得不到帮助——却保持着年轻的、甚至红润的皮肤，在全监室中只他一个人做早操，在水龙头下冲冷水（我们大家则舍不得浪费监狱配给口粮提供的热量）。当板铺间空出一条走道时，他就抓紧时间——在这五六米的地方，用板正的步伐、板正的身姿，来回走步，手交叉在胸前，明亮而年轻的眼光好像透过墙壁望着狱外。

我们大家都为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感到吃惊，他却觉得周围发生的事情都在意料之内——正因如此，他在监室中是完全孤独的。

我一年后才理解了他在监狱中的行为：我又回到布蒂尔卡，在七十个监室之中的一间里我遇见了亚谢维奇的一些年轻的同案人，他们都已判了十年和十五年。在一张卷烟纸上印着他们整个集团的判决，不知何故却落在他们手中。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亚谢维奇，给他的判决是——枪决。原来他从桌子到门之间来回踱步时，用那没有衰老的眼光透过墙壁所看到的、所预见到的是这个呀！但是，忠于生活道路的毫不后悔的意识给了他以不寻常的力量。

在流亡分子中间也有我的一个同龄人伊戈尔·特朗科。我同他交上了朋友。两人都是衰弱的、干枯的，灰黄色的皮肤包着骨头（当真我们为什么这样垮了下来？我想是由于精神上的惘然失措）。两个人都是瘦长条儿，在布蒂尔卡放风的院子里，一阵夏风吹来就会摇晃，我们老是在一起迈着老年人的小心步子，谈论我们生活的对比。我与他在同一年生于俄国的南方。当我们两人还在吃奶的时候，命运之神就从他的破旧的袋子中掏出了一根短稻草塞给我，而给了他一根长的。于是他的小圆球儿就滚到了海外，虽然他的“白卫分子”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贫穷的报务员。

通过他的生活设想一下在国外的我这一代同胞的情况，使我感到强烈的兴趣。尽管家庭收入颇为有限甚至十分拮据，他们仍是在良好的家庭督导下长大的。他们都受到完美的教育，并尽可能地得到了深造的机会。他们是在不知道恐惧和镇压的环境中成长的，虽然在他们还没有壮大以前，各种白党组织的某种权威的压力曾经悬在他们头上。他们长大了，但没有染上那些笼罩整个欧洲青年的时代恶习（犯罪率高，生活态度轻率、无所用心、放荡）——这是因为他们好似在家庭的不可磨灭的不幸的阴影下长大的。他们生长在不同国家，但是都把俄国当做是自己唯一的祖国。他们的精神教育来自俄国文学，由于他们的祖国仅止于文学，文学的背后并不存在第一性的实体的祖国，因而更受他们珍爱。他们接触的现代出版物比我们范围广泛得多，内容充实得多，而偏偏苏联的出版物他们见到的很少，他们对这个缺陷感觉得最尖锐，他们以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才不能理解关于苏维埃俄国的主要的、最崇高最美好的东西，而他们所获知的都是歪曲、谎话、不完全。关于我们真实的生活他们只有最贫乏的概念，但怀念祖国之情是那么深切，如果在一九四一年对他们发出一声召唤，他们便会纷纷加入红军，甚至会感到去死亡要比活下来更为甜蜜。这批在二十五到二十七岁的青年已经有了并坚持了某些与年老将军和政治家们的意见不相符合的观点。例如，伊戈尔的小组是“非预决派”。他们宣称，没有与祖国分担过以往几十年的全部复杂重负的人，对于俄国的前途便没有任何决定权，甚至没有提出任何建议的权利，只能前去为人民所决定的东西贡献力量。

我们一起在板铺上躺过了许多时间。我尽可能地理解了他的世界，这个会见向我揭示了（以后其他的会见也证实了）一个观念，即内战时期相当大一部分精神力量的外流，从我国带走了俄罗斯文化的一个巨大而重要的分支。而每一个真正热爱俄罗斯文化的人都将力求使这两个分支——本国的和国外的——重新结合起来。只有那时，它才是完全的，只有那时，它才能显示出健康发展的能力。

我幻想着活到这一天。

人是软弱的，软弱的。归根结底连我们中间最固执的人在那年春天也想得到宽恕，决意牺牲许多东西来换取一小块生命。流行过这样一个笑话：“被告，你的最后陈述！”“送我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那里有苏维埃政权！还有——阳光……”我们不会有失去苏维埃政权的危险，倒是有失掉阳光的危险……。谁也不愿意到最远的北极地带去，不愿意去得坏血病，去得营养不良症。在监室里不知为什么特别盛行关于阿尔泰的传说。极少数以前去过那里的人，尤其是没有去过的人，把同监难友引入一场美梦：阿尔泰可是好地方！既有西伯利亚的辽阔，又有温和的气候。小麦堆满岸，蜜糖流成河，草原和山岭，羊群、野物、鱼虾。人烟茂盛的富裕的农村……

囚犯们关于阿尔泰的憧憬——是否是旧时农民对它的憧憬的继续？在阿尔泰曾经有过所谓内阁的土地，因为这个缘故，它与西伯利亚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对移民在长时间内是比较不开放的。——但农民们最向往的正是上那里去（并且不断地向那里移居）这种持久的传说是否由此而来的呢？

啊，往这个安静地方躲起来吧！听听雄鸡在清新空气中的清脆响亮的歌声！抚摸抚摸善良严肃的马胜！一切伟大的问题统统见鬼去吧，让别的什么人，傻一点的人去为你们伤脑筋吧。躲开侦查员的骂娘和对你全部生活的厌人的盘诘，躲开监狱门锁的响声，躲开监室里令人窒息的闷热，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我们都只有一次生命，它是渺小短促的——而我们却作孽地把它塞到别人的机枪下面去，或者带着它，带着这纯洁无暇的生命钻到政治的肮脏垃圾堆里去。那里，在阿尔泰，似乎可以住在靠近森林的村边上最低矮最黑暗的小房子里。不是为了检树枝，不是为了摘蘑菇，而是随便往森林里走走，搂住两根树干：我的亲爱的！我再也不需要什么了！……

那一年的春天本身就呼唤着人们的善心：它是如此浩大的战争结束的春天！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的我们这样的囚犯正流入监狱，还有大大超过此数的囚犯在劳改营中等着我们，取得空前伟大的世界性胜利之后，怎么可能把那么多的人留在监狱里？现在把我们关着大概只不过是吓唬吓唬，好使我们记得牢些吧。当然会颁布大赦，我们大家很快就会被放出去。有人甚至赌咒发誓说，他亲自在报上读到过，斯大林回答美国记者（姓名吗？——我记不得了……）时说，战后我国将实行一次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大赦。侦查员也确实亲自对什么人说过很快要宣布普遍的大赦（这些传闻对侦查员是有利的，它们能够削弱我们的意志：算了，签字吧，反正不会呆久的）。

但是——对于善心需要有理智。

我们中间少数头脑清醒的人说什么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从未对政治犯实行过大赦——而且永远不会，我们听不进去这类丧气话。（一个熟知监牢掌故的眼线还跳出来回答：“在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所有的监狱都空了，在上面挂起了白旗！”这种监狱上挂白旗的惊人景象——为什么是白旗？——特别使人动心。）我们没有理会我们中间那些明白事理的人的解释：正是因为战争已经结束，所以我们几百万人才去蹲在这里——前线再也不需要我们，对于后方，我们是危险分子，而在遥远的建筑工地上没有我们连一块砖也放不上去（我们心里还有个人利益作怪，所以不能领会斯大林的纵然不是恶毒的，至少也是简单的经济上的打算！现在有谁在复员以后还愿意抛弃家庭、房子，到那还没有道路，还没有房屋的科雷马去，到沃尔库塔去，到西伯利亚去？这已经几乎是国家计委的一项任务：给内务部下达抓人的控制数字）。大赦！我们等待和渴望着的宽大、广泛的大赦！据说，在英国甚至在加冕周年纪念都有大赦，就是说每一年都有大赦！

在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周年纪念日曾经大赦了许多政治犯。在取得了一个世纪甚至超过一个世纪规模的胜利后，难道现在斯大林的政府还将这样斤斤计较地记仇，还将对自己每个小小公民的每个差错和失足那么念念不忘吗？……

一个简单的真理，但要悟出它也需要饱经痛苦：值得祝福的不是战争中的胜利而是战争中的失败。胜利为政府所需要，失败则为人民所需要。在胜利后还想胜利，在失败后则想自由——而且一般能够争取自由。失败之为人民所需要，正如苦难和灾祸之为个别的人所需要一样：它们迫使他深化内心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变得崇高。

波尔塔瓦的胜利对俄国是一个不幸：它引起了两个世纪的极大紧张、破坏、不自由——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新战争。波尔塔瓦的失败却使瑞典人得救：失去了打仗的愿望后，瑞典人成了欧洲最繁荣昌盛和自由的民族。

我们已经那么习惯于为我们对拿破仑的胜利而自豪，以至忽略了一个情况：正是由于这个胜利，农民的解放才没有早半个世纪发生（法国的占领对俄国并非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而克里米亚战争却给我们带来了自由。

那年春天我们相信大赦——这毫不新鲜。你同老囚犯们谈谈就清楚：这种对仁慈的渴望和对仁慈的信仰从来没有离开过监狱的灰色墙壁。十年接着十年，各种来源的囚犯总是期待、总是相信：要么会有大赦，要么会有新的法典，要么会有对案件的普遍复查（而且传闻总是得到机关的巧妙谨慎的支持）。十月革命的某个周年，列宁的纪念日和胜利纪念日，红军纪念日或巴黎公社纪念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届例会，每个五年计划的结束，最高法院的每次全会——凡是囚犯的想象力能为期待着的解放天使下凡安排的日子都安排到了。而且囚犯们的成分越是希奇古怪，囚犯来源之广泛越是离奇荒唐，——他们也就越多产生对大赦的信仰，而不是头脑清醒的估计。

所有的光源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太阳相比。而太阳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同样，世界上的一切期待都可以与期待大赦相比，而期待大赦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

一九四五年春天，每个新来的人一进监室，大家首先就问他听到过什么关于大赦的消息没有？如果两三个人拿着东西从监室被带走——监室里的行家们马上对照他们的案情推断说，他们的案情最轻，当然是带去释放的。这就开始了！在厕所里，在洗澡房里，在囚犯的邮局里，我们的积极分子到处找寻大赦的痕和记载。突然，在布蒂尔卡洗澡房著名的紫色前室里，我们于七月初读到了用肥皂在比人头高得多的地方的紫釉砖上写的预言（说明是站在别人肩上写的，免得很快被擦掉）：

“乌拉！！！七月十七日大赦！”

我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呀！（如果他们不确实知道，就不会写出来！）心脏、脉搏、血液，在欢乐的冲击下都停了下来，牢门快打开了……

但是——对于善心需要有理智……

七月中旬，我们监室中的一个老头儿被走廊看守派去打扫厕所，在那里，看守同情地望着他的一头白发，私下（如有第三者在场他未必敢说）问他：“老爷子，犯的是哪一条？”家里老少三代为他哭泣的老头儿心里一阵高兴：“五十八条。”看守叹口气说：“不在里面。”瞎说——监室里一致断定——这个看守根本没有水平。

在这监室里有一个年轻的基辅人瓦连金（姓不记得了），他有着一对大大的女人似的漂亮眼睛，侦查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他无疑是一个预见者，这个本领也许只是在当时的兴奋状态下产生的。不止一次，他早上在监室里走一圈，指指这个指指那个：今天你和你将被带走，我梦见了。果然他们给带走了！正是他们！话又说回来，囚犯的心灵是那么倾向于神秘主义，以至见到预言的应验几乎不觉得奇怪。

七月二十七日瓦连金走到我身边说：“亚历山大！今天是我和你了。”接着向我讲了一个带有监狱梦境一切特征的梦：混浊的小河上架着一座小桥，十字架。我开始收拾起东西，真地没有白做：在喝了早茶以后就把我和他叫走了。全监室以热闹的良好祝愿欢送我们，许多人担保说，我们准是给带去释放的（从对我们的轻微案情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你可以真心地不相信这个，不允许自己相信，你可以说几句笑话挡回去，但是，地球上最热不过的一把火红的铁钳突然夹紧你的心：要是真的呢？……

从不同的监室里提出来二十来个人，起先把我们带进洗澡房（在每个生活的转折点上囚犯首先应当经过洗澡房）。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半小时光景的时间去猜测和思考。然后，热出了一身大汗、遍体感到舒服的我们——被带过布蒂尔卡内院的一个苍翠的小花园，那里的鸟儿（多半只是麻雀）叫得似乎要震破我们的耳鼓，树木绿得使不习惯的眼睛感到难以忍受地鲜明。我的眼睛从来没有像在那个春天里那样强烈地感受到树叶的绿色！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比布蒂尔卡小花园更接近于天堂的东西，而沿沥青小道走过这个花园从来也没有超过三十秒钟！

把我们带到了布蒂尔卡“车站”（接收和发送囚犯的地方；名称很中肯，而且那里的主要前厅颇像一个不错的候车室），赶进了一间宽敞的大隔离室。里面光线半明半暗，有清洁的新鲜空气：它唯～的一扇小窗开得很高，不带笼口。它就向着那个阳光明媚的小花园开着，经过打开的气窗，卿卿喳喳的鸟叫声使我们耳朵发聋，一根碧绿的树枝在气窗孔里晃动，给我们大家以自由和回家的希望。（真好呀！这样好的隔离室我们从来还没有蹲过！——这不会是偶然的：）

我们大家都是属于特别庭管辖的。如此说来，我们的案子全是区区小事。

三个小时谁也没有来管我们，谁也没有来开门。我们在隔离室里走来走去，走累了就在瓷砖砌面的长椅上坐下来。而树枝老是在窗孔外晃呀，晃呀，麻雀发了狂似地对叫着。

突然，门轰隆一声打开了，传唤我们中间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安静的会计出去。他走了出去，门又锁上。我们更加起劲地在我们的匣子里来回走动，像热锅上的蚂蚁。

又是开门的响声，传走了另一个，送回原来那个。我们向他拥过去。但这已经不是他了！他脸上的生命停止了，他睁开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他恍惚地在隔离室的光滑地板上摇摇晃晃地移动。他受到脑震荡吗？他被烫衣服的板子打昏了吗？

“什么？什么？”——我们屏息地问（如果他不是刚坐过了电椅，那至少已经向他宣布了死刑判决）。他用宣告宇宙末日来临的那种声调挤出了两个字：

“五！！年！！！”

门又响了——回来得那么快，好像上厕所去解了个小手。这个人喜气洋洋地回来了。显然是把他释放了。

我们怀着失而复返的希望聚集在一起问：“怎样？怎样？”他甩了一下手，笑得喘不过气来：

“十五年！”

这真是太荒唐了，荒唐得难以马上相信。

第七章　在机器间

在布蒂尔卡“车站”旁边的隔离室即著名的搜身室（在那里搜查新来的犯人，面积相当宽敞，足够五、六名看守一次处理二十个犯人）里面，现在没有什么人，粗糙的搜身台空着，只是在旁边，在一盏小电灯下，有一个衣着整洁的黑头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少校坐在一张临时搬来的小桌旁边。耐心忍受的无聊就是他脸部的主要表情。他明知道这样把犯人一个个地带进带出是白白浪费时间。凑齐犯人的签字本来有快得多的办法。

他指指自己桌子对面的一张凳子让我坐下，问了问姓名。在他面前的墨水瓶的左右两面，各放着一叠只占半张打字纸的一式一样的文书，和房管所发的燃料证或机关开的购买办公用品介绍信同样大小。少校翻了翻右面的一叠，找到了与我有关的那张文书。他把纸抽了出来，用平淡的语调快速地念了一遍（我明白了给我的是八年），马上就在背面用自来水笔写上，文本已于今日向我宣读。

我的心没有多跳半下事情的经过太平常了。难道这就是我的判决书我一生的决定性的转折？我想要激动一下，好好感受一下这个时刻但怎么也办不到。而少校已经把那张文书反面朝上向我推过来。一根插着劣质笔尖、带着从墨水瓶里挂出来的毛毛的七戈比一支的学生用泊水钢笔已经放在我的面前。

“不，我应当自己读一下。”

“难道我会骗你吗？”少校懒洋洋地反对说。“好吧，拿去读吧。”

这才勉强地松开拿着文书的手。我把它翻了过来，故意慢慢地、不是一个词一个词地、而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细看起来。它是用打字机打印的，但在我面前的不是正本，而是副本：

难道我就应当这样简简单单地签上名，然后不声不响地走掉？我望了少校一眼他会不会向我说点什么，会不会作些说明？不，他没有这种打算。他已经向站在门口的看守点头示意准备带下一个。

为了使这个时刻哪怕稍有一点重要色彩，我悲剧性地问他：

“但这是多么可怕！八年！为了什么？”

自己也感到，我的这些话听起来是虚假的：无论我无论他都没有感到什么可怕。

“就在这里。”少校再一次指给我在什么地方签名。

我签了名。因为我想不出来还能做什么。

“那就请允许我在您这里写份申诉吧。因为判决是不公正的。”

“按规定程序办。”少校机械地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一面就把我的那张文书放在左面的一叠上。

“走吧！”看守向我下了命令。

于是我便未了。

（看来，我脑子太慢。格奥尔吉·登偌得到的诚然是二十五年，但他是这样回答的：“这不等于无期吗！先前宣判无期徒刑要打鼓，要召集众人。你们这里倒好，像领肥皂一样二十五箱，推走吧！”

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拿起笔来在背面写上：“坚决抗议恐怖主义的非法判决，要求立即释放。”宣判的人起初耐心地等着他写，读了以后勃然大怒，把这张判决摘录撕个粉碎。没有关系，刑期依然是有效的：这本来只是一个副本。

薇拉·科尔涅耶娃一直预料是十五年，她喜出望外地看到文书上印的只有五年。她爽朗地笑了起来，赶紧签了字，生怕被收回。军官有点疑惑：“你明白了我给你念的什么吗？”“明白，明白，非常感谢，五年劳动改造营！”

对匈牙利人罗札什·亚诺什，他的十年刑期是在走廊里用俄语宣读的，并且没有翻译。他签了名，却不明白这就是判决，过后好长时间一直等待开庭审判，最后在劳改营里模糊地想起这件事来，才猜到了。）

我面带笑容回到了隔离室。奇怪，随着每一分钟过去，我越来越感到愉快和轻松。大家回来都带着“十元券”，瓦连金也是。我们今天这伙人中，那个发了神经的会计（他直到现在还不懂人事地坐在那里）得到刑期最短，是幼儿园的期限，其次是我。

在灿烂的阳光下，在七月的微风中，窗外的那根树枝仍在愉快地晃动。我们热闹地闲聊着。隔离室各个角落愈来愈多地爆发出笑声。我们笑一切进行得这么顺当；笑那个惊魂不定的会计；笑我们早上抱的希望；笑监室里怎样送别我们，怎样约定在送牢饭时做暗号四个土豆！两个环形小面包！

某些人断定说：“大赦是会有的！这不过是走走形式，吓唬一下，让我们记得牢些。斯大林对一个美国记者说过……”

“记者姓什么？”

“姓什么不知道。……”

这时叫我们拿起东西，排成双行，再次把我们带过这个充满夏意的奇妙的小花园。往哪里去呀？又上洗澡房！

这使我们哄堂大笑起来真有这样的糊涂虫！我们一面笑着，一面脱衣服，挂在今天早晨才挂过的钩子上，送进今天早晨才送进的蒸衣室。笑着领取了一片难闻的肥皂，走进宽敞的有回声的洗澡房去洗掉没有染上的污垢。我们溅着水，把干净的热水往自己身上倒呀，倒呀，像考完最后一门功课后进了澡堂的小学生们似地嬉戏着。这种使人净化、使人轻松的笑声，我认为甚至不是一种病态，而是对机体的积极保护和拯救。

瓦连金一面擦着身子，一面向我安慰地、舒畅地说：

“没有关系，我们还年轻，我们还要生活。主要的是现在一步也不能走错。我们上劳改营去一句话也不要跟谁说，免得再给我们搞上新的刑期。我们将诚实地干活再就是沉默．沉默。”

他，斯大林磨盘中间的一颗天真无邪的谷粒，曾如此相信这个纲领，曾这样抱着希望，真想同意他的看法，舒舒服服地服满刑期，然后把经过的种种从脑里一笔勾销。

但是我内心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如果为了生活而必须不生活那又是何苦呢？……

不能说特别庭是革命以后想出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给了不合她心意的记者诺维科夫十五年，可以说是采取了特别庭做法的，因为没有把他交付法院审判。并且所有的皇帝都曾家长式地时而把一些不合他们心意的人不经法院审判而放逐。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实行了根本性的司法改革。好像统治者和臣民都开始养成对社会的类似法制观念的东西。然而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柯罗连科还观察到一些代替司法审判的行政制裁事件。他自己就曾在一八七六年与两个大学生一起，不经审判和侦查而依国家财产副大臣的命令遭到放逐（特别庭的典型事例）。另一次他与兄弟一起不经审判而被流放到格拉佐夫。柯罗连科给我们指名道姓说出来的有费多尔·波格丹一个上告到沙皇的农民请愿代表，后被放逐；皮扬科夫，他经法院宣告无罪但奉偷令被流放；还有其他几个人。

这样，传统像一条虚线似的在延续着，但是它太松散，并且只能适合那种沉睡着的而不是向前跃进的亚洲国家。再者，这是一种无人负责现象：谁是特别庭呢？一会儿是沙皇，一会儿是总督，一会儿又是副大臣。还有，对不起，如果连姓名和事件都可以—一列举的话，它的气魄还实在太小。

气魄是从二十年代开始具备的，那时为了经常地绕过法庭建立了各级常设的三人小组。起初甚至骄傲地加以标榜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人小组！审理人员的名字不仅不隐瞒，而且还大肆宣扬！在索洛维茨谁不知道著名的莫斯科三人小组格列布·博基、武尔和瓦西里耶夫？！何况TPOHKA又是个多么响亮的字眼！在这个字眼里，马车轭下的小铃铛响声隐约可闻，谢肉节纵情疾驰的景象依稀可见，同时又夹杂着一种神秘感：为什么叫“三人小组”？这是什么意思？法庭也不是四人组成的呀！但三人小组却不是法庭！而更大的神秘感在于它是不露面的。我们没有到过那里，没有看到过，只给我们送来了一张文书：签字吧。实际上三人小组比革命法庭还可怕。而且后来它还与世隔离了，裹得紧紧的，关在单独的房间里，姓名也瞒起来。于是，我们就习惯于认为三人小组的成员是不吃、不喝、不在人们中间走动的。他们一旦进入了评议室就永远留在那儿了，只是经过打字员给我们送来判决（而且阅后退回：这样的文件是不能留在手头的）。

这些三人小组（为牢靠起见，我们用的是多数，好像讲到群神众仙那样，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适合以下的绝对需要：一旦抓过去就不能放出来（它类似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技术检验科：不许出废品）。如果一个人真的无罪，而且实在没有法予审判他，那就叫他通过三人小组得到自己的“减三十二”（省会）“”或者流放两三年，再一瞧一只耳朵上的毛已经被剪光了，他已经永远打上了记号，从今以后就是“累犯”了。

（请读者原谅，我们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用了“罪”的概念，什么有罪、无罪之类。不是向我们解释过了吗，问题不在于个人的是否有罪，而在于社会危险性；如果是社会异己分子，无罪也可关进监牢，如果是社会亲近分子，有罪也可释放。但是，如果我们二十五年来据以生活的一九二六年法典本身，也因“不可容许的资产阶级立场”、“阶级观点不充分”、“依行为轻重程度量刑的资产阶级态度”而受到了批判。）那末，我们这些法律的门外汉更是有情可原的。

可惜我们无缘写出这个机关的引人入胜的历史。国家政治保卫局整个存在期间进行缺席定罪时是否一直有枪毙人的权利？（如像一九二七年对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帕维尔，多尔戈鲁科夫，一九二九年对帕尔钦斯基，冯·梅克和维利奇科。）是否仅在证据不足但本人显系社会危险分子的情况下才采用三人小组的方式，或许比这更随意些？后来在一九三四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悲哀地改称内务人民委员部时，白石城中的三人小组如何开始称为“特别会议”，而各州的三人小组如何开始称为州法院专门庭，也就是由三名法院人员组成、没有半个人民陪审员、永远秘密开庭的那个庭。从一九三七年起在各州和自治共和国里又增添了由州委书记、州内务局局长和州检察长组成的另一种三人小组。（这些新的三人小组头上是莫斯科的由内务人民委员及苏联总检察长组成的简简单单的二人小组您得同意，总不便于请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作为第三个成员来参加会议吧？）当时从一九三八年末起，这些三人小组啊，二人小组啊，都不知不觉地消散了（须知连叶若夫也栽了）但同时我们亲爱的OCO（特别庭）却更加巩固了，把缺席的和不经审判的处分权先为十年以下，后来到十年以上，后来包括枪决接收了过来。亲爱的OCO的风光日子延续到一九五八年，直到我们的恩人贝利亚跌跤子的时候。

它存在了十九年，可是你问：我们那些衮衮诸公中谁参加过这个机构；多长时间开一次庭，每次多久；有茶没茶，吃什么茶点；这种讨论本身是怎么进行的讨论时互相交谈还是连谈都不谈？我们写不出来—一因为不知道。我们只是风闻，特别庭的实质是三位一体，虽然现在说不出它那些勤恳的审理员的姓名，但知道那里派有常任代表的三个机关党中央一个，内务部一个，检察院一个。然而如果哪天我们发现根本没开过什么庭，在编的只有几个负责从不存在的笔录中编造摘录的经验丰富的女打字员，和一名领导女打字员的办公室主任，那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女打字员确实会有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保证！

特别庭无论在宪法上、无论在法典里都没有提到，然而却是一台最方便的绞肉机它没有己见、要求不高，而且不需添加法律的润滑油。法典是一回事，特别庭是另一回事，它很容易运转，而不需要法典的全部二百零五个条文，不使用它们，也不提及它们。

正如劳改营里开玩笑说的：无法［庭]无法，有［特别]庭就行。

当然，为了方便起见，它也需要有某种输入密码，因此它给自己制定了一些很便于应用的（不必伤脑筋去适应法典提法）而在数目上连小娃娃也记得住的大写字母条文（其中一部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

反苏宣传

反革命活动

反革命托洛茨基活动加上了“T”（托）这个小小的字母的犯人在劳改营中的日子难过百倍。

间谍嫌疑（超出嫌疑范围的间谍行为移交给军事法庭处理）

引起（！）间谍嫌疑的联系

反革命思想

怀有反苏情绪

社会危险分子

社会有害分子

犯罪性活动（对于过去的劳改犯，如果再也排不出什么毛病来，他们很喜欢给他们扣上这一条）

最后，还有一个容量很大的条文：

家属（依上述大写字母中任何一条被判刑的人的家属）。

不要忘记，这些大写字母代表的罪名，并不是均匀地分配给各种人物，分布在各个年代，而是同法典条文和法令项目所规定的犯罪一样，像流行病似的一阵阵突然发作的。

还要附带声明：特别庭根本不认为自己有权给人判决！它给的不是判决！它科以行政处分，仅此而已、所以它享有法律上的自由是很自然的。

但是，行政处分虽然不认为自己具备司法判决的效力，它的期限可以达二十五年，并包括；

剥夺称号和奖励；

没收全部财产；

秘密监禁；

剥夺通讯权。

因此，比之简陋的司法判决，特别庭的决定使一个人从地面上消失得更加牢靠。

特别庭还有一个重要优点是，对它的决定是不能申诉的没有地方可以提出申诉；既没有比它高的任何审级，也没有比它低的任何审级。它只服从于内务部长、斯大林和魔鬼。

办案迅速也是特别庭的一大优点：它只受打字技术的限制。

最后，特别庭不仅不需要亲眼看到被告本人（从而减轻了监狱之间运输的负担）甚至也不要求看到被告的照片。在监狱人满为患的时期，它还能提供一条方便，那就是，一终结侦查，犯人就不再占用监狱的一块地面，不再吃白给的面包，而是立即送往劳改营去诚实劳动。他可以很晚以后再读到摘录的副本。

在优待的情况下，有时这样办，犯人在目的地车站下车；叫他们马上跪在路基旁边（这是防止逃跑，结果成了向特别庭祷告），当即向他们宣读判决。也有另外的做法：在一九三八年，一批递解到别列波尔的犯人既不知道自己触犯了什么条文，也不知道刑期，而前来接收他们的文书却已经知道了，并且当即在名单中找到：（社会有害分子）五年。

另一些人在劳改营已经劳动了许多个月，却还不知道判决。在此以后（据H·多勒里亚克所述）让他们隆重地列队不是在一个随便的日子，而是在悬挂起红旗的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宣读了斯大林省三人小组的判决（特别庭在忙不过来的时期毕竟还是。分散了）：每人各得十年到二十年。我的劳改营小队长辛汉勃留霍夫就在那个一九三八年随着一整列车的未决犯从切利亚宾斯克被送往契列波维茨。几个月过去了，犯人已经在那里工作。突然，在冬天的一个休息日（请注意利用哪些日子！看出特别庭的好处了吗？）在酷寒中把他们赶到院子里，排好队，走出一个外地来的中尉，自我介绍说，是被派来向他们宣读特别庭的决定的。他这个年轻人倒并不狠毒，斜眼瞧了瞧他们的开口鞋子，瞧了瞧冰柱上的阳光说：

“其实，伙计们，干吗你们要在这里挨冻呢？你们知道，特别庭给你们大家的都是十年，只有很少很少的人给八年。明白了吗？解散！……”

但是，有了特别庭的这种露骨的机器处理还要法院干吗？已经有了使你无法跳下来的不发噪声的现代电车，还要铁轨马车干吗？是为了养活审判人员吗？

这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国家完全没有法院有点不成体统而已。一九一九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纲领中写道：力求做到使个体劳动居民人人参加行使审判员的职责“人人参加”没有做到，当审判员是个细活儿，可是完全不要法院也不行啊！

其实，我们的政治法庭各省法院的专门庭、军事法庭，以及所有的最高法院都一致地在向特别庭看齐，它们也没有受到公开诉讼程序和两造辩论之类的麻烦事的拖累。

它们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特别是不公开审理。它们为了自己方便，首先是不公开的＾

我们已经那么习惯于几百万几百万的人在不公开的庭上被判刑，我们已经那么安干这种情况，以至有的被判刑人的糊涂儿子、兄弟或侄子还自以为满有道理地对你嗤之以鼻：“照你说该怎么办呀？看来，案情一定关系到……会让敌人知道！绝不能……”

因为怕让“敌人知道”，我们就把自己的头夹在自己的两腿中间。现时在我们祖国，除了书蛀虫以外，有谁记得，那个向沙皇开过枪的卡拉科佐夫，还被给予了一名辩护人？对热里雅鲍夫和所有的民意党人都是公开审判的，一点也不怕“土耳其人知道”？薇拉·扎苏里奇开枪射击了那个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莫斯科内务局长的人（虽然子弹从头分飞了过去没有射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在刑讯室里，不仅没有不公开地加以审判，而是由陪审员（不是三人小组）在公开的法庭上宣判无罪而她便坐上轿式马车凯旋而归了。

我并不想用这些比较来说明，俄国某时曾经有过完善的法院。大概，当之无愧的法院应是最成熟的社会最晚期的产物，或者至少需要有一个所罗门皇帝出来。弗拉基米尔·达里指出，在改革前的俄国，“未曾有过一则称赞法院的谚语”！这多少说明点问题吧！好象，称赞地方行政长官的谚语也一个都没有来得及形成。但是一八六四年的司法改革毕竟至少使我们社会的城市部分走上了通向英国典范的道路。

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并未忘记阳思妥耶夫斯基对我们的陪审法院的责难（《作家日记》）：滥用律师的雄辩术（“陪审员先生们！一个女人如果不杀死自己的情敌，那还算个什么女人？……陪审员先生们！你们中间谁不会把婴儿扔到窗外去呢？……”），陪审员一时的冲动可以压倒公民的责任。但是，阳思妥耶夫斯基所担心的不是那种他应当担心的东西。他认为公开的审判是已经永远争取到手的东西！……（是呀，他的同代人中谁能相信会有特别庭呢？……）在另一个地方他也写道：“与其错杀人，宁可错放人。”啊，说得对，说得对！

滥用雄辩术不仅是正在形成中的法院的一种弊病，而且还要更广泛些它是已经确立的民主制（已经确立，但已失去自己的道义目标）的一种弊病。仍是英国给我们提供例子：反对派的首领为了使自己党占上风，可以毫不难为情地把言过其实的国内不良状况归咎于政府。

滥用雄辩术这是坏事。但对于滥用木公开审理又能用什么话来形容呢？阳思妥耶夫斯基向往的是这样一种法院，在那里，检察官应当说出为了替被告进行辩护所需要说的一切。这我们还需要等待多少世纪呢？暂时，我们的社会经验告诉我们的是存在着数不清的这样一类的辩护律师，他们干的是向被告提出指控（“作为一个正直的苏联人，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我在分析这些罪恶行为时不能不感到厌恶……”）。

在不公开的法庭上多么好呀！不需要穿法官的长袍，还可以把袖子卷起来。工作起来多么轻松呀！没有麦克风，没有记者，也没有听众（不，为什么没有，有是有的，但那是侦查员们）。例如，在列宁格勒省法院，他们白天去听审案，看看他们的侦查对象的表现，然后在夜里到监狱里去拜访那些应当教训一下的人。

我们的政治法院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工作中的确定性。就是说它的判决是预先决定的。

还是那本《从监狱到……》对书籍硬塞给我们的资料：预先决定判决的做法，是早就有的事情，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法院的判决就已受着统一的行政和经济方面的考虑的调节。从一九二四年起，由于国内存在失业现象，法院减少了居家劳改的判决数量，而增加了短期监禁的判决（指的当然是日常生活犯）。因此就发生了监狱挤满短期服刑犯（六个月以下的）和没有充分利用他们在劳改营工作的情形。一九二九年初，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以第五号通令指责了判处短期服刑的做法，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十月革命十二周年前夕及转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刻）的决定干脆禁止判处一年以下的刑期！

审判员事先知道或者是关于他办的具体案子，或者是按照上级指示总的精神要求他怎样判决。（须知审判员房里一般还是装着电话的呀！）有时甚至照特别庭的做法，把所有的判决都事先打印好，以后只用手填上姓名。如果有个斯特拉霍维奇在审判庭上惊叫起来：“我怎么能被伊格纳托夫斯基收买呀，那时我才刚满十岁！”那时审判长（列宁格勒军区军事法庭，一九四二年）只需吆喝一声：“不准诽谤苏联的侦察机关！”一切早都决定好了：整个伊格纳托夫斯基集团统统枪决。只是有一个和这个集团沾一点边的利波夫；集团里的人谁都不知道他，他也谁都不知道。好吧，那就给利波夫十年算了。

预先决定判决一它使审判员的艰难生活变得多么轻松呀！甚至与其说是脑子的轻松不用思考，不如说是道义上的轻松：它使你解除了担心在判决上出错而使自己的子女成为孤儿的苦恼。甚至像乌尔里赫那样穷凶极恶的审判员—一哪一项大规模枪决的判决不是他嘴里宣布的？预先决定判决的做法也使他变温和了。例如，在一九四五年，军事审判庭审理“爱沙尼亚分立主义者”的案件。当审判长的是矮小结实、和和气气的乌尔里赫。他不仅不放过与同事开玩笑的机会，而且不放过同犯人开玩笑的机会（这不就是人情味嘛！新的特点。哪里见过？）。他得知苏济是个律师，便微笑着对他说：“瞧，您的职业对您有用了！”是呀，他们之间有什么可争论的？干吗要发火？审判依照令人惬意的程序进行：坐在审判员席上可以抽烟，有愉快的时间—一美好的午间休息。到傍晚该去合议了。谁在夜里评议呀？让犯人们在桌旁坐一宵，而自己便各自回家。早晨来上班，一个个神清气爽，脸刮得干干净净的，上午九时整：“起立，现在开庭！”—一犯人各得一张“十元券”。

如果有人责备说，特别庭至少不虚伪，而这里却假仁假义—一装样子在评议，不，我们将坚决反对！坚决反对！

最后，第三个特点是辩证法（从前粗俗的说法是：“人嘴两张皮，怎么说都有理”）。法典不应当是审判员路上固定不变的石头。法典的条文都已经有了十年、十五年、二十五年迅速流逝的生命，并且，正如浮士德所说：

“整个世界都在改变，一切都在飞奔向前，

而我却不敢违背诺言？”所有的条文都附生了一大堆的解释、指示、细则。如果被告的行为不在法典范围之内，那还可以采用下述办法判刑：

类推（多方便！）

干脆根据出身（刑法典第七、三十五条，属于社会危险阶层）

因同危险人物有联系（天网恢恢！什么样的人是危险人物以及有什么联系这只有审判员明白）。

对于颁布的各项法律，用不着在明确性上去挑毛病。例如，一九五0年一月十三日颁布了一项关于恢复死刑的法令（恐怕它从来也没有在贝利亚的地下室里废除过）。写着：可以对破坏和暗害分子处以死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喜欢这样做：不把话说清楚，只做暗示。这里是否只指那些用梯恩梯去破坏铁轨的？没有写明。什么叫“暗害分子”？我们早就知道；谁生产了劣质产品谁就是暗害分子。那末，谁是破坏分子呢？譬如说，如果在电车上谈话破坏了政府的威信，算不算？或者嫁给了一个外国人难道这不是破坏了我们祖国的尊严吗？……

实际上不是审判员在判案审判员只领工资，是指令在判案！三七年的指令：十年二十年枪决。四三年的指令：二十年苦役绞刑。四五年的指令；平均各判十年附加剥夺权利五年（三个五年计划的劳动力）。四九年的指令：平均各判二十五年。（因此，真正的间谍舒尔茨，柏林，一九四八年可能得到十年，而那个从来没有当过间谍的根特·瓦施考却得到二十五年。因为他赶上了浪头一九四九年。）

机器在冲压。一个人一旦被捕，在国家安全机关门口被割掉钮扣，他的一切权利从此就被剥夺了，刑期是逃不了的。法律工作者们已经那么习惯于这种情况，以至在一九五八年闹了个大笑话：在报纸上发表了新的《苏联刑事诉讼纲要》草案，却忘了在里面写进关于可能做出无罪判决的内容。政府报纸（参看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消息报》）温和地责备说，“可能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们的法院只能作出有罪判决。”

如果站到法学家们的立场，便会觉得：既然连全国普选也只有一名候选人，那末，说实话，审案子为什么必须有两种可能的结局？而且无罪判决在经济上也是一种胡闹！因为这就是说，情报人员、行动人员、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监狱的内部警卫、押解人员大家全都白干了！

这里讲一件简单而典型的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一九四一年，在我们驻扎于蒙古的无事可为的军队里，契卡行动处需要表现出一点积极性和警惕性。正和帕维尔·丘尔佩涅夫中尉争风吃醋的军医洛佐夫斯基摸准了这个气候。他私厂向丘尔佩涅夫提出了三个问题：1．你是怎样想的为什么我们在德国人面前退却？（丘尔佩涅夫：他们的技术装备多，而且动员得早。洛佐夫斯基：不，这是一种策略，我们是诱敌深入。）2．你相信盟国的援助吗？（丘尔佩涅夫：相信他们会援助，但不是无私的。洛佐夫斯基：他们将欺骗我们，一点也不会援助。）3．为什么派了伏罗希洛夫去指挥西北前线？

丘尔佩涅夫回答了也就忘掉了。而洛佐夫斯基却写了个小报告。丘尔佩涅夫被叫到师政治部，开除出共青团：罪名是抱有失败情绪，吹捧德国技术装备，贬低我国指挥部的战略。发言最激昂慷慨的是团小组长卡里亚金（丘尔佩涅夫见过他在哈勒欣战斗中的胆小鬼表现，他现在有了方便机会一劳永逸地收拾掉见证人）。

逮捕。只同洛佐夫斯基作了唯一的一次当面对质。侦查员没有盘问他们上次的谈话。只提出一个问题：你认识这个人吗？认识。证人，你可以走了（侦查员怕控告被驳倒）。

在地坑里蹲了一个月弄得精神沮丧的丘尔佩涅夫，在第三十六机械化师的革命法庭面前受审。出庭的有师政委列别捷夫、政治部主任斯列萨列夫。甚至没有传证人洛佐夫斯基出庭（然而，为了办好伪证手续，审判以后将会取得洛佐夫斯基和政委谢廖金的签名）。法庭提的问题是：你同洛佐夫斯基有过一次谈话吗？他问了你什么？你是怎样回答的？丘尔佩涅夫老实地作了报告，他还是不明白自己有什么罪。他天真地叫起来：“可是许多人也都在议论呀！”法庭反应很快：“是谁？说出姓名来。”但丘尔佩涅夫不是他们那一路货！让他作最后陈述。“我请求法庭再一次考验我的爱国感情，给我一项赴死的任务！”淳朴的勇士还说：“让我，还有那个诽谤我的人，两人一起去！”

哎，不，在人民中消除这种骑上式的作风正是我们的责任。洛佐夫斯基应当发药面，谢廖金应当教育战士。你死掉或者不死掉难道有什么重要意义？重要的是我｛I］在坚决捍卫。审判员们退庭，抽了抽烟后重新入席：十年劳改附加剥夺权利三年。

战争期间这样的案子在每个师里何止十起（否则供养军事法庭就太不合算）。一共有多少帅—一请读者算一算。

……军事法庭一次次的开庭彼此相似得使人厌烦。一个个橡皮手套似地无个性无感情的审判员使人厌烦。判决都是从传送带里输出来的。

大家都装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但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演一场草台戏，那些押解队的小伙子们对这点最清楚，他们直话直说。一九四五年在诺沃西比尔斯克递解站，押解队接收一批犯人，正在依案情点名：“某某！”“五十八条1-甲，二十五年。”押解队长发生了兴趣便问“为了什么事判的？”“平白无故。”－“你瞎说。平白无故那都是判的十年。”

当军事法庭工作紧张的时候，“合议”只占一分钟出去又进来。当军事法庭一天连续工作十六小时的时候从合议室的门里可以看见白色的桌布，放满食品的桌子，盛着水果的高脚盆。如果不很匆忙，就喜欢“利用心理学”去宣读判决：“……判处极刑！……”停顿。审判员直望着被判刑人的眼睛，这很有意思：他是什么心情？他现在有什么感觉？……“但是，考虑到……真心悔悟……”

军事法庭候审室的所有墙壁上都用钉子和铅笔划满这类字样：“得了枪决”、“得了二十五年”、“得了十年”。故意不擦掉这类题词：它能起教训作用。害怕吧，低头认罪吧，不要以为你能用自己的行为来改变什么。在空荡荡的审判厅里当着一小撮侦查员的面，你纵然用狄摩西尼的辞令来为自己辩护（奥丽加·斯辽兹贝格在最高法院，一九三六年）也丝毫帮不了你的忙。把刑罚从十年提高到枪决这则是你能做到的，如果你冲着他们叫喊：“你们是法西斯分子，我为我参加过几年你们的党而感到可耻！”（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达斯卡尔在亚速夫-黑海边疆区专门法庭，庭长霍利克，迈科普市，一九三七年）那就会另立新案，那就会把你毁了。

察夫达罗夫讲述了一件事：在法庭上被告们突然推翻了自己在侦查中所作的全部假供。这又怎样呢？如果为了交换眼色也算发生了一点停顿，那也只是几秒钟的事情。检察长不说明理由就要求休庭。侦查员们带着打手从侦查监狱飞奔而来。把被告分散到各个隔离室，重新好好痛打了一顿，还许下诺言在第二次休庭时再打个彻底。休庭结束了。审判员把所有的被告再询问了一遍现在大家都相认了。

纺织科学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格里戈利耶维奇·卡列特尼科夫表现了出色的随机应变本领。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的前一刻，他通过警卫声言愿意作一些补充供述。这当然是令人发生兴趣的。检察长接见了他。卡列特尼科夫解开衣服，让他看被侦查员用凳子打断的已经在腐烂的锁骨，并声明：“我的全部口供都是在刑讯下逼出来的。”检察长只好诅咒自己贪求“补充”供述，但是，已经晚了。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只有当他是运行中的总机器的一个不被察觉的部件的时候，他才是有恃无恐的。但只要个人的责任一集中到他身上，光束直接照着他的时候，他便脸色发白，他懂得他也等于零，他也能在任何一块果皮上滑倒。这样，卡列特尼科夫就把检察长抓在手里了，而那人也就不敢把事情搪塞过去。军事审判庭开庭了，卡列特尼科夫在那里又重述了一遍……军事法庭这次可真地去合议了！现在它只能作出宣告无罪的判决，那就是说，应当立即把卡列特尼科夫释放。因此……它就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若无其事地又把卡列特尼科夫押到了监狱，稍稍给他治疗了一下，羁留了三个月。来了个新的侦查员，一个彬彬有礼的人，签发了一个新的逮捕证（如果军事庭不昧良心做事，至少这三个月卡列特尼科夫可以在外面逍遥一下！），重新向他提出第一个侦查员提过的问题。卡列特尼科夫预感到自由即将来临，表现得很坚定，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结果怎样呢？……根据特别庭的决定他得到了八年。

这个例子足以表明一个囚犯能做些什么和特别庭能做些什么。杰尔查文是这样写的：

“偏私的法庭比强盗还狠。

法律睡觉时法官就是敌人。

在你们面前站立着一个公民

伸长了脖子悉听尊命。”

但最高法院军事庭上是很少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的，而且一般说来，它很少擦擦自己的迷糊眼睛去瞧一下单个的“锡囚犯”。电气工程师A·江·罗曼诺夫在一九三七年由两名押解员架着跑步拖上四楼（电梯大概是开着的，但囚犯上下得那么频繁，如果让他们用，工作人员就上不了楼）。他们和迎面下楼的已判犯互相错开，一路跑进了审判厅。军事庭忙得实在不可开交，连坐也没坐下，三个人一齐站在那里。罗曼诺夫艰难地喘过一口气（要知道他已经被长久的侦查弄得精疲力尽），报了自己的姓氏、本名与父名。审判员们咕噜了几句，互相使了个眼色，于是乌尔里赫老是他！便宣告：“二十年！”又马上跑步把罗曼诺夫押走，跑步拖进了下一个。

真像做梦一样，一九六三年二月，我也沿着同一座楼梯走上楼去，但却是在一名上校党支书的彬彬有礼的陪同下。在周围有一排圆柱的，据说是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开会的大厅里，放着一张巨大的马蹄形长桌，马蹄形的中间还放着一张圆桌和七把古老的椅子，在这里，曾审判过卡列特尼科夫和罗曼诺夫以及其他各色人物的军事庭的七十名工作人员听我讲话。我对他们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作为一个起初被判劳改后来被永久流放的人，却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一个审判员。现在我看到了你们大家聚集在一堂！”（他们也以擦亮了的眼睛第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犯人。）

但是，原来他们并不是过去的那些审判员！是的。他们现在说，他们不是那些人。他们向我保证，那些人已经不在了。有一些光荣退休了，有的被撤职了（乌尔里赫这个出类拔萃的刽子手原来在斯大林时期的一九五0年就因……立场不稳被撤职了），某些人（屈指可数的几个）在赫鲁晓夫时期甚至受到了审判，而他们还从被告席上威胁说：“今天你审判我们，明天我们要审判你，瞧着吧！”但是，像赫鲁晓夫所有的创举一样，这个开头很起劲的运动不久就被他忘掉了，抛弃了，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变革的程度，那就是说，一切依然如故。

这时候有几个司法战线的老兵说了点往事，无意中给我提供了写这一章的资料（如果他们自己动手公布内情，写回忆文章，情况会怎样呢？但岁月流逝，又过了五个年头，并没有变得光明一些）。他们回忆，审判员们在司法会议的讲坛上如何骄傲地说，他们是怎样避免了适用刑法典中关于减轻处罚情节的第五十一条，从而做到用二十五年代替十年的判决！他们还回想起，法院怎样屈辱地服从于“机关”！有一个审判员受理送交法院的一个案子：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公民诽谤性地断言那里有良好的公路。除此没有别的事。案卷里也再没有别的材料！审判员鼓起勇气把案件返回，要求补充侦查，目的是取得“有充分价值的反苏材料”就是说对这个犯人再用点刑，再打一顿。但是审判员的这个高贵目的没有得到理解，他得到了一个充满愤怒的答复：“你不信任我们的机关？”于是审判员被贬滴到萨哈林岛去当军事法庭的书记员（赫鲁晓夫时期处理得轻些，“犯了错误的”审判员被派去……你们猜派到哪里去？……当律师）。检察机关也一样俯首听命于机关。一九四二年留明在北海反间谍机关中滥用职权的令人发指的事实泄露了出去，检察机关不敢行使自己的职权加以干预，而只是恭恭敬敬地向阿巴库莫夭报告说他的孩子们在淘气。阿巴库莫夫完全有理由认为机关是大地之盐！（正是这次他把留明调回来提拔的，结果给自己招来一颗丧门星。）

可惜时间不够，他们本来可以给我讲十倍之多的东西。但已经讲的这些，也足以深思了。如果法院和检察机关只不过是国家安全部长的小卒子那也许并不需要专辟一章来论述它们了？

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我讲述，我一边望着他们，一边觉得惊奇：是呀，他们是人呀！完全是人呀！瞧，他们在微笑！瞧，他们真诚地表明心迹说他们如何地只想着做好事。好吧，如果再来一次反复，他们又必须来审判我就在这个大厅里审判我（给我看的是主要的大厅），那时会怎么样呢？

那又有什么，还是会审判的。

什么在先呢？—一是鸡还是鸡蛋？是人还是制度？

我国有一则流传了几个世纪的谚语：不怕法律只怕法官。

但是，我想，法律已经超过了人，人在残酷性上落后了。应当把这则谚语倒过来：不怕法官—一只怕法律。

当然是阿巴库莫夫的法律。

瞧，他们一个个走上讲坛，讨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瞧，他们高兴地说，这本书减轻了他们良心上的负担（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承认，我所描写的情景还是大大冲淡了的，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有条件更恶劣的劳改营（那么说，他们经管过？……）。坐在马蹄形桌旁的七十个人中，有几个发言的人原来是熟悉文学的，甚至是《新世界》杂志的读者，他们渴望进行改革，活跃地抨击我们社会的症结，谈论农村的荒废景象。

我坐着，想着，如果最初的小小一滴真理的水珠都能像一颗心理炸弹那样地爆炸那末，当真理像瀑布一样泻落下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国家里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一定会泻落下来的，那是不可避免的。

第八章　襁褓中的法律

我们正在忘记一切。我们记得的不是往事，不是历史，而只是别人想用不停的敲打凿刻在我们记忆里的那一条干篇一律的点线。

这是不是全人类的特性，我不知道，但说它是我们俄国人的特性，那是不错的。这是个很令人惋惜的特性。也许，它是由于善良的缘故，然而是令人惋惜的。它使我们成为撒谎家的俘获物。

因此，连那些公审的案子，如果不需要我们记住——那末我们也就不会记得。大张旗鼓地做了，报纸上也写了，但是人家没有在我们脑子里凿上个坑地——所以我们也就不会记得（在脑子里留下坑儿的只是每天广播的东西）。我说的不是年轻人，他们当然不知道，我说的是那些公审案件的同时代人。你请一个普通人数数有过哪些轰动一时的公审案子——他会记起布哈林的案子，季诺维也夫的案子。再皱皱眉头也许会想起工业党。完了，再也没有别的公审案了。

可是，公开审判是十月革命后马上就开始的。一九一八年已经很多。在许多法庭上都举行过。那时进行公审，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法典，审判员只能参照工农政权的需要去断案。它们的详细历史，将来什么时候是否会由什么人写出来呢？

然而，不作一点简短的述评也是不行的。我们毕竟有义务在当时的一片粉红色的轻柔晨雾中也来探索一下某些烧焦的废墟。

在那些动荡的年代，打仗用的马刀没有插在鞘里生锈，惩罚用的左轮手枪也没有冻结在枪套里。把枪杀偷偷放在夜里、放在地下室里进行和往后脑门上开枪是以后才想出来的办法。一九一八年，有名的梁赞的契卡人员斯捷尔马赫大白天就在院子里枪杀人，所以等待处死的犯人可以从监狱的窗里看到这种情景。

当时有一个正式术语，叫做非司法制裁。并非因为当时还没有法院，而是因为存在着契卡。

这只嘴喙渐硬的小雏是托洛茨基孵出来的：“恐吓是政治的强大手段，只有伪君子才不懂得这一点。”季诺维也夫在还没有预见到自己末日的时候也兴高采烈地说过：“国家政治保卫局，正如全俄肃反委员会，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

实行非司法制裁，是因为这样做效率更高，法院也是存在着，也在进行审判，也在判处死刑，但是应当记住，与它们平行地并且脱离它们而独立地，还在进行着非司法制裁。怎样设想这种制裁的规模呢？M·拉齐斯在他的一本对契卡活动的通俗介绍中，给我们提供了只是一年半时间内（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上半年）并且只是俄罗斯中部二十个省的材料（这里所提供的数字远不是完全的，部分地也许是出于谦虚）：被契卡枪决的（即不经审判，越过法院）——八千三百八十九人，破获的反革命组织——四百一十二个（如果考虑到我国人民有史以来一贯缺乏组织能力，再加上那些年代的普遍各自为政和精神颓丧，这个数字是不可思议的），总共逮捕八万七千人（这个数字令人觉得有点缩小）。

为了进行评价，可以拿什么来比较一下呢？在一九0七年，一群左派活动家出版了一本《反对死刑》的论文集（格尔汉特编），那里把一八二六年至一九0六年所有被判死刑的人指名道姓地开列了一个名单。编者附带声明：这个名单也是不完全的（但总不会比拉齐斯在国内战争时期汇编的资料更残缺不全）。它统计了一千三百九十七个人名，其中应当除去改判的二百三十三人和没有缉捕归案的二百七十人（主要是逃跑到西方的波兰起义者）。剩下八百九十四人。这个八十年的数字比契卡的数字少二百五十五倍，而契卡的数字包括的省份还不到总数的一半（北高加索、伏尔加下游大批的枪决数都没有包括进来）。诚然，论文集的编者同时用了一个推测性的（恐怕是有意加大的）统计资料。根据这个资料，仅在一九0六年一年内被判死刑者为一千三百一十人（也许并没有处决这么多，须知当时有多次大赦）。这正是挨骂最凶的斯托雷平反动（这是对革命恐怖活动的回应）的高潮，关于这个时期还有另一个数字：六个月内执行了九百五十起死刑（斯托雷平的战地法庭总共活动了六个月）。听起来是可怕的，但对应我们过硬了的神经来说，它也不会引起紧张：把契卡的数字换算成半年，还要比它多出两倍——而且这还只是二十个省份的，而且这还是不经过法院的，不经过法庭的。

可是——法院呢？

那当然有！十月革命后头一个月也建立了法院——第一，是由工农自由选举的人民法院，但是要求审判员必须具有“在党的无产阶级组织中的政治经验”，经区苏维埃执委会“须先详细审查候选人是否符合任命条件”后方可就任，并随时可由该会撤免。（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一号法院法令，第十二，十三条）既然是这样——人民法院也就不实行全民选举，而直接由苏维埃执委会任命了，两者是一回事，因为谁都知道苏维埃是代表劳动群众利益的。

第二，又可以说是第一，根据同一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法令，建立了从乡和县起的工农革命法庭。这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而设立的，不知怎么搞成了这样，革命法庭一瞬间就到处出现了，而人民法院又过了好多个月还没有露面，特别是在荒僻的角落。

但是我们将安慰你说，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之间的差别也不那么大：晚些时候，一九一九年，出现了俄罗斯联邦的刑法原则，其中对两种法庭的定性几乎是相同的：对两者都没有规定适用刑罚的任何界限，两者应有绝对的行动自由：法律对执法不规定任何批准手续，法庭在选择和采用镇压手段上享有完全的自由（如果是剥夺自由——那期限可以不确定，等接到特别指示再说）。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一样，是仅以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为依据的。两种法庭的判决都是最终的，不能向任何一级机关上诉的。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在活动中不受任何形式条件所约束，唯一的量刑标准就是被告人行为给革命斗争利益带来的危害程度，判决应适合国防与劳动建设的利益。（起先革命法庭里甚至有可以随时由地方苏维埃指定的审判员，后来获得了比较明确的常任三人小组的形式，但三人小组的一个成员必是由当地省契卡机关派出的——这样就能实现各级革命法庭与契卡之间的具体结合。）

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有了一个关于建立全俄中央执委会最高革命法庭的法令——那时人们认为这就是革命法庭建设的最终完成了。但是，嘛，离这还远着呢！

原来为了维持铁路的运行，还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铁道革命法庭系统。然后是——统一的内卫部队革命法庭系统。

一九一八年所有这些系统都在协调一致地工作，不给俄罗斯联邦境内反对群众革命斗争的罪行和过失任何一处避难所了——然而托洛茨基同志敏锐的眼睛看出了这一套完备系统的不完备——于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他签署了一道关于组建一个新系统——革命军事法庭系统的命令。

我们这位整日忙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和从外敌手中拯救共和国的领袖和鼓舞者对自己的构想并没有作详细说明——但却极为成功地选用了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法庭的庭长——达尼舍夫斯基同志，这位同志不但辉煌地建立和发展了这些尚属新的法庭的整个系统，而且还写出了一本为它们提供了理论依据的小册子。其中一份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并且落到了我们手里。不错，封面上印有“秘密”字样——但因时间久远，我披露其中一些内容也许能得到原谅。（上面说的关于法院的情况也是从那里引来的。）

十月革命后，按照它口号的精神以及二月革命后军队中形成的惯例，最初的想法是，红军中将由选举出的团级和师级法庭行使权力。但是它们的民主活动还没来得及被享受到——很快根本就不要了。反正到处都自行成立了战地法庭，三人小组之类，全俄肃委各个前方机关干自己的（枪毙人），反间谍机关——特科前身也在于自己的。在对那些对共和国十分残酷的月份里，当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俄中执委说了：“我们这些工人阶级的儿子和死亡签了约，就是说也和胜利签了约”的时候——要求全体和每一个人都打起精神，履行自己的义务。

“革命军事法庭——这首先是对工农祖国的敌人进行消灭、隔离、清除、实行恐怖的机关，其次才是确定某一对象有罪程度的法院”（第五页），“革命军事法庭——这是比插入了统一的人民法院的严整系统的革命法庭更加非常的法庭”（第六页）。

莫非还要“更加非常”吗？气都喘不过来了，开头甚至不能相信：还有什么能比革命法庭更加非常的？它们的功勋活动家，当年许多判决书的监护人向我们解释：

“与司法机关并列的，应当存在一种，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司法惩治机关”（第八页）。

现在读者区别出来了吗？一方面是“契卡”，这是非司法惩治。另一方面是革命法庭，非常简化，毫不仁慈，但局部说来毕竟好像还是——法院。而在它们之间呢？您猜着了吗？而在它们之间恰恰缺少一个司法惩治机关——你瞧这就是革命军事法庭了！

“革命军事法庭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是革命政权的战斗机关……立即采取了不容丝毫动摇的明确的基调和方针……我们当时需要巧妙地利用革命法庭积累的经验并且把它进一步发展。”（第十三页）——这还是在仅于一九一九年一月才发布的第一号指令之前呢。同样，为了和契卡靠拢，也吸取了它的经验，即革命军事法庭的一名成员由方面军特科指定。但是方面军存在时间有限——在它们消亡的时候革命军事法庭并没有消亡，而在各州和各区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为了在发生暴动时进行斗争及直接的惩治”。（第十九页）

革命军事法庭审理“劳动脱逃行为”，这种行为“在目前形势下是与反对工农的武装暴动相同的反革命行为”（第二十一页），——这么多的起来反对工人和反对农民的家伙，究竟是谁呢？甚至——为了“对下属的粗暴态度，不认真履行职责，工作不热心，不了解自己的权利……”（第二十三页）以及其它等等。革命军事法庭完全不是仅仅为军人而设的，也包括了居住在前线地区的全体平民。它们是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机关。为了不和并列行动的革命法庭发生争执，确定了这样的职权划分：谁经办的案子就由谁去审——不许向任何人要求复审和提出申诉。对判决是依据军事形势进行调整的：一九二0年南方胜利之后，向各革命军事法庭发出了一项减少枪决的指示——该年上半年执行枪决的真的只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人（不算革命法庭！不算铁道法庭！不算内卫部队法庭！不算契卡！不算特科！——我们回想一下阻止了全俄谋杀狂潮的斯托雷平的九百五十名的数字，我们回想一下俄国八十年内的八百九十四人）。一九二0年开始了波兰战争——革命军事法庭单单在七月和八月之内判枪决（不算……不算……不算……）的人数就达一千九百七十六人（第四十三页。以后各月的数字没有提供）。

革命军事法庭对临阵脱逃者以及对反内战的鼓动者（即和平主义者——第三十七页）有直接立即惩治的权力。它们应区分刑事谋杀（不枪毙）和政治谋杀（枪毙，——第三十八页）；向私人行窃（“法庭应当表现同情与温和”，因为资产阶级的财产推动人们行窃）和盗窃人民财产（“革命的严惩”）。“编制任何惩治条例都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许是不明智的”，但“也不能没有上级的指示和具体办法”（第三十九页）。“革命军事法庭常常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工作，在那里甚至难以确定法庭是起着它本身的作用呢，还是直接起着一支战斗队伍的作用。往往……工作在法庭审判庭上和大街上同时进行”。枪决“不能被认为是惩罚，这不过是对工人阶级敌人的肉体消灭”并且“可以为达到恐吓（恐怖）这类罪犯的目的而采用”（第四十页）。“刑罚不是对于‘罪’的报复，不是赎罪……”。法庭“在依据罪犯的生活方式及其历史可能弄清的程度上……查明罪犯的身份”（第四十四页）。

在革命军事法庭中“资产阶级规定的上诉权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在苏维埃制度下，这种拖拖拉拉是谁也不需要的”（第四十六页）。“实行上诉的作法是绝对不允许的”，“递交上诉书的权利是被否定的”（第四十九页）。“为了使镇压的效果尽可能强烈，判决需要几乎立即执行”（第五十页）。“革命军事法庭——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的和忠实的机关，它应当穿过前所未闻的经济破坏，穿过鲜血与泪水的海洋把工人阶级带到……自由的劳动，劳动者的幸福和美丽的世界”（第九页）。

还可以更多更多地引用，但是够了！让我们深入地看一眼那一段历史，沿着我国当时火焰熊熊的地图走一遍，想象一下法庭小册子没有说出地名的这些有活人居住的地区吧。

在国内战争中每拿下一个城市，作为庆祝的标志不仅有契卡大院里的阵阵枪烟，还有革命法庭的通宵不眠的开庭。当时要吃一颗它的子弹，不一定非是白军军官、参议员、地主、僧侣、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不可。只要长着一双白白嫩嫩的没有老茧的手，在那些年代就完全可以被判枪决。但是，可以猜想到，在伊热夫斯克或沃特金斯克，在雅罗斯拉夫尔或穆罗姆，在科兹洛夫或唐波夫等地发生的暴乱使粗糙的手付出的代价也不会轻。如果有一天非司法制裁和革命法庭判决的案卷竟能从天而降，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最令人惊奇的必将是普通农民的数字。因为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发生的农民骚乱和暴动是无数的，尽管它们并没有反映在《国内战争史》的彩色插页上，没有人给那些手拿粗棍、干草叉和斧头冲向机枪，然后被绑起双手——十条命顶一条——排成横队站在刑场上的暴动群众照相或拍电影。萨波日科夫暴动只在萨波日科夫有人记得，彼杰林暴动只在彼杰林有人记得。我们从拉齐斯的这篇关于当时一年半期间内的二十个省份的综合介绍里，也看到被镇压下去的暴动的数字——共三百四十四起。（从一九一八年起就把农民暴动称为“富农暴动”，因为农民怎能起来暴动反对工农政权！但怎能解释，每次起来暴动的并不是村中的三两家，而是整个村子？为什么贫农群众不是用同样的干草叉和斧头去杀死起来暴动的“富农”，而是同他们一起冲向机枪呢？拉齐斯说；“富农用许愿、诽谤和威胁等手段强迫其余农民参加这些暴动。”但是，有什么比贫农委员会的口号许的愿更多呢！有什么比特务队（特种部队）的机枪的威胁更大呢！

还有多少完全偶然的人被牵扯进这个磨盘中去，消灭这些完全偶然的人——这构成任何一次开枪的革命实质的不可避免的一半。

以下就是一个目击者讲述的梁赞革命法庭一九一九年审理托尔斯泰主义者叶-夫一案开庭的情况。

参加红军的总动员令发布以后（“打倒战争！把刺刀插进地里Z各回各家！”等口号提出后的一年），光是在一个梁赞省里，迄至一九一九年九月，“就有五万四千六百九十七名逃兵被抓住并送往前线。”（还有多少就地枪决示众的）叶-夫根本不是逃兵，而是国宗教信仰公开拒绝服兵役。他是被强迫动员去的，但在兵营里他不拿武器，不去操练。部队政委一怒之下把他交给了契卡，附带写了一张条子：“该人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审讯。桌后坐着三个人，每人面前放着一支手枪。“你这类英雄我们见过，现在你就会下跪I马上同意去打仗，否则当场毙了你！”但叶-夫是坚定的：他不能去打仗，他是自由基督教的信奉者。他的案子移交革命法庭处理。

开庭审理，大厅里有一百来人。

有客客气气的老律师。有学问的公诉人（“检察长”一词在一九二二年以前是禁用的）尼科尔斯基，他也是一位老法学家。一个陪审员试图弄清楚受审人的观点（“您是劳动人民的一员，怎么能和贵族托尔斯泰伯爵的观点一致？”），革命法庭庭长中途打断询问，不让弄清观点。争吵。

陪审员：“你说你不愿意杀人并且劝阻别人去杀入。但是白军发动了战争，而你却妨碍我们进行防卫。现在我们把你打发到高尔察克那里，你在那里去宣传你的不抵抗主义吧！”

叶-夫：“你们送到哪里，我就上哪里去。”

公诉人：“革命法庭应当管辖的不是任何刑事行为，而只是反革命行为。根据犯罪构成，我要求把本案移交人民法院处理。”

庭长：“哈！行为！真有你的，好个法律专家！我们遵循的不是法律，而是我们的革命良心！”

公诉人：“我坚决请你把我的要求写入笔录。”

辩护人：“我同意公诉人的意见。此案应该在普通法院审理。”

庭长：“真是个老傻瓜！从什么地方把他找出来的？”

辩护人：“我当了四十年的律师，第一次听到这种侮辱的话。请写入笔录。”

庭长（哈哈大笑）：“写入！写入！”

场内哄笑。退庭评议。从合议庭里传出争执声。最后出庭宣判：枪决！

场内一片愤慨的喧嚷声。

公诉人：“我对判决提出抗诉，我将向司法人民委员部上告！”

辩护人：“我同意公诉人的意见！”

庭长：“全体退场！！！”

押解人员把叶一夫带到了监狱，对他说：“兄弟，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那就好了！什么战争都没了，没有白军，也没有红军！”押解人员回到了自己的兵营里，召集了红军士兵会议。会议谴责了判决。往莫斯科写了抗议书。

叶-夫每天等待死神来临，从窗中亲眼看到枪杀，这样蹲了三十七天。改判决定下来了：十五年严格隔离。

这是颇有教益的一个例子。虽然革命法制也算局部地取得了胜利，但这需要法庭庭长作出多少努力呀！思想还多么混乱，纪律性、觉悟性还多么差劲！公诉与辩护一鼻孔出气，押解人员多管闲事，把决议捅了出去。啊，无产阶级专政和新的审判机关的形成真是来之不易呀！当然，不是所有的开庭都如此稀松，但这样的开庭也不是一次！又花了多少年头，才使一条合乎需要的路线得到明确、完善和固定，才做到使辩护与检察长和法院步调一致，使受审人同他们三者步调一致，使所有群众性决议同他们全体步调一致啊！

彻底考察这个多年的历程，是史学家的一项高尚任务。而我们在那一片玫瑰色的迷雾中怎样才能摸出头绪？询问谁呀？被枪毙了的人不会讲，失散了的人们也不会讲。无论被告，无论律师，无论押解人员，无论旁听者，即使他们还活着，也不会允许我们去寻找。

因此，很明显，能给我们帮助的只有公诉。

几位好事者惠赐我们一本没有销毁掉的书，这是激烈的革命家、第一任工农军事人民委员、红军总司令、司法人民委员部非常法院司的创始人（还曾给他准备了一个“保民官”的专有职位，但列宁取消了这个名词）、历次重大案件的光荣公诉人、而后来是被揭穿了的凶恶的人民公敌11·B·克雷连科的公诉词集声如果我们还是想对历次公开审判做一次简略的考察，如果我们还是想去吸一口革命后最初几年的司法空气—一我们应当读读这本开别的办法没有。凡是没有提到的，凡是外地的情况，只能靠思想去补足。

当然，我们更愿意看到那些审判的速记记录，听到那些最初的被告和最初的律师的凄厉悲怆的声音，那时谁也还没有预见到，所有这一切将依着怎样的铁面无情的顺序，连同这些革命法庭工作人员一起被吞咽下去。

然而，克雷连科解释说，“由于若干技术卜的老虎”不便发表这些速记记录（第四页），方便的只是出版他的公诉词以及那些当时已经同公诉人要求完全符合的法庭判决书。

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的档案（一九二三年以前），据说是“远非那么井井有序…··老干案件的速记记录写得那么不清楚，以至不得不或者整页整页地抹掉，或者凭记忆来恢复原文”。（！）而“若干特大案件（其中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案、海军上将夏斯特内案）审判时根本没有作速记记录”（第四——五页）。

奇怪。审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非区区小事——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起点——向治国的一党制的过渡。而且枪毙了不少人。可是却没有作速记记录。

还有一九一九年的“军事阴谋”，这个阴谋是“全俄肃反委员会依非司法制裁程序加以扑灭的”（第七页），这就更加“证明了它的存在”（第四十四页）。（此案总共逮捕了一千人以上——难道能对所有的人都搞一次审判吗？）

这样，谁有本事把那些年的司法审判有条有理地讲清楚？……

但是，一些重要原则我们还是能搞清楚的。例如，最高公诉人告诉我们，全俄中执委有权干预任何一个司法案件。“全俄中执委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自行决定赦免或处决（第十三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八例如，把六个月的判决改判为十年（读者明白，办这事并不要全俄中执会开会，而是例如由斯维尔德洛夫在办公室里在判决书上改几个字）。克雷连科解释说，所有这些，“使我们的制度优于虚伪的分权理论”，（第十四页）优于司法权独立的理论。（不错，斯维尔德洛夫也说过：“我们这里立法权和执法权不象西方那样截然分开，这很好。一切问题都可以迅速解决。”特别是打电话处理。）

克雷连科在那些法庭上的讲话中，对于苏维埃法院的一般任务作了更加坦率更加明确的表述：法院“同时是法的创造者（黑体是克雷连科改的）……又是政治的工具”（第三页，黑体是我改的——作者）。

是法的创造者，因为四年没有任何法典，沙皇的扔掉了，自己的没有制订出来。“我不要听那种话，什么我们的刑事法院只应当依据现行的成文规范进行工作。我们生活在革命的过程中……”（第四0七页）“革命法庭不是那种使法律的奥妙和狡猾伎俩得以复活的法院……我们创造着新的法和新的道德规范（第二十二页）——不管你们在这里说多少什么权利、公正的永恒法则之类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使我们付出过多昂贵的代价。”（第五0五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可是，如果把你们的刑期同我们的刑期比一比，代价也许并不算贵吧？也许有了永恒的公正——要稍微舒服一些？……）

不需要法律上的奥妙，是因为不必去弄清楚——受审人有罪还是无罪：罪的概念，这是旧的资产阶级概念，现在已经被排除了（第三一八页）。

总之，我们听到克雷连科同志说，革命法庭——这不是那种法院！另一次我们还会听到他说，革命法庭——这一般说不是法院：“革命法庭是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的机关，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它的活动应当“从革命利益的观点出发……念念不忘达到最符合工农群众愿望的结果。”（第七十三页）

人并不是人，而是“一定的思想的一定的代表者。”“不管「被告」有怎样的个人素质，对他只能适用一个评价方法：这就是从阶级适宜性的观点出发所做的评价。”（第七十九页）

这就是说，只有你的存在对工人阶级适宜的时候，你才能存在。“如果这种适宜性需要使惩罚之剑落到被告的头上，那末无论怎样……用言语解辩也都无济于事。”（第八十一页）例如律师的论据等等。“在我们的革命法院里，我们遵循的不是条文，也不是减轻处罚情节的程度；在革命法庭里，我们应当以适宜性的考虑作为出发点。”（第五二四页）

在那些年代，许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活着，活着，突然间得知，他们的存在是不适宜的。

应当这样理解：使一个被告遭到惩罚的，不是他已经做了的事，而是如果不枪毙他，他将来会做的事。“我们不仅防患于已然，而且还防患于未然。”（第八十二页）

克雷连科同志的声明是清楚的，并且有普遍意义。他已经和盘托出了那一时期司法工作的真面目。透过春天的水气，突然露出了秋天的清朗。也许不需要再往下分析了？不需要一件一件地翻阅那些旧案了？到处都是坚决按照上述声明的精神办事的。

只请大家眯缝起眼睛想象出一间还不是金碧辉煌的狭小审判厅、一批身穿俭朴的弗列奇式上装、体格消瘦、脸蛋上还没有长稻子的热心真理的革命法庭干部。公诉当局（克雷连科喜欢这样称呼自己）身上穿的便服上装敞开着，领子的开口处露出水兵衬衫的一角。

最高公诉人用这样的俄语表达意思：“我感兴趣的是事实问题！”“请把趋向的契机具体化一下！”“我们是在作客观真理方面的分析。”有时，你瞧，忽然露一手，蹦出一个拉丁文谚语（诚然，从一个案子到另一个案子老用同一个谚语，经过几年再出现另一个谚语）。要知道在革命的奔波中念完了两个系可不是说着玩的。他引起别人好感的地方是他常把被告骂个痛快：“职业恶棍！”并且他毫不假仁假义。一个女被告的微笑使他很不受用，他在还没有作出任何判决以前便威严地对她吆喝：“对您，伊万诺娃女公民，连同您的讥笑，我们会定出价钱，我们会找到办法，做到使时远也不会再笑！”（第二九六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那末我们就着手来分析吧？……

1《俄罗斯新闻》寨。这是最初和最早的一次审判——对言论的审判。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这家著名的“教授”报纸刊登了萨文科夫的《写自途中》。当然更乐意把萨文科夫本人逮住，但是，该死的途中，上哪儿去找他呢？于是封闭了报馆，把年迈的编辑叶戈罗夫拖上了受审席，请他解释怎敢这样做？因为新时代已经有四个月了，该习惯了！

叶戈罗夫天真地辩解说，文章是一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写的，他的意见，不管编辑部是否同意，能够引起普遍的兴趣。他接着辩解；他不认为萨文科夫以下论断是诽谤，即“不要忘记，列宁、纳坦松及其同伙是经过柏林回到俄国的，也就是说德国当局在他们返回祖国时给了他们帮助。”——因为实际上正是这样，作为交战国的德意志帝国帮助了列宁同志回国。

克雷连科喊叫说，他也不会以诽谤罪提起公诉（为什么不呢？……），报纸受到审判是因为它企图影响思想（难道报纸敢于抱这种目的吗？！）。

萨文科夫的下面这句话也没有当作报纸的一项罪名：“只有疯子罪犯才能认真断言国际无产阶级会支持我们。”——因为它反正还会支持我们的……

因企图影响思想得到的判决是：这份一八六四年创办、熬过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反动时期——洛里斯-麦利科夫的、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斯托雷平的、卡索的以及还有什么人的——的报纸，从今永远封闭！而编辑者叶戈罗夫……说起来都难为情，好似在什么希腊那样……得到三个月的单独监禁（如果好好想想也不至那么难为情：须知这只是一九一八年呀！要是老头儿活下来——那又会给关进去的，而且还会好多次被关进去）。

行贿和受贿在俄罗斯自古已然，在苏联将永世长存，但在这些风雷激荡的年代，也照样亲热地行贿和受贿，实在有点奇怪。向司法机关送礼之风竟然盛极一时。还要战战兢兢地补充一句——礼物也送到了契卡门上。烫金精装的大部头历史对此缄默不语，但老人们，目击者们回忆说，革命初年与斯大林时期不同，被捕的政治犯的命运大大取决于贿赂：毫不拘束地收受贿赂并在受贿后诚实地放人。克雷连科只挑选了五年内的十二起案件，就告诉了我们两起这样的审判。呜呼，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都是经过歪门邪道才挤入完美的境地，它们都曾陷进过不体面的事件。

2莫斯科革命法庭三名侦查员案（一九一八年四月）。一九一八年三月，逮捕了一名倒卖金条的投机商贝利泽。他的妻子，按当时的惯例，开始寻找赎买丈夫的途径，她通过辗转介绍打通了和一个侦查员的关系，这个人又拉进了另外两个。在秘密会晤时，他们向她索取二十五万卢布，经过讨价还价减少到六万，讲定先付一半，通过格林律师接头。如果那个女的不是在钱上抠门，如果她如数交给格林三万预付款而不是一万五，更主要的如果不是由于妇道人家的慌乱一夜间改变了主意，认为这个律师不可靠，第二天早晨又急忙去找新的律师雅库洛夫，那末，一切本来会像几百宗同类交易那样顺顺当当过去，根本不会有人知道，案子也不会写进克雷连科的编年史，也不会写进我们的编年史（也更不至于提到人民委员会的会议桌上）。究竟是谁决定让侦查员们吃吃苦头，书里没讲，但看来就是那个雅库洛夫。

在这次审讯过程中有趣的是，全部证人，从那个倒霉的妻子起，都竭力作出有利于被告的陈述，并为他们洗刷罪状。（这在政治案件上是不可能的！）克雷连科这样解释：这是出于庸人的考虑，他们没有把我们的革命法庭当做自己的法庭。（我们也斗胆做一个庸人的设想：是不是经过了半年的无产阶级专政，证人们还没有学会害怕？须知要断送革命法庭的侦查员，可得有包天的胆量。以后你会有什么下场……）

公诉人的论据也很有趣。要知道一个月以前被告还是他的战友、助手，这是一些无限忠于革命利益的人，其中一个叫列斯特的，甚至是“能够对任何侵犯原则的人给予无情打击的严峻的公诉人”——现在该怎么说他们呢？往哪里去找定罪材料呢？（因为纳贿本身还不足以定罪）。很清楚该往哪儿去找；历史！履历！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这个列斯特，“那就会发现极有趣的材料”。我们很想知道：这是一个老野心家吗？不是，他是莫斯科大学教授的儿子！并且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授，而是一个由于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在二十年内经过了历次反动时期而没有受到损害的人！（可是克雷连科本人被接受为校外学生也是在反动时期……）这样一个人的儿子是一个两面派还值得奇怪吗？

波德盖斯基是一个司法官吏的儿子，父亲无疑是个黑帮分子，不然怎能为沙皇服务了二十年呢？儿子也准备从事司法工作。但是发生了革命——于是就钻进了革命法庭。昨天这还是高尚的，现在却成了丑恶的！

比他们两人更卑鄙的当然是古格里。他过去是个出版商——他曾给工人和农民提供了些什么精神食粮呢？——他“供给广大读者质量低劣的著作”，不是马克思的著作，而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资产阶级教授的书（我们很快就将在被告席上看到这些教授）。

克雷连科既愤慨又奇怪，革命法庭里竟混进了些什么样的人呀？（我们也莫名其妙，工农革命法庭都是由谁组成的呀？为什么无产阶级委托这样一批人去打击自己的敌人呀？）

至于曾伊然以“自己人”身份出入于有权随意放人的侦查委员会的格林律师，这是“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制度吸血虫的那一类人的典型代表者”，这类人中除了所有的律师外，还包括全部宪兵、神甫以及……公证人……（第五00页）。

好像，克雷连科已经尽了一切力量要求不考虑“罪责的个人差别”而作出无情的判决——但永远朝气蓬勃的革命法庭这次却有点发蔫、有点发呆，它有气无力地宣布：侦查员们各处六个月的监禁，而律师——罚款（只是利用了全俄中执委的“无限处决权”，克雷连科才在大都会饭店“争取到了判给侦查员各十年徒刑，吸血虫一律师——五年徒刑附加没收全部财产。克雷连科以高度警惕性而名噪一时，并且差点儿没有得到“保民官”的称号）。

我们意识到，无论在当时的革命群众中，以及在我们今天的读者中，这个不幸的案子，不能不破坏对革命法庭神圣性的信念。我们现在怀着更加惶恐的心情转入下一个案件，有关更崇高的机关的案件。

3科瑟列夫塞（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科瑟列夫及其伙伴们利伯特、罗登贝格和索洛维约夫以前在东城供应委员会工作（还是和立宪会议军队打仗的时候，在高尔察克以前）。业已查明，他们在那里找到一次获利七万至一百万卢布的生财门路，骑上高头大马东游西逛，同护士小姐们吃喝玩乐。他们的委员会给自己搞到了房屋、汽车，他们的合伙人在“雅拉”饭店大吃大喝。（我们不习惯把一九一八年设想成这个样子，但革命法庭是这样证明的。）

然而，案情并不在这里：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没有因在东线的所作所为而受到审判，甚至一切都得到了谅解。但是真奇怪！他们的供应委员会刚一解散，所有他们四个人，还加上一个过去的西伯利亚流浪汉、科瑟列夫服刑事苦役时的伙伴纳扎连科，被邀请去组成全俄肃反委员会里的监督检查委员会！

请看这是个什么样的委员会：它有权审查全俄肃反委员会所有其余机关的行动是否合法，有权在任何诉讼阶段上调阅任何案卷，撤销除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外其余一切机关的决定！！！（第五0七页）权力不算小吧2——它是全俄肃反委员会里仅次于主席团的第二掌权者！——是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彼得斯-拉齐斯-明仁斯基-雅戈达的后一排！

然而这伙小兄弟的生活方式还是以前的一套，他们一点也没有显傲气、摆架子，照样跟那些与共产主义组织没有任何关系的马克西梅奇、廖尼卡、拉法伊尔斯基和马利马波尔斯基之流混在一起，在私人住宅里、在萨沃依饭店里大搞“豪华的排场……在那里打牌（一注就是上千卢布）喝酒、玩女人”。科瑟列夫还给自己置办了昂贵的陈设（价值七万卢布），而且不择手段地从全俄肃反委员会里偷走食堂的银匙、银碗（全俄肃反委员会里的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连普通的玻璃杯也拿。“瞧，他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思想方面，而是跑到这种地方去了……，他从革命运动中为自己取得的就是这种东西。”（那位高级契卡人员现在矢口否认曾经收受贿赂，瞪着眼睛撒了个谎，说他在……芝加哥银行里存着二十万卢布的遗产！……看来，他觉得这个情节和世界革命一样，都是可以想象为真事的！）

怎样正确利用自己这种可以随便逮捕和随便释放的超人的权利呢？显然，应当预先选好肚里有黄金鱼子的那种鱼，而在一九一八年网里正有不少这样的鱼（因为革命搞得太仓促，未能面面俱到，因此有多少宝石、项链、手锡、戒指、耳环被资产阶级太太们藏起来了）。然后再通过一个假冒名义的人出面同被捕者的亲属接触。

审讯过程中，这类人物也出场了。例如二十二岁的乌斯宾斯卡妮，她在彼得堡的中学毕了业，但没有能进入高等学校，这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九一八年春天，乌斯宾斯卡娅到全俄肃反委员会自荐充当情报人员。她外表合格，被录用了。

眼线工作（当时叫秘密工作）本身，克雷连科是这样解释的：对于自己来说，“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看到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我们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工作事实本身不会玷污他；既然一个人承认这种工作是革命利益的需要——他就应当去做。”（第五一二页）但是，乌斯宾斯卡颁并没有政治信条！——这就可怕了。她率直地回答：“我答应的条件是，每破获一个案子给我一定的提成，”而且每次还要和革命法庭不愿提到和不让说出姓名来的那个人“对半分帐”。克雷连科用自己的话这样表达：“乌斯宾斯卡灰不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编内人员，她是做计件工作的。”（第五0七页）不过，公诉人又以人之常情，对她的行为向我们做了如下的解释：她大手大脚花惯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的可怜的五百卢布工资在她眼里算什么，因为一次敲诈（为撤除商店的铅封替一个商人出一把力）就能给她五千卢布，另一次从一个被捕者的妻子麦谢尔斯卡娅-格列弗斯手里得了一万七。顺便提一句，乌斯宾斯卡娅充当普通秘密人员的时间并不久，依靠契卡中大人物的帮助，她过了几个月已经成了共产党员和侦查员了。

然而我们怎么也弄不清案情的实质。大工厂主麦谢尔斯基因在与苏维埃政府（尤·拉林）的经济谈判中的不让步态度而被捕。契卡人员猜想他妻子手里有贵重物品和现金，便对她进行讹诈，亲自跑到她家里去，把她丈夫的处境一次比一次说得凶险，要求越来越高的赎金。万般无奈的麦谢尔斯卡娅-格列弗斯自己告发了讹诈（通过那个已经搞垮了几个受贿的侦查员并且看来是对整个无产阶级司法和非司法制度怀有阶级仇恨的雅库洛夫律师）。而革命法庭庭长也犯了一个阶级错误；他本来可以给捷尔任斯基同志通个气，按家庭方式处理一下就算了，可是他偏偏叫人给麦谢尔斯卡娅一些供她行贿用的编号的钞票，并且在她家的帷幕后面安排了一个女速记员。科瑟列夫的铁哥们，一个叫戈德留克的人，来谈赎金的价钱了（要六十万卢布！）。戈德留克提到科瑟列夫、索洛维约夫以及其他委员们的那些话，他讲的全俄肃委里谁拿几千谁拿几平的那些事，统统被速记下来了，戈德留克收下做了记号的预付款也被写进了记录，他把一张由监察委员会、利伯特和罗登贝格签发的进全俄肃委的通行证交给了麦谢尔斯卡娅（下一步的交易应在契卡里继续进行）。他一出门就被扣住了！一时心慌，全招了。（而麦谢尔斯卡娅趁这时候去了监委，她丈夫的案卷已经被调到那里去“宙核”了。）

但是，对不起！要知道这样揭发问题明明会给肃反委员会的圣洁外衣沾上污点！这个莫斯科革命法庭庭长精神正常吗？他干的是份内的事吗？

我们冠冕堂皇的历史隐瞒了曾一度出现的一个机缘。原来，肃反委员会开始活动的第一年造成的印象，连当时还没有习惯这一套的无产阶级政党都觉得吃不消。总共才一年，全俄肃反委员会在自己光辉的道路上才迈出了第一步，就已经发生了克雷连科用晦涩的语言写出的那个“法院及其职能与肃反委员会的非司法职能之间的争论，这次争论在当时把党和工人划分成了两个阵营”。（第十四页）科瑟列夫一案之所以能够产生（而在此以前这类事情都没有出过问题），而且甚至闹成一件全国的大事，完全是这个原故。

必须挽救全俄肃反委员会！挽救全俄肃反委员会！索洛维约夫请求革命法庭允许他到塔干卡监狱去和关在那儿的（哎呀，不在卢宾卡）戈德留克——谈谈话。革命法庭拒绝了。那时索洛维约夫便不管什么革命法庭私自潜入了戈德留克的监室。说来也巧；戈德留克正好从此得了重病，一点不错。（克雷连科奉承说：“未必能够说索洛维约夫怀有恶意。”）戈德留克感觉到死期已近，万分悔恨自己不该诬陷契卡，请求给他纸笔，写了一个书面的翻供声明：他对科瑟列夫和契卡其他委员的诬陷，一概不是事实！在帷幕后面速记下来的东西也不是事实！

啊，多少题材呀！噢，莎士比亚在哪里呀？索洛维约夫穿墙而入，模糊的监室暗影，戈德留克用渐渐无力的手写翻供——而在戏院里、在电影院里，人家只用“仇恨的旋风”这类街头歌曲向我们描述革命年代。

克雷连科坚持问：“是谁给他签发的通行证？”给麦谢尔斯卡娅的那些通行证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不，公诉人“并不想说索洛维约夫与这案子有牵连，因为……没有足够的材料，”但是他推测，索洛维约夫可能是被目前还逍遥法外的那些“偷吃了鸡嘴上还留着鸡毛”的公民派到塔于卡去的。

这时理应传讯利伯特和罗登贝格，他们也接到了出庭通知！——但没有出庭！就那么简单，没有出庭，规避了。那对不起，麦谢尔斯卡妮总可以传讯吧！真难以想象，连这个朽烂的贵族女人也胆敢不到革命法庭出庭！

贿赂被截获之后，麦谢尔斯基由雅库洛夫作保获释——和妻子一起逃往芬兰。而在科瑟列夫一案开庭之前，很高兴地把雅库洛夫看押起来了，也许是为了这项担保，不然就是作为一条吸血的毒蛇。他是被押上庭来作证的，想必很快就被枪毙了。（而我们现在还在奇怪：怎么到了这么无法无天的地步，为什么谁也不斗争呢？）

可是戈德留克翻了案——奄奄一息了。可是科瑟列夫什么也不承认！索洛维约夫清白无辜没人可审问……

可是，却有一些什么样的证人自愿来到了革命法庭呀——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彼得斯同志——被惊动了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即捷尔任斯基——译者注）甚至也亲自来了。他那苦行者的灼人的长脸向着目瞪口呆的法庭，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证言，为清白无辜的科瑟列夫辩护，为他的高度的道德品质、革命品质和办事才干辩护。这些陈述的原文可惜没有引用，但克雷连科转述说：“索洛维约夫和捷尔任斯基都详细描述了科瑟列夫的优良品质。”（第五二二页）（哎哟，好一个冒失的准尉！”——过二十年后在卢宾卡会让你记起这个案子的！顺容易猜出捷尔任斯基能讲些什么：科瑟列夫是一个钢铁般的契卡人员，对敌人毫不留情；他是个好同志。心是热烈的，头脑是冷静的，手是干净的。

于是从诽谤中伤的垃圾堆里钻出来一个青铜骑上科瑟列夫的高大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且他的历史也显示出他是具有非凡意志的人。革命前他已经有几次前科——多半是因杀人罪：因（在科斯特罗马市）以欺骗方式、怀着抢劫的目的，闯入老太婆斯米尔诺娃家中，并亲手把她掐死。然后是因谋杀自己的父亲和因杀害自己的同伴以便利用他的身份证。其余几次科瑟列夫是因诈骗吃官司，总的说，服了许多年的苦役（他追求奢侈生活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每次都是沙皇的大赦救了他。

这时，契卡的最高层人物的严厉而公正的声音打断了公诉人的发言，向他指出，以前那些法庭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因而他们的判决，我们新社会根本不能考虑。但是，出了什么事？胆大妄为的准尉从革命法庭的公诉席上说了一大段这样的思想上错误的话来回敬了他们，甚至我们在这里、在对革命法庭审判的严整论述中加以引用都感到不协调：

“如果说在沙俄的旧法院里有什么值得我们信任的好东西的话，那只有陪审法庭……对于陪审法庭的裁决，我们始终可以信任，那里司法错误最少。”（第五二二页）

从克雷连科同志口中听到这种说法特别令人遗憾，那是因为在此以前三个月，在审理那个曾经是列宁的宠儿、尽管过去有四次刑事前科而仍被补选入中央委员会并任命为杜马代表的奸细罗曼·马林诺夫斯基的案件时，“公诉当局”曾站在无可非议的阶级立场上：

“在我们的眼里，每一个犯罪都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讲，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和沙皇时代的法律判定的刑事前科，在我们看来并不是那种一经沾上便永远洗不掉的污点……我们知道许多例子，我们队伍里的一些人过去有过这类事实，但我们从来也不由此作出结论，认为必须把这种人从我们队伍里清除出去。了解我们的原则的人不会担心过去有前科会使他遭受被排除干革命队伍之外的威胁……”（第三三七页）

你瞧克雷连科同志多么善于按党的原则说话！而这一次，由于他的错误论断，科瑟列夫的骑上形象便黯然失色了。革命法庭上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以至捷尔任斯基同志不得不说：“我一刹那间（只是一刹那！——作者）产生了一个想法，科瑟列夫莫非是最沉时期围绕肃反委员会燃起的政治激烈情绪的牺牲品？”

克雷连科突然醒悟过来：“我不想而且从来也没有想过要使本案的审判成为不是对科瑟列夫和乌斯宾斯卡娅的审判，而是对契卡的审判。我不仅不能想这样做，而且我应当全力去反对这样做！”“领导着肃反委员会的是最负责任的、最忠诚和久经考验的同志，他们承担起打击敌人的艰巨任务，虽然也冒着犯错误的危险……对此，革命应当表示自己的谢意……我着重指出这个方面，是为了关于我……以后任何人都不能说；‘他成了政治背叛的工具’。”（第五0九——五一0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会这样说的！……）

瞧最高公诉人是踩在怎样的刀刃上行走呀！但是，看来他有一些过去地下工作时期的老关系，他从那里得知明天的风向。这在几起案件的审判上可以察觉出来，这次也是如此。一九一九年初刮过一股风——够了！该到约束一下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时候了！不错，有过这样的机缘，并且“在布哈林的一篇文章里表达得非常好，他说，应当由革命的法制取代法制的革命。”

到处是辩证法！克雷连科开口也是辩证法：“革命法庭负有代替肃反委员会的使命”（代替？？……）不过“……在实现恫吓、恐怖和威胁措施方面的可怕程度，它决不应小于以前的肃反委员会。”（第五—一页）

以前的？……它已经把它埋葬了吗？……对不起，你们——是来代替的，那末契卡人员往哪里去呢？充满危险的日子！你走得太快了，你把一个身穿拖到脚后跟的长军大衣的人“拉到法庭上作证也未免太匆忙了吧。

不过，克雷连科同志，你所依据的材料也许不可靠吧？

不错，在那些日子，卢宾卡的房顶上曾经一度乌云遮天。而这本书本来也可能写不成这个样子。但据我推测，钢铁般的费利克斯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了一趟，谈了谈，解释清楚了。于是——天空重新明朗起来。尽管两天以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全俄中执委做出一项特别决议使契卡失去了司法权，——“但为时并不长久”！（第十四页）

由于乌斯宾斯卡哑这个捣蛋家伙在法庭上表现极为恶劣，给我们这次为期一天的审理工作添了更多的麻烦。在被告席上她还“血口喷人”，把与本案无涉的其他契卡领导人甚至彼得斯同志本人都扯进去了！（原来，她曾经利用他的清白名声来干自己的讹诈勾当；在彼得斯同其他情报员谈话时，她已经可以满不在乎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现在她暗示彼得斯革命前在里加曾经有过一段不清不白的历史。请看她在八个月内变成了一条多凶的毒蛇，虽然这八个月她是在契卡人员中间度过的！拿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这时克雷连科与契卡人员的意见完全一致了：“在巩固的制度还没有确立起来以前，而达到这一点为时尚远（？？难道？）……为了保卫革命……对于女公民乌斯宾斯卡哑除了消灭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判决。”不是枪决，正是说的：消灭！可是这丫头还年纪轻轻的，克雷连科同志！得啦，给她个十年，给她个二十五年就行了吧，到那时候制度总该巩固了吧？惜哉：“为了社会与革命的利益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回答——而且问题也不能有别的提法。在这种场合任何隔离措施都不会产生效果！”

她把人得罪了……就是说，知道的太多了……

科瑟列夫也不得不被当作牺牲品。他被枪决了。其他的人将更安稳。

难道将来什么时候我们会读到卢宾卡的旧档案？不会的，会烧掉的。已经烧掉了。

读者已经看到，这是一个意义不大的案件，本可不必多做分析。可是请看：

4）“教会分子”秦（一九二0年一月十一至十六日），照克雷连科的说法，将“在俄国革命史册上占有适当的地位。”真地该入史册。收拾科瑟列夫只花了一天，而这些人却遭了五天罪。

主要被告如下：A．从萨马林——俄国的知名人士、前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曾致力于使教会摆脱沙皇政权，拉斯普金的宿敌，曾被他赶下台。（但公诉人认为，萨马林也罢，拉斯普金也罢——有什么区别？）库兹涅佐夫，莫斯科大学教会法教授；莫斯科大司祭乌斯宾斯基和茨维特科夫（关于茨维特科夫，公诉人自己也说：“一个大社会活动家，也许是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物，慈善事业家。”）。

他们的罪状是：他们创建了“莫斯科联合教区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又建立了（由四十至八十岁的教徒组成）总主教的志愿卫队（当然是非武装的），在他的教堂宿舍固定地日夜值班，其任务是：在总主教遇到来自当局的危险时，敲警钟或打电话聚集群众，然后全体跟随总主教到他被带往的地方去，并请求（瞧，这就是反革命行动！）人民委员会把总主教放回！

真是古俄罗斯的、神圣俄罗斯的传统作风！——敲警钟聚集人群并蜂拥前去叩头请愿！……

公诉人表示奇怪：思主教遇到什么危险呢？为什么忽然想起来要去保护他呢？

真的：无非是两年来契卡对不合意的人实行着非司法制裁；无非是不久前在基辅四名红军战士杀死了大主教；无非是对总主教已经“定了案，只待移送革命法庭了”，“只是为了爱护还处在教权派宣传影响下的广大工农群众，我们暂时不去惊动我们的这些阶级敌人。”（第六十七页）—一因此东正教徒们为总主教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两年以来吉洪总主教一直没有缄默——他向人民委员们、向神职人员、向教徒群众寄发文告；他的文告（第一个私下出版社原来在这儿！）印刷厂不接受，用打字机打印；他揭发残杀无辜、毁灭国家的种种事实——因此现在为什么要为总主教的生命感到不安呢？

被告的第二条罪状。全国正在查封和征用教会财产（这已经是封闭寺院、没收寺院地产以后的事，现在涉及的已经是盘、碗和技形大吊灯了），——而教区委员会则向教民散发文告：号召敲一起警钟，反抗征用。（这是自然后果！过去鞑靼人入侵的时候，他们也曾这样保护教堂！）

第三条罪状：狂妄已极地不断向人民委员会呈递申诉，控告地方干部侮辱教会、亵渎神圣和违反信仰自由的法律。这些申诉虽然没有得逞（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也维奇的陈述），但却有损于地方干部的威信。

综述了被告的各条罪状后，对这些可怕的犯罪应该要求怎么处理呢？革命的良心是否也能告诉读者？只有枪决！克霍连科也正是这样要求的（对萨马林和库兹涅佐夫）。

但是，正当忙着那一套可恶的法制形式、听取为数太多的资产阶级律师的为时太长的发言（由于技术上的考虑没有引用给我们看）的时候，得到消息说……死刑废除了！可真没有想到！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原来，捷尔任斯基已经在全俄肃反委员会范围内做了指示（契卡——而没有枪决？……）。人民委员会向革命法庭下达了这项决定吗？还没有。于是克雷连科就振作起来，他继续要求枪决，理由是：

“即使可以认为，共和国日益巩固的形势正在排除来自这类人物的直接危险，但我依然认为无可怀疑的是，在建设工作的当前时期……消除……这些旧时代的活动家和变色龙……是革命必然性的要求。”“苏维埃政权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作出废除枪决……的决定而感到自豪。”但是；这“还并不一定要求我们认为，关于废除枪决的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能管苏维埃政权的千秋万代了。”（第八十——八十一页）

很有预见！枪决会恢复的，而且很快就会恢复的！因为还有好长一串的人需要干掉！（还有克雷连科自己，以及他的许多阶级兄弟……）

好吧，革命法庭听从了，把萨马林和库兹涅佐夫判处了枪决，但正好赶上了大赦，改判为送往集中营监禁，直到对世界帝国主义取得完全胜利！（恐怕今天他们也还得蹲在那里……）而对“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土”则判了——十五年，后改为五年。

为了多少有一点实际的罪状，这次审判还捎带进来其他的被告：因一九一八年夏天的兹维尼戈罗德一案被控，但不知何故一年半没有审判（也许已经审判过一次，现在根据需要再判一次）的几名僧侣和教师。在那年夏天，几个苏维埃干部到兹维尼戈罗德修道院找修道院长约恩，命令他（“动作麻利些！”）交出所保存的圣萨瓦的干尸。同时，苏维埃干部不仅在庙堂里抽烟（显然也在祭坛上），当然更不用说没有脱帽，而且那个把萨瓦的颅骨拿在手里的苏维埃干部还故意往上面吐唾沫，证明神圣的虚假性。还有其他一些亵渎行为。这样做的结果就引起了鸣钟报警、民众暴动和一名苏维埃干部被杀。别的干部后来矢口抵赖说没有干过亵渎的事，没有吐过唾沫，而克雷连科有了他们的申明也就足够了。

是呀，谁不记得这些场面呢？我出生以后第一个印象（我那时大概是三四岁）就是：一些尖头人（戴布琼尼军帽的契卡人员）走进基斯洛沃德斯克教堂，分开吓得目瞪口呆的做礼拜的人群，尖头帽也不摘掉就朝祭坛上闯去，打断了祈祷仪式的进行。这样现在就把这些苏维埃干部……拉来一道审判？不对，是把这些僧侣们拉来一道审判了。

我请求读者自始至终记住一件事：从一九一八年起，就确定下我们的这样一种司法惯例，每一起莫斯科的审判（当然除了对契卡的不公正的审判以外）并不是对一些偶发事件的孤立的审判，不是的。这是司法政策的信号；这是橱窗里的样品，根据这种样品从仓库里发货给各省；这是典型，这是算术习题集每节前的一个示范解法，学生们按照这个示例再动脑筋去演算。

因此，如果说了一个“东正教徒案件”，就应当把这个单数名词理解为大大的多数。而且最高公诉人自己也很乐意地向我们解释：“几乎在共和国的所有的革命法庭里都轰轰烈烈”地（什么词儿呀！）进行类似的审判（第六十一页）。北德维纳、特维尔、梁赞革命法庭刚刚搞过；在喀山、乌发、索尔维契戈德斯克、察列沃科克沙依斯克对“被十月革命解放了的”教会里的神甫、诵经上进行了审判。

读者会觉得这里有一个矛盾：为什么这许多审判要比莫斯科的样板早呢？这只是我们叙述上的缺点。对被解放了的教会的司法的和非司法的迫害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开始了，据兹维尼戈罗德的案件判断，那时就已经达到了尖锐程度。一九一八年十月吉洪总主教在致人民委员会的文告中就提出没有传道自由，他说“许多勇敢的传教土已经付出了殉道的鲜血……你们染指由世世代代的信徒们聚积的教产，不假思索地践踏他们的遗愿。”（人民委员们当然没有读到文告，而办事人员们则哈哈大笑说：真会找出名堂来责备人——遗愿！我们还想在我们祖先身上……哩！——我们只为后代工作。）“纯属无辜的主教、神甫、男女僧众被毫无道理地冠以措词模糊、定义不明的反革命罪名，横遭杀害。”诚然，由于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逼近，为了使东正教徒们愿意去保卫革命，暂时住了手。但是国内战争高潮刚一过去，又拿教会开刀，各革命法庭对这类案子又搞得轰轰烈烈。一九二0年谢尔吉圣三一大寺院也受了打击，弄走了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这个沙文主义者的干尸，把它扔进了莫斯科的博物馆。

总主教援引了克柳切夫斯基的一段话：“只有到我们将圣谢尔吉等俄国大长老们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精神道德宝藏糟踏净尽的那一天，圣谢尔吉寺院的大门才会关闭，他的墓穴上的神灯才会熄灭。”克柳切夫斯基没有想到，这个宝藏几乎在他有生之年，就将被糟踏净尽。

总主教求见人民委员会主席，想说服当局不要触动寺院和圣者的干尸，教会不是已经和国家分离了吗！得到的答复是，主席正忙于讨论重大事务，近B不能接见。

远日也未能接见。

司法人民委员部发布了一条关于取缔一切圣者干尸的通令（一九一O年八月二十五日），因为正是这种东西阻碍着崭新的公正社会的光辉进程。

下面我们还是按照克雷连科的选择，再看看“高庭”审理的一个案子。（高庭就是最高法庭。瞧他们在自己人中间使用着多么好听的简称。可是对我们这些小虫着他们只是吼叫一声：起立！现在开庭！）

5“策略中心’案（一九二0年八月十六至二十日）——二十八名受审人，还有若干无法传唤的缺席被告人。

因为掌握了阶级分析所以心明眼亮的最高公诉人，用他开始慷慨陈词时还没有沙哑的嗓子，告诉我们，除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外，“还存在过并继续存在着一个社会阶层，关于这个阶层的社会存在，革命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们早就在进行思考……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知识阶层……我们这次审判将是一场历史对俄国知识阶层活动的审判，”和革命对知识阶层的审判。（第三十四页）

我们研究的范围具有特定的狭窄性，因而我们不可能探明革命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们对于所谓知识阶层的命运究静是怎样思考的，他们为它究竟想出了什么？然而，我们感到宽慰的是，这些材料已经公布，人人可以读到，可以详尽地搜集。因此，只是为了说明共和国当时的一般形势，我们把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些革命法庭开庭的年代发表的意见向大家提示一下。

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给高尔基的信中（此信我们已经引用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了高尔基因逮捕知识分子所作的说项，关于当时俄国知识界的主要部分（“近立宪民主党的”）他写道：“这不是民族的头脑，而是粪便。”在另一次他对高尔基说：“如果我们把盆盆罐罐打烂得太多，那将是由于它的（知识界的）过错。”如果它寻求正义——为什么不走向我们？……“我就是中了知识分子的子弹。”（就是说中了卡普兰的子弹。）

提到知识分子，他用的词总是：腐烂的自由主义的；“循规蹈矩的”；“有学识的”人所常有的“懈怠”；认为它永远是轻率的，认为它背叛了工人的事业——但它什么时候宣誓效忠过？

这种对知识界的嘲笑，这种对它的蔑视，被二十年代的政论家们、被二十年代的报纸、风习，最后还被知识分子自己深情不疑地接受过去，他们咒骂了自己永远的轻率、永远的两重性、永远的无骨气和无可救药地落后于时代。

而且是公正的呀！听，“公诉当局”的声音在“高庭”的拱顶下隆隆作响，使我们回到座位上来：

“这个社会阶层……这些年来受到了全面重新估价的考验。”重新估价，当时经常这么说。重新估价的结论是什么呢？请看：“俄国的知识阶层带着民权的口号（毕竟还是有点东西！）投入革命洪炉，从那里出来的时候成了黑色（连白色都不是！）将军们、雇佣者们（！）的同盟军和欧洲帝国主义的顺从代理人。知识阶层践踏了自己的旗帜，并使它沾满了污泥。”（克雷连科，第五十四页）

只是因为“这个社会集团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所以才“没有必要把它的个别代表人物彻底打倒”。

这是在二十世纪的开端！多么强大的预见力！啊，科学的革命家们！（然而彻底打倒还是有必要的。整个二年还在继续打呀，打呀。）

现在我们怀着厌恶的心情察看这二十八名黑将军的同盟军和欧洲帝国主义的雇佣者。一股“中心”的刺鼻的味道迎面扑来——又是策略中心，又是民族中心，又是右派中心（一想起二十年来的各种案件，脑子里就出现各式各样的中心，一会儿是工程师中心，一会儿是孟什维克中心，一会儿是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中心，一会儿是右派-布哈林中心，亏得把这些中心一个一个地粉碎了，我们大家才能活到现在）。哪里有中心，哪里当然就有帝国主义插手。

诚然，当我们往下听到，现在受审判的这个策略中心并不是一个组织，它一没有章程，没有纲领，三没有会费，我们心里就稍稍轻松一些。那是什么呢？那是：他们会过面！（不寒而栗。）会面时，他们彼此交流了观点！（浑身冰凉。）

罪名十分严重，并且附有罪证：对二十八名被告共提出两件罪证。（第三十八页）这就是不在场的活动家米亚科京和费多罗夫（他们在国外）的两封来信。他们现时不在场，但在十月革命前曾与在场者同属于各种委员会，这就使我们有权把不在场者和在场者同等看待。信中讲的是：关于同邓尼金在一些小问题上的分歧，如农民问题（没有告诉我们内容，但显然是：建议邓尼金把土地分给农民），犹太人问题，民族联邦问题，行政管理问题（民主制而不是专政）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从这些罪证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很简单：它们证明了在场者同邓尼金有通信关系和观点一致。（哎哟，好冷呀！）

但是对在场者还提出了直接的指控：同居住在不受中央苏维埃政权控制的边区（例如基辅）的熟人交换情报！那就是，比方说，从前这是俄国的土地，而后来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我们把这块边地让给了德国，而人们则继续有书简往返：伊万·伊万内奇，在那里生活得怎样？……而我们这里……H·M·基施金（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甚至从被告席上狂妄地辩解说：“人不想当瞎子，总是想知道各地的情况。”

知道各地的情况？……不想当瞎子？？……难怪公诉人把他们

的行为公正地评定为背叛！对苏维埃政权的背叛！！

但是他们的最可怕的行为是：在国内战争正在炽烈进行的时候，他们……却在写著作，编写笔记、草拟方案。是呀，“国家法、财政学、经济关系、司法和国民教育的行家们”在写著作。（而且，很容易猜到，他们在写著作的时候丝毫也不依据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已有的著作）C·A·科特里亚列夫斯基教授——关于俄国的联邦制，斯坚普科夫斯基——关于农业问题（想必没有讲集体化……），B·C·穆拉列维奇——关于未来俄国的国民教育，H·H·维诺格拉茨基——关于经济问题。而（伟大的）生物学家H·K·科里佐夫（他在祖国的遭遇只有迫害与死刑）竟允许这些资产阶级权威们在他的研究所里聚会谈话（康德拉季耶夫也陷了进去，他在一九三一年最终因劳农党案件受到审判）。“我们的问罪之心等不及宣判就已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喂，该给这些将军的帮手们什么样的惩罚呢？只能给他们一种惩罚——枪毙！这不是公诉人的要求——这已经是法庭的判决！（可惜后来减轻了：在集中营监禁到国内战争结束。）

被告的罪过正是在于他们没有蹲在自己的角落里慢慢嘬那四分之一磅面包，他们经常碰头和商谈在苏维埃制度垮台后应当建立怎样的国家制度。

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说，这就叫做：他们研究代管办法。

公诉人声若洪钟地讲着，但是我们听出突然有点断气，似乎他的眼珠朝讲台上乱转了一下，他是在找一张纸吗？一段引文吗？稍等一下！该说得漂亮点！还是用另一个案件里说过的那个吗？没有关系！是不是这个，尼古拉·瓦西里伊奇，请吧：

“对于我们来说……折磨的概念已经包含在把政治犯关进监狱的这个事实的本身之中……”

什么！把政治犯关进监狱——这就是折磨！而这是公诉人说的！——多么宽广的观点呀！新的司法制度诞生了！接着，

“……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是他们的[政治犯的]第二天性，因此要他们不去同沙皇制度斗争是不可能的！”呼十七页）

那本不去研究代替办法更是不可能的学？……也许、思想——这是知识分子的第一天性？

唉，笨手笨脚地递错了引文！真是难为情！……但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已经在弹奏华彩过门了：

“甚至假定被告们在这里，在莫斯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好像也正是这样……）——那反正也一样：……在这样的时刻即使在喝茶聊天的时候谈论用什么样的制度去代替似乎正在垮台的苏维埃政权、那也是反革命的行动……在国内战争时期，不仅[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为是犯罪……而且不作为本身也是犯罪。”（第三十九页）

现在明白了，现在一切都明白了。他们一定会被判处枪决——为了“不作为”，为了喝一杯茶。

例如，彼得格勒的一群知识分子决定：如果尤登尼奇进了城，他们应当“首先关心召开民主的市杜马”（就是说防止将军的专政）。

克雷连科：——我想向他们大喝一声：“你们必须首先想——宁可战死，也不能放尤登尼奇进来！！”

但他们——没有战死。

（话又说回来，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也没有战死）

还有这样一些被告，他们知道情况，但——没有告发（照咱们的说法是“知情不报”）。

下面要说的已经不是“不作为”，而是积极的犯罪行为了：通过政治红十字会会员赫鲁晓娃（她也在席上入另一些被告向布蒂尔卡的犯人们提供金钱（可以想象这笔资金怎样流向监狱小卖部！）和衣物（瞧，还有毛料的？）的接济。

他们的罪行是十恶不赦的！而且无产阶级的惩罚也将是毫不容情的！

像电影放映机慢慢倾倒的时候那样，在我们眼前晃过歪歪斜斜模糊不清的二十八名革命前的男人和女人的面孔。我们没有看清他们的表情！——他们是惊呆？是轻蔑？是傲然？

因为没有发表他们的回答！因为没有发表他们的最后陈述！——据说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为了补偿这个缺陷，公诉人向我们哼哼道：这是连篇的自我鞭笞和对所犯错误的悔恨。知·识阶层政治上的不坚定和中间本性……——（噢，噢，还有这个东西：中间本性！）——……在这个事实上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一向对于这个阶层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评价的正确。（第八页）

这个一闪而过的年轻的女人是谁呀？

这是托尔斯泰的女地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克雷连科问她在进行这些谈话的时候做些什么？她回答说：“烧茶！”——三年集中营！

根据境外出版物《在异乡》，我们可以判明事实的真相。

还在一九一七年夏天临时政府时期，就产生了一个“社会活动家联盟”——宗旨是支持将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与社会主义派别，尤其是社会革命党，相对抗。十月政变之后，许多著名成员出国了，其他人留了下来，再也不能召开代表大会，从事有组织的活动了，但是知识分子习惯于思考，评价事件，交流想法——他们很难马上放弃这种习惯。他们与学术界的接近使他们能以学术会议的形式进行聚会。那时可以讨论的事情很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丧失大片领土为代价退出战争，战争在欧洲继续进行的时候我国与以前的盟友及以前的敌人的新关系。一些人认为为了自由和民主，也为了盟约的义务，应当继续协助协约国，而布列斯特和约是一些没有得到国家授权的人们签订的。有些人希望，一旦红军力量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就会和德国人破裂。另一些人则相反，把希望寄托在德国人身上，认为他们按照条约成为了半个俄国的主人，现在就会除掉布尔什维克。（而德国人合理地认为，为立宪民主党人出力就等于为英国人出力，苏维埃政府之外的任何别的政府都会恢复对德战争。）

由于这些分歧，一九一八年夏天从“社会活动家同盟”里分裂出去了一个“民族中心”——它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小组，持极端亲协约国观点，成员都是立宪民主党人，但是他们像怕火一样害怕恢复布尔什维克坚决禁止的政党形式。这个小组除了在科里佐夫教授的学院里举行过伪装的集会之外，什么也没做过。有时候他们派组员到库班去打听情况——但他们一去就没影了，好像是把莫斯科的同道们忘了。（不过协约国对志愿军显出的兴趣也极其薄弱。）但“民族中心”的精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为未来的俄国安安静静地拟定各种法律草案上。

与民族中心同时建立了一个比它左的“复兴同盟”（基本上是社会革命党的——不好意思与立宪民主党联合，又恢复了习惯的党派倾向与观点），其宗旨是进行既反对德国人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但是他们觉得这种斗争也没法在布尔什维克地区进行，斗争内容只能归结为把人们输送到南方去。然而在志愿军地区也以它的反动性使他们讨厌。

在军事共产主义的真空中憋得要死，一九一九年春天三个组织——社会活动家联盟、民族中心和复兴同盟决定保持经常的协作，为此各抽出了两个人。一九一九年中，新组成的六人小组有时开会，后来就停顿了，不存在了。对他们的逮捕从一九二0年才开始——到那时候，在侦查期间给六人小组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策略中心”。

逮捕是因民族中心的一名平庸的成员H·H·维诺格拉茨基的告密而发生的，他在放进过许多“中心”成员的特科牢房里继续充当颇有成绩的“内线”，而那些人还以克雷洛夫时代的天真在牢房里向他公开说出想瞒过侦查员的话。

也落入被告之列并且是主要被告（六人小组成员）的著名俄国历史学家梅尔古诺夫在流亡期间不得已地写出了一份关于这次审判的回忆——如果不是出版了正是我们手头这本正是登着这篇雷鸣般的演说词的克雷连科的大作，他可能避免写这篇东西的。梅尔古诺夫怀着对自己和同案人恼恨的心情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如此熟悉的苏联侦查工作的图画：侦查者手里没有任何罪证，“案卷里没见到一份文件。起诉材料整个来自被告本人的供词……所有后来受审判的人在预审期间没有坚持沉默的策略……我觉得，采取不说话的原则，我是在不必要地使自己，也许还有别人，遭到更大的厄运……当你面临着遭枪决的可能时，你并不总能想到历史。”

在《全俄非常委员会红皮书》（第二卷，莫斯科，一九二二）里，逐字引用了被侦查人的许多供词，它们，唉，是不漂亮的。

梅尔古诺夫不带幽默感地责备侦查员雅科夫·阿格拉诺夫（他把他们所有人都制住了）对他及其他被侦查人进行欺骗，巧妙的愚弄，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对我的嘲弄了”。他说：这比任何肉刑更坏。后来如此洞彻地剖析过不少俄国革命的历史人物的梅尔古诺夫这时轻而易举地掉进去了：从向他出示的书面供词中看，一些人的问题好像已经澄清了，他却证明他们参加过复兴同盟。而且总的说“开始提供比较有条理的证词”——一篇不把侦查员的问题区分出来的完整叙述。（后来这些供词被给同案人看，使他们感到吃惊和沮丧：好像他是带着难以遏制的愿望讲述这一切的。）

阿格拉诺夫还用这些话把他们都“收买”了，他说，既然这是“过去的事”了，所有这些中心早已经不开会了——所以被侦查人是没有任何危险的，契卡查明一切只是着眼于历史价值。雅科夫·萨乌洛维奇用他的亲切态度迷惑了很多人。在另一些人面前，他把苏维埃政权和俄罗斯之间画了一个绝对的等号，这么一来，如果你热爱后者，那么反对前者就是有罪的。就这样从某些人那里获得了真正卑躬屈节、巴结讨好的供状。（脚注中提到的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论文专门被阿格拉诺夫指定为犯人的学习材料。）

在法庭上怎么样呢？梅尔古诺夫写道：“「知识分子的」革命传统要求一定的英雄主义，可是心里没有这种英雄主义所需要的激情。如果把法庭变为抗议示威——意味着有意地使不仅自己的还有别人的处境更加恶化。”

在他们还没挨整的沙皇时期曾是如此爱好自由，如此不可调和，如此不能压服的俄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容易地上契卡的钓钩的，就是这样容易地降服和灭亡的。

但比这更鲜明更可怕的是阿格拉诺夫的另一件成功之作——1921年的“塔甘采夫案”（尽管它不属于这一章，因为没有上法庭）。塔甘采夫教授在侦查的四十五天之内英勇地保持着沉默。可．是这以后阿格拉诺夫使他同意和他签了一项协议：

“我，塔甘采夫，自觉地开始毫不隐讳地供出我们组织的情况……我不隐瞒与我们集团有关系的任何一个人。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我们同案受审人得到宽大处理。

我，全俄肃委特派员雅科夫·萨乌洛维奇·阿格拉诺夫，保证在塔甘采夫公民的协助下迅速结束侦查工作，并在其结束后将此案送交公开法庭审理……我保证对被告中任何一人都将不用极刑。”

但就搭甘采夫一案——契卡枪毙了八十七人。

我们自由的太阳就这样升起了。我们的十月革命同龄儿——法律在幼年时期就是这样一个胖乎乎的淘气孩子。

这些我们现在完全不记得了。

第九章　法律在壮大

我们的概述已经拉得很长。可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哩。还有更重大的案件、更著名的案件在前面。但是基本线条已经画清楚了。

我们还要伴随一下我们的处在少先队年龄的法律。

提一下一个早就被遗忘了的而且甚至不带政治性的案件。

6）燃料总管理局审判（一九二一年五月）因为它涉及了工程师或者当时所说的专家。

国内战争的四个冬天中最残酷的一个冬天过去了，那时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可以烧的东西了、火车开不到站，在各首府，人们饥寒交迫，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现在已经从历史中一笔勾销了）。谁之罪呢？一个著名的问题：谁之罪？

当然不是总的领导。而且甚至也不是地方领导！这一点很重要。如果那些“往往是外面调来的同志”（党员领导）不懂业务，那末就应当由专家来为他们“拟订处理问题的正确方案”！这就是说，“不是领导人有过错……而是那些打算盘、拟计划（怎样靠田野吃饭和取暖）的人有罪责”。有过错的不是发号施令的人，而是草拟计划的人！计划变成吹牛专家的过错。数字不相符“这是专家的过错，而不是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过错”，甚至“也不是燃料总管理局负责干部的过错”。没有煤，没有柴，没有石油这是专家们“造成的复杂紊乱局面”。他们没有顶住李可夫的紧急电话记录发给、批给了什么人计划外物资，这也是他们的过错。

一切都是专家们的过错！但无产阶级的法庭对他们并不是毫不留情的，判决是轻的。当然，无产阶级骨子里与这些该死的专家是格格不久的然而没有他们却应付不下去，一切都处于瘫痪状态。因此革命法庭没有往死里整他们，克雷连科甚至说，从一九二0年起“谈不上有怠工现象”。不错，专家是有过错，但他们并非出于恶意，他们不过是些糊涂虫，不会更好地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学会做工作，或者不过是一些利己主义者和受贿分子。

所以说，在恢复时期之初划定了一条对工程师们奇妙的宽大为怀的杠杆。

一九二二年第一个和平年代充满了公开的审判真是太多了，以至我们这一章几乎都用到这一年上了。（人们会感到奇怪：战争过去了—一而法院却那么活跃？但是要知道在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八年护法神都曾格外活跃过一阵。这里是否有最简单的规律性呢？）

虽然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缩小全俄肃委的管辖范围”“它按照这个意图装腔作势了一番并且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但是一九二二年十月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就重新扩大了，十二月捷尔任斯基对《真理报》（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者说：“现在我们需要特别敏锐地注意各种反苏派别和集团。国家政治保卫局紧缩了机构，但是提高了它的质量。”

因此我们也不放过这一年年初的案件：

7）奥尔登博格尔工程师自杀案“（高庭”，一九二二年二月）已经谁也不记得的、微不足道的完全没有代表性的一次审判。说没有代表性，是因为它的内容只涉及一个人的生命，而且是已经完结的。如果这条生命没有完结，那末这个工程师，还有十来个人与他一起，便会组成中心而出现在“高庭”面前，那时审判就会完全有代表性的了。而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知名的党务工作者谢捷尔尼科夫，两名工农检查院干部，还有两名工会工作者。

可是，在这一次对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的早期先驱者的审判中，有着某种象契诃夫所描写的远方传来的断弦声那样一种令人惆怅的东西。

B·B·奥尔登博格尔在莫斯科自来水公司工作了三十年，看来从本世纪初就成了它的总工程师。他经历了艺术的白银时代、四届国家杜马、三次战争、三次革命而全莫斯科一直都是喝他的水。高峰派和未来派、反动分子和革命分子、贵族士官生和红军战士、人民委员会、契卡和工农检查院喝的都是奥尔登博格尔的洁净冰凉的水。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子女，他一辈子只有自来水。在一九0五年，他不放警备队进驻自来水公司“因为士兵们笨手笨脚可能会把水管或机器弄坏”。在二月革命的第二天，他对自己的工人们说，革命已经结束，够了，各就各位，水应当照常供应。在莫斯科的十月革命战斗中，他只关心一件事：保全自来水公司。他的从业人员举行罢工来回答布尔什维克政变，邀请他一起参加。他回答说：“从技术方面，我，对不起，不罢工。而在其他方面，在其他方面，我，好吧，罢工。”他从罢工委员会接受了一笔支援罢工者的钱，写了收据，但自己却跑出去寻找管子接头来修理坏了的水管。

但他反正是个敌人！他对一个工人说过这种话：“苏维埃政权连两个星期也维持不了。”（在转入新经济政策的前夕下来了一个新精神，因此克雷连科允许自己对“高庭”稍微说点真话。）“当时不仅专家们这样想我们也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过。”（第四三九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但他反正是个敌人！像列宁同志告诉我们的那样：为了监视资产阶级专家们，我们需要有工农检查院这条警犬。

在奥尔登博格尔身边安排了两只这样的警犬（其中一只原是自来水公司的滑头办事员马卡罗夫-泽姆梁斯基，他“因品行不端”被解雇，进了工农检查院，“因为那里待遇好”，后来上升到中央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因为“那里待遇更好”从那里被派来监督自己的旧上司，一心要对惹过自己的人进行报复）。还有工会地方委员会这个工人利益的最好维护者也没有睡大觉。共产党员当了自来水公司的领导。“我们这里一切都应该以工人为首，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掌权，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也为本案所证实，”（第四三三页）还有莫斯科党组织的眼睛也一直盯着自来水公司。（而在它的背后还有契卡）“当时我们正在建设一支我们自己的队伍，那是以阶级对立这种健康的感情为出发点的。凡是不属于我们阵营的人，都要给他们配搭上一个……政委，否则任何一个负责岗位都不能交给他们。”（第四三四页）各方面一下子都来纠正、支使、教训总工程师，不经他的同意，随便调动技术人员（“拆散了这些生意人的老窝”）。

但是，自来水公司并没有得救。情况没有好转，而是变得更坏这准是有一个工程师的匪帮暗中捣鬼。更甚于此。奥尔登博格尔由于自己的知识分子中间状态的天性，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厉害话，现在却一反常态，胆敢把自来水公司新首长泽纽克（一个“因自己的内在气质”使克雷连科觉得非常可爱的人物）的行为称作瞎胡闹J

这样一来就清楚了，“奥尔登博格尔工程师有意识地背叛工人的利益，是工人阶级专政直接的公开的敌人。”于是请各方面派检查团到自来水公司来然而各检查团都认为一切没有问题，水流得也正常。工农监察员们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把一份又一份的报告送到工农监察院去。奥尔登博格尔干脆是“抱着政治目的想要摧毁、破坏、打烂自来水公司”，但是他没有这个本领。我们也尽力阻碍他，阻碍他铺张浪费地去修理锅炉或用混凝土水箱来替换木制水箱。工人领袖们开始在自来水公司的大会上公开地说，他们的总工程师是“有组织的技术怠工的灵魂”，号召大家不要相信他，要在各方面去抵制他。

但工作照样没有改善，而且搞得更糟了！……

特别使工农监察员和工会工作者的“血统无产阶级心理”感到难受的是“沾染上小资产阶级心理”的给水塔上的大多数工人站在奥尔登博格尔一边，看不到他的怠工。而这时正好赶上莫斯科市苏维埃的选举，工人们推出奥尔登博格尔作自来水公司的候选人，党支部当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党的候选人。然而由于总工程师在工人中的虚假威信，党的候选人看来没有当选的希望。但是党支部向区委会，向各级机关送去了一份决议，并在全体大会上宣布：“奥尔登博格尔是怠工的中心和灵魂，在莫斯科市苏维埃里他将是我们的政敌！”工人们则报之以一片喧嚷和叫喊声“不对！”“撒谎！”那时党委书记谢捷尔尼科夫同志就面对面地向上千名无产阶级宣布：“我不想同你们这一群黑帮分子说话！”他表示，我们到别的地方说话去。

采取了这样一些党的措施：把总工程师开除出……自来水公司管理委员会，同时给他造成经常受审查的处境，不断把他传到为数众多的各种委员会、各种小组里去进行讯问并交给他需要紧急完成的任务。他的每次不到都写入笔录，“以备未来进行司法审判”。通过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是列宁同志）争取到任命一个“非常三人小组”（工农监察院、工会委员会和古比雪夫同志）来领导自来水公司。

四年来水管里一直有水，莫斯科市民喝着水，什么也没有察觉……

在这种情况下，谢捷尔尼科夫便在《经济生活》上写了一篇文章：“鉴于流传着一些激动社会舆论的关于自来水公司灾难性状况的传闻”，他提供了许多新的令人不安的传闻，甚至有：“自来水公司往地底下打水，有意识地冲蚀着整个莫斯科的地基”（那还是伊万·卡利达奠定的）。请来了莫斯科市苏维埃的一个检查团。它认为；“自来水公司的状况是令人满意的，技术领导是合理的”。奥尔登博格尔驳倒了所有的指控。这么一来，谢捷尔尼科夫便宽容地说：“我的任务是围绕这个问题引起议论，至于弄清这个问题，那是专家们的事。”

工人领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最后的、但万无一失的手段呢？向全俄肃反委员会告密！谢捷尔尼科夫就这么办了！他“看到奥尔登博格尔有意识破坏自来水公司的迹象”，他毫不怀疑“在自来水公司、在红色莫斯科的心脏存在着一个反革命组织”。而且还有：鲁勃辽夫水塔的灾难性状况！

但是这时候奥尔登博格尔犯了一个很失策的错误，做出了一个懦弱的、中间状态知识阶层的举动：他购置国外新锅炉的定货被“砍掉了”（而旧钢炉现时在俄国不能修理）于是他便自杀了（对一个人来说，碰的钉子太多了，况且当时人们还没有经过锻炼）。

事情没有放过去，没有这个人也可以找出反革命组织。工农监察员们担负起全面揭露这个组织的工作任务。两个月间暗中搞了一些名堂。但是正在开始的新经济政策的精神是这样的：“对两边都要给点教训”。于是最高革命法庭就审起这个案子来了。克雷连科恰如其分地严厉，克雷连科恰如其分地铁面无私，他理解：“俄国工人把每一个不是自己的人宁可看成是敌人，而不认为是朋友，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进一步改变我们的实际政策和总政策时，我们还不得不作些大的让步，不得不进行退却和迂回；也许党将被迫选择一条策略路线，这条路线将遭到忠诚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们的天真逻辑的反对”（第四五八页）。

固然，革命法庭根本没有把那些出庭作证反对谢捷尔尼科夫同志和工农监察员的工人们“当作一回事”。被告谢捷尔尼科夫泰然自若地回答公诉人的威胁：“克雷连科同志！我知道这些条文；但要知道，这里审判的并不是阶级敌人，而这些条文是对待阶级敌人的。”

然而，克雷连科也起劲地制造紧张气氛：你们向国家机关有意递送诬告……同时具有加重罪责的情节（私怨、个人报复）……利用职务地位……政治上不负责任……滥用权力、滥用苏维埃干部和联共（布）党员的威信……搅乱自来水公司的工作……给莫斯科苏维埃和苏维埃俄罗斯造成损失，因为这样的专家很少··，…没有人能代替……“我们已经不必去说具体的人的损失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斗争构成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习惯于很少考虑这些不可挽回的损失……（第四五八页）最高革命法庭应当说出自己有分量的话……刑事惩罚应当是十分严厉的……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开开玩笑的！……”

我的天哟，现在他们该怎么办呢？难道……？我的读者已经习惯于提示：全都枪……

完全正确。全都给逗乐了：鉴于被告真心悔悟，判处他们……接受社会谴责！

两个真理……

而谢捷尔尼科夫好像是一年监禁。

请允许我不相信。

噢，那些把二十年代描绘成一片欢腾的光明景象的歌手们啊！一个人哪怕只和二十年代沾过一点进，哪怕当时只是童年，也是不会忘记的。陷害工程师的牛头马面们正是在二十年代养肥的。

但现在我们看到，从一九一八年起就已经……

下面的两次审判，我们要稍稍离开一下我们顶喜欢的最高公诉人：他正忙于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大审判的准备工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外地审判，以前就有了，如一九一九年的萨拉托夫审判。）这起规模浩大的审判在欧洲事先就引起了波动，这时司法人民委员部突然想起：我们搞了四年审判，可是没有刑法典，旧的没有，新的也没有。克雷连科也一定免不了要为法典操点心：需要各方面预先配合好。

眼前的那些教会案审判是内部案子，不会使进步的欧洲感兴趣，不用法典也可以对付过去。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国家是这样理解的，那就是教堂建筑本身以及里面挂着的、摆着的、画着的一切，都归国家所有，而留给教会的只是圣经上规定的那种一无所有的教会。早在一九一八年，当政治上的胜利看来已经比预期更迅速和容易地取得的时候，就着手去没收教会的财产。然而这一仓促之举引起了人民太大的愤怒。在国内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再去建立一条反对教徒的内部战线，那是不明智的。共产党人与基督教徒的对话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在国内战争末期，作为它的一种自然后果，在伏尔加河流域发生了空前未有的饥荒。因为这不很使这次战争的胜利者增光，所以我国的书刊上只含含糊糊地提它两行。然而这次饥荒达到了人吃人、父母吃亲生子女的程度这样的饥荒甚至在大混乱时期的俄罗斯也是没有见过的（因为当时，据历史记载，一连数载都有尚未脱粒的谷垛被压在冰雪下过冬）。一部关于这种饥荒的影片，就可以把我们见到的和知道的关于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一切完全改观。但是，既没有电影，也没有小说，又没有统计研究这是竭力要人们忘掉的，这是不光彩的。而且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任何饥荒的原因推在富农身上但在普遍的死亡中分得出谁是富农呢？柯罗连科在《致卢那察尔斯基的书信集》中（尽管后者答应过，但我国从来没有出版过这个集子）解释造成国内遍地饿殍、民不聊生的原因说：这是由于一切生产率的下降（劳动的手都去拿武器了），由于农民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丧失了哪怕给自己留下一小部分收成的希望。将来会有人算清这笔帐：根据布列斯特和约，从失去抗议声的俄国，甚至从未来的饥荒区，用了好多个月好多节车皮给继续在西方作战的德意志帝国供应了多少粮食。

一条笔直的、短短的因果链条：伏尔加河流域一带的人所以吃自己的子女，是由于我们当年急不可耐地取消了立宪会议。

但是政治家的天才就在于从人民的灾难中也能取得成功。这确是神机妙算须知可以一箭三雕呀；现在让神甫们去养活伏尔加流域吧！他们是基督教徒，他们是慈悲为怀的！

1．拒绝就把整个饥荒嫁祸于他们，并可以把教会摧毁；

2．同意我们就把教堂彻底打扫干净；

3．在两种场合都可充实货币储备。

而且，这条妙计看来还是教会自己的行为给提醒的。正如吉洪总主教所陈述，还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在饥荒刚发生的时候，教会就成立了救济饥民的教区委员会和全俄委员会，开始募集钱款。但是，容许来自教会的直接救济送到饥民嘴里，那就等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被查禁了，而钱款则收归国库。总主教还向罗马教室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求助但这也被制止了，解释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有权同外国人进行谈判。而且何必大惊小怪；报纸上写着，当局自己有一切办法来应付饥荒。

而在伏尔加流域正在吃草、吃鞋掌、啃门框。最后，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救委会（国家救济饥民委员会）向教会提出建议，为饥民捐献教会的贵重物品，不是所有贵重物品，与教仪有关的物品不必捐献。总主教同意了，救委会制订了一项实施细则：一切捐献必须是自愿的！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总主教发表文告；允许各教区委员会捐献无关教仪的贵重物品。

这样一来，一切又可能化为蒙蔽无产阶级意志的妥协。

思想如迅雷闪电！思想变成法令。全俄中执委二月二十六日的法令：从教堂收取一切贵重物品为了饥民！

总主教给加里宁写信加里宁没有答复。于是，总主教于二月二十六日发布了新的、致命的文告：从教会的观点看，这类行动是渎神行为，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收取。

过了半个世纪的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不难对总主教提出责备。基督教会的领导人当然不该为这样一些思想分心：苏维埃政权有没有其他的资源，或者，是谁把伏尔加流域搞得没有饭吃；他们也不该抓住这些贵重物品不放，信仰的复活（如果还能复活）完全不在这些东西上面。但是也应当为这个不幸的总主教设身处地想一下。他的当选已经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在短短的几年内领导着备受排挤、迫害、处决而他又受托保存的教会。

这时报纸上立刻发动了对总主教及高级教职人员的稳操胜券的围攻，说他们正利用饥荒的瘦骨嶙峋的手来枪杀伏尔加流域！总主教抵抗得越顽强，他的地位也就变得越虚弱。三月，在宗教界内部也开展了一个让出贵重物品、同当局协调一致的运动。参加救委会中央的安东宁·格拉诺夫斯基主教向加里宁表达了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担心：“教徒们感到不安的是，教会的贵重物品可能会用于与他们心灵格格不久的狭隘的其他目的。”（了解先进学说一般原则的有经验的读者会同意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共产国际和正在解放中的东方的需要，其迫切程度并不亚于伏尔加流域。）

彼得格勒的大主教文汉明也处于无疑的激奋状态中：“这是上帝之物，我们自己会全部交出来。”但是不要来收取，让这作为一种自愿捐献吧。他还要求建立神职人员和教徒们的监督：伴随贵重物品直到它们变成供给饥民的粮食。他感到苦恼的是，与此同时又不要违背总主教对这件事的谴责态度。

在彼得格勒好像是和和气气地进行的。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在彼得格勒救委会的会议上，据目睹者说，甚至出现了一种欢乐的气氛。文汉明宣告：“东正教会决意把一切都交出来救济饥民”，只是认为强制收取是渎神行为。但他这么一来，收取也就不需要了！彼得格勒救委会主席卡纳特契科夫担保说，这会引起苏维埃政权对教会的好感（焉能不如此！）。一股暖流通过心房，大家都站立起来。大主教说：“最主要的重负是不和与仇视。但俄国人汇合为一体的时候将会到来。我将亲自带领善男信女从喀山圣母身上取下金袍，流着甜蜜的眼泪把它们贡献出来。”他祝福救委会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们，而他们也光着脑袋把他送到大门口。三月八日、九日、十日的《彼得格勒真理报》证实了谈判的和睦而成功的结局，赞扬了大主教。“在斯莫尔尼宫里商定，教会的樽爵、金袍将在教徒们面前重铸成金锭。”

又涂抹成了某种妥协！基督教的毒气毒害着革命的意志。伏尔加河流域的饥民们不需要这种团结一致和这种自动捐献的方式！彼得格勒救委会的立场不稳的班子被撤换了，报纸开始冲着“坏神甫”“教会公侯”狂吠，对教会代表们说明：不需要你们的什么捐献！不需要同你们搞什么谈判！一切都属于当局它认为需要什么就取走什么。

于是，在彼得格勒也和各地一样，开始了伴随着冲突的强制收取。

现在就有了合法理由来开始教会案的审判产

8莫斯科教会案（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七日），地点在综合技术博物馆，莫斯科革命法庭，审判长别克，检察长卢宁和隆吉诺夫。十七名被控告散发总主教文告的受审人，包括大司祭们和俗人。这个罪名比交出或不交出贵重物品还重大。A·H·藻泽尔斯基大司祭把自己教堂里的全部贵重物品都交了，但原则上坚持总主教文告的看法，认为强制收取是读神行为于是就成了审判的中心人物马上就要被枪决（这也就证明：重要的不是给饥民们饭吃，而是在方便时刻把教会摧毁）。

五月五日吉洪主教作为证人被传到法庭。虽然厅里的听众是挑选好的，专门安排的（在这方面一九二二年与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区别不大），但罗斯的老底子是那么深厚，而苏维埃的底子还那么浅薄，所以总主教一进来，半数以上在场的人都站起来接受他的祝福。

吉洪把起草和分发文告的全部罪责承担在自己身上。审判长竭力追根刨底：这是不可能的！难道是自己亲手写的全部都是自己写的？你想必只是签个名吧？是谁写的呢？谁是出主意的人？还有：为什么你在文告里要提到报纸对你们的围攻呢？（人家围攻的是你们，干吗要我们听到这些呢？……）你想借此表明什么？

总主教：“这应当去问那些掀起这一场围攻的人，问他们是抱着什么目的？”

审判长：“但你写的这个东西与宗教毫无共同之处！”

总主教：“它具有历史的性质。”

审判长：“你使用了一种说法，说当你们同教委会进行谈判时‘在背后’发布了法令？”

吉洪：“是的。”

审判长：“这么说你认为苏维埃政权做得不对？”

毁灭性的论据！在侦查员的夜间办公室里还将千百万次向我们重复提出这个问题！而我们永远也不敢那么简单地回答，像下面的回答那样。

总主教：“是的。”

审判长：“你是否认为国家现行法律对你有约束力？”

总主教：“是的，我承认它们，如果它们不与笃信教规相抵触。”

（要是大家都这样回答该多好呀！我们的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反复询问教规。总主教解释说：如果教会自己交出资重物品这不是读神行为。如果违背它的意愿而取走这就是读神行为。在文告中没有说根本不交东西，而只是谴责违反意愿的交法。

（这话使我们更感兴趣违反意愿！）

审判长贝克同志感到惊异：“归根结底什么对你更重要些教会的戒律还是苏维埃政府的观点？”

（可以预料的回答：“苏维埃政府的……”）

公诉人大声疾呼：“好，就算按教规是读神行为，但从仁慈的观点来看呢！！”

（这是第一次也是五十年来的最后一次在法庭上想起这个内容贫乏的仁慈两个字……）

还进行了语文学上的分析。“渎神行为”这个字是从圣物-盗贼（这两个字来的。

公诉人：“那就是说，我们这些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是盗窃圣物的贼了？”

（厅内长时间的喧闹声。休息。法庭管理人员忙乱了一番。）

公诉人：“这样说，你把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全俄中执委都叫作贼了？”

总主教：“我只是引用教规。”

往下讨论了“亵渎行为”这个术语。从瓦西里·凯萨里伊斯基教堂收取物品时，圣像的金袍装不进箱子去，于是就用脚踩扁了，但总主教本人没有在现场吧？

公诉人：“你是从哪里知道的？请把讲给你听的神甫的姓名说出来！”（=我们马上就把他关起来！）

总主教没有说出姓名。

那就等于撒谎！

公诉人得意洋洋地追问：“不，是谁散布了这个卑鄙的诽谤？”

审判长：“说出那些用脚踩扁了金袍的人的姓名来！（他们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一向是留下名片的嘛）否则法庭不能相信你所说的！”

总主教不能说出姓名来。

审判长：“那就是说，你是凭空诬告！”

剩下的是要证明总主教想颠覆苏维埃政权。请看这是怎样证明的：“进行鼓动就是企图准备情绪，以便将来准备实行颠覆。”

法庭决定对总主教提起刑事诉讼。

五月七日宣告判决：十七名受审人中十一名判处枪决（实际枪毙了五人）。

正如克雷连科所说，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开开玩笑的。

再过一个星期，总主教被停职并被逮捕。（但这还不是最后结局。暂时把他押送到顿斯科伊修道院，严加看管，直到教徒们开始习惯于他的不在。记得吧，不久前克雷连科还表示过惊讶：有什么样的危险威胁着总主教呢？……不错，当偷偷地扑上来的时候，敲钟和打电话都无济于事。）

再过两个星期，文涅明大主教也在彼得格勒被捕了。他不是教会的高级官员，甚至不是任命的，像所有大主教那样。一九一七年春天从古诺夫戈罗德时代起第一次在莫斯科（选了吉洪）和彼得格勒（选了文涅明）选举了大主教。文涅明是一个大家都能接近的、性格温和的人，是工厂里的常客，在人民中和下层神职人员中颇有声望，正是他们的票数使文涅明当了选。他不理解时代，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使教会脱离政治，“因为教会在过去吃了它的许多苦头”。正是这一点把大主教牵入了下案。

9彼得格勒教会案（一九二二年六月九日至七月五日）。被告（抗拒交出教会贵重物品）有几十八，其中包括神学教授、教会法教授、修士大司祭、神甫和俗人。法庭审判长谢苗诺夫年方二十五岁（据传闻是个面包销掌柜）。主要公诉人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克拉西科夫列宁的同龄人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流放时期的朋友，后来是流亡国外时期的朋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喜欢听他拉小提琴。

在涅瓦大街上，在从汉瓦大街拐弯的地方，每天都密密麻麻地站着一大群人，在押过大主教时，人们跪下来唱“上帝拯救众生！”（可想而知，在大街上，正像在法庭大楼里一样，一些过分热心的教徒当时就遭到逮捕。）在审判厅里大部分听众是红军战士，但是每当戴着白色僧帽的大主教进来的时候连这些人都站起来。而公诉人和法庭却称他为人民公敌（这个词儿当时已经有了，这一点要记住）。

审判的气氛一次比一次紧张，律师受压制的状况已经十分明显。这方面克雷连科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但目睹者介绍了情况。法庭大声威胁要把首席辩护人博布里谢夫-普希金本人关押起来，而这已经是当时的时尚，这已经是那么现实的事情，以至博布里谢夫-普希金赶紧把金表、钱包交给律师古罗维奇……证人叶戈罗夫教授因说了有利于大主教的话，被法庭裁决当场羁押。但是，没想到叶戈罗夫对此早有准备：他随身带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里面装着食物、替换衣服甚至还有一条小被子。

读者会注意到，法院是怎样逐渐地具备起我们所熟悉的形式。

文汉明大主教被控为居心不良地与……苏维埃政权取得协议，借此达到了使收取贵重物品法令内容较缓和的目的。他居心不良地在人民中散发自己致救委会的呼吁书（私下出版物！）。还与世界资产阶级配合行动。

克拉斯尼茨基神甫，一个主要的新生教徒，也是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员，他作证说，神甫们串通好要利用饥荒挑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

只听取了原告一方的证人陈述，而没有让辩护方面的证人出庭陈述。（啊，多么像呀，越来越像了……）

公诉人斯米尔诺夫要求“十六颗首级”。公诉人克拉西科夫大声疾呼：“整个东正教会就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说实话本应把整个教会都关进监牢里去！”

（纲领是很现实的，它几乎很快就办到了。它是双方对话的良好基础。）

利用罕有的机会我们仅将保存下来的大主教辩护律师古罗维奇的几句话引在下面：

“没有罪证，没有事实，连罪状也没有……历史将会说什么？（哎唷，真吓死人！没关系，它会忘掉的，它什么也不会说！）在彼得格勒收取教会贵重物品的经过明明是完全平静的，但是彼得格勒的宗教界现在却坐在被告席上，并且某些人的手正在把他们推向死亡。你们所强调的基本原则是苏维埃政权的利益。但是请不要忘记，教会是在殉教者的鲜血里成长的（在我们这里不会成长起来！）……我再没有更多的话，但也很难结束我的发言。当辩论在进行被告还能活着。辩论一结束，生命也将结束……”

革命法庭判处十个人死刑。他们等死等了一个多月，一直等到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结束（好像是准备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枪毙）。在此以后全俄中执委赦免了六个人，四个人（文涅明大主教；修士大司祭、前国家杜马成员谢尔吉；法学教授诺维茨基及律师科夫沙罗夫）于八月十二至十三日的夜里执行枪决。

我们务请读者不要忘记“地方多数”这个原则。这里有两起教会案件，那里就有二十二起。

社会革命党人案开庭之前，十分抓紧制定刑法典的工作：到了该铺好法律的花岗石块的时候了。五月十二日，按照商定的日程，全俄中执委应届例会开幕，但法典草案还是没有来得及搞好，它刚送到戈尔基去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定。法典中有六条的最高刑规定为枪决。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五月十五日，伊里奇在草案的页边上又补充了也必须实行枪决的另外六条，（其中有第六十九条：宣传与鼓动……特别是号召消极反抗政府、号召普遍不履行兵役或纳税义务……）还有一种应判枪决的情节：不经允许而从国外返回（就像先前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经常来回乱窜那样）。还有一个与枪决相等的惩罚：驱逐出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预见到那个不远的将来，那时人们将从欧洲难以招架地涌向我国，但却没法强迫任何人自愿地离开我国到西方去）。主要的结论伊里奇是这样向司法人民委员说明的：

“库尔斯基同志！在我看来，应当把枪决扩大适用于……（可代之以驱逐出境）孟什维克、社舍革命党人之流的各种活动；拟定一个把这些行为同国际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的表述方法。”（着重点是列宁加的。）

扩大枪决的适用！这还不明白吗？（驱逐出境的有几个？）恐怖手段这是一种说服手段广好像清楚了吧！

而库尔斯基还是没有彻底清楚。他大约感到才尽技穷，实在不知道这个表述方法怎么拟定，这个联系怎么编造。于是第二天他就到人民委员会主席那里去请求指点。这次谈话内容，我们不知道。但紧跟着，五月十七日，列宁从戈尔基发出了第二封信：

库尔斯基同志：现在给你寄去刑法典补充条款草案，作为我们谈话的补充。……草案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我相信基本思想是明确的：公开地提出原则性的和政治上正确的（而不只是狭隘的法律上的）原理，来说明镇压的实质和理由、它的必要性和范围。

法院不应该取消镇压；答应这样作是自欺欺人，法院应该在原则上明确地毫无掩饰地说明镇压的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这一点应该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因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一才能提出使它实施得比较广泛的条件。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

对这个重要文件我们不打算进行评论。对它适宜于静静地思考。

这个文件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它是还没有完全病倒的列宁在尘世上所作的最后指示之一，是他的政治遗嘱的重要部分。发出这封信后过了九天，他得了第一次中风。只是在一九二二年秋天的几个月里他才局部地恢复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也许给库尔斯基的两封信，就是在二层楼角上那个光亮的白色大理石客厅兼办公室里写的，那里已经放着将成为领袖临终卧榻的那张床，在等待着。

随后附着那个草案、补充条款的两种方案。这个条款过了几年后就成长为五十八条4以及我们的老妈妈整个的五十八条，你一面读着一面感到钦佩，“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原来是这个意思！实施得比较广泛原来是这个意思！你一面读着一面就会回忆起来，下面这段如此亲热的条文是多么法力无边：

“……宣传或鼓动，或参加组织，或协助（客观上协助或者有能力协助）其活动具有……性质的……组织或人……”

把奥古斯丁带到这里交给我，我马上就给他套上这个条文！

该做的都做了，做了补充，重新打印，扩大了枪决的适用范围于是全俄中执委五月下旬的会议通过了刑法典共决定自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现在就有了最合法的根据开始为期两个月的下一审判。

10社会革命党人审判（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至八月七日）最高法庭。办事灵活的格奥尔吉·皮亚塔科夫代替通常的审判长卡尔克林同志（审判员的好姓！）来审理这个重大案件。

如果我们与读者对于任何审判中主要的不是罪状，不是所谓“罪”而是适宜性这一点还没有充分的理解，也许我们一开始对于这次审判心里会有点疙疙瘩瘩。但适宜性势如破竹地发挥着作用：与孟什维克不同，社会革命党人当时还被认为是具有危险性的、还没有溃散、还没有彻底打垮的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适宜于把他们彻底打垮。

要是不知道这个原则，那就可能把整个审判错误地理解为党派报复。

对于在这个法庭上所提出的指控，你不由自主地会和各国漫长、悠久、连绵不断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深思。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十年间的屈指可数的议会民主制以外，各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政变史和夺权史。谁能更迅速更牢靠地把政变搞成功，他就即刻受到司法之神光灿的法衣的萌庇，他的过去和未来的每一步都是合法的和应受颂扬的，而他那些倒霉的敌人的过去和未来的每一步则都是犯罪的，应该受到审判和合法惩处的。

刑法典通过才一个星期，但是他们已经把革命后五年的历史全安排进去了。二十年、十年、五年以前，社会革命党曾是一个从事于推翻沙皇制度的友邻的革命政党，它承担了（由于它那恐怖策略的特点）布尔什维克几乎没有遭受过的苦役的主要重负。

现在指控他们的第一条罪状是：社会革命党人是国内战争的发动者！不错，是他们发动了国内战争，这是他们发动的！他们被指控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对它进行了武装抵抗。当他们所支持并且部分地由他们所组成的临时政府被水兵们的机枪火力合法地扫荡了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非法地试图保卫这个政府（有气无力地试图了一下，马上就动摇了，马上就脱离了那就不一样。但罪也不会因此而轻些。），甚至以射击回答了射击，甚至发动那些在正被推翻的政府下任军职的士官生进行反抗。

他们在武装上被粉碎，但在政治上并没有悔改。他们没有跪在宣布自己为政府的人民委员会面前求饶。他们继续顽固不化地认为以前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他们没有当即承认自己二十年的政治路线的破产，但曾请求赦免他们，解散他们，请求当局不再认为他们是一个政党。根据同样的理由，所有在地方上和边疆区先后出现的那些政府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萨马拉的、乌发的或者鄂木斯克的、乌克兰的、库班的、乌拉尔的或者外高加索的，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因为它们都是在人民委员会以后宣布自己为政府的。

第二条罪状是：他们的行动加深了国内战争的危局，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和六日，他们上街游行示威，因而成为反对工农政府合法政权的暴乱分子；他们支持自己非法的（普遍、自由、平等、秘密和直接投票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反对合法地驱散那个会议与那些示威者的水兵和赤卫队员（立宪会议心平气和地开会能产生什么好结果呢？只可能引起三年国内战争的大火嘛。国内战争之所以会发生，全是因为全体居民们没有同时地和驯顺地服从人民委员会的合法法令）。

第三条罪状是：他们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就是那个没有把俄国的头砍下来而只是砍下一部分躯体的合法的救命的布列斯特和约。起诉书判明，这样一来就具备了“叛国和旨在把国家拖进战争的犯罪行为的全部要件”。

叛国行为！这也是可以任意颠倒的一种玩意儿。你怎么摆，它就……

由此也就产生出第四条严重的罪状：一九一八年夏天和秋天，当德意志帝国勉强撑持对协约国作战的最后几个月和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信守布列斯特和约的苏维埃政府一列车一列车地运送粮食并每月交付黄金支持着德国进行这个艰苦的斗争社会革命党人则阴险地准备（甚至不是准备，更多是照老习惯反复讨论：如果……那该……）在这样的一趟列车开出前炸毁铁路，把黄金留在祖国就是说他们“准备犯罪性地破坏我们的人民财产铁路”。（当时还不觉得害臊也没有隐瞒不错，是把俄国的黄金运到未来希特勒的帝国去，念了历史和法律两个系的克雷连科也没有想到，他的助手们也没有一个人悄悄提醒，如果钢轨是人民财产，那末也许金条也算？……）

从第四条罪状中不可避免地会引伸出第五条罪状来：社会革命党人打算从盟国代表手里拿钱来购置进行这次爆破用的技术器材（为了不交黄金给威廉皇帝，他们想从协约国拿钱）而这已经是极端的叛变行为了！（以防万一起见克雷连科嘟哝说，社会革命党人同鲁登道夫的司令部也有过联系，但找错了主，就离开了。）

由此到达第六条罪状就完全不远了：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九一八年当过协约国的间谍！昨日是革命者—一今天成了间谍！这在当时听来一定是爆炸性的。从那以后这条罪名层出不穷，简直叫人倒了胃口。

还有第七条、第十条这是同萨温科夫、或者同费罗宁科。或者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同“复兴同盟”（它有过没有？……）或者甚至同反动大学生、或者甚至同白军进行合作。

这就是检察长（在审判前给他恢复了这个名号）巧妙地拉出来的一长串罪状。是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出来的也罢，或者是坐在讲台后面突然得到的灵感也罢，他找到了一种同情者的肺腑之言和朋友式的责备语调，在以后的各次审判中他对这种语调用得越来越熟练，味道越来越浓，这种语调在三七年收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这种语调的目的就是要在审判者和受审者之间寻求一致，共同对抗其余的整个世界。这个曲调是在受审人最喜爱的那根弦上演奏的。公诉人对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与你们可都是革命者呀！（我们！你们加我们等于我们！）你们怎能堕落到去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呢？（这时你们的心大概就要碎了！）同军官们联合呢？何苦要把你们设计的出色的秘密活动技术教给那些反动大学生？（这是十月政变的特别性格：同时向所有政党宣战，又立即禁止它们互相联合“没来抓你，别签名找麻烦。”）

有些被告心里怎么能不活动呢？他们觉得自己怎么竟堕落到这个地步？须知检察长在明亮的大厅里表示的这种同情最能打动从牢房里带出来的囚徒。

克雷连科还开辟出一条这样的逻辑蹊径（后来对维辛斯基控诉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很有用）：你们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你们从他们那里得到金钱接济。起初你们拿钱是用于具体活动，绝非为了党的最终目的但界限在哪里呢？谁能把这两者区分开呢？要知道具体活动不也是党派的目的吗？因此，你们陷进泥坑了：你们社会革命党不就成了资产阶级养活的政党了吗？！你们的革命自豪感到哪里去了？

罪状已经积累得绰绰有余了法庭本可进去评议，给每人铆上应得的惩罚但还有一些麻烦：

这里指控社会革命党的一切罪行都是属于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的；

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决定停止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不知是因为斗争得筋疲力尽了，还是社会主义的良心太浓了）。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赦免社会革命党过去的一切。该党合法了，走出地下了而两个星期以后就开始了大逮捕，把所有头头们都抓了起来（这就叫：按我们的做法！）；

从那时起他们在狱外没有进行斗争，蹲在监狱里面就更没有进行斗争了（该党中央蹲在布蒂尔卡里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像在沙皇时期那样越狱）所以他们自赦免令直到如今一九二二年什么也没有做过。

他们不进行斗争还不算，他们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就是说放弃了自己过去的临时政府，也放弃了立宪会议。）只是请求进行有各党派自由竞选的苏维埃改选。（被告中央委员亨德尔曼甚至在审庭上还说：“请给我们享受全系列的所谓公民自由我们将不会违犯法律。”给他们，还“全系列”呢！）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怀着敌意的资产阶级兽脸原来在这儿拱出来了！难道可以吗？要知道当前时局严重呀！要知道我们是在受到敌人包围呀！（过二十年，过五十年，过一百年还将这样）而你们却要各党派的自由宣传，狗患于？！

克雷连科说，政治头脑清醒的人对此只能一笑置之，只能耸耸肩膀。为此曾做出过公正的决定：“立即采取国家的一切镇压措施，杜绝这些集团进行反政府宣传的可能。”（第一八三页）于是就把整个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委员会（已抓到的）关进监狱！

但现在向他们提出什么罪状呢？我们的检察长抱怨说：“这个时期还没有经过应有的司法调查。”

然而，有一条罪状是万无一失的：也是在那个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革命党人作出过一项决议（但没有付诸实行，可是根据新的刑法典这反正一样）：在红军中进行秘密宣传，使红军战士拒绝参加对付农民的惩罚队。

这是卑鄙阴险的叛变革命行为！劝阻参加惩罚队。

还可以把所谓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团”那些已经溜到了欧洲的主要社会革命党人所说所写所做的（大都是说的和写的）一切，都列为国内这些人的罪状。

但这一切还嫌少了一点。于是又想出一条：“坐在这里的被告中的许多人，本来不应在本案中受到起诉，如果他们没有被控告组织恐怖行动的话！”他说……当一九一九年颁布大赦令的时候，“苏维埃司法界人士谁也没有想到”社会革命党人还组织针对苏维埃国家领导干部的恐怖行动！（是呀，真的，谁能想到社会革命党人居然还会搞恐怖行动？要是想到了，那就不得不连这些活动一起赦免！当时没有想到这简直是幸运。只有当需要的时候才会想到。）现在这一条罪状是没有得到赦免的（因为赦免的只是斗争）于是现在克雷连科就把它提了出来！

首先是：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还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就说了些什么？（这些耍嘴皮子的一生中什么没说过呀！……）被告们当前的领袖，也就是该党的领袖阿布拉姆·戈茨说过：“如果斯莫尔内的专制者们对立宪会议也要侵犯的话……社会革命党将会想起自己久经考验的老策略。”

自然可以预计难以驯服的社会革命党会有这一手。确实很难相信他们放弃了恐怖手段。

克雷连科发牢骚说：“在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的时候”，由于是秘密活动，“证人的陈述……将会很少”。“这就使我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在这个方面某些时候不得不在黑暗中徘徊。”（第二三六页）

使克雷连科的任务发生困难的还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怖行为问题，曾于一九一八年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里讨论过三次并三次遭到了否决。而现在，过了几年后，却需要证明社会革命党人仍在进行恐怖活动。

社会革命党人当时决定：不在布尔什维克对社会党人实行屠杀政策之前下手。在一九二0年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杀害被捉去当人质的社会革命党人，那末党将拿起武器。（而其他的人质即便给打死也罢……）

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要带保留？为什么不绝对放弃？“为什么没有发表绝对否定性的意见？”该党并没有实施任何恐怖行为，这甚至从克雷连科的公诉词中都看得很清楚。但是生拉硬拽地摆出这样一类事实：在一名被告的脑子里曾经有过一个要在人民委员会迁往莫斯科的途中炸毁列车火车头的方案这就等于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犯了恐怖行为罪。执行者伊万诺娃带着一块硝化棉炸药在车站附近守了一夜这就等于图谋颠覆托洛茨基乘坐的列车，也就等于中央委员会犯了恐怖行为罪。或者：中央委员顿斯科伊曾警告卡普兰，如果她向列宁开枪，她将被开除出党。这不够！为什么没有绝对禁止呢？（或者也许会说：为什么不向契卡告发她呢？）卡普兰总归是粘得上去的：她是个社会革命党人。

克雷连科从死公鸡身上拔毛，专为证明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采取制止他们那些闲得无聊的战斗队员实施个人恐怖行为的措施。（那些战斗队员们也是什么都干的。谢苗诺夫指使谢尔盖耶夫暗杀了沃洛达尔斯基但是该党中央却站在一边没受李连，甚至公开宣布与己无关。可是后来这个谢苗诺夫和他的女友科诺普廖娃带着可疑的诚意向国家政治保卫局、现在又向法庭提供了内容丰富的自愿证词，而这些最可怕的战斗队员在苏维埃法庭上是没人押送的，在休庭时间他们走回家去睡觉。）

关于一个证人，克雷连科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一个人想捏造，他也未必能捏造得这么凑巧，正好说到点子上。”（第二五一页）（很有力！对任何伪证都可以这样说。）或者（关于顿斯科伊）：难道可以“疑心他有过人的洞察力以至能供述出正好是公诉所需要的东西？”关于科诺普廖娃说的正好相反：她的供述确实可信，正是在于她所供述的并非全是公诉所必需的（但是对于判处枪决已经足够了）。“如果我们提出问题，说所有这些全是科诺普廖娃捏造出来的……那本很清楚：捏造归捏造（他明知道呀！），你看她还不是完全凭空捏造嘛！（第二五三页）还有这样的说法：“会不会有这次见面？不排除其可能性。”不排除？那就是有过！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然后是“破坏小组”。关于它议论了很久，可是忽然说：“它因没有活动而被解散了。”那还要喋喋不休说它干什么？有过几起从苏维埃机关中强取钱款的事件（社会革命党人没有活动经费，需要租房子，来往于各城市）。但从前，照所有革命党的说法，这种行动叫做漂亮而高尚的剥夺。而现在，在苏维埃法庭面前却是“抢劫和窝藏”。

在本案的公诉材料中，用法律的昏黄的不眨眼的灯笼，照出了这个高谈阔论、实质上是张惶失措、束手无策甚至无所作为、从未有过像样领导的政党的全部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东拐西弯的历史。于是它的每一个决定或不决定，它的每一次翻滚、冲动或退却现在都变成了，都被认定是它的罪过、罪过、罪过。

一九二一年九月，即审判前十个月，已经蹲在布蒂尔卡监狱中的被捕的中央委员会，给新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写信说，它所同意的不是用任何方式去推翻布尔什维克专政，而只是通过团结劳动群众和宣传鼓动工作的方式，（就是说关在监狱里它还是既不同意用恐怖手段，又不同意依靠密谋求得解放！）这也成了他们的头等大罪：好啊，这意思就是你们同意推翻现政权！

但如果终究还是安不上推翻现政权的罪名，安不上搞恐怖行为的罪名，强取钱物的行为几乎也役有，其他的所有问题早已被宽恕，那怎么办呢？我们亲爱的检察长便使出一件珍藏的法宝：“说到底，不检举也是一种犯罪构成，这无例外地对所有的受审人都是适用的，并且应当认为是已经查明了的。”（第三0五页）

社会革命党已经犯了不检举自己罪。这是逃不脱的！这是新法典中法律思想的新发现，这是把感恩的后代一批一批送到西伯利亚去的铺好的道路。

克雷连科干脆满腔愤怒地大骂被告是一批“永久的凶狠敌人”！因此不用审判就清楚该对他们怎么办。

法典还那么新，甚至规定反革命罪的那些主要条文，克雷连科都没有来得及分别记住号数但他是怎样挥舞这些号数的大棒呀！怎样意味深长地加以引用和解释的呀！好像几十年来断头机的刀片一直是按照这些条文的规定起落的。特别新鲜和重要的是，旧的沙皇法典区分方法和手段的规定，在我们这里没有了！它们对定罪和量刑都没有影响！对于我们来说，意图和行为都一样！作出了一个决议为它就可以进行审判。至于“这个决议是否已经付诸实行这没有任何重大意义。”（第一八五页）在被窝里对老婆咬耳朵说最好能推翻苏维埃政权，或者是在选举时进行宣传鼓动，或者扔一颗炸弹都一样！刑罚都一样！！！

胸有成竹的画家只消用炭笔勾画几根粗犷的线条，一幅传神的肖像就突然出现了。从一九二二年的速写稿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三七年、四五年、四九年的全景。

这是甚至对欧洲都公开的审判的第一次实验，也是“群众的愤怒”的第一次实验。“群众的愤怒”这一招搞得特别成功。

情况是这样的。两个社会党国际第二和第二半（维也纳联盟）在四年间如果不说是狂喜地，那也是完全平静地观察着布尔什维克如何为了社会主义的光辉在砍死人，烧死人，淹死人，枪毙人，在压制着自己的国家，这一切被理解为伟大的社会实验。但是一九二二年春天莫斯科宣布将四十七名社会革命党人交最高法庭审判欧洲社会党的领导人物感到不安了，感到惊慌了。

一九二二年初在柏林为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召开了三个“国际”（共产国际代表是布哈林、拉杰克）的会议，社会党要求布尔什维克放弃这次审判。世界革命很需要“统一战线”，因而共产国际代表团擅自做了保证：审判将是公开的；各个国际的代表都可以出席，做速记记录；允许被告希望的辩护人出庭；还有越过了法院管辖权的最主要的一条（对于共产党人说来这是屁大的事，但是社会党人也同意了）：在这次审判中将木作出死刑判决。

社会党领导人们高兴了：他们决定亲自去当被告的辩护人。列宁（他正度过着第一次中风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但是自己还不知道）在《真理报》上作出了严厉的反应：“我们付出的太多了。”怎么能许诺不会判死刑，准许社会叛徒们进入我们的法院？随后我们又将看到，托洛茨基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而且布哈林很快也表示了仟悔。德国共产党的《红旗报》评论说，如果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履行承担的义务，那他们就是白痴：问题是“统一战线”在德国垮台了，所以原来的一切诺言都白给了。但是共产党人那时候已经开始明白了自己历史性手法的无限威力。审判日期临近了，五月，《真理报》写道：“我们将准确地履行义务。但是在法庭之外，这些先生们应被置于能保证我国不受这些坏蛋们煽动策略之害的条件中。”五月末，著名社会党人王德威尔德、罗森菲尔德、陶道尔·李卜克内西（被杀害的卡尔的兄弟）就在这样的伴奏声中，出发前往莫斯科了。

从边境车站开始，以及在所有的停车站，社会党人的车厢都遭到愤怒示威的劳动群众的冲击，要求他们交待他们的反革命企图，要王德威尔德交待他为什么要在掠夺性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要不就是砸掉车厢玻璃，扬言还要狠揍他们几巴掌。但最盛大的欢迎还是在莫斯科的温达夫车站：广场上挤满了举着旗帜，带着乐队，唱着歌曲的示威群众。大幅标语牌上写着：“国王大臣王德威尔德先生！您何时受革命法庭审判？”“该隐，该隐”，你兄弟卡尔在哪里？”外国人出站时群众叫喊，吹口哨，学猫叫，恐吓，齐声唱：

来了，来了个王德威尔德，

来了，来了个世界大贱货。

当然欢迎来作客，

朋友们，可惜呀，可惜呀，

不能在这儿吊死他。

（这时出了一件尴尬事：罗森菲尔德在人群中看出了正在高兴地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口哨的布哈林。）随后的几天，傀儡戏班乘着花花绿绿的彩车在莫斯科沿街表演，普希金铜像旁边的露天舞台上不间断地演出着描写社会革命党人和他们的辩护人背叛行为的话剧。托洛茨基和其他演说家们分头下厂，在煽风点火的演说中要求判社会革命党死刑，然后进行党与非党工人的投票。（那时候就已经知道好多办法了：在大批人失业的情况下把不同意的人开除出厂，取消他的工人供应本这还不说契卡。）投了票。各厂纷纷呈递要求死刑的请愿书，这些请愿书和签名人数占满了各报版面。（的确，不同意的人还是有的不得不抓进去几个。）

六月八日开庭审判。受审的有三十二个人，其中二十二个是从布蒂尔卡押来的，十个表示了悔改的，已经不用押送了，布哈林本人和几个共产国际人员为这几个人作辩护。（布哈林和皮亚塔科夫在同一出法庭喜剧中玩得很开心，没感觉到爱留后手的命运的嘲弄。但是命运也留给了考虑的时间每人还各有十五年的寿命，克雷连科也一样。）皮亚塔科夫态度生硬，不让被告发言。卢那察尔斯基，波克洛夫斯基，克拉拉·蔡特金对起诉表示支持。（克雷连科的妻子也在起诉书上签了名，侦查是她主持的好一个全家协作。）

旁听人数不少一千二百人，但其中只有二十二名被告的二十二位亲属，其余人全是共产党员、改装的契卡人员和经过挑选的听众。被告和辩护人的话常常被听众席上的喊声打断。翻译对辩护人歪曲审判庭上的话，对审判庭歪曲辩护人的话，法庭以讥笑的口吻驳回辩护人的请求，辩护方的证人不许入场，速记记录做得使人认不出自己的发言。

第一次开庭皮亚塔科夫就宣布，法庭审案将不采取什么不偏不倚的态度，决心完全按照有关苏维埃政权利益的考虑办事。

一周后，外国辩护人竟然不知分寸地向法院提意见，说好像违反了柏林协议最后法庭骄傲地回答说，它就是法院，是不能受任何协议约束的。

社会党辩护人彻底泄了气。他们出席这个法庭仅能造成正常诉讼程序的假象，他们放弃辩护，现在只想回欧洲了但是不放他们走。这些显要的客人们只得宣布绝食！只是在这以后才准许他们于六月十九日启程。很可惜，因为他们错过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场面六月二十日，沃洛达尔斯基遇刺纪念日。

集合了来自各工厂的队伍（有的厂子关上大门，以免工人们事前溜号，有的厂子收走出入证，有的地方白给一顿饭），旗帜和标语牌上写着“处死被告”，军人的队伍那就不用说了。红场上召开群众大会。皮亚塔科夫讲话，保证要加以严惩，克雷连科，加米涅夫，布哈林，拉杰克，共产党演说家的全体精英，都讲了话。然后游行队伍向法院大楼进发，已经回到那儿的皮达可夫命令把被告们带到面对波涛汹涌的群众的大开的窗口前。他们站在那里、辱骂和嘲笑像冰雹一样朝他们袭来，一块“处死社会革命党”的牌子砸在戈茨身上。所有这一切占用了下班后的五个小时，天已经黑下来（莫斯科的半白夜）皮亚塔科夫在大厅里宣布，群众大会代表团要求进来。克雷连科做了解释，说虽然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依据苏维埃政权的精神，这完全是可以的。代表团涌进了大厅，在这里发表了两个小时的谩骂式的恐吓言论，要求判死刑，审判员们听着，握手，感谢，保证毫不留情。气氛白热化到这种程度，以至被告和他们的亲属以为当场要实施私刑了。（戈茨，同情革命的富有的茶商的孙子，这样一个沙皇时代的成绩斐然的恐怖分子，谋杀与刺死杜尔诺沃、敏、里曼、阿基莫夫、舒瓦洛夫、拉奇科夫斯基的参加者，在他的战斗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落到过这种地步！）但是人民愤怒的热潮到此就打住了，尽管法庭还继续审理了一个半月。一天以后连苏维埃的辩护人也离开了法庭（很快他们也该被逮捕和驱逐了）。

这里能叫人看到许多我们熟悉的未来的特征，但是被告们的行动还远远没有被制服，他们还没有被迫使讲反对自己的话。左翼政党的传统的自欺欺人的概念他们是劳动者利益的卫士还在支持着他们。在白白丧失了的妥协投降的岁月之后，迟到的坚强又回到了他们身上。被告贝尔革指控布尔什维克枪杀维护立宪会议的游行者；再如利别罗夫直言不讳地说：“我承认自己的过错在于一九一八年我为推翻布尔什维克做的工作不够。”（第一0三页）叶夫根尼·拉特涅尔也说了同样的话，贝格又说：“我认为自己对俄国工人有罪的是，我没有能够用全力同所谓工农政权进行斗争、但我希望，我的时间还没有过去。”（已经过去了。亲爱的，已经过去了。）

这里还有着那种酷爱讲响亮话的老毛病—一但是也有着坚强性。

检察长论证说：被告们对苏维埃俄国具有危险性，因为他们认为过去所做的一切都县好事。“也许某些受审人在安慰自己，以为将来某个时候写历史的人会称赞他们或称赞他们在法庭卜的行为。”

还有全俄中执委在审判后所作的决议也指出：他们“在审判过程中保留了继续”进行以往活动的权利。

被告人亨德尔曼-格拉包夫斯基（自己就是法学家）在法庭上表现得与众不同，他同克雷连科就篡改证人陈述，就“审判前对待证人的特殊方法”—一此句可读作：就证人事先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明显处理等问题进行了争论（这时全套都已经有了！全套都有了！再抓紧一把就可以达到理想境界了）。原来预审工作是在检察长（就是克雷连科）的监督下进行的，并且有意识地消除了陈述中个别不一致的地方。也有一些在法庭开庭时才第一次作出的陈述。

当然难免有毛糙之处。难免有疏漏的地方。但归根结底“我们应当完全明确和清醒地宣告……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历史的法庭将怎样评价我们的所作所为的问题。”（第三二五页）

至于毛糙之处我们会加以考虑、加以改正。

但暂时克雷连科为了设法摆脱困境大概是在苏维埃法学上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想起了调查这个字眼！在侦查之前的初步调查！瞧，他说得多么头头是道：以前那种没有检察长监督的并曾被你们认为是侦查的工作那叫做调查。目前在检察长监督之下进行的扎好绳头拧紧螺钉并被你们认为是再侦查的工作这才正是侦查呀！杂乱无章的“没有经过侦查检验的调查机关的材料，比之侦查的材料”（如果指导得法），“其诉讼证据价值小得多”。（第三二八页）

真巧妙，可谓天衣无缝。

实事求是而论，克雷连科是应该感到委屈的，他花了半年的时间去准备这次审判，在审判中叫喊了两个月，还费了十五个小时的劲去念完自己的公诉词，而其实所有这些被告都曾“不止一两次地落入过肃反机关的手里，并且是在这些机关具有非常权力的时候；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保全了性命”。（第三二二页）而现在把合法地拉他们去枪毙的差事留给了克雷连科。

当然，“判决应当只有一种一个不剩地全部枪决！”但是，克雷连科宽宏地附带声明，本案毕竟是在全世界注视之下进行的，检察长所说的，“对法庭并不是指示”，如果是指示，那法庭就“必须遵照执行”。（第三一九页）

好一个法庭，如果还需要向它说明这个！……

检察员提出枪决之后建议被告声明悔过和退党。全体都拒绝了。

于是法庭就在自己的判决中表现得肆无忌惮了：它真的不是“全部一个不剩”地都宣告枪决，而只是给十四个人宣判枪决。其余的监禁、劳改营，还有上百人“另立专案进行审理”。

读者，务请记住：共和国的所有其余的法院都在瞧着“最高法庭，[它]给他们以指示”，（第四0七页）“高庭”的判决是被“当作指示性文件”对待的。（第四0九页）各地还要拓进多少人去这只有请你们自己动动脑子了。

看来全俄中执委主席团对整个这场审判行使一次改判权是值得的。法庭判决书首先送到俄共（布）代表会议上，会上有人提议以驱逐出境代替枪决。但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布哈林提议（好一个三人小组，而且意见一致）：二十四小时之内声明退党则判五年流放，否则立即枪决。通过了加米涅夫的建议，成为全俄中执委的决定；批准死刑，但暂缓执行。已决犯的命运取决于留在外面（显然包括境外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举动。如果社会革命党人继续进行哪怕是地下密谋活动，更不用说武装斗争，这十二个人将被枪决。

这样就用死来对他们进行折磨：任何一天都可能是拉去枪毙的日子。把他们从尚可接触外界的布蒂尔卡藏进了卢宾卡，剥夺了会见、通信和送交物品的权利不过若干人的妻子也马上被抓起来遣送出莫斯科了。

在俄罗斯的田地里已经是第二次收割和平时期的庄稼了。除了契卡的院子外，任何地方都已经听不到枪声了（在雅罗斯拉夫尔毙了彼尔胡罗夫，在彼得格勒文涅明大主教。还将不断、不断、不断……）。这时我们的最初的外交人员和记者们正航行在蓝天碧海之间，出国赴任。而工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把终生的人质留在自己的怀抱。

执政党的党员们读了六十期报道审判经过的《真理报》（他们都读报）大家都说对，对，对。谁也没有说一个不字。

因此，他们后来在三七年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有什么可以抱怨呢？……难道不是已经奠定了无法无天的一切基础了吗起初是契卡的非司法制裁，革命军事法庭的司法制裁，后来是这些早期的审判和这个年幼的法典？难道一九三七年不也是适宜的吗（适宜于斯大林的目的，也许还适宜于历史的目的）？

克霍连科脱。说出，他们审判的不是过去，而是将来，这是有预见的。

只是挥起第一镰需要费点劲。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前后，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进入了苏联国境。他当即被逮捕并被解送到卢宾卡。

关于这次归来有过许多猜测。但不久前一个叫阿尔达玛茨基的人（此人显然同克格勒的档案与人物有联系）发表了一篇包含着一些矫揉造作的文学胡诌，但是看来还是接近真实的历史故事。（《涅瓦》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一期）。国家政治保卫局把萨温科夫的一些代理人拉了过去，又哄骗了他的另一些代理人，通过他们甩出了牢靠的钓钩：他们放出风声说，在俄国国内有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正苦于没有适当的领导人！这是最有吸引力的钓饵。何况萨温科夫决不甘心在尼斯”悄悄地结束他的动乱的一生。

全部侦查只是一次讯问全是自愿的供述和对活动的评价。八月二十三日就已经提出了起诉书。（速度之快简直不可思议，但这产生了效果。准是有什么人正确地估计到，如果逼迫萨温科夫做出可怜的假供这只会破坏可信性的印象。）

在用颠倒黑白的术语精心炮制的起诉书里，给萨温科夫加上了无所不包的罪名：“最贫苦农民的彻头彻尾的敌人”；“帮助俄国资产阶级实现帝国主义意图”（意思是赞成继续对德作战）；“与盟军指挥部代表有来往”（当时他担任军事次长的职务！）；“挑拨性地参加士兵委员会”（指的是曾被士兵代表选入委员会）；还有一个叫人笑掉大牙的罪名抱有“对帝制的好感”。但这都是些老名堂。还有一些新花样所有未来的审判不可或缺的罪名：从帝国主义分子手里拿钱；为波兰充当间谍（漏掉了日本！……）；还有想用氰化钾来毒死红军（但是一个红军战士也没有毒死）。

八月二十六日开始了审判。审判长是乌尔里赫（这里我们第一次遇见他），可是既没有公诉人，也没有辩护人。萨温科夫为自己辩护的话很少，辩护几句也是懒洋洋的，对罪证几乎没提出争议。以下的曲调看来非常合用，它正好能打动被告的心弦：我们和你都是俄国人！你和我们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你爱俄国，这是无可置疑的，我们尊重你的爱国感情但我们难道不爱吗？难道我们现在不就是俄国的强盛与光荣吗？而你却想反对我们？悔悟吧！……

但是最稀奇的是判决：“适用极刑并不为保护革命秩序的利益所需，同时认为，报复的动机不能指导无产阶级群众的法律意识”决定判处剥夺自由十年以代替枪决。

这是耸人听闻的，这在当时使许多人莫名其妙：软化？蜕化？乌尔里赫甚至在《真理报》上对宽宥萨温科夫的原因作了解释并表示了歉意。是啊，七年来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变得多么强大！难道它还怕一个萨温科夫！（而在二十周年的时候它将会变得弱起来，请勿见怪，我们将枪毙几十万人。）

继归国之谜以后，这项非死刑判决又成了第二个谜。（布尔采夫解释，他们欺骗萨温科夫，说在国家政治保卫局里存在着某些准备与社会革命党结盟的反对派组织，他本人将被释放并被吸收参加活动，他部分地是因此上了当，所以走上了和侦查人员勾结的道路。）审判之后，准许萨温科夫……向国外发公开信，包括给布尔采夫，其中要流亡的革命党人相信，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是立足于人民的支持之上的，进行反对它的斗争是不可容许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两个谜却被第三个谜压倒了：萨温科夫在阴郁情绪的支配下从未安装防护物的窗户跳到卢宾卡的内院，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守护天使们当时没法子截住他，结果一命呜呼。但是，萨温科夫留下了一份为他们开脱责任的凭据，以防万一（免得引起职务上的麻烦），对自杀的原因作了合情合理头头是道的说明信编写得那么可信，那么合乎萨温科夫的气质和笔法，使人们完全相信：除了他本人外谁也不能写出这样的信来，他是在意识到政治破产的情况下自杀的。（见多识广的布尔采夫就这样把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为萨温科夫的背叛上，就这样无论对信件的真实性，对自杀都没有感到任何可疑。任何的洞察力都是有限度的。）

我们，我们这些傻瓜，卢宾卡晚来的囚犯们，也轻信地学舌说：卢宾卡楼梯并扎上的铁网是从萨温科夫在这里跳楼以后绷上的。我们被这个美丽的传说所征服而忘记了：狱吏们的经验是国际性的！在美国的监狱里本世纪之初就有了铁网苏联的技术怎能落后呢？

在一九三七年，一个过去的契卡人员阿尔图尔·普留贝尔在科雷马垂死的时候向旁边的一个人说，他是把萨温科夫从五层楼窗口扔到卢宾卡院子里的四个人中间的一个！（而这是同阿尔达马茨基现在的叙述不相矛盾的；这个低矮的窗台，几乎像是阳台的门槛，而不是窗子特意选择的房间！只是在阿尔达马茨基的文章里，守护天使们在那里发呆，而依普留贝尔的说法是一齐扑了上去。）

这样，第二个谜仁慈得异乎寻常的判决之谜，就被粗鲁的第三个谜解开了。

这个传闻十分隐约，但我是听到了，而我在一九六七年又把它告诉了M·H·雅库博维奇，他还保留着年轻人的活跃劲头，眼睛闪闪发光地惊叫起来：“我信！正好对上头！我以前却没有相信布留姆金说的话，以为他是吹牛皮。”事情弄清楚了：在20年代末期，布留姆金曾经非常机密地告诉雅库博维奇，所谓萨温科夫的临终遗书，是他布留姆金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使写的。原来，萨温科夫被关着的时候，布留姆金可以经常出入他的监室傍晚给萨温科夫“散散心”（萨温科夫是否感觉到这是死神上门一个善于讨好、态度亲切的死神，你猜不出他将会叫你怎么死法）。布留姆金靠这个办法熟悉了萨温科夫的讲话和思想的风格，掌握了他最后的一些想法。

人们要问，为什么要从窗里扔出去呢？毒死不更简单吗？大概因为遗骸要给什么人看，或者事先考虑过要给什么人看。

这里正好接着把布留姆金的遭遇说完。当他还是一个气焰万丈的契卡人员的时候，曼德尔施塔姆曾以大无畏的精神给过他当头一律。爱伦堡动手写过布留姆金忽然感到害臊不写了。其实是有东西可写的。一九一八年粉碎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后，他这个杀害米尔巴赫的凶手不仅没有受到惩罚，不仅没有落到所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共同下场，反而被捷尔任斯基保护起来（正像他曾想保护科瑟列夫一样），外表上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养着他看来是为了叫他去干一些重大的湿活。有一次，在30年代初，他曾到国外去进行暗杀活动。然而，冒险主义的本性或对托洛茨基的钦佩使他跑到了太子岛去一；问问这个宗教课程教师有没有带到苏联去的任务？托洛茨基要他带给拉狄克一封信。布留姆金带回来转交了，如果正得意的拉狄克不是当时已经当了眼线，那末布留姆金去见托洛茨基的事，就会永远没人知道。但是拉狄克毁坏了布留姆金，于是这个人便被拉狄克本人曾亲手用最初的血乳喂养起来的怪物的大嘴吞了进去。

然而所有主要的和著名的审判都在前面……

第十章　法律成熟了

但是，那些发了疯似地从西方向我国边界的铁丝网爬来，好让我们根据刑法典第七十一条“擅自返回苏俄罪”把他们毙掉的人群在哪里？与科学的预见相反，竟没有出现这种人群，因此，向库尔斯基授意的这个条文就落了空。全俄罗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怪人就是萨温科夫，但就是对他也没有用上这个条文。可是另一种相反的惩罚——代替枪决的驱逐出境，却广泛地毫不迟延地试用了。

还在起草刑法典的那些日子里，列宁灵机一动于五月十九日写道：

“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谈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这件事要准备得周密一些。不准备好我们会干出蠢事。……这事应当这样处理：把这些‘军事间谍’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封信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

由于此项措施的重要性和教育意义，这个便条自然具有机密性。苏联国内一刀切似地红白分明的阶级力量配置，单单被这个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轮廓不清的凝块破坏了。这个旧知识界在思想领域起着真正的军事间谍作用——因此除了把这一团思想淤血赶快刮干净并扔出国境以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列宁同志本人已经病倒了，但政治局委员们显然表示了赞同，于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就实行了捕捉，一九二二年底把将近三百名知名俄国文学家装上了……驳船？……不，装上了一艘轮船送进欧洲垃圾堆（在那里站住了脚并出了名的人中有哲学家洛斯基、布尔加科夫、别尔佳耶夫、斯捷朋、维舍斯拉夫采夫、卡尔萨文、弗兰克、伊林；有历史学家梅尔左诺夫、米亚科金、基泽维捷尔、拉普申等；文学家和政论家瓦尔德、伊兹戈耶夫、奥索尔金、佩舍霍诺夫。在一九二三年初还有分小批驱逐出去的，如列夫·托尔斯泰的秘书布尔加科夫。因交友不慎被牵扯进去的还有一些数学家，如谢利瓦诺夫）。

然而，不断地抓——没有做到。也许是因为流亡者们大喊大叫说这是给他们送来“礼物”，反正弄明白了这个办法也不是最好的，白白地放走了枪决材料，而在那个垃圾堆里还可能长出有毒的花来。于是就放弃了这个办法。以后的清洗办法，或者是去见杜鹤宁，或者是去“群岛”。

1926年批准的（一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改善了的刑法典把所有以前的分散的政治条文拧在一起，织成一张五十八条的结实的拉网——专门用来干这种捕捞的活儿。捕捞的对象很快就扩大到工程技术知识界——它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实力地位，并且单靠一个“先进学说”很难加以控制。现在明白过来了，那次为奥尔登博格尔昭雪的审判是错误的。（那时本可以揪出一个挺像样的中心！）——还有克雷连科打的那张包票：“在一九二0——二一年已经谈不到工程师的怠工”也说得太急了。不是怠工，比怠工更坏——是暗害行为（这个词儿好像是沙赫特案件的一名普通侦查员的发明）。

刚刚明白了现在要抓暗害行为，——尽管这个概念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工业部门、在各个生产单位，这种行为就一件一件毫不费力地揭发出来了。然而，在这些零零碎碎的发现中还没有完整的意图，执行的技术也不够完美，而这正是斯大林的天性以及我国司法机关的侦缉部门一贯追求的目标。并且我们的法律终于到了成熟期，可以拿出点真正完美的东西叫全世界瞧瞧了！这东西就是一次统一的、大型的、协调得很好的审判，这一次是对工程师们审判。这样就搞起了

11）沙赫特案件（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七月十五日）。苏联最高法院专门庭，审判长维辛斯基（当时还是第一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主要公诉人H·B·克雷连科（意义重大的相遇！好似传送法律接力棒），五十三名被告，五十六名证人。真是规模宏大呀！！！

可是，在规模宏大中也包含着这次审判的弱点：如果在每一个被审人身上哪怕只牵三条线，加起来就有一百五十九条，而克雷连科却只有十根指头，维辛斯基也只有十根。当然，“被告竭力向社会揭发自己的严重罪行”，但不是全体，这样做的只有十六个人。十三个人“狡辩”。二十四人则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这就造成了不可容许的口径不一致，而群众一般说是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的。除了优点（然而都是以前的审判中已经有过的）——被告和辩护人的束手无策，他们无能改变或推倒判决，——这一起新案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别人不说，在有经验的克雷连科看来这是不能原谅的。

我们眼看着就要迈进无阶级社会，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实现平冲突审判（反映着我们制度的内部无冲突性）的能力。在这样的审判中，法院、检察长、辩护人和被告都应当同心协力地奔向一个目标。

何况，沙赫特案件的规模——只是一个煤炭工业，而且只是顿巴斯一地，与时代是不相称的。

显然，在沙赫特案件结束之日，克雷连科马上就开始另外挖一个容量大的新坑（连他经办沙赫特案件时的两个同事——社会公诉人奥萨德奇和舍因也掉进了这个坑）。不用说，他得到已经抓在雅戈达的坚强手里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整个机关多么热心和熟练的帮助。需要制造出一个全国范围的工程界的组织，然后再把它揭发出来。为此，需要搞出几名为首的有影响的暗害人物来。工程界里谁不知道彼得·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就是这么一个绝对有影响的、十分矜持的人物呢？他在本世纪之初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采矿工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是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了整个俄国工业为战争出力的工作，它在战争进程中弥补了沙皇备战工作的缺陷。在二月革命后他成了工商次长。他在沙皇时代因进行革命活动受过迫害；十月革命后曾三次被捕入狱（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二二）；从一九二0年起是矿业学院的教授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顾问（关于他的详细情形见本书第三部第十章）。

这个帕尔钦斯基也就是被内定为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审判的主要被告。然而，轻举妄动的克雷连科，尽管已经有了十年名声响亮的检察长工作经历，在进入对他完全生疏的工程之邦时，不仅不懂材料力学，而且连可能发生的心灵阻抗也一窍不通。克雷连科的选择证明是错误的。帕尔钦斯基经受住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能施展的一切手段——没有屈膝投降，没有在任何胡说八道的东西上签名便死去了。冯-梅克和维利奇科与他一起经受了考验，看来也没有屈服。他们是死于刑讯还是遭到枪决——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他们证明了，是可以反抗的并且是可以顶住的——从而给后来所有那些著名的被告留下了火辣辣的责难。

雅戈达为掩盖自己的失败，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布了一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他们三人因进行重大暗害活动而被枪决的简短公告和对其他许多不提名的人的谴责。

白费了多少时间呀！——几乎整整一年！多少审讯之夜呀！多少侦查员的想象力呀！——都落空了。克雷连科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找寻一个有名望、有影响而同时又是很软弱、很容易摆布的人物。但是他对这个该死的工程界实在了解得太差，以至又在各种不成功的试验品上花费了一年时间。从一九二九年夏天起，他在赫连尼科夫身上用了一番工夫，但赫连尼科夫没有同意扮演卑鄙角色就死掉了。费多托夫这个老家伙倒是被制服了，但是他太老，而且又是个纺织工作者，一个油水不大的部门。一年又白白地过去了。全国都在等着一次包罗一切的暗害案的审判，斯大林同志也在等待——而克雷连科的好戏却迟迟不能出笼。只是在一九三0年夏天，不知道难找到并提出了一个对象：热工研究所所。长拉姆津！——于是就把他提起来，前后用了三个月时间排练并演出了一出好戏——我国司法界的真正完美杰作，世界司法界望尘莫及的范例——

12）“工业党”审判（一九三O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七日）。最高法院专门庭，仍是那个维幸斯基，仍是那个安东诺夫一萨拉托夫斯基，仍是我们心爱的克雷连科。

现在已经不存在那些妨碍读者看到我们手头拿的这本完整的速记记录或不让外国记者旁听的“技术性原因”了。

意图宏伟：在受审人席上的是国家的整个工业界、它的各部门和计划机关（采矿工业和铁路运输部门从哪条缝里漏走了，这只有主办者的眼睛才看得见）。同时，节约用材：被告只有八人（考虑到了在沙赫特案件上犯的错误）。

你们会叫起来：八个人能代表整个工业界吗？能，我们甚至感到太多了！八个人当中——光代表作为最重要的国防部门的纺织业的就有三个人。那末想必有成群的证人吧？总共七个，也是在押的暗害分子。那末总会有成堆的作为罪证的文件？图纸？设计方案？指示？通报？意见？检举材料？私人笔记？一概没有！就是说——一张小纸条也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怎么这样马虎？——抓了那么多人都一张纸条也没有捞到？“有过许多”，但“都销毁了”。因为：“在哪里保存档案呢？”拿到审判庭上来的只是几篇公开的报纸文章——流亡分子的和我国的。可是怎样提起公诉呢？！……咳，有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在嘛。不是第一天干这号事了。“在一切情况下最好的罪证终究还是受审人的供认。”

而且，是怎样的供认呀，——不是被迫的，这时，忏悔从胸中挖掘出大段大段的独白，一心想说啊说啊，揭发呀，鞭笞呀！让费多托夫老头儿（六十六岁）坐下，已经够了！——不，他死气白赖地还要提供解释和说明！接连五次开庭甚至都轮不上提问题：被告不断地说啊，说啊，解释啊，说完了又请求发言，还要对遗漏的内容作补充。他们用演绎法把起诉所需要的一切内容说得一清二楚，无需提出任何问题。拉姆津在做了若干次长篇说明之后，为了把意思说明白，还像对蠢笨的学生讲课似的作了简要的小结。被告们最怕的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解释清楚，还有什么人没有被揭发，还有谁的姓名没有点到，还有谁的暗害意图没有说明白。而且什么难听的话都往自己头上扣！——“我是阶级敌人”，“我是被收买的”，“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检察长：“这是你的错误？”察尔诺夫斯基：“和罪行！”克雷连科干脆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五次开庭他只是喝茶；吃饼干，或者吃给他送上来的别的东西。

但是这种感情激动的场面被告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没有磁带录音，可是辩护人奥采普描述：“被告们说话像履行公事，冷冰冰地，好像练熟了，一点也不慌张。”真是想不到！——这样强烈的忏悔的激情——怎么又像履行公事？又是冷冰冰？看来还不仅如此呢，他们各人那篇编得很顺溜的充满悔恨的词儿，也说得有气无力，含糊不清，以至维辛斯基常常请他们说得响一些，说得清楚一些，因为什么都听不见。

辩护方面也丝毫没有破坏审判的严整性：检察长提出的一切建议它都同意，它把检察长的公诉词称做有历史意义的．把自己摆出来的那些理由说成是狭隘的违心之论，因为“苏维埃辩护人首先是苏联公民”，他对被辩护人的罪行“与全体劳动者一起感到愤慨”。（《工业党审判》第四八八页）在进行法庭调查时，辩护人提出一些小心翼翼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果维辛斯基打断他们的话，他们就赶紧缩回去。律师们本来也只为两名没有多大问题的纺织工作者辩护，他们既不对犯罪构成进行争论，也不对行为的评定提出异议，而只是说：能否使被辩护人免于枪决？审判员同志，清考虑什么更有用些，“他的尸体还是他的劳动”？

这些资产阶级工程师们所犯下的发着恶臭的罪行有哪一些呢？请看吧。做计划时降低发展速度（例如，工人群众决心每年增产百分之四、五十，而计划中年产量的增长率总共只有百分之十——三十）。放慢了地方燃料开采的速度。未能以足够速度发展库兹巴斯。利用经济理论上的争论（用不用德聂伯河水电站向顿巴斯供电？修不修莫斯科一顿巴斯的超级干线？）来拖延重大问题的解决（工程师们在争论，事情摆着不动！）。拖延工程设计的审查（没有一眨眼工夫就批准）。讲授材料力学的时候推行反苏路线。安装陈旧设备。使资金呆滞（把它们投入了造价昂贵的和旷日持久的建筑工程）。实施了不需要的（！）修理。对金属材料使用不善（钢材品种不全）。在各车间之间、在原料和加工能力之间造成比例失调（这在纺织部门特别突出：和当年棉花收获量相比，多建了一两座纺织厂）。后来又发生了从低指标一下子跳到高指标的现象。对这个倒霉的纺织工业开始实行了显然是暗害性的加速发展。最主要的是：他们制定了破坏动力工业的计划（但是无论在哪里，一次也没有实行）。因此暗害活动不是表现为个别机器的毁坏，——而是在计划上、业务上的暗害，它应当在一九三0年造成总危机甚至经济瘫痪！所以未能得逞——全是由于存在着群众自下而上的“生产财务对应计划”。（把各项数字翻了一番！）

“那——那——那……”——持怀疑态度的读者想说些什么。

怎么？你们嫌少吗？但是，如果我们在法庭上把每一条都重复倒嚼它五次、八次，那也许就不少了吧？

“那——那——那”——60年代的读者还是拖长声调想说些什么。——所以发生这种事情，会不会正是“生产财务对应计划”造成的？如果任何一个工会会员大会都可以不问国家计委随便改变任何比例，那你的比例难得失调。

啊，检察长这碗饭可不好吃呀！因为决定了要把每句话都公布！那就是说，工程师们也会读的。既是名为蘑菇，就应听人采食！干是克雷连科便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对工程技术的细节问题大发议论，反复审讯！于是各大报的正页和附页便登满了小号字排的技术奥妙。算盘是这样打的，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傻眼，晚上时间再搭上休息日，他都不够用，这样他就不会从头到尾地读，只会注意到每隔几段重复出现的：暗害！暗害！暗害！

但是，如果还是从头读呢？而且每一行都读呢？

那时候，透过编得既不聪明也不巧妙的令人生厌的自我诽谤，他便看出卢宾卡的绳索担负了一件不能胜任的使命。粗拙的羁绊拴不住翅膀强健的二十世纪的思想。囚犯们人虽被捉，被驯服，被压倒，但思想却不听管束。被告尽管惊恐万状，舌敝唇焦，但仍能来得及向我们吐露全部真情。

请看他们的工作环境。卡林尼科夫：“我们这里造成了一种技术上不信任的气氛。”拉里切夫：“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必须开采四千二百万吨石油（这是上边的命令）……因为在任何条件下，开采四千二百万吨石油反正是办不到的。”（第三二五页）

我国不幸的一代工程师的整个工作就是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热工研究所完成了一个足以自豪的主要研究项目，大大提高了燃料的利用系数；从这个情况出发，远景规划里减少了对燃料开采的需求——这就表示他们通过压低燃料平衡的办法进行暗害活动。——运输计划中列入了全部车厢改装成自动挂钩的措施——这是进行暗害，使资金呆滞！（自动挂钩需要一个较长期限才能全面推广和显示经济效果，可是我们要你明天就拿出结果来！）——为了更好地利用单线铁路，决定加大机车和车厢。这应当说是现代化吧？不，这是暗害行为！——因为这就需要花费资金去加固桥梁和线路的上部结构！费多托夫看到，在美国，设备便宜，人力昂贵，而我国情况恰恰相反，所以不能像猴子似地模仿人家，从这个深刻的经济上的判断出发，他得出结论：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购买适合于传送带生产的价格昂贵的美国机器，最近十年内还是购买木那么完美的英国机器，少花点钱，多用几个工人对我们更合算。反正不管什么机器十年以后总是要更换的，那时再去买贵一些的。这是暗害行为！——他打着节约的幌子，其实是不想让苏联工业拥有先进的机器！——建设新厂不再用比较省钱的混凝土，改用钢筋混凝土，并且说明白一百年之内会显出很好的经济效果——这是暗害行为！使资金呆滞！大量耗费短缺的钢筋！（保存下来镶牙用吗？）

费多托夫在受审人席上干脆痛快地让步说：“当然，如果今天每一戈比都要精打细算，你们可以把这认为是暗害行为。就像英国人说的：我还没有阔气到可以买便宜东西的程度……

他企图委婉地向顽固的检察长解释：

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会提出一些准则，而这些准则归根结底都是、（都将被认为是！）暗害性的……（第三六五页）

是啊，一个吓怕了的被告还能怎样说得更明白呢？……对我们来说是理论，在你们眼里就是暗害行为！因为你们只要抓住今天，而毫不考虑明天……

老费多托夫试图说明，由于五年计划的毫无道理的匆忙做法，几十万、几百万卢布是在什么地方白白糟踏的：棉花不是在产地拣选分级，以便给每个厂送去适合用途的品种，而是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送去。但检察长不听这些！他抱着冥顽不灵的固执态度在审判过程中上十次地回到回到回到那个比较直观的用积木搭成的问题：为什么要建造“宫殿式的工厂”——高高的楼层、宽大的走廊和太好的通讯设备？难道这不是明显的暗害行为吗？须知这是使资金呆滞，不可挽回的呆滞！！资产阶级暗害分子们向他解释说：劳动部想在无产阶级国家里为工人建筑宽敞的、空气好的房屋（那就是说，劳动部里也有暗害分子，记下来！），卫生部门要求一层的高度为九米，费多托夫降低到了六米——那为什么不降低到五米呢？这就是暗卖行为！（要是降低到了四米半——那就更是胆大妄为的暗害行为：想要给自由的苏联工人造成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可怕条件。）他们向克雷连科说明，按照包括设备在内的整个工厂的总造价，这里所涉及的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三，不行，他还是还是还是提出每层楼的高度问题！还有：怎么竟敢安装功率这么大的通风机？它们是为夏天最热的日子设计的……为什么要考虑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日子让工人们稍稍蒸发蒸发吧！

其实：“比例失调是先天的……糊涂的组织在‘工程师中心’以前就造成了失调。”（第二0四页）（察尔诺夫斯基）“用不着采取什么暗害的行动……只要采取规定的行动就够了，那时一切会自然发生。”（第二0二页）他不能说得再明白了！要知道这是在卢宾卡蹲了许多个月之后，而且是从被告席上讲的话。采取规定的（即上级糊涂蛋所指示的）行动就够了——不可思议的计划自己就会拆垮自己的台。瞧这就是他们的暗害行为之一：“譬如说我们有生产一千吨的能力，们必须（就是说依照荒谬可笑的计划）生产三千吨，而我们却没有采取措施去完成这个生产指标。”

对于当年官方的、经过审阅的、经过剔除的速记记录来说——应当选，这已经不少了。

好多次，克雷连科把自己的演员们弄到懒得说话的程度——被那些硬要他们重复的胡说八道搞烦了，简直替剧作者难为情，但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再演下去。

克雷连科：“你同意了？”

费多托夫：“我同意……虽然一般说我不认为……”（第四二五页）

克雷连科：“你确认吗？”

费多托夫；“说实话……在某些部分……好像大体上……是。”（第三五六页）

工程师们（外面还没有被关起来的，经过法庭上对工程师阶层的这番臭骂之后，他们还必须振作精神去工作）——他们是没有出路的。什么都不好。是也不好，不是也不好。往前不好，往后也不好。着急——是暗害性的匆忙做法，不着急——是暗害性的破坏速度。谨慎地发展某一部门——是故意延缓，怠工；服从于任意的跳跃——是暗害性的比例失调。修理、改进、大准备——是使资金呆滞；拼设备——是破坏！（并且所有这些事侦查员将从他们自己嘴里挖出来，办法是：不让睡觉——关禁闭——现在请你举出几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你可能在哪些方面进行暗害。）

不耐烦的克雷连科催逼：“拿出鲜明的例子来！拿出你的暗害行为的鲜明例子来！”

（会拿出来的，会给你们拿出鲜明的例子来的！总会有人在不久的将来把那些年代的技术史也写出来的！他将给你们拿出所有的例子和非例子。他将对你们发癫痫病似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种种抽搐都作出评价。我们那时就会知道，多少人民的财富和力量白白糟踏了。我们会知道，所有最好的方案是怎样被断送了的，而执行的却是一些最坏的方案，并且是用最坏的方法。是啊，如果让红卫兵来领导搞尖端的工程师们——那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半瓶子醋的热心家们比昏庸的首长们干的事更加荒唐。）

是啊，说得太细了——是不利的，搞得越细，罪行不知怎么的就越够不上枪毙。

但是，别忙，还没有完呢！最主要的罪行还在前面！瞧，就是它，就是它，连不识字的人都觉得又浅显又易懂！！工业党：1·为外国武装干涉作准备；2．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拿钱；3．进行间谍活动；4．分配了未来政府中的席位。

再没有二话了！所有的嘴都给堵上了。所有的反对者都低下头去了。于是，只听到窗外传来的游行示威的脚步声和怒吼声：“处死！处死！处死！”

可是——说得稍详细些不行吗？——干吗你还要再详细些呢？……好吧，那就请吧，只是还要更可怕些。一切都是由法国总参谋部指挥的。因为法国没有自己要操心的事情，没有困难，没有党派斗争，只要哨子一吹——大军就会开来进行武装干涉！起初预定在一九二八年进行。但是没有商量好，没有协调好。好吧，那就移到一九三0年。又没有商量妥当。好吧，那就改为一九三一年吧。说实在话，法国并不是亲自要来打仗，而只是把右岸乌克兰的一部分地区攫为己有（作为对全面组织工作的酬劳）。美国——更不会来打仗，但答应派舰队到黑海和波罗的海来进行威胁（为此给它的酬劳是高加索的石油），主要的军人是十万名流亡分子（他们早已东分西散，但一吹哨就会集合起来的）。然后是波兰（给它半个乌克兰）。罗马尼亚（大家都知道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辉煌战绩，这是一个可怕的敌人）。拉脱维亚！还有爱沙尼亚！（这两个小国巴不得抛掉对自己的年轻国家体制的操心，将倾巢而出进行征服）。而尤其可怕的是主要打击的方向。怎么，已经知道了？是的！它将从比萨拉比亚开始，然后，以德聂伯河右岸为依托，直接向莫斯科推进！而在这个致命的时刻在各条铁路上……将发生爆炸？？——不，将造成阻塞！而在各发电站里，工业党也将拧掉塞子，于是全苏联就将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所有的机器都将停下来，其中也包括纺织机器！到处将发生破坏（被告注意！在不公开审讯前不得说出破坏的方法！不得说出工厂的名称！不得说出地点！不得说出姓名政P国的不许说，连本国的也不行！）。请你们再加上到那时候将要实行的对纺织业的致命打击！请再补充上，有二、三个纺织工厂正在暗害性地修建在白俄罗斯境内，它们将成为武装干涉者的根据地！（第三五六页，一点也不是开玩笑。）据有了纺织工厂之后，武装干涉者便会一往无前地冲向莫斯科！但最狡猾的阴谋是：他们想排干库班河下游的低岸和小岛地带、波列西耶的沼泽地和伊尔明湖附近的沼泽（维辛斯基禁止说出确切的地点来，但一个证人说漏了嘴）——那时便给武装干涉者们开放出最短的途径，他们将人不湿脚马不湿蹄地直达莫斯科。（当时鞑靼人为什么那么困难？拿破仑为什么没有找到莫斯科？全是由于波列西耶和伊尔明湖一带的沼泽。他们如果把沼泽排干——白石城就会暴露在他们面前了！）还要，还要请补充上，表面上修建了一些锯木工厂，其实是（地点不要说出来！）飞机库，以便武装干涉者的飞机不至于停放在露天淋雨，而可以滑行到那里面去。还建造了（地点不要说出来！）供武装干涉者居住的房屋（以前历次战争的离乡背井的占领者都是在哪里宿营呢？……）。一切有关的指标，被告都是从神秘的外国主干K和P（姓名决不可说出来，国名也不要说出来！）那里得到的（第四0九页）。而在最近时期甚至着手“准备在红军的个别部队中搞策反”。（兵种不要说出来！部队番号不要说出来！姓名不要说出来！）诚然，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做，可是曾经图谋（也没有做）在某个中央一级的军事机关里纠集一个金融家和前白军军官的小组（啊，白军？记下来，逮捕！）。还有一些抱反苏情绪的大学生小组……（大学生？——记下来，逮捕。）

（不过，也要适可而止。可别使劳动者懊丧起来，以为现在一切都完蛋了，苏维埃政权过去怎么这样马虎。还要说明这个方面策划的很多，但做到的很少！哪一个工业部门都没有遭受重大的损失！）

但为什么武装干涉终究没有实现呢？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一会儿是因为彭加洛在法国没有当选，一会儿是因为我国的流亡工业家们认为，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把他们过去的企业充分恢复起来——让布尔什维克再好好干一阵吧。还有，同波兰、罗马尼亚怎样也商量不好。

很好，武装干涉没有成为事实，但工业党仍是事实！你们听到杂沓的脚步声吗？你们听到劳动群众的怒吼声吗？“处死！处死！处死！”现在上街游行的是那些“一旦发生战争，将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和苦难为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人们”。（第四三七页，引自克雷连科的公诉词。）

（看得多么透彻：正是这些轻信的示威者们将要在一九四一年用生命和苦难为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但是，检察长，你的手指头指向哪里？你的手指头指向什么地方？）

那末——为什么是“工业党”呢？为什么是党，而不是工程技术中心？我们可已经习惯于——中心！

不错，是有过一个中心。但我们决定改组为党。这样更像样些。这样更易于在未来的政府中争夺部长席位。这能“动员工程技术群众去争夺权力”。同谁争夺呢？——同其他政党呗！首先是同劳动农民党，要知道那个党拥有二十万人呀！其次——同孟什维克党！那末，中心呢？三个党一起本来要组成一个联合中心。但是被国家政治保卫局粉碎了。好在是把我们粉碎了！（被告们都感到高兴。）

（又粉碎了三个政党，对斯大林面子上多么好看！粉碎三个“中心”能添得了多少光彩！）

既然有党，那就有中央委员会，不错，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诚然，无论代表会议，无论选举，一次都没有举行过。谁愿意，谁就进入，约有五个人。大家彼此相让。主席的职位大家也你推我让。会议也没有开过——无论中央（谁也不记得，但拉姆津记得很清楚，他会说出来的！），无论各工业部门小组，都没有开过会。连人也不知道在哪里……察尔诺夫斯基：“工业党并没有正式成立。”那有多少党员呢？拉里切夫：“党员人数难以计算，不知道确实有多少。”那怎样进行暗害呢？怎样传达指示呢？是这样，谁跟谁在机关里碰到了——口头转告。往后每一个人就自觉地去进行暗害（拉姆津有把握地说有两千党员。既然有两千，那就抓它五千。根据法院的资料，在苏联共有三四万名工程师。那就等于每七个要进去一个，其余六个也要出一身汗）。——怎样同劳动农民党进行接触呢？在国家计委或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遇见了——就一起“策划反对农村共产党员的有系统的行动”。……

我们在哪里已经看到过这种景象呢？噢，是了，是在“阿伊达”里，欢送拉达梅斯出征，乐队奏着乐，站立着八个戴盔持矛的军人，而两千名则是画在后面的布上的。

工业党就是这样的。

但是没有关系，行，能演得好的！（现在甚至不能相信，这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可畏，多么严肃。）台词还要多次重复，以便加深印象。每一段情节都要在观众面前出现几遍。这样一来可怕的幻想便成倍地增加。为了不显得平淡无味，被告还要突然地“忘掉了”什么零碎，“企图抵赖”，——这时便会“用交叉供述的方法迫使他们就范”。演出效果和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一样生动。

但是克雷连科做过了头。他打算从另一方面对工业党进行剖析——揭示它的社会基础，这种对阶级本质的分析决不会出毛病，于是克雷连科就离开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没有分配角色，转入了即兴表演：让每个人讲讲自己的生平，对革命的态度，怎样堕落到去从事暗害活动。

这一段冒失的插曲，这一个有人情味的场景，突然把整个五幕戏都破坏了。

首先我们惊异地得知——这些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台柱，所有这八个人，都是出身于贫苦家庭。农民的儿子、多子女的办事员的儿子、手艺人的儿子、乡村教师的儿子、货郎的儿子……所有这八个人都是清苦求学的，他们自己挣钱来使自己受到教育，而且是从什么年龄开始的——十二、十三、十四岁。有的教课，有的在机车上干活。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挡住他们的求学之路！他们都正常地毕业于实科中学，然后是高等技术院校，成了知名的大教授。（怎能这样呢？告诉我们的是，在沙皇制度下……只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才能……年历总不会错了吧？……）

而现在，在苏维埃时代，这些工程师们的处境却很困难：他们几乎不可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我们想起来了，知识分子的子女——这是最次的品种呀！）。法庭没有争辩。克雷连科也没有争辩（被告们自己赶紧声明，当然，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这是无关紧要的）。

这些被告在我们眼里开始稍稍有点区别了（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讲话是很相似的）。他们不同的年龄特征——也就是他们正派程度的特征。将近六十岁或六十开外的人——他们的自白能够引起人们的同情。但是四十三岁的拉姆津与拉里切夫和三十九岁的奥奇金（这就是那个在一九二一年告发了燃料管理总局的人）则是活跃而无耻。关于工业党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全部主要供述都是来自他们。拉姆津是这样一个人（在少年得志的情况下），整个工程界都不肯伸出手和他握手，——但是他满不在乎！在法庭上，对于克雷连科的暗示，只要说出四分之一个字，他就能领会，而且马上提供出明确的说法。全部起诉的罪状也正是建筑在拉姆津的记忆上的。他具有那样的自制力和坚决性，的确可以（当然是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在巴黎进行关于武装干涉的全权谈判。——奥奇金也是相当走运的：二十九岁的年纪“已经得到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无限信任”。

六十二岁的察尔诺夫斯基教授的情形就不同。在大学里，一群匿名的学生在墙报上围攻他；叫他这个讲了二十三年课的老教授到学生大会上去“报告自己的工作”（没有去）。

而卡林尼科夫教授曾在一九二一年领导了一次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公开斗争！——教授罢教！事情是这样的，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还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就争得了学院自治权（委任职务、选举校长等）。在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们选举卡林尼科夫继任校长，但人民委员部不同意，任命了一个自己选定的人。然而，教授们举行了罢教，学生也支持他们（因为还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大学生）——这样，卡林尼科夫就违背苏维埃政权的意志当了一整年的校长（只是在一九二二年才砍掉了他们的自治权，大概免不了也要抓一些人）。

费多托夫——六十六岁，而他的工程师的工龄比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大十一岁。他在俄国所有的纺织工厂里都工作过，（这样的人多么可恶，多么想把他们赶快甩掉！）在一九0五年，他放弃了莫罗佐夫手下的厂长职位，丢掉了高工资，宁可去参加抬着被哥萨克屠杀的工人们的棺材进行的“红色葬礼”。现在他体弱多病，视力很差，晚上不能出门，连看戏也不能去。

是他们——准备了武装干涉？造成经济崩溃？

察尔诺夫斯基接连许多年都没有空闲的晚上，他那么忙于教课和新学科研究（生产组织、合理化的科学原理）。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保留了那些年代的理工教授的形象，他们正是这样的一些人：晚上，准备毕业论文的、搞设计的学生们、研究生们纷纷去烦扰他们，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他们才能回家。要知道在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全国只有三万个这样的人——他们恨不能分成几瓣！

他们准备引起危机？他们为了得到点小恩小惠而进行间谍活动？

拉姆津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老实话：“暗害的道路是与工程师们的内部结构格格不入的。”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克雷连科强迫被告躬身自责，承认自己“缺乏知识”，政治上“无知”。因为政治——这是比任何金属学或锅轮机制造学要难得多、高得多的一门学问！——因为在这方面无论脑瓜子、无论文化水平都帮不了你的忙。不，请回答吧——你是抱着什么心情迎接十月革命的？——抱着怀疑态度。——那就是说，一开始就敌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克雷连科提出一串理论问题去难为他们——可是我们却通过他们符合人之常情的（不符合角色的台词的）几句平平常常的失言，稍稍看到一点核心的真相——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整个气泡是靠什么吹起来的。

工程师们在十月变革中首先看到的是——混乱（三个年头确实只是一片混乱）。他们还看到——最普通的自由权利的被剥夺（这些自由权利后来永远没有恢复）。工程师们怎么能够接受工人的专政——接受他们在工业中的这些缺少专门技能、既不懂生产的科学规律也不懂它的经济规律的帮手们的专政呢？——但这些人却占据着领导工程师的主要地位。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该认为由那些能合理地指引社会事务的人来领导社会是较为自然的社会结构呢？今天的社会控制论，除了未涉及对社会的道德领导之外，——难道不正是导致这个方向吗？难道那些职业政治家们不是长在社会脖子上妨碍它的头部自由转动和双手自由动作的疖子吗？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能有政治观点呢？因为政治——这甚至不是一种科学，这是一种任何数学工具不能表述的经验领域，而且还是受到人的利己主义和盲目欲望影响的一种领域。（察尔诺夫斯基甚至在法庭上说：“政治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还应当以技术的结论为指导。”）

军事共产主义的野蛮压力只能使工程师们感到厌恶，一个工程师是不会参与荒谬事情的——所以在一九二0年以前，他们大多数人无所作为，尽管过的是洞穴人似的贫苦生活。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工程师们积极地参加了工作：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当局变得通情达理起来了的一种征兆。但是，客观条件变了：工程师们不仅被看成是一个可疑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甚至没有权利去教育自己的子女；工程师们不仅得到比自己对生产的贡献低得难以计量的报酬，而且，一方面要他们对生产成效和生产纪律负责——同时又剥夺了他们维持纪律的权利。现在任何一个工人不仅可以不执行工程师的命令，而且还可以不受惩罚地侮辱他，甚至打他——而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者，工人总是对的。

克雷连科反驳说：“你记得奥尔登博格尔一案的审判吗？”（意思是你看我们是怎样保护过他。）

费多托夫：“不错。为了引起对工程师处境的注意，当时需要丧失一条生命。”

克雷连科（大失所望）：“当时的问题并不是这样的。”

费多托夫：“他死了，但死的并不是他一个人。他是自愿死的，而许多人是被杀死的。”（第二二八页）

克雷连科默不作声。可见，说的是实话。（请再翻阅一下奥尔登博格尔的案卷，想象一下那种围攻的情形。再加上这个结尾：“许多人是被杀死的。”）

所以说，一个工程师在还没有犯什么过失的时候，就已经动辄得咎了！如果他在哪方面真犯一个错误（因为他也是个人呀）——那时，如果同事们不替他遮盖，他就会被撕个粉碎。难道他们会看重忠诚坦白吗？……所以工程师们有时也不得不在党的首长们面前说几句谎话？

为了恢复工程师们的威信和威望，他们的确需要联合起来互相救助——他们全都面临着威胁。但为了这种联合并不需要开什么代表会议，并不需要有什么党证。像思路清晰的聪明人之间任何的相互谅解一样，这种联合只要轻轻地甚至偶然地说上三言两语就可以做到，而完全不需要投票表决。只有智力有限的人才需要决议和党的棍子（斯大林也好，侦查员们也好，以及整个他们这一伙，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一点！——他们没有这种人的相互关系的经验，他们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是啊，俄国工程师们之间的这种团结一致在一个没有文化的任性胡为者的大国里早就存在了，它已经过了几十年的考验——而现在新政权察觉了它，感到惊慌不安。

这时，一九二七年到来了。新经济政策的合乎情理的做法烟消云散了——原来整个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一场无耻的骗局。这时提出了各种胡闹的不现实的超工业化跃进方案，宣布出各种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和任务。在这些条件下，工程师们的集体智慧——国家计委和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里当头头的工程师们该怎么办呢？服从于丧失理智的做法？自动靠边站？他们自己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纸上可以写任何数目字——但“我们的同志们，实际工作者们，将无力去完成这些任务”。那末，就需要把这些计划尽量压缩，合理调整，最过头的任务干脆取消。因此就需要形成一个自己的工程师的“国家计委”，它应当纠正领导人的愚蠢行为。最可笑的是，这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也是为了工业和人民的利益，因为那些倾家荡产的决定将会被取消，漏掉和撤掉的百万卢布将会从地上被拾回来。在关于数量、关于计划和改订计划的一片喧嚷中，应当坚持“质量是技术的灵魂”的原则。对学生们也要这样进行教育。

这就是最微妙、最细致的真相。这就是实际情况。

但是在一九三0年要把它明说出来吗？——已经够得上枪毙！

可是为了激起民愤——这太少，太不显眼！

因此才需要把工程师们这项讳莫如深的救国救民的密约改头换面，涂抹成为暗害行为和武装干涉的粗俗画面。

在下面这个插进来的一场戏里，我们终于看到了没有形体的——也是没有结果的！——真相的影子。导演的一番心血付诸东流了，费多托夫已经脱口说出他坐牢八个月中间的那些不眠之夜（！）；泄露出不久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某个重要工作人员曾经握过他的手（？）（这是一种约定吗？你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国家政治保卫局日后会实践自己的诺言？）瞧，证人们（尽管他们的角色要小得多）也开始不知所云了。

克雷连科：“你参加过这个小组吗？”

证人基尔波津科：“研究武装干涉问题时参加过两三次。”

这正合需要！

克雷连科（勉励地）：“往下说吧！”

基尔波津科（停顿）：“除此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了。”

克雷连科启发，提醒。

基尔波津科（迟钝地）：“除了武装干涉外我再也不知道什么了。”（第三五四页）

同库普利扬诺夫对质的时候他连事实都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克雷连科生了气，冲着这些笨头笨脑的囚犯们叫嚷：

“那就应当想办法做到使你们的回答互相一致！”（第三五八页）

但是，在剧场休息时间，一切又重新弄得合乎标准。所有的被告又重新系上线，每一个都等待着扯动。克雷连科同时把八个一下子牵动起来：瞧，流亡国外的工业家们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没有同拉姆津和拉里切夫进行过任何谈判，也不知道什么“工业党”，说被告的供述多半是用刑讯逼出来的。对此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老天爷！被告们多么愤慨呀！他们争先恐后地请求赶快让他们表态！几天前他们污辱自己和自己的同事们的时候的那种疲惫的无动于衷神情往哪里去了呀！流亡分子简直要把他们的肺气炸了！他们急忙要给报纸写书面声明——被告们维护国家政治保卫局所采取方法的集体书面声明！（喂，这难道不是点缀吗？这难道不是金刚钻吗？）

拉姆津：“我们在这里出庭的事实，就足以证明我们没有受到刑讯和折磨！”

那种把人搞得不能出庭的刑讯又有什么用呢！

费多托夫：“坐牢不止给我一个人带来好处……我在监牢里甚至比在外面感觉得更好些。”

奥奇金：“我也是，我也是感觉得更好些！”

克雷连科和维辛斯基完全是出于高风格才没有允许搞这种书面集体声明。要是写了才好哩！要是签上名才好哩！

也许有人暗地里还抱着怀疑？那末，克雷连科同志便请他们分享一点他的逻辑的光彩：“如果对于这些人说的是不是真话有一丝一毫的怀疑——那末请你回答：为什么偏偏把他们逮捕起来，为什么忽然这些人都招认了？”（第四五二页）

多么有力的思想呀！——几十年来公诉人都没有猜想到：逮捕的事实本身就证明有罪！如果被告无罪——那为什么要把他们逮捕呢？如果已经逮捕了——那就说明有罪！

还有，真的：他们为什么会招认呢？

“刑讯的问题我们要排除！……但是可以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认罪？然而我要问：他们除了认罪还有什么办法？”（第四五四页）

说得多么确切！多么符合心理学！凡在这类机关里蹲过的人请你们回想一下：还有什么办法？……

（伊万诺夫一拉祖姆尼克写道，一九三八年，在布蒂尔卡，他曾经与克雷连科同关在一个监室里，克雷连科的位置是在板铺下面。那里的情景如今我仍历历在目（自己爬过）：那里板铺是那么低，只有全身趴在肮脏的沥青地上才能爬进铺下去，但新来的人一开始不懂这个窍门，他们跪在地上爬。脑袋倒是可以塞进去，而突起的屁股就得留在外面。我想最高检察长准是特别难以掌握这个窍门，他那还没有瘦下去的屁股准是长久地极在那里为苏维埃司法增光。我幸灾乐祸地想象着这个搁浅了的屁股，实在罪该万死，但当我长久地描述这些案子时，它好似是对我的一种安慰。）

不但如此，检察长还继续发挥说，即使种种（关于刑讯逼供的）说法一概属实——那仍不明白，有什么东西能迫使他们众口一致地、彼此没有任何偏差和分歧地招认？……他们在什么地方能够实行这种大规模的串供？——要知道他们在侦查期间彼此是没有往来的！？！

（过几页有一个幸存的证人会给我们说出在什么地方……）

现在不是我向读者，而是请读者向我说明，臭名昭著的“三十年代莫斯科审判之谜”究竟在什么地方（人们起先是对“工业党”觉得惊讶，后来又觉得对党的领袖人物的审判是一个谜）？

要知道与此案有关的人并没有两千，提交法庭公审的也并没有两三百人，而只有八个人。指挥八个人组成的合唱团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难题。而且克雷连科可以从成千人里选择，并且选作了两年。帕尔钦斯基不屈服——枪毙了（而且死后被宣布为“工业党”的领导人，在供述中也是这样提到他，虽然从他嘴里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来）。后来希望从赫连尼科夫那里逼出所需要的东西——赫连尼科夫没有向他们低头。故而在页末出现了一个小号字的脚注：“赫连尼科夫在侦查期间亡故。”用小号字是印给傻瓜们看的，而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将用两倍大的字体写上“在侦查期间被折磨致死！”（他在死后也被宣布为。“工业党”的领导人。但是哪怕他讲出了一件事实也罢，哪怕他为这个大合唱增添了一份供词也罢，——一概没有！因为他一样也没有提供！）突然有了一个难得的发现——拉姆津！有能量！精明强干！为了活命——什么都干得出来。而且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他是夏末在开庭审判前不久才被捕的，但他不仅已经进入了角色。而且好象整个剧本就是他写的，他掌握了一大堆边缘材料，现编现唱，任何姓名，任何事实，要啥有啥。有时还像功勋演员那样懒洋洋地卖弄几句辞藻：“工业党的活动分布得那么广泛，以至十一天的开庭审理都不可能把它详尽无遗地揭示出来。”（意思是，找吧！继续找吧！）“我坚定地相信，一个不大的反苏阶层还保留在工程界里。”（再抓！再抓！）瞧，他的本事真不小：他知道，这是一个谜，而解释谜语是需要有一点艺术性的。于是这个无感觉的棍棒似的东西，突然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俄国式的犯罪特征，这样的犯罪只有通过面向全民的悔过才能清洗”。

拉姆津不公道地被俄国人忘掉了。我想他完全有资格成为那种既无耻透顶又使人眼花缭乱的叛徒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叛卖行为的精彩表演！在这个时代不止他一个，但他是最显眼的。

如此说来，克雷连科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全部困难只在人选上不要犯错误。但风险是不大的：侦查期间的废品随时可以送进坟墓。粗筛细罗都通过了的，可以治冶病，养养肥，然后押上法庭！

那末这个谜在什么地方呢？对他们事先怎样加工？就这样：你想活吗？（你自己不想活了，那也该为子女、为孙子孙女着想呀。）不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院子就可以把你枪毙，这算不了一回事，你明白吗？（这毫无疑问。谁还不明白，谁就去上一学期卢宾卡的磨练课。）如果你们去演一出戏，对你我双方都有利，你们是专家，台词由你们自己写，我们这些检察长会把它背熟，还要使劲记住技术名词（在法庭上，克雷连科有时背错了词，把机车轴说成车厢轴）。出台表演对你们是不愉快的，耻辱的——应当忍耐过去！因为活着更可贵！——你们以什么保证以后木枪毙我们呢？——我们为什么要报复你们？你们是很好的专家，什么过错也没有，我们重视你们。瞧，已经审过多少暗害案件，所有表现好的，我们都让活着（饶恕前次审判中听话的被告——是未来的审判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像沿着一根链条似的，这个希望一直传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但是必得全部履行我们的一切条件！审判应当发挥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

于是被告们就履行一切条件……

他们就把有高度智力的工程界反对派的全部精微奥妙都作为连最次的扫盲对象也能理解的肮脏的暗害行为端出来。（但还没有在劳动者的盘子里撒玻璃屑的情节——检察机关也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然后是思想动机。他们为什么搞暗害？——出于敌对思想。但是现在为什么一致认罪？——也有思想基础，他们被五年计划第三年火焰熊熊的高炉形象征服了（在监牢里）！在最后陈述中他们虽然也请求留给生路，但这对他们不是主要的。（费多托夫：“我们罪不容赦！公诉人说得对！”）对于这些现在站在死亡门槛上的奇怪的被告说来，主要的——是要使人民和全世界相信苏联政府的绝对正确和有远见。拉姆津特别颂扬“无产阶级群众及其领袖们的革命意识”，他们找到了比学者们所主张的“正确无数倍的经济政策的道路”，他们准确得多地计算出了国民经济的速度。现在“我懂得了应当实现猛冲，应当实现跃进，应当突击占领……”（第五0四页）等等。拉里切夫：“苏联是不会被一天天衰亡下去的资本主义世界所战胜的。”卡林尼科夫：“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人民的利益和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融合成一个坚定目标。”顺便还说到在农村中“党的总路线、消灭富农阶级的做法是正确的。”在等待死刑中他们竟然有时间去闲扯这一切……这群悔悟了的知识分子的喉咙里甚至还能通过这一类预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生活应当逐渐缩小……集体意志是最高的形式。”（第五一0页）

这样，经过了八套马车的努力，审判的所有目标都达到了：

1．国内的种种匾乏，饥饿也好，受冻也好，没有衣穿也好，紊乱现象也好，以及明显的蠢事，统统都算到了暗害分子一工程师的帐上；

2人民被迫在眉睫的外国武装干涉吓坏了，准备作出新的牺牲；

3．工程界的团结一致被破坏了，整个知识界吓怕了，搞散了。

为了不留下怀疑的余地，再一次由拉姆津清楚地说出审判的这一目标：

“我希望经过这一次对工业党的审判，整个知识界的黑暗可耻的过去……可以认为是被彻底埋葬了。”（第四十九页）

拉里切夫还加上：“这个帮派必须摧毁……在工程界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忠诚！”（第五0八页）奥奇金也说：知识界“这是一摊烂泥似的东西，正如国家公诉人所说，它是没有脊梁骨的，这是绝对的无骨气……无产阶级的嗅觉不知道要高多少倍。”（第五0九页）（不知为什么无产阶级那里主要的总是——嗅觉……一切都是通过鼻孔。）

这样的一些热心分子干嘛要毙掉？……起先判几名主犯死刑，马上改判为十年。（于是拉姆津便前去组织一个“沙拉施卡”一天堂岛了。）

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几十年间就是这样写的——从一九二年的革出教门（读者还记得：“不是民族的头脑，而是粪便”、“黑将军们的同盟者”、“帝国主义的雇佣代理人”）到一九三0年的革出教门。

“知识分子”一词在我国成了一句骂人话，这还值得奇怪吗？

公开的法庭审判原来是这样搞法！探索中的斯大林思想终于达到了理想境界。（希特勒和戈塔尔这些半瓶醋是望尘莫及的，他们搞的那个国会纵火案是自我丢脸……）

标准已经树立了——今后许多年可以照此办理，只要总导演一句话，哪怕每个季度重复一次也行。总导演的旨意是把下一出戏定在三个月之后开演。排演期限很紧，但是没有关系。快来瞧，快来听！只此一家！首次公演。

13孟什维克联盟局审判（一九三一年三月——九月）最高法院专门庭，审判长不知为什么换了什维尔尼克，其他都是各在其位——安东诺夫一萨拉托夫斯基、克雷连科、他的助手罗根斯基。导演们信心十足（涉及的材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弄熟了的政党问题）——带上舞台的有十四名被告。

一切经过得不仅顺顺当当，而且顺当得令人发傻。

我当时是十二岁，已经第三个年头认真阅读大《消息报》上的全部政治新闻。我一行一行地读了审理这两个案件的速记记录。在“工业党”一案中，我的儿童的心灵里已经感觉到有添枝加叶、弄虚作假、暗中安排的情形，但那里至少有宏伟的布景——全面的外国武装干涉！整个工业的瘫痪！分配部长职位！而在孟什维克一案里，挂出来的还是那些布景片，但已经褪了色，演员念台词没精打采，戏乏味得令人打呵欠，沉闷而平庸的重复。（莫非斯大林通过自己那犀牛般的皮肤竟能感觉到了这一点吗？怎样解释劳农党一案的撤销和几年里没有搞审判呢？）

如果又是依据速记记录去分析，可能很枯燥。但我手头有这次审判的一名主要受审人——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雅库博维奇的新鲜证明材料，目前，他那份历数了种种作弊手段的要求恢复名誉的申请书已经传给了我们的救命恩人——私下出版物，人们已经能读到当时的情况。

他恢复名誉的要求被拒绝了，因为对他们的审判事件已经载入了我国历史的金色史册，一块石头也不能抽出来——否则整个大厦就会垮掉！给雅库博维奇留着前科，但为了安慰起见，决定发给他个人特定养老金，以照顾他的革命经历。我们这里真是无奇不有。

他的叙述用实例向我们说明了三十年代莫斯科的一连串审判的真相。

根本不存在的“联盟局”是怎样组成的呢？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一个列入计划的任务：证明孟什维克抱着反革命的目的钻进了国家机关并夺取了许多重要职位。实际情况和这个公式不对头：真正的孟什维克没有人担任国家职务，并且这种人也没有陷进这个案子。（据说，B·K·伊科夫的确是那无声无息、什么事也不做的孟什维克莫斯科局的成员——但是审判中不知道这一情节，也就作为次要人物走了个过场，得到了八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计划是；要有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两名，贸易人民委员部两名，国家银行两名，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一名，国家计委一名（多么令人厌烦的老一套！一九二0年也是规定“策略中心”里要有两名是“复兴同盟”的，两名是“社会活动家委员会”的，两名是……）。因此，抓人是根据职务是否合适。至于他们真的是不是孟什维克——只是根据耳闻。有些被抓进去的人根本不是孟什维克，但命令他们认为自己是孟什维克。被告的真正政治观点，国家政治保卫局完全不感兴趣。被定罪的同案人有的彼此连认都不认识。把人犯凑齐了，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些孟什维克当证人（后来所有的证人也都必然地得到了自己的刑期）。

库兹马·格沃兹捷夫就是其中一个，他是一个命运悲惨的人——他担任过军工委员会工人小组主席，二月革命把他从克列斯特监狱解放出来，后来使他当了劳动部长。格沃兹捷夫成了古拉格长期受难者。肃委头一次抓他是在一九一九年，但他设法溜掉了（他的家属长期受软禁，如同坐牢，也不让孩子上学）。后来撤销了逮捕令。但一九二八年最终抓进去了，一直蹲到一九五七年。那年放回了家，一身重病，不久就死了。

拉姆律也作为证人出庭，做过极力效劳的、冗长噜苏的发言。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寄希望于主要被告弗拉基米尔·古斯塔沃维奇·格罗曼（声名狼藉的国家杜马活动人物）和好细彼图宁身上。

现在来介绍一下雅库博维奇。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是那么早，连中学都没有能毕业。一九一七年三月他已经是斯摩棱斯克苏维埃的主席了。由于具有坚定的信仰（它总驱使他去追求什么目标），他是一个很有力的成功的演说家。在西部战线代表大会上他冒失地把那些号召继续进行战争的新闻记者称为人民公敌——这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呀！他差点儿被赶下讲台，他道了歉，但是他马上把话头一转，把听众牢牢地抓在手里，所以在讲话结尾再次把他们称为人民公敌时竟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并被选进了派往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团。由于当时办事手续简便，他刚一到那里就被增选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左右着任命军队政委的事务，最后他自己也到了西南战线当了集团军政委，并在文尼察亲自逮捕了邓尼金（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很后悔没有当场把他枪毙（在审判中仍是这样说）。

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永远诚挚，永远被自己的正确或不正确的思想完全吸引，在孟什维克党内是个晚辈，他当时也的确年轻。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大胆地热心地向领导提出自己的方案，例如：在一九一七年春天他曾建议组织社会民主党政府，还有，一九一九年建议孟什维克加入共产国际（唐思等人一贯地、甚至态度傲慢地拒绝他提出的办法）。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他对于社会主义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意临时政府召来军队反对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尽管他们已经拿起武器出动了）一事深感痛心，并认为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十月革命刚一发生，雅库博维奇就建议自己的党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并以自己的参与和影响来改善他们正在建立的国家制度。他终于遭到了马尔托夫的诅咒，到了一九二0年，由于确信已无力使他们转到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来，他最终地退出了孟什维克。

我所以要详细地讲这些是为了说明：雅库博维奇不是个孟什维克，而在整个革命期间都是布尔什维克，最真诚的和完全无私的布尔什维克。一九二0年他还当过斯摩梭斯克省粮食委员（他们中间唯一的一个非布尔什维克），甚至粮食人民委员部曾通报表扬他为优秀的粮食委员（他现在保证说，当时没有使用过惩罚队；我不知道真假；在法庭上他曾提到，曾经布置过阻截队）。在二十年代他主编过《商业报》，还担任过其他显要职务。在一九三0年依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计划需要凑集一批像这样一类“混进来的孟什维克”的时候——他也就被捕了。

像大家一样，雅库博维奇也被交给了一群屠夫-侦查员，他们对他采用了全套办法——有冷禁闭室，有不透风的热禁闭室。还有打生殖器官。把他们折磨到这样程度，以至雅库博维奇和他的同案人阿勒拉姆·金兹堡在绝望中割开了静脉。在复原以后不给他们上刑了，也不打他们了，只是两个星期不让睡觉，（雅库博维奇说：“只要能睡一下！什么良心、什么名誉，都已不要了……”）同时还要同已经投降了的其他人进行当面对质，他们也撺掇你认罪，撺掇你胡说八道。连侦查员自己（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纳谢德金）也说：“我知道，我知道根本没有这些事！但是他们要求我们搞出材料！”

有一次，雅库博维奇被侦查员叫去，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受尽折磨的囚犯。侦查员冷笑一下说：“这位摩西·伊萨耶维奇·捷吉里巴乌姆请你接受他参加你们的反苏组织。你们两个人随便谈谈，我暂时走开。”说完就走了。捷吉里巴乌姆果真央告说：“雅库博维奇同志！我请求你，请你接受我加入你们的孟什维克联盟局。他们控告我‘接受外国公司的贿赂’，威胁说要枪毙我。但是我宁可当一个反革命，也不愿当个刑事犯死掉！”（多半是答应他当了反革命就不杀吧？他没有上当：结果得到了一个幼儿园的刑期——五年。）国家政治保卫局手头多么缺少孟什维克呀，只得从自愿者中招募被告……（要知道一个重要角色在等待捷吉里巴乌姆去扮演！——同国外孟什维克和同第二国际有联系！但约定好——只判五年，说话算话。）在侦查员的赞同下，雅库博维奇接受了捷吉里巴乌姆加入联盟局。

有些本人没有提出要求的，也被“列入”了。例如鲁宾。他在和雅库博维奇对质时成功地否认了这一点。后来他在苏兹达利隔离所受到长久的折磨，“补充侦查”。那里他在一牢房里遇见攀扯了他的的雅库博维奇和舍尔（他从禁闭室回到监室时，总是他们照顾他，分食物给他吃）。鲁宾问雅库博维奇：“您怎么能想出来我是联盟局成员的？”雅库博维奇回答（一个奇妙的回答，包含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整整一个世纪）：“整个人民都在受难——我们知识分子也应当受难。”

但是雅库博维奇的侦查期间也有过这样的鼓舞人心的时刻：克雷连科亲自叫他去审讯。原来他们彼此很熟，因为同样在“军事共产主义”年代，克雷连科（在审判工作的间隙）同样到过斯摩棱斯克省去加强粮食工作。甚至和雅库博维奇还同睡过一间屋子。现在且看克雷连科是怎么说的：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您是一个共产党员！——这很使雅库博维奇感到振奋并且挺起腰来——我不怀疑您的无罪。但是搞好这场审判是我和您的党员的义务。（克雷连科是受命于斯大林，而雅库博维奇的心却是为了思想而激烈地跳动起起来，像一匹干活卖力的马一样，自己急着把头伸进套包。）请您千方百计地协助和配合侦查工作。在法庭上如果发生没有预见到的麻烦，在最复杂的时刻我会请审判长让您发言。”

！！！

雅库博维奇答应了。义不容辞地答应了。可能在他整个任职期间苏维埃政权还没有给过他如此重大的任务。

审判前几天，在侦查组长德米特里·马特魏耶维奇·德米特里耶夫的办公室里召开了孟什维克联盟局的第一次组织会议：目的是进行协调，使每个人更好地领会自己的角色。（“工业党”中央委员会也就是这样开会的！这也就是克雷连科表示过不能理解的被告“能够见面”的地点。）但是不容易装进脑子的谎话堆积得太多太杂，与会者都弄迷糊了，一次排演熟习不了，所以又召开了第二次。

雅库博维奇是怀着什么感情出庭受审的呢？是为了所受的痛苦，为了被塞进胸腔的全部谎话——在法庭上闹出一场震动世界的大丑剧？但是：

1．这将是从背后对苏维埃政权的打击！这将是对雅库博维奇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活目标的否定，对他从错误的孟什维克主义挣脱出来转到正确的布尔什维主义方面去的全部道路的否定；

2．在这样的大丑剧之后，不会让你死去，不会简单地枪毙了事，而是将重新进行刑讯，这一次已经是为了报复，会把你搞得神经失常，而身体本来就已经被刑讯折磨垮了。要应付新的折磨——哪里能找到精神上的支柱呢？从哪里可以去汲取勇气呢？

（我趁着他的话音未落便记录下他的这些论据——这真是一个极端稀有的机会，能够获得这种审判的当事人的类似“身后”的自白。我还认为，如果布哈林或李可夫向我们解释自己在法庭上表现的那种难以理解的顺从的原因，也会和这一样：同样的真心实意，同样的对党的忠诚，同样的人的弱点，同样由于没有单独的立场而缺乏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

因此，在审判中，雅库博维奇不仅仅是顺从地重复那一套单调乏味翻来覆去的谎话（这是斯大林、他的徒弟们以及备受折磨的受审人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且还扮演了自己答应给克雷连科的充满激情的角色。

所谓孟什维克国外代表团（实质上就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最高领导人）在《前进报》上刊登了自己与受审人划清界线的声明。他们写道，这是一出最可耻的审判喜剧，它是建立在奸细的假供和不幸的被告在恐怖手段逼迫下做出的供述上的；绝大多数被告早已脱党十年以上，并且从来也没有恢复过关系；在审判中令人发笑地提到巨大的经费数额——全党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钱。

克雷连科宣读了文章后，请什维尔尼克让受审人发表意见（也是像审理“工业党”一案时那样一下子牵动所有的线）。于是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大家都维护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做法而反对孟什维克的中央……

现在雅库博维奇回想起自己这次“回答”以及自己的最后陈述时是怎么说的？他说，他决不是单单因为答应过克雷连科的要求才出来说话的，他说他当时不是随随便便地站起来的，而是像一块小木片似地被愤恨和雄辩的激流卷起来的。是对谁的愤恨？饱尝过刑讯，割过静脉，多次死去活来的他，现在真地有着满腔怒火——但不是对检察长！不是对国家政治保卫局！——不是！而是对国外代表团！！！这就是心理学的对立面变化！他们在国外过着安全和舒适的生活（甚至最贫困的流亡生活和卢宾卡相比当然也是舒适的），不顾良心，只顾自己——对于留在国内的这些人怎么能一点不同情？怎么能这样厚颜无耻地声明脱离关系并把这些不幸的人交给他们的命运播弄呢？（回答得颇有力量，于是审判的安排者便洋洋得意了。）

雅库博维奇在一九六七年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对国外代表团、对他们的出卖、声明脱离关系、背叛社会主义革命（像他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责难过他们那样）气愤得浑身发抖。

然而当时我们手头没有审判的速记记录。过了一段时间我搞到了它：他明明在审判时声若洪钟地说过，外国代表团受第二国际的委托向他们下达进行瞻害活动的指示——对他们也声若洪钟地表示过愤慨。国外的孟什维克写的声明并不是不讲良心，只顾自己，他们正是对审判的不幸牺牲者表示同情，但同时指出，这些人早已不是孟什维克——这也是实话。雅库博维奇固执而真心地发了那么大的火，究竟是为什么呢？国外的孟什维克怎么才能不使被告们听任他们的命运播弄呢？

我们喜欢对不能回答的人，那些弱一些的人发脾气。这是人身上固有的。在这种时候，证明我们有理的论据自己就会灵活地凑上来。

克雷连科在公诉词中说，雅库博维奇是一个反革命思想的狂热分子，因此要求把他判处枪决！

雅库博维奇不仅在那天感激得热泪盈眶，而且直到今天，展转蹲了许多的劳改营和监牢之后，还感谢克雷连科在审判时没有贬低他，没有侮辱他，没有嘲笑他，而正确地把他称为任热分子（虽然是对立思想的狂热分子），并且要求给予他结束一切痛苦的干脆的、高尚的枪决！雅库博维奇自己也在最后陈述中表示同意：我所招认的（他对这个成功的提法“我所招认的”赋予极大的意义。明白人应当理解：不是我所犯的）罪行理应处以极刑—一因此我不请求宽恕！不请求留我一条性命！（旁边坐着的格罗曼焦急起来了：“你发疯了！你在同志面前没有这样的权利！”）

是呀，这对于检察机关难道不是一种难得的发现吗？

一九三六——三八年的那些审判难道还没有得到说明吗？

斯大林难道不是通过这次审判终于明白并且相信了，他也完全可以把那些多嘴多舌的主要敌人圈进牛栏里，他完全可以照样把他们组织进这样的一出戏里吗？

请宽大为怀的读者们饶恕我！写到目前为止我的笔头没有发颤，心也没有紧缩，我们满不在乎地滑行着，因为这十五年内我们一直处在或是法制革命或是革命法制的可靠保护之下。但往后我们要感到痛心了：读者记得，从赫鲁晓夫开始，已经几十次地向我们说明：“列宁的法制准则遭到破坏大体上是从一九三四年开始的。”

现在我们怎样进入这个法制荡然的深渊呢？我们怎样度过过个痛苦的深水区呢？

不过，由于受审人姓名的显赫，后来的这些审判是在全世界注目下进行的。人们对这些案件的注意经久不衰，有过许多著述，做过许多分析，将来还会分析。而我们只是稍稍涉及一下它们的谜。

预先说明，虽然只是三言两语：出版的速记报告与审判中说的话并不完全相符。有一个作为经过挑选的听众之一旁听过审判的作家，当场做过飞快的记录，后来他确认存在着上述的不相符。所有的记者还注意到在克列斯津斯基身上发生的卡壳，当时不得不宣布休息，以便把他纳入规定好的供述的轨道（我这样想：审判前拟制了一种事故表报：第一栏——被告的姓名，第二栏——如果在法庭上离开了台词，休息时采取什么手段，第三栏——负责采取手段的契卡人员姓名。如果克列斯津斯基突然走了板，事先已经明确，谁该向他跑过去以及该怎么办）。“但速记记录的不准确并不能改变整个画面，也不使之减色。全世界接连地看了三出戏，三出规模宏大、耗资甚巨的戏，在这些戏里，曾把整个世界搞得天翻地覆、惊惶不安的无畏的共产党的大领袖们，出场时成了一只只垂头丧气的服服帖帖的山羊，命令他们叫什么，他们就哗哗地叫什么，他们把脏东西往自己身上呕吐，卑躬屈节地贬辱自己和自己的信仰，招认自己犯下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犯的罪行。

这在人类能记忆的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与不久前在莱比锡对季米特洛夫的审判对照起来，这特别令人震惊：季米特洛夫像一头怒吼的狮子似地回答纳粹的法官们，而这里，和他同属一个使整个世界发抖的钢铁劲旅中的同志们（其中一些最大的人物曾被称为“列宁的近卫军”），现在却身上浇着自己的尿出现在法庭面前。

虽然从那个时候起许多事情似乎已经得到了说明（做得特别成功的是阿尔图尔·凯斯勒）——关于它们的谜仍然在广泛地流传着。

有人写到过能够使人丧失意志的西藏迷药，有人写到过采用催眠术。在说明问题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不值一顾的因素。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手里有这样的手段，能有什么样的道德准则妨碍他们采用这些手段呢？为什么他们不去削弱、不去迷乱人的意志呢？有人知道在二十年代有一些大催眠家放弃了巡回表演活动，转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去工作。三十年代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面有过一所催眠术学校，这是确凿的事实。加米涅夫的妻子在审判前得到允许同丈夫会见，发现他处于精神呆滞、不由自主的状态（她来得及在自己被捕前说出了这件事）。

但为什么帕尔钦斯基或赫连尼科夫既没有被西藏迷药也没有被催眠术摧毁呢？

不，对于这一点，必须从较高的、心理学的角度做出说明。

人们感到特别困惑莫解，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在沙皇的刑讯室里没有发过抖的老革命家，都是经过锻炼、熬煎、摔打的战士。

但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错误。这些人并不是那些老革命家，这个名声他们是靠继承得来的，是由于与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为邻而得来的。那些人——扔炸弹和搞密谋的人们见识过苦役，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刑期——只是他们一生未见识过真正无情的侦查（因为这样的侦查在俄国根本不曾有过）。而这一帮人则既未尝过侦查的味道，也不知道什么叫刑期。什么特别“刑讯室”、什么库页岛、什么特殊的亚库梯苦役，布尔什维克都没有经历过。都说捷尔任斯基受的罪比谁都大，说他一生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而用我们的尺度来衡量，他不过是服了正常的十年刑期，得到了一张普通的“十元券”，这在我们的时代任何一个集体农庄庄员都可能得到的；诚然，在这十年中有三年中心苦役监狱，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在三六到三八年的审判中牵出来给我们看的那些党的领袖，在他们的革命经历中只有过短期的轻松的监禁，为时不长的流放，连苦役的气味都没有闻到过。布哈林曾多次短期被捕，但都和开玩笑差不多；看来他在哪里也没有连续蹲过一年，只在奥涅加的流放地稍稍呆过一阵。加米涅夫从事过长时期的宣传鼓动工作，并曾奔走于俄国各城市之间，但也只坐了两年的牢和一又二分之一年的流放。我们现在给十六岁的孩子一下还判五年呢。季诺维也夫，说来可笑，连三个月都没有蹲过！一次刑事判决都未曾有过！与我们“群岛”的一般土著相比，他们是一些小娃娃．他们等于没有见过监狱，李可夫和H·N·斯米尔诺夫曾几次被捕，各坐过五年牢，但不知怎么地他们的监牢生活过得很轻松，他们能够从所有的流放地毫无困难地逃跑，或者正好赶．上大赦。在关进卢宾卡之前，他们根本想象不出真正的监狱和不公正的侦查的铁钳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根据作这样的假设：如果托洛茨基落进这只铁钳——他会表现得不那么低三下四，他的骨头会比别人硬：他没有理由会如此。他也只经历过几次轻松的监察，没有受过任何严重的侦查，此外就是乌斯特-库特两年的流放。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的令人生畏的名声是廉价得来的，他本人并没有显示出真正的坚强性：下令枪毙别人时眼都不眨的人，自己死到临头时却会比谁都软弱！这两方面的坚强性完全是两码事。）拉迪克是当局的好细（在这三次审判中充当这个角色的不只他一人！），雅戈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刑事犯。

（这个杀害几百万人的凶手不能想象他头上的那个最高杀人犯在最后时刻不会在自己心中找到共同责任感。要是斯大林坐在这个大厅里，雅戈达就会满怀信心地坚决地直接向他请求宽恕：“我向您请求！我为您修建了两条大运河！……”据在场者说，这个时刻，在大厅二层楼的一个小窗口后面的屋里，好像是隔着一层薄纱，光线昏暗，有人划着了一根火柴，当点烟的时候，显出了烟斗的影子——有谁到过巴赫奇萨莱“并记得这种东方式的花招吗？——在国务会议大厅里，在二层楼高的地方有一排钉着带有小孔的白铁片的窗户，而在窗户后面是一条没有照明的走廊。从大厅里永远猜不出；是不是有人在那里。汗是不可见的，而国务会议却好像永远是在他亲临之下举行的。根据斯大林的彻头彻尾的东方性格来判断，我相信他一定是在观察着“十月大厅”里演出的喜剧。我不能设想他会放弃观看这个场面，放弃得到这种享受。）

要知道我们的全部困惑不解完全是和相信这些人非同凡俗有关。当我们读到普通公民的普通审判笔录的时候，我们不会因感到莫名其妙而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些人对自己和对别人说了那么多诬陷不实之词？——我们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是软弱的嘛，人是会顶不住的嘛。而布哈林、李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这些人，我们预先就认为是一些超人—一我们的困惑不解实质上完全是由于这个缘故。

诚然，这一次，戏的导演们挑选登场演员似乎要比以往的工程师案子困难些：那时可以从四十只大桶中挑选，而这一次只有一个小小的戏班子，主要演员大家都熟悉，观众们希望一定由他们来扮演。

但毕竟还是有选择的余地！无可幸免的人们中间那些最有远见和最果断的人——他们没有束手就擒，在被捕前就自杀了（斯克雷普尼克、托姆斯基、加马尔尼克）。束手就擒的是那些想活的人。而对想活的人是可以任意摆布的！……但其中有些人在受侦查时表现得与众不同，他们清醒了，顶住了，古无声中死去了，但总算没有蒙受耻辱。没有把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叶努基泽、楚巴尔、科西奥尔还有那个克雷连科技出来公开审判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他们的名字完全可以给那些审判生色增光。

带上法庭的是最顺从的！毕竟还是有过选择。

选择是在小范围里进行的，可是胡子导演却对每个人都很了解。他一般地了解他们都是些弱者，而且了解他们每个人单独的弱点。这也正是他那阴森森的不凡之处，是他一生主要的心理趋向和成就：看透人们底子里的弱点。

在所有落得身败名裂下场的党的领袖人物当中，年深日久之后，现在看来最有才智、头脑最明睿的，要算布哈林了。（凯斯勒的那一部很有才华的研究著作显然是献给他的。）对这个人的老底子，即人与尘世相连接的部位，斯大林也是看得很透的。他把这个人长久地死死攥在手掌里，甚至像玩小耗子一样，欲擒故纵，拿他开心。布哈林一字一句地写完了我们现行（不实行）的听起来很漂亮的宪法——此时他飘飘然如上云端，满以为赢了科巴“一局：塞给了他一个迫使他把专政搞得软化一些的宪法。殊不知他自己早已经掉进了虎口。

布哈林不喜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早在基洛夫被暗杀后第一次审判他们的时候，布哈林曾对接近的人说过：“那又怎么啦？这类人很难说。也许是有点什么事……”（那些年代庸人们的经典公式：“大概是有点什么事吧……我们这里不会平白无故地把人关起来。”这就是党的第一号理论家在一九三五年说的话！……）一九三六年夏天第二次审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时候，他正在天山打猎，什么也不知道。下山后来到了伏龙芝——便读到了判处他们两人枪决的判决书和报纸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布哈林作了多么毁灭性的供述。他急忙去阻止这种迫害了吗？他对正在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向党提出呼吁了吗？没有，只是给科巴发去了一份电报：请暂缓处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以便……布哈林能够去作当面对质并进行辩白。

迟了，科巴有了笔录就够了，他还要活人的当面对质做什么？

然而，布哈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抓起来。他失去了《消息报》，失去了任何活动和党内的任何地位——在自己的克里姆林宫住宅（彼得大帝的游乐殿）里，像坐牢似的生活了半年（不过，秋天到别墅去住过——克里姆林宫的门岗还像平常一样向他敬礼）。已经没有人去看他，也没有人给他打电话。这几个月里他不断地写信：“亲爱的科巴！……亲爱的科巴！……”但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一点回音。

他还在寻求同斯大林的推心置腹的接触。

而亲爱的科巴眯缝着眼睛，已经在进行排练了……科巴对角色的试验工作已经进行了多年，他知道布哈尔奇克“会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很出色的。你瞧，他已经声明同他那些被关押和流放的学生以及追随者（虽然为数不多）脱离关系，容忍了他们的毁灭。他忍下了对他的尚未真正产生和成熟的思想路线的粉碎和辱骂。而现在，虽然仍保留着《消息报》总编辑和政治局委员的身分，但对于枪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却当做一件合法的事情忍受下来了。他既没有大声也没有低声表示愤慨。这些事情都是对他担任本来角色的试验呀！

还要早些，好久前的事了，斯大林曾威胁要把他（在不同时期他曾威胁过他们大家！）开除出党——布哈林（以及他们大家！）声明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但要求留在党内！这也是对角色的试验呀！如果他们还是自由的时候，还处在尊荣和权势的高峰上的时候就已经这样表现——那末当他们的身体、饮食和睡眠都攥在卢宾卡提词人的手心里的时候，他们必定会准确无误地照本宣读台词的。

在这些逮捕前的月份里布哈林最怕的是什么呢？人们确凿地知道他怕的是：被开除出党！失去党！活下来，但在党外！亲爱的科巴自从把自己变成了党的时候起，就出色地利用了他的（他们大家的！）这个特点。布哈林（他们大家！）没有自己的单独的观点，他们没有自己可以独树一帜和站定脚跟的真正反对派的思想体系。斯大林在他们成为反对派之前就宣布他们是反对派，这就使他们失去了任何威力。而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求得留在党内。并且不作损害党的事情。

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太多了！

分派给布哈林的实质上是一个领头的角色——因此导演对他的指导、排练时间和他自己深入角色等方面，都不应有丝毫草率和疏忽。连去年冬天派他到欧洲去商购马克思的手稿，也是属于这种准备工作。不仅为了罗织他里通外国的罪状需要这样一个表面的事实，而且让他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自由地乱跑，就更明确地预示着他该回来在主要舞台上登场。现在，凶险罪名的乌云压在头顶——长时间的、看不到头的不逮捕，憋在家里受煎熬——这比卢宾卡的直接压力更能摧毁牺牲者的意志（当然卢宾卡他是躲不掉的，在那里也得呆一年）。

有一次，布哈林被卡冈诺维奇叫去，当着一些高级契卡人员的面，让他同索科尔尼科夫进行对质。索科尔尼科夫供出了“平行的右派中心”（即与托洛茨基中心平行的）、布哈林的地下活动。卡冈诺维奇口气强硬地进行了审讯，然后让人把索科尔尼科夫带走，亲热地对布哈林说：“尽是瞎扯淡，妈的……！”

然而，报纸上继续刊登群众的愤怒呼声。布哈林给中央打电话。布哈林写信：“亲爱的科巴！……”——他请求公开撤销对他的指控。于是登出来检察机关的一项含混的声明：“没有找到客观的证据足以对布哈林提出控诉。”

拉迪克秋天给他打电话，希望见面。布哈林推托了：我们两人都是被点名的，为什么要招来新的嫌疑呢？但他们的《消息报》别墅紧挨着，一天晚上拉迪克自己走来说：“不管我以后说些什么，你要知道，我根本没有什么罪。不过——你能保住：你同托洛茨基分子又没有什么联系。”

布哈林也相信自己会保住，不会把他开除出党——否则太不像话了！对托洛茨基分子他确实始终是抱恶感的：瞧，那些人把自己置身于党之外——结果怎样呢！应当抱在一起，要犯错误——也犯在一起。

在十月革命节游行时（这是布哈林与红场的告别），他带着老婆凭编辑部的通行证走上来宾观礼台。突然——一个武装的红军战士向他们走来。完了！，——就在这里？就在这样的时刻？……不，红军战士举手敬礼说：“斯大林同志奇怪您为什么在这里？他请您上列宁陵墓站到您的位置上去。”

整个半年就是这样把他从热到冷从冷到热地抛来抛去。十二月五日欢欣鼓舞地通过了布哈林的宪法，并把它千秋万代地命名为斯大林宪法。在十二月的中央全会上，打掉了牙的、已经面目全非的皮达可夫被押到会场上来。他的身后站立着一些一言不发的契卡人员（雅戈达的人。须知雅戈达这时也正在受审查，也正在准备扮演一个角色）。皮达可夫当场对坐在领袖们中间的布哈林和李可夫作了最卑鄙无耻的咬供。奥尔忠尼启则把手掌放到耳朵分（他没有完全听明白）：“请你说，所有这些供述都是你自愿作一出的吗？”（记下来了！奥尔忠尼启则也得到了一颗子弹）皮达可夫摇晃着身子说：“完全自愿。”李可夫在休息时跟布哈林说：“瞧托姆斯基多有勇气，八月份就明白了，自杀了。而你我这些傻瓜，还活下来。”

这时，卡冈诺维奇（他本来愿意相信布哈尔奇克没有问题！——但在事实面前……）、莫洛托夫起来发言，怒气冲冲，充满咒骂。而斯大林！——多么宽大的胸怀！多么不忘旧情！——“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认为布哈林的罪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李可夫也许是有罪的，但不是布哈林。”（这是别人背着他加给布哈林的罪名。）

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意志就这样软化了。失意英雄的角色就这样练熟了。

这时，开始不断地把审讯笔录送上门来：审讯红色教授学院先前的青年们的笔录，审讯拉迪克的笔录，以及审讯所有其他人的笔录，——所有这些笔录都对布哈林的凶恶背叛提供了最严重的证据。给他往家里送材料并不是把他看成被告，噢，不是的！——而是作为中央委员，仅供他了解情况……

布哈林收到新材料，常对这年春天刚给他生下一个儿子的二十二岁的妻子说：“你读吧，我读不下去！”——自己就把脑袋理到了枕头里。他家里有两支手枪（斯大林也给了他时间！）——但他没有自杀。

难道他没有练熟分派给他的角色？……

又过了一次公开的审判——又枪毙了一批人……而对布哈林仍是手下留情，仍是没有抓布哈林……

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初，他决定宣布家中绝食——要求中央澄清问题并撤销对他的指控。绝食是他在写给亲爱的科巴的信中宣布的——并且诚实地坚持着。那时便通知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日程是：1．关于“右派中心”的罪行。2．关干布哈林同志表现在绝食上的反党行为。

布哈林这时动摇起来：也许他真的做了什么有辱于党的事情？……他胡子拉碴，面容憔悴，外表也已经象个囚犯，步履艰难地来到中央全会的会场。亲爱的科巴热情地问道：“你想出了个什么名堂呀？”“那该怎么办呢？已经有了这么大的罪名。他们想开除我的党籍……”斯大林听说有这等荒唐事体而皱起了眉头；“谁也不会开除你的党籍！”

于是布哈林就相信了，又活跃了起来，心甘情愿地在全会面前表示悔过，当即取消了绝食。（在家里：“喂，给我切一段腊肠！科巴说了——不会把我开除。”）但在全会的进程中，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可真放肆！胆敢不尊重斯大林的意见！）骂布哈林是法西斯的爪牙，要求枪毙。

布哈林又泄气了，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开始撰写“致未来的中央的一封信”。全靠有人背熟了才保存下来的这封信，不久前已经向全世界公布。然而它并没有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以及“未来的中央”的震惊。致信的对象可谓高矣！——中央，没有比它更高的道德权威了。）因为这个敏锐的出色的理论家在自己的最后的话里决定留给后代的是什么呢？是要求恢复他党籍的又一次哀号（他为这种忠贞付出了昂贵的耻辱的代价！）。是完全赞同一九三七年和三七年以前的全部事件的又一次保证。那就是说，不仅赞同以前各次冤狱，而且也赞同我们伟大的监狱下水道的各股散发出恶臭的水流！

他这就等于签名画押，承认自己也应该淹进去。

最后，他这个筋肉强健的人、猎人和角力土（在闹着玩的角力中，在中央委员们的目睹下，他曾好几次把科巴摔倒在地！——对此，大概科巴也是不能原谅他的）。他已经完全成熟到可以移交给提词人和助理导演了。

他已经准备好到这样的程度，被摧毁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对他已经不需要采用刑讯了——他的立场比之雅库博维奇在一九三一年的立场有什么地方较强一些呢？他有什么地方不受那两个论据的支配呢？他甚至还要弱一些，因为雅库博维奇渴求的是死亡，而布哈林却害怕死亡。

只剩下按下列公式同维辛斯基进行一次不难的对话了：

——对党采取任何反对派立场就是反党斗争，对不对？——一般说——是的。实际上——是的。——但是反党斗争必然会演变为反党战争。——按照事物的逻辑——是的。——那就是说有了反对派的信念，任何卑鄙的反党活动归根结底都可能干得出来（暗杀、进行间谍活动、出卖祖国）？——但是对不起，这种事情并没有干出来。——们早可能把？——理论上说嘛……（须知是理论家呀！……）——但对你说来最高利益依然是党的利益吧？——是，当然，当然！——那么只剩下很小的分歧了：应当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为了使今后任何反对派的思想声誉扫地，应当把只是理论上可能做出来的事情承认早已经做了的。不是可能做出来吗？—一可能……——那就应当把可能的承认为现实的，仅此而已。小小的哲学上的转化。说完了？……还要说一句，我看无须向你解释：现在如果你在法庭上又缩回去，说出些别的——你要明白，你只会有利于世界资产阶级，只会损害党。而且，不用说，那时也不会让你死得舒服。如果一切摘得好——我们当然会让你活下来：秘密地把你送到基督山岛去，你可以在那里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但是，过去的那几次审判，你们好像是把人枪毙掉的？——咳，你拿谁比呀——他们和你是两码事！再者，我们留下了好多人的命，只是报上说枪毙。

这样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难解的谜吧？

同样是那支在过去的审判中奏过多少遍的曲调，只是稍加变奏而已；要知道我们与你——都是共产党人！你怎能听信了别人的话——出来反对我们呢？悔悟吧！要知道你与我们在一起—一这就是我们！

一种历史观正慢慢地在社会里成熟着。而一旦它成熟了——将却会是那么简单。无论在一九二二年，无论在一九二四年，也无论在一九三七年，被告都还未能形成这样一种牢固观点，足以支持他冲着这支使人迷惑和僵冷的曲调昂首喊出：

——不，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革命者！……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俄国人！……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共产党人！

好像是，只需要喊出这么一声——布景便会塌散，厚厚的一层化装便会脱落，导演便会从暗梯逃跑，提词人也会纷纷乱钻到老鼠洞里去。而外面的气候将会是——六十年代！

但是，就连演得很成功的戏，也是十分劳民伤财的。于是斯大林决定不再利用公开审判了。

准确些说，为了让群众看清反对派的凶恶灵魂，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曾经拉开过一个在区一级普遍开展公开审判的架势。但是找不到好导演，没有力量做这么周详的准备，况且被告们本身也没有多大意思——一结果弄得斯大林左右为难。只是知道这个内情的人很少。几次审判失败了—一整个这件事也就作罢了。

恰好在这史可以介绍一下一次这类审判的经过，说的是卡德案件。这个案子的详细报告当时在伊万诺沃省报上已经登了一个开头。

一九三四年底，伊万诺沃省和科斯特罗马省及下诺夫戈罗德省交界的一个遥远荒凉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区，古老宁静的卡德村便成了区中心。新成立的领导班子是从各地调来的，彼此在卡德才认识。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景象凄凉的穷乡僻壤，它需要得到资金、机器的支援与生产事业的合理经营，然而相反，它却被粮食采购压得气息奄奄。区委第一书记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斯米尔诺夫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区地政科长斯塔夫罗夫是一个祖祖辈辈的庄稼汉，出身于“集约”农民，就是那些在二十年代根据科学原理经营产业的勤恳而又有知识的农民。（这种经营方法当时曾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鼓励；当时还没有决定把这些集约农民铲除掉。）由于斯塔夫罗夫已经入了党，他在清算富农时没有丧命（也许自己就去清算过富农？）。他们企图在新的地方为农民做点事情，但各种指示从上面滚滚而来，每一项都跟他们的创举做对；那里，在上面，好像故意发明一些办法来使庄稼人日子过得更悲惨。有一次卡德区的领导人往省里打了一份报告，说明必须降低粮食采购计划——现有计划区里不能完成，否则会使贫困化超出危险的极限。只要回想一下三十年代的局面（只是三十年代吗？）就可以掂量得出来这是一个对计划的多么大不敬的举动和对政权的造反行为。但是依照当时的作法，并没有由上头采取正面的措施，而是发挥地方上的主动，当斯米尔诺夫去休假的时候，他的副手第二书记瓦西里·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在区委会上作了一项这样的决议：“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斯塔夫罗夫的干扰，区的成绩将会更加出色（？）”。开始办起了斯塔夫罗夫的“专案”（做法很有意思：区别处理！对斯米尔诺夫先吓唬吓唬，使之中立，逼他靠边，然后再去搞他——这正是具体而微的斯大林在中央的策略）。然而，在争论激烈的党的会议上查明，说斯塔夫罗夫是托洛茨基分子，就如同说他是罗马的耶稣会教士。区消费合作社主任瓦西里·格里尤利耶维奇·弗拉索夫，一个偶尔受过一点零星的教育、具有那种俄国人身上令人惊奇的独特才能的人，他是一个自学出来的合作社事业家，善于辞令，在辩论中能随机应变，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他能为之争得面红耳赤，他说服党的会议应当把区委第二书记罗曼诺夫因进行诽谤而开除出党！罗曼诺夫真地受到了警告处分！罗曼诺夫的最后发言对于他这类人很有代表性，也充分反映出他们对总形势的信心：“虽然这里证明斯塔夫罗夫不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但是，我相信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党会查清楚的，对我受的警告处分也会弄清楚的。”党果然查清楚了：区内务机关几乎是立即就逮捕了斯塔夫罗夫，过了一个月又逮捕了区执委会主席爱沙尼亚人乌尼魏尔——罗曼诺夫接替他成了区执委会主席。斯塔夫罗夫被押到了省内务机关，在那里他招认：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他一生与社会革命党人结成联盟；他在自己的区里是地下右派组织的成员（也是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一条罪状，所缺少的就是同协约国的直接联系了）。也许他并没有招认，但其中实情永不会有人知道，因为他已经死于伊万诺沃内监里的刑讯。而一页页的笔录都已写好。不久，假想中的右派组织的头头区委书记斯米尔诺夫、区财政科长萨布罗夫还有其他的人也被逮捕。

令人颇感兴趣的是，弗拉索夫的命运是怎样决定的。他不久前曾号召把新的区执委会主席清除出党。我们已经写过（第四章），他曾致命地得罪了区检察长鲁索夫。他曾坚持不让把自己手下两个善于经营的有才识的但社会出身有污点的合作社干部（弗拉索夫总是任用各种“过去的人”——他们熟悉业务，并且工作努力；而那些无产阶级出身的新提拔起来的人，则什么也不会干，而主要的是什么也不想干）以假造的暗害活动罪名逮捕入狱，因而得罪了区内务科长克雷洛夫。尽管如此，内务机关还是愿意同合作社和解！区内务科副科长索罗金亲自来到区消费合作社向弗拉索夫建议：免费给内务机关（“以后随便想个办法注销掉”）价值七百卢布的布匹（贪小便宜的人！但对手弗拉索夫来说，这是两个月的工资，非法的东西他是分毫不取的）。“要是不给——你要后悔的。”弗拉索夫赶走了他：“你怎敢向我，一个共产党员，建议干这种交易！”第二天，克雷洛夫已经作为区委的代表出现在区消费合作社（这种假面舞会及所有这类小手段是一九三七年的灵魂！）并吩咐召开党员大会，议程是：“关于斯米尔诺夫一乌尼魏尔在消费合作社的暗害活动”，报告人——弗拉索夫同志。每一步都是绝妙的高招！暂时谁也没有点弗拉索夫的名！但只要他说上两句关于前区委书记在他弗拉索夫这个部门里的暗害活动的话，内务机关就可以插话：“当时你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你没有及时到我们这里来报告？”在这种情势下许多人就会不知所措而掉进陷阱。但弗拉索夫不是这样的人！他立即回答说：“我不作报告！让克雷洛夫当报告人吧——因为斯米尔诺夫和乌尼魏尔是他逮捕的，他们的案子是他处理的！”克雷洛夫拒绝说：“我不了解情况。”弗拉索夫说：“如果连你都不了解情况——那就是说他们被捕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大会干脆就没有开成。但人们是否经常敢于进行自卫呢？（同日晚上很晚的时候区消费合作社的会计主任T某和副主任H某走进弗拉索夫的办公室，拿给他一万卢布：“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今天夜里逃走吧，必须在今天夜里，否则你就完了！”但弗拉索夫认为，逃跑是与共产党员不相称的。我们如果不提一下这件事，三七年的情势将是不完整的，我们就会忽略掉还有一些坚强的人和坚强的决心。）次日早晨，区报上出现了一篇关于区消费合作社工作的措词严厉的小评论（应当说，在三七年报刊总是同内务机关携手合作的），傍晚时候，通知弗拉索夫到区委报告工作（每一个步骤——都是全苏联的型式！）。

这是一九三七年，是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里Mikojan－pros－perity（米高扬繁荣）的第二个年头，现在有时可以读到一些记者和作家的回忆，说那时就已经达到了丰衣足食。这已经写入了历史，并且大有冒险在那里永远留下去之势。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即废除粮食配给制后两年，在伊凡诺沃省（以及其他省）发布了一条关于禁止面粉贸易的内部指示。在那些年代，在小城市里，特别是乡镇和农村里，许多家庭主妇还是自己烤面包。禁止面粉贸易就是意味着：没有面包吃’在区中心卡德镇形成了从来没有见过的长得不像话的购买面包的队伍（不过，对他们也给予了打击：从一九三七年二月起禁止在区中心烤黑面包，而只许烤昂贵的白面包）。在卡德区除了区办的面包房外没有其他的面包房，现在从各村里纷纷到那里去卖黑面包。区消费合作社仓库里面粉是有的，但两道禁令堵塞了把它供给人们的一切途径！！然而弗拉索夫却找到了办法，尽管有国家的狡猾规定，在这一年他仍然喂饱了全区：他下去到各集体农庄跑了跑，和八个农庄商定，在空闲的“富农”房舍里建立公共面包房（就是说只要供给劈柴，。派几个农妇，利用现成的俄国炉子，就能办起来，这可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面包房），区消费合作社负责供应它们面粉。解决办法一旦找到，它永远是简单的！弗拉索夫并不修建面包房（他没有资金），同时却在一天之内把它们建成了。他不进行面粉贸易，同时却不断地从仓库里批发并要求省里继续供应。他不在区中心出售黑面包，却供给全区黑面包。他字面上没有违反规定，但违反了规定的精神——节约面粉、坑害人民——所以在区委会对他的批评是有理由的。

受了这次批评之后他还挨过了一夜，次日就被捕了。像只厉害的小公鸡（他个子矮小，老是昂着头，总显得有些傲慢的样子），他不肯交出党证（昨天区委会没有作出开除他党籍的决定！）和苏维埃代表证（他是人民选出来的，还没有区执委会关于剥夺他代表人身不受侵犯权的决定）。但民警不懂这一套手续，他们扑了上去，强力夺走了。从区消费合作社押着他大白天走过卡德镇的街道，送往内务机关时，他手下的一个青年商品鉴定员，共青团员，从区委会的窗里看到了。当时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学会了言不由衷（特别是在农村，由于性格纯朴）。商品鉴定员叫了起来：“瞧这些畜牲！把我的头儿也抓走了！”他还没有走出房间，当时就被开除出了区委会和共青团，并且沿着一条熟知的小道掉进了深坑。

弗拉索夫比自己的同案人被抓得晚，他还没有进去，案子差不多已经办好了，现在正为公开审判做些具体安排。他被带进了伊万诺沃内监，但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对他已经没有搞逼供，只简短地审讯了两次，一个证人也没有讯问，侦查案卷夹子里装满了区消费合作社的各种表报材料和区报的剪报。弗拉索夫被控告的罪名是：1．造成购买面包的排队现象；2．货物品种不全（好像货物就在什么地方放着，并且有什么人主动要供给卡德镇）；3．食盐进货过剩（而这是必须的“战备”贮备——因为照俄国的老规矩，总怕遇到战争时没有盐吃）。

在九月底，被告们被押回卡德去公开审判。这条路是不近的（令人不禁想起特别庭和不公开审判之类的省钱办法！）：从伊万诺沃到基涅什马乘斯托雷平车厢，从基涅什马到卡德——坐110公里汽车。汽车有十辆以上——排成不平常的行列，经行荒凉古道，它们在农村中引起惊奇、恐惧和战争的预感。克留根（省内务局处理反革命组织的特密处处长）负责整个审判的组织工作，要求做到既无可挑剔又能引起威吓作用。骑警后备队派出四十人担任警卫，从九月二十四到二十七日，每天刀出鞘枪出套地把一千人犯从区内务科带到还没有修建完工的俱乐部去，往返经过卡德镇的街道——经过这个他们不久前还是它的政府的镇子。俱乐部已经装上了窗子，但舞台还没有建成，也没有电（在卡镇德根本没有电），每天晚上法院就在煤油灯下开庭。从各集体农庄按摊派原则运来听众。整个卡德镇的居民全来了。不仅坐在长凳上和窗台上，过道里也密密麻麻站满了人，这样每次都装下了七百人左右（在俄罗斯毕竟是喜欢看这种场面的）。前排的长凳固定给党员坐，以便法庭始终能得到善意的支持。

由省法院副院长舒平、审判员比切和扎奥焦洛夫组成了专门庭。德尔普大学的毕业生省检察长卡拉西克负责起诉（虽然被告们都放弃辩护，但强加给他们一个官方律师，为了使审判不致没有检察长参加）。庄重、严厉和冗长的起诉书归结如下：在卡德区有一个由伊凡诺沃来人组成的（换句话说——那里也等着逮捕吧！）地下布哈林右派集团在进行活动，其目的是通过暗害活动推翻卡德镇的苏维埃政权。（右派为了发难找不到比这更大一点的偏僻角落了！）

检察长在法庭上提出一个申请：斯塔夫罗夫虽然已在狱中身死，但他临死前的供述应在这里宣读，并应认作是在法庭上作出的供述（而集团的所有罪名都是建立在斯塔夫罗夫的供述上的！）。法庭同意：把死者的供述，当作他还活着一样，列入法庭材料（然而却有一个优越性，被告谁也不能同他争议了）。

但是，卡德镇的愚昧的群众并没有察觉出这些学问高深的奥妙，他们等待着的是往下怎么进行。在侦查中被打死的人的供述当众宣读了一遍并重新作了笔录。开始讯问被告，这时出现了难堪的局面！——他们全体拒绝承认自己在侦查中所作的供认！

不知道在工会大厦的十月大厅里遇到这种情形会怎样处理——而在这里则毫不害臊地决定继续进行！审判员责备说：在侦查的时候，你们怎么能那么说？已经衰弱无力的乌尼魏尔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在公开的法庭上讲出内务机关里使用的审讯方法。”（这是布哈林审判的模式。正是这点束缚着他们：他们首先要遵守的原则是不要使人民对党产生坏的想法。他们的审判员们却早已不去操这个心了。）

在休息时，克留根巡视了被告的监室，对弗拉索夫说：“听到了斯米尔诺夫和乌尼魏尔怎样拆烂污吗？你应当承认自己有罪，应当把实话都说出来！”还没有变衰弱的弗拉索夫痛快地表示同意：“对，说实话——说实话你们跟德国法西斯分子毫无区别！”克留根怒不可遏：“你瞧着吧，妈的……你会付出血的代价的！”从这时候起，弗拉索夫在审判中便作为集团的思想鼓舞者由第二位的角色转为第一位的角色。

当出现了以下场面的时候，在塞满过道的群众眼里，事情才明朗化了。法庭理直气壮地谈论排队买面包的现象，谈论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害的事（尽管在审判开始之前当然大量地出售了面包，所以今天没有排队的现象）。向被吉斯米尔诺夫提出问题；“你知道区里排队买面包的现象吗？”“是，当然知道，队伍从商店一直排到区委会门前。”“那么你采取了什么措施？”斯米尔诺夫尽管备受摧残，但还保持了响亮的嗓音和对正义的沉着的信心。这是一个长着一张质朴的面孔、骨骼粗大的褐色头发的人，他讲得从容不迫，大厅里听得见他的每一句话：“因为向省级机关的一切呼吁都无济于事，我委托弗拉索夫写了一份报告给斯大林同志。”“那为什么你们没有写出来呢？”（他们还不知道！……他们马虎过去了！）“我们写了，我通过信使越过省里直接送到中央去了。副本保留在区委的档案里。”

整个大厅屏住了呼吸。法庭一阵慌乱。本来可以不再往下问了，但有个人还是问道：

“结果呢？”

对呀，这是挂在大厅里每个人嘴边的问题：

“结果呢？”

斯米尔诺夫没有因理想的破灭而痛哭，而呻吟。（莫斯科的那些被告们就是缺乏这种精神！）他响亮地，镇静地回答：

“没有结果，没有答复。”

在他的疲乏的声音中可以听出：说实话，我也是这样预料的。

没有答复！父亲和导师没有答复！公开审判到此已经达到顶峰2它已经把吃人者的狠毒心肠拿出来示众了！审判本可以到此结束了！但是不，他们哪有这种分寸感和头脑，他们还硬要在这块尿湿了的地方泡上三天。

检察长破口大骂起来：两面派！你们原来是这么回事！——一只手搞暗害，另一只手却胆敢向斯大林同志写信！而且还想得到他的答复？？让被告弗拉索夫回答——他是怎样想出停止售卖面粉、停止在区中心烤黑麦面包这类惨无人道的暗害行为的？

小公鸡弗拉索夫不用招呼，自己就急忙跳起来冲着全厅尖声叫道：

“如果你，检察长卡拉西克，离开公诉席坐到我旁边来，我同意在法庭面前对这些事作出全部回答！”

简直莫名其妙。喧嚷、叫声。决维持秩序！你说什么……

用这种方式抢到了发言权以后，弗拉索夫现在原原本本地把话说清楚：

“禁止出售面粉，禁止烤黑面包，有省执委主席团发下来的决定。省检察长卡拉西克就是主席团常委。如果这是暗害行为——为什么你不以检察长的名义禁止呢？可见——你当暗害分子在我之前？……”

检察长喘不过气来了，打击来得又准又迅速。法官也不知所措，咕咕哝哝说：

“如果需要（？）——我们也会审判检察长的。今天我们审判的是你。”

（两种是非标准——以等级高低为转移。）

逞勇好斗、不肯罢休的弗拉索夫继续追击：

“那我要求把他从检察长席上撤下来！”

休息……

咳，这样的审判对群众有什么教育意义呢？

但他们还是坚持干下去。在审讯被告后开始讯问证人——会计付。

“关于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你知道些什么？”

“一无所知。”

“这怎么可能呢？”

“我去过证人室，那里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见。”

“不需要听见！许多文件都经过你的手，你不能不知道。”

“文件都没有问题。”

“你瞧，这是一叠区报，甚至这里都说到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而你却什么也不知道？”

“那就请去讯问那些写文章的人吧！”

面包商店经理。

“请你说，苏维埃政权有许多面包吗？”

（喂！怎么回答呢？……谁能拿定主意说：我没有数过？）

“许多……”

“那为什么你们那里要排队？”

“不知道……”

“这是谁造成的？”

“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谁是你们的领导？”

“瓦西里·格里尤利耶维奇。”

“什么他妈的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是被告弗拉索夫！这样说就是他造成的。”

证人沉默不语。

审判长向书记员口授：“答。尽管苏维埃政权拥有大量的面包贮备，由于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造成了购买面包的排队现象。”

检察长抑制住自己的担心，作了愤怒的长篇发言。辩护人的发言基本上是为了保护自己，强调说，祖国的利益对于他，也像对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一样，是无上珍贵的。

斯米尔诺夫在最后陈述中，没有提出任何请求，也没有表示丝毫悔过。现在所能记忆起来的，这是一个坚强的人，并且过于爽直，所以就没有能够保住脑袋闯过一九三七年这一关。

当萨布罗夫请求保留他一条命的时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那些年幼的孩子。”弗拉索夫气恼地扯了一下他的衣襟说：“你是傻瓜！”

弗拉索夫自己没有放过最后的机会发表一篇毫不客气的言论。

“我不认为你们是法庭，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戏子，正在按写好的台词演一出审判的闹剧。你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卑鄙挑衅勾当的执行者。不管我对你们说些什么，反正你们都会把我判处枪决。我只是相信，时间一到，你们也会站到我们的地位上来！”

从晚上七点钟直到夜里一点钟，法庭一直在拟写判决书，在俱乐部的大厅里点着煤油灯，在马刀下坐着受审人，人群没有散去，嗡嗡地议论着。

判决写的时间长，读的时间也长，那里面堆积着各种各样异想天开的暗害活动、联系和图谋。斯米尔诺夫、乌尼魏尔、萨布罗夫和弗拉索夫被判处枪决，有两人判了十年，有一人——八年。除此以外，法庭的结论导致在卡德镇又破获了一个共青团暗害组织（立即把有关人员提了起来；记得那年轻的商品鉴定员吗？），在伊万诺沃又破获了一个地下组织中心，它本身当然又是受莫斯科操纵的（一直挖到布哈林那里去）。

在说出“判处枪决”这几个庄严的字以后，审判员作了一下停顿，好让鼓掌——但在大厅里却是一种阴森森的紧张气氛，听到的是不相干的人们的叹息声和啜泣声、亲属的叫声和昏厥，甚至从坐着党员的前两排座位上也没有响起掌声来，这已经是太不成体统了。大厅里的人们向着法庭叫喊：“老天爷呀，你们在干什么事情呀？！”乌尼魏尔的妻子放声号哭起来。这时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人群中起了骚动。弗拉索夫向着前两排喊道：

“你们为什么，畜牲，不鼓掌？党员们！”

警卫队的排政治指导员跑过去用手枪戳他的脸。弗拉索夫伸出手去要夺掉手枪，这时一个民警跑过来把自己的犯了错误的政治指导员推到一边。押解队长发出号令“拿起武器！”——于是民警警卫队的三十支马枪和本地内务人员的手枪一齐对准了被告和群众（群众真像是就要扑过去抢走被判刑的人们）。

大厅里只点着几盏煤油灯，晦暗的光线加强了普遍的混乱和恐惧。如果没有被审判说服，那也被现在对准了他们的马枪彻底说服了的人群张皇失措地挤成一团，不仅向门口拥去，而且还从窗口往外爬。木头嘎吱作响，玻璃发出清脆的破裂声。乌尼魏尔的妻子被踩得几乎失去知觉，在椅子下一直躺到早晨。

掌声终于没有响起来……

让一条小小的附注专门献给八岁的小姑娘卓娅·弗拉索娃。她没命地爱她的爸爸。她再也不能去上学（别人故意刺激她：“你的爸爸是暗害分子！”她就跟人打架：“我的爸爸是好人！”）。她在审判后只活了一年（以前没有害过病）。在这一年里她一次也没有笑过，走在路上总是低着头，老太婆们预言：“老往地里瞧，快死啦。”她死于脑膜炎，临死的时候还不断地叫喊：“我的爸爸在哪里呀？还我爸爸！”

当我们计算牺牲在劳改营里的几百万人时，我们总是忘记乘二、乘三……

被判刑的人不仅不能立即枪决，而且现在还要保护得更好，因为他们已经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了，而为了执行枪决应当把他们送到省中心去。

第一项任务——经过夜里的街道把他们押送到内务机关去，是这样完成的：每个被判刑的人由五人护送。一人提灯。一人举着手枪走在前面。两人架着一名死刑犯，空下来的一只手还要拿着手枪。还有一个走在后面，把枪对准被判刑人的脊背。

其余的民警则间隔一定的距离分布，以防群众的袭击。

现在每个明智的人都会同意，如果一个劲儿地搞公开的审判——内务人民委员部永远完成不了自己的伟大任务。

这就是公开的政治审判在我国行不通的原因。

第十一章　处以“最高措施”

死刑在俄国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刑律中规定有五十种情节最高可适用死刑，在彼得一世的军事条令中已经有二百个这样的条款了。伊丽莎白女皇虽然没有废除死刑，但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据说她在登基时曾许下不杀一人的誓愿。因此她在位的整个二十年间就没有处死过一个人。尽管进行了七年战争！仍是避免了死刑。对于雅各宾共和国出现以前半个世纪的十八世纪中叶说来，这确乎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事例。诚然，我们已经惯于嘲笑自己过去的一切；从来也不承认过去有什么善良的行为，善良的意图。所以也完全可以给伊丽莎白女皇抹黑：她把死刑代之以——鞭笞、挖鼻、烙“贼”字和永久流放西伯利亚。但我们要为女皇说句辩护的话：她怎能违背社会观念去作更激进的改革呢？也许今天的死刑犯为了能在阳光下活下去甘愿选择上述全套的刑罚，而我们却出于人道精神不能向他提供这个办法？也许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读者还会倾向于以下的看法，即二十年，甚至十年的我国劳改营生活要比伊丽莎白女皇的刑罚更难受。

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说，伊丽莎白女皇所抱有的是全人类的观点，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则是——阶级观点（因而比较正确）。她觉得完全不处死任何人是可怕的、不安全的。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皇位和制度，在遇到发生政治叛乱的情况下（米罗维奇、莫斯科鼠疫暴乱、普加乔夫），她认为采用死刑是完全适宜的。而对于刑事罪犯，对于普通罪犯——为什么不可以认为已经废除了死刑呢？

在保罗皇帝的时候，废除死刑得到了确认（有过多次战争，但团队里却没有军事法庭）。在亚历山大一世在位的漫长年代，只对战争中犯下的军职罪实施了死刑（一八一二年）。（马上会有人对我们说：列队鞭打致死呢？没有话说，不宣布的杀人当然是有过的，一次工会会员大会也可以置人于死地！但由司法人员表决决定你的死活的事情——从普加乔夫到十二月党人这半个世纪内，在我们国家里甚至国事罪犯都没有遇到过。）

五名十二月党人的鲜血激起了我们国家的嗅觉。从那时候起直到二月革命，死刑就一直没有废除过，也没有忘掉过，它为一八四五年和一九0四年的刑法典所确认，还得到了陆军刑律和海军刑律的补充。

这个时期内在俄国有多少人被处死刑呢？我们已经援引过（第八章）一九0五——一九0七年一些自由主义活动家的统计。现在再补充以俄国刑法专家H·C·塔甘采夫的经过核实的一些材料。一九0五年以前，死刑在俄国是一种非常手段。从一八七六年到一九O五年这三十年内（这正是民意党人和恐怖行动——而不是在公用厨房里谈论出来的意图——的时期，大规模罢工和农民骚动的时期；未来革命的各政党建立和巩固的时期），共处死了四百八十六人，就是说，全国一年处死将近十七人（这是与刑事死刑算在一起的）。在第一次革命及其遭到镇压的几年内，死刑的数字陡然上升，震惊了俄国人的想象力，使托尔斯泰为之泪下，使柯罗连科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义愤填膺：从一九0五——一九O八年共处死将近二千二百人（一个月四十五人！）。塔甘采夫的书里把这称做死刑流行病（至此它就中断了）。

这些话读起来都觉得奇怪，一九0六年实行战地法庭审判的时候，最难办的事情之一就是：谁来杀人？（要求判决后二十四小时内执行。）由军队执行枪决——对军队造成不好的印象。而志愿充当刽子手的人却经常找不到。前共产主义的头脑想不出来，一名刽子手对后脑勺开枪——可以解决很多人。

临时政府在其就职时完全废除了死刑。一九一七年七月，它在作战军队和前线各省里恢复了死刑——以惩罚军职罪、杀人、强奸、抢劫‘（当时在这些地区甚为猖獗）。这是断送了临时政府的最不得人心的措施之一。布尔什维克号召起来革命的一个口号就是：“打倒被克伦斯基恢复的死刑！”

流传下来一个说法，十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的夜间，在斯莫尔尼大楼里发生了一次争论：是否以最初的一个法令宣布永远废除死刑？——列宁当时公正地嘲笑了自己那些同志的空想主义，他知道，不采用死刑是不能朝新的社会方面移动一步的。然而，在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联合政府的时候，对他们的错误观念作了让步，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起还是废除了死刑。这个“慈悲”的态度当然不可能产生出什么好结果。（而且是怎样废除的呀？一九一八年初，托洛茨基下令审判新晋升的海军上将阿列克谢·夏斯特内，因为他拒绝凿沉波罗的海舰队。“高庭”审判长卡尔克林用恶劣的俄语飞快地说了一句：“二十四小时内枪决。”审判厅内激动起来：已经废除了！检察长克雷连科解释说：“你们激动什么？废除的是死刑。而夏斯特内我们不是处死刑——是枪决。”于是就枪决了。）

如果拿官方文件来判断，从一九一八年六月起，死刑就完全恢复了——不，不是“恢复”，而是——作为死刑的一个新纪元确立下来了。如果确认拉齐斯不是有意缩小而只是没有掌握充分的资料，如果确认革命法庭完成的审判工作量至少与契卡完成的非司法制裁的工作量相同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俄国的二．十个中心省份里，十六个月内（一九一八年六月——一九一九年十月），就枪决了一万六千多人，就是说一个月超过一千人产顺便说一句，被枪决的人中包括俄国第一个（一九0五年彼得堡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辽夫-诺萨利和那个设计了红军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穿的那套古代勇士式的军服的美术家。

还有那些每月也是成千地杀人的革命军事法庭呢。还有铁道法庭呢（见第八章）。

然而，一九一八年来临的死刑新纪元使俄国忽而浑身冰凉，忽而如醉如狂的原因，也许还不是这些宣判或未宣判的后来加起来有成千上万的个别的枪决。

我们觉得更加可怕的是作战双方采用的而后来变为胜利者一方采用的时髦做法——凿沉驳船，每次都装着未计数的、没有登录的、甚至没有点名的几百个人，（特别是军官和人质，沉没在芬兰湾、白海、里海和黑海，还有贝加尔湖里）。这不包括在我们的这部狭义司法史的范围内，但这是风习史，以后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从第一个留里克起，我们的各个时代有过像布尔什维克在整个国内战争中那么残酷和杀过那么多人的那样一段时期吗？

如果不提一下在……不错，在一九二0年一月曾废除过死刑，那我们就会忽略掉一个有代表性的曲折。当库班还有邓尼金、克里米亚还有弗兰格尔、而波兰的骑兵正在备鞍出征的时候，专政却丢掉了手中的惩罚之剑！有的研究者在专政的这种轻信态度和放弃防御的做法面前甚至会不知所措。但是，第一，这个法令是很明智的：它不适用于军事法庭，只适用于契卡和后方的法庭。因此将预定枪毙的人事先转移到附近地方去枪毙。例如，为历史保留下来了一份指令：

“机密。通令”

发至各地肃委主席，全俄肃委各特科。

鉴于死刑业已废除，建议将所有因犯有所列各种罪行而应处以最高措施的人犯送至不属废除死刑法令范围的军事地带。

一九二0年四月十五日

第3256．756号

全俄肃委特科主任

／签字／雅戈达

第二，已通过对各监狱进行清理为法令做好了准备（大批枪杀以后可能属“法令规定之内”的犯人）。档案中保留着一份布蒂尔卡监狱犯人一九二0年五月五日的声明：

“在我们布蒂尔卡监狱中，在废除死刑的法令已签署之后，夜间枪毙了七十二人。这种行为之卑劣令人发指。”

第三，最令人放心的是，法令有效期很短——四个月（到监狱再次填满为止）。一九二O年五月二十八日法令又把枪决权还给了全俄肃委。

革命急于把一切都改名换性，以便使每个事物看起来都是新的。“死刑”也就改名为——最高措施并且不叫做“刑罚”的最高措施，而是所谓“社会保卫”的最高措施。一九二四年的《刑事立法纲要》向我们解释说：这种最高措施只县未经中执委官布字令废除以前的一项临时规定。

一九二七年的确开始废除这项最高措施了：只留下它用来惩治反对国家和军队的犯罪（五十八条和军职罪），以及惩治武装伙匪（但是，那些年代和今天对“武装伙匪”的政治上的广义解释是大家都知道的：从巴斯马奇到立陶宛的森林游击队，任何一个不赞成中央政权的武装民族主义分子都是“武装匪徒”，没有这一条怎么行呢？还有劳改营的暴动分子和城市骚乱的参加者——也是“武装匪徒”）。至于那些有关保护私人的条文，迎接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废除了其中的枪决规定。

但是，在十月革命十五周年之前，颁布了八七法，这一项社会主义即将到来时期的重要法律许诺给每一个拿了国家一星半点东西的公民一颗子弹。根据这项法律，死刑的适用范围又增加了一个内容。

和历来一样，特别是在起初的时候，即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撞上这条法律的人成群结队，那时枪也开得特别勤奋。在这个和平时期（基洛夫还在世的时候……），光是在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里，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同时就有一百六十五名死刑犯在等候处决。——只拿克列斯特监狱一地来说，一整年内就能超过一千名了吧？

这是些什么样的坏人呀？从哪里搜罗起那么多的阴谋分子和捣乱分子？举一个例子，那里关着六名沙皇村附近的集体农庄在员，他们犯下的罪过是：在集体农庄（用他们自己的手）割草完毕后，他们又去割过的地方把土墩上的草割来喂自己养的牛。这六个庄稼人全没有得到全俄中执委的赦免，判决付诸执行！

多么凶恶的萨尔台奇哈！“最卑鄙丑恶的农奴主恐怕也不能为割点倒霉的草而杀死六个庄稼人！……只要他用树条把他们打一下——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并在学校里诅咒开他的名字。而现在，好像石头掉进水里，扑通一声就无影无踪了。我只是还暗存着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活证人的叙述会得到文件的证实。就算斯大林此外再也没有杀死过什么人——光为这六个沙皇村的庄稼人我也会认为他是值得五马分尸的！然而竟还有人敢于向我们尖声叫喊：“你们怎么胆敢去揭露他？”“怎敢去惊扰伟大的影子？”……“斯大林是属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不错。但也是属于刑法典的。

不过，还是恢复冷静和公正吧。当然，全俄中执会既然已经许下了诺言，本来一定会“完全废除”最高方法的，—一但糟糕的是，一九三六年父亲和导师“完全废除”了全俄中执委本身。至于最高苏维埃，听起来更接近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下面那个“最高枢密院”。这时枪毙已经名正言顺地称为“刑罚的最高措施”，而不再是什么不明不白的“保卫”的最高措施了。一九三七——三八年的枪声甚至斯大林的耳朵听起来也已经不能容纳在“保卫”里了。

关于这些枪决——有哪个法学家，有哪个刑事史家能给我们举出核实的统计数字来呢？这个特别档案库在哪里呀？我们要能潜进去读一读数字该有多好。这些数字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因此我们只敢重复一下那些小道数字，一九三九——四0年在布蒂尔卡的拱形屋顶下这些数字还当做新闻传来传去，它们来自前不久住过这些监室的垮了台的高中级叶若夫分子（他们是知道的！）。叶若夫分子说，在这两年里全苏联共枪决了五十万“政治犯”和四十八万刑事犯（五十九条3，他们是作为“雅戈达的基础”被枪决的，这样一来，“老一代的高尚的盗贼世界”便被拦腰斩断了）。

这些数字是否那么难以置信呢？枪决人犯前后用的时间没有两年，而只有一年半，这样计算，每月平均就应当枪决（只就五十八条而言）二万八千人。这是在全苏联范围。那末刑场有多少处呢？少算也有一百五十处（实际上当然比这多。光在普斯科夫一地，在许多教堂地下的原先的苦行僧修道室里都设置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刑讯和枪决场所。到一九五三年这些教堂还不让参观：有“档案”；十年没有打扫的蛛网尘封的“档案”。在修复工程开始前，用卡车从那里拉出人的骨骸）。那就是说一天中押到同一地点枪决的有六人。难道这是不可想象的吗？这甚至是缩小了的！来自克拉斯诺达尔的材料说，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无产阶级大街上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主楼里每夜枪毙二百多人！（根据另一些资料，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前共枪决了一百七十万人。）

在卫国战争时期，死刑的适用因各种理由时而扩大了范围（如铁路的军事化），时而丰富了形式（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起——一关于绞刑的法令）。

所有这些事件稍稍推迟了原来许下的完全彻底和永远废除死刑的诺言，然而，我国人民以忍耐和忠诚终于赢得了它：一九四七年五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着镜子试用浆得笔挺的衬衣硬领时感到合意——便下令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和平时期废除死刑（代之以新的刑期——一二十五年。发行“二十五元券”的一个好借口）。

但是我们的人民是忘恩负义的、犯罪成性的、不识好歹的。因此当权者勉勉强强两年半没有用死刑，在一九五0年一月十二日就颁布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法令：“鉴于各民族共和国（乌克兰？……）、工会（这些可爱的工会总是知道该做些什么）、各农民团体（这是在梦中口授的，所有的农民团体还在大转变的一年就被大恩人践踏光了）以及文化界人士（这倒是完全可能的）提出的要求……”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叛国分子，间谍和颠覆破坏分子”恢复了死刑。（可是忘了把“二十五元券”收回，它就这样留下了。）

我们所习惯的杀头既然已经开始恢复，接着就毫不费力地蔓延开来了，陆续规定适用死刑的又有：一九五四年——对故意杀人；一九六一年五月——对盗窃国家财产、伪造货币、监禁场所的恐怖行为（指杀死“眼线”和恐吓劳改营管理人员）；一九六一年七月对违反金融业务规则；一九六二年二月——对企图加害（一晃手）民警和纠察队员的生命；同年——对强奸；对贿赂行为。

但所有这些——都是未经完全废止之前的临时性规定。今天还是这样写的。

结果是，在我国保持不用死刑最久的是在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女皇时期。

在我们的称心如意、胡里胡涂的生活中，我们把死囚想象成为命41注定的，为数不多的个体。我们本能地确信，我们是永远也不会落入死牢的。进死牢的，如果不是犯有重罪，至少也得经历过一段与众不同的生活。我们的脑子需要翻很多个儿才能设想：有许多最普普通通的人是为了一些最平平常常的事而进了死牢的，并且看谁的运气如何——他们得到的往往不是赦免，而是“到头”（囚犯们这样称呼“极刑”，他们受不了那些高深的话，总是把一切说得粗鲁些，简短些）。

一个区地政局的农艺师因为对集体农庄的谷物分析上有错误（也许是分析没有中领导的意？）而得到了死刑！——一九三七年。

手工业合作社（做线轴的！）主任梅里尼科夫因为工场里锅驼机迸出的火花引起了火灾而被判死刑！——一九三七年（虽然后来赦免了他，给了十年。）。

一九三二年在克列斯特监狱等候处决的有：费尔德曼——因为发现他有外币；．转炉工人法吉列维奇——因为出卖了一条供制作笔尖用的钢带。犹太人的传统生意、谋生方式和游戏，也都值得判处死刑！

这样，伊万诺沃的一个农村青年格拉西卡因下面的事而得到了死刑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在春天的米科技节到邻村去游逛，喝了很多酒以后，用橛子揍了一下屁股——不是民警的屁股，不是的！——而是民警的马的屁股！（诚然，他为了故意使民警生气，还从村苏维埃的墙上扯下一块板子，后来还扯断了村苏维埃电话的听筒线，并大声叫嚷：“打鬼呀！”……）

我们是否会有陷入死牢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做了些什么或者没有做些什么—一而是决定于一个巨大车轮的转动、强大的外部因素的进程。例如，列宁格勒遭到了围困。如果列宁格勒的国家安全机关在这样的严峻岁月处理的案子里没有死刑，那该市最高领导人日丹诺夫同志会怎样想呢？“机关不起作用”，不是吗？应当破获一些德国人从外面指挥的地下大阴谋吧？为什么一九一九年在斯大林领导下破获过这类阴谋，而一九四二年在日丹诺夫领导下却没有这类阴谋呢？有了结论——便有了结果；几起错综复杂的阴谋揭露出来了！你正在列宁格勒没有生火的自己的房间里睡着觉，而一只长着利爪的黑手已经在你头上垂下。这一切是不依你的意志为转移的！看中了一个什么人，比如伊格纳托夫斯基中将——他住所的窗户向着涅瓦河，他掏出一块白手帕来擤鼻涕——打信号！还有，伊格纳托夫斯基作为一个工程师喜欢跟水兵们谈谈技术。好材料！伊格纳托夫斯基被抓了起来。到了算帐的时候了！—一那么，请把你们组织的四十个成员说出来，他说出来了。如果你是个亚历山大剧院的检票员，那你被说上的机会不大，但如果你是个工学院的教授——那你准得上了名单（又是这个该死的知识阶层！）——这和你主观意志有什么关系呢！根据这种名单——统统都得枪毙。

所有的人果然都被枪毙了。那么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斯特拉霍维奇，俄国的著名流体动力学家，是怎样活下来的呢：国家安全部门的某个更高的领导感到不满意，认为名单太小，枪决的人也太少。于是斯特拉霍维奇就被内定为即将破获的一个新组织的合适的中心人物。阿尔特舒列尔大尉把他叫去：“你是怎么回事？是故意赶紧全招认下来，逃到阴间去，好把你们的地下政府掩盖起来？你是那个政府里的什么人？”这样，斯特拉霍维奇就继续蹲在死牢里，同时进入了另一轮侦查！他建议把他当作教育部长（想赶快结束这一切！），但阿尔特舒列尔还不满足。侦查在继续进行，同时伊格纳托夫斯基集团成员陆续在枪决。在一次审讯中，斯特拉霍维奇突然怒气上来：他不是想活下去，而是这种慢慢的死法把他搞疲倦了，更主要的是不断的扯谎使他恶心了。于是在一次交叉审讯中，当着某个大官的面，他拍桌子说：“应该把你们统统都枪毙！我再也不说假话了！我过去的一切供述都收回！”这个发作却起了作用！——不仅不再对他进行侦查，而且好长时间把他忘在死牢里了。

大概，在普遍的顺从中，绝望的突然发作总是起作用的。

你瞧枪毙了多少人——起初几千，后来几十万。我们加、波乘、除，叹息诅咒。但毕竟只是数字。它们使人震惊，然后就被遗忘。如果有一天被枪杀者的亲属把所有被处死者的照片交给一个出版社，如果能出版一种照相集，分为几大册的照相集——只要随便翻翻它，只要朝着照片上失去光彩的眼睛看上最后一眼，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的余生汲取到许多东西。阅读这样一本无字天书，将在我们心中留下永恒的积层。

在我所熟识的一个人家里，过去的犯人们有这样一种仪式：每逢三月五日，即总杀人犯的忌日，在桌子上陈列出被枪杀的和在劳改营中死去的人的相片——偶然搜集到的，有几十张，住宅中整天笼罩着一种半教堂半博物馆的庄严气氛。奏起哀乐。朋友们纷纷前来，观看相片，沉默不语，听着，轻声交谈；然后不辞而去。

要是到处这样做才好哩……让这些死亡在我们心上刻下一点小小的痕迹也是好的。

为了—一总不至于白白地死去！……

我也有几张偶然得到的相片：

维克多·彼得罗维奇·波克罗夫斯基——一九一八年枪决于莫斯科。

亚历山大·施特罗宾德尔——一九一八年枪决于彼得格勒。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安尼奇科夫——一九二七年枪决于莫斯科。

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维钦，总参谋学院教授——一九三七年枪决于莫斯科。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列福尔马茨基，农学家——一九三八年枪决于奥廖尔。

伊丽莎白·叶夫根尼耶夫娜·安尼奇科娃——一九四二年枪决于叶尼塞河畔的劳改营中。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人们曾是怎样等待的？他们曾有什么感觉？他们曾有什么想法？他们曾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他们是怎样被带走的？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所感觉到的是什么？……究竟怎么样把他们……这个……的？

人们渴望钻到幕后去看看，这种想法是自然的。（尽管他们认为这种事情当然永远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经历过的人所讲的也不是最后的时刻，这也是自然的——因为他们被赦免了。

往后如何，刽子手们知道。但刽子手不会说。（那个克列斯特监狱的著名的辽沙叔叔，他把犯人的手拧到后面，戴上手铐，如果被带走的犯人在夜间走廊里大声喊出“永别了，弟兄们！”便用一团东西塞进他的嘴里——他干吗要向我们叙述呢？他现在大概还衣冠楚楚地在列宁格勒大街走来走去。如果你在岛上的啤酒店里或在观看足球赛时碰到他，你就问问吧！）

然而，刽子手也不彻底知道一切。在故意开动的某种机器的轰隆声伴随下，子弹无声无息地从手枪筒出来往后脑门飞去，他对自己做的事情注定是懵懵懂懂。彻底情形连他也不知道！彻底知道的只有死者——那就是说谁也不知道。

诚然，还有艺术家——对于直到射出子弹、套紧绞索前的情形，他能够模模糊糊地但或多或少知道一点。

我们也就是从被赦免的人和艺术家们那里得知死牢的大体情景的。例如，我们知道，犯人们夜里不睡觉，而是等待着。只在早晨才安下心来。

纳罗科夫（马尔琴科）写了一部叫做《虚量》的长篇小说，因为预先打定主意一切要像阳思妥耶夫斯基那么去写，而且把死字写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令人心碎，令人感动，所以就把这本书写坏了，但枪决的场面，在我看来是写得很好的。不能核实，但令人相信。

比较早的一些艺术家，例如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猜测，现在已经不禁散发着克雷洛夫时代的气息了。是呀，哪个幻想家能够想象得出譬如三七年的死囚牢房呢？他一定会去编织心理学的细绳：是怎样等待的？是怎样倾听的？……可是谁能预见到并向我们描述死囚们的这样一些出乎意外的感觉呢；

1．死囚受寒冷之苦。只能睡在水泥地上。窗口下是零下三度（斯特拉霍维奇）。还没有枪毙，你就冻坏了。

2．死囚受拥挤和憋气之苦。一间单人监室要塞进七名（从来不少于此数）、十五名或一十八名死囚（斯特拉霍维奇，列宁格勒，一九四二年）。他们就这样几星期或几个月挤压在一起！所以你那七个吊死者的恶梦又算得了什么！人们想的已经不是死刑，怕的不是枪决，而是——现在怎样伸伸腿？怎样转个身？怎样吸口空气。

一九三七年，在伊万诺沃的各监狱里——内监、第一监狱、第二监狱和羁押所，同时关押的犯人达四万名，虽然这些监狱原定的总容量未必达到三、四千名——在第二监狱里，把受侦查的、已到劳改的、死囚、得到减免的死囚、还有小偷，都混合关在一起——他们一连几天在大监室里紧贴在一起站着，以至手都不能举起或放下，而被挤到板铺边的，则有可能折断膝盖。这是在冬天，为了不致憋死，犯人们挤掉了窗上的玻璃（在这个监室里，有一个已被判死刑的白发苍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八九八年的党员阿拉雷金，在等待处决，他于一九一七年的《四月提纲》以后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党）。

3．死囚受饥饿之苦。他们在死刑宣判以后要等待那么久，所以他们的主要感觉已经不是枪决的恐怖，而是饥饿的折磨：什么地方能找点吃的呀？亚历山大·巴比奇一九四一年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监狱的死牢里呆了七十五昼夜！他已经完全屈服了，他等待枪决，好像是等待自己那坎坷一生的唯一可能的结局。但他饿得浮肿了——这时，他由枪决被改判为十年劳改——自此以后，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劳改营生活。——一般说坐死牢的时间有什么样的最高纪录？谁知道最高纪录？……弗谢沃洛德·彼得罗维奇，死囚监室的室长（！），在那里蹲了一百四十昼夜（一九三八年）——但这是不是最高纪录呢？我国科学的光荣瓦维洛夫院士等待枪决等了几个月，差不多快有一年；他作为死囚被撤退到萨拉托夫监狱，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监室里，当一九四二年夏获准减刑而转到普通监室的时候，已经不能走路了，放风时把他抬着出去。

4.死刑犯受无医疗救助之苦。奥赫里缅科因长时间坐死牢（一九三八年）得了重病。他不仅没有被送入医院，而且医生好长时间都不来，来了也不过监室，不看也不问，就把药粉从栅栏门里递进去。斯特拉霍维奇的脚开始出现水肿，他向看守说明了这个情况——却派来了……一名牙医。

就算医生来过问病情，他是否应当治疗死因呢，就是说是否应当延长他等待死亡的时间呢？或许医生的人道精神应当表现为坚决要求尽早处决？请看斯特拉霍维奇描述的又一个场景：医生走进监室，一边同值班员谈话，一边用手指头点着死囚说：“死人！……死人！……死人！……”（他这是挑出营养不良症患者指给值班员看，坚决反对继续这样折磨人，该到枪决的时候了！）

真的，为什么要把他们留得那么久呢？刽子手不够吗？这个问题要和下述情况一并考虑：监狱当局向许多死囚提出建议甚至请求他们在赦免请求书上签名，如果他们过于执拗，不愿再作交易，则往往代替他们签名。而公文旅行起来起码得几个月。

原因大概在这里：死牢是两个不同部门的交接点。侦查和审判部门（我们听军事庭的审判员说，这两个部门是一家）追求的是破获骇人听闻的要案，并且必须判给罪犯以应得的惩罚——枪决。但死刑判决一经宣布，一经记入侦查审判机关帐本上的资产项目下——他们对这些称为已决犯的刍狗再也不感兴趣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事，这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到底是留下来活着还是死掉，对国家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他们就被交给了监狱部门全权处理。监狱部门是附属于古拉格系统的，它已经是从经济观点来看待犯人了，对他们有利的数字——不是多枪毙一些，而是多给群岛送去一点劳动力。

大楼内监监狱长索科洛夫就是这样来看斯特拉霍维奇的。他在死因监室里呆得实在无聊了，请求给点纸张和铅笔进行科学工作。起初他写了一本《论液体与在其中运动的固体的互相关系》、《弹射器——弹簧和缓冲装置的计算》，后来写了《稳定性理论基础》。这时，便单另把他关进一间单独的“科学”监室，伙食也改善了，从列宁格勒前线开始送来指定项目，他为他们设计了《对飞机的立体射击》——结果是日丹诺夫决定把他的死刑改为十五年劳改（但是这全怪从“大后方”来信太慢：不久就从莫斯科送来普通的减刑决定，它要比日丹诺夫的慷慨些：总共只有十年）。

斯特拉霍维奇的所有狱中笔记本现在都完整无缺地保存着。而他的铁窗中的“仕途”于此刚刚开始。他不久后就开始领导一项苏联最早的涡轮喷气发动机的设计。

对于数学副教授A·H·ll·，侦查员克鲁日科夫（木错，不错就是那个小扒手）决定为私人目的在死牢里加以利用：因为他是个函授大学生！他时常把ll·从死牢里传来——让他代替自己（甚至还替别人）解算测验作业中的复变函数论习题。

所以世界文学对临死前的痛苦懂得些什么呢？……

最后（恰夫达罗夫的叙述），死牢可以利用来作为侦查的组成部分，作为施加影响的方法。突然把两个不肯招认的犯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传去“审判”，“判处了”死刑，转入死囚监室。（恰夫达罗夫无意中透露了一句：“对他们的审判其实是做戏。”但是，在任何审判都是做戏的情况下，该用什么词儿称呼这种假审判？舞台上之舞台？戏中之戏？）让他们在这儿饱尝一番死囚生活的滋味。然后派几个耳目，假装也是死囚，放进牢里。这些人忽然纷纷表示悔悟，说自己不该在侦查时顽固不化，请求看守转告侦查员，愿意在任何文书上签名。于是让他们签署了请求书，然后在大白天把他们带出死牢，这表示不是拉去枪毙。

而那些作为这场侦查游戏的对象的真正的死因，看到别人如此悔过和被赦，心中必定会有所触动吧。这一套把戏算是导演付出的额外开支。

据说，后来当了元帅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一九三九年两次被押进森林里去摘夜间的假枪毙，枪口对准了他，然后放下，又押回监牢。这是作为侦查方法采用的“最高措施”。也没有什么关系，事情过去了，照样活得不错，也没有怨言。

被拉去杀头的时候，人差不多总是俯首听命的。死刑判决怎么会有这样的催眠作用呢？受赦免的人们往往回想不起他们的死囚监室里有什么人进行过反抗。但是这种情形也是有过的。一九三二年在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里，死囚们夺下了看守们的手枪，并且用它们射击。从此以后，便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在监视孔里看准了该抓走的人以后，五个不带武器的看守一下子闯进监室，一齐扑过去抓一个人。监室里有八至十名死囚，但是每个人都已经向加里宁呈递了上诉，每个人都期待得到宽恕，因此：“今天你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他们让开路，袖手旁观怎样把死期已到的人反绑起来，他怎样叫喊求救，怎样把儿童玩的小皮球塞到他嘴里去。（瞧着儿童玩的小皮球，难道你会猜想到它的各种各样可能的用途吗？……对于讲解辩证方法的教师是一个多好的实例呀！）

希望啊！你更多地使人坚强还是使人软弱？如果在每个监室里死囚们都协力把前来的刽子手掐死——这不比向全俄中执委上诉能够更可靠地使死刑终止吗？已经到了坟墓的边缘——为什么不反抗呢？

但是，难道在被逮捕时不是也同样没有任何指望了吗？然而，所有被捕的人都是在希望的境界里，象割掉了脚似的用膝盖匍匐爬行。

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弗拉索夫记得，在宣告判决后的夜里，当四支手枪从四面摇晃着把他押过黑沉沉的卡德镇时，他的想法是：千万别用陷害的方法马上把他毙了，假冒说是在他企图逃跑的时候开枪的。可见，他还不相信自己的判决！还希望活下来……

现在把他关在民警所的一个房间里，让他躺在一张办公桌上，两三个民警在煤油灯光下不断在这里值班。他们彼此间议论：“一连四天，我听呀呀呀，还是没有闹明白：为了什么把他们判刑的？”——“唉，不是咱们的脑瓜子弄得清楚的事情！”

在这个房间里，弗拉索夫住了五昼夜：他们在等待批准判决，以便在卡德镇就地处决：很难再往远处押解死刑犯。有个人用他的名义发出了一封请求赦免的电报：“我不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保留生命。”没有答复。这些日子，弗拉索夫的手一直抖得厉害，以至拿不起匙子，只能用嘴直接从盘里喝汤。克留根前来嘲弄了一番（在卡德镇案件以后不久，他从伊万诺沃调到了莫斯科。在这一年，古拉格天空中的这些血红的明星上升和下坠得都很急速。他们也被抖落到那个深坑里去的时候快要到了，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无论批准死刑还是赦免的通知都没有收到，只好把四个被判死刑的人犯押送到基涅什马去。用四辆中型卡车来运他们，每辆车上装着一名犯人和七名民警。

在基涅什马把他们关在修道院的地下室（摆脱了僧侣思想的修道院建筑术对我们大有用处！）。在那里又增加了另外一些死刑犯，用囚犯车辆运到了伊万诺沃。

在伊万诺沃监狱的大院里单独挑出了三名犯人：萨布罗夫、弗拉索夫和另一批中的一个，其余的立刻就被押走了——那就是说，押去枪决，免得增加监狱的负担。弗拉索夫就这样同斯米尔诺夫诀别了。

留下来的三个人，在十月的阴冷潮湿的第一监狱院子里关了四个小时，这时间，一批批犯人被带走、送来和搜查。实质上还没有证据表明今天不会枪毙他们。萨布罗夫有一刻以为是来带去枪决（实际上是带到监室去）。他没有叫喊，但把旁边的人的手掐得那么使劲，使那人痛得叫了起来。警卫拉着萨布罗夫在地上拖着走，用刺刀在后面推着。

这个监狱里有四间死牢——与儿童监室和病号监室同在一个走廊里！死牢有两道门——一道是带有旋转孔的普通木门，一道是铁栅栏门。每个门都有两把锁（看守和看守长各持一把，必须两人在场才能把门打开）。四十三号监室隔壁就是侦查员办公室，死囚们在等待处决的过程中，夜里还得听受折磨者刺耳的喊声。

弗拉索夫进的是六十一号监室。这本是一个单人监室：长五米，宽稍多于一米。两张铁床用厚铁固着在地上，每张床上头对脚地躺着两个死囚，还有十四个人横卧在水泥地上。

留给每个人不到一平方俄尺的地方来等待死亡。虽然早就知道，连死人也有权得到三俄尺的土地——即使这样，契诃夫还觉得太少哩……。

弗拉索夫问，是不是马上就要枪毙。“瞧我们早就蹲在这里，仍然活着……”

于是开始等待—一像已经知道的那样：大家整夜不睡觉，垂头丧气地等待着押出去处死，倾听着走廊里的声（由于这种拖长的等待，人们反抗的能力更加低落了……）每逢白天有什么人得到赦免，到夜里人们就特别紧张：那个人高兴得嚎啕着走了，而在监室里，恐惧的气氛变得更加浓重——因为与赦免一起，今天也一定驳回了什么人的请求，因此夜里会来把什么人带走。

有时夜里门锁响了，人们的心吓得要蹦出来。带我吗？不是我！！而看守打开木门却是为了一件屁事：“把东西从窗台上拿掉！”这一开门不打紧，可能使所有十四个人都早死一年；也许，再这样开上五十次门——那就不需浪费子弹了！——但是多么感谢他呀，原来平安无事：“马上就拿走，首长公民！”

早晨上厕所回来，解除了恐惧后，他们开始入睡。然后，看守送来一桶烂菜汤，说了声“早上好！”按照狱规，第二道门，即铁栅栏门，只有在监狱值班员在场下才能打开，但谁都知道，人们总是要比自己的规定和条令好一些，也懒一些——值班员不出面，看守总是单独走进早晨的监室，并且完全按人之常情，不，要比普通的人之常情更可贵！——向犯人们打招呼说：“早上好！”

向死因们打这样一声招呼比向人世间任何人打这样的招呼更加善良！怀着对这个声音的温暖和对这桶稀汤的温暖的谢意，他们现在可能入睡，直到中午（只有早晨他们才吃得下东西！白天睡醒后，许多人已经吃不下东西了。有的人收到家里送来的食物——死刑判决亲属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一这些食物就成了监室里的公有物，但却放着没人碰，在恶浊潮湿的空气中腐烂）。

白天，监室中还有一次小小的活跃。看守长进来——或者是阴沉的塔拉干诺夫，或者是使人有好感的马卡罗夫——供给写请求书用的纸张，问有钱的人要不要委托从小卖部代买烟抽。这些问题显得或者太野蛮，或者过分地人道：故意做出根本不把他们当做死因的样子？

犯人们拆下火柴盒子的底，画上点子做成骨牌玩。弗拉索夫对别人讲述合作社的事情，这些事情在他嘴里总是带着喜剧的色彩，因而他自己也逐渐松弛下来。（他关于合作社的故事是很出色的，值得单独叙述。）有一个叫雅科夫·彼得罗维奇·科尔巴科夫的犯人，是苏多格区执委会主席，是一九一七年春天在前线入党的布尔什维克，他蹲在这里已有几十天，毫不改变姿势，两人抱紧脑袋，肘靠在膝盖上，老是盯着墙壁上的某一点（他回忆中的一九一七年春天一定是轻松愉快的！……）。弗拉索夫的爱说话使他生气：“你怎么能这样？”——“你是在做上天堂的准备吧？”——弗拉索夫反唇相讥，即使在…一句急促的话里也还保持着北俄人的浓重地方口音。“我只拿定一个主意——我要对刽子手说：我死亡的罪人就是你一个！不是审判员，不是检察长；——就你一个，现在你背着这个包袱活下去吧！—一如果不是你们这些自愿的刽子手，也就不会有死刑判决！让他杀吧，毒蛇！”

科尔巴科夫被枪决了。被处决的还有康斯坦丁·谢尔格耶维奇·阿尔卡季耶夫，前亚历山大罗夫区（弗拉基米尔省）地政局长。同他的诀别不知为什么特别沉重。半夜里警卫队来了六个人带他，厉声地催促，而他这个温和的有教养的人，久久地在手里转着、揉着帽子，拖延离别的时刻——一离别尘世最后的一些人的时刻。当他说出最后的“永别了”这句话的时候，嗓音几乎已经完全没有了。

当点出牺牲者名字的最初一刹那间，其余的人顿觉轻松（“可不是我！”）—一但是人一被带出去，大家马上变得未必比那个被带走的人轻松些。第二天整整一天，留下来的人注定是说不出话，也吃不下东西。

然而，那个捣毁了村苏维埃的格拉西卡却吃得很多，睡得也很香，在这里也按农民的方式安居下来。他好像不能相信也会被枪毙（他果然没有被枪决，换成了十年）。

某些人在同监人的目睹下三四天内就变得须发尽白了。

当这样旷日持久地等待死亡的时候——头发出长起来了，于是全监室就被带去理发，带去洗澡。监狱生活遵守着它的常规，不管有什么判决。

有的人已经语无伦次，神智混乱，但他们照样还得留在这里等待自己的命运。有谁在死囚牢房里发了疯，就疯疯癫癫地被枪决。

得到赦免的通知也来得不少。革命后第一次施行十五年和二十年的刑期，正好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天开始的，它们代替了许多枪决。也有改判为十年的。甚至有减为五年的。在奇迹的国度里也可能发生这样的奇迹：昨天夜里还是罪该处死的人，今天早晨——幼儿园的刑期，轻罪犯人，而且在劳改营里还有得到免看押待遇的机会。

在他们的监室里，有一个六十岁的库班人、前哥萨克大尉B·H·霍缅科，他是“监室的灵魂”，如果死牢里也可能有灵魂的话：他时常说笑话，胡子里露出微笑，不让人看出心里有痛苦。一早在俄日战争以后，他已经不适于行伍生活，成了养马业的专家，在省自治局任职，到了三十年代，在伊万诺沃地政局下头担任“工农红军马匹补给督察员”，责任是注意使军队保证得到良好的马匹。他被捕入狱并被判处枪决，是因为他曾暗害性地建议阉割不满三岁的马驹，从而“损害了红军的战斗力”。——霍缅科提出了上诉。过了五十五天，看守长进来向他指出，他在上诉书上写的机关不对口。霍缅科当下就把纸贴着墙用看守长的铅笔涂去了原来的机关，改写成另一个机关，好像这是一张申请买一盒香烟的条子。这张涂改得歪七扭八的上诉书又旅行了六十六天，因而霍缅科等死已经等了四个月。（等上一两年又有什么——我们大家不都这样成年累月地等着死神这个斜眼的家伙！难道我们的整个世界不就是一座死牢？……）结果给他的批复是——完全恢复名誉！（在这时期内，伏罗希洛夫正好下了这样的指示：在不满三岁时进行阉割。）一会儿是人头落地，一会儿是欢天喜地！

赦免通知下来的不少，许多人抱着越来越大的希望。但是弗拉索夫把自己的案情以及主要是在法庭上的行为与别人对照，认为自己的情节比较严重。同时，总得枪毙些什么人吧？至少半数的死囚总该处决吧？他相信自己一定会被枪毙。只想即使如此也决不低头。他性格中固有的那种不顾死活的气质重新聚积起来，他下定了放肆到底的决心。

正好碰到了一个机会。伊万诺沃国家安全局侦查处长钦古利巡视监狱时，不知为什么（多半是为了刺激刺激神经）让人打开他们监室的门，自己站到门槛上。他说起什么事情，问道：

“这里谁是卡德镇案子上的？”

他穿着一件短袖绸衬衫，这种衬衫当时刚刚出现，人们还觉得它像女人穿的。他自己身上或者是他的这种衬衫上散发出甜滋滋的香水气，直冲到监室里去。

弗拉索夫敏捷地跳到床上，尖声大叫：

“这是个什么殖民军官？！滚蛋，杀人犯！！”并且自上而下用力地、浓浓地往钦古利脸上啐了口唾沫。

而且——啐中了！

而那个人——擦了下脸，后退了。因为他只有和六个警卫人员一起才有权进入这个监室，而且也还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这种权利。

明智的家兔是不应当这样做的。如果现在你的案子正好在他手里，而能否得到赦免也正是取决于他，那怎么办呢？须知他不是无缘无故地问：“这里谁是卡德镇案子上的？”大概正是为此而来的。

但是，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时候一个人已经不愿意，已经厌恶充当家兔。这时候家兔们的脑子亮堂了，他们懂得了所有家兔的用途只是供给肉和皮毛，因此项多只能赢得延缓死期，而不会赢得生存。这时候忍不住要呐喊：“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要枪毙就赶快！”

在等待枪决的四十一天中，正是这种愤恨感越来越强烈地控制住了弗拉索夫。在伊万诺沃的监狱里曾经两次建议他写赦免请求书——他都拒绝了。

但在第四十二天上，他被叫到隔离室去向他宣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对他免处极刑，改判为二十年劳动改造营监禁，刑满后剥夺权利五年。

脸色苍白的弗拉索夫苦笑了一下，但甚至在这种场合也还有说的：“奇怪。我被判刑是因为我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一国胜利。但是，难道加里宁相信吗？如果他认为，经过二十年在我们国家里还需要有劳改营……”

经过二十年——这在当时看起来是远不可及的。

奇怪，就是过了三十年劳改营也还是需要的。

第十二章　监禁

啊，俄文中OCTPOT这个字造得好——一看就觉得结结实实！而且构造多么奇巧！让你逃不脱的那四堵墙的结实劲儿好像活现在其中。什么全有了——严厉、鱼叉、锋锐（迎着凉不了的面孔扎进眼睛的暴风雪的刺猬般的锋锐，营区围墙的尖桩的锋锐，当然还有铁丝网上的铁蒺藜的锋锐），这三个词儿紧绷绷地挤在“奥-斯-特-勒-奥-格”这六个音节里。还有“谨慎”’这个词儿也紧挨在旁边，——后面不是还带着个“犄角”吗？对了，那个犄角直挺挺地竖在那儿，向外突出着，照直对准了我们！

如果对整个俄国的牢狱习俗和生活待遇做一番纵的观察，就拿这个机构的最近九十年来说——明显地看出它并非一直是同一个犄角，而是先后长出的两个犄角：民意党人碰上的是它的尖端，就是那个用来触人的地方，就是连用胸骨抵抗都吃不消的地方。——往后它渐渐地变圆了、变秃了，朝着基部越缩越短，直到变得一点也不像一只犄角，只剩下一个毛茸茸的底座儿（这是二十世纪初）——但是后来（一九一七年以后）另一个基部上面很快地出现一些小骨突地。在这个基础上，随着狱方态度之日益跋扈，随着“你没有权利！”的喝斥声，它又逐渐隆起、变尖、变硬、变成犄角——到了一九三八年，它戳进了人的脖子下面锁骨上方的凹处：监禁！并且，马上发出铛……（TOH）的一声，像远方传来的深夜的警钟——它每年都发出一次轰鸣。

如果只根据施吕瑟尔堡监狱（沙皇时代监狱）某一个犯人的经历来考察这条抛物线，（B·费格涅尔著《铭记不忘的劳动人）那末一开始是有点可怕的：一个囚犯只有号数，谁也不称他姓名；宪兵们——像是在卢宾卡训练出来的：私下不对你说一句话。你结结巴巴说出个“我们……”——“请您只说自己！’”死一般的寂静。牢房永远是昏暗的，玻璃是不透明的，地面是沥青的。通风小窗每天只打开四十分钟。吃的是清水菜汤和稀粥。不让从图书馆借学术书籍。两年看不到一个人。只是在第三年以后——才给一些编上号码的纸张。

后来，慢慢地——增加了活动余地，变得圆通起来了：白面包也有了，带糖的茶送到手上；有钱还可以买东西；抽烟也不禁止；玻璃装上了透明的，气窗经常开着，墙壁改刷成浅一些的颜色；也可以凭借书证从圣彼得堡图书馆借书看了；菜园子之间装的是栅栏，可以谈话，甚至可以彼此讲演。囚犯们已经向狱方进逼了：再给我们一些土地！再给一些！已经有两个监狱院子装饰上树木花草。种的花卉和蔬菜已经有四百五十个品种！瞧，还有了科学搜集工作、木工房、锻工场，可以挣钱，可以购买书籍，甚至购买俄国的政治书籍，可以从国外订购杂志。还可以同亲属通信。放风呢？——即便整天都可以。

费格涅尔回忆，逐渐地“已经不是狱吏在叫喊，而是我们冲着他叫喊了”。在一九0二年，狱吏拒绝送出她的申诉书，为此她撕下了狱吏的肩章！后果是这样的：来了一个军事侦查员，在费格涅尔面前为无知的狱吏百般地表示歉意！

上述种种的放松和放宽是怎样发生的呢？费格涅尔认为有的事情与个别要塞司令官的人道精神有关，另外的原因是“宪兵们和被看管者”混熟了、习惯了。囚犯们的坚强、尊严和举止适当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我毕竟认为：时代的空气，这种驱散黑云的普遍湿润和新鲜的空气，这种吹遍整个社会的自由之风——是决定性的！要是没有这种空气，大约只能和宪兵们一起每星期一学习一次简明教程“（但当时不会这个），再就是勒的更紧，捆得更死。薇拉·尼古拉耶芙娜撕掉狱吏的肩章后所得到的也不会是“铭记不忘的劳动”，而是地下室里的“九克”。

沙皇监狱制度的动摇和削弱当然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由于整个社会与革命者们一起对它尽力动摇和嘲笑的结果。沙皇制度不是在二月的街头枪战中而是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彻底输掉：那时富家子弟把坐牢视为光荣，而军官们（甚至近卫军的）认为与宪兵握手是一种耻辱。随着监狱制度的削弱，日益明确地形成着战无不胜的“政治犯伦理学”，各革命政党的成员们也愈加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本党法规的力量，而不是国家法律的力量。

这时，一九一七年降临俄国，骑在它肩头的便是一九一八年。为什么我们马上就跳到了一九一八年呢？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容许我们在一九一七年多加逗留——从三月起。所有的政治犯（以及刑事犯）监狱（服刑监狱和侦查监狱），以及全部苦役流放地都变空了——那些监狱的和苦役流放地的看守们是怎样度过这一年的——颇值得奇怪，想必是靠菜园子、靠种土豆勉强糊口（从一九一八年起他们就好过多了，在施巴列尔监狱，直到一九二八年，他们还在为新政府服务，日子港过得去）。

一九一七年最后一个月，已经开始明白，没有监狱是怎么也不行的，有些人除了关在铁窗后面没有地方可放（参看第二章）——说得干脆些，就是因为新社会里没有他们的位置。两个特角之间的那块平地就这样摸索着走过了，开始摸到了前头的第二个犄角．

当然，立即宣布了，沙皇监狱的各种惨状再也不会重复：再不会搞什么讨厌的感化、什么狱中禁止交谈、单人牢房、隔离放风和排成单行的齐步走，甚至监室也不会上锁！——亲爱的来宾们，请你们互相见面吧，尽情畅谈吧，彼此对布尔什维克发发牢骚吧。而新监狱当局注意的方向是执行外部警戒职务和接收沙皇监狱的财产（它恰恰不是那种应当打碎和重新建立的国家机器）。幸运的是，所有主要的中心监狱或牢狱在国内战争中并没有遭到破坏。只是这些弄脏了的旧字眼免不了要改换。现在把它们称为政治隔离所，把“政治”和“隔离”连在一起构成的名称表明：承认过去的革命政党的党员是政治上的敌人，并指明铁窗并不具有惩罚性质，而只是必须把这些过了时的革命者同新社会的前进过程隔离开来（而且，显然是临时的）。各个老中心监狱（苏兹达尔中心监狱好象从国内战争时期起就已经开始）的拱顶监室就在上述条件下接受了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

他们回到这里的时候，全都意识到自己的囚犯的权利，并带着早已经过考验的传统——如何坚持这些权利。他们把以下的待遇视为法定的权利（从沙皇那里争取到的并由革命确认了的）：领取特殊的政治犯口粮（包括一天半包香烟）；从市场购买物品（乳渣、牛奶）；一天许多小时的自由放风；监管人员对他们以“您”相称（而他们自己在监狱管理人员面前可以不站起来）；夫妻住在一个监室里；报纸、杂志、书籍、文具用品和私人物品直至刮脸刀和剪刀——都放在监室里；一月三次收发信件；一月会见一次；窗户当然是不用任何东西挡起来的（当时还没有“笼口”这个概念）；监室间走来走去不受阻碍；放风院子要有树木花草、丁香；自由选择放风同伴，并且可以把装有信件的口袋从一个放风院子扔到另一个放风院子；怀孕女犯在产前两个月从监狱送到流放地。

但所有这些——只是政治犯管理制度。然而，二十年代的政治犯们还记得某种较高级的东西；政治犯的自治，有了它，政治犯在监狱里便会感觉到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是共同体的一个环节。自治（自由选举在行政面前代表全体犯人一切利益的组长）能够削弱监狱对单个犯人的压力，因为由大家共同把它承受起来，并且使每一个抗议因得到全体响应而增加力量。

他们就着手去坚持这一切。而监狱当局也着手去剥夺这一切。于是就开始了无声息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没有炮弹的爆炸，只是偶尔有几声步枪的射击，而打破玻璃的声音在半俄里以外是听不到的。为维护残有的一点自由、为维护残存的一点持有观点的权利而进行着无声息的斗争，这场斗争几乎进行了二十个年头——但是关于它没有出版过带插图的巨著。它的一切起伏变化、胜利和失败的纪录——我们现在几乎是无从得悉的，因为在“群岛”上是没有文学的，口头传说也随着人们的死亡而中断。只有这场斗争偶尔迸射出来的一些水珠，在间接的、昏暗不明的月光映照下溅落到我们这里。

何况从那时候起我们已经是几经沧桑了呀！——我们是经历过坦克战的人，我们是知道原子弹爆炸的人——如果监室上了锁，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通信权，公开敲墙打暗号、从窗口对着窗口喊话、用线系上便条从一层放到另一层楼，并坚决要求至少让各党团的组长能自由地巡视各监室……这在我们看来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如果卢宾卡监狱的典狱长走进监室来，而无政府主义者安娜·格-娃（一九二六年）或社会革命党人卡嘉·奥利茨卡娅（一九三一年）拒绝在他进来时起立（而这个野蛮家伙想出一种惩罚办法。剥夺她出监室去解手的权利……），这对我们说来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如果两个姑娘舒拉和薇拉（一九二五年）为抗议那种只许低声说话的压抑个性的卢宾卡命令，在监室里高声唱起歌来（唱的只不过是丁香花和春天）——那时典狱长拉脱维亚人杜凯斯便抓住她们的头发沿着走廊拖到厕所里去，这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再如在从列宁格勒开出的“斯托雷平”车厢中（一九二四年）大学生们高唱革命歌曲，为此押解人员就不给他们水喝，学生们向他们叫喊：“沙皇的押解人员都干不出这种事！”——押解人员就毒打他们；或如社会革命党人科兹洛夫在克姆递解站上骂警卫是刽子手——为此遭到了拖打；这种种都算得了什么斗争呢？

因为我们习惯于把英勇精神只理解为军事方面的（噢，或者还有那种飞到宇宙去的英勇精神），那种挂满勋章的英勇精神，我们忘掉了另一种英勇精神，公民的英勇精神，——而它呀！它呀！它呀！才正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一九二三年，在维亚特卡监狱里，社会革命党人斯特鲁任斯基与同志们一起（他们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抗议什么事？）在监室里垒起了障碍物，在褥子上浇上煤油后自焚了，如果不去找更深的原因，至少完全是施吕瑟尔堡监狱的传统。但当时引起了多少喧哗呀，整个俄国社会曾是多么激动阿！而现在无论维亚特卡，无论莫斯科，无论历史，都不知有过这件事。然而人肉却同样在火焰中发出咝咝的响声！

最初建立索洛维茨特种营的想法就在于，这是一个半年同外界没有联系的好地方。你从这里怎么喊叫也不会有人听到，在这里你愿意自焚就自焚去吧。一九二三年，把在押的社会党人从彼尔托明斯克（奥涅加半岛）转移到了这里，并把他们分配到三个孤立的隐僧修道院。

其中一个是萨瓦手修道院——包括两所过去供朝圣者住宿的房屋，湖的一部分也划进了隔离区。最初几个月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实行政治犯管理制度，有的亲属长途跋涉到这里探监，三个政党的三名组长成天同监狱长官进行各种谈判。修道院区内——是自由区，在这里面，囚犯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思考、做事。

但就在当时，在“群岛”草创时期，一种令人心情沉重的固执的流言已经在人们耳边爬行了，当时这类流言还没有得到“茅房消息”的称号：政治犯管理制度要取消了……要取消政治犯管理制度了。

果然，到十二月中旬，航运以及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断绝了，索洛维茨特种营长官艾赫曼斯宣布：不错，收到了关于管理制度的新指示。当然不是一切都取消，决不是！——通讯次数要减少，还有点什么别的规定，但最大的一件是今天就要做的事：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起禁止整天整夜地走出房屋，只准在白天的时间即晚上六时前出去。

各党团决定表示抗议，从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中纠集了一批志愿者：在宣布禁令的第一天偏偏从晚上六点钟开始出去散步。但是萨瓦季隔离区的长官带枪捷夫想摸枪的手早就痒痒了，还在规定的晚上六点以前（也许是钟表没有走准？当时还不能根据无线电广播对表）看押人员就带着枪进入区内，并向着合法散步的人开起火来。放了三排枪。六人被打死，三人受重伤。

次日，艾赫曼斯前来说：这是个可悲的误会，诺格捷夫将被撤职（调走高升了）。为死者们举行了葬礼。合唱队的歌声在索洛维茨的荒野上空响起。

“你们在……殊死斗争中光荣牺牲”。（这是最后一次允许为悼念新牺牲者唱这支缓慢的曲调吧？）谁来一块巨大的圆石压在他们的墓上，刻上了死者的姓名。

不能说报界隐瞒了这一事件。在《真理报》上用小号字刊登了一则简讯：犯人们袭击了看押人员，六人被击毙。诚实的《红旗报》“描述了索洛维茨的暴动。

在萨瓦季修道院的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一个叫尤里·波德别尔斯基的。他搜集了关于索洛维茨枪杀事件的医疗文件——打算有朝一日加以公布。但过了一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进行搜查时，在他的箱子里发现了双层底，把暗藏的东西全掏出来了。俄国的历史就是这样栽跟头的……

然而管理制度毕竟是被他们维护住了。整整一年谁也没有说起改变的事。

不错，整个一九二四年都没有说起。但到这年年底，一种顽固的流言又爬到耳边来了，说是在十二月份又打算施行新的管理制度。它饿坏了，它想吃新的祭品。

分散在不同岛上的三个修道院——萨瓦季、三位一体和穆克萨姆一里的社会党人们竟然得以秘密商定，所有这三个修道院里的各党团在同一天向莫斯科和索洛维茨行政当局提出带有最后通牒的声明：或者在航运断绝前把他们全体从这里运走，或者保持以前的管理制度不变，最后通牒的期限是两个星期，否则，各修道院将宣布绝食。

这样的一致行动是能迫使当局认真考虑的。这种最后通谋是不能当作耳旁风的。在最后通谋到期的前一天，艾赫曼斯到每一个修道院去宣布：莫斯科拒绝了。于是，在预定的日子，三个修道院里（现在彼此已经失掉了联系）都开始了绝食（不是干绝食，水是喝的）。在萨瓦季绝食的约有两白人。他们主动不让病号参加绝食。囚犯中间的医生每天巡视绝食者，集体绝食总是要比个人绝食难坚持：因为它是要向最弱的人而不是最强的人看齐的。只有怀着坚持到底的决心，并且要每一个人对其余的人都很了解、很信任，绝食才有意义。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党团，由于有几百个人参加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分歧，会因他人而产生精神上的苦恼。绝食了十五个昼夜以后，在萨瓦季不得不举行秘密投票表决（票箱在各房间传送）：继续坚持或者停止绝食。

莫斯科和艾赫曼斯采取静观态度，因为他们是吃得饱饱的，首都各报也不忙于发表关于绝食的消息，喀山大教堂分也没有举行大学生群众大会。密不透风的封闭性坚定不移地改变着我国历史的面貌。

各修道院停止了绝食。他们没有打赢，但是从结果看，也没有打输：管理制度照原样保持了一个冬天，只是增加了去林中砍伐木柴的劳动，但这也是有道理的。而一九二五年春天给人以相反的感觉—一似乎绝食赢了：举行过绝食的三个修道院里的囚犯都从索洛维茨运走！回大陆！再也不会有极地之夜和半年的与世隔绝了！

但是，接收的押解队和路途的口粮配给是很严峻的（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很快就阴险地把他们骗了：借口说组长们住在“指挥部”车厢里与管理部门在一起比较方便，使犯人份失去了领导。组长们乘坐的车厢在维亚特卡被甩掉，拉到了托波尔斯克隔离所。这时才明白去年秋天的绝食输掉了：把坚强的、有影响的组长们弄走是为了便于对其余人施行严格的管理制度。雅戈达和卡塔尼扬亲自领导了把过去的索洛维茨囚犯安置到早已盖好但迄今还没有住人的上乌拉尔隔离所的牢房，这个监狱就这样由他们于一九二五年春天“揭了幕”（典狱长是杜波尔），并将在好几十年内成为吓人的庞然大物。

在新的地方，过去的索洛维茨囚犯们立即被剥夺了自由行走的权利：监室都上了锁。总算又选出了组长，但他们没有权利巡视各监室。禁止在各监室间像从前那样无限制地转移钱物和书籍。他们通过窗口互相喊话——哨兵便从了望塔上在监室里开枪。犯人们回敬以故意捣乱——打碎玻璃，弄坏监狱的器具（在我们的监狱里事先还得好好考虑一番——要不要打碎玻璃，说不定一冬天都不线装上，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像在沙皇的时候镇玻璃工一眨眼间就跑来了）。斗争在继续进行，但已经怀着绝望的心请并且是在不利的条件下。

在一九二八年光景（据彼得·彼得罗维奇·鲁宾的叙述）一个什么原因引起了整个上乌拉尔隔离所又一次全体绝食。但现在已经没有过去他们那种严肃庄重的气氛、友爱的鼓励、自己的医生。在绝食的某一天，狱吏们以占优势的人数闯进各监室去——毫不客气地用棍棒和皮靴踢打身体变衰弱了的人们。毒打完了——绝食也就结束了。

对绝食效力的天真信念，我们是从过去的经验和过去的文献中得来的。而绝食——是一种纯道义的武器，它是以狱吏还没有丧尽天良为前提的。或者是以狱吏害怕社会舆论为前提的。只有那时绝食才有效力。

沙皇的狱吏们还是缺乏经验的：如果他们那里有一个囚犯绝食了，他们就惶惶不安、唉声叹气、服侍照顾，送医院。例子多不胜举，但这本著作不是专门讲这种事的。说来可笑，瓦连京诺夫只绝食了十二天——便争取到撤销侦查，完全释放（随后便到瑞士去见列宁），而不是什么管理制度上的优待。甚至在奥尔洛夫的中心苦役监狱里绝食者也总是取得胜利的。他们在一九一二年争得了放宽管理制度；因一九一三年争得了进一步的放宽，其中包括所有政治苦役犯的共同放风——这种放风显然是不受什么管束的，所以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撰写了自己的“告俄国人民书”，并把它送到了外面（这是来自中心监狱的苦役犯！）它也就发表在（真是令人惊讶得目瞪口呆！我们中间有人疯了吧？）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期《苦役与流放通报》上（通报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是否也试试出版一份？）——在一九一四年，捷尔任斯基和他的四个同志总共只经过五昼夜的绝食，诚然，是不喝水的，就使自己为数甚多的（生活上的）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广

在那些年代，绝食除了饥饿的煎熬外，对囚犯是没有任何其他危险或困难的。他不会因绝食而受到毒打、不会第二次判刑、不会增加刑期，不会被枪杀或者押解到别处（凡此种种都是后来的发明）。

在一九0五年革命时期和革命后的年代，囚犯们感到自己简直是监狱的主人，所以已经无须费力去宣布绝食了，他们或者是捣毁公物（捣乱），或者是异想天开地宣布罢工，虽然这对于囚徒们说来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例如，一九0六年在尼古拉耶夫市，一百九十七名地方监狱的囚犯宣布了“罢工”，当然是与外面互相配合的。外面的人为他们的罢工事件印发了传单，每天在监狱旁边召开群众大会。在这些群众大会上，（囚犯们——自然通过没有笼口的窗户参加大会）人们敦促监狱当局接受“罢工”囚犯们的要求。会后，大街上的人，窗栅栏后面的人齐声高唱革命歌曲。这样持续了（毫无阻碍地！须知这是在革命后反动时期的一年）八昼夜。在第九天上，囚犯们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满足！这类事件当时也在敖德萨、赫尔松、伊丽莎白格勒发生过。瞧，当时多么容易得到胜利呀！

要是能顺便比较一下临时政府时期绝食是怎样进行的，那多有意思，但是从七月到科尔尼洛夫叛乱这段时间内坐过牢的几个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拉斯科里尼科夫坐得稍久些），看来没有找到绝食的理由。

在二十年代，绝食的生气勃勃的景象变得黯谈起来了（当然这要看从难的观点来说……。采用这个众所周知并且曾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斗争方法的人，当然不仅有被承认的“政治犯”而且还有不被承认为政治犯的“反革命分子”（第五十八条），以及各种偶然的分子。然而，这些曾具有强大穿透力的利箭不知怎地有点变钝了，或许是它们一发射出去就被一只铁手截获了。诚然，还接受关于绝食的书面声明7并且暂时也还不认为它们有什么颠覆性质。但是制定出了令人不快的新规则：绝食者应当被隔离在专门的单人监室里（在市蒂尔卡是关在普加乔夫塔楼里）：不仅外面的集会群众、不仅邻近的监室不应当知道绝食情形，甚至绝食者在今天以前蹲过的监室也不应当知道——因为这儿也是舆论界呀，也应当同它脱离。采取这种措施的理由是，监狱当局必须确知，绝食是做得诚实的——监室里其余的人没有暗中给绝食者东西吃。（以前是怎样检查的呢？是根据“君子一言……”？……）

但不管怎样，在这些年代还是可以通过绝食来争得至少满足一些个人的要求。

从三十年代起，国家对待绝食的思想发生了新的转变。即使像这样一些被削弱、被隔离、被扼杀得半死不活的绝食——说实话对国家有什么用处？囚犯们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决定，——监狱当局替他们思考和决定——这种状况不是更理想吗？大概只有这样的囚犯才能在新社会里存在。于是，从三十年代起就不再接受关于绝食的合法化的声明。“作为一种斗争方式的绝食再也不存在了！”——一九三二年向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娅这样宣布，还向许多人这样宣布过。当局已经取消了你们的绝食——别无二话。但是奥利茨卡妮没有听从，仍然开始了绝食。让她在自己的单人监室里绝食了十五昼夜，然后把她送进了医院，为了诱惑，在她面前放上牛奶和面包干。然而，她坚持下来了、并在第十九天上取得了胜利：放风时间延长了，领到了报纸和政治红十字会送来的东西。（为了得到这些合法的物品，要吃多少苦头！）总的说来，胜利是微不足道的，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奥利茨卡娅记得其他人也搞过这种荒唐的绝食：为了要求发给寄来的包裹或更换放风同伴而绝食了二十天。值得这样做吗？要知道在新型监狱里消耗掉的精力是恢复不起来的。教派分子科洛索夫绝了食——在第二十五昼夜上死掉了。一般说在新型监狱里能不能允许自己绝食呢？因为在封闭性和保密性条件下，新的狱吏们拥有了下列一些对付绝食的强大手段：

1．行政当局的忍耐（通过上述事例我们已经见得够多了）。

2欺骗。这也是由于封闭性才有可能。当每一个步骤都会被记者们张扬出去的时候，欺骗是不太好搞的。而在我们这里干吗不搞欺骗呢？一九三三年在哈巴罗夫斯克监狱里C·A·切博塔廖夫绝食了十七昼夜，要求通知家属他在什么地方（他从中东铁路回国，突然“失踪”，妻子在家惦念，这使他十分不安）。到了第十七天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扎帕德内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检察长来到他那里（从官衔可以看出，长时间的绝食是不那么常见的），向他出示了一张电报收据（瞧，已经通知了你妻子！）——靠这东西说服了他喝下一碗肉汤。可收据是假的1（为什么大官们毕竟沉不住气了呢？决不是担心切博塔廖夫这条命。显然在王十年代前期他们对于旷日持久的绝食还得承担一点个人责任。）

3．强制人工灌食。这个方法无疑是从动物园学来的。它也只有在封闭性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到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人工灌食显然已经很为流行了。例如，社会党人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举行集体绝食时，在第十五天对他们全体实行了人工灌食。

在这个行动中很多是从强奸吸取来的——正是如此：四个壮汉扑到一个弱者身上，目的就是要打破一个禁区——只需打破一次，往后它会怎么样——无关紧要。这里从强奸学来的还有——意志的扭转：不照你的办，而照我的办，乖乖躺着服从吧。用薄片把嘴撬开，撑大牙齿间的缝隙，插入一根管子：“吞吧！”如果不吞，就把管子往里推，于是有营养的流质就直接进入食道。然后还按摩腹部，使得犯人不能采取呕吐的办法。感觉是：精神上玷污，嘴里甜滋滋，狂喜的胃在吸收，高度的快感。

科学没有停滞，还研制出了其他一些喂食方法：通过肛门灌肠，通过鼻孔点滴。

4．对绝食的新观点。绝食是反革命活动在监狱内的继续，应当用新的刑期加以惩罚。这种观点本来可以在新型监狱的实践中创立一条极丰富的新的分支，但它更多地停留在威胁的范围。当然并不是幽默感妨碍它的实行，大概只不过是由于懒惰：既能忍耐，何必找那些麻烦？饱汉在饿汉面前的忍耐再忍耐。

大约在一九三七年中，来了一道新的指示：监狱行政当局今后对因绝食而死亡者完全不负责任！狱吏的最后的个人责任也消失了！（现在边疆区检察长已经不会再到切博塔廖夫那里去了！……）不但如此，为了使侦查员也不必担心，提出这个办法：受侦查人绝食的日子不计入侦查期限内，就是说，不仅认为绝食不存在，甚至认为犯人在这些日子里似乎是呆在外面！让囚犯的体力衰竭成为绝食的唯一可感觉的后果吧！

这意思是：想死？死吧！！

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不幸正好在这个指示到达时在阿尔罕格尔斯克内监宣布了绝食。他所坚持的是特别沉重的因而可能使人觉得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绝食——十三昼夜的“干绝食”（和捷尔任斯基的五昼夜的同样的绝食比较一下吧。捷尔任斯基是否在单独的监室里？——他却拉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他禁闭的单人监室里的十三昼在，只有一个医士有时来看他一下，医生没有来过，行政方面也没有任何人即便去关心一下：他实行纪合算束的具什么？就这样始终没有问过一句—…看管人员对他唯一的关注是仔细搜查了单人监室，把藏起来的马合烟和几盒火柴抖落了出来——拉波波尔特要达到的目的是制止侦查员对他的侮辱。他对自己的绝食作了科学的准备；在此之前他收到了外面送来的食物，他只吃黄油和小面包回，绝食前一星期就不再吃黑面包。他饿到手掌都透明了。脸上经常带着笑容的善良的女看守玛露霞有次跑到他的单人鉴定去轻声说：“停止绝食吧，不顶事，这样会把命送掉的！应该早一星期……”他听从了，停止了绝食，结果一无所得。但毕竟还是给了他一杯热的红酒和一个小白面包。然后几名看守把他送抬进了普通监室。过了几天后又开始了审讯（然而，绝食并没有完全白费：侦查员已经懂得，拉波波尔特有足够的意志力和视死如归的决心，于是侦查就变缓和些了。侦查员向他说：“想不到你原来是只狼！”“是狼，”拉波波尔特承认，“而且永远不当他们的狗。”）。

后来，在科特拉斯递解站上，他还宣布过一次绝食，但这次绝食的经过多半已带点喜剧味道了。他宣布要求重新侦查，拒绝起解。第三天来人通知他；“准备起解！”——“你们没有权利！我是绝食者。”那时四个壮汉又把他举起，抬出去扔进了洗澡房。洗澡后同样抬着他送到门岗。没有办法，拉波波尔特只好站起来跟着起解犯人的纵队走了——因为身后已经是狗和刺刀。

新型监狱就这样战胜了资产阶级的绝食。

甚至一个坚强的人也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监狱机器的办法，除非是自杀。但是，自杀——这算斗争吗？这不是服从吗？

社会革命党人叶·奥利茨卡娅认为，绝食作为一种斗争方式，被托洛茨基分子和随他们之后来到监狱的共产党人大大贬低了作用：他们过分轻易地宣布绝食，又过分轻易地停止绝食。她说，甚至斯米尔诺夫，他们的领袖，在莫斯科审判前绝食了四昼夜后，很快就屈服了，停止了绝食。据说，在一九三六年以前，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原则上摒斥任何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绝食，并且从来也不支持绝食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

相反，托洛茨基分子却总是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给自己支持。一九三六年在由卡拉干达到科雷马的解送途中，他们把那些拒绝在他们打给加里宁的“反对把革命的先锋队（一他们）送往科雷马”的抗议电报上签名的人称为“叛徒和奸细”。（马科京斯基的叙述）

让历史去评价这项指责正确到什么程度或者不正确到什么程度吧。然而谁也没有比托格茨基分子为绝食付出的代价更重了（关于他们在劳改营中的绝食和罢工我们还将在第三部中讲到）。

在宣布和停止绝食方面的轻率态度，一般地说，大概是那种感情表露迅速的易冲动的性格所固有的。但是，这种性格的人在俄国老一代革命者中有过，在意大利和法国也有过——可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俄国也好，在意大利也好，在法国也好，都没有能像在苏联这样，使我们厌弃了绝食这种手段。很可能，在绝食上所付出的肉体牺牲和精神毅力，在本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丝毫也不少于第一个四分之一。然而，在国内没有社会舆论工——因此，新型监狱就巩固起来了，囚犯们不再能轻易地取得胜利，而只能艰难地争得失败。

几十年过去了——世殊事异。绝食——囚犯们的最初的和最自然的权利，对囚犯们自己已经成为格格不入和不可理解的了，愿意绝食的人越来越少。在狱吏们眼里，它成了愚蠢举动或者是恶意捣乱。

一九六0年，一个普通犯根纳吉·斯梅洛夫在列宁格勒监狱宣布长时间绝食，毕竟还是有一个检察长走进了监室（也许是一般巡视），他问：“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呀？”斯梅洛夫回答说：

“真理于我重于生命！”

这句话以其语无伦次使得检察长大为震惊，第二天便把斯梅洛夫送进了列宁格勒犯人特别医院（疯人院），一个女医生向他宣布：

“你有精神分裂症的嫌疑。”

过去的中心监狱，现在的特别隔离所，到了一九三七年初，沿着螺旋形的犄角，已经上升到了它的细仄的部分。最后的松软地方，空气和光线的最后的残余，都渐渐地被排挤净尽。因而一九三七年初雅罗斯拉夫尔惩戒隔离所里寥落而疲惫的社会革命党人举行的绝食就是属于最后的绝望尝试之列。

他们还是提出从前那些要求——组长制度，监室间的自由交往，他们尽管要求，但自己已经未必抱着希望。十五天的绝食，虽然以软管灌食而告终，不过好像也维护了自己的管理制度的某些部分。一小时的放风、省报、笔记本。这些他们是维护住了，但却马上收走了他们的私人衣物，扔给他们一套特别隔离所的统一的囚服。过了不久——放风时间削减了半小时，以后又减掉了十五分钟。

这还是那些依照大牌阵的规则在一连串的监狱和流放地中间被拉来拖去的人们。其中有的已经十年，有的已经十五年没有过普通人的生活了，他们知道的只是恶劣的监狱伙食与绝食。那些在革命前习惯于战胜狱吏的人并没有都死光。然而，当时他们是与时代结成盟友去反对日益衰微的敌人。而现在则是时代与日益强大的敌人结成盟友来反对他们。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年轻人（现在这是使我们感到奇怪的）—一当这些党派已经被粉碎、已经不复存在之后，他们才觉悟到自己应当做一个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这些新加入者的前途只是蹲监牢。

一年比一年更加无望的社会党人的狱中斗争，处于接近真空的孤立状态。现在不像在沙皇时期：只要监狱的门一打开，社会各界就会扔来鲜花。他们打开报纸看到的，就是对他们的谩骂，甚至泼脏水（因为斯大林觉得，正是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最危险）——而人民在沉默，因此根据什么可以大胆设想，人民对于他们不太久以前曾投票选入立宪会议的人们今天仍然同情呢？你瞧，现在报纸连骂也不骂了——俄国的社会党人已经被认为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了，没有什么价值的了，甚至是不存在的了。外面的人提到他们的时候已经使用过去时态和久远过去时态。青年人都不能想象，在什么地方还存在着一些活的社会革命党人和活的孟什维克。遍历了奇姆肯特和切尔登流放地、上乌拉尔和弗拉基米尔隔离所——在窗子已经戴上笼口的黑暗的单身监室里，怎能不因发生怀疑而猛然颤抖，也许他们的纲领和领袖们全都错了，策略和实践也都是错误！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无所作为。专为承受苦难而献出的一生——是致命的迷误。

笼罩在他们的头上的孤立的阴影得以扩展，部分地是由于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他们视为当然地从国家政治保卫局接收了政治犯的荣誉称号，也视为当然地同意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观点，即一切站在他们“右”边的，从立宪民主党人起，——都不是政治犯，而是反革命，历史的狗屎堆。结果那些因信仰基督而遭殃的人，也成了反革命。那些和“左”“右”都没有沾过边的（这是指将来——就是我们，我们大家！）——也将成为反革命。这样，由于半自愿半被迫地把自己孤立起来，和别人疏远，他们就给未来的第五十八条洒上了圣水，而他们自己后来也没有逃脱掉进它的火坑的命运。

事物和行为总是因观察方面不同而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这一章里我们从社会党人的角度描写他们的狱中处境——因而它是被一束凄惨洁白的光芒所照亮。但是索洛维茨的政治犯们所不屑一顾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却这样回忆：“政治犯？这些家伙讨厌极了：谁也瞧不起，自己结成一伙躲在一边，老是要求特殊口粮和优待。彼此间也吵个没完。”——你能不觉得这里讲的也是实话吗？这些徒劳无益、无休无止、已经令人感到可笑的争论。这种当着饥饿困苦的人群只顾为自己而提出的增添配给口粮的要求。在苏维埃时代，政治犯的光荣称号原来只是有毒的赠赐。忽然还听到这样的责备：在沙皇时期经常满不在乎地越狱的社会党人为什么在苏维埃监狱里却发了蔫呢！哪里见到他们越狱呀？一般说，越狱事件是不少的——但其中谁记得有社会党人呢？

