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杂说

潘旭澜

简介

许在眼下越来越热的太平天国题材的读物中，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是一丝最不和谐的声音；也许对洪秀全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局限性"已经是今人常识，但读了潘先生所揭露的种种史实，仍然让人毛骨竦立。这是一本高层次的学术随笔，完全不涉及普及性的"太平天国"知识，作者只是从近代中国历史出发，用放眼世界的格局来重新考察洪秀全造反大业的千秋功罪。在一个农民大国里，真实地讨论农民起义多少是一个禁忌，这也是当代历史学家最难涉及的领域，现在却由一个专治现当代文学的教授和文艺评论家直白地揭穿：皇帝身上什么也没有。

不知作者以"杂说"命名，是否含有"野史"的意思，这当然是把正面文章反面做的意思，相形之下，那些以治"太平天国"史的正统史学家更显得怯懦和虚伪。在近代工业还没有发展、现代化的意识还没有楔入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意识之中的旧时代，庙堂与民间本来只是一个循环体的两面，变来变去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还是在原地踏步，农民起义除了在道义上值得同情（所谓"官逼民反"）外，暴力与动乱实在也看不出对生产力解放有什么好处。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发展民间工业、推动社会经济转轨迫在眉睫的时候，历史不可能在这样一种反常的暴力怪圈中有所进步。不过，历史把洪秀全打扮成"英雄"还有一点别的因素，譬如他从传教士那儿借用一点基督教的思想，拼凑出一个不同于传统民间"替天行道"的理想天国，多少掺入了洋教条。这就使他有资格被列入"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行列，同时也使他的历史的负面性具有了一点现代意义。他的双重身份使他比那些传统的山大王或者大师兄们更加耐人寻味：在当时西方不乏有善良虔诚与深通学理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宣传宗教教义，可是他们在中国民间往往是事倍功半，反而激起了各种各样的民间反洋运动，以致义和拳用一种土生土长的邪教术来与之对抗；而洪秀全凭着一知半解的洋教条在中国的政治军事实践中杂糅出来的比封建老古董更加腐朽专制的思想教义，却得到了千百万穷苦百姓的盲目信仰与追随，就仿佛中了邪一样，几乎成就了一个以邪教治国的怪胎。这，究竟是洪氏一人之魔力还是中国的特有国情使之？再者，以太平军里的女性问题为例，洪秀全一方面起用女兵打仗；但同时又如潘先生以大量事实所揭露的，他的妇女观里夹杂了更多的封建意识和利用权力对女性的禽兽行径。洪秀全实行的什么"男行女行"，即把男女分别隔离开来，禁止性交的政策，如从前一方面看，多少也是有一点把女性从仅为男人泄欲工具中解脱出来的含义，但如果联系那些权力者玩弄大量女性的劣迹来看，其所谓的"男行女行"则是更加惨无人道的魔鬼乌托邦。问题就是这样复杂，这种明明是违反人性的禁欲政策之所以会被后来的御用文人美化为"妇女解放"，就是因为它在实行过程中往往夹杂了很堂皇很崇高的准宗教理念。即使在百年以后，我们从文革时期的许多干校、纳粹时期的集中营和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里，都可以隐约感受到洪秀全的阴魂尸臭。洪秀全的禁区原来就是这样被神秘地包裹着，如今潘先生的笔把它无情撕碎了，《太平杂说》重新提出了许多不容回避的严肃问题，都逼迫着今天严肃的学者去深入探讨。

《太平杂说》是一本学术随笔而不是学术论文，但从学术思想的深度而言，随笔的特长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篇篇简短的文字所散发出来的都是知人论世的经验之谈，对中国历史想象和政治怪胎的老辣剖析，远非一篇当下学者引经据典的学术论文所能企及。与所谓的学术性文章不同，作者尖锐地揭穿一般学者津津乐道于太平军宣传读物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从大量事实出发来推想彼时彼地的情景，其中也熔铸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感受，因此所论都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如在《其兴也勃》等篇章里，潘先生揭露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参加太平军时，以大量例子举证太平军如何强迫动员老百姓参军，并且以全家作人质、家庭财产充公等方式断其退路，使人一旦卷入太平军就身不由己地去当炮灰，难以逃脱其罗网。潘先生在论述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太平军里的忠勇之士时，既为他们悲惨壮丽的命运而深感悲愤，又为他们所托非人而扼腕叹息，书中不止一次语重心长地说到：人的一生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关键性的一两步。这叹息里我想一定包含了作者许多难以明说的人生悲怆感。

但这还不是这本十来万字的随笔集让人读之沉重的所有原因。历来的农民起义都是在愚昧与残酷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凡有权利诱惑的地方，也总是相伴着互相兼并和自相残害。这些把戏在历史与现实的故事中看多了也觉得平常，但是就因为觉得平常而变成麻木，才会使愚蠢与血腥的丑剧一幕幕地重演。潘先生在后记里说，他对这个题材的研究，只是"以史实为根据，以我所了解的人类良知为准则"。这里所说的"史实"，主要是依据了张德坚的《贼情汇纂》、李秀成的《自述》和洋人伍士礼的《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这些书也是平常的书，只是在近半个世纪来的历史学家的著作里，反倒成了讳莫如深的禁区，这其实还是"良知"的问题，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以什么标准来认知历史的问题。《太平杂说》研究的是农民起义，却自始至终在探讨知识分子的立场和价值。随笔集的结构很有意思，竟从林则徐壮志未酬说起，似有《水滸》中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意味，接着一个接一个引出各色人物故事，加以议论，褒贬不一，或无情揭露，或叹息感慨，最后论述了太平军覆没，又以曾、胡、左、李四人的评价为终结全书。其中所着重论说的石达开、冯云山诸人的命运，实在是幽幽地诉说了知识分子在两难的历史境遇里的悲哀。背后是腐败到骨的清政府，前面是凶残愚昧的太平军，两害相权，哪一害存在下去都足以亡国灭种，因此正派的读书人，即使撇开个人名利追求不说，他想对国家民族有所担当，也根本找不到一个有前途有人味的庙堂可依。

这悲剧，也不仅仅是石达开一代人的悲剧。

原书封面

前　言

应当正名

译名小议

走出梦话

舍命登顶

科举怪胎

忠诚的造神者

不能抹掉

其兴也勃

天堂与坟墓

天王进城

遥想”天京”

“天堂”的妇女

文化的悲哀

同路的猛将

岂可讳言

“下凡”琐谈

宝座争夺

谁利用谁

内讧增烈剂

二值背反

大渡河钟声

一种心理表演

送终的军师

乱爵胡封

王爵奇观

“天话”浅解

欺人与自欺

流星明灭

苏州之杀

“英雄”怎样造成

拒绝生路

复调挽歌

燎原零烬

好一个句号

被冷藏的真相

后　记

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 王彬彬

读《太平杂说》联想 杨乃济

这本书，收了近年所作的三十五篇谈说太平军的文字，算是给自己几十年阅读、思考的一个问题，画上一个歪歪扭扭的句号。

也许与从小就浸泡在国耻国难的死水里有关，早岁就热心于追寻历史。其中，有个迷魂阵叫做“太平天国”，也就是村夫野老说的“长毛反”。我能借到的书，从一副正经面孔的历史书到话剧剧本。从通俗读物到野史笔记，都找来读了。入大学以后，读书教书都是文学专业。还是经常挤出时间来读“太平天国”的史料和当时的论著。读了不少以前见不到的史料，加上社会阅历的增长，使我逐渐接近那段历史的本体，看出点根脉，提出些新的追问。我多次想写点白已的认知和质疑，可是却不能写，没心思写。

“太平天国”确实是个迷魂阵。不止是大量使用隐语、新造词语很是怪异。它特有的“天历”、官爵、体制匪夷所思，造反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冯云山的造神和早死是怎么回事？洪宣娇是不是很神？是否有洪大全这个人？罗大纲怎么不能得到封爵以至无声无息消失；也不止是最高层内讧谁是主演，韦昌辉、蒙得恩、洪仁发、洪仁达、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洪仁玕这些人分别是什么角色；到头来，洪秀全是个什么人，他葫芦里卖的药是要疗治重病赢弱的中国吗？洪家铺子的兴亡给中国提供了什么？为什么他和他的笔杆子总也不能将一个神话编得圆，为什么有许多云遮雾障，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叙述与评说……这种让人看得傻了眼，看得不相信自己眼睛的景观。这种让我几十年老是想说上几句却又只在肚里嘀咕。谅必是迷魂阵的魔力。

三年多前，我六十好几了，开始清理一下自已的文化杂货堆，首先想到了太平军。当时计划用一年半载，写出十篇八篇短文，快快将想说又能说的说出大约略，就算完事。不料，做起来没那么简单。首先是。以前看过的资料大多记不准了，手边一点资料都没有，查找费时费力且不说，有些竟再也没看到。再则，思想自由与能够发表之同的空间，比期望的要小得多。第三，将可以写成长篇学术论文的内容，用短小的篇幅好读的语言来表达，也就是史学与文学统一、纳须弥于芥子——螺丝壳里做道场，鲁钝如我，比登天还难。第四，写了十来篇，山南海北的报刊陆续发表后。很多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不少报刊出版社的编辑，希望我再写下去；我自己也觉得还有许多题目没做，有一种刹不住的感觉，于是在打算收摊之时，再写了十来篇。

不是只有赞同、鼓励，在报刊上热切评说，也有位老先生在我才发表第一篇时就嘲笑我“隔行论史”。我觉得他所嘲笑的，正是应当倡扬的。就整个学术文化界，尤其是中国的学术文化界而言，我主张要大大提倡跨学科参与——隔行论X。这个X，依学术发展的需要和学人的主体可能而定。也就是说，要隔行不隔山，相邻相近相关的学科，有什么值得论而你又论得出的，尽可以去论。不能论或不想论就短说，杂谈，七嘴八舌。这对激活学术，大有裨益。有些学术领域，如果没有隔行者参与，本行的学人长期受圈内绝对主流观点的塑造、制约、熏染，很难有自由思想和独立认识。即使有，受到种种“关系”、利害的制约，很可能就欲说还休，胎死腹中。即使写了，圈内也很难让它正式露面。

我绝不认为隔行论史就可以信口雌黄。这本书里的每篇文章，每一个见解，都是史实的自然而然的解读和生发。我不作连篇累牍的引用，偶有必要的摘引也不注出处，更不作只有专业人士才看的考证。其实对史料的引用、考辩，都慎之又慎。有些事、有些话，说了又说，一部分是难以避免的互文，一部分是由于写作之初没有明确的计划，现在为各篇独立完整都原样保留。重复之嫌，请读者谅解。写这些文章，并不想批评谁，同谁争论，所以尽力避免提到现当代的人名作品名。因为，不是哪个人、哪部作品的问题。我只希望同更多读者一起，认识洪秀全和太平军的本来面目，思考被随意摆布的历史，看出些迷魂阵的魔力和法术。我知道，比起山呼海啸的宣传，这本由短文结成的小册子，是很孤立而渺小的。可以引以为慰的是，它表明没有在迷魂阵中迷失自我。

感谢所有关心、帮助过我写作的朋友。感谢所有乐于发表、出版的报刊出版社的诸位编辑。尤其感谢读过一部分篇章或现在愿意读它的男女老少，因为你们愿看。我多年的劳作才有意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出版的许多关于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的史书和论著，按照当时他们的自称曰“太平天国”。尤其是1951年，大规模地宣传了这个称号以后，课本、辞书、学刊、会议、遗迹、纪念馆、博物馆，统统遵循这个规范，用“太平天国”的称号。人们习以为常，似乎无可疑义。

我却认为是不准确、不妥当的。

“太平天国”是什么呢？是洪秀全及其太平军自称的“国号”。蒙上一层宗教色彩，起初是为了诱惑、煽动百姓参加造反。即使如此，也完全没有掩盖它作为“国号”的本意。攻占南京之后，更是处处以天下唯一超级大国的“国号”自许了。

其实，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从1851年金田村暴动，到1864年洪秀全自杀、南京失落，总共十几年里，主要活动于南方的几个省。1853年攻进南京之后，除了1855年全军覆没的北进，差不多同时失败的西征，主要活动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即使这些省，也只是控制了一些城镇，选没有全部占领。在这些省里，清朝除了军队之外，政府机构仍然存在。更谈不上推翻清朝皇帝及其中央政府。这个朝廷，已统治中国二百多年，而且受到国际上广泛承认。根本之点还在于，满族由于日益认同汉文化，大量迁居北京和全国各地，进一步与汉族趋向融合，共同与其他民族结合，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

1864年以后，李世贤等率残部活动于福建、广东的一些地方。至1866年初全部被消灭。与太平军赖文光所都会合的捻军，在湖北、河南、安徽、山东、陕西、山西、河北流动作战，于1868年全部失败。这些都只能算是与太平军有关的余波了。

洪秀金为首的太平军，十余年里主要的活动，是军事行动及准军事行动。在它所占领的地方，没有建立完整的政治机构。占领南京后才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并不曾真正实行过。洪仁玕1859年提出的《资政新篇》，有较多方面的设想，是因为他的突然到来并被倚重才出现的，在太平军中全无思想基础，更无实施可能，握有大权的诸王连看都不看，不过是一纸空文。许多具体制度、组织、条规，如圣库制、供给制、诸匠营、百工衙等，在南京执行了一些时候的夫妻分居、禁止私有财产、取消商业贸易等，都是军事化的办法，不具有政治建设的意义。它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外国的承认，外国同它的几次接触，属于了解情况。只占据全国少教地方，没有完整行政体系，没有得到全国多数百姓和国际社会承认，当然不能算国家。

农民造反在占领了一些地方之后，往往就建立什么国。远的不说，明末的李自成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天，次年在西安就建立什么“大顺国”，并且设立一套行政机构，不久还打进明朝首都北京。张献忠先在武昌称大西王，后在成都称帝，建立什么“大西国”。他们从1629年和1630年相继造反．至1645年和1646年相继失败，自始至终也是十几年，与太平军兴亡时间长短基本相当，从来也没有人按照他们自称的国号，去为之写什么《大顺国史》、《大西国史》。有关论著也不用他们的“国号”。为什么太平军就要按他们自称，承认它是“太平天国”呢？

更根本的理由不是类比。而是在于有没有统一或基本上统一全中国，有没有得到全国多数人的承认。在国际交往日益增加的十九世纪中叶。还要看是否得到国际上普遍承认。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应当有两个中央政权，局部的占据是不能称之为国家的，更何况太平军在南京“建都”后一直受清军围攻，最后完全被打败。不能因为清政府的腐败，而否认它是代表全国的中央政权。也不能因为对太平军的偏爱（实际上它的许多方面完全违背社会的文明进步），就称它为国家。

总之，太平军造反和在中国几省的军事占领，不成其为国家。无论持何种观点和评价，要为它写历史论著或历史正剧，都应当称之为太平军而不是沿用不正确、不合事实的“太平天国”。纪念馆、遗址之类，也是如此。比如，要为它写历史书，应当是名为《太平军史》，叫做《太平军兴亡史》也可以。各种遗址，比如王府，应当称为太平军某王府。只要放弃不科学的观念，历史书、论著、遗址、翻译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外国在太平军造反时，就有好几种介绍性质著作出版。一百多年来。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当可观。其中，英文最多，也特别有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就我所知，当时的一些书，大多称之为“中国目前的叛乱”、“中国的造反者”、“中国的叛乱者”。例如，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中国人及其叛乱》）也有称之为“革命”又用了“太平天国”译音作书名的，这就是参加过太平军活动的英国人呤唎（A.F.Lindley）的回忆录。其书原名是Ti-ping Tien-kuok: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Tien-kuok，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Adventures，直译是：《太平天国：太平革命的历史，包括作者亲身经历的叙述》。著者当然站在太平军方面说话，但那Tien-kuok完全是译音，不是英语中政治含意的天国（Kingdom，也可译为王国、君主国），没有将它视为一个国家。所以，冒号之后还要再写上英语的“太平革命”。此书是少数有中译本行世的一部。译为《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由于著者用了“天国”英文译音，据以回译是可以的，而且在五十年代末，也只允许这样译。撇开具体的环境，如果译为《太平军革命亲历记》，或者，天国加上引号，会较准确。后来有些英文论著，用Taiping tianguo只是与呤唎法不同，同样是音译，完全不具有中文的含意。也有华裔专家，曾称之为“太平天国”（Taiping Kingdom，绝大多数论著，几乎一致地称之为“太平叛乱”。例如，被公认为最重要著作之一的（The Taiping Rebellion: History and Documents），直译是《太平叛乱：历史与文献》。所有用The Taiping rebellion的书、文，在英文中不至于有歧义，应当译为“太平军叛乱”。可是，中国的翻译、介绍、引用，却鲍大多数不管三七二十一，译为“太平天国”。好像当时和现在的外国人，都认为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天国”，即国家。如果说，1979年以前，在中国大陆只能如此。那么八十年代以后就应尊重原书原文的意思，不要沿用旧有的习惯才是。

法文著作，有称为La revolt des Taiping，也有称为La Revolution Taiping。应当译为“太平军叛乱”或“太平军革命”。德文著作也是如此。比如，《Die Taiping——Revolution in China》，应译为《中国的太平军革命》；如果译为《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既不合原意、不合实际，也别扭。苏联时代的俄文著作，大多称它为Армия Тайпи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应该译为太平革命军。即使称之为革命，也没有视之为国家。所以，都不应译为“太平天国”。

视太平军为叛乱或革命都可以作为一种观点。当然可以各说各的，也可以讨。但是，视之为国家则是不对的。上面所说的，固然是谈一个译名，根本上是谈造成不准确译名的观念，自然也有旧习惯造成的定势。中国关于太平军的译书、译文还比较少，今后还有很多工作可做。不过，千万不要带着不应保留的观念或习惯，将人家说的“太平军叛乱”、“太平革命军”，硬是改造成“太平天国”。那既不能说准确、科学，也不利于中文读者作参考。

弘历（乾隆）在位后期，“文治武功”的眩目外衣，包裹着官吏腐败、国库空虚和其它许多复杂问题。尤其是长期思想文化的极端专制主义，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贻害不会与弘历一起进棺材。较之经过文艺复兴进而开始产业革命的欧洲诸国，中国在很多方面不可避免地目益落后。颐琰（嘉庆）掌权，想要在经济和吏治方面有所改良。但他和近臣只能着眼于一些表层问题，而且未能采取有力的措施。到了旻宁（道光），积弊屡甚，许多国内问题日趋激化。帝国主义也就开始公然的侵略，国势衰颓日益暴露。一些忧国忧民之士，看出了一些痼疾，思考着改革。鸦片战争给了中国朝野当头一棒。原来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魏源，进而提出培养人才，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建立近代化工业，以抵抗外国侵略。这些主张，切合时宜，影响很大。为形势所迫和事实的教训，清朝当局从自身的利害考虑，完全有可能半推半就，逐渐采纳和实行一些维新建议的。只要官府不禁止，民间的工厂，也会自发地逐渐开办起来。如果科技和工商业走向近代化，必然会对其它领域产生带动和促进作用。太平军造反，鹿死谁手，吸引了全国上下的注意，人们没有心思去探讨实行近代化的大小方案。更何况，清朝当局和太平军双方，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拼个你死我活，仅仅“师夷长技”一项。也没有大规模实行的条件。

生产力落后，人口压力，官吏腐败，鸦片流毒，财政枯竭，已经使清政府非常虚弱。连续不断的外国侵略，损兵折将，割地赔款，丧失权益，外交问题困扰不已，更是对这个虚弱的巨人的多方面打击。于是，太平军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从广西桂平打到南京。从造反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很好的时机，才会那么快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对于洪秀全、杨秀清来说，他们一门心思就是要造反成功，登上权力顶峰。至于在外国侵略频繁的情况下造反，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会产生什么作用，会使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什么地位，是根本不可能去冷静想一想的。然而，从清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角度，冷静地看待外患日甚的中国处境，在各种可能性之中，最不利的事是：长期、大规模的内部战乱。当时许多人就看到这个关系中国命运的根本问题。拉开时间距离，只要没有偏见，这一点更是清楚不过。

太平军“定都”南京以后，洪、杨建立一个君权与神权相结合的体制。当然，这是一个局部的占领和割据，远非控制了全国。如果他们能攻下并控制北方的更多地方，那就必将“天京”这一套推广，顶多作些次要的修补和调整，根本体制是不会改变的。洪秀全在“天京”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他既要当天王，又要当教主，对臣民进行君权与神权的双重统治。他深居不出，神秘兮兮，不但是忙于“安享天福”，也是制造教主的高高在上的架势。杨秀清既巳掌握了军政实权，还更加抓紧“天父附身”的神权．这既是准备时机成熟时代供自立，也是为了从精神上、心理上统治部下和百姓。

中国历代皇帝都自称“受命于天”。这个老调子到清朝也照唱不误，但它的欺骗性与控制力已越来越受削弱。洪秀全不同之处在于，不但“受命于天”，还要成为唯一正统宗教的教主。这宗教实际上是土洋混合的洪氏宗教。对其它一切宗教神道，统统称之为“妖”，加以排斥和镇压。所以就不只是借“天”之名维护或强化君权，而是君权统治之外再加上神权统治。借迷信宣传造反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使洪秀全更热衷于神权统治。要是杨秀清取代洪秀全．也会继续用“天父附身”，统治臣民心灵的。

当欧洲经过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张扬人文主义，冲破教会枷锁，继而在科技领域取得重大进步，产业革命使不少国家在工业、商业、军事、教育诸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在中国的洪秀全及其太平军，却要建立一种君权与神权结合的彻底专制主义统治，注定中国必须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君权与神权结合的彻底专制主义，必然排斥文化与科学。洪秀全不分青红皂白，将中国历代典籍一律斥之为“妖书”。尽毁不成，仍不甘心。统统要经他自己抓的机构删改后才可再用，可是到死也未删改出一部。其实他的皇权思想和享乐主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部分。鸦片战争的洋舰、洋枪、洋炮，并没有引起他对近代工业的重视。他连南京城内都不准开店，遑论发展商业。作为连秀才也考不上的小知识者，他对有文化而未参加造反的人，抱着一种强烈的敌视心理，以致他的部下将这些人视之为“妖”而格杀勿论。他当然意识到没有文化、日不识丁的人，更易于接受他的一套。但是，他也知道，他的统治需要一些有文化的人作为工具，于是进南京不久便开科考试。然而，他们的反文化、仇视知识者的作为，加上他们在外国侵略加剧之际造反，为有识之士所痛恨，即使发告示，说逃避考试的斩首无赦，应考的仍寥寥无几。这样的强迫应试，说明很多问题。当时有人就看出：“无读书练达之人”是一大缺憾，“盖天之所不与也”。这个“天”如果作客观规律理解，就有道理。朱元璋造反时比洪秀全更没有文化，但他肯用知识分子，于是打了天下，并且坐稳宝座。然而，他做了皇帝之后，一心只为家天下，搞极端皇权主义，实行特务统治，大兴文字狱，大杀功臣，使中国没能得到可能的进步。进八十九世纪，在人类文明处于急速发展的历史阶段，洪秀全此种思想态度，他所占领的地盘越大，在位的时间越久，中国与近代化国家的落差必然越来越大。