那些比社会党人更“左”的囚犯——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他们又把社会党人当作反革命而疏远他们——因此就用一道环形的壕沟彻底地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各自把自己这一派看得纯子、高于其余的派别，轻视甚至仇视那些蹲在同一座建筑的铁窗里、在同一些监狱院子里放风的社会党人（彼此之间也是一样）。叶·奥利茨卡妮回忆，三七年在瓦宁诺港的递解站上，男隔离区和女隔离区的社会党人隔着围墙互相喊话，寻找自己人，互通消息。这时，女共产党员莉莎·科吉克和玛丽亚·克鲁吉科娃深表愤慨，认为社会党人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给大家招来行政当局的惩罚，她们这样说：“我们的一切灾难——都是这些社会主义坏蛋招来的——（深刻的说明，而且是多么合乎辩证法呀！）。—一把他们一个个掐死才好哩！”——而一九二五年关在卢宾卡的那两个姑娘所以唱丁香花的歌曲，只是因为其中一个是社会革命党人而另一个是反对派分子，她们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政治歌曲，而且一般说来反对派分子甚至不应当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个抗议中联合起来。

如果说在沙皇的监狱里各政党常常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狱中斗争（我们可以回想起塞瓦斯托波尔中心监狱的越狱），那末，在苏维埃的监狱里每个派别都认为要保持自己旗帜的纯洁性就不能同其他派别联合。托洛茨基分子不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而单独进行斗争，共产党人则根本不进行斗争，因为怎能允许自己去进行反对自己的政权和监狱的斗争呢？

结果就发生这样的情形，共产党人在隔离所里，在服刑监狱里比其他人更早更厉害地受到欺凌。女共产党员纳吉日达·苏罗夫采娃一九二八年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里放风时走在“鱼贯而行”的队列里，没有谈话的权利，而当时社会党人却还能在自己的同伴中大声喧嚷呢。已经不允许她照料小院里的花木，花木是以前进行过斗争的囚犯们留下的。当时就已经剥夺了她看报的权利。（可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政治处却允许她在监室里拥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黑格尔的全集。）让她几乎在黑暗中同母亲会见，心情抑郁的母亲很快就去世了。（她对于女儿所受的管理制度能有什么想法呢？）

在监狱中言行表现方面的多年以来的差别，进而转化为在所得到的报偿方面的深刻差别：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社会党人也在坐牢，也在得到自己的十年。但是通常不强迫他们作自我诬陷：因为他们不隐瞒自己够得上判刑条件的特殊观点！而共产党员则从来也没有自己的特殊观点！凭什么去审判他呢？

虽然巨大的“群岛”已经遍布各地——但服刑监狱丝毫也没有衰落。旧的牢狱传统仍然很有生气地延续着。“群岛”为教育群众所提供的新的则极其宝贵的东西，还是不完全的。只有加上特种监狱和一般服刑监狱，才能构成完整的系统。

并不是任何一、被国家机器吞进去的人都应该同“群岛”的土著居民混在一起。常有一些显要的外国人、太知名的人士和秘密囚徒，或者被罢官的国家安全机关同僚，怎样也不能在劳改营中公开露面，他们推小车的劳动抵偿不了泄密以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损失。同样也不能容许把那些经常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社会党人与一般群众混合关押——他们被单独地看守起来，单独地受摧残，表面的理由正是说让他们享受优待和权利。在很晚以后的五十年代，我们还将看到，特种监狱还多了一个用途，就是隔离劳改营里的造反分子。斯大林晚年对“感化”小偷感到失望了，指示把各类贼头不送劳改营而判以监禁。最后，还有这样一些因犯，他们由于体弱，一到劳改营马上就会死掉，从而也就逃脱了服刑，这种人也不得不由国家白白地供养起来。另外还有这样一些怎么也适应不了犯人劳动的人，如经常坐在尤里耶维茨市（伏尔加河畔）集市上的七十岁的瞎老头科别金。他的歌曲和诙谐话按反革命活动罪给他招来了十年刑期，但是不得不用监禁来代替劳改营。

从罗曼诺夫皇朝继承下来的全部老的监狱遗产按照不同的任务得到保护、更新、加强和改进。某些中心监狱，如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装备得那么牢固和方便（钉上铁皮的门，每个监室里有拧死的桌子、凳子和床），只需在窗外加上咙口、把放风院子隔成监室那么大小就行了（到了一九三七年，监狱里所有的树木都锯掉了，菜园子和草地也都翻掉了，浇上了沥青）。其他一些，如苏兹达尔中心监狱，则需要对修道院房屋进行改装，但按教义把身体禁烟在修道院里和依国家法律把它禁烟在监狱里，在实体上要完成的任务是相似的，所以建筑物总是容易适应的。苏汉诺夫修道院的一所房屋也被改装成为服刑监狱——要知道彼得保罗要塞和施吕瑟尔堡改成供参观的地方了，这些损失总需要另辟场所来补偿吧。弗拉基米尔中心监狱扩充并增建了（在叶若夫时期建成一座新的大楼），它在这几十年内有很高的使用率，吞入量很大。前面已经说过，托波尔斯克中心监狱一直在使用，从一九二五年起，上乌拉尔中心监狱也开始经常大量地使用了（所有这些隔离所如今不幸都还健在，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它们都正在工作）。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叙事长诗《山外青山》中可以作出判断，在斯大林时期，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心监狱也没有空着。关于奥尔洛夫中心监狱我们得到的消息较少：它在卫国战争中怕是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离它不远的德米特罗夫斯克市（奥尔洛夫省）有一座设备完善的服刑监狱随时可以作为补充。

二十年代政治隔离所里（囚犯们还把它们称为政治封闭所）伙食相当不错：午饭总有肉食，有新鲜蔬菜，小卖部里可以买牛奶。在一九三一至三三年，伙食显著地变坏了，但当时在外面也不见得好些。在这个时期，坏血病和饿晕在政治封闭所里都不稀罕。后来又有吃的了，但比原来差远了。一九四七年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H·科尔涅耶夫天无感到饥饿：四百五十克面包，两块糖，两次吃不饱的热食——只有开水“管饱”（又会有人说，这不是有代表性的一年，当时外面也在挨饿。可是这一年却宽宏大量地允许从外面来喂养犯人；送吃的进来不受限制）。监室里的光城始终是限量的——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笼口和加了钢筋的不透明玻璃在监室里造成经常的昏暗状态（黑暗是使精神受压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笼口上面还经常绷上网，冬天网上盖着雪，从而断绝了光线进入的最后通路。阅读只会使眼睛酸痛并损坏视力。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白天光线的不足在夜间得到补偿：整夜开着明亮的电灯，妨碍睡眠。而在一九三八年的德米特罗夫斯克监狱里（H·A·科济列夫）昼夜的光亮都是来自放在天花板下吊着的一块小板子上的油灯，它耗尽了最后的空气；在三九年，出现了灯丝发红的电灯。空气也有定额规定，通风窗上了锁，只在上厕所时打开，德米特罗夫斯克监狱和雅洛斯拉夫尔监狱里的人都这样回忆（E·金兹布尔格说：面包从早晨放到吃午饭就长霉，被褥是潮的，墙发绿）。一九四八年在弗拉基米尔监狱里空气不受限制，气窗经常开着。放风时间的长短在不同监狱里和在不同年代都在十五分钟到四十五分钟之间。像在施吕瑟尔堡和索洛维茨那样与土地打交道的事情已经一点也没有了，一切植物都已拔尽、踩光、浇上了混凝土和沥青。在放风时甚至禁止抬头看天——“只许瞧着脚下！”——科济列夫和阿达莫娃（喀山监狱）都这样回忆。一九三七年禁止接见亲属后再也没有恢复。差不多历年都允许每月两次寄信给亲属并领取他们的回信，（但是，喀山监狱的做法是：读后一昼夜将信交还监管人员。）还可以用寄来的有限的钱在小卖部购买东西。家具也是管理制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阿达莫娃生动地描写出经历过白天折起的铁床和拧死在地上的椅子之后，在监室里（苏兹达尔）看到和摸到铺着干草袋的普通木床、普通木桌时的欣喜心情。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科尔涅耶夫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一种是（一九四七至四八年）从监室里不收走私人物品，白天可以躺着，看守很少在监视孔里窥望。另一种是（一九四九至五三年），监室门上两道锁（一把钥匙在看守那里，一把在值班人员那里），禁止躺着，禁止大声说话（在喀山监狱只许低声说话！），所有的私人物品都被收走，发给一套用有条纹的褥垫布料做的囚服；通信——一年两次，而且只能在典狱长突然指定的日子（错过了日子就不能写了）；而且只能写在比普通信纸小一半的纸上；全体带出去脱光衣服进行凶暴的突击搜查的次数增多了。对监室间的联系追究得如此之严，以至每次解手后，看守们总是拿着提灯到厕所里去照每一个便坑。在墙上写字，全监室都要受关禁闭定的处分。禁闭室是特种监狱里的一大祸害。咳嗽（“把被子蒙住头再咳嗽！”）；在监室里走来走去（科济列夫说：这被认为是“不老实”）；鞋子发出响声（在喀山监狱，发给女犯四十四号的男鞋）都可能成为关禁闭的理由。不过，金兹布尔格推论得不错，关禁闭并不是为处罚你的过错，而是按表格轮流，所有的人都应当挨个儿在那里蹲蹲，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在狱规里还有这样一项适用面很广的条款：“遇有在禁闭室中不守纪律（？）的表现时，典狱长有权延长禁闭期限至二十昼夜。”什么叫“不守纪律”呢？……请看科济列夫遇到的事情（所有的人对于禁闭室和管理制度上许多东西的描述都是不谋而合，所以令人感到各地的管理制度都盖着一个统一的烙印）。他因为在监室里走来走去被罚关五昼夜的禁闭。秋天，禁闭室是没有取暖设备的，很冷。人家剥了他的衣裳，只剩下衬衣，鞋也被脱下，脚下是泥地和尘土（有时还是烂泥，在喀山监狱，地下是一层水）。科济列夫有一只小凳子（金兹布尔格连这也没有），他马上断定这下完了，要冻死。但是渐渐地有一种内在的神秘的热气开始冒出来，救了命。学会了坐在凳子上睡觉。每天给三次开水，每次一杯，喝下去有醉酒的感觉。有一次，一个值班人员在三百克定量的面包里掖进了一块非法的方糖。根据发给口粮的次数，同时注意从那个曲溜拐弯的小窗口透进来的光亮的变化，科济列夫计算着时间，现在他的五昼夜已经到头了——但还没有把他放出去。他那变得特别敏锐的耳朵听到走廊里有人低声说话，话里带出来又像是“第六昼夜”，又像是“六昼夜”的词句。奸计就在于此：等着他提出来五昼夜已经到头，该放出去了——这样就能够以不守纪律为名给他延长禁闭期限。但是他顺从地不声不响地又蹲了一昼夜——于是就只好若无其事地把他放了出去（也许典狱长就是这样轮流考验每个人的驯服程度？禁闭室专用来制服那些还没有俯首从命的人）。——过了禁闭室的关之后，监室简直就像宫殿。科济列夫耳聋了半年，喉咙里长起脓包，和科济列夫同监室的那个人因为经常蹲禁闭室而发了疯，科济列夫同疯子两人在一起关了一年多。（纳吉日达·苏罗夫采娃记得政治隔离所里的许多发疯的事例，她一人所知道的不少于诺沃鲁斯基根据施吕瑟尔堡编年史所计算出来的数字。）

现在读者是否感到，我们已经逐渐地登上了第二个犄角的顶点——它比第一个也许更高吧？也许更尖吧？

但是意见有分歧。老劳改犯们异口同声地认为五十年代的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是疗养区。从阿贝兹站被送到那里去的弗拉基米尔·博里索维奇·泽尔多维奇和从克麦罗沃劳改营转到那里（一九五六年）去的安娜·彼得罗芙娜·斯克里普尼科娃都这样认为。使斯克里普尼科娃特别感到惊异的是，每十天定期送出一次申诉书（她开始向联合国写……），有很像样的图书馆，还有外文书，它把全套目录送进监室来，你可以开列一整年的预约书单。

可是再次请诸位不要忘记我们法律的灵活性：有几千名妇女（“反革命家属”）被判处了监禁。突然一声令下——一律改为劳改（科雷马还有未淘净的金砂）！就这样改了。用不着什么法院。

这一切还是不是从前所说的监禁呢？或许它已经变成了劳改营的门房？

我们这一章本来应当从这里写起，只应当从这里写起！它的任务应当是细致地观察被单独监禁的囚犯的心灵中将会发出的如圣者头上的光轮般的闪烁的光辉。他被迫绝对地脱离了繁琐的生活，以至当他计算光阴的流逝时，他的心也能与整个宇宙密切地联系。一个被单独监禁的囚犯应能涤除以往生活中使他不能达到澄清透彻的境界的一切污浊。他多么高雅地伸出手指，想要疏松和翻动菜园中的土块。（不错，可惜铺了沥青！……）他的头是怎样自动地后仰着，想要凝视永恒的上苍（不错，可惜这是禁止的……）。窗台上跳跃的小鸟引起他多少甜美的心绪（不错，可惜有笼口、铁网、上了锁的通风窗……）。他在发给他的纸上记述着多么清晰的思想，有时是多么惊人的结论。（不错，如果能从小卖部买到纸。况且填写完毕之后，交到监狱办公室，就永不复返了……）

上面这一系列呼呼叨叨的假设，使我们自己也有点摸不着头脑。这一章的计划面临着破产，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在新型监狱里，在特种（哪一种？）监狱里，人的灵魂是在净化？或者是在彻底地毁灭？

如果每天早晨你所看到的第一样东西—一就是你那发疯了的同监难友的眼睛，——那你自己在降临的一天中何以求得解救呢？因被捕而打断了出色的天文研究之路的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科济列夫求得解救的办法是，专心致志地去思考永恒与无限的问题：世界秩序及其最高精神；星座及其内部状况；什么是时间和时间的运行。

这样，物理学的一个新领域就开始向他揭开了，他在德米特罗夫斯克监狱里全是赖此活了下来。但是他的推理被一些遗忘的数字卡住了。他再也不能继续构思——他需要许多数字。在这间夜里点着油灯的单人监室里从哪里去取得这些数字呢？连鸟儿都飞不进来呀！科学家祈祷起来：上帝呀！我已经尽了我的所能。帮助我吧！帮助我继续下去吧！

在这个时期，他十天只能借阅一次书（监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在这个不丰富的监狱图书馆里，有杰米扬·别德内依的《红色音乐会》的几个版本，它们反复地送到监室里来。他祈祷后过了半小时——换书的人来了，照例不问一声就扔下了一本——《天体物理学教程》！它是从哪儿来的呢？简直不能想象图书馆里会有这样的书！预感到这次相逢的好景不长，科济列夫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努力记住今天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总共只过了两天，离还书日期还差八天——突然，典狱长巡视监狱。他的锐利目光马上就发现了。“你的专业是天文学，对吗？”——“对。”——－“把这本书收走。”——但是，这本书的神秘光临已经为将来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继续进行的工作开辟了道路。

那末，我们现在就应当开始去写关于精神与铁窗对抗的一章了。

但这是怎么回事？……看守的钥匙在门扇里无声的震响。阴沉沉的监楼长带着一张长长的名单进来：“姓什么？本名与父名？出生年月？哪一条？刑期？刑期终止时间？……收拾东西！快！”

喂，弟兄们，起解！起解！……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上帝呀！祝福吧！我们的尸骨会有人收吗？……

就这么办：能活着——就下次再说吧。在第四部里，我们将把一切说完。如果能活着……

第二部　永恒的运动

你看那车轮，车轮！

滚滚向前永不停，不停！……

你看磨石多沉重，沉重！

隆隆旋转又跳动，跳动！……

——W·缪勒

第一章　群岛之舟

一个被妖术控制的群岛的成干个岛屿，星罗棋布于几乎从白令海峡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广大地域。这些岛屿是不可见的，但确实存在着。人们还利用同样不可见的方式，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不间断地运送着具有血肉、体积和重量的不可见的囚徒。

通过哪里运送？用什么交通工具？

有专设的大型港口——递解监狱；也有简易港口——劳改营递解点；有特制的封闭式钢壳船只——“囚犯车厢”。在碇泊场上接送他们的不是舢舨和汽艇，而是同样封闭式的钢壳的运转灵便的“乌鸦车”。“囚犯车厢”是按照铁路行车时刻表运行的。另外，在需要的时候，还发出长串的运输车队——用运牲畜的红色闷罐车皮编组的列车——从一个港口拉到另一个港口，从群岛的一端沿对角线直达另一端。

这是一套多么有条不紊的体系！这是人们花了几十年时间不慌不忙地建立起来的，是一群吃得饱饱的、制服笔挺、从容不迫的人们缔造起来的。每逢单日十七时正，基涅什马押解队在莫斯科北站接收布蒂尔卡、普列斯尼亚及塔干卡各监狱的“乌鸦车”运来的解犯。每逢双日早六时前，伊万诺沃押解队到达车站，从车厢里带出并负责看押前往涅列赫塔、别热茨克、博洛戈耶的中转解犯。

这一切就发生在你们身边，紧挨着你们，可是你们都是看不见的（当然也可以闭眼不看）。这些贱民们上下车，在大站上是在离客运月台很远的地方，只有搬道工和巡道工才看得见。在较小的站上，也是专找两座仓库之间的僻静夹道。“乌鸦车”屁股朝着“泽克车厢”倒开过去，踏板对准踏板。囚犯投工夫扭脸看站房、看你们，看其他车厢。他只来得及看踏板（有时最低一级的踏板都有他腰那么高，连爬上去的力气也没有），从“乌鸦车”到“犯车”车厢之间的狭窄通道两旁站满了押解队员。他们一个劲儿地吼叫着：“快！快！……上！上！……”，有的还挥舞着刺刀。

你们领着孩子，提着箱子、网兜，在月台上匆匆走过，自然无暇留意：这趟列车为什么多挂了一节行李车？这一节没有标记的车厢的确很像是行李车。它的窗口也是斜钉着铁栅栏。里面是黑洞洞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车里乘坐着当兵的——祖国的卫士们。而且每次停车总有两个军人吹着口哨在车厢两边巡逻，同时斜眼瞧着车底下。

列车开动了。你们可知道，沿着同一条蜿蜒曲折的轨道，跟随着同一股煤烟，穿越过同一片田野，飞掠过同一排电线杆、草垛，百来个囚徒的苦厄困顿的命运，百来颗受尽熬煎的心正与你们同行。他们甚至比你们早几秒钟通过这一段道路——但是，那在你们的玻璃窗外的空气中一闪而过的苦难，比之划过水面的手指只能留下更少的痕迹。在熟悉而单调的列车生活中（开着口的卧具包，放在托盘上送来的茶水），你们难道能够领悟到有一幅多么阴郁可怖的情景仅仅在三秒钟之前通过了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欧几里得空间？你们的车厢包房里共坐了四位乘客，你们嫌挤，你们颇不满意。可是难道你们能够相信，难道你们能够相信下面这几行字吗？一瞬间之前驶过这个空间的同样大小的一间包房里坐着十四个人。而如果竟是二十五个人呢？如果竟是三十个呢？

“泽克车厢”——多么令人厌恶的简称！刽子手们发明的简称无不如是。他们想说明这是运送犯人的车厢。但是这个字眼，除了在监狱的文书上，在哪里也没有站得住脚。囚犯们习惯于称它为“斯托雷乎”车厢，或者简单地叫做“斯托雷平”。

随着我国铁路交通的普及，押解囚犯的方式也在逐渐变化。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发配西伯利亚的犯人还是步行或者骑马。一八九六年列宁流放西伯利亚已经是乘坐普通的三等客车（和自由人在一起）了。他还曾向列车乘务员叫嚷说车里挤得受不了呢。亚罗申科的名画《到处是生活》让我们看到的还是一节为运送囚犯而草草改装过的四等客车：一切仍是原封不动。囚犯们像普通人一样坐在里面，只是窗口内外加了栅栏。这样的车厢在俄国的铁道上跑了很多年。有人记得，一九二七年发配时，就是乘坐这样的车厢，只是男女分开了。另一方面，社会革命党人特鲁申回忆说，早在沙皇时代，他就曾经乘坐“斯托雷平”发配过，不过仍是按照克雷洛夫时代的老规矩，六人一间包房。

这种车厢的历史是这样的。它真的是在斯托雷平时期首次在铁路上跑的：它设计于一九0八年，但是为了运输前往国家东部去的移民用的，当时出现了一股强大的移民风，而车厢不够。这种类型的车厢比普通客车车厢矮些，但比货车车厢高得多，它有放家什或家禽的辅助空间（即现在的“半”包房，禁闭室）——但自然没有任何栅栏，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窗口上。栅栏是被一种善于发明创造的思想装上的，我倾向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可是这种车厢却落了个斯托雷平的名字……这位大臣曾为把绞索称为“斯托雷平领带”一事要求和杜马代表决斗，但这种身后的诽谤他却无法制止了。

要知道不能指控古拉格的长官们使用了“斯托雷平”这个术语——不，从来是用“泽克车厢”这个词儿。这是我们犯人们，出于对官方名称的抵触，想按我们自己的意思给个粗野点的叫法，上当受骗地看上了前辈囚犯们（一算就知道是二十年代的囚犯）塞给我们的这个绰号。绰号的作者可能是什么人？不会是“反革命”，他们不可能把沙皇内阁总理和契卡联想在一起。这绝对只可能是自己也没想到地突然被拉进契卡绞肉机的“革命者”：或是社会革命党员，或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绰号出现在二十年代早期的话），或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是在二十年代末期的话）。过去曾以毒蛇之口杀害了这位伟大的俄国活动家，在他身后又以恶言秽语玷污他的名声。

但是因为这种车厢仅在二十年代才受到偏爱，得到普遍和专门的使用是从我国生活一切都整齐划一了的三十年代起的（那时一定新制了许多这样的车厢），那么把它称作“斯大材而不是“斯托雷乎”才是公正的。

所谓“泽克车厢”就是一节普普通通的包房式客车。只不过全车厢九间包房之中供囚犯乘坐的五间（这里如同群岛各处，一半设施是供看管人员使用的）不是用板壁而是用栅栏与走廊隔开。这是为了便于监视，栅栏的铁条是斜向交叉的，像车站小花园的篱笆。它的高度直达车顶，因而取消了走廊顶棚上向包房里面开门的行李橱。走廊一侧的车窗是正常的，但是也加上了斜栅栏。囚犯乘坐的包房一侧没有车窗，只是在二层铺的高度有一个用固定的百叶窗遮住的气孔，上面也钉了栅栏（我们觉得这节车皮像是行李车，正是因为它没有车窗）。包房的门向侧面推开，是铁栅栏门。

这一切加在一起，从走廊里看去很像动物园：在一长排栅栏后面，一些略似人类的可怜巴巴的动物在地板上和铺板上蜷缩着，用哀求的目光望着你，要喝的，要吃的。但是动物园里从来不会把动物们这样紧地挤在一起。

据外面的工程人员计算，一间“斯大林”包房，下铺可以坐六人，中铺（它整个连成一个统铺，仅仅在靠门的地方留下一个供爬上爬下的缺口）可以躺三人，上面的两个行李架可以躺二人。现在，除了这十一个之外，再捅进十一个（最后几个是看守员关门时用脚蹬进去的）。——瞧！这才是“斯大林”包房的完全正常的定员。上层，每个行李架上各有两人龇牙咧嘴地半躺半坐着，中层统铺躺着五个（这是最有福气的，这位子要动武才能抢到。如果包房里有盗窃犯，睡在那儿的准是他们），底下还剩十三名：下铺一边各坐五名，他们的腿之间的夹道里坐三名。其他地方——人缝里，人身上，人底下——放他们的东西。就这样蜷着腿紧挤在一起，一昼夜一昼夜地坐着。

不，这样干并不是故意折磨人！已决犯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战士，为什么要折磨他呢？是要把他用到建设上的。但是，你们也会同意，他这不是去丈母娘家作客，总不能招待得叫外头的人都眼红吧。当前我国交通运输有困难：他们到得了目的地，死不了人的。

从五十年代起，火车运行时刻正常了，囚犯们在路上的时间也就不太久，也就是那么一两天、两三天。战时和战后几年，情况要糟糕一些：“斯大林”车厢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哈萨克斯坦）到卡拉干达可能走七昼夜（每间包房里头可是装了二十五个人哪！）；从卡拉干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八昼夜（每间包房二十六人）。甚至从古比雪夫到切利亚宾斯克这段距离，一九四五年八月苏济在“斯大林”车厢里面也坐了好几昼夜。他们一间包房里装了三十万个。真的是人摞人。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地挣扎、搏斗。而一九四六年秋，H·B·季莫费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去莫斯科，包房里竟有三十六人之多。整整几昼夜他悬在人丛里，脚不沾地。后来开始死人——死尸是从人们的脚底下拖出去的（诚然，不是马上拖走，而是过了一天以后）——这才松动了一些。他这次去莫斯科全程用了三个星期。（可是到了莫斯科，发生了一件奇迹之国的奇迹，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由军官们亲手抬出车厢，用小卧车接走了：原来把他搞来是为了要他推动我国科学的发展。）

三十六——是极限吗？我们手头没有三十七人的证据。但是依照唯一科学的方法，经受过与“极限论分子”斗争的教育，我们应当给予这样的回答：决不！决不是极限！也许在别的什么地方是极限，可在我们这儿决不是。只要包房里，哪怕是铺板底下，哪怕是肩膀、腿、脑袋之间，还剩有几立方分米的没有被挤掉的空气，这间包房便完全适合于接收更多的囚犯！如果要设定一个极限数，那就是一间包房的全部空间所能容纳的细心垛好的未卸开的尸体的数量。

B·A·科尔汉耶娃从莫斯科出发时乘坐的包房里装着三十名女犯，大多是为宗教信仰被判处流刑移住的衰弱的老太婆（这批女犯到达目的地以后，除两个人以外，全部都躺进了医院）。她们没有人死在路上，这是因为其中有几个是因为“勾搭外国人”而坐牢的年轻、丰满、漂亮的姑娘，她们一个劲儿地羞辱押解队员：“你们这样押送这些老大娘，不觉得害臊吗？她们是你们的妈！”与其说是姑娘们的道德论据，恐怕不如说是她们诱人的外貌对押解队员起了作用。几个老太婆被关进……禁闭室。而在“泽克车厢”里关禁闭不是受罚，而是享福。五间囚犯包房只有四间是集体囚室，第五间劈成两半——两个窄长的半间，各有一个下铺和一个上铺，像列车员的包房一样。这些禁闭室是做隔离犯人用的；三四人一间，又方便，又宽敞。

不，这不是故意用干渴折磨囚犯。在车厢里的这些疲惫而拥挤的日子里，从来不供给一顿热食，只发给咸鲱鱼和干绘鲻鱼（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年年如此，冬夏如此，这种事情连例子都不需要举）。这并不是故意用干渴折磨他们。否则请你自己说说看，在路上用什么喂这些废物才好？在车厢里供给他们热食不合规定（诚然，“泽克车厢”里有一间包房是当厨房用，但它是专为押解队预备的）。总不能发给他们生麦屑粉吧？也不能让他们吃生鳝鱼吧？给他们肉罐头——不怕他们噎着吗？咸鲜鱼！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再加上一小块面包——他们还想要什么？

你就收下吧，收下你那半条咸鲱鱼吧。只要人家发，你就应该高兴才是！如果你是聪明人，这条成鱼你不要马上吃，暂且忍一忍，藏在口袋里，到递解站有水的地方再干掉它。如果给的是湿漉漉的洒了粗盐粒的亚速夫海刀鱼，那就比较难办。这东西在衣兜里是放不住的。你快用衣襟、手绢、手掌心去接住，当时就把它吃掉。刀鱼是用什么人的衣裳垫着分的，而干鲶鱼押解队员直接倒在包房的地上，然后放在座位上或人们的膝盖上分配。

雅库博维奇（《在被遗弃者的世界里》，莫斯科，一九六四，第一卷）描写上一世纪的情景时说：在那个可怕的时代，发配西伯利亚的途中，每人一天发给伙食费十戈比。当地一个用小麦面做的大圆面包（三公斤？）价值五戈比；一瓦罐牛奶（两公斤？）值三戈比。“囚犯们的日子颇为好过。”他写道。然而伊尔库茨克的物价就偏高些，一磅肉卖十戈比。于是“囚犯们简直在挨饿”。一个人一天才给一磅肉，这岂不跟发给半条鲱鱼一样了吗？……

如果鱼已经发给了你们，那么面包也就不会宣布停发，说不定还会洒给你一撮砂糖。比较糟糕的情况是押解队员走过来宣布；今天不开伙了，你们的口粮没有发下来。也可能是真的没有发下来：某监狱会计室的帐面上把数字填错了地方。也可能是这么回事：发是发下来了，可是押解队员自己的口粮不够吃（他们的肚子平时也填得不那么瓷实），决定从犯人嘴里抠出一点面包。可是如果只发给犯人半条鲜鱼，不发面包，那就会引起疑心。

当然，这仍然不是故意叫犯人受罪：吃了威鲜鱼，不给饮水（从来没有给过），连生水也不给。你们要明白：押解队的编制有限，一部分在走廊里站岗，在车厢的通过台执勤，停车的时候还要在车外爬上爬下，检查哪里钻了洞没有。另一部分在擦枪。而且政治学习、战斗条令学习总要占点时间。还有一部分不当班的人要睡觉，法定的八小时睡眠是必须保证的，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嘛。再说，拎桶去打水要跑好远的路，心里还觉得怪憋气：一个苏维埃军人凭什么要像骡子似的驮水伺候人民的敌人？有时候因为列车编组和改挂，“泽克车厢”被拖到站外（为了避人耳目）一整天，连自家红军厨房的水都没处打呢。诚然，解决办法是有的：从火车头的煤水车里舀那又浑又黄漂着机油的水，就这水，犯人们也会挺爱喝的。反正在半明不暗的包房里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们那一侧没有窗户，没有灯，只从走廊一侧透来一点亮）。还有，发水要费很长时间。犯人们自己没有缸子，有也没收了，只好用两只公家的缸子饮水。这时候你就得站在那里，舀了递，递了舀，一直等到他们喝足。（犯人们自己还立了一些规矩：什么先给没病的喝，再给害结核的，最后才给害梅毒的。好像到了下一间包房不是从头来过：先给没病的……）

好吧，这一切押解队就算都忍下了，那如果这群瘟猪灌饱了水不要求解手也行。可是结果总是这样：一天一夜不给他们水，他们也不要求解手。给一次水，就要解一次手；要是可传他们。给两次水。就要解两次。这个算盘好打，还是以不给水为佳。

舍不得让他们去解手并不是因为可惜厕所，而是因为此举责任重大，它甚至相当于一次战斗行动：需要用一名上等兵和两名列兵花很长的时间去完成。需要设两个岗，一个在厕所门口，一个在走廊的另一头，这是预防他们朝那边冲过去c而上等兵则负责一会儿推开一会儿关上包房的铁栅栏门。先放进一个回来的，再放走一个出去的。条令又准许一次放出一个人，以防他们一起冲出来，以防发生暴动。这么一来，一个人上厕所，本包房的三十个人和全车厢的一百二十个人都得等着，押解队值勤人员也得等着！“喂！喂！快点！快点！”他去厕所的路上，上等兵和列兵们不住口地朝他步喝。于是这个人便跌跌撞撞地往前冲，叫人看起来好像是跑着去从国家手里抢劫厕所里的那个窟窿。（一九四九年在莫斯科一古比雪夫的“斯大林”车厢里，一个独腿的德国人舒尔茨听懂了俄国人哈喝的意思，上厕所的时候用一条腿飞快地蹦去蹦回，引得押解队员哈哈大笑。他们要他跳得更快些。一次解手时，押解员在厕所前的过道里推了他一把，舒尔茨摔倒了。押解员火气上来，动手揍他。舒尔茨在拳打脚踢之下站不起身来，只得爬进肮脏的厕所。其他押解员看了又是哈哈大笑。）

为了防止囚犯在厕所里的几秒钟之内逃跑，也为了迅速周转，厕所的门是不关的。押解员一面站在通过台观察解手的过程，一面替你使劲：“喂！喂！……行了！行了！’审时一开头就命令你：“只许解小手！”这时候在通过台站岗的那个兵决不会允许你干别的。至于手，当然从来不是能洗的：水箱里水不够，也没有时间。只要囚犯碰一碰洗脸地水管的小塞头，押解员马上从通过台吼起来：“喂，别动，快走！”（即使难谁的行囊里装着肥皂和毛巾，也不好意思拿出来：这太像“福来儿”的傻样儿了。）厕所里面稀脏。“快点！快点！”囚犯脚上带着臭泥汤挤进包房，踩着别人的胳臂、肩膀爬到上铺去，然后两只脏鞋从三层铺耷拉下来，悬在二层铺上，往下滴水。

女犯解手时，警卫勤务条令和一般的情理都要求照样开着厕所门，但是并非所有的押解队员都坚持这一条，有的就纵容她们，对她们说：算了，关上门吧！（事后还要叫一个女犯来打扫厕所，押解员又得站在旁边防她逃跑。）

即使在这样的高速度之下，一百二十人解手也得用两个小时以上，——超过三名押解队员值勤时间的四分之一！而且反正也没有办法使他们满足！反正过半小时之后又会有个沙漏似的老头子哭鼻子要解手。当然是不会让他去的，结果他就拉在自己的包房里，这又要给上等兵添麻烦：强迫他用手收起来捧出去。

归根到底：一定要他们少解手！这意思就是——要少给水喝。吃的东西也要少给，这样他们就不会闹肚子，不会毒化空气。不然还像话吗？车厢里简直没法呼吸了！

少给水！可是规定的成鱼要照发！不给水是合理措施，不发咸鲱鱼可是渎职罪。

谁也没有存心折磨我们！押解队的行为是合乎清理的。可是我们的处境就好像蹲在囚笼里的古代基督徒，人们用盐粒洒在我们鲜血淋淋的舌头上。

同样，押解队在递解途中把属于五十八条的犯人和盗窃犯、普通犯混在同一间包房里也绝没有（偶尔的确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只不过是因为囚犯太多，车厢和包房太少，时间又太紧迫—一哪有工夫搞清这些事？四间包房中的一间要留给女犯，其余三间的人员即使要分类，也只能按照到达站分，以便于下车。

基督被钉在两个凶徒之间难道是因为彼拉多有意要侮辱他？不，正好碰上那一天要把这几个人钉上十字架，各各他只有一个，时间紧迫，于是他便被列在罪犯之中。

我甚至不敢设想，如果处于普通囚犯的地位，我可能经受到什么……押解队和递解站军官们以殷勤有礼的态度对待我和我的同伴……作为政治犯，我前去服苦役的途中是比较舒适的——在递解站，我住在和刑事犯分开的房间里，还有大车，我的一普特重的行李放在大车上……

……上面一段话，我省去了引号，这是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含意。因为使用引号不是为了表示讽刺，就是为了表示是别人的意思。现在去掉了引号，这此话听起来有些古怪，不是吗？

以上是雅库博维奇对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的描写。这本书现在已经再版，目的是用那个黑暗时代来教育今天的读者。我们从书中知道了，即使在驳船上，政治犯也有专门的舱房，在甲板上辟有专门的放风区。（《复活》里描写的也一样。局外人涅赫留道夫公爵还可以到政治犯那里去和他们交谈。）只是因为在名单上推库博维奇的姓名后面“漏填了有魔力的‘政治犯’这个字眼”（这是他的原话），他在乌斯特卡拉被“苦役督察官……当做普通刑事犯接待——态度祖鲁、骄横、放肆”。不过，事后幸运地澄清了误会。

多么难以置信的时代！在那时候，混淆政治犯与刑事犯几乎等于犯罪！刑事犯到车站去需要列队，丢人现眼地被沿街押送。政治犯则可以乘轿式马车前往（奥里明斯基，一八九九）。政治犯不吃大锅饭，而是领伙食费，由小饭馆送饭。布尔什维克奥里明斯基连病号口粮也不愿意接受，他嫌太粗劣。因为一个看守员用“你”字称呼了奥里明斯基，看守长便对他表示歉意说；“我们这里政治犯很少见，看守员不懂得……”

布蒂尔卡里政治犯很少见！……不是做梦吗？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何况那时候还没有卢宾卡，更没有列佛尔托沃呢！

拉季舍夫发配的时候戴着镣铐。时值天气严寒，解差从一个守夜人身上脱下一件“粗劣不堪的光板羊皮袄”给他披上。然而叶卡捷琳娜随即降下输旨，命令解除镣铐，把他途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派人送去。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从布蒂尔卡递解到索洛维茨的时候却戴着一顶草帽；穿着夏天的衣裳（她是夏天被捕的。她的房间从那时候起一直封着，谁也不愿意准许她从家里取出自己的冬衣）。

把政治犯和刑事狠分开——这意味着把他们看做是平等的敌手而对他们表示尊重，意味着承认人们可以持有自己的观点。照这样行事，连被捕的政治犯也会感到政治自由！

但是，由于像你我这样一类人全成了反革命，而各类社会主义者又未能保住他们政治犯的地位，从此你如果再提抗议，再反对把你——政治犯和刑事犯混在一堆，那只能引起犯人们的哄笑和看守员的困惑。“我们这里全是刑事犯，”看守员们会诚恳地回答你。

这种混合，这种惊心动魄的相遇，或者发生在“乌鸦车”里，或者发生在“泽克车厢”里。在此以前，不论在侦查中受到怎样的压迫、拷打、摧残，这全是来自蓝边帽，而你并没有把这些东西视同人类。在你的眼里，他们只是一个蛮横的机关的代表物。然而你的同监难友，哪怕他们的素养与经历和你截然不同，哪怕你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哪怕他们打了你的小报告，他们终归是同属于你在其间度过了一生的那个习惯的、罪过的、琐碎的人类。

当你被推进一间“斯大林”的包房的时候，你同样以为在这里只会遇到共患难的伙伴。你的一切敌人和压迫者都留在铁栅栏的那一边，你是木会在这一边遇到的。忽然，你抬起头来，朝中铺的正方形缺口处——也就是你头顶上的唯一的天空望去，你看见那里有三四张……不，不是人脸！不，也不是猴脸，猴脸要端正得多！你看见的是一些带着贪婪和讥讽表情的残忍邪恶的兽面。一个个像蜘蛛望着触网的苍蝇似的望着你。铁栅栏就是他们的网，这下你落网了！他们咧着嘴，好像要从旁边咬你一口。他们说话的时候发出咝咝的声音。他们觉得发出这种咝咝的声音比用有无音和辅音的语言说话更舒服。他们说的话，只有动词和名词的字尾还能听出是俄语。他们讲的是一种不可理解的隐语。

这些奇异的大猩猩类上身几乎只穿一件背心：车厢里面闷热难忍。他们的青筋绷起的赤红色的脖颈，他们的滚圆的肩肌，他们刺了花纹的黑胸脯从来没有受到狱中恶劣生活的影响。他们是一些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忽然从一个这样的脖颈下面耷拉下来一样东西——小十字架！不错，一个用细绳吊着的十字架。你愕然，你稍稍感到宽慰：他们当中有教徒，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啊！看来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但正是这个“教徒”忽然张口大骂十字架和信仰（他们骂人的时候多少说得像俄语），他伸出两根手指头，绷得挺直，分成两股叉，对准你的眼睛戳来——不是恫吓，而是真地要抠眼珠子。“你这个喂老鸹的死尸，我要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他们的全部哲学和信仰统统表现在这个抠眼珠的姿势里了。既然他们能像捏死一条粘虫一样捏烂你的眼珠子，那么你身上的和随身的东西还有什么他们能饶过的？十字架在晃动着，你用尚未被戳瞎的眼睛望着这一场野蛮已极的假面舞会，心里感到迷惑难解；你和他们之间，究竟谁已经发了疯？谁马上会发疯？

你一生养成的与人们交往的全部习惯顷刻之间被摧毁了。在你以前的全部生活中，特别是在被捕之前，甚而在被捕以后，甚而一定程度上在受侦查阶段，你用言语对别人说话，别人也用言语回答你。这些言语能产生作用，或者说服，或者拒绝，或者同意。你还记得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请求、命令、感谢。但是，你在这个地方碰上的一切都是和这些言语及关系毫不沾边的。瞧，现在这些兽面的东西派下来一名特使，这种脚色多半是一个瘪三模样的少年犯，这家伙的蛮横放肆的派头格外令人厌恶。这个小无常解开你的背囊，用手伸进你的衣袋——不是搜查，是掏腰包！从这一分钟起，你的一切已经不是属于你的，而你本人不过是裹着一些随时可以取下来的多余衣物的橡皮假人。对这条凶恶的黄鼬子，对上面那些兽面生物，根本不可能用语言解释什么，拒绝什么，禁止什么，央求什么。他们不是人类，这点你一眨眼工夫就明白了。可以做的只有一件事——揍！或者把这个小把戏狠狠地接一顿，或者狠揍～顿上头的那几个大块头的野物。

可是从下面对付上头的三个，怎么打法？尽管那个小把戏鼠头獐目，但是似乎打小孩总不大合适？只能轻轻地推开？……但是也推不得，因为他立刻就会咬掉你的鼻子，或者上头的立刻会让你的脑袋开瓢（他们自然也有刀子，不过不会拽出来，他们不想在你身上脏了刀刃）。

你瞧着四邻，瞧着难友——咱们反抗吧，或者提出抗议吧！但是所有你的难友们，你的“五十八条”们，在你之前已经逐个被洗劫过了，他们窝着腰乖乖地坐在那里。要是他们的目光避开你，那还算好，有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地瞅着你，似乎这并不是暴行，不是抢劫，而是自然现象：天要下雨，地要长草。

原因是——你们错过了时机，先生们，同志们，兄弟们！当斯特鲁仁斯基在维亚特卡监狱里自焚的时候，或者哪怕在你们被宣布为“反革命”以前，你本当猛然省悟，记起自己的身分。

而现在，你让人家剥掉你的大衣。一张缝在上衣里的二十卢布的票子被摸到了，连布片一起被扯下来。你的行囊被扔到上头去“检查”，你的多愁善感的妻子在宣判后为你出远门准备的一切全都留在那里了。他们把一支装在小口袋里的牙刷丢下来还给你……。

在三十和四十年代，不能说每一个人，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这样服服帖帖地任人宰割。（我听到过少量这样的事例：三个（年轻力壮的）人抱成一团，顶住了盗窃犯的袭击。但是他们并不维护普遍的正义，不保护身边被抢劫的人，只保护自己。他们保持着武装的中立。）怎么会搞成这样的？男子汉们！军官们！前方的勇士们！

一个人要想勇敢战斗，必须对这场战斗有所准备，要预料到它，要明白它的目的。而在这个地方，一切条件都不具备：这个人从来没有和盗窃犯打过交道，他没有预料到这场战斗，而主要的是——他原来的概念中（错误地）认为他唯一的敌人是蓝箍帽，所以完全不懂得这场战斗的必要性。他还需要受多次教育才能明白刺花纹的前胸就是蓝箍帽的屁股。他们体现着戴肩章的人们从来不说出声的“今天你该死，明天才是我！”的这句启示。新犯人想把自己认为是一个政治犯，也就是说认为自己是和人民站在一边，而国家是站在他们对立面的。这时出乎他的预料地有一群手脚麻利的鬼怪从后面、从侧面向他袭来。结果一切界线都混淆了，明确的概念变得粉碎了。（这个囚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集中精力思考，才能弄清楚原来这群鬼怪跟狱吏们是一鼻孔出气的。）

一个人要能够勇敢战斗，需要感觉到背后有庇护、侧翼有支持、脚底下有大地。一个“五十八条”犯人丧失了这一切条件。经过政治侦查的绞肉机以后，人的肉体被摧毁了：他忍受过饥饿和困乏，在禁闭室挨过冻，被毒打得瘫卧在地上。但是何止是肉体？他在精神上也被摧毁了。人们一再向他解说并且证明给他看：他的观点，他一生的作为，他与人们的关系，一概都是错的，因为它们导致了他的毁灭。在法庭的机房里碾碎以后抛出来、交付押解的那一团人肉里面剩下来的，仅仅是求生的欲望，而没有丝毫的理解力。彻底摧毁和彻底隔绝——这就是对五十八条案件侦查的任务。必须使被判罪人懂得，他们在外面最大的罪过就是企图绕过党组织和工会的负责人或行政领导，以某种方式擅自联系或结合。在监狱里这发展成为对任何集体行动的恐惧：两人提出同一内容的申诉或者两人在同一张纸上签名。这些从此永远打消了搞任何联合行动的念头的假政治犯们，现在是不准备联合一致对抗盗窃犯的。他们也根本想不到在车厢和递解站里要携带武器——小刀或短锤。第一，要它干什么？对付谁？第二，你若是使用了它，你头上的凶险的五十八条的大帽子是一个加重情节，再审时你可能得到死刑判决。第三，在使用它以前，如果在你身上搜出刀子，你受的惩罚将不同于盗窃犯：他携带对子，那是淘气。传统、觉悟低；你带刀子，就是恐怖行动。

最后，根据五十八条坐牢的人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是一些温顺的人（常常是老人、病人），一辈子动口不动手，现在仍和以往一样是不适宜动拳头的。

可是盗窃犯们却没有经受过这样的侦查。对他们的全部侦查只包括两次讯问，再就是一次马马虎虎的审判，一个短暂的刑期。就连这样的刑期他们也无需服满。他们是能提前出去的：或者是大赦，或者自己逃跑了事。即使在侦查期间也没有人剥夺一个盗贼享用外面送进来的牢饭的权利——这是万逍遥法外的同伙们送来的丰富的食物。他一天也没有掉膘，一天也没有衰弱。在押解途中他也能靠敲诈“福来儿”补充点油水。盗窃和抢劫的刑事条款对于他不仅仅毫无压力，相反，他以犯这种罪为骄傲——他的这种自豪感得到所有蓝肩章、蓝滚边的首长们的支持：“没有什么。虽然你是强盗、杀人犯，但你不是叛国分子，你是我们的人，你是能改正的。”盗窃罪的律条里没有第十一项——“组织”。盗贼的组织是不遭禁止的。干吗要禁止？让它帮助促进我们社会如此需要的集体主义感情不好吗？搜缴他们的武器也只是做戏。不会因为携带武器而惩罚他们。他们的规则是受到尊重的（“他们非这样不行”）。杀人犯在监室里又杀了人，非但不会延长刑期，反而会给他增添光彩。

这一切确有很深的根源。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指责，无非是说它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和情绪变化无常。而斯大林对盗贼则一向偏爱——是谁替他抢劫银行的？早在一九0一年他的党内和狱中的同志们就曾指责他利用刑事罪犯对付他的政敌。从二十年代起还产生了一个颇为奉承的术语：社会亲近分子。马卡连柯也有同样的论点：这类人是可以改造的。（按照马卡连柯的看法，犯罪的根源只能是“反革命的地下活动”。）那一类是不能改造的，那就是工程师、神甫、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

既然没有人管束，为什么不偷盗？三四个结伙横行的盗窃犯就能对几十名吓怕了压垮了的假政治犯称王称霸。

有首长们的赞许。以先进理论为依据。

但是，即使不用拳头进行反击，受害者为什么不上告呢？任何声音走廊里都是能听到的。押解队的士兵们正在栅栏外面慢悠悠地来回走动。

这的确是个问题。每一个响声，每一声嘶哑的哀告都能听到，而押解员照旧来回踱他的步子——为什么他不来干涉？离他一米之遥的昏暗的洞穴——包房——里正发生一件枪案，为什么国家的卫士不出来干涉？

仍是同样的原因；他也被灌输了这种理论。

更甚于此的是，对盗窃犯实行了多年的优待之后，押解队本身也在朝这个方向演变。押解队本身变成了盗贼。

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也就是盗窃犯最猖狂，对政治犯欺压最深重的十年，谁也想不起押解队制止过一次在监室、车厢、“乌鸦车”里对政治犯的抢劫。相反，人们会告诉你押解队收受盗贼赃物并供给他们伏特加、（比口粮高级的）食物、烟草作为交换的大量事例。这类例子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

毕竟押解队的中土也是一个穷光蛋：武器、背卷、饭盒、士兵口粮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要求他押解一个穿着贵重皮大衣或铬鞣皮靴、提着一包城里的阔气东西的人民敌人而且还要他容忍这种不平等现象——这未免太残酷了。夺取这些奢侈品不也正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吗？在这方面还能有什么别的准则？

一九四五——四六年，当时犯人们不是来自什么别的地方，而是川流不息地从欧洲涌来。他们身上穿的，行囊里装的都是欧洲的稀罕物件，连押解队的军官们也抗不住了。他们的职务使他们躲开了火线，可是也使他们失去了在战争末期捞取战利品的机会——你说这公平吗？

在这种情况下，押解队把盗窃犯和政治犯掺混在一起已经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仓促，不是因为空间不够，而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盗窃犯们也不辜负他们苦心：衣物从“海狸”身上剥下来，转手就进了押解队的箱子。

但是，如果海狸们已经装进了车厢，列车已经开动，而盗贼却一个没有，嗯，干脆一个也没有装上车，今天沿线哪一站都没有遣送盗窃犯，那该怎么办？这种情形也听说有过几次。

一九四七年押送一批外国人由莫斯科去弗拉基米尔中心监狱服刑。第一次打开箱子就显出他们有贵重物品。这时押解队亲自动手在车厢里有条不紊地挑拣东西。为了防止遗漏，他们把犯人们脱得精光，叫他nl坐在厕所附近的地板上，押解队仔细地翻看和挑拣他们所有的东西。押解队没有考虑到，这批犯人不是去劳改营，而是送往一座正经八百的监狱。到达目的地，科尔涅也夫提出一份书面申诉，描写了全部经过。那支押解队被找回来了，对他们进行了搜查。查出了一部分东西归还了原主；没有查出的，给了赔偿。据说押解人员分别判了十年至十五年。不过这类事情没法核实，况且他们犯的是盗窃罪，在监狱里是蹲不长的。

然而这是个例外的事件。那个押解队长如果及时克制一下自己的贪欲，本来会明白，这种事顶好不要亲自沾手。下面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事例，正因为简单，所以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一节从莫斯科开往新西伯利亚城的“泽克”车厢里（A·苏济正好在这节车里被送解）正巧一个盗窃犯也没有。旅程很长；当时的“斯托雷平”是慢慢爬的。押解队长一点不用着急，他选好了适当的时间，宣布进行搜身，让犯人单个地带东西到走廊里来。被叫到的必须按狱规脱光衣服，但是搜身的真实用意并不在此，因为被搜过的人又回到自己原来的挤得满满的包房。随便什么刀子、什么违禁品都能在同房犯人中转手。搜身的真正意图是对全部私人物品——身上穿的，袋里装的——进行摸底。押解队长（军官）和他的助手（中土）站在这些口袋旁边，他们对于长时间的搜身一点不感到厌烦，始终摆出一副傲慢的一本正经的神气。罪恶的贪欲禁不住要冒到外面来，但是军官以假装的冷漠将它按捺下去。他的处境如同一个老色鬼，眼巴巴地瞧着一些小姑娘，可是顾忌在场的旁人，对小姑娘们本身也有所顾忌，不知道该怎么样下手。他是多么需要几名盗窃犯啊！但是这批犯人里偏偏没有。

犯人里没有盗贼，可是有一些被监狱里的盗贼气氛熏染了的人。要知道，盗贼的榜样有教育作用，是会引起人们效仿的：它指出监狱中有一条轻巧的生路。两个不久以前的军官——萨宁（海军）和梅列日科夫——同关在一间包房里。他们两人都是“五十八条”，但目前已经转向了。萨宁在梅列日科夫的支持下宣布自己是本包房的室长，他通过押解员请求队长接见。（他看透了队长的傲慢神气，猜出他需要一名拉纤的！）这是破天荒的事，可是萨宁真地被叫出去了，而且在什么地方进行了交谈。另一间包房里的什么人也学着萨宁的榜样求见队长。那家伙也被接见了。

第二天早上发面包，不是按当时解犯口粮标准每人发五百五十克，而是二百五十克。

口粮发完了，开始有人小声埋怨。有埋怨，可是因为害怕“集体行动”，这些政治犯没有人出来说话。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声问发口粮的：

“首长公民！这口粮是多少分量？”

“该多少就是多少。”回答他说。

“我要求重新过秤，否则我不接受！”那个不要命的人高声宣布。

整个车厢鸦雀无声。许多人拿着口粮不往嘴里放，他们等着，说不定连他们的也会给重新过秤。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清白无假的军官走了过来。在一片静默中，他的话更加沉重地、更加不可抗拒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是谁在这里发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言论？”

众人的心都不跳了。（有人会反驳说，这不过是很普通的手法。狱外随便一个小头头都把自己宣布为苏维埃政权，谁会去跟他当真呢！但是对于那些吓怕了的人，对于那些被定了反苏活动罪的人，这一手还是比较吓人的。）

“是谁在这为口粮发动暴乱？”军官咬定不放。

“中尉公民，我只是想……”那个闯下了大祸的造反者已经在为自己辩解了。

“啊，是你？畜牲！是你不喜欢苏维埃政权吗？”

（为什么要造反？为什么要争执？难道把这一小块口粮吃下肚子，忍过去，不吭气，不是简单得多？瞧现在“卡脖”了……．

“臭死尸！反革命！应该把你这小子在绞架上过过秤，你还要给口粮过秤？！苏维埃政权供你吃，供你喝，你这毒蛇还不满意？知道你干的事该怎么处理吗？……”

对押解队一声命令：“带出来！”铁锁哐啷一响。“出来，手背过去！”倒霉蛋被带走了。

“还有谁不满意？还有谁要过秤的？”

（还以为能把问题讲清楚吗？还以为只要告到上头，说只发了二百五十克，人家就会相信你说的而不相信中尉说的发足了五百克吗？）

对于挨过痛打的狗，只要拿根鞭子给它看看就行了。其他的人全都表示没有意见。于是这种惩戒性的定量就成为这趟漫长旅程的固定口粮标准。砂糖也从此停发——押解队留下了。

（这件事发生在辉映我国史册并将供后人长期研究的取得对德、日的两大胜利的那个夏天。）

饿了一天、两天，人变得稍微聪明了。萨宁对本包房的人说：“伙计们，听我说，咱们这样下去都得完蛋。谁有好东西，拿出来吧，我去换吃的给你填饱肚子。”他满有把握地收下一些东西，回绝一些东西。（有人不愿意拿出来——那就随他的便！）然后，他提出要和梅列日科夫一起出包房。怪事——押解队竟放他们出去了。他们带着东西朝押解队的包房走去，从那儿带回来切成薄片的面包和马合烟。这是从每间包房一天的口粮中克扣下来的七公斤面包的一部分，不过现在不是均分给全体，而是只分给交出东西的那些人。

这完全是公公道道的事：他们不是全都表示过对减少的口粮没有意见吗？从另一方面说也公道，因为人家交出的东西多少也值几个钱，总得付点报酬才是。从长远看来也公道：须知这些东西对于劳改营是过分高级了，在那里反正都会被没收或者偷光。

马合烟可是押解队自己贡献的。当兵的拿出自己珍贵的马合烟和犯人们分享。但这也是公道的，因为他们也吃掉了犯人的面包，用掉了他们的砂糖（这种好东西敌人不配吃）。最后还有一件公道事；萨宁和梅列日科夫虽然没有拿出东西，可是捞到的好处比拿出东西的主儿还多——那是因为没有他俩这项交易就办不成。

人们在昏暗中拥挤地坐着，一些人嚼着属于身旁的人们的面包，而那些人眼睛盯着他们。押解员不让犯人单个地借火，两个小时只给点一次烟——那时整个车厢里烟雾腾腾，好像着了火。那些起先舍不得拿东西的人现在后悔没有交给萨宁，这时求他收下他们的东西，但是萨宁表示——等下回再说吧！

如果不是战后那几年的拖拖拉拉的列车，拖拖拉拉的“泽克车厢”，不是一会儿换挂，一会儿被甩在车站上，这次行动就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和如此彻底。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那一段战后时期，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惹人眼馋的东西。走了一个星期才到古比雪夫—一整整一个星期国家每天只发给二百五十克面包讲过这已经相当于双倍的围困时期的口粮），再加上一条风干鲜鱼和白水。其余的面包要用自己的东西去赎买。很快就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状况，押解队已经很不愿意收受东西，他们开始桃三栋四了。

他们被押进了古比雪夫递解站，洗了个澡，按原来的编队带回原来的车厢。一支新派来的押解队接收了他们。但是办理交接的时候，显然已经把搞东西的妙诀传授给下一班。于是那条赎买自己口粮的规矩又恢复了，直到新西伯利亚城。（不难设想，这条感染力极强的经验一定在各押解大队得到迅速的推广。）

在新西伯利亚城下车以后，叫他们在两条线路中间的地面坐下，来了一个没有见过的军官。他问：“对押解队有申诉没有？”大家茫然，没有人答话。

那头一个押解队队长的算盘打准了。

“泽克车厢”的乘客还有一点不同于列车里的其他乘客：他们不知道列车的去向，不知道他们该在哪一站下车。因为他们没有车票，也看不见车厢外挂着的那块站名牌。在莫斯科，让他们上车的地方有时离月台老远，连他们当中的本市人也认不出这是八个火车站中的哪一个。囚犯们在恶臭和拥挤的车厢里等待调车头，一等就是几小时。瞧，它来了。它把“泽克车厢”拉去挂在已经编组好的列车上。如果是夏天，会传来车站广播室的喇叭声：“由莫斯科开往乌发方面的列车在第三股道发车……由莫斯科开往塔什干方面的列车在第一站台上车……”这说明是喀山车站。熟悉“群岛”地理及其线路的行家们开始向同伴们讲解：沃尔库塔、伯朝拉都排除了，去那两个地方要从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出发；基洛夫、高尔基劳改营也排除了。

荣誉的麦捆里也会掺杂进莠草。但这仅仅是莠草吗？毕竟没有什么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劳改营——却有高尔基劳改营，而且是怎样的魔窟啊！此外还专门有一座“以马克辛·高尔基命名的”苦役金矿（距离艾尔根四十公里）！是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同志，以您的心和您的名义……”假如敌人不投降，就……，你说出了一个满不在乎的字眼，可是瞧吧——你已经不再是文学界中的人了……

莫斯科从来不往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方向送犯人，那些地方连自己的犯人也盛不下了。我们再听听。乌发方面已经发车，我们的没有动。塔什干的走了，我们还停着。“由莫斯科开往新西伯利亚城方面的列车离开车时间还有……，请送旅客的同志们下车……旅客们，请把车票准备好……”开动了。是我们的！这能证明什么呢？暂时不清楚。伏尔加中游为我们准备着，南乌拉尔也为我们准备着。哈萨克斯坦的杰兹卡兹甘铜矿等着我们。等着我们的还有泰谢特的枕木浸制厂（听说那里的杂酚油会浸入皮肤和骨头，它的蒸气会充满肺叶——这就是死亡）。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苏维埃港都在为我们准备着。科雷马是我们的。诺里尔斯克也是我们的。

如果是冬天，车厢封死了，听不见广播喇叭；如果押解班子又是严守条令的——你也不会听到他们谈论解送的路线。那么，就这样出发吧。让我们在人体的夹缝里，在车轮有节奏的隆隆声中睡去吧——也不知道明日窗外将出现的是森林还是草原（我指的是走廊一侧的窗外）。睡在中铺上的人，通过栅栏、走廊、双层玻璃以及窗外的又一道栅栏，总算还能看到站内的几股侧线和在列车外飞逝的一小块空间。如果玻璃上没有结冰，有时还能认出站名——什么阿甫修宁诺或者翁多尔之类。这些车站在哪儿？……包房里没有人知道。有时候根据太阳可以判断我们这是往北还是往东。或者，在一个叫做什么图番诺沃的小站上，一个衣着破烂的普通犯被推进你们的包房。他会告诉你，他这是被押到丹尼洛夫市去受审。他担心会给判上一亩年。据此你们就能知道昨天夜晚通过了雅罗斯拉夫尔，同时这表明途中第一个递解站将是沃洛格达。这时候包房里必然会出现一些百事通，他们将板起面孔拿腔拿调地学说一遍那句有名的俗语：沃洛格达的押解队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学着北方人的口音，把每一个“O”字都念成重读。

光知道方向仍然等于一无所知；你们前面的那根细线上结着许许多多的小疙瘩，那就是一个一个的递解站，在任何一个站上都可能让你们拐弯。无论乌赫塔，无论因塔，无论沃尔库塔你都不喜欢，可是你以为五0一工程——穿过西伯利亚北部的冻土带铁路——比别处甜一点吗？告诉你，它比哪儿都糟。

战争结束五年以后，囚犯的各条水流终归流进了河床（或许仅仅是因为内务部扩大了编制？）。部里对数以百万计的积案进行了清理，从此每个犯人随附一包装在密封纸袋里的监狱档案，纸袋上专门为押解队做了一个切口，把押解路线露在外面。（除了押解路线，让押解人员知道更多的事情是没有好处的；档案内容对他们可能起腐蚀作用。）如果你躺在中铺上，又会倒着认字，当中士正好在你旁边停留的时候，也许你能碰巧窥认出谁谁将押往克尼亚日-波戈斯特，而你则是去卡尔戈波尔的。

唉，现在心里更增加了烦恼！——卡尔戈波尔劳改营怎么样？谁听说过？那儿的一般作业是什么活儿（有些一般作业是要人命的，有的稍轻一些）。那儿是个阎王殿？不是吗？

你怎么搞的，怎么出发时慌里慌张地没有给家里人捎个信？他们这会儿还以为你仍是在图拉附近的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劳改营里呢。如果你确实很心急，又确实很灵活，也许你能完成这个任务：谁身上或许藏着一厘米长的一截铅笔芯，谁或许有一张揉皱了的纸片。小心别让走廊上的押解员发现。（可是又不许脚朝走廊躺着，只许头朝走廊。）你弯曲着身子，脸扭向另一边，在车厢的晃动中给家里人写封信吧。告诉他们你突然被从原地提走，现在正在途中，到新地方以后可能一年只准写一封信，叫他们有个准备。你把信叠成三角形，上厕所时带去碰碰运气：说不定正好在进站前或刚一出站后让你们去解手，说不定押解员会在通过台打瞌睡，这时赶快踩踏板，找开下粪洞，用身子做掩护，把信捅进洞口！它会沾上尿和粪，但是可能通过洞口掉在轨道中间。甚至可能干干净净地蹿出去，被车下的气流卷起，打着旋儿落到轮子下面或者竟能躲过轮子而飘到路基的堤坡上。也许它将永远留在这里，直到来一场雨，下一场雪，直到它碎烂。也许会被人的手拣起。如果碰上这个人不是思想进步的，他会把地址写清楚，把字迹描整齐，或者另装一个信封。——瞧，这封信兴许就能收到。这种信有时确有送到的——盖着欠资戳，磨破了，泡湿了，揉皱了，但是传来了清晰可闻的痛苦的心声……

但更好是——你们要尽快地不要再当这种所谓的“福来儿”——可笑的新手、冤大头、牺牲品。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你们的信寄不到。就算寄到了，也不会给家里带去欢乐。既然你们进入了这个史诗的国度，就不要再用小时和昼夜衡量你们的生命。这里的进来和出去间隔着几十年、四分之一世纪。你们永远回不到你们原来的世界！你们越快地习惯于没有家，家里人越快地习惯于没有你们，那就越好，越轻快。

尽可能少有东西，免得为它们担惊受怕。不要有手提箱，省得押解队在车厢门口把它砸烂（每间包房要装二十五个人，你处在他们的地位能想出什么别的法子？）。不要有新皮靴，不要有式样新颖的便鞋，不要有毛料外衣：这些东西或在“泽克车厢”里，或在“乌鸦车”里，或在递解站的接收室里，反正都会被偷光、拿走、抢光和换掉。自己拱手交出去——屈辱将啃啮你们的心。让人家动武抢去——你们要为自己的财物落得嘴角流血。这些厚颜无耻的嘴脸，这种侮弄嘲笑的架势，这些两条腿的畜类令你厌恶——但是因为拥有私产并且为了它们浑身发颤，你们不就丧失了观察和理解这类现象的难得机会吗？你们以为基普林和古米列夫彩笔描绘的那些海上走私贩、海盗、伟大的私掠船船长不是跟他们一类的盗贼吗？他们正是这类人……在罗曼蒂克的文学画面里他们是令人神往的，为什么在这里却令你们厌恶呢？

也要理解他们！监狱就是他们的老家。不论当局怎样慰扰他们，不论怎样减轻对他们的惩罚，不论怎样对他们实行大赦——内在的命运引导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这里来……。群岛立法的第一个字不就是为他们而写的吗？在我国，私有权即使在狱外也曾一度被有效地取消了（后来取消者本人也爱上了占有）—一为什么在监狱里反倒要容忍它？你手脚太迟缓了，你没有及时地吃掉你的咸肉，你没把砂糖和烟草与朋友们分享——现在盗窃犯们便来翻你的行头，以便纠正你道义上的错误。丢给你一双穿烂了的鞋窝子，换走你的样式讲究的长筒靴。用一件油污的旧褂子换走你的绒绒衫。这些东西在他们手里也呆不久：你的靴子只能顶五次牌局的输赢。绒线衫明天就转手出去换一公升伏特加和一串香肠。一天以后他们将和你一样一无所有。这是热动力学的第二定律：一切差别都趋向均衡，趋向消失。

勿有！勿有一切！佛陀、基督、斯多噶学派、西尼克学派都这样教导我们。贪心不死的我辈为什么总是不能领悟这个浅显的教诲？我们不理解财产将毁灭我们的灵魂吗？

既然发了一条成鲜鱼，就让它捂在你的衣兜里直到下一个递解站吧，省得在车上央求喝的。一次发给了两天的面包和砂糖吗？那就一次吃掉吧。这样谁也偷不走了，省心了。你就会像天上的小鸟一样自由自在。

要拥有那些你永远可以随身携带的东西：要懂得各种语言，要了解各国情况，要知道各种人，让记忆成为你的行囊。记住一切！记住一切！只有这些痛苦的种子也许会有一天萌动和发芽。

向四周看看吧——人们在你周围。也许你今后的一生将时常回忆起其中的一个，并且将因为没有抓紧机会问清他的经历而追悔莫及。自己少说些——听到的会更多。无数人的生命的缕缕细丝从群岛的一个岛屿伸延向另一个岛屿，它们仅仅在一夜之间，在这样的隆隆作响的半明半暗的车厢里面交织，然后便永远分离。倾听它们微弱的嗡嗡声和车厢下面节奏均匀的撞击声吧——须知这是生命的纺锤在嗒嗒地转动。

有什么希奇古怪的故事在这里听不到！有多少令人捧腹的笑话！

请看栅栏旁边那个好活动的年轻法国人。他为什么老在那儿打转？他对什么那样惊奇？去对他解释解释！同时不妨详细问问他是怎么进来的。有一个人懂法国话，于是我们知道了：他叫马克斯·桑代尔，法国士兵。他在外面——他的甜蜜的法兰西——的时候也是这么爱到处钻，好奇。人家客客气气地告诉他，不要在俄国遣返中转站旁边打转，可他偏赖在那儿不肯走。这时候俄国人便请他喝酒，过了一会儿他就不记事了。等他醒来，已经躺在飞机舱内的地板上。他发现自己穿着红军制服，押解员的皮靴踩在他身上。他们现在宣布判了他十年劳改。这……当然一定是一场恶作剧，将来能解释清楚的，是吗？哦，是的，亲爱的，能搞清楚，等着吧1（后来他在劳改营里又被判刑，二十五年，一九五七年才从奥泽尔拉格获释。）这类事情在一九四五——四六年不算希奇。

以上是法俄故事，再请听一个俄法故事。不，哪里！应该说是一个纯俄国的故事，因为除了俄国人谁能捣得了这种乱？我国历史上各个时代都出现过一些“容纳不下的人”，如像苏里科夫画中的别廖佐沃的小屋容纳不下的缅希科夫那样的人。这位伊万·柯维尔钦科虽是个中等身材的精壮汉子，但仍然是哪里也容纳不下的。原因是小伙子长得白里透红，像牛奶里滴了血，偏巧魔鬼又在里面搀进了烧酒。他挺爱聊自己的事迹并且拿自己逗乐。他说的那些故事可以称为珍品，真值得一听。诚然，你好长时间也猜不出，他究竟是为什么被捕的？为什么算是个政治犯？不过也用不着把“政治犯”这块牌子当作什么光荣标记。拿什么耙子把你楼进来不都一样吗？

谁都知道是德国人而不是我们偷偷地准备搞化学战争。所以，不知是军需部门哪几个笨蛋的过失，我军从库班溃退时在某地机场上留下了大堆的化学炸弹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德国人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制造一场国际丑闻。这时，上级给克拉斯诺达尔出生的柯维尔钦科上尉配备了二十名伞兵，空投到德军后方。任务是把这些极为有害的炸弹全部埋进土里。（读者已经猜到下文并且打起哈欠来：后来他被俘了，现在是叛国犯。可是你们一丁点儿也没有猜对！）柯维尔钦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带着二十号人无一损失地穿过火线回到了我方，被提名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

但是报批手续一两个月才能办完。而且，如果连这“英雄”的称号也装不下你，又该怎么办？“英雄”称号一般都是授给那些军事政治皆优的乖孩子的。而你的灵魂却像是发生了火灾，必须马上灌进点什么，可是又没有什么可灌。这该如何是好？既然你是全苏联的英雄，那些龟孙子们难道还舍不得多给你一升伏特加？尽管柯维尔钦科当真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卡利古拉，他也骑着马登上了市军管会的二楼。他对城防司令说：喂，发给我点伏特加！（他觉得采取这个方式比较神气，像个英雄，不容易拒绝。）他是因为这个被抓起来的？不，哪里话？因为这事，他从英雄降格为红旗勋章荣膺者。

柯维尔钦科太需要喝，可是伏特加哪能老有？非动脑筋不可。在波兰，他阻止了德国人炸毁一座桥。他于是觉得这座桥好比是他的私产。我方军管当局到来之前，他向波兰行人和车辆收缴过桥费：要不是我，你们这座桥早没了。杂种们！他收了一天一夜的过桥费（酒钱），干腻了。老在桥头上戳着也不是事儿——柯维尔钦科大尉向当地波兰人提出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把这座桥从他手里买过去。（是为这事坐牢的？不是。）他要价不高，可是波兰人抠门，凑不齐份子。大尉先生丢下桥不要了。见他妈的鬼，让你们免费通过吧！

一九四九年他在波洛茨克担任伞兵团参谋长。师政治部对这位柯维尔钦科少校很伤脑筋，因为他的政治学习一塌胡涂。一次他要上头给他写一份进军事学院学习的鉴定。发下来以后，他看一眼就甩在桌子上；“带这号鉴定我甭去军事学院了，还是去投奔班杰拉吧！”（是为了这个吗？……这件事本来足可以让他蹲上十年，可是躲过了。）再加上他这时候又批准了一个士兵的不合法的假期，他本人又酗酒开车，撞坏了一辆卡车。为此总共处罚他十……天禁闭。担任看守的是他手下的兵，他们对他十分爱戴，放他从禁闭室出来到村子里去逛。这种“禁闭”本来是可以忍过去的，可是政治部又拿法庭吓唬他！柯维尔钦科这下子可恼了：噢，原来这样；埋炸弹——伊万，去吧！为一辆破中吉普就要你坐牢？夜间他爬窗跑掉，到了德维纳河边。他知道一个朋友在那里藏了．一艘摩托艇。他驾上开走了。

原来他并不是一个健忘的酒鬼：政治部对他的种种损害他统统要报复。他在立陶宛弃船上岸，跑去请求立陶宛人：“哥儿们，带我去找你们游击队2把我收留下来吧，你们不会后悔的。咱们一块把他们搞个底朝天！”但是立陶宛人认定他是当局派来的。

伊万衣服里缝着一张银行信用证。他买了一张去库班的车票。然而火车快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在餐车里已经喝迷糊了。走出车站，眯缝着眼看了看莫斯科，对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说：“拉我去大使馆！”“去哪一个？”“管他妈哪一个，随便！”车开到了。“哪一国的？”“法国。”“好吧！”

也许是他的思路发生了混乱。去大使馆的意图原来是一样，现在又是一样。可是他的机灵劲和体力丝毫没有减弱；他没有去惊动使馆大门口的民警，而是悄悄溜进一条小街，翻过两人高的光滑的围墙。在大使馆院子里面比较顺利：没有人发觉或阻拦。他走进大楼，经过一间又一间的屋子，看见一个摆好食物的饭桌，桌上东西很多，但是他最希罕的是梨。他特别嘴馋，把军装上衣和裤子的口袋都塞满了。这时主人们进来吃晚饭。柯维尔钦科先发制人，朝他们大喊一声：“哎，你们这些法国佬！”他猛地想起一百年以来法国人一件好事也没有做。“你们为什么不闹革命？你们干吗要把戴高乐拉上台？还要我们把库班的小麦供你们吃？办一不一到！！”法国人吓错了：“您是什么人？您是哪儿来的？”柯维尔钦科马上有了生意，拿出一副适当的腔调说：“国家安全部少校。”法国人不知所措地说：“不管怎么说，您不应该闯进来。您有什么事情？”“我来X你祖宗！！”柯维尔钦科这句话已经是开门见山，打心眼里说出来的了。他在法国人面前又耍了一阵无赖，忽然听到隔壁在打电话报告他的事。他的头脑还是足够清醒的，开始撤退。可是口袋里的梨一路往下掉，屁股后头传来一阵阵的耻笑声。

然而，他不仅仅还有力气安然无恙地走出大使馆，而且还能继续往前走。第二天早晨他在莫斯科的基辅车站醒来（大约是想去西乌克兰吧？），紧接着就在这儿被逮住了。

侦查过程中，他遭到阿巴库莫夫亲手毒打，脊背上的伤痕肿起一巴掌厚。部长摸他当然不是为了偷梨，也不是为他对法国人义正词严的叱责，而是要他招供：受什么人收买？什么时候收买的？刑期自不待言是二十五年。

这类故事有很多，但是跟其他车厢里一样，到了夜间，“泽克车厢”里也沉寂下来。夜间不会发鱼，不会给水，也不会让解手。

这时候，也和其他车厢一样，充满车厢的是车轮的均匀的咔哒咔哒的撞击声，它丝毫不破坏车内的寂静。这时候，如果押解员又离开了走廊，三号包房里的男犯就可以和四号包房的女犯小声对话。

在监狱里和女犯对话——是异乎寻常的。它带着一种崇高的意味，即使所谈的只是律条和刑期。

有一次，这样的对话进行了一个通宵。情况是这样的：它发生在一九五0年的七月，女犯包房里只有一名乘客。她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莫斯科医生的女儿，根据五十八-10判的刑。男犯的包房里传出一阵嘈杂声：押解队把三间包房里的全部男犯赶进两间（每间塞进多少人，就不用问了）。接着，带进来一个完全不像囚犯的罪人。第一，他没有剃光头。他的波浪式的浅黄色头发——是真正的卷毛——挑衅地覆盖着他的优美而硕大的头颅。他年轻、仪态端庄，穿着一身英军制报。押解员带他通过走廊的时候，显出恭敬的样子（写在他的档案袋上的训令使押解队有点发怵）——这一切情景那个姑娘全看在眼里。可是那个人却没有看见这个姑娘（后来他多么惋惜！）。

根据乱轰轰的人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姑娘判断出这是专为这人腾出一间包房，就在她隔壁。显然是不许他和任何人来往。因此她更有意要跟他交谈。包房之间是不能看见的，但是车内寂静的时候可以互相听到。傍晚，车厢里安静下来了。姑娘在长椅上紧挨着栅栏坐下，低声向他打招呼（也许是起先轻声唱歌。这个举动本应受到押解队的惩戒，但是押解队睡觉去了，走廊里没有人）。陌生人听到招呼，按她教的办法，也坐到同样的地方。现在他们背靠背坐着，紧贴着一层三公分厚的隔板，二人的嘴对着板壁的边缘，让声音穿过栅栏，悄悄地对话。他们的头和嘴唇挨得这样近，好像是在接吻，但是他们彼此不仅不能接触至u，连看一眼也是办不到的。

艾里克·阿尔维德·安德森听俄语的能力已经满过得去，讲话还有许多语病，不过基本上能够表达意思。他向这位姑娘介绍了自己奇异的经历（我们会在递解站里听到）。姑娘也把一个触犯了五十八河0条文的莫斯科女大学生的简单经历告诉了他。但是阿尔维德听得入神，他向这女孩子提出了好些有关苏联青年，苏联生活的问题。他所听到的和他以前从西方左翼报刊上以及他本人对苏联的正式访问中所了解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们谈了一个通宵。对于阿尔维德说来，这一夜一切都汇合在一起了：一个生疏的国度里的奇特的囚犯车厢；永远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回响的夜行列车的有节奏的咔哒咔哒的响声；姑娘的优美动听的嗓音、她的低语、她的近在耳旁的呼吸——近在耳旁，可是连看她一眼也不能够啊！（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听见过女人的声音。）

通过这位不可见的（而且可能是，而且当然一定是很美丽的）姑娘，他这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声音整整一夜向他讲述着真情。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初次了解，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在早晨他还将透过车窗看到俄罗斯的暗黑的草房顶——并将听到一位隐身的讲解员的凄切的低语。）

是的，这一切就是俄罗斯：旅途中放弃申诉的囚徒，“斯大林”包房隔墙那边的姑娘，回房睡觉的押解队，衣兜里掉出的梨，掩埋起来的炸弹，登上二楼的马。

“宪兵！宪兵！”囚犯们欢喜地叫起来。他们高兴的是，下一段路程将要由宪兵押送，不用押解队了。

我又忘了打引号。以上的话是柯罗连科亲自说的。诚然，我们见到蓝箍帽的时候并不欢喜，但是如果你乘“泽克车厢”遇上了钟摆，无论见到谁都会高兴。

普通旅客在一个中途小站上车是需要一点本事的，可是下车有什么了不起？——先把东西甩下去，再往下跳就是了。而囚犯则大不一样。如果当地监狱的警卫队或者民警不来接车或者来迟了两分钟——得！列车开动了，这个作孽的囚犯就被拉向下一个递解站。如果真有个递解站把你接收下来，那还算好，又重新会发给吃的。但有的时候一直把你拉到这条路线的终点站，他们让你在空车厢里干等十八个小时，装上新犯人以后，再把你往回拉。到达原先那个车站的时候可能又没人来接，你又进了一条死胡同，又得在另一头坐等。要知道这整个期间是不给你供应伙食的！要知道你的口粮只开到第一个递解站。当地监狱马虎了，会计室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已经转到图龙监狱的账面上去了。押解队没有义务拿自己的面包喂你。他们能把你这样晃荡六个来回（有过的！）：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到你在图龙的月台上终于看到了蓝箍帽，恨不得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我的心肝宝贝，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在“泽克车厢”里两天时间就能把你拖得精疲力尽，气都喘不过来，浑身麻木。所以途中遇到大城市，你自己也不知道哪样好：是再受点罪，快点到达目的地，还是放出去进递解站，稍微松快一下。

但是你瞧押解队忙碌和奔跑起来。他们穿好军大衣走出来，用枪托敲打地板。这表示他们要全体犯人下车。

他们先在车门踏板前面围成一个圆圈，你刚一从踏板上掉下去、摔下去或滚下去，他们马上从四面八方震耳欲聋地朝你齐声吼叫（这是专门训练出来的）：“坐下！坐下！坐下！”几个人同时朝你喊，又不让你抬头看，这种手法具有很强烈的效果。好像在挨炮轰的情形下一样，你不由自主地龇牙咧嘴，手忙脚乱（你忙着到哪里去？），低低地弓着身子，赶上先下车的人们，和他们坐在一堆。

“坐下！”是一个很明确的口令，可是如果你是个初来乍到的，你还不明白它的意思。在伊万诺沃车站的待避线上，我听到这个口令的时候，正抱着手提箱（如果箱子不是在劳改营里做的，而是外面的产品，它的提手总要拽断，而且总是在最要命的时候）往前跑。我终于把箱子放到了地上，也没有看别人是怎么坐的，就在箱子上面坐下了。我的军官大衣还不太脏，下摆还没有剪短，总不能穿着它坐在枕木上，或者坐在浸透臭油的沙子上吧！押解队队长——红润的脸蛋，厚实的俄罗斯面型——大步跑来，我都没有来得及弄明白他这是为什么，要干什么，就见他显然是要用那只神圣的大皮靴惩办我的罪大恶极的脊背。可是不知是什么阻止了他，——他竟然不可惜那擦得担亮的靴尖，朝我的箱子猛增一脚，戳破了箱盖。“坐一下！”他给了一句解释。这时我才忽然发现我像一座塔似地矗立在四周的犯人们中间。还没有来得及提出“该怎么坐？”的问题，我自己就已经明白了该怎么坐，于是就像所有的人一样，像门前的狗、门后的猫一样，穿着我那心疼的军大衣一屁股坐在地下了。

（这只箱子我保存了下来。现在每当看见它的时候，我惯于用手指抚摸它的破口。它的破口不会愈合，不像身上的和心上的伤口。东西比人们更有记性。）

这种坐法也是有讲究的。如果屁股坐在地上，两膝势必抬起，重心移到后面，这样就不容易站起来，更不可能一跃而起。而且坐下来的时候要求我们挤得更紧些，使我们互相妨碍。如果我们想全体一齐向押解队扑过去——趁我们慢慢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先开枪把我们解决掉。

让我们坐在这里，是为了等待“乌鸦车”（它分批运人，一次是拉不完的），或者是为了步行押送。他们尽力找隐蔽的地方安排我们坐等，为的是少让外面的人看见。但有的时候很难堪地直接把我们放在月台上或者空场上（在古比雪夫就是这样）。这对自由人是一场考验：我们倒是以毫无愧色的眼光坦然自在地上下打量着他们，可是他们该怎样看我们呢？以仇恨的目光？——良心不允许（因为只有叶尔米洛夫之流才相信人们坐牢是因为“作了案”）。以同情的目光？要是有人把你的姓名记下来呢？也会判上几年的；简单得很。于是我们骄傲的自由公民（“念吧，羡慕吧，我是苏联公民！”）垂下自己有罪的头，竭力根本不看我们，好像这儿是一片空地。老太婆们比别人勇敢：已经没法把她们变坏了，她们连上帝都信呢。她们从不大的长方面包上掰下一块扔给我们。还有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当然不是政治犯）也不害怕。老劳改犯们知道这么一句话：“没进去过的——都要进去，进去过的——不会忘记。”你看，他们扔过来一包纸烟，为的是下回坐牢时也有人扔给他们。老婆婆手没劲，面包不到地方就掉下，而纸烟在空中打个弧旋直接飞进人堆里。押解人员马上哗啦哗啦地拉枪栓——瞄准老太婆，瞄准善良的心，瞄准面包；“喂，老婆子，走开！”

神圣的、摔成两半的面包在尘埃中静卧，直到我们被驱赶启程。

一般说来，坐在车站的地上的时刻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刻。记得在鄂木斯克，叫我们坐在两列长长的货车之间的轨枕上。这个夹缝里没有行人（一定是在两头布了岗：“不许过去！”我们的国民即使在自由的时候也习惯于服从穿军大衣的人）。天快黑了。是八月。阳光晒烫的站内的油污的卵石还没有变凉，它们烘烤着我们的屁股。我们看不见站房，可是知道它在列车后面不远的地方。电唱机放送着欢快的音乐，人群的嘈杂声连成一片。不知为什么，挤在蓬首垢面的人群当中，席地坐在这个偏僻的角落，并不觉得羞辱；听到我们这些人再也不会跳的属于另一世界的青年们的舞曲，也并不觉得是对我们的讥笑；想象着现在月台上有人在迎接谁，有人在送别谁，甚至手里还捧着花束。这是近似于自由的二十分钟：暮色渐渐浓了，天上的星星，线路上红的和绿的信号灯，都亮了。音乐声仍在响着。没有了我们，生活照样进行——我们甚至已经不再懊恼。

爱上这样的时刻，监狱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不然，愤怒会使你爆裂。

如果把犯人赶到“乌鸦车”跟前去的那一段路程包含着危险性，比如说旁边有街道和行人，那么押解条令还规定有一个很好的口令：“挽臂！”毫没有侮辱人格的意思——挽臂！老头和少年，姑娘和老太婆，健康人和残废，都挽起手臂！如果你的一只手拎着东西，你旁边的人就挽住你这只手臂，而你用空着的手去挽别人。现在你们比正常的队列紧缩了一倍。你们马上觉得行动艰难。由于东西的重量以及拿得不顺手而使身子失去平衡。你们都像瘸子一样一步一晃。你们这一群肮脏、灰暗、怪诞的生物，像一队盲人似地向前移动，互相间做出假装的温柔——这是怎样一幅人类的漫画啊！

也许前面根本就没有“乌鸦车”。也许押解队队长是个胆小鬼，他害怕路上出问题，所以才叫你们这样。你们就得拖着沉甸甸的东西，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地穿过整个市区，一直走到监狱。

还有另一个口令，这已经是鹅的漫画了：“抓住脚后跟！”意思是，凡是空着手的人，都要用两只手抓住自己的脚踝骨附近的地方。现在——“齐步走！”。（喂，读者诸君，请放下书本，在屋里走走看！……如何？速度如何？能看到周围多大一块地方？怎么样逃跑？）诸位能够从旁想象出三四十只这种鹅类在一起的场面吗？（基辅，一九四0年）

气候不能总是八月；还可能是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没有“乌鸦车”，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押送你们步行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递解站。不难猜想，“泽克车厢”的押解队在到达城市之前的几小时之内没有让你们解手，免得弄脏厕所。经过侦查以后你们身体都衰弱了，又被冻得感冒了，现在几乎是一点也憋不住尿，特别是妇女。哼，那有什么？马才需要停下来放松尿道，狗才需要躲到围墙边跷起一条腿。你们是人，可以边走边解，都是自己同胞，有什么害臊的？到递解站就会干了……。薇拉·科尔涅耶娃弯下腰提一提鞋，落后了一步——押解员立刻唆使狼狗去咬她，狼狗隔着冬天的衣服咬进了她的小腿肚。不许落后！有一个乌兹别克人摔倒了，就用枪托打，用皮靴踢。

没啥了不起：这些事不会拍成照片登在《DailyExPress》（《每日快报》）上。至于押解队队长，他活到老耄之年也不会遭到审判。

“乌鸦车”也是从历史上传F来的。巴尔扎克描写的监狱马车有哪点不像“乌鸦车”？仅仅是拉得慢一些，里面塞得不那么紧。

诚然，在二十年代还是把犯人排成纵队，押着他们徒步通过市区，甚至通过列宁格勒。他们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把交通都阻断了。（马路两旁的人们发出对他们的谴责：“这下偷够了吧？”当时还没有人理解下水道的宏伟意图……）

但是，随时注意着技术新动向的“群岛”毫不迟延地采用了“黑乌鸦”——更亲热的名称是“小乌鸦”（囚车）。第一批“乌鸦车”和第一批卡车同时出现在还是铺着卵石的马路上。它们的弹簧很硬，坐在车里颠得利害，好在囚犯们这时候已经不再是水晶制作的易碎品。然而早在一九二七年，它们的密封已经搞得很完善了：一条小缝也没有留下，一个小电灯泡也不装。既出不了气，也看不见东西。车斗子里当时也是每次都塞得满满的，只能人贴人地站着。并不是故意安排得这样挤，完全是因为车辆不够。

许多年间，“乌鸦车”的外壳一直漆成铁灰色，可以说是把监狱的特征公开地亮在外面的。但是战后在我国各大首府忽然觉得这样不大对劲，决定把外壳涂上欢快的色调，写上“面包”（囚犯们本来就是供建筑工地消化的面包）、“肉类”（确切一点应当写为“骨头”）等字样，要不就写上“请饮苏联香槟！”

“乌鸦车”的内部，可能是一个简单的钢板车斗——四壁空空的畜圈，也可能四边装着长凳，不过这东西决不是为了让你舒服，而是相反；往这种车斗塞的人数决不会比全体站着的车斗能容下的人数少半个，可是在这种车斗里，人们只能像堆行李和麻包一样摞起来。“乌鸦车”的后部也可能设有一个单间——仅能容下一个人的窄长的钢匣子。也有整个车斗都隔成单间的；左右两排单人匣子，像监室一样上锁，中间给看守留一条过道。

你瞧着外面手举高脚杯咧嘴大笑的女郎：“请饮苏联香槟！”，绝对想象不到里面会有这样一套复杂的蜂窝装置。

把犯人往“乌鸦车”里赶的时候，站成一圈的押解队员也是不断地喝叫：“喂，喂，快！快！”目的是不给你向四面张望和考虑逃跑的时间。他们连推带搡地把你轰上车，弄得你抱着行囊卡在狭窄的车门里，弄得你的头撞上车门的横楣。车后的钢板门扇费劲地闩上了——开车！

当然，在“乌鸦车”里连续乘坐几个小时是少有的事，经常只有二三十分钟。但是这半小时就能把你摇晃散架，把你骨头压断，把你身子挤扁。如果是高个儿，头还得窝着，——大概一定在回想着舒适的“泽克车厢”吧。

“乌鸦车”还意味着一次洗牌——新的相逢，其中印象最鲜明的当然是和盗窃犯的相逢。也许你未曾有过跟他们同乘一间包房的缘分，也许将来即使在递解站里也不会把你们放进同一间监室，但是此时此地你是被交给他们摆布了。

有时候拥挤到这种程度，连盗贼们也不好做手脚。你们的腿和胳臂钳在别人身体与背囊的夹缝甲、好像戴上了大枷。只有车子经过坑坑洼洼的地面，把所有的人都甩起来，好像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的时候，你们的四肢才能换换位置。

有时候松动一些。盗贼们在半小时之内就有办法把所有人的行囊的内容都检查一遍，把“杆菌”（好吃的食物）和较像样的“破烂”（衣服）统统收归己有。主要是你那些怯懦的和识时务的考虑（你仍然认为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事业还在前面的什么地方，所以你必须为此保全自己的身体，结果你就一点一滴地开始丧失着自己的不死的灵魂）阻止着你去和他们格斗。如果你抡起拳头去跟他们拼，那么你的肋骨之间准会吃上几刀。（不会进行侦查，即便侦查，他们也不会吃亏：顶多让他在递解站里暂时刹车，不再往远地劳改营遣送就是了。你们也会同意：社会亲近分子和社会异己分子之间发生格斗，国家是不能站在后者一边的。）

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官员退休上校卢宁一九四六年在布蒂尔卡监室里说了一件事：三月八号，在由莫斯科市法院解赴塔干卡监狱的途中，一群盗窃犯在“乌鸦车”里当着他的面轮奸了一个正准备结婚的姑娘（车里面的其他人对这件事都默不作声，袖手旁观）。这个姑娘是当天早晨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自己到法院来的，还特意地打扮得漂亮一些（她以擅离职守的罪名受到审判，其实这是她的上司为了报复她不肯和他姘居而捏造的罪名）。“乌鸦车”开动前半小时，按照有关法令给姑娘判处了五年。她被推进厂“乌鸦车”，于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大约在经过花园环行路的时候（“请饮苏联香槟”），被变成了一名营妓。怎么说才对？仅仅是盗窃犯干的？不是狱吏吗？不是她的那个上司吗？

还有盗贼式的温存：姑娘被强奸后还遭到洗劫。他们扒掉了她今天穿来想让审判员们入迷的漂亮皮鞋和上衣，转手就给了押解员。押解人员把车停下来，下去买了优特加送回车里，因而盗窃犯们又用姑娘的钱痛饮了一场。

进了塔干卡监狱，这个姑娘痛哭流涕地向当局告状。军官听完了以后打了个哈欠说：

“国家不能为你们每一个人提供单独的交通工具。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

不错，“乌鸦车”的确是“群岛”的“瓶颈”。如果说“泽克车厢”里不具备把政治犯和刑事犯隔开的条件，那么“乌鸦车”里更是不可能把男犯和女犯隔开。而且怎么能要求盗贼们不利用两个监狱之间的空隙过一次“十足的生活”呢？

如果不是有盗窃犯的话，那么应该感谢“乌鸦车”给予我们和女人们相遇的短暂的机会。在监狱生活中，除了这里，还能在什么地方见到、听到和接触到她们？

一九五0年有一次把我们从布蒂尔卡运往火车站。坐得很松快，一辆有长凳的“乌鸦车”总共才装了十四个人。全坐好以后，忽然又推进一个女的。她紧挨车门坐下。起先她是很害怕的，因为和十四个男人同坐在一个黑匣子里面，在这里她是得不到一点保护的。但是说过几句话以后，她明白了这里全是自己人，全是五十八条的。

她自报了姓名：列宾娜，上校的妻子。她是紧随她的丈夫之后被捕的。忽然，一个根据年纪和瘦小的外貌看起来顶多是个中尉的沉默寡言的军人开口问她：“请告诉我，你跟安东尼娜·伊万诺夫娜在一块坐过牢吗？”“怎么，你是她的爱人奥列格？”“是。”“是伊万诺夫中校吗？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是。”

这一声“是”里面包含了怎样的感受啊！它发自哽噎的喉头，它流露的更多是对音讯的恐惧而不是快乐。他移过去坐在她的身边。夏日的模糊暗淡的光斑透过两扇后车门上的两个窄小的栅孔射进车斗，随着汽车的行进在车内闪动，在这个妇女和中校的脸上闪动。“侦查期间的四个月我同她蹲在一个监室里。”“现在她在哪儿？”“那时候她一心惦记着您！她对自己的案子一点也不在乎，只是为您担心。起先怕您也被他们抓进来。后来盼望您能得到比较轻的判决。”“她现在怎么样了？”“她怨恨自己连累了您。她太难过了。”“现在她在哪儿？”“您千万别害怕，”列宾娜已经像对待亲人一样用手贴在他胸前，“她经不起这样的紧张。他们把她送到别处去了。她有点……您明白了吗？精神失常……”

在六条行车线的大马路上，一团用钢板紧紧包裹着的小小的风暴如此平静地向前行驶着。它遇到红灯就停下来，要拐弯的时候就给信号……

我和这位奥列格·伊万诺夫是刚刚在布蒂尔卡相识的。经过是这样：他们把我们关进了监狱交接处的隔离室，正在把我们的东西从保管室里取到这里来。他和我同时被叫到隔离室的门口去。在开着的门外的走廊里，可以看见一个身穿灰大褂的女看守员在翻他箱子里的东西。一块不知道怎么保存下来的金黄色的中校肩章被抖落在地上。她自己也没有在意地一脚踩在那上面的两颗大金星上。

她用皮鞋践踏着它，好像专门为了拍摄特写镜头。

我指给他看：“请注意，中校同志！”

伊万诺夫的脸色阴沉下来。要知道，他当时还保留着“公安机关是清白无瑕的”这个观念。

现在又听到了关于妻子的事情。

这些都是需要他在一个小时之内装进脑子里去的！

第二章　群岛之港

请在一张大桌上铺开我们祖国的大幅地图。请在所有的首府，所有的铁路枢纽，所有铁路线与河道、河道与土路联结处的转运站打上粗大的黑点。这像是什么呀？莫不是整张地图都落满了传播病菌的苍蝇？告诉你吧，你们得到了一张宏伟的“群岛港口分布图”。

诚然，这不是亚历山大·格林招引我们去的迷人的港口，那里人们在小酒馆里喝朗姆酒，向漂亮的娘儿们献殷勤。这里也没有温暖的蓝色海洋（这里洗澡水规定一人一公升。为了方便，四个人的四公升合倒进一个盆里，请一块洗吧！）。但是其他方面的港口罗曼蒂克——肮脏、臭虫、粗话、胡闹、语言混杂、斗殴——这里是绰绰有余的。

没有经历过三五个递解站的犯人是少见的；很多人能记起十来个，而古拉格之子们能够毫不费力地数出半百。只不过它们在人们的记忆中混成了一团，因为它们彼此雷同：毫无知识的押解队；昏头昏脑的根据案情的点名；在烈日下面或者在秋季的严寒中的长久的等待；更长久的脱光衣服的搜身；不讲卫生的推头；冰冷溜滑的浴室；臭气熏天的厕所；散发霉味的走廊；永远拥挤憋闷并且几乎永远黑暗潮湿的监室；地上或板铺上贴在你两边的人肉的暖气；木板钉成的枕头的棱脊；夹生的、几乎是流质的面包；好像用青贮饲料煮成的菜汤。

如果谁有准确的记性，能够分别回想得起每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人就不必在国内旅行了，因为根据递解站他已经熟悉了全国的地理。新西伯利亚城？知道，去过。棚屋很结实，是用粗原木搭的。伊尔库茨克？那儿的窗户是分几次用砖头砌严了的，还能看出沙皇时代的老样子。每次砌的砖都不连接，中间留下了细缝。沃洛格达？对了，是一座有塔楼的古老建筑。厕所是上下间。楼板朽了，楼上厕所往下漏水。乌斯满吗？那还用说！臭烘烘的牢房，虱子都满了，是圆拱屋顶的古式结构。监室里头填的可实在啦：每当犯人起解的时候，队伍能拉半个市区长，你简直想象不出是怎么装在里面的。

最好不要对这样一个行家说你们知道还有一些城市是没有递解站的，不要去惹恼他。他会向你确切地证明，这样的城市是不存在的，而且是他说得对。萨里斯克？解犯在那里是关在暂羁室，和受侦查人关在一起。每个区中心都是这样办。这跟递解站有什么不同？在索里-伊列茨克吗？有递解站！在雷宾斯克？设在修道院的第二监狱是干什么的？哦，那里可安静啦。院子是石板铺的，空荡荡的，古老的石板长满了青苔。洗澡房的水桶是木头的，挺干净。赤塔吗？第一监狱。在纳乌施基？那儿不是监狱，是个递解劳改营，都一样。在托尔日卡？也设在修道院里。

你要明白，亲爱的先生，没有递解站的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要知道到处都有法院在开庭。怎么样把犯人送到劳改营去？坐飞机吗？

当然，递解站并不尽然相同。但是要说哪个好点，哪个坏点——那是争不出结果的。三四个犯人凑在一堆，每人必定夸奖他“自己的”那一个。

“虽说伊万诺沃递解站算不上什么有名的。可是你去问问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个冬天在那儿蹲过的人。狱里不失火——可是非但冻不着，而且上层铺的人连衣裳也穿不住。为了不憋死，窗户上的玻璃全给打掉了。二十一号监室定员是二十人，实际关了三百万十三！板铺下面都是水，就在水上也搭块板子睡人。破窗户眼正好朝那地方灌寒气。板铺下面那一展完全像北极之夜：没有一点亮光。板铺上的和站在过道里的人把光线全挡住了。通往便桶的过道根本不能走人，必须踩着板铺的边缘爬过去。吃的东西不发给个人，而是十人一份。十人中有一个死了，就把死人塞到铺板下面，直到它发臭。剩下的人就吃死人的空额。这一切还可以忍受过去，但是车头们却好像是抹了松节油一样，没完没了地把犯人们从一个监室赶到另一个。刚刚安顿下来，——“起——来——！换监室！”又得去抢地盘。造成超员的原因是这样的：三个月没让洗澡，虱子大繁殖，虱子引起了腿部溃疡和伤寒病。为了防止伤寒病蔓延，递解站被宣布隔离，四个月没有发送解犯。

“伙计们，问题不在伊万诺沃监狱本身，关键在年份。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是自然的。不用说犯人，就连递解站的石头也挤得哎哟叫唤了。伊尔库茨克的也一样，它也算不了什么特别的递解站。可是在一九三八年，狱医们连往监室里伸伸头都不敢，只在走廊里转悠。牢头朝监室里喊；‘昏迷过去的——快出来！”

“三七年，伙计们，经过西伯利亚往科雷马去的人流没有断过，全都堵在鄂霍茨克海岸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往科雷马去的轮船一个月只能运三万。可是莫斯科不管这一套，一个劲儿地朝这边轰人。结果积压了十万。明白了吗？”

“谁数过？”

“该数的人数过。”

“如果说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递解站，那地方三七年二月顶多有四万人。”

“可是一卡在那儿就是好几个月。臭虫满床爬，像蝗虫一样！一天给半杯水：再多没有了！没人去运水！有一个隔离区全是朝鲜人，害痢疾死光了，一个不剩！我们的隔离区每天早晨拉出去一百口子。他们盖一座停尸房，叫犯人拉车运石料。今天你运料，明天人家运你。到秋天斑疹伤寒又传染开了。我们也采取这个办法，尸首不发臭味我们不交出去，照领他的口粮。药品是一点鸡没有。我们爬到隔离区边上求他们——给点药吧！了望塔上就朝我们开枪。后来把伤寒病人集中到一间单独的棚屋。也来不及全都抬进去，从里面出来的也没有几个。那儿的板铺是两层的。上头的发着高热，大小便下不了床，就往下铺的人身上浇：那里躺着一千五百来人。卫生员全是盗窃犯。他们从死人嘴里拔金牙。就是对活人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做的事……”

“为什么老说你们的三七年、三七年？四九年在瓦尼诺湾，第五隔离区，——不想说吗？三万五千人。也是一连呆好几个月！又是因为解决不了去科雷马的运输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们每天夜里把人们从一间棚屋赶到另一间，从一个隔离区赶到另立个。就跟在法西斯那儿一样：又是吹哨，又是吼叫。——‘一个不剩地出来！’而且都得跑步！干什么都得跑步！押着一百人去领面包——跑步！领菜汤——跑步！什么食具也没有。菜汤能盛在哪儿就盛在哪儿——用衣襟兜着也行，用手捧也行！喝的水是用大水箱运来的，没东西舀，就打开口子让它自己流。谁能把嘴凑上去，水就是他的。犯人们在水箱前头干起架来——了望塔上就朝他们开了火！和在法西斯手里一楼一样。乌斯维特勒的长官捷列维延科来到现场。一个空军驾驶员当着大伙的面向他走过去，扯开胸前的军装上衣说：‘我有七颗战功勋章！谁给你们权利朝隔离区开枪？’捷列维延科说：‘我们今天开了枪，将来还要手枪，一直到你们学会守规矩。’

“不，伙计们，这些还不算递解站。基洛夫递解站才是真格儿的！不说什么情况特殊的一年，就拿四七年来说吧——基洛夫递解站监室的房门要靠两个牢头用皮靴硬把人蹬进去才能关上。九月间（基洛夫市以前叫维雅特卡，可不是在黑海边上），三层板铺上所有的人都热得脱光了衣裳坐着——说‘坐着’是因为根本没有躺下的地方：一排人靠床头坐，一排人靠床脚坐。过道的地上也坐着两排，中间还有一排人站着。他们互相倒换。背包拿在手里或者搁在膝盖上，因为没有地方摆。只有盗窃犯宽宽敞敞地躺在自己法定的位置上——靠窗口的二层铺。臭虫多到大白天也咬人，它们直接从天花板上俯冲轰炸。人们就得这样熬上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

我本来也想插进去谈谈胜利年的夏天——一九四五年八月的红色普列斯尼亚。可是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夜间总还能伸直腿，臭虫也还算温和，只是苍蝇整夜在强烈的灯光下把我们这些热得光着身子，汗水淋淋的人们叮得难受。不过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拿这个来夸耀实在害臊。我们一动弹就一身汗，吃完饭身上简直跟’下雨一样。在一间比普通单元房间稍大一些的监室里装了一百人。我们挤得死死的，地面上没有下脚的空当。两个小窗户被铁皮“笼口”挡着，是朝南的，不但不通风，反而被太阳晒得滚烫，朝监室里散热气。

莫斯科很少人知道这个具有光荣的革命名称的递解站。没有人去参观。咳，哪能参观！它到今天还在使用呢。要想靠近它看一看，用不着走远——它紧挨着诺沃霍洛舍夫环行铁路。

正像递解站本身是没头没脑的一样，关于递解站的谈论也都是没头没脑的，所以本书的这一章也八成会写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该首先抓住什么好，介绍哪一个好，开头说点什么好。递解站里积压的人越多，它就变得越加没头没脑。它搞得使人不堪忍受，对于古拉格也没有好处。可是人们仍是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滞留在里面。递解站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工厂：口粮面包使用在工地上抬砖用的那种担架运送；冒热气的菜场盛在六提桶容量的大木桶里面，用撬杠插进孔眼里抬着走。

科特拉斯递解站比许多别的站更加紧张，更加开诚布公。更紧张是因为它是通往整个欧俄东北部的门户，更开诚布公是因为它已经处在群岛的腹心地带，不需要对什么人躲躲闪闪。它就是一块空地，上面用板墙分隔成许多小格子，每一格子都上锁。尽管一九三0年流放农民的时候，曾有过稠密的人口在这儿定居（应当设想当时在他们头顶上是没有房顶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这些事了），然而到了三八年，用毛板钉成的……帆布顶的摇摇欲坠的棚屋仍是远远容纳不下所有的犯人。在秋季的湿润的雪花下，或冒着开始冰冻的寒气，人们露宿在这里的地面上。诚然，人家不让他们这样直挺挺地冻僵，不断地点人数，用清查（那里同时曾达到二万人）或者夜间突然搜身的办法给他们提精神。后来在这些方格子里面支起了帐篷，有的格子里用原木搭起了两层楼高的房屋，但是为了合理地节约造价，当中不铺设楼板，而是直接搭设多达六层的板铺，板铺的两侧钉着直上直下的脚蹬子。那些只剩一口气的犯人也得像水手一样踩着它们爬上爬下。（这种结构对于海船比对于港口更相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全体都住进了有顶的屋子，这时候就只能容纳下七千五百人了。这些人当中每天要死掉五十人。往停尸房抬死尸的担架一会儿也歇不住。（有人会反驳说，这完全说得过去，每天的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在上述的周转率之下，每一个人可以拖五个月之久。不错，可是你要知道主要的屠宰机——劳改营的劳动还没有开动呢。现在这种每天百分之零点七三的损耗是纯缩水率，并非任何一个蔬菜仓库都能容许这种比率。）

越深入群岛的腹地，混凝土筑成的港口越显眼地变成了木桩结构的码头。

卡拉巴斯——卡拉干达附近的一个递解站——这个字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在几年之内经过这里递解的犯人达到五十万（尤里·卡尔贝一九四二年经过那里的时候，登记号码已经是四十三万三千多号）。关人的房屋是一些低矮的夯土墙棚屋，泥地。每天的消遣是叫犯人带上东西，统统赶到屋外，由美术家在地面上刷白灰，甚至画出地毯的花样。晚上犯人们躺在地上，用身子把白灰和地毯一道蹭掉。

卡拉巴斯比别的递解站更有变成博物馆的价值。可是，呜呼，已经不存在了：在它的原址上现在是一座钢筋混凝土制件厂。

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递解点（北纬63

）的营地是一些支在沼泽地上的窝棚！用树根扎成的骨架上盖着一块四边不着地的破帆布帐篷。窝棚里面的双层铺也是用树棍（连枝权都没有削干净）搭的，中间的过道同样用树根铺成踏脚板。白天稀泥从踏脚板缝里扑哧扑哧

地往上冒，夜晚冻得梆梆硬。隔离区里各个地方的通道也是用细脆摇颤的小树棍铺成的。由于身体虚弱而变得行动笨拙的人们时而在这里或那里闪进水里或烂泥里。一九三八年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伙食没有一天变过样：麦屑粉和鱼骨头熬的糊糊。吃这东西比较方便，因为钵子、缸子和勺子之类的东西递解站一概没有，囚犯们自己更没有；可以让他们几十人一批到大锅边排队，用长柄勺把糊糊舀在他们的便帽、皮帽、衣襟里。

在同时蹲过五千人的沃格沃兹金诺递解点（它离乌斯特-魏姆几公里远。读到这一行以前，哪一位读者知道有一个沃格沃兹金诺？有多少个这类不知名的递解站！请将它们全都乘以五千吧！），供应的食物是稀汤，但是照样没有钵子。然而也想到了办法（我们俄罗斯的急中生智的本领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菜场倒在洗澡盆里，一次发十个人的，让他们你争我夺地抢着喝吧。

诚然，在沃格沃兹金诺没有人蹲过一年以上（蹲一年以上的有过，是那些只剩一口气的家伙，所有劳改营都不接受）。

在群岛上著的生活风貌面前，文学家的想象力实在惊人地贫乏。当他们想写出点有关监狱的最可谴责、最丑陋的东西的时候，总是拿便桶作为非难的对象。便桶在文学中变成了监狱的象征，屈辱和污秽的象征。噢，全是无知妄说！难道便桶是囚犯们的灾难吗？它是狱吏们最仁慈的发明。一切可怕的情景是从监室里没有了便桶的那一瞬间开始的。

一九三七年西伯利亚的某些监狱里面是没有便桶的，因为不够用。事先没有准备下那么多——西伯利亚的工业跟不上大逮捕的规模。仓库里发不出新建监狱需要的便桶。老监狱里倒是有便桶，可是又旧又小，这时候唯一明智的办法是把它们取消，因为在人数猛增的情况下，跟没有一样。例如，米努辛斯克监狱老早是按五百人的容量建造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进去过，因为他是以自由人身份乘车去流放地的），现在装一万人。那就是说每一只便桶应当增大二十倍！但是它并不能增大呀……。

我们俄国人的笔写东西从来是粗线条的，我们经历的事情可谓多矣，但是描写出来，揭示出来的几乎等于零。在惯于通过显微镜观察生活的微小细胞、惯于在照明器的光束下摇晃试管的西方作者们的笔下，处在超员二十倍又没有便桶而且一昼夜只许出来解一次手的监室里的人类心灵的惶乱情状，可以写出一部长篇的史诗，可以再写出十卷《追忆似水年华》！当然有许多情节是他们不知道的：在帆布风帽里小便的办法他们就想不出来；另一个犯人提出的可以把尿撒在长统靴里的忠告，他们更是完全不能理解。其实这项忠告是经验丰富的智慧的结晶，它决不是叫你毁掉皮靴，也不是把皮靴降格为提桶。它的意思是：脱下一只靴子，倒过来，把靴筒往外翻上来——于是就形成了环槽状的、你十分一需要的那个容器！而且如果西方作者们知道米努辛斯克监狱里下述的狱规的话，他们将能以多么曲折细微的心理描写去丰富他们的文学啊（而且决不会冒重复著名大师们的手笔的危险）！在这个监狱里，饭钵子四人只发一个，饮用水每天每人发一缸子（茶缸子倒够用）；可能出这样的事：四人中的一个竟然利用公共的钵子行了方便，可是在吃午饭以前又不肯交出自己保留的水去洗钵子。这将出现一场怎样的冲突！怎样的四种性格的顶撞！多少微妙的差别！（我不是说笑话，只有这时候才显露出一个人的底蕴。只不过俄国人的笔没有工夫去描写这些，俄国人的眼睛也没有时间去读它。我不是说笑话，因为只有医生才能告诉你，在这样的监室里呆几个月就能永远毁掉一个人的健康，即便他到了叶若夫时代也没有被枪毙并且在赫鲁晓夫时代恢复了名誉。）

你看，我们还幻想过在港口里休息一下，松快一下呢！在“泽克车厢”包房里挤成一团的那几天几夜里，我们是怎样地幻想着递解站啊！想的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伸伸腰，直直身子。想的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足足地喝到凉水和打到开水。想的是在这里不会再强迫我们用自己的东西向押解队去赎买自己的口粮。想的是在这里会供给我们热食。最后还想着会把我们带进洗澡房，在热水里浸一浸，那时浑身就不会这么痒了。“乌鸦车”里我们的腰撞得生痛，从一侧摔到另一侧；押解队朝我们吼叫：“挽臂！”、“抓脚跟！”我们暗暗鼓励自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快到递解站了！到了那里就好了……”

可是到了这里，即使我们一部分梦想能够变为现实，也总要被另外一些事情弄得十分扫兴。

洗澡房里会遇到什么你永远说不准。忽然他们动手剃光女人的头发（红色普列斯尼亚，一九五0年十一月）。或者让清一色的女理发员给我们一长串光屁股的男人剃头。在沃洛格达的蒸气浴室里，胖大婶莫吉亚吆喝着：“男人们，排好队！”然后用蒸气管子朝整排男人们身上放气。伊尔库茨克递解站的见解不同，认为洗澡房服务人员全部是男性并且由男子汉在女人们的两腿之间涂抹焦油软膏更加符合天理人情。或者如像在新西伯利亚城递解站里那样，大冬天冰冷的洗澡房里的水龙头只流凉水；囚犯们鼓起勇气要求首长来看看；来了一个大尉，他竟满不在乎地亲自伸手到水龙头下面试了试，然后说：“我告诉你们，水是热的，懂吗？”至于有的地方洗澡房里根本没有水，有的地方在烘炉里把犯人的衣服烤焦，有的地方强迫洗完澡的犯人们赤身光脚在雪地里跑到另一处去取衣物（罗德尼查，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反间谍机关，一九四五年），我们已经说腻了。

一跨进递解站，你就会发现在这里掌握你命运的不是看守员，也不是戴肩章穿制服的，这些人不管怎么说总得遵从一点成文的法律。这里掌握你命运的是递解站的杂役。是那个前来招呼你们这批新到解犯的，脸色阴沉的洗澡房服务员：“喂，法西斯老爷们，去洗澡！”；是那个手拿一块写字用的三合板垫板，两眼在你们的行列里搜索，催你们快去干活的派工员；是那个剃光的头上留着一撮长毛、摸着一卷报纸在腿上敲敲打打，眼珠儿却瞟着你们行囊的教育员；还有另外一些你们认不出来的杂役，他们正用X光般的视线透射着你们的皮箱。他们彼此多么相像啊！在你们短短的递解途中你们好像在什么地方已经见过这一帮家伙，虽不像他们这样干净整齐，但同样是露着残忍的獠牙的畜类。

是了，又是那些盗窃犯！又是那些乌乔索夫歌颂的扒手！又是那些任卡·若果里，野兽谢廖嘎和吉姆卡-基施肯尼亚……只不过他们现在已经不是蹲在铁窗里面，他们已经洗干净、穿整齐，成了官方人物，神气活现地维护着纪律——只要我们遵守的纪律，如果有人带着一点想象力仔细端详这一些嘴脸，他甚至可能得出这样的印象：他们也是从我们俄罗斯的根上生出来的，一度曾是一些农村孩子，他们的父辈是一些名叫克里姆、普罗霍尔、古里之类的乡下人。他们的身体构造甚至和我们的都有点相似：两个鼻孔，两只眼珠上各有一片虹膜，绯红色的舌头是用来吞入食物和说出一些俄罗斯话音的，只不过用词和我们完全不同罢了。

任何一个递解站的首长都会找这个窍门：所有编制内职务的工资都可以付给呆在家里不上班的亲属或者由监狱头头们私分。监狱里的差事只要你吹一声口哨，社会亲近分子中自报奋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他们只图一点，就是可以在递解站系缆，从此不下矿井，不上矿山，不进泰加森林。这些派工员、文书、会计、教育员、浴室服务员、理发员、保管员、炊事员、洗碗工、洗衣工、缝补匠——全都是递解站的永久居民。他们领的是犯人口粮，算在监室的名额里，但是他们不用首长关照也自有办法从大伙房里或者解犯的包袱里捞到额外的食物和油水。这些递解站的杂役们认准了，随便哪个劳改营里也不会比他们现在舒服。我们落进他们手里的时候，还是没有被搜刮干净的，所以他们要美美地敲我们一杠子。在这里他们甚至代替看守员对我们进行搜查。搜查之前劝我们把钱交给他们保管并且像煞有介事地开列一个什么清单，可是清单和钱一起马上就不翼而飞了。“我们把钱交上去了！”“交给谁了？”走来的军官惊奇地问。“就是刚才在这儿的那个人！”“具体是谁？”在场的杂役们都说没有见到……“你们为什么要把钱交给他？”“我们以为……”“以为个屁！少以为点就好了！”一切都吹了。他们劝我们把衣物留在洗澡房的脱衣间里。“没人拿你们的！谁要你们这些东西！”我们留下了，反正也不能带进浴室去。回来：毛衣不见了，毛皮手套不见了。“什么样的毛衣？”“灰的……”“噢，那准是它自己跑进洗衣房了！”他们有时也很讲信义地收取我们的东西：作为替我们把箱子送进贮藏室保存、把我们关进没有盗窃犯的监室、尽快地起解、尽可能不再拖延起解等等服务的酬劳。他们唯一不干的事是直截了当地抢劫。

“这些人可不是盗窃犯！”我们当中的内行们解释给我们听。“这些人是‘母狗’．是给监狱当差的。他们是正经扒手们的敌人。正经扒手是那些蹲在牢房里的。”但是这一套对于我们这些家兔们的脑子是太难懂了。他们的派头都一样，他们身上刺的花纹也都一样。也许这一帮是那一帮的敌人，可全都不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明摆着的事儿……

这时候，他们叫我们在院子里紧挨监室窗户的地面坐下。窗户都有“笼口”，看不到里面，但是里面有人用沙哑而善意的声音忠告我们：“乡亲们！这儿有规矩：凡是茶叶、烟末之类散装的东西，搜身的时候都要没收。谁有，快摆到这儿来，撂进我们窗户里来。我们以后还给你们。”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是“福来儿”，是家兔。说不定真地要没收茶叶和烟末。我们在伟大的文学著作里面谈到过囚犯之间普遍的团结精神，囚徒是木会欺骗囚徒的！称呼得那么亲热——“乡亲们！”。我们把烟荷包撂给他们。纯种的扒手们在里面接住，然后传出哄堂大笑：“哎，法西斯小傻瓜们！”

“别想在这儿讲理！”“把你的东西全交出来！”——这就是递解站迎接我们的标语，尽管并没有挂在墙上。“把你的东西全交出来！”——看守员、押解员、盗窃犯全都向你重复这句话。你已经被沉重的刑期压得不能翻身，你想的是怎样松一口气，而周围的人想的是怎样搜刮你。一切人都是想方设法对本来已经精神颓丧和孤立无援的政治犯再加一层压力。“一切你都得交出去！”——高尔基递解站的一个看守员无能为力地摇着头说。安斯·伯恩施坦像解除负担似地把自己那件军官大衣交给了他——不是白给的，是交换两颗葱头。去告盗窃犯的状有什么用？你没有看见红色普列斯尼亚所有的看守员都穿着公家从来没有发过的铬鞣革的大皮靴吗？这全是盗窃犯在监室里弄来然后转手给他们的。告盗窃犯的状有什么用，如果连文教科的教育员都是盗窃犯并且由他们给政治犯写鉴定（克麦罗沃递解站）？在罗斯托夫递解站能够要求管束盗窃犯吗，如果那地方正是他们自古以来的老窝？

据说一九四二年在高尔基递解站几个被捕的军官（加甫里洛夫、军事技术员谢别金等人）竟然奋起反抗，痛打盗贼，硬把他们整服帖了。但是对这种事一般都当做传奇看待：只在一个监室里整服帖了？服帖了很长时间？蓝边帽是干什么吃的，能让异己分子打亲近分子？至于有人说，四0年科特拉斯递解站小卖部旁边盗窃犯从政治犯手里抢钱，政治犯动手狠揍他们，别人制止不住，这时候警卫队带着机关枪开进隔离区来保护盗窃犯——这种事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这完全像真的。

糊涂的亲人哪！她们在外面奔走借贷（因为家里没这笔钱），给你们捎进东西和食物——守活寡的妻子的最后的奉献。殊不知这些礼品是有毒的，因为它会把你由一个饥饿但是自由的人变成一个惊恐不安和胆小如鼠的人。它会使你丧失那刚刚萌芽的醒悟和正在凝结的坚韧，这两者才是你进入深渊之前唯一需要的东西。哦，关于骆驼和针眼的睿智的寓言啊！这些身外之物不允许你走进精神解脱的天国。你在“乌鸦车”里看到，别人也带着和你一样的口袋。盗窃犯们朝我们狺狺狂吠：“带烂包袱的畜牲们！”但是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有五十来个，他们暂时没有动我们。现在我们在普列斯尼亚监狱交接处已经被关押了一天多。因为拥挤，两腿只得盘在身子底下，坐在肮脏的地面上。但是我们谁也无心观察周围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心都放在怎样寄存箱子上。虽然寄存东西被认为是我们的权利，然而仅仅是因为这儿是莫斯科的监狱，又看到我们当时还没有完全丧失莫斯科的外表，派工员们才勉勉强强地答应替我们办这件事。

一块石头落地！——东西收下了（这表示我们将不在这一个递解站把它们贡献出去，而是在下一站）。只剩下倒霉的食品包裹还在我们手里晃荡着。由于我们这一批“海狸”过分集中，他们把我们分散到各个监室。我和瓦连金被关进同一个监室，他就是和我同一天在特别庭决定上签名的那个人。当时他曾经激动地提议要在劳改营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个监室还没有填满；过道空着，板铺下面空地也很多。按照传统，二层铺果然是由盗窃犯占据的：头头们靠窗口，小哥儿们稍远点。下铺躺着中立的灰色人群。没有人向我们进攻。我们这两个没有经验的人事先没有好好考虑，也没有朝四面瞧瞧，扑在沥青地上就往铺底下爬。我们认为在那儿一定会很舒服。板铺很低，大块头的男人要平趴下贴着地面才能钻进去。我们爬到了。现在我们将要悄悄地躺在这儿，悄悄地聊天了，可是不好！在下层的昏暗中，传出一阵无言的蟋蟋声，一群少年犯四肢挨地像大老鼠似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偷偷地爬过来。这些家伙还完全是小孩子，甚至有的才十二三岁，但是刑法典规定也可以抓这样的。他们已经按盗窃罪受过审判，现在来到这里向他们的贼师父们继续学艺。师父们现在放他们出来向我们袭击了！他们一言不发地爬到我们身边，十来只手同时生拉硬拽，把我们身边和身下的财物抢个精光。干这营生的时候，他们不说一句话，只是恶狠狠地喘着粗气。我们掉进了馅饼：既站不起来，又不能动作。不到一分钟，他们就拽走了装着咸肉、砂糖和面包的口袋，立刻消失了。而我们却像傻瓜一样躺着。我们的全部给养已经不战而弃，现在虽然可以继续躺着，但是已经根本躺不下去了。我们可笑地用两腿蹭地，屁股朝前，挪到板铺外面坐起来。

难道我是个胆小鬼？我原来觉得并不是。在开阔的草原上我曾钻进过炮弹爆炸的火网，我曾敢于乘车通过明知埋设了反坦克地雷的小道。当我把炮兵连带出包围圈并且再次返回去抢出一辆打坏了的“嘎斯”的时候，我始终是十分镇静的。那么我为什么不揪住一只这样的人面耗子，把他的鲜红的嘴脸按在沥青地上使劲搓搓？他太幼小了？——那就冲着他们的头头们去吧。不能……。在火线上有一种附加的意识（也许全然是虚假的）使我们变得坚强：是我们军人的团结感？是我个人行为的适当感？是义务感？然而此时此地却是无所适从的。没有条令。一切全要凭摸索才能弄明白。

我站起来，朝他们的一个头目转过身去。在紧挨窗口的二层铺上，所有抢去的食品都摆在他面前：小耗子们一星半点也没有往嘴里放，他们有纪律。这个贼头的脑袋的前半部分，即两足类身上通常称为面孔的那个部位，是大自然怀着嫌恶与憎恨的心情捏塑出来的，但也可能是他的禽兽生活使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歪斜松垂的脸肉，低额头，原始社会的刀疤和门牙上镶的现代的钢齿冠。他的一双小眼恰好足以看到他所熟悉的目标而决不能观赏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用这双小眼看着我，好像一头野猪注视着驯鹿，他深知随时都可以一拳把我打翻。

他等着。而我做了什么呢？蹦上去哪怕在这兽面上擂它一拳再跳下来回到过道里？瞎，我没有这样做。

我是个卑劣的人吗？在这以前我一直觉得不是。但是，在被掠夺、被屈辱了以后，再乖乖地肚皮贴着地爬回板铺下面，我觉得太委屈了。我恨懑地对贼头发话，我说既然你们抢走了吃的，至少该在铺上给我们腾个位子。（嗯，作为一个城里人，作为一个军官，这不是个很自然的要求吗？）

结果呢？贼头同意了。要知道我这就等于自愿放弃了咸肉，等于承认了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等于暴露出与他的观点相似——他也会赶走最弱者。他命令两个灰色的中立人物离开靠窗口的下铺，把位子让给我们。那两个人顺从地离开了。我们在最好的位子上躺下。对于我们的损失我们还难过了一阵子（我的马裤没有引起盗贼们的兴趣，这不是他们的制服。可是一个扒手已经在摸瓦连金的毛料裤子。他看中了这东西）。只是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才听到邻人的悄悄的责难：我们怎么能央求盗贼们的庇护，把两个自己人赶到铺底下去？也仅仅是在这时候我才像被针扎一样意识到自己的卑劣，我的脸发烧了（以后许多年，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还是脸红）。睡在下铺的灰色囚犯们都是我的兄弟，五十八一l-乙，是被俘人员。我不是在不久以前还发誓和他们共命运吗？怎么这会儿就已经把他们往铺下赶了？诚然，当盗窃犯欺侮我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出来替我们说话——但是既然我们自己都不战斗，他们为什么要为我们的咸肉去战斗？足够多的残酷战斗早在战俘营里就已经使他们失去了对高尚行为的信念。毕竟他们没有做过有损于我的事，而我却做了损害他们的事。

我们就是这样像一窝小猪一样用腰，用鼻头冲撞着、冲撞着，为的是至少有朝一日我们会变成人……为了变成人。

但是，即使对于一个新犯人，尽管他在递解站被剥一层皮，去一层壳，递解站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它使他能够逐步地向劳改营过渡。因为一步完成这样的过渡是人的心脏经受不起的。他的意识不可能马上在这一片漆黑中判明方向。需要逐步地过渡。

还有，递解站给予他一个和家庭联系的表面机会。他在这里写出第一封合法的家信：有时候是告诉家里他没有被处决，有时候是通知发配的方向。总之，是一个被侦查的，用犁头反复翻耕过的人初次写家信的时候使用的那些不习惯的字眼。在家人的记忆中，他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是他已经永远不会再成为原来的那个人了——这一切会像电光一闪似地通过几行歪歪斜斜的字迹呈现在家人眼前。歪歪斜斜，这是因为递解站虽然准许写信，院子里也挂着个邮箱，但是纸和笔均不可得，更谈不到削铅笔的工具。不过总能搞到一张展平了的马合烟包装纸，或者一张包砂糖的纸。另外，监室里面总归会有人藏着铅笔。于是几行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便写成了。这几行字将成为家庭今后是合是分的契机。

丧失理智的女人们有时候还会凭着这封信冒冒失失地长途跋涉到递解站来，想见到丈夫一面，尽管这里永远不会准许他们会面。她能做到的只是送去一些东西给她的丈夫添累赘。这样的妇女当中有一个，据我看，提供了为所有这些妻子们树立一座纪念像的标本，并且连建立这座塑像的地点也指定了。

事情发生在古比雪夫递解站，时间是一九五0年。这个站设在一片洼地里（然而从那里却可以看见伏尔加河上的日古里峡口）。一道杂草丛生的高峻的山梁矗立在它的近旁，环抱着洼地的东侧。山梁在隔离区以外，整个地势很高；我们从下方看不到从外面登山的道路。山梁上也很少有人影出现，偶尔见到山羊在上面吃草，或者有小孩在上面乱跑。在一个阴沉的夏日，陡崖上出现了一个城市打扮的妇女。她用手搭在眼眶上朝下面我们这里观望，缓缓地转动着身体。这时候，三间拥挤的监室里的犯人们正分别在各个院落里放风。她希望在下面的这个深渊里从三百个失去个性的蚂蚁当中分辨出自己的那一个！她是不是指望她的精诚之心能给她以启示呢？她一定是因为探视本能获准才攀上了这座商丘。各个院落里的人都发现了她，都凝望着她。在我们这洼地里没有风，可是那山梁高处风却吹得很疾。她的长裙、短衣、头发被疾风掀起、扇动，好像是为了披露她内心全部的爱情，全部的忧患。

我想，如果就在她站立的地方，在俯视着递解站的山梁上，采取她站立的姿势，面朝着日古里的方向，建立一座像她这样的妇女的石像，也许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们稍许明白一些事情吧。

不知道为什么好久没有人上去赶开她，可能是警卫队懒得爬山。后来终于有一个当兵的爬了上去，朝她吆喝，挥手，——把她赶走了。

递解站还能打开囚犯的眼界，让他看到广阔的事物。俗话说，虽然忍饥挨饿，但是过得快乐。在这里的永不休止的流动中，在成十成百人的交替中，在坦率的叙述和交谈中（在劳改营里是不敢这么说话的，那里到处都害怕碰上行动人员的触须）——你渐渐耳目清新，豁然开朗，心明眼亮，对于你自己、对于你的人民甚至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开始能够更好地理解。有时候，被推进监室里来的一个古怪的犯人竟能告诉你一些在书本里永远读不到的新鲜事。

监室里忽然关进来一个奇迹般的人物；一个有着罗马人脸型的高个子的年轻军人，头上仍然保留着淡黄色的鬈发，穿着一身英军制服，好像是一个直接来自诺曼底海岸的登陆部队的军官。他走进来的时候态度非常高傲，似乎预料着所有的人都会在他面前肃然起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现在走进了朋友们之中：他已经被关了两年，但是一次也没有进过监室。他被秘密地装进单独的包房里，直接运到这个递解站。现在出人意外地，不知道是由于疏忽还是故意地，关进了我们这间集体马厩。他在监室里走了一圈，见到一个穿德国军服的国防军军官，便用德语和他攀谈起来。可是没说几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看样子如果带着枪，他们马上就会动武。战争已经结束了五年，而且人家反复向我们灌输说，西线的战争是装样子的，所以看到他们之间这么仇恨，我们甚感奇怪。这个德国人在我们当中躺了那么久，我们这些俄国佬并没有跟他发生过冲突，相反却经常在一道说笑。

如果不是艾里克·阿尔维德·安德森幸免剃光的头发（这是全古拉格的奇迹），如果不是他那洋里洋气的派头，如果不是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德语、瑞典语，他讲出来的事情恐怕谁也不会相信。据他说，他是瑞典的一个不止是百万富翁而是亿万富翁（好吧，就当他吹了一点牛）的儿子，是德国英占区司令官罗伯特将军的外甥。作为一个瑞典公民，战争期间他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在英军中服役，真的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后，他成为瑞典军队的一名职业军官。然而他一直对考察社会制度怀着兴趣。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超过了对父亲的资本的留恋。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抱着深厚的同情，而且当他作为瑞典军事代表团成员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他还通过亲眼所见确信了它的繁荣昌盛。主人为他们举行宴会，邀请他们到乡间别墅。在那里他们可以不受阻碍地和普通苏联公民——漂亮的女演员们——接触。她们都不忙着去工作，都很乐意陪他们消磨时间，甚至私下在一起。这样最终地确信了我国社会制度的胜利之后，艾里克回到西方就开始发表一些捍卫和盛赞苏联社会主义的文章。这终于成了他毁灭的祸根。在这几年，即一九四七一四八年，苏联正从各个缝隙里搜罗愿意公开和西方决裂的西方国家进步青年（似乎如果能凑足十来二十个这样的人物，西方就会发抖和崩溃）。根据艾里克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他被内定为一个合适的对象。他当时在西柏林服务，妻子留在瑞典。由于可以谅解的男性的弱点，艾里克时常去东柏林和一个未婚的德国女人幽会。在一个夜间，就在她那里被人捆绑起来（“去找大娘，进了牢房”这句俄国谚语说的就是这种事儿吧？大约早已经是如此办理的，他并不是头一个）。他被带到莫斯科，葛罗米柯在斯德哥尔摩曾经在他父亲家里吃过饭，和艾里克相识。现在为了酬答他令尊大人的盛情，要求这个年轻人公开咒骂整个资本主义和他父亲。作为代价，他答应这位公子在我国立即得到终生的资本主义式的物质享受。但是令葛罗米柯吃惊的是，虽然艾里克在物质上不会受到任何损失，但他却勃然大怒，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他们仍不相信他能够死硬到底，便把他软禁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别墅里面，供养得像童话中的王子（有的时候对他也实行“残酷迫害”：拒绝接受他预定的第二天的菜单，他原来点的是笋鸡，却忽然给他端上一盘煎牛排），在他周围摆满了马、恩、列、斯的著作。这样等待了一年，期望把他改造过来。奇怪的是连这也没有奏效。这时候弄来一个在诺里尔斯克服过两年刑的前中将，和他软禁到一起。大概是想要中将用劳改营里的可怕情形促使艾里克就范。但是中将执行这项任务极不得力，也许是并不想执行。在一起蹲了十个月，全部成绩只是教会了艾里克一口半通不通的俄语，再就是加强了艾里克本来已经产生的对蓝箍帽的厌恶。一九五0年夏天，再次由维辛斯基出面召见，艾里克再次表示拒绝（他竟以意识践踏了存在，这是完全违反马列主义规律的举动）。于是阿巴库莫夫亲自向艾里克宣读了决定：二十年监禁（？？为什么？）。他们自己已经后悔跟这位呆公子打上了交道，可是又决不能把他放回西方。就是在这时候他被装进一间单独的包房，押往劳改营服刑。在车上他听到隔壁的一位莫斯科姑娘的叙述。第二天清晨，他又通过车窗看到了朽烂的草屋顶的梁赞地方的俄罗斯。

这两个年头使他牢固地确立了对西方的忠诚。他对西方的信任达到盲目的程度。他不愿意承认西方的弱点。他认为西方的军队是不可摧毁的，西方的政治家是不会犯错误的。我们告诉他，在他关押期间斯大林下了封锁柏林的决心并且相当顺利地实现了，他不肯相信；当我们嘲笑邱吉尔和罗斯福的时候，艾里克的乳白色的脖颈和奶酪色的面颊气得鲜红。他同样坚信西方决不会容忍对他——艾里克—一的监禁，西方情报机关马上就会根据从古比雪夫递解站得到的情报查明艾里克并没有淹死在施普累河里，而是正在苏联坐牢，一定会把他赎买或者交换出去。（相信自己的命运不同于其他犯人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他很像我们的思想纯正的正统派。）尽管我们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舌战，他还是邀请我的朋友们和我有机会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到他家去作客（他含着疲倦的微笑说：“人人都知道我们。瑞典王室差不多全靠我父亲维持”）。而眼下这位亿万富翁的公子却没有擦脸的东西，我把一条多余的破脸巾赠送给了他。他不久就解走了。

人们不断地流动—一带进来，带出去，单个地和成批地。解犯的队伍一个接一个地出发。表面上如此有条理、有计划，实际上其中充满了胡闹荒唐，简直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一九四九年建立了特种劳改营。遵照某人的最高决定，大批女犯从苏联欧洲部分的极北地区和外伏尔加地区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迁往西伯利亚泰谢特市的奥泽尔拉格。可是到了一九五0年，某人又认为把女犯拉到奥泽尔拉格是不方便的，不如集中到莫尔多维亚捷姆尼基地方的杜布罗夫拉格。于是这同一批女犯又经过同一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逦西行，一路享受着古拉格旅行的全部舒适条件。一九五一年在克麦罗沃省建立了几座新的特种营（卡梅施拉格）——闹了半天，原来需要妇女劳动力的还是这个地方！于是这一批时运不济的女犯们现在通过同一个可诅咒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又登上了奔赴克麦罗沃特别营的苦难历程。释放犯人的时代来临了，但不是所有的人全放啊！在全面松动的赫鲁晓夫时代仍需服完刑期的女犯们又从西伯利亚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被装运到莫尔多维亚：上面认为把她们全集中在一起比较牢靠。

反正这全是我们内部的业务，各岛屿全是我们自己的。它们之间的距离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也并不那么遥远。

个别倒霉的男犯有时也遇到同样的情形。申德里克——面容憨厚、乐呵呵的大块头青年，在古比雪夫的一座劳改营里从事着所谓诚实的劳动，他没有料到会有什么灾祸。但是祸从天降。营里接到一项紧急指示—一不是来自一般人物，而是来自内务部长本人（部长从哪里知道申德里克这个人？）：立即把这个申德里克送往莫斯科第十八监狱。他被提出来，拽到古比雪夫递解站，从那里毫不拖延地送到了莫斯科。但并没有把他投进什么第十八监狱，而是和别人一起关进了大名鼎鼎的红色普列斯尼亚。（申德里克本人压根不知道十八号监狱的事，因为没有向他宣布过。）可是他的劫数未尽：没过两天，他又被拉出来解送。这次是去伯朝拉。车窗外的景色愈来愈贫瘠阴郁。小伙子吓错了：他知道有部长的指示。现在这样一个劲地往北方拉，八成是部长手里有申德里克的过硬材料。路途的疲劳再加上被偷走了三天的口粮，申德里克到达伯朝拉的时候已经东倒西歪。伯朝拉的接待很不客气，饿着肚子，不让住下，就押着他们顶风冒雪去上工。一连两天连衬衣也没有机会晾干，连床垫还没有用松枝填上。一声命令又要他交还全部公家的东西，往更远处遣送——去沃尔库塔。根据这一切迹象看，部长是决定把申德里克在劳改营里熬死。诚然，不是专门对付他一个，整整一批犯人都要摘掉。在沃尔库塔整一个月没有人过问申德里克。他参加了一般作业。虽然还没有从旅途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但已经开始顺从北极圈内的命运了。可是有一次忽然大白天把他从矿井里叫出来，叫他赶紧回营里交还全部公家的东西。一小时以后就上了往南边开的火车。这次可有点像专门惩罚他一个人了！拉到了莫斯科。投进了第十八监狱。在监房里关了一个月。后来一个什么中尉叫了他去问：“您跑到哪里去了？您真的是机械制造工程人员吗？”申德里克说是。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天堂岛！（是的，群岛里也有这类岛屿！）

这一类人物的隐现，这一类的遭遇，这一类的故事，使递解站大为生色。老劳改犯传授经验说：“躺着，别管闲事！在这儿能吃最低保证的口粮，也不需要卖牛劲。人不挤的时候，你只管足足地睡。伸直了腿，吃了睡，睡了吃。吃不饱可是能睡足。”只有尝过劳改营一般作业滋味的人才懂得递解站是休养所，是我们途中的幸福。还有一样便宜事：白天睡过去——刑期就过得快些。只要把白天消磨掉，夜晚反正是瞧不见的。

诚然，递解监狱的主人们由于念念不忘劳动创造了人以及只有劳动才能改造罪犯的理论，有时由于有一些辅助性的活茬，有时由于承包了一些外活以便搞点额外财政收入，他们也驱使手头这些整日挺尸的递解劳力去干活。

在上面说过的那个科特拉斯递解站里，战前时期这种性质的劳动一点不比劳改营轻。六七名身体衰弱的囚犯套着搭缚，拉一辆拖拉机的挂斗雪橇。一个冬季的白天要沿着德维纳河拉上十二公里的路程，到维切格达河口去。一会儿人陷进雪里，摔倒在地，一会儿雪橇又卡住动不了。似乎再也想不出比这更累人的活儿了。可是这还不算真干活，这不过是活动活动筋骨。在维切格达河口还要把十立方木柴装上雪橇，原班人马用原样的都具，（列宾不在了。这对于我们新时代的画家已经算不了可以发挥创造性的主题；这不过是实景的粗陋的素描）把雪橇拖回递解站的家园。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必再谈你的什么劳改营了——到不了劳改营你已经完蛋。（干这些活时的作业班长是柯鲁巴耶夫，当过拉车牲口的有电气工程师德米特里耶夫、后勤部中校别利亚耶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已经熟悉的瓦西里·弗拉索夫。其他几个人的姓名现在已经说不全了。）

阿尔扎马斯递解站在战争期间给犯人吃的是甜菜疙瘩，而让他们干的劳动却是长期性的，它附设了缝纫厂、擀毡制靴车间（在滚烫的酸性液中擀制毛胚）。

一九四五年夏天我们自报奋勇地从红色普列斯尼亚的闷热窒息的监室里出去干活；这是为了取得一整天呼吸空气的权利，为了取得在安静的板条钉的厕所里不慌不忙、不受阻挠地蹲一会儿的权利（这可是一种常常被忽略的鼓励手段！）。八月的阳光（这正是波兹坦和广岛的日子）把厕所晒得暖洋洋，可以听到一只孤单的蜜蜂的安详的嗡嗡声。我们也是为了取得晚上多领一百克面包的权利。我们被带到正在卸木材的莫斯科河码头。我们的任务是把原木垛倒到别处，重新码起来。我们花的力气远远超过得到的报偿，可是我们仍然高兴到那儿去劳动。

青年时代（我的青年时代就是在那里面度过的！）的回忆常常逼得我脸红。但是凡使你沮丧者必给予你以教训。我发觉，在我肩头总共才摇颤了两个年头的那一副军官肩章，竟在我肋间那块方寸空地上抖落了大量的有毒的金粉。在河运码头上——它也是一个小型的劳改营，也划出了一个四周设有了望塔的隔离区——我们是外来人，是临时工。根本没有听说过可能把我们留在这个小型劳改营里服刑。但是，当我们第一次排好队，派工员在队前走过用眼睛物色临时作业班长的时候，我的卑微的心房简直要从毛料的军便服下面蹦出来：指定我吧！我！我！

没有指定我。可是我为什么要当这个？那只会使我做出更加可耻的错事。

哦，和权力分手是多么困难哪！这是必须懂得的。

红色普列斯尼亚曾经有一个时期几乎成了古拉格的首府——不论到哪里去都不能绕过它，正如不能绕过莫斯科。那个时期在国内旅行，无论从塔什干到索契，还是从切尔尼戈夫到明斯克，最方便的路线是通过莫斯科。运囚犯也一样，不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要沿铁路线拉着他们经过普列斯尼亚。我在那儿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个时期。普列斯尼亚苦于人满之患，正在盖一座新楼。只有运送反间谍机关判处的犯人的直达闷罐列车沿着环城线路绕过莫斯科，它们恰巧在普列斯尼亚旁边通过，说不定在过站时还向它鸣笛致意呢！

如果你是从外地到莫斯科中转的普通旅客，手里总归是拿着车票的，总归有希望或早或晚登上所需方向的列车。然而战争末期和战争结束后的普列斯尼亚，不仅被运到这里的犯人，就连最上头的人，就连古拉格的头头们，事先也说不出谁该往哪里去。监狱的秩序还没有像五十年代那样定型化，谁的档案上也没有写明途径路线和目的地。顶多有个工作上的附记：“严加警戒！”“只可使用于一般作业！”押解队的中士们把用散乱的细麻绳或者纸绳随便捆了一遭的装着监狱档案的破烂卷宗夹子一擦一棵地抱进监狱办公室的木头房子，胡乱地摔在书架上面、桌子上面、桌子下面、椅子下面，或者干脆扔在过道的地板上（就像它们的本主地横七竖八地躺在监室的地面上一样）。这些公文松了捆，散乱了和混淆了。一间、两间、三间房子堆满了这些一团糟的档案。监狱办公室的女秘书们——穿着花里胡哨的连衣裙的肥胖懒惰的自由雇用人员——热得汗流浃背，成天扇着扇子跟监狱里的及押解队的军官们调情逗笑。她们既不愿意也没有力量去翻腾这些乱纸堆。可是每个星期都要发出几次红色列车。每天还要用汽车运出上百号人到较近的劳改营。每个犯人的档案必须随人一同发出。这件伤脑筋的麻烦事谁来干？谁去把档案分类并且组配递解的批次呢？

这种事情委托给几个派工员去完成。他们是从递解站杂役里头挑选的——这些人是一些“母狗”、或者“半带色的”。他们可以在监狱走廊里随意走动，随意进入办公楼。是把你的档案随手放进坏的递解批次还是费心劳神地找出你的档案以便塞进好的批次，这全要仰仗他们。（新进来的犯人打听出有一些恶劣透顶的劳改营，这个情况他们没有搞错，但是他们以为还有一些好的劳改营，那可是受骗上当了。不可能有“好的”劳改营，只可能在劳改营中谋求某类较好的命运，不过那只能就地去争取。）囚徒们的整个前途依赖着另一个跟他们身份一样的囚徒的态度。人们盘算着是不是该找机会跟这个人谈谈呢（哪怕是通过浴室服务员拉拉关系）？是不是该给他塞点东西呢（哪怕是通过财物保管员的后门）？——这可真不如听天由命的好。存在着这样一种捉摸木定的机会——一件皮外套可能把诺里尔斯克改换成纳尔契克，一公斤咸肉可能把泰谢特改换成银松林（皮外套和咸肉也可能白丢）——它徒然给已经疲惫不堪的心灵增加痛苦和不安。也许有人真的得到好处，也许有人真的换来如意的安排——但是最幸福的还是那些无可奉献或不愿为此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

听天由命，完全排除自己对自己生活前途的意志，认识到预测吉凶非但无用而且很容易导致你走出将使你遗恨终生的一步。这可以使一个囚犯获得某种程度的解脱，使得他比较安详，甚至比较高尚。

这样，当囚犯们横七竖八地躺在监室里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也高如山积地堆放在监狱办公室的各个房间里，而派工员们则是从容易下脚的地方取出卷宗。因此．一部分犯人要在这个可诅咒的普列斯尼亚恭候两三个月，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以流星的速度从这里一闪而过。由于犯人的密集、办事的匆忙、案卷的混乱，在普列斯尼亚（在其他递解站亦如是）有时竟然发生刑期替换的情形。五十八条的犯人们没有这种危险，因为他们的刑期，用高尔基的说法，是大写的刑期，天生是漫长无际的，即使看起来好像快到头了，实际上永远到不了头。但是，惯偷、杀人犯如果把自己的刑期和一个傻头傻脑的“普通犯”替换一下，倒是有一点意义。他们本人或者是他们的帮手出面向这样的人凑近乎，关心地问东问西。那个人不懂得，短期犯人在递解站决不能透露自己的底细，他可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人家：他的姓名，比方说，是瓦西里·巴尔菲内奇·叶甫拉施金，一九一三年生人，住在谢米杜比耶，是当地出生的。刑期一年，一0九条，“玩忽职守”罪。过后，这个叶甫拉施金睡着了；也许没有睡着，是因为监室里太嘈杂，车门上的送饭孔旁边太拥挤，无法靠近，听不见门外走廊里宣读本批解犯名单的人嘀里嘟噜些什么。站在门口的犯人们向监室里传呼了一些姓氏，可是没有叫到叶甫拉施金，因为走廊里刚刚念到这个姓氏便有一个贼骨头立时巴巴结结地（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会这一手啦！）朝门外探出他那嘴脸，用又快又低的声音回话：“瓦西里·巴尔菲内奇，一九一三年生，谢米杜比耶村，一0九条，一年”——接着就跑去取东西。真叶甫拉施金打了哈欠，又在板铺上躺下，耐心等待明天再叫号。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这时候他终于鼓起勇气打扰一下看守长：为什么他老是不起解？（而同时各个监室每天都呼唤着一个姓兹维亚嘎的人。）又过了一个月或者半年，当有了空闲时间用还累点名的办法对全体解犯进行了一次大清查以后，只剩下一个兹维亚嘎的案子找不到人：累犯，两次杀人，抢劫商店，十年；另有一个自称为叶甫拉施金的怯生生的囚犯找不到案卷。凭照片根本看不清，那么就暂且把他当作兹维亚嘎好了，那么就该把他关进伊甫查里惩戒劳改营去。不然的话，就得承认是递解站摘错了。（已经解出去的那一个叶甫拉施金现在已经查不到下落，名单没有留底。况且他是一年刑期，现在已经被派到营外去干免除看管的农业劳动，正享受着一天算三天的折减。也许他已经逃亡，早就在家里呆着。更大的可能是又进了监狱，正在服另一次刑期。）也能遇到这样一类怪家伙，他们为了换取一两公斤成肉，甘愿把自己的短暂的刑期卖给别人。他们估计反正以后会弄清楚的，会查明他的身份。这个主意也不完全错。

有一个时期，囚犯的案卷上不注明递解目的地，在那些年代，递解站变成了奴隶市场。递解站里最受欢迎的客人是买主，这个名词在走廊上和监室里是经常挂在人们嘴上的，并不带任何讥笑的意味。正如各工厂不能坐等中央统配物资而要派出自己的催办人员一样，古拉格也有类似情况：各岛屿的土著在渐渐绝灭，他们虽然不值一文钱，但却是有统计数字的，因此需要自己设法弄进些人口来补充，以免完不成计划指标。买主须是一些精明干练、很有眼力的人。凡要带走的犯人都必须仔细过目，免得让人家塞进一些老弱病残充头数。不中用的买主才凭档案挑选犯人，正经八百的商人要求货物活生生、光溜溜地在他们眼前走过。货物这个词儿不是当笑话说的。“喂，这回运来的是什么货？”布蒂尔卡交接站上，一个买主发现了十七岁的伊拉·卡林娜，一边上下打量一边问。

人类的天性即便能够变化，也不会比地球的地质面貌变得更快。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奴隶贩子在女奴市场上体验过的那种好奇、玩味、品评的心理当然也支配着一九四七年乌斯满监狱中的古拉格官员们。他们——身穿内务部制服的二十来个男人——分别坐在几张铺着床单的（这是为了显示隆重，不然总归有点不好意思）桌子后面，女犯们在旁边的隔离室脱光衣服。她们必须赤身露体、光着脚在他们面前通过，朝他们转过身，停下来，回答他们的问话。“把手放下来！”这是对那些采取古希腊雕像的遮羞姿态的女犯们发出的命令（要知道，军官们正在为自己和自己的同事们认真地挑选姘妇）。

新囚犯到达递解站时精神上感到的一些天真无邪的快慰也会被明日劳改营中那一场苦战的浓重阴影所笼罩。

普列斯尼亚监室里关进了一个专用犯人，他在我身边睡了两夜。“专用通知单”是总局开具的一张随犯人转送到各地的通知单。他就是按照这样的通知单的规定解送的，那上面写明他是建筑技术人员，各地必须按他的专业使用他。专用犯人途中乘坐普通的“泽克车厢”，拘押在递解站的集体监室，但是他心里有底：他受到通知单的保护，不会分派他进森林里去伐木。

这个业已服完大半刑期劳改犯的面部表情的基本特征是残忍和果断。（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样的表情正是古拉格岛民的民族特征。有着温良柔顺的表情的人们在岛上是不能生存的）他嘲弄地观望着我们手足无措的挣扎，好像人们在看着一窝刚生下两周的狗崽子。

我们在劳改营里将遇到什么？他出于怜悯之心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你们一跨进劳改营的大门，所有的人都会使劲地哄骗你们，抢劫你们。除了自己，对谁都不要相信！要瞻前顾后：提防有人偷偷过来咬你们一口。八年前我初到卡尔戈波尔劳改营的时候也是这样天真。下了列车，押解队正要带我们上路：离劳改营还有十公里，全是松软深厚的雪地、这时来三辆雪橇。一个身材虎势的大叔招呼我们说：‘弟兄们，快把东西放在雪橇上，我们替你们拉去！’押解队也不干涉。我们回想起文学书里说过囚犯的东西是用大车拉的。我们寻思，劳改营也并非那么不人道，对人还是挺关心的！我们把东西放上去，雪橇拉走了。完事。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我们的东西，连个包袱皮也没剩下。”

“这怎么可能？那儿没有法律？”

“别问这些傻瓜问题。法律有。法律就是泰加森林。而正义——一古拉格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会有。这个卡尔戈波尔事件差不多是劳改营的象征。你们还必需习惯于这一条：劳改营里谁也不会白做什么事，谁也不会出于善心做什么事。一切都必须付给代价。如果有人向你们提出什么大公无私的建议，你们必须知道这是圈套，这是引你上当。最主要的：必须逃避一般作业！从头一天起就要逃避！如果头一天掉进去了，你们就完蛋了，永远完蛋了。”

“一般作业？”

“一般作业——这就是一个劳改营的主要作业。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干这个。他们全都得像牲口一样倒毙。全部。然后又会运来新的人去干‘一般’作业。干这种劳动，你周身力气都会使尽。永远吃不饱。永远湿淋淋。鞋也没有穿的。什么都克扣少给。住最坏的工棚。有病不给治。只有不干‘一般’的人才能在劳改营里活下来。要不惜任何代价争取不掉进一般劳动的火坑！从第一天起。”

不惜任何代价！

任何代价吗？……

在红色普列斯尼亚我汲取和接受了这个残忍的专用犯人的这些丝毫不夸张的忠告，只是忘了问他一件令：代价的尺度是什么。它的最高界限在哪里？

第三章　囚徒返回队

“泽克车厢”使人受罪，“乌鸦车”里苦不堪言，递解站也是个折磨人的地方。顶好还是躲过这几关，乘红色闷罐车厢直达劳改营吧。

在这方面也像在一切方面一样，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用直达列车道送罪犯去劳改营可以减轻市内铁路线、汽车运输和递解站人员的负担，这对国家是有利的。古拉格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做了出色的安排：编组红色列车（用运牲畜的红色车皮）运输队和驳船运输队，在既无轨道又无水道的地区组织步行的囚犯大队（不许可犯人使用马匹和骆驼）。

每当什么地方的法庭的高速工作或什么地方的递解站挤得难以招架的时候，便显示出红色列车的极大优越性—一它可以一次集中遣送大量的囚犯。一九二九——一三一年曾用这个办法遣送过几百万农民。用同样的办法把列宁格勒迁出了列宁格勒。“三十年代的科雷马殖民也是靠这个办法实现的：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每天吐出一趟红色列车开往苏维埃港、瓦尼诺港。每个省府也发出这种列车，不过不是每天一趟。一九四一年用它把伏尔加河畔的日尔曼族共和国迁到哈萨克斯坦，后来对其他各民族也是如法炮制。一九四五年这种列车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接回俄罗斯的浪子和浪女们，或者把自行回归的人们从西部边界上运回来。一九四九年把五十八条的犯人们集中到特别劳改营也是用这种交通工具。

“泽克车厢”的运行要按照凡俗的行车时刻表，红色列车则遵照古拉格的神气的将军签署的神气的指令运行。“泽克车厢”不能停在一片旷野里，它的终点总得有一个站房，有一个尽管很不像样的小镇，有一个有房顶的羁押室。但是红色列车却可以开进哪怕是真空里面，它在哪里停下，在它旁边立刻就会从草原或森林的海洋里升出群岛的一座新的岛屿。

并不是随便一节红色车厢都可以马上用来运犯人——首先要对它进行整备。整备的意思并不是如读者可能想象的：把它打扫一下，清除装人以前用于货运时剩下的煤屑和石灰，——这类事情不是每次必须做的。整备的含义也不是把车皮的缝隙填塞好，安上炉子。（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至罗普恰之间的线路刚一建成就立即投入运输犯人的工作，那时它还没有并入全国的铁路网。在这条线上使用的是既没有安炉子又没有支铺位的车皮。大冬天犯人们躺在结冰积雪的车厢底板上，而且还吃不到热食，因为列车跑完这一段的时间从来不超过一昼夜。有谁哪怕在想象中能够躺在那里熬过这十八—一二十个小时而且还能活下来！）整备工作指的是以下这些事：要检查底板、壁板、顶板是否完整牢固；要在小窗孔上装好牢靠的铁栅栏；要在底板上打一个下水口，四周用铁皮和密钉特别加固；整个列车要均匀地、按必要的密度分布一些平台（上面设置带机关枪的押解岗哨），如果平台太少，要临时加造；要装置登上车厢顶棚的梯子；要周密安排设置探照灯的地点并保证电源的畅通；要制造长柄木槌；要加挂一节指挥部用的客车，如果没有，则准备几节设备齐全并能取暖的宿营车供警卫队长、行动特派员、押解队员乘用；要设置给押解队和给犯人做饭的厨房。待一切准备停当，便可以沿着列车首尾走一趟，用粉笔在车皮上歪歪斜斜地写上“专用设备”或者什么“易腐品”之类的字样。（叶·金兹布尔格的《第七节车厢》对红色列车的押解有很生动的描写，这里不再赘述。）

列车准备工作结束之后，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把囚犯装进车厢，这是一场复杂的战斗行动。进行这件事必须达到两个重要的目标：

——要使老百姓看不到上车，以及

——要使犯人感到恐怖。

上车必须瞒过当地居民，因为一趟列车一次要装进一千来人（至少挂了二十五节车皮），这不同于“泽克车厢”里运的那一小股，那一点人当众押送也是不碍事的。当然尽人皆知每日每时都在抓人，但是不应当让任何人看到大批犯人来在一起的情景而感到可怕。一九三八年在奥廖尔，没有一家没有人被抓，奥廖尔监狱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农村来的大车，旁边站着哭哭啼啼的农村妇女，活像苏里柯夫的《射手刑场》的画面。（啊，什么时候还会有人给我们画一幅呢！不用指望了：这已经不时髦，很不时髦……）当时当地这类事情是没有法于掩盖的。但是何必在我们苏维埃人眼前显示出一天就抓来一列车之多呢（当年的奥廖尔被抓的人一天就能凑足一列车），况且更不应该计青年们看到这些——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所以这事只能夜间干——每天晚上从监狱押出一支黑色的解犯队伍步行去车站（“乌鸦车”正用于新的逮捕），这样连续几个月。诚然，女人们是警觉的，女人们有法子打听出来，她们深更半夜从全城偷偷地溜到车站，紧盯着停在待避线上的列车，她们沿着列车奔跑，在枕木和轨道上磕磕绊绊，她们朝一节车厢里喊：某人在这里吗？……某某和某某在这里吗？……

接着又跑向另一节车皮，然后又有另一些人跑到这节车厢来问：有某某人吗？忽然从贴了封条的车厢里传来了回话：“我！我在这儿！”或者：“快去找！他在别的车厢！”或者：“大嫂子们，劳你们的驾，我老婆就住在车站附近，请你们跑一趟告诉她！”

这类有损于我们现时代荣誉的场面之所以能发生，是上车的组织工作不完善所致。当局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于是从某一夜晚起，一群狂吠乱叫的狼狗组成了一个警戒圈，远远地把列车包围起来。

在莫斯科也是如此，不知是老斯列金卡递解站（这地方现在连囚犯们也不记得了）还是红色普列斯尼亚递解站，把犯人装上红色列车只准许在夜间进行，这是法律规定的。

然而，尽管白日的光辉对于押解队是多余的，可是他们却使用夜间的小太阳——探照灯。这东西用起来方便，因为它们的光束可以集中射向需要的地点——坐在地上的惊慌失措的囚犯的人堆。他们在那里听候命令：“下一批的五个人——起立！目标——车厢，跑步走！”（一切都是“跑步走！”，免得他们东张西望，免得他们心里打主意，要使他们觉得像被一群狗追赶着，只顾往前跑，千万别摔倒）；探照灯射向他们奔跑的坎坷不平的小路；射向他们攀登的车厢踏板。探照灯的阴森凄惨的光束不单是为了照明：它是恐吓囚犯的重要的戏剧性手段。此外还有对落后者的厉声恫吓与枪托的猛击；还有“就地坐下！”的命令（有时命令：“跪下！”例如在上面讲过的奥勒尔的车站广场上就曾如此，一千个人像现代的朝圣者一样纷纷跪倒在地上。）；还有本身毫无必要但具有很大震慑作用的向车厢的跑步前进；还有警犬的嗥叫；还有对准犯人的枪口（早年是步枪，后来是自动步枪）；这一切都属于这种手段。主要目的是压垮和摧毁囚犯的意志，使他们不能产生逃跑的念头，使他们长久地不能领悟自己新的有利条件：他们从石砌的监狱里转入了薄木板制成的车厢。

但是为了能在一夜之间把成千人麻利地装进车厢，监狱当局必须头天早晨就把犯人从监室里提出来进行起解前的处理，押解队要花一整天时间在监狱里长久而严格地进行接收，对接收来的犯人还要负责看押好几小时，不过不是把他们放在监室里，而是集中在大院里，以免和留狱的犯人掺混。所以，夜间的登车对于因犯说来不过是一整天磨难的令人松一口气的结束。

除了常规的点数、核对、剃头、蒸衣和洗澡，起解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总搜查。搜查不由狱方主持，而由前来接收的押解队负责。遵照红色列车押解条例并出于押懈队本身的战斗行动的考虑，搜查时要做到不给犯人留下任何有助于逃跑的物件：没收一切带尖的有刃的东西；为了防止犯人们洒迷押解人员的眼睛，必须没收各种粉末状的市西（诸如牙粉、砂糖、盐粒、烟末、茶叶之类）；任何绳索，不管是粗绳、细绳、腰带，要一律没收，因为都可以利用于逃跑。（小皮带当然也不例外！一个独腿人系义肢的小皮带也被剪掉了，这个残废人只好把假腿扛在肩上，靠旁边的人扶着往前跳。）其他东西，包括资重物品和提箱，按条例应一律送进专门的寄存车厢，到押解终点再归还原主。

但是对于沃洛格达或者古比雪夫的押解队，莫斯科定的条例的权威是疲软而松弛的，而对于囚犯们，押解队的权威可是具体而实在的，这一因素便决定了登车行动的第三个目的：为了维护正义，必须没收人民之敌的一切值钱的东西，供给人民之子享用。“就地坐下！”“跪下！”“脱光！”——这几句条例中规定的押解口令体现了一种不容争辩的根本权威。要知道，一个赤身露体的人心里是发虚的，他不能骄傲地挺起胸膛和一个穿着衣服的人平等地谈话。搜查开始了。（古比雪夫，一九四九年夏天。）赤条条的人们拿着自己的东西和脱下的衣服一个个地走过来，四面站着大批戒备森严的武装士兵。气氛不像是起解，而是要拉出去枪毙或者送进煤气室烧死。人在这时候已经不再关心身外之物。押解队故意把一切做得生硬、粗鲁，没有一个字是用普通人类的声音说出来的，因为目的就在于吓倒和压垮。箱子全被抖空（把东西抖在地下），然后扔进一个大堆里。囚犯们的烟盒、皮夹子以及其他一些可怜的“贵重物品”全被挑拣出来，不标姓名，一概丢进旁边的大木桶。（不用保险柜，不用木箱，不用大盒子，偏偏用大木桶——这种做法对于赤身露体的人们不知为什么具有特殊的压力，使他们觉得反抗是无益的。）光着身子的人们只得赶紧从地面上收拾起搜查后剩余的破烂，塞进小包袱或者打进行李卷里。毡靴吗？可以寄存，扔在这一堆里，在登记表上签个名吧！（不是发给你收据，而是要你自己签字证明你往这一堆里扔了东西！）最后一辆装运囚犯的卡车开出监狱大院的时候天已昏黑了，囚犯们看见，押解人员们一拥而上，从大堆里抢光最好的皮箱，从大木箱里挑拣最好的烟盒。接着是看守员们跑来拣点便宜，随后是递解站的杂役们。

这就是为了登上闷罐车在一天之内需要付出的代价！好了，现在总算松了一口气，爬进来了，身子换上了扎人的铺板。但是这里哪有什么松快，这算什么取暖宿营车？！囚犯们又陷入了寒冷和饥饿、干渴和恐惧、盗窃犯和押解队的两面夹攻。

如果阿罐车厢里有盗窃犯（在红色列车里面当然也不会单独把他们隔开的），他们便会占据着靠窗孔的上层铺的传统的好位置。这是夏天。我们可以猜出冬天他们在什么位置。当然是靠着炉子，紧紧围成一圈。当过小偷的米纳耶夫回忆，一九四九年的严冬，从沃罗涅日到科特拉斯全程（好几昼夜），他们那一节“取暖宿营车”统共领到三提桶煤块！这时候盗窃犯们不单是占据了炉边的位置，不单抢光“福来儿”的全部厚衣裳穿在自己身上，甚至连他们的包脚布也不嫌弃，把这东西从他们的鞋里抖出来，缠到自己的贼脚上。“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吃饭问题更要稍微糟糕一些——全车厢的口粮全由盗窃犯负责领取，他们留下最好的或者他们需要的。洛希林回忆起一九三七年的那一次由莫斯科到佩列波尔的三天三夜的递解。因为只有短短的三昼夜，不值得在列车里面煮热食，所以只发给干粮。盗窃犯们把全部夹心糖给自己留下，面包和鲜鱼允许别人均分；这表明他们当时肚里不饿。当供给热食的时候，盗窃犯近水楼台，菜汤是由他们分配的（由基什涅夫到伯朝拉的为期三周的递解，一九四五年）。除此以外，盗窃犯们在途中也不嫌弃普普通通的小抢小劫：他们发现一个爱沙尼亚人镶着金牙，便把他撂倒，用一根火钩子把金牙敲下来。

犯人们认为红色列车的最大优点是供给热食。在一个荒僻的车站上（仍是为了不让老百姓看见）把列车停下，把菜汤和稀粥送到各个车厢。但是发放的时候总要搞一些歪门邪道。他们可能（例如上面说的那趟由基什涅夫发出的列车）把菜汤倒在领煤用的提桶里。要洗也没有水呀！因为列车里饮用水是定量的，比菜汤还缺。就请你一边喝汤，一边嘎吱嘎吱地嚼煤粒吧。或者他们给一节车厢送来了菜汤和稀粥，却不给够钵子，四十个人只给二十五个，同时又命令：“快吃！快吃！我们还要往别的车厢送，不是你们一节！”请问怎么喝法？怎么分法！按钵子平均分配根本不可能，只能凭眼力掌握，手紧一些，免得发过头。（先喝的人叫唤：“你搅和搅和呀！”后来的人不吭声：就让它底下稠一点吧！）头一拨喝着，第二拨等着。快点喝吧！肚子饿得发慌，桶里的粥也要凉了。外头已经在催促：“喂，完了吗？快了吗？”然后才轮到给第二拨舀粥。必须舀得不多不少，不稠不稀。发完以后，还需要估量出每个人还能添多少，这一次至少可以把两份合舀在一个钵子里分给全体了。从头到尾这四十个人简直不是吃饭，而是眼睛盯着分粥，心里受罪。

不给取暖，不管束盗窃犯，水不给喝够，饭不给吃饱——再加上连觉也不让睡。白天押解员能看清楚整个列车和车后面的线路，知道有没有人跳车，有没有人卧轨。到了夜间，警惕性害得他们不得安生。夜间每到一站他们就用长柄木槌（全古拉格标准）咚咚地敲打每一块车板：可别被那些家伙锯断了吧？在某些车站上，车门猛然大开，电筒的光束，甚至可能是探照灯的光束，直射进来：“检查！”这意思是要你们立即跳起来，站好，准备听喝——全体朝左跑还是朝右跑。手持木槌的押解人员蹿进车厢（另一些手持自动步枪的在车门外面排列成半圆形），他们指示：向左！这意思是：左边的人原地不动，右边的人必须立即像跳蚤一样一个从一个头上蹦到那边去，见缝插针，能站在哪儿就站在哪儿。谁的腿脚不灵便，谁在那发呆，——腰间、背上就要吃水相，这是给他握精神。同时，押解员的皮靴已经在乱踩你的叫花子窝铺，乱扔你的破衣烂裳。到处用灯光照亮和用木槌敲打——查看有没有锯缝。没有！这时候押解人员就叫你们一个个从左边走到右边，他们站在车厢当中点数：“一！二！三！……”本来只要简单地数一数，简单地用手指头点一点也就够了。可是那么办不吓人，所以还是用那个木相在你腰间、肩膀上、头顶上或者随便什么地方“点”数才更直观，更精确，更提神，更迅速。点完了，共计四十名。现在轮到在左边乱扔、探照、敲打了。最后完事了，走了，车厢上锁。你们可以睡到下次停车。（不能说押解队是没事自找麻烦——有本事的人确有从红色列车里逃跑的。例如，他们敲打车板的时候，有时就发现一块已经有了锯缝，或者某天清早发菜汤的时候忽然发现：在一群胡子拉碴的面孔中间有几个刚刮过胡子的人。押解队端着自动步枪把车厢包围起来：“把刀子交出来！”这都是那些盗窃犯和靠近他们的人的臭讲究：他们“当腻了”大胡子。现在只得把刮胡刀交出去了。

红色列车与其他长途直达列车不同的地方是，上了这种列车的人不知道还能不能下车。由列宁格勒监狱发出的（一九四二年）一趟列车在索里卡姆卸车的时候，整个路基上摆满了死尸，活着到达的只有少数。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和一九四五一四六年的两个冬天，从被解放的领土（波罗的海沿岸，波兰，德国）开来的囚犯列车抵达铁路村（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时候，也和开到极北地带所有主要枢纽站的时候一样，都挂着一两节装死尸的车皮。这表示在途中他们认真地从活人车厢里把死人检出来，放进了死人车厢。实际上并不是经常这样做。在苏合别兹沃德那亚火车站（翁日拉格）有好多次是这样分清谁死谁活的：列车进站后，打开车厢的门，凡是爬不出来的就算是死人。

冬季乘这种列车是可怕的，致命的，因为押解队一心用在警惕性上，实在无力为二十五个炉子拉煤炭。可是大热天乘这种车也不是那么甜蜜：四个小窗孔两个被封死，车厢顶棚晒得滚烫；至于饮水的问题，如果连一节“泽克车厢”的饮用水都供不上，却硬要押解队为一千口子去提水，岂不会把他们忙坏了？因此，囚犯们认为递解最好的月份是四月和九月。但是，如果一趟列车需要在路上走三个月（由列宁格勒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九三五年），那么就是连最好的季度也是不够用的。预定要长期运行的列车，对于途中押解队的政治教育以及被囚禁的灵魂的精神关注都会有周密的安排：为这趟列车必定指派一位“教父”——行动特派员，他乘坐一节单独的车厢。这位行动特派员在监狱里就对这次押解做好了准备，犯人不是随随便便地而是按照他认可的名单安排进各个车厢。他批准每节车厢的室长，训练和安插每节车厢的眼线。每次较长时间的停车，他总要找一个理由把这个人或那个人从车厢里叫出来，询问人们在里面谈些什么。这类特派员要是在旅途终了仍然搞不出什么现成的结果，是没脸见人的。他保证在路上就会给什么人立案侦查，你瞧着吧，一到目的地那个人又会被套上一个新的刑期。

算了，让这种可恶的红色牲畜列车，连同它的直通、直达也都见它的鬼去吧！经历过这种递解的人反正永远是忘不了的。还是快点到达劳改营吧！快点到达吧！

人是希望与急躁的动物。好像劳改营的行动人员会比较有人性，好像那儿的眼线们将不会这样昧良心，（实际正好相反！）好像我们到达那里以后，他们不会用同样的恫吓和同样的警犬强迫我们坐到地下，（“就地坐下！”）好像现在吹进了你们的红色车厢的大雪，在车外的地面上不会积得更厚一些。好像我们现在一下车就等于到达了目的地，而不会再把我们装上露天的平台车沿窄轨铁路继续往前拉。（可是使用没有遮拦的平台车怎么运送犯人呢？怎么看守呢？——这确是押解队的一项难题。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命令我们挤成一团躺倒，用一整块大帆布苫在上面，和“波将金”号巡洋舰上被枪决以前的水手们一样。为了苫上这块帆布，还应该对他们说声谢谢呢！）奥列涅夫和他的伙伴们在北方的十月间坐在露天的平台车上等了一整天（人已经装上了车，可是火车头没有调来。先是下了一场雨，后来上了冻，犯人们的破衣烂衫全结了冰）。小型列车开动起来猛烈颠簸，平台车的槽帮子常会裂缝和折断，一次震荡就能把什么人甩到车轮子下面去。那么烦请诸位猜一猜：由杜金卡发车，在北极的严寒中乘露天平台车沿窄轨铁路行驶一百公里，在这种情况下盗窃犯坐在什么位置？答案是：在每一节平台车的正中，以便让他们四周的牲畜们捂暖他们，也护着他们免得掉到火车底下去。答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在这条窄轨铁路的终点，犯人们将会见到什么（一九三九年）？那儿会有房子吗？不，没有一间。地屋？有，可是已经挤满了．那不是给他们住的。这么说，他们首先得给自己挖地屋吗？不、因为在北极的冬天怎么能挖呢？他们不是去干这个，而是被带去开采金矿。“可是他们在哪儿住呢？”“什么？——住？……哦，对了，住……住……——住帐篷嘛”

但是不会每一次都需要再乘一段窄轨火车吧？不，当然不。有乘大火车直接抵达的：叶尔佐沃车站，一九三八年二月。半夜里车厢门打开了。沿着列车的全长燃起了一堆堆的篝火，在火光照耀下人们从车里下来，站在雪地里。点数，站队，又点数。气温是零下三十二度。这批犯人是从顿巴斯来的，都是同年夏天被捕的，穿着短腰皮靴、便鞋，还有穿凉鞋的。谁想在火堆旁边取暖，押解队马上把他赶开：篝火不是为这个预备的，而是为了照明，一眨眼工夫手指头就冻木了，雪填进单薄的鞋子里连化也不化。没有一丝宽容，只听见口令声：“站队！看齐！谁离开队列左右一步，我们不打招呼就开枪……齐步走！”系在铁链上的警犬被它们心爱的口令和这个兴奋的时刻激动得阵叫起来。穿着羊皮大衣的押解队员们开步走了，穿着夏季衣服的注定灭亡的人们也沿着积雪很深的完全没有踩出来的道路走向泰加森林中的某个地方。前方看不到一点灯火。北极光在闪耀。这是我们一生第一次也多半是最后一次见到北极光……云杉在酷寒中发出干裂声。没有鞋穿的人们用冻僵的脚掌和小腿测量着积雪的深度，把积雪踩实。

或者以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军攻占华沙！……我军切断东普鲁士！”）到达伯朝拉的情形为例。荒凉的雪原，把人们从车厢里轰出来，叫他们坐在雪地里，排成六路横队。接着就没完没了地点起数来。一次数错了，再数一次。然后叫犯人们站起来，押着他们在没有人迹的雪原里步行六公里。这批犯人也是从南方来的（摩尔达维亚），所有的人脚上穿的都是单皮鞋。狼狗紧跟在他们后面，用前爪推着最后一排人的脊背，向他们的后脑勺子吹送着狗的气息。（走在这一排的是两位神甫——银发苍苍的年迈的费多尔·福罗利亚神父和搀扶着他的年轻的维克托·施波瓦里尼科夫神父。）使用警犬的技术如何？不，警犬显示的自制力如何？——要知道它们是多么想咬上一口啊；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劳改营的入营洗澡房；先在一座小屋里脱掉衣服，光着身子跑过大院，在另一座房屋里洗澡。但是眼下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主要的罪已经受过了。现在总算到达了！天黑了下来。忽然听说：营里没有空位子，不能接收新犯人。于是洗完了澡以后又把解犯叫出来排队、点数，四周布置了警犬——一切再来一遍，拖着自己的东西，还是原来那六公里，他们踩着积雪重返自己的列车，只不过这一次是摸黑。他们走后的几小时内，车厢的门一直大开着，原来那点可怜的热气早已跑得一干二净。而且抵达目的地以前车上的煤炭都烧光了，现在到哪儿去找？他们挨了一夜冻，早晨发给他们干石斑鱼去嚼（谁想喝水——嚼雪去吧！），然后又沿着原路带去劳改营。

这还是一个幸运的事例！因为好歹还有一个劳改营。今天不接收，明天会接收。而红色列车按照其本性说来一般是开往真空地带的。递解终了之日往往就是一座新劳改营开创之时。因之列车可以在北极光的照耀下径直停在泰加森林当中，在云杉树干上钉一块小牌牌：“第一独劳点”（独立劳动点）。在这种地方，犯人们在一周之内要靠嚼风干鲻鱼、和着雪吞咽面粉维持生命。

如果有一座即便是两星期前开办的劳改营，那已经会满舒服了；已经可以煮热食了。虽然没有钵子，但是稀的和干的可以混在一起，六个人一份，盛在洗澡盆里。六个人站成一圈（桌椅都还没有），其中两个人用左手提着澡盆的把手，挨着号用右手从盆里抓饭吃。这是重复前面说过的吗？不，这是一九三七年的佩列波尔，是据洛希林的介绍。不是我在重复，是古拉格在重复。……再接着，他们就会派来一些老劳改犯给新犯人当作业班长。这些老手很快就能教会他们如何生活、找窍门和欺骗。第二天一清早就要出工，因为伟大时代的钟声在轰鸣，时不等人。我们这里不是沙皇时代的苦役服刑地阿库台，那地方新到的犯人有三天的休整。

群岛的经济日渐繁盛。新的铁路支线到处伸延，许多地点不久以前还只通水路，现在已经可以用火车运输了。但是有一些群岛的老土著还活着，他们能够告诉你，当年在伊日玛河上是如何乘着真正的古俄罗斯的大木船航行的。一船装一百人，犯人们自己划桨；他们还能够告诉你，他们是怎样乘着平底小渔船沿着乌赫塔河、乌萨河、伯朝拉河抵达自己的劳改营。当时连去沃尔库塔也是用驳船押运的：先用大船过到阿兹瓦窝姆，那儿设了一个沃尔库塔劳改营的中转站。从那儿出发，比方说到咫尺之遥的乌斯特乌萨，需要乘浅水驳船走十天。虱子多得能把整个驳船拱得颤动起来，押解队准许犯人们二个一个地上甲板把虱子抖落在水里。水路递解也不是直达的，一会儿要换船，一会儿要把船拖过一段陆峡，一会儿要下船步行。

在这些地区也曾经有过自己的递解站——那是用树棍搭的窝棚或者是帐篷（乌斯特乌萨、波莫兹金诺、谢里亚尤尔）。那里也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秩序，有自己的押解规章，当然也有一套特殊的惩治犯人的办法。但是描写这一类异国情调显然并非我们的任务，所以我们也就不着手去做了。

北德维纳河、鄂毕河与叶尼塞河知道用驳船运输囚犯开始于什么时候——那是在消灭富农时期。这几条河流都是流向正北的，而驳船又是一些大肚子，大容量的家伙，只有依靠它们才能完成把如此庞大的灰色群体从有生的俄罗斯抛到无生的权北地区的任务。人们被倾倒进像个大木槽似的驳船舱里，人摞人地躺在里面，像装在提篮里的一堆大虾一样微微动弹着。哨兵高高地屹立在船舷上，好像站立在山岩上一样。有时候就这样不遮不盖地驳运这一堆东西，有时候蒙上一块大帆布——也许是为了不想看见他们，也许是为了更容易警戒，反正绝对不是为了给他们遮雨。这样的驳船押运已经不是递解，而简直是分期处决了。再加上途中差不多是不供给伙食的。把他们丢弃到冻土地带之后，就根本不给吃的了，他们被留在那里与大自然一起自生自灭。

北德维纳河（以及维切格达河）上的驳船递解直到一九四0年还没有停止。奥列涅夫就经历过这样的递解。囚犯们在船舱里人贴人地站着，——而这并不止是一天。尿撒在玻璃罐里，传到舷窗口倒掉。如果是比这更严重一点的问题，那只好在自己裤裆里解决了。

沿叶尼塞河的驳船递解变成了固定航班，几十年没有中断过。三十年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河岸上搭起了一些敞棚。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春天，等待装运的囚犯们在那里面一连打一两昼夜的哆嗦。叶尼塞河上运囚犯的驳船有固定的结构，船舱里是没有光亮的，分上下三层。只有安装着梯子的舱口能透进一点折射的光线。押解队员住在甲板上的小屋里。哨兵警戒着舱口和水面，注意是否有人离水逃走。他们永远不下船舱，不管里面发出怎样的呻吟和呼救的哀号。从来不让囚犯们上来放风。一九三七一三八年，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在递解途中没有向舱里的人们提供过任何医疗帮助（可以猜想，以上两个时期之间的年代也是一样）。囚犯们分两排躺在每层的舱板上，一排头朝船舷，一排头朝他们的脚。要上便桶只能从人身上跨过。便桶并不是经常允许及时倒掉（应当想象一下怎样提着满满的粪桶爬上陡直的梯子），粪便溢到外面，在舱板上流淌，漏到下面各层去，那里可也是躺满了人呀！开饭的时候，帮厨的（是从犯人中间抽的）把盛在木桶里的菜场分送到各层。在那永远黑暗的舱房里（现在也许装了电灯），在一盏“蝙蝠牌”煤油灯的光亮下给犯人们发放。到杜金卡去的这样的一趟递解有时要走一个月。（现在当然只用一个星期就够了。）由于搁浅或水路上的其他障碍，拖长了路途的时间，携带的粮食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索性一连几天不开伙。（“积欠”的这几天的口粮，以后当然是不会补发的。）

说到这里，机灵的读者不用作者提示也可补充一点：盗窃犯在货舱里占据着最上面的一层，靠近舱口的地方——换句话就是靠近空气和光线的地方。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充分地享受分发面包的特权。如果这一趟旅程条件特别困难，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摔掉神圣的拐杖（换句话说就是夺走灰色牲畜——政治犯—一的口粮）。贼骨头们在漫长的旅途中用打牌消磨时间。赌博用的纸牌是自己做的。可是赌注的本钱却是靠搜查“福来儿”搞来的。他们选定舱内某一地段，对躺在那儿的人实行逐个搜身。搜来的东西在一段时间之内是在他们中间根据牌局的输赢反复倒手的。最后全都会“浮”到顶上去，脱手给押解队。对了，读者现在什么全能猜到：盗窃犯和押解队是挂着钩的。押解队或者把赃物留给自己，或者在码头上卖掉，然后给盗窃犯们带来吃的作为报酬。

有反抗吗？有，但是很少见，流传下来一个事例。一九五0年，在一艘与上面所讲的情况差不多只是稍大一些的驳船（是一艘海船）里面，在由符拉迪沃斯托克驶往萨哈林岛的途中，七名手无寸铁的年轻的“五十八条”犯人对盗窃犯（这是一批“母狗”）进行了反抗，对方总共有八十来个人（其中照例会有人带着刀子）。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一门”递解站里面，这批“母狗”就曾对犯人们实行过一次搜身。他们搜得非常彻底，一点不比狱卒们干得差劲。他们熟知一切的隐藏办法。但是不管怎么搜，要发现一切公办不到的。他们明白这个，所以在船舱里面假意宣布：“有钱的可以买马合烟！”米沙·格拉切夫拽出了缝在棉坎肩里的三个卢布。“母狗”沃洛吉卡·塔塔林朝他喊：“喂老鸹的死尸！你不交税啦？”说完就跳过去夺。可是陆军准尉帕维尔（姓氏没有传下来）一把推开了他。沃洛吉卡·塔塔林用手指头分成“两股叉”去戳帕维尔的眼睛，帕维尔把他撂倒在地上。立刻就有二、三十个“母狗”拥了过来。前陆军大尉施帕科夫；谢廖沙·波塔波夫；沃洛尼·列乌诺夫，沃洛甲·特列久兴（这两个人也是前陆军准尉）；还有瓦夏·克拉夫左夫等人挺身而出，毅然站到格拉切夫和帕维尔身边。结果如何？仅仅是互相献了几拳就了事。不知道是贼骨头们祖传的真正的怯懦（他们总是用虚张声势的果敢和满不在乎的放肆把它遮掩起来）现了本相，还是因为附近有哨兵（事情发生在舱口下面）妨碍了他们。他们现在需要保存实力，因为他们此行负有一项更加重要的社会使命——从正经盗贼手里夺取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递解站（就是契诃夫曾经描写过的那一个）以及萨哈林建设工程（夺取的目的当然木是为了建设）。总之是他们退却了，仅仅限于虚声恫吓，说：“要把你们变成一堆垃圾！”（架没有打起来，谁也没有把这几个小伙子变成“垃圾”。这帮“母狗”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递解站遇到了麻烦：那地方已经被正经盗贼们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了。）

开往科雷马的海船，在一切方面都和驳船很相似，只是规模大一些。不管多么奇怪，一九三八年乘坐由“克拉辛”号破冰船开路的“珠尔玛”、“库鲁”、“汉瓦工程”、“第聂伯工程”等几艘旧套鞋似的破船被遣送到科雷马去的那一批犯人（即有名的“克拉辛远征队勾当中，今天竟有几个人还活着。这几艘轮船的寒冷肮脏的贷舱也是分作三层，但是在每层上面又用树村搭成了双层的统铺。并不是到处一片漆黑，有的地方点了几盏油灯。允许犯人们以隔舱为单位上甲板放风。每条船装三四千人。一次航程要用一个多星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领的口粮在路上就发了霉，因而一天的口粮定量由六百克减少到四百克。还供给成鱼，至于饮用水……。是的，是的，没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在水的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着暂时的困难。与内河递解比较起来，这儿还增加了风暴和晕船。精疲力竭的人们呕吐不已，已经没有力气从呕吐物中站起来，整个舱板覆盖了一层令人作呕的秽物。

旅途中还有一段政治性插曲。船队要通过拉彼鲁兹海峡”，和日本列岛距离很近。这时候轮船了望塔上面的机关枪消失了，押解队换上了便服，舱口紧闭，禁止上甲板。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时就早有远见地在船舶文书上注明了船内装载的……不，上帝保佑，决不是犯人，而是应募去开发科雷马的工人。许多日本小汽船和木船在部队周围转来转去，一点没有产生疑心。（另一次，一九三九年，“珠尔玛”号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盗窃犯们跑出货舱潜入了财物保管室，抢光了东西，放了一把火。这时候船恰好在日本附近。“珠尔玛”号浓烟滚滚，日本人要来救援，但是船长拒绝了他们。他甚至没有下令打开舱口！离开日本较远以后，被烟呛死者的尸体全扔进了大海，烧焦了的半腐烂食品后来移交给劳改营充当犯人的口粮。）

自那以后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国际公海上运输的似乎已经不再是犯人，而是苏联公民。但是有多少这样的事例：苏联人遇到海难的时候，拒绝外国救援，原因仍是这种冒充为民族自豪感的封闭性。宁愿让鲨鱼把我们吞进肚里，也不能接受你们的援助之手！封闭性——这是我国的毒瘤。

船队在马加丹港外被封冻在水里。“克拉辛”号也无能为力（还远远不到航行的季节，但是他们急于往那里输送劳力）。五月二日。犯人们被卸到离海岸还有一段距离的冰上。当年马加丹的悲惨景象展示在来客们的眼前；死气沉沉的山岗，没有乔木，也没有灌木，更没有鸟类。只有稀稀拉拉的几间小木房和一座远北建设工程局的两层楼房。然而他们却受到远建局乐队的欢迎。因为当局这时候还在继续表演着“改造”的闹剧，换句话说是做出副样子，好像他们不是运来一堆为盛产黄金的科雷马铺路的白骨，而是一批将来还要回到创造性生活中去的暂时受隔离的苏维埃公民。乐队演奏着进行曲和圆舞曲。一群受尽折磨、半死不活的人们排成灰色的长队在冰上蹒跚行进。他们拖着从莫斯科带来的东西（这一支庞大的政治犯队伍在路上几乎还没有遇到盗窃犯），背着另外一些半死不活的人——风湿病患者和失去双腿的残废（对没有双腿的人也同样判刑）。

但是，我发觉我又要重复；写下去将是乏味的，读下去也将是乏味的，因为读者预先就已经知道了一切：现在将会用卡车把他们装运到几百公里之外，然后还要押着他们步行几十公里。到达目的地以后他们将开辟一些新的劳改点，而且到达后一分钟之内就必须出工。吃的将是鱼和面粉，是和着雪一起吞咽下去的。睡的将是帐篷。

是的，不错。但是头几天他们暂时被安置在马加丹，住的也确是北极帐篷。在这里他们还要受到一次体检，也就是要他们脱光衣服，根据每人臀部的状况确定他是否适宜于劳动（检查的结果一定是全体都合格）。当然还要把他们带进洗澡房，命令他们把皮面大衣、罗曼诺夫羊皮大衣、毛线衣、高级毛料西服、毡斗篷。长筒皮靴、长筒毡靴留在洗澡房的脱衣室（要知道这一批来的人不是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而是党的上层人物—一报纸编辑、托拉斯和工厂的经理、省委负责干部、政治经济学教授等等。所有这些人在三十年代初对于高档商品已经很懂行了）。“那由谁来看管呢？”新来的客人们疑惑地问。“快去吧，谁希罕你们的东西？”澡堂服务员显出受侮辱的样子，“进去，放心洗去吧！”于是他们就进去洗澡了。然而出口却是另一个门。出门的时候每人在那里领到一条黑布裤子和一件军便服上衣、一件没有衣兜的劳改营棉背心、一双猪皮鞋。（哦，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与你原先的生活的诀别——也就是和你的头衔、职位、尊荣的诀别！）“我们的东西呢？”他们哀号了。“你们的东西——留在家里了！”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朝他们大声呵叱。“劳改营里什么东西也不属于你们。我们劳改营里是共产主义！带队的，开步走！”

既然是共产主义，那么他们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他们不是把生命都献给了这个事业了吗？

还有几种递解方式——坐大车或者干脆步行。诸位记得《复活》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白天一队犯人从监狱被押着走向火车站的情形吗？然而在米努辛斯克，一九四……年，犯人们已经一整年没有放过风，已经木会走路了，不会呼吸了，不会看光亮了；一年以后，把他们带出屋子，列队，驱赶他们步行二十五公里，到阿巴坎去。路上死了十来个。这件事情可没有人去写成一部伟大的小说，连一章也没有人写：住在坟地里，顾不上为每一个死人哭丧。

徒步递解——这是火车递解、“泽克车厢”、红色列车的老祖宗。这种方式现在越来越少见了，除非是在木可能使用机动交通工具的地方。例如，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遣送犯人，就是让他们徒步通过拉多加湖上的一段冰路，然后装上红色列车（让女犯和德军俘虏走在一起，用刺刀把我国的男犯从女犯身边赶开，免得他们抢夺女犯的面包。倒在路上的人，不管是死是活，一律拽掉靴子，扔到卡车上）。三十年代，从科特拉斯递解站每天发送一百名犯人徒步去乌斯特维姆（约三百公里），有时候去奇比尤（五百多公里）。一九三八年有一批女犯也是用这种方式递解。这种徒步递解一天要走二十五公里。押解队带着一两只狗，他们用枪托于驱赶掉队的人。诚然，犯人的东西、锅灶和食物是用跟在队尾的大车拉着。在这一点上，这支解犯队伍和上一世纪古典的流刑图有些相像。途中也有宿泊的房屋——被消灭的富农的缺门少窗的残破农舍。科特拉斯递解站的会计室发给每一批解犯的食品是按照理论上的旅途时间计算的，其前提是一路诸事顺利，从来不多计算一天（这是我国会计制度的普遍原则）。如果选中发生耽搁，食物就匀开吃，只供给不放盐的黑麦面糊糊，有时候索性就停伙。在这一点上，他们背离了古典的模式。

一九四0年，奥列涅夫等一批解犯下了驳船以后，被押送着徒步穿过泰加森林（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到齐比尤）。一路上根本不给饭吃。喝的是沼泽里的水，痢疾迅速地蔓延开来了。许多人体力衰竭，倒在地下，警犬撕扯倒下的人们的衣裳。在伊回马河里，犯人们用裤子捞鱼，生着就吃进肚里。（最后走到了一块林间空地，当局向他们宣布：你们就在这里动手修建科特拉斯-沃尔库塔铁路吧！）

我国欧洲部分极北地区的另一些地方，也一直是采取这个办法，先是遣送一些徒步的犯人到划定的线路上去修路基，直到快乐的红色列车开来，运来第二期工程的犯人。

在经常和大量采用步行方式的地方，制定出了一整套徒步递解的技术。一批犯人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出发，沿着泰加森林中的小道，被押往维斯良纳。一个犯人倒下了，再也走不动了。怎么办？请合理地考虑一下，怎么办？你是不会让整个队伍停下来的。你也不会为每一个倒下的和掉队的人留下一名带枪的兵——带枪的兵很少，犯人很多。这说明应该怎么办呢？……一个带枪的兵留下来和这个人稍呆一会儿，随后他一个人匆匆地赶上队伍。

从卡拉巴斯到斯帕斯克的固定步行递解班次保持了很长时间。那一段路总共才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可是必须一天之内走到。每一批一千人，其中很多人身体很虚弱。可以预料到，一定会有许多人倒在路上，掉队，他们会带着濒死者的无所求和无所谓的表情——哪怕你如他们开枪，他们也不能再挪动一步。他们已经不害怕死亡了，——但是棍棒呢？没完没了地劈头盖脑地打下来的不知疲劳的棍棒呢？棍棒他们是会害怕的，他们会继续走下去！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保证有效。因而在解犯纵队五十米之外不仅有一圈自动枪手的散兵线，而且里面还有一圈仅以棍棒做武器的士兵。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实际上斯大林同志早就有言在先）。七打八打，那些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的人们居然走起来了！其中的一些人竟能奇迹般地走到目的地。他们不知道这叫做“棍棒考验”，不管你怎么打仍是躺着不动的人，将由跟在后面的大车收容起来。这是一条组织工作的经验。（可能有人提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全用大车拉呢？……可是到哪儿去找足够的大车？马匹从哪儿来？我国毕竟已经普及拖拉机了。况且如今燕麦是什么价钱？……）上面说的这种递解在一九四八一五0年依然是十分大量的。

然而在二十年代徒步递解曾是主要方式之一。当时我还是小孩，但是记得很清楚：士兵们押着犯人的队伍大大方方地走过顿河罗斯托夫市的街道。顺便说说，那句有名的命令：“……不予警告即可开枪！”在当时的说法稍有不同，原因在于军事装备的差异：要知道，当时的押解队往往只有马刀。所以当时是这样命令的：“凡擅自离开队列一步者，押解队即可开枪或刀劈！”多么铿锵有力：“开枪、刀劈！”马上就产生一把战刀从背后劈下你的脑袋的感觉。

不错，甚至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还押着一批从外伏尔加地区抓来的大胡子老头儿们徒步经过下诺夫戈罗德城。这些人穿的是土布袍子，脚下穿着桦皮鞋，包着脚布。“正在消失中的俄罗斯……”突然间，三辆小汽车正好横穿他们前面的马路，汽车上坐着全俄中执委主席加里宁。解犯队伍停下。加里宁坐在车里开过去，他对这些人没有产生兴趣。

读者，请闭上眼睛。听见了吗？车声隆隆……。这是“泽克车厢”在铁轨上行驶。这是红色列车在运行。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没有一刻稍停。听见了吗？水声激荡……这是囚犯驳船在破浪前进。耳边又传来“乌鸦车”马达的吼叫声。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投入监狱、塞进囚车、辗转递解。这一片嘈杂声又是来自哪里？它来自递解站过于拥挤的牢房。而这哭号声呢？它是被抢劫者、被奸污者、被毒打者的怨诉。

我们考察了各种遣送方法。我们发现它们一种比一种更坏。我们环视了递解站，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甚至人们最后一个希望——下一步会好一些，在劳改营里将会好一些——也是一个骗人的希望啊！

在劳改营里将会……更坏些。

第四章　从岛屿到岛屿

还有一种遣送方式，那就是简单地用一叶扁舟载着犯人从“群岛”的某一岛屿直接摆渡到另一岛屿。这叫做专门递解。这是一种最无拘束的遣送方式，和自由人的旅行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有为数不多的犯人才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在我的囚徒生涯中，这样的机会，遇到过三次。

专门递解是根据高级官员的指令实行的。请不要把它和专用通知单混为一谈，那也是由上头的什么人签署的。专用犯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和解犯大队一起行动，虽然他在途中也可能遇到几段奇妙的插曲（因而其效果更是令人觉得非同寻常）。例如，安斯·伯恩施坦依据专用通知单从北方被遣送到伏尔加河下游去参加完成一项农业任务。在路上他经历了我在前面描述过的全部拥挤和侮辱，警犬的狂吠，刺刀的威逼，“离队左右一步，就……”的吼叫……。忽然在一个叫作赞则瓦特卡的小站上，他被带下了车。一个不带任何武器、态度平和的看守员单独到车站来接他。看守员懒洋洋地说：“好吧。今晚你住在我这里。天亮以前你可以到处走走，明天我带你去劳改营。”于是安斯就去到处走走了。诸位可懂得，对于一个刑期十年、多少次与生活告别过、今天上午还蹲在“泽克车厢”里，而明天又要进劳改营的人，“到处走走”是什么意思？他马上随便走路，随便观看，看着几只鸡在车站的小花园里啄食，看看几个农妇正收拾着没有向旅客卖掉的牛油和甜瓜准备回家。他朝侧面走出三、四、五步，没有人喊：“站住！”，他不敢信以为真地用手指触触一棵刺槐树的叶子，几乎哭出声来。

而专门递解则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奇妙经历。这一次你和解犯大队根本不沾边，不用把双手放到背后，不用脱光衣服，不用坐在地下，连搜身都不搞。押解人员待你态度友善，甚至以“您”相称。作为一般地打招呼，他先向你提出警告：如果企图逃跑，我们和平常一样是要开枪的。我们的手枪里装了子弹，就在口袋里掖着。然而我们一路要随便些，举止要自然，不要叫人看出你是犯人。（我恳请诸位注意，在这一点上也和任何时候一样，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如何地完全一致！）

我的劳改营生活从那一天起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当时我正凄凄惶惶地站在木工班等待出工的队列里，我的手指头痉挛着（它们由于成天紧捏工具变得僵硬了，再也伸不直）。派工员把我拉到一边，带着意外的尊敬对我说：“你知道吗，根据内务部长的指示……”

我目瞪口呆。木工班出发了。营区里的杂役们围上了我。有的说：“要给你加判新的刑期。”另一些人说：“要释放。”但是他们对一件事情看法一致，那就是这一次免不了要经过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这一关。我自己也在加判和释放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摇摆。我干脆忘了，半年以前，劳改营里来过一个家伙，他分发了一些古拉格的登记卡片要我们填写（战后他们在较近的劳改营里开始搞过这项登记工作，但是看来好像没有完成）。卡片上最重要的一栏是“专长”。犯人们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纷纷填写古拉格里最吃香的专业：“理发师”、“裁缝”、“仓库管理员”、“面包匠”之类。我皱了皱眉头就填上了“核物理学家”几个字。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当过核物理学家，关于这方面我只是战前在大学里听到过一点，知道原子粒子及其参数的名称，于是就这么写上了。那是一九四六年。原子弹是顶顶急需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对于那张卡片并没有放在心上，干脆忘了。

在劳改营里隐隐约约地能听到一种模糊的、不确切的、没有得到任何人证实的传闻；在这个群岛的某些地方存在着一些极微小的“天堂岛”。谁也没有见过。谁也没有去过。在那里呆过的人们都保持沉默，闭口不谈。据说在那些小岛上有“乳汁的河流，果羹的河岸”；吃的伙食最次是酸乳酪和鸡蛋；据说那里一切都是干干净净，永远是暖暖和和；干的都是脑力劳动，而且都是绝对机密的。

我自己就登上过这样一类天堂岛并且在那上面服完了我的一半刑期。（囚犯们的俗话中把这类天堂岛称作“沙拉施卡”）我能活下来全是托它们的福。留在劳改营里我这条命无论如何也拖不到刑满。我今天能写这部考察著作也得感谢它们，虽然在这部书里我并没有考虑给它们什么篇幅（已经写了一部关于它们的长篇小说）。我在这类岛屿之间转移，从第一个到第二个，从第二个到第三个，都是通过专门递解；两名看守和我。

如果死者的幽灵有时候在我们之间飘过，能够看到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看透我们心里的琐碎念头，而我们却看不到它们，也猜不到它们的无形体的存在，那么，专门递解就恰像这种情形。

你一头扎进了自由的渊薮，在火车站候车室的人群里推推挤挤。你心不在焉地浏览着那些肯定与你没有一点关系的布告。你坐在候车室的古旧的“沙发”上，听着一些奇怪而无聊的对话：谁家的男人打老婆，或者把老婆甩啦；谁家婆媳不和啦；单元楼里的邻居私自使用走廊里的电源插座，上楼还不把靴底擦干净啦；谁和谁在工作单位里过不去啦；哪儿有个好差事要什么人去，他不想搬家——坛坛罐罐搬起来容易吗？等等，等等。你听着这一切，忽然一阵愤世嫉俗的心情使你全身不寒而栗：你分明地看透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分量，一切嗜好和情欲的分量！这是那些凡夫俗子们注定不能领会的。只有你，只有不具形体的你，才是真正地活着，实在地活着，而所有那些人只不过是误认为自己是活着的。

还有—一在你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无论是向他们猛喝，无论是为他们痛哭，都不可能；抓住他们的肩头把他们摇醒，这也是不可能的呀！你毕竟只是鬼魂，只是无形的幽灵，而他们却是物质的实体啊。

怎样才能使他们醒悟？启示吗？显灵吗？托梦吗？——兄弟们！人们！生命给予了你们是为了什么？！在深沉的午夜，死囚的牢门砰然大开，有着伟大灵魂的人们被拖上刑场。就在此时此刻，就是现在啊，在我国条条铁路线上，正有人在嚼咽下咸鲱鱼之后用苦涩的舌尖舔着干枯的嘴唇。他们梦想的是伸直一下双腿的幸福，是解过手以后的轻松。奥罗图坎的土地只是在夏天才化冻，而且仅仅化开表面的三尺，只有这时候才能掩埋冬季死亡者的尸骨。而你们，你们头上有蔚蓝的天空，有炽热的红日，你们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可以去喝水，伸伸懒腰，随意到哪里去旅行而没有人押解——什么靴底没有擦干净之类的琐事还算得了什么？还管它什么婆媳和不和？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它的全部奥秘——你们要知道吗？我可以马上全部抖出来。不要追求那些虚幻的东西，什么财产，什么地位：赚来这些东西要耗费你们几十年的精神，而没收它们只需要一个夜晚。以平静的超然物外的态度去生活吧！——不要畏惧灾祸也不要眷念幸福，要知道终归是一样的：苦既不永久，甜亦难满盈。你们今天没有挨冻，饥渴的利爪没有撕扯你们的五脏，这也就够了。你们的脊骨没有被打断，你们的两条腿都还能行走，两只手臂还都能弯曲，两只眼睛都能看见，两只耳朵都能听到，还有什么人值得你们羡慕？何苦来？妒忌旁人，受害的是自己。擦亮你的眼睛，纯净你的心灵，要把那些爱你们、好心待你们的人看得比什么都贵重。不要伤害他们，不要辱骂他们，不要和他们任何一个在争吵中分手：因为你毕竟无法知道，这是不是你在被捕前的最后一个举动，而你将会以这样的形貌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但是押解人员正抚摸着衣袋里的手枪的黑色枪柄。我们三个人并排坐着，三个不喝酒的规规矩矩的哥儿们，三个文文静静的好朋友。

我擦了擦额头，我合上眼睛，我又睁开眼睛——看见的仍是原来的梦境：一大片没有押解队陪伴的人群、我清楚地记得：昨天晚上我睡在监室里，明天又会回到监室。可是，几个拿着小钳子的检票员出现在我眼前：“您的票呢？”“那个同志拿着。”

车厢里人很满（嗯，当然是按自由人的标准说“很满”——长椅下面，过道的地板上都还没有坐人呢）。既然他们告诉我路上要放随便点，那我就尽量随便了；我看见隔排有一个靠窗口的空位于，就坐了过去。而这个分隔里却没有押解人员坐的地方。他们只好留在原位上，从那儿像望情郎似地盯着我。在佩列波尔车站，我的小桌对面空出一个位子，可是一个脸庞粗大的青年人赶在我的押解员之前占据了这个阵地。他穿着羊皮大氅，皮帽，提着一只简陋但结实的木箱，我一眼就认出箱子是劳改营的产品，madein群岛”。

“唷！……”年轻人出了一口粗气。光线虽然昏暗，但是我看得出他满脸通红，说明他上车的时候经历过一番踢打。他拿出一个行军壶：“同志，来点啤酒？”我知道我的押解员在隔排坐位上已经疲惫不堪了。规定了不许我喝含酒精的饮料，决不能喝的。可是——举止要随便。因而我就随随便便地说了一句：“行，来点。”（啤酒？？啤酒！！三年来我一小口也没有喝过！明天在监室里可要吹吹：我喝了啤酒！）年轻人倒酒，我喝着，浑身因幸福而颤栗。已经黑了。车厢里没有电灯。这是战后的经济破坏时期。在车厢的隔门上挂着的一盏旧罩灯里燃着一截蜡烛头，一共四个分隔统共只有这一盏灯。我和这个年轻人差不多摸着黑像朋友似地聊着天。我的押解员不管怎么伸长脖子，在车轮的隆隆声中，我们的谈话他们什么也听不见。我口袋里装着一张写给家里的明信片。我马上就要向我的这位朴质的朋友说明我是什么人，求他替我投进信箱。根据箱子判断，这个人自己也是蹲过的。但是他赶在我前头了：“你知道，我这个假好难请。两年都不给假，真不是人干的差事。”“什么差事？”“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个阿斯莫杰，蓝肩章，从来没有见过吗？”唉，见鬼，我怎么没有立刻猜想到？佩列波尔是伏尔加劳改营的中心，箱子是他强迫犯人白给他做的。这一切是怎样渗透进我们的生活的？两个分隔里有了两个阿斯莫杰都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加进第三个。说不定什么地方还隐藏着第四个？或许每排座位上都有？也许这个车厢里还有跟我一样的专门递解的犯人？

我的年轻伙伴继续在发牢骚，埋怨命不好。这时候我故意叫他摸不着头脑地顶了他一句：“可是你看管的那些人呢？那些平白无故地被判了十年的人——他们松快吗？”他马上蔫下来了，一直到天亮也不再吭声：原先，在半明不暗中，他也模糊地看见我穿的是一身不完整的军装——军大衣、军便服。他以为我不过是个当过兵的。可是现在鬼晓得我可能是干什么的？说不定是个行动人员？正在追捕逃犯？为什么我恰好在这节车厢？而他却当着我的面骂了劳改营……

罩灯里的蜡烛头渐渐消溶，但是仍然亮着。在第三个行李架上有个小伙子用令人愉快的嗓音讲述着战争中的故事——真正的战争，书里不写的战争。他当过工兵，他讲的都是实打实的真事。原原本本的真实仍然能够传进一些人的耳朵，实在叫人高兴。

我本来也能讲一些事情……我甚至产生了讲的愿望……不，已经没有这个愿望了。我参加战争的四个年头像是被母牛的舌头舔掉了。我已经不相信这一切是真正发生过的，不想去回忆它。在此地的两年，在“群岛”上的两年，使我对前线的道路、战友的情谊淡漠了，对一切都淡漠了。这也许叫作以毒攻毒吧。

你看，在自由人中间统共才度过了几个钟头，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的嘴不会说话了；我在他们中间十分无聊；我在这里束手束脚；我要自由地说话！我要重返家园！我要回到自己的群岛！

早晨，我把明信片志在行李架上：女列车员总会来擦车厢；她会拿去投在信箱里，如果她真的是一个人……

我们出了莫斯科的北站，走进广场。我的看守又是两个初次进京的，不认识莫斯科的路。我替他们决定乘“6”路有轨电车。广场中间的电车站挤了一大堆人，正是上班的时间。一个看守员上车找司机，给他看看内务部的工作证。我们一路上神气地站在司机台旁边，像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票也不打。一个老头要从前门上车，人家不许可：你又不是残废人，从后门上车吧！

我们在诺沃斯洛波达广场下车。虽然我这是第四次进布蒂尔卡监狱，它的内部平面图我毫不费力就能画出来，但从外面看到它，这还是头一次。哦，好森严好高大的两个街区长的围墙！莫斯科市民见到它的铁门张开大口的时候心都发凉。可是我却毫无遗憾地把莫斯科大街的人行道留在身后，像回家似地穿过拱顶的门洞，含着微笑走进了监狱的前院。我认出了那座主楼的熟悉的雕花木门。现在他们将要我面向墙壁立正（瞧，已经这样站着了），将要问：“姓什么？本名和父名？哪年生人？……”，这一套我早已不当一回事。

我的名字？……我叫“星际流浪者”！他们捆住了我的身体，但我的灵魂却不受他们管束。

我知道，他们对我的身体进行过几小时的不可免除的处理程序（关隔离间、搜身、发收据、填写入狱登记卡、蒸衣和洗澡）之后，将会把我带进一个监室，它必定是一个双拱顶的房间，当中有一个拱门（所有的监室都是这个结构），有两个大窗，一个长橱桌。我将能遇到一些陌生的但一定是聪明、有趣、友善的人们，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知道的事，我也会讲给他们我知道的事。黑夜到来的时候我们甚至会不大愿意马上睡觉。

而吃饭的钵子上将压印着“市监”两个字（防止起解时被犯人带走）。“市监疗养院”——我们上次就曾拿这几个字逗笑。这个疗养院是那些巴不得掉膘的脑满肠肥的官老爷们不大知道的。他们腆着大肚皮专程去基斯洛沃茨克，沿着规定路线做长途步行，做下蹲动作，连续出一个月的汗才能甩掉两三公斤的重量。而“布监疗养院”近在身旁，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根本不用做什么体操，在这里只消一周时间就可以瘦下半普特。

这是屡试不爽的。这是绝无例外的。

世界是狭小的，简直十分狭小，这是监狱生活使人确信不疑的真理之一。诚然，“古拉格群岛”分布的面积虽是与苏联的国土相等，但其居民人口确是远远少于苏联人口。群岛居民的确切数字当然非如你我者所能查清。但是可以推定，同时居住在劳改营里的人数从来没有超出过一千二百万（一些人陆续地入土，“机器”不停顿地把新的人划拉进来），其中政治犯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六百万？——这已经是一个小国家，瑞典或希腊。在那一类国家里，人们很多都是互相认识的。因此毫不奇怪，当你走进任何一座递解站的任何一个监室，听一听，谈一谈，就一定会发现与同室难友有共同的熟人。（这不算什么：有一个单身囚禁了一年的江君，他蹲过苏汉诺夫卡监狱，挨过留明的殴打，住过医院，在这以后被关进了卢宾卡的监室。他进门以后，说出了自己的姓名。灵敏的。君立刻迎上去对他说：“啊—一我知道您！”“在哪儿？”R君回避地说：“您认错人了吧。”“一点没错。您就是那个美国人亚历山大·多尔甘，资产阶级报刊造谣说您被绑架了，塔斯社辟过谣。我当时在外头，在报上看到过。”）

我喜欢监室里进来新人（不是新入狱的，这种人进来的时候必然是垂头丧气和局促不安的。我指的是老资格的犯人）的那一时刻。我自己也喜欢走进一间新的监室（不过，上帝开思，可别让我再进去了）——一无忧无虑的微笑，大模大样的姿态：“嘿，哥儿们好吗？”把小行囊往板铺上一甩：“喂，布蒂尔卡最近一年有啥新闻？”

开始互相介绍。有一个小伙子姓苏沃洛夫，是五十八条的。初看这个人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可是你要抓紧打听，千万别放过：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递解站曾经有一个叫马霍特金的人跟他蹲过一个监室……

“慢点，他就是那个北极飞行员吗？”

“正是他。用他的名字命名过……”

“……泰梅尔湾里的一个岛。可是他本人却按五十八-10的罪名坐在牢里。请您告诉我，是已经放他到杜金卡去了吗？”

“不错。您怎么知道的？”

好极了。这位和我素不相识的马霍特金的传记又增添了新的一节。我从未见过他，也许永远不会见到他，但是旺盛的记忆力把我所知的关于他的一切都积累起来了：马霍特金被判了十年，而那个岛屿却没有法子易名，因为已经写在各国出版的地图上了（这可不是古拉格的岛屿）。他被送到波尔申诺的航空天堂岛。他在那里无聊得要命。全都是工程人员，就他一个飞行员，那里又不让他飞行。这个天堂岛分成两摊，马霍特金被分到塔甘罗格的那一摊。和外界的联系似乎完全掐断了。当我在雷宾斯克的那一摊里的时候，曾听说这个小伙子要求到极北地区去飞行。现在我知道已经获准了。这种新闻对我并没有什么用，但我全记下来了。十天以后在布蒂尔卡的一间小浴室里（为了不占用大洗澡间，布蒂尔卡里面专设了一些非常可爱的有水龙头和木盆的小单间）又和一位P君相遇。我和P君也不认识，但问出他在布蒂尔卡住了半年医院，现在要去雷宾斯克的天堂岛。三天以后——在雷宾斯克，关在那只隔断了与外界一切联系的匣子里的人们将会知道马霍特金现在到了社金卡，也将知道我现在被送到了什么地方。留心、记忆、相遇——这就是囚犯的无线电报。

这一个戴着玳瑁眼镜的有吸引力的男人是谁？他在监室里漫步，一边用好听的男中音哼着舒伯特的曲子；

“青春又使我烦恼忧伤,通向坟墓的道路入此漫长……”

“查拉普金，谢尔盖·罗曼诺维奇。”

“噢，慢点，我很熟悉您。生物学家？拒绝回国者？从柏林来？”

“您怎么知道的？”

“那有什么，世界是狭小的嘛。四六年我曾经跟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起……”……哦，那曾经是一间怎样的监室啊！那也许是我整个监狱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间监室了。那是在七月。他们奉了那个神秘的“内务部长指令”把我从劳改营送进了布蒂尔卡。我们午饭后就到达了，可是监狱里忙得不可开交，交接手续办了十一个小时，直到半夜三点才把在隔离室里饿得半死的我带进了七十五号监室。两个拱形屋顶下安着两盏强光灯泡，把监室照得通明。监室里人挨人地睡着，憋闷使他们不得安生：罩着“笼口”的窗户透不进七月的灼热的气流。彻夜不眠的苍蝇嗡嗡地叫着，停在睡觉的人们身上，引起他们的抽动。有人用手帕蒙在眼上遮挡刺目的光亮。便桶散发着强烈的臭味，在这样的高温下，分解的过程进行得特别迅速。监定原定容纳二十五人，现在填塞得还不算过分，总共才八十来个人。两边的板铺上躺满了，两排板铺中间的过道又搭上板子当作加铺。板铺底下东伸出一双脚，西伸出一双脚。传统的布蒂尔卡橱桌被移到了靠便桶的地方。在那附近还剩下一小块空地，于是我就在那儿躺下了。一直到天亮，凡是上便桶的人都必须从我身上跨过。

从牢门的送饭口传来一声“起床！”的命令，全体立时动弹起来：拆掉临时搭的铺板，把橱桌推回窗口。犯人们走过来对我进行访问：是新入狱的还是劳改营来的？原来，这个监室里汇合了两股水流：一股是正待遣送去劳改营的新决犯的常规的水流，另一股是从劳改营来的回流，这些人是各类的专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设计工程师，他们正陆续地被送到一些地址不明的地方，但肯定是一些条件优越的科研单位（这下我放心了，部长不是要给我套上新的刑期）。一个人向我走过来，他年纪还不算老，骨骼粗大，但是消瘦得利害，鼻子稍呈鹰钩状。

“我是季莫菲耶夫子u索夫斯基教授，七十五号监室科技协会主席。本会每天早饭后在左边窗口附近聚会。您能给我们做一次学术报告吗？题目能定下来吗？”

我遭到一次突然袭击，我呆立在他的面前，穿着我的下摆拖脏了的军大衣，戴着冬季的帽子（在冬季被捕的人注定在夏天也要穿冬装）。我的手指头从起床到现在还没有伸直过，而且满手都是擦伤。我能做什么学术报告？我正好记起来，不久前在劳改营里有一本美国国防部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官方报告，在我手里停留过两个晚上。这本书是今年春天才出版的，监室里大概还没有人见到吧？多余的问题，当然没有！这样，命运就和我开了个恶毒的玩笑，强迫我按照在古拉格里填写的卡片在原子物理学的田野上瞎闯一番。

吃完口粮以后，由十人组成的科技协会聚集在左边的窗口下面。我做了一个报告，并且被接纳为全员。有一些内容我忘记了，有一些内容我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懂。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虽然已经坐了一年牢，对于原子弹一无所知，但是他却能够时时补充我的报告中遗漏的部分。一个空香烟盒子做了我的黑板，我手里拿着一截非法的铅笔芯。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把这些从我手里拿过去，他又画示意图，又做插话，谈得这样有把握，好像他本人就是洛斯·阿拉莫斯研制小组里的一名物理学家。

他的确在欧洲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上工作过，但是工作的目的是照射果蝇。他是一个生物学家，是当代最大的遗传学家之一。当他已经坐在牢里的时候，热布拉斯因为不知道（或许明明知道）这件事，曾有勇气为加拿大的一家刊物写出过这样的话：“俄国的生物学不能为李森科负责，俄国的生物学—一这是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九四八年砸烂生物学的时候，热布拉斯为这句话吃过苦头）。施廖辛格在他的那本小册子《什么是生命？》里两次引用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尽管他那时候早就进了监狱。

现在他就在我们面前，他对各门学科的渊博知识令人眼花缭乱。他的视野的广阔是晚辈的学者们不可企及的（也许是因为囊括知识的可能性发生了变化？）。尽管目前他被侦查阶段的饥饿拖垮了身体，以至于他从事这一类练习已经很感到吃力了。从母亲一方他出身于居住在列萨河畔的一家没落的卡卢加省贵族，从父亲一方是斯杰潘·拉辛的旁支后裔。哥萨克的犟劲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显著——粗大的骨骼，稳健的气度，对侦查员的坚韧不拔的反抗，但也表现在另一点上，那就是饥饿给他带来的痛苦要比带给我们的强烈百倍。

他的经历是：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创立了“大脑研究所”的德国科学家福格特请求给他两名有才能的大学毕业生随他回国长期工作。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和他的朋友查拉普金就这样被派出去完成一项没有时间限制的任务。虽然他们在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然而在科学专业方面却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因而一九三七年（！）接到回国的命令的时候，他们认为按照惯性的原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既不能放弃自己研究工作的合乎逻辑的延续，也不能丢开自己的仪器和学生们。他们不能回国大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在国内他们必须公开地往自己在德国的十五年工作的头上泼屎泼尿。只有这样做才能取得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是不是真的能取得呢？）。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拒绝回国者，虽然依旧是爱国者。

一九四五年苏军进驻布赫（柏林的东北郊），季莫菲耶夫-列索夫斯基满心欢喜地迎接了他们并且献上了一座完好无损的研究所：看来一切问题都再理想不过地解决了，今后一定可以永远不必和研究所分别。来了几位苏方代表，在所里打了个转，说了声：“哼……哼，全部东西都装箱，我们要运到莫斯科去。”“那不可能！”季莫菲耶夫吓了一跳：“一切试验品都会死光！光设备就花了好多年才装置起来的。”“哼……”长官们表示惊讶。季莫菲耶夫和查拉普金随即被抓起来送往莫斯科。他们很天真。他们以为没有他们，研究所就不能工作。那有什么，宁愿它不工作，也要党的总路线的胜利！在大卢宾卡，轻而易举地就向被捕者们证明了他们背叛了祖国（嗯？），各判了十年。现在这位七十五号监室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坚信自己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因而总是精神抖擞。

在布蒂尔卡的监室里面，支板铺用的拱形的金属架子非常非常之矮：连监狱当局也没有考虑过铺底下还要睡人。因此，第一步你要把军大衣扔给你的邻居，让他替你在铺底下铺好，然后你才能胜朝下在过道里趴下，一点点爬进去。过道里人来人往，板铺下的地面也许一个月能打扫一次，你每天只能在傍晚上完厕所以后洗一次手，而且没有肥皂。因此决不能说，你感觉自己的躯体是一个“神授的容器”“。但是我感到幸福！在这块铺下的沥青地面上，在这个不断从铺板上往我们眼睛里落下尘土和碎屑的狗洞里，我绝对地、无条件地感到幸福。伊壁鸠鲁说得对：在经历过多样的不满足以后，多样的缺乏会被感觉为一种满足。经历过好像已经永远熬不到头的劳改营、十小时的工作日、寒冷、雨淋、腰酸背痛之后，哦，这是何等的幸福啊——整天整天地躺着、睡觉，而且照样领取一天六百五十克的面包和两顿热食（用配合饲料做的，用海豚肉做的）。一句话——“布监疗养院”。

睡觉是太重要了！肚皮朝下卧着，用自己的背脊当被窝，只管睡你的吧！在睡梦中你不消耗体力，不焦心，而刑期却一点点地过去，过去！当我们的生命像火炬一样劈劈啪啪迸出火星的时候，我们诅咒无所事事地昏睡八小时的必要性。而当我们被剥夺了一切，被剥夺了希望以后，——祝福你呀，十四小时的睡眠！

但是他们把我在那个监室里一连关了两个月，我把前后两年的觉都睡足了。在这期间我从板铺下面移到靠窗口的地方，又挪回到便桶旁边，不过这次已经上升到板铺上面。上了铺以后又挪动到靠拱门的地方。我已经睡得很少，我正痛饮着生活的甘露，尽情地享受着。早晨是科技协会，然后下棋、读书（那是在犯人当中旅行的书，八十个人才有三四本，要排队）。接下去是二十分钟的放风——大调和弦！即使冒着倾盆大雨我们也不放弃放风。而更主要的是人们，人们，人们！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谢妙诺夫，第聂伯水电站的创造者之一。他在俘虏营中的好友——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卡尔波夫工程师。机智、尖刻的物理学家维克多·卡甘。音乐院作曲系学生瓦洛佳·克列姆普涅尔。像林间湖泪那样深沉的维亚特卡森林伐木工和猎手。从欧洲来的东正教传教士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基甫尼奇。他并不局限于神学，他大骂马克思主义，宣称在欧洲早已没有什么人认真看待这个学说了。这时候我出来为它辩护，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一年以前，我还会满怀信心地用语录给他以怎样的痛击啊，还会对他进行一场怎样的毁灭性的嘲讽啊！但是这头一年的囚徒生活在我内心留下了印记，——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没有留意——积累了那么多的事件、见闻和认识，以至于我已经说不出这样的话：这是没有韵事！这是资产阶级造谣！现在我只能承认，是的，是有这些事。这么一来，我的全部论据的链条立即松软下来，人家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得我无法招架。

被俘人员仍是源源而来，源源而来，源源而来。两个年头了，这段来自欧洲的水流从来没有间断过。又是那些俄国侨民——从欧洲来的，从满洲来的。人们到俄侨当中去打听熟人的消息，先问：你们是从哪个国家回来的？再问：某某人您知道吗？他们当然会知道的（雅谢维奇上校被处决的事我就是从他们那里打听到的）。

还有那个德国老头儿——正是我在东普鲁士（两百年以前？）曾强迫他给我拎箱子的那个魁梧的德国人，不过他现在已经病弱消瘦了。哦，世界多么狭小！……天晓得我和他怎么会又遇到一起！老头子向我微笑，他也认出了我，而且好像还为我们的相遇而高兴。他原谅了我。他的刑期是十年，可是看来绝对活不了那么久。另外还有一个德国人，一个细长条的年轻人。这个人从来不答话，也许因为他一个俄国字也不懂。你一眼看不出他是个德国人：盗窃犯扒光了他的德国衣物，给他换了一身褪了色的苏联军便服。他原是一个有名的德军王牌驾驶员。他的第一次战役是玻利维亚与巴拉圭的战争，第二次是西班牙，第三次是波兰，第四次——英伦上空，第五次——塞浦路斯，第六次——苏联。既然是王牌驾驶员，那就不会不从空中扫射妇女儿童——战争罪犯！十年刑期和五年“戴笼口”“。当然，我们这个监室里也摊上了一名思想纯正的分子（如检察长克列托夫之流）：“把你们这些反革命畜牲抓进来，完全正确！历史将碾碎你们的骨头，拿你们去当肥料！”“狗杂种，你也要去当肥料！”人们朝他怒吼。“不，我的案子会重新审查，我是错判的！”整个监室咆哮、沸腾起来。一个白发苍苍的俄语教师在板铺上站立起来，赤着脚，向前伸直了手臂，好像新降临的耶稣基督：“我的孩子们，和解吧！我的孩子们！”人们向他叫喊：“你的孩子们在布良斯克森林里！我们不是谁的孩子！我们全是古拉格的孩子！

吃过晚饭，上过傍晚那一次厕所以后，夜幕在窗外的“笼口”上降临，天花板下折磨人的灯泡燃亮了，白昼使囚犯们分裂，而黑夜使他们靠拢。每天傍晚从来不发生争论，而是举行报告会或者音乐会。这又是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大放异彩的时候了：他整晚整晚地谈论意大利、丹麦、挪威、瑞典。俄侨们介绍巴尔干国家，介绍法国。有人作关于科布席埃的报告，有人讲解蜜蜂的习性，有人谈果戈理。这也正是烟友们大过烟隐的时光！监室里烟幕沉沉，像浓雾一样飘动，由于装了“笼口”，从窗口散不出去。柯斯佳·基乌拉和我同年，圆脸庞，蓝眼珠，动作有些笨拙可笑，他走到桌边，朗诵自己在狱中创作的诗，他的嗓音由于激动而变了调。他的诗作的标题是：《我的第一次牢饭》、《致妻》、《致子》。当你身在狱中努力通过听觉领会狱中诗的含意的时候，你是不会去注意作者的节调、重律是否有差错，每行的结尾是押半谐音还是全韵脚。这些诗句是你心中的血，是你妻子的泪，监室里在哭泣。

从那个监室开始，我也产生了写狱中诗的愿望。而当时我朗诵了叶赛宁的诗篇，在战前他的诗差不多是被禁止的。年轻的布勒诺夫，一个被俘人员，原先好像是一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以虔敬的目光凝视着一个个的朗诵者，脸上泛着光辉。他不是专家，不是从劳改营来的，而是往劳改营去的。就凭他的纯真和性格的耿直，十之八九是要死在那儿。像他这样的人在那种地方是活不长的。对于他和另一些人说来，七十五号监室的这些傍晚是那个美好世界在他们生命的列车暂时闸住了一下的、致命的滑坡中的突然展示。那个世界存在着并将继续存在，但是他们的狠心的命运却没有让他们在其中生活过短短的一年，哪怕是青年时代的短短的一年。

送饭口的木挡板落下了，露出了监头的兽脸。他大声呵叱；“睡觉！”不，甚至在战前，当我同时在两所高等学校学习，靠业余教课谋生，并且有着旺盛的创作欲望的时代，我好像也未曾经历过如此充实，如此繁忙，如此充分利用了的日子，像在这一年夏天的七十五号监室。

“对不起，”我对查拉普金说：“我后来从德马里，就是那个为‘反苏宣传’得了五分（当然不是学校成绩表上的）的十六岁的男孩子那里……”

“怎么，您也认识他？他跟我们一批递解到卡拉干达……”

“……听说让您当了医院的化验员，可是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却一直被派去干一般劳动……”

“结果他身体完全垮了。从车厢里拍下来运进布蒂尔卡的时候已经半死不活了。现在躺在医院，第四特别处发给他奶油，甚至还给葡萄酒。但是他还能不能起来，很难说。”

“第四特别处找你们去过吗？”

“找过。他们问我们，经过卡拉干达的六个月之后，我们是不是认识到把研究所在我们祖国境内建起来还是可能的。”

“于是你们就热烈地赞同了？”

“还用说！我们现在毕竟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再说，全部设备都已经被硬拆下来，装了箱，他们自己运来了。”

“看，内务部多么忠诚于科学事业啊！我恳切请求您再唱几句舒伯特！”

查拉普金又轻轻地唱起来，忧郁地凝望着窗口（黑色的“笼口”和窗户的明亮的上沿清晰地反映在他的眼镜片上）。

托尔斯泰的愿望实现了：囚犯们不再被强迫去参加有害的宗教仪式。监狱教堂关闭了。诚然，教堂的建筑物还保留着，但是它们已经成功地适应了扩大监狱容量的需要。这样一来，在布蒂尔卡的教堂里便可以多容纳下两千名犯人，以每批的周转时间为两周计算，全年共可多通过五万人。

这是我第四或第五次进布蒂尔卡。我熟悉地穿过四面由监狱楼房围绕着的院子，急急忙忙地向指定的监室走去，甚至超过看守员一肩的距离（急着回家吃燕麦的马也是这样赶路的，用不着皮鞭和缓绳的催促）。有时候我竟忘了朝那座下四方上八角的教堂建筑看一眼。它孤零零地矗立在四方形大院的正中。它的窗外的“宠口”跟监狱主楼的不一样，不是用工业方法制作的，不是使用加了钢筋的玻璃，而是用灰暗的半朽烂的板条钉成的，它们标志着这座建筑物的次等地位。这地方是专为新判犯人准备的所谓布蒂尔卡的内部递解站。

记得在一九四五年，我曾在那里迈出了我一生中的一个重大的步骤：特别庭判决以后，他们把我们带进了教堂（正是时候！能祷告一下也不错）。我们被领上二楼（三楼也被分隔成监室），从八角形的前庭把我们分别塞进不同的监室。我进了东南监室。

这是一间宽敞的四方形监室，当时里面关了二百人。也跟别处一样，板铺（那里是单层的）上面、板铺下面、以及干脆在过道里、花砖地上，都睡着人。不仅窗户外边的“宠口”是次等的，这里的一切待遇都好像不是为布蒂尔卡的亲生儿子，而是为它的晚子规定的。对这一堆蠕动的生物，既不给书籍，也不给棋类；铝制的饭钵和残破的木勺每次吃光饭以后都要收走，因为担心在起解时的忙乱中被犯人带走。连盛水的缸子也舍不得发给这些晚子们一只，而是要他们喝完菜汤以后洗洗钵子，再用它去喝浑浊的茶水。在监室里没有自己的盘碗可真苦了那些有幸（还是不幸？）收到家里送来的牢饭的犯人们（不管手头如何拮据，在长途发配前的最后几天，亲属们总要尽力送来一些食品）。亲属本人没有受过监狱教育，在监狱的接待室里也从来得不到好心的忠告。因此，我就是这样错过了和汽车修理工麦德维捷夫深谈的机会。一开始和他谈话，我就想起来“米哈伊尔皇帝”提起过这个姓。、果然，他真的是他的同案犯。他是最早读到《告俄国人民书》而没有向当局告发的几个人之一。麦德维捷夫得到了一个短得不可容忍、短得丢人的刑期——总共才三年！这不是按五十八条判的，如果按这一条，判五年都算是幼儿园的期限。很明显，他们毕竟是把皇帝当疯子看待的，对其余有关人犯一概从阶级观点出发加以宽宥了。但是我刚刚要探询麦德维捷夫对此事的见解，他就被通知“带东西”离开了。根据一些迹象，可以设想他是被带出去释放的。这件事证实了关于斯大林大赦的最早的传闻。这正是那一年的夏天传到我们耳朵里来的。那是一次没有对象的大赦，在那次大赦以后就连板铺底下也没有变得宽敞半分。

我的邻人——一个老“保卫同盟”队员被解走了（这些“保卫同盟”队员在保守的奥地利憋得难受，跑到我们这个世界无产者的祖国来，每人被贴上了一张“十元券”终于在群岛的各个岛屿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一个皮肤黝黑的人向我靠过来，他的头发乌黑红亮，有一双女性的眼睛，眼珠像一对黑樱桃，然而宽厚扁平的鼻子把整个面孔糟蹋成一幅漫画。我和他并排躺了一昼夜，并未说话，到了第二天他找到了个话茬儿：“您看我是个什么人？”他的俄语讲得很流利正确，但是带着异乡口音。我拿不准：他身上好像有点外高加索的，大概是亚美尼亚的特征。他微微一笑说：“我一向很容易地冒充是格鲁吉亚人。我用过雅沙这个名字。人们经常拿我寻开心。我是负责收工会会费的。”我打量他一下，的确是个滑稽的角色：小矬个儿，不合比例的面孔，和气厚道的微笑。但是突然他的全身一紧张，他脸上的轮廓顿时变得锐利起来。他的双眉紧聚，目光如同一把黑色的战刀，向我劈来。

“我是罗马尼亚总参谋部的谍报官！鲁考特南特·弗拉迪米列斯库！”

他讲述了战时他在我国后方进行“工作”的经过。不管是不是真的，但令人觉得活龙活现。

在我们这部卷帐浩繁的囚徒编年史里面，你再也遇不到一个真正的间谍。在我十一年的监禁、劳改和流放生活中，这一类的相逢只有这唯一的一次，别的人恐怕一次也未必有。然而，我国大量发行的廉价宣传读物却成天价愚弄青年，要他们相信“机关”抓的全都是这一号的人物。

只要好生观察一下教堂建筑里的这一间牢房，就足以看清，当局现在捕抓的头号对象就是青年。战争临近结束，只要选定了什么人，全可以大手大脚地抓起来：已经用不着他们去当兵了。据说，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小卢宾卡（莫斯科省内务机关）审理过一起“民主党”的案子。根据传闻，这个党是由五十来个少年组成的，有党章、党证。其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个莫斯科中学的十年级学生，担任“总书记”。战争最后一年，一些大学生也偶尔出现在莫斯科的监狱里。我在各处都遇到一些。当时我自己似乎还不算老，但是他们——更年轻。

这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发生的？我们——我、我的同案犯、我的同龄人——在前方打仗的四年当中，在后方成长起来了另外一代人。曾几何时我们还在大学走廊的镶木地板上高视阔步，自认是全国、全世界最年轻最聪明的人？！可是忽然，一群面色苍白神态傲岸的少年踩着监室的花砖地向我们迎面走来。这时候我们愕然地发现，最年轻最聪明的已经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但是我对此毫无怨尤，这时候我已经满心喜悦地愿意为他们让路。他们要和一切人争论、要探明一切的激情，我是那么熟悉。我懂得他们的自豪感，那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这个高贵的命运，并且丝毫也不后悔。每当我看到监狱的光环在这些自尊而智慧的小脸蛋的周围摇曳的时候，总是感到不寒而栗。

在那以前的一个月，在布蒂尔卡监狱的另一间半病房性质的监室里，当我刚一跨进它的过道，还没有找到空位的时候，一个肤色淡黄、有着犹太人的柔和脸型的小青年朝我迎上来。尽管是夏天，他仍然裹着一件有弹洞的破旧士兵大衣，看来他冷得难受。他的神气预示着一场舌战，甚至可以说是在祈求着一场舌战。他叫鲍里斯·加麦罗夫。他开始向我提问题；谈话的内容一方面牵涉到各自的经历，另一方面牵涉到政治。不记得为什么我提起了我国报纸上发表的刚去世的罗斯福总统的一段祈祷词并且给了它一个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评语：

“嗯，这当然是虚伪的。”

年轻人的淡黄色的眉毛忽然抖动了一下，苍白的嘴唇圆了起来，身体好像挺得更直了。他问我：

“为什么？为什么您认为一个政治领袖不可能真诚地信奉上帝？”

他所说的仅仅是这些！但是你瞧这是从哪一个方向发起的攻击？这难道是从一个一九二三年生的人的嘴里听到的话吗？我本来可以给他一个很坚定的回答，但是监狱已经动摇了我的信心。而最主要的是，我们每人内心的深处，都有一种最纯净的感觉，它存在于我们的诸种信念之外。这种感觉此时向我指明：我刚才说的并不是我e已的信念，而是从外面加诸于我的思想。所以，我未能反驳他，只是反问：

“您信奉上帝吗？”

“当然，”他从容地回答。

当然？当然……是啊，是啊。共青团的青春在凋落。全面地凋落。但是最早注意到它的，却只有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别看他这么年轻，鲍里斯·加麦罗夫不仅曾是反坦克部队的中士，用士兵们称为“永别祖国”的四五反坦克炮打过仗，而且肺部还受过伤，至今也没有治愈。他的结核病就是由此引起的。加麦罗夫因伤致残，脱离了军队，考进莫斯科大学生物系。这样一来，在他身上就有两股线交织在一起：一股来自士兵生活，另一股来自战争末期决非愚昧、决非僵死的大学生生活。对未来进行着思考和议论的同学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尽管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而“机关”的老练的眼睛便从他们当中选定了三个人，把他们揪了进来。加麦罗夫的父亲一九三七年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或是被处决，现在他的儿子也正往这条道上闯。在受侦查的时候，他曾带表情地向侦查员朗读了自己的几首诗作。（我深憾一首也未能记住，现在也没有办法找到，不然我真想在这里引用。）

短短的几个月间，三个同案人全都和我的路交汇了：还是在布蒂尔卡的一间牢房里我就遇见了维亚切斯拉夫·杜布罗沃利斯基。后来在布蒂尔卡教堂监室里，他们当中最年长的一个——格奥尔基·英加尔也跟我凑堆了。尽管年纪还轻，他已经是作家协会预备会员。他笔头很明快，惯用奇突的对比手法。如果政治上听话，有轰动效应而又空虚的文学道路是会在他面前展开的。

他写的一部关于德彪西的长篇小说已经接近脱稿。但是这些早期的成就并没有使他软化，在他的老师尤里·蒂尼亚诺夫的葬礼上，他挺身而出，公开说蒂尼亚诺夫曾受到迫害，为此便给自己赢得了八年的刑期。

现在加麦罗夫也与我们会合了。在等待解往红色普列斯尼亚的那些日子里，我曾处在他们共同观点的对立面的地位。这个冲突是我颇难招架的。当日我恪守的那种世界观，在找到现成的标签以前，对于任何新的事实都是不能认识的，对于任何新的见解都是无力评价的。这些标签或是“小资产阶级的惶遽不定的两面性”，或是“落魄的知识阶层的好斗的虚无主义”等等。不记得英加尔和加麦罗夫可曾在我面前攻击过马克思，可是记得他们攻击过列夫·托尔斯泰——而且竟是从哪些方面发起的攻击！——托尔斯泰否定教会？可是他没有考虑到教会的神秘的和组织的作用！他摒弃圣经的教义？可是现代科学与圣经的内容并不矛盾，甚至与它关于创世的开宗明义也并无矛盾。他摒弃国家？但是没有国家将会是一片混乱！他主张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但这将是把个人的才能毫无意义地拉平！而且，最后我们从斯大林的专横恣肆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来，个别的历史人物是全能的，而托尔斯泰对于这种想法却妄加讥笑。

这些男孩们把自己的诗作念给我听，也要求听我的，而当时我还两手空空。他们朗诵最多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对他推崇备至。我读过《生活，我的姊妹》，并不喜欢，认为它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实在太远。但是他们让我初次听到了施密特中尉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它对于我们是这么适合：

对祖国的热爱，

我孕育了三十个年头。

对于你们的宽大，

我不期待……加麦罗夫和英加尔的心境就是这么明朗：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宽宵！坐牢并不使我们苦恼，反而使我们感到骄傲！（虽然谁能真正不苦恼呢？英加尔的年轻的妻子在他被捕几个月之后就宣布和他脱离关系，抛弃了他。加麦罗夫因为一向从事革命探索，连个女朋友也还没有。）伟大的真理莫不是正在这监室的四壁中萌动？牢房不自由，但狱外世界岂非更不自由？遭苦难受欺瞒的我国人民不是正同我们一道躺在板铺底下和过道的地面？

不能和祖国一同奋起，

才是更大的哀愁，

回顾我走过的道路，

今日我绝无怨尤。

因触犯政治条律而坐牢的青年决不会是一个国家的一般青年，而是其中远远走到前面去的那一部分。在那些年代，广大青年群众面临的前景，还刚刚是“瓦解”、失望、淡漠化和对甜蜜生活的迷恋。在这以后，或许会从舒适的小山谷里重新爬起，开始——二十年以后？——向着新高峰的痛苦的登攀。但是，一九四五年的这几名年轻的“五十八一10”囚犯只一步就跨越了属于未来的淡漠的深渊，生气勃勃地向刀斧手们昂然奉上自己的头颅。

在布蒂尔卡的教堂监室里，一批被定了罪，被割断了和外界的联系，和一切都疏远了的莫斯科大学生编了一首歌曲，在黄昏之前用他们的尚未定型的嗓音唱着：

一日三次为菜汤而奔波，

黄昏时光在歌声中消磨。

用狱中私藏的针和线，

为上路快把行囊缝做。

我们已不再为自己伤神：

字已签——早登程！

辽远的西伯利亚劳改营，

他日归来有谁人？

我的天啊，我们当真是未曾留意到这一切吗？当我们在桥头阵地上的泥泞中跋涉，在炮弹坑里痉挛抽搐，从灌木丛中伸出炮兵潜望镜的时候——在大后方又成长出另一类青年，他们出发了。他们是朝着那个方向出发了吗？……是朝着那个我们没有胆量前去的地方出发了吗？——我们受到的是与他们不同的教育啊。

我们这一代人将返回家园——交回了手中的武器，胸前挂着叮当作响的勋章，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战斗事迹。而我们这些弟弟们将仅仅会向我们做个鬼脸说：哎呀，瞧你们这些傻瓜蛋！……

第三部　劳动消灭营

“只有跟我们同吃过一碗饭的人才能理解我们。”

（摘自一个古楚尔族前女犯的信）

第一章　阿芙乐尔的手指

荷马常提到的厄俄斯，亦即罗马人称为阿芙乐尔的司晨女神，也曾用她的玫瑰色的手指抚摸过群岛的第一个黎明。

当我国同胞们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里听到，M·米哈伊洛夫发现我国早在一九二一年就有了集中营的时候，许多人（西方也有许多人）大为震惊：难道这么早吗？难道一九二一年就有了？

当然不对！当然是米哈伊洛夫搞错了。实际上，在一九二一年集中营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甚至已经接近了尾声。如果说群岛是在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中诞生的，那要确切得多。

情况能不是这样的吗？让我们细想一下。

难道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教导过，必须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强制机器并且应立即建立新的来代替它吗？而强制机器包括：军队（我们对于一九一八年初红军的建立并没有觉得奇怪）；警察（建立军队以前就重建了民警）；法庭（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存在）；再就是监狱。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新型监狱的设置怎么可以慢慢来呢？

总之，在监狱的事情上，无论是新的旧的，都是不可以慢慢来的。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列宁就已经要求采取：“最坚决最严酷的加强纪律的措施。”而严酷的措施没有监狱能办得到吗？

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能提供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呢？伊里奇正在摸索新的途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作为初步的设想，他提出了一套惩戒方法：“凡不服从本法令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加以监禁或押送前线进行强迫劳动。”据此我们可以指出，群岛的主导思想即强迫劳动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头一个月内提出来的。

当伊里奇还和和平平地坐在拉兹里夫的芬芳葱郁的列草场上听着丸花蜂的嗡嗡声的时候，他已经禁不住要思考未来的刑罚制度了。早在那时候他已经对这个问题做过估量并且要我们放宽心，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压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那么，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这种“比较容易的”国内镇压让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据流亡国外的统计学教授伊·阿·库尔干诺夫计算，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五九年，不算战争死亡，单算由于以恐怖手段消灭、镇压、饥饿而死的，以及劳改营中高于正常的死亡率，包括由于低于正常的出生率而造成的人口赤字，我们付出了……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不算上述赤字则是五千五百万）。

六千六百万人！五千五百万人！

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异己的——谁不浑身发麻？

我们当然不能担保库尔干诺夫教授数字的准确性，但我们没有官方的数字。只要发表了官方数字，专家们可以拿两者做批判性的对照。（现在已经出现了几篇利用了被隐瞒和打乱的苏联统计数字的研究文章，——但被害者的数量之大仍是这样令人惊心动魄。）

再举出几个数字来对照一下也很有意思。人们谈虎色变的沙俄宪兵第三厅曾像一条绳索似地把伟大的俄国文学团团捆牢，可是它的中央机关有多大的编制呢？成立时是十六个人，活动的全盛时期是四十五人。对于任何一个最偏远的省份的契卡机关说来，这都是一个可笑的数字。再如：在沙俄的“各民族的监狱”里，二月革命发现了多少政治犯？（应当记住，“剥夺者”、抢劫者、政治杀人犯当时也列为政治犯。）什么地方是存着所有这些数字的。大约，单在一座克列斯特监狱就关着五十多名这类犯人，还有施吕瑟尔堡的六十三名，还有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和苦役场所回来的几百名（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中心监狱释放了约两百人），另外在每一座省监狱里都还蹲着一些他们这样的人呢！不过想知道有多少呢？请看摘自当地态度激烈的报纸的唐波夫省的数字。二月革命打开了唐波夫监狱的牢门以后，在里面发现了政治犯……七人。在伊尔库茨克要多得多——二十人。（无需我们提醒大家：一九一七年从二月到七月没有因政治原因抓人，七月以后坐牢的也寥寥无几，条件也极为宽松。）

然而这时候却遇到了麻烦：首届苏维埃政府是个联合政府，部分人民委员部不得不交给左派社会革命党，司法人民委员部便不幸落到了他们手中。这个司法人民委员部按照腐朽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办事，差点没把我国的刑罚制度引向了崩溃的边缘。它做出畸轻的判决，对于先进的强劳原则几乎是拒不实行的。一九一八年二月，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要求增加监禁场所的数量和强化刑事镇压，五月，他转入具体的指导，指示：对受贿者必须判处不少于十年的监禁，此外再附加十年强迫劳动，总共二十年。这样的量刑标准最初可能使人觉得悲观：莫非二十年以后仍旧需要强迫劳动吗？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强劳原来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措施，哪怕是五十年以后仍会是十分流行的。

十月革命以后的好几个月之内，各地监狱的管理人员仍是沙皇时代的原班人马，派去的新人只有监狱政委。厚脸皮的狱吏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监狱职工会”）并在监狱行政管理方面实行了选举制！犯人们也不甘落后，他们也实行了内部自治。（司法人民委员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通令：凡有可能的地方，均应吸引犯人参加自管自监。）囚徒的这种自由群居方式（“无政府主义的散漫性”）自然不符合先进阶级专政任务的需要，不利于从俄罗斯大地上消除害虫的工作。（想想看，要是监狱教堂没有封闭，我们苏维埃的囚犯们每逢礼拜天都高高兴兴地往那里跑，哪怕是为了散散心，那将成何体统！）

自然，尽管是沙皇时代的狱吏，对于无产阶级说来，也并不全是废物。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门对于实现革命的近期目标十分重要的专业。因而当时的任务就是“从监狱管理人员中挑选那些沙俄监狱的积习尚未深到麻木和冥顽程度（“尚未”是什么意思？如何甄别？只要忘掉《上帝佑我沙皇》就行了？）并且有可能留用来完成新任务（比方，凡能干脆利落地回上司的话“是，长官！”，“不，长官！”或能迅速地开锁的人都合格，是吗？）的分子”。至于监狱建筑物、囚室、铁窗和门锁，虽然表面上还是原来的样子，而实际上都获得了崭新的阶级内容，崇高的革命意义。

然而直到一九一八年的年中，各个法院还是按照惯性习惯，在判决书上一味地写什么“入狱”、“入狱”之类的词句。这就延缓了在监狱领域内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进度。

一九一八年的年中，确切的日子是七月六日，发生了一起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其意义的事件。它表面上叫做“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其实是重要性不亚于十月二十五日的一场政变。十月二十五日宣告建立了一个“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政权，由此得来“苏维埃政权”的名号。但是这个政权的成分还十分浑浊，因为其中除布尔什维克以外还有其他党派的代表。尽管联合政府的成员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两个党派，但在几届（第二、三、四届）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及大会选出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里却有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人民社会党等等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因而全俄中执委还带有极不健康的“社会主义议会”的性质。一九一八年的头几个月内，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得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的）果断措施，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或被开除出全俄中执委（是根据该组织本身的决议，此可谓别具一格的议会程序），或者干脆被取消了入选的资格。在议会中还占据着三分之一席位（第五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最后一个异党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了。但是摆脱他们的时刻也已经来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他们一个不剩地被清除出全俄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这样一来，“工农代表苏维埃”政权（按传统仍称为“苏维埃政权”）便再也不会违抗布尔什维克党的意志，并且从此便具备了新型民主的形式。

只是从这个历史性的日子起，旧型监狱机器的改造、群岛的建立，才可能真正地着手进行。

至于这项希望中的改造的方向，那是早已明确了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已经指出，生产劳动是改造犯人的唯一手段。当然，许久以后维辛斯基做了解释，“这不是那种使人心智枯竭的劳动”，而是“魔术师（！）般的劳动，它能把空虚和渺小的人们变成英雄。”为什么我们的犯人不应该在囚室里闲聊天或者翻书本而应当去劳动呢？那是因为在苏维埃共和国里是不能容许被迫的游手好闲的，是不能容许“强迫寄生”的。这种现象只能存在于寄生性的制度之下，例如在施吕瑟尔堡里。如果让囚犯们过这样的闲散生活，那就直接违背了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宪法规定的苏维埃共和国劳动制度的基本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所以，如果不让犯人参加劳动，这些人的口粮就会按照宪法的规定被剥夺。

一九一八年五月司法人民委员部中央惩治局《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左派社会革命党退出政府，司法人民委员部由布尔什维克主持。一成立，马上就把当时的犯人摸去劳动（“开始组织生产劳动”）。但是以立法形式正式宣布这个作法还是在七月政变之后，即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发布的《剥夺自由暂行条令》。整个国内战争期间，直到一九二年十一月为止，这个条令一直有效。“凡被剥夺自由并具有劳动能力者，必须从事强制性体力劳动。”

劳改营的出现，群岛的诞生可以说正是从这个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十月革命后九个月）的条令开始的。（有谁会责怪它是早产儿吗？）

在第七届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再次说明了对犯人实行强迫劳动的必要性（其实这时用不着说明已经很清楚了）：“劳动是抵制犯人彼此间无休止交谈的……腐蚀作用的最好方法。有经验的犯人正是利用这种交谈对新手进行教唆。”

紧接着发动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运动。于是这个司法人民委员部又发出号召：“必须使（犯人）养成共产主义的、集体的劳动习惯。”这么说，连强制性质的劳动营里也要贯彻“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精神了。

那个匆忙的时代就是这样地一下子提出成堆的任务，叫人几十年也理不出个头绪。

劳改政策的原理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写进了新党纲（一九一九年三月）。而劳改营网在苏俄境内的设置在时间上是与最早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七日）完全一致的。全俄中执委关于强迫劳动的几个决议的通过日期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十七日产决议规定：（省肃委）必须在每一省会（视当地条件，可设在城内或修道院内，也可设在近郊庄园内）和某些县份（暂不规定在一切县份）建立强劳营地。每一营地的容纳量不得少于三百人（为了可以靠犯人的劳动收回警卫和行政管理的费用）并应归属省惩治处管辖。

然而强迫劳动营仍然不是俄罗斯联邦境内最早的营地。读者在革命法庭判决书（第一部第八章）里已经几次见到“集中营”这个字眼。也许你们会认为这是我们的笔误？认为我们轻率地使用着后来才出现的术语？不对。

一九一八年八月，在。·卡普兰行刺的前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打给叶甫盖尼亚·博什（整个平扎省的命运当时都托付给了——由中央和肃委——这个现在已经被人遗忘的女人。）和平扎省执委会的电报里写到；“将可疑分子（不是“犯罪分子”，而是“可疑分子！”——作者注）关人城外的集中营。”（此外还有“……实行无情的大规模恐怖……”——这还是在颁布《红色恐怖法令》之前。）

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在上述电报发出十天之后，颁布了由彼得罗夫斯基、库尔斯基和邦奇-布鲁耶维奇签署的《人民委员会红色恐怖法令》。除了大批处决以外，法令还特别提到：“采用集中营隔离方法使苏维埃共和国免受阶级敌人的危害。”

原来集中营这个术语就是在这里发明的，并且立即得到了沿用和固定。这是一个后来在国际上大为流行的二十世纪的主要术语。它出现的时间原来就是一九一八年的八、九月。这个字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使用过。但是只和战俘以及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有关。在这里它第一次用到了本国公民身上。词意的转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战俘集中营不是监狱，而是对这些人必要的预防性集中。现在所要做的不正是对本国人实行法律之外的预防性集中吗？列宁的灵活的头脑只需想象到围在一群未经判罪的人们四周的铁丝网，顺便就能找出一个需要的字眼——集中。

不过革命军事法庭的头头也正是这样写的：“集中营的监禁具有隔离战俘的性质。”这就是坦白地说：拿他们当做抓来的俘虏，具有战争行为的全部特征——只不过是对本国人民的罢了。

如果说，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强迫劳动营属于一般监禁场所，那么，集中营就决非“一般场所”了。它是直属契卡管辖的关押特殊敌对分子和人质的地方一固然，后来关进集中营的，也有一些是经过了革命法庭审判的；但是源源不绝地送进来的不是被判了刑的人，而只是根根敌对性特征抓耒的。从集中营逃亡，刑期增加（同样是不经过法庭的）十倍！（要知道当时叫得很响的口号是：“十人为一人！”“百人为一人！”。）因而，如果什么人原来的刑期是五年，逃跑后被捉住，刑期便自动延长到一九六八年。从集中营再次逃亡，按规定应枪毙（这一条当然是一丝不苟地执行了的）。

在乌克兰建立集中营的时间比较晚，是从一九二O年才开始的。

但是营地的根子埋藏得比这还要深，还要深，只是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它们的地点和痕迹。大部分最早的集中营内的情况，已经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我们只能根据那些营中最后的幸存者的一些证词抢救出一点材料。

那时，当局惯于把集中营设在修道院里面：那里有牢固严密的围墙，坚实的房舍，而且都是闲置不用的（修道上不算人，随时可以撵出去）。所以莫斯科的集中营设在安德隆尼克；诺沃斯帕斯克、伊万诺夫等修道院。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彼得格勒《红色日报》的一则消息报道说，第一座集中营“将设在下诺夫戈罗德市的一座闲置的修道院里……预计初期将遣送五千人去下诺夫戈罗德集中营”（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

在梁赞市，集中营也是设置在以前的女修道院（喀山修道院）里。关于这个集中营我听到以下情况。关在那里面的有商人、神甫、“战俘”（旧军官而未在红军中服役的，抓起来以后称为“战俘”）。但还有一些不知该属哪一类的人（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伊·叶-夫也进去了）。营里有织布、缝纫、制靴等车间以及“一般劳动”（一九二一年已经这样称呼了）。犯人还进城去完成修缮和建筑等工作。他们上下工都有人押送，但是个别的工匠是不用押送的，按不同的工种单独放他们出去干活计。老百姓在家里用好吃的东西款待这些人。梁赞市民对待这些“剥夺分子”（他们的正式名称是“被剥夺自由分子”，而不是犯人）深抱同情，这些人的行列经过的时候，纷纷给他们施舍（面包干、煮熟的甜菜根、土豆）。押解队也不阻拦他们接受施舍。“剥夺分子”们把得来的东西在他们内部均分。（这些举动哪一样都不符合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想。）有的“剥夺分子”被安排在符合他的专业的单位里（叶-夫被安排在铁路系统），这是最走运的，他们能领到在城里来往的通行证（晚上回营睡觉）。

营里的伙食是（一九二一年）：一天半磅面包（完成了生产定额，再加半磅），早晚是白开水，中午是一大勺菜汤（那里头有几十粒麦片和一些土豆皮）。

点缀营中生活的，一方面是官方派遣的好细的告密（以及根据告密而实行的逮捕），另一方面是剧团和合唱团。“剥夺分子”们在原来澳贵族俱乐部大厅里为梁赞居民举行音乐会，他们的管乐队在市里的花园里演奏。“剥夺分子”们和当地居民越来越熟悉，越接近，搞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时候，当局开始把“战俘”遣送到“北方特种营”去。

集中营所以缺乏牢靠性和严峻性，其教训就在于它是处在平民生活的包围中的。因此才有了建立北方特种营的必要（集中营于一九二二年废除）。

这是营地黎明时的曙光，它值得我们对它每一种色调的变幻进行更仔细的观察。

托洛茨基建立的两支劳动兵团，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由于被勉强留在其中的士兵的怨言，不得不解散。但是劳动营在俄罗斯联邦结构中的作用非但没有因为此举而逐渐减弱，反而更加增强了。一九二0年未，在俄罗斯联邦共有八十四个劳动营，分布在四十三个省份里。如果相信官方的统计（尽管这些数字也是保密的），在这些劳动营里一共拘禁着二万五千三百三十六人，此外还有二万四千四百名“国内战争的俘虏”。以上两个数字，特别是后者，看来都是缩小了的。然而如果考虑到，由于采用了所谓“减轻监狱负担”、凿沉驳船以及别的大规模消灭被拘禁人员的办法，使统计数字多次地从零开始，这些数字也可能是准确的。所有的缺额后来都得到补充。

早期的劳动营对于我们今天的人说来，似乎成了不可捉摸的东西。在里面关过的人好像从来没有对外人讲过那里的情形：任何证据都没有。文艺作品、回忆录讲到军事共产主义的时候，只提处决和监狱，却根本没有描写劳动营的。你从字里行间、从言外之意里都看不出关于劳动营的一点暗示。因而米哈依洛夫自然是要搞错的。这些营地在哪里？叫什么名称？是什么样子？……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条令有一个决定性的（所有法学家都能指出的）缺陷。它丝毫没有谈到犯人的阶级区分。也就是说，没有提出对某一类犯人应当给予较好的待遇，而对另一类应当给予较差的待遇。但是它规定了劳动制度，这是我们想象营中情况的唯一依据。工作目规定为八小时。可是，由于事情新鲜，以致头脑发热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对于犯人的任何劳动，除营内勤务外，都按照相应工会的计件工资表付给……（骇人听闻！难以下笔！）百分之百的报酬！（按照宪法强迫你干活，也按宪法付给你报酬，还有什么话说？）诚然，从工资里扣除了劳动营维持费和警卫队的工资。“表现好的”受优待，可以住在私人住宅里，只到营地来上工。对“劳动特别积极的”，答应可以提前释放。但是总的说来，对管理制度没有做出详细的指示，实际是由各劳动营各行其是。“在建设新政权的时期并鉴于各监禁场所异常拥挤的状况，不可能考虑劳动营管理制度的问题（！——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因为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减轻监狱的负担方面。”读这些话，就像是读一段巴比伦的楔形文字。马上就会冒出好些问题：那些倒霉的监狱到底怎么啦？“我们的监狱秩序很糟糕……最短期的监禁都变成一种折磨。”这种拥挤不堪的现象的社会原因何在？“减轻负担”——是该理解为枪毙呢还是分散到各劳动营？“不可能考虑劳动营管理制度问题”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司法人民委员部没有时间保护犯人不受地方劳动营长官的肆意侵害。是不是只能这样理解呢？没有管理制度的细则，那么，在凭“革命的法律意识”办事的年代，每一个劳动营的土皇帝都可以拿犯人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学？

根据一些简略的统计数字（全是从同一本《文集》里摘出来的），我们得知：劳动营里干的基本上都是粗笨的体力劳动。一九一九年在手工业作坊里劳动的犯人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一九二年占百分之十。我们还得知：一九一八年年末，中央惩治局（听听这名称！不觉得毛骨悚然吗？）正忙于建立农业劳动营；也得知了：在莫斯科建立了几个由犯人组成的国有化房屋水暖设备修理队。（这一类犯人显然是没有人押送的。他们拿着螺丝扳子、焊烙铁、各种管子，往来于莫斯科的街头、机关大楼的走廊；出入于当时的大人物的住宅，如果首长夫人来电话叫人去修理的话。——这样的场面没有写进任何一部回忆录，任何一个剧本，也没有拍进任何一部影片。）如果在押犯人中没有这类专家怎么办？可以断定会从外面抓进来一些的。

幸运地保存下来的俄联邦全部监禁场所的负责人叶·希尔文特同志向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给我们提供了有关监狱——劳改系统一九二二年情况的进一步的资料。人民司法委员部和人民内务委员部的所有监禁场所在这一年第一次合并为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交到捷尔任斯基同志的翅膀下。（在他的另一个翅膀下面已经有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禁场所，他仍不嫌过饱似地想把这方面的一切也全部管起来。）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下辖三百三十处监禁场所，剥夺自由者总人数为八万至八万一千人，比一九二年增多了，“监禁场所人口今年确有不断的增长”。但是我们从这同一本书中可以看到（第四十页）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起，关押人数从来没有少于十五万，有时候达到十九万五千人。“监禁场所人口数变得越来越稳定”（第十页），“列为革命法庭审判对象的百分比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一定的增长趋势”（第十三页）。而在不久前发生人民骚动的地区——中部黑土省份，西伯利亚，顿河两岸，北高加索，侦查中人数占被监禁者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四十三，这证明着劳改营发展的良好远景。

一九二二年归监禁场所总局系统管辖的有：劳动感化院（即服刑监狱），关押所（即侦查监狱），递解、检疫、隔离监狱（奥廖尔监狱“无力容纳所有难以改造的犯人”，恢复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如此光荣地敞开了牢门的“克列斯特”监狱），劳改农场（刨灌木丛和树根，用人力），末成年人劳动院以及集中营。可谓发达的惩治事业！在监狱里，“每五个定员空位需要安排六个多人，并且有许多这样的院所，那里一个定员空位要容纳三个以上的人员”（第八页）。

我们也可以知道建筑物（监狱和劳动营）的状况：它们破烂不堪，以至连最基本的卫生要求都不能满足，“到了不能使用的程度，以至整座楼甚至整个感化院所都不得不关闭”（第十七页）。关于伙食，“一九二一年监禁场所的状况是很困难的：被监禁者没有足够数量的口粮。”“从一九二二年起由于转入了地方预算，监禁场所的物质状况应当认为几乎是灾难性的”（第二页），各地省执委甚至不肯发给被监禁人员足额的口粮。年初国家计委拨给十五万至十五万五千名被监禁人员十万人的口粮，伙食标准降低了，某些食品根本不发（四分之三的被监禁者获得的热量低于一千五百卡路里），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起，除了十五个全国性的以外，根本取消了对全部监禁场所的口粮供应。“被监禁人员在饿肚子”（第四十一页）。

国家很想，很想有群岛，只是没东西给它吃！

劳动报酬的价格已经降低了。“物资供储极端不能令人满意……预计恐怕会成为灾难性的”（第四十二页）。“几乎到处都感到燃料不足。”一九二二年十月份的死亡率在监禁总局系统不低于百分之一。这表示一个冬季将死去百分之六以上——或许还会达到百分之十？

这不能不反映在警卫工作上。“大多数看守人员直截了当地逃离工作岗位，有些做投机买卖，跟被监禁人员进行交易”（第三页）——此外还会盘剥他们多少！“工作人员被饥饿驱使的职务犯罪事件激增”。许多人次行去干待遇较好的工作。“有一些感化院只剩下一个院长和一个看管人员”（可以想象是多么没本事的），因此，“不得不吸收模范的被监禁人员担任看管”。

不把这个正在死绝的群岛解散回家，而是把它硬拖到光明的未来，这必须具有怎样的捷尔任斯基的精神力量和对共产主义惩罚事业的信心啊！

结果如何？一九二三年十月——已经是晴朗的新经济政策年代的开始（而距个人迷信时期还相当遥远），拘禁的人数为：三百三十五座劳动营内共有被剥夺目由分子六万八千二百九十七名；二百零七座感化院内共有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三人；一百零五座关押所和监狱里共有一万六千七百六十五人；三十五处劳改农场里共有二千三百二十八人，另外有一千零四十一名未成年者和病号。

而这一切还没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狱算在内！多叫人高兴的增长！灰心丧气分子们丢脸了。党又对了：被监禁者不仅没有死掉，人数反而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而监禁场所还超过了一倍，并没有垮掉。

还有一项关于劳动营内过度拥挤现象的很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犯人增长的速度超过劳动营组建的速度）。第一百个定员空位的实际容纳量，一九二四年为一百一十二人；一九二五年——一百二十人；一九二六年——一百三十二人；一九二七年——百七十七人卢亲自在里面蹲过的人都很清楚，如果一个空位需要容纳一点七七个犯人，营中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包括板铺上的空位、食堂里的饭钵以及营里发的棉背心之类的东西）。

通过劳改营系统的发展，展开了一场对世界各国的“监狱拜物教”发动的一场勇敢的“斗争”，其中也包括对除了监狱之外什么新鲜玩艺儿也没有想出来的早先的俄国。（“把全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的沙皇政府带着某种特别刻毒的虐待狂发展着它的监狱系统。”）

尽管一九二四年以前在群岛上仍然很少有普通劳动营。那几年占主要比重的是封闭型的监禁场所。以后也没有减少。克雷连科在一九二四年的报告里要求增加特种隔离所的数量，以便关押非劳动者和劳动者中特别危险的分子。（克雷连科本人后来也显然变成了这种分子。）他的这种提法一字不改地写进了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

在跨入“建设时期”的时候（意思是从一九二七年起），“劳动营的作用……（您以为呢？现在，当取得了所有的胜利之后，该如何呢？）……在日益增强——用以对付最危险的敌对分子，暗害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宣传活动。”

总之，群岛不会沉到海底去的，群岛将会存在！

任何群岛的造岛过程都是这样，先是某些支撑地层发生某些看不见的移动，后来在我们眼前才出现地面的景观。在我们的群岛的形成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我们的智力几乎不能理解的极为重要的变动和改换名称。最初是创世时期的混乱状态：监禁场所由三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契卡”（捷尔任斯基同志）、内务人民委员部即“恩克弗德”（彼得罗夫同志）、司法人民委员部（库尔斯基同志）。内务人民委员部方面的主管机构有时是“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马上成立的），有时是强迫劳动管理总局，有时又是监狱管理总局。司法人民委员部方面的主管机构是监狱管理局（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后来是中央惩治局（一九一八年五月），它下面是各省的惩治处，甚至还有各省处召开的代表大会（一九二O年十一月）。以后改成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中央劳动改造局（一九二一）。不用说，这种多头领导对于惩改事业是没有好处的。捷尔任斯基致力于实现统一管理。恰好，这时发生了一件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全俄契卡的结合。捷尔任斯基从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起兼任了内务人民委员。到了一九二二年，他达到了目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把全部监禁场所统统移交给他的内务人员委员部（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劳动营的警卫系统也与此平行地进行着改组。最早是共和国对内警卫部队，后来是内勤部队。一九一九年它与全俄肃委兵团合并，捷尔任斯基兼任这支部队的军委主席。（尽管这样，直到一九二四年，有关逃亡事件的频繁，有关工作人员纪律废弛的状况，如酗酒、玩忽职守、只拿钱不办事之类，仍听到不少批评）到一九二四年六月才依照全俄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法令，在押解警卫部队里实行了军事纪律，由海军人民委员部给这支部队补充了兵员。

与此同时，于一九二二年成立了中央指纹登记局和中央役犬及警犬繁育场。

在此期间，苏联监狱管理总局改称为苏联劳改机关管理总局，不久以后又改称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下属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该局的局长同时担任苏联押解警卫部队的司令员。

这里面包含着多少大动荡啊！牵涉到多少处的楼梯、办公室、哨兵、通行证、印章、招牌啊！

监狱管理总局之子——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就是我们今天的古拉格（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前身。

第二章　群岛露出海面

在半年白夜的白海上，大索洛维茨岛把一座白色的教堂举出水面，教堂的四周围绕着一圈由长满赤褐色苔藓的巨圆石垒成的卫城的高墙。灰白色的索洛维茨海鸥不停地在卫城的上空翱翔，唳叫……。

“在这块净土上似乎还不存在罪孽……这里的自然界似乎还没有成熟到犯罪的年龄。——这就是索洛维茨给予普里什文的感觉。

在有我们之前，这一群岛屿便从海水中升起了，在有我们之前，在这里的地面上便注满了两百多个鱼虾丰富的湖泊；在有我们以前，大雷鸟、野兔、麋鹿迁入了这些岛屿，而这里却从来没有过狐狸、狼和其他猛兽的踪迹。

冰河侵来又退去，把花岗岩的巨圆石堆积在湖泊的四周。湖泊在索洛维茨漆黑如夜的冬季里封冻着；海水在怒号的狂风中激荡着，冰凌在海面上漂浮，有些地方凝结成冰层；北极光映亮了半个天空；然后，天空又渐渐地发白，气候渐渐地变暖；云杉长高，变粗，禽类发出咕咕的低鸣和吱吱的尖叫，幼鹿嗷嗷地长啸。——地球带着世界的历史旋转，一个个的王朝衰亡又兴起，而这里仍是没有猛兽，也没有人类。

诺夫戈罗德人有时在这里登陆，他们把这些岛街划入了奥胞涅日的辖区。卡累利阿人有时也在这里居住。库利科夫大战之后五十年，亦即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前五百年，两位高僧——萨瓦季和佐西马驾着一叶扁舟渡过了珍珠母色的海洋，认定这个没有猛兽的荒岛是一块圣地。他们来后，便出现了索洛维茨修道院：自那时起，先后修建了乌斯宾斯基（圣母升天）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变容）两座大教堂，斧山顶上的“断头”教堂。还有另外的二十来座教堂以及二十来座小礼拜堂。此外有峨尔峨他隐僧修道院，三位一体隐僧修道院，萨瓦季隐僧修道院，穆克萨姆隐僧修道院以及设在偏远地点的独居修道士和苦行修道士居住的孤单的隐庐。在这些岛屿上投入了大量的劳动，起初是僧侣们自己，后来还有隶属修道院的农民。用几十条运河把湖泊联接了起来。湖水通过木制的管道流进了修道院。最惊人的工程是，不知用什么办法把“不可移动的”巨大圆石铺砌在沙滩上，硬在穆克萨姆岛上修筑起一道堤坝（十九世纪）。大小穆克萨姆岛上，开始放牧肥壮的畜群。僧侣们喜爱照料动物，不管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原来，索洛维茨的土地不但是圣洁的，而且是富饶的，能够养活这里的好几千居民。菜园里出产着瓷瓷实实的色白味甘的白菜（它

的菜茎享有“索洛维茨苹果”的美称）。所有的菜蔬都是本地产的，

都是好品种。还有自己的花房，甚至栽培着玫瑰。捕鱼业很发达，

有海上捕捞业，有在与海洋隔开的“总主教养鱼池”里的鱼类养殖业。在几百和几十年的过程中，相继出现了自己的谷物磨房，自

己的锯木厂，本地陶窑烧制的器皿，自己的铸铁厂，自己的铁匠

作坊，自己的装订工厂，自己的皮革制作业，自己的马车制造业。

甚至有了自己的发电厂。样式复杂的异型砖和自用的小型海船也

全由自己制造。

然而，无论在过去和现在，岛上的人民生活却从来没有获得

过独立于军事思想和监狱思想之外的发展，而且也不知道将来能

不能获得这样的发展。

军事思想：决不能允许一些不懂事的僧侣们平平常常地生活

在一些平平常常的岛屿上。这些岛屿位于大帝国的边缘，因而它

们就必须和瑞典人、丹麦人、英国人打仗；因而就需要建起围墙

厚达八米的要塞，建造八座塔楼，开出狭长的炮门，保证大教堂

的钟楼上有良好的观测视界。（修道院确实曾于一八0

八年和一八五四年两次抵御过英国人的进犯，均获得胜利。但在“一六六七年与尼康总主教的支持者发生冲突时，僧人费奥克季斯

特打开了一个暗道，把索洛维茨卫城出卖给沙皇的大臣。）

监狱思想：这太妙了！又是在一个孤独的岛屿上，又有坚固

的石墙！有地方可以禁闭要犯，也有可以责成看管要犯的人。我

们不妨碍他们拯救自己的灵魂，可是他们必须替我们看守囚徒。

（基督教修道院的这种兼职使得多少人的信念遭到破灭！）

萨瓦季在圣岛上登陆的时候想到这个吗？……

这里关押过教会异端分子，也关押过政治异端分子。阿夫拉

米·帕利岑在这里坐过牢（也死在这里）；普希金的舅舅工·汉尼

巴尔因为同情十二月党人也在这里蹲过。扎波罗日军营最后一个

统领卡尔尼舍夫斯基（彼得留拉的遥远的先驱者？）在垂暮之年被关到这里，经过长期监禁，年过百岁之后才获释放。

然而所有那些人几乎是可以按名字数出来的。不过索洛维茨修道院的古代史在我们苏维埃时代亦即在索洛维茨劳改营时代被披上了一件神话的罩衣，它哄骗了参考指南和历史记述的编写者，因而我们今天在某些书里看到索洛维茨监狱是刑讯监狱的说法。据说这里又有拷问架的吊钩，又有皮鞭，又有烙铁之类。实际上，俄国一般的修道院囚牢里根本没有这些伊丽莎白时代以前的刑讯监狱或西方宗教裁判所里使用的刑具。这全是一个不老实的并且一窍不通的研究者捏造出来的。

索洛维茨的老犯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他就是小丑伊万诺夫，营里的外号是“反宗教杆菌”。此人原是诺夫戈罗德大主教的仆役，因为把教堂珍品盗卖给瑞典人而被捕。一九二五年被押到索洛维茨。他上窜下跳，千方百计地逃避一般劳动，以便保住性命。他干上了在犯人中进行反宗教宣传的专业，当然也变成了情侦科（情报侦查科。就取了这样一个坦率的名称）的人员。不仅如此，他还推测说僧侣们一定在这里埋藏了许多珍宝，使得劳动营的领导们都动了心，于是组成了一个由他带领的发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挖了好几个月。——呜呼，僧侣们欺哄了反宗教杆菌的心理学推想：他们在索洛维茨什么珍宝也没有埋藏。伊万诺夫为了光荣下台，便把在地下修筑的庶务、贮藏、防卫等用途的房屋解释成为监禁和刑讯的场所。据他说，经过了那么多的世纪，细小的刑具自然未能留下来，但是有一个钩子（是吊肉胴用的）就足以证明这里曾有过拷问架。至于为什么十九世纪的酷刑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这就比较难以说出理由。于是他得出结论说：“索洛维茨监狱的制度，自上一世纪起，变得大大地温和了。”反宗教杆菌的这一“发现”非常合乎时宜，也使大失所望的长官们多少得到一点安慰。文章刊登在《索洛维茨群岛》上，后来又由索洛维茨印刷厂印成单行本，从此便十分成功地熏黑了历史的真相。（索洛维茨的繁荣昌盛的修道院革命前驰名全国，极受人们尊重，所以小丑耍的这一套把戏更被认为是适合形势的需要。）

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以后，对这些不怀好意的僧侣寄生虫们采取了什么措施？给修道院派去一些政委和政治上可靠的干部，宣布把修道院改为国营农场，命令僧侣们少祷告，多为工农劳动。僧侣们整日劳动。由于他们对于下网的时间和地点具有特殊的知识，能够捕到味道非同寻常的鲜鱼。这些鲱鱼全运到了莫斯科，送上了克里姆林宫的餐桌。

然而修道院里的珍宝，尤其是集中在法衣圣器贮藏室里的大量珍品，使外来的领导和训导干部心中不能平静：这么多的珍珠宝贝作为呆滞的宗教货物积存在这里，未能转入劳动者（他们）的手中。他们此时便采取了一个与刑法典稍有抵触而与剥夺非劳动者财产的总精神完全符合的手段——在修道院里放了一把火（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建筑物损坏了，法衣圣器贮藏室里的许多珍宝不见了。而主要的是，所有的登记帐簿都烧掉了，没有办法查清究竟损失了多少东西，什么东西。

用不着进行什么侦查，革命的法律意识（嗅觉）还不能提醒我们该怎么办吗？烧毁修道院的罪犯不是僧侣这帮黑色的狗东西还能是谁？把他们统统撵到大陆上去！把北方特种营统统迁到索洛维茨群岛上来！八十高龄甚至百岁的老僧们跪下恳求留他们死在这块“圣土”上，可是当局以无产阶级的坚决性将他们一概扫地出门，只留下最必需的人员：渔业队；穆克萨姆岛上的畜牧专家；会酿白菜的梅福季神甫；铸铁匠人萨姆逊神甫；还有另一些有类似用途的神甫。（在卫城里拨给他们一个与劳动营隔开的角落，有单独出入口——鲱鱼门。他们被称为“劳动公社”，但是为了照顾他们受毒太深的实际状况，把坐落在墓地上的奥努弗里教堂留给他们，让他们在里面做祷告。）

囚犯们时常爱说的一句谚语：“圣地不愁没人住”，果真变成了现实。钟声沉寂了，神灯和香火熄灭了，再也听不到弥撒和彻夜祈祷的声音，再也没有人昼夜不停地喃喃诵经，圣像壁毁坏了（只有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大教堂的还保存着）。可是，身穿拖到脚后跟的超长下摆军大衣、缝着带特殊标志的黑色袖章和领章、头带没有五角星的黑箍制帽的英勇的契卡工作人员，于一九二三年六月来到这些岛上，在这里创建了一座森严的模范劳动营——工农共和国的骄傲。

连这些具有阶级性的集中营那时也被认为是不够严格的了。于是，一九二一年创建了“北方特种劳动营”，缩写是C几OH（“大象”），归肃委管辖。第一批这种营地出现在彼尔托敏斯克、霍尔莫哥雷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严但是这些地点显然被认为是难以警戒的，从长远看来不适于犯人的大量聚集。首长们的视线自然地转向了离它们不远的索洛维茨群岛。那里已经有现成而完善的经济设施，有石砌的建筑物，距离大陆二十至四十公里，这对于监狱管理人员说来是够近了，对于逃犯说来是够远了。而且有半年时间和大陆断绝联系——是一颗比萨哈林岛还要难啃的核桃。

对于“特种”两个字的含义，各种条例中还没有明确详细的规定。但是索洛维茨劳动营营长艾赫曼斯当然在卢宾卡得到了口头的说明，来到岛上，又对自己亲近的助手们做了传达。

索洛维茨的故事现在也许不会使以前的犯人甚至六十年代的普通人感到惊奇了。但是请读者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契诃夫时代及契柯夫以后时代的俄国人，一个号称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即二十世纪录订十年的人，一个当时教育出来的尽管受过国内战争的震荡但仍习惯于人们应有的食物、衣服和口头交往规范的人，然后再请他跨进索洛维茨的大门克姆佩朋克特——克姆中转站吧。这个递解站设在既没有一棵乔木也没有一丛灌木的荒芜的神父岛上，它靠一道堤坝与大陆相连。他在这个光秃肮脏的畜圈里首先见到的是检疫隔离连（当时犯人们编成“连队”，还没有“作业班”）。人们身上穿的是……麻袋！普普通通的麻袋：下面露着腿，好象穿着裙子。上半截为头和双手挖了洞。（亏他们想得出来。可是没有俄罗斯的机智克服不了的难题！）新来的犯人，当他还有自己的衣袋的时候，可以暂时躲过这条麻袋，可是他对这个麻袋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就会看见传奇般的骑兵大尉库里尔科。

库里尔科（别洛博罗多夫也和他一样）出现在解犯纵队面前的时候，也是穿着缝着吓人的黑袖章的契卡人员的长下摆的军大衣、黑袖章缠在陈旧的俄国军服料子上显得特别古怪，好像是死亡的徽志。他跳上一只木桶或者别的什么合适的高台，对新来的犯人们发出突如其来的刺耳的狂叫：“喂-！都听着！这地方不是索（苏）-维埃共和国，这地方是索-洛维茨共和国！你们要放明白点！索洛维茨这块地面上，检察长的脚还没有踩上过！他也永远踩不上来！你们要知道，把你们送到这里来，不是要你们改造！天生的罗锅子，改不过来了！告诉你们我们这儿的规矩：我说‘起立’，就起立！我说‘趴下’，就趴下！给家里的信要这么写：活着、健康、对一切都满意！完啦！……”

瞠目结舌的名门贵族、京城的知识分子、神甫、毛拉和愚昧无知的中亚人恭听着这一番从未听过、见过、读过的训话。没能在国内战争中出名的库里尔科现在以这种历史性的特殊方式把自己的大名写进俄国的史册。随着每一句恰到好处的叫嚣和训词，他的劲头越来越大；更有无数新的更加锋利的叫嚣和训词不断地脱口而出。

在自我陶醉和滔滔不绝地喊叫声中（可是他内心却在幸灾乐祸地想着：你们这些书生，我们跟布尔什维克打仗的时候，你们躲到哪里去了？你们想避风头吗？结果被人家揪到这里来了。这就是给你们狗屎不如的中立主义的报酬！而我们也能跟布尔什维克交朋友，我01是干实事的人！），库里尔科会这样地开始他的教练；

“第一隔离连，你们好！……不行，再来一次！第一隔离连，你们好！……不行！……你们喊‘首长好！’声音要大，要叫全索洛维茨群岛，要叫海峡对面都能听到。两百人一齐喊，要能把墙都震塌！！！再喊一次！第一隔离连，你们好！”

库里尔科盯着要每一个人都使劲喊，直到喊得累趴下，才转入下一个科目——全连围着柱子跑步：

“腿抬高！……腿抬高！”

到这时候，连他自己也不好受了，连他自己也像是演到第五幕最后一次谋害之前的演员了。经过半小时操练后，他用嘶哑得几乎说不出话的喉咙向正在和已经东倒西歪地瘫在地下的人们许下了一个愿，这句话一语道破了索洛夫卡的实质：

“我将来要强迫你们吸死人的鼻涕！”

而这仅仅是为了摧毁新来者的意志的第一次操练。下一步将是命令他们睡在腐朽发黑的木板工棚的光板地上。这还没有什么，只要给班长一点贿赂，就能把他塞到铺板上去。其他的人将要在板铺之间的过道里站一个通宵（犯了过错的人还得站在便桶和墙壁之间）。

这还是在极幸福的“大转变的一年”以前，在产生个人迷信以前，在政策被歪曲和被破坏以前的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发生的事……（从一九二七年起，增加了一项，就是板铺全归盗窃犯们占有，他们把自己身上的虱子弹向站在地下的知识分子们。）

在等候“格列布·博基号”轮船期间，他们还需要在克姆中转站从事一段劳动。其中有的人将要被逼着围绕一根柱子跑步，嘴里还要不断地喊：“我是懒虫！我不爱劳动！我瞎捣乱！”一个工程师提便桶时摔了一跤，洒了一身粪尿，他们把他关在工棚外面，让脏东西在他身上结冰。在这以后，听到的将是押解队的吼叫：“不许掉队！我们不警告就会开枪！齐步走！”接着就是哗啦哗啦的拉枪栓的声音“想找麻烦吗！”冬天押着他们在冰层上步行，犯人还要自己拖着小船，以便在没有封冻的海面上乘着它渡过去。开冻以后就把他们装进轮船舱，塞得那么满，以致到达索洛维茨之前必然有人憋死，连赭红色围墙中的雪白的修道院也来不及看到一眼。

新来的犯人到达索洛维茨后，大约在几小时之内就能经历到入营澡房里的一场恶作剧：他脱光衣服，第一位服务员在盛着绿色肥皂水的大木桶里蘸一下刷帚，在他身上涂蹭；第二位服务员上来一拳把他推到斜木板或台阶下的什么地方；那里有第三位服务员拿一桶水朝这个惊呆了的人身上泼来；第四位马上把他推到穿衣间。已经有人从上面把他的“破烂”乱七八糟地扔在那里了。（从这个恶作剧里可以预见到整个古拉格的面貌，包括它办事的速度和对人的价值的态度。）

新来者就是这样吞进索洛维茨精神的。这个精神全国还不知道，这是正在索洛维茨酝酿中的未来的群岛的精神。

新来者在这里也能见到穿麻袋的人；有的人穿着普通的“自由人”衣服，新的、破的都有；有的穿着用军大衣粗呢料子做的索洛维茨式外套（这是一种特权，也是地位高贵的标志。营地行政人员才穿这样的衣服），带着用同样呢料制成的“索洛维茨帽”；他忽然看见，囚犯当中走着一个穿—……燕尾眼的人！而且，这个人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异，谁也不朝他扭过身去，也没有人笑。（要知道，每个人都是把自己原来的一身穿破为止。这个倒霉的先生是在“大都会”饭店”被捕的，那只好请他穿着燕尾服将就熬完刑期了。）

《索洛维茨群岛》杂志（1930年，N01）上说，领取标准服装是“许多犯人的幻想”。只有在儿童教养院里才发给全套的公家服装。举个例子说，一个女犯是什么也领不到的，无论内衣、长袜还是包头布。抓住了一个穿着单布连衣裙的大婶，那就请她穿着它度过北极圈内的严冬吧。因此许多犯人蹲在连队的宿舍里，身上只有一件内衣。当局也不撵这样的人出去上工。

公家的衣服如此珍贵，所以在索洛维茨对于以下的场面谁也不觉得希奇或野蛮：隆冬季节，囚犯们在卫城附近脱掉衣服鞋袜，把全套服装整整齐齐上缴给公家，然后光着身子跟到二百米外的另一堆人中间，在那里另外发给他一套衣裳。这一套手续表示：他们正由卫城管理处移交给费利蒙诺沃铁路支线管理处产但是，如果让他们穿着衣服移交，接收单位可能不把衣服还回来，或者以坏换好，暗中掉包。

还有另一个冬季的场面，事由不同，但风尚一致。他们查明卫生科的医院不符合卫生要求，命令用开水烫洗。但把病人放到哪里去？卫城内所有的房屋都挤得满满的。索洛维茨群岛的人口密度超过比利时（索洛维茨卫城内的密度又如何？）。于是把所有的病人用被子兜着抬到雪地里，放三个小时。洗完了再拖回来。

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的新来者是白银时代教育的产儿吧？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还是一无所知呢！他在这里看到：身穿用军大衣料子做的粗呢制服的班长们互相之间以及对着连首长以端正的军人姿势行军礼，可是正是他们手里拿着长根子——即所谓“制子”“（甚至出现了一个人人懂得的动词：挨制子）驱赶着自己的工人去上工。他在这里看到：雪橇和大车不是用马拉的，而是用人拉（几个人拉一辆），并且还有一个专门名词——“马临代”（马的！临时代理人）。

他还会从别的索洛维汉人嘴里听到一些比眼见的更可怕的事。人们会向他说出一个阴森的字眼“谢基尔卡脚、这指的是斧山。山顶上有一座两层的大教堂，禁闭室就设在里边。关禁闭的待遇是：两面墙壁之间装着几根胳膊粗细的树根。受处分的囚犯整个白天都要坐在这几根树棍上（夜晚躺在地上，但因过于拥挤，只能人深人）。树棍安装的高度正好使犯人两脚挨不着地面。保持平衡并非那么容易，所以囚犯整个白天就得使劲支撑着，如果掉下来，看守就跑进来揍人。还有：带到外面，让他站在三百六十五级的石阶的上端（从大教堂通往湖边，是僧侣们建造的）；把他从头到脚捆在一根圆木上，以便加重分量，然后横放，沿石阶推下去（中途没有一处平台，台阶十分陡峭，捆着人的圆木停不下来）。

嗯，树棍其实无需到斧山上去找，卫城里的永远挤得水泄不通的禁闭室里也有。另一种办法，就是把你放在一块有尖脊的巨国石上，在那上面呆牢也是不容易的。夏天叫做“坐树墩”，意思是光着身子喂蚊子。但是这时需要派人监视受罚者，如果把他扒光再把他捆到树干上，就可以由蚊子自己去完成任务。还有——把整连人拉到雪地里，叫他在那里受罚。还有——把犯人赶进湖边的烂泥洼里，让他在齐脖子深的烂泥里呆着。还有一种方法：把马套进空辕杆，把受罚者的双腿系在辕杆上，警卫队士兵骑上马背，策马在伐林残址上奔跑，直到马后的呻吟和呼叫声听不到为止。

新来者没有开始索洛维茨的生活，没有开始服他的等于无期的三年刑期，就已经在精神上被压垮了。但是如果当代的读者用一根指头指着说：瞧，这是公开的杀人体制，死亡营！那你就过于匆忙了。哎，我们才不这么简单！在这第一个试验场上，以及在后来的其他场所，包括规模最大的营地，我们不是公开行动的，而是采取多层次的、混合的方式，所以才进行得这般顺利，所以才进行得这般长久。

忽然，一条威风凛凛的汉子骑着一头山羊走进卫城的城门。他的神气很庄重，也没有人笑话他。他是什么人？为什么骑山羊？这个人叫杰格佳廖夫，过去是放牛的。（请勿与自由人杰格佳廖夫——索洛维茨群岛部队首长混淆。）他本来要求给他一匹马，可是索洛维茨马很少，就给了他一头山羊。但是他凭什么赢得了这个荣誉？因为他放过牛吗？不，他现在是树木苗圃主任。他在这里，在索洛维茨，正培育着远方的外国树种。

从这个山羊骑士身上便开始了一首索洛维茨的幻想曲。索洛维茨僧侣搞起来的简单而合理的蔬菜种植业全被破坏了，连菜也快没有吃的了，为什么偏要培育外国树种不可？可是你要知道，在靠近北极圈的地方引种异国树木可以表明索洛维茨也和整个苏维埃共和国一样在改造世界呀，有建设新生活呀！但是种子、资金从哪里来？问题恰巧在这里：有钱为苗圃买种子，而给伐木工人吃饭偏偏就没有钱了（这时候伙食还不是按定量供给的，而是按经费多少提供的）。

还有考古发掘工作呢？对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发掘委员会。了解过去对于我们是一件有很重要意义的事情。

劳动营管理处对面有一个花坛，那上面镶砌着一头很可爱的大象，象背的披衣上镶嵌出一个字母“y”。另外在当做这个北方国家的货币使用的索洛维茨流通券的票面上，也印着同样的画形谜。这是多么愉快的家庭假面舞会啊！这里的一切不是很可爱吗？调皮鬼库里尔科人成只是吓唬我们吧？

国家政治保卫局劳改营内多年流通着稳定的货币。特殊的货币有助于把这些劳改营更好地与世隔绝。甚至各级行政及警卫人员，更不用说犯人，都要把他们持有的全部苏联货币交出来，换取订成小本的“结算票”（厚纸，有水冲，面值为二、五、二十、五十戈比，一、三、五卢布。不同发行年代的票子有不同的全俄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的签字——博基、科甘或者M．贝尔曼。在营内私藏国家货币应判枪决。（这种严厉措施的目的之一是为逃跑制造困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所有劳改营范围内，一切帐目都是用这种票子清算。释放时（如果有这个时候的话……）持有者拿它换回国家货币。一九二三年后劳改营数量激增，所有这类票券都取消了。（M·M·贝科夫提供。）

瞧我们还有自己的杂志——也叫《大象》（一九二四年创刊，最初几期是打字的，从第九期开始在修道院印刷厂排印），一九二五年改称《索洛维茨群岛》，二百份，甚至还有一种附刊——《新索洛维茨报》（让我们与可恶的僧侣时代彻底决裂！）一九二六年起改为全国发行，庞大的印数，巨大的成功！要知道在二十年代是不把索洛维茨藏起来的，甚至不断地在人们耳边絮叨它。公开地耍索洛维茨牌，公开地以索洛维茨自豪（有过自豪的勇气！），苏联歌曲中提它，游艺演出的说唱段子里拿它逗笑。要知道阶级正在消失（消失到哪儿去？），索洛维茨也快到头了。

对杂志的审查工作甚为浮皮潦草，犯人们（据格鲁波科夫斯基说）写了一首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人小组的打油诗，竟然通过了！后来他们又从索洛维汉剧场的舞台上面对着前来视察的格列布·博基演唱：

博基、费尔德曼、瓦西里耶夫和武尔

答应给我们一大口袋厚礼……

——首长听得高兴1（心里确是美滋滋的！尽管你大学没上完，照样在历史上留名。）副歌是：

谁把索洛维茨赏给了我们，

请你们务必亲自光临。

和我们一起呆上三年五载，

将来回想保险愉快。

——首长们捧腹大笑！爱听（谁能猜到其中的预言？……）

但是一九二七年杂志就停刊了：当局表示没有心思开这个玩笑。一九二九年，当索洛维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全国劳改营整个转入再教育的方向以后，杂志又复刊了，一直出版到一九三二年。

胆大妄为的舍普钦斯基（被处决的将军的儿子）当时在大门口挂出一条横幅标语：

“索洛维茨要为工农服务！”

（要知道，这也是预言！但是这东西他们不喜欢，猜出来了，叫人拿掉了。）

话剧团演员穿着用神甫法衣改制的戏装。《铁轨轰鸣》。舞台上是一对对七扭八歪地跳着狐步舞的人们（作垂死挣扎的西方）和画在背景上的胜利的红色锻炉（“我们”）。

幻想般的世界！看来库里尔科这坏蛋果真是在开玩笑！……

此外还有一个索洛维茨地志学会，它出版自己的研究报告，在那里发表的有关于别具一格的十六世纪建筑艺术，关于索洛维茨动物志等方面的论文。文章写得周密翔实，显示出忠实于科学的精神，对所研究的对象怀着脉脉的深情，好像作者是一些为了满足求知的欲望来到这些岛上的悠闲而怪病的科学家，而不是已经经历过卢宾卡的、整日担心上斧山、喂蚊子、被“拖尸”的囚犯。索洛维茨的兽类和禽类，也具有和这些忠厚的地志考察者同样的精神，竟没有绝种，没有被猎尽，没有被驱赶到别处，甚至没有受到惊吓——一九二八年还有成窝的野兔满不在乎地走到大路旁边，好奇地注视着把囚犯押送到安泽尔的情景。

野兔没有被打光，是什么原因？人们向新来者解释说：小兽和飞禽在这里是不怕人的，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一道命令：“爱惜子弹，除向犯人外，不准开枪！”

这么说来所有的恐吓不过是玩笑华！但是——“让开！让开！”——在像涅瓦大街一样热闹的白天的卫城大院里，有人大声吆喝。三个有着嗜毒者面容的浪荡公子似的年轻人（走在前面的一个不是用“制子”而是用马鞭驱散囚犯的人群）拖着一个只穿内衣的浑身瘫软的瘦削的人，快步地往前走。这个人的面孔实在可怕——它竟像液体一样往下流淌！这就是所谓“拖到钟楼底下”。他们把他推进这个小门洞，然后朝后脑勺开枪。陡直的台阶通往下方，这个人沿着它滚下去，一次足可以填进七、八人之多。事后派人来把尸首拖走，再打发几名女犯（这些是出走到君主坦丁堡的那些人的母亲和妻子；她们是自己不肯放弃信仰也不许改变她们的子女的信仰的宗教徒）来擦洗台阶。

为什么要这样？不能在夜间——悄悄地干？但是为什么要悄悄地？那样子弹就会白白地浪费了。在白天，当着稠密的人群，子弹能发挥教育作用。一枪的效果等于打死十个。

也有另一种枪毙方法——直接在奥努弗里墓地上，在女犯宿舍（原来是朝圣女香客的客房）背后。因而女犯宿舍旁边那条路就叫做行刑路。在当时你可以看到，在冬天的雪地里，一个光着脚只穿内衣（不，这不是为了对他用刑，这是为了不糟蹋靴子和外衣）、双手被铁丝反绑着的人被带到这里来户犯人昂首挺胸，不用手拿着，而是叼在嘴唇上吸着他一生最后的一支香烟。（据这种神态，可以判断他是一名军官。要知道，这里有度过七年战场生活的人。有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子，是历史学家B·A·波托的儿子。派工员问他的职业，他耸耸肩膀说：“机枪手。”由于年纪小，又碰上国内战争的高潮，他没有来得及获得另外的职业。）

幻想般的世界！事情有时候会是这样。历史中许多事情是重复的，但在短暂的期间或有限的地点也存在一些空前绝后的结合。其一例是我国的新经济政策。早期的索洛维茨也是一例。

对这里的成千上万的犯人，只派了数量很少的契卡工作人员来监管。（就连这些人来这里也是半受处分的性质。）总共才二十至四十名。（最初没有考虑到要来这么多犯人，但是莫斯科一个劲儿地往这里送，送，送。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为止，仅仅是头半年，单在一个十三连——一般劳动连，队尾报数时就已经喊道：“376！十路横队！”这说明共有三千七百六十人。十二连也这么庞大。号称“万人坑”的十七连就更大了。除了卫城之外，已经有了几处派遣点——萨瓦季耶沃、费利蒙诺沃、穆克萨姆、三位—·体修道院、“小野兔”——野兔列岛。）截至一九二八年，总人数已经达到大约一万六千。而犯人当中有多少“机枪手？”有多少久经行伍的老兵油子？况且从一九二六年起形形色色的老牌刑事惯犯也源源而来。怎么样才能管住他们，让他们不能暴动？

只有用恐怖！只有用斧山！用树棍！用蚊子！在树墩中间“拖尸”！白昼的枪决！莫斯科往这里遣送犯人时不考虑本地的力量，但是莫斯科也没有用任何虚伪的规章限制自己的契卡人员：只要是为维护秩序，不管什么事，做了就是做了。当真是永远不会有一个检察长踏上索洛维茨的地面。

另一方面，还有一件镶着玻璃珠的薄纱外衣呢？——平等的时代！新索洛维茨！犯人的自我警卫！自我监督！自我管制！连干部、排干部、班干部全是来自犯人。又是业余文艺活动，又是自我娱乐！

被恐怖和玻璃珠笼罩着的是一些什么人呢？什么人？世袭贵族。职业军人。哲学家。科学家。美术家。演员。高等法政学校学生。

以下是幸存者记忆中保留的少数索洛维茨人的名单：希林斯卡妮-沙赫玛托娃、沙霍夫斯卡娅、菲茨图姆、杰利维格、巴格拉图尼、阿索齐阿尼-艾里斯托夫，戈舍龙·德·拉·福斯，西维尔斯、奥索尔金、克劳德、巴赫鲁申、阿克萨科夫，科马罗夫斯基、沃伊科夫，瓦德博利斯基，翁里雅尔斯基，B·列瓦绍夫、沃尔科夫、罗金诺-罗金斯基，古多维奇，陶贝、穆罗姆采夫。前立宪民主党领袖涅克拉索夫（是他吗？）。财政学家奥泽洛夫教授。法学家博罗金教授。心理学家苏哈诺夫教授。哲学家——梅耶尔教授、阿斯科尔多夫教授、丹扎斯，神智学者苗布斯。历史学家——安齐费罗夫、普里谢尔科夫、戈尔登、扎奥泽尔斯基、瓦先科。文学理论家——利哈乔夫、蔡特林。语言学家安尼奇科夫。东方学者皮古列夫斯卡娅。鸟类学家波里亚科夫。美术家布拉兹、斯莫特里茨基。演员——卡卢金（亚历山大剧院），格卢博科夫斯基（科罗连科的侄子）。王十年代索洛维茨关闭以前，保罗弗洛连斯基神父也在这里蹲过。

由于教养，由于传统，他们太骄傲，所以决不会显出沮丧和恐惧，决不会嚎哭，连在朋友们面前也不诉苦。永远带着微笑是好风度的表现，即使是在走向刑场的时候。好像这个孤悬在咆啸的大海中的北极监狱只是野餐中发生的一次小小的误会。尽情地开开玩笑吧，尽情地对狱吏们进行嘲弄吧。

于是，流通券和花坛上出现了“大象”。于是，出现了当马骑的山羊。如果七连的成员都是搞艺术的，它的连长准会叫做“孔斯特”；如果什么人的外号叫伯瑞雅戈达，他一定是浆果干制组的组长。于是，就有了和杂志审查员糊涂虫开的那些玩笑。于是，就编出了各种小调。格奥尔吉·米哈伊洛维奇·奥索尔金喜欢在散步时开玩笑说：“在岛上CommentvonsporteZvous？”——“ALagercommeaLager。”（“您在岛上身体可好？”——“在营里就是这样。”）（法语）

这一类小玩笑，这种故意显示的独立无羁的贵族精神最使陷入半野兽状态的索洛维茨狱吏们恼火。有一次他们决定枪毙奥索尔金。正在这一天，他的年轻的妻子（他本人也不到四十岁）登上了索洛维茨的码头！奥索尔金请求狱吏们不要让这次探视伤他妻子的心。他答应只留妻子在这里呆三天，她一离开，就枪毙好了。瞧瞧人家的自制力。我们咒骂贵族，结果自己却把这种自制力丢光了。有点小灾小难，小小的痛苦，就龇牙咧嘴。而人家一连三天和妻子在一起，都不让她看出一点痕迹，不做一句暗示！没有一声低沉的语调！眼神里没有一丝阴影！只有一次（他的妻子还活着，她回忆说），当他们沿着圣湖散步时，她猛一回头，看见丈夫痛苦地抱住头。“你怎么啦？”“没有什么。”他马上变得开朗起来。她本来还可以多留几天，但他说服她离开。当轮船驶离码头的时候，他已经脱掉衣服，等待枪毙了。

但是要知道，总算还有人赠给他们这三天。奥索尔金的这个三天，以及另外一些事例，表明索洛维茨的管理制度当时还没有披上“体系”的错甲。它给人的印象是：索洛维茨的空气是已经达到极端的残忍和几乎还是憨厚的模糊状态的奇异的混合物。当时还模模糊糊：这一切将来会如何？索洛维茨的特征哪一些正变成伟大的群岛的萌芽，哪一些一出土就注定要枯死？总之索洛维茨人对这件事还没有坚定的共同信念：他们经管的北极奥斯威辛炼人炉已经点燃，它的炉膛已经对所有运到此地的人开放（而实际上正是这样……）。当时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所有人的刑期都短得要命：十年的很少见，连五年的已不常有，老是三年、三年。当时的人还不会玩法律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按紧再放开，放开再按紧。“这一切将来会如何？”——这种鸿蒙初辟时代的混沌状态对于由犯人充当的警卫队员不可能毫无影响。即使对于狱吏，也会稍有影响。

不管到处公开宣扬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词句多么鲜明：敌人唯一应得的命运就是被消灭！但当时的人仍然不能设想这种对每一个有头发、眼睛、嘴巴、脖子、肩膀的具体的两足个体的消灭。他可以相信阶级正在被消灭，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们还是应当留下的，不是吗？……在另外一些比较宽厚和含混的概念的熏陶下成长的俄国人的眼睛，就像透过度数不对的眼镜片看东西一样，总是不能准确地看清这种残酷的学说的词句。“恐怖月”、“恐怖年”好像还是不久前公开宣布过的，但是人们就是不肯相信会有这等事。

群岛的这几个最初的岛屿也受到了这个五光十色的二十年代中期特有的不隐定性的感染。当时全国还弄不清楚，那些事全不许干了吗？或者相反，正好从现在起什么事都许干了？老脑筋的俄罗斯还是非常相信那些热烈的词句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冷漠无情的人心里早就有了底，只有他们知道将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打破这个局面。

教堂的圆顶毁于大火，但石砌的墙体是永恒的……人们在天涯海角开垦了田地，但如今却荒芜了。永不平静的大海色彩变化万端。寂静的湖泊。不害怕人类的动物。残忍无情的人们。信天翁带着群岛的第一个岛屿的秘密飞往比斯开湾过冬。但是它们不会把这信息告诉海滨浴场上无忧无虑的人们，不会告诉欧洲的任何人。

幻境般的世界……为时不长的主要幻景之一就是：营中的生活是操纵在……白卫军官们的手里。所以库里尔科并不是偶然现象。

情况是这样的。在整个卫城里，唯一有自由人身分的契卡人员就是全营值班员。看大门（那里没有了望塔）、岛上巡逻、抓逃犯全由警卫队负责。警卫队里除了自由人，还招收普通的杀人犯、伪造货币者、其他刑事惯犯（但不要小偷）参加。可是整个的内部组织工作由谁来搞？谁来经管行政科？谁来当连长、班长？总不能让神甫、教派分子、耐普曼、学者和大学生（这里也有不少大学生，但是索洛维茨犯人头上如果带着一顶大学生制帽，就被认为是挑衅和放肆，是招灾的标记和枪毙的申请）。最胜任这些工作的当然是前军人。而在这里除了白军军官还有什么人？这样，在契卡人员和白卫军官之间——既非互相勾结也不见得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就形成了索洛维茨的合作。

双方的原则性都跑到哪里去了？奇怪吗？惊人吗？只有那种搞惯了阶级分析而不会用别样方式进行思考的人才觉得惊讶。但是对于这样的分析家，世界上第一件事情都一定是奇怪的，因为世界和人类永远也不会适合他事先准备好的框框。

既然上级不给红色名额，索洛维茨的狱吏们连魔鬼也会找来替他们办事。这是符合规定的：犯人应实行自我监督（自我压迫）。那么还有什么更好的人可以委托呢？

对于永恒的军官——“军界精英”——说来，哪怕是劳动营内生活（营内压迫）的组织大权，也怎么能轻轻放过呢？怎么能顺从地站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别的什么人笨手笨脚、马马虎虎地承办这件事呢？我们在这本书里已经探讨过肩章对人心所起的作用的问题。（你们以后再瞧吧。到了红色指挥员们被关进来的那一天，你看看他们是怎样地拚命往警卫队里钻吧。看看他们是怎样巴不得捞到一支看守员的步枪吧。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重新取得信任！……我已经说过：如果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召募我们去当他的御林军呢？……）是的，白卫军官们也许会这样想：反正是完了。既然全完了，那还在乎什么！也可能有这种想法；“搞得越糟越好”，我们帮你们制造一个在我们的俄国从未见过的兽性的索洛维茨，好让你们臭名远扬。还可能这样想：我们的伙伴们什么都同意了，那么我干什么好呢？难道像神父那样到仓库里去当会计吗？

然而索洛维茨的主要幻景还不在这里，而在于白卫军官们占据了索洛维茨的行政科以后，竟然和契卡人员争斗起来！劳动营从外面说是你们的，从里面说是我们的。决定谁在哪里劳动，派到哪里去，是行政科的事。我们不干涉外部的事，你们也不要干涉内部的事。

这怎么行呢？要知道，整个劳动营内部必须普遍安插情报侦查科的眼线！情报侦查科是营内占第一位的令人生畏的力量。（当时的行动特派员也是由犯人中选派的，这可以说是自我监督的最高成就！）白卫军官们掌握的行政科专门跟它对着干！其它部门，如在后来的劳改营里变得十分重要的文教、卫生两科，当时还是既薄弱又可怜的。以H·弗连克尔为首的经济科也仅是混饭吃而已。它跟外部世界进行着“贸易”，主管着实际并不存在的“工业”；日后发达昌盛的门道，当时还没有找准。因此斗得起劲的就是情报侦查科和行政科这两派势力。这种斗争从一进克姆佩朋克特就开始了：新押送来的诗人亚·雅罗斯拉夫斯基走到班长身边，咬着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班长用军人的清楚的口齿向他大声吼道：“你原先是个暗的，以后就当明的吧！”

斧山、禁闭室、告密材料、犯人的个人档案都在情报侦查科手里，提前释放或是枪毙都由他们做主。他们还负责对书信和食物包裹的检查。行政科负责分派劳动、岛内的调动和向岛外的遣送。

行政科查出谁是眼线，就把他遣送出去。眼线被捉拿的时候，逃到情报侦查科的屋子里躲起来。他们硬是追到那里，砸门而入，把眼线拽出来强行押解出去。

眼线们被派遣到康德岛的伐木场。幻想般的故事在那里仍继续着，被揭穿了因而变成了废物的眼线们在康德岛上出版报头叫做《斯图卡奇》的壁报。他们在那上面怀着感伤的幽默进一步互相揭底，例如兜出某某过去是上头宠爱的“大红人”之类的劣迹。

情侦科的头子们这时就针锋相对地对行政科的热心分子们提起诉讼，增加他们的刑期，送上斧山。但是他们的行动遇到一个麻烦，暴露了身份的秘密人员，按那些年的解释，应该称做罪犯规事法典第一百二十一条“公职人员泄露不应公开的情报”——不论此项泄露是否由于他的意愿而发生，也不论他担任的是多大的职务）。情侦科不能保护和挽救败露了的眼线。出了事——自己负责。遣送康德岛的作法几乎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情侦科和行政科之间“敌对行动”的顶点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当时白卫军官们冲进了情侦科，砸开了保险柜，取出并且公布了全部眼线的名单。从此这些眼线们全成了永世不得翻身的罪犯！在这以后，行政科的势力一年比一年不行了；前军官越来越少，安插进去的刑事犯越来越多（例如，在轰动一时的列宁格勒暴徒审判后关进来的“丘巴罗夫集团成员”）。最后，行政科逐渐地被制服了产

到了三十年代，营地的新时代开始了。这时连索洛维茨也不再是索洛维茨，而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劳动改造营”。一颗黑星——这个新时代的思想家纳夫塔利·弗连克尔——正在天空升起，他的公式变成了群岛的最高法规：

“我们必须在头三个月中就榨取出犯人的一切，过后他对我们就没有用了！”

萨瓦季和格尔曼，还有佐西马，你们都在哪里？是谁出的主意要在这既不能畜牧，也不能捕鱼，粮食蔬菜也不能生长的北极圈附近定居的？

噢，毁坏繁荣的大地的行家们啊！你们竟能这么迅速地，仅在一两年之内，就导致一份模范的修道院产业全面的不可挽回的衰败！这是怎样做到的？是抢光运走了？还是全在原地糟塌净了？有几千双空闲的手，却不能从肥美的土地里取得任何东西，这也颇不容易！

只有自由人才能吃到牛奶、酸奶油，不错，还有鲜肉，还有梅福季神父种植的出类拔萃的大白菜。而犯人们吃的却是腌咸的或风干的烂鳕鱼；用大麦粉料或黍子煮的连土豆也不放的稀场。白菜汤或红菜场从来没有见过，其结果就是出现坏血病，甚至“办公室连”的犯人也全部长脓疮，那些干一般菊新的镜不用说了。从远地派遣点押送回营的犯人队伍变成了“匍匐大队”（从码头上真的是四肢贴地爬行着回来）。

家里汇来的钱，一个月准许用九卢布。在格尔曼小礼拜堂里开设了一间小卖部。食物包裹一个月许可寄来一次，由情侦科拆包。如果不给他们送贿赂，就会宣布包裹中许多东西不合规定，如麦片等，不能给你。尼古拉教堂和乌斯宾斯基大教堂里的板铺越长越高——一直长到了四层。在贴着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大教堂（见照片6y的宿舍里住的第十三连，也不比这里宽敞。下工回来的时候，三千五百人一起涌向这个门洞，请想象一下在这人口处挤成什么样子。到锅炉房打开水要排一个钟头的队。每礼拜六的晚点名要拖到深夜（如同以前的晚祷……）。对于卫生当然是特别注意的：强迫犯人们把头发推光，把胡子剃掉（所有的神父也一律照办）。此外，长衣服的下摆都要剪掉（尤其是僧袍），因为据说它们是传染疾病的主要来源（而契卡人员的军大衣是拖到地面的）。真的，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病人和老人，冬天是没法从本连的板铺上爬起来走进洗澡房的。虱子就可以把他们结果了。（为了多领一份口粮，活人把死人藏在板铺底下。尽管这样做对活人是不大有利的：虱子会从变冷了的尸体上爬到有热气的活人身上。）卫城里有一个很差劲的卫生科，它附设着一座很差劲的医院。在索洛维茨的其他各地，是没有任何医药的。

只有一个例外，那是在安泽尔岛上的各各他耶稣受难隐僧修道院，一个惩戒派遣点。那里治病的办法是用……谋害。被饥饿和虐待弄得奄奄一息的囚犯们躺在各各他教堂的地上，衰弱的神甫挨着花柳病患者，年迈的残废人挨着年轻的小偷。根据垂死者本人的请求，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各各他的医生给没有希望的病人服用士的宁——烈性毒剂。只穿着内衣的胡子老长的尸体冬天要在教堂里放很久。然后把它们在门庭里竖着激起来，因为这样可以少占地方。到了该运走的时候，只消从各各他山顶上往下推就行了。

这个山名和修道院的名称很不寻常，别处没有见过。传说（十八世纪手抄本，国立公共图书馆，《索洛维茨圣僧列传》），一七一二年六月十八日修士司祭约伯在这座山下做节前彻夜祝祷，忽然看见圣母“在天上光华中”显灵。她说道：“这座山从此称做各各他，山上将建造一座教堂，一座耶稣受难隐僧修道院。它将会因为遭受无数苦难而白头。”因此就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建造了教堂。但是两百多年过去，这个预言仍是一句空话，似乎看不出何时能够应验。自从这里有了劳动营，你便不能这样说了。

一九七五年去过的人说，寺院毁了（六十年代还是完整的），但墙壁还保留着，有些地方还能看到壁画。

一次，一九二八年，在克姆地区爆发了伤寒流行病。那里的居民死掉了百分之六十。伤寒也蔓延到大索洛维茨岛。在这个地方的冰冷的“剧场大厅”里同时倒卧着好几百名伤寒病人。成百的人进了坟场。（派工员为了怕把名单搞乱，就把姓氏写在每个犯人的手上。这样一来，病愈的人就把病死的短期犯人的姓氏改写在自己手上，以便和他调换刑期。）一九二九年押来成千上万的“巴斯马赤”“他们带来了一种流行病，得病的人身上出现黑斑，必死无疑。这种病决不可能是索洛维茨的犯人们推测的鼠疫或天花，因为这两种疾病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早已彻底消灭了。这种病被称为“亚细亚型伤寒”。这种病是治不了的，只能采取以下办法加以根除：如果监室里有一人得病，就把全室的人统统封闭在屋里，不让出来，只把食物递过去一直到全屋的人都死光。

如果能断定，群岛在索洛维茨时代对自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个孩童还没有猜出他自己将来的性格，这将会是我们的一大科学发现！接着，我们便可以顺藤摸瓜地考察它的性格是怎样一步步地显示出来的。可惜不然！虽然当时没有什么人可以请教，也没有先例可以效仿，好象也没有什么先天的遗传——群岛却很快就认清了自己的性格并把它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未来的经验中的许多东西，早在索洛维茨已经发明了。已经有了“免除一般劳动”这句话。全体犯人都睡板铺，可是已经有人睡木床；整连人住在一间大庙堂里，可是已经有人住在单间里。有的二十人一间，有的四、五人一间。已经有人知道了自己的权力：打量每批新押解来的女犯，给自己挑选一个女人（几千个男人只有一两百女人。后来增加了一些）。靠溜须拍马和出卖别人取得舒适地位的斗争已经在进行。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被撤销了办公室内的职位，可是后来又恢复了他们的工作，因为刑事惯犯们只会把一切事情弄乱。不断传来的凶险的风声已经把营内的空气搞得十分紧张。“对谁也不要相信！”——这已经成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它挤走了和冻杀了“白银时代”的温情主义。）

自由人也已经尝到了劳动营生活的甜头，开始认真地享受它的快乐。自由人的家庭有权得到营里派给的免费的女厨子，随时可以叫劈柴工、洗衣妇、女裁缝、理发匠到家里来。文赫曼斯给自己建造了一座北极别墅。波将金的排场也很大，此人是沙俄龙骑兵上士，后来成了共产党员、契卡干部，现在又当了克姆中转营的营长，他在克姆市内开设了一个饭店，他的乐队队员都是音乐学院毕业生，女服务员穿着丝绸布拉吉。三十年代初期，从实行配给制的莫斯科来的古拉格的同志们可以在这里痛快地吃喝玩乐一番，给他们端菜的是沙霍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帐单是象征性的，只要三十来戈比，其余的钱由劳动营报销。

索洛维茨卫城还不是整个索洛维茨，这还是最受优待的地方。真正的索洛维茨甚至不在各个修道院里（把社会党人运走以后，在那些地方成立了劳动派遣点），而是在森林采伐场上，在远处的工地上。但是现在最难探明这些偏远荒僻的场所的情况，因为正是在那里劳动的人没有活下来。据我们知道，早在那时候就已经是：秋天不让他们晒干身上的衣服；冬天在老厚的雪地里干活也不发给御寒的衣裳和靴袜；工作日的长短根据劳动定额决定：定额完成了，工作日结束；没有完成，你就别想进屋。当时也已经发明了这种“开辟”新派遣点的办法：把几百名一批的犯人派到一些毫无准备的荒无人迹的地方就算了事。

但是索洛维茨的最初几年，要求拼命干活和下达突击任务看起来是阵发性的，是间歇发作的火气。它们还没有变成缠住不放的制度。全国的经济还没有以它们为基础，五年计划还没有制定。北方特种营最初几年显然并没有对外承担硬性的经济计划，而且对于营内劳动的耗工量也并没有认真的统计。因此他们忽然可以随随便便地用惩罚代替正经的生产劳动：从一个冰窟窿里舀水灌进另一个冰窟窿，把圆木从一地搬到另一地，然后再搬回来。这表现出残酷性，是的，但是也表现出原始性。当要求拼命干活变成了一种周密的制度以后，在严寒中往身上泼水和捆在树上喂蚊子就已经是多余的了，是浪费刽子手们的精力。

有这样一个官方的数字：一九二九年以前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参加劳动的犯人只占全体犯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至四十一”（在国内有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也只可能是这样）。不清楚这里面包括了劳动营本身的内勤劳动或者仅仅是“外活”。但是其余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的犯人反正也是没有那么多内勤劳动可干的。这种比例不能不同样表现在索洛维茨。可以肯定，整个二十年代那里有不少犯人没有被派去从事任何经常性的劳动（部分的原因是他们身上没有衣裳），或者只担负着形同虚设的职务。

震撼了全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震撼了索洛维茨。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新局长（一九三0年前上任的）诺格捷夫（就是那个屠杀社会党人的萨瓦季修道院劳动营的长官）“在大为震惊的听众的一片惊讶的低语声中”向克姆市的自由人报告了以下的数字：不算北方特种营本身的正以空前速度增长的森林采伐业，单单依照铁道木材公司和卡累利阿木材公司两家的“外活”订货计划，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完成了以下采伐任务：一九二六年产值——六万三千卢布；一九二九年——两百三十五万五千卢布（增加三十七倍！），一九三O年又翻了两番。在卡累利阿的摩尔曼斯克边疆区境内，道路建设的产值，一九二六年完成了十万零五千卢布，一九三0年完成了六百万卢布——增加了五十七倍！

先前苦于不知怎样消耗犯人体力的冷冷清清的索洛维茨到此告终。劳动——魔术师前来帮忙了。

索洛维茨的创办时期，一切都是通过克姆佩朋克特进来的。它度过了成熟期以后，从二十年代末开始，又通过克姆佩朋克特往回扩展，向大陆扩展。现在犯人吃到的最大苦头，就是到大陆上的派遣点去劳动。先前索洛维茨在大陆上只有两个派遣点，索罗卜和苏姆关厢，两处都是沿岸的修道院的地产。现在北方特种营膨胀起来，已经忘记了修道院的边界。

犯人们开始修筑一条由克姆往西穿过沼泽地带的克姆-乌赫塔公路，“过去认为在这里修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夏天淹死，冬天冻死。索洛维茨的犯人们对这条路怕得要命。在好长时期内，卫城大院的上空回响着低沉的恐吓声：“怎么？？想去乌赫塔了？”

这时动工的第二条公路是帕兰多夫斯克公路（以麦德维热戈尔斯克为起点）。在施工过程中，契卡人员加什泽命令把炸药填在一块岩石里，叫几名反革命分子站到岩石上。他通过望远镜观看怎样把他们崩上天。

据说，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红山（卡累利阿），让一群犯人留在森林里过夜，作为对他们没有完成任务的惩罚，结果冻死了一百五十人。这是常规的索洛维茨方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另一个传说就比较难以置信了：一九二九年二月，在克姆-乌赫塔公路上的一个叫库特的小居住点附近，一个大约一百人的犯人连队因为没有完成定额而被赶进火堆里——全都烧死了！

告诉我这事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当时站在附近的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卡利斯托夫教授，是一个老索洛维茨囚徒，不久前才去世。是的，我没有搜集到关于这个事件的旁证（可能谁也搜集不到。还有许多别的事情，也搜集不到证据，哪怕是一条孤证）。但是他们既然能把人们冻死，把人们炸死，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烧死？是因为干这件事在技术上困难一些吗？

请那些不相信活人的口述而宁愿相信印刷字母的人读一读下面的材料吧。这是同一年，由同一个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由同样的犯人，但在另一地点——科拉半岛修筑道路的情况：

“在白河河谷，沿着伍德亚尔湖岸，克服了巨大困难，修通了一条通往库基斯伍乔尔山（磷灰石产地）的全长二十七公里的土路。他们用……”（你们想的是用什么？有一个词好像要脱口而出，但是不能写到纸面上，不是吗？）“……原木和沙土把沼泽填平，整平了由于塌陷的多石山坡造成的复杂地形。”在这以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又在那里修筑了一条铁路——“需要在冬季的一个月内完成十一公里……”（为什么非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不可？为什么不能推迟到夏天？）“……任务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三十万立方，”（在北极圈内！冬天！那难道是泥土吗？那比任何花岗岩还要坚硬！）“必须完全依靠人力——用丁字镐、铁棍和铁锹去挖掘。”（有手套吗？……）“大量的桥梁工程延缓了修路的进度。昼夜三班，煤气灯的光芒射穿了北极的黑夜。在云杉林中开伐通道，掘出树根，迎着把路面埋了一人多深的暴风雪……”

请你们再读几遍。现在请眯上眼睛。现在猜想象一下：您，一个柔弱无力的城里人，契柯夫的迷恋者，落进了这个冰冷的地狱！您，带着绣花小圆帽的土库曼人，迎着这场夜间的暴风雪！并且还要请您挖挖树根！

这是在最光明最美好的二十年代，还是在各种各样的“个人迷信”之前，当时地球上白色的、黄色的、黑色的和棕色的种族都把我国看做自由的明灯户在这些年代，游艺剧场里正在大唱特唱有关索洛维茨的逗趣的歌曲。

仅在若干小岛上建立一座与世隔绝的特种营的这个原来的意图，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被生产任务）破坏了。在索洛维茨诞生和成熟了的群岛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恶性扩散。

这时便产生了一个课题：既要把我国全境都向它开放，又不让全国被它征服，被它吸引，被它接管和同化。群岛的每一个小岛屿，每一块小高地都必须处在苏维埃汹涌大海般的敌意包围之中，两个世界中许界限分明，不许互相掺混。

这时便有了引起“惊讶的低语声”的诺格捷夫的报告。他说这些话是为了写成一个决议，为了写成克姆市劳动者的决议（接着就会登上报纸，就会在各村镇张贴）：

“……苏联国内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以及空前增长的战争危险……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北方特种营管理局与劳动群众同心协力，提高警惕……

“……通过组织社会舆论……展开斗争，反对……自由人与犯人拉拉扯扯、窝藏逃犯、收买赃物和公物……反对阶级敌人散布的关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呢？是说营里关着完全无辜的人们。是说如何在那里把他们整死。

下面还有一条：“……人人都有义务及时报告……”

可恶的自由人！他们和犯人交朋友，他们窝藏逃犯，这是极可怕的危险。如不及时制止，就搞不成什么群岛。国家就要灭亡。革命就要失败。

于是针对着这类“恶意”的流言，散布出一些诚实而进步的流言：营里关着的是杀人犯，暴徒！每一个逃犯都是危险的强盗！关上门，提防着，救救你们的孩子！捕捉吧，告发吧，协助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如果有人不协助——赶紧来报告！

现在，随着群岛的蔓延扩大，逃亡事件增多了：林业和筑路派遣点上的绝无生望的前景，但毕竟逃犯脚底下踩着的是完整的大陆，这里总归有一线活命的希望。即使当北方特种营还局限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的时候，逃亡的思想也不断地扰动着索洛维茨人的心。容易受骗的人期待着自己的三年期满，而有先见之明的人已经明白，无论是三年也好，二十三年也好，他们都是看不到自由的。要自由，只能逃亡。

但是从索洛维茨怎么逃呢？海面半年结冰，而且不是整的，许多地方有裂沟。飞旋的暴风雪，彻骨的严寒，无边的浓雾和黑暗。春季和夏季的大部分又是白夜，值班汽艇老远就能看见。只有夏末和秋季，夜晚渐长的时候，才是方便机会。当然不是从卫城里逃出来，而是认可以走动和有时间进行准备的派遣点上逃走。人们在靠近海岸的树林里造好小船或木筏，夜间划出去（有时直接骑在原木上），碰运气，主要是希望遇到一艘外国轮船。岛上的人们根据警卫人员的慌乱、汽艇的出海，知道发生了逃亡事件。索洛维茨的犯人们又兴奋又紧张，好像是他们自己在逃跑。他们悄悄地问：还没抓住？还没发现？……想必许多人哪里也没到就淹死了。也许有什么人到达了卡累利阿海岸，那个人便会比死人更无声无息地隐藏起来。

那次著名的逃亡英国的事件是在克姆发生的。那个勇敢的家伙（我们实在孤陋寡闻，不知道他的姓氏）懂得英语，但是没有让别人知道。他得到了在克姆码头给外轮装木材的机会，和英国人接上了头。押解队发现少了人，把这艘英国船扣留了一个星期，搜查了几遍，但是没有找到逃犯。（原来：每当从靠岸的一侧开始搜查时，英国人把他用锚链从另一侧放到水下，嘴里叼着一根出气管。）为扣留外轮而付出了一大笔违约罚款。最后做出了犯人大约已淹死的结论，就把轮船放了。

经海上逃走的还有别松诺夫等五人（马尔扎戈夫，马尔布罗斯基，萨佐诺夫，普里布卢金）。

于是在英国便出现了一部书，好像还不止出了一版（尤德·刘松诺夫《我的二十六座监狱和我从索洛维茨岛的逃亡》）。

这部书使欧洲大吃一惊，（他们无疑会指责逃犯作者夸大其词；“新社会”之友们当然不会相信这部诽谤性的作品！）因为它与人们已经熟知的情况相抵触：《红旗报》（德共机关报）关于索洛维茨岛上天堂的描写，苏联驻欧洲各国政治代表处散发的介绍索洛维茨的画册：精美的纸张，一间间舒适的僧家的富有真实感的照片。（身在奥地利的我国女共产党员娜杰日达·苏罗夫采娃从我国驻维也纳政治代表处收到一本这样的画册后，曾愤慨地驳斥了欧洲流行的关于索洛维茨的诽谤。而她未来的丈夫的姐姐这时候恰好蹲在索洛维茨，她本人也注定了将要在雅罗斯拉夫水隔离所“排成单行”放两年的风。）

诽谤虽然是诽谤，但是它终归造成了一个叫人伤脑筋的缺口！一个以“党的良心”索尔茨为主席的全俄中执委的委员会前来调查在索洛维茨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人家原来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嘛！……）。但这个委员会只不过坐着火车沿摩尔曼斯克铁路转了一趟，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办。至于上岛考察，他们认为再好莫过于派——不，劳驾！——刚好不久前回到无产阶级祖国的伟大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去一趟。他的证言将是对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的出版物的最好的驳斥！

人未到，消息已到，索洛维茨囚徒们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警卫人员们忙碌起来。要熟悉犯人的心情，才能想象出他们的期待！在这暗无天日、横行肆虐、沉寂无声的渊薮中，突然冲进一只雄鹰！海燕！头一名俄国作家！这下他可要给他们一个利害看看！这下他可要管教管教他们！这下老爷子可要来保护我们啦！人们简直像期待全国大赦似地期待着高尔基！

首长们也发了毛：连忙把见不得人的东西尽量隐藏起来。把门面尽量装点得漂亮些。一批批的犯人被发送到遥远的派遣点，以便营里留的人少一点，卫生所让许多病人出院，打扫环境卫生。用没有根的云杉戳在路旁，形成了一条通往三个月前创办的儿童教养院的“林荫路”（几天之内枯木了）。这个教养院是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骄傲，那里的孩子都有衣穿，而且没有一个是敌对阶级的成分。高尔基当然会有兴趣在那里看看，为了使少年罪犯们将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现在是怎样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和挽救的。

只是在克姆发生了疏忽：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犯人们在波波夫岛上为“格列市·博基”号轮船装货，这时不知从哪里忽然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们，要上这艘船！发明家和思想家们！尽管智者千虑也必有一失，但这也是一个值得你们郑重研究的课题：一个光秃秃的小岛，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地方——在三百步之外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诸位能拿出解决办法吗？把这些有碍观瞻的穿麻袋片的男人们藏到哪里去？如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现在看到了他们，他整个这次旅行将等于白费。是的，当然，他会努力不去注意他们，但是也要帮帮他的忙啊1把他们扔到海里去？他nJ会在水里扑腾……理进土里？时间来不及……不，这件事只有当之无愧的群岛之子才能找到出路。派工员下了一个命令：“停止工作！全体靠拢，挤紧些！坐在地下，坐着不许动！”一块帆布苦到了他们头上。“谁动一动我要他的命！”前装卸工马克西姆·高尔基登上了舷梯，启碇前站在轮船上观赏了整整一小时的风景——并且没有注意到……

这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大名鼎鼎的作家在幸福湾走下了轮船。和他并排走的是他的儿媳妇，穿着一身皮货（黑色皮革的制帽，皮外套，皮马裤，瘦窄的高筒皮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活的象征与俄罗斯文学家并肩而行。

高尔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官员们的簇拥下，迈着轻捷的阔步，走过几个宿舍的走廊。所有的房门都大敞着，但他几乎一间也没有进去。在卫生科，穿着崭新的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们夹道欢迎，但他几乎一眼都没看就走出去了。从这里，北方特种营的契卡人员们毫无畏惧地把他带上了斧山。这里有什么看的呢？原来，禁闭室里并没有人满为患的现象，而主要的是，根本没有什么树根！一根没有。盗贼们坐在长椅上（这时索洛维茨已经有了大量的盗窃犯），他们全都在……读报！他们当中谁也没有站起来告状的胆子，但是也想出一个花样：把报纸反着拿在手里！于是高尔基走到一个人身边，不做声地把报纸正过来。他发觉了！他猜透了！他不会弃之不顾的！他会出来保护他们的！

乘车去儿童教养院参观。一切多么文明1每人单独睡一张木床，有床垫。孩子们全都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忽然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开口了：“你听着，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是的，作家点了点头。是的，他想知道真实情况。（唉，你这坏孩子，你为什么要破坏文学祖师爷刚刚建立的安乐生活……莫斯科市内的宫殿，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当时就叫所有的人——包括孩子们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陪同人员——都退到外面去，这个男孩子花了一个半小时时间把一切都对这位瘦长的老头子说了。高尔基老泪纵横地从工棚里走出来。一辆四轮马车接他到特种营长官的别墅里去进午餐。孩子们一下子涌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说了吗？”“说了！”“树根的事说了吗？”“说了！”“人代马的事说了吗？”“说了！”“从台阶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里过夜呢？……”全部，全部，爱说实话的孩子原来全部都说了！！！

但是我们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六月二十二日，已经和男孩子谈过话以后，高尔基在为这次访问特备的“意见簿”上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

“我难以用简单的几句话表述我的印象。我不想而且羞于（！）对既是警惕不倦的革命卫士同时又能成为异常勇敢的文化创造者的人们的惊人的毅力做一些俗套的颂扬。”

二十三日，高尔基登船离去。他的船刚一离岸，那个男孩子就被枪毙了。（噢，阐释人心的高手！精通人学的专家！他怎么竟没有把这个孩子带走？！）

这就是他们向新的一代灌输对正义的信仰的方式。

人们试图对我们说，这位文学界的领袖在上面曾百般推托，不愿意发表对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赞颂。但是这怎么行呢，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这可是在资产阶级的欧洲面前啊！这可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啊，在这样危险而复杂的局势下啊！那里的管理制度吗？……我们会改变，我们会改的。

于是他就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接二连三地转载于我国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报刊，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将入木的时候，给了群岛以祝福……

我一向把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直到死前的可怜的行径归因于他的谬见和糊涂。但是不久前公布的他的二十年代书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解释这个现象。高尔基在索伦托吃惊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声誉，也未获得更多金钱（而他还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声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他在这里变成了雅戈达的自愿的俘虏。斯大林搞死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纯粹是出于过分的谨慎：高尔基对一九三七年也会唱赞歌的。

至于劳动营的管理制度，他们的确履行了诺言。管理制度修改了——在第十一惩戒连里，现在是人贴人地连续站一个星期。一个委员会来到了索洛维茨，这次已经不是索尔茨的那个，而是侦查惩戒委员会。经过调查（在当地情报侦查科的协助下），查清了索洛维茨管理方面一切暴虐行为都是白卫军官（行政科）的勾当，一般说是贵族分子，部分是大学生干的（不错，就是那些从上一世纪起就不断在圣彼得堡煽风点火的大学生们干的）。这时候又发生了神经失常的科热夫尼科夫（远东共和国前部长）、舍普钦斯基和牛相杰格佳廖夫三人的纯属胡闹的失败的逃亡事件。这个事件被夸大成荒诞离奇的白卫军官的大密谋，说他们计划夺取一艘轮船开走。于是开始抓人，虽然没有一个人承认过这个密谋，但案子照样越滚越大，抓人越来越多。

预定抓三百人。如数抓完了。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夜晚，全管犯人被赶回宿舍锁起来。为了缩短去坟场的道路，打开了平时封闭的“圣门”。整个晚上，一批接一批地带到刑场。（每带出一批人都传来一阵狗的绝望的哀号，这是一条被挂在什么地方的叫做“黑子”的狗，它每次都以为它的主人巴格拉图尼正走在这一批人中间。各连的犯人们根据狗叫声计算着带出去的批数，但是枪声在狂风中听不清楚。这个哀号声绘刽子手们的刺激这样大，以至第二天就把黑子和跟着黑子一起叫的狗统统枪杀了。）

行刑者有那三个吸吗啡的浪荡公子，有警卫队长杰格佳廖夫和……文教科长乌斯宾斯基。（只有从表面看问题的人才会觉得这种结合是奇怪的。这个乌斯宾斯基的历史具有所谓“典型性”，即不是最普通的，但却能集中表现出时代的精髓。他是作为一个神父的儿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正是以这样的身分遇上了革命。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审查、限制、流放、迫害。要知道，这个家庭包袱是甩不掉的，自己的老子是换不了的。不对！乌斯宾斯基发现了办法：他宰了他的老子并且向当局宣布他这样干是出于阶级仇恨！这是一种健康的感情，几乎根本不能算谋杀！他得到了轻判。进营以后马上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露了头角，不久就获得释放。现在他已经是自由人身分的索洛维茨文教科科长了。这次执行处决是他主动要求的还是别人要他证实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不清楚。那天黎明时，有人看见他在洗脸地前抬着腿，洗刷染满鲜血的皮靴筒。

他们杀人的时候喝得醉醺醺，枪打得马马虎虎——仅仅盖上了一层薄土的大坑到早晨还在那里动弹。

整个十月份，也包括十一月份，又陆续从大陆上运来一批批的人，到这里来枪毙。（库里尔科也随其中的一批被处决。）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乐队的伴奏声中，由犯人们把整个坟场推成了平地。

经过这些处决之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长易人，扎林接替了文赫曼斯，据认为这就是新的索洛维茨的法制时代的开始。

不过新时代也不过如此。一九三0年夏天几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索洛维茨。这些人拒绝来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领取任何证件和护照，不肯在任何文书上签字，手里不肯拿钱。他们之中为首的是一位八十岁的白胡子老头，盲人，拄着一根长拐杖。每一个明白人都能看清这些教派分子无论如何也进不了社会主义，因为进了这个社会就得大大地和各种证件打交道，所以最好还是让他们死掉。于是就把他们送上小野兔岛。这是索洛维茨群岛中最小的一个岛，沙土地，没有树木，荒无人烟，只有一间先前的打鱼僧人居住的过夏小屋。当局表示可以发给他们两个月的口粮，但有一个条件：每一个教派分子必须在表册上签收。他们自然拒绝。这时候不安分的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出来干预。别看她当时还那么年轻，也别看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年龄也还不大，她这已经是第四次坐牢了。她在会计室、派工员和正推行人道主义管理制度的劳动营长之间奔走交涉。起先请求怜悯这些教派分子，后来请求把她和教派分子一起送到野兔岛上去，指派她作记帐员，她可以负责按日发给他们食物并经营全部帐目。这似乎和劳动营制度毫无抵触，但仍遭到拒绝。安娜大声喊道：“可是你们供给疯子口粮并不要他们签字啊！”扎林只是笑，而派工员回答说：“这也许是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不了解……”（这当然是莫斯科的指示！别人谁敢负这个责任？）结果什么吃的也没有带，就被送到岛上去了。过了两个月（正好是两个月，因为这时候该上岛去劝他们签收下两个月的口粮了），人们乘船登上野兔岛，只发现了他们的被啄碎了的尸体。全体都在，一个也没有逃跑。

现在，在我们这个伟大世纪的六十年代，有谁来追究罪责呢？

不过，孔林不久也被撤掉了，因为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好像判了十年）。

索洛维茨劳动营的面貌，自二十年代末起，逐渐变化。从一个为必遭灭亡的反革命分子准备的无声陷阱越来越变为对当时说来是新式的，对我们现在说来是旧式的普通人的劳改营的模样。国内“劳动人民中特别危险分子”的人数急剧地增长。普通刑事犯和无赖们大量地送到岛上来。老资格的惯窃和初出茅庐的扒手们登上了索洛维茨的土地。这里的营地里灌进了大股的女扒手和妓女的水流。（她们在克姆中转站相遇的时候，前者向后者喊着说：“我们偷东西，可是不卖身！”后者也给她们以响亮的回答：“我们卖的是自己的，不是偷来的！”）原因是，当时全国宣布了（当然不见报）开展消灭卖淫现象的斗争。各大城市大抓妓女，按统一规格一律判三年，其中许多人被轰到索洛维茨群岛上来了。从理论上说是明明白白的，正当的劳动很快就能把她们改造过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们总抱着自己低贱的社会职业不放，在押解途中就死气白赖地要求给押解队营房擦地板，趁机勾引红军战士，破坏押解勤务条令。她们也同样轻而易举地和看守员交上朋友，当然不是免费的。在女人奇缺的索洛维茨，她们被安顿得更好。分配给她们最好的宿舍，每天有人给她们送来穿戴和礼物，“尼姑们”和其他女反革命给她们的汗衫绣花，借以从她们手里挣一点钱。刑满之后，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阔气地拎着装满绸缎的箱子；出发到苏联各地去开始她们的正当生活。

男贼们在这里干起了赌牌的营生，而女扒手们则认为在索洛维茨最有利的事莫过于生孩子；当地没有托儿所，有了孩子就可以在本来就短暂的服刑期间免除劳动。（在她们之前的女反革命分子从来没有走过这条道。）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索洛维茨来了第一批未成年罪犯，以后就不断地送来了（全在十六岁以下）。起先把他们安置在卫城附近的儿童教养院。那里有前面说的那些装门面的木床和床垫。他们把公家发的衣裳藏起来，嚷着说没有衣裳，不能上工。后来连这些小家伙也派到林场去干活。他们有的从那里逃散，有的假冒姓名和刑期，结果是被捉回来，被清查出来。

随着好成分的犯人们的到来，文化教育科顿时振作起来了。使劲地号召扫除文盲（但是小偷们对“红桃”和“梅花”本来就会认），挂出了一条横幅：“犯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加者！”甚至还发明了一个术语：“再锻造”。（正是在这里发明的！）

这时候已经是一九三0年的九月，党中央向全体劳动者发出了展开竞赛和突击运动的号召，犯人们怎么能置身事外呢？（既然各处的自由人都在拉车，难道还不该让犯人驾辕吗？）

我们下面引用的资料不是来自活着的人，而是摘自法律学家阿维尔巴赫的大作，因此建议读者将它们除以十六、除以二百五十六，有时候甚至需要在它们前头加上负号。

一九三O年秋，建立了索洛维茨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工作者运动指挥部。穷凶极恶的累犯、杀人犯和强盗突然变成了“精打细算的经济工作者，熟练的技术指导者，能干的文化工作者”。（安德列夫回忆：他们惯于冲着你的脸吼叫：“给我交出木方来，你这反革命！”）小偷和强盗们刚一读完党中央的号召，马上丢掉手里的尖刀和纸牌，心急火燎地要求建立公社。他们在章程上写着：公社社员的社会出身必须是贫农、中农和工人（需要说一句：在登记分配料的名册上，盗窃犯的出身一概写为“前工人”——舍普钦斯基的口号“索洛维茨为工农服务！”差不多变成了现实），“五十八条”绝对不能入社。（社员们还提出了一项建议：把他们的刑期全部加在一起，再除以他们的人数，算出一个平均刑期。服满这个刑期后，全体同时释放！尽管这项建议体现了共产主义精神，但契卡人员认为它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索洛维茨公社的口号是：“向工人阶级偿还欠债！”还有一个比这更精彩的：“献出全部，不要分毫！”（这是一个已经完全成熟的口号，大概是值得在全苏普及的。）对于犯了错误的社员，他们想出了这样一种惨无人道的惩罚办法：禁止这些人出工！（对于小偷们，恐怕我不出比这更严厉的惩罚了！！）

不过索洛维茨的行政长官们并不像文教工作者那样头脑发热，他们并不过分信赖小偷们的积极性，而是相反地采用了列宁主义的原则：“突击工作——突击供给”！这意思就是把全体社员们迁入单独的宿舍，在那里他们得到较软的床铺，较暖和的衣服，单独开火，吃得比较好（当然是牺牲其他犯人的利益）。社员们对这些非常满意，为了使所有的社员都能留在社里，他们走下了一个人也不开除的规矩。

非社员们也很喜欢这样的公社，他们全部申请加入。但是上级决定不接受他们入社，而是建立第二、第三、第四个“劳动集体”，它们已经享受不到上述的全部优待。但任何一个集体也都不要“五十八条”，尽管那些最放肆的流氓无赖们也总在小报上教训“五十八条”们说：“现在是你们该懂得我们的营是一个劳动学校的时候了！”

一篇篇的报告用飞机送到古拉格：索洛维茨的奇迹！盗窃犯态度的急剧转变！罪恶世界的激情转化为突击、竞赛和完成生产财务计划的动力！上头看了不胜惊讶，马上把这里的实验结果广为传播。

从此索洛维茨就开始这样生活了：一部分编入“劳动集体”，他们完成任务的百分数不是简单地提高，而是成倍地增长！（文教科用集体的影响解释取得这个成绩的原因。可是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图赫他”——劳动营里玩惯了的虚报产量的把戏。）

另一部分是“无组织的”（也就是吃不饱的，穿不暖的，干重活的），很容易理解，他们总是完不成劳动定额。

一九三一年二月的索洛维茨突击队代表会议决定：“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壮阔浪潮来回答资本家关于苏联强迫劳动的谰言。”三月，突击队已经发展到一百二十三个。可是在四月间忽然要求它们实行总清洗，因为“阶级异己分子钻进了集体，以便从内部进行瓦解。”（果真是个谜：“五十八条”一个也没有让参加，是谁在瓦解它们？恐怕是因为虚报产量的事露了馅。只顾吃喝玩乐，一算帐，砸了锅，只好拉出几个来打屁股，好让别人能继续混下去。）

在欢乐的喧哗声后面，进行着解送犯人的无声的工作：“五十八条”们正脱离原生的索洛维茨肿瘤，被送到辽远而凶险的地带，去开辟新的劳改营。

听说一艘（又一艘？）运犯人的超载驳船沉没了（又是偶然的？）。

可是某些犯人从安泽尔被单个地、秘密地带出去。警卫人员都奇怪：这是什么神秘的犯人？

读者，请您打开俄国极北地区的地图。从索洛维茨群岛去西伯利亚的海路要经过新地岛。以破冰船打头的船队每年一次（六月一七月）开往西伯利亚，运去犯人和各劳改营一年的口粮。很多年在新地岛上也有劳改营，那是最可怕的——因为落到这里来的人是“没有通信权”的。从来没有一个犯人从这里回去过。这些苦命人在那里开采和建设了什么，怎么活的，怎么死的——这些今天我们都还不知道。

但总有一天我们能等到证言！

第三章　群岛病灶的扩散

是的，群岛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与全国息息相关。国内还有失业现象的时候，就不存在对犯人劳力的需求，进行逮捕不是动员劳力的手段，而是扫除障碍的手段。但是，当打定了主意，要用一台巨大的搅拌机把全国一亿八千万人口都搅动起来的时候；当一个超工业化计划被推翻了，以便用一个超超超工业化计划代替它的时候；当消灭富农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已经预先决定了的时候，也就是在“大斩断[转变]的一年”的前夕，对群岛的看法以及群岛上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委员会（这说明还是在雷可夫当主席的时候）对国内惩治政策的状况和各监禁场所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在惩治政策方面，认为有许多不够的地方。决定：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应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劳动营的管理制度应更加严厉（而对“社会不坚定分子”则根本不判刑）。此外：对强迫劳动应做这样的安排，一方面要使犯人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另方面要使国家得到经济利益。并“认为今后必须扩大劳动营地的容量”。明白地说，就是要求为计划中的大规模逮捕事先准备好更多的营地。（托洛茨基也曾预见到这种经济上的必要性。不过他提出的办法，又是他那个靠义务动员制组织的劳动军。辣根不比红萝卜甜，都是一路货。但是不知道斯大林是故意和自己永恒的对手顶牛，还是为了更彻底地打消人们的怨言和回家的希望，他决定让劳动军的战士们先从监狱的机器里通过一遍。）当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现象消除了以后，扩大劳动营的经济意义也就出现了。

如果说一九二三年索洛维茨关押的总人数不超过三千，那么一九三○年已经有五万人左右，另有三万在克姆。从一九二八年起，索洛维茨的癌细胞开始扩散。首先扩散到卡累利阿，在那里修筑道路，砍伐供出口的木材。北方特种营这时也很乐意地做起“出售”工程师的买卖：他们可以不用押解地前往北方的任何地点，为当地工作，他们的工资用转帐办法付给劳动营。一九二九年在摩尔曼斯克沿线，从洛杰诺耶波列到太鲍拉之间的各地，已经出现了北方特种营的劳改点。它们从这里继续沿着沃洛格达铁路线移动。它们的活动如此频繁，以至必须在兹万卡火车站上设立一个北方特种营的调度站。一九三○年洛杰诺耶波列的斯维尔拉格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并且开始独立经营。在科特拉斯也已经组成了一个科特拉格。一九三一年诞生了白海波罗的海拉格，中心设在麦德维热戈尔斯克。这个劳改营注定了将在今后两年内给群岛带来永垂青史和传遍五大洲的光荣。

癌细胞继续向外扩散。它的一边被大海阻挡，另一边是芬兰的国界，但是一九二九年在红色维舍拉附近建立劳改营却没有受到任何妨碍。而主要的是，整个东边，所有通向俄罗斯北部的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从索罗卡到科特拉斯的道路很快就修通了，（“索罗卡——我们要提前建成它！”——犯人们常拿这句歌词取笑它的作者C·阿雷莫夫。然而这个人却能换而不舍，终于有了出息，变成了一个诗人和歌词作家。）劳动营的细胞移动到北德维纳河畔，形成了北德维拉格。它们越过这条河，勇敢地向乌拉尔前进。一九三一年在该地建立北方特种营北乌拉尔分营，不久后变为索利卡姆拉格和北乌拉尔拉格两个独立的劳改营。别列兹尼基劳改营开始了一座大型化学联合企业的建设，当时有许多赞美它的文章。一九二九年夏天，从索洛维茨派出了一支由犯人组成的考察队，在地质学家M·B·鲁辛斯基教授率领下，前往奇比尤河勘探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在那里发现的石油。勘探获得成功，于是在乌赫塔河畔设立了一个劳改营——乌赫塔拉格。但是它也没有静止在原地，它的癌细胞迅速地朝东北方向转移，并吞了伯朝拉河，从而改组为乌赫伯朝拉格。很快它又有了乌赫塔、英塔、伯朝拉和沃尔库塔等地的分营，它们全都是未来的庞大的独立劳改营的基础。

这里也还遗漏了许多。

幅员广袤而交通闭塞的北方边区的开发，要求修筑铁路：从科特拉斯经过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和罗普恰通往沃尔库塔。因而需要新建两个专门修筑铁路的劳改营。其中的北方铁路拉格负责由科特拉斯至伯朝拉河段；伯朝拉格（请不要与搞工业的乌赫伯朝拉格相混！）负责由伯朝拉河至沃尔库塔一段。（诚然，这条铁路的修建过程很长。它的维姆段即由克尼亚日-波戈斯特至罗普恰的一段是一九三八年完工的。铁路全线直到一九四二年末才竣工。）

就这样，几百个中等的和微小的新岛屿升出了冻土带和泰加林的汪洋大海的水面。群岛新的组织系统也在行军途中，在战斗序列中逐步建立起来：劳改营管理局、各劳改营、劳改点（独立劳改点、警备区劳改点、中心劳改点）、劳改地段（也就是“派遣点”和“派遣分点”）。管理局内设处，而奋劳改营内设科：一科——生产科，二科——登记分配科，三科——契卡行动科（又是第三！……）

（这时期的学位论文是这样写的：“对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的个别不守纪律的成员的教育机关的轮廓正提前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监狱到教育机构》文集，第四二九页。）真的，阶级没有了，犯罪分子也就没有了。可是你心里好象猛地一惊：这么说，明天到了无阶级社会，就没有人坐牢了吗？……哦，还有个别不守纪律的……原来无阶级社会也少不了班房。）

所以说，群岛的整个北部都是由索洛维茨衍生出来的。但决不是只此一家！在伟大的号召之下，劳动改造营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遍地开花。每一个省都搞起了自己的劳改营。成百万公里的铁丝网不停地延伸，延伸。铁丝交错着，交织着，铁棘刺在公路旁、铁道旁、城市郊区快乐地眨着眼睛。丑陋的劳改营了望塔的尖顶成了我国风光的最可靠的标志，它们没有出现在美术家的画幅里和影片的镜头里，这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偶合而造成的奇怪的结果。

还是国内战争时代的老习惯，修道院的建筑物被加紧地动员起来，以满足劳改营的需要。它们坐落的地点非常符合隔离犯人的要求。托尔若克市鲍里斯格列布修道院变成了一个中转站（现在仍然是），而瓦尔代修道院变成了少年罪犯教养院（与后来的日丹诺夫的别墅隔湖相望）。谢利格尔湖中的斯托尔勒内岛上的尼罗修道院变为一座劳改营。萨罗夫修道院变成了波奇马各劳改营的本部。这样一个个数下去是没完没了的。在顿巴斯，在伏尔加河的上、中、下游，在乌拉尔的中部和南部，在中亚，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到处都在兴建劳改营。官方宣布，一九三二年劳改农场占地面积在俄罗斯联邦是二十五万三千公顷，在乌克兰是五万六千公顷。以一个农场平均占地一干公顷计算，我们就可以知道，光劳改农场——即最次要的和条件最好的劳改营——当时已达到三百处以上（不算全国边缘地区）！

关于按劳改营地点的远近分配犯人的问题，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每次都是正好赶上十月革命的纪念日）的一纸公文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取消了原来的“严格隔离”的办法（因为它妨碍创造性的劳动）。规定凡刑期在三年以下的送往一般（近处的）监禁场所，刑期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送往边远地区产因为“五十八条”们从不会得到三年以下，所以全体都涌向了北方和西伯利亚——去进行开发和死亡。

而我们这些人在这些年代正在少年队的鼓点下齐步走……

群岛上存在着一个顽固的传说，什么“劳改营是弗连克尔发明的。”

我觉得前面几章已经足够有力地驳斥了这种不爱国的甚至侮辱政府的臆造。尽管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但我想，我们还是成功地表明了为镇压和劳动而设立的营地的诞生日期是早在一九一八年。他们用不着什么弗连克尔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犯人不应该在道德的思索中浪费时间（“苏维埃劳动政策的目的全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的改过自新”），而应该劳动，同时必须给他们规定非常严峻的、几乎是力所不能及的劳动定额。早在弗连克尔之前他们就已经常常把“通过劳动进行改造”挂在嘴上了（早在艾赫曼斯的时期，这句话的实际意思已经是“通过劳动进行消灭”）。

是的，甚至用不着现代的辩证思维过程，也能想得到利用犯人在人烟稀少的地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早在一八九0年交通部就决定动用阿穆尔边疆区的流刑和苦役犯人从事修筑铁路的工作。对苦役犯人是简单地强迫，对流刑移民和行政流刑犯则是准予其参加筑路工作，为此可以获得刑期的三分之一或对半的折减（不过他们宁愿采取逃亡的办法把刑期一下子甩掉）。自一八九六年至一九00年，在西伯利亚大铁路贝加尔湖滨段劳动的苦役犯有一千五百多人，流刑移民两千五百多人。

但总的说十九世纪俄国苦役地的发展趋势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的：劳动变得越来越不带强制性，越来越少。到了九十年代，连卡里地方的苦役监狱也变成了单纯关押的场所，不再进行劳动。阿卡图依苦役监狱这时期对劳动的要求也缓和了（雅库博维奇）。所以动用苦役犯修筑贝加尔湖滨铁路勿宁说是一种临时的需要。在这里，我们不是又看到了第一部第九章里描写的长期犯监狱里的“两个犄角”或“抛物线”了吗？（第一部第九章）一个是日趋宽大的犄角尖，一个是日趋残酷的犄角尖。

有意义的（当然不会是强制的了）劳动有助于罪犯改过自新，这种思想还在马克思生下来以前就是人frl知道的，上个世纪在俄国监狱管理工作中也已经实行过。一度当过监狱管理局长的fi·库尔洛夫介绍说：一九0七年犯人的劳动项目很多；他们的产品价格低廉，这使犯人坐牢的时间产生效益，使他们出狱时能拿到钱并且有了手艺。

可是不管怎么说，弗连克尔还是真的变成了群岛的神经。他是历史如饥似渴地期待和召唤着的走运的活动家之一。在他以前，劳改营好像也存在，但却没有具备那种完美无比的最终的和统一的形式。真正的先知总在最需要他的时刻来临。弗连克尔在群岛上出现，正是在病灶扩散的开始阶段。

纳夫塔利·阿罗诺维奇·弗连克尔，土耳其犹太人，生于君主坦丁堡。商学院毕业后从事木材贸易。他在马里乌波尔开设了一家公司，很快变成百万富翁，“黑海木材大王”。他拥有自己的部队，甚至在马里乌波尔出版他自己的报纸《一戈比》。该报的任务是中伤和困扰他的竞争对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弗连克尔通过加利波利进行贩运武器的投机生意。一九一六年他预感到在俄国即将发生风暴，还在二月革命以前就把资本转移到土耳其，他本人也随之在一九一七年去了君主坦丁堡。

他本来可以继续过他的紧张而甜蜜的商人生活，即不会吃到那些大苦头，也不会变成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但是某种宿命的力量召引着他前去红色大国。不过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起，许多决非革命流亡者的国外俄侨纷纷回国，在革命的各个阶段都很热心地但后果险恶地出了力。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说弗连克尔在君士坦丁堡的那几年变成了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务（除非是由于思想意识的原因，否则很难看出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但以下则是事实：在新经济政策的年代他来到了苏联，在这里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由他个人出面建立了一个用苏联纸币收购珍宝和黄金的黑市交易所（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全苏外宾商品供应公司的“黄金运动”的开山老祖）。生意人和经纪人都很熟知他的过去，对他信得过，于是黄金便流进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金库。收购的生意做完了，为了表示感谢，国家政治保卫局把他关进了监狱。真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然而，不知疲倦和不爱抱怨的弗连克尔还蹲在卢宾卡的时候或者是在押往索洛维茨的途中就向上面打了一个什么报告。显然，当地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以后，就决定对这个生活也进行一番务实的研究。他在一九二七年被押到索洛维茨，但是马上和解犯队伍分开，住在修道院界外的一间石屋里，派了一个勤务兵照顾他，准许他在岛上自由行动。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他当了经济科长（这是只有自由人才能享受的特权），并且发表了关于在头三个月内把犯人的体力榨干的著名的论点。一九二八年他已经搬到克姆去住。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收益很大的附属企业。他把僧侣们积攒了几十年如今呆滞在修道院仓库里的皮革运到克姆，把犯人中的皮匠和皮鞋匠集中到那里，制出式样美观的鞋子和皮货运到库兹涅茨桥大街上的门市部出售（这个商店是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经营的，全部进款归它所有，但是买皮鞋的女士们并不知情，当她们自己不久后被拽进群岛的时候，也不会想起这个商店，也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是在一九二九年。莫斯科派来一架专机，把弗连克尔接去见斯大林。犯人们最好的朋友（也是契卡人员最好的朋友）很有兴趣地和弗连克尔谈了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的记录永远不会公开，因为根本就没有做记录。但是弗连克尔显然在各民族的父亲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彩夺目的前景。我现在这支柔顺的笔事后描出的群岛地理上的许多东西，他当时在交谈者的烟斗的咝咝声中已经用粗犷的线条勾画在苏联大地图上了。正是弗连克尔，显然也正是在这一次，提出了无所不包的劳改营登记制度。这种按甲、乙、丙、丁四组登记的制度连劳改营长官都钻不了空子，更不用说犯人：所有的非营内服务人员（乙）、无病假证明的人员（丙）、未受禁闭处分的人员（丁）在服刑期间每天都必须做苦工（甲）。世界苦役史上还没有见过如此包罗万象的规定！正是弗连克尔，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提议取消反动的犯人伙食平等制。他拟定了一个在全群岛统一实行的对少得可怜的食品的再分配办法——面包等级表和热食等级表。其实他是从爱斯基摩人那里学来的：用一根吊着一条鱼的杆子，伸到奔跑中的拉车狗的前面。他还提出了折减和提前释放等办法，作为对劳动成绩优良者的奖励。第一个实验场地——伟大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大约也是在这次会见中拍板决定的。这位精明强干的货币投机商不久即被任命为那里的——不是工程主任也不是劳改营长，而是专为他设置的一个职务——“施工主任”，即劳动战场上的总监督。

这就是他。充满内心的那种凶恶的非人的意志明摆在他脸上。但是在那本介绍白海运河的书里，一个苏联作家为了颂扬弗连克尔，关于他会写出这样的话：“在运河工地上，他拿着手杖一会儿出现在这里，一会儿出现在那里，一言不发地走向施工地段，倚着手杖，两脚一前一后地站住，就这样站几个小时……侦查员和检察长的眼睛，怀疑主义和讽刺家的嘴唇……他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权力欲和骄傲感的人，他认为对于一个首长主要的就是权力，绝对的，不可动摇的，不容分享的权力。如果为了权力而需要人们害怕你———那就让他们怕吧。”这位作家甚至能转得过舌头来赞叹他的“无情的讥讽和冷漠，似乎任何一种凡人的情感都是这位首长不能理解的”。

我们觉得最后一句话是关键性的，无论对于了解他的性格还是他的历史。

白波运河工程开始时，弗连克尔获得了自由。运河建成后，他得到了一枚列宁勋章并被任命为贝阿拉格工程处长（“贝加-阿穆尔干线”是未来的名称）。三十年代的贝阿拉格（贝加尔-阿穆尔干线劳改营）的任务是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没有复线的各段修筑复线。纳夫塔利·弗连克尔的官运远远没有到此为至，但是我们还是放到下一章去讲吧。

现在轮到我为之写出这部土生土长的作品的群岛的全部漫长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在苏联的公开文字中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反映。在这方面，同样是那些使劳改营了望塔从来没有进入摄影机镜头和我国的风景画的不幸的偶然因素起了作用。

但是白波运河及伏尔加运河的情形却不相同。关于其中每一项工程我手头都有一本书。所以至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依据苏联的文献的和负责的证明材料。

在认真的论文中，在利用某种资料以前，都应该先对它进行描述。我们也要这样做。

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一部书，开本与福音书差不多大小，硬纸壳封面上压印着半神半人的浅浮雕肖像。书名为《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国家出版社一九三四年出版。作者们把它献给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看来是为大会赶印出来的。它是高尔基主编的《工厂史》丛书的一种。该书的编辑有：马克西姆·高尔基、阿维尔巴赫和菲林。最后一个名字在文学界知道的人不多，我们解释一下其原因：谢明·菲林，虽然年纪很轻，却是古拉格的副局长。在当著作家的虚荣心驱使下，他单独写了一本关于白波运河的小册子；列奥波德·列昂尼多维奇·阿维尔巴赫（我们已经遇到过的伊达·列昂尼多夫娜的兄弟）则相反，在苏联文学中没有比他更荣耀的了，《在文学岗位上》杂志责任编辑，给作家们打棍子的主要打手，他还是斯维尔德洛夫的外甥。

产生这部书的历史是这样的：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一百二十位作家乘轮船游览刚完工的运河。维特科夫斯基，犯人身分的运河工程施工员亲眼见到，在轮船通过闸门的时候，这些穿白西装的人聚集在甲板上，把闸门区内的犯人叫过来（当时在这个地方的多数人已经是操作人员，而不是施工人员），当着运河长官们的面问一个犯人爱不爱他的运河和他的工作；他是不是认为自己在这里得到了改造；首长们对犯人的生活福利关心得够不够。提的问题很多，都是这一类的。所有的人都是从船上向岸上提问，当着长官们的面，仅用了轮船通过闸门的这一段时间。这次游览结束以后，八十四名作家用各种方式开了小差，没有参加高尔基的集体创作（但也许去写他们自己的歌功颂德的诗歌和特写去了），其余的三十六名组成了一个创作集体。经过一九三三年一个秋冬的紧张劳动，他们完成了这一部独一无二的著作。

出版这部书本来是为了流传千古的，本来是为了让子孙万代永远阅读和惊讶的。但是由于一种宿命的巧合，书中照片上露面的和文字中颂扬的大多数领导人在两三年以内都被揭发为人民的敌人。这部书的所有印本自然都从图书馆里取出销毁了。一九三七年，这部书的私人拥有者因为不想为了它而去坐牢，也都把它毁掉了。现存的册数已经很少，而且没有重版的希望，所以我们更觉得自己肩负着不使书中写出的指导思想和事实在我国同胞心中永远湮灭的重大责任。如果不为文学史保留下该书作者们的姓名，那也是不公道的。起码是这些人的名字：M·高尔基，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薇拉·因贝尔，瓦连京·卡达耶夫，米哈伊尔·左琴科，拉宾和哈茨列文，尼库林，科尔涅利·泽林斯基，布鲁诺·亚先斯基（《彻底打垮阶级敌人》一章），E·加布里洛维奇，A·吉洪诺夫，阿列克谢·托尔斯泰，K·芬。

修建运河的犯人们为什么需要这本书，高尔基做了这样的说明：“运河军战士们”缺乏表达他们接受改造的复杂心情的“必要的词汇”，而作家们是掌握着这些词汇的，所以他们要来帮忙。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作家们需要这本书：“许多作家访问了运河以后……得到了充实，这对于他们的创作有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一种新的气氛正在当前的文艺中出现，它将推动我国文艺前进并把它置于我们伟大事业的水平上。”（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苏联文学中仍然感觉得到的那个水平。）至于这本书对于干百万读者（其中许多人很快自己就要流入群岛）的必要性，则是不言自明的了。

集体作者们对于他们描写的对象抱着什么观点？首先是：确信所有的判决都是公正的，所有被驱赶来修运河的人都是有罪的。甚至“确信”这个字眼都嫌太无力：在作者们看来，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讨论的余地，甚至连提都不该提出来。这件事情在他们眼里就象夜晚比白天黑一样的明显。当他们利用自己的词汇和形象向我们灌输这个三十年代的仇恨人类的传奇的时候，“暗害分子”这个字在他们的解释里成了工程技术人员的实质。对提早播种（可能是在雪地和泥泞里？）发表了反对意见的农学家，给中亚提供了水源的灌溉专家，在他们眼里全是一些地地道道的暗害分子。这些作家们在书的每一章里谈到工程师阶层，全是用一种自上而下的口气，好象谈论低级劣等的人种。在这本书的第一二五页上，指责革命前很大一部分工程技术界人士有不老实的行为。这不是对个别人的指责，完全不是。（我们应该理解为工程师们甚至对沙皇制度也挖过墙角吗？）写这些话的人，没有一个能（像马戏团的某些马能做到的一样）求出哪怕最简单的平方根。

作者们向我们重复着那些年代流行的荒诞的传闻，当作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在工厂食堂里有人用砒霜毒死了女工；如果国营农场的牛奶变酸，那不是因为工作马虎，而是阶级敌人为了使我国人民饿得闹浮肿（原文就是这样写的）而采取的策略。他们使用笼统的和不指名的笔法，又端出那个作为集合名词的凶恶的富农，他进工厂劳动，把一根螺栓偷偷地丢进机床里面。这没有什么，人家是人类心灵的知情人嘛，想象这种事情在他们显然是比较容易的：某人依靠某种奇迹逃避了往冻土地带的流放，躲进城里。当他快要饿死的时候，依靠另一种更大的奇迹竟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不去挣钱养家湖口，而是把一根螺栓偷偷地丢进机床！

在另一方面，对运河工程的领导者，对雇主，作者们却不能也不愿抑制自己的赞扬。尽管已经是三十年代，他们仍然顽固地把这些人称作“契卡”，害得我们也不得不使用这个名词。他们不仅赞美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意志，他们的组织，而且还在最高的人性的意义上赞赏他们本人，认为他们是一些令人惊异的人物。有关雅科夫·拉波波尔特的一段插曲就有代表性。此人原是德尔普特大学学生，未能毕业就疏散到了沃龙涅日，在他的新故乡当上了省契卡副主席，后来是白波运河工程局副局长。作者们描写，一次他巡视工地，对工人推车的情况不满意，便向工程师提出了一个毁灭性的问题：四十五度的余弦等于几，你记得吗？工程师被拉波波尔特的博学压倒了，羞愧难言，马上改正了自己破坏性的指挥，推车的工作马上提到了高度的技术水平。用诸如此类的笑话，作者们不仅给自己的叙述添加了艺术的作料，而且也把我们提上了科学的高峰！

雇主的职位越高，作者们描写时怀着的崇敬就越深。对古拉格局长马特维·别尔曼的溢美之词如长江大河。对拉扎尔·科甘的热情洋溢的赞颂也是滔滔不绝。这个人原来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一八年投靠得胜的布尔什维克，先后在第九军特别处处长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部队副司令员的岗位上证明过自己的忠实性。他是古拉格的组织者之一，现在是白波运河工程局局长。种甘同志谈到“钢铁一般的人民委员”时说。“雅戈达同志是我们的总领导，是我们每日每时的领导。”对于这个言论，作者们更是只能大表赞同。（这本书倒霉最主要就倒在这句话上！连幸存下来落在我们手里的这一本，吹捧亨里希·雅戈达的那一段，连同他的肖像，也被撕掉了。为了寻找他这张肖像，我们花费了好长时间。）

在劳改营里印的那些小册子里，这种调子渗透得更利害。下面是一个例子：“尊贵的客人们——卡冈诺维奇、雅戈达和别尔曼同志（每一间工棚里都挂着他们的肖像）来到了三号船闸。人们干得更欢了。他们在上头露出微笑——这微笑传给了在基坑里劳动的几百个人。”在官家谱写的歌曲里也是：

雅戈达亲自把我们带领和教育，

他的眼光敏锐，他的手腕有力。

对劳改营生活方式的全面的热爱，使作者们唱出了这样的赞美诗：“不论命运把我们抛到苏联国土的哪个角落，即使是最遥远的荒野和僻壤——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任何一个组织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秩序……准确和自觉性的印记。”然而在俄国的穷乡僻壤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什么组织呢？只有劳改营。把劳改营当做进步的灯塔——这就是我们手里这部历史资料的水平。

主编本人也讲了话。高尔基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德米特罗夫市举行的白波运河建设者（这时他们已经转移到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工程上来了）最后一次代表会上致词说：“从一九二八年起，我就注视着国家政治保卫局重新教育人的工作。”（这说明还在索洛维茨以前，在那个男孩子被枪毙以前，刚从国外回到苏联，他就注视着了。）接下去，他已经是强忍着泪水，向在场的契卡人员们欷嘘地说：“你们这些神通广大的小鬼们，你们自己也不知道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作者们在这里注明：契卡人员们这时只是露出了微笑。（他们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高尔基在这本书里也特别指出了契卡人员的高度的谦逊精神。（他们不喜欢公开，这的确是一个感人的特点。）

集体作者们对于白波运河施工期间的死亡并不是简单地闭口不谈，也就是说，没有遵循只讲一半实话的怯懦的规则，而是直截了当地写道：施工中没有死一个人！（大约他们的帐是这样算的：运河开工时是十万人，完工时仍是十万人。这说明全都活着。他们只不过是忘了在两个严寒的冬季被工程吞噬的一批批新解来的犯人、但这已经是应该由不老实的工程技术人员们去解算的余弦值一类的问题了。）

作者们看不到任何比劳改营劳动更令人兴奋鼓舞的东西了。他们认为强迫劳动是热火朝天的自觉性创造活动的最高形式。请看，这就是进行再教育的理论基础：“犯罪分子是旧时代的丑恶环境的产物，而我们的国家是美丽的，强大的，宽宏的，我们应当把它变得更加美丽。”照他们的看法，这些被拉来修运河的人，如果不是雇主们派他们来沟通白海和波罗的海，自己永远也不会找到生活的道路。因为你们要知道：“对人的原料进行加工，比对木料进行加工，要困难不知多少倍。”——怎样的语言！怎样的深度！这是谁的高论？这是高尔基在这本书中批驳“‘人道主义’的华丽词藻”时说的话。而左琴科经过深思之后写道：“接受改造——这就意昧着并非单纯想服完刑期和获得释放（这类可疑现象总归是有过的吧？——作者注），而是要真正地获得思想上的转变和建设者的自毫感。”噢，好一位人学家！你在运河上推过独轮车吗？而且是吃着惩戒口粮推车……

这本给苏维埃文学带来光荣的可尊敬的书，我们在探讨运河的问题时还将以它为依据。

为什么偏偏选中了白波运河作为群岛的头一件大工程？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经济上或军事上的必要性迫使斯大林这样做吗？我们看到完工后的情况，就可以有把握地回答：不是。是想和曾沿这条路线地面拖运自己舰队的彼得一世成和首次提出修这条运河的沙皇保罗争一高下的崇高精神使他突然浑身发热了吗？可是英明的领袖未必知道这些事。斯大林需要的是在随便什么地方搞一项由犯人施工的大工程，它将能吞掉许多劳力和许多生命（由。消灭富农运动的结果而多余出来的），它具有毒气杀人室的可靠性，但比它便宜，同时又可以留下一座属于他的朝代的金字塔式的宏伟的纪念碑。在他最喜欢的奴隶制的东方——斯大林一生中差不多样样都是从那里学来的——人们有修建“大运河”的爱好。我几乎看见了，我们的君主满怀深情地查看着集中了大部分劳改营的欧俄北方的地图，一面用烟斗柄在这地区的中心地带划出了

一道从一个海洋通向另一个海洋的线条。

这个工程项目，必须宣布为紧急的。因为在那些年代在我国凡是不紧急的事情一件也做不成。如果它是不紧急的，那么谁也不会相信它的生命攸关的重要性—一连手推车翻了被压在下面慢慢死去的犯人也必须相信这个重要性。如果它是“不紧急的”，那也就没法让犯人死掉，没法为新社会清除地基。

“运河必须又快又省地建成！——这是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那时候生活过的人记得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意味着什么）。二十个月！——这就是伟大领袖给自己的罪犯们规定的建成运河和完成改造的两大任务的期限：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到一九三三年四月。连两个整年都不能给，他迫不及待。二百二十六公里。多石土壤。地面乱石堆积。沼泽。“波维涅茨台阶”的七座船闸，面向白海的倾斜面上的十二座船闸。同时，“这可不是给予了足够的期限和批给了外汇的第聂伯工程。修建白波运河的任务是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分钱的外汇也没有批！”

现在我们越来越看清了意图：原来斯大林和国家太需要这条运河了，所以一分钱的外汇也不给。让十万犯人同时给你们干活，还有什么比这更贵重的投资？限你们在二十个月之内把运河给我交出来，一天也不许拖延！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对那些工程师一暗害分子们发发脾气了。工程师说：构筑物要做混凝土的。契卡人员回答：没那闲工夫。工程师说：需要大量钢材。契卡人员：用木料代替。工程师：需要拖拉机、起重机、建筑机械！契卡人员：都不会有。一分钱外汇都没有：一切用人力！

该书把这称做“对技术任务的敢想敢干的契卡式的提法”。换句话说，就是拉波波尔特的“余弦”……（附带说一句：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一书的不同版本里，“余弦”的值是互不相同的。）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为了这个北方的项目从塔什干调来中亚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和灌溉技术专家（恰好这时候及时地抓进来了一大批）。使用这些人在莫斯科的富尔卡索夫胡同（大卢宾卡后面）建立了一个特别（又是特别，多么心爱的字眼！）设计室。（不过契卡人员伊万琴科向茹林工程师问道：“已经有了个伏尔加-顿运河设计方案，你们干嘛还要设计？就照它修吧。”）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在实地勘测以前就开始设计！同时另派一些勘测队赶赴卡累利阿。设计人员一概不许走出设计室的大院，更不用说去卡累利阿（警惕性）。于是往返电报满天飞：那里标高多少？那里是什么土质？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当一列列运犯人的火车开到未来运河的沿线时，那里既没有工棚，也没有供应；既没有工具，也没有明确的计划。他们该做些什么？没有工棚，却有北方的初秋。没有工具，但已经是二十个月中的第一个月严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终于来到施工现场的工程师们没有绘图纸、直尺、图钉（！）。办公的工棚里连电灯也没有。他们在油灯下工作，这很像国内战争！——我们的作者们陶醉了。

他们油腔滑调地告诉我们：女人们穿着丝绸的连衣裙来了，可是在这里每人领到的是一辆手推车！还有：“在通古达有多少旧友重逢啊？过去的大学生，世界语学者，白军中的‘战友’！”其实白军中的战友们早在索洛维茨就已经重逢了。而我们倒要感谢作者们向我们提供了关于世界语学者和大学生也领到了白波运河工程的手推车的情报。作者们乐呵呵地告诉我们：从克拉斯诺沃次克劳改营、斯大林纳巴德、撒马尔汗运来了穿着布哈拉袍子、缠着穆斯林头巾的土库曼人和塔吉克人，而这里却是卡累利阿的严寒！这可是巴斯马赤们没有预料到的！这里的劳动定额是每天凿碎两立方花岗岩，并且用手推车运到一百米以外！大雪纷飞，把一切盖在下面。手推车从跳板上撒进雪坑里。

但还是让作者们自己说吧：手推车在湿滑的木板上东歪西倒，底朝天地翻下去，“推这样的手车的人活像一匹套在辕里的马，”（第—一二———一三）不要说花岗石，就是冻土，“装满这样一手车，也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再看一个比较广阔的画面：“在覆盖着积雪的挖得奇形怪状的凹地里，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往，在石头上磕磕绊绊。两三个人弯下腰，一起抱住一块巨大的圆石，想抬起来。圆石纹丝不动。他们喊来第四个、第五个……”但是这时我们这个光荣时代的技术前来帮他们的忙了：“他们用绳网把圆石从开挖的河床里拉出来。”绳网是用一根缆绳拽着的，而缆绳是靠一架“马拉的绞盘牵引的”！另一种办法是用木制的桔槔把石块吊起来。此外，还有这样一些白波运河工地上的最初的机械。是五个还是十五个世纪以前的？

这些人是你们说的那些暗害分子吗？不，这些人才是真正天才的工程师！人家把他们从二十世纪硬摔进穴居时代，可是，你瞧，他们仍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白波运河工程的基本运输工具是什么？书中告诉我们，是一种运土的平板大车。可是另外还有一种白波运河型的福特汽车！它是这么个东西：厚重的木制大平台装在四个木头滚子上，用两匹马拉，专门运石头，每一辆手车由两个人负责，在上坡的地方由一个“钩子工”搭力拉上去。如果既没有锯子，也没有斧子。怎样才能把树放倒？我们的灵活的头脑能找到答案：用绳子系在树上，由几队人轮流朝不同方向拉，把树根晃松！我们的灵活的头脑什么问题也能解决——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运河是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倡议和指示修建的！报上这样写，广播里天天这样说。

请想象一下这场大会战的画面吧。“穿着长下摆的浅灰色军大衣或皮外套”的契卡人员们亲临战场，他们一共三十七名，带领着十万犯人。无人不爱他们，依靠这股爱的力量移动着卡累利阿的大圆石。你瞧他们在这里站住了。弗连克尔同志手指前方，菲林同志咬着嘴唇，乌斯宾斯基同志（弑父者？索洛维茨的刽子手？）没有讲话。于是成千人在严寒的今夜或冰天雪地的本月内的命运就决定了下来。

这项建设工程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的完成没有使用现代技术和设备，而且整个说来没有得到全国的物资供应。“这不是一天天烂下去的欧美资本主义的速度。这是社会主义的速度！”———作者们无比自豪地说。（到了六十年代我们将会知道这叫作大跃进。）全书歌颂的正是技术的落后和手工业的土办法。没有起重机？自己动手做土“德利克”（动臂起动机）。机身是木制的，只有磨擦部件是金属的，也是由自己铸造。作者们欢呼：“运河上有我们自己的工业！”连手车的轮子也是他们用自己的土化铁炉浇铸的！

国家对这条运河的需要是那么紧急，而且是那么匆忙，以至连修这条运河用的手车轮子都找不来。大约列宁格勒的工厂承担不起这项订货。

不，把这项二十世纪最野蛮的工程，这条“用手车和丁字镐”修成的大陆运河比做埃及的金字塔是不公道的，这太不公道了。要知道，埃及的金字塔是用当时的现代化技术建成的！！而我们使用的却是四十个世纪以前的技术！

这就是我国的“窒息汽车”“的构造。我们没有供毒气室使用的毒气。

请你试试看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工程师！所有的堤坝都是土筑的，所有的泄水闸都是木制的。主坝到处渗漏。怎样夯实？——用马拉着滚子在坝顶上来回压！（斯大林和国家只有对两样东西不吝惜——犯人和马，因为马是富农家的牲口，也是命该死绝的。）要消灭土木结合处的渗漏也是很难办到的。要求用木料代替钢材！于是工程师马斯洛夫发明了一种菱形木闸门。没有混凝土浇筑闸壁！用什么加固？人们回忆起俄罗斯古代的“木笼”——用圆木拼合的大木槽，高达十五米，内部填土。请使用穴居人时代的技术，但是要按二十世纪的要求承担责任：如果哪里漏水，“要你的脑袋！”

钢铁般的人民委员雅戈达给总工程师赫鲁斯塔廖夫的指示信里写道：“根据现有的报告（即眼线们和科甘-弗连克尔·菲林打来的报告），你在工作中没有显出也没有感到要有必要的毅力和热心。我命令你立即回答，你是否准备立即（瞧瞧这语言！）……认真把工作抓起来……并且迫使从事怠工和捣乱的那一部分（哪一部分？谁？）工程师老老实实地工作……”总工程师该怎样回答呢？他还想活呐……“我承认自己的有罪的软弱性……我悔恨自己的松懈……”

同时我们耳边不断听到哇哩哇啦声：“运河是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倡议和指示修建的！”“工棚里面，河道工地上，小河旁边，卡累利阿的茅舍里，卡车顶上，都装着广播喇叭，白天黑夜都不睡眠的广播喇叭（请你们设想一下！）。这些数不完的乌黑的大口，这些没有眼睛的黑色面具（形象！）不知疲劳地大声报告着：关于这条运河工程，全国的契卡人员是怎么想的，党是怎么说的。所以你们也该这样想！你们也该这样想！‘我们叫自然低了头——我们就能得自由！”’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万岁！作业班之间的竞赛！大队（二百五十人—一三百人）之间的竞赛！劳动集体之间的竞赛！闸门之间的竞赛！最后，警卫人员也和犯人们展开了竞赛！？

当然，主要的依靠，还是放在社会亲近分子身上换句话说，就是放在小偷身上。（这两个概念在运河上已经合二而一了。）深受感动的高尔基站在讲坛上向这些人大声疾呼：“要知道，任何一个资本家偷的东西，比你们全体加到一起都多！”贼骨头们受宠若惊，欢呼雀跃。“大颗的泪珠滚出了以前的扒手们的眼眶”。当局指望着把“犯法分子的浪漫主义”利用到建设上来。小偷们怎能不感到万分荣幸？一个小偷从大会主席台上对到会人说：“我们连着两天没有领到一点吃的，但是这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他们永远能抢别人的）。对于我们最可贵的，是人们用对人的态度和我们说话（工程师们可不能夸这个口）。我们河道＿L的岩石，硬得连钢针都打折了。这没什么，能克服。”（用什么克服？是谁在克服？）

这就是阶级论？依靠自己人，反对异己分子，这是劳改营的根本原则。书里没写白波运河上的作业班长们的伙食如何；但是别列兹尼基的一个目击者说，有作业班长（全是盗窃犯）的单独伙房和口粮定量，比当兵的吃的还好。这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拳头有劲，并且让他们知道攥紧拳头该干什么……

在第二劳改点经常发生偷窃、抢饭碗、抢菜汤票的事，但盗窃犯并不因此而被开除出突击队：这种事无损于他们的社会面貌和生产干劲。他们送到工地的是冷饭。他们偷走烘干室的衣物。没有什么，我们能克服！波维涅茨是一处惩戒工地。整个是一塌糊涂，一团糟。面包不在波维涅茨烤，而是从克姆市运来。在希日尼亚工段，粮食定量不照发，工棚里木生火，人人长虱子．纷纷病倒——这没有什么，我们能克服！运河是遵照……的倡议……建设的！到处都有文教科。（流氓一进营就成了教育员。）制造了一种经常的战斗警报的气氛！忽然宣布了要搞一个突击夜战——为了打击官僚主义！教育员们恰好在下午收工的时候钻进办公室里去闲逛，就算是参加了突击。忽然，通古达工段出现了缺口（不是漏了水，是完成计划方面的缺口）！组织突击！决定把工作定额提高一倍！一点不含糊！忽然，某个作业班冷丁地完成了日计划的百分之八百五十二！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宣布了一个全面的超产日！打击拖后腿分子！请看正在给某个作业班发奖励馅饼。面孔怎么这样憔悴？这是盼望已久的时刻，可是显不出一点快乐……

似乎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一九三二年夏天，我们的衣食父母雅戈达巡视了全线，表示满意。但是十二月发来了他的电报：定额均未完成。必须制止成千人无所事事的现象！（这一点你是相信的，这一点你是看见了的。）劳动集体打着褪了色的旗子无精打采地去上工。上头发现了，修建运河应挖掘的全部土方量，按照进度报告，已经完成了好几倍，而运河还是没有竣工。应付差事的苦力们把冰块填进木笼里代替土和石头。春天一开化，水就冲过来了。给教育员们提出了新口号：“弄虚作假是最危险的反革命武器。”（最爱弄虚作假的是盗窃犯；用冰块填木笼准是他们的花招！）还有一个口号：“弄虚作假者是阶级敌人！”于是给小偷们任务：到处揭发弄虚作假，检查反革命分子作业班交的活！（此乃是他们把反革命分子作业班完成的任务算在自己帐上的最好机会。）“弄虚作假就是企图破坏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整个劳改政策”——这就是它的可怕的实质！“弄虚作假就是窃取社会主义财产！”一九三三年二月，他们把一批提前释放了的工程师重新抓起来，因为发现了弄虚作假。

明明是热火朝天，干劲十足，哪里又来的这种弄虚作假？犯人们为什么想起要干这种事？……显然他们是一心想着复辞资本主义。这里面一定有国外白俄分子的黑手。

一九三三年初下达了雅戈达的新命令：各管理处一律改称战区指挥部！百分户五十的机关人员投入施工劳动（铁锹够用吗？……）！实行三班制（夜间可差不多跟北极一样）！吃饭直接在工地上（吃的是冷饭）！发现弄虚作假——送法庭审判！

一月间开始了分水岭大会战！各大队带着伙房和家什全集中到了一个工段！帐篷不够，睡在雪地里——没有什么，我们能克服！运河是遵照……的倡议……修建的……

从莫斯科来了个一号命令：“宣布直到竣工为止的全面突击”每天下班以后，把女打字员、女办事员、洗衣女工一律轰到工地上去劳动。

二月，整个白海运河劳改营范围内禁止接见亲属。不知道是因为斑疹伤寒的威胁，还是为了对犯人施加压力。

四月，四十八小时的连续突击——乌啦！了不起啊！！——三万人不睡觉！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前夕，人民委员雅戈达向敬爱的导师报告：运河按期完工了。

一九三三年七月，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基洛夫乘船巡视运河，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有一张照片，他们坐在甲板上的藤椅里，“吸着烟，谈笑风生”。（基洛夫的命运当时已经注定了，不过他还不知道。）

八月间，一百二十名作家做了运河之游。

该地区没有为运河服务和操作的人员，他们把扫地出门的富农运到那里（“特别移民”），别尔曼亲自选定了他们的定居点。

而大部分“运河军战士”们从这里开拔，前去修建下一条运河——伏尔加莫斯科运河。

让我们暂且抛开这一部嘴尖皮厚的集体大作吧。

不管索洛维汉看起来多么阴森，可是从索洛维茨押到白波运河工地来继续服刑（也许是送终）的犯人们到这里来以后才真地感到以前不过是闹着玩，只是到这里以后才发现了真正的，也就是我们大家后来都逐渐熟悉了的劳改营是什么模样。与说教宣传交织着的一刻不停的骂娘声和野蛮的吵闹声代替了索洛维茨的寂静。连白波运河劳改营管理处所在地麦德维日戈尔斯克的劳改点，每一架所谓“小车厢”（当时已经发明了这个东西）里不是睡四个人，而是睡八个：每块板上交错着躺两个。代替修道院的石砌建筑的是透风的！临时工棚，再不就是帐篷，再不就干脆睡在雪地上。连从惩戒工段别列兹尼基调来的人也都说这里实在够呛，尽管他们那里也是一天干十二小时。超产日。突击夜战。“献出全部——不要分毫”……由于现场的拥挤和混乱，爆破岩石时造成许多人残废和死亡。蹲在大圆石缝里往肚里灌冰凉的稀汤。干的是什么样的活儿，我们在前面已经读到了。关于伙食怎么样——请问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能有什么样的伙食？（据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说，在麦德维日戈尔斯克的自由雇员食堂里，也只供应放了几条刀鱼和几粒麦片的浑汤。）衣服——是自己家里穿来的一身，直到磨得稀烂。招呼只有一句，吆喝只有一句，口头语只有一句：“快干！快干！快干！……”

据说开工后头一个冬天，一九三一与一九三二年之交，就死掉了十万人——等于运河工地上经常保持的人数。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倒不如说这是个缩小的数字：在类似的情况下，在战时的劳改营里，每天百分之一的死亡率是平平常常、众所周知的事。按这个比率，运河工地上的十万人在三个月内就可以死完。此外还有整整一个夏天呢，还有另外一个冬天呢。可以估计，少说也死了三十万。

一九三三年初，各劳改营同时关押的犯人总数可能还不超过一百万。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的秘密《指令》提供的数字是八十万。为了对这些数字不感到奇怪，必须考虑到这种因大批死亡而造成的人员更新，这种以新的活犯人替换死掉的犯人。

索洛维茨的老犯人员维特科夫斯基在白波运河工地上当施工员。他曾靠弄虚作假也就是用谎报完成数字的办法救了好多人的命，下面是他描绘（维持科夫斯基《半生》）的一幅黄昏时的景象：

“每天收工后，工地上留下许多尸体。薄雪盖在他们脸上。有的蜷缩在翻倒的手车下面，手插在袖筒里，就这样冻僵了。有的是把头俯在膝盖之间冻坏的。那边有两个人是背靠着背冻在一起的。这都是一些农家子弟，是最理想的干活的好手。他们几万人一批地被遣送来运河工地，当局还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一家拆散，不让他们和自己的爹同进一个劳改点。一上来就要他们在布满砾石和大圆石的地段上完成连夏天也完成不了的定额。没有人能指点他们，警告他们；他们还是按照在农村干活的样子使出全身的力气，很快就把身体累垮了。结果你看，两人搂在一起冻死了。夜间派雪橇来收尸，车夫把尸体扔上雪撬时，发出木头似的梆梆的声音。

“夏天，没有及时收敛的尸体只剩下骨头，它们和石碴一道进入混凝土搅拌机。它们就这样化为别洛莫尔斯克市附近的最后一道闸门的混凝土，永远保存在那里了。”

还有一点是，建设领导人的残忍超出了“东家”本人。尽管斯大林说过“不给一分钱外汇”，然而却批了四亿苏联卢布。而他们为了向上面买好，只花了不到四分之———九千五百三十万卢布。

白波运河工程的报纸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许多运河军战士在宏伟任务的“美的感染”之下，纯粹为了美观，利用休息时间（自然没有粮食补贴）用石头铺砌运河的岸壁。

他们应当在岸壁上砌出六个姓氏，斯大林和雅戈达的六个主要帮手，白波运河的六个总监工，六个雇佣的刽子手：菲林一别尔曼-弗连克尔一科甘一拉波波尔特-茹克。

看来还要加上白波劳改营警卫队长布罗德斯基。还有代表全俄中执委的运河监护人索尔茨。

还有运河上的全体三十七名契卡人员。还有颂扬过白波运河的三十六名作家。也别忘了剧作家波戈廷。

这是为了使乘轮船过往的游客们读一读并且——想一想。

可是糟糕——根本就没有游客啊！

怎么会这样？

就是没有嘛！连轮船也没有。那里没有任何接班次航行的船只。

一九六六年，当我快写完这部书的时候，想在伟大的白波运河上做一次旅行，亲眼观光一番，和那一百二十位比比高低。但事与愿违……无船可乘。万不得已可以申请搭乘货轮。但那上面要检查证件。我的名字被他们搞得很臭，人家马上会怀疑我这是去干什么。所以，为了保证这本书的安全起见，还是不去的好。

然而我终于朝它靠近了一步。首先到了表德维日戈尔斯克。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当时留下来的工棚。有一座宏伟的宾馆，上面有五层楼高的玻璃塔。要知道，这里是运河的大门口啊！要知道，这里应是内外宾客云集，车马盈门的地方啊！……但结果却是门前冷落，只好把它变成一座寄宿学校了。

去波维涅茨路上，林木萧疏，乱石遍野。全是巨大的圆石。

从波维涅茨出发，不远就是运河。我沿河走了很长一段路，尽可能靠近船闸，以便仔细地观察。禁区。打瞌睡的警卫。但有的地方看得很清楚。闸壁是原来的，仍是那种木笼。我根据见过的画片能认出来。马斯洛夫发明的菱形闸门已经换成了金属的，也不再是用人力开启了。

但是为什么一切这样安静？四周渺无人迹。河道和船闸里都没有一艘来往的船只。看不见管理人员的走动，听不到轮船的鸣笛。闸门也总是关着。这是一个晴和的六月的白昼。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就这样走完了波维涅茨“台阶”的五座闸门。过了第五号以后，我在岸边坐下。印在我们的“白波运河”牌纸烟的所有烟盒上的、我们的国家如此紧迫需要的、伟大的运河啊，你为什么悄然无声？

一个身穿便服的人向我走过来，用眼睛盘查着我。我装得傻乎乎地说：这儿有卖鱼的吗？这条河上有船坐吗？原来他是船闸警卫队长。我问他：为什么这里没有客轮？他吃惊地说：那怎么行？我们怎么能开客轮？美国人马上就会闯到这里来看。战前倒是开过客轮，战后就没有了。“让他们来看看有什么关系？”“难道能让他们看吗？！”“可是为什么这里根本没有人来？”“有人来，但是不多。你瞧，河床很浅，才五米。原来想扩建，但是很可能在旁边另修一条新的，一劳永逸。”

哎，你别说了，我的队长！这一套我们早就知道了。一九三四年刚刚发完了勋章，就已经搞好了一个扩建计划。第一条就是：加深河床。第二条：与现有船闸平行地修建一连串供海轮通过的船闸。匆忙出废品。由于那个竣工的期限，由干那些要命的定额，他们不仅谎报了河床的深度，同时也降低了通过的能力；为了给苦力们一口饭吃，不得不在土石方上弄点虚假。（不久以后他们把这种弄虚作假推到工程师头上，发给了他们新的“十元券”。）为了给运河让路，把摩尔曼斯克铁路八十公里长的一段改了道。在这项工程里没有耗费手车的轮子，至少还算一件好事。可是要他们在运河上运什么呢？运到哪里去呢？附近的森林都砍光了，现在该从哪里运？把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木材运到列宁格勒？阿尔汉格尔斯克本身就是销售木材的港口，外国人老早就在那里购运木材。况且运河有半年的封冻期，也可能更长。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用？噢，是的，有军事的用途：为了调动舰队。

“它太浅了，”警卫队长抱怨说，“连潜艇都不能靠自身的动力通过；得装在驳船上才能拉过去。”

那么巡洋舰怎么办？……噢，深居简出的暴君！精神错乱的夜猫子！这一切你是在哪一场恶梦里想出来的？！

该死的，你忙什么？是烧着了还是刺着了？为什么非规定二十个月不可？要知道，这一百万人中的四分之一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好吧，就算世界语学者是卡在你喉咙里的刺，可是那些农村娃娃们本来还可以为你干多少活啊！你本来还可以叫他们去打多少次冲锋啊——一为祖国，为斯大林！

“代价可不小哇。”我对那个警卫说。

“可是建成的速度很快！”他满怀自信地说。

应当建在你的骨头上！

我记起关于白海运河的书里那张自豪的照片：拿来当电线杆用的俄国中世纪的十字架。

应当建在你们的骨头上……

那一天我在运河边上度过了八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一艘自动推进的驳船从波维涅茨驶向索罗卡，另有一艘同样类型的船从索罗卡驶向波维涅茨。它们的编号不同，我只是根据编号才能把它们区别开，确信这一艘不是刚才那一艘返回来的。因为它们戴的货完全相同：同样是放糟了的除了当劈柴没有别的用处的松木。

二者相抵，结果等于零。

而脑子里老想着那个一百万人的四分之一。

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之后，接着就是伏尔加莫斯科运河。全体劳力立即开赴该地；劳改营营长菲林，工程局局长科甘也一同前往。（他们为白波运河得到的列宁勋章是到那里以后才领到的。）

但这一条运河至少还是有用的。它光荣地继承和发展了白波运河的全部传统。我们在这里甚至能更好地理解，病灶急剧扩散时期的群岛和停滞稳定的索洛维茨时期的群岛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了。现在回想索洛维茨的无声的残酷，反而感到不胜惋惜。因为现在对犯人的要求不仅仅是干活，不仅仅是用越抡越没劲的丁字镐去敲碎那难啃的岩石。不，他们在夺走你的生命的时候，还要先钻进你的胸膛去搜查你的灵魂。

在运河上最难受的，莫过于要你事事表态。哪怕你只剩下一口气了，还得装出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样子。你还要用饿得不听使唤的舌头在会上发言：要求超额完成计划！要求揭发暗害分子！要求严惩敌对宣传，严惩富农分子的流言蜚语（劳改营里的一切流言蜚语都是富农分子散布的）。你还得随时留神，切莫招惹什么嫌疑，给自己带来新的刑期。

现在拿起这几本粉饰和赞美那些在劫难逃的人们的生活的不要脸的书，几乎没法相信，这些东西是有人认真地写出来的，有人认真地读过的。（是的，办事周密的书刊检查总局已经销毁了存书，所以这次我们得到的也是最后剩余的几本。）

下面，我们的维吉尔亲将是维辛斯基的勤奋的学生阿维尔巴赫

连拧一根普通的水螺丝，一开始也要费一番工夫的：轴心要取正，螺丝不能偏。但是吃进去以后，就可以腾开一只手，继续往里拧就行，还可以吹吹口哨。

维辛斯基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劳运改造营之所以与充满赤裸裸的暴力行为的资产阶级监狱根本对立，正是因为它担负着教育的任务。与资产阶级国家截然相反，在我国与犯罪现象进行的斗争中，暴力起着次要的作用。我们的重心转移到组织和物质的、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的措施方面来了。”（你脑子里可要多打几个褶子，才不至于脱口说出“代替棍棒的是口粮等级表加宣传”这句话来。）还有这样的话：“……社会主义的节节胜利对于……和犯罪现象的斗争，也在发生着魔术般的！（真会造词儿：魔术般的！）影响。”

阿维尔巴赫紧随老师之后，也做了类似的阐发：苏维埃劳动改造政策的任务是“把最恶劣的人的材料（还记得“原料”吗？还记得“害虫”吗？——作者注）变为完全合格的、有用的、积极的、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只是改造的成功系数太差劲儿……二十五万个恶劣的材料倒毙了，获得提前释放的积极的有觉悟的分子只有一万二千五百人（白波运河工程）……

是的，早在一九一九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内战还打得正凶的时候，当邓尼金眼看要打到奥勒尔的时候，当此后还将发生喀琅施塔得及唐波夫的暴动的时候，不是就宣布过“用教育体制代替惩治体制”（换句话说，这不就是一般地不再惩治任何人了吗？）的决定吗？

现在阿维尔巴赫在“教育”前面加上了“强迫”两个字。他雄辩地提问（并且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个毁灭性的答案）；否则怎么办？如果一个人在狱外已经形成了敌对意识，劳改营的强制被他认为是一种暴力并且只会加深他的敌对情绪，那么怎样才能把他的意识改造成拥护社会主义的呢？

于是我们和读者们都感到一筹莫展——一可不是真的吗？

但话不是到此为止，他接着将说出一些令我们头晕目眩的话：只能通过有着崇高目标的牛产性的富有意义的劳动！任何敌对的或不稳定的意识都将用这个手段来改造。为此我们似乎需要“把我们的工作集中在规模足以使他们震惊的巨大工程上。”（噢，原来如此，白波运河原来是为的这个，我们这些蠢家伙啥都不懂！……）用这种办法，可以收到“立竿见影、高效率和建设激情”的效果。而且必须是“从零开始直到完工”，同时要求“每一个劳改人员（今天还没死的）”“感觉到他本人的劳动所引起的政治反响，以及全国对他的劳动所表现的关心。”

注意到木螺丝现在吃进得多么顺溜吗？也许有点斜；可我们不是渐渐地丧失着抵抗它的能力吗？人民的父亲用烟斗在地图上划了一道线，至于说明理由，还用麻烦他老人家吗？随时有一个阿维尔巴赫在。“安德烈·雅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译者注），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您觉得怎么样？我该在一本书里发挥一下吗？”

但这还不过是花花草草。真正要求做到的是一个犯人还关在劳改营里就“被教育得适应于社会主义劳动的高级形式”。

要做到这一点又该怎么办？……木螺丝卡住了。

唉呀，笨蛋！当然是搞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手运动嘛！！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呀！“不是单纯的劳动，而是英雄的劳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命令一百九十号）。

夺取中心指挥部、区指挥部、排指挥部流动红旗的竞赛！劳改点之间、工地之间、班组之间的竞赛！“与流动红旗一起奖给一支吹奏乐队！它一连好几天在工作时间和美味的进餐时间为优胜者演奏！在照片上看不到美味的进餐，但是看到有一盏探照灯。这是为夜间劳动准备的，伏尔加运河的建设日夜开工。每一个犯人作业班里都有一个管竞赛的“三人小组”。统计和决议！决议和统计！围堰突击战第一个五日总结，第二个五日总结！全营报纸《再锻造》。它的口号是：“让我们把自己的过去淹没在运河的河底！”它的号召是：“无假日地工作！”一致欢呼，一致同意！先进的突击手表示：“当然！哪能有什么假日？伏尔加河可没有……假日，眼看就要到汛期了。”可是密西西比河上怎么就有节假日呢？……抓住他！说这话的是富农代理人！竞赛保证书里有一条：“保证本集体每一成员的健康。”哦，多有人情味！不，这是为了——“以便减少缺勤。”“不要生病，不要病假！”红榜。黑榜。指标牌：交工尚余天数；昨日完成数，今日完成数。光荣簿。每一间工棚墙上贴着奖状、《改造之窗》、进度表、图表。（多少二流子整天张罗和炮制这些东西！）每一个犯人都应当了解生产计划！每一个犯人都应当了解全国的政治生活！因此每天早晨站队时（当然是利用上工以前的时间）都要开一次“五分钟生产会”，下工回营后（当两腿都站不直的时候）举行一次“五分钟政治会”。午饭时间不许钻到旮旯里去，不许睡觉——要参加政治学习！如果狱外正在学习斯大林同志的“六大条件”，那么每一个劳改犯就必须把它背下来！如果外面在学习人民委员会关于解雇旷工者的决议，在里头就要进行一番讲解工作：每一个今天拒绝出工的或者是装病的人，在他获释出去以后，必将遭到苏联广大群众的蔑视。这里的规矩是；要想获得突击手的称号，光是生产成绩好还不够！此外还必须：（甲）读报；（乙）热爱自己的运河；（丙）会说出它的意义。

于是出现奇迹！噢，奇迹！噢，变容与升天！“突击手不再感到纪律和劳动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东西”。（这一点连牲口也懂。）“它们变成了一种内在的需要”！（没错，真的，要知道，自由其实也不是自由，而是被公众接受了的铁窗生涯！）新的社会主义的奖励形式！颁发突击手徽章。你猜怎么着？你猜怎么着？“劳动能手们把突击手徽章看得比口粮还珍贵”！是的，比口粮还珍贵！并且整班整组地“白愿挨前两小时出工”，（啊，简直胡闹！押解队怎么办？）“工作日结束后他们留下来继续劳动”！

啊，火苗！啊，火柴棍！他们以为你们能燃烧几十年。

这就是我们在谈白波运河工程时介绍过的技术；在上坡的地方有一个“钩子工”给手推车挂上钩——可是怎么把它推上去？伊万·涅姆采夫忽然决心一个人干五个人的活！说到做到：在一班时间内他一共挖运了……五十五方土！（我们算算看：这等于一小时五万，十二分钟一方——哪怕是最松的土壤，你们试试看！）工作条件是这样的：没有抽水机，不挖排水井，你们用手去堵水吧！妇女们呢？一人推四普特重的石头上堤坡！手推车掀翻，石头砸在头上、腿上。没关系，能克服！一会儿是“站在齐腰深的水里”，一会儿是“六十二个小时不间断的劳动”，一会儿是“五百人连续三天凿开冻土”——结果发现是白搭工。没关系，我们能克服。

让我们用自己战斗的铁锹，

挖出我们的幸福，在莫斯科近郊！

这就是从白波运河带来的那种“特殊的欢乐的紧张气氛”。“高唱勇猛欢乐的歌曲走向突击的战斗”……

不怕暴雨和狂风，

迈着大步去上工！

这就是突击手们的形象。他们乘车来参加大会。左侧靠车厢站着的是押解队长，再向左还站着一名押解员。请看她们兴奋而快乐的面容；这些女人一不想孩子，二不想家庭，－心想着她们如此爱上了的运河。天气够冷，力，有的穿上了毡靴。有的穿着普通的皮靴，当然是家里做的，可是前排右起第二人难是个穿着偷来的使鞋的女扒手。除了在大会上，还能在哪儿穿着它去显美呢？瞧，这儿是另一个大会的会场。标语牌上写着：“我们要提前、节省、牢固地建成运河！”这三者怎样协调？让工程师去伤脑筋吧。从照片里很容易看出来，人们脸上有为照相机做出的笑影，但总的看来这些女人都疲劳得够呛。她们不像是要上台发言，只是等着大会给的那一顿饱饭。全都是一些朴质的农民面孔。会场的过道里戳着一名“自卫队员”（由犯人充当的警卫队员）。这个犹大死气白赖地想进镜头。这张照片里是一个拥有最先进技术装备的突击作业班。谁说我们总是两人一犋地拉车呢？如果我们相信那些在文教科展出作品的劳改营美术家的话，那么这就是在运河上已经使用的设备：一台挖土机，一台吊车，一台拖拉机。它们能用吗？也许是坏的？八成是这么回事吧？但总的说来，大冬天在挖河的工地上是不很舒服的，对吗？

这里出了一个小小的附带问题：白波运河竣工时，各种报纸上出现了过多的庆贺文章，它们一笔抹杀了劳改营的威慑作用……在对白波运河建设情况的报道当中，他们说了这么多的过头活，以至前来修建伏尔加莫斯科运河的犯人们以为在这里能见到“乳汁的河、果羹的岸”，竟然向管理当局提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要求（大概是要求领干净的内衣吧？）。所以，瞎说可以，但别过火。《再锻造》报写的是：“白波运河的旗帜今天仍在我们头顶飘扬。”恰如其分。这种写法就够了。

不过，无论在白波运河还是在伏尔加莫斯科运河，有一条都是明确的：“劳改营的竞赛和突击运动必须和一整套奖励制度联系起来，使突击运动得到特殊奖励的刺激。”“竞赛的主要基础是物质利益”（！？——好像叫我们来了个向后转？我们转了一百八十度？这一定是挑衅言论I快抓紧扶手！）事情是这样安排的：一切取决于你的生产指标：伙食、住房、服装、内衣、洗澡的次数（对！对！谁不好好劳动，就让他穿破烂，长虱子！），还有提前释放！休息！接见家属！例如，颁发突击手徽章本来是一种纯社会主义的鼓励形式，但是，就让这个徽章授予你一次额外的长时间会见家属的权利吧！于是用这个办法就使它比一份面包口粮更珍贵了……

既然我们在自由人中间，依照苏联宪法的规定，实行着“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那么为什么要把劳改犯放在特殊化的地位呢？（劳改营建设中最难办到的一条：这里不应当变成享受特权的场所！）德米特拉格的伙食等级表如下：惩戒热食——一小锅浑汤；惩戒口粮——三百克面包。完成任务百分之百，有权领到八百克面包，另外可以在小卖部加买一百克！所以说，“遵守纪律一开始是从利己主义的动机（对改善口粮的关心）出发的，然后才很高到对夺取红旗的社会主义的关心！”

但最主要的是刑期的折减！折减呐！竞赛指挥部给犯人写鉴定。要得到折减不光需要超额完成任务，还需要搞社会工作！如果过去是非劳动分子，折减率就要降低，只给微不足道的折减。“他也许只是伪装，不是真悔改！他需要在营内多呆一些时间，接受考验。”（比方说，他在推一辆手车上坡，可是也许他这根本不是在干活，而是在伪装，对吗？）

那些提前释放的人去做什么呢……做什么！？他们自动留营就业！他们对运河爱得太深了，舍不得离开这里！“他们干得这样入迷，以至被释放以后仍然自愿地留在运河工地上从事挖掘土方的工作，直到工程结束！”（可以相信作者的这些话吗？当然。要知道在他们的身份证上盖着一个戳子：“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劳改营服刑。”在别处根本找不到工作。）

但这是什么？……发出夜营的婉转歌声的机器出了毛病——在歌声的间歇中我们听到了真实的疲乏的叹息：“甚至盗窃犯参加竞赛的人数也仅仅达到百分之六十（连小偷们也不参加竞赛，情况便可想而知了！……）；劳改犯们时常议论说优待和奖励实行得不合理”；“鉴定写得千篇一律”；“值日人员时常（！）在鉴定上被写成是一名土工突击手，并且获得突击手应得到的折减，而真正的突击手却得不到折减”；（教育员先生们，原来是你们没有提高到第二阶段呀？！）“许多人（！）有丧失希望的感觉”。

夜莺的啼啭又开始了，而且带有金属的声音！是把最主要的鼓励手段忘在脑后了吗？——“要实行残酷无情的纪律处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是为过冬打的预防针，是为了使犯人们顶得住寒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命令规定“凡属屡教不改的懒汉和装病者，一律遣送到边远的北方劳改营，并剥夺其享受优待的权利。怙恶不俊的拒绝出工分子和教唆分子，交劳改营管委会法庭审判。任何人对于铁的纪律如有稍许破坏的企图，立即取消其已获得的一切优待和特许。”（比方说，如有在黄火边取暖的企图……）

我们的叙述完全乱了套，又把最主要的环节遗漏了！什么全说到了，而最主要的却没有说！请听吧，请听吧！“集体性——这是苏维埃劳改政策的原则和方法。”要知道，没有“从管理当局到群众的传动带”是不行的！“只有依靠各个集体”，劳改营的人数众多的管理人员才能把犯人的思想意识改造过来。“从低级形式——集体责任到高级形式：荣誉的事业，光荣的事业，豪迈和英雄主义的事业！”（我们时常责骂我们的语言，说它一个世纪比一个世纪黯然失色。可是你仔细想想——不！它越来越高贵了。先前是怎么说的？用马车夫的话，叫做“缰绳”吧？可是现在——－“传动带”！先前叫做“连环保”，散发着一股马厩的味儿。可是现在——“集体责任”！）

“作业班是进行再教育的基本形式”（一九三三年德米特拉格内部命令）。“它意味着对集体的信任，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但在封建制度下是完全可能的：村里一个人有了过失，把全村的人都扒光了抽鞭子！然而听起来毕竟是高贵的：对集体的信任！）“这还意味着劳改犯人在再教育工作中的主动性！”“这表示个人从集体中获得的心理上的充实！”（且慢，且慢，你们听听都是些什么词儿！他这一个“心理上的充实”就感动得我们鼻子发酸，喉咙哽噎。有学问的人毕竟不一样！）“集体能够提高每一个犯人的人类尊严（不错！不错！）的感觉，从而免除实行精神镇压手段的必要！”

你瞧，在阿维尔巴赫之后三十年，关于作业班我也不得不说三两句话了。我只说说那里到底是什么情形，因为人们对它做了完全另一样的、完全歪曲的解释：“作业班是共产主义对于惩罚学的主要贡献（这点倒是说得不错，阿维尔巴赫也是这么说的）……这是一种在无情的强迫共生中一同生活、工作、吃饭、睡觉和受难的集合体。”

啊，如果没有作业班，劳改营的日子还是可以熬下来的！没有作业班，你是一个个体，你自己选择行为的路线。没有作业班，你至少可以高傲地死去，在作业班里连死也只许你以卑劣的方式，只许你肚皮贴地。首长、领班、看守员、押解员——所有这些人你都能躲得开，能偷偷找出一小会儿休息时间，这里偷个懒，那里耍个滑。但是那些传动带——本班的伙伴，你可是躲不开，逃不脱，也得不到他们半点宽恕的。你没有法子不想干活，你没有法子由于意识到自己是政治犯而宁愿饿死也不去上工。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只要你走出了营区，在出工登记簿上记了帐——全作业班今天完成任务的总数就不是除以二十五，而是除以二十六了。整个作业班的百分数将可能由于你的原故从百分之一百二十三降低到百分之一百一十九，从高产班的伙食降低为普通伙食。每人都将失去一块小麦面做的甜面包，都将少领一百克普通面包。同伴们会比任何看守员更好地监视你！班长的一只拳头给你的惩罚会比整个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更能使你清醒。

这就是所谓“在再教育中的主动性”！这就是所谓“个人从集体平获得的心理L的充实”！

今天这在我们眼里像明镜似地清楚，但是当年在伏尔加运河工地上，组织者们本人还不敢相信他们是找到了一个多么结实的脖套。作业班在他们那里是偏居末位的，只有劳动集体被理解为最高的荣誉和鼓励。甚至到了一九三四年的五月，德米特罗夫劳改营里还有一半犯人是“无组织的”，劳动集体……不接受他们，只许他们去参加劳动组合，而且也不是全体：不要神甫，教派分子以及一般的信徒。（如果放弃宗教——按所能得到的好处，是值得这样干的！——那就允许加入，但有一个月的试验期！）“五十八条”也开始被勉勉强强地接受加入劳动集体了，但是也只要那些刑期在五年以下的。劳动集体设有主席和委员会，还享有全不受拘束的民主：集体的全体大会只有得到文教科的准许才能召开，而且必须有连（对了，还建立了连队！）教育员在场。不用说，集体的伙食要比落后分子们好一些：营区内的菜园子拨给最优秀的集体（不是分给个人，而是按集体农庄的方式——用于补贴公共伙食）。集体划分为若干小组，只要有一点空余时间，他们要不就搞生活检查，要不就是讨论盗窃和浪费公家财产的问题，要不就是出壁报，要不就讨论违犯纪律的问题。在集体的全体大会上一连几小时地板着脸研究这样的问题：怎样改造懒汉沃夫卡？装病者格里什卡？集体本身也有权力开除自己的成员以及申请取消他们的折减。但是更厉害的是，管理当局有时候解散整个的集体，因为它们“继续着犯罪的传统”（大概是对集体生活不感兴趣吧？）。然而最有意思的还是集体的定期清洗——清除懒汉、不够资格的分子、说闲话的（他们把劳动集体说成是互相告密的组织）以及混进来的阶级敌人的代理人。例如，发现了什么人进了劳改营以后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个出身而进的劳改营）——现在对他进行痛斥并且清除出去——当然不是清除出劳改营，而是清除出劳动集体。（噢，现实主义美术家们！噢，请画出这样一幅作品：《劳动集体中的清洗》！这些剃光的脑袋，这些戒备的表情，这些疲惫不堪的面孔，这些勉强遮身的褴褛——还有这些穷凶极恶的发言人！。如果谁对于想象感到困难，那么在自由人中间也能找到类似的典型。请听吧：“事先把清洗的任务和目的传达到每一个劳改犯。然后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在群众面前汇报自己的情况”

还有揭发假突击手呢！还有选举文化委员呢！还有对扫盲学习成绩不好的人的申斥呢！还有扫盲课程本身：“我一们一不一是一奴一隶！！奴一隶一不一是一我一们！”还有歌曲呢！

这一片沼泽和泥洼的王国，

将变成我们幸福的故乡。

或者是迸发自内心的业余创作的歌词：

即使用最美好的歌曲，

也说不尽，也唱不完

世界上最奇妙的国家，

我们美丽的家园。这一切照劳改营里的说法，就是“唧唧喳喳学鸟叫”。

噢，它们能把你搞得这么难受，以至当你回想起库里尔科骑兵大尉，回想起简便近捷的处决之路，回想起索洛维茨的坦率的无法无天，不由得要洒下留恋的眼泪。

天哪！你要我们把这一段历史淹没在哪一条运河的河底呢？

第四章　群岛在硬结

历史的钟声铛铛地报着时辰。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及中监委一月全会上，脑子里正盘算着在这个国家里还要一次又一次地搞掉多少两脚动物的具体数字的伟大领袖宣布，列宁如此许诺的、人道主义者们如此企盼的“国家的消亡，不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削弱，而将是通过它的最大限度的加强来实现，它的加强是为彻底消灭垂死阶级的残余所必需的……”（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而由于那些残余在濒临自己的末日的时候“诉诸于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动员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而落后阶层的帽子又是可以扣在任何一个不属于垂死阶级的人的头上的，——所以“我们要迅速地，无需造成特殊死伤地消灭这类分子”。（如何才能“无需造成特殊死伤”，大恩人没具体说明。）

这种如此出人意料之外的天才论断，并非任何一个脑袋瓜子都有本事装得进去的。但是有维辛斯基坚守着自己的打下手的岗位，他立刻接茬做了如下的发挥：“这还意味着，要通过劳动改造机构的最大限度的强化。”

通过监狱的最大限度的强化进入社会主义！——这可不是某一份幽默杂志的俏皮话，这是苏联总检察长的言论！所以说“刺猬皮手套”在没有“刺猬”的时候就已经缝好了。

第二个五年计划，有谁还记得（我们国内谁也不记得什么事情！记忆是俄罗斯人最薄弱的一环，特别是对坏事的记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许多光辉灿烂的（至今也没有完成的）任务当中还有一项这样的任务：“铲除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就是说，这项铲除的工作也需要在一九三八年完成。请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吧，靠什么才能把它们这样迅速地铲除掉呢？

“在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刻，苏联的剥夺自由场所不仅丝毫没有丧失其意义，而且变得更为重要。”（科甘做出劳改营不久将消失的预言还不到一年。但是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一月全会嘛！）“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劳动改造机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作为镇压机关，作为强制和教育（强制已经摆在首位了）手段的作用必须更加增长和加强。”（不然的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们干什么去——喝西北风吗？）

谁能责怪我们的先进理论落后于实践呢？所有这一切都是白纸黑字印出来的。只怪我们当时还不会读。一九三七年的大清洗，人家早就公开地有言在先，并且想好了理论根据。

但是一九三七年群岛实际出现了什么情况？在和维辛斯基协调一致的努力下，群岛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它的人口大幅度地上升了。但和普遍流行的概念相反，人数的增加远远不仅是靠一九三七年从外面抓的人：而是因为“特别移民”变成了犯人。他们是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嚼剩下来的渣子，是那些竟能在泰加森林里、冻土地带上活下来的人们，是那些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没有牛，没有家什，没有工具的人们。全仗农民的体质结实，没死绝的人还剩下几百万。被扫地出门的人们居住的“特别村”现在已不复存在了，——但这并不是由于把他们分别送回了原地，或者让他们自由了，不，是把这些村子整个划进了古拉格。这些村子四周围上带刺的铁丝网（如果原来没有的话），变成了劳改点（整个诺里尔斯克综合劳改营就是这样形成的），过后有人被押解到其他劳改营，已经是当犯人了（孩子们被送到儿童院）。这一增加可就是几百万——又是农民大军啊！一九三七年涌向群岛的大潮主要是这一批人。虽然那年在农村没像城里那样大把抓人（不过也明显地扫到了），——但见到的人们记得，总体上说，群岛居民中农民成分变得很稠密了。

群岛巨人般地成长了——但它的管理制度还能不能变得更加残忍呢？原来是可以的。

那些花花草草的小玩艺儿一下子被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揪个精光。劳动集体？禁止！还发明了些什么花样？劳改营内的自我管理？除了作业班，再没什么好东西！还有什么政治谈话？停止！犯人们来这里是干活的，不一定要懂什么事。在乌赫塔提出了“消灭最后一个‘小车厢”’的口号？政治错误！怎么？要我们把他们安置到弹簧床上？就让他们在“小车厢”里挤挤吧，而且每间工棚里的人数还要加倍！折减？这是首先该取消的！你们想让法庭白干吗？已经给了折减的怎么办？宣布无效（一九三七年）！有一些劳改营里还允许接见亲属吗？统统禁止！有一所监狱里把一个神甫的尸体交给了外面的人，以便让他们去举行葬礼吗？你们这是发了疯！你们这是在为反苏示威提供借口。对有关人员必须严惩，以做效尤！要向他们讲清楚：死者的尸体是属于古拉格的，而坟墓纯属机密。为犯人举办的职业技术训练班该怎么处理？解散！谁要他们在外头的时候不学呢？什么……全俄中执委的指示？哪一个全俄中执委？是加里宁签署的？……我们不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我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等这些人出去了，让中执委自己去教他们吧！进度表和图表？从墙上撕下来！把墙刷白！当然不刷白也行。这是一张什么表报？发给犯人的工资？是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通令，按国营工业相应级别工人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发给？住口！扯掉！我们要停发你们自己的工资！犯人，还要给钱？没有枪毙，他们就该感激不尽了。一九三三年的劳动改造法典？压根忘掉它！从所有的劳改营保险柜里把这个文件剔除！“一切违反全苏劳动法典的措施……必须征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同意”？莫非要我们上门去找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会算得了什么？吹口气它就没了！第七十五条——“从事较重劳动时口粮应相应增加”？倒——转——来！变为从事较轻劳动时口粮相应减少吧。就这么办。不会浪费资金。

洋洋数百条的劳动改造法典就象被鲨鱼吞进了肚里，不仅以后二十五年谁也没有见过它，就连这个名称也没有留下一点影子。

他们把群岛摇晃了一下，结果断定，早在索洛维茨的时代，特别在修筑运河的时候，整个劳动营的机器就松散到了不能容许的程度。于是现在便着手消除这些松弛的地方。

首先，警卫工作就完全不像个样子。这根本不是一些劳改营：了望塔上只在晚间才有哨兵；门房里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不带武器的值勤员，如果跟他说好话，还能让你短时间出入；营区里面允许用煤油灯；几十名犯人只有一个带枪的兵押着上工。现在，沿着营区拉上了一排电灯（使用政治上可靠的电工和发电工）。警卫队的持枪人员得到了战斗条令和军事训练。警犬、饲养员、教练员列入了不可缺少的编制之内，这方面还有单行的条令。劳改营终于获得了十足现代化的即我们现在知道的面貌。

劳改营管理制度中有多少日常细节被卡紧了，被磨尖了，在这里是列举不完的。发现还有一些外面的人可以借以窥探群岛的小洞。马上掐断了这些联系，堵死了这些小洞。还剩下了个什么“监督委员会”之类的东西，也被赶走了。

本书没有别的地方能够说明这是一个什么东西。那么就让我在这里为好奇者做一大段注解吧。

虚伪的资产阶级社会想出来这样一个名堂，就是对监禁场所的状况和感化囚犯的过程应当实行社会的监督。在沙皇俄国有“监狱监督协会”，宗旨是“为了改善囚犯的肉体和精神状况”，有“监狱慈善事业委员会”和“囚犯保护协会”。而在美国监狱里，二十和三十年代的由各界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已经享有广泛的权利：它甚至有权提前释放（不是提出申请，而是直截了当地释放，木经过法院）。不过，我们辩证的法学家们一针见血地反驳说：“不要忘记他们的委员会是由哪些阶级组成的，他们采取的决定都是符合于本阶级的利益的。”

在我国则大不相同。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下达的关于建立首批集中营的第一个“临时指令”就规定了要在各省的惩治处下面设立分配委员会。它们的任务是根据早期的俄罗斯联邦制定的七种剥夺自由的形式分配所有的已决犯。这项工作（类似代行法院职能）是那样重要，以至司法人民委员在一九二0年的报告里把分配委员会的活动称为“惩治工作的神经”。这些委员会的构成是反映了高度民主精神的，例如一九二二年它是一个三人小组：省内务局局长、省法院主席团成员和本省剥夺自由场所的负责人。后来增补了省工农监察院和省工会理事会各一人。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上头对它们已经很不满意了：它们对阶级异己分子适用了提前释放和优惠待遇。“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径”。为此分配委员会就在那个大转变的一年被撤销，代替它的是监督委员会，各地方委员会的主席由审判长担任，成员是劳改营营长、检察长和社会各界的一名代表——即看守工作者、民警、区执委和共青团的代表。我们的法学家们多么一针见血地反驳说，不要忘记它是由哪些阶级……哦，对不起，这话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方面交给监督委员会的任务是处理折减和提前释放的问题；全俄中执委（不对了，该叫国会才是）方面交下来的任务是督促生产财务计划的完成。

就是这样的一些监督委员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头也被驱散了。坦率地说，犯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为了这个损失叹过一口气。

既然已经提了个头，顺便再说两句关于阶级的话。我们常提到的那本《文集》的作者之————舍斯塔科娃根据二十和三十年代的资料“做出一个奇怪的结论，即资产阶级监狱和我国监狱里犯人的阶级成分十分相似”。她本人也感到吃惊的是，两种地方关押的都是……劳动阶级。嗯，这里当然存在某种辩证的原因，不过她没有发现罢了。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对于这个“奇怪的相似性”稍有破坏。当时有大批身居国家高位的人涌进了劳改营。但是这比例很快又拉平了：所有那些战时和战后的人数达到好几百万的“水流”——全都是属于劳动阶级的成分。

顺便谈谈劳改营的“法朗吉”，虽然其中已经闪烁着社会主义的光辉，但为避免和“弗朗哥”念混起见，仍在一九三七年被更名为“大队”。劳改营的行动科原来对一般劳动和生产计划还是要买帐的，现在具有了独立的领导地位，可以对任何生产工作，任何专业编制置之不顾了。诚然，他们没有撤消劳改营内的文教科，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通过它便于收集小报告，传眼线来汇报情况。

于是在群岛四周降下了一道铁幕。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和军士，谁也不能通过劳改营门房随意出入。一种十分协调的秩序建立起来了。犯人们自己不久以后也觉得劳改营就应该是这个模样。这也就是本书这一部将要描写的样子。那些红布条条已经不挂了，劳动已经多于“改造”。

狼牙这时候才测了出来！群岛的无底洞这时候才张开了大口！

“拿罐头盒子给你当鞋穿，你也得去上工！”

“枕木不够用——我拿你们铺上去！”

西伯利亚运送“五十八条”的闷罐列车，这时候每隔两节车皮的顶篷上就架着一挺机关枪。沿途需要下车的时候，为了便于更牢靠地看守，把他们赶进建筑工地的基坑里去，叫他们在那里等着。这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第一枪之前，整个欧洲还在跳狐步舞。在这时候的马里因斯克分配站（马里因斯克各劳改营的营内递解站）里面，虱子都来不及掐死，而是用蒿草扎的小条帚从衣服上往下扫。爆发了一场伤寒病瘟疫，短期内就有一万五千具死尸扔进了万人坑。尸体蜷曲着，一丝不挂。为了节约，连家里穿来的衬裤也从他们身上剪下来。（关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中转站里的伤寒病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

前一时期的成果中，只有一样东西古拉格没有丢开，那就是对流氓盗窃犯的鼓励。劳改营里的全部“制高点”更加彻底地交给了盗窃犯。更加经常地唆使盗窃犯欺压“五十八条”，容许他们不受阻碍地抢劫、殴打和摧残这些人。盗贼们变成了营内警察和营内冲锋队员一类的人物。（战争年代在许多劳改营里完全取消了看守人员，把看守的工作委托给管理办公室——“母狗化的盗贼”，母狗们干得比看守还好，因为他们怎样动手打人都是不受禁止的。）

据说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在全内务人民委员部范围内下达了一项秘密指示：减少犯人数量！（当然不是采取把他们放走的办法。）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项合乎逻辑的指示，因为农、食、住的条件都跟不上。古拉格实在吃不消了。

正是在那时候，陪拉格病（即糙皮病或烟酸缺乏症）患者横七竖八地倒下溃烂。正是在那时候，押解队的队长们开始在磕磕绊绊地行进中的犯人们身上检验机枪试射的命中率。正是在那时候，每天早晨，值日员就要拖一堆死尸到门岗旁边，码到深上。

在科雷马，群岛的寒冷和残酷的“极地”，这个转折来得尤其剧烈，实在无愧于“极地”的特色。

根据伊万·谢苗诺维奇·卡尔普尼奇-布拉文（前第四十师师长和第十二军军长，不久前去世，留下一些未完成的和零散的札记）的回忆，在科雷马规定了严酷到极点的伙食、劳动和惩罚等方面的制度。犯人们饿到这个程度，以至于在扎罗斯施泉，他们把一匹七月天放了一个多星期、发着臭气、爬满了苍蝇和蛆虫的死马都吃掉了。在乌金内金矿，犯人们吃掉了半桶给手推车上油用的滑润剂。在梅尔加，人们象野鹿一样啃地衣充饥。大雪封了山口以后，远地的金矿上每天只发给一百克面包，而且从来不补发欠下的口粮。大量的走不动路的垂死者由另一些浮肿得还不像那么利害的垂死者用雪橇拖着去上工。落后就要挨棍子，被狗咬。在零下四十五度的露天里干活，不许生火取暖（但允许盗窃犯烧火）。卡尔普尼奇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零下五十度用一根两米长的钢钎子进行“冷式人工打眼”，用雪橇运走所谓“泥炭”（含着碎石和圆石的泥土），每辆雪橇由四个人拖（它是用带皮的圆木做的，上面的车斗是用未加工的背板钉成的）。第五个人是“贼催办”，跟在后面。他是“对完成任务负责”的，专门用“制子”揍拉雪橇的人。对于完不成定额的（什么叫“完不成定额”？要知道，“五十八条”完成的工作量总是被盗窃犯们偷去算在自己帐上），劳改点长官泽尔金采取这样的惩罚办法：冬天，在工作面上把他们剥个精光，浇凉水，然后让他们跑步回劳改营；夏天——也是剥光衣服，把他们双手反背捆到一根树棍上，然后把这些被连在一起的人拉出去放在一团乌云似的蚊群下面。（旁边的警卫站在防蚊罩里面。）当然也采取用枪托揍、投进隔离室等简单的办法。

在梅尔加（艾里根劳改营的附属“独劳点”），在嘎夫里克当点长的时候，对完不成定额的女犯们，这类惩罚要缓和一些：不过是冬天住不生火的帐篷（但是可以跑出来，围着帐篷跑步），在蚊子成群的割草期，是一座毫无防护的用树条编的窝棚（斯利奥斯贝格）。

有人会反驳说，这里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任何发展；他们会说，这不过是从大喊大叫的强调教育的运河工地重新回到不遮盖的索洛维茨而已。且慢！也许这竟是黑格尔的三段式？索洛维茨一白海运河一科雷马？正一反一合？否定之否定，但获得了更丰富的内容？

就拿“死亡马车”来说，好像在索洛维茨就未曾有过吧？根据卡尔普尼奇的回忆，这是在马里斯内泉（在斯列德涅康大路六十六公里处）发生的事。长官对于完不成定额的现象容忍了整整十天。在第十天头上才把他们关进隔离堂吃惩戒口粮，然后又带他们去上工。但是有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仍完不成定额，那就要请他坐坐“马车”了。这是一个装在拖拉机拖斗雪橇上的5X3X1．8米的木笼，是用扒银子联接起来的粗糙的木头方子做成的。有一个小门洞，没有窗户，里面空荡荡，连扳铺也没有。到了傍晚，把那些已经陷入麻木状态、对一切都无所谓了的受处分的人从惩戒隔离室里带出来，塞进“马车”，挂上一把大锁，用拖拉机拖到离劳改营三四公里的地方，拉进一道峡谷。有些人在里面叫喊，但是拖拉机搞了钩，把它甩在那里一天一夜。一昼夜之后开锁，把尸体扔出来。暴风雪自然会把它们掩埋的。夏天在临时派遣点上，隔离室有时是在冻土里挖的一个坑（雅库特人在这样的坑里放心地贮存鲜鱼鲜肉）。上面用原木盖顶，如果挖得不深，人在里头挺不直身子，只能弯腰站着，浑身发麻。（自然是不可能坐下的。）

在南方管理局的派出独劳点上，对于未完成定额的惩罚更要简单些：独劳点点长格里戈里耶夫中尉拿着手枪到矿上去——在那儿每天毙掉两三个没完成定额的人（托马斯·斯戈维奥的回忆）。

科雷马管理制度严酷化的外部标志是加拉宁被任命为东北劳改营管理局局长，帕夫洛夫接替原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别尔津当了远北建设局局长。（顺便说一句，这完全是斯大林的多疑症造成的不必要的走马灯。老契卡人员别尔津为什么不能跟他的同伙们一样很好地为新的要求服务呢？难道他会有一丝一毫的手软吗？）

此刻取消了（“五十八条”们的）最后的公休日（一个月有三天，但不正常给，冬天计划完成情况不好时，根本不给），把夏季的工作回延长到十四小时。零下四十五度和五十度被认为是适合于劳动的温度，只是到了零下五十五度以下，才允许将劳动日“报废”。个别长官高兴起来，在零下六十度也有带犯人出去上工的（许多科雷马人根本不记得自己的独立劳改点上有过什么温度计）。在戈尔内金矿上，把拒绝上工者用绳子相到雪橇上（又是对索洛维茨的剽窃），拖到工作面上去。在科雷马还形成了这样的规矩：押解队的任务不仅是看管犯人，而且还要对犯人们完成计划的情况负责，因而不能打瞌睡，必须不停地督促他们干活。

还有坏血病，用不着当官的动手，也可以把人们大批地消灭。

但是这一切还显得太少，还不够制度化，犯人的数量还减少得不够。于是开始了“加拉宁的枪杀”，即直接的屠杀。有时候是在拖拉机马达轰隆声的掩盖下，有时候连这也不用。许多劳改点是以枪杀和万人坑闻名的：奥罗图坎、波利亚尔内泉、斯维斯托普利亚斯、安努施卡等等都是，连杜克恰国营农场也是。但是这方面顶有名的要算左洛基斯蒂金矿（劳改点长是彼得罗夫，行动特派员是泽林科夫和阿尼西莫夫，矿长是巴尔卡洛夫，区内务处处长是布罗夫）和谢尔潘金卡。在左洛基斯蒂，大白天把一些作业班从工作面带出来，当下就一个个地枪毙。（这并不代替夜间的枪决，那事仍然照办不误。）尤格劳改营长尼古拉·安德列维奇·阿格拉诺夫每次到那里去，总喜欢在早晨出工时挑选出一个犯了点什么错误的作业班，命令把它带到一边去，然后亲自用手枪朝这些惊恐万状、挤做一团的人们射击，同时快乐地大喊大叫。尸体不掩埋，到了五月间它们开始腐烂，那时就召集一些还活着的老弱病残把它们埋起来，为此他们可以得到加码的口粮，甚至包括酒精。在谢尔潘金卡，每天在隔离室附近的凉棚下面枪杀三十至五十人。事后用拖拉机挂斗雪橇把尸体拉到山岗后面。拖拉机手、尸体搬运工和掩埋工住在一座单独的棚屋里。加拉宁被枪毙后，他们也都被枪毙了。那里还有另一种技术：把犯人蒙上眼睛带到一个很深的探井旁边，直接朝他的耳朵或者后脑勺开枪。（没有人提到曾有过什么反抗。）谢尔潘金卡后来被闭封了，把那座隔离室以及一切与枪杀有关的显眼的东西都彻底平毁了，连那些探井也都填死了声那时，在没有进行枪杀的那些金矿上，经常当众宣读或者张贴出一些通知，上面用大号字印着姓名，用小号字印着处决的理由：“进行反革命宣传”，“侮辱押解队”，“不完成定额”。

枪杀的工作有时候停顿一阵，因为开采黄金的计划眼看完不成，而他们又不能从结冰的鄂霍茨克海上运来新的犯人。（科诺年科在谢尔潘金卡等待枪毙等了大半年，结果还是活下来了。）

此外，严酷化还表现在添加新刑期方面。梅尔加的加夫里克办理这件事的场面颇为壮观：前面是高举火把（北极的黑夜）的骑士，后面是用绳子牵着走的犯人。他们就是这样前往区内务处（三十公里）去办理新案的判决手续。另一些劳改点的做法完全是例行公事：登记科从卡片柜里把原判的短暂得不合理的刑期届满的那些人挑出来，一次叫来八十至一百人，给每个人再添上十年就算完事（P·B·列茨）。

我实际上是把科雷马排除在本书的范围之外的。科雷马在群岛中等于一个单独的大陆，它有资格得到单独的记述。并且科雷马也是“很走运”的：在那里活下来一个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他已经写了很多东西；在那里活下来了叶夫根尼娅·金兹布尔格、O·斯利奥斯贝格、H·苏罗夫采娃、H·格兰金娜和其他一些人，他们也都写了回忆录。我只允许自己在这里引用几行B·沙拉莫夫关于“加拉宁的枪杀”的描写：

“一连好几个月，白天黑夜，在早晚点名的时候，宣读着数不尽的枪决命令。在宣读每一个命令之前和之后，由普通犯组成的乐队冒着零下五十度的严寒吹奏庆贺曲。冒烟的汽油火把撕破了黑夜……用卷烟纸打印的命令蒙上了一层霜。宣读命令的什么首长时而用手套掸掉纸页上的雪花，以便认出和喊出下一个被处决者的姓名。”

“群岛”就是这样结束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且，自然喷，进入了社会主义。

战争的开始使劳改营的头子们受到震动：战局的发展一开头大有导致整个群岛彻底毁灭之势，说不定还会导致雇主们要在雇工们面前承担责任。根据不同劳改营的犯人们的印象，可以判断，事件的这种趋向在主子们中间引起了两种不同的表现：一部分明智一些的或者胆子小一些的放宽了管理制度，说话的口气变得几乎和蔼可亲，特别是在战事失利的几个星期。至于改善伙食或生活待遇，他们自然是无能为力的。另一部分比较顽固比较狠毒一些的则相反，他们对“五十八条”的待遇变得更加严厉，更加凶猛，好像决心要在这些人获得任何一种释放之前置他们于死地。在大部分劳改营里甚至没有向犯人们宣布战争的开始——这是我们对保密和说谎的难以克服的癖好！只是到了星期一那天，犯人们才从免除看管的犯人和自由人那里听到这件事。即使是安了广播喇叭的地方（乌斯特维姆以及科雷马的许多地方）在我方战事失利的整个期间也把它废置不用了。在前面说过的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突然禁止了给家里写信（但可以收信），亲属们以为他们一定是在那里被枪毙了。在某些劳改营里（本能地预感到未来政策的趋向！），开始把“五十八条”与普通犯分开，关进特别的警戒森严的隔离区。在了望塔上架设了机关枪，甚至在队前公开地这样说：“你们在这里是人质！（刺鼻的国内战争时期的气味！这个字眼是多么难以忘记，多么容易回想起来！）——如果斯大林格勒失陷，就把你们统统枪毙。”土著们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清询问前方的战况：斯大林格勒是挺着呢还是已经被人家撂倒了？在科雷马，把德国人、波兰人以及“五十八条”当中一些显眼的人物也都集中到这样的特别区。但是他们不久以后就开始（一九四一年八月）慢慢地释放波兰人。

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在群岛上的所有地方（一经拆阅了战争动员令）都停止了“五十八条”的释放。甚至有把已获释的人从半道上截回来的。六月二十三日在乌赫塔有一批获释者已经走出了隔离区，正在等火车，忽然一支押解队把他们赶了回去，并且还骂骂咧咧地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仗才打起来的！”卡尔普尼奇六月二十三号早晨接到释放通知书，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走出门房，就被他们把通知书骗回去了；“拿出来看看！”他拿了出来——结果在劳改营里又留了五年。这算是——“留待接获特别指令后办理”。（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在许多劳改营里连去登记科询问何时释放都不许。原因是战后有一段时期群岛上人手不够，甚至莫斯科已经批准了释放，而许多地方管理局却发布自己的“特别指令”，阻止劳动力外流。E·M·奥尔洛娃就是这样被阻留在卡尔拉格，母亲临死前也没能赶去见一面。）

从战争一开始（大约也是遵照上面提到的动员令的安排），劳改营伙食定量就减少了。食物本身也一年比一年坏：蔬菜被饲料萝卜代替，代替麦片的是箭笞豌豆和麸子。（科雷马是靠美国供应的，那里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白面包。）但是在重要的生产部门，由于囚犯们体力衰弱而使产量下降的情况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至他们认为还是恢复战前定量比较有利。许多劳改营的生产单位获得了国防订货，这类小厂子的善于经营的厂长们有时候居然能想到办法从副食基地上多给犯人们供应一些食物。有的地方发工资，但按照战时市场上的价格，这点钱（三十卢布）一个月还买不到一公斤土豆。

如果问一个战时的劳改犯：他的最高、最终并且完全达不到的目标是什么？他会回答你：“饱饱地吃上一顿黑面包，死也甘心了。”战争期间在劳改营里埋的死人决不比前线少，只不过是没有受到诗人们的歌颂而已。科莫戈尔在“弱劳力小队”里劳动，一九四一至四二年的整个冬天都在干这样一种轻活；把两具赤裸的尸体交错着装进四块板钉的棺材匣子，每天装三十匣。（显然是一个靠近城市的劳改营，因此才需要装匣子。）

战争的头几个月过去了，全国已经适应了战时生活的步调：该打仗的上前方去了，该留下的在后方泡着，该当官的在那里领导并且在喝完了酒以后把脸洗得干干净净。劳改营里也是如此。原来全是一场虚惊，一切都还是稳稳当当的。一九三七年上紧的发条，今后还是照样有劲。那些一开头曾在犯人面前巴结讨好的人现在变得跟凶神恶煞一样，什么没边没沿的事都能干得出来。现在他们看出了，劳改营生活的形式一旦正确地确定了下来，一百年以后也会是这样的。

劳改营历史上的七个时代将会在你们面前彼此争论，它们之中哪一个最使人受罪？现在请你们注意听取一下战争时代的情形。有这种说法：谁在没战争时期服过刑，谁就不知道劳改营的滋味。

请看看一九四一至四二年冬季的维亚特卡劳改营的一个劳改点的景况：仅仅在工程技术人员的工棚和机修车间里还有一点生命微微地发着热气，其余的工棚里是一片冰冻的坟地（而维亚特卡劳改营的任务恰恰是为彼尔姆铁路采伐木柴）。

这就是战时的劳改营：更多的劳动和更少的食物和更少的燃料和更坏的衣服和更残暴的法律和更严酷的惩罚……但这还不是全部。犯人们本来就被剥夺了外部的抗议权，而战争连内心的也剥夺了。任何一个躲在后方的带肩章的无赖都指手划脚地教训他们：“你们知道前线是怎样在死人吗？……你们知道外头的人是怎么在干活吗？列宁格勒人领的是多少口粮？……”犯人们内心也没有什么话可反驳。的确，在前线，人们躺在雪地里死去。的确，在外头，人们被榨出了最后一把力，并且还挨着俄。（自由人的劳动火线跟任何劳改营都不相上下。从农村里动员一些没出嫁的姑娘到所谓“劳动火线”上去，让她们干伐木的活，一天七百克面包，拿洗碗水当汤喝。）的确，列宁格勒围困期间发的口粮比劳改营的禁闭室口粮还少。在战争期间，群岛这一块癌肿瘤变成了（或者冒充为）似乎是俄国身体里的一个重要的有用的器官，它好像也在为战争服务呢！胜利也要依靠它！这一切给铁丝网上的铁丝，给指手划脚的首长公民洒上了一片虚假的和开脱的光辉。而当你做为它的一个腐烂的细胞死去的时候，你甚至失去了临死前咒骂它一句的快乐。

对于“五十八条”说来，战时劳改营最叫人难受的地方就是随时会给你缠上第二个刑期，这比悬在头上的任何斧子都更利害。行动特派员们因为担心被送到前线上去，就在他们安了家的边远地区，在各个采伐派遣点，接二连三地破获有世界资产阶级参与的阴谋、武装暴动和大批越狱的计划。像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营长莫罗兹一类的古拉格头目特别鼓励自己劳改营内部的侦审活动。在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里，“为唆使越狱”、“为怠工”的死刑及二十年徒刑的判决书多得整麻袋地往外倒。还有多少人，连审判也不需要，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星辰的起落：西戈尔斯基“惹恼了斯大林——于是一夜之间在艾尔根捉了三十名波兰妇女，运到别处去枪毙了。

有许多犯人——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这是真事——从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起就提出上前线的申请。他们尝过了最恶臭的劳改营的猪狗食，而现在却请求派遣他们上前线去保卫这个劳改营的制度，并且为了它情愿到惩戒连里去送死！（“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将回来服完我的刑期……”）今天正统分子们向我们保证说，当时申请上前线的是他们。也有他们（以及没有枪毙完的托洛茨基分子），但是并不太多：他们大部分被安插在劳改营的某些安静的场所（靠了劳改营的共产党员首长们的照顾），在那种地方他们可以思索、议论、回忆和等待。要知道，在惩戒连里是活不了三天以上的。这样的申请并不是基于思想意识，而是发自心灵。俄罗斯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宁愿死在干净的田野里，不愿死在霉烂的小屋里！松快一下；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不低人一等的人。摆脱这里的永恒的走投无路的感觉、新刑期的纠缠、无声无息的灭亡。有的人想的还要简单，但是绝非可耻：死还是后头的事，可是眼下就给你发军装，让你吃饱喝足，上火车，可以从车厢里往窗外看，可以在车站上和姑娘们逗笑。而且这里面还包含着一种好心的宽恕：你们对我们这么坏，可是瞧瞧我们是怎样对待你们的！

然而进行这种多余的对调——把一些人从劳改营运到前线，再把一些人从前线运进劳改营——对于国家没有任何经济的和组织的意义。每个人的生与死的圈子都是划定了的；一旦被划分到山羊群里，那就该做为山羊而死掉。有时候吸收刑期不长的普通犯上前线，不是放进惩戒连，而是编入普通的作战部队。有时候也吸收“五十八条”，但很不常见。一九四三年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舒诺夫从劳改营里被送到前线，可是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又带着附加的刑期回到了劳改营。他们都是有了记号的。部队里的行动特派员给他们缠上新刑斯比给新人容易得多。

但是劳改营当局对于这种爱国激情也不是完全不看在眼里。这些标语口号在伐木场上不很适用，但是你不妨听听：“保证出煤超计划——为列宁格勒送光明！”“用迫击炮弹支援近卫军战士！”——据目击者们说，这些话是扣人心弦的。阿尔谢尼·法尔马科夫，一个老成持重的人，讲过他们的劳改营当时是怎样地陶醉于支援前方的工作，他打算把这些情形描写出来。犯人们要求为命名为“治达人”的坦克纵队募捐，但未获准许，他们感到这是莫大的屈辱。

至于奖赏，那是众所周知的，战争结束不久就宣布了：对逃兵、流氓、扒手是大赦，对“五十八条”是送进特种营。

战争越接近尾声，对“五十八条”的待遇越残酷。还用到治达和科雷马等远地劳改营去找例子吗？就在莫斯科近郊的霍夫里诺，差不多是在市区之内，有一个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总务局的破破烂烂的小厂子，它附设着一座严管劳改营。在这座营里当头的是马穆洛夫。此人有无限的权力，因为他的兄弟是贝利亚的秘书处长。马穆洛夫想要什么人就能从红色普列斯尼亚递解站要来什么人，爱在自己的小小的劳改营里规定什么制度就能规定什么制度。例如，犯人接见亲属（莫斯科近郊的劳改营一般都准许接见亲属），他让他们隔着两道铁丝网见面，和在监狱里一样。他这个劳改营里的宿舍，实行的也是监狱里的规则：有许多通宵不关的明亮的灯泡；对犯人睡觉的情况进行不间断的监视，不许人们在寒冷的夜晚把棉坎肩压在身上（把这样做的人叫醒）；他这个营里的禁闭室除了干净的水泥地以外一无所有，这也和正经的监狱里一样。但是，如果除了他规定的惩罚之外并在执行这个惩罚之前，他本人没有亲自动手把受罚的人打得脸青鼻肿的话，任何一种惩罚都不能给他带来快感。在他的劳改营里还实行着由看守人员（男性）对四百五十人的女犯工棚的深夜突击检查。他们粗野地吼叫着突然闯进工棚，命令：“站在床边！”没有穿好衣服的妇女们赶快爬起来，看守员们以搜出缝衣针和情书所必需的一丝不苟的精神搜查着她们的身上和她们的床铺。发现谁有一件违禁品就要关禁闭。上夜班的时候，总机械师办公室主任什克林尼克在各个车间来回巡视。他像大猩猩似地弯着腰，只要发现谁打瞌睡，脑袋冲了个吃几，用手捂了捂眼睛——马上抄起钢坯、手钳、废铁朝他猛扔过去。

这就是霍夫里诺的劳改犯们以他们支援前线的工作（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生产迫击炮弹）争取来的管理制度。为转入军火生产做好工艺安排的是一名犯人工程师（可惜已经回忆不起他的姓名，但他当然是不会泯灭的）。他还建立了一个设计室。他是根据五十八条服刑的，属于马穆洛夫最讨厌的决不放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的那一种人。对这个坏种虽然不得不暂且容忍一下，但是我们这里决没有不可代替的人！当生产已经走上轨道以后，就在一个大白天，当着科室人员的面（是故意当着他们的面！有意让他们知道，有意让他们去张扬！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才能讲得出来），马穆洛夫带着两个帮手闯进这个工程师的办公室，拽住他的胡须，撂倒在地上，用皮靴踢得鲜血直流，然后押送到布蒂尔卡去接受为他的政治言论而判处的新的刑期。

到这座可爱的小劳改营去，从列宁格勒车站“乘郊区电气列车只需走十五分钟。不是辽远的地方，却是悲惨的地方。

（新入狱的犯人被分到莫斯科近郊的劳改营，总是死赖在这里不想离开，如果他们有亲戚在莫斯科的话。即使没有亲戚也一样：总归觉得你不是掉进了那个有去无回的辽远的深渊。在这里你毕竟是站在文明世界的边缘。但这是自我欺骗。这里连伙食一般地也比其他地方坏些——因为他们算计到大多数犯人都能得到外面送进来的牢饭。这里连床单也不发。而主要的是永远弥漫在这些劳改营空气中的叫人心烦意乱的关于往远地遣送的“茅房小道消息”。生活好像站在锥子尖上那样岌岌可危，连一天也不能保险能在同一个地方过完。）

群岛的各个岛屿就在这样的模型中硬结着，但是不要以为它们在硬结的同时不再扩散出癌细胞。

一九三九年，芬兰战争爆发前，古拉格的母校索洛维茨由于距离西方太近，因而便通过北方海路转移到叶尼赛河口，在那里并入了正在建立中的话里尔斯克劳改营，这个营很快达到了七万五千人。索洛维茨这块肿瘤的恶性程度是这样严重，当它临死的时候还产生了最后一次转移，而且是怎样的转移啊！

“群岛”对杳无人迹的哈萨克斯坦荒原的征服属于战前年代。卡拉干达劳改营群的巢穴像章鱼一样朝四面伸展，把增生力极强的癌细胞远远地散布到水中含亚铜毒的哲兹卡兹甘，到莫因蒂，到巴尔哈什湖。哈萨克斯坦北部一带，劳改营网也在撒开。

在诺沃西比尔斯克省（马里因斯克劳改营群），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坎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群），在哈卡斯，在布里亚特一蒙古，在乌兹别克斯坦，甚至在戈尔那亚琐里亚，增生物都在渐渐地肿大。

被“群岛”所宠爱的俄罗斯北方（乌斯特维姆拉格，内罗勃拉格，乌索里拉格）以及乌拉尔（伊甫杰里拉格），癌细胞的增生一刻也没有停顿。

上面的名单仅是挂一漏万。当你看到北方的“乌索里拉格”这个字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在伊尔库茨克的乌索里耶地方也有一个劳改营。

简单地说，没有一个省，不管是切利亚宾斯克省还是古比雪夫省，没有繁殖出自己的劳改营群。

把日尔曼族人迁出伏尔加流域之后，便开始采用一种建立劳改营群的新方法：把若干整个的村庄原封不动地划进隔离区——这就变成了农业劳改地段（卡梅申市和恩格斯市之间的卡明斯克农业劳改营）。

我们为本章的许多遗漏之处恳请读者原谅。在“群岛”的整整一个时代的长河上，我们只架设了一座脆弱的小桥——这是因为更多的材料没有来到我们手上。而通过广播电台征求材料，我们又做不到。

纳夫塔利·弗连克尔这颗血红色的星宿这时又在“群岛”的天际划出了一个神秘的圆圈。

专整自己人的一九三七年也没有饶过他：当时他已经是贝阿拉格的长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再一次被关进了他已经领略过滋味的卢宾卡，作为对他的功劳的酬答。但是弗连克尔的渴望效忠之心并未厌倦，英明导师求访效忠者的心也没有厌倦。可耻的和接连失利的对芬战争开始了，斯大林发现了自己没有准备好，投到辽远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军队没有供应线。于是他想起了很有办法的弗连克尔。亲自召见：要求他马上，在凛冽的严冬，不做任何准备，在一无计划二无仓库三无汽车路的条件下，在卡累利阿建成三条铁路——一条与前线平行，两条是后方运输线，并且必须在三个月之内建成，因为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跟芬兰这么一只小哈巴狗磨烦这么长时间是很丢人的。这纯粹是童话中的情节：坏国王命令坏魔术师去做一件完全做不到和不可想象的事。社会主义的领袖问道：“能做到吗？”兴高采烈的商人和外币投机者答道：“能！”

但是这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1）使他完全脱离古拉格，建立一个新的犯人帝国，新的自治群岛古尔热代斯——铁道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任命他——弗连克尔为这个新群岛的主人；

2）他所选中的一切国内资源都应归他使用（这已经非白波运河可比了！）；

3）在大会战阶段，古尔热代斯还要退出有着麻烦的核算制的社会主义体系。弗连克尔的任何开支都不需要报帐。他不架设帐篷，也不建立劳改点。他那里没有任何口粮规定，不分“桌”，不分“灶”。（按不同待遇等级分“桌”和“灶”的一套办法是他首创的！天才的法则只有天才才能取消！）他把最好的食物、皮袄、毡靴成堆成难地卸在雪地里，每一个犯人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只有马合烟和酒精掌握在他的助手们手里，只有这些东西才需要靠劳动表现去挣来。

伟大的战略家同意了。于是古尔热代斯成立了！群岛被劈成两半了吗？不，群岛只是更强大了，规模倍增了，它将更迅速地接管这个国家。

弗连克尔的卡累利阿铁路终于没有赶上使用：斯大林匆忙地以和局收兵了。但是古尔热代斯日益巩固和生长。它不断地接到新任务（已经有了正常的核算和手续）：与伊朗边境平行的铁路线，然后是由塞兹兰到斯大林格勒的沿伏尔加河铁路，然后是从萨勒哈尔德到伊卡尔卡的“死亡之路”，特别是贝阿干线：从泰谢特到布拉茨克以远。

进一步说：弗连克尔的思想还使古拉格本身的发展获得了更丰富的内容：按经济部门管理系统建立古拉格的必要性得到了承认。就跟人民委员会是由各人民委员部组成一样，古拉格也为自己的帝国建立了各部：木材劳改营管理总局，工业建设总局，矿山冶金工业劳改营管理总局。

这时候战争开始了。这些古拉格的各部全都疏散到了不同城市。古拉格本身撤到了乌发市，古尔热代斯到了维亚特卡。各个省城之间的联系已经不像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辐射状的联系那样可靠，因而战时的整个上半期古拉格好像分解了：它已经不操纵整个群岛。群岛国的每一州的地界分别归入内迁到该地的各总局的管辖。于是坐镇在基洛夫市的弗连克尔便得到了管辖整个俄罗斯东北部的大权（因为那里除了群岛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然而如果谁把这个局面看成是罗马帝国的解体，那就错了——这个帝国在战争结束后将会聚合成一个更为强大的整体。

弗连克尔不忘旧时的友谊；他把布哈尔采夫——他革命前在马里乌波尔办的黄色报纸《一戈比》的编辑——叫来，让他在古尔热代斯里面担任了一个重要职位，而此人的共事者们或者早已被枪决或者早已流散到各地。

弗连克尔的杰出才能不仅表现在经商和组织工作方面。好几排数字他只需过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来。他喜欢夸口说，他能记住四万名犯人的面孔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父名、条款和刑期（在他的劳改营里有这个规矩，当高级首长走过来的时候，犯人要报告这些事项）。他从来不要总工程师。他看到呈阅的铁路车站设计图，就急于在里面发现错误，一旦发现，他就会把这张图纸揉成一团，朝部下的脸上摔过去，并且对他说：“你应当明白，你是一头驴，不是设计师！”他的话声带着难听的鼻音，语调一般是平静的。弗连克尔身材矮小，带着铁道将军的羊羔皮高筒帽，蓝项，红里子。在各个年代一直穿着军服式的弗列奇上装。这种装束表明他是国家领导干部同时又表明他不是知识分子。他像托洛茨基一样，永远住在列车里，经常巡视分散在各地的建设战场。从群岛上著的简陋环境里被召到他的车厢里来开会的人们见到维也纳式的椅子，软垫的家具，都深感惊讶，因而在他们的首长的申斥和命令面前更加不胜惶恐了。他本人可从来没有走进过任何一间工棚，没有闻过那里的恶臭，他过问和要求的只是工作。他特别喜欢半夜打电话给工地，借以维持关于他从来不睡觉的传说。（不过，在斯大林时代许多大官们也习惯于这么干。）

他此后再也没有被关过。他成了卡冈诺维奇的负责铁路基建工程的副手。五十年代以中将的军衔，在高寿、尊荣和安闲中死于莫斯科。

我的感觉是——他痛恨这个国家。

第五章　群岛的根基

在我国的远东曾有一座城市，它有一个颇带忠君色彩的名字——太子城。革命把它改名为自由城。城里原来的居民——阿穆尔哥萨克——都被驱散了，变成了一座空城。需要有人住进去。于是迁来了新居民：犯人们和看管他们的契卡人员。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劳改营（贝阿拉格）。

所以说，象征是自然地从生活中产生的。

不能把劳改营仅仅当作是我国革命后生活的一个“阴暗面”。它们的规模使它们成为不是一个“面”，不是一“侧”，而几乎成为一切事件的肝脏。我国最近的五十年很少在哪方面像在这方面一样把自己显示得如此彻底，如此淋漓尽致。

正如任何一个点都是由至少两条线的相交形成的，任何一个事件都是由至少两种必要性形成的一样，我们走向劳改营制度的原因，经济需要是一个方面；但是如果只有这一个因素，也可能把我们引向“劳动军”，可是它偏巧与幸好已经形成的劳改营理论根据相交了。

两者一相交，就长在一起了；如挥榫入槽，如凸入凹。结果就诞生了群岛。

经济需要的表露，向来是公开而贪婪的；一个决心在短期内（事情的四分之三就在于期限，就象在白波运河工程中一样！）不要外援而强大起来的国家，需要的就是符合以下条件的劳动力：

甲、廉价到极点的，而最好是免费的；

乙、在生活上没有要求的，可以在任何一天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的，没有家庭牵连的，不要求事先安排好的住处，也不要求学校、医院，而且在一段时间之内连厨房、洗澡房都不要求的。

要获得这样的劳力，只有采取吞下自己的儿子的办法。

理论上的根据，如果不是早在上一世纪就开了头的话，恐怕未必能这样有把握地在这些忙乱的年代里形成。恩格斯补充研究出来，人类的出现不是随着道德意识的产生，也不是随着思维的形成，而是随着偶然的和无意义的劳动：猴子拿起了一块石头——一切便由此开始了。而马克思，当他涉及到较近时期（《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也以同样的自信宣称，使罪犯（诚然，他指的是刑事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学生们会把政治犯当做罪犯）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仍然不是独自的思考，不是道德上的自我反省，不是悔过，不是忧愁（这些全属于上层建筑！），而是生产劳动。他本人生来没有拿起过一把丁字镐，到死没有推过一辆独轮车，没有采过煤，没有伐过木，我们不知道他劈劈柴怎么样，——但是竟然把这些写到了纸上，而纸张竟然没有表示反抗。

而对于他的门徒们说来，现在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强迫犯人每天劳动（有时候每天十四小时，像在科雷马的工作面上）是合乎人道的并且会导致他的改造。相反，把他的监禁局限于监狱的牢房、小庭院和菜园子，提供他在这些年内读书、写作、思考和争论的机会——则意味着“使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引自上面说过的那本《批判》）。

诚然，在十月革命后的大忙时期曾顾不上这个精微的道理，当时觉得干脆枪毙更加人道。那些没有被毙掉而是被关进最早的集中营里去的，不是为了去改过自新，而是为了使他们不能为害，为了单纯的隔离。

原因是当时也有一些学问家如彼得·斯图奇卡留在那里研究刑法理论，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苏俄刑法指导原则》里对刑罚这个概念本身给予了新的定义。其中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断，刑罚既不县报在（工农国家对犯罪分子不进行报复），也不是赎罪（不可能存在任何个人的罪，只存在阶级的因果关系），而是保护社会制度的防卫措施，即社会保卫措施。

一旦被认定是“社会保卫措施”，那就不言而喻地要按照战争的方式行事了。或者枪决（“社会保卫最高措施”），或者关押在监狱里。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改过自新”的思想似乎有点暗淡了，尽管党的八大在同一个一九一九年提出了这样的号召，而主要的是弄不明白：如果不存在罪，那要改正什么？阶级的因果关系是改正不了的呀？

这时候国内战争结束了。一九二二年制定了第一批苏维埃法典，一九二三年举行了“惩治劳动工作者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拟制了新的《刑事立法基本原则》——它成为一九二六年新的《刑法典》的基础（这个法典在我们脖子上套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而那个新发现的概念，即不存在“罪”也不存在“罚”，只有“社会危险”和“社会保卫”，却保留了下来。

当然这样比较方便。这个理论允许把任何人做为人质，做为“可疑分子”（列宁打给叶夫盖尼娅·博什的电报）加以逮捕，甚至把整个的民族以其有危险性为理由加以流放（这样的例子是大家知道的）。但必须是一个第一流的杂技演员才能在干这一手的同时还能创立和保持油光锃亮的改造罪犯的理论。

然而，杂技演员有了，理论也有了，并且劳动营本身也确确实实地改称为……改造营了。我们甚至可以引证大量的言论：

维辛斯基：“整个苏维埃的刑事政策建立在镇压与强迫原则和说服与再教育原则的辩证的（！）结合上。”“一切资产阶级的惩治机关都是竭力用造成肉体和精神痛苦的办法‘烦扰’罪犯（要知道，他们是想“改造”他们呀）。”“与资产阶级的刑罚不同，在我们这里，使犯人受到痛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他们那里似乎也不是目的，也是手段。——作者注）。我们的目的在于真正的改造，要使从劳改营里出来的人都成为有觉悟的劳动者。”

听明白了吗？尽管也强迫，但我们终归是在改造他们（原来也是通过痛苦！）——只是不知道需要改造什么。

但是马上在紧挨着的一页我们发现：

“劳动改造营利用革命的暴力使旧社会的犯罪分子局限化和不能为害。”（一直说“旧社会的”！到一九五二年还会说“旧社会的”。坏事全推给狼吧，毛病全推给旧社会吧！）

那么关于改造再没有说一句话吗？我们仅仅是使他们局限化和不能为害吗？

有，在同一（一九三四年）年，他还提到：

“镇压加教育一切可以教育的人这个两位一体的任务。”

可以教育的。这说明：改造不是对全体而言的。

这个不知道从哪儿引来的现成的用语从此就在那些次一等的作者们笔下满天飞了：“改造可以改造的分子”，“改造可以改造的分子”。

可是那些不可以改造的呢？扔进万人坑？扔上“月球”？（科雷马）扔到施米特航道下面“？（诺里尔斯克）

维辛斯基的法学家们站在一九三四年的高度，连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典》也责怪起来，说它具有“只讲改造的错误观点”。因为这个法典一点也没写到消灭。

谁也没有许过愿说将要改造“五十八条”。

因而我把本书的这一部定名为“劳动消灭……”，正如我们亲身体会到的那样。

如果法学家们的那些言论彼此对不上号，那就请把斯图奇卡从坟墓里叫出来，把维辛斯基拉来，让他们自己去弄个明白。这不能怪我。

我只是现在坐下来写书的时候，才决定去翻翻老前辈们的大作，而且也是靠了好心人的帮助，因为这些书是你从哪儿也搞不来的。在披着肮脏破烂的劳改营囚服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还有这种书。至于我们的全部生活原来并不是由营长公民的意志而是由某种传奇般的犯人劳动法典规定的——这不仅对于我们这些人是一个模糊的传闻，是所谓“茅房小道消息”，而且连独劳点长，少校，也决不会相信。这些书是工作用的内部出版物，从未在私人手里停留过。它们今天是在古拉格的保险箱里保留着还是已经被当作危害性作品烧毁了——这种事谁也不知道。在“文教之角”的墙上没有张贴过其中的摘录，从木制的讲坛上没宣布过其中的数字。哪儿写着一天该工作几小时？一个月该有几天公休？有劳动报酬吗？对残废有什么规定？算了吧，如果你提出这些问题，连自己的伙伴们也会哄笑起来。

知道和读过这些人道的文字的人是我们的外交家。他们多半在国际会议上还拿着这本小书摇晃过呢。那还用说！你瞧，我刚刚搞到一点摘录，就已经热泪盈眶了：

——一九一九年的《指导原则》：既然刑罚并非报复，那就不应带有任何虐待的性质；

——一九二0年：禁止使用“你”字称呼犯人。（可是，请原谅我的用词，可是……X你嘴巴”这话按规定能说吗？）；

——一九二四年劳改法典第四十九条：“监管制度必须排除任何虐待的现象，绝对禁止：手铐、禁闭室（！）、严格单身监禁、剥夺食物、隔着铁栅会见亲属。”

好，够了。其它指示用不着写了：这些对于外交家已经够用，而对古拉格本来就没有用。

一九二六年的刑法典里就曾有过一个第九条，我偶然地知道了并且把它背熟了：

“各项社会保卫措施不应具有造成肉体痛苦或侮辱人格的目的，并且不负有报复和惩罚的任务。”

说的多么清楚！我平时喜欢在合法的范围内在首长们身上拧一把，时常向他们劈里啪啦地念一遍这个条文，而我们的这些保护者却只能又惊异又生气地瞪大眼睛。有的是干了二十来年的老家伙，准备拿退休金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第九条，·其实他们连法典也没有在手里拿过。

哦，“从头到尾是一个明智的、有远见的、有人情味的管理机构”！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莱波维兹访问了古拉格以后在《生活》杂志上是这样写的：“犯人在服刑期间保持着个人尊严的感觉。”——这就是他的理解和见闻。

哦，有着这样一位洞察一切的蠢驴充当法官的纽约州是多么幸福啊！

你们这些吃得饱饱的、信然自得的、目光短浅的、不负责任的带着笔记本和圆珠笔的洋大人啊！从那些早先在克姆城当着劳改营长官的面向犯人提问题的记者们开始，直到如今，你们想炫耀自己对于屁也不懂的事情的理解的虚荣心，给我们造成了多少损害！

人的尊严！谁的？是那个不经法庭就被判罪的人吗？是那个在火车站上被逼迫着屁股坐在烂泥里的人吗？是那个在看守员公民的皮鞭的呼啸声中用手指头抠起尿湿了的泥土并把它捧走以免关禁闭的人吗？是那些作为很大的荣幸取得了给劳改点点长公民洗衣服、喂猪资格的有教养的妇女们吗？只要点长打一个醉醺醺的手势，她们就得做好任人摆布的姿势，以免第二天被派到一般劳动中去送死。这是她们的尊严吗？……火，火！树枝劈啪作响，深秋的夜风扇动着篝火的火焰。营区一片昏暗，火堆旁边只有我一个，我还可以去拿一些木匠的碎木头来添火。这个营区是受优待的，优待得我好像和在外面差不多。这是一个“天堂岛”，是最受优待时期的马尔芬诺“沙拉什卡”。没有人监视我，没有人叫我回监室去，没有人把我从篝火旁赶开。我用棉背心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在强劲的秋风下面终究是相当冷的。

可是她——已经在大风里不知道站了几个钟头，两手垂直，低着头，一会儿啜泣，一会儿无声地僵立着。有时又苦苦哀求：

“首长公民！……求您愿谅！……求您原谅，我再也不敢了……”

大风把她的呻吟送到我的耳边来，好像她就在我的耳朵边上呻吟一样。首长公民正在门卫室里生炉子，不理不睬。

这是和我们毗邻的劳改营的门卫室，那个营里的劳改犯每天到我们这边来敷设水管，修理一座破旧的神学院校舍。两个营之间隔着好几道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在离那个门卫室只有几步远的地方，在明亮的路灯下面，垂头站着一个受罚的姑娘，冰凉的风扯动着她灰色的劳动裙子，吹在她裸露的腿上和只扎着一条薄头巾的头上。白天她们在我们这里挖地沟的时候，天气还很暖和。当时有一个姑娘滑下一条深谷，爬到符拉迪金诺公路那边去，逃跑了——警卫队笨手笨脚，而公路上跑着莫斯科的市内公共汽车。当发现了这件事，已经逮不到她了。发出了警报，来了一个凶恶的黑脸少校，吼叫着宣布，如果找不到女逃犯，要罚全劳改营一个月不许会见亲属和接受食物包裹。女作业班长们也气势汹汹，也都在吼叫。特别是其中的一个，恶狠狠地转着眼珠子说；“把这该死的丫头捉住才好！让他们用剪子——咔嚓！咔嚓！——在队前给她剃光头！”（这不是她的发明，在古拉格就是这样惩罚女犯的。）可是这个姑娘却叹了口气说：“能让她替我们在外头逛逛也好！”看守员听见了——于是她就受到处罚：全体都带回营里，就留她一个人在门卫室前面“立正”。这是下午六点的事，这会儿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她想跺跺脚暖和一下，门卫值班员伸出头来喊了一声：“立正站好，妈的X……，小心挨揍！”现在她不动弹了，只是哭：

“原谅我吧，首长公民！——放我进营吧，我不敢了！……”

但是即使在营里也不会有人对她说：圣徒！进屋来吧！

这么长时间不放她，是因为明天是星期日，用不着她去上工。

她是一个淡黄色头发的、傻乎乎的没有什么文化的小丫头。为了一团什么轴线被关进来的。小妹妹，你说出了一种多么危险的思想啊！他们想让你一辈子记住这个教训。

火，火！……当我们打仗的时候，曾凝望着篝火，想象着一种什么样的胜利会来到……风从篝火里卷出没有烧尽的带火星的种子荚。

我向火和你，姑娘，许下诺言：全世界将读到这一切。

这发生在一九四七年的年末，十月政变三十周年的前几天。地点是在刚刚庆祝了自己的残暴行为八百周年的我们的首都莫斯科。离全苏农业展览馆两公里。离奥斯坦金诺农奴艺术与工艺博物馆还不到一公里。

农奴！……许多人［批到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出现这个比喻，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农奴制与群岛，不是在个别特征上，而是在两者存在的基本含义上是相同的：它们都是以强迫和无情的方式利用成百万奴隶的无偿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群岛的土著每周有六天，而常常是七天，要出门去服只能带给他们疲劳而不能带给他们任何个人收益的劳役。既没有从五天中留出一天，也没有从七天中留出一天给他们去干自己的私活，因为他们的生计是靠发放“月粮”“维持的——这就是劳改营的口粮。他们也正好是分为劳役农奴（甲组）和直接为地主（劳改点点长）和领地（营区）服务的家奴（乙组）。只有那些已经根本不能爬下炉炕（板铺）的，才能被承认是有病的农奴（丙组）。同样存在着对犯过错者（丁组）的刑罚，只是有这样一个区别：地主为了本身的利益，施行惩罚时造成的劳动日损失较少——只限于在马厩里用鞭子抽打，他没有禁闭室，而劳改点点长却遵照国家规定的细则把有罪者放进惩戒隔离室或严管工棚。

跟地主一样，劳改营长可以要任何一个奴隶充当自己的家仆、厨子、理发匠或者侍从小丑（如果他高兴，可以凑集一个农奴剧团），可以指定任何一个女奴充当自己的管家、侍妾或女仆。跟地主一样，他可以肆意胡闹，任性撒野。（希姆基劳改营营长沃尔科夫少校看到一个犯人姑娘在太阳下面晒干洗头后披散的亚麻色的长发，不知为什么心头火起，简短地命令了一句：“剃掉！”于是这姑娘马上被剃了光头。一九四五年。）不管是地主或是劳改营营长，在主子换人的时候，所有的奴隶们都是恭顺地等待着新主子，猜测着他的习惯，并且预先就归顺了他的权力。由于无法预知主人的意志，农奴很少考虑自己的明天——犯人也是一样。农奴役有老爷的准许不能娶妻——犯人更是只有在首长照顾的情况下才能搞一个劳改营里的老婆。正如奴隶的命运并不是农奴自己选择的因而他的产生不能怪他一样，犯人的命运也不是由他自己选择的，他落进群岛也是由于纯粹的天命。

俄罗斯语言早已识别出了这种相似性：“给‘人们’吃过了吗？”“把‘人们’派去干活了吗？”“你有多少‘人们’？”“派个‘人’给我！”人们，人们——这是说的谁？从前关于农奴是这样说的。现在关干犯人也是这样说的。然而关于军官，关于领导人就不能这样说——“你有多少人们？”，谁也不会懂。

但是会有人反驳说，和农奴的相似点毕竟不算多。差别更多一些。

我们同意：差别更多一些。但是奇怪的是所有的差别都表明农奴制的好处，所有的差别都表明古拉格群岛的不好处！

农奴劳动的时间不多于从日出到日落。犯人——摸黑开始，摸黑结束（而且还并不一定能结束）。农奴的礼拜天是神圣的，还有东正教的十二节日、本地教学节日、圣诞节至主显日之间的若干天（他们要化装游逛呢！）。犯人在每一个星期日之前都要嘀咕：会给还是不给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节假日（就像伏尔加河水没有公休日一样）：这些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带来的搜查和特殊措施的痛苦超过节日本身的好处（而且有一部分人年复一年地正好在这些日子里被关进禁闭室）。农奴的圣诞节和复活节则是真正的节日；他们完全不知道什么下工后、清早和半夜的搜身（“在铺边站好！”）。农奴们住在固定的农舍里，认为它是自己的。天黑睡下———在炉顶的炕上，在炉顶的高板床上，在长凳上——的时候知道：这地方是我的，早先在这儿睡，以后还在这儿睡。犯人不知道明天他将在哪一座工棚里（甚至下工回来的路上，也拿不准今天是不是还在那儿睡）。他没有“自己的”板铺，“自己的小车厢”。人家赶到哪儿算哪儿。

劳役地租制农奴有的有自己的马，自己的木犁、斧、镰、纺锤、树皮编的筐篮、盘碗、衣裳。连家内农奴，据赫尔岑所写的，也总有几件多余的衣服，他们可以当作遗产留给亲近的人，这些东西从来是不会被地主没收的。而犯人却必须在春天交回冬装，在秋天交回夏装。在清点时把他的背囊抖得干干净净，每一件多余的衣服都没收归公。一把小刀子，一只饭钵子都不许他占有，而活物里头只准许有虱子。农奴总能抽空下个鱼篓子，捞几条小鱼。犯人只能用勺子从菜场里捞鱼。农奴要么有一头叫“布辽奴施卡”的小母牛，要么有一只母羊，几只母鸡。犯人的嘴唇从来也沾不上一滴牛奶，而鸡蛋几十年也见不到一只，见到了恐怕都不认识是什么东西。

俄罗斯经历过整整七个世纪的亚细亚式的奴隶制，但是在大部分时间内不知道饥饿为何物。“在俄罗斯没有饿死的！”—一谚语这样说。而谚语都不是瞎诌出来的。农奴是奴隶，但是肚子是饱的。而群岛却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残酷的饥饿的压迫下生活。为了从垃圾箱里拣来的一只小鲜鱼尾巴，犯人们之间能干起架来。过圣诞节和复活节，即使最不中用的农奴庄稼汉也能用成猪肉开斋。但是劳改营里头等的干活的好手也只能得到家里寄来的咸肉。

农奴们是一家一户在一起生活的。把一个农奴卖出去或交换出去而使他骨肉分离被公认和宣告是野蛮行为。俄国的民众文学对此一贯表示愤慨。曾有过成百的——一就算是成千的（未必！）农奴被迫与家庭分离。但决不是成百万。一个犯人从被捕的头一天就离别了家庭，而有一半的情况是永远回不来了。如果儿子和父亲（如我们从维特科夫斯基那里听到的）或妻子和丈夫一起被捕，那么顶要紧的是千万不许他们在同一个劳改点相遇；如果他们偶然碰到一起了——尽快把他们分开！对于那些在劳改营里发生了短暂的或真正的爱情而相好了的男犯和女犯，也是一样，赶紧用禁闭室惩罚他们，拆散他们，分别送到不同的地方。即使我们最多情善感的作家女士，如沙金娘或代丝，也未曾为此在小手绢上洒过一滴无声的泪珠。（这是因为她们不知道。或者是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把农奴们由一处迁徙到另一处不是急如星火的：允许他们打点自己的家什，收拾自己的动产，然后安安稳稳地坐上大车迁到十五或者四十俄里之外。但是劳改营的起解却是像疾风暴雨一样向犯人袭来的：只是为了把物品交还劳改营，才给二七分钟，十分钟，然后他的整个生活就要被折腾个底朝天，被运到天涯海角的什么地方，也许是一去不返。一个农奴的一生中很少遇到一次以上的迁徙，经常是在原地定居。而没有经历过递解的群岛土著，你却找不出一个。许多人竟迁徙过五次，七次，十一次。

农奴有的可以挣脱出去，改交代役租，他们可以远远地搬到可恶的老爷的鞭子莫及的地方，做买卖，发财致富，像自由人一样地生活。但是连免除看管的犯人们也照样住在营区里，一大早就要拖着吃力的步子到押解队驱赶着大队所去的地方上工。

家奴多数是卑鄙无耻的寄生虫（“家仆是下流谬种”），是靠劳役农奴养活的，但是他们至少自己还不管辖劳役农奴。使犯人感到加倍恶心的是，他们还要受到卑鄙无耻的杂役们的管辖和任意支使。

而且总的说，使农奴的整个境遇比较好过些的一个因素是地主不得不顾惜他们：他们是值钱的，是能用劳动给他带来财富的。劳改营的长官不会对犯人有半点顾惜；他们不是他花钱买的，不能把他们留给子女们当遗产，这批死了，还会送进另一批来。

不，我们不该拿我们的犯人去和地主的农奴相比。应当承认那些人的状况要安稳和人道得多。群岛土著的处境还大致可以和什么人相比？大约可以和乌拉尔的、阿尔泰的、汉尔琴斯克的工厂农奴相比。或者和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村居民相比。（有人连这也不赞成：那也太美了。在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村里还有大自然、家庭、节日。只有古代东方的奴隶制才是恰当的比喻。）

犯人比农奴优越的地方，只能想起一件事，只有一件事：犯人，尽管是十二至十五岁的少年罪犯，毕竟不是从出生之日起就登上群岛的。在入狱之前他毕竟是捞到过几年自由的！至于说到法院的有期判决比终身的奴隶地位优越，那就必须具备许多附带条件：如果刑期不是四分之一世纪——二十五年；如果条文不是第五十八条；如果不需要“等候特别指令”；如果不再缠上第二次的刑期；如果刑满以后不会自动地遣送到流放地；如果不会当上“二进宫”，马上又从外面抓回群岛来。附带条件多得如像围墙上的木桩。我们不禁回想起，过去的老爷们有时竟会因一时的高兴而赏给自己的农奴以完全的自由呢。

由于以上的原因，当“米哈伊尔皇上”在卢宾卡告诉我们一个流传在莫斯科工人当中的笑话：（联共[布］）的意思是“布尔什维克的第二次农奴制”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好笑，而是觉得有深刻的预见性。

共产党人曾为社会劳动寻找过新的刺激。起先以为这将是完全不图私利的自觉性和干劲。所以才这样急切地抓住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伟大的创举”。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新世纪的开端，而是革命的最后一代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的痉挛。从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材料里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许多党员企图逃避星期六义务劳动，只得实行了在党内登记卡上记载参加义务劳动情况的做法。这种激情又维持了十年，对共青团员和我们——当时的少先队员——还起作用。但是到了后来在我们当中也消失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到哪里去寻找刺激手段？金钱，计件制，奖金？但是这些东西散发着刺鼻的不久前的资本主义的气味，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等到出现了另一代人，这个气味才会不再使人不舒服，才会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被人心安理得地接受。

掏了掏历史大木箱的箱底，把那件马克思称为“超经济强制”的东西拽了出来。这个宝贵的发现在劳改营和集体农庄里毫不掩饰地露出了长长的獠牙。

后来出现了一个弗连克尔。好像魔鬼在滚开的锅里洒进迷魂药一样，他酒进了一个叫做“分级灶”的东西。

大家知道一句不知念过多少遍的咒语：“无论过去农奴制所依靠的棍棒纪律，还是现在资本主义赖以支持的饥饿纪律，在新的社会制度里都没有存在的余地。”

可是你瞧，“群岛”却实现了两者的巧妙的结合。

做到这一点总共只用了三个办法：1．分级灶；2作业班；3．两个管理班子。（但第三个管理班子是决不需要的。比如在沃尔库塔从来只有一个班子，事情照样进行得不错。）

群岛就是坐落在这三条鲸鱼背上的。

如果说它们是“传动带”，群岛就是被它们带着旋转的。

“分级灶”前面已经说过。这是面包和粮食的再分配办法，目的是要我国犯人拼老命、累断腰才能争取到他应得的平均口粮，而这个平均口粮只相当于寄生性社会里发给不做事的囚犯的数量。我国的囚犯要想达到自己法定的口粮标准，只能通过领一百克一块的奖励面包，并且必须被认为是一名突击手才行。如果完成任务超过百分之百，还可以得到多领几勺（从他嘴里克扣下来的）稀粥的权利。这真是关于人类天性的多么无情的学问哪！这些小块的面包，这些粗粮做的小馅饼和为挣得它们而耗费的体力是不能比的。但是人类因其永恒的灾难性的特点，不善于把事物和它的代价加以权衡。正如一杯廉价的优特加酒能叫一个为别人打仗的士兵前去冲锋和卖命一样，一个犯人也会为了这点微薄的施舍而从原木上滑下来浸泡在北方河流汛期的洪水里，或者在脱土坯时光着脚在冰水里和泥。他的这两只脚将来已经用不着在“自由的”土地上走路了。

然而这种撒旦发明的“分级灶”也并非全能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肯上钩。就象农奴们从前曾经悟出过“宁愿吃不饱，不想累断腰”这个道理一样，犯人们也明白了：在劳改营里并非低等口粮而是高等口粮才是一把杀人的刀。懒虫！笨蛋！麻木不仁的半动物！他们不想要补加粮！他们不想要这一小块用土豆、箭栝豌豆和水做成的有营养的面包！他们连提前释放也不想要了！他们连光荣榜也不想上了！他们不想站到整个工程和全国利益的高度，不想完成五年计划，尽管五年计划是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他们躲到矿井的隐秘角落，躲到建筑工地的各层楼板上去偷懒。他们高兴在黑洞里避雨，只要能不干活。

像雅罗斯拉夫尔城郊的砾石场这样一类大规模的劳动场面并不是经常能安排的：看守人员用肉眼全能望到的成百名犯人集中在一块不大的面积上，谁只要一停止动作，马上就会被发现。这是理想的条件：只要山头上那杆旗子不倒下，没有发出休息的信号，谁也不敢放慢速度，直直腰，擦擦汗。可是在其它的场合该怎么办呢？

想过了。想出了一个“作业班”。其家我们怎么能想不到呢？在我国，连民粹派也是想经过村社进入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是要通过集体。我们的报纸直到今天还是这么写的——“对于一个人，最主要的东西是劳动，而且必须是在集体中的劳动”！

在劳改营里正好是除了劳动之外一无所有，而且完全是在集体中的！这么说来，劳改营不正是人类的最高目标吗？最主要的东西不是已经得到了吗？

作业班怎样服务于其成员的心理上的充实、互相促进、互相监督和尊严感的提高——对这些我们已经有过一个说明的机会（第三章）。根据组成作业班的不同目的，还需要选定与此相适应的生产任务和班长（劳改营里的切口叫“疙瘩”）。班长必须能够在首长、看守、押解队不在场的情况下，利用棍棒和口粮驱使犯人干活，把作业班带起来。沙拉莫夫举出一些例子，在科雷马的一个淘金季节，一个作业班的全体成员死绝了好几轮，而作业班长还是原来的。在克麦罗夫劳改营里有这么一个叫别列洛莫夫的班长。他从来不动嘴，只用那根当做“制自”用的棍棒发号施令。这类人的姓氏可以占去本书的许多页，但是我没有去编录它。有意思的是，这一类的班长多半来自盗窃犯，不对，该说是来自流氓无产阶级。

然而，什么事情人们不能适应？如果看不到作业班有时候也成了土著社会的一个自然的细胞，如像狱外之有家庭一样，那会是我们的一个粗暴的忽略。我自己就见过这样的作业班，而且不止一个。诚然这不是所谓“一般劳动”的作业班，在那样的作业班里，必须有一些人死掉，否则其余的人是活不下来的。我所说的基本上是专业班；电工、车工、木工、油漆工。这些作业班人数越少（十至十二人），互相保护和互相支持的精神就表现得越明显。

为了带领这样的作业班和发挥这样的作用，需要有适当的班长，适度地残忍，熟悉古拉格的全部道德（不道德）规范，眼光锐利，在班内办事公道，有一套对付上司的练就了的方法——有的是用嘶哑的声音骂街，有的是偷偷摸摸地捣蛋；要使所有的杂役都怕你三分，不放过为自己的作业班多争一百克面包、一条棉裤、一双靴子的机会。但是也要和有势力的杂役拉好关系，可以从他们那里打听出劳改营里的新闻和动向。这一切都是他实行正确的领导所必需的。他必须十分了解各项工程以及有利的与不利的工段（并善于把相邻作业班——如果它存在的话——挤到不利的工段上去）。对于搞“图赫塔”（弄虚作假）的机会要有锐敏的眼力——能摸准在这五天里从哪方面容易搞，是在定额上还是在完成数上。当工地主任已经拿起漏水的自来水笔要在工作日报单里划“不合格”的时候，他要能够毫不动摇地维护虚报数字。要善于给定额员送“油水”。知道他的作业班里谁是眼线（如果不是过分聪明和有害，就让他继续干下去，否则就塞一个较差的去顶替）。而在作业班里，他永远知道对谁该用眼神鼓励一下，对谁该骂几句，今天给谁派的活应该轻一点。有这样的作业班长的这样的作业班，总是能严峻地相处，严峻地活下来。没有任何温情，但是也不会有人倒下来。我在这样的一些作业班长手底下干过——西涅布里亚科夫，巴维尔·波罗纽克。如果编一份这类人的名单，也会占许多页。根据听到的许多介绍，共同的一点是，这一类会办事的聪明的作业班长多半是“富农”的儿子。

可有什么办法？如果人家硬要把作业班当做一种生存形式强加给你，那有什么办法？总得设法适应吧？劳动使我们丧命，但是要想不丧命也只能通过劳动。（当然，这是可以引起争论的哲学。也许这样回答更对：用不着你教我按你要求的方式丧命，还是让我按我希望的方式去丧命吧。问题是人家横竖不会让你……）。

作业班长有时也会面临困难的抉择：伐木作业班完不成五十五方的日任务，班长是要去蹲禁闭的。不想蹲禁闭，就得把班员们往死里使唤。哪边厉害，就得朝哪边磕头。

两个管理班子对于劳改营的用处，就像铁钳需要有两个夹头。两个班子就象铁锤和铁钻，它们把犯人锻成国家需要的东西，一旦砸烂了就扫进垃圾堆。虽然单另为营区（即劳改营本身）维持一套管理班子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开支，虽然它常常由于愚蠢、任性和“警惕性”而阻挠、干扰生产施工的进行，但仍是照设不误，可见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失策。设置两个管理班子——这就是把一个折磨者变成两个，两者交替行动，互相竞赛，看谁能从一个囚犯身上榨取的更多而给他的更少。

一个班子手里掌握着生产、材料、工具、运输，只缺一样做不足道的东西——劳动力。这个劳动力每天早晨由押解队从劳改营里带出来，每天晚上带回营（或者是两班倒）。犯人们在生产班子手里的那十个或十二个小时之内，没有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必要。甚至如果他们在工作日之内倒毙了，两个管理班子都不会在意：死了人比板材被烧毁或亚麻子油被盗窃更容易报销。对生产班子说来，重要的是逼迫犯人在一天内多干些，在工作日报单里给他们少记些。因为生产中致命的超支和短缺总要找一条路于弥补：要知道，托拉斯、建筑器材局、工地主任、工长、总务主任、汽车司机都在偷。犯人们偷得最少，而且不是为自己（他们能拿到哪里去？），而是为本营的首长们和押解队员。更大的损失是漫不经心和考虑不周的经营管理造成的。此外，犯人对一切都不爱惜，也造成损失。弥补所有这些短缺只有一条路子——少付劳动力的报酬。

劳改营管理班子手里只有劳力“（此乃缩略语的杰作！），但这是决定性的因素。劳改营长官们就是这样说的：我们能卡他们（生产管理班子）的脖子，他们别处找不到工人。（在泰加森林，在荒漠里，哪能找到？）正因为如此，他们拼命想拿手里的劳力去多捞钱。这些钱固然也上交国库，但一部分留作本营的管理费用，作为对劳改营领导给犯人提供警卫（防止自由）、吃穿和精神折磨的酬劳。

正如我们的设计周到的社会制度中一贯的情形一样，这里也有两个计划对面顶撞：一个是要求把工资开支降到最低限度的生产计划，一个是要求从生产单位给劳改营搞来最大限度工资收入的内务部计划。旁观者会奇怪：为什么要使自己的计划发生冲突？噢，这里头大有文章！两个计划一冲突，就能把夹在当中的小人地挤扁。这一条原则的效力远远超出群岛的铁丝网之外。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两个班子互相间一点也不敌视，并不像你根据它们经常的争执和互相欺骗可能设想的那样。在需要把什么东西压得更扁的地方，它们彼此是贴得很紧的。尽管劳改营长是全体犯人的生身父亲，但是他永远会欣然地同意并签署一张证明犯人自己应对其致残负责而与生产单位无关的文书；他不会十分坚持应当发给犯人们工作服或者提出某个车间里没有通风设备。（没有就没有吧，有什么办法，是暂时的困难嘛，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是怎么过来的？……）劳改营管理当局从来不会拒绝按照生产管理当局的要求把态度不好的作业班长、丢失了铁锹的工人或执行命令不力的工程师关进禁闭室。在荒僻的新村里不正是这两个管理班子的成员构成了当地的“泰加森林工业地主”的上层社会吗？不正是他们的妻子们在互相串门作客吗？

如果工作日报单里仍是不断地搀进虚报，如果在日报单里写进挖掘和回填了一些在地面上从来没有张过口的地沟；修理了根本没有坏的暖气设备和机床；更换了还能用十年的完完整整的柱子，——那么做出这种事情甚至并不是由于不择手段地搞钱的劳改营管理当局的怂恿，而是犯人们（作业班长们、定额员们、工长们）自己干出来的，因为所有的国家定额都是这么回事；它们不是为地球上的现实生活规定的，而是为月球上的理想境界规定的。一个有献身精神、身体健康、吃饱了肚子、精力充沛的人都完成不了这些定额！还能要求一个受尽折磨、体衰力弱、挨饿和受压的囚犯办到吗？国家定额规定的生产率是地球上不可能有的，在这一点上有点像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卖不出去的书事后可以干脆粉碎造纸，而掩盖工业生产中的虚报就比较复杂。但并不是不可能！

经理和工地主任经常忙得团团转，注意不到和来不及发现弄虚作假。从自由人中雇佣的工长或是狗屁不懂或是喝得醉醺醺或是对犯人们存着善心（当然图的是遇到困难的时刻，作业班长会帮他们个忙）。再者——“超额奖已经吃掉了”，面包从肚子里掏不出来了。会计师的稽查和核算是以笨头笨脑闻名的，他们要迟上几个月或者几年才能发现虚报，那时为这个工程付的钱早就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办法只有把自由雇员中的什么人拉出来交法庭审判，或者暗中了结，把这笔帐冲销。

高层的领导在群岛底下竖了三根支柱：“分级灶”、作业班和两个管理班子。而第四根支柱，也是主要的支柱——弄虚作假却是土著们和生活本身竖立的。

要搞弄虚作假需要有魄力有办法的作业班长，但是更需要和更重要的是由犯人中任命的生产头目。工长、定额员、计划员、经济学家当中有不少这一类人，因为在那些辽远的地方找不来这么多自由雇员。一部分犯人在这些职位上得意忘形了，变得比自由人更残酷，践踏自己的囚犯兄弟，踩着尸体走向自己的提前释放。另一些人相反，他们保持着关于自己的群岛祖国的明晰的意识，在生产管理中引进了合理的温和措施，在生产表报中引进了合理的虚报成分。他们这样做是冒风险的：危险性不在于得到新刑期，因为套在脖子上的刑期本来已经够地道，条文也够结实，而是在于丧失自己的职位，惹恼上司，递解到更坏的地方，在那里无声无息地灭亡。但是他们仍然帮助自己的弟兄们活下来，从而更显出他们的坚毅和智慧的光辉。

例如，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弗拉索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谈到卡德案件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在自己漫长的刑期（他连续地蹲了十九年）中，他始终保持了同样的固执和自信，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他对加里宁及其赦免的嘲弄都是出于这种自信。所有这些年，即使当他饿得枯瘦如柴，在“一般劳动”中苦苦撑持的时候，他也未曾觉得自己是一头赎罪的羔羊，而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犯，甚至像他在推心置腹的谈心中所说的，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他的天生的精明的管理手腕补偿了他不完全的经济专业的学历。当他凭着这方面的才干担任各种生产杂役的职务时，他不单纯地谋求延缓自己的灭亡，同时也寻找机会修补一下整个这辆大车，以便自己的伙伴们拉得省力一些。

四十年代在乌斯特维姆的一个森林派遣点上（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管理体制与一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只有一套管理班子：劳改营自己进行伐木，进行统计和对森林工业部负责），弗拉索夫一身兼任定额员和计划员两个职务。他在那儿是个“大拿”。冬天，为了给那些辛勤伐木的人们一点支持，他总是给他们的作业班多记若干立方的产量。有一个特别严酷的冬季，伙计们拼死拼活才能完成百分之六十的任务，可是却能按照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标准拿到待遇。他们依靠提高的口粮谷过了一冬，保证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然而“放倒的”（在纸面上）的木材却迟迟运不出来，一些不好听的风言风语传进了劳改营长的耳朵。三月间他派了一个由工长们组成的调查组进林子，他们发现了八千方木材的缺额！气疯了的营长把弗拉索夫叫了去。弗拉索夫听完了说就：“首长，把这些家伙每人关五天禁闭吧。他们都是应付差事。他们懒得进林子，因为那儿雪深。请你再组织一个新的调查组，我当组长。”弗拉索夫跟自己的懂事的三人小组没有出办公室就编好了一份调查报告并且“找到”了所有欠缺的木材。营长安心了一段时间，但是在五月间又抓瞎了：木材运出来的明明很少啊，上头已经在问了。他把弗拉索夫找来。平时像个好斗的公鸡似的小个子弗拉索夫这时候连抵赖也不抵赖：木材根本不存在。“那你怎么能搞假报告，妈拉个X的？！”“怎么，是不是您想亲自去坐坐牢？要知道，八千方——这对于一个自由雇员是一张‘十元券’，对于一个契卡人员是‘五年’，”营长臭骂了一顿，但是现在惩罚弗拉索夫已经迟了；一切都要靠他。“那该怎么办？”“等所有的道路化开了再说。”所有的道路都化了，冬季道路不能走了，夏季道路还不能通行。这时候弗拉索夫送来一份无懈可击的详细报告，请营长签字并且往上送到局里。报告里说，由于去冬伐木成绩特别优异，有八千方木材未来得及由雪橇路运出。而现在通过多沼泽的林地已无法拖运。接着估算了铺设木排路所需要的开支，并且证明，现在运出这八千方的代价超过了它们本身的价值。而一年以后这批在沼泽里泡了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的原木已不符合交货条件，订货人将把它当做劈柴接受，管理局同意了这种有见识的论据。再说，这种论据对任何其他方面派来的调查组都是拿得出去的。于是就把这八千方冲销了。

这些树木就是这样被放倒、吃掉和冲销掉，然后又在那里傲然挺立，枝叶葱茏。不过国家为这些子虚乌有的木方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有限：只不过多发了几百块粘乎乎、湿渍渍的黑面包而已。被保存下来的千把棵树木和百来条人命也算不进收入项，因为这类财产在群岛是从来不记帐的。

准不是只有弗拉索夫一个人精于作假之道，所以从一九四七年起所有伐木场都实行了新制度：成立综合小组和综合作业班。现在伐木工和运输工合编为一个小组。作业班的产量不是以伐倒的原木计算，而是以运到河岸滑道，运到春季流送场的木材计算。

结果呢？现在弄虚作假吹台了吗？不见得！它甚至更盛行了！它被迫扩大了范围，靠它吃饭的工人数量也越来越大了。读者们若有不嫌烦的，请跟我们一道往深里瞧瞧：

1．从河边滑道以下，就不许犯人们跟着木材走了（在河面上由谁来押解呢？警惕性！），因此，自由人的“流送营业所”代表在河边从劳改营交货人（也就是各作业班）手里接受木材。这个代表一定是铁面无私吧？一点也不。需要照顾伐木作业班多少，劳改营交货人就会虚报多少，而营业所的代表则会全部认可。

2．原因在这里。流送营业所也需要养活自己的自由工人，他们的定额也是力不胜任的。所有这些不存在的虚报的木材，流送营业所也照样作为实际流送的数量记在自己的帐上。

3．在把各伐木段流送来的木材集中起来的总浮栅附近，有一个隼林场——就是把木材拖捞上岸的地方。这个活又是由犯人做的，他们还是属于同一个乌斯特维姆劳改营（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的五十二个岛屿分布在250X250公里的面积上。瞧我们的“群岛”怎么样！）。流送营业所的交货人心里有数：现在劳改营的接货人又会从他手里接回全部虚报数字：第二，是为了不出卖在河边滑道上交货的自家的劳改营，而第一，是为了用这同一的虚报数喂饱自己的干拖捞工作的犯人！（他们的定额也是异想天开的，他们也需要多弄一点面包头！）但这里的收货人已经需要为社会多流几滴汗了：他不能简单地按体积把木材接受下来，而要填写原木的直径和长度的明细表，包括真实的和虚假的。给你们饭吃的恩人原来在这里！（弗拉索夫也在这里干过。）

4．集材场以后是木材场，它把原木加工成锯材。做活的又是犯人。作业班是靠所加工的原木体积吃饭的，那些“富余的”虚报木材正好可以提高他们完成任务的百分数。

5.下一步是成品仓库。根据国家的定额，成品应占木材厂收到的原木的百分之六十五。从而虚报木材的百分之六十五也在虚无飘渺中进入了仓库（这类神话中的锯材也按品种造册：背板、制材；板厚，去边的，未去边的……）。码垛工也靠这些虚报数多捞一点口粮。

然后呢？弄虚作假到仓库就顶头了。仓库由武装警卫看守，不可能再有不受监督的“损失”。现在该由谁以及怎样为虚报数字负责呢？

这时候前来帮助弄虚作假这个伟大原则的是群岛的另一个伟大原则：橡皮原则，也就是因循拖拉的原则。虚报数字入了帐，就年复一年地转入下一年度。在这个群岛的荒野里，参加清点物资的都是自己人，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你也不能为了计数而亲手去把每块板子都倒一遍吧。幸运的是虚报数字每一年都有一些在库存“损耗”项下注销了。大不了是撤掉一两个仓库主任，调去做定额员的工作。可是靠这一手有多少人捞到一口饭吃啊！

他们还在这方面使劲：为用户把板材装车皮的时候（接货人不在场，按托运单把车皮甩到各地），把虚报数也装进去。这意思是多记装货量（请注意，这样一来搬运作业班也得到了好处）。铁路方面在车皮上打铅封，这跟他们没关系。过了若干时间在阿尔马维尔或者在克里沃罗格的什么地方，有人将打开车厢，把实际收货量记在帐上。如果欠装数是适中的，那么所有这些木方的差数都会集中在一栏里，报请国家计委去说明原因。如果欠装的数量太不像话，收货人将向乌斯特维姆劳改营提出索赔要求，但是这些索赔要求将和成百万份其他公文一起旅行，不定到什么地方就归了档，再过一段时间就无影无踪了。它们毕竟敌不过人们要活命的压力。（而任何一个阿尔马维尔都不会把一车皮木料退回发货单位：给多少就要多少吧。南方可没有木料。）

我们现在还应当指出，国家和森林工业部在他们的经济报告里都认真地利用着这些浮夸虚报的木材采伐和加工的数字。它们对于部里也恰好用得着。

但是最令人惊异的事情恐怕还是这个：既然木材转运的每一阶段在数量上都有虚报，似乎木材应当不够数才是。然而，集材场上的收货人已经把夏季的木材拖捞量多报了那么大的虚数，以至到了秋天流送营业所手里还有多余的木材积压在浮栅前面，动都没有动。不能让这些木材留在河里过冬，不然开春时还得叫飞机来把它们炸散。所以上面同意深秋时把这些已经没人需要的多余的木材顺流放进白海里去！

神吗？怪吗？妙吗？可这种事并不只发生在一地。翁日拉格的木料场上也经常剩下多余的木材。它们没有装运出去，可是在帐面上早已经没有了。某些木料场完全关闭以后的若干年内，附近劳改点里不断有人来找无主的干劈材，把这些去了皮的坑木放进炉子里烧掉。而为了采伐和制作它们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痛苦的代价啊。

为了使放排的自由人手里不多出来这些木材，——阿尔汉格尔州塔拉加劳改点派出一队一队的解除了看押的刑事犯，偷偷地拦截下他们的木排：也就是把劳改营采伐的但暂时落在自由人手里的木材偷给劳改营。每年计划生产的家具用的都是……偷来的木料。

所有这些只是为了要活命，而不是为了图财，更不是为了对国家进行抢劫。

国家决不应这样过分地凶恶——逼迫自己的国民去行骗。

这就是犯人们习惯说的一句话：没有“图赫他”（弄虚作假）和阿芒拿（硝氨炸药）修不成运河

这一切就是群岛的根基。

第六章　“拉来法西斯啦！”

“拉来法西斯啦！”“拉法西斯啦！”当我们的两辆载着三十名“法西斯分子”的卡车驶进新耶路撒冷劳改营”的四方形小院的时候，年轻的男女犯人们在营区里兴奋地奔走相告。

我们刚刚经历了一生中的重要时刻，这就是从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到此地的一小时的所谓“近距离递解”的旅程。尽管一路上我们的双腿蜷曲在车斗里，然而全部的空气、速度、色彩都是属于我们的。遗忘了的光彩夺目的世界啊！有轨电车是红的，无轨电车是蓝的，人群穿着白的和花的，当人们拥挤着上车的时候，他们自己能看到这些色彩吗？还有，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所有的建筑物和路灯杆子上都装饰了国旗和彩旗，不知道是哪个没听说过的纪念日——八月十四—一和我们脱离监狱的日子碰到一起了。（这天宣布了日本投降，结束了七天的战争。）在沃洛科拉姆公路上，刚割下的干草的阵阵气息和傍晚前草地的凉爽空气吹拂着我们的剃光了的脑袋。谁能比囚犯们更贪婪地吸进这草地上的清风？真真实实的绿色迷乱了习惯于灰色、永恒的灰色的眼睛。我和加麦罗夫、英加尔分在一批递解。我们觉得这是坐车到快乐的郊区别墅去。这样迷人的路途的终点不可能是某种阴暗的东西。

现在我们从车斗里跳下来，舒展着麻木的腰腿，朝四面张望。我们很喜欢新耶路撒冷的营区，它甚而是十分可爱的：它的四周不是密不透风的板墙，只有一道交织的铁丝网。四面都可以看到兹维尼哥罗德市郊的丘陵起伏的点缀着农舍和别墅的充满生机的大地。我们自己也像是这个快乐的环境的一部分，我们也能像来到这里休息和享受的人们一样地观赏这片大地。大自然在我们眼里甚至有更强烈的立体感（我们的眼睛看惯了平面的墙壁、平面的板铺，狭窄的监室），甚至有更鲜艳的色泽：已经开始暗淡的八月中旬的绿茵仍使我们目迷。它竟显得这般鲜嫩，也许是因为在夕阳斜照下的原故吧。

“你们是法西斯吧？你们全都是法西斯吗？”走过来的犯人们怀着希望向我们发问。当他们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不错，是法西斯——以后，立即跑开，走散了。我们再也没有什么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了。

（我们已经知道，“法西斯”——这是目光敏锐的盗窃犯们给“五十八条”们起的外号，颇得到长官们的支持：原来那个反革命分子的名称曾经叫得很好，可是后来不带劲了，需要一个能打中要害的恶名。）

在凉爽的空气中乘飞驰的汽车走了一段路以后，我们在这里觉得格外温暖，因而也格外舒适。我们仍在向这个小巧的营区的各处张望。它有一座两层的男犯楼房，有一座带阁楼的木房，是女犯住的。还有几间完全是农村式的歪歪斜斜的草棚子，那是附属设施。然后，我们又转眼去看那田野上树木和房屋拖着的长长的黑影；那砖厂的高高的烟筒，它的两座大楼上已经燃亮灯火的窗户。

“怎么样？这里还不错……似乎是……”我们彼此间说道，努力使别人和自己相信这一点。

有一个小伙子在我们身边停留得稍久，满有兴趣地观察着法西斯分子们。他脸上那种高度戒备的敌意的表情，我已经开始注意到不是他一个人的特点。破旧的黑色鸭舌帽斜盖前额，两手插在裤兜里，他这样站着听我们的闲谈u

“不——坏呀！”他的胸口颤抖了一下。撇着嘴，再次轻蔑地环视了我们一遍，猛地说出一句：“杀一人一坑！你们全都得死在这儿！”

他朝我们脚下碎了一口就走开了。这些傻瓜的谈话他再也听不下去。

我们的心里一沉。

劳改营中的第一夜！……你们已经沿着光滑陡直的绝壁往下飞快地坠落，飞快地坠落———在什么地方还应当有一个救命的突出部，一定要抓住它，但是你们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你们受到的教育中的一切最坏的东西在你们心中活跃起来；这是饿着肚子的排队和强者的蛮横在你们心里埋下的一切多疑、阴暗、贪婪、残忍的东西。这些最坏的东西被预先听到的关于劳改营的传闻搅动得更加浑浊：千万不要落到“一般劳动”里去！劳改营是豺狼世界！在这里他们会活活把你咬死！在这里栽了跟头会被人踩死！千万别落到一般劳动里去！但是怎样才落不进去？朝哪条路奔？你需要拿点什么东西出来！你需要给什么人一点东西！但是该拿什么？但是该给谁？但是这该怎么做？

还没有过一小时，我们这批解犯中已经有一个人带着憋住的笑容回来了：他被指定为营区内的建筑工程师了。又有一个：他被准许在工厂里开设一间为自由雇员服务的理发室。又有一个：他遇到了熟人，将在计划科里工作。你的心在发痛：这些人都是在抢走你的机会！他们将在办公室和理发室里保住性命。而你将灭亡。灭亡。

营区。从铁丝网到铁丝网两百步，而且还不许靠近。不错，周围的兹维尼哥罗德的丘陵将呈现苍翠的景色，将映出悦目的光辉，可是在铁丝网内却只有饥饿的食堂，惩戒隔离室的石砌的地窖，“个人厨房”的破烂的敞棚、澡房的木板屋、污秽朽烂的涂成灰色的厕所木棚——齐了，再没有别的去处。也许这个小小的岛屿就是你命中注定还能踏到的最后一块土地。

宿舍里支的都是光板的“小车厢”。“小车厢”是群岛的一大发明。它供土著们睡觉用，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这是搭在两个双十字形支架上的四块木板，分上下两层。只要一个睡觉的人微微动一下，其他三个人就要摇晃。

在这个劳改营里是不发床垫的，连个填麦秸的大口袋也不给。新耶路撒冷岛上的土著不知“床单”和“内衣”为何物。这里从没有床单，从不发给替换的内衣，也不收洗。除非是你自己带进来，自己想法去洗。这个劳改营的总务主任也没听说过“枕头”这个字眼。枕头只有私人的，而且仅仅女犯和盗窃犯才有。晚上，你在一张光板上躺下，鞋可以脱，但要考虑到可能被扒走。最好是穿着鞋睡。衣袋也不可乱放；也会遭扒。早晨去上工，什么东西都不能留在工棚里：即使是小偷看不上眼的东西，也会被看守员没收。因为规定不许留下！早晨出工就像游牧民族迁离宿营地。甚至比他们迁离得更干净：既不留下篝火的灰烬，也不留下啃过的动物骨头。房间里空空如也，白天哪怕换一拨人住也行。你的铺位和你邻人的铺位没有任何区别。全是光滑、油污、被身体磨得锃亮的。

但是你也不能把自己的东西带到劳动地点去，清早要把你的全部家当收拾好，放进提箱或口袋，到私人物品保管室门口去站队。下工回来又得到那里站队，取出你预计夜晚用得着的东西。主意千万不能打错，再去保管室可办不到。

就这样——整整十年！打起精神来吧！

上早班的下午两点多回营。他们洗脸，吃饭，在保管室排队——点名铃马上就响了。全体在营内的犯人都要列成横队。大字不识的看守员拿着一块三合板，在队前走来走去，把铅笔放在嘴里吮湿，像有学问的人那样额头上皱起一些格子，嘴里不住地叨呼着什么。他把队列来来回回地数上几遍，把所有房间来来回回地巡视几遍，同时让队列站在那里。一会儿是他的算术搞错了，一会儿是他弄不清有多少病号，多少人蹲在“不出工”的惩罚隔离室里。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费时间每次好说要拖一个小时，有时候还能拖上一个半小时。在这种时候感到特别束手无策、特别委屈的是那些珍惜时间的人——虽然这在我们民族中是不很发达的需求，在犯人们中间更是完全不发达的，——是那些甚至在劳改营里也想争取时间做出一些什么事情的人们。“在队列里”是不能读书的。我的两个小青年加表罗夫和英加尔闭着眼睛站在队列里，他们在构思或是一首诗，或是一篇散文，或是一封信。但是在横队里连这样站着也不允许，因为看起来你好像在睡觉，这就等于蔑视点名。何况你的耳朵还没有封起来，骂娘、愚蠢的玩笑和无聊的对话仍然能钻到里面去。（这正是一九四五年。诺伯特·维纳很快将提出控制论，已经实现了原子的裂变——而我们的面色苍白的知识分子们正站在那里等待着，“站好，不许动！”等着那个红光满面的蠢驴懒洋洋地念叨完他的总数！）点名结束，现在是五点半，本来可以躺下睡觉了（因为前一个夜晚是短暂的，而下一个夜晚可能更短暂），然而一小时之后要吃晚饭，时间被割得七零八碎。

劳改营的行政当局懒惰和无能到这种程度，以至它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把三个不同班次的工人按不同的房间分开。吃过晚饭，七点多种，第一班的本来可以休息了，但是那些能吃饱肚子并且累不着的人且安静不下来呢。盗窃犯们这时候刚刚开始他们的牌局。他们怪声大叫，他们表演节目。瞧，一个阿塞拜疆型的扒手做出夸张的偷偷摸摸的样子，从一个“小车厢”跳到另一个“小车厢”，踩着上层床板和睡在床上的苦力，在屋里绕圈，还扯着嗓子喊：“拿破仑到莫斯科来拿烟叶子就是这么来的！”搞到一大把烟叶子以后，他又沿同一条道返回去，踩着和跨过睡觉的人。“拿破仑就是这样逃回巴黎的！”盗窃犯们每一个恶作剧都是那么惊人和异乎寻常，以至于我们一直在目瞪口呆地凝视着他们。从晚上九点开始，上夜班的人就要摇晃“小车厢”，咯噔咯噔地走路，收拾东西，送保管室。他们在十点钟被带出去，现在该可以睡一会了！但是上中班的十一点回来。现在是他们发出沉重脚步声，摇晃“小车厢”，洗睑，到保管室去取东西，吃晚饭。也许只是从十一点半开始，精疲力竭的劳改营是在睡觉。

但是，四点一刻，清脆如歌的钟声便在我们小小的劳改营上空回荡，也回荡在周围沉睡的集体农庄的上空，那里的老年人还记得伊斯特拉各教堂的钟声齐鸣。也许我们劳改营的有着清越歌喉的大钟正是来自教堂，在那里早就习惯于每天鸡叫头遍就把僧人们唤醒，要他们去祷告和劳动。

“早班的，起床！”看守员在每间屋里叫喊。脑袋由于缺觉而像喝醉酒似的昏昏然，眼睛还像被胶水粘牢似地睁不开——还顾得上洗什么脸！连穿衣服也用不着，你就是穿着它睡的。这么说就直接去食堂吧。你睡眠惺松，摇摇晃晃地走进去。每一个人都在往前挤，并且全都明确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一部分人忙着领口粮，另一部分人领菜汤。只有你像梦游者一样在一边傍徨，在昏暗的灯光下和菜汤的蒸汽里，你看不见那两样东西该到哪儿去领。最后，你终于领到了五百五十克供你举行盛宴的面包和一瓦钵热乎乎的黑汤。这叫做黑菜汤，是用荨麻叶子做的菜汤。煮熟的叶子像黑色的破布似地泡在发黑的清水里。既没有鱼，也没有肉，也没有油脂。甚至连盐也没有：放进去的盐全会被煮在锅里的尊麻叶子吃掉，所以索性不掏；如果说烟叶子是劳改营里的黄金，那么盐就是劳改营里的白银。炊事员们是省着用的。不放盐的荨麻叶菜汤，简直是叫人反胃的苦药水！即使你饥肠辘辘，也实在无法把这东西灌进肚里。

抬起你的眼睛向上看。不是仰望苍天，而是看看天花板。眼睛已经习惯了昏暗的灯光，能辨认出他们用喜爱的红色字母写在糊墙纸上的标语：

“不劳动者不得食！”

胸口猛然发颤。啊，文化教育科的才子们！你们为劳改营的食堂找到了这么一句福音书兼共产主义的伟大口号，一定极为得意了。但是在《马太福音》中说“工人得到饮食是应当的”。《申命记》中还说：“牛在场上端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

属于你们的只是一个惊叹号！我代表一头端出谷粒的黄牛向你们致谢！从此我将懂得，你们卡紧我的细瘦的脖颈全然不是由于匮乏，你们摧残我的生命并不单纯是出于贪婪，——这都是根据那个正在到来的社会的光辉的原则！只是我在劳改营里看不到劳动者得食。我在劳改营里也看不到不劳动者——不得食。

东方破晓。黎明前的八月的天空现出家微。天幕上只有最明亮的星星依然可见。东南方，在我们将被带去劳动的砖厂的上空，是南河三和天狼星——它们是小犬星座和大犬星座的两颗主星。一切都背弃了我们，连天空也跟狱吏们站在一起；天上的犬也和地上的犬一样地系在押解队的皮带上。狼犬疯狂地吠叫，从地面跃起，想够到我们。它们是用人肉高超地训练出来的。

劳改营中的第一天！即使是我的仇敌，我也不希望他有这样的一天！大脑容纳不下全部的残酷的现实，因而发生了错乱。以后会怎么样？我会遇到什么事？——不停地在脑子里打转。而他们给新来犯人分配的劳动总是最没意思的，只是为了在看他们的材料期间不让他们闲着。熬不完的一天。你的工作是抬担架或者推手车。每推一车只能使这一天减去五分钟，十分钟，而你的头脑却只能反复地思考一件事：以后会怎么样？以后会怎么样？

我们看出来，把这些没用的东西推来推去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尽量利用每车之间的时间闲聊。我们推了头几车，看来就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们已经把力气使光了——这样连续推上八年，我们怎么吃得消？我们努力谈一些使我们感到我们的力量和个性的东西。英加尔描述他尊为导师的蒂尼亚诺夫的葬礼的情况，于是我们就争论起历史小说的问题来：一般该不该大胆地去写这种题材？历史小说毕竟是关于作者未见过的事物的小说。作者背着时间距离和他本人时代的成熟性的负担，尽可以认为自己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但身临其境总是做不到的。因此是否可以说，一部历史小说首先是一部幻想小说？

这时候，新来的犯人几人一批地被叫进办公室去分配工作。我们全部放下了手车。英加尔昨天就和一个什么人拉上了关系。现在他，一个搞文学的人，被分派到厂里的会计室，尽管他在数百字上迷糊到可笑的程度而且生来没有拨过算盘。加麦罗夫即使为了救自己的命也学不会求情和抓机会。分配他当壮工。他回来，往草地上一躺，在他还不需要去当壮工的这短短的最后一小时内，他向我谈到遭迫害的诗人帕维尔·瓦西里耶夫。这个人我一点也没听说过。这些小青年怎么来得及读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

我咬着一根草茎儿，拿不定主意——该打出哪张胜杯？数字还是军官经历？像鲍里斯这样傲然地遗世独立，我做不到。我也一度受过另一种理想的熏陶，但三十年代以来的粗暴的生活，一直朝这个方向打磨着我们：钻和捞！

一跨进砖厂厂长办公室的门坎，我自然而然地把军官宽皮带下面的军便服的格子从腹部拉到了两侧（这一天我有意识地把这一身穿戴起来，即使推手车我也不在乎）。挺直的领子严格地系着扣。

“军官吗？”厂长立刻推测到了。

“是！”

“有跟人们工作的经验吗？”

“有。”

“指挥过什么？”

“炮兵营。”（我脱口而出地扯了个谎，我觉得炮兵连小了。）他半信半疑地望着我。

“可是在这儿你干得了吗？这儿的事难办。”

“我想我干得了！”我回答。（要知道，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正在把脖子伸进一个什么套包、须要紧的事情是钻和捞呀！）他眯起眼睛想了一想。（他在估摸我充当走狗的适合程度，我的下巴骨是否结实。）

“好吧。让你当取土场值班工长。”

还有一个前军官尼古拉·阿基莫夫也被指派为取立场工长。我们两个人从办公室出来，觉得又近乎，又愉快。那时候即使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会理解这是选择了军人服刑的标准开端——充当奴仆。从阿基莫夫的非知识分子型的朴质的面孔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开朗的青年和优秀的战士。

“厂长干嘛要吓唬人？二十个人还对付不了？地下没有理地雷，天上没有飞机炸，有什么对付不了的？”

我们想在内心恢复往日在前线上的自信。我们这两个小崽儿不明白群岛是多么不同于前线。它的围困战比我们使用炸药的战争要难打得多。

在军队里，傻瓜和一钱不值的人都能指挥，甚至是占据的职位越高，成绩就越好。如果一个排长需要有敏捷的头脑、不知疲倦的体力、勇敢的精神和摸透士兵的心的本领，那么有的元帅只要会发脾气，会骂人，再加上会签自己的名字就够了。其他一切都有别人替他做，作战计划会由作战处的一个不知姓名的聪明的军官给他送上来。士兵们执行命令并不是因为相信它们的正确（常常是完全相反），而是因为命令是统治集团层层下达的。这是一整套机器的命令，谁不执行，就要砍掉谁的脑袋。

但是对于在群岛上被委派去指挥其他犯人的一个犯人来说，情况完全不同。整个带金色肩章的统治集团决不是高高地站在你的背后，它决不会支持你的命令：只要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领贯彻这些命令，它就会对你翻脸不认人，一腿把你踢开。而这种地方的本领是：或者是靠你的拳头，或者是利用饥饿无情地摧毁，或者如此精通“群岛”的学问；以至你发出的命令在每一个犯人眼里都像是给他的唯一生路。

北极般冰冷的淡绿色的液体应当取代你身上的温暖的血液，只有在那时你才能指挥犯人。

正好在这几天，一个惩戒作业班每天从惩戒隔离室里被带到取土场上来劳动，把这当作是罚他们干最重的活。这是一批差点没把劳改营长宰掉的盗窃犯（他们并不是真想宰他，他们并不那么傻，而只是吓吓他，要他把他们送回普列斯尼亚监狱：他们看准了新耶路撒冷是一个要老命的地方，在这里是捞不到什么油水的）。在我值班快结束的时候，把他们带来了。他们在取土场上找了一些避风的地方躺下，露出租短的胳臂和大腿，刺了花纹的肥肚皮和前胸，在蹲过惩戒隔离室的潮湿的地下室之后，心满意足地晒着太阳。我穿着笔挺的军装走到他们跟前，一字一句、规规矩矩地建议他们开始工作。阳光使他们心情温和，所以他们仅仅是哄笑起来并且要我去见那个众所周知的鬼。我气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得一无所获地走开了。在军队里我第一句话就会是：“起立！”但是这里的情况很明显，即使有人起立，那也只会是为了在我的肋骨当中捅进一刀子。当我绞尽脑汁想办法的时候（要知道取土场上的其余的人都在看着，也可能丢下了手里的活儿），正好我这一班结束了。也仅仅是因为如此，我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写“群岛”的研究。

阿基莫夫接了我的班。盗窃犯们继续晒他们的太阳。他对他们说了一次，第二次就以命令的口气喊了一句（甚至可能是“起立！”），第三次就搬出劳改营长来威胁他们。他们起来迫他，在取立场的洼地里把他撂倒了，用铁棍砸坏了他的腰子。直接从厂里把他拉到了省监狱医院，他的指挥职务便到此结束了，也许他的刑期和生命也到此结束了。（大概厂长本来就是委派我们充当挨盗窃犯刀子的稻草人的。）

我在取立场上的短暂的官运比阿基莫夫的多延长了几天，只不过它给我带来的不是我期望的满足，反而是不断的内心的压迫感。早晨六点钟我走进工区的时候，比假如我是去亲手挖土还感到压抑。我茫然若失地向取土场懒懒地走去，对它和对我在其中的角色恨之入骨。

从湿压厂到取土场有一条土斗车轨道。在平地的尽头，轨道向取土工作面下降的地方，有一部绞盘车架设在一个平台上。这部由马达带动的绞车是全厂不多的几种机械化奇迹之一。从取土场到绞车，然后再从绞车到工厂，土斗车全程都要用人推。只是从取土场上坡的地方用绞车拉上来。取立场位于厂区的一个遥远的角落，它的表面被取土坑挖得支离破碎，取土坑像沟壑一样枝枝杈杈，它们中间留着没有动过的土岗。粘土层直接从地表就开始了，土层相当厚。想必是可以再往深里取，也可以再往宽里取，把工作面连成一片。但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干，谁也不拟订开采计划，一切全由早班的作业班长巴林诺夫指挥。巴林诺夫是一个趾高气扬的莫斯科青年，普通犯，有一副不难看的外表。巴林诺夫单纯根据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取土，哪里能少费工、多装上就在哪里开挖。他不往太深里走，以免推出斗车的坡度太陡。在取土场上巴林诺夫指挥着每次总是在我这一班干活的那十八至二十个人。他也是这一工作班的唯一的和真正的主人：他了解手下的人，喂养着他们，意思就是为他们争取较多的口粮。每天亲自英明地决定应该推出多少车，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我喜欢巴林诺夫这个人，如果我和他在一座什么监狱的板铺上并排睡觉，我们一定相处得很快活。就是现在我们也会会得来——但是这需要我主动去找他并且要像这样打趣地说一句：你瞧厂长任命我当了一条夹在当中汪汪叫的狗，我可是什么也不摸门呀。两人一笑，什么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军官的教育没有允许我这样做！于是我试图对他保持严格的态度，谋求他对我的服从，尽管不仅我自己，也不仅他，而是整个作业班都看得出来，我是在这里多管闲事，就跟一个从区里派下去指导春播工作的技术员一样。巴林诺夫很生气，认为在他头顶上安插了一个神气十足的讨厌鬼，于是他不止一次地在作业班面前巧妙地出我的丑。凡是我认为需要做的，他马上向我证明不可能。反过来，他时常高声地吆喝着“工长！工长！”，把我叫到取土场的各个角落并且请求指示：旧轨道怎么拆，新轨道怎么铺；脱落的轮子怎么固定到轴上；或者绞车似乎出了毛病，拉不动，现在该怎么办；或者铁锹使钝了拿到哪里去磨。在他的嘲弄面前我的指挥热情一天比一天衰退了，如果他从一清早就叫人们去挖土（他并不是经常这样做的）而不用那些讨厌的问题来打扰我，我已经很满意了。

那时我就悄悄地走到一边，到高高的土堆后面去躲开我的下属和我的上司，坐在地上发呆。进劳改营后的头几天我的精神已经僵死了。噢，这可不是监狱！监狱有着翅膀。监狱是思想的万宝箱。在监狱里挨饿和争论是快乐而轻松的。可是你试试在这里挨饿、劳动和沉默十年。这个你试试看！钢铁的履带正在把我拽进一个粉碎机。束手无策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滚到一边去，可是真想这样做啊！喘一口气。清醒一下。抬起头，看看外界。

瞧那里，在铁丝网外边，隔着一道小山谷有一块小高地。高地上有一个小村落，共有十来座房屋。初升的太阳用它和平的光线照亮了它。它离我们这样近，而且它完全不是一座劳改营！（其实也是劳改营，但是这一点常常被你忘记。）很长时间那里没有动静，后来走出一个拎着提桶的农妇，一个小不点的娃娃从长在街上的草丛里跑过。一只公鸡在打鸣儿，一头母牛在哞哞地叫——我们在取土场上全听得很清楚。一条杂种的小狗尖声尖气地吠叫着——多么可爱的声音！——这不是押解队的警犬！

那里传来的每一个声音和农村的静止状态本身，使我的灵魂渐渐地获得了神圣的安宁。我确信无疑地知道，如果此时对我说：现在给你自由！但是一直到死你都必须住在这个农村里！放弃城市以及整个世界，你的天外飞来的愿望，你的信念，真理——放弃一切，永远住在这个农村里（但不是做一个集体农庄在员！），每天早晨看着太阳，听听鸡叫。同意吗？——噢，不仅仅是同意，而且，上帝啊，请赐给我这样的生活吧！我感觉到劳改营我是经受不住的。

从我此刻看不到的工厂的另一面传来客运列车沿尔热夫铁路隆隆而过的声音。取土场里的人们叫喊：“杂役列车。”每一趟列车人们都熟悉，根据它们来计算时间。“杂役列车”——这是差一刻九点。九点钟会从劳改营里把杂役们——包括办公室人员和当了官的——单独地，不按照倒班的时间，带到砖厂来劳动。大家最喜爱的一趟列车是一点半的外号叫“供养人”的那一次。它开过去以后我们很快就要收工，回去吃午饭。

我的女上司——犯人奥丽加·彼得罗夫娜·马特罗宁娜是和杂役们一起来的。有的时候，如果她对工作实在放心不下，就专门叫人押着，提前到厂里来。我叹着气走出我隐蔽的地点，沿着轨道走向湿压厂——去报告工作。

整个制砖厂分成湿压和干压两个分厂。我们的取土场只为湿压厂服务，湿压厂的负责人就是马特罗宁娜，硅酸盐工业工程师。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工程师，我不知道，但为人很琐碎，固执。她是那些不可动摇的思想纯正分子中的一员，这类人我在监室里已经遇到过不多的几个（这种人一般地不多），然而我自己却没能在他们的高峰上坚持住。按照“大写字母条文”她是属于（反属）类，作为被处决者的家属她经过特别庭得到了八年。现在正蹲完她的最后几个月。诚然，整个战争期间没有释放过政治犯，她也得等到所谓“特别指令”下来以后才能出去。但是这也没有给她的精神状态投下任何阴影；她在为党工作，在外面也好，在劳改营里也好，都没有什么要紧。她是从稀有动物保护区出来的。她在劳改营里裹着红色的而且从来是红色的三角头巾，尽管她已经年过四十（在厂里没有任何一个劳改犯丫头也没有任何一个自由人女共青团员带这样的三角头巾）。对于丈夫的被枪毙和本人蹲过的八年她不感到丝毫怨恨。所有这些不公正的事，照她的意见，是个别雅戈达分子和叶若夫分子干出来的，而在贝利亚同志主管下，现在抓人都是没错的。看到我穿着苏维埃军官的服装，她头一次见面就对我说：“那些把我关进来的人现在确实看到了我的正统性！”不久以前她给加里宁写了一封信，她把信里的这些话念给所有愿意听或被迫听的人：“长期的监禁没有摧折我为苏维埃政权、为苏维埃工业而斗争的意志。”

不过，当阿基莫夫来向她报告盗窃犯不听她指挥的时候，她没有亲自去向这些社会亲近分子们解释他们的行为对工业的危害性，反倒呲了他一句：“那就该强迫嘛！任命您就是为了这个！”阿基莫夫挨了摸，她并没有进一步去斗争，而是给劳改营写了个要求：“请勿再将此类人员带往我处。”她手下的年轻姑娘们在厂里像自动机器似地工作八小时：在传送带旁边连续不断地做八小时的单调的动作，她对这种情况漠然视之。她说：“有什么办法？要实行机械化，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部门。”昨天，星期六，传闻说今天又不让我们过礼拜天了（真的没让过）。充当自动机器的年轻姑娘们像一群小鸟似地围住了她，向她诉苦说：“奥丽加·彼得罗夫娜！当真又不给礼拜天吗？这可是连着三次了！战争都结束了！”她裹着红色的三角头巾，把那副干巴巴的、阴沉沉的、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的面孔往上一仰：“丫头们，我们怎么能够过礼拜天？！莫斯科的建筑正在停工待料，等着我们的砖头！！”（这意思是她当然不知道我们的砖头具体要运给哪一项建筑，但是她用思想的眼睛看到了那个广义的伟大建筑，而姑娘们却低贱地想要洗洗涮涮。）

马特罗宁娜需要我这个人是为了把一班时间内的车数翻一番。她对人力、主斗车的完好状况、砖厂的吞入能力都不做计算，只是要求——翻一番！（一个不懂行的外来人除了使用他的拳头，还有什么办法把车数翻一番？）我没有翻一番，并且总的说在我领导下产量一车也没有改变。于是马特罗宁娜当着巴林诺夫和当着工人的面毫不容情地责骂我。她这老娘儿们脑袋连一个最次的军士都知道的事情也不懂：当着普通战土的面，连骂一个上等兵都是不允许的。一次，当我终于承认了自己在取土场上的完全失败，从而承认了自己没有领导能力之后，我去找马特罗宁娜，尽可能委婉地提出请求：

“奥丽加·彼得罗夫娜！我的数学很不错，我算得很快。我听说您的工厂里需要一个会计。要我当吧！”

“会计？！”她气愤了，她的硬梆梆的面孔变得更阴暗了，红色三角头巾的尖角系在她的后脑勺上。“当会计我随便派一个姑娘都行，我们需要的是牛产指挥员1你一班欠交了多少车？快去吧！”她伸直手臂，像新的雅典娜·帕拉司一样，把我派回了取土场。

又过了一天，取土场工长的职务被撤销了，我被免职，但不是简单免职了事，而是报复式的。马特罗宁娜叫来巴林诺夫，命令他说：

“叫他拿铁锹干活，眼睛盯着他！要他一班装六车！叫他出点汗！”

当下我就穿着一身我引以自豪的军官制服去挖土了。巴林诺夫挺高兴，他预见到了我的垮台。

如果我对于劳改营里各种事件之间的隐蔽的和十分警觉的联系理解得更深入一些，我本可以在昨天就能猜到自己的命运。在新耶路撒冷的食堂里有一个单独的发饭窗口，是供应工程技术人员的，工程师、会计……以至皮鞋匠都从那儿取饭。在被任命为取土场的工长以后，由于渐渐掌握了劳改营生活的要领，我每次吃饭都跑到这个窗口旁边并且从这里要饭吃。大师傅们犹豫不定，说工程技术人员名单上还没有我，但是每次仍是发给了我吃的，后来甚至二话都不说了。事后我认真想了一下——当时我在伙房人员眼里还是个问号：刚一来到，马上抖了起来；态度高傲，穿着军服到处跑。这样的人说不准再过一个星期就能当上主任派工员或者劳改营的主任会计，或者医生（在劳改营里一切都是可能的！！），到那个时候他们将会在我手心里摸着。虽然实际上砖厂还只是在考验我，什么名单都还没有把我列进去，伙房为了以防万一仍是供应我工程技术人员的伙食。但是，在我垮台前一天，当厂里还不知道的时候，伙房已经全知道了，冲着我的脸砰的一声把小窗口关上：我原来是个不值钱的“福来儿”。在这个小小的插曲里可以闻出劳改营世界的空气。

靠衣着显出自己与众不同——这种如此普遍的人的愿望实际上是在揭露我们自己，特别是在敏锐的劳改营的眼光里。我们觉．得我们是在穿衣服，而实际上是在把自己脱得精光，把自己的真实价值拿出来给人看。我当时不懂，我的军装跟马特罗宁娜的红色三角头巾是半斤八两。隐在幕后的目不转睛的监视者看清了这一切。于是某日派了一名值日人员来找我。中尉要见您，请到这儿来，请进这个单独的房间。

年轻的中尉说话很客气。在这间舒适而整洁的房间里只有他和我。西沉前的红日照耀着，轻风吹拂着窗帘。他让我坐下。不知道为什么，他建议我写一份自传，——好像他提不出比这更令人愉快的建议似的。在我那纯粹是往自己脸上吐口水的侦查笔录之后，在“乌鸦车”和递解站的侮辱之后，在押解队和监狱看守之后，在那些不肯把我看做是一个我们光荣红军的前大尉的盗窃犯和杂役之后，我坐在写字桌前，没有任何人逼迫，在一位讨人喜欢的中尉的善意的目光下，用浓淡适度的墨水在劳改营里找不到的精美光洁的纸张上书写着：我曾是一个大尉，我曾指挥过一个炮兵连，我得到过一些勋章。从写出这种文字的本身，我重新获得了我的个性，我的“我”。（是的，我的作为认识论主体的“我”！但要知道我毕竟还是从大学出来的，毕竟是从老百姓里来的，在军队里只是偶然的。请设想一下在一个职业军人的身上，要求对自己另眼看待的这种习性会是多么根深蒂固！）中尉读完自传以后，十分满意：“这么说您是一位苏维埃人，对吗？”嗯，对。嗯，当然对，干嘛不对？从污泥和灰烬中重新站起来，并且重新成为一个苏维埃人，这是多么叫人高兴！——这就是半个自由！

中尉请我过五天以后到他办公室去。然而，在这五天之内我不得不告别我的军服，因为穿着它挖土很不是滋味。我把军便服和马裤掖进箱子，在劳改营的保管室里领了一套打了补丁褪了色的破烂，好象是在垃圾箱里扔了一年以后又洗出来的。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一步，尽管我还没有认识到它的意义：我的内心还不是犯人类型的，但是我的外皮已经变成犯人类型了。头剃光了，被饥饿折磨着，被敌人压榨着，我很快也会获得那种犯人式的眼神一不诚实，多疑，窥探着一切。

过了五天以后，我就是以这副模样去找行动特派员，当时心里仍不明白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但是特派员不在。他根本不来上班了。（他已经知道了，而我们还不知道呢：再过一星期我们就要分散了，要把德国人运到新耶路撒冷来替换我们。）我就是这样避免了和中尉的会见。

我和加麦罗夫也和英加尔讨论过，叫我写自传到底是什么用意，我们这些天真的孩子没猜想到这已经是伸进我们巢里的第一只猛兽的利爪。其实情况是很清楚的：在新的一批犯人当中来了三个年轻人，他们彼此一直不断地议论着什么，争论着什么。其中有一个肤色骏黑、浑圆的脸、表情明郁、留着小胡子的青年，就是在会计室找到一个差事的那个，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在板铺上不断地写着些什么，写完就藏起来。当然可以派个什么人去把他藏的东西夺过来。但是为了不打草惊蛇，还是从他们当中那个穿马裤的人嘴里了解一切比较简单。他显然是部队里出来的，是一个苏维埃人，对于精神上的监视一定肯帮忙。

在白天的工作中不受累的若拉·英加尔真的是给自己做了头半夜不睡觉的规定，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创作精神的自由。他坐在没有床垫、没有枕头和被子的“小车厢”床板上，穿着棉背心（屋里不暖和，是秋天的夜晚），穿着鞋，两腿在床板上伸直，背靠着墙，嘴里喝着铅笔，眼睛严峻地望着面前的一张纸。（对于劳改营说来，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坏的行为了！但是无论他，无论我们都还不懂得这是多么显眼，人家对这种举动盯得多么紧。）

他夜间写作而白天藏起来的是一篇关于坎佩西诺的小说。这个人是同他一起坐过牢的一个西班牙共和国战土。美加尔高度赞赏他的农民的质朴。坎佩西诺的命运是简单的：在和佛朗哥的战争中打败了以后，来到苏联，过了一段时间就在这里被捕了。

英加尔不是一个温暖的人。别人是不会在初次的冲动之下就向他打开心扉的。（写完了这句话，我停下来想了一想：难道我当时是温暖的吗？）。但是他的坚定性却是当之无愧的典范。在劳改营里写作！只要我不死掉，有一天我也会上升到这一步。可是眼下我被自己忙碌的奔走所折磨，被最初几天的挖土工生活压得透不过气。在一个晴和的九月的黄昏，我和鲍利斯只找到了在营区边缘的一堆炉渣上稍坐一会儿的时间。

在六十公里以外的莫斯科方向，天空闪耀着五彩缤纷的礼花——这是“战胜日本庆祝日”。但是我们劳改营区的路灯发出暗淡无力的光亮。砖厂的窗户透出发红的敌意的光亮。广大的厂区内的电线杆上的路灯排成神秘的长串，像我们刑期的月月年年，渐渐远去。

瘦弱的不断咳嗽着的加麦罗夫双手抱住膝头，反复地吟诵着：

对祖国的爱

我孕育了三十个年头

对于你们的宽大

我不期待……

也不要求。

“拉来法西斯啦！拉来法西斯啦！”不止在新耶路撒冷一地可以听到这样的喊声。一九四五年夏末和秋季，在群岛所有的岛屿上都是这个情况。我们这些法西斯分子的到来打开了非政治性罪。犯通向自由之路。他们早在七月七日就知道了自己的大赦。从那时候起，相也照过了，释放证明书也准备好了，会计室的帐也结了，——但是一个月过去了，遇赦的犯人们仍然愁眉苦脸地呆在讨厌的铁丝网里面。有的地方过了两个月、三个月还出不去。因为没有人顶替他们。

没有人顶替他们！而我们这些天生的双眼瞎竟然整整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曾在连墙缝都堵死了的监室里盼望着大赦。斯大林全可怜我们！……他会“考虑到胜利后的形势”！……头一次的七月大赦把我们漏掉了，他以后还会发布第二次专为政治犯的大赦……（连细节都有传说：这个大赦令已经写好，放在斯大林的桌子上，只剩下签字了，但是他目前正在休假。不可以改造好的人们等待着真正的大赦，不可以改造好的人们曾经相信过！……）但是如果把我们赦免了，谁去下矿井？谁扛着锯条进森林？谁去烧砖，砌墙？斯大林缔造成功了这样一种制度，只要它表现出一点仁慈或宽大，那时瘟疫、饥馑、荒芜、破败便立即会笼罩全国。

“拉来法西斯啦！”一向憎恨我们或者蔑视我们的非政治性罪犯们现在几乎是很亲热地看着我们，因为我们是前来顶替他们的。那些被俘人员们在被德国俘虏期间曾发觉了世界上没有比俄罗斯民族更被人蔑视、被人抛弃、被人看作是异己的、没有用处的民族。现在，当他们从运牲口的红色车皮里、从卡车里跳到俄罗斯的土地上来的时候，才知道在这个被排斥的民族当中，他们是最命苦最遭难的一支。

伟大的、“全世界未曾见过”的斯大林大赦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全世界真的在哪里见过不涉及政治犯的大赦呢？！

它规定释放刑期为三年以下的“五十八条”，这类犯人但几乎没有人判过这么短的刑期；在它适用的范围中，这种人不见得能占到百分之零点五。但即使在这百分之零点五当中，大赦的不宽容精神仍是胜过了它的宽容词句。我知道一个青年，好像叫马久申（他曾在卡卢加关卡附近的一座小劳改营里当过画家）。他在很早的什么时候，几乎是在一九四一年年底以前，因曾被俘按照五十八条一l一已判了刑，当时还没有决定对这种事情该怎么量刑，该给多少年。他们一共只给马久申判了三年——这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满期以后自然没有放他出去，而是推拖说要等待特别指令。但是现在突然来了一个大赦！马久申开始请求（哪里敢说“要求”）释放。心有余悸的登记分配处官员们差不多一连五个月——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置之不理。最后终于把他送回库尔斯克省原籍。传说（不然也没法相信结局会是这样！）很快他又被扒拉了进去，增加到“十元券”。决不能允许他从第一次审判的疏忽大意中捞到好处！

所有入门行窃、拦路扒衣、强奸少女、腐蚀幼童、蒙骗顾客、要流氓、使无防卫者毁容、滥伐滥捕、一夫多妻、敲诈勒索、骗取财物、收受贿赂、诽谤、诬陷（但是这一类人实际上并没有坐过牢——这是针对未来说的！）、贩卖毒品、撮合男女私通、强迫妇女卖淫、由于无知或大意造成死亡等等罪犯一概释放。（以上只是开列了属于大赦范围内的法典条文，并不是雄辩的辞藻。）

在这以后还能向人民要求什么道德吗？

减去一半刑期的有：盗用公款者、伪造证件和配给本者、投机倒把者和盗窃公物者（斯大林对于敢掏国家腰包的家伙毕竟是有点生气的）。

但是，最引起原来的前线军人和被俘人员反感的是对战时逃兵的一股脑儿的全体宽恕！所有由于胆怯而从部队里开小差，临阵脱逃，不去征兵站报到，多年藏在母亲菜园子里的地窖里，地下室里，炉子后面（永远是藏在母亲那里！逃兵们对自己的老婆一般地是信不过的！），多年没有说过一句话，变成了变腰驼背、毛发老长的野兽的人们——不管是被捉到的，还是在大赦日前来自首的，现在一律宣布为享有平等权利的没有污点的没有前科的苏联公民！（一句古老谚语的敏锐性这时得到了证实：“逃跑虽然不好看，但有益于健康！”）

而那些没有发抖的人，没有当胆小鬼的人，那些为祖国承受了打击因而付出了被俘的代价的人——倒是不能原谅的。这就是最高统帅的观点。

逃兵身上是否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斯大林心里的哪根弦？他是不是回想起自己对充当一名列兵的厌恶，回想起一九一七年冬天他自己的可怜的新兵生涯？或许是他断定胆小鬼对于他的统治没有危险性，只有勇敢的人才危险？毕竟令人觉得，即使从斯大林的角度来说，对逃兵实行大赦也完全是不明智的：他这是向自己的人民表明，在未来的战争中还是只顾逃命更牢靠和更简单。

我在另一本书里介绍过祖博夫医生夫妇的故事：老太太在家里隐藏了一个自己走进门来的逃兵。那个人后来告了他们的密，祖博夫夫妇俩按照五十八条各得了十年。法庭认定他们的罪过与其在于隐藏逃兵，勿宁在于这种隐藏行为缺乏利己的目的逃兵不是他们的亲属，这就意味着他们有反苏意图！逃兵按斯大林大赦获得了释放，连他的三年刑期也没有服满。他早已经把生活中这一段小小的插曲置储脑后了。但是祖博夫夫妇的遭遇就不同了！他们在劳改营里服完了全部的十年（其中四年在特种营），又未经任何判决被流放了四年；只是因为流放点本身取消了，他们才获得了释放。但是，事情过了十六年，甚至过了十九年以后，对他们的原判还没有撤销。这个判决使他们一直不能回到莫斯科的老家，妨碍着他们安静地度过晚年。

一九五八年苏联军事检察总署对他们的答复是：“你们的罪证确凿，没有进行复审的理由。”到了一九六二年，也就是事过二十年以后，他们的五十八一10（反苏意图）及五十八一11（夫妇二人的“组织”）原案才宣布撤销。另依第一九三一17－7条（临阵脱逃行为共同犯罪）判定刑期为五年并适用（！二十年以后！）斯大林大赦。这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于一九六二年终于接获如下的书面通知：“你二人被认为已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获释，原判亦于同日撤销。”

这就是那个好记旧怨、酷爱报复、不合情理的法律所害怕的东西和所不害怕的东西！

大赦之后，他们开始用文教科的画笔到处涂抹，用一些拿活人开心的标语口号来装饰劳改营内部的拱门和墙壁：“用加倍的劳动生产率来报答亲爱的党和政府实行的最广泛的大赦！”

被赦免的是一般刑事惯犯和普通刑事犯，他们走了，而政治犯却应当以加倍的生产成绩来报答……我们的当局有史以来什么时候曾显露过这般光彩的幽默感？

从我们这批“法西斯分子”到来之时起，在新耶路撒冷马上开始了每日的释放。昨天你还看见这些妇女们在隔离区里蓬头垢面，穿得破破烂烂，满嘴脏字儿——可是你瞧！她们突然变了样子，脸洗干净了，头发梳整齐了，穿上了不晓得从哪里搞来的带圆点和带条纹的连衣裙，胳臂上搭着短上衣，规规矩矩地朝火车站走去。在火车里你猜得出这些娘儿们有本事骂人骂出花儿来吗？

这时，一批盗窃犯和“混种”（窃贼的模仿者）正在走出大门。这些家伙可没有把他们那吊儿啷铛的派头留在大门里面：他们做怪相，手舞足蹈，向留下的人们挥手、喊叫。他们的同伙也从窗口朝他们喊叫。警卫队不干涉他们——扒手们干什么都行。一个扒手别出心裁地把箱子竖着放在地上，轻巧地站上去。他歪戴着帽子，把不知道在哪个递解站里扒来或打牌赢来的西装上衣的下摆撩到后面，用曼陀林奏起一支向劳改营告别的小夜曲，唱起一首窃贼们胡诌的小调。狂笑。

铁丝网挡不住我们的视野，我们还长久地看到被释放的人群走在劳改营外的小路上，穿过远处的田野。这些盗贼们今天就会在莫斯科的林荫道上游逛，也许头一个星期就会来一次跃进（偷光一家住户），半夜在街道上扒掉你妻子、姊妹或者女儿的衣裳。

至于你们这些法西斯分子（马特罗宁娜也是法西斯分子）——请你们先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吧！

由于大赦的原故，到处都喊人手不够，对人力进行着重新调整。有一个短时期我从取土场被调进了车间。在这儿，我可是欣赏到了马特罗宁娜的机械化。所有的人在这里都够受，可是最惊人的是一个小丫头干的活儿。她真算得上一个劳动英雄，虽然是不适合上报纸的。她在车间里的岗位和她的职务都没有名称，大概可以叫“上供坯工”吧。切好的湿坯（用刚和出来的粘土制的，很重）从压砖机里通过传送带运出来，两个姑娘站在传送带的尽头。一个是“下供坯工”，一个是“递坯工”。这两个人不用弯腰，只需转动身体，角度也不大。但是那个像车间女王似地站在高台上的“上供坯工”却需要不停顿地做以下动作：躬身；从脚底下拿起递坯工放在那里的湿坯；把它搬到齐腰甚至齐肩的高度而不能弄坏它；两腿姿势不变，转体九十度（有时向右，有时向左，视装载哪一边的运坯车而定）；把砖坯排列在运坯车的五层木架上，每层十二块。她的动作从没有间歇、停顿、改变，而且一直是用做体操的快速节奏进行的。就这样连续干完八小时的一班，如果压砖机中途不出毛病的话。人们不断向她传递，传递，全厂班产量的一半都要经过她的手。下面的两个姑娘互相换着干，可是整整八个小时没人去换她。由于脑袋不停地起落，身体不停地扭动，这种活儿干上五分钟想必就会感到天旋地转。而那个姑娘在上前半班时还带着笑脸呢（在压砖机的隆隆声中，人们讲不了话），也许她挺高兴像选美皇后似地被摆在台座上，让人们观赏她撩起的裙子下面的赤裸结实的大腿和芭蕾演员似的柔软腰身。

因为干这个工种，发给她的口粮是劳改营里最高的：多给三百克面包（一天共八百五十克），晚饭除了共同的黑菜汤，另外给三份斯达汉诺夫口粮：三份少得可怜的用白水煮的粗麦粉稀粥。粥少得刚能盖住瓦钵子底。

“我们干活是为钱，你们是为嘴，这没有什么秘密。”一个修理压砖机的邋里邋遢的自由人机械工对我说。

运坯车装满以后，我和独臂的阿尔泰人普宁一起把它推走。这种车的样子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小塔，因为各摆十二块坯的十条木板使它的重心升得很高。这辆像装得太满的小书架子似的颤颤悠悠的小车，需要拽着它的铁把手沿着一条笔直的轨道往前拉，把它推上一辆当作底座的平台车，固定在上面，再沿着另一条直线把这辆平台车拉到一排烘干室的门前。在适当的烘干室前面停下，把运坯车从平台车上移下来，再朝另一方向把它推进烘干室。每一间烘干室就是一个长走廊，两边墙壁各有十排凹槽和十排支架。需要把运坯车迅速地不偏不斜地推到里面，放松杠杆，把摆着砖坯的十条托板分放到十个架子上，再把十对铁爪卸下来，然后立即推出卸空了的坯车。这一套工艺似乎是上一世纪某个德国人的发明（运坯车有个德国名称），但是按德国人的设计，不仅要有铁轨支持着运坯车，在凹坑上还应该有地极支持着推车的工人呢。可是我们脚底下却只有一些朽烂、折断的板子，我时常踩空，掉下去。想必原设计还规定烘干室应安装通风设备，实际却没有。每当我在那里因为上不好架而手忙脚乱的时候（我时常把车推斜了，托板被卡住，放不到支架上去，弄得湿坯砸到头上），都要吸进大量煤烟，使气管刺痒难忍。

所以把我赶回取土场时，我对离开车间并不太伤心。取土场也缺人手——那儿的犯人也在释放。鲍里斯·加麦罗夫也被派来挖土，我们开始一道干活。定额早就清楚：一个人连挖带装，再加推到绞车跟前，一班要干六车（六方）。两人干十二车。天气干燥，我们两人一天来得及完成五车。但是下起了秋天的牛毛细雨。一天、两天、三天，风也不刮，雨也不变大，只是渐渐沥沥地下个不停。它不是倾盆大雨，所以谁也不敢负停止室外作业的责任。“运河工地从来不下雨！”——这本来是古拉格的一句有名的口号。但是在新耶路撒冷不知道为什么连棉背心也不发。在这烦煞人的毛毛雨下面，我们只好穿着自己的前方的旧军大衣，在褐红色的取土坑里连爬带滚，染一身红泥。到了第三天末尾，我们的大衣至少各吸进了一提桶水。劳改营也不发鞋，我们只得在稀泥汤里泡烂自己最后一双前方带回来的皮靴。

头一天我们俩还说笑话；

“鲍里斯，你不认为图曾巴赫男爵现在会非常羡慕咱俩吗？他总是梦想在砖窑里劳动。记得吗？他希望累出一身汗，回家倒头就能睡着。他八成以为会有烤衣服的烘箱，有被窝盖，一顿还能吃两道热菜呢。”

但是推完了两车土，我一边在空车槽帮子上生气地磕着铁锹（粘土总是沾在锹上不下来），一边说，话音里已经带着火气了：

“你说，那三姊妹”怎么就他妈的在家里呆不住？星期天没人强迫她们跟青年们一起去拾废铁。星期一没人向她们要学习圣经的笔记。没人勉强她义务教学。没人赶她们走家串户去搞普及教育。”

又推了一车：

“她们成天瞎叨叨些什么：要劳动！要劳动！要劳动！你们劳动去好了，见你们的鬼去吧，谁拦着你们了？那将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呀！多幸福呀！多幸福呀！什么样的幸福？该用警犬把你们送进这个幸福生活。那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鲍里斯体质比我弱，他勉强才使得动那把被土粘得越来越沉的铁锹，勉强才能把土甩到车帮子上。但是直到第二天他仍然尽力使我们的精神状态维持在弗拉季米尔·索洛维约夫一的水平上。他在这方面也比我领先了。他已经读过多少索洛维约夫的作品，可是整日埋头于贝塞尔函数的我，连一行也没有读过。

他把记得的向我口授，我也使劲记住，可是谈何容易，这时候已经没有那个脑袋瓜子啦！不，一个人怎样既能保住性命又能求得真理呢？为了理解自己的贫乏，为什么非得跌入劳改营的最底层不可呢？

他说：

“弗拉季米尔·索络维约夫教诲我们应当欢乐地迎接死亡。不会有比这里更坏的地方。”

说得对……

我们能装多少就装多少。惩戒口粮就惩戒口粮，去他妈的蛋！混完了一天，就往营里蹭。但是那里也没有什么好事在等我们：一天三次不放盐的用荨麻叶煮的黑汤，顿顿如此；一天发给一勺稀粥，只有一公升的三分之一。面包是已经切好的，四百五十克，早上一次发齐，中午和晚上一点面包皮也不给。接着还要叫我们淋着雨站队清点人数。又得穿着一身沾满粘土的湿衣裳躺在光板上睡觉，冻得哆嗦，因为工棚里是不生火的。

到第二天，那蒙蒙细雨还是下个没完。取土场泡透了。我们彻底陷在里面拔不动脚了。不论你一锹铲多少，也不论你在车帮子上怎么磕打，粘土反正是不下去。每次都得伸手把粘土由锹上抠进车斗。这时我们明白了我们这是白搭工，索性丢开铁锹，干脆用双手把脚底下吱吱作响的稀泥敛在一起，捧进车里去。

鲍里斯在咳嗽。他肺叶里还留着一块德国坦克炮弹的弹片。他又黄又瘦，鼻子、耳朵、面部轮廓变得像死人一样尖削。我细心观察他，我已经说不准他今年还能不能在劳改营里过冬。

我们仍尽量转移注意力，用思想战胜我们的处境。但是什么哲学、文学之类的话题已经谈不起来了。两只胳臂重得跟铁锹一样，耷拉着抬不起来。鲍里斯建议；

“算了，说话太费劲。我们沉默着，想些有用的事吧。例如作诗。在心里作。”

我颤抖了。他现在还能作诗？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枯黄的前额，可是在那上面同样也笼罩着多么顽强的天才的阴影啊！

于是我们沉默，用手捧着粘土。雨还在下着……但是他们不但不把我们从取土场上撤回，马特罗宁娜反而亲自驾到了。她目光炯炯（黑色的斗篷蒙在她“红色的”头顶上），站在陡坡上向作业班长指点着各个角落。我们明白了：今天下午两点这个作业班下不了班。什么时候完成定额，什么时候才让回去。午饭和晚饭一块吃吧。

莫斯科的建筑工程因为没有砖正在停工……

马特罗宁娜走了。雨越下越大。粘土层到处是淡红色的水潭。我们的车斗里也积了水。皮靴筒变红了，军大衣盖上了一块块的红斑。双手被冰冷的粘土冻僵了，用手也已经捞不起什么东西往车斗里抛。这时我们放弃了这件徒劳无益的工作，爬到高处的草丛里坐下，低下头，翻起大衣领子罩住后脑勺。

从旁边看，像是野地里的两块淡红色的石头。

我们的同龄青年正在索邦（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或者牛津上学，在充裕的休息时间里打网球，在大学生咖啡馆里争论世界性问题。他们已经有著作出版，有图画展出。他们挖空心思地寻找能使周围不够新颖的世界变形的新颖方法。他们生古典大师们的气，因为那些人用完了情节和主题。他们生本国政府和本国反动分子的气，因为它们不愿意理解和接受先进的苏联经验。他们对着电台记者的麦克风喋喋不休地发表谈话，自说自话、娇声娇气地解释着他们在自己最近的或最初的一本书里想说些什么。他们判断人世间的一切都充满自信，特别是关于我国的昌盛繁荣和最高度的正义。只有到了老年，当他们编纂百科全书的时候，才会惊异地发现在我国的字头里，在我国的全部字头里，找不到有价值的俄国姓名……

雨水敲在后脑勺上，像鼓点；寒气爬上湿漉漉的脊背。

我们环顾四方。只见装了一半的和翻倒的斗车。人全走了。整个取土场空荡荡，隔离区外的田野上也没有人影。在灰茫茫的雨幕中隐现着我所响往的小村庄，那儿连公鸡也躲进了干燥的地方。

我们也带上铁锹，因为怕被人偷走——它是记在我们名下的——拖在身后，像拉着一辆重载的小车。我们绕过马特罗宁娜的工厂，在霍夫曼式烧砖炉四周的空旷的回廊的顶棚下面走。这里有穿堂风，很冷，但干燥。我们一头钻进砖砌的拱道下的尘埃中，就地坐下。

离我们不远有一个大煤堆。两个犯人在里面翻什么，热心地找什么。找到一块，用牙咬试过，就放进一条口袋。后来他们坐下，每人都嚼着一块这种灰黑色的东西。

“喂，伙计，你们吃什么？”

“这叫‘海粘土’。大夫不禁止的。吃它没什么益处，也没有害处。一天的口粮里加上一公斤这东西，跟真地吃饱了一样。你们也找点吧，这煤堆里多的是……”

……取土场到晚也没有完成定额。马特罗宁娜下令把我们留在这儿一整夜。但是普遍停电，生产区没有照明，只好把我们召集到工厂大门口，命令全体挽起手，由一支加强的押解队带着，在狗吠和斥骂声中返回生活区。一片漆黑。走在路上看不见哪儿是水潭哪儿是硬地，一步走不好就拽得身旁的人东倒西歪。

生活区也是黑的，只有“个人厨房”的灶膛里冒出暗红的火光。食堂里只是在发饭口放着两盏煤油灯，看不见墙上的标语，也看不见钵子里双份的荨麻叶菜汤，你用嘴唇试探着往肚里灌就是了。

明天将如此，未来的每一天都将如此：六年红粘土，三勺黑菜汤。在监狱里我们好像也是一天变得比一天弱，但到了这里衰弱得更快。脑袋里已经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响。一种舒服的衰弱状态渐渐来临，在这种状态下，退让容易，反抗难。

工棚里也是一片黑暗。我们穿着一身湿衣躺在光板上。好像身上贴着热敷，一件也不脱掉会暖和一些。

张开的双眼凝望着黑色的屋顶，黑色的天空。

主啊，主啊！在炮弹下，在炸弹下我曾祈求你保全我的生命。而现在我祈求你——给我降下死亡……

第七章　土著的生活

介绍群岛上著的外表上很单调的生活，似乎是最容易、最简单不过的。但同时也很难。这跟介绍任何其他生活一样，需要讲出一个早晨到一个早晨，一个冬天到一冬天，生（初进劳改营）到死（死亡）之间的全过程。还要把一切大大小小的岛屿都包括进去。

当然没有人能把这一切囊括无余，况且写成大本大本的东西，读起来怕是很枯燥的。

土著们的生活，无非是劳动，劳动，劳动；无非是饥饿，寒冷，耍滑，藏好。谁没本事推开别人而把自己安置到一个舒服的岗位上去，这个劳动对他说来就将是所谓的一般劳动，也就是在地上建起一个社会主义，而把我们自己赶进地下去的那种劳动。

“一般劳动”的工种是数不尽说不完的，没人有那么长的舌头。推手车（“OCO型机械，两根车把，一个轮子”）。抬担架。光着手卸砖（手指很快磨掉皮）。用背架驮砖。露天采石、挖煤、取土、取沙。用丁字镐刨出六方金矿石并且运到筛矿机旁边。或者单纯刨土，啃地皮（多石的土壤，并且是在冬天）。在地底下挖煤，挖金属矿——铝矿、铜矿。还可以粉碎铜矿石（嘴里感到甜滋滋，鼻孔滴水）。可以用杂酚油浸枕木（和自己的身体）。可以开凿铁路隧道。铺路基。可以站在齐腰深的泥水里从沼泽里采泥炭。可以熔炼矿石。可以浇铸钢水。可以在水淹的草场的土丘上割草（腿肚子以下胜在水里）。可以当饲养员、赶车的（并且从马料袋偷燕麦放进自己的锅里。马是官家的，填一肚子草也许撑得住，要死就死它的！），或在劳改农场里操持一些农活（这是顶好的劳动：从地里总能给自己扒拉点什么出来）。

但是万物之父仍是我们有着真正黄金般树干（从那里头能采到金子）的俄罗斯森林。群岛各工种里资格最老的就是伐木。这个工作什么人都要，什么样的人都能安排，连残废人也不拒绝（派没有双手的人以三人为一组去踩平半米厚的积雪）。积雪有胸口那么深。你是代木工。第一步，你自己先把树干周围的积雪踩乎，把树干放倒。然后，你费劲地在积雪里来回走动，把技杈全砍光（还得先伸手到雪里摸到树杈，再想法用斧子够到它们）。然后仍在这一片松软的积雪里把一根根树枝拉扯到一起，集成堆，一堆一堆地烧掉（它们光冒烟，不热火）。现在，你要按规定的尺寸，把原木锯断，码垛。一人一天的定额是五方，两人十方。（在布列波洛姆是七方，但是还必须把根部的粗短原木劈成两半。）这时候你的手臂已经举不动斧子，你的两条腿已经挪不动地方。

在战争年代（在吃战时伙食的条件下），劳改犯们把干三个星期的伐木活叫做“乾枪毙”。

你会恨这些森林，恨诗歌和散文中歌颂的这种大地上的美景。当你走进青松或白桦林的遮天的穹隆，便会感到嫌恶的颤栗。过后几十年，你一合眼仍会见到云杉或白杨的粗短原木，你扛着一头，另一头拖在地上，运向几百米以外的火车车皮。你陷在雪里，你摔倒，但仍死死地抱着它不放，因为你知道，一旦滑脱，再也不会有力量从雪堆里把它扛起来。

俄国的苦役劳动有好几十年是受《建筑工程规范汇编》的约束的，这是一八六九年为自由人制定的法规。分派工作时要考虑：工人的体力和熟练程度。（今天的人能相信这种事吗？！）规定的工作日是：冬季七小时（！），夏季十二个小时零五分。在严酷的阿卡图依苦役监狱（雅库博维奇，一八九），除了雅库博维奇，所有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劳动定额。那里的夏季工作日，包括走路在内，才八个小时，从十月起缩短为七小时，冬天只有六个小时。（这还是在争取普遍八小时工作制的任何斗争之前！）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呆过的鄂木斯克苦役监狱，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很容易判明，那里干脆是在吃闲饭。劳动轻松愉快。狱方甚至让他们穿上白色亚麻布衣裤！请问还能怎么样？我们的劳改营里有这么一句话：“简直能缝个白领口啦！”意思是劳动太轻松啦，简直等于没事可做啦。可是人家连衣裳都是白的。“死屋”的苦役犯们下工以后还在监狱大院里长时间地遛弯。说明他们并没有累得半死不活！其实，书刊检查机关不想让《死屋手记》出版，是因为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生活之轻快不利于阻止人们犯罪。于是阳思妥耶夫斯基专为检查机关补写了一些新篇章，指出苦役生活毕竟是艰苦的！在我们劳改营里只有杂役才在星期天退遛弯，连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沙拉莫夫在《马丽亚·沃尔康斯卡哑手记》里还发现，给涅尔琴斯克的十二月党人规定的劳动定额是：一天一人开采和装运三普特矿石（四十八公斤！一次可以抬得起来的！）。然而给科雷马的沙拉莫夫规定的可是八百普特。啊！沙拉莫夫的书里还说，有时候他们的夏季工作日长达十六小时。不知道十六小时是什么味道，但十三小时的滋味许多人都尝过。卡尔拉格的土方工程、北方的各伐木场，都是如此。这里说的是纯劳动时间，进林子的五公里和回来的五公里走路时间不算在内。其实工作日的长短有什么可争的，要知道劳动定额比工作日长短高一级。作业班如果完不成定额，只有押解队按时换班，干活的人们仍留在森林里，在探照灯下劳动通宵，天亮前才能回营。把晚饭和早饭合并在一顿吃掉，又得进林子。

这些情形现在已经没有人能细说了，他们已经死绝了。

提高定额并且证明它可以完成，还有另一种办法：气温降到五十度以下，劳动日按规定可以注销，帐面上记载的是：犯人本日未出工。但实际仍把他们赶出去劳动。把这样的日子里从他们身上榨的油水往其他天数的帐上一分摊，便提高了百分数。（热心效劳的卫生所自然会把在这种气候下冻死的人借其他原因销帐。返营途中走不动路留下的，扭伤了腿在地上爬的，押解队一律就地结果，免得他们利用回来接他们之前的时机逃跑。）

干这样的活，给他们吃的是什么？一锅白水，倒进去一些不去皮的小土豆，这算是好的，否则就是黑甘蓝、糖罗卜缨子以及各种该扔进垃圾桶的东西。再就是箭笞豌豆、麦麸子，这些东西舍得。（在缺水地区，如像卡拉干达附近的萨马尔卡劳改点，菜汤刚够每人一天喝一钵，另外再发两缸子苦涩的浑水。）好一点的，必定被长官们（见第九章）、杂役们、盗窃犯们偷去享用。炊事员都是吓怕了的，全靠听话保着饭碗。荤油、肉类“代食品”（即非真的食品）、鱼、豌豆、麦片等等，从库房里倒是按一定数量领出来了，但能进大锅的却寥寥无几。偏远地区的长官们连咸盐都克扣下来留给自己腌菜用。（一九四0年科特拉斯一沃尔库塔铁路上发的面包和菜汤里都不摘盐。）质量越差的食品，落到犯人嘴里的机会越多。有时能吃到累死的马肉，尽管嚼不动，也算是一顿盛宴了。伊万·多布里亚克现在回忆说：“那时候，我的肚子里塞进过不少海豚肉、海象肉、海豹肉、红鱼肉，和别的乱七八糟的海洋动物的肉。（我插一句：在莫斯科卡卢加关卡监狱里我们也吃过鲸鱼肉。）动物的粪便也吓不着我们。至于柳叶菜、地衣、母菊——那更是最高级的菜肴。”（显然这些是他自己采集来的野味了。）

按古拉格的定量本来就没法让一个在严寒中劳动十三小时、哪怕十小时的人吃饱。何况粮食里真正顶事的东西被偷光了，做到这点更是不可能。这时便向煮开的大锅里插进了弗连克尔发明的撒旦的搅拌器：用一部分苦力的口粮去填饱另一部分苦力的肚子。锅灶分成各种等级：凡完成定额不足百分之三十者（各劳改营标准不同）吃禁闭灶：一天三百克面包，一钵菜汤；完成百分之三十至八十者吃惩戒灶：四百克面包，两钵菜汤；完成百分之八十一至一百者吃生产灶：五百一六百克面包，三钵菜汤；再高就是突击工作者灶，那也有差别：面包七百一八百克，外加稀粥一至二份，奖励菜一份——一个又黑又苦的黑麦面做的豌豆陷包子。

为了获得这点抵偿不了体力消耗的稀汤寡水，人们拼死拼活，耗尽体力。突击工作者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比装病不上工的人早入土。老劳改犯都懂得这个，他们说：“宁愿你少给我一勺粥，只要别叫我去上工！”如果摊上这样的好事——因为没衣裳穿而允许你躺在铺上不起来，那你就能稳拿六百克的“保证”口粮。可如果你领到了一身“当令”（这是有名的古拉格用语！）的服装，上了运河工地——哪怕你在冻得硬梆梆的地面上把大锤打成了椎子，顶多能混上三百克面包。

但是留不留在铺上由不得犯人啊……为了不落到最后，还要跑步去接班。（有一阵在某些劳改营里落在最后是要枪毙的。）

当然，伙食不是各地都这么坏，也不是一贯如此。但是在战时的克拉斯拉格，以上所说是典型的数字。当时沃尔库塔矿工口粮大概是全古拉格最高标准（因为英雄的莫斯科靠他们的煤炭取暖）：在井下完成定额百分之八十或在井上完成定额百分之百，给面包一公斤零三百克。

可是革命前呢？——阴森恐怖杀气腾腾的阿卡图依，不劳动（“躺在铺上”）的日子，发给二点五俄磅（一公斤！）面包和三十二“佐洛特尼克”（一百三十三克！）肉类。劳动的日子发给三俄磅面包和四十八“佐洛特尼克”（二百克！）肉类。不比我们前线陆军口粮标准还高吗？那儿的囚犯把成桶的菜汤和麦粥倒给看守员喂猪。雅库博维奇连荞麦稀饭（！——古拉格可没见过这东西！）都觉得“味道恶劣得难以形容”。阳思妥耶夫斯基书里的苦役犯也从未受到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威胁。如果鹅群（！！）在他们监狱的院子里（“在营区里”）大摇大摆地走过，而囚犯并没有扑上去扭断它们的脖子，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阿卡图依监狱里，面包摆在桌子上随便吃，早诞节还发给每人一俄磅牛肉，掺在粥里的黄油是不限量的。沙皇时代在萨哈林岛上挖矿和修路的囚犯在劳动最紧张的月份一天能领到：面包四俄磅（一公斤零六百克！），肉四百克，麦片二百五十克！一丝不苟的契柯夫还考察过这样的定量是否真的够吃，或许由于烘烤和烹调质量的低劣实际是不够吃的？如果他朝我们苏维埃的干苦力的囚犯们的钵子里瞧上一眼，恐怕当下就会魂飞魄散。

本世纪之初有什么人能想象“过三、四十年以后”不仅在萨哈森一个岛上，而且在整个群岛上，人们会巴不得吃到一块更湿粘、肮脏、夹生、掺杂了鬼知道什么东西的面包呢！七百克这种玩艺儿竟能成为叫人眼红的突击工作者口粮？！

不，还有更甚于此的！全俄国的集体农庄庄员们对这样的囚犯口粮也还羡慕呢！——“我们乡下连这都没有！……”

连沙皇时代的汉尔琴斯克矿场对于超过官家定额（它向来是适中的）的全部劳动成果都付给额外报酬。而我们的劳改营在群岛出现以来的大多数年份对劳动成果分文不付，或者付给只够买肥皂、牙粉的报酬。仅在个别劳改营，而且是在不知为什么实行了经济核算制（把真实工资的八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拨给犯人）的那个短暂时期，犯人能买一点面包、肉和沙糖。忽然你能看到这样的怪事：食堂桌上剩下一小块面包皮，过了整整五分钟还没有人伸手去拿。

我们的土著的衣着如何？

所有的群岛都像个群岛的样子：碧波荡漾，椰林丛生，岛上的行政当局不必为岛民的衣着花钱——他们是赤脚的，也差不多是赤身的。而我们的群岛实在该死，根本想不出它在炎热的阳光下是什么样子：它永远是雪盖冰封，暴风雪永远在它的上空怒号。所以还得给这无底洞似的全部一千至一千五百万囚犯穿衣和穿鞋。

幸好他们是在群岛境外出生的，来到这里已经不是一丝不挂。可以让他们穿原来的——准确些说，是社会亲近分子扒剩下的。只需要撕下一个小方块，作为群岛的记号，正如剪掉绵羊一只耳朵上的毛作为标记一样。在军大衣的下摆上剪一个斜边，从布琼尼军帽上剪掉顶尖，恰好在脑门上做一个通风口。可惜从外面穿来的衣服不是永恒的，鞋袜在群岛的树桩和土墩上一星期就磨烂。所以仍不得不供给土著们衣服，尽管他们付不出服装费。

这一切有朝一日会出现在俄罗斯的舞台上！银幕上！前后身是一种颜色而袖子是另一种颜色的外套，补丁撂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底子的上衣，“火苗”上衣（破布条耷拉着像火苗）。或是用包裹皮补的裤子，在补丁的一角上，很长时间以后还可以读出用化学铅笔写的地址严

脚上穿的是久经考验的俄国式树皮鞋，只是缺少跟它们配套的好包脚布。也许是用铁丝或电线直接绑在光脚丫子上的一块汽车外带（穷人有穷办法……）。也许是用破棉背心缝成筒子、用一层毡子加一层橡皮做成底子的“毡靴”。

“独劳点”点长清早在大门口听见犯人们喊冷，使用古拉格式的俏皮话回答他们：

“你们没瞧见，我的鹅整个冬天都光着脚走路，一点不嫌冷，当然脚丫子是红了。可是你们都穿着套鞋呢。”

此外在银幕上还将出现劳改犯的黑灰色的面孔，流泪的眼睛，发红的面颊。长着脓包的惨白干裂的嘴唇。长久不剃的斑白毛发的硬茬。为了过冬而缝上两个耳罩的单薄的鸭舌帽。

我认出来了！这是你们，我的群岛的居民！

但是不管工作目有多少小时，苦工们总有回到工棚的时候。

工棚？可有的地方却是地屋。北方更多的是……帐篷，固然是胡乱地围了一圈薄板，四周填了土的。经常是以煤油灯代替电灯，有时竟以松明子照明，或用泡过鱼油的棉花捻子。（在乌斯特维姆有两年没见过煤油，连指挥部的工棚里都用从食品仓库里取出的食用油照明。）现在我们就在这凄凉的灯光下看看这败坏的世界吧。

两层的板铺，三层的板铺，还有所谓“小车厢”，那已经算奢侈的标志了。床板多半是光光的，上面一无所有。某些派遣点里偷风太盛，所以什么公物也不发到犯人手里，自己的东西也不能在工棚里留着：小锅、菜缸之类上工时都得随身带着（连背囊都得扛上，背着它挖土），有被子的，要卷成圆圈套在脖子上（好镜头！），或者送到有人警戒的工棚里托认识的杂役照看。白天工棚里空荡荡，好像没人住。劳动时穿湿的衣服睡觉前要能送去烘干多好（还有烘衣室呢！），可是不穿衣裳躺在光板上非冻僵不可！还是让它在自己身上烘干吧。半夜里男人的帽子或女人的头发能在帐篷布上冻住。连树皮鞋也得藏在脑袋底下，以免被人从脚上扒走（布列波洛姆，战时）。工棚当中有一个挖了窟窿当炉子使的汽油桶，如果能烧红，使整个工棚弥漫着包脚布味的蒸气，就应该谢天谢地，可是有时候湿劈柴在里面根本着不起来。有的工棚里各种害虫之多，即使一连用硫磺黄四天也无济于事。夏天犯人们躲到营区内的野地上睡觉，臭虫也会跟踪爬去，在那里找上他们。内衣里的虱子，犯人们吃完饭以后用小锅煮掉。

这一切全是二十世纪才可能出现的事，这方面没法和上一世纪监狱史籍对照：以前没有写过这类事。

上面的一切还需补充一个画面：每个作业班的面包从切面包室用托盘运进食堂，需要该班派出身体最好的成员拿着棍子护送。否则就会被夺走，被人打倒在地，抢光就跑。还要补充一个画面：从发包裹处领到包裹，一出门就被人打掉在地上，再加上经常担心长官又取消假日。（“乌赫塔国营农场”还在战前的一年就没有给过一天公休日，战时还有什么可说。人们不记得卡尔拉格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有过一天公休。）在这些画面之上还要徐一层反映劳改营生活的永远不安定和痉挛似地变动的油彩：一会儿听说要转押；一会儿真的被转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苦役不知转押为何物，人们在同一监狱里服刑十年，二十年，这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的生活）；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突然搞一次“队伍”调整；一会儿“根据生产需要”进行人员调动；一会儿是“体检”：一会儿是清点财产；一会儿是要你们脱光衣裳、把你们的破烂家当再扯烂一次的夜间突击搜查；还有五月一号和十一月七号前的彻底搜查（没听说过上世纪苦役监狱里圣诞节和复活节前有这等事）。一个月还要进三次谋财害命的“洗澡”房。（为了避免重复，我不在这里写了。沙拉莫夫的书里有详细的介绍和研究，杜姆布罗夫斯基也有介绍。）

再就是永远把你缠得牢牢的（对于知识分子是十分痛苦的）不能独处的状态，不能作为个人而只能作为作业班成员而生存的状态，以及必须整天、整年、整个漫长的刑期按照作业班的需要而不能按照自己的决定行事。

还要记住，上面说的一切都是就成立了不止一年的固定劳改营而言的。而劳改营总要在某时由某些人（除了我们这些倒霉蛋还有谁？）去开创：队伍开入冰天雪地的森林，在树干上拉一圈铁丝网……有谁能活到第一批工棚的落成，他就会知道，工棚是盖给警卫人员住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列绍蒂车站附近开办克拉斯拉格的第一独劳点（十年后发展到十七个），把二百五十名为稳定军心而被开除军籍的作战士兵押到了这个地方。他们伐木、造木屋框，可是没有盖屋顶的材料，只好生起铁炉子住在露天的屋子里。外地运来的面包冻成了石头，用斧子劈开、砸碎、揉成细屑，一小把一小把地发给他们吃。另一样食物是北鳟鱼，咸得发苦，吃在嘴里火辣辣，只得吞一口雪压下火烧似的感觉。

（缅怀卫国战争的英雄们的时候，请不要忘记这些人！……）

这就是我的群岛的生活。

哲学家、心理学家、医学家在任何地方也不能像在劳改营里这样细致而大量地观察人的智力和精神视野的缩小以及他向动物状态下降的特殊过程，活着死亡的过程。但是心理学家们进了劳改营大部分顾不上观察了：他们自己也落进了那条把个性溶化为粪土的水流。

在劳改营中安然无恙地活下来的党的正统派们如今向我提出立论高超的请问：“《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主人翁们的情操和思想是多么低下！他们哪里有受难者关于历史进程的思考？满篇是口粮啊！菜汤啊！要知道毕竟有比饥饿更难忍得多的痛苦！”

哦，有吗？哦，更难忍得多的痛苦（正统思想的痛苦？）吗？纯正的正统派先生们，你们在卫生所和保管室里当然不知道饥饿！

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世界的主宰者是饥饿！（顺便说一句，整个先进理论的基础就是饥饿，就是饥饿的人们似乎必定会起来反对吃饱肚子的人们。）饥饿主宰着每一个挨饿的人，除非他有意识地找死。饥饿驱使诚实的人伸手偷窃（顾肚皮顾不了脸皮）。饥饿逼迫最无私欲的人嫉妒地望着别人的饭钵，痛苦地估摸着邻人的口粮的分量。饥饿使人头脑昏沉，除了吃的、吃的、吃的，不允许他注意别的，想别的，说别的。连睡觉也躲不开的饥饿：睡着了也在想吃，睡不着也在想吃，很快变得根本睡不着。过后再也填不饱的饥饿：人变成了一根直通的管子，吞进去的东西全部以原来的样子从下面出来。

凡是有生命的东西，不排出废料便不能生存。群岛也如此，如果不把它的主要废料——垂死者“排到底部，它便不能滋生蕃息。群岛上建造的一切都是从垂死者（在他们变成垂死者以前）的筋骨中榨出来的。

俄国的银幕上还应出现这样的镜头：一群垂死者守候在厨房门口，他们以嫉恨的目光斜视着竞争者，等待着往泔水坑里倒垃圾。他们一拥而上，互相厮打，在坑里寻找鱼头、骨头、菜帮子。一个垂死者如何死于这场争夺；后来他们如何把这些垃圾洗净、煮熟、吃光。（好奇心强的摄影师还可以继续拍下去，让观众看到在一九四七年的道林卡，从狱外运来的比萨拉比亚农妇们如何抱着同样的意图扑向已被垂死者们搜索过的温水坑。）银幕还将展现：住院部病床的被子下如何躺着一具具没有散架的骨骼，它们如何几乎一动不动地慢慢死亡，接着便被抬出去。总的还可以让观众看到人死得多么简单：正说着话就没声了；正走着路就倒下了；“哆嗦一下就完事”。一个肥头大耳的社会亲近分子派工员如何拽着一个人的脚从铺上拖下来，要他去上工（翁日，努克沙劳改点）。那个人已经死了，脑袋略地一声撞到地上。“臭肉，死球了！”派工员还嘻嘻哈哈地用脚踹他。（战争年代那些劳改点既没有医助也没有卫生员，所以也没有病人，谁要假装病人，就由同伴们搀着进森林上工。他们随身带块板子和绳子，以便往回拖死尸省劲。干活的时候把病人放在篝火旁边，所有的人，包括犯人和押解队，都希望他快死。）

银幕无法反映的，将由缓慢而细心的散文为我们描写出来。它能区别出各条死亡之路的微小差别。有的叫做坏血病，有的叫陪拉格（糙皮病），有的叫做营养不良症。咬一口面包留下血痕——是坏血病。下一步是牙齿脱落，牙龈溃烂，腿部出现溃疡，肌肉组织整块脱落，活人身上开始发出尸臭，两腿因出现巨大肿块而曲扭。住院处不收这样的人，他们在营区里两膝着地爬来爬去。面色变黑，像晒了太阳浴，皮肤剥落，剧烈腹泻——这就是糙皮病。腹泻总要止住才行啊，主办法是一天吃三小勺白垩，据说如果饱饱吃一顿咸鲱鱼，食物就能在肠胃里呆住。但是从哪儿去搞咸鲱鱼？人一天比一天衰弱。块头越大，衰弱得越快。这个人已经衰弱到这个地步，连第二层板铺也爬不上去，连横在地上的一根原木也跨不过去，需要用两手抱起一条腿，或者四肢着地爬过去。腹泻使人失去力量，失去对任何事物——其他人、生命、自己——的兴趣。他变聋，变呆，失去哭的能力。把他绑在雪橇上拖着走的时候，他已不害怕死亡，他进入了听天由命的玫瑰色的境界。他跨越了一切界限，忘记了妻子儿女的姓名，忘记了自己的姓名。饥饿到濒死状态的人有时全身布满带着比针尖还小的脓尖的紫黑色豌豆状的颗粒。脸上、手上、腿上、躯体上甚至阴囊上全有。全身疼痛难忍，一点不能碰。小脓疱渐渐烂透，破裂，流出一股股像蛆虫一样的稠糊的脓液。这个人就这样活活地烂掉。

如果黑色的头虱惊慌地在你板铺上的邻居的脸上乱爬，这无疑问是死亡的迹象。

呸！多么自然主义！老讲这些做什么？

自己没有遭过难的，自己杀过人的，或者刚刚洗手不干的，做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的，今天一般都对我这么说：“为什么要回忆这些？为什么要触痛旧伤痕（他们的伤痕！！）？”

列夫·托尔斯泰早已对比留科夫回答了这个问题（《与托尔斯泰的谈话》）：“你不明白为什么要回忆吗？如果我害过一场重病，治好了，根除了，我将永远会高兴地回忆这件事。只有当我的病情依然如故或日渐沉重，当我想欺骗自己的时候，我才不去回忆。如果我们回忆！日的暴行，敢于正视它，我们今日的新的暴行也将暴露无余”。

这几页关于垂死者的介绍我想用H·K·F叙述的有关工程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他的名字大约是为了纪念托尔斯泰吧）·E的情况来收尾。E可以算是研究垂死者的理论家。他发现，垂死者的生存方式是最方便的保命方式。

炎热的星期天，在营区的一个偏僻角落里，E工程师以这种方式生存：一个人形生物坐在积着褐色泥炭水的大坑的斜坡上。大坑四周乱扔着鲜鱼头、鱼刺、脆骨、面包皮、粥团、土豆烂皮，以及一些连名称也叫不出来的东西。一块铁皮上生着的一堆篝火上吊着一只熏得乌黑的士兵小锅。正在煮汤。好像行了！垂死者用木勺从小锅里舀出黑乎乎的浑汤，就着土豆皮、脆骨、鲜鱼头之类喝下去。他非常非常缓慢而留意地咀嚼（垂死者们往往不咀嚼就匆忙吞咽，这是他们共同的不幸）。在遮盖了脖子、下巴、面额的深灰色毛发中很难看出他的鼻子。他的鼻子和前额是蜡黄色的，有些地方的皮肤在脱落。眼睛滴泪，不断地眨巴着。

发现外人靠近的时候，垂死者迅速收拢面前没吃完的一摊东西，把小锅紧抱在胸前，趴倒，象刺猬一样缩成一团。现在随你打、推，他在地上一动不动，不走开，也不交出小锅。

H·压·V和气地对他说话，刺猬稍稍放开了一点，知道不是来打他和夺小锅的。接着他们就攀谈起来。两人都是工程师（H·I”是地质学家，E是化学家）。E地r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信念。他引用还没有忘记的化学成分的数据，证明从厨房丢弃的废物中照样能摄取到全部必要的营养。需要的只是克服嫌恶感，以及竭尽全力从其中汲取养分。

大热天E仍然穿着好几层衣服，而且其脏无比。（这里也有讲究：已通过实验判明虱子和跳蚤在很脏的衣服里不能繁殖，似乎也嫌脏。所以他的一件内衣甚至是从修理车间的擦机器市里挑出来的。）

瞧他的模样：布琼尼式盔形军帽的尖顶变得像一截黑色蜡烛头；军帽上斑斑烧痕，大象耳朵似的油污的帽檐上，这儿沾着几根干草，那儿沾着几绺麻絮。外褂后背和侧身扯开的布条像舌头似地耷拉着。补丁，满是补丁。半边衣服蘸满焦油。补里的棉花挂在下摆外面，像一圈流苏。外褂的两只袖子肘部以下全扯得稀烂，垂死者一抬手就好像蝙蝠展翅。脚上穿着用红色的内胎粘的船形套鞋。

他为什么要穿得这么热？第一，夏天短，冬天长，这一套行头是为过冬准备的，可是除了穿在身上，还能在哪儿保存？第二，也是主要的，靠这些东西当护身、气垫，挨打不痛，脚踢、棍打都不落青伤。这是他唯一的防身手段。需要做的只是及时发现想揍他的人，及时趴下，把膝盖缩到腹部保护起来，把头窝到胸前，用穿着厚棉衣的手臂抱起来。人家只能打到他身上的柔软部位。要想不被打得太久，就需要迅速地使打人者获得胜利的感觉。为了这个目的，E学会了从挨第一下起就像小猪似的吼叫，尽管一点也没觉得痛。（改劳营都有殴打弱者的嗜好。不仅派工员和作业班长如此，普通犯人为了获得一次自己还不是最弱者的感觉也喜欢干这一手。既然人们不做出一些残酷的事便不能相信自己有力量，又有什么办法？）

E觉得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完全合理的。再者，它不要求你玷污良心！对任何人没有损害。

他指望能活到期满。

对垂死者的访问到此结束。

老科雷马人托马斯·斯戈维奥（在布法罗出生的意大利人）断言：“最快变成垂死者的是知识分子；我知道的垂死者都是知识分子。我从未见到普通俄国农民变成垂死者的。”

这种观察也许对；农民面前除了劳动没有别的路，活命也是靠劳动，丢命也是因劳动。而知识分子有时除了当垂死者甚至像E，这样编出一套绝妙理论之外，没有别的自卫方法。

在我们这个光荣的祖国里，最重要和最勇敢的著作从不能被同代人读到，从不能及时影响民众思想（一类是因为遭禁止、遭迫害，不为人所知，另一类是因为受过教育的读者们避之犹恐不及）。这还有什么奇怪？我写这部书纯粹出于义务感，因为太多的叙述和回忆汇集到了我手里，我不能任其泯灭。不敢期望我能亲眼看到它在哪里出版，不大指望从群岛带回一把骨头的人们有一天能读到它，完全不相信它能在某些事物尚可纠正的期间内向人们说清历史的真相。在这部书写作最紧张的时刻，我受到生平最强烈的一次震动：恶龙突然出现，用长满倒刺的血红长舌舔走了我一部长篇小说和几篇旧作“，又暂时地隐到了幕后。但是仍听到它的呼吸，知道它的毒牙对准了我的脖颈，只是时辰未到。于是我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力求尽快完成这部研究，以期至少使它逃脱恶龙的毒牙。在那个早已不是作家的肖洛霍夫从一个作家们备受摧残、横遭逮捕的国度去领取诺贝尔奖金的日子里，我正千方百计躲开特务的盯梢，藏进一个隐蔽的地点，用我这支劳累过度的秘密的笔为完成这部书争取时间。

我扯远了，我原想说，在我国，最优秀的著作是不为当时人所知的。因此我很可能在徒劳地重复另一人已经秘密地写出来的东西。如果我知道他的著作，本可把自己的书写短一些。但是在七年的苍白无力的自由时期，总算冒出来了一些东西。在黎明前的海洋中一个泅水者看到了另一个泅水者的头，并向他发出了沙哑的呼喊。这样，我发现了沙拉莫夫的六十篇劳改营小说以及他对刑事惯犯的研究。

我想在这里声明，除了某些局部性问题，我俩对群岛的看法从未发生过分歧。我们对土著生活的评价基本一致。沙拉莫夫的劳改营经历比我苦，比我长。我怀着敬意承认，是他，而不是我，触及了劳改营生活把我们一切人拖入的那个兽性和绝望的深渊的最底层。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我在我们的分歧点上对他进行反驳。其一就是对劳改营卫生科的看法。沙拉莫沙谈到劳改营的每一项设施都是深恶痛绝的（很对！），只对卫生科做出偏袒的例外。他支持，如果不是制造，关于做好事的劳改营卫生科的奇谈。他断言劳改营里所有人都跟犯人作对，只有医生可以帮助他们。

但是可以帮助并不等于真的帮助。工地主任、定额员、会计。保管员、炊事员、值日员、派工员等等，如果乐意，也可以帮助。但真有那么多人帮助吗？

一九三二年以前，劳改营医务部门还隶属卫生人民委员部，那时候的医生可能真的是医生。一九二二年这个部门完全由古拉格接管，它的任务变成帮助压迫犯人和充当掘墓人。把个别好心医生做的好心事放到一边不说，如果劳改营卫生科不为共同目标服务，谁会让它在群岛上呆着？

一个垂死者因拒绝上工而遭管理员和作业班长殴打，打得他像狗似地舔着伤口，躺在禁闭室里两天不省人事（巴比奇），过后两个月下不了铺——一这时候不肯写遭殴打的证明又不肯治疗的不正是卫生科吗？（治达劳改营第一劳改点。）

每一张把犯人关禁闭的决定上不都是有卫生科的签字吗？不过也不能忽略这个事实：长官们并不是非要医生签名不可。C·A·切博塔廖夫是英迪吉尔卡河畔劳改营里的一名自由雇佣的“贴橡皮膏的”（即医助。这个劳改营术语并不是胡造的！）。独劳点点长的禁闭决定，他一张也没有签过字，因为他认为这样的禁闭室别说关人，连关狗都不行：炉子只供走廊里的看守员取暖。但这有啥关系？他不签字，仍是照关不误。

由于工地主任或工长的过错，或者由于没有设置围栅或防护装置，在生产中造成犯人死亡。这时不正用得着医助和卫生科签字证明他是死于心脏病发作吗？（其结果是一切保持原样，以便明天另一个人去丧命。医助不这样做，明天自己就得下掌子面去劳动！哪怕你是医生，也得下去。）

每季度一次的体检的任务是把劳改营全体居民分成以下几类：重体劳、中等体劳、轻体劳、单人体劳。每当演出这种卫生普查的喜剧的时候，曾有很多好医生出来反对他们的专靠提供大批“重体劳”来保乌纱帽的坏科长吗？

也许至少对那些损毁自身之一部以保全其余部分的人们，卫生科能发一点慈悲？但谁都知道这条规矩，各劳改点都一样：对自伤者、自残肢体者、自损劳功能力者不得提供医疗帮助！命令是行政方面下的，们不摸摸帮助的是谁呢？是医生……。用雷管炸掉四根手指，来到小医院——人家不会给你绷带：滚开，死去吧，狗东西！在早年的伏尔加运河工地上，当全面竞赛正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自报劳动能力的事件忽然大量发生。马上找到了原因：阶级敌人捣乱！这些人还要治吗？……（当然这有赖于自报者的狡猾程度：可以把自损搞得没法验证。安斯·伯恩施坦巧妙地隔着一层布用滚水把一只手烫坏，从而保住一条命。另一个人用不带手套的办法巧妙地冻坏一只手。还有的在毡靴里撤一泡尿然后穿着它站到冰天雪地里去。但是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计算得很周到：弄不好，伤口发生坏疽，把命也丢了。也有不是出于本意的劳动能力的损伤：巴比奇因环血病而不能愈合的溃疡被误认为梅毒。无处验血，他本人也很乐意地扯了个流，说他和他的所有亲属都有梅毒史。结果他转入性病隔离区，从而推迟了他的死期。）

卫生科哪天给所有确实有病的人开过免体劳证明？哪天不把一定数量的重病号赶到营区外去劳动？苏列曼诺夫医生不同意“泽克”（犯人）民族的英雄和喜剧演员彼得·基什金住院，理由是他的泻肚还没有达到标准：应当每半小时一次并必须带血。基什金随大队被押上工地，半路上他冒着被枪毙的危险蹲下来。但是押解兵比医生要仁慈些，他截住了一辆过路汽车，把基什金送进医院。当然有人会反驳，说丙类人员（病号）住院和门诊的人数是规定了严格比例的，卫生科要按这个比例办事。反正每件事都有理由，但每件事也都包含了残忍，那是用“另一方面对某些人也做了好事呀！”的想法绝对抵销不了的。

再请你们看一看像克里沃谢戈沃第二劳改点住院处这样的惨不忍睹的劳改营小型医院。厕所的臭气充斥于整个医院。但问题仅仅在于厕所吗？这里每张病床上躺着两名泻肚的病人，病床间的地上也有两名。虚弱无力的病人直接拉在床上，既没有床单，也没有医药（一九四八一四九年）。管理住院处的是一个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因触犯五十八条而坐牢的），忙得焦头烂额，可是一点办法没有。派来给病号送饭的是一些身大力强的年轻人，病号饭落进了他们的嘴，病号口粮被他们偷走。是谁安排他们干这个美差？毫无疑问是“教父”。医学院学生自然没有力量撵走这帮人，以便保护病号的口粮。可是哪个医生有这力量呢……o

也许在某个劳改营里卫生科有可能为犯人争取到真正适合人吃的伙食？比方说至少不让出现下工时互相牵着手走路的“夜盲班”没有！如果像出了奇迹一样，竟有什么人在为改善伙食出力，那一定是需要结实的劳动力的生产管理当局，决不会是卫生科。

谁也没有把这些责任全推在医生身上（虽然他们反抗的勇气往往是很微弱的，因为害怕被派去干一般劳动）。可是也用不着制造救命恩人卫生科的神话＿卫生科跟劳改营任何分支一样是魔鬼所生，自然流着魔鬼的血。

沙拉莫夫继续发挥他的思想，他说在劳改营里囚犯们只能指望卫生科救命。他们不能指望也不敢指望自己双手的劳动给他带来好处：这是死路一条。“在劳改营里杀人的不是低口粮而是高口粮。”

这句谚语说得好：高标准的口粮是一把杀人刀。一个拖运原本的季节干下来，顶结实的劳力也只能剩下一口气。那时对他就改为临时残废待遇：四百克面包和最低一级的饭食。在一个冬天之内他们大部分都会死掉（比方说，八百人当中死掉七百二十五人）。剩下的转入“轻体劳”，到那儿慢慢去死。

我们能给伊万·杰尼索维奇提供什么旁的出路？当医助，人家不要；当卫生员，人家也不要。连一天的病假条子也不给他开。在营区里找个杂役的差事当当吧，一来文化不够，二来良心太多。除了靠自己一双手，还有什么别的活路？休息点？自残？争取以健康原因提前释放？

让他自己谈谈吧，他考虑过，他有时间。

“‘休息点’——类似劳改营内开设的休养所。犯人们弯腰弓背地干几十年，从没休过假，现在让他们享受享受——住住为期两周的休息点。那儿的伙食好得多，也不到营区外劳动，只在营区内干三四个小时轻巧活：砸石子，打扫营区或者做些修理工作。一个五百人的劳改营，可以开办容纳十五人的休息点。如果公平分派，每人一年多能轮到一次。但正如劳改营里什么事都办得不地道一样，休息点的事办得尤其不地道。休息点的开办搞得鬼鬼祟祟，神不知鬼不觉，一次就把三批人的名单排好了。休息点的关闭也像一阵风，连半年都维持不下来。一股脑儿涌进去的全是会计、理发员、皮鞋匠、裁缝之流，全是劳改营的上等人，只是搭配几个真正干苦力的做摆设，因此只好把他们全说成是优秀生产者。进去以后，裁缝别列布留姆还会指着你鼻子说：我给外面人缝了一件皮大衣，人家给营里付了一千卢布。你这傻瓜滚一个月的木头杠子，营里连一百卢布的进项也落不着。谁该是优秀生产者？谁该进休息点？你还正牵肠挂肚地盘算着怎样钻进休息点去歇口气呢，可是你瞧，它已经关门大吉了。顶叫人生气的是，哪怕在监狱档案里记下一笔你哪年进过休息点也好，不是有那么多会计闲着没事吗？不，不记。因为这对他们不利。明年休息点再开办，头一批进去的又是别列布留姆，又没你的份。十年之间他们可能挽着你踉踉跄跄地通过十座劳改营，到了第十座，你想请求他们允许你在整个服刑期间至少能钻进休息点的门缝一次，瞧瞧那儿的墙壁油漆得美不美，因为你一次也没进去过嘛。可是，你拿什么来证明呢？……

“去它的吧，别为休息点恼火了”。

“自损劳动能力则大不一样。在自己身上弄点伤——又要能活下来，又要变成残废人。象俗话说的：一分钟咬牙忍耐，一整年逍遥自在。把腿弄断，然后让它错位长合。喝盐水造成浮肿，拿茶叶当烟抽——一让心脏出毛病，而喝烟叶泡的水又是让肺出毛病的好办法。只是要做得恰到好处，可别损伤得过了头，可别弄得从残废跳进坟墓。可是谁知道干到什么程度算是合适呢？

“当残废有很多好处：可以在厨房里找一个事做，到编树皮鞋的车间里去也行。但是聪明人通过残废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以健康状况为理由提前释放。不过争取因病释放比进休息点还要困难。况且办理这种事务只是一阵一阵的。在一定时候组成一个审查残废人的委员会，为最严重的写一份证明：‘兹证明某人自某年某月起因健康状况不适于继续服刑，特此申请将该犯释放。’

“还仅仅是申请！等这个证明书送到上面的头头那里再等立批回来，你早已上西天了。这种事是常有的。当官的都是大滑头，他们同意因病释放的全是过一个月就要咽气的角色，再就是那些肯出大价钱的人。卡利克曼有个同案的女犯，她拐骗了五十万，在里面付出了十万就出去了。跟我们这些傻瓜可不一样。

“工棚里流传过一本书，“大学生们围在他们的角落里大声朗读。书里说一个年轻人搞到一百万卢布，但不知道在苏维埃政权下能拿它干什么，说是没有东西可买，结果摸着它活活饿死了。我们也跟着笑：你去对别人扯淡吧。这些百万富翁我们送出大门的可不止一个了。拿这一百万你也许买不到上帝赐给的健康，可是能买到自由，买到权力，买到连皮带瓤的大活人。现在外边手里有一百万的不知道有多少，只是人家不爬上房顶去张扬就是了。

“可是因病释放的大门对于‘五十八条’是堵死的。自有劳改营以来，对按第十条判刑的犯人办理以健康状况为理由的提前释放听说总共只有三次，每次一个月，办完就立刻把门关死。他们这些人民敌人的钱没人敢拿，拿了要掉脑袋，何况这些‘政客’们根本没有钱。”

“伊万·杰尼索维奇，你说谁没钱？他们？”

“不错，是我们……”

但有一种提前释放的机会是蓝箍帽们没法从囚犯身上夺走的。这就是死亡。

它是群岛上基本的、稳定的、没有任何定额的产品。

自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乌斯特维姆的一个劳改点里的五百五十人当中死掉了三百八十五人。某些作业班（如奥

古尔佐夫作业班）整个地，连作业班长一起死光了。一九四一年秋，伯朝拉劳改营（铁道劳改营）的名册上有五万人，一九四二年春只剩一万。在这期间一次没有向别处递解过犯人。那么四万人哪儿去了？我突出了这个“万”字是什么原因？这个数字是我偶然从一个当时接触过这些数字的犯人那里知道的。可是整个劳改营系统历年的数字到哪儿去了解，怎么合计？布列波罗姆劳改营中心地段的老弱病残工棚里，五十个人当中每夜要死十二个，从来没有少于四个的时候。到早晨他们的铺位就被新来的垂死者占上了，这些人还梦想在这里靠几碗糁子稀粥和四百克面包恢复元气呢。

在停尸间的木房里或者干脆在露天检验这些由于糙皮病而干瘪了（没有臀部，女人没有乳房）或由于坏血病而腐烂了的尸体。这哪里像医学解剖？从颈部到耻骨垂直剖开，截断了肢，沿骨缝撬开颅骨。常常不是解剖医生而是押解队士兵检验犯人是真死还是装死。办法是用刺刀在身上涌窟窿，用大榔头砸脑袋。完了事就在死人右脚大脚趾上系一个写着劳改营表册中代表该犯档案号码的小标签。

有一个时期是穿着本人的内衣埋葬，后来要换上最次的、穿过三次刑期的、已变成立灰色的内衣。最后做了统一规定：不得浪费内衣（还可扒下来给活人穿），赤身埋葬。

在俄罗斯曾认为人死了得有个棺材。最低等的奴仆、叫花子和流浪汉也是装在棺材里入土的。萨哈林和阿卡图依的苦役犯死后也有棺材。但是在群岛上如果照此办理那将是数以百万计的木材和劳力的非生产耗费。战后在英塔用棺材埋葬了一个木材加工联合工厂的有功劳的工长，文教科专为这事下达了一项开展宣传的指示：好好工作，争取也用木头棺材入葬！

往营外拉死尸是用雪橇还是大车，视季节而定。有时为了方便，放进一只可容六具尸体的大木箱。若没有箱子，就用细绳把手脚捆起来，免得晃荡，然后像垛原木似地码在车上，盖上一张蒲席。如果有硝氨炸药，掩埋班就用它炸坟坑。否则就得动手挖。从来是合葬坑：有供多人合葬的大坑，也有四人一穴的浅坑。（一开春浅坑就冒臭气，这时派老弱病残去加深。）

从另一面说，倒不会有人谴责我们使用毒气室。

死人身上的内衣，鞋，破衣烂衫都能用上，给还活着的。可是剩下一堆劳改档案，一点用场没有，而且老多。没地方存了——烧吧。你瞧（杜布罗夫拉格的雅瓦斯劳改点，一九五九）一辆翻斗车朝营区锅炉房开来三趟，卸下一摞摞的档案。看守们把多余的犯人们赶开，监督着锅炉工把这些东西统统烧光。

在闲工夫多的地方，如肯吉尔，小坟头上还插一根小木柱，由堂堂的登记分配科代表亲笔在木柱上写明火葬人的财产帐号。不过在肯吉尔也有人暗中搞破坏：他们向死者的母亲和妻子指出掩埋的地点。这些娘儿们老去哭坟。于是斯捷普拉格的上校劳改营长切切夫同志下令甩推土机把木柱统统推倒．把坟头推平，谁让这些娘儿们不知道感恩呢。

女读者啊，你的父亲，你的丈夫，你的兄弟就是这样人士的。

一个土著居民的路途到止为止，他的日常生活到此结束。

不过帕维尔·贝科夫说：

“蹬腿以后没过二十四小时，你别以为什么事都完了。”

“喂，伊万·杰尼索维奇，咱们生活里还有什么事没有说到？”

“咳！还没开头呢。蹲多少年，就能讲上多少年。押解队士兵怎样开枪打死那些出列弯腰拣烟头的……，残废人怎样在厨房里吃生土豆：等煮熟就捞不着了……，茶叶在劳改营里怎样当钱使，怎样沏酽茶——一杯里放五十克茶叶，喝了脑子里就产生幻觉。不过干这种事的多半是窃贼，他们用偷来的钱向自由人买茶叶。”

犯人一般怎样生活？……没有用沙土拧成绳子的本事（不会取巧），一天也活不了。犯人连做梦都必须考虑他第二天该怎么要滑。搞到什么东西，摸到什么门道，别作声！别作声！别人知道了就会给你使坏。劳改营里就是这回事：反正不够大伙用，想法够你自己用就行了。

情形也许是如此，可是你说劳改营里就没有人们之间一般的友谊了？有的，既有旧谊——同案犯、在外边结识的同伴，又有新交。两人情投意合，便无话不谈，结成搭档。有什么一块用，缺什么对半分。固然保命的口粮是各吃各的，但凡是别的路子搞来的东西都合在一只小锅里煮，从一只小锅里舀着喝。

有短期搭伙的，也有长期结合的……有的是基于一片真心，有的是虚情假意。“教父”喜欢像游蛇一样钻进这类搭档之间。搭伙吃饭的时候，说悄悄话的时候，什么底都能兜出来。

老犯人这么认为，前被俘人员也这么说：跟你从一只小锅里舀着吃的人正是出卖你的人。

一部分也是事实……

顶好的事不是结交男伴，而是结交女伴。

娶个劳改营媳妇，女犯人。像俗话说的——“给个二等婚”。对年轻人是好事，因为可以找个地方跟她……过夜，让心里也轻松轻松。即使对年老的，体弱的也是好事。你弄到或挣到点什么，她给你洗干净，送进工棚，把衬衣放到枕头底下。没有人会笑话——这是合法的。她把吃的煮好，你们俩就并排坐在铺上吃吧。这种微温而稍带苦味的铁窗鸳鸯的生活甚至对于上了年岁的人也是特别合心意的。你透过小锅上的蒸气望着她，她的脸上已经有了皱纹，正如你自己。你们俩人身上都是劳改犯的褴缕衣衫，你们的棉坎肩蹭满了铁锈、污泥、白灰、石膏、机油。你与她素不相识，没去过她的家乡，她的言谈话语也和我们“不是一路”。她在外边有子女，你也一样。她的男人留在外面，正跟别的女人胡搞；你的女人也留在外面，也没有守空房：八年，十年，谁不想生活呢。你监牢里的这一个却跟你拖着同一根锁链，并且毫无怨言。

咱俩活在一起不是个人家，死了也不是公母俩。

原配的老婆前来探监的事也是有的。有些劳改营在某些营长管事的时期曾允许他们在门房里坐上二十分钟。还有的能让他们在一间单独的小屋里住上一两夜，如果他能百分之一百五十地完成生产任务的话。可说真的这种会见纯粹是一剂苦药。既然还要过很多很多年才能跟她一起生活，现在用手接触她，跟她说这说那，究竟为了什么？男人的眼里晃着两个人影，跟劳改营老婆的关系比较明白：咱俩还剩下一菜缸子麦片了；听说下星期要发烧焦的砂糖；当然不会给白的，这些毒蛇们……钳工罗吉切夫的妻子来探监；他的相好恰恰头天在跟他亲热的时候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口。罗吉切夫骂娘了，因为妻子要来。他去卫生科请求用纱布把血印子缠上：我告诉她，我着凉了。

劳改营里的女人都是什么样的人？有女贼，有荡妇，有政治犯，更多是触犯“法令”而关进来的温驯的女人。按照前面说过的“法令”，不断地以窃取国家财物的罪名把这些女人送进来。战时和战后的工厂是靠什么人填满的？全是一些姑娘媳妇。家里人靠谁养活？也是她们。可是拿什么养家糊口呢？要吃要穿就顾不上王浩如山。于是顺手拿点吧：酸奶油揣进衣兜，小面包卷藏进大腿缝，长筒袜子缠在腰里，更可靠的办法是不穿袜子进厂，在厂里抓一双新的穿上，回家洗出再拿到黑市上去卖。生产什么拿什么。乳房沟里塞进一团轴线。看门的全买通了，他们也得找门路活命呀。他们只随便在身上拍拍。可要是突然蹦出来个警卫，一搜身——那你为了一团狗屈不值的轴线就得去蹲十年！跟叛国罪一样多！为轴线进来的成千成万。

个人工作条件许可拿什么就拿什么。纳斯奇卡·古尔金娜运气好，在行李车里工作。她看准了：咱们本国人死抠门，这些讨厌鬼为了一条毛巾能扇你耳刮子。所以她不动苏联人的箱子，只打扫外国人的。她说，外国人都想不起及时查看，一旦发觉了，也不会写控告信，只会吐口唾沫骂一句：这些俄国贼！照样回他的本国。

老会计施塔列夫责备纳斯佳：“你这没睑没皮的，不知道害臊！怎么没惦记惦记咱们俄国的荣誉？！”她回敬说：“合上你那X嘴，老老实实呆着去吧！你自己怎么也没为胜利操点心呢？干吗把军官老爷们都放回家去配种呢？”（施塔列夫战时在医院当会计，拿军官们的人情，在填出院证明时多填治疗日期，以便他们去前方之前回一趟家。情节严重，原判施塔列夫死刑，后改判十年。）

当然也有各种各样不幸的女人被关进来。有一个因诈骗罪被判五年：男人是月中死的，她到月底还没有交回他的粮本，银两个孩子一起用这个本儿买面包。邻居因眼红而告发了她。她在里头蹲了四年，因为大赦少蹲了一年。

也有这样的事：房子炸毁了，老婆孩子炸死了，剩下一个男人。购粮本全烧了，可是这个男人神经失常，月底前的十三天一直没吃面包，也没去申请发本。人家疑心他把几个本全攥在手里。判了三年，蹲了一年半。

“等一下，等一下，伊万·杰尼索维奇，这些事以后再说。你刚才说——女相好，‘结二等婚’，是吗？她跟你拖着同一条铁链，也不抱怨，是吗？”

第八章　劳改营里的妇女

即使在侦查阶段也不会不想到她们，毕竟她们的监室和你只隔一堵墙啊！她们——弱者们就在这同一座监狱里，在这同样的管理制度下，这种无法忍受的侦讯她们如何经受得了？！

走廊寂静无声，听不出她们的脚步和衣裙的悉蔌。但是如果布蒂尔卡的看守员为开哪把锁而多耽搁了点时间，如果让我们监室的男犯在楼上明亮的走廊窗口站立半分钟，通过窗外的“笼口”，我们忽然会看到下面翠绿的小庭园一角的柏油地面上的女人的脚踝和皮鞋。她们也是排成两路纵队，也是等着开门。只能看见脚踝和皮鞋，还是高跟的呢！这真像是演出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时乐队的一声轰鸣。比它们高的部位我们一点也看不见，这时看守员已经赶我们进屋。我们漫腾腾往屋里蹭，心里又好像是亮堂了一点，又好象是罩上了一层云雾。我们在脑子里补足其余部分的形象，把她们幻想成因精神沮丧而活不下去的天使般的可怜人地。她们怎么样了？她们怎么样了？！

但是看来她们非但不比我们更沉重，也许反比我们轻松。从妇女们写的有关侦查阶段的回忆文章里我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材料，可以据以做出她们比我们更消沉更沮丧的结论。妇科大夫祖波夫蹲过十年，在劳改营里一直给女犯们看病，并对她们进行观察。他说：不假，从统计数字看，妇女对逮捕及其主要后果——丧失家庭——的反应比男人来得快，来得明显。她在精神上受到损害，这常常表现为最脆弱的女性机能的丧失。

妇女们写的关于侦讯的回忆中最令我惊异的是这一点：在那种地方，她们竟能想一些从囚犯（但决不是女人）的角度看来如此“琐碎”的事情：纳佳·苏罗夫采娃，一个漂亮的年纪还轻的女人，被提审时在忙乱中穿了两只不同的长袜。在侦查员办公室里，审讯者的眼睛老往她腿上瞅，弄得她十分难堪。你满以为她心里准会说：“去他的，关他个屁事”吧？她又不是跟他到剧场看戏，何况她差不多是一个哲学博士（按西方标准的）和一个热心的政治家呢？谁想得到她竟会对这种事在意呢？一九四三年在大卢宾卡蹲过监狱的亚历山德拉·奥斯特列佐娃后来在劳改营里告诉我，她在监室里时常闹着玩：有时候躲在桌子底下，看守员因为少了犯人而吓得要死，跑进屋来找；有时候用糖萝卜汁染个大红脸出去放风；有时候在提审之前和女难友们热烈地讨论今天该穿朴素一点还是穿上晚礼服。诚然，奥斯特列佐娃当时还是个娇养惯了的小淘气并且是同一个年轻姑娘米拉·乌波列维奇关在一起的。

后来在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大院里我碰巧和一批解来的女犯坐在一起，她们跟我们一样，也是新判的。我惊奇地看到她们不像我们这样瘦、这样衰弱和苍白。一样的口粮标准，一样的狱中折磨，在女人身上产生的效果平均说来轻微一些。她们饿垮得不是那么快。

但是对我们全体，尤其是对于妇女来说，监狱只是开花，劳改营才是结果。正是到了那里，妇女才或者被摧毁，或者屈服、蜕变，以适应环境。

在劳改营里情况反过来了，妇女的日子越来越比我们男人不好过。就从劳改营的肮脏说起吧。在递解站和递解途中她们已经吃够了肮脏的苦头，到了劳改营也讲不了干净。在一个平常的劳改营的妇女作业班里，也就是说在集体工棚里，她几乎永远没法觉得自己身上是真正干净的，永远搞不到温水（有时候什么水也没有。在克里沃谢科沃第一劳改点里，冬天连脸也洗不成。水象冰一样凉，没地方烧热）。她不能通过任何合法途径得到纱布和布条。哪儿还谈得上洗衣服！

洗澡房？对了！进劳改营正是从洗澡房开始的——如果不算在雪地里跳下闷罐车驮着行李在押解队和警犬的包围中走的那一段路程的话。劳改营的洗澡房是像验收货物一样检验脱光了的女犯人的地方。澡房里有水也罢无水也罢，反正检查虱子、剃腋毛和阴毛这两件差事总能给营区内并非本等的贵族——理发员察看新来的娘儿们的机会。紧接着别的杂役也来逐个察看Z这还是索洛维茨的老传统，只是群岛草创期还存在非土著式的拘谨——是在她们做辅助劳动时隔着衣服进行察看的。但是群岛渐渐硬结了，这道程序也变得肆无忌惮起来。费多特·C夫妇（他俩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结合的）现在笑着回忆说，男杂役们排在一条窄走廊两边，让新来的女犯们脱光衣裳通过走廊，不是全体一道，而是一个一个地通过。然后杂役们讨论决定谁要哪一个。（据二十年代的统计资料，我国在押的女犯和男犯是一与六、七之比严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一连串《法令》发布后，比例一点点地拉平了。但是仍没有达到不看重妇女的程度，尤其是漂亮的娘儿们。）有的劳改营里这道程序保持了客套的形式：把女犯带进工棚以后，一个个保养得很好的穿着崭新的棉背心的（在劳改营里穿一件没有破口和油污的衣裳，马上显得像了不得的花花公子的打扮）自信而放肆的杂役这时才跟着进来。他们在“小车厢”之间不慌不忙走来走去，进行挑选。他们坐到床沿上，说长道短，邀请到他们那里去“作客”。他们住的不是大统舱式的工棚，而是几人一间的“小室”。他们那里又有电炉，又有平锅。他们还有人类的梦想——炸土豆呢！头一次去仅仅是美餐一顿，以便对劳改营生活的不同方面做一番比较和认识。急性子的在给女人吃了土豆以后马上要求“付帐”，克制一些的把女人送出门，把今后的前途解释给她听。趁着人家客客气气地上门请你，你就在营区内找个安身的地方吧！这儿又干净，又有洗衣房，又能穿整齐的服装，活儿又不累——你全能得到！

在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女人在劳改营里“比较容易”。单纯保住一条命，女人比较容易做到。有的垂死者对于不需到泔水坑里拣食物的女犯怀着某种“性的憎恨”。从这种感情出发，自然会认为女人在劳改营里的日子比较容易过，“因为她们靠较少的口粮也过得去，因为她们有避免饥饿和活下去的门径。一个饿疯了的男人，他的整个世界都被饥饿之神的翅膀遮住了，对其它一切都看不见了。

不错，是有一些水性杨花的女人，她们在外边就比较容易跟男人相好，不大挑拣。劳改营里条条轻松的门径对于这样的女人自然是永远开放的。虽然个人的特点不能简单地按照刑法典的条文划分，然而我这话大致不会说错：大部分五十八条女犯不属于这一类。有的人自始至终认为走这一步比死更难受。另一些人踌躇、动摇、难为情（在女友面前的羞愧也阻止她们走上这条路），等到她们终于下了决心，终于打算顺从，一看已经太迟了，在劳改营里已经找不到买主了。

因为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人要。

进营的头几天就有许多女人顺从了。前景是那么残酷，希望是丝毫没有。做出这种选择的包括有夫之妇、孩字妈妈，也包括未成年的少女。正是这些被劳改营的粗鲁和野蛮压得出不了气的小姑娘们变成最无顾忌的荡妇。

怎么，不干？好，走着瞧！穿上男人的长裤和外套！像一个无定形的外表肥大而内里孱弱的生物，拖着沉重的步子到森林里去劳动吧！到时候你会爬着送上门来，会跪在地下哀求的。

如果你进营时身体状况完好，又在最初几天就做出了聪明的决定，你将长期在卫生科、厨房、会计室、缝纫间和洗衣房安身。岁月将舒坦地过去，跟外边差不多。即使遇到递解，也会像朵盛开的鲜花似地到达新地点，到了那里也会知道从头天起该怎么办。最合适的路子是给首长当女佣人。新被解进一座劳改营，她是一个身材硕大、细皮嫩肉的女人，原是一个军队高干的多年养尊处优的夫人，登记分配科科长立刻相中了她，给她分配了一个在科长办公室擦地板的光荣职务。她就这样软软和和地开始了她的刑期，完全明白这是她的好运气来了。

至于你在外边爱过什么人，曾想忠实于什么人，这又算得了什么！一个女活尸的忠实有什么用处？女犯工棚里永远听得到这样一句话：“等你出去催还要你？”你变粗、变老，你将在凄苦与空虚中度过残剩的女性的年华。抓紧时间从这种野蛮生活中拿到一点什么岂非比较明智？

有个便利条件，这里对这种事没人说闲话。“这地方全这么生活。”

生活已经不剩下任何意义，任何目的，因此没有什么东西束缚你的手脚。

没有马上屈服的，或者自己会改变主意，或者人家会强迫她屈服。连那些项顽固的，如果有几分姿色，也准会被逼得无路可走，还得就范。

我们在卡卢加关卡劳改营（莫斯科市）里的时候，有过一个骄傲的姑娘M，中尉，特等射手。像童话里的公主——殷红的嘴唇，天鹅般的身姿，又黑又亮的头发。仓库管理员伊萨克·别尔沙德尔，一个又老又脏又肥腻的家伙打定主意要买她。这人的模样谁看都恶心，更不用说对于有着健美的身体和不久前的英勇的经历的她了。他是朽烂的木头疙瘩，她是匀称挺秀的白杨。但是他从四面把她紧紧围困起来，不给她留下呼吸的余地。他不仅让她陷进了一般劳动（所有的杂役都配合一致地行动，帮助他打围），使她不断受到看守员的刁难（看守员也和他“挂着钩”），而且还威胁说一定要把她送到最坏最远的劳改地去。结果有一天晚上劳改营熄灯以后，靠着白雪和天空的微光我亲眼看见M像影子似地从工棚溜出来，低着头，敲了敲饿狼般的别尔沙德尔的保管室的门。在这以后她在营区内得到了不惜的安排。

M·H·已经是中年妇女，在外面是绘图员，两个孩子的妈妈，丈夫死在牢里。她在伐木场妇女作业班里已经消耗得疲弱不堪，但仍拒不就范。她的体质已经处于不可逆转的边缘。双腿浮肿，下工时拖在队尾，押解队士兵用枪托驱赶她。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在营区里面留了一天。厨房大师傅来巴结她：到我小屋来，我让你吃一顿。她去了。他放了一平锅猪肉炸土豆在她面前，她全吃光了。但是在付了“报酬”以后，她呕吐起来，土豆白糟蹋了。大师傅骂她：“还以为自己是个金枝玉叶呢！”从那以后她渐渐习惯了。她得到了好安排。每次营里放电影，她在场上自己挑选打算找她过夜的男人。

谁要迟延得比她更久，那就有一天要自己慢腾腾地走进男犯的集体工棚（已经不能找杂役了），在“小车厢”之间的夹道里边走边单调地重复：“半公斤……半公斤……”：如果救命星拿着口粮跟她走回来，那就用床单把自己的“小车厢”三面挡起来，在这个篷帐、窝棚（“小窝棚”这个字就是由此而来）里面赚一块面包，如果事前没有被看守员抓住的话。

用破布片遮挡的“小车厢”是劳改营内的古典画面。但也有比这更简单的，这又得说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的克里沃谢科沃第一劳改点了（我们知道这一个，可这样的一共有多少？）。在这个劳改点里，盗窃犯、普通犯、少年罪犯、残废人、女犯、孩子妈妈……全混在一起。女犯工棚只有一座，但能容下五百人。它肮脏得无法形容，肮脏得无与伦比，屋里乱七八糟，有一股浓重的气味。“小车厢”上没有任何卧具。存在一条不许男人入内的禁令，但谁也不遵守，也没人检查。不仅男人们常常进去，连少年罪犯——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也成群结伙地涌进去学习。他们起先只是单纯观赏——在那个屋里不存在虚假的害臊。不知道是布片不够还是时间来不及，“小车厢”是没遮没盖的。灯当然也是从来不关的。事情干得那么自然而然，当着大庭广众，而且同时在几处进行。只有显眼的衰老和显眼的丑陋能够成为女人的护身符，此外没有任何庇护。漂亮的外表必然招来灾祸，这样的女人的床上永远坐着客人，永远受到包围、请求，用殴打和刀子胁迫。她的希望不在于坚持到底，而在于投降得巧妙，在于选定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和刀子的威力今后可以保护她不受其他人、下一批人的侵扰，不受这个贪婪的行列、这些被这里的见闻和空气毒化了的疯狂的少年罪犯们的侵扰。难道仅仅是防止男人的侵扰吗？难道仅仅是少年罪犯们被毒化了吗？那些日复一日地在旁边看着这一切而本身却无人问津的女人们呢？这些女人控制不住的情欲也会爆发起来，她们会扑上来殴打走运的女邻居。

后来克里沃谢科沃劳改点里又迅速地流行开花柳病。传说差不多一半女犯都有病，但是没有法子，还是照去不误，长期霸占者和！临时求欢者仍是络绎不绝。只有一些做事谨慎的人，例如在卫生所有内线的手风琴演奏员K，每次去之前都为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核对一次性病患者的秘密名单，以免出毛病。

科雷马的妇女们的处境如何？要知道女人在那地方是奇缺的物件，在那里她会遭到哄抢，被撕成八块。一个女人在那地方的工地上千万别落到谁的手里，押解兵也好，自由人也好，犯人也好。在科雷马出现了“有轨电车”这个词儿，意思是集体强奸。K·O讲，一个司机打牌输掉一卡车押解到艾里根去的女犯，他把卡车拐进小道，把女人交给免除看押的建筑工人们睡一夜。

劳动怎么样？在男女混合的作业班里女人还能占一点便宜，可以干一些轻活。但如果整个作业班全是女人，可就没有情面好讲了。你们照样得交出那么多方木材来！还有整个由妇女组成的劳改点，这里伐木、挖土、脱坯全都要女人干。只有铜矿和钨矿不派女人去。以卡尔拉格“第二十九劳改点”为例，这个点里有多少女犯？不多不少整六千！女人在那里干哪些工种？叶林娜当搬运工。她扛八十公斤甚至一百公斤的口袋！不错，上肩有人帮助，而且她年轻时是体操运动员（叶连娜·普罗科菲耶夫娜·切博塔廖娃十年刑期内一直是搬运工）。

妇女劳改点里形成着非女性的残暴风习：没完没了的骂娘，没完没了的打架，疯闹。不这么干，你就没法活。（但据免除看押的工程师普斯托维尔-普罗霍罗夫观察，一旦女犯从妇女劳改大队抽出来当家仆或干体面工作，马上变得安静而勤奋。他见过三十年代贝阿干线〔第二西伯利亚大铁路）妇女劳改大队的情况。请看这样一个小场景：炎热的白天，女犯请求押解队准许她们在水沟里洗洗澡，押解队不准。女犯们当下齐心一致地脱得赤条条躺在地上晒太阳——紧挨着铁路干线，就在过往列车的眼皮底下。驶过国内列车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一趟国际特快马上要过来，里头有外国人。要女犯穿衣服，她们不听命令。于是叫来一辆救火车，用消防水龙把她们轰跑了。）

再请看看克里沃谢科沃的妇女劳动。在砖厂的取土场，一个地段开来完毕，就把顶板扔到那里去（开采前顶板平铺在地面上）。过后就需要把这些又湿又沉的原木从十至十二米深的大坑里拉上来。怎么拉法？读者会说：用机械嘛。那是自然。于是一个妇女作业班用两根缆绳（用缆绳的半中腰）套住原木的两头。每一头站两排人，像纤夫似地拽（步子要走齐，免得原木脱掉，一切又要从头做起）缆绳的一端，拉出原木。然后她们二十人一拨，把这样的一根原木扛上肩，在横眉竖眼的作业班长的骂骂咧咧的号令声中把它抬到新地方，堆在那里。你们会问为什么不用拖拉机？哎呀，饶了我吧！这是一九四八年，哪儿去找拖拉机？你们会说为什么不用吊车？可是你们忘记了维辛斯基说的“能把人们从空虚和渺小变成英雄的魔术师般的劳动”了吗？如果使用吊车，魔术师怎么办？如果使用吊车，这些人不得永远空虚和渺小吗！

干这样的劳动能把一个人的身体耗空。女人身上一切女性的东西，不论是固定的还是每月一次的，都不再有了。如果她们能拖到下一次的体验，在医生面前脱下衣服后露出来的已经不是洗澡房走廊里杂役们垂涎三尺的那个身体：她变成了说不出年龄的女人；肩膀呈现出尖锐的棱角，乳房耷拉着，像两只干瘪的小口袋；扁平的屁股上多余的肉皮打着福子。膝盖以上的肉已经这样少，以致两腿之间形成了空挡，一个羊头，甚至一只足球都能通过。嗓音变粗、变哑，脸上已经出现糙皮病的黑斑。（据一个妇科大夫说，妇女在伐木场上劳动几个月，一个更要紧的器官就会发生下垂和脱出。）

魔术师般的劳动！

生活里本来没有一般齐的事情，在劳改营里更不用说。在劳动中也不是所有人的处境都同样绝望，越是年轻，日子越好过些。我见过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纳波利娜娅，长得结结实实，她的农村丫头的面颊整个儿是红通通的。她在卡卢加关卡小型劳改营里当塔吊司机。她爬上吊车像猴子一样敏捷，有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地爬到吊臂上，从那地朝整个工地大声咋呼：“噢……噢……”她没有电话，从操纵室和地面上的自由人工地主任、工长联络也是扯着嗓子喊话。一切她觉得有趣、快乐，好像不是进了劳改营，简直都能入团了。她带着非劳改营式的善意向每个人微笑。她永远领得到百分之一百四十的口粮——劳改营的最高标准。她不用害怕任何人（当然除了“教父”）——工地主任不会让她受人欺侮。只有一件事我弄不明白，她在营里怎么得到学开吊车的机会的。人家同意她干这个活不图什么好处吗？不过她坐牢是因为触犯了一条无关紧要的非政治性法律。她焕发着旺盛的精力，而她赢得的地位允许她不是根据物质的需要，而是根据内心的要求跟别人恋爱。

十九岁进监狱的萨奇科娃也是这样描写她的景况。她被送进了劳改农场，那地方向来吃得比较饱，所以日子比较好过。“我唱着歌从一架收割机跑向另一架收割机，学习打麦相。”如果除了劳改营里的青春就没有别的青春，那就该在这里快活快活，不然在哪儿呢？后来她被转押到诺里尔斯克附近的冻土地带。连这个地方她也觉得像是“儿时梦中的神话城市”。服完刑期，她以自由人身份留营就业。“记得我走在暴风雪中，心里忽然冒出一股想撒撒野的情绪，我边走边挥动双臂，和暴风雪搏斗。我唱起‘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荡……’望着辉映着北极光的色彩变幻的天幕。我扑到雪堆上，仰望高空。我想唱歌，让整个诺里尔斯克全听到：五年没有战胜我，是我把它战胜了。什么铁丝网、板铺、押解队全结束了。我想爱什么人！想为人们做什么事！要使大地上再也不会有恶势力。”

不错，这正是许多人的愿望。

萨奇科娃毕竟未能使我们大家摆脱恶势力：劳改营依然存在。但她本人倒真是个幸运儿：别说五年，就是五个星期也足以把她消灭，无论做为一个女人还是一个人。

在我手里，和成千个凄惨或无耻的事例相反的就只有这两个事例。

如果你像尼娜·别列古德那样，还是八年级女学生就被判了十五年（按照政治性条款）关进来，除了在劳改营里你还能在哪里经历你的初恋？你怎么能不爱上不久前还是全市众口称赞、红得发紫，当时你还觉得高攀不上的爵士乐演奏员美男子瓦西里·科兹明呢？尼娜写了首《白丁香》，他谱成曲，隔着营区向她歌唱（他们俩已经被分开，他现在又是“高攀不上”的了）。

克里沃谢科沃工棚里的少女们也戴花——插在头发里，这是已结成劳改营婚姻的标志，但也说不定是已获得真正爱情的标志。

外面（古拉格外面）的法律似乎促成着营内的姻缘。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颁布关于巩固婚姻关系的全苏法令的同时，还有一项没有公布的人民委员会决议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指示。那里面规定，只需自由的苏联公民一方提出要求，法院必须不加阻挠地解除该公民与其在监禁（或在疯人院）中的配偶的婚姻关系。甚至免付办理离婚证书的手续费，以资鼓励。（在这种场合，任何人没有将既成事实的离婚通知另一方的法律责任！）这就等于号召男女公民赶紧在患难中抛弃他（她）们的丈夫或妻子，而在押者则应更彻底她忘掉他（她）们原来的婚姻。如果在押的妻子思念留在外边的丈夫，这已经不仅仅是愚蠢的和非社会主义的，而且简直成了违法。被丈夫牵连作为“反属”（反革命家属）入狱的卓娅·雅库舍娃落得了这样的结果：丈夫是重要专家，三年就获释了，他并没有把释放他老婆作为必需条件提出来。而她竟为了丈夫熬完了整整八年……

忘掉原来的婚姻，好吧。但是乱搞男女关系也受古拉格内部条令的谴责，当做是破坏生产计划的行为。这些忘掉了对国家和群岛负有义务的不要脸的娘儿们在生产场所乱窜，随时随地可以仰面躺下——泥地上、木屑上、碎石上、煤渣上、金属刨屑上全行——因而生产计划便会完不成！五年计划便会原地踏步！奖金也不会往古拉格首长的腰包里流了！不光如此，有的女犯还暗藏着怀孩子的卑污念头，想利用我国法律的人道主义以怀孕为名刨掉几个月的刑期。这几个月可以不干活，而她们的刑期有时候统共只有短短的五年或三年。所以古拉格的条令才要求：凡发觉有姘居行为者，必须立即将二人隔离，将其中价值较小的一方转解他处。（这跟把使唤丫头发送到远地的庄子上去的萨尔台奇哈们当然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这一类囚衣下的风流韵事给看守人员增添了无穷的烦恼。看守员夜晚本可以在值班室安安生生地打呼噜，可是却不得不提着马灯查夜，捕捉男工棚里光着大腿的死皮赖脸的老娘儿们以及钻进女工棚的老爷儿们。更别说也许他自己正欲火中烧呢（毕竟看守员也不是石头做的），却还得费一番工夫把干了坏事的女人送进禁闭室或者对她做一整夜的思想教育工作，向她解释她的行为为什么不对，然后还要写出一份报告（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写这玩艺儿简直活受罪）。

构成一个女人以及一般人生活内容的东西：家庭、母性、亲朋往来、熟悉的甚而是感兴趣的职业，对于某些人还包括艺术和书籍——所有这一切全被剥夺了，在恐惧、饥饿、被遗忘、野兽行为的重压下，女劳改犯的心除了爱情还有什么寄托？受上帝祝福的爱情几乎已不包含肉欲的成份。因为在灌木丛里不好意思，在工棚里当着众人的面做不出来，况且男人并不是随时做得了。再说劳改营看守员只要见到两人“偷偷摸摸”（单独在一起），马上拉出去关禁闭。但是妇女们现在回忆，由于劳改营爱情的非肉体性，它的精神因素变得特别深。正因为没有肉体接触，它变得比狱外的爱情更加强烈！偶然的微笑、瞬间的注意，都足以使年岁不轻的女人们夜不成寐。在劳改营的肮脏阴暗的生活的背景上，爱情的光辉显得格外鲜明。

H·斯托里亚洛娃在她的女友（莫斯科女演员）以及和她一起运干草的男搭档（不识字的奥斯曼）的脸上看出了“幸福的密谋”。女演员向她吐露了真情，说谁也没有这样爱过她，无论她的当电影导演的丈夫还是所有她以前的崇拜者。只是为了这个原因，她才不愿意离开运干草的工作，不愿意离开“一般劳动”。

再说是风险——几乎和打仗一样，几乎要豁出性命：一次幽会被发觉，就要付出被赶出习惯了的地点的代价，这等于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性格变得愚蠢而放荡的地方，刀丛上的爱情毕竟是英勇的爱情啊！（奥尔塔乌劳改营的阿尼娘·列赫托年和她的情夫被持枪士兵带往禁闭室。情夫低声下气地恳求士兵放他走，经过了这二十分钟，阿尼娜永远断绝了对那人的爱情。）有人为活命甘愿充当受杂役养活的没有爱情的姘妇。有人为爱情甘愿去干一般劳动，甘愿去死。

连一些完全不年轻的女人有时也陷入这类事件，弄得看守员们也毫无办法：在狱外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女人还能搞这种名堂！这些女人已经不是寻求情欲，而是为了满足这样的需要：关怀什么人，温暖什么人，自己省下吃的给什么人垫补垫补；替他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她和他共用的饭钵是他们神圣的定情戒指。个女犯向祖波夫医生解释说：“我并不要跟他睡觉。在我们这野兽过的日子里，在我们那成天为口粮和破布烂套子争吵的工棚里，我心里总惦念着：今天该给他补补衣裳，我们还要煮个土豆吃呢。”但是男人有时候还要求别的事，只好跟他就合。而看守员专等着抓干这事的……翁日拉格有一个波利娅大婶，是医院的洗衣妇，她很早就守了寡，一直独身，曾在教堂里当过差。她的刑期已经到了末尾，突然一天夜里发现她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医生们叹息说：“波利娅大婶，你这是怎么啦！我们对你还抱很大希望呢！现在他们准得调你去干一般劳动了。”老太婆伤心地点头：“是啊，是我的错。照福音书上说是淫妇，照劳改营的说法是……。”

对被查获的情侣的惩罚也跟古拉格的整个制度一样缺少不偏不倚的精神。如果情侣之一方是和首长关系密切或工作上很需要的杂役，对他的私情可以好几年都装做没有看见。（一个免除看押的电工调来翁日拉格妇科医院独势点工作。所有的自由人都求得着他。自由人主任医师把管总务的护土——一个女犯人叫来吩咐说：“给穆霞·布坚科创造点条件！”穆霞是个女护士，电工就是为了她才到这儿来的。）如果是无关紧要的犯人或者失宠的人物，那就会受到迅速而残忍的惩处。

在蒙古境内的古尔热德斯（铁道劳改总局）系统的劳改营里（一九四七一五0年我国犯人在那里修筑铁路），两个免除看押的姑娘跑到男犯大队去会朋友被抓住了。一个警卫队员用绳子把她系在马后，骑上马，在草地上拖着走萨尔台奇啥也没有做过这种事。可是索洛维茨做出来了。

随时遭追究、查获、拆散的土著情侣似乎是不可能牢固的。然而却有这样的事情，被分开后的有情人仍保持通信联系，获释后终于结合。我们知道这样一件事：医生，某省医学院的副教授，他自己都不记得在劳改营里和多少女人发生过关系，连一个女护士都没有放过，而且还不止护土。但自从3加入了这个行列，队伍就到此为止了。3没有终止妊娠，把孩子生下来了。不久获释，定居地未受限制，本可以返回原居住城市，但是为了和3母子呆在一起，他决定留营就业。他的妻子等不及了，自己来这里寻夫。他躲进隔离区里面，不跟她见面！（他的妻子不能进去逮他）。他在那里跟3生活在一起并通过各种方式转告他的妻子，说他已跟她离婚，劝她离开这里。

但是能够使劳改夫妻分离的不仅仅是看守员和长官。群岛是一个一切都被颠倒了的国度，婴儿的诞生本应当使一对男女结合得更紧．在这里却把他们分开。孕妇！脑产前一个月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点，那里有附设产科病房的劳改营医院。小生命在那里叭叭哭叫：他们不愿意为父母的罪孽而当囚犯。孩子生下来，便把产妇送到不远的一座专门收容“妈姆卡”（孩子妈）的劳改点。

这里需要插一句！在这里不能不插一句！“妈姆卡”这个字包含了多少自我嘲讽啊！“我们不是真正的……”犯人的语言很喜欢给每个字眼加上示卑的后缀，并且总是顽固地这样做。不说（母亲），而说“MaMka”；不说（医院），而说……——同样的嘲讽，只是不表现在后缀上。甚至表示“二十五年刑期”的这个字也被降格为。即由“二十五卢布”降低到“二十五戈比”。

犯人利用语言的这种固定的偏轻企图表明，群岛上一切都不是真正的，都是冒牌的，都是最次等的，还想表明他们并不珍视一般人珍视的东西。他们很清楚给他们提供的治疗完全是冒牌货；他们被逼着姑妄写之的所谓赦免申请也完全是冒牌货。犯人把“二十五卢布”降低为“二十五戈比”是想显示对这种几乎等于无期的徒刑也抱着超然的态度：

“妈姆卡”在专门的劳改点居住和劳动，从那里被押着去给土著新生儿喂奶。婴儿此时已经不在医院，而是送进了“儿童村’（或“育婴院”。各地的叫法不同。哺乳期结束后就再不让母亲和孩子见面，除非“在劳动和纪律方面有模范表现”的可以破例。（这个办法的好处是不必为这事把“妈姆卡”留在附近的劳改点，哪儿生产需要就可以把她们派到哪儿去。）但另一方面，这些女人也八成回不到她们原来的劳改点与她们的劳改“丈夫”会合。当爸爸的只要不离开劳改营，一般见不到自己的孩子。断奶以后，孩子继续在儿童村里养上一年光景（他们的伙食标准跟自由人的孩子一样，所以劳改营医务和总务人员的伙食都占他们的便宜）。有的孩子断奶后不适应喂食，便夭亡了。活下来的孩子再过一年就送进了普通的保育院。土著男女生下的孩子就这样暂别了群岛，但并没有失去以少年罪犯身份重返故土的希望。

据留意者说，母亲获释后从保育院领回孩子的事并不经常（女贼们从来不领）。因而，这些自幼小肺叶的第一次呼吸就吸进了群岛含毒菌的空气的孩子，许多人一落地就受到诅咒。另一些孩子有人领。有的母亲出狱前就委托一些无知识的（也许是信教的）老太婆去把孩子领出来。古拉格放这些孩子出去，尽管这样做对政府的教育工作不利，而且少一个孩子就少一份产房、产假补贴和育婴室的经费。

战前和战时，只要怀了孩子，劳改夫妻就得分离，他们来之不易、拼命隐瞒、四面受敌并且本来就不那么牢靠的结合就要毁于一旦，所以这时期女人们竭力避免生孩子。这又是群岛跟外边不一样的地方：堕胎在外边犯禁，要受法院追究，女人做这种事很不容易。而在劳改营里，长官们对医院里经常实行的堕胎从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对劳改营只有好处。

孩子生不生下来？生下以后怎么带？这对任何一个妇女都是难题，对于女劳改犯是更加苦恼的。如果变化莫测的劳改营命运宽容许你从一个心爱的男子那里受孕，怎么下得了决心堕胎？生吗？——必然马上要分开。你走后他在本劳改点不会跟别的女人相好？孩子会是怎么样的？（由于父母营养不良，孩子往往发育不正常。）断奶以后，就会把你送到别处去（你还有好多年的牢要坐），他们会照看孩子吗，不会把孩子糟践吗？将来能领孩子回家吗（有些人不许领孩子）？如果不许领，就要伤心一辈子（有些人一点不会）。

打算获释后跟孩子爹结合的人，毫不犹豫地走上当妈妈这条道儿。（这种打算有时候能够实现。这就是A·格列鲍夫与劳改营的妻子二十年后的合影：身边的一个女儿还是在翁日拉格生的，现在十九岁，多可爱的姑娘，另一个是十年后在外边生的，当时双亲已经服满了刑期。）走这条道儿的，还有急着想体验母性的感受的人——既然没有别的生活，就在劳改营里体验体验也罢。这个喷着你的奶头的活生生的小东西毕竟不是冒牌的或次等的货色呀？（哈尔滨来的利亚利亚生第二个孩子只是为了可以借此机会回到儿童村看望她头一个孩子！后来又生第三个，也是为了能回去看头两个。服完了五年徒刑，她竟能把三个都保全下来，带了他们出去。）女劳改犯本人低人一等已无可挽回，但她们通过做母亲又树立起自己的尊严，在一个短时期内她们似乎与自由的妇女取得了平等地位。她们还这样说：“尽管我是犯人，我的孩子可是自由人！”她们寸步不让他要求给予自己的孩子同真正的自由人一样的供养和照顾。第三类女人，一般是劳改营里的老油条和女贼，把当妈妈看做是逍遥自在一年的机会，有时候看成是争取提前释放的门道。她们根本不把孩子当做自己的骨血，连看也不想去看，是活是死也从不打听。

西乌克兰来的妇女，有时还包括出身低微一些的俄罗斯妇女，一旦当了妈妈必定想方设法给孩子举行洗礼（这已经是在战后）。小十字架巧妙地藏在包裹里从外边送进来（看守员决不轻易放过这种反革命行为），或是以面包为代价向营里的能工巧匠订做。也有办法搞到系十字架的带子，还有办法给孩子做一件后开襟的小罩衫和一顶小帽子。从口粮里省出砂糖，用点什么粮食烘一块小甜饼，把最亲近的女友们邀请来。会念一段祈祷词（随便哪一段都行）的女人总是有的。把孩子在温水里浸一浸，就算行完了洗礼，满心欢喜的妈妈这时便邀请客人们就餐。

有时候专为有乳婴的女犯（“五十八条”当然除外）颁发局部赦令或提前释放的指令。这些指令的受益者主要是案情轻微的女刑事犯和女流氓。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本来就打的这个主意。这一类“妈姆卡”只要在附近的区中心领到了一张身份证和火车票，便常常把已经没有用处的婴儿留在火车站的长椅上，丢在头一个人家的台阶上。（不过也要替她没想一下，她们并不是都能得到住处、派出所的好脸色、户口、工作。明天早晨她已经吃不到劳改营的现成口粮。没有孩子就比较容易重新开始生活。）

一九五四年在塔什干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我挨着一群犯人度过一晚上，他们是根据特别指令从劳改营放出来的。约模三十人，占了大厅的一角。他们举止嚣张，显出半盗贼式的放肆派头。这是一些真正的古拉格儿女，他们知道生活值几个大钱，根本不把周围的自由人放在眼里。男的玩纸牌，抱孩子的女人扯着嗓子争论什么事。忽然一个“妈姆卡”发出一声压倒别人的尖叫，跳将起来，抓住孩子的脚丫子一抡，把孩子的脑袋在水泥地上“砰”地撞了一下。整个大厅里的自由人都惊叫起来：“母亲！母亲怎么能干出这种事？”……他们不懂，那女的不是母亲，而是“妈姆卡”。

前面所说，都属于男女混合的劳改营，也就是从革命后头几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时期的劳改营。那些年代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好像只有一个诺文斯克拘留所（由原莫斯科女犯监狱改成）羁押清一色的女犯。这个经验没得到推广，它本身也没存在多久。

但是伟大的导师和缔造者终于安然无恙地从差点儿被他打输了的战争的废墟底下站起来了，他开始考虑臣民的福利。他的脑子现在腾出来用于安排人民的生活了。当时他发明的有益民生、增进道德的东西可谓多矣！其中的一条就是分开男女，首先从学校和劳改营做起（下一步他可能想推广到整个狱外社会。在中国还做过更广泛的实验）。

群岛男女的全面大隔离始于一九四六年，于一九四八年完成。男女犯人分送到不同岛屿。如果是留在同一岛屿，则在男女营区之间拉上一道久经考验的老友——铁丝网。

如同别的许多做过科学预言和科学设想的行动一样，这项措施产生了意料之外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后果。

妇女单独分出来以后，她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急剧恶化。先前在男女混合的劳改营里，许多妇女做洗衣妇、卫生员、炊事员、锅炉工、保管员、会计等工作。现在她们必须丢下所有这些职位。而另一方面，在妇女劳改营里这类职位要少得多。妇女们被赶出去做一般劳动，被赶进使她们特别受不了的纯妇女的作业班。能不能哪怕暂时地从“一般”劳动里挣脱出来，也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女人们开始争取怀孕，设法从任何一次短暂的相遇，任何一次接触中留下一个孩子。现在不必像以前一样害怕怀孕造成夫妻分离，因为一道英明的指令已经把分离赏给了他们。

这样一来，送进保育院的孩子数量一年之内翻了一番！（翁日’拉格，一九四五年：从一百五十人增至三百人。）虽然同一时期在押女犯的数目并没有增加。

“给小丫头取什么名字？”——“就叫奥林匹亚达（比赛）吧。她是在业余文艺活动比赛的时候怀上的。”业余文艺活动比赛，男犯文艺工作队到妇女劳改点演出，男女突击工作者联合集会等等形式的文化活动，还习惯地保留着，男女共用的医院也保留了下来，现在这些地方也成了幽会的场所。据说一九四六年在索里卡姆斯克劳改营，分隔男女的铁丝网是拉在单排柱子上的，网眼很稀（当然也没有火力警戒）。这样，馋猫似的土著们聚拢在铁丝网两侧，女人采取弯腰擦地板的姿势，男人不用跨过分界线就能占有她们。

永生的厄洛斯到底还是有一些威力！也并不单单是企图摆脱“一般劳动”的理智的盘算啊！犯人们感觉到，分界线是永久划定了，今后只会越来越死，越来越严，跟古拉格的所有方面一样。

如果说男女分隔以前还有过和谐的同居，劳改营的婚姻，甚至有过爱情，现在则只有公开的淫乱。

不用说，长官们也没有睡大觉，他们对自己的科学预见边实行边修正。单排铁丝网两侧增设了障碍区。后来发现这样的隔断仍不够用，便代之以两米高的隔墙，两例仍然没有障碍区。

在肯吉尔连这样的隔墙也不管用，痴情的男女越墙而过。这时候，每逢星期日（因为不能浪费生产时间！况且在公休日处理内务是顺理成章的）大墙两侧实行星期回义务劳动，强迫他（她）们把大墙加砌到四米之高。说来也逗人；人们参加这种义务劳动倒是兴高采烈。在分手之前至少可以和墙那边的人交个朋友，说上几句话，约好今后怎样通信！

后来在肯吉尔把隔墙接高到五米。五米之上又拉了一道铁丝网，再往后又接通了一道高压电网（该死的爱神威力之大——以至于此）。最后在两头又设置了警卫队的了望塔。在整个群岛史当中，这一道肯吉尔大墙有一段特殊的命运（见第五部，第十二章）。在其他特别劳改营（例如斯帕斯克）里也建造过类似的墙。

雇主们认为把男奴和女奴用铁丝网分开是合乎天理顺乎人情的。人们对于他们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方法的合理而恰当不能不表示钦佩，但是如果有人建议他们在自己家里也实行起来，那可要叫他们目瞪口呆了。

大墙越来越高，厄洛斯进退维谷。它找不到别的出路，有时飞得过高——变为柏拉图式的通信来往，有时钻得过低——变为同性恋爱。

情书从一个营区甩到另一个营区，或者留在厂里的约定地点。信里用暗语写地址：即使被看守截获，也弄不清是谁写给谁的（按目前的规定，查出一张条子就要送进劳改营内的监狱）。

加利亚·维涅狄克托娃回忆，有时候连认识也不是当面的，两人没有见过面就通信了，没有见过面就分手了。（进行过这样的通信的人，知道它的绝望的甜蜜，它的毫无希望和它的盲目性。）在上面说过的肯吉尔劳改营，立陶宛女人们隔着大墙嫁给她们从未见过面的同乡：天主教教士（当然也是穿着囚衣外套的犯人）书面证明某女和某男在上天面前永远结为夫妇。在这样的与隔着大墙的不相识的囚徒的结合（对于天主教信徒说来这种结合是不可改变的，是神圣的）中，我仿佛听到天使的合唱。它如日月行空之毫无私念，对于锱铢必较的和轻浮跳踉的爵士乐的世纪，它实在太崇高了。

肯吉尔的婚姻也有过不寻常的结果。上天听到了人们的祈祷，进行了干预（第五部，第十二章）。

妇女们（以及在男女分隔的营区里给她们治过病的医生们）现在自己证实，这种分隔状态她们比男人们更加难以忍受。她们特别容易冲动、神经质。女子同性恋爱迅速流行起来。娇嫩的年幼女子脸色变得焦黄，眼睑出现黑圈。身体比较粗壮的充当“丈夫”的角色。不论看守员怎样驱散这类情侣，她们仍是成双成对地睡在一张床上。当局把这类“夫妇”中的某些人从本劳改点遣送出去，这时便会爆发在哨兵的枪击下自己投向铁丝网的激烈的戏剧性事件。

斯杰普拉格的卡拉干达分营里集中的女犯全是“五十八条”。据H·B说，其中许多人一听说行动特派员要叫去谈话，心里就紧绷绷的，倒不是由于恐惧或是对卑鄙的政治审讯的憎恨，心里紧绷绷是因为这个男人将要把她和自己单独锁在一间屋里。

妇女营负担着同样沉重的“一般劳动”任务。诚然从一九五一年起形式上禁止了妇女伐木场（未必是看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的面子上）。但是还有这样的情形，例如，翁日拉格的男劳改营老是完不成计划，这时想出来一个给他们加劲的点子——强迫土著们以自己的劳动偿付地球上一切生物都能免费享受的那件事情。为此把妇女们也赶到伐木场上去劳动，和男人们同在一个押解队的警戒圈里，只隔着一道滑雪板压出的辙迹。现场采伐的木材全算在男劳改点的帐上，但是对男犯和女犯都有定额要求。肩章上有两道杠杠的长官直接对“木材工长”柳芭·别列津娜说：“如果你用手下的女人们完成了定额，我们就让别林斯基在小屋里跟你会一次！”但是，凡是身体棒一些的干活的男人，特别是身上有钱的生产杂役，这时只要给押解队士兵塞上几个钱（要知道这些人的工资也不够他们胡花的），就能闯进女犯的圈子里去呆上个把钟头（直到买通的哨兵下岗的时候）。

在这个把钟头之内，在冰天雪地的森林里，他们将：选对象，互相介绍（如果事前没有通过信的话），找地方，办事。

可是何必回忆这一切？何必触痛那些当时安安稳稳住在莫斯科市内和别墅里、在报纸上发表大作、在讲坛上发表演说、赴疗养地、出国的人们的伤痕呢？

何必回忆这些，如果今天依然如故。不是只许写那些“今后不会再重复了”的事情吗？……

第九章　杂役

新跨进劳改营的犯人最早知道的当地概念之一就是“杂役”。凡是有办法不和大家分担共同的注定灭亡的命运的人，不管是从一般劳动里脱了身的，还是根本没有陷进去的，当地土著们一概不客气地冠以这个称号。

群岛上杂役的人数颇不少。在生活区，这类人数有严格的比例限制，在登记表上列为“乙类”。在生产区，有人员编制表的限制。但是他们总是不断突破百分比：一半是由于想活命的人数的巨大压力，一半是由于劳改营当局额预无能，人手少了就没法进行经营和管理。

据司法人民委员部一九三三年的统计，当时在剥夺自由地点从事各项服务工作的人数，包括经济管理（诚然也包括“自我看守”）在内，占土著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减少到百分之十七——十八（不算自卫队），仍然是总数的六分之一。由此可见，本章所涉及的，是劳改营内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但是杂役们远远不止六分之一：因为这里只计算了营区内的杂役，此外还有生产杂役呢；再说杂役的构成有很大流动性，显然有更多的人在整个劳改生涯中曾一度当过杂役。最主要是，活下来的人当中杂役占很大比重；据我的感觉，五十八条的长期犯人能活下来并获得释放的，十之八九都是当杂役的。

差不多每一个能够庆幸劫后余生的长期犯人都是杂役，或者他大部分刑期都是在干这个差事。

因为这是“消灭营”——请不要忘了这一点。

人世间的分类本来就没有截然的界限，过渡总是逐步的。在这件事上也一样：边缘是模糊不清的。一般地说，凡是在工作日不到生活区以外去上工的，都可以认为是营区杂役。在总务大院做工，就比做一般劳动的苦力日子好过的多。早上不必站队等派工，也就是说，可以晚些起床和吃早饭。上下工时被押着走的路程也免了；严厉的待遇少，挨冻少，花力气少。再说工作日结束得也较早；工作地点或是暖和的，或是随时可以取暖的。加之他的工作一般不在作业班里劳动，而是单独完成的手艺活。这表示他用不着听同伴的吆喝，只听长官们的吆喝就行了。可是因为他常常给长官个人干点私活。所以不但听不到饱喝，反而能得到点赏赐和甜头，例如准许头一批领衣、领鞋之类。另外，他还有从其他犯人那里接活捞取外快的好机会。说得明白些：总务大院好比是庄园奴仆的作坊。如果其中的钳工、木工、砌炉匠还算不了响哈哈的杂役，那么鞋匠，特别是裁缝，已经是杂役中的高级人物了。“裁缝”这个称号在劳改营里就跟外边的“副教授”差不多。（反过来，真的“副教授”在这里是句骂人话。顶好别在这儿打出这块牌子招人笑话。专业的贵贱，劳改营里的标准和外边正好相反。）

洗衣妇、女卫生员、洗碗工、锅炉工、洗澡房工人、烧水工、普通的面包匠、工棚值日员等等也算杂役，但属于低等的。他们都得从事体力劳动，有时候还挺累，不过他们都能吃饱。

真正的营区杂役是这些人；厨房大师傅、切面包的、仓库管理员、医生、医助、理发匠、文教科教育员、洗澡房主任、面包房主任、保管室主任、包裹转递室主任、工棚值日员领班、房舍管理主任、派工员、会计、指挥部工棚的文书、营区和总务大院工程师。所有这些人不仅吃得饱，不仅穿得干净，不仅用不着搬重东西而弄得腰酸腿疼，而且对人们所需要的一切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也就是说对人们本身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有时候他们之间发生派系斗争，耍阴谋、施诡计，互相打倒或互相抬举，为“娘儿们”争风吃醋，但更多的是抱成一团对贱民实行联防，形成一个得天独厚的上层集团。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分享，因为一切都已经一劳永逸地瓜分完毕了。各人都有自己的一摊。营区杂役集团越是强大，营长对他们就越是依赖，以求尽量减少自己的麻烦。所有送来的和送走的犯人的命运，所有普通干苦力活的犯人的命运，全由这些杂役们决定。

由于人类习以为常的狭隘等级观念，杂役们很快就觉得，与普通苦力同睡一间工棚、同睡一个“小车厢”（甚至一般地睡“小车厢”而不睡床）、同桌吃饭、在同一个洗澡房脱衣服、穿上普通苦力汗湿过扯烂过的内衣……是不成体统的。于是杂役们就单独搬进了各容纳二、四、八人的不大的房间，在那里吃他们挑选的食物，再加上点非法弄来的；在那里讨论营里的所有安排和事务，包括人的和作业班的命运，不会有惹起苦力和作业班长的顶撞的危险。他们单独在一起消磨空闲时间（他们有空闲时间）。给他们发的换洗内衣是局限在他们小圈子内部的。由于上面说的那种愚蠢的等级观念的作祟，他们还竭力在衣着上显出和普通劳改犯有所不同，但可惜受到条件的限制。如果本营是以黑色棉坎肩或黑上衣为主，他们就努力从保管室领蓝色的；如果是以蓝色为主，他们就穿黑的。还有，他们在裁缝间用三角布片把劳改营的瘦裤腿接成喇叭口。

生产杂役实际上是指工程师、技术员、施工员、班组长、车间工长、计划员、定额员，还有会计、女秘书、打字员。他们和营区杂役不同，派工时要站队，要走在有人押送的队列里（不过有时候也可以免除看管）。但是他们在生产中处于优惠地位：不要求他们拼体力，累不着他们。相反，苦力们的劳动、伙食、生活倒是攥在他们许多人的手心里。他们虽然与生活区的关系较小，但是力争在那里也保待自己的地位，争取得到营区杂役们享有的大部分优惠条件，尽管这些人永远争不到跟他们平起平坐的地位。

这方面也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属于上述一类的还有设计员、工艺员、测绘员、马达工、机械值班员。这些人已经不算“生产指挥员”，他们既没有坑害人的权力，也不对人员的死亡事故负责（只要死亡不是由于他的设计或他们管理的工艺所造成的）。这些人仅仅是有知识的或只有半瓶醋的苦力而已。跟任何一个干活的犯人一样，他们照样故弄玄虚，欺骗长官。可以半天干完的事，想方设法施上一个礼拜。在营里他们的生活一般和苦力差不多，常常编在作业班里。只是他们在生产区里的条件又暖和又安静。在办公室和小工房里，如果没有自由人在场，他们把公事丢在一边，大聊生活琐事、刑期长短、过去和未来。聊得顶多的是小道消息，例如：听说快要把“五十八条”（他们这些人大多是从“五十八条”里选调出来的）从杂役职位上通通撤下来，轰去干“一般”劳动啦！

这种措施也是有深刻的唯一科学的根据的：社会异己分子已经从阶级的根子上烂透了，要改造他们几乎不可能了。他们的大多数只能用坟墓来改造。如果说有一个很小的部分还可以改造得了，那当然只能通过劳动，即体力的、繁重的（顶替机器的）劳动。如果劳改营的官员或看守员干这种劳动，那是辱没身份，虽然这种劳动曾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把猴子变成了人（但是在劳改营里它难以理解地把人又变成了猴子）。现在你就知道了，并不是出于报复，反倒是因为对改造“五十八条”还抱着微弱的希望，古拉格的条令中才严格规定无论在生活区或在生产中，按第五十八条判刑的犯人都不能担任享有特权的职位（只有在外边偷盗成绩卓著的人物才配担任与财物发生关系的职务）。这本来一定会遵照办理的，难道劳改营长官对“五十八条”有什么特殊好感不成！但是他们知道：按其他条文判刑的犯人中的专家加到一起，也不及“五十八条”中专家人数的五分之一。医生和工程师差不多全是“五十八条”。就以一般诚实的人和能办事的人来说，在自由人当中也找不出像“五十八条”这样好的。结果东家们变成了唯一科学理论的隐蔽的反对派，他们暗地里把“五十八条”安插在杂役的位置上（不过最肥美的差事总是留给普通犯。长官们跟这些人容易谈到一块。而且人大诚实了也碍事）。安插尽管安插，可是每当有关指令重申一次（而指令是经常重申的），每当调查团下来以前（而他们是经常下来的），长官们即不犹豫也不心疼，白嫩的大手一挥，就把属于第五十八条的杂役通通轰到一般劳动上去。花了数月工夫惨淡经营起来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好光景一日之间就灰飞烟灭了。被轰下台本身还不算要命，最叫当杂役的政治犯提心吊胆、不得安生的是没完没了的有关末日来临的小道消息。这些传闻毒化着杂役们的整个生活。只有普通犯能安安稳稳地享受杂役的地位。（不过，调查团一走，生产工作慢慢地垮下来，工程师们又被悄悄地挽回杂役的岗位上，直到下次调查团来再轰下去。）

还有一批人，他们不单纯是“五十八条”，莫斯科在他的监狱档案上还打了一个单独的诅咒的烙印：“此人只可使用于一般劳动！”一九三八年许多科雷马人都盖了这样的烙印。对于这批人来说，连混上个洗衣妇或者毡靴烘烤工的差事都是不可企及的幻想。

《共产党宣言》上是怎么写的？——“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说得相当像！）“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但总还是出钱招雇的！总还是让他们干自己的本行！如果是派去干一般劳动又该怎么说？派去伐木又该怎么说？而且是“不出钱”的！而且是不管饭的！……诚然、把医生撤下来去干一般劳动是不常有的事，因为他们也要给长官的家底看病。至于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那只能在一般劳动里把他们报销掉，这些人当杂役什么也干不了。

作业班长在劳改营中的地位很特别。照劳改营的规定，他们不算杂役，可是也不能把他们称为苦力。因此本章的议论也适用于他们。

和在战斗中一样，在劳改营里也没有详细讨论的时间：杂役的职业到了手边，你就自然会把它抓住。

但是几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活下来，我们的同伴们死去了。我们开始向大吃一惊的自由人和摸不关心的下一代一点点地揭示我们在那边经历的几乎没有任何人性的世界，——而我们必须以人类的良心为准则对它做出评价。

这里遇到的主要道德问题之一就是关于杂役的问题。

在为那个劳改营中篇小说“选择主人翁的时候，我选定了一个做苦工的，我不可能选中其他任何人，因为只有做苦工的人才看得清劳改营里真正的相互关系（正如只有步兵这个砝码才称得出战争的全部重量一样。但不知为什么写回忆录的总不是他）。小说选择了这样一个主人翁，又有一些刺耳的话，使得某些前杂役大为恼火，认为受了侮辱——而我已经说过，活下来的人十之八九都是杂役。这时候出来了一本季亚科夫写的“一个杂役的札记”（《经历札记》）。它自鸣得意地肯定他们在自找门路方面的足智多谋和不惜任何代价求得活命的方法之巧妙。（这样的书本应当在我那本书之前出现的。）

在似乎可以发发议论的那短短的几个月，突然冒出来了一个关于杂役问题的讨论，对劳改营杂役地位的道德问题出现了某种一般性的提法。但是在我国任何一种情报都不许说得透彻，任何一种讨论都有许真正接触到对象的各个倾面。所有这一切注定一开始就遭到压制，不让一丝光辉落到真理的赤裸身体上。所有这一切都逐渐积成一个无定形的年深日久的大堆，几十年不死不活地报在那里，直到人们对这一堆垃圾中的废铜烂铁丧失了任何兴趣，再也找不到清理它们的途径为止。关于杂役的讨论刚一开始就刹车了，它从杂志文章退入了私人书信。

但是劳改营的杂役和苦力之间的区别（虽然不必说得比实际存在过的差别更鲜明）总应划分出来才行，好在劳改营题目刚一产生，这个区分就做出来了。但是拉克申那篇经过审查的文章关于劳改营的劳动有一些过头的措词（好像颂扬了这种以人代机器并把我们从猴子变成人的劳动），结果这篇大体正确的文章，以及我那篇小说的部分内容，竟招致了前杂役及其从未坐过牢的知识分子友人们的愤怒反响：怎么，你们歌颂奴隶劳动（《伊万·杰尼索维奇》中砌墙的场面）？！怎么，“要汗流满面地去挣来自己的面包”？这不等于说，古拉格长官要你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吗？我们引以自豪的，恰恰是避开了劳动，没有去靠它来苟延残喘。

现在我回答这些反驳意见的时候，心里只可惜，这些话人们一时读不到。

照我看，一个知识分子以此自豪是不体面的：你瞧，他没有降低身份去从事奴隶的体力劳动，因为他有办法搞到了坐办公室的工作。上一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处在这种境遇，除非他能同时信他们的小兄弟也施肥了奴隶劳动．是不会以此夸口的。伊万·杰尼索维奇面前可没有进办公室工作的这条出路！我们该怎样对待小兄弟？是不是可以容许小兄弟靠奴隶劳动去苟延残喘？（为什么不行？在集体农庄里我们不是早就容许他这样了吗！是我们亲自把他安排到那里去的！）既然这可以容许，是不是也可以容许他在这种劳动中找到一点乐趣，哪怕偶然一会儿零个把钟头，歇工之前，砖砌得顺手的时候，行吗？我们在劳改营里握着笔杆在纸上划拉的时候，用鸭嘴笔在绘图纸上勾出一根根黑线条的时候，不是也得到一些愉快的感觉吗？如果伊万·杰尼索维奇B白夜夜只是咒骂自己的劳动，他这十年怎么活得下来呢？他早就该在头一根柱子上吊死了。

遇到这样几乎难以置信的经历又该怎么做才好呢：帕维尔·丘尔佩涅夫在伐木场上一连干了七年（而且还是在惩戒劳改点里）。如果在伐木中看不到一点意义和兴趣，怎么能生活和劳动这么多年？他能挺下来的原因是：对自己手下为数不多的长期固定工人很关心的独劳点长（也得有这么一个奇特的点长），第一，给他们喝的菜汤是“管饱”的；第二，只允许创高产的工人夜间帮厨。这是一种奖励形式！干了一整天代木工作以后，丘尔佩涅夫就去厨房刷锅，往大锅里倒水，生炉子，削土豆——直干到半夜两点，然后他饱吃上一顿，连外套也不脱，倒头睡上三个钟头。有一次，也是作为奖励，他干了一个月的切面包工作。还有一次用自己砍伤自己的办法（没有人怀疑他这个纪录创造者）歇了一个月的工。就这些！（当然，也并不是没有别的原因。）有个开过赌窟的女贼在他们生产小组里当马夫，她同时跟两个杂役姘居，·一个是木材验收员，—一个是仓库主任。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小组的产量总是超额。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拉撬马盖尔奇克能足吃燕麦，所以拉木材的劲头大——要知道马能吃到多少燕麦也要根据……小组完成的产量！（“可怜的人们！”这句话实在说腻了，至少这里我可以说一句“可怜的马们！”了吧！）但不管怎么讲——在伐木场连续干七年，这几乎是神话。如果不积极想办法、找窍门，如果不在工作本身中找乐趣，这七年怎么干得下来？丘尔佩涅夫说，只要给吃的，劳动下去不成问题。俄国人的天性如此……他掌握了“连续放倒”方法：第一根原条放倒时要有支撑，不让它弯垂，容易横截。后来的原条全是交叉地一根撂在一根上，使得枝杈全能集中在一两堆篝火里，不用从四面拖到一处。他会把正在倒下的树干准确地牵引到需要的方向。他从立陶宛人嘴里听说加拿大伐木人在地上竖一根桩子，利用倒下的树干把它压进地里。他劲头上来了：“来，咱们也试试！”果然成功了。

看起来是这样的：有时候连一件令人痛苦和憎恶的工作，人也会带着不可理解的狂热去做，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我自己干了两年体力劳动，亲身体验到这个怪现象：忽然对劳动本身着了迷，而忘记了它是奴隶劳动，对你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在砌墙（否则不会在小说里写它）、铸造、木工，甚至发狂似地抢大锤砸废铁的劳动中，我都体验过这种奇怪的时刻。这么说，也可以准许伊万·杰尼索维奇并不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逃不脱的劳动是沉重的负担了吧？不每时每刻都憎恨它了吧？

在这事上，我想人们会对我们让步的，会让步的，但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丝毫不能引伸出对那些一分钟也未曾汗流满面地挣得面包的杂役们的责难。

流汗虽是没有流汗，但他们执行古拉格长官的旨意可是很卖劲的（否则就会被派去干一般劳动！），很精细的，用上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要知道，所有重要的杂役职位都是劳改营和劳改生产的管理环节。它们恰恰是整个链条中经过特别锻造的（高质量的）环节，如果没有它们的话（如果所有犯人都拒绝杂役的职位的话！），经营管理的整个链条，整个劳改营体系都会崩溃！因为从狱外永远提供不了这么多的高级专家，而且是同意多年在这种猪狗不如的条件下生活的专家。

可为什么没有拒绝呢？为什么没有把卡舍伊的链条拆散？

杂役的岗位全是经营管理的关键岗位。定额员！可是他们的助手记帐员的罪恶比他们少得了很多吗？施工员！可是技术员就那么干净？在哪一种杂役岗位上不得迎合上司，参与总的强制体系？难道一定要做文教科的教育员或“教父”的值日员才能直接为魔鬼做事？如果H做的是打字员的工作，仅仅是个打字员，她完成劳改营行政科交来的打字任务，这不意味着什么吗？让我们想一想。如果打的是命令的副本呢？这总不会给犯人们带来好处吧……。假设行动特派员没有自己的打字员，他需要自己打出对明天要拘捕的自由人和犯人的起诉书和整理好的揭发材料。可是，你看，他可能把这个任务交给这个打字员，而她就会把这些材料打出来并保持沉默，不去警告大难临头的人。是的，就此而言，即使一个最低等的杂役，总务大院的小炉匠，能不去完成制造手铐的订货吗？能不去加固强制室的铁窗吗？要不我们还是只限于波文字的工作吧：计划员怎么样？一个清清白白的计划员就不帮助和配合有计划的剥削啦？

我不明白这些智力的奴隶劳动比体力的奴隶劳动有什么干净和高尚的地方？

因此最应当激起我们的愤慨的不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汗水，而是劳改营办公室里平静的钢笔的沙沙声。

我自己的一半刑期是在“沙拉什卡”即“天堂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上工作。我们在那里与群岛的其余部分隔离了，看不到它的奴隶们的生活。但是难道我们不是同样的杂役？难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加强着同一个内务部和整个的镇压体制？

群岛上和整个地球上发生的每一件坏事，不正是通过我们去完成的吗？而我们却对伊万·杰尼索维奇大张挞伐，责备他不该砌砖。我们自己砌上去的砖比他还多呢！

在劳改营里听到较多的是相反的抱怨和责难：杂役们骑在干苦力的人们脖子上，私吞他们的食物，靠盘剥苦力保自己的命。这特别是针对营区杂役们说的，而且往往是言之有据。是谁在发给伊万·杰尼索维奇面包时克扣分量？是谁用蘸水的办法偷窃他的砂糖？是谁使得猪油、肉、好的麦片都进不了大灶？

掌管吃饭、穿衣大权的营区杂役是经过特别挑选的。要谋取这些职位，需要会钻营、耍滑、溜须拍马。要保住这些职位，需要冷酷无情和毫无良心（往往还需要兼任情报员）。当然，任何概括都难免牵强，我凭自己的记忆就能举出几个相反的例子，说明还是有正直无私的营区杂役。不过这种人在这些位置上都呆不久。至于大量日子过得不错的营区杂役，可以有把握地说，腐败和邪恶在他们当中，一般说来，要比在普通土著居民中凝聚得更加浓厚。劳改营长官们把这类工作交给他们原来的同僚——被关进劳改营的国家安全部门和内务部人员，并不是偶然的。沙赫特州内务处处长被关了进来，没有被派去伐木，又以马索里拉格指挥部独劳点派工员的身份爬了上去。内务部人员鲍里斯·古加纳瓦被关了进来（“因为我拆过一个教堂上的十字架，从此我一辈子没遇到好事”），他会在列绍塔火车站劳改营食堂里当主任。但是表面看来完全是另一类的人物也能加入他们的行列。曾在德国人手下办过“青年近卫军”一案的克拉斯诺顿市俄国侦查员在奥泽尔拉格的一个分营里充当了一名受人尊敬的派工员。萨沙·西多连科过去曾是侦察员，一开始工作就落到了德国人手里，马上就开始为德国人工作，现在是肯吉尔的保管室主任。他很喜欢为了自己的遭遇在德国人身上出气。德国人干了一天活累得要死，晚点名之后刚要入睡，他就假装喝醉酒，走到他们那里使劲把他们叫起来：“德国人！Achtung！（注意！）我是你们的神！给我唱歌！”（吓坏了的德国人迷迷糊糊地从板铺上爬起来，向他唱“丽丽·玛尔莲”。）那些在深秋季节只让洛希林穿着一件衬衫离开劳改营的会计们；那个恬不知耻地用一份口粮面包从饥饿的安斯·伯恩施坦手里换走一双崭新的军用皮靴的布列波洛姆的皮鞋匠……这些应当算是哪一类人？

当他们聚在他们的门洞里，一边亲亲热热地抽烟一边商议营里的事情，你很难设想他们当中谁没有同流合污。

不错，他们也能说得出一些为自己辩护的话。例如利帕伊写过这么一封激昂慷慨的信：

“犯人的口粮无处不偷，无人不偷，而且方式极为恶劣狠毒。杂役们为个人偷一点，这只是小偷小摸。从事大规模偷窃的杂役都是迫不得已的（？）。管理局工作人员，不论是自由雇佣的还是犯人，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从分营工作人员身上榨油水，分营工作人员从劳改点工作人员身上榨，而后者就从保管室和厨房里在犯人的口粮上打主意，最可怕的鲨鱼不是杂役，而是自由雇佣的长官（谢夫德文拉格，北德维纳营的库拉根，波伊绥-沙普卡，伊格纳坚科），他们不是偷，而是从保管室里‘拿’，一拿就不是几斤，而是几口袋，几大桶。他们照样不是单为个人拿，他们还要分赃的。犯人杂役干这种事，总还得在手续和帐面上遮掩遮掩。但是谁要不肯做这种事，不仅要丢掉现有的职务，还会被发送到惩戒劳改点和严管劳改点去。杂役人员的成份就这样按照长官的意志过着筛子，剩下的全是害怕体力劳动的胆小鬼、坏蛋、痞子。如果出了事，受审判的总归是保管员和会计，长官们仍是没事人：他们并没有留下收据。保管员揭发长官们的口供，侦查员一概认为是拨弄是非。”

这可以说是一幅自上而下的画面……

我有一个熟人，娜塔利亚·米利耶夫娜·阿尼奇科娃，一个诚实到极点的女人，有一回命运不知怎么要她当上了劳改营面包房的主管。她一上任就发现这儿有个老规矩：烤出来的面包（犯人的口粮）每天都有一部分送到（当然没有任何文字凭证）营区外面去，反过来烤面包的师傅每天从自由人的小卖部得到一些果酱和黄油。她取消了这个陋规，不让往营外送面包。从此每天烤出的面包又生又糊，后来出炉的时间总是推迟（这是面包师搞的鬼），后来仓库开始卡他们的面粉；独劳点点长（他原来捞到的好处最多）不派马给面包房运输。阿尼奇科娃斗争了若干时日，最后只好缴械投降。此后工作马上又能顺利进行了。

一个营区杂役即使能够不染指于普遍的偷窃，他也几乎不可能忍得住不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获取其他好处——不按顺序进“休息点”、病号的伙食、最好的服装、换洗的内衣、工棚里的铺位。我不知道也想象不出这么一个圣洁的杂役，面前摊着一大堆好处，竟然一把不捞，一尘不染。其他杂役对这样的人一定会存戒心，一定会把他挤下去！个个都会享受点好处，也就是占苦力们一点便宜，哪怕是间接地、拐弯抹角地、连自己也不知道地。

营区杂役要不昧良心，难呐，很难响。

要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呢，那就是他取得这个位置所采取的手段问题。单靠硬碰硬的专业知识（像医生和许多生产杂役那样），在营区里机会不多。因残废而当上这个差事，也还算一条无可非议的正道。但经常地是靠“教父”的保举。当然还有些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途径：靠监狱里的！日相识，或者靠小集团的集体支持（多数是民族集团。某些小民族在这方面特别有办法，一般都挤进了杂役的位置；共产党员也是如此，他们心照不宣地互相提携入

还有一个问题：他爬上去之后，对其他人，对灰色牲畜们抱什么态度？有好多人变得不可一世，好多人变得粗鲁凶暴。我们本是同根生，好花能有几口红，这些道理，他们忘得一干二净。

最后还有一个最崇高的问题：即使你对囚犯弟兄们没有做过一点坏事，可是你为他们做过哪怕一件有益的事没有呢？你哪怕有一次利用自身的地位去捍卫过公众的利益吗？或者从来只是自顾自的？

把“盘剥”、“骑在脖子上”之类的责难加在生产杂役身上恐怕怎么说也是不公正的：不错，做苦工的人们的劳动没有得到报偿，但是这并不因为是养活了生产杂役。生产杂役的劳动也没有得到报偿，一切也流进了同一个无底洞。可是其他一些道德上的疑问仍然存在：在生活条件上占便宜实际不可避免；获得合适安排的路子未必总是清白；还有那趾高气扬的神气。此外永远有一个最崇高的问题：你为公众的利益做了些什么？哪怕做了一点点？哪怕做了一回？

要知道，能回忆出自己曾为普遍的利益做过哪些事的，确有人在，如瓦西里·弗拉索夫那样的。这些头脑清楚、精明干练的人物善于绕过劳改营的专横统治，致力于组织公众的生活，一方面使得大家不至于全都死掉，同时也叫托拉斯和劳改营都上点当。这些人是不把自己的职位看作个人的饭碗而看作是对当牛做马的囚犯们承担的重任和义务的群岛上的英雄——把这样的人称做“杂役”，连舌头都打不过转来。这一类人在工程师当中最多。光荣归于他们！．其余的人则无光荣可言。更没有什么可以树碑立传的。逃避了低级的奴隶劳动、没有汗流满面地砌砖，并不见得比伊万·杰尼索维奇高贵。什么“我们这些脑力劳动者干一般劳动要消耗双重能力：一份用于劳动本身，一份用于停不下来的思考和感受，所以我们逃避劳动，让粗人们去流汗是合理的呀！”……之类的论证大可不必去拼凑了。（我们的能力消耗是不是双倍的还大成问题呢。）

是的，一个人要想能在劳改营里拒绝任何“安排”，任凭重力把自己拖到最底层，他就需要有十分沉毅的灵魂，十分豁亮的意识，他的刑期必需已经服了大半，此外恐怕还需要有家里经常寄来的包裹。否则这样做就等于直接的自杀！

正如老劳改犯列-夫怀着感激和负疚的心情所说的：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替我上了那天夜晚处决的名单；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替我在底舱里被憋死。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我得到了那个饿死的人缺少的两百克面包。

这里所写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责难。这本书已经决定的并将坚持到底的方针是：一切受难者，一切受压榨者，一切被迫做出残酷抉择的人，与其应受怪罪，毋宁应受辩护。比较正确的作法是……为他们辩护。

但是，在原谅自己在毁灭和得救之间做出抉择的同时，请不要健忘地朝那个必须在更凶险的条件下进行抉择的人扔石头吧。

你们在本书中已经遇到过这样的人，以后还会遇到。

群岛是一个没有文凭的世界，在这里是以自我介绍当证件的。犯人身上没有带着任何证件，包括学历证书。每进入一个新的劳改点，打算这一次把自己说成什么人，全靠你自己发明。

医助、理发员、手风琴演奏员——我不敢再往上说了——在劳改营里都是很占便宜的。如果你是洋铁匠、玻璃匠、汽车修理工，也不会倒霉。但如果你是一个遗传学家或更糟糕地是一个哲学家、语言学家、艺术家——你就完了。过两个星期就会死在一般劳动里。

我曾有好几回想说自己是个医助。有多少文学家、多少哲学家在群岛上靠走这条道保住了性命。但每一回都下不了决心——并不是害怕那个浮皮潦草的考试（我有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具备的医学知识，此外还懂得几句拉丁文，满可以唬住那些老粗），怕的是给别人打针，而我一点也不会。如果医学里只剩下药面、药水、热敷和拔罐——我一定决心走这条路。

有了新耶路撒冷那一段经验，我懂得了当生产指挥员是个恶心差事。到了第二个劳改营——莫斯科市内的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我一跨进门坎，在门房里就扯谎说我是个定额员（这个名称我还是在劳改营里头一回听说的；我八辈子也不知道制定定额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的指望在于，它是跟数字沾边的工作）。

为什么一进门就要扯这个谎，而且恰好是在门房里呢？这是因为劳改工段长涅维任少尉，一个高个子的面色阴郁的驼背，尽管夜深了，仍然直接跑到门房来调查新到犯人情况：他天亮就要决定怎样分派他们的工作，他就是这么一个办事认真的人。他皱着眉头审视了一下我的掖在皮靴筒里的马裤、长下摆的军大衣、急切地渴望效劳的面部表情，提了个把有关定额的问题（我自以为回答得很巧妙，后来才知道涅维任听了两句话就看穿了我），结果我头天早晨就没有到营外去劳动，这表明我取得了胜利。两天以后他指派我当了……不，不是定额员，再往高里说！——当了“生产主任”，比派工员还高一级，是所有作业班长的上司。我褪下了马套包，钻进了牛轭头。我来以前根本没有这个职务。可见我在他们眼里是多么忠实的一条狗！而且涅维任还会把我调理成一条更好的！

但是上帝保佑了我，我的官运又一次吹台了：没过一个礼拜，涅维任因为偷窃建筑材料被撤了职。这是一个很有威力的人，他的眼神几乎具有催眠的力量。他用不着提高嗓门整个队列都会鸦雀无声地听他说话。凭年龄（五十开外），凭劳改营工作经验，凭残忍性，他早就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了。听说他很早就已经是中校，然而总是克制不住偷窃的嗜好。因为他是“自己人”，从来没有被交到法庭审判，但每次都被暂时撤职，每次都降一级。可是连在少尉这一级上他也没有站住。接替他的米罗诺夫中尉缺乏教育者的耐心，而我自己也接受不了他们要我当一把铁榔头的想法。米罗诺夫各方面对我都不满，连我写得铿锵有力的报告他也恼怒地推到一边：

“你连写报告也不会，文笔疙里疙瘩。”他把帕夫洛夫工长写的报告递给我看，“瞧瞧人家内行人写的：

“对于计划完成情况下降的个别事实进行分析时发现：

1．建筑材料数量不足；

2．由于作业班工具供应不充分；

3．技术人员对各项工程组织得不够；

4．安全技术也没有被遵守。”

文笔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切毛病都出在生产领导方面，而劳改营领导毫无责任。

不过这位帕夫洛夫，前坦克手（平时也带着软盔），说话也是这个风格：

“如果您了解爱情，请您向我证明，爱情是什么。”（他所议论的是他熟悉的题目：凡跟他接近过的女人对他都赞不绝口，在劳改营里这种事情是不大避人的。）

第二个星期我就丢人视眼地被轰下去干一般劳动。派了这位帕夫洛夫顶替了我的角儿。我没有和他争位子，对于被撤职也没有反抗，因此他没有派我去挖土，而是编进了漆工班。

然而我当官的这一段小小的过场却使我在生活条件上得到了固定的好处：身为生产主任，我自然住进了专为杂役准备的房间。这种享受特权的房子全营一共有两间。帕夫洛夫当时已经住在另一间相同的房子里，我被罢官以后没有出现对我那张床位的有资格的要求者，所以我仍在那里住了几个月。

当时我看重的只是这个房间在生活方面的优越性；不是“小车厢”，而是普通的床；床头柜是两人用一个，而不是整个作业班一个；白天房门上锁，可以把东西留在房里；最后，还有一个半合法的电炉，不需要到院子里去挤着使用那个公用的大炉子。我当时看重的只是这方面，因为我仅仅是我自己的被压迫和吓坏了的肉体的奴隶。

但是现在，当我产生了把那间屋子的同住者写出来的欲望的时候，我才懂得了它最主要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像空军将军别利亚耶夫和内务部官员季诺维也夫（即使不是将军，也差不了好多）这样的人物，除了在这个地方，无论凭个人的意向还是在社会的迷宫里，我一辈子既不会也不能和他们接近。

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作家决不应被愤怒、厌恶和轻蔑之类的感情所支配。你火冒三大地顶回了什么人的话吗？结果你没有听完、没有抓住他的观点的体系。你出于厌恶而躲避什么人，从而一个你完全陌生的性格就从你身边溜走了，而那正是你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典型。不管为时多么晚，我终于发觉并认识到了，我一向只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在那些令我赞赏，令我愉快和令我同情的人们的身上，因之我观看社会如同观看月球，永远是从一个方面。

但正如月球以其微微的晃动（“天平动”）向我们显示出其背面之一部一样，这一间畸形人的屋子也向我略微揭开了几位前所不知的人物的面纱。

每一个新入营的人在头一天、在头一次出工站队时就决不会没有注意到空军少将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别利亚耶夫（在营里大家都叫他“将军”）。他在黑灰色的浑身虱子的劳改犯大队里特别显眼的地方不仅是他的高大匀称的身材，以及那件莫斯科大街上也见不到的十分高级的八成是外国货的皮大衣（穿这样的大衣的人是坐小卧车的），更主要的是他那心不在焉的特殊神气。即使是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劳改犯的队列当中，他也有办法显示出自己与康集在他周围的劳改贱民没有任何关系，显示出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落到他们中间来的。他直挺挺地站着，眼光越过人群的头顶朝前望，好像是在检阅我们看不见的另一处的阅兵式。开始出工，门卫用小板子在走出营门的五列纵队最外面一排的人的脊背上点数，这时别利亚耶夫（他走在生产役班里）尽力避免走在外面一排。如果碰上了，通过门岗时他总是轻蔑地耸肩、扭身，用整个的脊背显示出他对门卫的蔑视。而那人果然不敢碰他。

我认识将军还是我当生产主任的时候，也就是当大官的时候，情形是这样：在工程办公室里，他当助理定额员，我看到他在抽烟，走过去对火。我客气地先取得同意，朝他的办公桌俯下身去，别利亚耶夫以明确的动作把自己的纸烟抽回去，躲开我的烟头，好像怕我给它染上细菌。他掏出了一个阔气的镀镍打火机，摆在我面前。情愿让我弄脏、弄坏他的打火机，也不能降低身份伺候人——为我而拿着香烟！这下把我搞得很难为情。对每个厚着脸皮要求对火的家伙，他总是把贵重的打火机朝他面前一放，用这办法彻底压垮他，打消他再次要求对火的念头。当他自己正用打火机点烟的时候，如果有人趁机请求借火并急着把香烟凑上去，他不慌不忙地熄灭打火机，合上盖子，然后放到请求者的面前。这是叫你们更清楚地懂得他做出的牺牲的分量。挤在办公室里的自由人工长和犯人作业班长如果找不到别人对火，宁愿到大院里去借火，也比求他舒服。

我现在和他住在一间屋里，而且床挨床，所以能够发现，他处在犯人的地位时支配着他的主要感情是嫌恶、轻蔑和易怒。他不但从来不去劳改犯食堂（“我连它的门在哪儿都不知道！”），而且除了那份口粮面包之外，从不让同屋的普罗霍罗夫从食堂给他端来任何煮的食物。然而整个群岛上像他这样作践这份可怜的口粮的犯人还能找到一个吗？别利亚耶夫小心地拿着它，好像它是一只癞蛤蟆。要记住它曾是被许多人的手碰过的，是用木筐抬来的。他用刀子把六面都消掉—层，连皮带瓤。削下来的这六个薄片他从来不送给请求者——普罗霍罗夫或者那个老值日员，而是亲自扔进林水桶。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他为什么不给普罗霍罗夫。他骄傲地仰起留着极短的银白寸发的头（留得很短，使它又像是一种发式，又像是劳改犯的光头）：“我在卢宾卡的一个同监难友有一次求我；把您喝剩下的汤送给我！我听了浑身别扭！我见不得人类的屈辱！”他不肯把面包送给挨饿的人，是为了不让他们蒙受屈辱！

将军之所以能如此容易地保持他的高傲，是因为紧挨营门有一个四路无轨电车站。每天正午，我们从劳动区回生活区午休，将军的夫人便会走下门岗外的无轨电车。她用保温瓶带来热腾腾的午餐，这是一小时前在将军家里的厨房里做好的。工作日不让会见，保温瓶由狱吏转交。但每逢星期天他们可以在门房坐半小时。据说夫人每次离去都是泪流满面：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把一周来他的高傲的受难的灵魂中郁积的一切全都朝她发泄出来。

别利亚耶夫有一条观察得很正确：“在劳改营里保存东西或食品，简单地放在柜子里，简单地锁起来是不行的。柜子必须是铁的，而且必须铆死在地板上。”但是他由此马上得出结论说：“劳改营是一百个人里头有八十个是痞子。”（他不说九十五，免得失去交谈者。）“如果我出去以后遇到这里的人，如果他朝我跑过来，我就对他说：‘你疯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和别人同屋我实在受不了！”他说（同屋者才六人）、“要是我能锁上门一个人吃饭该多好！”这不是暗示我们在他吃饭的时候应当走出去吗？他特别想单独吃饭！——是因为今天他吃的东西和别人的有天壤之别？或者单纯因为他那个圈子里的人都有避开饥饿者的眼睛大吃大喝的老习惯？

另一方面，他倒很爱和我们谈话，看来他不见得真的喜欢住单间。但是他所喜欢的谈话方式是单方面的。他声音洪亮，充满自信，全是说他自己的事。“他们向我提出过另一个条件比较舒服的营。”（我完全相信对他这样的人会提出几个劳改营供选择。）“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你知道，我……”“我在莫属苏丹的时候……”

他当真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世面。他年纪不到五十，身体还很结实。只有一点颇为奇怪：他身为空军少将，但是从来没有谈过一次自己的战斗飞行，甚至一次普通的飞行也没有谈到过。然而据他说他在战时担任过我国赴美空军采购团团长。美国显然使他惊异不置，他从那里也是满载而归的。别利亚耶夫从不降低身份向我们说明他被捕的确切原因，但显然与这次美国之行或他关于此行的谈论有关。“奥采普建议我走一概相认的道儿，——（这就是说，辩护律师重复着侦查员的话。）可是我说，让他们判我加倍的刑吧，反正我没有什么罪！”对于当局说来他的确没有什么罪，这是可以相信的；判给他的不是加倍的反而是减半的刑期——五年。连对十六岁的嘴巴不谨慎的孩子判的也比这多。

看着这个人，听着他说话，我常常想：“时至今日依然如此！”这已经是在粗鲁的手指扯掉他的肩章（我想象他那时是怎样畏缩躲闪的！）之后，在搜身之后，在站隔离室之后，在“乌鸦车”之后，在“背过手去！”之后了。他至今仍是连一点小事也不许别人回嘴，更不用说大事（大事他连谈都不和我们谈，除了一个季诺维也夫。我们这些人都不配）。但是我没有见过他有一次能听取不是他e已发表过的见解。他纯粹不具备接受任何论报的能力！不等我们说出论据，他已经全知道了。他以前当采购团团长——苏维埃赴西方的使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准是一个衣冠楚楚、神秘莫测的白脸斯芬克斯，西方人眼里的“新俄”的象征。如果有什么事求他，会怎么样？如果带着请求把头伸进他的办公室，会怎么样？天晓得他会怎样咆哮！天晓得他会怎样能人！如果他出身于军人世家，这类事还可以理解。但并非如此！这种像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的自信是第一代苏维埃将军后天学会的。内战时期他在红军里还是穿树皮鞋的小鬼，连签自己的名字还不会呢。从哪儿这么快地学来了这一套？……这是因为他一直处在特殊的圈子里——连乘火车，连住疗养所都永远在自己一伙人中间，永远在凭通行证出入的大铁门里面。

其他那些人怎么样？看来和他的相同点比不同点多。如果“三角形各角的和等于180”的真理妨害了他们的公馆、官衔、出国机会，那会怎么样？他们会砍掉画三角形的人们的脑袋！他们会推倒房屋的三角形山墙！他们会发布一个只许按弧度测角的法令。

有时候我又想，我自己怎么样？花二十年时间就一定不能把我也变成这样的将军吗？完全可能的。

我进一步仔细观察：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完全不是个坏人。他读果戈理的时候发出充满善心的笑声。如果情绪好，他还能把我们逗得乐不可支。他的嘲讽是有才智的。如果我想在自己心里培养对他的憎恨，当我们并排躺在自己的床上的时候，恐怕是做不到的。不，他变成一个十足的好人的路并没有封死。但他必须经历许多苦难，许多苦难。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季诺维也夫也不去劳改犯食堂，也想安排家里人用保温瓶给他送午饭。落在别利亚耶夫后面，低他一等——比挨刀割还难受。但形势严重些：别利亚耶夫没有被没收财产，而季诺维也夫的财产部分被没收。他的现金、储蓄着来全被打扫干净了，只剩下一套阔气的高级住宅。但是关于这个住宅他可对我们讲了个够！他一次又一次地讲，一讲就是老半天，津津有味地描绘洗澡间的每一个细部，知道自己的介绍会使我们得到怎样的享受。他甚至有一句格言。“四十岁以上的人的价值是由房子决定的。”（所有这些话他全是当别利亚耶夫不在场时才讲，因为那个人可能连听都不听，那个人可能自己打开话匣子讲起来，只是不会谈房子，因为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他宁愿再把苏丹搬出来讲一次。）但是据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老婆有病，女儿不得不工作，所以保温瓶没有人送。每个星期天给他送来的牢饭也是很菲薄的。他只得带着破落贵族的骄傲忍受自己的现况。食堂他仍是不去，瞧不惯那儿的肮脏和吃饭时嘴里吧卿吧卿的粗人，但是无论菜汤和稀饭都还是叫普罗霍罗夫给他拿到这间屋里来的，在这里的电炉上温热。他也很想把面包的六面都切掉一层，奈何他没有另外的面包，只好局限于耐心地拿着面包在电炉上面烤，烤死面包六个面上由切面包工和普罗霍罗夫手上带来的微生物。他不去食堂，甚至有时候连菜汤也可以放弃，但是他还缺乏足以阻止他在这间屋子里委婉地求乞的贵族的骄傲：“给一小块尝尝行吗？好久没吃过这个了……”

只要没有什么东西路着他，他总是过分夸张地温和而有礼貌。和别利亚耶夫的毫无必要的粗鲁摆在一起，他的彬彬有礼特别引人注目。他内心和外表都是一个十分拘谨的人。吃饭细嚼慢咽，动作都是小心翼翼的，活生生的一个契诃夫的营中人。逼真到这种程度，以至其他部分都用不着描写了，一切如契诃夫的手笔，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不是学校教师，而是内务部将军。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打算使用电炉的时刻，你占用一秒钟也不可能。在他蛇一样的目光下你马上就会抽回自己的小锅，如果不，他当下就可能说出难听话。星期天白天在大院里的漫长的点名，我有时试着带本书去（离文学远点的，每回都带物理学），躲在人背后偷偷读。哎哟，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带来多大痛苦啊！竟然在队列里看书！在神圣的队列里看书！分明是故意显示自己的挑衅，炫耀自己的肆无忌惮。他不正面制止我，可是眼睛这样瞄着我，这样痛苦地朝我撇嘴，哼哼卿卿、嘟嘟嚷嚷，结果别的杂役对我读书也感到腻烦得要命，我只好放弃书本，每回像傻瓜似地白站个把钟点（在房间里头也读不成书，在那儿要听聊天）。有一回工程办公室一个女会计站队来迟了，杂役小队去工区的出发时间耽误了五分钟。小队本该走在上工队伍的排头，现在却走在队尾。这本是平常的事，派工员和看守员连注意都没注意。但是身穿特殊的青灰色细呢军大衣、端端正正地扣着一项早已摘掉红星的保护包大檐帽、戴着一副眼镜的季诺维也夫对迟到者发出愤怒的咝咝声：“见什么鬼你要迟到？！为你我们大家都走不了！！”（他已经不能再沉默！这五分钟他气都出不来了！他病倒了！）那女的猛然扭过头来，两眼快意地闪闪发光，回敬他说：“马屁精！什么东西！乞乞科夫（为什么是乞乞科夫？大概是和别里科夫搞混了……），合上你那窟窿吧，……”还说了好些好些，再下去就该出脏字了。她只动用了她的灵牙利齿，并没有举起手——但看起来好像是在扇他的耳光子，因为他的乳白色的姑娘似的脸皮上泛出红一块白一块的斑点。耳朵变成紫红色，嘴唇抽动着。他怒不可遏，可是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也没有抬起手来自卫。那天他对我诉苦说：“我这个改不了的宜筒子脾气真是没有办法！我在这里也丢不掉守纪律的习惯。我不能不对别人提意见，加强周围的纪律性。”

早出工站队时他总是焦躁不安；他巴不得快些冲向工作地点。杂役小队一跨进工区他就故做姿态地赶到侵腾腾返方步的人们前头，差不多跑步走进办公室。他是想让长官们看在眼里吗？这没有多大意思。是要犯人们看到他工作多忙吗？——这是一部分原因。而主要的、最真实的原因是想尽快脱离人群，脱离营区，把自己关在计划科的安静的小房间里，在那儿……在那儿决不是做瓦西里·弗拉索夫做的那些事，决不为解救作业班里的难友们打主意，而是混钟点、抽烟、幻想再来一次大赦，想象自己坐在另一张办公桌旁，在另一间办公室里，有好几个按铃，有好几部电话，有奴颜婢膝的女秘书，有站得笔直的来访者。

我们知道他的事很少。他不喜欢谈起内务部的往事，无论是级别、职务还是工作性质。这是前内务部人员普遍的“腼腆劲儿”。可是他身上的军大衣恰好是《白波运河》一书的作者们描写的那种青灰色的。进了劳改营他也没有想到要从制服上衣和制裤上把蓝滚边拆掉。在受监禁的两年中，他连劳改营真正的老虎口的边都没有挨到过，连群岛的无底深渊的气味也没有闻到过。送进现在这个劳改营自然是由他选定的：他的住宅离劳改营只有几站无轨电车的距离，在卡卢加广场附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掉进底层，也没意识到现在周围的人对他多么敌视，所以在房间里有时也漏出一点底细：有一天说他跟克鲁格洛夫（那时候还不是内务部长）很熟，另一次说跟弗连克尔、扎维尼亚会很熟，说的全是古拉格的大头头。有一回提到他战时领导过塞兹兰-萨拉托夫铁路很长一段的筑路工程，这么说是在弗连克尔的古尔热德斯（铁道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里干过。“领导”这两个字可能包含些什么意思？他什么工程师也不是。那么说是劳改营管理局局长喽？是另一位可爱的克莱因米海尔喽？就是从这样的高峰一下子鼻青脸肿地跌到几乎是普通囚犯的水平。他的问题是属于一百零九条，对于内务部来说，这意思是收受了超过级别所容许的贿赂。因为是自己人，判了七年。（这表明他收受的贿赂够判二十年。）根据斯大林的大赦令，他剩余的刑期被减掉了一半，今后还得蹲两年多一点。但是他很伤心——伤心得和被判了整十年一样。

我们房间的唯一的窗户是朝涅斯库奇内公园开的。窗外不远处，略低于窗口的树梢在随风摆动。景色不断在这里交替；暴风雪，解冻，新绿。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受到什么刺激而只是感到淡淡的哀愁时，他往往临窗而立，眼望着公园，用轻柔好听的声音唱一支歌；

啊，睡吧，睡吧，我的心！

莫要把往事唤醒。

你说怪也不怪？——严然一位坐在客厅里的十分可爱的先生。可是他沿着自己的路基留下了多少囚犯的埋葬坑！……

汉斯库奇内公园靠近我们营区的一角，有几道小土岗把游人隔开，是块十分隐蔽的地方，如果不算我们这些剃光头的人能从窗口看到的话。五一节，有个中尉把一个穿花布拉吉的姑娘带到这个隐蔽处所，他们避开了公园的游人，而对我们就像对猫儿狗儿的目光一样满不在乎。军官把他的女朋友平摊在地上，那女的也不是个客臊的。

一去不返的莫再召唤，

往昔的爱情莫再留恋。

整个说来我们的小房间像是一个小模型。内务部官员和将军完全支配着我们。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我们才能在他们不用的时候使用电炉（它是人民的）。一切问题全由他们决定：给房间通通风还是不通风，鞋放在什么地方，裤子挂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停止说话，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醒。沿着走廊走几步就是大统舱房间的房门，那里面是吵嚷喧闹的共和国，那里面把一切权威都骂得狗屎不值；而我们这里却是享有特权的，我们依仗特权，也就必须尽力遵守法纪。自从我被踢进了渺小的油漆班，我就一言不发了：我成了无产者，任何一分钟都可以把我推到大房间去。农民普罗霍罗夫名义上是生产杂役的“小队长”，实际是叫他担任一个侍候人的职务——拿面包、端小锅、和看守及值日员办交涉，总之是做全部低贱的工作（这正是那个养活两个将军的农夫），所以我们这样的人就只能听命于两个独裁者。但是伟大的俄国知识界在哪里呢？他们在瞧着什么呢？

普拉夫金一博士（他的姓并不是我臆造的！）神经病理学家，劳改营医生，今年七十岁了，这表明革命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是在俄国思想界最美好的年代，在讲究良心、荣誉、爱人民的精神熏陶下成熟的人。请看他有怎样的仪表！在令人肃然起敬的硕大的头颅上飘动着灰白的银发，劳改营里的剃头推子也未敢触动它（这是卫生科长恩准的优待）。他的肖像会使世界上第一流的医学杂志的封面生色！任何国家有这样一个卫生部长都不会觉得寒碜！他的庄重的大鼻子使人们对他的诊断产生充分的信任感。他的一举一动显得尊严而稳重。博士的身躯如此奇伟，以至单人铁床几乎容纳不下，一部分只好悬在外面。

我不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神经病理学家。很可能是个好大夫。但是那必须是在一个松松散散、和和气气的时代，并且一定不是在国立医院工作，而是在家里开业。橡木的房门上钉着铜牌，靠墙坐地的大自鸣钟发出悦耳的哨哨声。不慌不忙，除了自己的良心对什么也不用服从。然而在那以后，他着实地被吓坏了，吓得他一辈子也没有缓过劲来。我不知道他以前坐过牢没有，内战时期拉他去陪过绑没有（这没什么奇怪的）。但是不用手枪顶着他的脑门，也足能吓破他的胆。只要让他做做这些事就够了：叫他到门诊部去工作，那里要求一小时看完九个病人，时间只够用小槌敲一敲膝盖；再让他当当“劳动力医务鉴定委员会”委员，还有疗养区委员会委员，还有兵役委员会委员，到处都要在各种文件上签字、签字、签字，同时知道每签一个字都可能掉脑袋，某某大夫已经抓进去了，某某也是了，可是你仍得不停地签字：病假条子、诊断书、鉴定人证明、医生证明、病历。每签一个字都引起一次哈姆雷特式的苦恼：给假还是不给假？适合现职还是不适合？有病还是没病？病人朝一边求你，长官朝另一边压你。惊恐过度的博士手足无措，犹豫不定，浑身发抖，常常吃后悔药。

但这都还是在外边的时候，这还都是些甜点心！自从带上“人民敌人”帽子被抓进来，被侦查员吓出足以致命的心肌梗死（我想象他既然吓成这个样子，会有多少人被他攀扯了进来，恐怕整个医学研究所都被他攀扯进来了）以后，你看他现在变成了怎么样的一个人！独劳点卫生科长（一个自由人身份的根本没有学过医的老酒鬼）的一次普通的例行巡视都会使普拉夫金惶恐到这个地步，以至连病人卡片上的俄文字也念不下来了。他现在变得十倍地犹豫不定。在劳改营里他简直手足无措，连体温达到37.7能不能开病假也不知道了。万一挨骂怎么办？必定会跑回我们屋子里来商量。每当受到劳改营长或者哪怕是普通看守的夸奖以后，他才能在安定平稳的状态中生活上一天。受到夸奖以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他似乎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从第二天早上起难以摆脱的恐慌感又偷偷地回到他的身上。一次营里发送出一批很紧急的解犯，因为太匆忙，以至没有时间安排他们洗澡（没有把他们光着身子赶进冰凉的澡房，算他们幸运人看守长来找普拉夫金，叫他写一张解犯已经过卫生处理的证明。普拉夫金照例唯命是从，但是事后瞧他变成了什么样子！一回到屋里他就像砍断了腿似地一头栽到床上，手按心口，哼哼唉唉。他根本不听我们的宽慰。我们睡着了，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上厕所。最后，到了后半夜，他穿上衣服，样子像疯子似地去找值班看守员商量，这个看守员外号叫“小矮个”，是个大字不识的直立猿人，只不过帽子上有颗小红星罢了。他问他现在会怎么样？犯下这个罪会按五十八条给他再到一次刑？还是不会判？或许只会从莫斯科市内的劳改营发送到远地的劳改营？（他家在莫斯科，经常送来丰富的食物，因而他一心赖在我们这个小劳改营里。）

心惊胆战的普拉夫金在一切事上，甚至在检查卫生的工作上都丧失了魄力。他对炊事员、值日员，对自己的卫生科连一点要求也不会提了。食堂里很脏，厨房里不好好洗饭碗，卫生科不知道多少天才抖一次病房的被子。这些他全知道，可是都不能坚持卫生的要求。只有一点是他和所有劳改营长官们共同犯的神经病——每天擦洗住房的地板（许多劳改营都搞这种穷开心的事）。这一点执行得倒是一丝不苟。永远潮湿朽烂的地板使得房内的空气和被褥从来没有干燥的时候。劳改营里最不行的老弱病残对普拉夫金也没有什么敬意。在他的狱中生涯里，没有抢劫过和欺骗过他的，只有不想干这种事的人。他的乱丢在床边的东西所以能原封不动，他的全营最无秩序的、一切都往外掉的床头柜所以能不被偷光，全靠我们房间夜晚是上锁的。

普拉夫金的刑期是八年，按五十八条10和11，即作为一名政治人物、鼓动者和组织者。但是我发现在他的头脑里装的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儿的幼稚性。他被监禁了两年多，还没有成熟到他在侦讯阶段曾承认过的那些思想的高度。他仍相信把我们关进来是暂时的，是开开玩笑；现在正准备实行一次了不起的宽宏大量的大赦，这是为了使我们更加珍视自由，使我们为得到了这次教训而永远感谢机关。他相信集体农庄是繁荣的，旨在奴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卑鄙阴险的，急于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是在搞阴谋诡计的。

我记得一次他满面春风地回到屋里，像刚做完美好的通宵祈祷的善男信女一样，脸上泛出安详、仁爱、幸福的光辉。他的善良而坦率的大脸庞上的那对下眼眶下垂的大眼睛流露出非人间的柔顺的神情。原来刚才开过一次营区杂役的会议。劳改点点长起先拍桌子大声申斥他们，后来忽然平静下来，说他对他们像对自己的忠实助手一样信任。普拉夫金激动地向我们交心说：“听了这些话，工作积极性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关于将军也要说句公道话，他听到这个只是轻蔑地撇了撇嘴。）

博士的姓氏并不是骗人的：他是个爱真理的人。爱倒是爱，只可惜配不上！

他在我们这个小模型里显得可笑。但是如果把眼光从这个小模型转向大模型，你就会惊呆。我们的精神的俄罗斯有多大的百分比变成了这副模样？仅仅因为一个恐惧……

普拉夫金成长在有文化的人们当中，一生从事智力劳动，他周围都是一些智力发达的人，但他能算一个知识分子即具有独立智能的人吗？

多年来我不得不对“知识阶层”这个字眼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都很喜欢把自己归入这一类，而实际上并非全都能归得进去。这个字眼的含意在苏联完全歪曲了。凡是不用（和害怕用）双手劳动的人都成了知识分子。这里包括所有党的、国家的、军队的和工会的官僚；所有的会计和记帐员——拨算盘珠的机械奴隶；所有的办公室职员。我们更加轻易地把全体教师（那些顶多只是个会说话的教科书，即没有独立的知识也没有独立的教育见解的人也在内）也都归到这里。还有所有的医生（那些只会在病历上瞎划两笔的也在内）。至于那些仅仅和编辑部、出版社、电影厂，演奏厅沾点边的，也都被毫不犹豫地划入了这一类，更不消说那些出书、拍片、拉琴的人了。

实际上一个人不能单凭上面任何一个标志就划入知识界。如果我们不想根本失去这个概念，我们就不应降低它的价值。知识分子不是依职业属性和工作种类决定的。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家庭也不一定能培养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对精神生活的兴趣和志向是换而不舍的，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外界环境所强加，甚而是与外界环境相对立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的思想不是模仿性的。

在我们这个屋子里的畸形人当中别利亚耶夫和季诺维也夫被认为是最大的知识分子。这两位高级人士对于工长奥拉切夫斯基和粗俗的保管员普罗霍罗夫感到很不舒服。在我当总理的时代，将军和内务部官员撺掇我把这两个乡巴佬从我们房里驱逐出去，因为他们身上太脏，因为他们爱穿着皮靴躺在床上，总之是因为他们缺乏知识分子味（将军们竟要赶走供他们吃喝的农人了？）。但是我很喜欢那两个人，我自己灵魂深处也是一个农夫，从而屋里形成了均势。（后来将军们大概又对别人提出要把我赶出去。）

奥拉切夫斯基的外貌确乎有些粗俗，一点知识分子的味道也没有。音乐，他只懂乌克兰民歌，什么古老的意大利绘画，什么现代的法国绘画，他连听也没有听说过。他爱不爱看书我不好说，因为我们营里没有书。屋里发生抽象的争论他从不参加。别利亚耶夫关于英属苏丹和季诺维也夫关于自己住宅的最精彩的独白，他都像没听见似的。他在空闲时间爱把脚跷到床头栏杆上长久地沉思默想，大皮靴的后跟搭着栏杆，靴底朝着将军们。（并不是有意挑衅。出工集合前、午休或者在还等着出门的黄昏，哪个明智的人能放弃稍躺一会儿的乐趣？而长筒靴脱起来很麻烦，里面用两副包脚布撑得紧绷绷的。）奥拉切夫斯基对于博士的那些自我折磨也是木头木脑地毫无反应。他沉默了一两个钟头以后突然会和房里发生的事情牛头不对马嘴地用悲剧的口吻宣告：“是的！五十八条获得自由比骆驼穿针眼还困难！”另一方面，凡是关于日常用品的属性，并于日常生活行为的正确性等实际问题的争论，他总是带着乌克兰人的倔劲参加进来，性急地证明毡靴所以会坏是因为在炉子上烤的，一冬不烤反倒有好处，穿着更舒服。由此说来，当然，他哪里算得了什么知识分子！

但是我们当中只有他一人对建设工程忠心耿耿，只有他一人能在工作时间以外有兴趣地谈这件事。当他听说犯人们竟把完全装好的隔断墙板拆掉当柴烧的时候，他用粗笨的双手抱住粗笨的头好像疼痛似地摇晃起来。他不能理解土著们的野蛮行为。这也许是因为他只蹲了一年的原故。有人跑来说，从八层楼上掉下一块水泥板。所有人都惊呼：“砸死人没有？”可是奥拉切夫斯基却向：“你看见它是怎么摔碎的？裂缝沿着哪个方向？”（水泥板是按照他的图纸浇灌的，他想弄清楚他的钢筋布得好不好。）在十二月的大冷天，作业班长和工长们聚在办公室烤火，聊着劳改营里的闲话。奥拉切夫斯基进来，摘下一只手套，郑重其事、小心翼翼地从里面取出一只不能动弹了但仍活着的有桔黄和黑色花纹的漂亮的蝴蝶：“请看，这是一只零下十九度里冻不死的蝴蝶！是停在大梁上的。”

大家全围在蝴蝶旁边。我们之中有幸活着出去的人到了刑期结束的那一天未必能比这只蝴蝶更有生气。

奥拉切夫斯基自己的刑期只有五年。他是因面部犯罪（完全和奥威尔写的一样）——因微笑而被抓的。他原是工程兵学校教师。在教员休息室他向另一个教师指着《真理报》上部的什么东西微笑了一下！那另一个教师很快被打死了，奥拉切夫斯基究竟笑什么，谁也没弄清楚。但是有人看见他笑，对党中央机关报发笑的事实本身就是大不敬行为！后来要奥拉切夫斯基做一篇政治报告。他回答说，命令他要服从，可是他做的报告不会带劲。这下就越过了杠杠。

这两人中间是谁——是普拉夫金还是奥拉切夫斯基——更接近于知识分子？

关于普罗霍罗夫现在也不能不说几句。他是个大块头的庄稼人，沉重的脚步，沉重的目光，脸上没有什么叫人愉快的地方。他不事先考虑清楚是不露笑脸的。这种人在群岛上称为“灰狼”。他心中毫无牺牲自我、为别人做好事的动机。但马上引起了我的好感的是：他给季诺维也夫端小锅，给别利亚耶夫拿面包的时候一点不带巴结奉承的神气、不带假惺惺的笑脸或者哪怕一句没用的话。他带东西的态度庄严而矜持，要人看出他服务归服务，但不是他们的使唤小子。他需要许多食物才能填饱自己劳动者的巨大身躯。他所以忍辱负重全是为了获得将军的菜汤和稀粥。他知道这里人瞧不起他，他不生硬地答话，也不“踮着脚尖”替人跑腿。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得透亮的，只是没到把心里想的讲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普罗霍罗夫是建造在石头地基上的。我国民间的许多东西都是靠这样的肩膀扛着。他对谁都不急着做笑脸，眼神是阴郁的，可是他也决不会扑上来咬你的脚后跟。

他不是按五十八条坐牢的，但对我国的生活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在纳罗一佛明斯克附近当过不少年村苏维埃主席。那儿也需要有随机应变的本领，该狠心的时候就得狠心，该在上级面前顶住就得顶住。他这样讲起自己当主席时的情况：

“要当爱国者，事事都得走在前头。不用说，什么麻烦也是你头一个碰上。比方在村苏维埃做报告，尽管在乡下说话总是归到实事儿上，可说不定哪个大胡子冷丁给你出个题：不-断-革-命是啥意思。鬼知道是啥意思。我就知道城里娘儿们烫头发”。要是不回答，人家就会说：你这老母猪嘴怎么拱进了面包房。我对他们说，这就是这么样的一种革命，它又卷又滑，用手抓不住——不信你进城去看看娘儿们的弯弯头发，要不，去看看绵羊的也行。咱们跟麦克唐纳（英国首相）咬架的时候，我在报告里给政府提了个醒：我说，同志们，你们少去踩人家的狗尾巴不就行了？”

年头一多，他摸透了我国生活中全部装点门面的把戏，自己也参加去做。他把一个农庄主席叫来，对他说：“你去培养个准备在农展会上得金质奖章的女挤奶员，日产量要六十公升的！”于是全农庄就全力以赴地去培养这么一个挤奶员了。往她的牛槽里猛例高蛋白饲料，甚至倒砂糖。全村和全农庄都知道搞这么个农展会要花多少钱。可是上级硬要演这出戏，自己哄自己——这说明人家要的就是这个。

战火快烧到纳罗一佛明斯克的时候，普罗霍罗夫接到疏散村苏维埃的牲畜的任务。可是如果仔细琢磨琢磨，这项措施不是对付德国人的，而是对付庄稼人的：明摆着是要他们一无牲畜二无机器地留在一片空白地上。农民们不肯交出牲畜，动手打起来（他们预料集体农庄会散伙，牲畜就是他们的了）——差点没把普罗霍罗夫揍死。

战线移到了他们村庄的背后，整整僵持了一个冬天。普罗霍罗夫早在一九一四年就当过炮兵，现在没有了牲口，无路可走，自己跑到苏军的炮兵阵上去扛炮弹，直到被人家轰走。一九四二年春苏维埃政权回到了他们区，普罗霍罗夫又当村苏维埃主席。现在他又有了官报私仇、变成一条比以前更凶的恶狗的全部力量。他本来可以至今一帆风顺。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成为这样的人。他的心颤动了。

他们属于重灾区，上级交给村苏维挨主席一些面包票：由面包房对房子被烧的、最缺粮的户稍稍给些救济。普罗霍罗夫却可怜起老百姓来，发放的面包票超过了规定。结果捞上了一个八七”法令，判了十年。至于麦克唐纳的事，看在他文化不高的份上饶恕了，而他对人们的恻隐之心则没有被饶恕。

在屋里，普罗霍罗夫也喜欢一连好几小时一言不发地躺着，也和奥拉切夫斯基一样把长筒靴搭在床头栏杆上，呆望着灰皮剥落的天花板。将军不在场时他才开口。我十分欣赏他的一些想法和说法：

“什么线难划——直线还是曲线？划直线需要工具，曲线——一个醉鬼用脚丫子也能划出来。生活的线也是这样。”

“钱——现在是双层的。”（一针见血！普罗霍罗夫是说到向集体农庄要粮食是一个价，向人们卖粮食又是另一个价时讲这个话的。但是他看得更宽，钱的“两层性”显示在许多方面，贯穿于整个生活。国家按第一层付给我们，我们在所有地方都必须按第二层付出去，为了这个，我们非得自己从另外地方按第二层搞点钱才行，否则很快就会坐吃山空。）

“人虽不是魔鬼，可照样不给你活路。”这是他另一个谚语。

这一类的话还很多，可惜我没有记下来。

我把这间屋子称为畸形人之家，但是我不能把普罗霍罗夫和奥拉切夫斯基两人归入畸形人之列。然而六人当中畸形人占大多数，因为我自己不是畸形人又是什么？在我的头脑里，混乱的信仰、虚妄的希望、臆造的信念虽然已经打破，撕碎，但它们的碎片仍然在那里漂浮。我的服刑期虽已进入了第二个年头，但我仍然没有理解命运的手指向我这个被甩进群岛的人指出了什么。红色普列斯纳监狱里那个“专用犯人”灌输的“千万不要陷进一般劳动！”的浮浅而有腐蚀性的思想仍然支配着我。转向“一般劳动”的内心演变过程是很艰难的。

一夜，一辆小汽车开进营门，看守员来到我们的房间，摇摇别利亚耶夫的肩头，叫他“收拾东西。”被突然叫醒还迷迷糊糊的将军被带走了。他从布蒂尔卡还设法给我们传来一个条子：“不要灰心I（显然指不要因他的离去而灰心。）只要我活着，一定给你们写信。”（他终于没有写。我们从侧面听到了他的消息。看来当局认为把他放在莫斯科的劳改营里有危险。他被转解到波奇马。在那里已经喝不到从家里用保温瓶送来的汤菜；口粮面包想必也不能削掉六面才吃了。又过了半年，有消息说，他在波奇马十分潦倒，为了占几口便宜，担任了送菜汤的角色。不知道这是否确实。用劳改营里的俗话说，这叫“怎么贩进来，怎么卖出去”。）

这么一来，我第二天清早就顶替了将军的职务，当上了助理定额员，到头也没有学会油漆工的手艺。但是定额工作我也懒得钻研，只是随便加减乘除就是了。担任这项新工作期间，有时候我有到工地各处串串的机会，有时候能爬到我们正在盖的这座建筑的第八层上去坐坐，就像站在一座大楼的屋顶上一样。从这里朝四面望去，整个莫斯科的市容一览无余地展示在一个因犯的面前。

一面是沃罗比约夫山，当时还是空旷的。未来的列宁大街刚刚规划，还不存在。卡纳特奇科夫别墅（精神病院）的外貌还是古朴的原始状态。另一面是新处女修道院的圆顶，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庞大建筑。隔着许多车水马龙的街道，在正前方远远的地方，是笼罩在丁香色的薄雾中的克里姆林宫，在那里面已经准备好了对我们的大赦令，只剩下签发了。

这个充满财富和荣华的世界正向我们这些在劫难逃的人们招手。它好像就在我们脚下，但我们永远够不到它。

但是，不管我怎样像一个新犯人似地渴望“回到自由”，这个城市仍引不起我的羡慕和生翅飞向它的街道的愿望。束缚着我们的恶势力全是在这里缔造的。骄横傲慢的城市，它从未像战后时期这样充分地证实了这句谚语：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现在我时而利用一个前犯人难得的机会：到自己的劳改营去遛遛弯！我每次都很激动。把自己重新浸入过去的绝境，重温一次那种身份的人的感觉——这对于衡量生活的相对尺度是很有益的。原来是食堂、舞台和文教科的地方，现在是“斯巴达克”商店。当时的大门就在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个无轨电车站旁边。三楼上那个窗口里，就是我们的畸形人之家。这儿是出工站队的地方。纳波里娜娘的塔式起重机就是沿这条线移动的。M·在这里溜进了贝尔沙德尔的房子。现在人们在柏油地面的院子里走路、散步、谈论琐事，他们哪里知道是走在尸骨堆上，是踩在我们的回忆上。他们不能想象，这个离市中心坐车不过走二十分钟的大院竟一度不是莫斯科的一部分，而是野蛮的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它与诺里尔斯克及科雷马比与莫斯科还联系得紧密。但是现在连我也不能爬上我们以前曾大摇大摆地来往的屋顶了，不能进入我漆过门窗铺过地板的住宅了。我像先前一样背起手在营区内踱来踱去。只当自己现在仍是不能出去的，只准从这里走到这里，也不知道明天被押解到哪里去。现在已经没有界墙隔着的涅斯库奇内公园里的那些原来的树木向我作证说，它们还记得一切，记得我；一切确曾如此。

我按照因犯的直线往返的散步方式来回走着，到尽头就向后转。走着走着，今日生活中的一切复杂问题都像蜡似地开始融化了。

我憋不住了，我要了个流氓：沿着楼梯跑上去，在离营长办公室还有一截楼梯的拐角处的白色窗台上写了一行黑字：“第十二劳改工段”。

经过的人会读到，也许会沉思的。

我们虽然也是杂役，但是属于生产杂役之列。我们的房间不是主要的，在我们头顶上还有同样的一间，那里住的是营区杂役，由会计所罗莫诺夫、仓库管理员贝尔沙德尔、派工员布尔施泰因组成的三头执政从那里掌管着我们的劳改营。此项人事更动就是由他们决定的：撤销帕夫洛夫的生产主任职务，由K接替。于是这位新总理就于某月某日迁进了我们这个房间（在此以前普拉夫金仍是被提溜到外地的劳改营去了，不管他怎么巴结讨好）。他们对我也没有容忍多久：轰出了定额室，也轰出了这间卧室。（在劳改营里的地位降得越低，反之在“小车厢”里的铺位升得越高。）但是在我暂时留在这里的日子，有过对K进行过观察的时间。此人相当不错地为我们的小模型补充了革命后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变种。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库科斯，三十五岁的会打算盘捞好处的商人（所谓“卓越的组织者”），专业是建筑工程师（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个专业上很少表现，成天只是拉拉计算尺）。根据八月七日法令被判十年，已经蹲了三年；完全适应了劳改营的环境，觉得和在外面一样地不受拘束。他好像完全没有被派去做一般劳动的危险。他对于那些命该从事一般劳动的碌碌众生更没有任何怜悯的意思。他属于这样一类犯人，他们的行为对其他犯人说来比群岛的残忍成癖的主子们的行为更可怕：只要卡住你的喉咙，他是不会放手的，不会让你偷闲的。为了能从犯人身上多榨出东西，他拼命要求减少犯人口粮（加强伙食的等级差别）、取消探监、把不中意的犯人递解外地。劳改营的和生产的领导都一样对他很赏识。

但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手段显然都是他进劳改营以前早已用惯了的。在外面他就学会了这样领导，他的领导方法拿到劳改营里来原来正合适。

相似性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我很快注意到库科斯很像我见过的什么人。像谁呢？是了，像列昂尼德·泽-夫，我在卢宾卡的同监室的难友！主要不是外表，那个像野猪，这个身材匀称，高个，绅士派头。但是放在一起他们就能让我们通过他俩看到整整一批人——为了更快地踢开和大批镇压旧“专家”，曾经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出现的第一批自己的新型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终于到来了——苏维埃高等技术院校的第一批毕业生！作为工程师，他们连给旧时代培养的工程师提鞋的资格也不够，无论按技术知识的广度还是按专业的本领以及对工作的热爱。（甚至和立即被驱逐出屋的大狗熊奥拉切夫斯基相比，库科斯马上就显出是一个只会动嘴皮子的家伙。）当他们在一般的文化方面冒充内行的时候，总是丑态百出。（库科斯说：“我喜爱（！）的作品是——斯汤达的《时代的三色》。”尽管对于XdX的积分尚不甚了然，他仍勇于赤膊上阵地和我进行有关任何高等数学问题的争论。他记住了五七句小学课本上的德文，不管是地方不是地方，到处运用。他根本不懂英文，但是关于英语发音问题可以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其实那句英文只是他一次在饭馆里听到的。他还有一个记着各种箴言警句的小本子，常常翻看、暗记，以便瞅机会亮出来炫耀。）

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能期望这些从未见过资本主义旧时代、决不可能被它的痈疽感染的人们具有共和国的纯洁性和我们苏维埃的原则性。他们当中许多人一出校门就当上了大官，拿高工资。战争期间祖国免除了他们上前线的义务，只要求他们发挥专长。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是爱国者，尽管对于入党并不积极。有一点他们体会不到——他们体会不到对阶级指控的恐惧，所以不害怕在自己的决定里出差错，有的场合还大喊大叫地为它们辩护。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在工人群众面前不觉得自己矮半头，相反地对他们实行着全面的残忍而坚决的管卡。

但也就如此而已了。他们尽可能使自己的工作日限于八小时。下了班才开始真正的生活：女演员、“大都会”饭店、“萨沃依”饭店。在这方面，库科斯和泽-夫的情况惊人地一致。下面是库科斯讲的，（免不了添油加醋，但基本是实话，一听就觉得可信！）一九四三年夏天的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当他回味起当年的赏心乐事，整个脸上发出了光彩：

“星期六傍晚我们乘车去‘布拉格’饭店。晚餐！你懂得晚餐在女人生活中占什么地位？早餐、午餐以及白天的工作，在女人心中是绝对的无所谓。对于她说来顶要紧的是三件事；衣服、鞋子和晚餐！‘布拉格’饭店里面实行灯火管制，但是可以上楼顶。栏杆。芳香的夏天空气。人们已经入睡的遮住了灯火的阿尔巴特大街。身边坐着一个穿绸（他每次都强调这一个字）布拉吉的女人！我们痛痛快快地吃了一个通宵，现在只是喝喝香槟！绛红色的太阳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大楼尖顶后头慢慢爬出来。光芒、玻璃。窗、屋顶。我们付了帐。打电话叫来我的专车，它已经停在门口。凉风吹进打开的车窗，使人清爽。别墅挨着一片松林！你们知道清晨的松林是什么样子？拉下百叶窗睡上几小时。十点钟左右我们就醒了，阳光正透过百叶窗缝射进来。女人的衣裳杂乱无章地扔了一地，光景实在迷人。在凉台上吃一顿清淡的（你懂得什么叫清淡的吗？）早餐，喝的是红酒。然后朋友们陆续来到。小河、日光浴、洗澡。晚上各人坐车回家。如果星期天不休息，那么吃完早饭以后十一点左右就坐上车到机关去领导领导。”

我们两人会有能够互相理解的一天吗？

他坐在我的床上，两手比比划划，以求把那些扣人心弦的细节表达得更准确。回忆勾起的欲火烧得他摇头晃脑。我也在回忆，一个接一个地回忆起一九四三年夏天的这些可怕的星期日。