清朝政府为了与太平军作战，使尽了力气，用尽了办法。这是生死攸关的事，你死我活的搏斗。其它一切，都顾不上或虽顾而乏力了。给汉人兵权，是极其忌讳的。不得已之时，也就给了。最后。主要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高文化的汉族官员，打败了太平军。太平军在造反过程中，造就了石达开、李秀成等一些善于征战的将领，可惜他们走错了路，只能成为洪秀全的殉葬。

1857－1860年，英、法等国，趁清政府与太平军两败俱伤之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是尽人皆知的：火烧圆明园，洗劫北京城，签订了对中国更加苛酷的《北京条约》。从此，列强更将中国视为可以借机宰割的鱼肉。

1864年。太平军失败。四年后，它的残部和捻军的联合部队也完全被消灭。从它起事至此，历时十八年。清皇朝稳定下来了，洋务运动也见到几项成效，于是人们称之为“同光中兴”。从中国内部而言，这种说法是有些根据的。从世界格局来看，中国与列强的差距还在扩大，只是停止了滑坡，落差减缓而己。

本来，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历史给中国和亚洲国家提供的近代化最后机遇。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抓住了这最后机遇。它实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全面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中国呢，被内战弄得精疲力尽，财政空虚又要给外国不断增加赔款，不时受到列强侵凌，没有力量实行全面近代化。加之此时正值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日益专擅和腐败的年代，近代化未能得到应有的支持。一些学习外国技术和引进设备的努力，起起落落，成不了气候。如果没有长期的内战，哪怕是内战在几年里结束而不是迁延十几年，从五十年代开始推行近代化，即使进展不快，也有可能减轻内外交困的恶性循环，不致根本丧失最后的机遇。中日甲午战争（1894）的结局，表明抓住机遇和丧失机遇，后果是多么不同。从此以后，中国便是没完没了的割地、赔款，国难、国耻成了家常便饭。从物质到精神，都几乎抬不起向前的脚步。太平军引起的长达十几年的内战和反文明的政策，打断了中国探求近代化的可能，并且使后来的努力如同老牛破车爬高山。

几十年来，许多历史论著，将起于农村的造反，称为“农民起义”或“农民革命”，一概从根本上加以肯定，说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为了印证这一先行结论，经常不能正确对待史料。总是按这把尺子，对史料进行取舍、剪裁、加工、曲解，有时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程度。其实．农民造反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造反者的目的和所作所为，还要看外部环境的不同。历次造反，总是提出一些口号、纲领，以鼓动人们参加、支持，争取胜利。对此，应该有分析。首先是，口号、纲领是否切中时弊，药方开得对不对。但要注意，有些口号、纲领只是为了宣传鼓动，一开始就有很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有些口号、纲领，起初包含几分真实愿望，时过境迁便大部分放弃或当作破鞋子丢掉。所以，更重要的是看造反者做了些什么。反暴虐统治，反贪官污吏，反横征暴敛，都是正义的。然而，如果造反期间或立足之后，只是换个旗号换批角色，正义性便丧失了。如果弊害甚于所反对的政权，那是双重的罪恶。因为，百姓和社会己为你的造反付出了沉重代价，你却给了一个更难以忍受的结果。与此相关联的是，倡导、建立些什么。如果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百姓的安居乐业，民族的团结和睦。外患的化解消泯，就值得肯定。反之，便是历史前进的挡路石或地雷。农民造反的成败，打下江山后施政的得失，关键是对待先进知识者的态度。先进的知识者，不但是文明的结晶和酵母，也是社会繁荣进步的第一动力。被称为“农民革命”（或起义）领袖的张献忠，以招考为名，杀尽应考者，笔墨成了小山。一代枭雄，给中国尤其是四川造成巨大创伤。如果他更阴险一些，利用知识者帮助，占领中国大部分地盘乃至全国，再来杀尽知识者，烧尽各种图书，那将是空前的浩劫。

几十年来，太平军被作为“农民革命”的范例。其实，前期领导集团和骨干，不少人是游民、富户、典当商乃至海盗。问题不在于这些人原来的身份，不能用这种筒单化的机械论来确定它的性质和历史作用。问题在于，它是利用宗教迷信发动起来的造反，而不是具有近代先进思想的革命；它是为极少数人建立“地上的天国”，而不是为中国创造美好的前途，不是为广大农民谋福祉。洪秀全等利用汉人对满族统治和清廷腐败的不满，以宗教迷信为外衣、工具、武器，煽动、迷惑、欺骗一些人八伙。公开造反之后，还加上很大的威胁成分。他们所到之处，没有逃跑或被杀掉的多数百姓被收编入太平军，财产充公，房屋烧掉，以绝退路，随即以洪氏教义从思想到行动严加约束。参加者无论愿不愿，通不通，只能成为带着“天国”梦的过河卒。洪秀全、杨秀清是否给广大农民利益呢，看看他们打下南京后的所作所为。便可了然。所谓“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主要是为了宣传需要。这种农业平均主义，根本不可能真正实行。由于他们的许多具体条规制度，只能造成荒谬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进行极其苛酷的统治与掠夺。连各级官员吃多少肉，都有明文规定，差别悬殊，这是“无处不均匀”非常生动的注释。至于实际上的惊人落差，更是对“均匀”最刻薄的嘲弄。加上动辄“斩首不留”的恐怖统治，便导致经济的严重萎缩和文明的休克。说什么推动历史前进，实在是匪夷所思。

不加分别地从根本上肯定“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是历史研究一大误区。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当然表明那时的政权或社会存在严重问题。然而，造反并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还可以有其它选择。造反的代价最大，只有取得相应的补偿，才应当肯定或赞美。认为无论怎么样造反都天然合理，造反者所有“反其道而行之”都有进步意义，是一种背离事实、违反科学的历史观。根本的尺度应当是，根据其所作所为和造成的效果，带给广大人民福利还是苦难，促使社会文明进步还是落后倒退。

历史和历史论著，是很不同而却常被混淆的两个概念。历史是昨日的实有，是一切曾经存在的物质和精神及其各种形式的运动。历史论著则是各式各样的人，以不同的意图，对历史作出的描述和评价。因此，历史与许多历史论著相去甚远乃至南辕北辙，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只有不以预设的结论和一时功利为依归，尊重历史，客观、垒面看待历史。才可能有近于真实的描述和公正的评价，才可能成为各种经验教训的镜子，为今天和明天提供精神滋养。尊重历史的根本和出发点，是力求符合昨日的实况。只有尊重历史，才可能被历史所尊重。

应该走出梦话，拒绝梦话。这不仅是历史研究健康前进之必需，也是一个社会扶养正气的要求。

这篇文字，要说的是林则徐与太平军。

林则徐在广州，禁止鸦片，虎门销烟，抗击英军，是每一个中华儿女都称颂的。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电影及其它宣传媒体，按照统一尺寸，也在这一事件上给予肯定。只是，那些宣传媒体，给人的印象，好像他可以肯定之处，也就仅此而已。

八十年代以来，他的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常被引用。1989年至今，另一联则更广泛流传。那其实是一首七律的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它好联还不少，如：“愿闻已过／求通民情”。又如：“应视国事如家事／能尽人心即佛心”。不过，还是前两联更好，更能传达他的精神境界，并为他所身体力行。

他为官四十年，除在广州的禁烟、抗英之外。值得赞美的作为还很多。比如，大力兴修水利，比较明智地处理民族矛盾，积极安定边境，率先睁开眼睛看世界，这在他生活的时代都很罕有。纵观十九世纪上叶，他是非常突出的伟大爱国者。其伟大，其突出，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一生清醒，为所当为，为国家不计个人祸福生死，尤为难能可贵。

然而，这位伟大爱国者却长期受到莫名其妙的贬损。原因是他临终前受命去消弭洪秀全等人的造反。“镇压农民起义”。是一项所谓原则问题的大罪名。不少历史人物，因此被一笔抹煞，甚至被丑化、鬼化。其实，所谓“农民起义”有各式各样，不能一概而论。参与、支持、反对或镇压，也因各种形势和主客观条件而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化地一刀切。

林则徐的一生，尤其是在广州的爱国正义作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存在，是无法掩盖、抹煞更不能否定的大事。至于“镇压农民起义”，他在赴任途中便病故了，没有来得及对洪秀全等人实行“镇压”。即使如此，有些著作文章，也还是将他奉命去广西，作为一个大问题，说是什么“可耻的使命”，是什么出于“统治阶教反动本性”。有些辞书、小传、文章。没有这样粗暴严厉地贬斥，也都作为一个污点，记上一笔，再说他在潮州途中“病死”。前巳说过，按照1949年以来中国的历史价值判断，“镇压农民起义”便是“反动”，即使还没有实行，也不能放过。最后用“病死”二字，即由此而来。须知，此类书中，对歌颂、赞美、肯定的人物，因病去世的均称为“病逝”，反之则曰“病死”。一字之别，褒贬尽在其中，所谓春秋笔法是也。

然而，照我看来，林则徐之受命赴广西，是非常崇高悲壮之行，是这位伟大爱国者达到他品格顶峰的攀登。

因为，林则徐之受命，完全是为国家兴衰存亡着眼，置个人祸福生死于度外。

要说明这个见解，就得从前前后后做些必要的考察。

作为清醒的爱国者，林则徐为官之后，就考虑社会改革。他除了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力为国家为百姓“办实事”之外。还同龚自珍、黄爵滋、魏源等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这是一个切中时弊的改革观念。正因为有他的参与提倡与支持，经世致用的观念才产生深远的影响。1949年以来的一些史书，只提龚自珍、魏源，大约因为林则徐是大“封建官僚”又有前面所说的那个罪名吧。这其实是很不公正的。

1839年，他作为禁烟的钦差大臣到广东，在内外环境异常复杂，任务极为艰难繁重的情况下，特意派人翻译外文书报，尤其是译成《四洲志》（原书名为《世界地理大全》），以了解外国情况，世界大势。直接原因是为了禁烟和抗英的需要，但决不仅仅为一时之用。后来，魏源受他委托，以《四洲志》为基础，扩编成《海国图志》，并且不断增补。由此可知，他是从思考中国的改革，到睁了眼看世界，又从世界格局来看待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

1848年，他在云南，面对汉、回争斗的局面，提出“不分汉、回，但分是非”的政策，明智地处理了民族矛盾，安定了边境。因此，以云贵总督被加封太子太保。但他并不贪恋高官显爵。次年，他在平息越境骚乱，给云南赢得一个安定的边境之时，因自己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回家，得到准许。早在退休之前，他曾因疝气、脾泄（便溏泄泻）等疾病一再请过假，这些病都不宜于劳累、颠簸，需要在清闲安逸的条件下调理。退休回到福州才半年，他当然知道应当继续调理疾病，颐养天年。然而，还是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奕詝（咸丰）的任命，并且尽快上路。本来，奕詝在夏间就想起用他，但他以病推辞了。这次奉旨急忙赴任，可见情况之特殊，可见他本人的极端重视。照官方所说，当时广西“盗匪充斥，窜扰数县，民不聊生”，更大规模的暴动即将发生。作为刚刚卸任的云贵总督。作为十分关注时事的爱国者，他对广西动荡的局面必然有所了解。对洪秀全等利用邪教迷信准备造反“立国”，也有所闻知。他答奕詝的奏折里说“未悉情形”，这是官员对皇帝或上级惯常的套话——用以衬托“天子圣明”。此前两广总督徐广缙从广东赶去广西，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又无法兼顾广东。广西巡抚郑祖琛一向“专务弥缝”，也就是专门掩盖问题粉饰太平，此时更是束手无策，坐视骚乱燎原。林则徐既大略了解形势的严峻，也明知徐广缙、郑祖琛既无能又有矛盾（未几郑被徐弹劾而革职治罪，徐后来在武汉也被革职并判“斩监侯”即死缓），听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很快就会造成燎原之势。如果有人认为他看中钦差大臣的高位才应诏，那不但没有根据更大悖于情理。事实上，十一年前他就当过钦差大臣。还先后出任两江、两广、湖广、陕甘、云贵总督。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可算是曾经沧海了，哪会在衰老多病并已经退休之时，还看重什么高位，倒是，他必定会从这一任命，看出形势的艰危，责任之重大，赴任的政治风险。但是，强烈的爱国情志。使他也顾不得这些了。

显然，他从当时的世界形势，从列强觊觎中国，从鸦片战争英军侵犯中国沿海之得逞。痛感中国必须学习外国科技，发展生产力，拥有坚船利炮，才能免于被动挨打，免于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免于割地赔款乃至最后被瓜分。只有国内社会安定，才可能进行改革，实实在在地“师夷长技”，达到国强民富之目的。而广西的严重动荡，远非边境民族问冲突可比。在外忠弥殷的情况下，如果广西的局势蔓延，很可能导致中国的内外交困，那就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生存，绝对不能等闲视之。

他心甘中的国家，有多方面丰富内涵。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当然有深刻的印象，只是在那个时代和环境里不能明说。如果他是一个将皇帝与国家等同起来的人，就不会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就不会有“无欲则刚”的风骨。他为官四十年里，先后在浙江、山东、江苏（包括现在的上海）、湖北、河南等地，大力防治水患，兴办水利，赈灾救荒，在被流放新疆时还垦荒开发，在云南明智处理民族冲突，许多地方的百姓十分感念。他无论作一般官员、封疆大吏、钦差大臣，都注意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思考兴利除弊和发展生产，希图学习外国技术以抵御侵略。以他的高深文化涵养，自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浓厚的感情。只不过，他并不囿干中国历史文化，而是率先睁眼看世界，为整个国家的生存和前途着想。他确实忠君，固然有时代与个人局限的一面，但还应看到，他是将皇帝作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象征的。他是在爱国的前提下而忠君的，否则他曾受过奕詝（道光）的错误的处罚，即使不敢口出怨言和流露对立情绪，也尽可不必那么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受到严重的威胁，使他不计个人祸福生死。1850年9月29日（夏历，下同。一说是10月1甘）接到诏书。此时，他旧疾疝气和脾泄都正在治疗中。但他顾不得这些，10月2日，就起程了。那时交通不便，旅途颠簸。10月12日到诏安，病情急剧恶化，一日泄泻二十余次。如此病情，照常理，当然必须停下来休息治疗。然而，对国事的焦虑，使他完全置自身的病痛生死于度外，坚持继续赶路。的确是为国忘我，奋不顾身的典范。几天后到了广东普宁，竟至“昏晕难起”。坚强意志毕竟无法战胜重病，乃口授遗折，由随行的次子林聪彝代笔。随即，他就不治病逝，时在十月十九日辰时。数日后，还不知他已病故的奕詝，还加派他兼任广西代理巡抚。

倘若他不是重病在身，带病驰驱于途，以致病逝于行馆；倘若天假以年，得以到广西履任，凭他的能力、经验、名声、威望，是有可能在拜上帝会未成气候之前，加以瓦解，平息这场造反于尚未正式爆发之时的。即使爆发了，也决不会像后来的钦差大臣赛尚阿那样，指挥完全错误，让已经山穷水尽的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并且在流动中迅速发展壮大。这样，自然也不必像后来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到了太平军造反已经燎原，才开始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而屡经曲折，费了十多年时间，才结束了内战。不必在双方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十余省饱经战争摧残，才来包扎深重的创伤，逐步恢复正常的农工商业。简括地说，如果老天爷给林则徐以必要的时间，太平军公开造反就不一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会较快被瓦解或击败，中国就可以免于十余年内战的劫难，实行近代化的最后机遇就未必会失去。应当承认，在关键时刻，一个杰出人物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历史天平上的重大砝码。

林则徐在饱经打击和磨难，在“同甘苦四十四年”的夫人郑氏“先撒手”的感伤心情中，在个人功成名就并且已经因病退休之后，在亟应安定清闲地治病养病的时候，在政敌穆彰阿仍把持大权的情况下。甘冒生命与政治风险，不计个人祸福生死，立即应诏赴任，是一般人所难以想泉的。这既说明，作为睁眼看世界的政治家，对于广西骚乱的严重性及可能演变成为全国性的灾难，有清醒的认识和预见。对于以迷信活动酝酿公开造反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用生命证明，念念不忘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是由衷的信条而非一时的豪言壮语。他一生的言论行止，较之洪、杨的所作所为，对中国走向近代化进程所起的作用是根本不同的。如果将洪、杨的精神境界与他相比，倘不说是对他的亵渎，那就说是极大的反差吧。

然而，在一百年后，在一些学者的眼里，林则徐应诏去广西，竟成了他的罪名或污点。历史之被颠倒，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当然，这是某些将“农民革命”一概美化的理论造成的。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将林则徐的舍命赴任，与太平军的造反，与为美化太平军而污辱林则徐的观点，与“农民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论，一起放在现当代良知的评议台上，将青史，从头说。

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绝对不会想到，在有人对它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质问的时候，它竟由于产出一个怪胎，得以苟延残喘几十年。

这怪胎就是由洪火秀改名的洪秀全。

洪火秀在只有十四虚岁的1827年开始参加考试，一考就成为童生。随即乘胜前进，考秀才。可是考了四次，直到1843年已经三十虚岁，还是没能跨过这道比较低的门槛。

童生是由县官所主持的童试合格者，就是被承认的最低级的学历。如果考不上秀才，不论你多大年纪，在年轻的举人、秀才面前都只能算“小友”。秀才的正式名称是生员，是经过考试合格而进了学的，表示你有资格由县学管教的学生，是报考举人的一种资格，还不能称为“中武”或“中秀才”的。可是，就这么一个低级学历，洪火秀考了十七年还没有得到。

现在还没能看到洪火秀的当年的考卷，也许永远看不到了。照洪火秀——不，改名洪秀全之后留下来的文字来看，他是不应“进学”即考上秀才的。他桀傲张狂、自我中心的品性，三教九流、无法无天的思想，文白夹杂、颠三倒四的文字，在应考中无论怎么小心谨慎，不可能完全不流露出来，从而不可能不越出八股文的轨范。只要有明显出格之处，即使整个考卷水平不差，考官也不能、不会、不敢判为合格。这一点，洪火秀自己终于也觉察了。当他开始造反时，就将孔子作为革命对象。一方面固然是宣传拜上帝的需要，但在深层意识中，有强烈的报复情结。因为八股考试，作文内容必须限于《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依照朱注。形式从破题到束股，也有严格的模式规定。一个自负的青年，一个曾经被家里寄以厚望、被乡人夸得飘飘然的读书人，每一次名落孙山都会引发特别强烈而又复杂的反应。他1837年第三次科场失意后大病四十余日，死去还魂后“俱讲天话”。那心路历程，一万个弗洛依德也解释不清。我认为，有几点是可以推定的：一是内心在极其复杂煎熬中的挣扎，二是在极度刺激之后造成轻度的神经分裂症，三是清醒夹杂些许梦幻后的超常反弹，四是作为一种表演，主要是做给别人看的，五是考虑如何借助《劝世良言》创立宗教进而用以造反。失望、羞愧、沮丧、忧郁、不平、怨恨、愤怒、不甘沉沦、渴望报复……诸如此类的心态都会有。最基本、最现成的想法和表达，是认为考试和官府太黑暗了。最重大、最本质的逆反心理的产生与形成。是“我今为王”、“手握乾坤杀伐权”。他巳在内心深处做了造反的准备，“作秀”既是为眼前遮羞也是为以后造反放出的气球。他十几年后成了天王，说这次的大病一场、装神弄鬼，是“上帝教朕桥水（计谋）”。所以，他并不全是心力交瘁而病倒，也没有完全精神崩溃，故而能在挺过第三次落榜的难堪之后不医自愈，能够在六年后再去考了一次。1843年最后赴考，表明他对清政府的八股取士还没有绝望，也表明六年前的病倒不完全是“桥水”。第四次落榜，导致了他人生道路根本转折的实行。失意的老童生洪火秀，就成了激烈的造反领袖洪秀全。

茫茫中国，芸芸童生，进不了学，多如牛毛。人们多以各自的方式，消解了落榜的失意，打断了读书做官的念头，寻求别样生计。可是，老童生洪火秀却与众不同。十七年里四次挫折，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仇恨。使他仇恨的不是科举制度，而是他的落榜。他要用“让我来考别人”作为报复。在造反后首次占领小城永安时，万事纷繁，可是他却在1852年1月举行考试。当然是洪秀全自已作主考。可是，小小永安，没有逃跑的百姓都被迫参加太平军，有谁来应考呢？那就叫太平军中读过书的人都来考吧。于是，刚被封为南王的冯云山带头应考。考题是：天王万寿诗联。结果，四十多人榜上有名。冯云山为第一名。这次考试，根本不是什么“开国求才”。求才怎么会让造反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开国”元勋冯云山来应考呢？又有一种说法，说这只是为庆祝洪秀全生日。本来，他登极称天王后第一次过生日，尽可以举行特别的迷信仪式，吃喝玩乐，阅兵，比武，或者其它他想得出来的什么玩意儿。可是偏偏都不。而是要举行考试。将生日和考试联系在一起．由我来考别人，这种考试情结是明摆着的。打进南京的当年即1853年，在杨秀清生日时举行考试并由他主持。南京城里没有逃离的读书人。愤于太平军反文明、摧残中华传统文化的暴行，耻于在洪秀金、杨秀清这样的“鼠辈”手下求功名，不愿参加考试。洪、杨不得已而出布告，读书人不应考的要杀头。尽管如此，应考者也很少。有人还利用考试的机会，在考卷里讽刺乃至痛骂，当然都被五马分尸或寸磔了。后来，在韦昌辉、石达开生日时，也都举行过考试，同样由他们分别担任主考。这些考试，都比在永安那次较有准备，较有条规。所以，被视为太平军的正武科举。此外，还举行过一次女科，专要妇女报考。内讧之后，仍继续科举考试，由洪秀全身边的头号奴才蒙得恩任正总裁，会打仗而文化很低的陈玉成任又正总裁，让他们过过瘾。陈玉成被俘后，在清廷大员胜保面前，放着许多显赫的官衔爵号不用，自称“本总裁”，可见最重视的是这个。他自己造反前并未参加过科举考试（要考童生“被斥逐”），其所以重视总裁的虚名，无非是洪秀全科举情结和报复心理在领导集团的延伸和扩散，或者说，由洪秀全造成的一种集体意识。在南京的会试之外，1854年起，还曾在湖北、安徽、福建、江苏、浙江举行过乡试。1861年曾将由洪仁玕主持制定，由洪秀全批准的《钦定士阶条例》刊刻颁布。只是，这个条例并没有实行过。