七月四日。拂晓。我们左方的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整个大地在剧烈地颤动。绛红色的太阳爬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读到从天而降的传单：“投降吧！你们已经多次尝过了德军进攻的毁灭性威力！”

七月十一日。拂晓。成千上万颗炮弹呼啸着划破我们头上的天空——这是我军发动了对奥廖尔的攻势。……“清淡的早餐？”当然，我懂得。这是在黎明前，在交通壕里，八人合吃一罐美国肉罐头，还有——乌啦！为祖国！为斯大林！

第十章　政治犯的替身

在这个大鱼吃小鱼的阴森的世界里，在这个用一块夹生的口粮面包就能买到人的生命和良心的世界里，谁个能是、哪里能有历史上一切犯人中荣誉与光明的体现者——政治犯呢？

在前面，我们已经考察过原来的“政治犯”是如何被孤立、被扼杀、被灭绝的。

替代他们的是什么人？

什么——替代？从那以后我国就不再有政治犯了。而且在我们国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人。既然已经实现了普遍的公正，还能有什么政治犯？我们曾经在沙皇监狱里利用过对政治犯的优待，所以更明白这东西是搞不得的。干脆取消了政治犯。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了！

你问那些正在被抓的吗？哼，他们是反革命，革命的敌人。但过了若干年，“革命”这个字眼有点发蔫了。好吧，就改成“人民的敌人”吧，听起来更带劲。（如果根据对我国各股水流的综述，把按这一条文关进监狱的人数算一算，再加上比这多三倍的被流放、蒙嫌疑、受凌辱和遭迫害的家属的数字，我们这时就会吃惊地看到，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变成了它自己的敌人，尽管也获得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秘密警察。）

听到过一个劳改营里的笑话。一个被判了刑的乡下女人好久都弄不明白为什么检察长和审判员在法庭上给她取了个“骑警”的外号。（原来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劳改营里蹲一蹲，看一看，就会承认这个笑话是真事。

裁缝放下手里的针，为了怕丢，把它别在墙上的报纸上，正好戳进了卡冈诺维奇的眼珠子。顾客发现了。五十八条，十年（恐怖行为罪）。

女售货员收到分货员送来的商品，手边没有别的纸，就在一张报纸上记帐。肥皂的块数正好写在斯大林同志的脑门上。五十八条，十年。

兹纳缅斯克机器拖拉机站的拖拉机手为了暖脚，扯下一张介绍某个最高苏维埃候选人的布告垫在单薄的鞋子里。女清洁工（她负责照看这些布告）发现少了布告，在他鞋里找到了。反革命鼓动。十年。

乡村俱乐部主任带着看门老头去买斯大林同志的半身塑像。买了。半身塑像又大又重，需要放在架子上两人招才行。可是俱乐部主任认为这样干有失身份：“你慢慢地拿回去吧。”说完就头里走了。看门老头摆弄了半天，没有好办法。挟着走——一只胳臂拢不过来；抱在胸前走——腰酸背痛，身子还得朝后仰。终于找到了办法：解下皮带，给斯大林同志做了一个环，套在脖子上。他扛在肩上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没有二话说。地地道道。第五十八一8条，恐怖行为，十年。

一个海员卖给英国人一个打火机——“喀秋莎”牌（小圆筒里装一根捻子加一块火石），作为纪念品，要了一英镑。损害祖国声誉，五十八条，十年。

母牛不听话，放牧员在气头上骂了它一句：“集体农庄的骚X……”五十八条，判刑。

艾洛奇卡·斯维尔斯卡妮在业余文艺晚会上唱了一首民间歌谣，影射了……这简直是暴动！五十八条，十年。

连一个又聋又哑的木匠也因为犯了反革命鼓动罪而判了刑！这个罪是怎么犯的？他在俱乐部里铺地板。大厅里的东西全腾空了，墙上既没有钉子也没有挂钩。他干活的时候把上衣和帽子搭在列宁半身塑像上。有人进来看见了。五十八条，十年。

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在伏尔加拉格里关着多少从图拉省、卡卢加省、斯摩棱斯克省抓来的不识字的乡下老汉啊！他们的罪名全是五十八一10，即反革命鼓动。要他们签名的时候，他们都是画个十字顶数（据洛希林讲述）。

战后和我一起蹲劳改营的有一个魏特卢加人马克西莫夫。他从战争开始就在炮兵部队服役。冬天，政治指导员召集他们讨论《真理报》社论（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今冬痛击德寇，使它来春不能再起！》），马克西莫夫也立正发言。他说：“对呀！就是要趁着狂风大雪，趁着他们没有毡靴的时候赶走这些畜牲，尽管我们自己碰巧也只穿着单鞋。不然到了春天他们的技术装备就更不好对付了……”指导员也拍了巴掌，好像没有问题。可是死灭尔施（除奸处）叫了去，“拧”上了八年——“吹捧德军技术装备”。五十八条。（马克西莫夫的文化程度是农村小学一年级。他的儿子，共青团员，从军队来劳改营探望，要求他爸爸：“信里不要把你被捕的事告诉俺娘，就说你现在还在部队，是人家不放。”老婆按“信箱”号码给他写回信说：“你的年龄早超过了，为什么总不放你？”押解队员看这个马克西莫夫总是胡子拉碴、垂头丧气，而且耳朵还有些聋，就给他出主意说：“你写信告诉她，你在部队里提了干，所以人家不让走了。”马克西莫夫又聋又呆，在工地上有人气极了骂他：“你把‘五十八条’的脸都丢净了！”）

孩子们在集体农庄俱乐部里游戏打闹，脊背从墙上蹭下几张什么宣传画。两个年纪大些的依五十八条判了刑（依据一九三五年法令，十二岁以上儿童对一切罪行均应负刑事责任！）。家长们也没有脱身，说是他们教唆的，指使的。

十六岁的楚瓦什族中学生用非本民族的俄文写错了壁报上的标语。五十八条，五年。

国营农场会计室挂着一张标语：“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快乐了！”（斯大林）。不知谁用红铅笔在尾巴上加了一个字母“y”，意思变成“斯大林生活得更快乐了！”没有调查作案者，索性把会计室全体人员都捉了进去。

格谢尔·伯恩施坦和他的妻子别夏斯纳娅得到五十八一10，五年，是为了……在家里搞一次招魂会1（侦查员使劲地追问：还有谁和你们一起胡搞，快招出来！可是在劳改营里都传说格谢尔坐车是因为“算命”。——于是杂役们把面包和烟草拿来给他：给我也算个命吧！）

荒唐吗？古怪吗？不可理解吗？没有什么不可理解，这正是“作为说服手段的镇压”。俗话说；先打鹊雀和乌鸦，到头就能打到白天鹅。挨着个儿打，最后总能打中要找的目标。大规模镇压的首要意义就在于；真正厉害的和隐藏得很深的人，单个儿是抓不到的，在大规模的镇任中就会落网和灭亡。

为了给抓捕偶然的或预定的对象找理由，什么样的荒诞无稽的罪名没有罗织出来过！

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格涅拉洛夫（斯摩棱斯克省）的罪名是：“因仇恨苏维埃政权而酗酒”（他酗酒是因为和老婆关系不好）。——八年。

伊琳娜·图钦斯卡娅（索弗罗尼茨基“的儿子的未婚妻）走出教堂的时候被捕，罪名是在教堂里“祈祷让斯大林快点死”。（谁能听见她的祈祷？！）——恐怖行为！二十五年。

亚历山大·巴比奇的罪名是：“一九一六年在土耳其陆军中服务时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实际上他是土耳其前线上的俄国志愿兵）。因为附带还指控他于一九四一年有过将破冰船“萨德阔号”。交给德国人的意图（他是在这条船上被逮捕的），所以判决是；枪毙！（改判为十年，在劳改营中死去。）

谢尔盖·斯杰潘诺维奇·费多罗夫，炮兵工程师，罪名是“破坏性地扣压青年工程师的设计”（其实是那些共青团积极分子们没有闲空去完成自己的图纸。然而这个明目张胆的破坏者却时常从克列斯特监狱被拉到各军事工厂去当顾问）。

科学院通讯院土伊格纳托夫斯基一九四一年在列宁格勒被捕，罪名是一九O八年在蔡司工厂工作时被德国情报机关收买，并且领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任务：在最近一次战争（即那一代情报机关所关心的战争）中不要从事间谍活动，而是要在下一次战争中才从事这种活动！因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忠实地为沙皇服务，后来又忠实地服务于苏维埃政权，建立起国内唯一的一家光学器械厂（“国立光学器械厂”），被选入科学院。后来果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被捕获、被清除、被枪毙了。

话又说回来，在大多数场合下并不是非要罗织这些异想天开的罪名不可。有一套非常简便的标准罪名汇编，侦查员只需要从里面挑选出一两项来，像在信封上贴邮票似地贴上去就是了：

——破坏领袖威信；

——对集体农庄持否定态度；

——对公债持否定态度（有哪一个正常的人对它持肯定态度呢？）；

——对斯大林宪法持否定态度；

——对党的（当前）措施持否定态度；

——同情托洛茨基；

——同情美国；

——如此等等。

粘贴这些价值不等的邮票是单调的工作，不需要高深的技能。侦查员只需要接连不断地有牺牲品送来不致浪费时间就行了。搜罗牺牲品是由行动特派员向各地区、各部队、运输部门、学校实行摊派。为了不使行动特派员费脑筋，正好用得上告密制度。

告密是狱外人与人之间进行斗争的超级武器、X射线：只要把看不见的一条细细的光束指向敌人，他必然倒下。这办法从不失灵。我不记得这类有关人的姓名，但我敢肯定，在监狱里听说过很多在清场角逐中利用告密的事例：丈夫用这办法收拾失去他欢心的配偶，妻子收拾丈夫的情妇，或情妇收拾情夫的妻子，或情妇因未能拆散情夫的家庭而收拾她的情夫。

各种邮票中，侦查员最常用的是第10分条——反革命（现改为反苏）鼓动。如果后代子孙有朝一日读到斯大林时代的侦查和审判案卷，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这些反苏鼓动者们竟是一些多么不知疲倦的心灵手巧的能人啊！他们搞反苏鼓动可以利用一根缝衣针和一顶破帽子，利用拖净的地板（见下）或者没洗的内衣，利用微笑或者不微笑、过分带表情或者不带表情的眼神，颅腔里的无声的思想，秘密日记里的词句，谈情说爱的短简，厕所墙壁上的题字。他们在公路上和乡间土路上，在火灾现场上，在集市上，在厨房里，在家里喝茶，在被窝里耳语，都在进行鼓动。只有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顶得住这样的鼓动的冲击！

群岛上喜欢说这样一句笑话：刑事法典的条文并不全是大众化的。有人想触犯有关保护社会主义财产的法律，可惜人家不让他挨边。有人打算毫不犹豫地盗窃公款，可是怎样也混不上出纳员的差事。要杀人至少要有办法弄到一把刀，要私藏武器首先要把它买到，要搞兽奸需要拥有家畜。甚至五十八条本身也并不是这么容易享受到的；如果你不在军中服役，你怎么能依照第1分条之乙去背叛祖国？如果你住在汉特曼西斯克你怎么能依照第4分条去和世界资产阶级建立联系？如果你做的是理发员的工作，如果你连一个你能让它爆炸的最不像样的医用高压锅也没有（一九四八年被捕的化学工程师丘达科夫，“颠覆行动”），你怎么能依照第7分条的规定去破坏国家的工业和交通？

但五十八条的第10分条是很大众化的。上至年逾古稀的老太婆，下至十二岁的小学生都能享用。有家定的和打光棍的、有身孕的和黄花闺女、运动员和残废、醉汉和滴酒不久的、有眼睛的和瞎子、有私人小汽车的和求人施舍的，一概都能享用。不分冬天和夏天，无论工作日还是星期天，清晨还是夜晚，在班上还是在家里，在楼道里，在地铁车站上，在密林中，在剧场休息时以及在日蚀的时候，都可以同样便利地给自己挣来一个第10分条。

在大众化方面能和第10分条媲美的只有第12分条——“不检举”，换句话说就是“知情不报”。上面说过的那些人全都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这一分条，但更省事，连嘴也不用张，笔也不用拿。你一动也不动，分条会自己找上门来！而判的刑照样是十年监禁，附加五年“笼口”（剥夺权利）。

当然，即使在战争结束以后，五十八条的第1分条“背叛祖国”也并不使人感到难以到手。不仅全体被俘虏过的人员，不仅全体原沦陷区居民有权利得到它，连那些从受威胁地区疏散时拖拖拉拉的人也因此暴露出背叛祖国的意图（数学教授茹拉夫斯基撤离列宁格勒时申请给他三个飞机座位；妻子、小姨子和他本人。只给了两个，没有小姨子的。他就把妻子和小姨子送走了，自己留下来。对这个行动当局不能做出别的解释，只能认为是教授等着德国人来。五十八一1一甲，参照第十九条，十年）。

以下这些人和那个倒霉的裁缝、俱乐部看门的、聋哑人、海员或那个魏特卢加人相比，被判罪显得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爱沙尼亚人恩谢尔德，从还是独立的爱沙尼亚来到列宁格勒。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俄文信。给谁的？谁写的？“我是一个正直人，不能说。”（信是维·切尔诺夫写给他的亲属的。）哦，畜生，你是正直的？好吧，到索洛维茨去吧！……他究竟是带过一封信！

——基里切夫斯基，两个儿子在前线当军官，他本人按战时劳力动员令被派到泥炭采掘场，在那里他对清汤寡水的伙食说了几句怪话（终究是说过怪话的1毕竟是张开过嘴的！），为此罪有应得地依据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他在劳改营的温水坑里拣土豆皮的时候死了。在他肮脏的衣兜里放着儿子的照片，儿子胸前挂满勋章。）．——汉斯杰罗夫斯基，英语教员。坐在自己家里喝茶的时候讲了（终究是讲了！是真的！）伏尔加一带的大后方如何贫困和饥饿。他刚从那边回来。一个顶要好的女友把他们两夫妇都裹过去了：男的安上第10分条，女的安上第12分条，各判十年。（房子呢？我不知道。说不定归了女友？）

里亚比宁在一九四一年我军后撤时公然宣称：“以前应当少唱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也不让别人侵犯我们’之类的歌。”这样的坏蛋连枪毙都不解气，可是总共只判了他十年！

——列乌诺夫和特列久欣，两个共产党员，像被马蜂螫了脖子似地不得安生，操心起为什么违背党章多年不召开党代表大会的事来了。（狗拿耗子……）各得十年。

——法依娜·叶菲莫夫娜·艾泼施坦震惊于托洛茨基的滔天罪行，在党员大会上提出问题。“为什么把他从苏联放出去了？”（好像党应当向她报告工作似的！也许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自己正在吃后悔药呢？）为了这个荒谬的问题，她罪有应得地先后获得（并服完）三次刑期。（尽管没有一个侦查员能向她说明她的罪过究竟在哪里。）

——女无产者格鲁莎的罪行更是骇人听闻。在玻璃厂工作的二十三当中，左邻右舍没人见过她家里挂过圣像。可是德国人眼看要到他们地区的时候，她挂出了圣像（其原因无非是这时不必害怕了，以前挂圣像是要倒霉的）。另外，侦查员从邻居的告密中特别注意到，她这时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可是德国人终于没有来。）再加上她还在房子旁边拣到一张有小画儿的德国传单，偷偷塞进五斗橱上的小花瓶。但是我们的人道主义法庭考虑到她的无产阶级出身，仅仅给格鲁莎判了八年劳改附加三年剥夺权利。在这时期内，她的丈夫死在前线上。女儿上中专，人事科老追问她：“你母亲在什么地方？”结果小姑娘服毒自尽了。（格鲁莎每次谈到女儿的死就说不下去，每次都是哭着走开了。）

根纳季·索罗金，切利亚宾斯克师范学院三年级学生，在大学生办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九四六年）。这该给他多少呢？小意思，十年吧。

读叶赛宁该当何罪？我们总是健忘的。我看人家很快就会向我们宣告：“没有过这样的事！叶赛宁一贯是受尊敬的人民诗人”。但叶赛宁确曾是反革命诗人，他的诗歌是查禁的作品。梁赞市国家安全机关对波塔波夫的指控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过最优秀和最天才的诗人是马雅可夫斯基，你怎么竟敢（在战前）赞赏叶赛宁？这是你反苏本质的流露！”

至于这个民航飞行员，“道格拉斯”副驾驶，那肯定是一个地道的反苏老手了。不单单在他家里搜出了叶赛宁全集；他不仅对别人说过，东普鲁士人在我们去以前生活得非常富裕和温饱，而且他还在飞行单位的一次公开讨论会上跟爱伦堡进行了一场关于德国问题的公开辩论。（考虑到爱伦堡当时的观点，可以猜想出这个飞行员的意见是对德国人应当温和一些。）竟敢在公开讨论会上进行公开辩论！军事法庭，十年，附加五年“笼口”。

这种微不足道的事件当然在爱伦堡的回忆录里找不到影子。而且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的争论对手被抓了。他当时只是随口给了他一个足够符合党的观点的回答，事后就忘了。爱伦堡在回忆录里写道，他自己“所以能幸免”是由于抽中了“彩票”。哎，这张彩票的号码可是先查好的。如果周围的友人们一个个地被抓，那就需要及时地停止和他们通电话。车辕杆掉了头，人也要跟着转向。爱伦堡把对德国人的仇恨燃烧到发昏的热度，以至斯大林都不得不出来稍加制止。到了行将就木之年，你感觉到自己昨日为确立谎言出了力，那么你就该以今日的勇敢牺牲而不是以回忆录为自己进行辩护才是。

利帕伊在本区创办了一个集体农庄，比上级命令的时间早了一年。这是一个完全自愿组成的集体农庄！对于这个怀有敌意的搞乱行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奥夫相尼科夫难道能不闻不问吗？我不需要你那个好的，我就是要你搞我那个坏的！他的集体农庄被宣布为富农农庄，二富农利帕依被遣送进沼泽地。

沙维林，工人，在党员大会上大声（！）说到了列宁遗嘱！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这人必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在侦查过程中还剩下的几颗牙齿，到科雷马后的头一年就掉光了。

请看有过多么吓人的五十八条罪犯！要知道还有更阴险的呢，还有带地下活动色彩的。例如，佩列茨·格尔岑贝格，里加市人。此人忽然迁居到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登记为波兰血统，而实际上是拉脱维亚的犹太人。这是有意欺骗自己亲爱的国家，因而特别令人愤慨。他的如意算盘是我们会放他去波兰，然后他便能从那里溜到以色列。这可来不得，我的好人儿。你不想住在里加吗，就请去古拉格吧。蓄意叛国，十年。

还有一些善于隐瞒的！一九三七年在“布尔什维克”工厂（列宁格勒）的工人当中揭发出一些一九二九年听过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的讲话的原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找到了会议记录后面附的一张出席人名单。）他们隐瞒了八年之久，混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现在全部抓起来枪毙了。

马克思说过：“国家把一个公民变成罪犯，它就是欲断自身的活的肢体。”他还很令人感动地说明，国家应该把……违反者看做一个有热血的人，保卫祖国的战士，社会的成员，神圣的家主，而最主要的是应该把他看做一个公民。但是我们的法学家没有时间读马克思，特别是他这类欠考虑的文章。马克思如果愿意，还是读读我们的法令吧。

有人会大叫说上面开的清单荒诞不经，不近清理，根本不能相信，欧洲是不会相信的！是吗？

欧洲自然是不会相信的。它自己不去蹲蹲就永远不会相信。他相信了我国纸张光泽的杂志，其他什么东西也装不进脑袋了。

我们自己呢？五十年以前也决不会相信。就是倒退一百年怕也未必相信。

在先前的俄国，政治犯和庸人是居民中对立的两极。再也找不到比这两者更加互相排斥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在苏联才开始把庸人当做政治犯“划拉”进监狱。

由于这个原故，政治犯渐渐和庸人划了等号。

群岛上一半人是五十八条。而政治犯——一个没有……（如果有这么多真正的政治犯，那个政权恐怕自己早坐到一个什么席上去了！）

随便什么人，只要不能马上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普通刑事罪条文，便会被请进这五十八条。进入这一条的人成份之混杂、色彩之纷乱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例如，在大使馆外度第一夜时就被捕的一个跟苏联姑娘结婚的年轻美国人（摩利斯·格尔施曼）。或者前西伯利亚游击队员穆拉维约夫，他曾以对白军的残酷惩罚闻名（这是为他兄弟报仇），从一九三O年起就没有出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监狱的大门（是从勒索黄金开始的），他在那里面丧失了健康、牙齿、理智、甚至姓名（变成了福克斯）。或者一个盗窃公物的苏军后勤军官。他因为害怕受刑事处分，逃到了奥地利的西方占领区，但是在那里—一你看好笑吧！——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这么一个浑浑噩噩的官僚想在那里也捞到一个高位，但是在一个人才竞争的社会怎么能办得到？他决定回国。在国内为盗窃公物和间谍嫌疑共得二十五年。他倒很乐意，觉得在这里可以呼吸到习惯的空气！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要想把什么人消灭掉，迅速而彻底地打发走，最简便的办法是把他列入五十八条。

放进这一类的，还有的不过是家属，特别是犯人的妻子（反属）。现在大家习惯地认为当反属被抓进去的都是党内大干部的夫人，其实这个惯例老早就形成了。贵族家庭成员、著名知识分子家属、神职人员家属全都是连窝端的。（甚至在五十年代仍是如此：历史学家赫·采夫因著作中犯了原则性错误，得了二十五年。但他的妻子也得给点才是。十年吧。但是把七十五岁的老妈妈和十六岁的女儿留下来干什么？就按不检举罪也给她们判点吧。于是四口人分别送进四座劳改营，剥夺互相通信的权利。）

越多的温驯、安静、不问政治甚至大字不识的人，越多的在被捕前只知道过日子的人被投入冤狱和灭亡的旋涡，“五十八条”就变得越发平庸和怯懦，越发失去最后一点点政治含意，变成迷惘的人们组成的迷惘的畜群。

但是光说“五十八条”的组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营中寻到的格调。

这类人从革命初期就受到四面围困：管理制度和法学家的理论。

先拿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全俄肃反委员会第十号命令来看看。我们知道了，没有可靠材料不能逮捕的只有工人和农民。如此说来对知识分子，比方说，单凭不顺眼就可以逮捕罗。再听听一九二四年司法工作者第五届代表大会上克雷连科的讲话。我们又知道了：“对于被判刑的阶级敌对分子……改造是无能为力的，是达不到目标的。”到了三十年代之初，人们将会再次提醒我们，缩短阶级异己分子的刑期是机会主义的行径。什么“狱中人人平等”，什么“自做出判决之时起阶级斗争就停止了”，什么“阶级敌人开始改过自新了”之类的提法都是机会主义的言论。

把这些全归拢在一起，就等于说：抓你们可以平白无故，改造你们是达不到目标的，在劳改营里必须把你们放在屈辱的地位，接着继续用阶级斗争把你们搞个不亦乐乎。

在劳改营里还搞阶级斗争——这怎么理解？说真的，囚犯好像都该是平等的呀。不，别忙，这是资产阶级观点！取消政治犯和刑事犯分别禁监的权利，就是为了让这些刑事犯骑在他们脖子上！（这是那些以前蹲过沙皇监狱的人发明的，他们在那里懂得了如果政治犯实行联合，进行政治抗议，会有多大力量，对于管理当局会有多大危险。）

这时候马上跳出来一个伊达·阿维尔巴赫，是她向我们做了说明。“再教育的策略是建立在阶级区分的基础上的，”“依靠和无产阶级最亲近的那些阶层。”（什么人最亲近？当然是“前工人”即窃贼罗，正好可以唆使这种人去迫害“五十八条”！）“如果不燃起政治激情，再教育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字不差的引文！）。”

所以，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给窃贼们摆布，并不是偏远的劳改工地上懒惰的长官们的自作主张，这是高级的理论！

“在管理制度方面采取按阶级成份区别对待的方法……对阶级敌对分子施加不间断的行政压力。”——当你穿着破坎肩、垂头丧气地熬过你那没完没了的刑期的时候，莫非你能想象出原来有这么个东西吗？——不间断的行政F力N

在上面援引的这部出色的著作里，我们甚至能读到在劳改营里给“五十八条”们制造种种难以忍受的条件的各种手段的明细表。这里面不仅仅包括在探监、送牢饭、通信、申诉权、营内（！）走动权方面的种种限制，而且还有这样的办法：把阶级异己分子编成单独的作业班，把他们置于更困难的条件下。（我替他们解释一句：这意思是在丈量完成的工作量时欺骗他们！）他们完不成定额，就宣布是阶级敌人捣乱。（科雷马对整个作业班的屠杀就是这样来的！）。书内还有创造性的频频忠告：不可派富农和二富农（即被判劳改的最优秀的农民，他们做梦都梦见农活）去从事农业劳动！还有：不经过预先考核，不能委以有高级专业水平的阶级敌对分子（即工程师）任何重要的工作（但是在劳改营里谁有那么高的专业水平能考核工程师？显然是由文教科的盗贼轻骑兵，类似红卫兵的人物）。这个忠告在运河工地上难以执行，因为闸门不会自己替自己做设计，河道不会自己给自己定线。在这种情况下，阿维尔巴赫只得退而求其次：专家进劳改营以后起码要先干六个月的一般劳动！（想要他的命，六个月也足够了！）据说只有不住在知识分子的享受特权的工棚里，“他才能体验到集体的压力”，“反革命分子才会看到群众是反对他们的，蔑视他们的”。

只要掌握好了阶级的意识形态，什么事都能倒过来说，十分便当。有人把“以前的……”和知识分子安置到杂役的岗位上吗？——他这就是“有意叫劳动者出身的劳改犯去干最繁重的劳动”！如果在保管室工作的是一个以前的军官而服装不够分配，那不用说是他“有意识地扣压”。如果有人对高产标兵说了一句“别人赶不上你们！”，这表明他一定是阶级敌人！如果一个盗窃犯喝醉了，或者企图逃跑，或者偷了东西，人家便会对他做工作，说这不应该由他负责，这是阶级敌人把他灌醉了，或者教唆他逃跑，或教唆他偷窃。（知识分子教唆扒手偷东西！——这话是一九三六年一本正经地写在书里的！）而如果“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创造出良好的生产成绩”——这是他“为达到伪装的目的而去做的”！

一圈都封死了！干活也罢，不干也罢，喜欢我们也罢，不喜欢也罢——我们反正要憎恨你，反正要通过盗窃犯的手消灭你！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普季岑（因触犯五十八条而坐过牢）感叹地说：“真正的犯罪分子根本没有能力从事真正的劳动，正是无辜的人才肯把自己全部贡献出来，直到最后一口气。戏剧性就在这里：人民的敌人才真是人民的朋友。”

但是对于你的牺牲，人家并不领情。

“无辜的人”！这就是被大批赶进劳改营的政治犯代用品们主要的自我感觉。这也许是世界监狱史上的空前事件；成百万的囚犯都觉得自己是清白的，全是清白的，没有一个人有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服苦役的只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然而，这些并非由于信念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命运的随意拨弄而被驱赶进铁丝网里面的偶然聚在一起的人群，丝毫没有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清白无辜而变得坚强起来。也许正因为这种意识突出了他们处境的荒谬性，反而使他们感到更沉重的压抑。他们更多地依恋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什么信念，所以绝对表现不出什么牺牲决心、团结一致和战斗精神。还在蹲监狱的时候，整整一监室的他们这类人竟可以任凭两三个拖鼻涕的小偷对他们劫掠蹂躏。到了劳改营里，这类人已经完全崩溃，他们随时准备着在派工员和盗窃犯的棍棒下、在作业班长的拳头下低头弯腰，他们尚有能力去做的只是学会劳改营的哲学（互不联系，各顾自己，互相欺骗）以及劳改营的语言。

E·奥利茨卡娅一九三八年进了一座普通劳改营，这个经历过索洛维茨和隔离所的女社会党人看到这里的“五十八条”，感到十分惊讶。在她的记忆里，政治犯们曾经是一切共享的，而现在每人只顾自己活，只顾自己吃，有的“政治犯”甚至拿衣物和口粮做买卖……

政治囚奴——安娜·斯克里普科娃给他们（我们）取了这样一个名称。她自己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听过这样一堂课：她向侦查员控诉卢宾卡的长官抓着她同监室女难友的头发在地上拖。侦查员大笑，他问：“他也这样拖您吗？”“没有，但是拖我的同伴！”这时侦查员改用严厉的口吻训诫她说：“你抗议？这可太吓人了！丢开这一套俄国知识分子的无聊作风吧！这一套过时了！只操心你自己吧！否则没你的好下场。”

这也正好是盗贼们的原则：人家没有“划拉”你，你别自个儿往里钻！一九二五年的卢宾卡侦查员已经学会了盗贼的哲学！

“政治犯能偷窃吗？”——对这个有教养的人们感到古怪的问题，我们倒要惊讶地反问一句：“为什么不能？”

“他也能告密吗？”——“他有什么不如别人的地方？”

人们对《伊万·杰尼索维奇》的内容天真地提出异议：“你书里的政治犯怎么满口盗贼的黑话？”我回答说：“如果群岛上不存在其他语言呢？难道政治囚权能有什么和刑事囚奴对立的自己的语言吗？”

当局昼夜地对他们的耳朵喊；你们是刑事犯，是罪恶滔天的刑事犯；在我们国家里，不是刑事犯不会蹲监狱！

他们打断了“五十八条”的脊梁骨——从此再也没有什么政治犯了。他们把这些人倒进群岛的猪食槽，驱赶他们去工地送命，同时向他们大声灌输着劳改营的谎言——人和人是敌人！

有一条谚语说：饿极了就会出声。但是我们这里的土著是不出声的。饿也饿不出声。

但是他们只要做出很少很少一点事便可以得救！只要他们不珍惜那条反正已经丧失了的生命，并且团结起来。

有时候整批在一起的外国人，例如日本人，得到了成功。一九四七年在列伍奇，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的上个惩戒劳改点，押来了四十名日本军官，即所谓“战争罪犯”（尽管天晓得究竟他们对我国犯了什么罪）。正是严寒季节，又是干连俄国人都吃不消的伐木工作。“不买帐派”很快就扒掉了其中几个人的衣服，好几次打劫了他们的面包筐。日本人迷惑不解地期待着长官们的干涉，但长官们自然是只当没看见。这时他们的作业班长近藤带着两个高级军官晚上走进劳改点长的办公室，提出警告说（他们俄语讲得很流利），如果对他们的暴行不停止，明天两个申明了志愿的军官将实行切腹，而且这只是开始。劳改点长（“木脑壳”叶戈罗夫，前团政委）马上意识到在这事上可能栽跟头。此后两天都没有带日本人出工，伙食改为正常标准，然后调离了惩戒劳改点。

为了斗争和胜利所需要做的原来是多么少啊——仅仅是不必珍惜生命！而生命反正是早已完蛋了的。

但是我们的“五十八条”经常是和盗窃犯及生活犯搀混起来的，从来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以免他们互相看到对方的眼睛，以免他们忽然意识到——我们是什么人。那些能够成为狱中和营中的首领，具有清晰的头脑、热烈的喉舌、坚定的心的这种人早已根据“案卷”上的特别标记单独挑出去，用布团塞住了嘴，关进了专门隔离所，在地下室里枪毙。

然而根据道家学说早已发现的一个生活中的重要特点，我们应当料想，政治犯消失之日正是政治犯出现之时。

我现在敢大胆地说，在苏维埃时期真正的政治犯不仅有过，而且：

1．比沙皇时期更多，并且

2．他们比先前的革命者表现出更大的坚忍不拔和勇敢的精神。

这与前面所说的似乎矛盾，但是，非也。政治犯在沙皇俄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受到公众的密切注视——在社会和报刊上立即可以引起反响。我们已经看到（第一部，第十二章），社会党人在苏维埃俄国的境遇要困难得不可比拟。

现在能称为政治犯的也不止是社会党人。只不过他们被大桶大桶地没进了一千五百万人的刑事犯的海洋，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形象，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成了哑人，比哑人更暗哑。鱼便是他们的形象。

鱼是古代基督徒的象征。政治犯的主要队伍正是基督徒。他们是一些粗拙的、文化不多的、不会发表演说和起草地下号召书的人。（这些事按他们信仰是根本无需做的！）他们走进劳改营去受难和死亡只是因为不愿放弃信仰s他们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坐牢，在信念上是毫不动摇的！他们也许是唯一丝毫没有染上劳改营哲学甚至语言的人们！这样的人们难道不是政治犯吗？不行，可不能把他们也称做囚奴！

他们当中尤其多地是妇女。道家说：大道废，有仁义。由于我们对东正教神父们施加的文明的辱弄、共青团员们在复活节之夜的起哄、递解站里盗窃犯们的唿哨，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罪恶的东正教堂仍然在培育出无愧于公元初年的基督教的女儿们——那些被投畀豺虎的女教徒们的姊妹。

递解队和坟场，递解队和坟场，到处都有大量的基督徒。成百万的人流有谁去数？．他们阗然无声地死去，像蜡烛似地只能照亮周围一小片地方。这些人是俄国最优秀的基督徒，差一些的都动摇了，退缩了，躲起来了。

这还不能算“更多”吗？难道沙俄曾有过这么多政治犯吗？它连万位数都还不会数呢。

但是在我国扼杀政治犯的工作做得这样干净，这样不留旁证，关于其中什么人的故事很少能浮上水面来。

高级僧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尔斯泰的面型，白胡子）。监狱——流放地——劳改营，监狱——流放地——劳改营（大牌阵）。折腾了多年以后，一九四三年被传唤到卢宾卡（途中盗窃犯摘掉了他的法冠），建议他参加宗教事务管理处。经过了那么多年以后似乎可以允许自己摆脱监狱生活而休息一下了？不，他拒绝了：那不是一个纯洁的宗教事务管理处，那不是一个纯洁的教会。于是又返回了劳改营。

瓦连京·费利克索维奇·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一八七七——一九六一），路加大主教，著名的《化脓外科学》作者。他的命运又如何？他的传记自然会有人编写，不须我在这里多做介绍。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革命前，他已经通过了艺术学院的入学竞试。但为了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一名医生，而放弃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医院里，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革命后主持驰名整个中亚地区的塔什干医院。他的前程畅通无阻，眼前是一条我们当代成就卓著的大名流们走过的道路。但是沃伊诺-亚谢涅茨基感到他的服务还是不够充分的，因而他接受了神甫的教职。他在手术室里挂起了圣像，给学生讲课时身穿僧袍，胸前佩十字架（一九二一年）。他还赶上了被吉洪总主教任命为塔什干主教。二十年代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被流放到上鲁汉边疆区。经过许多人的奔走营救，从那里被放回来。但是他的医学教研室和主教辖区已有了新的主人。他于是私人行医（门口挂的牌子是“路加主教”），求医者盈门（“皮外套们”即契卡人员也混在其中）。有多余的收入他一概散发给穷人。

收拾这个人的办法是颇值得一提的。第二次流放（一九三O年，阿尔汉格尔斯克）不是根据第五十八条，而是为“唆使谋杀罪”（纯属无稽之谈。说他对自杀身死的生理学者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妻子和母亲施加过什么影响。米哈伊洛夫斯基在精神已经失常的状态下曾给尸体注射过防腐溶液，这件事被各报大吹大擂为“苏维埃科学的重大成就”以及人工“复活”之类）。这样的行政手段迫使我们更不能从形式上判断谁是真正的政治犯。如果不是和管理当局正面斗争，也应是在道德和生活上与它对立——这才是主要的标志。至于身上贴着什么“条文”，纯粹是扯淡。（许多被消灭的富农的儿子得到的是盗窃罪的条文，而他们在劳改营里却显示出真正的政治犯的本色！）、沃伊诺-亚谢涅茨基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期间发明了治疗化脓伤口的新方法。列宁格勒把他叫了去，基洛夫亲自劝他解除神职，只要他这样做马上就可以给他一个研究所。但是顽固不化的主教甚至不同意出版他的著作时不在括号里印出他的神职。因此研究所和出书的事只得作罢。他于一九三三年服完流放期，回到塔什干，在那里又获得了第三次流放，这次是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战争爆发后，他在西伯利亚各医院工作，使用了他的治疗化脓伤口的方法。为这件事决定发给他斯大林奖金。他坚持要穿着全套的主教法衣才同意领取。（今天医学院的学生们问起他的生平，回答是：“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文献。”）

工程师们怎么样？其中有多少人因为不肯在愚蠢卑鄙的暗害活动供状上签名而被放逐和枪杀？在这些人当中，彼得·阿基莫维奇（约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二九）像一颗闪闪发光的明星！这是一位兴趣惊人广博的工程师和学者。矿业学院（一九OO年）毕业生。杰出的矿业专家。从他的著作目录中可以看到他研究过以下各方面的问题并留有著述：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工业品价格的波动，煤炭输出，欧洲港口设备及运营，港口管理的经济问题，德国的安全技术，德英矿业的集中化，矿山经济学，苏联建材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高等学校培养工程师的一般问题，此外就是关于矿业本身的著作，单个区域和单个矿床的描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全部著作）。帕尔钦斯基如果搞自己工程师的本行，本来也可以像沃伊诺-亚谢涅茨基如果单搞医学一样，不会遇到灾祸。但也正如那人之不能不传布他的信仰，这人也不能不参与政治。还在矿业学院上学的时候，帕尔钦斯基就以“运动首领”的身份上了宪兵队的黑名单。一九OO年曾主持学生集会。当了工程师以后，引人注目地参与了一九O五年伊尔库茨克革命骚动，并因“伊尔库茨克共和国”一案被判处苦役。他越狱赴欧。因原已同情无政府主义，在国外与克鲁泡特金交往甚密。他在流亡期间进修数门工程专业，从事欧洲技术和经济的研究，但同时也没有放弃“旨在民间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通俗出版物的计划。一九一三年获释。返俄时写信告诉克鲁泡特金：“鉴于我为自己确定的在俄国活动的纲领……在我力所能及的一切地方，我将参加一般地发展国家生产力和开展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自发活动的工作。”在他首次周游俄国各中心城市期间，竞选矿山实业界代表大会理事会事务长的建议、“顿巴顿显耀的经理职位”、银行顾问、矿业学院教授、矿业厅厅长等职务的聘书像雪片似地飞来。具有如此巨大精力和广博知识的工作者在俄国是少有的。

他后来的命运如何？前面（第一部第十章）已经说过。大战时期成为工商部次长。在懦弱无能的临时政府里，帕尔钦斯基显然是最有魄力的成员：在科尔尼洛夫事件期间他就任彼得格勒总督。十月革命爆发的那几天他是冬宫防守司令。他随即被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诚然，四个月以后就放出来了。一九一八年六月，未提出任何罪名，就将他拘捕。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被列入一百二十二名重要人质的名单（“如果……再有一名苏维埃工作人员遇害，下列人质将一律处决。”彼得格勒肃委。主席博基，秘书约谢列维奇）。然而他却未被枪毙，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底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摩尔的很不得体的干预（此人对于我们囚禁这样的人物感到很吃惊），获得了释放。一九二O年后在矿业学院任教授，常去德米特罗夫拜会克鲁泡特金。不久后克氏去世，他组织了一个为克氏建碑（未能如愿）的委员会。不知是否为这件事，他随即被关进监狱。在档案里保存着一份颇为希罕的文件——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致莫斯科革命军事法庭的公函；

兹因国家计委常任顾问帕尔钦斯基工程师

需于本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三时作为报告人在本委南方局

就恢复当前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南方冶金工业问题发表

讲话，为此国家计委主席团请求革命法庭于该回三时前

放出帕尔钦斯基同志，俾其能以完成交付给他的任务。

国家计委主席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请求（而且是越出权限的）。而且只是因为南方冶金工业“当前具有特别重大意义……”，而且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否则的话，爱怎么办都行。过后愿意再抓回牢里也请便！

事实不然，后来还让帕尔钦斯基为恢复苏联的采矿事业很忙乎了一阵子。只是到了一九二九年，让他在监狱里表现过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之后，才不经审判地把他枪决了。

必须是对本国完全无动于衷的人，必须是一个异邦人才能够枪杀民族的骄傲——它的学识、精力和才能的精华！

十二年以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不是也遭到了相同的命运？难道瓦维洛夫不是一个（被痛苦的必要性逼成的）真正的政治犯？在为期十一个月的侦查期内他经受过四百次审讯。而在法庭上（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仍没有承认对他的指控；

还有一个并不享有任何世界盛名的人物——水利学家罗季奥诺夫教授。（维持科夫斯基介绍了他的事迹。）被监禁以后，他拒绝从事专业工作，尽管这是一条最轻松的道路。于是被分配去缝皮靴。难道这个人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犯吗？他是一个天性平和的水利学家，并没有进行斗争的思想准备，但是既然他能在狱吏面前坚守自己的信念，难道还不能算一个真正的政治犯？他还需要什么样的党证？

像一颗星星突然变得明亮几百倍然后猝然熄灭一样，一个本不想成为政治犯的人也可能在狱中发出短暂的强烈闪光并因此而毁灭。这类事迹我们一般无法知道。有时候某个见证人会说出来。有时候会见到一张褪色的纸片，根据它仅仅可以做出一些大致的推测：

雅科夫，叶菲莫维奇·波奇塔尔，一八八七年生，非党员，医生。战争一开始就在黑海舰队空军基地工作。塞瓦斯托波尔基地军事法庭第一次的判决是五年劳改。似乎很平安。但这又是怎么回事？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次判决；枪毙。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执行。在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之间的这不祥的五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是像星星一样爆发了？或者仅仅是因为审判员忽然发觉判轻了？他前一案的问题现在平了反。这说明，如果没有后一案就不会……？

而托洛茨基分子呢？纯血统的政治犯！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荣耀。

（人们在向我叫喊！台上在向我摇铃：站回原位去！说唯一的政治犯！说那些在劳改营里仍坚持神圣的信念的铁铮铮的共产党员！……好吧，下一章我专门谈谈他们。）

历史学家们有朝一日会研究我国青年政治犯的小溪是从什么时候流起的。我觉得是从一九四三——四四年开始的（我指的不是社会党和托洛茨基派的青年）。这些差不多还是中学生的人（请回忆一九四四年的“民主”）忽然想寻求一个不同于向他们硬性灌输和偷偷塞到他们脚下的那个立场的立场。那么，还能把他们称为什么人呢？

只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没法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

如果二十二岁的阿尔卡季·别林科夫为他的当然是没有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感觉的草稿》进了牢狱，后来在劳改营里继续写作（但在死亡的边缘把文稿托付给了眼线凯尔迈耶尔，结果获得了新的刑期），——对这样的人我们难道能拒绝给予政治犯的称号吗？

一九五O年列宁格勒机械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建立了一个有纲领和章程的党。许多当事人遭枪杀。这件事是阿伦·列文告诉我们的。他本人得到了二十五年。路旁的一根小木柱，如此而已。

我国当代的政治犯必须具有大大超过先前的革命党人的坚毅和勇敢，这一点用不着论证。先前为了较大的行动只会被判处轻微的刑罚。革命党人也并不须非那么勇敢不可：事情败露，他们只有自身（而不是全家！）受祸的危险，甚至并不是掉脑袋，而是不长的刑期。

革命前张贴传单意味着什么？游戏！跟放鸽子一样。连三个月也判不了。但是弗拉季米尔·格尔舒尼团体中的五少年书写“我国政府名誉扫地了！”的传单却需要下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团体中的五少年行刺沙皇那么大的决心。

它是怎样自己燃烧起来的，它是怎样在人们内心觉醒的？在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克市的一座唯一的男中里，五个男孩子（共青团小组长米沙·巴克斯特；托利亚·塔兰京，也是共青团积极分子；维尔维尔·列赫特曼；尼古拉·科涅夫和尤里·安尼卡诺夫）从九年级起就脱离了无忧无虑的精神状态。他们既不为姑娘们苦恼，也不在时髦的舞蹈上花脑筋。他们环视着城内的野蛮和酗酒，刻苦地钻研和经常翻阅自己的历史教科书，试图进行联系和对比。升入十年级以后，他们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一九五O年）以前用印刷体字母写出他们第一份幼稚的传单：

“工人，你办我们今天过的难道就是我们的祖父、父亲、兄长为之奋斗牺牲的那种生活吗？我们做工，可是只得到可怜的几个小钱，就这点他们还在压低……精读读这些并想想自己的生活吧……”

他们自己也只是在想，因此没有提出任何号召。（他们计划散发一套这样的传单，自己动手制造一部胶印机。）

张贴的方法是：五人一起夜间上街，一人把四团湿面包粘在墙上，另一人贴上传单。

早春，他们班里来了一个像是新教师的人，要大家……用印刷字体填写登记表声校长恳求不要在学年结束以前逮捕他们。这些孩子们被关进去接受侦讯的时候，最遗憾的仍是未能参加自己的毕业晚会。“谁领导你们的？快招！”（国家安全人员不能相信这些孩子们单纯是受良心的驱使。这种事哪能相信？不是说生命只有一次吗？干嘛要去思索呢？）禁闭室、夜审、罚站。省法院的不公开开庭、（审判员——普希金，此人不久后即因受贿而被判刑。）可怜巴巴的辩护律师、不知所措的陪审员、威风凛凛的检察长特鲁特涅夫（！）全体都判了十年或几年徒刑。把这些十七岁的少年们都送进了特种劳改营。

不错，老谚语没有瞎说：“勇士要在监牢里找，蠢人要在政治指导员里找！”

我是为无声的俄国写作，所以不多谈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都是能写的人，凡侥幸活下来的必定准备好了详细的回忆录。他们会比我更完整更准确地描写出他们富于戏剧性的史诗。

但是为了照顾全面，在这里也略谈几句。

他们在二十年代末期曾利用早先革命党人的全部经验进行过系统的地下斗争，不过站在他们对面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可不像沙皇暗探局那样呆头呆脑。我不知道他们对于斯大林为他们安排的一概消灭的下场是早有准备还是仍以为事情会以几句玩笑与和解而结束。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一些勇敢的人。（不过我担心一旦他们掌权，给我们带来的疯狂行为不见得会比斯大林的好。）我们要指出的一点是，直到三十年代，当末日已经临近时，他们仍认为和社会党人发生任何接触都是背叛和耻辱。因此他们在隔离所里自己抱成一团，连替社会党人转递狱中信件都不肯干（要知道，他们认为自己是列宁主义者呢）。斯米尔诺夫的妻子（在丈夫已被处决后）总是避免和社会党人交往，说是“免得被看守员发现”（也可以说是免得被共产党员的眼睛看见）！

有这样印象（但我不坚持），他们在劳改营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里有过多的瞎忙成份，因而总带着悲喜剧的色彩。他们在由莫斯科去科雷马的闷罐车里约定着“秘密联系办法、暗语”之类。可是到达目的地后他们都被分别塞进了不同的劳改点和不同的作业班。

比方说一个老老实实地挣得了生产口粮的“反革命托派作业班”突然被改为吃惩戒口粮。怎么办？“隐蔽得很好的地下共产党支部”进行讨论。罢工？但这正好是上挑动者的钩。他们想挑动我们闹事，而我们——我们偏偏要骄傲地去上工，没有口粮也要去上工。我们可以去上工，可是劳动要像吃惩戒粮的样子。（这是在三七年，在作业班里不仅仅有“纯粹的”托洛茨基派，还有被划为托派的“纯粹的”正统派，他们都向中央斯大林同志、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叶若夫同志、向中执委加里宁同志、向总检察署呈递了申诉书。他们极不希望现在和劳改营首长们闹翻，因为将来随身携带的鉴定书还要靠他们写。）

在乌京内金矿，他们准备纪念十月革命节二十周年。捡来一些黑布条子，或者用木炭把白布条染黑。他们打算在十一月七日清晨在所有帐篷顶上挂起志哀的黑旗，要在列队出工时唱《国际歌》，同时大家手牵手不让押解队士兵闯进队伍，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唱完，然后坚决不走出营区去上工。他们还要高喊“打倒法西斯！”“列宁主义万岁！”“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等口号。

在这个计划里混合着某种歇斯底里的热情和达到可笑程度的华而不实的作风……

不过有外人或者他们自己的人告了他们的密。在前一天即十一月六日他们全体被带到了“尤比列内”金矿，节日的几天内把他们隔离在那里。他们在封闭的（不用出工的）帐篷里唱《国际歌》，而“尤比列内”矿上的苦力们这时却得去上工。（唱歌的人们内部也发生分裂：这里有被错划为托派的共产党员，他们走到一边，不唱《国际歌》，以沉默表示自己忠于正统。）

“既然他们把我们放在铁窗里关着，这说明我们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亚历山大·博亚尔奇科夫自我安慰说。这无非是自欺欺人。他们什么人不关？……

托洛茨基分子的劳改营斗争的最大成就是在沃尔库塔铁路沿线各劳改营中举行的一次绝食罢工。（在这以前还在科雷马的什么地方搞过一次好像是为期一百天的绝食：他们要求以自由移居代替劳改营。他们赢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停止了绝食。后来把他们分散到不同劳改营，逐步地把他们全消灭了。）关于沃尔库塔的绝食，我得到的材料是互相矛盾的。大致情况是这样：

它开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持续了一百三十二天（对他们实行了人工灌食，但他们没有停止绝食）。有几个人因饥饿致死。他们的要求是：

——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离；

——八小时工作日；

——恢复政治犯口粮，（即比其他犯人增多的口粮，这一条绝对只是为自己要求的。）伙食不受生产量的影响；

——取消特别庭，宣布其判决无效。

用软管给他们灌食，后来又在各劳改营散布流言，说砂糖和黄油没有了，全是“因为喂养了托派”。可谓无愧于蓝箍帽的手段！一九三七年三月莫斯科来电：绝食者提出的要求可全部接受！绝食结束。可是孤立无援的劳改犯怎么能争得诺言的履行？结果他们上当了，一条也没有执行。（西方人既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事情是可以这样办的。但这就是整个的我国历史。）反过来，绝食的全体参加者一个个被叫到契卡行动科，向他们宣布了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

克里姆林宫里的大鸣鹤这时候已经在考虑对他们的大镇压。

稍晚一些，在沃尔库塔八号矿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绝食（也许是前面的绝食的一部分）。这次参加了一百七十人，其中知道姓名的有；绝食带头人米哈伊尔·沙比罗，原哈尔科夫国营电器厂工人；德米特里·库里涅夫斯基，以前在共青团基辅省委工作；伊万诺夫，前波罗的海舰队护卫舰中队长；奥尔洛夫一卡海涅茨基；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波列沃依一根金；B·B·维拉普，梯比里斯《东方曙光》报编辑；索克拉特·格维尔江，亚美尼亚党中央书记；格里戈里·佐洛特尼科夫，历史学教授；教授之妻。

曾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一起蹲过上乌拉尔斯克隔离所的六十个人形成了绝食的核心。出了一件绝食者高兴而首长们不高兴的很大的意外——一个外号叫“莫斯科”的贼头带着二十名刑事犯参加了绝食。（这位莫斯科曾以一次夜间恶作剧而闻名全营：偷偷钻进营长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上拉了一泡屎。如果干这事的是你我之辈，难得枪毙，可人家却仅仅受到责备：准是阶级敌人教唆你来的吧？）只有这二十名盗窃犯真的让长官们犯愁，而对于社会异己的“绝食积极分子”，沃尔库塔劳改营的契卡行动科长乌兹科夫挖苦地说：

“你们以为欧洲会知道你们的绝食吗？我们才不在乎什么欧洲呢！”

他说的是实话。但是对社会亲近分子既不能动手打也不能让他们死掉。不过绝食进行到一半以后，当局摸准了他们的流氓无产阶级意识把他们分化出去了。贼头“莫斯科”通过劳改营的广播网解释说，他是受了托派的勾引。

剩余的人此后的命运便是——枪决。他们以自己的绝食自己呈递了处决的请求书和名单。

不，真正的政治犯是有过的，是很多的，是很有牺牲精神的。

但他们对抗的效果却为什么如此微小？为什么他们连微小的泡沫也没有留在水面？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要研究。后面再谈吧。

第十一章　思想纯正分子

听到愤慨的喧哗。同志们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啪的一声合上我的书，甩到一边，朝它吐口水。——归根结底这是蛮不讲理！这是诽谤！他在哪里找真正的政治犯？他写的都是些什么人？什么神甫、技术贵族、拖鼻涕的中学生之流……真正的政治犯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坚定不移的人们！是我们这些正统的、水晶般纯洁的人们（奥威尔称他们为“无不同政见者”）。我们即使在劳改营里依然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唯一正确的……不错，从我国的书报上看，唯一坐过牢的就是你们。唯一受过苦的就是你们。文章里也只许写你们。好，那么就谈谈你们吧。读者能同意这个准则吗？政治犯应当是知道自己为什么坐牢并且是信念坚定的人。如果同意这一点，答案就有了：我们的坚定不移的先生们尽管自己被捕，仍然忠于唯一正确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信念可谓坚定，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坐牢。因此不能算做政治犯。如果我的准则不高明，我们就采用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准则。她在自己的五次服刑期内有时间对它做周密的思考。下面就是：“政治犯是具有如果加以放弃便可获得自由的那种信念的人。如果没有这种信念，他只是政治囚奴。”照我看是个不坏的准则。各个时代因思想意识受迫害的人都符合这个准则。所有革命党人都符合这个准则。“尼姑们”、高级僧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工程师帕尔钦斯基等人也都符合。可是正统派们却对不上号。因为：哪里有人家逼迫他们放弃的那种信念？没有。因而正统派们，虽然说出来不好听，就跟那个裁缝、那个聋哑人、那个俱乐部看大门的一样，是属于束手无策、糊里糊涂的牺牲品的类别。但这帮人是带傲气的。为了把话说得准确，先把对象明确一下。在这一章里要谈的是什么人？是所有尽管遭到逮捕、侮辱人格的侦讯、冤枉的判决以及随后的劳改营生活的煎熬等等这一切，依然保持了共产主义意识的人们吗？不，不是所有的。这个共产主义信仰对于其中的一些人确是发自内心的，有时候是他们残余的生命的唯一意义，但是：——他们不以它来指导自己用“党的”态度对待难友；在监室和工棚里的争论中不朝难友们叫喊说他们被关进来是“正确的”（而我被关是“不正确的”）；——不忙着向营长公民（或行动特派员）声明：“我是共产党员，”不利用这个公式在劳改营里谋生存；——现在谈起过去时，不认为劳改营的主要的和唯一的横暴行为是把共产党员关在里面，至于其他的人，那都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这是一些把共产主义信念藏在心里，而不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人。似乎这只是个人的人品问题，但不止于此：这样的人在外边一般都不是大官，在劳改营里则是普通的苦力。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乡村教师，就是一例：“您记得我们的青年时代吗？我是一九一二年生的。当时我们最高的幸福就是穿一身粗布料子缝的‘青年突击队’绿制服，斜扎一根武装带。当时我们把金钱和一切私物都不放在眼里，只要一声召唤，要我们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我十三岁就加入了共青团。可是您看，当我刚满三十四岁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就宣布我触犯了五十八条的差不多所有分条。”（我们以后会知道他在外边的表现。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还有一个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维诺格拉多夫，我跟他一起坐过牢。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火车司机（不是只干过一年，像某些自称放牛娃出身的苏维埃代表那样），在工农速成中学和学院毕业以后当了线路工程师（也不像某些人一出校门就干上党的工作），是个相当不错的工程师（在“天堂岛”里他做过喷汽发动机涡轮的复杂的气体动力学计算工作）。诚然，一九四一年在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摊上了一个党支书的职务。一九四一年十月形势危急（十六日和十七日）的日子里，他打电话请求上级指示。电话没人接，他跑去找，发现区委、市委、省委都没有人，像被一阵风刮得没影了，办公大厅空荡荡。而更高一级的机关他好像没有去过。他回到本单位说：“同志们！领导人全跑了。但是我们共产党员要自己起来进行防御！”他们进行了防御，但是就为了“全跑了”这句话，那些跑掉的把他这个没有跑掉的关进牢里八年（罪名是“反苏鼓动”）。他是个不声不响的劳动者，是个肯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朋友。只是在推心置腹的谈话里他才吐露说，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持自己的信仰。但他从来不拿这个当一张王牌打。还有地质学家尼古拉·卡利斯特拉托维奇·戈沃尔科，他在沃尔库塔只剩下一口气，还写了一首《斯大林颂》（并且保留到现在），但不是为发表的，不是想靠它得到优待，而是发自内心的。他在矿上一直藏着这首颂歌！（尽管有什么必要藏着呢？）有时候这样的人始终不渝地保持着信念。有时候（例如从美国费城来的匈牙利人科瓦奇，他是当年来我国在卡霍夫卡附近建立公社的三十九户人中的一员，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在恢复名誉之后不再接受党证。有的人脱离得更早，如另一个匈牙利人萨鲍，国内战争期间西伯利亚游击队的队长。他一九三七年就在监狱里宣布：“如果能出去，我要把我的游击队员立刻召集起来，发动整个西伯利亚，打到莫斯科，把这些畜牲们赶下台。”上面说的两种人，我们在这一章里都不谈。（况且凡是像这两个匈牙利人一样不干了的，正统派们自己就会把他们除名。）笑话式的人物也不在考察之列。他们在监室里假装正统派，只是为了让当局安插的耳目给他向侦查员打个“好”报告；如像波德瓦尔科夫（儿子）这一号的，他在外边张贴过传单，可是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跟所有对当局不怀好意的人，包括自己的老子，大声争论，目的是想借此改变自己的厄运。我们将要在这里考察的正统派，是属于下面一类的：他们首先在侦查员面前，然后在监狱牢房里，然后在劳改营里，逢人必显示其思想的正统，现在又以这种色彩回忆劳改营的往事。由于奇特的物竞天择的结果，这些人全都不会是干苦力活的。这样的人一般在被捕前身居要职，处在令人羡慕的地位。他们在劳改营里最不甘心被消灭，最狂热地争取爬到高出于普遍的零的地位。这类人包括所有掉进班房的侦查员、检察长、审判员和劳改干部。也包括所有的理论家、书呆子和卖狗皮膏药的（作家谢列市里亚科娃、季亚科夫、阿尔丹-谢苗诺夫也只能归入此类，别无他处）。我们也要理解他们，我们不要说风凉话。人家栽下去是很痛的。“砍树难免木屑飞”——这一向是他们为当局辩护的铿锵有力的谚语。忽然他们自己被砍成木屑飞起来了。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这样描写一九三八年初在曼佐夫卡（贝阿拉格的一个特种营）里的一个场面。当地的全体土著很惊奇地看到，带来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特殊人物”。当局极端机密地把他们与其余人分开看押。像这样的一批新犯人谁也没有见过：革面大衣、“莫斯科”式毛皮帽、波士顿呢和哔叽料子的西服、式样讲究的半高腰和浅腰皮鞋（到了十月革命二十周年，高级人士对于普通工人不敢问津的衣着已经很懂得讲究了）。由于管理上的疏忽或者是故意拿他们取笑，没有发给他们工作服，让他们穿着哔叽衣服和锃亮的皮鞋在没膝盖深的稀泥里挖地沟。其中的一个在车道木板接缝的地方把一辆装水泥的手车弄翻了，水泥洒出来。小偷作业班长跑过来，一边骂娘一边捅着闯祸者的脊背；“用手捧起来，窝囊废！”那人发疯似地叫起来；“你怎么敢侮辱人？我是前共和国检察长。”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滚下来。“我管你他妈的什么共和国检察长，死狗！把你的狗脸按进这摊水泥，你才像个检察长呢！现在你是人民的敌人，你就得给我拉磨！”（不过工地主任出面袒护了检察长。）如果你说这事出在一九一八年集中营里的沙皇时期的检察长身上，谁也不会产生怜悯的想法：大家一致认为那些人不算人（那些人以前要求给被告判的徒刑，是一年、三年、五年）。而对我们自己的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尽管是穿着波士顿呢料子西装的检察长，怎么能不怜悯呢（他要求判的刑，不是十年，就是最高的）。说他们捧得很痛——这几乎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遭受这样的打击，这样激毁灭，而且是从自己人手里，从亲爱的党手里，而且显然是平白无故地。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要知道他们在党的面前完全是清白的，在党的面前他们完全是无罪的。这使他们难受到这种程度，以至在他们中间连提“你是为什么被抓的？”这个问题都被认为是犯忌，是非同志式的。如此拘泥小节的囚犯，他们可算是唯一的一代！我们在一九四五年可是大大咧咧，刚见面就像说笑话似地哇哩哇啦地大谈自己入狱的经过。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奥利加·斯利奥斯贝格的丈夫已经被捕，现在来人搜查，要连她一起抓去。搜查进行了四小时，在这四小时里她一直在整理鬃刷工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各项记要。没有整理出来的记要比永远丢下的孩子更叫她放心不下。连指挥搜查的侦查员都忍不住劝她：“你还是先跟孩子们告个别吧！”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伊丽莎白·茨维特科娃一九三八年在喀山长期犯监狱里收到十五岁的女儿的信：“妈妈，请来信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罪？……我宁愿你说你是无罪的。如果这样，我就不入团，并且为了你我决不原谅他们。如果你是有罪的，我就不再给你写信，并且要恨你。”在潮湿的像棺材似的牢房里，面对一盏昏黄的电灯，当妈妈的心如刀割：没有共青团，女儿怎么生活？怎么能让她憎恨苏维埃政权？倒不如让她憎恨我吧。于是她写道：“我是有罪的……你要加入共青团！”落到自己心爱的刀斧之下，还要为它的明智而辩护——这太痛苦了！这是人的心忍受不了的！但是一个人若把神赐的灵魂托付给人为的教条，势必付出如此的代价。即使目前，任何一个正统派都还会肯定茨维特科娃做得对。即使今天也没法使他们相信，这是“把幼小者引上邪路”，母亲把女儿引上了邪路，败坏了她的灵魂。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E·T·提供了揭发她丈夫的真心诚意的证词——为了帮助党，什么事都可以做！噢，对这种人很可以同情，如果他们现在终于理解了当日自己的可悲。哪怕他们今天放弃了当时的观点，这一章也可以完全换一种写法。但是现实应验了玛丽亚·达尼埃良的幻想：“有朝一日我能出去，我将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地生活下去。”忠实？照我们看是冥顽不灵。这些发展论的信徒把放弃本人的任何发展看做是对发展论的忠实。正如坐了十七年牢的尼古拉·阿达莫维奇·维连奇克说的：“我们始终相信党——我们没有信错！”忠实还是冥顽不灵？不，他们在监室里和人争论，为当局的一切行为辩护，决不是故意表现，不是出于虚伪，他们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正确感，不然的话，离发疯就会不远了。对所有这些人不是大可表示同情吗？但是，这些人对于自己吃了哪些苦头倒看得很清楚，可是自己在哪方面错了，却一点也看不见。一九三七年，以前没有抓过这类人，一九三八年以后抓的也寥寥无几，因此有了“三七届学生”的说法。本来这样说也可以，但是不要模糊了整个画面。要知道即使在抓这种人达到最高峰的几个月，走进监狱的农民、工人、青年、工程师和技术员、农艺师和经济工作者，以及普遍的宗教信徒，照旧是络绎不绝的。“三七届学生”能说会道，又能利用出版和广播，他们制造了一个“三七年传奇”，包括两点内容：1．如果说苏维埃政权抓过人，那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应该讲的，应该表示愤慨的，仅仅是一九三七年。2．三七年被抓的，仅仅是他们。文章里都这么写：在这可怕的一年，最忠诚的共产党员干部身陷囹圄：有加盟共和国中央书记，省委书记，省执委主席，军区、军和师的司令员，元帅和将军，省检察长，区委书记，区执委书记……我们在本书开端已经描述了三七年以前流向群岛的各条水流的规模、它们各持续了多长时间、人数达到几百万。可是后来的“三七届学生”们在当时对这些连眼皮也没有眨过一下，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他们内部讨论这个问题有些什么说法我们不得而知。当波斯特舍夫还不知道自己也是在劫难逃时，曾如此说：一九三一年在司法人员会议上：“必须保持我们对阶级敌人和堕落分子（“堕落分子”这个名词真了不起！这个帽子给谁戴不上？）的惩罚政策的全部严厉性和残酷性。”一九三二年：“不难理解，……即使把他们放在消灭宜农运动的炉火里烧过……我们也决不可忘记，这个昨天的富农在精神上并没有缴械投降……”还有：“千万不可使我们惩罚政策的矛头变钝。”矛头倒是够锐利的，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可是炉火也够热的吧？P·M·格尔是这样解释的；“当逮捕只波及我不认识或不大知道的人们的时候，我和我的熟人们对于这些逮捕是否有根据（！）没有发生过怀疑。但是我的亲近者和我自己被捕了，在监禁中我遇到了几十个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于是我……”总之，抓“社会上”的人，他们心安理得。抓到他们“共同体里”的人，他们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了。斯大林打破了原先似乎十分牢固的禁区。他们以前过得这么快乐，全靠了有这么个禁区。当然你会大吃一惊的，当然你会莫名其妙的！人们在监房里心情激动地发问：“同志们！你们知道是谁发动了政变？见谁夺了本市的权？”当他们知道了命运确已不可挽回，还久久地哀叹和呻吟；“要是伊里奇活着，决不会发生这种事！”（这是什么事？难道不是先前对别人做过的事？见本书第一部第八——九章。）可是人家毕竟是管过国家大事的！知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高深的理论家！他们是怎样经受这个考验的？对于这个没有尝过滋味的、报纸上没有阐明过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总是突如其来地砸到头上的），他们是怎样消化和领会的？由于多年被人牵着鼻子走在一条错道上，他们提出了一些惊人深刻的解释。一、这是外国特务机关十分狡猾的勾当；二、这是大规模的暗害活动！暗害分子钻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另一种说法是：内民员部里钻进了德国间谍！）；三、这是地方上内务人员搞的阴谋。三种情况都归结为：我们丧失了警惕性，该我们自己负责！斯大林全不知道！斯大林不知道这些逮捕。一旦知道了，会把坏人一网打尽，把我们放出去！！四、党内真的发生了可怕的背叛（但是为什么？？），国内敌人成堆。关在这里的人大多数是该关的，他们已经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反革命。在监室里要提防这些人，不要当着他们的面说话。只有我自己是完全冤枉的。嗯，也许你也是！（梅哈诺申，原来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也赞成这个看法。换句话说，如果把他放出去，不知道他还要抓多少人呢!）五、这些镇压措施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少数没有丧失自制力的理论家这样说。位普列汉诺夫世界经济学院的教授。这种解释倒是对的。他能这么迅速而正确地理解到这一点，值得钦佩。但是他们没人能对规律性本身做出解释，只是从常用的乐器箱子里拣出一支笛子来吹吹；“历史发展的需要呀！”反正随便什么事都可以模模糊糊地这样说，并且你总是正确的。）持此说者，自然不怪罪斯大林——他仍是完美无暇的太阳。在这些妙不可言的解释的背景上，纳罗科夫（马尔琴科）的《虚量》一书中人物的想法在心理学上似乎是很讲得通的：这些抓捕全不过是一出戏，是对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考察。要你做什么你就该做什么，谁要是什么字都签，不怨恨——他将来定能大受提拔。如果忽然有个像白俄罗斯书刊检查员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雅什克维奇这样的老党员在监室的角落里用嘶哑的声音说：斯大林根本不是列宁的左右手，他是一条狗，他不死，就没有好事！其他人就会朝他扑去，拳打脚踢，并且赶紧报告自己的侦查员。想象不出一个“无不同政见者”的脑子里哪怕有一秒钟时间闪出过斯大林也是要死的念头。一九三七年降临到纯正的正统派的头上的时候，这些人正是处在如此生动活跃的思想水平上。他们对受审判有怎样的精神准备？显然就像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的帕尔松一样：“党难道能逮捕无罪的人吗？我要对法庭说：‘谢谢你们在还能挽救的时候挽救了我！”’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什么出路？他们的革命理论给他们提示了哪些有效的办法？他们的办法和他们的解释同样地妙不可言。人抓得越多，上面发觉错误越快！所以要拼命多咬出一些姓名！多做异想天开的假供，尽量多牵连无辜的人！他们不能把全党都抓进来呀！（斯大林并不要抓全党，他只要抓头头和党内的老资格。）在俄国各党派当中，共产党员是搞自我诬陷的头一名这个“多咬出人名”的旋转木马的发明权理应属于他们。俄国的革命党人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说这个理论是鼠目寸光？说他们的思维能力太贫乏？我心里觉得——不对。这里的问题全在于他们的恐惧。理论不过是掩盖他们软弱性的方便伪装。他们一向自我标榜（其实早已没这个权利）为革命者，可是往自己骨子里看上一眼，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原来他们是一点儿压力也顶不住的。上述“理论”就免除了他们和侦查员对抗的必要性。如果他们能明白这个道理也好：斯大林一定要搞这次清党，是因为想把党拉到比自己低的水平上（尽管是不过如此的一个党，他的天才也不足以使他站得比这个党更高）。他们当然更不记得不久以前他们还在帮助斯大林摧毁反对派，甚至摧毁他们自己。斯大林一贯提供给他的意志薄弱的牺牲品以冒险的机会，造反的机会。这种游戏颇使他感到满足。这只爱玩的老虎想出来一个主意——逮捕中央委员需经全体其他中委的同意！在装得像煞有介事的中央全会、中央会议的进程中，一份文件沿着各排座位传阅，它用无人称的句号指出：收到了针对某某中委的材料，建议各中委同意（或不同意！……）开除此人出中央。（有专人监视着文件在谁手里耽搁得太久。）于是乎全体都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联共中央委员会就是以这种方式枪毙自己的。（斯大林老早就看透了并且考验过了他们的软弱性：党的上层人物一旦接受了高工资、内部供应、高干休养所，并视为应得之物，他们就陷进了圈套，他们就挺不直腰了。）审判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的特别法庭是由谁组成的？布柳赫尔！叶戈罗夫！（还有C·A·图罗夫斯基。）至于那件年代久远的事，他们更加忘记了（恐怕根本没有读到过），那就是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吉洪大主教致人民委员会的信。态度强硬的大主教在吁请赦免和释放无辜者的时候写道：“因此，从创世以来，所有杀害先知的罪，……都要这一时代的人偿还。”（路加福音11：50），“凡动刀的，一定在刀下丧命。”（马太福音26：52）这些话当时听起来似乎可笑，不可能。他们哪里想得到历史有时候也知道复仇，也会像寻求快感似地搞一场迟到的因果报应。但是它往往为这场报应选择一些奇特的形式和意想不到的执行者。如果年轻的图哈切夫斯基镇压唐波夫省破产农民得胜归来时在火车站上没有遇到另一个玛鲁霞·斯皮里多诺娃“朝他脑门里打进一颗子弹，十六年以后，这件事由一个没有学成的格鲁吉亚神甫（指斯大林——译者注）完成了。如果沃洛申描述的一九二一年春在克里米亚遭枪杀的妇女和儿童的诅咒未能撕裂库恩一的胸腔，这件事则由他的第三国际的同志们完成了。彼得斯、拉齐斯、别尔津、阿格拉诺夫、普罗科菲耶夫、巴利茨基、阿尔图佐夫、丘德诺夫斯基、德边科、乌博列维奇、布勃诺夫、阿拉弗佐、阿尔克斯尼斯、阿伦什塔姆、黑克尔、吉季斯、叶戈罗夫、日洛布、科夫丘赫、科尔克、库佳科夫、普里马科夫、普特纳、尤·萨布林、费尔德曼、P·埃德曼；还有温什里希特、叶努基泽、涅夫斯基、纳哈姆凯斯、洛莫夫、卡克腾、科西奥尔、鲁祖塔克、吉卡洛、戈洛杰德、什利希特尔、别洛博罗多夫、皮亚达科夫、季诺维也夫——他们全成了那个小个子红头发屠夫的刀下鬼，而我们怕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考察清楚这些人在过去的十五至二十年当中亲手或通过签字作了哪些恶。斗争？他们没人做过斗争的尝试。假如说坐进了叶若夫的牢狱以后斗争很困难，那么在自己被捕的前一天为什么没有开展斗争？难道当时还没有看出苗头？原来他们的祷告全是这一句词儿：“但愿躲过这一关！”奥尔忠尼启则为什么自杀？（如果是被杀，为什么坐以待毙？）列宁的忠实伴侣克鲁普斯卡娅为什么没有斗争？为什么她一次没有出来公开揭露，像罗斯托夫亚麻厂的那个老工人那样？莫非真地担心丢老命？一九O五年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首届“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成员阿拉雷金和斯皮里多诺夫为什么要在对自己的无耻诬告上签名？当过那个“工农代表苏维埃”主席的舒宾更甚于此，他签字证明一九O五年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根本不存在什么“工农代表苏维埃”。这是为什么？怎么能够这样唾弃自己的一生！这些“无不同政见者”现在每当回忆一九三七年，就知道哼哼唉唉地谈冤案，谈暴行。可是谁也不提他们实际有过但没人利用过的斗争的机会。这件事他们永远也做不出解释。而且利用上述论据进行争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被关进监狱的忠实信徒们的全部智慧足以破坏政治犯的老传统。他们回避政见不同的难友，对他们保密，谈到侦讯中的暴行时把声音放低，不让非党员听到，上帝保佑更别让社会革命党人听到。“不能给他们提供反党材料！”叶夫根尼娅·戈尔茨曼在喀山监狱里（一九三八）反对各监室间敲墙联络：她身为共产党员，不能同意做违犯苏维埃法律的事！送来报纸，戈尔茨曼总是坚持要同监室的女犯们仔细阅读，而不能随便看看。E·金兹布尔格回忆录中关于监狱的部分提供了“三七届学生”的隐秘材料。死硬派尤利亚·安年科娃要求全监室的人：“不许拿看守员寻开心！他在这里代表苏维埃政权！”（真是这样吗？一切都颠倒了！让沙皇监狱里桀骜不驯的女革命者们通过神奇的水晶球看看这个场面吧！）女共青团员卡住·希罗科娃在搜身室里问金兹布尔格：你瞧那个德国女共产党员把金子藏在头发里。这可是我们苏联的监狱，我们该不该把这件事报告看守员？跟金兹布尔格一起乘七号车厢（这节车里差不多全是女共产党员）去科雷马的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妮给她的有声有色的回忆补充了两个惊人的细节。有钱的犯人交出钱，到站台上去买青葱，该着奥利茨卡妮在车厢里接这些葱。她依照社会革命党人的老传统、唯一的想法是平均分配给车厢里的四十个人。但马上有人制止她：“谁出的钱分给谁！”“我们不能养活叫花子！”“我们自子都不够！”奥利茨卡娅简直发了傻：这些人是政治犯吗？……“三七年入学”的女共产党员们就是如此！第二个插曲。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的洗澡房里，女犯们被迫光着身子在一排看守员面前通过。没什么，她们找到了自我安慰。在解往以后各站的途中，她们已经在车厢里唱：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无不同政见者”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套世界观，处在这样的思想水平上，登上了漫长的劳改历程。这些对逮捕、侦讯、总的形势从一开始就没有弄懂的人，由于顽固和忠诚（也许是由于走投无路）在整个这条道上都将认为自己是光明使者，宣称只有自己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对于周围的一切他们既已下定不去注意也不去理解的决心，对下面这件他们最害怕的事，他们更要努力不去注意了：劳改犯怎样看待他们？生活犯，“五十八条”（“被清算的富农”之中活下来的人现在正服完第一个十年）怎样看待他们？他们这些新来的“三七届学生”在衣着、举止、言谈方面都还是与众不同的。瞧这些神气活现的狭公事包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坐专用小汽车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实行配给制的时候从内部商店买东西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在疗养所吃得肥肥胖胖在休养地乱搞女人的人也进来了！可是我们只为了一颗白菜一根玉米棒子就被人家按“八七”法令送进来劳改十年。他们咬牙切齿地对新来的人说：“在外头你们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整整你们了，”（但这是办不到的，正统派们很快能得到优厚的安排。）E·金兹布尔格描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场面。监狱里的护士问她：“您是站在穷人一边，是为农庄庄员们坐牢，这是真的吗？”这样的问题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也许是因为狱中的护士关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才提出这个傻问题。而农庄庄员和普通劳改犯是有眼力的，他们一下子就认出这些人来，伤天害理的强迫“集体化”正是这些人完成的。“无不同政见者”的最高真理是什么？就是：不愿放弃任何一个旧判断，也不愿汲取任何一个新判断。任凭生活劈头盖脑地抽打他们，滚滚波涛似地淹没他们，甚至像车轮似地碾过他们，他们仍是无动于衷！他们不承认它，好像它并没动。脑子里的东西一点改不得，对生活经验干脆没有进行批判思考的能力——这倒成了他们的骄傲。监狱决不可以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劳改营也影响不得！原来站在什么立脚点上，今后仍要站在什么立脚点上！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怎么能因为偶然进了监狱就变了？（即使存在改变着，存在显示出了新的方面，我们的意识岂能改变？绝不能！即使存在完蛋了，也不能决定我们的意识！须知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对于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他们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B·M·扎林说：“我在劳改营里总是重复这句话：我不打算因为一些蠢人（指把他关进来的人）而和苏维埃政权争吵”他们必然的结论是：我是错关的，因而我是好人。周围都是敌人，都是罪该坐牢的。他们的精力都花到什么上面了？一年发出六次、十二次申诉、声明和请求。他们在那里面写些什么？唠叨些什么？当然是赌咒发誓忠于伟大的和天才的（没这个，人家不放你）。当然是声明和神枪决的同案人划清界线。当然是祈求宽恕，祈求允许他们回到上面去。他们第二天就会满心欢喜地接受党的任何委托——哪怕是管理这个劳改营也行！（这些申诉为什么大批被打回来？那是因为没有送到斯大林手里呀！他是大慈大悲的！他会理解我们！他会宽恕我们！）“政治犯”向当局请求宽恕，真是好样的！……再看戈尔巴托夫将军回忆录里透露的他们这些人的意识水平吧：“法庭？能要求它做什么？是有人命令它这样做的……”噢，怎样的分析力量！怎样的安琪儿般的布尔什维克的驯服：窃贼们向戈尔巴托夫：“您是为了什么落到这儿来的？”（我顺便说一句：他们不会称“您”）戈尔巴托夫：“是坏人诬告的。”多会分析！怎样的分析啊！将军的行为不像舒霍夫，而是效法费秋科夫：他跑去打扫办公室，巴望弄到一点面包皮。“擦桌子的时候能弄到面包屑、面包皮，偶尔还有小块面包。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肚子饿的问题”。好，解决去吧。可是他们却责备舒霍夫一心想喝粥，没有社会意识，似乎犯了滔天大罪。而戈尔巴托夫将军则一切皆可，因为他思考着……坏人的问题呢！（其实舒霍夫也不是容易上当的，他对国内大事的判断比将军更要勇敢）。再看一位戈利岑，县城医生的儿子，筑路工程师，在死囚监室里蹲过一百四十天（有了足够的思考时间！）。接下去是十五年，再接下去是终生流放。“脑子里一点也没有变。仍然是非党布尔什维克。我靠的是对党的信任，相信坏事不是党和政府做的，而是某些人（全分析！）的坏主意。这些人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老是不去……），而其余的一切（！）都会留下来……我能坚持下来，还靠了一九三七——三八年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指的是坐机关的）以及监狱和劳改营里为数众多的普通苏维埃人的帮助。不是所谓‘教父’，而是真正捷尔任斯基式的内务干部。”（叫人不明白的是：有这么多的捷尔任斯基式的内务干部，怎么瞅着某些人无法无天干瞪眼，也不管管？无法无天的事他们没有沾过一点儿进？在无法无天的环境里他们意安然无恙？奇迹……）还有一个鲍里斯·季亚科夫；斯大林之死使他悲痛欲绝（光他一个吗？正统派们个个如此）。他觉得获释的希望从此将成泡影了！但是人们向我大叫；“不诚实！不诚实！你应当找个真正的理论家争论争论！找个红色教授学院的人争论争论！”悉听尊便！你们当我没有争论过？在监狱、押解途中、递解站里我都做什么来着？在争论中起先我站在他们一边，拥护他们。但我觉得我方的论据不知怎的有点稀松。后来一段时间我不开口。光听。再往后我就站到他们的对立面去了，连马林科夫的老师扎哈罗夫（他颇以当过马林科夫的老师而自豪）也竟然纡尊降贵亲自和我对过话。这许多次的争论留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好像只是一次争论。这许多引经据典的书呆子们好像溶成了一个人。他一次又一次在同一点上用同样的话重复着同样的论据。这些人全包着穿不透的硬壳。穿不透的硬壳是他们主要的特征。能对付生铁脑瓜的穿甲弹还没有发明。跟他们争论，如果事先不当做游戏和逗乐，是要累死人的。我和我的朋友帕宁躺在“泽克车厢”的中层铺上，安排得舒舒服服，咸鲱鱼放进了衣兜，口不渴，大可睡上一觉。可是不知在哪一站上给我们包房里捅进来一个有学问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他的山羊胡子和眼镜就能看出来。他也不瞒着：前共产主义学院教授。我们坐起来，把腿从四方形缺口处放到下面。他一开口我们就知道他是个穿不透的角色。我们坐牢已经很久，还要坐更久，难得快快活活地开个玩笑，应该滑下去运逗乐子！包房里相当宽敞，跟什么人换了个位置，就挤了过去。“您好。”“你好”“您在这儿不嫌挤？”“不，还好。”“蹲了很久了？”“不短了。”“剩下小半了？”“差不多一半。”“您瞧，农村多穷。草屋顶，房子歪歪斜斜。”“沙皇制度的遗产。”“苏维埃制度也三十年啦。”“历史的一瞬。”“农庄庄员在挨饿，太惨啦！”“每家的烤炉您都看过？”“您问问这个包房里的随便哪个庄员。”“关进来的都心怀不满，不客观。”“可是我亲眼见过一些农庄……”“那是准不典型的。”（山羊胡子连去也没去过，这反倒简单：）“您问问老年人吧，沙皇时候他们能吃饱，穿暧，还有多少休息日！”“我不要问。觉得什么都是过去的好，这是人类记忆的主观性特征。死了的母牛，准是能挤出双倍奶的（他偶尔也使用谚语呢！人至于休息日，不是我国人民的喜好，我国人民喜爱劳动。”“可为什么好多城市里面包紧张？”“什么时候？”“一直到战争爆发都还……”“不是事实！战前恰好一切都走上了轨道。”“您听我说，当时伏尔加流域各城市买面包得排上千人的大队……”“地方性的供应失调。更可能是您记错了。”“可是现在也很缺呀！”“无稽之谈。我们生产七、八十亿普特谷物。”“谷物烂在地里。”“相反，培育良种成就很大。”“许多商店的货架是空的。”“地方上办事不灵活。”“价格也高。许多必需品工人买不起。”“我国物价比任何国家更有科学依据。”“这说明工资太低。”“工资也有科学依据。”“这说明它的依据是要工人大部分时间无偿地为国家工作。”“您不懂政治经济学。您是什么专业？”“工程师。”“我可是经济学家。不要争论了。剩余价值在我国不可能存在。”“可是为什么从前一个男人能养活全家，而现在却必须两三个人工作？”“因为从前有失业现象，女人找不到工作。全家吃不饱。进一步说，妻子工作，对于取得平等地位也是很要紧的。”“要这鬼平等有什么用？家务事由谁来做？”“男人应该帮忙。”“您怎么样，您给老伴帮忙吗？”“我没有结婚。”“以前夫妇两人只需要白天做事，现在晚上也要忙。女人没有时间做她主要的事——教育孩子。”“时间完全够用。孩子主要在幼儿园、学校、共青团受教育。”“那儿是怎么教育的？流氓、小偷越来越多。小姑娘都学会了放荡。”“没有的事。我国青年有高度思想觉悟。”“这是报上说的。我们的报纸说瞎话。”“它们比资产阶级报纸诚实得多。读读资产阶级报纸就知道。”“让我们读读。”“完全不必要。”“我们的报纸总归是扯谎。”“它们公开地与无产阶级联系着。”“这种教育的结果就是犯罪率增长。”“相反，是下降。拿出数字来！”（在一个连绵羊尾巴的数字都保密的国家！）“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在于我国法律本身就促成犯罪。法律又严苛又荒谬。”“相反，很好的法律。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尤其是五十八条。”“没有这一条我们年轻的国家就站不住脚。”“它已经不那么年轻了。”“从历史角度看还是很年轻的。”“您往周围看看，有多少人坐牢！”“他们罪有应得。”“您呢？”“我是被抓错的。问题弄清就会放出去。”（他们都给自己留这么一条摆脱困境的退路。）“抓错？你们的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很好，不幸的是有时候偏离。”“到处是盗窃、贪污、舞弊。”“应当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如此等等。他是心平气和的。他使用不要求动脑子的语言说话。跟他争论等于在沙漠上行走。俗话说这类人是：走遍了铁匠铺仍没有钉上掌。看到这些人的讣告里写着：“在个人迷信时期悲剧般去世的……”真想改一个字：“喜剧般去世的……”如果此人没遭逢现在这个命运，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发觉他原是这么一个枯燥、平庸的小角色，我们在报上见到他的大名可能肃然起敬。他可能出入于各人民委员部，或者竟有胆量在国外充当整个俄国的代表。和他争论问题是徒劳无益的。跟他玩—……不，不是玩一盘棋，而是玩一场“当同志”的游戏，倒是十分有趣。这种游戏真的有，玩起来很简单。只需随声附和几次，使用几句他们的套话。他准高兴。因为他惯于把周围的人看成敌人，倦于整天顶嘴，他很不爱谈见闻，因为这些见闻马上会反过来批驳他自己。他一旦把你当做自己人，就会按人之常情对你说心里话，例如，说他在火车站上看到人来人往，有说有笑，生活在前进，党在领导，人们的工作在调动，而我们几个却蹲在这儿。应当写才是，写复审申请，写赦免申请……或许他会告诉你一些有趣的事：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时候，他们决定“吃掉”一个同志，因为感到那人不像一个真正的我们的人。但是没处下手。从他的文章里挑不出毛病，历史也清白。在清理档案时，忽然有重大发现！见到了这个同志从前写的一本小册子，伊里奇读过并在空白处留下了一个亲笔批语：“作为经济学家——狗屎！”“嗯，您自己明白，”谈话者向我露出了一个信任的笑容：“有了这个，整倒那个在理论上制造混乱的自称马列的家伙就不费吹灰之力。我们把他赶了出去，取消了他的学衔。”车厢里只听见隆隆的响声，人们都睡了。躺着、坐着的都有。押解队的士兵偶尔在走廊里经过，打着哈欠。列宁传记中又一个没人记载过的插曲白白地泯灭了。为了对思想纯正者获得完整的概念，我们还必须对他们在劳改营生活中的若干主要方面的表现做一番考察：甲．对劳改营管理制度和犯人争取权利斗争的态度。既然劳改营管理制度是我们苏维埃政权制定的，就应当不仅心甘情愿地而且还要自觉地遵守。即使看守人员还没有要求或指出，也要有主动遵守管理制度的精神。前面说过的E·金兹布尔格的书里包含着这样一些令人吃惊的观察记载：女犯们为自己被（用推子）剃光头一事辩护（既然管理制度要求这样嘛，有什么办法！）。把她们从围着大墙的监狱送到科雷马去丧命，她们对此也有现成的解释：这说明大家信任我们，相信我们会在那里自觉地劳动！有什么活见鬼的斗争可说的？斗争——反对谁？反对自己人吗？斗争——为什么目的？为自己的释放？那不需要斗争，而要按合法程序提出请求。为推翻苏维埃政权？——叫你舌头上长疔疮吧！劳改犯当中有的想斗争但不能斗；有的能斗但不想斗；有的既能斗又想斗（而且斗了！到时候我们还要谈谈这些人！）。正统派是第四种人：不想斗，而且即使想也不能斗。他们以前的生活使他们只能适应于虚应故事、打电话、按电铃、对上级批准的决议和指令收收转转而已。劳改营里的斗争更多是白刃战，是赤手空拳迎着刺刀上，是枪林弹雨中贴着地面爬。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是一群“西多尔·波利卡尔波维奇”和“乌克罗普·波米多罗维奇”，既不能唬人，也毫无用处。这些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斗争的原则斗士们，更不消说，从来不是盗窃犯们打劫逞凶的障碍。他们不反对盗窃犯在厨房里和在杂役当中称王称霸。要知道，社会亲近分子正是按照他们的理论才在劳改营里获得了这么大的权力。当着他们的面抢劫弱小者，他们不干涉；自己遭抢劫，他们不反抗。这本来合乎逻辑，愿打愿挨，谁去管它。但是轮到写历史的时候了，传出了第一声关于劳改营生活的信息。“无不同政见者”这时回顾过去，感觉颇不是滋味：这是怎么搞的？自己这么先进，觉悟这么高，竟没有斗争过！连有过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回事都没有觉察到！而且没有预料到亲爱的拉夫连秀·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是人民的死敌！需要赶紧制造一些表明他们斗争过的模模糊糊的说法。从此所有杂志上的无论哪条咬狗都朝我的伊万·杰尼索维奇吠叫两句，说你这狗崽子为什么不斗争？《莫斯科真理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甚至这样责怪伊万·杰尼索维奇：共产党在劳改营里时常举行地下集会，他却不参加，不向善于思考的人们学习智慧。这都是些什么梦话？什么样的地下集会？集会干什么？想把手指放进衣兜里做个侮辱人的手势吗？侮辱谁？既然从最小的看守员到斯大林本人都代表整体一块的苏维埃政权。他们究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进行过斗争？谁也说不出来。如果他们只许自己重复这句话：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他们还能思考些什么？如果他们的祷词通篇就是：皇上的鞭子，不要抽我吧！他们还能思考些什么？乙．和劳改营长官的相互关系。“思想良好”分子对劳改营长官除了恭敬和亲近还能有什么别的态度？要知道劳改营的长官全是党员，执行党的指示。“我”（一唯一的无事者）被判刑送进这里不是他们的过错。正统派们心里十分明白，哪天他们自己当了劳改营长官，也会照样行事。现在我国报刊把托多尔斯基（神学校毕业，记者，被列宁看中的。虽然不会开飞机，三十年代却不知为什么当上了空军（？）学院院长）捧成劳改营中的英雄。据季亚科夫的描写，他跟一个普通犯人都不屑理睬的供应科长说话都是这个口气：“首长公民，您有什么吩咐？”托多尔斯基管卫生科长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笔记。如果托多尔斯基想的和《简明教程》有丝毫不一致，他怎么能全照斯大林的意思编写笔记？他的原则性何在？而如果他的思想和他完全一样。但是光你爱长官还不够，还得要使长官爱你。必须向长官申明，我们和你们是用同一块面团捏成的，你们可千万要照顾我们。因为这个原故，谢列布里亚科娃、谢列斯特、季亚科夫、阿尔丹-谢苗诺夫笔下的英雄们一遇机会，不管必要不必要，适当不适当，是办理解犯接交手续也好，是按卡片点名也好，总要申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实际是声明想得到个舒服位置罢了。谢列斯特还臆想出这样一个场面：科特拉斯递解站。按卡片点名。“党派？”站长问。（这不知是写给哪个傻瓜看的？监狱卡片上哪有“党派”这一栏？）“联共（布）党员！”——谢列斯特回答这个有意编造的问题。对于长官们也应给一个公正的评价，无论是捷尔任斯基式的还是贝利亚式的干部对这样的回答都是听得到的，都肯负责安排的。可能是有过一条应把共产党员安排得体面些的书面指示吧？或者至少是有过口头的指示吧？因为即使在对“五十八条”迫害最凶的那些时期，在把“五十八条”们从杂役职位上撤下来的时期，原共产党大干部们不知为什么仍保住了地位。（例如，前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阿拉洛夫仍然是蔬菜作业班班长，前旅长伊万奇克仍是房修班长，前莫斯科市委书记捷德科夫也保住了一个美差。）即便没有什么指示，恐怕单纯的团结精神和简单的盘算——“今天是你，明天是我”。——也会迫使内务部人员们对忠实信徒们特别关照。结果正统派成了长官手下的红人，在劳改营里构成了固定特权阶层。（但那些不是三天两头跑到长官屋里表忠心的安安静静的共产党员们不在此例。）缺心眼的阿尔丹一谢苗诺夫把这句话直截了当地写在纸上了：共产党员首长们尽力把共产党员犯人们调到比较轻松的岗位上。季亚科夫也是直言不讳：新犯人罗姆向医院院长声明自己是老布尔什维克，马上被留下做了卫生科办事员——十分令人羡慕的职位！营长还指示不许把托多尔斯基从卫生员职位上刷下来。但最精彩的还是r·谢列斯特在《科雷马记实》里说的一件事；一个内务部大干部新到这里来上任，发现犯人扎博尔斯基就是他国内战争时期的军长。战友重逢，老泪纵横。好了，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扎博尔斯基接受了“由厨房供给特殊伙食，面包管够”的待遇。（这无非是强夺苦力们的口中餐，因为上头决不会单另批给他新的伙食标准。）他只要求给他一套列宁著作六卷集，以便晚上在油灯下攻读。一切安排得很妥帖：日食昧心粮，夜读列宁书！卑劣行径受到如此坦白而得意的颂扬。谢列斯特笔下还有一个什么神乎其神的作业班里的“地下政治局”（对于作业班不太大了点么？）。它在规定以外的时间，又能从切面包间搞到一个大面包，又能搞到一钵燕麦粥。这表明各处的杂役里都有咱们自己人，是吗？也表明咱们时常搞点小偷小摸，是吗？“无不同政见”的先生们。最终结论也是这位谢列斯特提供的：“一种人是依靠精神力量活下来（这是偷吃稀粥和面包的正统派——作者注），另一种人是靠多吃到一钵燕麦粥（这是伊万·杰尼索维奇）。”好吧，算你说得对。伊万·杰尼索维奇在杂役中可没有熟人。不过请问，石头呢？石墙是谁在砌？啊？是你们吗？死硬派先生们。丙．对劳动的态度。正统派一般地说是忠诚于劳动的（埃赫的副手害伤寒病说胡话，护士向他保证说征购粮食的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他才安定下来）。一般地说他们也赞成劳改营的劳动：这是建设共产主义的需要。犯人如果不劳动而喝菜汤，岂非无功而受禄？因此他们认为逃避劳动者理应关强制室，战时则应枪决，这都极为合理。当派工员、作业班长以及随便哪一种奴隶班头都是完全道德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正经窃贼”有分歧而与“母狗”们意见一致）。例如伐木作业班班长前基辅市共青团委书记叶连娜·尼基京娜。据说她把本作业班成员（“五十八条”）的产量据为己有，拿去和盗窃犯们做交易。柳震·贾帕里泽（巴库政委的女儿）常用外边送进来的巧克力向她换取少干活的权利。另一方面，这位女作业班长却一连三天不让女无政府主义者塔季扬娜·加拉谢娃走出森林，一直到她被冻伤。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又是一例。他也是布尔什维克，尽管是党外的。他揭发犯人们故意不完成定额（并跑到长官那里去报告，被告发的受到惩罚）。犯人们责备他，要他明白我们干的是奴隶劳动。普斯托维尔回答说：“奇怪的哲学！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才进行反对奴隶劳动的斗争。我们这些人虽然是奴隶，却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不是为了私人。这些官僚们只是暂时（？）当权，一次人民运动他们就会摔下来，而人民的国家将会永存！”正统派的脑子里就是这样一片原始密林。活人跟他们谈不拢。“无不同政见”的人们只为自己保留着一个例外？使用他们这类人做一般劳动是不正确的，因为那样他们就很难留下一条命，以便将来对苏联人民进行富有成效的领导，同时也就很难在劳改营的岁月中进行思考。这意思就是聚成一团，轮着番儿地重复：斯大林同志说得对，莫洛托夫同志说得对，贝利亚同志说得对，党说得对。因此他们在营首长的庇护下，再加上暗地里互相提携，全力以赴地往杂役队伍里钻。争取那些不要求专业（他们谁也没有专长）知识、清闲点、离劳改营真刀真枪的主要活茬远点的职位。一旦抓住这样的职位便死也不放：扎哈罗夫（马林科夫的老师）抓住了私人物品保管室；前面提到的扎博尔斯基（怕是谢列斯特本人吧？）——抓住了被服供应室；臭名昭著的托多尔斯基赖在卫生科；科诺科京当了医助（尽管他什么医助也不是）；谢列布里亚科娃当了护土（尽管她也不是什么护土）。阿尔丹一谢苗诺夫也当过杂役。季亚科夫是纯正分子中嗓门最高的一个，由他亲笔写出来的劳改营经历是颇值得惊奇的。他服刑五年，只去营区以外劳动过一次，足见神通之广大。这一次也仅仅是半天，半天中也只劳动了半小时，砍砍树枝而已。就这样，看守员还关照他说：你累坏了，歇歇吧。五年只劳动半小时！这可不是人人能办到的。一段时间他假装有血气，后来又说血气形成了瘘管。可是，老兄，总混不过五年吧！要捞到医务统计员、文教科图书管理员、私人物品保管员这一类的金饭碗，并在整个服刑期间都保得住，光送给谁点咸肉是不够的，恐怕连灵魂也得给“教父”捎上点吧。该付出多大价钱，请老劳改犯们掂量掂量。李亚科夫不是个简单的杂役，而是个富有战斗性的杂役：在他的小说受到公开嘲骂以前发表的第一稿里，还措词优美地论证为什么聪明人应当避免普通老百姓的恶劣命运。（什么“棋着”呀，“王车换位”呀，无非是要别人去替自己挨打击。）这个人现在准备充当劳改营生活的主要解释者的角色了。谢列布里亚科娃报道她自己的劳改营经历时爱用谨慎的省略号。据说有一些对她十分不利的见证人。不过我没有机会进行核查。但是不仅这几个作者，所有这类作者们的合唱团描写所有其他纯正分子，都没写出他们怎么劳动——他们或者在医院，或者当杂役，成天从事着蒙昧主义（稍加现代化）的对话。作家在这里并没有撒谎：他们实在缺乏描写这些死硬派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的想象力。（如果你从来没有劳动过，怎么描写得出？）丁．对逃跑的态度。死硬派本人从来不逃跑：这可是反抗管理当局的行动啊！这是和内务部捣乱也就是颠覆苏维埃政权啊！此外，每一个正统派时刻都有两三份赦免请求书在上级机关里旅行。如果逃跑的话，上边就会把这解释为缺乏耐心，甚至解释为对上级机关的不信任。何况“无不同政见者”们并不需要“一般的自由”——人的自由、鸟的自由。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他们需要的只是从国家手里领来的自由，合法的，有官印的，能恢复被捕前地位和特权的！没有这些，要自由有何用？他们自己不逃跑，更反对别人逃跑，谴责它纯粹是对内务部制度和经济建设的破坏。既然逃跑如此有害，知道了就向行动特派员告发，必定是纯正的共产党员的公民义务喽？这不很合逻辑吗？他们当中也还有一些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国内战争的勇士呢。但是他们的教条把他们变成了政治囚奴……戊．对其他“五十八条”的态度。他们从不把自己和其他难友混淆起来，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原则。他们有时候暗地在自己内部，有时候完全公开地（这对他们毫无危险）把自己和这些肮脏的“五十八条”放在对立的地位，千方百计地和这些人分开，以保自己的纯洁。他们在外面领导的正是这么一些傻乎乎的群众，他们在那儿就没有允许过这些人说一句自由的话。到了这里，和这些人同住了一个监室，处到了平等的地位，可是非但没有受到这些人的压制，反而成天使着性子朝这些人嚷叫：“你们这些坏蛋全是活该！在外头你们全是假装进步！你们都是敌人，抓你们这些人，完全正确！全合乎规律！我们的事业正走向伟大胜利！”（只有我是抓错的！）他们把自己的狱中独白之不可阻挡（管理当局永远支持正统派，反革命分子岂敢还嘴，莫非想再添点刑期吗？）当真归功于他们的战无不胜的学说的力量！（不过劳改营里也曾有过另一样的力量对比。某个在翁日拉格劳改的检察长不得不假装了许多年的疯僧。他之所以能逃脱惩罚是因为跟他在一起劳改的是他的“教子”。）正统派带着露骨的轻蔑和念念不忘的阶级仇恨怒视着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五十八条”。季亚科夫说：“我一想到我们今天竟和什么样的人坐到了一起就觉得可怕。”科诺科京不愿意给害病的弗拉索夫分子注射（尽管这是他医助的职责），却富有牺牲精神地给害病的押解从士兵献血。（他们循自由人医生巴里诺夫也一样。“我首先是契卡人员，然后才是医生。”这就是所谓医学！）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在医院里需要有“忠诚的人们”（季亚科夫语），才能掌握给谁注射，不给谁注射。他们将这种仇恨变为行动（怎么能而且为什么要把阶级仇恨放在心里藏着？）。谢列斯特笔下的萨穆伊尔·根达尔，教授（大概是共产主义法学教授）看到高加索少数民族犯人不愿意出工，马上煽风点火：应怀疑是毛拉在发动怠工。己．对充当眼线的态度。条条道路通罗马，上述各点必然导向一个结论，即死硬派不与劳改营中最优秀最贴心的长官——行动特派员合作是不可能的。这是他们在目前处境中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和党的最正确的方法。这同时也是很有利的；这是跟首长们拉关系的最好办法。给“教父”提供服务从不会白干。只有靠“教父”保护才能成年地留在营区杂役的舒服职位上。……在一本也是来自正统派“水流”的讲劳改营的书里，作者心爱的最最正面的共产党员克拉托夫在劳改营里奉行这样一套主张：1．适应一切，不惜任何代价地活下去；2．让正经人去当眼线，比让坏蛋去干这事强。即使哪个正统派耍犟脾气，不愿意为“教父”服务，他最终也很难躲开那个门口。所有大声表明自己的信仰的忠实信徒，行动特派员必定会和颜悦色地叫他去，慈父般地问他：“您是苏维埃人吗？”思想纯正者不能回答“不是”。这就等于说“是”。既然“是”，那么，同志，我们合作吧。没有什么能妨碍您。只是现在，当他们歪曲整个劳改营的历史的时候，羞于承认自己合作过。像丽莎·科季克那样因为丢失了告密信而当场露馅的事并不常有。但是现在也有说漏了嘴的，比方有的文章里说，行动特派员友好地替季亚科夫避开劳改营检查机关往外发信，就是不说发信的交换条件是什么。这样的友谊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想起来，行动特派员雅科夫列夫曾劝托多尔斯基不要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但不解释一声：他为什么关心这个？但这只是暂时的。光荣的时刻已经近在眼前，时候一到便可振作起精神，大声承认：“不错！我们当过眼线并且为此而自豪！”其实何苦写出整个的这一章？何苦写出对于思想纯正分子的这个长篇考察和分析？我们只需用斗大的字母写出下面这一排字就够了：亚诺什·卡迪尔。弗拉季斯拉夫·哥穆尔卡。古斯塔夫·胡萨克。他们又经历过冤枉的逮捕，又受到过刑讯，每人又蹲过若干年。全世界都看到他们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全世界都知道了他们的价值。

第十二章　“砰—砰—砰……”

契卡一格勃（用这样的缩略词称呼“肃反委员会一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好听、又方便、又简捷，同时又没有忽略这个机关的历史发展。）如果没有永远睁着的眼睛和永远听着的耳朵，就会是一段全无知觉的木头，根本没有监视本国人民的能力。在当今技术发达的年代，眼睛的功能部分地由照相机、光电管执行着，耳朵的功能部分地由麦克风、录音机、激光窃听器执行着。但是本书所谈的时代，契卡一格勒的几乎唯一的眼睛和几乎唯一的耳朵就是“斯图卡奇”。

在契卡一格勃最初的年代，这种人曾有个事务式的名称：秘密工作人员（以区别于编制表上的公开工作人员）。依照那些年的习惯这个名称缩略为“塞克索特”（密工）。发明这个缩略字的人（他没预料到这个字会传开。人们没有保好密）缺乏以没有偏见的听觉体会一下这个字音的本领，没能从它的字音里听出在其中结成团的龌龊不堪的东西——某种比鸡好的恶行更见不得人的东西。年深日久，这个字又沾满了叛卖行为的黄褐色的血，于是在俄文里便没有比这更丑陋的字眼了。

但这个词儿只是在狱外用的。群岛上有自己的名词：监狱里叫“纳塞德卡”（耳目），劳改营里叫“斯图卡奇”（眼线），然而正如群岛上的许多字眼进入了俄文的广阔领域而风靡于全国一样，“斯图卡奇”这个词儿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概念。这件事反映出告密现象本身具有的统一性和共性。

如果缺乏经验又没有经过充分的思考，很难判断告密活动在我国生活中渗透到何种程度，把我们包围到什么程度。就好像手里不拿着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在田野上、森林中、湖泊上就感觉不到正有大量无线电波不断从我们身上穿过一样。

很难使自己养成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习惯：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住宅里，在我们的院子里，在我们的修表店里，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我们的编辑部里，在我们的车间里，在我们的设计室里，甚至在我们的民警局里，谁是眼线？很难养成这个习惯，养成这个习惯也是很令人讨厌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养成的好。坐探是赶不走的，辞不退的。你赶走，他们又会招募新人。但必须知道他们：有时候为了提防；有时候为了在他们面前作戏，把自己假装成另一种人；有时则是为了公开和他们大闹一场，使他们打上去的关于你的小报告失去价值。

我在“狱外社会”的专门一章里将谈到“密工网”的密度。许多人感觉得到它的密度，可是并不使劲去认出具体的密工的面孔，即他平常的人脸，是什么样子，因而这个网显得比它实际的样子更加神秘，更加可怕。其实你隔壁那个可爱的安娜·费多罗夫娜就是个“女密工”。她过来向你们家要点酵母，接着就跑到约定地点（可能是小杂货铺，可能是药房）去报告，说你家坐着个没有报户口的外来人。这就是那个跟你们像一家人似的伊万·尼基弗罗维奇，你同他一起喝了一杯伏特加，他就向上面打报告说你骂商店里买不到东西，东西都从后门卖给当官的了。大家齐唱《斯大林之歌》的时候你只张了嘴懒得出声；在十一月七号的游行队伍里你表现不快活。因为你不认得密工人员的面孔，所以事后很奇怪，这类事情是怎样被那个无所不在的机关知道的？密工人员穿透一切的灼热的眼睛究竟在什么地方？而密工人员的眼睛既可能泛着倦怠的蔚蓝，也可能含着老态的泪水。它们完全不必闪出阴沉的四光。不要以为这一定是个面目可憎的坏蛋。这是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人，有几分善心，几分狠心和几分妒嫉心，具有使我们落入蜘蛛网的一切弱点。如果招募密工人员全凭自愿，凭本人的积极性，恐怕能招到的不多（也许二十年代可以），但目前招募这种人是靠设圈套，靠生拉硬拽。人们自身的弱点把人们送进这种可耻的职业。即使那些真心想甩掉像第二层皮似地粘在身上的蛛网的人也无法逃脱，无法逃脱。

我国的空气本身就促使人们去当“密工”。国家高于个人、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英雄、告密不是告密而是对被告密者的帮助，如此等等不都是这种因素吗？招募工作和意识形态像花边一样交织着：机关希望的和被招募者应该希望的只是一件事：把我国顺利地推向社会主义。

招募工作的技术堪称高妙，可惜我国低劣的侦探文学偏不描写这些手段。招募者在选举站进行活动。招募者在马列主义教研室里进行活动。叫你去的时候，他们说：“那儿有个什么委员会，请您去一趟！”招募者在刚从前沿撤下来的部队里进行活动：一个“死灭尔施”（除奸部）干部来到部队，把半个连的人挨个儿找去谈话；和一些当兵的只谈天气和伙食，和另一些当兵的谈话则下达互相监视和监视指挥员的任务。一个手艺人坐在小屋里修理皮件。进来一个仪表堂堂的男人：“这个扣环请你修修行吗？”接着低声说：“你马上关好作坊门，到街上去。那儿停着一辆汽车，牌号三七一四八。你只管打开门进去，它会把你送到该去的地方。”（到那儿以后的情况大家都熟悉：“您是苏维埃人吗？那么您就应当帮助我们。”）这样的小作坊是公民们告密材料的最方便的集中点。和行动特派员直接见面的地点是西多罗夫家的住宅，二楼，按三次铃，傍晚六至八点。

招募工作的诗意还等待着它的艺术家。有可见的生活也有不可见的生活。到处都张着蛛网，我们走过时注意不到是怎样被它缠住的。

招募工作使用的工具像一套百宝钥匙：有一号、二号、三号。第一号：“您是苏维埃人吗？”第二号：许诺被招募者得到他按合法程序多年得不到的东西；第三号：针对他的弱点施加压力，用招募对象最害怕的事情吓唬他；第四号……。

有时候也须要稍稍施加一点压力。有一个叫A．巴的人被叫了来。知道这个人是个脓包性格，于是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把你知道的有反苏情绪的人开个名单！”他不知怎么好，在那儿犯踌躇：“我没把握……”招募者没有跳起来，没有拍桌子喊：“你敢这么说？！”（在我们国家里谁会这么做？你瞎想什么！）而是：“您没有把握？那么开一张您担保是百分之百的苏维埃人的名单。但是您要记住，您是在担保！如果您给谁打了假保票，马上请您自己进去！您怎么不写呢？”“我……不能担保。”“噢，不能？这就是说，您知道他们反苏步？那您就把您知道的人写出来！这个城实的好家兔有着还是革命前塑造的过于柔弱的灵魂，他浑身出汗，如坐针毡，苦恼万分。他当真认为这条死胡同出不去了：或是写出谁是苏维埃人，或是写出谁是反苏分子。他看不到还有第三条路。

人不是石头，而石头也是能压碎的。

狱外使用的百宝钥匙样数多一些，因为生活多样化一些。劳改营内使用的是最简单的一套。生活是简化的、赤裸裸的，螺丝钉的螺纹和螺帽的直径都是一清二楚的。第一号当然是原样：“您是苏维埃人吗？”对思想纯正分子很合用，改锥从不会滑脱，螺帽立刻顺着手劲转动起来。第二号也很好使：许诺从一般劳动里抽调出来，安排在营区内，多给一份稀粥，给报酬，减刑期。这都意味着生命，每登上一个台阶，就多保一天性命。（在战时，告密行为的身价大跌：东西贵了，人便宜了。为一包马合烟就能出卖灵魂）第三号更好用了；我们要撤掉你的杂役职务！要送你去干一般劳动！押你到惩戒点去！每下一步台阶就是朝死亡靠近一步。有人不受一小块面包的引诱，不肯步步登高；可是把他往深渊里推，他就会发抖、央告。

这并不表示在劳改营内部根本用不着做细活。有时候也得用点心计。希金少校需要收集犯人格尔岑别格（犹太人）的罪状。他有理由认为十七岁的不懂世故的德国人安东能提供起诉材料。希金把年轻的安东找来，挑动他的纳粹主义情绪：犹太种族如何卑劣，它如何毁坏了德意志。安东怒火中烧，于是出卖了格尔岑别格。（在另一种情况下，共产党员契卡分子希金为什么不能成为盖世太保的得力的侦查员？）

再举一个亚历山大·费利波维奇·斯杰波沃依的例子。入狱前他是内务部军队的士兵，依据五十八条被捕判刑。他完全不是正统派，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劳改营里他开始觉得自己过去当那个兵丢人，费尽心机地隐瞒这件事，同时他明白，如果被当局发觉他这样做，是有危险的。对这样的人怎么招募？就利用这一点来招募：不干，我们就给你宣扬出去，说你是个“契卡”。仅仅为招募一个人，连他们自己的旗帜也可以用来擦屁股。（这个人现在保证说，他当时到底还是顶住了。）

他入狱的过程以后没有别的机会叙述了。小伙子应征时是参加陆军，可是被派到内务部军队服役。起先是镇压班杰拉分子。得到情报（通过内线），他们要走出林子到教堂里做礼拜。军队包围了教堂，把住大门（按照片）抓人。一度在立陶宛（穿着便服）护送人民代表去参加选举大会（“有一个代表胆真大，每回都不要人护送！”）。一度在高尔基省守卫桥梁。由于伙食太坏，军队内部发生骚乱。为了惩罚他们，派他们到苏联土耳其边境驻防。不过这时候斯杰波沃依已经蹲在监狱里了。他时常画画，连政治学习笔记本的封面上也画上画。他画了一头猪。旁边一个人对他说：“会画斯大林不？”会。马上画了一个斯大林。后来笔记本送上去检查。这已经够得上蹲监狱了。但是在射击场上他当着将军的面把四百米外的七个靶子全部命中了，因而得到了一次探亲假。他回部队以后对人们说。“村里的树都没了。因为税收比野兽还狠，老百姓自己把果树都锯光了。”高尔基军区军事法庭。他在法庭上还叫喊：“你们这些坏东西！如果我是人民的敌人，为什么不当着人民的面审我？为什么躲起来审？”以后就是布列波治姆和红色格林卡（从事隧道作业的严厉管制营，全部是“五十八条”）。

有的人像俗话说的“虽不是木匠，可是爱敲打”，这种人不用费劲就能搞到手。可是对另一种人非下好几次钓钩不可：他把诱饵吞下去吃掉了。谁要是支支吾吾，说他很难收集到准确的情报，那就对他解释：“有什么就提供什么，我们负责核实！”“可是如果我一点把握没有呢？”“这么说来——你真的是一个敌人喽？”最后索性向他摊开：“我们只要百分之五的真实，其余全凭你瞎想吧。”（治达劳改营的行动人员。）

但是“教父”也有精疲力竭的时候，三番五次的下网，猎取的对象仍不能到手。这时候教父只得使出早预备好的一个环套；签署“不泄露具结”。无论宪法或法律里都没有说到还有这么一种手续，也没有说到我们必须履行它。但是我们对什么都看惯了。这种事还能拒绝么？我们自然全都会照办的。（可是如果我们硬是不具结，一迈出门槛硬是见人就泄露我们和教父的谈话，“第三厅”“的魔力就会顷刻消散。他们的隐秘性和他们本人全是靠我们的怯懦维持着的！）随后，在你的监狱档案上便会做出一个使你解脱的幸福标注：“不可招募！”这就等于一个九十六开的成色戳记，至少也等于八十四开。但是即使我们能活出头，也不会很快知道这个底细。然而我们可以凭以下的迹象猜出这一点：这些魔障忽然从我们身边退走了，而且此后不再纠缠。

然而招募工作多半是能成功的。只是简单而粗暴地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不论你是央求还是骂人，反正让你跑不脱。

于是被招募者不久就送来了告密材料。

于是这些告密材料常常就在什么人的脖子上又缠上了一道新刑期的套索。

于是劳改营内的告密活动就发展成为营内最激烈的斗争形式：“今天该你死，我还要活到明天！”

半个世纪或四十年来狱外的告密行为是一件完全没有危险的事情：不可能受到社会的任何反威胁，或者揭露和惩罚。

劳改营里则略有不同。读者记得，索洛维茨的行政科怎样揭露那批坐探，把他们放逐到康德岛。以后几十年，坐探们似乎自由而繁盛。但是偶尔在个别地方一小群坚毅顽强的犯人团结在一起以隐蔽的形式继续索洛维茨的传统。有时候装成激怒的人群对抓住的小偷施私刑的样子痛打（打死）坐探。（按劳改营里的观念，私刑几乎是合法的事。）有时候（维亚特卡第一独劳点，战争年代）生产杂役们通过行政手段借“工作上的理由”把最恶劣的坐探调出自己的工地。这样做行动特派员是很难干涉的。别的坐探看了心里明白，只得收敛一点。

营方对陆续到来的前方士兵曾抱过很大希望，以为这些人会是当坐探的好手。可惜，这批增援部队使劳改营的斗士们大失所望：这些大兵们、迫击炮手们、侦察员们离开了军队全变得灰溜溜的，做什么也不中用。

但是群岛上的眼线的末日，还有待敲响过更多次的钟声，流逝过更漫长的岁月，才能到来。

在这一章里我感到材料不够。劳改犯们不大愿意对我讲自己受招募的情况。那么，我就讲讲自己吧。

只是有了劳改营的后期经验，变成了一个老资格以后，我回头一看才明白了，我开始狱中生活时是多么浅陋，多么渺小。自从我披上一张军官的皮以后，就习惯于无功受禄地高人一等。进了劳改营也总是往某个职位上爬，但爬上去总是立刻就掉下来。我紧紧地抱着这层皮——军上衣、马裤、军大衣，竭力不换成劳改营的保护色囚衣。在新的环境里我犯了新兵的错误：使自己暴露在地形上。

第一个教父（即新耶路撒冷的教父）的狙击手的眼睛马上发现了我。在卡卢加关卡，我刚从漆工熬成一个助理定额员，又拽出了这套制服——哎呀，多么想显得又英武又漂亮！况且当时我住在“畸形人”的屋里，那里的将军都没有这样一套穿戴。

我在新耶路撒冷交上去的那份自传是怎么写的，为什么写的，我早已忘在脑后了。有一天晚上我斜靠在床上翻着物理教科书，季诺维也夫一边煎什么东西一边说话，奥拉切夫斯基和普罗霍罗夫躺着，穿着大皮靴的脚搭在床头栏杆上。高级看守员谢宁（这显然不是他的真性，而是在劳改营里用的假名）进来，他对电炉，对高跷的大皮靴似乎都没有留意，一屁股坐到了谁的床上加入了共同的谈话。

我不喜欢这个人的面孔和作派，他太喜欢做出柔和的眼神。但是他显得多么有文化！多么有教养！在我们的一帮下流、蠢笨、无知识的看守员当中多么与众不同！谢宁当时不多不少是个——大学生！大学四年级学生，只是我不记得什么系。看来他很不好意思穿内务部制服，害怕让同学们在街上看见他戴蓝肩章，因此每次来值班都是在门房换上制服，出去就脱。（这是可供小说家们描写的一位当代英雄！能够想象沙皇时代的进步学生依靠在监狱当看守员赚钱吗？）不过文化虽是有文化，可是使唤个老头替他跑腿或命令把一个干苦力活的犯人关三天禁闭什么的，在他都是家常便饭。

但是在我们屋里他喜欢送行知识分子式的谈话：显示他理解我们的细腻的心灵，也要我们赏识他的心灵的细腻，这一次他也是这样，对我们介绍些城里的新鲜事，新电影。忽然趁大家不注意，他向我做了一个明显的动作——到走廊里去！

我莫名其妙地出去了，谢宁为了不显眼，又说了几句应酬话，才站起身来，出去赶上我。他叫我马上到行动特派员办公室去。有一个遇不到闲人的僻静的楼梯通到那个鸱鸺栖息的地方。

我还没有亲眼见过他。我走在路上心里发沉。我怕的是什么？我怕的是每个劳改犯都害怕的事：可别给我粘上新的徒刑。我的案子结束侦查还不到一年，现在我一见坐在办公桌后的侦查员五脏六腑还都发痛。别是又翻腾了我的旧案吧：又发现了几页日记，也许是又发现了几封信？

砰一砰一砰。

“进来。”

我推进门。一间布置得很舒适的小房间，根本不像是在古拉格。屋里还有足够地方摆下一张小沙发（可能他也把我们的妇女们带到这里来？）和一架摆在小台子上的菲力浦收音机。收音机上的“猫眼”闪着绿光。一支柔和悦耳的曲调在室内轻轻回荡。这样清澈的声音，这样的音乐，我已经完全不习惯了。我的心马上变得柔和起来：生活在什么地方进行着！我们已经惯于相信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生活，其实它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进行着，在别的什么地方……

“坐下”

办公桌上放着一盏罩着给人平静感的灯罩的台灯。桌后的圈椅里坐着行动特派员，和谢宁一样，也是知识分子型的。黑头发，叫人看不透的外表。我坐的椅子也是半软的。这多么使人愉快啊，如果他不开口向我提出什么指控，如果他不把那些陈糠烂谷子再捣腾出来。

不，他的声音一点不带敌意。他随便问问生活、感觉，对劳动营习惯吗？在杂役屋里还方便吗？不对，侦讯是不作兴这样开场的。（况且我在哪儿听到过这么美妙的音乐？……）

这时提出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甚至是仅仅出于好奇心的问题：

“怎么样，您出了这些事，经历了这一切，仍然是一个苏维埃人吗？或者已经不是了？”

啊？你怎么回答？你们，后代们，这是你们不能理解的：现在我该怎么回答？正常的自由的人们，我听见了，听见了你们从一九九O年向我呼喊：“见他的鬼去吧！（也许后代们将不会这样骂骂咧咧了？我认为在俄国还会的！）他们把你关进监狱，割断你的喉咙，还要你仍然是他妈苏维埃人！”

真的，蹲过了三座监狱，见到了那么多的人和事，听到了瓢泼大雨似的来自国外的见闻，我哪能还是什么苏维埃人？在何时何地有什么苏维埃的东西能抵抗得住充足的信息？

如果我在监狱里受到的“再教育”已经达到了我受到的教育的程度，我一定会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不，见你妈的鬼去！我懒得跟你费脑子！让我干完活以后歇歇吧！”．

可是，我们都是在顺从听话中长大的，伙计们！如果在会上问：“有反对的吗？……请弃权的吗？……”手是怎么样也举不起来的。“我不是苏维埃人！”这句话，即使当了犯人，也说不出口哇！

“特别庭的决定里说，是反苏的，”我含含糊糊地说。

“特别庭，”他不带一丝敬意地挥了挥手。“但是您自己觉得怎么样呢？您仍然是个苏维埃人？或者已经变了，怀恨在心了？”

那个曲调轻轻地，如此清澈地萦回荡漾着，我们的重浊、粘糊、无聊的谈话与它那么不合拍。天哪，人的生活可以是多么清澈，多么美妙啊！但是由于权势者的自私，他们永远不会允许我们进入那个境界。是莫纽什科？——不是莫纽什科。是德沃夏克？——不是德沃夏克……滚开些，你这条恶狗，让我稍微听一会儿！

“我为什么会怀恨在心呢？”我惊异地说。（真的为什么？为了十封信才判了八年，一封信还不到一年。“怀恨在心”的罪名绝不能沾上．那可就有再来一次侦讯的味道了。）

“这么说，您是苏维埃人喽？”特派员严厉地，但也带着鼓励回’飞地叮问。

千万不要生硬地回答。千万不要把今天的我暴露出来。如果现在说你是反苏的，他马上会在营内立个新案，给你“铆上”新徒刑，便当得很。

“在灵魂深处，在内心，您认为自己是什么人？”

多叫人害怕：——冬天，暴风雪，押送去北极圈内。而我在这里已经安排得不错，睡觉的地方干燥、暖和，甚至有床单。在莫斯科我老婆能来探监，送牢饭……还要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去？如果能留下的话。说一声“苏维埃人”有什么可耻的？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嘛。

“我倒觉得自己……嗯，是……苏维埃的……”

“噢，苏维埃的！这就完全不同了！”行动特派员高兴了，“现在我们可以像两个苏维埃人一样谈话。这么说，我和您有共同的理想，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只是房间不同），我们两个应当一致行动。您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您……”

我感觉着我已经趴在地上了……耳边还是那个音乐……而他正接二连三地把一个个整齐的套环甩过来：我应当帮助他们了解情况。我可能成为某些谈话的偶然见证人。我应当把这些事报告他们……

这种事我可永远不会干。我内心冷静地知道这一点：是苏维埃的也罢，不是苏维埃的也罢，要我把政治性谈话报告给你们——休想！然而，要小心，小心，话要说得委婉，不露痕迹：

“这种事我……做不来，”我几乎带着遗憾的表情回答。

“为什么呢？”我的意识形态的同道者口气严峻起来。

“因为……这不适合我的性格（畜牲，怎么才能对你说得更委婉些？），因为……我不会听旁人说话……记不住……”

他发觉我和音乐有点什么……卡哒一声把收音机关上了。寂静。善良世界的温柔绿色的“猫眼”熄灭了。办公室里只有鸱鸺和我。来真格的了。

哪怕他们懂得一点下棋的规则也好：局面三次重复就算和棋。可是偏偏不懂。他们做什么事都懒，就做这个不懒：他用同一步棋将我军一百次，我用同一个卒子抵挡一百次。他不知道什么叫没趣，反正有的是时间。我宣告自己是苏维埃人，就等于把自己摆在挨将的地位。当然一百次将军每次都有不同的特点：换一个用词，换一种声调。

一小时过去，又一小时过去。我们牢房里的人已经睡了，而他有什么可忙的，这本来就是他的工作嘛。怎样才能摆脱他？他们这些人多么黏糊啊！什么递解，什么一般劳动他都已经暗示到了，他已经表示怀疑我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敌人，后来又转而希望我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朋友。

屈从——非我所能，而大冬天被递解又非我所愿。我忧心忡忡地想，这一切会怎样了结呢？

忽然他把话头转向盗窃犯们。他听看守员谢宁说，我谈到盗窃犯时言语很尖刻，我和他们有过冲突。我活跃起来。这表明棋步有了变化……不错，我恨那类人。（但是我知道你们喜欢那类人！）

为了彻底打动我，他向我描绘出这么一幅图画；我老婆在莫斯科，丈夫不在身边，她不得不一个人单独上街，有时候夜间也得出去。街上常发生扒行人衣裳的事。这些家伙就是从劳改营里逃出去的（不对了，那是你们大赦出去的！）。那么如果我发觉盗窃犯们准备逃跑，难道能拒绝向行动特派员报告吗？

没说的，盗窃犯是敌人，残酷无情的敌人，只要是为了对付他们，什么办法都是好的……其实好也罢，不好也罢，眼下这反正是一条好出路。似乎这个

“可以。这个……可以。”

你说了！你说了！而魔鬼就只需要一个字！一张白纸轻飘飘地落在我前面的桌上；

保证书

我，某某，保证向劳改自工段行动特派员报告关于犯人准备

逃亡的消息……

“可是我刚才说的只是盗窃犯！”

“除了盗窃犯还有谁逃跑？……况且我怎么能在正式文件里写‘布拉特内’，”这个字呢？这是黑话。就像这样写也能明白。”

“但是这么一来意思全变！”

“不，我还是看出来了，您不是我们的人。跟您说话应该用另一种方式，而且不是在这里。”

哎哟，“不是在这里”几个字太可怕了。暴风雪在窗外怒吼，你现在是杂役，住在可爱的畸形人之家！‘不是在这里”，是在哪里呢？是在列佛尔托沃？“另一种方式”又是什么方式？不过我在这座劳改营期间一次逃跑事件也没发生过。或然率和陨星落地差不多。况且即便有人逃跑，哪个傻瓜会事先在聊天时讲出来？这就是说，我根本不会发觉。这就是说，我不会有什么可报告。归根结底，这是一个相当不坏的出路……只是……

“难道不写这张纸就不行？”

“这是规矩。”

我叹气，我用其中小小的保留条件安慰自己。于是我就在出卖灵魂的文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为拯救肉体而出卖灵魂的文书。结束了？可以走了？

唉，不行。还有“不泄露”具结呢。不过在这之前，他还要求在刚才那张保证书上加点东西：

“您还得选定一个假名。”

假名？……哦，代号！是的，是的，情报员都必须有一个代号！天哪，我滑下去得多么快。他究竟把我赢了。几个棋子一挪动，立即将死。

全部想象力离开了我的变空了的头脑。我本来随时都能给上十个主人翁想出姓名。现在却一个代号也想不出来。他好心地帮我出生意：

“比方说，维特罗夫，怎么样？”

于是我在保证书末尾捞出个BETPOB（维特罗夫）的字样。这六个字母在我的记忆中烙出了耻辱的凹痕。

我确是曾想和人们一道去死！我曾准备好了和人们一道去死！我怎么落得这么个结果？我怎么留下来和狗一道活着？

特派员把我的保证书锁进保险箱——这是他今天晚班的工作成绩。他很客气地向我说明今后不要到他办公室来，这会引起怀疑。看守员谢宁是带着任务的人。所有的报告（告密材料）都可悄悄地经他转交。

这小岛就是这个办法：先揪住小爪子。

在那一年我恐怕还没有在这个边缘上止步的本领。既然没能抓紧马鬃，马尾巴也抓不住的。滑开了头必然会顺劲滑下去。

但是有种什么东西帮助我止住了下滑。谢宁一见面就催问：喂？喂？我两手一摊说：没听见什么呀。我和盗窃犯们素来格格不入，没法和他们接近。这时好像有意和我作对似的：本来一直没有人逃跑，忽然一个小偷从我们这个劳改营逃走了。谢宁坚持说：那么你就报告别的情况！作业班里的情况！工棚里的情况！我咬定说：别的事情我没有答应！（况且已经快到春天了。）我只做过一个非常局部性保证，这总算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

这时候部里下来了专用通知书，我被提出来送到“沙拉什卡”（天堂岛）。事情就这样对付过去了。我再没有签过一次“维特罗夫”这个名字。但是今天我一遇到这个姓，还是不由得缩头缩脑。

噢，多么难哪，要想成为一个人是多么难！即使你经历过火线，挨过轰炸，踩响过地雷，这还仅仅是勇敢的第一步。这还不是一切……

许多年过去了。“沙拉什卡”也呆过了，特种劳改营也蹲过了。我一直表现得独立不羁，愈来愈放肆，从此再也没有受到行动科的青睐，我习惯了心情愉快的生活，因为我的档案上已经打上了“不可招募”的成色戳记。

我被送到流放地。我在那里差不多住了三年。流放地人口已经开始减少，有几个少数民族已经放走了。我们这些剩下的每次去警备司令部登记，一路上已经是有说有笑。“二十大”已经开过。一切似乎都已经永远结束了。我正盘算着一旦获释就回俄罗斯的快乐的计划。一次，我刚走出学校大院，忽然一个衣着讲究的（穿便服的）哈萨克人很亲热地称呼我的本名和父名，把我叫住，并且赶上来跟我握手问好。

“我们去谈谈！”他温和地朝管理处方向扭扭头。

“我得吃午饭去。”我躲开他。

“晚上有时间吗？”

“晚上也没有。”——（没有工作的晚上，我写小说。）

“那么明天找个时间？”

这家伙缠上了。只好约在明天吧。我想大概是要谈我的案子的复审问题。（那时候我办了一件傻事：学着正统派的样子给上头写了一封申诉书，这就是说，把自己摆到了乞求者的地位。国家安全部门不会放过这件事！）但是庄严地坐在区内务处长办公室里的是省里来的行动特派员。他把房门销上，显然打算做一次长达数小时的谈话，再加上他的俄语讲得不地道，这次谈话将是十分费事的。谈了快一个钟头我终于弄明白了，他不是要复审我的案子，而是要吸收我当眼线。（显然随着部分流放者的获释，眼线干部变得稀少了。）

我觉得又可笑，又可恼；可恼是因为连半个小时对我都是宝贵的；可笑是因为这样的谈话在一九五六年的三月听起来就像用刀子在菜盘里横着切食物那样不对路。我试着用轻描淡写的形式向他说明其不合时宜，——但毫无效果，他像一只认真的叭喇狗，咬住就不松嘴。任何松动的风吹到地方上总要迟三五年，甚至十来年，只有收紧的风才会一眨眼工夫就传到下面。他还完全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将意味着什么！我提醒他，内务部都撤销了。但是他兴高采烈地证明，克格勃和它是一样的，人员还是那些，任务还是那些。

到了这一年，我对他们的光辉的机关已经形成了满不在乎的态度。我觉得现在让它去见他们该见的东西是完全符合时代精神的。我丝毫不害怕这对我个人有什么直接后果——在那光辉的一年也不会有什么后果。现在扬长而去，把房门砰地一声带上，该多痛快。

但我想到：我的手稿怎么办？它们整个白天都放在我的小茅舍里，只有一把防君子的小锁把门，里面只设了一点小小的机关。每天夜里我取出来写作。如果我惹恼了克格勒，他们准会来找我的茬儿，抓点什么有问题的材料。要是突然被他们发现怎么办？

不行，必须和平解决。

噢，国家呀！噢，可诅咒的国家呀！在这里，在它最自由的几个月，一个内心最自由的人竟不能允许自己和宪兵们吵一架！……他竟不能把心里想的全部朝他们脸上抖出来。

“问题是这样的，我有严重的病。我的病不允许我到处去打听。我的麻烦事够多了。我们谈到此为止吧！”

这当然是可怜的托词。可怜，是因为我承认他们有收买人的权利，而这正是应该给予嘲笑和否定的。跪在地上的拒绝。

可是他仍不肯罢休，不要脸的东西！他又花了半个钟头的时间证明一个重病人也应当跟他们合作！……但是看到和我实在说不通，就想出了另一招：

“你有富余的一份证明吗？”

“什么证明？”

“证明你病成这样的。”

“证明……有”

“那就把证明拿来。”

原因是他需要工作成果！一个工作日的成果！说明对象还是选得正确的，只是原来不知道这个人病得这么利害。他要证明并不光为看看，而是为了钉进档案，了结这桩公事。

我把证明交给了他，彼此清帐。

这是我国半世纪以来最自由的几个月！

要是这个人没有证明呢？

特派员的本事就在于一下手就选准合适的钥匙。西伯利亚劳改营里的一个精通俄语的（正因为这一点才选中了他）波罗的海沿岸人y被叫去“见营长”。可是坐在营长办公室里的却是一个陌生的鹰钩鼻子大尉，他有一双有催眠力的眼镜蛇的眼睛。“把门关牢！”他很严肃地警告，好像敌人马上要闯进来，同时用两只冒着火光的眼睛从蓬松的长眉下死死盯住y，y精神上马上被压倒了，觉得什么东西烧着他的皮肉，掐着他的脖子。在传唤y以前，大尉当然收集了有关他的一切资料。还没见到人就已断定第一、二、三、四号钥匙全不管用，合用的只有最后的也是最利害的一把。但他仍然先用刺入的目光对准y的尚未浑浊的、毫无防护的眼睛注视几分钟，以便进行目测的检验，同时使他丧失意志，把立刻要压下来的东西事先无形地举到他的头上。

特派员只在一个短短的开场白上花费了一点时间，但他不是用抽象的政治课的语调说话，而是用很紧张的口气，好像讲的是马上或明天就要在他们劳改点里爆发的事情：“您知道世界划分成了两大阵营，其中一个必败。我们确定不移地知道是哪一个。您知道是哪一个吗？……所以如果您想活下去，您就应当脱离注定灭亡的资本主义海岸，游向新岸。您知道拉齐斯的《走向新岸》吗？”——他还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眼睛一直虎视眈眈地望着对方。当他最终地确定了钥匙的号码以后，便用令人不安的深沉口气问道：“您家里的人怎么样？”他能随口说出他家里人的名字！他记得每个孩子的年龄！这表明他已经和家属打过交道，这太严重了！“您当然懂得，”他开始实施催眠术。“您和家属是一个整体。一步走错，您就完了，您的家属马上也完了。我们不会让叛徒家属（他的声调逐渐提高）生活在健康的苏维埃环境里。现在您在两个世界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做选择吧！我建议您承担协助契卡行动科的义务！如果拒绝，您的家属马上全送劳改营！大权在我们手里（他说得对！），我们对于决定了的事没有后退的习惯！（又说得对！）既然我们选中了您，您就会和我们一起工作！”

这一切对y如晴天霹雳。他没有精神准备，他过去连想都不能想这种事，他一向认为只有坏蛋才告密，哪能料到会向他建议这个？正面打击，没有浪费动作，没有拖延时间。大尉等着答复，瞧，他马上要爆炸，要把一切炸毁！y心里想，他们这些人什么干不出来？他们什么时候饶过谁的家属？他们整家整户地“消灭富农”，连小娃娃也不放过，不是也下得了手吗？不是还当做自豪的事在报上报道过吗？一九四O——四一年机关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所作所为，y是亲眼见过的，他还到监狱大院看过苏军撤退时枪杀的犯人的大堆尸体。一九四四年又听过列宁格勒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广播。那些广播也和现在这个大尉的眼神一样充满着威胁和散发着复仇的气息。广播声言将来要毫无例外地惩办一切帮助过敌人的分子。那么现在有什么能迫使他们表现仁慈呢？请求吗？没用。非进行选择不可。（y自己也上了关于机关的传奇的当，他还不懂得这一点：这部机器里其实并没有这么完美的协同动作和彼此呼应，似乎他今天在西伯利亚的某个劳改点里拒绝当眼线，过一星期就会把他的家属拖到西伯利亚来。还有一点他不懂得：不管他把机关想得多么坏，实际它要比这更坏。不久以后，所有这些家属，所有几十万这样的家属全都要被送到共同的流放地去毁灭，并不查问他们的家主在劳改营里表现如何。）

如果只为自己一个人，他可能不会被恐惧所动摇。但是y设想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淫乱秽行都不用布帘遮掩、六十岁以下的女人得不到任何保护的劳改营工棚里将会如何。于是他动摇了。钥匙选得正确。别的都打不开，这把打开了。

不过他还在拖：我需要考虑。——好吧。考虑三天，但是不许和任何人商量。泄露出去就枪毙你！（y去和一个同乡商量，后来特派员要他写的第一份报告，就是关于这个人的。他就和同乡一块编了一份材料。这个人也认为绝对不能拿家属冒险。）

第二次去见大尉，y就在魔鬼的契约上签了字，领受了任务和联系办法：不要到这里来，一切通过免除看押的杂役弗罗尔·里亚比宁接头。

在营内普遍安插这类接头人是劳改营特派员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弗罗尔·里亚比宁在人们中说话嗓门最高，是个快活人，是个颇得人心的人物。弗罗尔·里亚比宁干着点什么不明不白的营生，还有个小单间，并且手里总摸着闲钱。他在特派员的帮助下摸透了劳改营生活的底细和动向，在其中可以说是如鱼得水。这些接头人正是维系着整个鱼网的钢绳。

弗罗尔·里亚比宁指点y说，传递情报要在黑暗的角落（“于我们这一行，顶主要的是机密”）。有时候他也把他叫进自己的小屋：“大尉对你的报告很不满意。你写的东西要能成为这个人的材料才行。现在我教你。”

于是这个厚脸皮就教起这个两眼无光、垂头丧气的知识分子y怎样往别人头上扣屎盆子来。但是y的无精打采的样子使得里亚比宁断定需要给这个可怜虫打打气，加一把火！他便改用朋友的口气说：“我说，你的日子也怪不好过。有时候也想买点什么垫补垫补吧？大尉想帮帮你的忙。这些你拿去吧！”说着从钱包里掏出一张五十卢布的票子（这是大尉出的钱！这说明他们是不必向会计报帐的，也许全国只有他们能这样！）塞给y。

一见到塞进他手里的这只浅绿色的癞蛤模，眼镜蛇大尉的全部魔力、全部催眠状态、全部束缚、甚至对家属的全部担心都忽然从y身上褪去了：全部发生过的事，它的全部含意都物化为这一张带着绿色粘液的丑陋的纸片，物化为普通的犹大的银币。y已经不考虑家属将会如何，他以一个推开污物的自然的动作把这张五十卢布的票子推开。不解其意的里亚比宁又塞过来，y索性把它扔在地上，站起身来。这时他已经一身轻松，已经是自由的人，既不必再听里亚比宁的说教，也不再受给大尉签的那个字的约束，在人的伟大义务面前解脱了这些纸面的虚伪俗套！他扬长而去！他在营区里走着，两条较快的腿带着他前进：“自由了，自由了！”

不，还不完全吧。遇到个死脑筋的特派员还会拖住不放的。但是眼镜蛇大尉明白，是笨蛋里亚比宁使错了钥匙，绷断了螺丝。这座劳改营里的触须以后再也没有纠缠过y，里亚比宁见了面也不再打招呼。y这才放宽了心，十分高兴。这时正好把犯人们往特种营里送，他进了斯杰普拉格。他更加以为这次递解之后一切都断线了。

可是哪有这样的好事！看来档案里留了附注。y在新地方有一回被叫去见上校。“据说您同意过和我们工作，但是没有赢得信任的行动。也许是当时没有向您讲清楚？”

然而这个上校已经完全引不起y的恐惧。况且y的全家这时候已经和许多波罗的海沿岸人的家属一样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毫无疑问，必须甩脱他们。但是找什么借口？

上校把y交给一个中尉，要他再做些劝说工作，那家伙快马加鞭，又是威胁，又是许愿。这时候y却在心里盘算：怎样才能最有力最坚决地拒绝掉？

y是一个开化的、不信教的人，然而他发现，只有用基督做挡箭牌才能防御他们。这样做虽不大有原则性，但确是万无一失的。他扯谎说：“我应当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受的是基督教的教育，所以不可能和你们工作。”

这一下就行了！中尉接连几小时的废话一下子就噎住了！他明白事情落了空。“我们用不着你这样的，就像狗用不着第五条腿一样。”他懊恼地叫起来：“你写一张书面拒绝！（又是书面！）就照你说的写，说明你信神仙！”

看来他们每停用一个眼线都要有一份文书，正如起用时一样。以信基督为借口完全可以使中尉满意；契卡行动人员当中不会有人责怪他了，不会认为还能进行什么努力了。

不偏不倚的读者是否觉得，他们将会在基督面前四散奔逃，就像鬼怪躲避划十字和早祷的钟声一样呢？

这就是我们的制度永远与基督教不能相容的原因！法国共产党人纯粹在瞎许愿。

第十三章　再交出一层皮！

已经砍过一次头，能不能再砍一次？能。从一个人身上已经剥过一层皮，能不能再剥一层？能！

这全是在我国劳改营里发明的。这全是在群岛上想出来的！不要再说只有作业班才是对世界惩罚学的贡献了。劳改营内的再判刑难道不是贡献？从外边滚滚而来的各条水流到达群岛以后并不平缓下来，并不无边无涯地流淌开去，而是重新被抽进再侦讯的管道。

无情的暴虐统治也罢，专制政体也罢，最野蛮的国家也罢，只要它的已被捕者不能再被捕，已入狱者无处再入狱，已判刑者无人再传讯，都是值得祝福的啊！

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多这一切都是可以的。用斧背去砸一个被打翻、死定、绝望了的人是何其便利！“专打倒下的人！”——这就是我国狱吏们的道德观。我国行动特派员们的道德规则是——用尸体当垫脚石！

劳改营内的侦讯和劳改营内的审判可以认为也是在索洛维茨群岛上诞生的。但是那里的办法简单：直接赶到钟楼下，“突，突”两下就解决问题。在五年计划和癌病灶扩散的时代，开始采取劳改营内再次判刑的办法代替子弹。

若是没有第二次（第三、第四次）的刑期。怎么能达到把他们永远隐藏在群岛怀抱里并把所有预定消灭的人统统消灭掉的目的？

刑期的再生，像蛇皮的生长一样，是群岛的生存形式。我国劳改营热闹了多少年，我国的流放地冰冷了多少年，这种黑色的威胁就在犯人的头顶上笼罩了多少年：第一次刑期还没有服完，又来了新的。在劳改营内再次判刑的事年年都有，但以一九三七——三八年和战争年代最为普通。（一九四八——四九年再次判刑的重点转移到了狱外：有些人本该在劳改营内再审判一次，可是当时疏忽了，放过了，现在只得把他们从外面再赶回劳改营。这些人就是叫做“二进宫”的。至于那些在本营内再次判的，连专有名称也没有得到。）

一九三八年实行再次判刑时，不搞再次逮捕，不搞营内侦讯，不经过营内法庭，只把全体作业班成员叫进登记分配科，在新判刑期的通知上签个字就行了。（如果你拒绝签字，也不过把你简单地关关禁闭而已，就像处罚你在禁止吸烟的地方吸了烟一样。而且还很近人情地向你解释：“我们并没有说你犯了什么罪，只要你在通知书上签个字。”）——这还是一种善心吧，机器也是有善心的。科雷马结的是十年，沃尔库塔还要轻：有八年的，有五年的，由特别庭决定。反抗是徒劳无益的——在群岛的没有尽头的黑胡同里，八年和十八年，以十年开头和以十年收尾，难道有什么差别？你的身体今天没有被抓烂、撕碎，这就是唯一重要的了

现在可以这样理解：一九三八年营中判刑的流行病的病源是上面的指示。上面忽然觉得过去判得太轻，应当加足分量（有的就得枪毙），才能吓住没进来的。

但是战争期间营内办案的流行病又补加了来自下面的快乐的火花，带上了民间主动性的特征。上面大约有指示下来，战争时期，凡可能成为叛乱核心的最鲜明显眼的人物都应加以镇压和隔离。各地嗜血的儿郎们立即看出这条矿脉里大有宝藏，也就是自己不上前线的借口。看来不止一个劳改营里猜出了这个奥秘，并且作为一个有益、机智、救命的想法迅速传开了。劳改营里的契卡战士们也是在堵机关枪眼，只不过是用别人的身体罢了。

让历史家体会一下那些年代的气息吧：战线节节东移，德国人包围了列宁格勒，打到莫斯科城下，占领沃罗汉口，到达伏尔加河岸、高加索山麓。后方男人越来越少，每一个健康的男人身影都招来责难的目光。一切为了前线！为了阻挡希特勒，政府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只有膘肥体胖、皮白肉嫩、闲着没事的劳改营军官们（还有他们在国家安全部门的兄弟）照旧留在后方的职位上。越是深入西伯利亚和极北地带越可以放心。但要清醒地懂得：安逸的生活是不牢靠的。上面一声吆喝：“喂，把那些脸蛋红红的、手脚麻利的劳改干部们统统清出来！”一切都会完了。没有队列经验？可是思想觉悟高嘛！如果分配到民警、督战队还算幸运。弄不好，那就是编进军官营！投入斯大林格勒战役！一九四二年夏天，一些军官学校整个收摊，全体学员没有结业就被送上火线。警卫队里年轻力壮的押解员已经全抽光了———结果并没出什么事。劳改营并没有散架。这说明即使没有特派员，看来也不会散架（已经有这个风声了）。

免征待遇——就是生命！免征待遇——就是幸福！怎样才能确保自己的免征待遇？一个简单而自然的想法就是必须证明自己的必要性，证明如果没有契卡的警惕性，劳改营就会爆炸（这是一锅沸腾的柏油！），那时我们光荣的前线便会崩溃。白胸脯的行动特派员们正是在这些冻土带和泰加林的劳改点里抵挡着第五纵队，抵挡着希特勒！这是他们对胜利的贡献！他们不辞辛劳地进行着一次接一次的侦讯，揭露着一个又一个的阴谋。

在这以前只是不幸而疲惫的劳改犯们通过互相夺取日中食的方式进行着生存竞争。而现在大权在握的契卡行动员也无耻地参加进来了。“今天该你死，我还要活到明天！！”但更好是用你这肮脏的畜牲的小命把我的死亡推得远远的！

于是乎一个“叛乱集团”就在乌斯特一维姆炮制出来了：共十八人！当然是企图解除警卫队的武装，夺取他们的武器（半打旧步枪）！——下一步呢？下一步计划的规模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想把整个北方发动起来！向沃尔库塔进军！向莫斯科进军！与曼纳海姆会合！各地的电报和报告像雪片似地飞来：破获一起重大密谋！劳改营内情况不稳！行动干部亟需进一步加强！

这是怎么啦！每一座劳改营里都发现密谋！密谋！密谋！规模越来越大！涉及面越来越广！这些诡计多端的老弱病残！他们装作弱不禁风的样子，可是他们瘦骨嶙峋的生了糙皮病的手却暗地里伸向机关枪！噢，谢谢你，契卡行动科！噢，祖国的救星—一“第三厅”！

一帮狐群狗党坐在这样的一个“第三厅”（布里亚特蒙古治达劳改营）里；契卡行动科长索科洛夫、侦查员米罗年科、行动特派员卡拉什尼科夫、索西科夫、奥辛采夫。他们议论道：我们可落后了！人家那里全有密谋，我们却跟不上去！我们这里当然是有重大密谋的，但该是什么内容？当然是“解除警卫队武装”喽，没问题是“逃往国外”喽。因为毕竟是国界线近，希特勒远。京推开头呢？

像一群肥壮的恶狗撕扯一只病瘦掉毛的家兔一样，这一群蓝衣狗向不幸的巴比奇猛扑过来。这个以前的北极探险者，以前的英雄，现在成了一个浑身溃疡的垂死者。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不是差点没把“萨得阔”号破冰船奉送给德国人吗？现在的密谋当然得由他牵线了！现在正该用他那患坏血病的垂死的身体来搭救他们那些喂肥了的身体了。

“即便你是个很坏的苏联公民，我们一样有办法强迫你执行我们的意志。你会跪下来求饶的！”“你不记得？——我们会提醒你！”“写不出来？——我们帮你写！”“还要考虑？——关禁闭，口粮降到三百克一天！”

另一个行动人员说的是：“很可惜。你以后当然会明白执行我们的要求是明智的。但是要等到我们可以用手指头把你像根铅笔似地折断的时候就太晚了。（他这种形象的说法是哪里来的？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契卡行动学教科书里有某个不知名的诗人给他们编出来的一套现成的句子？）

现在由米罗年科侦讯：巴比奇刚被带进屋，一股美味可口的饭菜的香气就浸透了他的肺腑。米罗年科叫他靠近冒着热气的牛肉红菜汤和煎肉饼坐下。然后，好像没有看见红菜汤和肉饼似的，甚至好像也没有注意到巴比奇看见了这些东西似的，开始亲切和蔼地举出足以解除良心负担和证明为什么可以并应当提供假证的十大论据。他友好地提醒：

“你第一次从外面抓进来的时候，曾经试图证明自己无罪——结果不是失败了吗？不是失败了吗？因为你的命运是在你被捕前就决定了的。现在也一样。现在也一样。好吧，好吧！吃饭，吃饭！趁热吃掉……如果你不犯傻——我们就可友好相处嘛。今后你就能有吃的，有用的……不然的话……”

巴比奇动摇了！生活的饥饿压倒了真理的饥渴。要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诬陷了二十四个人，其中他认识的只有四个！在整个侦讯期间一直供给他好吃好喝，但不喂饱，以便一遍反抗就可以再用饥饿来治他。

读着他临终前写的自述，你不由得会发颤：一个勇敢的人竟会从怎样的高处跌落到怎样的低处！我们全都可能跌落……

于是毫不知情的二十四人或被拉去枪毙，或被加上新刑。开庭前巴比奇被派到国营农场去当了清洁工，后来出庭作证，后来得到了一个新的十年，把原来的十年冲销。但是还没有服完第二次刑期就在营里死掉了。

而治达“第三厅”的那帮恶棍呢？……会有人去调查这帮恶棍吧？！总会有人的！当代的人们！后代的人们！……

而你呢？……你原以为进了劳改营就可以把心里话全倒出来了吗？以为在这里至少可以发发牢骚：判得太重！伙食太坏！劳动太多！或者你原以为在这里可以重复那个导致你被判刑的举动了吗？这些话你只要说出一句。你就毁了！你就注定要得到新的十年了。（诚然，自劳改营内新判的十年开始之日起，原来的十年便告结束，所以该着你服完的不是二十年，而不过是十三到十五年的样子……但反正是比你剩下的寿命长一些。）

你确信你一直是像鱼一样地沉默吗？结果还是照样把你抓起来了？这仍然没错！不管你怎么表现也不能不抓你。要知道抓人并不是因为你触犯了什么，而且因为要抓人，这仍是在外面实行的那个枪打出头鸟的原则。当“第三厅”的恶棍们准备打猎的时候，他们按花名册挑选劳改营里最显眼的人们。然后把名单口授给巴比奇……

在劳改营里韬光养晦更加困难，因为这里一切都在别人眼皮底下。人要自救只有一个办法：使自己等于零！绝对的零。一开始就等于零。

事后再给你加上个罪名是一点也不困难的。“密谋风”一刮过去（德军开始退却），从一九四三年起，大量的“鼓动”案就蜂拥而至了。（教父们仍然不想上前线！）例如在布列波洛姆营里形成了一套现成的罪名？

——旨在反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政策的敌对活动（怎么样敌对——由你自己去理解吧！）；

——发表失败主义谰言；

——以诽谤方式谈论苏联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说实话就是诽谤）。

——流露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愿望（！）；

—一对苏联政府发怨言（这尤其可恶！你是什么东西，畜牲！还要发怨言？领到了“十卢布”（十年）。就该悄悄地呆着去！）；

一个七十高龄的前沙皇外交官被指控从事以下鼓动。

——说苏联工人阶级生活不好；

——说高尔基是个不好的作家。绝不能说他们做得太过头了。骂高尔基从来是要判刑的，是他把自己摆到了这个地位。比方洛赫切姆拉格（乌斯特一维姆附近）的斯克沃尔佐夫捞到了十五年，罪名之一就是：

——拿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某个资产阶级诗人相比较。

起诉书里就是这样写的，这对判刑已经够用了。从侦讯笔录上可以查明“某个”是指什么人。原来是——普希金！你看，为普希金也能获罪——这诚然是少见的例子！

这么说来，那个真的在白铁车间说过“苏联就是一个大营区”的马尔京松只得了十年，真该谢天谢地了。

还有那些只得了十年而未被枪毙的拒绝上工者，他们也该感谢上帝。

这倒正合行动处的心意——将来可以再判新的刑期，这使得行动处今后的存在有了意义。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当再说什么密谋甚至什么失败主义情绪都不会有人相信了的时候，他们将根据日常生活条款加判刑期。一九四七年在多林卡农业劳改营里，每个星期天都在营区里举行公判。有在地里挖土豆时在篝火上烤吃土豆案；有从地里偷吃生胡萝卜和白萝卜案（过去贵族老爷的农奴如果受一次这样的审判，他们会说什么？！）；所有这类事情，按刚颁布的“六·四”法令，都给了各五年和八年的徒刑。有一个快服完了刑的前“富农”，他使唤一头营里的小公牛，不忍心看它挨饿。他拿了一个精萝卜喂——不是自己！——这头营里的牛，结果得了八年。当然，“社会亲近分子”是不会给牛吃东西的！老百姓的生命就是这样十年十年他被夺走了——该活的还活着，该死的就死了。

但这些再次判的徒刑的可怕之处还不在于年头数字的本身，不在于年头的凭空决定的异想天开的漫长，而在于这个二次刑期还需要你怎样去得到，还需要你怎样沿着积满冰雪的管道爬过去领取。

对于一个劳改犯说来，似乎逮捕算得了什么？对于一个曾从家里的热被窝里被逮捕过的人，从光板铺的不舒服的工棚里被捕本来算不了什么。而实际上可大大地不好受呢！工棚里生着炉子，工棚里发给全份口粮——但是看守员来了，半夜里拽拽你的脚丫子：“收拾东西！”唉，真不想走啊！……人们，人们，我是爱你们的！”……

劳改营内的侦查监狱。如果它不比劳改营本身更坏，能叫什么监狱，拿什么促成你认罪呢？这类监狱必需是寒冷的。如果不够寒冷——就只许你穿着内衣呆在监室里。有名的沃尔库塔的三十号（这是犯人们从契卡人员那里学来的叫法。契卡按这个监狱的电话号码称呼它）是在北极圈内用木板钉成的一座工棚，零下四十度，靠烧煤来取暖，一天只给一木盒，这当然不会是因为沃尔库塔缺煤。还故意难为人——不发给引火柴，生火——只给铅笔杆那么大一块木片。（顺便说一句，逃亡者被抓回来是脱光了关在这个三十号里的。两个星期以后还活着的，发给一套夏季服装，不发棉坎肩。下没铺的，上没盖的。读者！请你这样睡一夜试试看，工棚里大约是零上五度）。

侦查期间的几个月，犯人们就这样蹲着。他们在这以前早已被多年的饥饿、奴隶劳动耗干了。现在要结果他们更不用费事。吃的吗？——按“第三厅”的规定：有的地方是三百五十克，有的地方是三百克，在三十号则是二百克黏如烂泥的面包，比火柴盒稍大。一天一次照见影的菜汤。

但是即使你什么字都签了，承认了，投降了，同意了在可爱的群岛再度过十年，也不会马上暖和过来。开庭以前还要把你从三十号转押到名气也不小的沃尔库塔“侦讯帐篷”。这是一座最普通的帐篷，而且还是破的。地下没有销板子。北极的冻土就是地板。篷内面积为7X12米，当中摆着一个当炉子用的铁桶。单层通铺是用树棍排成的，靠近炉子的地方总是由盗窃犯占据。政治贱民题在四周或地上。躺下去能看见天上的星星。你必定会祈祷上苍：快些给我判罪吧！快些宣判吧！期待开庭就像期待得救。（有人会说，如果不吃巧克力，不穿皮袄，人是不能这样在北极圈内生活的。可是在我国——能！我们苏维埃人，我们群岛上著——能！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像这样蹲了好几个月——因为省法院巡回审判团迟迟不到纳里扬一马尔这地方来。）

再提出一个侦讯监狱供您选用——科雷马的奥罗图坎惩戒劳改点，离马加丹五百零六公里。一九三七至三八年的冬季。帆布木料结构的新村，实际就是一些带窟窿的帐篷，但外面总算还有薄木板护着。每一批新来的犯人，每一小群送来侦讯的新的牺牲品，在进门之前就看到：这个小村落里的每一座帐篷，除了开门的那一面，三面都围着一保一垛的僵硬的尸体L这并不是为了吓唬人，纯粹是因为没有别的法子：人要死，雪有两米厚，雪下是永久冻土。）接下去就是熬煞人的等待。需要在帐篷里等着，直到转解到原木搭成的侦查监狱。但是捕获量太大——从整个科雷马摸来了太多的家兔，侦查员接应不暇。运来的人当中，大多数人的命运是等不到第一次讯问就死掉。帐篷里挤成一团，连腰都伸不直。板铺上、地上都躺满了人。一连躺几个星期。（谢尔潘京卡会回嘴说：“难道这就算挤吗？我们那儿等枪毙的人是在草棚里站着的，不错，总共只站几天。那个挤劲就别提了。给他们喝水——其实就是从门洞里把碎冰块扔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的手都伸不出来，没法接住冰块，只好用嘴接。）没有洗澡的地方，也不放风。浑身发痒。个个像发了疯似地抓痒。全都在棉裤、棉坎肩、衬衣、内裤里捉——但是不肯脱下来捉，太冷。又大又白的鼓鼓囊囊的虱子像营养充足的乳猪。一掐——血溅到脸上，指甲上一层黄浆。

每次午饭前值班看守员站在门洞里喊：“有死人没有？”“有。”——谁想多挣一口面包，去拖尸！尸体抬出去码在死尸垛上。谁也不闷死者姓名！口粮按人数发。每份三百克。一天一脚菜汤。还发给一条卫生检验不合格的北鳟鱼。那东西很咸。吃了它就想喝水，但开水从来没有，根本没有。有装着冰水的木桶。要喝好几缸子才能解渴。T.C.M．劝朋友说：“不吃北鳟鱼才能活命！你们从面包里得到的热量全消耗在用肚子捂热这些冰水上了。”但是人们不肯放弃一块白给的鱼肉，结果是吃掉它又得去喝水。内里的寒冷使他们不住地打哆嗦。M．自己没有吃鱼——所以现在能向我们介绍奥罗图坎情况的是他。

工棚里挤作一团的人群眼看着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几个星期以后把工棚里剩下的人一起撵到外头去点名。在不习惯的昼光下，他们看清了彼此的模样：脸色惨白，胡子老长，挂着排成长串的蚊子，嘴唇发紫变硬，眼睛抠了下去。按登记卡点名时，应到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没人应声的卡片放在一边。这样就查明了谁留在尸堆上逃避了侦讯。

在奥罗图坎活下来的人都说，他们宁愿要毒气室……

侦查？全照侦查员的意思进行。违抗他的意思的，已经永远闭上嘴了。像契卡行动员科马罗夫说的：“我只需要你的右手——在笔录上签名……”刑讯吗？嗯，当然是上办法，原始得很——用门缝夹手，全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读者，请试试！）

法庭？有个什么劳改营审判委员会，这是由省法院领导的营内常设法庭，和区级人民法庭一样。法制取得了胜利！还有证人出庭呢！不过他们是“第三厅”用一游菜场买来的。

在布列波罗姆，审判某个作业班的成员，出庭作证的往往是他们的班长。侦查员楚瓦什人克鲁季科夫逼着他们出庭：“不然我要撤掉你班长的职，把你送到伯朝拉去！”其中一个班长尼古拉·龙仁（高尔基市人）出庭作证说：“是的，伯恩施坦说过‘辛格尔’牌进口缝纫机好，国产的‘波多尔斯克’缝纫机不能用。”好，这就够了！对于高尔基省法院巡回审判庭（主席-布霍宁，还有两个本地的女共青团员茹科娃和科尔金娜）难道还不够用吗？十年！

布列波洛姆劳改营里还关过一个叫安东·瓦西里耶维奇·巴雷别尔金的铁匠（本地人，唐沙耶夫城里的）。营里审的所有案子都有他出庭当证人。将来有谁遇到他、就请握握他荣誉的手吧！

好了，再有一次递解就算完了。为了不让你产生将来和证人算帐的想法，需要把你转解到另一个劳改点去。这次的速解不远——无非是沿窄轨铁路乘平台车走三四个小时。

该进医院的现在可以进医院了。如果两只脚还能挪窝——明天一早请你去推小车。

契卡的警惕性万岁！它使得我国免于战败，使得契卡行动人员免于上前线！

战争期间枪毙的人不多（如果不谈我们仓皇撤离的那几个共和国），更多的是给劳改犯“铆”上新的刑期：契卡行动人员要的不是消灭这些人，而是破案。判了刑的人劳动也罢，死掉也罢，这已经是属于生产管理方面的问题了。

反之，一九三八年迫不及待的最高意愿是——处决！所有劳改营里都尽其所能地处决，但杀人最多要数科雷马（“加拉宁大屠杀句和沃尔库塔（“卡什凯京大屠杀”）两个地方。

卡什凯克大屠杀是与令人毛骨悚然的“老砖窑”这个名称相联系的。这是沃尔库塔以南二十公里的一个窄轨铁路火车站的名字。

一九三七年三月的托洛茨基分子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并且上当受骗以后，从莫斯科派来了一个“格里戈罗维奇委员会”对罢工分子进行侦讯。在乌赫塔以南离罗普恰河铁桥不远的泰加森林里，筑起了一道用原木排成的围墙，在这里建立起一座新的隔离所——乌赫塔尔卡。在这个地方对铁路干线南段的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侦讯。委员会派到沃尔库塔的一个成员叫卡什凯京。他在这里让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一个个地从“侦查帐篷”里通过了一遍（动用了笞刑！），并没有十分勉强他们认罪，只是在那里开列一个“卡什凯京名单”。

一九三七——三八年的冬天，把托洛茨基分子，还有民集派分子（民主集中派）从各个集中地——锡尔-雅加河口的帐篷营、科斯马奇、西瓦亚·马斯卡、乌赫塔尔卡统统拉到老砖窑（有的人根本没有经过侦查）。只有几个最著名的人物因公审的需要送到莫斯科去了。到了一九三八年四月，在老砖窑一共集中了一千零五十三人。在窄轨铁路的一侧的冻土上有一座长条形的旧木棚。先让罢工分子住进去，后来人员增加，在旁边又搭起两座破旧的帐篷，外面什么也没有覆盖。每座帐篷里要住二百五十人。他01在里面怎么住法，根据奥罗图坎的情形我们已经可以猜到。20X6米的帐篷当中放着一个当火炉用的汽油桶，每天发给一小提桶煤，人们把虱子扔进炉子增加点温度。帐篷布里面上蒙着厚厚一层霜。板铺上位子不够，只能轮流躺着或走来走去。一天发给三百克面包，一缺菜汤。有时候，不是每天，发给每人一小块鲟鱼。没有水，散发碎冰块当饮水。不消说是从来不洗脸的，洗澡房也没有。满身出现坏血病的斑点。

但是这里有一点比奥罗图坎更坏，在托洛茨基分子当中添派了一批劳改营内的“冲锋队员”——盗窃犯，其中还包括一些判了死刑的杀人犯。当局专门对这些人做了交代，要＿“挤磨挤磨”那些政治畜牲。如果干得好，他们这些盗窃犯得到减刑。盗窃犯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既愉快又合乎他们性情的委托。他们被指定为组长（现在还有人记得其中一人的外号——“严寒”）和分组长。他们手持棍棒来回走动，殴打这些前共产党员，还变着法儿地凌辱他们：逼他们趴在地上给自己当马骑；拿来他们的衣物，在上面拉一泡屎，然后扔进炉子里烧掉。有一间帐篷里的政治犯向盗窃犯们扑过去想弄死他们，盗贼们狂叫，押解队为了保护社会亲近分子，从外面朝帐篷开了火。

盗窃犯们的凌辱最严重地摧毁了前不久的罢工者们之间的团结和意志。

二十年的残暴的革命激情在老砖窑的寒冷破烂的栖身所里，在简陋不暖的火炉里渐渐化为灰烬，也包括被关在这里的许多人。

俄国政治斗争的传统似乎也！陆到了它的末日。

老砖窑的犯人们由于人类固有的希望的本能仍然以为会被发送去建设一项新的工程。他们在这里受罪已经有好几个月，实在痛苦难忍。果然，四月二十二日（具体日期没有充分把握，因为这一天可是列宁的生日啊！）开始集合第一批解犯，共二百人。凡被叫到的人，都去领回自己的背包，放在雪橇上。押解队带着队伍朝东，走进渺无人迹的冻土带，遥远的前方是萨列哈尔德。盗窃犯坐在后面运行李的雪橇地落在后面的人只注意到一件跷蹊的事：行李从雪橇上掉下来，一件、两件……可是没人去拾。

队伍走得很有精神：某种新的生活、新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就算是劳累不堪的吧，但也不会比在这里等待更坏。可是雪橇远远地落在后面了。押解队也开始落在后面——队前、队侧都没有他们的人了，全都跟在后面。这有什么，押解队的松弛——这也是一种好的迹象。

阳光照耀着。

突然密集的机枪火力从看不见的地方、从耀眼的雪原里开始向行进中的黑色队伍扫射。囚犯们有的倒下，有的还站着，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死神披着阳光和白雪的法衣降临了，他是无罪的、善心的。

这是一支以即将到来的战争为主题的幻想曲。披着北极斗篷的刽子手们（据说大都是格鲁吉亚人）从用积雪构筑的临时工事里一跃而起，奔向大路，用手枪给还活着的补一颗子弹。在不远的地方挖好了一些大坑，这时候已经赶上来的盗窃犯们动手把尸体拖到那里面去。使盗贼们颇为扫兴的是，死者的东西一概都烧掉了。

四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在同一地点用同一方法又枪杀了七百六十人。

押回沃尔库塔的有九十三个人。这些是盗窃犯，显然还包括眼线一内奸。

能指出名字的有罗伊特曼、伊斯特纽克、莫德尔（国家文学出版社编辑）、阿里耶夫。盗窃犯有塔吉克·尼古拉耶夫斯基。我们不能准确地说出每个人究竟为什么被饶恕，但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还有人指出过一个姓莫德尔的。现在我收到了一封集体来信，对莫伊谢·约瑟夫维奇·莫德尔的情况提出纠正，说他不是在老砖窑被饶命的，而是在押送这批要杀的犯人到那里去以前就让他离了队。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对于正统派们很典型的插曲：新调来的一个内务干部原来是莫·莫德尔在彼得格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侦查委员会时的老战友（也就是说在十月的日子里一起整治过人）。那位战友在名单里发现了莫德尔，就偷偷地抽出了他的档案，因而救了他一条命。

关于卡什凯京大屠杀的资料是我从一同坐牢的两个犯人那里收集的。其中一个曾亲临其境，是被饶恕的。另一个是个很爱了解情况的人，他当时就有过把这个事件写出来的强烈愿望。他不失时机地去考察过现场，询问过所有能问的人。

但是从遥远的派遣地押来的死囚们到达得比较迟。他们陆陆续续地五人或十人一批来到这里。刽子手小分队在老砖窑车站上把他们接收下来，带到一间破旧的洗澡房前面（那是一间里面墙上钉了三四层被子的小木屋）。命令死囚们把衣裳脱在雪地上，光着身子走进去。在里面用手枪打死。这样花了一个半月时间消灭了大约两百人。死尸放在冻土上烧掉。

老砖窑的那座木棚和乌赫塔尔卡的帐篷后来也都烧掉了。（可是那间“洗澡房”被装上平台车，拉到窄轨铁路三0八号路标处甩在那儿了。我的友人就是在那儿对它进行了研究。那里面架满了血污，墙板上的弹洞像筛子眼。）再谈一件枪杀托派的事，也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是弗朗茨·迪克勒说的（他是个巴西犹太人。在纽约听多了苏联的宣传，一九三七年在一艘希腊船上当电报员来到列宁格勒，溜号上了岸，要参加社会主义——马上就捞到了徒刑）。一九三八年春天他在沃尔库塔窄轨铁路鲁德尼克-乌萨段当搬闸工。有一回契卡行动科给他们下了一道命令：断绝交通，不装煤，预备四节平台车，两节生炉子的闷罐车，是为了运犯人到乌萨。一大群牵着狗的押解队带来了二百五十个犯人，里面有五十名惯匪，其余是托派，八名妇女。大部分人穿得很好——裘皮帽，裘皮领，皮箱。迪克勒在其中看到了他熟悉的安德列钦，南斯拉夫人，但却是一个地位很高的美国共产党员，福斯特和白劳德的战友：先前迪克勒在麦迪逊花园广场上听过他的演说，近日在营区里见过面，知道了他的罢工的成果——他们开始得到干口粮，休假日，有了单独的作业班和工棚。现在他们被装上了光板平台车，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就这么拉走了。安德列钦看见了他，脸朝另一面，好像不是对他，使足了劲喊：

Frank！JustListen，don’tsayaword！Thisistheend．Wearegoihgtobemurderedincoldblood！Frank！Listen！Ifyouevergetout，telltheworldwhotheyare：abunchofcut！throats！assas-ins！bandits！

他一再地喊着同样的话。迪克勒在发抖。平台车上，跟他并排站着一个科米族的老警卫，在抽他的羊角烟斗。当安德列钦停下来的时候，平台车上的犯人们齐声议论起来，听到了女人的哭声，显然很多人听懂了用英语说的话。押解队长吹哨让列车停下，朝天开了几枪。全都静了下来。队长喊叫着说：“你们干嘛要造反？你们不是要单独住吗？这回就单独了。口粮，工作都会有的！”

车接着往前开。在兹梅卡站上停下来。把犯人带下平台车，列车返回鲁德尼克。车组人员都知道这个兹梅卡站：那儿从来没有劳改点，也没有人家。

窄轨铁路上交通断绝了两天。后来赶马车的说：犯人们被带进一条峡谷，迎面埋伏了机枪手，同时开枪射击。

附带说一句。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屠杀还没有结束。后来又逐渐搜索出三十来个漏网的，统统在“三十号”附近枪毙了，但这已经是由另一批人执行的。第一批刽子手，即参加卡什凯京大屠杀的那些契卡行动人员和押解人员以及盗窃犯，不久后都作为见证人而被处决了。

卡什凯京本人一九三八年获得了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对党和政府的特殊贡献”。一年以后在列佛尔托沃监狱被处决。

能说这在历史上是头一次吗？不能。

A·勃-夫这样介绍在阿达克（伯朝拉河畔的劳改点）处决犯人的情况：每天夜里押解一批反对派犯人“带着行李”走出营区。营区外面有一座属于“第三厅”的小屋。这些在劫难逃的人们一个个被带进小屋，警卫队员一拥而上，用些软的东西把他们的嘴塞住，用绳子倒绑双手，然后带到院子里，套好牲口的大车已经等在那里了。一辆大车装五至七个捆牢的人，运到“小山”，即劳改营坟地。在那儿把他们全拖进一个个挖好的大坑，立刻活埋。这并非是兽性发作，不是的。是因为他们研究出来，处理活的（拖运、上下车）比处理死的轻巧得多。

这件工作在阿达克进行了许多夜晚。

我们党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就是用这个办法达到的。

第十四章　改变命运！

在这个野蛮的世界里要保护自己是不可能的。罢工——是自投死路。绝食——是徒劳无益的。

至于丢掉性命，那总是有时间的。

囚犯还剩下什么出路呢？冲出去！去改变命运！（犯人们还把逃跑称作“绿色检察长”。这是他们中间唯一得人心的检察长。同其他检察长一样，他使许多案件保持原状，甚至变得比原来更加严重，但有时也把人干脆痛快地释放。它是——绿林，它是——丛莽。）

契柯夫说：如果因犯不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之泰然的哲学家（或者这样说：他可以超然物外凝神沉思），那么他就不能也不应当不想逃跑！

不应当不想！——这是自由心灵的命令。诚然，群岛的土著们远不是这样的人，他们要驯顺得多。但是，就在他们中间也总有一些正在考虑逃跑或者眼看就要逃跑的人。到处经常发生的逃跑，即便是不成功的，也是犯人的能量并没有耗尽的确凿的证明。

这是一个营区。它戒备森严：栅栏结实，区前警戒地带可靠，了望塔分布适当——每一个地点都在视界和射界之内。但当你想到你注定要在这块圈起来的巴拿大的地面上死去，你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那为什么不去碰碰运气呢？——不冲出重围去改变一下命运呢？特别是在开始服刑的时候，在头一年，这种冲动往往是强烈的，甚至是莽撞的。头一年一般说是决定囚犯整个前途和整个精神面貌的时期。以后，这种冲动就不知怎地逐渐减弱下来。你已经说不准在外面生活对你是否更重要些。把你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的线索变得无力了，精神的火焰燃烧殆尽了，于是人就钻进了劳改营的挽具。

在劳改营的全部存在期间，看来逃跑是发生过不少起的。这里有一些偶然得到的资料：光是一九三O年三月从苏俄的监禁场所就逃跑了一千三百二十八人。（在我们社会里怎么没有听到这事，一点声息也没有！）

由于群岛在一九三七年以后的大扩展，特别是战争年代有战斗力的警卫队员都被调去前线以后，看押上越来越感到困难，甚至连那恶意想出来的自我警卫的做法，也不总是能使管理人员摆脱困境。同时他们却想从劳改营尽量多取得一些经济利益、产品、劳力——这就迫使劳改营（特别是伐木场）扩大范围，把派遣点和派遣分点东一个西一个地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而对它们的警卫就越来越变得有名无实，形同虚设。

在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的某些派遣分点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经没有隔离区，而只有一些木桩栅栏或篱笆，并且夜间没有任何照明！——换句话说就是夜里根本没有人阻止犯人离营。在这个劳改营的惩戒劳改点上，甚至到森林中去出工的时候，整个犯人作业班也只有一名步兵押解。当然他怎样也看不牢。因此，那里在一九三九年夏天就逃跑了七十人（有一个甚至一天逃了两次：午饭前和午饭后！），不过，其中六十个人都回来了。其余的人则没有消息。

但那是在荒凉地方。而在莫斯科，在我亲眼目睹下就发生了三起很容易的逃跑：一个年轻的窃贼从卡卢加关卡的劳改工段大白天钻进了建筑工地的栅栏（而且照他们的好吹牛的习惯，过了一天后，往劳改营寄去了一张明信片：说是正往索契去并请向劳改营长官转致问候）；从植物园附近的马尔芬诺的小劳改营逃走过一个姑娘（关于这事我已写过），还有一个年轻的普通犯从那里跳上了公共汽车直坐到了市中心，诚然，对他是根本不加看押的：国家安全部的警犬们注意力全对准了我们，对于丢掉一名普通犯则毫不在乎。

大概，古拉格经过计算后确信了容许每年流失一定百分比的犯人要比在成千上万的全部岛屿上建立真正的严格警卫便宜得多。

何况他们还信赖某些把土著们牢牢地束缚在原地的无形锁链。

其中一条最牢固的锁链就是普遍的垂头丧气，完全屈从于自己的奴隶地位。五十八条的犯人也好，普通犯也好，几乎都是一些有家室的爱好劳动的人，他们只有合法地、根据命令并得到长官的赞同才能表现出勇敢精神来。即使被判坐五年和十年牢，他们也不能设想现在怎能单独地（集体地就更不用说了！……）起来争取自己的自由，与国家（自己的国家）、内务机关、民警、警卫、警犬站到对立地位；就算幸运地跑掉，以后怎能靠假身份证、用假姓名过日子，如果在每条十字路口都会检查证件，如果从每个门缝里都有怀疑的眼光注视着过路行人。劳改营里的普遍情绪是：你们拿着枪直挺挺站在那里盯着我们干吗？就是你们完全走光，我们也不会往什么地方跑：我们又不是罪犯，我们为什么要逃跑？我们过上一年就会获得自由！（大赦……）K·斯特拉霍维奇讲述说，一九四二年他们的列车在解运到乌格利奇途中遭遇到了轰炸。押解队东奔西散了，而犯人们知哪里也不逃跑，等待着押解人员回来。许多人都会讲出像卡尔拉格奥尔套分营一个会计所遇到的情形；派他带着支出报告到四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有一名押解员跟着他。回来路上他不仅不得不用大车拉着这个喝得烂醉如泥的押解员，而且还要特别保护好他的枪支，使这个混小子不致因丢枪而受到审判。

另一条锁链是——乘风状态，劳改营的饥饿。虽然正是这种饥饿有时促使一些绝望的人迈进泰加林，希望在那里多少要比劳改营里吃得饱些，但饥饿也使他们身体衰弱，无力远走，同时也不能积聚起路上的食物储备。

还有一条锁链是——新刑期的威胁。政治犯逃跑的，仍依五十八条再给十年（逐渐摸索到，在这种场合最好给五十八一14，即反革命怠工）。盗窃犯们虽然给的是82款（单纯逃跑），并且总共只有两年，但在一九四七年以前，他们因犯盗窃、抢劫罪得到的也不超过两年，因此分量不相上下。而且劳改营是他们的“老家”，在劳改营里他们不挨饿，不工作——他们的直接打算不是逃跑，而是坐满刑期，何况他们总是能够享有优待和大赦。逃跑对于盗窃犯说来，只是强健的身体吃饱了饭的游戏和难以克忍的贪婪的爆发：玩乐、抢劫、纵酒、强奸、炫耀。他们中间认真逃跑的只有那些判了重刑的武装匪徒和杀人犯。

盗窃犯们很喜欢把自己从来也没有实行过的逃跑谎说成真有其事，或者把实行过的逃跑大肆渲染。他们会讲给你们听，“印度”（盗窃犯们的工棚）是怎样得到流动奖旗的，那是因为过冬的准备工作做得好——在工棚外厚厚地培了一圈上，而这是他们挖了地道并把土公然放在长官们面前。不要相信！——整个“印度”既不会逃跑，他们也不想去费劲挖掘，怎么省劲怎么便捷他们就会怎么干，而且长官们也不会那么愚蠢，不去瞧瞧他们是从哪里取土来的。—一有十次前科的窃贼科尔津金，受营长信任的管理员，确实穿上一身讲究的衣裳走掉过，并且确实把自己说成是助理检察长，但是他补充说，他同一名追捕逃犯的特派员（有这样的）在一家农舍里过了一夜，夜里偷了他的制服、武器、甚至警犬—一往后就自称为行动特派员。这是彻头彻尾的撒谎。盗窃犯在自己的虚构想象和故事中总是要打扮得比实际上英勇些。

还有，把犯人们拴住的——不是隔离区，而是不加看押。那些被看管最松的、得到这种宽容的犯人——上下工背后没有刺刀跟着，有时还可以拐到外面的村庄去一趟——他们很珍惜自己所受的优待。而在逃跑后，这种优待就被剥夺了。

群岛的地理条件也是逃跑时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些一望无际的积雪荒原或沙漠、冻土带、泰加林。科雷马虽然不是个岛屿，但比岛屿更不好办：一小块割裂开来的土地，从科雷马往哪里跑呢？只有出于绝望才会从这里逃跑。诚然，过去某个时候亚库梯人对犯人很好并担保说：“以九个太阳为证——我把你送到哈巴罗夫斯克去。”果真驾起鹿橇把他们送走。但后来逃跑出来的盗窃犯们开始抢劫亚库梯人，于是亚库梯人就改变了对逃犯的态度，把他们交了出去。

受到当局鼓励的周围居民的敌对态度，成了逃跑的主要障碍。当局对捕获逃犯的人不吝重赏（这何况也是一种政治教育）。因此，居住在古拉格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习惯地认为，抓到一名逃犯——这就是过节，就是发一笔财，这好似一次顺利的狩猎，或者好似找到一小块贵重金属。对通古斯人、科米人、哈萨克人，付给面粉、茶叶，在靠近人烟稠密的地方，布列波洛姆和翁日拉格附近的伏尔加河中下游左岸的居民，每捕获一名逃犯给两普特面粉、八米布匹和几公斤咸鲱鱼。在战争年代，用别的办法是搞不到咸鲜鱼的，所以当地居民也就把逃犯称作“咸鲱鱼”。例如，在舍尔斯特卡村，每当出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孩子们就跑着齐声叫喊：“妈妈！咸鲱鱼来了！”

地质工作者们怎样呢？这些开发荒无人烟的北方的先驱者，这些勇敢的长着大胡子、穿着高简皮靴的英雄们、杰克·伦敦的心灵们怎么样呢？逃犯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苏联地质工作者身上是不妙的，最好还是不要走近他们的篝火堆。列宁格勒的工程师阿勒罗西莫夫，在“工业党”水流中被捕并得到了十年，于一九三三年从尼瓦格莱斯劳改营逃跑出来。他在泰加林中踯躅了二十一天，一遇见地质工作者们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可是他们却把他带到了居民点，并交给了工会委员会主席。（也要理解地质工作者们；他们不是单独行动的，他们彼此间害怕告密。如果逃犯真的是个刑事犯、杀人犯呢？——夜里把他们也宰了呢？）

逮住的逃犯如果已被杀死，就把他扔在劳改营食堂近旁，让他带着化脓腐烂的伤口几昼夜躺在那里——好使犯人们对自己的清水烂菜汤看得更重些。如果抓住话的，就让他站在门岗旁边，交接班时嗾使狗去咬他（狗听号令会掐死人，会咬人，也有的只会撕破衣服，利得精光）。还可以在文化教育科写块牌子：“我逃跑，但狗把我逮住了”，挂在捕获的逃犯脖子上，在劳改营游行示众。

如果打他——那就必得把腰子打落。如果套上手铐，那就必得让腕关节终生失去知觉（索罗金，伊夫杰尔拉格）。如果关禁闭，那非等他得上结核病不放出来（内罗勃拉格，巴兰诺夫，一九四四年逃跑，在遭到押解队毒打后开始吐血，三年后摘除左肺）。

拷打和杀死逃犯，说实话，在群岛上是与逃犯作斗争的主要形式声如果长久没有发生逃跑，有时甚至要捏造出逃跑来。一九五一年在德宾金矿（科雷马）某次允许一群犯人去采摘浆果。三个人走迷了道，没有回去。劳改营长官彼得·洛马加上尉就派出了一些追捕打手。那些人就向着三名熟睡的人放出了警犬，随后枪杀了他们，然后用枪托击碎脑袋，把他们变成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脑浆都流了出来—一就这样用大车把他们拉到了劳改营。在这里，由四名因犯代替马匹拉着大车经过排好的队伍。洛马加宣布：“瞧，对每个逃犯都将这样处理！”

在这种种情景面前谁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不顾死活的勇气，不战栗一下呢？——走吧！——走到底吧！—一说得容易，走到哪里去呢？那里，当逃犯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预定地点的时候，有谁不怕受牵连，会来迎接你，把你藏起来、保护起来呢？只有那些盗窃犯们外面有约定的“快乐窝”在等待着，而对于我们这些五十八条的犯人们说来，这种住宅被称作接头地点，这几乎是一种地下组织。

瞧，阻止逃跑的障碍和陷阱有多少呀！

但是，绝望的心灵有时并不权衡得失。他看到，河水在流，河里漂着一段原木——一于是就纵身一跳！漂流吧！奥尔强劳改营的维亚切斯拉夫·别兹罗德内依刚出医院，身体还很弱，就驾着两根联结在一起的原木，顺印迪吉尔卡河逃走了——一到北冰洋去！到哪儿去？他抱的是什么希望呀？不好说他是被逮住的，他是在公海上被拣起来的，经由冬季的道路，又被送回奥尔强，进了住过的那个医院。

不是每一个没有自动返回劳改营的、没有活着给押回的、死了给运回的犯人，都可以说是他已经走掉了。他也许只是没有在劳改营里不自由地慢慢拖死，而是像野兽一样自由地死在泰加林里。

当逃犯与其说是逃跑不如说是徘徊，并且后来自动返回的时候，——劳改营的行动特派人员甚至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好处：可以不费劲地给他们套上第二个刑期。如果好久不发生逃跑，那就设个圈套，授意某个眼线拼凑一伙犯人“逃跑”——然后再把他们都关起来。

但是，一个认真逃跑的犯人很快也会变成非常可怕的人。有的为了使警犬迷失方向，在自己身后点火焚烧泰加林，大火在几十公里的面积上连续燃烧了好几个星期。——一九四九年在威斯良国营农场附近的牧场上扣留住一名背囊里装着人肉的逃犯：他杀死了一个路上碰到的美术家，那是一个免除看管的五年刑期的犯人，从他身上割下肉来，但没有时间把肉煮熟。

一九四七年春天，在科雷马，在艾尔根附近，两名押解人员押送着一队犯人。突然，一个犯人事先并没有同谁商量，巧妙地、单个地袭击了押解人员，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把两人都枪杀了。（不知道他的姓名，原来是个不久前的前线军官。没有在劳改营中失去勇气的前线军人的稀有而鲜明的例子！）勇敢的人向全队宣布，他们自由了！但犯人们惊恐万分，谁也没有跟他走，大家坐在原地等候新的押解队到来。前线军人数落了他们一顿——但徒劳无益。于是他就拿起了武器（三十二发子弹，“三十一发是给他们预备的！”），一个人走了。他还打死打伤了几名追捕人员，用那第三十二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所有的前线军人都那么行事，也许群岛就会垮掉。

在克拉斯拉格，一个过去的军人，哈勒欣战斗的英雄，拿着斧头袭击了一名押解人员，用斧背打昏了他，拿走了他的枪和三十发子弹。他们放出警犬去追捕他，他杀死了两条，打伤了驯犬员。在逮住他的时候，不是干脆把他枪杀了事，而为了替自己也替警犬报仇，残忍之心一起，用刺刀把他遍体制穿。就这种样子把他扔在门岗旁躺了整整一个星期。

一九五一年，就在这个克拉斯拉格，将近十名长期服刑犯人由四名警卫步兵押解着。犯人们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押解人员，夺走了自动步枪，穿上了他们的制服（但饶了步兵们的命！——被压迫者往往比压迫者宽大），四人大模大样地押解着队伍，把自己的同伴带到了窄轨铁路。那里停着一列准备装木材的空车。假押解队走到火车头旁过，把机车乘务组赶下车来（某个逃犯过去是火车司机），开足马力把列车拉向列晓蒂车站，开到西伯利亚的干线上。但他们需要行驶将近七十公里的路程。在这段时间内，关于他们的情况已经得到报告（被饶恕的警卫步兵最早报信），几次他们不得不一边开着车一边回击警卫队，而在离列晓蒂几公里的地方，在他们前面的线路上已经理设了地雷，布置上了一个营的警卫。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所有的逃犯都牺牲了。

悄悄的逃跑通常比较幸运。其中有一些是非常成功的，但这些幸运的故事我们却很少听到：脱身者没有向记者发表谈话，他们改名换姓躲了起来。一九四二年逃跑成功的库季科夫-斯卡钦斯基，现在所以讲了出来，只是因为他在一九五九年被揭穿了——经过十七年之后！

事情是这样被揭露出来的：一个与他一起逃跑的人因另一件案子落了网。根据指纹查明了他的真实身份。这样就水落石出了，原来逃犯们并没有像推测的那样死掉。于是就开始找寻库季科夫。为此，在他的家乡细心地进行了查询，跟踪了亲属——沿着亲属的线索就逐步找到了他。过了十七年还不惜花费精力和时间去干这一切！

关于季娜伊达·雅科夫列娜·波瓦利亚耶娃的顺利逃跑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也只是因为她归根结底还是失败了。她因为在德军占领时期留在自己的学校里当教师而得到了刑期。但并不是苏联军队一到马上就把她逮捕了的，在被捕前她已经嫁给了一个飞行员。这时才把她逮捕入狱，并送到了沃尔库达的第八号矿井。她通过当厨子的中国人同外面并同丈夫取得了联系。丈夫在民航部门工作，他给自己安排了一次到沃尔库达的航行。在约定的日子，季娜去作业区的洗澡房，在那里扔掉了劳改营的衣服，从头巾下松开了夜里卷紧的头发。在作业区等待她的丈夫。渡口有行动人员在值班，但没有注意那个手挽着一名飞行员的烫发姑娘。他们驾着飞机走了。一年的时间内手娜用别人的证件生活。但她忍不住了，想同母亲见见面，而母亲却正受到监视。在新的侦讯中她编造了一套谎话，说是坐运煤车逃跑的。这样就没有让他们查出有她丈夫参与这件事。

亚尼斯，勒-斯在一九四六年从彼尔姆劳改营步行到了拉脱维亚，尽管他俄语讲得很差，几乎表达不出意思来。他从劳改营逃离的事实本身是很简单的：他跑着步推倒了朽烂的栅栏，跨了过去。但后来在多沼泽的森林中（脚上穿的是树皮鞋）长时间光靠采食浆果为生。有一次他从村庄里把一头牛赶进森林宰了。吃足了牛肉，还用牛皮给自己缝了一双鞋。另一次，他在一个农民那里偷走了一件羊皮袄（居民以敌视态度对待逃犯，而逃犯也不由自主地成了居民的敌人）。在人多的地方，勒-斯把自己说成是遗失了证件的应征入伍的拉脱维亚人。虽然在这一年还没有取消普遍检查通行证制度，他却得以在他不熟悉的列宁格勒一声不吭走到了华沙车站，还沿线路走了四公里，然后在那里坐上了火车（但有一点勒一斯是深信不疑的：在拉脱维亚人们将毫无顾虑地把他衣起来。这就使他的逃跑具有意义）。

像勒一斯这样的逃跑需要有农民的健壮、牛劲和敏捷。一个城里人，而且还是个因讲笑话而被判五年徒刑的老人，是否能逃跑呢？原来也是能够的，如果留在自己的劳改营里（一个位于莫斯科与高尔基市之间的、从四一年起制造炮弹的关押老弱生活犯的小劳改营）必死无疑的话。五年本来是个“幼儿园的刑期”，但如果赶去上工而不给吃饭的话，这个讲笑话者就是五个月也受不了。这种逃跑是挺而走险的举动，是一刹那间的冲动，再过半分钟就没有理性也没有力量去干这种事了。一列班车开进了劳改营，装上了炮弹。一个押运队的中士在火车旁走着，离他几节车厢的地方走着一个铁路工人：中士推开每节红皮车厢的车门，确信那里什么人也没有以后，再把车门推上，而铁路工人则跟着打铅封。我们这个惹祸的饿坏了的衰弱不堪的讲笑话者（一切都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但他的姓名没有保留下来。）在走过去的中士背后和正在走过来的铁路工人前面纵身往车厢跳去，他好不容易攀登上去，好不容易无声无息地推开车门，这没有盘算好，这一定得暴露，他已经在后悔了。他隐蔽起来，心脏也停止了跳动——现在中士就会回来，用靴子踢他，现在铁路工人就会叫喊起来，听，已经有人触动车门了——而这是在打铅封！……（我暗自这样想：说不定铁路工人是个好心人呢？看见了——却装作没有看见？……司列车驶出营区。列车开往前线。逃犯没有作好准备，他身边一块面包也没有，三昼夜内他谅必就要死在这间自愿关进去的运动着的隔离室里，他不会到达前线，而且他也不需要前线。怎么办呢？现在怎样逃命呢？他看到，炮弹箱子箍着铁带。他赤手空拳地把铁带弄了下来，并在没有堆着箱子的空地方锯割车厢的地板。这对一个老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吗？而死掉就是可能的吗？被发现、逮住就是可能的吗？箱子上还捆着用于搬运的麻绳套环，他把麻绳割下来，编结成类似的但长一些的套环，把它们系好，使它们悬在车厢下割开的孔里。他真是精疲力竭了！他那满是伤痕的双手已经不听使唤！为了讲一个小笑话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他不等到达车站，就在行驶中小心翼翼地钻到孔下，双脚放在一个套环里（朝着车尾），肩膀放在另一个里。火车行驶着，逃犯悬挂着，摇晃着。火车走的速度放慢了，他便下了决心，松开双脚，脚拖在地上，把他整个拉了下来。玩命的马戏团节目——但电报可能赶上火车，他们可能搜索车厢，因为这时营区里一定发现他失踪了。不要弯身，不要撅起，他紧贴着枕木。他闭上了眼睛，准备丧命。最后几节车厢加速拍击着驶过去了——突然出现了一片可喜可亲的寂静。逃犯睁开眼睛，翻过身来：只见驶去的火车闪着红色尾灯！自由！

可是这还并没有得救。自由倒是自由了，但既没有证件，也没有钞票，身上穿的是劳改营的破烂衣服，他还是注定要完蛋。浑身浮肿，衣衫褴褛，他勉强挣扎到了车站，在那里他混进列宁格勒开来的一列车人里：撤退出来的半死不活的人被搀扶出来，在车站上给热的饭菜吃。但是这也可能还救不了他——如果不是他在车里找到了一个垂死的旧友，拿走了他的证件，而朋友过去的种种情况他是知道的。他们大家被运送到了萨拉托夫附近，于是有好几年，直到战后年代，他就生活在那里，在一个养禽场干活。后来他非常想念女儿，便出发去寻找她。他在纳尔契克、在阿尔马维尔都找过她，终于在乌日戈罗德找到了她。在这段时间里，女儿已经嫁给一个边防军人。她认为父亲已经平安归天，所以现在怀着又恐惧又厌恶的心情听他讲述。她虽然已经完全笃守公民资职，但还是保留了亲属观念的可耻残余，所以没有检举父亲，只是把他赶出了大门。老人再也没有什么亲人了，他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他成了一个吸毒者，在巴库他吸足了某种阿纳沙“被急救车收进医院，在昏迷中说出了自己的真姓名，清醒过来又说那平常使用的假姓名。医院是我们的苏维埃医院，它不查明身份是不能进行治疗的，于是就叫来了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个同志——这样，在一九五二年，逃跑后过了十年，老头儿又得到了二十五年（这就给了他幸运的机会在监室中讲述自己的经历，因而现在才能流芳百世）。

有时，成功的逃犯嗣后的生活比逃跑本身更有戏剧色彩。本书中不止一次提到的谢尔盖·安德列耶维奇·切博塔廖夫也许可以说是这种情形。从一九一四年起他就是中东铁路的职员，从一九一七年二月起——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在一九二九年中东铁路冲突时期，他被关在中国的监牢里，一九三一年带着妻子叶连娜·普罗科菲耶芙娜和两个儿子根纳季与维克托回到了祖国。在这里一切都按祖国的方式进行：过了几天以后，他本人遭到了逮捕，妻子发了疯，两个儿子被送进了不同的保育院，并违反本人意愿给了他们别人的父名与姓，虽然他们清楚记得自己的父名与姓，并进行了抵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远东三人小组（又是一个三人小组！）由于缺乏经验起初只给了切博塔廖夫三年，但很快他又被抓起来，受了刑讯，并改判十年徒刑，同时剥夺通讯权利（因为现在他有什么可写的？），甚至在革命节日还得特别加强看押。这种加重判决却出乎意外地帮了他的忙。从一九三四年起他关在卡尔拉格，修筑通往莫英蒂的公路。一九三六年的五一节期间他被关进那里的惩戒隔离所。一个自由人阿夫托诺姆·瓦西里耶维奇·丘乎也被投进那里共和他们受到同样待遇。不知他是喝醉了酒还是清醒的，但切博塔廖夫得以偷了他的由村苏维埃发给的有效期为三个月的证件。已经是五月八日了，切博塔廖夫离开了莫英蒂劳改点，全身穿着外面人穿的衣服，身上一块劳改营的破布也没有，口袋里装着两个半公升容量的酒瓶，像酒鬼们经常随身带着的那样，只是里面装的并不是伏特加，而是水。先是遇到一块盐土草原。他曾两次落入了去修筑铁路的哈萨克人手中，他稍懂一点哈萨克语，“利用他们的宗教感情，就把我放了。”在巴尔哈什西部边区，他被卡尔拉格的行动站扣留住了。他们收了他的证件，盘问关于本人和亲属的种种情况，假丘平凭记忆都作了确切的回答。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不发生意外事情大概就会被抓住）——土屋里进来了一个行动组的头头，丘平赶在他前头说；“啊！尼古拉，你好，认得吗？”（算盘打在瞬时性和脸上的皱纹上面，这是一场视力记忆的竞赛：我倒是认出来了，但如果你也认出来，那我就完蛋！）“不，认不得。”“哪能这样I我们一起坐过火车呀！你叫纳依琼诺夫，你还讲过，怎样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上遇见了奥莉亚——正好又在一间包房里，后来就结了婚。”一切属实。纳依琼诺夫不知所借了；点上根烟抽了起来，然后就放了他。（啊，蓝箍帽呀！难怪要教育你们少说话！你们不应当有普通人开诚布公的毛病。讲是讲过的，但不是在车厢里，而是一年前在卡尔拉格的苗圃派出点出于一时糊涂讲给犯人们听的，可是却没有记住所有听你讲的那些人的嘴脸。在车厢里大概也是喜欢讲讲的，而且不只在一趟车上，火车上的事情嘛！一而切博塔廖夫的大胆赌注也就押在这一点上！）丘平兴高采烈，继续向前，经过一个湖泊往南，经由大道朝楚河车站的方向走去。他多半是夜行，每遇汽车的前灯照来，就闪到旁过的芦苇中，白天就躺在芦苇里（那里是一片芦苇丛）。遇到的行动人员少起来了，那个时候群岛癌细胞还没有扩散到这些地方。他随身带着面包和糖，他放慢着吃，有五昼夜的路程完全没有水喝。他走了两百公里光景，到了站上，就坐车走了。

这样，就开始了自由的，不，是困兽生活的年代，因为他不敢冒险好好安顿并久留在一个地方。在那一年，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在伏龙艺市花园里遇见了自己的一个劳改营教父！但那是一晃而过的事，到处是欢乐、音乐、姑娘，教父没有来得及认出他来。他不得不扔下已经找到的工作（会计主任作了盘问并猜到了他紧急辞职的原因——但他自己也是个索洛维茨老犯人），另奔他处。起初，切博塔廖夫不敢冒险地去寻找家属，后来想出了个办法。他往乌法给一个表妹写了封信探问：列娜与孩子们在什么地方？这是谁给你写的信，你自己猜吧！但暂时不要通知她。复信地址是一个什么季拉布拉克车站，丘平收。表妹给了回信：孩子们已经失落，妻子在诺沃西比尔斯克。这样，切博塔廖夫就托她到诺沃西比尔斯克去一趟，必须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告诉他的妻子说他已有了下落并想给她寄钱去。表妹去了一趟。现在妻子自己写信来了：经过精神病医院，现在遗失了身份证，被判了三个月的强制劳动，不能去取留局待领汇款。心都要蹦出来了，应当走一趟！于是丈夫就发了一封丧失理智的电报：乘某次车某号车厢……请接，我们的心要对抗感情是无能为力的，但是，谢天谢地，还没有挡住预感。途中，这些预感使他那么不安，所以在诺沃西比尔斯克前两站他就下了车，搭乘一辆顺路的汽车前去。他把东西交给存物处后，不顾死活地往妻子的住址找去。敲门！门自己开了，家里什么人也没有（第一个巧合，与人作对的巧合：房东已经守了一昼夜以便警告他有埋伏——但这时恰好出去打水！）。往里走。妻子也不在。床上躺着一名契卡人员，蒙着军大衣，鼾声大作（第二个巧合，与人方便的巧合！）。切博塔廖夫急忙溜走。这时，房东——一个幸存下来的他在中东铁路时期的熟人，叫住了他。原来，他的女婿是个行动人员，自己把电报带回家来，并在切博塔廖夫妻子的眼前摇晃：瞧，你那个坏蛋自投罗网来了！去过火车站——没有截住，第二个行动人员暂时走开了，这个就躺下来休息。切博塔廖夫还是把妻子叫了出来，坐汽车走了几站，然后在那里再坐上到乌兹别克斯坦去的火车。在列宁纳巴德又办理了一次婚姻登记手续——就是说，她没有同切博塔廖夫离婚，而嫁给了丘平！但他们没有住在一起的勇气。用她的名义向各地送去找寻子女的启事——都没有结果。战前他们过的就是这种东分西散、提心吊胆的生活。四一年，丘平应征入伍，在第六十一骑兵师当无线电报务员。一次在其他战士面前开玩笑，不小心说了香烟和火柴的中国话叫法。一个人知道某些外国话，这在哪个正常的国家里会引起怀疑呢？在我们这里却引起了，眼线们打了小报告。过了一小时，二一九骑兵团的行动人员政治指导员索科洛夫已经盘问起他来了：“你从哪里知道中国话的？”丘平回答说：只知道这两个词。“你没有在中东铁路工作过吗？”（在国外工作——这马上就是一种深重罪孽！）派了行动人员和坐探盯着他，没有打听出什么来。为了自己安宁起见还是依照五十八条一10把他关押起来：

——不相信情报局的战报；

——说德国人的技术装备多。

（好像大家都没有亲眼看见过）。

不打在额上，就打在头上！……军法论处。枪决！祖国的生活本来就已经使切博塔廖夫感到万分厌恶，所以他没有提出免罪减刑的请求。但国家却需要劳动力，于是就给改判十年徒刑和五年“带笼口”。又回到了“老家”……他坐了（折抵后）九年。

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一次在劳改营里另一名叫H·弗-夫的犯人把他叫到上层板铺的僻角里轻声问他：“你叫什么？”“阿夫托诺姆·华西里奇。”——“你的原籍是哪一省？”——“秋明省。”——“什么区？……哪个村苏维埃？……”切博塔廖夫-丘平都一清二楚地作了回答，可是他听到：“你全是撒谎。我同阿夫托诺姆·丘平在一个机车上工作了五年，我了解他像了解自己一样。碰巧是不是你在三六年五月偷走了他的证件？”真想不到还有这样的水下的锚会割破逃犯的肚子！一个小说家要是想出这样的会见来，怎会使人相信呀！在那个时候，切博塔廖夫又想活下去了，所以当那个人说：“别害怕，我不会上教父那里去告发，我不是恶狗！”他就紧紧握了下这个善心人的手。

就这样，切博塔廖夫作为丘争取满了第二个刑期。但倒霉的是：他的最后一个劳改营是特别保密的，是莫斯科一10、图拉一38、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39、切利亚宾斯克一40，这一批原子能工程中的一个。他们从事分离铀和镭矿的工作，工程是根据库尔恰托夫的计划进行的，工地主任特卡钦科中将直接受斯大林和贝利亚的领导。每季度都要从犯人取得“不泄露机密”的具结。但这还不算倒霉，倒霉的是，刑满释放的人不放回家去。在一九五O年九月，把一大批“获释者”送到了科雷马！只是在那里才把他们解除了看押，并宣布为特别危险的特殊人员——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们帮助制造了原子弹！（啊，这一切怎写得完呢？须知这需要写许多章呀！）这样的人有几万名，分散在科雷马各处！！（翻翻宪法吧！翻翻各种法典吧！——关于特殊人员那里写着些什么？？）

可是现在他至少可以把妻子接来。于是她就来到了在马尔吉亚克金矿的丈夫身过。从这里他们又发函查询儿子们的下落——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名单上没有”。

斯大林伸了腿——老人们便离开了科雷马到高加索去——以度余年。气候变暖了，虽然是缓慢的。在一九五九年他们的儿子维克托，基辅的钳工，决定丢掉可惜的姓，并宣布自己是人民公敌切博塔廖夫的儿子！过了一年，父母找到了他！现在父亲所关心的事，是给自已恢复切博塔廖夫的姓（三次冤狱都得到了平反，他对逃跑已经不负责任了）。他也作了声明，把指纹寄到莫斯科去核对。只有当三个人都得到了写着切博塔廖夫姓氏的身份证，儿媳妇也成了切博塔廖娃以后，老人才安下心来。但是又过了几年他给我写信说，悔不该找到维克托：儿子骂父亲是罪犯，并认为他是自己的倒霉遭遇的罪魁祸首，对于平反证明则挥挥手不屑地说：“废纸一张！”长子根纳季终于不明下落。

从上述那些事件可以看到，即使是成功的逃跑也还完全不给人以自由，所给予的是经常受压迫、受威胁的生活。逃犯中某些人清楚懂得这一点——这是那些在劳改营中已经来得及在政治上脱离祖国的人，还有那些浑浑噩噩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有一些人抱定目的逃往西方，认为只有实现了这都逃跑才算大功告成，这样的人在逃犯中也不是很稀见的（失败时有现成的回答：“我们想跑到中央去请求查明真相！”）

关于这些逃跑最难讲述。那些没有跑掉的，已经躺在潮湿的土里。那些又被抓住的——闭口不言。那些跑掉了的——也许会在西方出现，但也可能为了某些留在这里的人而重新保持沉默。有过这样的传闻，在楚科奇半岛犯人们夺得了一架飞机，七个人飞到了阿拉斯加。但我想：大约只是试图劫夺飞机，可是事败未成。

所有这些事件还将久久地被封锁起来，逐渐过时，而成为不需要的东西，像这本手稿一样，象在我国所写的一切真情实事一样。

请看一个这样的事件，但人们的记忆又没有保留下英勇逃跑者的姓名。他是敖德萨人，民用专业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在军队里是一个大尉。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在奥地利，在维也纳的占领军里服务。在一九四八年由于被告密而被捕，得到了五十八条一10和当时已经施行的二十五年。被送到了西伯利亚离泰谢特三百公里的劳改点，就是说送到了一个远离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的地方。他很快就在伐木场上变得衰弱不堪了。但他还保持了争取生存的意志和关于维也纳的回忆。他从那里——从那里！——竟能逃跑到了维也纳！真是不可思议！

他们的伐木场区的边界是一条从小了望塔上可以观察的林间通道。在选定的日子，他上工时随身带着口粮。他砍倒了一株枝叶繁茂的云杉，使它横卧在通道上，在枝叶的遮盖下爬到树端。云杉遮不住整个通道，但他继续爬行，幸运地走掉了。他带走了一把斧头。这事发生在夏天。他沿着暴风吹倒的树木穿过泰加林，行走很困难，可是整整一个月他没有碰到任何人。他把衬衣的袖子和领口系上，用它捞鱼，生吃鱼肉。他采食松子、蘑菇、浆果。他半死不活地终于走到了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幸福地在一垛干草堆里睡着了。他听甸人声醒了过来：看见有人用大叉在取干草，并且已经发现了他。他已精疲力竭，既不准备逃走，也不打算挣扎，只是说；“好吧，抓起来吧，交出去吧，我是逃犯。”那是一个铁路巡道工和他的妻子。巡道工说：“我们也是俄国人呀。好！坐着不要露面。”说完就走了。但逃犯不相信他们：他们可是苏维埃人呀，他们有告发的义务。于是就爬进了森林。从森林边上注视着，他看到，巡道工回来了，带来了衣服和食物。——入暮，逃犯便沿线路而行，在林区一个小车站上坐上了货车，到早晨就跳下来——白天躲进森林。他就这样一夜一夜地前进，当身子变得结实一些以后，在每个停车站上都下来——躲在树林里或者步行前进，赶上火车，在行驶中跳上车去。这样他就几十次地冒着丢掉手脚和脑袋的危险（告密者的笔头轻轻划几下就使他吃尽了这种种苦头……）。但在快到乌拉尔的时候，他违反了自己的常规，在装载原木的平台车皮上睡着了。他被踢了一下，一盏灯照在脸上：“证件！”——“就给。”站起身来，一拳把警卫从高处打落下来，自己则跳到了另一面——迎头又碰上了另一个警卫！——他把这个也打倒了，从旁边停着的列车下逃走了。在站外扒上行驶中的火车。他决定绕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它的郊区抢了一个货亭，拿走了衣服，身上穿了三套，装足了食物。在某个站上卖掉了一套衣服，买了一张切利亚宾斯克—奥尔斯克—中亚细亚的车票。不，他知道要往哪里去，到维也纳去！但应当搞乱行踪，使人们不再找寻他。在土库曼，一个集体农庄主席在集市上遇见了他，不看证件就把他带到了自己的集体农庄去。他的手没有辜负了机械工程师的称号。他给集体农庄修理了所有的机器。过了几个月，他算清了帐，前往国境线附近的克拉斯诺沃次克。列车过了马里以后，一名巡逻走过来检查证件。那时我们的机械工程师便走到车厢平台，打开了门，把身体悬在厕所的窗外（从里面不可能透过涂上白色的玻璃看到他），只有一个脚尖支撑在台阶上以便回来。门框角上露着一个鞋尖，巡逻没有发觉，便到下一个车厢去了。胆战心惊的时刻就这样过去了。逃犯顺利地超过了里海后，坐上了巴库一会彼托夫卡的火车，由此直奔喀尔巴泽山。经由荒僻陡峭的森林地带越过山脉国境线的时候，他很审慎——但还是被边防军人截住了！从那西伯利亚的劳改点起，从那砍倒的第一株云杉起，需要作出多少牺牲，经受多少痛苦，想出多少花招和付出多少精力——而在最最末尾一刹那间一切都垮了！……像在泰谢特草垛里那样，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再也不能反抗，撒谎，只能怀着最后的狂怒喊道；“抓起来吧，刽子手！抓起来吧，这是你们的权力！”“什么人？”“逃犯！从劳改营逃出来！抓起来吧！”但边防军人表现得有点奇怪：他们蒙住了他的眼睛，把他带进了土屋，在那里解开，重新进行讯问——突然弄清楚了：自己人！班杰拉分子！（呸！呸！——有教养的读者皱起了眉头，冲我挥着手说：“嘿，你选的角色真不错，如果班杰拉分子都是他的自己人！好一路货色！”我也摊开双手说：实际上也就是这样的人底逃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劳改营使他成为这样的人。我对你们说，他们这些劳改犯是按猪一样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而不是按报纸生活的。对于一个劳改犯说来，那些同他一起在劳改营受苦的人都是自己人。那些放出警犬去追踪他的人都不是自己人。没有觉悟嘛！）他们拥抱了！那时，班杰拉分子还有越过国境的通道，他们就把他客客气气地带了过去。

他重新又在维也纳了！——但已经是在美占区里。他还是服从于那个迷惑人的唯物主义的原则，怎样也忘怀不了自己那个血腥的死亡营，他已经不去找机械工程师的工作做了，而是跑到美国当局那里去倾吐积愫。开始在他们那里担任了某种工作。

但是！——人的特性是：危险一过去，我们的警惕性也就削弱了。他决意要给敖德萨的父母寄钱去，为此他需要把美元兑换成苏联货币。某个犹太商人邀请他到维也纳苏占区的寓所去兑换。人们不断地跑来跑去，很少区分是哪国的占区。而他则万万不能越过去！但他越过了——于是就在银钱兑换商人的寓所里被抓住。

完全是俄罗斯的故事：千辛万苦做成的，一杯伏特加酒就给喝光了。

他被判处枪决，关在柏林的苏联监狱里，他把这一切讲给了另一个军官和工程师安尼金听。这个安尼金在此以前已经在德国的俘虏营呆过，曾在布痕瓦尔德奄奄待毙。被美国人解放出来后，送到了德国的苏占区，临时留在那里拆卸工厂。后来他逃到了西德，在慕尼黑附近建筑水力发电站，从那里被苏联谍报机关劫走（用汽车前灯把眼照花，推进了汽车）。——他经历这种种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听取这个敖德萨机械工程师的故事并给我们保存下来？是为了后来两次无结果地从埃克巴斯主兹逃跑（关于他我们还将在第五部中讲到）？最后在惩戒石灰厂里遭到杀害？

这是前定的！这是命运的乖戾！我们怎能看清个别人的生命的意义呢？……

我们还没有讲过集体逃跑，而这种逃跑也是很多的。据说，在一九五六年芒切哥尔斯克近郊的整个小劳改营都逃跑了。

从群岛逃跑的事件是罄竹难书、不胜枚举的。甚至想专门写一本关于逃跑的书的人，也会爱惜读者和自己，而略去几百起这种事件。

第十五章　惩隔室，强管棚，强管区

在新世界带给我们的许多可喜的放弃中——放弃剥削、放弃殖民地、放弃普遍兵役义务、放弃秘密外交、放弃秘密任命和调迁、放弃秘密警察、放弃宗教课程，还有其他许多奇妙的放弃——诚然，还没有放弃监狱（监狱的墙壁没有拆毁，而是加进了“新的阶级内容”），但无疑曾经放弃过禁闭室——那是只能在资产阶级狱吏凶恶乖戾的脑子里产生出来的残忍折磨人的东西。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典虽然允许把有特别过错的犯人关在单身监室里，但专门警告过，这种单身监室丝毫也不应令人想起禁闭室——它应当是干燥的、光亮的并备有卧具。

到六十年代初一直有效的（无效的）一九三三年劳改法典更加人道：它甚至禁止在单身监室里实行隔离。

但这倒不是因为时代变得更宽容了，而是因为到这个时候已经通过试验掌握了其他一套轻重不同的劳改营内惩罚办法，此时，使人难受的已不是孤独，而是“集体”，而且受惩罚的人还应当经过

强管连——强化管制连，后来代之以

强管棚——强化管制工棚、惩戒作业班，以及

强管区——强化管制区、惩戒派出点。

后来，不知不觉间就加上了——不是禁闭室，不是！而是——

惩隔室——惩戒隔离室。

如果犯人已经吓不倒，如果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惩罚可施——那怎能迫使他服从管制呢？

捕获的逃犯——往哪里关呢？

为了什么关惩隔室？什么都有：不中长官的意，招呼打得不合规矩，没有及时起床，没有及时躺下，点名时迟到，走的不是那条路，穿得不合规矩，抽烟不是地方，在工棚里放着多余的东西——就给你一昼夜、三昼夜、五昼夜。没有完成定额，发现与女人在一起——给你五昼夜、七昼夜、十昼夜。对于拒绝出工的犯人还有给十五昼夜的。虽然依照法律（依照什么法律？）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十五昼夜（可是依照劳改法典连十五昼夜也是不许的！），但这架手风琴的蛇腹却能拉长到一年。一九三二年在德米特拉格（阿维尔巴赫这样写的，这是白纸黑字！），因自残行为给过一年的惩隔室！如果还想起，自残是不给治疗的，那么，就是说把受伤的人关进禁闭室去受一年的折磨！

惩隔室应当是怎样的呢？它应当是：①寒冷的；②潮湿的；③黑暗的；④饥饿的。所以在惩隔室里不生炉子（据利帕伊说：甚至室外零下三十度时也是这样），冬天窗上不装玻璃，让墙壁发潮（或者把禁闭地下室建在湿土上）。窗户小得可怜或者根本没有（常常是这样）。吃的是斯大林的口粮——一天三百克，“热菜”，即清水烂菜汤，只在把你关进去以后的第三、六、九天才供应。可是，在沃尔库塔-沃姆只给二百克面包，第三天给的不是热菜，而是一块生鱼。一切禁闭重应当设想为介乎上述两者之间的。

以为禁闭室一定应当像监室一样——有屋顶，有门有锁，那是天真的。根本不是这样！在库兰纳赫-萨拉，禁闭室在零下五十度时也是一座长满苔藓的用原木做成的箱笼。（自由人医生安德列耶夫说：“我作为一个医生声明，在这样的禁闭室里是可以蹲的！”）让我们从群岛的一头跳到另一头吧：一九三七年在沃尔库塔-沃姆，关押拒绝出工犯人的禁闭室是没有屋顶的箱笼，再就是普通的地坑。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就住过这种地坑（为了防雨绷上一块破布），就像狄奥根住在木桶里那样。开饭是这样做的：一名看守拿着定量面包从值班房里走出来，叫唤那些关在箱笼里的犯人：“来领口粮！”但当他们刚从箱笼里一露出身子，了望台上的哨兵就端起步枪：“站住，我要开枪了！”看守表示惊异：“怎么，面包也不想要了？好吧，我走了。”——往地坑里送饭干脆就是把面包和鱼从上面扔到被雨淋湿的泥地上。

在马里因劳改营里（当然，在其他许多劳改营里也一样），禁闭室的墙上积着雪——关进去的时候还不让穿劳改营的囚服，而是脱得只剩内衣。每过半小时看守打开一次送饭口，向施韦德劝说：“喂，你受不住的，会送命的！最好还是去伐木场吧！”施韦德拿定了主意，不错，在这里呆下去多半要完蛋！于是就上森林去了。施韦德在劳改营的十二年半的时间内，共坐了一百四十八昼夜的禁闭室。受罚的原因无所不有！为了拒绝到“印度”’（盗窃犯的工棚）去值日，得到了六个月的惩戒营。因为拒绝从农业派出点调到伐木场去——依五十八条一14按经济反革命第二次论罪判刑，得到了新的十年。盗窃犯不愿上惩戒劳改点，可以给押解队长一拳，把他手里的左轮手枪打掉——也不会被送去受罚。政治犯是没有出路的——他得把脑袋夹在两腿中间！一九三八年在科雷马，关盗窃犯的禁闭室是生炉子的，和关五十八条犯人的可大不一样。

强管棚——关押时间要久些。在那里有关一个月的，三个月的，半年的，一年的，而常常是无期货。只要认为某个国犯有危险，就可以构成把他关起来理由的。一旦落入了黑名单，以后遇到点什么事儿：每遇五一节或十月革命节，每遇劳改营内发生逃跑或非常事件，就会把你关进强管棚去以防万一。

强管棚——可以是用带刺铁丝网隔离开来的最普通的工棚。关在其中的犯人们是要被押去做劳改营内最重最讨厌的活儿的。这也可以是具备一切狱规的营内石砌的牢房：在看守室把一个个传来的犯人毒打一顿（为了不留痕迹，宜用装有砖头的毡靴打）；每个门上都有门闩、铁锁和监视孔，监室是混凝土地面，还有处罚强管棚内犯人用的单独禁闭室。

埃克巴斯土兹的强管棚正是这样的（然而那里也有第一种类型）。在那里，犯人关在没有板铺的监室里（铺着外套和棉背心睡在地上）。铁板笼口把挨着天花板的小小的窗口完全遮住。铁板上用钉子穿了小孔，但冬天这些小孔也被雪堵住，在监室里完全是黑暗的。白天不点电灯，所以白天比夜里还暗。从来没有什么通风。半年（在一九五O年）不放一次风。因此我们的强管棚可以与穷凶极恶的监狱媲美，不知这里还留下劳改营的什么痕迹。大小便都在监室里，不带出去上厕所。到外面去倒便桶是监室值日的幸福：可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至于上洗澡房——那就是大家共同的节目了。监室里挤得那么满，所以只能躺着，连舒展手脚都没有地方。就这样关上半年。烂菜汤——清水，面包——六百克，烟叶——一点没有。如果某人家里寄来了邮包，而他正好在蹲强管棚。那么，凡是易腐烂的东西都会被明文“报废”（监管人员自己吞没，或者廉价卖给杂役们），其余的就交保管室存放上好几个月。（当后来把这类强管犯人带出去劳动的时候，为了不至于再次被关进来，他们就得干得勤快一些了。）

处在这种窒息和不动的状态中，囚犯们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盗窃犯们是一些神经质的、执拗的人，他们在这方面更甚于其他人（落入埃克巴斯土兹的盗窃犯也被认为是五十八条犯人，他们也得不到宽容）。在强管棚囚犯中最流行的事——吞咽吃饭时给他们使用的铝质汤匙。每个吞咽了汤匙的犯人被带去作透视，确信没有撒谎，肚里确实有汤匙——就送进医院作胃切开的手术。廖什卡·卡尔诺乌希吞过三次，他的胃已经什么也不剩下了。科尔卡·萨洛帕耶夫假装发了疯：夜里上了吊，但伙伴们按事先的约定“发觉了”，弄断了绳索——他被送进医院。还有某人：把一根线在口中染污（拉过齿缝），穿上针，使它在一条腿的皮下通过。感染！医院！——管它坏疽病不坏疽病，只要能逃出去就好。

但是为了便于从受罚犯人身上也榨取一些劳动成果，主人们不得不把他们关进单独的惩戒区（强管区），在强管区里，首先是——恶劣的伙食（可能一连几个月只给汤喝），低口粮。洗澡房的窗子甚至冬天都没有玻璃，女理发员穿着棉裤和棉背心给赤条条的犯人理发。可能没有食堂，但分发烂菜汤也不会在工棚里，而是在厨房旁边，领到后必须经过严寒的露天拿回工棚，到那里时烂菜汤已经冰冷了。犯人大批死亡，住院部满是垂死的病人。

将来什么时候光是把惩戒区列举出来，就足以构成一项历史研究，何况很不容易把它弄清楚，一切都将磨灭掉。

给惩戒区指定的是这样一些工作。到离区三十五公里的远地方去割草，在那里住在漏雨的草棚里，在沼泽地里割草，脚老得浸在水里。（遇到好心肠的管押士兵，犯人们可以采食浆果，警惕性高的士兵就开枪打死人，但还是有采食的，因为想吃东西呀！）贮备青贮饲料也是在那些沼泽地带进行，蚊纳成群，却无任何防护方法。（脸和脖子都被咬坏了，满是疤痕，眼皮肿了，人几乎成了瞎子。）——在维切格达河滩地采掘泥炭：把冻结的淤泥层用重锤凿破、揭开、去掉，从下面取出融化了的泥炭，然后装上雪橇，自己拉到一公里外的高地去（营方舍不得马匹）。普通的土工（沃尔库塔附近的“土工”独劳点）还有一项惯常的惩戒劳动——露天开采石灰和烧石灰，还有采石。不可能—一列举出来。凡是艰苦的劳动中最艰苦的，难受的劳动中最难受的——这就是惩戒劳动。每个劳改营里都有自己的一套惩戒劳动。

送到惩戒区去的犯人通常是；信教的、倔强的犯人和窃盗犯（不错，是窃盗犯，由于地方上的教育者缺乏坚持不懈的精神使得伟大的教育制度在这里遭到破坏人那里关着整工棚的拒绝为魔鬼工作的“尼姑”（在伯朝拉国营农场为在押犯人设立的惩戒营里，她们被关在水深及膝的禁闭室里。一九四一年秋天给了她们五十八条一14的判决，全都枪毙了）。神甫维克托·施波瓦尔尼科夫“因进行宗教宣传”（复活节前夕为五名女卫生员作了“彻夜祈祷”）被送进惩戒区。送到那里去的有胆大妄为的工程师和其他肆无忌惮的知识分子。送去的还有捕获的逃犯。那些怎么也不愿意同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打成一片的社会亲近分子，也被咬紧牙关送了去（分门别类是一项复杂的脑力劳动，我们不会责备劳改营领导有时无意中出错：例如，从卡拉巴斯派出了两辆大车，一辆装信教的妇女去儿童村照料劳改营的儿童，一辆装女盗窃犯和患梅毒的女犯去多林卡的惩戒区——康斯巴依。但她们把东西放错了车子，于是患梅毒的女盗窃犯就去照料儿童，而“尼姑们”就上了惩戒区。后来才想了起来，也就这样留下了）。

常常因拒绝充当眼线而被送往惩戒区。他们大多数都死在惩戒区，当然不会讲述自己的遭遇。那些杀人凶手行动人员更不会说到他们。土壤学家格里戈里耶夫就是因这个缘故被送去的，但他活了下来。爱沙尼亚农业杂志编辑埃尔马尔·努吉斯也是因此被送往惩戒区的。

这里还有一些与女人有关的事件。关于这些事件不能周密而严格地作出判断，因为背后总有我们所不知的某种隐秘因素。然而下面是一件伊琳娜·纳格尔亲口讲述的经历。她在乌赫塔国营农场行政科当打字员，就是说，是一个找到舒适位置的杂役。她长得体面、茁实，粗大的辫子盘在头上，有几分是为了行动方便，穿着一条灯笼裤和如像滑雪时穿的那种上衣。了解劳改营生活的人就会明白，这是多大的一种诱惑。行动人员西多连科少尉想同她发生较亲密的关系，纳格尔回答他说：“宁可让最次的扒手吻我！你怎么不害臊，你的小娃娃在隔壁哭哩！”碰了她的钉子后，行动人员突然翻脸说：“难道你以为我喜欢你吗？我不过是想考验考验你。就这样吧，你以后将同我们合作。”她拒绝了，于是就被送往惩戒劳改点。

下面就是纳格尔到惩戒区后第一晚所看到的景象：在女犯工棚里混合住着女盗窃犯和“尼姑”。五个姑娘裹着床单走路：女盗窃犯们昨夜玩牌时把这几个姑娘身上的东西都当做赌注输光了，就让她们脱下来交出去。突然，一伙穿着村裤戴着细毛毡礼帽的男盗窃犯带着一把吉他闯了进来。他们唱着自己的盗贼小夜曲之类的歌子。突然又有一伙男盗窃犯气乎乎的闯了进来。他们抓住了自己的一个姑娘，把她扔在地上，用凳子打她，用脚踩她。她叫喊，后来就叫不出声来了。大家都坐着，不仅不干涉，而且好像看都没有看见似的。过些时候，医士来了：“谁打了你？”挨打的姑娘回答说：“从板铺上掉了下来。”就在这一晚，纳格尔也被她们玩牌输掉了，但狗腿子独眼龙瓦西卡救了她：他偷偷报告了营长，营长就把纳格尔带到门房去过夜。

到惩戒派出点（像内罗勃拉格的帕尔马，到泰加林的最深密处）去工作对于警卫队士兵和看押人员说来也常常被认为是受处分，犯了错误的也往那里送，更常见的是用自我警卫队员来代替他们。

如果说在劳改营里没有法律和真理，那么，在惩戒区里就更不必去找寻了。盗窃犯们在那里胡作非为，公然带着刀子走来走去（沃尔库塔“土工”独劳点，一九四六年），看守们为躲开他们而跑到区外去，而这还是发生在五十八条犯人占多数的时候。

在伯朝拉附近的章图依惩戒劳改营，盗窃犯们出于恶作剧烧掉了两座工棚，禁止烧煮食物，赶走了厨子，杀死了两个军官。其余的军官甚至在丢掉肩章的威胁下都拒绝进营区。

在这种情况下，长官们就求救于“以夷治夷”的办法：任命了一个从别处紧急调来的带着一批帮手的“狗腿子”当章图依的管理主任。他们在第一晚就捅死了三个盗贼，这才开始稍稍安定下来。

有一则谚语早就预见到：贼死于贼手。群岛教父们依照先进学说把这些社会亲近分子繁殖得超过了任何限度，使自己都已经吃不消了，除了对他们实行分而治之，很使他们彼此动刀子（战后年代盗窃犯与“母狗”的战争震撼了群岛）之外，就没有了别的出路。

当然，盗窃犯们尽管外表上多么放任，他们在惩戒营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他们也正是想利用这种嚣张行为从这里脱身出去。像一切寄生虫一样，生活在可以供他们吸取养分的人们中间对他们更有利些。有时，为了不去例如著名的沃尔库塔石灰厂之类的惩戒营，盗窃犯甚至把自己的手指砍下来。（战后年代对某些累犯甚至在法院判决书上就写好：“在沃尔库塔石灰厂关押。”上面就把螺钉拧紧了。）

在那里，大家都随身带着刀子。“母狗”和盗窃犯每天都互相宰杀。厨子（“母狗”）任意盛菜汤：有的结得稠，有的给得稀，有的就干脆往脑门上给一勺。派工员拿着一根钢筋走来走去，嗖的一声就把人当场抽死。“母狗”们身边养着一些男孩，供玩男色之用。有三种工棚：“母狗”工棚、盗窃犯工棚和“福来儿”工棚。“福来儿”——做工：在劳改营附近的低处开采石灰，然后把石灰石用担架抬到山崖上来，在那里堆成圆锥形，里面留下烟到；点火焙烧；然后在浓烟、烟炱、粉尘中把灼热的石灰摊开。

在治达劳改营里，巴扬戈尔惩戒区是闻名的。

在还没有该受惩罚的犯人的时候，先给克拉斯拉格的列伍奇惩戒独势点送去了一批“核心劳力”，即一百五十来个毫无过错的身强力壮的犯人（尽管那是个惩戒点，可是上头要求劳改营长官完成生产计划，那只好把普通的苦力们硬打进惩罚点了！），然后再送去盗窃犯和按五十八条判刑的长刑期犯人——重罪犯。盗窃犯们已经有点怕这些重罪犯，因为这些重罪犯已经背着二十五年，在战后的环境里杀死一个盗贼不会再使自己的刑期加长，这已经不会像在运河工地上那样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捣乱。

列伍奇的工作日表面上似乎是十一个小时，但实际加上到森林上工来回走路（五至六公里）就成了十五小时。早晨四点三十分起床，回到营区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犯人体力很快就耗尽了，于是出现了拒绝出工的犯人。在一般派工出发后，让拒绝出工的犯人在俱乐部排好队，派工员走来走去挑选谁该强制出工。这样的拒绝出工犯人脚上穿着树皮鞋（“鞋袜当令”，零下六十度），身上穿着破烂的外套，被推出区外——在那里嗾使五条狼狗向他们扑去：“上呀！”狗把拒绝出工犯人拽翻在地，又撕又抓。这时便把狗叫回，一个中国人赶着一辆掏粪的牛车过来，装上拒绝出工者运到工地，从路堤上把车上的人推进一片凹地。作业班长廖沙·斯洛博达在下面等着，用棍子打他们，直到他们爬起来给他干活为止。他们完成的工作量，他记在自己作业班的帐下，而他们所得到的是三百克的面包——关禁闭的口粮。（想出这套阶梯式办法来的人——可算得是个小斯大林！）

加林娜·约瑟福夫娜·谢列市里亚科娃！为什么你不写这种事情呢？为什么你的主人公们蹲在劳改营里什么事也不做，不到哪儿去劳动，而只是谈论列宁和斯大林呢？

五十八条的一个普通苦力要在这种惩戒劳改点上活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北铁劳改营的惩戒派出分点上（长官是克柳奇金上校），一九四六一四七年曾发生过人吃人的现象：把人大卸八块，煮了吃。

这恰恰是发生在我国人民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以后。

喂，克柳奇金上校！你在什么地方给自己修建了养老的私邸？

第十六章　社会亲近分子

让我这枝秃笔也参加对这个部族的歌颂吧！他们曾作为海盗、海上走私者、流浪汉、逃犯而被歌颂过。他们曾作为绿林好汉——从罗宾汉直到喜歌剧中的江湖豪杰而被歌颂过，说他们富有同情心，说他们劫富济贫。啊，卡尔·莫尔的高尚战友！啊，叛逆成性的浪漫主义者切尔卡什！啊，宾汉·克里克、敖德萨的浪人和敖德萨的吟游诗人！

整个世界文学不是都歌颂过盗贼吗？对于弗朗索瓦·维永，我们不去求全责备，但无论雨果或巴尔扎克都未能避开这条道路，就连普希金也曾赞赏过吉普赛人身上的盗贼因素（拜伦又怎样呢？）。然而，像苏维埃文学那样广泛、那样一致、那样彻底地歌颂盗贼的，却从未有过！（正是因为有崇高的理论根据嘛，不光是有高尔基和马卡连科作俑。）

列昂尼德·乌乔索夫在游艺场的舞台上带着浓重的鼻音嚎叫，台下如醉如痴的听众也对着他嚎叫。维什涅夫斯基和波戈廷“笔下的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哥儿们说的正是这种江湖黑话。而且，他们的机智正是通过这种江湖黑话最充分地表现出来的。哪个不是怀着神圣的激动在向我们描写盗贼——开头是他们生动的放荡不羁的否定一切的态度，结尾是他们的符合辩证法的改造。——马雅可夫斯基如此（萧斯塔科维奇步武其后——芭蕾舞剧《小姐与流氓》），列昂诺夫如此，谢尔文斯基如此，英贝尔也如此，难以—一列举。盗贼崇拜在文学缺乏正面人物的时代已经成了一种传染病。甚至像维克托·涅克拉索夫这样的高经叛道的作家，也没有找到比丘马克准尉（《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更好的形象来体现俄罗斯的英雄气概。甚至塔季扬娜·叶赛宁娜也中了这种魔术，给我们塑造了温卡·“方块钩”的“天真无邪”的人物形象。也许只有那善于不带偏见去观察世界的田德里亚科夫，才第一次不是用赞赏不已的笔调向我们描写一个盗贼（《三点、七点、爱司》），而揭示了他的精神卑鄙。阿尔丹-谢苗诺夫好像自己也蹲过劳改营，但却全然胡诌地说什么：窃贼沙什卡·亚历山大罗夫（《岩上的浮雕》）在那个似乎因认识列宁和打过高尔奈克而受到全体盗窃犯尊敬的共产党员彼特拉科夫的影响下（完全是阿维尔巴赫时代的传奇式的论据），把一些垂死的犯人组织成一个作业班，并且不靠剥削他们生活，（可不是吗！阿尔丹·谢苗诺夫知道得最清楚！）而为给他们弄饭吃去操心！为了这个目的，他去同自由雇员们玩牌赢钱！好像他自己不需要用这些赢来的钱买茶叶沏一杯迷魂汤；对于六十年代，这是多么陈腐不堪的荒唐笑话！

四六年一个夏天的傍晚，在卡卢加关卡的小劳改营里，一名盗窃犯俯卧在三层楼的窗台上，放大嗓门一支接一支地唱起盗贼的歌曲来。歌声没遮拦地穿过门岗，穿过铁丝网，在大卡卢加的人行道上、在无轨电车站上和涅斯库奇内花园的邻近处都听得到。在这些歌子中，歌颂了“轻松生活”、杀人、盗窃和抢劫。看守、教育员、门岗不仅谁也没有去阻止他，甚至谁也没有想到去喝斥他一声。可见，宣扬盗贼的观点根本不违背我国的生活制度，不威胁这种制度。我蹲在隔离区里想，要是我现在走上三层楼去，就从这个窗口，用同样大的嗓门唱一支如像我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听到的“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样的关于战俘遭遇的歌曲，或者自编一支关于受侮辱受跃朗的前线军人遭遇的歌曲，——那会掀起什么样的风波呀！人们马上就会跑来！等不到人们跑拢，就会匆忙地用救火梯向我靠过来。他们会堵住我的嘴，捆住我的手，给我会上个新的刑期。然而盗窃犯却在唱着，自由的莫斯科人在听着——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切并不是一下子造成的，而是像我们爱说的那样，历史地形成的。在！日俄时期存在过（在西方现时还存在着）一种对盗贼的不正确观点，把他们看成是不可救药的、固定不变的罪犯（“犯罪成性”）。因此，在递解站上和监狱里，把政治犯同他们分隔开来，以免受其侵害。因此，行政管理当局，如n·雅库博维奇所述，挫折他们在囚犯界里的放纵习气和带头地位，禁止他们担任公共职务、肥缺，从而坚决地站到其他的苦役犯方面。“萨哈林岛把他们成千上万地吞了进去而没有吐出来。”在！日俄对刑事惯犯采用的公式是：“把他们的头按下去套进法律的铁轭！”（乌鲁索夫）所以一九一七年以前，无论在国内生活中或者在俄国的监狱里，盗贼们都没有为所欲为。

但是，任格掉下来了，自由放出了光芒。二月革命一来，刑事犯罪分子们呼地一声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牢门，跟自由公民们混在一起了——有的是趁乱跟政治犯一道出来的，有的是根据克伦斯基优惠的大赦令，接着就放出来的。在一九一七年上百万士兵的开小差中，然后在国内战争中，人的欲望，首先是盗贼们的欲望，大大地放纵起来了，再也不愿把头套在轭下了，何况还向他们宣布不需要这样做了。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有益和有趣的观点：他们是私有制的敌人，也就是一种革命力量，应当把这种力量引入无产阶级的轨道，而这是毫不困难的。这时，他们的空前大量的接班人成长起来参加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是由国内战争的孤儿变成的流浪儿、小流氓。他们在新经济政策的沥青锅旁取暖，他们受到的最初教育就是割女人的手提包，用钩子从车厢窗户里拽出箱子。作为社会问题考虑，这一切都是环境造成的，不是吗？我们要把这些健壮的流氓无产阶级改造过来，纳入到自觉生活的体系中去！这时就出现了最初的公社、教养院、“生路”（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流浪儿——这还不是法律上的贼，流浪儿的改过自新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变坏呢）。

现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可以回顾一下并提出疑问：究竟谁改造了谁：契卡人员改造了盗窃犯？还是盗窃犯改造了契卡人员？接受了契卡信仰的盗窃犯就成了所谓“母狗”，盗窃犯们专杀这种人。可是，养成了盗窃犯心理的契卡人员——这是三十一四十年代的果敢的侦查员或意志坚强的劳改营长官，他们受到尊敬，他们得到提升。

而盗窃犯的心理是很简单的，很容易养成的：

1．我要生活和享乐，别人去他妈！……

2.强者有理。

3．人家没有砸在你头上，不要自己往上凑（就是说，没有揍你，就不要去为挨揍的人打抱不平。等轮到自己头上再说）。

单个地打击驯服的敌人！——这是一条很熟悉的法则。希特勒这样做过。斯大林也这样做过。

舍伊宁老在我们耳边唠叨什么盗贼们有“独特的法典”，他们说话讲“信用”。你读他写的东西，他们好像都是些堂·吉河德式的人物和爱国者！可是如果你在监室里或在“乌鸦车”里遇上这帮鬼怪……

哎。出卖良心的笔杆子们，说谎说够了！你们是扶着轮船的栏杆、隔着侦查员的办公桌来看盗贼的。你们从来也没有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中遇上过盗贼！

盗贼——不是罗宾汉！当需要去偷奄奄待毙的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偷奄奄待毙的人！当需要从冻坏了的人脚上扒下最后的包脚布的时候，他们也决不会不屑去干这种事。他们的伟大口号是：“今天你该死，明天才是我！”

但是，他们也许真的是爱国者？为什么他们不去偷国家的东西？为什么他们不去抢特种别墅？为什么不去拦截长长的黑色小轿车？是因为他们预料在那里会遇到打败高尔察克的胜利者吗？不是的，那是因为小轿车和别墅警卫严密。商店和仓库处在法律的庇护下。因为现实主义者斯大林早就懂得，所谓改造盗贼只不过是一些虚张声势的废话。于是，他就把他们的精力调动到别的地方去，唆使他们去偷盗自己国家的公民。

请看三十年来的法律（一九四七年以前）是怎样处理的：职务上的盗窃、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公物？从仓库里偷走了一箱东西？从集体农庄偷了三个土豆？十年！（四七年起竟是二十年！）盗窃普通公民？把住所洗劫一空，把一家人毕生积攒下来的东西都装上卡车运走？如果在偷盗时没有杀人，那就是一年以下，有时——六个月……

由于处理宽大，盗贼也就繁殖起来了。

斯大林的政权用自己的法律向盗贼们明说了：不要偷公家的东西！去偷私人的东西！因为私有财产就是旧时代的复活（而大人物的财产则是未来的希望……）。

于是盗贼们心领神会了。在自己的故事和歌曲中，他们显得都是一些无所畏惧的人，可是他们总是到困难的、危险的、要掉脑袋的地方去拿东西吗？不是的。他们总是畏缩地、贪婪地往他们觉得合适的地方钻——去剥单身行人的衣服，去偷防护不严的住宅。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谁能不记得这种老是悬挂在公民头上的威胁：不要在黑暗的地方走路！不要晚归！不要戴表！身上不要带钱！家里不要走空！要上锁！装护窗板！养狗！（没有被及时洗劫一空的小品文作家现在写文章嘲笑忠实的看家狗……）

在反对个人独立地位的彻底斗争中，先是夺走了他的一个朋友——马，答应代之以拖拉机（好像马只是拉犁的牵引力，而不是活生生的与你同甘共苦的朋友，不是你的家庭成员，不是你心灵的一部分！），随即就开始不停地迫害你的第二个朋友——狗。狗要进行登记，把它们送进剥皮场，经常是由地方苏维埃派出打狗队开枪打死所遇到的每一条狗。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卫生的考虑，也不是出于经济上节省的考虑，理由还要深刻些：狗既不听广播，也不读报，好像是个不受监督的国家公民，并且是体力强壮的，但这种力量不是用来为国效劳，而是去保护主人个人，不管地方苏维埃关于它的主人作出了什么决定，也不管半夜上门的人们带着什么拘票。一九六0年在保加利亚并非开玩笑地建议公民们不要养狗，而要养……猪！猪是没有原则的。它为每一个拥有刀子的人长肉增膘。

然而，对狗的迫害从来也没有波及对国家有用的执行行动和守卫任务的狼狗。

有多少遭盗窃的公民知道，民警机关甚至不会去查找罪犯，甚至不会立案，免得结案的表报显得不好看：如果对盗窃犯只会判六个月，并且折抵下来还要去掉三个月，干吗要花费力气去抓他呢。何况抓到的匪徒还不知是否会受审判？因为检察机关为了“降低犯罪率”（在每个会议上都要求他们做到这点）而采取一种奇怪做法，即干脆暗中结案，特别是可以预见到会有许多被告的案子。

最后，必定会减刑，当然，减刑的正是刑事犯。喂，法庭上的证人当心点儿！——他们很快都会回来，谁作了证的，谁腰上就会挨一刀子！

因此，如果你看到，有人正在爬进窗子去，正在割破衣兜，正在打开你邻居的箱子——你就眯缝起眼睛，从旁边过去！你什么也没有看见！

盗贼这样教育我们，法律也这样教育我们！

一九五五年九月，（除了对文学外，对什么都敢于大胆议论的）《文学报》在一篇大文章里挤出了几滴鳄鱼眼泪：夜里，在莫斯科的街上，在两个家庭的窗下，有人在喧闹地行凶，并且杀死了一个人。后来查明，两家（我国的家庭！苏联的家庭！）都被吵醒，都看见了窗外的情况，但谁也没有出去救助：妻子不放丈夫出去。他们的一个同楼住户（也许他当时也被吵醒，但报上没有说明），一九一六年的党员，退休上校（大概是闲得发慌），自动承担起了社会公诉人的义务，他奔走于编辑部和法院，要求把这两家作为杀人共犯追究责任！记者也大唱高调：这虽然够不上触犯刑律，但这是——一耻辱！耻辱！

不错，是耻辱，但是谁的耻辱？正像我国充满偏见的报刊上一贯的情形，在这篇文章中除了主要的东西外什么都写到了。这没有写出来的主要东西就是：

1．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的“伏罗希洛夫”大赦，为了在人民中沽名钓誉，使战后费了好大劲儿抓起来的杀人犯、匪徒和盗贼在全国泛滥成灾（盗贼受宽待——好人倒了霉）。

2．在刑法典（一九H六年刑法典）里有一个荒谬绝伦的“关于正当防卫范围”的一百三十九条——只有当罪犯对你举起刀子的时候你才有权拔出自己的刀来，并且只有当罪犯向你刺来的时候你才有权刺他。否则你将受到审判！（关于最大的罪犯是袭击弱者的罪犯这种条文，在我国的法律上是没有的！……）这种害怕超过正当防卫范围的心理，完全削弱了民族性格。红军战士亚历山大·扎哈罗夫在俱乐部旁遭到一个流氓的殴打。扎哈罗夫拔出了小折刀，杀死了流氓。因此，他被按杀人论罪，得到了十年！他感到奇怪：“那我应当怎么办呢？”检察长阿尔齐舍夫斯基回答他说：“应当逃走！”

那么说来是谁在培育流氓呢？！

3．依照刑法典，国家禁止公民们拥有火器或冷兵器——但自己却不承担起保护他们的责任！国家把自己的公民交给匪徒们任意摆布，却竟敢通过报刊号召对这些匪徒实行“社会抵抗”！用什么来抵抗！用雨伞？用擀面杖？——先是大量繁殖了匪徒，然后开始组织人民纠察队来对付他们，这种人民纠察队在法律之外行动，有时自己就变成了匪徒。须知本来可以简单地一开始就“按下他们的头去套进法律的轭里！”可是唯一正确的学说挡住了路！

如果妻子放丈夫出去，丈夫带着棍棒跑出去，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或者是匪徒杀死了他们，这很可能。或者是他们杀死了匪徒——那就会因超过正当防卫范围而坐牢。退休上校早晨带狗出去遛弯儿的时候，在两种场合下都可以津津有味地对事件评述一番。

在法国影片《朝霞滨河街》里，工人们不经当局同意，自己抓盗贼，自己惩罚他们——这种真正的主动性在我国不会被看作任性行为而扑灭吗？这样的思路和这样的影片——在我国难道是可能的吗？

但这还没有说完！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还有一个助长盗贼和匪徒猖獗的重要特点——害怕公开。我国的报纸充斥着谁也不感兴趣的关于生产捷报的报道，但你在报上却找不到关于法庭审判的报告，关于犯罪的报道。（因为根据先进的理论，犯罪只是因为存在阶级而产生的，而我国已经没有阶级，那就是说，也不会有犯罪，因此也就不能在报纸上报道犯罪！不能给美国报纸提供材料，说我们在犯罪方面也不落后于他们！）在西方如果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就把罪犯的像张贴在房屋的墙壁上，他们从酒吧间的柜台上、从电车的窗上瞧着你，罪犯感到自己是一只过街的老鼠。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杀人案——报刊只字不提，罪犯的像片不张贴，杀人凶手跑到一百公里以外的别的省去，平平安安地住在那里。内务部长也无须在议会里进行辩解，为什么没有找到罪犯：因为除了那个小城镇的居民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件案子。找到——很好，找不到——拉倒。杀人犯——不是偷越国境者，他并不那么危险（对于国家），以至需要宣布全苏联的通缉。

犯罪现象——像疟疾病一样：一旦报告已经绝迹——就再也不能去治这种病了，再也不能作出这种诊断了！

当然，无论民警机关和法院，都想结案。但这就得办一项手续，而这种手续则更加有利于真正的杀人犯和匪徒：随意指控一个倒霉的人犯有未破案的那桩罪行。他们特别乐于做的是把几起犯罪加给已经作了一起案子的人。——值得回想一下彼得·基济洛夫一案（1959年12月11日和1960年4月《消息报》——他曾两次因不是他所犯下的杀人罪，没有举出任何罪证就被判处枪决（！），还可想起阿列克先采夫（1960年1月30日《消息报》）一案（情形相似）。如果波波夫律师的信（就基济洛夫一案）不是写到《消息报》，而是写到《泰晤士报》，结果就会使皇家法院法官被撤换或者引起政府危机。可是在我国，过了四个月后才召开了省委会（为什么是省委？难道法院属它管吗？），并且，考虑到侦查员的“年轻”、“缺乏经验”（为什么把人的命运信托给这样的人处理呢？）、“参加过卫国战争”（在处理我fll的时候却没有考虑过这点！）——有的在干部登记卡里记上一过，有的则告诫一下了事。至于主要刽子手雅科文科，因采用了刑讯（这是发生在二十大以后！），再过了半年后，好像给了三年，但他是自己人，是根据指示办事的，是在执行命令——难道实际上会让他服刑吗？为什么要这样残忍呢？……而对律师波波夫这个人却必须采取措施，把他赶出别尔哥罗德；让他记住一条既是盗贼的也是全苏联的原则：“没有砸到你头上，不要自己往上凑！”

因此，任何一个出来打抱不平的人，都会三次地、八次地后悔出了头。这样，惩罚制度反过来对盗贼变成了奖励制度，于是，在狱外，在狱内，在劳改营里，几十年间他们就像霉层一样茂盛地长了起来。

不管什么事情，历来总有使之神圣化的崇高理论。说盗贼是我们建设共产主义的同盟军，这并不是轻浮文人自己下的定义。这是写在苏联劳改政策的教科书（有过这样的教科书。曾经出版过！）里的，写在劳改营学的学位论文和科学论文里的，最实际地写在作为劳改营官员教材的各种指示里的。这一切来源于唯一正确的学说，它用阶级斗争而且只是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千变万化的人类生活。

请看这是怎样论证的。职业罪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资本主义分子（即工程师、大学生、农艺师和“尼姑”）同等看待：后者坚定地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前者只是（！）政治上不坚定而已（职业杀人犯只是政治上不坚定！）。流氓无产阶级不是私有者，因此他不会同阶级敌对分子搞在一起，而乐意亲近无产阶级（等着吧！）。因此，他们在古拉格的官方术语里也就称为社会亲近分子（你在同谁结亲戚……）。因此，各种指示翻来覆去地说：应当信任刑事惯犯！因此，应该通过文化教育科坚持不懈地向盗窃犯们说明他们的阶级利益同全体劳动者的一致性，教育他们“对富农和反革命分子采取蔑视的敌对的态度”（记住，阿维尔巴赫说过；是他教唆你去偷东西，你自己本来不会去偷！）并“寄希望于这些情绪”！（你记得“要在劳改营里燃起阶级斗争”吗？）

“卷了铺盖卷的”贼米纳耶夫在《文学报》（1962年11月29日）上发表的给我的信中说：“我甚至感到自豪，我虽然是个贼，却并不是叛徒和变节分子。他们一遇方便机会就竭力让我们这些贼明白，我们对于祖国毕竟还不是无可救药的人，我们虽然是浪子，但终究还是儿子。至于‘法西斯分子’，则在地球上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在理论上还有这样一些主张：应当去研究并利用盗窃犯的优良品质。他们喜欢罗曼蒂克吗？——那就“使劳改营长官的命令带上罗曼蒂克的光环”。他们向往英雄主义吗？那就让他们在工作（如果肯承担的话）上去表现英雄主义！他们狂热吗？——那就让他们在竞赛中去发挥狂热精神！（知道劳改营和盗窃犯的人很难相信，这话并不是出于痴呆人的手笔。）他们爱面子吗？他们喜欢引人注目吗？——那就用称赞、表扬去满足他们的自尊心吧！提拔他们去担任领导工作！——特别要提拔贼头，以便为劳改营的利益而利用他们在盗窃犯中已经树立的威信。（在阿维尔巴赫的专著中就是这样写的：贼头的威信！）

当这种严整的理论降临到劳改营的土地上的时候，就发生了下面的情形：恶习最深的盗窃犯被授予群岛上的、劳改地段和劳改点上的无限权力——支配本国居民、农民、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权力，这种权力他们在历史上从来都未曾有过，无论在哪个国家里都未曾有过，这样的权力他们在狱外的时候想都不能想象——而现在却把所有其余的人当作奴隶交给了他们。有哪个匪徒会拒绝拥有这样的权力呢？核心盗贼！上层盗贼完全控制了劳改地段，他们与自己的临时夫人住在单独的“小室”式帐篷里。（或者任意从自己的臣民中挑选有模样的女人。五十八条中的知识分子妇女和年轻的女大学生使他们的菜单丰富多样。恰夫达罗夫在诺里尔拉格曾经亲眼看到，一个女贼向自己的贼男人建议：“想要我把十六岁的集体农庄女庄员带给你尝尝吗？”那是一个因为偷了一公斤谷物而落到北方劳改十年的农村姑娘。姑娘不肯就范，但女贼很快使她屈服了：“我宰了你！我难道不如你吗？你就躺到他下面去！”）他们有六个从苦力中挑出来的仆人，给他们倒尿盆。用发给大灶的不多的肉和油脂给他们单独做饭。低一级的盗窃犯担任派工员、生活助理员、管理主任等领导工作。早晨他们拿着“板子”两个一起站在犯人帐篷的入口处发号施令：“都出来！”小贼们被利用来殴打拒绝上工的犯人——即那些已经没有力气去做工的犯人（太梅尔半岛的长官曾坐着小汽车到派工地去欣赏盗窃犯怎样殴打五十八条犯人）。最后，能说会道的盗窃犯们洗干净了脖子，被任命为教育员。他们发表讲话，教训“五十八条”们该怎样生活，而自己却靠偷来的东西过日子并且得到提前释放。在白海运河工地上，这样的一个社会亲近分子教育员，虽然对建筑事务一窍不通，却能撤销社会异己分子工地主任的施工安排。

这不仅是转化为实践的理论，而且还体现着日常生活中的谐调。这样做对盗窃犯们有好处。这样做使长官们生活得更太平：不必沾手（打人），不必费嗓子，不必详细过问事情，甚至可以不在营区内露面。而且这样做对于实行压迫也有很大好处：盗窃犯会更无耻、更凶残地实行压迫，完全不怕在法律面前担负什么责任。

而且，就是在没有让盗贼们主宰一切的地方，他们依照这种阶级理论也是相当受到宽待的。盗窃犯能到区外去出工——这已算是可以请他们作出的最大的牺牲了。干活的时候他们可以任意躺着、抽烟、讲自己的盗贼故事（关于得手的事情、关于越狱、关于英勇行为），夏天晒太阳，冬天在篝火旁取暖。他们的篝火堆，看押人员从来也不会触犯，而五十八条犯人的篝火堆却经常被扔散、踏灭，而五十八条犯人完成的立方（木材、土、煤），事后就写在他们的帐上。甚至还把他们送去参加突击工作者大会以及一般的惯犯大会（德米特拉格、白海运河）。

盗贼在获释后也还保留着靠他人血汗生活的习惯，虽然初看起来这是与他们的长入社会主义相矛盾的。一九五一年，在奥依-米亚康（乌斯特-涅拉）释放了一名盗窃犯克罗哈廖夫，他就在那个煤矿上当了采煤工。他手里连锤子也没有拿过，采矿工长把犯人的产量算在他头上而使他月月超产。克罗哈廖夫每月挣得八一九千，拿出一千给犯人们解馋，犯人们对此很高兴，都不吭声。作业班长，犯人米留奇欣在一九五三年试图打破这种做法。狱外的盗贼们给了他几刀子，反而控告他犯了抢劫罪。他受到了审判，重新又得了二十年。

希望不要把这项附注理解为对那条流氓无产阶级不是私有者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修正。当然不是私有者！克罗哈廖夫并没有用自己的八千卢布去造别墅。他把这些钱都花在玩牌、喝酒和女人身上了。

请看一个女贼——别列戈瓦姐，载入了伏尔加运河光荣的编年史的女贼。她无论被关进哪个关押所去，都成了那里的祸害，在每一个民警派出所里她都耍无赖。如果她出于调皮也去上工，事后就把做成的一切都毁掉。一九三三年七月，她带着一串前科被送到德米特拉格。往下就是一章传奇：她走进了“印度”，在那里没有听见骂娘的声音，没有看见有人玩牌，感到奇怪（只有这种奇怪是确实的）。据说有人向她解释，这里盗窃犯们都在埋头劳动。于是她马上去上工挖土，并且工作得“很好”（应读成：把别人的土方算在她帐上）。往下是真事：十月里（天气冷起来）她并没有生病，却上医生那里去要求（袖里藏着刀吗？）开几天病假。医生乐意地（！他总是有许多病号名额）答应了。女派工员波利亚科娃是别列戈瓦娅的老朋友，自动给她增加两个星期去偷偷懒，给她记上假工时（就是说，又是从苦力们身上扣下完成的土方量算在她帐上）。这时就出了事情，别列戈瓦娅对派工员的令人羡慕的生活看得眼馋，也想去当当“母狗”。有一天，当波利亚科娃叫醒她去出工的时候，别列戈瓦哑声明，她在没有揭穿波利亚科娃在工时、定额和口粮上玩弄的鬼花样以前，不打算去挖土（报恩的感情对她没有多大约束力）。她设法让行动人员传见了她（盗窃犯不怕行动人员，他们不会有获得第二个刑期的危险，但“反革命分子”不出工试试！）——并且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落后的男犯作业班的班长（看来她保证了要去打碎这些垂死者的牙齿），后来又接替波利亚科娃成了派工员，再往后成了女犯工棚的教育员（这个骂娘专家！这个女赌棍！这个女贼！）和建筑施工队长（就是说已经支配起工程师来了）。在德米特拉格的所有光荣榜上总是装饰着这个穿着皮夹克挎着图囊（从别人身上卸下来的）长着一口利牙的“母狗”。她的手善于打男人，眼睛像妖婆。阿维尔巴赫颂扬的正是她这样的人物！

劳改营里盗窃犯的道路正是这样容易：小小地闹一场，出卖一次朋友，往后就可以去打人、踩人了！

有人会反驳我说，只有“母狗”才会去担任职务，而“诚实的盗贼”是信守贼帮戒律的。这两种贼我都不知见过多少，但从来也没有看出一种败类要比另一种败类高尚些。盗贼用火钩子撬爱沙尼亚人的金牙。盗贼（一九四一年在克拉斯拉格）把立陶宛人扔在厕所粪池里，因为他们不肯把外面送进来的食物交给他们。盗贼抢劫被判死刑的犯人。盗贼们闹着玩似地把随便碰上的同监犯人杀掉，只是为了作一起新案来引起侦查和审判，好在暖和地方度过冬天或者离开他们目前所蹲的条件艰苦的劳改营。至于讲到在严寒天气剥人衣服鞋子这类小事，还有什么可说？还用去说；夺走别人的口粮这种事吗？

石头不长果子，盗贼不做好事。

古拉格的理论家们愤愤不平说：富农分子（在劳改营里）甚至不把盗贼们当作真正的人看待（据说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富农分子的野兽本性）。

如果他们把你的心掏出来吸血，怎么能把他们算作人呢？他们的整个“罗曼蒂克的自由精神”就是吸血鬼的自由精神。

没有亲自与盗贼狭路相逢过的有教养的人们反对这样无情地评价盗贼界：对盗贼如此气忿的那些人的动机，是不是对私有制的暗中热爱呢？我坚持自己的说法：他们是吮你心的吸血鬼。他们接连不断地糟蹋一切我们认为是属于自然的人性范围内的东西。——但难道这是已经那么没有希望了吗。须知这并不是盗贼的天生素质！但他们心灵的善良方面在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大概，已经被盗贼界的法律扼杀了，压下去了，因为依照这种法律，我们这些他们之外的人都不是人。上面我们已经讲到过恶行的阈限。显然，浸透了盗贼法律精神的盗窃犯们不可逆转地越过了某种道德上的阈限。还会有人反对：可是你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偷鸡摸狗的小毛贼，真正的大盗，盗贼界的头头们，都已在一九三七年被枪毙掉了。确实，我没有看见过二十年代的盗贼。但是，我缺乏想象力去设想他们是一些道德高尚的人物。

但是已经够了！我们也要为盗贼们说句辩护话。他们是有“独特的法典”和独特的荣誉观的。但问题不在于他们是我国行政人员和文学家们想要的那种爱国者，而在于他们是完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强盗。尽管无产阶级专政对他们百般照顾——他们一秒钟也不尊重这种专政。

这个部族降临到尘世来是为了生活！既然他们蹲监牢的时间几乎同呆在外面的时间差不多，那么他们在监狱中也想要摘取生活的花朵，而这种监狱是为了什么目的设立的，以及与他们一起相处的其他人怎样受苦，对他们都毫不相干。他们是桀骜不驯的，并且享受着这种桀骜不驯的果实—一所以他们干吗要去关心那些俯首贴耳当一名奴隶而死去的人呢？他们要吃——他们就把看到的一切可吃和好吃的东西夺来。他们想喝——一他们就把从邻居那里夺来的东西卖给押解队员去换伏特加酒。他们想睡得柔软——尽管他们样子威武，他们认为随身带着枕头、棉被或绒毛褥子是完全光荣的（何况那里还是藏刀子的好地方）。他们喜爱天赐的太阳光，如果不能上黑海疗养地去，那就躺在建筑工地的屋顶上、采石场上、矿井的进口处（让傻小子们到地下去吧）。他们肌肉发达，可以聚成肉疙瘩。他们在自己的古铜色皮肤上刺满花纹，就这样来使他们的艺术上的、色情上的甚至道德上的需要得到经常的满足：他们彼此观赏着刺在胸部、腹部、背部的停在岩石上的或翱翔于天空的雄鹰；光芒四射的金盘（太阳）；拥抱在一起的男女；以及他们享乐的个别器官；突然在心旁看到了——列宁或斯大林，或者甚至两人一起（但其价值与挂在盗贼脖子上的十字架相等）。有时，一个把煤块扔进屁股眼里去的司炉或者正在玩手淫的猴子的图象会引起他们大笑。他们彼此可以读到虽然是早已熟悉但重见时仍然可亲的字句：“我X全体贱货的嘴！”（听起来好像“我是阿萨尔哈东国王！”那么庄严）或者是刺在女贼腹部的：“愿为热烈的……而死！”甚至还可在一只已经在人家助下桶过几十刀的手上读到一句小小的箴言：“记住母亲的话！”或：“我记得爱抚，我记得母亲。”（盗窃犯们崇拜母亲，但只是形式上的，并不履行她的告诫。叶赛宁的《母亲的信》在他们当中很流行，后来还有叶赛宁所有比较简单的诗。他的某些诗，如今《……信》、《黄昏紧蹙了黑眉》，他们会唱。）——为了强化他们飞速流逝的生命中的感受，他们喜欢吸食麻醉剂。最容易得到的是印度大麻，它就是普兰特草，卷着抽。他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歌唱：

啊，普兰特草，普兰特草，你是神药仙草，

你使全体施尔马赤快乐逍遥。

不惜，他们在大地上不承认私有制，这点确实和资产阶级以及那些拥有别墅和小汽车的共产党人格格不入。他们在生活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他们都当作自己的东西去取来（如果这不太危险）。甚至当他们丰衣足食的时候，他们也总是想去拿别人的东西，因为一个小偷看到一件没有偷到手的东西心里就难受。抢来的衣服，他们只穿个新，一穿厌了，很快就玩牌输掉。通宵不断地玩牌赌博，带给他们最强烈的感官刺激，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了以往时代的俄国贵族。他们可以赌眼睛（输了的当即就被挖掉眼睛），拿自己当赌注，就是说输掉时把自己交出去供违反自然的使用。他们一赌输，就在驳船上或工棚里宣布搜查，再在“福来儿”身上找出点什么东西，继续进行赌博。

其次，盗贼们不爱劳动，但是，如果吃、喝、穿都不劳而获，他们为什么要爱劳动呢？当然，这妨碍他们同工人阶级接近（然而工人阶级当真那么爱劳动吗？他们难道不是因为没有其他挣钱的途径而为了几个苦钱去拼死拼活吗？）。他们不仅不能“忘我劳动”，而且厌恶劳动，并善于把这点戏剧性地表现出来。举例说，他们有一次落入了农业派出点，不得不到营区以外去耙和燕麦套种的箭笞豌豆作饲草，他们不光是坐着休息，而且把所有的耙子、大叉集成一堆，点着烧起来，并在这堆篝火旁取暖（社会异己成份的领班！——快来做决定吧……）。

曾经试图让他们去为祖国作战，但徒劳无功，因为他们的祖国是整个大地。动员入伍的盗贼们坐在军用列车上，摇晃着身子唱起歌来：“我们的事业是右的！”我们的事业是左的！——为什么大家要逃跑？——哎哟哟为什么？”然后就是偷东西、被抓、沿着熟悉的递解路线押回后方的监狱。甚至当幸存下来的托洛茨基分子都从劳改营申请到前线去的时候，盗窃犯们也没有提出申请。但当作战军开始向欧洲推进，散发出战利品的气息来的时候，——他们也穿上了军装，随着大军前去抢劫（他们把这德称为“第五乌克兰方面军”）。

但是，就是在这方面他们也要比五十八条犯人有原则得多！——无论哪个翻卷着靴筒、用半边脸做着怪相恭敬地说出“贼”这个神圣字眼的“叶尼卡·若戈理”或“瓦西卡·基什肯尼亚”——从来也不会去为加强监狱而出力的：埋杆子，架铁丝网，挖营区隔离沟，修缮岗室，修理区内照明。这是盗窃犯的荣誉。监狱是造出来剥夺他的自由的，所以他就不能去为监狱工作！（然而，他并不会因这种拒绝而有得到五十八条的危险，可是，可怜的人民敌人要是这样做就会马上被戴上反革命怠工的帽子。由于不受惩罚，盗窃犯们也就敢作敢为，而谁一旦被熊咬过，那就见了树墩也会害怕。）

不过有的地方，有的时候，首长生了气，贼骨头们也有倒霉的。下面就是美籍意大利人托马斯·斯戈维奥讲的一件事情。（斯戈维奥一九一六年生在布法罗，赶上了参加美国的共青团。一九三三年他的父亲因共产主义活动被美国驱逐出境，全家来到苏联。在这里作为政治流亡者由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供养，他们这样的人在苏联有好几千，等着在夺取他们的国家时能派上用场。但是从一九三七年起斯大林开始彻底打扫他们。父亲被关起来，一九三八年在猎市大街把托马斯也抓进去了——戴上了个“社危”（社会危险分子）帽子，五年——行动迅速，同年八月就已经来到了科雷马。）在“侦察员”独劳点呆过一阵，身体不行了，俄语说不好，也听不大懂，他不明白在食堂里一个年轻强壮的盗窃犯为什么揍他。斯戈维奥躺在地上，鼻子流着血，看见那个盗窃犯从靴筒里抽出一把长刀——说话就要捅他。他仍躺在地上，心里难过，浑身无力，哇哇地哭了好久。那个盗窃犯干的是盗窃犯的活儿——运水。但是过了几个月，大冬天，不让他运水了，派去干一般劳动。他不干（盗窃犯一贯的脾气）。他被关了禁闭。出工时把他拖到门岗边，叫他站到大队前头。盗窃犯朝独劳点长脸上吐了口吐沫，对看守，对警卫破口大骂：“母狗！畜牲！法西斯！”警卫扒了他的衣裳（那是个严寒天气），只剩一条衬裤，把他捆在雪橇上——就这样拖出了大门。他一直在挣扎，嘴里还不住地骂点长和警卫。再拖了一会——冻死了。（可是你听斯戈维奥怎么说：“他差点没宰了我——这倒算不了什么。我觉得他是个英雄，我爱他——因为他骂了当官的。”）

要看到盗窃犯拿着报纸——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死死认定，政治是耍嘴皮子，与真正的生活毫不相干。盗窃犯也不看书，或者很少看。但他们喜欢口头文学。在熄灯后无穷无尽地给他们胡诌故事的人永远能足吃他们抢来的食物并受他们尊敬，好像讲故事者和歌手在原始民族中受到的待遇。这些故事是取材于上流社会（一定要是上流社会的！）生活的异想天开而又相当单调的廉价粗俗读物的大杂烩。在这些故事里不时闪现出男爵、伯爵、侯爵的封号，夹杂着盗贼们自己的传奇、自我吹捧、江湖黑话、盗贼们关于豪华生活的观念，故事的主人公结尾时得到的总是：伯爵夫人躺到他的“单人铁床”上，他只抽“卡兹别克牌香烟”，戴着“葱头”（手表），他的“大皮鞋”擦得锃亮。

尼古拉·波戈廷曾经到白海运河工地去体验生活，想必在那里花掉了不少公家钱，——可是在盗窃犯们身上什么也没看清，什么也没有懂得，说的都是谎话。由于在我国四十年来的文学中，除了他的一个剧本（后来拍成电影）外，没有任何描写劳改营的作品，所以不得不在这里对它评论几句。

那些瞧着他们教育员的嘴巴并这样来学习怎样生活的反革命工程师形象的单薄，甚至无须加以评论。但是，关于他的那些“贵族们”，即关于盗窃犯们，却要说一说，波戈廷在他们身上竟然连那个简单的特点也没有看到，即他们是按弱肉强食的法则来夺人东西的，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掏人家的口袋。他把他们一个个都描写成小扒手，令人厌烦地、多次反复地在剧中着意发挥这一点，在他笔下，盗窃犯们甚至彼此间都你摸我偷（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只偷“福来儿”的，并且把偷来的东西都交给贼头）。波戈廷同样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在劳改营干活的真实动力是饥饿、挨打、作业班的联保共坐。他甚至没有弄清楚，在劳改营里谁是“同志”，，谁是“公民”。他只抓住了一点：盗窃犯的“社会亲近性质”（这是他在麦德维日的运河管理局听到的提示，或者还要早些，是在莫斯科时高尔基向他提示的）——便急急忙忙地去表现盗窃犯的改造。结果却成了对盗窃犯们的诽谤，我甚至想去驳斥这种诽谤来为他们辩解。

他们要比波戈廷（还有舍伊宁）所塑造的形象聪明得多，用廉价的改造是收买不了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比狱吏们更接近于生活，更完整，不含有任何唯心主义的因素！——而硬要挨饿的人们去劳动并在劳动中死去——这一类咒语纯粹是唯心主义。如果说在同长官公民或莫斯科来的记者谈话的时候，或者在令人啼笑皆非的群众大会上，他们热泪盈眶，声音发抖，那这只不过是演员的逢场作戏，旨在得到什么优待或减掉点刑期——而此时盗窃犯肚子里却一直在窃笑！盗窃犯很清楚地懂得（而从首都来的作家却不懂得）这场逗乐的玩笑。再之，要“母狗”米嘉不带武器并且不与看守员一起走进强管连的监室，而本地贼头科斯嘉却爬到板铺底下躲开他，这是不可能的！科斯嘉当然藏着刀，如果没有刀，那也会扑上去掐死米嘉，其中一人必将送命。（和前面相反，明明不是开玩笑，波戈廷却炮制了一个卑俗的玩笑：辛尼亚接受“再教育”的情节简直虚伪到可怕程度。她为什么要接受再教育？什么事迫使她非去推小车不可？）还要通过她来改造科斯嘉吗？！——还有两名盗贼转变以后当了卫兵吗？（普通犯可能这样做，但不是盗窃犯！）作业班间的竞赛，对于头脑清醒的恬不知耻的盗窃犯也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想拿自由雇员们寻开心）。最刺耳难忍的走调的音符是：盗窃犯们请求发给他们建立公社的规章。

再也不能把盗窃犯们说得更傻了，再也不能把他们诽谤得更厉害了！盗窃犯请求发给规章！盗贼们对自己的规章知道得清清楚楚——从第一次偷东西起直到最后一刀子插进脖子。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打已经躺下的人。什么时候可以五个打一个。什么时候可以袭击睡着的人。对于自己的公社——他们比《共产党宣言》更早就有了自己的规章！

他们的公社，说得准确些——他们的世界，是我们的世界里的单独的世界，为了巩固这个世界，几百年来在那里存在着严厉的法律，这种法律丝毫也不依赖于我们“福来儿”的法律，甚至不依赖于党的代表大会。他们有自己的规定尊卑辈分的法律，依照这种法律，他们的贼头根本不是选出来的，而是在一走进监室或营区时就已经戴着王冠，并且马上就被承认为头头。这些贼头有时很有点智力，总是清楚地理解盗贼的世界观，并且背后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杀人和抢劫案。盗贼们有自己的法庭（“立规矩的地方”），这种法庭是以盗贼的“荣誉”和传统的法典为依据的。法庭的判决是毫不留情、必须坚决执行的，即使被判者目前在另一个营区而无法抓到（刑罚的种类是不寻常的：可以是大家轮流从上层板铺跳到在地上躺着的人身上，踩碎他的胸腔）。

还有，他们的“福来儿的”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呢？“福来儿的”——就是指普通人的，就是像大家那样的正常人的。正是这个普通人的世界。我们的世界。连同其道德、生活习惯和相互交往，最为盗贼们仇视，最受他们嘲笑，最与他们的反社会部族相对立。

不，盗贼世界的脊梁骨开始被折断不是实行“再教育”的结果（“再教育”只能帮助他们回去进行新的抢劫），而是由于五十年代斯大林一脚踢开了阶级理论和社会亲近关系，下令把盗贼们塞进隔离所去，塞进长期单身监室去，甚至为他们建造新的监狱（盗贼们称之为“保险箱”）。

在这些“保险箱”或“密封箱”里，盗贼们很快发蔫了，变得瘦弱了，精力消耗光了。因为寄生虫不能生活在孤独中，它应当盘绕着寄生在什么人的身上。

第十七章　娃娃犯人

群岛长着许许多多獠牙，具有无数面鬼脸，你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看它，总是难以尽收眼底。但它吞食娃娃犯人的血盆大口的那一面可能最令人厌恶。

娃娃犯人——这完全不是那些穿着灰暗的破衣烂衫、在街上乱跑、偷东西和在锅炉旁取暖的流浪儿，没有这些流浪儿便不能设想二十年代的城市生活。流浪儿不是从家里而是从街头抓来送进未成年犯教养院（二十年代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下就已经有这种机构了；很想知道革命前未成年犯的情况是怎样的），未成年犯劳动习艺所（存在于一九二———一九二九年，有栅栏、门闩和看守，所以如果使用破烂的资产阶级术语，有可能称之为监狱），从一九二四年起还送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动公社”。国内战争、饥馑、秩序混乱、父母被枪杀、父母在前线牺牲，种种原因使他们成为孤儿。当时司法机关确实曾经企图把这些儿童从街头的偷窃训练中拉出来，使他们回到共同生活中去。在劳动公社中开始了工厂技艺的学习，以当时失业年代的条件而论，这是优待的安置，所以许多小伙子都乐意学习。从一九三0年起，在司法人民委员部系统中，为正服刑的未成年犯建立了特种工厂学校。少年犯们每日应当工作四一六小时，按全苏联劳动法典取得工资，余下的时间就学习和娱乐，也许沿着这种途径事情本会搞好的。

但娃娃犯人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第十二条来的，这个条文规定，儿童犯偷盗、实施强暴、伤害别人身体致成残废和杀人罪的，从十二岁起就可以判刑（五十八条就不言而喻了），但判刑较轻，不是像对成年人那样“满打满算”。这已经是为未来的娃娃犯人开辟的通向群岛的第一个小口，但还不是大门。

我们不会忽略这样的有趣数字：在一九二七年，十六岁（比这更年幼的就不计算了）到二十四岁的犯人占全部犯人的百分之四十八。对此可以这样理解：十月革命发生时正是六岁到十四岁的少年几乎占了一九二七年整个群岛居民的半数。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在革命胜利十年后却置身于监狱中，并且还占了它的一半人口。这同肃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斗争不大协调，但数字就是数字嘛。这些数字说明，群岛从来也没有缺少过年轻人。

但它应当年轻到什么程度——这是在一九三五年决定的。在这一年，在历史的柔软粘土上，伟大的凶犯又把自己的手指压了进去打上了指印。在搞垮列宁格勒、搞垮自己的党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儿童——他那么热爱的儿童，他是儿童的最好的朋友，所以还同他们一起照过相。这些恶作剧的淘气孩子，这些厨娘们的子女，在国内越来越多地，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违反社会主义法制，他没有别的办法去制服他们，便想出一条妙计：对这些儿童从十二岁（他的心爱的女儿也已接近这个界线，他已经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个年龄）起可以满打满算地按法典判刑！就是说，如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所解释的，“适用一切刑罚方法”（意思就是也可以枪决）。

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人，当时很少理解各种法令的意义，我们老是看着斯大林手里抱着一个黑头发小女孩的肖像……十二岁的孩子自己去读这些法令的那就更少了。而法令却一个接一个地发布出来。一九四O年十二月十日——对于“在铁轨下放置各种物品”的也从十二岁起判刑（噢，这是在训练年轻的破坏分子）。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法令——对于第十二条没有规定的其余各种犯罪——从十四岁起判刑。

这时发生了一个不大的干扰。卫国战争开始了。但法律就是法律！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在斯大林发表惊慌失措的讲话后过了四天，在德国坦克正冲向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基辅的时候，又发布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个法令，很难说，现在什么对我们更有意思：表明当局在那些火烧眉毛的日子里解决某个重大问题时的无动于衷的学院派作风呢，还是法令的内容本身。事情是这样的，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向最高苏维埃告了最高法院一状（可见大恩人也是了解这件事的），说是各法院对一九三五年的法令适用得不正确：他们对蓄意犯罪的儿童才判刑。这种心慈手软的做法是不能容许的！于是，主席团在战火中作出说明：上述解释不符合法律原意！它导入了法律没有规定的限制！……于是它按照检察长的意见向最高法院说明：在儿童不是蓄意而是过失犯罪的场合，也可对他们进行审判，适用一切刑罚方法（即“满打满算’）！

真了不起！也许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谁也没有接近过这样根本解决儿童问题的做法。从十二岁起就可以对过失行为判刑——直至枪决！

一九七二年三月，当听到一个十四岁的英国少年在土耳其因大批贩卖麻醉品被判处了六年徒刑的时候，全英国都大为震惊——怎么能这样做呢？！可是当阅读斯大林的关于娃娃犯人的法律时，你们的左派领袖的眼睛和心灵都到哪里去了？

“儿童？！你们为什么消灭儿童？”一纽伦堡法庭审判席上的偶然对苏联国内法律一无所知（忘了自己过去是怎么审的了）的苏联法官尼基琴科震惊于被告们的罪行，表示了天真无邪的惊讶。英国、美国、法国的法官们带着更加诚实和聪明的神态和他并排坐着。

只有这样才能把贪婪的老鼠洞都堵死！只有这样才能把集体农庄的穗头保护好！现在粮仓可以不断充实起来了，生活可以繁荣昌盛起来了，而那些天生品行不端的儿童将走上漫长的改过自新的道路。

那些同样有子有女的党员检察长们谁也没哆嗦一下！——他们毫不为难地签发逮捕证。那些党员审判员们也谁都没有哆嗦一下！——他们睁着明亮的眼睛判处儿童三年、五年、八年和十年的一般劳改！

因为“剃”穗头，判给这些小家伙的不少于八年！

因为偷了一衣兜土豆——小孩的一个裤子口袋里装的土豆——也是八年！

黄瓜不是这样计价的。萨沙因为从集体农庄的菜园子里偷了十条黄瓜得到了五年。

十四岁的小姑娘莉达在库斯坦奈省的钦吉拉乌斯区中心的街上连泥带土地把从卡车上像一般细水似地漏下来的谷物（反正是要糟蹋的）收集起来。因为她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不是直接从地里或从仓库里，考虑到这个减轻罪责的情节，所以只判了她三年。使审判员发了善心的可能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在这一（一九四八）年，最高法院作了一个说明：对带有儿童胡闹性质的盗窃行为（在花园里偷几个苹果）——不判刑。根据类推，法院认为可以稍稍从轻处理（而我们可以从中推论出，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偷苹果是判过刑的）。

很多人因为从厂办学校逃跑而被判刑。诚然，对这种行为只判六个月（在劳改营里开玩笑地把他们称作死囚。但不管是不是玩笑，请看看远东劳改营里对待“死囚”的情景；派他们从厕所里运粪。一辆双轮大车，上面有一个大木桶，满满装着恶臭的粪水。许多“死囚”有的架辕，有的从旁边和后面推——粪桶晃动时粪水溅在他们身上，而穿着哔叽衣服的脸色红润的“母狗”们哈哈大笑，用棍子驱赶着孩子们。——还在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用船押运到萨哈林的途中[一九四九年]，“母狗”们就用刀威胁着“信用讨”这些孩子以满足他们的性欲。——所以，就是六个月有时已经足够了）。

当十二岁的孩子跨进了成年犯人监室的门槛，作为享受充分权利的公民受到和成年人同样的待遇，在几乎与他们不自觉生活的年数一样多的野蛮透顶的刑期方面、在口粮、烂菜汤、铺位方面和成年犯人受到同样待遇的时候——“未成年犯”这个共产主义再教育的旧名词不知怎的便失去了价值，轮廓模糊，含义不清了——于是古拉格自己造出了一个响亮的无耻的字眼“娃娃犯人”！而这些苦命的公民——还不是国家的公民，但已经是群岛的公民，自己也开始带着又自豪又痛苦的表情重复起这个字眼来了。

他们的成年时期就这么早这么奇怪地开始了——从跨进监狱门槛的那一瞬间。

一套连沉着稳健的勇敢的人们都支持不住的生活方式，落在十二——十四岁的孩子们头上。但年轻人依照年轻生命的法则不会被这种生活方式压扁，而是会生根、适应。好像在幼年时期毫不困难地就可以学会新的语言、习惯一样——娃娃犯人一进门就学会了群岛的语言——这是盗窃犯的语言，掌握了群岛的哲学——可这又是谁的哲学呢？

他们从这种生活中吸取了整个最不人道的东西，全部发腐的毒汁——可是却那么习以为常，好像他们在襁褓时期吃的就不是奶，而是这种毒汁。

他们那么迅速地长入了劳改营的生活——甚至不是在几星期内，而是在几天内！好像对它一点也没有感到奇怪，好像这种生活对他们一点也不新鲜，而是昨天的自由生活的自然继续。“他们在外面也不是穿丝着绸长大的：剃穗头的、往衣服口袋里装土豆的、到工厂上工迟到的和从厂办学校逃跑的，不是有权有势的父母的子女。娃娃犯人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他们在外面的时候就很清楚，生活是建立在不公正上的。但那里并不是一切都一丝不挂地暴露在外面，有的穿着体面的外衣，有的为母亲的好言相劝所软化。在群岛上娃娃犯人所看到的世界则是四足动物眼里的世界：有力就有理！只有残忍的强盗才有生存的权利。我们成年人看到的群岛也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能用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理想以及在此以前我们所读到的东西去同它对抗！孩子们则是以童年时代的圣洁的易感性去感受群岛。所以几天内孩子们就成了野兽——而且是没有道德观念的最坏的野兽（当你瞧着马的安详的大眼睛或爱抚着俯首认罪的狗的耳朵的时候，你怎能说他们没有道德观念？）。娃娃犯人掌握了一条规律：如果别人的牙齿不如你的坚固——你就去把他嘴里的食物夺出来，它就是你的了！

群岛上有两种管押娃娃犯人的方式：单独的儿童教养院（主要管押还不满十五岁的幼小的娃娃犯人）和混合劳改点（管押年龄较大的娃娃犯人），往往是同有残疾的犯人和女犯混在一起。

这两种方式都一样能够发展凶狠的兽性。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能使少年犯避免受到盗贼理想的教育。

请看尤拉·叶尔莫洛夫。他自述说，还在十二岁的时候（一九四二年），他就已经在自己周围看到了许多诈骗、偷窃、投机，暗中对生活有这样的看法：只有胆小怕事的人才不偷、不骗。我却不想怕什么！那就是说，我将去偷窃、欺骗，过好日子，然而，他的生活有一段时间毕竟还是走向了另一面。学校里用光辉范例对学生进行的教育一度吸引了他。然而当他看透了“亲爱的父亲”后（获奖者和部长们现在都说他们当时没有这个水平！），他在十四岁的年纪就写了一张传单：“打倒斯大林！列宁万岁广’当下就被抓了起来，挨了打，给了个五十八条一10，与少年盗窃犯关在一起。于是，尤拉·叶尔莫洛夫很快就接受了盗贼的法规。他的生存的螺旋线急速地绕起圈来——在十四岁的年纪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否定的否定”：回到了偷盗是生活中最大的好事的认识。

他在儿童教养院里看到了什么呢？“比外面更多的不公平现象。长官和看守们打着教育工作的幌子，白吃国家的饭。娃娃犯人的一部分口粮从厨房里进了教育员们的肚子。用靴子踢打娃娃犯人，使他们成天战战兢兢，成为不声不响的、听话的犯人。”（这里应当说明，幼小的少年犯的口粮不是普通的劳改营口粮。尽管把少年犯判处了长期徒刑，政府并没有变得不人道起来，它没有忘记，这些子女也是共产主义未来的主人。因此，在他们口粮中增加了牛奶、黄油和真正的牛肉。教育员们怎能经得住这种诱惑，而不把勺子放进娃娃犯人的锅里去呢？如果不用靴子踢打，怎能迫使少年犯们不作声呢？也许从这些娃娃犯人中有人长大起来会告诉我们比《雾都孤儿》更为悲惨的故事？）

对于占压倒优势的不公平现象的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你也去干不公平事情！这是最容易得出的结论，它将长久地（说不定是永远地）成为娃娃犯人的生活规则。

但有趣的是，娃娃犯人投入残酷世界的斗争时，彼此间谁也不反对谁。他们彼此不认为是敌人！他们是集体地、成帮地投入这个斗争！社会主义的萌芽？教育员们的暗示？哎哟，爱说废话的人，别嘟哝了。这是盗贼世界的法律下达到了他们身上！盗贼是成帮的，盗贼是有纪律和头目的。娃娃犯人——是盗贼的少年队员，他们遵循着长辈的训诫。

哦，当然，对他们的教育抓得很紧。派来教育员——三颗星的，四颗星的——给他们讲伟大的卫国战争，讲我国人民的不朽功勋，讲法西斯的暴行，讲斯大林对儿童的阳光雨露般的关怀，讲一个苏维埃人应当是什么样的人。可是，关于社会的“伟大学说”只是建立在经济上的，从来也不懂心理，也不知道这个简单的心理规律；任何一件事情重复上五次六次，就会引起不信任，再多几次——就会引起厌恶。从前的教师们和现在的从厨房里偷东西的教育员们向他们硬性灌输的一切，都使这些娃娃犯人感到厌恶（甚至部队军官的爱国主义讲话：“孩子们！你们得到信任去拆除落伞。这是贵重的绸子，祖国的财产，要好好爱惜它！”——也没有收到效果）。少年犯追求超额完成定额以便多吃一碗粥，把所有的绸子都割成了无用的碎块——（克里沃舍科沃）。在所有这些种子里，只有一颗仇恨的种子——对五十八条犯的敌意，对人民敌人的优越感——被他们接受下来。

这是他们往后在普通劳改营里所需要的。暂时在他们中间还没有人民敌人。尤拉·叶尔莫洛夫——也变成了一般的娃娃犯人，他早就把愚蠢的政治守则换成了盗贼的守则。在这大锅粥里谁都不能不被煮烂！无论哪个孩子都不可能保持住自己的人格不变——如果他不立即宣布自己是盗贼的少先队员，他就将被踏坏、撕碎、排斥。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宣这个誓……（读者！把你们的子女送去试试……）

在儿童教养院里——谁是娃娃犯人的敌人呢？看守和教育员。同他们也就有斗争！

娃娃犯人很清楚自己的力量。他们的第一个力量是——团结，第二个力量是——不受惩罚。只是当他们在外面的时候可以依照成年人的法律把他们推到这里，而一旦来到群岛上以后，便有一条神圣的禁忌保护着他们。“长官，牛奶！给牛奶！”——他们号叫着，像打鼓似地敲着门，弄坏板铺，打破玻璃——做一切成年犯人做了会被称为武装暴动或经济反革命的事情。他们丝毫不受威胁！马上就会给他们拿牛奶来！

一队娃娃犯人在严格的押解下被带着穿过城里，这样郑重其事地警戒一群小孩子似乎令人觉得害臊。才不是这样呢！小犯人们已经商量好了——一声口哨！！——谁想路，就往不同方向奔跑！押解队有什么办法呢？开枪？打谁？难道可以打小孩子吗？……他们的刑期也就于此结束了！一下子从国家手里跑掉了一百五十年。不愿当笑柄？——那就别去抓孩子们！

未来的小说家（在娃娃犯人中间度过了童年的）会给我们描写娃娃犯人的许许多多花招，他们怎样在教养院里恶作剧，报复教育员，给他们吃苦头。他们的刑期和管理制度看起来尽管很严，但娃娃犯人由于不受惩罚就发展得非常胆大妄为。

下面是他们吹嘘自己的一个故事。我清楚娃娃犯人的通常的行为方式，所以对这个故事是完全相信的。一群非常激动的吓坏了的孩子跑到教养院的女护士那里，叫她去看得了重病的同伴。她忘记了谨慎，就迅速地与他们一起来到他们的四十人的大监室。这时，蚂蚁式的工作开始了！——一些人堵住大门进行防守，另一些人七手八脚地把护士身上穿的所有衣服都撕掉，把她弄倒，有的坐着压住她的手，有的压住她的脚，然后就各显神通了，强奸她，吻她，咬她。冲他们开枪是不许的，谁也没有去把她抢救出来，直到他们自己把这个被玷污的、哭哭啼啼的女人放走。

男孩子对女人肉体的兴趣，一般说很早就发展起来了，在娃娃犯人的监室里，这种兴趣更被绘声绘色的故事和夸口烧得极为炽烈。所以他们不放过机会去发泄。请看一个插曲。在克里沃舍科沃隔离区（第1劳改点）里，大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四名娃娃犯人同装订车间的女少年犯柳芭坐着聊天。她为着什么事激烈地反驳他们。这时男孩子们便跳了起来，抓住她的两脚高高地提起。她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中：两手撑着地，裙子落到她的头上。男孩子们就这样抓住她，用空着的手去抚摸她的身子。然后并不粗鲁地把她放下。她打了他们吗？逃开他们吗？没有，照旧坐下来继续争论。

这已经是一些十六岁上下的娃娃犯人了。这是——成年犯的、混合的隔离区（区里有一个五百名女犯的大工棚，在那里，进行交好都是不加遮掩的，男娃娃犯人像男子汉那样神气活现地上那里去）。

在儿童教养院里，娃娃犯人劳动四小时，学习四小时（然而，整个这种学习全是装模作样）。转到成年犯的劳改营后，他们得到十小时的工作日，只是劳动定额少些，口粮标准却和成年人一样。他们是十六岁上下转到这里，但在劳改营里和到劳改营以前的忍饥挨饿和不正常发育，使他们在这种年龄看上去还是一些又小又瘦的孩子，他们的身材，他们的智力，以及他们的兴趣都落后了。在这里有时按工种把他们分成一些单独的作业班，有时就同年老的残废的犯人混合编在一个班里。在这里要求他们做的是“减轻了的体力劳动”，简单说就是营内儿童劳动。

在儿童教养院以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没有看管人员所觊觎的那种儿童口粮了——因此，看管人员已经不再是主要敌人了。出现了一些老人，在他们身上可以试试自己的力量。出现了一些女人，在她们身上可以检验一下自己的成年程度。还出现了一些真正的活生生的盗贼，肥头大耳的劳改营的突击队员，他们乐意去指导娃娃犯人的世界观，教练他们偷窃本领。向他们学习——是诱人的，不学习——是不可能的。

对于自由的读者，“盗贼”这个字眼儿也许听起来是带有责备味道的吧？那他就什么也没有懂得！在盗贼世界里，念起这个词来，像在贵族圈子里念“骑士”这个字一样，甚至还要毕恭毕敬，像说神圣的词那样，不是放大嗓门去念。将来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贼——这是娃娃犯人梦寐以求的，这是他们一帮自发的努力方向。就是他们中间最独立不羁的——思量着生活的少年——也找不到比这更可靠的命运。

有一次，在伊凡诺沃递解站上我宿在娃娃犯人的监室里。板铺上挨着我躺着的是一个年纪过了十五岁的瘦瘦的男孩子，好像叫斯拉瓦。我感到他履行娃娃犯人的一切仪式有点勉勉强强，似乎他的年龄已超过了这个阶段或者已经感到疲劳。我想：这个男孩子还没有毁掉，比较有头脑，很快就会离开他们。我们聊起天来。他是基辅人，他的父母中一个已经去世，一个把他扔了。还在战争前，九岁的时候，斯拉瓦就已开始偷东西，“当咱们这边的来了以后”，以及在战争结束以后，他也偷，他带着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身上过早出现的若有所思和郁郁不乐的微笑对我说，他往后仍打算靠偷东西过日子。他很火情入理地说明：“当工人除了面包和水以外什么也挣不到。我的童年是不好的，我想过好日子。”我想补充了解他回避开的两年——基辅被占领的两年，便问：“你在德国人占领时做什么来啦？”他摇摇头说：“在德国人占领的时候我工作了。在德国人统治下我哪能偷呀，他们当场就会把你枪毙。”

在成年犯人的劳改营里，娃娃犯人们仍保持着自己行为的主要特点——齐心协力地进攻和齐心协力地回击。这使他们变得强大，并摆脱了各种限制。在他们的意识里，可以容许的和不能容许的之间没有任何禁止越过的界限，更没有什么善恶观念。对于他们说来，凡是他们想要的，都是好的，凡是妨碍他们的，都是坏的。他们所以养成一种厚颜无耻的举止作风，因为这是劳改营里最有利的一种行为方式。在不能以力致胜的地方，假装和狡猾对他们很有用。娃娃犯人可以装成宛如圣像画上的少年，使你感动得掉眼泪，而这时他的同伴却在背后掏空你的口袋。他们这帮记仇的小家伙可以把任何人报复得不能安生——为了不被这伙小强盗纠缠上，谁也不去帮助受害者。目的达到了——把对手们拆散了，娃娃犯人们就一群扑上去对付一个。这时他们就是不可战胜的了！他们这么多人一下子猛扑上来，你都来不及发觉他们、区别和记住他们。你被搞得手忙脚乱，招架不及。

苏济讲述了诺沃西比尔斯克劳改营克里沃舍金诺第二（惩戒）劳改点的几个场景。生活在招入地下一米半深的阴暗的大土屋（容五百人）里。长官们不干涉隔离区的生活（既没有标语，也不讲课）。盗窃犯和娃娃犯人称王称霸。几乎不出工。伙食也就与之相适应。然而却有许多空闲时间。

在作业班员们的护送下从切面包房里抬出面包箱。娃娃犯人们在箱子前面假装打架，你推我撞，把箱子弄翻了。作业班员忙去从地上拣面包。二十份口粮中，他们只来得及拣起十四份。“打架”的少年犯已经无影无踪了。

这个劳改点里的食堂是一座临时搭起的木板屋，在西伯利亚的冬天是不适用伪。烂菜汤和口粮从厨房送到土屋，需要在严寒的露天里走一百五十米路。对于年老的残废犯人，这是危险的艰苦的行动。口粮深揣在怀里，冻僵的手紧抓住菜锅。突然，三、四个娃娃犯人从旁边发疯似地猛扑过来。他们把老人打倒，六只手一齐上来搜索，然后一溜烟地跑了。口粮被抢走了，烂菜汤倒了，一只空锅躺在地上。老人使劲屈膝站起来（其他犯人看到这种情形——赶紧躲开这个危险地方，赶紧把自己的口粮带回土屋里）。受害者越弱——娃娃犯人就越残忍。一个已经完全软弱无力的老人被抢走了口粮；明目张胆地，直接从手里夺。老人哭着，央求还给他：“我要饿死呀！”——“你反正快死了，有什么关系！”——娃娃犯人们商量好在厨房前的一间老是有人跑来跑去的空空的冷屋里袭击残废犯人。一伙小强盗把受害者拽倒在地上，坐在他手上、脚上、头上，搜索他所有的口袋，拿走马合烟和钱，就跑掉了。

一个又高大又强壮的拉脱维亚人马尔丁松穿着英国飞行员的褐色系带高筒皮靴（带子用小钩一直系到膝盖）出现在隔离区里。他甚至夜里都不脱掉皮靴。他自恃有力气。但是一伙娃娃犯人盯准了他在食堂的小舞台上稍稍躺一下的机会，霎时间一齐向他扑上去，霎时间消失了——皮靴没有了！所有的带子都被割断，靴子被拉了下来。寻找？往哪里找！马上就通过看守员（！）把皮靴送到区外高价卖掉了（娃娃犯人们什么不拿到区外去卖！每次当劳改营领导可怜他们年幼，给他们稍好一点的鞋子或衣服，或者给他们从五十八条犯人那里剥夺来的床垫片——不消几天，所有这些东西都卖给外面人换了马合烟，而娃娃犯人们又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鞋子，睡在光秃秃的板铺上）。

一个不谨慎的自由雇员牵着一条狗走进隔离区，只要～眨眼工夫不留意——傍晚时分他就可以在营区外买到自己那条狗的皮：狗一眨眼间就被诱走，宰掉，剥皮，烤熟了。

再没有比偷盗抢劫更美妙的事了！——既可饱肚子，又快乐。年轻的身体需要单纯的活动筋骨和不为谋利的娱乐以及奔跑。如果给他们锤子去打炮弹箱，他们会不断挥舞起来（甚至女孩也一样），把钉子钉进随便碰上的什么东西里去，钉进桌子，钉进墙壁，钉进树墩。他们经常彼此角斗，——并不只是为了去掀翻面包箱，他们真的也在板铺上，在过道里角斗，追逐。他们踩在人们的腿上、踩在物件上奔跑，把什么东西弄翻，把什么东西弄脏，把什么人吵醒，把什么人撞倒，并不是有必要——他们在玩耍！

任何儿童都这样玩，但普通的儿童毕竟有父母（在我们的时代——只不过是“毕竟”），有某种管束办法，可以制止、感化、惩罚他们，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去，——在劳改营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用活去感动娃娃犯人——简直是不行的，人类的语言和他们无线，他们的耳朵听不过任何他们不需要的东西。生气的老人们动手去制止他们——娃娃犯人就把重东西往老人们身上扔。娃娃犯人们有什么不可以拿来开心的！——抓起残废人的一件军便衣，玩起你扔我接的游戏——逼着老头像他们的同龄人似地跑来跑去。他生气了，走掉了吗？——那他就再也别想看到这件军便服！他们卖到营区外去了，换烟抽掉了！（这时候他们会做出天真无邪的样子走到老头身边：“老爷子，给对个火！算了，别生气了。你为什么要走掉，不把它抓住呀？”）

对于成年人，对于做了父亲、祖父的人们说来，娃娃犯人在劳改营这块狭小地方的这些狂暴游戏，要比他们的抢劫和饥饿贪婪更为难受，更感受辱。这是想不到的一种最刺激人的屈辱办法：把上了年纪的人与顽皮孩子放在同等地位，如果是在同等地位那还凑合——不，是交给孩子们任意摆弄。

娃娃犯人不是故意去做坏事的，他们根本不想侮辱人，他们不装模作样：他们除了自己和年长的盗贼犯外，的确不把任何人当人！他们当初是这样认识世界的——现在仍抱住这种观点不放。下工的时候，他们插入到那些疲惫不堪的、几乎站不稳脚的、发呆的或沉浸在回忆里的成年犯人的队伍中去。娃娃犯人把队伍冲得七倒八歪，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成为领头的——这什么好处也没有，只不过是为了好玩而已。他们吵吵闹闹地说话，经常瞎提普希金（“普希金拿了”，“普希金吃了”），冲着上帝、基督和圣母骂娘，大声喊叫各种关于性欲方面的下流话，丝毫不避站在旁边的上年纪的妇女，更不用说年轻女人了。在劳改营的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已经达到了脱离社会的最高自由！——在营区内漫长的点名时间，娃娃犯人们彼此追逐，冲人群，把一些人推倒在另一些人身上（“喂，乡下佬，干吗站在路当中？”），或者围着一个人，像围着一棵树那样，你追我赶地奔跑，而且比围着树转更方便，因为可以拿他来挡住自己，可以扯他，摇他，把他往四面八方拉。

即使在愉快的时刻这也是令人感到受辱的，而当一个人的整个生活被毁坏、被扔到遥远的劳改营坑里去毁灭、饥饿的死亡已经在他身上蔓延、他的眼里一片漆黑的时候，——更无法用悲天悯人的高姿态去同情那些少年们，原谅他们在这种凄凉地方的游戏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不，上年纪的受尽折磨的人满腔愤恨地向他们叫嚷；“小毒蛇，都把你们瘟死！”“渣子！疯狗！”“你们都死绝！”‘很不得亲手把他们掐死！”“比法西斯分子还坏的野兽！”“真是专门放出来要我们的命！”（在残废人的这些叫喊中放进了多少仇恨，如果话能杀死人——那就已经把他们杀了。）是啊！这些家伙好像是他们故意放出来害我们的！——因为劳改营的主管人员不管怎么苦思冥想也想不出比这更大的祸害来了（好像在一盘成功的棋局中，所有的棋步突然自己配合起来，给人的印象却好像事前天才地想出来的，在我们的系统中许多折磨人的好办法也是这样搞成功的）。你会觉得基督教神话里的小鬼就应当是这种样子，而不是别样。

况且，他们的主要游戏和他们的标志——他们常用的标志，致敬和威胁的标志——就是两股叉：食指和中指叉开做成好似活动的犄角的形状。但它们不是低人的，它们是刺穿东西的，因为老是向着眼睛伸去。这是从成年盗贼那里承袭来的，表示一种严重的威胁：“杂种，抠掉你的眼睛！”这是少年犯的一种心爱游戏：在一个老人眼前不知从什么地方出其不意地像蛇头那样伸出一对双股叉，手指照直地向着眼睛移动过去，马上就要捅进去！老人身于往后仰，他们还在他胸部稍稍一推，而他后面一个娃娃犯人已经紧靠着脚伏在地上——于是老人就在娃娃犯人愉快的哄笑声中啪嗒一声朝天跌倒，头碰在地上。他们永远不会扶他起来。他们不懂得自己做了什么坏事！——这只不过是寻寻开心。你拿这些小鬼一点没有办法！老人艰难地撑起有病的身子，愤愤地低声说：“要是有机枪——把他们统统打死也不可惜！”

老人U对他们恨之入骨。他说：“他们反正是已经毁掉了的，长大起来对人们将是一场瘟疫。应当把他们悄悄地消灭掉！”他研究好了一个方法：偷偷抓住一个娃娃犯人，就把他翻倒在地上，用双膝压他的胸部，直到听得见肋骨的折裂声——但不结果他，到此就放走。U老头说，这样的娃娃犯人已经活不了多久，但什么医生都不会弄清是怎么回事。U老头就这样把几个娃娃犯人送到了阴世，直到他自己被打死。

仇恨产生仇恨！仇恨的黑水沿平面泛滥要比从沿着火山口朝上喷射冲向那些使老的和小的都遭受奴役的人要来得容易。

这些法西斯小顽固就这样由斯大林的法律、古拉格的教育和盗贼薰陶的共同行动培养了出来。再也不能想出使孩子丧失人性的更好方法了。再也不能更浓密更迅速地把劳改营的种种恶习打入未成熟的瘦窄的胸膛了。

甚至在可以毫不困难地使孩子的心灵软化的时候，劳改营的主人们也不许这样做：这不是他们教育的任务。一个男孩子请求从克里沃舍科沃第一劳改点转到他父亲服刑的第二劳改点去。没有允许（因为规章要求分开关押）！这个小男孩不得不藏在一只大木桶里被运到第二劳改点去，偷偷地住在父亲身边。他们以为他逃跑了，引起了一场慌乱，还用钉耙搅粪坑——莫非是淹死在那里了？

万事只是开头难。沃洛佳·斯涅吉廖夫刚十五岁进监牢的时候还有点不习惯。后来他得了六个刑期，加起来几乎有一世纪（两次各二十五年），在强管棚和禁闭室过了一百天（年轻的肺得了结核病），七年是在全苏联的通缉之下度过的。后来他就在牢靠的盗贼道路上安身过活了（现在是失去一只肺叶和五根肋骨的二等残废）。——维佳·科普佳耶夫从十二岁起就不断地坐牢。被判了十四次，其中九次是因为逃跑。“在狱外我还没有过过一天合法的日子。”——尤拉·叶尔莫洛夫获释后找到了工作，但他被辞退了——因为录用复员军人更为重要。他不得不会作“巡回演出”。

因而又得到了新的刑期。

斯大林的惩治娃娃犯人的不朽法律存在了二十年（直到一九

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颁布了较缓和的法令为止。这个法令释放了

已服满三分之一以上刑期的娃娃犯人——可是这是第一个刑期的三分之一，如果有十四个刑期呢？）。他们收割了二十次。他们使

得二十年内的符合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陷入了犯罪和腐化的歧

途。

有谁敢于使“伟大的泰斗”的生前形象蒙上阴影呢？

有这样一些行动敏捷的儿童，他们很早就已经把五十八条搞到手了。例如，格利·帕夫洛夫十二岁就得到了它（从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九年在扎科夫斯克教养院服刑）。对于五十八条根本不存在任何年龄上的最低限度。甚至在通俗的法律讲座中（塔林，一九四五年）也这样说的。乌斯马博士知道有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按五十八条进了教养院——这显然是创纪录了！

有时，为了面子上好看起见，把关押孩子的时间推迟，但认

准了的反正还是要抓的。我拉·英奇克，一个打扫屋子女工的女儿，与其他两个小姑娘一起（都是十四岁，叶依斯克，一九三二

年），听说在清算富农时把幼儿扔掉不管让他们死掉，决定（“像从前的革命者那样”）表示抗议。她们用自己的笔迹把事情写在从学校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并在集市上张贴，期望立即引起普遍

的愤慨。医生的女儿好像当即就被关进监狱。打扫屋子女工的女儿则只是在什么机关里挂了号。一九三七年到了——就在“为波兰当间谍”的罪名下把她逮捕。

在这章里不提一下那些因自己父母被捕而成为孤儿的儿童，再在哪里去提呢？

霍斯塔附近的宗教公社里那些妇女的子女还算是幸福的。当局在一九二九年把母亲们送往索洛维茨的时候，却心慈手软地让她们的子女留在家里照管家务。儿童们自己侍弄花园、菜园子，挤羊奶，在学校里勤奋地学习，把成绩单寄给在索洛维茨的父母，并保证要像他们的母亲那样为上帝受苦（不用说，党很快就给了他们这种机会）。

根据关于将子女和父母“分开”流放的指令——早在二十年代就有多少这类娃娃犯人（请记住那个百分之四十八）？有谁能告诉我们他们的遭遇？……

以加莉娅·维涅基克托娃为例。她的父亲是彼得格勒的印刷工人，无政府主义者，母亲是从波兰来的女裁缝。加莉姐很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六个生日（一九三三年），他们快乐地庆祝了生日。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父亲、母亲都不见了，一个陌生的军人在书堆里乱翻。诚然，一个月以后把母亲送还给她了：流放到托波尔斯克去的时候，妇女和儿童是自由地去的，只有男人是押解去的。他们全家住在那里，但没有住满三年期限：母亲又被抓了起来，父亲则被枪决了。过了一个月，母亲死于狱中。加莉娜被放进托波尔斯克近郊修道院的保育院。那里的习俗使小姑娘们经常处于遭受强暴的恐惧中。后来她转到了市保育院。院长暗示她“你们是人民公敌的子女，可是还有人给你们饭吃，给你们衣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人道到了什么程度呀！加莉娜成了一只小狼。在十一岁的时候，她已经受到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审讯。——从那时候起，她就有了一张“十元券”，然而并没有全部服满。年纪快到四十，仍是独身，住在北极圈里，她写道：“我的生命从父亲被捕的时候起就已结束。我直到现在都是那么爱他，甚至怕去想这件事。那是另一个世界，我的心灵充满着对它的热爱……”

斯维特兰娜·谢多娃也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他们把我家的所有东西都搬到街上，把我放在这些东西上，当时正下着大雨。从六岁起我就成了‘叛国犯的女儿’——在生活中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他们被送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收容所，送进特种保育院。大多数人都改名换姓，特别是那些名气大的。（尤拉·布哈林只是在一九五六年才知道自己的真姓。但切博塔廖夫好像名气并不大，为什么也改了姓？）子女长大起来完全清除了父母的污垢变得干干净净的。罗莎·科瓦奇出生于美国费城，小孩子的时候就被共产党员父亲带到了这里，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收容所出来后，在战争时期落入了德国的美占区——她什么遭遇没有经历过呀I——那又怎样呢？还是回到了苏维埃祖国去领取自己的二十五年。

甚至浮光掠影的一瞥就可察觉这个特点：儿童也得坐牢，轮到自己的时候，他们也得出发到群岛的天堂乐园去，有时是与父母一起去。请看八年级学生尼娜·彼列古德的遭遇。在二九四一年十一月，来了一些人逮捕她的父亲。进行搜查。尼娜突然想起，她写的一首顺口溜虽已揉成一团扔在炉子里，但还没有烧掉。本来就这样让它放在那里算了，但尼娜由于心慌意乱决定当即把它撕掉。她爬进炉膛，这时正在打瞌睡的民警就把她抓住了。于是，用小学生笔迹写下的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思想就出现在契卡人员面前：

天上星星闪亮光，

亮光照在草地上，

我们丢了斯摩梭斯克，

莫斯科的日子也不长。她还表达了愿望：

把那学校给炸掉，

我们懒得上学了。

当然，这些在唐波夫大后方拯救祖国的成年男子汉，这些具有热烈的心肠和干净的双手的骑士，应当去消除这个致命的危险。尼娜被捕了。她从六年级开始写起的日记本和一张反革命照片：被拆毁的瓦尔瓦拉教堂，都被抄去进行侦查。热心肠的骑士追问：“你爸爸平时说些什么话？”尼娜只是大声号哭。判了她五年劳改附加剥夺权利三年（虽然她还不可能被剥夺权利：她还没有权利）。

在劳改营里当然把她同父亲分开了。一枝白色的丁香就使她柔肠寸断：女友们这时正在考试呀！就像行动人员设计的那样，尼娜作为一个因想到“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和我同岁，可是人家做出了什么事，而我却多么可恶”而决心改过自新的女罪犯，内心感到极大痛苦。行动人员趁此加强压力：“但你还能赶上她！帮我们作事吧！”

哦，年轻心灵的腐蚀者！你们将多么顺利地过完你们这一辈子！你们在哪里也不必满脸羞惭浑身发僵地站起来承认，你们往人们的心灵上浇了多少脏水！

卓娅·列会娃却胜过了自己的全家。事情是这样的。她的父亲、母亲、祖父母和年少的哥哥们——因为信仰上帝被东一个西一个地关在远方的劳改营里。卓娅还只有十岁。她被送进保育院（伊凡诺沃省）。她在那里宣布，她永远也不会把母亲临别时给她系上的十字架从脖子上取下来。为了不致在睡着时被取走，她把带子结得更紧。斗争进行了很长时间，卓娅发了狠心说：你们可以把我捐掐死，从死人身上摘下来吧！因为她不接受教育，便把她送进了残疾儿童保育院！这里收有一些渣滓，比本章中描写的娃娃犯人还要坏的孩子。为十字架的斗争继续进行着。卓娅顶住了一切；她在这里既没有学会偷窃，也没有学会说下流话。“像我母亲那样圣洁的女人，女儿不可能是刑事犯。我宁可像全家那样成为一个政治犯。”

于是，她就成了一个政治犯。教育员们和广播越是颂扬斯大林，她就越确信不疑地看出他就是造成种种不幸的罪魁祸首。她没有被刑事犯们拉过去，现在反而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院子里有一座斯大林的石膏标准塑像。塑像上开始出现一些嘲讽的和难听的题字（娃娃犯人喜欢活动！——重要的只是怎样正确地引导他们）。行政当局每次都把石膏像重新粉刷一层，派人暗中监视，并报告了国家安全部。可是题字依然出现，孩子们哈哈大笑。最后，在一天早晨，发现塑像的头被打了下来，翻倒过来，在里面的空洞里拉上了屎。

恐怖行动！国家安全人员来了。开始依照他们的全套规矩进行审问和威胁：“把恐怖分子集团交出来，否则按恐怖行动论罪统统枪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枪毙掉一百五十来个孩子算个什么！要是他老人为知道了，就会亲自下命令的。）

不知道娃娃犯人们会沉住气还是会动摇，但卓娅·列舍娃声明：

“这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老爷子的脑袋还能派别的用场吗？”

她被判了刑。一本正经地判了极刑。但是，由于那个恢复死刑的法律（一九五O年）不可容忍地人道，枪毙十四岁的孩子好像是不许可的。因此就给了她十年（真奇怪，为什么不是二十五年）。十八岁以前她呆在普通劳改营里，从十八岁起——在特种营里。因为生性直率和嘴上不饶人，她又得了第二个劳改刑期，并且好像还有第三个。

卓娅的父母和哥哥都已经获释了，而卓娅却依然坐在牢里。

我们的信教自由万岁！

儿童们——共产主义的主人翁们万岁！

有哪个国家敢说它像我国这样热爱自己的孩子！

第十八章　古拉格的缪斯

说来令人高兴，在古拉格什么都是可能的。最阴险卑鄙的勾当和各种各样的背叛行为，完全意想不到的邂逅和深渊边缘上的爱情——全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人眉飞色舞地向你讲述，什么人在文教科官方手段的作用下得到了再教育——那你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瞎扯谈！

在古拉格一切人都在接受再教育，在相互影响下和在环境影响下接受再教育，在不同的方向上接受再教育——但是，还没有一个娃娃犯人，更不用说成年犯人，由于文教科的手段而得到再教育的。

然而，为了使我们的劳改营不像“卖淫窟、盗巢、累犯的培养场和伤风败俗的传习所”（这都是指沙皇的监狱而言的），——它们拥有这样的一个附设机构——文化教育科。

因为，像一度当过古拉格头子的阿佩特尔所说：“苏联的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劳改营！——作者注）建设来对抗资本主义国家的监狱建设。无产阶级国家借以实施剥夺自由的那些机构……可以用监狱或别的名词来称呼——但是问题不在术语。这是那样一些地方，在那里生命并不被杀死，而是长出新的嫩芽……”

我不知道阿佩特尔是怎样的下场，我想非常可能不久以后，就在生活长出新芽的那些地方被拧下了脑袋。但问题不在术语。读者懂得了在我们的劳改营里什么是主要的吗？文化建设。

一个机构应运而生了，大量繁殖了，它的触须伸到了每个岛屿。在二十年代它们称为政教科（政治教育科），从三十年代起叫文教科。它们的部分任务是代替过去的监狱神甫和祈祷仪式。

它们的建制是这样的。文教科长由自由人担任，拥有劳改营营长助理的职权。他自己选用教育员（按二百五十名犯人一名教育员的比例），教育员必须是“亲近无产阶级的阶层”中的人，因此，知识分子则、资产阶级）当然不适合（他们去挥舞丁字镐更合乎身份），而搜罗去当教育员的是那些有两三次前科的盗贼，还有城市里的骗子手、盗用公款者和道德堕落分子。瞧，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伙子（他因犯有情节轻微的强奸罪得到了五年）把报纸卷成筒，到五十八条犯人的工棚去同他们进行谈话，题目是：“劳动在改造过程中的作用”。这种作用，教育员们从一旁看得特别清楚，因为他们自己已“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用这样一些社会亲近分子还建立了文教科的积极分子队伍——但积极分子是不脱产的（他们只能希望日后搞掉某些教育员而占有他们的位置。这在文教科里造成了普遍的亲睦气氛）。教育员一早起应当送犯人去上工，然后就去检查一下厨房（就是说，他在那里好好吃一顿），此后暂时可以到自己的小室去睡足觉。他切忌去招惹和触犯贼头，因为第一，这是危险的，第二，时刻一到，“犯罪上的团结就会变成生产上的团结”，那时贼头们会带领突击作业班去猛打猛冲。暂时就让他们赠了一夜牌以后也睡个够吧。但是，教育员在自己的活动中经常遵循一个通则：劳改营里的文化教育工作——不是对“不幸者”的文教启发工作，而是文化一生产工作，它的锋芒（没有锋芒我们什么事也办不成）是针对……读者想必已经猜到了：五十八条犯人的。可惜，文教科“本身没有逮捕权”（咳，对文化的作用竟做了这样的限制！），但是可以请求行政当局“逮捕”（它是不会拒绝的！）。而且，教育员“经常地提供关于犯人情绪的报告”（它有耳朵，听得见！这里文化教育科微妙地转变为契卡行动科，但这没有写在规章上）。

然而，我们引经据典搞入迷了，在文法上错用了现在时态。我们不得不使读者大失所望，这里说的是三十年代，是文教科最美好的繁荣年代，那时，国内正在继续完成无阶级社会的建设，还没有那种从它建成之日起就骇人听闻地爆发出来的阶级斗争。在文教科的那些美好岁月里，它还增添了许多重要的附设机构：剥夺自由者文化委员会；文化启蒙委员会；卫生生活委员会；突击作业班指挥部；生产财务计划执行情况监督岗……正如索尔汉同志（白海运河工程总监和中执委特赦委员会主席）所说；旬邑人在监狱里的生活内容应当和全国的生活内容一致。”（索尔茨这个最凶恶的人民公敌受到了无产阶级法庭的公正惩罚……对不起，……为伟大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索尔茨同志受诬陷死于……迷信年代……对不起……死于存在着轻微的……迷信现象的年代。）

而且，那时工作方式像生活本身一样绚丽多彩、丰富多样。组织竞赛。组织突击运动。为实现生产财务计划而斗争。为加强劳动纪律而斗争。消灭生产缺口突击运动。向文化教育进军。志愿捐献飞机。认购公债。加强国防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揭发假突击工作者。同拒绝出工犯人进行谈话。扫盲（不过都不大愿意参加）。为劳动者出身的劳改犯人开办职业技术训练班（盗窃犯们争先恐后地去学当汽车司机：自由！）。还有关于社会主义财产不可侵犯的使人入迷的谈话！还有读报！问答晚会。每个工棚里的红角！完成计划的进度表。生产任务数字！五花八门的宣传画！各种各样的标语！

在那幸福的时代，缪斯在群岛阴森的广阔大地和无底深渊的上空翱翔。缪斯中第一个和最高的是司颂歌和口号的女神波吕许漠尼亚。

优秀的作业班将得到荣誉和奖励！

突击式地工作吧，你将得到拆抵！或如：

诚实地劳动吧，全家在等待着你！（真是摸透了心理！知道这里有什么名堂吗？第一：如果已经忘了家庭——那就惊扰你，提醒你。第二：如果非常不安——就安慰你：家人还在，没有被捕。第三：就这个样子，家庭并不需要你，只有通过诚实的劳改营劳动你才能为家庭所需）最后：

“加入纪念十月革命十七周年的突击出征吧！”喂，谁能无动于衷呢？……

还有具有尖锐政治题材的戏剧工作（稍稍取之于司喜剧的塔利亚女神）呢？例如：红日历服务！活报剧！改编成戏剧上演的宣传审判会！一九三0年中央九月全会主题大合唱！音乐滑稽剧“刑法典条文进行曲”（五十八条是瘸腿女妖）！这一切多么使犯人的生活生色呀！多么有助于他们去追求光明呀！

还有文教科的文娱干事呢！然后还有——无神论工作！最后是这些宣传队：

突击工作者们着了忙，

推起小车摇又晃！多么勇敢的自我批评呀！——连突击工作者都不怕碰！只要宣传队一到惩戒工段来举行一个音乐会：

听吧，伏尔加河！

如果在犯人身旁

契卡日夜守卫在工地上，

这就是说——

工人阶级有坚强的手

这就是说，在国保局里一

有共产党员在工作！

于是所有的受罚犯人，特别是惯犯们，马上就扔掉纸牌，干脆是拼命地奔去上工！

还有这样的措施：一群优秀突击工作者访问强管连或惩戒隔离所，并带着一个宣传队。起初，突击工作者们想尽方法指责拒绝出工的犯人，向他们说明完成定额的好处（伙食会改善）。然后宣传队就唱了起来：

到处在热火朝天地奋战，

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也在

战胜冰雪严寒！并且完全坦率地唱道：

为了我们能更好地生活，

为了有吃，有喝——

我们就应当更好地把土挖掘！于是，所有愿意的人不光是被请回营区，而且马上搬进突击队工棚（从惩戒棚），马上给他们吃的！艺术的效果多大呀！（除中心宣传队外，各宣传队不脱产，只在演出口多领一份粥。）

还有哪些更细致的工作形式呢？例如，“在犯人们自己的协助下同工资方面的平均主义现象进行斗争”。只要深思一下，这里有着多么深刻的意义！这意思就是，在作业班会议上将有一个犯人站起来说：不要给他全份口粮，他工作得不好，最好还是把二百克给我吧！

还有——同志审判会呢？（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它们称为“同志道德审判会”！审理赌博、打架、偷窃等案件——但这难道是审判会干的事吗？并且，“道德”这个字眼儿发散着浓重的资产阶级气息，后来就把它取消了。）从改建时期起（从一九二八年起），审判会开始审判旷工、装病、对财物照管不善、出产废品、损坏材料等案件。如果审判会的成员中没有混进阶级异己的囚犯（只有杀人犯、当了“母狗”的盗窃犯、盗用公款犯和纳贿犯），那么审判会就会在自己的判决中向领导请求采取剥夺会见亲属、外面送来的牢饭、折抵刑期、假释以及将不接受改造的犯人转押他处等措施。这是多么明智的、公正的措施呀！特别有益的是，采取这些措施的创议是来自犯人自己的。（当然，并非没有遇到困难。开始审判一个过去的富农分子，他就说：“你们的审判会是同志审判会，我对你们来说是富农分子，不是同志。所以你们无权审判我！”不知怎么办好了。请示了劳改营总管理局政治教育处，那里回答说；审判！一定要审判，不要拘泥！）

什么是劳改营里整个文化教育工作的基础之基础呢？“不能听任劳改犯在下工后自行其事——不让他过去的犯罪习气旧病复发”（举例说，要使五十八条犯人不去考虑政治）。重要的是“要使犯人永远也不能脱离教育的影响”。

在这方面，现代的先进技术手段很有帮助，那就是：每个杆子上和每个工棚里的扬声器！它们永远也不应当停止出声。它们应当从起床到熄灯一直不断地向犯人们解释怎样使自由的时刻接近；每小时报道工作进程，报道先进的和落后的作业班，报道哪些人在起妨碍作用。还可以推荐这样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同个别拒绝出工的犯人和工作不老实的犯人进行广播谈话。

当然还有报刊，报刊！—一我们党的最锐利的武器。这就是我国有出版自由的真实证据：囚禁中的出版物！是啊！在哪个国家里还能让犯人有自己的报刊呢？

报纸第一类是墙报，手写的，第二类是大印数的。两类报刊都拥有一些鞭挞（犯人们的）缺点的无所畏惧的劳改营通讯员，这种自我批评受到领导的鼓励。至于领导自身对这种劳改营自由报刊的重视程度，德米特拉格的第四三四号命令中的一句话就可以说明：“极大部分短评没有得到反应。”——报纸还刊登突击工作者的相片。报纸作指示。报纸揭发问题。报纸还阐明阶级敌人的动向——以便给予他们以更沉重的打击（报纸——契卡行动科的优秀合作者！）。一般说，报纸反映着劳改营的生活进程，它对后代子孙是不可估价的证明材料。

举例说，阿尔汉格尔斯克关押所的报纸在一九三一年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犯人生活的富足兴旺景象：“痰盂、烟灰缸、桌子上的漆布、无线电广播装置、领袖们的肖像和墙上宣传党的总路线的鲜明标语……——这就是被剥夺自由者所享有的应得果实！”

啊，多么昂贵的果实！这在被剥夺自由者的生活中是怎样反映出来的？还是这个报纸在过了半年以后写道：“大家齐心协力、干劲十足地开始工作……生产财务计划完成率提高了……伙食却减少和变坏了。”

咳，这没有关系！这恰恰是没有关系的！后者——是可以纠正的。

这一切都消失到哪里去了呀？……哦，地球上一切美好的和完美的事物寿命多么短促！这种紧张而有朝气的乐观的旋转木马式的教育制度往哪里去了？！而这种教育制度是来自先进学说的基础，它曾许愿说，再过几年我们国内就不会有一个罪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特别有这种感觉）。突然，冰川期到来了（当然是很需要的，完全必要的），——于是，各类创新的柔嫩花瓣纷纷凋落了。突击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消散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有劳改营的报纸呢？突击、捐献、认购和星期六义务劳动呢？文化委员会和同志审判会呢？扫盲和职业技术训练班呢？当已经下令把扬声器和领袖们的肖像从隔离区里收拾掉的时候，这又算得了什么！（痰盂也不摆了。）犯人们的生活马上黯然失色了！它马上倒退了几十年，失去了最重要的革命监狱成果！（但是我们毫不反对；党的措施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

有艺术性的有诗意的标语形式已经不受重视，标语变得非常简单：完成！超额完成！当然，谁也没有直接禁止美学教育，禁止缪斯飞翔遨游，但它的可能性大大地缩小了。拿沃尔库塔的一个营区为例。九个月的冬天结束了，三个月的凑凑合合、可怜巴巴的夏天已经来临。营区的讨厌而肮脏的外观使文教科长心里疼痛。在这样的条件下罪犯不可能真正地去思考他自己置身于外的我们那个制度的完美。于是，文教科就宣布几个星期回义务劳动。犯人们在空闲时间兴致勃勃地做“花坛”——不是用什么花草，这里什么也不长，而是干脆在毫无生意的小土丘上巧妙地铺砌苔藓、地衣、碎玻璃、卵石、炉渣和碎砖，以代替花卉。然后在这些“花坛”四周设置抹灰泥用的板条做成的栅栏。虽然效果不像高尔基公园里的那样好——但文教科对此也已经心满意足了。你会说，过两个月一下雨就会把一切都冲掉。冲掉又怎么啦。明年重新再做就是了。

还有，政治谈话变成什么样子了呢？翁日拉格第五独劳点里，从苏霍别兹沃德诺耶来了一名宣讲员（这已经是一九五二年了）。下工后把犯人们赶去听讲演。这个同志虽然没有受过中等教育，但能在政治上完全正确地作需要而及时的讲演：“关于希腊爱国者的斗争”。犯人们昏昏欲睡地坐着，一个躲在另一个的背后，毫无一点兴趣。宣讲员讲述爱国者们受到的可怕迫害，讲到希腊妇女们含着泪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信。讲演结束了，一个从里沃夫来的带点傻气但又颇为狡猾的女犯舍列梅塔站起来问道：“首长公民！请您说：——我们可以给谁写呢？……”这一来，说实在的，已经把讲演的积极影响化为乌有了。

文教科保留下来的改造和教育工作形式有这样一些：在犯人给长官的申请书上注明完成定额情况和他的表现；给各房间分发经过检查的信件；合订报纸共藏起来免得被犯人卷烟抽掉；一年三次举行业余文艺表演；设法给美术家们搞来颜料和画布，以便他们能装饰营区并为长官们的私邸画画。稍稍给行动特派员一点帮助，但这是非正式的。

在此种种以后，无怪充当文教科工作人员的不再是一些主动热情的指导者，而更多的是一些傻头傻脑、死气沉沉的角色。

哦！还有一项重要工作：管理信箱1有时把它们打开，取出信件，重新关上——这是一些漆成褐色的挂在营区内显眼地方的小箱子。箱子上分别写有：“致苏联最高苏维埃”，“致苏联部长会议”，“致内务部长”，“致总检察长”。

请写吧！——我们有言论自由。至于该送到哪里，该送给谁，这由我们来解决吧。这里有专门阅读这些东西的同志。

投进这些箱子里的是些什么呢？赦免申请书？

不仅有这种东西。有时还有告密情（初出茅庐者写的）——文教科自然会分清，它们不是往莫斯科送的，而是该拿到旁边的办公室去的。还有什么呢？没有经验的读者就猜不到了！还有——发明！非常伟大的发明，这种发明应当使现代的整个技术根本改观，至少可以把发明者从劳改营里释放出去。

在普通的正常人中间，发明家（诗人也一样）要比我们猜想到的多得多。在劳改营里他们更是多不胜数。要想法脱身出去呀！发明活动是一种不受子弹和毒打威胁的逃跑形式。

在上下工的时候，在抬担架和挥丁字镐的时候（找不出别的更合式的时间），这些尤拉纳斯女神的侍从们蹙着额头，努力在发明什么足以使政府吃惊和燃起它的贪欲的东西来。

从霍夫林诺劳改营来的列别杰夫是一个无线电报务员。他的发明已经遭到回绝，无需保密了，所以现在向我透露说，他发现了罗盘针在蒜味影响下的偏离效应。由此他发现了用气味调制高频振荡的途径，用这个方法可以实现气味的远距离传输。然而，政府人士不认为这个方案有军事上的好处，不感兴趣。就是说，没能得手。你或者留下来继续受罪，或者再想出点什么更好的名堂来。

有的人，虽然很少见，——突然被带走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自己不会解释，不会说出来，免得把事情搞坏，而在劳改营里则谁也猜想不到，为什么正是把他带走了，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的永远消失了，有的过些时候又被送了回来（他现在也不会说，免得被当成笑柄。或者故意放出一层浓厚的烟幕。这是合乎犯人们的性格的：用讲故事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但是，我这个在天堂岛屿呆过的人，曾看到过导管的另一端：发明送去的地方，以及在那里是怎样阅看的。这里我允许自己使这本不愉快的书的耐心读者稍稍开开心。

有一个叫特鲁什里亚科夫的，过去是苏军中尉，在塞瓦斯托波尔受震伤后，被抓去当了俘虏，后来在奥斯威辛呆过，这一切经历使得他的神经似乎有点不正常。他从劳改营里提出的某种设想颇能引起上面的兴趣，因而被送到供犯人工作的科学研究所（即“沙拉什卡”）。在这里他成了真正的发明喷泉，长官们刚否定了他的一项发明——他马上就提出第二项。虽然他没有把任何一项发明搞到计算的程度，但他是那么充满灵感，气度深沉，不苟言笑，眼光富有表情，所以人们不仅不敢怀疑他在搞欺骗，而且我的一个朋友，一位很严肃的工程师坚持说，特鲁什里亚科夫以其思想深度来说，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牛顿。诚然，我并没有注意他所有的想法，但有一次他接受了研制他本人提出的雷达吸收器的任务，他要求得到高等数学方面的帮助，我被作为数学家派到他那里。特鲁什里亚科夫对任务作了这样的说明：

为了使飞机或坦克不反射雷达波，它应当拥有某种用多层材料（这是什么材料，特鲁什里亚科夫没有告诉我：或是因为他自己还没有选定，或是因为这是发明者的主要秘密）做的覆盖物。电磁波在这些层的边界上经过前前后后多次折射和反射，应当失去自己的全部能量。现在我的任务是，虽不知材料的性能，但应当利用几何光学定律和我所能用的任何其他手段来证明一切都将像特鲁什里亚科夫所预言的那样——而且还要选定层次的最佳数！

不言而喻，我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特鲁什里亚科夫也什么都没有做成。我们的创作联盟也就解体了。

不久，我作为图书管理员（我在那里也当过图书管理员），收到特鲁什里亚科夫送来的一份馆际（从列宁图书馆）互借预约单。那上面没有指明作者和书名而写着：

“随便什么关于洲际旅行技术的东西。”

因为当时只是一九四七年，所以列宁图书馆除了儒勒·凡尔纳以外，几乎什么也不能给他提供（关于齐奥尔科夫斯基当时很少想到）。在准备飞向月球的尝试失败后，特鲁什里亚科夫又被扔进了无底深渊——回到了劳改营。

信件还是从劳改营里源源而来。我被派进（这一次是作为翻译）清理从劳改营送来的成堆的发明和专利申请书的工程师班子。之所以需要翻译人员，是因为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许多文件送来时都是用德文写的。

但是，这并不是申请书。而且，也不是自愿写出来的东西。读它们的时候是感到痛心和害臊的。这是一些从德国战俘那里逼取、强求、压榨出来的东西。因为很清楚，总不能把这些德国人在俘虏营里扣留一辈子：就算在战后扣上三年，扣上五年，但最后还得把他们放回老家去。所以应当在这些年内把可能对我们国家有用的东西都从他们那里套出来。至少取得被带到西方占领区去的那些专利的黯淡的影子。

我很容易想象这是怎样搞出来的。命令那些毫不生疑的做事认真的德国人报告：有什么专长，在哪里工作过，担任什么工作。然后，必定是契卡行动第三科挨个儿把所有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叫到办公室去。先是尊敬地（这使德国人受宠若惊）详细询问他们战前在德国做过的工作种类和性质（他们已经开始想，是否将要让他们离开劳改营去做享受优待的工作）。然后从他们取得不泄密的书面具结「凡是verboten（禁止）的事情，德国人是不会做的」。最后对他们提出硬性要求：书面叙述他们生产上的一切值得注意的特点和那里采用的重要技术的新成就。德国人明白了他们在夸耀自己过去的地位时，已落入了怎样的陷阱，但已经晚了1他们现在不能什么也不写——他们受到恐吓说如果这样做就永远不放他们回国（按那些年代的情况来判断，这看来是很可能的）。

深感内疚和压抑的德国人勉强拿笔写了……由于无知的契卡行动人员没有能力深究供述的实质，而只根据页数作评价，才使他们获救并免于供出重要的机密。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则几乎永远也抓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供述或者是矛盾百出的，或者故意笼上一层学术性的迷雾而放过最重要的东西，或者一本正经地去说明那些连我们祖辈都已清楚知道的“新成就”。

但是那些用俄文写的申请书——它们有时奴颜婢膝得令人吃惊！仍然可以想象得出，在劳改营那里，在恩赐的可怜的星期日，这些申请书的作者小心地防备着邻居知道他们写的内容，大概撒谎说是在写赦免申请书。他们的低等智能是否能预见到，阅读他们呈送至高无上君主的字迹工整的报告的，将不是懒惰成性的饱食终目的领导，而是同他们一样的普通犯人。

我们翻阅一份写了十六大页（这是他在文教科央求来的纸）的设计详尽的建议：1．“关于利用红外线警卫犯人隔离区”。2．“关于利用光电管计算通过劳改营门岗的人数”。还附有图纸，狗崽子。还有技术说明。序言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我虽然因为犯了罪按五十八条被判长期监禁，但我

在这里也依然忠于自己的亲爱的苏维埃政权，并愿协助

对我周围的凶恶的人民公敌实行可靠的警戒。如果我将

蒙见召而离开劳改营并获得必要的资料，我保证可以建

立起这一套系统。

竟有这样的“政治犯”！这份报告在我们手上传阅时伴随着感叹声和劳改犯式的骂娘声（这里都是自己人）。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坐下来写了如下的评语：该设计方案技术上不合规格……设计方案没有考虑到……没有规定……不赢利……不可靠……结果可能不是加强而是削弱劳改营的警卫……

犹大，你今天在远方的劳改点上做的是什么梦？我要把一根杆子插进你的喉咙，让你在那里憋死，毒蛇！

这是沃尔库塔寄来的一包文件。作者抱怨说，美国已经有了原子弹，而我们的祖国直到现在却还没有。他写道，他在沃尔库塔经常思考这件事，他愿意从铁丝网后面来帮助党和政府。因此他把自己的设计方案标题为

PAH——原子核衰变但这个方案（听熟了的话）由于沃尔库塔劳改营里缺乏技术书籍（好像那里有文艺书籍似的！）他未能加以完成。因此，这个野人请求暂时只要给他寄一本放射性衰变指南来，在此以后他保证很快就能完成自己的PA月设计方案。

我们坐在桌子后面笑得前俯后仰，并且几乎同时做出了一样的两行短诗：

你这个PAH（拉亚）

能搞出个鸡……！

然而，在劳改营里确有一些真正的大学者在衰竭和毁灭，但我们亲爱的部领导却并不急于在那里发现他们，给他们找到比较相当的用武之地。

亚历山大·列昂尼多维奇·奇热夫斯基在他的全部劳改期内，一次也没有在“沙拉什卡”里找到一席之地。奇热夫斯基在进劳改营之前在我国也是很不吃香的，因为他把尘世的革命和生物过程同太阳的活动性联系起来。他的整个科学事业是异乎寻常的，研究课题是出乎意外的，容纳不进科学的方便框框中去。当时人们不理解怎样把它们用于军事和工业目的。在他死后，我们现在读到赞扬他的文章；判明了心肌梗塞由于磁暴而增长（十六倍）的现象，作出了感冒流行病的预报，探索了根据血沉曲线早期发现癌症的方法，提出了关于Z——太阳辐射的假说。

苏联宇宙航行之父科罗廖夫虽然被送入过“沙拉什卡”，然而是作为航空学家被送进去的。“沙拉什卡”的领导不允许他从事火箭研究，他就只好在夜里去搞。

（我们不知道，朗道是被送进了“沙拉什卡”还是被运到远方的岛屿上去了——他的肋骨被打断，已经承认了自己是德国间谍，但卡皮察出来说情救了他。）

我国的大空气动力学家和博学多才的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斯特拉霍维奇从列宁格勒监狱递解出去以后，曾在乌格利奇劳改营当过洗澡房的辅助工。现在他带着服完十年徒刑后仍令人惊奇地保持着的孩子般真挚的笑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在死牢里度过了几个月后，他在劳改营里又害了一场营养不良性腹泻病。在此以后，让他在妇女作业班洗澡时站在洗澡房人口处当守门人（男犯洗澡时另派身强力壮些的，他在那里顶不住）。他的任务是：只放赤身裸体空着手的妇女进洗澡房，要她们把一切东西都交到蒸衣室，特别是乳罩和裤衩，因为卫生科认为这些东西里是虱子的主要藏身之处，而妇女们恰恰不想把这些东西交出去，设法带着它们通过洗澡房。斯特拉霍维奇的外表是这样的：一把大胡子象凯尔文勋爵，前额像悬崖，有普通人的两倍高，简直不能称为前额。妇女们对他又是恳求，又是詈骂，又是生气，又是嘲笑，邀请他到墙角的一堆桦树条帚上去……——这对他都不起作用，他是无情的。那时她们就一致愤恨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阳萎症患者。有一天突然把这个阳萎症患者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不多不少——去领导国内第一个涡轮喷气式发动机的设计。

至于那些被听任在一般劳动中毁灭的科学家——我们就不知道了。

关于那些在科学发明进行得最紧张的时候被捕和消灭掉的人（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奥尔洛夫，他还在一九三六年就研制出了长期保存食品的方法）———我们能从哪里得知呢？他们的发明随着发明者的被捕被封存了。

在劳改营的散发着恶臭的缺氧的气氛中，文教科冒着黑烟的灯光，一会儿迸发，闪烁，一会儿只发出隐约可见的微明。但就是这样的灯光，人们还是从各工棚、各作业班走出来，汇集到那里去。有一些人是抱着实际的目的：从书籍或报纸里撕下纸来卷烟抽，搞点纸去写赦免申请书，或者用这里的墨水写点什么东西（在工棚里不能有墨水，就是在这里也是糊起来的：因为可以用墨水来盖假戳子！）。有的是去炫耀一番：瞧，我是有文化的！有的是为了到已经厌烦的本作业班外面去找些新人厮混厮混，说说闲话。有的是去听点东西来给“教父”打小报告。但还有这样的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这些疲乏的人为什么不在板铺上躺躺，休息一下酸痛的身子，反而不可解释地被什么东西吸引着到这里来度过晚上短短的半个小时。

到文教科去消遣消遣，不知不觉使心灵稍稍感到一点清爽。虽然到这里来的与现在坐在作业班的“小车厢”上的那些人一样，同样是饥饿的人，但在这里谈论的不是口粮，不是粥，也不是定额。在这里说的不是组成劳改营生活的那些东西，在这上面也就包含着心灵的抗议和头脑的休息。这里说的是某种神话般的往事，那是这些灰溜溜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根本不可能有过的。这里也谈论那些不知何故没有落入监牢的幸运儿在外面过的快乐得难以形容的行动自由的生活。在这里也议论艺术，有时真是令人心醉神迷！

好似在群魔乱舞的大地上，有人画了一个微弱发光和像雾一样飘动的圈子——它眼看着就要熄灭，但在还没有灭掉以前——你的感觉是，在这个圈子里，半小时内你是妖魔力所不及的。

在这里还有人拨弄着吉他。有人轻声唱着歌——完全不是那种允许在舞台上唱的歌子。你心里颤动起来了：生命——还存在！它——还存在！于是，你幸福地环顾四周，你也想向谁表达点什么东西。

不过，说话要留神。听话要当心。瞧！这是廖瓦·格-曼。他既是个发明家（公路交通学院未毕业的学生，打算大大提高发动机的有效系数，搜查时资料被拿走了），又是个演员。，我们与他一起上演过契诃夫的《求婚》。他还是个哲学家，会说这样动听的话：“我不愿关心后代，让他们自己往地里去掏挖吧。我像这样紧紧地抓住生活！”——他现身说法，用指甲紧紧掐进桌子的木头。“相信崇高的思想？——这是打已经断了线的电话。历史是一系列不相连贯的事实。把我的尾巴还给我吧！阿米巴——要比人完美些；它有比较简单的功能。”他的话会使你入神：他详细地解释为什么憎恶列夫·托尔斯泰，为什么陶醉于爱伦堡和亚历山大·格林。他还是个随和的小伙子，在劳改营里不逃避干重活：用长钻凿墙，诚然，这是在保证能完成百分之一百四十任务的作业班里。他的父亲手一九三七年被捕入狱并死在牢里，但他自己是个普通刑事犯，是因为伪造面包配给证被抓进来的，然而，他耻于带着诈骗罪的条文，竭力向五十八条犯人靠近。靠近啊靠近，但有一次开始举行劳改营内的审判，这么讨人喜欢的、这么使人感兴趣的，“这样抓住生活的”廖瓦·格-曼却作为起诉方面的证人出庭。如果你没有向他讲过多的东西，那就算运气。

如果在劳改营里有怪人（他们总是有的！），那么他们走的路决不会绕过文教科，他们一定要到那里去瞧上一眼。

请看阿里斯蒂德·伊万诺维奇·多瓦图尔——有哪一点不是个怪人？他是彼得堡人，罗马尼亚和法国的血统，古典语文学家，一辈子是个孤孤单单的光棍。像把猫从肉食分拉走一样，也把他从希罗多德和凯撒身边拉走了，并把他关进了劳改营。他的心灵里还充满着没有释读完的文本，他在劳改营里——像在梦里一样。他在这里本来第一个星期就会完蛋，但医生们保护了他，给他安排了令人艳羡的医务统计员的职务，每月还让他给新招来的医士们上两次对他们不无益处的课！在劳改营里——上拉丁文课！阿里斯蒂德·伊万诺维奇站到小黑板旁——像在美好的大学年代里那样容光焕发！他写下土著们眼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奇怪的动词变位表，他的心由于粉笔移动时发出的吱吱声而跳动起来。他被安排得那么宁静，那么好！——但是灾祸也降临到他的头上：劳改营长认为他是个罕见的诚实的人！于是就任命……为面包房主任！劳改营职务中最诱人的一个！面包房主任——就是生命主任！对这个职务，劳改犯们都是心向神往、全力以求的，但得到的人是寥寥无几！而这时候职务从天上掉下来——多瓦图尔却被它压垮了！还没有接管面包房，他整个星期就像被判了死刑似的。他乞求长官烧了他，让他活着，让他继续保持舒畅的精神和拉丁文动词变位法。他得到了赦免：又一个骗子手被任命为面包房主任。

还有这么一个怪人——下工后是文教科的常客，他还能在什么地方呢？他长着一个大脑袋，轮廓粗大，便于化装，从远处看得很清楚。毛茸茸的浓眉特别富有表现力。而样子却总是带着悲剧色彩。他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抑郁地瞧着我们的贫乏的排演。这是卡米尔·列奥波尔多维奇·冈图阿尔。革命初年他从比利时来到彼得格勒创建“新剧院”——未来的剧院。当时谁能预见到这个未来将是个什么样子，导演们将怎样被关进牢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冈图阿尔都是同德国人打了仗的：第一次——在西方，第二次——在东方。现在却以背叛祖国的罪名给他扣上了十年……背叛什么样的祖国？……在什么时候？……

当然罗，文教科属下最露脸的——那就是画家。他们在这里是主人。如果有单独的房间——这是供他们使用的。如果有谁固定地免除一般劳动——那只是他们。在所有的缪斯的侍从者中，只有他们创造着真正的价值——一可以用手去触摸的，可以在住所里挂起来的，可以卖钱的。他们画的画，当然不是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而且也不要求他们这样做，难道从五十八条犯人的脑子里能够产生出好画来吗？他们只不过是把美术明信片上的画临摹成大的复制品——有的划上格子，有的不划格子也可对付。你在泰加林和冻土带的穷乡僻壤里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美术商品了，你们只管画，至于挂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知道。甚至如果并不马上中意也无妨。来了一个准军事警卫队的副排长维彼拉依洛，瞧了瞧德乌尔的“胜利者—尼禄”的临摹品；

“这是什么？新郎官骑马？他怎么灰溜溜的？……”还是照样拿走。画家还用颜色画毯子：乘着小艇与天鹅一起漂浮在水面的美人，落日和城堡——这一切都很合军官同志们的胃口。画家也不是傻瓜，他还偷偷地为自己画这样的小毯子，看守拿到外面的市场上卖了钱对半分。需求量是很大的。一般说，画家在劳改营里是可以生活的。

雕塑家——要差一些。雕塑作品对于内务部的干部来说，并不是那么美观的东西，摆设起来不习惯，而且还要占用摆家具的地方，一碰还会打碎。在劳改营里雕塑家的工作很少，通常都是像涅多夫那样兼搞绘画。就这样，巴卡耶夫少校走进来，看见一座母亲的小塑像还会说：

“你怎么搞的，做了个哭鼻子的母亲。在我们国家里母亲是不哭的！”伸手就要砸掉塑像。

沃洛佳·克列姆普涅尔，一个青年作曲家，富裕的律师的儿子，依照劳改营的观念，还是个没有打垮的公子哥儿，他从家里把自己的钢琴运到莫斯科近郊的别斯库德尼克劳改营（群岛上闻所未闻的事件）！运来好像是为了加强群众文化工作，实际上则是为了自己作曲，不过，他随身带着劳改营舞台的钥匙，熄灯后点着蜡烛（电灯已经关了）弹奏。有一次他在这样弹奏，记下自己编的一首新的奏鸣曲，突然被后面的一声吆喝吓了一跳：

“你的音乐有镣铐味！”

克列姆普涅尔跳了起来，一个少校，劳改营长，老契卡人员偷偷摸摸站在墙边，现在他向蜡烛走过来——他的身后拖着一条巨大的黑影。少校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个骗子要写信叫运来钢琴。他走过去，拿起记下的乐谱，一声不吭地、阴沉沉地在蜡烛上烧了起来。

青年作曲家不能不叫起来：“你在做什么呀？”

少校从咬紧的牙齿缝里更加明确地宣布；“送你的音乐到那里去！”

灰烬从纸上掉下来，轻轻落在键盘上。

老契卡人员没有错，这首奏鸣曲真的是描写劳改营的声

如果在劳改营里出现个诗人——允许他做的事情是在讽刺犯人的漫画下写题词和创作顺口溜——也是讥讽违反纪律的犯人的。

诗人也好，作曲家也好，不可能有别的主题。他们不可能为自己的长官做出什么可以触摸到的、有用的、可以拿到手的东西来。

散文作家在劳改营里则根本不可能有，因为他们永远不应当有。

当俄罗斯的散文进了劳改营的时候，一个苏联诗人悟到了这一点。过去了！——没有回来。进去了！——没有浮出来—…·

关于所发生的事件的全部规模，关于遇害者的人数，关于他们可能达到的水平——我们永远也作不出判断。关于在起解前赶紧烧掉的笔记本，关于已经写好的片段和那些装在脑袋里并与脑袋一起扔进了冰冻的万人坑里的庞大构思，谁也不会给我们讲了。涛还可以用嘴唇贴着耳朵朗读，还可以记住并把它们或关于它们的记忆传下来，——但是散文一般不会预先讲出来的，它存在下来比较困难，它太庞大，太不灵活，与纸张关系太大，因此很难通过群岛上的种种波折。谁能在劳改营里下决心去写呢？例如A·别林科夫写了——落到了“教父”手里，反弹回来就是加刑。再如M·H·加里宁娜，她根本不是个什么作家，不过在记事本里写下了劳改营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也许将来会对什么人有用”。可是——落到了行动人员手里。她——关进了禁闭室（还算便宜对付过去了）。再如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格一夫，他是个不加看押的犯人，在营区外某地写了四个月的劳改营大事记，可是在危险的时刻把它埋进了地里，自己则从这个地方永远被赶走——大事记就这样留在地里了。在营区里不行，在营区外也不行，在哪里行呢？只有在脑袋里！但诗可以这样写，散文却不行。

我们这些受司历史女神克利俄和司史诗女神卡利俄珀养育的人有多少遭到了毁灭，是无法根据我们几个幸免于难的人用任何外推法计算出来的——因为我们也并没有活下来的概然性（拿我为例来说，我把自己的劳改营生活从头到尾回忆一遍后，确信我是本应死在群岛上的——或者是为活下来而百般迁就，以至失去了写作的需要。救了我的是一个附带的因素——数学。这个因素怎样能运用在计算当中呢？）。

从三十年代起所有称为我国散文的东西——只是流入地下的湖泊留下的泡沫。这是泡沫，而不是散文，因为它没有反映出这几十年所有主要的东西。优秀的作家们扼杀了自己最优秀的本质，他们置其实于不顾，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全自身和他们的作品。那些不能放弃深度、特点和耿直的作家在这几十年内不可避免地需要把脑袋搬一搬家——大都是通过劳改营，有的则通过在前线的丧失理智的逞勇好强。

一些哲学散文家、历史散文家、抒情散文家、印象派散文家、幽默散文家就这样走入了地府。

然而，正是群岛给我们的文学，也许还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二十世纪昌盛时期的空前未有的农奴制，在这种唯一的、无需作任何补充的意义上，为作家们开辟了富有成果的虽然是毁灭性的道路。

我斗胆最概括地来说明一下这个思想。不管世界已经存在了多少时候，迄今为止始终存在着两个不可融合的社会阶层：上层和下层，统治阶层和从属阶层。这种划分像一切划分一样，是粗略的，但是，如果不仅把那些有权、有钱、有名望的高等人，而且还把那些因家庭或因个人努力而受到教育的高等人，一句话，把凡是不需要靠双手去工作的人都算入上层——那么这种划分几乎将是囊括无遗的。

那时我们就可以预期会产生四个领域的世界文学（以及一般艺术和一般思想）。第一个领域：上层人描绘（描写、思考）上层人，即描绘自身、自己人。第二个领域：上层人描绘、思考下层人，“小兄弟”。第三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上层人。第四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即描绘自己。

上层人总是有闲、有或多或少的钱，有文化，有教养。他们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掌握艺术技巧和严整的思想习惯。——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生活规律：优裕生活会扼杀人在精神上的探索。因为这个缘故，第一个领域包含着许多饱食终日所产生的变态艺术，许多病态的和妄自尊大的．“学派”——不结果实的花朵。只有当那些个人深遭不幸或具有天赋的十分巨大的精神探索要求的代表者进入了这个领域时——才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来。

第四个领域——这就是全世界的民间创作。在这方面闲暇时间是一个分数，它以微分系数的形式分配给单个的人。无名的贡献——不是有意编出来、而是在幸运时刻灵机一动而形成的形象、说法，也是一些微分系数。但创作者却多得不可胜数，这几乎都是一些受压制的满腹牢骚的人。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然后一年惩年地口头相传，经过了几十万次的淘汰、冲洗和琢磨。我们就这样得到了民间创作的黄金沉积。它不是华而不实的，冷漠无情的，因为在它的作者中没有一个不是备尝艰辛的。属于第四领域的文字创作（“无产阶级的”、“农民的”）——全是萌芽状态的、无经验的、不顺畅的，因为这里总是缺少个人的才能。

第三领域（“自下而上”）的文字也犯有同样的无经验的毛病，但更甚于此者，它受到了嫉妒和仇恨——无结果的、无创造艺术的感情的毒化。它同样犯了革命者经常犯的那种错误：把高等阶级的缺陷都归咎于它本身，而不归咎于整个人类，没有想象到以后他们自己也会有效地继承下这些缺陷。——或者相反，失之于奴颜婢膝的崇拜。

第二领域（“从上而下”）有希望成为道德上最有成果的。它是这样一些人所创造的，他们的善良、追求真理的激情、正义感强于他们的昏睡的安宁生活，他们的艺术是成熟的，高尚的。但是，这个领域有一个缺陷：缺乏准确地理解事物的能力！这些作者同情、怜悯、哭泣、愤懑——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便不能确切地理解。他们总是从旁边和从上面来观察，怎么也不为下层人设身处地着想，所以有人即使一只脚已经跨过了篱笆，却不能移过第二只脚去。

可见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自私，以至只有经过外部的暴力才能实现这个转变。塞万提斯就是这样在奴役中形成的，阳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在苦役中形成的。在古拉格群岛则是一下子在几百万人的头脑和心灵上同时进行了这种试验。

把几百万俄国知识分子投入这里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游览参观，而是让他们变成残废，死亡，并且毫无回去的希望。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这么多老练的、成熟的、富有文化的人当真地而且永远地陷于奴隶、囚徒、伐木工和矿工的境地。这样，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规模上）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妨碍上层理解下层的一个很重要的、似乎是透明的但以前是不可穿越的壁障—一怜悯——消失了。怜悯曾是往昔的高尚的同情者（一切启蒙作家！）们的推动力——怜悯也迷住过他们的眼睛。他们感到内疚，因为他们自己未能分担厄运，由此之故他们认为自己更加责无旁贷，应当大叫大喊去揭发不公平现象，同时却忽略了彻底去观察下层、上层、所有人的天性。

只有群岛的知识分子犯人才最终地失去了这种内疚感：他们完全分担了人民的厄运！俄国的有文化的人只有现在（如果他超脱了本人的痛苦）才能从里面来描写农奴——因为他自己也成了农奴！

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了铅笔、纸张、时间和柔软的手指。但是现在看守抖搂他的东西，查验他的消化道的人口和出口，而契卡行动人员则查验他的眼睛。

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但是融合了的经验的代表者却死去了……

前所未有的哲学和文学还在诞生时就这样葬身在群岛的铁壳下了。

在文教科的常客中，为数最多的是业余文娱活动的参加者。这个职能——指导业余文娱活动，仍留给了老朽的文教科，像它年轻时所担负的一样。在个别岛屿上，业余文娱活动的产生和消失好似来潮和退潮，但不是像海潮那样合乎规律的，而是突发性的，出于一些领导上知道而犯人却不知道的原因，也许是文教科长半年一次要在总结报告中写进点什么东西，也许是上面的什么人要来。

在荒僻的劳改点上是这样做的——文教科长（在营区里通常见不到他的影子，老是由犯人担任的教育员代替他转来转去）把手风琴手叫来，对他说：

“听着。搞起个合唱队来！一个月以后就得给我演出。”

“首长公民，我可不识谱呀！”

“你要他妈乐谱有啥用？你拉一首大家都熟的歌，别人跟着唱就行了！”

于是宣布组织班子，有时与戏剧小组一起搞。在什么地方排练呢？文教科的房间派这种用场嫌小，需要宽敞一些，而俱乐部礼堂当然是没有的。一般派作这种用场的是劳改营的食堂——那里永远被烂菜场的蒸气、腐烂的蔬菜和煮熟的鳝鱼的气味熏得恶臭难闻。食堂的一面是厨房，另一面——或者是固定的舞台或者是临时搭的木板台。晚饭后合唱队和戏剧小组就聚集在这里（环境——如A·格-曼画的图中所见。只是画家画的不是本营的业余文娱活动，而是外来的文化宣传队。现在收拾起最后一些碗钵，把最后几个垂死的犯人赶走——就要放进观众来了。读者自己可以看到，那几个农奴女演员们有多少快乐的表情）。

用什么东西招引犯人来参加业余文娱活动呢？在营区里的五百人中，也许有三四个真正的歌唱爱好者——那么合唱队由谁来组成呢？合唱队中的相会对男女混合营区说来就是主要的诱饵！被任命为合唱队指挥的A·苏济觉得奇怪，他的合唱队怎么会那样漫无节制地膨胀起来，以致一支歌也不可能彻底教会——一批批新的参加者纷至沓来，他们一点没有嗓子，从来也没有唱过歌，但都要求参加。拒绝他们，不考虑刚刚苏醒的向往艺术的志趣将会是多么残酷！然而，一排练起来，合唱队员就少得多（原因是：允许业余文娱活动参加者熄灯后两个小时内在区内走动——去参加排练和从排练归来，这两个小时被他们用来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出现这类事情也没有什么稀罕的；在音乐会正要开始前，把合唱队中唯一的男低音解送出营（解送的事与喜乐会不属同一部门管辖）；文教科长把合唱队指挥（就是那个苏济）叫去说：

“你出了力——我们很赞赏，但是我们不能让你到音乐会上出面，因为五十八条犯人无权指挥合唱队。所以请你给自己培养一个副手：挥挥手——而不是使嗓子，好找。”

对于某些人说来，合唱队和戏剧小组不光是聚会地点——而且还是生活的某种仿制品，或者不是仿制品，而是一种提醒，生活毕竟还存在，一般说——还存在……瞧，从仓库里送来了粮食袋上弄下来的褐色粗纸，发给大家抄写角色台词。传统悠久的剧院工作程序呀！还有角色的分配呢！还有考虑谁将和谁在戏里接吻呢！谁穿什么！怎样化装！看起来将多么有趣！在演出的晚上还可以拿起真正的镜子，看到自己穿着真正的自由人的连衣裙，两颊上还有红晕。

幻想起这一切来是很有趣的，但是，我的天哪——剧本！这是些什么剧本呀！这些专用集子，上面打着“只供古拉格内部使用！”的戳子。为什么——只供？为什么不是除自由人外在古拉格也可使用，而是——只在古拉格……？这意思就是，那里全是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这是喂猪的泔水，在外面没人喝它，那就倒到这里吧！这是最愚蠢最平庸的作者给自己的最卑劣最荒唐的剧本找到的出路。谁想要上演契柯夫的轻松喜剧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可是往哪里去找到这种剧本呢？全村的自由人家里都没有这种东西，劳改营的图书馆里有高尔基的书，但它的好多页被撕下来卷烟抽了。

在克里沃舍科沃劳改营里，文学家H·达维坚科夫凑集了一个戏剧小组。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个不平常的小剧本：写拿破仑在莫斯科（大概能够上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布告的水准）！分配了角色，劲头十足地投入了排练——好像，有什么能妨碍演出呢？主角由过去的女教师季娜扮演，她是因留在沦陷区而被捕的。演得很好，导演也很满意。突然，在一次排练时出了乱子：其余的妇女起来反对季娜演主角。事件本身是传统性的，导演本可应付过去。但妇女们叫嚷的是：“角色是爱国的，可是她在占领区跟德国人……！滚开，毒蛇！滚开！德国人的臭……，趁着还没有把你踩烂！”这些妇女是社会亲近分子，也许还有五十八条的，只是没有触犯叛国罪那个分条。是她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行动科教唆她们的？但是身上背着那个条文的导演不能为女演员辩护……于是季娜就大哭着走掉了。

读者将会同情导演？读者会想，戏剧小组陷入了绝境，现在让谁去演女主角呢？哪有时间去教她呢？可是，对于契卡行动科说来，是不存在绝境的！他们能系铃——他们也就会解铃！过了两天，达维坚科夫本人也戴上手铐被带走了：因为企图把什么书写的东西（又是大事记？）传递到区外去，将进行新的侦查和审判。

这是——关于他的劳改营回忆。从另一方面偶然查明，利·科·楚科夫斯卡虹一九三九年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时认识了科里亚·达维坚科夫，他在叶若夫时期结束时被普通法院宣判无罪，而他的同案人对·古米廖夫仍继续坐牢。没有恢复这个年轻人在学院的学籍，而是把他送进了军队。一九四一年在明斯克附近他当了俘虏，从德国的俘虏营中逃到了……英国，在那里他用笔名（为了保护家属）刊印了一本关于自己一九三八年在列宁格勒坐牢情形的书（应当认为，那些年代对苏联盟友的热爱妨碍了英国读者理解这本书的内容）。后来这个人就被遗忘了，湮没了。但是我们的人没有忘记。他在西方战线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旅作战。战后被劫持回到苏联，判处了枪决，后来改判为二十五年。显然、由于再一次的劳改营内案件，他得到的是枪决，而已经不是改判的刑期（承蒙一九五0年一月的法令给我们恢复了死刑）。在一九五0年五月，达维坚科夫从劳改营监狱里寄出了自己的最后一封信。请看从信中摘录的几句话：“把我在这些年代的难以置信的生活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我抱着另一个目的：十年内我做了一点事；散文当然已经全部丧失了，诗还留着。我几乎还没有向任何人读过——没有可读的人。我回忆起我们在五角……旁度过的夜晚……我设想这些诗应当落到……你的机智灵巧的手里……请读一读，如果可能，请保存下来。关于未来，如同关于过去一样——无一言可说，一切都完了。”这些诗在利·科那里完好地保存下来了。我多么熟悉（我自己也这样写过）这种小字——三十来首诗写在一张两面的练习本纸上——小小的地方要放进多少东西去呀！应当想象到生命本目的这种绝望：在劳改营监狱里等待死亡！他把自己最后的无望呼声托付给了“小道”邮局。

我不需要干净的内衣，

请不要把门打开！

我大概真的是，

一只可恶的野兽！

我不知道怎样对待，

怎样把你：

像鸟一样歌唱，像狼一般嗥叫，

怒吼或者狂喊？……

因此，不需要指定什么人去演主角！拿破仑不会再次受到嘲弄，俄罗斯的爱国主义不会再次受到颂扬j戏根本不会演出。合唱也不搞了。音乐会不开了。这样，业余文娱活动就进入了退潮。晚上在食堂里的集合和幽会终止了。直到下一次来潮。

它就这样像抽风似地活着。

有时，一切都已经排练好，所有的参加者都完整无缺，在音乐会前谁也没有被捕，但是北铁劳改营文教科长波塔波夫少校（科米族人）拿起节目单看到：格林卡的《怀疑》。

“什么——什么？怀疑？不许有任何怀疑！不一不，你们求也没用！”——说着就亲手把它勾掉了。

而我却想要念我心爱的恰茨基“的一段独白——“但法官是谁？”我从童年时代起就已习惯念这段独白——而且纯粹是从朗诵的角度去评价它的，我没有发觉它会有讽今的意味，我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但是事情没有发展到把“但法官是谁？”写上节目单并被他们勾掉的程度——文教科长前来观看排练，听到下面这一句就已经跳了起来：

“他们对自由生活的敌意是毫不妥协的。”

当我念到：

一请向我们指出，祖国的父辈们在什么地方……

莫非是这些明抢暗夺罪行累累的人们？……”

他顿着脚做着手势，要我立即从台上滚下来。

我在少年时代几乎当了演员，只是因为嗓音太弱才没有当成。现今在劳改营里我不时参加演出，力求在这短暂的、不真实的忘怀中恢复一下精神，就近看看被演出激奋的女人的面孔。当我听到古拉格系统里存在着由犯人组成的脱产的专门戏班子——真正的农奴剧院！——就渴望能进这种班子去，借以使自己得到解救并轻松地喘喘气。

在每个省劳改营管理局属下都有农奴剧院，在莫斯科甚至有好几个。最著名的是——内务部上校马穆洛夫的霍夫林诺农奴剧院。马穆洛夫死死钉住不让一个在莫斯科被捕的知名演员从红普列斯尼亚递解监狱漏出去。他的代理人还到其他的速解站去搜索。他就这样在自己手下凑成了一个大话剧班子和初具规模的歌剧团。这是这位地主引以自豪的东西——“我的剧院比邻居的好！”在别斯库德尼科沃劳改营里也有一个剧院，但远逊于此。地主们带着自己的演员彼此往来作客，借以炫耀。在一次演出时，米哈伊尔·格林瓦尔德忘记了用什么调来为女歌手伴奏。马穆洛夫当即给了他十昼夜的冷禁闭室，格林瓦尔德在那里得了病。

在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索利卡姆斯克，在所有的古拉格的大岛屿上，都有这样的农奴剧院。在那里，这些剧院几乎成了城市剧院，差点儿成为模范剧院，它们在城市的剧场里为自由人演出节目。在头几排位子上坐着当地内务机关的大头头和他们的太太，带着又好奇又不屑的神色瞧着自己的奴隶们。押解队员则带着自动步枪坐在幕后的包厢里。演出后，赢得掌声的演员被运回劳改营，犯有过错的，则送进禁闭室。有时连掌声也不让享受一下。在马加丹剧院里，远北建设总局局长尼基舍夫中途制止当时颇有名声的歌唱家瓦季姆·科津向听众还礼：“够了，科津，没有什么可点头哈腰的，走！”（科津企图上吊自杀，被人从绳索上救了下来。）

在战后年代有许多知名演员通过了群岛，除利津外，还有：电影演员托卡尔斯卡妮、奥库涅夫斯卡哑、卓娅·费多罗娃。对于鲁斯兰诺娃的被捕入狱，群岛上一度议论纷纷。关于她在哪些递解站上蹲过，被送进了哪个劳改营，传闻互相矛盾。有人担保说，她在科雷马拒绝唱歌，而在洗衣房工作。我不知是否属实。

列宁格勒人的崇拜偶像，男高音歌唱家佩奇科夫斯基战争初期在卢加附近的自己的别墅里陷入了占领区，后来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为德国人举行过音乐会（他的妻子，钢琴家，当即就在列宁格勒被捕，死于雷宾斯克劳改营）。战后，佩奇科夫斯基因叛国罪得到了十年，被送进伯朝拉铁路劳改营。在那里，长官把他像名人一样养着：住在单独的小房间里，配备两名勤务员，给他的配给口粮中包括黄油、生鸡蛋和热葡萄酒。他常到劳改营长夫人和管理主任夫人处作客吃饭。他在那里演唱，但据说有一次他造了反：“我是为人民而不是为契卡人员歌唱的。”——于是就落入了明斯克特种劳改营（刑满后他已经高攀不上列宁格勒以往的那种音乐会了）。

在凑集莫斯科民兵队伍时对著名的钢琴家托皮林也没有留情，让他拿着一支一八六六年的别旦式步枪走进了维亚兹马包围圈产但是，在被俘期间，集中营司令官，一个热爱音乐的德军少校怜悯了他，帮助他取得东部劳工的身份，从而开始了音乐会演出活动。为此，托皮林当然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标准的十年（从劳改营出来以后他没有重新爬起来）。

住在“水兵的安宁”大街、经常到各劳改点演出的莫斯科劳改营管理局歌舞团突然临时调到我们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来了。多好的机会呀！我现在要同他们拉上关系，我现在可以挤到他们那里去了！

哦，多么奇怪的感觉！在劳改营的食堂里观看当了犯人的职业演员的演出！哄笑，微笑，歌唱，白色的连衣裙，黑色的常礼服……但是——他们的刑期多长？他们是按什么条文判刑的？演女主角的是女贼？或是触犯了“大众化”的五十八条的？演男主角的是犯了行贿罪的？或是“八七”犯？普通的演员一般只有一次再现：即再现剧中人，而这里的演员则需要做双重表演，两次再现，先是把自己扮演成自由演员，然后才是扮演剧中人。犯人演员背负着监狱的重压——他意识到他是农奴，首长公民明天就可能因他演得不好或和另一个农奴女演员的关系而把他关禁闭，送到伐木场或发配到万里迢迢的科雷马。除了背着这一个沉重的磨盘，犯人演员还和自由演员一样忍受着另一个重压，那就是硬让一些空洞无物的所谓戏剧和无生命力的思想的机械宣传破坏性地通过自己的肺叶和喉管。

歌舞团的主要女演员尼娜·B是触犯了五十八条一10而被判了五年的。我们很快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熟人——莫斯科文史哲学院艺术学系的教师，教过她也教过我。她没有读完大学，现在还很年轻。她滥用女演员的特权，用化妆品和那些可厌的棉垫肩破坏着自己的外貌，当时在外面所有的妇女都用这种棉垫肩把自己搞得丑陋不堪，而土著妇女却避免了这种遭遇，她们的肩膀只因抬担架而发达起来。

在歌舞团里，尼娜像任何主要演员一样，有一个情人（大剧院的舞蹈演员），但还有一个戏剧艺术上的教父——奥斯瓦尔德·格拉祖诺夫（格拉兹涅克），瓦赫坦戈夫剧院最老的演员之一。他和他的妻子都曾被（也许是自愿被）德国人在伊斯特拉附近的别墅里抓住。三年战争期间他们是在自己的小祖国里加市度过的，在拉脱维亚的剧院里演出。我们的军队来到后，两人都按背叛大祖国的罪名得到了十年。现在两人都在歌舞团里。

伊佐利达·维肯季耶夫娜·格拉兹涅克年纪大了，跳舞已感到困难。我们只见过她表演过一个对当J戈显得不平常的舞蹈节目，这舞蹈我想称之为印象主义的，但我怕行家们不会同意。她穿着闪着银光的紧领口的深色服装在半明半暗的舞台上跳舞。这个舞蹈给我印象很深。大多数现代舞蹈无非是显露女人的肉体。而她的舞蹈则好似某种神秘精神的显示，某种与她对灵魂不灭的坚定信仰相呼应的东西。

过了几天，像群岛上准备起解时历来所做的那样，伊佐利达·维肯季耶夫娜偷偷摸摸地被提走起解了，使她离开了丈夫，不明去向。

这在过去的农奴主身上说来是残忍和野蛮：拆散农奴农庭，把夫妻分开卖掉。因此他们受到了汉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列斯科夫的谴责，遭到了万人的咒骂。而在我们现在，这不是残忍，这不过是一种合理的措施：老太婆抵不上口粮的价值，白占了编制名额。

奥斯瓦尔德在老伴起解的那一天来到了我们的（畸形人的）房间，眼光茫然若失，靠在他那柔弱的养女肩上，好像只有她一个人还支撑着他。他处于半丧失理智的状态中，令人担心他会自杀。他低着头，一言不发。然后逐渐说起话来，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不知为什么建立了两个剧院，为了艺术，他好几年留下妻子一个人过日子。要是能够，他现在真想按另一个样子过这一生……

我栩栩如生地记住了他们的形象：老人把手放在姑娘的后脑上把她贴在自己胸前，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在他的手臂下同情地望着他，竭力克制住不哭出声来。

咳，有什么可说的——老太婆抵不上自己的口粮的价值嘛……

不管我尽了多大努力，我还是没有能够进那个歌舞团。不久，他们离开了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我也就不知他们的下落了。一年后，我在布蒂尔卡听到了一个传闻，说他们坐着卡车去作例行的演出时撞了火车。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格拉兹涅克。以我自身而论，我再一次确信，天意是不可测的。我们自己永远也不知道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一生中我已经有多少次竭力去争取我并不需要的东西，并为受到挫折而绝望，而这种挫折实际上倒是走运。

我与阿涅奇卡·布列斯拉夫斯卡娅、舒罗奇卡·奥斯特列佐娃和廖瓦·格-曼一起留在卡卢加的默默无闻的业余文艺小组里。在我们被解散赶走以前，我们上演过一些节目。我参加这种业余文娱活动，现在回想起来认为是精神上的软弱，是屈辱。一个小小的中尉米罗诺夫星期日的晚上在莫斯科找不到别的娱乐，可以醉醺醺地来到劳改营里下令：“过十分钟我要看演出！”演员们从被窝里被提了出来，从劳改营的炉子旁拉走（有人在那里心醉神迷地用小锅煮着什么东西）——过一会我们就在灯光通明的舞台上，对着只坐着一个傲慢愚蠢的中尉和三名看守的空旷的大厅，唱歌、跳舞、演戏。

第十九章　泽克民族

（法恩·法内奇的民族学论文）

在这篇论文里，如果不会遇到什么障碍，我们打算提出一项重要的科学发现。

在发挥自己的假说时，我们决不愿同“先进学说”发生矛盾。

本篇文字的作者为居住在群岛上的土著部族的神秘性所吸引，到那里作了一次长期的科学旅行，并搜集到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结果我们现在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群岛上的泽克们构成着一个社会阶级。这是一个为数众多的（几百万的）人们的集团，它对生产有同一的（全体共同的）关系（即：从属的、依附的关系，并且不拥有领导这种生产的任何权利）。它对劳动产品的分配也有同一的、共同的关系（即：没有任何关系，所得到的只是为苟延残喘所必需的微不足道的一份产品）。此外，他们的全部劳动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整个国有经济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光指出这一点，我们的虚荣心已经感到不满足了。

要是能够证明，这些退化的生物（过去无疑曾是人）比之homosaPiens（智人，也许正好是进化论所缺少的一个中间环节。）完全是另一种生物学类型，那才能引起更大的轰动。然而，这些结论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里只能向读者提示一下。请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被迫突然地、本不愿意但非如此不可，并且水无返回的希望地加入熊或獾（我们已经不使用那用滥了的狼的比喻）的族类，而他在肉体上果然又经受住了这个转变（谁马上就蹬了腿，当然就算了）——那么，他在过着新的生活的时候，能否在獾中间依然保持着人的体形呢？我想不能，他会变成一只獾：毛会长起来，嘴脸会变尖，他再也不需要吃煮的炸的东西，而完全可以去吃生食了。

要知道，岛上的环境与普通的人类环境截然不同，它残忍地要求人或者立即适应或者慢慢死去——所以对人的性格的搓碾揉捏要比陌生的民族或社会环境彻底得多。这只能与转入动物界的情形相比。

但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一篇文章去谈。这里我们只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局限的任务：证明泽克们构成一个特殊的单独的民族。

为什么在平常的生活中阶级不变成民族中的民族呢？因为他们在地域上与其他阶级混在一起居住，在街上、商店里、火车上、轮船上、戏院里和公共娱乐场所里和他们相遇，通过声音或通过报刊彼此谈话，交换思想。泽克们则相反，他们完全孤立地居住在自己的岛屿上，他们的生活只是在和自己人之间的交往中度过的（自由人雇主们，他们的大多数连看也看不到，即使看到了，则除了命令和责骂外什么也听不到）。还有一个情况加深了他们的与世隔绝的状态，即他们大多数人在死亡以前没有离开这种状态，即挣脱出去进入社会的较高等阶级的明显机会。

我们谁在上中学的时候没有学过斯大林同志所作的家喻户晓的唯一科学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但不是种族的，不是部族的）共同体。群岛的土著完全符合这种种要求！——甚至还要多得多！（斯大林同志的天才意见，即基于血统的种族部族共同性完全不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使我们在作出这个结论时感到特别方便！）

我们的土著占有完全确定的共同的地域（虽然分割为岛屿，但在太平洋里我们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在那里没有其他的民族居住。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单调得令人吃惊j它全部可以详尽无遗地登录在两页打字纸上（分级伙食标准和对会计室的指示——如何把泽克的虚假工资拨作维持营区、警卫、岛屿领导和国家的费用）。如果把生活方式也包括在经济里，那么它在各岛上是单调到了这样的程度（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同！），以至从一个岛屿调到另一个岛屿的泽克对什么也不会感到新奇，不会提出什么傻问题，而能够在新的地方立即正确无误地行事（“按科学原理安排伙食，按各人的本领去偷”）。他们吃的是地球上再也没有别人吃的食物，穿的是再也没有别人穿的衣服，甚至他们的作息制度对于所有的岛屿都是统一的，并且是每个泽克必须遵守的（有哪个民族志学者能向我们指出所有成员都有统一的作息制度、食物和衣服的另一个民族？）。

文化的共同性在民族的科学定义里应作何理解——那里解释得不充分。我们不能要求犯人有科学与文艺的同一性，理由是他们没有书面语言（几乎所有的岛屿上著民族都是这样的，大多数是由于文化不足，部分泽克则是由于检查太充分）。然而我们却指望在本文中更充分地显示泽克们心理上的共同性、日常行为的一律性、甚至哲学观点的同一性，这是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也是在民族的定义中没有说明的。泽克们的研究者立刻注意到的，正是他们这种鲜明的民族性。他们也有自己的民间创作，自己的英雄形象。最后，把他们紧密地联合起来的还有与语言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而我们只能用“骂娘话”（来自拉丁语mater）这个苍白的术语作些近似描述的文化之一角。这是一种甚至比全部其余语言更为重要的表达感情的特殊方式，因为它使泽克们可以用那种比普通语言手段更为带劲更为简明的方式彼此进行交往。泽克们经常的心理状态正是在这种高度组织起来的骂娘话中得到最好的放松，并给自己找到最恰当的表达。因此，整个其余的语言似乎退居于第二位了。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从科雷马到摩尔达维亚的用语上的奇异的相似以及同一的语言逻辑。

群岛上著的语言，就像任何一种外国语一样，外人不专门学就不能理解（举例说，像下面这样一些话读者能理解吗：

——剥下破片子！

——我再咔嚓咔嚓！

——给个光（关于某事）。

——从灯笼里掏！

——公鸡找公鸡，虾米靠边！

上面讲的这一切使我们敢于肯定，群岛上著的状态是一种特殊的民族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人的先前的民族属性就会逐渐消失。

我们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反对意见。有人会对我们说：可是，一族人如果不是由生儿育女的普通方式来得到补充的话，那么它还算个民族吗？（顺便说说，在唯一科学的民族定义中并没有提出这个条件！）我们回答：不错，它是通过被捕入狱的机械方式来充实的（而它却怪癖地把自己的亲生子女交给邻居民族）。然而，小鸡不是也在人工孵化室里孵育——一而我们并不因此不认为它们是鸡，不是照样吃它们的肉吗？

但是，如果说在泽克如何开始生存这一点上还发生某种怀疑的话，那么在他们如何终止生存这一点上是不可能有什么怀疑的，他们像大家一样死亡，只是密得多，早得多。他们的葬礼是阴森的、吝啬的、残酷的。

关于泽克这个术语本身说两句话。在一九三四年以前，官方的术语是被剥夺自由分子。但是，从一九三四年起，就改用“犯人”这个术语（我们可以回想起，当时群岛已开始硬化，甚至官方的语言都要适应新的情况，它不能忍受在土著的定义中有比监狱更多的自由）。缩写为；单数——3／K（犯人），多数——3／K3／K（犯人们）。土著的监护人们就经常这样念，大家听得多了，也就习惯了。然而，官方产生的这个词，不仅不能变格，甚至不能变数。它是死板的和无知识的时代的当之无愧的产儿。有头脑的土著们的活跃的耳朵对此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在不同的岛上，在不同的地方，为了取笑，把对自己的称呼改为五花八门的说法：有一些地方说成是“扎哈尔·库兹米奇”或（诺里尔斯克）“北极共青团员”，“在另一些地方（卡累利阿）较多称为“扎克”（这在词源学上最准确），有的（英塔）则称为“兹克”。我曾经听到过叫“泽克”的。在所有这些场合，变得有生气的词开始变格，变数。（沙拉莫夫则坚持说，在科雷马日常讲话里仍然一成不变地保持着“3e一任a”的念法。可怜科雷马人的耳朵由于寒冷而僵硬了

群岛的气候——永远是极地气候，甚至偶尔有个什么岛屿混进了南边海洋。那上面的气候也照样是北极的。群岛的气候——十二个月的冬天，其余才是夏天。空气本身是蜇人的，刺人的，这不仅是由于寒冷，不仅是由于自然条件。

泽克们甚至在夏天也穿着灰色的软铠甲——棉背心。这与男人们全都剃光的脑袋合在一起，使他们具有外表上的同一性：严峻无个性。但只要你对他们稍加观察，你还会对他们脸上表情的共同性感到吃惊——永远存着戒心的、冷淡的、不怀任何好意的，很容易转为狠心甚至残忍。他们脸部的表情是这样的，好像它们是用这种铜褐色的（泽克显然是属于印第安人种）、粗糙的、几乎已经不是人体的材料做成的，以便能够经常顶风而行，每一步都要防着左右两面受咬。你还会察觉，在行动、劳动和斗争中，他们的肩膀总是耸起的，胸膛准备着接受顶撞，但只要泽克没有事干、只身独处或正在思考——他的脖子就不再能承受脑袋的重量，肩背马上就显出不可回复的佝偻状，甚至好像生来就是这种样子的。他那双空着的手所采取的最自然的姿势是。走路时勾着反背在后面，手腕搭在一起，坐着时就直挺挺地下垂着。当他向你——一个自由人因而可能是个长官——走近时，他也是那种拱肩缩背、灰心丧气的姿态。他将竭力不直望着你的眼睛，而瞧着地，但如果不得不看你，他的迟钝的无意义的目光将使你吃惊，虽然那是表示努力执行你的命令的（然而你不要相信他，他根本不会执行）。如果你让他脱下帽子（或者他自己想到了）——他那剃光的满是疙瘩、坑坑洼洼、显然退化型的不对称的脑壳，将使你感到人种学上的厌恶。

他同你说起话来是三言两语的，不带表情，单调呆板，他如果需要向你请求什么，那就装出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偷听到土著们彼此谈话，你大概会永远记住这种特殊的说话方式——咄咄逼人、恶意嘲笑、唐突鲁莽，永远不会是推心置腹的。这种说话方式在土著们身上已如此根深蒂固，甚至当一个土著男人和一个土著女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然而这是岛上法律严格禁止的），也不能设想他会摆脱掉这种说话方式。大概也会对她同样用逼迫命令的方式说话，怎样也不能想象出一个说话温柔的泽克。但也不能不承认泽克的话是很有劲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它没有任何过剩的用语，没有如“对不起”、“请”、“如果您不反对”之类的插入语，也没有多余的代词和感叹词。泽克的话是直冲目标的，像他自己顶着北极风朝前闯一样。他说话似乎是在扇对方的耳光，拿词句当拳头使。像一个有经验的拳击家力求第一拳打击就要把对手打倒一样，泽克也力求第一句话就使对话人不知所措，使他哑口无言，甚至迫使他声音嘶哑。给自己回敬过来的问题，他当即毫不含糊地顶回去。

这种令人反感的作风，甚至今天读者还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碰到。举例说，你站在电车站上等车，旁边站着的人在大风中把大团烫热的烟灰抖到你新做的大衣上，有烧着衣服的危险。你用意相当明显地抖落了一次，但他还是继续在抖。你对他说：

“喂，同志，你抽烟还是当心点，好吗？……”

他不但没有表示歉意，抽烟也没有留点神，而是简短地朝你吠叫一声：

“你没有保过险吗？”

当你还在找词回答的时候（因为你不知如何应付），他已经在你之前跳上了电车。这很像群岛土著的作风。一除了直接的、词里套词的骂人话外，看来泽克们还有一套使旁人的任何合理干预和说理都免开尊口的现成说法。例如有这样的说法：

“别扎我，我跟你信的不是一个神！”或如：

“没有（揍）你——别躺下！”（在方括号里我们放上了和另一个骂人的字儿语音上相近的字，句中第二个动词与这个骂人字儿联系起来就会获得很不体面的意味。）

这类骂人话从土著女人嘴里说出来特别难以招架，因为正是她们对基于色情的比喻的使用特别自如。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道德上的框框不容许我们再举这种例子来为这部调查报告增添色彩。我们只敢再举一个事例来说明泽克的这种利口巧舌。一个叫格利克的土著从普通的岛上被运到一个特殊的岛去，运到一个秘密的科学研究所去（某些土著天资很高，甚至达到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水平），但是，出于某些个人想法，新的优待地位不中他的心意，他想回到原来的岛去。一个由肩章上有着几颗大金星星的人物组成的很有权威的委员会召见了他。他们向他宣布：

“你是个无线电通讯工程师，我们想用你……”这个人不让他们说出“去做专业工作”这句话，就猛地向前凑过去：

“用我？你们是要我——撅院？”于是就伸手去解裤带扣，做了个好像要摆出适当姿势的动作。自然，委员会目瞪口呆了，所以任何商量、劝说都没有进行。格利克当即就被打发走了。

饶有兴趣的是，群岛的土著们自己也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引起了人种学和民族学方面的极大兴趣，他们甚至以此自夸，这好似增加他们本人在自己眼里的身价。在他们中间流行着并且经常讲述着一则传奇式的笑话，说某个民族学教授，显然是我们的先驱者，毕生研究泽克的品种，写了厚厚的两大本著作，在书里，他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囚犯——是好吃、懒做和狡猾的（讲到这里，讲述者和听众都满意地笑起来了，好像从一分来欣赏自己）。但是，据说在此后不久，教授本人也被抓进去了（很不愉快的结局，但在我们国家里是不抓无辜之人的，谅必总有点什么吧），推推撞撞经过了几个递解站，在一般劳动中被拖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教授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也懂得囚犯实际上是——响亮、精巧和透明的（鉴定很中肯，而且还有点称赞味道。大家又大笑起来）。

我们已经说过，泽克没有自己的书面语言。但是，在老岛民的个人范例的基础上、在口头传说和民间创作中，制定出了泽克正当行为的整套法典，以及对待工作、对待雇主、对待周围的人和自己的基本训条并传授给新来的泽克。铭刻和体现在土著的道德结构上的这整套法典，提供给我们称之为泽克的民族类型的东西。这种属性的印记永远深深地打在一个人的身上。过许多年以后，如果他已在群岛之外，你在这个人身上首先看到的是泽克，然后才是俄国人、勒勒人或者波兰人。

在往后的叙述中，我们力求逐一对构成泽克的民族性、生活心理学和标准伦理学的东西进行整体的观察。

对待官家劳动的态度。泽克们有个绝对不正确的观念，认为劳动的功能就是要吸干他们的全部生命，这表明，他们的主要生路是：劳动时不可全力以赴。泽克们很清楚：劳动是做不完的（永远不要追求快点做完好坐下来歇歇：你刚一坐下，马上就会给你另一项活儿入活儿专爱傻瓜

但怎么办呢？公开拒绝干活？万万不能！——你会在禁闭室里烂掉，饿死。去上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那里，在工作日，不要出大力，而要“泡蘑菇”，不要卖老命；而要磨洋工，瞎对付（就是说，等于不干）。土著决不公开地、断然地拒绝执行任何一个命令——那样他就完蛋。但他会软磨硬泡。“软磨硬泡”是群岛的一个最主要的概念和说法，这是犯人们的主要救命方法和成就（后来也被自由的苦力们广泛地接受下来）。泽克细心倾听向他发出的一切命令，并且频频点头表示遵从。于是……他走去执行命令。但是……他并不执行！甚至往往连头也没开。这有时会使意志坚强的不知疲劳的生产指挥者陷于绝望境地！这时自然产生了往他脸上或后脖颈上给一拳的愿望，这个衣衫褴楼褛的愚蠢的无思想的动物——我不是用俄国话向他解释得明明白白的吗！……多么冥顽不灵呀？（这就说到点子上了：土著们对俄语的理解很差，我们的一系列现代观念——例如，“工人的荣誉”、“自觉纪律”——在他们的贫乏的语言里甚至没有对等词。）但是，只要长官第二次闯过来——泽克马上就会在责骂声下俯首贴耳地弯下腰，并开始执行命令。等到雇主怒火稍消，继续去干自己的刻不容缓的大量领导事务——泽克在他的背后马上坐了下来，把活扔在一旁（如果作业班长的拳头没有悬在他的头上，如果没有今天就要取消他的配给口粮的危险，如果没有折抵刑期的诱饵）。我们，正常的人甚至难以理解这种心理，但它就是这样的。

冥顽不灵？完全相反，这是适应于客观条件的高度的机灵。他有什么打算？要知道工作不会自己完成，要是长官再一次走过来——不是更糟吗？他是这样打算的：长官今天多半不会第三次走过来了。可是你得想办法活到明天。今天晚上这个犯人就可能被解走，调进另一个作业班，或者送进医院，或者关进禁闭室去——那时他所完成的工作不就会算到别人的帐上了吗？明天这个作业班里的这个犯人可能被调去做另外的工作。或者长官将自己下令取消，认为这项工作不需要做或者根本不应当这样做。由于看到许多这类的事件，泽克们牢牢地掌握了一条规律：可以明天做的，今天就不做。用泽克的语言说就是：哪儿坐下，哪儿起来。他担心消耗掉可以不必消耗的一卡路里热量（土著们有关于卡路里的概念，并且很流行）。泽克们彼此间就公然不讳地说：谁拉车，谁挨赶（意思就是，谁不拉车，也就随他的便）。总的说来，犯人干活只不过且很日子。

但在这一点上，科学上的诚实迫使我们承认我们议论过程中的某种弱点。首先是因为，“谁拉车，谁挨赶”这个劳动营的常规同时也是俄国的老谚语。我们在达里的著作中，还可找到另一种纯粹泽克的说法：“混一天算一天。”试样的符合引起我们思潮起伏；借用论？主题游走论？神话学派？——我们继续进行这种危险的对比时，发现在农奴制下形成并在十九世纪初已经固定下来的俄国谚语中还有这样一些：

——不要干活，也不要逃活。（惊人！这可不就是劳改营的

“软磨硬泡”的原则！）

——老天保佑样样会干，可别样样都干。

——老爷的活儿干不完。

——卖力的马活不久。

——给你一块面包，让你磨一礼拜的面（很像犯人的反动理

论，说甚至高额的口粮也补偿不了劳动消耗）。

从这里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经过了解放农奴的改革、启蒙运动、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种种光辉里程，叶卡捷琳娜农奴制下的庄稼人和斯大林的泽克，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却互相握起又黑又粗的手来了？……这不可能！

我们的炫耀博学到此为止，现在言归正传。

从泽克对待劳动的态度也就产生出他对持长官的态度。表面上看，他对长官是很听话的；例如，泽克的一条“戒律”是：不要伸脖子！——就是说永远也不要同长官抬杠。表面上看他很怕他，当长官责骂他或者即使站在他旁边的时候，他总是低头哈腰。实际上这里有着简单的打算：避免多余受罚。实际上泽克完全瞧不起自己的长官——劳改营的长官也好，生产上的长官也好。但这是暗中瞧不起，不公开说出来，免得遭殃。每当宣布了什么事情、挨训和受申斥之后，成群结队地散开的时候；泽克们彼此间马上低声窃笑：你会说，咱会忘！犯人们内心里认为，无论在文化程度上、在掌握劳动专业上以及在对生活问题的一般理解上，他们都比自己的长官高明。不得不承认，事实也往往如此，但是泽克们在自己的骄傲自满中却忽略了一个情况，即群岛的行政当局比之土著们在世界观方面毕竟具有固定的优越性。所以犯人们认为对长官“我想怎么摆布就能怎么摆布”，或者“在这里我就是法律”这种天真观念，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然而，这一点却给了我们在土著身份和旧农奴制之间划一条区分线的幸运的机会。庄稼人不喜欢地主老爷，常常嘲笑他，但却惯于在他身上感觉到有某种高贵的东西，因为这个缘故，萨维利伊奇们和费尔斯们都是一些忠心耿耿的奴隶。可是这种精神奴役已经彻底结束了。在几千万名犯人中不能设想会有一个是真心诚意地崇拜自己长官的。

泽克有别于你我之辈，有别于读者，有别于我国同胞们的一个重要民族特点就是。泽克不追求受表扬、得奖状和上光荣榜（如果它们不是直接同增发几个包子有关的话）。一切在外面称之为劳动光荣的东西，泽克出于迟钝，认为只不过是一声空炮。这就使他们更加不必依赖于自己的监护人，不必去讨好逢迎。

一般说来，泽克衡量价值的整个标尺是倒过来的，但是，我们对这点不必大惊小怪，如果我们回想起，野蛮人总是这样做的：他们拿一条肥猪去换一面小镜子，拿一筐椰子去换几颗不值钱的玻璃珠。读者你我所珍视的东西——思想价值、牺牲精神和为未来而无私劳动的愿望——泽克们不仅没有，甚而看得一钱不值。只说下面一点就够了，泽克们是完全没有爱国感情的，他们完全不爱自己本土的岛屿。我们只须回想一下他们的一首民歌的歌词就知道了：

你这科雷马真该诅咒！

毒蛇们发明了这个星球！……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经常采取远走高飞去寻求幸福的冒险行动，俗话叫逃跑。

泽克们看得高于一切并置于首要地位的，就是所谓口粮——这是一块掺有杂物的黑面包，烤得极坏，你我是不会吃它的。这份口粮越大越重，他们就认为越宝贵。凡是看见过泽克们如何猛扑向自己的早晨的口粮，差点连手指头都要一块啃掉的情景的人——事后很难撇开这种违背美学的回忆。他们置于第二位的是马合烟或家种自制的烟叶，并且它的交换比值任意得出奇，毫不考虑交换物中所含有的社会有效劳动量。更其怪诞的是，马合烟在他们那里好似是一种通用货币（群岛上没有货币制度）。占第三位的是烂菜汤（依照土著的习俗，这种岛上特制的汤是没有油、肉、米粒和蔬菜的）。大概，就连那穿着崭新发亮的制服、拿着武器齐步行进的近卫军人的阅兵队伍，都不会像犯人晚上一队队地走进食堂去领取烂菜场的情景那样给观众以如此吓人的印象：这些剃光的脑袋，塌瘪的帽子，系着绳子的破衣烂衫，恶狠狠的歪斜的脸（靠喝烂菜汤他们哪儿来的这一身筋腱和力量？）——还有二十五双皮鞋、麻绳鞋和树皮鞋——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好长官，给口粮吧！跟我们不在一个教门的，靠边站！在这一时刻，争夺食物之前的二十五张脸向你明显地展现出泽克的民族性。

我们注意到，在谈论泽克这个民族的时候，我们不知为什么几乎不能想象有个性、个人和人名。但这不是我们方法上的毛病，这是这个奇怪的民族所过的那种群居生活制度的反映，这个民族已经放弃了其他民族那么习以为常的家庭生活和传宗接代的传统（他们确信，他们的民族将通过别的途径得到补充）。在群岛上，很具有特色的正是这种集体生活方式——不知是原始社会的遗产，或者已经是未来的曙光。大概是未来的曙光吧。

泽克们的下一个价值是——睡眠。正常的人只能感到奇怪，泽克怎能睡得那么多，并且是在多么不同的情况下。不用说，他们是不知有失眠的，他们不服安眠药，每夜都是一觉到天亮。如果碰上一天不出工，那就整个白天也都睡大觉。确实查明，等着在担架上装料时，他们来得及蹲在空担架旁睡上一觉；他们会在派工时叉开双脚睡着；甚至在押解下排着队去上工时他们也会睡着，但不是大家都会：有的人在这种场合就跌倒而醒过来。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在睡梦中刑期会过得快些。还有这种说法：黑夜是为了睡觉的，白天是为了休息的。

现在我们回头再来描写跺着脚领取“合法的”（如他们所说）烂菜汤的一队泽克的形象。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泽克的一个主要民族特点的表现——生活上的坚决性（这同他们常常朦胧入睡的倾向是不相抵触的。他们的所以好睡，正是为了在醒时有力量去坚决行动！）。这种坚决也包括字面上、体力上的含意，在达到目标（食物、暖和的炉子、烘干室、避雨的地方）之前的终点线上，泽克在拥挤的人群里会毫不客气地用肩膀往邻人的腰上顶去；两个泽克去拍一段原木——他们两个必定都往木梢那端走去，好让自己的搭档摊上基部。还有比较广泛的坚决性——占据较有利的生活地位方面的坚决性。在岛上的严酷条件下（那么接近于动物界的条件，以致我们可以正确无误地把达尔文的struggleforlife原理应用到这里来），争夺地位的成功或失败，往往关系着生命本身——所以在损害他人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候，土著们是不知有约束性的伦理原则的。他们公然这样说：良心？留在个人档案里了。在采取重要的生活问题决定的时候，他们遵循的是群岛的一个著名规则：与其受罪，不如去当母狗。

但是，坚决性必须伴随着生活上的灵敏性，困难中能随机应变，才能取得成效。犯人每天都应当在最简单和微小的事情上为了保全自己的一件可怜的破烂东西：一个压弯的饭盒，一块发臭的破布，一个木匙子，一根缝衣针——表现出这种素质。然而在争夺岛上等级制里的重要地位的斗争中，随机应变也应当是较高级的、精致的、有计谋的骗术。为了不使我们的研究作品累赘——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某个泽克当上了总务大院工业车间主任的重要职位。一些生产项目他的车间搞得不错，另一些不行，但他的地位的是否牢固并不取决于业务搞的好坏，而靠他平时摆出的派头。内务部军官们到他那里去，看到他的写字桌上摆着一些粘土做的圆锥形的东西。便问“你这些东西是什么？”——“泽格尔锥体。”——“干什么用？”——“测定炉内温度。”——“哦一哦一哦。”——长官怀着敬意拖长声音说，心想，是啊，我安排了个好工程师。然而，根据这些圆锥体的熔化程度什么温度也测定不出来，因为它们不仅不是用标准粘土做的，而且不知是用什么上做的。圆锥体看惯了，主任的桌上又出现了新玩意儿——没有一个透镜的光学仪器（在群岛上哪里能搞到透镜？）。于是大家又感到惊奇了。

泽克的脑瓜子就应当经常去钻研这种旁门左道。

根据具体情况并通过不断揣摸对手的心理，泽克在行动上应表现出灵活性——从使用拳头或嗓门的粗暴行动直到最细腻的装假，从完全不知廉耻直到神圣地信守诺言，尽管是背地里做出的似乎完全不必信守的诺言（所以为什么所有的犯人都神圣地忠于秘密收受贿赂后所承担的义务，并且在完成私人定货上非常耐心和认真。当你观看一件精雕细琢的岛上手工制品——类似的制品我们可以在奥斯坦金带农奴艺术博物馆里看到——有时真不能相信，这就是那些用根小撅子支上就向领班交工、随后倒了也不管的手做出来的）。

这种行动的灵活性也在泽克的一项著名规则上反映出来：学就拿，打就逃。

对于古拉格的岛民说来，生活斗争中取得成功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们的善于遮掩。他们的性格和意图隐藏得那么深，以致一个还不习惯的初出茅庐的雇主起先会觉得泽克像草一样可以因风吹脚踩而弯曲的严（只是后来他才叫苦不迭地确信岛民的狡猾和不真诚。）善于遮掩几乎是泽克这个部族最有代表性的特点。泽克应当把自己的意图、自己的行为掩盖起来，不让雇主、看守和作业班长知道，也不让所谓“眼线”知道。他应当把自己的得手事情隐瞒起来，免得被别人抢走。各种计划、打算、希望——不管是他正在准备的事关重大的“逃跑”或者是想在什么地方拣点刨屑来当垫褥，一概都应当隐瞒。在泽克的生活中历来如此，开诚布公——那就意味着失掉……一个我请他抽马合烟的土著向我作了这样的解释（我把它译成俄语）：你坦白告诉别人，什么地方睡得暖和，什么地方领班找不到——于是大家都往那里钻，领班也就会嗅出来。你坦白告诉别人，你通过一个自由雇员寄出了一封信，大家全都会把信交给这个自由人，他也就会和那些信件一起被逮住。如果保管员答应你把破衬衫换一件——在没有换到手以前别说，换到了——也别说：这样就不会牵累他，对自己也会有好处严日子久了，泽克已经习惯于把一切都隐瞒起来，他这样做甚至都不需花什么力量去克制自己：他失去了同别人谈心的这种人的自然愿望（也许应当承认，这种不坦率待人好似对事物的普遍的不公开进程的保护反应？因为有关他命运的消息人们也总是用一切办法隐瞒起来不让他知道）。

泽克的善于遮掩来源于他的全面的不信任：他对周围的任何人都不相信。样子像大公无私的行为特别会引起他强烈的疑心。泰加林的法则——这就是他对人们之间关系的“无上命令”的表述（在群岛上确有大片泰加林带）。

最充分地兼备并表现出这些部族素质（生活上的坚决性、无怜悯、见机行事、善于遮掩和不信任）的土著，自称并且也被称为“古拉格之子”。这在他们那里好似一种荣誉公民的称号，这种称号当然要经过长年累月的岛上生活才能获得的。

古拉格之子认为自己是莫测高深的，相反，他自己却能把周围的人看得很透，如俗话所说，入木三分。也许这是真的，但是马上就可以发现，甚至最有洞察力的泽克也是见识不完整的，眼光短浅的。一个普通的泽克，甚至古拉格之子，对于与他相近的行为能作出清醒的判断，并且能够准确地盘算自己在最近几小时之内的行动，但他却既不能抽象地思考，也不能概括一般性质的现象，甚至不能谈论未来。在他们的语法上，未来时态是很少用的：甚至对于明天也带着假定色彩来应用，对于已经开始的一星期内的日子，用起来就更加谨慎。你永远也听不到泽克嘴里说出这样的句子来：“来春我将……”因为大家知道；还需要度过冬天，而命运在任何一天都可能把你从一个岛屿抛到另一个岛屿上去。真的是：我的一天——就是我的一辈子。

古拉格之子就是所谓泽克戒律的主要体现者。在不同的岛屿上，这种戒律的数量多寡不等，它们的表述方式也不尽相符，如果对它们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那将是一项单独的事趣的研究工作。这些戒律与基督教义毫无共同之处（泽克——不仅是无神论的民族，而且在他们心目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东西，对于崇高的实体，他们总是急于去嘲笑和贬损。这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上）。但是，正如古拉格之子要人们相信的那样，照他们的戒律去生活，在群岛上是不会遭殃的。

有这样的戒律：勿敲（这怎样理解？显然是为了不发出多余的声响吧。）；”别舔钵子，就是说，不要堕落到喝泔水的地步，这样做，他们认为就是迅速和急转直下的灭亡。“不要拣垃圾吃”以及其他等等。

有一条戒律很有趣：不要把鼻子伸到别人的锅里去！我们真想说，这是土著思想的高度成就：须知这是反面自由的原则，这好像是翻过来的“我的住宅就是我的城堡”，甚至比它还高，因为说的不是自己的锅，而是别人的（但自己的当然不言而喻）。我们知道土著们的条件，对“锅”应当作广泛的理解：不仅理解为熏黑的拱形器血，甚至不是锅里盛着的不吸引人的具体的羹汤，而且包括获取食物的一切方式，生存斗争的一切手段，甚至还要广泛些：理解为泽克的灵魂。总之一句话，让我像我所愿意的那样生活，你自己也像你所愿意的那样生活——这就是这个原则的意思。铁石心肠的古拉格之子以这条戒律做出了不因无谓的好奇心而使用自己的力量和坚决性的保证（但同时也使自己解除了任何道德上的义务：‘即便你在我身旁倒毙——我也不当一回事。残酷的法则，但比之岛上的生番——盗贼们的法则：“今天你该死，明天才是我”，毕竟要人道得多。野蛮的盗贼对邻人决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促使他死得快些，为了使自己死得近些，有时是观赏他的死亡过程以便得到开心或满足好奇）。

最后，有一条综合性的戒律：不要相信，不要害怕，不要乞求。在这条戒律里，非常清楚地甚至雕塑般地体现了泽克的共同民族性格。

如果一个（狱外的）民族整个浸透着这种高傲的戒律，这个民族怎样管理呢？……想想都觉得可怕。

这条戒律使我们放下对泽克生活行为的研究，转而去分析他们的心理实质。

我们在古拉格之子身上马上察觉到的并且后来越来越经常地观察到的最初一种气质是：精神上的稳健性，即心理上的稳定性。这里令人感到兴趣的是犯人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的一般哲学观点。一个英国人或法国人毕生以他们身为英国人或法国人而自豪，泽克则与他们不同，完全不以自己的民族属性而自豪，相反，他把这理解为一种严酷的考验，但是他想不失尊严地通过这种考验。泽克们甚至有这样一则出色的神话：似乎某地有一扇“群岛之门”（堪与古希腊的赫尔克里斯的柱塔相比），在门的正面似乎为进来的人写有：“别丧气！”背面则为出去的人写有：“别太高兴！”泽克们还补充说，主要的是，这些题词只有聪明人才看得见，傻瓜是看不见的。这则神话往往表现为一条简单的生活规则：来者匆愁，去者勿喜。犯人对群岛的生活和群岛毗邻地带生活的看法，正是应当通过这个线索去领会。这种哲学正是泽克的心理稳定性的源泉。不管他所遭逢的境况多么阴暗。他总是皱起自己那粗糙的饱经风霜的脸上的眉头说，他们不会把我降到比矿井更深的地方去了！或者互相安慰说：还有更糟的哩！真的，在饥寒交迫、心灰意懒的深重苦难中，这个“还有更糟的哩”的信念，明显地支持着他们，并使他们精神振作起来

泽克总是作坏的精神准备，他就是这样活着，经常期待着命运的打击和妖魔的咬螫。相反，任何暂时的缓和。他都看成是当局的失察和错误。在这种经常期待灾难的状态中，也就逐渐养成着泽克的严峻的心灵，对自己的命运满不在乎。对别人的命运毫不怜悯的心灵。

偏高平衡状态的情形，无论偏离到光明方面，还是偏离到黑暗方面，无论偏离到绝望方面，还是偏离到喜悦方面，在泽克身上都是很少见的。

塔拉斯·谢甫琴科（还在史前时代曾在岛上稍作逗留）成功地表达了这种情形：“我现在几乎既没有忧愁，也没有欢乐。然而却有一种达到鱼类的冷血状态的精神上的平静。难道经常的不幸能使一个人这么脱胎换骨吗？”（致列宾娜的信。）

正是。正是能够的。稳定的冷漠状态，对于泽克说来，是一种必要的防护，以便能够熬过岛上阴暗生活的漫长岁月。如果在群岛的第一年他不能达到这种黯淡无光的状态，那他通常就会死亡。达到了这种状态——他就能活下来。一句话：只要不死掉——准能变老油条。

泽克一切感觉都变迟钝了，神经被截断了。他对自己的痛苦、甚而对部族的监护人加给他的惩罚、乃至几乎对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变得无动于衷，对周围人的不幸也不抱精神上的同情。什么人的呼痛或女人的眼泪几乎不能使他转过头来——反应迟钝到这个地步。泽克们对新来的缺乏经验的人，往往表现得冷酷无情，嘲笑他们的失策和不幸——但不要因此而严厉地谴责他们：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恶意——只不过是他们的同情心已经萎缩了，只有事情的可笑一面才是他们能看得到的东西。

泽克中最流行的世界观是宿命论。这是他们的普遍的深刻特点。其原因在于他们的不自由的处境、对他们最近时期可能的遭遇一无所知以及实际上无能影响事件的进程。这种宿命论对泽克甚至是必要的，因为这使他能得到精神上的稳定。古拉格之子认为，最平安的途径是——听天由命。未来——这是装在口袋里的猫，既然弄不清它是怎么回事，也不能想象在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况下你会碰到什么事情，所以不应过分顽强地去争取什么或者过分执拗地拒绝什么——不管是把你转到另一个工棚或作业班去，还是调到另一个劳改点去。也许这是好转，也许是逆转，但不管怎样，你总可以免于自怨自艾：就让你的处境变得更糟吧，但这不是你亲手造成的，这样你就能保持可贵的泰然自若感，不致忙手忙脚，不必逢迎讨好。

在这种黑暗的命运下，泽克的对许多事情的迷信是很深的。其中之一与宿命论密切相连：如果你在找位置甚至追求舒适方面操心过了头，你必然会被递解出去而烧得焦头烂额。

他们不仅把宿命论用于个人的命运，而且还用来解释事物的一般进程。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事件的一般进程是可以改变的。他们有这样的观念，群岛是永恒存在的，从前在群岛上情况还要糟些。

但也许这里最有意思的心理转变是，泽克们把自己在得过且过的贫乏条件下的稳定冷漠状态看成是——乐观的生活态度的胜利。只要相继而来的不幸变得不那么频繁，只要命运的打击稍有减弱——泽克就已经对生活心满意足，并以自己的处世态度自豪。我们要是引用一下契柯夫的一段描写，读者也许会对这种离奇的特点更加相信些。在他的短篇小说《在流放中》，渡船夫谢苗·托尔科维伊这样表达这种感情：

“我……活到了这样的地步，我能光着身子在地上睡觉，吃野草。但愿老天爷让每个人都能过上这样的中活（重点系我所加——作者注）。我什么东西也不需要，什么人也不怕。我这么看我自己，没人比我更富裕更自由了。”

我们的耳朵里今天仍听到这些惊人的言语：我们不止一次从群岛泽克们的嘴里听到这些话（感到奇怪的只是契阿夫从哪里弄来这些话的？）。但愿老天爷让每个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你中意吗？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讲的是民族性格上的积极面。但对它的消极面，对某些似乎是与上面所讲的互相排斥和矛盾的令人感动的民族弱点，也不能闭眼不看。

这个看上去是无神论的民族对于信仰越是满不在乎，不信仰的态度越是严峻（例如，《圣经》的一个论点“不要去审判人，你也就不会受审判”，他们完全以嘲笑态度对待，他们认为，受不受审判与此无关）——他们不顾一切的轻情态度的发作也就越厉害。可以这样来区分：在泽克看得清楚的短浅的视野内——他们是什么也不相信的。但是他们没有抽象的眼力，缺乏历史的盘算，所以他们就以野蛮人的天真相信任何一个远方的传闻，相信本地的奇迹。

说明土著的轻信有一个早年的例子——这就是由于高尔基来到索洛维茨而产生过的希望。但是没有必要这样深究远索。在群岛上有一种几乎是固定的、几乎是普遍的宗教：这是对所谓“阿姆尼斯基娅”（大赦）的信仰。很难说明这是什么东西。读者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女神的名字，但这并不是女神的名字。这有点像是信基督教民族传说中的基督二次降世，夺目的光辉将降临人间，群岛的坚冰就会消溶，甚至各个岛屿也会溶化，而所有土著就会随着温暖的波浪漂到阳光明媚的地方，在那里，他们马上就会找到他们所亲近。喜欢的人。大概，这是对地上天国的稍加改头换面的信仰。这种信仰并没有得到过一次现实奇迹的证实，然而却很有生命力，很顽强。像其他的民族把自己的重要仪式同冬至和夏至联系起来一样，泽克们也神秘地期待着（总是徒然地）十一月和五月的最初一些日子联系起来。南风一吹到群岛，人们便窃窃私语：“大概将要大赦了！已经在开始了！”刮起严寒的北风——泽克们呵热气温暖着冻僵的手指，搓着耳朵，跺着脚相互鼓励说：“看来一定会有大赦了。不然我们都得冻死……的！（这里有一个不能翻译的词儿）显然——现在就会有了。”

任何宗教的害处早就已经得到证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它。这种对大赦的信仰大大削弱土著们的意志，使他们陷入不是他们所特有的爱幻想的状态中去。在这种幻想病大流行的时期，官家的要紧活儿完全从泽克的手中掉落下来——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同相反地听到关于“递解”的不愉快消息时所起的作用一样。而对于日常的建筑工程说来，最有利的是不让土著们发生任何感情上的偏差。

泽克们还有一个民族弱点，这种弱点与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完全违反但却莫名其妙地保持在他们身上——这就是暗中的对公正的渴望。

契诃夫在一个完全不属于我们群岛的岛上就曾观察到这种奇怪的感情：“一个苦役犯，不管他本人已经堕落和不公正到多么严重的程度，却最喜爱公正，如果他在地位比他高的人身上看不到这种公正，他就一年一年地陷入痛恨和极端不信任的状态。”

虽然契诃夫的观察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对我们所讲的事情都毫无关系，然而却正确得使我们感到吃惊。

从泽克落入群岛的时候起，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小时全都充满着不公正现象。他们自己在这种环境里的所作所为，也都是不公正的——看上去他们早就应该习惯于这种情形，并且把不公正看作生活的普遍准则。但是不然！来自部族中的官长和监护人的每一个不公正行为，都像在第一天一样，继续使他们受到伤害（自下而上的不公正行为却引起他们赞许的狂笑）。在他们的民间创作中，他们编出一些甚至不仅是关于公正待遇，而是（将这种感情扩而大之）关于毫无根据的宽大处理的传奇（例如，曾经创造出一个在群岛保持了几十年之久的关于宽大处理O·卡普兰的神话——似乎她并没有被处决，而终身关在不同的监狱里，甚至还找到了许多曾同她一道递解和从她那里得到布蒂尔卡图书馆书籍的证人。有人会问，土著们为什么要造出这种荒唐的神话来？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他们想要相信的宽大无边的极端事例。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思想上把它联系到自己身上）。

还有关于泽克在群岛上爱上了劳动这样的事例（A·C·布拉奇科夫说：“我为我亲自创造的成果而自豪”），或者至少没有失去对劳动的喜爱（日耳曼血统的泽克），但是，这些事例是非常特殊的，所以我们不打算把它作为全民族的特点甚至是古怪的特点提出来。

土著的另一个特点是：爱谈往事，可不要以为这是同上面已经讲过的土著惯于遮掩的特点有矛盾。在其他所有民族那里，这是老年人的一种习惯，中年人恰好是不爱甚至怕谈往事的（特别是妇女，特别是填写调查表的人，而且一般说大家都这样）。泽克们在这方面则表现得像是个全由老年人组成的民族（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像一个全由儿童组成的民族那样受到管教，因为他们有教育员）。。关于今日生活中的一些小秘密（如在什么地方可以热热锅，在什么人那里可以换到马合烟），你从他们的嘴里一个字也挤不出来，可是关于以往的事情，他们说起来却敞开胸怀，毫不隐瞒：到群岛以前是怎样生活的，跟谁一起生活，怎样落到这里（他们可以几小时几小时地听着叙述谁怎样“落进来”，而且这些千篇一律的故事丝毫也不使他们感到无聊）。两个犯人的相遇越偶然，超浅，越短促（在所谓“递解站”上挨着躺了一夜）——他们就愈加急于全面详细地彼此把自己的一切讲出来。

这里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察来比较一下是有意思的。他指出，每个人都暗自精心构思好一套关于自己落入“死屋”的经历——而且一般根本不谈这种事情。这种情形我们是理解的，因为落入“死屋”是由于犯了罪，苦役犯们回忆起它来心情是沉重的。

泽克的落入群岛则是由于不可解释的劫数，或者是由于若干祸根的凶恶的报复——但是，在十分之九的情况下，他并不觉得自己犯有任何“罪行”——所以在群岛上再没有比讲述“怎样落进来”的故事更能使听众感到兴趣，更能引起他们的热烈同情了。

在泽克的工棚里每晚都在讲述的关于往事的丰富故事，这还具有另一个目的和另一种意义。泽克的现在和未来不稳定到什么程度，他的过去也就牢固到什么程度。以往的种种，谁也不能再从犯人那里夺走了，而且每一个人在往日的生活中总要比现在强些，（因为再也不能比泽克更卑下了；甚至酒鬼流浪汉在群岛外也被称为同志。）因此，泽克的自尊心便在回忆里夺回生活把它推下来的那个高地。回忆还必定是被美化的，掺进了一些虚构的（但很像是实有其事的）插曲——于是讲故事的犯人（听众也一样）就感到充满生机地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

还有另一种加强这种自信心的形式——关于泽克民族随机应变和得心应手的无数民间创作故事。这是一些相当粗鲁的故事，很象尼古拉沙皇时代士兵中传说的轶事（那时士兵服役期长达二十五年）。他们会讲给你听，一个泽克怎样到长官那里去给厨房劈木柴，长官的女儿怎样自动跑到草棚子去跟他睡觉。还有一个狡猾的值日泽克怎样在工棚地下挖了一个地洞，通过那里把一口小锅放在包裹递交室地板上的下水槽的底下，从营外送来的物品中有时有伏特加酒，但是群岛上有禁酒的法令，照章办事应当立即把酒倒在地上（然而从来也没有倒掉过）——那个值日泽克就用这个办法把酒接到锅里来，所以总是喝得醉醺醺的。

一般说，泽克们珍爱的武——这最足以证明那些能够在头一年没有死掉的土著的健康的心理基础。他们的出发点是，用脚目还不清帐，开开玩笑也欠不了债。幽默——是他们的经常的同盟者，没有它，要在群岛上过日子也许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对骂人话也是根据幽默程度来评价的；越是能逗乐的，对他们越有说服力。他们对问题的任何一个回答，他们对周围事物的每个判断，总要加上一星半点的幽默。你问一个犯人他在群岛已经呆了多少时候了——他不会对你说“五年”，而是：

“坐过了五个正月。”

（他们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在群岛上的居留称为坐，虽然坐的机会他们恰好是最少的。）

你问：“艰难吗？”得到的是带着讥讽的回答：

“只是最初十年难点儿。”

你对他不得不生活在这样恶劣的气候下表示一点同情，他会回答说：

“气候坏，可是社会好。”或者当说到某个离开群岛的人时：

“判了三年，坐了五年，提前释放了。”

当一些人拿着为期四分之一世纪的“路条”来到群岛时，他们会说：

“现在二十五年的生活有了保证！”

总的说来他们对群岛是这样评论的：

“没有来过的，一定会来，已经到过的，一定不忘。”

（这种概括是没有道理的：读者，你我根本不打算到那里去，不是吗？）

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时候，土著们只要听到什么人请求添加点什么东西（即便是往杯里加点开水），——马上会同声嚷道：

“检察员会给你加！”

一般说，泽克对检察员怀着不可理解的痛恨，并常常迸发出”来。譬如，在群岛上流行这样的不公正说法：

“检察员——是斧子。”

这里除了韵脚准确外（俄语中检察员“npokypop”和斧子“tonop”是押韵的），我们看不到有任何意义。我们应当遗憾地指出这是联想和因果关系脱节的一例，这种脱节把泽克们的思维降到低于中等人的水平以下。关于这一点，稍后再谈。

还可以举出一些不怀恶意的玩笑的例子。

“睡呀睡呀，可是休息却没有功夫。”

“你要不喝水，力气从哪儿来？”

关于工作日快结束时的可僧的劳动任务（那时已经感到疲乏，正等待着下工），必定这样开玩笑：

“哎呀，活儿刚干得顺手，可惜白天太短了1”

早晨不是马上动手干活，而是从这儿晃到那儿，一边说：

“快点天黑，明天（！）好上工！”

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出他们的逻辑思维的不速灭性。土著们有一个流行的说法：

“这森林不是我们栽的，所以我们不去伐。”

但是，你该怎么解释——林场也没有栽林，可是却砍伐得很有成绩！所以，这里显出土著思维的典型幼稚性，某种独特的达达派。

还有一个说法（从白海运河时代起）：

“让狗熊去干活吧！”

认真说，怎样可以设想一只开凿大运河的狗熊呢？关于熊干活的问题，在克霍洛夫的著作中就已作了充分的说明。如果稍微有点儿可能去把狗熊套起来干有目的性的活儿，那么毫无疑问，最近几十年间就会这样做的，因而也就会出现整个的一批狗熊作业班和狗熊劳改点。

诚然，土著们还有一种关于狗熊的并行的说法——很不公平的，但却是深深印入脑海的：

“长官——是狗熊。”

我们甚至不能理解——什么样的联想能够产生这种说法？我们不愿把土著们想得那么坏，以致把这两种说法联在一起并由此得出某种结论。

讲到泽克们的话宫问题，我们感到有很大困难。且不说对新发现语言的任何研究总要写出一部单独的著作和特别的科学教程，我们在这件事上还有一些特殊的困难。

其中的一个困难，就是语言同骂人话的融为一体，这点，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了。要把它区分开来，谁也办不到（因为不能把一个活的东西分为两半！），但是出于对青年的关心，我们也不能把一切原封不动地写到学术性的篇章里去。

另一个困难是，必须把泽克民族的语言本身同散居在他们中间的生番（换个说法是“盗贼”或“惯犯”）部族的语言区别开来。生番部族的语言，是语文之树上既无近似语又无亲属语的完全孤立的一个分支。这是一个值得单独研究的题目，但在这里，不可理解的生番的词汇（如：文件、手帕、箱子、表、靴子）只会把我们弄糊涂。但是，困难的是，生番语言的其他一些词汇要素，却相反地为泽克的语言所吸收，并形象地使它丰富起来：（吹口哨；泽克语言中的意思是说谎、吹牛）；（使黑暗，使模糊；在泽克语言中是指欺骗、迷惑）；（在某物上洒上黑色；泽克语言指欺骗、蒙蔽）；（翻转，倒置；泽克语言指偷偷地闲逛、磨洋工）；（试探；泽克语言中指迅速查明某事）；（泽克语言中指聪明点、混时间）；（舔主人的盘子；泽克语言中指陷进什么事情，拼命干活）；颜色、肤色；泽克语言中指服从和归顺盗贼的帮规）；（混血、混种；泽克语言中指“二混子”——半个贼）；（此字与“精神”、“呼吸”有关；在泽克语言中表示勇敢、无畏、不顾一切）；（单人监室，禁闭室）；（搜身）；（拐杖；泽克语言中表示面包口粮）；（灯芯；泽克语言中指累垮、垂死的犯人）；（六，六点，老六；泽克语言中指为劳改营行政当局或为盗贼、杂役们办事的人）；（用来吮吸的东西或吮吸者；泽克语言中指饥饿状态）；（否定或不承认；泽克语言中表示对劳改营长官提出的要求一概拒绝的人，或称“不买帐派”。一般指盗贼的核心人物）；（对庄家赌输赢的人的派头；在泽克语言中表示用吹牛、做戏的手段吓唬、讹诈）；（妓女）；（窝棚；泽克语言中表示劳改营中的姘头、女相好的）；（杆菌；泽克语言中表示“肥肉和油脂”）；（模仿盗贼的作风）；（按照盗贼的作风行事）。

不能不承认其中许多词具有准确性、形象性、甚至通俗易懂性。

我们感到现代俄语中很缺乏这种语汇！特别是因为在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类行为。

但是，这种关心已经是多余了。本书作者结束了在群岛的长期科学旅行后，对于是否还能够回到民族学院去执教是很不放心的。不仅担心人事科的态度，而且还担心他自己是否已经落后于现代俄语，学生们能不能很好地理解他的语言。突然，他又迷惑又高兴地听到了从一年级学生口中说出的他在群岛时耳朵早已习惯了的那些用语，而这些用语都是迄今为止俄语所缺乏的：（“不停脚就开始……”，“一到马上就……”，“一走到立即……”）；（“整个途中”，“整个时间”）；（“再一次”，“又一次”）；（“抢劫”，“洗劫”）；（“偷”，“扒”）；（“福来儿”，“傻瓜”，“大头”，泛指不属于盗贼一伙的任何人）；（“凉耳朵傻瓜”，意思是百分之百的傻瓜）；（“她和小伙子们缝在一起”，意思是她和小伙子们在一起过活）。还有其他许许多多。

这就表明，泽克的语言有巨大的能量，使它能够不可解释地渗入我们的国家，而首先是渗入青年的语言。由此可以预期，这个过程在将来会更加强劲，而上面所列举的那些词也会融合到俄语里去，也许甚至还会使它大为生色。

但是研究者的任务却更加困难了：现在需要把俄语同泽克的语言区分开来！

最后，为了诚实起见，我们也不能回避第四个困难：弄清俄语本身给泽克语言甚至给生番语言的最初的、某种史前的影响（现在这种影响已经看不到了）。否则怎样解释我们会在达里词典里找到这样一些似乎是岛上专有的说法：

（“合法生活”，科斯特罗马省方言，意思是与妻子一起生活；在群岛上的意思是：与她合法地生活）；

（“掏口袋”——货郎的行话，意思是从口袋里取出来；在群岛上变更了字头，变为——“掏腰包”）；

（走近，靠近——意味着变穷，耗尽；请比较一下——衰竭，垂死）。

或者如达里收入的谚语：

“菜汤是好心人”——还有一连串的岛上用语：寒冷人（身体不结实），篝火人，等等。

“他连耗子也不抓”——我们在达里的书里也可以找到。

cyka（“母狗”）是意味着“好细”，这在雅库博维奇时期就已经有了。

土著们还有一种出色的说法“顶犄角”（指顽强地干事情，并且一般地指任何顽强表现、坚持自己的意见），“打蒋犄角”，“打掉犄角”这个用语为我们恢复了“角”这个词的古俄罗斯语的和斯拉夫语的含义（自矜、高傲、傲慢），而置外来的、从法语翻译过来的“装上犄角”的含义（妻子变节）于不顾。这种外来用语在普通人民中完全没有通行。如果不是与普希金的决斗有关，连知识分子恐怕也早已经忘掉了。

所有这些数不清的困难迫使我们只好暂时搁下本调查报告的语言部分。

结束本文时，再写几行个人的感受。本文作者在进行调查的时候，泽克们起初是躲避的，他们以为这些调查是为教父（在精神上紧挨着他们的监护人，然而，他们对他，像对所有自己的保护人一样，是不知感恩的，不公正的）进行的。当他们确信了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以后，加之还一次一次地受到马合烟的款待（贵的品种他们是不抽的），对考察者的态度开始变得极其友善，显露出自己的本性并没有完全变坏。在一些地方他们甚至把考察者亲热地称作“菠萝·番茄罗维奇”，在另一些地方则称作法恩·法内奇。应当指出，在群岛上根本不作兴称父名，因此，这种尊敬的称呼方式带有一点幽默色彩。在这一点上同时也就表现出他们的智力水平还达不到理解本考察报告的意义的程度。

作者则认为这番考察是成功的。他提出的假说完全得到了证实。一个完全新的、迄今无人知晓的拥有几千万人的民族在二十世纪的中期被发现出来了。

第二十章　狗的职务

本章取这个篇名并非有意恶语伤人，只是因为必须遵循劳改营传统而已。如果仔细想想，这个命运确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他们的职务岂不是和警犬的职务一样？况且他们的职务本身就和狗有联系。他们甚至有使用警犬的专门条令，由军官组成正式的委员会，负责监督每一条警犬的工作，培养它们有良好的凶猛性能。如果供养一只狗崽子一年要花人民的一万一千赫鲁晓夫前的卢布（喂警犬的饲料比犯人的伙食营养价值高）的话，那么喂养一名军官的开销不是大得多吗？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从头到尾都遇到一个困难：一般地该怎样称呼他们？“官长、长官”——太一般化，对狱外和整个国家生活都可以这样说，而且这两个词儿都已经用滥了。“主人”——也一样。“劳改营管理人员”吗？这种避开实质的说法只能表示我们的无能。直截了当地按劳改营的说法称呼他们“狗”？——似乎太粗鲁，好像是骂人。“营吏”这个字倒是完全符合语言的精神：它与“劳改犯”这个字的区别正如“狱吏”与“囚犯”的区别。它表达着一个准确的、唯一的含意：经营和管理劳改营的人。所以，在求得严格的读者们对使用这个新字的谅解之后（既然语言中为这个字留着一个空档，说明它并不完全是一个新字），我们以后将时常采用它。

这一章里所讲的就是这些“营吏”（关于狱吏也在这里一道讲）。本来可以从将军们讲起，那可真会是妙极了，但是我们没有材料。我们这些虫豸和奴隶不可能知道他们的事，也不可能在近处看到他们。而当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总是被他们身上的闪闪金光耀花了眼，什么也看不清楚。

所以我们对于那些走马灯似的古拉格头子们——群岛的沙皇们——一无所知。如果我们中的谁弄来一张贝尔曼的照片或听到阿佩特尔说过一句什么话，马上就会当大事传开。我们知道“加拉宁大屠杀”，可是关于加拉宁本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不满足于单单签字；在劳改营里巡视的时候，如果对谁的嘴脸看得不受用，亲自用毛瑟枪给一下子的这类事情，他也是不讨厌做的。我们描写了卡什凯京的事情，可是卡什凯京这个人我们从没亲眼见过（谢天谢地！）。关于弗连克尔收集到一点点材料，可是关于扎维尼亚金却一点也没有。这位刚去世不久的人物逃脱了和叶若夫-贝利亚一伙一起被埋葬的命运。报痞子们至今仍津津乐道地把他誉为“传奇般的诺里尔斯克的建造者！”莫不是他亲手砌过砖吗？然而，考虑到他上受贝利亚的宠爱，下受内务部官员季诺维也夫的推崇，我们敢断定他是一只彻头彻尾的野兽。要不的话，他是建造不出一个诺里尔斯克的。

关于叶尼塞劳改营营长安东诺夫的情况，谢谢波博日工程师给我们写出来了。我们愿意奉劝每一个人都去读读这篇即景：塔兹河驳船的卸货。在铁路还没有到达（会到达吗？）的冻土带的腹地，埃及的蚂蚁们把火车头换到雪地上。安东诺夫站在小山包上俯视现场，限定完成卸货的时间。他是从天上飞来的，过一会又要从天上飞回去。他周遭都是巴结讨好的陪同。拿破仑算得了什么？就在这北极的永冻土上，他的私人厨师在他面前的一张折叠桌上摆上了新鲜西红柿和黄瓜。这小子竟谁也不清，一个人全报销了。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要考察的是上校以下的人物。我们先谈谈军官，然后转入军士一级，捎带着说说警卫部队——也就是这些了。谁见的更多，就请他更多地写点罢。我们的局限性就在于：当你蹲在监狱或者劳改营里的时候，你对狱束们的性格感到兴趣，只是为了要避开他们的威胁和利用他们的弱点。对其他方面你根本不想去关心，认为它们不值得你注意。你自己在受苦，你周围含冤入狱的人们在受苦。和你张开双臂都抱不拢的一大堆冤情苦难相比，这些担任警犬职务的“木脑壳”们，他们的蝇营狗苟、他们的无聊爱好、他们职务上的成功失败，在你眼里算得了什么事？

而你现在为时已晚地发觉，对他们的观察，太欠细心。

一个还有能力从事随便哪一种有益活动的人能不能去当监狱和劳改营看守？——这种属于个人才能的问题，我们且不去管它。我们只提出这样的问题：“营吏”一般地能不能当一个好人？生活为他们安排了怎样的道德淘汰过程呢？第一次淘汰，是在编入内务部军队、内务部学校或训练班的时候。任何一个稍许留有点精神教养的痕迹的人，一个在良心上稍有顾忌、尚能区分恶与善的人将会本能地、千方百计地避免加入这支黑色的军团。但是我们假设他们没有推脱得掉，这时第二次淘汰就来了：在接受训练和执行第一次任务的时候，长官们会亲自留意把所有表现出松松垮垮（善良）而不是坚强意志和坚定精神（残忍和无情）的人除名。在此以后就开始了为期多年的第三次淘汰：原来还不知道是到哪里去、去做什么的人，现在都弄清楚了，都感到可怕了。永远充当暴力工具，充当永远的罪恶帮凶——这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也不是马上能接受得了的！你在践踏别人的命运，但你自己内心却有什么在绷紧、绷断。你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于是尽管已经大大地退了，人们仍然开始设法挣脱：称病、搞到医生证明、改行拿较低工资、摘下肩章——什么都行，只要能出去，出去，出去！

这么说，剩下的人都习惯了？不错，剩下的人都习惯这一切了。他们已经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正常的了，当然也是有益的了，甚而还是光荣的了。对有些人说来，连习惯的过程也不需要：他们从一开头就是这样的人。

鉴于存在这样的淘汰过程，可以得出结论说，残忍无情的人在营空当中占的比例，远远地大于在任取的一组居民中所占的比例。一个人在“机关”里服务的时间越久、越没有间断、越有名气，他越可能是一个坏蛋。

我们并没有忽略捷尔任斯基的崇高的言论：“你们当中谁变得冷酷无情，谁的心不能同情和关心地对待遭到监禁的人们——就请他离开这个机关！”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法把这些话和现实对上号。这是对谁说的？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如果考虑到他同时又为科瑟列夫辩护的话（第一部，第八章）。谁理会了这些话？无论是“作为说服手段的恐怖”，无论是单凭“可疑”的逮捕，无论是早于希特勒十五年的早期集中营，都丝毫不能给予我们这种富于同情的心和侠义骑士的感觉。如果这些年代里有人自己离开了机关，这正好是捷尔任斯基建议留下的人——即未能变得冷酷无情的人。而那些变冷酷了的或本来就冷酷的人倒是留下来了。（也可能他在另外的场合又做过另外一种建议，只是我们手里没有他的语录。）

我们喜欢既不思考也不检验就接受过来的那些流行用语具有多么大的粘性啊！“老契卡！”———谁没有听到过用拖长的调子说出以示尊敬的这几个字？如果想特别指出某个营吏不同于没有经验、毛手毛脚、爱瞎喊瞎叫但缺乏真正的叭喇狗的牙口的营吏，一般都说；“那儿的营长可是个老——契卡！”（比方像烧掉了克列姆普涅尔的《镣铐奏鸣曲》的少校那样的。）这个用语是契卡人员们自己讲开的，而我们却不假思索地跟着说。“老契卡”——这至少表示他在雅戈达时代、在叶若夫时代、在贝利亚时代都是红人，是使他们每一个都感到满意的人。

但是我们不泛泛地去谈论“契卡人员”的一般情况。关于原来意义上的契卡人员，关于从事行动一侦查一宪兵工作的契卡人员，本书已经有专章介绍。而管吏们顶顶喜欢的就是把自己也称为“契卡人员”，顶顶追求的就是这个称号。他们有的人确是从那种岗位上来到这里休息的。说休息，是因为在这里神经不用过分紧张，健康不会受到损坏。他们在这里的工作不需要像那里要求的文化水平和作恶的主动劲头。在契卡一格勃机关里需要敏锐、迅速，必须准确无误地打中对方的眼珠，但在内务部系统里愚钝些也不妨事，只要不错过对方的头骨也就行了。

尽管我们十分难过，但我们无法承担起解释以下现象的任务：为什么顺利实现了的“劳改干部工人化和共产党员化”的口号未能在群岛上创造出捷尔任斯基提倡的那种忐忑不安的对人的爱？从革命后最初几年起，在中央惩治局和省惩治处的训练班里就“不脱产”地（即同时已经在监狱和集中营工作）为监狱和集中营培训着初级的行政建设人员（即内部看守人员）。到了一九二五年，沙皇时代的看守人员只剩下百分之六（久经锻炼的老手！）。而在这以前，中层劳改干部就已经全部是苏维埃的了。他们继续学习着：起先在属于教育人员委员部的各法律系（不错，是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并且不是无法系，而是——法律系！），自一九三一年起改为司法人民委员部设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萨拉托夫和伊尔库茨克的法学院的劳改工作专修班。那里的毕业生里工人占百分之七十，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七十！从一九二八年起，遵照人民委员会和从来没有反对意见的中执委的决议，进一步扩大了这些工人化和共产党员化了的监禁场所长官们在规定管理制度方面的权限。可是你看怪不怪，对人的爱不知为什么仍是没有产生出来！受他们害的人比受法西斯害的人还要多好几百万——况且这些人并不是战俘，不是被征服者，而是本国的同胞，在本国的土地上！

谁能给我们解释清楚？……

生活道路的相同和地位的相同会不会导致性格的相同？一般地——不会。对于精神和智力强健的人们，是不会的。他们有自己的决定、自己的特征，有时候是很出人意外的。但是经过了严格的反面淘汰（道德的和智力的）的营吏们的性格都是惊人地相同。大概我们不用费力就可以描写出他们基本的共同特征：

傲气。他生活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单独的岛屿上。在这个岛上他是绝对的第一号：所有的犯人都低声下气地服从他，连自由人也是一样。他肩章上的那颗星在这里是最大的。他的权力是无边无际的，而且是从不会犯错误的：任何有怨言的人结果总是不对（被镇压）。他的房子是群岛上最好的。最好的交通工具。比他低一级的亲信营吏们也是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由于他们先前的全部生活没有在他们心里埋藏下任何一颗具有批判能力的火星，所以他们也就不可能不把自己理解为一个特殊的种族——天生的统治者。从任何人都没有力量进行反抗的这个事实中，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说明他们统治得极其英明，这是他们的（“有组织的”）天才。每一天和每一个日常的场合都使他们能够明显地看到自己的高人一等：人们在他们面前起立、立正、鞠躬；听到他们的召唤不是走过来，而是跑过来；得到他们的命令不是走去执行，而是跑去执行。如果他（贝阿拉格，杜凯尔斯基）走到大门口去观看他的肮脏卑贱的工人们排成纵队在警犬的包围中行进，那时他自己严然是一个身穿雪白的夏装的种植园主。如果他们（翁日拉格）忽然想起要骑马巡视马铃薯地里的劳动情况——穿黑色衣裳的女犯们正在陷到小肚子的烂泥里挣扎着，试图从地里挖出土豆子（不过她们来不及运出去，开春以后只能再把它们埋进土里去当肥料），——那时候他们这一队穿着擦亮的皮靴、笔挺的毛料制服在渐渐沉陷的女奴们旁边疾驰而过的优雅的骑士们，活像是真正的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

随着自满自足而来的必然是愚钝。活着被奉为神明的人自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他不需要读什么、学什么，谁也不能告诉他什么值得思索的东西。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上的官员当中遇到一些聪明、有作为、有科学爱好、对本地自然环境和生活进行过深入研究、写过地理学和民族学研究著作的人。但是哪怕是为了逗乐也不可能想象在整个群岛上有这样的一个营吏！如果库德拉蒂（乌斯特维姆的一个派遣点的点长）决定了：百分之百地完成国家定额还根本不是什么百分之百，而必须是完成他本人规定的（凭脑袋瓜想出来的）每班任务才能算数，否则就要罚全体吃惩戒口粮——你是没法叫他改变主意的。完成定额百分之百以后，全体照吃惩戒口粮不误。在库德拉蒂的办公室里有成堆的列宁全集。他把B·F·弗拉索夫叫进来，教导他说：“你看列宁在这里写着对待寄生虫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他理解的寄生虫就是只完成了定额百分之百的犯人，而无产阶级就是他自己。这两个想法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并列搁在一起的：这是我的庄园！我是无产者！）

但旧时农奴主的教养他们却望尘莫及。许多农奴主曾在彼得堡等地求学，有的留学格丁根。他们当中毕竟还出了阿克萨科夫、拉季舍夫、屠格涅夫一流的人物。但是我们内务部人员当中没出过一个，也出不了一个。主要的是，农奴主们或是亲自经营自己的庄园，或者至少对自己庄园的经管稍有知识。但是沐浴着国家种种思泽的趾高气扬的内务部军官们决不可能再承担经济领导的责任。对于这个任务，他们是太慵懒、太愚钝了。他们用森严和保密的烟幕掩盖着自己的无所事事。结果迫使国家（它绝非一贯是自上而下地治理的。历史将会懂得：国家的不发展往往是中层官吏贪图安逸的惰性所决定的。）不得不设立和他们的金色肩章的官僚系统平行的另一套由托拉斯和综合工厂组成的同样的官僚系统。（但这未曾使任何人奇怪：我们国家里什么东西不是同样两套呢？从苏维埃政权本身开始。）

独断专行。任意胡为。在这方面，营吏们和十八、十九世纪最坏的农奴主完全可以比美。荒谬绝伦的命令的实例举不胜举。它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显示权力。越深入西伯利亚和北部地区，这类实例越多。但即使在莫斯科边上（现在是莫斯科市区）的希姆基也有这样的事。沃尔科夫少校在五月一口注意到犯人们不快乐。于是他发出命令：“每人必须立即快乐起来！我看到谁愁眉苦脸就把他关进惩戒区！”为了让工程师们快活起来，便派一群第三次判刑的女贼们去给他们唱淫秽的小调。人们会说这不是任意胡为，而是政治工作。是喽。一批新犯人被带进上面说的这个劳改营。新犯人伊万诺夫斯基自我介绍是大剧院的舞蹈演员。“什么？演员又”沃尔科夫发怒了，“进惩戒区二十天！你自己去向惩戒隔离室室长报到！”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会问：“演员在那地蹲着吗？”“蹲着。”“是他自己来的？”“自己。”“好，放他出来！我派他当助理管理员。”（我们已经写到过，这个沃尔科夫曾下令把一个女犯的头发剃光，嫌太漂亮。）

独劳点长对西班牙人外科医生福斯特不满意，“把他派到采石场去！”派去了。但不久点长自己病了，需要动手术。有别的外科大夫，也可以进中央的医院去。不，他只相信福斯特！把福斯特从采石场调回来！由他给我做手术！（但是在手术台上他死了。）

一个劳改营长发现了宝贝：犯人地质工程师科扎克原来能唱戏剧男高音，革命前在彼得堡跟意大利人列佩托学过。营长发现自己也有嗓子。这是一九四———四二年。战争正在远处的什么地方进行。但受到免征权牢靠保护的营长却让自己的农奴给自己上声乐课。那个犯人已经病弱不堪，申请当局协助查找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科扎克也正从流放地通过古拉格寻找自己的丈夫。两封寻人信都到了这个营长手里，本可以帮助这对夫妇接上关系。然而他不这样做。为什么？他“安抚”科扎克，说他的妻子……被流放了，但生活得很好（她是个教员，现在粮食采购站当清扫员，后来在集体农庄劳动）。他仍要他教唱歌。到了一九四三年，科扎克已经完全不行了。营长开了思，帮他办了因病释放手续，让他到老婆身边去咽气。（照这么说，营长还不是个恶人！）

享有世袭领地的感觉是所有劳改营长的特有感觉。他们不把劳改营理解为某种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而当做是在他们整个任职期间交给他们独占的世袭领地。所有对生命和个人的任意摆布都是由此而来的。长官们互相间的自我炫耀也是由此而来的。肯吉尔的一个劳改点的点长说：“我这里有个教授在洗澡房里干活！”但是另一个劳改点长斯塔德尼科夫大尉的一句话就把他撂倒了：“在我那儿——有个院士当勤杂工，抬便桶！”

贪婪。贪财。在营吏当中这是最普通的特征。并不是每一个都愚钝，并不是每一个都任意胡来，但是从犯人的无偿劳动和国家财产里捞取好处使自己发财致富的事，每一个营吏，不管是这里的主要长官还是副手，都在拼命地干。不仅我自己没有见过，而且我的朋友们也没有人能记起一个大公无私的营吏，给我写信的前犯人中也没有能指出一个来的。

无论怎样大量的合法利益和特权都不能满足他尽可能多捞一把的欲望，无论是高工资（两倍、三倍的“北极地区补贴”、“偏远地区补贴”、“危险性工作补贴”）；无论是奖金（一九三三年劳改法典第七十九条为劳改营领导干部规定的奖金。这个法典同时也不妨碍他们为犯人规定一天十二小时、没有星期天的劳动）；无论是特别有利的计算工龄的办法。（在集中了群岛一半岛屿的北方地区，工作一年做两年计算，而“军事人员”只需要干二十年工作就可以领取退休金。因而，一个内务部的军官，二十二岁在军官学校毕业，三十二岁就可以拿全额退休金退休，搬到索契去居住！）

都是不能的！每一条可以流来无偿的劳务、食物或财物的渠道，不管是浩荡的大河还是涓涓的小溪，每一个营吏从来都是大把捞、大口吞地加以利用。早在索洛维茨群岛上，长官们就开始从犯人中给自己找不要钱的女厨子、洗衣妇、马夫、劈柴工。这个有利的习俗从那时起一直没有中断过（上面也从来没有禁止过）。营吏们除此以外还要犯人给他们当女饲养员。管菜园子或给他们的孩子当教员。在平等和社会主义的调门叫得最响的年代，例如一九三三年，在贝阿加格，任何一个自由雇佣人员只要向劳改营的出纳科交很少一点钱，就可以从犯人中得到一个女用人。在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马尼姬·乌特金娜大婶给营长饲养奶牛——为此每天得到一杯牛奶的奖赏。照古拉格的风俗来说这是很慷慨的了。（说得更确切些，按照古拉格的风俗，奶牛不算是营长私有的，而是“为了改善病号饮食而饲养”的，但是牛奶则一定要送进营长家里。）

谁只要有可能从犯人的口粮里捞取吃喝，他必定会这样做。这已经不是论杯，而是论桶、论口袋了！读者，请您再读一遍第九章里利帕伊写的那封信，这是一个准是当过保管员的人发出的哀号。要知道这些库拉金、波依绥-沙普卡和伊格纳琴科从保管室里成口袋、成大桶地往外拿东西并不是由于饥饿，并不是因为需要，并不是因为贫穷，而不过是因为：为什么不从这些默默无言、无力自卫、饿得快死的奴隶们身上发一笔财呢？何况在战时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捞好处。如果你不像这样生活，别人就会笑话你！（至于他们对因短缺了物资而受罚的杂役们采取的背叛态度，我就不当做一种特殊的习性单独提出了。）在科雷马呆过的犯人们也记得：凡是有可能从犯人的大灶里偷东西的人——营长、管理科长、文教科长、自由雇佣的职员、值班看守——必定要偷。连门岗都把加了糖的茶偷到门房去！尽管是一小勺砂糖，但这是从犯人身上白刮来的！要知道从垂死的人手里抢来的东西更甜些……

且看“美国礼物”（美国居民为救济苏联人民募集的物品）到了他们手里的时候又是什么情形！据托·斯戈维奥介绍，一九四三年在乌斯奇-涅尔，劳改营长纳戈尔内上校，政治处长戈洛乌林，英地吉尔劳管局长贝科夫，地质局长拉科夫斯基跟他们的妻子一道对所有捐赠物品都是亲自开箱，任意挑拣，你抢我夺。他们自己拿剩的东西，以后在大会上作为奖品发给自由人。一直到一九四八年，首长的勤务兵还在黑市上倒卖剩余的美国捐赠物品呢。

最好不要回想文教科长们——会叫人笑掉牙。他们无人不渝，但都是小手小脚（不准许他们搞大的）。文教科长把保管员叫来，给他一个包袱——里面是一条用《真理报》包着的破棉裤——你拿去，他说，给我拿来一条新的！一九四五一四六年卡卢加关卡劳改营的文教科长每天带一捆劈柴到营外去，那是犯人们在工地上给他拣来的。（然后还要坐公共汽车在莫斯科市内走……穿着军大衣，挟着一捆劈柴。看来日子也是不甜美的……）

对于劳改营的主人们说来，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属由营里的师傅做鞋、做衣服（连独劳点点长胖太太参加化装舞会穿的“和平鸽”服装也是在总务大院里缝）还嫌不够；由营里给他们做家具和任何日用品还嫌不够；由营里给他们铸造霰弹（供他们在附近的自然保护区里进行偷猎）还嫌不够；由营里的厨房给他的猪供应饲料还嫌不够。这都太少了！他们和旧时的农奴主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权力不是终身的也不是世袭的。正因为如此，农奴主们不需要自己偷自己的东西，而劳改营长们一脑子想的全是怎么样从自己管的家当里偷出点什么。

为了不致叙述得太累赘，我只举出少量的例子。脸色阴沉的驼背涅维任从来没有空着手走出过我们那个卡卢加关卡劳改营，他总是穿着一件长下摆的军官大衣，拿着或是一小桶干性油，或是窗玻璃，或是腻子。一般数量都超过一个家庭所需要的一千倍。住在科杰里尼切斯基滨河街的第十五独劳点点长，大肚子大尉，每礼拜都要坐小汽车到劳改营里来拿干性油和腻子（在战后的莫斯科这些东西等于黄金！）。这些东西都是预先从生产区里替他偷出来转移到营区里来的——做这些事的正是那些因为偷过一束麦秸或一包钉子而被判了十年徒刑的犯人！但是我们这些俄国人是早就改造好了的，对咱们祖国发生的事情都已经习惯了，我们只觉得这些事可笑而已。可是你们看罗斯托夫劳改营里的德国战俘们却有什么样的感觉！营长每夜派他们去给自己偷建筑材料：他和别的长官们正在给自己盖房子。这些顺从的德国人知道，同是这个营长，曾因他们偷了一小罐土豆而把他们送到军事法庭，给他们判了十年至二十五年的徒刑。现在他们对这件事怎样理解呢？德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每次都到女翻译C．那里去一趟，向她呈交一份证明文件；关于某月某日被迫前去偷盗的声明。（他们当时正在修建铁路构筑物，由于水泥经常被盗，构筑物几乎砌造在沙地上。）

今天你在埃克巴斯图兹走进矿场管理局长马特维耶夫的屋里去看看！（由于古拉格的收缩，他现在到了矿场管理局。原来曾是一九五二年上任的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营长。）他的住宅里摆满了绘画、雕刻和土著们的不要钱的双手制作的其他物品。

淫逸放荡。这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是和生理状况有关，但是劳改营长的地位和他的权力的总体给他们玩女人的爱好大开了方便之门。布列波洛姆劳改点点长格林贝格把每个新来的年轻漂亮的女犯都马上叫进自己屋去。（她除了死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可选择？）在科切马斯，劳改营长波德列斯内喜欢在女工棚进行夜间围捕（就像我们在霍夫里诺也见到的那样）。他亲自动手拽开女人的被子，好像是为了搜查隐藏的男犯。他当着漂亮老婆的面同时和三个女犯姘居。（有一天他出子猜忌而开枪打死了其中的一个，自己也开枪自杀了。）菲利莫诺夫，金德米特拉格文教处处长，因“生活腐化”被撤职，派到贝阿拉格去改正错误（保留原职）。他在这里继续放开手脚地酗酒胡闹、乱搞女人，让自己的生活犯小老婆当上了……文教科长。（他的儿子和盗匪集团勾搭上了，不久后他自己也因参与盗匪活动而进了监狱。）

凶狠残忍。没有任何实际的或道德的笼头可以约束这些天性。在有限的人们手里的无限权力永远会导致残忍。

母兽塔季扬娜·梅尔库洛娃（翁日拉格第十三伐木妇女独劳点）像一个野蛮的女种植园主一样骑着马在她的女奴们当中狂奔。据普龙曼回忆，格罗莫夫少校哪一天没有把几个人关进强管室，就跟害了病一样。梅德维杰夫大尉（乌斯特维姆拉格第三劳改点）每天要亲自在了望塔上站几小时，把走进女工棚的男犯的名字记下来，以便随后就关禁闭。他喜欢他的隔离室永远是满的，如果隔离室的房间没有塞满，他会感到生活里缺什么东西。每天傍晚他喜欢叫犯人们出来列队，向他们发出类似这样的训话：“你们的牌输了！你们永远恢复不了自由，你们不要再抱这个希望了！”还是在这个乌斯特维姆拉格，劳改点长米纳科夫（他从前是克拉斯诺达尔监狱典狱长，因越权行为坐过两年牢，现在已经恢复了党籍。）亲自动手拽着拒绝上工者的脚，拉下板铺来，碰上那些人里面有盗窃犯，那些家伙竟挥舞起木头板子进行反抗，那时他下令把整个工棚的窗框子都拆下来（零下二十五度），用提桶通过窗洞向里面泼水。

他们全都知道（土著们也知道）：电话线在这平到头了I种植园主们的凶狠发展到了变态的即所谓暴虐狂的程度。一批新押来的犯人列队站在布列波洛姆特别科长舒尔曼的面前。他知道这一批人全是要分去干一般劳动的。他仍是不肯放弃提出以下问题借以取乐的机会：“有工程师吗？举手！”在放出希望之光的面孔上面举起了十来只手。“哦，是这样！也许还有院士吧？马上就给你拿来铅笔片果然拿来了……铁梃。维尔纽斯劳改营长卡列夫在新犯人当中看到别利斯基少尉（他还穿着长筒皮靴和一身磨破了的军官制服）。不久以前这个人还是和卡列夫一样的苏联军官，戴着和他一样的一道杠的肩章。怎么，这一身磨破了的制服唤醒了卡列夫的同情心吗？他至少是保持着无所谓的态度吧？不——产生了专门把他挑出来进行侮辱的愿望！他下令安排他（恰恰不让他把制服换成劳改营的衣服）去给菜地送粪。立陶宛的劳改营管理局的负责干部时常进这个劳改营的洗澡房，他们躺在木板上，强迫犯人给自己擦澡，但不是随便什么犯人，而必须是五十八条的女犯。

仔细看看他们的面孔吧，要知道他们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走动，可能和我们同乘一列火车（当然不会次于有包房的车厢），同乘一架飞机。他们的翻领扣孔里挂着一个不知道表彰什么的奖章，而肩章诚然已经不是天蓝色的了（他们不好意思），但滚边是蓝色的，甚至还可能是红色的，或是深红的。变成橡木一样坚硬的残忍性深深地刻在他们的脸上。他们永远显出阴郁不满的表情。他们的生活似乎是诸事顺利，可是却有这种不满的表情。是他们觉得自己正在错过什么更好的机会吗？还是上帝一定要在恶棍的脸上做出他们全部恶行的标记？在沃洛格达、阿尔汉格尔斯克、乌拉尔的列车的头等车厢里，这一类军人在乘客中占的百分比很高。破旧的劳改营了望塔在窗外闪过。“是你们的家当？”坐在旁边的旅客问。军人满意地，甚至骄傲地点头说道：“我们的。”“您是往那儿去吗？”“不错。”“夫人也在那儿工作？”“她拿九十卢布。我拿两百五十（少校）。两个孩子。不宽裕。”比方说这一位，甚至带着城里人的作风，是一个很令人愉快的火车上的交谈者。车外闪过了集体农庄的田野，他讲解说：“农村情况有很大的好转。他们现在想播种什么就播种什么。”（社会主义！可是当人类从洞穴里第一次爬出来，在森林中烧出的空地上播种的时候——不是“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吗？……）

一九六二年我第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乘火车穿过西伯利亚。难道非如此不可吗！——和我同包房的竟是一个年轻的内务部人员。他刚从塔夫达内务部学校毕业，现在到伊尔库茨克劳改营管理局去报到。我假装成一个抱同情态度的傻瓜，于是他就对我讲了他们在当代的劳改营里实习的情况。这些犯人是如何的蛮不讲理、麻木不仁和没有改好的希望。那种永恒的残忍表情还没有在他的脸上固定下来，但是他给我看了一张塔夫达第三期毕业生的庄严的合照。那里面不仅有青年，而且还有一些主要是为退休金而不是为工作需要在这里补足学历（训犬、侦查、劳改营管理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老资格的营吏。我虽是个久经世故的人，仍不免愕然。他们灵魂中的黑色直透到脸上！从人类中把这种人挑拣出来的工作做得多么巧妙啊！

在阿赫特姆（爱沙尼亚）战俘营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俄国女护士和一个德国战俘发生了暧昧关系，被发现了。并不是简单地把她赶出她那高雅的环境就算了——噢，不行！专为这个戴俄国军官肩章的女人在门房附近钉了一间只留着一个小窗眼的木板亭（不辞辛苦！）。把这个女人在这间亭子关了一个星期。第一个来“上班”的和下班回家的自由人都朝亭子里扔石块，叫喊：“德国婊子……”吐口水。

他们就是这样挑拣出来的。

让我们帮助历史留下科雷马的那些从不知道（三十年代末期）自己的权力和花样翻新的残忍手段的界限的刽子手营吏们的姓氏吧：帕夫洛夫、维什涅维茨基、加卡耶夫、茹科夫、科马罗夫、库德里亚舍夫·M·A·洛戈维年科、梅里诺夫、尼基绍夫、列兹尼科夫、季托夫、瓦西里·“杜罗沃伊”。让我们也提一下斯维特利奇内这个姓氏。他是诺里尔斯克有名的残忍拷打者，许多条犯人的性命都丧在他的手里。

没有我们的帮助，也有人会讲出像切切夫（由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内务部贬到斯捷普拉格当劳改营长）、塔拉先科（乌索尔拉格营长）、卡尔戈波尔拉格的科罗吉岑和基多连科这样一些活阎王的事情，以及关于残暴的巴拉巴诺夫（战争末期上任的伯朝拉格营长）；关于斯米尔诺夫（伯朝铁路劳改营管理处长）、切皮格少校（沃尔库塔拉格管理处处长）等人的事情。仅仅这类著名人物的名单就可以占据几十页的篇幅。我的一技孤独的笔不可能追寻到他们所有的人。况且权力照！日掌握在他们手里，目前当局还没有给我成立一个负责收集这些材料的办公室，也没有建议我通过全苏广播电台发出呼吁。

我再谈一件马穆洛夫的故事，说完它也就差不多了。说的还是那个霍夫里诺劳改营的马穆洛夫，他的兄弟是贝利亚的秘书处长。当我军解放了半个德国，许多内务部大头头都涌到那里去的时候，马穆洛夫也在其中，他从那里一趟趟地发回车皮加封的列车——直拉到他的霍夫里带车站。车皮被拖进劳改营区，以免被外边的铁路员工看到（表面上说是为工厂运来的“贵重设备”），专由他自己的犯人们卸货，他对这些人是不在乎的。发了狂的掠夺者们匆忙抢来的东西全都乱七八糟的堆在这里。从天花板上扯下来的枝形吊灯、古老的和日用的家具、用揉皱的桌布胡乱包着的全套餐具、厨房用具、夜礼服和便服、女人和男人的内衣、燕尾眼、大礼帽，甚至还有手杖！这些东西在这里细心地分类，凡是完整的东西都运到他的各个住宅，分送给熟人。马穆洛夫从德国还运回来能停满整个停车场的没收来的小汽车。连他十二岁的儿子（刚好是娃娃犯人的年龄！），他都送给了一辆“奥培尔-卡代特”牌的小汽车。劳改营的缝纫车间和制鞋车间好多个月都堆满了改制赃物的活儿。马穆洛夫在莫斯科的住宅可不止一处，他需要保障供给的女人也不止一个啊！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有时候亲自到这里来。从莫斯科调来了一个真模真样的茨冈合唱团，还特准两个犯人——会弹吉他的费季索夫和会跳民间舞的马利宁（原来是红军歌舞团的）参加他们的纵酒宴饮。事先警告过他们：如果你们在哪里漏出一个字，我要你们一辈子烂在这里！马穆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次他们钓鱼回来，拖着小渔船经过某个老爷爷的菜园子，把菜踩坏了。老爷爷好像嘟嚷了几句。给他点什么报偿才好？马穆洛夫让他饱尝了一顿老拳，叫他趴在地下朝地皮去呻吟，像俗话说的：“吃了我的五谷，打了我的屁股”

但是我感到我的叙述变得千篇一律了：是不是会觉得我在重复以前的话？或者这一切我们已经在别的什么地方读过了，读过了，读过了……

我听到反驳！我听到反驳！是的，确实有过个别的事实……但主要是在贝利亚时期……但是你为什么不提供光明的事例？你也描写几个好的嘛！表现一下我们亲爱的父辈嘛……

这我办不到！让见到过的人去表现吧。我没有见到。我在概括性的议论中已经归纳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劳改营长不能是一个好人。不然的话他或者要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被赶走。我们姑且设想一下：一个营吏想做好事，把本营的狗的管理制度换成了人的，——人家能让他这样干吗？能准许吗？能通过吗？这不等于把茶炊搬到冰天雪地里又要它在那里变热吗？

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看法：“好人”是那些急于挣脱，还没有挣脱但一定能挣脱这个职务的人。例如，莫斯科制鞋厂厂长M·格拉西莫夫被收缴了党证，但没有开除出党（有过这种形式）。可是暂时把他安置到哪里去呢？派到乌斯特维姆去当了一名营吏。据说他对这个职务感到很不痛快，对待犯人态度比较温和。五个月以后争取离开了。可以相信他在这五个月里是个好人。另外还有人说在奥尔套（一九四四年）有过一个劳改点长，叫斯梅什科。没见过他干过什么坏事，——可他也是一直在争取离开。在东北劳改营管理局有个以前当过飞行员的处长（一九四六年）莫罗佐夫，对犯人的态度很好，可是这么一来上级对他的态度可就很坏了。要么再举一个西维尔金大尉的例子，据说他在内罗勃拉格的时候是个好人。结果怎么样？把他派到了帕尔马的惩戒派遣点。他只做两件事——喝烧酒和听西方广播——在他们那个地区干扰电波很弱（一九五二年）。就连我车厢里的这个塔夫达毕业生同伴也还是有一些善良的冲动：在走廊里有一个没有车票的青年，站了一天一夜。他说：“我们挤挤，给他腾个座好吗？让他睡一会。”但是只要让他当一年的官，他便会做出另一件事来。他会走到列车员那里去说：“把这个无票乘车的人带走！”难道不是这样吗？

好吧，说实话我知道一个很好的内务部人员，诚然他不是营吏，而是狱吏——楚卡诺夫中校。他曾当过一个短时期的马尔发特种监狱典狱长。不是我一个，而是所有那里的犯人都承认：没有人领略过他的坏处，而所有的人都体会过他的好处。只要能把条令扭得对犯人有利，他一定会扭的。只要在什么事上可以放松一些，他必定会放松的。但是怎么样呢？把我们的特种监狱升了一级，看管得更加严厉了——而他就被调开了。他年纪不轻了，在内务部工作了多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是一个谜。

对了，阿诺尔德·拉波波尔特向我保证：米哈伊尔·米特罗法诺维奇·马尔采夫上校工程师，原在工程兵部队，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七年在沃尔库塔拉格（包括建设工程和劳改营）当负责人，肯定是个好人。他当着契卡人员的面和犯人工程师握手，客气地称呼他们的本名和父名。他不能容忍职业的契卡人员，蔑视政治处长库赫季科夫上校。当授予他国家安全部的“少将政委”头衔的时候，他没有接受（这可能吗？）。他说：“我是工程师。”他终于达到了目的：当了一名普通的将军。拉波波尔特保证说，在他当政的年代，在沃尔库塔没有搞过一次营内的案件（但要知道这是战争时期，正是营内案件搞得最凶的时候），他的妻子是沃尔库塔市检察长，她使得劳改营行动特派员们的创造能力发生瘫痪。如果A·拉波波尔特不是由于自己当时的享受特权的工程师地位而不由自主地夸大其词的话，这倒是一条很重要的见证。我总觉得这不大可信：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把这个马尔采夫搞倒？要知道他必定会妨碍所有的人！让我们希望将来哪一天有人能查明真相吧。（当马尔采夫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指挥工兵师的时候，曾把一个团长叫到队列前面，亲手把他枪毙。他到沃尔库塔来是受贬的，但不是为了这事，而是为了别的什么事。）

在这件事和另外一些类似的事例上，记忆力和个人印象中后起的积层有时会使回忆发生歪曲。当人家说到一些好人的时候，我便想问一句：对谁好？是对所有的人吗？

从前方下来接替工作的军人一点不比老牌的内务部人员强。丘尔佩涅夫证明说，当类似叶戈罗夫团政委这样在前线受了点伤的军人接替了（在战争末期）劳改营的老狗以后，情况不是改善了，而是变坏了。他们对劳改营的生活一点也不懂，发出一些马马虎虎、浮皮潦草的指示就带着娘儿们到营外寻欢作乐去了，把全营交给杂役中的恶棍们去支配。

然而那些高声称颂劳改营里的“好契卡”的人们（即思想纯良的正统派们）所说的“好人”，和我们理解的意思完全不同：他们指的不是那些试图以偏离古拉格的兽性条令为代价，为所有的人创造一种一般的人道的环境的人。不，他们认为的“好人”是那些忠实地执行恶狗的职责，对全体犯人扑咬残害，但对前共产党员却宽容体恤的人们．（思想纯良者的胸怀多么宽阔！他们永远是全人类文化的继承者！……）

这样的“好人”当然是有过的，而且还不少。例如有着整套列宁全集的库德拉蒂不就是一个吗？季亚科夫讲到过一个。请看此人有多么高贵的风度：劳改营长到莫斯科出差的时候访问了在他营里关着的一个正统派的家属，可是回来以后又继续执行恶狗的全部职责。戈尔巴托夫也记起一个科雷马的“好”营长，那人对他说：“人们惯于把我们这些人看作是吃人的魔王，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能把好消息通知给犯人，我们也很愉快。”（可是戈尔巴托夫的妻子写给他的信中，有关他的案子即将复审的那一段，被营里的检查人员抹掉了，他们为什么要剥夺目已通知好消息的快乐呢？但是戈尔巴托夫从这里也看不出矛盾；营首长说什么，部队将军信什么……）这位科雷马的“好”狗关心的……是戈尔巴托夫将来不要“在上面”讲他的劳改营里的胡作非为。因此才产生了这一场愉快的谈话。谈话快结束时营长说：“您今后说话要谨慎。”（而戈尔巴托夫又是什么也没有明白……）

列夫科维奇在《消息报》（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上写了一篇被誉为“热情洋溢”、但我们看是别人授意的文章。她说，她在劳改营里知道几个善良、智慧、严格、忧郁、疲倦以及如此等等的契卡工作人员；在江布尔市有过这么一个卡普斯京，他试图给共产党员的被流放的妻子们安排工作，结果因此而被迫自杀。我看这纯粹是痴人说梦，瞎胡诌……管理人员有责任给流放者安排工作，甚至为此而采用强迫的手段。如果他真的自杀了的话，那不是因为他犯了盗窃罪，就是因为他在男女问题上闹出了事。

慢点，这里还有一个“好的”——我们埃克巴斯图兹的马特维耶夫中校。在斯大林时代牙齿露出半尺长，咬得咯咯响，可是亲爸爸死了，贝利亚垮了——马特维耶夫变成了带头的自由派，土著的慈父。嗯，直到下一次变风向。（但是就在那一年他还背地里指点作业班长亚历山德罗夫说：“谁要不听你的——就按他，我担保你没事！”）

不，这样的“好人”对我们没有一点用！这样的“好人”一个大钱不值。照我们的意思，只有他们自己蹲进劳改营的时候，他们才好呢。

也的确有进来的。但是他们受审判并不是为了那个。

劳改营看守被称作内务部的初级指挥人员。这是古拉格的军士。他们的任务也一样是牵人和管人。他们也站在同一个古拉格的楼梯上，只是矮几级。因而他们的权力小些，需要自己动手的事情多些。不过他们倒是不吝惜自己的手，如果需要让什么人在惩戒隔离室或看守室里遍体流血，他们可以三人一起勇敢地对付一个，哪怕打得他爬不起来。一年一年地他们在这个职务中变得越来越粗暴，在他们身上你发现不到像一小片浮云那么点大的对水湿、冰冷、饥饿、疲惫和垂死的囚犯们的怜悯。犯人们在他们面前也像在大首长们面前一样地没有权利和没有保护。他们同样可以任意压迫犯人而觉得自己是人上人。在泄怒、逞凶方面，他们遇不到任何障碍。而当你可以打人而不受惩罚的时候，你一开了头就不想罢手了。暴虐行为有兴奋作用，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已经是这么威风凛凛，以至自己都害怕自己了。看守员们既在行为方面、也在性格方面积极地模仿着他们的军官，但是他们身上没有那块金牌牌，军大衣也是脏兮兮的，到哪里去都得走路，也不许他们使用犯人当自己的用人。他们自己在菜园子里挖土，自己照管家畜。当然，提溜个把犯人到自己家里去半天——劈柴、擦地板——这可以，但是不能规模很大。工作时间的犯人不能占用，那就占用休息时间的犯人吧。（塔巴杰罗夫——在别列兹尼基，一九三0年——下了连续十二小时的夜班以后刚刚躺下，看守员就把他叫醒，派他到自己家里去干活。你不去试试！……）看守员们没有世袭领地。劳改营对于他们究竟不是世袭领地，而是工作单位，因而他们既没有那种傲气也没那种大权独揽的气魄。在偷盗方面他们面前也有障碍。这是不公平的：大官们钱本来就很多，又可以偷得很多；看守人员钱很少，可是也只准许偷得很少。从保管室里大口袋地拿，人家是不让的。顶多是一小提包、现在我好像还看到那个大脸庞、亚麻色头发的基谢廖夫上士怎样走进会计室去发命令（一九四五年）：“犯人厨房一钱油也不要发！只发给自由人员！”（因为油脂不够分配了。他们就只有这点特权——可以按定量领到油脂……）要在劳改营的缝纫车间给自己缝点什么，需要经营长批准，还得排队。在施工场地上可以强迫犯人给自己做点零活——焊补、焊接、打造、车削点什么。可是比小凳子更大的东西并不是总能拿得出去的。在偷窃方面受到的这个限制使看守员们，特别是他们的妻子非常生气，因此对上级常有许多抱怨；因此生活还显得是极其不公平的；因此在看守员们的胸中能出现一些心弦不能说是心弦，而只能说是一些没有填满的、空虚的地方。人类的呻吟在那里还能产生反响。有一些等级最低的看守员还能够有时怀着同情心和犯人们说几句话。这种事不常有，但也不是希罕得不得了。无论如何，在监狱和劳改营的看守员里发现一个真的人还是可能的。每个犯人在自己的经历中都遇到过不止一个。而在军官里几乎不可能。

其实这就是社会地位和人性之间的反比关系的普遍规律。

真正的看守员，这是在劳改营里一连干十五年、二十五年的人。是那些一旦在这种可恶的偏远地方安家落户以后就永不离开的人。他们一旦把命令和规则在脑子里记牢了，一辈子就不需要再读什么、再知道什么，只要听听广播，莫斯科电台的第一套节目，就行了。对于我们说来，正是这样一帮人代表着古拉格的愚蠢的、无表情的、僵硬的、接受不进任何思想的面貌。

不过在战争年代中，看守人员的成份被打乱了，变得不纯了。军事当局在忙乱中忽视了看守工作的神圣性，把一部分人拉上了前线，而派到这里来代替他们的是从医院出来的作战部队的士兵——当然也是专挑那些最愚蠢和残忍的。另外还有一些老头子也进来了：应征入伍后直接从家里分配到这里。正是在这些花白胡子的人们当中有一些心地善良的不抱成见的人。他们说话和蔼，搜查马马虎虎，什么也不没收，还说笑话。他们从来不记谁的过也不打要把什么人关禁闭的报告。但是战争结束后他们很快就复员了，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

像下面这样的人（也是战时的看守员）对于看守人员说来也是不平常的，例如我已经写过的那个大学生谢宁，还有我们卡卢加劳改营里的犹太看守员，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完全是平民的模样，十分安静，不爱挑刺，谁也没有受过他的害。他平时的作风这么随和，以至我有一次大胆地问他：“请问，您的文职的专业是什么？”他并不生气，用安详的眼睛望了我一下后低声回答说：“商人。”来我们劳改营前，战争时期他在波多尔斯克劳改营服役。他说那里战时每天都有十三至十四人饿死（你看，这已经有两万人死掉了！）。他看来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队”里度过了战争，而现在他需要拿出点才智，以便不永远在这里陷下去。

至于这位特卡奇准尉——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里人人害怕的管理处长助理——跟看守员的职务那么对路，好像是从这个模子里浇出来的，好像从襁褓时代起他就一直在这里服务，好像是和古拉格从一个娘肚子里生出来的。这表现在他那一张黑色额发覆盖下的凝固而凶险的面孔上。单是和他在一起或者在营内的小道上碰见他，都叫人害怕：他不会走过什么人的身边而不给他带来什么损害——命令他向后转、强迫他去干活、没收他什么东西、恐吓、处罚、逮捕。晚点名以后，各工棚都上了锁，但在夏天加了铁栅的窗口还是打开的，特卡奇不声不响地偷偷走到窗口下面。在外面偷听。然后他伸头往里面看——屋子里的人急忙跑回原铺。他在窗台外面，像黑色的夜鸟一样，通过铁栅宣布：因不按时睡觉，因说话，因使用违禁品，给予各种处分。

突然间，特卡奇永远消失了。劳改营里传出风声（我们无法核实，但这类顽固的风声一般都是真实的），说他被人揭发是一个从敌占区来的法西斯刽子手，被捕了，到了二十五年。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然而法西斯刽子手（他干这个决不会超过三年）怎么在战后的七年内竟成了内务部的红人？

怎么回事？

“押解队不给警告即可开枪！”在这句咒语中包含了押解队的全部特殊规章，包括了它依照写在法律背面的规定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力。

说“押解队”，我们是采用群岛的日常用语；还有个习惯的说法（在劳改营里甚至是更经常的说法）——“军警队”或简称“警卫”。它的学名是“内务部军事化警卫队”。“押解”只是军警队可能执行的任务之一，与“守卫”、“营区警戒”、“环形警戒”和“队部警戒”并列。

押解勤务即使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也和火线勤务一样。押解队不怕任何调查，它也不必对任何行为做出解释。凡是开枪的人总是对的。凡是被打死的人总是错的，因为他想逃跑或跨出警戒线。

这就是奥尔套劳改点的两次枪杀（请乘以劳改点的总数）。警卫队兵士带着一队被押解的犯人走过。有一个解除看管的犯人向走在这一队中的他的女朋友靠拢过去，和她并排走。——“走开！”“怎么，你舍不得？”开枪。击毙。一场审判的喜剧。宣布警卫队’兵士无罪：在执行职责时受到侮辱。

一个拿着释放证（他明天被释放）的犯人走到在大门口站岗的警卫身边请求；“让我出去，我到洗衣房（在营区外）跑一趟，一眨眼工夫就回来！”“不行。”“我明天就要自由了，傻瓜！”当场击毙。对杀人者连审判都没有进行。

犯人在劳动紧张的时候多么容易注意不到树上砍出的这些记号啊，它们代表着一条想象的虚线，是代替铁丝网的树木警戒圈。索洛维约夫（前陆军中尉）砍倒了一棵云杉。他往后倒退着走，清掉树干上的枝杈。他只看见自己这棵砍倒的树。可是押解队员“坦沙耶沃狼”却眯缝起眼睛等着，他是不会招呼犯人“小心发！”的。他等着——现在沿着树干继续倒退着走的索洛维约夫不留神跨出了生产区。开枪！开花子弹，一个肺被炸烂了。索洛维约夫被打死，而“坦沙耶沃狼”得到一百卢布的奖金。（“坦沙耶沃狼”——这是布列波洛姆附近的坦沙耶沃区的当地居民。他们在战争时期为了贪图离家近些并且不上前线，纷纷加入军警队。这就是孩子们习惯叫嚷：“妈妈，‘咸鲱鱼’来了！”的那个坦沙耶沃区。）

押解队和犯人之间的这种绝对服从的关系，警卫人员永远享有的以子弹代替语言的权利，不可能不对警卫队军官和队员们的性格产生影响。犯人们的生命虽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交给他们支配，但已经交得够全面彻底了。土著们在他们眼里根本不是人，而是某种能活动的懒洋洋的稻草人。命运派了他们来给这些稻草人点数，尽量迅速地驱赶他们上工和下工，再就是劳动时尽量地把他们保持在最密集的状态。

警卫队的军官们胡作非为的事例就更多了。这些年轻轻的小中尉们的脑子里形成了一种对生活的肆无忌惮的权力感。一种人只是狂吼乱叫（内罗勃拉格的乔尔内上尉）；另一种人从残忍中寻求快乐，甚至在自己的士兵身上施行起来（同一个地方的萨穆金中尉）；第三种人不承认自己的无上权威有任何限制。警卫队长涅夫斯基（乌斯特维姆，第三劳改点）发现自己的小狗（不是公家的警犬，而是他自己的心爱的小狗）不见了。他自然是到营区里面去寻找，正好碰到五名土著在那里卸开死狗。他掏出手枪，当场打死一个。（这个事件没有引起任何行政后果，除了其余四人受到蹲惩戒隔离室的处分以外。）

一九三八年在乌拉尔西区的维谢拉河上，森林火灾以暴风雨般的速度袭来，从森林延及到两座劳改点。对犯人们该怎么处理？需要在几分钟之内决定，没有时间和上面联系。警卫队没有放他们出去——结果全部烧死了。这样做麻烦较少。如果放出去的犯人逃散，警卫队会受到审判。

警卫队的职务对于它的军官们的旺盛的精力只有一个限制：它的基本单位是排，全部至高无上的权力只到排为止，而肩章上最多只能有两颗小星。在队里的提升只能使他脱离排里的实权，那是一条死胡同。

因此最贪权和最有力的警卫队员都争取调去干内务部的内部勤务，在那里取得晋升。古拉格的若干著名人物的履历正是这样的。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安东诺夫，北极的“死亡之路”的主宰者，就是警卫队长出身，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四年级。

内务部无疑把警卫队人员的挑选看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各地兵役局也都接到有关的秘密指示。兵役局担当着许多秘密性质的工作，而我们对它总是抱着宽厚的态度。例如，二十年代提出的建立地区性军队的思想（伏龙艺的方案）为什么遭到坚决地拒绝？相反，为什么特别坚持把新兵调到离本地区尽可能远的地方去服役（阿塞拜疆人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人去高加索）？因为军队必须和当地居民疏远，最好连种族也各不相同（正如一九六二年在诺沃切尔卡斯克考验过的那样）。在选配押解部队人员的时候也并非无意地使鞑靼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占了较大的百分比：他们的比较不开化，他们的比较闭塞，对于国家是宝贵财富，是国家的堡垒。

但是这种部队的真正科学的组织和训练是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才和特种营的建立同时开始的。从这时起，这支部队只吸收十九岁的男孩子，并且立即使他们受到大剂量的思想意识辐射。（关于这种押解队我们以后还要单独谈。）

在这以前，在古拉格里好像不大顾得上这些事。实际原因是，我国人民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但还没有全体都发展和提高到当之无愧的劳改营警卫队员的坚强而残忍的水平！警卫队的成份有时候很杂，有时候不再能成为原来设计的那堵恐怖之墙。在苏德战争年代它特别严重地软化了：训练得最好的（“良好的凶猛状态”）年轻士兵不得不交给前线。一些有气无力的后备役人员慢慢腾腾地走进了警卫队，这些人按健康条件不适于参加作战部队，按凶猛状态则完全不符合古拉格的要求（不是在适当的年代教育出来的）。在劳改营的最无情的、饥饿的、战争的年代，是警卫队的这种松懈现象（只是就发生了这种现象的地方而言，并不是到处都有的）在一定程度上稍许减轻了犯人们的生活重担。

尼娜·萨姆舍尔回忆她的父亲。他就是一九四二年在他渐近老境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劳改营里去当警卫的。家属也搬到他那里去了。“在家里父亲很难过地谈到劳改营里的生活，也谈到那里的好人。当父亲一个人看押一个作业班从事农业劳动的时候（这还是在战时——整个作业班由一个兵看押！这难道不是放松吗？），我时常到他那里去，他准许我和犯人们谈话。犯人们对父亲很尊敬：他从来不对他们说粗暴的话。他们请求，比方说，进商店，父亲就放他们去。而他们也从来不在他手底下逃跑。他们对我说：‘要是所有的押解员都像你爸爸这样就好了。’父亲知道许多坐牢的人都是无辜的。他很愤慨，但只是在家里说。在排里不能这么说，说这话是要被关进去的。”战争结束后他立即复员了。

但也决不能把萨姆舍尔当做战时警卫队的标本。他以后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到了一九四七年，他本人就依照第五十八条被捕入狱了！一九五O年在濒死的状态中获准因病释放，五个月之后死在家里。

战后这种松散的警卫还持续了一两年。不知怎么兴起来的，许多警卫队员谈到自己的服役，也都用起“刑期”这个字眼来了：“等到我服满了‘刑期’的时候。”他们懂得自己的职务的可耻，自己干的工作，在家里是说不出口的。在上面说过的那个奥尔客，一个警卫士兵故意从文教科里偷了一件东西被开除、判刑，但马上就遇赦出去了。士兵们都羡慕他：真想到办法了！好样的！

H·斯托里亚罗娃回忆起一个警卫队士兵。在她一开始逃跑时，这个士兵就截住了她——并且替她隐瞒了逃跑的企图，她没有受到惩罚。还有一个是由于对被递解走的女犯的爱情而自杀的。在妇女劳改点里实行真正的严厉措施以前，女犯和押解队士兵之间时常发生友善的、良好的，有时甚至是爱情的关系。连我们这样的伟大的国家都没有办法在一切地方压碎善良与爱情！……

战后年代的年轻新兵也没有马上变得合乎古拉格的要求。当弗拉季连·扎多尔内（以后还要讲到他）在内罗勃拉格的警卫队里造起反来的时候，他的同龄的同事们以很同情的态度对待他的反抗。

自我警卫构成劳改营警卫史中的一个特殊篇章。早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就曾宣布过，自我看守是苏维埃犯人们的义务。在索洛维茨，这一条贯彻得大有成效，在白波运河及伏尔加运河土地上也广为采用。任何一个不愿意推手车的社会亲近分子都可以扛起一支步枪来对付自己的同伴。

我们不断定说这是专门为了使人民道德腐化的魔鬼的计划。正如我们半个世纪的现代史中历来的情形：崇高的光辉理论和爬行的低贱道德好像很自然交织在一起，很容易互相转化。但是从老犯人的讲述里我们知道，“自我警卫”队员对自己的兄弟们是残忍的，他们力图巴结上司，保住警犬的职位，有时候用开枪打死来报私仇。

不，请你告诉我，——有什么坏事教不会人民、人们、人类去做？……

而且这在法律文献中已经指出来了：“在许多情况下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们比正式的看守员能够更好地执行警卫营地和维持秩序的任务。”

这段引文是摘自三十年代的，而扎多尔内也证实了四十年代末的情形：自我警卫队员对自己的同伴们十分凶狠，抓住一个形式上的理由就开枪把人打死。同时，在帕尔马，内罗勃拉格的一个惩戒派遣点，被关押的全是“五十八条”，自警队也是由“五十八条们”组成的！政治犯竟……

弗拉季连讲了这样一个自警队员——库兹马，从前是司机，二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一九四九年他因触犯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怎样生活？没有找寻到别的路。一九五二年弗拉季连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当了自我警卫队员。这种处境使他痛苦，他说他背不动步枪这个重担；去执勤的时候经常不装子弹。常常在夜里哭，骂自己是卖身投靠的小人，甚至想自杀。他的额头很高，面孔有些神经质。他爱好诗歌，常和弗拉季连到泰加森林里去读诗，过后又去扛步枪……

他还知道一个像亚历山大·卢宁这样的自我警卫队员，是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斑白的头发像花冠似地罩着额头，令人产生好感的善良的笑容。战争时期他是一名步兵中尉，后来当了集体农庄主席。他因为没有按区委的要求上交粮食，而是擅自分给了社员，被判了十年徒刑（按生活性条文）。这说明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把邻人看得重于自己！可是在内罗勃拉格却变成了自我警卫队员，甚至在普罗麦茹托奇纳亚劳改点点长手下挣到了减刑。

人的限度啊！不论你怎样对它感到惊奇，你永远不能真正把它摸透……

第二十一章　营旁世界

一块臭肉不仅表面发臭，而且四周还包裹着一层发臭的分子云。群岛的每一个岛屿也是这样，它在自己四周造成并保持着一个发臭的地区。这个地区比群岛本身的范围更广，它是每一个岛屿的小营区和全国的大营区之间的媒介区、传送区。

在群岛上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风习、观点和语言等方面一切最有传染性的东西，按照世界上植物和动物组织渗透的普遍规律，首先渗出到这个传送区，然后扩散到全国。劳改营思想和文化中的那些值得进入全国文化的成份正是在这个传送区里自动地受到检验和挑选。当莫斯科大学新楼的走廊里哇哩哇啦地传出了劳改营里的用语，当一位首都的自食其力的妇女对生活的实质说出和劳改犯完全一致的见解，请你不要奇怪：这是通过传送区、通过营旁世界到达这里的。

在当局试图（也许并不试图）通过口号、文教科、邮件检查部门和行动特派员改造犯人的思想的时候，犯人们却更快地通过营分世界改造着全国的思想。盗贼们的世界观首先征服了群岛，毫不费力地向外推移，占领了缺乏更有力的思想意识的一片空白的全苏思想市场。劳改营式的狠毒手段、人和人关系的残酷、拨人心上的冷漠的铠甲、对任何诚实劳动的敌视——所有这一切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营旁世界，随后又在整个的狱外世界中深刻地反映出来。

群岛就是这样对造成了它的苏联进行复仇。

任何一种残酷行为都不会白白过去而不给我们留下后果。

我们追求便宜的东西，而结果总是付出高昂的代价。

把这些地区、小镇、新村—一列举出来，差不多就等于复述一遍群岛的地理。任何一个劳改营区也不能独自存在，在它附近一定有一个自由人的居民点。有时候这个新村伴随着某个临时的伐木劳改点存在若干年，然后和劳改点一起消失。有时候它在这里生下根，得到一个名字、一个村苏维埃、一条铁路支线——于是它永远留下了。有时候由这些新村发展成著名的城市，如马加丹、杜金卡、伊加尔卡、杰米尔套、巴尔哈什、杰兹卡兹甘、安格连、泰谢特、布拉茨克、苏维埃港之类、这类新村并不仅仅是在荒蛮的边陲地带溃烂流脓，而且直接长在俄罗斯的躯体上，在顿涅茨和图拉的矿井旁边，在泥炭采掘场附近，在劳改农场附近。有时候整个区，如坦沙耶夫区，都受到感染，都属于营旁世界。当劳改营被注射进了一个大城市的身体，甚至是莫斯科本身——营旁世界也是存在的，但不是以新村的形式，而是体现在那些每晚乘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从营里散出而每早又集合到这儿来的那些个别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传染病的向外传播的速度更快。）

还有一些像吉泽尔（在彼尔姆矿山支线上）这样的小城镇；它们早在任何群岛出现之前就开始存在了，但是后来却被大量的劳改营包围在当中——从而变成了群岛的省会。在这样的城市上空弥漫着周围劳改营的空气。满街是步行或乘车来往的劳改营军官、一队队的警卫队士兵，好象占领军一样；劳改营管理局是本城的主要机关；电话网不是属于市，而是属于劳改营；公共汽车线路全是从市中心通往各个劳改营；所有的居民都是靠劳改营吃饭的。

群岛的这些省会当中最大的要算卡拉干达。这个城市是由流放者和前犯人建造的，并且住满了这些人。所以一个老犯人在街上走一段路，要不遇到几个熟人是不可能的。在市内有好几个劳改营管理局。劳改点像海边的沙子一样遍布在城市的四周。

在营旁世界里住着什么人呢？1．原来的本地人（也可能没有这种人）；2．军事化警卫队；3．劳改营军官及其家属；4.带家属的看守员（看守人员和警卫队不同，总是过着住家的生活，即使是在担任军职）；5．前犯人（从本营或附近的劳改营释放的）；6．各种受到限制的人——“半专政的”、身份证“不干净”的（和前犯人一样，他们住在这里不是出于自愿，而是由于贴在他们身上的符咒：即使并没有像对流放者似地具体指定他们必须住在这个地方，但他们在任何其他地方在工作和居住方面都会遭到更坏的待遇，也许根本不会让他们在那里住。）；7生产行政官员。这是一些身居高位的人物，在一个庞大的新村里只有几个人（有时候也可能没有这一类人）；8．再就是狭义上说的所谓“自由民”即雇佣人员了。这全是一些游民无赖———各种到处鬼混的、穷途末路的、想发洋财的人。要知道在这些偏远的死亡的属地里，工作可以做得比在宗主国里差三倍，而工资可以拿得比在那里高四倍：北极补贴、远地补贴、条件困难补贴，还可以窃取犯人的劳动成果。此外，许多人是招募来的，按合同来的，他们还能领到差旅费。谁要会从生产报表里淘金，营旁世界就是克隆台克。带着假文凭的人们拼命往这里钻，冒险家、流氓、谋利者纷纷来到这里。那种需要无偿地利用别人的头脑的人到这里来是很有利的（犯人地质工作者们替半瓶醋的地质学家进行野外考察、整理资料、做好结论，然后他只需要到宗主国去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就行了）。各种失意人物以及普通的潦倒酒鬼都被命运甩到这个地方。到这里来的人有的因家庭破裂或者是为了逃避支付赡养费。这里有时还有一些分配工作时没有争取到好地方的中技毕业生。但是他们从来到的头一天起就开始为回到文明世界而奋斗了，有谁一年达不到目的，两年以后一定能达到。在自由民当中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他们已经上了年纪，已经在营旁世界生活了几十年，吸惯了它的空气，以至于不再需要另一个更甜蜜的世界。如果他们的劳改营撤销了，或者上级不再付给他们所要求的工资了——他们就离开这里，但必定是转移到另一个同样的营旁地带，他们不能过别样的生活。瓦西里·阿克先吉耶维奇·弗罗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大酒鬼，骗子手，“著名的铸造能手”，要不是我对他已经做过一番描写，我在这里还可以谈很多关于他的事。他没有任何文凭，他那点手艺也早被他连酒一块地喝掉了，可是人家每个月没有拿过少于五千（赫鲁晓夫以前的）卢布的钱。

“自由民”这个字最广泛的意思是指任何一个自由人，即还没有被关进监狱或者已经放出来的苏联公民，因而也应指营旁世界的任何一个公民。但是这个字在群岛上更经常地是用于狭隘的意义：自由民——这是和犯人们在一个生产区工作的自由人。因此到那里去工作的第一、五、六种人也都叫做自由民。

自由民被雇来担任施工员、领班、工长、仓库主任、定额员。有些职务，如果使用犯人，在看押方面有困难，也雇佣他们来担任：司机、马车夫、发货员、拖拉机手、挖土机手、铲土机手、线路电工、夜班锅炉工。

这些第二等的自由民是和犯人一样干普通苦力活的人。他们马上就能很随便地和我们交上朋友，劳改营制度和刑事法律禁止的一切事情他们都肯做：很痛快地替犯人把信件投入新村的自由人的邮筒；把犯人们裹成一小包的衣服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卖来的钱留在自己手里，而给犯人们带去一些解馋的东西；和犯人们一起在工地上大搞偷窃活动；把烧酒带进或运进生产区（当门口搜查得紧的时候——把用柏油封口的小瓶放进汽车的油箱）。

如果在那里面也被门岗发现了——仍然不会有人报告上司；共青团员警卫战士们认为那样做倒不如自己把缴获的烧酒喝到肚里上算。

凡是可以把犯人的工作量写到自由人的帐上的地方（领班和工长也不会讨厌记到自己的帐上的），他们一定会这样做。要知道，记在犯人帐上的工作量是白搭的，人家不会付钱，只给一份面包口粮。所以在取消了配给制以后的时代里比较合理的作法是给犯人随便填写一张工作日报单，只要不出大问题就行，而把他完成的工作改记到自由人的帐上。自由民领到这笔钱，又可以自己吃喝，又可以给他手下的犯人们一点吃的。

在莫斯科劳改营里的自由民身上，也看得出在营旁世界里工作的极大好处。一九四六年在我们的卡卢加关卡有两名自由瓦匠、一名灰泥匠、一名漆匠。他们算是我们这个工地上的人，可是工作几乎一点也不干。因为这项工程给不了他们大价钱：这里没有附加工资，工作面积都是量好了的：完成一平方米的抹灰工作给三十二戈比。而把一平方按五十戈比算或者把一间房子的平方米数多写两倍都绝对不可能。但是第一，我们的自由民可以从工地上往外夹带水泥、油漆、干性油、玻璃；第二，白天八小时工作时间好好休息，晚上和星期天全力以赴地投入主要工作——干旁门左道的私活，靠它来把钱捞足。抹同样的一千米墙壁，灰泥匠从私人手里拿的就不是三十二戈比，而是十卢布。这样一天晚上就能挣到两百卢布！

普罗霍罗夫不是说过吗：“钱——现在它是双层的。”哪个西方人能懂得“双层的钱”是什么？在战时，一个车工每月经过扣除后能拿到八百卢布，而市场上的面包一公斤要值一百四十卢布。这就是说他一个月除了配给的面包口粮之外，连买六公斤面包的钱都挣不到——也就是说他每一天不能给全家带回两百克面包！然而他却能活着……公家明摆着蛮不讲理地付给工人不现实的工资，让他们去寻找“第二层钱”的来路。那个付给我们的灰泥匠高得发疯的干夜活的报酬的人，自己也是在什么事上、在什么地方捞取自己的“第二层”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这样取得了胜利，可惜只是在纸面上。原先那个制度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很灵活的，无论是诅咒，无论是检察长的追究，都没有使它死去。

所以犯人和自由民的关系一般地不能说是敌对的，反倒可以说是友好的。此外，这些前途茫茫、半醉半醒、丧家失业的人们对别人的痛苦比较容易感受，对于犯人的灾难及其冤狱的情况能够听得进去。对于军官、看守和警卫由于职务的关系闭眼不看的事情，一个没有成见的人的眼睛是睁开的。

犯人和领班及工长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这些作为“生产指挥员”的人是被放在压制和驱使犯人的地位上的。但是生产本身的进程也要他们负责任，而如果和犯人们处于直接敌对的状态，并不总是能把生产进行下去：并不是一切都能靠棍棒和饥饿达到目的，有些东西还要靠好言相商，摸准手下人的爱好和脾气。只有那些和作业班长及手艺最好的犯人师傅关系搞得好的领班们才能百事顺利。领班们本人往往不单是酒鬼、不单由于经常使用奴隶劳动而变得四肢无力，战害了自己的健康，而且还是没有知识的，对自己从事的生产工作一窍不通或者模模糊糊，因而更加多地依赖着作业班长。

俄国人的命运有时候是多么有趣地纠结在一起！在一个节目前，木工领班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穆拉夫廖夫喝得醉醺醺地来到我们这里，他对已经蹲了九年多的漆工作业班长西涅布留霍夫——一个手艺高超的匠人，严肃而坚毅的青年——说出了心里话：

“什么？你坐牢只因为是富农的儿子？你爹一个劲儿地耕地，买牛，以为能带到阴间去。他现在在哪里？死在流放地了？把你也关进来了？不，我爹比他聪明：他打小就把什么都喝酒喝得精光，剩了一间空屋子，连一只母鸡都没有交给集体农庄。因为是穷光蛋——马上当了生产队长。我现在照他的样子成天喝酒，无忧无愁。”

结果是他说对了：西汉布留霍夫刑满之后接着去流放，而穆拉夫廖夫当了该项工程的工会地方委员会主席。

固然，他这个工会地方委员会主席兼领班是工地主任布斯洛夫不知道怎么办才能摆脱的人物（不可能摆脱：这些人是由干部科而不是由工地主任雇佣的。干部科从好感出发常常挑选一些二流子和傻瓜）。对于所有的材料和工资基金，工地主任是要用自己的钱包负责的，而穆拉夫廖夫有时候由于无知，有时候由于太老实（他心肠一点也不坏，作业班长们为了这一点又特意奉承他），乱花这个基金，签署一些欠思考的工作日报单（由作业班长自己填写），接受质量恶劣的交活，然后只好拆掉重做。布斯洛夫愿意用一个正在抡大镐的犯人工程师来替换这个领班，但是干部科出于警惕性而不准许这样做。

“好吧，现在你告诉我：目前你们这项工程的大梁是多大长度？”

穆拉夫廖夫深深叹口气：

“我暂时难以准确地告诉您……”

穆拉夫廖夫酒喝得越多，和工地主任说话就越放肆。这时候

工地主任决定用书面办法整垮他。他豁出自己的时间，开始把对

他的一切命令都用书面写出来（副本订在卷宗里）。这些命令自然

是没有执行，一个可怕的案件正在积累起来。但是地方委员会主

席也没有慌了手脚。他找到了半张揉皱了的练习本纸，花了半小

时时间辛辛苦苦、歪歪扭扭地写出了这么几行字：

“兹向您报告木工所有的机械全都不完好也就是都坏了

完全不能用了。”

工地主任已经属于另一级的生产领导。对于犯人们来说，他

是永远的压迫者和永远的敌人。工地主任已经既不限作业班长们；交朋友也不和他们做交易。他经常打回他们的工作日报单，揭穿

他们虚报成绩（根据他头脑灵活的程度），并且可以随时通过劳改

营领导惩罚作业班长和任何一个犯人：

劳改点点长……中尉同志：

混凝土作业班长犯人佐祖利和领班犯人奥拉切夫斯

基浇制的预制板超过规定厚度，以至造成混凝土浪费。为

此，请您对上述二人给予最严厉处分（希为关禁闭，但

需每日带出劳动）。

同时向您报告，犯人作业班长阿列克谢耶夫今日为

工作日报单中工作量记录问题找我谈话时，把领班图马

尔金同志称为驴，以此对他进行了侮辱。我认为犯人阿

列克谢耶夫这种破坏自由雇员领导威信的行为极为不良

甚至具有危险性。特请采取最坚决的措施直至押解出营。

工地主任布斯洛夫

布斯洛夫在适当的时刻自己也常把这个图马尔金称做驴，但

是犯人作业班长由于自己的身价不同所以罪该押解出营。

像这样的条子，布斯洛夫每天都要给劳改营长官送几张。他认为最高的生产刺激手段是劳改营内的处分。布斯洛夫是那种对古拉格制度已经融会贯通、适应了其中的活动方式的生产长官之一。他在会议上就是这样说的：“我有和犯人工作的长期经验。他们威胁说要用砖头砸死我，我不害怕。”但是他遗憾地说，古拉格是一代不如一代了。经过战争和到过欧洲以后再到劳改营里来的人们都变得不那么恭敬了。“可是在一九三七年工作，你们知道吗，简直是很愉快的。比方说，一个自由雇员进来，犯人们必定要起立。”布斯洛夫对于如何欺骗犯人、如何把犯人派到危险的地方，是很内行的。他从来不怜惜他们的体力和他们的肚皮，更不用说他们的自尊心。这个长鼻子、长腿、穿着一双通过联合国救济总署捐赠给困苦的苏联公民的美国黄色牛皮鞋的人，一天到晚在施工中的大楼的各层窜来窜去。因为他知道，不这么办，那些叫作“犯人”的懒惰肮脏的生物就会在大楼的各个拐角和旮旯里坐着、躺着、取暖、找虱子甚至交媾，置短短的十小时工作日的最紧张的时刻于不顾。而作业班长们则聚集在定额办公室里，在工作日报单上填写虚报数字。

所有的领班当中，他只在一定程度上信赖一个叫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戈尔什科夫的人。这是一个有两撇叉开的白胡子的干瘦的老头。他精通建筑施工的业务，也熟悉自己的和与自己相关的工作。而他在自由民当中显得不寻常的主要特征是他真诚地关心着施工的结果：不是从钱包的角度，像布斯洛夫那样（上司会罚款还是会给奖？会骂还是会夸？），而是从内心里，好像他是在为自己建设这座大楼并且一心想建得好些。他在喝酒方面也很小心，决不把工程忘在脑后。但是他身上也有一个大缺点：和群岛配合不上，不习惯让犯人们永远战战兢兢。他也喜欢在工地上走动，靠自己的眼力到处察看。然而他不像布斯洛夫那样窜来窜去，不是乘其不备地去抓住做假的人，而是喜欢和木匠们在梁架上、和瓦匠nJ在砌好的墙上、和灰泥匠在灰斗边坐一坐，聊一聊。有时候访犯人们吃几块糖，这在我们这儿是希罕事。有一种活儿他到老也不肯丢下——拉玻璃。他口袋里随时都装着一把金刚石刀。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拉玻璃，他马上就开始嚷嚷拉得不对，说着就把玻璃匠推到一边，自己动手拉。布斯洛夫到索契去了一个月，由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代理。但他断然拒绝坐进他的办公室，仍然留在领班们的大屋子里。

戈尔什科夫一冬都穿着一件俄国旧式的有腰身的短外套。领子都磨光了，而布面子却保持得挺完好。人家谈起他这件紧腰外套时说，戈尔什科夫已经穿了三十二年没换下来过，在这以前他的父亲每逢过节还穿了好多年呢。接着说下去，又知道了，他的父亲瓦西里·戈尔什科夫当年是个官家领班。从而就明白了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这么喜欢石头、木头、玻璃和油漆的原因——他从小就是在施工现场上长大的。虽然领班当时称为“官家的”，而现在不这么称呼——但正是现在他们才真成了官家的人，而在当时他们是——艺匠。

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现在还夸奖旧秩序：

“现在的工地主任算什么？他连一个戈比都不敢挪用。先前那会儿，包工头礼拜六来找工人：‘喂，小伙子们，进澡堂子以前谈买卖还是以后？’人们说：‘以后，以后，大叔！’‘好吧，给你们洗澡钱，洗完了到某某酒馆。’小伙子们出了澡堂子，结帮成伙地来了。而那人已经准备好了烧酒、下酒菜和茶炊，在酒馆里等着了……像这样，在礼拜一能不好好干吗？”

今天什么事都有了名称，样样都给我们说得一清二楚：这叫做血汗制度，丧尽天良的剥削，利用人的低级本能；喝掉的酒和下酒菜的价值，低于下个礼拜从工人身上榨取的东西。

可是口粮面包，由冷漠的手从切面包房间的窗口扔出来的那一份夹生的面包——莫非值更多的东西吗？

上述八类自由居民就这样人挨人地挤在劳改营旁的狭小的空间：从劳改营到森林，从劳改营到沼泽地，从劳改营到矿山之间的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几个不同类别、等级、阶级的人们全都得挤在这个恶臭狭小的新村里，他们全都互称同志，他们全都把孩子送进同一所学校。

他们是这样的“同志”：好像高踞云端的圣人一样，在所有其他人头顶上飘浮着两三个本地的大头目，在埃克巴斯图兹是托拉斯经理黑休克“和总工程师卡拉休克“（这样的姓你故意想都想不出来！）。以下则是劳改营长、押解队长、托拉斯官员、劳改营军官、押解队军官、某些地方还有工人供应处长、某些地方还有学校校长（但不包括教师）。等级分明，界限森严。越到上面这些界限遵守得越是一丝不苟，对于谁家的女人可以去找谁家的女人一道嗑葵花子这种事情看得越重（正因为她们不是公爵夫人，不是伯爵夫人，所以她们更加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要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唉，住在这么一个狭窄的世界里，远离其他生活在舒适宽敞的城市里的高贵家族，只能怪命不好！在这里每一个人都知道你，你随随便便到电影院去看电影都会降低自己的身份。你自然更不会亲自去商店买东西（何况最好的和最新鲜的东西他们会给你送到家里来）。连自己养一口小猪似乎也不成体统：某某人的夫人亲手喂猪可是有失身份的！（所以才需要从劳改营里要来女用人。）在新村医院的某些病房里要想和那些瘪三、穷鬼们分开，单独和体面的病友们躺在一起，也很不容易做到。而且还得把自己的小宝贝送去和天晓得什么人的孩子同坐一个课桌。

但是再往下面，这些分界线很快就失去了它们的清晰度和意义，已经没有什么喜欢找麻烦的人出来维护它们了。等而下之的各类人物免不了要互相搀混经常见面，你买我卖，一起跑着去站队，为工会发的新年枞树礼物争吵，在电影院里杂乱地坐在一起——不管是真正的苏维埃人还是根本配不上这个称号的人。

这些新村的精神中心是设在一间快要朽倒的工棚里的主要“茶馆”。在它附近停着成排的卡车。醉鬼们哭嚎似地唱着、打着响嗝、踉踉跄跄地从里面出来，散向全村；在同样的水坑和烂泥中间还有第二个精神中心——“俱乐部”。那里瓜子壳吐得满地，大皮靴踩得到处是泥，贴着被苍蝇拉满深的去年的壁报，门顶上挂着成天呜噜呜噜的广播喇叭，舞会上骂娘的脏话充斥于耳，电影散场后动刀子打群架。本地的风气是——“天晚别出门”，带着姑娘去参加舞会，最牢靠的办法是在手套里面交一块马蹄铁。（不过这儿的姑娘们也不是好惹的。有的一个人能把七个小伙子打得屁滚尿流。）

这个俱乐部是军官们心里的一块病。军官们到这样的草棚子里和这样的一类人一起参加舞会自然是完全不可能的。到这儿来的是那些拿了假条的警卫队士兵。但是麻烦就在于年轻的没有孩子的军官太太们也迷着到这儿来，而且没有丈夫陪伴。其结果就会是和当兵的在一起跳舞！列兵们今晚接过军官夫人的腰，明天还想要他们绝对服从吗？这不等于和军官平起平坐吗？哪一支军队像这样干都维持不下去！军官们无力阻止老婆去跳舞，于是全力禁止当兵的去参加舞会（就让随便什么肮脏的自由民去搂抱自己的老婆吧！）。但是这样一来，向士兵进行的政治教育的严整体系——我们全是苏维埃国家的幸福而平等的公民，我们的敌人全在铁丝网里面！——就不免受到损伤。

在营分世界里，深藏着许多这类复杂而紧张的关系以及八类人员之间的许多矛盾。平时和被专政及“半专政”的人员搀混在一起的忠诚的苏维埃公民们，总是不放过机会训斥他们几句，叫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特别是事关分配新建营房里的房子问题。看守员们凭那身内务部制服，也自认比普通自由人高出一等。此外，还一定有一些为解救单身男人苦难、因而遭人白眼的女子。还有一些女子，她们巴望找到一个固定的男人，每当听说要释放犯人，就走到劳改营门口，拉住不相识的男人的袖子说：“跟我去吧！我有住的地方，能让你暖和。我给你买一套衣服！唉，你还能到哪儿去？他们还会把你抓进来的！”

新村里也存在着安全部门的监视系统，有自己的“教父”，有自己的眼线，他们成天忙于打听：谁替犯人带信出来投递？谁在营房墙角后面贩卖劳改营里的服装？

营分世界居民的法制感以及“我的营房就是我的城堡”的感觉自然比苏联其他地方更差些。有些人的身份证“不干净”，另一些人根本没有身份证，第三种人本身劳改过，第四种人是“反属”。所有这些独立的免除了看管的公民们对于背步枪的人的命令比犯人更顺从，在挎手枪的人的面前比犯人更温顺。他们遇到这些人，决不会昂起骄傲的头宣称：“你们无权这样做！”而是缩成一团，低头哈腰，巴不得悄悄溜过去。

这种刺刀与制服的无限权力的感觉，如此安稳地翱翔在包括整个营分世界的广安无垠的群岛的上空，如此强烈地传染给每一个跨进了这个国土的人，以至一位带着小女儿乘坐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线班机到劳改营探视丈夫的自由人妇女（普-奇娜）在飞机上听到内务部人员的第一声要求，就让他们在自己身上胡摸乱搜，并且任凭他们把小女孩的衣服脱光。咱那以后，小女孩一见到蓝箍帽们就哭。）

但是如果现在有人说，没有比这种劳改营的郊区更可悲的地方，营旁世界是肮脏的下水道，我们的回答将是：各人情况不同。

比如雅库梯人科洛杰兹尼科夫，他因为把别人的驯鹿赶进水加森林，被判了三年。依照意义深远的移徙政策，把他从老家科雷马遣送到列宁格勒服刑。刑也服完了，列宁格勒也逛过了，还给家里带回来颜色鲜亮的布匹、但是以后很多年，他还总是对乡亲们以及从列宁格勒遣送来的犯人们频频抱怨：

“唉，你们那边太闷气了！噢，不怎么样！……”

第二十二章　我们在建设

听了前面所说的关于劳改营全部情况以后，自然禁不住会问：够了！可是犯人的劳动对于国家究竟是不是有利？如果无利——那么搞起整个这么一个群岛到底值得不值得？

在劳改营内部，这两种观点在犯人当中都有，我们也喜欢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

当然，如果相信领袖们的话，在这件事上是没有什么可争的。曾经是国家的第二号人物的莫洛托夫同志就使用犯人劳动问题曾向苏联第六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我们过去这样做，现在这样做，将来也要这样做下去。这对社会是有利的。这对罪犯是有益的。”

请注意，并不是对国家有利！而是对社会本身有利。对于罪犯则是有益的。我们将来还要这样做下去！所以，有什么可争论的？

斯大林在位的几十年中，先计划建设项目后为这些项目征集罪犯的这一整套办法也证实，政府看来从未怀疑过兴办劳改营的经济效益。经济一直是走在司法前面的。

但是上面提出的问题显然还需要进一步阐明，而且需要分成几个部分：

——劳改营在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上是否合算？

——它们在经济上是否合算？

——它们是否能自负盈亏？（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虽然表面相似，但其间有差别。）

第一个问题不难答复：按照斯大林的意图，劳改营是可以赶进去成百万人以便恐吓其余人的美妙的地方。由此可见，它在政治上是合算的。劳改营还对于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数不清的劳改营军官们有实际的利益：向他们提供在安全的后方“服军役”的机会、特殊的口粮配给、工资、制服、住宅、社会地位。大群大群的看守员、在劳改营了望塔上打盹的呆头呆脑的警卫，也都在这里找到温暖的窝（而同时却把十三岁的男孩子们赶进职业学校）。这些寄生虫们都全力支持群岛——农奴制剥削的巢穴。他们害怕大教如同害怕瘟疫。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招收进劳改营来的人远远不止是持不同政见者，远远不止是那些企图脱离斯大林为畜群划定的道路的人。劳改营招收的人数超出了政治的需要，超出了恐怖政策的需要。它是和经济计划的规模成正比的（这个比例可能只装在斯大林的脑袋里）。二十年代达到危机程度的失业现象不正是靠大兴劳改营（和流放）的办法摆脱的吗？从一九三0年起，并不是因现有的劳改营闲在那里打瞌睡才发明了挖运河的办法，而是为了设想好的运河而紧急地凑集劳改营。决定着法庭的活动的并不是实有的“罪犯”（即使连嫌疑分子在内）数量，而是各个经济管理部门提出的劳力申请单。白波运河一开工，马上显出索洛维茨的犯人数量不够，同时弄清了：三年徒刑对于“五十八条”说来为期太短，不能带来赢利，因此应当一次判得够两个五年计划使用。

劳改营在哪方面证明了它在经济上是有利的？——这一点社会主义的曾祖父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里早已做了预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谁也不愿做的有损尊严的和特别沉重的劳动正好由犯人们来做。为了在多年内可以不建设住房、学校、医院和商店的偏远荒蛮的地区内施工，为了在二十世纪的繁荣昌盛时代用丁字镐和铁锹施工，为了在还不具备经济条件时兴建社会主义的伟大工程，正用得上犯人的劳动。

在伟大的白波运河工地上，连一辆汽车都是希罕物件。一切都是靠，像劳改犯们说的，“屁力”建造起来的。

在更加伟大的伏尔加运河工地上（工作量比白波运河大七倍，可以和巴拿马及苏伊士运河相比），一共挖了深五米上宽八十五米总长一百二十八公里的河道。几乎全是用丁字镐、铁锹和独轮手推车完成的。未来的雷宾斯克海底覆盖着整片的森林．整个这片森林都是用人力伐倒的，没见过电锯的面。树权和枯枝则是由完全残废的人们负责烧掉的。

在伐林场上一天干十小时，还需要在黎明前摸黑走七公里来森林上工；晚上再走同样多的路回去，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并且除了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之外，一年之内没有别的休息日（伏尔加拉格，一九三七）。如果不是犯人，谁能在这里工作？

如果不是群岛的土著，还有谁能在大冬天从地里刨树根？还有谁能在科雷马的露天金矿上用背筐运矿石？还有谁能把脖子伸进马套包（为了使套包软一些，他们用破衣裳把它裹起来，斜套在肩膀上）两人一犋地拉芬兰式拖橇，踏着厚雪，把科因河（维姆河支流）岸一公里外伐倒的木材报到河边？

固然，全权记者茹科夫向我们保证说声共青团员们建设阿穆尔河岸共青城的时候（一九三二年）也是这个样子：砍伐森林，一没有斧子，二没有铁匠炉；领不到面包，大批死于坏血病。他于是赞叹道：啊，我们是以怎样的英雄气概从事建设的呀！但是，对这种现象不是更应当气愤吗？是哪个不爱护自己人民的家伙把青年们派去这么搞建设？不过，也不必愤慨。建设共青城的究竟是怎样的“共青团员”，至少我们是知道的。现在的文章里已经挑明了：那些“共青团员”也就是马加丹的创建者。“

可以把什么人放到杰兹卡兹甘的矿井里去干每天十二小时的干式钻进工作？——矿岩的砂尘像浓雾一样停留在空气中，没有面罩，四个月以后就带着不可逆转的矽肺被送到外面去等死。可以把什么人放在没有制动装置的提笼里降到没有冒顶和水淹防护的巷道里去？在二十世纪只有为哪一类人可以不需要在耗资巨大的安全技术上花一分钱？

因此劳改营在经济上怎么会不利呢？……

请读一读波博日的《死亡之路》中关于从塔兹河上的驳船登岸和卸货的描写吧，请读一读这部斯大林时代的北极《伊利亚特》吧：蚁群似的犯人们在以群似的押解队的监视下，在人迹未到的洪荒的冻土上扛着运来的成千根圆木，建码头，铺铁轨，把火车头和车厢推进这一片冻土地带。而这些机车和车辆却注定了永世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开出这个地方。犯人们睡在四周插着“营区”牌子的一块空地上，一天只能睡五个小时。

他接着描写犯人们怎样在冻土带上架设电话线：他们住在用树枝和苔藓搭造的窝篷里。蚊子叮咬着他们毫无遮盖的身体。他们的衣服上的沼泽的泥浆从没有干的时候，更不用说鞋袜。线路的勘测做得马马虎虎，施工也不高明（因而注定要返工）。附近没有可以做电线杆用的树木，他们要向外走出两三天的路程，从那里扛回电线杆。

可惜没有另一个波博日，以便向我们叙述战前修建另一条铁路——科特拉斯-沃尔库塔线的情形。在那里的每一根枕木下都留下了两个人的头颅。不用说修铁路了——就说说有铁路之前那条穿过难以通行的森林的简单的横木道路是怎样靠瘦弱的双手、粗钝的斧头和什么事也不做的刺刀修成的吧。

要没有犯人，谁能做出这些？劳改营怎么能是无利的？

劳改营的独一份的有利之点就在于奴隶劳动的驯服性和它的廉价性——不，甚至不是廉价性，而是无偿性。因为购买一个古代奴隶毕竟是要付钱的，而购买一个劳改犯却分文不付。

甚至在战后召开的劳改工作会议上，工业地生们也承认；“犯人们在后方的工作中，在争取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在矗立于白骨之上的大理石纪念碑上，永远不会有人写上他们的被遗忘了的姓名。

在赫鲁晓夫年代，他们为动员参加垦荒和西伯利亚的大工程而进行劳神费事、声嘶力竭的共青团动员时，终于明白了，劳改营是多么地不可代替啊。

至于劳改营的自负盈亏问题，情况则不同。国家对这件事垂涎已久。一九二一年的《监禁场所条例》就已经张罗着要“监禁场所的维持费用尽可能从犯人劳动中得到抵偿”。从一九二二年起，某些地方执委会置自己的工农性质子不顾，表现出“非政治的事务主义的倾向”，具体说就是：不仅要求监禁场所自负盈亏，而且竭力从它们身上为地方预算榨取利润，实现自给有余的经济核算。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典》同样要求监禁场所自负盈亏。一九二八年在第一次全苏惩治工作者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坚决的要求，即“整个监禁场所企业网”必须“把国家为监禁场所支付的费用偿还给国家”。

很想很想拥有一些可爱的劳改营——并且是免费的！从一九二九年起，全国所有的劳动改造机关都列入了国民经济计划。而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开始，明令规定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全部劳改营和教养所实行彻底的自负盈亏制。

结果呢？自然是立即收效！一九三二年法学家们胜利地宣布：“劳动改造机关的开支逐渐减少（这是可以相信的），而被剥夺自由者的生活条件则逐年改善。（？）”

如果我们不是后来亲身体验过那个生活条件是怎样改善了的话，我们可能会惊讶，我们可能力求弄明白，这是从哪儿来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做到这个其实一点也不难！！需要做些什么？使劳改营的开支与它们的收入相抵吗？我们在上面读到了，开支是在逐渐减少的。而增加收入则更简单：只要把犯人们捏得更紧些就行了！如果在群岛的索洛维茨时期对强迫劳动的生产率曾打过百分之四十的官方折扣（当时不知为什么曾认为棍棒下的劳动生产率不会那么高），那么从实行了“肠胃等级表”的白波运河工程开始，古拉格的学者们发现了情况完全相反：强迫的饥饿劳动恰恰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劳动！接到从一九三一年起改行自负盈亏制的命令以后，乌克兰劳改营管理局直截了当地决定：与前几年相比，在下一年度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多不少百分之二百四十二，换句话说，一下子提高两倍半，而且不搞任何机械化！（计算得也真够科学：二百四十还有个二。只有一点是当时的同志们还不知道的：这叫做“在三面红旗下的大跃进”。）

你瞧古拉格对于风向摸得多么准！这时候恰好灌下来斯大林同志的具有不朽的历史意义的六个条件——其中的一条就是经济核算制，而我们已经有了！而我们已经有了！那里头还有一条是“发挥专家作用”！这对于我们说来最简单不过了：把工程师从一般劳动里抽调出来！把他们放在生产杂役的岗位上！（三十年代初是群岛上技术知识分子最受优待的时期。他们差不多都不在一般劳动中受苦，甚至新来的也马上就安排专业工作。在这以前，在二十年代，工程师和技术员们一直在一般劳动中白白玩命，因为没有让他们施展本领的用武之地。在这以后，从一九三七年到五十年代，经济核算和全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六个条件全被遗忘了。当时是警惕性占据了历史的中心地位。工程师们在杂役行列中的个别渗入与驱赶他们全体去干一般劳动的浪潮在相交替。）不过养一个犯人工程师究竟比养一个自由人工程师便宜得多：不需要付工资！所以又讲利益了，又讲经济核算了！又一次是斯大林同志说对了！

所以说，这条路线是源远流长的，正确地说是一贯执行着的：把群岛变为不需要费用的单位。

但是不管他们怎样着急、拼命，在岩石上抠断了所有的指甲也罢，把完成计划的表报修改二十次也罢，用橡皮把纸擦出窟窿也罢，自负盈亏的目的在群岛上并没有实现，而且永远不会实现！它们的收入和支出永远不能相抵，我们年轻的工农国家（以及后来的年长的全民国家）必须用脊背驼着这个血污的包袱。

原因在这里。首先的和主要的原因是犯人们的缺乏觉悟，是这些蠢笨的奴隶们的粗心大意。你不仅期待不到他们的社会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连简单的资本主义的勤奋精神也表现不出来。他们只是瞅机会把鞋弄烂——以便不去上工；把绞车弄坏，把轮子扭弯，把铁锹别断，把提桶沉到水底——以便找个借口坐坐、抽口烟。劳改犯们为亲爱的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明目张胆的和最高程度的瞎糊弄：他们制出的砖用手都掰得断，护墙板上的油漆一片片脱落，灰泥往下掉，柱子往下倒，桌子摇晃，家具掉腿，把手一拉就脱。到处是考虑不周，错误百出。时常需要把已经打好的屋顶铁皮再投下来，把已经填好的地沟重新挖开，把已经砌好的墙用铁棍和长钻凿平。五十年代把一台崭新的瑞典涡轮机运到了斯杰普拉格。它到货时是装在一个用原木制成的像一座木房似的大箱里的。是冬天，很冷，所以可恶的犯人们竟钻进了这个木箱，躲在原木和涡轮机之间的空档里，并且还在那里生火取暖；叶片的银焊接点熔脱了——于是就把这台涡轮机丢掉不要了。它的价值是三百七十万。这就是你的经济核算！

跟犯人们混在二起——这是第二个原因——自由的人们对一切也变得好像无所谓了，好像他们不是建设自己的东西，而是替一个什么张三李四在建设。此外他们还猛劲地偷，偷得很凶。（建筑一栋住宅楼，自由民偷走了几个澡盆，而那是按单元数领来的。这栋楼怎么交工呢？工地主任当然不能如实承认，他郑重其事地带着验收委员会察看一楼的各套房间。每间浴室必进，每个澡盆必点交。然后带委员会看二楼、看三楼，不慌不忙，仍是每间浴室都进去看看。而这时一批经过训练的手脚麻利的犯人在有经验的卫生工程领班的指导下从一楼的各单元里拆下澡盆，射着脚尖抬上四楼，赶在委员会到来之前迅速安装好，抹好腻子。谁受了蒙骗，就让他事后自己去交帐吧……这要拍成个电影喜剧倒不错，可是一定不会通过：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任何可笑的现象，一切可笑的现象全在西方！）

第三个原因在于犯人们缺乏独立性。没有看守员，没有劳改营行政管理机构，没有警卫，没有架设着了望塔的营区，没有生产计划科，没有登记分配科，没有契卡行动科和文化教育科，没有层层的劳改营管理局，直到古拉格本身；没有邮件检查部门，没有惩戒隔离所，没有强管棚，没有杂役，没有保管室和仓库，他们就没有生活的能力。没有押解队和警犬，他们就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国家需要为每一个做工的土著至少养活一名监工（而每一个监工都有一家人！）。不过这仍是一件好事，不然的话，你叫这些监工们靠什么过日子呢？

还有一些聪明的工程师指出了第四个理由：他们说，由于每走一步都需要设隔离区、加强警戒，增派押解人员，使他们这些工程师在技术方面的指挥受到干扰。比方在塔兹河上登岸时就是这种情况。一切都不能按时完成，一切都要多花钱，据他们说就是这个原因。但是这已经属于客观原因，这已经是一种借口。把他们叫到党委会去谈谈，好好敲打敲打，这个原因就会消失。让他们绞绞脑汁就能想出办法。

在这些原因之外，还有领导本身的很自然的并且完全可以原谅的考虑不周。正如列宁同志说的，只有不工作的人才不会犯错误。

比方说，土方工程不管你怎么计划，很少能赶上在夏天进行，不知为什么总赶上秋天，冬天，总赶上烂泥和严寒。

又如，在什图尔莫沃依金矿（科雷马）的扎罗什泉地方，一九三八年三月派了五百人去，在永冻土里打一些八至十米深的探井。他们完成了（一半犯人丢了命）。应该进行爆破作业了，可是他们改变了主意：金属的含量太低。放弃了。五月间探井化冻坍塌，前功尽弃。可是两年以后，又是在三月，科雷马正冷的时候，又心血来潮：快打探井！还是在原地！紧急任务！不要可惜人命！

这不就是多余的开支吗？……

又如在奥波基新村附近的苏霍纳河上——犯人运来了土，筑成了水坝。春汛一来马上冲倒。光了，白费了力气。

又如，给阿尔汉格尔斯克劳改营管理局的塔拉加伐木场下达了生产家具的计划，但是忘了下达供给他们制造家具的木材的计划。计划就是计划，不能不执行！塔拉加只得组织一些专门的班子，负责从河里打捞“事故木料”——即从木排里脱落出来的木料。不够用。于是就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开始打散整个的木排，然后拖回来。但是这些木排也是在别的什么单位的计划之内的，现在他们就会不够了。而另一方面塔拉加也不给这些勇敢的小伙子们填工作日报单：因为这是偷窃。经济核算就是这么回事……

又如在乌斯特维姆拉格有一次（一九四三年）他们想超额完成散木（单个原木）流送的计划，对伐木场施加了压力，把能干活的不能干活的全赶去伐木，结果在总浮栅前面聚集了过多的木材——二十万立方。冬季到来以前没有来得及捞出来，木材冻在冰里了。浮栅下游是一座铁路桥。如果开春时木材不分散成单个的原木，而是整个地流下去，就会撞倒桥墩，不用说，营长非进法院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只得申请拨来几车皮炸药，在冬天把炸药放到河底，炸开冻结的木材，然后赶紧把这些原木滚到岸上来——烧掉（反正到春天它们已经不适合做锯材用了）。整整一个劳改点，二百人，都从事这项工作。为了在冰水里干活，专门发给他们猪油，但是任何一个工序都不能填报工作日报单，因为这全是多余的劳动。被烧掉的木材也属于白搭工。这就是所谓经费自给。

由整个伯朝拉铁道劳改营负责修建了一条通达沃尔库塔的铁路——曲里拐弯，到哪算哪。后来又动手把这条修好的铁路取直。这算在哪一笔帐上？还有那条从拉耳斯克（鲁扎河边）到皮纽格（甚至曾想延伸到司克特夫卡尔）的铁路呢？一九三八年曾把一些多么庞大的劳改营赶到那里修筑了那条四十五公里长的铁路——修好就不要了……全部力气就这样白费了。

当然这类微小的错误在任何工作中都是难免的。任何一个领导＾都不能保险不犯这类错误。

可是这条一九四九年动工的萨列哈尔德-伊加尔卡铁路呢？——事后发现它整个是多余的，这条线上没有什么可运。于是也不要了。这是谁的错误，说出来都觉得可怕。要知道这是——他本人的……

经济核算有时候把人折腾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劳改营长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躲，该怎么样补亏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市附近的卡恰残废犯人劳改营（有一千五百名残废人！）在战后也接到全部实行经济核算的命令：制造家具！这些残废人用框锯（不是伐木营，所以不供给他们机械设备）伐木，用奶牛把木材运回营里（也不给他们运输工具，但是他们有一个牛奶场）。一对沙发的成本算起来高达八百卢布，而卖价是六百卢布！……在这种情况下，把尽可能多的残废人员改定为一级残废或者算做病号而不带到营外上工对于劳改营当局反倒有利：他们马上就可以由亏损单位转为稳吃国家预算的单位。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群岛非但不能实现自负盈亏，而且国家为了维持这么一个玩艺儿还不得不拿出大笔的补贴。

导致群岛经济生活复杂化的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这个伟大的具有全国意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仅仅是整个国家和古拉格所需要的，每个劳改营的营长却拿它不当一回事。免不了要说点怪话，免不了要私留点奖金（上面给的奖金仍会照发）。每个劳改营营长都把拥有一摊独立的自然经济、拥有自己舒适的小庄园和世袭领地视为主要收入来源和活动余地，视为自己主要的方便条件和快乐享受。在红军以及在内务部军官当中演化和形成了一个周到的、尊敬的、骄傲的、好听的字眼——“主人”。在上头有一个全国的主人。下头每一个班的班长也都必须是主人。

但是狠心的弗连克尔使用的那把划分犯人为甲—乙—丙—丁四类的无情的梳子始终留在古拉格的鬃毛里，为了使建立领地经济所不可缺少的一定数量的劳力能巧妙地在这把梳子的齿缝间通过，劳改营的主人就需要采取一些变通办法。如果按古拉格的编制只应有一名裁缝，那就需要设立整整一个缝纫车间；如果规定只能有一名鞋匠——那就要建立一个制鞋车间。还有多少别的极有用的匠人是主人希望留在手边的呀！比方说，为什么不建立一座玻璃温室以便给军官的餐桌摆上温室的花草呢？有时候一位明智的营长甚至会考虑建立一个大规模的蔬菜副业基地，以便让犯人们也能吃到一点蔬菜——他们会用劳动抵偿菜钱，这对主人是很合算的，但是从哪里去搞人力？

办法是有的——给从事一般劳动的犯人们的肩上再加一点分量；对古拉格稍稍施一点骗术，对生产部门也稍稍施点骗术就行了。要进行一些较大的营内工程，如盖什么房子之类，可以强迫犯人们在星期天或者工作日（十小时的）结束后的晚上加班劳动。为了进行经常性的工作，则采取夸大作业班出工数字的作法：把留在营区内的人手当做随作业班出营施工的人手，而作业班长则必须从工地带回来这批人所应占的百分数，即从其他队员身上剥夺来的完成任务的数字（队员们本来就完成不了定额）。苦力们干的比以前多了，吃的比以前少了——可是庄园经济加强了，军官同志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来了，更加愉快了。

某些劳改营的营长具有十分远大的经济眼光并且还能找到一名富有想象力的工程师——于是一座包括各种车间的“总务大院”就在劳改营区内生长起来，不久后便见于正式公文，甚至有了公开的编制并且开始承担工业订货的任务。但是它没法挤进材料和工具的供应计划，所以它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制造一切。

我们谈一谈肯吉尔劳改营的“总务大院”的情形。什么缝纫、熟制毛皮、装订、细木工以及诸如此类的车间我们在这里都不去提它，这是一些鸡毛蒜皮。肯吉尔的总务大院里有自己的铸造场、自己的钳工车间，甚至——正好在二十世纪中期——用手工方法制造了自己的钻床和磨床！诚然，车床自己未能做出来，但是采用了营内租借法案的方式：在光天化日之下从生产部门偷来一台。事情是这样安排的：开去一辆劳改营的卡车，等到车间主任离厂以后，整个作业班猛扑向一台车床，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抬上卡车，很容易地就开出了厂门，因为和门岗疏通好了；厂里的警卫也是内务部的人——一口气把车床拉进了劳改营，而那地方是随便什么自由人也进不去的。于是大功告成！从蠢笨的不负责任的群岛土著嘴里能问出什么？车间主任大发雷霆——床子哪儿去了？而他们却什么都不知道：难道有过床子吗？我们可没见过。最重要的工具也是用这个办法搞回营里来的，不过更容易些，放在衣兜里和衣襟下面就行了。

有一回总务大院接受了为肯吉尔选矿厂铸造排水井盖的任务。东西倒是做出来了，但是铸铁用完了——劳改营究竟从哪儿去弄来呢？就从这个选矿厂本身去弄吧。于是命令犯人们从那里把优质的英国铸铁支架（还是革命前租让时期留下来的）偷回来，在劳改营里回炉后铸成井盖，再运回选矿厂，一笔笔的钱也就转到劳改营的帐上。

现在读者就明白了这个活跃的总务大院是怎样在加强自负盈亏制以及全国经济的。

这个总务大院什么活都揽！那些活连克鲁伯也不见得全揽得下来。承制下水道大型陶管、风车、铡草机、锁、水泵、修理绞肉机、缝合传动皮带、修理医院用的高压釜、打磨施行头骨环钻术用的钻头。鸭子没办法的时候也得上架！你好好饿一阵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你们说：我们不会干，干不了。明天就会赶你们到营外去上工。可是在总务大院里自在得多：不用集合排队，不用在押送下走路，干活也可以慢一点，还可以给自己做点什么。你替人家做了活，医院会开给两天“病假”作为报酬，厨房会给点“添头”，另外什么人会给点马合烟，长官们还可能丢给你点公家的面包。

又可笑又有趣。工程师们一天到晚总要在“用什么材料？”“怎样制造？”上绞脑汁。一块不知从哪个废料堆里找来的合用的铁件往往能改变原设计的整个结构。风车做好了，可是却没有找到能够使它随风改变方向的那个弹簧。只好简单地系上两根绳子并且让两名犯人受这样的处罚：风向一变，就拉着绳子跑，扭转风车的方向。自己还制砖：一个女人用钢丝把移动着的长条泥坯按未来砖头的长度切开。砖坯接着移上一条传送带，而这条传送带也是需要这个女人自己去带动的。但是用什么呢：要知道她的两只手都占着呀。噢，狡猾的犯人们的不朽的发明创造精神啊！他们设计了两根小辕杆，紧紧地贴在女工的跨部，当她两手切砖坯的时候。依靠胯部的用力的和频繁的摆动同时使传送带移动！可惜我们拿不出一张这样的照片给读者看。

肯吉尔的庄园主终于彻底地相信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他的总务大院制造不出来的。于是有一次他把总工程师叫了去，命令他说：立即开始制造窗玻璃和高颈瓶！这东西是怎么造的？谁也不知道。查了查一本没人用的百科词典。只有笼统介绍，没有配方。但仍是订购了一批纯碱，在某个地方找到了石英沙，运到营里来。而主要的是指示营里的哥儿们从“新城市”建设工地上捎回碎玻璃——那里打碎得很多。把这些东西全填进炉子，熔化，搅拌，拉制——竟然制成了平板窗玻璃！只是一头厚度有一厘米，到了另一头只剩下两毫米。隔着这样的玻璃要想认出自己的好朋友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给营长看产品的期限快到了。你知道犯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只顾得上当天；只要能活过今天，明天的事管他娘。他们从建筑工地上偷来拉好的现成玻璃，拿到总务大院，给营长春。营长很满意：“有办法！跟真的一样！现在开始大批生产吧！”“营长公民，再多做不出来了。”“这是为什么？”“是这么回事，窗玻璃里一定要用铝。我们原来有一点，现在用完了。”“可惜。高颈玻璃瓶没有这个钻能行吗？”“高颈瓶或许能行。”“好，那就烧制吧。”但是高颈瓶的肚子吹出来全是歪歪斜斜的，并且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自己炸裂。一个看守员拿这样的高颈瓶去领牛奶——结果手里只剩下一个瓶颈，牛奶全流掉了。“啊，混蛋！”他骂起来。“暗害分子！法西斯！把你们统统枪毙！”

在莫斯科的奥加列夫大街上拆掉一百多年的老房子为新建筑康地基的时候，楼板下的长方垫木不仅没有丢掉，不仅没有拿去当劈柴，而是拿去做细木制品用了！这仍是了些梆梆响的上好的木料。你看我们的曾祖父们是怎样预先把木材干透的。

我们却总是匆匆忙忙，我们总是没有时间。难道还能等到垫木干透吗？在卡卢加关卡我们用最新的防腐剂把长方垫木涂过，它们照样腐烂，长出霉菌，而且烂得这样快，以至还没等到大楼交工就需要一边撬开地板，一边换这些长方垫木。

因此一百年以后我们这些犯人以及整个国家建造的一切，一定不会像奥加列夫大街上那些旧垫木一样梆梆响吧。

苏联大吹大擂地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天上去的那天，在梁赞，正对着我的住所的窗口，有两对穿着犯人外套和棉裤的自由妇女用抬斗把灰浆抬上四层楼。

——不错，不错，情况就是这样，——有人会反驳我。——但是你能说什么？它仍旧在旋转！

真地碰上鬼了！这一条你拿它没办法——它在旋转！

本来应该用一个至少从第一个斯大林五年计划起到赫鲁晓夫时代止由犯人们完成的各项工程的长长的清单来结束这一章。但我当然是没有条件开出这个单子来的。我只能开一个头，以期好事者补充和继续。

——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一九三二），莫斯科一伏尔加运河

（一九三六），伏尔加一顿运河（一九五二）；——科特拉斯一沃尔库塔铁路，萨列哈尔德支线；——里卡西哈L莫洛托夫斯克铁路产——萨列哈尔德一伊加尔卡铁路（废弃）；——拉耳斯克一皮纽格铁路（废弃）；——卡拉干达一莫英塔一巴尔哈什铁路（一九三六）；——途经卡梅申的伏尔加右岸沿岸铁路；——苏芬、苏伊（朗）边界沿线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复线（一九三三-三五，约四千公里）；——泰谢特一勒拿铁路（贝阿大铁路的开端）；一共青城一苏维埃港铁路；——萨哈林岛上由波别迪诺站至与日本人修建的铁路网连接

处的铁路；——通往乌兰巴托的铁路以及蒙古境内的公路；——莫斯科一明斯克公路（一九三七-三八）；——诺加耶沃一阿特卡一涅腊公路；—古比雪先水电站工程；——下士洛马水电站工程（摩尔曼斯克附近）；——乌斯特一卡明诺戈尔斯克水电站工程；——巴尔哈什炼钢联合工厂工程（一九三四-三五）；——索利卡姆斯克造纸联合工厂工程；——别列兹尼基化学联合工厂工程；——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工厂工程（部分）；——库兹涅斯克钢铁联合工厂工程（部分）；——各类工厂、平炉的工程；——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工程（一九五0-一九五三，

部分）；——建设阿穆尔河岸共青城；——建设苏维埃港市；——建设马加丹市；——“远北建设工程局”的全部建设项目；——建设诺里尔斯克市；——建设杜金卡市；——建设沃尔库塔市；——建设莫洛托夫斯克市（北德文斯克市）——自一九三五

年开始；——建设杜勃诺市；——建设纳霍德卡市；——萨哈林岛一大陆输油管；——几乎全部原子工业项目的工程；——放射性原素的开采（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图拉附近的铀和镭）；——在核原料分离和富集工厂内工作（一九四五-一九四

八）；——乌赫塔镭矿开采；乌赫塔石油加工，制取重水；——伯朝拉斯克、库兹涅斯克煤田及卡拉干达、苏曼矿区煤

炭开采；——杰兹卡兹甘、南西伯利亚、布里亚特一蒙古、朔尔地方、

哈卡斯地方、科拉半岛等地的矿物开采；——科雷马、楚克奇、雅库梯、瓦加奇岛、迈卡因（巴甫洛

达尔州巴彦阿乌尔区）等地的金矿开采；——科拉半岛磷灰石矿开采（一九三O年）；——阿姆迭尔马地方的氟石矿开采（自一九三六年开始）；

——稀有金属开采（阿克莫林斯克省“斯大林矿区”）（五十

年代以前）；

——为供应出口和国内需要的森林采伐。整个欧洲俄罗斯的

北部和西伯利亚。我们无法开出不计其数的伐木劳改点

的名单，它们等于群岛的一半。根据最前面的几个名称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科因河沿岸各营；德维纳乌

夫秋加河沿岸各营；维契格达支流涅姆河沿岸各营（被

放逐的日耳曼族居民）；维契格达河上里亚鲍沃附近的劳

改营；北德维纳河上切列夫尼科沃附近的劳改营；小北

德维纳河上阿里斯托沃附近的劳改营……

这样的清单有谁开得出来？……什么地图上，谁的记忆中，还保留着那些附近森林砍光后就完全撤销的仅仅存在一、二：三年的！病时林业劳改场？况且，为什么只说伐木作业？凡是在地面上存在过的属于群岛的所有小岛，有谁能开列出一个完整的名单吗？包括在固定地点存在了几十年的鼎鼎大名的劳改营以及沿施工线路游动的劳改营；庞大的长期犯中心监狱以及用“帐篷加树根”构成的劳改犯递解站。有谁能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把每个羁押室、城市监狱（每个城市都有好几个）、有着别草场和畜牧场的劳改农场、像瓜子壳似地撤遍各城市的小型工业劳改场统统标明在地图上？至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那就需要各画一张单独的大比例地图，以便把这些单位所占据的地界勾划出来（不要忘记“苏维埃宫”施工初期离克里姆林宫半公里之遥的那个劳改点）。另外，二十年代的群岛是一种面貌，五十年代的面貌则全然不同，地点也完全不同。怎样表现出它们在时间中的动态？需要画多少张图？内罗勃拉格，或乌斯特维姆拉格，或利卡姆和波奇马的各劳改营，它们的面积要整片地用斜线标明出来，但是我们当中有谁巡查过它的边界？

我们仍希望有一天能看到这样的地图。

——在卡累利阿从事木材装船工作（一九三0年前）。英国报刊发出拒绝接受由犯人装船的木材的呼吁以后，匆忙地把犯人从这些工作中撤走，赶进卡累利阿内地；

——战争期间，为前方生产地雷、炮弹、弹药箱、被服；

——建设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国营农场……

即使撇开整个二十年代以及关押所、感化院、劳动感化院的生产不谈，那么，我国每个像样的城市都缺少不了的工业劳改场在四分之一世纪中（一九二九—一九五三）又从事着什么，制造着什么呢？

列举犯人们从来没有从事过的工作倒是比较容易，那就是：制造灌肠和糖果。

第四部　灵魂与铁丝网

“你们要注意一件奥秘的事：

我们并不都要死……

而是……都要改变。”

《哥林多前书》15：51

第一章　向上

岁月在流逝……

它不像劳改犯开玩笑说的绕口令：“冬—夏，冬—夏”那么急促。秋绵绵，冬漫漫，春姗姗，只有夏是短的。在群岛上，夏天是短促的。

哪怕是一个年头，那也是够长的了。哪怕是一个年头，也给你留下了多少思考的时间啊！在一年当中，不论是泥泞满地的蒙蒙细雨，或是凛冽狂暴的风雪，或是风停雪雯后的砭骨的严寒，你都要三百三十次地在出工的队列中挤撞。你要干满三百三十天讨厌的、与己无关的不动脑子的工作。三百三十个黄昏，你浑身又湿又冷地瑟缩在下工集合点，等着押解队的士兵们从各个老远的了望塔走到一起来。列队出工，列队下工。低着头喝掉七百三十钵菜汤）七百三十份稀粥。在你的“小车厢”上醒来，睡去。不会有收音机或书籍转移你的注意。不过，没有也罢了，这倒是该感激上帝的。

这仅仅是一年。而这样的年头要度过十个之多。这样的年头要度过二十五个之多……

还有因营养不良症而躺进医院的时候。这也是供你思考问题的好时机。

思考吧！从你的苦难中做出结论吧。

在这没有尽头的时间里，犯人们的大脑和灵魂总不能一直是不活动的吧？！从远处看，从群体上看，他们活像一堆蠕动的虱子，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万物之灵，对吧？他们的内心不是也曾在某个时候引入过微弱的上帝的火种吗？现在它变得怎样了？

多少世纪认为：判给罪犯刑期是为了要他在这个“期”内反省自己的罪行，痛苦、悔恨、逐渐改过自新。

但是良心的谴责与古拉格群岛无缘！一百名土著当中五名是盗窃犯，他们不但不觉得自己的罪行应当受责难，反而认为是豪迈行为。他们幻想着将来把这类业绩实现得更巧妙更无耻。他没有什么可以悔恨的。再有五个是曾经大把捞过钱的，但不是拿私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大把捞钱只能拿国家的，而国家自己也在那里一点不心疼地、毫无意义地大把挥霍着人民的钱财。所以这一类型的人物有什么可以悔恨的？莫非是后悔如果多捞些，大家分分赃，可以逍遥法外吗？另外八十五个土著什么罪也没犯过。悔恨什么？悔恨不该想那些想过的事？（不过有的人的确被灌输和愚弄到这种程度，他真的悔恨自己变成了坏人……我们回想一下那个认为自己和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妮相比问心有愧的尼娜·佩列古德的绝望心情吧。）不该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当俘虏？不该在德军占领时期没有饿死而去找了工作？（不过是非界限搞得这样混乱，以至于确有人痛心疾首地认为：当时我死了也比去挣这块面包好。）不该在白白为集体农庄干活的时候从地里拿回东西来喂孩子吃？或者不该为同样的从工厂里把东西拿出来？

不，你不但没有什么可以悔恨的，相反地，你的清白无暇的良心像一绒山间的湖水在你的眼里泛出净洁的光辉。（你的被苦难净化了的眼睛能准确无误地看出别人眼中的任何一点浑浊。比方你就能准确无误地分辨出谁是眼线。“契卡格勃”不知道我们具有这种善于辨别真伪的慧眼——这是我们用来对付它的“秘密武器”。国家安全机关在这方面总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我们和阳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役犯、雅库博维奇的苦役犯之间的主要区别来自我们这种几乎全体一致的无罪感。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万劫不复的社会叛逆，我们却肯定地知道，当局可以像抓我们一样，把任何一个自由人扒拉进来；铁丝网不过是一条名义上的分界线。他们那时的大多数人无条件地意识到个人有罪，而我们今天意识到的却是千百万人的灾难。

可是，不能在灾难中灭亡。要从灾难中求生。

劳改营内自杀事件令人惊异地稀少，其原因是不是正在于此呢？不错，确是稀少的，虽然凡蹲过劳改营的大约都会记得个把次自杀事件。但是记得更多的是逃亡。逃亡肯定比自杀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热心家们可能会夸我两句：我在奉行乐观主义路线了。）自残肢体事件也远远多于自杀！——但是这也属于热爱生活的行为。这是很简单的计算：牺牲局部以挽救整体。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劳改营中的自杀率，按千人统计，低于狱外。当然，我没法进行核实。

斯克里普尼科娃记得，一九三一年在麦德维热戈尔斯克，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在女厕所里上吊死了，时间偏偏是在宣布释放他的那一天！也许是由于对当时狱外社会的厌恶？（两年以前他的妻子抛弃了他，但他那时候却没有自缢。）还有，设计师沃罗诺夫在布列波洛姆劳改营本部的俱乐部里上吊自杀。——服第二次刑期的共产党员，党务干部阿拉莫维奇一九四七年在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机械厂的阁楼上自缢身死。——被逼到完全绝望地步的、而更主要是一辈子对我们的残忍性没有做过准备的一群立陶宛人，战争年代在克拉斯拉格面对面地走向持枪的士兵，以期被他们开枪打死。——一九四九年在沃林州的弗拉基米尔市的侦查监室里，一个被侦讯吓傻了的小青年已经上了吊，可是被巴拉纽克解了下来。——在卡卢加关卡，一个躺在卫生所住院处的前拉脱维亚军官偷偷沿着还没有完工、无人居住的大楼的楼梯爬上去。一个犯人身份的女护士发现了他，连忙追赶。她在六楼凉台追上了他，抓住了他的袍子。自杀者甩掉袍子，穿着内衣急速地跨进了虚空——在阳光明媚的夏日的卡卢加大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们的注视下，像白色闪电似地划过天空。——德国女共产党员艾米听到丈夫的死讯后，从工棚里不穿外衣走到严寒的露天，为了使自己感冒。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的英国人凯利以高超的技术，在监室开着门、看守站在门洞里的情况下，割断了自己的静脉管。（他使用的工具是从洗脸地上剥落的一块瓷釉。凯利把它藏在一只鞋里，鞋子放在床边。凯利把被角从床上拖下来盖住鞋，取出瓷釉，在被子下面割断了手上的静脉。）

我再说一遍，还有许多人能说出类似的事件，但对于几千万服过刑的人来说，总数毕竟是不多的。即使从这些例子里也可以看出，自杀事件中外国人和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占很大比重：落入群岛对他们的打击比对我们沉重，所以他们要寻短见。再就是忠诚分子（但不是死硬分子）也占很大比重。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脑子里一定是整个混乱了，不停地嗡嗡响。他们怎么受得了？（通过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波兰贵族佐霞·扎列斯卡在侦讯期间三次自杀：自缢——被人解下来；割静脉——被人阻止；跳上七楼的窗台——正打瞌睡的侦查员及时抓住了她的连衣裙。三次把她救下来，目的是好把她拉夫枪毙。）

对自杀一般地该怎样正确地解释？安斯·伯恩斯坦坚持说，自杀者完全不是懦夫，自杀需要极大的意志力。他自己曾用绷带拧成绳子，卷起双腿，想把自己缢死。但是每当眼睛里出现了绿色的圆圈，耳朵里鸣响的时候，他就不由自主地把脚放到地上。最后一次试验，绳子断了——他感到庆幸，因为自己还活着。

我不争辩。也许即使绝望到了顶点，要自杀也还是需要拿出意志力的。在很长的时间内，我恐怕根本不会对这件事谈什么看法。我一向确信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产生自杀的念头。但不太久以前，我曾度过几个愁云密布的月份，当时我觉得我终生的事业全完了，特别是如果我活下去的话。我现在清楚地记得这种对生活的厌恶，这种时而泛起的“死比活着容易”的感觉。据我看，在这种状态下继续活下去比死需要更坚强的意志。但或许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顶点有不同的感觉。因此自来就存在两种意见。

这是一个很壮观的遐想：成百万的无事受害者忽然开始集体地自杀，从而给政府造成双重的苦恼：他们既借此证明了自己的无辜，又夺走了它的不花钱的劳力。也许政府的心肠忽然会软下来？也许会开始怜惜自己的子民？……只怕未必。斯大林恐怕不会因此罢手，他只会从自由人中再弄进两千万来。

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人们几十万几百万地死去，他们似乎已经被逼到了顶点的顶点，可是不知为什么偏没有自杀的I被注定了要忍受畸形的生活、饥饿的熬煎、过度的劳动的人们并不以自杀结束生命！

经过认真的思考，我认为这个论据是比较有力的：自杀者永远是破产者，永远是走投无路的人，是输掉了生活又没有勇气继续斗争的人。而如果这几百万孤立无援的可怜的牛马终于不肯自杀——这说明他们心里还存在着某种不可战胜的情感，某种强大的思想。

这就是普遍认为自己是正义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和在鞑靼枷锁下差不多的全民受难的那种感觉。

但是如果没有什么可以悔恨——那么，囚犯一直在想些什么？“贫穷和监牢给人以智慧”。给是会给的。只是它将把他指百倒哪里去？

不仅我一人，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们最初的监狱的天空——是翻滚的乌云，是火山喷发的黑色烟柱。这是庞培的天空，是最后审判目的天空，因为被捕的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我——世界的中心。

我们最后的监狱的天空是无限的高，无限的明亮，甚至是比天蓝更清淡的颜色。

我们（宗教徒除外）第一个动作全都是；揪自己的头发——可是它已经被剃光了！……我们是怎么搞的呀！我们怎么没有看出告密者？我们怎么没有看出我们的敌人？（我们多么恨他们！我们将来怎样报这个仇？）多么疏忽大意！多么盲目！犯了多少错误！怎样扑救呢？快点补救吧！要写出来……要说出来……要通知别人……

但是什么也用不着做。什么也救不了我们。到时候我们就会按第二O六条规定的手续签字，到时候我们就会听取革命法庭的当面宣判或者特别庭的缺席判决。

递解阶段开始了。这时我们开始喜欢回忆我们的过去：我们过去的生活多么美好！（即使实际上并不美好。）曾有多少未加利用的机会！曾有多少没有揉捏过的花朵！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补回这一切呢？……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的话……哦，我将会多么不同地、多么聪明地生活！未来的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吗？它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灿烂！

结论是：要活到那一天！活着出去！不惜任何代价！

“不惜任何代价！”——这仅仅是一句普通的套话，一句习惯的说法。

可是这几个字眼被它的全部含义填塞得鼓胀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句可怕的誓言：不惜任何代价活着出去。

能起这个誓的人，能在它的终红色的火团前面不眨眼的人——对于他来说，自己的不幸既遮盖了共同的不幸，也遮盖了整个世界。

这是劳改营生活道路的大分岔。从这一点起，道路分成左右两条。一条向上，一条向下。往右走——你将丧失生命，往左走——你将丧失良心。

“活下去！”的自我命令是一个活人的自然挣扎。谁不想活下去？谁没有权利活下去？鼓足我们全身的力量！向所有的细胞发出“活下去！”的命令！向我们的胸腔导入巨大的电荷，用电子云包围我们的心脏使它不能停止跳动。三十名憔怀但是筋骨硬朗的犯人顶风冒雪沿着北极圈内的冰路被带到五公里外去洗澡。小澡房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可说。每次洗澡要分五批，每批六人，澡房的门直接开向严寒的露天。一批人洗澡时，其余四批都要站在外面干等。因为总不能没人押着放他们自己回去呀！但是不仅没人得肺炎，连感冒的都没有。（有一个从五十岁服刑到六十岁的老头，这样洗了十年。他获释后回到家里，又暖和又有人照顾，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活下去！”的命令失效了……）

但是单纯“活下去”并不等于不惜任何代价。“任何代价”指的是：以别人为代价。

我们要承认事实：在这个劳改营的大岔道上，在这个灵魂的分离站上，向右拐的并不是大多数。很可惜——不是大多数。但幸而也不只是个别人。选择了这条道的为数并不少。但是他们不宣扬自己，要仔细观察才能知道。他们面临过几十次的选择，但每次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就拿阿尔诺德·苏济来说，进劳改营已是五十来岁的人了，他从来不是宗教信徒，但从来是一个庄重正派的人，从来未改变过生活方式。进了劳改营也不准备过另一种生活。他是“西部地区的人”，这说明他加倍地不适应环境，随时随地要吃亏上当，陷入困境。干一般劳动的是他，蹲惩戒隔离区的是他。但是他仍继续活下去，仍作为和刚进劳改营时一模一样的人继续活下去。我一开始就知道他，我……后来也知道他，我可以作证。诚然，有三个重要的减轻痛苦的条件一直伴随着他的劳改生涯：他被承认为残废人；有几年期间他收到外面寄来的包裹；靠音乐才能通过业余演出得到少量口粮补贴。但这三个条件只能说明他为什么能活下来。没有这些条件他可能死掉，但是他不会改变。（那些死掉的之所以死掉，也许正是因为没有改变？）

而塔拉什凯维奇，一个非常纯朴直率的人，回忆说：“为一份口粮，为一口马合烟甘心摇尾乞怜的大有人在。我是个半死的人，可是我的良心干净，是白的我永远不说是黑的……”

监狱能使人彻底蜕变，许多世纪以来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像西利维奥·佩利科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坐了八年牢以后，他由一个狂热的烧炭党人变成了一个温驯的天主教徒。在我国，人们总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还有皮萨列夫呢？从彼得保罗要塞出来以后他的革命性还剩下什么？这对于革命好不好，可以争论。但这些改变总是使得灵魂更加深造。易卜生写道：“缺乏氧气，灵魂也会枯萎。”不对！完会不这么简单！甚至恰恰相反！例如戈尔巴托夫将军，从年轻时就打仗，在军队里步步高升，当时哪有时间思考。进了监狱，这下可好了——种种事情都在记忆中浮上来了：忽而想起他曾怀疑过一个无辜的人搞间谍活动；忽而想起他曾错误地下令枪毙一个没有一点罪过的波兰人严（大概只有这时候才记得起来！恢复名誉以后怕就不大想这类事了吧？）关于囚徒的这一类的内心变化已经写出了够多的东西，这已经被提高到监狱学理论的水平。例如卢切涅茨基在革命前的《监狱通报》上写道：“黑暗使人变得对光亮更加敏感；不自由的不作为状态在他身上激发起对生活、走动、工作的渴望；寂静迫使他深入反省自身的‘我’、周围的环境、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并且促使他想一想未来。”

列夫·季霍米罗夫持有相反的意见，也应一提。他著文（《红色档案》，第41/42期，第一三八页）写道：民意党人“没有了检验自己观点的地方。这是监狱最可怕的一面，我凭自身体验知道这一点。四年的监狱对于我的发展是完全是一种损失。尔后的四年自由给了我观察自己、人们、生活规律的成千种不同的心得。”我想：也许这是因为蹲监狱的都是和他同一类的人？或者是一些很缺乏耐心的人，都在盼着早点获得自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难集中思想和发展成长了。

我国未坐过牢的启蒙作家们对囚徒只是抱着旁观者的自然的同情；然而亲身坐过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极力鼓吹惩罚！这是值得深思的。

谚语也说：“自由毁坏人，不自由教育人。”

但佩利科和卢切涅茨基所写的是“监狱”，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的是监狱的惩罚。不自由教育人——但那是指怎样的不自由？

是劳改营吗？

这就会引起你的思索。

和监狱比起来，我国的劳改营当然是有毒的和有害的。

他们使群岛膨胀起来，所关心的当然不是我们的灵魂。但不管怎么说，难道真的没有希望在劳改营里站定脚跟吗？

更进一步说：难道在劳改营里真的没有可能使灵魂变得更高尚吗？

一九四六年在萨马尔卡劳改营，一群知识分子濒临于死亡的边缘；饥饿、寒冷、力不胜任的劳动把他们折磨得奄奄一息。连睡觉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没有能让他们睡觉的地方，地窖式的工棚还没有建好。他们去偷窃了吗？去当眼线了吗？哭诉自己被毁掉的生活吗？不！明知死亡近在眼前，明知剩余的时间已不是以周计而是以天计，但请看他们是怎样坐在墙边度过自己最后的不能入睡的余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集合他们举行“讲习会”。他们抓紧时间交流知识，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讲最后一课。萨维里神父讲“论无耻辱的死亡”，一位神学家谈教父遗书研究，一个合并宗教派教徒谈教义和教规方面的问题，一个动力工程师讲求来的动力学原理，一个经济学家（列宁格勒人）讲创立苏维埃经济学原则的努力怎样由于缺乏新的思想而归于失败。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本人则向他们介绍微观物理学原理。讲习会的参加者一次比一次减少——缺席者已经进了停尸房……

当躯体已经因死亡的临近而变得僵硬的时候还能对这一切感兴趣的人才是知识分子！

对不起，你们热爱生活吗？说的是你们！说的是那些每日叫着、唱着、跳着“我爱你，生活！啊，我爱你，生活！”的人们！你们爱吗？请你们也爱这个吧！请你们也爱劳改营的生活吧！它——也是生活！

在那里没有了与命运的斗争，

在那里你的灵魂将获得新生……（？）

你什么也没有懂。你到了那里，会化成一摊烂泥！

我们选定的道路一个盘旋接一个盘旋。是通向山巅？是通向云端？让我们沿着它走去，让我们在它上面跌跌绊绊。

重获自由的那一天？经过了这么多年，它还能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自己将变得面目全非，我们的亲人们也已经变化。一度是我们家园的那个地方将使我们觉得比异乡还要异乡。

关于自由的想法从某一时间起甚至变成了强加于你的想法。牵强的想法。生疏的想法。

“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好像在这个国度里存在着自由！又好像有可能使一个没有先在精神上自我解放的人获得自由！

石块在我们脚下崩塌。向下坠落，成为过去。这是过去的废墟。

而我们将要向上。

监狱是思考的好地方，劳改营也不坏。主要是因为没有集会。十年之内你摆脱了任何集会！这岂不等于呼吸山间的空气？劳改营干部公开声称对你的劳动和身体有所有权，直到耗干你的精力以至于死，但是他们决不侵犯你的思想体系。他们从不试图用螺丝钉拧进你的大脑，把它固定起来。（除了修筑白波运河和伏尔加运河的那个不幸的时期以外。）这就造成了远远超过沿水平线奔跑的双腿所感到的那种自由。

没有人动员你申请入党。没有人强迫你向各种自愿团体缴纳会费。没有像特别法庭上官方指定的辩护律师一样作为你的“保护人”的工会。也没有生产会议。不会选你担任什么职务，不会任命你当什么代表，而更主要的是不会强迫你当鼓动员。什么所宣传讲话啦，人家一牵线你就得喊叫：“我们要求！……我们决不允许！……”啦，排着队去选举站自由而秘密地对唯一的候选人投票啦，诸如此类，一概全免。你不必提出社会主义竞赛保证书，不必做自我批评，不必为壁报写稿，不必回答州报记者的访问。

头脑的自由——这难道不是群岛生活的优越性吗？

还有一种自由：你不可能被夺去家庭和财产——你已经被夺去了。没有的东西，上帝也夺不走。这是最基本的自由。

监禁是思考的好时机。最微不足道的事由会推动你做长时间的和郑重的思考。三年当中劳改营里放了一次电影，可以说是百年不遇的盛事。影片是最廉价的“体育”喜剧片，叫做《拳斗大王》。无聊。但是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向观众灌输着一条训诫：

“重要的是结果，而结果是你们输了。”

银幕上在笑。观众席里也在笑。当你眯着眼睛走进阳光照耀的劳改营大院的时候，你必定是仍在琢磨这句话。夜晚躺在板铺上，你也会继续琢磨它。星期一早晨上工时也在想。以后还有用不完的时间去琢磨它。在别处你哪能动这个脑子？你的头脑里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不是一句玩笑。这是具有感染力的思想。它早已灌输给J我们的祖国，现在仍反复再三地向它传布着。物质结果第一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到这个程度，以至如像图哈切夫斯基、雅戈达或季诺维也夫之类人物被宣布为与敌人勾结的叛徒的时候，老百姓的反应全是吃惊地哎哟一声并且众口一词地表示纳闷：“他还想要什么呢？”

既然他有吃有喝，西服有二十套，有两座别墅，汽车、飞机、名声——他还想要什么？！我们的千百万活得太累的同胞们不能想象，除了物质上的好处，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成为人（我在这里并不专指这三个人）的推动力。

“重要的是结果”的口号竟被所有人吸收和接受到了这个程度。

它是从哪儿传给我们的？

这是从哪里传给我们的？退回三百年，——在古老信徒派的俄罗斯难道能有这样的事吗？

这是从彼得时期传下来的，是来自我国旗帜的光耀和所谓“我们祖国的荣誉”。我们压迫我们的邻居，我们不断扩张，于是在我们国内就形成着一条个固定的观念：重要的是结果。

稍后是来自我们的杰米多夫们、卡巴尼哈们和齐布金们。他们是一些只管自己爬上去而不管他们的皮靴踩掉了谁的耳朵的人。从而在曾是虔诚而质朴的人民当中，“重要的是结果”的观念确立得更加牢固。

再往后是来自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最主要的是来自那个最新的、永不会犯错误的、对一切都不宽容的学说。它的全部内容就是一句话——重要的是结果！重要的是结成一个战斗的党！夺取政权！保住政权！排除所有敌人！在钢铁上取胜！发射火箭！

尽管为了这个工业和这些火箭必须以生活方式、家庭的完整。国民精神的健康和我国田野、森林与河流的灵魂做牺牲，那也在所不惜。管他娘！重要的是结果！！

但这是谎言！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弯着腰从事了多年的全苏苦役。我们一年一个螺旋地沿着认识生活的道路缓慢地向上登攀，从这个高度我们清楚地看到：重要的不是结果！不是结果——而是精神！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怎样做的。不是达到了什么目的，而是花了什么代价。

对于我们囚犯也是一样——如果重要的是结果，那么“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就会是一条真理了。这意思就是：去当眼线，去出卖同伴以换取舒适的位置甚而可能获得提前释放。从永不会犯错误的学说的观点看来，这显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为他这样做，结果对我们有利，而重要的是结果嘛。

赢得好结果当然是叫人高兴的事，没有人会反对。可是不能以丧失人的形象为代价呀。

如果重要的是结果——你就必须把全部精力和心计花费在逃避一般劳动上。必须卑躬屈节，巴结讨好，做出卑鄙龌龊的事情以求保住杂役的地位。并且靠这个——保住性命。

如果重要的是实质——那么，现在就到了应该安干一般劳动、安于破衣烂衫、安于磨破手皮、安于较少和较坏的面包的时候，也许还到了应该安于……死亡的时候。但是只要活着，就要骄傲地把你酸痛的脊梁挺直。只有当你不再害怕威胁、不再追求奖赏以后，你在主人们的猎头鹰眼里才会变成最危险的人物。因为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法子治住你呢？

你开始觉得，一边抬着一筐垃圾（抬石头则另当别论！）一边跟你的劳动伙伴谈论电影对文学的影响，很有乐趣。你开始觉得，在用空的灰浆槽上坐下来，挨着自己砌好的墙抽口烟，很有乐趣。如果工长路过，瞄一眼你的砌缝，瞧一瞧基准线说：

“是你砌的？挺齐整嘛。”

这堵墙对你有屁用，你也不相信它能使人民的幸福的未来早到一天，但是你这可怜的衣衫褴缕的奴隶这时在你亲手创造的产品旁边也不由得暗自粲然一笑。

无政府主义者的女儿加利娅·维涅季克托娃在卫生科当护土。但她看出，这里不是给人治病的地方，而是个人的安乐窝。她倔犟地自己跑去干一般劳动，拿起了大锤、铁锹。她说这使她在精神上得救了。

好人吃面包干也能健康，坏人吃大鱼大肉也不顶事。

（话倒说得在理，但是如果连面包干也没有呢？……）

只要你一旦放弃了“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的目标，走上安祥和纯朴的人们所走的道路，不自由的生活就会开始令人惊奇地改变你原来的性格。朝着你完全没有意想到的方向改变它。

你可能觉得，在这个地方，人的心中越来越增强的应当是凶恶的感情、腹背受敌者的惶乱、无对象的仇恨、激动、神经质，可是连你自己都没有觉察到，不自由的生活怎样随着时间的不知不觉的流逝在你心中培育出完全相反的感情的萌芽。

你曾是生硬而急躁，你经常是匆匆忙忙，你的时间经常不够。现在把它绰绰有余地交给了你。你被它填得饱饱的，前前后后，要多少月有多少月，要多少年有多少年。你的血管里充溢着起镇定作用的甘露——耐心。

你在向上……

你以往对谁都不原谅，你无情地谴责，又无节制地颂扬。现在谅解一切的温和态度成了你的不绝对化的见解的基础。你既然知道了自己是软弱的，也就能理解别人的软弱。你又能惊服于别人的力量，又有向他借鉴的愿望。

脚下的石块沙沙作响，我们在向上……

自制力的装甲一年年把你的心脏和全身皮肤裹紧。你不急于提问，不急于回答，你的舌头丧失了做细微颤动的弹性能力，你的眼睛不再为好消息而进出欢乐的火花，也不再困痛苦而黯然无光。

因为你还需要核实这究竟是不是真的。你还需要弄清什么是欢乐，什么是痛苦。

寻得了什么，不要高兴；丧失了什么，不要哭泣！现在这成了你的生活守则。

你的原来干枯的灵魂由于苦难而变得滋润。你即使还不会按照基督教义去爱你的邻人，但你正在学会爱你的亲人。

爱牢狱生活中围在你身边的精神上的亲人。我们当中多少人会承认：正是在牢狱中我们才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谊！

也爱你以前生活中曾围在你身边的血统上的亲人。他们曾那么爱你，而你却对他们作威作福……

反省你以前的全部生活！回想你做过的一切坏事，可耻的事，想想现在能不能纠正？——这就是你的思想的必然收获和永无止境的方向。

不错，你被投人监牢是无妄之灾，你面对国家和法律是无过可悔的。

但是面对自己的良心呢？面对个别的人呢？……手术后，我躺在劳改营医院的外科病房里。我一动也不能动，我觉得热，又怕冷，然而我的神智并没有模糊。我感激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科恩菲尔德大夫，他坐在我床边，对我说了整整一个傍晚的话。电灯关掉了，免得刺激我的眼睛。病房里就只有他和我，没有别人。

他以热烈的口吻长时间地向我讲述着他由犹太教改奉基督教的故事。他的改变信仰是由和他同牢房的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像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似的性情和善的小老头促成的。我惊异于他的新人教者的忠诚、他的言词的炽烈。

我们彼此并不熟悉，他也并不负责治我的病。他只不过是在这里找不到人谈心。他性情温和，彬彬有礼。我在他身上没有看出任何劣点，对他的事也一无所知。然而我对一件事存有戒心，科恩菲尔德已经两个月把自己囚禁在工作地点，不出医院的工棚，避免在营区里行走。

这表示他害怕被人宰掉。我们劳改营里最近很流行这种作法——拿刀子捅眼线。这很有效果。但是谁能保证挨刀子的单单是眼线？有一个犯人被杀显然是因为有人报卑鄙的私仇。因此科恩菲尔德把自己囚禁在医院丝毫不能证明他是一个眼线。

已经很晚了。全医院的人都睡了。科思菲尔德这样结束自己的话：

“您知道，一般地说，我确信人世生活中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任何惩罚都不是平白无故的。表面上，它的降临可能与我们真正犯下的那个罪过无关。但是如果把你的一生仔细地检查一遍，深入地想一想，我们总会找出使我们今天遭受打击的我们所犯下的罪。”

我看不到他的面孔。从窗户透进来的只是营区微弱灯光的返照和走廊里的电灯射在房门上的黄色光斑。但是他的声音中发出的如此神秘的见解使我不寒而栗。

这是鲍里斯·科恩菲尔德最后的言语。他无声息地通过静夜的走廊走进邻近的一间病房，在那里睡下。所有的人都入睡了，他已经再找不到可以说一句话的人。我自己也入睡了。

早晨，我被走廊上的奔跑和沉重脚步声惊醒：卫生员抬着科恩菲尔德去手术室。他在睡梦中被人用灰泥匠的小锤在颅骨上砸了八锤（我们这里通常利用刚打起床铃、工棚门打开了但人们还没有起床的时机杀人）。他死在手术台上，根本没有醒过来。

科恩菲尔德留在人间最后的话竟成俄语。这些话是对我说的，从而像遗产一样留给了我。这样的遗产并非抖抖肩膀就甩得掉的。

但是此时我自己也成长到了产生类似的思想的水平。

我本来倾向于赋予他的话以生活的普遍规律的意义。可是这样做便会陷入一个难题。这样做你就得承认那些遭到比监禁更残酷的惩罚——被枪毙、被烧死的都该是超级的恶一（而实际上……遭到最凶狠的惩办的正是一些无辜的人。）关于我们的那些明摆着的折磨者又该怎么说？为什么命运不惩罚他们？为什么他们至今还在享福？

（对此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人世生活的意义并不像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在于享福，而在于……灵魂的升华。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的折磨者受到了最可怕不过的刑罚：他们正在变成猪，他们脱离人类而向下坠落。从这个观点来看，今日承受刑罚的，正是有升华的希望者。）

但是科恩菲尔德最后的话中确有一些扣人心弦的东西，对于我自己说来，我是完全接受的。许多人也会接受它们，作为对自己的箴言。

在我被监禁的第七年，我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足够的回顾和检验。我终于懂得了我为什么会得到了这一切：监狱以及补充监狱之不足的——恶性肿瘤。如果连这样的惩罚都被认为是不够的，我也决不会抱怨。

惩罚吗？但是——谁给的？

你们想想吧——谁给的？

我在科恩菲尔德走向死亡之前停留过的那间手术后特别病房里躺了很久，而且一直是一个人。在失眠的夜晚我怀着惊异的心情思索着我的一生和我一生的转折。按照我在劳改营中的惯用办法，我把自己的思想编成押韵的短句以便于记忆。现在最正确的是把一个题在被一场暴动的余波所震撼着的劳改营的医院里的病人的心声，照原样抄录在下面：

究竟在什么时候——我

将善的种子丢弃得不剩一颗？

毕竟我的少年时代

在你神殿的赞歌中度过。

书中的奥理光辉闪灼，

把我高傲的大脑穿射。

世界的秘密已为我掌握，

人世的命运像蜡似地任我捏塑。

血在沸腾——血波的拍击

在前方闪耀着异彩。

没有轰响，一片死寂，

信仰大厦在我胸中崩坏。

通过有与无之间的山颠，

跌倒，抓紧绝壁的边缘。

回顾往昔的生活，

心头发出感激的震颤。

既非明智屯不是期望，

照亮了它每一个曲折。

那是神意的宁静的光华，

但它事后才让我悟彻。

如今以赐还我的王杯，

自起生命之水，

宇宙的主啊！我又重新信仰！

我虽曾将你背弃，你却与我同在。

回顾往昔，我看到在我全部有意识的生活中，我既未能理解我自己，也未能理解我的追求。明明是祸，我却长久地认为是福。一向的努力从来是南辕而北辙。但正如海水的来潮把无经验的洗浴者推倒并抛上海岸一样，灾祸的打击也使我浑身痛楚地跌回坚实的地面。只是因为这样我才得以走上了我一直想走的那条道路。

命运只许我用压弯的、几乎要折断的脊背从狱中年代里驮出一条这样的经验；人是怎样变成恶人和怎样变成好人的。在少年得志的迷醉中我曾觉得自己是不会有过失的，因而我残忍。当大权在握时我曾是一名刽子手和压迫者。在我穷凶极恶的时候我确信我在做好事，我有头头是道的理由。只有当我躺在牢狱里霉烂的麦秸上的时候心里才感觉到善的第一次蠕动。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束缚。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自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而在匆忙扰乱中也不加分辨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的本身，它们却当做遗产继承下来。

纽伦堡审判应当归入二十世纪的荣耀：它杀的是恶的思想，而对感染上这个思想的人劫杀得很有限。（当然这不是斯大林的功劳，照他的意思恐怕应当少讲点道理，多砍点人头？）如果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还没有炸烂了自己和窒息了自己，或许这个趋向终能取得胜利？

而如果它不能取胜的话，那么整个人类历史都将是空虚的原地踏步，没有丝毫的意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正朝哪里运动？为什么要运动？用棍棒打敌人——这是穴居野人也会做的事。

“认识你自己！”对自身的罪过、失算和错误进行触及痛处的思索最能促进我们谅解一切的觉悟。在这样的思索中绕过了几个艰难的、需要走许多年的圈子之后，每当别人对我说起我国大官们的冷酷、我国刽子手们的残忍，我总回想带着大尉肩章的我，回想我的炮兵连在战火纷飞的东普鲁士土地上的进军。于是我说：

“难道我们——比他们好吗？”

当别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松松垮垮、缺乏政治远见、四分五裂和张是失措的时候，我也总是提醒：

“我们在没有经历过群岛以前，难道比他们坚定些吗？思想上强硬些吗？”

因此当我回顾自己被监禁的年代时，有时会说出一句令周围的人吃惊的话：

——祝福你，监狱！

列夫·托尔斯泰曾梦想被投入监狱，他是对的。这位巨人从某一时刻起开始涸竭了。他真的需要监狱，正像干旱需要一场暴雨！

所有描写监狱，但本人没有在那里蹲过的作家都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对囚犯表同情和诅咒监狱。我……在那里蹲过足够长的时间，我在那里培育过自己的灵魂，我却要毫不犹豫地说：

——祝福你，监狱！感谢你进入了我的生活！

（然而从坟墓中传来了对我的回答：你说这话倒是不错，因为你是从那里活着出来的！）

第二章　还是败坏？

但人们要我打住：你谈的文不对题！你又拐到监狱上去了！要你谈的是劳改营！

我好像也谈到了劳改营？好吧，我且住口，以便给相反的意见留下空间。许多劳改营难友会反对我，会说这纯属无稽之谈，他们从未见到过什么灵魂魄“向上”，至于败坏，则比比皆是。

沙拉莫夫的反对意见要比别人的更坚决，也更重要（因为这一切他全写成了文字）：

“在劳改营的环境里，人永远不可能依然是人。这正是建立劳改营的目的。”

“一切人的感情——爱情、友谊、妒忌、仁爱、善良、好名、诚实——随着筋肉一起从我们身上消蚀了……我们没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甚至醋意和情欲都好像是火星上的概念……唯一剩下的是愤恨——这是人的最耐久的感情。”

“我们终于懂得了真实和虚假是一对嫡亲姊妹。”

“友谊不可能在贫困和灾难中诞生。如果人们之间还产生着友谊——这说明环境还不那么困难。如果贫困和灾难使人们结合———这说明它们还没有达到极端。如果痛苦还是可以与朋友们分担的，那是因为它还不够剧烈和深刻。”

这是沙拉莫夫同意做的唯一区分：人性的向上、深化、升华，在监狱中是可能的。但是：

“……劳改营是彻头彻尾的反面学校。任何人从那里也汲取不到一点有益的或有用的东西。犯人们在那里学到的是谄媚、说谎、较小或较大的下流勾当……当他返回家里的时候，他会看到自己在劳改营期间不仅没有成长，他的趣味反而变得更加贫乏、粗劣。”

沙拉莫夫还把“多年间在别人的意志和别人的思想支配下生活”认为是劳改营对人的压迫和腐蚀的特征。但我在这个特征上面打了引号：第一是因为关于许多自由人也可以说同样的话（除了在一些琐碎事情上的活动余地，那是连犯人也享有的）。第二是因为对命运的一无所知和对命运施加影响的无能为力，在群岛上著身上养成的被迫的听天由命的性格勿宁说是使他变得高尚，使他免除了无谓的忙乱。

E·金兹布尔格也同意这样区分：“监狱使人高尚，劳改营使人败坏。”

对这些该怎么样反驳呢？

在监狱里（不管是单身监禁或不是单身的），一个人独自面对着自己的痛苦。即使痛苦是一座大山，他也必须把它吞下，习惯于它、消化它、被它消化。这是道德修养的最高级形式。它永远能使每个人变得高尚。与岁月和四壁进行单枪匹马的搏斗是一番道德的磨练，是一条向上的道路（如果你攀登）。假如这些岁月你是与一个伙伴共度，你们决不会陷入一人必须为另一人的活命而死亡的境地。你们面前存在的，不是一条通向冲突的道路，而是通向互相支持和互相丰富的道路。

但是在劳改营里，这条道路似乎并不存在。面包不是切成均等的小块分发给每一个人，而是倒在一堆，由你们去抢！推倒身边的！从他们手里夺！发给的面包数量，只够平均每活下一个人，就必须有一个或两个人饿死。面包挂在松树上，去把树砍倒吧！面包埋藏在矿井里，爬进去开采出来吧！你还顾得上思考自己的痛苦吗？思考过去和未来吗？思考人类和上帝吗？你的头脑被一些琐碎的打算占领了。它们今天好像有天那么大，到明天却变得一文不值。你憎恨劳动——它是你的主要敌人。你憎恨周围的人——他们是你生与死的竞争者。紧张的嫉妒和恐慌使你精疲力竭，总担心着别人在你背后什么地方正瓜分着本来可能落在你手里的那块面包，别人在隔壁的什么地方正从大锅里捞出那个本可能落在你钵子里的土豆。

劳改营生活的安排使得嫉妒从四面八方啄食着你的灵魂，即使是最有抵抗力的灵魂。嫉妒甚至扩大到对刑期以及对释放。一九四五年我们这些“五十八条”们看着一批普通犯走出大门（斯大林大赦的结果）。我们对他们怀着什么感情？是为他们能回家而高兴？不，是嫉妒！因为释放他们而继续关押我们是不公平的。又如判了二十年的B·弗拉索夫，头十年安安静静地坐牢——因为谁不是十年？但是一九四七一四八年许多人开始获释，他嫉妒，焦躁，苦恼：怎么他偏偏得了二十年？蹲这第二个十年多么难受。（我没有问过他，可是我估计，当那些人以“二进宫”的身份一个个地回来时，他一定安定下来了吧？）但一九五五一五六年“五十八条”们大批获释，而普通犯却留在营里。这时他们的心情如何？是对连遭四十年迫害的属于这一条的苦难深重的犯人们的遇赦感到合理吗？不，是普通的嫉妒（一九六三年我收到了许多这种内容的信件）：那些“比我们刑事犯坏百倍的敌人”都被释放了，而我们还要坐牢。这是为什么？……

此外，你还永远被恐惧抓在手里：害怕连你目前赖以生存的这个可怜的水平也要失掉；失掉你目前这个还不算最苦的工作，栽进递解队伍，掉进强制隔离区。如果你比所有人都愿弱，你要挨打。换之，如果有人比你孱弱，你就会打他。这还不是精神的败坏么？老劳改犯A·鲁巴依洛把人在外界压力下的这种迅速的腐坏称作“灵魂的疥癣”。

陷进这些邪恶的感情和紧张的琐碎盘算之后，你还有什么时间，还有什么基础使自己上升？

契诃夫早在我们的劳改营出现之前就在萨哈林岛上观察到劳且指出了这种精神的败坏。他正确地写道：囚犯们的邪恶产生于他们的不自由状态、奴役、恐惧和经常的饥饿。这些邪恶是：爱说谎、狡黠、胆小、怯懦、背后说坏话、偷窃。经验告诉苦役犯人，在生存竞争中欺骗是最可靠的手段。

在我们这里，这一切不是十倍于当时吗？……现在不是该矢口否认以及为假想的什么劳改营里的“高尚化”辩护的时候，而是该描写出成百件，成千件真正的败坏的事例的时候。应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没有人能够抗拒得了杰兹卡兹甘派工员雅什卡一语道破的劳改营哲学：“你越害人，人们越尊重你。”应该告诉人们，不久前的前线士兵（克拉斯拉格，一九四二年）刚吸进一点盗贼的空气，马上贼性发作——抢劫立陶宛人，拿他nJ的食品和衣物给自己改善生活：你们这些雏儿们死了也活该！某些弗拉索夫分子冒充小偷，因为他们确信只有这样做才能在劳改营里活下去。某个文学副教授变成了贼头。通过丘尔佩涅夫的例子，应该对劳改营意识形态感染力之强大感到吃惊。丘尔佩涅夫在伐木场上坚持了七年的一般劳动，变成了一个有名的做木工。他因一条腿骨折住过医院，后来人家让他当派工员。他并不需要这个职务，剩下的两年半他当伐木工也保险过得去，因为长官对他是满器重的。但是他怎么抗拒得了这个诱惑？要知道劳改营的哲学是“人家给——你就拿！”于是丘尔佩涅夫便荣任了派工员，总共当了六个月，这是整个服刑期间最不平静、最黑暗和显提心吊胆的六个月。（在刑期早已成为过去的今天，当他谈起高大的松林的时候，脸上现出质朴的笑容。可是想起在他驱赶下丧命的身高两米的拉脱维亚人，一个到过世界各地的远洋轮船长，心里就像压着一块石头——而且何止这一个？）

有意调唆犯人整犯人，可以导致劳改犯人生出多么可怕的“灵魂的疥癣”啊。一九五O年在翁日拉格，一个精神已经不正常（但照旧被押去上工）的女犯莫伊谢瓦伊代没有理会什么警戒线而跑去“找妈妈”。她被捉住，绑到门房旁边的柱子上。同时当众宣布，“因发生逃亡事件”而取消了全营的下个星期日（惯用的伎俩）。所以各个作业班下工回来都朝被绑着的女人身上吐口水。有人还动手接她：“因为你，畜牲，休息B没有了！”莫伊谢瓦伊代只是傻呵呵地笑。

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开始实行的民主而进步的“自我看守制”（在犯人的术语里变成了“自我警卫”）使得多少人的灵魂败坏了？要知道，把囚犯编入自我警卫队是劳改营败坏人心的主要渠道之一。你垮了台。你受了惩办。你从生活中被提溜了出来——但你是不是还不愿意落到最低层？你是不是还想手里拿着步枪高踞于什么人之上？你是不是还想高踞于你的兄弟们之上？那么给你！拿好！有人逃走你就开枪！我们还会称你为同志呢。我们将发给你红军战士的口粮。

于是他很得意。于是他像奴才一样地捏紧抢托。于是他开枪射击。于是他变得比正牌自由人警卫队员更加严厉。（哪种解释对？这个主意是出于对社会主动精神的盲目迷信？或者是以人类最低级的感情为依据的冰冷而轻蔑的计算？）

而且还不止一个自我警卫：还有自我监管，还有自我压迫——三十年代连独劳点的点长全是从犯人中指定的。还有运输主任。还有生产主任。（不然怎么办？白波运河工地上十万犯人才有三十七名契卡人员。）甚至行动特派员也从犯人中指定。“主动精神”已经发扬到顶点了：连侦讯都是自己对自己进行了！连眼线都是自己给自己安插了！

说得不错。可是我不打算在这里考察这些数不清的败坏人心的事实。这些是尽人皆知的。过去描写过，将来还会有人描写。承认有过这类事就足够了。这是总的趋向，这是规律。

把在严寒的气候中会变凉的房子一座座地历数一遍有什么意思。指出那些在严寒的气候里仍能保暖的房子不更使人惊奇吗？

沙拉莫夫说所有蹲过劳改营的人精神上都变得贫乏了。可是我只要回忆起或者遇见一个前劳改犯，便会发现一个真正的人物。

沙拉莫夫自己在别处也写道：我毕竟不会去告别人的密！我毕竟不会去当作业班长逼迫别人劳动。

这是什么原因呢，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句既然在劳改营里谁也躲不开这个败坏的斜坡，为什么忽然你就不会去当眼线或者作业班长？不是说真实和虚假是一对嫡亲姊妹吗？这表明你一定抓住哪一根树杈了？你一定蹬住哪一块石头了——所以才没有继续往下滑？也许愤恨毕竟不是最耐久的感情！你目前不是正用你自己的个性和诗歌否定着你自己的观点吗？

真正的宗教徒们是怎样在劳改营里保全自己的（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他们）？在这本书里，我们已经提到过他们在群岛上的充满自信的行进，好像举着不可见的蜡烛举行着宗教的游行。在机枪的射击下，前面的倒下，后面的跟上去，又继续行进了。二十世纪从未见过的坚贞！这里丝毫没有故作姿态的成份，没有一句慷慨激昂的言词。就以杜霞V奇米尔大婶为例吧。一个圆脸庞、性格安详、－一不识字的老太婆。押解队向她大声吆喝：

“奇米尔！报条款！”

她和声细气地回答：

“老爷子，你干吗要问我呀？那儿不是都写着吗，我可记不全。”（五十八条的各分条给她头上安了一大把。）

“报期限！”

杜霞大婶叹了一口气，给了个文不对题的回答。她并不是为了给押解队找别扭，她实心实意地仔细想着这个问题。期限？难道期限是该世人知道的？……

“什么期限！什么时候上帝恕了我的罪，我就坐到什么时候。”

“傻婆子，你这傻婆子！”押解队当兵的笑了：“给了你十五年。你全都得坐完，也许还会添点。”

但是她一共才服了两年半的刑。尽管她给哪里也没写过请求，忽然下来了一纸公文：释放！

对这样的人怎么能不羡慕？难道是环境对她们有利些？未必！谁都知道“尼姑们”全是和妓女、女贼们同关在惩戒独劳点的。然而有哪个信教的败坏了？他们八成会死掉，但没有败坏的，是吗？

有些不坚强的人正是在劳改营里皈依了宗教，从中得到力量，活到刑期满而没有败坏，这又作何解释？

还有许多分散在各处不被人注意的人，他们也经历了注定的转折而没有选错方向。还有一些人，他们终于注意到并不仅是他们这一部分人的遭遇不好，他们旁边还有遭遇更不好，更艰难的人。

还有那些不顾惩戒隔离区和再次判刑的威胁而拒绝充当眼线的人呢？

你从总的方面怎么解释土壤学家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格里戈里耶夫的情况呢？科学家，一九四一年志愿参加了民兵。以后的情况大家都熟悉——在维亚兹马城下被俘。被俘后的岁月是在德国集中营里度过的。往后的情况不用说也明白——进了我们的。十年。我是在一个冬天在埃克巴斯图兹从事一般劳动时跟他认识的。他的一双安详的大眼睛闪着耿直的光辉，是那种决不会绕弯子的耿直。这个人从来不会在精神上向人折腰。在劳改营里的十年虽然只有两年是做本行的工作，他也没有向谁低声下气过。在整个服刑期间几乎从未收到过家里寄来的包裹。四面八方都受到劳改营哲学的灌输和劳改营败坏人心的影响，但他就是接受不了。在克麦罗夫劳改营（安吉别斯），特派员死气白赖地收买他当眼线。格里戈里耶夫十分坦率直爽地回答：“我很讨厌跟你说话。想干的人多的是，何必钉着我。”“畜牲，你会趴在地上来找我们！”“我宁愿随便找棵树上吊。”于是他被送进惩戒营。在那儿吃了半年苦头。这还不算，他又犯了更加不可原谅的错误：上面把他派到劳改农场，要他（以土壤学家身份）当作业班长。他不干！反而卖劲地耪地和割草。还有更傻的事儿呢：在埃克巴斯图兹的采石场上，他拒绝当统计员。唯一的原因是干上这个差事就必须为苦工们虚报产量，一旦被查出来，整日醉醺醺的自由人工长就要为这个受处分（会吗？）。因此他就去凿石头了！他的骇人听闻的超出人之常情的诚实达到了这种程度：当他跟着菜班一起去加工马铃薯的时候，尽管所有的人都偷马铃薯，他却不偷。把他安排进享受特权的机修车间作业班，在水泵站看仪表。但是仅仅因为他不肯给自由人工地主任——光棍汉特列维什洗袜子，就把这个位置丢了。（作业班里的人劝他说：你管它呢，干什么活不一样？不，对他说来不是一样的！）只是为了不做亏心事，他不知多少次选择了最坏的和最苦的命运！而他真的没有做过亏心事，我可以作证。不仅如此；光明磊落的精神对他的肉体产生了奇妙的影响（现在根本没人相信，没人懂得这种影响），已非盛年（靠近五十岁）的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的机体在劳改营里变得越来越强壮：原来的风湿性关节炎完全消失了，一场伤寒痊愈之后他变得特别健康：冬天套着一个在头部和两臂挖了窟窿的布口袋在外面走路却没有感冒！

所以这样说是否更正确：什么样的劳改营也不能败坏具有一个坚强的内核的人。他不接受那种“人生来是为幸福”的可怜的思想意识，那种派工员一棍子就能打掉的可怜的思想意识。

进劳改营之前未受过任何道德观念和精神教育的熏陶的人们在营里必定败坏。（这决不是理论上的推断。我们光辉的五十年当中养成了成百万这样的人。）

在劳改营里败坏的是那些在外面已经败坏或已经为败坏准备了条件的人。因为在外面人们也照样在败坏，有时候比劳改犯还够劲。

下命令把莫伊谢瓦伊代绑到柱子上受人辱骂的那个押解队军官不是比向她吐口水的劳改犯更要败坏吗？

顺便说一句：各个作业班的所有人员都向她吐了口水吗？或许每个作业班里只有一两个人做了这种事？我估计八成会是这样的。

塔季扬娜·法利克写道：“对人们的观察使我确信了一条：如果一个人原来不是卑鄙的人，他不可能在劳改营里变成这样的人。”

如果一个人在劳改营里突然变得卑鄙，那也许并不是他在变化，只不过是他内在的卑鄙正在显露出来，而以前没有显露的必要。

M·A·沃伊琴科是这样认为的：“在劳改营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相反，你到底是变成禽兽还是继续做一个人．全依赖于你的意识和你对人性的坚定信念。”

这是一句斩钉截铁的宣言……但并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美术家伊瓦舍失-穆萨托夫也热烈地做着同样的论证。

是的，劳改营中的败坏是大批的现象。但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劳改营的恐怖，还因为我们苏维埃人踏上群岛的土地的时候精神上已经解除了武装——早已为败坏准备好了条件，在外面就已经受到它的感染，就已经常常竖着耳朵听取老劳改犯介绍“在劳改营里应该怎样生活”的经验。

但即使没有劳改营，我们本来也必须知道应该怎样生活（以及怎样去死）才是。

也许，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人和人之间在困苦和患难当中，甚至在达到极端的患难当中，一般还是可以产生友谊的！但不是在我们这些近几十年培养出来的干枯而卑陋的人们之间？

假如真的非败坏不可，那么奥利加·利沃夫娜·斯利奥斯贝格为什么没在林海中的道路上抛弃快要冻僵的女难友，而是和她一起留下来面对必定的死亡并救活了她？莫非这样的患难还没有达到极端？

如果真的非败坏不可，那么瓦西里·梅福季耶维奇·亚科文科这样的人是从哪儿来的？他服完了两次徒刑，刚刚获释，以自由雇员身份在沃尔库塔定居，刚能没人押解地走动并开始经营自己第一个小巢。一九四九年，在沃尔库塔开始把已释放的犯人重新抓进去，重新判刑。发生了逮捕狂！自由雇员们人心惶惶。想的是怎么样才能保住自己，怎么样才能更不显眼。但是，亚科文科在沃尔库塔劳改营里结交的朋友格罗津斯基重新被捕，侦讯期间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没有人到监狱去给他送吃的。于是亚科文科就胆大包天地去给他送牢饭。狗杂种你你们要抓，就把我也划拉进去吧！

为什么这一个就没有败坏呢？

所有的幸存者不是都能记得起在劳改营里曾向他伸出过手并在最危急的时刻搭救过他的一两个人吗？

不错，劳改营的设计和目标是要使人败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揉烂每一个人。

正如自然界从不会发生只有氧化而没有还原的过程一样（甲物氧化，与此同时动物在还原），在劳改营（以及生活中一切地方）里也不是只有败坏而没有向上。两者是并存的。

在本书的下面一部，我还想介绍一下，在另一些劳改营即特种营里面自某时起逐渐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场”：败坏过程在那里受到有力的遏制，而向上过程变得对于营里的利己主义者都有了吸引力。

是的。但还有改造呢？改造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改造”——这是属于社会和国家的概念，与“向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世界各国，不单是我们一国，司法系统梦寐以求的都是使犯罪分子不是单纯服刑而且要改过自新，也就是说希望不要在被告席上再看到他们，特别不要因触犯同一律条再次受审。

不过我国当局从来没有期求“改造”——即不再次抓捕“五十八条”。我们已经援引过监狱学家们关于这一点的坦率言论。“五十八条”，他们是要通过劳动加以消灭的。我们活了下来，这已经是我们的自发行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疾呼：“苦役何曾感化了任何一个人？”

俄国农民改革后的立法里也曾包含着改造的理想（契柯夫的《萨哈林岛》整个是以这种理想为出发点的）。但是它顺利地实现过吗？

雅库博维奇对这个问题想过很多，他写道：苦役监狱的恐怖制度只能“改造”那些本来没有堕落的人，但是这种人无需这种制度也不会重新犯罪。对于已经败坏了的人，这种制度只会使他更堕落，逼得他更狡黠和虚伪，尽可能在身后不留下罪迹。

关于我们的劳改营能够说什么呢？监狱学（Gefangniskunde）理论家们一向认为，监禁不应把犯人导致完全的绝望，应当留给他希望和出路。而读者已经看到我们的劳改营专门和正是要把犯人搞到完全绝望的地步。

契柯夫说得对：“内省——这才是改过自新所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是我国劳改营的主办者最害怕的正是内省。集体工棚、作业班、劳动集体的任务正是要驱散和打乱这种危险的自我反省。

在我们的劳改营里能有什么改造！只有毁坏：灌输窃贼道德，灌输劳改营的残酷风习，使它成为生活的一般规则（用监狱学家的语言说，它是“犯罪发生地”，也就是犯罪的学校）。

皮萨列夫在结束漫长的刑期时（一九六三年）写道：“特别令人难过的是，你离开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精神残废，你的健康也被营养不足和每时每刻的教唆不可挽救地毁坏了。人们在这里彻头彻尾地败坏。假设这个人在进法院以前是温文尔雅的，现在必定是桀骜不驯。如果一个人连续七年被叫做‘猪’，他最后必定像猪一样哼哼……只有入狱的头一年是对犯罪的惩罚；以后各年只会使他变得凶狠，只能使他渐渐适应环境而已。法律规定的漫长刑期和残忍手段所惩罚的主要是犯人的家属，而不是罪犯本人。”

下面是另一封信：“还没有见过什么，还没有做出什么，就要离开生活，而且除了终生日夜盼望你回来的妈妈仍像你幼年时那样为你操心以外，世界上大概再没人关心你，这是痛苦的，可怕的。”

以下是进行过不少思考的亚历山大·库兹米奇·区一九六三年写下的一段话：

“他们把我的死刑改判为二十年苦役，但是说老实话，我并不认为这是对我的恩典……我用自己的皮肉和筋骨体验过现在时兴称为‘错误’的那个东西——它们丝毫不亚于迈丹尼克和奥斯威辛”。你要人怎样区分污秽与真理？杀人犯与教育者？法律与违法？刽子手与爱国者？——如果他正在步步高升，由中尉变成中校，这乱糟糟的一团，你要我这个蹲了十八年监牢刚出来的人怎么弄清？……我羡慕你们这些头脑灵活的有学问的人。你们用不着长久思索就能决定该怎么行动，该怎么适应，而我对这些，说实话，根本不感兴趣。”

说得实在好呀！“我不感兴趣”。难道能说怀着这种心情出狱的人是败坏了？但另一方面他是不是按国家的含意“被改造过来了”？当然不是。对于国家说来这个人简直是毁了。

国家期望（？）的那种“改造”在劳改营里永远实现不了。劳改营的“毕业生”学到的只是虚伪——假装改造好了。还学会冷言冷语地挖苦国家的号召，国家的法律，国家的诺言。

要是一个人没有什么可以改造的呢？要是他压根不是罪犯呢？如果他被捕的原因是向上帝祷告，或是发表了独立的见解，或是当过战俘，或是受老子的株连，或者不过是摊派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劳改营能给予他什么？

萨哈林监狱督察官对契柯夫说：“如果一百个苦役犯人当中最后能出来十五至二十个正派人，应当感激的与其说是我们采用的感化措施，不如说是俄国的法院，因为它们把这么多良善可靠的分子送来眼苦役。”

如果我们把无辜入狱者的数字提高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这也可以当做是对群岛的论断。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劳改营里人们变坏的系数也大大提高了。

如果谈的不是为成百万不合意的人准备的绞肉机，不是狠心地把本国人民抛进去的污水坑，而是认真的改造体制，那么这里就会发生一个最复杂的问题：怎么可以按照一个统一的刑法典判给千篇一律、彼此雷同的刑罚呢？因为外表上平等的刑罚对于不同的人，即较有道德的和较败坏的，较细腻的和较粗糙的，有教养的和没有教养的，实际上是完全不平等的刑罚（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的多处内容）。

英国思想界懂得了这个道理，他们现在正谈论着（不知道实际做了多少），刑罚应当不仅与犯罪行为相适应，而且也要适应于每一个罪犯的个性。

例如，全面丧失外部自由对于一个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人比对于一个不成熟的、主要在肉体方面活着的人容易忍受。后者“更多地需要外界的印象，本能更强烈地促使他争取出狱”（雅库博维奇）。对于前者，连单身监禁也感到较轻松，特别是如果有书看。（啊，我们当中有的人多么渴望以这样监禁代替劳改营！身体受到拘束，但是它却为理智和灵魂打开了多么宽阔的境界！尼古拉·莫罗佐夫在入狱之前没有显示过什么特别的素质，最叫人奇怪的是，出狱以后也没有显示出什么特殊才能，可是坐牢时的冥想却使他有可能想象出原子的行星式结构、带不同电荷的原子核与电子——比雷瑟福早十年！但是没人给我们纸笔和书籍，自己仅有的一点也被他们没收了去。）反之，后者对于单独监禁也许连一年也受不了。他简直会像蜡烛一样熔化在里面，他会奄奄待毙。他需要同伴，不论什么人都行。而对于前者来说，不愉快的交往比孤独还难受。另一方面，劳改营（尽管饭给得很少）对于后者比对于前者要轻松得多。四百人一间的工棚，所有人都在叫嚣、胡闹、打扑克、玩骨牌、狂笑、打鼾，在这些噪声之上，还有专以白痴为对象的广播喇叭一刻也不停地发出刺耳的尖叫。（我蹲过的几个劳改营没有安装广播喇叭，这算是对它们的处罚！——我们却因此而得救！）所以说强迫犯人从事过度的体力劳动、强迫犯人成天挤在侮辱人格的闹哄哄的人堆里的劳改营体制正是比监狱更有效的消灭知识阶层的方式。被这个体制虐杀得最快、最彻底的正是知识阶层。

即使关于古拉格群岛的一切主要方面都写到了、读到了和懂得了，但关于我国的自由的真面目是不是有人能洞悉呢？人们是否知道这个几十年来肚子里装着群岛的国家是什么样子？

我身体里曾有一个男人拳头大小的肿瘤。它把我的肚子撑高、变形，妨碍我吃饭和睡觉，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它（尽管它还不到我体积的百分之零点五，而群岛却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百！）。但是它的可怕之处倒不在于它压迫附近的内脏并使它们移位，最可怕的是它分泌出毒素，感染整个身体。

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群岛的毒素逐渐感染了它的全身。天晓得它何年何月才能把这些毒素排除。

我们能不能、敢不敢拒我们过去的（其实和今天也离得不远的）生活环境里的全部卑污描写出来？如果不透彻地揭示这种卑污，写出来的东西必定是谎言。据此我认为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我国根本就没有文学。因为没有全部的真实就不是文学。今天，人们正采用时髦的手法——暗示、插话、补白、影射——揭示着这种卑污，但结果又得到谎言。

这虽不是本书的任务，但我们不妨试试简明扼要地把自由生活中的某些特征列举在下面。这些特征都是因为与群岛为邻而形成的，或者是与它的格调一致的。

1．永恒的恐惧。读者已经注意到，群岛人员大扩充的年份并不止于一九三五、三七、四九年。逮捕一直进行着，正如没有一分钟不在死人、不在生孩子一样，没有一分钟不在抓人。有时候它逼近某人身边，有时候又离他较远。有时候人以自己没什么危险的想法欺骗自己，有时候他主动去充当刽子手从而减轻了危险。但是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成年公民，从集体农庄庄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永远知道，一句话不谨慎，一个行动不谨慎，都会使他落进无底深渊，一去不返。

就和在群岛上每个杂役脚底下都有一个一般劳动的深渊（和阴曹地府）一样，我国每个居民脚底下都是群岛的深渊（和阴曹地府）。看表面，我们的国家似乎比它的群岛大得多，但是整个国家连同它的居民都像幻影似地悬在群岛的血盆大口的上面。

恐惧——并不一概是对逮捕的恐惧。还有一些中间阶段：清洗、审查、填表（常规的表格和特别的表格）、解雇、吊销户口、驱逐或者流放声登记表设计得如此周密详细、追根究底，以致一半以上的居民都发觉自己是有“碴儿”的，无时无刻不在为填表期限快到而犯愁。一旦编造了一个假自传，以后就要努力不要把自己搞糊涂。但危险依然可能突然降临。卡德镇的弗拉索夫的儿子伊戈尔一直填写他父亲已故。他用这办法考进了军事学校。有一天他被叫了去，要他在三天内交出他父亲的死亡证明材料。瞧你怎么交吧！

加在一起的各种恐惧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微渺和毫无权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娜塔莎·阿尼奇科娃听说她的爱人（未登过记的丈夫）在奥廖尔被捕入狱。她赶到那里去。监狱门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马车。车上坐着穿桦皮鞋和大棉袄的农村妇女，手里拎着监狱当局不肯转交的牢饭。阿尼奇科娃把头伸向阴森的监狱大墙上挖开的小窗户。“你来干什么？”里面的人严厉地问。听她讲了原委，里面的人对她说：“莫斯科来的同志，我劝你今天就离开这儿，因为夜晚就会有人来找你！”这类事外国人是听不懂的：契卡人员为什么不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反而给了这么一个人家并没有征求的忠告？他有什么权力要求一个自由的公民立即离开本地？究竟是什么人会来找她？？为什么事？——但是哪一个苏联公民能假装说他不懂这个意思或者说这不像真事？听了这句劝告以后，你反正不敢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留下来！

曼德尔施塔姆说得很好，她指出我们的生活被监狱渗透得这样深，以至于像“抓”、“关”、“蹲”、“放”这一些多意的单词即使没有上下文我们也只会按一方面的含意去理解！

无忧无虑的感觉与我国公民向来是无线的！

2.依附性。如果改换居住地点、离开变得对自己危险的地方以便摆脱恐惧和使自己松一口气都很容易做到的话，人们的行为可能会比较大胆，甚至可能敢于冒点风险。但是在漫长的几十年内我们一直被下面这些规定卡得死死的：任何一个有工作的人不能按自己的意愿离职。还有，人人都被户籍制度栓在一定的地点。还有，你也被住房挂着，这房子既不能卖，也不能交换，也不能租赁。由于这些原因，你在自己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进行抗议，那就是一种发疯的大胆妄为。

3．隐秘性和互不信任。这两种习性取代了我国旧时的（二十年代还没有消失殆尽的）开诚相见与殷勤好客。这两种习性是每个家庭、每个个人的天然保护伞。特别是因为谁也不能自己另找工作，离开本地，因为每件细小的事情都在被人偷看、偷听。苏联人的隐秘习性并不是多余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外国人有时会觉得是超人的。前沙皇军官K·Y全仗着结婚时没有把自己的历史告诉妻子才保住了性命，连一次也没有被抓过。他的兄弟11·y被捕了，被捕者的妻子利用逮捕时她没有和丈夫住在一个城市这个条件，向她自己的父亲和姐妹隐瞒了丈夫被捕的事，以免他们说出去。她宁愿对他们以及所有的人说（并且长期装成）是她丈夫抛弃了她！这是三十年后的今天才说破的一个家庭秘密。而哪一个城市居民的家庭没有秘密？

一九四九年大学生B·H的中学女同学的父亲被捕。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赶紧躲得远远的，这被认为是很自然的，可是B·H偏偏没有躲开，他公开对这女孩子表示同情并尽力帮助她。这姑娘被他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惊呆了，她拒绝了B·H的帮助和关心，她撒谎说她不相信她父亲的诚实，说她父亲一定是一辈子向全家隐瞒着自己的罪行。（只是到了赫鲁晓夫时代才谈开：这女孩子当时断定B·H或者是告密者，或者是专门搜罗不满分子的某个反苏组织的成员。）

这种普遍的互不信任把奴役制度的万人坑挖得越来越深。谁一开口大胆而公开地说点什么——大家忙不迭地躲得老远：“这准是故意挑动！”这样一来，任何一声冲口而出的真诚的抗议都注定会遭到孤立和疏远的对待。

4．普遍的闭塞。我们互相隐瞒，互不相信，从而自己促成绝对的封闭性、绝对的情报虚假性在我们当中生根。这是以往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成百万人的逮捕以及对这些逮捕的群众性支持——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彼此间互不通消息，既不叫苦，又不呻吟，从别人嘴里什么也打听不出来，只好完全听从报纸和官方演说家们的摆布。他们每天都要塞给我们一点什么刺激情绪的东西，如像五千公里之外的某处发生的火车翻车事故（暗害分子造成的）的照片之类。可是我们应当知道的事，例如我们的楼道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却没处去打听清楚。

如果你对周围的生活一无所知，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公民？只有当你自己掉进陷阱之后才会知道真相，可是晚了。

5．告密制度。它发达到了使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几十万名行动人员在他们公开的办公室里，在机关大楼的普通房间里，在供秘密接头用的民宅里，不惜纸张和他们无用的时间，孜孜不倦地收买眼线，召他们来汇报。眼线的数量远远超过收集情报的需要。连明知没用的、不适合的、肯定不会同意干的——如死于劳改营的浸礼会长老尼基金之妻这样的女教徒———他们也要去收买，照样叫她站在他们面前受好几小时的审问。一时把她抓进监狱，一时通知厂子里派她干最吃亏的活儿。收买面撒得这样宽的目的之一很明显的是：要使每一个黎民百姓都能亲自闻到告密渠道的气息；要做到在每一群人里、每一个办公室里、每一所住宅里都有一名眼线或者使所有人都担心身旁有眼线。

我可以提出一个自己的粗浅的估计。每四、五名城市居民中必定有一个人一生中至少曾有一次接到过当情报员的建议。也可能超过这个比率。最近期间，我曾在几批前囚犯以及在几批从未坐过监牢的人们当中进行过抽查：我问他们之中有谁、在什么时候、怎么样被收买过？结果发现同我围在一张桌子边的人全都接到过这样的建议。

曼德尔施塔姆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除了削弱人们之间的联系这个目的之外，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凡是被收买过的人由于害怕被社会揭露，必定非常关心现政权的持续稳定。

隐秘性向全体人民伸出了冰冷的触须。它潜入到同事之间，老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士兵之间，邻居之间，正在成长的少年之间——甚至潜入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待室里的送牢饭的妻子们之间。

6．背叛成为生存方式。由于多年不断地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属担惊受怕，人们开始向恐惧纳贡称臣了。人们发现风险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经常地背叛。

最轻微然而也是最普遍的背叛行为就是不直接做任何坏事，但是：对在你身旁遭灭顶之灾的人视而不见，不予帮助，扭开脸，缩成一团。你的邻居、同事甚至你的密友被捕，你一声不吭，装做连看也没有看见的样子（你决不能失去你今天的工作啊！）。在全体大会上宣布了昨天消失的那个人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你虽然跟他在同一张办公桌上趴了二十年，现在却必须以自己高尚的沉默（有时候还得用谴责性的发言！）表明你与他的罪行是多么水火不相容。（为了你心爱的家庭，为了你亲近的人们，你必须做出这个牺牲！你有什么权利不考虑他们！）但是被抓走的人还留下了妻子、母亲、孩子。或许至少该给他们一点帮助吧？不能，不能，太危险：这可是敌人的妻子、敌人的母亲、敌人的孩子（而你自己的孩子还得上好几年学呢）啊！

帕尔钦斯基工程师被捕后，他的妻子尼娜在写给克鲁泡特金的信里说：“我现在已经身无分文。谁也不肯帮忙，所有的人都避开，都害怕。我现在总算看到了朋友是怎么回事。只有很少几个例外。”

窝藏敌人的人同样是敌人！帮助敌人的人同样是敌人！与敌人保持友谊的人也是敌人。这家凶毛里的电话变成了哑巴。他们再也收不到信。人家在街上不认识他们，不伸手，不点头。更不用说邀请他们去做客。也没人借钱给他们。生活在一座热热闹闹的大城市里，他们感到是生活在沙漠上。

而这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他，这个小鞋匠，正在胡子下面窃笑呢？

谢尔盖·瓦维洛夫院士在自己伟大的哥哥被镇压以后当上了科学院的奴才院长。（这也是那位胡子诙谐家为戏弄他而想出来的点子，同时也是对人心的检验。）苏维埃伯爵A·H·托尔斯泰不但避免去看望他被捕的兄弟的家属，而且连钱也不敢给他们。列昂尼德·列昂诺夫禁止他的妻子萨巴什尼科娃去看望她被捕的娘家兄弟C·M·萨巴什尼科夫的家属。

被法西斯法庭开释的波波夫和塔涅夫在苏联国土上以“企图谋害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罪名被各判十五年徒刑（并在克拉斯拉格服刑）的时候，传奇般的季米特洛夫，这位莱比锡法庭上的吼狮，竟置这两个老朋友于不顾，没有营救，甚至还出卖了他们。

被捕者家属的处境是大家熟知的。卡卢加市的B·H·卡维尚回忆说：父亲被捕后，所有的人见了我们就跑开，好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我不得不退学——因为同学们都做得路（新一代的背叛者在成长！新一代的刽子手在成长！）。妈妈被工作单位解雇了。我们只好靠乞讨生活。

民警把一位领着几个小孩子的母亲带到火车站以便把他们送去流放。他们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某人的家属。经过候车室的时候，其中一个小男孩（八岁左右）忽然不见了。民警想尽办法也没有找到。于是就把这个缺了一个小男孩的人家送去流放了。原来这孩子钻进裹着红布的支着斯大林半身塑像的高高的支架里去了。他在里面一直坐到危险过去。事后他走回家。家的门上贴了封条。他去找邻居和熟人。去找爸爸妈妈的朋友。不但没有一家肯收留这个孩子，而且连一个晚上也不让住！他只好自己去投奔孤儿院……当代的人们！同胞们！你们认出了自己的嘴脸吗？

但上面这一切仅仅是背叛行为的最矮的一层台阶——摆脱关系。此外还有多少层诱人的台阶啊？曾有多少人沿着它一级级地走下去啊？那些解雇了卡维尚的母亲的人们不是摆脱了关系吗？不是为迫害他们也出了一份力吗？那些听从行动人员的电话把尼基金娜派去干粗活以便逼迫她当眼线的人们呢？还有那些忙不迭地抹掉昨天被捕的作家的名字的编辑们呢？

布柳赫尔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他曾像猫头鹰一样坐在法庭主席团里审判过图哈切夫斯基（不过后者也可能做出同样的事）。图哈切夫斯基被枪毙，布柳赫尔自己的脑袋也搬了家。赫赫有名的医学教授维诺格拉多夫和舍列舍夫斯基也是一样。我们记得他们在一九五二年怎样成了恶毒毁谤的牺牲品，但是他们自己在一九三六年也曾在对他们的同事普列特涅夫和列文的同样恶毒的毁谤上签过名。（伟大的君主在安排情节和摆布人们的灵魂方面进行着反复的演习。）

人们生活在背叛“场”里——他们拿出最有力的论据为背叛辩解。一九三七年一对夫妇预料会双双被捕——因为妻子是从波兰来的。他们俩人商定了个办法：不等人家来抓，丈夫先去告发妻子！这样一来，女的被抓，男的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眼里“摆脱了干系”，得以留下。也是在那光辉灿烂的一年，革命前的政治苦役犯阿道夫·多布罗沃利斯基临去监狱之前嘱咐自己唯一的爱女伊莎贝拉说：“我们把一生都贡献给了苏维埃政权——一你可不能让别人利用了你的委屈心理呀！你一定要加入共青团！”法院判决并没有禁止多布罗沃利斯基通信，可是共青团要求他女儿不写信。女儿遵照父亲临别嘱咐的精神，脱离了和父亲的关系。

当时有过多少这类的脱离关系的声明啊！—一或是当众宣布，或是在报刊上声明：“我，某某，决定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脱离与变为苏维埃人民敌人的父母的一切关系。”用这个东西可以买到一条命。

没有在那时候生活过的人对这一点几乎是没法理解，没法原谅的。在通常的人类社会里，一个人可以一次也不掉进这种抉择的铁钳而活完他的六十年。他自己确信自己的行为端正，在他坟头上致告别词的人也确信这一点。一个人可以直到离开人世也不知道人会掉进怎样的罪恶的深井。

大片的灵魂疥癣并不是顷刻间就布满了整个社会。整个二十年代以及三十年代的初期，我国许多人还保持着他们的灵魂和原先那个社会的观念：扶危济困，为受难者仗义执言。直到一九三三年，尼古拉·瓦维洛夫和迈斯特依然公开地为全苏植物栽培科研所全体入狱者奔走营救。败坏也得有一个最起码的必要期限，在这个期限到来之前，伟大的机关还是对付不了人民的。这个期限的长短也决定于那些还没有衰老的执拗分子的年龄。对于俄国，这个过程用了二十年。一九四九年，大逮捕席卷了波罗的海各国，他们的败坏过程总共才开始了五六年；时间太短，所以那里受当局迫害的家庭尚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援。（不过有一个附带的因素加强了波罗的海沿岸人民的反抗：社会迫害是以民族压迫的形式出现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反抗总是比较坚定的。）

当从群岛的角度评价一九三七年时，我们没有给它戴上荣耀的王冠。但是谈到那一年的狱外社会，我们不得不把这项锈蚀斑驳的背叛行为的王冠奉献给它。可以承认正是这一年摧毁了我国狱外社会的灵魂并使它遭到普遍的败坏。

但即使这样，那一年也还不是我国社会的末日！（正如我们今天见到的，总的说本日从未到来过——俄罗斯的不绝如缕的生命的细丝活到了、拖到了最美好的时光——一九五六年。而到了今天它更不至于死灭了。）反抗没有外露，没有给普遍堕落的时代涂上光彩，但是它的不可见的温暖的血管一直在跳动、跳动、跳动。

在这个可怕的时期，当珍贵的照片、珍贵的信件和日记在担惊受怕的独居中被烧毁的时候，当家庭柜橱里的每一张发了黄的纸片都突然变成冒着死亡的火苗的羊齿草叶，自己争先恐后地飞进炉膛的时候，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在好几千个夜晚不去烧掉，而是保存着被判刑的（如弗洛连斯基）或被公开批判的（如哲学家费多罗夫）人物的档案！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的中篇小说《索菲姐·彼得罗夫娜》在当时看起来一定是一桩多么触目惊心的地下反苏活动的罪证啊！伊西多尔。格利金却把它保存了下来。他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感到死亡临近的时候，挣扎着穿过全城，把手稿送到了他姐姐那里。

每一个和当局对抗的行动都要求具有和这个行动不成比例的勇气。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私存炸药比在斯大林时代收养一个人民敌人留下的孤儿所担的风险还小。然而有多少这样的孩子被人收养，被人救活。（让这些孩子们自己说出来吧！）暗地里帮助受难者的家属的事情也是有过的。当一个被捕者的妻子排在无希望的连等三天三夜的队里的时候，有人去把她换下来，让她能暖和暖和，睡一睡。也曾有人心里扑腾扑腾地跳着跑去警告别人，告诉他在他家里没下了埋伏，叫他千万不要回家。也还有人给逃亡者提供了栖身所，尽管他自己那一夜通宵没有合眼。

我们已经提到过那些有胆量对处决“工业党”不投赞成票的人。但也有人是为了替一些不引人注目的默默无闻的同事辩护而走进了群岛。子如其父：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罗然斯基的儿子伊万，因为替他的同事科佩列夫辩护，也遭到了迫害。M·M·迈斯涅尔在列宁格勒儿童出版社的党员大会上挺身而起为“儿童文学中的暗害分子们”辩护，马上就被开除和逮捕。他这样做的时候明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在一个军邮检查所（梁赞，一九四一）里当检查员的年轻姑娘暗地撕掉了一封她并不认识的前线士兵写的犯禁的信件。但是别人注意到她把一封信撕掉塞进纸篓。他们把纸片对起来——于是这个姑娘就进了监狱。为一个遥远的陌生人而牺牲了自己！（因为我在梁赞呆过，所以才知道这件事。没人知道的同类事件还有多少？……）

现在把当时的逮捕说成是抽彩（爱伦堡语）倒是很便当的说法。不错，抽彩是不假。但有的彩票的号码是“圈定”的。当时确曾普遍地撒大网，确曾按任务数字完成捕人量，但是他们即刻要抓的是那些敢说一个“不”字的人。结果这仍形成了灵魂的淘汰，而不是简单的抽彩。勇敢分子们被置于刀斧之下，送上了群岛，而一片唯唯诺诺的自由人的社会景象则没有受到丝毫扰动。凡是较纯洁、较优秀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呆不住；而这个社会失去了这些人就变得越来越腐烂。这些人的悄然离去完全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这却意味着人民灵魂的死亡。

7．败坏。在多年的恐惧和叛卖的环境里活过来的人们只是在外表上、肉体上活下来了。而内里的东西全都在发烂。

所以才会有成百万人同意当眼线。如果说一九五三年以前的三十五年之内，在群岛上服过刑的算上死去的一共有四五千万人（这是很谨慎的估计。这只是古拉格在同一时期的人口数字的三倍至四倍。要知道，战争期间群岛上的死亡率每天通常达到百分少一）。那么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案子或者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案子是根据什么人的告发并且曾有什么人提供了证明材料的！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使用墨汁的谋杀者今天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其中有的人造成他们邻人的被捕是由于恐惧——这仅仅是台阶的第一级。另一些人是为谋取物质上的好处。还有一些人，当时是最年轻的，而现在是快拿退休金的人了，他们是怀着兴奋鼓舞的心情进行叛卖的，是受思想意识的促使；有时候甚至是公开在叛卖；要知道，当时认为揭发敌人是对本阶级的光荣贡献！所有这些人今人都在我们中间，大多数活得很得意，我们还欣喜地把他们称为“我们普通的苏维埃人。”

灵魂中的毒瘤也在暗暗地发展，它恰恰损害着灵魂中掌管报答恩情的那个部位。费多尔·佩列古德对米沙·伊万诺夫有衣食之恩；伊万诺夫没有工作，佩列古德把他安置在唐波夫铁路车辆修理厂并且教会他手艺。他没地方住，佩列古德让他搬进自己家，待他如亲人。到头来这个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伊万诺夫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了个报告，说费多尔·佩列古德在家里的饭桌上吹捧德国技术。（费多尔·佩列古德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是机修工、马达工、无线电工、电工、修表反、镜片工、铸造工、模型工、细木工，有二十来种专业。在劳改营里他开设了一间精密机械作坊；他失掉了一条腿以后自己给自己做了一条义肢。）佩列古德被捕，连他的十四岁的女儿也一道被抓。这全是伊万诺夫干的好事！他出庭作证的时候脸上发黑。这说明正在腐烂的灵魂有时候也会透露到脸上来的。但很快他就离开了工厂，开始公开地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后来因为缺乏办事能力而被下放到消防队。

在道德败坏的社会里以怨报德是司空见惯、普遍流动的习性，几乎没人觉得奇怪。育种学家B·C·马尔金被捕以后，农艺学家A·A·索洛维约夫稳稳当当地把他培育出来的小麦品种“泰加49”窃为己有。佛教文化研究所被摧毁（全体主要研究人员被捕），它的领导人谢尔巴茨基院士死去以后，谢尔巴茨基的学生卡利亚诺夫去看望老师的遗孀，说服师母把死者的藏书和手槁全部交给他——“否则不会有好结果：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来是个间谍中心’。他把老师的著作弄到手以后，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了其中一部分（还包括沃斯特里科夫的一篇文章），从而出了名。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许多学术界的盛名也是建立在鲜血和白骨之上的。学生的忘恩负义像一条花斑的带子贯穿于我国三四十年代的科学和技术，这有一个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时的科学技术正从真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手里转入乳臭未干、贪得无厌的新提拔的工农干部手里。

所有这些夺来的论文和偷来的发明现在—一追究和列举是办不到的了。可是占用被捕者的住宅呢？可是趁火打劫来的东西呢？这种野蛮风习在战争时期不是成了普遍现象吗：如果谁遭了大难，或是房子被炸、被烧，或是疏散到后方，幸免于难的邻居，普通的苏维埃人，都要在这个时刻竭力从受害者身上捞点好处。

败坏的形式多种多样，不是我们在这一章里能介绍得完的。我们的社会生活总括起来说，就是卖友求荣者受提拔，庸碌无能之辈得胜利，优秀而正直的人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谁能向我指出高尚的人把卑鄙的无理取闹者打倒、搞垮、赶走的一桩事实？我肯定这样的事例是不可能发生的，正像不可能有哪一道瀑布能例外地从下朝上流一样。要知道高尚的人不会去找国家安全部门，而卑鄙的人则随时可以利用这个机关。国家安全部门既然对待尼古拉·瓦维洛夫这样的人都没有讲客气，还会对什么人讲客气？所以怎么会有瀑布倒流的事呢？

下贱者对高资者的轻而易举的胜利在人群拥挤的首都里翻滚着恶臭污浊的黑浪。但是它在遥远的北方，在诚实的北极风暴下面，在三十年代脍炙人口的神话一般的北极考察站里——那本应是杰克·伦敦的目光炯炯的巨人们在一起抽象征和平的烟斗的地方——也照样散发着臭气。多马什内岛（北地岛）上的北极站里一共有三个人：非党员站长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巴比奇，他是一个享有荣誉地位的老北极探险家；干粗活的工人叶廖明，他是唯一党员，也是该站的党支书（！）；共青团员（也是团小组长！）气象员戈里亚琴科，此人野心勃勃，一心想摘掉站长，以便取而代之。戈里亚琴科偷翻站长的私人物品，偷窃文件，进行恐吓。按照杰克·伦敦的解决办法，就该是两个男人一齐动手把这个混蛋塞到冰层下面了事。但不是这样——而是向北海航道总局帕帕宁发了一封电报，提出有必要调换一名工作人员。党支书叶廖明在这封电报上签了字，但马上就向共青团员表示了忏悔并且和他联名给帕帕宁发了一封内容相反的党团组织系统的电报。帕帕宁的决定是：鉴于集体已经发生分裂，立即撤回大陆。派出破冰船“萨得阔”号去接他们。共青团员分秒必争地在“萨得阔”号上向船政委提供了材料——巴比奇当即被捕（主要罪名：想要把“萨得阔”号破冰船……交给德国人，——说的就是他们现在乘坐的这条船！……），靠岸以后，把他直接送进了羁押室。（如果我们想象船政委是一个正直而有头脑的人，他把巴比奇找来，听取另一方的陈述，结果会如何？但是，这就等于在一个可能的敌人面前暴露揭发材料的秘密！这么一来戈里亚琴科就可能通过帕帕宁把船政委也弄进监狱。系统的功能是天衣无缝的！）

当然，在不是从小就在少先队和共青团支部里教育出来的个别人身上，灵魂还是完好无损的。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火车站上，一个健壮的兵士看到一列运囚犯的火车，忽然跑去买了几包纸烟，跟押解队说好话，请他们转交给囚犯。（在本书其他地方我们也描写了一些类似的场面。）但这个士兵八成不是执勤的，而是回家探亲的，本单位的团小组长不在身边。在部队里他可不敢这样放肆，不然没他的好果子吃。说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军事纠察机关也会把他叫去盘问。

8．说假话成为生存方式。然而，被恐惧慑服了也罢，被私欲和嫉妒侵蚀了也罢，人们反正不会这么快地就变蠢了。他们的灵魂浑浊了，但理智还相当清晰。他们不能相信世上的天才忽然全集中到一个前额低扁的人的脑袋瓜子里去了。当他们在广播、电影、报纸上听到、看到、读到自己时，也没法相信自己那种愚昧呆痴的形象。倒没什么人强迫他们直言不讳地做出回答，但也决不会允许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必须表态。那么，除了说假话还能说什么？他们必须发了疯似地拍巴掌，好在也没有人要求他们真心。

如果我们读到高教工作人员致斯大林同志的这样一封信：

“我们将不断提高革命警惕性，协助由忠实的列宁

主义者、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

若天领导的我国光荣的侦察机构从我国高等学校以及全

国把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的以及其他的反革命败类清

除干净”——

我们总不至于把千人大会的全体参加者都当成白痴，而只会认为这是一些对于明天自己被抓也会乖乖服从的道德堕落的说谎者。

不断地说假话，和背叛行为一样，变成了唯一安全的生存方式。每动一下舌头都可能被人听去，每一个面部表情都可能有人观察。因此每一句话如果木必须是直接的谎言，也必须不与共同的谎言相抵触。存在着一套现成的句子、一套现成的标签、一套现成的公式。任何一篇讲话，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书，不论是学术的、政论的、批评的或者是所谓“文艺”的——不使用这些主要的套话是通不过的。在最最科学性的文字里也必须找个地方对某某人的假冒的权威和假冒的发明权吹捧两句，把说了真话的某某人臭骂两句；即使是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不夹进些这一类的谎言也不能出版。还用说那些吵吵嚷嚷的群众大会吗？还用说那些利用午休时间召开的狗屁不值的集会吗？在这些集会上必须举手反对你自己的意见；对于你不痛快的事假装兴高采烈（认购新的公债啦，降低计件工资额啦，为建立一个什么名目的坦克纵队捐款啦，承担星期天义务劳动，或者派孩子们去支援集体农庄庄员啦），以及对于八杆子够不着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表示最深刻的愤慨（在西印度群岛或者巴拉圭发生的什么摸不着看不见的暴行）。

腾诺在监狱里害臊地回忆起，他被捕前的两个礼拜还向水兵们做过一次《斯大林宪法——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的报告。自然一句真心话也没有。）

没有一个打出过一页稿纸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没有一个走上过讲坛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没有一个在麦克风前面站过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

如果到此为止也还罢了。要知道下面还有呢：和上级的任何一次谈话，在干部科的任何一次谈话，一般地和另一个苏联人的任何一次谈话都要求你说假话——有时候是瞪眼瞎说，有时候是瞻前顾后，有时候是点头认可。如果你的白痴交谈者当面对你说，我们撤退到伏尔加河是为了诱希特勒深入，或者美国人把科罗拉多甲虫丢到我们头上——你需要表示同意！一定要表示同意！以摇头代替点头会给你招来往群岛搬家的横祸（我们回忆一下丘尔佩涅夫的被抓，本书第一部，第七章）。

但这还不是全部：你的孩子在长大！如果他们已经长得够大了，你和你的老婆就不应当在他们面前公开说出你心里想的话；要知道，人家正在教育他们学习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们会脸不红心不跳地去建立这个功勋。而如果你的孩子们还小，就需要决定怎样教育他们最合适：是一开头就拿谎言当做真理端给他们（为了使他们将来比较容易生活），并且今后永远在他们面前说假话呢，还是冒着他们可能说漏嘴的风险，可能捐出去的风险，对他们说真话。因此一开始就得向他们讲清楚，真话是会带来杀身之祸的，一出家门就要说假话，只能说假话，就像爸爸和妈妈一样。

这样的选择使得你恐怕连孩子也不想要了。

谎言是生活得以长期稳定的基础；A·k——一个年轻、聪明、懂世故的女人，从首都来到某个省城的学院教文学。她的档案里没有任何问题，并且拿着一张崭新的副博士证书。她看到她讲主课的班级里只有一个党员女学生，于是断定这里的情报员一定会是她。（班级里必须得有个人送情报，这一点A·K是拿得准的。）她决定和这个党员女学生假装亲近。（顺便说一句，从群岛的策略角度看来这纯粹是失算。相反地，应当老给她打二分，那样一来，这人的任何小报告都会被看成是挟嫌报复。）她们俩又是经常在学院以外会面，又是交换照片。（女学生把A·K的照片放在党证夹子里）在假期她们两人亲热地通信。A·K讲每一堂课都尽力顺应自己的党员学生的可能的评价。这种令人羞辱的装模作样的四年过去了。女学生毕了业，对于A·k说来，这个人已经无足轻重了。这个女学生来看她，A·K毫不加掩饰地对她冷淡。女学生生了气，要求退回照片和信，并且大声说（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她大概根本不是情报员）：“如果我念完研究生班，决不会象您现在这样死赖在这个可怜的学院不想走！您的课讲得像什么样子！——全是陈词滥调！”

的确！A·K为了适应一个情报员的接受能力，把一切搞得内容贫乏、色彩暗淡、棱角磨平，把她本来有能力讲得很精彩的这门课程完全毁了。

像某个诗人很机智地说过的；我们过去搞的不是个人迷信，而是两面派的迷信。

当然这也要区别不同的等级：有被迫的、自卫性的谎言，也有作家们最擅长的那种忘乎所以的、热情洋溢的谎言，即沙金娘以十分激动的心情于一九三七（！）写出的以下名句一类的谎言。她写道，社会主义时代竟把刑事侦讯也改变了面貌：据侦查员们介绍，今天的被侦查人都是自愿地同他们合作，主动地把关于自己和别人一切该讲的事都讲出来。

谎言使我们远离了正常的社会，使我们失去衡量事物的基准，在灰茫茫的浓雾中看不到一根路标。忽然，你从书中的脚注里发现，雅库博维奇的《在被遗弃者的世界里》一书，是在作者刚服完苦役正准备去流放地的时候出版的（虽然是用了一个假名字）。好了，拿来比比，拿来和我们比比！我那本迟到的、怯生生的小说刚刚奇迹般地溜过了关，人家马上就把拦路杆坚决地放了下来，门扇和门闩全紧紧地插牢了。而现在不仅当前发生的事情不许写，连三十年，五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也在禁写之列。我们有生之年还能读到这些吗？我们注定要泡在谎言和欺骗的污水里进坟墓了。

进一步说，即使有人提供了解真相的机会，还有一个我们这些自由的人们想不想知道的问题。奥克斯曼一九四八年从劳改营回来，以后没有再被抓进去，在莫斯科住下了。他的朋友和熟人没有抛弃他，经常帮他的忙，但是唯独不愿意听他回忆劳改营！因为知道了那个——他们以后怎么继续活下去？

战争结束以后有一首歌很流行：《这儿听不到城市的喧嚣》。没有一个歌手，即使是最平凡的，唱完这首歌得不到热烈的掌声。“思想感情管理总局”开头没有猜出其中的奥秘。既然是俄罗斯的、民间的，可以让电台广播嘛，舞台演唱也可以嘛。后来他们恍然大悟——赶紧划X。因为歌词讲的是一个在劫难逃的囚徒，讲的是一对被拆散的情人。忏悔的需要终归还潜藏在人们心里，它微微地蠕动着。说够了假话的人们至少在听这一首歌的时候可以出自真心地拍几下巴掌。

9．残忍。在上述的种种品性当中，哪里还有慈善心肠的立足之地？当你推开落水者求援的手的时候怎么可能继续保持你的善良？你一旦沾染了鲜血，以后只会变得越加残忍。对残忍（“阶级的残忍”）又是歌颂，又是培养，弄得你确实不知道好与坏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再加上善良遭嘲笑，怜悯遭嘲笑，仁慈遭嘲笑——这时候你用铁链也挂不住那些被人血灌醉了的人们了。

一个未署姓名的妇女写信给我（来信地址是阿尔巴特大街十五号），向我提出关于“某些苏维埃人”特有的“残忍性的根源”问题。为什么处在他们支配之下的人越无法自卫，他们表现出的残忍性越大？她举出一个例子，也许远远不是最重要的，但我仍要把它转述在下面：

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在车里雅宾斯克火车站行李寄存室外的遮檐下。气温是零下二十五度。由外面刮到遮檐下的积雪被紧紧地踩牢在水泥地面上。行李寄存室窗口里坐着一个穿棉袄的女人，隔窗站着一个穿熟羊皮外套的肥壮的民警。他俩互相调情挑逗，谈得入神。水泥地上躺着几个穿着泥土色的单布衣裳、裹着市片的人。用“破旧”两个字形容他们身上的布片都嫌过分美化。这是几个小青年，他们身体虚弱、浮肿，嘴唇上长着脓泡。其中一个看起来正在发烧，他把赤裸的胸膛贴在雪上，发出呻吟。讲述这件事的这位妇女走过去，问他们是什么人。原来他们一个是劳改期满释放的，另一个是因病释放的。但是释放证明写得不对，所以现在站上不给他们回家的车票。他们已经没有力气返回劳改营——腹泻把他们耗空了。这位妇女掰给他们每人一小块面包。在这当口民警忽然中断了他的愉快的交谈，用威胁的口气对她说：“这是怎么回事，大婶，认出亲戚来了？你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好。没你帮忙他们也会死。”她一想——他们真格儿地会把我也抓进去的（想得对！为什么不会呢？）。只好走开了。

这一切——她心里怎么想的，她怎么走开的——对于我们的社会是多么典型啊。还有那个狠心的民警，那个狠心的穿棉袄的女人，那个不给他们车票的售票员，那个不肯送他们进市内医院的女护土，那个在劳改营里给他们开证明的昏头昏脑的自由雇员。

严峻而险恶的岁月来临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会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时代那样把犯人叫做“苦命人儿”。要叫，大约只会叫做“臭肉”。一九三八年马加丹的小学生们朝押解过路的女犯队伍扔石头（苏罗夫采娃回忆）。

我国从前或别国现在有没有这么多使人厌恶和寒心的住宅里的和家庭里的纠纷？这种事情每一个读者都能说出一大堆，我们仅略举

罗斯托夫市多洛马诺夫大街上的一座筒子楼里住着一个叫维拉·克拉苏茨卡娅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九三八年被捕后死在狱中的。她的邻居安娜·斯托利贝格知道这件事——整整十八年，从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六，她一直因为抓着这个把柄而洋洋得意，经常用威胁的话折磨克拉苏茨卡娅；在厨房里和走廊上碰到她就会用咝咝的声音对她说：“我说要你活你才能活。我只要说一个字，‘黑乌鸦’就会来接你。”只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克拉苏茨卡娅才决定给检察长写了一封控告信。从此斯托利贝格不说了。但她们仍继续合住一个单元。

柳比姆市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谢苗诺夫一九五0年被捕后，他妻子当年冬天就把眼他们住在一起的婆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谢苗诺娃赶出了家门：“滚吧，老妖婆！你的儿子是人民的敌人！”（六年以后丈夫从劳改营回来。她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娜佳一起半夜里把只穿着内裤的丈夫赶到大街上。娜佳在这件事上特别积极，因为她需要给自己的丈夫腾出空间。她把长裤朝她爸爸的脸上摔过去，嘴里喊着：“滚出去，老混蛋。”）婆婆到雅罗斯拉夫尔去投靠她的无子女的女儿。女儿、女婿很快就对老太婆感到厌烦了。女婿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梅捷尔金，消防队员，常常在不值班的日子里用两个手掌捧住老大母娘的脸，夹得紧紧地让她扭不了头，以朝她脸上吐唾沫取乐，一直到把口水吐干，同时竭力吐到她眼里和嘴里。当他火气更大的时候，便把生殖器掏出来朝老太婆脸上符，还说：“给你！嘬嘬！快死去吧！”他老婆对从劳改营回来的兄弟解释说：“瓦复喝醉了。叫我拿这喝醉酒的人有什么办法？”后来为了申请分配一套新单元（“需要带洗澡间的。我们没地方给老妈妈洗澡！总不能让她老人家到外面澡堂子里去洗吧！”）对老太婆的态度才开始过得去。“以有老人为理由”得到一套单元以后，他们用大橱小柜把各个房间塞得满满的，把妈妈赶进立柜和墙壁之间的三十五公分宽的夹缝里，要她老躺在里头，不许探头探脑。谢苗诺夫这时住在儿子家里。他没问过儿子，就冒险把老妈妈接进家来。孙子进屋，奶奶朝他跪下，说：“沃沃奇卡！你不会把我赶出去吧？”孙子做了一个难者的表情说：“好吧，我结婚以前你可以在这儿住。”孙女娜佳—一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托普尼科娃的情况也可以顺便在这里谈谈。她在这期间念完了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历史语文学系，入了党，当了科斯特罗马省涅雅市区报编辑。她还是个诗人，一九六一年当她还在柳比姆市的时候曾用诗歌形式给自己的行为做了辩护：

既然要斗，就当真地斗！

是你亲爹？！也要狠狠地揍！

道德？！全是胡说八道，

我才不听那一套！

在生活中迈步向前，

我只需要冷静的算盘。

但是党组织要求她把和父亲的关系“正常化”，于是她就忽然开始给父亲写信。喜出望外的父亲回了她一封谅解一切的信，她马上拿去给党组织着。他们看了以后，在她的名字下面打了个勾。从此她只是在每年五月和十一月的两个大节日给他去一封贺节信。

这场悲剧涉及了七个人。这就是我国狱外社会的大海之一滴。

在比较有教养的家庭里是不会把仅穿着内衣的无辜受害的亲属赶到大街上去的，但是他们会以他为耻，他们会对他的充满怨气的“错误”世界观感到麻烦。

还可以列举下去。还可以指出存在着：

10．奴隶心理。上面提到的那个巴比奇在写给检察长的申诉书里是这样说的：“我理解，在战争期间，我们的政权机关负担着比审查个人案件更为重要的任务。”

还有许多别的。

但是这里我们也要承认：如果斯大林时代的这一切不是自发产生的，如果这全是他亲自为我们一条一条地设计出来的——他可真算得了是个天才。

在这个恶臭阴湿的世界里，只有刽子手和最无耻的背叛者春风得意，而剩余的正直人除了以酒消愁便别无其他的勇气，青年们的皮肤晒成古铜色而灵魂却在发霉，一只灰绿色的魔掌每夜都要伸出来揪住什么人的衣领，把他塞进一只匣子。在这样的世界上，成百万被群岛夺去了丈夫、儿子或父亲的妇女们在迷们和盲目中徘徊。她们比谁都更加惊恐不安。她们害怕闪亮的人名牌、办公室的房门、电话铃、敲门声。她们害怕邮递员、送牛奶的女人和修水管的工人。谁认为她们妨碍了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把她们赶出住宅、工作单位和城市。

有时候她们轻信地把希望寄托在按字面理解“剥夺通信权”的判决词上，以为十年过去，他就会来信。她们在监狱门外排队。她们跑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什么地方，因为听说那里接受寄往监狱的邮包。有时候是她们自己死在她们狱中的亲人之前。有时候是她们根据退回来的食品包裹上附的“收件人在医院死亡”的条子知道了亲人的死期。有时候像奥利加·恰夫恰瓦泽那样千里迢迢奔赴西伯利亚给丈夫的坟头上带去一杯家乡的黄土——只不过已经没人能指给她，究竟在哪一个土包下埋着她的丈夫和另外三个人的遗骸。有时候像泽尔马·茹古尔那样，给伏罗希洛夫之类的人写一些由自己送上去的信。她们忘了伏罗希洛夫的良心早已在他的肉体死亡之前死掉了。

这些女人身边有年幼的孩子，每个孩子长到一定时期都绝对需要爸爸回来，过了这个关键时期就会迟了。可是爸爸总不回来。

用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一张斜格纸折成的三角信。是用红色和蓝色铅笔交替着写的——一定是孩子的手把铅笔放下来休息，然后又拿另一头写。棱棱角角的幼稚的带间隔的字迹，有时候一个字被写成了两截：

“爸爸你好我忘了应该怎样写我很快就要

上学了过了第一个冬天你就快回来吧不然

我们可不好啦我们没有爸爸妈妈说你一会儿

出差一会儿有病你干嘛不从医院跑出来这儿的

奥列什卡从医院只穿衬衫就跑出来啦妈妈会给

你做新裤子我把皮带送给你反正同伴们都怕

我只有奥列什卡我从来不打他也说实话他也是

穷人还有一次我害病发烧想跟妈妈一块死可

是她不愿意我也不愿意唉手累麻了不写了吻

你好多好多次

伊戈廖克六岁半

我已经学会写信封妈妈还没下班我已经把

信放进邮箱啦

马诺利斯·格列佐斯“在一次鲜明而激动的讲话中”向莫斯科作家们介绍了在希腊监牢中受苦的同志们的情况。

“我明白，我所讲的使你们的心都发颤了。但我这样做是有意识的。我希望你们的心为那些在监牢里受苦的人们感到痛楚……请你们为争取希腊爱国者的释放而大声疾呼吧。”

这些饱经世故的老狐狸们当然是大声疾呼起来！要知道在希腊有二十来个囚犯在受苦受难呐！也许是马诺利斯本人不明白他的呼吁之可耻，也许是因为在希腊没有这句谚语：

“家有伤心事，何必为人愁”。

在我国各地都能看到这样的雕塑：一个石膏卫兵牵着一条挣着扑向前方去咬什么人的警犬。在塔什干，这样的塑像至少还是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学校大门口的，可是在梁赞市它却成了全城的标志：如果你由米哈依洛沃方向进城的话，它是你能见到的唯一的纪念像。

而我们见到它也不会厌恶地打一个冷战。对于这种唆使狗去咬人的形象我们习惯了，觉得它是很自然的。它要咬的是我们。

我把本书前面提到的所有囚犯的命运都分成了许多片断，使他们的故事服从于本书的计划——勾划出群岛的轮廓。我避开写传记的方式；它可能太单调，照那样没完没了地写下去，会把研究的责任从作者的肩上推卸到读者的肩上。

但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有权利在这里完整地写出几个囚犯的命运。

1．安娜·彼得罗夫娜·斯克里普尼科娃

近科普市普通工人的独生女，生于一八九六年。正如党史已经告诉我们的，在万恶的沙皇制度下，所有求学的道路对她都是封闭的，她注定要过半饥半饱的奴隶生活。这一切她真的都遇到了，但时间却是在革命以后。在革命前她还是进了迈科普市文科中学。

安娜长成了一个大个儿的姑娘，头也长得特别大。中学的一个女同学给她画了一张全是用圆圈构成的肖像：她的脑袋（从各方面看）是圆的，她有一个圆额头和一双永远带着困惑的表情的圆眼睛。耳垂好像是长进面颊里去的小圆球。肩膀也是滚圆的。整个人好像个大圆球。

安娜过早地开始思索。上三年级的时候就请求老师允许她在中学图书馆借阅杜勃罗留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老师生气地说：“你读这个太早了！”“好吧，您不同意，我就到市图书馆去借。”她十三岁时“解脱了上帝”，不再信神了。十五岁时钻研早期基督教著作。唯一的目的是要在课堂上对神甫进行激烈的驳斥，使全班同学都拍手称快。不过她倒是接受了古老信仰派教徒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把它作为自己最高的典范。她吸取了这种思想：宁可死，自己的精神支柱不可折。

并没有人干涉她领取应得的金质奖章。一九一七年（真是求学的好时机！）她来到莫斯科，考入恰普雷金女子高等学校的哲学心理学系。作为金质奖章获得者，在十月政变以前，她可以领到国家杜马的助学金。这个系专为文科中学培养逻辑学和心理学教员。整个一九一八年，她一边靠私人教课挣钱，一边学习心理分析。她显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她以整个的心灵感觉到……准火焰般的玫瑰之上，静止地，

万物的活的祭坛的烟霭冉冉升起。

这时她已经倾心于佐尔丹诺·布鲁诺和丘特切夫的诗意的哲学，甚至一度自认为是东方天主教徒。她贪婪地改换着信仰，也许比改换服饰更勤（她没有什么服饰，况且她根本不在意这些）。她还曾认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认为起义和内战的流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她不能容忍恐怖政策。民主，但不要暴行！“可以让双手沾染鲜血，但不能沾染污秽！”

一九一八年末她不得不放弃学业（那个学校本身还存在着吗？），历尽艰险回到父母身边，因为那里比较吃得饱。她来到迈科普，这里已经成立了一个兼收成年和青年的国民教育学院。安娜竟然做了该院的逻辑学、哲学和心理学代理教授。她在学生当中很得人心。

这时期白军在近科普已经面临本日。一位四十五岁的将军企图说服她跟自己一同逃跑。“将军，不要装样子了。趁着还没有逮捕您，快跑吧！”那些日子里，一个中学历史教员在教员们自己的聚会上举杯提议“为伟大的红军”干杯。安娜拒绝干杯，她说：“我决不干这一杯！”平素知道她的左倾观点的朋友们眼睛瞪得圆圆的。“这是因为……尽管有永恒的星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处决。”她预言。

她有这样的感觉，所有的优秀人物正在这次战争中灭亡，只有随波逐流者能够幸存。她已经预感到她的伟大时刻正在来临，但是还不知道……它将是怎样的事件。

几天以后红军开进了近科普市。又过了几天，召开了一次全市知识分子大会。第五军特别处处长洛谢夫上台讲话。用一种（离骂街不远的）横扫一切的口气痛斥“腐烂的知识分子”：“怎么？你们是脚踩两只船吗？等着我来请你们？为什么你们自己不来？”越说火气越大，他把左轮手枪从抢套里抽出来，一边摇晃着它一边叫喊着：“你们的整个文化都是腐烂的！我们要彻底摧毁它，建立新的！你们当中谁敢挡道，我们就把他消灭！”说完向会场上问：“谁要发言？”

大厅像坟墓一样沉默着。没有一下掌声，没有一只手举起。（大厅沉默着——这是因为吓呆了。但是恐吓还没有经过排练，所以人们还不知道这时是必须鼓掌的。）

洛谢夫一定没有估计到有人敢出来发言。但是安娜站起来了：“我发言！”“你？好吧，爬上来，爬上来！”于是她穿过大厅登上舞台。一个身材高大、圆脸、面颊甚至还透着排红的二十五岁的女子，慷慨的俄罗斯大自然的产儿（她领的面包口粮只有八分之一磅，但是她父亲有一个不坏的菜园子入栗色的粗辫子能够拖到膝盖。但她是个代理教授，不能像这样打扮，所以把它盘在头顶上，好像是多了一个头。她声音洪亮地作了回答：

“我们听到了您的愚昧无知的讲话。你们召集我们到这里来，但是没有通知是来埋葬伟大的俄罗斯文化。我们原以为会看到一个文化传播者，而看到的却是掘墓者。您今天与其讲这些话，还不如简单地把我们骂～顿！我们应当理解您是代表苏维埃政权说话的吗？”

“不错。”已经慌了手脚的洛谢夫还是很骄傲地肯定。

“如果苏维埃政权将用您这样的土匪做它的代表，它是要垮台的！”

安娜说完了，大厅里响起了轰鸣的掌声。（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害怕。）大会到此结束，洛谢夫找不到词儿了。人们向安娜走过来，在人丛中握她的手，低声说：“您这下可完了。他们马上会来抓您。可是谢谢您，谢谢您！我们为您感到骄傲，但是您……这下可完了！您做出了什么事啊？”

契卡人员已经在她家等着。“教员同志！你过得真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没什么可搜查的。我们还没抓过你这样的。你爸爸是工人，你这么穷，怎么站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契卡机关还没有建立好，他们把安娜带进特别处办公室的一个房间，那里已经关着一个白军上校比尔德林格男爵。（安娜是他受审和处决的见证人。她事后告诉男爵的妻子：“他死得很光彩，您可以自豪！”）

她被带进一间屋里去审讯。这是洛谢夫睡觉兼办公的屋子。她进门时，他正坐在摊开被子的床铺上，穿着马裤，内衣的扣子没有扣，在胸前搔痒。安娜立即要求押解她的士兵：“把我带回去！”洛谢夫反唇相讥说：“好，我马上去洗得干干净净，带上干革命用的羊羔儿皮手套！”

她在大欢喜的精神状态中等待着死刑判决，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斯克里普尼科娃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光辉的一个星期。如果能理解这句话的确切意义，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她说的这句话。当你摒弃了对不可能的得救的一切希望而将自己坚定不移地奉献给一桩大事，这种大欢喜的精神状态便会作为对你的报偿而在你的心灵中降临。（好生恶死的念头则会破坏这个大欢喜的状态。）

她还不知道全市的知识界正为她的开释进行请愿。（在二十年代末这恐怕已经无济于事，到了三十年代初恐怕没有人再敢做这种事了。）洛谢夫在审讯她的时候采取了和解的方针：

“我拿下过多少城市，没遇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疯子。城市还在戒严状态，大权都在我手里，可是你骂我是——俄罗斯文化的棺材匠！好啦，好啦，咱们俩人都发了火……你把什么‘土匪’、‘流氓’之类的话收回去吧。”

“不。我现在对您还是这样看。”

“从早到晚不断有人来为你求情。看在苏维埃政权正在度蜜月的份上，我不得不让你出去……”

他们让她出去了。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她的讲话是无害的，而是因为她是工人的女儿。如果是医生的女儿，他们是不会饶过的。

斯克里普尼科娃的狱中历程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九二二年她被抓进克拉斯诺达尔的契卡，在里面关了八个月——“因为和一名嫌疑分子相识”。在那个监狱里流行着伤寒病，而且犯人十分拥挤。面包口粮是八分之一磅（五十克！），还是用杂合面做的。她眼看着身旁一个女犯手里抱着的孩子活活饿死了。从而安娜发誓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永远不生孩子，永远不接受母性本能的诱惑。

她坚守了这项誓言，她一辈子没有成家，而她的命运，她的拒不妥协的精神向她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返监狱的机会。

后来似乎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一九二三年斯克里普尼科娃申请到国立莫斯科大学心理研究所工作，在填写调查表时她写道：“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接谈人出于一片好心劝告她：“您犯傻了吗？哪能这么填？您就写上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您心里爱想什么就想什么。”“但是我不愿意欺骗苏维埃政权。我根本没读过马克思……”“那更得这么写了。”“不。等我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如果我能接受这个主义的话，我再这样写。”于是她先去残疾儿童学校当老师了。

一九二五年，她的一个好朋友的丈夫，社会革命党人，拒捕潜逃。为了逼他投案，国家政治保卫局把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朋友即安娜抓了去当人质。（在新经济政策的高峰时期仍在抓人质？）她走进卢宾卡的监房时仍是那么一个圆脸庞、大个头、辫子拖到膝盖的女子。（她就是在这里听到侦查员的劝说：“这种俄国知识分子派头已经过时了！……只照应你自己吧！’勾这一次她被关了一个月左右。

一九二七年因为参加了一个后来被当做自由思想的巢穴而捣毁的由教员、工人组成的音乐团体，安娜第四次被捕。她得到了五年，是在索洛维茨和白波运河上服完刑的。

从一九三二年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当局没有碰她。不过看起来她自己也活得比较谨慎小心了。然而一九四八年以后她一再被工作单位解雇。一九五0年心理研究所把原已接受的她的博士论文（《杜勃罗留波夫的心理学观念》）退还给她，理由是她于一九二七年有过五十八条的前科！在她的这个困难时期（她三年多没有工作了）……从中央来到弗拉基高加索的国家安全部特派员利索夫（瞧，洛谢夫又来了！他还活着？连字母也没有改变几个啊！仅仅是不像麋鹿——“洛斯”那样公开地昂着头，而是像狐狸——“利斯”那样低头乱窜）建议她跟他们合作，代价是给她安排工作，允许她进行论文答辩。她骄傲地拒绝了。于是很便当地给她炮制了一个罪名，指控她在十一年前（！）即一九四一年曾说过：

——我们对战争没有做好准备（难道我们做好了准备吗？）；

——德国陈兵我国边境，而我们还给他们运粮（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次她得到了十年，落进了特种营——先是莫尔多维亚的杜勃罗夫拉格，后来是克麦罗沃省苏斯洛沃车站的卡梅施拉格。

她感到自己面对着一堵穿不透的墙。这时她拿定了主意要给一个地方写申诉书，那不是别处，而是……联合国！！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她发出了三份。这并不是纯粹在耍什么手法——完全不是！她当真地是通过在内心中与联合国交谈来排遣她永远翻腾激荡的灵魂。在这人吃人的数十年中，她真的没有看到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光明。在这些上诉书里她痛斥苏联国内的残暴专横，请求联合国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或者重新审理她的案件，或者把她处决，因为她不能在这种恐怖状态下继续生活下去。她在信封上写着苏联政府某领导人“亲收”，而里面夹着“请转交联合国”的条子。

在杜勒罗夫拉格，她被一帮狂怒的长官们叫了去：

“你怎么胆敢给联合国写信？”

斯克里普尼科娃像平常一样站在那里，挺直、高大、庄严：

“无论刑法、刑事诉讼法还是宪法都没有禁止这件事。而你们竟然私拆寄给政府领导人个人的信件，怕是不应该吧！”

一九五六年一个最高苏维埃的“清理”委员会在他们这个劳改营里进行工作。委员会的唯一任务就是尽多尽快地把犯人放出去。有个很简单的手续，只要求犯人说几句认错的话，低着头在那儿站一会就行了。但是不，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不是这种人！和普遍的正义相比，她本人的释放算得了什么！她怎么能接受宽恕，如果她本来就无罪？她向委员会宣布：

“不要高兴得过分！斯大林恐怖政策的所有推行者迟早都得向人民做出交代。上校公民，我不知道在斯大林时代您本人是什么样的人。但如果您是他的恐怖政策的推行者，您也得站到被告席上。”

委员们火冒三丈，吼叫起来，说她侮辱委员会成员就是侮辱最高苏维埃，说这事不能便宜了她，说她还得从早到晚她在劳改营里蹲下去。

为了坚持对正义的不可实现的信念，她果然在劳改营里又多蹲了三年。

她在卡梅施拉格有时继续给联合国写信（一九五九年以前的七年中她一共向各机关写了八十封申诉书）。由于这些信件，一九五八年她被送到弗拉基米尔政治犯监狱去了一年。那地方有这么一条规定：当局每十天接受一封写给任何方面的申诉。半年期间她从这里向不同机关发出了十八封申诉书。其中十二封是给联合国的。

她终于达到了目的！——不是处决，而是重新侦查！对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五二年的两案重新进行侦查。她对侦查员说：“您看怎么样？在苏联官僚制度的墙上打开洞口、强迫耳聋的忒眯斯听到一点声音，唯一的办法是向联合国上诉。”

侦查员有时急得跳起来，捶着胸口说：

“‘斯大林恐怖政策’——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称呼个人迷信——所有的推行者都要对人民做交代吗？就拿我来说，为什么要我做交代？那时候我们能推行什么别的政策吗？况且我当时对斯大林是无限信仰的，我一点情况也不了解。”

但是斯克里普尼科娃继续穷追猛打：

“不对，不对，这是讲不通的！每一件罪行都要有人负责！你要谁来为成百万的无辜者的死亡负责呢？为民族的精华，为党的精华的牺牲负责呢？已经死掉的斯大林吗？已经毙掉的贝利亚吗？而你们却继续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吗？”

（而她的血压这时候已经升到危险点，她一闭上眼睛便觉得天旋地转，一片火红。）

本来还会继续扣住她不放，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做出这种事已经是太不像话了。

以后的岁月里（她今天还健在），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仍在狱中、流放中以及尚未平反的她后期在劳改营里结识的熟人们奔走接济。有些人在她的努力下得到了释放，另一些人的名誉得到了恢复。她还承担了为本市居民进行辩护的义务。她的笔杆子和写着“寄往莫斯科”的信封使市政当局也要怕上三分，有些事不得不对她有所迁就。

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四分之一的不调和精神——俄国的历史恐怕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2．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洛希林

一九O八年生于伏尔加地区，造纸厂工人的儿子。一九二一年大饥荒中成为孤儿。这孩子生性并不活跃，然而十七岁已经入了共青团，十八岁进了农村青年学校，二十一岁毕业。在这期间他们曾被派去帮助进行粮食征购工作，一九三0年在本村参加消灭富农运动。可是他没有留在村里建设集体农庄，而是在村苏维埃“打了证明”，拿着它上了莫斯科。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一个……壮工的工作。（那正是失业时期，当时盲目流入莫斯科的人特别多。）一年后应征入伍，在部队被吸收入党，后来转为正式党员。一九三二年就已经复员回到莫斯科。可是他不想再去当壮工，想学点技术，所以请求区委介绍他去厂里当学徒工。但是看来他这个党员还是不大行，因为连这点要求都被人家拒绝了。人家要他去当民警。

可是在这当口，倒是他不干了。如果他不是这样决定，这个传记大概也用不着写。但是——他好歹不干！

年轻轻的干壮工，没有一技之长，在姑娘们面前都害臊。可是到哪儿学专长去？他只好到“口径”工厂”去干活，还是当壮工。在厂里一次党员大会上他傻乎乎地为支部显然决定要清洗的一个工人说了些辩护的话。那个工人照样按原定计划被清洗了，而洛希林从此也穿上了小鞋。他收来的党费在集体宿舍里被盗，他用自己那九十三卢布的工资赔不起。结果是开除党籍，还威胁说要送法院（难道遗失党费也能按刑法典处理？）。洛希林在精神上已经退了坡，有一天他连工也没去上。他们以旷工为理由把他开除了。背着这样的问题，他长久找不到工作。一个侦查员把他叫去盘问过一阵，过后也丢开不管了。等着受审吧——可又总不开庭。忽然下来了一份缺席裁决：强制劳动六个月，工资扣发百分之二十五，通过市劳改局执行。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洛希林到基辅车站小吃部去（我们自己生活中会发生的什么事我们能说得准？如果他再多忍上十五分钟的饿，会怎么样呢？如果他到别的小吃部去吃东西呢？……）。也许他脸上带着失魂落魄的表情或者好像在东张西望？他本人并不知道。迎面走来二个穿内务人民委员部制服的年轻妇女。（这是该你们女人家干的差事吗？）她问：“您在找什么？您到哪儿去？”“去小吃部。”那女的指了指一个房门：“到那屋里去！”洛希林当然是服从了她的指挥（你向一个英国人说这句话试试！）。这里是特别科办公室。一个干部坐在办公桌后面。那女的说：“这个人是我在车站巡逻时拘留的。”说完就走了，洛希林一辈子再也没见过她。（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她！……）那个干部不让他坐下就开始讯问。他拿走了他的全部证件，把他送进拘留室。那里已经有两个男人。据洛希林自己讲，他“这次没有征得许可（！）就在他们旁边的一张空椅子上坐下了。”三个人呆坐了好长时间。来了几个民警把他们带到羁押室。一个民警叫他们把身上的钱交给他，因为据他说在羁押室里“反正要被人夺走的”（民警和盗贼之间有多么惊人的共同点！）。洛希林扯谎说他身上没有钱。他们在他身上一搜，钱就永远被没收了。马合烟倒是还了给他。他带着两盒马合烟走进了自己头一间牢房，把烟往桌上一摆。当然屋里的人们都没有烟抽了。

从羁押室里只被带到侦查员那里一次。那人问洛希林是不是干扒手这一行的。（这本是多好的得救机会！应当说：是，我是干这一行的，这是头一次被抓。为这种事情顶了不起是遣送出莫斯科。）可是洛希林骄傲地回答：“我是自食其力的。”侦查员也没有给他扣别的罪名。侦查到此就算结束，也没有开庭审判。

他在羁押室蹲了十天。一天夜里把他们全体转押到彼得罗夫卡大街的莫斯科刑事侦查局。这地方可是又挤又闷，水泄不通。窃贼们是这儿的主干，他们夺走囚犯们的东西拿去赌钱。在这里洛希林第一次被“他们奇怪的大胆，他们坚持据有的某种不可理解的优越地位”吓得目瞪口呆。某一个晚上，他们被一车车地运往斯列坚卡大街上的递解监狱（建立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之前就在这儿）。这里的牢房更挤。坐在地上和睡板铺的人们要倒班。被盗窃犯们剥得衣不遮体的人，民警发给穿的——树皮鞋和民警的旧制服。

和洛希林同来的以及其他的人当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听到任何起诉也没有被传到法庭上去过，可是和已决犯一样地押来押去。洛希林一行被递解到佩列鲍尔。在那里填写入营登记表的时候他才获悉自己的条文是CB3——“社会有害分子”，刑期是四年。（至今他还莫名其妙：我爸爸是工人，我本人也是工人——为什么成了“社会有害分子”？如果我过去是做买卖的，那还说得过去……）

伏尔加拉格。伐木场。一天十小时工作，除了十一月和五月的两个节日，没有一天公休。（战争爆发前的整整三年都是如此！）有一次洛希林折断了一条腿。做手术，住院四个月，拄双拐三个月。然后又去伐木。四年的徒刑就是这样服完的。战争开始了，但他毕竟不算是“五十八条”，所以仍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按期获释。洛希林获释前夕有人偷走了他的外套，那是在他的装备卡片上记了帐的。他苦苦哀求杂役们把这件可恶的外套注销——不行！人家不肯发这个慈悲！他们从他的“释放费”扣除了外套的价值——实际多算了一倍的钱，而这件破烂的棉宝衣的官价本来就贵得吓人！这样，在一个寒冷的秋日，让他穿着一件劳改犯的单布衣出了营门，几乎没有一点路费，没有面包，甚至没有一条成鲜鱼。门岗在出口处搜完了他的身，便祝他一路顺风。

他在释放的日子也像被捕的那天一样，遭到洗劫……

在登记分配科科长办公室里开离营证明的时候，洛希林反着个儿读出了他的档案里写的内容。那里面写的是：“在车站巡逻时拘留的……”

他回到本乡本土的苏尔斯克市。区兵役局因为他有病而免除了他的兵役。可是这样却反而糟了。一九四二年秋兵役局遵照国防人民委员会第336号命令对所有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兵役适龄男性公民实行动员。洛希林被编入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卫戍部队营房。

管理部的劳动支队。这是个什么性质的支队以及受到怎样的看待仅从以下一点就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支队里有很多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征召入伍但由于不可靠而没有派到前线去的西部乌克兰的青年。所以洛希林等于又落进了群岛的一个变种，一个按军队编制的没有看守的劳改营。它的任务同样是在榨干这些人最后一把力气后加以消灭。

十小时的工作日。营房里是没有任何卧具的双层板铺。（他们出工以后营房好像是没人住的。）不论劳动还是平时，都是穿着从家里被抓来时穿的那一套衣服，内衣也是自己的。既没有洗澡房也不发换洗的内衣。他们的工资很低，面包（六百克）和其他食物（十分粗劣的。一天两顿，每顿一汤一菜）的价钱都要从工资里扣。连发给他们穿的楚瓦什桦树皮鞋都要算钱。

支队管理员和队长是从队员中指派的，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实权。一切由修建办公室主任M·热尔托夫说了算。他是一个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的上皇帝。只要他说一句话，有的队员就一两天领不到面包和午饭。（“哪儿来的这种规矩？”洛希林奇怪地问，“连劳改营里也不像这样。”）同时，正在养伤的身体还衰弱的前线士兵也陆陆续续被派到这个支队里来。给支队配备了一名女医生。她有权开病假条，但是热尔托夫不许她写。她怕他，她哭，也没有向队员们瞒着自己的眼泪。（这就是自由！这就是我国的自由！）大家全长了虱子，板铺上爬满了臭虫。

但这毕竟还不是劳改营！他们是可以提意见的。他们果真提了。给省报写信，给省委写信。哪儿也没有回音。唯一的反应来自市卫生局：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消毒，让每个人好好地洗了一个澡，给每人发了一套内衣和若干卧具——但全要从工资里扣钱（！）。

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即洛希林在支队里劳动的第三年的开端，他自己的鞋袜全穿烂了，因此没有上工。马上以旷工为理由给他判了罪——在本支队内服劳改刑三个月，工资扣发百分之二十五。

在春天的湿地上，穿着树皮鞋的洛希林再也走不了路，又一次没有出工。他又一次被判刑（如果连缺席判决的那一次也算上，这是他一生中的第四次了！），这次审判是在营房的所谓“红角”里进行的，判决是监禁三个月。

但是……并没有关监牢！因为让洛希林白吃饭对国家不利！因为任何一种监禁也没有比这种劳动更难受的了！

这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的三月。如果在这以前洛希林没有给卫戍部队营房管理处写过一封告状信，说热尔托夫答应给每人发一双鞋可是至今不发（由他一个人写，是因为严厉禁止集体告状。搞这种和社会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集体告状，弄不好会捞到一个“五十八条”），事情本来也就这么过去了。

由于加上了这件事，洛希林被叫到人事科：“把工作服交回来！”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劳动干将三年以来领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一条劳动围裙。洛希林把它解下来，轻轻地放在地板上。营管处叫来的地段民警就在一边等着。他把洛希林带到派出所，当晚就送进了监狱，但是监狱值班员发现公文里有毛病，拒绝接受。

民警又把洛希林带回派出所。半路经过他们劳动支队的营房，民警说：“去，回去歇着吧，反正你也跑不到哪儿去。等我一两天来接你。”

一九四五年快到四月末了。传奇般的师团已经逼近易北河，对柏林形成了包围。国家天天放礼炮，把天空染成红、绿、金黄的颜色。四月二十五日，洛希林被关进乌里扬斯克省立监狱。这个监狱牢房的拥挤程度不亚于一九三七年。五百克面包。菜汤是用饲料芜菁煮的，即使用土豆煮，也只是些小不点的，连皮带泥一起下锅。他在监室里度过了五月九日（胜利日以后的好几天他们还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正像他在铁窗后面迎来了战争爆发一样，他同样是在那里送走了它。

胜利日之后，所谓的法令犯（既因旷工、迟到、有时因在生产岗位上小偷小摸而入狱的）一律被送进了劳改营。他们在这里从事挖土、建筑以及装卸驳船等项工作。伙食很坏。营是新建的。别说医生，连个护士也没有。洛希林受了寒，得了坐骨神经炎，照样被赶出去上工。他已经奄奄一息，两腿浮肿，长期发烧，但还是要他去劳动。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颁布了赫赫有名的斯大林大赦。但是洛希林没有等到享受按大赦释放的荣幸；七月二十四日他的三个月的劳改期满，当时就被放了出来。

“不管怎么样，”洛希林说，“在灵魂深处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当我死的时候，请把我当做一名共产党员。”

他可能是在开玩笑，但也可能是当真的。

我手头没有材料以便按照我原来的想法结束这一章——展示几个俄国人的生活与群岛的法则之间发生的惊心动魄的相交。此外，我也不能指望再得到一个安全而从容的时机以便对此书进行再次校订，把遗漏的生活经历补充进去。

我想，如果能在这里加进一段关于保罗·弗洛连斯基神甫的生平、在监狱和劳改营受到的摧残及其死亡的事略，会是很合适的。这个人也许是被群岛永远吞噬的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知情的人们都说他是一个二十世纪少有的精通多种学科的学问家。他在学校里是学数学的，青年时代曾深深地受到宗教的感动并因而当了神甫。他青年时代的作品《真理的柱石和真理的确立》只是到了今天才获得应有的评价。在数学（很久以后在西方得到了证明的拓朴定理）、艺术学（论俄罗斯圣像，论庙堂戏剧）、哲学和宗教学等等方面他都有大量的著作。（他的档案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但还没有公布，我接触不到。）革命以后他是电力工程学院的教授（他讲课时穿着僧袍）。一九二七年他提出了一些比维纳“早得多的思想。一九三二年他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能解算课题的机械”的论文，和控制论的精神很接近。不久以后就被捕了。他的狱中经历我仅知道一些片断，很没有把握地写在下面：西伯利亚的流放（在流放地继续写作并用化名发表在科学院西伯利亚考察队论文集里）；索洛维茨。这个劳改营撤销后，他被遣送到极北地区，据某些消息来源说是遣送到了科雷马。在科雷马他仍在研究当地的植物和矿物（这是在他论丁字镐的劳动之余）。他在劳改营中去世的地点和时间都不清楚，据传说是在战时被处决的。

我一定要把一九五0至五二年和我一起在埃克巴斯图兹坐过牢的叶夫列莫夫县的瓦连京·H·科莫夫的生平也在这里谈一谈。但是我的关于他的记忆实在有限，而他的经历确是值得细说的。一九二九年，当他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年时，他杀死了本村苏维埃主席后逃亡在外。从此他只能靠偷窃生存和藏身。他曾被关押过数次，全是因为扒窃。一九四一年他被释放了。德军把他运到德国。他跟他们合作了吗？没有，他逃跑了两次，结果落入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被盟军从那里解放出来。他留在西方了？没有，他以自己的真名实姓（“祖国宽恕了你们！祖国召唤你们！”）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娶了老婆并且在集体农庄劳动。一九四六年为了一九二九年的案子依照第五十八条把他关进了监狱。他是一九五五年获释的。如果把这个传记详细展开来写，它可能向我们说明最近数十年俄国人的命运中的许多问题。此外，科莫夫还是一个典型的劳改营作业班长，是一个“古拉格之子”。（甚至在苦役劳改营里他也敢在全体点名时冲着长官喊：“为什么我们营里实行法西斯的制度？”）

最后，如果在这一章里加进某个在人品和观点的忠贞方面出类拔萃的社会党人的生平事略，以便展示他在多年内随着每次“大牌阵”的重摆而遭到的磨难，也会是很适当的。

也许把某个穷凶极恶的内务部分子如加拉宁和扎维尼亚金之流或某个不那么有名的人物的传记放在这里也是非常得体的。

但这一切显然命中注定不能由我来完成了。当我在一九六八年初截止这部书的写作时，我不指望今后再有机会回到群岛的主题上了。

不过就这些也已经够了。我和它打交道已经有了……二十年。

第五部　苦役刑

“我们要把服苦役的、充满镣铐声的西伯利亚变成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西伯利亚。”

——斯大林

第一章　在劫难逃

革命常常表现得匆忙而又慷慨豁达。它往往不假思索地急于放弃许多东西，譬如，放弃“苦役刑”这个词。其实，这个字眼儿很好，沉甸甸的啊！它可不能和什么半吊子的“强制劳动所”或模棱两可的“劳动改造营”之类的词同日而语。从高高的法官席上掷给被判刑人的“苦役刑”这个词，有如刚刚往下落的斩首机，在审判庭上就已经足以打断他的脊梁骨，足以粉碎他的一切希望了。“政治苦役犯”这个词令人毛骨悚然，它甚至使其他囚犯，使那些不是政治苦役犯的人，一听到它就不禁暗自想：看，这些人才是真正杀人越货的家伙呢！（这里也表现了人类的一种怯懦的自我解脱的本性。人总是设想自己还不是最坏的人，还没有处于最坏的境况。政治苦役犯的衣服上是缝着号码的！那，当然，是些十恶不赦的罪犯喽！咱们身上就没给挂上号码嘛！……别忙，会给你挂上的！）

斯大林非常喜爱一些旧字眼。他记得：有些国家就是靠这些字眼维持了几百年。因此，他就在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需要的情况下，把过去在匆忙中砍掉的一些词——“军官”、“将军”、“经理”、“最高的”等等——都像接技似地—一接活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当斯大林觉得他座下的马车已经把他拉上山顶的时候，他就在二月革命宣布废除苦役刑之后的第二十六个年头毅然恢复了苦役刑。斯大林格勒大战役的人民胜利给普通公民带来的第一批胜利果实，就是关于铁路军事化的命令（实际上就是让军事法庭审判孩子和妇女们），以及在一天之后（四月十七日）发布的关于实行苦役刑和绞刑的命令。（绞架也是古代留下来的一种很好的设置；手枪只是“砰”的一响，怎么能和绞架相提并论呢？！绞架可以拖长死亡的过程，可以同时向一大群人昭示死亡的一切细节呀！）从那时起，各次胜利都把一批批新的在劫难逃的人们赶去服苦役刑，或者送上统架——起初是从库班河畔和顿河畔赶去，接着便是从德聂伯河东岸乌克兰地区，从库尔斯克、奥勒尔、斯摩棱斯克等地区。军事法庭紧跟着苏联军队来到。有些人在当地就被绞死，另一些人被送到新设立的苦役劳改点去。

这类苦役劳改点中最早的一个，显然是建立在沃尔库塔的第十七号矿井（很快便在诺里尔斯克、杰兹卡兹甘等地也都建立起来了），当局几乎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政治苦役犯弄死。这是公开的杀人场，等于希特勒德国的窒息汽车。不过，这里按照古拉格的传统把死亡时间拖长了，这是为了延长那些在劫难逃者的痛苦，而且要他们在死前多干些活儿。

苦役犯通常被安置在一些七米宽二十米长的北方常见的帐篷里。把帐篷用木板围起来，木板和帐篷中间填满锯末，这样，帐篷就成了某种简易工棚。原定每间帐篷里，如果睡“小车厢”的话，可以往八十人，睡通铺就住一百人。可是，政治苦役犯则是每间住二百人。

但这可不是硬挤！这叫做居住面积的“合理利用”。给政治苦役犯们规定的是两班制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没有休假。因此，不论什么时间总是有一百人在劳动，只一百人在工棚。

劳动时，囚犯们由携带军犬的警卫队包围着。如果看守人员不懒，就随手打他们几下。要想使他们振作精神的话，就用冲锋枪托干。在往返营区的路上，押解队的大兵一高兴就可以用冲锋枪朝苦役犯队伍扫上一梭子弹，谁也不会为了被打死的人去追究士兵的责任。筋疲力尽的政治苦役犯的队伍，从老远处就可以看出与普通囚犯的队伍迥然不同———它显得那么忧伤、迷们，步履是那么艰难、沉重。

说起劳动的十二个小时，真可说是度日如年（在诺里尔斯克那种北极地区的、凛冽的北风中，在纷飞的大雪中，他们用手敲打粗石。十二小时之间仅有十分钟可以取取暖）。规定的十二小时休息时间，也安排得尽可能地荒谬。在这十二小时里，他们被带到一个隔离区，又带到另一隔离区，要站队，要搜身。进入居住区后立即被塞进永远不通风的帐篷——没有窗户的工棚里。工棚立刻上锁。冬天，工棚里酸臭潮湿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浓，不习惯的人简直连两分钟都呆不下去。对政治苦役犯来说，这居住区比劳动区更加难以忍受。去厕所、食堂、卫生所？那是根本不允许的！这些都通过马桶或者送饭窗口来解决。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时期，斯大林设立的苦役刑就是这个样子：它把劳改营里最坏的东西同监狱里最坏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契柯夫的作品证明，沙皇时代的苦役刑还远远没有这么多发明创造。当年关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萨哈林）监狱的政治苦役犯们，不仅昼夜任何时候都可以到院子里和去厕所（那里甚至完全不用马桶！），而且整个白天可以随时去市里！所以，“苦役刑”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总该“物归其主”嘛！）还得算斯大林最了解。

在政治苦役犯的十二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他们要经过早晚两次点名。这可不像普通犯人点名那样单纯地数数人头，而是一丝不苟地一个一个地点名。每队一百名政治苦役犯，被点到的人必需一昼夜两次毫不含糊、毫不迟疑地大声回答出自己的号码、自己那令人厌恶的姓、本名和父名、出生年和出生地、所犯法律条文、刑期、判决机关和满刑日期。其他的九十九人则不得不每昼夜两次忍着痛苦恭听这一切。在这十二个小时里还有两次分发食物：经过送饭窗口分发大碗饭，再经过送饭窗口把碗收回去。任何政治苦役犯都不得在伙房劳动，也没有资格抬饭桶。这类服务工作全由刑事惯犯担当，而刑事惯犯对政治犯的抢劫、盘剥越是残酷无情，他们自己就会过得越舒服，越能博得苦役营主人的欢心。在这里，在盘剥压迫触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这一点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利益总是同刑事犯罪分子的利益一致的。

政治苦役犯还要受到饥饿的折磨。但是，因为一切报表单据都不必留作历史的见证，所以，报单上还有照样写着：政治苦役犯可以领到“矿工菜”和“奖励菜”补助。这些东西本来就少得可怜，还要经过三层偷窃和盘剥。所有这些也都要经过送饭口和一整套繁琐程序才能得到：要逐个点名，要拿菜票换大碗，等等。等到终于可以躺在铺板上睡一觉的时候，送饭口又打开了，又叫名字：开始发第二天的菜票（普通犯人不必操心菜票的事，他们是由队长把菜票领来，一起交给伙房的）。

就这样，名义上十二个小时的在囚室的空闲时间，最多不过剩下四个小时能够安静下来睡一觉。

此外，当然，政治苦役犯是领不到任何现钱的。不论是寄给他们的邮包还是信件，他们也都无权接受。（在他们那被弄得昏昏沉沉、嗡嗡响的头脑里，不应该保留关于过去的狱外生活的半点记忆。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北极地区的黑夜中，除了劳动和这间工棚之外，大地上的一切都不应该在他们脑海里存在。）

由于这一切，政治苦役犯们大都很顺利地垮掉，很快地死去。

沃尔库塔劳改营的第一张字母表名单上共有二万八千人（犯人都按俄文字母表分字母编号。字母表上共有二十八个字母，每个字母从一号编到一千号），所有这二万八千名政治苦役犯在一年之内就全部“入土”了。

使人感到奇怪的，倒是为什么没有在一个月之内都死去。

在诺里尔斯克，常有火车开到隔离区来为第二十五炼钴厂起运矿石。这时，政治苦役犯们就躺到火车轨道上以求快些结束这一切。大约有二十几个人绝望之余逃进了冻土地带，但他们还是被飞机发现并打死了。他们的尸体就堆垛在囚犯们早晨分班派工的地方。

沃尔库塔的第二矿井有个女苦役犯劳改点。女苦役犯们的号码是缝在后背和头巾上的。她们不仅要参加所有井下劳动，而且还……而且还超额完成计划！……

不过，我已经听到祖国同胞和同时代的人们向我发出愤怒的喊叫了：你住口吧！你讲的都是些什么人的事呀？！不错，正是为了让他们死绝才监禁他们的！而且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些叛徒、伪警察、伪市长！就应该这样对待他们！你大概是心疼他们吧？（如果是这样，你也清楚，那对你的批评可就会超出文学范围而必须由某些机关来处理了！）我还仿佛听到一些妇女的声音对我喊：“那里关的妇女都是曾经给德国鬼子当褥子的！”（我没有夸大吧？不是确实有一些我国的妇女把另一些我国的妇女叫做褥子吗？）

我满可以像现在揭发个人迷信现象那样给予简单的回答，这对我来说是最省事的，就是，讲几个被判处苦役刑的特殊事例。例如，讲讲三个女共青团员志愿兵的事。她们曾驾驶轻型轰炸机去执行轰炸任务，但中途害怕了，没敢去轰炸敌军目标，而是把炸弹扔在荒野后就安全返航了。她们向上级报告说完成了任务。可是，后来，其中一个女孩子受到了共青团员的良心的谴责，把真情向本部队的共青团小组长（也是一个女孩子）汇报了。而小组长当然立即汇报了“特别处”，于是三个姑娘都被判二十年苦役刑。讲完这类事例之后，便义正词严地喊一声：看，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处罚了一些多么忠诚的苏联公民呀！然后就再不需要为独断专行本身而愤慨，只须慨叹那些使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们遭受无妄之灾的、现在幸而已经全都得到纠正的错误了。

但是，如果不把问题的深刻性全部揭示出来，我总觉得于心有愧。

就先谈妇女吧。我们知道，妇女现在是得到解放了。不错，还没有解除她们的双重劳动，但她们总算不再受宗教婚姻的束缚，摆脱了社会歧视的重压，不再受卡巴诺娃那一套了吧。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我们还认为妇女们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和个人就是犯了反爱国主义罪行和刑事罪，这岂不等于我们又为她们准备了一套比卡巴诺娃更坏的东西吗？况且，整个世界文学（在斯大林之前）不是都在歌颂摆脱了民族界限、摆脱了将军们和外交家们的意图的爱情自由吗？而我们却在这个问题上也接受了斯大林的标准；没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女人不得与男人相逢相识，女人的身体首先是祖国的财产！

首先，让我们看看这些妇女是些什么人吧。看看她们不是在战场上同敌人相逢，而是在被窝里相逢的时候，她们才有多大年纪？大概总不过三十岁，甚至不过二十五岁吧。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从孩提时期就接受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教育的，是在苏维埃学校里接受苏维埃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那么，我们岂不是在为自己亲手培育的果实而感到愤慨吗？这些女人中间，有些女孩子这样作是因为深深铭记住了我们曾在十五个年头中无休止地叫喊过的一句话：没有任何祖国！“祖国”只是一种反动思想的臆造！第二种女孩子可能是因为对于我们的小会、大会、游行示威、没有接吻镜头的电影、没有拥抱的舞蹈等清教徒式的乏味生活感到厌倦了吧。还有一些人可能只是被男人的殷勤、周到、外貌上的一些细节和他们追求女人的某些本领所征服了，而这些也恰恰是我们那些完成五年计划的小伙子们和伏龙芝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指挥员们所缺乏的。第四种人则可能仅仅是为了摆脱饥饿。是的，由于原始的、动物的饥饿，也就是说，因为她们没有东西填饱肚子。第五种人，也许，只是因为看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免于一死、拯救自己的亲人、免于同他们分离吧。

我曾经到过勃良斯克州的斯塔罗杜布市，那是在敌人刚刚撤走的时候。人们告诉我：曾经有一支马扎尔人（匈牙利人）的卫戍部队在这里驻扎了很长时间，防备游击队攻城。后来，一声令下，这支部队要调防到别处去了。于是，就有几十个当地的妇女，不顾羞耻，跑到火车站去送别那些侵略者，而且她们竟是那么号陶大哭，据一个刻薄的鞋匠说，“连送她们自己丈夫上前线的时候都没有哭得那样伤心”！

几天之后，苏军军事法庭来到了斯塔罗杜布市。当然喽，它不会把告密者的话当耳旁风的。免不了有几个哭送过马扎尔士兵的妇女被送到沃尔库塔的第二号矿井去。

可是，请问，同胞们和同时代的人们，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谁的罪过？是这些女人的罪过吗？还是我们的，我们全体同胞和当代人的罪过？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搞的呢？为什么使得我们的妇女们竟然离开我们而扑进了占领军的怀抱？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付出的无数代价中的一种吗？由于我们仓促地选定了那条道路，由于我们不回顾过去的损失，也不展望将来，而在杂沓纷乱中沿着那条道路走了过来，我们不是正在付出，而且今后很长时期还要继续付出这一类代价吗？

或许，对这些妇女和姑娘应该给以道义上的谴责（但也总得听听她们的申诉吧！），或许应该尖刻地嘲笑她们一番。但是，为了这些事就应该判她们苦役刑吗？该把她们送到北极地区的杀人场去吗？

“可那是斯大林送去的！是贝利亚干的！”

很抱歉，不对！那些遣送她们的、羁押她们的、打死她们的人们目前还呆在退休人员委员会里，并且还在监视着我们社会的道德发展情况！而我们自己呢？我们听到“给德国鬼子当褥子”这样的话时，不也只是会心地点点头吗？我们至今仍然认为这些妇女有罪，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甚至是更加危险的，比她们当年坐牢本身还要危险。

“好，就算是这样吧。可是那些男人们总是罪有应得吧？！他们是祖国的叛徒，是社会的叛徒！”

这里也还是能够设法开脱的。可以提醒人们（而且这是事实）：那些主要罪犯们，当然不会留在当地坐等我们的军事法庭和绞刑架到来。他们千方百计逃往西方，而且许多人确实逃掉了。我们的惩罚性侦查机关是靠了一些羔羊才凑满它的任务数字的。邻居的告密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不知为什么他家里住过德国鬼子。为什么德国人偏喜欢他家呢？”“那个家伙用自己的雪橇给德国鬼子运过干草。直接通敌！”

当然，可以大事化小，或者是把这一切都推到个人迷信上去：确实有过过火的地方，可现在全都改正了。现在一切正常！

好吧，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了。

那么，教师们呢？当时教师们同他们的学校和学生一起统统被仓皇后退的我国军队所抛弃，有的抛弃一年，有的两年，有的竟达三年之久。由于领袖人物的昏庸，由于将军们的无能，弄到了如此地步，叫这些教师们怎么办呢？他们应该教育还是不该教育自己的学生呢？让孩子们怎么办呢？我指的不是那些已经达到十五周岁并可以靠自己劳动维持生活或能去参加游击队的孩子，我是问小孩子们该怎么办？他们应该学习还是该像公羊似地闲逛上两三个年头，从而为最高统帅的错误赎罪呢？既然老爷子没给我买棉帽子，我就应该让耳朵冻着，是这样吗？……

不知道为什么，不论在丹麦、挪威、比利时，还是在法国，这些事都没有成为问题。那里的人们并没有认为被各种情况所迫或被本国的不明智的统治者轻易地送到德国人政权统治下的人民，现在就根本不该活下去了。那里的学校在德军占领期间曾照常上课，铁路曾照常通车，还曾有过地方自治机构。

所以，总是有些人（当然是他们喽，绝不是我们！）的脑筋被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因为在我们这里，学校的教师们往往会收到游击队偷偷送来的条子：“绝对不许你上课！否则将来跟你算帐！”而你如果在铁路上做工，反简直就是与敌人合作了。至于地方自治，那更是大逆不道的叛国行为。

谁都知道，小孩子一旦脱离了学习，很可能以后就无法再学习。那么，如果那位各时代、各民族的英明战略家失算了，在这种情况下，青草是该继续生长还是该枯萎掉？教师应该继续教孩子们念书，还是应该暂时不教呢？

当然，为了教孩子们念书，就得付出一些代价。就得从学校里把留着八字胡髭的人的像片拿掉，并且，也许还不得不挂上留着鼻下小胡子的人的像片。枫树晚会不能按苏联的习惯在新年举行了，要改在圣诞节举行，而且在这种晚会上（还有在帝国的别的什么纪念日仪式上，反正不是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仪式上）校长还必须致辞颂扬新的美好生活，尽管实际生活十分糟糕。但是，要知道，在这之前校长不也是常常致辞颂扬美好生活吗？那时的实际生活也是很糟糕的呀！

也就是说，从前不得不昧着良心对孩子们撒谎的情况比这时还要厉害得多呢，因为那时有足够的时间让那些谎言固定下来，并且在教学法专家和教育视察员们的精心设计下使谎言渗透到教学大纲里去。那时候在每一节课上，不管是否合适，也不管是讲昆虫躯体结构还是讲从属连接词，都必须对上帝踢上一脚（哪怕你自己是信奉上帝的），都必须不放过机会来歌颂我们无限的自由（尽管你实际上由于担心夜里的叫门声而睡眠不足）。不管你是在朗诵屠格涅夫的诗篇，还是正用教鞭指出地图上的第聂伯河流，你都必须诅咒从前的贫苦并权力称颂今天的富裕生活，虽然你和孩子们都亲眼看到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曾有整村的人死光，而城市里的孩子们凭配给卡片每天才能领到三百克面包。

所有这一切都既没有被看作对真理的犯罪，也没有被看作对孩子心灵的，对神圣精神的犯罪。

如今呢，处在侵略者短暂而不稳固的制度下，需要撒谎的情况少得多了，况且这是对另一方面撒谎。对另一方面撒谎呀！谁知道，原来这也就是症结之所在！正因为如此，祖国的声音和地下区委的铅笔就来禁止你教学生们国语、地理、算术了。你如胆敢去教，就判你二十年苦役刑！

同胞们，你们点头吧！看，那不是正带着军犬把人们送进有马桶的工棚吗？你们快朝他们身上扔石头吧，因为他们竟敢给你们的孩子讲课呀！

但是，我的同胞们（特别是一些从优惠的领导机关退休的同胞们，那些在四十五岁就开始领养老金的聪明人们）却都向我围拢过来了。他们挥着拳头对我说：当初我保卫的是什么人？我应该保卫那些给敌人当市长、村长、警察、翻译的坏蛋和渣滓吗？！

那么，好吧。让我们往下看吧，看下去。因为我们把人只看成小木棒，我们砍倒的森林太多了。不管怎样，有朝一日，未来一定会迫使我们反省，迫使我们思考其原因的。

音乐奏起来了，歌声在耳边回荡：“让我们那神圣的愤怒，去把……”这怎么能不使人激动万分呢？我们那固有的、曾经受到禁止、嘲弄、打击和诅咒的爱国主义，今天忽然被允许了，又受到鼓励了，甚至被歌颂为崇高的了。这怎么能不使我们所有俄罗斯人精神振奋？怎能不把我们胸中激荡着的一颗颗圣洁的心联结在一起呢？况且我们俄罗斯人本性就是宽容大度的——随他去吧！——此时，在外来的刽子手逐渐逼近时，还能够不饶恕那些土生土长的刽子手吗？！可是，后来呢？后来却要压制住内心隐隐约约的怀疑和自己那匆忙的宽宏大度，反而要尽量异口同声地、激烈地去咒骂那些背叛祖国的人，咒骂那些显然比我们坏的、不忘旧怨的人吗？

俄罗斯耸立在大地上已有十一个世纪了，它有过许多敌人，进行过多次战争啊！但是，俄罗斯出现过许多叛徒吗？它产生过大群的叛徒吗？似乎并没有。即使在敌视劳动人民的旧社会制度下，连敌人也都没有指责过俄罗斯性格是背叛、反复无常、不可信任的呀！

如今，我们这里建立起了最公正的社会制度，爆发了最正义的战争，而我们的人民却忽然暴露出自己的队伍中有成万的、数十万的叛徒！

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这样？

也许是并未熄灭的当年的内战如今又重新进发了吧？他们都是没有被消灭干净的白匪吧？不，完全不是这样！前面已经说过，许多逃亡国外的白俄（包括那个臭名昭著的邓尼金）都站到苏维埃俄罗斯一边来了，他们也反对希特勒。这些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他们却做了这样的抉择。

这几万人．几十万人（伪警察、惩罚队队员。村长和翻译）的叛徒都是从苏联公民中间产生的，其中有不少是年轻人，他们也是在十月革命后长大的。

那么，是什么迫使他们去干那些事的呢？……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这首先是那些其家庭和他们本人曾被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履带辗过的人，是在我们的下水道浊流中失去了双亲、家属和恋人的人们，或者是本人就曾经在劳改营和流放地的深渊中沉浮而再沉浮的人，是那些站在探监者送食物包裹的小窗口前排队把腿脚冻僵或落下病根的人们。也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则是在这残酷的几十年中丧失了获得大地上最宝贵的东西——土地本身——的一切希望。这里不得不顺便提一句，那土地曾是伟大的法令应允给予他们的呀，更何况他们在内战年代里为了获得这些土地曾经流过血！（然而，苏军军官们则可以继承别墅和莫斯科近郊那些用板墙围起来的大片房产，这是另一回事：这是给了我们的，那当然是可以允许的！）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偷割了麦穗”坐过监狱，有些人则是被剥夺了自由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或者是被剥夺了操持自己从事多年的心爱的手艺的权利（我们曾经以宗教的狂热摧毁了所有的手艺行业，可我们现在却把这事忘掉了）。

一提到那些人，我们这里的人们都会十分轻蔑地（宣传鼓动员们则是加倍轻蔑地，而那些十月革命的护宪派们更是倍上加倍地轻蔑地）撇着嘴说：这些人都是“受过苏维埃政权委屈的人”，是“过去受过惩罚的人”，是“从前的富农子弟”，他们都是“对苏维埃政权怀恨在心的人”。

一个人这么说，另一个人点点头，似乎就什么都清楚了。似乎人民政权本来就有权利委屈自己的公民。好像最根本的毛病，主要的病症就出在这里，出在他们“受了委屈”……他们“怀恨在心”上面……

而且，竟没有一个人喊一声：你住口吧！见你的鬼去吧！你们到底是不是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决定不决定？或者你们想说：只有在对你们有利的时候存在才决定意识，而对你们不利的时候就不决定了，是吗？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人会微微蹙着额头这样说：“是啊，是犯过某些错误。”而且永远使用这个恶作剧而又不受惩罚的无人称句子——犯过。可就不知道是谁犯过的。似乎就是那些干活的能手、搬运工和农庄庄员们犯过的了。谁也没有勇气说：是共产党犯的！是那些永不换班的、不负责任的领导人犯的！除了掌握着政权的人们之外，那些错误还会由谁“犯过”呢？都推到斯大林一人身上行吗？总该有点幽默感吧。是斯大林犯的，那么，请问，你们这．些人，几百万领导者，当时干什么来着？

不仅如此，连这些错误本身也在我们眼里仿佛很快地就消散开了，变成了某种朦朦胧胧的、不清楚的、没有轮廓的斑点，它已经不再被看作迟钝、狂热、用心险恶所造成的后果了。而只有在一个问题上，即在共产党人把共产党人关进了监牢这个问题上，承认了所有的错误。至于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农民被弄得家破人亡、被送去消灭、被迁移到全国各地而且被剥夺了记住并且提起自己父母的权利——这些似乎就都不是什么错误了！我们在本书的开头提到的那些下水道的水流，看来也不算是错误了。对于同希特勒作战毫无准备，摆出一副骗人的架式在不断变换口号中可耻地后退，仅仅依靠俄国伊万的精神和为神圣的俄罗斯而战的口号才在伏尔加河一带迫使德国人止步——对于这一切，不仅不算是斯大林的失策，反倒一变而几乎成为他的主要功勋了。

在仅仅两个月之内，我们就把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丢给了敌人，同时也抛弃了上述那些没有消灭干净的家庭和在警卫逃跑后才四散逃亡的千万个劳改营里的犯人，丢下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许多监狱，在那里直到敌人到来时还弥漫着枪杀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的硝烟。

当我们还有力量的时候，我们窒杀、毒害所有这些不幸的人们，不雇佣他们，不给他们机会做工，把他们赶出住宅，逼死他们。而一旦我们的无能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又立即要求他们忘掉强加给他们的一切灾祸，忘掉他们那被枪杀的亲人，忘掉他们那饿死在冻土地带的父母和孩子们，忘掉自己家庭的破产和我们对他们的志恩负义，忘掉内务部的审讯和酷刑，忘掉饥饿的劳改营了。不仅要求他们忘掉这一切，还要求他们立即去参加游击队，转入地下，并且不惜生命地去保卫祖国。（但却绝口不提我们自己应该改变态度！何况我们谁也没有给予他们希望，没有使他们能够指望我们有朝一日回来之后会改变过去对待他们的态度，会与从前有所不同，不会再毒害他们、驱逐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牢，不再枪杀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对什么感到奇怪才合乎逻辑呢？是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欢迎德国人到来呢？还是应该奇怪这样的人太少了呢？（甚至德国人还有时不得不搞一点“司法审判”之类装装门面呢。例如，他们审判苏维埃政权时期的告密者们，在基辅市枪决临河街尼科尔斯克教堂执事等。而且这类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还有那些信仰宗教的人们呢？我们连续二十年迫害宗教、关闭教堂。德国人来了，他们开放了教堂（德国人撤走之后，我们没好意思立即再关闭它）。就以顿河罗斯托夫为例吧，那里开放教堂的仪式受到了群众的欢呼，招来了大批群众。不，这些人应该为此去诅咒德国人，是吗？

就在这个罗斯托夫市，战争爆发后没有几天，工程师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姆-弗被捕了，他随即死在侦讯室里。其后好几个月，他的妻子一直在战战兢兢地等待自己被捕。只是在德国人来到之后她才“放心地”躺下睡觉了，心想：“今天至少可以足足睡一觉。”不，她应该衷心祝愿那些杀害她丈夫的刽子手们回来，是吗？

一九四三年五月，还是德国人占领的时候，在文尼察市的林边大街的公园里（这个公园在一九三九年初就被市苏维埃用很高的围墙围了起来，并宣布这里是“国防人民委员部用地，禁止入内”）偶然地开始挖掘几个已经很难辨认的、杂草丛生的坟墓。结果，在这个公园里总共发现了三十九个死人坑：每个都是深三米半，长三米，宽四米；每个坑里最上层是死者的外衣，下面便是一层层交叉垛起来的尸体。所有尸体的臂膀都用绳子绑着，所有人都是用小口径手枪从脑后打死的。显然，他们是在监狱里被枪毙后，夜间拖出来埋掉的。根据某些人保存的文件辨认，曾经识别出了一些人，他们是在一九三八年被判处“徒刑二十年，并剥夺通信权”的。这里的一张珍贵的照片就是文尼察市的居民们到现场来观看或者来辨认尸体的情况。越往后，发现的死人坑越多。到了六月，便在东正教教徒的墓地一带开始挖掘，在皮罗果夫医院旁边又发现了四十二个墓穴。然后是在“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在公园的“游艺室”下面、在“笑室”的底下，在小体育场和露天舞池的地下，又发现了十四个死人坑。在这总共九十五个坑墓里共埋有尸体九千四百三十九具。这还仅仅是在一个文尼察市，而且是偶然发现的。那么，别的城市里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呢？那些市民们看了这些尸体之后，应该拚命去参加游击队，是吗？

说到这里，如果我们是公正的，就该作这样的设想：既然人们践踏我们的身体和我们所喜爱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难受，那么，被我们践踏的人当然也会感到难受。不是吗？那些被我们消灭的人们有权憎恨我们——这个想法或许也是公正的吧？或者不对？他们没有这种权利？他们应该怀着对我们的无限感激而死去？

我们总是说那些伪警察和伪市长们都具有某种久已有之的、几乎是天生的仇恨。可是，要知道，这仇恨是我们自己播种在他们心里的呀，它是我们的“生产下脚料”。国家公诉人克雷波科是怎么说的？他说：“在我们看来，每一种犯罪都是该社会制度的产物。”同志们，这是你们的制度的产物！应该记住自己的学说嘛！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那些拿起利剑攻击我们和用言论反对我们的人们（我们的同胞们）中间，也有一些完全不是出于私人动机的人：他们的财产并没有被没收（他们本来一无所有），他们自己，甚至他们的家属，没有蹲过劳改营。可是连他们也早被折磨得透不过气来了。其原因在于我们的制度，在于这个制度本身对个人命运视同草芥，在于对信仰的迫害，在于那支令人啼笑皆非的歌子，说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

“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呼……”在于那些虔诚信徒们对领袖的膜拜，在于争先签名认购公债时对那支铅笔的争夺，在于那照例要转为热烈欢呼的雷鸣般的鼓掌声！我们能够设想这些人，这些正常的人，所需要的只是我们国家这种酸臭的空气吗？（侦讯人员在审讯费奥多尔·弗洛里亚神父时，曾指责他竟敢在罗马尼亚人面前谈论斯大林的一些丑事。神父回答说：“关于你们，我还能讲些什么别的话呢？我知道什么，就讲什么。发生过什么事，我就谈了什么事。如此而已。”而按照我们对他的要求，则应该是：你撒谎吧！你昧良心吧！并且你自己也完蛋吧！只要能对我们有利就行！但是，这看起来岂不是有点不象唯物主义了吗，啊？）

有过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间的事，发生在我去参军之前。当时我和妻子都是刚刚当教员，我们在莫罗佐夫斯克镇上租了一套房子（这个小镇第二年就被德国人占领了）和另外两个房客——没有子女的布罗涅维茨基夫妇——同住一个院子。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布罗涅维茨基是个工程师，年近六十，这个知识分子很像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十分平易近人，安详，聪慧。我现在想起他那长方形的脸膛，还总觉得他是戴着一副夹鼻眼镜似的，其实。也许他并不戴眼镜。他的妻子比他还要恬静，温顺。她的脸色显得有些暗淡，稀疏的亚麻色头发贴在头上。她比丈夫小二十五岁，可是，看她的动作却像是年纪不小了。我和妻子都很喜欢这两个人，他们对我们大概也颇有好感，特别是因为我们两家都不是那种贪婪地操持家业的家庭。

每到黄昏，我们四人就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一轮明月高照，微风吹来，暖洋洋的，夜晚十分宁静。当时，那宁静还没有被敌机的轰鸣和炮弹爆炸声所毁坏。不过，德国人的进逼已经使我们很不安，就像那看不见的、然而是沉重闷人的乌云顺着乳白色天空朝着这轮无可奈何的小月亮压过来一样。火车站上每天都有一列列开往斯大林格勒的火车停下来，逃难的人们使镇上的集市充满了各种流言，气氛很恐怖。这些人从口袋里掏出不计其数的百卢布钞票留在集市上，然后就往远处逃去了。他们能够说出我军又放弃了哪些城市，而情报局却在这之后很久还不提这些地方，不敢叫老百姓知道真实情况。（谈到这些城市时，布罗涅维茨基不用“放弃了”这个词，而是说“夺取了”。）

我们坐在台阶上聊天。我和妻子还很年轻，当时还满怀着对生活的美好希望，因而也为生活感到十分不安。当我们要想表达这种内心的不安时，却又找不出什么比报纸上说的更聪明的话来。所以，我们和布罗涅维茨基夫妇在一起觉得很轻松：当时我们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并没有觉察到相互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可是他们两个人很可能是怀着诧异的心情望着我们这两个初生的牛犊儿的。我们虽是刚刚度过三十年代，但却好像没有在三十年代生活过一样。他们问我们：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记忆？什么记忆？学院里的图书馆、考试、愉快的体育行军、文娱活动，嗯，当然啦，还有爱情，那正是谈恋爱的年龄嘛。那时候我们学院的教授没有人被抓进监狱吗？啊，对呀，好像是有两三个人被抓进去了。副教授接替了他们的职位。那么学生呢？没有被捕的吗？我们想起来了：对，有。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被抓走了。可这又怎么样呢？没关系，我们还照常跳舞。在你们的亲友中间呢？……嗯，……谁也没有被触动吗？是啊，谁也没有……

因为这太可怕了，所以我想一定要把这些都回忆起来。但实际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那样。正因为我当时并不属于专搞体育活动和跳舞的一类年轻人，又不属于一头钻进自己的科学和公式里去的狂热者之类，所以这就显得更加可怕了。我自以为一直是对政治非常感兴趣的。刚刚十岁的时候，我这个黄口孺子就胆敢不相信维辛斯基了，我曾对当时的几次著名的法庭公审安排得那么妥帖表示过惊异。但是，并没有什么东西推动我继续思考下去，没有东西推动我把那几次小小的（当时曾显得声势浩大的）莫斯科公审同整个国土上滚动着的镇压的巨轮联系起来（牺牲在这个巨轮下的人数也好像并未引起我的注意）。我的童年是在排队中度过的：排面包队、牛奶队、粮食队（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有肉）。但是，我当时还不能把现象联系起来看，还认识不到缺乏粮食就意味着农村的破产，也不懂得这是为什么。当时我们有另外一种公式：这叫做“暂时的困难”。在我们那个大城市里，每天夜里都逮捕人，逮捕，又是逮捕，可是，我夜里是从来不到外面去的。白天呢，那些被抓走的人们的家属自然不会挂出黑旗来，而我那些同学们也决不会提起他们被捕的父亲。

从报纸上看，一切都完美无缺，朝气蓬勃。

何况年轻人本来就是愿意接受“一切都好”这种想法的。

现在我才明白，当时布罗涅维茨基夫妇要想对我们谈点什么，该有多么危险。但是他，这个曾经遭受过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最残酷的打击的老工程师，还是对我们多少吐露了一点点：他在监狱里失掉了健康，他不止一次被投入监狱，不止在一个劳改营里呆过。但他只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对我们谈了其中最早的一个杰兹卡兹甘劳改营，谈到被污染的有毒的水，有毒的空气，谈到大批屠杀，谈到多次递交莫斯科的申诉书都如石沉大海。甚至“杰兹-卡兹-甘”这个词，也像它的无情历史一样，一听到它，就像是有人用大锉刀在你身上用力地控似的。（可是，怎么样呢？这个杰兹卡兹甘是否多少改变了我和妻子对世界的看法呢？没有。当然没有。因为那不是发生在我们身旁的事，不是亲身经历呀。这是不能向任何人言传的。最省事的办法是不去想它。最轻松的是把它忘掉。）

当布罗涅维茨基已经解除监禁时，当时还很年轻的、他现在的妻子来到了杰兹卡兹甘。就在这里，在铁丝网的阴影下，他们结婚了。战争爆发前夕，他们奇迹般地获得了自由，来到了这个莫罗佐夫斯克市，当然，是带着有污点的公民证来的。布罗涅维茨基在某个小小的建筑事务所找了个工作，他妻子当了会计。

不久，我从莫罗佐夫斯克参了军，我的妻子也离开了那个小镇。接着，莫罗佐夫斯克镇落入德国人手中。后来它又被苏军收复了。记得我在前线时曾收到妻子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你会想到吗？听说在德国人占领莫罗佐夫斯克镇期间，布罗汉维茨基还当了伪镇长呢！真卑鄙！”我那时也很吃惊，心里也认为：“真卑鄙！”

但是，经过许多年之后，当我躺在某处监狱里的乌黑的铺板上回忆往事的时候，我又记起了布罗涅维茨基。这时我就不再怀着从前那种孩子般轻率的心情谴责他了。他曾经被无理地剥夺了工作；后来给他的工作与他的能力极不相称；人们把他逮捕入狱，拷打他，折磨他，唾他的脸。他该怎么办呢？他还应该相信这一切都是进步的？相信他自己的生活——他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他的亲戚朋友的生活以及全国人民的令人痛心的生活全都无所谓，是吗？

透过向我们投掷过来的一小团称为“个人迷信”的云雾，通过我们本身在其间起了变化的时间层次（光线通过许多层次时是会发生折射和辐射的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三十年代和当时的自己，已经不是这些年代和我们自己原来的样子了。把斯大林神化。对一切东西都毫无保留地给予信任的，根本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党、共青团、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和那些知识分子代用品卿那些取代了被消灭和被遣散的知识分子的人们），再就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阶层（工人阶级），因为他们家里的有线转播喇叭是从早晨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克门楼上的钟声开始，直到深夜的《国际歌》为止一直不关闭的。对这些人来说，广播员列维坦的声音已经变成他们的良心之声了。（我这里说的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阶层，因为还有不少人对于工业生产方面颁布的有关“二十分钟迟到”的命令以及把工人固定在工厂的作法，是并不拥护的。）但是，当时在城市中也还有少数人（其实也并不很少，总有几百万吧），他们，只要有胆量，也曾厌恶地拔出广播喇叭的插头，他们在每一份报纸的每一页上都只看到满纸的谎言。他们把投票选举日当成痛苦和受屈辱的日子。在这少数人看来，我们现在实行的专政既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也不是人民的专政，更不是苏维埃式的专政（因为有人还记得“苏维埃”这个词最初的正确含义），而只不过是共产党少数的掠夺性专政，而且带有极粗野的性质。

人类几乎不会不带情绪地、不带感情地认识问题。人一旦看出某个东西不好，他几乎不可能强迫自己同时看到它好的一面。我们过去的生活中并不尽是使人难堪的丑恶东西，报纸上的话也并非每个字都是谎言。但是，这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到处受到捕捉的、被告密者包围着的少数人，如今却把整个国家的生活看作十足的丑恶，把报纸上的各栏从头到尾部看成谎言了。还要提醒一下，当时西方电台还没有俄语广播（而且，当时收音机的数量也是微乎其微的），居民们的唯一消息来源只有我们的报纸和官方广播。布罗汉维茨基夫妇和类似他们的人们正是把这些看成了难以摆脱的、无尽无休的谎言，或者是懦怯的隐瞒。当时我们的报纸关于国外所报道的一切，不论是关于一九三0年西方世界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毁灭的报道，还是关于西方社会党人的背叛行径，关于整个西班牙一致奋起反抗佛朗哥政权的报道（一九四二年则报道说：尼赫鲁要求印度独立是他的背叛意图的表现，因为据说印度独立便会削弱我们当时的盟国大英帝国）——原来也都是谎言。按照“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敌人”这个公式进行的极端可憎的宣传，甚至从来都不想区别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的立场和尼古拉二世的立场，不想区分是列昂·布吕姆还是希特勒，是英国国会还是德国（一九三三年前的）国会。既然如此，那么，当报纸上宣传德国广场上焚书的火堆在燃烧，说古条顿族的某种兽行又已复活的时候（不要忘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的宣传就编造过许多关干条顿人兽行的故事了），为什么布罗涅维茨基就应该把这些幻想故事般的报道同其他报道区别开，并且信以为真呢？为什么他应该在德国的纳粹主义身上看到那种兽性的东西呢？（现在咒骂德国纳粹主义的语言几乎就是从前咒骂彭加勒、毕苏斯基、英国保守党人等时所使用的同样一些极端语言呀！）而且这种兽性的表现不也就是布罗涅维茨基本人、整个古拉格群岛、俄罗斯的大城市和农村在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中所非常现实地体验过的那些折磨、毒害和蹂躏吧？还有，报纸上关于希特勒分子的报道也未免转变得太快了——忽而，报道说：苏德两国的亲善的哨兵在可恶的波兰人的领土上友好会师了。接着，报纸上便对这些“反对英法大银行家”的德国勇士们掀起一片颂扬的浪潮，还要在《真理报》上用整版篇幅一字不改地刊登希特勒的讲话全文；可是，忽而在某个早上（就是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早上），所有的报纸上一律是醒目大字标题：整个欧洲都在希特勒分子的铁蹄下呻吟！这些都只能证实报纸上的谎言是多么轻率，而绝不能使布罗汉维茨基之类的人相信世界上除了他亲自领教过的我国刽子手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些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刽子手。而且，即使这时为了说服他而每天把B.B．C（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讯稿一份份地送到他面前，那么，能够使他相信的最多也不过是：对俄国来说，希特勒不过是第二号危险，而绝对地，在斯大林在世时，不是第一号危险。何况B.B．C并没有把电讯稿送给他呀，而对他发布消息的却只有苏联情报局，这个局的威信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和塔斯社同样的。至于被疏散的人们带来的各种传闻，那又不是第一手材料（既不是从德国来的，也不是从被占领区来的。当时从被占领区还没有回来过一个活证人）。因此，布罗涅维茨基所能掌握的，能够算是第一手材料的，只有他经历过的杰兹卡兹甘劳改营、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二年的饥饿、消灭富农运动，还有摧毁教堂。这样，布罗汉维茨基（以及多少万像他这样的孤立的个人）随着德国军队的迫近就产生了一种感觉，觉得他们期待的时机到来了，而且这种时机是唯一的、不会再来的，是已经二十年不曾对它抱过希望的，它是我们一生中，与缓慢的历史进程相比十分短暂的一生中，只可能遇到一次的机会；在这个时刻他（他们）能够宣布自己不赞同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赞同在他的国家里发生的、干下的、哄闹着强行贯彻并践踏过去的那一切东西；他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某种还模糊不清的道路为他那处在毁灭中的国家做一点什么事，为了复兴俄罗斯人的某种社会秩序做一点事情。不错，布罗汉维茨基把过去的事全都记住了。他什么也没有原谅。他绝不可能对那个政权，那个残酷毒打了整个俄罗斯的、给俄罗斯造成了集体农庄式的贫困、带来了道德堕落、而今又使它经受着空前的战争惨败的政权感到亲近。因此，在我们谈话时他只能强压住激动的呼吸，眼望着像我这样的，象我们这样的不懂事的初生犊儿，感到自己实在没有力量使我们改变看法。他在期待着某个人的出现，他期待着，不管是谁，只要能换掉斯大林的政权就行！（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对立面转化现象：别的什么都行，就是不要令人憎恶的、自己的这一套！难道还能设想出世界上有谁会比我们的人更坏吗？顺便提一下，这事发生在顿河州，而顿河州的老百姓中有一半人曾是和他同样等待着德国人到来的。）于是，这个当了一辈子非政治性人物的布罗涅维茨基，在他已经年过六旬的时候却决定迈出这政治性的一步：

他同意了主持莫罗佐夫斯克镇的镇参议会……

在这以后，我想，他必定很快就发现自已落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他发现：在新来的德国人眼里，俄国要比在跑掉的人们眼里更加一钱不值，更使人厌恶。吸血鬼所需要的原来只是俄国的血汁，他们可以任凭它的躯体烂掉。原来他们不是要他这个新镇长来领导俄国居民的社会各阶层，而是要他来领导德国警察的帮凶们的。但是，既然他已经被安装在滚轴上，那就由不得他了，好坏都得跟着转。他刚刚从一些刽子手脚下解脱出来，却去帮助另一些刽子手了。这时候，他看到：原以为与苏维埃思想对立的爱国主义思想现在却跟苏维埃思想溶合在一起了。爱国主义思想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从一直保有着它的少数人那里，像透过筛子一样，转移到多数人那里去了：过去是怎样攻击和嘲骂它的，现已完全忘却，现在它又变成另一棵大树的主树干了。

他（他们）必定感到了恐怖和无路可走。峡谷两面的山都向他逼压过来，留下的只有两条路：一死了之或者被判苦役刑。

当然，他们中间并不都是布罗涅维茨基这样的人。还有一大群嗜血嗜权的乌鸦也凑集到这一短暂的灾祸中的筵席上来了。但是，这些东西是到处都飞的！这些东西对内务部同样十分合适。马穆洛夫就是这样的人，杜金卡劳改营中的安东诺夫也是，还有什么玻绥沙普卡之类。难道还有比这些人更残忍的刽子手吗？他们称王称霸了几十年，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我们看到一个叫特卡契的看守（第三部第二十章），这个人在德军和内务部两边的宴席上都是座上宾。

讲过城市的情况之后，我们还应该谈谈农村。今天的自由派喜欢责怪农村，说它保守，说它在政治上迟钝。但是，战前的我国农村——几乎是整个农村——却都是清醒的，远远比城市清醒。农村根本没有像城市那样把老爷子斯大林神化（对世界革命也是一样）。农村只是在用正常的理智思考问题。农民清楚地记得怎样向它许诺过给他们土地，然后又怎样把土地收回去了；他们记得在集体农庄化之前是怎样生活的，吃的穿的是什么，在集体农庄里又是怎样的Z记得怎样从院子里牵走了他们的小牛和羊羔，甚至连母鸡也给捉去了；他们还记得人们是怎样站污辱骂教会的。那时候广播喇叭还没有在每个农户家里哇啦哇啦叫，还不是每个村里都由一个识字人来读报纸，因此，什么张作霖们、麦克唐纳们、希特勒们等等，对于俄国农民来说都统统无所谓，几乎等于一堆没有用的碎木头。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梁赞省的一个小村子的庄稼汉们聚集在铁匠坊前的广播喇叭下面收听斯大林的广播讲话。当斯大林这位迄今为止一直是铁面无情的、对俄罗斯农民的眼泪无动于衷的老爷子以仓皇失措的哭丧声调说出第一句甜蜜蜜的话：“兄弟们和姐妹们！……”的时候，一个庄稼汉冲着黑色广播喇叭大声回答说：

“啊，野X！……你想的可好！要这个不？”说着，他把手往另一只胳膊的肘窝一砍，摇晃着胳膊，朝着扩音喇叭做了个俄罗斯人惯做的、极粗俗的动作。

人群中顿时进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假如我们去问问所有农村的每一个目击者，我们便会发现千万起这样的情况，也许还会更多。

战争开始时，俄罗斯农民的情绪，也就是说，那些在小火车站上喝下最后一碗酒，接着便与送行的亲人们在飞扬的尘土中跳舞的后备兵员的情绪，就是这样的。更何况不久就遭到了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惨败，以致新旧两个首都附近的和直到伏尔加河沿岸的大片农村地区沦入敌人手中，千百万农民转瞬间脱离了集体农庄政权。于是（不要再撒谎和伪造历史了吧！）真相大白了：原来各共和国所希望的只是独立！农民所希望的只是脱离集体农庄！工人所希望的只是摆脱那农奴制的命令！假如那些外来的德国人不曾是那么愚蠢透顶、傲慢无礼的话，假如他们没有为了大德意志帝国的方便而把集体农庄这一官定的机构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的话，假如他们没有产生那种把俄国变为殖民地的卑鄙妄想的话，那么，民族独立的意识也许就不会再回到那永远窒息它的地方来，我们也就未必会庆祝俄国共产主义的二十五周年了。（将来必定还会有人来讲讲那些游击队的情况，说明被占领区的农民完全不是自愿参加游击队的。会有人讲讲农民们最初是怎样武装起来反对游击队、不让游击队抢走粮食和牲口的。）

谁还记得一九四三年一月大批居民从北高加索的伟大出走吗？谁能在世界历史中找到与此类似的先例？那是大批居民，特别是农村人口，成群结队地跟随着被击溃的敌人，跟随着外国人逃走啊！他们可就是不愿意留在胜利了的自己人这边。看吧，在

北风呼啸的一月严寒中，望不到头的载重马车的行列，后面还是马车的行列！

为什么会有几十万人甚至在希特勒的丑恶制度下毅然穿上了敌人的军装？其社会根源就在于此。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再说明一下弗拉索夫分子了。

阅读本书的第一部时，读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全部事实。（何况我也并不掌握全部事实。将来肯定会有专题研究报告的。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附带的题目。）在那里，在本书的开头，当读者还没有跟我们一道走过劳改营的全部道路时，我只是向读者发出了一个注意信号，请他想一想。现在，当我们已经见过了那些囚犯宿泊点、递解站、伐木场和劳改营的泔水池之后，或许读者会变得更容易谈得拢了吧。在第一部中，我只谈到了那些由于绝望、俘虏营的饥饿、走投无路而拿起武器的弗拉索夫分子。（其实，在那里也可以深思一下：德国人本来是只想利用俄国俘虏替他们执行非战斗任务和后勤任务的，按理说，这对那些只想保住性命的人来说该是最好、最安全的出路吧。那么为什么还有人硬要拿起武器去面对面地打苏联红军呢？）

写到这里，我们无法再拖延了，只得也谈谈那些早在一九四一年之前就一心盼望有朝一日要拿起武器去痛打那些红色政委、契卡人员和集体化推行者的人们了。记得吗，列宁说过：“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就只配被人当做奴隶使唤。”在这里，值得我们自豪的是，苏德战争确实显示出：我们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历史研究论文中所唾骂的那种奴隶；当我们伸手操刀准备去砍掉老爷子斯大林的首级时，我们决不是奴隶！（而且，从这一角度来说，当年也不是作为奴隶挺起腰来穿上红军的军大衣的；可谁知道那军大衣仅仅象征着短暂的自由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在当时是不可能预见到的。）

这些亲身感受了二十四年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人们，早在一九四一年就懂得了当时在世界其他地方还谁也不懂得的东西，即：在整个地球上，在人类全部历史中，还从来没有比布尔什维克的自称为“苏维埃”的制度更残暴、更血腥、同时又更狡黠奸诈的制度。他们懂得了：不论是按其虐杀人数之多、延续年代之久、计谋策划之深思远虑来说，还是按其彻底统一化的极极性质来说，人世间的任何其他制度都不能和这个制度相提并论。甚至当时遮住了整个西欧的眼睛的希特勒制度，与此相比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现在，时机来了，武器落入了这些人手中。此时此地难道他们应该克制住自己，让布尔什维克度过这垂危时刻，让它重新坚定地站起来再压迫人吗？难道到那时再去同它进行斗争吗？（这种斗争直到今天还没有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开展起来呢！）不，当然是应该以布尔什维主义之道还治于布尔什维主义之身的：也就是象它自己当年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被削弱之机紧紧咬住俄国的躯体一样，应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样时刻狠狠地打击它。

是的，早在一九三九年苏芬战争时期我国人民的这种厌战情绪就已经暴露了。一度是斯大林的亲近助手、担任过联共（布）政治局书记兼组织部书记的B·l’·巴扎诺夫就曾经企图利用人民的这种情绪：他把被俘的红军战士交给逃亡的白俄军官指挥，让他们去与苏军对峙，不是为了让他们去战斗，而是为了让他们去说服苏联军队。他的这一试验由于芬兰突然宣布投降而未能进行到底。

苏德战争爆发了。那是在进行过令人窒息的农业集体化十年之后，在乌克兰发生大瘟疫六年之后（六百万人死于瘟疫，这事竟没有为比邻的欧洲所发现！），在内务部的恶魔肆行暴虐四年之后，在发布了有关生产的镣铐性法规一年之后的事。这时国内各集中营里总共关押着一千五百万人，全体老年居民对革命前的生活仍然记忆犹新。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民对于战争爆发的最合理、最自然的反应就是：可以端一口气并且获得解放了。最自然的感情就是：对本国政权的厌恶。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什么“措手不及”或德国人的什么“空军和坦克部队数量上的优势”（顺便说一下，当时苏联工农红军的各兵种在数量上都占优势）就能够那么轻而易举地造成灾难性包围圈的。（在别洛斯托克和斯摩．棱斯克两地各有三十万人，在勃良斯克和基辅各有六十五万名武装的男子汉被围歼了！）整条整条的战线垮掉了，逼得各野战军仓皇向纵深溃退。“这是俄国历史上一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概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次战争中从未见过的溃败。而且那个一钱不值的政权也就转瞬间瘫痪了，它的臣民们像离开一具耷拉着脑袋的尸体一样急忙地躲开了它。（许多区委会、市委会在五分钟之内就全被吹散了，这使得斯大林气急败坏。）一九四一年的这次震荡，本来是可以结束这个政权的（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止，苏联一亿五千万人口中已经有六千万不在斯大林统治下了）。难怪我们在斯大林的命令（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0019号）中听到这样的叫嚷；“在所有的（！）战线上，都有大量（！）的人员甚至朝着敌人的方向（！）跑去，有的部队刚一与敌人接触就扔掉了武器！”（一九四一年七月初，被包围在别洛斯托克的三十四万俘虏中就有二十万人投敌了！）斯大林认为情况十分危急，以致不得不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电请邱吉尔速派英军二十五个师团到三十个师团在苏联领土登陆。曾有哪一个共产党员比这更丧魂落魄过？

看看这个时期的士气吧：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第四三六步兵团团长科诺诺夫少校公开对全团人员说他要投到德国人一边去，加入解放军以推翻斯大林政权。他希望志愿者跟他一块走。这时他不但没有遇到反抗，而且是全团都跟着他走了！三个星期之后，科诺诺夫在对方建立了哥萨克志愿兵团（他本人就是顿河流域的哥萨克）。后来，当他到莫吉廖夫市近郊的战俘营里去招募志愿兵时，全营五千名红军战俘中就有四千名立即表示愿意跟他去，但是他没法全要。——同年，关在提尔吉特市附近俘虏营里的苏联战俘的一半人（既一万二千人）签署了一份声明，宣称现在到了把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忘记布良斯克州洛克奇地方的全民运动：他们在德国人到来之前就建立了不靠德国人的俄罗斯人自治机构，他们全州八个区一百多万人口一直过着繁荣的生活。洛克奇人的要求是很明确的：成立俄罗斯人的民族政府；全占领区的俄国人自治；宣布俄国独立，其国界应为一九三八年的国界；建立由俄国军官指挥的解放军。

顿河哥萨克村镇的居民捧着面包和盐迎接德国人的到来。他们可没忘记共产党是怎样把他们十六岁到六十五岁的男人一个不留地杀光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在卢加城十，列宁格勒医学院学生马丁诺夫斯基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主要成员是苏联大学生。目标是摆脱共产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在波尔霍夫城下，不久前的列宁格勒研究生鲁特琴科中尉建立了一支由列宁格勒（瓦西里耶夫岛）大学生及陷入包围的士兵们组成的同样的反共部队。但是德国人把这支部队拉去当德军服务队用了。

一九四一年以前，苏联国民很自然地认为：外国军队的到来也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制度的覆亡，外国军队的到来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有别的意义。人们期待着一个能够把他们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政治纲领。

难道走过了苏维埃宣传的密林，穿过了层层叠叠的希特勒军队之后，我们还能够轻易地相信西方各盟国参加这次战争不是为了普遍的自由。而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西欧一地的自由吗？难道会相信他们只是为了反对纳粹主义和更好地利用苏军的力重，将来如何就不闻不问了吗？相反，我们会相信我们的盟国将忠于自由原则本身，将不会再把我们抛回最坏的专制下面去，这不是更加自然吗？……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曾为这些盟国出生入死，而它们当年却置我军的溃亡于不顾而急于保全自己。是有过这种经验，但这个经验过于严酷，以至于叫人心里难以接受。

我们已经根据自身的体验学会了不再相信任何苏联的宣传了。因此，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不相信那些关于纳粹分子想把俄国变为殖民地、想把我国人民变为德国人的奴隶的童话了，因为实在难以设想二十世纪的人类头脑中还会有这般荒唐的想法。在没有亲身经历之前是不可能相信这些的。还有，一九四二年在奥辛托尔夫成立了一支俄罗斯人的新编部队，它募集到的志愿兵远远超过部队定额。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和白俄罗斯，农民为了保卫农村，并且为了对付莫斯科指挥下的游击队的袭击，自己组织起了“民警”队，人数达到十万人（后来德国人害怕了，禁止了他们的活动）。甚至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天，弗拉索夫到斯摩棱斯克和普斯科夫两地去进行宣传活动时，还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当时人们还在期待：什么时候才能有我们自己的独立的政府和独立的军队呢？我有证据可以证明，当时普斯科夫州波热列维茨区的农村居民是多么欢迎驻在当地的弗拉索夫部队，那个部队不抢劫，不打骂，穿的是旧式俄军制服，帮助农民收割庄稼。所以，这支部队曾被当做俄国人自己的非集体农庄的政权。不少普通居民志愿报名参加了这支队伍（就像在洛克奇报名参加沃斯克博伊尼科夫的队伍一样）。这难道还不值得想一想吗？他们有什么必要这样干呢？他们并不是呆在俘虏营里的呀！而且德国人是禁止弗拉索夫扩充队伍的呀（德国人说：叫他们去当警察吧！）。直到一九四三年的三月，哈尔科夫市近郊的一个俘虏营里还有人在宣读关于（假的）弗拉索夫运动的传单，其结果竟有七百三十名军官签名要求参加俄国解放军！而且这是在他们经历了整整两年的战争之后，其中’户少人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英雄呢，包括一些师长、旅长和团政委在内！还应该指出，当时这个俘虏营里的人是能吃得很饱的，因此，绝不是饥饿时的绝望迫使他们签名的。（但是，这七百三十个签名者中的七百二十二人竟然直到战争结束时也没有被释放出来并吸收他们参加活动，这足以证明德国人迟钝到了什么程度。）甚至到了一九四三年，还有许多万人从苏联地区成群结队地跟着退却的德军逃亡：人们就是不想留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

我敢断言：假如说我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即使是放过了一次哪怕从远处朝着斯大林政府晃几下枪杆子也好的机会，即使是放过了朝着生身慈父哪怕是挥挥拳头、骂一声娘的机会，那末，这个“人民”也可以说简直是一钱不值，是由不可救药的奴才所组成的人民。那么，在上层呢？德国人那里还曾经发生过军事将领们的政变阴谋，可是我们这里呢？我们的军界上层分子都是些（直到今天还是）微不足道的、被党的思想体系和利欲心所腐蚀了的人，他们已经不像别国军人那样保存着本国的民族精神了。那些对这个政权奋起反抗、战斗的完全是下层人民，是士兵、农民、哥萨克。这是纯粹的下层，这里几乎完全没有逃亡的旧贵族、富裕阶层的人士或知识分子参加。假如这一运动当时可以像战争开头几周那样自由发展的话，那它必定会发展成为某种新的普加乔夫起义：按参加这次运动的阶层的广泛性和深度、人民对它的支持、清算官僚们的胡作非为的精神、领导力量薄弱而群众自豪性强等方面来说，都可以这么说。无论如何，自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止，在俄国开展的知识分子的“解放运动”，虽然也虚伪地宣布过为人民谋福利的目的，并且最终导致了“由二月到十月”的结果，但与这些自发的下层的运动相比，后者远远比它更具有群众性，具有普遍人民性。但是，这些下层运动命中注定得不到发展，反而被打上一个可耻的烙印——“对我们神圣祖国仿背叛！”——而归于覆灭了。

我们已经没有兴趣再对各种事件的社会意义作出说明了，因为在我国对此是可以随心所欲、信口雌黄的。同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签定的友好条约是怎么回事？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两人在战前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是怎么回事？接着就是使人震惊的昏庸无能、准备不足和指挥失策（再加上政府懦怯地偷偷逃出了莫斯科!），而且把几十万几十万的军队丢在包围圈里。所有这一切难道都不是对祖国的背叛吗？！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不是严重得多吗？为什么我们却让这些叛徒们至今仍然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豪华公寓里养尊处优呢？