从现在所知，太平军的科举考试，内容有根本性的变化。考题如：“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颂”，“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论”，“平定江南论”，“立整纲常醒世，莫教天光鬼迷解”，“四海之内有东王”，“禾王作主教人善”，“真道未知须醒悟”，“不好拜邪神赋”，“诛残妖以安良善策”等等。总的看来，是要求为洪、杨歌功颂德，顺从军事统治，信仰邪教。美化暴政，谩骂清朝政府与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宣传教育含意。如果说，考《四书》《五经》是以陈旧的传统文化来束缚思想的话，那么太平军的考试则是反文化、反理性的。参加考试的。大多出于被迫应付，少数是谋求功名。但这些人没有人认真研习过洪氏邪教，太平军的统治实在没有什么好恭维，而且也怕写豁边了以文贾祸，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像样的试卷。有一首流传下来，被以吹捧“太平天国”为能事的人所津津乐道的试帖诗，题为《一统山河乐太平》，写道：“一统天朝界，山河万重新。士民皆欢乐，成颂太平春。”从头到尾全是由空话、套话、谎话堆砌而成，内容贫乏，文字恶俗。比清政府的举人、秀才的一些试帖诗更加平庸无文，倒是很像一百年后的某些新诗和“新民歌”。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整个太平军统治区科举考试的水平。实际上，太平军的领导人也并不要求应试者写出什么好诗好文，只要你表示归顺、洗洗头脑、凑凑热闹也就可以了。

考试中式的比率很高。大约去应考的，只要能够填满考卷，未被发现什么出格的内容，便都给中一个不同的等第。在南京，就如《金陵省难纪略》所说的，“大约应考人无不中试者”。三鼎甲赐冠服金花，次一等的有袍无冠，再次者给红绿绉短袄。然后游游街，便算完事。武科尚且“一律回原衙听候调用”。文科就自然只能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有人考过后，等等未见授职任用，问他所服侍的某王，得到的回答是：“本为祝寿耳。若授职，尔等文人，能作何事？岂若仍作吾之掌书大人为佳乎！”乡试中武者起初也叫举人（后来改分博士、约士、杰士，相当于原来的举人、廪生、副榜），只考全日一场，便以定局。1854年，湖北一千余人应考，取八百多人。1857年，安庆乡试，只潜山一县便有八十四人中举人。每人奖点什么。比如黄巾、红缎包头，都是“圣库”里富余的东西。给你们一个空名，让你们来表示归顺，听听你们歌颂，消除些胡思乱想．弘扬一通洪氏教条。粉饰一下升平，表示一点德政，满足我的报复心理，享受我的王权威风，都是从“本为祝寿”生发出来的。领了奖算完，大约连游街也不游。从南京到省里，从逼考到考试到唱名到发奖到游街，不知多少笑料。

像闹剧而不是闹剧，像猴戏而不是猴戏。这是变了味的科考，是科举制度将要走到尽头的一支插曲。

老迈衰朽的科举制度受到了哭笑不得的嘲弄：它所孕育的一个怪胎，被抛弃后却怀着特殊的“恋母情结”，在成为一方主宰之时，就急切地要让它按自己的意愿和设计重新焕发青春。虽然，这只是短暂而丑陋的插曲。但是，正因为这怪胎和插曲的出现，人们暂时停止了对老朽的科举制度生存权利的质疑和挑战，推迟了它寿终正寝的日期。

拜上帝会的创立，太平军的造反，冯云山是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可以说，没有冯云山，便不会有太平军造反，不会有“太平天国”。《李秀成供辞》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按即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是符合实际的。

冯云山，广东花县人，家道段实富足。除儒家典籍、八股制艺外，天文、历法、兵书、相术、占卜均有涉猎。也许因为广博而不专干举业，多次考秀才而未酬，对科举和清政府都很不满。

他与洪秀全是学友（一说又是洪表弟），关系密切，同病相怜。科场失意，就从别的方面找出路。他学过星相，认为洪秀全“多异相”，“仪表不凡”，“有王者风”；生时日月，当贵为“九五之尊”。学过相术也相信相术，这在中国历史上，在当时，都是常有的。不足为奇。正是因为他会相术而且确信洪秀全有帝王之相，决定了他的人生取向和命运，对洪秀全和近代中国也有很大影响。

洪秀全第三次考秀才落榜，“死去七日还魂”，病愈后尽管满口“天话”，有造反意识，但并没有实行，而是继续准备并且第四次去应考。第四次名落孙山后，冯云山“历举古今成败事说秀全，教以起事”。可见，洪秀全之决心造反，冯云山的怂恿、劝说起了重大作用。冯云山自己怎么不为首造反，而说服洪秀全跟从呢？主要不在于洪年长，而是因为洪有帝王之相而自己没有。也就是说，冯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于洪的助手和谋士，定位于“谋立创国”之后做个开国元勋。这样的定位，即使洪推让，他也决不会接受。当然，以洪的狂妄、自私而又年长一岁，是不会推让的。

要造反靠造神。要造的神是洪秀全。幌子是拜上帝。于是，冯云山陪同洪秀全，由广东而广西，宣传拜上帝。他根据粱阿发的《劝世良言》，加上洪秀全所讲那些得自病中的“天话”，糅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地君臣的教化，用口头和文字千方百计神化洪秀全。

1844年5月21日，他们俩到广西贵县赐谷村，寄居于洪秀全表兄黄盛均家。两三个月里，宣传首次取得较好效果，信从者逾百人。可是，洪秀全却没有耐心了，说是“见表兄家苦，甚难过意”，他们不应再留在这里拖累他表兄。两人“语言有拂逆”。谅必是洪说得很粗暴难听，冯却表示应该留下来继续发展拜上帝会，顶起牛来，谈崩了。胳膊自然拧不过大腿，冯只好先离开赐谷村，洪也随后就回广东花县。尽管洪如此不顾大局，尽管如此不愉快地分手，冯还是坚心致志留在广西。从事拜上帝会的活动。他历尽艰辛，想卖苦力而不得，曾靠拾猪牛粪换米，后帮人家挑水看牛。终于，在紫荆山得到立足之地，当上了塾师，发展了一批信徒，势头颇好。

闻知冯云山开创了一个好局面，洪秀全于1847年8月27日到紫荆山。开头还与冯一起每日“写书送人”。看到信从者日增，洪迅速自我膨胀，再也不耐寂寞，要轰轰烈烈干一场了。他跑到三江口去，亲手捣毁甘王庙，还以“太平天王”名义，写了《斥甘妖》诗及“天条”于庙壁，另贴“诏谕”云：“并令该处人等永不准复立此妖庙。拜此邪魔。倘敢抗命，定与此妖一同治罪。”第二天，回到紫荆山，又将花雷、田泗两水的神坛偶像统统摧毁。这种行为，显然是以造反首领的身份，公开向清政府和乡绅宣战，公开向相信神道的乡民宣战。不但与冯云山一贯秘密、细致的活动完全相反，而且导致猛烈的反击，使自己、冯云山及信徒陷于险境。此时，胆大包天的洪秀全突然变得胆小如鼠，只顾自已不管他人地溜到贵县赐谷村的表兄家避祸了。不久听说冯云山与信徒卢六被捕，在其他信徒设法营救之时，他却跑到广东，说是要请求两广总督耆英，“请求释放因信教而入狱之两友”。这很可能只是脱逃的遮羞布而已，自然不可能见到总督耆英，只是躲在广东家里避风一年半。直到冯云山已被援救出狱（卢六早已庾死狱中），赶回广东与他共商重振大计。危险过去了，他才同冯云山于1849年7月重返紫荆山。

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这几个主要人物，都是冯云山深入做工作，而先后参与策划造反的。至于一般百姓，没有冯云山及上列四人，根本不会参加拜上帝会。可以说，没有冯云山，广西就不会有足以造反的拜上帝会，一些天地会的人马也不会来参加造反。如果用现代中国大陆的标准语言来表达，就是：主要由于冯云山的努力，宣传、动员了群众，准备了干部，形成了领导核心，团结了其他可以团结的力量，筹集了造反的初步物质基础。同时，不少宣传材料由冯云山撰写，多数典章制度在他主持下制订。这些文件和典章，将洪秀全零乱的思想、观点加以梳理和发展。它们的要点是，建立以洪秀全为领袖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实行彻底的军事管制和分配，完全剥夺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强制推行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

凭他的开创筹划之功，凭他作为“天父第三子”（洪秀全为第二子），本应作为第二号人物。可是，洪秀全在永安（今蒙山县）封王时，他却只被封为南王，第四号人物，而且明确规定要受东王杨秀清节制。历史上惯例，首要谋划文臣地位都高于主持军事将帅。即使杨秀清有“天父附身”的特权，曾挽救拜上帝会免于溃散，组织能力特别强，洪秀全此时要坚持让冯云山为第二号人物也并非不可能。更不必说让冯云山受杨秀清节制了。尤其不合理的是，单凭作战勇敢、冲锋在前的一介武夫萧朝贵，竟然位居第三，在冯云山之上。而且这明显地是出于洪秀全的意向。至于萧的所谓“天兄附身”，比榜的“天父附身”的把戏容易对付得多，只要洪、冯愿意，是很容易消解或淡化的。可见，洪秀全既深知冯云山的功劳，很需要他，但又有意要压低他，并且相信他不会吵闹。故意压低的根由，出于洪不喜欢读书人，更不允许谁显示出文化上比自己高明，还由于在几个首事诸王摆摆平、大家不争不吵的需要。后来的事实证明，抬高杨秀清、压低冯云山，对太平军而言，是个根本错误。

1852年，太平军欲趁湘江水涨，分水陆两路沿江而下，进取湖南。出发前，冯云山曾提出，湘江水涨流急，清军易于利用两岸条件设伏；为了保险，应由步兵从两岸先行，再以舟船运载人员、辎重后进。洪秀全急于取湖南，认为步兵从两岸先行则迟缓了，会延误目的之实现，不予考虑。冯云山于是提出，这太危险，让我率兵乘船在前，免得你天王遭到不测。洪秀全既要坚持己见更要自身安全，同意了。果然，冯云山在蓑衣渡中伏，苦战多时，中炮而死。时年三十七岁。

冯云山太相信自己的相术，才会去劝说洪秀全这么个人做造反领袖。在坚信洪一定会做天子的同时，又对洪很讲忠义，在洪一再撒烂污时都无怨无悔，忍受各种艰苦磨难。对于洪的任性，总是一味迁就，处处为洪着想，将洪的利害安危置于一切之上。他的人生价值取向，就是做个道德上完善的开国功臣，实现“他年得志美名扬”的志愿。他的骨子里，不少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可是却又顺着洪秀全的思路，宣传了许多与传统理念相悖的新迷信，主持制订了许多与传统对立的规章制度。洪秀全是他为之鞠躬尽瘁的终极对象。而在洪秀全心目中，他只是一个既需要又有意压低的驯顺工具。他死时，洪秀全哭道：“天不欲我定天下耶？”完全是从自己“定天下”来着眼。如果他活到洪“定天下”之后会怎么样呢？就很难说了。就洪的人品、行为、各方面的综合指标来说，根本不值得冯为之贡献一切的。从洪发动的造反对中国历史进程的作用来说，冯对他贡献愈大，对中国走向文明进步的负数也越大。

冯云山对清政府和科举制度的黑暗不满，是很自然的。不愿安于庸常的小康生活，也是自恃有才学的人常有的心态与生态。追求“他年得志美名扬”，那就要看能否“得”，更要看什么“志”。凭借相术来确定自己的前途与命运，是盲目而危险的。人一生的得失、功过、是非、命运，往往取决于关键的一两步。冯云山决心辅佐洪秀全造反，是最绝的一步。在广西多年“地下工作”，其艰难困苦，比古代的多数开国元勋，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洪秀全献出一切而且百依百顺，为顾全造反大局而甘居杨秀清、萧朝贵之下，处处委曲求全，都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他最后为洪秀全而战死了，结束了短暂而复杂的一生。如果他能活着到南京，在最高层日益激化的矛盾斗争中，即使能推迟内讧或者稳住内讧后的动荡局面，即使没有被杀掉，也决不会有好下场。这是太平军内外部环境所注定的，也是他在广西造神时就注定的。当然，他没能活着到南京，更没能活到太平军败亡。他身后有许多变故，也许是当初造神时始料不及的。从洪秀全的价值尺度来看，他没有篡位的野心，任劳任怨，为主忘私，十分顺从，克己待人，当然可以树为楷模。他确实是洪秀全的头号忠臣和完全可以信赖的战友。然而，近代史家应该看到，这个洪秀全的忠诚造神者，送给中国些什么。

太平军造反之初，有个重要人物，应当说说。此人就是洪大全。

这个洪大全，也是考试落第，而转向造反的。不过，他与洪秀全有所不同。他是已经进学的秀才，参加乡试，没有中举人。他在道光末年，曾从湖南到广东花县活动，认识了老童生洪秀全、冯云山。在当时社会上，童生对于高出自己一个层次的秀才，一般都相当恭敬。拜上帝会公开造反前夕，洪大全到广西与洪秀全等人会面，参与策划造反。

洪大全自己说“实不是姓洪，名字谅必也是与姓同时改的。一说原姓名为焦亮。他考举人落第后，读了不少兵书，研究古来战阵兵法，熟悉中国山川地理，常以诸葛亮自况。又是天地会首领，了解该会的现状与历史。加以机警有才，能说会道，故很受洪秀全看重。洪秀全不懂军事，来了个活诸葛，帮助出谋划策、组建军队，岂不正好？尤其重要的是，此人来了，对于争取、团结各路天地会人马一同造反，实在大有好处。

天地会是康熙十三年（1674）成立的民间秘密社团，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因朱元璋年号洪武，故对内称洪门。又因1708年张念一兴兵反清时用“天德”名号，后来的天地会长期沿用不衰。它没有全国性组织，分合无定。1840年以后，在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曾多次武装反清。拜上帝会筹划起事之时，各地天地会也很活跃。在广西活动的，就有罗大纲、陈亚贵、张嘉祥（投清后改名张国粱）、张钊（即大头羊）、田芳（即大鲤鱼）、苏三娘、邱二娘等等为首的几股力量。他们大多曾先后与拜上帝会联合，因不满拜上帝会的一套教条教规，有些人就相继离去，甚至降清参与攻打太平军。

洪秀全出于自身造反的需要，十分礼遇洪大全。不但模仿刘备之对待诸葛亮，多多向他请教，还请他改名换姓，结为兄弟。这是洪秀金拉拢人的惯用办法，在这以前就让杨宣娇改姓洪并结为兄妹。杨秀清的名字，很可能是洪秀全为他改的（有资料说，杨秀清原名嗣龙），彼此都有一个秀字，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示是“同胞”兄弟。后来，他需要倚重陈丕成时，就为之改名陈玉成，要倚重李以文时为之改名李秀成。说服这个活诸葛改姓洪，一来与自己同姓了，同时又合乎天地会自称洪门的说法。大全的名字，谅必也是此时改的。秀全、大全既表示彼此的热络，又表示给予后者极大的尊荣。

洪大全以“先生”自居，只尊洪秀全为兄为首，对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诸人，皆直呼名字。他经常为洪秀全出主意，教他如何指挥打仗。因为杨秀清等人，起初只有打小仗的能力．还没有与大军作战的经验。但他不是拜上帝会的人，也不信从拜上帝会的一套条规。此时洪秀全出于眼前的需要，出于“统战”的需要，就采取灵活的办法：先是尊他为天德军师，到打进永安封首事者为王的同时，就封他为天德王。这个封号，与东、西、南、北、翼诸王不同。一则以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高帽子，让他高兴和尽力；二则用“天德”名号，表示他是天地会的代表，以拉拢、号召各地天地会的人马。那时太平军人马不多，而且并非全是原来拜上帝会的会众。所以重视联合反清力量，在表面上、名义上对统战对象比较宽容和尊重，并不完全以拜上帝会的一套来对待和要求。

洪大全主张太平军应该行仁义，所过之处，对百姓及其财产“掳七留三”（即掳获十份之七留下十份之三，不要抓光抢光），对没逃跑的官绅都争取他们归心助力，力求取得一省之后传檄而使各地响应。不赞成在永安这点小地方筑高城以自固。不赞成占了巴掌大的地盘就大肆封王，不赞成洪秀全广纳女色（三十六人），不赞成改用什么“天历”，不赞成屠杀清方降兵，不赞成对居民肆行凶虐，不赞成被作为克敌致胜法宝的“妖法”。不赞成反孔和将经史投于粪坑。如果他的意见被采纳，太平军的历史将是另一副面目。至少，太平军那些极端政策会有所改变，所到之处造成的破坏，尤其是对文物和文化的摧残，将会有所减轻，流毒也不会那么久长。

可是，历史与如果绝缘。洪大垒看出洪秀全、杨秀清与他思想方针根本不同，自己又没有实权，所以虽然军中都认为他“才识非常”，又居于朝内正室，也不上朝，不直接参与军政事务，一副净眼旁观的架势。洪秀全对他的反对意见当然很刺耳。但这时公事忙于“建制”，个人忙于初享“天福”，没心思顾得了这许多，而且此时脾气也没有后来那么暴戾，更主要的还想再利用利用，所以不马上惩办他。已掌握了兵权而且明确为“节制各王”的东王杨秀清，对他认为洪秀全“委政于庸儿（按，指杨秀清）”恨之入骨，而且急于要立威，就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先生”。于是，他便被锁拿监禁。太平军从永安突围之时，他作为被后队监管的戴刑具犯人，行动艰难，便被清兵所捕获。确切地说，他是被太平军送给清朝处置的。

后来。太平军的文书、史料中便根本不提洪大全，好像根本就不曾有过这个人。这是历代当权者常用的一种办法。凡不利于神化自己、鬼化对方的，凡是不容易讲清的人物事件，就统统抹掉或掩埋，用他们筛选并改造过的文字去统一舆论，去编写史书。深受其影响的李秀成，被俘后的供辞，也根本不提洪大全。不仅如此，连曾国藩问起罗大纲何以不封王，李秀成也以“其事甚乱，无可说处”来搪塞。其实，说到底主要因为罗大纲是由天地会来参加太平军的，只不过是统战人物、团结利用对象，不可能与自己人一视同仁的。可见，天地会的首领参加太平军的，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当然，这是小菜一碟。天地会的人死光以后，那些拜上帝会的你兄我弟就自己互相割韭菜了。

被洪秀全钦定文书所抹煞的洪大全，清朝方面倒是有不少文字资料。张德坚为总编撰的情报汇集《贼情汇纂》中，所说情况，是向许多人调查而后写成的．每项材料来源都注明出处，不以某一人之传说为凭，更不捕风捉影。他并不因洪大全有个特殊衔头，又居于朝内正室，就不切实际地列为第二，而是列在石达开之后，次序第七，可见其求实与重视。此外，还有清官里的多件档案。可是，有的专家却否定《贼情汇纂》之说，考证出并无洪大全这个人。后来，清官档案使这种否定说难以坚持了。这位专家便说，档案中的洪大全供辞等都是一个叫丁守存的人捏造的，实际上“是太平天目的（一个）犯人”，名叫焦亮。这些考证，用力甚巨，发掘的某些资料也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其考证方法是片面的，其预设的主要结论完全没有说服力。如果按照这种考证方法。也可以考证出并无洪秀全这个人，至少可以考证出他并不重要。然而，关于洪大全的这一考证，居然在很长时间里成为权威性的结论，实在使人多有感慨。它表明，关于太平军，不但历史评价陷于种族偏见和美化“农民革命”的误区，而且在主观成见或以论代史的支配下，许多史实被搅得成为一潭浑水，流星说成萤火，跳蚤说成大象，甚至证有为无，证真为伪。这是历史研究的荒谬，也是荒谬历史的产儿。

从洪大全的遭遇可以看出，天地会与太平军的关系，他与洪秀全的根本分歧，他的自我定位的错误和投机失败，洪秀全在永安就暴露出本质缺陷，杨秀清的排除异己和开始夺权，太平军初起就怎样借刀杀人。可是，他的名字却几乎要被抹掉，当实在抹不掉的时候，又说关于他的事迹是个别人捏造出来的。还说什么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令人啼笑皆非。由此可以看到，一种非科学倾向如何长期地影响“太平天国”研究，导致基本观点和许多具体问题的见解，与实事求是的原则严重背离。

洪秀全三次应考，未能进学，即考不上秀才，精神上打击很大，心力交瘁，大病一场。病中，落榜所产生的强烈心理反弹，实质性的精神病变，粱阿发编纂的传教书《劝世良言》诱发的想象，多种因素搅合在一起，产生了神游高天，上帝派他下凡作太平天子的幻觉。再加上头脑基本清醒时的顺势思考，萌生了利用迷信造反的想法。第四次应考又名落孙山，使得这个自视极高的老童生，从旧梦中寻求出路。他以《劝世良言》为底本，加上随心所欲的发明创造，要创立挂羊头卖狗内的宗教。这个意图，首先得到好友（一说又是表弟）冯云山的充分赞同和热烈支持。这个冯云山，同样是屡试不第的老童生，同样对科举考试十分不满。而且认为洪秀全有王者气度，极力促成利用迷信造反。

于是，他们一同“出游天下”。在比较开放、文明程度较高的广东，没有市场。只好转到广西山区农村。这个转移，使得他们的造反得到成功的可能。洪秀全既极其自私又十分任性，没有做“地下工作”的耐心，遇到风险更是一走了之，逃回老家。主要靠冯云山锲而不舍的努力，吸收了一批信徒，包括后来成为太平军第二号人物的杨秀清。他们鼓动、吸收和组织百姓．尤其是无业游民和贫苦农民参加拜上帝会，遂步形成一套颇有特色而又相当严密的办法。使造反能成气候，波及十几省，持续十来年。准备造反之时，只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七个人明白底细。随后，有少数心腹亲信也晓得个大约略。对于一般百姓，他们宣传独尊上帝，不拜邪神。信上帝者无灾无难，不信上帝者“蛇虎咬人”。上帝有无限权能，敬拜上帝则“享福无穷”。“天堂路通”。信了上帝再拜别的神道，就是有罪。这样的宣传，比一下子就亮出造反的旗号，远远地易于为贫困、多灾多难、没有文化的百姓所接受。不少人出于自身朴素的人生愿望，出于对频繁灾祸的恐惧，也就轻易地加入拜上帝会，将命运的缰绳交到洪秀全等人手里。随着造反形势发展的需要，太平军的首领们加紧了对参加者的宣传。一方面是用上帝的名义，尽一切可能来神化洪秀全及其他首领。洪秀全自称为上帝亲生第二子、太平天日、太平真主、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天王、禾王，反正他想得出的称号都戴上了。于是，成了半神半人的教主兼国王，要创造天下一家的地上的天国。杨秀清则是上帝第四子，真天命左辅正军师，中军主将，东王，还可以代天父（即上帝）发布最高指示，惩恶劝善，生杀予夺。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分别是上帝第三、五、六、七子。萧朝贵又是上帝女婿，还有代天兄（耶稣）谎话的特权。连同杨秀清，此五人一起为五军主将。几乎上帝将他的子女（包括上帝女儿洪宣娇），都派到广西来打天下，建设地上的天国了。其它许多政教合一的宣传，也都是为了夺取政权而造神，或者说，通过造神来表明造反的合理和夺权的必然。另一方面，则将一切敌对和不合他们口味的人物、政治、文化，极力加以妖魔化。其它一切宗教、神佛都是害人的妖魔。清朝皇帝是阎罗妖，清朝一切官员都是清妖。所有古籍概称为妖书。凡是不合造反需要的话语统统叫做妖言。同时，又在迷信宣传之中，加入种族差别的因素。利用汉、满之间的矛盾和成见。对所有满族人大加辱骂。称满人为蛇魔、邪鬼、骚狐、羯狗，凡想得出的恶名都给加了。甚至在檄文中说：“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白狐与赤狗媾精，遂产妖人”。这种荒诞的辱骂，竟出之于十九世纪的公开文件中，太平军之无所不用其极，于此可见一斑。这些悖离常识的宣传，对于有文化，头脑清醒的百姓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即使在排满、反清情绪上有所共鸣，也不会认同其乖谬的内容。不过，没有文化的游民、农民。就完全可能在原有的宗教、神道迷信的基础上，转而接受这种不中不外、亦中亦外的迷信宣传的基本内容。

对于贫苦，没有文化的游民和农民，最有吸引力的，在于解决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吃饭从来就是中国的头号大问题。由于灾荒、人口压力、鸦片流入等原因，导致社会广泛贫困化的情况下，吃饭问题更加突出。太平军提出的“有饭同吃”，对于有一顿没一顿、经常处于饥饿威胁的人们，显然有极大吸引力。李秀成供词说的“实因食而随也”，说出绝大多数人追随的根本厚因。至于太平军文字化、纲领化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更是自古以来贫苦农民和游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虽然这种理想世界从来也不曾实现过。对于太平军的首领们，为了造反的需要，从“毁家纾难”开始，继而强迫百姓纳贡，到对百姓“逐户搜刮”，就是维持军用的重要办法。至于将清朝地方政府的库银、官仓及其它财物，全部没收，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它的“理论根据”是，天下一切财物，全是天父所有，应当统统收缴入“圣库”。而所得一切财物，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用来解决吃饭问题。

与宣传诱骗和真的给饭吃相配合的，是严厉惩办。早在公开造反之前，对于参加拜上帝会活动而又心怀疑虑或不满的人，就假借“天父”、“天兄”名义，加心责打，甚至“一笔勾销”——杀掉。到了公开扯旗之后，便抛出早就准备好的天条十教。这天条要求每人都会背诵，不能违反的。天条之外，有禁律数十条。再有，各级大小头领对不合意的人和事，完全可以随心所欲，爱怎么处治就怎么处治。刑罚轻的是杖责，从打五大板至两千大板。数十条禁律中，违反的，大多数是“斩首不留”。连下级头目乃至老兵，都可以随意称人为“妖”，一刀斩了，不多唠叨。更严重的是五马分尸。最严重的是“点天灯”。这大约是太平军的一项发明创造。也就是将犯者，从头到脚全身缠上浸过麻油的棉纸或麻皮，用松脂自蜡堆在脚上，然后从下面点火烧燃，受刑人“呼号之声，惨不可闻。人之秉赋强弱不同，有燃至胫即死者，有燃至膝至小腹始死者。”想来比下油锅还怕人。这种刑法，主要是用来处治太平军中的背叛者。凡五马分尸或点天灯，就要在广场或开阔地集众观看。先宣布罪状，然后行刑。这样做，杀鸡儆猴的用意很明显。让一切参加太平军的人，无论你当初是自愿或被迫或随大流，无论你在太平军中再苦再难再不满，想到点天灯的惨酷，也就只能死心当过河卒子了。这种酷刑的威胁效果，一直很显著。

事实上，对于参加太平军的人，一入营便没有退路。由于太平军流动性大，“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即使任你回家，也不辨东西南北，不知家在何处了。何况，退路已经在入营之时断了。按号命，凡参加太平军的人，一切财物都要变卖交公，卖不掉带不走的房屋则烧掉。你即使能问路回得家乡，回去了住哪里？再说，当你烧掉房子之时，实际上已经等于向官府和社会，发布了造反公告，官府和不愿造反的百姓也容不了你。同烧房屋相联系的是，大多数人是全家一起加入太平军的。这样，一家人之间，就互为人质，形成了全家的连环保。个人即使萌生三心二意，怕连累家人，也自然而然取消了。

除了造神欺骗和种种裹胁办法之外．自然也给大小兵将封官许愿。1851年在永安之时，就曾为此专门向全军下了一个诏书。这诏书中说：“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少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保卫朕躬。我等既幸得为天父子女，又幸得为天兄弟妹，在世则威风无比，在天则享福无疆。朕问尔等，威风有如此真威风否，享福有如此真享福否。”几个月后，又在另一诏书里说：“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卑最小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从封官、世袭、龙袍、绸缎、金砖、金屋到反复强调的威风无比，凡想象得出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全都说到了。它的特点，是用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的俚俗辞句，最大限度地吊起大小官兵胃口，也就是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去为他打天下。

在攻占一些城镇，尤其是攻占武汉时，没有逃亡的百姓中青壮年，尽被胁迫加入太平军。办法是，鸣锣聚众“讲道理”。由某一头领向众人作动员报告，大意是：天王和诸王是天父差遣下凡，拯救世人。你们大家早就该主动投身军营效力。却要等待鸣锣传集，可见都是妖魔。本来应当统统杀掉，看在你们前来听讲道理，暂且免了。从此以后。要敬拜上帝，练习天情、顶天报国。现在，新任命一批两司马，各领二十五人为新兄弟。如有谁胆敢不服从，立即斩首。谁敢违反禁令，也斩首不留。云云。要么被收编要么马上杀掉，死活由你们选择。听讲道理的人，尽管面面相觑，在人家全副武装的监视下，也只有顺从。以前造反首领也常裹挟百姓参加，而洪、杨这么一套，则将裹挟发展到极致。于是，太平军迅速扩大。占领武汉之后，全部男女老少，由数万人一下子扩大到十多万人。利用在湖南及武汉征集的大小船只，水陆连营数十里，进攻南京。在南京“建都”之后，以前的办法更加纯熟和制度化，整个南京成为一个大军营。

洪、杨内讧和石达开被迫出走之后，洪秀全的所有“天国”、“天父”、“真天命”之类的迷信宣传，已经基本破产，太平军内及其占领地区产生严重的信仰危机。但是，大多数被诱骗、裹胁参加太平军的人，由于身家性命都押了进去。加上外地人无处可逮。无家可归，而且清朝军队、政府对太平军没有采取分化瓦解安抚政策，所以他们即使明知前途无望，“人各一心”，也没有逃散，死死地在“太平天国”这条残破的大船上，苦苦挣扎。

从上面所说这些，很容易看出，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的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化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太平军占领江宁（南京），是他们造反的重大胜利。洪秀全、杨秀清迫不及特地在这里建立他们的“小天堂”，于是又成为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建都”南京，是个大错误。当时的罗大纲、英国人呤唎（A.F.Lindley），后来大多教的论著都这么看。然而，何以要“建都”南京，为什么是错误，大多没说到点子上。

一般都说，一是由于殿前右史何震川的建议；一是照《李秀成供词》所写，由于杨秀清座船的老水手向杨口头亲禀。有些论著，将两者结合起来，认为前者代表“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后者代表水营意见。这两人意见为洪、杨所采纳，就“建都”南京了。

声名显赫的战将罗大纲力陈不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他的力争远比何震川和老水手的建议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为什么却得不到采纳呢？

照我看，罗大纲虽然位高功大，又恳切陈辞，但与洪、杨内心基本倾向南辕北辙，又其人不受这两个首领信任，自然不可能被采纳。何震川和老水手的建议，说到洪、杨心坎里去了。甚至可能是得到洪、杨示意而说的。因为何震川是洪秀全的笔杆子，老水手是杨亲近的驾驶员，容易了解洪、杨心思，甚至可能是洪、杨示意让他们这么讲。

洪是农村小知识者。多次考秀才名落孙山，在冯云山的极力鼓动、支持下，决心利用迷信造反。他的文化、视野、曲折，对后来的所作所为，有很大的关系。才造反不久，县城还没占到一个，就“登极”当了天王（即皇帝），这是古来成大事者所没有的。才打进一个小城永安（今蒙山县），就大封几个同谋为这王那王。迫不及待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固然，他在围攻长沙时，曾有“欲取河南为家”的想法，但在首次攻占武昌时，就想要在这第一个到手的省城“建都”了。这个事实，一则表明洪秀全急切要“建都”，二则表明他并非一定要“建都”河南。放弃被战争弄得残破不堪的武昌之后，顺流而下占领南京。“定都”问题再次提出来。洪秀垒当然会想起几个月前“欲取河南”的主张，但他内心已经日益向南京倾斜，而且必然会在亲信之间表露出来。他当然会明白，在这个由朱元璋再度经营几十年的古都，江南首屈一指的名城，足以尽情享受荣华富贵，实现他造反的期望值。即使北京、南京可以由他随意选择，他也更喜欢后者。这时他已四十岁，从准备造反至今已有十年，厌倦了奔波征战的动荡生活，要及时行乐了。从进入南京不久就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壮丽的天王府，拥有一大群妻妾，深居不出，一切军务皆由杨秀清主裁，连杨要见他也要请旨定时日，都表现出他的心恋。而且，他还想强化教主地位，对臣民进行君权与神权的双重统治，死了以后也让后代崇拜呢。作为秘书的何震川，在洪拍板之前当然看得清清楚楚。于是，迎合洪的心思或受洪示意，说些金陵定鼎完全依照天命之类的话，以“驳倒”反对者。他所写的《建天京于金陵论》，自然深为洪所满意，不几个月内连升三级；文章也被作为同类文章的第一篇。作为钦定文书广为流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58年的戊午刻本，那时是内讧之后，杨秀清还戴着“东孽”的叛逆帽子，尚未恢复名誉。如果当年是杨说服洪而“定都”南京．则此书第一作者何震川即使不因此获罪，但也决不可能再次刊印（有修订）。可见，何震川及其他作者，只是说了洪秀全想说的话而巳。

杨秀清当然也想尽早安富尊荣，但他的犹豫可能会比洪多些。因为他实际指挥作战，从军事角度看，北上直捣北京，才是上策。但这个受过许多苦难和磨练的九千岁，也急于要安定下来，享用大权所带来的一切。在内心深处，个人欲望必然超过军事上的理智考虑。老水手（相当干现代首脑的专车驾驶员，可能还兼有部分警卫职能）作为身边人员，了解他的心思或得到示意，尽量说“定都”南京的好处，北上的不利。既要用杨内心基本倾向来消除他的些许犹豫，更是要讲给众人听的。不然，怎么敢又安用“大声扬言”？

在“定都”南京之前，杨的权势还远没有后来逼封万岁那样大。所以在是否“定都”南京的问题上，洪比杨的决策权要大一些。当杨准确无误地知道洪的真实倾向时，也乐于赞同。因为他还有及早发展自己权势的小九九呢。

以洪、杨这样的心态，只要反对的意见不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定都”南京是唯一的结论。罗大纲等人怎么力陈其非、痛心疾首，都改变不了洪、杨的心态和基本倾向。看看近年有些暴发户，一掷万金无吝色。住总统套房，包三陪女，摆豪门宴，赌场豪赌，啥摆谱玩啥，钞票卷炮仗，就可以窥见一百多年前洪、杨的某些心理痼疾。

一些论著说，“定都”南京，使太平军失去极为有利的战机，给清政府以喘息的时间，有可能组织力量攻击太平军。这自然不错，但只是一望而知的后果。

从军事上来说。为了保住洪、杨的“小天堂”。不但没有足够的兵力北进，而且在清方南北大营的多次围攻下，只能从外地调兵解围。用最浅俗的说法，安乐窝就成了极其沉重的包袱，背上了就走不大动了。也就是，战略上从主动转为被动的根本性的错误。

而且，还有其它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加速内讧。太平军内讧是迟早要发生的。但如果没有“定都”，在不断进军战斗中，没有相对安定小环境，内部矛盾较可能掩盖起来。不会那么快发展到你死我活，自相残杀，任人唯亲，石达开出走。

其次是极端政策充分大暴露。比如，大肆屠杀清政府官员、满族人、知识者和商人，分男行女行强迫男女一概分居，将南京搞成一个大集中营大军营，军民不得有私有财产，城内基本上废止商业，强迫搞邪教仪式，毁坏文物古迹，禁止历代诸子百家书籍等等，在“天京”全面大暴露，从而在全国人心丧尽。

再次是急剧腐化。看看洪秀垒建天王府，杨秀清的豪奢骄横，上行下效，愈演愈烈。到后来就亲嬖弄权，贿赂公行，实官鬻爵，恣意敲诈，许多作为令人目瞪口呆。凡此种种，引起军心涣散，战斗力衰落。

还有是导致最后失败提早到来。洪秀全贪恋南京，不肯让城别走，一味信天，由欺人而自欺，无法可想时服毒自杀，失去了尽量保存太平军实力的唯一可能，并且导致全军精神上的瓦解。

军事上由主动变为被动，后果是直接的。其它方面虽不如军事上那么立竿见影，其危害之深重，绝不能低估。

照我看，“定都”南京，既是洪、杨为自己找到安乐窝，也是为自己建造了坟墓。

太平军的失败，决不是中国的不幸。像“天京”那样的社会，当时中国百姓绝不羡慕、向往。不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其文字中视为一场深重灾难，而且过了很久，还有许多农夫市民说起“长毛反”，便谈虎色变，虽然他们是从祖辈那里听来的。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撇开偏见，就能看出，很多体制、举措恰恰是文明进步的负面。

太平军“定都”南京，是古城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著名古都承受了最大最久的劫难，使其他地方得以减轻或幸免。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是很值得研究的。萧孚泗因攫取金银财宝怕追究而纵火焚烧天王府，是个不可原谅的罪行。非但烧掉了南京百姓多年血汗，还烧掉了一部极其难得的活教材。不然，今天和明天的人们，很可以从“十年壮丽天王府”，看到许多珍贵文物，看出洪、杨内讧和太平军“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那是一座摆在地面上的皇帝陵。

1853年3月，经过两年多征战的洪秀全，占领了南京。

一个四次落榜，曾“日事赌博”，最后横了一条心造反的农村小知识者，打进了这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城市，“定都”登宝座，“万物皆备于我”，造反的日的已经基本达到。北伐西征，统一全国。对他来说是锦上添花的事。当初宣传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之类好听的空话，本就没有多少真心实意，主要是为了鼓动百姓参加造反。随着个人目的基本达到，随着形势的变化，那些宣传也就置之脑后。

洪秀全进城第二个月，就大肆改建扩建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这项工程才完成不久，被大火烧了一部分。1854年初，南京还是天寒地冻之际，就再度大兴土木，不但修复被火烧的建筑，还进一步扩建。按照张德坚编撰的《贼情汇纂》及其它记载，天王府“周围十余里”，比周围约三公里的明清故官大一倍多。外为太阳城，内为金龙城。自金龙殿至最后面的三层楼，共九进，表示九重天庭之意。墙壁用泥金彩画，地面铺大理石，门窗用绸缎裱糊，栋粱俱涂赤盎。里外雕琢精巧，金碧辉煌，极其气派豪华。大门上的对联写道：“予一人乃神乃文乃武／众诸侯自西自东自南自北”。自我扩张得不知天高地厚。活现出他的得意忘形。“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云中”（“雪云中”是杀掉的隐语，“云中雪”是刀）。这写在十余丈黄绸上，每字直径五尺的大告示，挂在天朝门外。它显示了天王府的高高在上，戒备森严，无穷神秘。同时，也表现出洪秀全的浅薄、粗鄙、一心享福。天王府内部的富丽奢豪，还可以从现存的苏州忠王府，想象得之。李鸿章攻占苏州时，惊叹忠王府为“神仙洞窟”，天王府远在其上，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建筑极其宏大富丽，洪秀全所用器物也十分奢侈。比如，叫人为他造了二十四金碗，配上近尺长的金筷子，甚至浴盆、马桶、夜壶都用黄金造成。在军事上胜负未卜，军需民用物资多所匮乏之际，却以如此的人力物力，建造这么一个天王府，制作这么些器物，洪秀全的心态和志向。还用多说什么吗？天王府里，有“职同指挥”的官员一千六百余人，宫女一千余人，都是专供他一人驱使的。他原有妻妾几十人，到南京后还逐年增加，这是他享乐的重要方面。

强化圣库制，用以敛聚金银财宝。圣库制就是以“天父”名义收缴一切公私物质财富。本来因为军事流动，官民抗拒，不易收尽；收来的，大部分也用于战争消费。打进南京后，财富比以前任何地方都多得不可比拟，可以掘地三尺搜罗殆尽。一部分用于实行供给制，一部分让洪秀全等极少数人占有，尤其是那些珍贵财宝。截止1853年底，总圣库其它物资不谴，“实有银二百六十三万两，银首饰一百二十五万两，赤金叶、条、锭、饼、首饰实有十八万四千七百余两，钱三百三十五万五千串”。至于有那个神秘兮兮的“圣库”——天王府，最后有多少金银珍宝，谁也摘不清。洪秀全兄弟，直至南京十分危急，还死命搜刮，从放出城求生的百姓到军队统帅李秀成，都不能幸免。民间都传说天王府中金银如山如海，固然形容中带有夸张，但并非无稽之谈。湘军攻占之时，曾国荃于此“获资数千万”。萧孚泗取出金银不计其数，遂即纵火焚烧。还有西花圈北侧的藏珍楼，谁知聚敛了多少珍宝？光是赐给其二兄洪仁达的，就装了几个坛子。

对于一个几次秀才都考不取的老童生，在南京当了最高统治者之后，禁绝传统文化，仇视知识者，是不难理解的。叫作逆反心理或复仇心理，都无不可。同时，他要在太平军占领的地盘里，继续宣扬自己的一套，并且想垂之史册。于是，他在禁绝一切“妖书”“妖言”的同时，要再写些东西，还想要删订古书。他其实并不懂基督教，更不是真要宣传基督教。英驻沪领事馆翻译富礼赐（R．J．Forrest）说“天王之基督教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的最大亵渎而已。“洪秀全的启蒙牧师罗孝金（I．J．Roberts）也说，他“不是要我来传布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要我来做官，传布他的教义，并且叫外国人来皈依他自己。”他的教义中，比如“自古君师无异任，祗将正道觉斯民”，“只有臣错没有君错，只有子错没有父错，只有妻错没有夫错”，“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今上帝圣旨，大员妻不止，无责之人，只娶一妻”等等，都是挂羊头卖狗内的洪氏教义。这洪氏教义，披基督教外表而贩卖了不少传统思想的渣滓，还有就是吹嘘他自己是万国“独一真主”。也就是说，他要握有君权和神权，要做国王和教主。对臣民实行从物质到心灵的绝对统治。

要享福，要敛财，要充实洪氏教义，他就无暇或无心过闸具体军政事务。当然，他也不懂。所以，臣下请求朝见，他就批曰“勤理天事，便是朝见”。以此为借口，挡了回去，不见。一门心思，在安乐窝里忙乎他的事。只要他不感到“天京”危急或宝座受威胁，别的什么事都可以不问不管。

1862年，他感到“天京”危急，安乐窝受到清军威胁，便不顾李秀成原订的军事计划，严诏斥责：“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李秀成只好改变计划。结果只与围困“天京”的清军打个平手，而外地的战略部署全乱了套。如果按李秀成计划，“天京”解围战推迟些，很可能赢得胜利，外地军事态势也较主动，对太平军全局当然是有利的。他来个瞎指挥，倒是使“天京”和太平军的真正危急，提前到来。

苏州被清军攻下之后，连不大懂军事的洪仁玕，都意识到“天京”“得救之望绝少”。这时，李秀成向洪秀全说明“天京”极其困难的情况。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并且痛切地说，“若不依臣所奏，灭绝定矣！”这个建议，确是唯一可以延缓太平军失败的方案。但是，要洪秀全离开让他享尽富贵荣华的天王府。比要农民离开故乡的土地家园，难上千百倍。更何况，他十年苦心搜刮得来的大量金银财宝，转移中很难保全。历尽艰险才得以建立的“小天堂”，岂不毁于一旦？这简直是要他的命！再说，经过十年的安富尊荣，他再也不想在军中驰驱了。另一方面，赌徒心理和几分迷信，加上怕被李秀成挟持，你建议愈切，他听了更剌耳。于是，他以极其对立的口气，痛斥李秀成：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外出，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还怕曾妖吗？尔怕死，便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劝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的合朝诛之！