啊！如果能使我国的所有刽子手和所有叛徒，从最……的到最……的都坐到被告席上去，那么，被告席该有多长、多长、多长啊！

对于有伤大雅的问题，我们这里向来是避不作答的。代替回答的是，反过来对着我高喊：

“那么，原则呢？！还要不要原则？！难道一个俄国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使是他认为正确的目的，就有权利依靠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助吗？！何况是正在同德国帝国主义进行无情战争的时候？！”

这倒的确是个关键性问题：为了达到你认为是崇高的目的，你可以去利用正在同俄国进行战争的德国帝国主义的支援吗？

今天，人们无疑会异口同声地高喊：不行！不行！不行！

那么，请问，当年从瑞士开往瑞典而且（现在我们才知道）还曾经绕道柏林的、封上铅印的德国车厢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候，从孟什维克人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和刊物都曾叫喊：不行！不行！但是布尔什维克们却解释说；这是可以的，指责这一点甚至是可笑的。况且，还不只是那一节车厢吧？！一九一八年夏天，布尔什维克从俄国开出去多少车厢啊！那些都是装满了各种食品和黄金的车厢，而且全都送进了德皇威廉的血盆大口！“要把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这个口号本来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嘛，是他早于弗拉索夫分子提出的。

“但是，目的呢？那是为了什么目的呀？！”

噢，你说说是为了什么目的？你们宣布的那些目的现在到哪儿去了呢？……

“可那是威廉呀！是普通的德皇凯撒，小凯撒呀！他可不能同希特勒相比！而且当时的俄国政府是什么政府？是临时政府

可是，不要忘记，我国的报刊在战争的狂暴中谈到凯撒时，不也是除了“残暴的”、“嗜血成性的”这类字眼外没有用过别的吗？而谈到凯撒的士兵时我们则是这样拼命喊叫的：“他们残暴成性，竟用石头敲碎孩子们的脑袋！”不过，就算是凯撒吧，情况也还是一样的。况且，临时政府也并没有成立过肃反委员会，没有向人们的后脑勺开枪，没有把人们关进劳改营，没有赶进集体农庄！临时政府也不同于斯大林政府。

即使如此，也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苦役营里字母表名单上的囚犯批成批地死去，这并没有使某个人动心。只不过是战争结束了，不再需要这种恐怖手段了，也不会再出现伪警察了；需要劳动力，而苦役营里的劳动力却在白白地死去。所以，才从一九四五年开始不再把政治苦役犯住的工棚当作牢房了：白天允许打开门，马桶可以拿到厕所去，苦役犯们可以自己去医务室看病，而去食堂的时候则要他们跑步去——可以振奋精神嘛！那些盘剥政治犯的刑事犯们被送走了，从政治苦役犯中间挑选出一些人来从事辅助性劳动。后来，又允许他们和亲友通信，每年两次。

到一九四六一四七年间，苦役营和劳改营的界线已经相当模糊了：有些劳改营的工程技术领导不懂得政治，他们为了完成生产计划而开始（至少是在沃尔库塔营里开始了）把一些有技术专长的政治苦役犯调拨到普通劳改点去劳动，在那里，这些苦役犯除了身上佩带着号码之外就没有别的不同之处了。同时又把普通劳改营里的一些人塞到苦役营来补充劳力之不足，当牲口使用。

这样，那些只会抓生产而不懂政治的劳改营头头们便险些把斯大林恢复苦役刑的伟大思想给葬送掉。可是，正在这时，一九四八年，斯大林及时地想出了办法——把刑事惯犯和普通犯这些社会亲近分子，与触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不可救药的社会异己分子分别关押；

这也是为了“巩固后方”而提出来的一个更加伟大的意图的一部分（由此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已经在准备即将到来的另一次战争了）。建立起了一批特种劳改营。为特种劳改营制定了一套特别条例，这条例比原先的苦役营稍微宽大些，但比一般劳改营却要严厉得多。

为了有所区别，这些劳改营的名称不用地名，而是给它们取了一些富于幻想的有诗意的名字。建立了诸如：诺里尔斯克的戈尔拉格（即山地营），科雷马河上的别尔拉格（即沿岸营），英塔河上的敏拉格（矿物营），伯朝拉河上的列奇拉格（即河流营），波奇马的杜布洛夫拉格（即柞木营），泰谢特的奥泽尔拉格（即湖泊营），哈萨克斯坦的斯捷普拉格（即草原营），彼斯强拉格（即沙地营）和鲁格拉格（即草地营），克麦罗沃州的卡梅施拉格（即芦苇营）等等。

劳动改造营里传开谣言了，说是要把第五十八条囚犯送到特种劳改营去消灭掉（当然，不论是将要执行任务的人，还是将被消灭的人，谁都十分清楚：要这么干的话，根本不需要什么重新宣判之类的程序）。

顿时，登记分配处（乌勒契）和契卡行动处都忙碌起来了：他们得编制各种秘密名单，送到某处去审查、协商。不久就开来了一列列红色列车，调来几连佩带红色领章、配备着冲锋枪、警犬和小锤子的精壮士兵担任押解任务。随后便是按名单叫人了。那些被点名的人民敌人就无可挽回地断然被带出工棚，起解到遥远的地方去。

但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并没有全被叫出去。只是到了后来，人们对许多熟人的情况作了比较之后，才明白留在普通劳改营里和普通犯们呆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人；这些都是按第五十八条第10分条判刑的人，即犯有一般反苏宣传罪的人，也就是没有对任何他人讲过、没有共犯的，在犯罪时处于忘我状态的单个犯人（尽管无法设想会有这样的“煽动者”，但确实有几百万人正是根据这条罪状被判刑、被立案的。现在这些人留在古拉格群岛的老劳改营里）。只要煽动者是两个人或三个人在一起的，只要他们曾经有过哪怕一点点互相倾听、呼应或唱和的倾向，那么，对他们就有“添秤”，即可以对他们适用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1分条的“集团条款”，因而他们如今也就得作为反苏组织的发酵剂而被送往特种劳改营去了。至于那些背叛祖国的人们（适用第五十八条第1分条之甲、乙两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分立主义分子（适用第五十八条第2分条的），世界资产阶级代理人（第五十八条第4分条）、间谍（适用五十八条一6）、破坏分子（五十八一月、恐怖分子（五十八一8）、暗害分子（三十八一9）以及经济方面的怠一二者（五十八一14）等，当然都被送走了。他们中间还很方便地夹杂进了一些德国人俘虏（敏营的）和日本人俘虏（奥泽尔营的），那是打算在一九四八年之后继续把这些人留下来的。

同时，知情不报者（适用第五十八条第12分条的）和敌人的帮凶（适用五十八一3）都留在普通劳改营里了。相反，被控通敌的政治苦役犯则全部同其他人一起押送到特种营去。

这种区分还具有比我们所描述的更深刻的含义。根据某些至今还不清楚的特征，把某些判刑二十五年的女叛国犯（例如在翁日营里）也留在了普通劳改营里。有些地方的劳改营关押的全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包括弗拉索夫分子和伪警察，但却又不叫做特种劳改营，那里的囚犯们也不佩带号码，但是管理制度却异常严峻（例如：伏尔加河的萨马尔河湾处的红色格林卡；哈卡斯自治州希林区的土依姆营；南库页岛营等）。这些营里的管理极其严厉，生活一点也不比特种劳改营里轻松。

这是一次对古拉格群岛进行的伟大分割。为了避免将来再把它混杂起来，还特别规定：从一九四九年起，每一个新炮制出来的“群岛”居民，除了法庭的判决书之外还必需拿到一张被关押的“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州分局和检察机关的联合决定），上面要注明该把这只小羊关在什么样的劳改营里。

这样，就像为了长出新芽而正在死去的种子一样，斯大林播下的苦役刑的种子就在特种劳改营里露出了新芽。

红色囚犯列车沿着祖国和“群岛”之间的斜线把一批批新人员带走了。

而在英塔河上，人们想出的办法却更简便：只要把这个畜群从一些大门赶进另一些大门就行了。

契诃夫曾经抱怨过，说我们国家没有给“什么是苦役刑以及它为什么是必需的”这个问题下过定义。

可那是文明的十九世纪的事呀！在我们这穴居的二十世纪中叶，我们根本就不想去理解什么又苦役刑，也不需要什么定义。既然老爷子已经这样决定——这也就是全部“定义”了。

于是我们就都得心领神会地不住点头。

第二章　革命的微风

刚刚开始服刑的时候，那望不到尽头的漫长刑期压倒了我，同古拉格群岛世界的初步接触把我摧毁了。因而我绝对不曾相信有朝一日我的心灵还会逐渐地振作起来，会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不觉地，像登上夏威夷的洛阿火山一样，登上那看不见的“群岛”的高峰，并且会站在那山巅上镇定自若地纵目四顾整个“群岛”，甚至还会被这难以置信的海洋的万顷波涛的光辉所吸引。

刑期的中间一部分，我是在一个黄金般美好的小岛上度过的，那里给囚犯吃得饱，给水喝，囚室里也温暖、清洁。为了换取到这一切，要求于我们的并不多：只须在书桌旁边坐十二小时，满足首长的愿望。

可是，我却忽然失掉了享受这种清福的兴趣！……因为我已经摸索到f监狱生活的某种新的意义。回顾过去，如今我觉得莫斯科的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的“专用犯人”对我们的劝告—一“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得争取不落到一般劳动里去！”——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简直无法与所得到的东西相比。

监狱启发了我的写作愿望。如今我把全部时间都投到这一爱好中去，对于公家的工作厚着脸皮能拖就拖。我要直起腰来，这对我来说比黄金岛上的黄油和白糖显得更加珍贵了。

于是，我们几个人便被人家给“弄直了腰”——决定把我们押往特种劳改营。

押往特种劳改营的过程是漫长的，花了整整三个月（十九世纪骑马也比这快得多）。路上我们走得那么缓慢，甚至这段路就像是生活中的整整一个阶段，它长得似乎连我的性格和观点都在这期间改变了。

但旅途中一直是兴致勃勃的、愉快的、这旅行颇有意义。迎面吹来的微风清新而令人振奋，那是苦役刑的风，也是自由的风。四面八方凑近来的人和事都向我们表明：真理在我们这边！在我们这边！绝不在审判和监禁我们的人们那边。

到达熟悉的布蒂尔卡监狱，欢迎我们的是小窗户里进发出的女人的尖叫声，那大概是些单身监禁的囚犯在叫：“救人呀！打死人啦！打死人啦！”喊叫声随即就在看守的巴掌中被憋回去了。

在布蒂尔卡的“转运站”里，把我们和一些一九四九年判刑的新犯人混编在一起。他们这些人的刑期都很可笑，不是一般的“十元券”（即十年），而是“四分之一”（世纪）（即刑期二十五年）。每当他们在无数次的点名中报告自己的满刑日期时，听来简直像是在故意捉弄人：“一九七四年十月！”“一九七五年二月！”

坐这么长时间的牢！简直不可想象。必须搞到一把老虎钳，把铁丝网剪断才行。

这种二十五年的刑期本身就会给囚犯们造成一种新的品质。政权当局已经朝着我们使出了所能使出的一切招数。现在轮到我们，囚犯们，说话了。我们要说出自由的语言——说出那些不可能再受约束和威胁的话，说出我们一生中未曾说过的、而对于明确态度、团结战斗又是必不可少的话。

我们是在喀山火车站上，在“斯托雷平囚车”中，从车站的广播喇叭里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的。战争的第一天上午北朝鲜人就穿过南朝鲜人的坚固防线前进了十公里，而后，北朝鲜人却硬要使世界相信是他们先受到攻击的。任何一个上过前线的甚至最傻的战士都可以判断出：首先发起进攻的正是在第一天就大步前进十公里的一方。

这个朝鲜战争使我们也感到了兴奋。我们这些不安分的人个个都盼望着暴风雨的来临！因为没有暴风雨，没有暴风雨，没有暴风雨的话，我们是注定要慢慢地被折磨死的！

过了梁赞，初升太阳的红色光芒从囚车上钉死的小窗孔直射进来。站在我们这个格子对面的年轻押解兵被照得眯起了眼睛。押解兵确实像个押解兵的样子：每个格子里塞进我们十五个人，只发给咸鲱鱼吃。不过，确实还给送点水来，早晚两次还放出去解手。因此，我们对他并没有什么不满的。但是，这个小伙子却忽然心不在焉地、甚至是毫无恶意地脱口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他说我们是人民的敌人。

这可不得了了！我们这个格子和隔壁格子的人一齐向他喊起来：

“我们是人民的敌人，那么为什么集体农庄里没有东西吃？！”

“一看就知道，你这小子也是农村来的，你大概还想留在部队超期服役吧。当个哈巴狗！大概你也不想再回去种地了吧？”

“如果我们是敌人，那你们干吗还把这乌鸦囚车涂上别的颜色呢？可以公开地押运嘛！”

“喂，孩子！我有两个像你这么大的儿子都死在前线了。可我呢，倒成了敌人，是吗？”

已经有许久许久没有从我们的口里飞出过这一类的话语了！我们喊出的都是些最普通的道理，都是些可以看得见的事，因而它也是难以驳倒的。

一个超期服役的军士走过来帮助这个不知所措的小伙子，但是，他并没有把谁揪到禁闭室去，也没有记下谁的名字，他只是帮助他的弟兄招架而已。这个现象又被我们认作新时期到来的迹象了。（其实，一九五0年会有什么“新”时期呢？！）木！这只是一种迹象，它表明新刑期和新建的政治犯劳改营在囚犯中间造成成了一种新关系。

我们同两名押解兵的争论后来发展为纯粹的论据竞赛了。年轻的士兵们瞅着我们，已经不敢再把我们这个格子和隔壁格子的任何人叫做人民敌人了，他们企图用报纸上和政治教材里的话来反驳我们，可是，尽管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但确已感觉到自己的话是多么虚伪、多么言不由衷了。

“你们看看，孩子们！你们往窗外看看！”我们对他们说，“看你们把俄罗斯搞成什么样子啦！”

窗外是一片撒满烂麦秸的、坎坷不平的、破烂贫困的国土（我们的火车走的是鲁札耶夫线，外国人向来不走这条线）。假如当年的拔都汗看到的俄罗斯的土地是这种样子的话，他也许就不会来夺取立了。

在一个叫托尔别耶沃的寂静的小站上，我们看到一位老人从站台上走过去，脚上穿着树皮鞋。一个乡下老大娘站在我们的小窗前，透过车窗上的和里面的两层铁栏杆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这些紧紧挤在上展板铺上的人们。我们的老百姓观看“不幸的”人们时从来都是用这种眼光看的。几滴稀疏的泪珠顺着她那衰老的脸滚下来。她呆痴地站在那里看着，就像我们中间有她的亲生儿子似的。“不许看，老大娘！”押解兵的声音并不粗暴。老大娘甚至连头也没回一下。她身旁站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辫子上结着白色带子。小姑娘的眼神更加严峻，严峻得与她的年龄很不相称，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眨也不眨一下。看那样子，我想，她一定是把我们的模样永远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了。火车轻轻地开动了。老太婆举起污黑的手指郑重其事、不慌不忙地朝着我们画了个十字。

在另一个车站上，一个穿花布连衣裙的姑娘毫不拘束、毫无惧色地走到我们窗子近前，急急忙忙地问我们：你们是根据哪一条判刑的？刑期多久？“躲开！”正在月台上来回巡逻的押解兵对她喊叫但姑娘却说：“你要把我怎么样？我自己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喂，你把这包香烟交给小伙子们吧！”她随手从提包里掏出一包香烟。（我们原也猜想她可能也坐过牢。在这样一些到处流浪的人中间，多少人已经在“群岛”上受过教育了啊！）“躲开！要不，把你也关起来！”押解队副队长从车厢里跳出来对她喊叫。她朝着他那个超期服役的脑袋轻蔑地瞥了一眼，说：“去你妈的！……”接着又鼓励我们说：“……别理他们！小伙子们！”然后就傲然走开了

我们一路上就是这样走的。所以，我们并不认为押解人员会感到他们是代表人民的。我们越往前走情绪越高，越感到正义在我们这边，整个俄国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快要结束了，这种行当快要结束了。

在古比雪夫的递解站里，我们歇脚“晒太阳”足足歇了一个多月。在这里也遇到了奇迹。忽然，旁边四室里传来了刑事惯犯的歇斯底里的喊叫声（这些家伙连喊叫的声音都特别难听、刺耳）：“快来呀！救命呀！法西斯分子打人啦！法西斯分子！”

这可是新鲜事！我们这些“法西斯分子”竟敢打刑事惯犯？从前可总是挨他们打的呀。

但是，不大一会儿就重新分编了房间，我们这才知道：刚才的事并没有什么稀奇，它只不过是一个先声。有个叫帕维尔·巴拉纽克的人，生得膀宽腰圆，胳膊像小树一般粗，两只大手既随时准备握手，也随时准备给人以打击。他黑黑的脸膛，鹰鼻子，与其说像个乌克兰人，不如说更像格鲁吉亚人。他是个刚从前线回来的军官，曾用高射机枪击落过三架敌机；本来提名要授予他英雄称号的，但是被部队里的特别处给否定了。从前他也进过惩戒营，但从那里戴着勋章出来了。现在他被判刑十年。按新刑期来说，十年算是“小孩子的刑期”了。

他是从诺沃格勒-沃伦斯克监狱里来的，一路上早就领教过刑事惯犯那一套了，而且已经同他们打过架。刚才，他正在隔壁房间的上铺安静地跟别人下棋。本来这屋里住的都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可是管理员却忽然要塞进来两个刑事惯犯。这两个家伙漫不经心地叼着白海牌香烟，一进来便到靠窗子的铺上去清理他们的“合法”位子。其中一个边开玩笑说：“哼，我就知道又把咱们塞到土匪窝里来啦1”这时，还不大了解刑事惯犯的天真的维利耶夫就想给他们打打气，便说：“我们不是土匪，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你呢？”“我吗？挪用公款。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们把靠窗睡的两个人赶开，把自己的背包放到“合法”位子上，接着就到各铺上去查看别人的背包，开始找碴儿。而那些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怎么样呢？不，他们当时还是老样子，丝毫没有反抗。六十个大男人俯首贴耳地等着那些人过来抢他们的东西。这些不容别人反抗的惯犯们的嚣张气焰有一种施定身法的效果她们心里有数，监狱当局总是会给他们撑腰的）。巴拉纽克这时似乎仍在下棋，可是他那两只大眼睛早在扫着这两个人了，暗自盘算着该怎么动手。当其中一个刑事惯犯走到他铺前时，他就用耷拉在床边的一条腿狠狠地朝着那个家伙的脸踢了过去，随即跳下床来，抓起马桶上的木盖子朝第二个人的头上打去。就这样，他狠狠地用木头盖子轮流打他们两个。木盖子打裂了，他便抓起那四公分方木制的十字接头来继续打。两个刑事惯犯开始求饶了。不过还得承认，在他们的哀叫声中也有点幽默，他们并没有放弃逗人笑的企图，只听他们说：“哎，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能用十字架打人!？”“你好像不疯嘛，怎么欺负别人呢？”但是，巴拉纽克是了解这些人的，他并不住手。这时其中一个便冲到窗前去喊叫：“来人呀！法西斯分子打人啦！”

两个刑事惯犯一直记恨在心，后来他们曾几次吓唬巴拉纽克说：“你身上可有股子死尸味！咱们走着瞧！”但是，以后没敢再逞凶。

我们房间里很快又同母狗（狗腿子）们发生了冲突。有一次。我们正在放风并趁机松动松动，女看守命令一个狗腿子去催促厕所里的人快出来、催就催吧，可是他那副傲慢的神气（对待“政治犯”嘛！）却惹恼了一个刚开始服刑的年轻人。神经质的沃洛佳·格尔舒尼正想制止他，可是那狗腿子一拳就把年轻人打翻在地了。要是从前，犯第五十八条的人也许就忍气吞声了，可是此刻一个叫马克西姆的阿塞拜疆人（他曾杀死了他们集体农庄的主席）向狗腿子身上扔了块石头，同时巴拉纽克过去朝他的下巴给了一拳。这时狗腿子抽出刀子照巴拉纽克划了一刀（他们这些给看守当帮手的人有时带着刀子，这对我们来说并不稀奇）。狗腿子拔腿向看守跑去，巴拉纽克在后面紧追。这时我们都被迅速赶进了四室。监狱的军官们来了，他们查问是谁手的，并且威胁要对有这类“匪徒行径”的人延长刑期．（内务部人员当然心疼那些母狗）。巴拉纽克流着血，挺身而出：“是我打的。只要我活着，今后还要打这帮龟孙子！”监狱的“教父”马上警告我们：“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没有什么可骄傲的，还是老老实实装哑巴更安全些！”这时候，沃洛佳·格尔舒尼又出来说话了，他是在大学一年级被抓来的，几乎还是个孩子，他和那个曾经指挥社会革命党人战斗团的格尔舒尼不仅是同姓，他还是那个人的亲侄子。“不许你叫我们反革命分子！”他像一只公鸡似的伸着脖子朝着监狱的“教父’”喊道，“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们又是革命者！只不过是要革苏维埃政权的命！”

啊，多有意思！总算活到了这么一天！而那个“教父”却只是把脸一沉，蹙蹙眉头，也就把话咽下去了！没有把谁再关进禁闭室。看守们、军官们也都灰溜溜地走开了。

原来在监狱里也可以这样生活呀！？可以打架？可以顶撞他们？大声把你想说的话讲出来？我们白白地忍受了多少年啊！哭鼻子的人就是该挨打！我们曾经哭过鼻子，所以人们就打我们。

我们将要被送到一些新的、神话般的劳改营去，那里的人都像纳粹分子一样佩带着号码。但是，那里都是政治犯，总可以摆脱这些普通刑事犯的纠缠了。或许到了那里就可以开始那样生活了吧？沃洛佳·格尔舒尼是个圆脸尖下颌的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珠，苍白的面孔上总是闪耀着希望。他说：“等咱们到了特种劳改营，可得好好辨别一下．到底该‘跟着谁走’。”多么天真的孩子啊！他是真地认为，到了那里就会真地接触到各党派的各式各样的思想，听到他们的辩论，了解各种纲领，各种地下活动。“跟着谁走”？好像我们真有这种选择自由似的！好像那些填发共和国逮捕令的人们和编组押解犯名单的人们事先还没有替我们决定命运似的！

我们住的牢房是旧马棚改建的。棚子很长，原先放两排牲口槽的地方现在摆了两排双层板床，过道中间有一些歪歪扭扭的圆木柱子支撑着古老的屋顶勉强不会塌下来，两边墙上的窗口也是典型的马棚窗子，只是为了从外面往里扔干草时不落到牲口槽外面。现在这些窗口也都戴上“笼口’‘（安在窗外遮挡视线的罩斗）了。这间牢房里共住囚犯一百二十名，什么人都有，大半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大都是些没有文化的庄稼汉。这是因为那一带正在进行第二次清洗，凡是不想自愿参加集体农庄的，或被怀疑为不愿参加的人，全部被抓起来了。此外，还有不少西部乌克兰人，即所谓的“奥乌恩”分子和那些胆敢收留奥乌恩分子在

家里过夜或给他们吃过一顿饭的人。再就是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

共和国抓来的人了，他们中间很少是初次被捕的，大部分是第二

次被捕的所谓“二进狱者”。当然，还有几个外国人。

我们这些人全是被押往同一个特种劳改营的（从派工员口里

听说，是押往斯捷普拉格）。我仔细地观察着这些人，是命运把我

们牵到一起了。我努力去理解他们。

我觉得特别使我难过的是那些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虽然

在这牢房里面我与他们处于同样地位，但我内心却感到在他们面

前无地自容，仿佛是我自己把他们抓进来的。他们都是些纯朴、勤

劳、信守诺言、安分守己的人。他们怎么会也落到这种绞肉机中

来了呢？他们没有招惹任何人，平静地过着自己丰衣足食的生活，

社会道德比我们这里还要高尚。可是，忽然，只因为他们住在我

们近旁而且挡着我们去海洋的路，他们就有罪了。

“作一个俄国人真可耻！”——当年俄国扼杀波兰的时候，赫

尔岑就曾经这样激动地说过。今天，面对着这些不喜争战而且毫

无防御的人民，我感到作一个苏联人有双倍的耻辱。

我对拉脱维亚人的感情还要复杂得多。这里似乎有某种命运

之手在捉弄着我们。这是他们自己播下的种子呀。

那么，乌克兰人呢？我们已经很久不使用“乌克兰民族主义

者”这个提法了，我们只说“班杰拉分子”，而且这个词在我们这

里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骂人的词了，以至谁也不再去思考一下它

的实质。（还有，我们使用“匪徒”这个词也是这样的。按我们习

惯的用法是：凡是为了我们而杀人的都是“游击队员”，而凡是杀

我们人的都是“匪徒”，包括一九二一年的唐波夫省的农民在内。）

而问题的实质则是：尽管有过一个时期，在千年前的基辅罗

斯时代，我们大家确实曾经组成过统一的民族，但是，从那以后

这个民族就分裂了，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和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都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所谓的“重新统一”本来就是十分困难的。尽管或许曾有人抱有过这种重新组织从前那种兄弟大家庭的真诚愿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过去三个世纪的时间。俄国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位政治家，他能认真地想一想：怎样才能使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结成亲人，怎样才能消除双方之间的隔阂和创伤。（假如没有隔阂和创伤的话，一九一七年春天也就不会组织什么乌克兰委员会，也不会有以后的“拉达”了。不过二月革命时期他们只要求实行联邦制，谁也没想分离出去。这种残酷的分裂肇始于共产党当政的年代。）

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之前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并没有遇到困难。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过列宁的这样的话：“我们把乌克兰和别的非大俄罗斯人地区看作被俄国沙皇和资本家们所兼并的地方。”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在乌克兰已经组织起中央权力机构——中央“拉达”了。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还通过了一个《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这该不是开玩笑的吧？当时这个宣言宣布俄国各族人民拥有直至分立的自由权和自决权，那该不是欺骗人的吧？半年之后，苏维埃政府曾请求德意志帝国协助苏维埃俄国同乌克兰签定“和约”并划定双方的准确国界，而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列宁同乌克兰黑特曼——斯柯罗帕德斯基共同签署了这项和约。列宁的这一行动表明，他完全容忍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甚至容忍乌克兰在分离出去后成为君主国！

但是怪了。德国人刚被协约国打败（这总不该影响我们对待乌克兰的原则吧1），黑特曼也跟着他们垮台，布尔什维克的那点实力比彼得留拉的力量稍微大点了，——布尔什维克马上越过了他们承认的边界线，把自己的政权强加在同一血统的兄弟们身上。不错，在那以后的十五到二十年中，我们曾不遗余力地、甚至是勉强地利用“莫瓦”——乌克兰的语言——大作文章，使那里的弟兄们相信他们自己是完全独立的，而且是随时可以从我们这里分离出去的。但是，当他们在战争结束时刚一表示想要这么作的时候，我们却宣布他们是“班杰拉分子”，并开始追捕、拷打并处决他们，或者把他们关进劳改营了。（其实“班杰拉分子”也和“彼得留拉分子”一样，都只不过是一些不愿意在异族政权统治下生活的普通乌克兰人而已。当他们了解到希特勒也并不给予他们曾经许诺的自由时，他们便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同希特勒作战。但是，我们对这一点却缄口不言，因为提这一点对我们不利，就像我们从来不提一九四四年的华沙起义一样。）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即我们的兄弟们希望能用自己的“莫瓦”讲话，用它教育孩子，写商店招牌，这为什么会使我们如此怒不可遏呢？甚至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他的小说《白卫军》中）在这个问题上也受到了不正确的感情的影响。既然两个民族过去没有完全融合到一起，既然我们之间有不同之处（只要他们，少数人，有这样的感觉就够了），这很令人痛苦！但事已至此，有什么办法！既然错过了时间，——那主要是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错过的，双方关系主要不是在沙皇时代而是在共产党当政时期尖锐化的！——他们要分离出去。我们为什么要生气呢？是舍不得敖德萨的海滨浴场？舍不得切尔卡塞的水果？

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是很痛心的，因为在我的血液里，在我的心理上和思想里，都有乌克兰和俄罗斯两者的结合。但是，在劳改营里同乌克兰人的长期友好交往使我深深理解了：他们为此痛苦了多么久啊！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要为老一代人的错误付出代价。

跺着脚喊叫：“这是我的！”那是很容易的。而要说一句：“谁想生活，就让他生活吧！”那就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在二十世纪末

期，我们不应该仍旧生活在使我们最后那位不太聪明的皇帝伤透

脑筋的那个空想的世界里了。不管看来多么奇怪，但事实是：“先

进学说”关于民族主义正在衰落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在原子和控

制论的时代，它——民族主义——不知为什么反而兴盛起来了。这

样一个时刻正在到来：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必须履行我们

关于自决权和独立的全部诺言。而且我们应该主动地使它兑现，不

要等待别人在火堆上烧死我们，在河里淹死我们或者砍掉我们的

脑袋。我们究竟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一点，我们不能靠疆土之广大，被保护民族之众多来证明，而只能靠行动之伟大来证

明，还要靠我们放弃了那些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土地之后在

自己土地上的精耕细作来证明。

对乌克兰的处理将是异常痛苦的。但是，现在就应该看到总

的发展趋势。既然过去多少世纪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就是

说，该是我们来表明自己明智的时候了。我们必须交给他们自己

去决定。是交给联邦制派，还是交给分立派？那就要看他们之间

谁能说服谁了。不让步，则是愚蠢，是残酷。我们现在越是温和、

忍让和通情达理，那么将来重新恢复统一的希望也就越大。

让他们自己生活，自己去试试吧。他们很快就会感觉到：分

离出去并不能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

不知为什么，让我们在长长的马棚车房里住了很长时间，没

往斯捷普特种营押送。自然，我们并不着急，我们在这里很愉快，到了那里只会不如这里。

我们这里也不乏新闻消息，每天都有人拿来半张破报纸。常常是我念给全屋的人听，而我总是带着感情念，那里也确实有应该带着感情念的东西。

那些日子正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解放十周年纪念。我们牢房里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中间有些人懂俄语，他们把这些消息翻译给别人听（这时我就稍停一停）。当那些人听到在他们的国家里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起了怎样的“自由和繁荣”的生活时，他们竟失声痛哭起来了，上下铺的人一齐大哭。这些从波罗的海沿岸来的人（他们占整个递解站人数的近三分之一），每人都丢下了一个破碎的家庭。不，如果还有“家庭”，那就算是不错的了，有些人的“家庭”也正在跟着另一批押解犯人被同样地押往西伯利亚。

但是，最使我们这些递解中的囚犯心情激动的当然还是关于朝鲜的消息。斯大林的闪击战在那里失败了。联合国的志愿军已经召集起来。我们把朝鲜看作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班牙。（很可能斯大林就是把它当作第三次大战的彩排而开始的吧。）特别使我兴奋的是联合国的士兵们：看，他们那个旗子多有意思！这个旗帜什么人不联合呢？它简直是未来的人类总体的雏形！

使我们厌恶的是，我们不能有比厌恶更进一步的行动。“我们死掉也不要紧，只要那些在幸福生活中看着我们死亡而无动于衷的人们能够安然无恙就行！”——难道我们能够这样想吗？不能，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绝对不能！我们确实在渴望着暴风雨的来临！‘人们也许会感到惊奇：“人怎么可能有这种无耻的、绝望的思想呢？你们难道没有想到在监狱外面的广大人民要遭受战争灾祸吗？！”“但是，狱外的人们可一点也没有想到过我们呀！”“那么说，你们怎么啦？竟然希望爆发世界大战？”“可是你在一九五O年就给这些人判刑判到七十年代中期，那么他们除了希望发生世界大

战之外还能希望什么别的呢？”

现在，当我回忆起当时我们那些虚幻而有害的希望时，自己

也感到荒唐。全面的核毁灭不管对谁来说都不是出路。何况，即

使不用核武器，任何一种战争状态都只能成为国内暴政的借口，会

加强国内暴政。但是，如果我不讲出真实情况，不说出我们在那

个夏天的实际想法，那么，我写的历史就被歪曲了。

罗曼·罗兰那一代人年轻时曾因为担心战争爆发而苦恼，而

我们这一代囚徒则相反，我们是因为没有战争而苦恼。这就是政治犯特种劳改营当时的真实精神状态。我们就是被逼到了这种地

步。世界大战带给我们的只会是两种可能：或者是加速死亡的到

来（从炮楼上扫射我们，像德国人干的那样在我们的食品里放毒

和使用杆菌），或者，也许会是取得自由。不管是哪一种，都能更

迅速地得到解脱，总比拖到一九七五年的刑满期好些。

彼佳·帕-弗就是这样打算的。彼佳·帕-弗是我们牢房里从

欧洲回国的人中最后一个活下来的人。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有牢

房里塞满了像他这样从欧洲回来的质朴的俄罗斯人，但是，那时

候回国的人早都已进了劳改营或者入土了，没回来的人也都下决

心不回来了。可是这个彼佳是怎么回事？他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在正常人谁都不再回国的时候，自愿回到祖国来的。

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正在哈尔科夫市的职业学校学习，他是战

时强迫动员到那里去学手艺的。不久，德国人来了，又把他们这

帮半大孩子强迫送到了德国。他这个“东方奴隶”在那里一直呆

到战争结束。他在那里养成了一种心理状态，认为人应该尽量使

生活过得轻松些，不要像自己小时那样被人强迫去劳动。在西方，

他利用了欧洲人的轻信态度和边境控制不甚严紧的状况，把法国

的汽车开到意大利，再把意大利的车开到法国，减价出售，从中

谋利。但是，他在法国到底还是被查出来，他被捕了。这时，他

给苏联驻法大使馆写了封信，表示愿意回到他亲爱的祖国去。帕一弗当时是这样盘算的：如果蹲法国监狱，他就不得不呆到刑期的最后一天，而他有可能被判十年徒刑。回到苏联呢，他由于叛国罪可能被判刑二十五年，但是，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滂沱大雨已经开始落雨点了。而苏联呢，据他说，开战后连三年也保不住。因此，还是去苏联监狱更有好处。大使馆的朋友们自然是很快就来接收他了，并且拥抱了彼佳·帕一弗。法国当局欣然同意把这个盗窃犯移交给苏方。大使馆里集结了大约三十名像帕一弗这样的和有类似情况的人。使馆把他们用轮船舒舒服服地运到了苏联的摩尔曼斯克。靠岸之后，放他们到市内去游逛游逛，然后，就在一昼夜之内又把他们一个个全都逮捕起来了。

现在，在我们牢房里，彼佳能够代替西方的报纸（他曾仔细阅读过西方报刊关于克拉夫琴科案件的报导），也能够代替剧院（他可以轻巧地用嘴吹奏西方音乐）和电影（他给我们讲述西方影片的内容，边讲还边表演）。

古比雪夫的递解站多自由啊！各牢房的人有时可以在大院子里相遇。还可以透过窗外的罩斗同院里的囚犯谈话。去厕所时可以走近家属工棚的敞开的、钉了铁栅栏、但没装罩斗的窗子去看看，那里住的是带着孩子的女犯人（她们也都是从波罗的海沿岸一带和西部乌克兰抓来的）。在两座马棚牢房之间的墙上有一个小孔，我们把它叫做“电话”，每天从早到晚小孔两边总是各有一名好事者半躺半卧着互相交换消息。

这种自由更加刺激了我们的好斗心，我们更感到自己脚下的土地十分牢固，而看守我们的人们脚下的土地却似乎就要燃烧起来了。于是，在院里散步的时候，我们也不免要昂起头来望望那灰白的闷热的六月天空。假如这时在那天空中出现敌人的轰炸机编队，我们是既不会惊奇，也不会害怕的。我们的生活实在不像生活了。

从卡拉巴斯递解站来的、往相反方向去的人们带来了一些谣传，说那里出现了小传单，上面写着：“受够了！”我们互相鼓气，情绪越来越激昂，以至在鄂木斯克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炎热的夜晚，大家都像从蒸笼里出来一样，热汗直流，这时候看守们却把我们塞进乌鸦车，挤得满满的。我们便从车厢里对看守们喊起来：“等着瞧吧，兔崽子们！杜鲁门会来收拾你们的！把原子弹扔到你们头上！”可是看守们却一声没吭。他们也感觉到了我们这方面的力量在增长，而且我们深信自己是正义的。我们非常渴望真理的实现，甚至宁愿在同一颗炸弹之下和这些刽子手们同归于尽。我们所处的境地没有什么可丢失的。

不写下这个情况，就无法揭示五十年代古拉格群岛的全貌。

鄂木斯克的牢狱是关押过阳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可不是匆匆忙忙用木板钉起来的古拉格系统下的递解站。这是沙皇叶卡捷琳娜时期建造的威严的监狱，特别是它的地下室。要是找拍电影的场景，没有比这地下牢房更合适的了。四方形的小窗口就是一条通向地面的斜坑道的下端。根据这条三米深的斜坑道便可以看出车房的墙是用什么构成，有多么坚固了。牢房里没有所谓的屋顶，它是一个形成穹隆状的倾斜的大石洞。有一面墙湿淋淋的，不断地渗出水来，滴到地上。早晚这里漆黑一片，即使在晴朗的白天牢里也是昏暗的。看不见老鼠，但是总感觉到它的存在。本来石穹隆有些地方就低得只有一人多高，但监狱当局还是想方设法在这里修了两层睡铺下铺刚刚高出地面一点点，只有脚踝骨那么高。

我们在使人放纵的古比雪夫递解站期间发展起来的那种模糊的反抗精神，看来，遇到这样的监狱之后总该被压服了吧。但是，并没有！每天晚上，在蜡烛般微弱的十五支光的电灯下，敖德萨大教堂的长老，谢了顶的、瘦长脸膛的德罗兹多夫老头，还是照例要站到坑道窗口的底端去，用低低的声音，满怀着迎接生命的终结的无限感慨，唱起他那支古老的革命歌曲：

秋天的夜晚，一片漆黑，

它有如背叛的行径，恰似暴君的乖戾。

而这座监狱，在雾气中挺立的

这可怖的幽灵，却比秋夜还黑！

他只是唱给我们听。不过，在这里，即使大声喊叫，外面也听不见。他唱的时候，可以看见他尖突的喉结在那干瘪的、青铜色的脖子皮肤下面滚动。他边唱边抽泣，他在回忆，在脑海中一幕幕重温过去几十年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他的内心战栗感染着我们：

虽然这里一片沉寂，

但监狱绝不是坟地。

而你，看守人呀，

且莫疏忽大意！

在这样的监狱里，听这样的歌声！“一切都是合拍的，一切都是和我们这些囚犯们所等待的东西合拍的。

听完他的歌。我们就在黑暗中，在阴冷潮湿中收拾收拾睡觉了。是啊，此时此刻还有谁的话语能温暖我们的心呢？

这时，仿佛是对这期待的响应一样传来了一个声音，这是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帕斯基说话了。他的声音好像是阳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所有主人公的混合声音。这声音时而高亢得无法攀援，时而又低沉得令人窒息，它既不单调，也不宁静，仿佛随时可能变成哭泣、变成痛苦的呐喊。即使是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基笔下的廉价小说《红色马顿那》之类，要是用这种声音，用这种充满信念、痛苦和憎恨的声音读出来，也会像是关于罗兰的史诗那样激动人心。所以，真实也罢，完全是臆造也罢，反正他所讲的故事已经作为一个史诗铭刻在我们记忆里了，他讲到维克托·沃罗宁曾徒步急行军一百五十公里奇袭托列多，给阿尔卡扎尔要塞解了围。

其实，要把这个斯帕斯基本人的一生写成小说的话，它在小说中也未必会是最糟糕的一部。斯帕斯基青年时就曾参加过“冰上进军”“，整个内战时期他一直南征北战。后来流亡到意大利。在国外修完了俄国芭蕾舞课程（好像是跟卡尔萨维娜学习的），又在俄国某伯爵夫人家里学会了一手做细木家具的漂亮手艺。（后来，在劳改营里，无人不夸他的好手艺：他自制了一套小巧的木匠工具，用它给劳改营的头头们做了一张小桌，线条优美一，轻便漂亮，使他们大为惊讶。不错，这张小桌子他整整做了一个月。）后来，他曾随着芭蕾舞剧团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他替意大利拍摄过新闻记录影片。后来，他用了一个稍为有点变音的意大利人名字——若万尼·帕斯基——在意大利军队里当了少校。于是，一九四二年夏天他便随部队又来到他的故乡顿河一带。尽管当时总的形势是苏联军队仍在继续后退，但他指挥的那个营在这里很快就落入了苏军包围圈。斯帕斯基本人原想拼命冲出去，但是组成该营基本力量的那些意大利孩子们吓哭了；他们想活命！这时斯帕斯基少校动摇了，终于挂出了白旗。他自己是有机会用一颗子弹了此一生的，但那时他却产生了好奇心：想看看苏联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本来能够作为意大利军普通战俘在四年之后被送回意大利的。但是，他身上的那种俄罗斯人本性憋不住了，他同俘虏他的苏军军官们无话不谈，以至忘乎所以了。一失足成千古恨！既然你不幸是个俄国人，你本该像讳言自己的花柳病一般对此讳莫如深呀，否则，哪里会有你的便宜！先关了他一年，后来又在哈尔科夫的国际战俘营（也还有这样一个营呢，里面关押着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里关了三年。在他已经被关押四年之后——这四年除外——又到了他二十五年！哪里还要等二十五年呀，在这苦役营里，他已注定不久就要死去了。

我们进了鄂木斯克监狱，然后又被转押到巴夫洛达监狱。这两处监狱之所以同意接受我们这批犯人，是因为这两个市的当局有一个重大的疏忽：至今还没有建立专门的速解站。巴夫洛达市甚至更加可耻：连黑乌鸦囚车也没有，因而只好让我们这些囚犯排着队从车站走到监狱，经过好几个街区，也只好不怕居民看见了。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的头十年就是这样押解犯人的。我们通过的几个街区没有一条柏油马路，没有自来水管，只见一排排木造的平房沉在黄沙里。实际上只是从监狱的两层砖房开始才有点像个城市样子。

但是，用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这所监狱给人的感觉不是恐怖，而是宁静，不是可怕，而是可笑。宽敞寂静的小院，屋边墙角处长出一点可怜的小草，用木板隔开的放风场地也不显得可怕。二层楼上的牢房的窗子只钉着稀疏的铁栅栏，窗外没有装“笼口”，可以站到窗前去研究外面的地形。窗子下面，就在脚下，在狱墙和外面的院墙之间，铁链拴着一只大黄狗，时而像是发现了什么动静似地曳着铁链跑几步，汪汪两声。但它也不像监狱里的狗，样子不可怕，不像那些专门训练来咬人的狼狗。一身蓬松的浅黄毛说明它是一只普通种的看家狗（哈萨克斯坦有这样一种狗），而且，它已经老得不行了。这狗倒像那些好心肠的老年看守，这些人都是从军队调来的，他们毫不隐讳自己已经为这狗一般的看守职务所苦恼了。

越过狱墙，可以看到街道、卖啤酒的小铺子、路上的行人和呆立着的人——他们是来给犯人送东西或是等着取回容器的。再往远看就是住宅区，平房组成的一片片街区，额尔齐斯河的河湾，甚至可以看见河对岸很远的地方。

岗楼上的哨兵刚刚把留下了“牢饭”的空篮子退还给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小女孩接过篮子，一抬头看到了我们正站在窗口向她挥手致意，但她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容不迫地、庄重地向啤酒小铺的房后走去了，她怕岗楼上的哨兵看到她。可是，一到房后，她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她放下篮子，举起双手使劲朝我们不住地挥动，边挥手边笑！然后，她用手指作出各种圈圈点点的动作，向我们表示：“写吧，写小纸条吧！”又在空中划了一条抛物线，表示：“扔下来，扔给我！”然后又向市区那边指了指，意思是：“我送去，替你们转交!”然后她又把两手张开，好像在说；“还有什么事？还能帮你们作点什么？朋友们？”

她做这一切时是那么诚恳、直爽，丝毫不像我们那些备受欺凌虐待的狱外的自由人们，不像那些被弄得昏头昏脑的公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时刻到了吗？或者只是在哈萨克斯坦如此？须知，这里的居民中几乎有一半人是流放来的呀！……

可爱的无畏的小女孩啊!难为你那么快就学会、就正确地掌握了监狱生活这门科学！世界上仍旧存在像你这样的人，这本身该是多么令人欣慰啊！（我这眼角里是不是夺眶欲出的喜悦的泪水？）……请你，无名的女孩子，接受我们的敬礼吧！啊，要是全国人民都像这样该有多好！那就谁也不敢来关押他们了！那些可诅咒的爪牙就会统统完蛋！

当然，在我们的棉背心里还藏着几节铅笔芯断头。也有几小块纸片。可以从墙上抠下一小块灰泥来，用细线把小条子缠上，扔到她的眼前去。但是，我们在这个巴夫洛达市确实没有任何事情要求她帮忙的。所以我们只是向她鞠躬道谢，挥手致意而已。

我们被带进了沙漠地带。甚至那质朴僻静的小市巴夫洛达后来想起来都像一个灯火辉煌的大都市。

现在，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押解队把我们接收了。（不过，幸而还不是杰兹卡兹甘的劳改营分部。我们一路上都在祷告命运之神，千万不要把我们弄到铜矿去。）来了几辆大卡车接我们，车帮加高了很多，车身前部装着铁栅栏以保护那些冲锋枪手并把我们像野兽一样隔开来。我们被紧紧地塞到车里，蜷着腿坐下，脸朝车后。我们就这样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整整颠簸摇晃了八个小时。冲锋枪手坐在驾驶室的顶篷上，枪口一直对准我们的后背。

那些少尉们、上士们则坐在驾驶室里。我们这辆车的驾驶室里坐的是一个军官的妻子和她的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每当汽车停下来休息时，小女孩就跳下去，在草地上跑，采集野花，大声和妈妈说话。对于冲锋枪、军犬、从车里露出头来的丑陋的囚犯们，她都毫不在意。我们这个可怕的世界并没有使草地和野花在她心目中有所逊色，她甚至没有向我们这边投过来哪怕是好奇的一瞥……这时，我想起了札哥尔斯克特种监狱里的准尉的小儿子。那个小孩最喜欢的游戏是：叫两个邻居孩子把手背在身后（有时还把他们的手绑起来）在路上走，他自己则拿着根子走在旁边押解他们。

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过什么生活，孩子们就玩什么游戏……

我们渡过了额尔齐斯河。汽车经过一大段浸了水的草地，然后行驶在平坦的沙漠上，黄昏时停下来休息。这时，飞驶的车轮带起的浅灰色旋风也随着平息下来，我们沉浸在额尔齐斯河的气息中，沉浸在沙漠之夜的清新空气和蒿草的芳香中。我们满身尘土，面向走过来的方向（绝对不许回头看前进的方向），沉默着（绝不许讲话），心里想着那个未来的特种劳改营，它的名称人像是俄罗斯人起的。换乘“斯托雷平囚车”时，车顶上吊看我们的“卷宗”，我们看到过那上面有劳改营的名称——埃克巴斯图兹。但是谁也想不出它在地图上的位置，只有奥列格·伊万诺夫中校记得这是一个煤矿。我们还曾设想它的位置在距中国边界不远的地方（某些人甚至为此而高兴，同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国比我国还要坏得多）。原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是个新犯人，也是判刑二十五年的。他对谁都不屑一顾。本来嘛，他是共产党员，是被错抓的，周围这些人都是人民的敌人。但对我还算另眼看待，因为我曾经是苏军军官，而且没有当过德国俘虏。他帮我想起了在大学学过、但早已忘记的东西：在秋分的前一天在地上划一道正午线，在九月二十三日那天，从九十度中减去太阳处于中天时的高度，就能得出我们所在地的地理纬度数。尽管求不出经度来，但能知道纬度也多少算一种安慰了。

我们的汽车不停地往前开。天黑了。根据夜空中明亮的星辰，我们才明确地知道：我们正在被押往“南南西”的方向。

后面汽车车灯的光柱里，一缕缕灰尘在飞舞。其实，道路上空尘土飞扬，只不过在灯光下才看得见。我这时有一种奇特的幻觉：似乎整个世界都是漆黑的，整个世界都在摇晃，只有这些尘土的微粒在发光，在飞旋，在画出未来的不祥图景。

我们是被押往哪个天涯海角啊？去哪个洞穴啊？我们注定要在什么地方进行我们的革命呢？

蜷着的腿已经麻木，觉得已经不是自己的腿。半夜时我们来到了用高高的木板墙围起来的劳改营。在漆黑的沙漠中，在离开沉睡的黑呼呼的村庄不远的地方，这片营地被四周岗楼上的灯光照得通明。

又按各人的案情点了一次名（“一九七五年三月！”）。然后，把我们带进两道高大的门内去度过今后的四分之一世纪。

全营都在沉睡，但所有工棚的窗子都透出明亮的灯光，仿佛那里的生活正在沸腾。夜晚不熄灯，这就表明，这里实行的是监狱制度。工棚的门从外面用沉甸甸的挂锁反锁住，在一个个明亮的长方形窗孔里可以看到黑色的铁栅栏。

出来接人的生活助理员的身上缝着许多块号码布。

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里人们身上是带着号码的，这你在报纸上看到过吧？

第三章　锁链，还是锁链……

但是，我们的激昂情绪，我们的急切期待，很快就被打得粉碎了。变革的微风不过是吹进递解站的一阵过堂风而已，它并没有吹进这用高大围墙圈起来的特种劳改营。虽然这里关押的是清一色的政治犯，但并没有看到柱子上有什么表示反抗的小传单。

听说，特种劳改营“敏拉格”里的铁匠们曾经拒绝打制劳改营窗上用的铁格子。光荣应该归于这些至今不知道姓名的人们！这才是人呢！后来他们被送进了加强管制棚。敏拉格营用的铁格子是到科特拉斯去打制的。科特拉斯人并没有支援敏拉格的铁匠们。

特种劳改营的生活是从驯服开始的。这驯服是无声的，甚至是曲意逢迎的驯服，它是过去三十年间在劳动改造营中逐渐培养形成的。

从权北地区押解来的犯人们并没有为哈萨克斯坦明媚的阳光而高兴。到了新鲁德诺耶车站，他们从红色车厢里跳下来，跳到褐红色的土地上。这里与杰兹卡兹甘的铜矿一样。在这种矿区劳动，无论多么健康的人的肺部都坚持不到四个月。刚到这里，兴致勃勃的看守们就在头几个稍犯点小错误的人身上试用了自己的新式武器—一手铐。原先在普通劳改营时是不给戴手铐的。在苏联，直到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前夕才能够成批生产这种明晃晃的镀镍手铐。（是那些胡子花白的老工人们，即我们文学作品里称作典型无产阶级的代表们，在某个地方的工厂里制造这种手铐。当然，难道还要斯大林和贝利亚亲自制造手铐吗？！）这种手铐的优点是它可以根据需要铐得很紧：手铐上装有一个带齿的金属片，戴上之后，可以尽可能地把这个金属齿片压紧，使犯人感到更痛。这样一来，手铐便从原来的限制囚犯行动的保险性工具一变而成为刑具了。它会深深地咬过手腕，引起剧烈的疼痛；一戴就是多少小时，而且手是倒剪在背后的。此外，还研究出了一种只铐住四个手指头的铐法，使手指关节更是疼痛难忍。

别尔特种劳改营的看守们使用手铐可算是有独到之处：他们为了一点小事，例如，见到看守忘了摘帽子，就给囚犯戴手铐。倒．剪着手把人铐起来，在岗楼前面罚站。两手先痛后麻，直至失去知觉，竟逼得成年男子汉哭着求饶：“首长，我再也不敢了！摘掉这铐子吧！”（在别尔营里还有一种很好的制度：不仅去食堂时要按号令行动，而且站到饭桌旁时也要听号令，要按号令就座，按号令大家一起把汤匙放进汤盘。吃完饭后要按号令起立，按号令走出食堂。）

某人只须大笔一挥：“要建立特种劳改营！在某日前将其管理制度草案呈报上来！”这确实不费吹灰之力。可是那些勤勤恳恳的监狱当局（还有那些深知人的心理并熟悉劳改营生活的人们）可就得绞尽脑汁了：他们要字斟句酌地研究哪些地方还可以再紧紧扣，再使犯人难受一点？再增加一点什么负担，使他们更苦些？怎样才能使这些囚徒们本已不舒适的生活变得更凄惨些？必须让这些从普通劳改营转到特种劳改营来的畜牲们立即感受到这里的严厉和痛苦才行。可是，为此就得有人事先把制度逐条逐条地走出来呀！

还有，警戒措施自然也要加强。所有特种劳改营的隔离区四周都采取了进一步的戒备措施，增加了铁丝网，在障碍地带的前沿补充敷设了布鲁诺蛇腹形铁丝网，在囚犯上下工时经过的所有重要路口和拐弯处都布置了机枪，机枪手时刻严阵以待。

每个劳改地点都建起了砖石结构的监狱——加强管制工棚。凡是被送进加强管制工棚的，一律要脱去棉上衣：用寒冷折磨人，这也是加强管制工棚的重要特点之一。其实，加强管制工棚就是监牢，因为它的窗子上全有铁格子，晚间把马桶拿进来，把门反锁上。此外，每个隔离区都没有一两个惩戒工棚，那里加强看管，是隔离区中的小隔离区。被送进惩戒工棚的囚犯傍晚下工回来就马上被镇进屋里，和从前的苦役营一样。（这实际上也就是加强管制工棚，可我们都叫它惩戒室。）

此外，还公开采用了希特勒分子使用号码的全套宝贵经验，也就是用号码代替犯人的姓名，代替犯人的“我”和他的人格。所以，在这里，并不是以每个人的全部特征来区别囚犯，而只是单调的数列上的一个个位数的增减而已。这一措施，如果执行得非常坚决而彻底的话，可以使人十分难堪。劳改营当局正是在尽量做到这一点。每一个新来的人，都必须先在特别科“弹钢琴”（也就是和在监狱里一样按下十个指头的指纹。普通劳改营里是不取指纹的），然后，就用绳子把一块牌子挂在他脖子上，牌子上有他的号码，然后，便由专业科的摄影师给他拍照。（现在这些照片还保存在某个地方哩！我们还会看到的！）

拍照之后，把牌子从犯人身上取下来（他总不是狗嘛！），发给他四块（有的劳改营发三块）八公分宽、十五公分长的白布，上面印着他的号码。他应该把白布块缝在自己身上指定的地方。缝的地方各营规定不尽相同，但一般是：背上、胸前、帽子的正前方、还有裤腿或者袖子上。在发给的棉衣上，这几处的衣服面是事先就剪掉了一块的：劳改营缝纫厂有些裁缝的分工就是把新衣服弄坏——在应该缝号码布的地方把衣服面剪掉一个方块，露出棉花来。这是为了防止囚犯逃跑时把号码撕掉冒充自由工人。别的特种劳改营的作法更简单：用盐酸把号码直接蚀印在衣服面上。

看守们奉命只许叫囚犯的号码。不许他们知道囚犯的姓名，更不许记住它，如果他们真能作到这一点，那倒是很可怕的。但是，他们做不到（他们都是俄罗斯人，改不了老习惯，毕竟与德国人不同），没过一年，他们就已经记不清了，开始叫某些人的姓了，后来叫姓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为了看守们的方便，就在每个人的“小车厢”——木板床前面钉上一块三合板的小牌子，上面写着睡在这张床上的囚犯的号码。这样，看守想招呼某个睡着的人时就可以不必看他身上的号码了，而犯人不在屋里时也可以立即看出谁的床上收拾得不整齐。看守们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或者早晨起床前轻轻地打开锁进入工棚，把那些提前起床的人的号码记下来，或者在起床时间准时闯进来把那些起床动作慢的人记下来。只要抓到这样的人，就可以立即关进禁闭室。但在特种劳改营里多半是要求犯人写出书面检讨，可是这里又不许带钢笔和墨水，也从不供应纸。写这种冗长无聊、令人厌倦的书面检讨的一套作法，算得上是他们一项很不错的发明，反正劳改营里有的是拿着工资而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有的是时间分析。他们并不立即惩罚你，而是要求你检讨：为什么你的床铺得不整齐？挂在你床头的号码牌怎么会歪的？你棉衣上的号码布怎么会弄脏的？为什么没有及时洗干净？怎么在你的屋里还有纸烟？为什么见了看守不摘帽子？对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要回答这些含义深刻的问题甚至比没有文化的人更痛苦。但是拒绝写检讨就会加重惩罚！检讨要写得干净、整齐，对劳改营当局的工作人员要表示尊敬，写好后把它交给本工棚的看守，然后再转交劳改营长官助理或长官本人审阅。审阅人就在这上面批示应给予什么惩罚。

在各班组的各种报表上也规定要把号码写在姓名前面。代替姓名吗？不，他们还不敢完全不要姓名！不管怎么说，姓名还是一条可靠的尾巴，人一辈子都受到自己姓名的限制，号码不过像是一口气，一吹就没有了。要是把号码烙在或刺写在人身上，那就不同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迈出这一步。其实是能够做到的，谈笑间就可以做到，已经离这一步不远了。

另外，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单独坐牢的。我们不只是听到看守们的声音。这就冲淡了号码带来的痛苦。囚犯们彼此之间也要说话，而彼此间不仅从来不叫对方的号码，甚至不注意彼此的号码。（乍一想，衣服上缝着好几块醒目的白布，怎么会注意不到呢？要知道，当我们很多人集在一起的时候，派班劳动和点名的时候，那许多号码看来就像对数表一般，使人眼花缭乱。只有新来的人会注意到它。）我们甚至不记得最亲近的朋友和同班人的号码，只记得自己的。（在狱卒的帮手们中间有些注意衣着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号码布非常认真地，把毛边折进去，用小针脚缝在衣服上，尽可能缝得俏皮、美观。真是奴性十足！我们这些人则相反，都把号码缝得尽量难看。）

特种劳改营制度的目的是使这里的人完全与世隔绝，它指望谁也不可能从这里向什么人去上诉，谁都永远不会被放出去，谁也跑不到别处去。（看来，不论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卡腾森林惨案，都没有对这里的主人起到教育作用。）在早期的特种劳改营里可以使用棍棒。那时，大部分情况下也不是看守自己带着棍棒（看守可以使用手铐嘛！），而是让犯人中间那些受到信任的人——管理员和囚犯班长带着棍棒，他们打犯人是首长十分满意并完全赞许的。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里，分派劳动之前先要在工棚门前集合站队。派工员拿着根子叫喊：“除了最后一个，全出来！”（读者可能早已明白了为什么“除了最后一个！’。因为即使有最后一个，那他也不会再出来了，就像他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因此，譬如说，冬天从卡拉巴斯押往斯帕斯克的一队犯人（共二百名）在中途冻死了一些，活下来的人挤在病房和卫生所的过道里，他们的肢体在腐烂发臭，科列斯尼科夫医生截掉了几十只胳臂、腿和鼻子。即使这样，劳改营的首长也完全无动于衷。特种劳改营里的秘密隔绝状态十分可靠，所以斯帕斯克营的首长，著名的沃罗比约夫大尉，和他的部下才能够把押在本营的匈牙利芭蕾舞演员先关进禁闭室“惩戒”，然后给她戴上手铐，最后便轮奸戴着手铐的她。

这里的制度是不慌不忙地考虑得十分周到的，直到每个细节。例如，这里不仅不许犯人有自己的像片（想逃跑！？），而且不许有任何人的，包括亲人的像片。如被发现，立即没收烧掉。斯帕斯克营的女四工棚棚长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被捕前当教员。她偶尔把一张柴可夫斯基的小像片留在桌子上了。看守没收了像片，关了她三天禁闭。“这是柴可夫斯基的照片呀！”“我不知道是谁的，反正营里不许女犯有男人的照片！”肯吉尔劳改营里允许囚犯接受用邮包寄来的米（为什么不接受呢？！），但却决不许囚犯们煮饭吃。如果发现囚犯在什么地方偷偷用两块砖头支起小饭盒来烧饭，看守会立即把饭盒踢翻，并迫使犯人用手把火弄灭。（不错，后来盖了一个烧饭用的小棚子，但两个月后又把炉子拆掉了，椰子里养上了军官们的猪和行动人员别里亚耶夫的马。）

但是，特种劳改营的主人们在翻新管理制度花样的同时，并未忘记普通劳改营的好经验。奥泽尔拉格特种营的米申大尉只是L个劳改点的头头，他就曾把不服从派工命令的囚犯绑在雪橇上拖到工地去。

总的来说，建立起的管理制度是令人满意的，所以可以让原来的苦役犯在特种劳改营里和大家享受同样待遇，只是号码布上的字母还有所不同而已。（不过，有时也让他们住在草棚和马厩里，那仅仅是由于工棚不够用，例如，在斯帕斯克营。）

就这样，特种劳改营虽然不正式称为苦役营，但它继承了苦役营的一切，成了它的合法继承者，同它溶合在一起了。

为了使囚犯们很好地掌握已经建立的制度，还必须用正确的劳动组织和正确的伙食安排来巩固它。

为特种劳改营选定的劳动是这一带最艰苦的劳动。契诃夫说得对：”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学作品里，已经形成一种成见：好像只有在采矿场才有最艰苦、最耻辱难堪的真正苦役。如果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中主人公是……去替监狱捕鱼或者会代木材的话，许多读者是不会感到满意的。”（不过，安东·巴甫洛维奇，您为什么这么瞧不起伐木劳动呢？伐木这个活儿不错，也是合适的。）斯捷普拉格刚刚建立时，最初几个分部的囚犯都是开采铜矿的（它的第一分部设在鲁德尼克，第三分部设在肯吉尔，第四分部在杰兹卡兹甘）。干式采掘，矿石粉末飞扬，人们很快就染上硅肺和肺结核病。得病的犯人便被送到卡拉干达附近的著名的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去——那是属于特种劳改营的“全苏残废人的收容所”。

斯帕斯克是值得特别提几句的。

送到斯帕斯克来的都是其他劳改营拒绝继续使用的完全残废了的犯人。可是，说来奇怪，这些残废只要一踏上斯帕斯克劳改营那起死回生的土地，就一下子都变成真正的干活能手了。对于整个斯捷普拉格劳改营的长官切切夫上校来说，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要算是他最喜欢的一处了。这个身材粗壮而远非善良的家伙，有时从卡拉干达乘飞机来到这里，在值班室擦擦皮鞋，稍事休息之后就去营区视察，并留心还有谁不在替他干活。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在我这整个斯帕斯克劳改营里只有一个残废，他的两条腿都没有了。可是，就连他也在于轻活儿，他在当通信员！”一条腿的人全坐着劳动：他们把大石块砸成碎石子，有的就分选碎木块。架着双拐也好，缺一只胳膊也好，这些在斯帕斯克都不能成为劳动的障碍。让四名一只胳膊的人（两个有左胳膊和两个有右胳膊的）编成一个小组抬担架，这是切切夫想出来的主意。在没有电的时候让人们用手转动机械加工厂的机器，这也是切切夫手下的人想出来的。切切夫还喜欢营里有“自己的教授”，因此他便批准了生物物理学家奇热夫斯基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搞一个实验室（只有几张空桌子）。但是，一旦奇热夫斯基利用最劣质的材料替杰兹卡兹甘的劳动者们试制成了简单的预防硅肺的面具，切切夫却不许他投入生产：不戴面具也照样干活嘛，何必多此一举！再说，人员也得不断更新嘛！

一九四八年底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总共关押男女囚犯一万五千人。营区很大，铁丝网的柱子在山腰和峡谷间起伏绵延，伸向远方，四角的监视塔互不相望。后来慢慢地修建起内部隔离工程：囚犯们自己在营区内筑起围墙，把妇女区、工人区、完全残废区互相隔开了（这样可以使囚犯之间的联系更加困难，对劳改营主人更加方便）。六千人每天步行到十二公平外去修建水坝。因为他们毕竟是残废，所以往返都要两个多小时，还要加上十一小时的劳动（在这种条件下很少有人能支持两个月）。另一项艰苦的劳动是采石子。采石场就在隔离区之内（古拉格的岛上还有矿藏呢！），男女营区内都有。男区的采石场在山上，打炮眼，用炸药把岩石炸开。白天，残废的囚犯们用小锤子把炸下的石块敲成碎石子。女营区不用炸药，女犯得用十字铜刨开土层，露出岩石后，用大锤把石头打碎。当然，她们的锤把常常会震断（新锤把也会折断）。要换新锤把，就得到另一隔离区去。而且，妇女们有工作定额，每人每天必须采石0．9立方米。因为完不成定额，她们在很长时间里只能领到惩罚口粮——每天四百克粮食。后来男囚犯教给她们一个办法——验收之前偷偷从旧石堆上扒一些石子到新堆上来——这才不受“惩罚”了。还要提醒读者，所有这些劳动不仅是残废人在没有任何器械的条件下干的，而且是在草原地带的严寒中干的（零下三十一三十五度，还刮风），人们身上穿的是单衣，因为按规定，不劳动的人们（即残废的囚犯们）冬天不发给棉衣。一位化名波-尔的妇女曾向我回忆过她在严寒中，身上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用大锤敲打石头的情况。她说：“至于这种劳动对祖国的好处，只要讲一件事就很清楚了：后来发现女区采石场采下的石头不知为什么不适于建筑用，于是，某一天，某个首长就下了一道命令，叫妇女们把一年中采的石子‘全部扔回矿坑去，用土盖上！这里要开辟成一片林园！’当然，林园并没有修成。”男区采的石块好一些。那些石块是这样运往建筑工地协。每天点名之后把全部（到这一天还活着的）囚犯（总共约有八千八）统统赶上山去，回来时都要背着石子。休息日残废囚犯们也要这样“散步”两次：早上和傍晚。

后来的劳动便是在隔离区内修建界墙，替劳改营的工作人员和警戒部队盖房（盖住宅、俱乐部、澡堂、学校），在农田和菜地里干活。

所种的菜全都拿给自由居民吃，囚犯们只能得到一些菜茎菜叶之类。这些茎叶大堆大难地用汽车运来，扔在厨房旁边，任其沤湿腐烂。做饭时伙夫们就用叉子从堆里直接叉到锅里（有点像煮家畜饲料吗？……），用这些茎叶煮出来的是真正的烂菜汤。每天只往这种烂菜场里加一勺稀饭，如此而已。请看看发生在斯帕斯克菜地上的这样一个场面吧：一天，大约一百五十名囚犯商量好了，一下子都扑到一块菜地里去，进去后立即趴在地上咬食地里长着的蔬菜。卫兵们跑来了，用棒子打他们，可是他们只管趴在地上继续啃食生菜！

不参加劳动的残废人每天发给面包五百五十克，劳动的发六百五十克。

斯帕斯克营的人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药（这么多人，到哪里去弄药？何况他们反正要死掉嘛！），也不知道什么叫铺盖。在某些工棚里是把床并在一起的，两张床并起来就不只是睡两个人，而是让四个人挤在一起睡。

对，另外还有一项工作！每天要派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人去挖坟坑。每天派两辆美国造的“史蒂倍克”牌卡车专拉尸体。尸体是装在木格箱子里运走的，死人的手脚从宽大的格子缝里伸出来。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比较顺利的几个月里，每天要死六十到七十人，到了冬天每天死亡上百人（一个在停尸房干活儿的爱沙尼亚人查过人数）。

（其他地方的特种劳改营里的死亡率没有这么高，吃的也稍好些。当然，劳动也重些，因为不是残废嘛！这一点，读者自己会了解的。）

这一切都发生在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也就是说，这是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年之后的事，是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结束之后三年的事。经过纽伦堡法庭审判之后，为法西斯集中营的野蛮残酷暴行所震惊的全人类刚刚松了一口气，还满以为：“这一切都不会重演了！”呢。

有了这些制度还嫌不够。自从转到特种劳改营之后，我们同外界和家庭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了，对于等待着你和你的来信的妻儿老小来说，你就变成了神话中的人物。（每年只许写两封信。可是，就连你倾注了几个月来的全部心声和最主要、最美好的感情写出的这两封信也未必发出去。谁敢去向检查信件的国家安全部的人员查问？他们是常常自动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的：把一部分信件放进炉子，就不必花时间检查了。至于说收信人没收到你的信，那你就去责怪邮局吧。在斯帕斯克营，有一次命令几个囚犯去修理信件检查科的炉子。囚犯们在炉膛里发现了几百封信件：是检查人员扔进去之后忘记点火了。特种劳改营的情况就是这样——去修炉子的人还不敢声张此事！否则安全人员会立即收拾他们……难道这些为了自己安逸而烧掉囚犯心声的国家安全部的信件检查员们，他们比收集被害者的头发和人皮的希特勒党卫军分子更人道一些吗？）至于同亲属们会面，这在特种劳改营里连提都不必提，因为特种劳改营的地址是使用密码代号的，任何人都不能到这里来。

还得补充一点：在特种劳改营里几乎不存在海明威所说的“有的和没有的”这个问题这里从建立那天起就按照“没有的”的原则解决了一切问题。不许囚犯有钱，也不发给工资。（普通劳改营的囚犯还可以挣到少得可怜的几个工资，这里是分文不给。）不许有换穿的鞋或换洗的衣服，凡是可以穿在里面取取暖或者防潮的衣物都不许有。营里发的衬衣（那算什么衬衣呀！恐怕海明威小说里的穷人都不会穿它）是每月换两次，外衣和鞋是一年换两次。这是十足的阿拉克车耶夫式的严明。特种营建立的初期还没有保管室，后来便建立了永久性保管室，即一直保管到“释放”那一天。建立保管室以后，如果自己再有什么衣物不交去，就是一个严重错误了：这是准备逃跑！（关禁闭室！审讯！）床头小柜里不许有任何食物。（早晨要在食物保管处前排队把它交上去，晚上再排队领回来。这样还可以成功地把你早晚剩余的一点点思考时间占去。）不许拥有任何写字用的东西，不许有墨水和彩色铅笔和变色铅笔，不许有超过一本小学生练习本的白纸。最后，不许有任何书。（在斯帕斯克营，接收犯人时便没收他的全部书籍。我们这里最初允许有一两本书。但是，有一天突然下了一道英明的命令：把个人的书全拿到文化教育科去登记。在那里往书的扉页上盖一个“斯捷普拉格。第XX劳改点”的图章。此后，凡是没有盖章的书一律作为非法书籍予以没收，而盖了章的书就全算劳改营“图书馆”的书了，不再属于个人。）

还要提醒读者：特种劳改营里的搜查要比普通劳改营更加经常，更加彻底。每天出入营时要仔细搜查。对工棚则进行定期搜查：掀开地板，拆掉炉条，拆开门廊的板子；还有像监狱里一样地逐个搜身，要脱衣服。摸索，撕开衣服里子，扯掉鞋掌等。有时就把营区地面的草全部烧光（“不能让他们把武器藏在草里！”）。囚犯们休息日要打扫营区。

想想这一切，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囚犯们并不把佩带号码看作最难堪、最侮辱人格的事了吧。所以，当伊万·杰尼索维奇“说“它们，衣服上的那些号码，并不沉”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像那些自己没有佩带过号码、也没有挨过饿的、高傲的批评家们所指责的那样“失去了作人的自尊心”，而只是发出了清醒的、理智的声音而已。号码给我们带来的苦恼既不是精神上的，也不是（像古拉格群岛的主人们所指望的那样）心理上的，反倒是非常实际的麻烦——我们必须占用空闲时间把撕开的边角仔细缝好，或者去找画家把上面的字再描清楚些；如果劳动时把号码布撕坏了，就得再设法找块新市把它完全换成新的，否则就会蹲禁闭。

什么人真正把带号码看作是这里的花样翻新中的最毒辣的一手呢？那是某些教派的虔诚的女信徒们。例如，卡梅施特种劳改营在苏斯洛沃车站附近设有一个女劳改营分部，那里的女囚犯就是这样。该营的女犯中由于信教被判刑的约占三分之一。而《圣经》《新约》的《启示录》上早有明明白白的预言：

第13章，第16节里写着：“……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所以，这些妇女们坚决拒绝佩带号码，因为它是魔鬼的印记！她们去领公家发的制服时也不同意签字。（这是“向魔鬼签字！”）劳改营行政当局（营管理处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将军和独立劳改点的长宫博古什少校）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足够的坚定性：他们命令扒掉这些女人的衣服．只剩一件衬衣，再脱掉她们的鞋（那些女共青团员看守们自然都照办了）。行政当局想；让冬天迫使这些没有理性的宗教狂们接受公家的制服并缝上号码吧！但是，妇女们竟宁肯在严寒中穿着衬衣光着脚走，也不同意把灵魂交给魔鬼！

于是，在这种精神（当然是反动精神喽！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不会那样去反对带号码！）面前，劳改营当局终于屈服了：把信徒们的衣服还给了她们。她们穿上了不带号码的衣服！（叶莲娜·伊万诺夫娜·乌素娃就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在劳改营度过了整整十年，她的内外衣全穿烂了，勉强挂在肩上，遮住身体，但是劳改营的总务处却无法发给她公家的衣服，因为她不在领物单上签字！）

号码还有另一个使我们伤脑筋的地方：号码写得很大，卫兵从老远就能看清。卫兵们总是在一定的、能够拉开冲锋枪射击的距离看着我们，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姓名；所以如果没有号码，他们就分不清穿着同样衣服的囚犯。有了号码，他们就能从远处看到几号在队伍里说话，几号排队没排好，或者没有把手背在后面，或者从地上捡起过什么东西。只要他们回去向警卫队长一报告，那个人就得蹲禁闭。

警卫队也是扼杀我们微弱生命的一支力量。这些“戴红肩章的人”，正规军的士兵们，这些手持冲锋枪的孩子们，是一支不会分辨是非、不了解我们、而且不接受任何解释的愚昧力量。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从我们这里传给他们，而从他们那里传过来的只有喊叫声、军犬的狂吠、拉冲锋枪抢闩的响声和飞来的子弹。而且永远是他们有理，我们无理。

有一次，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囚犯们在修筑铁路路基。那里不是隔离区，没有界限，四周只有卫兵押着。有一个囚犯在被允许的圈子内离开大家几步，想去拿自己扔在地上的上衣，取出包在里面的一块面包。不料一个卫兵举枪就把他打死了。当然，卫兵有理。他只会受到表扬，而且，当然，他直到今天也不会后悔的。囚犯们谁也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不满。更没有向任何地方写什么申诉。（即使写了，我们的申诉也出不了劳改营。）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我们五百人到一个汽车修配厂附近去劳动。工地的一边是营区，所以这边没有卫兵警戒。眼看我们就要进入工地的大门了。这时一个叫马洛伊（这个姓有“小个子”的意思，其实地是个彪形大汉）的人忽然不知为什么离开了队伍，若有所思地朝着警卫队长的方向走去了。给人的印象是：他精神恍惚，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他没有举手，没底作出任何一点威胁性的动作，只是沉思着向前走去。这却把那个警卫队长，一个爱打扮的有点流气的军官，吓坏了。只见他转身就跑，一边尖声喊叫着，可怎么也掏不出腰里的手枪来。这时，一个拿冲锋枪的中上迅速跑到马洛伊前面。在相隔几步的地方向他的胸部和腹部打了一梭子弹，边打边慢慢向后退。马洛伊倒下之前还慢慢地继续向前走了两步。他的棉袄的后背上露出了被那看不见的子弹打出的棉花。虽然马洛伊倒下了，可是我们，整个队伍，谁都没动一动。警卫队长惊魂未定，接着就向卫兵们喊了一声，发出了命令。于是，自动步枪便从四面八万响了起来，子弹擦头飞过；事先就在四周摆好的机枪也响了，同时有许多声音，一声比一声更疯狂地向我们叫喊：“趴下！趴下！趴下！！”子弹越飞越低，有的打在障碍地带的铁丝网上。我们五百人并没有朝射手们冲过去，没有去制服他们，而是全都伏在地上，把脸埋在雪里了。就这样，在那个耶稣受洗节的严寒的早晨，我们在这种耻辱的、任人宰割的状态下，绵羊似地在雪里趴了一刻多钟。他们一高兴就可以把我们全都枪杀掉，而且不必负任何责任：可以说是企图暴动嘛！

在特种劳改营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我们就是这样一些完全被压垮了的可怜的奴隶！关于这个时期，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已经讲得不少了。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为什么几千人会这样？这些牲口都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呀，也就是说，他们还叫做“政治犯”呢！真见鬼！你们现在不是跟其他普通刑事犯分开了吗？不是集合到一起了吗？你们现在该搞政治了！为什么那么一钱不值，那么驯顺呢？

其实，这些特种劳改营里的生活本来就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开始。这里的被压迫者和压迫者都是从普通劳改营来的，他们身上都各自带着十年以上受别人压迫的、或者压迫别人的传统。原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随着活人一起转到这里来了，它们温暖并支持着每个人，因为这些人都是几百人几百人地从同一个劳改营分部转来的。他们到新地方来时普遍地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在劳改营这个世界中，人对人来说只能是老鼠、是吃人的生番，而不会是别的。他们带到这里来的只是对自己个人命运的关。心和对共同命运的完全漠然的态度。他们都准备在这里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夺取个作业班长的位子，或者能在伙房、面包房、保管室、会计室或文化教育处找到个辅助人员的优厚位子。

但是，单个囚犯到新地方来的时候，如果他想在这里安身立命，那就只有靠他的运气和厚颜无耻。而那些老有经验的辅助人员（帮手）们由于长期在同一个囚犯队里互相磕头碰脑，所以对于作业班长的拳头，对于谁个善于给长官溜须拍马、背地里咬人一口，谁善于搞些“小动作”、逃避劳动等等，都已经彼此有所了解了。在长途押解的路上他们几个星期挤在一个车厢里，在同一些递解站里一起洗澡，他们已经互相领教过了，自然不再抱有过多的自由幻想，只想和和气气地把奴隶的接力棒传过去。因此，他们会互相商量好：到了新劳改营之后怎样攫取关键岗位，怎样把其他劳改营来的帮手们排挤掉。至于那些已经完全屈服于厄运的。只知道劳动的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则是商量好到了新地方能组成一个好劳力班子，只盼着能遇上一位让人过得去的作业班长就行了。

所有这些人，不仅彻底忘却了他们每个都是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赋予的灵性和良知，都还有可能争取到极好的境遇，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脊梁骨是可以直起来的，人有权利得到通常的自由，就像谁都有极呼吸空气一样。他们也忘记了，现在他们所有的人，所谓政治犯，已经和自己人在一起了。

不错，他们中间还混有少数刑事犯。

当局对于制止他们的宠儿们的不断逃跑丧失信心了，决定对他们的逃跑适用第五十八条第十四分条，即按照“经济怠工”论处。（因为《刑法典》第八十二条规定，对逃跑者只能加判两年以下的徒刑，可是这些刑事犯们的刑期早已一再加码，有的已经达到几十、几百年了，他们为什么不跑呢？）

总而言之，被送到特种劳改营来的这类刑事犯为数极少，每批犯人中间只有几个人。但是，凭他们那套作风，只有几个人也就足够了，他们就能够在政治犯中间趾高气扬，横行霸道，带着棍子同管理员走在一起（就像在斯帕斯克营里后来被砍死的两个阿塞拜疆人一样），并且帮助看守辅助人员们在“群岛”新开辟的岛屿上确立地位，树起那面卑鄙、肮脏的劳动消灭营的黑旗。

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是在我们到来的前一年，一九四九年建立的。这里一切都是按照囚犯和首长们在原先的地方形成的思想和习惯安排起来的。设有管理员、助理管理员和工棚棚长，他们有的用拳头，有的用小汇报折磨手下的囚犯们。看守的帮手们另住一间工棚，他们可以在那里坐在床上，品着好茶，不慌不忙地决定某些人和某些班的命运。另外，每一个大工棚里（仿效芬兰人工棚的结构）还分出一些小房间来，有些小房间是按照身份让那些受优待的囚犯一人单位或两人合住的．派工员用拳头打，作业班长打嘴巴，看守用鞭子抽。炊事员都是些蛮不讲理的摩尔达维亚人。各营的保管室都被那些“不拘小节”的高加索人掌握了。所有工地上的职务都被一群自封的工程师骗子们抢去了。坐探们按照规矩，肆无忌惮地把小汇报送到行动处去。一年前建立这个营时只有一些帐篷，现在已经有了石砌的监狱。不过这监狱还没有完全盖好，所以住得非常拥挤，以致被宣布要受禁闭处分的人往往要排队等待一两个月，禁闭室才能空出来！（违章行为太多！）新鲜吧？蹲禁闭也要排队！（我也被宣布要关禁闭，但我终于没有等到！）

的确，这一年刑事犯们（说得确切些是所谓“母狗”们，因为他们是甘心担任那些“合法”工作的）已经不那么嚣张了。可以感觉到他们有些施展不开了：这里没有年轻的刑事犯，没有他们的补充人员，没有人前前后后围着他们转。他们好像也互相配合得不好。在劳改营首长把管理员马格兰介绍给列队欢迎的全营人员时，马格兰还曾勉强装出一副神气样子，可是已经感到信心不足，很快他就不再走运了。

对我们这一批人，也和对其他各批囚犯一样，在接收的当天，从进洗澡房起，就给了个下马威。那天，澡堂的服务员、理发员和派工员都如临大敌。他们联合起来注意看每个对于衣服太破烂、洗澡水太凉、消毒时过分拥挤等等稍稍表示不满的人。他们就是等待着这种不满的表现，好借机大施其淫威呢！因此，一旦有所发现，便几个人一起像群野狗似的故意尖声高叫：“这里可不是古比雪夫递解站！”说着就抡起那养肥了的拳头，没鼻子没脸地打过来。（这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也是正确的。赤身裸体的人似乎远远不如穿着衣服的人有自卫能力。如果能在第一次洗澡时就把这批新犯人制服，那他们以后在营里也就老实了。）

曾经幻想到新劳改营后好好辨别一下，再决定“跟着谁走”的那个中学生沃洛佳·格尔舒尼，到营的第一天就被派去加固隔离区：派他去挖一个坑，要立一根柱子安装照明电灯。他体力不佳，没有完成劳动定额、因此，狗腿子，生活动理员巴图林（他已经比以前泄气多了，但还没有完全老实）骂了格尔舒尼一声海贼并朝他脸上打了一拳。格尔舒尼便扔下镐头走开不挖了。他跑到管理员那里，对他说：“把我关起来吧，只要你们的海贼们打人，我就不再干活儿！”（他还不习惯。只被人骂了声“海贼”就受不了啦。）管理员并没有拒绝把他关起来。他接连蹲了两期禁闭，十八天。（他们是这么干的：先按规矩罚你五天或十天禁闭，但是，到期却不放你、等着你表示抗议或开始骂街，这时他们就“合法地”再罚你第二次禁闭。）蹲过禁闭之后，格尔舒尼还“不老实”，又罚他调了两个月的加强管制工棚，也就是说，还是蹲在那个监狱里，不过现在不像在禁闭室了，可以吃到热饭，而且可以按照完成的劳动量领取口粮；他每天必须到石灰厂去干活。格尔舒尼感到自己越陷越深，就想通过卫生所找条出路，因为他还不了解卫生所所长杜宾斯卡娅的脾气。他以为只要给卫生所看一看自己的平足，医生就会不让他跑老远的路去石灰厂劳动了。但是，根本没批准他去卫生所，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加强管制工棚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医疗措施。格尔舒尼想：无论如何也得去卫生所。他从前听说过一些表示抗议的办法，于是他就决定派工时不出来站队，只穿一条裤杈躺在铺上。可是，一个外号叫“闪开”的看守（是个疯疯癫癫的人，从前当过水手）和另一个看守科年佐夫却把只穿着一条裤权杈的格尔舒尼从床上拖下来，一直拖到派工地点。看守们拖他，他两手抱住门旁边一块砌墙用的石头，想赖着不走。其实这时格尔舒尼已经同意去石灰厂劳动了，他只是喊；“得让我穿上裤子呀！”但是两个看守只管往前拖。在岗楼前面，四千名囚犯等待着派工。这个瘦弱的孩子不住地叫喊：“你们是盖世太保！法西斯分子户同时拼命挣扎着不让给他戴上手铐。但是，“闪开”和科年佐夫终于把他的头按到地上，把他铐起来了，然后就推着他往前走。他们和营首长马切霍夫斯基中尉一点都没觉得难为情，倒是格尔舒尼自己很难为情：怎么能穿着裤仅在大庭广众之中走呢！他站住不走！旁边恰好站着一个牵着军犬的翘鼻子哨兵。沃洛佳记得，那个哨兵轻轻地对他说：“喂，你闹个什么劲儿！快站到队里去吧。这个样子能干活吗，在柴火堆旁坐一会儿不就行了吗！”哨兵紧紧拉住自己的军犬，那军犬则拼命想扑向沃洛佳的脖子，因为它看到这男孩子正在反抗戴蓝肩章的人。没有让沃洛佳站队，把他带回去又关进了加强管制工棚。两手铐在背后，越来越痛。一个哥萨克人看守却掐住他的脖子，用膝盖撞他的胸脯。后来，把他推倒在地，有一个人待理不理地随便嘟嚷了一句：“给我打！打他个半死！”接着就有人拳打脚踢，有时踢到太阳穴上，直到格尔舒尼昏死过去。过了一天，他被叫到行动特派员跟前：开始追究他企图采取恐怖行动的“案件”了——因为拖他出来的时候他曾抱住石头。“那是想干什么？”

在另一派工地点有个叫特维尔多赫列布的人也曾经拒绝出工，他甚至宣布了绝食，他说，不能替魔鬼干活！可是有谁把他的罢工和绝食放在眼里呢？！人们把他强拖出去。（不过这次是从普通工棚拖出去的。）被拖走时，特维尔多赫列市的手只要够得着窗子，他便把窗玻璃都打碎。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响彻了我们整个队伍，像是在给看守和派工员数人数的声音作不祥的伴奏。

也是在给我们这每日、每周、每月、每年的单调而沉重的生活基调作伴奏。

生活就是这种样子。前途看不到一线光明。是的，内务部建立这些劳改营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在计划里安排上一线光明嘛！

我们二十五个新来的犯人（大部分是西部乌克兰人）组成了一个作业班，派工员同意从我们中间推举一个班长。我们仍旧推举了帕维尔·巴拉纽克。我们班是老老实实的，能干活。（这些西

乌克兰人刚刚离开尚未集体化的土地，干起活来是用不着督促的，

有时甚至还得要求他们留着点劲儿！）起初我们是被当作壮工使用

的，但我们中间很快就出现了几个砌石头的能手，其他人也开始

向他们学习，不久，我们班就成了一个砌石班。我们彻得很好，领

导注意到了，便把我们调离住房建筑工地，留在营部，不派我们

去给自由工人们盖住房了。后来，有一天，劳改营领导指着加强

管制工棚旁边的一堆石头（就是格尔舒尼抱过的那一堆石头）对

我们班长说：“这种石头还会源源不断从采石场运来。这里现有的

加强管制工棚只是原设计的一半，还要修建另一半，这个任务就

交给你们班吧。”

这样，我们便可耻地开始为自己建造监狱了。

那年的秋天很长，很干燥，整个九月和十月上半月一点儿雨

也没下。早晨往往很平静，然后就起风，到中午风力最大，傍晚

就停了。有时候微风吹来，反倒吹得人伤心，特别使人感到这草

原太广阔了，从加强管制工棚旁的树林开始，一直伸向远方；那

个只有几间新建厂房的小小居民点，警戒部队驻扎的军营和我们

这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劳改营隔离区，都似乎完全湮没在这一望无

垠的、平坦的、毫无起伏变化、毫无希望的草原里了。唯有那第

一排略加修整的原木做的电话线杆朝着东北方向、朝着巴夫洛达

市的方向伸去。风有时会突然变得很猛，只须一小时就把西伯利

亚的冷空气吹来，迫使我们穿上棉衣。大风卷起草原上的大粒砂

石不住地往脸上打……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在砌造加强管制工棚

的那些日子里写下的一首诗，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吧，也许能说

明点什么。

砌石工

看，我这个砌石的，

在认真地砌造监狱，仔细挑选着荒山的石块，犹如诗人在斟词酌句。这里并非城镇要地，是国起来的隔离区；苍鹰在碧空翱翔，仿佛也正凝神警惕。草原上唯有北风掠过，望不见行人踪迹，甚至无人来问我一声：在为谁砌造监狱？岂不见圈起的铁丝网，撒开的军大，还有那机枪手已进入阵地？不，还不够可靠！监狱里面还要造监狱！挥动着手中的瓦刀，我有节奏地转身。弯腰，像是这劳动本身把我拖着不停地往前奔跑。少校来视察过了，他说：“嗯，砌得蛮好！”他还随口许诺：让我们第一批住进这新车！难道如此而已？瞧他说得多么轻松、惬意！准是又有人告了密，把那个害人的符号

记进了我的越中档案里，

把我用方话弧

同别人牵在了一起。

敲打砍削声响成一片，

瓦刀、榔头上下飞翻。

墙里又砌上一道墙，

一间四室还要隔成几间。

休息，我们在灰槽旁吸它几。烟，

有人逗趣，有的在谈天。

我们等待着晚饭，盼着赏下来的

那碗“补助”汤，还加面包一片。

然而，在那边小林的后面，石墙中间，

在那牢房的黑暗洞穴里，

须知有多少无处倾诉的痛苦

深深地永远锁在里边。

唯有一条汽车路通到这里，

它是与外界的唯一维系。

路旁的电线杆在嗡鸣，

不久前才把它立起。

上帝啊，我们多么懦弱、

无能、没有骨气！

上帝啊，我们是一群

多么驯顺的奴隶！

真是奴隶！这不仅表现在我们慑于马克西缅科少校的威胁而尽量把石墒砌得整齐，把洋灰抹得尽量平整，好让将来的囚犯们不容易把这墙破坏掉，而且还表现在尽管我们连定额都没有完成，但还是给我们砌石班发了补助粮，我们也确实吃掉了，没有把它往少校的脸上摔。而我们的同志，沃洛佳·格尔舒尼，就被关押在加强管制工棚的已经建成的一间小屋里。没有犯任何错误的伊万·斯帕斯基由于档案里的一个什么记号也被关进了惩戒班。我们中间将来还会有许多人要住进这个叫做“加强管制工棚”的监狱，可我们现在却正认真地、牢固地砌造它。就在我们用石块和灰浆忙碌建造监狱的时候，草原里传来一阵枪声。不一会儿，一辆乌鸦车开到离我们不远的岗楼。（这是警卫部队本部用的一辆真正的黑乌鸦囚车，车身上并没有漆着哄骗傻瓜的大字“请喝苏联香槟酒！”）从囚车里推出了四个人，都已被打得满身是血；两个人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另一个被士兵在地上拖着。只有伊万·沃罗比约夫恨恨地傲然走在最前面。

四个企图逃跑的囚犯就这样穿过了我们的脚手架，从我们脚下被带过去，带进了左边那个已建成的加强管制工棚。

我们呢？我们仍在继续砌石，建造监狱……

逃跑！绝望的挣扎！身上没有平民穿的衣服，不带食物，两手空空就想穿过枪弹纷飞的营区，跑进那没有水草、没有树木的无边草原去！这甚至不能说是一种谋划，它简直是挑战，是一种骄傲的自杀。我们中间那些最坚强最勇敢的人是敢于进行这样的反抗的！

但是，我们呢？我们的继续砌石，建造监狱。

我们纷纷议论起来了。这是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二次逃跑事件。第一次也没有成功，不过那次确实太笨了。外号叫“大肚皮”的瓦西里·布留欣、工程师穆吉亚诺夫和一个原波兰军官，三个人都在机械制造厂劳动。他们节约下一点食物，偷偷在厂房的一间屋里挖好了个一立方米大的坑，藏到里面去了。他们把坑顶盖起来，天真地指望警戒人员会在傍晚收工后像往常一样撤走，那时他们就可以逃跑。但是，收工时发现人数不够，但四周的铁丝网完好无损。警戒部队没有撤走，继续日夜守卫着工厂。这期间搜索的人带着军犬在隐藏者的头顶上走来走去，他们三人就把浸了煤油的棉花塞到坑顶盖子的缝里，破坏军犬的嗅觉。总共只有一立方米的地方，三个人只能把四肢交叉着挤在一起，不动，也不说话。他们这样蹲了三天三夜，最后实在受不住了，只好自己钻出来了。

别的作业班回到营区后，我们才听说沃罗比约夫等人逃跑的情况：他们原打算驾驶一辆卡车冲出隔离区去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还在砌石头。现在加强管制工棚旁边的这些小房已经有个轮廓了：这里是舒适的禁闭室，这是单人囚室，这是门斗。我们已经在这块不大的地方堆砌了不少石头，采石场供应的石头源源不断。本来嘛，石头是不花钱的，采石场和这里的人力也都不花钱，国家只拨给点水泥就行，为什么不建筑呢。

又过了一星期。对埃克巴斯图兹的四千名囚犯来说，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认清一个现实了：逃跑是发疯，它不会有任何好结果。可是，就在这时，同样是一个晴朗的天，草原上又响起了枪声：又是逃跑2！！是啊，逃跑简直像瘟疫一样蔓延着。又是一辆黑囚车驶过去：抓回了两个人（另一个当场被打死了）。这两个人（巴塔诺夫和一个矮小的年轻人）也被打得血肉模糊了。又是把他们从我们身旁，从脚手架下面拖了过去，关进了已盖好的监狱，在那里还要继续打他们，然后扒掉衣服扔在石头地上，既不给吃，也不给喝。当你看到这些被摧残得不成样子的骄傲的人时，你这个奴隶作何感想呢？难道会卑鄙地庆幸被抓到、被毒打、注定要遭殃的不是你自己吗？

“快点干！快点把这左厢房盖起来！”大肚皮马克西缅科少校对我们喊叫。

我们继续砌墙。收工后我们还会领到一碗粥的补助粮呢！

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继续在运送灰浆。凡是正在建设的东西总是对祖国有利的吧。

晚上回到生活区’，我们才听说巴塔诺夫也是想乘汽车冲出去的，汽车轮胎被枪打坏了。

现在你们这些奴隶总该明白了吧：逃跑等于自杀！谁也不可能跑出一公里。你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劳动，还是自杀？！

没过五天。谁也没有听到射击声，可是，一个新消息就像用巨大铁锤敲打整个铁铸的天空似的震惊了全劳改营：逃跑了！！又有人逃跑了！！！这回逃跑成功了！

这次逃跑发生在九月十七日，星期天，他们跑得干净、利落，甚至连晚间的点名也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掌管钥匙并负责锁门的看守查对人数时也没有发现。只是到了十八日早晨才觉得有点不对头。于是，停止派班劳动，全员清点！先是排队全体清点了几次，然后又按工棚点名，接班组数人数，然后又按每个人的履历卡片查对。这帮本来只会在会计科数工资的鹰犬们数了几次，每次人数都不一样！到这时还没弄清到底跑了几个人？谁？什么时候？从哪儿？怎么跑的？

已经是星期一的傍晚了，还不给我们吃中饭。（把炊事员也从伙房里赶出来排队，点数！）可是，我们却一点也不生气。我们多高兴啊！不管是谁，只要他成功地跑掉，就是全体囚犯的最大喜事！不管在此之后警卫人员会变得多么凶狠，制度变得多么严酷，我们都毫不怨恨。我们高兴啊！每一次成功的逃跑都是对你们这帮走狗的打击！我们的人不是跑掉了吗！？（我们盯着劳改营领导人的眼睛，心里暗暗在祝愿：可别让这些家伙捉住啊！可别给他们捉住！）

这一整天没叫我们出工，星期一就像第二个休息日一样地过去了。（很好，那些人没有在星期六跑。他们想必是考虑到了不要破坏我们的星期天休息吧！）

但是，他们是谁呢？是谁？

直到星期一晚上才传开来：跑掉的是格奥尔吉·膝诺和科利亚·日丹诺克。

我们砌的狱墙越来越高了。我们已经装好门上的横板。一个个小窗口也都砌好了。我们已经在墙上留出了上人字梁的位置。

逃跑发生后三天过去了。七天。十天。十五天了！

没有任何消息。

逃掉了！！

第四章　怎么会忍受？

我的读者中间有一位博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坐在自家的软椅上翻阅到我们建筑加强管制工棚这个地方时，摘下眼镜，用一个直尺之类的扁平东西啪啪地敲着书页，频频点头说：

“嗯，这个嘛，我倒相信。至于什么‘革命的微风徐徐吹’，那纯粹是扯淡！狗屁！你们这种人是任何革命也搞不起来的。革命必须符合历史的规律性才能成功。可是，现在把你们这几千名所谓的‘政治犯’单独挑出来了，结果怎么样呢？你们丧失了人的外观，丧失了人的尊严，被剥夺了家庭、自由、衣着和食物，可你们怎么样呢？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我们在挣自己的一份口粮吃。看，我们在建筑监狱呀！”

“这，很好。你们本来就该从事建设。建设嘛，总是对人民有利的。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出路。既然如此，老兄们，你们就别再自称是什么革命者了吧！要革命，必须同唯一先进的阶级相结合……”

“可我们现在不已经都是工人了吗？”

‘脱这些，没有用！这叫做强词夺理！什么叫做规律，你们懂吗？”

规律吗？倒像是懂得。真的，我懂得。我懂得：既然这不计其数的、关押着千百万人的劳改营已经存在了四十年，那么，这本身也就该看做是某种历史的规律性。劳改营存在的年头过久，里面关押的以百万计的人数过多，以至于这一切都无法仅仅用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和贝利亚的狡黠奸诈来解释了。而且用那始终在先进学说光辉照耀下的执政党的轻信和天真也是解释不通的。不过，我并不打算用这一条规律性来开导我的论敌，因为他准会和颜悦色地、笑眯眯地对我说：“我们现在谈的不是这个，你离题了。”

可他呢，他以为我真是不大懂得规律性的。他有点性急，于是反而开始给我讲解起来：

“革命者曾经一举扫荡了沙皇制度。非常简单！可是沙皇尼古拉他能够这么做吗？他敢像对你们这样压迫当时的革命者吗？！让他试试给当时的革命者缝上号码布看！让他试试……”

“不错，沙皇并没有作过这种尝试。正因为他没有这样做，所以才使那些能够在他之后这样做的人保存了性命。”

“依我说沙皇也做不到这一点，做不到！”

看来，这倒也对。沙皇不是不想做这些，而是他做不到。

按照立宪民主党人（更不必说社会党人）的通常说法，整个一部俄国史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历史。鞑靼人的暴政，莫斯科大公的暴政，嗣后五百年本国的东方型的专政和根深蒂固百分之百的奴隶制。（没有过什么全俄缙绅会议或者农村公社，也没有过什么自由哥萨克或者北方的农民阶层！）不论是“可怖的伊凡”还是“最安分的阿列克谢”，是“严厉的彼得”还是“温和的叶卡捷琳娜”，甚至包括亚历山大二世，直到“伟大的二月革命”前的所有沙皇，都只懂得一件事：镇压。镇压本国臣民，把他们像小甲虫或毛毛虫似地踩死。臣民们被这个制度压得直不起腰，一切暴乱和起义总是被压得粉碎。

不过且慢！镇压确是镇压了。但也得打个折扣：它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高科技意义上的“粉碎”。例如，在十二月党人暴乱的方阵中站立过的全体士兵，四天之后都被宽恕了。（请比较一下：一九五三年在柏林，一九五六年在布达佩斯，一九六二年在新切尔卡斯克，我国士兵们遭到处决并非因为参加暴乱，而是因为不肯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参加暴乱的十二月党人军官被处死的只有五人。——这在苏维埃时代是可以想象的吗？这事要发生在我们今天，有一个能活的吗？

无论对普希金还是莱蒙托夫，都没有因为他们写了大胆的著作而判刑，也没有为托尔斯泰公开颠覆国家而动过他一根手指头。尼古拉一世向普希金问道：“如果十二月十四日那天你在彼得堡，那你会在什么地方？”普希金则直率地回答说：“在枢密院广场。”而为此，他被……放回家去了。然而，我们这些亲身备尝了我国司法机器之苦的人们。还有我们的检察官朋友们，却非常清楚地了解，要是在今天，普希金为了这样的回答应该付出什么代价—一适用刑法第五十八条第二分条，以参加武装暴动论处！最从轻的判处也要适用第十九条（图谋暴动）。因此，即使不是枪毙，至少也要判十年徒刑。而且，确实有一些普希金式的人物去服刑了，被送进劳改营了，最后葬身在那里了。（像高峰浪诗人古米廖夫那样的人，还没有到达劳改营就在地下室里报销了。）

克里米亚战争对俄国来说是所有战争中最幸运的一次，它带来的不仅是农民的解放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与此同时，它使俄国诞生了一种最伟大的力量——社会舆论。

表面上，西伯利亚的苦役地还在继续溃烂，还在继续扩大，似乎还建立了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还继续在把一批批囚犯送去，法院还在不停地判刑。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审判来，审判去，那个开枪重伤首都警察总监（！）的薇拉·扎苏利奇不是被……宣告无罪了吗？？

（开释扎苏利奇的轻而易举，蜕变成后来在她的作案地点建造列宁格勒监狱大楼的轻而易举。）薇拉·扎苏利奇刺杀特列波夫用的手枪不是自己买的，是别人给她买的。后来还换成了一支大口径的。而法庭连间都没问：是谁买的？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按照俄国的法律，不认为这样的同谋者是罪犯。（要按苏联的法律，会立刻给这个人一个“顶头的”刑罚。）

我们知道，曾经发生过七次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谋杀未遂的案件（卡拉科佐夫；索洛维纳夫；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附近；在库尔斯克城郊；哈尔图林的炸弹；捷捷尔卡的地雷；格里涅维茨基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彼得堡城里行走时（顺便提一下，他并不带保镖），眼睛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像是一只被追猎的野兽”。（这有列夫·托尔斯泰提出的证明，他曾在一家私宅的楼梯处遇到过沙皇。）可是，怎么样呢？亚历山大二世干出了像基洛夫被刺杀后摧毁并流放半个彼得堡市那样的事吗？哪里的话？他连想都没有那么想！他采取了预防性的大规模恐怖手段吗？像一九一八年那种全面的恐怖？他抓了人质吗？他根本没有过这种概念。他把嫌疑分子统统关押起来了吗？没有，那怎么行呢？！……他处死了几千人吗？他只处死了五个人。这个时期被审讯判刑的总共不过三百八。（想想看，假如对斯大林哪怕只有一次这样的行刺的话，我们为此要付出几百万人的生命呢？）

一位叫奥利明斯基的布尔什维克写道，一八九一年他在整个克列斯特监狱里是唯一的一名政治犯。被转押到莫斯科后，他在

塔甘卡监狱里也是唯一的政治犯。只是到了布蒂尔卡监狱后，在押往流放地之前才集中了他们几个人！……（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二月革命时，在敖德萨城堡监狱里发现了七名政治犯，在莫吉廖夫市发现了……三名。）

随着启蒙运动和自由文学的逐年发展，一种无形的、但却使沙皇们胆战心凉的社会舆论力量不断增长，沙皇们已经控制不住这匹骏马的缰绳，无法抓住它的马鬃了，而尼古拉二世更是落到了只能抱住马屁股和抓住马尾巴的地步。

他没有了采取行动的勇气。他和所有他的权臣们已经失去了为捍卫自己政权而战的决心。他们已经不是在镇压，而是轻轻一按就放手。他们总是左顾右盼，仔细听着舆论会怎么说。

尼古拉二世禁止在部队内部建立情报机构，认为这是对军队的侮辱。（因此当局谁也不知道在军队里正搞着些什么样的宣传。）所以只能在革命分子当中安插些瘪三似的情报员，依靠他们提供的那点单薄的情报。政府认为自己受着法律的约束，不能（像苏维埃时期那样）把所有可疑分子通通抓起来而不管具体的罪状。

请看大名鼎鼎的米留可夫这位立宪民主党的领袖，苏维埃政权已经搞了三十年，他还一直以他曾发出过“革命的风暴信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而自豪呢——这“是愚蠢还是背叛”？他在一九OO年出了一件不大的事：身为教授，他在大学生集会（教授参加学生集会！）上的演说中发挥了一种思想（听众里有大学生萨温科夫），即：如果当局不让步的话，革命运动的力学势必导致恐怖行动，但这还算不上怂恿，对吧？也不是“导向……的意图”吧？这无非是激进的自由派对恐怖行动（当它还不是针对他们的时候）的一种通常的病好而已。这样，米留可夫被关进了施帕列尔大街的政治犯拘留所。（在他的住宅还按出了一份新宪法草案。）他一迈进监狱大门，马上收到了同情者们送来的许多鲜花，糖果，食品。他当然还可以从公共图书馆借阅任何书籍。侦查用的时间很短。——在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大学生刺杀了教育总长（在那次集会后两个月），但是这丝毫没有加重米留可夫的案情。他在狱外等候宣判，只是不能住在彼得堡。那么是在哪儿呢？不过是在乌捷利火车站的另一头，这里已经不算是彼得堡了。他差不多每天都来彼得堡，或在文学基金会成在《俄国财富》编辑部。在等候宣判期间他获准去了一趟……美国。终于宣判了：在克列斯特监狱关六个月。（在这里也少不了水仙花和从公共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但是他只蹲了三个月：根据克柳切夫斯基的请求（“科学需要他”），沙皇释放了他。（米留可夫后来称为“老专制君主”并且给他捏造了一个“背叛俄国”的罪状的，正是这个沙皇。）不久以后又放他去了欧洲和美国，在那里制造反对俄国政府的舆论。

二月革命的阴暗的精灵之一吉梅尔-苏哈诺夫一九一四年春天被“驱逐”出彼得堡，但仍让他用本来的姓名在农业部继续任职（他晚上常常住在自己家里，这就自不待言了）。

监狱总局局长马克西莫夫斯基一九O七年是怎么遇刺身亡的？该局设在一座居民楼里，几乎没有警卫。傍晚下班以后马克西莫夫斯基毫无戒备地接见了一个要求见他的女人——就这样被她杀了。

警察厅长洛普欣把阿泽夫的秘密透露给了革命党，——在刑法典中竟然找不出如何审判他的条款，政府对于泄露国家机密竟然没有防卫的办法。（总算是依据某个类似条款给他判了刑，后来的律师们长期振振有辞地骂这场审判是“沙皇制度的可耻行径”。按自由派的意见，这件事根本没有什么可审的。）

当局这种怯懦的动摇不定的作法只能起到刺激自己的对手，调起他们的胃口的作用。

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认为监狱制度不会有什么来真格儿的事，对它已经轻视到这种地步，以至眼也不眨地刺杀了俄罗斯的智慧和光荣斯托雷平的博格罗夫被戴上手铐的时候竟然大声喊起来：“你们把我弄疼了！”

监狱制度松懈到了什么程度，凭着一九O七年基辅无政府主义者尤斯京·茄克的越狱计划就能判断出来（由于显然是博格罗夫的告密，越狱没有实行）：在法院（政治案！）的休庭时间，茹克（恐怖分子）到院子里上厕所，看押他的士兵当然是（！）不会跟他进去的（也不会在附近守着）。那里事先放着一包老百姓的衣服和一件拆卸镣铐的工具。（这竟然是可以在法院的院子里做的！）

当局对革命者的迫害，仅仅能使他们在狱中相识，给他们以锻炼，给他们头上罩上光环而已。我们现在可是有了一把比例尺，可以大胆地说，沙皇政府不是在迫害革命者，而是在珍惜地宠惯着革命者，从而导致自己的灭亡。凡是亲身体验过绝对万无一失的司法体系的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到沙皇政府的优柔寡断，软弱无力。

让我们在这里翻阅一下大家熟悉的列宁传记吧。一人八七年春天，列宁的亲哥哥亚历山大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死P也就是说，列宁（也和卡拉科佐夫的兄弟一样）是谋刺沙皇的罪犯的兄弟。而他怎么样了呢？同年秋天，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却考进了喀山皇家大学，而且读的是法律系！这个事实难道不奇怪吗？

不错，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在同一年就被大学开除了。但那是因为他组织了反政府的学生抗议大会才被开除的。也就是说，一个谋刺沙皇的罪犯的弟弟又在煽动学生反对政府！如果在我国，在今天，他会怎么样？毫无疑问是枪毙！（其他人也得判二十五年或十年！）可是，只不过把他从大学开除了。啊，多么残酷！开除之后还要流放他！……到萨哈林岛吗？不，流放到他家住的村子科库什基诺村去了，而他每年夏天反正是要去那里的。他在流放中想工作，就给他工作的机会……叫他到原始森林去伐木吗？不，是叫他在萨马拉市实习律师业务。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几个地下小组的活动（以及进行反对1891年社会赈济饥民的活动）。在这之后他又以校外考生的资格通过了彼得堡大学的毕业考试。（真想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履历表怎么镇的？特别处审查时在干什么？）

几年之后，这位最年轻的革命者再度被捕，因为他竟在首都建立了“解放斗争协会”。岂止如此！他还屡次向工人发表“唆使暴动”的讲演，起草传单。那末，逮捕后严刑拷打他了吗？折磨他了吗？根本没有。给他创造了从事脑力劳动的条件。侦讯期间他在彼得堡监狱里呆了一年多，人们给他送去几十本必要的书籍，他在这里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大部分。此外，他还（合法地，通过检察官！）从狱里把《经济问题探讨》一文寄给马克思主义的杂志《新语》。在狱中，他可以自己付钱按自己的饮食规定购买午饭，有牛乳，有从药房买来的矿泉水，家里还可以每周送三次菜来。（同样地，托洛茨基在彼得保罗监狱里也能够把他的不断革命论的初稿写了下来。）

可是，后来根摒三人小组的判决把他枪毙了吗？没有。甚至没有判他监禁，而是判了流放。是流放到雅库特？是终身流放吗？？不，是到富饶的米努辛斯克州，而且只流放他三年。是给他戴上手铐，装在囚犯车里押解去的吧？嗅，不！他完全和自由人一样去的，临去之前，他自由自在地在彼得堡呆了三天，然后又在莫斯科游逛了几天：他还需要留下秘密指示、建立联络点、召集留下来的革命者们开会嘛！甚至还批准他“自费”去流放地，也就是说，他可以和自由的旅客一样乘车去。在去西伯利亚的路上（当然更不必说回来的路上了），列宁一次都没有和犯人一起走过，也没有住过什么递解监狱。后来，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列宁又需要在图书馆工作两个月以完成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而且这本由流刑犯写的书竟然出版了，没有受到书刊检查机关的任何刁难！（用我们今天的尺度衡量一下看！）那么，列宁在那边远的乡村靠什么生活呢？他会找不到工作呀？他请求政府维持他的生活。结果，批准发给他的钱超过他的实际需要。尽管他的母亲经济上也是很宽裕的，他要的东西都能给他寄去。不可能有比列宁在其唯—一次流放中的生活条件更好的了。当时的物价极其低廉，发给他的钱足够买到有益健康的各种食物，有充足的肉食（每周一只羊）、牛乳和蔬菜，可以尽情地去狩猎。（列宁不满意自己的猎犬，人们就认真地考虑从彼得堡给他另送一只猎犬去。打猎时有蚊子咬，他就可以定制一副细软羊皮手套。）列宁在这里医治好了他的胃病和青年时期落下的其它疾病，很快就发胖了。他没有任何必须尽的义务，不承担工作和劳役。甚至他的妻子和丈母娘都不必劳累，因为每月付出两个半卢布就雇到了一个十五岁的农村姑娘把他家的全部粗活包下来了。列宁不需要靠任何稿酬生活，所以彼得堡方面几次邀请他担任一项有偿的文字工作，他都拒绝了。他写的文章和发表的作品都只限于那些能够树立他的著作家声望的东西。

他服满了流放刑期（他本可以毫无困难地“逃跑”，但为慎重起见他没有逃跑）。是不是自动地延长了他的刑期？改判他终身流放了吗？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违法的。期满后他被批准住在普斯可夫，只是不许他去首都彼得堡。但他可以去里加，去斯摩梭斯克，并没有派人监视他。于是他便同他的朋友（马尔托夫）一起，带着一篮子秘密印刷品到首都去了，而且他们干脆取道检查特别严格的沙皇村（这是他和马尔托夫过于自作聪明了），结果，他又在彼得堡被逮捕。不错，这时他身边已经没有那只篮子了，但他还带着一封用隐影墨水写的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信里谈到筹办《火星报》的整个计划。但是宪兵们似乎不想自找麻烦：被捕人在牢房里呆了三个星期，信一直在宪兵们手里，可却没有把它显影出来。

那么他擅自离开普斯可夫这件事怎样了结的呢？像我们现在这样判了他二十年苦役刑？不，只有这三个星期的拘留就完事了；之后就彻底释放了他，他随即乘火车到俄国各地去，筹备推广《火星报》的地点。然后又到国外去筹备《火星报》本身的出版工作。（警察局发给他出国护照时也“没有看到有什么障碍！”）

而且，不止这些！他从国外的侨居地点也照样把关于马克思的文章寄交俄国百科全书（格拉纳特兄弟编的）编辑部，而且这篇文章居然被刊用了。还不只是这一篇呢！

最后，他在离俄国边境不远的奥地利的一个小地方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活动，而沙皇当局也没有秘密派遣一些“好汉”去把他偷偷活捉回来。其实，这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办到的。

沙皇对任何一个重要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迫害也都表现了类似的软弱无能和不坚定性（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不过，这里又有其它疑点了）。例如，一九O四年在莫斯科搜查加米涅夫时没收了他的一些“诋毁性信件”。审讯时加米涅夫拒绝说明这些信的情况。也就完事了。于是，作为惩罚，把他遣送到……他父母居住的地方去了。

的确，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迫害要严酷得多。但到底严酷到什么程度呢？难道格尔舒尼（一九O三年被捕）和萨温科夫（一九0六年被捕）的罪行还轻吗？他们组织领导了对俄罗斯帝国最显要人物的谋杀。但是，并没有处死他们。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打死的仅仅是一名五品文盲（而且整个欧洲还掀起了一场保卫她的浪潮），那更是如此了——不敢处死她，只好把她流放了。假如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又是唐波夫！）农民起义的镇压者被一个十七岁的女中学生打死了，那么在“回击”的红色恐怖浪潮中不经审判而就地处决的中学生和知识分子会有几千呢？

俄国海军基地（斯维亚堡）的暴乱造成了几百名无辜士兵的死亡，为这件事枪毙了三十八人，另有八百人被判刑。（其中几个人二月革命时在传说得神乎其神的泽林图伊苦役地获释——这次革命时在那里总共才发现了二十二名政治苦役犯。）

那么对一九O一年在彼得堡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大学生们是怎样惩罚的呢？据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回忆说，当时彼得堡的监狱里简直就像大学生们在举行郊游野餐一样，学生们笑语喧腾，一起唱歌，随便在牢房之间串来串去。伊万诺夫一拉祖姆尼克竟然要求监狱长准许他去看一场艺术剧院的巡回演出：他说，不然，票就白白浪费了啊！后来判他“流放”，流放到什么地方？根据他自己的选择到辛菲罗波尔去，这样他就可以背着背包在克里米亚到处游逛了。

阿里阿德娜·特尔科娃在回忆这同一个时期时写道：“对我们这些受侦查的人，管制并不严格。”宪兵军官们向受侦查人提供从最好的“多顿饭店”’买来的午餐。另一位喜欢深入钻研的民意党人评论家布尔采夫证实：‘彼得堡的监狱比欧洲的监狱要人道得多”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曾起草号召书，号召莫斯科的工人们举行武装（！）起义以推翻（！）专制制度。为此他被……关在牢房里整整十五天！（他本人也觉得太少了，所以他自己加了刑；三星期。）我们来看看他当时的一段日记吧。

“单身牢房！不过，没什么，也并不十分糟糕。我铺好了床，把小板凳挪过来，摆好灯，放好香烟、梨……边读书，边吃梨，完全和在家里一样……满有意思。确实有意思。”“先生！喂，先生！”狱卒这样招呼他吃饭。他手头有许多书，还有从邻室传来的条子。

总之，安德烈耶夫承认，从居住条件和饮食方面来说，牢房的生活并不比他当年的大学生活更差。

这个时期，高尔基在特鲁别茨要塞监狱里写完了他的剧本《太阳的孩子》。

一九O五—一九O七年革命退潮以后，许多活动分子，如季亚奇科夫-塔拉索夫和安娜·拉克之流，并未坐等逮捕，纷纷出了国，——二月革命以后他们一个个英雄似地回来，主宰国内的新生活了。这样的人有好几百。

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部门以“格拉纳特”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的形式出版了一套相当厚颜无耻的自我吹嘘，题为“苏联及十月革命的活动家们——自传和传记”。随便把其中哪一篇拿来一读，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你都会感到惊奇：他们既然进行革命工作．怎么竟然会逍遥法外？特别奇怪的是他们在狱中的监禁条件怎么会那么好？！例如，关于克拉辛的条目里写道：“他回忆起在塔甘卡监狱里的情景总是感到满意。经过最初几次审讯之后，宪兵们就不再麻烦他了。（可这是为什么呢？——作者注）于是他把这不自由的闲暇时间全部用来顽强地做一件事：他学会了德语，读完了席勒和歌德的几乎全部原版著作，读了叔本华和康德的书，认真研究了穆勒的逻辑学、冯特的心理学……”等等。克拉辛自选的流放地是伊尔库茨克，即西伯利亚的首府，西伯利亚文化最发达的城市。

拉迪克在一九o六年被投入华沙监狱，“他被关了半年，日子过得非常好。他学习俄语，阅读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的著作。在狱里写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而当他（在狱中）收到一期刊有自己文章的考茨基主办的杂志时，感到十分自豪。”

或者，举个相反的例子吧。关于谢马什科的一条里有这样的话：“监禁（在莫斯科，7八九五年）是非常令人痛苦的”：蹲了三个月监狱之后，他被判流放三年，流放到……自己的故乡叶列茨去！

是那些在监狱里骨头变软了的人们，诸如帕尔武斯之流的政客，为了向沙皇专制报复，才会以那种充满感伤主义美丽辞藻的夸张的回忆录描写沙俄的监狱，在西方制造了所谓“恐怖的俄国巴士的狱”的美名。

从数以千计的小人物的单独传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例如，我手头就有一部百科全书，不过，它不很合适：是一部《文学百科全书》，比较陈旧（一九三二年版），里面还“包含着错误。’现在，趁着这些“错误”还没有被清除掉的时候，我姑且取一个“K”字母为例，举几个以“K”字母起头的人名看一看吧。

卡尔片科·卡雷。他是伊丽莎白格勒市的市警察局（！）的秘书，可他却向革命者提供护照！（把这句话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护照科的工作人员替非法组织弄护照。）为此他……被处绞刑了吗？没有。他被判流放……五（！）年，流放到……他自己的田庄去了！也就是说等于到别墅去了。后来他成了作家。

基里洛夫·B·T。他参加过黑海舰队水兵的革命运动。枪毙了吗？判了他终身苦役吗？没有。他被判流放到乌斯特-塞索尔斯克三年。他后来也成了作家。

卡萨特金·H·M。他在监狱里服刑，同时在写短篇小说，而且报纸上居然发表这些小说！（我们这里连刑满释放者写的东西也一概不予发表。）

卡尔波夫·叶夫季希曾经被流放两次（！）。后来却还是委以重任，让他领导亚历山大皇家剧院和苏沃林剧院。（如果在我们这里，第一，不允许他在首都落户；第二，恐怕特别处连个在剧院提示台词的角色也不会让他当吧。）

克日扎诺夫斯基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最高潮中，从流放地回来（他仍然是秘密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立即毫无阻碍地展开了他作为工程师的业务活动。（在我国，如果他能在农机站当个钳工就算走运了！）

虽然《文学百科全书》没有把克雷连科作为一个条目收进去，但既然说到用“区”字母起头的名字，提一提克雷连科总是公正的吧。他曾经热情地从事革命活动，曾先后三次“幸运地逃脱了逮捕”，而其余的六次逮捕总共坐了十四个月的牢。一九0七年（又是一个反动年头！）他被控在军队中从事煽动并参加军事组织，结果被军区（！）法庭……宣告无罪释放了！一九一五年克雷连科被控“逃避服军役”（当时正在进行战争，而且他是军官呀），可是他这个未来的军事统帅（和想“谋杀”另一位军事统帅的凶手）受到的惩处是……把他派往前线部队（可绝非惩戒营！）去了！（沙皇政府指望这样既可以战胜德国人，又可以扑灭革命……）就这样，在他那未被剪断的检察官羽翼的保护下，在多次审判中许多应该被判脑后吃一颗子弹的人竟然能够苟活了十五年之久。

在同一个“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库塔伊斯的省长B·A·斯塔罗谢利斯基曾经直接向革命者提供护照和武器，把警察局和政府军队的计划泄露给革命者。可是他为此只被监禁两星期就完事了。

谁有足够的想象力，就请把这个情况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语言吧！

就在这“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思想》却可以合法地照常出版。而“反动的”《路标》论文集里也可以公然登载这样的话：“病入膏肓的独裁制度”，“专制和奴隶制的罪恶”。没有什么，这类话我们今天能说！

那可是个确实令人无法忍受的严厉的时代呀！雅尔塔市一家照像馆的修像师B·K·亚诺夫斯基画了一幅反映枪决奥恰柯夫起义水兵的画，并把它挂在照像馆的橱窗里了。（比如说，就像现在把描绘新切尔卡斯克镇压行动的图画展览在莫斯科铁匠桥大街一样。）对于这件事，雅尔塔市市长怎么办了呢？因为沙皇的庄园——里瓦基亚近在咫尺，所以他对此事的处理也特别残酷：首先，他冲着亚诺夫斯基大发雷霆，喊叫了一通；其次，他烧毁了……烧毁了亚诺夫斯基的照像馆吗？不是的，也没有烧毁那张描绘枪决事件的原画，而是烧毁了那张画的复制品。（人们会说：亚诺夫斯基真机灵！可我们还应该指出：市长也并没有命令当场砸碎照像馆的橱窗呀！）最后，亚诺夫斯基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虽然允许他继续住在雅尔塔，但在皇族成员路经此地时禁止他到大街上来。

民粹派评论家布尔采夫侨居国外时，甚至曾在一家侨民办的杂志上诋毁过沙皇的私生活。可是当他回到祖国俄罗斯（一九一四年，那正是爱国主义高潮时期）以后，他被沙皇枪毙了吗？没有。只不过蹲了不到一年的监狱，而且狱中还对他优待：他可以得到书看并从事写作。

阿布拉姆·戈茨在那次战争期间则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并且在那里领导着一份齐美尔瓦尔德派即反战派的报纸。

既然让斧头任意欲，斧头就会砍到自己人身上。

“工人反对派”领袖，世代的金属工业工人什利亚曾尼科夫一九二九年第一次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时，可就“没有与工人来往的权利”了，甚至没权利担任他想干的工人的职务。

大闹第二届国家杜马（辱骂俄国军队）的孟什维克祖拉博夫都没被赶出会场。然而他的儿子从一九二七年以后就没有走出过苏联的劳改营。这就是两个时代的比较。

当图哈切夫斯基将军像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镇压”的时候，当局不仅摧毁了他又己的家庭，把他全家人都关进监狱（更不必说他女儿被大学开除了），而且还逮捕了他的两个兄弟和弟媳，逮捕了他的四个姐妹和姐夫、妹夫，还把他的甥男侄女统统赶到保育院去，强迫他们改了姓，有的改姓托马舍维奇，有的改姓罗斯托夫，等等。图哈切夫斯基的妻子在哈萨克斯坦集中营里被枪杀，他的老母亲在阿斯特拉罕沿街乞讨，倒毙街头。另外几百名被处死的知名人士的亲属也都遭到相同的命运。这才叫做迫害呢！

沙皇时代的迫害（其实是“非迫害”）的主要特点，大概就是革命者的亲属丝毫没有受到牵连。娜塔利娅·谢多娃（托洛茨基的妻子）一九O七年还能够自由地回到俄国来，当时托洛茨基已是被判刑的罪犯了。乌里扬诺夫（列宁）一家的任何一个成员（他们在不同时期几乎全都被捕过）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出国护照。当列宁因号召武装起义而被“通缉”时，列宁的姐姐安娜还能够合法地按期给列宁往巴黎汇款，汇到“里昂信贷银行”他的户头下。列宁的母亲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两人的丈夫都曾是沙皇政府的三等以上的文官或军官，所以她们两人都曾终身领取沙皇政府的高额抚恤金。对她们进行迫害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列夫·托尔斯泰才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似乎不需要政治上的自由，需要的只是道德上的完善。

当然，对于那些已经享有自由的人来说，自由是不再需要的。这一点，我们也同意，因为归根结底并不是为了政治自由嘛！人类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某种空洞的自由。甚至不在于某种成功的社会政治制度。对吗？问题当然在于社会的道德基础。但是，这到最后才是如此。那么，开始阶段呢？第一步呢？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那雅-波良纳在当时成了公开的思想俱乐部。可是要把这个地方也像列宁格勒的阿赫马托娃的住宅那样用军警包围起来，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件；或者让那些人们也受镇压，像我们在斯大林时期所遭受的那样，使得三个人不敢集在一间屋子里谈话的话，那么，大概托尔斯泰也会起来要求政治自由的。

在“斯托雷平恐怖政策”最猖獗的时候，自由派报纸《罗斯》还能够毫无阻碍地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五名处死！……在赫尔松二十人被处死刑！”看到这些消息后，托尔斯泰号陶大哭，声称：活不下去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

还有前面提到的《往事》杂志上的统计表：六个月中处死刑者九百五十名声

就以这一期杂志为例吧。我们注意到，它的出版日期（一九O七年二月）正是在为期八个月（自一九O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一九O七年四月十九日）的斯托雷平“军事司法”统治最猖狱的时期中，而它的统计所依据的资料则是俄国电讯社的铅印资料。想想看，假如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报纸登出了被枪决者的名单并发行一个资料汇编的话，内务人民委员部那双从不杀生的素食者的眼睛大概就得眨巴眨巴了吧。

其次，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持续了八个月的这个“军事司法”时期之所以未能继续实行下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那所谓“没有实权的”、“唯命是从的”国家杜马没有批准这种司法制度的缘故。（斯托雷平甚至没敢提交国家杜马审议。）

第三，当时提出实行这一“军事司法”制的理由，是因为前半年中发生过“无数起由于政治原因杀害警察官员的事件”，许多官员遭到袭击，直到在阿普切卡尔岛上发生爆炸事件，自由斗士们在那里一次就炸死和重伤了60入。因此“如果国家不对这些恐怖行动及时予以还击，那就不成其为国家了。”斯托雷平政府忍无可忍了。它又不满于实行陪审制的法院那种从容不迫的迂阔之论和律师力量的无限强大（当时的法院和律师们可不像我们现在的州法院或军区法庭那样接到某人一个电话指示就会俯首听命），因此。政府就急于要通过语言不多、直截了当的战地法庭来制止那些革命者。（简直就是土匪——他们竟向客运列车的窗口开枪，为了三五个卢布杀死普通居民。）（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些节制：只有在处于战时状态或实行非常保卫措施的地区才能成立战地法庭，而且只有在罪行刚刚发生后不久，即在不超过一昼夜的时间内，在犯罪行为有确凿见证的情况下才能开庭。）

既然这种作法使当时的人们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那就是说这种作法对当时的俄国来说已经是很不寻常的了！

在一九O六—一九O七年的情势下，很清楚，对于出现那段“斯托雷乎恐怖时期”的责任应该由内阁和实行恐怖主义的革命者们共同担负。

今天，在俄国的革命恐怖诞生了一百年之后，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采取恐怖手段的念头和这类行动都是革命者犯下的极严重的错误，是俄国的灾难，它除了混乱、痛苦和超过必要限度的牺牲之外，没有给俄国带来任何东西。

让我们把同一期杂志再翻几页看看吧。这里刊载着一八六二年最早期的一张政治传单。一切就是由此开始的。传单上写着：

“我们要求什么？要求俄国的福利和幸福。要获得新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拖延，我们需要快速的，急剧的变革！”

这是一条多么错误的路线啊！当时那些热心者没有时间拖延，因而他们就想用牺牲（可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别人的牺牲）来加速普遍福利的到来！他们没有时间拖延，因此我们。他们的曾孙辈们，今天，在经过一百零五年之后，却不仅不是在（解放农奴的）原地踏步不前，反而是大踏步倒退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恐怖主义者是斯托雷平战地法庭的超前的伙伴。

在我们看来，斯托雷平时期和斯大林时期两者不能比拟之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残杀是单方面的——仅仅因为某人长叹一口气，甚至连叹气都算不上的一点小事，就可以砍掉他的脑袋

托尔斯泰不是惊叹“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吗？其实，比这更可怕的事是一点也不难想象的。有比这更可怕的事，那就是：不是时而在某个众所周知的城市中处死一些人，而是每天到答都在处死人；不是一次处死二十人，而是二百人成批地处死；关于这些事，报纸上非但不用大字标题受，也不用小字标题登，报纸反而在报道“生活比以前更美好了，生活比以前快乐了”！

这是打烂了别人的嘴脸，还要硬说：他原来就是个烂嘴脸。

不，原来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的。尽管当年公认俄国在欧洲算是最压迫人的国家。

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学发展，使人类对于进行压缩的可能性有了进一步认识。我们的祖先曾经认为地球表层，我们脚下的大地本身，已经是被极度压缩的了。可是，现代物理学家却把地表解释为几乎好像是一个多孔的筛状物。放在一百公尺见方的空旷处的一小粒霰弹——这就是原子的模型。人们又发现了奇异的所谓“核填装”：就是把这些霰弹的孩从一切空旷的一百公尺见方的地方驱赶到一起去。这样填装起来的顶针那么小的东西就会有火车头那么重。但是，即使这样的填装也还是很像一根绒毛那么松的，因为由于阳质子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把核完全压实。而如果能单纯地把中子压缩在一起的话，那么像一枚邮票大小的这种“中子填装”就会有五百万吨重！

不，当局甚至根本无须借助什么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就对我们进行了压缩。

他们通过斯大林的口，向全国发出了一个永不更改的号召：不要发善心！可是，“善心”这个词在达里的俄语详解辞典里的解释却是：“心地的良善、心灵的友爱本性、仁慈、对共同福利的关注。”看吧！这就是斯大林号召我们必须丢掉的东西，我们确实也就匆匆忙忙地把善心丢掉了：丢掉了对共同福利的关注！我们变得只满足于守着自己的饲料槽。

本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舆论曾经构成一支惊人的力量，构成了自由的空气。沙皇专制制度的被粉碎，不是在彼得格勒发出二月怒吼的时候，而是比这早得多！俄国文学中早已形成了一种定见，认为：勾画一个宪兵或警士的形象时多少带一点点同情，就等于是黑帮分子的阿谀奉承。早在这种定见形成的时候，沙皇制度实质上已被无可挽回地推翻了。当人们认为不仅同宪兵和警察握手、和他们相识、在街上向他们点头致意是自己的耻辱，而且连走在人行道上衣袖被他们擦一下都是耻辱的那个时候，沙皇制度实质上就已被推翻了！

如今，在我国，那些失业的刽子手们竟被特别委派来领导……文学和文化工作了！他们下令歌颂他们自己，把他们歌颂成传奇式的英雄。不知为什么这一切在我们这里竟称为……爱国主义！

社会舆论！我不知道社会学家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什么，但我清楚地知道，它只能是由能够自由地表达、完全不受政府或党的意见左右的、能够互相影响的个人意见所组成。

只要我国国内一天没有独立的社会舆论，就不会有任何保障能使无缘无故消灭几百万人的暴行不再重演，就不会有任何保障使这类事情不在某一天夜里，不在任何一个夜里，不在今天白昼过后的第一个夜里重新开始。

我们已经看到，“先进学说”并没有能够保护我们免遭这种瘟疫。

不过，我已经看见我的论敌在朝着我撇嘴、使眼色、并连连摇头了：第一，当心你的话会被敌人听见！第二，何必如此夸大其辞呢？！要知道，问题的范围本来是窄得多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把你们抓进了监牢？也不在于为什么外界人士竟会容忍这种违法行为。人所共知，他们原来根本就没有相到公布这种事，他们不过是相信党的话啊（这是二十大以后的惯用语）；他们不过是听话而已。既然说要把整个民族在二十四小时内迁到边远地区，那这些民族的人一定是个个有罪喽！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当你们这些人已经身处劳改营内的时候，你们总该想到这些了吧？！那么，你们为什么还在那里忍饥挨饿，弯腰折背，忍气吞声，而不进行斗争呢？！他们，那些没有被武装士兵押解的、手脚可以自由活动的人们，没有进行斗争是情有可原的，他们总不能把家庭、社会地位、薪金、稿费等统统牺牲掉嘛！！是的，正因为这样，他们今天才有可能发表批评性文章，指责我们，怪我们当时处在没有什么可丧失的情况下为什么竟会抱住自己那份口粮不放，而不进行斗争。

恰好，我也正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在劳改营里忍受，就是因为外界没有舆论。

一个囚犯要想反抗强加于他的制度，他通常能想得出哪些可用的办法呢？不外下面几种吧：

l）抗议；

2）绝食；

3）逃跑；

4）暴动。

可是，正像那个死人常说的那样，“谁都晓得”（如果不晓得，那也能够想法使你晓得）前两种办法只是有了社会舆论的支持才有力量（监狱官才怕它）！如果没有社会舆论支持，人们对于囚犯的抗议和绝食只会报以嘲笑！

像捷尔任斯基那样在监狱长面前撕碎自己身上的衬衣，从而争取达到自己的要求，当然是很有戏剧性效果的。但那也只是在社会舆论支持的情况下才行。没有舆论支持，人们就会用个什么东西把你的嘴一堵，然后还得叫你赔偿公家的衬衣！

这里不妨回忆一下十九世纪末期在卡里苦役地发生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当局向政治犯们宣布：从今以后对政治犯可以施行体罚，而政治犯娜杰日达·谢格达要第一个受到笞刑（因为她打了警卫队长一记耳光，想以此来……逼他退休）。于是娜杰日达·谢格达立即服毒自杀了，她宁死也不愿受到狱吏的树条抽打！继她之后，另外三名妇女也服毒自杀！男监里十四名男囚犯也要自杀，有些人自杀未遂产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完全、永远地废除了对犯人的体罚。当时政治犯们的想法是：恐吓监狱当局。因为他们相信关于卡里苦役营里的悲剧终究会传遍俄国，真象会大白于全世界的。

但是，假如让我们这些囚犯来衡量一下这个事件，我们只会洒下几滴轻蔑的眼泪。打自由人警卫队长一记耳光？何况还不是他侮辱了你本人？就算是他朝你的屁股踢了两脚，那又有什么了不起？你总可以活下去嘛！为什么几位女伴也要跟着她服毒呢？为什么还有十四个男人也跟着干？生命不是只给予我们一次吗？重要的不是结果吗？我们有吃的、有喝的，为什么要和生命诀别？也许会赶上大赦呢！说不定会被提前释放呢！

看！我们已经从政治囚犯的高度滑到了什么地方！跌落到了什么地步！

同时，我们那些狱吏们却上升到了什么高度啊！不，他们可不比卡里苦役营的那些笨蛋！即使我们现在挺起腰杆来，想要升天（四个妇女再加上十四个男人），他们也会在我们弄到毒药之前把我们全部枪毙掉。（何况，在苏维埃的监狱里上哪儿去弄毒药呢？）如果有谁真的服毒自杀死了，那也不过只是减轻监狱当局的负担而已，同时，其他犯人则会因为没有告发而受到鞭刑。而且，当然；关于这事的消息甚至传不到狱墙外面。

问题就在这里。这帮人的力量也就在这里。就因为消息传不出去！即或传了出去，也传不远，它会是一个微弱、暗哑的声音，得不到报纸的证实，眼线们会到处追根；因此，等于什么也没有。绝不会出现什么社会舆论的愤慨！既然如此，怕．什么？有什么必要去听取因犯的抗议？谁想服毒吗，那你就服毒好啦！

、关于我们的每次绝食都遭到失败的情况，我在第一部里已经谈过了。

那么，逃跑呢？历史为我们记载了沙皇时代的几次越狱逃跑的严重事件。我们看到，每次逃跑都是在外面的人，即其他革命者或逃跑者同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在许多细节上还得到了广大同情者的帮助。不论逃出监狱本身，还是逃出后隐藏或偷渡的过程，都得有许多人从旁协助。（“噢，对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可算找出我的破绽了。“那是因为老百姓支持革命者！支持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嘛！”“可是，”恕我反驳一句：“是不是也还因为那样做只是一种不会承担罪责的有趣游戏呢？从窗口向逃跑者挥动几下手帕，让他在你的卧室里过夜，替他化装，这算什么？那个时代并不会为此受到审判呀！彼得·拉夫罗夫从流放地逃跑了，而沃洛格达的省长（霍明斯基）还给拉夫罗夫的自由同居的妻子发了证件，允许她去追赶自己心爱的人……那个时代，甚至伪造护照的人也不过被‘流放’回自己的家乡去。当时人们并不害怕什么。您凭亲身经验应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顺便问一句：“您怎么会没蹲过监狱呢？”“噢，这个嘛，也算运气吧……”

不过，也有另一方面的证明。我们大家在中学时都不得不读高尔基的《母亲》。可能有人还记得那里所描写的尼日戈罗德监狱的生活吧：看守们的手枪都生锈了，他们用手枪当锤子往墙上钉钉子。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梯子倚在墙上，安安稳稳地到狱外去。再看看一个叫拉塔耶夫的高级警察官员是怎么写的吧：“流放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监狱根本就不存在。在当时的监狱制度下，落到狱中的革命者可以毫无阻碍地继续他原先的活动……基辅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被关在基辅监狱里，可他们照样在领导着基辅市的罢工斗争，并且还从狱里发出呼吁书。”

目前，我没有可能搜集有关沙皇时代主要苦役营地警卫情况的资料，不过，我倒也没有听说那时曾发生过像我们这里那样的只有十万分之一成功希望的绝望的逃跑。显然，当时的政治苦役犯并未感到有必要去冒险：他们没有受到由于繁重劳动体力衰竭以致过早死亡的威胁，也没有无缘无故延长刑期的威胁，服过一半刑期后，他们还可以到流放地去服后一半刑期，他们打算逃跑的话，推迟到那个时候再跑也不迟。

看来，只有那些懒得逃跑的人才没有从沙皇的流放地逃跑。显然，警察局也并不要求经常去汇报，监视并不严格，路途上没有设行动人员哨所，劳动地点也并非每天都有警察。囚犯们手里有钱（或者可以寄来钱），流放地一般距大河和大路不太远。还有，在那时帮助逃犯的人并不冒任何危险，而逃亡者本人即使被抓回去也不会像我们这里似的被枪决、被毒打；也没有再加判二十年苦役的危险。那时候逃跑被抓回的人一般都送回原地，刑期照旧。如此而已。这是一场只会赢、不会输的赌博。法斯坚科逃往国外（见第一部第五章），就是这类情况中有代表性的事例。比他更加典型的，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者乌兰诺夫斯基从图鲁汉斯克边区逃跑的事例。他逃到基辅，随便走进大学生的阅览室，声称要索取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什么是进步？》一书，于是大学生们立即招呼他吃饭、留他住宿，还给了他路费。他逃出国外的情况是这样的：随便登上一艘外国轮船的舷梯就上船了，（要知道，那里并没有内务部的哨兵在守卫嘛！）上船后他就在锅炉房里一蹲。不过，更妙的是：他在一九一四年战争期间又自愿回到俄国，回到了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把他当作外国派回来的间谍了吧？枪毙？“快坦白吧，败类！他被什么人收买啦？”都没有。调解法官对他的判决是：由于逃跑到国外三年，判罚款三卢布或拘留一天！当时，对乌兰诺夫斯基来说三个卢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所以他选择了一天拘留。

格尔丰德-帕尔武斯，毁灭性的《财政宣言》（一九O五年十二月）的作者，一九O五年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实际指导者……被五马分尸了吗？没有，他被判处流放图鲁汉斯克边区三年，半道上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就曾有机会跑掉（放犯人们进城购买食品，列夫·杰伊奇一去不回，帕尔武斯慢了一步）。他到了叶尼塞斯克，在那里才把唯一的一个押送士兵灌醉，自己溜走了。他不得不换上庄稼人的衣裳，沿叶尼塞河多走一段回头路，庄稼汉的环境，肮脏，跳蚤，使他受了一些罪。以后他仍住在彼得堡，以后到了国外。

而我们的逃跑——从乘破旧的小船渡海或躲在原木货舱里逃出索洛维茨群岛开始，到豁出性命。丧失理智、毫无希望地冲出斯大林晚期劳改营（本书有几章专讲这些事）为止，——我们的逃跑是巨人们的行动，但这是必遭灭亡的巨人们的行动。革命前的逃跑从来没有表现过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想象力，这样的意志，但很容易成功，而我们的逃跑则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

“那是因为你们的逃跑按其阶级本质来说就是反动的！……”

一个不愿再当奴隶、不愿再当牲畜的人振臂奋起，企图逃跑，难道他的这种激情竟会是反动的吗？

逃跑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逃跑过程的后几个阶段的成败取决于普通居民对此所抱的态度。而今天我国的居民是不敢帮助逃亡者的，甚至（出于自私动机或者由于思想认识的原因）还要出卖逃亡者。

这就是我们社会的舆论！……

至于囚犯的暴动，像劳改营里那样有三千人、五千人、八千人参加的暴动，在我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还从来没有先例。

而我们却有过。

可是，还是由于同样的邪恶力量的作用，我们所作的最大努力、最大牺牲所带来的只是显微不足道的成果。

那是因为整个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条件。因为如果没有社会舆论的支持，即使在最大的劳改营里的暴动也不会有任何进展。

因此，对于我们“怎么会忍受的？”这个问题，现在可以作出回答了：就连我们也并没有忍受！读者下面就会看到：我们绝对不是一直在忍受的。

我们确实在特种劳改营里举起了政治犯的大旗，并且确实成了当之无愧的政治犯！

第五章　铁板下诗篇，岩石下真理

刚踏上劳改营的道路时，我总想躲避一般劳动，但苦于无计可施。关押的第六个年头我来到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这时却恰恰相反，我决定完全从脑子里清除一切有关劳改营的念头，不再注意这里的关系和形势，也不去考虑对策了，因为这些想法妨碍我的头脑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这样，我就不再像一个壮工那样苟且偷安地生活了。许多有教养的人们在迫不得已时正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好好干活，指望被挑选出去当个看守的杂役。不过，我倒是愿意在这苦役营里学会一种手艺。在巴拉纽克的作业班里，我和奥列格·伊万诺夫有了学手艺的机会：我学当砌石工。其实，由于命运的安排，我还当过翻砂工呢。

起初，我曾有过一些担心和动摇：这样做对吗？我能受得了吗？像我们这样过去从事脑力劳动、缺乏适应能力的人，即使干同样的活儿也要比别人困难得多吧？但是，恰恰是从我自觉地降到底层、并感觉到自己两脚站到这个布满石块的牢固的共同底层上的那一天，才开始了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代，这些年代最后形成了我的性格特点。如今，不论我的生活还会发生什么向上或向下的变化，我都会对自己在埃克巴斯图兹形成的习惯和观点信守不渝。

我之所以需要一个清除了杂乱琐事的头脑，是因为我开始写叙事诗已经有两年了。作诗给我以极高的奖赏，它使我不大留心人们怎样对待我的躯体了。有时候，走在垂头丧气的囚犯行列中，在冲锋枪手的吆喝声下，我会感觉到新的诗句和形象涌上脑海，我仿佛在行列的上空飞翔；我盼望着：快点，快点到达施工地点吧，我好找个角落把这几句诗记下来。每逢这种时刻，我感到既自由，又幸福。

但是，在特种劳改营里怎么能写诗呢？柯罗连科讲过他自己在监狱里也曾从事写作。但他那时的监狱里是怎样看管的呀！他是用铅笔写的，（为什么没有摸遍衣服的第一处折边，搜走他的铅笔呢？）铅笔是他藏在卷曲的头发里带进来的，（为什么没把他的头发剃光？）他是在嘈杂声中从事写作的。（快道声谢谢阳，因为你还有地方坐下来，把腿伸开写字呢！）何况此外还有优待：他可以保存自己的手稿，然后把它送出狱外。（这点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无法理解的！）一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劳改营里，即使是在生活区的工棚里也不能这样写东西1（甚至你想为未来的小说拟几个人物名字也异常危险。是黑组织名单吧？因此，我只能把姓名的字根用名词形式记下来，或者把它变成形容词。）在这种情况下，记忆便成了唯一能够窝藏东西的地方，把写好的东西藏在记忆里，就可以带着它躲过搜查，通过解送队。起初，我不大相信记忆会有那么大的能耐，因而我决定用诗的形式写。当然，实际上是强加于这种体裁的。后来，我发现散文也可以把深藏在脑海中的奥秘压缩进去。一个摆脱了繁琐而不必要的知识的囚犯，他的记忆的存储量大得惊人，而且还会不断扩大。我们对自己的记忆所给予的信赖还远远不够！

但是，在记住某种东西之前，总想把它写在纸上，先把它润色好。劳改营里允许有铅笔和无字的纸，但是，却不能持有已经写好的东西（除非是关于斯大林的颂诗）。如果你不是在卫生所当杂役，又不是在文化教育科当食客的话，那你每天就得早晚两次在岗楼前受搜查。我决定把诗写在小纸片上，每小片纸上写十二——二十行，润色之后便背下来，然后把纸片烧掉。我自己定了一条规定：绝不使用整张的纸。．在监狱，构思和对诗句的推敲都必须在脑子里暗自进行。后来，我把火柴杆折成许多小段，把这些小断头放在烟盒上摆成两排，一排断头表示个位数，另一排表示十位数。我心里背诵着诗句，每背一行诗就把个位数的小断头往旁边挪一个，每挪完十个，就把十位数的挪一个。（这项工作也得小心翼翼地做。假如在移动火柴杆时嘴唇作出像是说话的动作或脸上现出异样的表情，就肯定会引起眼线们的怀疑。所以，我在移动火柴杆时尽量装成完全心不在焉的样子。）每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的时候，我便特别把它记住，作为进行检查的标记。每月我都要把已经写好的全部诗从头背诵一遍，假如这时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时发现它跟我特别记住的那一行不一致，那就要一遍一遍地从头开始检查，直到“追回”那几行从记忆中滑脱的诗句为止。

在古比雪夫递解站时，我曾经看到天主教徒（立陶宛人）们自己制作一种狱里用的念珠。他们把面包用水泡开揉烂，染上颜色（用烧焦的胶皮染黑色，用牙粉染白色，用红药水染红色），做成珠子，趁它不干的时候用细绳穿起来，那细绳是用线捻成后抹上了肥皂的。然后把它放在窗台上晾干。我后来也加入了他们一伙，我说自己也想数着念珠祈祷。不过，按我信的宗教教规，一串念珠得有一百颗（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只要二十颗就够了，甚至更方便。我又用软木塞自己做了一串），每逢第十颗不能是圆的，应该是方的，而且第五十颗和第一百颗也要有所区别，能摸得出来才行。立陶宛人虽然对于我这种信仰感到奇怪（最虔诚的信徒的念珠，一串也只有四十颗），但还是深表同情地帮我做了一串，把第一百颗珠子做成一个深红色的心形。我后来一直把他们这一绝妙礼物带在身边。冬天，我把它放在宽大的连指手套里，在派工地点，在从一处被赶到另一处的路上，在一切等待的时刻，我不知数了它多少遍。这是站着就能作到的，天气多冷都不碍事。它就藏在这大棉手套里通过了各次搜查。有几次倒是被看守发现了，但他一看是祈祷用的，也就还给我了。直到我的刑期结束（这时我写下的诗句已有一万二千行了），以及后来在流放地点，都多亏了这串念珠帮助我写作，帮助我记忆……不过，也并不那么简单。积累的诗句越多，每月复习所占的天数也就越多。特别是这种复习还有一个害处，就是所写的诗句背得烂熟了，就再也发现不了其中的优劣，无法提高了。为了尽快把纸片烧掉，本来就是匆忙中决定的初步方案，后来往往成为唯一的方案了。把写好的东西放起来，忘掉它，几年之后再取出来用新的批判眼光重新看一看——这种奢望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因此，不可能写出真正的好诗。

不能把没有烧掉的小纸片久留在身边。有三次它曾给我带来很大危险。只因为我从来不把最危险的字眼写在纸上，而是用略字或横线代替，才使我免遭灾祸。有一次，我为了安静，离开大伙儿独自趴在离营区障碍地带较近的草地上，把小纸片夹在一本书里伪装起来写诗。不料这时一个看守头头，鞑靼人，从我身后轻轻地走来了。他看见我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写什么。

“喂，拿来！”他命令我把小纸片交给他。我站起来，捏着一把冷汗把纸片送过去。那上面写的是：

定要补偿我们的一切，

要还我们，还要答谢。

我记得那步行的五昼夜，

从布罗德尼察和奥斯切罗杰，

是K〔哈萨克人〕与T［鞑靼人]

驱赶着我们，〔担任警戒］

假如这上面的“按按人”和“担任警戒”几个字全写了出来，看守定会把我立即揪去见行动人员，他们就能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是，略字和横线像哑巴一样，什么也说明不了，他看到的是：

是K——与T——

驱赶着我们，——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路。我在为自己的诗担心，可是他却以为我在画障碍地带的略图，准备逃跑。不过，他也没有放过这张小纸块。他踏着眉头反复读了好几遍。“驱赶着我们”几个字已经使他想到一些什么了，特别使他动脑筋的是“五昼夜”。我甚至没去考虑这几个字会引起他的什么联想！“五昼夜”——这是劳改营里关囚犯禁闭时说的标准用语。

“关了谁五昼夜？你说的是谁？”鞑靼人看守皱着眉头追问。

我好容易才借助“布罗德尼察”和“奥斯切罗杰”两个名词使他相信：我是在回忆别人写的一首关于前线的诗，可怎么也想不起全诗来了。

“你干什么要回忆？不许回忆！”他拉长了脸警告我，“看你再敢躺在这儿！有你受的！

今天来谈这件事，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当时对于我，对于一个一钱不值的奴隶来说，这却是了不起的大事：我从此便不能再离开嘈杂的人声躲到一旁去写诗了。假如再叫这个按期人抓住，看到另外的诗句，就完全可能对我立案审查，加强监视。

而我现在已经不能丢掉写作了！……

还有一次，我违背了自己的习惯，在工地上一气写下一个剧本中的六十行诗，而且收工回营时没有把这一张纸藏好。当然，那上面许多重要的词也是用略字或横线代替的。看守是个宽鼻梁的小伙子，挺朴实的。他看着这猎获物有点奇怪。

“是写信吗？”他问道。

（把写好的信带到劳动工地，被查出来只不过蹲几天禁闭。但是，这封“信”要是落到行动人员手里，就会引起他的疑心了！）

“这是我准备演文艺节目的时候用的，”我只好厚着脸皮说，“我正在回忆一个剧本。演出的时候，您来看吧。”

小伙子的眼光在那张纸片和我的身上来回扫了几遍，然后说：

“身体倒挺结实，可是个混蛋！”

说着，他把我的纸片撕成两半，又撕成四块、八块……。我生怕他扔在地上，因为那碎片还是够大的，在这岗楼附近它很可能落到警惕性更高的长官手里，劳改营的长官马切霍夫斯基正站在不远的地方监视着搜查呢。但是，看来他们是规定不许到处乱扔东西的，弄脏了还得自己打扫。所以，看守就把撕碎的纸片像塞进字纸篓一样又塞在我的手里。我一进工棚门就急忙把它扔进了火炉。

还有一次，我手里还有一大段诗没有烧掉，可是，在建造加强管制工棚的时候，抑制不住诗兴，我又写下了《砌石工》。那个时期我们是在隔离区内劳动，无须到区外去，因而对我们勿需每天搜身。我把《砌石工》带在身上已经两天了。第三天，晚点名之前，我想趁天色昏黑的当地到屋外去复习一次，然后把它烧掉。我想找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安静处，却不知不觉走近了障碍地带。没想到这恰好是不久前腾诺钻铁丝网逃跑的地方。一个似乎原来就埋伏在那里的看守立即揪住了我的衣领，在黑暗中把我带进了加强管制工棚。我利用在暗处走的工夫悄悄把《砌石工》揉成一团，扔在身后了。这时正刮风，看守没有听见我揉纸和扔纸的声音。

我一点也没想到身上还带着另一段诗。到加强管制工棚一搜查，把它搜出来了。幸而那完全不是什么犯罪的东西，是写前线生活的一段（《普鲁士之夜》中的一段）。

这位上士班长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他读了一遍。

“这是什么？”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瓦西里·焦尔金》。”我坚定地回答。

（我和特瓦尔多夫斯基两人的生活道路在这里是第一次相交。）

“特瓦尔多——夫斯基！”上上含着几分敬意说，“你写它作什么？”

“这里没有书看。我就这样凭记忆写下来，有时候读上两句。”

我的武器——半片破刮脸刀片——被没收了，把那小段诗还给了我。他本来可以放掉我。那我就会赶紧去寻找我的《砌石工》。但是，这时已经过了点名时间，囚犯们已不能在营区随便走动了。所以看守亲自把我送回工棚，锁上了门。

我一夜没有睡好。外面的风刮得很猛，我的《砌石工》会被刮到哪里去呢？尽管那上面有不少略字和横线，但诗的大意还是清楚的。而且根据内容就可以断定作者是建造加强管制工棚的砌石班的人，而在砌石班那些西部乌克兰人中间是不难找到我的。

因此，现在在营区某处或草原上无可奈何地被大风吹着到处滚动的不只是那个小纸团，而是我多年来的写作，是已经写出的，更重要的是计划要写出的全部东西。我呢，只有祷告上帝保佑。每当处境不佳的时候，我们向来是不以信奉上帝为耻辱的。只是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才耻于信上帝。

早晨，五点钟，刚一听到起床命令我就冒着使人窒息的寒风跑到昨天扔纸的地方去找。狂风卷起砂石扑打着我的脸。哪里去找呢？风从这里吹向营部方向，再远就是惩戒室（那里也有很多看守来来往往。还有几道交叉的铁丝网），再往前就是障碍地带，是小村镇的街道了。在天大亮前我弯着腰来回找了整整一小时，毫无结果。我已经绝望了。谁知天刚亮，我看见就在离我扔纸团的地方三四步远处有一个白东西——风把小纸团吹到旁边，恰巧夹在地上的两块木板中间了。

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我就是这样写作的。冬天，在工间休息取暖的时候写。春天和夏天在林子里，坐在石头上写。趁着两次抬灰浆的间隙，我把纸片放在砖上用铅笔头（还得不让旁边的人看见）偷偷写下上一次抬灰浆时想好的一两行诗。我像是生活在梦中。坐在食堂里吃那神圣的烂菜汤时，我常常确实“食而不知其味”；我听不见周围人的谈话，我总是在沿着自己诗句的山峰向上攀登，就像把一块块砖砌成墙一样砌造我的诗篇。人们搜查我，点名，报数，跟着队伍一起走向工地——而我却只看到我写的戏剧的场面、幕布的颜色、布景中的家具摆设、一排顶灯照在台上的光圈、演员的每一个动作。

别的小伙子乘汽车冲出去，把铁丝网偷偷剪断，在大风雪里从一个雪堆爬向另一个雪堆。对我来说，这些铁丝网似乎并不存在，我仿佛始终处于自己的长久的、遥远的逃跑之中，但是，看守们发现不了这一点，他们只知道数数人头。

我知道，我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我知道，我已经接触到一个伟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岛分散的一个个小岛上，在同我一样的孤独的胸腔中，这个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晓中成长起来，为的是在未来的年代，也许是在我们死后，显露出它的威容，汇成整个狂涛怒吼般的俄罗斯文学。

一九五六年，当时已经出现“私下出版物”（萨姆依兹达特）了，我在那里读到了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第一本诗集，它使我感到由衷的激动。就像会见了多年不见的亲兄弟一样。那里写道：

我自己知道：这不是游戏，

这意味着死亡——枪毙。

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样，

即使为了获得生命，

我也绝不放下这支笔！

这张已经展开的纸，

我绝不把它揉弃！

他这诗也是在劳改营写的！这也是背着所有的人向黑暗发出的孤独而没有回声的呼喊：

那长长的一排坟墓

是我所记忆的全部。

我本应也赤身露体躺进泥土，

但我曾发誓；要把我的歌儿唱完，

要走完自己的路，

不吐出最后一个字，

绝不停止哭诉；

仿佛在我这死人的生活里

也还有过什么最初……

当时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呀？我想，其数字要远比在这交替的年代泅出来的人多得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幸能活到今天的。有些人只好把写出的诗篇装到瓶子里埋在地下，但却没有把埋藏地点告诉任何人。有的人交给别人保存起来了，但是交到了一些漫不经心的人手里，或者，相反地，交到了一些过于谨慎的人手里。有些人则根本没有来得及写下来。

即使在埃克巴斯图兹这个小岛上，难道我们会那么容易彼此相识，互相鼓励几句，互相表示支持吗？我们在劳改营里是像狼一般躲避着所有人的，我们彼此也互相躲避。不过，即使这样，我还是在埃克巴斯图兹营里认出了其中几个。

我完全意外地（通过洗礼教派信徒们）认识了一位宗教诗人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西林。当时他已经四十多岁。相貌平庸，毫无特色。棕黄色头发已经被剪掉、剃光，眼眉也是棕黄色的。他对谁都谦让、温和，但也是矜持而审慎的。我和他已经谈过很多话，每逢不劳动的星期天，我们有时就在营区内长时间地散步。只是在这种时候，他才把自己写的宗教性叙事诗读给我听（他也和我一样，在劳改营里作诗）。这时我便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惊奇：人的相貌真是多么不足为凭啊！一个平庸的外貌下面可能隐藏着多么不平庸的灵魂啊！

西林自幼流浪，在保育院里长大，是个无神论者。他被德国人俘虏后接触过一些宗教书籍，被这些书迷住了。从那时起，他不仅成了一个虔诚的宗教徒，而且成了哲学家和神学家！正因为“从那时起”他就一直生活在监狱和劳改营里，他作为神学家的道路也是自己独自走过来的；别人在他之前早已发现的东西，他要重新去发现，或者重新走入迷途，因为“从那时起”他就既未看到过宗教书籍，也未遇到过可以谈心的人。目前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里，他当的是壮工和掘土工。他努力完成那不可能完成的定额，每天归来时累得腿都直不起来，两手颤抖着。但是，不管白天黑夜，他的脑海里充满了诗篇的抑扬格，四韵的自由诗。全部诗篇都是在脑子里默默写成的。我相信，到我们相识的时候他头脑里大概总装有二万行诗句了。他也把写诗看作自己的一种神圣职责，他有自己的记忆方法和向别人传递的方法。

他体验到一个“大自然宫殿”，这使他对世界的认识变得美丽而温暖。每逢他看到在我们这不毛之地“非法地”生长出来的一棵小草，他便会俯身对着那小草高声感叹：

“看，大地上的青草有多美！创世主甚至把它也送来给人当铺垫了。那就是说，我们，人，更应该多么美好啊！”

“怎么能说‘你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呢？”（这是教派的信徒们常说的一句话。）

接着，他便抱歉地笑笑。他善于用这种微笑同别人和解。

“是啊，甚至在尘世间肉体的爱里也表现出我们向往统一的伟大愿望啊！”

按照他的“神正论”，也就是他为神的正义所作的辩护，对于世界上为什么应该存在罪恶这一问题的解释，是用下列诗句表达的：

尽善尽美的创世主

允许有非尽善尽美的——

灵魂的痛苦，是因为没有它

人们就不会了解幸福。

…………

…………

法律确是严酷，

但只有靠了它

那些微末的俗子凡夫

才能踏上伟大的永久和平之路。

西林对于耶稣在肉体上遭受的苦难也作了自己的大胆解释：他认为这不仅是出于智人间赎罪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上帝自己想重新体验一下人间痛苦的愿望。西林勇敢地断言：

“上帝一直是了解这些痛苦的，但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它！”

同样，关于将在所谓世界末日前出现的耶稣的敌人，即那个

歪曲了人的自由灵魂

对伟大光明的追求，

而把它局限于对今生光明的追求的人，西林的描写也使用了清新的、富有人情味的语言：

这伟大的天使抛弃了

赋予他的幸福，

因为他没有受过人间痛苦。

甚至他的爱也不会完美，

假如其中没有哀愁苦楚。

西林自己的思想十分自由，他的广阔胸怀中可以容纳下基督教的所有教派，他说；

……它们的实质是：

即便在基督的教义中

每个天使的形象也互不相同。

唯物主义者会怒气冲冲地提出疑问：精神怎么会产生物质？对此，西林置之一笑，他说：

“这些人并没有想认真地思考一下：粗糙的物质怎么会产生精神？如果是粗糙的物质产生了精神，那岂不是奇迹吗？那应该是更大的奇迹才对！”

我的脑海已经被我自己的诗句占满了，所以在我听到的西林的长诗中只保留了这么一些片断。我真担心他自己或许什么也保留不下来。在另一篇叙事诗中，他使自己最喜欢的主人公（他给这个主人公取了个古希腊人的名字，我把它忘记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假想演说——宣读了一篇为全人类制定的精神纲领。这位诗人的胸膛中，这个身上挂着四块号码布、疲惫不堪、只有死路一条的奴隶的胸膛中，拥有许许多多话需要向活着的人们诉说。他的话比在杂志社、出版社和广播电台里牢固地占据着自己的职位的、除了对自己之外对谁也不需要的整群人所讲的话还要多。

战争开始前夕，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西林毕业于师范学院文学系。现在，他和我一样，大约再过三年就可以被“释放”到流放地去。他唯一的专长是在中学教文学。可是，像我们这些坐过牢的人，再去教书的可能是极少的。但是，万一呢？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

“我总不能再向孩子们灌输谎言吧！我要对孩子们讲关于上帝、关于精神的真话。”

“那么，刚上完第一堂课就会把你解雇掉！”我对他说。

西林低垂着头，轻声回答说。

“让他解雇好啦！”

很清楚，他到那时候也是不会心慌的。他绝不会为了抓住教师的教学日志，为了不去挥动十字搞，就昧着良心讲课。

我久久地望着这个满头棕黄发、其貌不扬的人。他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谁是他的导师，他的整个生活道路是那么艰难，就像用铁锹来刨这埃克巴斯图兹的多石的地层一样。我望着他，心里又是可怜，又是赞叹。

西林和浸礼派教徒们吃一个锅里的饭，一起分面包和菜汤。当然，他需要有感激他的听众，他必须跟什么人一同阅读和解释福音书，并且收藏这本小书。但是，他倒并不去找那些东正教教徒们（大概是担心人们会把他看作旁门左道而拒绝接近吧）。也许只是没有发现他们，因为在我们营里除了西部乌克兰人之外很少有东正教徒。要么就是因为这些人事事循规蹈矩，很不突出。浸礼派教徒们似乎很尊重西林，认真地听他讲话，甚至把他算成自己教会的人。不过，他们也不满意西林的一些异端说法，他们指望慢慢把他变成自己人。只要有这些浸礼教派教徒在场，西林同我的谈话就平淡无奇了。只有他们不在的时候，他才能同我敞开谈。他很难使自己适合他们的要求，尽管他们的信仰十分坚定、纯洁、热烈，而且这信仰帮助他们度过苦役营，毫无动摇，精神上没有垮下来。这些信徒都很诚实，不喜欢动怒，爱劳动，热情而乐于助人，完全献身于耶稣。

正因为这样，当局才那么坚决地要除掉他们。一九四八一九五O年间，仅仅因为参加浸礼派团体就有成百成百的人被判二十五年监禁并被送进特种劳改营。（因为参加教会当然是参加一种组织！）“劳改营里不同于外界。在外界，每个人都毫无顾忌地尽量强调自己，并且从外表上表现自己。很容易看出，谁在追求什么。在监狱里则相反，大家都失去了个性：头发理得一样，都不刮脸，戴同样的帽子，穿同样的衣服。甚至面部的表情也被大风、骄阳、泥土和艰苦劳动弄得不成样子了。要想透过那没有个性的、卑微的外表而区别出每个人的内心光辉，那是需要有些经验的。

但是，心灵的火花毕竟会不由自主地闪烁发光，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会自然地发生一种无意识的互相结识和同类型人的相聚。

如果能了解到某人生平的哪怕很小一个片断，就能较快和较深刻地了解这个人。比如，那边有许多人在挖土。下起大雪来了。于是，可能因为休息时间快到了吧，全班都躲进了窝棚。可是有一个人仍旧站在雪地里。他站在土沟的一边，用铁锹支着身子，一动也不动，仿佛他觉得雕像似地站在那里很合适。大雪盖住了他的头、肩、胳膊，就像盖住一座雕像。他对此无所谓吗？甚或还感到舒服？他透过纷飞的大雪凝视着障碍地带，凝视着白色草原。他长得很粗壮，宽肩膀，方脸膛，粗硬的浅棕色络腮胡子。他总是那么稳稳当当，慢慢吞吞，沉着冷静。他一个人留下来，站在那里观看着这个世界。他在思考。他并没有在这里。

我不认识他，但是他的朋友雷季金对我谈过他的事。他是个拥护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的人，是在一种落后观念中长大的，这种观念禁止杀生（即使为了那个“先进学说”杀生也不行）。禁止杀生，当然也就不许拿起武器。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队伍开到靠近阿富开的库什卡驻扎。他就扔掉武器，在库什卡附近偷越国界跑到阿富汗去了。当时库什卡并没有德国人，也根本没有德国人朝这个方向进军的消息。因此，他本来是可以太太平平地服役到战争结束，一次也不向活人开枪的。但是，他觉得肩上背着这个铁家伙本身就违反他的信仰。他受不了。他指望阿富汗人会尊重他“不杀生”的信仰，会放他到尊重宗教的印度去。但是，阿富汗政府也和所有政府一样只顾私利。它怕触怒强大的邻国，就把这个逃亡者枷起来，关进监牢。这样，他带着不能走动的沉重足枷在狱里呆了三年，等待着战争结局。苏联战胜了，于是阿富汗政府阿谀地把这个逃兵送还了本国。他的刑期就是从那时候算起的。

看，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雪里，像是这自然界的一部分。难道把他送到人间来的是国家吗？为什么国家有权利决定这个人应该怎样生活呢？

我们大家都不反对拥有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祖国同胞。他是一块牌子。还可以发行纪念邮票嘛！也可以把外国人带到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那雅-波良纳去参观。而且我们十分乐于研究托尔斯泰是怎样反对沙皇专制的，是怎样被开除教籍的（讲解员每次讲到这里时声音总会颤抖的）。但是，假如有谁，咱们的某一位同胞，想要认真地看待托尔斯泰，假如咱们国内真地出现了一位认真拥护托尔斯泰的活人，那么，喂，你就小心点吧！当心落到我们的履带下面去！！就是这么回事。……在工地上，有时候你要跑去向一个犯人小组长借卷尺用一下；想量一量砌了多高。这个卷尺对他来说很珍贵，可他又不认识你（有这么多班组一起干活嘛！），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竟会毫无戒心地把自己的宝贝递给你。（在劳改营里这样作简直被认为是愚蠢！）而当你把卷尺还给他的时候，他反而向你表示感谢。像这样的怪人怎么能在劳改营当组长呢？他说话带点外地口音。噢，他原来是个波兰人，大家都叫他尤里·文格尔斯基。读者还会看到他的。……有时候，我跟着队伍向前走，想数数袖口里的念珠或者想想下一段诗句。但是，和你并排走的五个人中有个新面孔实在引起你的注意。我们工地里又派来了新班组。他是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派头像个知识分子，和蔼可亲，嘴角上露出某种聪明的嘲笑人的神色。他姓马萨梅德，是个大学毕业生，哪个大学？哪个？是布加勒斯特大学。专业是生物心理学。顺便说一下，他还有另外的专长——相面和看笔相。此外，他还是个瑜伽信徒，相信苦修可以得到“超自然”的力量。因此，要说开始静坐修行的话，他明天就可以跟你一起开始。（是啊，可惜我们呆在这所大学里的期限太短了！我简直应接不暇！没有时间把一切都吸收进来！）

后来，我又留心观察他在劳动工地上和生活区里的情况。同胞们让他在办公室找个工作干，他没去；他认为必须让大家看看：犹太人也能和大伙儿一起劳动！他虽已五十岁，却还能毫无畏缩地抡起十字搞。不过，他确实是个名符其实的瑜伽，他能掌握自己的身体：在摄氏零下十度的天气他可以脱掉衣服让同志们用消防龙头往他身上浇水。他吃起饭来不像我们那样急急忙忙把饭塞进嘴里，而是一个人转过脸去，全神贯注地、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用一个特别小的羹匙往嘴里送。

……有时候，在路上也会结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不过，一般地说，在队伍里是不能多讲话的：押送人员的叫喊，身旁人的嘘声（“你们讲话，我们会跟着遭殃！……”），再说，上工去的路上大家都无精打采，而回来时又都急急忙忙，加上常常有风沙。可是，突然，有了一个机会。（当然，正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这不是典型情况。）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机会。

在队伍的最靠边的一行里有个长着满脸黑胡子的小个子。（他最后一次被逮捕时就是留着这把胡子的，照片上也带胡子，所以到劳改营后便没有给他刮掉。）他走起路来很精神，严肃庄重，腋下夹着一卷捆着的图画纸。这是他的合理化建议或者发明，是一件他颇为自豪的什么新东西。他在劳动工地上把它画了出来，曾经拿给营部的什么人看过，现在又把它带到工地去。忽然，一阵恶风把他的纸卷从腋下吹掉，吹到队伍外面去了。这位阿尔诺德。利沃维奇·拉波波尔特（读者已经知道这个人了）很自然地就跟走着被刮的纸卷向前追去，一步、两步、三步……可是他没有抓住它，纸卷继续向前滚，已经滚到两个押解兵中间，已经超过押解兵的警戒线了！这时，拉波波尔特本应该停下来，因为“未经允许，往左跑一步或往右一步是会……不予警告立即开枪的！”可是纸卷就在跟前啊，那不是吗！拉波波尔特跟着纸卷向前跑去，弯着腰，两手伸向前方——厄运正在把他的技术创新抢走呀！阿尔诺德伸着手，像耙子似地张开五指，似乎在说：强盗！不许拿走我的图纸！全队看到这个场面犹疑不前了，自动地站住了。冲锋枪举起来。一阵拉枪栓的声音！……到此为止都是有典型性的，可是，这时却发生了非典型性的情况：没有一个混蛋，没有一个人开枪！野人们也看出了：这不是逃跑！甚至他们那被搅混了的头脑也终于明白了这个场面：作者在追赶他的创作！拉波波尔特又继续往警戒线外跑了十五六步，终于抓住了那卷纸。他直起腰来，满意地回到队伍里。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

虽然拉波波尔特在劳改营里呆的年数超过了平均数，经过幼儿园（指五年以下——译者注）的刑期，又经过十年，而后是流放，现在又判了他十年，可是他仍旧生气勃勃，动作敏捷，眼睛炯炯有神。他那双经常闪着愉快光芒的眼睛却像天生为了表达痛苦而造的，那是一双非常富有表情的眼睛。他觉得这些年的监狱生活没有使他变老，没有摧垮他的身体；这是值得自豪的。当然，他倒是具备提起精神的条件，因为他作为一个工程师，这些年来一直给看守们在建筑工程方面当帮手。他干起活来很带劲，而且除了劳动之外，还有一些精神财富上的创作。

他是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这种人总想把什么都弄懂，什么都想试试。有过一个时期，他打算写一本像我这本书一样的关于劳改营的书。不过，没有成功。对于他的另外一种创作，我们，他的朋友们，则报之以嘲笑：这几年来他一直在认真而耐心地编写一本包罗万象的“技术参考书”，他想使这本书能够解答有关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一切问题（从各种电子管技术到大象的平均重量），而且它还得是个……袖珍本。大家的嘲笑使他长了经验，拉波波尔特后来就不轻易把自己的创造计划告诉别人了。所以，他只是极为秘密地把他的另一本心爱的著作拿给我看。那是写在一本黑色胶布面笔记本上的《关于爱情》的论文。这篇论文颇有些新意，因为他认为斯汤达的论述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的论文还没有完全写好，眼下还只是一些没有串联到一起的论点札记。但是，可以看出，对于一个在劳改营度过了半生的人来说，它凝结着多少纯真和智慧啊！我在这里姑且引用其中的几段吧：

“占有一个不爱的女人，乃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极为卑微的人的一种不幸遭遇。可是有些男人却夸耀这是‘胜利’。”“占有，如果它不是经过情感在机体上的发展所培养起来的，那它所带来的便绝不会是快慰，而只能是羞耻，是厌恶。”

“我们这个时代的男人把全部精力都化在挣钱、职务、权力上，他们已经丧失了最高的爱情的基因。

与此相反，对于正确无误的女人本能来说，占有则是真正亲密关系的第一阶段。只有在这之后女人才承认男人是亲人并用‘你’称呼他。甚至偶然委身的女子也会感到某种恩爱的柔情涌上心头。”

“嫉妒乃是被侮辱了的自尊。心。真正的爱情在它失去了对方的爱时是不会嫉妒的，而只会死亡，只会僵化。”

“同科学、艺术、宗教一样，爱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

阿尔诺德·利沃维奇自己既然有这样广泛的兴趣，这就使他能够了解各种各样的人。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个人。如果没有他的介绍，我是不会去注意此人的。乍一看，这是个营养不良症患者，是个被宣判了慢性死刑的人。两根锁骨支着劳改营发的短上衣，简直是一具骷髅。再加上这八个子很高，他的消瘦就更加引人注目。他的皮肤本来就是黝黑的，那剃光的头被哈萨克斯坦的强烈阳光一晒，就显得更黑了。真难为他还能在隔离区内走动，还能推着担架而不倒下去。他是希腊人，也是个诗人。（又一位诗人！）他的诗集曾在雅典用新希腊语出版过。但因为他不是雅典的囚犯而是苏联的囚犯（他是苏联国籍），所以我们的报纸自然不会为他喊冤叫屈。

他还正当壮年，可是已经站在死亡的边缘了。我怀着同情拙笨地企图驱散他那些关于死的念头。但他却惨然一笑，以哲人的语气，用他那并不很流利的俄语对我解释说：在死亡这个问题上，可怕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精神上准备死亡的过程。而他已经经历过恐惧。痛苦、遗憾等等，已经哭过了，他已经全部“经历”了那不可避免的死亡，完全准备好了。所以。现在只剩下让他的肉体死去了。

人们中间有多少诗人啊！简直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有时简直使我不知所措。）这个希腊人在等待死亡。可是另外两个年轻诗人却在等待满刑，向往着将来在文学上成名呢。他们也是诗人，而且是公开的诗人，并不躲躲藏藏。这后两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显得那么晶莹而纯洁。两人都是没毕业的大学生。其中，科利亚·博罗维科夫是皮萨烈夫的崇拜者（也就是说，是普希金的敌人），现在在卫生所当医士。另一个在特维尔市出生的尤罗奇卡，基列耶夫是A·A·勃洛克的崇拜者，自己也仿效勃洛克的诗写作，他每天要到营区外的机械制造厂办公室去上班。他的朋友们（算什么朋友呢？！比他大H十多岁，都是做了父亲的人）嘲笑他，说先前在北方普通劳改营时有个轻浮的罗马尼亚女人主动找他，可他没懂她的意思，却为她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现在，一看他那天真无邪的模样，就会相信确有其事。如今他却不得不将这少年的纯真消磨在劳改营里。真该诅咒！……你在观察某些人，另一些人也在观察你。我们的大工棚里住四百人；躺着的，坐着的，走动的，乱乱哄哄。晚饭后，在沉闷的晚点名前，我有时候就翻开达里辞典的第二卷看看。这是我带到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唯一一本“书”，到这里之后也盖上了“斯捷普拉格文教科”的图章。我看这本“书”时从来不看页数，因为晚上剩下的一点时间最多能读半页，所以我通常是坐在那里或者拿着书慢慢地踱着，眼睛盯着书的一个地方。新来的人总要问：这么厚，是什么书？而且表示惊奇：为什么要看这种东西。我已经习惯了，往往用一句玩笑话回答：“看这种书最保险，不会再触犯别的条文。”

其实，在特种劳改营里读什么书能没有危险呢？关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的一个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斯托季克晚上有时阅读改写过的英语作品《牛虻》。尽管是偷偷地看，还是被人告密了。来了一群军官搜查他，劳改营分部的首长亲自参加。“你是盼望美国人来吧？”接着命令他当众用英语朗读一段。然后，问他：“你的刑期还剩多久？”“两年。”“再关二十年！”搜查时还发现了他写的几首诗。首长说；＊你还对爱情有兴趣？……那么好吧，你们给他创造些条件，让他的脑子里不仅再也没有英文，连俄语也没有了！”（而那些奴性十足的杂役们还在低声埋怨斯托季克呢：“把我们也连累啦！还要把我们也赶走呢！”）

但是，这本书也帮助我交结了不少很有意思的人。有一次，个叫弗拉索夫的小个子走到我跟前。他的样子活像只好斗的公鸡，高大的鼻子，嘲笑人的锐利目光，说起话来像在演唱，“噢”音很重：

“请问，您这是本什么书？”

我们开始交谈了。后来，我们也常常在星期天攀谈，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慢慢地在这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微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紧紧地压缩着半世纪以来我国的全部历史。这位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弗拉索夫就是卡德案件中的那个弗拉索夫，他被判二十年，现已服刑十四年了。他本人认为自己是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没有想到他还是个语言大师，不过是口头语言大师。不论关于什么事，是乡下人割草还是商人的小铺子（他曾在一家小铺子里当过学徒），是关于红军部队还是！田庄园里的生活，是谈省督战队的刽子手还是谈贪得无厌的城郊女人，他都能讲得活灵活现，好像一切就发生在眼前，而且能使人像亲身经历过似的一下子牢牢记住。我真想当时就把这些全记录下来！可怎么记得过来呢！在十年之后的今天，真想把当时的原话都一句句回想起来，可哪能回想得起呢！……

我发现，一个瘦瘦的、高鼻梁大个子年轻人常常向我和我的书瞟上几眼。但却好像总下不了和我搭话的决心；他很腼腆，不像个久住劳改营的人。我和他也认识了。他说话声音很低，羞答答的，边说边吃力地寻找着需要的俄语词，有时会犯一些很可笑的语法错误，但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用微笑来补救。原来他是个匈牙利人，叫亚诺什·罗扎什。我把达里辞典拿给这个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看，他频频点头说：“对，对，是该把注意力转到别的东西上去，不能总想着吃的。”他只有二十五岁，但脸上却毫无青春的气息：被风吹干瘪了的纤细皮肤像是直接贴在细长的头骨上。他患关节痛，是在北方伐木场时落下的关节炎。

这个劳改营里除他之外还有两三个匈牙利人，那几个人整天想的就是一个问题。怎样能吃饱，活下去？而亚诺什则老老实实吃班长分给他的那一份，虽然总是半饱，但他从来不去寻找别的东西吃。他留心观察一切，谛听一切，希望能够理解。他想理解什么呢？……他想理解我们——俄罗斯人！他说：

“我在这里了解了别人以后，我觉得自己的遭遇就很平凡（平常）了。我觉得很奇特［奇怪〕。这些人原本是很爱本国人民的，可他们却因此而被判苦役刑！不过，我看这是军事［战争时期的]混乱造成的，你说是不？”

（他的这个问题是一九五一年提出的！如果当时仍是战争时期的话，那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还没有结束呢？……）

一九四四年，当我们的军队在匈牙利抓住他的时候，他才十八岁（而且他并不是军人）。他微笑着告诉我：

“那时候我还既没来得及为人民作好事，也没来得及为人民作坏事呢。人们还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好处，也没有受到我的损害。”对亚诺什的侦查过程是这样的：侦查人员一句匈牙利语也不懂，而亚诺什一句俄语也不懂。有时候也来几个古楚尔人（即住在喀尔巴特山区的乌克兰人）给他当翻译，可是他们的翻译水平极低。亚诺什在一份长达十六页的起诉书上签了字，可是，始终不知道起诉书上面写了些什么。同样，当一个不认识的军官向他宣读一张纸上写的话时，他很长时间没弄清楚，那原来就是特别庭的判决书。然后就把他押解到北方的伐木场去服苦役。在那里，他累垮了，后来他被送进了医院。

进医院之前，俄国只向他显示了一个方面：让他坐牢。可是，这时，在医院里，俄国却向他显示了另一方面：在索利卡姆斯克附近的西姆独立劳改点里有个小医院，那里有个叫杜霞的护士，四十五岁左右。原来在防疫站工作，是个普通刑事犯，刑期五年。她没有把自己目前的工作只看成能够捞一把并混过刑期的手段。（其实，这种想法在劳改营里很普遍。不过，亚诺什透过他那玫瑰色眼镜看不到这一点。）杜霞认为自己有责任照顾医院里那些垂死的、谁也不需要的人，使他们活下来。但是，要想用劳改营发的那一点点食物救活病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这位社霞护士就把自己每天的一份早饭——三百克面包拿到居民村里去换成半公斤牛奶，用这牛奶喂活了亚诺什（而在亚诺什之前，还喂活了别的什么人）。亚诺什就是由于这位杜霞大娘才爱上了我们国家和我们这些人的。所以他后来才在劳改营里开始认真地学习看守们和押解他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伟大而有力的俄罗斯语言。他在我国的劳改营呆了九年，他只在监狱的床铺上，通过一些小画片和劳改营，看到了俄国。但是他却爱上了俄国。

亚诺什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的童年时期除了读书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爱好。这样的人我们这个时代培养得越来越少了。亚诺什成年之后也保留了这种爱好，甚至在劳改营也是这样。不论在北方的劳改营，还是来到这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之后，亚诺什从不放过得到并阅读新书的机会。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已经知道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果戈理等人，并且很喜爱他们的作品。我给他讲了格里鲍耶陀夫，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莱蒙托夫，几乎像喜欢裴多菲和阿兰尼一样。莱蒙托夫的作品他是被俘虏之后，就在不久前才看到的。（我不止一次听外国人说过，他们在俄国诗人中最喜欢莱蒙托夫。）亚诺什特别对《童僧》中的主人公的命运感到共鸣，因为那也是个被囚禁的年轻人，也是注定要死在这里的。亚诺什背会了其中的许多段落；他常年走在异国人行列中，站在异国土地上，倒剪着手，用异国的语言喃喃背诵：

“那时我已模糊地意识到．

在故国土地上，在那里

已永不再会有我的足迹。”

温顺纯朴，和蔼可亲，一双灰蓝色眼睛显出他是毫无自卫能力的——这就是我们这冷酷无情的劳改营里的亚诺什·罗扎什的形象。他有时坐到我的床边上（轻轻地、紧贴床沿儿坐下，仿佛我那塞满锯末的垫袋还会被他弄得更脏或压坏似的），悄悄地对我说着知心话：

“我这些内心的幻想还能去对谁说呢？……”他这个人无论对什么事都从来不抱怨。

走在劳改营的犯人中间，就像走在布雷区里似的，为了不以身试雷，大家都不得不用直觉的光线给每个人都拍个照片，好不被它炸死。但是，即使在这种普遍全面警戒的状态下，我还是能够在那剃得光光的头顿下面，在黑色囚服下面发现多少个富于诗意的人啊！

可是，还有多少个戒备周密而没有被我发现的呢？

还有多少个？还有几百几千个我根本没有遇到的呢？

而在这几十年间，还有多少人被你，被你这个可诅咒的利维坦扼杀了呢？！？

埃克巴斯图兹营也有一个官方的（虽然是极其危险的）文化．交往中心——文化教育科，也就是那个给所有囚犯的书上都盖上黑图章并且替我们刷新身上的号码的地方。

我们的文化教育科有个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他是艺术家弗拉基米尔·鲁德丘克，过去是大辅祭，几乎就是总主教的私人秘书了。关于劳改营的法律中，不知什么地方还保留了一条规定，还没有来得及取消它。规定是：不给有宗教职称的人剃头发。自然，这条规定并没有明文写出，因此，对那些不知道此项规定的人，还．是要剃头发的。但是，鲁德丘克了解自己的权利，所以他那棕色的卷发就保留下来了，比一般男发稍微长些。他很爱护自己的头发，就象注意自己的仪表一样。他很招人喜欢：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身材，悦耳的男低音。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大教堂主持盛大仪式的样子。同我一起来的克季托尔·德罗兹多夫一下子就认出这位大辅祭了：“他在敖德萨大教堂作过弥撒！”

但是，这个人无论在外表上和生活态度上都不像我们因犯世界的人。他是在东正教刚刚摆脱失宠状态后很快就自己掺杂进或者被人掺杂进东正教派里的可疑人物，这种人总是想方设法损毁教会的名誉。而且，这个鲁德丘克落到监狱的经过也带有些神秘色彩，谁也不了解为什么。也不知为什么他有时还给别人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怎么会没有被没收呢？），那是他跟一位外国总主教阿纳斯塔西一起在纽约的大街上照的。在劳改营里，他自己住一个单间。他每天在派工地点嫌恶地替囚犯们描写帽子上、棉袄上和裤子上的号码，之后，便回到自己房间懒散地度过一天，有时就找一些俗气的绘画来临摹。他那里居然有一本特列嘉柯夫绘画陈列馆的复制品大画册没有被劳改营当局没收去；我就是为了这本画册才到他那里去的：想翻翻看，也许一生中再也看不到这些作品了。他在劳改营里也还照常按期收到《莫斯科教区通报》，有时还一本正经地谈论一番伟大的殉教者，或讲一些作弥撒的细节。不过，显然是装模作样，完全言不由衷。他屋里还有一把吉他，只是在他弹奏时才使人感到他是真诚的，有时他自弹自唱，声音十分悦耳：

“流浪者渡过了贝加尔湖……”

他边唱边摇晃着身子，似乎他的头上也笼罩着政治苦役犯的悲哀的光环。

一个人在劳改营里生活得越好，他的痛苦也就越细腻……

我当时对什么事都十二分地谨慎。我不再去鲁德丘克那里了。我对他没有讲过关于自己的任何事。这样，我总算象一只无害的小虫子似地逃脱了鲁德丘克锐利的眼睛。而鲁德丘克的眼睛是一双进行着观察的眼睛。

一般地说，老囚犯谁都知道文化教育科有许多眼线，是最不适于会面和交往的地方。在普通劳改营的时候，人们常常愿意到文化教育科去坐坐，因为男人在那里可以见到女人。但在这特种劳改营里去文教科干什么呢？

其实，充满“眼线”的文教科也可以为了自由而加以利用！这是格奥尔吉·腾诺、彼得·基什金、叶尼亚·尼基申三个人教给我的。

我和腾诺就是在文教科认识的。这次短暂的唯一的一次相会使我永不能忘，从此我便记住了腾诺这个人。他身材很高，体格像运动员那么匀称。不知为什么，当时他身上的海军制服和制裤还没有被扒掉（其实那已是我们这里允许穿自己衣服的最后一个月了）。虽然肩上的海军中校的肩章没有了，身上挂着几块CX－520号码布，但是，如果立刻让他登上军舰，他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军军官。走动时露出两只长着棕黄色绒毛的手腕，两腕上都刺着花纹：一只上面刺着一个铁锚图案，它的周围有几个字母：“Liberty”，另一只上刺着“Doordie！”。除此之外，腾诺也还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眼睛遮住或者改变样子，使它不再露出骄傲和机敏的目光。他也不能隐瞒那嘴角上的微笑。（我当时还不懂得，这微笑原来意味着：逃跑计划已经拟好！）

这里是劳改营！是布雷区！可是我与腾诺两人是既在这里，又都不在这里：我正走在东普鲁士的路上，股诺则处在自己的下一次逃跑中。我们各自心里都有秘密计划的潜在能量，但这些都不能通过握手时的双手或简短寒暄时的眼睛流露出任何一点点火花！就这样，我们只交谈了两句完全没有意义的话，我就一头扎到报纸里。他就去同图马连科商量文艺演出的问题了。这个图马连科也是个苦役犯，刑期十五年，可是还让他负责文化教育科的工作。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多层次”人物。人们怀疑他是个“眼线”，但也许猜错了。对干他的行为可以作出更加微妙的心理学上的解释。

说来可笑，苦役营的文教科下面居然还要有，说得确切点是居然要建立一个“文娱活动小组”！而对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却又毫无优待和照顾。所以，除了那些不可救药的文艺迷之外，谁也不参加这类小组活动。可是，腾诺却就是这样一个“文艺迷”，尽管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没有这么坏。何况这个腾诺从到达埃克巴斯图兹的第一天起就是蹲惩戒室的。他在惩戒室请求去文化教育科！劳改营领导认为这是开始悔改的表现，就立即批准他去了……

彼得·基什金根本不是文教科的活动分子，但他在劳改营里最有名，整个埃克巴斯图兹营都知道他。和他一起劳动的囚犯都以他为自豪，因为有了他就不寂寞。基什金像是有点傻头傻脑。但他并不傻，而只是装出那副样子，人们都说：“基什金可比谁都精！”他的傻，就像童话中的傻兄弟伊万努什卡一样。基什金这种人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现象，古老的俄罗斯现象：他能够对强有力的恶人大声说出真话，能向人民指明他们的真正处境；而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某种傻呵呵的、安全的形式表现的。

他最喜欢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穿上一件可笑的绿色背心之类的衣服，到饭桌上去收拾吃剩的盘碗。这本身就是一种示威；劳改营里最受欢迎的人为了不饿死不得不在食堂里打扫盘子。他这样做还另有目的：当他还着轻盈的舞步、作着鬼脸、在食堂串来串去收集残羹剩饭的时候，人们都注视着他，他就在那些干活能手们面前散布一些不安分的思想。

例如，有时候他会在干活能手们正喝着菜汤的时候，突然把人家还没吃的粥碗端过来。当然，那人会大吃一惊，急忙抓住饭碗。这时基什金却满脸赔笑地说（他是圆脸膛，但表情有些生硬）：

“只要别人不触动您的饭碗，您大概也想不到要去抓住什么吧！”

说完就托着一大堆空碗，迈着轻盈的舞步溜走了。

现在，基什金说的每一次笑话已经不仅是在本队的囚犯中间互相传诵了。

有一次，他站在饭桌旁，人们的眼睛离开饭碗，望着他。而他却像玩具小猫那样滴溜溜地转着眼珠，装出一副傻瓜的面孔问道：“小伙子们！你们说说，假如父亲是个傻子，母亲是个‘破鞋’的话，孩子们会吃得饱还是会挨饿？”

他不等人们回答这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就指着桌上的鱼刺接着说：

“每年七八十亿普特，你们把这个数字用两亿除一下看看！”

说着就走开了。其实，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想法啊！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想到除它一下呢？报纸上早就说，全国一年收八十亿普特粮食，那就是说，一个小孩每天也能分到二公斤面包。可是，我们这些壮汉们每天耕地、种地，可粮食都哪里去了呢？

基什金不断地变换方式。同一个思想，他有时便从另一个角度讲——从讲解烤成面包后“面粉的增重问题”讲起，通常他是利用大家在营门前或岗楼前排除等候的时候讲，因为这时允许说话。他经常提的口号是：“发展你们的脸吧！”他经常说：“小伙子们！我在营区里走着，一看，你们所有人的脸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都像是只惦记着地里的大麦垛，脑子里别的什么都没有想！”

有时他会突然没头没脑地、毫无联系地当着一群囚犯喊道：“达达尼尔！野蛮！”听来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喊一次、两次……慢慢地大家似乎就完全明白这个“达达尼尔”是谁了，反而觉得这个名字既好玩，又贴切，简直连斯大林的两撇胡子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对，是达达尼尔！

劳改营的长官们有时也想嘲笑一下基什金，他们在岗楼前大声问他：“基什金，你怎么搞的？头秃得那么光？！大概是吓得老模它吧？”基什金毫不犹豫地立即当众回答：“照您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列宁——译者注）也是因为吓得老摸它喽，对吗？”

有一次，基什金在食堂里一边走一边宣布哈夫收过饭碗之后要教给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跳美国查尔斯顿踢踏舞！

突然，劳改营里运来了稀罕东西：一部电影片！晚上，还是在食堂里，不挂幕布，就直接往白墙上放映。人挤得满满的，桌上，长凳上，长凳之间坐满了人，甚至有人坐在别人的大腿上。但是，刚开映便停下来了。只有一束白光柱照到墙上。我们看到几个看守进来了，他们正在给自己物色合适的位于。他们选中了中间一条长凳，命令坐在那里的囚犯把凳子让出来。那些人决心不站起来：好多年没看过电影了，真想看。看守们的声音变得严厉了，其中一个说：“那，好吧，把他们的号码记下来！”于是，当然，只好让了。这时，忽然听到一个含着讥讽的声音，像猫叫似地响彻了黑暗的食堂，这是大家熟悉的基什金的声音：

“本来嘛！小伙子们，看守大人们再没有地方看电影了嘛！叫咱们让，咱们就让吧！”

一片笑声。啊，笑声！啊，这就是力量！看守们掌握着一切权利，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号码记下来，而是可耻地退出去了。

“基什金在哪儿？”他们在喊。

可是，基什金不再作声了。这里没有基什金。

看守们走了，电影继续放映。

第二天，基什金被劳改营长官叫去。人们想。这回总得关他五天禁闭！不，基什金微笑着回来了。他写的“检讨”是这样的：“看电影时，看守们与在押犯人之间为了座位发生争吵，我曾要求犯人们按规定让出座并走开。”为什么要关他禁闭呢？

囚犯们很想看点节目。虽然影片和戏剧里都像是有意捉弄这些人似地把一切都描绘得很好，但他们还是要看，因为可以在这种时候暂时忘掉自己、自己的痛苦和委屈。对于他们这种看演出的无聊热情，基什金也加以嘲笑。每逢有这类演出或电影时，总有许多人争先恐后地去看。可是，大门还关着，迟迟不开；要等负责的看守来，由他按名单先放那些干活比较好的班组进去看。奴隶般的囚犯们人挨人紧紧挤在门口等着，已经半个小时了。这时，基什金在人群后面把鞋脱掉，扶着旁边的人跳到最后排的人们的肩膀上去，光着脚，踩着人们的肩膀，从一个肩膀跳到另一个肩膀上，敏捷地往前面跑，一直跑到那令人羡慕的大门口！他蠕动着短小的身躯、做着怪样，使劲敲打大门，极力表现他无论如何也想进去看节目的心情！然后，他又同样敏捷地踩着人们的肩膀跑回来，跳下去走了。人群中起初发出了笑声，但这人群很快就感到一阵羞耻。真的，我们像一群羊似的挤在这里干什么！有什么好东西可看！没见过吗？！

人们开始散去。当看守拿着名单来到门口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可往里放了，谁也不再往里挤。现在，去拿棍子赶他们来看吧。

还有一次，宽敞的食堂里终于要举行一个“文娱晚会”了。人们已经坐好。对于晚会，基什金并不抵制。他穿着自己那件绿背心，在场里跑来跑去，帮助搬搬椅子，拉拉幕布。他每露面一次都引起一阵掌声和欢笑。忽然，他急急忙忙从台口跑过去，仿佛后面有人追他。他边跑边挥动一只胳臂，像发出警告似地叫喊着：“达达尼尔！野蛮！”场里一阵大笑。这时，好像没有配合好似的，幕布拉开了，可台上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基什金却又在这时跑了出来。人们又报以哄笑。可是笑声马上就沉寂下去了：基什金的样子不仅不可笑，而且简直像是发了狂，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叫人看着都害怕。他开始朗诵，浑身颤抖，用昏沉沉的眼睛环视着听众（夹杂着乌克兰语）朗诵道；

我举目环视四周，

这景象使我满怀哀愁，

宪兵肆虐，鲜血横流，

无数的尸体堆成人垛，

被打死的儿子身旁，

斜卧着父亲的尸首！

他这是针对几乎占观众半数的乌克兰人因犯朗诵的！这些乌克兰人都是刚从沸腾着的各州押送来的。这朗诵等于往他们的新伤口里撒上一把盐！他们哭了，甚至失声痛哭！已经有个看守朝着舞台，朝着基什金这边冲过来了。可是，基什金悲壮的表情一瞬间便溶化在小丑的微笑中了，他已经在用俄语高声喊道。

“这几句纪念一月九日的诗，还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背会的呢！”

说着便滑稽地扭动着身子跑下台去了。

另一个人，叶尼亚·尼基申，也是个淳朴的小伙子，挺合群，人缘好，方脸膛上有许多雀斑。（在农村被摧毁之前，那里有许多这样的小伙子。如今在农村更多地看到的则是不怀好意的表情。）叶尼亚的声音音量不大，音域也不宽，但他很喜欢唱，唱给同房间的朋友们听，也愿意上台演唱。

有一次报幕员宣布：

“下一支歌《我的妻，我的爱妻》，莫克罗马索夫作曲，伊萨科夫斯基作词，吉他伴奏，由叶尼亚·尼基申演唱。”

吉他奏起了朴素哀怨的曲调。叶尼亚面向大食堂里挤得满满的听众甜蜜地唱起来，表现出我们内心中那尚未完全变得粗野的、尚未完全变冷的一点点温情：

妻啊，我的爱妻！

只有一个人，只有你，

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的心坎里！

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舞台正面挂的号召完成生产任务的横幅标语就显得暗淡无光了。劳改营里的年月，已经呆过的年月和剩下的年月，在这灰蓝色的昏暗会场上就像是全都消失了。只有你一个人！此刻我心坎里想的，不是在政权面前承认的莫须有的罪名，不是要跟它算帐的念头，也不是我们饿狼般对食物的关怀……而是只有你一个人！……

我温柔可爱的妻！

不论我走到哪里，

只有你，比谁都珍贵，

比谁都亲密！

这是一支倾诉离愁的歌，歌唱望不到尽头的别离，吉凶未卜的、查无音讯的别离！这支歌对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有多么合适！它一点也没讲到监狱。还可以把它解释成是有关长期战乱的描述。

我这个地下诗人的嗅觉居然失灵了：我竟没有发现台上朗诵的乃是又一位地下诗人的诗，（这类诗人有多少啊！）而且这位诗人比我更机敏，更能适应公开发表的需要。

对尼基申能怎么样呢？在劳改营里能要求他把歌谱拿来，检查一下是不是伊萨科夫斯基作词和莫克罗马索夫作曲的吗？既然他那么说，大概是他记得吧。

我看见；图马连科站在舞台后面——带着含蓄胜利的表情微笑着。

大约两千人坐在这灰蒙蒙的会场里。他们一动不动，鸦雀无声，像是他们根本不存在。他们都僵化了，变得严酷了，像石头一样。他们的心被歌声抓住，脸上挂着泪珠儿。原来，他们的眼泪也还知道该从哪里、怎样流出来。妻啊，我的爱妻！只有一个人，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的心坎里！……

第六章　坚定的逃跑者

如今，当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腾诺谈到他过去的多次逃跑，谈到他听说过的其他难友的逃跑时，他十分称赞那些倔强而毫不妥协的人，如伊万·沃罗比约夫，米哈伊尔·海达罗夫，格里戈里·库德拉，哈菲兹·哈菲佐夫等人。他说：“这些人才是坚定不移的逃跑者呢！”

坚定不移的逃跑者！这是指那些坚信人不能住在笼子里的人，而且对这个信念一分钟也未曾动摇过的人。这种人，不管让他去当个有吃有喝的监狱杂役，把他放在会计科或文教科，还是安排在面包房干活，他都始终想着逃跑。这是那些从被关起来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梦寐以求逃跑的人。这是铁了心决不妥协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服从于逃跑计划的人。这样的人在集中营里没有一天是随随便便度过的，不管哪一天，他要么是在准备逃跑，要么正在逃跑，或者就是被抓住了，被打得半死躺在劳改营监狱里。

坚定的逃跑者！他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他看到过陈列在派工地点“以警效尤”的、被打死的逃跑者尸体，看到”过那些被活捉回来的人——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口吐鲜血，还要拖着他们在各工棚之间走，强迫他们高喊；“囚犯们，看吧！看看我这样子！对你们也会这样！”他也知道，追捕逃犯的人们往往嫌逃跑者的尸体太沉，不愿带回营来，于是就只把他的脑袋（或者，正确地按照规定执行的话）加上他的一只右手装在口袋里带回来。（把肘部以下的右臂截下带回，是为了让特别科验证指纹，以便注销。）

确实有这样的坚定的逃跑者！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才迫使当局给窗户装上又粗又密的铁格子，用几十道铁丝网把营区围起来，修建了碉堡、围墙、板墙，布置了潜伏哨、伏击兵，用带血的生肉喂养着军犬。

坚定的逃跑者！他们是不顾别人是否责备他们的，因为有些宁愿在劳改营苟且偷生的人总是要责备他们：你们逃跑，会使我们的处境更糟——管制会更加严格！每天要点十次名！烂菜汤变得更稀！坚定的逃跑者还要摆脱那些耳语声：有的囚犯会诚恳地好言相劝。劝他老实些（“不要铤而走险吧，在劳改营也能活下去，何况还有家属给你寄邮包来！”）；甚至要拒绝关于提出抗议和实行绝食的劝告，因为他们认为抗议和绝食不是战斗，而是欺骗自己。坚定的逃跑者在所有斗争手段中只承认一种，只相信一种，只为这一种作准备——那就是逃跑！

这种人简直就不能不这样做！他们似乎生来就这样。就像候鸟不能不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迁徙一样，一个坚定的逃跑者不能不逃跑。

在两次失败的间歇期间，有些安于劳改营生活的人曾经问过格奥尔吉·腾诺：“你怎么老呆不住呢？你跑什么？你在外界，尤其是在今天的外界，能找到什么好东西？”每听到这类话，腾诺就会惊奇地反问：“什么叫‘能找到什么好东西’？能找到自由！只要不戴脚镣，能在密林里蹲上一天也好嘛！．这就是自由！”

像腾诺和沃罗比约夫这样的逃跑者，在古拉格及其机关存在的中期，在胆小的家兔时期，是没有看到过的。这样的囚犯只在古拉格群岛的初建时期有过，后来，到了战后，又出现了。

腾诺就是这样的人。每到一处新劳改营（他是常常被转押的），起初他都很压抑、苦闷，因为他还没有考虑好新的逃跑计划。一旦心目中有了这种计划，腾诺就一扫过去的愁容，变得愉快了，嘴角上常挂着胜利的微笑。

他回忆说，开始全面复查过去的案件并给人们平反时，他反而感到了沮丧，因为他觉得对平反所抱的希望会消磨他逃跑的意志。

腾诺的一生极其复杂，不是本书所能包括得了的。应该说，他的逃跑本领是天生的。孩提时，他就从勃良斯克市的寄宿学校里逃到“美洲”去过，也就是说，坐了小船在杰斯纳河上漂流过；在皮亚季戈尔斯克的孤儿院时，他冬天只穿一件内衣就爬越大铁门跑到姥姥家去过。他的生活道路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航海生活和杂技团的生活这两条线始终互相交织着。从航海学校毕业后，他当过破冰船的水手，扫雷舰的水手长和商船队的领航员。后来又读完了军事外语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北方舰队服役，曾作为苏联的联络军官乘美国护航舰去过冰岛和英国。同时，他自幼就练习杂技；新经济政策时期他还在杂技团表演过。后来，在两次航行之间的空闲时期他曾多次参加演出；他还是扛铃运动的教练，作过“记忆术”的表演，表演快速“记住”许多数字和单词，表演从远距离“猜测”别人的想法等。杂技团的生活和在港口上的生活使他同“流浪者”有了一些接触，因而也就多少沾染了那些人们的作风——冒险性和不顾一切，学会了他们的一些语言。后来，他多次蹲惩戒室，和刑事犯们关在一起，又不断从他们身上吸收了许多东西。对于一个坚定不移的逃跑者来说，这一切都是有用的。

做人的全部经验积聚在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个人就是这样形成的。

一九四八年，腾诺突然接到命令：立即从海军复员！其实，这件事本身已经是一种不祥之兆了。（他懂得几国语言，在英国舰只上航行过，是爱尼沙亚人，虽然出生地是彼得堡。）但是，人往往都是往好处想的。他也一样。同年圣诞节前夕，他在里加市被捕了。（里加市每年过圣诞节时仍旧使人感到有节日气氛。）他被关进阿玛图大街音乐学院旁边的一间地下室里。当他走进自己生平第一间牢房时，他忍不住了，他不知为什么对那个冷漠无情、一声不吭的看守解释说：“今天我和我妻子有两张《基度山恩仇记》的票，电影正好在这个时间开演。基度山伯爵曾为自由而斗争，我也不会妥协的。”

但是，要斗争还早呢！因为我们总是被一种“这是搞错了”之类的设想支配着。心想：我蹲监狱？为什么？这不可能！他们一定会弄清楚的！在把腾诺押往莫斯科之前，还特意派人来安慰他（这是为了押解途中的安全！）：部队反间谍处处长莫尔希宁上校特地到火车站来给他送行，还同他握了手，并且告诉他：“您放心去吧！”三个特别护送人员（少校、大尉和一名军士）加上腾诺总共四个人，他们乘软席包厢去莫斯科。在火车上，少校和大尉商量着怎样在莫斯科过一个愉快的新年。（是不是为了捞到一次去莫斯科出差的机会才故意组成了这个特别护送小组呢？）他们商量妥之后就各自躺到上铺去，似乎已经睡着了。军士则躺在对面的下铺上，每当被捕的人一睁开眼睛，这军士必然要动一动。包厢里只有上面的一盏蓝色小灯亮着。腾诺的枕头底下放着妻子最初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送来的东西：她的一绝头发和一大块巧克力。腾诺躺在下铺，陷入沉思。车轮发出有节奏的轻快响声。我们的想象是可以随意使这种声音充满任何一种意义和预言的。脸谱这时使这种声音充满了“希望”。因此，他根本没有认真考虑逃跑。只是随便想了想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后来他不止一次回想起这个夜晚，但那时却只有悔恨和叹息了。今后就永远不会有这么容易逃跑的机会，自由永远不会离他这么近了！）

夜里，腾诺曾两次去厕所。车厢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军士跟在他后面。军士的手枪系在一条长长的武装带上（海军军人都是这样戴枪的），他也跟着被捕的人一起挤进了厕所。腾诺会拳击和柔道，要想在这里制服军士，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缴下他的枪，命令他不出声，然后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在一个小站下车跑掉。．第二次去厕所时，那个军士不敢再挤进来了，他留在门外。但门是关上了的，在里面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可以打碎玻璃，跳出去：夜车，一九四八年，车开得不快，而且时常停车。不错，是冬天，腾诺没穿大衣，而且手头只有五卢布现钱，但是，他的手表还没有被没收排。

由特别护送组押送的光荣到了莫斯科火车站就结束了。在乘客们全部下车之后，一个戴蓝肩章的准尉从一辆黑色乌鸦车上下来，走进车厢问道：“他在哪儿？”

交接，失眠，单人囚室，单人囚室。催促尽快审讯的天真要求。看守们的不耐烦的回答：“有你受审的时候，你还会嫌多哩！”

侦查员终于来了。“喂，谈谈你的罪行吧！”“我什么罪行也没有！”“只有罗马教皇才什么罪也没有！”

牢房里住两个人，另一个是装成犯人的眼线。就这样，慢慢地把篱笆加高了。其实是怎么回事呢？经过几次审讯后腾诺就完全明白了：他们根本不是想弄清问题，也不想释放他。那就是说：得逃跑！

腾诺并没有把这世界闻名的列佛尔托沃监狱看成了不起的困难。也许像刚上前线的新兵似的，由于还没有什么经历，所以也就什么都不怕吃？逃跑计划是由侦查员阿纳托利·列夫申提示的——侦查员用自己的表现（他越来越对腾诺粗暴、凶恶和憎恨）向腾诺提示了这一点。

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尺度，在这座建筑物里曾有几百万人忍受过毒打，有人甚至没有胆毒打看作刑罚。但是，对于腾诺来说，单单是想到别人可以任意殴打他而不会受到报复，他就绝对不能忍受了。这是粗暴的侮辱，与其忍受，不如死去。因此，当列夫申在语言威胁之后第一次走近腾诺，要挥动拳头的时候，腾诺霍地站了起来，狂怒地颤动着身子对他喊道；“你敢！我反正活不成！可也要挖出你一只眼睛，或是两只！这个我能作到！”

侦查员后退了。他大概认为用自己一只好好的眼睛去换犯人这注定要完蛋的生命是不合算的。于是他就用禁闭室折磨腾诺，好使腾诺的体力衰弱下去。然后他又把在隔壁房间里被刑讯折磨得惨声喊叫的女人说成是腾诺的妻子，并说如果腾诺不招认，他妻子还会受更大的折磨。

侦查员这次又看错人了！腾诺不能忍受别人的拳头，同样，他也绝对忍受不了对妻子的审讯。被捕者心里越来越明确：必须把这个侦查员干掉。这可以同逃跑计划结合起来！侦查员列夫申少校也穿海军制服，也是高个子，浅黄头发。膜带完全可以冒充列夫申，瞒过侦讯大楼看守长的眼睛。不错，列夫申的脸肥胖而有光泽，腾诺这些日子消瘦了。（囚犯轻易没有机会照照镜子。甚至在审讯中要求去厕所，厕所洗手处的镜子也是用黑市蒙着的。只是碰巧掀动了一下：终于看到自己的模样了。啊，多么瘦！多么苍白！真心痛自己！）

这期间已经从车房里把那个不中用的眼线撤走了。腾诺便开始研究那个人睡过的床。床上的一根根铁棍儿和床腿连接的地方生了锈，锈得比别处细一些，焊接的地方也不很结实。铁棍的长度约七十公分。可是，怎么把它拆下来呢？

首先要……训练自已能准确地计算秒数。然后，把每个看守透过门上的窥视孔往牢房里面看的间隔时间都记下来。（当然，还得先弄清是哪个看守值班，应该装作像在床间随便走走的样子。）间隔时间弄清了：四十五秒至六十五秒。

在这一段间隔里，用力一板，就能把生锈的那一头折断。另一头是完好的，弄断它要费些力气。要站到上面去用两脚往下跺，但跌断后它会碰到水泥地上，发出响声。那就是说，要在一次间隔时间内完成下列几项动作；把枕头放到水泥地上，站到床上，跺，断铁棍儿，再把枕头放回去，而铁棍呢，哪怕暂时塞到床垫下也行。而且每个动作都要按秒把时间计算好。

好，拆断了。作到了！

但是，这还不行：人们一进来就会发现，那你就只好死在禁闭室里了。关你二十天禁闭，你不仅会失去逃跑的力气，甚至连侦查员也对付不了了。啊，有了。用指甲把床垫子划破，扯出一点点棉花来。用棉花把铁棍儿的两头包住，再安到原来的地方去。算算几秒钟？好，可以作到！

但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每十天要洗一次澡，市犯人洗澡时间要搜查牢房，损坏的地方立即会被发现。那就是说，应该尽快行动。可是，怎么把铁棍带进侦讯室呢？……从牢房里提犯人去审讯时并不搜身，只在审讯后回来时摸摸身体两边和前边有口袋的地方，目的是搜查刀子之类，怕犯人自杀。

腾诺身上还穿着海军制服，里面是传统的蓝白条纹水兵内衣，这内衣温暖着腾诺的身体，也温暖着他的心灵。“然后我就出海去——痛苦会少些！”他向看守借了针和线（在规定的时间可以借给针线），装作缝扣子的样子（他自己用面包作的假扣子）。他解开上衣，解开裤子，抽出内衣的底边，把底边从里面折起一小段缝起来，缝成一个小口袋的样子（这是为了把铁条的下端插进去）。在这之前他已经从裤杈带子上扯断了一小段。现在，他又装作缝上衣扣子的样子把这一小段带子缝在内衣前胸的里子上。做成一个小环。好管住铁条的上端。

然后，他再把内衣前后反穿上。从现在起就开始日夜加紧练习。铁条放在背后内衣里边，穿过小环，下端插进小口袋里。铁条的上端恰好到脖子的高度，低于上衣衣领。要练习的动作是：要在看守往牢房里窥视一眼之后到他窥视第二眼之前这段时间内，完成下列动作；把手举到脑后，抓住铁条的上端，把身子向后挺直，再向前方略微倾斜，像弓弦那样，同时，抽出铁条，猛地一拍，打向侦查员的头部。然后全都恢复原样！看守又看了一眼；被捕者正在翻着书本看书呢！

动作练得越来越快了。抡起的铁条已经在空中发出响声。假如这一击打不死他，至少会把他打昏。既然这些家伙已经把我妻子抓来，那为什么我要可怜这些家伙呢！

还要准备好两个棉花球（棉花还是从垫子里掏）。把棉花球放到嘴里的牙齿外侧，可以使脸显得胖一些。

当然，在这天之前还要刮好脸。可是，监狱里每星期才用钝刀子给犯人刮一次险。所以，行动的日子不是可以随便选择的。

那么，怎样才能使苍白的脸变得红润些呢？可以往脸上稍微擦上一点血，就用他的血！逃跑者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像普通人那样“随随便便地”听或看，他必须抱着逃跑者的特殊目的听和看。他应该对任何细节都作出解释，而不应轻易放过去。不管是提他去审讯，还是去放风或去厕所，他的腿都在计算着步数，在记住台阶的数目（这些并不是全都用得上的，但是他还是要记）；他的身体也在记住拐弯的地方；犯人走路时按命令必须低着头，但他的两眼却在记住地面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完好；两个眼珠在可以扫视到的视野内观察着所通过的各个门，记住它们是一扇的还是两扇的，门上是什么把手，什么锁，门往里开还是往外开；而同时头脑还应该判断出每扇门的用途；耳朵也不能休息，它在倾听着并在进行着比较：对，我在牢房里听到过这种响声，噢，原来是这么回事。

有名的列佛尔托沃监狱大楼是个“K”字型建筑，楼梯护栏之间的空处直通上下各层，金属护栏；指挥哨兵在挥动小旗。拐进侦讯楼了。每次审讯都在不同的侦讯室进行。这样更好！可以了解到侦讯楼的所有走廊和门的位置。侦查人员怎样从外面进到这里来呢？就是从这个小方窗户旁边的门进来的。当然，主要检查他们证件的地方不是这里，是外面的岗楼，但是，他们在这里似乎还要打声招呼或者要出示讲什么东西。刚巧有一个人往楼下走，他边下楼边朝着上面的人喊道：“那我这就到部里去啦！”很好，这句话可能对逃跑者有用。

侦查人员从这里出去之后怎样走到外面的岗楼？这就要凭想象来判断了，而且必须毫不犹豫地、正确地走去才行。好在是冬、天，雪地里当然会有人们走出的小路，或者那里的柏油路面会显得更黑、更脏些。可是他们怎样通过岗哨呢？出示自己的证件吗？还是进来时已经把证件留在门口，出去时只须说出自己的姓名，取回证件就行？或者是哨兵认识每个人的面孔？那么，主动报自己的姓名反而会犯错误。或许只伸手去拿就行？

许多问题都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只要你不被侦查员提的那些无聊的问题缠住，而能够留心观察他就行。为了削铅笔，列夫申从胸前的衣袋里掏出一个什么证件，取出夹在那里面的一片刮脸刀来。从这里马上就可以看出问题了：“他掏出的不是出入证。那么，出入证在哪儿呢？留在岗楼了吗？”

“他掏出的那个小本本很像汽车驾驶执照。那么他是乘自己的汽车来上班吗？那就是说，他身上还应该带着汽车钥匙。他把车停在监狱大门前吗？必须在这里，在离开侦讯室之前，看看他小本上的汽车牌号，出去之后可不能搞错！”

“看来监狱里没有衣帽间，因为他每次都把大衣和帽子挂在侦讯室的墙上。这样更好。”

不能忘记和漏掉任何一件重要的事，而且要把所有的事都在四、五分钟之内做好。当列夫申被他打倒在地的时候，必须立即按下列顺序行动：

l）脱掉自己的上衣，穿上他较新的带肩章的上衣；

2）解下他的鞋带，把它穿在自己没有鞋带因而不跟脚的鞋上（这一项就要占不少时间！）；

3）取出他的刀片，塞进事先在自己鞋后跟上准备好的地方（如果被抓住，被关进牢房后可以用它立即割断自己的血管）；

4）查看他的全部证件，带走其中必要的；

5）记住他的汽车牌号，找到汽车钥匙；

6）把有关自己的侦讯材料塞进他的厚厚的公事包，带走；

7）摘掉他的手表；

8）用血把自己的脸微微抹红；

9）把他的尸体拖到桌子后面或厚窗帘后面；如果有人进来，便会以为侦查员已经走了。免得有人追来；

10）把棉花揉成团，放到腮下；

11）穿上他的大衣，戴上他的帽子；

12）把开关上的电线扯断。如果有人很快就进来，屋里漆黑，他去开一下开关，灯不亮，他会想：大概灯泡烧坏了，所以侦查员改在别的房间侦讯了。即使换上灯泡，也不会立即弄清是怎么回事。

这样，总共要作十二件事。然后就是逃跑本身了……所有这些事都要在夜间审讯的时候干。如果那个小本本不是驾驶执照，可就糟了；那就是说。他来回都是乘侦查员班车，（会用班车接送他们的，因为是深夜嘛！）那末，别的侦查员就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列夫申今天设审讯到早晨四五点钟，就在半夜里步行回去了呢？

对，还有：走过那个小窗户时要把手帕掏出来捂住鼻子，装作擤鼻涕的样子；同时还要往手表上看一眼。另外，为了不使哨兵生疑，还要朝楼上喊一句；“佩罗夫！（这是列夫申的朋友）我这就到部里去！咱们明天再谈吧！”

当然，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目前只能说有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五的机会。几乎没有希望，因为对外层的岗楼情况完全不清楚。但是，那也不能像奴隶一样死在这里！不能等到衰弱得人们敢用脚踢你的地步！最后鞋后跟里还有一个刀片可以用嘛！

于是，在刮脸之后的一次夜间审讯时腾诺就把铁条藏在背后带出来了。侦查员在讯问、辱骂、威胁，可是腾诺望着他，心里暗自奇怪：他怎么会感觉不到自己没有几分钟可活了呢？

已经夜里十一点了。腾诺打算在这里拖到两点左右，因为那时候有的侦查员就该走了，好去过一个“短暂的夜晚”。

那时候，就可以找个机会了：或者就像往常一样让侦查员把记录递过来签字。伸手接记录纸时就突然装作不舒服的样子使记录纸掉在地上。他必定会低头往下看，这时就……或者，根本不需要利用什么记录，简直就站起身，摇晃着身子对他说：“很不舒服，请给口水喝！”这时他会把搪瓷缸递过来（茶杯是他自己用的）。把水喝下，使搪瓷缸子掉在地上，同时举右手往脑后抬，这样看来会很自然，像是头晕。侦查员一定会俯身去看掉在地上的缸子，这时就……

心脏在猛烈地跳动。这是节目的前夕，或者就是死刑的前夕。

但是，实际情况完全出乎意外。将近十二点钟的时候，另一个侦查员急急忙忙走进来，凑到列夫申耳旁小声嘀咕了几句。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列夫申有点着慌了，立即按了按电钮：叫看守来把犯人带回去。

一切全完了！……腾诺又回到车房，把铁条放回原处。

另一次提审时，腾诺的胡子很长。（这个模样把铁条带去就没何意义了。）

再一次是白天审讯。而且审讯经过不同往常：侦查员没有发火，没有咆哮，却用一句预言似的活动摇了腾诺的决心，他说：最多判你五年到七年，没什么可伤心的。这样也就不再想割掉他的脑袋了。腾诺的愤恨没有保持多久。

感情的高峰过去了。看来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不能这么干。

逃跑者的情绪也许比演员更加变幻莫测。

这样，长时期所作的全部准备都等于白费……

但是，逃跑者对这种情况也应该经受得住才行。他已经上百次地在空中抡起过铁条，他已经“打死”过上百个侦查员，已经多少次经历过自己逃跑的一切细节了：在审讯室里，通过那个小方窗户，走到岗楼，通过了岗楼……他已被这次逃跑累得疲惫不堪……可是，原来他还根本没有开始呢！

不久就换了另一个侦查员，腾诺被转押到卢宾卡监狱。在这里，腾诺没有作逃跑的准备（审讯进程使他产生了较大的希望，下不了逃跑的决心），但他还是时刻观察着，也在制定逃跑练习计划。

从卢宾卡监狱逃跑？这可能吗？……可是，要是认真想一想，这也许比从列佛尔托沃监狱逃跑更容易。每次提审时都要穿过很长很长的走廊。他很快就摸清这走廊了。走廊里某些地方有箭头标着“通向二号大门”，“通向三号大门”等字样。（真遗憾，自由的时候怎么竟没有留心观察一下卢宾卡周围呢？怎么没注意立什么地方还有大门呢！）说这里容易跑，是因为这个地方不全是监狱，还有安全部的办公楼。这里有许多侦查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所以警卫不可能全都认识。进出门全凭出入证，证件就在侦查员的衣袋还。既然站岗的人不认识面孔，也就不一定要长得像某个人了，大体上差不多就行。新侦查员不穿海军制服，他穿国防绿军装。那就得换上他的衣服。铁条没有了，但是只要有决心就行。审讯室里总有各种东西吧，比如，石制的吸墨器之类。其实，并不一定要打死他，只要使他失去知觉十分钟，就可以走掉了！

但是，他总还是抱着一种模糊的幻想，指望着宽恕和理智，这就使他的决心变得不那么坚定了。只是在被关进市蒂尔卡囚犯营之后，他才摆脱了这种幻想的重担：根据特别庭的一纸公文，他被判：二十五年劳改。他在判决书上签字时反而感到松了一口气，不由得微笑了一下。进入判刑二十五年的犯人牢房时，他觉得自己的脚步反而变得较快了。这一宣判使他摆脱了卑微感，也不再想违背良心进行妥协了；他一扫过去那种俯首听命和巴结逢迎的态度，不再像乞丐一样等待那答应过他的五年到七年刑期了。判你妈的二十五年？？？那还指望你们什么呢？！当然，要逃跑！！

或者，就是死！但是，死亡难道比四分之一世纪的奴役更坏吗？不，单单是把他的头剃光（剃成普普通通的光头，别人有谁会因此苦恼呢？！）腾诺就已经感到莫大的侮辱了，就像往他脸上唾了一口似的。

现在该寻找盟友了。还要研究过去其他人逃跑的历史。在这方面腾诺还是个新手呢。但以前总会有人跑过吧！

看守带我们去审讯时，经常走过那些用铁栅栏分成一段一段的布蒂尔卡的走廊啊！但是，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留心过腾诺一眼就注意到的问题呢？看，每道门都有两层隔栅，而看守只开一道锁隔栅就全打开了。那就是说：第二道隔栅暂时是不起作用的。第二道隔栅是由三根粗铁条组成的，铁条从墙里伸出来，穿进铁门。

在牢房里，囚犯们备找各的事作。腾诺则在寻找过去逃跑过的犯人和有关逃跑的谈话。他发现了一个叫马努埃里·加尔西阿的人，此人曾经由于这走廊里的三根铁条组成的第二道隔栅遭到过意外的麻烦。这事发生在几个月前。一天，一间牢房的犯人出去理发时一哄而起把看守抓了起来。（因为许多年没出过事，看守们都已经习惯于囚犯们的驯顺了。这个看守那天违反条例而单独行动，以致被抓。）犯人们扒下看守的制服，把他捆起来塞进厕所，一个犯人换上看守制服，拿他的钥匙打开了走廊里所有的牢门（这里也有死囚车，这就助长了形势的发展）。人们叫喊、欢呼，闹着要去开其他走廊的牢门，占领整个监狱，失去了警惕和谨慎。本应该由穿制服的人先把走廊里的门全打开，其他人暂时先各自在牢房里准备着。可他们这时却成群地呼叫着涌入了走廊。呼喊声惊动了隔壁走廊的看守，他们从窥视孔望了望（牢房两面都有窥视孔），按动了紧急警报的电钮。中央控制台根据信号立即按动开关，所有走廊的第二道隔栅一下子全都锁上了。一般看守的钥匙是打不开第二道隔栅的。骚乱的走廊被切成许多小段，互不相通。卫兵赶到了。他们列队站成夹道，一个一个地往回——往牢房里放犯人，犯人们边通过边挨打。终于把带头闹事的人找出来，带走了。可这些因犯都是已经判二十五年的。是把他们的刑期从头算起了呢？还是全部枪毙了？

后来便是编队押往劳改营。囚犯们熟悉的喀山火车站上的“警卫棚”（当然，那是设在避人耳目的地方的）。用黑乌鸦车把囚犯运到这里，再装进专门的“囚犯车厢”，然后把这些车厢接到列车上。警戒部队排成两行在火车的两边紧张地严密守卫着。军犬不住地扑向囚犯的脖子。口令声：“警卫队，准备战斗！”接着是要命的子弹上膛声。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就这样，带着军犬，把腾诺押送走了。逃跑？军犬立刻会追上你！

但是，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逃跑者。因为屡次企图逃跑，他不断地从一个劳改营被转押到另一劳改营，从一所监狱转押到另一监狱。等着吧，他还要见识许多这样警卫森严的火车站和押解部队呢。有时候押解队不带军犬。那么，就装成腿瘸，有病，勉强拖着脚走，吃力地拖着自己的干粮口袋和厚棉衣，这样可以使卫兵比较放心。如果车站上停着很多列火车，那不是就可以在列车中间绕圈子吗？于是，扔掉东西，弯下腰去，往火车下面钻！但是，刚弯下腰，你忽然发现列车那面有两只士兵的脚；那边还有预备的警戒队……他们全都想到了。那你就只好马上装作身体支持不住要跌倒的样子，所以才把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上的。要是很幸运，旁边线路上恰好有一列火车很快地开过来，那就可以在火车即将通过的时候猛地跳过线路去，这时，没有一个押解兵会追你！你是为了自由才冒生命危险。他呢？犯不上。可是等火车开过去之后，他们已经找不到你了！不过，为此需要双倍的幸运：既要过站的列车及时到来，又要你能及时把自己的脚从火车轮前面抽走。

从古比雪夫递解站决定用敞篷卡车把囚犯们送往火车站，在车站上要编组一列庞大的红色（囚犯）列车。在递解站时，腾诺从关押在一起的一个“向来尊重逃亡者”的本地小偷那里得到了两个地址，他说是可以在那里得到最初的帮助。腾诺把这些地址也告诉了另外两个想逃跑的人，并且商量好：上卡车时三个人都尽量往后排坐，等车开到拐弯处时必定会减速（腾诺的两个同伙坐乌鸦车往递解站来的时候没有闲呆着，他们已经注意到有这样一个拐弯处，虽然不大容易看出来），那时三个人一起——向左、向右、向后——往下跳！简直从警卫的身旁穿过去。甚至可以顺势撞倒他！即便警卫开枪，总不可能三个都打中的。甚至不一定开枪，因为街上行人很多。卫兵们会追？不，他们不能扔下卡车上别的犯人不管。也就是说，他们将只会喊叫，会向空中鸣枪示警。谁会阻拦呢？老百姓，本国的苏联人民，行人会阻拦。那很简单，吓一吓他们就行了，说是手里有刀（其实没有刀）！

上车前搜身和点名的时候，三个人故意磨磨蹭蹭，尽量在天黑以前不上车，等着上最后一辆车。终于，最后一辆车开来了，可是……这车却不同于前面那些载重三吨的矮车帮卡车，而是一辆高车帮“史蒂倍克”牌美国卡车。甚至腾诺那样的高个子坐下去头也比车帮低。“史蒂倍克”车开得很快。拐弯处！腾诺膘了两个战友一眼：他们都面带恐惧。不，他们不会跳的。不，他们不是坚定的逃跑者！（不过，你自己是否很坚定呢？……）

黑暗中，在手电筒的光束中，在各种呼叫声、狂吠声、骂声和金属撞击声中，他们被塞进运牛车厢。这时候腾诺却违背了自己的习惯：他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车厢的外形。（坚定不移的逃跑者是应当及时注意到一切细节的，什么也不能漏掉！）

每到一个车站，就有人用小锤惶惶不安地敲打车厢的木板。他们把每一块板都敲敲。这就是说，他们不放心……不放心什么呢？怕把木板锯断？这也就是说，应该锯！

在一个小偷身上找到了一小段磨过的刀锯。几个人决定锯开下铺下面的一块板。等到火车减速的时候，从这个窟窿钻下去，落到枕木上，伏身等待火车通过。但是，了解情况的人说：凡是挂着“运牛车厢”的列车后面都装有所谓的“采捕器”，这是一种类似铁耙子的东西，它的齿伸得很低，离枕木很近，这些齿会把逃跑者的身体挂住，带着他在枕木上擦过去，人也就会这样被擦死。

整个夜晚，他们几个人轮班钻到下铺底下去，用一块布缠住几公分长的一小段刀据，锯车帮上的一块木板。真不容易啊！但还是锯好了第一道据日。木板有些活动了。把板子推开了一个缝。但他们清早却看到车厢外面还装着一层粗糙的白水板。为什么板子是白色的？这是在他们车厢外面又装置了一条不宽的警卫平台。正好在他们锯出的切口上方的平台上就站着一个卫兵。锯木板显然行不通。

囚犯的逃亡，也同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有它的历史，有它的理论。在自己开始行动之前，你不妨先把这些了解一下。

囚犯逃亡的历史，就是已经发生过的逃跑事件。关于逃跑的技术问题，契卡行动部门是不会出版什么普及小册子的，它们只是自己积累经验。这方面的历史，你可以向那些被捉回的逃跑者去了解。他们的经验非常珍贵：那是用血，用痛苦，几乎是用生命换来的。但是如果你一步一步地去问第一个、第三个、第五个人的详细逃跑经过，那可不是开玩笑，那非常危险。这同公然打听通过谁可以加入地下组织一样危险。你们的长时间谈话可能被眼线听去，给你汇报。主要的是那些讲故事的人本身在逃跑失败后，经过痛苦的折磨和生与死之间的选择，说不定会变得胆小了，也会被雇佣，或许现在已经不是志同道合的人，而是变成了诱饵。而狱中的“教父”——即看守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事先看出谁同情逃跑者，谁对这些事感兴趣。然后他们便抢在那些潜在逃跑者前面，在他的登记卡上做上一个记号，这人就会被转押到加强管制工棚去，逃跑就更困难了。

但是，从一座监狱到另一监狱，从一个劳改营到另一劳改营，腾诺一直在热心地打听逃跑者。他一次又一次地逃跑，一次又一次地被抓住。可是在劳改营监狱里他恰巧和一些逃跑者关在一起，所以也就不断地向他们打听。（他也看错过人，犯过错误。例如，曾经英勇地逃跑过的斯捷潘有一次就把腾诺出卖给肯吉尔劳改营的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了。于是别利亚耶夫向腾诺重述了他打听过的所有问题。）

至于逃跑的理论，那很简单：各显其能。跑成功了，那就是说，你已弄懂这个理论；被抓住了，那就是说，你还没有掌握好。但它也有一些起码的原则：可以从建设工地跑，也可以从生活区跑。从工地上逃跑比较容易，因为那里的警戒总不像生活区里那么森严，而且逃跑者手里还可以带上工具。可以一个人逃跑，这有很多困难，但这样就无须担心被人出卖。也可以几个人一起跑，这要容易些，但全看所选择的同伙是否合适了。这个理论中还有一条规则：要熟悉地理，对地图要了如指掌才行。可是，在劳改营里你根本看不到地图。（顺便说一句，普通刑事犯们是不懂地理的，他们认为上次呆过的那个速解站比较冷，所以必定是在北方。）还有一条：必须了解你将逃到那里去的群众情况。还有这样一条方法论上的原则：你应该经常按计划作逃跑的各项准备，但你也要每分钟都准备好用另外的方式——伺机逃跑。

例如，有过这样一件伺机逃跑的事。它发生在肯吉尔营。有一次，把惩戒室的所有犯人都带出来做土坯。突然，刮起了哈萨克斯坦特有的黄沙风暴：霎时间天昏地暗，看不见太阳了，飞砂走石直向人们脸上打来，谁也不敢睁开眼睛。谁也没有准备好这样突然地逃跑，可是尼古拉·克雷洛夫却跑向隔离区的边界，把棉衣扔到铁丝网上，爬过去了。全身都划破了，但他还是逃了出去，藏起来了。风暴过后，人们看到铁丝网上的棉衣才知道有人跑了。便派人骑马带着军犬追捕。但是风暴把一切痕迹都好掉了。克雷洛夫钻到垃圾堆里躲过了追捕的人。可是，到了第二天总该往前走吧！这时他被派往草原各地的汽车追上了。

腾诺住的第一个劳改营是杰兹卡兹甘附近的新鲁德诺耶营。这就是注定使你死亡的地方。你也正是该从这个地方逃跑！周围是无边的沙漠：大片盐碱地和沙丘，有的地方是草根土，有的地方长着些骆驼刺。偶尔可以看到哈萨克牧民的羊群，大部地区荒无人烟。没有河流。想找到一口井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好的逃跑时间是四五月，这时有些地方还可能有融化的雪水形成的小水塘。但是，这个情况警卫人员也很清楚，所以四五月间看管非常严格，上工时搜查得很细：一点点吃的东西，一块多余的市也不许带出营外。

那年（一九四九年）秋天，三个逃跑者（斯洛博佳纽克、巴季钦科、科任）冒险往南方逃跑了：他们指望沿萨里苏河奔向克齐尔奥尔达。但是，这条河完全干涸了。他们在快要渴死的时候被追捕队抓住。

腾诺根据他们的经验断定：秋天是跑不成的。所以他经常规规矩矩到文化教育科夫——本来嘛，他可不是想逃跑的人，也不想搞乱，他属于那些有清醒理智的囚犯，这种人都盼望能在二十五年刑满后重新作人呢！他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文教科工作，他答应演个节目，表演杂技和“记忆术”。但是，眼前，他要充了解一下文教科里的资料，翻翻书看。他翻遍了文教科的书，终于找到一张未被“教父”们撕掉的哈萨克斯坦的旧地图。噢。原来确实有一条商队走的路，通往朱萨雷，全长三百五十公里。这条路上肯定会有井。往北去距伊希姆四百公里，这条路上还可能有牧场。距巴尔喀什湖五百公里，中间是别特巴克达拉沙漠。不过，追捕队不大可能朝这个方向追。

距离就是这样。选择也就这样定了……

任何东西都可能被爱钻研的逃跑者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时候会有一辆清除污秽的汽车开到这里，车上装着个大储存罐和一条管道，管道的口径相当粗。腾诺完全可以钻进去。在储存罐里可以稍稍弯着身子站立起来。钻进去之后，任凭司机往罐里吸污水好了，只要不装满就行。自己会全身站在脏水里，路上脏水还可能溅到嘴上，也可能倒在污水里，喘不过气来。但是，这一切对腾诺来说都比作为奴隶服满刑期好得多。他反向自己；有决心这么干吗？有！可是，汽车司机肯不肯？他可是个有驾驶执照的刑期不长的普通刑事犯呀。腾诺同他一起吸烟，留心观察着。不，他不是我所需要的人，他不会为了帮助别人而拿自己的驾驶执照冒险。按他的心理状态，完全是个甘心接受劳改的人，他认为帮助别人的是傻瓜。

这一冬天腾诺制定了计划并且选好了四个同志。但是，正当他按照逃跑理论的要求耐心地按计划进行准备工作时，突然，他被调到一个新开辟的建设工地上去了。这是一个采石场，位于丘陵地带，从劳改营看不见它。眼下这里还没有修起碉堡和障碍地带，只是埋上了几排木桩，拉起了铁丝网。铁丝网有一处缺口，算是“大门”。铁丝网外面站着六名持枪卫兵，他们站在平地上，并不比地面高。

卫兵们背后，那就是芳草如茵、郁金花红（鲜红色的郁金花呀！）的四月草原了！！逃跑者的心可是经受不住这郁金花和四月空气的引诱啊！也许，这就是机会到了吧？……你目前还没有受到怀疑，还没有住到惩戒室去，那么，这不正是逃跑的好时机吗！

在这段时间里腾诺已经认识了营里许多人。他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四人小组：米沙·海达罗夫（曾是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北朝鲜驻扎过，为了逃脱军法审判跑到三八线南边去了；但是，美国人不希望损害他们在朝鲜同苏联的牢固的良好关系，所以又把他送回来；他拿到了一张“二十五元券”——刑期四分之一世纪），亚兹季克（他是个波兰人，曾在安德斯的军队里当过汽车司机；他指着自己脚上那两只不成双的靴子形象地、南腔北调地用俄语叙述自己的经历：“这两个［只]靴子，一个[只]是希德[特]勒给的，一个〔只〕是斯达[大]林给的。”），还有一个人原是古比雪夫市的居民，铁路员工，叫谢尔盖。

一天，刚好开来一辆大卡车，载着粗大的水泥柱子和一团团的蒺藜铁丝：马上就要在工地周围修建障碍地带了。这时刚好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腾诺这个四人小组因为“热爱”这苦役劳动，又特别“喜欢”加固障碍地带，所以就自告奋勇，要求在休息时间马上卸车。他们立即跳上车去，干起来了。但由于这毕竟是午休时间，所以干起活来也还是慢吞吞的。他们边干边考虑对策。汽车司机到一旁休息去了。其他囚犯也都各自躺在地上休息，晒太阳。

咱们跑还是不跑？身上可是什么也没带——刀子。行装、食物、计划，什么都没有呀。不过，如果乘汽车的话，腾诺根据地图知道，可以开往杰兹德，从那里再开往乌卢塔乌。几个人心里燃起了希望：机会，这可是个机会！

从这里到“大门’”前的哨兵处这一段恰巧是个斜坡。出去不远，路就拐到山岗后面去了。如果开得快些，也许他们还来不及开枪。哨兵也不会扔下自己的岗位去追！

车上的东西卸完了。休息时间还没有完。汽车可以由亚兹季克驾驶。他跳下车去、在车旁磨蹭了一会儿。这时车上的三个人全都疲倦地躺倒在车厢里，让车帮挡住了。也许并不是所有卫兵都看到这几个人到哪里去了。这时，亚兹李克把司机叫来；我们没有耽误你，卸完了车，总该赏支烟抽吧。抽了一支烟。喂，把车发动起来吧！司机坐进了驾驶室。可是，不知为什么老是发动不起来。（车厢里的三个人不了解亚兹季克的计划，暗自捏一把汗：完啦！）这时亚兹季克走过去拿起摇把来用力摇。还是发动不起来。亚兹季克已经摇累了，建议司机和他换换。现在亚兹季克进入驾驶室了。发动机隆隆地响起来，车发动了！可是此刻汽车却朝着大门口的哨兵直冲过去。（后来亚兹季克说：他事先给司机把油门关掉了，他上车前又及时把它打开了。）汽车开动了，但司机并没有急着跳上车去，他以为亚兹季克会把车刹住。一瞬间，汽车已经高速通过了“大门”。＿卫兵们喊了两声“站住！”，但汽车继续往前开。哨兵们的一排枪声。起初是朝天放的，因为很像是出了什么差错。也许是朝汽车打的，车厢里的人躺着，当然不知道。转弯。已经转到山岗后面，逃出射程了！车厢里的三个人还没有抬起头来。车开得很快，猛烈的颠簸。突然，车刹住了，亚兹季克绝望地叫起来：他走错了路，开到了矿山的大门口！这还是本劳改营的营区，看，本营的碉堡！

一阵枪声。警卫人员奔跑。几个逃跑者急忙跳下车来，趴到地上，用两手捂着自己的头。警卫人员用脚乱踢，专往脸、耳朵、太阳穴踢，往肋骨上踢。

人类普通实行的一条宽大原则——“不打躺倒的人”——在斯大林的苦役营里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这里专打已经倒下给人！对站着的人就是开枪。

但是，审讯结果判明：根本不是什么逃跑！本来嘛！几个人一口咬定他们正在车厢里打盹，忽然车开了，接着就是枪声，怎么敢往下跳呢？会被枪打死的！那么，亚兹季克呢！他是没有经验呀，控制不了这辆车。但他总是没有往草原上开，而是开到邻近的矿山上来了嘛！

就这样，总算是以一顿毒打完事了。

米沙·海达罗夫以后还有多次逃跑。甚至到了比较温和的赫鲁晓夫时期，当许多原先想逃跑的人都开始动摇、期待着合法释放的时候、海达罗夫还同那些没有希望（获得赦免）的朋友们企图从全苏军人惩戒监狱“安焦巴—307”逃跑过。商量好了，当逃跑者用斧头砍障碍地带的铁丝网时，他们的同伙就朝碉堡扔几个自制手榴弹，以转移卫兵的注意力。可是，自动步枪的火力网还是把他们拦住了。

至于他们的计划中的逃跑，还在继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准备。做好了一个方向盘：在一个小塑料盒上刻出罗经方向点，把一小段磁化了的缝衣针装在一小块木头漂子上，往盒里灌上水，就成为一个罗盘了。饮用水最好装在一条汽车内胎里，逃跑时就可以像军大衣似的卷成背卷背着。这些东西（食品和衣物）要一点一点带到木材加工厂去，藏在那里的电锯房旁边的坑里。按计划就是要从木材加工厂逃出去。他们从一个自由人司机那里买到了一条旧汽车内胎，已经装上永放在坑里了。这里有时候晚上也有列车到达，为此就得在工地留下一些囚犯卸货。这就是逃跑的机会。有个自由人接受了一条从营区偷出来的床单（这就是我国的价值体系！），便同意事先替我们把电锯房对面的铁丝网的最下面两道剪断了。运原木的列车已经开来，眼看晚上就要卸车了！但是，这时有一个囚犯，哈萨克人，发现了他们藏东西的地方，告密了。

逮捕、拷打、审讯。对腾诺来说，这种好像是逃跑中的“偶然事件”太多了。当局决定把他们几个人转押到肯吉尔营的监狱去，腾诺奉命面向墙站着，两手倒剪在背后。这时文教科的大尉处长走过腾诺身旁，停下来，对着他感叹地说：

“唉，你这小子！可真是的！你白搞文娱活动了！”

使大尉感到奇怪的是；这个曾热心于普及劳改营文化的腾诺怎么会想逃跑呢？开晚会那天演出后不是还多给了他一份饭吗？！可他却还想跑1他还需要什么呢？……

一九五0年五月九日，战胜德国胜利五周年纪念日，曾在前线英勇作战的海军军官腾诺走进了有名的肯吉尔监狱的牢房。牢房里很黑，只在墙的最高处留了个很小的窗口。透不过气来。有很多臭虫，墙上满是臭虫血。这年夏天特别热，达到四十至五十度。大家都光着身子躺着。床下面凉快些，但是夜里却有两个人从床底下跳起来了，原来是两只避日虫爬到他们身上去了。

肯吉尔监狱里关押的都是从各劳改营挑选出来的囚犯。各牢房里都有几个经验丰富的逃跑者。简直是一批精选的雄鹰！腾诺终于找到那些坚定不移的逃跑者了！

曾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伊万·沃罗比约夫大尉也关在这里。战争期间他在普斯科夫州打过游击，这是一个性格刚强、决不能忍受压迫的人。他已经逃跑过几次，今后还要逃跑。遗憾的是，他不会采取一点劳改营里的伪装——有点呆气反而对逃跑有好处。他继续保持着前线士兵的直爽。他有一位“参谋长”，两人公开坐在床上划地形图，商量办法。要他改用劳改营里不得不采用的隐蔽和狡猾的办法，他是作不到的，所以他每次都被眼线们出卖。

他们俩在盘算着一个计划：要是分发晚饭时只有一个看守，就把他抓起来，用他的钥匙打开所有牢房。冲向监狱门口，占领门口的哨所，打开监狱的大门，冲向劳改营的岗楼，一举擒拿住门岗，天黑前冲出营区……

把他们抽调去建设住宅区了。于是他们就盘算怎样通过阴沟跑掉……

但是，这些计划都未能付诸实行。同年夏天，不知为什么给所有这些挑选出来的人都戴上手铐，把他们押送到斯帕斯克营去了。在斯帕斯克营，这些人被关在四周隔离的、加强警戒的工棚里。到达后第四天，坚定不移的逃跑者们把窗上的铁栅栏抽掉，从窗户跳到院子里，悄悄打死那里的军犬，打算从房顶跳到大营区去。但是，不料屋顶上装的是铁皮，被人一踩发出了雷鸣般的轰鸣。看守们拉起了警报。可是，当士兵们跑到逃跑者的工棚时，大家都在安静地睡觉，铁栅栏安得好好的。刚才的轰鸣不过是看守的“错觉”罢了。

命中注定，命中注定这些人不能长期呆在一个地方！不安定的命运正在把这些坚定的逃跑者像不安定的荷兰人一样往更远的地方驱赶。如果他们自己不逃跑，就把他们押送去。现在又给这伙无孔不入的人铐上手铐，把他们送往埃克巴斯图兹监狱了。到了埃克巴斯图兹，本营的两名失败的逃跑者——布留欣和穆吉亚诺夫——也加入了他们一伙。

对于这些再次犯了“罪”的人是要加重惩罚的，所以他们被派到石灰场去劳动——在风里装卸运石灰的汽车。生石灰粉飞进他们的眼里、口里、嗓子里，也就在那里“煮熟”了。他们光着上身装卸熟石灰，身上粘满一层石灰粉。用来改造他们思想的这种日复一日的毒害性劳动，只能迫使他们想方设法尽快地逃跑。

逃跑计划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石灰是用汽车运来的，那就利用汽车逃跑吧！这里的营区目前只有铁丝网，可以冲出去，必须找一辆加足了油的车才行。几个逃跑者中间有一位高明的司机，叫科利亚·日丹诺克，商定由他开车，由那个从电锯房逃跑未遂的腾诺配合。已经商量定了，但是伊万·沃罗比约夫过于任性，过于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别人的能力。因此，当汽车已经到手的时候，伊万·沃罗比约夫却代管日丹诺克掌握了方向盘人逃跑者拿出匕首从左右两门同时进入驾驶室，司机吓得脸煞白，只好乖乖地坐在中间跟着一起参加逃跑了。）

这是分秒必争的时候1大家应该一齐跳进车厢，开车往外冲。腾诺恳求道：“伊万！让开吧！”但是伊万·沃罗比约夫不让！膝诺和日丹诺克不相信他的驾驶技术，他两人留下来了。现在只剩三个人逃跑了：沃罗比约夫、萨洛帕耶夫和马尔季罗索夫。突然，列季金不知从什么地方跑了出来。他是个数学家，知识分子，怪里怪气的，根本不是个能逃跑的人。他是为了别的事被关进惩戒室的。但是，他现在离得很近，看见了，明白了，他手里不知为什么拿了一块肥皂，而不是面包。他跳进了车厢，一边说：“争取自由？算我一个！”

（就像是急急忙忙跳上公共汽车一样，边上边问：“是上逍遥园去的吗？”）

汽车转了个小弯，先用慢速前进，头几排铁丝网就被汽车的前保险杠逐步冲断，后面几排就要靠速度和驾驶室的冲力解决了。在障碍地带的内缘，汽车还可以在柱子中间穿行，但一进入障碍地带就势必要把柱子撞倒，因为那里的柱子是互相交错的。于是，汽车用最高速度去撞倒柱子！

岗楼上的警卫着慌了。几天前另一处工地上发生过一件事，是喝醉酒的司机撞坏了障碍区的柱子。这个司机是不是也喝醉了？……警卫们大约有十五秒钟犹疑不定。说时迟，那时快，汽车已经把柱子撞倒，继续高速前进，而且轮胎也没有爆炸，压过铁丝网冲了出去。现在，该开枪了！可是，不知道朝哪儿开枪：因为为了保护卫兵们不受哈萨克斯坦的大风袭击，岗楼外侧围了一道板墙，所以，从岗楼上只能朝隔离区内部或者顺着障碍地带开枪。可这时汽车已经冲出区外，看不见了，只看到朝草原去的方向扬起了尘土。所以只有无可奈何地从碉堡上对空射击。

路上空空荡荡，草原平平坦坦，再过五分钟，沃罗比约夫的汽车就可以开上地平线了！但是，这时完全偶然地开来了一辆警卫部队的乌鸦车，它是去汽车修理厂检修回来的。警卫人员迅速跳上车，朝沃罗比约夫的车追去。这样，逃跑就……在二十分钟之后结束了，被打得血淋淋的几个逃跑者和数学家列季金总算用自己那流着鲜血的嘴尝到了这温暖的、稍微有点咸味的“自由汁液”的味道，同时东倒西歪地朝劳改营监狱走去。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沃罗比约夫又从劳动工地乘自卸汽车逃跑过一次。他们总共六个人。几天之后他们就被抓到了。听说沃罗比约夫也是一九五三年诺里尔斯克起义的为首闹事者之一。后来他被监禁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央监狱。我想，这个优秀人物的一生，包括战争以前的他的青年时期和后来打游击的年代在内，足以向我们说明这个时代的很多问题。

但是，全劳改营都传开了：逃跑干得很漂亮！被抓住完全是偶然的！十天后，原空军学院的学员巴塔诺夫和他的两个朋友又重复了一次同样的行动。他们在另一工地上开车冲出了铁丝网地带，但是他们走错了路，仓皇中向石灰场的方向开去，遭到石灰场岗楼的射击，轮胎打穿了，车停下来。冲锋枪手包围了汽车：“出来！”要出去吗？还是要等待被别人抓着脖领拉出去？三人中间的一个，帕谢奇尼克，服从了命令，从车厢里出来了，狂怒的士兵立即用几梭子弹把他的身体打成了蜂窝。

一个月之中埃克巴斯图兹已经发生三起逃跑事件。可是腾诺却没有跑！他感到极端苦闷。恨不得也立刻去仿效别人。旁观者对一切错误往往看得十分清楚，总觉得自己会作得更好些。腾诺认为，比如，要是不叫沃罗比约夫驾驶，由日丹诺克开车的话，本来是能够甩掉那辆乌鸦车的。那里沃罗比约夫的汽车刚刚被追上，这里腾诺和日丹诺克已经坐下来商讨他们自己该怎样逃跑了。

日丹诺克是个白俄罗斯人，二十六岁，黝黑的皮肤，个子不高，有点流氓气，十分机伶，很懂世故。战争期间他从白俄罗斯被带到德国去，在那里替德国人当过司机。他的刑期也是一张“二十五元券”只要他一来情绪，他可以把全副精力放在工作上，也可以全力以赴地争论、打架、逃跑。不过，他缺少沉着和毅力。但腾诺是沉着而有毅力的。

一切都告诉他们：就是该从石灰场逃跑。如果弄不到汽车，就等逃出营区后劫一辆车。但是，在警卫人员或行动人员干涉他们这个计划之前，惩戒室的犯人班长廖什卡·茨冈（纳夫鲁佐夫）却来找麻烦了。他是只“母狗”，人很瘦弱，但所有的人都怕他。他在劳改营已经害死几十个人了，他能够因为人们不愿把寄来的食物分给他吃，甚至因为一包香烟而轻易地置人于死地。现在他把腾诺叫到跟前，警告说；

“我自己也是逃跑过的人，我也爱逃跑者。看，我身上还有几个子弹打穿的洞呢，这是在泰加森林逃跑时留下的。我知道，你原来也是要跟沃罗比约夫一起跑的。不过，告诉你，不许你从我的工地上跑，因为工地上由我这个作业班长负责。你跑了，我得被关起来。”

这就是说，他爱逃跑者，但是更爱他自己。这个廖什卡·茨冈已经满足于自己目前这种被蹂躏的生活了，他不愿让它受到别人的破坏。这就是一般刑事犯“对于自由的爱”。

不过，也许埃克巴斯图兹的逃跑真的过于千篇一律了吧？大家都从工地上逃走，没有一个从生活区跑的。敢试试吗？目前，生活区也是只围了铁丝网，还没有来得及修围墙呢。

有一次，石灰场的灰浆搅拌机的电路坏了。叫了一个自由人电工来修理。腾诺帮他修。日丹诺克乘机从他口袋里偷走了老虎钳。电工忽然发现：钳子没了！向警卫人员报告吗？不行，自己会因为疏忽大意被判罪的。他只好哀求那些刑事犯：把钳子给我吧！刑事犯们都说没拿。

逃跑者们还在石灰厂里做了两把刀子：用台子从铁锹上砸下两块铁，在锻工车间磨光、淬火。把锡倒在上模子里铸造刀柄。腾诺用的一把还是“土耳其式”的，它不仅能用，而且那弯曲的明晃晃的样子也挺吓人的，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想用它杀人，只想用它恐吓人的。

老虎钳和刀子都是藏在裤子里面踝子骨旁边带进生活区去的，塞到工棚的房基底下。

逃跑的关键还是文化教育科。在进行准备并运进武器期间，胜诺按计划向文教科提出申请，表示他和日丹诺克两人愿意参加文娱晚会的演出。（埃克巴斯图兹还从来没有组织过文艺演出，这是第一次。所以劳改营长官也急于组织成功：一方面，向上级汇报本营采取的教育改造囚犯措施时报表上可以多一两个项目，同时他们自己也想看看每天经过十一小时的苦役劳动之后囚犯们还会怎样在舞台上装腔作势。）腾诺和日丹诺克的请求被批准了，允许他们每天在管制工棚关门之后到工棚外的文教科来，因为在普通隔离区内还有两个小时可以自由走动。于是他俩便利用这种方便条件走遍了埃克巴斯图兹的几个还不熟悉的地区，注意观察并记住：岗楼上什么时候换岗？怎样换法？从什么地方最容易接近障碍地带？在文教科内，腾诺则细心阅读巴夫洛达州的报纸，尽量记住报上出现的所有地名、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名称，农庄主席、书记和各种先进人物的名字。下一步，他们声称要演出一个短小喜剧，为此，他们需要从储藏室把自己的便服领出来用一下，还需要……一个公事包。（逃跑时带上公事包，可就不简单了！那就会像个首长了！）这个请求也被批准了。腾诺身上还穿着海军衬衣，现在他又领回了自己在冰岛做的西装。（它使他回忆起在海军护航队服役的年月！）日丹诺克从朋友的皮箱里选了一件灰色比利时西装，十分标致，甚至在劳改营里他穿这衣服都显得极不寻常。一个拉脱维亚人囚犯保存的东西里有个公事包。公事包也借来了。还有两项真正的便帽，可以替换下劳改营发的军帽似的便帽。

但是，这个短小喜剧需要排练很多次，甚至每天营区停止活动前的两小时还排练不完。因此，有一个晚上，还有另外一次晚上，腾诺和日丹诺克根本没有回到管制工棚去，就睡在文教科工棚里了。（这是为了使管制工棚里的看守习惯于这一点。逃跑时，哪怕能赢得一夜的时间也是好的！）

什么时候最适于逃跑？晚上点名的时间。这时工棚前排着长队，看守们忙于往工棚里放人，囚犯们眼巴巴盯着房门，恨不得早一分钟进去躺下休息。谁也不会留心营区的其他地方、秋天，天渐渐短了，要等到日落后点名的时候。要在日落后的黄昏时刻跑，但又要在放出军犬之前。必须抓住这唯一的十来分钟的时间，因为一放出军犬来，就逃不成了。＿他们选定了九月十七日，星期天。这样方便些，那是个“大星期天”，不干活，可以养养精神，不慌不忙地为晚上的行动作好最后一些准备工作。

逃跑前的最后一个夜晚2你还能睡得着吗？千头万绪，思潮澎湃……是啊，一昼夜之后我还能够活在人间吗？……也许就不在了。可是，留在劳改营里呢？慢慢地干瘦下去，在泔水池旁边慢慢死去吗？……不，不能让自己习惯于当奴隶！

问题就是这样摆着：对于死，你有没有准备？有。那就是说，可以逃跑了。

星期日。天高气爽。看守为了让他们排练节目，把两个人放出了管制工棚整整一天。突然，腾诺在文教科收到了母亲的来信。是啊，正是在这一天。囚犯的生活里有多少这一类的巧合啊？！……信的内容令人忧伤，但是，也许使你受到锻炼。信中说：妻子还关在监狱里，到现在连劳改营都没进去。弟媳已经表示要同哥哥这个祖国叛徒断绝一切关系。

逃跑者在食物问题上是非常困难的。管制工棚里吃饭时要吃得干干净净，存在肚子里，因为自己储存粮食会引起当局怀疑。所以，他们起初的计划是逃出后快速前进，到村庄里去弄一辆汽车。可是，就在这一天妈妈寄来了一个邮包——这简直是母亲给予逃跑者的祝福！邮包里有葡萄糖片、通心粉、燕麦片。这些都要装进公事包带走！要把香烟换成马合烟，还要给卫生所的医士送一包去。日丹诺克已经拿到一天的假条了。这也是安排好的。腾诺先到文教科去报告说：和我一起排练的日丹诺克病了，今天晚上不能排练，我们不到文教科来了。然后他又去向管制工棚的看守和班长廖什卡·茨冈报告说：今天晚上我们要排练，不回工棚来睡了。这样，两处都不会等他们。

还必须弄到一个“喀秋莎”，也就是打火石和装在小管子里的火线。在逃跑中它比火柴方便得多。还应该去最后看望一次哈菲兹。这位鞑靼人是个有经验的逃跑者，他本来打算同腾诺一起跑的，但后来改变了主意：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在这样的逃跑中会成为伙伴们的累赘。现在他是全营唯一知道他们逃跑计划的人。他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上，小声喃喃地说：“愿上帝赐福你们！我将为你们祈祷！”然后他用鞑靼语说了些什么，还用手往腾诺脸上划了划。

腾诺在埃克巴斯图兹还有一个朋友，是他在卢宾卡监狱时的同车房的难友伊万·科维尔琴科。他不知道逃跑的事，但他是一个好同志。他现在给看守们当杂役，所以单独住一间小屋。两个逃跑者为表演短小喜剧所用的东西就是寄存在他屋里的。今天可以很自然地同他一道煮点麦片粥吃了，告诉他，这是老妈妈寄来的一点东西。再煮点“契希尔”。他们就这样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宴会”：两个客人，腾诺和日丹诺克，陶醉在未来的想象中，主人则只是为了这个美好的星期天而高兴。忽然，他们从窗子里看到人们正从了望塔处把一具粗糙的棺材抬往停尸房。

这是前两天被枪杀的帕谢奇尼克的尸体。

“是阿，”科维尔琴科叹了一口气说：“逃跑没有用……”

（是不是他已经知道他们？……）

科维尔琴科像有什么灵感似的忽地站起身来，把两人的塞得满满的公事包拿在手里，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式在屋里来回踱起来，边走过严厉地说：

“侦查当局早已清楚！你们在准备逃跑！”

他是在开玩笑。只是想扮演一下侦查员的样子……

这个玩笑可非同小可；

（也许他这是在婉转地暗示他们；我猜到了，朋友们。但是，我不赞成你们这样作！？）

科维尔琴科出去之后，两个逃跑者就换上了西装，外面又罩上劳改营的衣服。并且把衣服上的几块号码布全撕开，只让它连着一点点，以便到时候可以一下子全撕掉。不带号码的便帽塞进了公事包。

星期日就要结束了。金色的太阳沉入了地平线。动作缓慢的大个子腾诺和矮小机敏的日丹诺克各自又往肩上披了一件棉袄，拿起手提包（劳改营里的人们都已习惯于他们这种奇怪的样子了），走向自己的出发地点——那是两座工棚之间的一块草地，离障碍地带不远，正对着一个岗楼。在这里，他们被两座工棚挡住，从另外两个岗楼上看不见他们，只有眼前这个可以看见。两人把棉袄铺在地上，趴在上面，下起棋来，为的是让哨兵们习惯于他们这种样子。

天色昏暗下来。晚点名的铃声响了。囚犯们纷纷向工棚走去。已经是黄昏时刻了，岗楼上的卫兵已经看不清楚草地上还躺着两个人了。换岗的时间快到了，哨兵的注意力已经不那么专注了。总是在旧哨兵换岗之前最容易跑掉。

两人决定不跑到别处去剪铁丝网，而就在这个岗楼下面，就在靠近它的地方剪断。一般地说，哨兵是比较注意障碍地带的远处，反而不大注意e己脚下。

两人的头紧贴着地面，加上天色已经昏暗，所以他们看不见自己将要爬出去的那条小道。但是，这是早就目测好了的：障碍区外面，紧靠铁丝网有一个挖好的坑，是准备埋柱子的。可以在坑里面藏一分钟。再往前，有几个炉渣堆，过了炉渣堆就是从警戒部队的营房通向居民村的大路了。

他们的计划是。进村之后立刻设法弄到一辆汽车。先把汽车拦住，对司机说：“想搞点外快吗？我们要从埃克巴斯图兹旧城弄两箱伏特加酒到这里来：”哪有司机不喜欢喝酒的？！这时就要讲讲价钱了：“给你半公斤行吗？一公斤？好吧，开车！不过，可不许你对任何人说！”而开车后，既然同他一起坐在驾驶室里，就可以制服他了。把他绑起来扔在草原上就行了。自己则加快速度，一夜之间可以到达额尔齐斯河畔。那时就可以扔掉汽车，坐小船渡过额尔齐斯河。再往前可以直奔鄂木斯克。

天色越来越黑。岗楼上的探照灯亮起来了。光柱顺着障碍地带扫射，两个逃跑者这时正处在阴影里。正是时候！很快就要换岗，就要布置警犬了！

可以看见工棚里已经点起灯来，说明有的囚犯已经点过名回到工棚睡觉去了。工棚里好吗？温暖、舒适……可是，现在用自动步枪给你来一梭子子弹，躺着、俯着身子被人打死，那才委屈呢！

爬到岗楼底下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咳嗽；一声也不能呼出来！

好吧，机敏的警犬们，提防着吧！你们是要看住不放；而我们就是要逃跑。

以后的事还是请腾诺自己来谈吧。

第七章　一只小白猫

（格奥尔吉·腾诺口述）

“我比科利亚·日丹诺克大，我应该走在前头。刀子在刀鞘里，插在腰间；手里紧握着老虎钳。我告诉他：‘等我剪断了第一道铁丝网，你就跟上来！’”

我匍匐前进。恨不得把身子庄进土里。要不要看着哨兵？看，就是看到威胁或者可能用自己的目光把对方的目光吸引过来。真想看！不，不能！

离岗楼越来越近。离死亡也越来越近了。等待着一梭子子弹打到自己身上。冲锋枪马上就要响起来……也许哨兵早已清楚地看到了我，故意站在那里耍弄我吧？让我再爬一会儿？……

已经爬到前排铁丝网了。横过身子来顺着它，切断了第一根铁丝。拉得很紧的铁丝网突然松了下来，哗地抖动了一下。冲锋枪马上就要响起来？……没有。也许只我一个人听到了这哗地一声。这响声可够大的呀！又切断了一根铁丝网。再切断第三根。把一条腿移过去，再移过另一条腿。裤子被已切断的铁丝上的铁蒺首挂住了，急忙把它搞开。

爬过几米耕松了的土地。后面传来沙沙的声音；是科利亚跟上来了，可他为什么弄得这样响！？啊，这是他拿的公事包在地上擦出的声音。

已经爬上主要障碍地带的斜坡了。这里的铁丝网是十字交叉的。又剪断几根。前面就是布鲁诺蛇形螺旋纹铁丝网。剪了两次，清理出一条小路。接着又切断了主要地段的几根铁丝。我们一定是连呼吸都停止了。没有枪声。是不是哨兵在想家？还是他今天晚上要去参加舞会！

身体已经移到障碍地带的外缘了。这里也有螺旋纹铁丝网。又被它挂住了。剪开。不要忘记，也不要缠到里面去——前面还应该有一排外线的斜向铁丝网。对，这就是。把它也剪断。

现在该朝土坑爬去了。没有弄错，土坑就在这里。我滚到坑里。科利亚也跟着滚下来。我们端了喘气。快些往前走！马上就要换岗，马上就要布置军犬了！

我们爬出土坑，爬向炉渣堆成的小岗子。这时仍旧不敢回头望一眼。科利亚着急了，他想快爬，他抬起身来四肢着地爬行。我把他按下去。

我们完全匍匐前进，爬过了第一道炉渣土岗。我把老虎钳放在一块石头下面。

前面就是大路。一直爬到路旁边我们才站起来。

没有开枪。

我们大摇大摆地往前走，不慌不忙地走：现在该装成不受看管的自由人的样子，自由工人们的工棚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把胸前和裤腿上的号码布撕掉了。突然，黑暗中有两个人迎面走来。像是从警备部队营房往村里去的。是两个士兵。可是我们后背的号码布还没有来得及撕掉呢！！！于是，我大声说：

“瓦尼亚！咱们去喝它半升怎么样？”

我们慢慢地走着。还没有上路，但已经离路很近了。我们故意慢慢走，好让他们两人先过去，但是，我们并不躲闪，不扭转自己的脸，径直向两个士兵走去。为了不把背转向他们，我们两人慢得几乎停下不动了。他们两人边走边谈自己的事，在离我们大约两米的地方走过去了。这时我们两人才彼此把背上的号码撕下来！

没有被发觉！？……我们自由了！？下一步是要到村里去弄辆汽车。

但是，怎么回事？？劳改营上空升起了一颗照明弹！接着，第二颗！第三颗……

我们被发现了！马上就会追上来！跑！

我们不敢再多看，没有工夫再思考、判断。似乎是我们的全部伟大计划已被粉碎。我们朝着草原拼命奔跑，只要离开劳改营远些！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坑坑洼洼的地上跌倒，爬起来……可是，那边的照明弹却还在一颗颗地升起来！根据过去逃跑的经验，我们设想：现在马上就会派人骑马来追捕，并且带着一群军大；他们会分头向草原的各个方向去追。于是我们只好把全部珍贵的马合烟不断地撒在自己走过的地方，同时不断地向前跳跃。

这就是偶然性！就像迎面飞来了一只乌鸦，一种完全无法预见的偶然性！生活道路上几乎每一步都有一些万幸或不幸的偶然性在守候着我们。但只有在逃亡中，只有在最危险的、最紧要的关头我们才会充分感受到偶然性的全部分量。在腾诺和日丹诺克爬出铁丝网三、五分钟之后，完全偶然地劳改营营区的电灯全部熄灭了。正因为这样，岗楼上才开始打出照明弹（那一年埃克巴斯图兹还储存着很多这种照明弹）。假如两个逃跑者晚爬出五分钟，那么，警觉起来的卫兵就可能发现他们并开枪射击。但假如逃跑者当时能够在照亮的天空下面控制住自己，冷静地看看营区，他们就会发现路灯和探照灯全灭了，他们就会放心大胆地去搞到一辆汽车，那么，他们的整个逃跑就会完全是另一种结果了。但是，他们的处境是；刚刚爬出来，营区上空立刻亮起照明弹，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肯定是追我们的，冲我们来的！是营区电力网的短暂的停电把他们的逃跑计划全部打乱了。

既然如此，就必须在草原里绕个大圈子，躲过眼前的村镇。这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力气。科利亚有些怀疑我领的路线是否正确。真遗憾。

但是，终于走到了通往巴夫洛达市的铁路线。我们高兴极了。站在铁路路基上回顾埃克巴斯图兹，为其一片灯火辉煌的景象所震惊：从来没有觉得埃克巴斯图兹竟占有这么大一片土地！

我们各找了一根根子当拐杖，每人踩着一条铁轨往前走。这样，只要有一列火车通过，军犬就再也无法追踪我们了。

我们这样走了大约三百米，然后跳跃着又进入草原。

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感到呼吸轻松，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真想放声歌唱，叫喊！我们互相拥抱。我们是真的获得自由了！我们充满自尊感，因为我们下决心逃跑，实现了逃跑计划，把那一群猎犬们哄骗过去了！

虽然还是刚刚感受到真正的自由，但我们却觉得主要事情已经完成了。

天空晴朗，深造，满天星斗。在劳改营里，由于灯光的照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天空。以北极星为准，我frJ按“北北东”的方向前进。然后，往右一偏就可以到达额尔齐斯河畔。逃出劳改营的第一夜必须尽量跑得远些。走得越远，就可以使追捕队的搜索范围的半径加倍地扩大。我们一边哼着各种语言的轻快豪爽的歌曲，一面加紧脚步，以每小时八公里的速度快速前进。但是，由于我们许多月来一直呆在狱里，我们的腿已经不大会走路了，走起来很累。（这一点我们倒是预见到了，所以原来是打算乘汽车逃的呀！）我们开始不时地躺倒在地，两人仰身把腿互相支成“人”字形，这样歇一会儿，起来再走。然后再躺下。再走。

奇怪的是，背后的埃克巴斯图兹上空的灯光久久不消失。我们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仍旧看得见那空中的灯光。

但是，夜就要过去，东方已经发白。白天，我们不仅不能在这平坦开阔的草原上走，甚至丧这里躲藏都很困难。这里没有灌木丛。连比较高的草都没有。可是，我们知道追捕队是一定会利用飞机的。

于是我们就用小刀子挖坑（地很硬，有石头，挖起来很困难）。我们挖了个约有二尺宽、一尺深的土坑，两人并排躺进去，把一些干黄刺人的锦鸡儿草盖在身上。现在能睡一觉就好了，恢复一下体力！可是，根本睡不着。这白天的不得已的躺卧超过了十二小时，它比夜间的急行军还累人。脑海里翻腾着各式各样的想法，各种回忆……九月购炽热的阳光直射在身上，没有水喝。也不会找到水喝的。是我们违反了哈萨克斯坦地区的逃跑规矩：应该在春天跑，不能在九月跑。但是，我们原计划是要搞到一辆汽车的呀！……我们从早上五点忍受着极端的痛苦一直躺到晚上八点钟！全身都麻木了，但是我们不能改变姿势：稍一坐起，动一动盖在身上的锦鸡儿草，就可能被远处的骑兵发现。我们每人身上都穿着两套衣服，简直要热死了。忍耐吧！

只有等到夜幕降下之后，时间才是属于逃跑者的！

我们从坑里起来，但站立不住，两腿酸痛。我们慢慢往前走，想逐渐把肌肉活动开。浑身无力，因为整天吃的是干通心粉，吞咽葡萄糖片。渴得厉害。

甚至在夜晚，今天已不比昨天了，还得提防埋伏，因为毫无疑问已经用无线电通知各地了，一定往各个方向都派出了汽车，特别是鄂木斯克方向。有趣的是，他们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现我们铺在地上的两件棉衣和象棋的呢？根据衣服上的号码，甚至不必按名单点名，立刻就会知道是我们两个人跑了。

事实经过是这样的：第二天清早，几个出工棚较早的爱干活的人发现了地上的两件冻得冰冷的棉衣。很清楚，这是在地上放了一夜的。于是他们就撕掉号码，把棉衣被在自己身上了：棉衣，这可是好东西呀！所以，看守根本没有拾到棉衣。被剪断的铁丝网只是到星期一傍晚才发现。而且是按照名册对了一天才弄清楚逃跑的人是谁。早知如此，逃跑者第二天早晨还可以公开地走路或坐车！就因为没有冷静地分析照明弹问题，白受了多少苦啊！

当劳改营里渐渐摸清星期天夜晚逃跑的真相时，人们想起那天灭灯的事来，赞叹不已：“嘿，真精！干得漂亮！他们怎么把电源切断的呢？”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是熄灯帮助了逃跑者。

我们第二天夜间的前进速度一小时不超过四公里。两腿痛得厉害，不断地要躺倒休息。渴！想喝水冬一夜之间走了不过二十公里。又得找个白天躲藏的地方了，又得躺倒受一天罪！

仿佛前方有个建筑物。我们小心地向它爬去。原来是几块大漂石。草原上竟会有这种东西是很奇怪的。说不定石头的凹坑里面会存着一点水呢？没有……有一块大漂石下面有一道沟。也许是胡狼打的洞。钻进去可不容易。万一它倒下来呢？那我们将被压扁，而且还不会马上死去。已经有些冷了。直到早晨也没有睡着。白天又没有睡。于是拿出刀子来在石头上磨：昨晚用它挖坑时弄钝了。

白天，我们听到很近的地方有车轮声。糟了，我们就在大路旁边呀。一个哈萨克人赶着大车紧贴着我们这块大石头过去了，嘴里还嘟嚷着什么。跳出去。追上他？也许他带着水？但是，不了解周围的情况怎么能抓住他呢！倒是我们会被人们看见；

追捕队看来并没有走这条路。我们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从下面朝四下看了看。相距大约一百米的地方有间破房。我们爬过去了。一个人也没有。井？！不，已经扔满垃圾了。角落上有一堆干稻草屑。在这里躺一会儿吗？躺下了。还是睡不着。噢，跳蚤咬得厉害！多么大的跳蚤呀！真多！科利亚身上的比利时西装是浅灰色的，那上面可以看到黑压压的一片。赶紧抖掉。拍打掉。我们又爬回胡狼窝去。时间在流逝，力气在消失）可是却不能前进。

黄昏时我们起来了。一点力气也没有。渴得难受。我们决定把前进方向再偏右些，早些起到额尔齐斯河。晴朗的夜空星光闪闪。飞马星座和英仙星座在我看来好像共同组成一个像我们一样低着头毅然往前走的老牛的轮廓。我们也在往前走。忽然，前面飞起了一颗照明弹！难道他们已经赶到前面去了？！我们惊呆了．我们看到铁路路基。眼前就是铁路。没有打第二颗。但一束探照灯灯光顺着路轨照射过来，光束不断地向铁路两旁摆动。一辆轨道车开过来了，这是在查看草原。马上会发现我们，那就完了……躺在光束下面等着被人家发现！真窝囊！

轨道车开过去了。没有发现什么。我们高兴得跳起来。虽然跑不动了。但还是盼望着尽快地离开铁路，走得远些。这时乌云密聚，天黑起来。我们两人忽左忽右地走着，迷失了正确方向，完全凭猜想往前走。速度也越来越慢，也许还走了些不必要的弯路！

毫无收获的一个夜晚！……又快天亮了。又得采集锦鸡儿草。又要挖坑。可是我的土耳其式弯刀不见了。大概是在躺着或者在铁路路基上跳跃的时候丢掉了。糟糕！逃跑者怎么能没有刀？我们用科利亚的刀挖了一个坑。

只有一点可以自慰。早就有人预言，说我要在三十八岁上死去。当海员的很少有人不迷信。但是，到了这一天早晨，就是九月二十日，我就满三十九岁了。三十八岁要死的预言已经与我无关。那就是说，我还会活下去！

我们又躺在坑里。不能活动。没有水呀……哪怕能睡着也好啊！但是，睡不着。能下一场雨也好1时间拖得太长了。不妙。逃出来已经三昼夜，而我们却连一口水也没有喝到。我们每天只吃五片葡萄糖片。而且我们离开营地并不远，也许才走了去额尔齐斯河的三分之一的路程。劳改营的朋友们可能正在为我们高兴，以为我们终于从乳臭未干的检察官那里获得了自由……

黄昏。星辰。方位东北。我们艰难地走着。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叫喊：“哇……哇！”这是什么？记得有经验的逃跑者库德拉说过，哈萨克人就是这样喊着赶开羊群附近的狼的。

弄一只绵羊！有一只羊我们就得救了！在自由的环境中谁也不会想到要喝血。可是，此时此地，求之不得！

我们偷偷向前爬去。看到房屋了。但看不到井。进房子是危险的。遇到人就等于留下痕迹。我们悄悄走近土坯搭的羊圈。原来是个哈萨克妇女在喊叫着赶狼。我们找了一处圈墙比较低的地方跳了进去。刀叼在嘴里。我们匍匐着去抓羊。可以听到羊就在我身旁喘气。但是，它们纷纷从身旁窜开，逃跑了！我们又从不同的方向朝羊群爬去。怎样才能抓住羊腿呢？羊又跑掉了。（后来，聊天的时候。人们指出了我们的错误所在：一我们是爬过去的，所以羊把我们当作野兽了。我们应当直起身来，像主人似的走过去，羊就会乖乖地听话了。）

哈萨克女人感觉到有点不对头，走过来，朝着暗处窥视。她没有带着灯火，但是她抬起几个土块向这边扔过来，有一块打中了科利亚。她朝我这边走来，马上就要扑过来了！不知是她看见了我，还是她感觉到了什么，她突然怪声怪气地喊起来：“有鬼！魔鬼！”猛地向后退去。我们也赶紧向后退，跳过矮墙，躺倒在地。传来一个哈萨克男人的声音，很镇静。大概是说：老娘儿们，看花眼啦！

失败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蹒跚着继续前进。

马的轮廓！太美啦！太需要啦！我们走到马跟前。马站立不动。我拍了它的脖子两下，把皮带搭上。我把日丹诺克扶上马，可自己却怎么也上不去，太疲劳了。用两手抓，用肚皮靠，腿怎么也不跨上马背。马不住地转圈。一下子，它挣脱了，驼着日丹诺克跑去，把他摔了下来。还好，日丹诺克手里抓住了皮带，没有丢下什么痕迹。让他们去猜是魔鬼干的吧。

我们让这匹马弄得更加没有力气了。走路更困难。偏偏前面又是一片耕过的地，要在犁沟里走。我们陷入绝境。拖着两腿勉强前进。不过，这也是好迹象：有耕地，也就有人家，有人家，也就有水。

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走啊，走。前面又出现了一些什么轮廓。我们卧倒，往前爬。是干草垛！好极了，牧场！额尔齐斯河就在附近？（其实，还远着呢！……）我们使出最后的气力爬上草垛，身子埋在草里。

这才算睡了一整天觉！连逃跑前的不眠之夜，我们总共已经五夜没睡觉了。

傍晚时我们醒来，听到有拖拉机的声音。悄悄地扒开个草，把头稍微抬起。我们看到；两台拖拉机正往这边开来。不远处有一户人家。天色黑下来了。

有了！拖拉机里一定有冷却用水！等拖拉机手去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喝机器的水。

天黑了。逃跑后已经过了整整四昼夜。我们向拖拉机爬去。

幸好，这里没有狗。我们摸到水槽，喝了一口。不行。水里有煤油。只得吐出来，喝不得。

这里的住户家里什么都有——有水，也有食物。要不要去叫开门？请人们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帮忙：“弟兄们！好人们！帮帮忙吧！我们是从监狱逃出来的！”这样行吗？十九世纪的时候，人们会把盛满饭的瓦罐、衣服和钱给你送到泰加森林的小路上来，像诗里讲的那样：

农妇们给我幸来了面包。

小伙子们送给我马合烟。

现在我们能这样干吗？别异想天开了！！时代不同了。人们会出卖你！或者是真心诚意地去出卖你，或者只是由于怕受连累。因为为了同情囚犯也会判他们二十五年苦役的。上一世纪的统治者们还没有想到对那些给别人面包和水的人按政治罪论处呢。

只好拖着身子往前走。整夜地走。我们盼望到达额尔齐斯河。我们在寻找河的迹象。但是，一点也没有。我们强迫自己走，毫不怜惜自己。天亮之前，又遇到一个草垛。这次要爬上去就比昨天困难多了。睡着了。也算不错。

快天黑的时候我们醒来。人能有多大忍受力啊？我们逃跑已经五昼夜了。我们看到不远处有个蒙古包，它的旁边有个敞棚。我们悄悄走过去。里面堆着一些做饲料的粟子。我们装了满满一公事包，想吃几口，嚼碎，但是咽不下去。口里已经完全干了。忽然，我们看见蒙古包旁边有一个大茶汤壶，足能装两桶水。我们爬过去。打开龙头，——空的！真倒霉！我们把它歪过来，每人只喝了两口。

我们又向前走去。不断地摔倒在地。躺着的时候，觉得呼吸就容易些。我们已经不能从仰卧的姿势坐起来了。要起来，必须先转身趴下，然后两腿蜷起来，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就这样也还累得直喘气。我们瘦得似乎肚皮要贴到脊梁骨了。快到早晨的时候，我们走不到二百米就得躺下休息一次。

这天早晨连草垛也没看见。小土岗上有个洞穴，像是野兽的窝。我们在里面躺了一天，但是没有睡着。天气有些凉了，躺在地上很冷。也许是我们的血已经不热了吧？我们试着嚼一点通心粉。

突然，我看见有一小队士兵走过！是戴红肩章的！是要包围我们！日丹诺克扯了我一把：“你看花眼了！那是马群！”

是啊，是我的错觉。我们又躺下。这一天像是没有尽头似的。忽然，一只胡狼跑来：要回它自己的窝。我们把通心粉推到前面，自己往后退了退，想把它诱过来，刺伤它，然后把它吃掉。但是，它没有吃通心粉，跑了。我们这个小土岗的另一边是个斜坡，斜坡下面是一片干涸了的湖底碱地，湖对岸有个蒙古包，有炊烟升起来。

已经过了六昼夜。我们已到达极限了：刚才我发生了幻觉，看到戴红肩章的士兵，舌头已经转动不灵了。我们很少小便，而且便中带血。这样不行！今晚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弄到水和食物！我们要到那边去，进蒙古包去！如果他们拒绝，就用暴力夺取。我记得一个老逃跑者格里戈里·库德拉曾告诉过我一句命令语：“玛赫玛杰拉！”（意思是：劝告结束，拿！）于是我与科利亚商量好，到时候由我下命令：“玛赫玛杰拉！”

我们在昏暗中悄悄走近蒙古包。旁边有井！但是没有水桶。不远处有一个栓马桩，挂着一匹备好了鞍的马。从门缝里可以看到蒙古包里有两个哈萨克人，一男一女，坐在油灯分，还有几个孩子。我们敲敲门，进去了。我寒暄了一句：“萨拉姆！”可是，自己眼前直冒金星，真担心会倒下去。蒙古包里有一张矮圆餐桌（比我们现在时兴的桌子还矮）。四周摆着长木凳，上面铺着大块毛毡。还有一只大铁皮箱子。

哈萨克男人嘟嚷了一句什么，皱着眉头瞅了我们一眼，看样子很不高兴。我坐下来以示庄重（而且总得省点力气呀），把公事包放在桌子上。

“我是地质勘察队队长，他是我的司机。我们的汽车停在草原上，离这里五六公里远，那儿还有几个人。汽车的散热器漏水，水漏光了。我们自己也三天没吃饭了，很饿。老大爷，给我们点儿吃的和喝的吧！另外，您看怎么办好？得请您帮我们出点主意呀。”

但是，哈萨克人只管眯着眼，并不把吃喝的东西拿出来。他问道：

“队长贵形（姓）？”

我本来是全部准备好了的，可是现在脑袋嗡嗡响，全忘了。我回答：

“伊万诺夫（当然，太蠢了！）。那么，老大爷，卖给我们点儿东西也行啊！”

“没有。去找别的邻居吧！

“远吗？”

“两公里”

我正在庄重地谈话的时候，科利亚已经忍不住了，他从桌上的盘子里抓了一块饼，嚼起来，不过，看样子咽不下去。这时，哈萨克人突然抄起鞭子（那是一种皮条很长的短把鞭子），朝着日丹诺克举起来。我站起来，一边说着：“唉，你们这些人呀！这就是你们的好客态度吗？广而哈萨克人却用鞭杆在戳日丹诺克的后背，赶他出去。这时候我发出了命令：“玛赫玛杰拉！”随手抽出刀来，对哈萨克人说：

“到墙角去！躺下！”

哈萨克人藏到帐子后面去了。我紧跟上去：怕他那里有猎枪，万一他开枪呢！但他扑通一声倒在木床上，一面在喊叫：

“全拿走吧！我什么也不说！”

啊！你这狗养的！我干嘛要“全”拿走？为什么起初我要一点点东西你都不肯给？

我命令科利亚：“搜！”自己则拿着刀站在门口。哈萨克女人在尖声叫唤，孩子们吓哭了。

“告诉你女人，不许叫！我们不杀人。我们要吃的东西。肉，巴尔（有吗）？”

“伊奥克（没有）！”哈萨克人把两手一摊。

这时科利亚在蒙古包里搜寻，已经从角落里寻出了一大块腌腊羊肉。

“你怎么撒谎？！”

科利亚又找出了一个大盆，盆里是“巴乌尔萨吉”——一种用油炸的酥面块。这时我明白了：桌上碗里装的是马奶酒！我和．科利亚把它喝了。每喝下一口，就觉得生命在慢慢复活！多好的饮料啊！头有些晕，但是醉意倒使我们感到轻松，像是有了力气。科利亚高兴得不得了。他把钱递给我。总共二十八卢布。他身上还不止这些。我们把羊肉装进口袋，把“巴乌尔萨吉”和面饼、糖果、一种带馅的方形点心统统装进另一个口袋。科利亚又找到了一大碗羊肉干。有刀！这东西我们也很需要。我们尽量不要忘掉什么，两把小木勺，还有盐。我拿出一只口袋来。又回去取了一桶水、拿了一条毛毯，一副备用的马笼头和鞭子。（哈萨克人嘟嚷着，看样子很不满意：他还要骑马追我们嘛！）我对哈萨克人说：

“告诉你，记住！今后要学会对客人客气点儿！起初你要给我们一碗水和十来片巴乌尔萨古，我们也会叩头谢恩的。我们从不欺负好人！最后，还要告诉你：躺着，不许动！我们可不止两个人！”

我让科利亚在门口守着，自己把其余的猎获物都运到马桩旁边。按理应该急忙走开，但我冷静地盘算着。我把马牵到井旁，饮了饮。马也要干活的呀：它得驮着很重的东西走一夜呢！我自己和科利亚都在井旁喝足了水。这时，一群鹅跑过来。科利亚对家禽是有偏爱的。他说：“咱们抓两只吧！把脖子拧断！”“声音太大。别再耽误时间了。”我放下马镫，紧一紧马肚带。日丹诺克在马鞍后面搭上一条毛毯，踩着木井架上了马，手里提一桶水。我把两只口袋系在一起，搭在马背上，自己骑在马鞍上。我们看着天上的星辰向东方走，这样可以迷惑追捕的人。

马是很不满意的：骑上两个人，又不是主人。所以它总想掉头往家走。但是，我把它制服了。马轻快地走起来。看到一边有灯火。我们绕过去。科利亚在我的耳边唱起歌来：

纵马在草原飞驰，

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多好啊！我这平行，

只要有匹好马骑！

“我还看见了他的公民证呢！”科利亚说。

“那为什么没拿？公民证什么时候都有用。只要从远处把封皮亮一下就行了。”

一路上，我们人不离鞍、马不停蹄地往前赶路。隔一会儿就喝水，隔一会儿又吃东西。情绪完全不同了！这一晚上能走远些就好了；

忽然，我们听见乌的叫声。眼前出现了一片大潮。绕过去吗？太远了，时间太可惜。科利亚下去牵着马沿着一条泥泞的根堤在前走。过来了。但是，走得太急，毛毯不见了。滑掉了……我们留下了踪迹……

这非常不好。从哈萨克人那里往各个方向有很多道路。但是，如果毛毯被发现，把这个点同蒙古包连起来。就会判断出我们去的方向。回头去找？没有时间。何况，反正总会知道我们要往北逃的。

我们下马休息了一次。我拉住马缰绳。我们又吃，又喝。不断地吃，喝。桶里只剩下桶底一点水了，我们自己都为之惊奇。

方向正北。马已经跑不起来，但是快步走一小时也可以走入至十公里。我们过去六天夜里走了大约一百五十公里，今天这一夜就走了七十公里。如果没有走许多弯路的话，按理应该到额尔齐斯河了。

天快亮了。可是找不到掩蔽处。我们继续往前走。这时走路已经有危险了。我们看到一处深陷下去的地方，像个大坑。我们牵马下去；又吃喝了一顿。突然，听到附近有摩托车的哒哒声。不好！那就是说，这附近有大路。应该藏到更可靠的地方。我们爬出去，了望了一下。不远处有一个荒废的、无人居住的小村子——“阿乌尔”。我们走进村里，在一间只有三面墙的破房里，把东西从马上卸下来。把马的前腿绊住，让它自己去吃草。

但是，这一天我们却睡不着：哈萨克人和毛毯使我们留下踪迹了。

天黑了。这已是七昼夜了。马在远处吃草。我们去牵马，马跳着挣脱了，不让李。科利亚抓住了马鬃，马拖着他往前跑，很快就把他甩掉了。马挣脱了前腿的绊绳，现在再也无法抓住它。我们追捕了足有三个小时，筋疲力尽；把它赶进废墟，用皮带套它，到底也没有套住。我们咬牙切齿，可是，没有办法，只好放弃它。我们只剩下了笼头和鞭子。

吃点东西，喝完剩下的一点水，我们背起干粮口袋，拿起空水桶，往前走去。今天有力气。

第二天早晨我们只好藏在离大路不远的灌木丛里。这个地方不很好，可能被发现。一辆马车辘辘地过去了。这一天又没能睡觉。

第八个夜晚，我们又上路了。行走间突然感到脚下的土地像是松软些了：这是耕过的土地。我们继续往前走。大路上有汽车灯光。当心！

新月在云中穿行。我们又走进一个死绝的“阿乌尔”村子。可以看到前方的村里有灯光。微风从那里把歌声送到我们耳边：

“小伙子们，卸下你们的骏马吧！……”

我们把口袋藏在废墟，拿着水桶和公事包向村里走去。刀藏

在衣袋里。走近村边第一所房子。一只小猪在哼哼地叫。要是在

草原遇到它，嘿！……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迎面过来了。

“我说，这位大哥，我们的汽车在那边儿，运粮食的。请问，

到哪儿能弄点水呀？汽车散热器得加点水。”

水伙子下了车，领我们过去，指给我们。村边有口大缸，大

概是饮牲口的水。我们灌了一桶，提着走开，没有喝。等小伙子

走远了，我们这才坐下喝，喝呀，一下子喝掉半桶。（今天特别渴，

因为吃饱了。）

已经有些凉意。脚下是真正的青草！附近一定有河！应当找

到河。我们往前走去。草越来越高，出现了灌木丛。柳树！柳树

一般是长在水边的。芦苇！终于看到了！！这大概是额尔齐斯河的

一个河汊。啊，现在可以到河里玩玩水，洗一洗身子了。两米高

的芦苇！野鸭从脚下惊起。多宽旷的地方啊！在这里我们是万无

一失的！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胃肠八天来才第一次表明它们是

在正常工作着。这是在它们经过八天的无所作为之后！真是痛苦

极了！大概妇女临产时就是这个样子吧……

然后，我们又回到废弃的阿乌尔。在残垣断壁间点起火堆，把

腊羊肉拿出来煮了吃。按理应该把时间花在走路上，但是。真想

吃。老是想吃，总觉得吃不饱。我们吃得行动都不很方便了。这

才怀着无比满足的心情去寻找额尔齐斯河。这时候，在叉路口上，

八天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发生了：我和科利亚争吵起来——我说

应该往右，他认为应当往左。我确切地感到应该往右，可是他怎

么也不听。意见分歧，这对于逃跑者是危险的。在逃跑中一定得

有人拥有最后决定权，否则，必定遭殃。我断然向右走去，表示我坚持自己的意见。我走了大约一百米，听不到后面的脚步声。心里难过极了。我们不能分离啊！我在草垛旁坐下来，往回看……科利亚走来了！我拥抱了他。我们又并肩向前走，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灌木丛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清凉。我们走到一个断屋前面。下面传来波浪的拍击声，淙淙的流水声，那是额尔齐斯河在向我们发出它那怡然自得的喘息声……我们的喜悦心情无可言状。

我们在河边找到一个干草垛，爬了上去。喂，鹰犬们，你们现在在哪儿找我们呀？啊？我们这回可真要好好睡一觉了！

我们……被枪声惊醒了！旁边就有狗叫声！……

怎么？这就完了吗？我们的自由就到此结束吗？……

我们紧抱在一起，屏住气息。一个人从草垛旁走过去。带着猎犬。是个猎人！……我们又睡着了，睡得很甜……整整睡了一天。我们就这样度过了逃跑后的第九个昼夜。

天一黑下来，我们便顺着河岸走去。我们是三昼夜前留下踪迹的。现在那群狗准是正在额尔齐斯河一带寻找。他们懂得我们定会朝着河流逃。因此，顺着河岸走很可能碰上埋伏。而且这样走起来也不方便，得绕过河曲、河弯、芦苇塘等等。必须弄到一只船！

灯光。岸上有人家。船桨的声音。静下来了。我们等了很久灯光才熄灭。我们轻轻走下去。船！一双桨好好地摆着。太好了！（船主人完全可能取下桨拿回家去的呀！）“再往前就出海了，苦恼就少了！”我亲爱的大自然啊！起初我轻轻地划，一点儿拍打水的声音也不敢出。划到河中流后就全力以赴了。

我们顺流而下。对面，从河曲处转出一艘轮船来，船上灯光通明。有多少灯啊！所有的窗户都亮着，整个轮船浸沉在跳舞的音乐声中。还可以看到幸福的自由乘客们在甲板上散步，在餐厅里进餐。他们并不意识到自己的幸福，甚至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自由。他们在船舱里该有多么舒适啊！……

我们这样往下游划了大约二十多公里。食物快吃完了。现在还是夜晚，应该乘机补充一些。有鸡叫声。我们把船靠了岸，悄悄朝鸡叫的方向走去。有一所小房。没有狗。一间牛棚。一条母牛和一只小牛犊。有鸡。日丹诺克很喜欢家禽。可是我说：咱们牵走牛犊吧。我们把牛犊的绳子解下来。日丹诺克牵着它朝岸边走去，我在后面认真地把足迹都弄掉，否则那群狗就会知道我们是沿河而下了。

小牛犊很听话地一直走到岸上，但是，它不想上船，身子向后坐，不往船上走。我们两人好容易才把它弄到船上，按倒了。日丹诺克坐在牛犊身上压着它，由我划船。我们本想离开河岸之后再杀它。但是，我们错了，不该载着活的走！小牛犊挣扎着要起来，它把日丹诺克翻倒在船上，两只前腿已经进水了！

全舰紧急集合！日丹诺克拉住了小牛的后腿，我拉住了日丹诺克。我们全都偏向船的一边儿，水从船帮涌进来。可别淹死在额尔齐斯河里！好容易才把小牛拉回来。但是船里进了不少水，吃水很深。得把水淘出去。但在这之前应该先把牛宰掉。我拿起刀来，想把它后颈上的脖筋割断，我记得有那么一个地方是可以割断的。但是，我割的不对，或者因为刀子不快，没有割断。小牛浑身抖动，往外挣脱，它被彻底激怒了。可我也很生气。我又想割断它的喉管，又没有割成。小牛哞哞叫着，不住地踢跳，眼看就要跳出船去，或者要把我们淹死了！它要活！可是我们也要活呀！！

我不停地用刀捅它，可总是杀不死。小牛摇晃着，左右冲撞，这个没有理性的混蛋眼看要把船弄翻，把我们淹死了！因为它这么愚笨而顽固，我对它就像对一个最大的敌人那样真地产生了不共戴天似的仇恨。我开始怀着无比仇恨用刀子胡乱地往它身上扎、割、捅。它身上的血往外冒，溅到我们的身上。它大声哞叫，绝望地挣扎。日丹诺克压住它的头，船猛烈地摇晃，我不住手地用刀桶。可我从前是个连只小老鼠，连个小甲虫都不肯杀死的人呀！这时已顾不得怜悯了：现在是它死我活的问题！

小牛终于不动了。我们赶紧淘出船里的水：用舀子，用罐子，两人一起忙。然后才往前划去。

水流把我们的船冲进一条河岔。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岛。我们该藏起来，因为天快亮了。我们把小船牢牢地隐藏在芦苇深处，把小牛和我们的全部财产都拖到岸上，用芦苇把船盖上。拖着牛腿把它拉上岸边的陡壁可真不是件容易事。岛上是齐腰高的青草和树林。神话般的境地！我们已经在沙漠、草原呆了好几年，简直忘记树林、青草、河流是个什么样子了……

天亮了。小牛的脸像是非常委屈。但是，多亏了它这个小兄弟我们如今可以在岛上生活了。我们用“卡秋莎”上的一段废锉把刀子磨了磨。我从来没给牲畜开过膛，现在也得学会。我把小牛的肚皮割开，扒开，取出内脏。在树林深处点起一堆火，煮起牛肉和燕麦片来。煮了满满一水桶。

宴席！主要的是心里坦然：我们在岛上，小岛把我们和恶人们隔开。人们中间也有善良的，但是逃跑者似乎很少遇见善人，全部十分凶恶。

天气晴朗，很热。今天不需要蜷缩在胡狼窝里了。草很密，绿油油的。那些每天践踏青草的人是木了解青草的价值的。他们不能理解，一下子扑到草地上把脸紧紧地贴在草上时的愉快心情。

我们在岛上慢步走了一会儿。这里有很多野蔷薇花丛。野浆果也熟了。我们不停地吃。然后又去喝肉汤。又煮牛肉。把牛腰子放在粥里煮。

心情很轻松。回顾我们走过的艰难路程，可以发现不少好笑的事。他们还在等着我们演出短小喜剧呢。不难想象他们会怎样破口大骂我们，怎样向上司汇报。一想到他们那种样子，就不由得要放声大笑！……

我们找了一棵大树，把树干的皮扒掉一大片，用烧红的铁丝往树上烫字：“一九五O年十月，无事被判终身苦役的人们在奔向自由的途中曾于此稍憩。”就留下这踪迹吧！在这密林深处它不会对搜捕人员有所帮助、可是，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这些字的。

我们决定不急于离开这里。我们为之而逃跑的一切——自由！——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即使我们到了鄂木斯克或莫斯科，自由大约不会比这更充分。）除了自由，这里还有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翠绿的芳草和逍遥的闲暇。这里有足够的肉食。只是没有面包，就是缺少面包啊！

这样，我们在小岛上住了将近一星期：从逃出后的第十昼夜到第十六昼夜的开头。我们在树林深处搭起了一个干草窝棚。不错，夜里窝棚里有些冷，但我们可以在白天补足睡眠。这些天一直是晴天。我们喝了很多水，努力像骆驼那样在体内储存一些水。我们无忧无虑地坐在草地上，透过树枝的空隙观赏着那边的，河岸上的生活：汽车奔驰，人们在割草。这已是在割第二茬草了。谁也不往我们这边望一眼。

忽然，白天，我们正在草丛里晒太阳打盹的时候，听到岛上有斧头砍树的声音。一抬头，看到一个人正在用斧头砍树枝，边砍边向我们这面移动。

半个月来，我的胡须已经很长了，没有东西可以用来刮脸。我的样子一定很可怕，像个典型的逃犯。可是日丹诺克却不长胡子，脸上光光的像个大孩子。因此，我就装作睡觉的样子，叫日丹诺克迎上前去，不等他说话，就向他借支烟抽，并且对他说；我们是从鄂木斯克来的旅游者，问问他是哪里的。如果发现不对头，我这里是准备好了的。

科利亚走过去同那个人谈起来。两人吸起烟来了。原来是个哈萨克人，左近农庄的。后来，我们看到他顺着岸边走去，上了船，连砍下的树枝也没拿，就划船走了。

这是什么意思？是急着去报告看见我们了吗？（也许，相反，他自己害怕了？怕我们去报告？因为随便砍伐森林也要判刑的呀！实际生活就是这样：大家互相害怕。）我问科利亚：“你对他说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咱们是登山者呀！”真叫人哭笑不得！日丹诺克总是把事情弄乱。“我不是说过，我们是旅游者吗！在这空旷的草原地带哪里会有什么登山者？！”

不行，不能留在岛上了！享福享到头了。我们立即把东西全搬到船上，启航了。虽然是白天，也得尽快离开这里。科利亚躺倒在船底，外面看不见他，远处看去船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尽力划，使船走在额尔齐斯河的中流。

一个问题是要买到面包。另一个问题是快到人多的地方了，我一定得刮刮脸。我们打算到达鄂木斯克市之后卖掉一套西装，过去几站再乘火车走。

傍晚前，我们看到一所浮标工住的小房。我们上岸了。屋里只有一个女人。她很害怕，有点不知所措：“我这就去叫我男人来！”她说着就慌慌张张出去了。我跟在后面，盯着她。忽然，日丹诺克从小房那边不安地喊道：“格奥尔吉！”（见你的鬼！你那舌头是怎么长的！不是商量好叫我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吗！）我只好回到小房旁。这里已有两个人，其中一人端着猎枪。

“干什么的？”

“旅游的。从鄂木斯克来。想买点吃的。”我为了驱散他们的怀疑，接着说：“咱们进屋去谈吧，为什么这么不热情呢？”

这么一说，他们果然有些缓和了：

“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或许农庄里会有吧。往下游去，两公里远。”

我们回到船上，又往下游走了二十公里。月色清明。我们爬上陡岸，看见一所小房。屋里没有灯光。我们敲敲门。一个哈萨克人开门出来。这是第一个同意卖给我们半个圆面包和四分之一口袋土豆的人。我们买了他一根针和一点线（这大概是我们不够谨慎之处）。我们向他要了刮脸刀，但是刀片不快，刮不掉，这个哈萨克人没有胡子。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好人。我们尝到了一点甜头，便又问：能不能卖一点鱼给我们。哈萨克人的妻子走出去，拿了两条鱼来，她把鱼递给我们时，我听到她说：“勿需钱！”这可是喜出望外了，不需给钱，白送给我们！这两个人可真是好人！我就接过鱼往口袋里装。可是哈萨克人却把鱼往回拉。“她说的‘五许钱’，就是五个卢布的意思！”男主人解释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不，我们不要，太贵。

夜里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继续往前航行。次日，第十七天，我们把船藏在树丛里，自己找个草垛睡觉。第十八、十九两天也是这么度过的。尽量避开人。我们什么都有：水、火、肉、土豆、盐、水桶。陡峭的右岸上是一片针叶林，左岸是草地，有很多干草垛。白天，我们藏在树从里点起火来，煮马铃薯肉汤吃、睡觉。

但是，快到鄂木斯克了，总得出去见人啊，也就是说，需要一把刮脸刀。简直是束手无策了：没有刮脸刀和剪子怎么能去掉这把胡子呢？一点办法也没有！难道一根一根地拔？

月光下，我们看到岸上有个小土岗。我想：这是不是古代的边防哨所？也许是叶尔马克“时代留下的吧？我们上岸去想看个究竟。面前这座由土坯房组成的神秘死城在月光下显得十分阴森可怕。大概它也是三十年代初期造成的吧……烧光了能烧的一切，推倒了土坯墙，人们被绑在马尾巴上拖走了……反正外国旅游者是不会到这里来的……

两个星期以来一场雨也没有下过。但是，夜里已经相当冷了。为了赶路，大部时间由我划船。日丹诺克坐在船尾闲着，更觉得冷。到了第二十天的晚上，日丹诺克便开始要求点个火堆，喝点开水暖暖身子。我让他来划船，但是他冷得直打战，一个劲儿地要求点火堆。

作为一起逃跑的同志，我无法拒绝他的这个要求，但科利亚自己应该懂得这有多么危险，应该放弃这一要求。但是，日丹诺克有个弱点，他不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就像那次从桌上抓起一块饼吃或者受到家禽的诱惑时那样。

他一直在打战，不住口地要求点个火堆。要知道，额尔齐斯河流域一带到处都在警惕地等待着我们的出现呢！其实，我们直到今天还一次也没有遇到过搜捕小队，他们居然没有在月夜的额尔齐斯河中流发现我们，没有拦住我们，这倒是很奇怪的。

这时，我们看见高高的河岸上有一处灯光。这回科利亚不要求点火了，而是要求到人家里去暖和暖和。这更加危险。不应该同意。我们忍受了那么多痛苦，走过了那么艰难的道路，为什么呀？但是，我怎么能拒绝他呢，他是不是病了？他又克制不住自己，不放弃这一要求。

小屋里一盏油灯，一对哈萨克人老夫妇睡在地板上。他们吃了一惊，立即跳起来。我解释说：

“我们这位同志病了，想借您个地方暖和暖和。我们是出差的，出来采办粮食，坐船从对岸过来的。”

哈萨克老人说：“那就躺下休息吧！”科利亚一头躺到一块大毛毡上。我也装作躺在一边的样子。这是我们逃跑以来住进的第一间屋子，但是我却好像躺在火盆里似的；不但睡不着，而且躺不住。现在像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出卖了，自己心甘情愿地走进了陷阱。

哈萨克老人出去了，他只穿了一件内衣（如果不是这样，我一定会跟出去的）。可是，好半天不见他回来。我侧耳一听，门外有人用哈萨克语在小声说话。是两个年轻人。“你们是作什么的？管理浮标的吗？”我从屋里首先向他们发问了。

“不是。我们是共和国第一个国营牧场——一阿拜国营牧场的。”

我们找的这个地方可真是最糟糕的了！凡是国营农场所在地，都有苏维埃政权机关，有民警。这是共和国第一个国营牧场，那就是说，是个培养重点，更是积极……

我握了握科利亚的手，小声说：“我上船去，你随后赶来，拿着公事包。”然后又大声对他说：“咱们不该把吃的东西都留在岸上。”我走到外间，一推门，门反锁着。这就清楚了。我返回屋里，急急地扯了科利亚一把，又回到外间门前。门做得不很地道，有一块板子底下短一点，我从这里伸出手去，用力往前伸着摸……原来外面是用一根木棍子把门顶住的。我把它推倒了。

我出来急忙奔向河岸。船还在原处。我站在明亮的月光下等待科利亚。可是，不见科利亚跟上来。唉呀，真是害人！那就是说，他没有毅力立即站起来，想多暖和一步钟。也许是把他抓住了。应该去救他出来。

我又爬上陡岸。迎面走来四个人，其中有日丹诺克。四个人靠得很近。（或者是人们在抓着他？）日丹诺克喊道：“格奥尔吉！（看，他又喊“格奥尔吉”！）快过来吧！他们要看咱们的证件！”我本来叫他把公事包拿着的，可是他空着手。

我走到近前。新来的哈萨克人用蹩脚俄语问道：

“你们的证件呢？”

“您是什么人？”我尽量镇定自若地反问他。

“我是管理员。”

“噢，好啊，”我用称赞的口吻说，“咱们一起回去吧。证件是随时都可以检查的。在那儿，在屋里。屋里不也亮些吗？”我们一起回到屋里。

我从地板上慢慢拿起公事包来，走近油灯，心里盘算着怎样打倒他们，怎样跑出去，同时嘴里自言自语地说：“证件嘛，随时都准备着，请检查吧。检查证件嘛，该检查谁就检查谁。提高点警惕总是好的嘛。我们粮食来办处里就发生过一桩事……”我已经在拉公事包的拉锁，就要打开立了。他们凑在我的身旁。我用肩膀猛地朝管理员一靠，他撞在老头子身上，两个人都倒了。我反手就给另一个年轻人一拳。叫声！喊声！我说一声“玛赫玛杰拉！”，拿起皮包就冲出了内屋、冲到外屋门口。这时我听到科利亚从门过道喊道：“格奥尔吉！抓住我啦！”回头一看，只见他把住门框不放，哈萨克人正在往里拖他。我拉了他的手一把，没拉出来。于是我蹬住门框，猛地用力一扯，把科利亚的身子一下子拉到我的身后去，可我自己却因用力太猛倒下了。立即有两个人扑到我身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从他俩的身体下面跳起来的。我们宝贵的手提包只好留在那里了。我直奔岸边石崖，连跑带跳！后面的人用俄语叫喊：“用斧头砍他！用斧头！”看样子是在吓唬人，不然他们就说哈萨克语了。我感到他们的手就要抓到我了。我跌跌撞撞地往前跑，跳下石崖！科利亚已经跑到船旁了。我对他喊道：“把船推进河！你快上去！”幸亏他们没有枪。我跳进水里，水没了膝盖，我追上船，跳上去。哈萨克人不敢下水，他们在岸边跑，一面喊着：“追呀，追！”我对他们喊：“怎么？你们这些混蛋，抓到了吗？”

幸亏他们没有枪。我顺流划去。他们大声喊叫着在岸上跑，但不远就有一个小河弯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我脱下两条裤子（一条海军裤和一条西装裤），把水拧干。冻得我浑身打战。

“哼！科利亚！你这回暖和过来了吧？”科利亚一声不吭……

很明显，必须离开额尔齐斯河。应该在黎明前上岸，尽快搭顺路汽车赶到鄂木斯克。好在已经不远了。

“卡秋莎”和盐都在手提包里。到哪里去弄刮脸刀呢，更不用说要把衣服晒干了？眼前岸边有一只小船，一间小房。看样子像是浮标工住的。我们上了岸，叫门。里面并不点灯。一个粗声粗气的男人声音：“难呀？”

“让我们进去暖和暖和吧！船翻啦，差一点淹死！”里面的人磨蹭了好久，终于把门打开了。在昏暗的门过道一个粗壮的老头子倚在门旁，是个俄罗斯人，双手举着斧头照准我们。谁敢进去，他会一斧头劈下来的！我急忙对他解释：

一您别害怕，我们是从鄂木斯克来的。是出差回来的。刚到阿拜国营牧场去过。我们本想坐小船到下游去一趟，可从您这里往上游去不远有个浅滩，还有人下了鱼网，我们没弄好，把船搞翻了。”

老头子还是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们，并不放下斧头。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在什么画上？他像是个壮士歌里的老汉，白发苍苍。他终于答话了：

“那么说，你们是往日列坚卡去？”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是啊，去日列坚卡。可主要的是把皮包掉在水里了，里面有一百五十卢布。我们在国营牧场买了肉。现在也顾不得那些肉了，您想不想把我们的肉买下来？”

日丹诺克去取肉。老头子把我放进里屋。屋里有一盏煤油灯，墙上挂着猎枪。

“现在该看看你们的证件了。”

我尽量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说：

“证件嘛，总是要随身携带的。幸而放在上衣口袋，没弄湿。我叫斯托里亚罗夫·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本州畜牧业管理局的特派员。”现在应该尽快地掌握主动权。于是我问他：

“您呢？”

“看管浮标的。”

“访问您的名字和父名？”

这时候科利亚回来了。老头子也就再没有提证件的事，只说，他买不起肉，但是招待一杯茶喝还是能够办到的。

我们在他这里大约坐了一小时，他用细劈柴点着火，给我们热了一点茶，拿出一块面包，甚至还切了一块炼过的脂油。我们谈论着额尔齐斯河的河道，得用多少钱买只船，在哪里可以卖掉它。大部时间是他一个人在说。他用一双老人的慧眼颇表同情地望着我们。我觉得他好像全都明白，是个真正的人。我甚至想对他吐露真情了。但是，这对我们不会有好处。看样子他不会有刮脸刀，他那满脸的胡须就像林中野草一样。而对他来说，还是不知道真情比较安全，否则，他就有“知情不报”之罪。

我们把小牛肉留给他一些，他送给我们一些火柴，领我们到岸边，还告诉我们船走到什么地方要靠哪一边走。我们离岸后急忙划开，想在这最后一夜尽可能走得远些。抓我们的事发生在右岸，所以现在我们尽量靠近左岸走。月亮挂在低空，天气晴朗，我们可以看见右岸的高坡上有一片树林，离岸不远有一只船也正向下游行驶，但是不如我们的小船走得快。

那是不是行动人员小组的船？……我们的船和那只船平行了。我决定不顾一切，采取主动。我用力摇桨，把船向那只船靠过去。

“老乡，您这是往哪儿去呀？”

“去鄂木斯克。”

“从哪儿来的？”

“巴夫洛达。”

“干什么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搬到那儿去住。”

听他那“噢”音很重的口音，不像是行动人员。回答问题很痛快，看来是愿意搭个伴儿的。他的妻子睡在舱里，他趁着夜晚打桨赶路。我仔细一看，这原本不是一只船，是一辆大车改装的。里面装满家具什物，大包小包。

我迅速地盘算着。这是我们在河上的最后一夜，最后几个小时了，却有这样的巧遇！既然他是搬家的，他船上必定是食物、钱、公民证、衣服、甚至刮脸刀，什么都有。而且哪儿也没有人抓他们。我们是两个人，他是一个人（他妻子根本不在话下）。我可以用他的公民证，科利亚打扮一下可以装成女人，他个子瘦小，脸上没有胡子；至于体型，可以伪装一下。当然，他们也会有皮箱。这对我们装扮成旅行者有用处。这样，任何一个汽车司机都会同意把我们带到鄂木斯克去，今天早晨就能到。

俄国的河上哪个时代没有打劫的呀？既然是险恶的命运之神这样安排的、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自从我们在河上留下踪迹之后，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当然，不忍心夺走他用血汗挣来的财富，他是有些可怜，但是，谁可怜过我们呢？或者将来有谁会可怜我们呢？

这就是我和日丹诺克一瞬间所想到的。我只轻轻地问了一声：“嗯？”日丹诺克小声回答说：“玛赫玛杰拉。”

我使船慢慢靠过去。已经开始把他们的船逼近河岸了，岸上是一片黑压压的树林。我加紧靠过去，尽量不使船走进前面的河曲处，说不定那里就是树林的尽头了。我忽然改用首长的语气命令说：

“你听着！我们是内务部的行动小组。你把船靠岸吧，检查一下你的证件！”

划船的人把桨扔下了：不知他是害怕还是因为遇到的不是强盗而是内务部行动小组而高兴。

“请吧，就在船上检查也行啊！”

“告诉你靠岸，你就靠岸！快点！”

我们都靠岸了，两只船紧挨着。我们跳上岸，他却好不容易才爬过那些包袱。原来他是跛脚。他妻子醒了，睡意惺松地问道：“还远吗？”小伙子把公民证递给我。

“你的服役证呢？”

“我是残废。因伤致残，免役了。这是证明……”

我看到他的船首有金属的闪光，那是一把斧头。示意科利亚把它拿掉。科利亚猛地扑过去，一把抓起斧头。那个女人尖叫了一声，她感到不对头了。我厉声说：

“你喊什么？！别叫！我们是在搜查逃犯。斧头也是凶器嘛！”女人安静下来。我命令科利亚：

“中尉，你到哨所去看看，沃罗比约夫大尉应该在那儿。”

（姓名、职称都是随口说出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朋友沃罗比约夫大尉也是个逃跑过的人，他现在还蹲在埃克巴斯图兹的加强管制棚里。）

科利亚明白了：到上面看看有没有人，可不可以行动。他跑上山坡去。我继续讯问、查看。我仔细看他的公民证和证明，被检查人讨好地不住地划着火柴给我照亮。年龄很合适，这个残废人还不到四十岁。他当过浮标工，现在卖掉自己的房子和奶牛（所有的钱当然都带在身边），想到外地去寻求幸福生活。他觉得只是白天走太慢了，所以晚上也在赶路。

这是一个绝好的、难得的机会，因为并没有人追捕他们。但是，我们想干什么？要他们的命？不，我从未杀过人，也不想杀人。侦查员和行动人员折磨和侮辱我的时候，我想过杀人，但对普通的劳苦人民，我下不了手。拿走他们的钱吗？只要拿一点点。嗯，多少算“一点点”？只够买两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加上吃饭的钱就行了。另外还要一点破旧东西。这不会使他们破产。不拿走他们的证件和船，同他们商量好，不许他们去报告，行吗？很难相信他们。况且，我们自己没有证件怎么行？

可是，如果拿走他们的证件，那他们就别无办法，只有去报告。为了不让他去报告，就得委屈他们，把他们绑在这里。要绑得能使我们有两三天的充裕时间才行。

这么说来，不是很简单吗？

这时科利亚察看回来了，暗示我上面一切正常。他等着我发出“玛赫玛杰拉！”的命令。怎么办？

奴役的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图景又浮现在我眼前。我原意回到那里去吗？……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

这时，突然，有一个什么东西非常轻柔地抚摩了我的腿一下。我看见一个小小的白东西。我俯身一看：原来是一只小白猫，从船舱里跳出来的。它把尾巴像旗杆一样竖着，鼻子里发出轻轻的呼噜声，用身体蹭我的腿。

它并不了解我此刻的想法。

由于这小白猫的轻轻触动，我仿佛感到自己的意志有些动摇了。从钻出铁丝网下的小洞以来二十昼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一根弦，似乎一下子断了。我感觉到，现在无论科利亚说什么，我都不仅不会夺取这两人的生命，而且不会夺取他们的一点血汗钱。

我保持着严肃的声调说：

“好，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们马上就会查清楚的！”

我和科利亚登上山坡，我手里拿着他们的证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科利亚。

科利亚不作声。他不同意，但是不吭声。

世界就是这样安排的：那些家伙能够随意剥夺任何人的自由，他们并不存在良心问题。而如果我们想把天赋予自己的自由取回来，他们就要求我们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要求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付出生命。

那些家伙什么都能作得出，我们则不能。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强于我们的原因。我和科利亚没有商量出一致意见就走下山坡了。跛脚男人站在靠岸的船旁。

“你妻子呢？”

“她害怕，跑到树林里去了。”

“这是你们的证件，拿去吧！你们可以赶路了。”

男人道了谢，冲着树林喊道：

“玛——丽娘！回来吧！都是好人！咱们走吧2”

两只船划开了。我也尽快地往前划。跛脚男人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从我们身后喊道：

“首长同志！我们昨天可看见两个人，简直像土匪一样。我们要知道的话，非把他们抓住不可，两个坏蛋！”

“听，怎么样？你可怜他们吗？”科利亚问我。

我没有吭声。

就从那天晚上起，从我们进屋取暖的时候或者从看到那只小白猫的时候起，我们的整个逃跑计划就被打乱了。我们似乎失掉了某种东西——是信心？果断？分析判断能力？两人和谐的决定？在这里，在即将到达鄂木斯克时，我们开始犯错误，两人开始不往一处想了。而这样的逃跑者就注定逃不远。

没等天亮我们就弃舟上岸了。白天睡在草垛上，但很不放心。天黑了，肚子饿，应该煮点肉吃。可是跑的时候把水桶丢了。我决定用火烤。找到了一个拖拉机上用的破座子。就把它支起来烤吧。土豆可以扔到灰里烧。

旁边有一个草窝棚，是割草人搭起来休息用的。我这天不知怎么那样糊涂，竟决定在窝棚里点火烤肉，我以为这样别处就看不见火。科利亚根本不想吃晚饭，他说；“咱们赶路吧！”老是意见分歧，合不来。

我在窝棚里点起火来。但是，草放多了，火一下子就上了窝棚顶，我好容易才爬出来。火顺着风势，把旁边的草垛（就是我们白天睡觉的那个草垛）也烧着了。我倒忽然心痛起这些干草来：多好的草啊，白天我们还在上面睡觉呢！我急忙把着了火的干草扔开，在地上滚动，企图把火扑灭，不让它蔓延。科利亚坐在一旁，气得鼓鼓的，一点也不想帮忙。

我们又留下了一个多么明显的痕迹呀！看，这照得满天通红的火光！几公里之外都能看到。这还要算敌人的破坏行为哩！对逃跑犯还会判原来的刑期二十五年，再加上放火烧农庄草垛的“破坏行为”，高兴的话，可以判你“极刑”（死刑）了！

主要的是，每犯一个错误，它又会引起新的错误，因此也就更失去信心，失去对环境的判断能力。

窝棚烧掉了。土豆倒也烧熟了。拿草灰当盐，我们把它吃了。

夜里继续走。绕过一个大村子。抬到一把铁锹，我们便拿着它，心想：会有用处的。我们沿着额尔齐斯河走，不久就遇到一个河湾。要绕过去吗？太费劲了。我们在附近找了找，发现一只没有桨的船。没关系，铁锹也可以当桨使。我们渡过河湾。我在这里用皮带把铁锹绑住，背在身后，揪把向上，从远看像是背着一支猎枪。在黑暗中人们会把我们当成猎人的。

没走多远，从旁边过来一个人，问了一声：“彼得罗？”“认错人了，不是彼得罗！”

我们走了一夜，白天又是睡在草垛里。轮船的汽笛声惊醒了我们，钻出来一看：不远处就是码头。几辆汽车正往码头上运西瓜。鄂木斯克市就在眼前。鄂木斯克就在眼前！该是刮刮胡子，弄一点钱的时候了。

科利亚不断折磨我：“这回我们该完蛋了。既然可怜他们，咱们为什么还要逃跑呢？正在决定命运的关头，你却发起慈悲心来！这回我们该完蛋了。”

他说得有理。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没有意义啊。现在我们没有刮脸刀，没有钱；本来是两者都已经到手了的，可我们却没有拿。我们为了逃跑，想啊，盼啊，多少年。耍了多少花招，作了多少戏。铬铁丝网，随时等待着子弹穿过后背，六天六夜滴水不进口，在草原上挣扎两个星期——而到最后，却没有拿那已经到手的东西！像这样满脸胡子怎么进鄂木斯克？到哪里去弄钱从鄂木斯克坐车到远处去？……

白天我们还是躺在干草里。当然，睡不着。下午五点左右日丹诺克说：

“现在趁着天还亮的时候出去看看情况吧！”

“那可不行！”我说。

“跑出来快一个月了。你可真是个保险主义者！我去，我一个人去。”

“你敢！我捅你一刀！”当然，我是不会捕他的。

日丹诺克不说话了。躺着。突然，他爬起来，钻出去，走了。怎么办？就这样分手？我也只好出去，追上他。我们在大白天顺着额尔齐斯河边的大路走。走到一个草垛旁坐下来商量：如果再遇到一个人，就不能放走他了。天黑之前绝不能让他去报告。科利亚不小心跑出去（想看看路上有没有人），被一个小伙子看见了。只好把小伙子叫过来：

“朋友，请过来！来一支烟解解闷儿吧！”

“你有什么可发愁的啊？”

“这不是嘛2我跟大舅子找个星期天出来划船玩玩。我是鄂木斯克人，他是巴夫洛达造船厂的，是个钳工。你看。夜里船脱了碇，漂走了，我们就这样留在岸上。你是干什么的？”

“看管浮标的。”

“你看没看见我们的船？说不定漂到芦苇丛里去了？”

“没看见。”

“你的岗位在哪儿？”

“那就是！”小伙子指指附近一间小屋。

“那就到你那儿去吧。我们带着肉，咱们煮点吃。我们也刮刮脸。”

我们三个人走去。原来这间小屋是另一个浮标工住的，我们这个小伙子住的那间离这里还有三百米。又不是一个人！我们刚进屋，邻居就骑自行车来了，还背着一支猎枪。他用眼睛嚼着我的满脸胡子，问起鄂木斯克的生活来。向我这个政治苦役犯打听鄂木斯克自由人的生活！我只好连猜带编，反正少不了什么住的地方太挤，食品供应不好，工业品质量差之类。我想，这大概不会错吧。谁知这个人不以为然，他撇着嘴反驳我，原来他是个党员。科利亚这时正在煮肉场，我们应该多吃点准备着，也许到达鄂木斯克之前再吃不到东西了。

到天黑这一段时间真难熬。这两人一个也不能放走。可是，如果再来第三个呢？天色黑下来，两人都要去点浮标灯。我们也要求跟去帮忙。那个党员拒绝说：

“我只要点两个浮标就行了，点完还得进村给家里送柴火去。我还要回来的。”

我暗示科利亚盯住这个党员，情况不妙就拉进草丛。并暗示他会面的地方。我自己跟另一个人去点浮标。我从船上留心观察附近岸上的地形，一边向他打听去附近城镇的路程。我看到那个党员和我们同时往回走，有些放心了：他还没有来得及去告密。不一会儿，他果然拉来一车柴火。但他却把车放在屋旁，不往家里送，坐下来喝科利亚煮的肉汤。他不走，有什么办法呢？那就对付他们两个？把一个弄进地窖，另一个塞到床下？……他两人都有证件，其中一人还有猎枪和自行车。是吗？啊！逃犯的生活啊！人家只是接待了你，你还嫌不够，还要强夺他们的……

突然，我听到吱拗一声，是桨架的声音。往窗外一看，三个人坐小船来了。这样就是五比二了。小屋的主人出去了一下，立即返回来取小铁桶，一边说：

“是班长来送煤油。奇怪，怎么他亲自送来，今天是星期天啊？”

星期天！我们都忘记星期见了。对我们来说星期见都一样。我们是星期日晚上逃出来的。那就是说已经过了三个星期。劳改营里怎么样？……猎犬们大概绝望了。认为再也抓不到我们。如果当初坐汽车跑，有这三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大概早在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或者白俄罗斯共和国安顿下来了，已经有了居民证，找到工作了。顺利的话，也许还能往西走得远些……现在，经过三个星期之后，要是再投降可太遗憾了！

“喂，科利亚！差不多了吧，该打起精神整理行装了吧？”我们两人出去，蹲在草丛里观察着：小屋的主人从船上取了煤油，他的邻居。那个党员，也凑过去，小声在说什么，我们听不见。

送煤油的人走了。为了不给他们单独谈论我们的机会，我叫科利亚赶快回小屋去。我自己悄悄摸到主人的船旁，为了不弄响铁链子，我使了很大力气才把木桩子拔了出来。我估计了一下时间：如果浮标班长去报告，到村里约有七公里的路程，大约需要四十分钟，如果村里有武装人员，他们集合起来乘汽车赶到这里，也还得十五分钟。

我回到屋里。邻居还没有去送柴火，两人还在聊天。奇怪。那就不得不对付两个人了。我对日丹诺克说：

“喂，科利亚，睡觉前咱们到河里去洗洗罢？”（我们俩总得商量一下呀。）

我们刚刚出屋，就听到黑暗中传来皮靴的声音。我们弯下腰，借着灰暗的天空反光（月亮还没有升起）看到几个人影鱼贯地从树丛旁跑过去，把小屋围起来。

我对科利亚小声说：“上船去！”说着就向岸边跑。我从陡岸上滚滑下去，正好落到船旁边。生命攸关，分秒必争。可是不见科利亚跟上来。唉呀！他到那儿去啦？可我又不能扔下他。

终于，看见黑暗中一个人影顺河岸朝这边跑来了。

“科利亚，是你？”

火光！嗖的一声，子弹迎面打来！我翻身两手向前扑到船上。陡岸上冲锋枪接连打了几梭子子弹。人们喊道：“打死了一个！”有人俯身问：“受伤啦？”我呻吟着。人们把我拉出去，拖着走。我一跛一跛地走（如果受了枪伤，他们会殴打得轻些人黑暗中我偷偷把两把刀子扔在草里。

岸上的红肩章士兵问姓什么。我回答：“斯托里亚罗夫。”（还指望着万一能想法混过去。不想说出自己的真姓，因为那就意味着自由的结束呀！）

人们狠狠地往脸上打：“报你的姓名！”“斯托里亚罗夫。”他们把我拖进小屋，扒光上身的衣服，用铁丝把两手捆在背后，铁丝直吃到肉里。几把刺刀对着我的肚子。其中一把从刀尖上往下滴着血。抓到我的那个民警中尉萨博塔什尼科夫用那干式手枪往我脸上直捅，我看到手枪的扳机是扳起了的。“报你的姓名！”唉，抵抗已经没有用了。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另一个在哪儿？”

眼前的手枪晃动着，对着我的刺刀又往里扎了一下。

“另一个在哪儿？”

我为科利亚没被抓到而庆幸。我重复说：

刚才还在一起，大概被打死了。”

来了一个戴蓝箍帽的行动人员，哈萨克人。我的两手倒剪着，被他一把推倒在床上，半躺半卧，他就左右开弓打起嘴巴来，两只胳膊像游泳一样轮流摆动，每一巴掌都打得我的头往墙上撞一下。

“武器在哪儿？”

“什么武器？”

“你是背着武器的！夜间有人看见了！”

噢，路上遇见的那个猎人也去报告了……

“那是一把铁锹，不是武器。”

但他不信，继续打。突然，我觉得轻快了——这是开始失去知觉了。等醒过来的时候，我听到：

“好，你等着！要是我们的人受了伤，就地打死你！”

（他们像是有预感，科利亚确实弄到了一支枪！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我告诉科利亚“上船去！”可是科利亚却向相反的方向跑去，他钻进了草丛。他后来解释说是没听懂我的话……其实，不是的，他那天一直想要同我分开，这时他就跑开了。他记住了放自行车的地方。听到枪声后他拼命地朝河岸的相反方向跑，后来朝着我们来的那个方向爬了一段路，藏在草里。等天完全黑下来，一群人围着我的时候，他才直起身来又跑。边跑边哭，他以为我被打死了。他一口气跑到原先那间小屋外，踢破窗户，进去就找墙上那支猎枪。他摸到了猎枪，还有子弹袋。把枪上了膛。他说：“我当时想：去报仇？朝他们打一梭子，替格奥尔吉报仇？但是，又想了想，不行！”他找到了自行车，找到了斧头。他从里面破开门，往口袋里装了些盐，（是觉得盐最重要呢？还是没有时间考虑？）然后就骑上自行车顺大路直奔村子，又穿过树林，就从士兵们的旁边骑过去。（士兵们根本没有想到。）

我读绑着装上大车。两个士兵坐在我身上，把我送到两公里外的国营牧场。牧场里有电话，方才同送煤油的浮标工班长一起坐在舱里的护林员就是用它通知了红肩章士兵，所以他们来得那么快。我却没有估计到会有电话。

同这个护林员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谈这个插曲虽然不愉快，但它对于被捕获的逃犯来说却有典型性。我想解小手，因为我的手被捆在背后。需要别人用手给我一种十分阴私的帮助。拿冲锋枪的士兵当然不屑于做这种事，于是就叫那个护林员陪我出去。我们离开士兵们。当他在黑暗中帮我解手的时候，小声请求我原谅他的出卖行为：

”我的职责所在嘛！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没有回答。这里的是非曲直由谁来评判呢？出卖我们的人有的由于职责，有的没有职责也出卖。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出卖我们，只有那个白发老汉例外。

在大路旁的一间小屋里，我光着上身被捆绑着。口里干渴得很，但是不给我水喝。红肩章士兵们像一群野兽似地看着我，谁高兴就用枪托给我一下。但是，到了这里就不会那么轻易被打死了：在他们人少的时候，没有证人的时候，他们会打死人。（他们的这种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多少天来一直排着队在河岸上，在芦苇丛里寻找我们，得不到休息，吃不到热饭，只能吃罐头。）

这间小屋里住着一家人。小孩子们用好奇的眼光盯着我，但不敢走过来，有的吓得打战。民警中尉坐在椅子上，同主人一起喝着优特加酒，他为这次成功和将会得到的奖赏而高兴。他向主人夸口说：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还是个上校呢，有名的美国特务，大土匪！他想往美国大使馆里逃。他们在路上杀了人，吃人肉。”

说不定他自己是真的相信这些话呢。内务部一直在散布关于政治犯的这类谣言，这样可以容易抓到人，大家都会去报告。他们只靠政权、武器、机动迅速这些优越条件还不够，还需要借助于造谣中伤！

（就在这个时候，科利亚骑着自行车，背着枪，若无其事地从我们的小屋旁驶过。他看到了照得很亮的小屋，几个坐在门口边抽烟边说笑的士兵和面对着窗户光着身子被绑住的我。他蹬车朝鄂木斯克猛跑。在抓住我的地方，还有士兵们一整夜守在草丛里，等待天亮进行搜索。这时还无人知道邻近的浮标工的枪和自行车都不见了，那个年轻的党员浮标工大概也是喝酒、吹牛去了。）

民警中尉充分享受了这猎获物的快乐之后，（对于地方民警来说这可是个不寻常的猎获物啊！）命令把我带进村里。我又被扔进大车。进村后，关进了临时羁押室，（这种地方在苏联到处都有，每个村苏维埃都附设一个临时羁押室！）两个冲锋枪手在走廊警戒，两个守住窗口！美国特务上校嘛！把我的手解开了，但命令我躺在屋中间的地上，不许靠近任何一面墙。就这样，我光着身子躺在地上度过了十月的一个夜晚。

第二天早晨，来了一个大尉，他的两眼狠狠地盯着我，把我的一件制服上衣扔给我（别的东西他们都卖掉喝酒了）。他不住地用眼睛嚼着门口，小声地向我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怎么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那你怎么知道沃罗比约夫大尉领导搜捕工作？你这个坏蛋！你知道你把我置于何地了吗？！”

他也姓沃多比约夫！他也是大尉！那天夜里，当我们装成行动人员小组的时候，我确实提到过一个沃罗比约夫大尉。是我发了善心放掉的那个劳动者去如实报告了。现在这个大尉却遇到了麻烦！如果领导追捕的人和逃跑者有联系，那么，三个星期没抓到人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又来了几个军官，他们大声对我嚷嚷，同时也询问关于沃罗比约夫的事。我告诉他们：这是偶然的巧合。

又把我的手用铁丝捆起来，把鞋带抽掉，白天带我到村里的街上去示众。大约有二十名冲锋枪手押着我。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女人们不住地摇头，孩子们跟着跑，喊叫着：

“他是土匪！是带去枪毙的！”

两手被铁丝紧紧勒住，每走一步鞋就要掉。但是，我昂起头来，用骄傲的眼光望着群众，我想让大家都看看：我是个好人！

带我出来示众，是为了让这些妇女和孩子们记住。（关于我的神话很可能还要在这里流传二十年！）一直走到村口才把我推进一辆卡车的破旧木板车厢里。五名冲锋枪手靠在驾驶室旁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就这样，我们逃出劳改营后曾经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走过来的全部路程，如今我又得一步一步地往回走了。而这段路程，要顺着弯弯曲曲的汽车路走的话，足有五百公里。给我戴上了手铐，铐得非常紧。两手倒剪着，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脸。我不是像一个人，而是像一口被捆住的猪似的卧在车厢里。他们就是这样惩罚我们的。

道路坎坷木牛，雨下个不停，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摇晃。随着车身的摇动，我的头和脸就在车厢底板上来回磨蹭。头和脸被木刺划伤，木刺扎进肉里。手不但护不了脸，而且也随着车子的摇动被手铐咬得剧烈痛疼，像是被锯掉似的。我试图跪起来爬到车帮旁边，靠着车帮坐下。但是，白费力！因为没有东西支着，车一摇晃就又把我摔倒了，我只有在车厢底板上滚来滚去，有时候弹起来又撞到板子上，疼得好像五脏六腑全要震出来似的。仰面朝天，不行，压得背后的手吃不消。侧着身子，不行。趴下，也不行。我想弯着脖子，把头抬起一点来，免得老撞脸，不行，脖子支持不了一会儿，头便倒下去又撞在底板上……

五个押解兵看着我的痛苦，丝毫无动于衷。

这押解的旅程对他们也将是一次思想教育呀。

坐在驾驶室里的中尉亚克夫列夫每当车停下来的时候就往车厢里看一看，咧着嘴说：“嗯！没跑掉吧！”我请求他给我摘掉手铐，他笑笑：“我可不是那个让你钻铁丝网的小伙子。痛？你痛死才好哩！”

头一天晚上我还曾高兴过，心想：这次殴打还算轻，倒还不算“按罪受罚”。现在，我才明白：既然有卡车的破车厢会惩罚我，他们何必让自己的拳头受累呢？我身上没有一处不被擦伤撞肿的。两手剧痛，脑袋像是要裂开。满脸撞伤，扎了许多木刺，皮擦破了。

车走了一整天和大半夜。

当我已经不再同车厢作斗争而只是麻木地听任脑袋往车帮上撞来撞去的时候，一个押解兵实在看不下去了，把一个口袋垫在我的头下，并且偷偷替我松了松手铐，弯腰的时候悄声说：“没关系，快到了，再忍一会儿吧。”（这小伙子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他是什么人教育出来的？大概可以肯定地说不是马克西姆·高尔基教育的，也不是他们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教育出来的。）

埃克巴斯图兹。士兵们把车围起来。“出来！”我站不起来。（即使能站起来，他们也会让我在兴高采烈的士兵们的拳打脚踢下通过的。）打开了车帮，我被拖到地上。看守们集拢来，大家都想看看，嘲弄一番。不知谁喊了一声：“哈！你这个侵略者！”

把我拖过岗楼，拖进监狱。没有把我塞进单间，而是立即关进一般牢房，为的是让那些喜欢“争取自由”的人看看我的模样。

在牢房里，囚犯们把我小心地抱起来，放到上层铺上。只不过要到明天吃早饭时他们才能给我点吃的东西。

那天晚上科利亚骑车走在去鄂木斯克的路上。一看见远处的汽车灯光，他就急忙拐进草原，放倒车，躺下。后来，他看到地里有一家孤零零的农户，宅旁有个鸡窝，又燃起了希望，于是他摸进去，扭断了三只鸡的脖子，装进口袋。别的鸡叫起来，他这才赶紧跑了。

自从我们犯了几个大错误之后他就感到缺乏信心，而现在我已被抓回，科利亚心里更没有底了。他不坚定，神经过敏。只凭某种拼命的心情往前跑，已经不能很好地考虑对策了。他已经不能判断一个极简单的道理；自行车和枪支的丢失现在肯定已被发觉，因此这两件东西已经不能再帮他伪装了，他应该无一亮就尽早把这两件过分明显的标志丢掉；同时，他不应该从这面的大路进鄂木斯克，应当远远地绕个大圈，到另一面，从小路进城。枪支和自行车应该尽快卖掉，这样还可以弄到点钱。这些他都没有想到。他在额尔齐斯河边的草丛里藏了大半天，但又没有忍到晚上，就在天不黑时顺着河边小路走去了。十分可能这时已经通过电台把他的特征广播了，在西伯利亚并不像在苏联欧洲部分那样回避公开广播此类事情。

他骑车走近一所小房，进去了。家里只有老太婆和她一、三十来岁的女儿。家里有收音机。巧得出奇的是收音机播送的歌曲正是：

流浪人逃出了库页岛，

沿着野兽走过的小道……

科利亚一下子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妇女们问他：

“什么事使你这么伤心啊？”

听到她们这句同情的问话，科利亚忍不住放声哭起来。两个妇女都尽力安慰他。他解释说：

“我现在是孤零零一个人，全把我抛弃了。”

“那你就娶个妻子吧，”老太婆不知是开玩笑，还是认真地说：．“我这闺女也是一个人过。”

科利亚更是被感动了。不由得朝这个待嫁的姑娘望上几眼。姑娘却一本正经地转过脸来说：

“有钱买伏特加酒吗？”

科利亚把最后的几个卢布搜了出来，看样子不够。

“嗯，我一会儿再添上点。”姑娘说着就出门去了。

“对呀！”科利亚想起来了，“我这里还打了几只沙鸡呢。丈母娘，您去把它炖炖，不是一顿节日晚餐吗！”

“你这都是母鸡呀！”老太婆抓起鸡来一看，不对头。

“那就是我夜里打的时候没看清楚。”

“那怎么鸡脖子都拧断啦？……”

科利亚想讨支烟抽。老太婆却为了马合烟向新姑爷要钱。这时科利亚把便帽摘了下来。老太婆一看，更是慌了神：

“看你这头剃得光光的，该不是个逃犯吧？别找麻烦，赶快给我走开！等我闺女回来，我们给你报告去！”

科利亚总是在想：为什么我们在额尔齐斯河上可怜了自由的人们，而自由的人们却一点也不可怜我们呢？他把墙上挂的一件莫斯科式短上衣取下来（天已经凉了，可他身上只有一件衣服），穿上一试，正合身。老太婆在喊：“把你交给民警去！”这时科利亚已经从窗户看见老太婆的闺女回来了，还有一个男人骑自行车跟在后面。她已经去报告了！

那就是说——“玛赫玛杰拉！”日丹诺克抓起枪，对老太婆说：

“到墙角去！躺下！”他自己侧身靠在墙上。两个人刚一进门，他就厉声命令说：

“都躺下！”又对那个男人说：“你把靴子脱下来送给我作结婚礼物吧2一只一只地脱！”

男人在对准他的枪口威胁下脱了皮靴。科利亚把靴子穿上，把劳改营的破鞋扔掉。然后警告他们：谁敢出去追，就开枪。

日丹诺克骑上自行车跑了。但是男人骑自己的车紧追上来。科利亚跳下车来，举枪瞄准：

“站住J放倒自行车！往后退！”

科利亚把男人赶开，走过去踩坏车辐条，用刀子割开车带，自己这才骑车走了。

他很快就上了大路。眼前就是鄂木斯克，他径直向鄂木斯克骑去！来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旁边菜园里有几个妇女正在刨马铃薯。一辆三轮摩托车从后面跟上来了，上面坐着三个穿棉袄的工人模样的人。走着走着，三轮摩托突然一转，用车斗向科利亚撞过来，把他撞倒了。三个人跳下摩托车，一齐扑向科利亚，掏出手枪，用枪把打他的头。

菜园里的妇女们叫起来：“你们干吗打人？他惹你们了吗？！”

的确！他惹他们了吗？……

但是，谁对谁干了什么并且将要干什么，这是老百姓所不能理解的。三个人的棉袄下面都穿着军装（行动人员小组不分昼夜地守候在进入鄂木斯克的路口）。妇女们听到的回答是：“他是杀人犯！”这样说最简单。于是，相信法律的妇女们就又继续去刨马铃薯了。

行动小组首先就问这个乞丐般的逃跑者有没有钱？科利亚诚实地回答说：没有。他们搜他，在他刚刚抢来的新装“莫斯科式上衣”口袋里找到了五十卢布。他们拿了钱，到一家饭馆足吃足喝了一顿。不过，也还给科利亚吃了一顿饱饭。

我们就这样被挂在监狱里很长时间，直到第二年的七月才审判。经过九个月的劳改营监狱，我们都患浮肿。这期间时常被揪去审问。负责审讯的是劳改营头目马切霍夫斯基和行动特派员魏因施泰因。他们追问：犯人中间谁帮助我们逃跑的？自由工人中间谁同我们“商量好了”在我们逃跑时把电灯熄灭？（我并没有对他们讲明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电灯熄灭反而妨碍了我们。）鄂木斯克的接头地点在哪里？想从哪里越过国境逃出去？（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人们想留在故土的心情，而是认定人们想往国外跑。）我们回答说。

“我们是往莫斯科跑，往党中央跑，去申诉对我们的非法逮捕，没有别的想法。”但是他们不信。

审讯没有搞到什么“有趣的”材料，最后也只好给我们每人拼凑一个由下列“花朵”组成的逃跑者的“花束”：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4分条（反革命怠工）；第五十八条第3分条（强盗行为）；“六四”指令第1—2条（结伙偷盗）；同一指令第2—2条（暴力抢劫，危及人身安全）；第一百八十二条（制造并携带凶器）。

但是，这一整串吓人的条文也并没有给我们加上比已经戴上的镣铐更沉重的镣铐。早已超越一切合理界限的法律惩罚所能给予我们的也不过就是二十五年苦役吧，而这却是一个浸礼教徒为了一次祈祷就可能受到的刑罚，也是我们在逃跑前已经被判处的刑罚。因此，只不过是今后点名时回答自己的“刑满日期”时不再说“一九七三年”了，要说“一九七五年”，如此而已。难道当时，在一九五一年，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九七三与一九七五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审讯中只有一点使我们受到威胁；他们说要把我们按经济破坏犯论处。这个看来很普通的名词却比那些司空见惯的“怠工、强盗、抢劫、偷窃”等等危险得多。因为根据这一罪状可以判处死刑，这是一年前才宣布实行的。

说我们搞“经济破坏”，是因为我们“破坏了人民国家的经济”。审讯员对我们解释说：为了追捕你们，国家共花费十万零二千卢布；造成其他工地都停工几天（没有放囚犯们出工棚，因为担任警戒的士兵大部调去执行搜捕任务）；有二十三辆汽车载着士兵昼夜奔驰在草原上搜寻，三星期就用掉了全年汽油消耗定额；向附近所有的城市和村庄派去了行动人员小组；发出了全苏通缉令，同时向全国分发了我和科利亚的照片各四百张。

我们怀着骄傲的心请听完了这一长串数字……

结果，我们又各自被判二十五年。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的刑期还没有满呢……”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时，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腾诺，这个竞技运动家，甚至是竞技运动的理论家，已经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死于突然发现的癌症了。他是在病床上勉强看完这些章节的，并且用那已经开始麻木的手亲自作了一些修改。他绝没有想到会这样死去，他对朋友们所作的誓言也不是要这样死去的！每次盘算逃跑计划时，他都一次又一次地燃起要死于战斗的愿望。他常说：“我死的时候一定要同时带着十来个杀人犯到阴间去，其中第一个就是维亚奇克·卡尔祖贝（即莫洛托夫），另外还一定得有赫瓦特（既负责瓦维洛夫案件的侦查员）。我不是要杀人，我是要处死他们。既然国家法律保护杀人犯，我就得这样做！”腾诺曾说：“在你已经打出头几枪之后，你自己生命的本钱就算已经捞回了，那时你会高高兴兴地超额完成任务。”但是，病魔突然袭来，没有允许他找到武器，转瞬间夺走了他的力气。当腾诺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时J他还曾亲自把我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分别投到莫斯科的许多邮箱里去。他希望把他葬在爱沙尼亚。给他作临终祈祷的牧师也是个老囚犯，是蹲过希特勒和斯大林双方的集中营的。

可是，莫洛托夫却安全地活下来了，他正在翻阅旧报纸并撰写他的刽子手回忆录。而赫瓦特呢，他正在高尔基大街第四十一号住宅里安闲地花着他的养老金。

在腾诺逃跑事件发生以后，（由于他那不幸的短小喜剧）劳改营文化教育科的文娱小组被解散了一年之久。

这是因为；文化固然很好，但是文化应该为压迫服务，而不应该为自由服务。

第八章　靠意志逃跑与靠技术逃跑

对于普通劳改营里发生的逃跑事件，假如逃跑者不是逃往什么维也纳或越过白令海峡的话，古拉格群岛的主宰者以及关于古拉格的各项法令倒也还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他们把这种逃跑看作自然现象，看成一份非常庞大的产业中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个别经营管理不善的现象，就像大畜群里丢掉一头牲口，伐木场被水冲走一根原木，砖瓦厂摔碎几块砖瓦一样。

但是，对待特种劳改营的逃跑事件就不同了。为了贯彻执行各族人民的慈父的特殊意志，他们把特种劳改营的警戒加强了许多倍，配备上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摩托部队（即在普遍裁军中不应裁掉的那些部队）。关押在特种劳改营的没有社会亲近分子（社会亲近分子逃跑倒不会造成多大损失）。这里也不能再借口冲锋枪手不够或装备不良了。因此，刚建立特种劳改营时就在有关指令中规定：从这些劳改营里应该完全不可能逃跑。从这里逃跑任何一个囚犯，就等于一个大间谍偷越国境，这将是整个劳改营当局的耻辱，是警戒部队指挥机关的政治污点。

但是，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根据第五十八条判刑的囚犯的刑期已经不再是十年，而是刑法典的判刑极限——四分之一世纪了。其实，这种毫无意义的一律残酷对待的作法也有其弱点：就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束缚杀人犯不再杀人一样。（因为再杀一个也不过是十年刑期从头算起而已。）现在刑法典再也起不了约束政治犯逃跑的作用了。

况且，被赶到这些劳改营来的人，他们并不按照那种为劳改营当局胡作非为进行辩护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思考问题，他们曾在整个战争中奋战疆场，至今那握过手榴弹的手指还没有完全伸直，他们是坚强的健康人。格奥尔吉·腾诺、伊万·沃罗比约夫、瓦西里·布留欣以及他们的同志们和其他劳改营里许多类似的人，即使没有武器也能顶得上正规军队摩托化步兵的新警卫队。

特种劳改营里的逃跑尽管数量上比普通劳改营少（特种劳改营建立的时间也较短），但是这些逃跑更加强劲有力，更加坚忍卓绝，更加不可逆转和绝望，因而也更加光荣。

谈一谈这些逃跑事件，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这些年来我国人民到底是不是那么忍气吞声，那么俯首贴耳的。

请看下面几个例子。

在腾诺逃跑的一年前发生过一次逃跑事件，它成了腾诺的借鉴。一九四九年九月，斯捷普特种营（矿山，杰兹卡兹甘）第一分部跑了两个政治苦役犯——格里戈里·库德拉和伊万·杜舍奇金。库德拉是乌克兰人，身体壮实，老成持重，头脑清醒，但是一旦发起火来就像查波洛什的哥萨克一样，连刑事犯都怕他。杜舍奇金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安详的白俄罗斯人。他们两人在矿山劳动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度探井。探井上口用铁篦子盖着。他们利用上夜班的时间偷偷把铁蓖子一点一点地摇晃松了。与此同时，他们把面包干。刀子和从卫生所偷来的热水袋悄悄带进探井，藏起来。逃跑那天晚上，他们下井劳动时分别向班长请假，说身体很不舒服，不能劳动，想在下面躺一下。原来夜里井下没有看守人员，班长拥有全权，不过晚上干活时班长也不敢逼得太紧，因为有时候会发现班长的脑袋被敲碎，扔在井下。两个逃跑者把热水袋装满水，带着自己的储备品钻进探井，然后爬到顶上，拆掉铁篦子爬出去了。这个出口离岗楼虽不远，但已经在隔离区之外了。他们悄悄地跑掉了，没有被发现。

他们从杰兹卡兹甘通过草原朝西北方向走。白天躺在地上，夜间赶路。哪里也没有找到水。一个星期之后杜舍奇金躺在地上不想再起来了。库德拉用希望鼓舞他，告诉他前面有几个小山丘，那里可能有水。他们总算挣扎到那里了，可是山丘上的坑里只有稀泥，没有水。这时，杜舍奇金对库德拉说：“我反正不能走了。你把我扎死，喝我的血吧！”

道德家们！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决定才是正确的呢？库德拉自己也是两眼直冒金星。杜舍奇金反正活不成了。那为什么让库德拉也渴死呢？……可是，假如他很快就能找到水的话，他今后的一生中想到杜舍奇金时将会怎样呢？……库德拉对杜舍奇金说出了自己的决定：我一个人再往前走走看，假如天亮之前找不到水，再回来使你摆脱这痛苦，总比两个人都死好。库德拉又朝前面的小岗爬去。他看到一道小沟，在这里，就像一些十分不可信的小说里所讲的那样，他发现了水！库德拉滚下去，趴在水边喝呀，喝呀！（只是天亮后他才看见那水里有许多蝌蚪和水草。）他用热水袋装了满满一袋水，又爬回杜舍奇金躺的地方：“我给你拿水来了！水！”杜舍奇金不相信。他喝着水，但不相信（因为许多小时以来他一直梦见自己在喝水……）。然后，俩人又一起爬到小沟边，又在那里喝了许久。

喝水之后，感到肚子饿了。但是第二天夜里他们爬过一个山岗，前面就是天国般的山谷地带：有河流，有青草、树丛、马群，生气盎然。天黑之后，库德拉悄悄走近马群，刺死一匹马。两人从马的伤口处直接吸吮马血。（保卫和平的卫士们！你们那一年正在维也纳或斯德哥尔摩召开喧嚣的保卫和平大会，正用麦秆吸着鸡尾酒！你们中间有善于作诗的吉洪诺夫，还有擅长新闻特写的爱伦堡，可是，你们当时可曾想到，吉洪诺夫和爱伦堡的祖国同胞正在吸吮死马的尸体？他们是否曾向你们解释：按照苏维埃的方式，和平是应该这样来理解的吗？）

库德拉和杜舍奇金点起火来烧马肉吃。这样，走了很久。步行绕过了图尔盖台地的阿曼戈尔德山；但走上大路后，遇到了卡车，上面的哈萨克人曾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并威胁说要把他们送交警察局。

再往前走，他们时常遇到小河和小湖。这时库德拉又抓到一只羊，宰吃了。他们逃出来已经一个月了！十月即将过去，天气渐渐冷起来。他们经过第一片大树林时看到一间没人住的土坯屋，就在这里住下了：他们不想再离开这个富足的地方。因为家乡并不吸引他们，并没有给予他们安静生活的希望，所以他们的逃跑没有最终目的地。这种情况下的逃跑是注定要失败的。

晚上，他们常常摸到附近村庄里，有时偷一口锅，有时撬开人家仓库的锁拿走一些面粉和盐，偷走一把斧头和几个盘碗之类（逃跑者就像游击队员，在一般和平生活中必然很快地成为窃贼……）。有一次他们从村里偷走一条牛，拉到树林里宰了。可是，这时下了一场雪，他们本应躲在屋里不出来，以免被人发现脚印。但是库德拉想出去弄点干柴。他刚出屋就被护林员发现了，立即开枪打他。“是你们呀，小偷？是你们偷走了牛？”在土屋旁边发现了血迹。他们被带到村子里，锁在屋里。人们叫喊着：马上打死他们！留他们干什么？！但是区里来的检察官带来了全国通缉犯的照片，对村里人宣布说：“你们是好样儿的！你们抓住的不是小偷，是两个大政治土匪！”

于是，情景骤然改观了：周围的人谁也不再喊叫。牛的失主是个车臣人，是由高加索迁移来的。他反而给被抓住的人送来了面包、羊肉，甚至还有车臣人大家凑的钱。他说：

“唉，真是的！你要是早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车臣人就是这样。）库德拉被感动得哭起来。经过这许多年残酷无情的生活之后，心灵已经受不住这种同情了。

两个人被押到库斯塔奈镇，在这里，在铁路局的临时羁押室里，士兵们不仅把车臣人送给犯人的东西全部拿走（留下来自己用！），而且没有给他们吃饭。（考涅楚克大概也没有在世界和平大会上谈这些事吧？）在上火车之前，把库德拉和杜舍奇金的手反铐在背后，让他们跪在库斯塔奈火车站的月台上，供旅客观看。

如果这发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任何一个别的令人满意的城市车站的月台上，旅客们也许会匆匆走过去，谁也不会注意这个像从列宾的画里走出来的、被捆绑着跪在那里的白发老汉。不管是文学书刊出版社的编辑们、进步电影的导演们，还是人道主义的宣讲士们和军队的军官们，都一样，更不必说那些工会工作人员和党务工作人员了——大家都会头也不转地走过去。至于那些普通人，那些丝毫不突出而又不担任什么负责职务的老百姓，也会尽量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走过去：他们担心警卫人员会盘问，会把他们的姓名记下来。（他们的户口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商店齐全，供应多好啊！可不能拿这个冒险……）（要说在一九四九年，这种现象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难道到了一九六五年不也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和文明的人们会停下脚步在警卫人员面前维护这个戴着手铐跪在地上的白发老人吗？）

但是，这不是莫斯科。库斯塔奈镇的人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他们都是受到憎恨的人，或者是被流放到这里来的。他们朝这两个被捕的人围拢上来，把马合烟、香烟、面包扔给跪着的人。库德拉的两手被铐在背后，只好弯下腰用嘴去啃面包。但是，警卫人员却一脚把面包从他嘴上踢掉了。库德拉倒下去，又跪趴着向前．想去咬那块面包，卫兵又把它踢得更远！（喂，你们那些进步的电影导演们，是不是能记住这个老人的镜头呀？）这时，周围的老百姓不答应了，他们开始喧闹：“放开他们！给他们松开！”开来了一队警察。这一队人当然比群众厉害。群众被驱散了。

火车开来了。两个逃跑者被押回肯吉尔劳改营监狱。

哈卢克斯坦一带发生的逃跑事件，像这里的草原一样千篇一律。但是，或许就在这千篇一律之中更容易理解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吧？

一九五一年。又是在杰兹卡兹甘，又是从矿山，有三个人在夜间通过一条废探井爬出来了。他们跑了三个夜晚。渴得受不住。不远处看到几个哈萨克人的蒙古包。两人建议去哈萨克人那里要点水喝，第三个人，斯捷潘，决定不去，他留在土岗子上观察动静。他看到他的两个同志刚进去不久，就被哈萨克人追出来，当场就被抓住。个子不高、身体瘦小的斯捷潘独自顺着小山沟继续逃跑，除了一把刀子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企图往西北方向走。为了躲避人，常常不得不偏离方向。躲避人比躲避野兽还要紧。他用刀削了一根棍子，用它来打黄鼠和跳鼠吃：他先从远处扔石头打它们，等它们跑回洞口抬起前腿叫的时候，就可以用棍子打死它了。他尽量把血都吸出来，然后用干锦鸡儿草点火把肉烤熟吃。

正是这烤肉的火堆把他出卖了。有一次，斯捷潘看见一个戴着哈萨克大皮帽子的人骑马朝他这边跑来，他急忙踩灭篝火，用干草把他的“烤肉串”盖住：不能让哈萨克人看见他吃什么。哈，萨克人来到近前问道：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斯捷潘告诉他：原在杰兹达的锰矿上做工（那里确实有自由工人），现在是去找在国营农场工作的妻子，离这里大约有一百五十公里。哈萨克人问国营农场的名称。斯捷潘说出了一个可能性最大的名称：斯大林国营农场。

草原的儿子啊！你骑马走你自己的路多好呢！？这个穷小子什么地方妨碍了你？但哈萨克骑手却严厉地用蹩脚的俄语对他说：“你撒谎！你是坐监牢的！跟我走！”斯捷潘骂了一声，不再理他，起身走自己的路。可是哈萨克人骑着马同他并排走，重复着刚才的命令——跟我走！然后，他骑马跑到旁边去，想看看有没有自己人。但是草原上一个人也没有。草原的儿子啊！你就放了他吧，你不是看见他只拿着一根木棍想在草原上走几百里路吗？他没有吃的，反正是会死于饥渴的。也许你是需要那一公斤菜叶的奖赏吗？

这一个星期以来斯捷潘在草原上和野兽们过着同样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于倾听草原上微小的沙沙声和呼啸声了，忽然，他感到空中有一种新的呼啸声、他不是根据判断，而是本能地感到某种危险的来临，不由得猛地往旁边一跳。这一跳把他救了！原来是哈萨克骑手扔过一条套马索来，想套住他。斯捷潘及时地跳出了圈套。

狩猎两条腿的动物！！要人还是要一公斤菜！？哈萨克人骂了一句，拉回套索。斯捷潘继续往前走，边走边盘算，尽量盯住哈萨克人。那人又催马到近前来了，又准备好了套马索，又掷了出来。就在这一刹那，斯捷潘突然朝他冲去，一棍子把他打下马来。（斯捷潘本来是没有什么力气的，可这是生死关头！）“叫你领赏去，败类！”——斯捷潘的棍子带着无穷的仇恨狠狠地继续打向哈萨克人，就像一只野兽在用牙齿撕裂另一只野兽。直到流出血来，他这才住手。斯捷潘拿了哈萨克人的套马索、鞭子，骑着马走了。马鞍上还挂着一个背包，里面装着食物。

他又继续逃了很久，走了两个星期。但他给自己定下一条严格的规定：到处都要坚决地避开主要的敌人——人，他的同胞们。他已经把马放弃了，渡过了一条河（他不会游泳！他是乘着自己用芦苇做的小筏子渡过的。当然，他原先也不会做筏子）。他猎获野物吃。有一次夜晚遇到一只类似熊的大兽，好容易才躲开。有一次他腹饥口渴，疲劳不堪，实在想吃点热东西。他看到一个孤零零的蒙古包，决定进去讨点东西吃。蒙古包前有个土坯墙围起的小院。院外门前拴着两匹备好鞍的马。当他看到一个穿军装、马裤、胸戴勋章的年轻哈萨克人正从门里迎面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躲开了。太晚了。那人已走近围墙。斯捷潘心想：完啦！哈萨克人是出来解手的，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一看到斯捷潘，他很高兴，好像根本没注意斯捷潘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快请进去吧！进去吧！你就来作客人吧！”蒙古包中间坐着一位老父亲，还有另一个戴勋章的年轻哈萨克人。这是两兄弟，上过前线，现在在阿拉木图也算得上两个人物了；这次是来看望父亲的（向农庄要了两匹马，骑马来到这蒙古包）。他俩都经历过战争，因此还是人。而且今天喝得大醉。酒醉后的宽厚心情完全占有了他们（伟大的斯大林一直努力铲除的就是这种宽厚态度，但他终究未能完全根除掉）。使他们高兴的是，酒宴上又多了一位客人，尽管是矿山上的普通工人。这个工人说是往奥尔斯克去的，他妻子在那里很快就要临产了。他们并没有要求客人出示证件，而是给他喝酒、吃菜，让他躺下休息。看，竟有这样的事……（对人来说，酗酒什么时候都是件坏事吗？当酗酒能把人身上的某种优秀品质揭示出来的时候，它也不好吗？）

斯捷潘比主人们醒得早；他总担心这里有陷阱。醒后他悄悄溜出来。不，没有陷阱：两匹马仍旧好好地挂在大门口。其实，他满可以骑上其中的一匹逃走，但他也不愿意做这种对不起两个好人的事，还是步行离去了。

他又走了好几天，路上有时可以看到汽车。每当汽车过来的时候，他总是及时地躲到一旁去。他走近铁路线，顺着铁路线走，晚上来到奥尔斯克车站。那就坐火车吧！他胜利了！他创造了奇迹：只带着一把自制小刀和一根木棍就独自一人穿过了辽阔的草原地带，前面就是目的地！

但是，在车站的灯光下他看到荷枪的士兵在铁路沿线守卫。于是他又沿铁路旁的小道走。第二天早晨他便不再躲躲藏藏了：他已经到了俄罗斯共和国，到了故乡啊！一辆汽车扬着尘土驶来，斯捷潘第一次不再躲避汽车了。从这第一辆没有躲避的故乡的汽车里跳下来一位故乡的民警：“你是干什么的？拿出证件来看看！”斯捷潘解释说他是个拖拉机手，正在找工作。正好这时走过来一位农庄主席，对民警说：“你别找他的麻烦！我们农庄正缺拖拉机手呢！在乡下谁会带什么证件！”

斯捷潘同农庄主席坐车走了一天，谈妥了工作条件，一起喝酒、吃菜。但是到了傍晚斯捷潘忍不住了，又想跑到二百米以外的树林里去。但是，民警是很利落的：一枪！两枪！只好停下来。他被绑住了。

看来，像是找不到他的踪迹了，人们认为他已经死在草原上。这里的士兵们守候的是另一个人，不是他。民警最初看见他时觉得不像，才同意放他跟农庄主席走的。抓住他之后，把他送到内务部区分局羁押室，起初对他十分客气；给他茶水和夹火腿的面包吃，给他好烟，由分局长亲自审讯而且用“您”称呼他（天知道，这些大间谍明天要被带到莫斯科去，说不定他会告状的）。“您的发报机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小队把您送到这儿来的？”

“小队把我送来？”斯捷潘摸不着头脑，“我没有在地质勘察队干过活。我大部分是在矿山上干活的。”