这是一段丧失起码现实感的“名言”。死到临头。大白天的天王府殿上，居然说了这样超级梦呓。要做心理分析的话，可以写篇长文。简单地说，他决不让城别走，他不但不采纳李秀成建议还更加走极端，他从“天京”曾多次解围的经历，幻想这次同样化险为夷，要给臣下壮胆，更要为自己壮胆，他盼望奇迹出现。自然，也有几分怕被李秀成挟持。他此时希求上帝来解救，不但要骗人还需要自我欺骗。

他幻想的奇迹没有出现，形势日益危急，于是“日日烦躁”终于，这个“下凡作万国独一真主”的人，因心理支撑不了而“升天”了，如果他抵抗到最后而为清兵所杀，一定会有人用美好的言辞来赞颂上面所引那些话。可是，他是服毒自杀的。这对拥护他的军民是一种最坏的选择，摧毁了太平军的精神寄托，“更令全局混乱”。加速“天京”的失落。李秀成这个他所不信任而却多年为他支撑危局的忠王，突围后被俘，便也成了殉葬。此后，太平军残部虽然奋力苦战。到底败局已定。

这个农村小知识者，是太平军主要缔造人之一。而他的恶劣思想、心理的膨胀，又必然要亲手葬送太平军。

他本质上的缺陷和局限，尤其是晚年的恶性发展，决定了他的所作所为。除了失败，不可能有更好的结局。

他没有统一全国，绝非中国的不幸。本质上蒙昧主义。非文化、反人类进步潮流的君权加神权统治，只能对中国走向近代文明造成极端严重的阻塞。

他在客观效果上，使当时许多中国人更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再也不能照老样子一成不变地维持下去了。还有，就是留给后代一个“不应当这样干”的难得的标本。可惜，这个标本却长期被误读。很有几分像《红楼梦》里的风月宝鉴之被正照。

他不是“匪”，不是“贼”．而是一个造反得逞的农村小知识者，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目光短浅、胸襟偏狭、性格固执、有轻度精神病的准皇帝。他因避讳上帝而不称皇帝。其实他吸收了历代皇帝的大量病毒，尤其是极端专制统治和极端享乐主义。只不过他没能占领全国，而姑且称之为准皇帝。如果中国皇帝分上、中、下三品，这个准皇帝理所当然归于下品。然而。几十年来。顶着连他自己做梦也没想到的光轮。被美化、被歌颂，以致干没有深入揭示他留下来的教训，这真是历史和历史论著的双重迷误。

说遥远也不很遥远，只一百多年。那“天京”就是现在的南京，闻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

洪秀全、杨秀清攻占南京之后，在这里“定都”。他们一向宣传的“天下一家，同享太平”，人人平等。土地平分，“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诸如此类一些有吸引力口号、纲领，此时事实证明，无非是为了造反的需要。他们真正实行的，是全然不同的一套制度、办法，很有些发明创造的。

举几件事，看看他们是怎样革命的。

大量清除“妖”人。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缙绅、商人、知识者，皆被视为“妖”，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之。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竟捶楚以死。”弄得杨秀清患眼病，悬赏银子一万两求医，结果竟没有人应召。因为医生不是被杀就是外逃了，极少数留在南京的也不愿或不敢应征。对于“满洲鞑子”，更加骇人听闻。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许多汉人满人，不甘受辱而被杀，就全家或数口一同白尽。整个南京，在极其恐怖与血腥之中，建立了洪、杨等极少数人的“天国”。

分男行女行。这是当时的说法，实际上是男女分开，夫妻分居。有个叫卢贤拔的，镇国侯，第九号人物。他巡视女营，看到妻子，带回府中，团聚两天。有家丁挟私怨告发，卢贤拔便被革爵治罪。这算是还是由于杨秀清力保而从宽处理。冬官又正承相陈宗扬。因夫妻同宿，又要拉知情者下水。双双被斩首。有的将领给儿子写家信。头条是效忠“天国”，第二条便是注意男女分开。可见此事之重要，也说明很客易犯错误。普遍、长期的男女隔离，造成了军官老兵争着与长得文秀的新兵结对子。同性肉体关系远非个别现象。然而，诸王尤其是洪、杨却妻妾成群。这大约只能用反对平均主义的理论，才能解释了。在严禁之下，“天京”有多少分居在男营女营的怨女旷夫？他们过不上合乎基本人性的生活，而洪、杨则妻妾成群，极度纵欲，形成强烈对比。虽然。在1855年3月停止男女隔离制度，准许夫妻团聚，但这种悖反人性的强迫命令，毕竟实行了两年之久。在世界史上，不知有哪个政权，对百姓实行男女隔离？

一切归于圣库。造反之初就提出：天下一切财富，“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当时南京水西门灯笼巷设天朝圣库，民间一切金银财宝得统统缴交。粮食则屯于圣粮馆，分丰备仓、复成仓、贡院三处。百姓分别编入诸匠营、百工营、女营、绣锦营、牌尾馆（或称老民残废馆）。统统编入军事化的组织中，一律实行不同等级的供给制。他们所生产的物资财富，除了自身的表食消耗之外，剩余价值用来做什么呢？一是洪、杨等少数人尽情享受，建造和维持极其富丽的天王府。就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洪秀全造反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获得所能想象到的最大享受。这下子他就享受得连政事都无暇过问了。岂止“从此君王不早朝”，连杨秀清有事要见，都要事先请旨安排时间，待他从温柔富贵之中抽出点空呢。其它什么金银财宝，也多多益善，天王府是高级圣库。不然，萧孚泗就用不着大肆掠夺之后，为了消灭证据。以抵塞必然的追查，纵火烧掉天王府。橱秀清的享受排场虽然不如洪秀全，作为大权在握的九千岁，相去自然不远，仅仅从他出门仪仗队数千人，如迎神赛会，就可明白。可见，圣库制和军事化的劳动生产，主要目的之一是，极少数人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占有老百姓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和历史积累下来的社会财富。然而，却用了“天父”的名义。识破了的人也没有办法，它有律令和刀剑保证实行呢。

废止商业。既然一切归圣库，实行供给制，不得有私人财产，那么废止商业便顺理成章。商业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我们今天还在积极发展市场经济。可是，一百多年前洪、杨，对欧洲诸国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潮流即使稍知一二，也绝不会理会。这哪里是什么“向西方探求真理”？分明是倒退到奴隶社会了。百姓成了奴隶，他们极少数人是奴隶主。于是，外国使者到南京时，“既未看到商店。也无任何物品陈列求售，更不可能得到出租的船只、肩舆或马匹”。这在南京建城的漫长岁月里，谅必是空前的。后来坚持不下去，尤其是准许家庭团聚之后，老百姓总归要一点什么商品。才准许在城外设些商业摊点、场所。

对待文化的态度。洪秀全考不上秀才，便产生了逆反心理。造反之初就砸孔子牌位，将中国文化一律称之为“妖”。占领南京后，毁夫子庙。烧寺院古迹，废除私塾书院．严禁古书流传。洪秀全曾下诏书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比赢政（秦始皇）还彻底。1854年由于杨秀清以“天父”名义制止，不得已才改为成立由他亲自抓的删书衙。将古书中的“妖官”删除，但他老人家在享受与动乱之中，过了十年，直到自杀，还不曾删定出版一部古书。但新书还是出的。据专家考证共有四十多种。现在所知的，都是政治文件和政教合一的宣传品。但洪秀全对基督教只知一二枝叶，无非借上帝名义造反和控制臣下，根本不是基督教徒，更不是他自封的耶稣之弟。从他的教义看来，是穿着基督外表的洪氏邪教。它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政治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政教合一的。要宣传他这种邪教，除了出版宣传品，就是用最基层的小头目两司马（管二十五人）来代替塾师。只要想想那些两司马大多数没有文化。就可以知道宣传的是什么货色，以及他们充当教师对文化摧残的程度。

繁重的劳役。清军多次围困、进攻。全城始终笼罩着战争阴影，或充满战争气氛。许多青壮年，被驱遣到城外建营垒、砌砖石墙、挖沟濠，在城内大街小巷造望楼。同时，还有大量的劳动力投入扩建和重建天王府。前者是生存的需要，后者是因为洪秀全要享福。南京城中百姓，尤其是妇女老弱，原先不曾从事扛大石头之类体力劳动，干起来便分外艰苦。但是在军队监督下，吃不消也得干。谁敢口出怨言，让监督者听到，就会被一刀斩了。

围城中的活剧。从1856年起，爆炸新闻一个接一个。是年9月，最高层内讧和大屠杀，11月石达开回京稳定局势。次年5月石达开被迫出走，lO月洪秀全身边的小丑蒙得恩任正掌率（第二把手）。1859年洪秀全堂弟洪仁玕到京，三级跳地被封为干王，总理朝纲。随后不久，先是断绝李秀成及其部下入京之道，十余天后又封他为忠王。这年，还戏剧性地将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定为“东王升天节”，给他平反恢复名誉了。此后几年里，陆续大批地封了二千七百多人为王爵，造成史无前例的奇观。在这奇观中，由洪秀金的两个哥哥出面，收受了难以计数的贿赂。作为这许多活剧的中心人物洪秀全，干了一些不是正常人所能理谕的把戏。

至于对普通军民严禁烟酒，婚丧要按照洪氏邪教仪式，官轿出行军民回避不及当跪道旁。平时不得口角打架……凡有违反，“斩首不留”。诸如此类多如牛毛的严酷戒律，就难以一一细说了。

仅从这些浮光掠影的简单介绍，就可以想象得出当时“天京”风貌。他成了一个严厉清除了异己的大军营，一个不伦不类的洪氏大教堂，一个在愚昧高压下文明濒于断气的小世界，一个绝大多数人成了一无所有的奴隶而极少数人享不尽荣华富贵的集中营，一个充满血腥和阴谋、亲贵嬖臣蝉联秉政、腐烂得比清朝还快的小朝廷。

今天的青少年，也许以为这是荒诞故事。然而，这是昨日实有的悲剧与闹剧。如果今后有直面历史真相的小说家、影视作家，以艺术的大手笔，表现这个“天京”风貌，不但有很强的观赏性和审美品位，还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只有尊重良知才能被良知尊重。戏说历史终将被历史戏说。

五十年代前期，在一片美化、歌颂太平军的时尚中，有的论文竟说：“太平天国妇女的解放是人类史上最先进的妇女解放运动”。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不惜采取非学术的办法，给古人扣政治帽子。将清代记述太平军对待妇女之暴虐者，称为“站在满清反动统治立场的地主阶级分子”，或干脆称为“反革命分子”。看来，不但是要以此抹煞他们记述的史料，也要使当代学人望而却步。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印象还恍如昨日。而且，后来的“太平天国”论著，似乎很少有专文专章谈论妇女问题。因作此文，简约说说太平军造反时妇女的境况。我想，这是一个不应当被遗忘更不应当被浪漫化的世界。

太平军造反之初，为断绝参加者的后路，财产充公，房屋烧掉，全家参加，自然连同母妻姐妹女儿。于是，男人就都无后顾之忧，个个成了过河卒子；女人也参加，既可增加兵员，扩大声势，又可作为人质；家人之间形成连环保。男人出问题找你家女人算账，女人出问题找你家男人算账；人们的前途，就只能是胜利或者战死。当时就有人看出这一点，认为“计谋甚深”。

男女都参加造反军，如无得力措施，不但有许多婆婆妈妈的事，两性关系也是个难题。然而，洪秀全等首领早就想好了一套办法。在宣传的基础上严格实行男女隔离。他所作的《原道救世歌》说：“第一不正淫为首，人变为娇天最瞋。”《天条诗》说得更详细具体：“第七天条：不好奸邪淫乱……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所谓“淫”、“淫乱”、“奸淫”，是指一般的男女肉体关系，主要是针对夫妻间通常的做爱。所以。在《禁律》中就规定：“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如果夫妻之外，男女爱悦而性交，斩首更是不在话下。当然，主要还是靠男女隔离的办法，也就是“男有男行，女有女行”，将男女完全分开。釜底抽薪，最大限度减少“犯天条”的可能。不但夫妻之间不能有“奸淫”——性生活，即使是丈夫探看妻子，儿子探望母亲，也“只宜在门首问答，相隔数武（步）之地，声音务要响亮”。如果说，在战争中，在军队里，男女分开、夫妻隔离是不得已的办法，有其合理和必要的成分，那么占领南京以后，应该结束了罢。实际上，洪秀全等人也曾许诺老部下，到定都以后就准许夫妻、家人团聚。可是，1853年3月定都南京了，不但军中仍然男女分开，而且将整个南京变成大军营，原来南京的男女居民，也统统实行军事化，分别编入男营、女营。未几，女营改称女馆，仍按军事化编制，集中居住，由洪秀全的亲信蒙得恩统管。下面的官员每日三次，向蒙得恩汇报并听取命令。少数有技艺的、美貌的女性，分配到锦绣营，去做袍服、被帐、王府的装饰，自然属于美差。没有技艺的，不但要从事运粮、背煤、割麦、割稻、伐木、砍竹，还要被抽调去筑营垒、挖沟濠、参与建造天王府和东王府，又要守卡、巡更，甚至到城外去冲击清军。简单说来，由于城里女人比男人多，通常只由青壮男人干的沉重艰辛的劳作，大多由女人承担了。有时，不但要做后勤和警备，还要直接参与冲击城外的清兵。当然，这些全都是在男人指挥下进行的。广西山区、农村妇女，本来多数是天足，并不是太平军“革命”的结果，到南京后，当地原来裹小足的，一律限令放开。这当然是一种生理上的解放。但强迫命令则是心理上的伤害。尤其值得注意的，这种强迫命令的目的，是为了加重对女人的奴役，让她们去从事男人才能承受的苦力。如果谁在超负荷的服役中胆敢发牢骚，那就被说是“变妖”了，监督的小头目听见或有人举报，就会立即被斩首，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平常。在天王府里当差的妇女，也不见得比外边好多少。平时，就经常要在洪秀全直接监督下从事沉重的劳役。即使下雨或冬日霜雪共寒，也仍然要赤脚凿地挖塘，不准休息。稍不如意，就毒打一顿。被认为犯罪，就拉出去杀掉。弄得连杨秀清都很不以为然。

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前，有少数女性还出头露面，在军中较为活跃。但在洪秀全心目中，女性不过是从属于男人的低级人种或两脚工具。连被他认作干妹的洪宣娇，都只是作为造反需要的工具和诱饵。洪宣娇原是“绳伎”——走绳子卖艺的女人，长得好看，走江湖见过世面。洪秀全觉得对他造反很有用，就让她改为同姓，认为干妹。一则让她嫁给萧朝贵，搞“政治婚姻”，给萧朝贵这个勇悍不驯的烈马套上络头。二则用来号召、蒙骗妇女参加造反。三则用来出面指挥、管束被蒙骗、裹胁而参加造反的女兵、女将。果然都很起作用。到了南京，在给她当过唯一的一次女科考试主持之后，便按照“男理外事，女理内事”的方针，让她作为西王娘关在府里，女营和女馆也用男人去统辖。连她到天王府也有很多严厉限制，并且绝对不准任何妻妾同她谈话，否则便是“藏奸瞒天罪难侥”。像洪宣娇这样多少有点人身自由的妇女，在南京城里是极个别的例外。天地会参加太平军的女将苏三娘，在攻占南京时带一批亲随女兵在街上风光了一番，被当时及后来的人写了又写，但此时妇女在太平军中已经落令，她只能带着老部下去打镇江（一说扬州），给时人留下“八百女兵都赤脚”的谈资，从此销声匿迹——或者战死，或者退出军政舞台。太平军初起，曾有“男学冯云山，女学胡九妹”的口号。这个被树为榜样的胡九妹，年过五十，随儿子造反，曾任女军帅。到南京，后任东殿女丞相。要知道，这女丞相同男人当丞相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不过是领头羊罢了。所以。再也没有什么作为和音息。历来被各种人大作文章的傅善祥，因女子考试获第一名，被杨秀清任命为东王府内薄书，专司代杨批答文书，同时又成为杨的情妇。凭着她的特殊身份，对杨掌权处事自然有影响，也卷入高层的权力斗争。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历代都有得宠的嫔妃，勾结大臣，干预朝政。杨秀清是实际上掌权者，傅善祥可视为并肩王宠妃，她的干政不过是历史故事的重演，不能说是太平军特有的“妇女解放”。比起北京皇宫里那位不久之后成为慈禧太后的叶赫那拉氏，傅善祥的在权力中心超过的一些作用，实在算不了什么。除了傅善祥，就不再知道有其他女性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也不再有女子考试之事。这场被反复渲染的女子考试，实际上只不过是为杨秀清找女秘书而已。至于在嘉定、上海活动的女将周秀英，只因她所属的小刀会名义上依附太平军而巳，实际上完全没有关系。所谓“最先进的妇女解放运动”，可以做文章的大约就这么些。

定都南京之后，洪秀全一直不让夫妻团聚。甚至高干也不行。冬官又正丞相陈宗扬，夫妻同宿，两人一同被斩首。镇国侯、秋官正丞相卢贤拔，与其妻团聚两天，被人揭发，因杨秀清力保他，才从宽发落，革爵治罪。没有官邸、没有私房的官员和军民，连“犯天条”的可能也没有。被剥夺了做妻子、做母亲、做女儿、做姐妹权利的妇女，人性被彻底囚禁，还有什么人权可盲？

不得“奸淫”，并不是对所有的人。诸王就可以例外。尤其是洪秀全本人，尽可纵欲。还没有公开造反，就有妻妾十余人。打进南京之前，巳经有妻妾三十六人（他自己一律称之为妻）。到南京以后，蒙得恩注意为他选美，每逢他生日，就送上美女六人。不止从南京选，还从江苏其他占领区先选拔年轻美女到南京备作候选者。所以，外国人到过南京的，都觉得南京美女多。到1864年，他儿子洪天贵福被俘后在供词中说，洪秀全共有八十八个妻妾（一说有一百零八个）有些学者，极力说洪秀全生活如何严肃，如何“力戒奸淫”。每读书至此，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其实，在洪秀全看来，众多妻妾以供尽情纵欲，是他做天王应有的一项重要享受。那么多的妻妾，只做他尽情发泄性欲的驯服工具。所以。她们没有级称，不用名字，而是数字化地依次编个号码，比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这可能是中外后宫史无前例的“革命”创举。如同有的极权国家监狱里的犯人，只是这些妻妾有吃有穿罢了。他对这些女人，比历代帝王之于嫔妃，要严酷得不可比拟。他一生气，可以不管小老婆怀孕，将她踢打得流产。不但妻妾越来越多，宫女也很多，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总共一千余人。这些宫女，在他心目中，更是等而下之。除了服侍他和他的妻妾之外，在他心目中也是发泄性欲的备用工具。有一些人待了十年，竟没有福气看到他老人家一眼。

反人性的夫妻隔离，弄得人心涣散。陈宗扬、卢贤拔“犯天条”受惩办之后，有的大官借到外地出差之便而潜逃，引起洪秀全的注意。洪秀全的亲信、主管女馆的蒙得恩也“犯天条”，使他不得不考虑停止夫妻隔离。粮食统一供应的困难，促使他下这个决心。先是在1854年12月开始松动，让蒙得恩等几个高官在女营选美女多人为妻妾。继而在1855年春全面放开，准许夫妻同住、青年男女婚配。但有两条原则。一是“大员妻不止，无职之人只娶一妻”，就是官员可以有很多妻妾，不做官的只许一个妻子，在婚姻问题上全面实行官民差别和多妻制。二是，婚姻由男女“媒官”主持分配，十五至五十岁均在分配范围内。这种“媒官”的乱点鸳鸯谱，造成许多畸形配偶，比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倒退了不知多少，但比起绝对禁止婚配却已经是一个进步——洪、杨为了稳住军事统治而做的让步，导致濒临灭绝的人权走向复苏的进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面废止男女隔离的方针；在新占领区仍然实行。而且，即使准许婚娶的南京，仍然妥“妈别崽、姊别弟、哥别妹、嫂别叔、哥别婶、爹别媳、孙别婆、男别女”。就连幼天王洪天贵福，九岁之后，就不准与母亲姐妹见面。其他军民，可想而知。从女性来说，也还是剥夺了她们作女儿、作姐妹、作嫂嫂、作儿媳的基本人权。在亲属关系中，女人也只能处于最卑微、最被动、动辄得咎的地位。早在1851年他登极之年起，连续三年“旨准镌刻颁行”的《幼学诗》，在“子道”中写着“子道刑于妻……妇言终莫听”，也就是说，妻子的话一概听不得，如果妻子与父母有矛盾那就要给妻子以刑罚。“妻道”里又写遒：“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强调女人必须顺从男人，妻子必须顺从丈夫，否则就要给家庭闯祸。“女道”还写道：“女道总宜贞，男人近不应。幽闲端位内，从此兆祥祯。”叫姑娘不能同男人接近，像棵草一样悄悄地活着，让男人来安排你的一生。这么一些教条，在夫妻隔离解禁之后，成为对待妇女的指导思想。

1857年，他觉得还应该有比《幼学诗》更具体、更周密的规定。于是，在《天父诗》中，除了重申君权、夫权、男权，比如“生杀由天子”，“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外，对宫中所有妇女，包括妻妾与宫女，还订了一个“十该打”的条规：“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眼左望右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不知古今有哪个酋长、奴隶主、邪教主如此对待妇女？在这种条规管束下的妇女，过得哪是人的生活？所以，每逢诸王选美的时候，都搞得全城骚然。先是下令所有妇女集中听“讲道理”，“一个不至，全家斩首”。被选中的人，“碰死者有之，卧地不行甘为宰割者有之，鞭仆胁行痛哭者有之”。这种场面，使人想起被拉进屠坊的猪羊。

1861年，有个英国军官，由洋牧师、太平军洋务丞相罗孝全（I．J．Roberts）安排，在南京作短期考察，就听说：不久前，“有两妇人私相诽谤政府，而自叹现在生活之痛苦远不及从前之自由安乐。讵料偶语被人听闻，一经报告，两妇立即被斩首”。这两个妇女，如果是清政府官员家属。是不会等到太平军占领南京多年之后，才因偶语而被杀的。作为两个普通妇女，在清政府统治下，不可能有什么人间天堂。只是一经与太平军的统治比较，就觉得那是相当“自由安乐”了。一般妇女能在心里比较，可见洪秀全的愚民政策并非万应灵药。明知说出来危险。还是禁不住说了，可见镇压也还不能实现舆论一律。这两个妇女和其他许多无头尸体，倒是用生命来证明“地上天堂”中的妇女“解放”是怎么回事。

野史笔记中还有不少关于妇女的记录。最多是记述被奴役、被蹂躏妇女的命运，她们各式各样的抗争。由于独特的时代背景，空前惨酷的迫害，不少人物、事件，比以前的小说、戏曲，更为曲折、丰富、扣人心弦。她们的勇烈，反映了人性与兽性、传统道德与洪氏教条的对立。关于洪宣娇、傅善祥二人与杨秀清的三角关系的记述也相当多。洪宣娇与杨秀清有不正常关系，傅善祥是杨秀清的秘书兼情妇，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这样就会有许多小道消息、民间传说。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性格冲突常常扭结一起。尽管有尖锐的矛盾乃至水火不相容，但他们都是被利用、被玩弄、被损害者。最后，傅善祥在内讧中被杀；洪宣娇在内讧后由于强烈的幻灭感而离开西王府，彻底消声匿迹，不知所终。这样一些记载，自然会有一些细节、情结来自写作者的想象、推理，还难免有某些欠确切乃至失实的传闻，但从总体上看来，是和这个时代的基本面目、本质真实和人物各自的性格逻辑一致或者吻合的。比起将历史“颠倒”为能事的历史论著和“历史正剧”，野史笔记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它们不仅提供了不少可信、可参考的史料，而且让人看到所谓正说中的惊人的异化。

“天堂”中妇女的遭遇，比以前的封建压迫不知要惨多少倍，比监狱里的囚徒也要受更多的强制与磨难。这是洪秀全反人性、反人类本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在妇女普遍地觉得活着比死还苦还难的年代，历史展示了暴君加邪教主在罪恶的路上走得多么远。

读太平军资料，有个现象引人注意：有文化的人很少参加，极少数参加的，几乎没有贯串始终者。

这既归根于首要领导人洪秀全，也符合太平军兴亡的历史逻辑。

抄几句1864年太平军败亡时，忠王李秀成的供词。

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1837）之病，死去七日还魂。自从还魂之后，俱讲天话，凡间之话少言，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剐神，拜别神者有罪。

洪秀全和首先紧跟的冯云山，虽然在家乡广东竭力宣传，但在比较开放、比较有文化的广东，他那些只能蒙骗小孩甚至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天话”，不会有什么市场。更何况，洪秀全此时为人怪诞、名声很差，不可能赢得多少同乡的信从。不但没人信从，而且自己无法立足。于是，只好转到广西深山。即使不说缺乏耐心和临危逃跑，洪秀全并没有做多少实事，他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个教主和偶像。由于冯云山多年锲而不舍、艰苦细致的努力，吸收了一批信徒，同时向重点对象说明造反的真实底蕴。结果，“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公开造反初期，读书人参与的，除共同策划“立国”的冯云山、石达开外，还有其他很少的几个人：卢贤拔、曾钊杨、黄玉昆、赖汉英、何震川、曾水源、黄再兴等。他们有的是主动参加，有的是囡亲戚牵连而参加，有的是被裹胁而不得不参加。读书人一则有传统文化的正负面影响，二则有基本的人生社会常识，难于无保留地信从荒诞胡说。这正是洪秀全所讨厌、所忌克的。他不但要成为政治、宗教的权威，还要成为文化上的权威。于是，有文化者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从宗教和功劳而言，明明应当成为第二号人物的冯云山，被压到第四号，原因固然很多，但洪秀全的偏见是冼定性因素。不然，即使因现实需要而提杨秀清于冯云山之上，也不应再让萧朝贵也居于冯云山之上。最后冯云山死于蓑衣渡，责任完全在洪秀全。不但说明洪秀全的任性、瞎指挥，同时也说明他凡事只顾自己，并不多考虑冯云山的安危生死。洪为冯死而悲哭，是真情与做秀的结合。作为参与策划“立国”的石达开，如果讲能力，可以排在第二三位，结果被排在第六位。

洪秀全在排座次中明显地贬抑有文化者的思想意识，当然会得到杨秀清等无文化之人的赞同。于是成了太平军的用人原则，用现代的说法叫干部政策。这样一来杨秀清当然也大力实行蒙昧主义。一则是维护和巩固“天父下凡”的特权，二则是愈来愈强烈的篡位需要。他要所有部下绝对服从，盲目服从，不要你明白的不可明白，不要你知道的不可知道，以便于他提高权势和实行种种黑箱操作。于是，最初参加造反的其他几个通文墨的人，在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后不几年里，要么逃之夭夭，要么被杀掉。下面分别说说。

卢贤拔。造反之初，人们称之为卢先生。他与杨秀清是亲戚，又为洪秀全写过不少东西，重要典章制度也由他奏请施行。到南京不久，调到东王府任职，提升很快。在调东王府之前，曾请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阻止洪秀全焚烧《四书》《五经》。进东王府后，又用老办法，说是“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制止洪秀全毁尽古书。这时，他已被封为镇国侯，第九号人物。就在制止洪秀全毁尽古书之后不久，因与妻子同宿，犯了“天条”当斩。由于杨秀清力保，“革职带罪立功”。既然“天父下凡”说古书不可尽毁，谁也没办法改变。但洪秀全又不甘心让“妖言”流传，就成立删书衙并且亲自抓。也许他并不知道两次“天父”制止焚毁古书都是卢贤拔出的点子，也许他不想或不敢与杨秀清摊牌，也许他念及卢贤拔代为写过不少东西，也许他觉得卢以后另有用处，就让卢到删书衙删改《五经》，并且主持编纂“太平天国”史。因此，卢没有卷入后来的太平军最高层内讧，也就没有被作为杨党而消灭。随后，他还是尽快进城逃离南京，不知去向。当然是鉴于内讧的残酷，自身全无安全感，同时也是对太平军的绝望。

曾钊扬。乡村私塾教师，随其叔父曾水源参加造反。参与太平军早期檄文的写作，后来改为记述天王言行。1853年底，升到天官又副丞相。在东王府理事。他对杨秀清的心腹侯谦芳很看不惯，所以删书衙成立后，主动要求从东王府调去这个无实权单位。被委派“总其成”，也就是总编辑。他原来地位在“狂妄异常”的卢贤拔之下，与洪秀全关系又不如同事何震川，却能与他们相安无事。对诸王的为人品性，比较了解也有较清醒的看法。在韦昌辉被杨秀清打了数百大板却十分恭顺逢迎的表演结束后，他明确向熟人说：“北王阴恶而残刻，今扶之而不怒，其心叵测”。非议的是韦昌辉，却犯了杨秀清的忌。杨秀清极忌有人道破最高层矛盾的真相，尤其是诸王中貌服心不满的底蕴，以免自己的地位受人们的怀疑，于是在1855年3月，假托天父名义，给他一个“不杀为奴”的惩处，还说是什么念及前功的“大沛殊恩”。三个月后，又杀了他叔父曾水源，他因不在东王府了，得免一同被杀。他对石达开较尊敬，两人关系较好。洪杨内讧、石达开被逼出走后，他向洪秀全要求去劝说石达开回南京。得到洪准许后，根本没有去找石达开，而是借机跑得不知去向。他是深受杨秀清迫害之人。洪杨内讧后不存在个人安全问题，出走全然是对洪秀全和太平军不抱任何幻想。

何震川。与前两人同为太平军中主要笔杆子，而只有他是秀才。他去应北闱乡试时，写了文章到处送给两广藉京官看，文中多有不满清廷之言，人家看了都怕。没有中举人，就更加愤懑。太平军造反时，一家二十几口都参加了，不多久，家人大多死于战争中。他起初为洪秀全写诏旨，后来专门记录洪起居。太平军攻下南京时，他知道洪、杨的真实心思，带头写《建天京于金陵论》，很是风光。1854年，做到夏官正丞相。参加删书衙的工作，仍旧兼办军务，不像曾钊扬之专职。他与杨秀清及其女秘书兼情妇傅善祥关系都好，尤受傅的钦佩。洪杨内讧之后，对太平军前途完全丧失信心，借口到安徽帮助陈玉成，逃得不知去向。

赖汉英。洪秀全的妻弟。原是农村中医，参加造反后曾做洪的御医。不久调去领兵打仗。在太平军攻占南京时，率先在城内遍贴告示，宣传太平军宗旨。旋被封为夏官副丞相。后因带兵久攻南昌不下，被革职，派到删书衙做事。不久，又被派出去打仗。完成任务后，被派任东殿尚书。他看到杨秀清要篡位，劝洪秀全及时想办法解决。最高层内讧之后，见洪仁发、洪仁达兄弟把持大权，抑郁而死。另一说是，太平军失败后出走到九龙，多年后再回广东老家。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必然是带着悔不当初的悲哀走向生命尽头的。

黄玉昆。原是讼师，现代称为律师。多计谋，会打仗。是第四号人物翼王石达开的岳父。 1853年任夏官正丞相，次年封卫国侯，主管刑部事务。因判决一件小事，让杨秀清不高兴，被杖三百并革职。因并无过失而受此重罚，愤然投水自杀，未遂。经石达开说项，得以复官，在石手下做事。1855年随石征战于安徽、湖北、江西，次年代石主持江西军务。后来。在吉安战死。

黄再兴。造反时任两司马、卒长。因有文才，被任命编纂诏书。1853年升到地官副丞相，先后在韦昌辉、石达开手下做事。1854年到武昌任石凤魁的副手，办理民政。见石凤魁妄自尊大而庸碌无能，密奏南京改派别人来作主将。南京派的人未到时，武昌被清军攻打危急。他不得已代为指挥，组织太平军撤退，自带精兵掩护，在不损失兵力的情况下，在田家镇集结整顿队伍，阻止清军东下。按常理，他对武昌被清军攻占没有责任，而出色指挥撤退则是有功的。但杨秀清竟不加区别，将他和石凤魁一同斩首。也许，杨秀清是要借此打击石达开，树立自已的绝对权威。

曾水源。造反前是私塾教师，写文章小有名气。金田造反之初．一直在洪秀垒、杨秀清身边，代拟诏书，批答奏章。进南京后，一直在东王府理事，一年里几次升官，做到天官正丞相。1855年，看到东府里的女官“极为仓卒”，也就是行动或神态很紧张很不正常；又听到女官说“东王若升天，你们为官的都难了”。这是可能了解到杨秀清“金体违和”——生病的底蕴。杨就假托“天父下凡”，将他和另一个一同看到听到的大官（东殿吏部——尚书李寿春），一起杀掉，尽管他们二人并没有扩散。曾水源这么一个笔杆子，就这样飞来横祸，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罪名竟是什么“敢在府门用眼看”！尤其骇人听闻的，连他儿子曾启彬也一起被杀了。要是他侄儿曾钊扬仍在东王府理事，就会多一个枉死鬼。尽管杨秀清被杀后，曾水源恢复名誉，得以在墓碑写上“天朝元勋”，但他的悲惨结局，大约是他参加造反时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更可悲的是，这“天朝元勋”的谥号，其实是对他一生的永久的嘲讽。

洪秀全对待有文化者的态度，决定了太平军的人员构成。他自己和太平军的方针和行为，明显地将有文化者置于对立乃至你死我活的地位。所以，公开造反之后，只有少数读书人参加。太平军即将或者刚刚占领某地之时，读书人便设法逃走。有些无法逃走的，宁愿自杀，也不为之效劳。因为在他们看来，为太平军做事，不但丧失了人生的全部价值，而且成了中国文化的罪人，死后无颜见祖先于地下，留下永久骂名，还贻害子孙后代。无论这种看法应当怎么分析评估。在当时确是一边倒的观念。所以，当太平军需要一些识字的人作统治工具，在南京初次招考时，告示竟说，通文墨而不应考者斩首不留。然而，纵然出了这种极为凶暴的公告，偌大南京，被屠刀赶进考场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其中几个，如郑之侨、夏宗铣等人，特意借试卷痛骂或发泄敌对情绪，他们明知这样做会被杀被磔也在所不顾，比不应考更决绝更勇烈。后来，为庆祝诸王生日，也再举办过几次文、武会试，湖北、安徽、福建、苏福（江苏）、浙江还举办过乡试。武科中试者一律回原衙听候调用，文科则更不当一回事，诱骗或胁迫一些人去热闹一阵，也就作罢。

洪秀全对有文化者的态度，是他性格、经历和地位造成的。一个极端自负、十分狂妄的人，从十四岁到三十岁，先后四次，考不上区区秀才。第三次没考上就已经身心交瘁，半真半假病了一场。第四次还考不上，在冯云山促进下决心造反。这样的老童生，这样的造反者，对科举、对读书人的心理反弹之猛烈，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他的造反宣传，“读书明白”之人绝大多数又嗤之以鼻，对他更是火上浇油。从这个事实，他更深切体会到，不读书不识字的贫民和游民，才是他造反可以利用的最好又最广泛的资源。一些共同策划“立国”或较早参加拜上帝会的读书人，各人肩上扛着一个脑子，有一些基本的是非标准，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和看法，总是要表达或流露出来，教规教条虽多且严也难以禁绝，妨碍他成为思想文化的绝对权威，所以，意识和潜意识中总或多或少地将这些人视为异己。冯云山之被排名第四，石达开之不能封义王，卢贤拔等人要安排到删书衙用其一技之长，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条就是他们是读过书的人，很难甚至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奴才或没有思想的工具。他后来在天王府里享尽“天福”，对外边实际相当隔膜，享福之余又要巩固和加强思想文化权威的地位，尽毁古书的办法被制止，便成立删书衙作为实行这个意图的措施。不料，恰恰是杨秀清等没有文化的人出了大事，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和美梦，同时也成了“地上天堂”倾覆的前奏。

联系到洪秀全建立太平军的思想方针，这种思想方针在各方面的实践，比如，建立君权和神权相结合的超奴隶主统治。扫荡一切历史文物，摧残和拒绝所有近代化工商业，将南京搞成一个大军营和大集中营，宣称自己是天下万国独一真主，梦想将南京这一套搬到全世界，可见他既要灭绝所不合他胃口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排斥世界近代文明。然而，他不是在试管里成长起来的君主加教主，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腐败与恶劣的基因，在非常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西装上衣套龙袍的瘟神。

少数有文化的人参加了太平军，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他们喝下自身参与酿成的苦酒。这不但是他们少数人的悲剧，更是恶质文化毁灭太平军占领区原有文化的历史灾难。随着诸子百家之被禁绝，极少数有文化的人或死或走，广袤的大地上只有一片混沌。

太平军前期，罗大纲是屡为先锋特别著名的战将。

张德坚的情报汇集《贼情汇纂》卷二说：“罗大纲剽悍机警，贼中号为能者”。卷四谈论太平军将帅能力时，又将罗大纲与杨秀清、冯云山并列，说他们“于行阵机宜，山川形势，颇能谙习”。陈徽言的《武昌纪事》说，罗大纲能战，远在韦昌辉、秦日纲之上。谢介鹤在《癸甲摭谈》里说，罗大纲“极亡命，最猖獗，凡战穷蹙时，皆以大纲往”。直到他死后多年，洪仁玕在《开朝精忠军师千王宝制》中说，“东王、西、南、翼王、罗大纲等所以屡战屡胜者”如何如何。将地位远远低于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石达开的罗大纲，与诸王相提并论，在前期将领中突出他一人。当然不会没有根据。

罗大纲原名亚旺，广东揭阳人。早年参加天地会，后到广西活动。“素为海中剧盗，掳掠商贾”，还曾贩运过鸦片。太平军公开造反时，与其堂兄罗琼树率众参加，任左二军军帅。因能攻坚，善速战速决，屡为先锋。攻永安，从永安突围，破全州，克武昌，占九江，破安庆，直至首先从水西门攻入南京。因而。在太平军中声名卓著，在清朝军队、政府官员眼中也像个瘟神。随后，又攻占镇江，并设防固守。在镇江期间，还与一些外国人打交道，可算是太平军中极少数办理“涉外”事务人物之一。1854年春。奉命随胡以晃转战浙皖，尽力筹集粮草解回南京。同年冬，率部驻湖口、九江间之梅花洲。1855年2月，参与大败湘军水师，从而帮助了林启容固守九江。但被随即调驻安庆，不久之后战死。

对于太平军，罗大纲的功劳远在秦日纲、胡以晃之上。可是，他死时的官职只是冬官正丞相。而秦日纲则于1854年由顶天侯升为燕王，胡以晃也在同年由护天侯晋为豫王。《贼情汇纂》说，他“因非粤西老贼，功在秦日纲上而不封侯王，心甚怏怏”。他被压低，功大而未有封爵是明摆着的。以致1864年，他已死了近十年，曾国藩在审问李秀成时，特别问到：罗大纲“何以未追王爵？”孝秀成答说：“其事甚乱，无可说处。”事实上，罗大纲在1863年，洪秀全王爵大甩卖时，是被追封为奋王的。只是，他生前有功不赏，给曾国藩的印象太深了，想知道个究竟。李秀成是知道情况的，才会说“其事甚乱”；但又不愿说，或者觉得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故以“无可说处”搪塞过去。

罗大纲做海盗头子多年，自由散漫成性，野史说他“好色纵酒”，当不是捕风捉影。有人向杨秀清举发即打小报告，杨“赏其勇，悉置不问”。将小报告压下来，不去追究，不当一回事，实际上也就没有事了。历代帝王或统帅，对于特别善战的将领，往往不计较“生活作风问题”，不因这方面的缺点而影响使用。况且，杨既将小报告压下，没有上报洪秀全，洪在封王封侯时应当想到罗大纲的。然而，却没有。可见，利用和奖赏是两回事。

根本原因，《贼情汇纂》说“非粤西老贼”，即不是广西最早入伙者，不能算错，但没说到要害处。要害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天地会来入伙的，只能算是可以利用的同路人。

太平军的首领，对待手下将官，是很讲帮派的。内内外外，亲亲疏疏，爱爱怨怨，清清楚楚，绝不含混。帮派有好几个层次。最基本的一个区分在于，是自己人或同路人。自己人是一开始就接受拜上帝会的一套，不曾参加别的会党的。无论这种接受是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只要被列为自已人，看着顺眼，用着放心。有功自然要加官晋爵，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总归要照顾到的。别的会党、帮派来入伙或归顺的呢？那就不是自己人，需要时当然可以尽量利用，但毕竟非我族类，不能信任，什么都得卡，什么都得压，什么都得防。即使你很有用。确实少不了你，也得让你比我的人矮一大截。洪秀全在1856年最高层内讧之前，虽然还没有后来那样绝对任人唯亲，但他没有多少实际领导能力。要当稳天王，必须凭借拜上帝会教主身份。很讲会党、帮派是不用说的。杨秀清虽然不那么僵硬死板，往往从实用的角度对待部下，但一心要攫取大权，又是以“天父附身”作为王牌，自然也是用原来是否拜上帝会的人来划线的。所以他们俩人，在这一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不是广西老兄弟，不是拜上帝会的人，当然要“另眼看待”。洪秀全在吸收洪大全入伙之时，为吸引争取更多天地会的人，对他客气之至。但太平军人马多了，就不像原先那么在乎他的影响。况且，他不会冲锋陷阵，并非非要不可之人。养着备用或咨询咨询，也都可以。可他偏要说三道四。提许多逆耳意见，乃至“不直杨秀清”。这就不客气了，高帽子摘掉不算，还让带着刑具行军，实际上是送给清朝杀掉。你罗大纲不同，并没有犯上。又很需要你打先锋，当然留着发挥作用，让你来代替拜上帝会的老兄弟去同“清妖”打消耗。至于封赏掌权，你不仅要靠边点，还要知足。

除了不是自己人，罗大纲爱发表不同意见，也是重要原因。洪、杨已决心定都南京，他却唱了很刺耳的反调：“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属无类矣！”这反调唱得有道理，能引起军中的附和或共鸣。弄得需要出动一批笔杆子每人写一篇《建都金陵论》，将罗大纲这反对意见压下去。说到要不要北伐的问题，他又完全不揣摩上头的意向。直陈自己的见解：“欲图北必先定豫，车驾驻汴，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方）九省，无后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会猎燕都。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臣不敢奉诏。”居然明说不采纳他意见就不接受命令。这是什么态度？！洪、杨结果坚持既定方针，派林凤祥、李开芳孤军北伐（一说，林凤祥、李开芳原先也是天地会首领）。这种公然顶撞最高权威，而且以掼乌纱帽相要挟，就够得上批判治罪。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那就是说你比最高领导人高明，这比意见不对更加要不得。幸好他识相不再旧事重提，免得洪、杨恼羞成怒。但是这些前事，不能不给洪、杨留下深刻印象。不但不能论功行赏地封侯封王，还要将你调来调去，不但无法休整，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在疲于奔命之中将能量消耗掉，直至死在清军之手。

这么些复杂微妙的关系，李秀成实在不好说。即使有时间有心思来说清楚，也不愿在曾国藩面前将这样的隐秘揭破，给太平军和洪、杨“抹黑”。用“其事甚乱，无可说处”，留给以后的人们去寻味和解读。

长期以来，一些论著，称1856年太平军最高层的互相残杀为韦杨内讧。甚至，连内讧都不说，叫做“杨韦事件”，或叫做“天京事变”。

根据太平军将领的供词，清朝官方文书，当时文人记载，外国人调查目击者的记述，加以综合分析，就可以看出，这说法是很不确切的。

太平军1853年定都南京之后，洪秀全即深居不出，军政大权全在杨秀清手里。以至民间传闻。洪秀全并无其人，只是一个木偶。其实，洪的心思，是要尽情享受天子的最高荣华富贵，诸如大兴土木建造壮丽天王府，周旋于大量妻妾之问，还想作为教主营造洪氏教义，没心思处理具体军政事务。弄得连杨秀清有事要见，也要请旨批定时日。这就助长了杨的专擅和野心。