但是，斯捷潘逃跑的结果并不是吃什么夹肉面包，它甚至比吸尸体的血还要糟糕：他被押回劳改营后，遭到长期的残酷殴打，后来，这个受尽折磨和损害的斯捷潘竟然堕落了，从他原来的状态一落千丈；他向肯吉尔营的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签名保证帮助当局发现企图逃跑的人。他成了一只“诱猎鸟”。他常常把这次逃跑的全部过程详细地讲给同牢房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听，观察并等待着对方的反映。如果有反映，表现了逃跑的念头，斯捷潘就去向监狱的行动人员汇报。

从特种劳改营的逃跑是惨绝人寰的。这个特点在每一次艰难的逃跑中都有所表现。但它突出而集中地表现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发生的一次没有理智的、血淋淋的逃跑事件上。此事也是发生在杰兹卡兹甘。

六名逃跑者从矿井里开始逃跑的时候，首先把另一个他们认为是眼线的囚犯杀死了。然后六个人从一口废井里爬出去，进入草原。这是六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囚犯。因此，刚逃出来就不想一起跑了。当然，如果他们有一个聪明的计划，分散逃跑也未必不正确。

但是，他们没有计划。其中一人立即跑到离劳改营不远的自由工人村里去找他的女相好。他叫开门，但并不是想在她家里暂时躲一躲，藏在地板下面或天花板上面呆些时候避避风（如果这样，那倒是很聪明的），而是想同她作短暂的欢聚（这就使我们一下子看清了他这个刑事犯的面孔）。他在她家鬼混了一夜和一整天。第二天晚上他竟然穿起她从前的丈夫的衣服，同她一起到俱乐部看电影去了！劳改营看守有的也来看电影，认出了他，当场就把他绑走了。

另外两个格鲁吉亚人轻率而自信地向火车站走去，想乘火车去卡拉干达。但是，从杰兹卡兹甘通往外界的路，除了牧人和逃犯走的小径之外，只有一条去卡拉干达的铁路，铁路沿线有许多劳改营，每个车站上都有行动人员哨所。因此，他们还没到卡拉干达就被抓住了。

其余三人朝西南方向逃走，选了一条最艰苦的路。这里没有人，但也没有水。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乌克兰人，上过前线的普罗科片科，有一张地图，他劝另外二人选择这条路，并且说他能领他们找到水。两个同伴一个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江湖骗子，另一个原先是小偷，瘦小干瘪。三个人走了四天四夜，没吃没喝。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勒勒人和小偷对普罗科片科说：“我们得和你告别啦！”“怎么啦，哥儿们？你们想分开走？”普罗科片科没有立即听懂他们的话。

“不，我们想把你结果掉！反正咱们不能都逃出去。”

普罗科片科苦苦哀求他们，他把帽子撒开，从布夹层里取出他妻子和孩子们的一张照片给他们看，想以此感动他们：“哥儿们，哥儿们！咱们可是一起逃出来寻求自由的呀！我一定能把你们领出去。前面不远就应该有一口井！一定会有水！再忍耐一下吧！饶了我吧！可怜可怜我吧！”

但是两个人还是把他桶死了，指望着能喝他的血。他们割断了他的血管，但是血不往外流，立即就凝固了！……

这又是可以拍进纪念影片的一个镜头：两个人在草原上杀死另一个人，血不往外流……

两人彼此像狼一样互相注视着，因为下一回该是他们两人之中的一个要遭殃了。他们互相警惕着向前走去，朝着刚才普罗科片科老头指的方向走去……竟在两个小时之后看到了一口井！……

但是，第二天，搜索队从飞机上发现了他们，抓回去了。

审讯中他们把认出这件事。后来此事在劳改营里传开了，人们决定捅死他们替普罗科片科报仇。但是，劳改营当局把他们关在单独的牢房里。后来又转押到别处去审判。

只好相信命运了。相信你逃跑的成败取决于跑出来时冲了吉星还是凶星。不管你有多么周密而长远的计划，但在关键时刻营区的电灯突然全灭了，因而你就没有弄到汽车以至全部计划落空。而另外的一次逃跑却完全是由于一时冲动开始的，可是偏偏各种情况都像早已有了巧安排似的。

一九四八年夏天，也是在杰兹卡兹甘的第一分部（当时这里还没有建立特种劳改营），有一天早晨派出一辆自卸卡车到很远的采沙场去拉沙子，把沙子运到灰浆搅拌场去。采沙场不是固定工地，也就是说那里没有专门的警卫人员。只好让三个装车的囚犯也坐车去，随车回来。这三人都是判了长期刑的，有的十年，有的二十五年。押车的三名士兵中有一名上等兵。司机是个解除看管留营劳动的刑事犯。机会！但是，对于机会必须像它突然到来那样迅速而及时地抓住它。他们要下定决心，要互相商量，而且这一切都不得不在押车士兵的眼前和耳边进行。往车上装沙子的时候士兵们就持枪站在旁边。三个囚犯的经历相同，和当时千百万人的经历一样：先是上前线，然后是德国俘虏营，从德国俘虏营里逃跑，又被敌人抓回去，关进惩戒集中营，战争结束了，他们被从集中营里放出来，接着，为了对这一切表示感谢，苏联当局把他们关进了“自己人的”监狱！既然当年在德国都敢逃跑，为什么今天在自己国家里不敢逃跑呢？一车沙子装好了。上等兵坐到驾驶室的司机旁边的坐位上。两名冲锋枪手坐在车箱前部，背靠驾驶室，面向车后，持枪对准坐在车箱后部沙子上的囚犯。汽车刚开离采沙场，三名囚犯一个暗号同时向两名押解兵的眼里扔沙子，随即扑倒在他们身上，夺下冲锋枪，从驾驶室的后窗口用枪托一下子就把上等兵打昏了。汽车停住了。司机吓得要死。囚犯们对司机说：“别怕！我们不会动你！你不是他们的狗腿子吧！？快卸车！”马达开动了，转眼间一车沙子，比黄金还宝贵的、给三个人带来自由的沙子，卸在地上。

就在这个时候，也像几乎所有逃跑中的情况一样（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一点吧！），奴隶们表现得远比押解人员宽宏大量：他们没有枪毙三个士兵，没有殴打他们，只命令他们把衣服和靴子脱下来，就放他们光着脚、穿着内衣走掉了。“你呢，司机？你跟谁走？”“当然跟你们走，那还用说！”司机也立即下了决心。

为了迷惑三个光脚押解兵，囚犯们（他们将为这宽宏大量付出代价！）先把车往西开（平坦的草原，随便往哪里开都行！）。路上，一个人穿上等兵的制服，另两人换上普通士兵制服，然后驱车向北方驶去。三人都有武器，司机有驾驶证，有什么可怀疑的！尽管如此，路过电话线的时候还是要把电话线弄断，以便切断他们的联系（把车开到近前，用绳子挂一块小石头扔过去，搭在电线上，拉绳子，把钩子带上去，拉断电线）。这当然要花费时间，但是值得。汽车全速开了一整天，直到跑完三百公里，汽油耗尽才停下来。于是他们注意从对面来的车。一辆“胜利牌”小卧车开过来了。他们把车叫住。“对不起，同志，职务在身嘛，我们得检查一下您的证件。”原来是两位要人！区党委的领导！去农庄检查工作或是去给农庄鼓舞士气的，也许只是想去好好吃上一顿。“喂，出来吧！把衣服脱了！”要人们苦苦哀求，生怕打死他们。把这两个只穿内依的人带进了草原，绑起来，拿了他们的证件、钱和衣服，乘上“胜利牌”轿车，开走了。（上午被扒掉制服的士兵一直到傍晚才走到就近的矿场。矿场的岗楼上对他们喊：“不许靠近！”“我们是自己人！”“只穿一件内衣，什么自己人！”）

“胜利牌”汽车的油箱不满，连备用油罐也用上总共走了二百公里就完了。天已经黑下来。他们看到放牧的马群，虽然没有笼头，却也成功地抓住几匹，抓住马鬃，骑上去，继续逃跑。但是，司机却从马背上掉下来摔伤了腿。三人建议他坐到后面，两人骑一匹马，带他走。但是，他拒绝了。他说：“朋友们，你们不必怕。我绝不会去报告！”他们给了他一些钱和“胜利牌”汽车的驾驶证，骑马走了。这位司机就是看到这几个逃犯的最后一个人，从那以后谁也再没有见过他仰而且一直也没有被送回劳改营。他们几个人就这样把自己的“二十五元券”和“十元券”统统留在特别处的保险柜里，没有找零钱，就头也不回地跑掉了。乳臭未干的检察官们向来就喜欢勇敢的人！

那个司机确实没有去报告。他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的农庄里找到了工作，安静地度过了四年。但是。艺术爱好把他毁了。他会拉俄式手风琴，拉得很好，常在自己农庄的俱乐部里演出。后来他参加了全区文娱会演，后来又去参加全州会演。他自己也几乎忘掉过去的生活了。但是，观众里有一个杰兹卡兹甘的看守，认出了他，当场在后台就把他抓走了。按第五十八条又判了他二十五年，把他押回了杰兹卡兹甘。

也还有另外一类逃跑者。这类人不是凭一时冲动和绝望的拚死心情而逃，而是凭技术，凭一双灵巧的手逃跑。

肯吉尔营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利用火车车辆的逃跑。有一个工地上经常开来运水泥和石棉矿石的货车。把货物卸在隔离区，开走空车。于是，有五个囚犯便开始准备一次靠技术的逃跑。他们要在普尔门式货车车辆的车帮里面再装上一层木板车帮，人可以藏在中间。这层车帮要用合叶作成折叠式的，像屏风一样，把它拿上火车时看去像是一块为了卸车用的搭板。一切都计划得十分周密：卸货的时候，担任卸货劳动的囚犯就是车辆的主人了，那时可以把准备好的东西拿进车箱，把它拉开，用卡子固定在硬车帮上，五个人背靠车帮站好，用绳子把假车帮拉起来，固定住。车箱里满是石棉粉，假车帮上也是石棉粉。至于这节普尔门车辆在纵深上会稍微短一点，这从远处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在时间计算上比较复杂：车辆必须在火车开走之前卸空，这时候囚犯们要仍旧留在工地上，不能提前上车，等到确信马上要开车时才能上去。他们就在这最后一刻拿着刀子和食物跑过去了，可是，这时其中一个人的脚给铁路道岔卡住骨折了。这耽误了大家的时间，他们未能在押解人员集合点名之前把假车帮安装好。他们被发现了。后来对这一逃跑事件进行了公审。

曾在空军学院学习过的巴塔诺夫也试验过类似的方法，不过他是一个人单独子的。埃克巴斯图兹的木材加工厂制作房门，这些预制的房门从工厂用卡车运到工地去安装。木材加工厂的工作是昼夜不停的，因此，岗楼上始终有警卫。但是工地上只是白天有警卫，晚上就撤掉。巴塔诺夫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被装在一捆门框里，两面用门板钉起来，装上汽车，卸在工地上。在木材加工厂里，趁着交接班时的混乱混过了查点人数这一关。所以当天晚上没有发现有人逃跑。在工地上，他夜间从门框里爬出来，逃跑了。但他在去巴夫洛达的路上又被捉回来。（这次逃跑是在他上次逃跑一年之后，他上次坐汽车逃跑时轮胎被打穿了。）

逃跑而被捉回的人和逃跑前被察觉的人；参与过那些使整个劳改营的土地燃烧起来的事件的人；由于行动人员的深思熟虑而受到特别监视的人；拒绝服从命令的人；还有其他各种不驯服的人——所有这些人使得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里的加强管制棚不断地扩大、再扩大。新建的两厢砖房已经容纳不下了，惩戒室（距营部不远的第二号工棚）也容纳不下了。又新开辟了一个惩戒空（第八号工棚），它是特别为“班杰拉分子”建立的。

每发生一次逃跑，每发生一次骚乱事件，三个惩戒棚的制度都要变得更加严厉一些。（为了忠实地反映刑事惯犯们的历史，这里应该指出：埃克巴斯图兹加强管制棚里的“每狗”们对此是十分不满的，他们经常嘀咕：“坏蛋们！别再逃跑吧！因为你们逃跑，我们都快要被这严厉的制度给卡死啦！……在一般劳改营里，这种事只打几个嘴巴就了事了。”这些话也正是监狱当局希望他们说的。）

一九五一年夏天，整个第八号工棚惩戒室在计划集体逃跑。这个工棚距营区障碍地带只有三十米远，所以他们决定挖地道。但是，他们干得太明显，几个小伙子在自己人中间公开议论、商量。他们以为，既然大家都是“班杰拉分子”，就不会有眼线。实际上却早已有人当了眼线。他们那不像样子的地道刚挖了几米，就被出卖了。

第二号工棚惩戒室的领袖人物对于八号工棚的吵吵嚷嚷的逃跑计划十分不满。倒不是怕暴露之后加强管制，而是因为自己也离障碍地带三十米，也正在挖一个高质量的地道，而且在八号工棚开挖前就开始了。他们担心：既然两个惩戒室都想到了挖地道，那么猎犬们也会想到这一点并且会开始检查。但埃克巴斯图兹营的主人们最怕的还是抢汽车逃跑，所以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这方面的防范上，决心把所有的工地和生活区全用一米深的地沟围起来，使任何汽车都通不过，就像中世纪嫌城墙不够，还要挖护城河一样。这些日子囚犯们已经在工地和隔离区周围挖出了一条条整齐的地沟。

第二号惩戒工棚是在整个埃克巴斯图兹隔离区内部又用铁丝网圈起来的一个小区。铁丝网围墙上的小门经常锁着。除了在石灰场劳动的时间之外，这里的囚犯每天只有二十分钟可以在小区内活动，其余时间全被关在工棚里，只有去上工和回来时才通过大营区；他们不能到大食堂去吃饭，饭由炊事员用木桶给他们送来。

惩戒室的囚犯把去石灰场只看作晒太阳和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谁也不去用力铲那有害健康的石灰。一九五一年八月底发生过一起打死人的事件。（刑事惯犯阿斯帕诺合用铁棒打死了阿尼金。阿尼金曾经在暴风雪中利用大风旋起的大雪堆爬过铁丝网逃跑过，但一昼夜后又被捉回来，关进了惩戒室。关于他的事已见第三部第十四章。）从那以后，这里的囚犯更是拒绝当这种“工人”了，因此，整个九月间惩戒室没有人去劳动，实际上等于蹲在监狱里。

这些人中间有不少“坚定不移的逃跑者”，从夏天开始，他们逐渐集结到一起，终于组成了一个“十二人逃跑小组”（哈吉耶夫·穆罕默德，他是埃克巴斯图兹地区伊斯兰教徒的领袖；瓦西里·库斯塔尔尼科夫；瓦西里·布留欣；瓦连京·雷日科夫；穆吉亚诺夫；一个喜欢挖地道的波兰军官及其他几个人）。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其中库班的哥萨克人斯捷潘·科带瓦洛夫还是居于主要地位。他们订了盟约：谁要是泄露哪怕一个字，谁就别想活，或者自己自杀，或者别人把他捅死。

这时候，整个埃克巴斯图兹营区已经被四米高的围墙围得严严实实。顺着围墙还有一条四米宽的耕翻过的前沿地带，墙外还有一条十五米宽的隔离禁区，最后是一条一米深的沟。逃跑者们决定使地道通过这整个障碍地带，而且要把地道挖得十分可靠，让谁也不能提前发现它。

初步调查表明：房子的基础较低，整个工棚的地板下面的空间很小，挖出的上没有地方放。看来，这个困难很难克服。那么，就不逃跑？……于是有人提议：天花板上面有很大的空间，把土弄到天花板上去！通过无法隐蔽的、经常受到检查的工棚的居住空间偷偷把几十立方米的土运到天花板上的顶楼去？每日每时都要这样往上运，还不能掉下来一点点，不能留下痕迹？这似乎不可想象！

但是，一旦想出了解决办法，人们欢呼起来了。只有这时才算把逃跑计划最后确定下来。解决办法是在分小组选择住房的同时找到的。这座按芬兰式建筑的工棚原本是为自由工人们建造的宿舍，把它合并到劳改营营区内是个错误，整个营区再没有第二栋这样房子了：工棚里分成一个个小房间，而这种房间又不像其他房间那样可以塞进七个“小车厢”，而只能接三个，也就是说只能住十二个人。十二名逃跑者中有几个人是住在同一房间里的，于是逃跑者也就选中这一间作为基地。他们通过各种手段——通过自愿换床位或者用玩笑或嘲笑来排挤那些碍事的人（“你睡觉打鼾太厉害了……”“你……’”理由多得很呢！），慢慢地把“小组”外的人统统挤到别的房间去了，十二个“‘自己人”终于集中到这间屋里。

惩戒室与一般营区隔绝得越是严格，惩戒室里的人受到的惩罚和压迫越是厉害、这些人在整个营区中的精神作用力也就越大。对全营的囚犯来说，惩戒室的人要求定制一件什么东西，那就像是传下一道圣旨。现在，凡是技术上需要的东西都可以订货，这些东西会在某个工地上制作出来，会冒险通过营门口的搜查带进隔离区，然后再留着第二次危险（放在烂菜汤里，面包里，或者放在药品箱里）带进惩戒室里。

他们首先定制和得到的是刀子和磨刀石。然后又要来了钉子、小螺丝、油石灰、水泥、白粉子、电线、小滑轮。他们用小刀整齐地锯断了三块地板木条上的阳榫，取下了一块压住这几条地板的护墙板，拔掉这几条木板两端（靠墙的一端和搭在房间中部地板横梁上的一端）的钉子，就把这三块板掀了起来。然后，在它们朝下的一面用小木条把三块板拼起来钉成一个整块托板。在其靠墙的一端，钉小木条的钉子中有一颗大钉子是从L向下钉的，但没有把它钉到底，稍稍留一点钉子帽，把这个钉子帽用地板颜色的灰腻子填腻上，再弄上一点尘土。把这整块托板放回原处，它就仍然非常严密地和整个地板合在一起，没有一点缝和损伤，也没有可以把它拿起来的地方，因为从来没有在板缝处使用过刀斧之类。然后再把护墙板放回原处，压住这块板。取下这块托板的方法是：先把那块活动的护墙板拿掉，用一个铁丝圈套住大钉子帽，把托板拉起来。这就是地道入口。进入地下挖土的人每次换班都要把护墙板取下来再装回去。他们每天要“擦地板”（为的是使地板保持湿润膨胀，不出现干裂缝）。这个进入地下的任务是主要任务之一。总的说来，他们这个房间一直收拾得非常干净整齐，从来没有人穿着鞋躺在床上，也没有人吸烟，个人的东西从不乱放。床头小柜里也没有碎屑残渣之类。因此，每次来检查内务的看守都是在这个房间停留的时间最短。“搞得好，有文化！”看守们一边这样说着，就去检查下一间了。

第二个任务是土的提升工作：要把挖出的土提到天花板上面去。这个房间里，也和其他房间一样，有一个砖砌的俄式大火炉，它和墙之间有一条空隙，可以挤进一个人去。想出的办法是：把这个空间封死，把它从居住空间变为坑道的一部分。他们在一间空房里干净彻底地拆卸了一个“小车厢”床，用拆下的木板把这个空间的开口封死，立即钉上灰板条，抹上灰泥，刷成和炉子一样的白色。看守们难道会记住工棚里二十个小房间中哪一间的炉子和墙连在一起，哪一间的炉子稍微离开墙一点吗？空房里的“小车厢”少了一张也没有被发现，因为人们拆得干净利落，毫不露马脚。只是在头一两天中，看守有可能发现墙上的灰泥是湿的。但是，要发现这一点，他就得绕过炉子弯腰到床后去看。这间屋子是清洁整齐的模范呀，何必呢！即使被他看出来，这还不等于全部坑道计划的暴露，可以推说：这是为了使房间整洁美观，那个没有用的空隙经常落灰，又很不好看！

灰泥都干了之后，这才用刀子把已经封死的这个空间的地板和天花板剜掉。在这里，又用拆床的木料装了一个梯子。这样，狭小的地板下面的空间就同天花板上宽敞的空间连在一起了，像是一口看守们看不到的竖井。它也是多年来第一口能够使那些刚强的男子汉们心甘情愿地在里面拚命劳动的竖井！

劳改营中也会有同梦想结合在一起的工作吗？会有把你的整个身心都吸引住的、使你废寝忘食地去干的工作吗？有。这样的工作只有一件，那就是为了逃跑而进行的准备工作！！

下一个任务就是挖土。用刀子挖，磨刀子，这是勿须多说的。但还有不少别的问题。这里还需要进行矿山测量学的计算（这由工程师穆吉亚诺夫担任），既要到达安全深度，但又不要超过需要的深度；要使坑道的走向符合最短距离；要确定坑道的最合理的截面；要随时知道自己处在什么地方；要正确地规划好坑道出口。还有换班的组织工作：每天挖土的时间越多越好，又不能换班太勤；还要毫无破绽地全员按时接受早晚两次点名。这里还有个劳动服装问题，洗手洗脸问题。（总不能带着一身泥土到上面来接受点名吧！）也有照明问题：一条六十米长的坑道怎么能在完全黑暗中挖成呢？他们把电线拉入地下坑道。（还得在不被发觉的情况下接通才行！）也还需要安装信号装置：如果有人突然向工棚这边走来的话，怎样才能及时地从长长的、不透气的坑道里把挖土的人叫上来呢？或者，坑道里的人怎样才能安全而及时地通知上面他们必须立即上来呢？

惩戒室的制度很严格，但严格也有它的弱点：看守们不可能悄悄地突然进入工棚，他们必须通过铁丝网之间的唯一道路走近工棚外的栅栏门，打开门上的锁，然后走到工棚的门，再打开锁。拉开门上的铁栓时也要有响声。这一切都可以从小窗户里观察到，不过不是从自己屋里的窗户，而是从门口附近的一间空“单间”的小窗里可以看到；在那里设一个“观察哨”就行了。坑道里使用灯光信号：闪两下——注意，准备退出坑道；连续闪光——紧急警报！火速出来！

进入坑道时把衣服全脱光，脱下的衣服放到枕头和床垫下面。进入地板下的地道口之后，要通过一条狭窄的裂缝似的小道，谁也不会想到前面就有一间宽敞的“小屋”，这里的灯经常亮着，备有工作服和裤子。另外四个光着身子沾满泥土的人（换班下来的）爬上来，仔细地在这里洗掉身上的泥土（泥土在汗毛上结成小泥球，需要把它泡软，或者就连汗毛一起扯下来）。

第八号惩戒棚挖地道的事被发觉时，第二号惩戒棚的上述工作已经进行一些时候了。所以，不难理解这些创造家们当时多么担心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那可太遗憾了，甚至是屈辱。幸而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了。

九月初，腾诺和日丹诺克在监狱里蹲了将近一年之后又被送到（实际上是回到）这二号惩戒室来。在这里刚刚喘了一口气，腾诺就又开始不安分了；他需要准备新的逃跑！他指责人们说，目前这个最好的逃跑时期很快就会过去，不能总是无所作为地呆着！但是，那些坚定不移、不顾一切的逃跑者们对于他的话却毫无反映（挖地道的人正好十二个，分成三班，不需要第十三个人）。这时腾诺便直接向他们提出了挖地道的建议！但是，人们回答说：考虑过了，但基础太低。（盯着这个久经考验的逃跑者的探索的眼睛硬是摇头说“不”，这自然是冷酷的。简直就像不允许一只受过训练的伶俐的猎犬去搜索猎物一样。）但是，腾诺太了解这些人了，他不能相信他们这种普遍的冷漠态度，他认为这些人不可能全都一样地堕落了！

于是腾诺和日丹诺克便开始对他们进行热心而内行的观察，这种内行的观察是看守们办不到的。腾诺发现：他们几个人经常到门口的同一间小屋里去吸烟，而且总是一个出来，另一个再进去，从没有结伴去过；白天他们的房门总是从里面插上的，别人叫门时从不立即开门；屋里总有几个人在熟睡，好像夜晚还睡不够似的；有一次，他看见瓦西里·布留欣从放马桶的地方转出来，全身是湿的。“你怎么啦？”“噢，我刚才洗了洗身子。”

他们是在挖掘，很明显，一定在挖掘！但是，在哪儿？为什么不说？……腾诺找这个人谈，找那个人谈，试探他们：“你们太不谨慎啦，朋友们！你们这个招法可不够谨慎！还好，是我看出来了，要是叫眼线发现了呢？！”

终于，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接受腾诺带领的四人小组参加进来。首先，他们建议腾诺对房间进行检查，发现痕迹。腾诺检查了每一块地板和墙，竟什么也没有发现！大家都十分满意。于是腾诺就高高兴兴地又开始为自己劳动了。

地下的劳动是这样组织的：一个人躺着凿掉工作面上的土；另一人在他后面弯着腰把凿下的土扒进特制的帆布小口袋；第三个人把绳子套在两肩上拉着小口袋往回爬行，通过坑道和地板下面拉到“竖井”下口，在这里把小口袋一个一个地挂在从天花板上系下来的钩子上，第四个人在天花板上把空口袋放下去，把装上的口袋拉上来，轻轻地在天花板上把土撤成薄薄的一层。每次换班之前都要用炉渣把新土盖上，天花板上的顶间里有的是炉渣。每班内部的分工也变动，但不常变，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迅速而高效率地完成最累最重的挖土和运土工作。

运土时，起初是一次拉两个口袋，后来从炊事员那里“抄”来一只木托盘，把土口袋放在托盘上，这样就可以一次拉四个口袋了。绳子从颈后绕到胸前经过两腋下拉着身后的托盘。后颈的皮磨破了，两肩两膝酸痛，拉一趟就满身是汗，作完一班下来，简直累死人。

挖土时的姿势非常不方便。只有一把短柄铁锹，每天都要磨。先要用它挖出一道一尺左右深的竖沟，然后半躺半卧地背靠着挖出的土，铲下土块来扔到身后。地下有时是石头，有时是粘土。遇到非常大的石头就只好绕过去，使地道拐弯。每八至十小时换一次班，每班控不到两米，有时连一米也挖不到。

最困难的是坑道里空气不够：人们头晕、恶心，甚至失去知觉。必须解决通风问题。通风孔只能通向地面，打在障碍地带附近，也就是打在最危险的、经常处于观察下的地带。但是，没有通风孔不行，简直无法呼吸。他们定做了一块“螺旋桨”式的钢片，装上横把，做成像手摇钻似的东西，就用它从下面向上挖出了一个通到地面的垂直孔道。可以通风了，呼吸轻快多了。（地道通过障碍地带之后。他们又在外面挖了第二个通风孔。）

哪一项工作怎样作才更好？他们不断总结经验。随时计算着地道的进度。

地道，或曰隧道，穿过带状地基之后渐渐向外直伸出去。只是遇到大石头或工作面不准确时稍微出现些弯曲。地道宽半米，高九十公分，顶是拱券形的。根据计划，顶面距地面为一米三、四十公分。地道两旁用木板加固。随着工程的进展，在地道里拉的电线也越来越长，接上的新灯泡已不只一个了。

顺着地道看去，它像一条地下铁道。这是劳改营内的“地铁”！……

地道已经挖成几十米了，已经挖到了障碍地带以外。头顶上有时可以清楚地听到换岗哨兵的脚步声，军犬的叫声。

可是，突然……突然一天早点名之后，他们看到监狱首长、短小精悍的马切霍夫斯基中尉亲自带领一群看守朝惩戒室这边走来了。这时白班的四个人还没有进入地道，屋里倒是没有可指摘的地方。（这是逃跑者严格规定的。）逃跑者们的心一下子就凉了：被发现了吗？被谁出卖了吗？或者只是临时抽查？

一声命令；“各自带着自己的东西，全到工棚外边来！一个也不许留！”

命令执行了。所有囚犯都被赶出来，集合在放风的小院里，坐在各自的布口袋上。只听见工棚里面一片响声——看守们在扔下“小车箱”上的木板。又听见马切霍夫斯基喊道：

“拿工具来！”

看守们把铁棍、斧头等拿进去。听见用力拆卸木板的声音。

逃跑者的命运就是这样的！用了多少智慧，花了多少劳动，寄托了多少希望和经历了多少兴奋的日夜啊！——一下子，不但全成泡影，还得蹲禁闭，遭毒打、审讯，再判新刑期……

但是，不！不论是马切霍夫斯基，还是看守们，谁也没有幸灾乐祸地挥着手高兴地跑出来。他们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掸落着身上的尘土，灰溜溜、气呼呼地从工棚里出来了：搜查毫无结果。“给我一个一个走过来！”——又下达了一个气急败坏的命令。开始一个人一个人地检查个人的物品了。囚犯们经过搜查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是一场大破坏！好几个地方（凡是钉得不牢或者有个小缝的地方）的地板都被撬起来了。各个小房间里的东西扔得乱七八糟，有些床被恶狠狠地翻过来。只是逃跑者这间有文化的房间没有遭到破坏！

不了解逃跑情况的人们气愤地说：

“这些兔崽子们怎么就坐不住呢？！他们搜什么？”

逃跑者们则庆幸自己没有把挖出的土撒在地板下面该是多么正确，否则这次肯定会被发现。看守们并没有到天花板上的顶楼去搜查（只有鸟儿才能够从顶楼上飞走！），何况顶楼上的新上也全都用炉渣盖得好好的。

猎犬们没有嗅到！没有嗅到！啊，多么高兴！只要顽强地劳动，严格地谨慎小心，就不可能没有成果。这回一定可以控成功了！距离障碍地带外围的防护壕只有六米到八米了（最后这几米必须挖得十分准确，必须使洞口不高不低正对准壕沟的底部）。

然后怎么办？这个问题科诺瓦洛夫、穆吉亚诺夫、哈吉耶夫和睦诺四个人这时已经计划好了，并且已由十六人全体通过。决定晚上十点来钟，在全营晚点名结束之后逃跑。那时看守们都各自回家或回到自己的工棚里去了，岗楼上哨肖兵已经换岗，下岗的哨兵也已经离去了。

到那时全员一个一个地进入地道。最后一人要在“小窗口”对营区进行监视。然而他要同倒数第二人把抽掉的那块护墙板对好，钉在那块活动地板上，好使人们进入坑道后盖上地板时护墙板正好安在原来的地方。那个还露出一点的大钉帽要拉下来，固定住，还要在那块地板下面装一个木闩，盖上后从下面关死，好使人们不能再从上面把它拉起来。

还有：逃跑前要把走廊里的一个小窗上的铁格子取下来。这样，早上点名时发现缺少十六个人，看守们就不会立即断定是挖地道逃跑的了。必然会到隔离区的其他部分去找，也会以为是蹲惩戒室的人们去找某个眼线算帐去了。也会到特种营的其他分部去找，认为是跳墙跑到其他分部去了。干净利落！地道不会被发现，窗子下面又没有足迹，十六个人像是让天使带到天上去了！

从地道进入环营壕沟之后，要一个人一个人地沿着沟底爬到离岗楼较远的地方（地道出口离它很近），再一个一个从沟里爬出来上路。每上去四个人就停一会儿，以免引起怀疑，并且可以借这个时间观察一下。（最后一个人还要采取预防措施：他要把事先准备好的抹了泥的木盖子从外面堵在地道出口上，用身体把它靠进洞口，再从外面扔上一些土！这样，第二天早晨从壕沟里也不会发现地道出口的痕迹。）

经过村子的时候，要一组一组地走，还要大声谈笑。如果遇有阻拦，大家合力抵抗，直到动刀子。

总集合地点是铁路道口附近，那里常有许多汽车通过。铁路道口比旁边的马路高，大家趴在附近地上，不会被发现。这个道口修得不很好（逃跑者们平时上工经过这里，看见过），只是随便铺了一些厚木板，所以运煤的汽车和空火车车皮经过这里时都开得很慢。等汽车一过路口，便有两个人举起手来要求汽车停下，从两旁走过去，请求司机捎一段路。晚间汽车上大都只有一个司机。这时立即抽力抓住司机，强迫他坐到驾驶室中间去。瓦连京·雷日科夫立即掌握方向盘，其他人迅速跳进车厢，向巴夫洛达全速前进！一百三、四十公里的路程，有几个小时就可以达到。快到渡船渡口时，沿河岸往上游开，那里有灌木丛（押送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留意到了），把司机绑起来，放在灌木丛里，扔掉汽车，坐小船渡过额尔齐斯河，以后就分成小组，各奔前程了。现在正是征购粮食的季节，到处路上都有许多汽车通过。

挖掘工作计划在十月六日完成。在这之前两天，十月四日，两名参加者，腾诺和一个小偷瓦洛佳·克里沃舍因，突然被编到另一批犯人中间去，准备押到其他地方。他们原想耍个花招，想法生病，争取留下来。但是行动人员威胁说不服从就给他们戴上手铸，哪怕半死也得押走。他俩担心过分坚持可能引起怀疑，所以也就只好服从了，为了朋友们作出了牺牲。

起初，腾诺执意要加入这个挖地道小组，现在他的愿望完全落空了，他没能成为第十三个人。倒是被他拉进来的、他所庇护的、过于散漫和缺乏自制力的日丹诺克成了第十三名。当初是斯捷潘·科诺瓦洛夫和他的朋友们最后向腾诺让了步，才把秘密告诉他的。

挖掘完成了。出口恰好：穆吉亚诺夫没有计算错。这时下了一场雪。所以他们把行动时间推迟了两天：等地面干一干。

十月九日晚上，一切都按原来的设想准备妥当。第一批四个人是科诺瓦洛夫、雷日科夫、穆吉亚诺夫和他那个经常的技术助手波兰人。

接着就是倒霉的小个子科利亚·日丹诺克爬出坑道进入壕沟了。这时，当然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他听到沟上面不远处有脚步声。他本该沉住气，趴下不动，等人们走过去再往前爬。而他却过分机伶了：他探出头去想看看是什么人在走路？

俗话说得好：跑得快的虱子总是先被篦子梳掉。但他这个“跑得快的虱子”却毁掉了一组逃跑者，毁掉了一组难能可贵地配合得这么好而又计划得这么周密的逃跑者！毁掉了在这次逃跑中交织在一起的十四条漫长而复杂的生活道路！这次逃跑对其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特殊的、使过去和将来都具有意义的重要作用，他们中间每人都有另外一些人——一妇女们，子女们以及尚未出世的孩子们——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们呢！这个“虱子”一抬头，这些人的一切就全都陷入了十八层地狱！

原来，上面走的正是警卫队副队长。他看见了这个“虱子”，喊了一声，开了一枪。于是，他的那些卫兵们，那些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个逃跑计划，因而根本不配同它作斗争的卫兵们，竟然成了抓获这些逃跑者的“大英雄”。而我的读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还在用平尺敲着书页傲然地、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是啊！……可你们为什么不逃跑呢？……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这时，所有逃跑者都已经钻进地道，取下了窗上的铁格子，把护墙板钉好在那块活地板上了。现在他们一个个只好向后爬去，向后！向后！

谁能真正完全理解这绝望的懊恼？理解这对于自己辛勤努力的蔑视？

他们爬回去了，熄灭了地道里的灯，又把走廊窗上的铁格子装上去。不一会儿，整个惩戒工棚里挤满了劳改营的军官，警卫营的军官，卫兵和看守们。开始按档案卡片点名了，然后把所有的囚犯全都赶进了石砌的监狱。

小屋里的坑道入口始终没被找到！（如果一切都能按原来的设想实现，看守们还不知道要寻找多久呢！）不过。他们在日丹诺克“露馅儿”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半堵塞的窟窿。但是，即使顺着地道来到工棚下面，也还弄不清人们究竟是从哪里进入地道的？把挖地道的上藏到哪里去了？

他们只是发现了那个有文化的房间里少了四个人。现在只好狠狠地殴打剩下来的八个人了——殴打便是蠢人探求真实情况的最简单的办法。

现在为什么还要隐瞒它呢？……

后来，当局组织了全体警备人员和看守人员到这个地道里来参观。埃克巴斯图兹营的负责人马克西缅柯少校还曾在总局的会议上向其他劳改营的负责人夸耀说：

“是啊，我们营里有过地道。是的，那简直是一条地铁！但是，我们呢……我们有高度的警惕性……”

其实，只不过是由于一个“虱子”……

立即响起了警报。已经逃出的四个人自然不能再逃往铁路道口。计划全打乱了！他们跳过大路对面的围墙，进入无人的工区，穿过工区，又跳墙出去，向草原跑去。他们不敢留在村庄里拦汽车，因为村庄里已经布满哨兵了。

就像一年前的腾诺一样，他们立即失去了前进的速度和逃脱的信心。

他们朝东南方向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前进。他们既没有路上吃的食物，也没有力气，因为最后几天为了早些挖通地道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一逃跑的第五天，他们进入一个蒙古包想向哈萨克人要点食物。不出所料，哈萨克人拒绝给东西吃，并且用猎枪向要饭的人开枪。（这难道是草原上放牧人民的传统吗？如果这不是他们的旧传统，那么这个传统是从哪儿来的？……）

斯捷潘·科诺瓦洛夫用刀子对付了猎枪，刺伤哈萨克人，夺了猎枪和食物。他们继续前进。但是，哈萨克人骑马追寻他们，在他们快到额尔齐斯河岸的时候追上了。哈萨克人叫来了行动人员小组。

后来，逃跑者被包围起来，打得血肉模糊。再往后……再往后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现在谁能对我们说，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者们的逃跑也曾遇到过这么多困难，曾是这么缺乏外部支持，曾处在这样敌意的环境中，被捉住之后曾受到过这样非人的惩罚，那么，就请他给我们举出实例来吧！

给我们举出这样的实例之后，再指责我们没有进行斗争也不迟！

第九章　拿冲锋枪的孩子们

穿黑袖口长大衣的士兵守卫过我们。红军战士守卫过我们。自卫队员守卫过我们。预备队的老兵也守卫过我们。最后，是身强力壮的、出生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没有见过战争的孩子们拿起新式冲锋枪来守卫我们了。

我们与这些孩子们之间只有一条沉默的、死神的纽带联系着：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打死我们中间的任何人。每天早晚两次，各一小时，我们和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一起走路：每天早晨，我们都无精打采地走向我们和他们都不需要去的地方，我们走在路中央，他们走在路两旁；每天傍晚，我们打起精神往回赶路，我们奔向自己的畜圈，他们也奔向自己的畜圈。双方都没有自己的真正的家，所以，这些畜圈也就等于大家的家了。

走路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看他们的短大衣，也不看他们的冲锋枪，那些东西对我们有什么用？可是，他们却始终盯着我们这黑色行列。按照规定，他们是应该总盯住我们的，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命令，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有责任用射击阻止我们的任何未经允许的举动和多跨出的一步。

我们身穿黑色厚棉衣，头戴用“斯大林毛皮”制的灰色棉帽．脚上是歪扭的、不像样子的、已经穿过三期、换过四次底的破毡靴，衣服上缝着一块块号码布。我们这种样子在他们眼里像什么呢？他们怎么能像对待真正的人那样对待我们呢？一

我们的样子使人望而生厌。这奇怪吗？不。当局就是有意使我们的样子叫人讨厌的。我们的队伍被武装士兵押解着走在宽阔的街道中央，村庄里的自由居民们，尤其是中小学校的女教师和学生们，从人行道上斜视着我们，目光里充满恐惧。据说他们生怕我们这些可惜的法西斯余孽会突然四散开来，冲垮押解队伍．跑到村里去抢劫、强奸、杀人、放火。像这样一些野兽般的家伙除了干这些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念头。警卫部队正是保护村里人不受我们的侵害的。警卫部队多么高尚啊1在我们建造起来的村庄俱乐部里，警卫部队的中全邀请女教师跳舞的时候完全可以以英雄自居。

这些孩子们从警戒线上，从了望塔上，总是在盯着我们。但是。人们却不允许他们对我们有丝毫的了解。只给他们一项权利：不须事先警告即可直接用冲锋枪向我们射击！

唉！假如他们能在傍晚到我们工棚里来看看，坐在床边听听我们的谈话，听听这个老头儿是为什么被关进来的，那位叔叔又是为什么，那么，那些了望塔上，那些岗楼上，就不会再有人了。冲锋枪也就不会再射击了。

但是，这个制度的全部力量和狡猾性就在于：这些人与我们之间的死神联系是建立在不了解的基础上的。如果他们对我们表示同情，就会作为背叛祖国的行为而受到惩罚，他们想同我们谈话的愿望本身就等于对神圣誓言的违背。本来嘛，何必同我们谈话呢？J政治指导员不是会在规定的时间同他们进行谈话l吗？！政治指导员会把他们所守卫的这些人民敌人的政治情况和精神面貌告诉他们。他会详细地、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这些丑八怪们多么危险，多么有害，给国家造成多大负担（这样就更能诱使他们拿这些活靶子试试枪法了）。政治指导员有时也会在腋下夹来一大包卷宗，说这是囚犯档案，是特别处只借给他看一晚上的。他会从中抽出一张打字文件来，读读那上面列举的罪行。就凭这些罪行，把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所有炼人炉都用上也不解恨。然后，他会说，这些罪行就是那个修理过电线杆上的电灯的电工干的，或者是那个管某些不谨慎的朋友们做过一个小柜的木匠干的。

政治指导员不会自相矛盾，他也不会失言。他绝不会告诉孩子们这些人被关起来只是因为他们信神，或是因为他们追求真理，主张正义，还有一些人甚至是什么也不因为。

这个制度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在这里，哪个人都不能和另一个人随便交谈，而必须通过军官和政治指导员。

这些孩子们的全部力量则在于他们的无知。

而劳改营的全部力量就在于这些孩子，在于这些戴红肩章的士兵，在于了望塔上的杀人凶手和追捕逃跑者的人们。

下面是当时内罗勃拉格的一个警卫人员关于政治指导员的一次训活的回忆：“萨穆京中尉是个窄肩膀、身体瘦长的人，脑袋扁平，活像一条蛇。他长得很白，几乎看不出他有眉毛。我们知道他从前经常随便开枪打死人。现在是他给我们上政治课。他用毫无变化的语调说：‘你们所看守的这些人民敌人就是法西斯分子，是坏蛋！我们体现祖国的力量和手握惩罚之剑。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应该有任何温情，不应该有任何怜悯！’”

那些一定要朝着倒在地上的逃跑者的头上踢几脚的孩子们，那些从戴着手铐的白发老人口里踢掉面包的孩子们，那些眼看着一个被铐住的逃跑者在满是木刺的车厢里滚来滚去、脸上出血、头被撞破，而丝毫无动于衷的孩子们，就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是啊，他们是祖国的惩罚之剑。

斯大林死后，我这个被永久流放的人曾有些日子躺在塔什干的“自由人”的医院里。忽然，我听到一个乌兹别克族年轻人在向病友们讲他在军队里服役的情况。他说，他们的部队“是负责看守刽子手和野兽的”。这个乌兹别克人承认，看守人员也吃不饱，因此，他们看到在矿上干活的囚犯领的口粮（当然是指那些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工作的人）只比他们这些执行神圣警卫职务的人的口粮少一点，心里很不舒服。尤其使他生气的是，他们，警卫人员们，还不得不站在了望塔上受冻（不错，倒是穿着一直拖到脚后跟的长棉大衣），而人民的敌人们到了工地之后似乎就整天在烤火堆旁呆着（他们仰便从岗楼上也能看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或者就在那里整天睡觉（看样子他是当真认为国家对这些敌人太宽厚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机会，使我能用警卫人员的眼光看看劳改营！我问这个乌兹别克年轻人：你看守的是些什么样的坏蛋？你自己同他们谈过话吗？于是，他告诉我，他的这些话全是听政治指导员说的，政治指导员还在政治课堂上给他们读过囚犯的“档案”呢！由此可见，他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以及关于囚犯们成天睡大觉的童话当然也是经过军官点头承认之后才在他头脑中确定下来的。

啊，欺骗这些孩子的人们啊！……你们还不如不生到这个世界上好！……

那个乌兹别克青年还说，内务部的一个普通士兵每月工资是一百三十卢布，（即相当于陆军普通士兵工资的十二倍！国家对他们为什么这样慷慨？是因为这些人担任的职务困难十二倍吗？）而在极北地区的内务部士兵则拿四百卢布，这还是现役军人，即衣食住行全由国家供给的人。

这位青年还讲了一些别的故事。例如，他的一位战友在押解一批囚犯去某处的途中，忽然觉得有一个囚犯像是要逃跑。于是他一拉扳机，一梭子弹飞出，当场打死五名囚犯。因为后来所有警卫人员都证明当时因犯们排队走得很老实，所以他的这个战友受到了严厉“惩罚”：为了这五条人命罚他十五天禁闭（当然是在温暖的禁闭室里）！

这一类的事，“群岛”的居民们谁不知道许多，谁不能举出若干件呢？我们在普通劳改营时就发生过多少起啊！有些工地上还没有设置障碍地带，只有警卫人员在四周警戒，形成一条看不见的警戒线。忽然，一声枪响，一名因犯被打死：据说他是“越过了界线”。其实，也许根本没有越过，因为界线是看不见的。可是，不会有第二个人到近前去检查一下死者的脚究竟越过了没有。大概总是越过了吧，因为这是警卫人员说的，只有他们才注视着界线，囚犯只顾在干活呀！正是那些城实地一心一意干活而没有注意界线的人才会吃这一颗子弹！在奥泽尔拉格时，有一次囚犯们在诺沃琼卡火车站附近割草。一个囚犯看到两三步外的地方还剩一点草，勤俭的农民的主人翁心情不允许他扔掉这把草：走两步把它也收到草堆里吧——一颗子弹飞来！而开枪的士兵反而因此得到了一个月的奖励休假！

还有过这样的事：某个警卫恨上了某个囚犯（因为囚犯没替他办某件事），他就会找机会报复一枪。有时则纯粹是恶作剧：警卫命令囚犯去拿界线之外的某件东西，囚犯倍以为真、但他刚刚走过界线就被一枪打死。或者扔出一支香烟去，“喂，拣起来拿去抽吧！”囚犯是会去拣这支烟的，他就是这种下贱东西。

为什么开枪？常常莫名其妙。例如，在戒备森严的肯吉尔营，有一天，白天，根本没有任何逃跑的迹象。一个叫丽达的西乌克兰姑娘利用劳动空隙洗了一双袜子，拿去晾到障碍地带前沿的斜坡上。这时，了望塔上的卫兵立即举枪上肩，一枪就把她打死了。（后来听说那个卫兵仿佛也曾想自杀。）

为什么？带枪的人嘛！一个人拥有打死或不打死另一个人的无限的权力嘛！

而且这里是有利可图的！首长永远会袒护你。从来不会因为你打死了囚犯而惩罚你。相反，还要鼓励你、奖励你！你开枪开得越早，囚犯刚刚迈出半步你就把他放倒了，这就更能说明你警惕性高嘛！因而奖赏也就越高。补发一个月的工资！给一个月的假期！（是啊，香警戒部队的领导设身处地想想看，如果他这个营里没有这种表明高度警惕性的记录，这算个什么营？！他这个首长还算个什么首长？！要么就是这里的犯人都十分老实？那不就可以削减警卫人员了吗？！一旦建立起来的这种警卫制度本身就要求不断地有人死亡！）

甚至在警卫部队的射手们中间还会形成某种互相竞赛的心理：你打死了一个，得了奖，买了黄油。那我不是也可以打死一个，也领奖去买黄油吗？想回家乡去看望一下自己心爱的姑娘吗？那就朝着这灰色动物中的某个开一枪吧，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月的假期回去一趟。

我们在普通劳改营时早就了解这种情况。但没想到特种劳改营里却有了一些创新：像这位乌兹别克人的朋友那样直接朝队伍开枪，像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奥泽尔营岗楼上发生的事件那样，或者从盼望塔上直接朝营区开枪。

是啊，他们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这是政治指导员们的工作成果。

一九五三年五月，肯吉尔营的拿冲锋枪的孩子们突然无缘无故地朝着已经回到营门正等待入门前搜查的囚犯队伍打了一梭子弹。当场十六人受伤，但是，假如单是受伤还好！孩子们使用的是早已被所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公约所禁止的爆炸子弹（“炸子儿”）：子弹从身上出去的时候造成一个漏斗状的窟窿，内脏被炸开，下颚骨和肢骨被炸碎。

为什么定要给特种劳改营的警戒部队配备爆炸子弹？这是经谁批准的？这些我们是永远不会知道的……

可是，警卫部队的人们看到在我的小说里囚犯们给他们和看守起的外号是“鹦鹉”，而且现在这个名词已经被社会所接受，他们简直气得不亦乐乎。不！囚犯们应该爱那些警卫和看守，应该把他们叫做护身天使才对！

这些孩子们当中也有一位没有生气。（不错，他是其中的优秀分子。）他决心维护真理。他叫弗拉季连·扎多尔内，一九三三年生，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曾在内务部军事警戒部队服役，一直在内罗勃拉格担任警卫。他给我写来好几封信，他说：

“这些年轻人并不是自己要到警卫部队去服役的，他们是被兵役局召去服兵役的，兵役局把他们派到内务部。他们受到射击和警戒放哨的训练。他们受冻，在夜里偷偷哭泣：让内罗勃拉格和它的一切统统见鬼去吧！他们才不需要这些东西呢！因此，不要责怪那些年轻人吧！他们是士兵，是在为祖国而服役；尽管在他们那荒唐而可怕的服役工作中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理解（请问，难道也有一些能够理解的吗？要么就全可理解，要么就全不可理解！——作者注），但是他们是宣过誓的，他们的职务也并于轻松啊。”

他的话诚挚而有理。发人深思。他仿佛竖起了一些木桩子把那些孩子们保护起来了。这些木桩子就是：誓言、为祖国而服役、他们是士兵！

但是，那也应该说：在他们身上做人的一般基础也未免过于薄弱了吧，甚至可以说丝毫没有这种基础，因为它连抵制誓言和政治课的力量都没有。并不是从任何一代人中，也不是从任何一个民族中都能培育出这种孩子们来的。

应该不应该在执行命令的时候相信别人胜于相信自己的良心呢？这难道不是二十世纪的主要问题吗？一个人可以不可以没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观念；而仅仅以铅印命令中或首长口头指示中的善恶是非为标准？誓言！誓言是以颤抖的声音庄重地宣读过的咒语，它的意义在于保卫人民免遭恶人残害；但是，它却又是多么容易被利用来为恶人服务而反对人民啊！

让我们回忆一下瓦西里·费拉索夫早在一九三七年就打算对他的刽子手说出的话吧：只你一个人有罪！人们在杀人，这只怪你一个人！我的死也全由你一个人负责，你一辈子就记住这句话生活下去吧！世界上如果没有你们这些行刑的刽子手，也就木会有死刑！

如果没有警卫部队，也就不会有劳改营了！

当然，不论当代人还是历史，都不会不看到罪责是有等级的。当然，谁都明白，士兵们的长官应负较大罪责；他们上面的行动特派员的罪责还要大些，发出指令和命令的人罪责更大，而指示别人去发出命令的那些人罪责最大。

但是，射击的、警卫的、端着冲锋枪对准我们的毕竟木是他们，而是这些孩子们！用皮靴向着倒在地上的囚犯头部乱踢的毕竟也是这些孩子们！……

弗拉季连在信中还说：

“人们向我们的头脑里灌输，强迫我们背诵带‘CC’字样的一九四三年条例，即一九四三年制定的绝密的警卫部队条例，这个条例的规定十分严酷而可怕。何况我们又是宣了誓的。还有行动人员和政治协理员的监视，还有小汇报和告密。每一个射手也都是建立了个人档案的……被围墙和铁丝网隔开的穿黑棉衣的人们和穿军大衣的人们同样都是被囚禁的人，不过前者是囚禁二十五年，后者是三年而且。”

他这几句话讲得似乎很有力量，他说那些警卫部队的射手们仿佛也是被囚禁在那里的，只不过并非由军事法庭，而是由兵役局囚禁起来的。但是，不对，并不都是“同样”的，因为穿军大衣的人可以用冲锋枪“很出色地”朝着穿黑棉衣的人，甚至朝着他们的人群，扫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

这个弗拉季连还解释说：

“年轻人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入。当然，也有狭隘、无知。盲目憎恨囚犯的、死认真的人。顺便提一下，在这方面特别卖力气的是那些从少数民族中召集来的新兵——巴什基尔人、布里亚特人、亚库特人。但大多数士兵则是些漠不关心的人。他们只是默默地服从，执行自己的任务，他们最喜欢的是撕月份牌，最盼望的是邮递员送邮件来的时刻。最后，也有一些好小伙子，他们同情囚犯，认为他们是遭到不幸的人。而且，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我们的职务在人民群众中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回家度假时一般都不穿制服。”

弗拉季连还用自己的经历来说明了他的这些想法。这是他做得最成功的地方，尽管像他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其实，弗拉季连之所以被分配到警卫部队，是由于懒惰的特别处的疏忽。他的继父沃伊尼诺原是个老干部，从事工会工作多年，一九三七年被捕。他母亲因此被开除了党籍。他的生父当时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属下的一个旅长、一九一七年入党的党员，这时他便急忙宣布和前妻以及儿子完全断绝关系（这样他总算勉强保住了党票，但还是丢掉了内务部部队的将军军衔）。弗拉季连的母亲为了洗刷自己的污点，在战争期间自愿成为供血站的供血者；（没关系，她的血不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可以输用！）弗拉季连本人“从儿童时期就憎恨戴蓝滚边帽子的内务部军人，可是现在这蓝滚边帽子却戴到自己头上了……在我的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印下了那个可怕的夜晚的情景——一些穿着和父亲一样制服的人们粗暴地在我的小床上乱翻乱扔的情景。”他在信中还说：

“我不是个好警卫战士：我同囚犯们讲话，也替他们办事。我有时就把枪放在他们的烤火堆旁，替他们到小卖部去买东西或替他们把信投入邮筒。我想，在独立劳改点里，在普罗梅朱托契娜娅、梅萨柯尔特、帕尔玛等处，人们一定还会记得我弗拉季连这个卫兵的。囚犯作业班班长有一次对我说；‘请你留心观察人们，倾听一下他们的苦衷吧，那你就会明白……而我本来就是把这些政治犯当作自己的爷爷、叔叔和阿姨看待的……我实在厌恶那些军官们。我发牢骚，生气，我对射手们说：‘他们才是人民的真正敌人呢！’因为这些事，因为我不服从命令（“怠工”），因为我同囚犯什1讲话，他们就开始审查我了……那个细高个子中尉萨穆京……打我嘴巴，因为我不肯签署关于囚犯信件问题的供词，他就用石制吸墨器砸我的手指。我可是个二级拳击手呀，我能玩三十公斤的哑铃！假如这个瘦猴在拳击场上遇到我的话，哼！……但是，当时有两名看守按住了我的胳臂……不过，这个时候审查我的人已经顾不得我了：那正是一九五三年内务部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时候。最后，没有给我判刑，但却给我发了一张无法找到工作的‘黑籍证’——上面写明我是根据第四十七条丁项被革职的：‘由于极端的无纪律性以及粗暴地破坏内务部条例，被内务部机关革职。’这样，我在警戒营的禁闭室里挨冻和遭受毒打之后，被抛上回家的路……一路上多亏一位获释的作业队长阿尔森照料了我。”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警卫队里的一个军官要想对囚犯们表示一点点宽容的话，他会怎么样？他只能当着士兵的面或者通过士兵才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他要在别人都怀有仇恨的情况下这样做。这自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何况，即使他这样做了，也会有人马上去告密。

制度就是这样的！

第十章　营区的土地在燃烧

不，令人惊奇的不是劳改营里没有发生过骚乱和暴动，而是骚乱和暴动毕竟还是发生过。

这些骚乱和暴动，也像我们历史上一切不合人心意的东西那样，也就是说，像占全部历史真实事件的四分之三的事件那样，已经被人们仔细而巧妙地阉割、缝合、修饰、加工过了；骚乱的参加者早已被消灭，聪明的见证人们都吓破了胆，而镇压者写给上级的报告也已被焚毁或隐藏在二十层的保险柜里了。因此，发生在十年或十五年前的这些暴动如今已经变成了神话。（人们说：根本没有存在过什么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这种说法难道还令人奇怪吗？那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了嘛！……）

等到这些事件已经不再会使任何一个活人激动的时候，就有可能允许历史学家们去研究那剩下来的一点点文件了；于是，考古学家们在某个地方用铁锹挖两下，在化验室里烧一点什么东西，到那时，这些暴动的日期、地点、经过概况及其领导人的姓名就会渐渐地清楚了。

那里面也会包括最早爆发的事件、例如，一九四二年一月在乌斯特乌萨附近的奥施库里耶施工场地发生的雷丘宁事件。据说，雷丘宁原是个自由雇佣人员，还是这个施工场地的主要负责人。他向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和犯第七条35款的社会异己分子们发出号召，召集起二百名左右志愿者，解除了由自卫队员组成的警卫队的武装，夺取了一些马匹，逃进森林去打游击。后来他们逐渐被消灭。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当局还在借口与“雷丘宁事件”有牵连而逮捕一些毫不相干的人。

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不，那时已经不是我们了！）会了解一九四八年在五0一工程（修建西瓦亚玛斯卡—萨列哈尔德铁路的工程）工地上发生的神话般的暴动。那次暴动之所以像神话，是因为各个劳改营的人暗地里都谈论它，可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还因为它不是发生在有这种群众基础和情绪的特种劳改营，而是发生在普通劳改营，那里的人是被眼线们所离间、被刑事犯们压倒了的，连他们作为政治犯的权利都受到唾弃，他们甚至不相信囚犯还可能暴动。

据传说，整个事件都是原来的（不久前的）军人发动的。按理，也只能是这样。如果没有这批人，全部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就等于一群没有血肉、没有信念的乌合之众，而这批年轻人（几乎全不到三十岁）是些什么人呢？他时曾是苏军野战部队的军官和士兵；被敌人俘虏过的军官和士兵；以及在弗拉索夫部队、克拉斯诺夫部队或其他民族部队里干过的原被俘人员；当年这些人曾在战壕的两边对峙，互相作战，而今，在这劳改营里，他们被共同遭受的压迫联结在一起。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转战于各条战线的青年人能够很好地运用现代步兵战术，懂得怎样掩蔽和消灭巡逻队，他们到劳改营后还没有被分散开，而且在一九四八年当时他们仍然处在战争的全部惯性支配下，并且保持着自信心。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像他们这样一些年轻人应该整营整营地驯顺地死去？甚至逃跑在他们眼里也是一种不彻底的妥协办法，有点像单个人的开小差。他们认为应该共同斗争．

一切都考虑好了。由某一个囚犯作业队首先开始了行动。据说为首的叫沃罗宁，他从前是个上校，只有一只眼睛（也有人说他刚沃罗诺夫）。人们还提到一个叫萨库连科的坦克兵上尉。他们打死了警卫人员（当时的警卫人员和现在的恰恰相反，他们不是正规部队士兵，而是后备队，预备兵）。接着便去解放其他几个囚犯作业队。他们攻占了警卫部队驻扎的小村庄，从外部向本劳改营营区发起攻击，解除了了望塔卫兵的武装，打开了整个隔离区的大门。（这时立即发生了必然的分裂：隔离区的大门全打开了，但大部囚犯并不向门外跑。囚犯中有些人刑期不长，他们根本没有打算暴动；也有根据所谓“八七”法令和“六四”法令被判十年至十五年的，但他们也不想受到适用第五十八条的判处。囚犯中也有犯第五十八条的，但有些人宁愿忠心耿耿地跪着死去。也不想站起来救人。而那些冲出大门的人也不全是想帮助起义者的；还有一些刑事惯犯，他们立即高高兴兴地跑到自由工人村庄抢劫用物去了。）

起义者们用自卫人员的武器武装了自己（被消灭的警卫人员后来全埋葬在科契马斯基地），他们又攻占了邻近的一个劳改点。然后决定联合起来去攻打相距只有六十公里的沃尔库塔市。但是，谈何容易！空降伞兵部队切断了去沃尔库塔的道路，超低空飞行的强击机向起义者猛烈扫射，他们只有四散清逸。

接后便是审判、枪毙、判刑二十五年或十年。（顺便也给许多没有参加行动而留在劳改有的人“刷新了”刑期。）

十分明显，从军事上看，他们的起义是毫无希望的。但是，谁能说慢慢地消瘦，慢慢地死去更有希望呢？

其后不久就建立了特种劳改营。大部分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被挑选出来了。但是，这又怎么样呢？

一九四九年在别尔拉格特种劳改营的下河图里亚赫分部发生过一次大致相同的事件：解除警卫人员的武装，缴到七八支冲锋枪，从外部向劳改营展开进攻，击溃警卫队，切断电话线，打开劳改营大门。这一次，劳改营里可全是身上佩带号码的、带有烙印的、注定要毁灭而毫无希望的政治犯了。

可是，结果呢？

囚犯们也没有冲向大门……

带头暴动的人固然已经无可丢失，他们变起义为逃跑，分批向梅尔加方向逃去。他们在埃里根—托斯勘附近受到部队和小型坦克的堵截（指挥战役的是谢苗诺夫将军）。

暴动者全被打死。

记得有个谜语：世界上什么最快？谜底是：思想！

这是对的，但又不对。思想，它有时也很慢，啊！简直慢得很呢！人，人们，社会，对于自己所遭遇的事情，对于自己的真正处境，往往要经过艰难的道路，而且往往是很晚，才能有所认识。

斯大林把犯第五十八条的人赶往特种劳改营的时候，他几乎是在得意地显示自己的权力。本来这些人已经被他十分牢靠地看管起来了，但他却还要施展诡计，想控制得更好。他指望特种劳改营会使这些人更害怕。结果适得其反。

斯大林在世时制定的整个镇压制度的基础，是将心怀不满的人们隔离齐；不让这些人彼此见面；不让人们知道总共有多少这样的人；使全体人民（包括心怀不满的人本身）都相信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心怀不满的人，有的只是极个别的心灵空虚、怀恨在心、注定要灭亡的孤独的个人而已。

但是，在特种劳改营里这些心怀不满的人却成千上万地集在一起了。他们数了数，而且他们明白了：我们这些人的心灵远远不是空虚的，而是具有对生活的崇高认识；这些人对生活的认识远比那些看管和出卖他们的人高尚得多，远比那些极力证明这些人为什么应该烂死在劳改营里的“理论家”们高尚得多。

特种劳改营的这个新情况起初几乎并未引起任何人注意。表面上似乎一切都是普通劳改营的继续。不错，一向构成劳改营体制和管理当局的支柱的刑事犯渐渐不那么神气了。但是，看守们的加倍凶恶和强管棚面积的不断扩大却似乎又补足了这方面的削弱。

可是，有一件事值得注目：随着刑事犯之有所收敛，失盗现象消失了。如今人们已不再用怀疑的目光，而是用亲切的目光看着身旁的人了。我说，朋友们，我们也许确实够得上是……政治犯吧？……

如果是政治犯，那么，躺在床上或坐在小队的火炉旁时，我们之间的谈话不是可以更随便些吗。当然。得瞧瞧周围，看看旁边站的是谁。其实，管他呢；让他听着好啦，反正已经判了二十五年，还能怎么样？

从前，整个劳改营的心理状态是：今天你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反正找不到正义和公理；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而现在，这种心理状态开始消失了。为什么找不到？为什么将来还会如此？……

囚犯作业队里的窃窃私语的内容开始改变了：人们不再谈每人的口粮多少，不再议论烂菜汤，而是谈论一些在外界无法听到的事情，而且这些议论越来越随便，越自由，越大胆了！这时，队长们也突然意识到他的拳头已不再具有左右一切的力量：有些队长的拳头根本就抢不起来了，另外一些队长抢拳头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不那么有力了。有时候队长也会放下架子，坐到旁边来听一听，跟着说上几句。这样，队里的人便开始把队长也看作自己的伙伴了：他也是自己人！

队长们经常要为各种小问题去生产计划处或会计室：商量给谁减不减口粮，把谁派到什么地方干活等等。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这种新空气、某种朦胧的严肃性、责任感和某种新的意义传染给了在那里工作的杂役们。

那些杂役们（尽管还远远不是全部）也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当年他们到特种劳改营来的时候，曾强烈地希望在这里抢到一个杂役的职位，现在终于抢到手了。那怎么反而不像在普通劳改营那样过得舒服了呢？现在他们不是可以关在小屋里做油焖土豆吃、和其他杂役住在一起、离开那些干活的人吗？不！现在他们认识到：这些并不是主要的。为什么？那么什么是主要的？……他们已经不好意思像在普通劳改费那样夸耀自己怎样吸别人的血，怎样靠别人过活了。杂役——这些看守的帮手们也开始在干活的人们中间交几个朋友，有时竟会把自己的干净新棉衣和别人的脏衣服构在一起，愉快地同干活的人们躺在一起聊天，度过星期日。

从前，普通劳改营的囚犯可以粗略地分为几大类；杂役和干活的人；普通刑事犯和犯第五十八条的人。现在却不同，分类更复杂、更有趣了：同乡，信仰同一宗教的人，饱经世事的人，有学问的人等等。

劳改营当局是不可能很快发现并理解这种情况的。可是派工员们已经不再带着那一米长的打入木棍，甚至不像从前那样吼叫了。他们现在是和和气气地同队长们讲话，例如：喂，科莫夫，该叫人们上工了吧！（并不是派工员的心灵上起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空气中似乎出现了某种令人不安的新东西。）

但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点点变化要经过多少岁月，多少岁月啊！它比季节的更替还要缓慢。而且这些变化并未波及所有队长和杂役，它只影响了心灵深处多少还保留着一点盖满了灰土的良心和友爱的那一部分人。而甘心当坏蛋的人仍旧可以顺利地当他的坏蛋。认识上的真正进步，思想上的震动，英勇的向前迈进，还都没有发生。劳改营依然是劳改营，我们照旧受压迫行无可奈何。一我们的出路仍旧只有钻过层层铁丝网朝草原逃跑、而他们则是用冲锋枪扫射我们，放出军犬咬我们。

勇敢的思想，不顾一切的思想，逐步前进的思想，这就是要考虑：怎样才能做到不是我们从他们那里逃跑，而是让他们从我们这里逃跑呢？

这个问题一旦被提了出来，一旦有多少人想到了这个问题并把它提了出来，有多少人听到了它，劳改营的逃跑时代也就从此结束，一个骚乱的时代便宣告开始了。

但是，怎样来开始这个时代？从哪里开始？我们已被束缚住，被许多触须缠住，没有行动自由呀！到底该从哪里入手呢？

看来像最简单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很不简单的。早在普通劳改营的时候似乎就．已经有人想到过应该把眼线们干掉。那时候也曾有人安排过：从木材垛上滚下一报原木把眼线砸到涨了水的河里去、这类事在这里也不难想到呼！那么，该首先剁掉哪些触须呢？好像大家都知道，但却谁也不真正知道。

实然，有人自杀了。在“第二号”惩戒工棚发现一个人上吊了。（我是根据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情形叙述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的。在其他特种劳改营里，经过情形也大致一样。）劳改营当局并没有感到什么麻烦，把死人从圈套里卸下来，拉出去扔掉完事。

队里的人们却互相传说着。那人是个眼线，不是自己上吊的，是把他吊死的。

警告！

劳改营里有很多卑鄙的家伙，其中吃得最饱、最粗暴、最无耻的要算食堂管理员季莫费·斯某。（我不是要隐瞒他的姓氏，实在是忘记了。）他甚至有自己的卫队——一伙吃得肥头大耳的炊事员，还豢养了一批家奴，打手，是那些经常在食堂打零工的人。他和这批打手对囚犯们拳打脚踢已是家常便饭了。有一次，他毫无道理地打了一个矮小黝黑的“小鬼”。平常，他打的是谁，他向来是不放在心上的。可是，在特种劳改营里长大的、受到近年来新气氛熏陶的这个“小鬼”可不是普通的孩子，他是个穆斯林。劳改营里有很多穆斯林。这些人可不比普通刑事犯。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在日落前在营区西部把额头贴在地上或高举双手作祈祷（普通劳改营还有人嘲笑他们，这里却没有人笑）。这些伊斯兰教徒有自己的领袖，而且在近来的新气氛中仿佛也组成了自己的代表会议。于是，教徒们作出了决议：报复！

星期日大清早，当那些家伙还赖在热被窝里的时候，被打的“小鬼”和另一个北高加索的印古什族人悄悄潜入了杂役们住的工棚，找到斯某住的房间，两刀子就迅速结果了这个体重足有九十多公斤的家伙。

但是，当时人们还多么不成熟啊！这两个人竟没有企图遮盖一下自己的脸，也根本没想逃跑，而是离开尸体，拿着带血的刀子，怀着已经尽到义务的满意心情，坦然走去向看守自首了。他们将要受到审判。

这都是摸索前进中的探索。这一切在普通劳改营或许也还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堂堂正正的公民却在继续向前探索：这是不是那需要抓住的主要一环啊？是不是就应该通过这一环打断整个锁链？

“打死眼线！”对，就是它，就是这一环！把刀子捅进眼线的心窝！制作刀子，杀死眼线——对，就是它！

现在，当我写到这一章的时候，墙上书橱里的一排排人道主义书籍正在威严地注视着我，它们那灰暗无光的陈旧书脊，像透过薄云闪烁的星光一样，不住地向我投来责难的闪光，似乎在说：世界上一切东西都不应该用暴力获取！一旦我们拿起剑、刀、枪，我们便会很快地同那些杀害我们的刽子手和暴虐者同流合污了。那就会没有止境……

会没有止境！现在，在这里，在温暖而洁净的屋里，我坐在夏邑的写字台旁，我也完全同意这一点。

但是，应该自己试试无辜地被判上二十五年刑，身上缝上四块号码布，两手经常要背在身后，早晚两次受到搜身，在劳动中累得筋疲力尽，由于别人的小汇报而被拖进强管制工棚，永远地被踩进泥坑里，……试过这一切之后，从那里，从那个泥坑里，你才会感觉到所有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全部说教统统是那些脑满肠肥的大闲人们的废话！

会没有止境！？……那么会不会有开端？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产生一线希望呢？

被压迫人民得出的结论是：仁慈是无法根绝凶恶的。

眼线们也是人？？……劳改营看守们向每个工棚宣读了必须传达到整个彼斯强拉格所有囚犯的恐吓命令：关押女囚犯的某劳改点有两个姑娘（其出生年月表明她们都很年轻）进行了反苏谈话，因此，经过由……组成的法庭判处……

这两个姑娘都是已经判了十年刑的，她们曾躺在床上小声谈心。是哪个死畜失去给她们告密的呢？这个告密的畜生不也是被判了刑的吗？眼线们还算得上什么人？！

没有怀疑了。可是，要开始最初几次打击毕竟不那么容易。

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怎样开始的。（所有特种劳改营里都开始杀人了，甚至关押残废的斯帕斯克营分部也开始了。）我们这里是从杜波夫卡押来一批犯人之后开始的。这批囚犯基本上是西乌克兰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分子”。他们在各地对整个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他们推动了这辆大车。是这批杜波夫卡来的囚犯给我们带来了骚乱的杆菌。

从游击队员的小路上直接被抓到劳改营的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关在杜波夫卡的时候就已经认清了环境。在押囚犯们的冬眠状态和奴隶般驯顺的态度使他们感到惊奇，他们决心自己拿起刀来。

在杜波夫卡，他们）的觉醒带来了骚乱、火灾和劳改营的解散。但是，过于自信的、瞎了眼的劳改营主人们（这也难怪，他们已有三十年未曾遇到过任何反抗，已经习惯于无人反抗他们了。）甚至没有想到该把转押到这里来的骚乱者同我们隔离开。他们反而把这批人分编进全营的各个队了。这是普通劳改营采用的办法。把人分散开就可以使抗议的声音湮没掉。但是，在我们这个已经开始自我净化的环境中这种办法却只能有助于火舌尽快地吞噬整个劳改营。

新来的人们跟着各个作业班一起出工，但是他们根本不干活或者只是做做样子，他们躺在有阳光的地方（正是夏天I）小声谈天。这时候、从旁看去，他们很像那些合法地这样做的刑事犯：他们也同样年轻、养得很好、身体健壮。

但是有一条法规越来越清楚了，不过这是一条新的、令人吃惊的法规：“谁混灭了天良，谁今夜去见阎王！”

如今，杀人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比逃跑最多时期的逃跑还要频繁。这些谋杀事件的作案者都很有把握，而且做得神不知鬼不晓：谁也不拿着带血的刀子去自首。人们保存着自己的生命和刀子还要去做别的事呢！他们最喜欢的时刻是清晨五点钟。每天这时候看守们便来打开工棚的大门，打开之后走去开下一个工棚，这时囚犯们几乎还全在睡觉。于是戴着面具的复仇者便悄悄溜进早已看准的房间，走近那张早已看好的床，准确而万无一失地杀死那个已经醒来并尖声嚎叫的或者尚在睡梦中的告密者。在确信他已经死去之后。复仇者们才在重大方地离去。

他们是戴着面具的。看不见他们在眼上的号码，号码布撕掉

或者盖起来了。但是，即使被杀者旁边床上的人根据体形或面部

轮廓认出了是谁，他们非但不会急于主动去报告，而且在审讯时，

甚至在监狱“教父”的威胁之下，也不会投降，他们会坚持说：

“不，不，我不知道，我没看见！”而且这已经不单纯是根据那条

为一切被压迫人民所掌握的古老真理——“一问三不知。神仙怪

不得”——在行事了，这也是在保全自己！因为谁要是说出来，谁

也就会在下一个早晨五点钟去见阎王；行动特派员对他表示的好

感丝毫也帮不了他的忙。

这样．杀人（虽然才发生了不到十起）便成了一种常规，成

了一种通常现象。囚犯们早晨去洗脸和领早饭时往往互相打听：今

天又干掉了谁？在这个令人不寒而采的体育项目中，囚犯的耳朵

听到了在地下后起的正义的战鼓声。

这事是完全秘密进行的。只要某个人（一个公认的权威人

士）在某处向某人提出一个名字：干掉这个家伙！至于由谁去干，

哪一天干，从哪里弄到刀子，这些他就不必管了。至于管这些事

的战斗队员们，他们也只知道自己必须执行法官的判决，但不知

道法官是谁．

必须承认，在眼线们并无正式文件任命的情况下，这个没有

建制的、不合法的、无形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却远比我们所知道的

一切法庭、三人小组、军事审判庭和特别庭所作的判决要准确得

多，错误少得多。

囚犯们把这种杀人叫作“屠宰”。这种屠宰准确无误，后来甚

至发展到白天干，几乎是当众进行了。从前在罗斯托夫市担任过

相当高级的内务部职务的一个大坏蛋，一个身材不高、满脸雀斑

的家伙，现在是囚犯工棚的“棚长”，他就是星期天白天在“马桶

间”被杀死的。人们已经变野了，大家都挤到马桶间去观看那血

淋淋的尸体。

后来，人们开始寻找那个出卖了第八号惩戒棚挖地道计划的告密者。（劳改营当局察觉此事后，急忙把从杜波夫卡押来的主要人物统统关进了八号工棚惩戒室。但是，没有这些人，屠宰照常进行。）复仇者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刀在营区内追赶那个告密的眼线，眼线朝着管理处的工棚猛跑，复仇者在后面紧迫，眼线一头。钻进劳改营分部主任、大胖子马克西缅科少校的办公室，复仇者也紧跟进去了。这时少校正坐在圈椅里，劳改营的理发员在给他刮脸。根据劳改营的规章，少校在营区内是不得带武器的。猛然看到闯进来几个持刀的人，少校吓得魂不附体，推开剃刀从圈椅上跑下来，连呼饶命。他以为人们是要宰他。看到人们当面杀死了那个眼线，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没有一个人企图杀害少校。刚刚开始的这个运动有一条规定：只杀眼线，不触动看守和劳改营头头们）。但是，少校还是趁机从窗户跳了出去。脸刮了一半，还系着白围裙，他就径直朝岗楼跑去，拼命地叫喊：“了望塔！开枪！了望塔，开枪啊！”但是了望塔上并没有开枪……

还有一次，眼线没有被当场杀死，他挣脱掉，带着刀伤跑进医院。医院里给他作了缝合包扎。但是既然少校都吓得求饶，医院能救得了他吗？两三天之后眼线被杀死在医院的病床上……

五千人的大劳改营里只杀死十几个人。可是，刀子每砍下一次，缠在我们身上的触须就脱落一批。感觉到像是吹来了一股爽人肺腑的清新空气！表面上，我们似乎仍旧是囚犯，还关在劳改营里，但实际上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因为我们自从有记忆以来现在才平生第一次能够公开地大声说出自己所想的一切了！没有经历过这一转变的人是想象不出这种自由的！

如今眼线们“有眼无线”了！……

在这之前，行动处的人向来就可以随意把某个囚犯白天留在营区，几小时几小时地同他谈话。谁知道谈什么呢？！是要他汇报？给他新的指示？从他那里摸清那些还没有作什么、但可能作些什么的与众不同的囚犯？了解那些将来可能成为反抗中心的人物？

过去，每到晚间，全队的人下工回来后自然会向这个人提出问题：“今天为什么把你留下了？”而被留的人总是回答说：“就是给我一些照片看，叫我认认人……”不知他说的是实话，还是拿这种谎话作掩护。

战后这些年，确实常常把一些人的照片拿给囚犯看，让囚犯辨认出战争时期遇到过的人。但是，总不可能给所有的人都是着照片吧，也没有这种必要啊。可是谁回来都这么说，自己人和告密者都这么回答。于是囚犯之间便产生了相互猜疑，这猜疑也就迫使每个人不敢再同别人讲话和来往了。

如今，猜疑消除，空气净化了！如今，契卡行动人员如果命令谁不出工，想把他留下来，这个人竟会不留下来。这不可能！从肃反委员会成立，到政治保卫局，到内务部，几十年来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他们召唤去的人竟不是怀着一颗激烈跳动的心急忙凑到跟前去，竟不是摆出一副谄媚的面孔迈着碎步紧跟在他们后面走去，而是傲慢地（因为本队的人们都在看着他呀！）拒绝去！这不可能！如今，仿佛在派工地点上空有一台看不见的天平在摆动：天平一头的小盘里放满了各种熟悉的怪影：侦讯室、拳头、棍棒、整夜罚站、站笼隔离室、阴冷潮湿的禁闭室、老鼠、臭虫、军事法庭、加判第二次刑期、第三次刑期。但所有这些都不是一瞬间的事，这只是一盘慢慢磨碎骨头的大磨，它不会在一瞬间把你全部吞噬掉，经过这一切之后，人还有可能活下来，这里所有的人不是都经历过这些吗？

而放在天平另一端的小盘里的东西很简单，只是一把刀。但这把刀就是为你这个退让的人准备的！这把刀就准备插入你的胸膛，不是将来某个时候，而是明天一清早，而且任凭它什么“契卡格勃”都没有力量救你这一命！这把刀并不长，但恰好可以插入你的肋下；它甚至连个正经的刀把也没有，只是用绝缘胶布把没有刃的一头缠了起来，但这样才有摩擦力，正好拿住，不容易从手里滑出去！

归根结底，还是这后一个充满活力的威胁更有分量！它给予一切软弱者们以力量，帮他们摆脱蚂蟥的纠缠，使他们跟着班集体走。（它也给予这些人以辩护的口实：我是想留下来的呀，首长；可我怕挨一刀……您当然没有受到这种威胁，所以修不能想象……）

还不止这些。如今不仅行动特派员和劳改营其他主人召唤人的时候人们不敢去了，而且人们也不再敢随随便便往营区邮商或上级设的申诉意见箱里投个信封或一张写了字的纸了。每当需要投一封信或投寄什么申诉书时，人们总要先拿给别的人看看：‘喂，你可看看，检查一下，这可不是告密信．来，跟我一起投进去吧！”

现在，劳改营当局变得既聋又瞎了！表面上，大肚皮少校和他的副手普罗科菲耶夫大尉（也是个大肚皮）以及所有看守仍旧自由地在营区走来走去，毫未受到威胁，照旧在我们中间走，盯着我们。但他们却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如果这里没有告密者，穿制服的人是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的：在他走近之前人们就不说话了，转过身去，藏起来或者走开了……也可能旁边就有渴望着出卖同伴的忠实情报员在那里着急，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人敢于发出任何一个暗号。

几十年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机关赖以建立其成信和荣誉的那个情报机器现在失灵了。

表面上，还是那些作业班组，囚犯们还是到原先的工地去劳动。（我们这时已经商量好要对抗押送的卫兵。我们不允许他们调整我们五人一排的队伍，不让他们在中途点数。我们达到了目的。一旦我们中间没有了眼线，连冲锋枪手也显得无力了。）我们也劳动，做到一般地完成任务。回生活区的时候像从前一样让看守搜身（可是，刀子却从来未被发现过！）。实际上，现在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已经不是劳改营当局硬性拼凑的劳动班组，而是别的人类联合体，首先是民族。产生了眼线们无可奈何的民族中心：乌克兰人的、穆斯林的、爱沙尼亚人的、立陶宛人的。而且这些中心得到了巩固。这些中心没有人选举，但是它们按照年龄、智慧、受迫害的程度等等十分合理地自然形成了，所以它在本民族的人们车间享有不容置疑的威信。显然。也成立了各个中心的联合机构，类似所谓“民族协商会议”之类的东西。

这里应该及时说明：并非一切都像勾画主流时所看到的那样纯净而顺利、也有过一些所谓“温和派”和、“极端派”之类互相竞争的集团已自然，这里也有个人之间的好恶和感情成分在起作用。个别想当“领袖”的人的自尊心在作祟。有些年轻的“牛犊子战斗员”还很缺乏必要的政治素养，其中某些人只想到自己既然于这份”差事”，就应该吃得好些，他们为此就直接去威胁卫生所的炊事员，要求给他们开额外的病号饭，如果炊事员拒绝，他们就把炊事员杀死，不顾什么道义标准——已经干惯了，而且有刀子和面具在手嘛！总之。在这个健全的核心中也慢慢开始滋生蛀虫了——它几乎是古今中外一切革命运动中司空见惯的、不足为奇的。必然会有的附属品！

也发生过一次单纯的差错。一个诡计多端的眼线不知怎么嗅到了气氛。因此，他睡觉时再三恳求一个爱劳动的老实人和他换换床位、老实人同意了。第二天早晨那个老实人被杀死在床上。

尽管有这一类偏差．但大方向始终十分明确而清楚，并且也取得了预期的社会效果。一劳动的作业班组还维持原样，数目还是那么多，可是，奇怪，劳改营里感到缺少班长了！这对古拉格群岛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起初。这种“人员流失”现象是自然的：有人住进了医院，有的人刑期快满、被调进总务大院了。但过去派工员周围总是有一群贪婪地想捞到这个职位的人在等待着：为取得班长职位还要送一块黄油，送一件绒线衫呢！现在，不但没有人再贪图班长职位，反而是有些班长每天跑到政工处去磨，请求尽快撤掉他。

如今，队长们从前用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压制、强迫——已经失灵了，可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很快地想出一套新方法来的。班长的人选越来越成问题，以至于派工员不得不亲自到工棚同大家一起抽支烟，聊聊天，顺便向大家请求。“小伙子们，作业班总不能没有个头头吧。这可不像话呀！嗯？你们随便选一个吧，选出来，我们马上批准！”

后来，这种情况更严重了，因为一些班长开始往加强管制棚里逃跑，好在石砌的监狱里找个藏身之处1不只是班长，还有象阿达斯金之类的施工员吸血鬼，还有一些眼线，他们在暴露之前或者在感到事情不妙、名单就该轮到自己的时候，也会大吃一惊，急忙逃跑到加强管制工棚里去！这些人直到昨天还在人群中装好人，还在言语和行动上表示自己赞成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囚犯中间谁敢不这么说！），昨天晚上他们还同大家一起睡在公共工棚里（其实，昨晚睡着了吗？是不是在那里紧张地思考对策，随时准备着闪开刺过来的刀子，并在暗中发誓这是最后一晚住在这里了呢！？），可是今天却突然不见了。于是，值目的囚犯得到命令：把某人的东西收拾一下，送到加强管制工棚去！

这是特种劳改营生活中的一个新时期，它既可怕，又有趣。现在不是我们逃跑，而是他们从我们这里跑掉；从而使我们这里净化！这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空前的、不可想象的时期：那些昧了良心的人夜里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了。报应已经不再等到来世，不等待历史作出判决，而是一把刀子明天早晨就会使你得到报应，这报应是可以感觉到的，活生生的。光明正大者感到脚下的营区土地柔软而温暖，叛徒则感到脚下的土地像针毡，像在燃烧！这种情况只有在童话里可以想象得出，而对于营区以外的空间，对于我们的外界自由社会来说，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是过去从未看到过，或许将来也不可能看到的。

阴森森的石砌加强管制工棚早已经扩建完了。小小的窗孔外面装着罩斗。它阴冷、潮湿、黑暗。周围是大厚木板筑接起的坚固围墙。劳改营主人为了关押那些不听话的、逃跑的、顽固不化的、牢骚满腹的勇士们而精心建造了这加强管制工棚，不料如今它竟忽然不得不接受眼线、吸血鬼和凶恶的打手来休息养老了！

应该说，第一个想到去找契卡人员的人，想到凭着自己长期忠实的效劳而请求他允许自己躲进石头房子。从而逃避人民那愤怒惩罚的人，还是相当聪明的。人们自己要求住进更严格的监狱，不是逃出监狱，而是逃进监狱，自愿地同意不再呼吸新鲜空气、不再见到阳光，——这种情况似乎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呢！

劳改营首长和行动人员对于最初逃进来的几个人表示了同情，倍加爱护地把他们收留起来；毕竟是自己人嘛！给他们在加强管制工棚里挑选了最好的房间（一些说话刻薄的人把这种地方叫作“储藏室”），给他们发了床垫子，命令把他们屋里的炉子烧暖和点，允许他们每天出来散步一小时。

但是，“继第一批聪明人之后，不那么聪明但却同样渴望活下去的人们也跟上来了。（某些人逃跑时还没法替他保留面子：谁知道呢，说不定将来还得回来同囚犯们住在一起？大辅祭鲁德丘克逃进加强管制棚之前就有过一场表演；晚上熄灯号之后，几个看守突然来到他的房间表演了一场严格搜查的戏，甚至连床垫子都撕开了，然后就“逮捕”了鲁德丘克并把他带走了。不过，囚犯们很快就确切地得知，这位喜爱绘画和吉他琴的骄傲的大辅祭也住在拥挤的“储藏室”里）眼看这种人已经有十名，十五名，二十多名了！（我们用劳改营长官的姓给他们命名为“马切霍夫斯基班”。）于是，不得不压缩有效面积而开辟第二个“储藏室”。

不过，眼线只有当他们混在群众中间而没有被发现的时候才是需要和有用的。眼线一旦被发现就一钱不值了，他们再也不能在这个劳改营里起作用。因此，现在只好让他们在加强管制工棚白吃饭。他们又不去参加劳动，毫无益处。不行，就算内务部对他们慈善吧，也总有个限度吧！

于是，当局就制止了这股求救的水流。来迟了的。对不起，你就留在工棚披着羊皮等待那一刀吧。

告密者也像是摆渡的船夫：这时需要你，事后不相识。

劳改营当局关心的是对应措施，是怎样才能制止囚犯们这可怕的运动，并且挫败它。他们习惯于做的，也是他们实际上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草命令。

这些掌握着我们的身心的人们最不愿意承认我们的运动是政治运动。因此，在那些气势汹汹的命令中他们把已经开始的这个运动统统称之为匪徒活动（这些命令由看守们到每个工棚里来宣读）；，大概他们觉得这样称呼比较简单、容易理解，也更亲切吧。不久前，他们把真正脱匪徒冒充“政治犯”送到我们中间来当“眼线”，现在呢。相反，政治犯——第一次成为政治犯的人——却又被叫作“匪徒”了。命令里只是笼统地宣布：一这些匪徒必定会被发现（眼下还一个也没有发现！），而且（更没有把握地说）这些人将会被处决！命令里甚至号召囚犯们起来谴责匪徒们并同他们进行斗争！……

囚犯听完传达之后，各自暗笑着散去。“劳改营军官们不敢把政治性的东西称为政治性的（虽然三十年来一向是不管侦查什么案件都任意扣上“政治”帽子的）。这使我们感到了他们的虚弱。

这确实是虚弱！把运动称为匪徒行为，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诡计。这样一说，劳改营当局就没有责任了。否则，它怎么竟然使得劳改营里发生了政治运动呢！？这样说的好处和必要性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因而上面也开始使用这种提法了：从州内务局和劳改营管理局到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内务部本身都是这么说。一个非常害怕公开报道消息的制度必然会喜欢同样地欺骗自己。如果被杀死的是看守或军官，那他们就无法回避适用第五十八条第8分条《恐怖行动》，不过，那他们也就可以很容易地判处枪决了。现在，他们看到另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可以把特种劳改营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描绘成“狗咬狗的战争”（“母狗战争”），这是震撼过整个普通劳改营的，也是由古拉格群岛的领导当局自己发动起来的战争。

“狗咬狗的战争”值得在本书中单独写一章，但为此还需要收集许多材料。我只好请读者去阅读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研究报告《罪恶世界随笔》，虽然那里面写得也不够全面。

简单地谈谈吧。“狗咬狗的战争”（“母狗战争”）大约爆发于一九四九年（经常发生的小偷与“母狗”〔狗腿子〕之间个别人的互相残杀又当别论）．一九五———一九五二年间曾大打特打。那时，盗贼世界分化为各色人物的小集团：除了纯粹的小偷和“狗腿子”之外，还有：不择手段派（“不择手段的窃贼”）、所谓“马赫诺分子”、大捞派、酿酒派、“小红帽”、魔手派、带棍派以及其他种种。

到了五十年代那个时期，劳改营的领导苏门已经不大相信那绝对正确的理论所教导的改造刑事犯的办法了。因此，它似乎下决心要摆脱这一负担，于是它便开始玩弄“分而治之”的手段：忽而支持这一派，忽而支持另一派，利用受支持的派别的刀子去干掉另外一些人。这种屠杀曾公开地、大规模地进行。

后来刑事惯犯中的凶手们也学会了对付办法：他们或者借他人之手杀人，或者亲自出马，事后强迫别人承担罪责．一些年轻的普通犯人和当过兵或者当过军官的人，在可能被杀的威胁下，不得不把别人的杀人罪承担下来，从而按第五十九条第3分条“匪徒行凶罪”被判二十五年徒刑。而那些盗贼团伙的头头们却在一九五三年依据“伏罗希洛夫”大赦令像没事人一样释放了。（不过我们也不必进住：后来他们又一次次地进了监狱．）

当我们的报刊上又掀起一阵风，并且刊登一些奢谈改造的多情故事时，字里行间偶尔也会透露一些关于劳改营残杀事件的消息（当然是十分模糊不清而且不真实的）。这些消息中往往故意地（为了对历史进行隐瞒）把“狗战”和特种劳改营里的“屠宰”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不明的杀人混为一谈。劳改营题材是大家所感兴趣的，人们都贪婪地阅读这类文章，但是从这些文章里却什么也弄不懂（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写这些文章的）。例如，一九五九年七月《消息报》上就发表过一篇疑点百出的所谓记实性中篇小说，出自记者加利奇之手。里面说，主人翁科西赫从劳改营里写了一封长达八十页打字纸的申诉信，感动了最高苏维埃。（第一，请问，科西赫哪里来的打字机？是从行动人员那里借来的吗？第二，谁会去读这长达八十页的东西？还没有看完第一页就该打呵欠了。）并且说这个科西赫曾被判刑二十五年，是由于在劳改营里的案件被第二次加刑的、那么究竟是由于劳改营里的什么案件？为了什么增加刑期的？说到这里时作者加利奇表现了我国新闻记者的一般特点：含糊其辞，叫人摸不着头脑。读者不明白：科西赫究竟是在狗咬狗的斗争中杀了人，还是犯了杀死眼线的政治性杀人？但是，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了：如今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人们把一切杀人都混为一谈，统统称之为匪徒行为。请看这家中央报刊是如何科学地解释这一点的吧：“贝利亚的走狗们（是啊，一切都往“大灰狼”身上推吧，总不会错，大灰狼什么都能承担下来！）当时在劳改营里掌握着权力。（当时？那么在这之前呢？现在呢？）那些本来应该认真执法的人却用自己的肆意妄为代替了严明的法律。（怎么回事？违背唯一的指令？谁敢这样做？）他们千方百计地在囚犯之间排技山间，制造仇恨（着重点是我加的，这句话倒是实话。———作者注）（利用眼线的办法当然也包括在这个提法之内了）。那是一种畸蛮的、无情的、人为地煽动起来的仇恨。”

想用判刑二十五年的办法来制止劳改营里的杀人事件，自然是办不到的，因为杀人者本来就已经被判二十五年了。于是，－九六一年又颁布了新命令：在劳改营里杀人者处死刑，当然也包括杀死眼线的人在内。赫鲁晓夫发布的这条命令倒是斯大林时期的特种劳改营所需要的。

他们就是这样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但是因此也就失去了枪毙劳改营内的凶手的权利，也就是说，不可能采取有效的对应措施了。他们无法制止这场越演越烈的运动。

发布的命令没有奏效。囚犯们并没有代替自己的主人去进行谴责和斗争。因而劳改营当局便采取了第二项措施：对整个劳改营实行惩戒管理制度！这意味着，所有日常的自由时间，即除开劳动之外的全部时间，包括星期天，我们都必须像在监狱里一样被镇在屋里，必要时使用马桶，饭也在工棚里吃。人们用大桶把粥和烂菜汤送到工棚里来，食堂里空无一人。

这个办法使人很难忍受，不过，它没有继续多久。我们在工地上完全变得做做散散了。不久，煤炭托拉斯叫了起来。更主要的是这给看守们增加了一项额外负担：他们现在不得不经常在劳改营里拿着钥匙从这头跑到那一头，一会儿要给倒马桶的卫生值日开门关门，一会儿要开饭，一会儿又要把病人押送到卫生所去，再从卫生所押回来……

劳改营当局原来指望我们受不住这种严格的制度，因而会恨那些杀人者，把他们招供出来。但是我们大家都有精神准备，认为忍受一下还是值得的。当局的另一目的是：现在每个工棚总是关着，这样就可以防止囚犯跑到别的工棚去杀人，而本工棚里的人总是容易找到的。可是，又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又是一个凶手也没有找到，大家还是都“没看见”，“不知道”。接着又在工地上把一个人的脑袋打了个窟窿。这就更是关闭工棚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了。

惩戒制度废除了。又想出另一个办法：修建一道“万里长城”——一道大墙。这道墙的厚度是两块土坯长，高四米，就修在劳改营区中部，用它把营区分割为两部分，但暂时先留下一个豁口。（这个计划适用于全部特种劳改营。其他许多营已经把整个营区部分割成若干小区了。）这道墙对于外部的村庄毫无防护意义，因而托拉斯不会支付这笔建筑费用，所以整个建筑的担子全落在我们这些囚犯身上：制作土坯．翻晒土坯，搬运、糊墙等全部工作都要我们在星期天和下工回来之后的时间（夏天天长）完成。我们十分讨厌这道墙，明知当局叉在准备某种卑鄙勾当，可是不能不干。我们得到解放的程度还很小啊，只是头脑和嘴巴解放了，从肩膀直到月间整个身手仍旧和从前一样陷在奴隶的泥潭中。

发布恐吓命令、实行惩戒室制度、修境——这都是一些粗暴措施，完全符合监狱里的思维方式。可是，突然，怎么啦？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开始把一个又一个作业税则到摄影室去，给每个人拍照片，态度客气，而且不是让你戴着那个狗脖套一般的号码拍照，不要求你一定把头摆成固定的角度，而是请你随便坐下，随便摆个什么姿势，愿意怎么照就怎么照。那些爱劳动的人们还听到了文化教育科长“不小心”据出来的一句话：照像是“为了办理证件”。

办理什么证件？囚犯需要什么证件？……一种兴奋的心情在囚犯们中间传开了：会不会是为了解除看管在准备出入证？会不会是……？也许……？

有一个回家度假的看守回营了。他（当着凶犯们的两）大声对别的看守说，旅途中他看见过好几列火车，满载着释放回家的人，被释放的人们用标语和绿树枝把列车装饰起来，高高兴兴回去了。

天啊！心脏在激烈地跳动！是自，早该如此嘛！战争结束后本来应该先从这件事做起的！莫非终于开始做了吗？

还听说有人收到了家信，说他的邻居已被释放，现已回到家里！

忽然，有一个已经拍过照片的班被某个委员会传去谈话。要求一个人一个人地进去谈。斯大林的照片下面摆着铺了红布的桌子，桌旁坐着几位劳改营军官。但不仅是他们，另外还有两个在劳改营从未见过的陌生入，一个哈萨克人，一个俄罗斯人。这些人庄重地坐在桌旁，面带微笑，在填写着什么表格：姓、名、父名、一出生年月、’出生地，接下去不是囚犯已经习惯回答的触犯刑法多少条、判刑多少年和刑满日期，而是详细的家庭状况。妻子、父母、有无子女、子女的年龄、现住何处、住在一起还是分居。所有这些全都记下来了！……（委员会的成员还时而提醒记录人员：把这点记下来！把这个情况也写下来！）、讯问的问题很奇怪，触及人的痛处，但又令人愉快！听到这些问题，连那些已变成铁石心肠的人也很不得大哭一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听到的一直是那不连贯的嚎叫声：犯哪一条？利期？判决机关！？突然，这么一些和颜悦色、严肃认真、通情达理的军官坐在你面前，慢条斯理地、以同情的口吻（是的，正是以同情的口吻！）询问你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连自己都不敢去触动它，有时躺在床上和邻床的人说上一，两句，或者一两句也不敢说，……这些军官（对呀，去年十月革命节前夕不就是这个军官把你的全家照片没收掉，给你撕得粉碎吗！你忘了？现在原谅他了？），这些军官现在听到你说妻子已经改嫁，父亲已经衰老，已不指望今生能看到儿子时，对你深表同情地叹着嘴，他们互相交换一下眼色，摇摇头。

是啊，这些军官不是坏人，他们也是人，只是因为他们担负的这种狗差事才……各个项目都已填完，最后对每个人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嗯，那么你B已希望住在什么地方呢？是你父母住的地方，还是你从前住的地方？……”

“什么？我……就住在第七号工棚呀……”囚犯睁大眼睛回答说。

“这我们当然知道！”军官们笑了。“我们是问。你希望住在什么地方？比方说吧，假如把你释放了，那么给你的证件上该填你要在哪儿落户呢？”

囚犯感到天旋地转，眼前是阳光、彩霞……他的头脑懂得，这是梦，是童话，这不可能，他的刑期是十年或二十五年，什么也没有改变，他满身泥土，明天还要被赶到工地去劳动。但是几个军官，包括两名少校，却明明坐在面前不慌不忙地、深表同情地继续在问：

“你到底想上哪儿去，上哪儿？你倒说一个地方呀。”

囚犯的心脏跳得更快了，一种感激的暖流流遍周身。于是他就像个羞红了脸的男孩要说出自己心爱姑娘的名字似的，说出了内心中的秘密，说出了如果他不再是身带四块号码的、可诅咒的囚犯的话，他希望在什么地方度过自己的余年。

军官们把这个地点也记下来了！命令叫下一个人进来。而头一个人便疯人似地跑到走廊里，急不可待地把刚才的事情讲给同伴们听。

队里的人一个接一个被叫进屋里，回答友善的军官们提出的问题。五十个人中间只有一两个人苦笑了一下，回答说：

“呆在这个西伯利亚一切都很好，只是气候热些。能不能把我送到北极圈内去？”

或者说：

“请您这样写上：我生在劳改营，也要死在劳改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

军官们就这样同两三个班谈了话（全劳改营共有二百个作业班）。劳改营的囚犯兴奋了好几天：他们有的还争论呢！尽管一半人从未相信这一套。这种时候过去了！委员会后来再也没有找人谈话。其实，给囚犯“照像”并不花费什么钱，只是用没装胶卷的照像机咔嚓一下就行了。但是，要一组军官坐在那里亲切地向这些面貌可憎的囚犯问话，他们实在受不了。既然受不了，那么这一无耻的欺骗手段当然也就未能奏效。

（不过，还得承认，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一九四九年建立这类严格管制的劳改营时，当然有过永久性计划。但是，曾几何时，一九五一年，它的主人们就不得不煞有介事地表演这类亲切的把戏了。还需要有什么样的成功呢？为什么在普通劳改营时代他们没有被迫作这类表演呢？）

于是，刀子又开始闪光了。

于是，主人们决定：抓人。没有眼线，他们摸不准应该抓谁，但是，大概总有些怀疑对象和想法吧（说不定还是有人秘密地给他们通消息）。

一天，收工之后两个看守来到工棚，像是例行公事一般对某个囚犯说：

“喂，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跟我们走！”

这个囚犯看了看周围的同伴，回答说：

“我不去。”

可不是嘛！对于这种极为平常的抓人，或者叫逮捕，我们是从来没有反抗过的，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原来，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啊：我不去！我们这已经得到解放的头脑现在终于懂得这一点了！

“为什么不去？”两个看守走到眼前来了。

“就是不去！我在这里呆着满好。”囚犯坚定地回答。

“他应该去哪儿？……为什么必须去？……我们不放他走！……不放他走！……你们走开！”工棚里四面八方都说话了。

看守们踌躇了一会儿，走开了。

他们又在其他工棚里试了试同样的办法。结果一样。

豺狼们明白了：我们已经不是从前的绵羊。现在他们抓人必须借助于欺骗手段，或者在岗楼里干，或者为了一个人而抓全班。想从群众中把一个人拆走，那是办不到的。

我们清除了污秽，我们摆脱了监视和偷听，我们翻身放眼一看，明白了。我们的人成千上万！我们是政治犯！我们能够抵抗！

我们选定了眼线、告来者、叛徒这个环节开刀，抓住这个环节拉断整个锁链．这选择该是多么正确风过去就是我们中间的人在妨碍我们生活。就像古代的祭坛上一样，他们的血流出来了，我们消解了沉重的诅咒。

革命在高涨。原来似乎一度停息了的革命的微风，如今像飓风一般吹进了我们的胸膛！

第十一章　摸索前进，扯断锁链

把我们与我们的警卫者而开的那条地沟，如今已经塌陷成一条深谷了。我们双方站在这深谷两边的斜坡上彼此打量着，都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了

说我们“站在”斜坡上，当然是形象的说法。实际上我们仍旧每天由我们的新班长带领着走去出工。（新班长或者是秘密选举出来、事先约定他要为大家服务的；或者还是原来的人，但现已变得十分通情达理、友善和关心群众了。）我们出工时并不迟到，大家尽量不给别人制造困难，也不再有人拒绝劳动。每天完成工作定额。看来，劳改营主人完全可以对我们团到病愈。我们也似乎可以对他们感到满意，因为他们近来根本不再大声训斥和威胁了，也不再借口一些琐事就关人禁闭；好像也没有注意到我们见了他们不再脱帽了。如今，马克西缅科少校往往一直区到早晨派工之后才起床，傍晚收工时则常常等在岗楼附近，趁我们等待搜查的工夫同国犯们开一两句玩笑。他吃得他抱的。乐呵呵地望着我们，就像塔夫利亚地方的牧主望着草原上放牧归来的无数羊群一样。星期天偶尔也给我们放映电影、不过，修筑“长城”的劳动仍然十分繁重。

尽管如此，我们双方还是都在紧张地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不可能长久维持现状：不论我们还是他们，都感到有所不足。总要有一方发起进攻。

但是，我们还想争取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把憋在心里的话全部毫无顾忌地公开说出来。（尽管仅仅是在劳改营隔离区的范围内，尽管一生中这么迟才享受到真正的言论自由，但这种享受毕竟还是甜蜜的！）难道我们能够指望把这样的自由扩展到隔离区之外，或者带着它到外界去吗？不能，当然不能。我们还能提出什么别的政治要求吗？想也想不出来！且不说这是没有希望或不起作用的吧，简直就是想不出！身处劳改营中，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国家发生全面变化，也不能要求它取消劳改营，否则，人们会从飞机上朝我们扔炸弹的。

我们能够提出的自然而合情合理的要求只是：重新审理我们的案件，撤消毫无道理地强加给我们的刑期。但是，好像这也是毫无希望的。当前恐怖的臭气弥漫全国，越来越浓，在这种气氛中，法官们会觉得对我们大部分人的判决是合理的，而他们似乎也成功地使我们相信了这一点！再说，对案件进行复查似乎也提得很不具体，使群众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利用“复查”欺骗我们是最容易的：许诺，拖延，再派人来重新“调查”，这就可以拖上几年。即使是突然宣布要释放某人并且从工棚把他领走了，我们怎么知道不是把他带去枪毙，不是押往别的监狱，不是又给他判了新的刑期呢？

前个时期的所谓“委员会”表演的那场戏，不是已经充分说明这一切都是可以扮演的吗？当时甚至装成了未经“复查”就打算放我们回家的样子……

大家一致同意并且毫无疑问的只有一件事：要求取消最伤人自尊心的一些作法——工棚夜间不要上锁，拿掉马桶；去掉身上的号码；我们的劳动不应完全不给报酬；要允许一年写十二封信（其实，这一切在普通劳改营里已经都做到了，那里甚至一年可以写二十四封信，但是难道那里可以生活吗？）

我们要不要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看，我们已经这么习惯于不自由了，甚至不想去追求自由……

我们也认真考虑了方式方法：怎样提出这些要求？要作什么？很明显，两手空空的我们是对付不了现代化军队的，因此，我们的道路不可能是武装起义，只能是罢工。在罢工过程中，比方说，可以自动把身上的号码布撕下来。

但是，我们血管里仍然流着奴性血液。大家都从自己身上撕下那狗牌子似的号码布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就像架起机关枪走上街头一样是一件十分勇敢而大胆的、孤注一掷的行动；“罢工”这个词在我们听来是那么可怕，以至于不得不借助于绝食来支持：我们觉得，一如果在罢工的同时开始绝食，仿佛就能增强我们罢工的道义权利。对于绝食，似乎我们还拥有某种权利，但是，罢工？……我们一代又一代从来都是这样认为的：“罢工”这个词极端危险，而且，当然，是反革命的，它与“协约国、邓尼金、富农怠工、希特勒”等词汇属于同一类。“＿这样，我们自己就完全不必要地决定开始绝食，等于事先自愿地消耗掉自己在斗争中需要的体力（幸而在我们之后没有一个劳改营重犯我们埃克巴斯图兹营的这种错误）。

我们考虑了绝食罢工的各个细节。不久前我们全劳改营才开始实行“惩戒”制度，我们明白，他们对绝食罢工的回答一定是把我们统统关在工棚里，不许出去。那么我们互相间怎么联络呢？怎么商量下一步并沟通各工棚之间的意见呢？应该想出一些信号来并协商好在各工棚之间用它进行联络，还得确定从哪个窗口向哪个窗口怎样传达，等等。

所有细节或在各种场所和各作业班之间商量好了。大家都认为罢工势在必行。也都希望它发生，但同时。由于不习惯，又觉得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粮难想象有那么一天我们大家都集在一起，衡量妥当，作出决定，就……

而警卫着我们的人们可是正式以军事组织的形式一层层组织起来的，他们更加习慢于行动。他们不担心采取行动会比无所作为丧失更多的来西。于是，我们的警卫者先进攻了。

这样，一切也就目然发展下去了……

我们在久已习惯的各自的“小车厢”内、在久已习惯的作业班里、工棚角落里安静而舒适地迎来了一九五二年的新年。一月六日，星期天，东正教的圣诞节前夜，西部马克兰人正准备好好庆祝一下节目；煮一点传统的蜜饭，在星星出来之前特斋，钱后一起唱圣诞节祝歌．可是，这天清早点名之后就把我们全锁在工间里不让出来了。

谁也没想到这一招儿！是当局秘密准备好的，真狡猾！我们透过窗户看到。邻近的工棚里大约百来名因犯拿着各自的东西由卫兵押着向岗接走去．

又要押走一批人吗？……

这时，看守人员和几个军官向我们工棚走来了。手里拿着卡片。他们按卡片点名列人。“拿着你的全部东西出来！……连各自用的床垫子也一起带着！”

噢，原来是重新编组作业班和工棚！在“长城”的豁口处设了警卫，明天这个豁口就要被堵死。我们几百人被赶到岗楼外面，各自拿着口袋和床垫子，像家里失了火的人似的，绕过营区外商，又穿过另一个岗楼，进入另一个隔离区。那个区的一批人则被赶到我们区来。

大家都在绞尽脑汁判断。到底抽走的是些什么人？日下的是什么人？这种政纪意味着什么？主人的意图很快就清楚了：隔离区的一边（第二分部）只留下清一色乌克兰人，大约两千名。我们所有其他民族的囚犯都被赶到另一边（第一分部）去，这里总共约有三千人，包括俄罗斯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超霸人、高加索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波兰人。摩尔达维亚人、日耳曼人以及少数在欧洲和亚洲战场上偶然抓到的其他民族的人。总之，这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大家庭。（真有意思：内务部的思想本来应该是用非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来阐明的，然而今天它却在沿着“划分民族”这条古老的小路发展。）—一旧作业班被打乱了。新组成的班要到新工地去劳动，住在新工棚里、全面更迭！这更迭不是一个星期天完成的，它继续了整整一周。人员被打乱，许多关系被切断，原来似乎准备就绪的罢工也被破坏了……干得好利落！

现在，医院、食堂、俱乐部都在乌克兰人的那个分部里，我们这个分都只有加强管制工棚。把乌克兰人、班杰拉分子这些最危险的闹事者同加强管制工棚分开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快弄清了原因。劳改营里传开了一个可靠的消息（是往强管棚里送菜汤的“苦力”们传出来的），眼线们在“伯茨室”又在干坏事：营方把他们怀疑的人（从每个队里抓两三个）交到他们手里、眼线们就在自己屋里拷打这些人、指脖子。殴打，逼他们招供，说出“人都是谁杀的？？”。营方的意图这时全明白了：是在进行刑讯！不由警犬们亲自动手（大约不经上级批准舍招来麻烦）。而是委托眼线们去干：谁杀了你们，自己去找出来！他们自然用不着别人鼓劲。这些寄生虫要表明他们不是白吃饭的。把班杰拉分子与强管棚隔开，是怕他们闯进去。对我们则比较放心：我们驯服，是多民族的群体，谈不到一起。爱闹事的都在那边。劳改点之间隔着四米高的墙呢。

古今有多少渊博的历史学家。有多少部深奥的书籍，但却都未能预见到人们的心灵还会燃烧起这样神秘的火焰，社会还可能进发出这样神秘的力量。他们不仅未能预见，甚至事后也未能作出解释。

有时候把点燃的麻絮塞到劈柴下面，塞呀，塞半天也点不着火。可是、烟筒冒出来的一个小火星往空中一飞，却可能使整个村庄化为灰烬。

我们这三千人什么事也没有打算做，什么准备也没有。可是，有一天收工回来之后，加强管制棚旁边的工棚里的人们忽然拆下各自床上的长方木梁和十字接头来，趁着黄昏（靠近加强管制工棚的那一面没有阳光，已经很暗了）跑过去用手中的木器猛烈地撞击这座劳改营监狱的结实的木板围墙。人们既没有斧头，也没有铁棍，这类东西是不准带进生活区的。

木器敲打的声音响成一片，像是哪个木工班在认真地干活。围墙上几块板子被砸开了，人们就去拆开它，木板上钉的十二公分长的大钉子发出吱吱的响声，全营区都能听得见。虽然现在不是木工应该干活的时候，可是，听来完全像一片劳动的声音，所以了望塔上的哨兵、看守和其他工棚的人谁都没注意它。劳改营傍晚的生活一切照常：有的作业班去吃晚饭，有的正从食堂往回走，这个人去医务室，那个人去保管处，有人去取邮包……

但是，看守们终于发现有些不对头了，有人就顺着响声跑到加强管制工棚房后的阴暗处去察看。不看则已，一看不得了，转身就向营部工棚飞跑。有的囚犯看见了看守，就拿着木棍追赶。这时，便全面开花了：有人用石块或木棍砸营部工棚的窗子。窗玻璃哗哗啦啦地破碎，那声音清脆、轻快，也令人感到威胁！

其实，人们最初的意图并不是暴动，甚至无意夺取强管棚，因为这并不容易。他们原来只打算砸开眼线房间的窗子，从窗子往屋里浇上汽油，然后把火扔进去，意思是；尝尝我们的厉害，我们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强管棚的围墙上已经打开一个大洞，十几个人闯进去了。人们跑来跑去，寻找眼线们住的房间（可不能弄错！），还要把窗外的“笼口”打掉，踩着肩膀爬上去，把汽油桶传过来才行。这时了望塔上的机枪朝营区开火了。终于没有来得及点火。

是刚才跑掉的看守和劳改营长官马切霍夫斯基向警卫营报告了（马切霍夫斯基也被人拿刀追得抱头鼠窜。他从总务处库房旁跑到围墙角的了望塔下，边跑边喊：“腔里塔，别打枪，是我！”好容易才穿过了前沿地带）。警卫营营部（我们现在上哪里去打听当时的指挥官姓名？！）立即电话通知各了望塔用机枪扫射——朝着全营区三千名手无寸铁的、对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的人们开火！（例如，我们这个班当时正在食堂，听到突如其来的机枪声十分奇怪。）

是命运在嘲笑人吗？这个事件正好发生在新历一月二十二日，即旧历的一月九日，直到前一年的日历上还把这个日子作为血腥的星期日沉痛地用黑框框起来呢。我们这次是血腥的星期二。而就场地来说，这次可比彼得堡的场地宽敞多了：不是广场，而是大草原，而且这里没有见证人，既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外国人。

哨兵们在昏暗中朝着营区胡乱开枪。不错，射击的时间不长，而且大部分子弹也许是朝高处打的，但是朝低处打的也不少：对每个人来说难道需要很多子弹吗？子弹穿过工棚的薄墙伤害的不是那些冲击劳改营监狱的人，倒是一些完全无关的人，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而受伤的人却不敢去医务室包扎，只得瞒住身上的伤口，让它像狗身上的伤痕一样自己长好，因为他怕主人根据枪伤把他定为暴动参加者。当局总得从这些外表上一样的人们中间揪出一些来治罪呀！九号工棚有一个老头儿被打死在自己床上，他的十年刑期眼看就满了，过一个月就要被释放。他有两个儿子就同那些从了望塔上朝我们射击的士兵们在同一种部队里服役。

冲过去的人迅速逃出了监狱院子，四散逃回各自的工棚（还得急忙把木梁和十字接头重新安装到床上，不能被人发现痕迹）。有些人听到枪声后认为应该坐在工棚里不动，有些人则相反，急忙跑到外面去，盲目地在营区打转，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全营区看不到一个看守的影子，军官们也全不见了。营部的房间空空的，打碎的玻璃窗张着大口，有些恐怖。了望塔上的机枪不响了。个别好奇的人在营区内无目的地游荡，企图弄清真实情况。

我们劳改点的大门霍地打开了，一排警卫部队的士兵端着冲锋枪冲进来，任意打了几梭子弹。冲锋枪手进入大门后立即扇形散开。他们后面紧跟着一批怒容满面的看守，手持铁管、木棒之类随手抓到的武器。

他们在搜索整个营区，波浪式地向各个工棚迫近。冲锋枪沉默了，士兵们站住了。这时看守们便跑向前面，抓到一些受伤的或躲藏在角落里的人劈头盖脸狠狠地殴打。

其一切我都是后来才了解到的。当时只听到营区内响起密密麻麻的枪声，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弄不明白。

我们工棚门口挤了很多人，囚犯们争先恐后地尽快往工棚里挤，反而谁也进不来（倒不是人们认为工棚的木板墙可以防止枪弹，而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已经不再是造反者了）。我这时正站在门前台阶上。我十分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感到一种对于命运的厌恶的漠然态度，一瞬间对于得救或死亡似乎完全无所谓了。你们这些该诅咒的家伙为什么老是纠缠着我们不放？我们生在这个不幸的国土上，一辈子蹲你们的大狱，就活该在你们面前有罪到死吗？丑恶的苦役生活使我把一切都看得谈了，厌倦了。甚至我平日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心中的、尚未记录下来的诗篇和剧本此时也都无所谓了。因此，当死神藏在士兵的军大衣下面从营门向我逼近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想往门里挤。这也就是当局迫使我们养成的那种苦役营囚犯的基本心理状态。

门口空出来了，我们几个人最后走进去。这时，忽然听到身后响起一排枪声，因为我们已进入屋里，枪声显得特别大。三颗子弹擦过我们的身子并排打在门框上。第四颗子弹飘起来打在玻璃上，穿了一个周围带许多细小裂纹的小洞。

迫害者们并没有跟着我们进工棚，而是把门反锁上了。他们在营区继续搜捕并殴打那些来不及跑回工棚的人，大约二十多人受枪伤和被打伤。有些人隐瞒了自己的伤，有些则被送到医务室去，这些人下一步的命运就是；监狱、追查参加暴动的经过。

但是，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天夜里工棚一直锁着，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早晨，也没有允许各工棚的人在食堂见面：担心我们互相串联、摸清情况。有几个工棚里无人受伤，他们也不了解打死人的事，所以这天旱晨便又去上工了，包括我们这个工棚在内。

我们出工了，但在我们之后没有一个作业班出来。工厂的生产线上空空的。派工员也没有来派工，我们受骗了！

这一天我们在机械制造厂里根本没有心思干活。伙伴们在机床之间串来串去，或者坐在一起猜测昨天发生的事。同时也在讨论：我们这样当牛作马、忍气吞声到底何时是尽头。可是，已经被永远地压弯了腰的老囚犯们却反问道：不忍受又能怎么办？难道从前没有人被摧毁压垮过吗？（这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那些人们的人生哲学。）

傍晚我们下工回来时营区里也是空荡荡的，没有人走动，探子们很快就从其它工棚的窗下探回了消息：第九号工拥有二人被打死，三人被打伤，他们和旁边的工棚今天从早晨就没有出工。主人们把我们出工的事告诉了他们，指望他们明天能出工。但是，现在很明显：明天我们也不会出工了。

给墙那边的乌克兰人也扔过去几个纸条，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支持这一行动。

一次没有准备的、甚至在思想上也还没有考虑成熟的绝食罢工就这样在没有指挥中心、没有商定联络信号、发育不全的状态下开始了

后来，其它劳改营的做法是先掌握食品仓库，然后拒绝出工，那当然比我们的做法聪明多了。我们的做法虽说不甚明智，但却显得更有气魄：三千人同时拒绝了面包，也拒绝了工作。

早晨，没有一个作业班派人到面包房去取面包，没有人去食堂吃现成的粥和菜汤。看守们完全莫名其妙，他们三番五次地跑来催促我们去吃饭，一会儿威胁着赶我们去，一会儿又好言相劝：暂时只要求先去吃饭，只字不提出工劳动问题。

但是，谁也没去。大家全都穿着衣服和鞋躺在各自的床上，沉默不语。只有我们几个当班长的（在这火热斗争的一年我当了班长）不得不回答两句，因为看守的话全是冲班长说的。我们也躺在床上，只是从床头无可奈何地回答他们：

“长官，你看，不行啊！……”

这种不声不响的一致抗命，抗拒一个从本原谅过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政权的命令，这种长时间的顽强的不服从，看来要比在枪弹纷飞之下奔走呼号更加可怕。

最后，看守们停止了劝告，锁上了工棚的门。

后几天进出工棚的只有值日人员，他们出去倒马桶，拿饮水和煤来。公众讨论决定，只允许那些躺在医务室的人不绝食，只允许担任医务工作和卫生员工作的囚犯本停止工作。伙房做好了饭，没人吃，倒掉了；又做好，又倒掉了；于是伙房也就不再做饭。各处的杂役、帮手们似乎第一天去找过劳改营头头，说明他们没有办法再干活，然后就走开了。

这样，主人们就再也无法看到我们并了解我们的真实想法了。监工们和奴隶们之间出现了一道真正的鸿沟。

一生中的这三昼夜是我们每个绝食参加者所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并没有看见其它工棚的同志，也没有看见陈在那里等待掩埋的尸体。但是，却像有一条钢铁链条穿过空荡荡的隔离区把我们各个工棚的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

宣布绝食的不是有皮下脂肪储存的饱食终日的人。这全是些瘦骨嶙峋、体力衰竭、长年忍饥挨饿、勉强维持着某种体内平衡的人，是失掉一百克食物立即会感到身体不适的人。而且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也跟大家一起绝食了，尽管明明知道三天的饥饿就足以无可挽回地把他们推向死亡。我们拒绝接受的食物，我们过去认为是叫化子饭的食物，如今在我们惊扰不安的饥饿的梦中却变成了丰美的佳肴。

宣布绝食的这些人几十年来所受到的是一条无情的、强者生存的法则的教育，一直认为“今天你死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乃是天经地义。可是，现在他们完全变了，他们爬出了那个腥臭的个人泥塘，结成同心，相信：今日大家一起死去也胜似明天这样的苟活。

各工棚、各房间里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某种庄重而友爱的关系。不管谁保留下来的一点点剩余食物，特别是那些常收到邮包的人，现在全都交公了，全放在一块铺开的破布上，根据小组的决定，有些东西今天分吃，有些要留到明天。（个别常收到邮包的人可能还在私人食物储藏室里存有一些食品，但是，一则去储藏室要通过营区，现在无法过去；再则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把全部积蓄拿出来：有人还指望绝食结束后好好“补养”一下呢。所以，和任何监狱一样，绝食也并非对每个人都是同等的考验，那些没有任何储存、没有日后补养希望的人们这时才是表现了真正的英勇精神。）如果有大麦，就拿来煮成粥，用羹匙分着吃。为了把炉火升得更旺，就从床上拆木板烧。既然自身的生命都不一定能延续到明天，难道还舍不得公家的床板？

主人们将会采取什么对策，谁也无法预料。说不定还会从了望塔向工棚开枪呢。他们让步的希望很小。我们一生中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们作出过任何让步。我们的绝食罢工使人感到某种绝望的痛苦。

但是在这绝望中也有某种令人宽慰的东西。我们迈出的这一步的确是无益的、冒险的，它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样倒也好。我们的肚子饿，胸部疼痛，但是却有另外的、某种更高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在这饥饿的、漫长的三个白天和三个夜晚，三千人都在暗自思忖全体三千人的刑期、三千人的家庭和某些人的家破人亡，思忖着过去发生的事和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尽管在这许许多多的胸腔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感情，也可能有后悔和失望，但压倒一切的感情是觉得：就该这样！就得跟他们干！没有好结果就没有好结果吧！没有好结果才好呢！

这又是一条没有研究透彻的规律——群众的情感违反通常理智而普遍升腾起来的规律。我自己就十分明确地体验了这种感情上的升腾。我的刑期只剩一年了。似乎我应该为自己被卷入这次事件而愁苦悔恨才对，因为参与这种事件之后是不会不重新判刑的。可是，实际上我却没有感到丝毫的遗憾：狗养的！随你给我再判一次刑吧！……

第二天，我们从窗户里看到几个军官从一个工棚走到另一个工棚。值班看守打开工棚门，从走廊这头走到另一头，把身子探进每个房间招呼人（态度变得十分和蔼，不像从前吆喝牲口那样了）；“班长们！出来广

我们开始讨论了。决定问题的不是班长，而是全班的人。人们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去互相商量。当时我们还处于不稳定状态：虽然确实清除了几名眼线，但还有几个可疑的人，甚至可以肯定还有眼线，大胆而狡猾的汽车修理班班长米哈伊尔·格涅拉洛夫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今天为自由而绝食的罢工者，明天就有可能为了过安静的奴隶生活而分化、分裂。因此，那些领导罢工的人们（当然有这样的人）并不公开露面。他们没有脱离秘密状态，也并不公开掌权。班长们这时也拒绝负责任了。所以，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没有人领导的自发罢工，而且是听其自然发展的。

最后，不知不觉中在某个地方作出了决定，于是，我们六七个当班长的便走到工棚人口的过道处去见耐心地等在那里的劳改营长官们。（这里就是前些时候挖地道的二号工棚惩戒室的人口处，他们的地道是从离这里几米远的地方挖起的。）我们几个人挤在墙角，眼睛望着地板，像石头人似的一声不吭。我们往下看，是因为谁也不愿意再用以前那种阿谀的眼光看主人们，而如果在这时换成一副造反者的目光，则是不明智的。我们站立的样子就像被叫到学校教导处的淘气学生一样：有气无力地歪扭着身子，两手插在裤袋里，歪着头，面向一旁：无法教育，蒸不熟煮不烂，拿他毫无办法。

可是，人口两旁的走廊里这时已经挤满了人，被前面人遮住的、站在后面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大声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我们的回答和各种要求。

戴蓝边肩章的军官们（有几个熟面孔，也有几个新人）假装作只看见几个班长，只同他们说话的样子。他们讲话矜持而又克制，已不再威胁恐吓了，但也还没有完全变成同等相待的语调。他们说，复工和停止绝食似乎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如果复工，他们不仅把今天的口粮发给我们，而且可以补发昨天的口粮。这可是古拉格群岛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事！（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饥饿的人是容易收买的！）他们根本末提惩罚二字，但也没有回答我们所提的要求，就像我们并未提出什么要求似的。

看守们站在军官两旁，都把右手插在衣袋里。

走廊里有人大声喊道：

“依法惩办开枪的罪魁祸首！”

“工棚的门不要上锁！”

“拿掉身上的号码布！”

其它工棚有人提出了对特别庭判决的案件重新进行公开审判的要求。

而我们这些班长们则像站在校长面前的顽皮学生一样，心想：他要罗嗦到什么时候呀。

主人们走开了。工棚又上了锁。

尽管饥饿严重折磨着许多人，他们的头脑已不能思维，终日昏昏沉沉，但是工棚里没有一个人说要让步，没有一个人流露出后悔的情绪。

我们在猜测，关于我们闹事的消息会传到多高的一级？内务部当然已经知道了，或者至迟今天应该知道。但是那个小胡子呢？要知道，这个屠夫可会毫不犹豫地下令把我们五千人统统枪毙呀。

傍晚，我们听到不远处传来飞机的轰鸣声，虽然这一天云层很厚，不适于飞行。大家猜想，一定是飞来一位更高级的人物。

古拉格的儿子、有经验的老囚犯尼古拉·赫列布诺夫已在劳改营呆了十九年，他一直和我们几个班相处得很好。现在他是伙房里的一名杂役。这天，他竟穿过营区大胆地从窗户给我们塞进一小口袋黍米来，足有十来公斤。我们七个班把它平分了，为了不让看守撞见，只好等到夜里才煮成粥吃。

赫列布诺夫还给我们带来一个沉重的消息：“长城”那边的第二分部的乌克兰人没有声援我们，他们昨天和今天都若无其事地照常出工。毫无疑问，他们收到了我们隔墙扔过去的纸条，他们也会听到两天来我们这边鸦雀无声，从工地的塔式吊车上可以看到自从那天夜间枪声之后我们营区内已经两天无人走动，他们已经两天没有在野外遇到我们上下工的队伍了、知道是知道，但却没有声援！那就是说，我们不是五千人，而是只有三千人……（后来我们得知：乌克兰人的领袖们是一些年轻人，还不懂得真正的政治，他们当时认为乌克兰有自己的命运，它与所谓的“莫斯卡理”——即俄罗斯人——的命运不同。当初他们是那么热心共同事业，现在却离开我们退去了。这么说来，我们不是五千人，而只有三千人。）

第二天夜晚、第三天早晨和白天，饥饿的魔爪一直在撕裂我的肠胃。

但是，当第三天早晨人数更多的契卡工作人员来到工棚，又把班长们叫到门口去，而我们这些满心愤怨的、不可理解的、对一切都感到厌倦的人们又挤到两边走廊里的时候，我们的一致决定仍然是：不让步！我们的斗争已经产生了惯性。

主人们今天却只是给我们增添了力量，新来的一位长官是这样对我们说的：

“彼斯强特种劳改营管理局请求犯人们用饭。管理局接受你们的一切申诉。它会查清这次行政部门和犯人之间的冲突的原因并将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原因。”

是不是我们的耳朵不中用了？请求我们用饭！只字不提劳动！我们冲击了监狱、打碎了玻璃和路灯、拿着刀子追赶看守，这一切原来都不是暴动，而是平等的两方，两个平等的方面，行政部门和犯人之间的冲突！

看来，只须我们两天两夜团结一致，就足以使那些主宰我们一切的人们改变腔调！我们一生中，不仅是身入囹圄之后，甚至身为自由人、身为工会会员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听见过主人嘴里说出这样的甜言蜜语啊！

但是，我们的人却慢慢地、不声不响地散去了。因为谁也不能在这里做出决定，甚至不能应允要做出决定。班长们也低着头走开了，虽然特别劳改点的首长叫着每个人的名字想留住我们，但我们还是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工棚又销上了。

主人们从外面看＿这些工棚仍然是沉默而绝不退让的。但在其内部，各作业班之间，正在展开一场十分激烈的讨论。诱惑力太大了！主人们和善的语气远胜于威胁，深深感动了这些质朴而从不苛求的人们。有些声音主张让步。的确也是，还能争取到什么更好的结果呢？！……

我们疲倦了！我们想吃饭！把我们的情感联结起来并使它上升到高处去的那一神秘法则现在仿佛颤抖起来，开始往下沉了。

但是，有一些几十年来紧闭着的口、生来就一直沉默或许本来要沉默到死的口，这时却张开并开始说话了。人们倾听着他们的话，当然，那些尚未被杀死的眼线也在听。这个刚刚开始发音的喉咙（在我们屋里是德米特里·帕宁），这条喉咙发声了，只说了几分钟，可是日后它却不得不为这几分钟的讲话付出重大代价：要加判刑期，要在那为自由而颤动过的喉咙上套上绞索。但是，不管怎样，这条喉咙里的声带总算第一次尽了它的天职。

现在让步？这等于凭口头保证而投降。谁的口头保证？是监狱看守的，劳改营鹰犬们的口头保证。有多少座监狱，有多少座劳改营啊！难道这里面的人曾经履行过哪怕一次诺言吗？！

多年沉积在心底的痛苦、委屈、受人戏弄的往事的沉渣一齐翻腾上来了。是啊，我们刚刚第一次走上正确的道路，难道这就退让？我们才初次感到e已是人，难道马上就要投降？仿佛一阵炙人的、凶恶的旋风使我们打了一个寒战。必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他们还会说得更好听呢！他们还会让步I（可是，到底该在什么时候相信他们的哪一句话呢？这一点仍然不明确。被压迫着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最终不可避免地要相信、要让步……）

苍鹰）。我们全室二百人的情感凝集成的这只苍鹰。似乎又击翅高飞了！它又翱翔在晴空！

我们又全都躺下了。为了节省自己的力气。我们尽量减少动作，不说闲话。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要思考。

工棚里剩下的一点食物早已吃完。谁也不再煮东西吃了。屋内一片宁静，谁也不动，只有几个俯身在窗口担任观察任务的年轻人时而说一两句话：向大家报告营区内的动静。这几个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激情满怀，战胜饥饿，宁愿在刚踏进生活之门时死去，也不肯屈服。他们这种决心引起我们的爱戴和钦佩，我们羡慕他们，深感自己的头脑理解真理太迟，自己的脊梁骨已经僵化于弯曲状态了。

我想，现在可以举出其中几个年轻人的名字了：亚涅克·巴拉诺夫斯基、沃洛佳·特罗菲莫夫，还有钳工博格丹。

突然，第三天傍晚，当夕阳快要沉入地平线的时候，观察员们用遗憾的激动的声音向大家报告：

“九号工棚！九号工棚投降了！……九号的人正朝食堂走去！”

大家立即从床上跳起来。对面一排房间的人也挤到这面来。我们趴在上下层床铺上，隔着前面人的肩膀、透过窗上的铁栅栏往外看，一声不吭地看着这支队伍的可悲的行进。

二百五十个本来已经是黑暗的、在夕阳反照下显得更加黑暗的人影，排成一支可怜、驯顺、屈辱的长队，斜穿过营区朝食堂鱼贯走去。他们的身影一个个在夕阳的余辉中闪过，像是一根连结得不牢固的没有尽头的链条，像是后面的人抱怨前面的人走去，因而才无可奈何、满心不快地跟着走去似的。有一些严重衰弱的人由别人扶着或拉着走。他们那蹒跚的身影，就像许多引路人牵着许多盲人走去一样。不少人手里拿着小锅或茶缸。拿着这可怜的劳改营餐具，是指望今天的晚餐对于已经收缩的肠胃来说将过于丰盛，吃不下去，所以要把剩下的带回来。因此，像乞丐讨饭盆一样伸到面前的小锅和茶缸使人看了尤其感到奴隶般屈辱，尤其令人痛心。

我感到眼泪夺眶而出。我擦掉它，往旁边瞟了一眼，同伴们的脸上也挂着泪水。

第九号工棚的意见是决定性的。他们那里被打死的人从星期二晚上开始已经在工棚里停尸四昼夜了。

他们向食堂走去，这就是说，为了一份口粮，为了一碗粥，我们决定宽恕那些杀人犯了。

九号工棚是个饥饿的工棚。那里的作业班都是干各种杂务劳动的，他们很少有人收到邮包。那里有许多干瘦得快死的人。也许是因为怕工棚里增加新的尸体才投降的吧？……

我们默默地离开窗户。

这时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波兰人的骄傲，懂得了他们历史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起义是怎么回事。前文提到的那个波兰人工程师尤里·文格尔斯基现在在我们班里。他的十年刑期已经到最后一年了。他平常总是彬彬有利，和蔼可亲，甚至在他当施工员时也从未听到他对谁高声说过话。

可是现在，他的脸突然变色了。一看见这个走去请求施舍的队伍，他愤怒地、轻蔑地、痛苦地扭过头去，挺起胸膛满腔愤恨地高声喊道：

“班长！不要叫醒我去花晚饭，我不去！”

说着，他爬上“小车厢”躺下，转脸朝墙……再也没有起来。我们晚上也去食堂吃饭了，可他没有起来！他从来没有收到过邮包，他孤独一人，经常吃不饱，可是，他没有起来！对他来说，热气腾腾的稀粥的影象遮不住无形的自由的高大形象！

假如我们所有的人都这么骄傲而坚强的话，世界上哪个暴君还能够维持住他的宝座呢？

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天。可是并没有赶我们去劳动以弥补耽误了的工作（劳改营头头们肯定在担心完不成计划），只是给我们吃饭，发给前两天的粮食，让我们散步。大家在工棚间串来串去，互相谈着这几天是怎样度过的，总的情绪是欢乐的，似乎我们赢了，而不是输了。何况已变得温和些的主人还答应满足我们的一切合法要求呢！（但是，什么是合法的？这由谁来判断？……）

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但它预兆不祥：有一个叫瓦洛吉卡·波诺马廖夫的“母狗”逃跑到岗楼里去了。这些日子这个家伙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他听到了许多人的谈话，看到过许多人的眼神。那就是说，他是去出卖我们的，而且想留在生活区外躲过我们的刀子。

波诺马廖夫的逃跑使我彻底认清了刑事犯的本质。他们那虚假的义气，实质上不过是他们帮派内部彼此应尽的义务。而当他们被卷进革命旋涡时，他们肯定要干出卑鄙勾当。他们只能理解力量，而不可能理解任何原则。

可以预料，正在准备逮捕肇事者。但是宣布的却恰恰相反，当局宣布：已从卡拉干达、阿拉木图、莫斯科派来专人组成的委员会。要对这次事件调查处理。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营区中部摆起一排桌子，几个穿白色短大衣和毡靴的军官端坐桌旁，听取囚犯们的申诉。许多人去了。申诉了。记录下来了。

星期二早点名之后，又把班长们全召集去“提意见”。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卑鄙的新花招，是另一种方式的侦讯：他们知道犯人们憋了一肚子活，所以先让人们把话说出来，然后便可以更准确地进行逮捕。

这是我当班长的最后一天。我身上的肿瘤近来生长很快，我一直拖下来没去动手术，总想等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一月间，特别是绝食的那些不幸的日子，肿瘤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增大。这样，它本身就替我作出了决定：现在是最合适的时刻。所以，绝食刚结束，各工棚一打开，我马上去看病，医生决定立即给我动手术。现在我就是作为班长去参加这最后一次“提意见”会的。

会场设在浴室的脱衣间，这里比较宽敞。一排理发椅子前面摆了一张长桌作为主席台，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内务部的一名上校，几名中校，还有几名下级军官，我们劳改营的长官坐在他们背后的第二排，根本不显眼。第二排还有记录人员，整个会议期间他们都在紧张地写。第一排有个人专门向记录员重复发言者的姓名。

主席台上比较突出的是特别处或是机关里来的一名中校，此人聪明伶俐、思想敏捷、善于抓住问题，是个奸诈的、干练的坏蛋。他那高高的额头、狭长的面孔和敏捷的思路，说明他远远不属于这群昏庸无能的官僚之列。

作业班长们都不愿意讲话，他们几乎是从密密麻麻的会场里被硬拉起来讲话的。每当他们开始讲到自己的“案情”，主席台上就打断他们，请他们解释：为什么这里的囚犯们要杀人？罢工的目的是什么？……假如某个倒霉的班长试图认真回答这些问题，说明杀人的原因和囚犯们有些什么要求，那么，主席台上的几个人就会一起扑向他：你怎么知道的？那就是说你也和匪徒们有联系喽？请你说说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这样“正大光明地，以完全平等的态度”来判定我们所提的要求是否“合法”的……

最经常打断囚犯班长们发言的就是那个高额头的坏蛋中校。他能言善辩，而且他与我们不同，他是处于不受惩罚的优越地位的。他善于用一些尖刻的话打断人们的发言。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势：似乎他们在指责我们，而我们则在为自己辩护。

我禁不住怒火冲上心头，下决心要挫败他。我请求发言，报了自已的姓名（有人立即像回声一样把我的姓名向记录人员重复一遍）。我从长凳上站起来。我清楚地知道在座的囚犯中间不见得谁会比我能够更快地说出一个语法正确的完整句子。但是，我能够对主席台上这些人说些什么呢？这一点我却一点也没有想好。把我在这本书里写下的一切，把我们多年的苦役刑期中体验的和绝食中所思考过的一切全都讲给他们听吗？那与讲给大猩猩听没有什么区别。这些人仍然算是俄罗斯人，也还能听懂几个简单的俄语句子，诸如：“请允许我进去！”，“请允许向您报告！”之类。但是，当他们像目前这样坐次长桌子后面，排成一排，把他们那一张张同样都没有灵魂、没有思想、喂养得白白胖胖的嘴脸陈列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就十分明显：他们早已完全蜕变成另外一种独特的生物，因而，我们和他们之间原来仅存的那一点点语言联一系也就无可挽回地断绝了。剩下来的唯一联系便是子弹的联系了。

只有那个长脸高额头的家伙还没有完全变成猩猩，他能听清并听懂我的话。我刚说了几句，他就企图打断我。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之间展开了一场闪击对话比赛。

“你在哪儿劳动？”

（请问，在哪儿劳动有什么相干？还不都是一样吗？）

“在机械制造厂！”我扭头掷给他一句，立即更快地继续讲我原来要讲的话。

“就是制造刀子的那个地方吧？”他正面直接向我打来。

“不！不是。是修理步行式掘土机的地方！”我也毫不客气地旁敲侧击（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有这么清晰明快的思路）。

我迅速地、不停顿地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也是想让他们学会首先老老实实地听听别人讲话。

那个中校藏到桌后不作声了。可是，突然又从桌下跳出来咬了一口：

“是匪徒们叫你来当代表的吧？”

“不！是你们叫我来参加会的！”我也单刀直入，回敬一句，马上庆祝胜利似地继续讲自己的话。

后来这个家伙又跳出来两次，被我一一顶回之后才算完全沉默了。我胜利了。

胜利了，可是，为了什么呢？一年！我的刑期还剩一年。可这一年却压制着我，使我的舌头无法对他们说出他们应该听到的话。我本来可以在这时发表一篇不朽的演说，但是那样的话，明天我就会被枪毙。如果我的演说能够向全世界播送出来，即使明天枪毙我，我也还是会发表它的。但是，不，这里的听众太少了。

因此，我并没有向他们指出这里的劳改营是法西斯式的，它是政权蜕化变质的标志。我只限于在他们伸长的鼻子前面撤一些煤油以破坏他们的嗅觉。我认出在座的有警卫部队长官，于是我就诉说警卫人员们往苏联军人脸上抹黑的不体面行为；他们帮助偷窃建筑材料，并且态度蛮横粗暴，以至堕落成了杀人犯。我接着就描绘了劳改营的看守人员，他们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常常强迫囚犯替他们偷窃建筑材料（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不过带头人就是坐在这里主席台上的军官们）。这些人的行为对于希望得到改造的囚犯们起着多大的破坏改造的作用啊．！

我自己也不喜欢我的发言。要说收获，我只是在速度上占先，赢得了一些时间。

在我争得的一片寂静中，一位姓梯的作业班长站起来了。他由于过分激动，或者是生性如此，说话慢吞吞的，有些口齿不清。他说：

“从前我同意别人的说法……说我们的生活……像狗一样

主席台上那个中校立即竖起了耳朵。发言者的光头很难看，他那变得残酷可怕的脸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字眼儿形容的。只听他接着说：

“可是，如今我发现，这种说法不对。”

那个机灵鬼立即又眉开眼笑了。

“我们的生活……远远不如狗！”姓梯的班长大声而有力地说，语调突然一变。在座的班长们全紧张起来了。只听他迅速地说：

“狗只是在颈套上带一个号码，我们身上有四块号码布。人们用肉喂狗，可我们吃的是鱼骨头。人们不叫狗去蹲禁闭，了望塔上不向狗开枪，也并不给狗判二十五年苦役！……”

现在即使再打断他也不要紧了，他已经把主要的话全说出来了。

接着，切尔诺戈罗夫站起来。他首先说明自己曾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然后发了言。还有另一个班长也要求发言。他们的发言都很勇敢而热情。主席台上的人不断重复他们的姓名。

也许他们所作的这一切将给我们带来灭亡……也许这堵可诅咒的墙只是由于他们头颅的撞击才会被摧垮。

会议以双方平局结束。

随后的几天很平静。再没有看见委员会的影子。劳改营的日子按部就班地流逝，好像什么也未曾发生过。

警卫把我送进乌克兰人分部的医院。绝食斗争之后我是第一个到这边来的囚犯，是第一个信使。预定给我作手术的外科医生扬琴科把我叫去给我检查，但是，他问的和我回答的都不是关于肿瘤的问题。他对于我的肿瘤并不在意，而我也因为遇到这样一位可靠的医生而高兴。他详细地盘问绝食斗争的情况，他的脸色由于我们共同的痛苦而显得阴沉了。

啊！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我们对同样东西的感受有多么不同啊！就拿我这肿瘤来说吧，看样子它像是癌瘤。要是在狱外的话，它会是个多大的打击，会带来多少痛苦和亲人们的眼泪啊！可是在这里，在这很容易身首分离、一命呜呼的地方，同样的肿瘤却仅仅成了一个可以使我暂时躺下休息几天的理由，我甚至很少想到它。

我躺在医院，同那个血腥的夜晚受伤和被打成残废的人们躺在一起。有些人被看守们打得通体鳞伤，身上连一块可以躺下的好地方都没有。有个高个子看守打人特别狠，用铁管子打。（看，我的记忆力有多坏！怎么也想不起这个看守的姓名来。）有人已经因伤重死去了。

可是新闻却接踵而来：“俄罗斯人”分部里开始镇压了。已经抓走四十人。当局担心引起新的骚乱，这次改变了作法。他们直到最后一天还是和往常一样态度和善，仿佛正在检查自己人中间究竟是谁犯了错误。只是到了计划好的那天，当各个作业班已经走出生活区大门的时候，囚犯们发现等待押送他们的卫兵比往常多两三倍。主人们设计的抓牺牲品的办法是，既使囚犯彼此不能相顾，也使他们无法利用工棚的墙和建设工地。把各班带出营区后，在经过草原尚未到达劳动工地时，警卫队长突然下令：“立定！举枪！准备战斗！子弹上膛里囚犯全体坐下！我数三个数，不坐下就开枪！坐下，全坐下！”

又像去年耶稣受洗节那样，受骗的囚犯们无可奈何地被钉在大地上。这时，带队军官取出一张纸，按名单叫人名和号码，被叫的人必须马上起立，离开这无力的人群，走到警卫线外去。然后这几个骚乱者便由另一队卫兵押回去，或者是开来一辆囚车把他们运走。已清除掉发酵酶的、剩下来的人又站起来被赶去劳动了。

教育我们的人们就是这样向我们说明了：到底能不能在某个时候某件事情上相信他们。

空下来的营区里也同样往监狱里揪人。虽然前些时候的罢工被那四米高墙阻挡住，未能进入乌克兰人分部，但是“逮捕”这只秃鹰却张开翅膀飞越高墙来到了这里，把乌克兰人一个个啄去。正是在预定给我作手术的前一天。外科医生扬琴科被逮捕入狱。

是逮捕入狱还是转押到别处去，这时已经不大容易区别了，现在主人们不像开始时那么谨慎了。有几批犯人（每批二、三十人）被押到别处去了。突然，二月十七日，开始集结一批七百人左右的解送队，而且对这批人管制特别严厉：递解犯出营门后全戴上手铐。命运的报复！乌克兰人，就是那些为了保全自已而拒绝支援俄罗斯人绝食罢工的乌克兰人，在这支队伍里比俄罗斯人还要多。命运的惩罚；

不错，一在临行前不久他们也为我们失败的罢工鸣过礼炮：新建的木材加工联合企业里好几处同时发生原因不明的火灾（我确切地知道有人放火），二小时内使三百万卢布的财产化为灰烬。（哈萨克斯坦一向缺少木材，盛产石头，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联合企业却完全是用木材建筑起来的。）对那些被拉去枪毙的人们来说，这就好像是为海上强人们举行的葬礼，即按照斯堪的纳维亚的古代风俗，在焚化英雄尸体时把他的大船同时烧掉。

我躺在手术后的休养病房里。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近期来劳改营里一直乱哄哄、所以没有让任何人住院，医院里十分宁静。我住在医院工棚尽头的一间。再往前走就是停尸房，被打死的科恩菲尔德大夫的尸体已经在那里放了多日，谁也没有时间去理他。（每日早晚两次看守来点名。他走到我的房门前就不再往前去了：为了省事，他朝着停户房和我的房间把两手一摊，说；“这里还有两个。”就把人数写在牌上。）

帕维尔·巴拉纽克这次也被编入七百人的解送队，他竟能通过各条警戒线来到我的病房同我拥抱告别。我们觉得不仅我们劳改营一处，而是普天下全在震动，到处都在受到暴风雨的冲刷。我们仿佛被飓风所抛掷。我们无法理解外界仍旧像从前一样死气沉沉、寂静无声。我们感到自己像是处在大浪的浪尖上，脚下有某种东西正在被淹没。而假如我们有朝一B能够再见面的话，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但是，谁知道会怎么样呢。别了，我的朋友！别了，朋友们！

岁月慢慢地流逝。这是一个迟钝而令人疲惫的年头，是我在埃克巴斯图兹营的最后一年，也是“群岛”上斯大林时代的最后一年。关进监狱的人中间只有少数几个被放回来了，因为实在找不到他们的任何罪状。大多数人，我多年来真正了解而热爱的许多人。被押送走了：有的送去重新判刑；有的在档案上添上一个永远抹不掉的记号送进了隔离所（尽管本人早已成为可爱的天使）；有的送去杰兹卡兹甘矿山劳动；甚至还押走一批所谓“心理不健全的”人，包括爱诙谐的基什金，医生们把沃洛佳·格尔舒尼也塞进了这一批。

押走那些人之后，躲在“储藏室”的眼线们又一个个爬出来了。起初他们还胆怯，还瞻前顾后，但不久就放肆起来。瓦洛吉卡·波诺马廖夫这个叛徒也回到工棚来了，他本是一个普通车工，现在竟当了负责收发囚犯邮包的杂役，也就是说，不幸的犯人家属千辛万苦收集到并且寄来的一点点十分宝贵的东西，现在竟被老契卡人员马克西缅科少校交给这个惯偷去负责分发了。

现在，行动人员又可以随便把什么人叫到自己办公室去问话了。这是一个十分沉闷的春天。那些头角比较突出的人如今都急忙弯下腰去，隐藏起来。我没有再担任班长职务（这时要当班长的人又多起来了），而是在铸造车间当一个帮工。这一年的劳动很累，这也是有原因的：劳改营管理局在摧垮我们的一切希望和请求之后，作为唯一的让步，决定允许我们实行经济核算制，即我们的劳动成果不再由古拉格群岛这个永远填不满的血盆大口完全吞噬掉，而且开始计价，其中百分之四十五算作我们的劳动所得（其余的上缴国家）。这个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七中由劳改营收缴作为劳改营维持资，用来养活警卫和军犬，维修铁丝网和强管棚，供养行动特派员、监狱看管人员、书信检查人员、教育人员——总之，那些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活下去的所有人员。尽管如此，剩下来的百分之十一三个总还是能够记到囚犯个人名下的。每到月底，虽然不能把这些钱全部换成劳改营的内部流通券，但其中一部分（如果你在此期间没有犯任何错误、没有迟到和恶劣表现，没有惹长官生气的话）是可以换成内部流通券使用的。规定的制度是。你流的血汗越多，你的所得就越接近百分之三十。而如果没有干到足够的数量，那么你的劳动成果就会全归劳改营所有，自己分文也拿不到。

面大多数人（噢，这是我们历史上的大多数，而用剥夺的办法制造出来的大多数尤其如此！）却贪婪地、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主人的这一“让步”，于是便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放到劳动上去，只想挣到一点钱可以到小卖部去买点炼乳、人造黄油、劣等糖果，或者到“营业食堂”去再买一份晚餐吃。因为完成的劳动定额是按作业班计算的，所以连那些不愿为了一块人造黄油而牺牲自己健康的人也不得不为了集体而劳动。

给营区送影片来的次数也比以前多了。这里也像所有集中营、农村和偏僻山村的情况一样，根本不把观众放在眼里，从来不事先宣布影片名称。本来嘛，喂猪的人就从来不事先通知猪往槽子里倒什么饲料。反正这些囚犯总会在拉上窗帘之前一小时就争先恐后地挤到食堂去抢占座位的，根本不考虑放映的影片值不值得这样。（可是，这些人不就是冬季那么英勇地经受过绝食斗争考验的同一些因犯吗！？）

“面包和马戏！”“……这是一种多么古老的办法啊！我们甚至不好意思再来重复对它的评论了……、经过多年饥饿的人希望饱餐一顿，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我们在这里饱餐的时候，我们的同伴们，那些发起斗争的，那些在一月斗争的日子里曾在工棚中高喊“绝不投降！”的人，甚至一些与任何事都毫无关系的人，如今却在某地受到审判，有些人被枪毙，有些人加判刑期后押到完全与世隔绝的隔离区去了。有些人正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关进墙上划满十字的死囚牢去“受启发”；而某个毒蛇少校会走进死回牢笑眯眯地对你说：“噢，你是帕宁！我记得你，记得你。我们就是审理你这个案件的！嗯！我们会替你办手续的！”

办手续！这个字眼可真不坏。可以办把你送往阴曹地府的手续，也可以办关禁闭一天的手续，连发给你一条旧裤子也得办手续。到底他们打算管你办什么手续？但是。牢门又呼地一声关上，那条毒蛇莫名其妙地微笑着走开了，留下你去胡思乱想吧，你为此可以整整一个月睡不着觉，好像用自己的脑袋去撞石墙，弄不明白……

这一切只是说起来很简单。

忽然，埃克巴斯图兹营又编组了一个二十来人的解送队。这个解进队有点奇怪：召集这些人去的时候并不像往常那样匆匆忙忙，没有采取进一步的严厉措施，没有隔离，很象是叫去释放他们的，可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满刑。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受过虐待的，’没有一个蹲过禁闭或惩戒班；他们都是些模范囚犯，是当局满意的人，其中包括：大胆而狡猾的汽车修理班班长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格涅拉洛夫，平常总像是大大咧咧的机床工、作业班长别洛乌素夫，工艺工程师古利佳耶夫，道貌岸然、活像一位国务活动家的莫斯科设计师赖科夫，和蔼可亲的“自己人”、生就一张油光光的大饼脸的钳工叶尼卡·米留科夫，还有一名钳工格鲁吉亚人科基·科切拉瓦，他是一个很喜欢讲道理的人，尤其善于在群众面前维护真理。

把他们押到哪儿去呢？从这些成员来看，不像是押去惩戒营。囚犯们都对这批人说：“一定是把你们送到好地方去！以后你们就不受看管了户可是这批人中却谁也没有露出笑容。他们只是无精打采地摇摇头，继续整理自己的东西，像是连自己的东西也想扔下不带似的。全都是一副懊恼而沮丧的样子。难道他们舍不得离开这个骚乱不安的埃克巴斯图兹？他们甚至在告别的时候也语无伦次，神情极不自然。

这批人被押走了。

并不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忘掉他们。但是，三个星期之后，有人传说；那批人又被押回来了！押回来？是的。全押回来了？是的。不过他们现在住在营部工棚里，都不愿意回到自己原来的工棚。

难道这些叛徒也要罢工？！埃克巴斯图兹营的三千人罢工事件还真缺少这么一个细节呢！噢，怪不得他们当初那么不愿意走！当他们在侦查人员办公室出卖我们的朋友并且像叛徒犹大一样签署供词时，他们原指望这一切都会永远是人不知鬼不晓的。本来嘛，我们国家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的：政治告密馆被认为是不容置辩的文件，而告密人的名字则是永远不会暴露的。但是，在我们这次罢工中却出现了某种必要的因素，迫使劳改营主人不得不在卡拉干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正式审讯。（是不是必须在他们的上司面前为自己开脱？）因此，便在同一天把这些家伙带去作证了。这些人聚到一起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了一下眼光，便互相认出来了，而且终于明白了：他们都是被带去在法庭上作证的。其实，到法院去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所谓的，他们并不在乎。但是，他们了解古拉格群岛战后时期的一条规定：由于临时需要而被提审的犯人，事后必须被送回原劳改营。他们怕的是这一手。不错，当局曾经答应作为例外把他们留在卡拉干达监狱！甚至还发出了一纸命令。但是，不行，这不合手续，卡拉干达监狱拒绝收留。

这样，他们辗转旅行了三个星期，从“泽克车厢”被赶进递解站，又从递解站赶上“泽克车厢”……押解兵对他们喊叫：“坐下！”搜他们，拿走他们的东西，把他们赶进浴室。给咸鱼干吃而不给水喝……总之，也像折磨那些不讨主人喜欢的普通犯人一样折磨他们。然后。把他们押上法庭。在法庭上他们又一次看到被他们出卖的人们，他们便把这些人的棺材上的钉子进一步牢牢钉死，给他们的死囚车又加上几把锁，使他们漫长的刑期再回到原来的起点，从头开始……完成这一切之后，又把他们经过各递解站被送了回来，并且作为已经暴露的叛徒被抛历了原来的劳改营。

他们已经没有用处。告密者也像渡船工一样，过河以后就不需要了……

表面看来，劳改营不是已经被压服了吗？不是押走了上千人吗？难道还会有人妨碍眼线们到主人办公室去汇报吗？……可是，他们却不愿意离开营部，不愿回到原来的工棚！他们“罢工”了！只有科切拉瓦一个人壮着胆子继续装出从前那副“主持正义者”的样子回到了原来的工棚，并对大家说；

“谁知道为什么把我们押走！押着我们转了好几个地方，结果又押回来了……”

但是，他的胆量只支持了一夜。第二天就跑回营部找自己人去了。

啊？那就是说，过去的一切并没有白白过去！我们的同志们并没有白白倒下或被关进监狱。劳改营里的空气已经不能再恢复到原先那种令人窒息的状态了。虽然卑鄙的勾当又有所抬头，但它的基础很不稳固。人们现在公开地在工棚里谈论政治。没有一个派工员或班长再敢踢囚犯或者向他抢拳头了。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做把刀子是很容易的，把刀子插入肋下也很容易。

我们这个小岛开始震荡了，它游离了“群岛”……

不过，这只是在埃克巴斯图兹有所感受，在卡拉干达就未必能感觉到了。而在莫斯科则几乎肯定是感觉不到的。特种劳改营体制在一处、两处、接着又在第三处开始崩溃了，但是慈父和导师对此却一无所知。‘当然，人们也不会向他报告这些（何况他自己向来不善于放弃任何东西。所以，只要他座下的椅子不着起火来，他就绝不会放弃苦役营）。相反地，他还计划在一九五三年进行一次大逮捕呢。（不知是否为了准备新战争？）为此，他在一九五二年扩大了特种劳改营体制。例如，埃克巴斯图兹营原来是斯捷普劳改营的分部，后来又划归彼斯强劳改营，而在一九五二年却升格为一个新成立的额尔齐斯河畔大型特种劳改营（暂称为达里拉格）的总分部了。因此，除了原有的大量奴隶主之外，又有一大批寄生虫——劳改营管理处的成员——被派到埃克巴斯图兹来，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劳动也来养活这批人。

据说，不久就会押来大批新犯人干活了。

可是，“自由”这个传染病此时却也不胜前走。在这“群岛”上还能把它藏到哪里去呢？就像当初从杜波夫卡押来的囚犯把它带给我们一样；如今我们这里的人又把它带往别处。那一年春天哈萨克斯坦所有递解站的厕所墙上都出现了用指甲划出或用小刀刻出的口号。“向埃克巴斯图兹的战士们致敬！”

第一批解走的约四十名“骚乱骨干分子”和二月那一大批人中间有二百五十名“最凶恶”的人被送到肯吉尔（杰兹卡兹甘车站，肯吉尔村，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第三分部，也是斯捷普劳改营管理局所在地。大肚子上校切切夫就在这里）。其余的埃克巴斯图兹的惩戒犯被分别送进斯捷普营的第一分部和第二分部（矿山）。

为了恐吓肯吉尔营的八千名囚犯，当局向他们宣布：新来的这批人都是匪徒。从车站押往肯吉尔监狱的路上是戴着手铐的。我们掀起的运动就是这样作为一个被锁住的神话来到了当时还处于劳动气氛中的肯吉尔，来把它唤醒。这里此时也像一年前的埃克巴斯图兹一样，仍旧是由告密和拳头统治着的。

我们这二百五十人在监狱里一直被关到四月。这时，肯吉尔营的首长费多托夫中校认为我们已经被吓住，决定把我们带去劳动。这个营里总共有统一供应的共产党最新型号的镀镍手铐一百二十五副，两个人戴一副恰好够用（肯吉尔营之所以接受二百五十人，可能就是由手铐的数目决定的）。

囚犯们的一只手同另一个人的手一起铐住了，还有一只手可以活动。也就是说，还能活下去！这支队伍里不少人在劳改营监狱里呆过，很有经验，也有些久经考验的逃跑者（腾诺也分在这一批里），他们都十分了解手铐的特点。于是他们便向同行列的人说明：只要有一只手能够活动，用一根针，甚至连针都不用，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手铐摘掉。

队伍来到劳动地点后，看守们为了不耽搁劳动时间，便同时在队伍的各个地方开始给囚犯摘手铐。这时那些巧手们便把自己的和旁边人的手铐摘下来藏在衣襟下面。“我们的手铐刚才已经被那位看守摘去了！”看守们根本没想到要在囚犯去劳动之前先数一数手铐。囚犯进入劳动场地时是从来不搜身的。

这样，第一天出工我们就从一百二十五副手铐中拿走了二十三副！进入劳动场地后，人们用石头或锤子把它砸碎。但是很快就想出了更好的办法：把手铐用防水油纸包起来，埋到当天正在修建的房屋墙壁或地基里（当天修的是肯吉尔文化宫对面的第二十住宅段），而且油纸包里还加上一张并不含蓄的附言：“子孙后代们！这些房子是由苏联奴隶们建造的！他们戴的就是这种手铐！”

看守们气急败坏，不住地咒骂“匪徒”，往回走的时候只好找一些生了锈的旧手铐来给人们戴上。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小心，进生活区之前又被偷去了六副。第二天和第三天又接连丢失几副。据说每副手铐的价格是九十三卢布。

结果，肯吉尔营的主人不再让囚犯戴着手铐去工地了。

你只有斗争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利！

五月间，开始把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人逐渐由监狱分到普通管区去。

现在该使肯吉尔的囚犯们开开窍了。开始，一只是向他们作了一个小小的表演；从前杂役们到小铺子里买东西向来是合法地不排队的，这次人们却把一个没有排队的家伙差一点掐死。这就足以传遍全营区了：要发生新鲜事了！有戏看了！这批新人可不像我们K也不能说在此之前杰兹卡兹甘劳改营的囚犯完全没有触动眼线。不过，那还是个别现象，没有形成潮流。一九五一年，卢德尼克监狱就曾有人抢了看守的钥匙，打开早已看准的那间牢房，杀死了眼线科兹乌斯卡斯。）

如今肯吉尔营里也建立起两个秘密“中心”，乌克兰人的和“全俄”的。为进行“屠宰”准备了一些刀子和面具。于是，故事又从头开始了。

眼线沃伊尼洛维奇在牢房窗户的铁栅栏上“上吊”了。又有两个人——一个叫别洛科佩特的班长和一个在国内战争时期当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与杜托夫的军队对峙过的、思想正统的眼线利夫希茨——被杀死了。（利夫希茨在卢德尼克劳改营分部的文教科平平安安地当了好久图书管理员，但是他的坏名声传出来了。所以他到达肯吉尔的第一天便被杀死了。）还有一个匈牙利人警备队长在浴室附近被人用斧头砍死了。这时，曾经当过苏维埃爱沙尼亚共和国部长的萨乌埃尔第一个开辟了通向“储藏室”的道路——他逃进了监狱。

不过，劳改营主人也已经知道该怎么办。在这里、四个劳改营分部之间的界墙早已修好，如今他们想把每个工棚都用墙隔起来，八干名囚犯在业余时间又开始砌墙了。又把每个工棚都隔成了四个互不相通的单元，每个小区，每个单元都分别锁门。按他们的理想来说，把整个世界分割成个体才好呢！

看守长，肯吉尔监狱的头子，是个职业拳击家。他拿囚犯当靶子进行拳击练习。他在监狱里还发明了一种方法：垫着胶合板用锤子打人，这样可以不留伤痕。（在内务部作实际工作的人都懂得；不殴打，不打死几个，是不可能改造人的；而且任何一个讲求实际的检察官大概也都会同意这种看法。但是，说不定会遇到一位理论家呀！为了防备万一会有理论家出来，所以才垫上胶合板以免留下伤痕。）有一个西部乌克兰人由于受刑不过而又不想出卖朋友，就上用自杀了。其他的人表现得不如他。这样，两个中心就都被破坏了。

而且在“战斗员”中间也出现一些贪得无厌的坏蛋，他们木是想着使整个运动取得成功，而是总想自己从中捞一把。他们要求人们从伙房里给他们多拿些东西来，要求人们把收到的邮包分给他们。这些情况都给这里的运动带来了损害，给运动抹了黑。

对于选择了暴力道路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我想，当年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卡莫手下的强盗们把抢来的款项交给党组织财务处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口袋大概未必全是空的。也很难相信领导这伙人的柯巴（斯大林——译者注）会不给自己留下一点喝酒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整个苏维埃俄国都禁止饮酒，但那时他在克里姆林宫里不是毫不客气地一直保存着那个酒窖吗？！

运动似乎是被制止了。但是眼线们经过这第一次演习也老实多了。肯吉尔营的整个气氛变得清净多了。

种子已种下。但是它不会立即生长起来，而且也不会长成完全相同的样子。

对我们宣讲的是：个人不能创造历史，而在个人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但是，实际上不正是那么一个人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把我们像绵羊一样任意摆布，而我们却连咩地叫一声都不敢吗？！如今人们对我们说：当时谁都什么也不了解——处于队尾的人们不了解，先锋也不了解，只有老一辈的老干部们了解，可他们却宁可选择在角落里服毒、在家里开枪自杀或者领取养老金安静地苟活下去的道路，而不肯从讲台上向我们大声说出实话。

这样，求得解放的使命就落到我们这些娃娃们身上了。这样，在埃克巴斯图兹，我们五千人便把自己的肩膀放到这沉重的拱顶下面，拼命往上一顶，总算给它造成了一条小小的裂缝。尽管裂缝很小，从远处还看不见，尽管我们自己为此受的内伤很重，但毕竟出现了裂缝，而裂缝是会扩大为缺口的。

当然，除了我们，除了特种劳改营之外，也发生过骚乱，但是那些血腥的往事已经完全被冲淡、粉饰、洗刷掉了，以至于现在想举出劳改营骚乱的大致次数都不可能。我只是偶然地得知：一九五一年库页岛上的瓦赫卢舍沃劳改营当局曾把三名被抓获的逃跑者放在岗楼前面活活地用刺刀乱刀刺死，因此引起五百名囚犯进行五昼夜绝食，造成很大骚乱，逮捕了许多人。还听说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在奥泽尔拉格的岗楼前面朝囚犯队伍开枪造成死亡之后也发生过一场大骚乱。

显然，斯大林的劳改营体制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已经面临危机，尤其是特种劳改营。甚至那位“全能的人”在世的时候劳改营的居民们就已经开始扯断自己的锁链了。

很难设想，假如他健在的话，这一切将会怎样发展下去。但是，突然，（不是按照经济规律，也不是按照社会规律）那个矮小的麻脸的个人的血管中慢慢流动着的衰老而肮脏的血液停止流动了。

根据“先进理论”的说法，这事其实是不应该引起任何变化的。而那些戴蓝滚边帽的人三月五日那天尽管躲在岗楼里痛哭流涕，但也并没有害怕这件事。至于穿黑棉袄的人们（那一天没有放他们到营区外面去劳动），虽然在得知广播哀乐并已挂出黑边旗后把三弦琴弹得叮咚响，却也没有敢抱多大幻想。尽管如此，好象地底下还是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开始震荡、开始移动了。

不错，一九五三年三月底实行的大赦（劳改营的人把它称为“伏罗希洛夫大赦”）的基本精神仍然是完全忠于死者的思想的，即：爱护盗贼，扼杀政治犯。这个大赦追求的是刑事罪犯的支持，它把盗贼像老鼠一样撒向全国，让和平居民去受害，宁肯让自由的和平居民在自家窗户上安上铁栅栏，宁肯让警察去把从前捕过的人再重新逮捕。但对于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则严格地按照过去的比例释放；肯吉尔第二劳改分点三千名政治犯中仅仅释放了……三名！

这样的大赦只能使苦役犯们确信：斯大林之死并未改变任何东西；对政治犯过去没有宽恕过，今后也不会宽恕；如果政治犯们想在地球上活下去，必须自己斗争！

因此，一九五三年很多劳改营都发生过骚乱。乱子闹得小一点的如卡尔拉格的第十二劳改点。大一些的如戈尔拉格的起义（诺里尔斯克）。如果多少有些材料，关于诺里尔斯克的起义完全可以单独写一章，可惜我一点材料也没有。

．但是，暴君的死亡也并非毫无益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隐藏在某个地方的某种东西动起来了，动起来了。忽然，仿佛有一阵空洋铁桶翻滚似的铁皮的咚咚声，于是又一个个人头朝下倒栽下来了，而且是从阶梯的最上层一直滚进了大粪坑。

现在所有的人，不管是先锋还是队尾，甚至群岛上的我们这些绝望的居民也都明白了：一个新时期开始了。

贝利亚的倒毙在群岛上特别震撼人心：他是古拉格群岛的最高保护人和总督啊！内务部的军官感到迷惑不解、窘困难堪、手足无措。在电台已经广播，无法把这恐怖消息塞回播音器里的时候＿在不得不从斯捷苦劳改营管理局的墙上摘掉那个“和蔼可亲的”保护人的像片时，斯捷普拉格的首长切切夫上校颤抖着嘴唇说：“全完啦！”（但是，他错了。他还以为第二天他们都要受审判呢。）军官和看守们失去了信心，甚至不知所措，这一点囚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肯吉尔营第三劳改点的头头从来没有给囚犯看见过笑脸，现在忽然来到惩戒队的劳动工地上坐下来，请囚犯们吸烟了。（他需要观察、了解一下：这个混浊的人群中有没有什么火花在闪烁？他们可能造成什么危险？）一喂，怎么搞的？你们总局的第一把手原来是个人民敌人？！”囚犯们以嘲笑的口吻问他。“是啊，可不是嘛！”这位惩戒营的军官伤心地回答。“可他是斯大林的左右手啊！这么说，连斯大林也没看出来？”正在受惩戒的囚犯咧着嘴笑。“可不是嘛……”军官也和和气气地回答。“怎么样，小伙子们，也许快要释放你们了。等等看吧……”

贝利亚不仅自己完蛋了，他还给自己的忠诚的机关留下了一个“贝利亚分子”的恶名。从前，任何犯人，任何自由人都不敢对内务部任何军官的纯洁性表示哪怕一丝一毫的怀疑，否则就有生命危险。而现在，只要给其中的某个坏蛋扣上一顶“贝利亚分子”的帽子，此人就不能再受到什么保护了！一九五三年六月，在列奇劳改营（沃尔库塔）有两件事情巧合了：正在群众由于贝利亚的倒台而情绪激昂的时候，从卡拉干达和泰谢特押来几批骚乱分子（大部分是西部乌克兰人）。在此之前沃尔库塔的囚犯们还是奴隶般驯顺的，所以当他们看到新来的犯人个个是那么不肯妥协和敢于斗争，心里感到惊奇。

就这样，我们曾经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才走过来的道路在沃尔库塔只一个月就走过了。七月二十二日，水泥厂、二号热电站建设工地、第七号矿井、第二十九号矿井、第六号矿井全部罢工了。这些单位彼此遥遥相望，工作停止。煤矿的卷扬机的大轮子停止转动的情况互相能够看见。他们没有重犯埃克巴斯图兹营的错误：没有宣布绝食。看守人员立即全部逃出了营区，但是，“首长，还得给饭吃呀”l当局不得不每天把粮食运到囚犯的生活区，从大门里塞进去。（我想，这些家伙是由于贝利亚完蛋才变得这么好说话的，否则早就采取“断绝粮草”的战术了。）罢工的营区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建立了“革命秩序”。伙房的炊事员立即停止偷窃，因而在口粮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伙食明显地改善了。第七号矿井挂出一面红旗，第二十九号矿井朝着附近的铁路方向挂出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大照片。是啊，他们有什么别的可挂呢？……要求什么呢？……要求拿掉身上的号码，取消窗上的铁栅栏和门上的锁（可是他们并没有自己撕下号码，没有自己拆掉栅栏）。他们还要求允许通信，会见亲友，重新审查案件。

一只是第一天有人对罢工者进行过劝说。然后，整整一星期谁也没有来。但是，了望塔上架起了机枪，各罢工营区都被警卫部队团团围住。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日子必定有不少官员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来回奔走：在新情况下怎样作才正确？这可不容易判断。一星期以后，马斯连尼科夫将军、列奇特种劳改营长官杰列维扬科将军、总检察长鲁坚科等带着大批随从（近四十人）来巡视各个营区了。这群显赫人物把囚犯全部召集到劳改营操场上开会。囚犯席地而坐，将军们站着讲话，责备囚犯们不该怠工，“不象话！”同时也立即说明囚犯的“某些要求是有道理的。”（“身上的号码可以摘掉！”窗上的铁栅栏？——“已经下令拆除！”了。）但是，应该立即复工：“国家需要煤！”这时，第七号矿井的囚犯队伍里不知是谁从后面喊了一声：“可我们需要自由！滚你的……！”只见囚犯们从地上站起来，纷纷离去了。最后操场上只留下将军那批人。

人们马上撕下了身上的号码，开始拆卸窗上的铁栅栏。但是，队伍已经开始分裂，士气有所低落，有人在想：是不是该适可而止？反正争取不再到更多的东西。这样，夜班已经有一部分人出工，第二天早晨全都出工了。矿井的机器又转动起来。大家互相一看：人家已复工，咱们也复工吧，所有工地全开始了工作。

只有第二十九号矿井位于山后，从那里看不见别的工地。军官们对他们宣布：别处都已复工了。可是这里的人不相信，也不出工。其实，只要把他们几个代表带去其他工地看看，问题是很好解决的、但这样对待囚犯未免过分客气，有伤体面吧？！而且将军们正渴望着流血呢，他们认为：不流血就算不得什么胜利，不流血不足以教训这些畜生！

八月一日，十一辆满载士兵的大卡车来到第二十九号矿井。囚犯们被召集到大门前的空场上，大批士兵排成密集队形集结在门外。“上工去！不然我们就要采取无情手段！”

并没有说明无情手段是什么。看看这些冲锋枪吧！沉默。一片寂静。人群中有些分子开始走动了。为什么要死呢？尤其是那些刑期不长的人们……那些刑期只剩下一年半载的人开始往前走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更坚决地抢到他们前面去，站在第一排挽起手来，面对着工贼们形成了一条封锁线。群众犹疑不决。一名军官企图冲破这条封锁线，人们用铁条打他。杰列维扬科将军往旁边倒退几步，下了命令：“开枪！”朝人群开枪。

自动步枪三次排射，还夹杂着机枪点射。六十六人被当场击毙。（被打死的是些什么人？是站在前面的人：那些最大无畏的人总是最先倒下去。这是一条普遍规律，格言里也是这么说的。）其他囚犯四散逃跑，警卫队拿着棍棒和铁条追，边打边往营区外面赶。

从八月一日至三日连续三天在各个罢工的劳改点进行了大逮捕。不过，怎么办呢？失去了保护人的机关已经有点转动不灵了，侦查工作也无法进行。于是，只好又编成押解队把这些人押到别处去，即把这“传染病”送到别处去。群岛越来越显得狭窄了。

对于留下来的人全部实行惩戒制度。

在第二十九号矿井内，白天可以看到工棚房顶上有许多用板条钉的补丁，那是修补了士兵冲锋枪留下的弹洞：有些士兵是朝人群的头顶上射击的。那是一些不愿意当杀人凶手的无名士兵。

但是，朝着活靶子开枪的人也不少。

在赫鲁晓夫时期，有人在第二十九号矿井的牙子山附近的公墓上竖起了一个高大的十字架，像电线杆那么高。后来被人推倒了。但不久又有人把它重新竖立起来。

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矗立在那里。

第十二章　肯吉尔营四十天

不过，贝利亚之死对于特种劳改营来说也还有另一种涵义：它既使政治犯产生了希望，也迷惑了他们，使之失去了方向，减轻了苦役刑的重压感。希望萌芽了：仿佛即将发生变化。因而政治苦役犯就不再愿意为了惩罚眼线而自己去蹲劳改营监狱，也不再愿意举行罢工或骚动了。仇恨已被忘却。他们指望，不必骚乱和罢工一切也都会向好的方向变化的，只须等待一时就行了。

贝利亚之死还有另一层意义那些从来就是苏军部队中最受尊敬、最可靠的佩带蓝色肩章（但没有空军肩章上的小鸟）的人们，现在像是突然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不仅在囚犯及其亲属眼里如此（这些人倒无所谓，随他们去！），难道政府不也是这么看的吗？

正是在那不祥的一九五三年取消了（“按照景章”）发给内务部部队军官的双份工资，这就是说，他们今后也只能领取一份工资了。尽管军龄补助、极北地区工作补助和各种奖金还都依旧照领，这对他们的钱袋也是个不轻的打击，而对他们的官运前程则是更大的打击——照这样子看，今后不需要我们啦？！

正因为贝利亚完蛋了，保卫部门才感到有必要尽快地用事实证明它本身的忠诚和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怎样证明呢？

这时，那些迄今被保卫人员看成威胁的劳改营暴动便像救命星一般闪烁起来了。多发生一些暴动吧，越乱越好，那就需要采取对策，就不会对我们裁员和减薪了。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肯吉尔特种劳改营的押解人员几次无故向囚犯开枪。这类事件接连发生，不可能是没有预谋的，

一个开灰浆搅拌机的姑娘丽达到前沿地带附近去晾一双袜子，警卫立即开枪打死了她。

还开枪打伤一个中国人老头。（肯吉尔的囚犯谁都不记得这个中国人的名字。他几乎完全不会说俄语。大家都记得他那蹒跚的步态，他嘴里常叼着烟斗，面孔有点怪模怪样。是警卫士兵叫他到跟前去的，士兵把一包马合烟扔给他，正好扔在前沿地带的边缘上，中国老头俯身去拾烟时，士兵前他开了枪。）

还有另一次类似事件。卫兵从了望塔上扔下几发子弹，命令一个囚犯去拾起来。犯人去拾时，士兵开枪把他打死了。

后来还发生过用达姆弹朝着从选矿厂下工回营的囚犯队伍开枪的轰动事件，使十六人受重伤。（还有二十来人隐瞒了自己的轻伤，没敢去登记，怕受到处分。）

这一次因犯们没有忍气吞声，埃克巴斯图兹的历史在这里重演了：肯吉尔第三劳改点三天没有出工（但还照样吃饭），要求惩办肇事者。

派来一个委员会，答应依法惩办肇事者，囚犯这才同意出工。（其实，审判时囚犯能够去旁听并亲自确认吗？！……）

但是，一九五四年二月间木材加工厂又有一个人被枪杀了。肯吉尔营的囚犯都记得这个“福音派教徒”（好像是叫亚历山大·瑟索耶夫）。这人刑期十年，已经服完九年零九个月了。他的工作是涂焊条，在前沿地带附近的一个小屋里干活。当时他是要到小屋外面去小解，被卫兵从了望塔上开枪打死了。岗楼里立即跑下来几个卫兵，企图把死者拖到前沿地带的边上去。造成他已越出界线的样子。别的囚犯忍无可忍，抄起十字镐、铁锹等把杀人凶手们从死者身边赶开了。（在这整个过程中，行动特派员别利亚耶夫大尉骑的马一直拴在木材加工厂营区旁边。这个人左脸上有块痣，外号叫“小黑痣”，为人非常残忍、暴虐，所以，安排这一类凶杀事件非常合乎他的胃口。）

木材加工厂所在的整个营区都骚动起来了。囚犯们打算用肩膀把死者抬回劳改点去。劳改营的军官不允许抬。“为什么打死他？”——囚犯们高声质问军官。但是，统治者的答案是现成的：“怨死者自己，是他首先朝了望塔扔石子来着。”（他们大概没有来得及看看死者的登记卡片！他们知不知道死者的刑期只剩了三个月，而且他是个福音派教徒？……）

返回生活区的路是阴森森伪，人们提心吊胆。两边雪地里埋伏着许多严阵以待的机枪手。（肯吉尔人懂得，这些机枪手都已充分作好射击准备……）警卫队驻扎的村镇的屋顶上也布置了机枪手。

这件事又是发生在曾经一次造成十六名重伤人员的第三劳改点。虽然这次只打死一个人，但人＊越来越感到生命没有保障、注定死亡、毫无出路。斯大林死去已经快一年了，可是他的鹰犬却丝毫不见收敛。而且。总的说来什么也没有改变。

天黑了，晚饭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单元的电灯突然熄灭了，这时不知是谁站在门口对屋里大声说：“弟兄们，咱们在劳动，在建设，可得到的报酬是吃枪子儿，这要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儿？明天我们不出工啦！”就这样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工棚一个工棚地传下去了。

给隔壁的第二劳改点隔墙扔过去一张纸条。在这方面已经有些经验，过去也多次考虑过这种作法，所以那里也立即宣布了罢工。第二劳改点里关押的是各种民族的人，大部分人刑期十年，许多人即将满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采取了一致行动。

第二天早晨，关押男囚犯的第二和第三劳改点的人全没有出工。

罢工，但却不放弃公家发给的一份粗劣的口粮，这种作法越来越为更多的囚犯所理解，但统治者却越来越不理解了。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大批不带武器的看守和警卫士兵涌进罢工的劳改点，涌进工棚，两个人架一名囚犯，连推带拉地把囚犯赶出工棚去。（这种作法岂不是过于人道了吗？！对窃贼们倒可以这样照顾，但对人民敌人总不能这样呀！然而，在贝利亚被枪决之后没有一个将军或上校敢于命令机枪手向营区扫射了。）主人们的这种“劳动”是白费力气：被推出的囚犯或者上厕所去，或者在生活区内闲逛，就是不到派工地点去。

人们这样坚持了两天。

应该惩办那个枪杀福音派教徒的警卫，这难道不是十分简单的道理吗？然而在统治者眼里这道理既不简单，也不正确。倒是在罢工的第二天深夜，一个从卡拉干达来的、带着大批随员的、因而对自身安全确有把握的上校来到各个工棚叫人了。他粗鲁无礼地叫醒所有的人，口里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你们耍无赖耍到什么时候？”他谁也不认识，却用手随便指指这个人说：“你，出去！”再指指另一个人说：“你，出去！”“你也出去！”这位勇敢而坚定的长官就是这样把一些碰巧被点中的人送进了监狱，他认为这是对“耍无赖”的最合理的答复。一个叫维尔·罗森贝格的拉脱维亚人看到这种毫无理性的迫害，便对上校说：“那么，我也去！”上校却欣然同意：“去吧！”他甚至没懂这是一种抗议形式。本来嘛，在他看来，这里有什么值得抗议的呢！？

当夜还宣布了伙食方面的民主制的结束：从第二天起，对不出工的人将只按受惩戒者的份额发给口粮。第二劳改点的人次日上午便出工了。第三劳改点上午仍然坚持罢工。于是对他们再次采取“推拉战术”，并且这次加强了力量：把当时在肯吉尔服役和到肯吉尔来协助工作以及随委员会一起来的军官们全动员来了。大批军官涌入指定的工棚，有的头上还戴着高级军官的无檐羊皮高帽，肩上的肩章闪闪发光。他们挤进屋里，在“小车厢”之间弯下腰来，不惜穿着自己那干干净净的裤子直接坐到囚犯们肮脏的、用钢花镇起来的枕头上，一边说：“喂，你往那边挪挪！看不见吗，我是中校！”边说边挤，不住地移动位置，一直把床上的囚犯挤到床间的通道上。这时看守们就抓住衣袖把人推到外面的派工地点去；而那些坚决不去的人则被送进监狱。（可惜肯吉尔营的两座监狱收容量有限，束缚了指挥部的手脚。那里只能收容五百人左右。）．军官们总算用这种不顾体面和特权的办法把罢工压下去了。他们被迫作出这种牺牲是因为那正是一个叫人捉摸不定的时期：既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可犯了错误又很危险！如果过分卖力气而向群众开枪，过后很可能被说成贝利亚的帮凶。但如果不卖力气，不能坚决地迫使囚犯上工，那也可能被说成贝利亚的帮凶。“而且，内务部军官们这样大规模亲自出马镇压罢工乃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但是他们却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肩章对于维护神圣的秩序确有必要（人员不能裁减！），也证明了他们每个人的个人英勇品质。

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从前行之有效的其它办法。三四月间把几批囚犯转押到其它特种营去。（结果是使传染病又扩散了！）大约七十人（包括腾诺）被送进了特别严厉的监狱。发送犯人的公函上写的都是固定的“由头”：“对该犯已采取各种改造措施，收效甚微。鉴于该犯对他犯有腐蚀作用，不宜在劳改营羁押。”劳改营里公布了被送进特别严厉监狱的囚犯名单，“以做效尤”。同时，作为劳改营的某种“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所谓经济核算制；而为了使这个办法能够取代囚犯所要求的自由和正义，便给一向缺乏物资的劳改营小卖部运来了各种食品，甚至（啊，这简直叫人不敢相信！）允许囚犯预支工资去购买这些食物。（古拉格当局竟然信任它的群岛上的居民并借债给他们！真是咄咄怪事！）

就这样，第二次在肯吉尔积聚起来的力量终于未趋成熟就被扼杀在襁褓中了。

但是，统治者却做过分了：他们又重新乞灵于手中的主要大棒——刑事犯，利用他们对付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可真是的！既然有这些社会亲近分子可用，何必弄脏自己的手和肩章呢？！）

五一节前夕，统治者把六百五十名惯犯和部分普通刑事犯（包括许多青少年犯）押进骚乱过的第三劳改点，掺杂到政治犯中间。也就是说，主子们自己放弃了“特种”劳改营的原则，承认不应该把清一色的政治犯押在一起而使他们认识自己，而必须掺沙子。事先主人们幸灾乐祸地警告犯第五十八条的犯人说：“很快就要来一批健康力量，往后你们不能乱说乱动计同时号召那些新窃贼们：“你们要把这里的秩序整顿一下！”

统治者清楚地知道整顿秩序应该从何处着手。那就是让小偷们去偷，去靠别人养活自己，这样来制造一个互相猜疑、人心离散的局面。而当这批窃贼、流氓得知附近还有个妇女劳改点时，更是丑态百出了，他们向主子们苦苦哀求：“好首长！让咱们瞧瞧那些个娘儿们吧！”对此，首长们只是友好地会心微笑，他们也只有对偷儿流氓们才会这样笑。

可是，请看下去吧，看看人类情感和社会运动的发展进程有多么不可预料！统治者给肯吉尔营第三劳改点注入了这么大剂量的高效尸毒，指望这样能使劳改点变得驯服些。但事与愿违，其结果却是促成了古拉格群岛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暴乱！

古拉格群岛的各个岛屿不管被多少围墙围起来，不管它们多么分散，但它们还是由许多递解站联系在一起的，各岛仍然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体验着共同的感情。因此，关于特种劳改营里发生的“屠宰”眼线、绝食、罢工、骚乱等等，小偷们也不可能毫无了解。据说，到了一九五四年左右各个速解站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小偷们开始尊重政治苦役犯了。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从前是什么东西妨碍了我们获得小偷的“尊重”呢？整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们这些面对客观世界一筹莫展的所谓知识分子们所操心的只是自身的世界性价值，只是自己布口袋里的东西和还没有被人抢走的皮靴和长裤；而在对待这些盗贼的态度上我们活像滑稽剧中的人物：当盗贼们抢劫我们的邻居、抢劫那些和我们相同的“具有世界性价值的”知识分子时，我们便羞答答地转过脸去，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而当这些劣等人们转身抢劫我们自己时，我们自然也不会期望得到邻人的援助，只好心甘情愿地把所有东西统统送给这些败类，只要他们不咬掉我们的脑袋就行。的确，那时候我们的心全然不放在这方面，我们的情感根本没有准备应付这些事！我们绝未预料到自己会碰上这种残酷下流的敌人！我们为俄国历史的曲折而痛苦。我们是准备献出生命的，但我们所准备的是在整个世界的注视下公开地、轰轰烈烈地献出生命，而且这一死还要能一下子解救全人类才行。也许我们的头脑本应该考虑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吧。也许从迈进头一个速解站的囚室时起，我们就应该有思想准备吧：我们应该准备同这些鼠人们进行一场令人厌恶的决斗。是戴蓝滚边帽的先生们把我们扔给这些鼠人咬死的。我们那时就该准备在斗殴中助下挨上几刀，倒毙在阴冷潮湿的角落，躺在马桶溢出的粘液中。如果当时有了这种精神准备，也许我们受的损失会小得多，也许我们会更早地振作起来，站得更高，甚至说不定会同这些窃贼们携起手来共同把斯大林的劳改营砸个粉碎吧！话说回来，这些小偷到底为什么开始尊重我们了呢？……

事情是这样的；转押到肯吉尔营的这些流氓小偷原来对于政治苦役犯们的战斗精神已经略有所闻，而且已经有所戒备了。他们到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摸清环境并同劳改营长官黏结到一起，就有一些膀阔腰圆、坚定沉着的小伙子们来找他们的头目们谈天了。小伙子们坐下来，同流氓头目们聊聊生活，并且对他们说：“我们是代表。关于特种劳改营进行的‘屠宰’，大概你们也听说了。如果没听说过，我们这就可以讲给你们听：我们现在制造的刀子并不比你们的差。你们是六百人，我们有二千六百人。你们考虑一下，自己选择吧。如果你们要压我们，我们就把你们全宰了。”

这一步棋走得高明！早该走这一步！也就是说，掉转身来与刑事犯们针锋相对，把他们看作主要敌人！

当然，戴蓝箍帽的人们正盼着囚犯们打群架。但是，刑事犯们权衡的结果，认为他们一个人未必对付得了四个胆大无畏的政治犯。没有便宜可占！他们的庇护人毕竟都住在生活区之外，何况，这些庇护人果真靠得住吗？难道小偷们过去尊重过这些看守和军官吗？而年轻的政治犯们提议的联盟倒是一项过去没有尝试过的颇有意思的冒险，何况还可以打开一条道路——一条通向隔壁妇女劳改区的道路呢。

于是，刑事犯回答说：

“不，我们也聪明起来啦！我们要和你们这些男子汉们一起干！”

这次代表会议并没有载入史册，会议参加者的名字也没有载入记录。真可惜。这些小伙子们实在聪明。

健康力量刚刚来到隔离工棚就庆祝了自己的“乔迁之喜”：他们拆掉床头柜和“小车厢”上的木棍，在水泥地上点起了篝火，让浓烟从窗户冒出去。为了表示反对夜间给工棚上锁，他们用锯未堵塞了锁眼。

头两个星期，小偷们简直像住进疗养院一样：他们来到工地上就去晒太阳，根本不劳动，劳改营当局自然是不会减发他们的口粮的，可是，尽管满心想帮助他们，却也无法给他们发工资，因为没有这笔款项可以开支。虽然如此，小偷们手里还是出现了内部流通券，他们也常去小卖部买东西。主子们高兴了，以为这些健康力量终于开始偷窃了。其实，这是消息不灵的首长自己想错了。这是政治犯自己募集了一些内部流通券资助小偷们的。（看样子这也构成协议的部分内容，否则小偷们会觉得没意思。）这就是他们的内部流通券的来源。这种情况是从未有过的，因此生子们连想也没想到！

大概是这种不寻常的新鲜游戏引起了刑事犯的，特别是其中青少年犯的极大兴趣吧，他们突然对从前认为是“法西斯分子”的人讲究起礼貌来了：不经允许从不走进政治犯的屋子；不经让座，绝不径直往床上坐。

十九世纪时，巴黎市曾经把刑事犯编成近卫军（看样子当时巴黎市刑事犯的数目确实惊人），称他们为“好动分子”。这个名称取得十分恰当。他们的确好动，一心要冲破因循守旧的日常生活的外壳，绝不甘心被禁闭在这种生活中。双方达成的协议规定不许偷‘窃。拼命替公家劳动吗？这在他们眼里是不道德的。可是，总得找点营生干呀？！于是这些年轻人便只好这样来消遣了：他们从看守们头上摘去制帽，晚点名时窜到工棚屋顶上去表演骑术，越过高墙从第三劳改点进入第二劳改点，扰乱队伍报数，吹口哨，起哄，夜间恐吓了望塔上的哨兵……要术是中间隔着一个由武装人员守卫的总务科大院的话，他们早就跑到更远处的妇女劳改点去了。

有时候惩戒室的军官或者教育员或行动特派员来到刑事犯的工棚，同他们友善地聊聊天，可是年轻的盗窃犯们却常常伤害他们这种高雅感情：趁着聊天的时候偷走他们衣袋里的记事本、钱包、或者就从上层铺上突然把监狱“教父”的帽子转过来，帽檐朝后。这种现象是古拉格群岛上从未见过的！（整个局面也完全和从前不一样了。）其实，这些Iwt向来就把古拉格的“教父”们看成傻瓜。“教父”们越是顽固地相信思想改造的成就，小偷们就越是看不起他们。当小偷们登上讲台面对扩音器介绍自己决心改造时，谈推着手推车开始新生活的感想时，内心里对“教父”的蔑视达到了极点。不过，从前他们没有必要同“教父”闹翻。而现在，＿同政治犯达成的协议恰好把解放出来的小偷们的活动能量引向了反对劳改营主干的斗争。

行政管理能力十分低劣、缺乏人类高尚情操的、古拉格群岛的主子，先是无理枪杀囚犯，然后又把流氓这种“燃料”注入了肯吉尔白热化的空气。这样，他们自己就为肯吉尔的爆炸创造了条件。

事件的发展带有不可避免性。政治犯不可能不向窃贼提出或者开战或者联合的建议。窃贼们也不可能拒绝联合。而联合一旦一建立，它就不可能停滞不前，否则便会分裂，会打内战。

必须开始有所行动，不管干什么，总要开个头！开头的如果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他就会被绞死；如果是小偷，他只会被政治指导员找去教训一通。因此，小偷们提议：“我们来打头阵，你们支援！”

这里应该先把肯吉尔特种劳改营分部的区划交待一下。整个劳改营分部的隔离区是一大块长方形的地段，这个大营区内又用几堵纵向的高墙分割为几个小营区，次序是第一劳改点（关押女囚犯），总务科大院（关于这个大院的工业生产能力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接下去是第二劳改点、第三劳改点，然后便是劳改营的监狱，监狱包括新旧两座，里面不仅关押劳改营的犯人，也关押村镇上的自由居民。

第一个目标当然是夺取总务科大院，因为劳改营的几个粮食仓库都在这里。选定开始行动的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六日，这是个休息的“大礼拜”。首先，全体好动分子爬上各自工棚的屋顶，再分布到第二与第三劳改点之间的墙头上。然后，按照站在高处的头目的口令，大家一齐拿着木棒跳到第二劳改点的院子里，站好队伍，以列队队形沿营区正中的道路前进。这条路的尽头就是通向总务科大院的铁门。队伍在铁门前停住了。

这些公开行动占去了一些时间。这时看守人员已经发觉，并且组织了力量，接到了指示。瞧，有趣吧！看守们竟然朝着关押第五十八条囚犯的工棚跑去，并且向这些三十五年来一直被看作最坏的家伙并受到压迫和践踏的人们发出了号召：“小伙子们！你们看！流氓小偷们去冲妇女营区啦！他们要去强奸咱们的老婆和女儿！你们快快去救援吧！把他们打回去！”但是，双方已达成协议了，因此他们只管动员，谁也不动。个别不了解情况的人刚要往外跑，便被别人制止了。政治犯们也明白：公猫看到肉饼时也有可能坚守不住协议条款。但是，看守们还是未能从第五十八条囚犯中找到一个帮忙的人。

至于看守们自己要怎样去保卫妇女不受这些宠儿侵犯，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们必须首先保卫的是总务科大院的粮食仓库。大铁门被砸开了，大院里一排徒手士兵迎住了进攻者，站在后面指挥的是“小黑痣”别利亚耶夫大尉。他为什么星期日还在营区？也许是太积极，也许就是恰巧他值班。士兵们往外推挤“好动分子”，冲散了他们的队形。小偷们没有使用手里的木棒，开始向后面的第三劳改点撤退，往墙头上爬，而他们的后备军这时则从墙上用石头和士坯打退士兵，掩护退却。

不用说，事后没有逮捕任何一个小偷。劳改营当局把这一切只看作好动的年轻人的胡闹，也就让这个星期天平安地过去了。午饭照开。夜幕降临之后，在第二劳改占的会堂附近，就像夏季影院一样，开始放映影片《里姆斯基一科尔萨科夫》。“

但是，影片里的勇敢的音乐家还没有为抗议对自由的迫害而从音乐学院辞职，劳改营区内的路灯就发出了清脆的破碎声——“好动分子”们用弹弓把路灯一个个全打碎了，营区院内顿时黑下来。许多“好动分子”在第二劳改点的黑院子里窜来窜去，土匪们响亮的口哨声刺破夜空。他们用大原木撞开总务科大院的大门，一拥而入，又用那里的钢轨在墙壁上凿通了一个通往女劳改点的缺口。（有些犯第五十八条的年轻人也同他们一起干。）

了望塔上打出了战斗用的照明弹。又是那个行动人员刘利亚耶夫大尉经过岗楼带领一排冲锋枪手从外面冲进总务科大院，并且（在古拉格历史上破天荒地！）朝着他们的社会亲近分子们开枪了！当场即有几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冲锋枪手后面是戴红肩章的士兵拿着刺刀在追赶，赶上负伤者便用刺刀猛刺！紧跟在士兵后面的是手持铁棒的看守们，他们根据讨伐工作的分工，沿用在埃克巴斯图兹、诺里尔斯克和沃尔库塔各地采取过的办法，赶上负伤者便用铁棒打死。（那天夜里第二劳改点的医院手术室里灯光明亮，外科医生福斯特在动手术，他是西班牙人，也是囚犯。）

总务科完全被讨伐者占领了，大院内配备了几挺机枪。第二劳改点的人们（“‘好动分子”们演完了序幕，现在政治犯登场了）在总务科大门对面构筑起一条壁垒，把第二。第三劳改点之间的墙打开一道豁口，连成一片。看守和内务部的权力在这里已不复存在。

但是，那些已经冲进女囚劳改点并被截断在那里的人们后来怎么样了呢？事态的发展立即转变了刑事犯们过去对娘儿们所持的轻视态度。当总务科大院响起机枪声时，那些逃到妇女们这里来的人已经不再是贪欲的猎取者，而是命运与共的难友了。妇女们把他们全都隐藏起来；先是徒手士兵，接着又是武装士兵进来搜查、抓人。但妇女们不让搜查，同士兵们扭打。士兵们用拳头和枪托殴打妇女，把她们拖往监狱（妇女劳改点内部也颇有预见地设了一处单独的监狱），一发现男囚犯就开枪打死。

指挥部仍然感到讨伐队力量不足，迅速把驻扎在肯吉尔的一营戴黑肩章的建筑工程兵也调到妇女劳改点来了。但是工程兵却拒绝执行这不是士兵应该完成的任务！只好再把他们调回去。

不过，也正是在这里，在妇女营区内，讨伐者们才找到了可以在上司面前为自己辩护的主要政治借口。他们并不是傻瓜！不知他们在什么书上看到过，还是真的自己想出来的，反正第二天，星期一，他ffl把几名摄影师和两三个换上囚服的自己人，彪形大汉，带进了妇女营区。这几个冒充的败类一进来便胡乱拉扯女人，摄影师们立即抢镜头拍照。看吧，别利亚耶夫大尉就是为了保护软弱的妇女们不受这些坏蛋的蹂躏才不得不开枪的呀！

星期一早晨，壁垒和总务科大院被砸坏的铁门上空的紧张空气变得越来越浓。大院里还躺着几具没人收拾的尸体，机枪手们伏在机枪后面，枪口对准大门，严阵以待。在两个争得了解放的男营区内，人们忙着拆下床上的木棍做武器，用木板和床垫做盾牌。囚犯们隔着壁垒向刽子手们喊叫，刽子手们也对着喊。局势很不稳定，事态必定要向前发展。壁垒内的囚犯甚至打算首先发起冲锋。几个消瘦得快死的人脱下衬衫，登上壁垒，指着自己瘦骨嶙峋的胸膛和根根肋骨，对着机枪手们喊：“喂！冲这儿开枪吧！快冲你老子们开枪！早些打死我吧！”

突然，一个士兵拿着一张纸朝总务科大院里的军官跑去。军官马上下令把院里的尸体收拾掉，佩红肩章的士兵随即撤出了大院。

大约五分钟，沉默和不信任笼罩在壁垒上空。然后，几个囚犯小心翼翼地朝总务科大院望了望：里面空荡荡的，地上扔着一些死者丢掉的、缝着号码布的黑色便帽。

（事后我们得知，是哈萨克斯坦内务部长下令军队清理总务科院内尸体并立即撤离那里的。他刚刚从阿拉木图乘飞机来。尸体拉到草原上安理掉了，以防将来有人提出进行验尸。）

响起了一片欢呼胜利的“乌拉！”声。人们涌进总务科大院，接着又涌进妇女营区。墙上的豁口加大了。女营区的监狱也打开了。几个劳改点连成了一片！主营区内部全都自由了，唯有第四劳改点监狱仍然是监狱。

所有了望塔上现在都是四人一组的佩红肩章的士兵在警戒。这些人就只好扮演受辱挨骂的角色了！囚犯们集拢起来面向了望塔大声喊叫（自然。妇女们叫得最凶）：“你们比法西斯还坏！……你们是吸血鬼！……杀人犯！……”

当然、劳改犯中也能找到牧师，而且不止一个。停尸房果已经在为被打死或因伤致死的人们举行追悼仪式了。

这时充满八千名囚犯胸膛的该是一种什么感受呢？！这八千人，他们过去一直是，甚至刚才还是互相隔绝的奴隶，现在却团结起来争得了解放，尽管这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它仅限于这四面围墙中间的一块长方形地带，而且处在四人一组的红肩章武装士兵的严密监视之下。记得在埃克巴斯图兹营的那一次吧，当时忍饥挨饿躺在反锁着的工棚里，就好像觉得自己已经接触到了自由！今天呢，这简直像是革命了！曾经遭到无情压抑的人间友谊，如今一。于进发出来了！我们喜爱这些流氓小偷，他们也喜爱我们！（是啊，何必隐瞒呢，这是用鲜血凝结的友谊。况且，要知道，他们此时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来那套规范！）当然，我们也更喜爱这些妇女们，她们又像人类应有的那样同我们并肩站在一起了，她们是与我们共命运的姊妹！

食堂里贴出了大标语：“拿起任何武器，向军队进攻！”某些最性急的人已经用黑字或彩色字在旧报纸上（这里没有别的纸张）匆忙地写出了自己的标语口号：“哥儿们，狠揍契卡人员！”“处死眼线！处死契卡的走狗！”在各个劳改点，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在举行群众大会，人们争相发言！发言人都提出各自的意见！你自己考虑吧（现在允许你思考了！），你赞成谁的主张？应该提出什么要求？我们想要什么？判处别利亚耶夫？当然！判处杀人凶手？对！还有呢？不再锁工棚！取消号码布！还有呢？……

还有……还有就是那个最可怕的问题了：我们为什么开始这个行动？我们想要什么？当然，我们想要自由，就是自由！但是谁会给我们自由呢7那些判我们罪的法院在莫斯科呀！当我们暂时还只是对于斯捷普劳改营当局不满，或者只对卡拉干达当局不满的时候，人们还会拿我们当个谈话的对象。但是，一旦我们说出对莫斯科不满……那就会把我们全都埋葬在这草原上了。

既然如此，我们想要什么？拆掉这些墙吗？向草原四散逃跑吗？……

自由的时刻到来了！沉重的枷锁已从肩上和手上脱落！不，反正义无返顾！只要能过上今天这样一天也值得！

星期一傍晚，当局派来的代表团来到了怒涛汹涌的劳改营。代表们都十分友善，根本不是虎视眈眈的，也没有带冲锋枪。本来嘛，这还用说？！他们可不是两手沾满鲜血的贝利亚的帮凶！我们得知：从莫斯科飞来两位将军——劳改营总管理局的博奇科夫和副总检察长瓦维洛夫。（他们也在贝利亚手下干过。不过，何必翻老账呢？！）他们认为我们的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连我们自己都不胜惊讶：正当合理？这么说，我们不是暴乱分子啦？不，不，完全正当合理！）“对开枪杀人的人一定要追究法律责任！”“他们为什么毒打妇女？”“毒打妇女？”代表团员表示惊讶，“这不可能。”于是阿尼娅·米哈列维奇立即把一长排遭受毒打的妇女带到代表团跟前来。代表们深为震动，连连说：“我们一定查清，一定查清！”“衣冠禽兽！”柳芭·别尔沙德斯卡娅对将军叫喊。“不要再锁工棚！”又有人喊。“决定以后不锁了。”“拿掉号码！”“号码一定要拿掉。”一位我们从未见过面（以后也不会再见面）的将军十分肯定地回答说。

“把各营区之间的豁口保留下来，不要再堵死！我们需要彼此来往！”我们的人有些得寸进尺了。“好。你们可以来往！就让这些豁口保留下来吧。”将军也同意了。

那么，弟兄们，咱们还要求什么？咱们不是胜利了吗？！我们骚乱了一天，兴高采烈，热血沸腾，我们终于胜利了！虽然我们中间也有人不住地摇头说：欺骗，欺骗！可是我们相信了，相信了那些“基本上还是好的”领导！我们相信了，也是因为只有相信才是摆脱目前处境的最简便的出路……

受压迫者除了相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一次上当受骗了，下次还得相信。再次上当受骗了，以后还得相信。

这样，星期二，五月十八日，肯吉尔各个劳改点的囚犯容忍了自己同伴们的死伤，全部出工了。

这一天上午，在我们看来一切都会平安地过去了。但是，聚集到肯吉尔来的高级将领们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种结局等于他们的失败。他们怎能认真承认囚犯有理呢！怎能认真地惩办内务部的军人呢？他们那低能的头脑能够吸取的唯—一条教训是；各营区之间的墙壁修造得还不够坚固！那里应该进一步划出一条火力封锁地带！

就在这同一天，性急热心的首长们就把那些已经几年、几十年不曾劳动过的人动员起来参加劳动了：军官和看守们系上围裙，会干活的人操起了镘刀和铺灰板，而那些还没有轮到值勤的士兵则被叫来推车、抬筐。留在营区的残废也要来搬砖、递土坯。傍晚前就把几个豁口全已堵死，还修好了打破的路灯，而且沿着营区内部的各道墙旁边都划出了一条不许靠近的禁区，两端派有哨兵看守，给他们的命令是：越过此线老枪杀勿论！

傍晚，为国家贡献出一天劳动的囚犯队伍回到营区来的时候，看守们急忙赶他们去食堂吃饭，趁他们还来不及省悟就尽快把他们锁进工棚。按照将军们的作战部署，必须赢得今天这个晚上，这个对昨天的诺言过于明目张胆地背信弃义的第一个夜晚。同时，他们也指望我们会逐渐地习惯，逐渐就范。

但是，在夜幕即将降落的时候又听到了星期日曾经听到过的那种响亮的土匪口哨声，这是第二和第三营区在用口哨交换信息，就像在大规模流氓集会上那样。（这些哨声是刑事犯们对共同事业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看守们为这哨声所震动，没等尽完自己的职责就逃之夭夭了。只有一名军官——军需上尉梅德维若诺克——稍有疏忽，为了工作耽误了一会儿。结果他不得不当一夜俘虏。

营区再度属于囚犯。但现在囚犯们已经又被大墙隔开了。只要有人敢靠近内墙，了望塔上立即用机枪扫射。打倒了几个人，有些人受伤。路灯又全被弹弓打碎，但是岗楼上打起了照明弹。这时，被扣在第二劳改点的总务科军需富有用了：人们扯掉了他的一个肩章，把他绑在一张桌子上，推向禁区的前沿。他拼命地朝自己人哀号：“别开枪，我在这儿！我是梅德维若诺克！我在这儿，不要开枪！”

囚犯们用长条桌子撞击铁丝网，撞击禁区刚刚埋下的柱子。但在机枪火上压制下既无法把墙打破，也无法爬上墙去。不行，必须挖地道。可是，按照规定，营区内除了几把消防铁锹之外没有铁锹。只好利用伙房的菜刀和汤盆。

五月十八日夜至十九日黎明之前，几道墙下全被地道打通了，几个营区和总务科大院又连成一片。这时了望塔上已停止射击。总务科大院里各种工具应有尽有。那些戴肩章的泥瓦匠们一整天完成的工作如今完全白费：在夜色掩护下囚犯们拆除了禁区障碍，打通了墙壁，大大展宽了豁口，免得它们再成为陷阱（后来甚至加宽到二十来米）。

这天夜里还打通了通往第四劳改点（监狱）的墙。监狱的看守人员有的逃入岗楼，有的跑上了望塔（卫兵给他们放下梯子来）。囚犯们捣毁了几个侦查室。这样，他们既解放了监狱，也解放了那些明天即将负起起义领导重任的人们：原红军上校团长卡皮通·库兹涅佐夫（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年纪已经不小，战后曾在驻德国部队任团长，因为他的团里有一个人逃往西方，他为此被判刑。他被关进劳改营监狱是因为他在托自由居民寄出的信里“对劳改营的现实进行了歪曲和诬蔑”）。还有一位原红军上尉格列布·斯鲁钦科夫（据某些人说，他曾被德国人俘虏，还是个弗拉索夫分子）。

“新”监狱里还关押着肯吉尔镇自由居民中的一些普通刑事犯。起初，他们以为是国内发生了全面革命，所以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意想不到的自由。但很快就了解到这革命原来只是局部性质的，于是便又安分守己地回到石头牢房里去，而且在整个起义期间，在没有警卫看管的情况下，一直老老实实呆在里面，只在吃饭时才到暴动囚犯们的食堂去。

暴动囚犯！可他们已经有三次竭力从自己身旁推开这种暴动和这种自由了。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天赐之物，他们与其说渴望暴动与自由，毋宁说有些害怕它。但是，就像被无法抗拒的海潮所冲击一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冲向一场暴动。

他们该怎么办？相信诺言？那将是再度受骗，这一点已经由奴隶主们昨天以及从前的行径充分证实了。屈膝跪倒？可许多年来他们就是一直在下跪的呀，也并没有换来慈悲嘛！今天就去负荆请罪？可是今天所给予你的惩罚与经过一个月自由生活之后所给予你的惩罚将会是同样严酷的——一奴隶主的法庭只知道机械地工作。既然判二十五年。那就一律判二十五年，毫无例外。

不是有人逃跑过吗！要知道，他们是为了过上哪怕仅仅一天的自由生活而逃跑的！这八千人也是一样，他们与其说是掀起了暴动。不如说是逃向了自由，尽管是短暂的自由！八千个人突然从奴隶变成了自由人，他们现在有可能生活了！久已习惯于冷酷无情的面孔变得温和了，露出了和善的微笑，妇女们认出了男子汉，男人们也握住了妇女的手。那些从前只能经过巧妙安排的秘密渠道书信往来而从未见过面的人们，现在互相认识了！有些立陶宛姑娘过去是经过天主教教士隔着墙壁许婚的，现在她们看到了自己那符合宗教教规的丈夫，是神从天上把婚姻赐给她们了。各教派的信徒和有宗教信仰的人如今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集在一起祈祷而不受任何人阻挠了。分散在各营区的孤独的外国人如今互相找到自己的同胞，也在用本国语言谈论着这次奇怪的亚洲式革命。劳改营的全部储备粮食落到囚犯手中。没有人再赶你到派工地点去从事十一小时的劳动了。

囚犯们用自己的手撕掉了狗牌般的号码布，激动得彻夜不眠的劳改营迎来了五月十九日的黎明。路灯被打碎，电线杆倒在铁丝网上。现在，囚犯们可以顺着地沟自由地从一个营区到另一个工区去。许多人从储藏室取出自己从前在狱外穿的衣服穿上，个别小伙子戴起了高加索式的毛皮高帽或库班人的平顶小帽，低低地、俏皮地压在眉梢上。（很快就出现了绣花衬衣，亚洲人还穿起色彩鲜艳的长袍，缠起头巾。过去一片灰黑色的劳改营变得绚丽多彩。）

值日人员到各个工棚招呼人们到大食堂去选举“委员会”——与当局进行谈判和实行自治的委员会（它就是取了这样一个谦虚而谨慎的名称）。

选举这个委员会的时候，人们也许是只指望它能工作几个小时的，但是，命运注定它将在长达四十天的时间里在肯吉尔特种劳改营分部发挥政府的作用。

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两年前，那么，单单是由于害怕此事被那个人本人知道，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主子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即下达那个有名的命令：“不必吝惜子弹！”于是便会从各个了望塔上一齐朝着整个营区的人群开枪。至于这会把八千人统统打死，还是只会打死四千，那是无所谓的，他们的心绝不会为此颤动一下，他们是那种从不发抖的人嘛！

但是，一九五四年当时的复杂形势迫使劳改营主子们犹豫不决。同一个瓦维洛夫和同一个博奇科夫如今在莫斯科已经感觉到某种新潮流的到来。这里已经枪杀过不少人，现在正为此寻找开脱的理由，以便使这已经干下的勾当具有某种合法外衣。这样，他们就难免犹豫不决，从而也就给了暴动者们时间，使他们可以开始独立的新生活。

最初几个小时，首先需要确定这次暴动的政治路线。这关系到暴动本身是否要继续下去。有些人怀着朴素的感情挂出了写在旧报纸上的口号：“哥儿们，狠揍契卡人员！”那么，暴动是否应该跟着这类口夺走呢？

刚刚走出监狱的卡皮通·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由于形势的压力，或者由于他的军人作风，或者是在朋友们的敦促和自己内心的召唤下，看来马上就站到了为数不多的、但在肯吉尔营里久经磨练的正统派分子一边，采取了他们的观点：“要坚决制止这些胡言乱语（指挂出的口号），要坚决制止某些人想利用我们这次事件的企图，制止他们的反苏维埃的和反革命的情绪！”（这里引用的话是根据委员会的另一成员阿·弗·马克耶夫的谈话记录。谈话是小范围的，在彼得·阿科耶夫的储藏室里进行的。当时，正统派不住点头并对库兹涅佐夫说Z“就为了这些口号我们都得加判刑期！”）

当晚的最初几个小时库兹涅佐夫便开始到各个工棚去声嘶力竭地进行游说。但是，就在这最初时刻，以及在第二天早晨的食堂大会上和后来的许多场合，他都遇到了抵制。那些被践踏得再无法忍受、感到自己已经无可丢失的人们在倾诉他们的怨恨，尽情抒发极端情绪。但是这位上校却不厌其烦地、不知疲倦地重复自己的观点：

一反对苏维埃就意味着我们的灭亡。如果我们现在提出反对苏维埃的口号，我们会立即遭到镇压。他们正在找镇压的借口呢！这类口号会给他们提供开枪的充分理由。只有在合法斗争中我们才能得救。我们应该像苏维埃公民们所应当做的那样同莫斯科派来的代表们对话！”

然后他又大声喊着说：“我们不能容许个别挑拨分子的这类行为！”（不过，当库兹涅佐夫发表这些演说的时候，人们正在“小车厢”里热烈地接吻，没怎么留心听他的话。）

这就好像一个人坐在火车上，火车朝着他不想去的方向奔驰。他决心从车上跳下来，但这时他必须朝着车行方向往下跳，而绝不能往他想去的方向跳。这是历史的惯性的表现。远非大家都愿意这样，但库兹涅佐夫路线的合理性旋即为大家所理解，所接受。很快在全营区各处都挂出了大字巨幅标语，从了望塔上和岗楼上都能看清楚：

“苏联宪法万岁！”

“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万岁！”

“苏维埃政权万岁！”

“要求派中央委员来！要求复查我们的案件！”

“打倒杀人凶手贝利亚分子！”

“斯捷普拉格军官的夫人们！你们当杀人凶手的妻子不感到可耻吗？”

虽然绝大多数肯吉尔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远近各地和眼前发生的对上百万人的镇压、迫害完全是在这个宪法的阴暗光线下干出来的。完全是由这个政治局的成员们批准的，但是，肯吉尔人没有别的选择，他们还是得在标语上写这个宪法万岁和这个政治局万岁。现在，重读一遍挂出的标语之后，暴动的囚犯似乎感到自己脚下的地盘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坚实性，内心感到宽慰、踏实多了：我们的运动不是没有希望的。

刚刚进行过选举的大食堂上空高高升起了一面旗子，整个肯吉尔镇都能看见它。这面白地、黑边、中间有个红十字的旗帜后。来挂了很长时间。根据国际海洋法规，这面旗表示：

“遇难！船上有妇女和儿童！”

总共十二人被选人委员会．以库兹涅佐夫为首。委员会立即讨论了分工，成立了下列各部：

宣传鼓动部（由立陶宛人克诺普库斯领导，他是因参加诺里尔斯克起义贾拉转押到这里来的）；

总务部；

伙食部；

内部安全部（由格列布·斯鲁钦科夫负责）；

军事部；

技术部（这个部大概得算劳改营政府中最奇特的一个部了）。

委任原少校马克耶夫担任与劳改营头头之间的联系。委员会中还包括一名小偷头目，他也负责一方面的工作。委员中也有妇女（人选是意料中的：白发苍苍的经济学家、党员沙赫诺夫斯卡娅，喀尔巴阡地区的老教师苏普伦，还有柳芭·别尔沙德斯卡娅）。

真正的主要起义鼓舞者是否也进入了这个委员会呢？显然没有。几个中心，特别是乌克兰人的中心，显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状态（俄罗斯人在整个劳改营中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只有乌克兰老游击队员米哈伊尔·凯列尔，这位从一九四一年起时而同德国人作战，时而同苏联人作战的人，这个曾在肯吉尔劳改营里当众砍死一名眼线的人，现在以那个司令部派来的沉默的观察员身分参加委员会的各次会议。

委员会办公处设在妇女劳改点的行动人员办公室，公开办公，只有“军事部”把自己的指挥所（即战地司令部）设在第二劳改点的浴室里。各部都积极展开了工作，最初几天显得特别繁忙，什么事情都需要从头考虑，安排。

首先要修筑防御工事（马克耶夫预料必然会有军队来镇压，所以他反对修筑任何防御工事。斯鲁钦科夫和克诺普库斯则坚持要修）。几道内墙的豁口扩大了，拆下来大量土坯，囚犯们便用土坯在所有的岗楼和营区出人口的对面修起了壁垒。因为目前岗楼全在警卫队的手里，任何一个哨兵在任何一分钟都可能为讨伐队敞开大门。总务科大院里有的是成卷成卷的铁菠菜，人们便用铁蒺藜绕成布鲁诺蛇腹形铁丝网，布置在几个易受威胁的方向。也没有忘记在某些地方挂出些写着“小心！布雷区！”的小木牌。

这是技术部想出来的妙法之一。围绕着技术部的工作形成了某种极其神秘的气氛。这个部在总务科大院里开辟了几个秘密房间，入口处画着骷髅和交叉的肱骨，写着：“高压十万伏！”的字样。这里只准许几个技术部的工作人员出入，所以别的囚犯都不知道技术部里干些什么。很快就传开了一个消息：技术部正在制造某种秘密化学武器。囚犯和主子们都知道劳改犯中有一些非常高明的工程技术人员，所以一种盲目的信念很轻易地就进入了大家的头脑：这些人什么都能干，甚至会发明一种连莫斯科都没有人知道的武器。总务科仓库里有各种化学试剂，要制造简单的地雷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所以人们对于写着“布雷区”字样的小牌子是认真看待的。

还制造了另外一种武器：把一些装满碎玻璃屑的小盒子放在每个工棚的入口处（可以用它往冲锋枪手的眼睛上打）。

原来的作业班编制不动，改称排，每个工棚编成一个中队，任命了中队长，归军事部领导。由米哈伊尔·凯列尔担任警卫队长。几个易受威胁的地方都派纠察队员值班，按固定时间交接班，夜间加强戒备。考虑到男子的心理特点——他们当着妇女的面不会逃跑，而且一般地说表现得比较勇敢——纠察队由男女囚犯混合编组。肯吉尔劳改营的许多妇女不仅嗓门高，而且很勇敢，尤其是占妇女大半数的乌克兰姑娘。

现在人们不再期待老爷发善心了。他们自己动手拆除了窗上的铁栅栏。最初两天主子们还没有想到切断营区的电源，所以总务科大院里的机床还可以开动，人们便把拆铁栅栏下来的铁条磨尖磨光，制作了大量镖枪头。这两天锻造车间的机床工一直不停地制造武器：刀子、长柄宽刃斧头和刑事犯们特别喜欢的马刀。（他们还喜欢往刀柄上挂两个用彩色皮革做的小铃铛！）有些人甚至拿起了古代用的链子锤。

纠察队员们扛起镖枪去值夜班。夜间派往男子区指定地段值班的妇女排揣着梭镖雄赳赳地前进，随时准备迎着进攻者冲上去。（当时还天真地认为刽子手们会不好意思镇压妇女呢！）

如果不是有严峻而洁净的暴动气氛笼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它早已由于人们的嘲讽或淫欲而涣散瓦解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梭镖和马刀只不过是拿来玩耍的。但对于这些囚犯来说，过去的监狱和未来的监狱却不是开玩笑的。梭镖确实像玩具，但它总算是命运赐给我们维护自身自由的第一个机会呀。在革命早期的清教徒气氛中，妇女在壁垒上出现本身就是某种武器。而此时此地，这些男子和妇女的所作所为也都无愧于这种革命气氛，他（她）们庄重严肃地紧握着梭镖，矛头指向黑暗的天空。

如果说这些日子里也有人产生过低级的、淫欲的念头，那就只是那些呆在劳改营区之外的、佩带肩章的统治者们。他们的推测是：一星期听其自由活动而无人过问的囚犯，必将在营区内淫乱纵欲，为所欲为。主子们也正是这样向镇上的自由居民们描述的，说囚犯们就是为了淫乱目的才暴动的。（当然罗，过着酒足饭饱、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囚犯们除了淫欲之外还可能有什么不满足之处呢？！）

劳改营当局的主要推测是：刑事犯必将开始强奸妇女，政治犯就会起来维护妇女，这样，必然会开始一场互相残杀。但是，内务部的心理学家们这次又错了。这也同样值得我们惊讶。一切都证明，小偷们这期间的所作所为也像人们一样，不过不是他们使用这个词的传统含义，而是我们所理解的人们。为了酬答他们的这种态度，政治犯和妇女们自己对待他们也特别友善，充满信任。至于在这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别的什么原因，那就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了。也许小偷们仍然想着第一个星期天流血牺牲的同伴们吧。

如果要向肯吉尔暴动的力量来自何处，那么，应该说，来自团结一致。

小偷们并没有触动粮食仓库。对于了解他们本性的人来说，这一点同样令人惊讶。虽然仓库里的食品够用好多个月，但是罢工委员会商定：粮食及其他食品仍旧要按原标准发放。这是由于不敢吃得超过官方规定的伙食标准，怕将来追究浪费责任。奴性十足的恐惧感！好像在这许多饥饿的年代里国家没有欠下囚犯的债似的！相反，简直笑人：留在营区外面的劳改营首长们还必需从总务大院领供给，那有什么！——委员会根据他们的请求让波尔图什金上尉（此人不坏，在前方打过仗的）进入大院，他按自由人的供给标准，把食品，如干果之类，定期给首长们运出去。囚犯们一概放行。

劳改营的财务科按原标准发放食物，伙房领来做饭。不过，在新的革命气氛中，炊事员不再偷窃，不再有刑事犯的使者奉命到伙房来替别人领取伙食，也不再给那些杂役们多盛几勺了。因此，尽管供应量并未增加，伙食量却明显地比以前增加了！

这时期也有个别刑事犯卖一些东西给别人（这是他们从前在别处抢来的），但是现在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卖后立即又把东西强要回去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

甚至地方供销部门开办的小商亭也照旧在营区内营业，指挥部答应保障自由公民女收款员的人身安全。她在没有看守护送的情况下可以进出营区，在营区内由两名女青年护送到各个小商亭向售货员收缴贷款——内部流通券。（但是，囚犯手里的内部流通券很快就用完了，而且统治者不允许继续向营区进货。）

统治者手里还剩下三样可向营区供应的东西——电、水、药品。众所周知，空气是不由他们支配的。至于药品，在整整四十天的时间里他们没有供给营区一片药，一滴碘酒。罢工开始两三天后他们切断了电源，停止了供水。

技术部开始为光明而斗争。最初想出的办法是：在细电线上绑两个钩子，把它甩到劳改营墙外，挂住墙外的电线。这样偷了几天电，后来这些“触须”被切断了。这期间技术部实验过风力发电机，但又放弃了。后来又在总务科大院选了个从了望塔上和低飞的“U－2”型飞机上看不见的地方，组装起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利用……自来水管的水发电！把总务科大院里原有的一台发动机改装成了发电站。发出的电力只能供营区的电话网、指挥部照明补……无线电发报机使用！各工棚只好点燃松明……这个举世无双的“水力发电站”一直工作到暴动的最后一天。

暴动刚刚开始时，将军们还像主人一样到营区里来走走。而且，那个叫库兹涅佐夫的代表果然手段高明——第一次谈判时他就首先命令从停尸房把死尸抬出来，而后大声下命令：“脱帽！”囚犯们都把帽子摘下来了，于是将军们也不得不在自己造成的牺牲品面前脱下他们的军帽。但是，总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古拉格的将军博奇科夫手里。他赞同选出一个委员会（“总不能同时跟大家一起谈话呀！”），他要求谈判代表们发言时首先讲明自己的案情（于是库兹涅佐夫就滔滔不绝地、也许还是很乐意地讲述起自己的案情来）。博奇科夫还要求囚犯发言时一定要站起来。当有个代表刚说出一句：“囚犯们要求……”时，博奇科夫立即敏感地反驳说：“囚犯们只能请求，而不能要求！”这样，“囚犯们请求……”这种表达方式也就规定下来了。

对于囚犯们的请求，博奇科夫的回答是大讲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的空前高涨、中国革命的胜利成就。这种盲目自负的间接洗脑办法总是使我们变得意志薄弱、无话可说……他来到营区的目的是想解释他们开枪射击是正确的，（他们很快便要宣布，根本没有向营区开枪，那都是匪徒们的造谣。也根本没有殴打犯人！）而有的囚犯代表竟敢请求他违反“关于分别关押囚犯的指令”，这简直使他大为惊奇。（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指令”就像某种永世长存、天经地义的法律一样。）

很快又有一些新的、更显要的将军们乘“道格拉斯”飞来了：这是多尔吉赫（似乎当时是劳改营总管理局的局长）和叶戈罗夫（苏联内务部副部长）。他们在食堂召开大会，将近两千名囚犯去参加了。又是库兹涅佐夫下令：“注意！起立！立正！”他敬了礼，把将军们让到主席团就座，他自己则由于官级较低而站在一旁。（斯鲁钦科夫的表现则不同。当某个将军在讲话中提到人民的敌人时，斯鲁钦科夫立即以响亮的声音反问他：“你们中间谁不是敌人？雅戈达是敌人！叶若夫是敌人！阿巴库莫夫是敌人！贝利亚是敌人！谁能保证现在的克鲁格洛夫就不是敌人呢？”）

马克耶夫在笔记里写道，他曾拟了一个协议草案，规定劳改营当局保证不把任何囚犯转押到别处去，不实行镇压，开始复查案件，囚犯们则同意立即复工。但是当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拿这个方案到各工棚去征求意见时，囚犯们却报之以奚落，称他们为“完了头的共青团员”，“特派推销员”和“契卡的奴才”。他们在妇女劳改点看到的反对情绪尤为激烈。人们现在特别不能接受的是划分男区和女区。（马克耶夫也在盛怒之下冲着反对者叫喊：“你小子刚刚在娘儿们那里得了一点便宜，就以为苏维埃政权完蛋了吗？告诉你，苏维埃政权会坚持照自己的意见办事的！”）

一天天过去了。将军们通过了望塔上的士兵的眼睛，通过现在呆在了望塔上的看守们的眼睛（看守们认得囚犯，因此便让他们从那里观察并记住囚犯们在干些什么），甚至通过（也许是携带照像机的）飞行员的眼睛，一刻也没有停止对营区活动的观察。但是，将军们不得不遗憾地得出结论：营区内没有互相残杀，没有暴行和摧残，没有强奸，营区自己不会垮台，也找不到派兵进去“救援”的借口。

劳改营屹立不动。谈判的性质也就渐渐地改变了。戴金肩章的人们组成各种小组不断地到营区来劝说、谈话。他们谁都可以来，但来人手里必须拿着小白旗。走过总务科的岗楼，即目前进入营区的主要人口之后，还必须在壁垒前面接受检查——要由一个穿黑棉袄的乌克兰姑娘拍拍将军们的衣袋，看看是否带着手枪或手榴弹之类。但是，另一方面，暴动者的指挥部则保证这些人的人身安全！……

将军们被领到可以去的地方（当然不能去总务科大院的秘密房间），允许他们同囚犯谈话，还替他们召集各劳改点的囚犯大会。开会时将军们仍然和从前一样闪着金色肩章坐在主席台上，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犯人们推举自己的代表讲话。但是，这个话有多么难讲啊！怎么讲呢？现在在这里讲话等于在书写自己的新判决书。更何况这些灰黑色的囚犯与天蓝色的将军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是大相径庭的，他们彼此所理解的真理过于悬殊，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启发这些养得脑满肠肥、身躯高大的生物，可以感动这些发光的冬瓜头。一个共产党员、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列宁格勒的老工人的讲话似乎使将军们十分气恼。老工人质问他们：既然军官们在总务科大院里可以随意取用东西，可以利用从选矿厂偷来的铅块强迫囚犯替他们制造铅砂去偷偷打猎，既然他们可以命令囚犯去替他们自己种菜园，而劳改营的长官洗澡时要人们替他铺好毯子，要乐队在外面为他奏乐，那么，访问，这还叫做什么共产主义？！

为了尽少听到这类糊徐人的叫喊，双方的座谈后来便采取了高级外交谈判的直接谈判形式。六月间某日，在妇女营区里把饭桌撰成一排，在长桌的一边就座的是戴金色肩章的将军们，身后站着经批准进入营区保卫他们的冲锋枪手。长桌的另一边就座的是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身后也站着保卫人员——他们手持马刀、梭镖和弹弓等，十分严肃。这些人后面则挤满了囚犯，他们是来“听听双方的讨价还价”并“呐喊助威”的。（会议长桌上也不是没有“酒食”的——从总务科大院的温室里取来了鲜黄瓜，从伙房里拿来一些酸乳、克瓦斯。佩戴金肩章的人们竟也毫不客气地大嚼其黄瓜……）

起义者的要求，或曰请求，是早在起义的最初两天就通过了的，现在只须不断地重复它就行了，即：

——惩办枪杀福音会会员的凶手；

——惩办一切对星期天夜晚总务科大院的屠杀应负罪责的人；

——惩办殴打妇女的人；

——释放所有因罢工被非法关进秘密监狱的同志们；

——去掉号码布，拆除工棚窗上的铁栅栏，不要锁工棚；

——不要修复各劳改点之间的内墙；

——和自由工人一样实行人小时劳动制；

——提高劳动报酬（甚至没敢提出要与自由工人同工同酬）；

——允许与直系亲属自由通信，时而允许探视；

——立即开始复查案件。

尽管这里没有一项要求足以动摇国家制度的基础，也并没有违反宪法（而许多项目只不过是请求回到从前的状态），但是统治者们却不可能接受其中哪怕最不重要的一条，因为这些个只有脖颈后时—点头发修剪得很整齐的肥大的脑袋，这些个被军帽遮盖着的秃瓢，都早已不习惯承认自己的任何错误和罪过了。如果真理不是在上级机关的秘密指令中表现出来，而是从黎民百姓的口中说出来的，那么他们便绝不承认这是真理，而且还会对它感到厌恶。

但是，八千名囚犯在包围中长期岿然不动，这毕竟会使这些将军脸上无光；这既会损伤他们的声誉，也可能毁掉他们的前程。所以，他们还是答应了。他们应允说，所有这些要求几乎全可照办，只是（为了装腔作势）提出一条；不把妇女劳改点单独隔开这一项很难办到，甚至也“不应该这样”。（好像过去二十年来普通劳改营里没有这样实行过似的！）不过，“可以考虑一些别的办法”，例如，规定一些固定的会面日之类。至于在营区组成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开枪杀人事件）的问题，将军们竟也当场同意了。（但是，斯鲁钦科夫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坚持不要提这一条：否则眼线们就会以向调查委员会提供证词为借口把营区里的一切全都”捅”出去。）复查案件？当然罗，案件是要复查的，但需要稍等些时候。目前刻不容缓的是要出工！出工！出工！

这一点囚犯们当然看得很清楚：这是要把囚犯们分成一队一队的，用武器迫使他们伏在地上，然后逮捕带头人。

于是代表们隔着桌子回答说：不行！人群中也有人喊：不行！斯捷普拉格管理处作得太过分了！我们对斯捷普拉格的领导信不过！我们对内务部信不过！

“其事连内各部也不信任？”在座的副部长对这种叛逆感到震惊，不禁摸了摸额头，“是谁使你们这么仇恨内务部的？”

这不能理解吗？

“派党中央主席团成员来吧！我们要见党中央主席团成员！那我们就相信！”囚犯们喊道。

“可别后悔呀！说不定对你们会更加不利！”将军们威胁说。

这时库兹涅佐夫站起来讲话了。他昂首挺胸傲视着对方，轻松而有条理地警告说：

“假如你们想靠武器进入营区，请你们不要忘记这里有一半是曾经攻下过柏林的人。他们也能夺过你们的武器来！”

这就是卡皮通·库兹涅佐夫！将来撰写肯吉尔暴动史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向我们介绍这个人物的。他是怎样理解和度过自己的监禁生活的？他是怎样理解自己的被捕的？既然恰好在暴动期间莫斯科下令释放他（而且同时还给他恢复了名誉），那么他该是很早就请求复查的了？他使暴动的劳改营保持着这么好的秩序单单是由于他作为职业军人的责任感吗？他是因为对这次运动有同感才出面领导它的吗？（我看并非如此。）还是由于深信自己有指挥能力而为了节制这个运动，为了把泛滥的洪水纳入堤岸之内（通过遏制斯鲁钦科夫而防止双方的相互残杀），为了把运动变为被制服了的驯顺的波涛而置于当局脚下才出面领导它的呢？（我看确是如此。）在代表会面时，在谈判中，或者通过次要人物，他都有可能把想要传达给讨伐者们的信息传达过去，并且有可能让他们说出他希望听到的话。例如，六月间他就曾经委派马尔科相这个机灵人物代表委员会到营区外面去谈判过。库兹涅佐夫是否利用过类似的机会？也许他没有。也许他的态度就是独立自主的，他的为人也许就是骄傲的。

有两名保镖，即两名乌克兰彪形大汉，腰间挎着马刀时刻跟着库兹涅佐夫，寸步不离。

他们这是为了保卫？还是为了报复？

（马克耶夫还断言，起义期间库兹涅佐夫还有一位临时夫人，她也是班杰拉分子。）

格列布·斯鲁钦科夫才三十岁。也就是说，他被德军俘虏时只有十九岁。现在他和库兹涅佐夫一样穿上了从储藏室取出的旧军装，极力表现出一副军人气概。他稍微有点跛脚，但这点被他那敏捷的动作掩盖了。

谈判时他态度鲜明、激烈。劳改营当局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过去的少年犯”（即在未满十八岁时被捕，现已满二十一、二岁的人）带到营外，单独释放。这大概未必是骗局，因为当时其它很多地方确实也在释放这种人或者已给他们减刑。可是斯鲁钦科夫却回答说；“你们问过从前的少年犯本人吗？他们愿不愿意把同伴们丢在这里而自己从一个营区转到另一个营区去？”（在暴动委员会会议上他坚持说：“这些少年犯是我们的可靠力量，不能放他们走！”将军们想在暴乱中释放这些人的用意主要也在于他们是“一股可靠力量”。至于带出去之后会不会再把他们分别关进营区外面的禁闭室，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奉公守法的马克耶夫还是调查了愿意办理“释放手续”的原少年犯，结果，他证实：在符合释放条件的四百零九名原少年犯中，只有十三名愿意出去。这个证明出自竭力取悦当局而敌视这次起义的马克耶夫之口，是值得惊奇的；四百名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青年人，而且其中大部分还不是政治犯，不仅放弃了自由，而且也放弃了自身得救的机会，自觉自愿地留在这注定失败的暴动者中间了……

针对将军们发出的武力威胁，斯鲁钦科夫的回答是：“你们派兵来吧！你们多派些冲锋枪手来！我们会把玻璃屑撒进他们的眼睛，缴下他们的冲锋枪！把你们整个肯吉尔卫戍部队打个落花流水！把你们那些罗因腿军官们一直赶到卡拉干达，踩着你们的脊背进入卡拉干达！那里都是我们的人！”。

另外一些人提供的关于斯鲁钦科夫的证词也是可以相信的。据说，他曾举起芬兰式短刀摇晃着说：“谁要逃跑，这刀就朝谁的胸膛扎！”他还在工棚里宣布：“谁不出去参加自卫，谁就准备吃我一刀！”这也是一切军人政权和军事状态发展的必然逻辑……

新生的劳改营政府，同古今一切政府一样，没有内部保安部门是无法生存的，此项工作也由斯鲁钦科夫领导（他的“军事部”设在妇女劳改点的行动人员办公室）。因为没有希望战胜外部力量，所以斯鲁钦科夫懂得：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死刑。在暴乱的日子他曾告诉劳改营的囚犯；统治者们曾经板秘密地向他提出过一项建议，要他在囚犯中挑起民族残杀（戴金肩章的人们对此寄托了很大希望），这样来给当局制造一个派兵进入营区的良好借口。主子们答应：如果斯鲁钦科夫能办到这一点，事后就可以保全他一条命。但是斯鲁钦科夫断然拒绝了这笔交易。（主人还向其他人提过一些什么建议呢？别的人却守口如瓶！）不仅如此，当斯鲁钦科夫听到谣传说劳改营里将要对犹太人采取暴行时，他立即发出警告：对传播这种谣言的人要当众鞭笞。谣言立即被制止了。

斯鲁钦科夫不可避免地要同正统派分子发生冲突。这一冲突终于发生了。应该指出，这些年来所有苦役营的正统派分子不约而同地都在谴责“屠宰”眼线的行为，他们甚至不赞成囚犯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任何斗争。他们这样作固然有他们的低级算盘（不少正统派分子是劳改营“教父”的走狗），但同时也还有一套“理论”根据：他们承认来自上面的，当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甚至大规模的镇压和消灭，把它看作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但是同样的行动，甚至是突然迸发的、个别的、分散的行动，只要它是从下面发动的，他们便把它看作匪徒的暴行，而且还要说是“班杰拉分子”式的（这些正统派分子中间从来没有人承认过乌克兰有权分立，因为在他们看来，承认这一点就等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了）。政治苦役犯们拒绝从事奴隶劳动，对铁栅栏和随意枪杀犯人感到愤慨。这都使劳改营内的那些驯顺的共产党员伤心、苦恼、心惊胆战。

肯吉尔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时正统派便倾巢而出了。（这里有根金、阿普费尔茨维格、塔拉拉耶夫斯基；显然还有阿科耶夫，其他几个人的姓名我们不清楚。此外还有一个长期装病的人，他长年躺在医院里，说他、“脚底下总在旋转”，这类知识分子式的斗争方式他们倒是承认的。而在暴动委员会中他们的代表显然就是马克耶夫。）他们从斗争一开始就指责“本来就不该开始”，界墙上的豁口被堵死之后，他们又指责说不应该挖地道。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残余的班杰拉分子挑起来的。现在他们主张尽早地让步。（是啊，被打死的十六个人不是他们劳改点的人；至于管那个福音派教徒鸣不平，简直可笑！）在马克耶夫的笔记里到处流露出他们这一派别的激怒情绪。他们觉得周围一切都十分愚蠢，所有的人也都愚不可耐；四面八方都有危险——当局会给他们加判刑期；班杰拉分子会让他们背上吃一刀。马克耶夫写道：“他们想用铁器恐吓大家，让大家都毁灭。”他说肯吉尔营的暴动是“血腥的游戏”，是耍弄“假王牌”，是班杰拉分子们的“外行文娱演出”，他还经常把这次事件称为“结婚典礼”。马克耶夫认为暴动领导者所追求的完全是淫佚放荡、逃避劳动和推迟应受的惩罚（他认为判给人们的惩罚自然是公正的）。

这种看法忠实地反映出正统派分子对五十年代劳改营里的自由运动的态度。不过，马克耶夫为人是相当谨慎的，他甚至还参加了暴动的领导班子。而另一个叫塔拉拉耶夫斯基的人则公开提出了这些指责，因而斯鲁钦科夫领导的内部安全部便以“进行敌视起义的煽动”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是的，就是这样。起义的、解放了监狱的囚犯们如今办起了自己的监狱。这是嘲笑，但这嘲笑也是古已有之的。不过，由于各种罪名（也有人给当局去通风报信）关进监狱的总共只有四个人，而且没有枪毙一个人（相反，这几个人后来倒是有了证据，可以在劳改营领导面前证明自己没有参加叛乱了）。

监狱，一般地说，在整个起义期间成了大家参观的场所，特别是三十年代修建的黑暗的旧监狱部分。那里有在屋顶只留着一个进出口而没有窗户的单身牢房，里面一张无腿“木床”，也就是把一块床板直接放在水泥地上供囚犯睡眠，床板上显然比牢房本身还要阴冷潮湿；“木床”旁边的水泥地上，像喂狗盆似的放着一个粗陶制的大碗。

委员会的宣传部组织囚犯们去参观这些旧监狱，特别让那些过去没住过这种监狱，今后也许不可能住的人们去。当将军们来到营区时，也领他们去参观。（但他们毫未对此感到惊讶！）宣传部还请求将军们组织镇里的自由工人到这里参观，因为工地上一旦没有囚犯干活，那些人反正也是不会干活的。将军们甚至真的派了一些人来，当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些经过挑选的人，他们参观后一点也没有表示愤慨。

作为对等措施，将军们也建议宣传部组织一批囚犯去矿山（即去斯捷普拉格的第一、第二分部）参观，因为我们这里传说那里也暴动了。（这里顺便说一下，当时的奴隶和奴隶主双方由于各自的原因都避免使用“暴动”这个词和另一个更坏的词“起义”，而是使用一个羞答答的、不那么刺耳的、和平的名词“春歇”。）囚犯们当真选了一些人乘车去参观了，他们看到那里的囚犯们确实在照常出工劳动。

人们对于罢工的蔓延扩大寄托着多少希望啊！而参观者带回来的却只有沮丧。

（带人们去参观这一招儿作得很及时！其实，矿山上的囚犯已经从自由工人那里听到些关于肯吉尔营暴动的谣传了，当然也有波动。六月间恰好有许多复查申请遭到拒绝。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孩子在禁区旁边被枪打伤了。于是矿山上也宣布了罢工，人们在劳改点之间的界墙上打开缺口，涌开了。了望塔上架起了机关枪。不知什么人挂出了一条反苏维埃的横幅标语，还提出了“自由或者死亡！”的口号。但是，这幅标语很快被拿掉，换上了一幅提出合理要求的标语，并且写明：一旦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就保证夺回罢工造成的损失。开来几辆卡车要从仓库取面粉，占领仓库的囚犯们没有给。罢工大约继续了一周。不过，我手头没有关于这次罢工的准确材料，这些都是听第三者说的，可能有所夸大。）

总之，有几个星期肯吉尔的“战争”变成了宣传战。营外的广播整日不停：在营周围装了几个扬声器，向营区轮流播送对全体囚犯的呼吁和消息（假消息），有时也放一两张老掉牙的、令人厌恶的、折磨你每一根神经的唱片；

姑娘在田野徘徊，我的爱就是她，

我早已爱上，她那美丽的辫发。

（不过，即使为了争得听听这旧唱片的一点点权利，也值得发动这场起义！要知道，甚至这种破烂唱片也不是播放给跪着的人们听的呀。）播放这些唱片也符合时代精神；它们起着广播干扰作用，干扰从劳改营里向外播放的、针对警卫战士们的广播。

营外的广播内容不外以下几种；诬蔑我们的整个运动，硬说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奸淫和抢劫（虽然劳改营的囚犯听了好笑，但这是让村镇上的自由居民听的！本来奴隶主们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作出任何更高尚些的解释！至于承认我们这些愚民百姓还能够追求正义和公理，这种思想高度简直是他们无法攀登的）；编造一些有关暴动委员会某个委员的“私人丑事”（他们甚至造谣说，某个头目有一次被押送渡过科雷马河时把船底凿了一个洞，致使驳船沉没，三百名囚犯溺死。广播还着重指出：淹死的都是些可怜的囚犯，而且几乎全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而没有淹死押送士兵。也不知道他本人怎么没淹死）；对库兹涅佐夫进行神经战——说本来已经批准要释放他，现在又撤回了；不停地号召：去劳动吧！出工吧！为什么祖国应该白白养活你们？你们不出工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指望用这些话感动那些注定永远在这里眼苦役的人们吗？！）整列整列的运煤火车停在那里没人卸车！（囚犯们哈哈大笑：“让它停着吧！你们会早些让步的！”不过，囚犯们也没有想起来：既然损失使他们那么痛心，为什么不动员戴金肩章的人去卸车？）

但是，暴动的技术部也没有示弱。他们在总务科大院找到两台电影放映机，利用那上面的放大器代替扬声器。当然，功率不大。电源由秘密水电站供应！（起义的囚犯拥有电力和广播，这使统治者十分惊奇和不安。他们担心暴动者会组装一台发报机，会把起义消息发到国外去。劳改营内部也有人散布这类谣言。）

劳改营也有了自己的播音员（其中斯拉娃·亚里莫夫斯卡娅最有名）。播送最新消息、广播新闻（还有每天的墙报和漫画）。还有一个节目叫“鳄鱼的眼泪”，是嘲笑看守的：“他们从前残酷殴打妇女，如今却装出为妇女命运操心的样子。”还有专为卫兵播送的节目。此外，囚犯们还在夜晚走近了望塔，用话筒向卫兵们喊话。

但由于电台功率不够，无法对村镇上的自由居民广播；而这些人才是在肯吉尔能够找到的唯一可能同情我们的人，他们大部分也是被流放到这里来的。村镇当局不是通过广播，而是通过因犯们办不到的某种方法，散布了大量谣言，把这些人的思想搞乱了：说什么现在控制着劳改营的是些嗜血成性的匪徒和淫荡的娼妓（这种说法特别对村镇里的妇女起了作用）；说劳改营里正在虐杀无辜的老实人，把他们扔进炉膛活活烧死（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当局竟不去干涉！……）。

相距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远，怎样才能让墙外的这些人听到我们的声音呢？必须告诉他们：“弟兄们！我们仅仅是要求公正！他们无缘无敌杀害我们！待我们还不如狗！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可是，怎样去告诉他们呢？一技术部的人深知自己赛不过现代科学技术，因此只好使思想向后转，求助于见世纪前的技术。总务科大院里什么都有，这一点已经谈到过。多年来，对于杰兹卡兹甘的军官们来说，这个地方既能代管首都时装店，又能代替各种田用品修造工厂、这时，囚犯们利用总务科大院里的烟卷纸，仿照法国蒙戈尔非耶弟兄傲气球的办法，或做了一个巨大的气球。气球上绑上一束传单，气球下面吊一个火盆，装上燃烧的木炭，它可以把热空气通过气球下部的开口进入气球。使气球上升。囚犯们兴高采烈地聚集在院子里（囚犯们高兴起来就像小孩子一样），观看这一奇特的抗空装置冉冉上升，向墙外飞去！但是，呜呼！这天的风速超过气球上升的速度，气球团飞过墙，下面的火盆就被墙外的电线挂住，失去热气流供应的气球落了下来，同传单一起烧毁了。

这次失败之后。他们又用烟充满气球。这种气球在顺风时飞得不错，可以使村镇居民看到挂在上面的大字标语：

“救救遭受毒打的妇女和老人们！”

“要求派党中央主席团委员来！”

警卫士兵们便用枪射击这些气球。

这时有几个车臣人囚犯向技术部建议制作风筝（他们是做风筝的能手）。很快便糊出了不少风筝，可以把它们放到很远的村镇上空去。风筝上绑有一个小小的机关，待到风筝飞到预定位置上空时，机关就可以打开，挂在上面的一束传单就落下去了。放风筝的人坐在工棚屋顶上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传单有时落在离营区不远的地方，于是看守们就跑去拾；如果离很远，就派出摩托兵或骑兵去拾。总之，尽量不让自由居民看到这独立的真理（传单的末尾一句话是请求每个读到它的人设法把它送到党中央去）。

士兵们也射击风筝，但风筝不像气球那么容易损坏。但对方很快就想出了优派出大批看守便宜得多的对应措施。他们也用风筝来捕捉并绕住我们的风筝。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风筝战！这是为了压制住真理的声音……

（为了说明肯吉尔事件的时代背景，我们不妨请读者回想一下这次暴动当时在自由的外界发生过一些什么事件。当时是：关于印度支部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正在开会。法国人皮埃尔·戈特获得斯大林和平奖金：另一名法国进步作家萨特来到莫斯科。以便投入我国社会的进步生活；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乌克兰同俄罗斯恢复统一的三百周年纪念。五月三十一日在红场上举行了盛大阅兵或游行。分别授予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列宁勋章六月六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尤里·多尔戈鲁基纪念碑揭幕式。全国工会代表大会自六月八日正式开幕（但是，大会上当然只字未提肯吉尔的事）。六月十日政府发行公债。六月二十日空军节，在土希诺举行了壮观的检阅。一九五四年的这两个月还有一件事比较突出，就是在所谓文艺战线上展开了强大进攻：苏尔科夫、科切托夫和叶尔米洛夫发表了气势汹汹的文章，摆出一副整人的架势。科切托夫甚至发问：“这是什么时代？”可是，谁也没有对他说：“这是劳改营起义的时代！”这一时期许多错误的戏剧和小说遭到了批判。而在危地马拉，帝国主义的美国受到了应得的回击。）

肯吉尔镇上也有流放来的车臣人，但卫兵们的那些风筝不大可能是车臣人做的。我们不能说车臣人曾经帮助过压迫者。他们十分清楚地理解肯吉尔暴动的意义，有一次还给营区送来一汽车面包，当然，马上被军队赶走了。

（就顺便说说这些车臣人吧。就哈萨克斯坦的情况而论，车臣人实在不受周围人的欢迎：他们粗鲁、凶猛、公开表示讨厌俄罗斯人。但是，只要肯吉尔人表现出一点点独立精神和勇敢气魄，就会立即争得车臣人的好感！所以，当我们感到人们不很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态度。）

这个时期，技术部正在制造那风传已久的“秘密”武器。其实它十分简单：只是把掺有钙和硫的化合物的火柴头填到一种铝制曲管里就行了。（这时，所有的火柴箱都搬进了挂有“电压十万伏！”牌子的小屋里；铝制曲管是从前生产饮牛装置时的下脚料，仓库里剩了很多。）把里面的火柴头药硫磺点着，把曲管扔出去，它就舍发出咝—咝的响声爆炸开。

但是，选定什么时间、地点和方式使用这种武器进行打击，却由不得这些不走运的聪明人和设在浴室的战地司令部了。暴动开始后大约两个星期，在一个漆黑的、没有任何照明的夜晚，突然听到劳改营围墙的许多地方同时传来笨重沉闷的撞击声。不过这一次凿墙的不是逃跑者，也不是暴动者，而是警卫部队！劳改营里立即乱成一团，人们拿着梭镖和马刀来回跑，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囚犯们等待着军队来进攻，但是军队并没有发动攻击。

第二天天亮后才知道：营区围墙上除了原已打开的几个豁口之外，外部敌人又凿开了十来处豁口（缺口外面布置了机枪手，防备囚犯从豁口涌出去），这当然是准备向营区进攻。于是营区内展开了紧张的防御准备。指挥部决定：拆掉营区的内墙和土坯墙，在各个豁口的内线修起第二道围墙，特别要用土坯加强面对豁口的地方，防护机枪射击。

一切全反过来了！现在是警卫部队破坏墙，劳改犯们却在垒墙！包括小偷们也在认真地垒墙，认为这并不违背他们的规矩。

还必须在每个豁口安排新的值班人员，并要指定某排负责某处。夜间，听到警报就要严格按规定奔向指定的防御地点。规定的警报信号是敲打一个从货车上拆下的缓冲器，还有那种特别响亮的口哨声。

囚犯们十分认真地准备手持梭镖迎着机关枪冲上去。那些原本没有这种决心的人起初有些担心，慢慢也习惯于这种想法了。

只要闯过这一关，平坦大路在眼前！

有一次，士兵们白天开始进攻了。有个豁口正对着斯捷普营管理处楼前的阳台。当时阳台上挤满了军官，闪着宽窄不同的各式肩章。他们拿着电影摄影机和照像机。端着冲锋枪的士兵朝缺口开过来了。但他们前进得并不快。他们只前进到一定距离，以便诱使营区发出警报。警报一响，各排囚犯便朝着指定的豁口跑去，挥舞着校徽、拿着石头和土坯进入防御．壁垒。这时，阳台上的电影摄影机和照像机便纷纷响起来（自然不会把冲锋枪手们拍进去的）。于是，劳改营军官、检察官、政治教导员以及所有在场的人，当然，全是党员，便朝着这群手持梭镖的狂热的原始人所表演的奇异荒诞的场面发出了得意的哄笑！这些酒足饭饱的、寡廉鲜耻的高级人物们正在阳台上戏弄嘲笑他们饥饿的、受骗的本国同胞。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

此后，时而还有看守人员偷偷跑到豁口近前，企图扔进一条带钩的绳套来像套野兽和雪人似的套走一两个“舌头”。

不过，他们的最大希望还是寄托在动摇分子的逃跑上。广播喇叭不停地叫：清醒清醒吧！从豁口跑出来吧！从这里出来我们不开枪！凡是跑过来的一律不追究暴动罪责！

暴动委员会则通过自己的广播对此作出了回答：“谁想逃命，就过去吧！从正面的岗楼过去也行！我们不阻拦任何人！”

有人确实也这么干了，那就是……暴动委员会的委员，前少校马克耶夫。他装作办什么事的样子走近正面的岗楼，过去了。（他装作这样，并不是因为别人会阻拦他或可能朝他背后开一枪，而是因为在公然哄笑的同志们面前几乎不可能当叛徒！）他伪装了整整三个星期，如今他可以任情发泄那渴望运动失败的感情和对起义的仇恨了，因为他马克耶夫可不需要起义者所要求的那种自由。如今他可以在主人面前立功赎罪，通过广播号召囚犯们及早投降并对所有主张坚持斗争的人进行攻击了。让我们看看他关于那次广播谈话的亲笔记述吧：“只是某一个人决定了，说可以靠马刀和梭镖取得自由……他们想把那些不愿拿起武器的人置于枪林弹雨之中……领导已经答应对我们的案件进行复查了。将军们在同我们耐心地谈判，可是斯鲁钦科夫却把这种态度视为软弱。暴动委员会实际上成了猖狂匪徒们的护身符……你们应该进行不愧为政治犯的谈判，而不应该（！！）修筑什么毫无意义的防御工事！”

围墙豁口一直敞开着，整个暴动期间绝大部分时间是开着的。但是，几个星期中从豁口跑出去的总共不过十一、二个人。

为什么？难道人们当真相信会胜利？不。难道真的不为将要受到的惩罚苦恼？当然苦恼。难道真的不想为了自己的家庭保全住性命？想保全！当时说不定有成干的人在为这些问题所苦，在认真地暗自思考活命的可能性。至于那些从前的少年犯，他们更是有完全合法的理由出去的。但是，当时这一小块土地上的社会温度已经升高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使还不能对人们的灵魂进行完全再熔铸，至少也足以使它的表面得到重新熔铸了。因此，那些过于低级的规律——“生命只有一次”，存在决定意识，贪生怕死会使人变得怯懦等等，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这块有限的土地上，就统统失去了作用。生存和理智的规律指给人们的路是：一起投降或者分散逃跑。可是，他们既没有投降，也没有逃跑！他们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精神高度，并从那高处向刽子手们宣称：

“随你们的便吧，该死的！你们要杀就杀吧！你们咬吧！”

这样，当局的一次计划周密的战役失败了。原来指望囚犯们会像老鼠一样从豁口四散逃走的，然后就可以对营里剩下的最顽固分子放手镇压。这一着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是由一些贪生怕死的人发明的。

囚犯们办的壁报上原来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妇女指着玻璃罩下面的手铐对孩子说：“他们就是用这种东西铐住你爸爸的！”现在这幅画旁边又贴出了一幅漫画，题为：“最后的投敌分子”，画的是一只黑猫正从豁口往外跑。

漫画总是在笑；但营里的囚犯却没有什么可以笑的事。暴动后的第二，第三、第四个星期过去了，已经进入第五周。按照古拉格的法律连一小时都不应该存在的情况，现在却令人不可置信地、甚至是使人感到难堪地长时期存在着：自五月下半月开始，现在整个六月快要过去了。起初，人们由于胜利、自由、会面和想出来的各种巧妙斗争方法而兴奋，甚至有些飘飘然了。后来又相信了谣传，说是矿山上也起义了，或许楚尔白奴拉、斯帕斯克，整个斯捷普营也会紧跟着起义的！说不定还有卡拉干达呢！整个古拉格群岛也许会爆炸，炸得粉碎呢！但是，矿山的囚犯没有起义，他们仍旧倒剪着两手、低垂着头、每天去劳动十二小时并且感染矽肺，他们根本不关心肯吉尔，甚至也不关心自己。

没有人支援肯吉尔这个孤岛。现在已经无法往草原上逃跑了：又调来一些部队，他们搭起帐篷住在草原上。整个劳改营区外面又新加了一层铁丝网。原来指望老爷会来（当时指望乌林科夫来），他会判明是非，一切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这只不过是一个玫瑰色的希望的小点。原指望会来一位大善人，他去两手一拍，哎呀一声：唉！看看他们在这里过的是什么生活！你们是怎么对待他们的？要惩办杀人凶手！枪毙切切夫和别利亚耶夫！给其他的人降职降级！……但是，这个“希望之点”过于微小，它的玫瑰色过于好看了。实际上将实到来的远不是什么慈悲、恩典。人们正在度过他们最后几天自由快活的日子，然后就要由内务部的斯捷普营分部任意摆布了。什么时候都会有些人经受不住紧张状态。有些人内心已经被压垮，他们只是在为现实的镇压迟迟不来而苦恼。有些人已在暗自盘算：我任何事都没有牵连进去，如果今后小心从事。也许不会遭殃。也有个别的新婚夫妇（他们甚至是按照真正的教堂仪式结婚的，否则面都马克兰姑娘是不会出嫁的呀。多亏古拉格的照顾，使得劳改营里现在有各种教派的神职人员可以帮助举行仪式），他们的痛苦和甜蜜极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是那些过着慢悠悠的生活的人所永远不可能理解的。这些新婚夫妇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而度过，只要昨夜镇压没有来临，他们便把今天的早晨看作天赐之福。

宗教信徒们则不住地祈祷，他们把肯吉尔营中的惶惶不安放到神的肩上，因此，他们一如既往是营区最平静的人。大食堂里按照时间表轮流进行各种教派的宗教祈祷仪式。犹太教派的人们坚持自己的教旨：不拿武器，不参加修筑壁垒，不参加站岗放哨。他们长时间地静坐，微低着头，一言不发。（分派给他们的工作是洗碗。）营里还出现了一位预言家，他在人们的床头煞有介事地画十字，预告世界末日的到来。恰巧这时来了一股寒流，气温骤然下降（哈萨克斯坦夏天偶尔也有寒流）。他召集起的一些老太婆穿着单薄的衣服坐在冰冷的土地上，把颤抖的双手伸向空中。是啊，还能伸向什么人呢？……

有些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无可挽回地牵连进去，只有军队攻进之前这几天可以活了，但他们认为，那也得尽量坚持到底，该做的事还得做。因此，这些人还不算是最不幸的。（最不幸的是那些本来没有牵连进去，但却祈求末日早些来临的人。）

但是，当所有这些人聚在一起开会讨论投降还是坚持下去的时候，他们便又都回到那样一种社会温度中了，这种温度能使他们的个人意见完全熔化，甚至根本不复存在、也许是他们害怕别人的嘲笑甚于害怕即将到来的死亡吧。

“同志们！我们也有火力防御手段。敌人如果攻进来，他们的损失至少会有我们的一半！”仪表党党的库兹涅佐夫对大家这样说，仿佛他掌摸着许多秘密，所有秘密部对囚犯有利似的。他还不止一次地说：

“即使我们死掉，我们的死也绝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这一点他说得完全正确。同所有的人一样，那种总的温度对他也起了作用。）

所以，当大家表决是否坚持下去的时候，大多数人赞成坚持。

这时，斯鲁钦科夫意味深长地威胁说。

“可当心点儿！谁要是留在我们队伍里而又想着投降，我们可要在投降前五分钟先处决他！”

有一天，营外的广播宣布了一项“劳改营总管理局命令”；鉴于斯捷普特种劳改营肯吉尔分部的囚犯拒绝劳动，鉴于该分部怠工，鉴于……鉴于……鉴于……唯命令解散肯吉尔分部并将其全体囚犯送往马加丹。（看来，古拉格当局还觉得我们这颗行星太小了。试问。那些没有闹事而早就被送去马加丹的人，他们是“鉴于u什么被送去的呢？）限令复工的最后日期是……

但是。这个“最后日期”也过去了。一切仍然照旧。

一切仍然照旧。只是八千人的这种显然不可能的、前所未有的、悬在空中似的生活所具有的全部离奇性和梦幻性却在按部就班的劳改营日常活动的背景上显得更加突出了：这里一日三餐照常开饭。按规定的日期洗澡；洗衣房照常洗衣服，内衣按规定时间换；理发定按期理发；缝纫组和修鞋组照旧收活。这里甚至成立了调解纠纷的调解法庭。甚至还……释放人！

是的。营外时而广播一些人的名单，招呼他们出去予以释放；有时这是某个国家的外国人，因为他们的政府已闹得清任可以把自己人召集到一起了。有时则是（或者似乎是）服刑期满的人……说不定劳改召当局正是利用这种办法叫出一些人去当“舌头”的——这样繁不必让看守用带钩的绳索套“舌头”了。暴动委员会也开会讨论营外广播的名单，但是因为无法核实，只好按名单全部放出去。

为什么这个时期拖得这么长？统治者们在等待什么？等待营里断粮？但他们理应知道粮食还能维持很久。是在考虑镇上居民的反应？这是根本无须担心的。是在制定镇压计划？那也可以快些呀。（不错，后来我们得知：这期间从古比雪夫附近调来一团“特种兵”，即讨伐团。要知道，并不是随便什么兵种都能够胜任讨伐工作的。）是在上商讨论镇压方案？那么是在哪一级讨论呢？哪一天哪一级作出了决定，这是我们无法知道的。

有几次，总务科大院的外大门突然打开了。也许是要检查防御者的准备程度吧？值班纠查队员立即发出警报，各排马上奔向指定地点。但是，却没有人向营区进攻。

营区防御体系的全部侦察工作是由坐在工棚屋顶上的观察哨担任的，从屋顶可以看到的一切便是进行预测和判断情况的全部根据。

六月中旬，镇上开来了许多拖拉机。拖拉机在营区附近工作或者像是在牵引什么，后来甚至夜里也不停止工作。这种夜间工作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于是我们开始在各个豁口的里面挖大坑以防万一（其实，这些都被“U—2型”飞机拍了照片或者画了图形）。

拖拉机的这种不祥的吼叫声似乎使人们心中的暗影变得更浓了。

突然，所有的怀疑论者全丢脸了I悲观锅里的人们丢脸了！凡是说过不会有宽恕、因而也无须请求什么的人们全丢脸了！“只有正统派可以庆祝胜利。六月二十二日统治者的广播宣布：接受囚犯们的全部要求！党中央主席团的一位成员已启程来肯吉尔；

原先那个玫瑰色希望的小点点如今变成了玫瑰色的太阳，变成玫瑰色的天空了！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达到目的！那就是说，我们国内还是有正义的！上面会对我们作些让步，我们也要有所让步。其实，带着号码生活也没有关系，窗上的铁栅栏也并不碍事，我们反正不想跳窗户跑嘛。又是在欺骗我们吗？可是并没有要求我们在这之前复工劳动呀．

就像用小棒一触切断了验电器的电荷，它那金属箔片便轻轻落下来一样，外部广播宣布的这条消息卸下了人们思想上最近一周来的沉重负担。

甚至那讨厌的拖拉机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喧闹了一阵之后也沉默下来了。

暴动开始后的第四十个夜晚的睡眠是十分宁静的。肯定明天那位主席团成员就会到达肯吉尔，说不定现在已经到了……这是短暂的六月的夜晚，是那种总也睡不够的六月的夜晚，因而人们在黎明前睡得特别香，就像十三年前”的六月一样。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破晓之前的天空中突然亮起一颗颗

带降落伞的照明弹，四处的了望塔上也升起了照明弹。可是，各

工棚屋顶上的观察哨却都一声不吭，原来他们已经被狙击兵的子

弹消灭了。响起了隆隆的炮声。飞机在劳改营上空作超低空飞行。

气氛十分恐怖。久负盛名的T－34型坦克早已在拖拉机轰鸣声掩

蔽下进入阵地，这时一齐向各个豁口冲来。（其中一辆还是掉进坑

里了。）有的坦克后面拖着已经打好的叉形铁丝网支架，以便立即

用铁丝网把营区分开。另一些坦克后面则跟着头戴钢盔、手持冲

锋枪的突击队员。（在进攻开始之前，冲锋枪手和坦克手们都领了

伏特加河。不管是什么样的特种部队，要想让他们去镇压手无寸

铁、’正在睡眠的人们的话，最好还是先让他们喝得醉醺醺的。）跟

随进攻部队前进的还有携带电台的通讯兵。照明弹使营区一带亮

如白昼，将军们登上了射手的了望塔，从那里指挥战斗：“夺取那

个工棚！……库兹涅佐夫就在那儿！”（有一座了望塔被囚犯奶的

爆破管炸中，烧起来了。）这一次将军们并不像往常那样躲在观察

点后面，因为他们知道现在不会有中弹的危险。

镇上的自由工人们则从远处，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观看这

场镇压。

劳改营惊醒了十乱成一团。有些人留在工棚里，趴在地上不

动，指望这样或许能保住性命，看不到抵抗有什么意义。另一些

人则想把他们拖起来去抵抗。还有一些人冒着弹雨冲了出去，冲

去战斗或者去寻求快死。

第三劳改点，也就是发起暴动的劳改点，顽强地进行抵抗（这里大部分是刑期二十五年的人，班杰拉分子占很大比重）。他们……朝着冲锋枪手和看守们扔石头，也可能还朝坦克扔了些装着硫磺的铝管……竟然没人想到那些装着碎玻璃的小盒子。有一个工棚的人曾两次喊着“乌拉！”发起反攻……

坦克横冲直撞，一路上只管轧下去（坦克的履带从一个基辅妇女阿拉·普列斯曼的肚子上直轧过去）。坦克冲上工棚的台阶，一直轧过去（两名爱沙尼亚妇女英格丽德·基维和马赫拉曾被轧死了）。坦克紧贴着工棚的墙边轧过去，把那些贴在墙上躲避坦克履带的人轧死。谢苗·拉克和自己心爱的姑娘拥抱在一起冲到坦克下面结束了他们的一生。坦克轧倒工棚的板墙，甚至在工棚里面还继续放空炮。据法依娜·爱泼斯坦回忆说：就像在梦中似的，工棚的一角突然倒塌了，只见一辆坦克在工棚里从活人们身上斜着轧过来。没有被压着的妇女们从床上跳起来。到处乱窜。坦克后面紧跟着一辆卡车，士兵们把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的妇女们捉住扔进车厢。

他是空炮，但是自动步枪和刺刀却是实战用的。有的妇女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男人们，这些妇女同样被当场刺死！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这一天早晨亲手杀死了二十多个人。在战斗结束之后，有人看见他把刀子放人被击毙者手中，让摄影师赶紧拍下这个被击毙的匪徒的照片。暴动委员会委员，白发苍苍的苏普伦肺部被打伤牺牲了。有些人躲进了厕所，他们被机枪打死在那里严

库兹涅佐夫在浴室，在他的指挥部里被抓住。强迫他跪在那里。斯鲁钦科夫被绑住双手抛向空中，摔到地上（刑事犯们常用的办法）。

在此之后，射击停止了。士兵们开始喊话：“快从工棚里出来！

不再开枪啦！”的确没有再开枪，只不过是用枪托打。

每捉住一批俘虏，就从大墙豁口带出去，穿过外围的肯吉尔

警卫部队包围困送进草原，搜身之后迫使他们趴伏在地上，两只

手伸到头上来。然后，内务部的飞行员和看守们便在这群伸着手

伏在地上的人群中走来走去，认出他们早在空中和了望塔上就已

经记住的人，把这些人揪出去。

（人们都在忙于这些事，所以谁都没有时间去翻翻当天的《真

理报》。而这一天的《真理报》上是有专题报道的——题为：《祖

国的一日》，内容是：冶金工人取得卓越成就；进一步扩大农业的

机械化收割面积！我们祖国的这一天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历史学

家们参考了这张报纸之后是不难综述的。）

好奇的军官们现在可以去看看总务科大院里的秘密了：用什

么办法发的电？“秘密武器”是怎么回事？

胜利的将军们从了望塔上走下来，去用早餐。我不认识他们

中间的任何人，但我敢断言：在这个六月的早晨，他们的食欲是

不会差的，而且一定还喝了酒。喝几杯酒，热闹一下，这并不会

丝毫损害他们头脑中井然有序的正统思想。至于他们内心里想些

什么，那从外面是封得很严的。

据人们说，死伤人数是六百左右，而据我们几个月之后所看

到的肯吉尔劳改营分部生产计划科的材料，则是七百多。受伤的

人挤满了劳改营医院，不得不往城市医院里运送。（对自由居民宣

讲的是：士兵们放的都是空枪空炮，那是囚犯们自己互相残杀的

结果。）

本想让那些活下来的囚犯去挖坑埋死人的，但是为了避免把真相声张出去，还是把这项任务交给部队了。大约三百具尸体就埋在营区旁边，其余的理到草原上了。

六月二十五日，囚犯们整天都在烈日下伏在草原上（这些日子天气一直炎热），而营区内部则在进行彻底大搜查，全部东西都要拆开看看，抖抖。傍晚给草原上送来了面包和水。军官们已经编好了名单。他们按名单叫人，答应的就划上个记号，说明活着，发给一份口粮，并立即把他们按名单分开。

暴动委员会的委员们及其他受到怀疑的人关进了劳改营监狱。监狱不再是参观场所了。一千多人被挑出来，有的送进秘密监狱，有的押往科雷马河沿岸。（像往常一样，这些名单是胡乱编制的，许多什么都没干的人也上了名单。）

是的。这种平息叛乱的景象会使那些厌恶本书这几章的人感到心情舒畅的。他们想：这回我们保险了！谁也不必再躲进“储藏室”去，对讨伐者的报应是永远不会到来的！

六月二十六日一整天强迫囚犯们拆除壁垒，堵住大墙豁口。

六月二十七日便带囚犯主劳动了。这时那等待已久的一列列货车才终于有人卸车了！

镇压肯吉尔的坦克又开到矿山去，在那里的囚犯们面前绕了一阵子，以表示：你们也应该得出应有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秋季对暴动的领导者们进行了审判。当然，是秘密审判，我们对此很少了解……据说，库兹涅佐夫在法庭上态度坦然，他极力证明在当时情况下他的所作所为无可指责，不可能想出比他更好的办法了。我们不知道对他怎么判决的。斯鲁钦科夫、米哈伊尔·凯列尔、克诺普库斯三人想必是处决了，我的意思是说，一般地说一定是会枪决的，不过，也许一九五五年这个年头本身帮助减缓了他们的判决？

在肯吉尔营又组织起了诚实认真的劳动生活。免不了要把不久前的暴乱者组织成突击作业班。全面地实行了经济核算制。售货亭开始售货。又弄来一些旧影片放映。看守和军官们又开始到总务科大院里为自己的小家庭制做点什么了；做一根钓鱼用的绞竿，钉个小匣子，修修女式手提包的拉锁之类。暴动过的鞋匠和裁缝（大多是立陶宛人和西部乌克兰人）如今又在替军官们缝制较软的高筒靴，替他们的妻子做衣服。照旧把犯人带到选矿场去替军官们剥下电缆上的铅皮，然后拿回营来铸成猎枪用的霰弹，军官们要去打羚羊嘛！

不过，这时笼罩整个古拉格群岛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也感染了肯吉尔。所以，没有重新往窗上装铁栅栏，晚间工棚不再上锁了。开始实行“三分之二”提前假释的办法。甚至空前地对第五十八条囚犯采取了一个“撤消判决”的行动——释放了一批垂死的人。

墓地上的青草往往长得特别浓密，茁壮。

到了一九五六年便取消了那个营区。这时，留居当地的从前的流放犯才终于寻找到埋葬那些人的地方，并且把草原上采来的郁金香花奉献到这里。

“暴乱不可能取得成功。

因为，它一旦胜利，人们就不再用这个名称……”

（罗伯特·彭斯）

每当您在莫斯科走过多尔戈鲁基的纪念碑前时，请您想一想吧；这座纪念碑是在肯吉尔暴乱的日子里揭幕的。这样，它似乎就成了为肯吉尔建立的纪念碑。

第六部　流放

连血骨都思念故乡。

（俄罗斯谚语）

第一章　自由初期的流放

人类在发明监狱之前想必已经发明了流放。古时把某人逐出部族也就是流放吧。人一旦脱离他久已习惯的环境和地点有多么不易生存，这一点看来很早就为人们所理解了。尽管此处不是千里冰封，而是芳草如茵的绿洲，你也总会觉得一切都不对头，都格格不入，难于安居，都像是临时应付，并非久远之计。

俄罗斯帝国在实行流放方面也并没有落后。早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期的一六四八年制定的《俄国法津大全》里，就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流放这一条。但实际上这个办法早在十六世纪末，还没有什么《法律大全》时，就已经实行了：流放过失宠的卡尔戈波尔人，乌格利奇人，杀害皇太子德米特里的见证人们。这时期辽阔的西伯利亚已经属于俄国，不愁没有供流放的地方。到一六四五年流放犯总人数已达一千五百人左右。到彼得大帝执政时已开始成百人成百人地分批流放。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伊丽莎白女皇废除了死刑，把它改为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是，这里却有人偷天换日，把流放看作不仅是强迫迁移到边远地区去自由居住，而是要服苦役。强迫劳动，这已经不能算是流放了。到了一八二二年，沙皇亚历山大颁布关于流放的法令，使这一偷换固定下来。因此，十九世纪的流放犯数字中显然是包括苦役犯在内的。十九世纪初每年流放人数约在二千至六千之间。从一八二0年起对流浪者（我国叫作“寄生虫”）也实行流放，因而数字有时高达每年一万人。一八六三年选中了和大陆分开的荒凉的萨哈林（库页）岛，把这个岛也划归流放地区，流放的可能性进一步扩大了。整个十九世纪中判处流刑的人数总共为五十万，十九世纪末期共有流刑犯三十万人。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关于流刑的法规又翻出了新花样。出现了一些较轻的形式：“驱逐到两省以外”以至“驱逐出境”。（当时并不像十月革命后那样，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多么无情的惩罚。）另外，还实行过所谓“行政流放”作为司法流放的一种方便的补充措施。但是，那时流放的期限是明确规定的，甚至所谓“终身”流放实际上也不是终身的。契诃夫在《萨哈林》一书中说，经过十年的流放生活之后（如果流刑犯“行为端正”——这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标准，而据契诃夫证实，当时对这一标准的掌握是相当宽大的——的话，甚至可以在六年之后）流刑犯就可以转入农民状态，他就可以作为农民而迁到他原籍之外的任何地方去居住。

沙皇统治的最后一世纪的流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个人摩肩。这个特点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的，而我们现在却反倒觉得奇怪了。那时候不论根据司法判决还是通过行政命令判处的流刑都仅仅适用于被判罪者本人，而绝不适用于该人所属的集团的任何其他成员。

随着岁月的推移，流放条件及其严酷程度也不断变化，一代一代的流刑犯给我们留下来的证明材料各不相同。流刑犯们在押解途中的处境很艰苦，但是，我们从雅库博维奇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书里都可以看到，解押政治犯时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费·柯恩还补充说，如果一批解犯中包括政治犯，押解士兵甚至对刑事犯的态度也很客气，因而刑事犯都很尊重政治犯。有几十年的时间西伯利亚居民对流刑犯是怀有敌意的：把最贫瘠的土地和费力多、挣钱少的工作留给他们，农民们不让女儿嫁给他们。流刑犯带着耻辱的烙印生活无着、饥寒交迫，因而便集众结伙，打家劫舍，这自然更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但是，这一切都同政治犯毫无关系。政治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增加。柯恩的书里说，亚库特人当时很欢迎政治犯，对政治犯寄予希望，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医生、教师和帮助自己在当局面前维护权益的法律顾问。处于流放状态的政治犯至少还有工作和治学的条件，所以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学者（有些人的学术生涯正是从流放后才开始的），其中包括地方志学家、人种志学家、语言学家、自然科学家，以及政治评论家和作家。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上没有看到政治犯，因而也没有给我们描写他们的生活，但是像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的费·柯思这样的人后来就曾在进步报纸《东方评论》编辑部工作，而在这里与他共事的就有民粹派、民意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克拉辛）。伊尔库茨克不是西伯利亚的普通城市，它是省会。按照有关流刑犯的指令，是根本不准政治犯到这里来的。可是，他们却在这里的银行和公司里工作，在学校教书，出席豪门的家庭招待会，同当地知名人士交往。而在鄂木斯克，流刑犯们竟把一些其他任何地方的书刊检查官都不会通过的文章发表在该市出版的杂志《草原地带》上。他们甚至把自己的报纸寄给兹拉托马斯特矿场的罢工工人们。西伯利亚的另一城市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也是由于流刑犯才变成激进城市的。而在米努辛斯克市流刑犯竟然以马尔蒂扬诺夫博物馆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十分有威信的积极分子集团，毫不理会当局的限制。他们不仅畅通无阻地建立了全俄性的“安置收容网”，以帮助逃亡者（我们已经谈过那个时期多么容易逃亡），而且还指导米努辛斯克市公开的“维特”委员会的活动，即使契柯夫确曾感叹地说过萨哈林岛上对刑事犯实行的制度是“以最庸俗的形式回到了农奴制”，那么，对于政治犯的流放也是无论如何不能这么说的，自古以来直到最后的沙皇俄国都没有这么干。及至二十世纪初期，俄国政府对政治犯实行的所谓“行政流放”已经完全有名无实，几乎不能称为惩罚了，那只是一种空洞的、“衰败老朽的办法”，“只能证明政府自己无能”（古奇科夫语）。因此，一九0六年斯托雷平便采取措施完全取消了这种流放。

对拉季舍夫的流放算得了什么？他在乌斯特伊利姆斯克村里购置了一所H层木结构小楼；（顺便指出：他只用了十卢布！）同自己的小孩子和妻妹住在那里，妻妹这时已代替他的妻子。谁也没想强迫他去劳动，他完全自由地生活，并且可以在整个伊利姆斯克专区内自由活动。把普希金流放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算得了什么？这一点现在许多去那里参观过的人已经有所了解。其他许多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流放也大致如此：屠格涅夫去斯巴斯科耶—鲁托维诺沃，阿克萨科夫（根据他自己的选择）去瓦尔瓦里诺。特鲁别茨科伊还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苦役营时就同妻子住在一起（还生了一个儿子），几年后他又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时，他们家在那里买了一所很大的宅院，有自家的车马、仆人，他还替孩子们雇佣法国人当家庭教师（当时的司法思想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认清“人民敌人”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的程度）。流放到诺夫哥罗德的赫尔岑，由于他在省里的地位，警察局长还得向他报告一（作。

这种宽厚的流放政策不仅仅适用于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甚至到了二十世纪。还有许多革命党人和对社会不满的分子受过这种宽厚的流放，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所以他们根本不怕流放。已经从流放中逃跑过四次的斯大林，又第五次被流放到……沃洛格达去了。瓦季姆·波德别尔斯基由于发表激烈的反政府文章而被流放……是从唐波夫流放到左近的萨拉托夫！看，有多么残酷！何况在萨拉托夫当然不会有人强迫他劳动。

但是，即使这样的、我们现在看来过分优待的、既不受饥寒、也没有生命威胁的流放，对当时的流放者来说却有时还是难以忍受的。许多革命者在回忆录中谈到他们离开监狱——离开那不愁没有面包吃的、温暖的、不受风吹雨打的、有充分时间钻研学问并进行党派争吵的监狱——而改为流放时有多么难过，因为到了流放地他们就不得不在人地两生的情况下自己考虑吃住问题了。至于那些不须自己张罗吃住的人，（据费·柯思说）则更是苦恼，因为他们感到“可怕的无所事事……最可怕的是人们只好什么事也不做”。正因为如此，某些人才开始钻研科学，有些人想法去赚钱，做买卖，有些人则在绝望之余饮酒作乐，潦倒终生。

但是，怎么会无所事事呢？当地居民并没有为无所事事叫苦嘛！当地居民每天得忙到晚上才能稍微直一直腰呀！因此，确切点说，是因为这些流刑犯的活动土壤和久已习惯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断了根，丧失了与生活的联系。

记者尼古拉·纳杰日金只经过两年的流放生活就失去了追求自由的兴趣，甚至变成了沙皇宝座前的忠实奴仆。豪爽而放荡不羁的缅希科夫一七二七年被流放到别廖佐沃，他就在那里修了一座教堂，同当地居民在教堂里议论尘世的空虚，蓄起了胡须，穿起普通的长袍，不到两年便死去了。在我们看来，拉季舍夫那种自由自在的流放生活算什么负担，有什么难以忍受的呢？可是后来当他在俄国受到第二次流放威胁时，却吓得自杀了。而普希金住在他的原籍——那个人间天堂般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里，看来像是上帝安排的好日子，满可以过下去，可是他在一八二四年十月写给茹科夫斯基的信里却说：“帮助我离开这里（指流放地——作者注）吧，哪怕去要塞监狱也行，去索洛维茨的修道院监狱也行！”而且这不是一句漂亮的空话，他写给省长的信里也曾请求把流放刑改为去要塞监狱。

现在我们了解索洛维茨，所以听到这话不免感到惊奇，心想：这位被迫害的诗人是在怎样激昂慷慨的情况下，在怎样的绝望中，决定抛弃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而宁肯请求去索洛维茨群岛的呢？……

这就是流放（既完全迁移出故地并捆住两脚强行安置在某处的流放）所具有的那种阴森森的力量。古代统治者早已认识到这种力量，奥维德早已尝到过它的滋味了。

那是空虚，是惆怅，是毫无生活气息的生活。

光辉的革命应该是永远扫除各种迫害工具的。流放当然也应该列在这些压迫工具的清单上，或许该占第四五位吧。

可是，当革命还没有来得及长大，当它还刚刚用那小腿歪歪扭扭地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它就懂得没有流放不行了！也许有那么一年左右的时间俄国是没有流放的。就算有三年吧。然而，很快就开始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强制迁移”，也就是把一些不喜欢的人迁移出去。我们来听听一位后来成为元帅的人民英雄在谈到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情况时所说的实话吧：“已作出决定，要大批地迁移土匪（应读作“游击队”——作者注）户。建立了一些庞大的集中营，在迁移之前先把这些家庭关进去。”

要把犯人押送到某个地方，路上就要警卫，并且要给他们饭吃，到达目的地后还要使他们分开住，又要警卫。比较起来，就地枪决方便得多。就是因为这点方便，才没有把系统的流放制自始至终贯彻到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不过，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六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就已经成立了常设机构“迁移事务委员会”，专门从事迁移“社会危险分子，反苏维埃党派的积极分子”，也就是说，迁移布尔什维克党之外的所有其他党派的人，期限是三年。可见，早在二十年代初期有关机关就已经在逐渐地、有步骤地执行关于流放的指令了。

的确。没有恢复对刑事犯的流放。因为这时已经发明了劳动改造营，可以收容这些人。但是政治犯的流放手续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方便了：这时已经没有反对派的报纸，无人再发表流放的消息。不声不响地就能把事办了，而在左近的目睹者及流放者近亲好友的眼里，目前这种不凶狠、不急迫的三年流放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就地枪决相比，倒似乎是一种抒情诗般的教育措施了。

然而，没有人能够从这种笼络欺骗的防疫性流放中再回到故乡来，即或有人设法回来，也很快就被重新抓走了。人们一旦陷进去，就只好在这群岛上绕圈子，这圈子最后折断时，其最后一弧必然是伸到墓穴里去的。

天性敦厚的人们没有立即看清当局的意图。他们不懂得，只是因为政权还没有站稳脚跟，还无力把所有不中意的人全部立即消灭，所以才把这些注定遭殃的人们暂时不从生活中勾销，而只从人们的记忆中挖掉的。

流放之所以容易恢复，还因为革命前押送囚犯的驿站和道路这时还没有损坏，还能使用，西伯利亚、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那些流放地点也丝毫没有变化，当地人也不会对流放感到惊奇。（不过，考虑国家大事的人们并未就此止步，某个人还会用手指在占地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地图上一划，指向一点，于是，刚刚并入共和国联盟的广阔的哈萨克斯坦便将其辽阔土地提供给流放用了。何况在西伯利亚也还有许多更加荒僻的地方可用呢！）

但是，流放的传统里也传下来某些不方便的东西，这就是流刑犯的依赖心理：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养活他们。沙皇政府没敢强迫流刑犯去增加国民收入。而当时那些职业革命家们则认为劳动会降低他们的身分。在亚库特地区，当时分给流刑犯每人十五俄亩土地。（相当于今天的集体农庄庄员土地的六十五倍！）流放的革命家并不急忙奔去耕种这些土地，倒是当地的亚库特人狠狠抓住土地不放，他们付给革命家“顶地钱”，即租钱，用实物或者马匹换取土地。这样，两手空空来到流效地的革命家立即就变成亚库特人的债主了（费·柯恩）。此外，沙皇政府还发给自己政治上的敌人生活费：每月十二卢布的伙食费和每年二十二卢布的被服费。据列佩申斯基说，列宁流放在舒申斯克时也曾领取（他并没有拒绝呀！）每月十二卢布的伙食费。列佩申斯基本人的伙食费是每月十六卢布，因为他不是普通流刑犯，而是被流放的官员。现在费·柯恩对我们说，这些钱在当时是非常少的。但我们知道当时西伯利亚的物价只相当于俄罗斯中部地区物价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因此，公家发给流刑犯的生活费是绰绰有余的。例如，这笔生活费就保证了列宁在整整三年期间毫无困难地从事革命理论的研究，根本无须操心生活问题。马尔托夫在他的书中说，他每月交给房东房租和包伙费五卢布，余钱留下来买书和积蓄起来准备逃跑。无政府主义者乌拉诺夫斯基说，只是到了流放地（在图鲁汉斯克边区，他是和斯大林在一起的）他才生平第一次有了余钱，他把这些钱寄给一位在路上结识的自由人姑娘。也是在这里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可可粉的味道。他们在流放地可以吃到鹿肉，打鹿很容易。买一所很不错的小房只需十二卢布。（一个月的伙食费！）没有一个政治犯感到过缺钱花。所有的行政流放犯都领生活费。他们的衣着也都不坏（他们从流放地回来时都穿得很好）。

的确，终身移民流刑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犯”们，是不能领取生活费现款的。但是国库无偿地发给他们皮大衣、全部服装和鞋。契诃夫确认，萨哈林岛上所有的移民流刑犯到流放地后的头两三年（妇女们则是在整个刑期中）都可以从国家领取实物以便维持生活，包括每天四十“所洛特尼克”（即二百克）的肉食，而烤好的面包是每天三俄磅，即约一千二百克，相当于我们沃尔库塔矿山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完成定额百分之一百五十时所领到的口粮。（不错，契诃夫认为那面包烤得不熟，而且面粉很粗。但是，我们劳改营里的也并不好些呀！）每年还发给他们一件皮短大衣，一件农民穿的粗呢上衣和几双鞋。还采取一些其他办法：沙皇国家为了使移民流刑犯能够维持生产，有意地用高价购买他们的产品。（因此，契柯夫得出的结论是：不是俄国从萨哈林岛这个移民区受益，而是俄国在养活这个移民区。）

是啊，我们苏维埃式的政治流放当然不能建立在这种极不健全的基础上。一九二八年举行的第二次全俄行政工作者大会认为当时的流放制度不够令人满意，并决议“以移民区形式在边远的、与世隔绝的地区组织流放，实行不定期判决制度”（即无期判决制度），自一九二九年开始就朝着把强迫劳动与流放制度结合起来的方向发展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苏维埃式的流放当然也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实行。但是当初正是那些社会主义者久已习惯于在流放中吃免费伙食了！因此，苏维埃政权也没敢立即改变这个传统，只好暂时继续发给政治流刑犯生活费。不过，当然不是发给所有的人，不给反革命分子，而只给政治犯，而且对政治犯也是区别对待的。例如，一九二七年在奇姆肯特地区给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每月发六卢布，而给托洛茨基分子每月发三十卢布。（总是自己人嘛，同是布尔什维克嘛！）不过这已经不是沙皇时期的卢布了，这时租一间最小的房间每月也要付十卢布，每天二十戈比的伙食费是相当艰苦的。越往后越严厉。到一九三三年时，给政治犯的生活贴补是每月六卢布二十五戈比。而在那一年，我自己记得很清楚，买一公斤半生不熟的议价黑面包（配给卡之外的）就要花三卢布。所以，那些社会主义者们到了这步田地也就无法再去向人们讲授语文或撰写理论文章，只好为生存而“折腰”了。可是，只要谁找到了工作，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便立即取消发给他们的那一点点补贴。

即使流放者愿意劳动，他也并不容易挣到钱！要知道，H十年代末期正是我国失业严重的时期，履历表上没有污点的人和工会会员有得到工作的优先权，流刑犯无法凭自己的教育程度或工作经验同他们竞争。此外，警备司令部也是压在流放者身上的一块石头：不经它批准，任何机关不敢雇佣流放者。（甚至从前的流刑犯也很少有希望找到较好的工作：公民证上的图章妨碍着他。）

据帕·斯-夫回忆，一九三四年喀山有一批知识分子流刑犯为生活所迫同意受雇当铺路工，去铺设石路。而警备司令部却斥责他们：“为什么要搞这种示威？！”但又不帮助他们找别的工作。因此，格里戈里·勃便向行动人员问道：“你们最近准备进行什么审判不？要有的话，我们愿意去当雇佣的证人！”

只好去从桌上打扫别人的残羹剩饭了。

看，俄国的政治流刑犯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哪里还有时间争论和写什么反对“信条”的文章呢！“怎样消磨这毫无意义的无所事事的时间？”对不起，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这种“苦恼”；他们不得不考虑的是：怎样才能不致饿死，不致堕落为告密者。

在我们这个终于从多少世纪的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国家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政治流刑犯那种高洁不屈、调优不羁的态度便像被戳破的气球一样跌落在地了。曾使从前的政权望而生畏的政治流刑犯的力量原来是虚幻的假象！形成并且维持那种力量的是，也仅仅是，国内社会舆论，而社会舆论一旦被有组织的舆论所代替，政治流刑犯和他们的抗议、权利等等就统统会在愚昧迟钝的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和冷酷无情的秘密指令的专横肆虐下被打个落花流水。（顺便提一句，在起草第一批这类秘密法令的问题上也有内务部长捷尔任斯基的一份功劳。）如今，流刑犯的任何一个沙哑的呼叫声，甚至关于他自己的一个字，都不可能再到达自由的外界了。如果一个被流放的一工人写信给他原来工作的工厂，而收到信的工人（例如，列宁格勒的瓦西里多基里洛维奇·叶戈申）在工厂里宣读了这封信，那么这个工人也就会立即被流放。流刑犯不仅没有钱财和生活资料，而且丧失了一切权利；对于这些人，格别乌比他们还是自由人的时候更容易拘留、逮捕、押送到任何地方去，现在没有任何顾忌，就像不是对待人，而是对待胶皮玩具娃娃一样。要想摧毁这些人的生活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例如，在奇姆肯特就曾突然宣布：在一昼夜内取消这个流放点！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一昼夜内交待完工作，拆毁住房，处理掉全部家什，整理好随身带的东西并走上指定的旅程。他们的队伍比囚犯队伍强不了多少！明天的流放生活并不比今天的囚犯生活更有希望和信心！

但也不单是由于社会的沉默和格别乌的压迫。那些被流放者自己，那些没有党的假想党员们自己又怎么样呢？我这里不是指立宪民主党人，这时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立宪民主党人了，他们已被消灭光。可是，在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三0年时期作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或孟什维克又意味着什么呢？当时国内已经没有任何符合这一名称的社会活动家集团。二十年代初曾要求所有社会党人放弃他们党派的信仰，大部分人同意这样做，脱离了自己的党派，声明忠于自己信仰的人只是很少数。（虽然在做历史的回顾时，我们觉得这类信仰已经没有多大意思，因为所有的社会主义党派实际上只是为布尔什维克得势帮了忙。自从革命胜利那一天起，在整个动荡沸腾的十年中，这些所谓的党派没有重新讨论过自己的纲领，甚至假如这些党派突然复活，它们大概也不会知道该怎么理解当前事件，该提出什么建议。所有报刊谈到这些党派时早已习惯于使用过去时态了，它们的一些幸存的党员如今完全生活在家庭中，从事专业劳动，关于自己的“党”连想也不再想了。但是，格别乌的档案记载却是抹不掉的。于是，突然根据某个夜间信号又把这些分散在各处的驯顺的家兔一个个揪出来，经过监狱，押送到……譬如说，布哈拉地区去。

伊·瓦·斯托利亚罗夫就是这样在一九三O年来到这里的，他在这里见到了从祖国各地揪出来的、衰老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些脱离了习惯生活的老朽，如今只好在这里开始争论他们的问题、估计政治形势提出各种建议、进行猜想：假如当初……的话，假如……的话，那么历史就会怎样发展……

于是，这些人便自然而然地拼凑成了某种东西，但它已经不是政党，而是……一只将要被击沉的靶船。

在流放地人数较多的是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党人和亚美尼亚的达施纳克党人，那是共产党夺取了他们的共和国以后被大批流放到远地的。人们回忆说，属于社会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生气蓬勃的青少年组织“加舍梅尔”和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人农业公社的合法组织“盖哈鲁茨”是二十年代的一个活跃的、有战斗力的党派。一九二六年他们的中央全体被捕，一九二七年把还不到十五六岁的男孩和女孩们从克里米亚抓去流放。他们被送到图尔特库里及其它管理严格的地方。这才真正是一个党——团结，顽强，深信自己的正义。但是他们争取实现的不是共同的目标，而是他们单独的目标：要作为一个民族生活，要在自己的巴勒斯坦生活。自愿放弃了祖国的共产党对别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声

在各个流放地，社会党员们仍在寻找自己人，他们的各种派别在形成并且积极地活动，建立着互助基金会（但有严格的派别界限——自己人只帮助自己人）。从容易找工作的地方，例如奇姆肯特，给“北方的”没有工作的同党以及蹲隔离所的人寄来救济金。为获得“政治犯地位”而斗争的思想表现得十分活跃。（社会党人在整个苏维埃时期都未能懂得，不捍卫全体囚犯的权利，而只捍卫自己的和自己人的权利——这是多么丢脸。）在某些地方他们还实行过合伙做饭，看孩子，因此自然会有一些集会，互相家访之类的活动。他们在流放地共同庆祝“五一”（示威性地不纪念十一月七号）。

在苏维埃年代形成的各党派之间的不友好的关系大大地削弱了流放者的力量，自二十年代中期起，流放地出现了大批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除了自己之外，不承认任何人是政治犯，党派间的关系变得特别尖锐了。

在流放地“政治犯”｛rJ仍有机会放弃原来的观点并通过这条路子得到释放，但是在各个派别的眼睛底下，这类事情在这里毕竟很少见。不过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是被解除了流放（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名字被遗忘了）——这样一来，行动科的鹰眼对留下的人盯得更凶狠了。一九三七年就把他们全部关进了监狱。

二十和三十年代生活在流放地的，并不单是社会党人，——而且社会党人完全不占主要地位（一年比一年明显）。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的有妨碍确立新制度的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有国内战争中没消灭干净的旧人员。甚至还有“因为跳狐步舞”而被抓的男孩子。有行招魂术者。有搞通灵术者。有神职人员——他们最初还有权在流放地做弥撒。还有普通的信徒，普通的基督徒“（好几百年前俄罗斯人曾把这个词稍加改变，用以称呼农人）。以及普通的农民。

所有这些人仍在那个行动科的监视下，全部分化瓦解了，麻木不仁了。他们彼此一年比一年更疏远，免得内务委员部怀疑他们有“组织”，以成立新“组织”为理由抓人。（等待他们许多人的正是这个命运。）这样一来，在国家流放的大圈子里，他们又陷进了自愿流放（即孤独状态）的小圈子（斯大林要的就是这个）。

当地居民对流放者的疏远也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当地人对流放者有任何亲近的表示，都会招致迫害，犯禁的人要被流放到其它地方，年轻的要被开除出共青团。

由于全国的冷漠态度而灰心失望的苏联流放者甚至丧失了逃跑的意志。对沙俄时代的流放者来说，逃亡像是一种有趣的体育锻炼：斯大林五次逃亡，诺金六次逃亡。那时他们即使被捉住，也不会为此吃子弹，不会去服苦役，而只不过是在一次有趣的旅行之后重新被送回原流放地。可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僵硬而庞大的格别乌却对流放者实行了党派内部连坐制度：一个人逃跑，与他同党派的所有人都要负责！由于空气稀薄得喘不过气，压迫太难忍受，致使那些不久前还是骄傲而威武不屈的社会主义者竟也不得不接受这连坐制度！现在他们自己，以自己的党的决议的方式，禁止自已逃跑！

其实，逃又逃到哪里去？到谁那里去？……

老于世故的、善于寻找理论根据的机灵人很快就想出了一种理论：现在不是逃跑的时候．应该等待。而且，总的来说，现在也不是进行斗争的时候，也应该等待。尼·亚·曼德尔施塔姆就曾证实，三十年代初期流放到切尔登地区的社会党人完全放弃了任何抵抗，甚至感到灭亡不可避免。他们唯一较现实的希望是：加判新刑期时最好不要重新逮捕，最好就让他们在当地签字．济样总还可以把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一点点家当保留下来。他们在道德方面给自己提出的唯一任务是：在死亡之前保持人的尊严。

在苦役营中我们由被压碎的个体突然开始联合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以后，回想以前那个分崩离析的过程，觉得很悲哀。但是我们这几十年，社会生活是朝着扩大和充实（吸气）的方向走的，而那个时代它正走向压迫和紧缩（呼气）。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不该责备那个时代的。

另外，流放也分成各种等级，这更使流放者离心离德，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当局规定了不同的更换身份证的期限（有些人要每月更换一次，而且手续非常繁杂）。每个人都怕落到更坏的一级去，因而尽量奉公守法。

直到三十年代初期还保留着一种最宽大的惩罚方式：不是判处流放到某地，而是判“减号”（“排除”），即不限定受惩罚者必须到某地去居住，而是“减去”，即排除若干城市，除这几个城市之外他可以任意选择居住地。一旦选定之后，他同样必须在这个自选的地方住满三年期限。受到这种惩处的人无须到格别乌机关去登记，但也无权离开该地区。在那失业的年代职业介绍所不给受“减号”惩处的人介绍工作。如果他自己竟然没法找到了工作，也会对该单位施加压力，迫使解雇他！

“减号”判决好比大头针；用它暂时把害虫钉在那里，它就会老老实实地在那里等待。直至轮到他正式被捕为止。

当时人们还信任这个先进的制度，认为这个制度不会实行流放，而且也不需要实行流放！还相信会有大赦，特别指望在光辉的十月革命节十周年前夕有大赦！……

大赦终于盼来了。大赦却像是当头一棒。对流刑犯（而且不是所有的人）只减免四分之一刑期（即三年刑期只减免九个月）。但是，因为整个大牌阵早已布置好了——三年流放之后紧接着要蹲三年政治隔离所，然后又是三年流放——所以，这九个月的减免丝毫没有使生活变得美好些。

何况这期间还可能重新审判、重新判刑。无政府主义者德米特里·维涅季克托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去三年，而在快满刑的时候（一九三七年）他又被捕了，“确凿无误”的罪状是：他“散布了有关公债的谣言”（关于公债可能有什么语言呢？反正每年五月，就像花一定会开一样，必定会发行新公债。）和“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是啊，被流放的人应该感恩戴德、庆幸自己的遭遇才对：）既然他犯下了这么卑鄙的罪行，还能怎么办？！判处枪决，七十二小时内执行，不准上诉！（关于他身后留下的一个女儿加丽娜，我们在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

我国人民争得了自由，而自由初期的流放就是这个样子。完全摆脱流放的道路就是这样的。

流放，它实际上是一个羊圈，暂时关在这里的羊都是预定要宰杀的。在苏维埃政权最初一些年代被流放的人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一般居民，而是等待着被召到那个世界去的人。（“历史反革命”或普通农民当中有一些聪明人早在二十年代就看清了将来的事。因此这些人在服满第一次三年流放期后仍！日谨慎地留在原地了，例如，留在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并不到别处去。这样做的人中间有些人避免了再次被捕入狱。）

请看，“从舒申斯克村的和平流放，从有可可粉的图鲁汉斯克的和平流放生活，发展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流放变成了什么样子！

奥维德的悲伤在我们国内就是由这些东西加以补充的。

第二章　农瘟

这一章里谈一件小事。讲讲一千五百万农奴，谈谈一千五百万人的生命。

当然，这是些没学问的人。不会拉提琴。不知道谁是梅耶霍德或者研究原子物理是多么有趣。

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死亡和失踪人数不到两百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数字为两千万（这是赫鲁晓夫的说法，照斯大林的说法仅仅是七百万。约瑟夫是不是没有好好照管自己的资本？）。可写了多少颂歌啊！树了多少方尖碑，为哀悼牺牲者鸣了多少枪啊！多少部长篇小说和长诗啊！——四分之一世纪内浸透了苏联文学的不全是这一潭鲜血吗。

但是却没有一本书写那场不声不响的、翻脸不认人的瘟疫，它啃掉了我国一千五百万庄稼汉，——这还是往最少里说，而且只算到一九三二年一！——不是挨着个儿啃。而是专挑最好的，专挑俄国人民的脊梁骨。还有在随之而来的人为的布尔什维克大饥荒中饿死的六百万人呢，关于他们，我们的祖国以及和我们接壤的欧洲也一声没吭。在丰饶的波尔塔瓦平原，村里，路上，庄稼地里，到处躺着没人收的尸体。车站旁边的小树林根本迈不进脚——腐烂的尸体臭气熏天，其中也有婴儿。那些爬到了医院门口死的，死因全写为“蛋白缺乏性浮肿”。库班的情形恐怕更要吓人。在白俄罗斯，许多地方收尸要靠外来的小队，本地已经没有能干这个的人了。

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晓，事后又削刮得十分干净，把任何一个低声耳语都压制下去了。所以，今天尽管还有许多人主动向我讲述劳改营的情况，而我不得不拒绝他们，“弟兄们，我不需要啦。这类素材我已经有、一大堆了，书里放不下了！”可是，关于流放农民的情况却没有人送什么材料来。我真希望谁能在什么地方对我们讲讲这些事！

是的，我确信，描写这个题材所需要的不只是本书的一章，也不只是个别作家的一本书。可是，我却连写一章的材料也搜集不起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下决心写这一章。我把这一章当作一个记号，一个标志，看作最初几块小石头，让它暂且标志出这个地方。我期望着将来总会有一天在这里重建起救世主耶稣的新殿堂。

这一切都是从什么引起的呢？是从农民是小资产阶级这一教条引起的吗？（可是，按他们那些人的说法，谁又不是“小资产阶级”呢？根据他们那精确得出奇的公式来看，除了工业工人—一这里还不能包括熟练工人——和管理企业的要人们之外，其余一切人，实际上是全体老百姓，不论农民、职员、演员、飞行员，还是教授、大学生、医生，统统都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由于最上层的强盗式的如意算盘（抢劫一些人，吓住另一些人）所引起的呢？

我们从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柯罗连科临死之前，高尔基还没有移居国外的时候）写给高尔基的最后几封信中可以看到：对农民的这种强盗般的突然袭击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了，其进行方式同一九三O年的方式几乎完全一样。（现在公之于众的这方面的材料，一年比一年多。）

无奈他们当时勇气有余，力不从心，这才不得不住手。他们是暂时后退了。

但是，他们并未放弃这个念头。整个二十年代他们一直在使用这张王牌，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污辱和谴责：“富农！富农！富农！”这样，就在城市居民的思想意识中牢固地灌输进了一种信念：同“富农”是不共戴天的：

据我们判断，这场灭绝性的农民瘟疫开始准备的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当时联共（布）中央根据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安德烈耶夫的报告决定禁止富裕农民（“富农”）加入集体农庄——这样就把他们划分出来，准备消灭了。这项决定于一九二九年七月被正式批准——这时杀人名单已经编好，没收和强制迁出已经动手。一九三0年伊始，在联共惊）中央一月五日关于加速实现集体化的决议中对已在进行的（已经排练完毕、安排停当的）事情做了公开宣布（党有“充分根据能够在实际工作中从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这一阶级的政策”）。

继党中央决议之后，一向只有唯命是从能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也不敢拖延，旋即于一九三0年二月一日以立法形式把党的意志变作法律了。它们授权州和区的执委会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展开反对富农的斗争，直至采取（也只能如此）完全没收富农财产并将他们从个别区和边区迁出的办法。”

说到最后一句话，屠夫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只说了从哪里迁出，但没说迁到哪里。傻头傻脑的人可能理解为——迁到三十俄里以外，挨边的什么地方……

另外，“先进理论”似乎并没有提到“富农的应声虫”（“二富农”）这个词。但是，根据对刈机的工作面的宽度来看，不把二富农挂带进去是不行的。关于“二富农”这个词的意义和代价我们已经分析过了。既然已经宣布“要征集包装材料”，少先队员们正在挨户收集农民的麻袋，交给极端贫穷的国家，而你却不愿意交出来，心痛自己那一点点好东西，（这在商店里买不到呀！）那么，你不就是二富农吗？！那就该流放你！

于是，“二富农”这个头衔就在整个苏维埃俄国，在尚未从内战的流血激荡中冷静下来的苏维埃俄国到处流行起来！那个人只说了几个字，未加任何解释，但其含义似乎已经非常清楚。于是，一切都简单化了，丝毫也不必多加思索。于是，内战时期的一条野蛮法律又恢复了，那就是：让他们十个人给我们一个人偿命！让他们一百个人给我们一个人偿命！（据我所知，这并不是俄罗斯人的法律；俄国历史上难道有过这种事吗？）只要有一个积极分子（多半是个二流子，碎嘴子；所有的人都马上能回忆起来，带头没收富农财产的是些小偷和酒鬼）在农民进行防卫时被打死，就要消灭几百个最勤劳，最会过日子，最灵巧的庄稼人，即那些曾维持着俄罗斯民族的稳定性的人们。

“你在说什么？没有的话！”我听到有人对我们这样喊叫。“那些剥皮鬼呢？那些欺压乡亲们的家伙呢？他们干的是：我借给你钱，你扒下你的皮来还我！难道他们不是这么干的吗？”

对。是这样。被消灭的人里面确实有一小部分是剥皮鬼（全是吗？）。这里，我们也要问一下：剥皮鬼是有血缘遗传性的吗？这是他们那唯利是图的本性造成的，还是一切财富（以及一切权力！）所具有的对人的腐蚀性所造成的？啊！假如真能够这么简单地就能使人类“净化”，或者使阶级“净化”的话，那该有多好！可是，既然你们已经用密齿的铁篦子从农民阶级中把那些没有心肝的“剥皮鬼”都净化出去了，甚至为此不惜使一千五百万人丧生，那么，请问，今天的农村已经集体农庄化了，可那些凶恶的、吃得满面红光、肥头大肚、管理着农村（还有区委）的横行霸道的人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这些无情地欺压孤独老人和所有弱小者的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你们在“剥夺富农”的时候怎么忘记了把这些人的贪婪根子也拔掉呢？再想想看吧，这些人难道不都是从那时的积极分子中爬上来的吗？……

那个靠抢劫银行长大的人既不可能把农民看成兄弟，也不可能把他们看成主人。他只会发出一声强盗的呼啸。而随着这呼啸的号令，几百万勤劳的人便会被强行拉进原始森林和冻土地带，可他们都是满手老茧的庄稼人呀，正是他们为了取得土地才帮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他们是在取U土地之后才在自己的土地上迅速富裕起来的（“耕者有其田”嘛！）。

既然你们把库班地区的哥萨克村镇（例如乌鲁平镇）整镇整镇地“横扫”掉，把男女老幼一概赶走（迁来了一些复员士兵），你们怎么还能腆着腮帮谈论什么剥皮鬼呢？由此可见你们的所谓“阶级原则”是什么货色了。对不对？（这里还要顺便说一句，在内战年代正是库班人几乎没有给予白军任何支持；是他们首先摧毁了邓尼金的后方，主动设法同红军达成协议的。可是，怎么突然间就发生了“库班的怠工”呢？）古拉格群岛中有名的繁荣的农业中心地——道林卡村是怎么产生的？那里原来的居民（日耳曼人）全部在一九二九年被当作“富农队没收财产后赶走了。那个村里到底是谁剥削了谁？

“剥夺富农”的原则是什么，调查一下孩子们的遭遇就更清楚了。以麻司列诺村的舒尔卡·德米特里耶夫为例吧（沃尔霍夫附近的谢里申移民营）。一九二五年他父亲费多尔死时他才十三岁，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其他都是女孩。父亲死后谁来“当家”呢？他这个唯一的男孩担起了这个责任，女孩们和妈妈都服从他。从此他就作为一个有家业的男子汉在外面和其他成年人打交道。他维持着父亲的家业，干得很好，到一九二九年时他家的粮仓都是满满的了。看，他也就成了富农！全家都得赶走！……

阿达莫娃一斯利奥兹贝格遇到过一个小姑娘，叫莫佳。据她讲，这个莫佳的经历也是十分动人的。莫佳是一九三六年被关进监狱的，罪状是“擅自逃跑”，因为她从乌拉尔地区的流放地私自逃回了位于塔鲁萨附近的故乡斯维特洛维多沃村。她步行了两千公里！为此应该授予体育奖章才对！莫佳是一九0九年在小学念书时同父母一起被流放的，从那以后她永远地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流放前在学校时，老师曾亲切地把莫佳叫做“小爱迪生”，因为这个女孩不仅各门功课全优，而且很有些发明头脑，她在小河上为学校安装了一台小发电机，还有一些别的发明。在流放地度过七年之后，她很想回到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母校，哪怕只看上一眼也好。于是她步行逃回家乡。为此，“小爱迪生”被抓进监狱，又送进劳改营。

十九世纪有过这类遭遇的孩子吗？请读者举出哪怕一个例子来！

农村中任何一个开磨坊的人都没有逃脱被“剥夺”的命运。可是，开磨坊和铁匠炉的人难道不是俄罗斯农村中最好的技术人员吗？就以梁赞州奔科夫地方的普罗科普·伊万诺维奇·拉克秋金为例吧。他刚刚被“剥夺”不久，本村人就因为过度地使用磨盘而引起火灾，把整个磨坊烧掉了。拉克秋金战后受到赦免，回到故乡。他看到村里直到这时还没有一座磨坊，感到十分难过。他请求政府批准后，自己铸造了磨盘，又在原地（一定得在原地！）盖起了一座磨坊。他根本不是为了自己谋利，而是为了集体农庄，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充实和点缀他的故乡。

再举一个农村铁匠的例子，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富农吧。我们甚至可以像干部科的人们那样从他父亲开始说起。他父亲戈尔杰伊·瓦西里耶维奇在世时一直在华沙要塞服兵役供二十五年。“可是，结果只极了少得可怜的一点钱。这个服役二十五年的老兵在家乡没有分到土地。他服役期间娶了个士兵的女儿，退役之后便到妻子的老家克拉斯年斯克县的巴尔苏卡村去落了户。农村的人把他准得迷迷糊糊。他便把自己的钱拿出一半来管全村人还清了拖欠的税款，用另一半租了地主的一间磨坊干起来。很快他就把剩下的钱全部赔进去了。后来他常年给人家放牛或当更夫度日。他有六个女儿，全嫁给了贫农，唯一的儿子叫特里丰（他们姓特瓦尔多夫斯基）。他把儿子送到一个小杂货店去学徒，可是特里丰从那里逃跑了，跑回巴尔苏卡村，到莫尔察诺夫开的铁匠坊里去学打铁，”言明条件是：头一年干活不挣工钱，然后再当四年学徒工。满徒出师之后，特里丰在和戈里耶村盖了间小房，成了家。他们生了七个孩子（其中亚历山大后来成了诗人）。靠打铁当然发不了财。他的大儿子康斯坦丁帮助父亲干活，他们起早贪黑地冶炼锻打，每天可打出五把出色的夹钢斧。可是罗斯拉弗尔那些拥有锻压机和雇工的铁匠压低了斧子的价钱。他们直到一九二九年还只是一间乡村打铁坑，有一匹马，有时有一头奶牛和一个小牛犊，有时就把奶牛和牛犊都卖掉了。房前种着八棵苹果树。他也就这样成了“剥皮鬼”。农民土地银行开始按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卖抵押的地产了，这时特里丰·特瓦尔多夫斯基就买下了十一俄亩满是野草和灌木丛的荒地。他自己辛辛苦苦开垦宜；直到发生农瘟那一年才开出五俄亩，其余的一直还荒废着。剥夺富农时，特里丰也上了名单。（全村规定要划十五户富农，总得凑够这个数呀！）夸大了他的铁匠坊收入，要他交一大笔税。他未能按时交出，于是：收拾东西走人吧，你这个可恶的富农！

是的，在满街的木头房子中间如果你家的房是砖房，或者在一排平房中间你家是两层楼，你当然就是富农。你这个坏蛋，赶紧收拾东西，六十分钟以内滚蛋2俄国农村里不应该有砖房！不应该有两层楼房！应该回到洞穴里去！做饭生火不应该有烟囱！这就是我们的伟大改造宏图，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但是，主要秘密并不在这里。有的人生活得比这还好，但由于及时加入了集体农庄。也仍！日留在自己家里，没有被流放。而那些硬是不写加入集体农庄申请书的贫农倒是被流放了。

很重要，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要剥夺什么富农，而是要把农民强行赶进集体农庄。除非把农民吓得要死，就不可能把革命给予农民的土地再收回来，不可能再把这些人作为农奴束缚在这块土地上。

农村的粮食已经被搜光过好多次，凶恶的武装积极分子们这时又来了。在院子里用刺刀扎地面，在屋子里用榔头敲墙。有时候拆开墙——里面有麦子流出来。他们用刀切开枕头；这更多是为了吓唬人。房主的小丫头在就要被人抢走的口袋上扎个洞，让它漏出一点小麦，——“贼丫头！”——女积极分子朝她喊，用皮靴把她踢开，把女孩衣襟里的麦子洒掉。也不许她一粒一粒地拣起来。

这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是一次针对农民的战争。这确实是“伟大的转折”，但却没有说清是转折了什么？是转折了俄罗斯的脊椎骨！

不，我们这样对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不够公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确实描写过剥夺富农的行动。只不过把它描写得十分平稳顺利，而且对它寄予莫大的同情和好感，似乎那是在围猎一群吃人的豺狼。“不过，有些情景是没有描写的，比如，长长的农村街道，路旁的门窗全都打死了，你从街上走过去，便可以看见：母亲把婴儿放在腿上，母子双双死在门前台阶上；或者在板墙根下蹲着一个老头，伸着手向你讨一块面包，你走过去了。而当你返回来的时候，他却已经倒毙在那里了。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里也看不到这样的情景：村苏维埃主席带着一个女教员（作为搜查见证人）走进一家农舍，农舍里的板床上躺着一对老夫妇。（这个老头儿原先开茶馆，那还用说，不是恶霸是什么？谁会走在半路上想喝热茶！）村苏维埃主席举着那干式手枪叫喊：“快给我下来！你这只唐波夫狼！”老太婆吓得哭起来，主席为了增加点恐怖气氛，朝天棚放了一枪（那响声在农家小屋里听起来是震耳欲聋的）。两个老人被赶走，全死在路上了。

当然更看不到他们描写下面这种剥夺富农的手段了：在顿河的哥萨克村里，忽然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去“开会”，会场早已用机关枪包围起来了。把“开会”的人全部抓起来，强制押到别处去！押走男人后再迁移那些妇女就一点也不费事了。

描写给我们看的，甚至拍成电影给我们看的，是剥皮鬼们隐藏起来的整围整仓的粮食。可是我们却看不到人们是怎样强迫哭合着的妇女丢下了她辛苦积攒下的一点点东西，她的命根子——家畜、房子和锅碗瓢勺。（如果你家里有人能“保存住自己”，而且他有神通的话，后来他就能够争取到莫斯科替自己家“恢复”中农成份。可是，当他再回到农村时，却已无法找到他那“中农”的家当了：早已被那些积极分子和他们的老婆们抄光了。）

也不让我们看到人们随身带的那些小小的包袱。要知道，被赶走的人们上路时，是每家只许带一个很小的包袱乘坐公家的马车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家大难临头的那天，他家里既没有油，也没有烤好的面包，还是邻居送来一些路上吃的东西救了他们，可这个邻居库兹玛有很多孩子，也不富裕呀！——这一切都不会让我们知道的。

来得及逃跑的人，便跑到城市去躲避这场瘟疫，有人还骑走一匹马。但是，那年月把马卖给谁呢：自从农民瘟疫开始以来。农村用的马已经成为富农的可靠标志。因此，马主人只好把马拴在马市的柱子上，最后依依不舍地拍拍它，趁着没被人发觉时迅速悄悄离去。

一般认为那场瘟疫发生在一九二九—一九三0年。但它造成的尸臭却久久笼罩在俄罗斯农村上空。一九三二年，在库班地区的农村，刚刚脱粒完的粮食全部直接从脱粒机旁上缴给国家，颗粒不留。农民只好边收割，边脱粒，边吃。脱粒工作完了，粮食也没有了。甚至没有一粒可以按劳动日分配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制止那些痛哭号叫的女人？这里还剩下谁是没有被剥夺彻底伪富农呢？还能强制迁移谁呢？（读者如果想知道清除了“富农”之后的早期集体农庄的情况，可以看看斯克里普尼科娃提供的证明：一九三O年她亲眼看到几个农村妇女从索洛维茨监狱用小邮包把黑面包干寄给家乡的人！！）。

再看看季莫费·帕夫洛维奇·奥夫钦尼科夫的经历吧。他一八八六年生于米赫涅夫斯克乡的基什金诺村（离列宁高尔克村不远，就沿着那条大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参加过国内战争。打完了仗，他回到政府分给他的土地上，成了家。他为人聪明、有文化，见过世面，有一双巧手。他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兽医知识，对附近各村的事情很热心。几年辛勤劳动的结果，他盖了一所不错的住房，辟了个小园子，把一匹小马喂养成了一匹高头骏马。不料，新经济政策使他头脑发昏了，于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像相信土地一样相信这新经济政策。他和另一个农民合伙开了个作坊，制造廉价香肠。（我们的农村到现在已经四十年没看见过香肠了。如今，人们是会搔着后脑勺这样说的：其实，村里开个制香肠的作坊有什么不好？！）他们两人自己干活，一个工人也没有雇佣，而且制成的香肠是由合作社经销的。他们干了两年（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政府便开始用重捐税扼杀他们了，大大夸大了对他们的收入的估算（收入额是由财务稽核员估算的，再加上那些除了当积极分子之外什么也不会干的害红眼病的懒汉们在财政局吹了不少冷风，所以给他们估得很高），合伙人被迫关闭了作坊。一九二九年，季莫费第一批主动加入了集体农庄，把一头母牛、一匹好马和全部农具都交给农庄了。他在集体农庄的土地上全力以赴地劳动，还替农在饲养大了两头牛。农庄垮台了，许多人从农在逃走，可是这时已经有五个孩子的季莫费往哪里去呢？而在财政局人们的眼里他还是个财主呢（“他帮别人给牲口治病不是也有收入吗！”）。所以，即使加入了农庄之后，还是不断地向他索取高额税款。他无法支付，就从他家里拿走东西。他家有三只羊。有一次，他的十一岁的小儿子把羊赶出去，逃脱了财产登几，可是不久羊还是被人牵走了。后来又来登记财产，在这可怜的家里确实一无所有了，可是财政局那些无耻之徒竟然把栽在木桶里的三棵小橡皮树也登记进去了。这时季莫费忍无可忍，便当着他们的面就用斧子把三棵橡皮树劈了。这是干什么？！第一，他毁坏了已经不属于他而属于国家的财产；第二，他抡动斧头煽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第三，他的行为诋毁了集体农庄制度！

而基什金诺村集体农在这时已经摇摇欲坠了，谁也不愿意再去干活，谁也不再相信它，已经有将近一半人逃走了。因此，这正是需要杀一儆百的时候。于是：这个恶性不改的“耐泼曼”季莫费·奥夫钦尼科夫，他钻进集体农庄原来就是为了把农庄搞垮的！现在根据村苏维埃主席肖科洛夫的决定。没收他家的一切财产！这是一九三二年，这时大规模强制迁移已经结束，所以没有流放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包括一个吃奶的婴儿），只没收了他家的房子，把一家人抛到街头。（他妻子带着六个孩子历尽千辛万苦，在一年之后来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找到了娘家父亲。奥夫钦尼科夫一家人都是活到八十岁左右的，只有季莫费一个人在这种生活折磨下五十三岁就离开了人间。）

甚至到了一九三五年还有类似的事。复活节那天，喝得醉醺醺的集体农庄主席在被剥夺光了的农村街道上转来转去，向个体户要钱买酒。不给？“我们要剥夺你的财产！”“流放你！”而且真的会流放的！你是个体户嘛！这就是“伟大的转折”。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也绝不描写那充满苦难的流放的旅程，不描写农民在路上是怎么走的。似乎把他们装上车，送走了，故事也就到此结束，可以画上三个“米星号”结束这一章了。

被流放的人如果能在天气暖和的季节坐上大车，那就是十分幸运了。往往则是带着婴儿，带着几岁、十几岁的孩子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坐雪橇走的。一九三一年二月间，新西伯利亚州科契涅沃村的人们在曾经看到由武装士兵押送的大车队连续不断地从村里经过——从冰雪的荒原中来，又走向冰雪的荒原中去了。那些人只有经过押解人员批准才可以进入农家暖和几分钟，而且出来后要追上车队，不能耽误车队的行程。（这些格别乌的押解人员如今不是仍然活在世上，领着养老金吗！他们总该记得这一切吧！也可能忘掉了……）这些车队进入纳雷姆沼泽地之后，就全部留在这无底洞似的吃人地带了。当然，小孩子们早在到达沼泽地之前就冻死了。

原来的意图就是这样的——就是要这些农民的种子同成年人一起灭绝。自从传说中的吃人魔王消失之后，只有“先进学说”能够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把男女老幼一下子统统消灭掉。希特勒算什么！希特勒在这方面还不过是他的小学生。希特勒幸运的是这时已发明了窒息汽车，所以他才出了名。可是，对于我国的杀人方法好像谁都不感兴趣似的。

庄稼人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命运。因此，如果他们幸运地坐上了移民列车，而列车又幸运地经过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就把那些幼小的、但已经会爬的孩子从车窗抱出去，放在车站站台上：孩子，你自己到人世间去找活路吧！讨饭去吧！免得同你爹娘一起死掉！

（在饥饿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间，阿尔汉格尔地区曾实行对穷人的孩子免费供给小学早餐的办法，发给他们服装配给票证。但是，这些东西是绝不发给那些特殊（强制）移民的可怜的孩子的。）

有一列从顿河地区开出的移民列车，里面全是哥萨克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全在“开会”时被抓走了。）车里有个妇女临产了。可是，每天只发给她们一杯冷水，三百克面包，这还不保证天天都有呢。接生婆？连想都别想！母亲自然不会有奶，婴儿饿死了。埋到哪里？两名押运兵走进了她们的车厢，在火车运行途中打开车门把小尸体扔了出去。

（这列火车开到了宏伟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建设工地。她们的男人们也被送来了。要住？你们自己挖地屋吧！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起，我们的歌功颂德派诗人们就开始关心起来了，就开始在作品里反映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家乘大车只乘到叶尔尼亚。幸而已经是四月的天气了。在叶尔尼亚把他们装进运货列车，车厢反锁着。车厢里连个大小便用的桶也没有，地板上也没有留一个小洞。因此，康斯坦丁·特里丰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得不冒着受罚或按逃跑罪判刑的危险。趁着火车的轰鸣声用菜刀在地板上挖出一个小洞来。一路上的食物供应是：头三天中只有一次在一个大车站上送进来几桶菜汤。不错，他们总共在路上才走了十天（到乌拉尔北部的利亚利车站）、可这里的四月还是冬天呢。迎接列车的是几百辆雪撬人们乘雪橇顺着冰封的河流进入林区。请一间二十名放排工人住的工棚。可是当晚运来的这批人足有五百多。警备队长彼尔姆人索罗金，共青团员，在雪地里边走边命令人们往地里打木桩子：“就住在这里！要修街道2在这里盖房子！”后来的帕尔察村的基础就是这样奠定的。

在严冬的夜里，在原始森林中，硬对人们说：“就住在这里！”这种残酷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难道这是人干的事吗？白天运送他们，却安排他们晚上到达目的地！可是，几十万几十万的群众，包括老人、妇女和孩子，就是这样被送来抛弃在这森林地带的。在科拉半岛（阿帕奇那），人们在冰雪覆盖的简陋工棚中度过了北极地区的整个黑暗的冬天。话又说回来，把伏尔加河沿岸的日耳曼族人用火车运到干旱无水的卡拉干达草原地带，一九三一年的夏天（不要弄错，不是一九四一年，是一九三一年夏天！）叫他们在那里进行挖掘、建设，每天按口粮分给一点水喝。这种作法又比上面所讲的仁慈多少呢？而且卡拉干达也会有冬季到来的。（到一九三二年春季孩子和老人们就全部患痢疾和营养不良死光了。）在卡拉干达，也和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一样，盖起了许多类似菜窖的、狭长低矮的土房让人们集体住。在白海运河工地则把人们安置在空出来的劳改营工棚里。流放的人到达高希姆基不远的伏尔加运河工地时，这里刚刚完成水文地质勘测工作，还没有劳改营，只是把人们抛到大地上，就叫他们用十字镐刨地，用小车运土。（报纸却报道说：“给运河工地送去了机器。”）．面包是没有的。住的土房要在下工之后各自控建。（现在，那里有游艇载着莫斯科来的游客们游览。须知在水底、在地下、在混凝土中间埋着多少白骨啊！）

一九二九年，在“瘟疫”发生之前，阿尔汉格尔斯克市的所有教堂全封闭了。教堂是早已打算关闭的，这时恰好有了实际需要：安置流放来的一“富农”。庞大的流放着洪流经过阿尔汉格尔斯克，一时这座城市似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大转运站。教堂里搭起了多层床铺，只是没有东西可以取暖。运犯人的货车一列接一列把流放者卸在站台上，衣衫破旧、愁眉苦脸的乡下人在路旁的犬吠声中走向教堂里的板铺。（一个性施的孩子记得一个农民脖子上套着一副马脖套。那是因为这个人在强迫他离家时一时想不起该拿什么最需要的东西，匆匆套上它就走了。还有一个人抱着一台带喇叭的留声机。电影摄影师们【你们该把这些镜头拍下来才对！……河一座教堂里搭起了八层板铺。由于板铺设有固定在墙壁上，它夜里塌下来，压死许多户人家。哭叫声连天，惊动了警卫部队。

人们就是这样度过了这个瘟疫的冬天。不能洗澡。皮肤溃烂。斑疹伤寒流行．很多人死去。但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居民却接到严格命令；绝对不许帮助“特种移民”（当时称这些被流放的庄稼人为“特种移民”）！濒死的种田人在街上徘徊、谁也不敢让他走进家去，给他一点吃的或者从家里端给他一碗茶：谁要帮助，谁就会被当地民警抓去，失掉公民证。饥饿的人在大街上蹒跚地走着，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倒了，人们走过去一看：死了。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许人们去收尸。（街上有密探在监视，注意谁对这些人发善心。）在这同时，阿尔汉格尔斯克近郊栽种蔬菜和饲养家畜的村子也在整村整村地被流放，（不禁又要发问；既然全村流放，那么这些村子里究竟谁剥削了谁？）因此，城里人也都心惊胆战，唯恐轮到自己。人们甚至不敢在尸体旁边停下来看看。（有一具就躺在格别马机关大门旁边，也没有人收尸。）

掩埋工作由城市公用事业单位有组织地进行。当然谈不到棺材，只是在沃洛格达大街尽头的公墓旁边，在野地里挖个大坑，扔进去了事。当然没有立任何标记。

这是对待那些生产小麦的人，而且是在流放的中途。过了塔拉基村还有个更大的农民集中营。那里有一些人被挑选出来装运木材。不料其中竟有一个人狡猾地在运往国外的原木上刻写了一封致外国人的信（看，让农民识字有什么好处！）。此事被发现后，就不再让这些人装运木材了。他们被赶到更远的地方去，赶到奥涅加湖，皮涅加河，德维纳河的上游去了。

我们在劳改营里常常开玩笑说：“反正不会流放到比太阳更远的地方去。”可是，那些农民确实被流放到十分遥远的地方去了，那里很久之后才出现第一间点着松明的房子。

流放农民与俄国历史上的流放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一切流放不同之处，是不把农民流放到某个遥远的，但有人居住的居民点去，而是赶到野兽出没的地方，使他们回到原始人状态。不，比原始人的处境还要坏：我们的祖先在原始时期也是选择靠近水源的地方居住的。人类自古一直是这样选择居住地的。可是，契卡人员替特种移民选择（被流放的农民自己当然无权选择！）、的地点则是满是石头的山坡（例如，在皮涅加河旁比河面高一百米的山坡上。那里根本挖不出水来，地上什么也不长）。相距三、四公里处就有一块适于耕作的河湾宜地，可是，不行，命令规定：不许在河湾居住！他们得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去刈草，干草要用船运回来……有时甚至禁止种粮食作物。（农业经营的内容也要由契卡人员规定！）我们这些城里人往往本大理解牲畜对农民生活的重要性。农民没有牲畜简直无法过活。可是，这些流放来的人却注定今后许多年再也听不到马的嘶叫、牛的哞鸣和绵羊的咩咩声了，再也别想备鞍、挤奶和饲养牲畜。

西伯利亚楚雷姆河畔有一个库班哥萨克人的特种移民村，这个村子被铁丝网围住，四周修起了岗楼，像集中营一样。我们已经写到过，许多地方就是这样把流放村变成了劳改营。

为了使这些可恶的劳动者尽快死光，使我们的国家里不再有他们，也不再有粮食，看来是尽了一切可能的。许多这类村庄确实死光了、如今只有偶然的过路人走过这些村庄的遗址时一点点地把遗留下来的棚房拆掉，引火取暖，一边踢开落在脚下的骷髅。

无论什么样的成吉思汗也没有像“党”领导下的我国那光荣的“机关”那样消灭过这么多农民。

让我们再来看看瓦修甘惨案吧。一九三0年冬天，约有一万户人家（按那时期的每户平均人口计算，该有六、七万人）步行经过托木斯克被继续向前驱赶：先是顺托米河而下，又向鄂毕河下游走，然后又奔向瓦修甘河上游，走的全是只有冬季才能通行的路。（这支队伍走过之后，沿路的村民们曾被动员出来收拾遗弃的成年人和小孩的尸体。）然后这些移民被遗弃在瓦修甘河和塔拉河的上游的鬃岗（即沼泽地带中比较坚实而高出的地方）上，从此便无人过问了。既没有给他们留下粮食，也没有留下劳动工具。天气转暖，冻土融化，这里就成了孤岛。只有两条用原木在沼地里铺出的小路通向外界：一条通向托博尔斯克，一条通向鄂毕河。而两条路上都有机枪岗哨严阵以待，不放一个人走出这座地狱。大批的人死亡。人们在绝望之中跑到岗哨前，苦苦哀求，可是他们立即被机枪打死。后来，冰消河开之后，托木斯克的综合合作组织（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才派了船队载着面粉和盐去，但是这些船未能到达瓦修甘。（船队的领队，综合合作组织的代表姓斯丹尼斯拉沃夫，这个情况就是他说的。）

这批人全死光了。

据说，后来确实追查过这一事件的责任者，甚至还枪毙了一个人。我个人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但是，即使确实枪毙了一个人，这个比例不也是可以接受的吗S这是我国内战时期熟悉的比例：杀我们一个人，要你们一千人抵命！而这次则是：杀你们六万人，我们一个人抵命！

不这样就建立不起新社会！

不管怎么样，被流放的人中间还是有人活下来了。按他们所处的条件看，简直叫人无法相信，然而。他们活下来了。

帕尔察村农民的一天的生活是由科米的泽梁族人工长们的棍棒开始的。这些庄稼人生来就是自己开始每天的生活的，但如今却被别人用棒子赶去伐木或放木排。常常几个月不给人们晒晒衣服和鞋袜的时间，克扣他们的面粉定量，提高生产定额，还规定只有在完成定额后才能在晚上盖自己的住房。衣服全破了，人们用麻袋当裙子或者把它改成裤子。

是的，如果移民们全已死光，那就不会有许多今天的城市了，即便是伊加尔卡。伊加尔卡是一九二九年开始建设的。谁建设起来的？难道是北极林业托拉斯吗？不是被剥夺了财产的农民吗？人们在零下五十度的严寒中住在帐篷里，可是在一九三0年就已经向国家提供了第一批出口木材！

被剥夺财产的农民住在自己的特种移民村，就像囚犯住在加强管制的劳改营一样。虽然村子周围没有划定不准靠近的禁区，但是每个村里通常都驻有一名步兵，他在这里掌握着生杀大权：他有权独自无条件地处死任何敢于违抗命令的人。

他们属于很强壮的人种，竟然有人能从那种村庄里逃出来。库边斯克附近的加丽娜·奥西波夫娜·里亚博孔从沃洛格达州这样一座移民村里带出了一小股庄稼人（她走在前面，唱着歌，好像是去摘单薄）。她来到在哈尔科夫市给人当女仆的表姐那里。她的主人问一个大首长要不要一个好保姆。那家给她办了证件，要下了，而且对她很满意，她日子过得很开心。但是一九三七年那家人家被捕了，加丽娜忍不住要穿着铬鞣皮靴戴着丝绸头巾回到自己村子里去显摆显摆。她当然被抓起来，第二次流放。但她竟第二次逃跑了。

这些特种移民村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它们同古拉格群岛的血肉关系，很容易利用连通器的法则来解释：每当沃尔库塔劳改营感到劳动力不足时，就从移民村调来些特种移民（甚至无须重新判刑或改换名称！）到劳改营劳动。而他们也就在劳改营里老老实实地生活，到营区去劳动，吃囚犯们吃的烂菜汤。只是他们吃饭要从自己的工资中付款。（除买饭票外，还要付工棚费、保卫捐。）可是这些移民却没有一点想不通的表现。

这些与家属失去联系的特种农民就这样从一个村庄被转送到另一村庄，像囚犯从一个劳改点被转押到另一劳改点一样。

我国的立法常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摇摆。一九三一年七月三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决议，准许在五年之后可以给那些“一直从事（当然是在管制的移民区里！）社会有益劳动并对苏维埃政权表现出忠顺态度（当然是指曾对村里的士兵、警备队长和行动人员有所帮助）的被剥夺的富农恢复公民权。”但是，这个十分荒唐的决议显然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且，这五年期满时正是古拉格群岛越来越变得严酷无情的时候。

何况这些年代也不允许这个制度稍有削弱：基洛夫刚刚被暗杀，接着是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欧洲又开始战争，一九四一年苏联本国进入战争状态。倒是应该办另外一件事，这事也确实是办了：从一九三七年起又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对许多倒霉的“富农分子”及其子女判了罪，把他们从特种移民村押进了劳改营。

不错，战争年代，当前线缺少勇猛的俄罗斯人力时，又想起了这些富农分子：他们作为俄罗斯人的良心应该高于其富农本性嘛！于是到处向这些人提出建议，要他们从特种移民村和劳改营直接奔赴前线，保卫神圣的祖国。

人们也真的奔去了……

也不是全愿意去。例如H·赫-

夫就没有去。我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丘林就是以这个人前半生经历为原型的，但我当时却没有勇气采用他后半生的经历。劳改营内许多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员那时争先恐后地报名去“保卫祖国”，都遭到拒绝，可是劳改营当局却主动要这个赫-夫去。不料赫-夫对劳改营登记分配处断然地说：“是你们的祖国，就请你们去保卫吧！无产者是没有祖国的！！”

这话似乎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况且劳改营里的囚犯确实比无产者还要贫苦、低微和无权呀！可是劳改营管理处根本没有这样去理解他，而是宣布：判处H·赫-夫枪决！H·赫-夫作为死因在岗楼下面赔了两个星期，根本没想请求赦免，因为他恨透了这些人。后来还是管理处自己给他改判为……你判十年劳改。

有时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把被剥夺的富农们带进了冻土地带或者泰加森林，放开以后就把他们忘在那儿了：带到那儿去本来就是要他们死的，干嘛要记住？那地方又荒凉又偏远，所以连一个当兵的也不留给他们。这个被英明领导撒手不管了的，没有马，没有犁，没有渔具，没有猎枪的勤劳而顽强的部族，也许只靠几把斧头，几把铁锹，在比石器时代略好的条件下，为了生存而开始了毫无希望的斗争。但与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背道而驰，这些村落不但活下来了，而且巩固了，富了。

布罗夫就是在这样一个村子里长大的。这个村庄位于鄂毕河的一条不能通航的小支流上游，布罗夫是小时候跟随大人来到这里的。他说，还在战争之前就曾有一艘小艇经过他们村子附近，发现了他们这个村子。原来那是区首长坐的小艇。他向明了这些人从何处来，是些什么人，什么时候来的。区首长对于这里人们的富裕和美好生活感到惊奇，这是同他那个区的集体农庄不能相比的。首长回去了。过了几天便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带着冲锋枪手来了。于是又像闹“瘟疫”那年一样，命令他们在一小时内扔掉积攒起来的一切，扔掉温暖的乡村，只带一个小小的包袱上路。他们又被押送到更遥远的冻土带去。

通过这个故事难道还不理解“富农”和“剥夺富农财产”的实质吗？

假如能让这样的人民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谁又能奈何得了他们呢！！！

是旧教徒，是永远受迫害、被流放的旧教徒们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看清了“首长们”的凶恶实质。一九五O年，有一架飞机在波德卡缅纳亚一通古斯卡上空练习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国的空军学校的训练大大完善了，因此这位尽心尽力的飞行员从飞机上看到了二十年来没有人看到过的东西：在泰加原始森林中间似乎有一个小小的居民点。他拍了照片，报告了上级。尽管十分偏僻遥远，但对于内务部来说没有办不到的事，半年之后他们进入了这个地方。原来这里住着一些从雅鲁耶沃迁来的旧教徒。当人们盼望已久的那个伟大瘟疫——农业集体化到来时，这些人便全村一起逃离了这种“幸福”，逃到原始森林里来了。人们住在这里，从不出去，只是偶尔让村长一人到雅鲁耶沃去购买盐、渔具、猎具上的金属部件和工具上的铁片，其余物品一概自给自足。他们没有钱，村长可能是带着贵重毛皮之类进城的。办完事情之后，他就像一个受到通缉的犯人一样躲躲闪闪地离开市场。雅鲁耶沃的旧教徒们就是这样赢得了二十年的生活——二十年与野兽为伍的、但却是自由的人间生活，避免了集体农庄的二十年的沮丧苦闷。他nl全穿上布衣服，自制皮靴，一个个身体显得特别强壮。

现在他们作为农业集体化战线上的可恶逃兵全被逮捕了，而且“依法”判了刑。您猜猜是依据哪一条法律条文？和世界资产阶级有联系？破坏活动？不，根据第五十八条第10分条的“反苏鼓动”（！？！？）和第五十八条第11分条的“反苏组织”。（其中许多人后来被押解到斯捷普拉格的杰兹卡兹甘分部，因此这个消息才透露出来。）

一九四六年还曾把另一批旧教徒放在木排上沿叶尼塞河流放走。这些人是那些英勇的苏军战士们从某个偏僻的寺院里赶出来的。（这时已经使用上迫击炮，已经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但是，那些坚强不屈的俘虏们在斯大林时代，也和在彼得大帝时代一样，从木筏上跳进汹涌的叶尼塞河的洪流，而我们的冲锋枪手则随即把他们枪杀在水里。

苏军战士们！可要不断地加强战斗准备呀！

不，这个注定要灭亡的人种并没有死绝！在流放地他们又有孩子降生并且世袭地依附于自己的特种移民村。（您可记得“儿子不为父亲负责”那句话？）外面的姑娘嫁给特种移民，就算加入了农奴阶层，就失去了公民权。外面人娶这类人做媳妇，自己就变成了流放者。女儿从外面来看爸爸，就被写进特种移民名册，以纠正以前漏划的错误。因转入劳改营而造成的人口损失，靠这些来源得到补充。

卡拉干达一带的特种移民是非常显眼的，人数很多。他们的先人曾被永远固定在乌拉尔和阿尔泰的工厂，现在他们是被永远固定在卡拉干达矿井里。他们该劳动多长时间，该付给他们多少钱，矿井的主人在这些问题上根本无须客气。据说这些特种移民反而很羡慕从事农业劳动的劳改犯。

五十年代之前，有些地方则是直到斯大林死之前，不发给特种移民身份证。在伊加尔地区只是从战争开始之后才实行北极地区的工资补贴办法。

现在，这些经过二十年瘟疫般的流放生活后从警备队监督下解放出来的、取得了“值得自豪的”我国身份证的人们，是怎样的人呢？他们的内心和外表是怎样的呢？瞧吧！都是我国的标准公民？是的。他们也同那些在工人村、在工会会议上、在苏军部队中培养出来的标准公民完全一样！他们也同样把没有用完的体力和勇气全部倾注在摔打多米诺骨牌上（当然不是旧教徒），同样朝着电视屏上闪过的每一个镜头频频点头称赞，而在必要时也以同样的愤怒谴责南非共和国，或者同样为了帮助古巴而把自己仅有的几文小钱捐献出来。

所以，我们怎能不在那位“伟大的屠夫”面前低垂下自己惭愧的头呢？！怎能不为他没下的智力谜语所折服、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呢！？既然如此，他不是作对了吗？他这个深知人心的人搅起了这一场可怕的血腥的大旋涡，并且年复一年地不停地翻动它，结果不是表明他作对了吗？！

他作对了，道义上他是正确的：并没有人责怪他嘛！老百姓说，他在世时“比赫鲁晓夫的时候”要好一些，因为每逢四月一日“愚人节”时香烟总要减价一戈比，小百货不是还减价十戈比吗？直到他死前，对他的颂诗和赞歌不绝于耳，而且直到今天也还不允许我们揭穿他呀：你想揭穿？那么不仅是任何一个书刊检查员会使你立即停笔，而且站在商店里或坐在火车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急急忙忙堵住你这张胡言乱语的嘴。

是的，因为我们一向习惯于尊重那些大恶棍，我们一向就崇拜那些大刽子手嘛！

他做对了，尤其是从国家角度看，他是正确的：是他用这鲜血焊接成了驯服柔顺的集体农庄。至于说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农村会贫困到一无所有，而人民群众会在道德上蜕化堕落，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要知道，我们的火箭可将要飞向宇宙空间，进步的、文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可将要在我们这强大的国家面前俯首听命啊！

第三章　流放地日趋茂密

像流放农民那样凶残的流放，把人们赶到荒山僻野公然置于死地，这样的事从前没有过，以后也没有再发生。但是，我国的流放地却通过其它方式并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一年比一年更加“茂密”：流放的人数越来越多，流放地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流放制度越来越严酷无情。

大致可以划分以下几个时期。二十年代的流放似乎是设置劳改营之前的过渡阶段，或者叫预备阶段；那个时期很少有人最后以流放了事，几乎所有的人后来都被扣进了劳改营。

从三十年代末起，不知是否由于流放人数太多的缘故，流放这种行之有效的限制与隔离形式开始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了。战争年代和战后，流放同劳改营并列，规模日益扩大，地位日益巩固。流放有优越性：不需要投资修建工棚和营区，不需要警卫开支，而且它可以一次处理大批人，尤其是妇女儿童。（各个较大的递解站里都备有经常性的母子牢房，关押带孩子的妇女，这些牢房从来没有空过。）流放还可以保证在短期间内可靠而永远地清洗宗主国本土的任何一个重要地区。这样，流放制度的地位就巩固下来了；而且从一九四八年起它开始发挥新的全国性作用，即作为垃圾场和储存池的作用：可以把古拉格群岛处理下来的残渣废料扔到这里，让这些东西永远不会再登上宗主国的本土。一九四八年春，对劳改营下达了一项指令：犯第五十八条的罪犯刑满之后，除少数例外，一律“释放”到流放地去。也就是说，不能轻率地把这些人释放到不属于他们的“宗主国”里去，而应当把每个人从劳改营的岗楼下押送到流放移民村的警备队部去，从一个笼子移进另一个笼子。由于流放地区是有严格划定的，所以这些地区总起来又似乎构成了苏联（“宗主国”）与古拉格群岛之间的某个单独的（虽然层次互相交错）国家。与其说流放地是洗净罪恶的“炼狱”，毋宁说它是一个沾染罪恶的污秽池，从这里只能进入古拉格群岛，而绝不能进入“宗主国”本土。

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流放地补充了大批人员，那是从解放了的德军占领区押来的。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又从西面的几个共和国押来许多人。这些流放者的洪流加在一起（甚至不必包括流放的农民在内）远远超过五十万这个数字的几倍，甚至几十倍！须知，曾被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的沙皇俄国在整个十九世纪中流放的人数总共是大约五十万人。

那么，究竟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我国公民因为什么罪行遭到流放（或曰“强制迁移”）呢？（“流放”与“强制迁移”之间的区别尽管不是一直被遵守，至少是时常提及的，这大概是因为这种区别可以给某些人带来行政上的乐趣吧。米·伊·布罗多夫斯基因信仰宗教受到迫害，他对于未经法院判决就流放他感到震惊。可是，伊万诺夫中校却郑重其事地对他解释说：“正因为这不是流放，而是强制迁移，所以无须经过法院。我们并不认为您是罪犯，所以并没有剥夺您的选举权呀I”也就是说，没有剥夺他的公民自由权利中这最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嘛！……）

可以举出几条最常见的可判处流放的罪状：

l）属于有罪的民族（详情请看下一章）；

2）已在劳改营服满刑期；

3）居住在有罪的环境中（诸如；叛逆的列宁格勒、西部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之类游击队运动活跃的地区等）。

此外，本书开始时提到的各种人的水流中也有些支流溢出来，没有流入劳改营，而是进入了流放地。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断地被抛到流放地来。是些什么人？一般说来，是劳改犯人的家属。但他们的家属也并非全被流放，流放的也不仅仅是他们的家属。要想说明流体的流动问题，就要有流体力学方面的各种知识，否则只好放弃这个想法而单纯地去观看那毫无意义地汹涌翻滚的波涛。在这个问题上也一样：我们没有可能透彻地研究和描写各式各样的动机和原因，来说明为什么在不同的年代把各种不同的人忽而送进劳改营，忽而又流放。我们只能观察，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由各种移民混成的五色缤纷的图画，这里有从满洲来的移民；有孤零零的外国公民（这些人即使在流放中也不能同周围的流放者结婚，这是苏联法律所不允许的，因为对方即使也是流刑犯，但还是苏联人嘛！）；有高加索人（但谁也不记得遇见过格鲁吉亚人）；也有中亚地区的人——这些人虽然当了俘虏，却没有被判十年劳改，而只判六年强制迁移；甚至还有一些当过俘虏的西伯利亚人被送回老家来，这些人在故乡西伯利亚可以像自由人一样生活，不必到警备队部报到登记，他们只是无权离开家乡到外地去。

我们不可能知道流放的全部类型和情况，因为我们的消息只是来自一些偶然的谈话或信件。假如没有A·M·阿勒。夫的来信，读者恐怕就不会知道下面这个故事了。一九四三年，维亚特卡地区的某村里突然接到一份通知；该村的农庄庄员科茹林，一个正在前线作战的普通步兵，似乎是已被送入惩戒营，或者就是已经被枪毙了。于是，执行人员（读者已经对这个词有所了解；它是刽子手的雅号）马上来到科茹林妻子的住处（她有六个孩子，最大的十岁，最小的六个月。还有两个大姑子也住在一起，都是年近五十的老处女。），立即把她一家九日赶出家门，装上雪橇，只允许带一点点东西，在严寒中赶到六十公里外的维亚特卡省基洛夫市去了。只有天知道，这九个人怎么会没有冻死在路上。在基洛夫市的递解监狱里关了他们一个半月，后来又押到乌赫塔附近的窑场。两个大姑子每天只有到泔水池里捞东西吃，后因神经错乱倒毙街头。母亲带着几个孩子靠周围当地人们的帮助（是无思想性的、非爱国主义的、甚至很可能是反苏维埃的人们的帮助）总算没有饿死。后来几个孩子长大了，都到军队服役，而且成了所谓“政治思想和战斗训练全优的优秀战士”。一九六0年母亲回到了家乡，可她家的房子早已无影无踪，连一根木头、一块炉砖也没找到。

把这样一个情节编进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花环中去有什么不好呢？不，他们不要。因为这没有典型性。

那么，对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残废者的流放又应该编进什么花环里去呢7这应该再哪一类流放呢？关于这种流放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确实很少有人知道）。可是，请读者回忆一下，战争末期在我们的集市茶馆旁和电车里曾有多少并不年老的残废人在游荡啊！后来，不知不觉间，这些人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也曾形成一个洪流，也是在一个运动中被流放到北方的某个小岛上去了，因为他们不该为了祖国的荣誉而在战争中使自己的样子变得那么难看。这也是为了使我们这个民族——在各种田径赛和球类比赛中都取得辉煌胜利的民族——显得更加健美嘛！这些在战争中不走运的英雄们现在生活在某个无名小岛上，当然，无权和广阔的外界大陆通信（但毕竟还有极少数的信件送出来了，所以我们才知道），他们自己的生活自然是比较“简朴”的，因为他们凭自己的劳动所得是不可能富裕的。

这些人似乎今天仍旧在那里度过自己的余年。

处于苏联和古拉格群岛之间的这个巨大的污秽地，这个流放的王国。既包括大小城镇，也包括偏僻的乡村和荒野。流刑犯都尽量争取到城市里去，人们坚信城市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更好过些，尤其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那里的生活也比较像人的生活。

卡拉干达市可说是流放王国的首府，至少是它的一颗明珠。我是一九五五年，在大规模流放结束之前，看到这个城市的。（警备司令部批准我这个流放者到卡拉干达吉些日子，因为我准备到那里去结婚，未婚妻也是被流放的。）当时，它还是个饥饿的城市，一进它的大门，离工棚般低矮的火车站不远，就有一所颇有象征性的砖房：它的墙壁用许多木头柱子戳住，以免倒塌。有轨电车当时并不开到车站旁边，（因为地底下到处是坑道，怕塌下去。）新市区中心的一面石墙上刻着大字。广煤炭就是（工业的）粮食！”这里的商店里确实每天卖黑面包，流放到城市就有这点优越性。这里还可以找到当壮工的工作，还有比当壮工更好的工作。至于其它食品，货架上通常是空空的。也有集市货摊，但价钱之高使人不敢问津。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三，至少三分之二，是没有居民证的、在警备司令部备了案的人。走在街上常会遇见从前劳改营里的囚犯同我打招呼，特别是从埃克巴斯图兹营出来的人。这里的流放者的生活又怎样呢？他们在工作上受欺压，工资是被压低了的，因为人们在走过逮捕一监狱一劳改营这段灾难的历程之后，并不是都可能表现出自己应有的知识水平的，要论资历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有时就像不能同白人同工同酬的黑人一样。不高兴吗？你可以不干！居住条件非常糟糕：流放者大都租赁人家的没有隔墙的走廊角落、黑暗的小板棚或旧仓库住。房租很贵，因为是私人房。一些在劳改营里被糟踏得不像样子的、装着假牙的中年妇女日夜梦想着能有一件“出门穿的”线呢短上衣或一双“出门穿的”鞋。

卡拉干达市面积很大，人们住得往往离工作地点很远。有轨电车从市中心到城郊工厂区要咯吱咯吱响上一小时。有一次，我坐在电车里，对面是一位疲惫不堪的妇女，穿着一条脏裙子和一双破凉鞋，抱着一个婴儿，孩子的包布也很脏。她不住的打瞌睡，孩子便从她无力的双手滑落到腿上，眼看要掉下去。旁边的人对她减：“孩子掉了！”她急忙睁开眼抓住孩子，但没过几分钟又瞌睡了。她在抽水站上夜班，今天白天是在城里跑了一天想买双鞋，可是没有买到。

卡拉干达的流放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据我所知，江布尔市比卡拉干达好得多，它位于哈萨克斯坦富饶的南方地带，物价很便宜。可是城市越小，越不容易找到工作。

还有叶尼塞斯克市。一九四八年，格·斯·米特罗维奇等一批人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递解站被送到这里。负责押送的中尉对囚犯们提出的问题给了很肯定的回答。“会有工作吗？”“会有！”“有住处吗？”“会有！”

押解士兵把囚犯交给警备司令部，自己轻松地回去了。而流放者却不得不钻到河边翻过来的小船底下或集市的敞棚下去睡觉。他们无法买到面包，因为面包按户口卡片配售，新来的人没有住处，落不了户；而要找到住处，则需要先付租金。米特罗维奇这时已成残废，他原先是个畜牧专家，所以他请求警备司令部按他的专业管他安排工作。警备司令向明情况后立即想出了一个主意，他马上挂电话给区地政局：

“喂，给我送瓶好酒来吧，我给你们分配去一个畜牧专家！”

在这里，“对怠工者要按第五十八条第14分条论处，重新送回劳改营！”这一条对任何流放者都不能成为威胁，谁也不怕。九五二年叶尼塞斯克发生了一件事：定期登记的日子到了，绝望的流放者们来登记时一致要求警备司令重新逮捕并把他们送回劳改营。这些成年人们在这里靠劳动养活不了自己！警备司令把他们驱散了；“内务部不是你们的职业介绍所！”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距坎斯克二百五十公里的塔谢耶沃更加荒凉。流放到这里的是日耳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以及刑满的囚犯。这里不是新开辟的，也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地点，它距离曾以制作镣铐闻名的罕达拉村不远。但有一点是新的：整个镇子全是土房，屋里全是土地。一九四九年押来一批第二次被判刑的人。火车是傍晚到达的。下车后把他们领到一所小学校里。晚间，一个委员会到学校来接收“劳动力”，有内务部区分局局长、林业公司代表和几个集体农庄主席在场。可是，站在委员会面前的都是在劳改营经过十年折磨的老弱病残，多数是妇女。噢，英明的政府就是把这些人从危险的城市送到这严酷的地区来开发原始森林的呀！来人一致拒绝接收这种“劳动力”。内务部只得强行分配。把一些最不中用的、干瘦得快死的人留给那个没有派代表来参加分配的盐厂（其实那个代表是来迟了）。盐厂位于马索尔加河上的特洛伊茨克村（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流放地，早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就曾把一些旧教徒流放到这里）。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这里的制盐技术水平仍然是：马拉水车把卤水提到铁盘上，然后熬盐。烧柴从森林里取。新来的老太婆们就是去干这种活的。有一位知名的造船专家也被分配在这一批里，倒是给他安排了一个接近他的专业的工作：把盐打包装箱。

有一个叫科尼亚泽夫的六十岁的船工，科洛姆纳人，他已经不能工作，只好乞讨度日。遇到好人便让他在屋里睡一夜，通常是睡在大街上。残废收容所不收他，医院也不留他。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他爬到党的，即工人阶级政党的区委会的台阶上，冻死在那里了。

把释放的囚犯从劳改营押送到泰加森林流放地时，囚犯确实不明白这种“释放”有什么意义。而且是怎样押送来的呢？是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坐着敞篷卡车，穿着释放时发的！日衣服和破旧的布鞋。押送士兵们则穿着短皮大衣和毡靴。在劳改营时，还有升了人的工棚可住，而这里住的却是代木工的土房，入冬以来就没有升过火。劳改营里有嗡嗡叫的油锯，这里也有。两处都是只有使用这种油锯才能挣到你的一份夹生面包。

因此，一九五三年，当林业公司副经理列博维奇来到叶尼塞河沿岸苏和布吉姆区的库泽耶沃时，新来的流放者们犯了一个错误。当健康、英俊、穿得干干净净的副经理到来时，流放者望着他那皮面大衣和养得又白又胖的面孔，一面行礼、一面说：

“您好！首长公民！”

而副经理却不以为然的摇着头说：

“不，不！为什么叫我‘公民’呢？咱们现在都是同志，你们已经不是囚犯了！”

副经理把流放者召集到唯一的一间土屋里，在瑟瑟抖动的小油灯的微弱光线下开始训话。他的话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在人们棺材上的钉子：

“你们在这里不要抱！临时态度，要作长久打算。你们确实是得永远住在这里。所以，你们应该尽快地投入工作！有家属的可以把家属接来，没有的应该在你们中间找人结婚，不要等待了。安排生活吧！生儿育女吧！也可以申请贷款盖房子，买奶牛。同志们，要投入工作，要开始劳动！国家需要我们提供木材！”

这位同志坐小汽车走了。

这里允许结婚，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优待。而据雷特茨回忆说，在科雷马河沿岸的荒僻的村落，例如在雅戈特诺耶村，虽然也有未被放回大陆的妇女，可是内务部不许人们结婚，因为结婚便需要给他们分配单独的住房。

但是，有时也可以说不允许结婚倒是一种照顾。因为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间北哈萨克斯坦某些地方的警备司令们是强迫流放者结婚的。他们为了把新来的人拴住，便向流放者提出条件：限令两周内结婚，否则就送往更偏僻的地区或草原地带！

有趣的是，许多流放地也使用“一般劳动”这个劳改营用词。因为这里的劳动和劳改营的劳动没有任何不同：同样疲惫不堪、有害健康、无法躲避、不干不行。不错，流放者如今已经是自由人了，劳动时间可以比劳改犯短些，但是到矿山或林场去的路上要花两小时，回来又要两小时，加起来也就等于劳改营的劳动时间标准了。

老工人别列佐夫斯基二十年代曾是工会运动的领袖，从一九三八年起被判十年流放，而在一九四九年又加判十年劳改营。我亲眼看见他领到劳改营的一份口粮时有多么高兴、多么感动。当时他亲吻着面包对我说：进了劳改营就好了，这里规定给面包吃，可在流放地你拿着钱到铺子里去，眼看着货架上放着大圆面包，可售货员硬是瞪着眼对你说；没有面包！同时却把面包秤给当地人。买烧柴也是这样。

一位彼得堡的老工人齐维尔科也谈到了类似情况。（到处都是冷冰冰的人！）他说，经过流放生活之后，他（一九五一年）进了特种苦役营倒觉得自己像个人了：这里只要干完你十二小时的活，就可以回到生活区去。在流放地则不然，任何一个自由人都有权支配你去无偿地替他干活（齐维尔科当时是会计），不管是晚上，还是星期天，叫你去替他个人做什么，你都得去。流放者是不敢拒绝的，否则第二天就会丢掉工作。

甚至那些当上“杂役”的流放者们日子也并不轻松。米特罗维奇后来被调到江布尔州的科克切列克去，让他在区农业科里专管畜牧。（他在那里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给他和另一位同志分配的住处是一间驴棚，没有窗户，里面全是驴粪。他们扫开驴粪，铺了些蒿草，就睡下了。）米特罗维奇在新工作岗位上决心诚实认真地工作。但他却立即触怒了一位自由人党员领导。区里的一位领导用两头小牛偷换了集体农庄的两头怀了初胎的母牛，并要求米特罗维奇把这两头两岁口的牛登记成四岁。米特罗维奇认真一检查，又发现农庄庄员放牧和饲养的好几群牲畜并不属于集体农庄，原来这些畜群是区委第一书记、区执委会主席。财政局长和警察局长私人的。（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就是这样机敏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告诉米特罗维奇：“这些你不必登记！”但他却都登记入账了。不仅如此，他还敢于抗议区执委会主席擅自取走一张羔羊皮的行为，表现了一个流放囚犯罕见的、维护苏维埃法制的精神。但是，他为此被解雇了。（这还仅仅是他们之间的战争的开始。）

无论如何，区中心城市不能算是最坏的流放地。流放地的苦难最为深重的是那些连个自由村庄的影子都没有的、沾不到一点文明边的地方。

这个齐维尔科自一九三七年以后曾住在哈萨克斯坦州西部的“新生活”农庄，他谈到了那里的情况。在成批流放者到来之前，农业机器站政治部就已经教育当地居民提高警惕了：近几天就要押来一批托洛茨基分子，反革命分子！当地居民吓得连盐也不敢借一点给流放者，生怕和人民敌人发生瓜葛！战争期间流放者没有粮食供应卡片。齐维尔科在农庄的铁匠坊里干了八个月才挣到了一普特“黍子。这些原粮还得自己用锯开的哈萨克石碑做成的磨盘磨成粉。人们向内务部的机关提出要求：要么把我们再关进监狱，要么就允许我们到区中心去！（有人会问：当地居民怎么能生活呢？他们是有办法的……他们也习惯了……再说，他们总有只羊或有头牛，有蒙古包，有些家具，这些都用得上。）

如果是在集体农庄，到处都一样：不发给流放着公家的服装，也不按劳改营标准发给口粮。集体农庄是最可怕的流放地，它们好像在进行某种比赛：比比到底哪里的生活更苦，是劳改营还是集体农庄？

也发生过卖人的情况。化学家C·A·利普希茨就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递解站被卖掉的一个。买主要买一个木匠，递解站回答说：如果同意搭配一名法学家和一名化学家（即利普希茨），我们就分配给你一名木匠，另外还要捎带几个有病的老年妇女。成交了。随后就用敞篷卡车在零下二十五度的算是比较轻微的严寒中把他们几个人送到一个只有三十来户的偏僻农村。法学家和化学家在这里能干什么呢？先领预付工资吧；一口袋土豆，还有些洋葱和面粉（这还算不错！），现款要到明年才给，你能挣到才有。眼前的活计是把被雪压住的大麻弄出来。睡的地方只铺些干草，想找条麻袋把草装起来做成垫子？没有！人们十分不满：“不干了！我们要离开你们农庄！”“不，那可不行！我们为你们每个人付给监狱管理部门一百二十卢布呢！”（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啊，真想再回到劳改营去！……

如果读者认为国营农场对流放者会比集体农庄好得多，那就大错特错了。以苏和布吉姆区的敏杰拉村为例吧。村里只有几间工棚（当然，没有带铁丝网的隔离区），很像个解除看管的劳改营。虽然是国营农场，但这里的农工从来没见过现钱，也不用现钱，只是记下一些数字来：每人每天挣得九卢布（斯大林时期的旧币）。另外还记下要扣除该人的饭钱多少、棉衣钱多少、住工棚钱多少……东扣西扣之后，最后一结账：流放者不仅分文不剩，还欠国营农场的债！亚·斯托季克记得这个国营农场里曾有两个流放者因为看不到出头之日上吊了。

（这位幻想家亚历山大·斯托季克因为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里学习英语曾有过一段不幸的遭遇。可是他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他来到流放地，看了看环境，忽然想到要行使苏联宪法保证给予每个公民的……受教育权了！于是，他给领导打了一份报告，申请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学习！国营农场场长（原先当过区委书记）一对于这一无耻的、也许是流放王国历史上空前的申请，不仅干脆驳回，而且还对他郑重宣布：“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允许你斯托季克去学习！”可是。事有凑巧，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递解站到各区流放者中间来招募木工了。斯托季克虽不是木工，但也报了名，并且被录用了。他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同醉鬼和小偷们住在一起，自己却在业余为投考医学院准备功课。他竟然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公开考试！在政治审查委员会开会之前没有人关心他的履历表。只是在政审委员会口试时斯托季克才讲了自己的简历：“我参过军，上过前线，打过脑……以后从前线回来了……”斯托李克感到喉咙干渴，说不出话来“回来以后呢？”“回来以后我……被……抓进监狱……”他终于挤出了这几个字。委员会立即变得声色俱厉了。但是斯托季克仍不甘心：“可我已经服满了刑期呀！我是释放出来的！我的考试成绩很好呀！”一切枉然。而这已经是贝利亚垮台那一年的事了！）

越往边远地区去越坏，越偏僻的地方越没有任何人权可言。马克耶夫在前面提到的关于肯吉尔劳改营的回忆录中就讲过“图尔盖的奴隶”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波利亚科夫的遭遇。这个人在两次进劳改营之间曾被流放到图尔盖沙漠去，那里的一切权利全掌握在一个哈萨克人集体农庄主席手里，甚至我们亲爹一样的警备部队也从未派人到那里去过。波利亚科夫住在小羊圈里，和羊在一起，地上铺着干草。他的“‘工作”是替农庄主席的四位太大当奴隶，替她们每个人干活，甚至要倒尿盆。波利亚科夫怎么办呢？从流放地跑出来去控诉吗？他不但没有条件离开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而且即使离开了，这将构成逃跑罪，又得判二十年苦役。这农庄里连一个俄罗斯人也没有。过了几个月才偶然有一个俄罗斯人税务员来征税。波利亚科夫讲的情况使税务员感到震惊，他同意替他把书面申诉转递区委。不料这个书面申诉被认为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恶意诬蔑”，“波利亚科夫为此第二次被判处劳改，所以五十年代他才得以幸福地在肯吉尔劳改营服刑。他在劳改营里觉得自己像是已被释放似的……

我们还不知道“图尔盖的奴隶”在流放者中间能不能算是命运最坏的呢。

有人说，同劳改营相比，流放的优越性在于生活的稳定性，有家庭气息。（不管好坏，你总可以住在这里，一直住下去，不会随时把你押到别处去了。）但这也并不尽然。警备队往往莫名其妙地，不容分说地命令人们迁走，虽然不是押送走。或者突然宣布关闭某个流放地点或整个地区。各地区的流放者都记得在不同的年代有过这类事，尤其是战争年代。（警惕性嘛！）有一次，突然命令泰帕克区的所有流放者在十二小时内整理好行装，迁到杰姆贝亭地区去！于是你那点可怜的破烂家什，已经习惯的暂时栖身处就得扔掉，统统抛掉！开步走！勇敢地赤足前进！只要不死掉，你再去积攒吧！……

表面上看，生活像是轻松多了：不必再排队出工，可以各走各的路；不必到派工地点去集合；遇到人不必再脱帽；夜间房门不从外面反锁上了。但是，流放生活也有自己的制度。虽然各地宽严程度不同，但直到一九五三年普遍开始缓和之前到处都可以感觉到确实存在某种制度。

例如，许多地方的流放者都无权向任何苏维埃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案，他们只能向警备队提出，由它决定这一控诉应由自己解决还是应该提交其它机关。

警备队的任何军官召唤时，流放者必须放下一切工作和事务立即报到．因此，了解生活的人都懂得，流放者不敢拒绝执行军官们交办的（完全为了其个人利益的）私事。

警备队军官们的权利和地位并不比劳改营的军官们差。恰恰相反，这些军官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事：这里没有设防的隔离区，不必巡逻放哨，不用去抓逃犯，不必每天押着囚犯去劳动，也无须照管这群人的衣食。只要每月登记两次，“依法分给犯有新罪行的人写个材料就够了。这些军官有权有势、懒惰成性，吃得肥肥的（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少尉每月工资达二千卢布），因而他们大部分都十分凶狠。

很少听到过苏联的流放地发生过真正的逃跑。因为即使逃跑成功，所换来的公民自由的好处也并不多：流放地当地的自由人的权利和流放犯差不多是同样的。沙皇时代从流放地逃跑后可以轻易地逃往国外，现在不行了。对逃跑的惩罚很严。逃跑由特别庭处理。一九三七年以前对逃跑者特别庭最多判处五年劳改，一九三七年之后判到十年。战后实行一条新法律，它虽未在任何地方公布，但却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一直在执行，即：“从流放地逃跑者判处二十年苦役：”无比的严酷！

至于什么算逃跑？什么不算？——这是由各该地区的警备司令部随意解释的。流放者无权逾越的界线也由它来划定，它规定去砍柴或去来蘑菇可以走出多远。例如，哈卡斯自治州的奥尔忠尼启则采矿村就规定：离村往上走（上山），算是“违反制度”，只判五年劳改，而如果离村往下走（走向铁路）则算“逃跑”，要判二十年苦役。有一次，一群亚美尼亚人流放者对矿山领导人的蛮横态度忍无可忍，要到区中心去控告他；当然、他们离村时没有取得警备队同意。为了这次“逃跑”，他们每人只被判六年劳改。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老年人无法理解和顺应我们这吃人的制度，往往凭着自己单纯的想法作出决定，离开指定地点。而这也就被看作“逃跑”。

有一个八十多岁的希腊妇女在战争末期从辛菲罗波尔市被流放到乌拉尔山区。战争结束后，她听说儿子回到了辛菲罗波尔，她也就很自然地跑回了辛菲罗波尔去偷偷同儿子一起生活。一九四九年，在她已经八十七（！）岁时，当局发现了她，把她抓走，又判她二十年苦役（87＋20=？），押送到奥捷尔特种劳改营去了。人们还知道江布尔州的另一个希腊老太婆的事。开始从库班地区强制迁移希腊人时，这个老年妇女同她的两个女儿一起被流放。她还有个小女儿因为丈夫是俄罗斯人得以留在库班了。老太婆在流放地呆了多年之后，想在自己死前回库班去跟小女儿见上一面，住一阵子。“逃跑”！结果她又被判二十年苦役！在我们科克切列克曾有一位生理学家，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博戈斯洛夫斯基。一九五五年对他适用了所谓“阿登纳”大赦，但并不是全部适用，仍旧要流放他。其实他是不该流放的。他便到处申诉。但是，问题拖了很久没有解决。这期间，住在彼尔姆的他的老母亲眼睛快要瞎了。由于战争和儿子被俘，母亲已有十四年没看见儿子了，很想在眼睛完全失明之前见他一面。因此，博戈斯洛夫斯基就冒着苦役刑的危险，决定去看望母亲一次，计划来回共用一星期。他想了个办法：借口要到沙漠地带的放牧区去出差，却乘上了开往新西伯利亚市的火车。他居住地的人们没有注意到他不在，但是新西伯利亚市的出租汽车司机“警惕性”很高，看他可疑，便向行动人员告密了。行动人员走过来检查他的证件，他没有，只好坦白。当然又把他押回了科克切列克的监狱土屋，开始对他进一步立案侦讯。这时突然接到有关单位发来的公函：证明他本来是不该流放的。刚一释放，他立即奔回去看母亲。可是，已经晚了。

在这里，假如我们忽略了不眠不休的契卡行动处在每个流放地点的高度警惕性，不谈谈他们经常把流放者找去谈话、收买他们中间某些人、收集告密材料、利用这些材料给人们重新判刑等等，那么，我们就不能充分地描绘出苏维埃流放地的景象，就会使它减色。是的，到一定时间总要重新判刑的，因为流放者的单调、呆板、僵化的生活到时候总要改变成劳改营的有生气的、熙熙攘攘的生活呀。第二次麻烦，审判和新的刑期，这是许多流放者生活的自然结局。

像彼得·维克斯涅那样作是否对呢？他在一九二二年从当时的拉脱维亚的反动资产阶级军队开了小差，跑到自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来，在这里，一九三四年，他由于还同留在拉脱维亚的亲属保持通信而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他的亲属在拉脱维亚却并未受到任何迫害）。但是，维克斯涅没有气馁。他这个流放的火车司机在阿亚古兹机务段不知疲倦地工作，成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甚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机务段里还挂出了“向维克斯涅同志学习！”的横幅标语，可是第二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维克斯涅“同志”就第二次被抓入劳改营，而且命运注定他再也没能从那里出来。

流放地也同劳改营一样，判处第二次刑期是家常便饭。这也是为了向上级证明契卡行动人员是经常保持着警惕性的。流放地也和其它地方一样采取了加强措施，以帮助囚犯们尽快认识自己的命运和地位，更好地服从管制。（一九三七年，齐维尔科在乌拉尔斯克总共蹲了三十二天禁闭室，就被打掉了六颗牙！）但是，也有过一些特殊时期。例如，一九四八年就向各流放地普遍撒开了很密的拉网，把所有流放犯一网打尽，又统统抛进劳改营。（沃尔库塔地区就是一例，因为“沃尔库塔将成为一个工业生产中心，斯大林同志指示要清理这个地方”。）有些地区则只把男流放者送进劳改营。

即使有人未被第二次判刑，“流放的结束”也是遥遥无期的。例如，在科雷马河沿岸一带，“释放”本来就只意味着离开劳改营的岗楼监视转入地方警备队的监督。流放实际上没有尽头，因为反正无法离开这个地区。假如真的允许谁短期离开科雷马来到“大陆”上，那他也会埋怨自己命苦的：因为他在“大陆”上呆不多久就会带着新刑期回到古拉格群岛去。

流放地的天空本来就昏暗无光，而契卡行动处的努力使它变得更加阴森了。契卡行动人员锐利的目光、暗探们的小汇报、为了给孩子们挣得一块面包而不得不担负的、毫无乐趣的沉重劳动，这一切使得流放者经常生活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孤独中，他们完全被分割开了。在这里，人们之间不可能有监狱和劳改营里还可以进行的那种长时间的谈心，也听不到人们关于既往生活的回忆。

因此，要搜集有关流放生活的材料是十分困难的。

我国的流放地也没有留下多少照片。流放地即便有照像师，也只拍文件上用的照片，供给干部科和特别科用。给一群流放者拍照？几个人合拍？这是想干什么？怎么回事？必须立即报告保安部门：看，反苏维埃的地下黑组织！可以按照片一个个全抓起来。

他们倒是有一回很谦恭地照了一张像（甚至出现在西方的出版物上）：身体瑟缩在苏维埃的破衣烂衫里，暗淡无神，垂头丧气，曾几何时，都是一些桀骜不驯的人物——大名鼎鼎的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伊兹梅洛维奇，马约罗夫，卡霍夫斯卡娅——他们往昔的桀骜不驯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们不秘密地奔往首都了？不刺杀人民的压迫者了？不扔炸弹了？

我国的流放地可没有给我们留下那样的集体照片。读者还记得吧，不是有一张几个人合拍的、表情相当愉快的照片吗？那上面左起第三人是乌里扬诺夫（列宁），右起第二人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他们都吃得饱饱的，穿得干干净净，不知道贫困，不从事劳动，有胡子的还把胡子修得整整齐齐，戴皮帽的戴的是上等毛皮帽。

孩子们，看！那时候可真是暗无天日呀！……

第四章　放逐各族人民

历史学家也许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但是，就我们一般人的平均记忆能力之所及，确实想不起十九世纪、十八世纪、十七世纪有过大批地强迫整个民族迁移的事例。历史上确曾有对殖民地的征服，大洋中的岛屿上、非洲、亚洲、高加京都发生过胜利者征服土著民族、并掌握政权的事实。但是，古代殖民者的简单头脑却没有想到应该把土著民族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驱逐出去，使他们离开祖辈居住的家园。或许只有往美洲种植场运送黑人奴隶的事与此略有相似之处，算得上是个先例吧？但是，那也并不是某个国家的政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进行的：那只是个别的基督教徒——奴隶贩子干的：因为他们突然发现有利可图，胸中燃起了贪欲的烈火，纷纷奔到非洲，各自为自己捕捉、诱骗、购买单个的或几十个黑人运走。

只有当文明人类的希望——二十世纪到来的时候，也只有到了民族问题在“唯一正确的理论”基础上得到最高度发展的时候，那个解决民族问题的最权威的专家才能得到特许，才能够采取在四十八小时内，二十四小时内、甚至在一个半小时内彻底、干净地描整个民族一个个强行迁移出去的办法。

自然，他本人在思想上也并不是立即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因此，他有一次甚至脱口说出了这样的话：“在苏联，有人会因为他的民族成份而成为迫害的对象，这样的事情是不曾有过而且不可能有的。”在二十年代，所有这些民族的语言都曾受到鼓励，那时人们还不断地对克里米亚人唠叨说：克里米亚是鞑靼人的，是你们鞑靼人的！当时甚至还可以使用阿拉伯字母，街上的招牌、题词都是用鞑靼语写的。

可是，忽然，这一切原来……都错了！……

“伟大舵手”甚至在推行过强制迁移农民的伟大运动之后，都没有立即想到这个方法原来是可以轻易地应用在民族方面的。堪称他的兄弟的希特勒，在根除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方面倒是有些经验，但那是后来的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事，斯大林老爷子考虑这个问题可比他早得多。

除了那场农瘟之外，直到强制迁移整个整个的民族之前，我们苏维埃国家的流放事业虽说也曾拥有几十万人之多，但毕竟无法同劳改营相提并论，它还没有那么光荣和雄伟，以至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从前也有过移民流刑犯（经法院判决的），有过行政流刑犯（不经法院判决的），但那两者都限于有数可订的个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姓名、出生年月、所犯的法律条文及罪状；材料上都附有半身的正面和侧面照片。只有英明而耐心的、能够一丝不苟地干各种脏活儿的机关才能够把一粒粒的砂子穿成串，由那些被摧垮的家庭造成一个个流放区整体。

但自从开始强制迁移特种移民以来，我国的流放事业迅速发展和提高了！前面两个术语都是沙皇时代留下来的，而特种移民这个词可算是我们苏维埃政权自己亲生的了。我们不是有许多最喜欢、最心爱的词是用这个“特”字开头的吗（特别科、特殊任务、特殊关系、特种供应、特别护理一句？在“伟大的转折”的那一年，特种移民这个词是用来表示“被剥夺的富农”的，因为这个词更恰当、更灵活，所以无法挑它的毛病；当时被“剥夺”的不全是富农，所以使用“特种移民”这个词来概括就无懈可击了！

于是“伟大的慈父”便下了命令：对于强制迁移的民族也使用这个词！

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发现这一点的。进行第一次试验时他还相当谨慎：一九三七年，他悄悄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几万名可疑的朝鲜人（从风烛残年的老人到咿呀学话的小儿）全部从远东地区强行迁移到哈萨克斯坦。（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哈勒欣河，怎么能对这些黄皮肤、细眼睛的朝鲜人放心呢！）迁移得十分匆忙，以致这些朝鲜人不得不在没有窗户（一下子哪里去弄那么多玻璃！）的土坯房里度过第一个冬天；迁移得那么秘密，以致除了左近的哈萨克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些移民的事，全国没有一个人向外吐露过此事，没有一个外国记者为此写过一个字的报道。（看，还是把新闻宣传机构控制在无产阶级手里好嘛！）

他很满意！他记住了。一九四0年就在革命的摇篮——列宁格勒近郊又一次采用了这个办法。但是这次不是在夜晚，也不是用端着刺刀的士兵赶走强制迁移者，而是叫作“隆重欢送”到（刚刚被我国争取到手的）卡累利芬兰共和国去。正中午，会场上红旗招展，鼓乐齐鸣，这是在隆重欢送列宁格勒近郊的芬兰人和爱沙尼亚人去开发新的家乡的土地。火车把人们带入偏僻地区后，情况就变了。（维·阿·姆曾谈到一批六百名强制迁移者的命运。）在这里，没收了所有人的身份证，武装士兵把人们包围起来，把他们装进（运囚犯的）所谓“红色运牛车”。后来又装上驳船。到达目的地——卡累利阿内地的码头后，便把他们分别送去“加强集体农庄的力量”了。这些被“隆重欢迎”来的、完全自由的公民只好服从分配。只有二十六个人，其中包括给我提供这份材料的人，拒绝到农庄去，而且坚决不交出身份证！这时苏维埃政权——卡累利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代表来了，他警告说：“这样下去要死人的！”人们反问他：“你还想拿几挺机关枪扫射吗？”这些人真不懂事。何必用几挺？！对付包围圈里的二十六个人，一挺就足够了。（没有人会为这二十六个芬兰人写诗的！）但是，一种令人不可理解的懦弱、迟钝和优柔寡断妨碍了政权代表采取这一合理措施。他企图把二十六个人离间开。行动人员想一个一个地叫人去谈话，可是二十六个人一起去了。他们这种没有理智的勇敢精神终于占了上风：当局保留了他们的身份证，撤掉了包围。这二十六个人总算没有落到农庄庄员或流放者的地步。不过，这是偶然的，是例外，大批的人还是乖乖地交出了身份证。

这一切都还是试验。只是到了一九四一年七月才有机会大规模地应用这一办法：这时必须把伏尔加河沿岸日耳曼人的自治的、当然是叛逆的共和国连同其首府恩格斯市及马克思施塔德市完全铲除，并远远地抛到东方去，而且要在几昼夜之内完成这项工作。这时才初次使用了纯粹的、富有活力的、强制迁移整个民族的办法。这个办法看来既简便，又有效，它只须符合一个标准——属于该“民族”就行了，无须过去那套繁琐手续，每个人立案、审讯、判决等等。在苏联其他地区抓日耳曼族人（个个都要抓），那就不需要地方内务人员有什么高等文化水平来搞清谁是敌人谁不是了。只要姓氏是日耳曼族的，抓就没错。

体制已经试验过，调整好了。从现在起它就可以铁面无私地抓走任何一个指定的、规定的、命中注定的叛逆民族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干得干净利落：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尔人、加尔梅克人、库尔德人、克里米亚的检按人，最后还有居住在高加索的希腊人，无一幸免。尤其使这个体制显得富有活力的，是“各族人民的慈父”作出的决定并不通过繁琐的法院判决形式向人民宣布，而是通过现代摩托化步兵的战斗行动宣布；武装师团夜间开进指定民族的居住地区，占据各个重要地点。犯罪的民族早晨醒来便发现它的各个村庄都已处在机枪和冲锋枪包围圈内了。他们听到命令：限十二小时，每人只带自己两手可以携带的东西！（但是，十二小时还太多，摩托化部队的摩托车还得停下来等待。所以在克里米亚则只规定二小时，甚至缩短为一小时半。）所有的人立即像囚犯一样被装上卡车，屈膝蹲坐在车厢里。（老太太、带着婴儿的妇女，一律坐下！这是命令！）卡车在士兵押送下开往火车站，把人们塞进运牲口的列车直送目的地。或许在中途人们还不得不像纤夫一样自己用纤绳拉着木筏逆流而上，步行一百五十到二百公里，直到进入科洛格里夫上游的原始一森林。只有一些不能行动的老年人可以躺在木筏上。

或许从空中、从高山上看起来这是一幅十分雄伟壮观的图画吧：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刚刚解放了的克里米亚半岛，一九四四年四月）上同时响起摩托车的啥啥声，几百辆长蛇一般的卡车队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爬行。这正是果树开花的季节，正是鞑靼妇女从温室取出葱秧往菜园里移栽的季节，还刚刚开始种植烟草（就此结束吧！注定了此后许多年克里米亚地区不会再有人种烟草。）运送人的卡车队并不直接开进被特种部队包围着的村子，车只开到村口，人们到村口来上车。上级命令是给一个半小时收拾东西，但是执行军官却把时间缩短到四十分钟，这样既可以更快地完成任务，保证全员提前到达集合地点，同时又可以使特种部队撤出后留在村里的善后小队的收获更丰富些。有些特别穷的村子，比如毕犹克湖附近的奥津巴沙村，就只好放一把火烧光了事。卡车队把鞑靼人运到火车站。在囚犯列车里人们却要等待几昼夜才开车，满耳是叫苦声和充满哀怨的离别歌声。

整个民族整个民族地放逐，其优越性在于形式整齐划一！无须照顾什么“个别情况”！没有任何例外！不接受任何个人的抗议！大家都驯服地走了，因为你、我、他，都一样。大家全都得走。不仅是男女老幼都被放逐，而且未出生的孩子也被放逐，因为强制迁移的命令也包括胎儿。还有那些尚未胚胎的孩子也一起被放逐了，因为他们注定要在这项命令的掌握下诞生。这与那陈腐的、讨厌的刑法第三十五条条文根本不同。（那里还曾规定什么“流放不适用于不满十六岁的人”！）现在，这些人从降生之日起，只要把脑袋一伸到人世间，他们就成了特种移民，就已被终身流放了。当他们年满十六岁时，表明他们已经成年的标志是他们从此也要到警备司令部去登记。

人们留下的一切——敞开房门的、还保留着人体热气的住宅，翻弄得乱七八糟的箱箱柜柜，十代人甚至二十代人积蓄起来的全部家私，如今也全部以整齐划一的形式落到惩罚机关的行动人员手里：有些东西要归国家，有些就被属于幸运民族的邻居们私分掉，不可能有人再为他的奶牛、家具、器皿等被拿走而提出抗议。

尤其使这种整齐划一显得加倍庄重而高尚的，是有关的秘密命令对于这些恶劣民族中的共产党员也并未稍加宽恕。也就是说，无须检查党证，又少了一层麻烦！而且还要责成共产党员们到达新流放地后加倍努力工作。这样就一切都好了！

整齐划一中的唯一美中不足，是异族通婚的家庭。（难怪我们这社会主义国家从来就反对异族通婚！）强制迁移日耳曼族和后来强制迁移希腊人的时候，没有赶走异族通婚的夫妇。但这种做法带来不少麻烦，并且在看来已经清洗消毒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些病灶。（不是有些年老的希腊妇女偷偷回到女儿这里来死嘛？！）

把这些民族强行迁移到哪里去呢？可以放逐的地区很多。例如，哈萨克斯坦，放逐到这里的民族人数加上一般流刑犯大约超过共和国总人口的一半，所以，这个共和国满可以称之为“哈泽克斯坦”了。分配特种移民的当局也没有忘记中亚、西伯利亚（许多加尔梅克人死在叶尼塞河流域）、乌拉尔北部和苏联欧洲部分的北部地区。

强制迁移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民算不算放逐整个民族呢？从表面上看，它不够条件，因为那并不是男女老幼一概迁走，似乎作为一个民族还是留在故土了。（因为那里距离欧洲太近，否则是可以无所顾忌的！）似乎是留下来了，但却已被“间苗”间到了无法再稀的程度。

其实，净化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作早已开始了。一九四0年，我们的军队刚刚进入这个地区，兴高采烈的当地人民还没有来得及表决加入苏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净化了。净化首先是从军官开始的。必须认识到，对于这些年轻的国家来说，它们的第一代（也是最后二代）本民族的军官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他们代表着民族的严肃性、责任感和精力。当他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曾在纳尔瓦城下学习过如何以自己尚未强健的胸膛去捍卫尚未强健的祖国一。如今镰刀一挥，就割掉了他们浓缩的经验和旺盛的精力。这是为了进行全民投票所作的一项最重要的准备。是的，这是一张根“灵”的“验方”，在联盟本土上不是也试验过同样作法吗？就是要把那些将来可能领导反抗的人，以及可能用自己的思想演讲、著述唤起人们反抗的人统统悄悄地、尽早地消灭干净。这样，表面上那个民族还生活在原来的地方，实际上民族已经不存在了。一颗死牙最初从外表看来和好牙没有多大区别。

但一九四O年并未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采取强制迁移的办法，当时用的是集中营，而对某些人则是在石筑监狱的院内予以枪决。一九四一年撤退的时候，尽可能地把一些富人和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像贵重战利品似地带走了，然后却把他们像粪土一样弃置到古拉格群岛僵硬的土地上。（他们全是在夜间被抓走的，每户只许带一百公斤的行李。上车时户主就与全家人分开，然后被消灭在监狱中。）整个战争期间我国一直（通过列宁格勒电台的广播）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进行威胁，说将要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报复。一九四四年苏军回到这里时实现了这些威胁：把大批的人抓进监狱。不过，这毕竟还不能算流放整个民族。

对波罗的海沿岸各族人民的大规模强制迁移是从一九四八年开始进行的（首先从刚强的立陶宛人开始），一九四九年使三个民族一起放逐，一九五一年又进一步放逐立陶宛人。在这些年代也强制迁移了西部乌克兰人，最后一次强制迁移也是在一九五一年。

“大元帅”是否准备在一九五三年还要放逐谁？是犹太人吗？除犹太人外还有什么民族？他的这一设想我们现在永远无法知道了。不过，据我个人猜想，斯大林是渴望着要把整个芬兰的居民流放到接近中国的沙漠地带去的，但在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七年（由于雷诺发动政变失败）均没有能实现这个愿望。他还很可能已经在乌拉尔以东选好了地方，要把塞尔维亚人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希腊人强制迁移去。

假如这位“先进学说的第四号柱石”再多活十年，欧亚大陆的民族分布图就将变得无法辨认，将会发生一场反方向的民族的大迁移。

有多少民族被流放，将来就会写出多少部史诗，它会叙述人们别离故土的悲哀，也会谈到在西伯利亚遭到的大规模消灭。这些民族所经历的一切，只能由他们自己写出痛切的回忆，我无意在此越俎代庖，更无意跑得太远。

但是，为了使读者知道这些民族被赶去的地方也就是读者所访问过的那个流放王国，同一个古拉格群岛上的污秽地，我们还是来看看强制迁移波罗的海沿岸人民时的某些情况吧。

在放逐波罗的海沿岸人民这个问题上，不仅没有强奸民意，而且完全是执行了“人民的最高意志”。三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各自作出了自由的决议（爱沙尼亚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决议要求把某些类型的本国同胞强行迁移到遥远的异乡西伯利亚去。而且是永久性迁移。永远不许他们再回到祖国来（这就清楚地表明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国家的政府有多大独立性，也可以看出那些不争气的、不中用的本国同胞是多么激怒了政府）。要流放哪些类型的家庭呢？1．罪犯的家属（只把家长弄到集中营去累死还不够，还必须把这些家庭的全部种子都根绝掉）2．富裕农民（这一措施大大加速了波罗的海沿岸已经时机成熟的农业集体化）和他们的全部家属（在里加大学读书的学生是在他们的父母从农村被抓走的当天夜晚从学校宿舍被抓走的）；3．由于某种原因逃脱了一九四0年、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四四年的铁篦子的、漏网的头面人物和要人；4．一般对现政权抱有敌意而未能及时逃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家庭，或者与当地积极分子有私仇的家庭。

为了避免损害我们共同的大祖国的声誉，也为了不给西方的敌人以可乘之机，这项决议未在报上发表，也未在各共和国内部公布，而且在强制迁移的当时也没有向被迁移者宣布。只是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在西伯利亚的警备队内才对他们宣布。

放逐的组织工作效率，这个时期比以前放逐朝鲜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时已大有提高，已经总结并且掌握了宝贵经验，这时已不需要按天计算，甚至不必按小时计算，而是可以按分计算了。实践经验表明：从夜间的第一次敲门声开始，到全家人的最后一只鞋后跟迈出家门槛，走入黑暗的夜幕，登上卡车止，只要二十到三十分钟就足够了。在这几十分钟时间内，被叫醒的家庭能够作到：穿好衣服，弄明白自己是要被永远放逐，在放弃一切财产要求的文件上签字，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叫到一起，收拾几个小包袱，然后根据命令走出家门。（不必担心留下来的财产会发生混乱。押解人员一走，财务局的代表便会立即来清点物资，填写没收物品清单，全部财产将由委托商店根据清单出售，售款上缴国库。我们无权指摘他们清点财物时曾往自己腰包里装点什么或者从“小道”运走点什么。其实，他们大可不必这样做，因为人民政权的任何成员只要在委托商店再要一张发票，就可以用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合法”地把他需要的任何东西拿回家去。）

在这二十到三十分钟的时间里人们能够想到些什么？怎样选择和决定最需要的东西？有一个中尉奉命强制迁移一户人家（这家里有个七十五岁的老奶奶，母亲五十岁，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和一个二十岁的儿子）。他向这家人建议说：“一定要把缝纫机带上！”谁能想到：后来这一家人就靠了这台缝纫机才得以活命声

不过，这种快速强制迁移的办法有时也对受害者有利：它像是一阵旋风，过后就不见了。最好的笤帚也会漏掉一些东西的。有的妇女恰巧那几夜没在家里住，旋风过后又回到本村来了。她便到财务局去请求打开家门上的封条，财务局也居然就给她打开了：随你去住吧，再发布命令时再说！

运牲口的列车车厢并不大，运马时定额是八匹马，运士兵时定员三十二人，运囚犯要装四十八，而运塔林地方的特种移民时则装五十人。仓促间没有对车厢进行必要的改装，人们请求在车厢的底板上打个洞，以备大小便用，但这也没有及时批下来。只放一个普通水桶当马桶。它很快就满了，溢出来弄脏人们的随身行李。从上车的最初一分钟起，这些双足哺乳动物就被迫忘掉男人与女人的区别。最初一天半，他们被锁在车厢里，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婴儿饿死了。（这一切我们早已在本书中看到过，在两章之前，对吗？二十年之前如此……此时仍然如此……）火车在尤列密斯特车站上停了很久，车厢外面不断有人奔跑，敲打着车厢板呼叫姓名，妄想给车里的熟人送点吃的或其他物品。但是，这些人马上就被驱散了。锁在车里的人却在挨饿。等待着这些衣着单薄的人们的是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

中途才开始分发面包。在几个车站上给了菜汤喝。所有列车都是开往远方的：新西伯利亚州，伊尔库茨克州，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只是巴拉宾斯克一处就运来五十二个车厢的爱沙尼亚人。用了十四昼夜才到达阿钦斯克。

是什么东西在这绝望的路途中支持这些人活下来的？那不是信仰，而是仇恨所带来的希望：“这些家伙快完蛋了！今年就会发生战争。秋天我们就能返回故乡。”

无论在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任何一个过着和平生活的人，对于关在铁笼子里的这些人的这种想法都不可能同情，不可能理解，也许还不能原谅。前面我已提到，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0年也曾这样相信过，盼望过。那些年代这个制度之不公正、二十五年刑期以及重返古拉格群岛的命运已经使忍耐达到最高点，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爆炸性的、武装警卫也无能为力的最高点。（一般地说，如果一个制度是不讲道德的，那么它属下的臣民也就可以对它不承担任何义务了。）需要把人们的生活糟踏到什么程度才会使牢房、囚车和运牛车里的千百万人把绝灭性的原子战争看成是唯一出路而祈祷它发生啊？！……

但是，没有人哭。谁也没有哭。仇恨能够烧干人的眼泪。

爱沙尼亚人在路上也考虑另外一件事：西伯利亚人将怎样迎接他们？一九四0年时期西伯利亚人对放逐来的波罗的海沿岸人是进行掠夺的——勒索他们，一件皮大农只换给半水桶土豆。（当时我国的衣着褴褛的人们确实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来的人看成资产阶级分子了……）

这一次，一九四九年，事先对西伯利亚人进行了宣传：运来的都是些坏透了的富农分子！但是，从火车上下来的“富农”却个个衣衫破旧，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身体检查时俄罗斯护士们意外地发现这些妇女都很干瘪瘦弱，她们抱的小孩连一块干净尿布都没有。爱沙尼亚人被分配到人烟稀少的集体农庄去、一当地的西伯利亚农庄妇女背着领导给这些特种移民送来她们仅有的东西：半公升牛奶、一块菜饼或者一块黑面饼。

这时候，爱沙尼亚的妇女们才流下了眼泪。

但是，当地除了农妇之外，当然，还有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他们却真相信运来的都是法西斯余孽，而且这些坏蛋还不愿意劳动，不愿意为把他们从资产阶级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出点力气，真是忘恩负义！（“应该把你们统统淹死！”团员积极分子对放逐者这样喊叫。）团员积极分子也就成了这些人的看守，监督他们劳动。积极分子早已预先接到命令：一听见枪响就立即组织对这些人的围捕。

在阿钦斯克车站上发生过一次有趣的“差错”。比利留斯地区的领导为了给本区楚雷姆河沿岸几个农在增加人力，贿赂了押解人员，买了十车皮特种移民，共五百人，并且迅速地把这些人转运到了距阿钦斯克一百五十公里外的楚雷姆地区。可是，按计划这些人是要运到哈卡斯自治州的萨拉林斯克矿务局的。矿务局在等待补充人员，可人已经被卸在集体农庄里了。这些农庄前一年每个劳动日的收入平均只有二百克粮食。入春以来这里的粮食、土豆全巴吃光，各村一片俄牛的叫声，奶牛像野牛一样冲向半腐烂的干草。因此，农庄只能给新来的人每人预支一公斤面粉作为一星期的粮食。这并不是对放逐者的歧视和克扣，这点预支已经十分合理了，它几乎等于未来一周的全部工资！刚离开故乡的爱沙尼亚人不禁大吃一惊……（不错，农庄附近的波利诺耶村里就有几座大粮仓，仓里的存粮年年增加，一直没有安排外运。但这批粮食已属于国家，不是农庄财产。周围的农民在饿死，却不肯从那粮仓里拿点粮食分给大家吃，因为那是国家的、农庄主席巴什科夫自作主张从仓库里给那些尚未饿死的社员每个人分了五公斤粮，他为此被判处劳改。粮食属于国家，缺粮只是这个集体农庄的事嘛！所以此事也不必在本书议论了。）

强制迁移来的爱沙尼亚人在楚雷姆农庄里挣扎了大约三个月，怀着迷惘不解的心情学习掌握一条新的生活规律：要么去偷，要么饿死！他们以为会永久呆在这里了。突然，一道命令，又把他们全部召集起来赶到哈卡斯的萨拉林斯克区去（矿务局的主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补充人员）。哈卡斯本地人很少，各村几乎全是流放来的人，每村都有个警卫部。到处是金矿，到处在钻探，矽肺在蔓延。（这一广大地区与其叫哈卡斯自治州或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莫如叫哈卡斯金矿局或叶尼塞工程局更贴切；这些地方与其说受边区苏维埃和党区委的领导，毋宁说受内务部部队将军管辖。区委书记们也得听命于区警备司令。）

但是，送到金矿场的人还不算是最悲惨的。真正悲惨的是那些被强行编入“淘金劳动合作组”的人。淘金工人！听起来多么诱人！像是在闪着金光、散发着金粉。但是，当今世界的任何概念一到我国就都十分容易地被歪曲了。当局知道这些特种移民不敢反抗，所以就把他们赶进这种“合作组”，让他们去开采那些政府由于无利可图而放弃的矿场。那里已经没有安全设备，经常像下雨似地流着水，劳动艰苦，挣钱很少。只因为国家舍不得放弃这一点点金子，才叫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去把它舔干净的。“劳动合作组”属矿务局“淘金科”领导。矿务局只知道下达计划指标，要求完成计划，根本不想想自己还负有其他责任。这些“合作组”的人确有“自由”，但那不是不受国家约束的自由，而是不受国法保障的自由：他们没有带工资的休假日，星期目也不一定休息（像囚犯一样），也许会宣布一个“斯达汉诺夫运动月”，那就一个星期日也没有了。从国家得到的恩惠是：不出工就被判刑。人民法院每两月派来一次巡回法庭，每次都判处许多人百分之二十五的强制劳动。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这些“淘金工人”每月可以挣到三四个“金卢布”（相当于斯大林时期的一百五十到二百卢布，仅为最低生活费的四分之一）。

在柯皮耶沃附近的采金场劳动的流放者不领现金工资，而领内部流通券。可不是嘛，要全苏联通用的纸币有什么用？反正这些人不能到别处去，在矿场的小卖部凭内部流通券就可以买到（滞销的）东西嘛！

本书已对囚犯和农奴作过详尽比较。可以回想一下，俄国历史上处境最坏的并不是农奴，而是隶属于工厂的工人。这些只能在矿场小卖部使用的内部流通券令人联想到沙皇时代阿尔泰地区的砂金矿和工厂。十八、十九世纪那里的人们常常故意犯罪，以便脱离所隶属的矿场而去服苦役，可以生活得比较轻松些。直到十九世纪末期阿尔泰地区采金矿的“工人们还没有权利拒绝星期天劳动”！拒绝就会被罚款（和强迫劳动比较一下看！），厂矿办的小卖部专卖劣质商品，抬高价格，克扣分量。“是这些小铺子，而不是那经营不善的金矿，构成金矿主的主要收入来源。”（谢苗诺夫-天山斯基，《俄国》，第十六卷。）这里的“金矿主”一词今天完全可以读作“金矿托拉斯”。

怎么搞的？古拉格群岛上的一切怎么这样千篇一律，毫无特色？……

一九五二年的一天，身材弱小的妇女赫·斯没去上工。因为天气太冷而她又没有毡靴。为此，木材加工合作社的领导却派她在没有毡靴的情况下去当三个月的伐木工！还是这位妇女，她在怀孕期间请求派一点轻劳动，不要再叫她去搬运木材。给她的答复是：“你不愿意干可以辞职！”蹩脚医生又把她的产期算错一个月，到了临产前两三天才让她休息。在那里，在内务部统治一切的泰加森林，同谁去讲理呢？

但这还不等于生活已真正绝望。那些被送到集体农庄的特种移民才是真正尝到了生活绝望的滋味。现在有些人争论说（倒也并非奇谈怪论）：“一般地说，集体农庄总比劳改营好过些吧？”我们则要反问一句：“如果把劳改营和集体农庄结合起来，那也好过吗？”其实，特种移民的处境正是这二者的结合。表现农庄特点的是，他们在这里不领固定口粮，只在播种时期能领七百克面包，麦子是发了霉的，烤出的面包是土黄色的，吃起来牙碜（大概是不久前清扫仓底的麦子）。表现劳改营特点的是，这里也可以把人关进羁押室：生产队长向管理处告状，管理处给警备队一个电话，就把人关起来。至于这些人领到的工资，真是可怜得很：玛丽亚·苏姆贝格在农庄劳动的头一年平均每个劳动日可分得二十克粮食（一只小鸟在路边啄食的粮食也比这多！）和十五个斯大林时期的戈比（折合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个半戈比）。她用全年收入买了……一个小铝盆。

那么，这些人靠什么活命呢？靠波罗的海沿岸寄来的邮包。因为毕竟没有把整个民族都强制迁移来。

那么谁给加尔梅克人寄邮包呢？谁给从克里米亚赶来的鞑靼人寄呢？

请您到这些人的坟上去问问他们自己吧！

不知道是根据他们的故乡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长会议的同一项决议，还是根据西伯利亚的原则性，总之，在一九五三年，“我们的慈父”去世之前，对波罗的海沿岸来的特种移民还有一条特别规定；除了使用十字镐、铁锹和锯的重体力劳动之外，不许安排他们作任何其他工作！“你们必须在这里学会做人！”如果用人单位把谁的工作安排得稍高了一点，警备队便会出面干涉，并且亲自把那个人拉下来当一般工人。矿务局的疗养院旁边有个果园，连果园的地都不允许特种移民去翻耕，否则就会是“对在那里休养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侮辱”。警备队长甚至不准玛丽亚·苏姆贝格担任饲养牛犊的工作：“把你强制迁移到这里不是让你来休养的！割草去！”农庄主席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她留下来。（她为农庄救活了好几头患波状热的牛犊。她很喜欢西伯利亚的牲口，觉得出爱沙尼亚的牲口更驯良，而这里的从未受过抚爱的奶牛则亲热地舔她的手。）

有一次（在楚雷姆河）需要紧急往驳船上装粮食。于是就让特种移民连续劳动三十六小时，不给任何报酬和鼓励。在这一昼夜半的时间里只有两次给二十分钟吃饭的时间和一次三小时的休息。“你们不干，就把你们赶到北边更远的地方去！”一个老工人被麻袋压倒了，共青团员监工用脚踢他起来。

每星期要到警备队报到一次。距离队有好几公里远？老太太八十岁了？那就弄匹马把她驮来吧！每次报到时都要警告每个人：要逃跑就判你二十年苦役！

行动特派员的办公室就在附近。有时也会把你叫去问得。也许用较好的工作诱惑你，也许就威胁——把你的独生女儿单独流放到北极圈以北去！

他们什么事情作不出呢？……他们的手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受过良心的制止呢？……

他们会给你派任务：监视某人，或者收集可以把某人关进监狱的材料。

警备队的任何一个中立一走进特种移民的家门，移民全家，包括老年妇女，都必须立即起立，未经允许不得坐下。

这么看来，读者会不会认为这些特种移民都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

不，那可不是，不是！他们享有完全的公民权！也并没有收回他们的身份证。他们完全有权参加普遍、平等、秘密、直接的选举。每逢这崇高而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有权勾掉选票上除自己要选的人之外的几个候选人名字，他们享有这一神圣权利。也并不禁止他们签名购买公债，（可以回想一下共产党员季亚科夫在劳改营中的苦恼！）自由的集体农庄庄员们骂骂咧咧地勉强签名购买五十卢布公债，而爱沙尼亚人则被勒索到四百卢布；“你们都有钱啊！谁不签名买公债，我们今后就不替他收转邮包！还要把他流放到更北的地方去！”

而且，真会流放去的，为什么不流放呢？……

啊，真烦死人！老是这些同样的事：可真是的，我们开始写这第六部的时候原是打算要讲某些新东西的呀！不是要讲劳改营，而是要讲流放。而且这一章我们也是要讲点新东西的呀：不是讲行政流放，而是讲特种移民。

可是，讲来讲会，结果还是讲了些同样的事。

现在还需要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许多别处的、另一类型的流放地区见？另外一些地方的？另外一些年代的？另外一些民族的？需要吗？

那么谈哪些呢？……

不同民族的移民村互相交错着，人们可以隔村遥遥相望。但是，不同的民族仍然表现出了各自的特点、生活方式、兴趣和倾向。

所有被强制迁移的民族中，日耳曼人表现了突出的勤劳。他们比谁都更彻底地抛弃了过去的故乡生活。（其实，他们在伏尔加河或马内奇河沿岸的故乡算个什么吗？）像当年在沙皇叶卡捷琳娜赏赐的肥沃多产的份地上劳动一样，他们今天要在斯大林赐予的这严峻的、贫瘠不毛的土地上扎根。他们全力以赴开发这流放区，把它看作自己最后居住的地方。他们安排生活时毫不指望第一次大赦，也没指望沙皇的恩典，而是一开始就作了永久打算。一九四一年流放来的时候，日耳曼人名副其实一无所有，但是这些勤奋而不知疲倦的人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在流放地同样开始了讲求方式方法的合理劳动。地球上有哪个荒原是日耳曼人所不能变成繁荣兴旺地区的呢？难怪俄国人从前有句老话：“日耳曼人就像柳树，随便插在哪里，就在哪里把根扎住。”不论是矿山、农业机械站，还是国营农场，领导者都对日耳曼人赞不绝口，他们再找不到更好的工人了。到五十年代初期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强制迁移者中间，甚至同当地居民相比，已经成为最殷实的人家了。他们的住宅最宽敞洁净，他们养的猪最肥，奶牛产奶最多。他们的女孩子都是最受人爱慕的，这不仅因为她们父母富有，而且因为在劳改营地区横遭败坏的习俗中她们都守身如玉，品行端庄。

希腊人也十分热情地投入了新的劳动。不错，他们并未放弃有朝一口迁回库班去的幻想，但在流放地也没有吝惜自己的汗水。他们的住宅不像日耳曼人那么宽绰，但在种菜和养牛方面迅速赶上了后者。哈萨克斯坦集市上希腊人卖的奶渣、黄油、蔬菜都是上等的。

朝鲜人在哈萨克斯坦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当然，他们迁来的时间也早。到五十年代初期他们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解放：不必按期到警备队去报到，可以自由地从这个州去另一个州，只是不能越出哈萨克共和国的范围。他们的成就不在住房和小院方面（在这些方面他们的生活无才说是不很舒适的，甚至是原始的，后来的年轻人才开始转向欧洲生活方式）。朝鲜人善于学习，他们很快就填满了哈萨克斯坦的各所学校（从战争年代开始就不在这方面歧视他们了），他们已成为哈萨克共和国知识阶层的中坚。

其他民族则各自隐瞒着退回故土的幻想，在生活上和思想上各有不同的发展。但总的说来都已屈服于这个制度，并未给大权在握的警备队制造多少麻烦。

加尔梅克人没有站住脚，渐渐地在悲伤中死绝了。（我没有看到他们。）

但是，有一个民族却丝毫未受到奴性心理的影响，况且不是个别人，不是几个反叛分子，而是整个民族都没有驯服。这就是车臣人。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车臣人是怎样对待从劳改营逃跑出来的囚犯的。看到了整个杰兹卡兹甘的流放居民中只有车臣人曾勇敢地企图支持肯吉尔营的起义。

但是，依我看，在所有特种移民中，唯有车臣人在心理上表明了自己是囚犯。自从人们背信弃义地把他们赶出故乡那一天起，他们就对一切都再也不相信了。他们盖起一些叫“萨克利亚”的平顶小房，低矮、黑暗、破破烂烂，像是一脚就可以踢倒似的。他们的“家当”也如此；只考虑当天、当月、当年，什么都不积蓄，不贮备，没有任何长远打算。他们只知道吃、喝。年轻人稍微讲究一点衣着。一年年过去了，他们还是和刚迁来时同样一无所有。任何一个车臣人都没有在任何地方企图向领导讨好过，他们在领导面前总是骄傲的，甚至是公开抱有敌意的。他们鄙视普及教育的法律和国家学校所教的知识，更不让女孩子去上学，怕在那里被败坏。男孩子也不是全上学的。他们不让妇女到集体农庄去干活，自己也不愿意在农庄土地上出力。他们大多数人设法当汽车司机：保养机器不丢脸，况且他们那种高级骑手的性格和爱好也可以在汽车的奔驰中得到某种满足。当司机还可以满足他们偷窃的愿望。不过，他们也采取直接行动满足这最后一种愿望。是车臣人把“被偷了”“被偷光了”这类概念带给了和平的、朴实的、沉睡的哈萨克斯坦的。他们会把成群的家畜赶走，把全家的东西渝光，有时则干脆强抢。当地居民和那些轻易在领导面前屈服的特种移民们，在车臣人眼里是和领导人属于同一类的。车臣人只尊重敢于反抗的人。

说也奇怪，大家都惧怕车臣人。谁也不能妨碍他们这样生活。甚至控制这个国家已经三十年之久的苏维埃政权也奈何不了他们，无法强迫他们尊重苏维埃国家的法律。

怎么会这样？这里有一个故事也许能说明其原因所在。我在科克切列克中学任教的时候，九年级有个叫阿布杜尔·胡达耶夫的车臣男孩子。他毫不给人好感，他也不企图给人好感，好像怕自己堕落到使人高兴的样子似的。他总是有意地表现得冷漠、十分骄傲和残酷。但谁也不能不承认他头脑清晰、思路有条理。上数学和物理课时他从来不停留在同班同学的水平上，总是深入思考，不断探讨真理，提出一些很深刻的问题来。他也和其他特种移民孩子一样，在学校免不了要承担一些所谓“社会工作”——最初是少先队组织找他，然后是共青团和学生会：办墙报、交流学习经验、座谈会。总之，他要付出车臣人十分不愿付出的精神学费。

阿布杜尔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家族中只剩下一个哥哥，其他人全没有活下来。阿布杜尔的哥哥是个到处闯荡的刑事犯，已经不止一次为偷窃和杀人蹲过劳改营，但他几次都赶上大赦或折算刑期而被提前释放出来。有一次，阿布杜尔的哥哥来到科克切列克，接连两天饮酒作乐，饮酒时和一个当地的车臣人口角起来，那人逃走，他报出刀子就追。恰巧路上有个不相干的车臣老太太看见了。她想劝阻他，张开两臂挡住了他的去路。如果他遵守车臣人的规矩，他这时就该在老妇人面前放下刀，不再去追。但与其说他是个车臣人，不如说已经是个十足的强盗了——只见他手起刀落，砍死了老妇人。这时他那醉醋酸的头脑才忽然想到：按车臣人的规矩他将会有何下场。于是他立即跑到民警机关去自首了。民警机关当然是很高兴地把他关进了监狱。

他倒是躲到监狱去了。但他还有母亲、弟弟、和另一个同宗的车臣人老头胡达耶夫，论辈数该是阿布杜尔的叔父。杀人的事很快传遍了科克切列克的车臣人居住区。这时胡达耶夫家族剩下来的这三个人立即聚集到阿布杜尔家里，准备了一些食物和水，把门窗全部订死，像躲进堡垒一样躲藏起来。按习俗，被害的老妇人那一家族的车臣人必须杀死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一个人以报仇；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人鲜血不流，受害者家族中的人就没有资格在世上作人。

阿布杜尔·胡达耶夫一家被团团围住了。阿布杜尔当然不能上学去。全校、全市都知道了这件事。都知道我们学校有个高年级学生，共青团员，优秀生阿布杜尔现在每一分钟都有被刀捅死的危险；也许就是现在，当同学们听到铃声在教室就座的时候，或许就在文学课老师讲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时候，明晃晃的刀子正捅进他的胸膛。大家都知道这件事，都惦念着他，课间休息时都在谈论他，但是，最后，大家都低着头往下看。不论是学校的党组织，共青团，还是教务处长、校长、区教育局，谁都没有去拯救阿布杜尔·胡达耶夫，甚至谁都没敢走近像惊扰的蜂房般乱哄哄的车臣人居住区里的胡达耶夫家。是啊，假如仅仅是这些人没有去，那还情有可原！问题是：从前在我们眼里一直显得那么威严可怖的党的区委会、区苏维埃执委会、同警备司令部和民警机关一起隐藏在土墙里边的内务部派出机关等等，也都在血的复仇者的急促的呼吸面前望而却步了。原来，古老的、野蛮人的法律刚刚呼出了一口气，一切苏维埃政权就在这科克切列克荡然无存了。看来。这个政权的手也并没有从州中心江布尔市伸出多远，因为整整三天中既没有看见从江布尔市有一架飞机载着军队来，也没有接到任何态度坚定的指示；只是下令以现有力量加强监狱的警卫工作。

这样，车臣人和我们所有的人便都看清楚了。在这个地球上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什么是幻影？

还是车臣族的几位老人表现出了真正的明智！他们到内务部机关去了一次，请求把胡达耶夫家的大儿子交给他们惩处。内务部机关小心地婉言拒绝了。老头们第二次到内务部机关去，请求举行公审并当场处决胡达耶夫的大儿子。如能作到这一点，他们答应给胡达耶夫一家解围；不对他家的其他人进行血的复仇。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合情合理的妥协方案了。但是，公审？这怎么行？！事先答应当众处决？这怎么行？！胡达耶夫又不是政治犯，他是一个盗贼，他是社会亲近分子呀！对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的权利可以践踏，但不能践踏一个多次杀人犯的权利！请示了州领导，上面果然拒绝了。“那么，一小时之后胡达耶夫的弟弟就会被杀死！”车臣族的老人们解释说。对此，内务部的官员们只是耸耸肩膀：这与我们没有关系！是啊，还没有犯下的罪行，他们是不能去审理的！

不过，二十世纪的气息总算起到了一点作用。但不是对内务部人员，而是对那些已变得冷酷无情的车臣族老人起了作用。他们还是没有命令复仇者下手！他们往阿拉木图发了一封紧急电报。又有几位在整个民族中最受尊重的老年人从阿拉木图匆匆赶来了。召开了元老会议。对胡达耶夫的大儿子进行了诅咒并且宣判了他的死刑，决定：不论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只要他遇到车臣人的刀子，那把刀就应该把他处死。然后，把胡达耶夫家族的三个人叫出来，对他们宣布说：“你们可以随便走动，没有人会触动你们了。”

于是，阿布杜尔拿起书本上学来了。学校的党组织委员和团组织委员带着伪善的微笑欢迎他。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和课堂上，人们继续向他歌颂共产主义觉悟，似乎那令人难堪的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过。阿布杜尔那消瘦的、变黑了的脸上毫无表情。他又一次深深地懂得了世界上什么是最强的力量：那就是血族复仇。

我们欧洲人只知道在书本上读，在学校里讲一些崇高的话语，以表明自己蔑视这条野蛮的法律，蔑视这毫无意义的残酷屠杀。但是，看来这类屠杀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不会使这些山地民族根绝，反而会使这些民族坚强。并不需要很多人为这条血的复仇的法律而牺牲，但这条法律却可以对周围的一切人产生威慑力量！记住这条法律的山地民族中会有哪一个人敢于随随便便地侮辱另一个人呢，就像我们常常由于酒醉，由于道德败坏，或者简直就是为了好玩而随便彼此互相侮辱那样？还有哪一个非车臣人敢于同车臣人纠缠，敢于说他是盗贼，说他粗野，或者敢于指摘他买东西不排队就往前钻呢？要知道，对你这些话的回答可能不是一句话，不是一句骂，而是拥向你肋下的一把刀子！就算你自己也拿出刀来（可是你身边不会带着刀子，文明人嘛！），你也不会还他一刀：否则你的全家就可能死于刀下！车臣人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地上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他们傲视一切，不论是“国家的主人”还是非主人，都得恭恭敬敬地给他们让开路。血的复仇发出的光芒形成一个恐怖“场”，它也就用这种“场”力维护并加强着这个小小的山地民族。

“要使别人骇怕，就要狠打自己人！”山民的祖先在那久远的古代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好的约束人的规范了。

可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向他们提出了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第五章　刑满之后

八年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期间，我没有听到任何曾被流放的人讲过一句流放地的好话。但是，关于流放生活的幻想却早在最初关进侦查监狱和递解监狱的时候就产生了。那时，牢房的六面石壁紧紧地挤压着你，使你透不过气，只有关于流放的幻想静悄悄地闪着颤抖的微光，它像海市蜃楼，使得阴暗潮湿的床板上的囚犯那消瘦的胸膛不禁阵阵起伏：

“啊，流放！如果能判流放就好了！”

我自已不仅没有摆脱这种通常的想法，而且，可以说，我的流放幻想还特别强烈。在新耶路撒冷的粘土采掘场时，我一听到邻村的鸡叫就幻想流放。我从卡卢加关卡的屋顶望着属于别人的。庞大的首都，内心也曾祷告：让我远远地离开这里，把我流放到远处去吧！我甚至天真地向最高苏维埃提出过申请，请求把我的八年劳改改为终身流放，哪怕去最遥远偏僻的地方也行，大象“对此的回答是根本不理睬。（我当时绝没有想到终身流放早已注定，不过它不是把劳改改为流放，而是在劳改之后流放。）

一九五二年，埃克巴斯图兹关押着三千人的“俄罗斯人”劳改点“释放”了十个人。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被领出劳改营大门！——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可理解的现象。埃克巴斯图兹营建立三年来还没有释放过一个人呢。何况这些人中间谁的刑期也没有满。这么说，是那些在战争初期判刑十年而幸存下来的少数军人得以释放了。

我们急切地盼望着他们从狱外来信。有几个人间接或直接写信来了。我们得知：他们离开劳改营后几乎全被流放了，虽然原判决书上根本没有提流放。但是谁也没有对此感到奇怪！监狱当局和我们都很清楚：问题并不在于法律条文，不在于判处的刑期，不在于写在纸上的手续。问题的实质是：政权是强者，它有权对我们这些一旦被划为“敌人”的人践踏、镇压、扼杀、直至我们死亡。不论是政权当局还是我们，都觉得只有这才是唯一正常的秩序，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安于这样了。

斯大林时期的最后几年，人们担心的不是流放者的命运，而是那些虚假的获释者的命运，是那些表面上住在劳改营外、没有警卫看守、已经离开内务部的灰色羽翼保护的人的命运。不知为什么，政权当局认为流放是一种补充惩罚手段，其实，流放不过是囚犯久已习惯的那种不负责任的生存的继续，是他赖以继续顽强地活下去的宿命论基础。流放可以使我们免除自己选择居住地点之苦，免于苦思冥想和再犯错误。流放你去的地方就是对你最适当、最好的地方。整个苏联国土上只有在这唯一的地方人们才不会责怪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只有在这里我们才有无可争议的最后权利占有三平方俄尺的土地睡觉。而像我这样从劳改营出来后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亲人等待的孤独者，似乎也只有在流放地才可能遇到自己的贴心人。

在我们国家，逮捕时是刻不容缓的，但释放时就决不会着急了。如果某个不幸的希腊民主主义者或土耳其社会党人在监狱里比规定时间多关了一天，那么恐怕全世界的报纸都要为此喊叫起来吧。而我感到十分高兴的却是：服满刑期之后只在劳改营里多留了几天就把我……释放了吗？不，把我押解上了流放的旅程。然后，又押解了一个月，这已经不是刑期，而是我自己的自由时间了。

虽然是在武装士兵押解下离开劳改营，我们还是遵守监狱里的最后的迷信信条：无论如何绝不能回头望一眼这最后的监狱，（据说回头一望，你将来就还得回到这里！）并且要正确地处理自己在监狱里使用过的小饭勺。（但是，怎样才算正确？有人说，应该带走它，否则就得再回来取；也有人说，应该把它扔给监狱，否则监狱就会追着你要。我用的小勺是我亲自在铸造车间铸的，所以我把它带走了。）

又一次经过巴夫洛达、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的递解站。虽然我们已算是刑满释放的人，但还是要对我们搜身，没收不许带的东西，赶进狭窄拥挤的牢房，塞进黑乌鸦囚车或“泽克”车厢，和刑事犯关在一起。警卫部队的军犬照样向我们狂吠，冲锋枪手照样喊叫；“不许回头！”

不过，在鄂木斯克递解监狱我们遇到一位好心的看守。他在吩咐别的事情时顺便向我们五个从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人问道：“是什么神保佑了你们？”“怎么回事？要把我们往哪儿送？”我们几个人立即兴奋起来。我们明白：去的地方可能不错。“往南方呗！”看守见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些奇怪。

确实如此。从新西伯利亚把我们送往南方了。火车朝着温暖地带开会！那里有大米、葡萄、苹果。怎么回事？难道贝利亚同忐没能在偌大一个苏联结我们找到块更坏的地方？难道真的会有这种流放？（我已经在暗自盘算将来写一组关于流放的诗，题为《美好的流放之歌》。）

在江布尔市火车站上把我们从“泽克’”车厢卸下来，看管仍然十分严厉。上卡车时仍是通过警卫士兵形成的一条走廊，还是叫我们直接坐在车斗里，仿佛已经服满刑期后我们还会企图逃跑似的。夜深了，一弯新月以它微弱的光辉照着卡车走过的黑暗林荫路，这是一条真正的杨树林荫路！这就算流放！我们不是到了克里米亚吧？刚刚二月底，我们那里的额尔齐斯河还被坚冰封着，可这里已是春风拂面了。

把我们送到监狱。监狱接收时没有搜身，没让进浴室。可诅咒的四壁也不显得那么阴森了I我们拿着自己的口袋、提包等进入牢房。早晨，管钥匙的打开牢门，无精打采地说：“出来！把各自的东西全拿上！”

魔爪逐渐松开了……

红色的、春天的早晨在院子里迎接了我们。朝霞温暖着狱墙。大院当中停着一辆卡车等待我们，车上已有两个犯人，他们和我们并成一批。应该深深地吸几口气，向四周看看，享受一下这不可多得的美景！但是，怎么能错过这结识新交的机会呢？两个新犯人中有个年纪很大的人，瘦瘦的脸，一头白发，一对不住流泪的灰色眼睛。他直挺挺地坐在自己那堆揉乱的衣物上，严肃认真，象个接见外国使节的沙皇。乍一看，他像是聋子或外国人，不大可能同我们找到共同语言。我刚一跨进车斗，就决定同他搭话。于是他用漂亮的俄语作了自我介绍，声音坚定而有力：

“我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瓦西里耶夫。”

一瞬间，我们之间进发出一个会心的火花！是不是朋友，内心往往会立即感觉到。这个人是朋友。在监狱里。想了解人就要分秒必争。谁知道下一分钟会不会使你们分手？可我们现在不是在监狱呀！也一样！……于是，我战胜汽车马达的闹声，尽量地“采访”他，因而没有注意到卡车什么时候离开监狱的水泥地驶上了大街的石路，忘了不能回头看最后的监狱的戒律。（有多少个“最后的”监狱啊！？）竟也没有张望一眼我们短暂的自由旅程。卡车很快开进了内务部州分局的宽敞的后院。又向我们发出了禁令：不许离开这里到大街上去！

看模样，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足有九十岁，他的眼睛已经昏然无光，胜十分消瘦，头发完全白了。其实他是七十三岁。原来他就是俄国工程界早期的一位杰出水利工程大师和水文地理学家！这位瓦西里耶夫曾是“俄国工程师协会”的著名重要成员。（“俄国工程师协会”是怎么回事？我第一次听说它。这是俄国工程技术界一个阵容强大的社会团体。可是到了苏维埃时期，这一切就全都被消灭了。）瓦西里耶夫直到现在还坚定地以这段经历为荣，他得意地回忆道：“我们当时就是不肯看风使舵，就是不承认干手杖上能长出甜美的枣子来。”

当然，他们的协会为此被解散了。

我们被送到一个叫谢米列奇耶的地方。这个广大地区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遍布了瓦西里耶夫的足迹和他的马蹄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瓦西里耶夫就完成了楚伊谷地引水工程，纳里扬河水电站工程和通过楚伊里山的隧道工程的技术计算工作。战前他就已经自己着手实现这一宏伟计划了。他在一九一二年从国外购进六台“电力挖掘机”，在这里展开了工作。（这六台机器都经过了革命的洗礼，并且在三十年代在奇尔奇克工程工地上被当作苏联挖掘机械的新产品而使用。）现在，这位瓦西里耶夫由于“破坏活动”坐过十五年监狱，又在上乌拉尔斯克的政治隔离营度过最近三年之后，请求给他恩典——允许他在这里，在谢米列奇耶，度过他的流放期，直至死亡，因为他一生的事业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假如不是贝利亚本人记得二十年代有过一个叫瓦西里耶夫的工程师曾经计划过合理分配外高加索几个共和国的水利资源的话，肯定连这一点恩典也不会给他的。）

所以，瓦西里耶夫今天在卡车里坐在自己行李袋上时的神情才会像斯芬克斯那样深沉而令人难以理解。今天不仅是他获得自由的第一天，也是他回到自己青春时代、回到激励感召过他的土地上来的第一天。不，人生并不是那么短促的，如果你能在生活的道路上立下几块里程碑的话！

不久前，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女儿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张贴着《劳动报》的报栏前停了下来。勇敢的记者不惜笔墨（这笔墨是有很高报酬的）绘影绘声地描写了他的楚伊谷地之行，他指出：布尔什维克建设者们修建的引水工程使这个地区焕发了青春。他描述了纳里扬河阶梯式水电站工程的宏伟、水利工程技术的长足发展、农庄庄员今天的幸福生活。最后，（不知谁向他提供的材料？）’他突然用这样几句话结束了全篇文章：“但是，如今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改造大自然的工程都是实现了一位天才的俄国工程师瓦西里耶夫当年的设想。可惜这位工程师在官僚统治的俄国没有得到承认。更遗憾的是这位满怀豪情的青年工程师未能活到他的美好愿望胜利实现的今天！”这宝贵的几行字在瓦西里耶夫女儿眼里变得模糊不清、连成了一片。她从报栏里扯下报纸，把它贴在自己的胸前，在民警的警笛声中匆匆走开了。

当年那位“满怀豪情的青年工程师”并没有死，他这时正蹲在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营的阴暗潮湿的牢房里。风湿病（或是别的什么骨科疾病）损害了这位老人的脊椎，使他直不起腰来。幸运的是，当时牢房里不只他一个人，还有个瑞典囚犯。那个瑞典难友用按摩法治好了他的腰脊病。

苏联监狱里很少有瑞典人。记得我住的牢房里也住过“个瑞典人，叫阿尔维德……

“是阿尔维德·安德逊吗？”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立即高兴地问道。（他的讲话和动作都很敏捷。）

真巧！原来替他治好腰痛的正是这个阿尔维德！啊，人生的路多么狭窄，多么狭窄啊！这又引起了我们对群岛的回忆。三年前阿尔维德原来是从那里被送到上乌拉尔斯克的政治隔离营去的。看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亿万富翁的父亲似乎并没有出面保护这位可爱的先生。

这时候我们开始单个地被传到州警备司令部去问话（它就设在州国家保安部机关的院子里）。那里有一名上校、一名少校和许多尉官，他们管理着整个江布尔州的全部流放者。上校当然不会亲自问我们话，少校也只是像浏览报纸标题似的看看我们的面孔。给我们办手续的是些尉官，他们都会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劳改营的经验一再提醒我：留神！这短短的几分钟可要决定你的命运！机不可失！应该要求、坚持、抗议！要聚精会神地应付，要随机应变。快点把理由想好，说明你为什么应该留在州中心或者应该到最近的、最好的地方去。（这样要求的理由是存在的，只是我当时还不知道：由于在劳改营医务所动的手术不彻底，这时我的肿瘤已经转移一年多了。）

不，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了……我已经不是服刑初期的我。似乎有某种最高雅的、清静悠闲的心情降临到我身上，我自己也乐于处于这种状态。我高兴的不是有机会运用在劳改营学到的取巧经验，我现在不屑于想出一个摇尾乞怜的借口。人是不可能知道自己将来会怎样的。你处在最好的地方也可能遭到最大的灾祸，而在最坏的地方说不定会有最大的幸福找到你头上来。而且我这时正在关心地询问老工程师瓦西里耶夫的经历，根本没有来得及打听哪个州哪个区最好，哪里不好。

弗·亚·瓦西里耶夫的档案里大概有句什么起保护作用的批示，所以军官们允许他自己步行到市内去，亲自到州水利建设局询问一下可否在那里找到工作。而对我们这些人，则一概指定必须去科克切列克区。这是本州北部沙漠地带的一角，接近哈萨克斯坦中部的寸草不生的别特巴克达尔沙漠的边缘。哼，去找你的葡萄园吧！……

军官们把每个人的姓名规规矩矩地填入粗糙的褐色纸张印制的表格，填上日期，递到我们面前——签字吧！

我不是在什么地方遇到过类似的场面吗？对，那是向我宣布特别庭判决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如此：我的全部任务就是拿起钢笔签个名字。差别只是：那时候的纸张是莫斯科生产的很光滑的纸。钢笔和墨水则同样都很糟糕。

那么，“今天”对我“宣布”的又是什么呢？是宣布：我，某某人，自即日起永远地流放到某某地区，置于国家保安部的地区部门的公开监督之下；如果擅自离开本区范围，则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交付审判，可判处二十年苦役刑。

是啊，有什么说的，完全“合法”嘛！丝毫不奇怪。我们都心甘情愿地签了字。

几年之后，我得到了一本《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刑法典》。我十分满意地看到它的第三十五条是：判处流放的期限为三年至十年；而作为监禁刑的附加刑时，流放期不得超过五年。（这曾是苏联法律工作者的骄傲：他们从一九二二年的刑法典开始就已经在苏联的立法中取消了无限期褫夺公权以及一般的无限期镇压措施，只有最可怕的一项例外，即无限期地驱逐出苏联国境。而且据说这一点是“苏联立法与资产阶级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性区别”。见：《从监狱到教育机构》一书。）法律固然是这样的，但为了节约内务部工作人员的劳动，还是写永久流放比较简单，这就无须再关心什么时候满刑并且再找借口重新延期了。

另外，刑法典第三十五条还规定：流放只能由法院以特别判决的形式判处。好吧，就算是由特别庭判处也行啊！可是，这里实际上连特别庭也不是，而是值班中尉大笔一挥，我们就被“判”终身流放了。

这时我的脑海里忽然来了诗兴，浮现出几句讽刺诗，虽然稍嫌长些：

铁匠的大锤忽地挖起，

把我脆弱的命运砸成烂泥。

要我签名，我只好挥笔：

接受国家保安部公开监督，

永久流放。我都同意！

有阿尔卑斯山、玄武岩、银河系。

有多少星辰闪烁，向人间示意。

我岂敢同它们的永久性相比，

有幸当一名永久的流回，我已满意。

可你这保安部能不能永久呢？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从城里回来了。我把这几行歪诗读给他听。我们两人都笑起来，像孩子，像囚犯，像无罪的人们一样笑起来了。弗·亚·瓦西里耶夫的笑声清脆爽朗，很像斯特拉霍维奇的笑声，而且他们的性格也很相像：两人都深深进入了精神生活，因而肉体的痛苦便再也无法破坏他们的内心平衡。

其实，目前瓦西里耶夫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原来他不是流放到这里的，当然，是“弄错了”。只有伏龙艺市的机关才有权派他到原来工作过的楚伊谷地去工作。本地的水利工程处只负责修建灌溉渠道。水利工程处处长，一个稍有点文化但却十分自傲的哈萨克人，赏赐给这位楚伊引水工程创始人的荣誉是：让他在办公室门外稍候，等处长向区委电话请示之后方才同意接受这位创始人为“见习水利技术员”，就像安排一个刚从中专毕业的小姑娘一样。安排到伏龙芝市去吗？不行！那是另一个共和国。

怎样才能用一句话来描写俄国的全部历史呢？那就是：它是个把一切希望和才华统统扼杀的国家。

但是，这位白发老人总还是感到了几分欣慰。他想：不少科学家了解他，也许将来还会把他调到别处去。他也在表格上签了字，承认自己是永久流放到此地的，如果擅自离开，甘愿被判苦役，坐牢到九十三岁！我帮他把东西拿到大门口，即拿到我一步也不能超过的界限。他就要走出去，去找个善良的人家设法租下一席安身之地了。他甚至示威性地说，有可能的话，就把老伴从莫斯科接到这里来。孩子们？……孩子们不会来的，他们认为不应该放弃莫斯科的住房。还有别的亲属吗？有一个兄弟。但是，这个兄弟的命运是十分不佳的：他是个历史学家，可却没有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竟离开了祖国。现在这个可怜的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拜占庭史。我们又笑起来了，我们一起替他的兄弟感到遗憾。我们拥抱告别了。就这样，我眼前又闪过去一个杰出的人，他永远地离开了我。

我们这些剩下来的人不知为什么仍旧天天被关在小屋里，晚间我们挤在粗糙的地板上睡觉，勉强可以伸伸腿，直直腰。这同我八年前开始服刑时住的拘押室完全一样。我们已被释放，可是晚上仍被镇在屋里；告诉我们：如果愿意，可以拿个马桶到屋里来。与监狱不同的只是这些日子再不免费供给伙食了，我们必须拿出自己的钱交给他们到市场去买回东西哈。

过了三个昼夜，总算盼来了真正的押送人员，带卡宾枪的。他们命令我们在领取路费和伙食费的单据上签字。路费立即被押送人员收去。（说是去买火车票，其实，他们一吓唬查票员，就可以免费乘车了，路费落入他们自己腰包，算是“外快”。）我们排成两行，拿着各自的东西走向火车站。我们又走过那条杨树林荫路。鸟儿在歌唱，一片春天的气息。可是才三月二日呀！我们都还穿着棉衣，很热，但都为来到南方而高兴。不说别人，至少在囚犯心目中寒冷是最难熬的。

慢慢爬行的火车又把我们往回头路上拖了整整一天，然后我们在楚站下车，步行了大约十公里。随身带的东西和皮包使我们都出了一身透汗。我们跌跌撞撞地走着，但还是拖着自己的东西。要知道，从劳改营里拿出来的每一块破布都会对我们这可怜的躯体有用！我身上穿着两件棉衣（一件是清点物资时捞到的），还有我那件饱经灾患的军大衣，它在前线和劳改营的地上已经磨得不像样子，但现在我怎么忍心扔掉这件满是灰尘的褐色军大衣呢？

天黑下来了，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那就是说，今夜又得住在监狱里，住在新特洛伊茨科耶村的监狱。我们早已是自由人，可还老是住监狱，监狱。牢房、硬地板、窥视孔、放风、倒剪手、凉水……一切照旧，只是不发给口粮了：我们是自由人嘛！

早晨开来一辆卡车，昨天的押送人员也来了，他们当然没在营房里过夜。我们还得往草原深处走六十公里。卡车在洼地抛了锚，大家不得不跳下车（从前当因犯的时候没有权力下车），从泥泞中往外推它。我们都用力推，为的是早些走过这是致多少有些变化的路程，尽快到达那永久流放地。押送人员则在周围站成半圆形，“保护”着我们。

草原迅速从车旁掠过。放眼望去，两旁是望不见边际的灰色野草，它又粗又硬，牲口都不能吃。很少看到哈萨克人村庄，它们孤零零的，周围只有几棵树。终于在地平线上出现了几棵杨树树梢（哈萨克语“科克切列克”，就是“绿色的杨树”的意思）。

到了！卡车在车臣人和哈萨克人的土坯房中间穿过，扬起满街尘土，招来一群怒气冲冲的狗。拖着小小的四轮车的温顺的小驴急忙闪到一旁。一家院子里的骆驼慢慢地回过头来，隔墙向我们投来轻蔑的一瞥。也有居民，但我们的眼睛只看到妇女，这些不寻常的。被遗忘的妇女。看，那个黝黑的女人站在门口手搭凉棚注视着我们的汽车；看，那里还有三个穿红花连衣裙的正朝这边走来。她们都不是俄罗斯人。“没关系，会找到未婚妻的！”——当过远洋轮船长的四十岁的维·伊·瓦西连科对着我的耳朵喊道。他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时就一直是很顺利的，他管理洗衣房。现在他得到了自由，更可以施展本领，寻找自己的轮船了。

汽车经过区百货商店、茶馆、诊疗所、邮局、区执委、木板墙围起来的区党委会的瓦房和区文化馆的草房，停在国家保安部和内务部州分局的大门前。我们满身是土，从车上跳下来，走进房前的小花园，大家也顾不得这是在中央大街上，就脱下上衣开始洗脸擦身子。

内务部州分局机关的对面有一所平房，很高，显得有些奇怪：四根多利斯式的圆柱庄严地支撑着房前的假柱廊，柱脚下还有两层光滑的石阶，但是，往房顶上一看——草屋顶却已经发黑了。禁不住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这是一所学校！十年制中学！但是，讨厌的心脏啊，你慢些跳吧，你先别出声：这学校与你没有关系！

一个卷发的、穿得干干净净的少女穿过中央大街朝那座令人羡慕的学校大门走去。她的短上衣紧紧裹住纤细的腰身，看去象一只黄蜂。她的步态是那么轻盈，甚至令人怀疑她的脚是否踏着地面。她是教员！很年轻，不像是大学毕业的。也许，她是七年制中学毕业后又读了师专？我真羡慕她！她与我这个壮工之间的鸿沟有多么深啊！我和她属于不同的阶层，我永远也不敢去挽起她的胳臂走……

这时候已有人在替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办手续了。我们依次被叫进安静的办公室。是谁问话？当然是“教父”，是行动特派员！流放地也有行动特派员，他就是这里的首脑人物！

第一次见面非常重要：因为今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捉迷藏不是玩一次，一个月，而是要永久玩下去的。现在，我跨过他的门坎，我们彼此仔细地审视着对方。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哈萨克人，他用寡言和表面上的礼貌把自己包住，我则用一副傻头傻脑的面孔把自己藏起来。我们双方都明白：我们之间将要进行的、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对话，诸如，“请你把这张表填一下”，“我该用什么笔写呢？”之类，实际上也就是一场决斗。这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表现出：我连这点小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我平常就是这样的，大大咧咧，没什么心眼儿。而你这个青铜怪物则应该记住：“对这个人不必特别监视，他会安分守己地过日子的，看来这些年的劳改营生活对他有所帮助。”

我应该填写什么？当然，是一张调查表，还有自传。新档案就要从这调查表开始建立，卷宗已经准备好，就放在桌上。今后关于我的告密情和官员们对我的鉴定、评语等将会源源不断补充到这个卷宗里来。等材料积累到大致够立一个新案时，便会从上级来一道命令：立即逮捕（这所房子后面就是监狱的土坯房），再给我判上十年刑。

我把最初的一张纸呈上去。行动特派员看了一遍，把它装进活页文件夹。

“对不起，您能不能告诉我区教育局在哪儿？”我突然像是心不在焉地、，客气地问道。

他也很客气地告诉了我，并没有惊奇地扬起眉毛。由此，我得出结论：我可以去找工作，州的保安部门不会反对的。（自然，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囚犯，我不会便到直接去问他：“我可以在教育系统找工作吗？”）

“访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到那里去，不由人押送什

他耸了耸肩膀：

“一般地说，今天，你们还得在这……最好不出这个大门。不过，要是为了工作问周，也可以去一趟。”

现在是我自己走在大街上了！是否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自己走”这个伟大字眼呢？我自己走！我的身旁和身后都没有人端着冲锋枪了！我回头看看，确实没有！我高兴的话，可以靠右边的路走，顺着学校的院墙走，院墙内有一口肥猪正在用嘴拱地；高兴的话，也可以沿着左边的路走，那边区教育局的院墙外面正有几只鸡在寻找食物。

我走向区教育局。走过了大约二百米的路程。我那一直弯着的腰有点直起来了。走路的姿势也不那么拘谨了。通过这二百米，我从一个公民等级进入了上一个等级。

我穿着从前在前线穿的旧毛料制服上衣，下面是一条很旧的斜纹布裤子，脚上还是劳改营发的猪皮皮鞋，勉强把包脚布的两个角塞进去。我就这样走进了区教育局。

里面坐着两个胖子，哈萨克人，座位旁边摆着两个小牌，表明两人都是区教育局的视察员。

“我想在学校找个工作。”我对他们说，觉得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强，甚至感到很轻松，好像我是在问他们盛水的玻璃瓶放在哪里似的。

他们有些紧张。毕竟不是常有新教员到这草原上的土房里来找工作的。虽然这科克切列克区的面积比整个比利时还大，但这里具有七年级文化水平的人却屈指可数，他们彼此全都认识。

“您是什么学校毕业？”他们用相当纯正的俄语问我。

“大学物理数学系。”

他们甚至吓了一跳。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接着便用急促的哈萨克语谈起来。

“那么……您是从哪儿来的？”

好像还不清楚，还必须找自己对他们解释似的。哪个傻瓜会跑到这种地方来找工作呢、何况现在是三月？

“我是一小时前被流放到这里的。”

两人立即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面孔，先后钻进局长办公室去。他们走了，我这时才发现旁边的打字员在注视着我。她是二位五十来岁的俄罗斯妇女。眼神一闪，像一个火花，我立即感到我们是同乡：她也是从古拉格群岛来的！哪儿的人？为什么？从哪一年起？这位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格列科娃出身于新切尔卡斯克的哥萨克家庭，一九三七年被捕，她这个普通打字员在内务部机关的各种手段的“帮助”下，不得不相信自己是某个臆想的恐怖组织的成员。于是，十年劳改。而后是再次判刑。然后是永久流放。

她不住地用眼睛瞟着局长办公室虚掩着的门，压低声音简短扼要地向我介绍了学校的情况：有两个十年制学校，还有几个七年制学校；区里非常缺数学教员，这里没有一个教员受过高等教育；至于物理教员，这里从来没有看见过。办公室的铃声。打字员虽然很胖，却霍地站起来，迅速向门口跑去——这也是她的职务呀！她很快转身回来，用“官腔”高声叫我进去。

正面桌上铺着红色台布。两个胖视察员舒适地坐在旁边的长沙发上，局长坐在斯大林画像下的大安乐椅上。局长是个哈萨克女人，小巧玲珑，挺讨人喜欢。她的举止和派头像是猫与蛇的结合。画像上的斯大林不怀善意地向我微笑着。

让我在门口坐下了，离得远远地。像个受审的人。我们开始了无聊而冗长的谈话。每次同我用俄语谈上一两句，他们自己就得用哈萨克语谈上十分钟，这时我只好傻瓜似地呆在一旁。他们详细约问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教过书，担心我已经把自己的专业辨识和教学法忘掉了。接着便吞吞吐吐地说：现在没有空缺，区里各学校的数学和物理教员都满员，真遗憾，连半个教员的工资经费都不好筹措，而教育我们的青年一代可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工作，等等。最后，终于归到主题：问我是为什么坐牢的？我的具体罪状是什么？没有等我回答，那个猫蛇已经提前把眼睛眯缝起来，似乎我所犯罪行的血红闪光已经刺痛了她那党员的眼睛。我把目光从她的头上移向上面撤县那张凶恶的脸，就是这个撒旦毁掉了我整个生活的。在他的像片前面我怎样谈我和他的关系呢？

我只好吓一吓这些教育家了。在这种情况下囚犯们是会用这一招儿的。我回答说：你们所问的问题属于国家机密，我无权在这里讲。我想知道的事很简单：这里要不要我这个教员？

他们又用哈萨克语长时间地讨论起来。谁有胆量把个国家罪犯雇到学校来？不过，他们找到了出路：他们叫我写份自传，填张表格，一式两份。这是早已习惯的！纸上什么都可以写。我不是一小时前才填过吗？我填了表格，又回到州保安机关的大院。

我怀着莫大的兴趣在大院里绕了一圈，看了看他们自己设立的监狱。我看到，他们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在围墙上挖了个小洞作为给犯人转递物品的“窗口”。其实，围墙很矮，完全可以从墙上把篮子送过来。可是，如果没有“送饭口”、还算什么国家保安部？我在院子里漫步，觉得这里呼吸起来比在那发了霉的区教育局反倒更轻松些。从区教育局的角度看来，保安部显得高深莫测，它能使教育视察员闻声丧胆。现在，我就在这里，这个部是我最亲爱的部呀。这里有三名警备司令部的官员（其中有两名校官），他们奉命公开监视我们。我们就是他们的谋生手段。这里没有什么闷葫芦要猜，彼此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

几个警备司令部的官员倒还和气。他们允许我们夜间不睡在上锁的屋子里，可以睡在院里的干草上。露宿！我们已经忘记这意味着什么了！……多少年来一直是上锁，一直是铁栅栏，看到的是四壁和顶棚。怎么能睡得着！我在院里，在监狱旁边的院里，沐浴着柔和的月光踱来踱去。已经卸下的马车、水井、饮牲口槽、一小垛干草、马棚顶下面的马影——这一切显得那么和平、古老，看不到一点保安部的残酷印记。刚到三月三日，可是入夜后却毫无凉意，几乎和白天一样，微风吹得人暖烘烘的。草原上的科克切列克村上空时而响彻叫驴的吼声，声音时起时伏，充满激情，它向母驴表明自己的爱和充沛的精力，大概母驴的叫声中也表达着同样的感情吧。我是不善于辨别声音的。听，这种低沉有力的声音是不是骆驼在叫？假如这时我能放声高呼，我也会对着月亮怒吼的：我要在这里呼吸！我要在这里活动！

我会通不过那几张表格的屏障？不可能！在这充满号角般叫声的夜晚，我感到自己高于那些胆小如鼠的官吏。我要去教书！要重新感到自己是人！要大踏步走进教室，以热情的目光环视孩子们的面孔！我的手指一伸向黑板上的图——全教室的人立即屏住呼吸、鸦雀无声！图上加了一条线，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全班学生如释重负地吁一口气。

我不能睡。我来回走，在月光下不停地走。驴子在歌唱。骆驼在歌唱。我的整个身体也在歌唱：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最后，我躺到敞棚下的干草上，和其他难友并排躺着。离我们两步远的牲口槽旁，几匹马站在那里整夜地嚼着干草。我感到，对于我们这半自由的第一个夜晚来说，普天下再也找不到比这嚼草声更亲切的声音了。

嚼吧，没有恶意的生物！嚼吧，驯良的马、吃草吧……

第二天使允许我们去租赁私人住房。我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找到一间鸡窝似的小屋：它只有一扇不太透光的窗户，很低，甚至在当中屋顶最高的地方我也不能完全直起腰来。虽然我在监狱里幻想流放时说过：“我只需一间低矮的土房”，但连头也抬不起来还是未免不大愉快。不过，总算是间独立的屋子了。地是土地，把劳改营的棉农销在地上就成为我的“床铺”。这时，幸而有一位流放的工程师，鲍曼专科学校的教师亚历山大·克利缅季耶维奇·兹达纽克维奇帮了大忙，他借给我两只木箱，我把衣服铺在上面就可以建得很舒服。我自己还没有煤油灯（什么也没有！每一件需要的东西都得自己买，仿佛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过，我并不因为没有灯而难过。这些年来，在牢房、禁闭室、工棚，一直都是在刺眼的公家的灯光下睡觉的，今天躺在黑暗中我倒感到十分安适。看，黑暗也能成为自由的一部分！我在黑暗和寂静中躺在两只木箱上，细细玩味着这黑暗中的宁静！（很可能会从广场上的扩音器中传来广播声音，但是科克切列克广场上的扩音器不知为什么已经三天不响了。）

我还能有什么更多的希望呢？……

但是，三月六日的早晨超出了我所渴求的一切愿望！我的女房东，从诺夫哥罗德被放逐来的信多娃老大娘，跑过来小心翼翼地对我耳语道：

“你去听听广播！他们对我说了，可我真不敢重复。”

确实，广播又开始了。我向中央广场走去。广场上。在装着扩音喇叭的柱子周围，阴沉沉的天空下已经集聚了大约二百人，这对于科克切列克村来说已经是很多了。人群中有不少哈萨克人。许多老年人从秃头上脱下华丽的棕黄色小帽，拿在手里，样子都十分悲伤。年轻人们则冷淡得多。有两三个拖拉机手没有摘帽子。我当然也没摘帽子。我还没有听清楚广播员的声音（他的戏剧性表演使他的声音显得特别伤心），但我已经有些明白了。

这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早在大学时代就祈求盼望的时刻！是古拉格群岛上全体囚犯（除正统派分子外）所祈求盼望的时刻！亚洲的独裁者死掉了！这个恶棍“蹬腿儿”了！啊！这时刻在我们那里，在特种劳改营，会发出什么样的公开欢呼啊！可是，现在站在我旁边的是中学女教员，俄罗斯族的女孩子，她们却在失声痛哭：“我们往后可怎么活呀？……”她们失去了生身的慈父……我真想向整个广场，向她们大声喊叫：“放心吧，你们会照样活下去！不会再枪毙你们的父亲了！不会再把你们的未婚夫抓去坐牢了！你们自己也不会再作为反革命家属被捕了！”

真想在这扩音器前面大声叫喊，跳一回野人的送葬￥但是，遗憾啊，历史长河的水流是缓慢的。因此，在我的脸上，在这张已经训练得能够应付一切场面的脸上，立即出现了一副谨慎的悲哀表情。目前还需要暂时装假。还应该像从前一样装成一个竭尽愚忠的百姓。

不管怎样，这总算以最好的方式庆祝了我这流放生活的开始！

刚刚过去十天，共同执政的“七诸侯”在明争暗斗、互相戒备中就完全撤消了国家安全部！这么看来，我原先的怀疑是正确的喽：国家安全部是否能永久呢？

那么，这个世界上除了不公正、不平等和奴役之外，究竟还布什么能是永久的呢？……

第六章　流刑犯的幸福生活

1．自行车钉子（螺丝）。半公斤2．皮鞋5（双）3．送风器2（个）4．波利［玻璃］杯

10（个）5.木欠（铅）笔盒1（个）6．地球义（仪〕l（个）7.火柴50包8.扁福（蝙蝠）牌油灯2个（盏）9.牙高〔膏）8（筒）10．甜饼干34公斤11．伏特加酒156瓶（每瓶半公升）这是一张艾达拉村百货商店全部商品的盘存单，是为了对商品进行重新定价编制的。科克切列克区消费合作社的商品检查员和商品计价员开列了这张清单，而我现在正摇计算器计算商品的价格：有的商品要降价百分之七点五。有的要降百分之一点五。价格既然已经如此大幅度降低了，学生用的木铅笔盒和地球仪就可望在新学年开始之前卖出去，大螺丝也一定能在自行车上找到各自的位置。只是滞销的大批甜饼干（大概还是战前生产的）最后很可能不得不列入“呆滞品”一类。至于伏特加酒，就是再涨点价也会在“五一”之前卖光的。

四月一日，按斯大林的步调，照例要宣布商品减价，使劳动人民受益数百万卢布（全部受益额都已事先算出并公布了）。但这对我却成了一个打击。

我来到流放地已经一个月，在劳改营实行“经济核算制”时期当铸造工挣到的一点工资全吃光了。（获得自由之后还要靠在劳改营挣的钱维持生活！）我不断到区教育局去询问；什么时候录用我？但是那个蛇局长不接见我，两个胖视察员和我说话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拖到月底，他们终于把州教育局的批示拿给我看：科克切列克区各学校数学教员编制已满，无法安排工作。

在这期间我写了一个剧本（关于一九四五年的反间谍机关）。如今早晚没有人搜身，没有必要像从前那样经常要把写下的东西销毁了。我除了写作外没有任何事作。经过长时期劳改营生活之后，我倒宁愿这样。一天，我到“饭馆”去花两个卢布喝了一碗热汤。这也就是给当地监狱囚犯吃的稀汤，我看到同时把这汤舀到桶里送到监狱去。黑面包可以在商店随便买。土豆我已经买下一些，甚至还买到一点猪油。我自己借了一匹小驴从小树丛里驮回些干盐木枝，可以升起一个炉灶了。我的幸福生活可以说十分圆满。我想：不雇佣我也不要紧，眼下只要过得去，就先写剧本；哪里去找这么自由自在的生活！

一天，我走在街上。突然，一个警备司令部的军官用一个手指头示意我走过去。他把我一直带到区消费合作社，径直走进主任办公室，对一位胖得像水桶似的哈萨克族主任认真地说：

“他是学数学的。”

多么奇怪！谁也没有问我为什么坐牢，没有叫我填写什么自传和表格！主任的秘书（这位被流放的希腊族姑娘长得像电影明星一般漂亮）立即用一个手指头在打字机上敲出一纸委任状：委任我为经济计划工作人员，月薪四百五十卢布。当天，也同样轻而易举地，没有研究什么表格，区消费合作社又安排了两名尚未找到职业的流放者；曾任远航货轮船长的瓦西连科和另一个我还不了解的人（他叫格里戈里·萨莫伊洛维奇·姆-泽，性格很内向，从不多说话）。这些日子瓦西连科正醉心于他的“加深楚河河道，使汽艇通航”的计划（楚河每到夏天水很浅，牛也能走过去），他正请求警备司令部批准去勘察过河道。他在海运学校时的同学、共同驾驶过“同志号”机帆船的曼恩现在已当了船长，这时正忙于装备“鄂毕号”探险船去南极洲。而瓦西连科现在却被强行雇佣去当区消费合作社的仓库管理员了。

其实，并不是雇我们去当经济计划人员、仓库管理员或什么会计人员的。我们三人都被调去突击一项紧急工作：对商品重新定价。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夜间到四月一日早晨区消费合作社从来都忙得不可开交，从来都缺少人手。人手怎么可能够用呢？在这一夜之间，既要盘存商品，又要发现偷盗商品的售货员（虽然并不是为了把他们送交法院），还要给所有商品重新定价，因为第二天早晨就应该按照对劳动人民十分有利的新价格售货了。不过，这个区的广大沙漠地带连一公里铁路和公路都没有，所以这些对劳动人民十分有利的价钱在五月一日之前是无论如何也兑现不了的：整整一个月各村的商店都不营业，要一直等到区消费社把所有货物清单计算好、批下价格，并且把它用骆驼送到各村为止。但是区中心的商店总不能在五一节前一直不营业呀！

我们三人来到时，区消费合作社已经有十五个人在做这项工作。有编制内的人，也有临时找来的。各办公桌上堆满了劣等纸张开列的长长的货单，屋里只听见老会计人员熟练的打算盘声，时而听到一两句骂人活。我们立即被安置在这里工作。我很快就不耐烦在纸上笔算了，我请求给我一台计算器。可是，区消费社没有计算器，也没有人会用它。但是，有个人想起在区统计局的柜子里有一架带数字的小机器，那里也没人会用它。经过电话联系，去人把它取来了。我噼噼啪啪地工作起来，迅速地在表格里填满数字。主要会计人员们不住地斜眼看我，心想：这个家伙会不会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

我这里一边摇着计算器，一边想：囚犯可真容易得意忘形，或者，要用文学语言表达的话，人的欲望增长得多么迅速啊！现在，我已经开始对许多事不满意了：我在自己的小屋里好好地写剧本，被他们打断了，我不满意；学校里没有录用我，我不满意；把我硬拖到这里来叫我（……干什么？挖掘冰冻的土地吗？光着脚在冰冷的水里和泥做土坯吗？不，不，是叫我）坐在干干净净的办公桌旁摇计算机的手柄并把数字填进表格，我也不满意。是啊，假如开始服刑时就叫我作这项舒服的工作，而且要整个服刑期间每天无偿地工作十二小时，那我也会千恩万谢。为它欢呼的！现在人们为此每月付给我四百五十卢布，我甚至可以每天买一磅牛乳了，可我却轻蔑地把脸一扭，心想：工资是不是太少点？

区消费社的重新定价工作整忙了一星期（首先需要精细地确定每种商品应属于哪一类降价商品，然后再确定对该商品应该适用销往边远农村的商品相应提价的哪一项规定提价）。这项工作不结束，所有商店全不能营业。因此，那位终日无所事事的、胖得像水桶似的主任便把我们大家召集到他那庄严而豪华的办公室里宣布说：

“这么办吧。我们知道，医学界得出的最新结论是：人根本不需要睡眠八小时，四小时就足够了！所以，我现在命令你们：都要早晨七点开始工作，夜里两点结束。午饭和晚饭时间可以各休息一小时。”

听到他的这段训词，我们中间似乎没有一个人觉得可笑，只是觉得可怕。大家都蜷缩着沉默不语，最后也只能鼓起勇气来讨论了下……晚饭的一小时放在什么时间最合适。

是的，流放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人们早就告诉过我，流放者的命运就是由这一类的命令决定的。在座的都是流放者、都担心自己失掉工作：一旦被解雇，在科克切列克将长期找不到工作。况且，归根结底，这又不是替主任个人干，而是替国家干嘛，工作需要嘛！这样，在他们看来那医学界的最新结论也就完全可以忍受了。

啊，真想站起来嘲笑这个自鸣得意的野猪一番！哪怕只是痛快一时也好！但是，那就会被说成十足的“反苏维埃煽动”，说你是在号召破坏一项极重要的工作！要知道，你一生中已多次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中学生、大学生、公民、士兵、囚犯、流放者，——不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总是在领导掌握之中的，你总是必须鞠躬、沉默。

假如他说的是工作到晚上十点，我也许就老老实实坐到十点了。可是他的命令却等于宣布精神死刑：他等于叫我在自由的流放地停止写作！不，见你的鬼去吧！连同你那商品减价一起见鬼去！劳改营的经验给我暗示了出路：口头不必说反对，只须默默不执行。我同大家一起温顺地倾听了主任的命令。可是，一到下午五点，我便离开办公桌回家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才又来到办公室。别的同事这时早已在那里计算，至少是装出一种在计算的姿势。他们像着野人似的看了看我。姆-泽虽然心里赞同我的作法，但他自己却不敢，他偷偷告诉我：昨晚主任在我的空办公桌前面大发雷霆，说一定要把我再赶到一百公里外的沙漠去。

说老实话，我确实有些害怕：当然，内务部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说不定真会赶走。那时你就别想再看到这区中心市镇了！但是，我很幸运：我登上古拉格群岛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即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如今来到流放地，又碰上斯大林之死。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某种新鲜气息已经慢慢飘到我们这个边远地区，飘进了区警备司令部。

一个新时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这就是群岛历史上最宽大的三年时期。

主任没有把我叫去，他自己也没有来找我。这一天，我在那些不断打瞌睡、不断计算错误的同事中间以清晰的头脑进行工作，并且决定今天仍旧平到下午五点，准时离开办公室。反正会有个什么结果的，不管是什么，就让它快来吧。

在我的一生中，我已多次认识到：人可以牺牲许多东西，但不应牺牲核心的东西。我决定不牺牲早在特种劳改营的行列中就已开始构思的剧本。我胜利了。整整一个星期，晚上大家都在工作，只有我的办公桌空着。大家也习以为常了。主任在走廊遇到我时把脸扭过去。

但是，命运注定我无须整顿“哈泽克斯坦”的农村合作社工作了。有一天，一个哈萨克人（中学教务主任）忽然来到区消费合作社。此人在我来之前是科克切列克唯一的大学毕业生，而且以此自豪。但是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他的嫉妒。他到底是想在第一届学生毕业之前充实教学力量，还是有意要往区教育局那位蛇局长的汤里撒点胡椒粉，我不得而知，反正，他跑来对我说：“快去把你的毕业证书拿来！”我像孩子一般急忙跑回去取来了。他装进衣袋，立即驱车去江布尔市参加职工代表大会。三天之后，他又来找我，把州教育局的一份委令的抄件放在我面前。一这文件是由同一个无耻之徒签署的，一个月前他曾确认科克切列克区“各学校数学教员编制已满”，现在，四月，他委任我为数学教员兼物理教员，而且把我派到三周后即将进行结业考试的两个毕业班去！（教务主任是冒着危险的。倒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在政治上冒着危险，而是他担心这些年的劳改营生活会不会使我把数学忘掉。考试几何和三角那天，他没有叫我当着学生的面打开试卷，而是把我领到校长办公室，把几个数学教员都请来，叫我当场解答试题，他站在我的身后。我的答卷与标准答卷的答案完全一致，这使他和所有教员高兴得像过节一样。要在这里成为笛卡尔是多么容易啊！后来我才知道，每年七年级数学统考时，区里常常接到各村教员打来的电话：题出得不对吧？得出的答案不一样呀？……因方那些教员自己也只是七年制毕业嘛……）

我可以走进教室，拿起粉笔了。内心的幸福不可名状。这一天我才获得真正的释放，获得真正的公民权！至于流放地的其它条件，现在对我都无所谓了。

在埃克巴斯图兹的时候，囚犯的队伍时常从那里的中学旁边走过。我当时望着活跃在校园里的孩子们，望着女教师朴素大方的服装，把那里看作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叮叮的铃声震得我心痛。那些年的暗无天日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实在把我折磨苦了。当时我觉得，哪怕在这贫瘠不毛的埃克巴斯图兹当一名流放者，能够按照这铃声拿着教室日志走进教室，像要揭示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似地以神秘的面孔开始讲课，那就会是使我心醉的最大幸福了。（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向往，一方面，当然，是由于我当教师的天赋，但大概也有另外的原因，即未得到满足的自我评价和长年无人需要的才干与奴隶般的低下地位之间的鲜明对比。）

但是，由于这些年来我只顾注视古拉格群岛和国家的生活，却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在战争年代初战后这些年，我们的学校已经死亡了，它早已不复存在，剩下来的只有膨胀起来的校舍和空荡荡的铃声。首都的学校，偏僻山村的学校全已经死亡。当精神死亡像毒气一样蔓延全国的时候，首先受害窒息的，除了孩子们、除了学校之外，还能是谁呢？

不过，我也只是在几年之后，当我从流放的国度回到俄罗斯这个宗主国本土时，才认识到这一事实。在科克切列克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当时黑暗势力的整个发展趋势尽管是在走向死亡，但流放者的孩子们还活着，还没有窒息！

这是些特殊的孩子。他们是在整个成长时期始终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地位的。学校购教务会议和其他夸夸其谈的会议上，一提及这些孩子，总是说（对孩子们本人也同样说）：他们是在苏维埃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而生活的，他们在行动上受到的某些限制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同别的孩子没有其他差别……但是，每个孩子自己却亲身体验到他们身上套着枷锁，他们从刚刚记事的幼年起就感受到它了。整个丰富多采的、充满生活乐趣的（像画报上和电影里所反映的那种）生活世界完全没有他们的份儿，甚至参军也很少有他们的份儿。得到警备司令部的批准后到城市去参加考试，被学校录取，顺利地读完大学——这一切都十分渺茫，希望很小。所以，这些孩子关于这个无所不包的广大世界所能了解的一切，只限于在这中学里取得的知识。许多年来这所学校就是流放者家庭的孩子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受教育场所。另外，沙漠地带的人生活贫苦，但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这倒可以避免把精力分散在各种娱乐上，这些娱乐对于二十世纪的、从伦敦直到阿拉木图的青年起着多大的腐蚀作用啊！宗主国本土上的孩子们已经不习惯学习了，他们失去了学习兴趣，把学习看作一种不得不尽的义务，因为在成年之前总要找个地方呆着。但是，这些流放者的孩子则不然。如果好好教育他们，他们是把学习看成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的，学习对他们就是一切。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好像这样才可以使他们脱离二等公民的地位，同那些一等公民的孩子们平起平坐。他们的自尊心只有在认真学习中才能得到满足。

（不，不只是学习。还有学校里一些凭选举担当的职务和青年团的职务。还有从十六岁以后可以参加的普选。这些可怜的孩子渴望着平等，哪怕是平等的假象也好！不少孩子以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感到自豪，认真地在小组会上作政治时事讲话。有一个年轻的日耳曼族姑娘，维克托丽娅·努斯，她考进了两年制的师范专科学校。我勉励她说；不必以自己的流放者家庭出身为耻辱，应该以它为骄傲。可是完全出乎意外，她像着一个病人似地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急于参加共青团，那就强拉他们进去；上面已经同意你入团了，可你却不久，为什么？科克切列克有几个日耳曼族小姑娘是秘密教派的信徒，她们就是被迫加入共青团的，不加入的话，她们全家会被赶到更远的沙漠里去。啊，你们这些诱惑青年的人！真该给你们脖子上挂个大磨盘，把你们沉到河里……）

我这里讲的全是科克切列克中学“俄罗斯人班”的情况。（其实，这些班几乎全不是纯粹的俄罗斯人班，而是日耳曼人、希腊人、朝鲜人、少数库尔德人和车臣人、本世纪初期迁移到这里的乌克兰人的后裔，哈萨克人“负责干部”的子女等占多数，这些“负责干部”的家庭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俄语。）哈萨克人一般居民的孩子则组成“哈萨克人班”，这些班的学生十分腼腆怯生，大部分（没有被官气沾染坏的家庭的）孩子都很直爽、诚恳、有传统的善恶观念。他们在没有被妄自尊大的虚伪教育损害之前大多如此。这些班里是用哈萨克语讲课，但那种授课几乎等于无知的扩大再生产，因为第一代教员就是勉勉强强拿到毕业证书的，而这些一知半解的人却又摆出一副大学问家的面孔到处去误人子弟。一些哈萨克女孩子们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也能混到一个“及格”而从中学和师范学校毕业。因此，当这些处于原始愚昧状态的孩子们接触到真正的教学时，他们的全部身心便会被吸引住，他们不仅认真地听，专注地看，而且嘴里也在不住地重复着老师讲的话。

面对孩子们这种学习热情，我在科克切列克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而且在这三年中（很可能以后还有许多年）我只为此一点就感到很幸福、分给我的课时不够用来改正过去教学中的错误和弥补漏教的课程，于是我就给学生规定课外补习时间，组织学习小组，带领他们实习，组织天文学观测……学生们极热情地参加这些活动，比看电影还积极。我还担任班主任工作，而且给我的班全是哈萨克学生，这个班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的一切喜悦都局限于教室的四壁之内和上下课的铃声之间。在教员休息室、校长办公室和区教育局，则到处使人感到那种全国普遍的通常的沉闷。对我来说，还要加上流放地位所造成的特殊的难堪。我来之前，教员中间就有日耳曼人和受到“行政流放”的人。这些人都受歧视。人们一有机会就提醒我们：允许我们进入教师行列是当局的莫大恩惠；搞得不好，随时可能失去这种宽大待遇。流放来的教员最怕（当然，别的教员也处于依附地位，也怕）给区首长的孩子们判的分数不高而得罪领导二他们还怕全班的平均分数不高而惹恼校长。所以大家都抬高分数，这就更促进了整个哈萨克斯坦的无知的扩大再生产。此外，流放者教员（和哈萨克人单身教员）还要“纳贡”和“捐款”：每月要从他们工资中扣除三十五卢布，谁也不知道作什么用。校长（别尔杰诺夫）可能突然宣布他的小女儿过生日，那么每个教员就得各出五十卢布送礼；此外，校长或区教育局长时而会把这位或那位教员请到办公室去，提出要向他“借”三五百卢布。（不过，这倒是本地区的风俗。或曰“制度的共同特点”。学生们在毕业晚会前也要每人交出一只羊或半只羊，这样就保证能拿到毕业证书，完全文盲也无妨。毕业晚会照例变成本地区党的积极分子们狂饮作乐的酒宴。）另外，区一级的领导人都是某地函授学校的学员，他们的所有考卷全要由学校的教员们负责代答。（考卷是按老爷派头通过教导主任交下来的，因此，奴隶教员们连拜见自己为之代答的函授生的“殊荣”都得不到。）

我对这一切全采取僵硬的不妥协态度。这是因为我立即看出自己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不知道是由于这种态度，还是因为时代正在变得不那么严峻，或是这两者一起帮助了我，总之，我没有把脖子伸进这个枷锁去。只有分数判得公平，学生们才会努力学习，所以我判学生考卷时从不考虑谁爸爸是区委书记。我也不“纳贡”，不“借”给领导钱（区教育局的蛇局长就无耻地向我“张过嘴”！）。每年五月，贫穷的国家便要用公债形式搜刮掉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这已经够受了。（劳改犯人被剥夺了购买公债的权利。现在我自由了，流放确实把购买公债的权利还给了我。）不过，我的“原则性’‘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旁边有一位生物和化学教员格奥尔吉·斯捷潘诺维奇·米特罗维奇。他是塞尔维亚人，在科雷马坐过十年牢，现在年纪大了，有病。他是一直坚持为科克切列克地区的公正而斗争的。他被区地政局解雇后到中学来当教员，因而又把这斗争带进了学校。在科克切列克，无法无天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种现象由于无知、野蛮人的自作聪明和各种宗族和裙带关系而变得更加复杂。这里的不法行为互相牵连着，不为局外人所知，也无法插手进去。但是，米特罗维奇却同它进行忘我的、奋不顾身的斗争（当然，他是经常引用列宁的话作为根据的）。他在教务会议上揭露，在全区教员大会上揭露，他给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僚子弟、校外考生判不及格，不让某些学生凭着“赠送的羊”拿到毕业证书。他不止一次地向州领导控诉，往阿拉木图寄信，给赫鲁晓夫本人打电报（他竟征集到七十名家长签名作为自己的后盾，到别的区去发电报。因为在本区内这种电报当然是发不出去的。）他要求上面派人来，派视察员来检查。视察员来了，可是也一起反对他。于是他又写信上告。学校召开特别教务会议“整”他，指责他对孩子们进行“反苏宣传”（这离逮捕法办只有一发之隔了！），而且严肃地指责他“过于粗暴地对待了”几只吃掉少先队员们种的菜的羊。开除过他几次，又几次给他恢复了工作。他又要求补偿他被迫没有工作期间的工资。把他调往其它学校，他不去，又开除他……他战斗得很带劲！如果再有我同他在一起，那我们便能好好折腾他们一阵子！

但是，我一点也没有帮他的忙。我保持沉默。我设法避开关键性的表决（总不能投票反对他吧），我去参加学生的小组活动或去辅导。对那些党员校外考生，我也不妨碍他们取得及格分数，我想：你们自己属于掌权阶层，去欺骗你们自己的政权吧！我以这种态度掩护自己的任务：我在写作，不停地写作。我保重自己，为的是进行另一场战斗，将来的战斗。而且，这个问题也还可以提得更广泛些：米特罗维奇的斗争是正确的吗？需要吗？

他的全部战斗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他无法把这一团又粘又乱的东西理好。何况，即使他完全胜利了，那也不可能使整个制度、整个体系有所改变。最多只是在一小块有限的土地上闪现出一个洗净了的洁净的斑点，而它很快又会被大片灰黑色盖住。他可能取得的全部胜利补偿不了他可能遭到的报复——第二次被捕。（只是由于赫鲁晓夫时代的到来才使米特罗维奇免于再次被捕。）他的战斗是没有希望的，但他那拼出一死也要反对人间不平的精神却很富于人性。可以说他胸斗争是注定失败的，但却不能说这斗争是无益的。假如我们不都那么“聪明”，假如我们大家不是无休止地诉说：“没有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的国家也许会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尽管米特罗维奇不是普通公民，而是个流放者，但他那双眼睛的闪光却也使得区政权当局望而生畏。

虽然他使人们惧怕，但是到了那个光辉的“节日”，到了选举亲爱的人民政权机关的日子，我们三个人——不屈不挠的公正战士米特罗维奇，我，还有另一个不露声色的、平时最谦让、最妥协的格里戈里。萨莫伊洛维奇·姆-泽——就全都一样了。我们三人同样强忍着厌恶的痛苦心情同别人一起走去参加那嘲弄人的选举。（既然如此，他的斗争还有什么价值呢？）差不多全体流放者都能获准去参加选举，这种选举是那么不值钱，甚至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也会突然在选民名单上发现自己的名字。人们会催促他们，赶他们尽快去投票。我们科克切列克从来没有固定的权票处，投票箱设在距中心区很远的一个挂上帷幕的棚子里，路也没有，很不好走。所谓选举，就是要尽快地把选票拿到投票箱处，把它投进去。如果谁在中途放慢了脚步，想仔细看看候选人的名字，这一就会显得奇怪了：难道党组织还不知道应该选谁？名单有什么可看的？！投票之后，大家都有合法的权利去喝上一杯（选举之前照例要提前发工资或者预支部分工资），人们穿上最好的衣服，所有的人（包括流放者）在街上相遇时都郑重地互相行礼，互相祝贺一个什么“节日”

啊！我又一次感到还是劳改营好，那里就没有这类选举！

有一次，科克切列克选举了一位“人民法官”，哈萨克人，自然是“全体一致选出”的。大家照例祝贺了选举日。过了几个月，另一个区转来了该法官犯下的刑事案件的材料；他原先是那个区“一致选出”的法官。他在那个区犯了案，这才查明他在我们区的短短几个月中也已经接受了许多贿赂。虽然遗憾，也只好撤掉他，再指定科克切列克进行部分选举。候选人又是一个外区来的哈萨克人，谁也不认识。于是，星期天大家又穿上最好的衣服，从大清早就开始投票。全体一致！又摆出幸福的面孔在街上互致节日祝贺，眼神里看不到一丝幽默……真是在祝贺节日！

在苦役营里，我们总还敢于公开嘲笑这一切拙劣的表演，可是在流放地却不敢向谁透露这种感情。现在是作为自由人生活，而人们从这“自由”中得到的第一件最坏的东西就是：不敢暴露思想。我只同姆-泽等极少数人谈论过这一类话题。

姆一泽是从杰兹卡兹甘押送来的。来时他一文不名——他的钱在路上全被扣留了。但警备司令部根本不管这些，还是取消了他在监狱时得到的伙食供应，把他赶到科克切列克街头了事：要偷就去偷，要饿死就饿死吧！那些日子我曾借给他十几个卢布。为此他对我始终感激不尽，总提起这件事，说我救了他。这也是他性格上的一个特点：总记住人们的恩惠。但他也记仇。（例如，他就记胡达耶夫的仇。胡达耶夫曾恶毒地、完全无理地残酷殴打过姆-泽的儿子。这个胡达耶夫原来就是险些成为血腥复仇牺牲品的那个车臣青年。看，人世的生活有多么错综复杂！）

姆一泽一无专长，又是流放者，不可能在科克切列克找到较好的工作。他能找到的最好工作是在中学当一名实验员。他很珍惜这份差事。工作本身要求他为大家服务，满足大家的要求，对谁都要和和气气，无须表示自己的意见。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不暴露自己一用殷勤客气的外衣把自己包住，使人无法看透他。甚至有些最简单的事实，例如，他为什么到了五十岁还没有专长，谁也不知道。我不知不觉地同他接近起来。我们从没有闹过意见，常常互相帮助，而且对许多事都有同样的、劳改营里养成的自然反映和表达方法。这样，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我终于了解到他隐藏已久的经历和内心变化。这些都是很值得借鉴的。

战争开始前，姆一泽是某地区的党区委书记。战争期间他被任命为某师团的译电处处长。他一直担任高级职务，是个“重要人物”，没有尝过什么人间疾苦。但是，一九四二年发生了一件事：由于译电处的某种过错，使得该师的某团未能及时收到后撤命令。这个错误必须立即改正。可是又发现姆一泽手下的人全都不知哪里去了，也许就是全牺牲了。于是将军便命令姆一泽亲自到前线的那个团去传达撤退命令，拯救他们。这时该团已处于敌人不断紧缩的包围圈中。姆一泽立即骑马出发了。他十分悲观，担心性命难保。一路上越走越危险，他决定不再前进。在原地还不知能否活下来呢！他是自觉地停下来的，也就是说，他抛弃了那个团，出卖了它。他从马上跳下来，抱住一棵大树（或许是裁到树后躲避炮弹），这时，他……向耶和华发誓：只要他能保住性命，他将作一个虔诚的信徒，将完全遵守宗教教规。结果他平安无事。那个团被歼灭或者是被俘了。姆一泽活了下来，按照第五十八条，他被判十年劳改，刑满之后他又流放到科克切列克。他确实在十分虔诚地还愿！他的内心和头脑里一点点党员的影子都没有了。妻子只有用欺骗的办法才能使他吃一点禁食的无鳞鱼。每到星期六他虽然不敢不去上班，但在班上则尽量什么也不作，回家后则严守一切教规并作祈祷，当然，在苏维埃政权下不可避免地是秘密地作的。

当然，这段经历他几乎未对任何别人说过。

在我看来，这段经历很不简单。简单的只有一点，也是我们这里最不能同意的一点，即：我们的生活的最坚强、最根深蒂固的支柱是宗教意识，而不是党的意识形态。

应该怎么评判他呢？按照一切法规——刑法、军法、人格的规范、爱国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规范来看，此人都死有余辜，应该受到蔑视；姑且不说他当时对于自古以来他们犹太民族最凶恶的敌人缺乏应有的仇恨吧，他至少是为了自己活命而葬送了整个一团人呀！

可是，姆一泽还是能够根据某种更高的法则高声为自己辩护说：你们进行的这一切战争难道不都是因为最高政治家们的愚蠢才发生的妈？！难道希特勒之所以会侵入俄国不是由于愚蠢，不是由于他本人的愚蠢，由于斯大林和张伯伦的愚蠢而造成的吗？！可是现在你们却要派我去死？！难道是你们使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吗？

人们（甚至就是那个团里的人！）会反驳我：如果他这样看，那就该早在兵役局给他穿上漂亮军服的时候声明这一点，而不该到了抱住大树的时候才说！是的，从逻辑上我并不想替他辩护，从逻辑上我也应该蔑视他，恨他，应该在同他握手之后感到厌恶才对。

但是，我却一点也没有这类感觉！这是否税为我不是那个团的人，没有体验到当时的境况？还是因为我想到了那个团的命运实际上还取决于其他上百种因素呢？或者因为我从未看到姆一泽趾高气扬的样子，只看到了他陷于绝境的样子呢？我们每天见面都诚挚地热烈地握手，我一次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体面的。

一个人在一生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形！他可能变成对自己和对别人来说都是完全另外一个人！而我们却往往根据命令，根据法律，根据一时心血来潮，或者由于自己的盲目，而心甘情愿地、高兴地拿起石头朝着那个完全不同的人的其中一个打击。

但是，假如你手中的石头掉下来呢？……假如你自己陷入深重的灾难中呢？那时，你就会产生某种新的观点了——对罪行，对罪人，对他人和对自己，都会产生某种新的观点。

在这本厚厚的书里我讲了许多宽恕的话。人们以惊奇而愤怒的口吻反驳我：还有个界限没有？总不能对什么人都宽恕吧！

我回答说：并不是什么人都宽恕。我只宽恕倒下的人。只要那个偶像还高踞在统治者台上，额上显出一道无上威严的皱纹，还在冷酷无情地、随心所欲地糟踏我们的生活，那你就给我挑选更重些的石头吧，不，让我们十个人一起抬起一根大原木来朝他撞去！

但是，当这个偶像一旦滚落下来，一旦倒在地上，当这大地的撞击能使悔悟的犁耙在他脸上耕出第一道犁沟时，那就放下你举起的石头吧！

因为他自己正在回到人类中来。

不该剥夺神指给他的这条道路！

除了上述种种之外，总的说来，我们科克切列克作为一个流放地，也同整个南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地区一样，还算是比较优越的。这是流放到有人居住的村庄，这里有水，土地也不是最坏的（如果是楚河流域，库尔代地区，土地还很肥沃呢）。许多人能够被分配到城市里（留在江布尔、奇姆肯特、塔拉斯，甚至留在阿拉木图和伏龙芝），而且这些人的无权地位同其他公民比较起一来并不很突出。这些城市的物价便宜，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尤其在那些工业市镇。因为当地居民对工业、手工业和脑力劳动向来不感兴趣。即使那些落到农村的人，也不全被无情地赶进集体农庄。科克切列克村共有四千人口，大部分是流放者，但只有哈萨克人参加集体农庄劳动，其他人大都在农业机械站或别的什么地方找到个职位，工资虽说不高，但都可以分到四分之一公顷水浇菜地，可以养牛羊，喂猪。有一批西部乌克兰人是经过五年劳改营之后作为行政流放被送到这里的，他们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们给当地的建筑公司做土坯，劳动相当艰苦。但他们认为，尽管这个地区气候干旱，土地是粘土，浇水不足庄稼会枯死，但这里没有集体农庄，生活比在可爱的乌克兰沃土上的集体农庄里要好过得多。因此，当他们接到释放命令时，竟一致决定永远留在这里。

科克切列克的行动人员很懒惰；这可以说是哈萨克人的普遍懒惰性格中唯一对我们有利的一点。我们中间也有告密考，但我们却感觉不到这些人的明显威胁。

行动人员和告密者的无所作为，制度变得温和起来，这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时代的到来。时代的这种力量，经过多级传动装置的撞击和摇晃之后虽然大大减弱了，但毕竟还是传到了科克切列克。

起初，是用“伏罗希洛夫大赦”进行欺骗。（虽然大赦是由共同执政的“七诸俟”发布的，但在古拉格群岛上我们把它称为“伏罗希洛夫大赦”。）虽然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就曾戏弄过政治犯，但那次教训不够深刻，早已被人遗忘了。流放地也同劳改营里一样经常开着“小道消息”之花。现在又有人在暗地传说要大赦了。盲目信仰的力量是惊人的！就拿H·H·格列科娃来说吧。她经过十五年的折磨，两次被判刑，可她这时竟在她小土坯房的墙上挂起了一张伏罗希洛夫的照片，而且相信它会带来奇迹。说来也怪，奇迹果然发生了！政府就是以伏罗希洛夫的名义和签字又嘲弄了我们一次。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的确，在一个为悲痛所震惊的国家里，为悲痛所震惊的统治者们为什么恰恰必须在一九五三年三月把罪犯们释放出来呢？这件事表面上不可能作出合理解释。难道只因为感觉到日子不好过了吗？安葬斯大林之后，他们就开始收买人心了。提出的理由’是：“由于我国已经根除了犯罪现象”！（既然如此，监狱里关的是些什么人？那岂不无人可赦了？！）但是，他们照旧站在斯大林的水平上，仍然奴隶般地沿着同一条思路思考，所以他们只对流氓和土匪实行大赦，对第五十八条犯人的赦免则只限于“五年刑期以下的人，包括五年刑期的在内”。不了解情况的人会根据正派国家的作风推断，会认为规定“五年刑期以下”就会使四分之三的政治犯回家了。实际上，我们的难友中被判这种“幼儿园刑期”的人最多不过百分之一二。（可是这样却放出了大批小偷，使他们像蝗虫一般扑向老百姓。只是许久之后民警机关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那些大赦出狱的土匪重新抓回来。）

我们科克切列克对大赦的反映也很有趣。这里恰好有一些人是已经服满五年“幼儿园刑期”的，但满刑后没有释放，而是未经法院判决就强行流放到这里来了。他们中间有乌克兰人，也有诺夫哥罗德人，大都是孤独的妇女和老人。他们最老实．也最不幸。他们听到大赦的消息很兴奋，以为终于可以回家乡去了。但是，两个月后却接到一纸冷冰冰的解释：这批人的（补充的、未经法院判决的）流放不是为期五年，而是永久性的，所有流放之前的原五年刑期已不起作用，这些人不在大赦之例……有一位叫东尼娅·卡扎丘克的妇女，她本来是个自由人。她从乌克兰到这里来看望被流放的丈夫时，当局为了“整齐划一”起见把她也填写成了流放移民。听到大赦消息后她向警备司令部提出了请求。但人们“合理地”驳回了：你从未被判过五年刑，和你丈夫不一样，你的流放没有期限，所以大赦不涉及你。

这样的话，什么德拉古、梭伦、查士丁尼连同他们的法典”就都得统统见鬼去了！……

这样，谁也没有从大赦中得到什么。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特别是贝利亚完蛋之后，真正的缓和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来到了我们这流放的国度。判五年刑期的人被释放回家。流放者的子女可以到附近的大学去上学了。在工作单位无人再指着鼻子说“你是流刑犯！”。一切都有所缓和。有的流放者甚至得到了职务上的升迁。

警备司令部里有些办公桌空了出来。“这位警备部军官哪去了？”“他吗？他不在这里工作了。”警备司令部的编制在压缩，人员大大减少！态度比从前和气了。神圣的汇报制度如今也不那么神圣了。“今天上午没来按时汇报？行啊，下次再说吧！”忽而给这个民族，忽而又给那个民族恢复了部分权利、流放者可以在本区范围内自由旅行，申请去其他州的手续简化了许多。人们越来越多地传说：“快要放回家乡了。回家乡！严确实，那些因当过俘虏而被流放的土库曼人回家乡去了。接着又放回了库尔德人。有些人开始变卖房产，房价大大跌落。

还放回去一些“行政流放”的老人，这是因为有人在莫斯科替他们奔走，现在他们恢复了名誉。波动遍及各个角落，所有流放者心里都热乎乎地：莫非我们也要动一动？莫非我们也……对

可笑！好像这个制度真会发善心似的。不能相信！劳改营教给我flJ的就是：不能相信！我个人更是没有必要相信，因为在那里，在宗主国本土，我一个近亲好友也没有，而在这里，在流放地，我几乎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也许这只是由于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生活吧。

不错，流放的第一年我被病魔折磨得很厉害，疾病像是监狱看守的盟友，一心要扼杀我。整整一年，科克切列克的所有医生都不能确诊我的病。我勉强支持着上课，睡眠时间很少，食量很小。从前在劳改营写下来保存在记忆里的和到流放地后写的东西，我都必须尽快写成文字并埋在地下。（启程去塔什干的那个夜晚，一九五三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我记得十分清楚：我感到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全部文学活动就要结束了。真嫌太短，太少！）

可是，病好了。这才开始了我长达两年的真正美好的流放生活。只在一点上有些苦闷，感到美中不足，便是我没能结婚：这期间我未能找到一个能够把这孤独之身托付给她、把我的全部写作和秘密宝藏托付给她的妇女。尽管如此，这整个期间我的情绪高昂、饱满，我是幸福的，没有感到不自由。学校里分上下午两部上课，我愿意教多少节课就教多少节，我在教课中找到了幸福。我的课从不使学生感到厌倦乏味。每天我还可以抽出些时间来写作，而且在这段时间里精神从来不紧张：刚一坐下，笔下的字就自然地一行一行写出来。每到星期天，只要不赶我去替集体农庄创萝卜，我就一直写作，全天时间都用在这上面！我还同时开始写小说（十年之后被查封了）。我还有许多素材，够我写很长时间的。至于出版，反正得在我死后。

我手头有了些钱，便首先买了一所单独的僻静的小土房，定做了一个坚固的写字台。晚上仍睡在那两只空木箱上。我还买了一架能收短波的收音机，夜间把窗帘拉起来，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透过瀑布般的干扰声捕捉那微弱的、禁止我们收听的西方广播，倾听着渴望听到的消息。听不清的地方就只好按它的思路自己补充了。

几十年的谎言把我们害得好苦，如今哪怕是支离破碎的真相的一些小小片断也都是我们所渴望得到的！不然的话，便不值得花费这许多时间了；西方在患幼稚病，它已经无力继续以其智慧和坚定精神丰富我们这些群岛上成长起来的人们了。

我的小土房位于村镇的最东头。篱笆外面就是灌溉渠道，草原。每天早晨可以看到地平线上的日出。草原上只要有点微风，就足够人敞开胸膛尽情呼吸了。黄昏和夜晚，不管是明月当空还是漆黑，我都同样在草原上散步，忘情地呼吸草原的空气。土房周围一百米之内没有其他住宅。

我已经安于这种生活。就算不是“永久”吧，至少也准备在这里住上二十年（我不相信完全的自由会在二十年内到来。我是有些估计错了）．我似乎已不想再到别处去（尽管一看见俄罗斯中部的地图就抑制不住心潮起伏）。对我来说，整个世界并不是外在的世界，不是那个吸引人的世界，而是我亲自经历的那个世界，它就在我的体内。我的全部任务就是要描写那个世界。

我感到自己很有信心。

当年拉季舍夫的好友库图佐夫在写给被流放的拉季舍夫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朋友，我对你说这些话是很痛苦的，但我还是要说……你的处境也有它有利的一面。你现在远离一切小人，同一切令人目眩的事物隔绝，这样，你就能够更好地……在你自己的世界里漫游了；你可以冷静地观察自己，从而也就可以对于那些以前往往是透过虚荣和世俗的帷幕看待的事物作出偏执观念较少的判断。这样，或许很多东西将会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你眼前。”

正是这样。我十分珍视这种得到净化的观点，因而我也完全自觉地珍视我的流放。

可是，流放本身却越来越不稳定，它已开始动荡。警备司令部现在简直变得可以说和蔼可亲了。它的人员进一步减少，对逃跑者现在规定只判五年劳改，实际上五年也不一定判。对一个又一个的民族宣布今后不必定期向警备司令部汇报，随后又批准他们返回故乡。喜悦和希望扰乱了我们流放地的宁静。

突然，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一九五五年九月又来了一个“阿登纳大赦”。在这之前，阿登纳访问莫斯科时曾征得赫鲁晓夫同意释放所有的在押德国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便下令释放他们。可这时忽然发现有点荒唐：德国人倒是全释放了，而给他们帮过忙的俄国人却仍在眼长达二十年的刑期。但是，这些人大就是在德国人占领时期当过伪警察和村长的，还有弗拉索夫分子，公开宣布赦免他们又似乎不妥。怎么办？最简单的还是按照我国言传工作的一般原则办事：微末小事大叫大喊，重要事件一笔带过。于是，十月革命后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政治大赦就在一个不是＃目的、“什么也不是”的普通日子——一九月九日宣布了，只在《消息报》一份报纸上发表，而且不登在第一版上，也没有发表任何

评论和文章。

噢，怎能叫人不激动呢？我看到了“关于赦免曾同德国人合

作的人员”的消息！怎么会这样？那么我呢？这与我无关？因为

我本来一直在苏联红军中服役？算啦，见你们的鬼去！这样我就

更心安理得了。这时我的朋友列·季、科佩列夫从莫斯科写信来

说，他凭着这项赦免令在莫斯科警察局争得了临时落户的权利。但

是，很快警察局又把他传去了。“你是在同我们搞什么鬼名堂？你

并没有同德国人合作过呀！”“是没有。”“那就是说，你一直在苏

军中服役？”“是的。”“那么，二十四小时之内你滚出莫斯科去！”

当然，我的朋友还是没有走，可是，他写道：“晚上十点之后就有

些提心吊胆，一听见大门铃响就担心是来赶我走的。”

我可是很高兴：我这里有多好！把手稿藏起来（我每天睡觉

之前都把它藏起来）就可以像天使般睡觉了，高枕无忧！

呆在这洁净的沙漠地带，我想象着首都那熙熙攘攘、纷乱嘈

杂、追求虚荣的生活。那里一点也不吸引我。

可是莫斯科朋友们的来信却极力敦促：“你怎么想的？为什么

还呆在那里？……应该要求复查你的案件！现在正在复查！”

我为了什么呢？……在这里，我可以整小时地观察蚂蚁的生

活：它们在我的房基土坯上钻出一个洞来，排着队把自己的货

物——一颗葵花子皮搬运进洞储备过冬，它们并没有班长、看守

和劳改营的长官管理。忽然，一天早晨，虽然房前扔着不少瓜子

皮，可是蚂蚁却不出来了，原来是它们预先就知道今天要下雨。尽

管晴朗的天空和阳光没有一点下雨的迹象，但它们却老早就知道

了。雨后，虽然天空还布满阴云，可它们却出来劳动了：它们确

切地知道今天不会下雨。

在这里，在这寂静的流放生活中，我仿佛确切看到了普希金

生活的真实道路：他的第一件幸福是被流放到南方来，第二件，也

是最大的幸福是流放到原籍米哈依洛夫斯科耶村。他本应该在那里一直住下去，哪里也不去就好了！不知是什么命运把他又拉到彼得堡去？又是什么劫数推动他结婚的呢？……

但是，凡夫俗子的心很难始终听从理智的声音。一块小木片很难不漂向整个水流流去的方向。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关于赫鲁晓夫的报告我们很长时间毫无所知。（到了给科克切列克的人们传达它的时候，也还是对我们这些流放者保密的。我们是从英国B·B·C·电台得知的。）但是，只须普通公开报纸上刊登的米高扬的一句话，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他说，这次代表大会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列宁式的代表大会”。我立即明白：我的敌人斯大林倒了，这就意味着我正在起来。

于是，我写了复查申请书。

春天，便开始取消对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全体囚犯的、刑满之后的流放刑了。

这时，我才拖着病弱的身躯离开清澈的流放地，进入了混浊的世界。

当一个原来的囚徒从伏尔加河东回到了河西，当他乘着火车整日在俄罗斯中部＿片片小树林间穿行，这时他会有什么感触？这就不是本章所要写的内容了。

同年夏天，我在莫斯科打电话询问检察机关对我的申诉有无答复。接电话的人叫我挂另一个电话，然后我听到了侦查员的声音：他用友好的憨厚语气请我到卢宾卡的机关去谈一下。我来到库兹涅茨桥大街著名的传达室，人们叫我在这里等一等。我猜测这时已经有某人的眼睛在注视着我，在研究我的面部表情了。我内心感到紧张，但却作出一副和善的、疲惫的表情，似乎无心地看着一个正在接待室玩耍的、并不很好玩的小孩。我的猜测是正确的1穿着便服的新侦查员正站在一旁注视着我！当他已经确信我不是一个凶猛的敌人时，这才走到我跟前来，十分愉快地把我领进了庞大的卢宾卡大楼。一路走着，他已经在不住叹息了：看他们（是谁？？）把您的生活糟踏成了什么样子，妻离子散！可是，白天也开着电灯的、闷热的卢宾卡大楼走廊还是老样子，还是当初我被押着走过时的样子，那时我是剃光了头、腹内空空、几夜没有睡眠，衣服上的钮扣被扯掉、两手倒剪着的。“办理您的案件的那个侦查员叫叶泽波夫，我知道他。您怎么遇到这么个野兽呢？现在他已经被撤职了。”（他现在大概正坐在隔壁的侦查室里，也正在同样骂我面前这位新侦查员……）“我原先是在海军的反间谍组织‘死灭尔施’工作的，我们那里可没有这么搞！”（从你们那里出过一个叫留明的人！你们那里还有过一个叫列夫申的侦查员，有过一个叫利宾的！）但是，我天真地对他不住地点头：那当然喽！他甚至还提到我在一九四四年说过的关于斯大林的俏皮话，并且说：“您的话很中肯！”他全清楚，他全赞成，只有一点使他感到不安，他说：“您在《第一号决议》里写着：‘所有这些任务，没有组织是不可能完成的。’您莫非是想建立一个组织吗？”

“不一是！”我事先已经周密地想过这个问题。“‘组织’不是指人们的集合体，而是指以国家的方式实行的一系列措施。”

“哎呀，哎呀，是这个意思！”侦查员高兴地表示同意。

这一关过了。

他称赞我描写前线生活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原来也都是作为罪证归入档案的。他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反苏维埃的东西！您想要的话，都可以拿回去，还可以去试试能否发表。”但是，我却用一种病人的、几乎是垂危病人的声音谢绝了他的建议；“哪里的话！我早把写作忘掉了。如果还能活几年，我想研究点物理。”（物理学是我们时代最时髦的嘛！这种游戏现在很时兴，今后我就要同你们做这种游戏了！）

挨了打的不必哭，未挨打的应该哭！监狱总应该教会我们一点什么吧。至少总该教会我们在“契卡格勃”的面前应该保持什么态度吧。

第七章　出狱后的囚犯

本书有过一章《逮捕》，是否还需要写一章《释放》呢？

要知道，那些一旦遭受逮捕的人（我指的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中间能够尝到这“释放”滋味的恐怕连五分之一也没有，如果能有八分之一就算很好了。

谁不知道“释放！”是怎么回事？全世界的文学作品里，电影里，描写过多少释放的场面啊：阴森森的牢门打开了，外面阳光明媚，人群的欢呼，亲人们的拥抱。

但是，古拉格群岛的阴沉天空下的“释放”却令人憎恨。因为出狱之后你头上的天空只会变得更加阴沉。“释放”是不慌不忙的（当局现在何必着急？），它就像写花体字时拖着一条长尾巴一样时间拖得很长，这就是它与闪电般的“逮捕”唯一不同之处。除此之外，释放就和逮捕完全相同了。它只是从一种惩罚过渡到另一种惩罚，它同样刺痛你的胸膛，摧毁你整个生活安排，打乱你对一切事物的概念，而同时却又不给予你任何希望。

如果把逮捕比作严寒对液体的突然袭击，那么，就可以说，释放是两次严寒之间的轻微的融化。

它是两次逮捕之间的状态。

这是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只要有了“释放”，日后必定在某个地方发生新的“逮捕”。

处于两次逮捕的中间状态——这就是赫鲁晓夫之前四十年间的“释放”。

它也像是抛到群岛的两个小岛之间的救生周。＿在从这个劳改营进入另一个劳改营营区之间，你先抓住它在水里挣扎一阵子吧！……

最初的钟声到最后的钟声之间叫做“刑期”，从一个劳改营营区转到另一个劳改营营区的中间一段路叫做“释放”。

马雅可夫斯基使劲号召别人羡慕苏联的护照，可是你手里的那张浑浊的橄榄色的身份证被身份证法第三十九条的黑墨水涂抹得一塌糊涂。拿着它，哪个城镇都不会给你上户口，任何一份好工作都不会要你干。在劳改营里还有人管饭，在这儿可就没有了。

同时，你却获得了很不可靠的所谓“来往自由”……

这些不幸的人不应该叫作被释放的人一不，实际上他们是被剥夺了流放地的人。这些人一旦失去恩赐给他的不可逃避的流放地，便不会再强迫e已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原始森林或哈萨克斯坦沙漠地带去生活在为数众多的自己人——坐过牢的人中间了。不，这些人希望到备受虐待的、稠密的狱外自由人中间去。可是，那里的人们却远远地避开他们，他们将在那里成为带有标记的人、再次逮捕的候补人。

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斯托利亚罗娃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从卡尔特种劳改营获释。她不能马上离开，因为还没有领到身份证。但她没有买粮食的卡片，没有住处，能找到的工作只有伐木砍柴。劳改营的朋友们捐助给她的几个卢布很快就吃光了，她只好又回到劳改营里来。她对警卫人员撒谎说是回来取东西的（这里的老规矩是宗法式的，只要头头答应就行了），于是她回到了原来的工棚！她高兴极了！女伴们围拢过来，从厨房里要来一点烂菜汤，（啊。真好吃！）有说有笑，大家听她讲述她在外面怎样无依无靠，衣食无着：不，不，还是劳改营里日子好过些。晚点名的时间到了。多一个人！。……值班看守羞辱了她一番，最后还是允许她住一夜，但到第二天（5月1日）早晨就必须“滚出去”！

斯托利亚罗娃在劳改营时一直积极劳动，不知疲倦。（她是年轻时从巴黎回苏联来的，很快就被抓进监狱。所以现在她很想早些出去看看祖国的景象！）由于“她劳动积极”，当局以优越条件释放了她：没有限定她必须到什么地方会居住。那些必须到指定地点去居住的人总还能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因为民警局无权把他们赶到别处去。但是持有“完全释放”证明的斯托利亚罗娃却成了一只人人追打的丧家犬。各处的民警局都不同意她落户。到了莫斯科，她在一些过去很要好的熟人家里也只受到茶点招待，谁也不开口要留她住下。她只好到火车站去过夜。（候车室里糟糕的不仅是夜间常有民警来赶人，而且黎明前清扫时还要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此外，大概每个被释放的囚犯都记得自己在大火车站候车室所体验过的恐惧心情：一看到民警走过来，心里就一抖：民警的目光多么严厉2民警当然会感觉到此人原先是个囚犯，他马上会问你：“你的证件呢？”如果他把你的释放证没收掉，那就全完了，你又成了囚犯。我们这里是不存在所谓权利的，也不存在法律，而且“人”也不存在，只有证件！所以他现在把你的释放证一拿走，你就完了。这是我们的切身体验。）后来，斯托利亚罗娃打算到卢加市的手套工厂去当一名工人，该厂生产的手套幸好不是给工人阶级使用的，而是给德国人战俘用的。这总可以吧？但是，工厂厂长不但没有录用她，反而当众把她奚落了一番：“噢，你想钻进我们的组织！我们懂得你们这一套！我们读过舍伊宁的小说！”（啊，你这个胖子告伊宁！你噎死才好呢！）

这是恶性循环：没有户口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就不给报户口。没有工作也就领不到粮食卡片。按规定，内务部有责任安置释放后的囚犯，但是坐过牢的人不知道这条规定，即使知道，也不敢根据这条去麻烦内务部，因为谁也怕再被关起来……

真是：人身获自由，终日泪交流。

我在罗斯托夫大学读书时，有一位很古怪的教授，叫H·A·特里福诺夫，他总是缩着脖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十分胆小，人们千万别在走廊里招呼他。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坐过牢。在走廊里喊他一声，对他来说就像是行动人员的叫喊。

战后，罗斯托夫医学院有一位被释放回来的医生，他坚信自己不可避免地会再遭逮捕，不想等待下去；自杀了。体验过劳改营生活的人，了解这种生活的人，选择这条道路不足为奇。走这条路的痛苦并不更大些。

那些过早地获得释放的人是不幸的！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一九四六年获释后并没有去什么大城市，而是回到了自已故乡的农村。他从前的老朋友，同班同学们，在街之都尽量避开他，不愿意停下来同他打声招呼，（这些青年人不久前在前线作战时还都是无畏的战士呢！）实在躲不开时，就勉强应付两句，急急忙忙离去。任何人都没有问过他这些年是怎样度过的。（虽然大家关于古拉格群岛的情况似乎知道得并不比关于中非的情况更多，但却没有人问及。我们的自由社会如此训练有素，这一点我们的子孙们将来能够理解吗？）不过，终于有一位大学时期的老朋友邀请他了，请他晚上，天黑之后，到家里去喝杯菜。真是难得的友情！暖人心房啊！正是这种不明显的温暖才是融冰化雪所需要的，才是他鲍里索夫所需要的呢！他去了。闲谈中，阿维尼尔·鲍里索夫请他的朋友把相簿拿来看看，共同回忆一下过去。朋友拿出来了。这位朋友自己竟完全忘掉了自己曾……他惊奇地看到阿维尼尔突然站起来，不等茶炊里的茶煮好就匆匆离去了。是啊，阿维尼尔在相簿上看到：所有照片上自己的脸都被墨水抹黑了。鲍里索夫此时此地该作何感想呢？！

阿维尼尔·鲍里索夫的地位后来又有所升迁，他当了幼儿园的主任。这个幼儿园里收容的孩子中有一些阵亡战士的孤儿。当这些孩子听到另一些有钱干部的子女给主任起了个外号叫“管监狱的”，他们哭得十分伤心。（我们这里没有人会向孩子们解释：那些富有家庭的子女们的家长倒很可能是“管监狱的”，而阿维尼尔则是“的监狱的”。如果是上一世纪的俄罗斯人民，就绝不会如此缺乏对祖国语言的语感了！’）

又例如，阿·卡尔捷尔虽然也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但在一九四三年由于肺结核病不能劳动而被劳改营除名了。他拿着一张“黑籍”公民证，在任何城市都不能落户口，到处找不到工作，疾病注定他将慢慢地死去，谁也不要他。这时，突然来了征兵委员会。急需兵员。＿很急。卡尔捷尔患的是开放性肺结核，可他却宣称自己很健康，心想：要完蛋就痛痛快快作为一个平等的人完蛋吧！他入伍了。他几乎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只是后来在野战医院里“第三处”的眼睛才注意到他，他们发现了这个在战场上奋不顾身的战士……是“人民的敌人”。一九四九年已经决定名单，要重新逮捕他，多亏军事委员会里有几个好人救了他。

在斯大林时代，最好的释放就是走出劳改营大门之后立即留在原地参加劳动。当地的生产单位大都了解这些人，容易找到工作。而内务部的人在街上遇见时也认为这是他们已经检查过的，一般也不再找麻烦。

但是，并不尽然。一九三八年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从巴姆劳改营被释放后自愿留在原地，当了一名自由雇佣的工程师。行动科科长罗森布利特就对他说：

“你被释放了。但是你要记住，你总是走在钢丝上的。稍有差错，你就会再成为囚犯。为此甚至无须再经过审判。所以，你小心点儿！别以为你是什么又由公民了！”

这些留在劳改营附近的聪明囚犯把监狱看作自由的另一种形式而自愿选择了它。在某些荒凉边远地区，诸如内罗布和纳雷姆等地，至今还有几十万这样的人。即使再去坐牢，他们也不会觉得很难过，反正就在旁边嘛！

在科雷马一带则根本无须选择，因为这里全体群众都是被束缚在这里的——囚犯被释放的同时就得签署自愿的保证：今后继续留在原地劳动。（科雷马的人要取得进入“宗主国大陆”的批准书比得到释放还难。）例如，娜·维·苏罗夫采娃不幸满刑了。昨天她还在劳改营附设的儿童保育院劳动，那里暖和，可以吃饱。今大既已获得释放，那就得去地里劳动，因为没有别的工作。昨天她还肯定有一张床可睡，有份口粮可领，今天则不然：口粮不发了，住处没有了．她不得不睡在一所半倒塌的破房的朽烂地板上。（这是在科雷马呀！）幸亏儿童保育院的朋友们帮了忙：她们很长时间一直把自己节省下的口粮偷偷送给她这个自由人吃。苏罗夫采娃在谈到自己获释时的新感受时，说这是“自由状态的压迫”。后来，她才慢慢地能够自主了，甚至成了……房产主”！在这张照片上我们看到她傲然站立在自己的小房旁边。可是这种“房子”恐怕不是所有的狗都乐意钻进去的。

读者不要以为只是在边远的科雷马才这样。请看看沃尔库塔的典型工棚“临时民房”吧。这里面住的自由人还算是过得不错的，当然，他们从前都是因犯。

由此可见米·彼·雅库博维奇的释放形式还不能算是最坏的：把他“释放“到残废收容所（“吉洪诺夫之家”）去了，他在那里要继续受监督，仍旧无权到外地去。

鲁德科夫斯基释放后到处找不到工作。（他说。“我受的苦可不比在劳改营里少。”）因此只好到库斯塔奈地区去垦荒（“在那儿什么人都遇见过！”）。施维德在诺里尔斯克不管风雪多大都得去编组列车。耳朵聋了。后来便去当司炉，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他去找社会救济机关要求救济，但他没有工作证件，人们只是耸耸肩膀说。“你提出证人来吧！”证人？我们的证人是海象……卡尔普尼奇在科雷马干了二十年、受尽折磨，得了病。当他快到六十岁被释放时，却由于不够“雇佣劳动二十五年以上”的工龄条件而得不到养老金。一个人在劳改营里呆的时间越久，他的病就越多，他的“工龄”就越短，得到养老金的希望也就越小。

要知道，我们国家里没有像英国的那神“刑满释放者救济协会”之类组织，这类旁门左道的机构在我国连想想都可低怕。＿人们给我写信说：“在劳改营里的日子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来之后是他的第二天”算了把！难道不是从那个时候起就升起了自由的太阳吗？不是向那些不幸的人们伸出了双手，告诉他们。“这一切永远不会重演了！”一鸣？甚至在党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似乎还流下了眼泪呀？！、茹科夫从科弗罗夫市写信来说：“我不是站起来了。而是跪着直起点身子来了。”．但是“我们身上始终挂着劳改犯的标签，只要有精简之类的事。我们当然首当其冲”。古洪诺夫写道；“给我恢复了名誉，现在我在研究所工作，可是总像还继续过着劳改营生活似的。踩在我们头上握有权力的还是当过劳改营头头的那些人。”波波夫说：“不管口头说过些什么，也不管纸上写了些什么，但只要同事们一听说我劳改过，就无意似地把脸扭过去了”

不，魔鬼确实仍然是强有力的！我的祖国至今仍然是这样的。要想把这个国家朝着暴政的方向推一丈远，最多只需蹙蹙眉头，咳嗽一声就能作到；但要想把她往自由的方向哪怕只打一寸，那也需要套上一百头黄牛，还得用棒子拼命打每一头，边打边喊；“看！往那地拉！看！往那儿拉！”一那么，恢复名誉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呢？一位姓契的老太婆忽然收到一个语气粗暴的通知：“明天上午十点之前到民警局来！”别的什么也没说＿！她的女儿头一天晚上拿着这通知跑去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真担心妈妈的老命。我该让她作些什么思想准备呢？”“不必担心！是件高兴的事，是要给她的亡夫平反了！”（也许是件心酸的事呢？这是那些“恩赐者”根本不会想到的。）

我国发善心的方式尚且如此，我国发狠心的方式就自不待言了！

平反的雪崩来势凶猛！但它也没能砸开那帮一贯正确的人们的花岗石脑门一！因为雪崩塌下来的方向，不是朝着只需皱皱眉头的那边，而是朝着需要套上一百头黄牛的那边。

“平反工作搞得太轻率！”党的官员们直言不讳地说，“平反过头的人太多了！”

沃尔德马尔·孔林（顿河罗斯托夫市）蹲了十五年，出来以后一i八年老老实实，啥也不说。一九六O年才敢把劳改营里的糟糕情况向同事们聊了聊。因此就对他立案侦查，一个克格勃少校对扎林说：“别以为平反就是没罪了，只不过是罪行不大而已。但有些东西是永远抹不掉的！”

在里加市，也是一九六0年，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基被一些配合得很好的“同事”集体连续“整”了三个月。因为他隐瞒了他父亲各……一九三七年被枪毙的事！

正因为这样，科莫戈尔才不明白：“今天到底谁是正确的，谁有罪？当那些丑恶的面孔又突然大谈平等友爱时，我们该往哪里躲呢？”

马尔克洛夫恢复名誉以后在劳动合作组织里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被选为工艺合作劳动组合保险理事会主任，简单说，相当于劳动组合工会地方委员会主席。但是这个劳动组合的主席却从来不敢让这个民选干部单独呆在他的办公室里，哪怕一分钟《兼管干部工作的支部书记巴耶夫，为了保险起见，把马尔克洛夫负责的工会地方委员会的公文函件都攥在自己手里。“是不是有一份关于工会地方委员会改选的文件送到您这里了？”马尔克洛夫问道。“噢，好像一个来月前送来过一份这类东西。”巴耶夫回答。“我现在需要从它！”“嗯，给你看看吧，不过，你得快点，马上就下班了！”何这份公文是发给我的呀！好吧，我明天早上就还给你！”“那怎么行？！那怎么行！这是文件！”——请设身处地替这个乌尔克洛夫想想，假如您处在巴耶夫这样一副嘴脸之下，而您的工资收入和户口又全取决于这个巴耶夫的话。您会以怎样的心情呼吸这自由世纪的空气呢？！

一位姓杰耶娃的女教师被解雇了，因为她“道德堕落”：她丧失了一个教师的尊严、竟然嫁给一个……刑满释放回来的犯人（她在劳改营里教书时教过这个人）！

这一切都不是发生在斯大林时代，而是在赫鲁晓夫时代。

过去的一切留下的唯一实物的东西就是证件。一张不大的纸片，大约十二公分宽，十八公分长。对仍然活着的人来说，它是恢复名誉的证件。对已经死去的人来说，它是死亡通知书。死亡时间——无法查证；死亡地点栏——画了一个大“Z”号表示不详；至于死亡诊断，你哪怕翻一百页这类证明文件，都是那个现成的答案，有的还附有（当然是杜撰的）见证人的姓名。

那些真正的见证人却都沉默不语。

我们也沉默不语。，那么，后代子孙将到何处去了解呢？全都隐蔽起来、钉死、粉饰得干干净净了。

维尔博夫斯基抱怨说：“甚至青年人也向被恢复名誉的人投以怀疑和轻蔑的目光。”

自然，并不是所有青年人都这样。大部分青年对这些事根本不关心。我们是否恢复了名誉？现有的一千二百万坐牢的人是否还呆在监狱里？大部分青年认为这些都与他们完全无关。只要他们自己目前有自由，有磁带录音机和蓬乱发式的姑娘陪着就行了。

鱼类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斗争，鱼儿只知道努力从网眼里钻出去。

同一种疾病发生在不同人身上便会有不同的病程。释放也如此。如果从近处观察，大家对释放的感受是十分不同的。

从身体方面看也易这样。有些人把过多的“应力”用在设法度过劳改期上。他们把全部精力集中起来像铁人一样度过了劳改期。他们整整十年吃不刮身体所需要的东西，整日从事艰苦劳动，穿着单薄的衣服在严寒中砸石头也从不感冒。但是，一旦服满刑期，外来的非人的压力有些松弛了，内部紧张也松弛下来。这时出现的“压力差”’就会把这种人毁掉。大力士丘尔别涅夫在伐木场整整干了七年，一次伤风都没得过。获释之后他却得上了好几种病。索罗金。恢复名誉之后精神和心理越来越不健全。在劳改营时同伴们一直是很羡慕他的健全心理状态的。他后来得了好几种病：神经官能病．精神病……”伊戈尔·卡米诺夫说：“出狱之后我的身体虚弱多了，一点力气也没有，总觉得比在劳改营里还累。”

早就有这样三句话；“困苦时刻强忍受，时来运转吃酒肉。”有些人释放后不到一年就满口的牙全掉了。有的人很快变成了老头子。也有的则是刚刚到家，便像一枝燃尽的蜡烛似地死掉了，

但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是获释之后精神才振奋起来，只有这时才焕发出青春活力。挺起了腰板（例如，我本人现在看来比我流放期的第一张照片上还显得年轻）。你会突然发现：外界真是好过呀！那里的，古拉格群岛上的地心引力完全不同。在那里自己的两腿好似大象的腿一般沉重，可是到了外界腿轻快得像麻雀一样。自由人觉得无法解决的一切困苦情况，在我们面前都可以迎刃而解。一因为我们有一把富有朝气的尺子：“从前比这困难多呢！”从前比这困难得多，那就是说现在很容易解决。我们总是不倦地重复这句话：从前比这困难得多呢！从前比这困难得多呢！

但是，画出一个人的今后命运的几笔决定性勾画。还是在于他获释当时的精神状态的转折。这个转折的表现形式是千差万别的。你只有走出劳改营岗楼大门时，才会感觉到你在离开这苦役营故乡。精神上你是在这里重新诞生的，你内心最隐秘、最珍贵的一部分将永远留在这里，尽管你的两腿正在把你报向那个没有声音、没有反响的狱外世界。

人的性格会在劳改营里表现出来，但它同样也会在释放时表现出来！我们前面提到过薇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科尔涅耶娃。现在我们来看看她一九五一年是怎样离开特种劳改营的吧。她说：“两扇五米高的大门在我的身后关上了。我哭了。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怎么竟会在边走由外界的一刹那哭起来。我哭什么？……有一种感觉，好像是我把自己的心从最宝贵的、最亲爱的东西上、从难友们身上扯开了似的。大门关上了。一切全完了。我再也看不到这些人，再也不会得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了。我好像是在走入来世似的……”

是走入来世！……释放就是死亡的另一种形式。难道我们获得了自由吗？我们是死了，是进入了某种阴间的、完全不同的、有些虚幻的生活。我们将在那个世界小心翼翼地触摸各种事物，力图重新认识它。

可是，原来想象的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释放并不是这样的。它在我们脑海里的形象是按普希金的方式描绘的：“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但是，极少有哪一代囚徒享受过这样的幸福。

我们这是偷来的释放，不是真正的释放。凡有这种感觉的人全都急急忙忙带着这偷来的一点点自由逃到孤独的生活中去。维。维，波斯佩洛夫说：“还在劳改营的时候，我们，我和我的好朋友们，就几乎都是这样想的：一旦上帝让我们活着离开这里，获得自由，我们决不住在城市，也不住在村镇。我们要住到密林深处去，当个护林员或森林巡查员，甚至当个牧人，远远地离开人们，离开政治，离开这浮华世界的一切。”阿维尼尔·鲍里索夫获释之后，最初一个时期总是躲避人，想法跑到大自然中间去。他说：“我真想抱住每一棵小白烨，抱住每一棵杨树亲吻。我听到哗哗的落叶声像是在听音乐（我是秋天被释放的），我眼里充满泪水。我一天只能挣到五百克面包，但这无所谓，只要能几小时几小时地倾听这寂静，只要可以看书，我就心满意足了。狱外世界的任何工作都似乎很轻松，很简单；一昼夜就像一小时似的飞过去，对生的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幸福，那么每个囚犯获释后的第一年就肯定会遇到它！”

这样的人往往很长时期不想拥有任何东西：他们懂得，财产是很容易失掉的，就像烧毁一样。他们几乎是带点迷信地避免使用新东西，他们把旧衣服一直穿到破，把旧家具一直用到不能再用。我的一位朋友家里连个可以坐坐靠靠的东西也没有。他们自己却笑着说：“看，我们就这么过日子，从一个营区到了这个‘营区’。”（他刚买了一套新家具，人也就死了。）

列·科佩列夫一九五五年回到莫斯科后，他发现；“同那些一帆风顺的人很难相处！所以我经常见面的都是多少有些失意的老朋友。”

的确，作为人来说，只有那些放弃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才有生趣，而那些继续追求这些东西的人大都是枯燥无味的。

但是，人是不同的。有些人对被释放到外界来的感受完全与众不同（尤其是在“契卡格勃”似乎闭上眼睛的那个时期）。许多人想：万岁！我自由了！如今只有一个信条：绝不要再进去！现在可以弥补一下过去失掉的东西了！

有人要在职位上弥补，有人要在（学术、军阶等）称号上弥补。有人要在挣钱方面和储蓄存折上弥补。（在我们国内，人们在谈到钱这个问题时总要使用一种不屑一提的语气，其实背地里还是在数着钞票的……）也有人要在孩子上弥补。还有的……（如瓦连京·M·）在监狱时就对大家发誓说：他出狱之后要好好地在姑娘方面弥补一下。而且M也确实照这么办了；一连几年他白天工作，晚上，包括平常日子的晚上，则和姑娘们鬼混，而且总是换新的；他每天只睡四、五小时。所以他很快就瘦得不像样子，衰老了。有些人则要在饮食上弥补，在家具和衣着上弥补。（自己的衣扣怎样被扯掉，最好的东西怎样在浴室脱衣间被没收，这些他全忘记了；）购买物品也成了某些人的一种最愉快的活动。

可是，怎么能责怪这些人呢？失去的东西确实太多了！从生活中被割掉的东西确实太多了！

既然对狱外生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也就必然有两种不同的对待过去的态度。

是的，你经历过那些可怕的年代。可你并不是凶残可怕的杀人犯，不是心毒手狠的骗子手！那么你为什么要权力忘掉监狱和劳改营生活呢？它没有什么使你可耻的。认为它丰富了你的生活体验不是更合适吗？以它自豪不是更正确吗？

可是，竟有多少人在极力忘掉这一切呀！（而且他们从前既不是意志薄弱之辈，也不是愚昧鄙陋的人啊。真想不到！）他们想尽快地忘掉！忘得干干净净！彻底忘掉这一切，就像根本没有发生那回事一样！

文德尔施坦说：“一般地说。总是不愿回忆它。这也可说是某种保护性反应吧。”普伦曼说；“说老实话。我不愿意见到从前劳改营里的熟人，免得勾起关于过去的回忆。”C·A·列索维克说：“从劳改营回来那天起，我就努力不回忆过去。您知道吗，我几乎作到了这一点！（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问世之前。）”C·A·都达林这个人我早就了解，一九四五年我在卢宾卡监狱住的那间牢房在我之前就是他住的。我向他提起同牢房的其他人，还提到我从前不认识的、同他住过同一牢房的人。而他却回答说：“可我倒是在努力忘掉所有同我一起坐过牢的人！”（既然如此，我当然无须再回答他的问话了。）

我能理解原先劳改营中那些正统派分子为什么极力躲避劳改营时期的熟人。他们已厌倦于一个人冲着一百人狂吠了，那时期的回忆对他机来说过于沉重。况且，一般地说，现在接触我们这些不纯正的、．思想觉悟范的人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再说，假如不忘掉过去，不原谅过去，不回到原有状态的话，他们还算什么思想忠诚分子呢？正是为了这个，他们才一年四次呈文叩请，苦苦哀求的呀。“恢复我吧！让我回来吧！我过去好好干，今后还要继续好好干！”他们想恢复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恢复党证。还有资历卡片、党龄、功绩。

宣告无罪，恢复名誉，

头上的党证发出暖人的气息。

而劳改贷的经历对这些人来说则像是某种有毒的脏东西，必须尽快摆脱它。他们想：即使把劳改营的经验好好抖一抖，洗涤、清理一番，难道能够找出一点点贵金属来吗？

列宁格勒的老布尔什维克瓦西里耶夫就是一例。他蹲过两个十年（每次都连带五年剥夺政治权力）。现在他领到了共和国级的个人特定养老金。所以，他便说：“我现在生活完全有保障。我要歌颂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妙极了！似乎只有《圣经》里的约伯才这样歌颂过上帝：上帝，感谢你踢给我们溃疡、瘟疫、饥饿、死亡、屈辱！歌颂你！光荣归于你！）不过，这个瓦西里耶夫也并不是游手好闲的，他可不是个单纯的消费者，他说；“我现在是反寄生虫斗争委员会成员。”也就是说还在拼着把老骨头干着当前主要的破坏法制的行为。看吧，这就是“思想纯正者”的面貌。

我也可以理解从前的告密者——眼线们为什么不希望回忆和见面：他们担心受到指由、受到揭露。

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呢？这是因为奴性太深？是害怕再次进去而自愿作出的保证？娜斯坚卡·维当年可不是平平常常地走进监狱时。她是带着拒捕时的枪伤进去的，可如今她用两只拳头紧压着太阳穴对我说：“要忘掉它，像一场梦一棒，忘掉，忘掉劳改营里经历的那些幻觉。”古典语文学家阿·德，按照他的工作性质，是要对各种古代历史场景作出理性的汗量的。可是为什么他也命令自己“忘掉一切”？这样他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能够领悟到什么？

叶夫根尼娅曾在一九二一年被逮捕关进卢宾卡监狱，当时她还没有结婚．一九六五年她向我讲了这段经历，讲完后却补充说。“我婚前婚后对我死去的丈夫一直没讲过这件事。忘了……”忘了？对一个同她生活了一辈子的最亲近的人忘了讲？照这么说，把我们关在监狱里的时间还是不够长！！

或许我不应该这么严厉地评判？或许这就是人性的平均数？老百姓中间有些谚语也是这么说的：

过上半天甜日子。已往的苦楚全不知。

事情容易记不清，好了疮疤忘了疼。

好了疮疤忘了疼！——原来这就是人啊！……＿我的朋友尼古拉·维特凯维奇是我的同案犯，我们两人以孩子般的直言不讳致使自己身陷囹圄。在他看来，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可诅咒的，是愚人的可耻失败。因此，他一头钻进了科学，钻到这个最保险的事业里，想靠它有所成就。一九五九年，当帕斯捷尔纳克还在世，但已被猎犬所包围的时候，我们他谈到过帕斯捷尔纳克的事。他大不以为然地摆摆手说：“不要再翻这些老皇历了！你还是听我讲讲我在教研室怎样进行斗争的吧！”（他为了取得职务上的升迁经常在同一些什么人进行中争。）是啊，军事法庭当时判了他十年劳改，其实，也许只须一次鞭打就足够了吧？……

格里戈里·姆-泽也被释放了。释放，撤销原判，恢复名誉，把党证交还给他。腰知道，人们根本没有问他在这期间是否信仰了耶和华或者穆罕默德？人们不管他从前的思想是否已经荡然无存。很简单：“这是你的党证，拿去吧！”）于是姆-泽从哈萨克斯坦又回到原来的某地。他经过我们城市时，我特地赶到火车站去同他会面。他如今夜想些什么呢？嗯，他会不会现在又希望回到军队的“秘密科”、（特别科”，或者“专门科”去？我同他谈话时，他好像总是心不在焉。从那之后他一直没给我来过信，一行字也没有写来，’““”

又例如，雷茨。他现在当了房管所的主任，又是民兵。他谈起自己今天的生活来津津有味。他虽然没有忘掉过去，（在科雷马度过的十八个年头怎么能轻易忘掉呢？）但是一提起科雷马，谈话就索然无味了，似乎他在怀疑：这一切果真发生过吗？这怎么可能？他身上已经没有过去的痕迹，现在他一切顺利，他对一切都满意。、就像盗贼“洗手不干”一样．那些政治犯的仿造品们也把过去忘掉。对于这些已经“洗手”的人们来说，这个世界又变得很舒适了，似乎没有荆棘。没有压迫。他们觉得从前似乎大家都在的审．初在他们却觉得似乎谁也不在坐牢。原先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所具有的那种欢乐愉快的气氛又回到他们身上，这些节一日对他们来说已不再是让我们站在严寒中、对我们进行特别侮辱性的搜身、把我们严严地关进劳改营监狱的那些日子了。本来嘛！何必抱那么高的希望呢？！既然一家之主今天白天在工作岗位上受到了上司夸奖，那么晚上一家人吃饭时不就应该有些节日气氛吗，不就可以庆贺一番吗！

这些从前的受难者只是在家里还偶尔喃喃地埋怨几句，只在家里他有时还记得村去，这是为了使家里的人更抚爱他，更珍视他。一出家门，他就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

不过，我们也不该太不近人情。要知道，经历过许多使人厌恶的失意之后回到原来的“自我”中去，恢复自己从前的（虽然不是很好的）特点和习惯，这本是一般人的常情！我们的禀性，我们的遗传基因的稳定性，也就表现在这里。大概人不如此也就不成其为人了吧。我们前面引用过塔拉斯·谢甫琴柯的彷徨的诗句人就是这同一位谢甫琴柯十年之后万分高兴地写道：“我的内心形象丝毫没有改变。我衷心感激万能的造物主，他没有让那可怖的试验铁爪触及我的信仰。”

但是，人们究竟怎样才能忘掉呢？到哪里去学会这忘却的本领呢？……

加里尼娜给我写信说。“不，我什么也忘不了。生活怎么也安排不好，虽然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在工作上我可能作出些成绩，日常生活也能处理，可是总觉得心里不舒畅、别扭，而且觉得疲劳。我希望您在描写那些被释放的人时，总不至于说他们完全忘了过去，生活得很幸福吧？”

拉伊莎·拉祖季娜来信说：“不让我回忆不好的东西？那么要是没有什么好的可回忆呢？……”

塔玛拉·普雷特科娃写道；“我坐了十二年牢。”我出狱后已经生活了十一年（！）了，可我至今还是不明日到底为什么活着？哪儿才有正义？”

欧洲谈论平等精神已经两个世纪了。可是在我们这里人们还是多么互不相同啊！生活的犁铧在我们彼此心灵上耕出的犁沟真是太不一样了！有的八十一年什么也忘不掉，另一些人一夜之间忘得干干净净。

伊万·多布里亚克说：“一切都过去了，可又不是一切。给我恢复了名誉，可我总是不能平静。很少有一个星期能够安安静静地睡觉，总是梦见劳改营。我自己流着眼泪从梦中惊醒，坐起来，或者把别人吓得赶快叫醒我。”

安斯·伯恩施坦获释十一年之后还一直梦见劳改营。我也大约有五年的时间老是梦见自己是因犯，从来没有梦见自己是自由人。即使今天．有时候还梦见我是因犯（我在梦里一点也没感到奇怪，一切行动还是按照治经验）。列·科佩列夫获释十四年后得了病，马上就说开关于监狱的胡话了。乃·科佩列夫获释后第十四年得了病、病中的谵妄都是关于劳改营监狱的，

我们的舌头总像是说不出“船舱”和“病房”这些词，总想说成“牢房”

沙维林说；“我至今一看到狼狗还是心惊胆战的。

丘尔佩涅夫如今一走进树林就不能平静地呼吸，也不能欣赏自然风光，他说：“我一看，这片松树林不错。枝杈很少，伐倒之后无须再烧掉砍下的枝杈，能够出一批很好的方材……”

米尔采沃村里几乎半居民是在劳改营呆过的（虽然大多是犯的盗窃罪）。＿如果你释放后住进了这个村。怎么能忘掉过去呢？你来到梁赞火车站。看见车站的围墙上有三根柱子是损坏的，可是从来也没有修过，好像就应该这样。这是因为囚犯列车通常正是停在这里的，运囚犯的。“乌鸦车”也一直开到这儿，一车屁股对着缺口，囚犯们一下火车就被轰着往这个墙洞里钻．（这样方便，无须押着囚犯走过嘈杂的月台）。全苏无知普及协会“给你开出一张出差证（一九五七年），原来是叫你去第二劳改区，即附设在监狱的妇女劳改区去作报告的。你走过岗楼。一项熟悉的军帽从小窗口里盯着你、你同教育科的一位代表一起穿过监狱大院，衣裳破旧的女囚犯首先讨好地赶着向你们两人打招呼。你坐在政治处主任办公室稍事休息，陪同者为了不使你寂寞而同你聊天＿一你会想象到，就在这个时候正在从囚室往外赶女犯们，在小伙房里正在夺下囚犯伙夫手里的锅：喂，快去听报告！快点：快！囚犯们挤满礼堂。礼堂里发出一股潮湿味。走廊也潮湿，牢房里可能更潮。整个报告中不幸的妇女们一直咳嗽：那是老年人的、闷声闷气的。连续的咳嗽，是那裂人心肠的短促的干咳。她们的穿戴与其说像妇女，不如说是对妇女的讽刺，年轻人们也都像老太婆一样粗壮拙笨，个个疲惫不堪，盼望着报告尽快结束。你感到耻辱，恨不得化作一阵烟雾散掉。很不得不讲这些“科学技术的成就”，而对她们高喊：“妇女们！这一切你们要忍到哪一天算完呀？！……”你的眼睛立即发现几个穿得不错的、甚至穿着毛线衣的鲜明形象。显然她们是当杂役的。好了，你可以把目光停在她们身上，不去听那咳嗽声，可以顺利地宣读讲稿了。这几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你……是在听吗？不，她们明明不是在听你讲话，她们不需要关于宇宙的知识。因为她们很少看到男人，所以在那里仔细端详你呢……这时，你会设想：假如现在把你的身份证拿走，你就得留在这里了。这几堵墙，距离你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无轨电车站只有几米远的这几堵墙，就将把你同整个外界隔开，它们就不再是墙而变成许多难熬的岁月了……不，不，你马上要离开这里！花四十戈比就可以乘电车到家，吃一顿美味的晚饭。但你总忘不掉：这些妇女仍将留在这里，仍将这样咳嗽下去，成年地咳嗽下去。

每逢我被捕的纪念日，我都要过一个“囚犯日”——早晨切下六百五十克面包，放两小块糖，倒上一杯热水。午饭我要求给我煮一份烂菜汤加一小勺稀饭。于是，我很快便回到原来的境地：天快黑的时候我把面包渣拾进嘴里，把盘子舔干净。往目的景象历历在目，往日的感受刺得我的心隐隐作痛！

我把自己身上那几块号码布也带出了劳改营，至今保存着。是啊，只我一个人这样吗？不，在这一家，在那一家，到处人们都把它像保存的圣物一样拿出来给我看。

有一天。我走在新斯洛博德大街上。布蒂尔卡监狱！“探监室”。我走进去。里面挤满了妇女，夹杂着个别男人。有人在递交东西，有人在谈话。噢，外界给我们送的东西原来就是通过这里送进去的。真有趣：我若无其事地走过去看“探视规则”。可是这时一个大嘴脸的中土盯了我一眼，走过来问道：“公民”，你有什么事？”他大概看出我不像来探监的，怕我搞什么名堂。这么说，我身上大概总是带着一种因犯气味吧？

要是去凭吊死者呢？去凭吊那些自己人，也就是你也应该被刺刀扎死同他们躺在一起的那些人呢？奥列涅夫虽已衰老，但他还是在一九六五年去凭吊了一次。他背起背包，拿上手杖来到了从前卫生营的所在地，从那里进了山，当时死人就埋在这里（高凯尔基村不远）。山上到处是白骨和头颅骨。当地居民把这个小岗子叫做白骨山。

加利娅·B·住在遥远的北方城市，那里是半年黑夜，半年白天。整个世界上她没有一个亲人，她的所谓“家”只是一个嘈杂退出的角落。她想休息时便拿着书到饭馆去。要一杯酒，慢慢喝着，看看书，抽支烟，“悲痛地思念俄罗斯”。她最喜爱的朋友是乐队队员和看门的人。她说。“许多从那里回来的人都隐瞒着过去那段经历。可是我却以自己那段经历自豪。

虽然没有固定地点，但过去的囚犯们每年总要在某个地方举行一次难友集会．他们在一起饮酒、回忆。戈利岑谈到这类集会时说。“说来也怪，回忆过去时并不总是些阻暗的、痛苦的场面。许多东西回忆起来倒使人觉得心里暖洋洋的呢！

这也是人的一种本质！而且并不是最坏的本质。

金兹伯格（金兹堡）高兴地回忆说：“我在劳改营时号码前面的编号字母是‘N’，而我获释之后身份证号码前面的编号字母是‘3k’（泽克），有意思吧！”

看到这样的来信心里确实感到温暖．是的，果真的，在许多来信中，从前的囚犯的来信总使人读后感受不同！多么不寻常的生命力啊！如果目的明确。它将产生多大的推动力啊！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是你收到一封不是无病呻吟的，而是真正充满乐观主义的来信，那它肯定是从前的囚犯寄来的。一这些人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已习惯，因而不论面对什么，都不会灰心丧气。

我为自己属于这一强有力的种族而感到自豪！我们原本不是一个种族，是别人使我们成为同一种族的！别人把我们焊到一起了。如果我们处在昏暗和涣散的、人人自危、互相警惕的狱外世界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如此坚固地焊接到一起。那些正统派分子和眼线们一到狱外就自动离去了。我们无须约定互相支持，我们也无须互相考验。＿我们一见面，看看眼神，说一两句话，就清楚了。难道还需要解释什么吗？我们是会互相援救的。我们到处都有朋友。我们的人有几百万！

监狱给了我们一权衡量人和事的新标尺，它从我们眼前去掉了那层经常障住未经风霜的人们的眼睛的世俗油污。这时我们得出了多么出人意料的结论啊！

娜·斯托利亚罗娃是一九三四年从巴黎自愿要求回国的。她落进了这个捕兽器．它夺去了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但是，斯托利亚罗娃不仅不悔恨自己回国，不痛苦，她反而说：“当时我不顾周围一切人的劝告，不听自己理智的声音，而毅然回到了俄国。看来我是做对了！我当时根本不了解俄国，但我的内心已经猜到她是什么样子了。”

卡尔普尼奇-布拉文在国内战争时期曾任旅长。他过去是一帆风顺的，他脾气急躁、易怒。那时候，特别科科长把名单拿给他、他看都不看一眼就用钝铅笔签字批准枪决，而且他不是在名单上都签字，而是在名单末尾签，不用大写字母，而只用小写字母、不带缩写点地写上两个字母：“BM”（这意味着：对名单上所有的人全部处死！）后来，他戴上了菱形章，再往后则是在科雷马的劳改营蹲了二十年零半年。如今，他住在大森林中的一个孤零零的村子里，浇菜，养鸡，有时做点儿木工活。他并不申请恢复名誉，一提到伏罗希洛夫他就骂娘。他每天听广播，看报，并且对于每一篇电台广播稿和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愤怒的回答。但是，又过了若干年，这位山村的哲学家却意味深长地从某本书上抄下了这样一句格言：

“对人类单有爱还不够，对人们首先应该善于容忍。”而在临死之前，他又写下了他自己的两句话：

“我过去总是用自己的尺度评判一切。但现在我已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不再用苗已的尺度评判了。”

这使人感到震惊。这不是很神秘吗？是不是托尔斯泰老人还魂了？

塔尔诺夫斯基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是他在刑满之后自愿留在科雷马了。他在写诗，但并不把这些诗寄给任何人。他沉思着。写道：

注定我呆在这天涯地边，

是上帝判定我沉默无言，

因为我曾看到恶人该隐，

却未能把他的头颈斩断。

遗憾的是；我们全都渐渐地死去，不能完成任何值得敬仰的事业。

此外，回到自由的狱外之后囚犯们还要和许多人见面。父子相会，夫妻相会。而这些会面也常常并不称心如意。十年，十五年来同我们在一起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不可能同我们感情融洽：有时彼此简直形同路人，甚至像是敌人。忠贞地等待丈夫的妇女中受到应得的报偿的只是极少数：因为这么长时间彼此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人的一切全改变了，只剩下姓名没变、他和她的生活经历过于不同，他们已经不可能情投意合了。

这些事还是留给人们去写电影剧本或小说吧，本书无法全包括进来。

但是，这里也不妨援引一个事例。让我何1来听听玛丽娜·卡达茨卡妮的叙述吧。

“头十年期间我的丈夫总共给我写了六百封信。后十年期间只写了一封，而且这封信写得叫人看了不想再活下去。经过十九年之后，当他第一次得到休假时，他并没有到我和儿子这里来，而是到亲戚那里去了。只是过路途中决定在我和儿子这里呆四天。我和儿子去车站接他，不料车站宣布那列火车当天不能到达了。我彻夜未能成眠。天亮时刚刚躺下休息，听到了叩门声。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找玛丽娅·维涅季克托芙娜！’我打开门。走进来一个上了年纪的胖男子，穿着外套，戴着呢帽。他什么也没说，径直走进屋里。我因为刚有些睡意，好像也忘记了自己正在等待丈夫。我们两人呆呆地站着。他问：‘你没有认出我来？’‘没有。’我心里还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大概是个什么亲戚吧。我亲戚很多，也都多年不见了。这时，我看到他那紧闭的嘴唇，想起自己正在等丈夫——一下子就昏过去了。这时儿子回来了，他正在生病。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在这唯一的一间屋子里整整坐了四天，没有走出去一步。他和儿子两人很拘束，而我同丈夫也几乎没有谈什么，只是一般的谈几句。他讲了他个人的生活。根本没有问及我和儿子这些年没有他是怎么活过来的。他又回西伯利亚去了，临别时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告诉他；我的丈夫早已死在阿尔卑斯山里了（战时他在意大利，是同盟国军队解放他的人”

也有另一种比较愉快的会面。＿可能你会遇见原先的看守或劳改营长官。突然，你会发现在切别尔津旅游基地担任体育指导的斯拉瓦是原先的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看守。或者米沙·巴克斯特突然在列宁格勒糕点商店里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那人也注意到他了。原来那是劳改营分部的长官古萨克大尉，现在换上了便服。“喂，你等等，你等等！你在我的什么地方蹲过把？……噢，我想起来了。因为不好好劳动，我们还没收过你的邮包！”（是啊，他全记得！．但是，他们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似乎他们就该永远骑在我们头上，月前只不过是短暂的间歇而已！）

还可能遇见（别尔斯基就遇见了）部队指挥员鲁迪科上校。是他当初为了避免麻烦，才匆匆忙忙下令逮捕你的。他现在穿着便服，戴着高贵的礼帽，伊然一个学者，一个受尊重的人！一也可能遇到你原来的侦查员，就是在侦讯中打过你，把你关进臭虫房的那个。他现在领取着优厚的养老金。例如赫瓦特，审讯并杀死伟大的瓦维洛夫的人，他现在就住在高尔基大部。上帝呀，再别让我们遇见这种人吧！因为这只会打击我们的心灵，而他们倒是无动于衷的。

还有可能遇到你的告密者。就是那个送你进监狱的人。他现在也飞黄腾达了。天火雷电并没有惩罚他！那些回到故乡的囚犯必然会遇到告密陷害自己的人。有些心直口快的人愤愤不平地出主意说：“喂，你上法院去告他！单单为了让他在公众面前现现原形也好嘛！”（也确实如此而已，不可能有更大的指望。现在大家都懂得这一点了……）但是已经恢复名誉的人只好回答说：“唉，算了吧……唉，行啦……”

因为对这种案件的审判是朝着那个需要套上一百头牛拉的方向的。

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不耐烦地摆摆手说：“让生活去惩罚他们吧！”

也只能这样。

作曲家赫某对肖斯塔科维奇说：“这位勒女士是我们协会的会员，当初就是她把我送进监狱的。”肖斯塔科维奇激动地说；“你写份控诉材料，我们把她从音乐家协会开除出去！”（想得可好！）赫某却连忙摆手说：“噢，不！谢谢吧！当初揪着我这把胡子在地上拖来拖去。我可不想再来一次！”一

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报复？格·波列夫诉苦说：“原先把我关进监狱的那个坏蛋，在我被释放之后差一点儿又把我关进去！幸亏我及时地抛掉了家庭，离乡出走了，不然，说不定真就把我关进去了！”

拉就是我们国内的做法！这就是苏维埃式的做法2

什么叫做恶梦？什么叫做海市蜃接？这一切究竟是过去？还是现在？……

一九五五年，埃夫罗伊姆逊来找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把一大本控告李森科的刑事控诉状递交给这位副总检察长。但萨林对他说：“我们无权受理这个案件，请你去找党中央。”

苏联的检察长们从什么时候起变得无权受理案件了呢？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不早三十年变得无权受理呢？

洛佐夫斯基和谢廖金两人现在都很阔绰，就是他二人作伪证把丘尔佩涅夫送进蒙古地牢的。丘尔佩涅夫获释后，约了一位共同在军队服役过的熟人一起到莫斯科市苏维埃大楼中的生活服务部办公室去找谢廖金。那位共同的朋友对谢廖金说。“让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位是和咱们在哈勒欣河一起战斗过的，记得他吧？”“不，不记得。”“他是丘尔佩涅夫。你不记得这个人？”“不。不记得。战争把大家都冲散了。”“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人后来的遭遇？”“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真是个坏蛋，下流坯！”

也只能说这些！他们告到谢廖金所属的党的区委员会，两人听到的回答则是：“这不可能！谢廖金的工作一直是很认真负责的。

他会认真负责地工作！……

一切事情照旧，一切人也都照旧。雷声轰隆过一阵子，并没有落下几个雨点。

一切都照旧。以至于研究北方民族语言的专家克雷诺维奇吸释放后又回到同一个研究所的同一个研究室，还同那些当年把他关进去的、仇恨他的人在一起工作。他还是要每天来上班。脱下外衣，同这些人坐在一起讨论。

这就好比把奥斯威辛死亡营的牺牲者和过去的警卫队长们放在一起开个杂货铺一样．

文学界也有大告密者。埃尔斯贝格和列秀切夫斯基之流害死了多少人啊？！谁都了解这两个人，可谁也不敢碰他们，曾经策划过把他们赶出作家协会。白费力！更不必说撤销他们的职务了。根本谈不到开除出党。

一九二六年制定我国刑法典时，就认为用诽谤杀人要比用刀杀人的罪责轻得多，应该宽恕，所以对这种罪的量刑只相当于用刀杀人的五分之一。（是的，哪能没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会有人利用“诽谤”这种资产阶级手段呢！）其中第九十五条规定：对于有意诬告，提供伪证，并有：①对严重罪行的指控；②抱有私利目的；③伪造罪证行为的人，处以……两年以下的徒刑。也许就只判六个月。

起草这一条文的人要么是白痴，要么就是非常有远见的。

我认为他们是很有远见的。

从那时起，每次大赦（一九四五年的斯大林大赦，一九五三年的“伏罗希洛夫”大赦）都没有忘记把这一条包括进去。他们当然关心自己那些积极分子们嘛！

另外，不是还有个“时效”问题吗！如果说别人（根据第五十八条）诬告了你，那就不论“时效”了。而如果你诬告了别人，那么可以应用“时效”这一条，我们要保护自己人呀。

安娜·切博塔尔一特卡奇一家的案件是由彻头彻尾的假证词制造的。一九四四年，安娜本人，她的父亲和她的两个哥哥同时被捕，罪状是什么“杀害未婚妻”，而且是“政治性”杀害。三个男人全在狱中被折磨死了（都没有招供），安娜在狱中被关了十年。而那个被“杀害”的未婚妻竟是安然无恙。安娜出狱后要求复审并恢复名誉，又花了整整十年。甚至到了一九六四年，检察长对她的答复仍是：“你被判罪是正确的。复审没有根据。”后来终于给安娜恢复了名誉。这时，不知疲倦的斯克里普尼科娃替安娜写了一份控诉状，要求追究伪证者的法律责任。苏联检察长格·捷列霍夫对此诉状的答复是：鉴于时效，此案无法追诉……

二十年代曾经把一些在四十年前根据沙皇法庭的判决处决过民意党人的无知庄稼汉搜索出来，揪到法院，判处枪决。那些庄稼人不是自己人，对他们不必讲“时效”。今天的告密者是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嘛！

囚犯们获释后来到的自由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多少众所周知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没有受到审判，没有受到惩罚呀！历史上难道能找到这种先例吗？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东西可期待呢？从这种恶臭中能生长出什么东西来呢？

古拉格群岛这个恶毒的主意结出了多么丰硕的果实啊！

第七部　斯大林死后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的事。”

《新约·启示录》第九章　第二十一节

第一章　事到如今，左右为难

当然，将来人们是会谈起我们的。我们对此并没有丧失希望。因为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其真相迟早总会为人们所知。但是，原来没想此事绝不会很快发生，总要等到我们这些人大部分去世之后，而且将是在环境完全改观的时候。我把自己看作古拉格群岛史的编纂者，一直在写啊，写。可是，对于生前能看到它问世，我并没有抱多大希望。

历史的进程经常以其意外转变使我们吃惊，就连最有洞察力的人也不例外。我们未能预见到这一切将会怎样发生。并没有觉察到有什么迫不得已的理由。可是，竟然一切都突然颤动起来，开始有所进展了。于是，刹那间，通向这个社会的深渊的门扉仿佛微微开了一道小缝儿，而且有两三只真理的小鸟居然趁着那门扉还没有重新长久地关闭之前得以飞了出来。

我有多少前辈未能写到底，写出的东西未能保存下来啊！他们未能坚持到最后，未能攀登到上面来！而这种幸福却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得以在铁门扉重新关闭之前，从它的缝隙里把极少的一点真相第一次传递到外面去。

立刻，这点真相，好似由反物质所包围的物质一样，爆炸了！

它爆炸了，随之发生的是读者来信的激流滚滚而来，尽管这也是意料中的事。然而，接着便是报刊文章的激流冲过来了，但那激流是透过咬牙切齿声、压抑着憎恨和满心不快冲过来的，这样一些满篇赞扬俗套的官样文章委实令人厌恶。

当从前蹲过监狱的人们听到所有报纸一齐发出的这片叫好声，得知有一本关于劳改营的小说“问世并受到报界吹捧时，他们一致断定：“这又是杜撰！难为他们想得出还要借这个题目来造谣！”的确，要说我们那些通常言过其实的报纸会突然热心地赞扬起真理来，这确实无论如何也很难设想！有些人则对我的那本小说干脆连看也不看一眼。

可是，当他们一旦开始谈它的时候，却不约而同地拼发出一片呻吟声——那是喜悦的呻吟，也是痛苦的呻吟。于是，信件又像雪片一般飞来了。

这些来信我都保存着。我国同胞们是极少有机会说出自己对社会

问题的看法的，以前的囚犯尤其如此。要知道，他们曾经多少次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信念，曾经受过多少次欺骗啊！但是，这一次他们相信了：一个真理的纪元终于开始。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地说话，可以大胆地写作了！

但是，当然，他们又一次受骗了。这已是第多少次了啊！……

“真理取得了胜利，但是迟了！”他们这样写道。

实际上甚至比这还要迟，因为它根本没有取得胜利……

自然，确实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他们不肯在信尾署名（余生无几，我还要自已保重呢！”），或者就在报纸上吹捧得最厉害的时候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很奇怪，沃尔科伏依怎么会同意你发表这部小说的？我很不放心，你现在是否又被关进了加强管制工棚？请速回信。……”或者就干脆问道：“怎么搞的？怎么还没有把你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关起来月

就是这样。是他们的捕兽夹子卡住了，一时没有发动起来。那么．沃尔科伏依之流该怎么办呢？只好也抄起笔来，也写信，或者就给报纸寄反驳文章。他们中间有些人还确实有点文采呢！

从这第二种来信的洪流中，我们懂得了应该怎样称呼这些人，也就是知道了这些人自己是怎样称呼自己的。过去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曾把他们叫做什么“劳改营的统治者”、“劳改营主人”或“劳改营首长”。不，他们叫“实际工作者”！噢，这个词可太漂亮，太妙了！要说是“契卡工作人员”吧，也不大贴切，于是他们自己找到了“实际工作者”这个词。

这伙“实际工作者”在信里写道：

“伊万·杰尼索维奇天生是个善于拍马的人！”

（B·B·奥列伊尼克，于阿克纠宾斯克市）

“舒霍夫这个人既不使人同情，也不叫人尊敬！”

（马特维耶夫，于莫斯科）

“对舒霍夫判刑完全正确……把囚犯放出劳改营外，他们有什么事可干？”

（西林，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

“对这些灵魂卑鄙的侏儒判刑太轻了！我丝毫也不可怜……这些卫国战争中的败类！”

（E·A·伊格纳托维奇。于基莫夫斯克市）

“舒霍夫是个害人的老手，是一只狡猾残酷的胡狼。他活着就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皮！”

（乌斯宾斯基，于莫斯科）。

一作者不去描写那些最忠诚的人们在一九三七年是怎样死去的，却选择了一九四一年的劳改营来描写。可那时被关进劳改营的大都是些只顾自己的家伙户一九三七年的时候就没有像舒霍夫这类人。当时那些人是在忧伤中默默死去的，他们当时想的是：这是谁的需要？”

（潘科夫，于克拉马托尔斯克市）提到劳改营的内部制度时，这一类人在信中说：

“为什么要给不劳动的人那么多饭吃？他们的精力反正用不完……我看，对待犯人们还是过于宽大了。”

（戈洛温，于阿克摩林斯克市）

“至于伙食标准，不应忘记他们不是在疗养院。他们只应通过诚实的劳动来赎罪。这部小说侮辱了内务部的士兵、军士和军官们。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这个人民被写成了什么样子……？——被写成了一群‘鹦鹉’、‘糊涂虫’、‘笨蛋’。”

（巴祖诺夫上士，于奥伊米亚肯市。五十五

岁，在劳改营服兵役到老）

“劳改营里滥用职权的行为比其他任何苏维埃机关（！！）都少。我敢肯定，现在劳改营里的制度比从前严厉多了！

警卫人员并不知道是什么人、为什么事在坐牢。”

（卡拉哈诺夫，于莫斯科近郊）

“我们这些执行法纪的人也是人，也希望自己有一番作为：我们也并不是总向那些倒下去的人开枪的，而且我们自己也冒着危险呀。”

（格里戈里·特罗菲莫维奇·热列兹尼亚克）

“这部小说里的一整天充满了囚犯们的恶劣行为，根本看不到行政当局的作用……要知道，劳改营里管制囚犯的制度严格并不是由于个人迷信的结果，那是在执行法院的判决嘛！”

（格里戈里耶夫）

“照索尔仁尼琴的描写看，似乎劳改营内整个工作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党的领导。可是，要知道，那时也和现在一样，劳改营里也是有党的组织的，是党组织在凭着良；心安排整个工作的。”

（而实际工作者们则）“只是按照规章、指示、命令的要求执行任务而已。而且，就是这些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人们现在还在那里工作（！！），或许人员还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十。这些人工作出色，多次受到表扬，他们一直被列为优秀工作者。”

“此书引起了内务部全体人员的极端愤怒—…·这部作品中所包含的仇恨之深，简直使人惊讶……它有意煽动人们反对内务部的情绪！为什么我国有关机关竟允许对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如此横加侮辱？……这大卑鄙了！”

（安娜·菲利波芙娜、扎哈罗娃，于伊尔库茨克

州。本人自一九五0年在内务部工作，一九五六年

入党。）

请读者听听吧！听听吧！“这太卑鄙了！”她从内心发出了这种号叫。在她看来，把群岛上的人折磨了四十五年则是不卑鄙的。而现在发表了一部小说就卑鄙了！

“我们从来看到过这么卑鄙龌龊的东西……而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和我有同感的人非常多，我们的名字是一群。”

简单地说吧：

“所有图书馆和阅览室均应立即全部撤掉索尔仁尼琴的这部小说！”

（A·库兹明，于奥廖尔）’

这一点确实照此办理了。不过是逐渐地进行的；

“本来就不应该印刷出版这本书，应该把材料作为罪证送交克格勃机关！”

＿（匿名，十月革命同龄人）

事情也确实大致是这样发展下去的，算是被这位“同龄人”猜中了。

还有另一位匿名者来信，不过这次是一位诗人：

“俄罗斯，你可听见，

我们的良心

洁白无瑕！”

又是这“该死的匿名者”！让我们知道一下也好呀，你究竟是一个亲自开枪打死过人的，还是下过命令送人去死的？或者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正统派分子？哼，匿名！一个洁白无瑕的匿名者！……

最后，也有人提出了广泛的哲学见解：

“历史是从来都不需要‘过去’的（！！），而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现在尤其不需要它。”

（A·库兹明）

“历史不需要过去”们请看这些正统分子们竟说出了什么话！那么，历史需要什么呢？它需要未来，是不是？怪不得这一类的人正在编写历史呢！……

如今，面对着他们所有的人，面对着这个无知的整体，该怎样进行辩驳呢？现在该怎样向他们解释呢？……

要知道，真理似乎永远是羞怯的，在过于强大的无耻谎言的压力下，真理往往就沉默不语了。

由于国内长时期不能自由交流消息，在社会上整批整批的人们之间，几百万人与几百万人之间已经造成了下道互不了解的鸿沟。

我们简直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人民了，因为我们大家确实在使用不同的语言讲话。

无论如何，总算实现了突破！那堵谎言之墙看来曾是建造得绝对坚固可靠，永远不会倒塌的，可是，现在它竟也裂开了一道缝，让消息冲出去了。直到昨天我们国内还是没有什么劳改营，不存在什么古拉格群岛的，而今天，全国人民和整个世界都看到：有劳改营！而且是法西斯式的！

怎么办？？经营了多年的、善于颠倒是非的老手们！老牌吹捧家们！难道你们居然会忍受这一切？你们居然退缩？你们竟会屈从、示弱？……

不，当然不会！这些善于歪曲事实的老手们自己一马当先冲向了这道裂缝！他们似乎多年来就在等待着这裂缝的出现，准备着用他们那长着灰色翅膀的躯体去填塞它，并且快乐地——正是快乐地！——扑扇着翅膀把这道裂缝遮住，唯恐惊讶的观众透过它看到古拉格群岛本身。

他们一瞬间想到的，下意识地发出的第一声喊叫就是：这一切绝不会重演！光荣归于党！这一切绝不会重演！

好一些聪明人啊！不愧为填塞漏洞的专家！因为，既然说了“这一切绝不会重演！”，那么这本身也就自然意味着：今天没有这一切！既然将来绝不会再有，今天当然也就不存在罗！

他们在裂缝处那么巧妙地扑扇着翅膀，以至于刚刚进入视野的古拉格群岛的影子立即变成了海市蜃楼——它并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嗯，也许过去存在过那么一阵子，但……但那是由于个人迷信嘛！（这个“个人迷信”可委实方便得很呢！只要一提这个词，就似乎已经把某个什么问题解释清楚了。）那么，什么才是真正存在的、始终存在的、能够填满裂缝的、今后也将永远存在的东西呢？那就只有“光荣归于党！”了。（最初的“光荣归于党”似乎是针对“这一切绝不会重演！”说的；而后来，几乎忽然变成了似乎也是因为古拉格群岛本身的存在才“光荣归于党”的。这二者慢慢混成一片，使人分辨不清了。人们还没有拿到刊载那部小说的杂志，就已经听见到处是一片：“光荣归于党！”的喊声了。人们还没有读到怎样用短皮鞭抽人的地方，已经从四面八方响起一片“光荣归于党！”的声音了。）

这些聪慧的撒谎天使，这些谎言之墙的捍卫者，就是用这样巧妙的应急措施度过了第一关。

但是，裂缝总还是留下来了。所以，这些舞动翅膀的人自然也不会就此罢休。

于是他们采取了第二手——偷换！就像魔术师几乎不用方巾遮盖就立即把母鸡换成橙子一样，他们偷换了整个群岛，使群众看到的已不是小说里描写的＆拉格群岛，而是比它要美好得多的完全另外一个群岛了。起初，他们的这些作法还相当谨慎（他们误以为小说的作者是天子身边的人了），因此搞偷换的同时仍不忘对这本小说连连吹捧。比方说发表一些群岛“目击者”的叙述啊，有关劳改营中的共产党员的记事啊，这些党员固然“……并不交党费，但却常在夜间秘密召开党的会议（？），讨论政治新闻……他们因为小声吟唱《国际歌》而被眼线们告密，蹲禁闭，吃尽苦头……班杰拉分子和弗拉索夫分子们对真正的共产党员横加侮辱，伙同（！）劳改营当局共同残害这些人……但是，这一切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里都没有得到反映。看来，在这种可怕生活中还有某些东西是作者所未能观察到的。”

尽管书评作者并没有在劳改营呆过，但他却“观察到”了！看，这手段难道还不够巧妙吗？劳改营里的一切原来……不是苏维埃政权搞的！不是党搞的！（照这么说，法院大概也不是苏维埃的吧。）原来是弗拉索夫分子和班杰拉分子伙同劳改营当局在劳改营横行霸道！（可我们相信了扎哈罗娃的话，以为劳改营头头们是持有党证的人，而且一直是有党证的呢！）

也不是所有这些人都能在莫斯科报纸上发表这类文章的！例如，我们梁赞州的作家头子H·顺季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苏联新闻社，也是为西方提出了对古拉格群岛的新看法，但是这个谈话没有被刊用（会不会苏联新闻社也曾是伙同时？……）。

“应该诅咒国际帝国主义，是它的阴谋促使制造了这些劳改营！”

够聪明的！这个提法可真妙！但是，它没有行得通……

那就是说，一般说来劳改营本来就是某种外国货色，是异族的东西，不是我们的国货；或者是贝利亚分子搞的，或者是弗拉索夫分子搞的，要么就是德国鬼子搞的，反正，天知道！而我们的人则只是被关在里面受折磨。而且所谓“我们的人”也并不是所有我们的人，要报道所有我们的人恐怕动用起全部报纸还不够，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人”只指共产党员们！

读者已经同我们一起阅历了古拉格群岛的各种生活细节，难道您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小声唱《国际歌》的地点和时间吗？从伐木场收工回来，跌跌撞撞地走在路上，大概不会唱歌吧？如果你是整天呆在“储藏室”里的，那又自当别论了……

再说，党员们夜间开会讨论些什么？（话又说回来，要是你们都住在“储藏室”或者在卫生室当辅助人员（杂役）的话，那当然就可以在白天开会，为什么偏要等到夜间呢？……）人们在会上表示对中央的不信任吗？那你们简直是发疯了！表示怀疑贝利亚吗？这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是政治局委员！不信任国家安全机构？不行，它是捷尔任斯基亲手建立的！怀疑我们的苏维埃法院？这就等于不相信党，提一声都使人不寒而采。（要知道，错误仅仅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因此，你选择朋友还必须谨慎些，他们都是正确地被判刑的嘛！）

一个普通汽车司机扎戈鲁伊科没有相信这些翅膀的扑扇声，他写信给我说：

“并非所有人都像伊万·杰尼索维奇那样吧？那么，其他人怎样呢？他们并不服服帖帖吗？或许劳改营里还有共产党员们领导的什么‘抵抗支队’吗？那他们抵抗谁呢？反对党和政府吗？”

那简直荒谬绝伦了1怎么可能有什么“抵抗支队”？！……可是，如果没有，开会讨论什么？讨论交不交党费的问题？可是党组织并没有来收呀！讨论政治新闻？那为什么必须开会呢？两个信得过的人（那可得好好想想，究竟谁信得过＊凑到一起，一交头接耳不就足够了吗？剩下就只有一件事要在劳改营里开会了：讨论我们的人如何才能占据并且把持住所有的杂役职位，而把那些不是我们的人，不是共产党员的，统统踢开，随他们去烧死在伐木场的冰“炉膛”里吧，随他们憋死在铜矿的毒气室里好了！

此外，实在想不出那些共产党员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事。

由此可见，早在一九六二年，当小说单行本还没有送到读者手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决定了日后逐渐偷换古拉格群岛的总路线。而当他们渐渐得知作者并不是天子身边的人，而且完全没有后台时，当他们得知甚至作者本人也不过是个幻影时，那些善于颠倒是非的老手便肆无忌惮了。

他们回过头来又看了看那部小说，这才犹如大梦初醒：哎，我们原先害什么怕呢？！我们干什么要奴性十足地吹捧它呢？“他（索尔仁尼琴）描写的人物是很不成功的……他没有勇气去窥视人物的灵魂。”他们又分析了一下主人公，也发现：这个人物原来是个“典型的非英雄！”舒霍夫这个人物是“孤独的”，是“远席人民的”，是个只为填饱肚皮而生活的卑微小人，而且他并未进行斗争！最使大家愤怒的正是这一点：对呀，为什么舒霍夫不进行斗争？！请问，，是让他去推翻劳改营制度呢？还是希望他拿起枪来到什么地方去？对这一点他们却又不予回答，只是指责：他为什么不斗争？！（这时我已经写好了关于肯吉尔暴动的剧本，但是我没敢打开我的稿卷发表它……）

他们自己没有向我们显示出哪怕一“尔格”“的斗争精神，现在却以“吨公里”这样的单位来要求我们了！

事情总是这样的：战事过后勇士多．

“说实话，舒霍夫的兴趣十分低级。而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最可怕的悲剧在于把一些真正先进的苏联人，把我们国土上的精华，我们时代的真正的英雄们关到铁丝网里去了。”这些人“也并不反对偶尔多‘搞到’一份烂菜汤吃……不过他们并不是卑躬屈节地去取得它的。”（那么，是怎样取得的呢？这倒很有趣，怎么搞到的？）

“索尔仁尼琴把重点放在描写折磨人的艰苦环境上面，离开了严峻的生活的现实。”而生活的现实，据说，就在于那些“经过斗争的烈火考验的”、“列宁的党培育出来的”人们……怎么样了呢？斗争了吗？不，没有—…·他们“一直深信无法无天的黑暗时代终将过去！”

“有些作者所描写的饥饿的痛苦是令人信服的。但是，谁能否认思想上的痛苦甚于饥饿百倍呢？”（尤其是在你没有尝过饥饿痛苦的情况下！）

而他们的所谓“思想上的辅苦”，就是他们在思考：将会发生什么事？怎样发生？什么时候宽恕我们？什么时候召唤我们重返领导岗位？

整个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不就只是讨论了一个给什么人树碑立传的问题吗？是给死去的共产党员们立碑！那么，死去的普普通通的伊万们呢？给他们也立碑吗？不，连提都没有提到他们一句，他们的死一点也不可惜嘛。（《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所以成为一颗炸弹，就在于它给他们塞进去一个普普通通的伊万。）

他们在大墙裂缝前飞舞，并不知疲倦地扑扇翅膀已经快二年了。善于编织神话蛛网骗人的人在这期间就编织好了这种蛛网。例如，《消息报》（1964年4月25日）就担负起了教导我们如何斗争的工作：原来我们应该从劳改营里逃跑I（可惜我们那些逃亡者们不知道该文章的作者叶尔莫洛维奇的住址。否则不是可以跑到他家去躲一躲吗？……不过，总的说来，这个主意是有害的：如果逃跑成功，不是有损于内务部的声誉吗！）好吧，就逃跑吧，可是，以后怎么办呢？

《消息报》编造税，一九四四年春天有个名叫阿列克谢的人（不知为什么又不肯说出此人的姓氏）似乎从雷宾斯克劳改营里逃到前线去了。在前线，他被一位负责政治工作的少校（“使劲摇着头驱散了自己的疑虑”）很高兴地录用了，让他在部队服役（这位少校的姓氏也不清楚），而且不是录用他去干点什么普普通通的工作，而是把他派到团的侦察部队去，而且放他去执行侦察任务！（好）就请上过前线的人说说着，难道那个少校不怕丢掉他的肩章？不珍惜自己的党证？要说是一九四一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这样的冒险也许还有可能，可是到了一九四四年，正在建立起严格的汇报制度，而部队里已有除奸组织“死灭尔施”的时候，这位少校敢这样作吗？）而且这个阿列克谢居然获得了一枚红旗勋章l，（访问，呈报授勋的文件怎么填的？）战后阿列克谢才“急忙转入了后备队”。

第二个例子甚至是有名有姓的了：德国共产党人克萨维尔·施瓦尔茨缪勒，一九三三年从希特勒德国选来苏联，一九四一年因为他是德国人而被捕（这些倒像是真的）。好了，下面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在劳改营里进行斗争了！正式的通知书上写着：此人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死于奇斯托波尔（进劳改营不久就死了，特别是对外国人来说这倒很像是真实的），于一九五六年终死者恢复了名誉。那么，他到底在哪儿进行了斗争呢？是这么回事：据传说，一九六二年有人（一个老太婆呗！）在里加市好像是看见过他．那红星说．助没开．而且批购了一于是人们急忙去查阅劳改营的死亡者登记卡片（一张胡乱断下来的纸）。谁想到：那上面竟没有死者的照片！哪会有这种事？这就是说，很清楚：他是逃跑了，而且后来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斗争！那么他怎样斗争的呢？不知道。对谁斗争呢？不知道。那他现在为什么还不肯公开自己的身份呢？还是不知道。

编造这类童话给我们听的，竟是堂堂权威的政府机关报！

他们是想用这类童话的蛛网遮住已经显露出来的古拉格群岛的影子，不让我们看到它！

在同一份《消息报》上还刊登过另一个童话：就在不久前，有一个人得知给他死去的父亲恢复了名誉。那么，此人，这个做儿子的，此刻的主要感受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父亲当年无辜被残害致死而感到愤怒吗？不是。相反，他“感到高兴”！感到“好极”。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无愧于党”时，他“该有多么幸福啊！”

人们大编其谎言的蛛网，各显其能。这种蛛网一层差一层，一套连一套，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个世界给遮住了，使群岛变得模糊不清了。

当他们加紧在裂缝旁边扑扇翅膀、编织这一切的时候，在里面，在大墙的局面，正在搭起脚手架，一些长于此道的“泥瓦匠”正在爬上去：有资格加入这个泥瓦匠行列的还必须多少能称得上是个作家，还得是亲自受过点苦难的，自己在劳改营里呆过的才行；不然的话，连傻瓜也不会相信他们写的东西。爬上去的有：鲍里斯·季亚科夫，格奥尔吉·谢列斯特，加丽娜·谢列布里亚科娃，阿尔丹-谢苗诺夫。

他们那股热情就不必说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急于上去填塞这道裂缝，在还没有搭起脚手架的情况下他们就自己跳起来，把灰浆抛向裂缝，可惜够不着……

谢列布里亚科娃最卖力气，地搬来一整块石板去堵它，石板很大，看来堵住裂缝还有余呢——她写了一本小说，描写审讯共产党人时的惨状：怎样挖他们的眼睛，怎样用脚踩他们。但是，她热心过度了，人们对她说：你这块石板不合适，不对路，它只能造成新的裂缝。

那么格·谢列斯特呢？这位前全俄肃反委员会部队的旅长早就把自己的小说《天然矿》推荐给《消息报》了。但是，当时这类题材还没有开禁．他算什么人？！现在呢，在裂缝出现之前十二天，当人们已经看清将会在什么地方出现裂缝时，《消息报》便把谢列斯特的这贴膏药赶紧贴在那里了。但是膏药没有贴住，裂缝还是发生了，就像没有贴过膏药一样。

墙上裂缝处还在冒烟。于是季亚科夫又匆匆跑来，抛出自己的《杂役札记》拼命往缝里塞。不料拉克申的评论文章又像砖头一般打在他的头上：季亚科夫被揭露了，原来他在劳改营时一向是只顾自己温饱，不管他人死活的。

不行，这样可不行。必须想个根本对策才好。他们这才认真地开始搭脚手架。

为此花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这期间就暂时靠报刊上的文章勉强招架着，蝙蝠们继续不断地扑扇着翅膀。一旦搭好了脚手架。装好了吊车。砌补裂缝的工作就全面铺开了：一九六四年七月发表了季亚科夫的小说《遭遇》和阿尔丹-谢苗诺夫的《断崖上的浮雕》，九月又发表了《科雷马纪实》。周年，在马加丹州还出版了维亚特金的小说《两次诞生的人》。

这就行了。裂缝算是堵塞住了。并且在堵塞处的正面画上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图画：棕桐树，海枣树，躺在海滨穿着游泳衣的岛上居民。这是古拉格群岛吗？倒也有点像群岛。那么，是不是被人偷换了？是的，是被偷换了……

对于所有这些书，我在前面谈到那些正统派分子时（第三部，第十一章）已经提到了。而如果我与他们之间的分歧仅仅止于对文学作品的评价，那我就根本没有必要再评论这些东西。可是，既然他们编造的谎言涉及古拉格群岛，那我就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他们在什么地方进行了伪装布景，尽管花费很大力气读完本书的读者很可能自己也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

他们的第一项，也是主要的一项谎言是：在他们的古拉格群岛上没有关押苦苦进平民，没有我们的苦苦通通的伊万们。不管这些作者是单独地还是共同想出了这一点，但他们的谎言十分一致，即把群岛上的囚犯分为两大类：1）诚实的共产党员（其中又把“热情的非党共产主义者”单独分开）；2）白匪一弗拉索夫分子-伪警察一班杰拉分子（大杂烩）。

但是，实际上，上述各种人加在一起至多不过占劳改营囚犯总数的百分之十至十五。其他的百分之八十五却在他们笔下不见了，失踪了。而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则是普通的农民、知识分子和工人，是整个犯了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人及其他无数不幸的所谓“扰乱社会治安犯”（即偷了一团线或用衣襟包了一些麦德回家的人）们。这些人之所以在作家们笔下“失踪”，是因为这些作家抱着一片赤诚而没有看到自己苦难的人民！在他们看来，这些芸芸众生既然从伐木场下工回来时没有小声哼唱《国际歌》，那么这些人实际上等于不存在。谢列斯特在他的小说里隐约提到某些教派的女信徒（甚至没有提男信徒，因为他在男囚劳改营里没有见过信徒！），或者还在什么地方提到了某个微不足道的破坏分子（即被当作破坏分子的人），还有一个小小的普通犯，如此而已。被放逐到边远地区的多少民族在他们笔下也不见了。其实，按季亚科夫问劳改营的时期来说，他至少应该看到过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强制迁移去的人吧？不，没看到！（他们还很不得把西部乌克兰人也都藏起来，但因为西部马克兰人过于活跃，他们没做到。）

群岛上著居民的整个光谱在他们笔下全模糊了，只添了两条边线！因为这是描画图式所必需的，没有边线就画不出图式来了。

在阿尔丹-谢苗诺夫所描写的囚犯队里唯一出卖灵魂的家伙是什么人呢？是小说人物中唯一的农民杰维亚特金。在谢列斯特的《天然矿》中谁是头脑简单的傻瓜？又是那里唯一的农民戈卢博夫。看！这就是他们对待普通群众的态度！

他们的第二项谎言是：要么根本没有劳改田的劳动，要么那里的劳动就是既不可怕，又不累人、不伤人的轻松工作。他们书里的主人公通常都是不参加真正劳动的看守帮手（杂役），这些人整天呆在储藏室，坐在会计室的办公桌旁，或者就在卫生所里混日子。（谢列市里亚科娃的小说里描写了十二个囚犯，都住在医院的一间“称作共产主义定的”病房里。试问，是谁把这些人集中到一起去的？为什么住在这间病房里的全是共产党员？难道不是互相凭着关系拉到那里去休养的吗？……）而实际上，劳改营里最主要的“吸血鬼”就是那每天十至十二小时的沉重劳动。这劳动也就是充满古拉格群岛上每日全部生活的全部内容。

他们的第三项谎言是说饥饿并没有吞噬劳改营的囚犯，并没有每天夺走十来个患糙皮病和营养不良症的人的生命。那里没有人在村水池里捞东西吃，没有人需要考虑：该想个什么办法活过今天。（季亚科夫毫不在意地说；“劳动改造营里的制度还算是比较宽大的。”那么，请你本人也去在这宽大的制度下蹲一个时期试试看！）

他们这三条谎言足以彻底歪曲古拉格群岛的生活现实，使真实性荡然无存，真正的三维空间完全消失了。这样，作者们就可以按照他们总的世界观发挥各自的想象力，像搭积木、绘画、绣花、编织一样，随心所欲地写作了：在一个臆造的世界里是什么都能办到的。如今便可以用许多篇幅去描述主人公的崇高思想（独断专行何时结束？何时才能把我们召回领导岗位？），描写他们对党的事业如何忠诚，如何坚信党一定会逐渐纠正这一切错误。也可以描述囚犯们认购公债时的欢乐情绪。（应该认购公债，而不要留着钱去小卖部买东西吃！）他们就可以把经常沉默无声的监狱描写成充满谈笑声的地方，（卢宾卡监狱的理发师竟会急于打听季亚科夫是不是共产党员……简直胡说！）也可以在囚犯点名时插进一些从来没有提问过的问题，（“是党员吗？……担任过什么职务？……”）可以编造一些不舍使人发笑，而只能引起呕吐的所谓“笑话”（季亚科夫编造说）：囚犯党去向自由民的党委书记告状，说有一个自由民诬蔑了他这个囚犯，这位党员！（试问：哪个驴耳朵听得进这类话？……）或者，阿尔丹-谢苗诺夫就缔造说：一个走在被押解的队伍中的囚犯（基洛夫的老战友，高傲的彼得拉科夫）竟敢迫使整个因犯队伍在途中转向列宁纪念碑并脱帽致敬，连押解的士兵也不得不摘下帽子！！（访问，这时士兵们用哪只手端着冲锋枪呢？）……

而在维亚特金的笔下，一群来自科雷马的小偷竟也在派工地点自动脱帽悼念列宁。纯系胡诌！（即使真有其事，这也不会给列宁带来多少光彩。）

谢列斯特的《天然矿》则更是一篇彻头彻尾的笑话。究竟要不要把找到的天然矿交给劳改营当局？要考虑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有不顾一切的勇气；要知道，弄不好会被枪毙的！（甚至提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会被枪毙！）好了，人们交出了天然矿，而将军则反而下令对该作业班进行搜查。可想而知，如果不交出去会怎样？作者自己不是也提到隔壁的“拉脱维亚人班”吗，那个班在劳动地点和工棚里都受到搜查。所以，这里根本不存在要不要交出天然矿支援祖国的问题。问题是：为了这块天然矿值得不值得四个人去冒生命危险？小说的整个情节都是为了表现他们的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而臆想出来的。（当然，不被押解的工人们就不同了。而在阿尔丹一谢苗诺夫的小说里，偷天然矿的人既有民警少校，也有石油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别委员！）

但是，谢列斯特还是没有看准风向：他在描写劳改营的统治者时过于粗俗，甚至是流露了憎恨，这是正统派分子所绝对不能允许的。而阿尔丹-谢苗诺夫在谈到那个有名的恶棍、砂金矿矿长时，是这样说的：“他是个精明的组织者！”根据阿尔丹-谢苗诺夫的道德观来看，只要遇到一个好头头，在劳改营里就能够愉快地劳动和轻松自由地生活了。维亚特金的调子也一样。他描写的那个科雷马的刽子手，“远北建设总局”局长卡尔普·帕夫洛夫，对于自己制造的惨祸要么就是“不知道”，要么就是“不明白”，或者就已经开始悔悟了。

为了尽量不露破绽，这些作者也不得不在自己画的布景上多少添上几笔真实的细节。于是，阿尔丹一谢苗诺夫描写押解士兵把囚犯来到的金子攫为己有，谁不给就收拾谁，全然不把制度和法律放在眼里；大部囚犯在零下五十三度的严寒中工作；小偷们在劳改营里享清福；青霉素等药品被头头们扣下来。而季亚科夫则描写了押送士兵的粗暴；他写道，有一次，在泰谢特火车站上，因为没有来得及摘下囚犯身上的号码，其他乘客得知后便纷纷把食物和香烟扔给囚犯们，而押运的士兵则把这些东西抢走；他还描述了节日前的严格搜查。

但是，作者们完全是为了取得读者信任才花费这些笔墨的。

至于他们的主要目的，评论家们已经说得很清楚：

“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警卫人员几乎全是野兽。而季亚科夫的小说则表明，警卫人员中也有不少人在痛苦地进行着思索。”（不过，什么也没有“思索”出来。）

“季亚科夫把生活中的无情的真实保留下来了……对这位作家来说，劳改营里的无法无天只是一种……背景（！），主要的是他表明了苏维埃人在肆虐的暴政面前没有低头……季亚科夫也看到了一些诚实的契卡人员，他们在建立功勋，是的，正是在建立功勋！”

（这“功勋”就是把共产党员们安置在好位置上。同时，作家也在因犯——共产党员科诺科京身上看到了这种“功勋”，这个人“尽管受到无理判决和凌辱……失掉了自由……但仍继续从事他的药剂师的工作！”他的功勋就在于：不给人以借口把他赶出卫生所，不去干一般劳动。）

季亚科夫的小说怎样结尾的呢？请听：“一切令人沉痛的东西都已成为过去，”（他是无须怀念死者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又都回来了。”“什么也没有被剥夺。”

阿尔丹一谢苗诺夫则说：“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我们并不感到委屈。”光荣归于党！正是党消灭了劳改营嘛！（可说是诗一般的结尾了！）

不，难道党把劳改营消灭了吗？……没有留下点什么吗？再说，这些劳改营到底是谁建立的？……对此他们就绝口不谈了。

在贝利亚时期究竟存在不存在苏维埃政权？怎么出现了这种事？掌权的是人民，而人民竟然容许对人民实行这样暴虐的统治？

这些作者是无须考虑自己那份口粮的，他们也不必劳动，而只是专门在那里思索着深奥问题。那就请你们回答一下吧！

但他们不吭声，一片沉寂……

这就行了。裂缝上的窟窿已经堵塞住了，涂上了颜色（戈尔巴托夫将军还给它涂上了一层颜色）。这样就可以说场上根本没有出现过窟窿。至于古拉格群岛本身，即使它出现过，那也是虚幻的、不再实的、微不足道的、不值得注意的。

还需要别的吗？为了预防万一，还可以由新闻记者们再来修饰一下。于是，尽心尽力的（除了文学之外什么也不放过的）《文学报》使委派米哈伊尔·别列斯京斯基到叶尔采沃车站去了。原来这个人也是有过坐牢体验的。可是他为群岛上的新统治者所深深感动了！他说：“简直无法想象今天管理着劳动改造机关和监禁场所的人们！他们同沃尔科伏依毫无共同之处……现在管理着这些地方的是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严厉，但是心地善良，为人公正。当然，不能把他们想象成无翼的天使—…·收种看法显然还是存在的……——作者注）铁丝网和岗楼，很遗憾，目前还是需要的。但是军官们高兴地介绍说：“‘人员’补充是越来越少了。”他们高兴什么呢？是因为担心工作维持不到退休年龄而不得不调换岗位吗？）

现在剩下的古拉格群岛只是很小的，袖珍式的。但它是十分需要的。何况连它也像冰块那样正在融化掉呢。

堵塞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看来还有一些热心的人拿着瓦刀、排笔，提着满满的灰浆桶往脚手架上爬来。

于是，只好对这些人喊叫：

“去！回去！根本不许再提起这件事！要干净、彻底他忘掉它！没有过什么古拉格群岛！无论好的坏的，都根本没有存在过！绝对不许再提它！忘掉！”

总之，他们最初的对策是忙忙乱乱地扑扇翅膀。

第二步是彻底牢固地修补裂缝。

第三步对策是忘却。

外界了解古拉格群岛的权利又回到原先的、一九五三年的状态，即毫无所知。

现在，任何一个文学工作者又可以放心大胆地描写改造刑事犯的“佳话”了。或者，又可以去拍摄军犬拼命地向火扑去，把他撕裂的影片了。

一切都应该做得像大墙上根本没有出现过裂缝那样。

而被诸如此类的忽左忽右的摇摆弄得晕头转向的、疲惫的青年们，也就只好对这一切都把手一摆，置之不理，心里说；大概也不曾有过什么“个人迷信”吧，不曾有过什么恶梦般的恐怖吧，也许这些全都照例是一派胡扯？1于是，他们就跳舞去了。

俗话说得好：打你时，你就拼命叫；打完之后。再叫也没人相信了。

赫鲁晓夫抹着眼泪批准出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时候，他坚信。那里讲的全是斯大林时期的事，在他赫鲁晓夫的政拉下没有这些东西。

同样，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为该书得到最高当局批准而奔走的时候，他也是真诚地相信：书中讲的全是过去的事，这一切都永远地过去了。

是的，对于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所接触的整个首都舆论界当时确实是这样看待生活的：现在解冻的时期来到了，看，现在不再抓人了，已经开过两次净化性的党代表大会，许多一直杳如黄鹤的人们也回家来了，而且人数很可观！粉红色的、美丽的、恢复名誉的烟雾把整个古拉格群岛笼罩住，使它完全隐入迷雾中了。

但是，我呢？我自己呢？！我不是也受到了这种影响吗！而对我来说这就是不能原谅的了！要知道，我当时并不是要欺骗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呀！我也曾真诚地相信我拿给他的小说里讲的……全是过去！莫非我的舌头忘掉了烂菜汤的滋味？可我确曾发誓永不忘记它的呀！难道我还没有彻底认清那些养狗人的本性？可我在决心成为古拉格群岛文编纂者的时候，是自信已经认识到古拉格群岛是我们这个国家本身的产物并为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呀！“事情容易记不清，好了疮疤忘了疼”？我可是确曾坚信自己绝不会受这条规律支配的呀！

但是，我竟然忘了疼！竟然落入了陷阱！竟然信以为真了……我也相信了宗主国的慈善。相信往后自己的新生活会是顺遂的。加之当时从那里回来的一些朋友们的谈话，都说确实缓和了，似乎是制度放松了！说是正在不断释放人！营区一个个关闭了！内务部也在精减人员……

不！我们都是尘芥我们是受尘芥规律支配的。任何分量的痛苦都不足以使我们学会永远感受到共同的痛苦。而只要我们一天不超脱这种尘芥状态，地球上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变得公正，不管采取民主制度的形式。还是独裁制度的形式。

正因为这样，我收到那第三类来信，即现在的囚犯们寄来的信件时，就难免感到有些意外了，尽管这种来信才是最最理所当然的，才是本来应该首先期待的。

这是些用秀铅笔头写在揉皱了的纸片上的信，信封则是随手抓到的一张什么纸作成的，信封上的字往往是外界的自由人代写的，也就是说，信是从“小道”投递出来的。今天的古拉格群岛通过这些信向我提出了它的反驳意见，甚至表达了它对我的愤怒。

这些信件也同样汇成了一片共同的喊声。不过，这个声音是在问：“那么我们呢！！？？”

要知道，报刊上围绕我的那部小说掀起的一片鼓噪，是千方百计地适应狱外世界和国外的需要的，其总的调子是：“曾经发生过这类事，但这一切永远不会重演了。”

正因为这样，囚犯们便叫喊起来了：我们今天还被关在里面呀I条件还和原先一样，怎么能说不会重演了呢？！

各地的囚犯来信异口同声地说：“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时候起到现在，什么都没有改变！”

“囚犯读了您的小说，感到痛苦和委屈，因为现在一切仍旧是老样子。”

“既然斯大林时期颁布的判处二十五年徒刑的各种法律依然有效，那么到底什么东西改变了呢？”

“既然我们今天又在无辜坐牢，那么现在又是在搞谁的‘个人迷信’呢？”

“我们被藏在黑色烟雾中，谁也看不见我们。”

“为什么沃尔科伏依这类人至今仍然逍遥法外？……他们还在担任着我们的教育员呢！”

“从微末的看守到劳改营管理局的长官，全部同劳改营的存在有切身利害关系。看守人及为了罗织罪名、编造决定，便到处吹毛求疵，行动人员任意涂改囚犯们的案情材料……我们这些被判刑二十五年的人们就像是奶油甜面包，喂肥了那些生来就该教训我们的、少廉寡耻的德行家们。当初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在殖民者眼里也都不完全是人，我们现在不是一样吗？要想动员社会舆论起来反对我们。那是十分容易的，只须写上一篇《铁窗里面的人》之类的文章就足够了……第二天人们就会集会游行，要求把我们扔进炉里烧死。”

对。的确是这样。

“您采取的立场正是起了他们的后卫部队的作用！”——瓦尼亚·阿列克谢耶夫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更是有如晴天霹雳。

所有这些来信都使我这个自命不凡的人认识到自己愧对所有的人：确实怪我这十年来丧失了对古拉格群岛的痛切感。

对于他们，对于这些今天的囚犯来说，“我的那本小说如果没有下文，如果我不继续把他们的情况也说说，那本书就不成其为书，那里所写的真实也就不成其为真实了。必须把它说出来。说出来是为了求得改变！如果只是说说，不谈实质问题，不能使人有所作为，那么这种话有什么用？那不是无异于僻乡黑夜里远方的犬吠声吗？

（我愿意把我这种议论献给我们那些现代派。告诉他们：我国人民向来是习惯于这样理解文学作品的，而且他们不会很快丢掉这种习惯。何况，难道应该丢掉它吗？）

于是，我清醒过来了。透过恢复名誉这层粉红色的芳香云雾，我又辨认出了庞大的、怪石嶙峋的古拉格群岛的真面目，看清了它那布满岗楼的灰色轮廓。

我们的社会状况酷似一个物理场。这个场的所有力线都从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这些力线都十分稳定，它们像是深深嵌进去了、变成了化石，根本不可能使它们松动，不可能敲下或弄弯它们。任何进入这个场的电荷或物质都立即被轻易地吸向暴政那一端，简直不可能到达自由的一端，除非套上一万头公牛来拉。

今天，我那本小说早已被公开宣布为有害读物，认定它的出版是犯了错误（“这是唯意志论在文学中造成的恶果”），它已成为社会上所有图书馆的禁书了。今天，在古拉格群岛上只要提一提伊万·杰尼索维奇或我的名字，就被看作大逆不道。但是，当初呢？！当初，赫鲁晓夫曾经紧握着我的手在一片掌声中把我介绍给那三百名以苏联文艺界精华自诩的人物：在莫斯科曾使我成为“头号新闻人物”，新闻记者们不辞劳苦地等在我的旅馆房间门外；当初曾公开宣布：党和政府“肯定这样的作品”；最高法院的军事法庭引为自豪的是它管我恢复了名誉，（现在大概又后悔莫及了！）而那些上校军法官们曾在军事法庭上宣布：劳改营里的人们应该读读这本书！就在当时，那种没有声音、没有形象、没有名称的场力便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作用，它顶住了——于是，我的书便停止不动了！！早在那时它就停住了！只有极个别的劳改营合法地得到了这本书，通过劳改营文教科的图书馆允许人们借阅它。接着这本书便从图书馆藏书中被查禁。如果从外面，从社会上寄给某人的印刷品邮件里包括这本书，它立即被没收。于是，自由工人们便非法地偷偷把它带进劳改营，每本向囚犯们索价五卢布，听说甚至高达二十卢布（这是赫鲁晓夫时期的卢布！这是索取囚犯们的钱！但是，凡领教过劳改营周围社会的无耻作风的人，都不会感到奇怪人囚犯们带着它提心吊胆，就像带着自制的刀子一样，躲过搜查，进入劳改营，白天藏起来，夜间偷偷阅读。在北乌拉尔的某个劳改营里，人们为了能够长久地阅读，给这本书包了一层金属书皮。

既然那个无声的、但却为大家所接受的禁令已经深入到劳改营周围的地区，对于囚犯们就更不必说了！北方铁路线上的维斯车站有一个自由人妇女玛丽娅·阿列耶娃给《文学报》写了一篇书评，赞扬这部小说。不知是她把价投进信筒了，还是她粗心大意地把信放在桌上被别人看见了，总之，在她写好评论五个小时之后，党组织的书记希什金就把她叫去，指责她进行政治挑拨，（多么会找词儿！）当场便把她逮捕了。

在蒂拉斯波的第二劳改区有个囚犯叫涅多夫，是雕塑家。他是个杂役，闲时在屋里用蜡泥塑造了一个囚犯的塑像。不料被区段的长官索洛江金大尉发现了：“你在给囚犯塑像？谁允许你干的？这是反革命行为I”他说着便抓起塑像的腿，一扯两半，扔在地上，“这都是因为你读了什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缘故！”（幸而他并没有再用脚去踩那塑像。他走后，涅多夫把两半塑像藏了起来。）索洛江金向上汇报了这件事，劳改营长官巴卡耶夫立即传唤汉多夫。不过，汉多夫已经利用这段时间及时地在文教科找到了几张报纸，记住了那上面的几句话。“我们要审判你！你这是唆使人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巴卡耶夫长官对涅多夫吼叫。（看来他们懂得一个囚犯的形象意味着什么！）“请允许我说句话，长官公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说……还有，伊利乔夫同志也说过……”“看你说话的样子，像是要同我们平起平坐？！”但巴卡耶夫也只好叹一口气。涅多夫在经过半年之后才敢把那两半塑像拿出来，粘到一起，用巴比脱合金铸好，终于通过一个自由工人把它送出了营区。

开始在整个第二劳改区搜查《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了。生活区进行了全面大搜查。没有找到。有一次涅多夫想捉弄他们一下：一天晚上，他拿着一本捷维凯良写的《花岗石岂能熔化户偷偷看，装作故意不让屋里的人们看见的样子，并且当着眼线的面故意请伙伴们把自己挡住，而他坐的位置恰好从窗外可以看到。不一会儿就有人去汇报了。突然三名看守冲了进来。（第四个看守在窗外监视着，看他把书递给谁！）这下子可找到了！把书拿到看守办公室去，锁进了保险柜。看守奇日克带着一大串钥匙，两手叉腰说：“涅多夫，查到了你的书！哼！等着去监狱吧！”但是，第二天早晨值班军官一看：“哎！笨蛋！……去还给他！”

囚犯们就是这样阅读“党和政府肯定的作品”的！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苏联政府曾发表声明，声明中有这样的话：“那些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的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逃脱正义的惩罚……企图灭绝整个整个民族的法西斯杀人犯的暴行是无与伦比的。”

当时发表这个声明，是为了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施加压力，因为西德正准备批准适用二十年的“时效”期限。

可他们就是不想审判自己，尽管他们自己也曾“企图灭绝整个整个民族”。

我国发表了许多文章，大谈惩罚在逃的西德战犯之重要。有的文章探讨对纳粹分子曾进行过怎样的思想训练，才能使他们觉得大规模屠杀是自然的、符合道德的？有人简直成了写这类文章的专家。如今立法者寻求辩护说，判决不是他们执行的，而执行者说，法不是他们立的。

这声音多么熟悉啊！……刚才还看到我们那些实际工作者们的来信上说：“把囚犯关进劳改营……是在执行法院的判决嘛！……警卫人员并不知道哪个囚犯为了什么事坐牢。”

不，如果你们是人的话，你们就应该设法知道才对！正因为你们对于自己所看守的人们既没有用一般公民的眼光，也没有用十的眼光去看待，所以才把你们称为恶棍的！难道纳粹分子不也是在执行命令吗？难道纳粹分子不是也曾相信自己是在拯救他们的雅利安种族吗？

自然，我国的侦查员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他们确实也没有犹豫，而是立即）反问：那么囚犯们自己为什么要把供？我们严刑拷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应该坚贞不屈嘛！为什么告密的人会提供假情况？我们是把这些告密看作证人证词，作为依据的呀！

这些人也有过很短一段时间感到不安。前面我们曾谈到B·H·伊利英（前国家安全部的中将），他在说起斯托尔布诺夫斯基（审讯戈尔巴托夫将军的侦查员、将军提到过他）时说：“哎呀呀，一真糟糕1他现在的B子可真不好过，虽说他拿的养老金不少。”正因为这样，扎哈罗娃才不得不写文章的，她害怕的是，这样下去将会对所有的人开刀了。于是她写了一篇文章，极力为曾经被李亚科夫“抹了黑”的利霍舍尔斯托夫（！）大尉辩护，她激动地说：“他现在也还有大尉军籍，担任着党组织的书记（！），在农业移民区工作。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当有人写这类东西攻击他时，他的工作会遇到多大困难！据传说，要开始审查利霍舍尔斯托夫，甚至要追究（！）他的责任。访问：这是为什么？假如这仅仅是‘传说’还倒好，可是并不排除他们真下手的可能性呀。这就会在内务部的工作人员中间造成真正的混乱！难道因为他执行了上级的所有指示就对他进行审查吗？是要求他现在去替那些下达过指示的人负责吗？这太妙了！让小兵当替罪羊！”

但是，这惶惶不安的状况很快就过去了。不，谁也不必负责。不必审查任何人。

也许，个别机关的人员编制有所削减。但是，暂时忍耐一下嘛！将来会扩充的！暂时可以先让那些还没有退休资格或者需要工作到退休年龄的国家安全人员去当作家、当记者、当编辑、当反宗教宣讲员和思想工作人员嘛！有些人还可以去当当厂长、经理。改头换面之后，他们仍旧是要领导我们的。这样更可靠些。（至于愿意退休的人，就让他去享清福好了。例如，退役中校胡尔坚科就是这样。中校I这个官可不小！大概总指挥过一个团吧？不，他是一九三八年从一名普通监狱看守起家的，只靠拿着强迫灌食的软管折磨囚犯便升到了中校！）

而在各个档案部门里，则正不慌不忙地翻阅并且销毁一切多余的文件：被处决的囚犯名单、送惩戒隔离室和加强管制棚的批示、劳改营里的侦查材料。眼线的告密信、关于．“实际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的多余材料等等。还有卫生所和会计室也都得进行清理，那里也有多余的文件、材料、不应留下的痕迹……

……我们将会来默默参加筵席。

在世时我们不配来到你们这里。

今天，我们已死去，并不言语，

但，死去的我们仍使你们恐惧！

（维克林丽佳·格，科雷马女囚）

照这样看来，真的，怎么总是怨小兵们，怨小兵们呢！？那么，运动指挥部呢？比看守、警卫士兵、实际工作人员更高些的人们呢？那些只须用手指指点点的人呢？那些只从讲台上发出几句指示的人呢？……

让我再问一次：你们是怎么说的？——“那些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的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正义的惩罚……企图灭绝整个整个民族的……无与伦比的……”

嘘！嘘！不许作声！正因为这样，才在一九六五年八月的思想工作会议（一个关于如何指导我们思想的秘密会议）的讲台上宣布：“现在是时候了，‘人民的敌人’这个既有用而又正确的概念应该恢复起来了！”

第二章　统治者易人，群岛依然在

应该说特种劳改营是斯大林晚期思想的一个得意之作。经过教育改造方面和惩罚方面的多方探索，才终于产生了这个成熟的杰作。这是一个色彩单调的、被无情的折磨肢解的、编了囚犯号码的组织；心理上它早已经脱离祖国这个母体；它只有入口而没有出口；它吞进来的只是敌人，送出去的只是它生产的财富和尸体。如果那位“高瞻远瞩的建筑师”看到自己这一伟大体制如今竟也遭到破产，他这位设计人所感受的痛苦该会有多么深啊，我们甚至难以想象。其实，他生前这个体制就早已经开始颤动了，有些地方冒出火花，到处出现裂痕。但是，看来，他并不了解这些，因为人们出于谨慎而不敢向他报告。特种劳改营这个体制起初是惰性十足的，它呆滞少动，趋于保持安定；但是，它的内部温度却在迅速升高，几年之间就达到了火山熔岩的状态。假如那位“泰斗”再多活一年半载，就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对他隐瞒这些小爆炸了，那么，这就必然会给他那老迈衰竭的思想又增加一项沉重负担，他不得不作出新抉择。要么放弃这个得意的主意而重新把各种劳改营打乱混编起来，或者相反，有步骤地把所有按字母表排号的千千万万囚犯统统枪杀，从而使这个主意能够功德圆满。

但是，这位“大思想家”在人们的失声痛哭声中死得稍微早了些。并且，他死去不久，就用他那正在变得僵硬的手一把拉住自己那个老搭档——当时还是红光满面、精力充沛、意志坚定、掌管着最广泛、最错综复杂、最棘手的内部事务的部长贝利亚，并把他咕咚一声拉倒在地，拖带走了。

古拉格群岛的这位总管大人的倒毙，又灾难性地加速了“特种劳改营”体制的崩溃。（这是一个多么严重而不可挽回的历史错误啊！怎么可以把掌管着最隐秘事务的部长的五脏六腑都翻弄出来呢？怎么可以往蔚蓝色肩章上涂抹沥青呢？！）

二十世纪劳改营思想中最伟大的发明——号码布被匆匆撕下来，被扔掉和忘却了！只这一点就使特种劳改营失掉了它的严格划一性，何况又拆下了工棚窗户上的铁格子，拿掉了门上的锁呢！这样，特种劳改营就完全丧失了它区别于普通劳改营的、可爱的监狱特点。（拆掉铁格子这件事可能办得过于匆忙些。但按当时那种情况，实在是不敢怠慢，必须同过去的作法决裂嘛！）不管多么可惜，埃克巴斯图兹的石砌监狱—一加强管制工棚（它当年曾经顶住了暴乱者的围攻呀！）如今也已正式完全拆除了……既然霎时间把特种劳改营的人纷纷释放出去，还要它干什么？是的，突然间把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全释放出去了，不管他们犯了多么肮脏的罪行，也不管判了十五年还是二十五年。这种作法自然在囚犯眼里把判决书的分量大大降低了。通信方面的限制过去曾使特种劳改营的囚犯感到自己犹如被活活埋葬，现在，这限制也取消了，甚至还允许接见家属。接见！连提起它都可怕：接见呀！……（就连发生过暴乱的肯吉尔营如今也建起了一些小小的接见室。）不可遏止的自由主义湮没了不久前的特种劳改营，甚至允许囚犯们留长发了（致使伙房里开始丢失铝盘子：囚犯们偷铝盘去改制成梳子）。现在囚犯们可以不用特种劳改营里的内部流通券，不立个人帐户，可以直接持有全国通用的货币，可以和外界的自由人一样用现钱买东西了。

他们未经深思熟虑就草率地摧毁了自己过去赖以生存的、苦心营造了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体制。

那么，怙恶不使的囚犯们是否由于这种宽宏大量的政策而多少有所收敛呢？没有！恰恰相反！他们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堕落和忘恩负义，竟然学会了使用一个根本不准确的、使人难堪的、毫无意义的词——“贝利亚分子”。现在，只要稍有不称心的事，罪犯们动不动就用这个词辱骂那些诚挚善良的警卫战士、苦口婆心的生活管理员和对他们关心备至的劳改育首长。这种称呼不仅伤害这些“实际工作者”，使他们寒心，而且在贝利亚倒台不久时甚至还包含着危险性呢：说不定会有什么人利用它来作为谴责你的根据。

因此，肯吉尔劳改点的一位首长（这时肯吉尔已经清除了暴乱者，补充进了一些从埃克巴斯图兹来的囚犯）有一次不得不在讲台上说出这样的话：“小伙子们！”（在一九五四—一九五六年这一短短的时期内，他们曾认为同囚犯打招呼时称呼“小伙子们”是可以的。）你们常常使用‘贝利亚分子’‘这个词。这使管理人员和警卫人员觉得很委屈。我想请求你们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对于他的这个请求，当时发言的小个子弗拉索夫却回答说：“这才叫了几个月，你们就觉得委屈了，可是十八年来我们从你们警卫人员那里除了‘法西斯分子’这个叫法之外，就没有听到过别的。我们不委屈吗？”少校马上答应：今后禁止再叫“法西斯分子”。这也算是等价交换吧。

经过这一切后果不佳的破坏性改革，可以说，特种劳改营的“断代史”在一九五四年已告结束，此后它和普通劳改营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期间，秩序混乱的整个古拉格群岛上出现了一个优待时期，这是一个空前的宽大时期；如果不包括二十年代中期的普通关押所，也许这就是古拉格群岛历史上最自由的时期了。

为了使自由主义在劳改营里得到无限制的发展，一道道命令，一个个视察员竞相大卖力气。不再迫使妇女参加代木劳动了。现在认识到伐木劳动对妇女来说是过重的（虽然过去持续三十年的经验证明它一点也不过重）。对服满三分之二刑期的人恢复了提前假释的办法。所有劳改营现在都发现钱，于是囚犯们涌向小卖部。这些小卖部竟也没有任何合理的限制。其实，总的看管制度已经放松，限制买东西能起什么作用呢，囚犯们可以用这些现钱到市镇商店里去买东西嘛．所有工棚里都装上收音机，订了报纸，办起了墙报，每个劳动大队指定了宣传鼓动员。此外，还时常请宣讲员同志（上校们！）到劳改营来给囚犯们作各种报告（甚至还讲了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如何歪曲历史的问题），但是军官们要召集大家到礼堂去听报告却不那么简单：现在不能拿棒子赶了，必须用说服或其它施加影响的间接办法才行。而且，勉强召集来的囚犯也不认真听台上的话，而是在下面嗡嗡地谈论自己的事。现在允许囚犯认购公债，但是，除了那些正统派分子之外谁也没有兴趣。因此，教育员们不得不把每个人的手硬拉到认购签字单上，以便从他们那里挤出哪怕十卢布来也好（这是赫鲁晓夫时期的卢布）。每逢星期天还组织男女营区的文娱联合演出。人们倒是很乐意看这种演出，有人甚至为此买来领带系上。

同时，古拉格群岛体制的精华中的许多东西又恢复起来了，又重新强调建设大运河时期赖以支持的忘我精神和首创精神了。组织起了“积极分子会议”，它下面还没有教育生产、文娱活动、生活管理等各组，很像工厂的基层工会委员会的样子；它的主要任务是：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性而斗争。重建了“同志审判会”，其职权是：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批评、处罚，请求领导对其加强管制，直至建议当局对该犯不适用有关“三分之二刑期”的规定。

这些措施过去都曾经是劳改营当局手中的有效工具，不过那是在没有见过特种劳改营的“屠宰”和没有经过骚乱训练的劳改营里。现在这里不同了。很简单：第一任“积极分子会议”主席被“屠宰”了（在前吉尔），第二任遭到毒打。于是，谁也不敢再去参加积极分子会议。（原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这时就在积极分子会议里，工作得很自觉，很有原则性，但经常受到刀子的威胁，十分谨慎，而且还要时而参加班杰拉分子们的会议去听取对自己行为的批评。）

自由主义的无情打击使劳改营体制越来越软弱无力。建立了所谓“轻管制劳改点”，（在肯吉尔也建立了这样的点！）这里的隔离区实际上只是睡睡觉的地方，因为去劳动时不再有人押送，行走路线和出发时间都由自己掌握（大家都尽量早些走，晚些回来）、每逢星期天，上下午各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离营到城里去走走，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享受不到这种散步的权利。

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这么松散。仍然有一些惩罚性的劳改点。例如，布拉茨克市郊的安德焦巴的“全苏惩戒营”就是其中之一，原在奥泽尔拉格的两手沾满鲜血的米申大尉就在这里。一九五五年夏季这里关押着大约四百名受惩戒的囚犯（包括腾诺）。但是，即使在这里，隔离区内的主人也不再是看守人员，而是囚犯了。

请读者投身处地替劳改营的统治者想想：在这种条件下还能够工作吗？还能够指望取得什么成绩？

一九六二年，我去西伯利亚时遇到一个旅伴，他是内务部的军官。他关于一九五四年前一段时期的劳改营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完全的放纵！谁不愿意劳动就不去。囚犯们甚至自己出钱买了电视机！”他对这一个短暂时期的印象是极不愉快的。

因为如果教育员背后没有皮鞭，没有强管棚，没有饥饿等级制，反而作为一个请求者站在囚犯面前、那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是，这一切似乎还嫌不够！古拉格群岛还受到了所谓“营区外拘禁”这个攻城大相的撞击。按照这个办法，囚犯可以完全住到营区外面主，可以自己购置房子，也可以安家，工资像自由工人一样全部发给本人（不再扣除什么营区费、警卫费、劳改营。行政管理费等等）。这些囚犯和劳改营的关系只限于每隔两周来报到一次。

这已经是到头了！……是世界的末日，或者是古拉格群岛的末日，或者就是两者的末日！而司法机关竟把这种“营区外拘禁”当作共产主义制度的最人道的、最新的发明来加以称赞碑

看来，经过这些打击之后只有解散劳改营这一条路了。那就得毁掉伟大的古拉格群岛；毁掉几十万“实际工作者”及其妻室、儿女和家畜，使他们多年服务的工龄、职称和勤恳而无可指责的工作统统变得一钱不值！

连这个过程似乎也已经开始了：有一些称为“最高苏维埃委员会”的，或者简称为“卸包袱委员会”的人们陆续来到劳改营。这些人一来便“踢开”劳改营的领导，在营本部的工棚里直接召开会议，签发释放证，而且签发得那么随便和不负责任，就像当年签发逮捕证一样。

“实际工作者”的各个阶层都面临着覆亡的威胁。必须设法应付这种局面！应该进行斗争呀！

在苏联，任何重大社会事件都只可能有两种命运：或者以沉默将其扼杀，或者加以捏造歪曲。我不知道国内有哪一次重大事件曾经逃脱了这两种命运。

对于古拉格群岛的整个存在，也是如此。大部分时间是绝口不议它的，如果有时提到它，那就是谎话连篇。关于建造大运河时期和一九五六年的“卸包袱委员会”，也都是这样。

关于这些“委员会”，尽管没有报纸上的喧嚣和客观需要，我们自己还是在感动之余把它夸大了。是呀，怎么能不感动呢？要知道，许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连辩护律师都对我们进行攻击了，而现在却是检察长在为我们辩护！我们多么渴望过自由的生活呀，我们觉得在狱外已经开始了某种新的生活，我们从劳改营内的变化中已经看到这一点。就在这个时候，派来一个神奇的、拥有全权伪委员会，它把人们一个个叫去，谈话不到十分钟就立即交给他一张火车票和身份证（某些人还拿到了在莫斯科落户的证明）！面对这种情景，从我们这极端虚弱的囚犯的胸膛中，从我们经常伤风的嘶哑的喉咙中，除了赞颂之外，还能够发出什么别的声音呢？

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抑制住自己那原为了把破衣烂衫急忙塞进旅行袋而猛烈跳动的心，站得稍微高一点的话，就会很自然地想到：难道斯大林的暴行就应该这样来结束吗？难道这个委员会的代表们不是应该站到队伍前面去，摘下帽子，对大家讲下面这样一段话吗？

“弟兄们！最高苏维埃派我们来向你们道歉，请你们原谅。你们没有犯任何罪过，竟然几年、几十年地被关在这里受折磨，而我们却在挂着枝型水晶大吊灯的豪华大厅里开会，一次也没有想到你们。我们驯顺地批准了那个‘吃火魔王’的每一项灭绝人性的命令，我们是他的杀人罪行的同谋者。如果可以的话，请各位接受我们这过迟的忏悔吧！现在，大门敞开着。你们自由了！我们派飞机来了，就停在那边儿，飞机上备有药品、食物和冬衣供你们使用。飞机上也有医生。”

虽然这两种情形同为释放。但释放的作法不同，它的意义也就迥然不同了。现在的“卸包袱委员会”干的不过是一个细心的清洁工的工作，它是在顺着斯大林呕吐出来的脏东西进行认真的打扫，如此而已。这里并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生活的道德基础。

现在，让我来引用一下A·斯克里普尼科娃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我是完全赞同她这种见解的。囚犯们一个一个（又是互相隔绝的！）被叫到委员会办公室去。人们提出几个关于他的案件的问题。这些问题提得很客气，是善意的，但总的倾向是要使囚犯（可不是最高苏维埃，而是那不幸的囚犯！）必须承认自己有罪。他应该保持沉默，应该低头，应该处于被宽恕者的地位，而不是宽恕者的地位！这也就是：人们现在企图以自由为诱饵从囚犯口中得到过去用非刑拷问未能逼出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这很重要：使囚犯回到外界时必须谨小慎微；同时，还可以把委员会的记录提交给历史，用以说明：坐牢的人基本上都是有罪的，而被某些人所着力描绘的那些残暴的、无法无天的事情则根本没有发生过。此外，也许还打了一个小小的财政方面的算盘——既然不是恢复名誉，就无须发给平反补偿款。这样来解释释放囚犯的行动，就既不会毁掉劳改营体制本身，也不会妨碍向劳改营补充新囚犯（这种补充甚至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也从未中断过），还可以不承担必须释放这些人的任何义务。

那些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自尊心而拒绝在委员会面前承认自己有过错误的人呢？这些人便被继续关押在劳改营里。这类人的数目也并不很小。（一九五六年在杜布罗夫特种劳改营就把那些不肯认罪悔过的妇女集合起来，转押到克麦罗沃州的劳改营去了。）

斯克里普尼科娃还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西部乌克兰人妇女当初只因她丈夫是班杰拉分子便被判劳改十年。现在委员会要求她承认自己是因为丈夫是土匪而坐牢的。“不，我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我们就释放你！”“不，我不能这么说。他绝不是土匪，他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好吧，既然你不愿意，你就在这里呆着吧！”（当时那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索洛维约夫。）过了几天，她丈夫从北方来看望她。她丈夫原被判刑二十五年，在北方劳改，这次他轻易地承认了自己是土匪，因而就被赦免了。见面时，他不但没有称赞妻子这种坚定性，反而气冲冲地责怪她：“你就该说我是魔鬼！说我长着尾巴，还看见过我的蹄子嘛！现在你叫我自己怎么管这个家和孩子们？！”

我还要指出：斯克里普尼科娃拒绝承认自己有罪，所以她又在劳改营蹲了三年。

这样，甚至连自由时代来到这古拉格群岛时也是穿着检察官的法衣的。

然而，“实际工作者”们的惊慌失措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间古拉格群岛天空的星辰排列确实与从前大不相同，这预示着群岛的不祥年代的来临，说不定就是它存在的最后年代！

那些握有最高权力而又完全了解国内情况的人，在这几年间还能不能回头看一下，惊醒一下，哭一鼻子？要知道他们还背着一个血淋淋的包袱呢，它在滴血，把整个脊背染得血迹斑斑的。政治犯放了，可是成百万的普通刑事犯又是谁制造的？难道不是生产关系造成的吗？不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吗？不是我们自身制造的吗？……不是你们制造的吗？……

还是把你们那开发宇宙的计划拿去喂狗吧1不要再为什么苏加诺的海军舰队和恩克鲁玛的近卫部队操心了！还不如安静地坐下来，搔搔后脑勺想一想：自己的国家该怎么办？为什么我国的、天下最好的法律意会遭到我们本国千百万公民的反对？是什么东西使得这些人硬是去钻进那意味着死亡的枷锁？又为什么那枷锁越是难以忍受，钻的人越多？怎样才能使这支水流枯竭呢？是不是我们的法律不应该这样？（这里就难免要想到那使人意志消沉的学校、荒芜的农村，以及其它许多毫无阶级含义、而只能认为是不公正的事情了。）还有那些已经遭殃的人们，我们怎样才能使他们获得重生？不能用廉价的“伏罗希洛夫大赦”一挥了之，要诚心诚意地对每个人的案件和具体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那么，这古拉格群岛应该不应该结束？莫非它应该永存？四十年来它一直在我们的躯体上腐烂发臭，够了吧！

不，原来不行！还不够！要动动脑筋吧，可太懒了。而灵魂中对这些一点反应也没有。那就让这群岛再存在它四十年吧！我们呢？我们要去处理建设阿斯旺高水坝一的问题了，还得管管阿拉伯人的重新统一问题呢！

在尼基塔·赫鲁晓夫长达十年的统治时期，我们久已习惯的那些物理法则突然间失去了作用，一些物体令人奇怪地朝着场力和重力所指的相反方向运动起来。当历史学家们研究这一段历史时。他们不能不为之震惊的是：在一个短时期内，竟有那么多的可能性和机会集中在赫鲁晓夫一人之手，而他竟把这些可能性和机会当成了玩具，利用它们时像在开玩笑，像在作游戏，随后便漫不经心地全抛弃了。在我国历史上，斯大林之后第一个被赋予最高权力的是赫鲁晓夫（尽管最高权力这时已经有所削弱，但仍然是十分强大的），而他在行使这种权力时却酷似克雷洛夫寓言中那只小熊米什卡，只知道在林中旷地上无目的地、无益处地滚动着圆木玩耍。赫鲁晓夫本来有可能以三倍甚至五倍的坚定性去筹划怎样解放这个国家，但他却把这件事像游戏一样放弃了。他没有认识到他所肩负的任务之重大，他放弃了这个事业，却转身去搞征服宇宙、种植玉米、在古巴设置导弹、为柏林问题发出最后通谋、迫害教会、把党的州委分为工业州委和农业州委，甚至去同抽象派艺术作斗争了。

他这个人从来没有把任何事情做到底过，而对于自由事业尤其如此！需要唆使他去迫害知识分子吗？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需要用他那两只曾经拆毁斯大林劳改营的手再把劳改营巩固起来吗？这也极其轻易地做到了！而且，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呀？

一九五六年，就在召开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一年，已经公布了关于劳改营的第一批限制性条令！这些限制到了赫鲁晓夫进一步独揽全部大权的一九五七年又有所发展了。

尽管这样，“实际工作者”阶层并未感到满足。他们一旦嗅到自己已占上风的气味，便开始反攻了。他们宣称：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劳改营制度是苏维埃政权的顶梁柱，可是这根顶梁柱正在倾倒！

当然，主要影响是在背地里施加的——在某处的宴会桌上，在飞机客舱里，或是在郊外别墅划船的时候。不过，这些活动有时也以公开形式表露出来。例如，有时是以萨姆索诺夫代表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言（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的形式出现。据他说，囚犯的生活太好了，他们对伙食很满意（！）（他们本应该经常感到不满意才对！……）对待囚犯的态度太和气了。（而在这个一直没有承认自己从前的罪过的国会里，当然不可能有人去教训萨姆索诺夫。）有时则是以《铁窗里面的人》这类报刊文章的形式出现（一九六O年）。

赫鲁晓夫向这股压力屈服了。他对任何事都没有深入了解，没有想一想这五年来犯罪率并没有增加这个事实（即使增加了，也该在国家制度中寻找原因），没有把自己的新措施同自己对共产主义胜利进军的信念联系起来看看，没有细致地研究事态的详情，也没有亲眼看一看。这位“一生都在旅途上度过”的沙皇轻易而匆忙地在那张领钉子的单据上签了字，人们便立即用这些钉子迅速地按照原有形状把断头台重新牢固地钉起来了。

而这一切正是发生在那个一九六一年。尼基塔就是在这一年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把自由之车一下子拉到天空去。正是在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一九六一年颁布了关于在劳改营中可以处以死刑的命令，它规定；对于“采取恐怖行为伤害已经改造好的囚犯（也就是眼线）和伤害看守人员（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人”均可处以死刑。而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一九六一年六月）批准了四种形式的劳改营制度——这已经不是斯大林的劳改营，而是赫鲁晓夫的劳改营了。

当尼基塔·赫鲁晓夫傲然登上代表大会讲坛对斯大林的监狱暴政展开新的一轮攻击时，他其实是刚刚才纵容人们去加强了自己那套毫不逊色的劳改营制度。可是，他却真诚地相信这两者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是协调得体的！……

今天的劳改营就是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巩固起来的劳改营。从那时起，六年来它一直是这个样子。

这些劳改营有别于斯大林劳改营的，不是它的制度，而是里面的囚犯构成：这里没有千百万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人。但是，这里仍然关押着千百万人，而且很多人仍然是不公正的司法的束手无策的牺牲品，这些人被扫进劳改营仅仅是因为必须使这个制度能够存在和维持下去。

统治者换了人，但古拉格群岛依然存在。

它之所以依然存在，是因为这个国家制度离开它就不能存在。消除了古拉格群岛，这个国家本身也将不复存在。

没有一部历史是没有结尾的。任何历史总要在某个地方断开。我们根据自己微薄的力量和很不充分的一点材料，考察了古拉格群岛的历史——从它诞生时的血红色排枪齐射，一直看到了恢复名誉的粉红色烟雾的出现。现在，就让我们结束这段历史吧，以赫鲁晓夫使劳改营严酷起来和公布新刑法典之前的宽宏大量的、涣散的光辉时期来结束这部历史吧。将来一定还会出现别的历史书，它们的作者，很不幸，会比我们更加了解赫鲁晓夫时期的和赫鲁晓夫之后的劳改营。

而且这种书已经出现了，这就是C·卡拉万斯基和阿纳托利·马尔琴科的著作。将来一定还会浮现出更多这类著述，因为俄国不久就将进入一个公开性的时代！

例如马尔琴科的书，它甚至使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劳改犯触目惊心，充满恐怖。它描述了现在的监狱生活，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更加“新型”的监狱，那是我们这些过去的见证人所无法设想的。我们看到，监狱的第二只犄角（参看第一部第十二章）长得更高，它更深地刺入了囚犯的咽喉。马尔琴科对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的两座建筑物——沙皇时代建的和苏维埃时代建的——进行了比较，从而通过实物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跟俄国历史上的沙皇时期无法比：沙俄的监狱又干又暖，苏联的监狱又潮又冷（牢房里耳朵冻僵，呢上衣永远不能脱）。沙俄的窗户被苏联的砖堵得只剩原来大小的四分之———别忘了窗外还安着“笼口”。

但是，马尔琴科只描写了一处杜布洛夫劳改营。那是关押来自全国的政治犯的。而我手头却收到很多各地来的关于普通刑事犯劳改营情况的材料。这些来信使我感到自己还欠了他们一笔债，因而不能沉默。而且，一般地说，我是欠了普通刑事犯们的债的，因为在这么厚的一部书里提到他们的地方实在太少了。

因此，下面就我所了解，扼要介绍一下现在的劳改营情况。

介绍什么“劳改营”？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劳改营——这是赫鲁晓夫年代的主要创新！我们早已放弃了斯大林时期那种极端可怕的遗产！小猪已经改名叫鲫鱼了！现在我们这里没有劳改营，而是有……移民区（宗中国对移民区）。群岛上著民理应住在移民区，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所以，现在已经没有所谓“古拉格”，而只是有“古依特克”了。（不过，记忆力好的读者可能记得从前也这么叫过。都是“古已有之！”的。）如果再考虑到现在我国政府机构中已经没有内务部，而只有社会治安部，我们就必须承认，现在已经为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不能再为此喋喋不休了。

这样，从一九六一年夏季起实行了四种劳改移民区制度：普通的、加强的、严管制的、特种的。（从一九二二年以来我们没有“特种”是过不了日子的……）对犯人采用其中哪一种制度，则由审理该案的法院“根据罪行性质和严重程度以及（似乎还有）罪犯的个人表现”决定。但是为了简化手续，各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都开列了刑法典条文清单，指明犯哪一条应送往哪个地点。这是对后来的新犯人。那么，群岛上原来的“土著民”呢？那些在代表大会前的“赫鲁晓夫改革”时期处于“营区外拘禁”的、解除看管的和呆在“轻管制劳改点”的囚犯呢？这些人则由地方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清单（也许还参照当地行动人员的意见），根据具体情节，分别送进各该相应制度的劳改区。

右转舵九十度！左转舵九十度！——这种左右摇摆对坐在甲板上的人可能是轻松愉快的，但是对于呆在沉寂无声的阴暗底舱中的人来说，他的胸腔会有何种感受呢？仅仅在三四年前还对人们说：你们安家立业吧！生儿育女吧！好好生活吧！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的阳光现在温暖着你们！从那时以后，这几年来你什么坏事也没作，可是，突然，你听到狗叫声，看到脸色阴沉的押解士兵把你包围起来，宣布你的“案件”，于是，你的家属只好留在那尚未建成的家园里，而你则被赶进某地新围起的铁丝网区内。“首长公民！我……一直是奉公守法的呀？……首长，我一直积极劳动呀？……”什么奉公守法，积极劳动，统统滚你妈的蛋！……

地球上会有哪一个，哪一个稍有点责任感的行政当局能够这样急转弯和这样跳跃？也许正在诞生中的非洲国家是这样？……

一九六一年进行改革是为了什么？当时怎么想的？是真挚的吗？还是故弄玄虚？（故弄玄虚地说：“这样可以达到更好地改造的目的。”）依我看，当时的想法是：剥夺囚犯在物质生活和人身自由方面的独立性，因为这种独立性是“实际工作者”所无法忍受的；他们要做到：只须自己动动小手指，就使囚犯的肚皮直接有所感受，也就是说，使囚犯处于一种完全受控制的从属地位。为此，就必须消灭大批人无人看守的现象（这种现象对垦荒区的人们来说是很自然的），把人们全都赶进营区铁丝网，使基本食物的供给感到不足，切断囚犯们的辅助收入来源，不许搞临时工作挣钱，不许从外界接受邮包。

邮包在劳改犯人眼里不仅仅意味着邮来食物，它还能掀起某种精神上的浪花，使他心里喜滋滋的。用你颤抖的双手接过邮包时，你就感觉到自己还没有被遗忘，不是孤独的，人们还在惦念着你！我们在特种劳改营时接受邮包的数量是不受限制的（只是每件重量不得超过八公斤，这是邮局规定的一般限制）。虽然远不是大家都能收到邮包，而且也不是经常按期收到，但这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提高劳改营的总的生活水平，不会发生那种殊死的斗争。如今，对邮包的分量进一步加以限制——每个不得超过五公斤。而且规定严格限额——根据四种劳改区制度，每年允许接受邮包的次数分别限制为六个、四个、三个和两个！也就是说，最优越的普通制度劳改区里的人也只能最多每两个月接受一次五公斤重的邮包，这个重量还包括包装物在内。寄来的还可能是衣物之类。也就是说，他们每个月能够从外部得到的各种食物最多不超过两公斤！而关在特种制度劳改区的人则每月不超过六百克……

即使这点东西，如果真能交给你就不错了！……实际上这一点可怜的邮包也只是允许那些已服满一半以上刑期的人接受，而且还得在这期间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行动人员、教导人员、看守和看守喂养的小猪都得喜欢你才行）！还要经常百分之百地完成劳动定额I还必须经常参加移民区的“社会文化活动”（也就是参加马尔琴科所描写的那种枯燥无味的音乐晚会，参加强人所难的竞赛——在这些“竞赛”中人们往往由于虚弱而晕倒。或者，更糟的，还要去帮助看守人员干活）。

这邮包也够你呛的了！为了拿到这个由你的亲人包装的小小木箱，人们要求你付出自己的灵魂呀！

我的读者，请您清醒一下！历史我们早已讲完了，我们已经结束历史部分了。这里讲的是现在，是今天，是在我们的食品商店里（就算是只在首都吧）塞满食品的时候，是在你真心实意地回答外国人说“我国人民现在吃得很饱”的时候。是今天人们还在这样用饥饿改造我们那些不慎落水的同胞们（其实他们大部分是没有任何过错的，您现在总算相信我国司法机关的强大威力了吧！）。这些同胞们做梦也还只是梦见面包！

（我还要指出：劳改营统治者的胡作非为没有止境，肆无忌惮！天真的亲属们有时用印刷品邮件或医药用品邮件寄一些书、报或药品来。这些也被当作食品包裹看待！据各地来信反映，这种情况很多！劳改营头头的作法活像装有“电眼”的机器人，他只看到：又寄来一件东西！既然它算“一件”，那么随后寄来的邮包就只能“退还原寄”了。）

亲属探望时监视十分严密，严防利用探视机会交给囚犯任何食物。看守们以发现这类情况为荣，互相炫耀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为此，在探视前竟然对于远道来探视的自由人妇女进行侮辱性的周身搜查！（是呀，宪法并没有禁止这样做嘛！你不喜欢？那你就不必会面。回去好了！）

对干现款的来路更是堵得严而又严，绝不许寄现款到移民区来：不管亲属们汇来多少钱，全部替囚犯“存”起来，“直到刑满释放”的日子为止（也就是说，国家无息地向囚犯借用十年或二十年）。而且不管囚犯自己劳动挣到多少钱，他也看不到这些钱。

“经济核算”的做法是：给囚犯的劳动报酬相当于同样劳动的自由人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为什么呢？难道囚犯生产的产品有特殊味道？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西方，这就该叫做剥削和歧视了）。这工资的一半要由移民区当局扣除（用来维修营区铁丝网，养活“实际工作者”们和狼狗）。再由剩余部分中扣除伙食和服装费（可以想象一下鱼头烂菜汤在劳改营里会值多少钱）。如果还有余，这才记入囚犯的个人帐户，要一直存到“刑满之日”。按照四种不同的制度，囚犯可以在劳改营小卖部里花费自己这部分钱的最多限额分别定为：十卢布、七卢布、五卢布和三卢布（但是梁赞州的卡里卡托克的囚犯却来信抱怨说，东扣西扣之后连五卢布也剩不下，不能去小卖部买什么）。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上也说：一个叫伊琳娜·帕皮娜的列宁格勒姑娘什么都干——挖树根、运石头、卸火车、上山砍柴，落得满手血泡，但她每月才可以挣到……十卢布！（要知道，那还是一九六0年三月，是“优待”时期，而且当时还在使用斯大林时期通货膨胀时的卢布呢。）

其次是劳改营小卖部本身实行的“管理制度”。这个制度把当局的限制和商人的冷酷盘剥二者聚于一身了。由于实行这殖民地制度（“移民区”也就是“殖民地”的意思。语言学家们，这可怎么办呢？既然现在群岛的正式名称不叫劳改营，而叫——也就是殖民地，那我也就只好叫它殖民地了），由于这殖民地的制度本身就是颠倒黑白的，所以，本来是为照顾人而设的小卖部也变成了惩戒人的机构，变成了给囚犯以打击的地方。我从西伯利亚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各移民区收到的所有信件，几乎无不谈到利用小卖部处罚人的情况！稍有差错就罚人不许去小卖部买东西。早晨起床晚了三分钟？罚你三个月不许进小卖部！（囚犯们把这叫做“打击肚皮”）晚点名之前没有及时把信写完？罚你一个月不许去买东西！有时则只因为“说话不当”就罚你。乌斯特维姆斯克的严管制劳改区的人们写信说：“每天总有几个人受到不许进小卖部的处罚，罚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平均每四人中就有一人犯纪律。如果会计处这个月忘记把你算进名单，你也就一个月别想去买东西。”（没有立即关进禁闭室就不错。这样，过去的劳动总算不会白费。）

在老囚犯看来，这些大都不足为奇。对处于无权地位的人来说，这是家常便饭。

还有人写信说：“如果劳动有成绩，每个月可以多得两个卢布。但是，要想得到这两个卢布，你必须在生产上作出真正的英雄业绩。”

请读者看看，我国多么珍视劳动：由于在生产上有突出成绩，每月奖赏竟达两个卢布之多！

人们来信中还谈起诺里尔斯克的一件往事。不错，是一九五七年，那也是舒适的喘息时期。事情是这样的：不知道哪些囚犯把经费支配人沃罗宁养的狗宰掉吃了。为了这件事全体囚犯被罚“取消工资”七个月！

非常真切，非常像群岛上发生的事情。

或许，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又会反驳我：这不过是一个笑话，怎么能以它为例呢？你自己说的，四个人中间才有一个违反纪律的，那就是说，只要能模范地遵守纪律，哪怕在严管制劳改区里也还能保证每月给你三个卢布嘛，这差不多够买一公斤黄油啦！

说得倒好！大概这位历史学家“吉星高照”（再加上他写过几篇观点“正确”的文章），所以他才没有进劳改营呆呆吧。小卖部里要有面包、廉价糖果和人造黄油就算好事了。实际上，面包每月只来两、三次，糖果的价钱很贵。根本看不到什么黄油、砂糖！就算售货员积极肯干，愿意进货（他是不会的），“领导”也会向他示意嘛！所以，小卖部的货单上只有：牙粉、牙膏、牙刷、肥皂、信封（信封还不是到处都有。至于信纸，则哪里也没有，因为囚犯们可以用信纸写申诉书呀！）和高价香烟。亲爱的读者，请不要忘记，这里不像狱外的小卖部那样每天清早开门，你可以今天买二十戈比的东西，明天再买二十戈比的。这里不同！这里的小卖部每月只营业两天。你要在门外先排三小时队。一进去（早在走廊里就有人催促你了）你就得赶紧把你所有的卢布全都买上东西，因为这些卢布并不在你自己手里，所以，帐上存有你多少卢布，你就得全买上东西：买十包香烟吧，买四筒牙膏吧！

可怜的囚犯剩下的就只有那份口粮了，即移民区给每个人规定的供应定额（要知道，这移民区位于北极圈内呀！）：面包七百克，糖十三克，油路十九克，肉五十克，鱼八十五克（而且这只是数字而已，领到的肉和鱼质量极差，一般都要立即扔掉一半）。这是数字，在囚犯的饭碗里不可能有，也从来没有过。乌斯特聂拉移民区的囚犯提到他们的菜场时说：“那是泔水，恐怕集体农庄的牲口都不一定要吃它。”诺里尔斯克的犯人来信说：“直到现在我们这里还主要是吃糠和碎麦子。”另外还有一种所谓惩戒伙食：每日四百克面包，只许吃一次热菜汤。

不错，在北方对于那些“从事特别艰苦的劳动”的人还另外给一点伙食补助。但是，我们既然已对群岛有所了解，就不难想象列入这个清单的是什么样的劳动了（并非所有艰苦劳动都能列为“特别艰苦的劳动”），我们也知道这“补助伙食”多么糟踏人……以囚犯皮丘金为例，他“还能干活的时候，每个季度可以淘出四十公斤沙金，每天可以扛运七八百根枕木。可是，在劳改的第十三个年头他成了残废，于是给他的伙食标准就改为压缩标准了”。写信人问道：难道他因伤致残之后胃便立即缩小了吗？

我们也要问问：仅仅一个皮丘金就用他掏得的每月四十公斤沙金供养了多少名外交官呀？！大概我们的驻尼泊尔大使馆是完全靠他养活的吧，苏联驻尼泊尔使馆的伙食标准也随之压缩了吗？

各地来信都说。普遍饥饿，吃不饱。伊尔库茨克州来信说：“许多人患胃溃疡，患肺结核。”梁赞州来信说：“年轻人患胃溃疡，患肺结核。”“患肺病的人很多。”

原先，特种劳改营里有时还准许煮点或煎点自己的东西吃，这里则一律禁止。何况囚犯也没有什么可煮的东西。

为了便于控制这些人而采用的正是这种古老的手段——饥饿。

此外，囚犯们还得劳动。劳动定额提高了：据说，这是因为经过改革后（人体肌肉的）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不错，是八小时劳动日。还是原先那些班组，还是由囚犯驱赶囚犯去劳动。在卡里卡托克说服一些二等残废人去参加劳动，条件是答应对他们适用关于“三分之二刑期”的规定。于是那些缺胳臂少腿的人也都争着去干三等残废干的活，三等残废则去干一般劳动。

但是如果活计不够他们全体干呢，但是如果劳动日太短呢，但是如果星期天可惜还没占用呢，如果“劳动魔术师”不肯给我们改造这些渣滓呢？——那我们手里还有一个魔术师——制度！

奥伊米亚康和诺里尔斯克两处的特种的和严管制的“移民区”的囚犯来信说：所有私人衣物，如绒绒衫、棉背心、棉帽，更不必说皮大衣了，统统被拿走（这是在一九六三年啊！是十月时代的第四十六个年头啊！），而且“不发给任何锦内衣，也不允许穿任何暖和衣服。违反了就会关禁闭”（列绍蒂，克拉斯特种劳改营）。“除贴身衬衣外全部衣物都被拿走。每人发布制服、棉上衣、呢衣各一件和一顶斯大林式无毛棉帽。这是在奥伊米亚康地区的邱迪吉尔卡，那里最低气温达摄氏零下五十一度！”

的确，怎么能忘掉呢？除了饥饿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有效地控制人？当然是寒冷。寒冷。

教育效果特别好的是所谓特别制度，又称“独院”。用劳改营的新词说，这是“特危累和少校们”呆的地方（“特危累”即“特别危险的累犯”，这顶帽子由地方法院给戴）。首先这里实行的是穿条纹粗布衣服。囚犯们戴“房式帽”，上衣和裤子都是用印着白蓝两色宽条纹的、做床垫用的粗布做的。这是我国的监狱思想家和新社会”的法学家苦思冥想出来的绝招，是他们在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三分之二、“十月”胜利四十多年之后、在即将跨入共产主义大门的时候想出来的！他们认为应该让自己的罪犯们披上小丑般的外衣才对。（从各地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种条纹布衣服给今天的二十五年刑期的劳改犯带来的痛苦和伤害甚至比其它办法更大。）

属于特别制度的还有：工棚的窗户全有铁格子，工棚全部上锁。老工棚的木头开始朽了，新建了能容纳很多人的砖石结构的加强管制棚（尽管现在劳改营里除了喝“契菲尔”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违章事件，没有胡闹、斗殴，甚至打牌的也没有了）。出入营区必须排队，而且上身要笔挺，否则既不让出去，也不让进来。如果吃得脑病肠肥的看守发现队伍里有人吸烟，就会立即冲过来，一脚把人踢翻在地，夺下香烟，拖进禁闭室。如果今天没有带出去劳动，那你也休想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你应该像看展览品一样看着你的床，直到晚上睡觉前不能靠近它一步。一九六三年六月，下达了一道技革命令，要求把营区周围的草全拔光，免得囚犯躺在地上休息。个别还留下草的地方，则树起小木牌：“不许躺卧！”（伊尔库茨克州）

啊！这一切都多么熟悉！我们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些？我们不久前还听到有人谈论这类劳改营？这不就是贝利亚时期的特种劳改营吗？特种。特别……

再看看京利卡姆斯克的特别制度吧。人们写道：“只要稍微有点闹声，冲锋枪简会立即从送饭口伸进来。”

当然，到处都是为了一点小错误就会关进惩戒隔离室的。例如，派一个人去单独往汽车上装水泥板（每块一百二十八公斤），他搬不动，拒绝了。为此关他七天惩戒隔离室！

一九六四年，莫尔多维亚的一个年轻囚犯得知。似乎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在日内瓦签署过一项国际协议。禁止在监禁地点强迫囚犯劳动。于是他不再去劳动了。这一心血来潮的举动使他蹲了六个月的惩戒隔离室。

“这一切全都是种族灭绝罪。”——卡拉万斯基这样写道。

可是，要是英国工党的左派分子对此有另外的叫法呢？（哎呀！不要老跟工党左派过不去嘛！要知道，如果连他们也对我们不满意的话，我们的威信不就全完了吗！……）

但是，怎么总是说这些沉闷不快的事情呢？为了做得公道，我们让一位年轻的“实际工作者”来评论一下这个制度吧。这个人是一九六二年从塔夫达的内务部干部学校毕业的。他说：“从前（一九六一年以前），召开报告会时要派十名看守去维持秩序，还管不好。现在呢，连苍蝇飞的声音都能听见。囚犯们互相监督。他们都怕被转为另一种更严的制度。现在工作好做多了，尤其是颁布了那项（关于枪决的）命令之后。已经对几个人适用过了。可不像从前那样：囚犯拿着刀子跑到岗楼来对你说‘把我抓起来吧，我把那个坏蛋给宰了！’……那时候真是没法做工作。”

当然，空气干净多了。移民区学校的一位女教员也证实了这一点。她写道：“谁敢在政治讨论课上偷偷地笑，就会丢掉提前假释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你属于积极分子，那你再闹厉害点也没事，你只须注意别人不扔烟头、迅速脱帽之类的行为就行了，你自己可以干轻活，拿到一个好鉴定，将来办户口时也会照顾你的。”

还有所谓“集体委员会”和“维持内部秩序小组”。（马尔琴科把这种小组叫作；“母狗出去散步小组”，每个字的字头都一样。）这些组织很像民团，成员都佩带红袖章，任务是监督囚犯违反制度的行为，帮助看守！而且这种委员会有权建议给予惩罚！凡是有条件适用“三分之二刑期”和“二分之一刑期”的人都必须帮助“维持内部秩序小组”的工作，否则“提前假释”就不会有你的份。而那些必须服满刑期的人则不去，因为他们不需要。阿列克谢耶夫写道：“比较起来，群众大都宁愿选择缓慢的死刑，也不想参加这类委员会和小组。”

这不就是某种净化了的气氛吗？是吧？看，劳改营里居然也有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会培养人们多么高尚的品质啊（培养人们奴颜婢膝、告密陷害、把邻人推下火坑）！而这就是那个金光闪闪的、通向改造的天堂的梯子！但是，这梯子又是多么滑啊！

例如，蒂拉斯波的第二劳改区的奥卢霍夫（共产党员，曾任商店经理，因贪污坐牢）就来信抱怨。他在模范生产者代表会议上发了言，揭发了一些人，并“号召那些误入歧途的祖国儿女认真参加劳动，改造自己”，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当他走下讲台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却有一个囚犯走过来对他说；“假如十年前你这块臭肉讲出刚才这番话，我会当众在讲台上就把你宰掉。现在不行了，法律妨碍我，保护着你这条母狗！宰了你，我也会被枪毙的。”

读者会感到，一切事物都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会感到对立的统一和矛盾的互相转化吧？一方面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则依靠关于枪决的命令，不是吗？（还有，读者注意到这个人说的时间了吧？“假如在十年前……”，这就说明，十年前的囚犯今天仍旧关在原地。一个时代过去了，它已不复存在，可是这个囚犯却仍旧关在原地……）

同一个奥卢霍夫还叙述了关于囚犯伊萨耶夫的事。伊萨耶夫原先是一位少校，现在在莫尔达维亚的第四劳改区，他对“劳改区内违反纪律的囚犯向来是不妥协的，他敢于在‘集体委员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些囚犯”，这也就等于反对对这些囚犯适用提前假释的优待办法，或者等于要求惩罚他们。可是，怎么样呢？“第二天夜里他的牛犊皮大皮靴丢了一只。他只好穿皮鞋，但又过了一天，皮鞋又丢了一只。”看，在我们这个时代，被追得走投无路的阶级敌人竟然采取这种不体面的斗争方式了！……

当然，社会生活是很敏感的，好像双刃的宝剑，它需要认真对待、善于引导。否则就会发生一些对囚犯起腐蚀作用的情况。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的事情就是一例。经过是这样的：领导决定晚上八点召开第一次劳改营全体大会。人们到齐了，但直到十点还只听见台前的乐队奏乐，大会迟迟不开，虽然军官们早已在主席台上就座。于是，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访乐队”暂停”一下，请求领导回答：大会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回答是：不开了。这时阿列克谢耶夫说：那么。我们囚犯可要自己开会了，我们的讨论题目是：《生命和时间》。台下的囚犯们也闹闹哄哄表示支持。军官们纷纷从台上下去了。阿列克谢耶夫拿着笔记本走上讲台，开始讲话，首先谈个人迷信问题。这时几名军官冲来，把主席台拆掉，把电灯泡拧下来，并且不断用力推开那些拥到台前的囚犯。军官们奉命逮捕阿列克谢耶夫，但阿列克谢耶夫却对他们发出呼吁：“看守们，公民们！你们可都是共青团员呀！你们都听到了，我刚才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你们想打击什么人？难道想打击列宁思想的良心吗？”就算是列宁思想的良心，也要逮捕！但是，一批高加索人囚犯把阿列克谢耶夫藏到自己工棚里，这天晚上他总算没被抓住。后来他还是蹲了禁闭室。关禁闭之后，又把他的发言认定为“反苏宣传”。“集体委员会”要求劳改营当局把进行反苏宣传的阿列克谢耶夫关进隔离室。当局根据这一要求向人民法院提出指控，‘结果阿列克谢耶夫被加判三年严格监禁。

为了正确地指导人们的思想，现在移民区里规定每周上政治课，这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课由担任务大队（每大队二百至二百五十人）队长的军官讲授，每次围绕一定的专题，例如：我国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我国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古巴的成就，殖民非洲的觉醒，等等。据说，移民区的囚犯都非常关心这些问题，他们了解这些问题之后便会更好地遵守移民区的各项制度，更卖力地劳动。（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确理解。例如，有人就从伊尔库茨克写信来说：“在饥饿的劳改营里却向我们讲什么我国的产品极大丰富。我们这里在劳动中只看见十字镐、铁锹、抬筐、背篓，但人们却向我们宣讲什么到处都在实现机械化。”）

在上面提到的全营大会之前，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还干过这样一件怪事：他在政治课上举手请求发言，然后站起来对讲课人说，“您是内务部的军官，我们这些人是囚犯，咱们都是在个人迷信时期犯了罪的。因此，我们和您同是人民的敌人。如今咱们都应该以自己的忘我劳动向苏联人民请罪。所以，我很严肃地建议您，少校公民，要坚决地走共产主义的路！”这件事被认为是他“有不健康的反苏情绪”，后来写进了他的档案。

这位阿列克谢耶夫从乌斯特维姆劳改营寄来一封内容广泛的长信。信纸已经揉搓软了，字迹也不清楚，我花了六个小时才看完它。这里真是无所不包！值得注意的是他发出的这种一般性议论：“什么人现在蹲在劳改移民区，蹲在这奴隶的贫民窟里？这是被社会排挤出来的、人民中间最勇敢而不妥协的那个阶层……是官僚集团把这一部分勇敢的青年推下生活深渊的，因为它看到：如果这部分青年用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武装起来的话，那将对官僚集团十分危险。”“囚犯是被排挤出来的无产阶级的孩子，是劳改营的财产。”

另一个工具便是广播，如果能正确使用，它也能起很重要的作用。（不是音乐和爱情歌曲，而是教育性节目！）广播也和其它一切一样，按制度不同区别对待：对特种制度移民区播音二一三小时，对普通移民区则整日播送声

此外还有学校！（那还用说！我们是要把囚犯改造好送回社会去的呀！）只不过“一切都是形式主义的。是为了遮人耳目……人们是在棍棒驱赶下去学校的，学习兴趣被加强管制棚打消了”，而且年轻的人们因为自己的衣着破旧“不好意思让自由人女教师看见自己这副样子”。

是的，对于囚犯来说，看到一个活女人这是件重大的事情啊！

不用说。只有根据战后斯大林和贝利亚实行的男女分别关押原则，才能对犯人进行正确的教育和改造，尤其对成年犯人，对刑期长达几十年的人更是如此。这个办法在古拉格群岛已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了。尽管整个人类世界都承认男女两性间的互相作用是推动改良和发展的因素，但这个原则是古拉格群岛所绝不能接受的，因为那样一来劳改犯的生活就会“像是住疗养院”了。而且，我们越是接近已经照亮半边天的共产主义光辉，就越得坚决地把男女罪犯分开，只有通过这种隔绝才能使他（她）们好好受点苦楚，从而得到改造。

在我们这个不是没有公开性的、不是人民无权的时代，通过劳改移民区进行改造的这一整套制度也还受到社会的监督。是的，我们有监察委员会。读者还没有忘掉它吧，它并没有被取消。

监察委员会是由“地方组织的代表”组成的。但实际上，在荒僻地区，在自由居民的村镇上，除了行政领导的夫人们之外谁能参加这类委员会呢？它不过是只会重复丈夫意见的娘儿们委员会而已。

但是，这个办法在某些大城市却有时会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区党委委派女共产党员加丽娜·彼得罗夫娜·菲利波娃参加敖德萨监狱的监察委员会。她极力推辞：“我可不愿意和罪犯打交道！”可是，党有党纪呀，她不得不参加。参加之后，她被这项工作完全吸引住了！她在监狱里看到了各种人，而且他们中间有多少无事受害者啊！有多少人已经彻底悔改了呀！于是，她想出了一个办法：不要监狱当局参加，她要同囚犯个别谈话（这自然使监狱当局十分不快）。有些囚犯起初一连几个月都像仇人似的看着她，但后来终于改变了态度。她从此便常去监狱，一个星期去两次，三次、四次。在监狱里一直呆到晚点名，有时甚至假日也不休息。这时，那些派她来的人们当然就不很高兴了。她向上级机关反映刑期二十五年的犯人的情况（刑法典上已经没有这么长的刑期了，但是人们却还在服刑），请求紫刑满释放的人安排工作，反映永久流放的情况。上级机关或者对她的报告感到不可理解，（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监禁场所管理局的局长，一位将军，一九六三年曾极力使她相信，苏联国内根本不存在判二十五年刑的人。而且，最可笑的是，这位局长原来是“不知道”！）或者对她谈的情况完全了解，然而坚决反对她的意见。接着便在乌克兰共和国政府系统和按党的系统开始对她进行迫害和诬陷了。她所在的那个委员会也因为不断提意见而被解散。

是的，不能允许人们妨碍古拉格群岛的统治者们！不能允许人们妨碍实际工作者！读者大概记得吧：“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人们现在还在那里工作，或许人员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十”，这不是我们刚刚从他们本人那里了解到的吗！？

但是，他们在思想上是否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现在是否对自己看管的人们多少有了些怜悯之心？是的，所有报纸和杂志都一再强调现在他们确实有怜悯之心了。我并没有专门去寻找，但我们已在《文学报》上看到（第一章）叶尔采沃村的今天的劳改营主人对犯人是多么关心备至了。另外，《文学报》还请移民区的首长发表了谈话：（1964年3月3日）

“要批评（在劳改移民区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那是很容易的。但要对他们进行帮助就困难得多。而要选择合适的人选——积极热情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文化素养的（还一定得有文化素养！）、对这项工作有兴趣而且在这方面有才干的人选，那就更加困难……应该为这些人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们的薪金很微薄，每天工作十分繁重，这是我深深了解的……”

我们要能在这里结束本章该多好，就认定是这样好了！那就可以生活得更平静，可以献身艺术，还可以更安全地献身于科学。但是，这些可诅咒的来信，这些揉皱了的、磨破了的、通过非法的“小道”从劳改营里寄出来的信件却不允许我结束它。那么，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在信中提到那些每天担负着繁重工作、把全部身心都献给囚犯的人时，是怎么说的呢？请看：

伊-恩写道：“你把心里的话全都掏给教育员，可是，你会觉得你的话像是碰在他的灰色军大衣上反弹回来。这时，你恨不得想问他：‘对不起，您家那头奶牛近来挺好吧？’因为这位教育员在牛棚里花在奶牛身上的时间要比他用于教育对象的时间多得多。”（寄自古拉斯特种劳改营，列绍蒂。）

列-恩写道：“还是原先那些蠢货当看守。劳改营头头是个典型的沃尔科伏依式的人物。绝不能跟看守们顶嘴，否则立即关禁闭。”

科-恩写道：“队长们跟我们说话，全用劳改营里那一套词儿。开口就是‘臭肉！’‘母狗！’‘畜牲！’……”（叶尔佐夫站。真凑巧！）

科一伊写道：“我们这里的劳改营领导可以说是沃尔科伏依的亲兄弟。不错，他倒不用鞭子抽人，他是用拳头打，看人时那两只眼活像只饿狼……大队长是原先的行动人员，他豢养着一个‘坏事报告人’，每告密一件事，就奖给那人一点麻醉品……那些过去打人、折磨人、枪杀人的家伙如今只不过是从一个劳改营调到了另一个劳改营，职务稍微有所变动而已。”（寄自伊尔库茨克州）

帕-夫来信说：“移民区的头子仅直接助手就有六名。所有生产建设单位都在赶走白吃饭的人，于是这些家伙就跑到移民区来了……原先劳改营里的那些蠢货……至今也还在继续工作。他们在混日子，混工龄，等待达到退休年龄。有的到年龄也不退休。他们一点也没有消瘦。囚犯在他们眼里过去不是人，现在也还不是人。”

德-维的信中说：“我们诺里尔斯克第288号信箱这里没有一个‘新面孔’，全是原先的贝利亚分子。有人退休了，但接替的还是这些人（就是一九五六年被赶走的那些人）……他们的工龄按两倍算，工资标准定得很高，休假期间很长，伙食很好。他们干一年算两年，所以其中有的人打算到三十五岁就退休！……”

帕-恩写道：“我们这个分部有十二三个壮小伙子，穿着几乎到脚面的熟皮大衣，戴着皮帽，脚上是军队发的长筒毡靴。这些人为什么不到矿山或垦荒地去劳动，去发挥力量呢？为什么不把这里的职位让给年岁较大的人？不，哪怕套上绳索，由顺伏尔加河而下的轮船来拖他们，也拖不走！大概只有这批寄生虫才会向上级报告说囚犯们不易改造。因为犯人一少，他们就会被裁减了。”

可见，囚犯仍和从前一样在统治者的菜园子里替主人种土豆，浇地，替他们饲养家畜，做家具。

看到这里，一些缺乏准备的读者可能会困惑不解地叫起来：那么，到底谁说得对？到底该相信谁？

当然应该相信报纸上的报道喽！读者，你相信报纸吧！永远相信我国的报纸吧！

内务部人员构成一种力量。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绝不会退让。既然一九五六年能顶住，今后更会站稳脚跟的，会站稳的！

这不仅指劳改机关。也不仅是治安部。我们已经看到那些报刊，那些苏维埃代表们是多么乐于支持他们。

因为他们是顶梁柱，是许多东西赖以生存的支柱。

而且，他们不仅有力量。他们还有理论论据。同他们争论并不那么容易。

我试了试。

其实，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打算。我不过是被这些来信所驱使而已，今天的囚犯的这些来信是我全然没有预料到的。今天的群岛居民怀着莫大希望请求我：替他们把话说出来！维护他们的权利！使那些人变得有点人性！

可是，我向谁去说？要知道，人家连听都不要听……假如有自由的报刊，我会把这一切都发表出去，一旦发表，就会促进大家来讨论！

可是眼下（一九六四年一月）我却只是作为一个不公开的、犹豫不决、忐忑不安的乞求者在各机关的走廊里转来转去，在传达室的小窗口前躬身等待，承受着值班军人的不耐烦的和怀疑的目光。一个政论作家要想让公事繁忙的政府大员们把耳朵腾出哪怕半小时来听听他的话，那他得争取到多大的社会荣誉和照顾才能办到啊！

但是，这还不是主要困难。我的主要困难，就像当年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队长会上一样，是：向他们讲些什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讲话？

把我在这本书里写的那些真实思想全讲出来，既危险又完全无用。那仅仅会是一个社会听不到的人在一间寂静的办公室里发昏而已，那些迫切盼望着的人不会知道，实际问题丝毫也解决不了。

那么，我该怎么讲？我只要一通过他们那大理石的、镜子般明亮光洁的办公大楼前厅，一走上那柔软舒适的地毯，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些起码的绊羁——这是些用生丝制成的绳子，它们好像穿透我的舌头、耳朵和眼睑，紧紧地缝在我的两肩上，缝在我背部的皮上和肚皮上。我不得不接受的起码的绊羁就是：

1．我得承认：过去、现在和将来光荣都归于党！（这也就是说，总的惩治政策不可能是不正确的。我不得怀疑整个古拉格群岛存在的必要性。我也不能强调“大部分坐牢的人是无辜的”。）

2·我得承认：将要同我谈话的那些高官显贵是忠于其事业的，是关怀囚犯的。我不能指责他们口是心非、冷漠无情、不了解情况。（他们既然全心全意为事业工作，怎么能不了解自己的事业呢！）

反过来，我本人干预此事的动机倒值得怀疑；我算什么人？既然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为什么要干预？我是否抱有某些肮脏的自私目的？……既使没有我，党也全看在眼里嘛，会全部正确处理的，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干预？……

为了使自己多少显得理直气壮些，我选择了我被提名为列宁奖金获奖候选人的这个身份。于是，我就像棋盘中的“小卒”一样，一步步向前“拱”去，心里想：说不走过了“河”能当“车”使呢？

于是，我来到苏联最高苏维埃。来到法案委员会。原来这个委员会正在制定新劳改法典，这项工作已进行不止一年了。新法典将是群岛未来生活的规范，它将代替一九三二三年那部确实存在过又从未存在过的、又好像是从来没有成文的法典。这个委员会同意接见我，想让我这个在古拉格群岛成长起来的人了解一下他们的智慧，并把我的一些幼稚想法提供给他们作点缀。

接见我的共有八个人。其中四人年纪之轻使我惊讶：这些孩子们如果能念完大学就算不错了，看样子不像是读完大学的。他们已升上权力宝座，升得太快了！看，他们在这座大理石的、镶木地板的宫殿里显得多么悠然自得！而我呢，单单被允许进入这里就要经过各级极其审慎的考虑。委员会的主席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巴布欣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十足的好好先生。似乎如果事情取决于他的话，他明天就会把古拉格群岛解散掉。但是，他的任务却是：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默默坐在一旁。其中讲话最多的是两个小老头——活像格里鲍耶陀夫笔下的奥察柯夫时代，征服克里米亚时代的小老头。他们是那种一旦学会点什么就永远僵化在脑子里的典型人物。我敢保证他们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之后连报纸也没有浏览过；对他们来说，不论发生过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他们的观点！其中一人穿蓝色上衣，我总觉得那像是叶卡捷林娜女皇时期的浅蓝色宫廷制服，我甚至看出了那胸前拧下叶卡捷林娜银星章之后留下的痕迹。这两个老头从我一迈进房门时就对我和我的来访流露了十分的反感。不过，他们还是决定表示出应有的耐心。

当你心里有许多话要说时，往往倒不容易开口。何况这时我还被许多丝绳束缚住，仿佛稍一动作就牵扯得很痛。

但是，我的主旨演说还是准备好了的，而且，看来不会被任何丝绳牵扯住。我首先对他们谈到：有人认为（我不能说他们认为）现在劳改营有变成“疗养院”的危险，似乎如果劳改营没有饥饿和寒冷，就太享福了。我不知道此话从何说起？我请求他们，尽管缺乏亲身体验，也不妨设想一下监禁本身给人造成的痛苦和惩罚：一个人不能住在他自己家里，同他在一起的是他不希望一起住的人，他不能同自己所希望的人（家属、朋友）们在一起；他看不到子女的成长；不能自由走动，一般也不能从事自己喜爱的专业劳动；他经常感到别人——具有不同生活经验、观点和习惯的其他犯人对自己的压力甚至仇视；他受不到起柔化作用的异性的影响（就不必谈生理问题了）；甚至医疗条件也坏得同狱外无法相比。这哪里能同什么黑海海滨的疗养院相比呢？为什么那么害怕监狱会变成“疗养院”？‘不，这个想法根本不能打动他们。他们稳坐如山，毫不为之所动。

那么，就谈得广泛些吧。我们的目的不是使囚犯改造后重返社会吗？那么为什么要让他们经常生活在严酷的环境之中？为什么现在的制度仍要百般凌辱犯人、经常在肉体上折磨他们？使他们变成残废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了。于是他们向我解释我的错误：首先，是我对今天的犯人构成不够了解，是凭老印象看问题，落后于生活（这确是我的弱点，我的确没有看见现在坐车的人们）。而对于那些被隔离的累犯来说，我刚才列举的事根本算不上剥夺权利，目前的制度只能使他们觉悟起来（丝绳把我拉痛了！是的，在这一范围内他们有发言权，他们了解现在是什么人在坐牢）。使他们重返社会？……是的，这当然不成问题。老头子们象留声机似地说着，但我从那声音里听见的却是：不，当然不能，让他们老死在移民区吧，这样咱们大家都会太平些。

那么，现在的管理制度呢？其中一位检察长回答了，就是那个穿蓝色制服、胸前有星章痕迹的老头儿，他头上的白发已经很稀了，脸型有点像苏沃洛夫将军。他回答说：

“实行严格管理制度以来，我们已经收到一些效果：杀人事件从每年两千起（在这间屋子里是可以谈这类数字的）已降低到目前的几十起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数字，我悄悄把它记了下来。看来，这就是我这次访问的最大收获。

什么人在坐牢？当然，要想谈论制度是否得当的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坐牢的是些什么人。弄清这一点需要几十名心理学家和法学家，得让他们去现场调查，自由地同囚犯谈话，然后才有可能展开讨论。而我那些“劳改营通信员们”的来信恰恰不写这些事，他们不写自己和其他犯人是为什么坐牢的。一九六四年——囚犯的亲属们还在孤单中吞咽着泪水。莫斯科的自由人还不知道劳改营的详情（《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描写的是“过去”），他们还是胆怯的，四分五裂的，还不存在任何社会运动。还是以前的，斯大林时代的死寂。

一般性讨论已经结束，我们过渡到专题讨论。其实，不用我说，委员会也都清楚，而且一切都已决定。他们并不需要我，只不过出于好奇，想见一见我而已。

邮政包裹？只能限制在五公斤之内，而且要按现行办法分成见等，区别对待。我提议每一等的限额至少要提高一倍，按邮局规定每个邮包的重量限制可在八公斤之内。我说：“他们在挨饿！用饥饿能够改造人吗？！”

“怎么会挨饿？！”委员会对此一致表示愤慨。“我们亲自去过，我们看到那里吃剩下的面包成汽车地往外技！”（是拉去给看守们喂猪吗？……）

我该怎么办？我应该对他们大声说：“你们说谎！这不可能！”可是，通过肩膀缝在后臀的丝绳紧紧拉住我的舌头。我不能违反原定的条件：应该承认他们了解情况，是诚心实意的，是关怀囚犯的。把囚犯们给我的信拿给他们看吗？这些信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堆废纸，何况把那些揉搓得不成样子的纸片摆到这铺着红色天鹅绒的会议桌上来，也显得可笑，不成体统。而且也绝对不能拿给他们看，他们会记下姓名，这些小伙子们就会遭殃了！

“但是，让他们多收到几次邮包，这对国家并没有什么损害呀！”

“您知道是什么人利用这些邮包吗？”委员们反驳说，“基本上是有钱的家庭。（“有钱的”这个词这里可以使用，因为谈论现实的国家性问题时需要它。）是那些在坐牢之前偷足了的、隐藏了财产的人们。因此，允许增加接受邮包的次数，就会相对地使劳动者家庭处于不利地位！”

这样，我又被绳子拴住了，它简直勒进了我的肉里！是呀，这又是一条不能违反的条件：劳动阶层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成天坐在这里就是为了劳动阶层的利益嘛！

我发现自己实在不够机敏。我不知道该怎样反驳他们。对他们说：“不，一你们没有说服我？”他们才不理呢，我算什么，难道我是他们的上司？！

“那么，小卖部呢？”我又从另一方面通过去！“我们为什么不实行社会主义付酬原则？自己劳动挣的钱，让他自己拿去花好啦！”

“还应该积累一些基金供释放时使用！”他们又反驳我，“否则犯人在刑满释放时不名一文，就得靠国家养活。”

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条绳也拉紧了，我的舌头还是不能动弹。我怎么能提出要慷国家之慨而给犯人提高劳动报酬呢？！

“那么，总该保证所有的星期天都能休息吧！”

“这一点早已经布置下去了。正是这样执行的。”

“可是，在营区内部还有几十种方法可以侵占囚犯星期日的休息。那就请你们特别强调一下，不准侵犯星期天的休息吧。”

“法典里不能规定得那么细腻。”

工作日是八小时制。我有气无力地说了几句关于七小时工作日的话，但自己也觉得过分了：现在已经不是十二小时劳动，也不是十小时了。还想怎么样？！

“通信，这是使囚犯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保持联系的一条渠道。（看，我也学会摆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百！）请不要限制通信吧。”

但是，这一点他们不想重新讨论。限额已经规定出来，而且不像从前那么严格……他们还把接见次数规定表拿给我看，其中还包括为期三天的“单独接见”，而我们那时期则是多年不许接见的。所以，也过得去。我甚至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的规定是比较宽大的，差一点儿没称赞他们。

我疲倦了。到处都被牵制住，一动也不能动。我在这里毫无益处。我该走了

从这间节日般辉煌的、宽敞的办公室看，根据这些软椅里的委员们滔滔不绝的谈话看，劳改营根本不是什么可怕的地方，它甚至是很通情达理的。看，成卡车成卡车地往外拉剩面包……总不该把这些可怕的人全放回社会上来吧？这时，我想起了那些刑事犯贼头们的嘴脸……我已经十年不在牢房了，怎么知道现在坐牢的县些什么人？我的弟兄们，政治犯们，似乎已被释放。强制迁移的那些民族也回去了……

另一个讨厌的老头想听听我对于绝食的看法：如果喂的是比烂菜汤更富有营养的东西，我总不能不赞成通过软管强制给绝食者灌食吧？

我只好厚着脸皮对他们说：囚犯不仅有权使用绝食这唯一手段维护自己的主张，而且有……饿死的权利。

我的论据使他们惊讶不已。可是我这里一切都是被拉住的：我不能对他们谈绝食与国内社会舆论的关系。

我离开那里时感到疲倦，而且像是被击溃了；我甚至有点动摇，他们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将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最高苏维埃将会全体一致给予批准。

苏联社会治安部部长瓦季姆·斯捷潘诺维奇·季库诺夫。真是异想天开！我这个微不足道的“m字232号”政治苦役犯竟要去见内务部长，并且教给他该怎样管理古拉格吗？！

要想接近部长办公室，先要见一些上校。他们一个个养得肥头大耳、细皮嫩肉的，但动作都十分敏捷。进入主任秘书的办公室后就再没有往前去的路了。这个房间里没有别的门。可是有一个巨大的玻璃柜，玻璃里面挂着绉纱帷慢。柜子之大足能装进两个骑马的人。原来这就是进入部长办公室的门斗。办公室很大，坐下两百人也宽宽绰绰。

部长本人胖得有些病态，下颚很宽，整个脸是上小下大，成个梯形。全部谈话过程中他一直严肃而冷淡地打着官腔，对我的话毫无兴趣，只是出于职责不得不听。

我首先摆出一大段关于“疗养院”的议论。接着谈到上面那些一般性问题：“我们”（我和他们）面前究竟有没有改造囚犯的共同任务？（我对“改造”的看法已在第四部里谈过）为什么要有一九六一年的转变？为什么要建立四种劳改区？我向他重复着本章前面提到的那些枯燥的问题：关于伙食、邮包、衣服、劳动安排、关于违法乱纪、关于“实际工作者”的面目。（至于我收到的信件，这次连带都没敢带来：怕他当场没收掉。我只是摘抄下其中一些话，而且不提写信人。）我向他谈了足有四十分钟，或许有一小时，相当长，而他居然会耐心地听完，这倒使我有点惊奇。

他有时也打断我，为的是立即表示同意或者否定我的意见。他并不对我一概否定。我原来把他设想成一堵骄傲的墙，但这人却温和得多。他对许多问题都表示同意！他同意应该多发些零用钱，好去小卖部买东西，邮包限额应该放宽，不必像法案委员会那样对包裹内容作具体规定。（但是，这些都不取决于他呀！不是由他这位部长决定的。由新劳改法典规定！）他也同意让囚犯可以煮点或烧点自己的东西吃。（可是东西哪里来呢？）通信和邮寄书报可以不管限制。（这可要给劳改营的书报检查人员增加负担。）他也反对阿拉克切耶夫式的过分暴虐的措施，例如，经常站队之类。（但是，领导机关去干涉这类具体事情是不策略的：破坏纪律容易，要重整纪律可就难了。）他同意营区里的草不必拔掉。（可是，杜布洛夫特种营的囚犯竟然在机械制造厂旁边开辟了私人菜地，机床工们休息时就去侍弄自己的菜地，每人有二三平方米，种些西红柿和黄瓜之类。部长已经下令立即全部刨掉它，而且他言下颇有些洋洋自得之意！我对他说：“人和土地的联系有助于道德教育！”他却反驳说：“犯人私有菜地会培养私有制的本能！”）当部长听到又把“营区外拘禁”的人们抓回劳改营时，他甚至为之震惊。这太可怕了！（我没好意思问他：你当时担任什么职务？你是怎样反对这种作法的？）不仅如此，这位部长还承认：现在对囚犯的看管比“伊万·杰尼索维奇”那时候严厉得多！

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可以说服他的呢！我们简直没有什么可谈了。（一个不担任职务的人的建议，部长认为是不必记下来的！）

我该提出什么建议？把群岛解散，改为无警戒监禁吗？说都说不出口，十足的乌托邦！何况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不取决于个别人，它总是在许多机关中串来串去，而不取决于其中任何一个个人的。

部长则相反，他信心十足地坚持说：条纹布囚服对那些累犯来说是需要的。（“您如果知道这是些什么人，就不会反对给他们穿条纹布囚服了！”）而听到我对看守人员和警卫人员的指责时，他觉得很委屈，他说：“这是你弄错了，要么就是你的感受与众不同，这或许是你的个人经历所造成的。”他极力使我相信现在谁也不愿意去当看守，赶都赶不去，因为现在没有优待了。（我真想对他高兴地叫起来：“不愿意去，这是一种健康的、人民大众的心理呀！”但是耳朵、舌头和眼皮全被预防性的丝绳牵扯住，动不得。而且，我忽略了一点：不愿意去的只是上等兵和军士，军官们还是在争先恐后往那里钻。）他说，不得不依靠预备役人员去当看守。相反，部长向我说明，是囚犯越来越放肆了，现在看守同囚犯谈话时很有礼貌，规规矩矩。

既然微不足道的囚犯们的来信和部长的谈话如此大有径庭，我们应该相信谁呢？很明显；囚犯们在扯谎。

而且这位部长讲话时还说这是他亲眼所见。他是部长，当然有机会去劳改营看看，我就没有机会。我想不想去看看？去克柳科沃，去杜布洛夫劳改营？（一听他主动提出这两处，我就知道这是波将金式的、安排布置好专供参观的地方。再说，我以什么身份去？是部长派来的监察员吗？那我在囚犯面前连头也抬不起来……我当然不同意去看……）

部长反过来指责囚犯们不够通情达理，对给予他们的关怀毫无反响。他来到马路尼托哥尔斯克劳改移民区问他们：“你们对目前的生活有什么意见？”他们当着特种劳改点领导的面就齐声说：“没有意见！”而他们自己永远是不满的。

而且部长从下列各种表现上看到了“劳改区改造工作的卓越成效’：

——受到劳改点首长表扬的机床工脸上流露出自豪的神情；

——劳改区的囚犯得知他们的产品（煮水器）是供应英雄的古巴的，都为此感到自豪；

——劳改营的“维持内部秩序小组”（既“母狗出去散步小组”）按期报告工作并进行改选；

——杜布洛夫劳改营里有很多（公家的）鲜花。

部长现在主要关心的是：使每个劳改区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地。部长认为，只要各项有意义的工作都开展起来，囚犯也就不会再逃跑了。（至于我对他的反驳，指出“人对自由的渴望”等，他甚至无法理解。）

我又一次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部长办公室，深信这一切是不会有尽头的。我认识到自己丝毫未能推动什么，人们将依旧照章办理。我离去时心情十分沉重——不同的人对事物的理解是多么互不相同啊！除非让囚犯亲身高踞于这间办公室的宝座，否则他不可能理解部长脑心理；而部长，只要他自己没有落入铁丝网里，他辛辛苦苦开出来的一小块菜地没有被卫兵们践踏掉，只要人们没有强迫他丢掉自由去学习开机床，他也不可能理解囚犯。

犯罪原因研究所。我在这里的谈话倒很有意思。同我座谈的是两名知识分子到所长和几位研究室主任。这些人都很活跃，各有独立的见解，他们也互相争论。座谈会之后，一名副所长B·H·库德里亚夫采夫送我出来，在走廊里他责怪我：“不对，您还是没有把各种观点都考虑进去。托尔斯泰就会考虑的……”接着，他突然对我耍了个欺骗手法：“来，咱们顺便去看看我们所长吧，就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卡尔佩茨。”

原来没计划访问所长。我们什么都谈过了，还有什么必要？也好，去打个招呼。哪能不去呢！人家要跟你寒暄两句是抬举你了；这些副所长们、副主任们竟然是在这样一个领导手下工作，这里的整个研究工作是由这样一个人主持的，真叫人没法相信。（我还不知道主要的呢：这位卡尔佩茨还是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呢！）

卡尔佩茨见我进屋，便带着敌意和轻蔑的表情站起来（整个五分钟的谈话好像就是这样站着进行的）——倒像是我再三求见，好不容易才如愿以偿似的。也行啊。他脸上透着踌躇满志；坚强；厌恶（这是对我的）。胸前拧着一枚像勋章一样的大徽章，也不可惜那身高级西服。图案是一把直立的创，刺穿了底下的什么东西，文字是：内务部。（这是一枚很重要由证章。它表示佩戴者特别早就有了“干净的手，火热的心，冰冷的头脑”。）

“你们刚才谈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他住着眉头问道。

我根本不需要同他谈，但我还是出于礼貌简单地重复了几句。

“噢，”这位民主法律工作者似乎刚一听就全明白了，“自由化吗？放纵囚犯？！”

我曾经带着各种问题走访过大理石造的办公室，穿过大玻璃镜的门斗，徒劳无益地寻找答案，而现在，他的几句话就使我意外地豁然开朗，完全回答了我所有问题：

提高囚犯的生活水平？不行！因为这会使劳改营附近的自由居民的生活得不如囚犯，这是不能允许的。

允许囚犯接受更多的邮包？不行！这会对看守人中产生有害一影响，因为看守人员也吃不到首都生产的食品。

批评并教育看守人员？不行！我们是依靠这些人来维持的！现在谁都不愿意去干这种工作，可我们又不能给他们很多钱，优惠条件已经取消了。

我们剥夺了囚犯按社会主义原则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不，是他们自绝于社会主义社会的！

“但是，我们不是想让他们重返社会生活吗？！……”

“让他们回来？？？……”佩带利剑徽章的人感到很惊奇。“劳改营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的。劳改营是惩罚！”

是惩罚！——这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惩罚！！

惩——罚——！！！．

一把垂直的利剑，它刺杀，它穿透，休想把它移开！

是惩罚！！

古拉格群岛过去存在过，这群岛今天依然存在，这群岛今后还要存在！

不然的话，把那“先进学说”的失算——人们并没有按照它设想的样子成长——的责任推到什么人身上去呢？

第三章　今天的法律

读者已经通过全书看到，在我国，从斯大林时期的最早年代起，从来没有过政治犯。所有从你们面前驱赶过去的那成百万群众，那几百万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人，统统是一部刑事犯。

更何况能言善辩的、总是那么快活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某处的讲台上不是笑容可掬地一再声明：政治犯？没有！！我国可没有政治犯！

是啊，悲伤痛苦是容易忘却的，那座山是可以绕过去的，人身上的伤口是容易愈合的。因此，我们几乎信以为真了！甚至有些老囚犯也信以为真了。明明白白是把几百万囚犯释放了嘛！那么，政治犯已经没有了，应该是这样吧？要知道，我们已经回来，亲人们也回到了我们身边，朋友和熟人也回来了呀。我们城市知识界的圈子也像是扩大和充实了，团结起来了。睡过一夜醒来看看，家里并没有什么人被抓走，朋友们打电话来，也都在各自家里嘛！倒也不是已经完全相信，但总难免这样想：现在基本上没有政治犯坐牢了。即使还有几百名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至今（一九六八年）还没有被放回他们本国，尽管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诅咒还没有解除，但看样子也不会拖很久了……从外表上看，总是（斯大林时期也曾是）一切都光洁清净，什么也看不见。

而尼基塔马不停蹄地到处演说：“不论我们党内，还是我们国内，今后永远不会有这种现象和这类事情！”（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新切尔卡斯克事件之前。）

新切尔卡斯克！它可以说是俄国的一个注定会发生最大不幸的城市。好像内战时期给它造成的伤痕还不够似的，它又一次钻到屠刀下面去了。

新切尔卡斯克！整个城市，整个城市的暴动被彻底干净地镇压下去，被完完全全地隐藏起来了！赫鲁晓夫时代也一如既往，使一切消息都消失在一片漆黑中，使人们全都闭目塞听。因此，不仅国外关于新切尔卡斯克事件一无所知，西方电台没有向我们作出解释，甚至那口头传闻的地火也被完全踏灭在该市的周边上，没有蔓延开来。所以国内大部分同胞甚至连这个事件本身也没有听说过。这就是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的新切尔卡斯克事件。

那么，就让我们根据搜集到的一些材料在这里对它作些介绍吧。

如果我说这个事件是俄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关键性事件，我想我并没有夸大它。除开三十年代初期伊凡诺沃市纺织工人的大规模的（但是和平结束的）罢工之外，新切尔卡斯克爆发的事件要算是四十年来（喀琅施塔得，唐波夫省，西西伯利亚之后）的第一次真正的人民起义，它是一次未经任何人组织的、没有人领导的、并非有意制造的起义，它是人们心灵的呼声，它表示：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星期五，在全苏联宣布了赫鲁晓夫的又一个得意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决议：提高肉和黄油的价格。而根据另一项与提价毫无关系的经济计划，恰好从这天开始要在庞大的新切尔卡斯克电气机车制造厂（简称；新电机车厂）实行一项新的、降低计件工资定额的规定（降低幅度达百分之三十）。这一天大清早，两个车间（锻造车间和冶炼车间）的工人们，尽管手时报听话，惯于忍受，尾巴夹得紧紧的，这时在物价和工资两面夹攻的逼迫下，也实在没法勉强自己干活了。大家情绪激动，哇啦哇啦地议论起来，渐渐变成了一个自发的群众大会。在西方这本是习以为常的事，可是在我国却是非同寻常的。工程师们和总工程师都来劝说工人们干活，但无效。这时厂长库罗奇金来了。工人们问他：“我们今后靠什么生活？”而这个喂饱肚子的混蛋却回答说：“从前吃肉馅包子，今后就将就着吃果酱包好啦！”这句话激起了众怒，要不是他和他的侍从们跑得快，恐怕他早就被工人们撕碎了。（假如他不是这样回答的话，说不定事情也就平息下去了。）

到了中午，罢工已经蔓延到整个庞大的新电机车厂全厂。（工人们还派了联络员到其它厂去，其它厂有些动摇，但最后还是没有支持。）从罗斯托夫到莫斯科的铁路线就在离工厂不远处经过。不知是想使莫斯科尽快知道这件事，还是打算阻止利用铁路运送军队和坦克来，总之，许多妇女跑到铁路线上坐下来，阻止火车通过。同时有些男人便拆下了铁轨，构起了鹿砦。罢工的规模异乎寻常了，在整个俄国工人运动史上也并不多见。工厂的建筑物上挂出了大字标语：“打倒赫鲁晓夫！”“把赫鲁晓夫做成腊肠！”

在这同一时间里，武装部队和民警部队开始向工厂所在地区集结（工厂和附近的工人新村路新切尔卡斯克市区三、四公里，位于图兹洛夫河的另一岸）。坦克从市区开到了图兹洛夫河畔，占据了通往市区的大桥。从当天傍晚到次日早晨桥上禁止通行，市区停止一切交通。工人新村里这一夜也不平静；当夜大约有三十名所谓“带头闲事”的工人被逮捕，关进了市区的民警局大楼。

从六月二日凌晨起，市区的其它工厂（但远不是全部）也开始罢工。新电机车厂里自动召开了全厂大会，决定进城游行，要求释放昨晚被捕的工人。游行队伍（顺便说一下，起初只有大约三百人。人们害怕嘛！）包括妇女和孩子们，举着列宁的画像、和平的标语牌从坦克旁边走过桥去，没有遭到禁止。队伍继续沿着上坡路向市区进发。这时便渐渐有些爱看热闹的人、其它工厂的工人和一些孩子们加进来，游行队伍迅速壮大了。进入市区后，人们便在这里或那里拦住过路的卡车，跳上去发表街头演讲。整个城市沸腾起来了。游行队伍沿着新切尔卡斯克市的主要街道莫斯科大街向前行进，一部分游行工人去冲击市民警分局的大门，企图闯进去，他们以为被捕的工人关在这里。民警局大门紧闭，民警从墙内用手枪向工人射击。莫斯科大街的尽头有一座列宁纪念像。纪念像坐落在一个街心公园里，绕过公园的两条小马路通向苏共新切尔卡斯克市委大楼。（沙皇俄国时代这里原是哥萨克长官的官邪。白俄将军卡列金“就是在这里自杀的。）所有街道都挤满了人，而这里，市委大楼前的广场和街心公园，尤其拥挤。许多孩子为了能看得清楚，爬到街心公园的树上去了。

可是，党的市委大楼里这时已空无一人：全市的当权者都及时地逃到罗斯托夫市去了。市委大楼内部：玻璃被打碎，文件乱扔在地上，就像内战时期撤退一样。二十来个工人穿过大楼内部，出现在宽大的阳台上，向集拢在广场上的群众发表一些杂乱无章的讲话。

这时已是上午十一点。市内已经完全看不到民警，军队却越来越多、（过的确很形象；刚有点风吹草动，民政当局就躲到军队身后去了。）武装士兵占领了邮局、电台和银行。这时整个新切尔卡斯克已被军队完全封锁，任何人一概不许出入。（为了执行这项任务，还动员了罗斯托夫几个军官学校的学员，其中一部分人留守罗斯托夫，担任巡逻。）”几辆坦克从游行队伍走过的同一条路沿着莫斯科大街朝市委大楼轰轰隆隆开过来。有些男孩子抓到坦克上面，堵住它的盼望孔。坦克开始空弹射击，街道两旁的窗户和橱窗响起一片玻璃破碎声。孩子们吓得跳下坦克跑了。坦克继续向前开。

那么，这个城市的大学生呢？新切尔卡斯克是个大学城啊！大学中哪里去了？……工业大学、其他大学和一些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从清早便被锁在宿舍和学校建筑物里，不许出来。校长们真机灵！不过，我们还是要说：那些大学生的公民责任感也并不很强。大概他们自己也乐得有这样一个托词吧。当代西方国家那些造反的大学生（或者是从前我们俄国的大学生）大概不会是一道门锁能够阻拦得住的。

市委大楼里似乎有人开始扭打了。在阳台上讲话的工人一个一个被揪进楼里。阳台上出现了军人，越来越多。（斯捷普劳改营管理局的军官们不也是这样从阳台上观看肯吉尔暴乱的吗？）一队冲锋枪手开始从大楼前面的小广场上逼迫群众后退，把人们逼向街心公园的铁栅栏。（不同的目击者异口同声地说：这些士兵是少数民族士兵，是从军区的另一端刚刚调来的高加索人，用他们把刚才守卫在这里的当地卫戍部队替换下去了。但是，原先守卫在这里的那队士兵是否也接到过开枪命令呢？是否开枪命令末被执行？是否接到这项命令的大尉没有下令开枪，而是自己在队前开枪自杀了？关于这些情况，目击者的说法互不一致。有一位军官自杀，这个事实是大家都证实的。但是人们讲的细节不够清楚，而且谁也说不出这位有良心的英雄的确切姓名。）人们被士兵们逼迫着向后退，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灾祸、这时，不知是谁下了命令民总之。是这些士兵举起冲锋枪来，朝着群众头顶上射出了第一排齐射。

也许普利耶夫将军并没有打算立即向群众开枪，但是事件却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开始发展了：朝着群众头顶上射出的第一排枪弹飞向街心公园的树冠，打中了爬到树上看热闹的孩子们，死伤的孩子纷纷从树上落下来。这时，自然，群众发出了愤怒的吼声。而士兵们，不知是按照命令还是看见鲜血之后失去了理智，或者就是由于害怕，便朝着吼叫的群众开始了密集射击，而且使用的是爆炸子弹。（读者还记得肯吉尔发生过的事吧？在岗楼旁边死伤十六人的那次？）人们仓皇逃命d团在街心公园两旁的小马路上。但是士兵们却如若逃跑者的后背继续射击。直到街心公园外面的广场上，列宁纪念像附近，原先的普拉托夫大街直到莫斯科大街一带完全没有人了，才停止射击。（一位目击者说：当时的印象是到处都躺着死尸。当然，其中许多人是受伤的。各种材料都相当一致地证实：当场被打死的有七十至八十人。）接着，士兵们开始寻找并征用汽车和公共汽车，把死伤的人们抬上去，运进用高围墙围住的部队医院、（在随后的一两天内，公共汽车的座位上仍然留着斑斑血迹。）

这次也同在肯吉尔那次一样，用电影摄影机把街上的暴乱者拍摄下来了。

射击停止了。恐怖过去了。又有一些群众向广场拥过来，于是士兵们便又对他们开了枪

这是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之间的事。

一个细心的见证人当日下午两点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市委前面的广场上停着八辆不同型号的坦克。每辆前面有一队士兵。广场上几乎空荡费的，只有几小撮人，大都是年轻人，他们在那里对着士兵们喊叫些什么。广场的沥青地面上的低洼处聚着一摊摊血。我并不夸大，在那以前我真没有想到过血还会积聚那么多。街心公园的长凳上沾满了鲜血，那里的沙土小路上也血迹斑斑，下部刷成白色的树干有的也被血染红了。整个广场上布满了坦克履带压出的痕迹。一面红旗斜靠在市委大楼正面的墙上，这是示威者拿的大旗，旗杆上面还挂着一顶灰色鸭舌帽。帽上也溅上了鲜血。而市委大楼的正面依然挂着那幅已挂了很久的红色横幅大标语。‘党和人民是一体！”’

年轻人们朝士兵这边走近了一些，数说着羞辱他们，诅咒他们：“你们怎么会干出这种事问”“你们向谁开枪啊？！”“你们是对人民开枪！”士兵们则辩护说：“不是我们！我们是刚刚调来，刚刚换防的。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看！我国的杀人犯们干得多么麻利（可是人们却说只是些什么“笨手笨脚的官僚”）：他们已经及时地把那一队士兵调走，调来了另一批不了解情况的俄罗斯人士兵了。看来，普利耶夫将军对自己的专业确实内行。

渐渐地，到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广场上又重新集结了许多人。（新切尔卡斯克人真是勇敢本市广播电台不住地重复一句话：“公民们，不要受挑拨者的影响！回家去吧！”广场上站着拿冲锋枪的士兵。地上的血迹还没有冲刷掉。可是。人们却又集拢过来了。）愤怒的喊叫声。不仅如此，又形成了一个自发的群众大会。这时人民已经知道有苏共中央的六名高级成员乘飞机来到了新切尔卡斯克，（哼；很可能在第一次射击之前就到了吧？）其中当然包括米高扬（处理布达佩斯之类问题的专家）。弗罗尔·科兹洛夫、苏斯洛夫（其余几个人的名字，人们说的不准确）。她们住在骑兵军官进修学校（从前是士官武备学堂）大楼里、就像住进了一座要塞。新电机车厂派了一个青年工人代表团去向他们说明事件经过。人群里喊着。“让米高扬到这里来！让他亲眼看看这些鲜血！”不，米高扬是不会来的。大约下午六点，倒有一架直升巡逻机在广场上低空盘旋，进行观察。然后飞走了。

进入骑兵军官进修学校大楼的工人代表很快就出来了。一切都已协商好：士兵的警戒哨放工人代表进去，然后由军官们陪同他们登上市委大楼的阳台。广场上立刻静下来，鸦雀无声。代表们向群众传达说：已经见过各位中央委员，向他们说明了这个“血腥的星期六”的全部经过，当科兹洛夫听说孩子们随着第一排枪声纷纷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他都哭了。（有谁了解这位弗罗尔·科兹洛夫吗？谁了解这个列宁格勒的党内蠢贼的头子、最残酷的斯大林分子吗？说他哭了？！……）代表们还说：中央委员们答应一定要查清这个事件，严惩肇事者。（是啊，在特种劳改营也是这样答应我们的！）现在呢，大家尽快散开，回家去吧！不要在市内制造混乱！

但是，群众并没有散开！傍晚时，人聚得更多了。看，这些无所畏惧的新切尔卡斯克人！（有人传说，政治局的这个工作组在当天晚上曾作出决议，要把全市居民一个不留地强制迁移到外地去！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整个民族都迁移了，一个市的居民算得了什么！当年强制迁移各民族时呆在斯大林身旁的不也就是这个米高扬吗？）一晚上快九点钟的时候，曾试图用坦克把市委大楼前面的群众驱走。但是，坦克手们刚要发动马达，人们就紧紧地把坦克围起来，关闭了顶盖，堵死了了望孔。坦克沉寂了。冲锋枪手们站在一套Z并不想帮坦克手的忙。

又过了一小时，几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从广场的另一面开过来。上面配备着冲锋枪手掩护。（本来嘛，我们是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的；我们不是把德国法西斯都打败了吗！）坦克和装甲车高速前进（两旁便道上的青年人们对它们吹口哨。大学生们这时已经放出来了），终于把莫斯科大街和普拉托夫大街的行车道清理出来了。

一直到半夜时分冲锋枪手才开始对空打曳光弹，群众才慢慢散去。

（人民怒潮的力量啊I你能够多么迅速地改变一个国家的状况呀！昨天夜里，宵禁还显得那么威严可怖，不容冒犯；而今天此时却是全城的人都在街上游逛。吹着口哨。莫非这就是隐藏在半个世纪的外壳下面的东西吗？——如此迥然不同的人民，迥然不同的空气？）

六月三日，新切尔卡斯克广播电台播送了米高扬和科兹洛夫两人的讲话。科兹洛夫并没有哭。他们也没有再许诺要查明当权者中的肇事者。他们在讲话中只提到：这次事件是由敌人挑动起来的，而敌人一定会受到严厉惩。、（是呀。广场上的群众早已散开了嘛！）米高扬还说，苏联军队根本不许装备达姆弹，所以那些达姆弹肯定是敌人使用的。

（但是，这些敌人是谁？……他们是用什么降落伞空降来的呢？他们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哪怕揪出一个来叫我们看看也好嘛！哎，我们已经太习惯于受人愚弄了。只要对我们说一声“是敌人”，我们就似乎全都明白了……就像中世纪时人们提到魔鬼一样……）一市区商店里的商品顿时丰富了：出现了黄油、灌肠以及其它许多本市商店里好久没有看到过的、只有在首都的商店才能买到的商品。

所有受伤的人从此便不知下落，谁也没有再回来、相反地，死伤者的家属（他们总一要寻找自己家的人吧！这就暴露了自己。……）全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了。其他许多有牵连的人、被记住的人、被抽入照片的人也都遭到同样命运。对被捕的游行参加者进行了一连串的秘密审判。也有两次审判是“公开的”（旁听证只发给各企业党的干部和市委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其中一次公审是审判九名男子（全判枪决！）和两名妇女（各判十五年徒刑）。

市委成员原班人马未动。

这个“血腥的”星期六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六该市电台广播说：“电气机车制造厂的工人同志们保证要提前完成七年计划！”……如果当初的沙皇不是那么软弱无能，他在一月九日那天本来也可以想到在彼得堡逮捕一些举着神幡的工人，并且给他们贴上匪徒的标签的。“那就可以宣布：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革命运动”。

例如，在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前一年，一九六一年，亚历山德罗夫市的民警把一名被拘留的人殴打致死，后来又禁止人们抬着死者棺材经过民警派出所l‘帅IJ送往墓地。因此，群众忍无可忍，一把火烧掉了这个派出所。马上开始了大逮捕。（穆罗姆市也发生过类似情况，时间相隔不久。）那么，今天该怎样审理这些被捕的人呢？在斯大林时期，一个裁缝往报纸上插了一根针，因为他插得不是地方，以致按刑法第五十八条被判了刑。现在判罪的手段比那时高明多了；捣毁井烧掉派出所也可以不算政治事件，可以说成是“一般土匪行为”。上面下达的指示就是这么写的：“群众性的风潮”不算政治行动。（访问：那还有什么能算是“政治”行动呢？）

这样，我们国内就再也没有“政治犯”了。

可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另外还有一股从未枯竭过的水流，它一直在流着，这些“罪犯”从未受到过“能够起死回生、复活万物的阳光雨露”的滋润……这股不竭的水流不管是在“破坏了列宁主义准则的时期”，还是在“恢复并遵守了列宁主义准则的时期”，几十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而在赫鲁晓夫当政之后变得更加壮阔了。

这是那些宗教信徒。反抗新一轮封闭教堂的恶浪的人。被赶出修道院的修士。顽固的教派分子，特别是拒绝服兵役的，对这些人可就别见怪了，这是直接帮助帝国主义，按照我们这个温和时期的作法，头一次就只给你五年吧！

不过，这些人当然更不能说是政治犯了。他们是“宗教犯”，对他们应该进行教育。我们这里的教育方法是：单单因信仰而被开除工职，派一些共青团员去砸他们家的玻璃，用行政命令迫使信徒们去听反宗教的讲演，用汽焊把教堂的大门切下来或者用铁索套住教堂的圆屋顶，然后用拖拉机把它拉倒，用水龙带驱散作祈祷的老太婆们。（法国共产主义者们，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对话”吗？）

正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对波察耶夫市的修道士们所宣布的那样：“假如我们真按苏维埃的法律办事，那就得等待很长时期才能到达共产主义！”一因此，只在万不得已时，当“教育”措施不能奏效时，才必须借助法律。

不过，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大大显示一下我国今天的法律确实像钻石般光辉灿烂，高贵无比：我们今天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搞秘密审判了。也不搞缺席审判，甚至不搞半公开的（即只允许一部分人旁听的）审判。

现在我手头有一份审判记录。时间是一九六四年一月，地点是顿巴斯的尼基托夫卡市，被告是五名浸礼派教徒。

审判经过是这样的：先把那些从外地远道来参加旁听的浸礼派教徒们关进监狱，关押三天，借口是必须弄清他们的身份（审判结束之前不放出来，同时也是要恐吓他们）。把向受审者扔鲜花的人（自由公民！）关押十天禁闭。另一个记录了审判过程的浸礼派教徒也被拘留十天，并且没收了他的记录（幸而保存下了另一份）。其他旁听者进入审判庭之前，先把一些经过挑选的共青团员从旁门放进去，让他们占据前排座位。审判过程中旁听席上不时有人叫喊：“给他们身上浇上汽油，烧死他们！”法官们并不制止这一类正义呼声。法庭的拿手好戏是利用有仇的邻居的证词和受到恫吓的末成年人的证词：法庭让一个九岁的小姑娘和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出庭作证。（只要应付过目前这场审判就行，至于这两个孩子心灵上会受到什么影响，今后会怎样，那就不管了。）小女孩的笔记本上写着《圣经》里的话，这就是“物证”。

受审者之一姓巴兹别伊，是个矿工，家里有九个孩子。就因为他是浸礼派教徒，矿山工会委员会从来不给予他任何补助。现在，人们对他的小女孩尼娜，一个刚刚读八年级的学生，采取威胁、收买（矿山工会委员会给予她五十卢布）和许愿（答应将来安排她上大学）的办法，迫使她在预审中捏造了一些关干她父亲的异想天开的证词：说父亲曾企图用变了质的甜汽水毒害她，还说在信教的人躲藏到森林里去集体祈祷（因为在村里祈祷要受迫害）的时候，她看到森林里有一个“无线电发报设备，一棵很高的树上缠着电线”。在这之后，尼娜为自己的捏造感到十分痛苦，她得了头痛病，当局便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关在狂躁型精神病患者病房里。尽管如此二开庭时还是把她带出医院，希望她还能在法庭上作证。但是她却完全推翻了：“那都是侦查员亲口告诉我的，是他叫我这么说的！”没关系！无耻的侦查员什么都能够应付：他判定尼娜在法庭上的作证“无效”，而在预审时的作证则是有效的。（这是我国法院经常使用的得意手法：在支持公诉的证词不能成立时，他们就无视当庭审判，而把原先假造的预审证词拿来作根据。他们会公然在法庭上说。“哎，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原先的证词里明明写着……你在侦查时也说过……怎么能推翻呢……这是要判罪的呀！”）

审判员们根本不想听任何实质问题和事实真相。这些浸礼派教徒之所以受到迫害，就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一个由国家特派的无神论者来当他们的传教士，而要求推选自己的传教士。（按照浸礼教的教规，任何一个教徒都可以当传教士。）对于这个问题，党的州委已经明确指示了：要给这些人判刑，把他们的子女从他们身边夺走。这个指示是必须照办的，尽管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刚刚（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才用左手签署了“反对在教育方面实行歧视”的国际公约。那里面就有一条规定：“父母应该有可能保证依照自己的信仰对孩子进行宗教方面和道德方面的教育。”但是，这一点正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允许的！任何人只要想在法庭上讲一讲实质性问题从而把案情真相进一步讲清楚，他的活必然会被审判员打断，转移话题，扰乱他的辩论水平，就是：“既然我们已经计划好要建设共产主义，那么还会有什么世界末日的到来呢？”

下面让我从一位年轻姑娘叶尼娅·赫洛波尼娜在法庭上作的最后陈述中引用几句吧。“这些年来，我宁愿不去看电影，不去跳舞，而阅读《圣经》和作祈祷。现在，你们却只是因为这个就判我徒刑，剥夺我的自由。当然，作为一个自由人而生活确实是幸福的，但是，作为一个无罪的人而生活则更幸福。列宁说过：只有在土耳其和俄国还保存着诸如宗教迫害之类的可耻现象。我没有去过土耳其，所以不知道那里怎样，而在俄国呢，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法庭没有允许她继续讲下去。

法庭判决是：二名判五年劳改，二名判四年劳改，多子女的巴兹别伊被判三年劳改。被告们高兴地接受了判决，立即又作祈祷。于是，“工作单位的代表们”高喊：“判得太轻了！还得加重！”（得浇上煤油烧……）

一些有耐心的浸礼派教徒经过调查和统计，成立了一个“囚犯亲属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发行一种手抄的《会报》，报道对信徒的各种迫害。从这份《会报》上，我们看到：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六月之间有一百九十七名浸礼派教徒被判刑，其中有十五名妇女。（一百九十七人全部有名有姓。委员会还调查了靠这些被判刑者赡养的、如今衣食无着的人口数字，是四百四十二名，其中学龄前的子女三百四十一名。）这些人大部分被判五年流放，但也有些人被判五年严管劳改，（就差没有送到容条纹布囚服的特种营去了！）然后再加判三至五年流放。哈尔科夫州奥尔尚地方的兹多罗维茨由于信教被判七年严管劳改。七十六岁的阿连德也因信奉宗教被判刑。洛佐沃伊全家（父亲、母亲、儿子）一起被关进监狱。住在哈尔科夫州兹米耶夫区索科洛沃村的叶夫根尼·姆·西罗欣是卫国战争时双目失明的一等残废军人，他因为“用基督教思想教育自己的孩子”而被判三年劳改，他的三个孩子（柳芭、娜佳和拉娅）则根据法院判决必须离开他。

对浸礼派教徒布罗多夫斯基进行审判（尼古拉耶夫市，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时，甚至公然利用显系伪造的证据。被告抗议说：“这么干未免太丧良心了吧！”法官则直率地告诉他：“法律就是要把你们这些人揉坏、压碎、消灭掉！”

这就是法律！这还是“遵循了列宁准则的”那些年代的，不是所谓“不经过法院的迫害”！

不久前，人们看到了从劳改营里传递到外界的C·卡拉万斯基的令人心惊胆寒的作品《请求书》。这位作者原被判刑二十五年，他服完了十六年（一九四四—一九六0）就被释放了（显然是根据关于“三分之二”的规定）。他结了婚。后来……到大学去了吗？不！一九六五年突然有人来到他家宣布：收拾东西跟我们走吧，你还有九年刑期没有服完！

除了我们国家，世界上别处哪里会有这样法律？！给人们套上二十五年刑的铁枷锁，要到七十年代才能满刑！可是，突然，颁布了新的法典（一九六一年），规定刑期不得超过十五年。那么，大概法学系一年级的学生也会懂得，原来的二十五年刑期当然该取消了吧！不，我们国家可不取消。在我们这里，你哑着嗓子叫也罢，拿头碰墙也罢——反正不取消。对不起，请你继续服刑！

这类人并不算少。那些没有赶上赫鲁晓夫的“释放流行病”的囚犯，和我们同一个作业班的人，同牢房的人，在递解站邂逅的人，现今仍有不少被遗忘在劳改营里。我们过着恢复原状的生活，却忘记了他们仍然是被抛弃的，仍在忧郁地、呆痴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那一小块被践踏的土地上，生活在岗楼和铁丝网之间。报纸上的照片换了人，讲台上讲话换了腔调，人们反对了一阵子个人迷信，然后便不再反对了。而被判刑二十五年的人们，受过斯大林洗礼的人们，依然在坐牢……

卡拉万斯基的书里还谈到另外一些人的同样令人震惊的监狱生涯。

啊，酷爱自由的西方“左派”思想家们！啊，英国工党的左派分子们！啊，美国、德国、法国的进步大学生们！对你们来说，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对你们来说，我这整本书一钱不值。只有当你们自己被人喝令“把两手背过去！”时，只有到你们自己也蹒跚在我们的古拉格群岛上时，你们才会恍然大悟。

不过，现在政治犯人数确实少多了，不能同斯大林时期相比：已经不是按百万计算，也不是按十万计算了。

这是不是因为法律改善了？

不是。只因为航船（暂时）改变了前进方向。现在同样时而发生司法“瘟疫”，有了这些瘟疫就可以大大减轻司法工作者的脑力劳动了。甚至报纸也时而对那些善于读报的人们暗示一点东西：如果报纸上近来关于“流氓行为”的文章多了，你就该明白：“机关”正在根据“流氓”这一罪状大规模抓人；报道“盗窃国家财产”的消息了，那就是说：正在抓“贪污犯”。

现在的囚犯们从“移民区”写来的信都是灰心失意的，他们说：

“想找公理和正义是徒劳的。报上写的是一码事，实际生活可是另一码事。”

（维·伊·德．）

“我实在不愿意继续当一个被社会和人民遗弃的人。但是，到哪里去讲理呢？人们更相信侦查员的话，不会相信我。可是，侦查员，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子，她懂得什么？她能够理解什么呢？难道她能够想象到人们是怎样摆布别人的命运的吗？”

（维·克．）

“他们不对案件进行复查，因为一开展复查，他们自己就得被精简掉。”

（列-恩）

“现在只不过是把斯大林时期那一套侦查和审判的手法从政治领域搬到刑事案件领域来了，如此而已。”

（格·斯．）

把这些苦闷的囚犯们的话总结一下，我们就会明白：

l·不可能复审案件（否则，整个审判员阶层就要垮掉）。

2．从前是根据第五十八条乱抓人，今天是根据刑事犯条文同样在乱抓人。（否则，他们靠什么吃饭？怎么处置古拉格群岛？）

换言之：如果一个公民想把另一个他不喜欢的公民除掉（当然，不是直接把刀子插进他的胸膛，而是合法地除掉）的话，他该怎样进行才能万无一失呢？从前，他只须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0分条写一封告密信就行了。现在呢？他得先去找工作人员（找侦查人员、民警局的人、法院的人。反正这样的公民就一定会有这样一些朋友）去商量一下。打听清楚今年什么罪名录时兴？看看现在网是撒在哪一条法律条文上的？问问在哪一方面必须完成司法工作的定额？然后，他就可以在这一方面下手了，不必动刀子。

例如，强奸罪这一条就热闹了好一阵子，尼塞塔不知怎么头脑一热，要求这种罪判刑不能少于十二年。于是各地成千把铁榔头齐举，一概往十二年上“铆”，铁匠们不至于闹着没事干了。可是这种罪是很微妙的，涉及隐私的，您琢磨一下，它跟五十八条第十分条有点相似：那是俩人之间的事，这也是俩人之间的事；那种事没法查证，这种事也没法查证，两者都是避开见证人以——而法院需要的正是这个。

例如，列宁格勒的“斯梅洛夫案件”就是一例。两名妇女被叫到民警局去了。“你们同男人们一起参加小型晚会了吧？”“参加了。”“发生了性关系吗？”（关于这一点，民警已经掌握确切的告密信，事实已被确认）“发……发生过。”“那么，二者必居其一：一是你们自愿发生性行为的，另一种是并非自愿。如果是自愿的，民警局就把你们看作暗娼，你们就得交出列宁格勒市的居民证，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列宁格勒！如果不是自愿的，那你们就得写一份被人强奸的控告！妇女们，当然，无论如何不想离开列宁格勒。那么，好了，两个男子就按强奸罪各判十二年！

再看看米沙·亚·波塔波夫的案件吧。他是我在学校教书时的一位同事。问题全是邻居吵架引起的：一是因为邻居要扩大占用面积未能得逞，二是因为波塔波夫的妻子，共产党员，告发了两个邻居非法骗取养老金的事。于是邻居就开始报复了！一九六二年夏天，波塔波夫生活得好好的，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事。突然，他被侦查员瓦休拉传去问话，就一去不复返了。（读者，您学习学习吧！在我国这样一个法治国家里，这类事也完全可能在任何一天发生在您身上，真的！）尤其使侦查工作容易进行的是：波塔波夫过去已经根据第五十八条坐过九年牢（再加上四十年代他曾经拒绝提供伪证控告他的同案人，这就更使侦查员恼火）。侦查员瓦休拉直率地对波塔波夫说：“我在想象中送你去重新坐牢的次数，比我头上的发丝还要多！遗憾的是，现在废除了从前的法律。”波塔波夫的妻子跑来搭救丈夫，而侦查员瓦休拉党对她说：“我真想唾你的脸！你算个什么党员！高兴的话，我连你也送去坐牢！”（苏联副总检察长尼·若金著文（《消息报》，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称：“某些文章和报道似乎力图贬低侦查员的劳动，摘掉他头上的罗曼蒂克的光环。其用意何在？”）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开庭审理米沙·波塔波夫案。指控他以到他家看电视为诱饵，强奸同院十四岁茨冈少女娜佳，奸污五岁幼女奥丽娅。侦查笔录以一个从未见过性行为的六岁男孩沃瓦具名，内行而详细地描述了“米沙叔叔”和娜佳的这种行为。

这一切似乎都是沃瓦透过窗户看到的，而他的身材根本够不着窗户，玻璃上结了冰，里面还有小松树和窗帘遮住。（请问：对于那些向少年儿童日接这类的话，从而真正糟蹋孩子心灵的人，该判什么罪？）“被强奸的”娜佳已经怀孕六个月，但却一直没有告发，现在，当侦查员瓦休拉叔叔需要的时候，她就告发了。我们学校的许多教员要求参加旁听，但不允许他们进去，不过这些人却反倒因此得以在法院走廊里看到了父母们怎样教给那些“作证”的孩子，怕他们在法庭上说错话！教员们为此事给法院写了一封联名信，但这信引起的“后果”仅仅是区党委把签名的人一个个叫去，指责他们不信任苏维埃法院，并且威胁要取消他们当教员的资格。（那还用说？应该把这类抗议扼杀在萌芽阶段。如果社会舆论随便发表起对法院的意见来，司法人员就别想过太平日子了。）不久，宣布本判决：十二年严管劳改。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了解外省情况的人们会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去反对呢？！没有任何办法。我们都束手无策。甚至自己也可能失掉工作。只好让无辜的人去受苦！法院总是有理的，党的区委总是有理的。（它们是互相有联系的，有电话嘛！）

本来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过去一首都是扶梯的一

但是，事有凑巧。正在这个时候发表了我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描写了一个人很久以前遭到的无端灾祸。这时，区委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那只总能镇住老鼠的猫了。于是我决心干预这件事。我写信给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更主要的是我使《消息报》的记者奥·柴可夫斯卡娅也来干预了这件事。这样，就开始了我们长达三年的斗争。

愚蠢麻木的侦查和司法的臃肿躯体之所以能够存活，全靠着它是不会有错的。这个躯体之所以有力，之所以信心十足，是因为它对自己的决定从不复查，任何一个法官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判决并坚信不会有人来纠正他。为此，他们之间订有一条秘密默契：不管上诉状递交到哪里，哪怕递到“超莫斯科”去，都要统统转回原审理机关处理。而且任何司法人员（审判员和检察长等），即使发现他们有滥用职权、感情用事、挟嫌报复、判断错误或处理不当等情节，也都一概不受指责，不受惩罚。我们要庇护他们！保护他们！成为他们的挡风墙！正是因为能这样作，我们的名字才叫“法律”！

既然已经开始侦查，结果却不起诉，这怎么行？！那不等于侦查工作放了空炮吗？既然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案件，结果却不判刑，这怎么行？！这不等于愚弄了人民审判员吗？！法院不是白忙了吗？！州法院对地方人民法院的案件进行再审？这意味着什么？这等于在本系统内部增加废品率！而且还会使自己的同事们感到不快。何必呢？！举例说吧，由于告密而一旦开始的侦查工作，必然要以有罪判决而结束，而这判决则应该是不可能受到复审的。这样，大家也就不会互相扯后腿。不要使区委为难，他们怎么说，你就照办好了；这样，他们也不会使你为难。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当代法院里不需要有磁带录音机，也不必有速记员，只有慢条斯理地写字的女书记员，她只会用两个世纪前小学生写字的速度在笔录纸上慢吞吞地写下一点什么。这个审判笔录并不当庭宣读，审判员审阅和批准之前谁也不能看到它。只有审判员批准的东西才能构成法庭材料，才被承认是在法庭上发生过的。至于我们旁听者在法庭上亲耳听见的，那都是云烟，早已消散，不，它从未存在过；

在审判员的视野中始终有一张漆黑发亮的真理的面孔，它就是合议室里的电话机。这个传达上帝旨意的神坛是从来不会坑害人的，所以，只管照它所说的去做好啦！

可是我们呢，我们居然争取到了上诉的权利，这真是空前的事。从此便开始了一个重新侦查的漫长过程，它一直拖了两年。那些不幸的孩子长大了一点，他们想从自己过去作的伪证中解脱出来，把这一切都忘掉。但是，不行，父母们和新侦查员又对他们进行训练了：你们该这样说，不然的话，你妈妈会吃苦头的；如果不判米沙叔叔有罪，就得判你妈妈有罪了。

我们终于来到梁赞州法院的法庭上。律师像往常一样毫无权利。审判员可以驳回他的任何抗议，而这种驳回是不受任何监督的。照旧是利用仇人邻居的证词作根据，还是无耻地利用未成年人的证词。（请与巴兹别伊的案件比较一下看。）刚一开庭，审判员不是对证人说：“你把事实经过说一说。”也不是要求他们：“你把真实情况说说。”而是要求证人：“你讲讲你在最初侦查时是怎么说的！”而对于被告方面的证人的发言，审判员竟公然打断他们，扰乱他们的思路，并且进而实行威胁：“预审侦查时你在证词里说的可是……现在你有什么权利不承认它呢？”

女审判员阿夫杰耶娃不断地对几位陪审员施加压力，就像一头母狮对待羔羊。（顺便说一句，现在到哪儿去找白发苍苍的老法官啊！如今我国法院里的审判员的职位几乎全被一些善于看风使舵的狡猾女人占据了。）她的头发像马鬃一样，说话像个男人，语气坚定、强硬，她自己可能也为她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和谈话的重要意义所陶醉了吧。只要审讯进程稍不如意，她就大发脾气，甩尾巴，脸涨得通红，打断不中用的证人的话，威胁我的教员同事们。她说；“你们怎么能怀疑苏联的法院呢？”“你们怎么能设想是别人唆使孩子们那么说的呢？那就公说．你们自己一定也在教给孩子们撒谎吧？”“集体给法院写联名信是谁策划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集体行动”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非法的！是谁？是谁？是谁？）检察长克里沃娃（都是谁给她们选择了这些贴切合适的姓氏呢？）面对这样气势汹汹的审判员却一声不吭，毫无作为。

审判过程表明，一切指控都站不住脚。男孩子沃瓦不可能从窗外看到什么；奥丽娅也把证词全推翻了，根本没有人糟蹋她；在可能进行犯罪活动的那些日子里，波塔波夫的妻子一直卧病在家，躺在她家唯一的一间屋子里，丈夫总不能当着妻子的面强奸邻家的吉卜赛姑娘吧；这个吉卜赛姑娘在这之前曾偷过波塔波夫家的东西；吉卜赛姑娘平时经常夜不归宿，尽管她只有十四岁，可在这之前就常在外面跟男人们鬼混。但是，苏维埃的侦查员是不犯错误的！苏联的法院也不可能犯错误！判决——十年劳改！亲爱的司法人员们，快庆祝胜利吧！侦查员同志们，不要动摇！继续这么干下去！

这一切都是在《消息报》记者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还是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法院已经出面干预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那些无人替他们出面干预的人该怎么样呢？……

后来，又经过将近一年的是非真伪的辩论和斗争，最高法院才终于作出裁决：波塔波夫无罪，恢复名誉，予以释放！（他已经坐了三年牢……）那些教唆孩子们淫秽行为的人怎么样了呢？一点也没怎么样。没关系，失败了就失败了嘛！那么，雄狮般的阿夫杰耶娃审判员总该有个污点，有些难堪吧？不，她仍旧是人民选举的崇高司法代表。那么，斯大林式的摧残者瓦休拉呢？他仍在原处。仍任原职，连他那长指甲都没有修剪一下。

坚守阵地吧，繁荣昌盛吧，司法阶层！是我们为你而存在，不是你为我们！就让司法制度成为你脚下的一块毛茸茸的地毯吧。只要你觉得舒服就好！老早就宣布过，在迈入无阶级社会的时候，司法审判也将是无冲突的（为了反映出社会秩序内部的无冲突性）：在这样的审判中，法院人员，检察员，辩护人，甚至被告人自己，都将结为一体，奔向共同的目标。

司法工作这种可靠的稳定性使民警机关的日子也好过多了：它使民警可以毫无顾忌地实行“挂车”或者“犯罪口袋”的办法。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地方民警玩忽职守，动作迟缓，有时还是因为胆小怕事，犯罪事件接二连三地破不了案。但在表报里可一定要写成业已侦破（即已结案）！这就得等一个方便的机会了。碰巧有一个好捏鼓的，揍蒙了的，傻头傻脑的家伙进了局子。所有这些没破的案子都能往他脖子上套。这些全都是这个不法之徒一年之内作的案！让他挨一顿“练”，再饿上两天，什么罪都能“认”，签字画押，数罪并罚，长期徒刑——本区的污点也就洗刷干净了。（在埃里温附近的阿尔塔沙特，出了一件杀人案。一九五三年胡乱抓了一个人，安排了假证人，经过拳打脚踢，判了二十五年。可是一九六二年找到了真正的凶手……）

由于一切罪行都未能逃出法网，社会生活大大地健康化了，民警局的侦查员们拿到了奖金。

洗刷本区的污点还可以采用相反的方法：要做得好像根本没有刑事犯罪。年老的前犯人伊万·叶米利扬诺维奇·布雷克辛，六十五岁，蹲过十年牢（是我在马尔非话“沙拉什卡”时的朋友），一九七八年七月在“旅游者”消夏村黄昏街头无人时遭到两个年轻流氓的毒打和抢劫。他在公共汽车站躺了两个小时，没人管。后来被拉到附近德德奈沃的一家内科医院。萨维利耶娃医生根本治不了——但也不送他去外科医院；尽管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年龄，她也不把伤者的情况通知医疗系统，甚至也不报告民警。被殴打者浑身血肿，脑出血，牙齿打掉，眼角出血，不但没有得到治疗，甚至没人护理（卫生员喝醉了），整整三天三夜，躺在一张漆布上，后背泡在尿里。他的家人在这个村里并沿着萨维约洛夫公路东奔西跑地找了他三天三夜，——可是医生哪里没有报告呀。最后终于找到了，靠自己——不是靠医院——想办法从莫斯科叫了一辆复苏急救车，拉到一位神经外科大夫那里，大夫做了颅骨手术，但未能制止内出血。患者受了九天痛苦之后去世了。

当地的伊克山民警局收到了法医鉴定，但并不忙着立案侦察，更没有到医院检查血衣寻找线索。原因是捷捷来沃人人都知道这些本地的流氓，可是谁都怕他们。上面说过的那个女医生萨维利耶娃协助高级侦查员格拉西莫娃（在询问死者的妻子时她的办公室里放着流行音乐），搞了两个多月，侦查结论是：因受害者发生卒中，至使倒地时跌伤。这样一来，没什么人可抓，犯罪没有发生，本区是干净的。

愿你在天国安息，伊万·叶米利扬诺维奇！

有一年、上面号召要抓捕、审判、驱逐寄生虫，打从这年以后，社会可就更健康了，法制可就更加强了。这项法令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过去的极富弹性的第五十八条第十分条；罪状也可以随便说，用不着物证，而且你也没法反驳。（对诗人伊·布罗德斯基适用了这一条，不是搞得很成功吗。）

“寄生虫”这个字眼他们一拿到手里就做了巧妙的曲解。正是因为寄生虫们——拿着高工资的游手好闲者一坐上了法官的席位，对那些下班以后卖命挣点外快的贫苦劳动者和能工巧匠们的判决书才源源而来。瞧他们扑向所谓“寄生虫”时的那个狠劲！那是饱汉子对饿汉子自古就有的狠心。阿朱别伊手下的两个丧尽天良的记者（《消息报》，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竟然无耻地声称：“把寄生虫驱逐出莫斯科的距离还不够远哪！还允许他们接受亲属的包裹和汇款哪！对他们管制得还不够严哪！”“没有强迫他们从日出到日落地劳动啊”，就是这么写的：“从日出到日落”，一字不差。那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日出，是哪家的宪法需要这样的农奴劳役制？！

我们列举了使群岛经常保持满员的几条重要的水流（同时还有永远不会减少的“官盗”）。

那些整天在街上转悠的，坐在指挥部里的，打掉被截住的人们的牙齿的“人民纠察队员”也不白耽误工夫。这些民警局指定的乌什库尼克一或者冲锋队员是宪法里没有也不对法律负责的。

古拉格群岛的补充人员是源源不绝的。虽然我国社会早已是无阶级社会，尽管半边天已经被共产主义霞光映红，但是，我们却不知为什么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事实了：犯罪现象不仅没有消灭，而且不见减少。岂止如此呢，近些年来甚至不再向我们许诺要消灭犯罪现象了。三十年代确实许诺过：快了，快了，再过几年就行了！现在呢，不再许诺了。

我国的“法律”是强大而旋转变化自如的。它不同于地球上一切称为“法律”的东西。

思想糊涂的古罗马人想出过一条原则，说什么“法律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可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却有回溯效力！古老的反动谚语说什么“法律是不能往回写的”。可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就可以往回写！如果说（最高苏维埃）刚刚颁布了一道新时兴的法令，而“法律”当局很想把它适用于那些在此之前被捕的人们的话，那有什么呢，满可以适用嘛！对于买卖外币的人和贪污受贿的人就是这样办的：地方当局，例如基辅市，把名单送到莫斯科来请求在名单上标出记号，应该对哪些人适用回溯效力（需要延长刑期或需要凑足“吃九克”的人数）。莫斯科也就标出了。回溯效力适用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国的“法律”能够预见到将来。按常理说，在开庭审判之前谁也不可能知道审判将怎样进行以及会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可是，不，你看，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制》杂志就在法院开庭审判之前把审判经过和判决全都登出来了。杂志社怎么猜中的？那你去问他们自己吧……

苏联总检察署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法制》一九六二年一月份第一期。这期杂志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付印的。可是在该期第七三一七四页上却登载着格里戈里耶夫（格鲁兹德）的一篇题为《法西斯刽子手》的文章。文章报道了在塔尔图市举行的对爱沙尼亚战犯进行的公审过程。记者描述了询问证人的情况、摆在审判席上的物证、对被告人的审讯（“杀人犯厚颜无耻地回答说……”）、旁听席上的反应和检察长的发言。最后，他报道说，对被告宣判了死刑。事实上这一切钻正是这样发生的，只不过是发生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见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真理报》），而这时杂志早已印好并且出售了。（这是因为开庭时间推迟了，没有及时通知杂志编辑部撤稿。这位记者为此被判处强迫劳动一年。）

而且我国的“法律”也不知道有一种所谓“伪证罪”。它根本不认为作伪证是犯罪。我们中间有一支庞大的、专作伪证者的大军，这些人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进入应该受到尊敬的老年期，在金色的黄昏中消闲纳福。整个世界上，整个人类历史中，只有我国对伪证者关怀备至！

我国的“法律”也从来不惩处杀人犯审判员和杀人犯检察长。他们都受到尊敬并担任着原来的职务，而且还要工作很久，然后才光荣而尊贵地去度过晚年。

还不能不允许我国“法律”有所摇摆和发生急剧的转变，因为这些都是人们激动的脑海中时隐时现的创造性思维所固有的特点。一忽儿法律转向一个极端：这一年必须大大降低犯罪率！要少逮捕人！少判罪！被判刑人可以“交保释放”！随后，它又转向另一极端。坏人还没有被全部抓起来！不能搞“交保释放”这一套！应该更严格地管理！判刑太宽！处决那些坏蛋！

但是，尽管遭到风暴的多次袭击，我国这只“法律”航船依然在庄重、威严而平稳地航行着。最高法院的法官和高级的检察长们是富有经验的，这些风浪打击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区区小事。他们召开几次全体会议，发出自己的指示，于是，每一个新的、极其荒唐的方向性转变就都会被解释成是群众早已盼望的、是我国整个历史发展已经准备好条件而势在必行的、是那“唯一正确的学说”所早已预言过的。

我们的“法律”航船时刻准备着应付各种摇摆和转折。如果明天一声令下，说必须再把意识形态不对头的人抓几百万关起来，必须再次流放整个民族（原先被流放过的民族或者别的民族），或者必须流放整个发生暴动的城市，或者必须再给囚犯们挂上四块号码布，即使如此，这只航船的巨大船体也几乎不会颤动一下，它的船舶也绝不会倾斜。

这样，就只剩下诗人杰尔查文“的诗句了，不过，对于这句话也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真正有所理解，即：

“不公正的法律甚于抢劫。”

剩下来的也就是这一点。只有这一点保留下来了，仍然像斯大林在世时一样，仍然像本书所描写的所有年代一样。《基础》、《法令》、《法律条文》颁布了许多，印刷了许多，有的互相一致，有的互相矛盾，但是，我国整个国家生活并不是依靠这些东西运转的，也不是依据它们逮捕人的，更不是遵照它们进行审判和专家鉴定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有百分之十五吗？），只有在侦查和审讯的对象既不涉及国家利益，也不关系指导思想，而且不影响某官员的个人利益和安静生活的情况下，司法人员才享有按照问题实质认真进行裁决的优惠条件，无须住什么地方挂电话，无须清什么人作指示。在其余所有情况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都无疑会触及某些人的重要个人利益——集体农庄主席的、村苏维埃主席的、车间主任的、工厂厂长的、房管所主任的、区段民警的、派出所所长或特派员的、主任医师的、主任经济师的、局长和司长们的、特别科科长和干部科长们的、区委书记和州委书记们以及再上级、再上级的什么人的个人利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电话便从一个安静的办公室打到另一个办公室，谈话的声音不高、慢条斯理、语气和善，人们会向你提出建议，纠正你。引导你——告诉你应该怎样处理这个看来是小人物的案件，因为这个小人物身上有小人物所无法知道也无法理解的、比他高得多的人们的利益和想法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可是，那些轻信报纸的一般读者对此一无所知，他来到法庭上，抑制不住为真理而剧烈跳动的心、面对着审判员们一张张睡眼惺忪的面孔热情地、激动地陈述着自己准备好的合理而周密的论据，他根本不会想到案件的判决书早已写好，而且没有上诉机关，没有时间和途径让你去纠正这险恶的、自私的判决，纠正这利剑般穿透你胸膛的不公正判决。

你所面对的只是一堵墙。这堵墙上的砖是用谎言的灰浆粘结在一起的。

我们起初把这一章题为《今天的法律》。但是，确切地说，应该把它题为《没有法律》！

依然是那同样诡谲的隐秘性和暗无天日的不公正充满着我国的空气，笼罩在城市上空，它比城市烟筒冒出的黑烟还要浓。

一个用钢箍紧紧箍在一起的巨大国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二个半世纪了，有的只是钢箍，但是没有法律。

后记

本书原不应由我独自撰写。最好是由熟悉情况的人分别撰写各有关章节，然后在编辑委员会上互相补充，共同修改定稿。

但是，能够这样作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我也曾向某些人提议，由他们撰写个别章节，他们没有答应，而只代之以口头叙述，或者把书面材料交给我，供我选用。我还向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提议过共同编写全书，他也推辞了。

按理，应该设一间办公室。应该在报纸上，或者通过电台，发表广告（“请踊跃响应！”），能够有公开的私人信函往来，就像写布列斯特要塞的情况时那样。

但是，我不仅没有可能这样铺开工作，反而不得不把自己的构思、信件、材料等等全部隐藏起来，分散到各处，对一切都严守秘密。甚至在写这本书时我还不得不装作正在从事别的工作。

我多少次提笔写它，又多少次搁笔了。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到底需不需要由我独自来写这样一本书？我的力量能坚持到什么程度？但是，当我看到在已经搜集的材料之外又有许多囚犯从全国各地纷纷写信给我的时候，我明白了：既然此事注定要由我来作，那我就有义务去完成它。

必须说明：这一整本书，包括它的每一部，一次也没有同时放在同一张书桌上过！在《群岛》的撰写工作最繁忙的时候，一九六五年九月，我的文件柜遭到摧毁，我的一部小说“被没收了。这时，我只得把已经脱稿的《群岛》的各部以及为其它部分准备好的材料分散到各地去。从此全书就再也没有集中到一起，因为我怕冒险，何况书里面提到许多人的真实姓名。后来，我总是抄下一张备忘单，写明应该在什么地方核实什么材料，到什么地方去删掉什么，然后带着这张清单从一处辗转到另一处进行工作。是啊，这种惶惶不安的状态和文字加工不足的情况也正是我国的受迫害的文学所具有的确切特征。只好请读者接受这样一本书了。

我停止了本书的写作并不是我认为本书已经完成，而只是因为我自己再没有更多的精力写它了。

我不仅请求读者宽恕这一点，而且我要大声呼吁：时机一到，一旦有可能，就请幸存的朋友们，熟悉情况的朋友们集会到一起，写出有关此书的评论和注释来；需要的话，就修改它，需要增加的地方就请增加（当然不能堆砌，类似之处可不必重复）。到那时，本书才可以说是完成了。愿上帝保佑你们！

即使是现在这样一本书，我能够安全完稿也使我十分惊奇。我曾经想过多少次；不会让我写完它的。

我结束本书的时间正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具有双重纪念意义的年头（这两个周年纪念也算是互相有联系的），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和发明铁丝网（一八六七年）一百周年。

这第二个周年纪念想必不会为人们所留意……

1958．4．27－1967．2.22

于梁赞市一隐居地

写在后记之后

当时我很匆忙，因为预计我写给作家代表大会的那封信引起的爆炸即使不把我毁掉，至少也将使我失掉写作自由和接触自己手稿的可能性。没想到，信不但没有使我被捕，反而使我的地位像磐石般稳固了。这时我才认识到：我有责任，也有可能把本书写完，修改完。

现在，已有少数朋友看过它的原稿。他们帮助我发现了一些重大缺点。我未敢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征求对本书的意见，即使将来会出现这种可能性，那对我来说恐怕也已经晚了。

在这一年中，我作了可能作到的一切，总算把它完成了。请读者不要责备我写得不全面吧，因为补充是没有止境的。而每个稍微接触过一些事实或进行过思索的人都可能增添一点什么，有时甚至会增添某些珍贵的东西。但是，容量是有它自身的规律的。当容量已达到极限时，即使再挤进几个小粒也会引起整个岩石的崩裂。

至于我描写得不够成功之处，有些地方可能重复或显得松散或不当，只好请读者谅解了。要知道，即使是这一年，也并不是安静地度过的，而最后几个月的情况更是像大地和书桌都在燃烧似的。甚至在进行这最后的编辑加工时，我还是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全书手稿合在一起，没有在同一张书桌上放过全书。

有些人帮助了我。没有他们，本书不可能完成，不可能传阅，不可能保存下来。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我可以信任纸张而把他们的名字全写在纸上的时候。他们自己理解这一点。我向他们致敬。

伊斯特圣诞岛

1968年5月

又过了十年

今天，在被放逐的日子里，我终于能安安静静地对此书做一次加工了，虽然已经是在全世界的人读过它以后。又有二十来位当过囚犯的见证人给我提供了更正和补充的材料。

在西方这边，我有了以前不能相比的利用各种出版物和新的插图的机会。但是这本书不能再把这些全收进去了。它是在苏联的黑暗中依靠囚徒们记忆的震动和火花写成的，它应当留在它生长的基础上。

佛蒙特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