杨秀清本是洪秀全、冯云山提携起来的人物，结伙时便权势欲很大。太平军攻占永安（今广西蒙山县）时，他地位本应在洪、冯之下，却被封为正军师、东王，不但排在冯之前，而且明确定为“节制各王”，分明是实际统帅。不仅如此，他还有借上帝附身、代天父说话的特权。这样，洪、杨内讧的种子己经落地。在流动作战之际，洪自己没本领，也需要有人代劳；而且，清军当前，胜败生死未卜，只能一门心思对付清军，去求得胜利，至少要站住脚跟，两人便相安无事。然而，对于这两个个人欲望高于一切的领导人，这种暂时平衡，迟早必然要打破。

进入南京时，对杨有一定制约作用的萧朝贵、冯云山都已经死了，杨与洪争夺宝座、争享“天下”就此开始。那年首次考试，杨叫人出的考题居然是“四海之内有东王”。俨然以国王自居。读过“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洪，虽绝不会高兴，也认了。这年12月（夏历11月），杨假借天父下凡，指斥洪苛酷对待宫中“女官”，随便杀人，踢小老婆致其流产等多项错误，洪不但跪听训斥，杨还要打他四十大板，经众人跪着哭求并表示愿代受杖，洪才免挨打。于是。矛盾公开和激化。虽然两天后杨主动设法缓解矛盾，给洪留点面子，但洪是不能不记恨在心的。事隔十一个月，杨又一次以“天父下凡”，宣布自己“继治天下，佐理万国之事”，这个“继治”就是明确要做洪的接班人。杨的卫队门联曰：“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做人王”，更是直自地表达了急切心情。凡此种种，洪岂能不感到家天下之受威胁？

1856年，杨用“天父下凡”的办法，召洪亲到东王府封杨及其子为万岁。此举是要正式做并列天王，将大权独揽的事实在名义上也加以确定。这就意味着，洪只作为纯粹的傀儡暂时供养着，到合适之时连空头名义也废掉。为什么杨不以“天父下凡”名义，把洪废掉，加封自己为天王，而要洪加封万岁？简单说来，一是为了免于或减少拥洪官兵的反对；二是制造洪自愿的假象，自己也不必担待篡位的恶名；三是让全体官兵有个适应过程，循序渐进，减少震动；四是考察官兵尤其是握有兵权的将领的态度。总之，就是要循序渐进，减少阻力，顺理成章。作为一个有野心有谋略的人，杨做这样一些常识之内的考虑，是完全可能的。

世界上最个人、最自私、最不能允许他人觊觎的，就是皇帝的御座。在位则生杀予夺、极富极贵。下台则成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最好的结果也只能屈辱偷生。这是任何皇帝都会尽最大努力，用一切办法去保卫的。何况，洪生性暴烈，必然会为到手不久的宝座，刚开始享受的帝王生活，而作殊死斗争。中国历史上，为了皇位，父子、母子、夫妻、兄弟、叔侄无所不用其极，以刀剑、毒药解决，太多了。洪既被杨逼到毫无退路，又深知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陈承镕等首事诸人，均被杨威压欺凌，怨望日甚，完全可以团结他们与杨一搏的。

韦昌辉当时地位仅次于杨。而在杨的威压下，拍马屁如同奴才。又受杨凌辱最甚，曾为小事被迫将其兄五马分尸来讨杨喜欢，自己也被打过数百大板以至于站不起来，但杨知道韦表面谦恭、内心险恶，所以总是放在自己直接控制下。韦负责传令转禀，杨见他有权，就用一个不成其为理由的借口，说韦“劳心甚”，从外地召石达开来分其权。洪明知韦最恨杨，所以就将杀杨之事交他击办。

如果没有洪的密令，韦不敢也不能杀杨。韦的权力、威望、下属、亲信、侍卫，与杨都相差太远，况且内讧前被杨派到江西，无法在南京策划杀杨。只有奉洪密令，才敢连夜进京。部下三千余人，才敢跟从他去干这种等于造反的事。向来侍卫众多，防范严密，尤其是对韦昌辉最为警惕的东王府，也只有持天王诏书才能夜里进入，不遭抵抗，轻易将偌大东王府斩尽杀绝。

假传圣谕是完全说不通的。东府被血洗之后，外边杨的亲信部下还有五六千人，反攻杀韦绰绰有余。有些亲信巳集结反抗。但他们被洪、韦的双簧所欺骗了。这么多人被洪的圣谕召到天王府前，看韦因滥杀东府无辜而受笞刑。当他们被请进两座大房内后，成了笼中鸟俎上肉，被统统杀掉。只有将杨的所有亲信都杀光，韦才能免于报复，洪也才能免于杨余党再次阴谋篡权的威胁。没有确实无误的天王圣谕，杨的部下哪会集中到天王府前，从而被集体屠杀？如果说大屠杀完全是违背洪的意思，那么，就在他面前发生的事，他何不马上下谕制止？只要一下圣谕，即使韦不听，韦部下必迟疑慌乱，杨部下必拼死抵抗。再加上天王府侍卫相助，大屠杀是难以得逞的。根据是，韦既无多大实力，“附从者只极少数”，向来又不得人心，所以不久之后洪为推卸责任，下诏诛韦时，并没有费多大力气，“所杀不过二百人，且交战仅两日耳”。这还是在韦最为得势，杀尽公开的反对派两万多人之后。洪之敢于下诏诛韦，也是明知韦无实力、无威望，只要用天王名义，南京城内的反韦力量足以完成任务。

洪利用韦出面杀杨，随后很快就要诛韦，原因很明显。最直接的是，石达开已起兵靖难，洪知道谁也抵挡不住。让它打进南京，局势就不可收拾。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韦的首级，釜底抽薪。二则是，韦不肯代为承担大屠杀责任，使洪影响不好，会留下后遗症；诛韦可以灭口。将责任全推到韦头上，好收拾人心与动荡至极的政局。三是，从韦不肯代为承担责任，表明他不听话、不忠诚，不除掉会马上来一个比杨更可怕的威胁。四是，要欺蒙与安抚同情杨之人，尤其是他在外地的亲信将领，包括握有兵权的杨辅清（橱秀清之族弟）。核心是为了维护天王宝座和洪家天下。虽然洪才能平庸、识见浅陋，这么一些政治斗争知识还是有的。1859年，洪接受堂弟洪仁玕的建议，为进一步安抚杨的老部下，弥补信仰危机，挽回人心，将9月2日（“天历”7月27日）杨被杀日子定为“东王升天节”，用来纪念杨。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一方面更加证明上述分析与判断，另一方面也表明洪还念及杨的一些功劳，还表示对大屠杀的一点忏悔。

以前一些论著、史书、辞典，将这一场内讧称为韦杨内讧或杨韦事件，有些是从表面现象而言，大多则是为了维护“农民革命领袖”、“向西方寻找真理”代表者出发，讳言事变实情、实质。有些不合事实与情理的“考辨”，多半从维护洪秀全的角度，找些门面话作为依据，根本谈不上科学态度。

总之，1856年“天京”内乱，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洪杨内讧。一字之差，关系到事件的实情、实质，不可不辨。这场内讧，对于探究洪、杨的思想心理，太平军的性质，都有重大的意义，岂可为替洪秀全贴金，而讳言历史真相？须知，最高的权威是历史真相与良知。

“天父、天兄下凡”，是太平军造反的一大创举。中国民间迷信，有多种神道或鬼魂附身，称为降僮，降神、扶乩、跳僮、上身、找神……名目繁多，因地而异。诸如此类的迷信，世界各地都有，外国的Sciomancy就与扶乩相似。

但是，基督教却没有上帝、耶稣下凡，借某一世人之口说话，处理各种人间事务，发布指示的成例。更没有上帝、耶稣下凡帮助哪一伙人造反之事。这种“洋为中用”、“土洋结合”是太平军的发明创造，可以说是挂龙头卖粪蛆。

“天父下凡”是杨秀清于1848年夏历三月初三日发明的，并且成为他终身的专利、看家法宝。得到杨秀清的启发，萧朝贵也在是年夏历九月初九日来了个“天兄下凡”，同样是终身专利。他们两人的专利，都得到“天父第二子”洪秀全的承认，因而也就得到拜上帝会会众的承认。

杨秀清发明“天父下凡”，原因是多种的。那时，拜上帝会的缔造者之一和主要宣传者冯云山被捕入狱，教主洪秀全惧祸溜回广东，紫荆山的信徒一时群龙无首。要救出冯云山的办法自然是有的，最方便而有效的就是使钱收买当地官府，这是谁都知道的。还有就是冯本人申辩加上请讼师的帮忙，人们也常用的，后来实际上也是靠这办法获释的。但杨秀清与一般信徒不同。他借用降僮、扶乩之类的神道迷信做法，来个“天父下凡”。这着棋很高妙，旧瓶装新酒。形式是民间常见的，内容却是“天父”对当前斗争的指示。他是与洪秀全、冯云山等共同策划以拜上帝会名义准备造反的重要人物，自然知道拜上帝会所宣传一套教义、道理全是骗人的。他也看清洪秀全之无能、懦怯，但他既已承认洪的教主地位，也就不好另起炉灶。受信徒尊重而又有毅力有能耐的冯云山，很多事还得依靠本地人，而且他现在又在狱中。这正是他崛起的机遇。不但免得冯云山被押期间会众动摇涣散，更重要的是出奇制胜，将“天父”这至高无上的万能法宝抓到自己手里。在必要的时候，你这“天父第二子”洪秀全，你那“天父第三子”冯云山，都得听“天父”圣旨。于是，他就成了拜上帝会和后来太平军的潜在首领。那时，形势复杂，洪秀全对此也许没有多想、深想。即使觉得有点不合意，也难以不承认“天父下凡”。谁叫你没本事又临难脱逃？话就说不响。而杨秀清在团结会众和救冯云山出狱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况且以后造反主要还得依靠当地人。冯云山即使想得多些深些，也会顺从洪秀全的。洪、冯认账，别人也就无话可说。

萧朝贵看到杨秀清的计谋得逞，也就依样画葫芦，来个“天兄下凡”。杨、萧两人一向关系较好，穿了连裆裤，互相承认，彼此彼此，都占了便宜。而且已得到洪秀全承认，别人也不好否定或说三道四。

“天父下凡”的样子，没有看到文字记载。从讲话的内容、长短、口气、过程诸方面看，可以大致作这么推测：浑身发抖，不断晃动，手舞足蹈，颐指气使。有时还躺倒，两眼闭合、半闭或翻白，声音与平时说话不同，拿腔拿调，有时力竭声嘶，有时模糊不清，整个过程都作不省人事状。其特点是，在降僮的基础上，加上戏曲中山大王的表演。另一种方式是，向睡觉中的杨秀清说话，由他向大家转述，这种“下凡”一般不是最重要的事。“天兄下凡”，第一次有“大战妖魔”的情节，“连战数场”，冲来冲去，“左来左顶，右来右顶”，与空气搏斗，有几分像降僮，还有几分像武疯子发作。由此形成基本模式，向同伙发布“圣旨”时，左右颠跳，全身摇晃，动作幅度较大，眼睛半闭，结尾全身发抖逐渐缓和直至恢复常态。“下凡”的次数很多，有的时间很短，表演形式也不尽相同。这些推测，包含有我童年在山村里看见过的扶乩和跳神。

“天父下凡”的记录现在能看到的有三卷，在永安以前的全都没有见到。在永安期间也只有审问叛徒周锡能的一卷。从1851年底至1853年8月的“下凡”也还未发现。“天兄下凡”的记录有两卷，最早是1848年第一次“下凡”。最后是1852年4月在桂林，离萧朝贵战死于长沙只有五个月。可能一共就这么多，即使有新发现也不会有多少了。1852年刻印《天父下凡诏书（一）》（后来将诏书改称圣旨），是为了对造反者进行宣传教育，让大家不要像周锡能一样当叛徒，同时表明“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树立杨秀清的权威。1860年印制《天父圣旨》《天兄圣旨》，一是要拯救信仰危机，二是要按洪秀全的需要来编写历史。这样，《天父圣旨》卷三自然不会收逼封万岁的记录。

1860年印制的《天父圣旨》卷一即《天父下凡诏书（一）》大约对原始记录没有或不大有改动，因为没这必要，而且早巳广泛流传。其它两卷看来已将原始记录作很多加工、修改。《天兄圣旨》很可能是印制之前才补记的。只要指出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早在1848年的《天兄圣旨》中，就多次出现“西王”的封号，而事实上那时诸头领尚未排定座次，封五个前期王也是1851年12月17日的事。其它的漏洞就不用多说。尽管有很多加工、修改，甚至是补记，有不少无必要伪造或篡改的事实，有不少已在别的官书上提及或当时广为人知的情况，都要适当保留井有较详细的记述。一些其它史料所没有的人和事，一些重要事件的时间、地点、情节、细节，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印使有些情节、细节是有意改编而不大符合事实，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现在所看到“天父”和“天兄”的“下凡圣旨”一共五卷。涉及清政府和对清军作战的很少，而且多半是一些空泛的鼓励，比如叫听者放心、宽心之类。主要是对内的，调整内部关系，提出注意事项，改变一些指导思想方针，批评、训斥人们的错误，对所有重要人物要打便打要杀便杀。看来，橱秀清、萧朝贵都是事先侦知情况，然后用“下凡”的办法予以指出，以显示“天父”“天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并以这两张王牌的名义加以处理。为了将戏演得像真的，“天父”不但叫杨秀清如何如何，还叫别人打杨秀清、锁杨秀清自己。扮“天兄”的萧朝贵早巳先有这样的表演。它们的内客很丰富繁杂，将来所有的“下凡圣旨”都发现了，要是有谁加以分析论述，可以写成一部几十万字的著作。我这篇短文，只能对“圣旨”内容，谈些零星的认识。

“圣旨”大多与洪秀全有关。“天父”“天兄”这两张王牌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要压洪秀全。指点他，影响他，批评他，训斥他，改变他，压低他，凌辱他，全都可以。洪秀全承认这两张王牌，尤其是承认“天父下凡”，而又不能取消、控制、缩小其作用，以至让它愈演愈起劲，次数越多，性质日益严重，只能导致杨秀清篡位或内讧。

“天兄下凡”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改变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的排列次序即地位。开头是将杨抬到与冯平列，同为“三个星”，正好洪秀全不大喜欢冯有文化、声望高，同意了。这一步棋得势之后，萧朝贵又进而诱使洪秀全自己对“天兄”说，“识得多字墨”的冯云山、韦昌辉“不是十分帮手，秀清、朝贵乃真十分帮手”。这就明确地将杨、萧排在冯、韦之上，满足了杨、萧当时的权位要求。此中，很可能有杨对萧的教唆或示意。

有一次“天兄下凡”，谈到对周凤鸣战斗的意见，被石达开顶了回去。由于石达开不吃“下凡”的把戏，所以此后无论“天父”或“天兄”也都识相，不多找石达开指手划脚，更不直接训斥或打大板，生怕弄僵了石达开公开拆穿西洋镜。不止如此，“天父”对洪秀全等人全都直呼其名，唯独称石达开为翼王而不叫名，显得特别客气。看来一方面是对他维护“下凡”把戏的回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有兵权善打仗。

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后，杨秀清必定在天王府里安插了不少亲信耳目，注意洪秀全的一举一动。在掌握了大量情报材料之后，1853年12月，“天父”叫韦昌辉、秦日纲陪同，大张旗鼓地向洪秀全兴师问罪，以至要打洪四十六板。此行有几个目的：一是公开将洪秀全压下去，置于让自己随意左右的地位；二是要看洪受支持的程度，哪些人在支持；三是历数洪在宫中虐待妇女，包括官女和小老婆，在宫中孤立他；四是要将一部分亲信从天王府撤去，转到东王府做事和改善生活条件。

从此以后，杨秀清用“下凡”办法，日益加紧篡位的准备。废除洪的主张，说四书十三经及适合于正道忠孝之古书不可毁弃，应当保留。这不但是为了纠正洪的谬误，也是要显示天王说了不算只有“天父”说的才算。不仅如此，还着重打击洪的亲信秦日纲、陈承镕，洪的宠臣蒙得恩、二兄洪仁达，虽然找不到什么罪名也要整一顿。倾向洪的韦昌辉，因其地位高又心地险恶，更是大整特整，要弄得你没脸面做人。

不止上面这些洪秀全线上的人，南京城里的文武官员，包括他自己东王府的官员，想整谁就杀、就关、就打、就“革职为奴”，在外地作战的将领也处罚了好几个，比朱元璋还狠，还打击一大片。这样一来，弄得绝大多数文武官员人人自危，心中非常不满，暗暗同情洪秀全。杨秀清在打击一大片的同时，却又将几个被捕获的抽鸦片烟犯、叛逃者，用“事因鬼缠”即鬼迷心窍这种极为可笑的理由从宽处理。本来，这种犯天条的人，是要杀头的。如此随心所欲处理人，使人对“天父下凡”更加反感。

到了1855年8月以后，又无缘无故地屡屡威迫洪秀全，再次要打他大板，直至逼他到东王府封自己为万岁，甚至连洪妻赖氏也叫到大殿上教训一番，几乎上是逼洪摊牌。同时，又无事生非再次打韦昌辉四十大板，说什么秦日纲、陈承镕“帮妖，放火烧了朕城池矣”——这是可以杀头的“罪名”，甚至说“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上帝真神”，将大家推向洪秀全的一边。既要逼洪摊牌，将许多人推向洪的一边，又自我迷信，以为没有人奈何得了，故而没有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连续地犯了低级错误，急速地将自己送上死路，即使韦昌辉奉命杀他没有成功。他迟早地会被别人杀掉的。

“天父下凡”是政治性邪教的一种极端化的表演，核心是夺取最高权力与地位，杨秀清借它而享有极大权力和无限风光，最终又使他陶醉于弄权而走上死路。洪秀全以迷信起家，他承认“天父下凡”之时，就种下内讧的祸根。内讧的发生，宣告了迷信的破产。洪秀全不思改弦更张，小朝廷也就在迷信中玩完。

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内讧，是太平军由盛而衰的转折。我在《岂可讳言》一文中谈到了这个事件。主要是说，过去一些论著，称之为“韦杨内讧”、“韦杨事件”、“天京事变”，是很不确切的，应该称之为“洪杨内讧”才对。其它许多有关问题，包括我与别人不同的看法，都没有谈，或者虽说到而一笔带过。

现在，写这篇文章，作为那篇的补充。

逼封万岁。记载很多，最重要的是《李秀成供辞》。它写道：“（东王）权太重，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李秀成写供辞的目的之一，是保存太平军史实，故面不会在这种重大的问题上，随便乱说。他当时是地官正丞相，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自然知道实情。再说，杨秀清一向重视他。1853年春就保举他为右后四军师。1856年升为地官正丞相，自然也是由于杨的看重，否则断然不可能晋升如此高位。从他与杨的关系，从他供辞中屡屡对杨的称赞，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随便说杨坏话。在供辞之前的一些文人访闻之作，如《金陵续记》、《金陵省难纪略》，所记基本内容与李秀成完全符合。可见逼封在当时南京，是朝野很多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至于具体情节，难免有“民间创作”。洪秀全在1857年为杨秀清平反。在诏旨中说杨“遭陷害”，1859年进一步公开平反，将杨被杀之日定为“东王升天节”，完全是出于他的政治需要，根本不能作为否定逼封的旁证。这种权术，历代都有统治者玩过的。比如，希特勒就因陆军元帅隆美尔涉及夺取最高权力，而密下手令逼他自杀，随即又正式发布命令为之举行国葬，给予很高的“哀荣”。同洪秀全既杀杨秀清，又为之平反，很有相似之处。用有关记载，也完全可以旁证逼封之事。洪秀全一向不出天王府，可是1856年8月15日却到东王府，没有特别重大而又非去不可的事，他怎么会有此破例之行？而且，这次御驾至东王府之后十八天，就叫韦昌辉杀杨秀清，不是逼封的极有力的旁证吗？至于记载此次御驾至东王府的《天父圣旨》没说到逼封之事，这是根本用不着解释的。洪秀全与许多统治者一样，是十分注意按照自己需要，来掩盖、销毁、篡改、伪造史料的。他既然后来都为杨秀清平反，还会再留下逼封的记录吗？

那么，杨秀清为什么要逼封呢？我在《岂可讳言》已经说了四个原因，简单说，就是要循序渐进，减少阻力，顺理成章，以并列万岁作为彻底夺取御座的过渡。这里就不重复。要补充的是，逼封是以实力为前提，经过认真考虑的。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他进一步掌握了全部大权。一切重大的军政方针、人事任免、战争指挥，全都由他决定后上报洪秀全。全军将领、官员所有的奏章，都必须由他审阅后才决定是否送交洪秀全。对于他所作的决定和所提的建议，洪秀全一概盖上“旨准”的图章，全然是一种形式。奉旨协助杨秀清的北王韦昌辉，在杨面前都“不敢十分多言”，只是一味阿谀奉迎，还屡次受到打击羞辱。另一个奉旨协助的翼王石达开，在全局问题上也没有多少发言权，甚至他的岳父也无辜而受杨秀清处治。一切都由扬秀清个人说了算数，没有人敢有异议或争论。所以如此，除杨秀清拥有明文规定的“节制各王”之权外，还有“天父附身”即代天父说话的特殊法宝。他一使用这法宝，连洪秀全都得跪着听训话，甚至要杖责时也不能反抗或申辩，经众人代为苦求免打之后还得乖乖承认错误。其他高层大员，要打要革要杀，全凭杨一句话，比皇帝还皇帝。南京城里，他的亲信、部下占绝对压倒的优势。逼封之前，他又将韦昌辉派到江西，将石达开派到湖北，这样便无人可以代洪秀全说话，无人可以向他提出异议。洪秀全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到东王府，封杨秀清及其子均为万岁。如果不去，杨秀清定会以“天父”名义，严加惩罚，甚至马上宣布废黜也并非没有可能。

反篡位行动。当时和后来有些著作说，有人向洪秀全告密：杨秀清将造反。于是引发内讧。这种告密说实在很天真。洪秀全虽然自己关在天王府一心“安享天福”，对外界很隔膜，对绝大多数军政事务麻木不仁，但涉及宝座问题则一直很敏感，这根弦从来不曾放松。杨秀清假借天父名义要杖责洪秀全之后，俩人在一场互相妥协的对话中，洪便曲折暗示，这是暂且容忍，要杨从此收敛。到了逼封万岁，洪当然懂得这是什么意思，还用得着谁告密吗？再说，这又何密之有？洪所考虑的当然是如何反篡位。此时，洪的内弟赖汉英还有秦日纲、罗琼树对杨企图篡位十分反对，表示为了保卫天王宝座“虽死不辞”。有的材料说，还有洪宣娇也站在洪秀全这边。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她虽然寡居后长期作为杨的姘妇，但因杨日益宠幸傅善祥，与杨的关系就不断恶化，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从保卫正统的角度，从痛恨杨、傅的报复角度，她都很可能主动参与反篡位。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不用说是坚定反篡位者，可是这两个人实在太草包，在极其复杂又是尖端绝密的斗争中，派不上什么用场。照洪秀全定下的规矩，大臣中除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外，其他人一概不能朝见。这样，反篡位就需要有个上下左右串联的人，需要一个便于与洪秀全接触从而为之出谋划策的人。有论者云。反篡位的关键人物是佐天侯、天宫丞相陈承镕，因为他是朝内官之首。收发太平军中，往来文书，所以反篡位均由他联络策应。此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未为确论。因为，陈承镕根本没有资格见到洪秀全，《贼情汇纂》就明确记载，“虽宠任如佐天侯亦不得望见颜色”。那么，不是陈承镕是谁呢？我的推测是蒙得恩。理由是：一，他一向受到洪秀全特别信任，那时任春宫又正丞相，专门管理女馆，相当于清朝的太监头子，臣下给洪的奏章和洪颁发诏旨都由他经手，经常可以同洪见面；二，他到南京之后，“永不出京门”（1861年出京一次，己在内讧之后），可见他是洪须臾也离不得的亲信、拐杖；三，他为“人极叵测”，城府甚深，又通过传达诏书及召见女官了解诸王侯丞相的情况；四，内讧之时他没有出头露面，1857年被任命为正掌率、总理朝纲，按照洪的习性、必定是他在内讧中作为潜藏人物，起了重大作用，才会得到如此的信任与跃升，而且后来连他儿子也被重用。以上几点，并不是直接证据，但却由此可以推测，他是洪的主要智囊和参谋，是上承下达的主要串联者。这种暗地里起重大作用的人物，历代都有。而正式文件、档案又往往找不到明确的记述。

于是，他们确定了反篡位的骨干力量，分析了杨党的情况，制定了行动计划。

天王剑在行动。这个名称是我起的。话说计划既定，首先由蒙得恩找陈承镕，派人与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联系。蒙、陈往来属于工作关系，陈派人到外地送洪秀全密诏也是熟门熟路。而这些都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不会引起杨党怀疑。陈承镕之所以积极，是因为他对杨的专擅很不满，曾与密友秦日纲为抗议杨处事不公而同时被杖两百，一直存心报复。更因为无故被杨说是“帮妖”，即将受到严惩。当时秦日纲在丹阳，离南京最近。秦在太平军即将公开造反之时，曾奉命与陈承镕等去广东接洪秀全家属，后来又担任过洪的保卫工作。武艺好而且作战时很勇敢，但缺乏谋略，常吃败仗。照李秀成的说法，“并无是乜（什么）才情，忠勇信义可有，哉天王重信”。他曾因战败，被杨秀清削爵投狱，又因与陈承镕不直杨，同以辞职要挟而被杖责，衔恨很深。此时在丹阳又打了败仗，杨又假装“天父下凡”，说“秦日纲帮妖，陈承镕帮妖，放火烧朕城池矣，未有救矣”，要将这两个对自己心有积恨的人一锅煮。秦本就受洪特别赏识与提拔，是个铁杆保洪派，现在杨又要严惩他，于公于私都必然会拼死保洪反杨。他得到密诏，首先带兵从丹阳赶回南京，保卫天王府。大约洪秀全知他兵力、本领、资望都远不足以发难诛杨，所以要等待韦昌辉来执行这项特殊任务。为什么不是石达开呢？因为在洪秀全及其身边亲信看来，石不像韦那样“爱兄心诚”，对杨也没有韦那样刻骨仇恨。更重要的是，石有主见、有威望，长期掌兵权，不像韦那样可以随便摆布，出了什么意外也难以驾驭。所以，洪给石的密诏，并未明确要求率兵回南京勤王，而只是要求石支持反篡位。石的意见是，只杀杨秀清及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杀”。于是，诛杨的任务，自然而然就交给韦来完成。

在江西前线督师的韦昌辉，得到密诏，率领亲信兵将约三千人，乘船星夜赶回南京。9月1日夜里到达，作好准备的陈承镕立即接应韦昌辉及其兵将入城，马上包围东王府。在杨秀清本人，认为将韦昌辉、石达开派到外地，南京城里有自己亲信的兵将两万余人，洪秀全及其亲信的部下，即使纠集在一起也不堪一击。更由于他自我感觉太好了。他一向威压、凌轹上上下下，要打便打，要关便关，要杀便杀，从未遇到有力的反对或抗拒，以为大家都真正服帖了，不大会有人敢怀二心。逼封万岁，看看洪秀全也只好乖乖照办，南京内外的将领并没有激起什么波澜，心中更是笃定泰山，到了自我迷信的程度，放松了应有的警惕。秦日纲带兵保卫天王府，他自然会知道，大约看作洪秀全为自己人身安全的消极防御，而且他从来不把秦日纲放在眼里，就没有从中深思深究，也不加强戒备。于是，9月2日凌晨，韦昌辉持诏能进东王府，大屠杀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随后，韦、秦、陈又在洪的导演下，在天王府前，对被诱骗而来的杨党施行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这一集体大屠杀，特别充分地显示出洪秀全的两面派嘴脸。是一出下作而又凶残的丑剧。

杀尽南京的杨党，韦昌辉也就迅速走上死路。石达开从武昌赶回南京，谴责韦滥杀无辜。有恃无恐的韦竟要杀石，使石不得不连夜吊城逃离南京。韦就杀了石全家，并且派秦日纲、陈承镕带兵去追捕石。自然没能捉到。于是，石率领靖难大军四万余人直奔南京。洪秀全在11月2日杀了韦，将他首级送去安徽宁国给石看，以消解靖难大军进兵南京的理由。随后，在11月28日又将秦、陈调回南京，一并杀了。尽管，洪明知秦一向忠诚而且并无野心，陈在反篡位斗争中也很坚决，但出于安抚石的需要，也就顾不了别的许多。历代最高统治者的词典，往往是没有道义、情谊、人性这些词语的，有的只是需要利用、卸磨杀驴、兔死狗烹、以怨报德、丢车保帅、突然袭击、预防措施（预防以后可能发生的麻烦）之类，洪秀全虽然还没有完成帝业，未能像朱元璋那样充分表演，骨子里是完全一致的。况且，他的老伙伴、老战友杨秀清、韦昌辉这帮人，本就没有什么道德观念和品格修养，他们造反得逞以后权力欲望都恶性膨胀，觊觎最高宝座。他们与洪秀全之间，表面上是你兄我弟，实际上是日益加剧的权力互动，一种你死我活的争夺。内讧是迟早要发生的。发生得这么快这么早这么惨酷，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只不过是政治暴发户之问，在外部压力不大时的一场豪赌。洪秀全是这场豪赌的大赢家。他消灭了公开和潜在的篡位者，使“地上的天堂”成为洪记一统天下。然而他又是最大的输家，他所营造的邪教圣殿从此坍塌，他所占有的小朝廷从此开始大滑坡。　

在很长时间里，有许多论著，将太平军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的内讧，叫做杨韦内讧或杨韦事件。又硬套什么“阶级分析”的办法，将这场最高权力争夺说成是阶级斗争。韦昌辉是混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由于个人野心膨胀而进行这场政变，要夺取农民革命的最高领导权。八十年代以来，这种阶级斗争说似乎日渐闪烁其词不那么理直气壮、不客置疑了。但仍多将这场内讧的主要责任，归罪于韦昌辉。说是韦昌辉为了夺取杨秀清所掌握的实权，利用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杀了杨秀清及其部下两万余人，给太平军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这种说法，仍然是为尊者讳，为“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开脱对内讧应负的主要责任。

关键之点在于：到底是谁利用谁？是洪秀全利用韦昌辉，还是韦昌辉利用洪秀全、杨秀清的矛盾？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不妨对韦昌辉从参与造反到内讧再到最后被杀的一些有关情况，大略地做些介绍和剖析。况且，从太平军的兴亡来看，这个人也是值得说说的。

韦昌辉在太平军准备造反时，贡献极大。他家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田产颇多而且开典当，相当富裕。杨秀清、洪秀全、冯云山策划造反时先后在他家住过，并且成了集齐会众编立营伍（“团营”）指挥部。正式宣布造反也在韦家饲堂。事前，他已决心将全部家产供造反之用，并且以制造农具为名，开炉打铁，准备了大量武器。如果没有他的全力参与，造反必然会推迟，起事地点也不会是金田村。他不仅为造反提供了各方面物质条件，而且作为富户而“不惜家产”，也给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从清朝官府直至皇帝，都曾误将他作为“贼首”、“逆首”，就可以明白他在准备造反时所起的作用。

韦昌辉如此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一个主要动因是想报仇雪耻。因为他家虽富，但究竟只是新发的财主，又由于是外来户，在当地没有根底和势力，不免时常受气乃至被欺凌。他想通过科举求得功名，提高社会地位和势力，但两次应县试都落第。于是捐了个监生，如同后来的出钱买文凭，作为入仕的一种出身。但他却挂匾自称“登仕郎”，被一个秀才告发，官府以“僭妄”的罪名抓了韦家的人，罚银子三百两了结。银子事小，面子事大。从此抬不起头，如何咽下这口气？于是，在冯云山劝说下，参加拜上帝会。冯云山争取他入伙有很深的用意，而他自己则是想以此来和欺凌过他的乡人抗衡。一入了拜上帝会，就身不由己了。经过洪秀全等人不断以迷信蛊惑、引诱、恐吓，终于横下一条心，参与策划造反。希望在造反成功之时，不但报仇雪耻，而且扬眉吐气，享不尽富贵荣华。

造反果然获得较大成功。太平军占领南京时，由于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已死，韦昌辉自然递升为第三号人物。本应功高权重，八面威风，生杀予夺，随心所欲。不料，事实却给他开了个严酷的玩笑。洪秀全再也不像酝酿造反时那样可亲近了，而是比历代一般皇帝更高高在上，连见个面都不客易。实权在手的杨秀清，则给他越来越大的威压。为了求得庇护，他要在洪秀全面前甜言蜜语曲意逢迎。为了免于受到更大的打击和迫害，他又得处处诚惶诚恐地拍杨秀清马屁。尤其是对杨秀清，“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哪里是兄弟相称的第二三号人物，简直像奴才之对待主子。由于他在洪、杨矛盾时“掏浆糊”，企图两面讨好，杨便越是要打击他。他哥哥与杨秀清小老婆之兄争房子，杨便借这种小事作文章，要严惩他哥哥，而又交他处置。这种打击，既挖空心思又欺人太甚。他如果将哥哥杀了，已很不合情理，但还可以说是屈从于杨的权势，不得不如此。不料，他竟将哥哥五马分尸，还说不如此“不足以警众”。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他的部属张子朋因任意殴打水兵，激起水营闹事。杨秀清追究责任，账算到他头上，将他打数百杖，以至打完站不起来。如果杨看在同事分上，完全用不着将账算到他头上。退一步说，要算到他头上，也可以用较不伤面子的处理，不必采取这种极其侮辱、极其刺激的方武。但杨秀清偏偏要这么办。他的裨将替他抱不平，说以后还有什么脸面！他竟回答说这种处理并无不公，甚至杀了这个裨将“以谢秀清”。凡此种种，比起当年因挂匾被罚银子三百两，所激发的复仇心理，不知要强烈多少倍！

曾在杨秀清身边的天宫又副承相曾钊扬，向人说：“北王阴恶而残刻，今扶之而不怒，其心叵测。”杨秀清的堂弟杨辅清也认为，韦昌辉对杨秀清“怨谖日漾，难将作矣。”为曾国藩收集敌情的张德坚也看出：“昌辉位下杨贼一等，其奸诈相似，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故杨贼加意防范……杨赋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曾钊扬、杨辅清的看法，必然直接或间接反映给杨秀清。张德坚说的“故杨贼加意防范”，也有充分事实根据。本来，韦昌辉和石达开都是辅佐杨秀清主持军政事务的。稍后，石达开经常被派到外地指挥作战，韦在杨手下负责传令转禀，杨恐他从中做手脚，就以“他劳心甚”这种很可笑的理由，将石召回南京以分其权。内讧之前，杨又将他派到江西去督师，以削弱他在南京的作用，使他无法在权力中枢有所作为。

杨秀清逼洪秀全亲自到东王府封自己为万岁，是公开篡位的彩排，两人矛盾已经接近顶点而且无法缓解。洪秀全必然将韦昌辉作为反篡位的头号人选。因为他是洪、杨之外地位最高的元勋，却受杨凌轹最惨，对杨仇恨最深。另一方面，他在洪面前总是表现出十分忠诚体贴。小到洪自说袍服多得穿不完时，他还要求洪时时多做袍服；大到杨借天父名义要杖责洪时，他跪下求情，表示愿代为受杖。如此等等，故洪认为他“爱兄心诚”。就韦自身的品性来看，他有极强的报复心理，当初为了报复被欺负羞辱，不惜“毁家纾难”，现在向杨复仇的火焰，更是到了有合适机会必定猛烈喷发的地步。而且，他心狠手辣，让他去杀杨及其亲信党羽，决不会温良恭俭让的。万一出现意外情况，比如杀杨不成或杀杨后事态恶化，也尽可让他承担责任甚至将他抛出。别的人，谁也没有他这么合适。在南京的天宫正丞相陈承镕，他手下无兵，而且地位、资望都控制不了局面。奉诏先到南京来保卫天王府的燕王秦日纲吧，有勇无谋，在南京没有多少亲信，又不能服众，担当不了这重任。所以，这两人都不能主持执行而只能协助。翼王石达开是最有资望与能力的，但他一向有自己的看法与主张，不会做洪的驯服工具，不会同意将杨亲信党羽斩尽杀绝。更何况，由石来执行杀杨任务之后，对石就难以控制，成为新的心腹之患。所以，非但决不能用，最好有可能时也一并杀掉或剥夺其权力，消除潜在对手。于是，洪秀全及其身边亲信，不用多做分析考虑，便必然选择韦昌辉。

韦昌辉奉洪秀全密诏。从南昌赶回南京，带领亲信三千余人，杀了杨秀清，血洗东王府。随后又在与洪合演的双簧中，将南京城里的杨秀清亲信六千余人屠杀于天王府前。两个月里总共杀了文武官兵两万余人。石达开从武昌赶回，指责大屠杀，想稳定军心民心。韦在洪密令或示意之下，竟要杀石，使石不得不连夜吊城出走。韦一面派秦日纲、陈承镕率军追捕石，一面马上杀了石全家。秦、陈与杨秀清有大仇，奉诏助韦杀杨，正合私愿，求之不得。但他们二人，与石素无仇恨，且明知石既有兵权又很得军心民心，如无洪密诏，是不敢也不会率军追捕石的。不然，无论追捕结果如何，一旦洪主动或被迫追究此事，罪不容诛。后来，石率领大军要回南京靖难，洪在下诏诛韦之后不久，顺便将秦、陈也杀了。此举既为了安抚，使石休兵，同时也是为了灭口。

有一种记载，说是韦认为石藏匿于天王府，向洪索之不得，而率兵围攻天王府，引起冲突，韦兵败而后被捕获伏诛。后来一些论著，想必为了开脱洪。将内讧尤其是大屠杀罪贵全加于韦，说明“阶级敢人”趁机破坏“革命”，也采用此种资料。其实这项资料从情理上说，完全不可信。洪对石疑忌，想将石一并除掉，前面已说过。就不重复。这里想着重指出两点，如果韦怀疑石藏匿于天王府，怎会派秦、陈率兵追捕？怎会为防止石利用大报恩寺塔攻城而毁了它？

1856年的洪、杨内讧，直接爆发的近因是杨秀清逼封万岁，要做并列天王，要篡位，引起洪秀全不顾一切地进行反击。选择谁来杀杨，设计在天王府前杀尽杨的亲信，让自己的亲信秦日纲、陈承镕去追捕石达开，当石率大军靖难时，又将韦、秦、陈杀了，都是洪秀全一手导演的。如果要说利用，那是洪、韦互相利用，根本上还是洪利用韦。韦利用洪提供的机会杀了杨报了仇，洪则利用韦来保住宝座。洪与韦之间，洪处于主导地位。韦报复的机会是洪为自身利益才提供的，到韦不利于他的宝座稳定时，便将韦杀了，而且将一切责任、罪过都推到韦身上，让韦死后还长期替他背着恶名。

洪、杨内讧，的确给太平军直接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两万余名在南京的骨干，在内讧中被杀，造成了许多权力机构的真空或半真空。同时，洪、扬等人造反时的种种政治、宗教宣传，诸如“天下男女，尽是兄弟姐妹”；“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洪秀全是上帝的第二子，真天命的万国独一真主；杨秀清是上帝第四子，不时上帝附身，代天父说话；韦昌辉是上帝第六子，“恭膺帝命，同扶真主”……这些为了造反和掌权需要而编织起来的神话，在最高宝座的争夺中，在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中，或者自行破灭，或者打上巨大的问号。于是，产生信仰危机，人心涣散。官兵各打各的算盘。没有被洪秀全假他人之手杀掉的石达开，回南京挽救了危局，但不久就被洪氏兄弟逼走。虽然陈玉成、李秀成继起苦苦支撑了几年，太平军终于彻底失败。这结局来得这么快，直接肇始于洪、杨内讧。

韦昌辉参加拜上帝会，是彼此想利用对方。然而，小算盘毕竟算不过大算盘。拜上帝会就因为韦昌辉家财富厚而又一心复仇雪耻，是很理想的发展对象，才找上门来做他工作的。所以，主动的一方是拜上帝会。更根本之点还在于，是他参加拜上帝会，而不是拜上帝会请他出山做首领，这便决定了互相利用的主从关系。于是，他必然要参加造反。于是，他就将身家性命包括富厚的家财无保留地被洪秀全所用。他个人的一切包括复仇雪耻的愿望。就融化在造反的狂飚里了。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洪秀全利用了他。太平军攻占南京以后，他在杨秀清手下备受十百倍于造反前的凌轹，忍受极大的屈辱以求生存和报仇，是他品性在不同情势下的发展。太平军和曾国藩两方面都有人说他奸诈、阴险、居心叵测，恰恰说明他的心计不深。不然，就不会被两方面的人都看出来。以他的智能，在杨的赤裸裸的猜忌、威压下，他也只能做到别人看得出的“奸诈”。他奉洪之命杀杨及杨的亲信，如果从维护洪氏宝座来看，是诛灭谋反权奸及其乱党，不但名正言顺、无可非议，而且厥功至伟。如果从太平军的角度去权衡功过，杀尽杨的亲信党羽，大伤元气。全局动荡。是一个大罪过，但这也是奉旨行事，主要罪责在洪秀全。后来，洪慑于石达开的靖难大军，又将他杀了，将首级送到安徽宁国使石休兵。就这样，他最后成为洪的牺牲品、替罪羊。1859年，洪为了进一步掩盖内讧真相，推卸责任，笼络人心，将杨秀清被杀之日定为“东王升天节”，正式为之恢复名誉。至此，完全可以说，洪看准他向杨复仇的心理，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直到他的生命和身后声名。洪既借他消灭了巳显露的篡位者，也消灭了他心目中潜在的篡位者，还用他的首级、尸体、“北奸”的罪名，作为掩盖自己丑恶灵魂和血腥双手的幕布，以维护“独一真主”的神像。几十年来的许多历史论著，想方设法回护洪秀全，将韦昌辉说成内讧的主角，或违背洪旨意、阴谋破坏的阶级敌人，从而是危害太平军“革命事业”的头号大罪人，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从前面所说看来，这是张冠李戴，根本错位的论断。

洪、杨领导的太平军，占领并“定都”南京后，随着北伐、西征的相继失败，只能是对中国东南部分地区的军事割据。洪、杨在割据地区尤其是南京所实施的极端政策，既是历史的倒退，更是对文明进步的背逆。作为两个最高领导人，他们主要关心点。一个是“安尊天福”，一个是夺取宝座。这样的军事割据，如果不在根本上改弦更张，存在愈久，对中国便愈不利。但是，只要洪、杨任何一人在位，便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弦更张。他们俩人之间的争夺宝座，完全出于个人统治与占有欲望，谈不上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的斗争。韦昌辉卷入这种斗争，是杨秀清和洪秀全的驱动。他杀死了太平军大批人员及妇孺。是一种反人道主义行为，然而主谋是洪秀全。客观效果上，促使太平军提早消亡，对中国重新统一倒是有利的——这也主要应当归“功”于洪秀全。韦昌辉不过是被利用者。

韦昌辉为向乡人报仇而参加拜上帝会和造反，为向杨秀清报仇而血洗东王府和将杨部下集体屠杀，实质上都是被洪秀全所利用。洪利用他的复仇愿望。实现了“金田起义”和消灭篡位者的目的。当洪为了维护自己的宝座和神像时，又将他杀了，并且痛加谴责，让他身败名裂。当初的你兄我弟，“共条肚肠”，“爱兄心诚”，最后就落得如此结局。作为一个被利用者。他是可悲的。

韦昌辉确实是非常残思，没有人道，令人憎恨。但最后有个情节，颇可寻味。洪秀全将韦五马分尸之后，首级送去给石达开看不说，还将他的尸体寸磔，割成二寸左右的许多小块，挂在各处栏栅，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许取”的字样。虽然，这比将一些“违反天条”的部下“点天灯”——活活烧死，不见得更残酷。只是，由此可以看出洪秀全在诿罪于人，转移军民大众注意力方面，还是费了些苦心。这苦心并没有白费。在当时，可以蒙蔽一些头脑单纯的军民；在后来，又可供存心美化“农民革命领袖”的人曲为之辩。不过，由此可以看出洪秀全人品的若干层面。

有个人，大大地激化韦昌辉和杨秀清的矛盾，从而加剧内讧的惨酷。

他并不是位高权重的人物，许多史书也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此人叫张子朋。

他是广西泗城府凌云县人。“身材高大，广额掀鼻，两颧掀起，凹腮巨口，无髭，眇一日”。这副相貌，很容易让人想象出他的性格、素质、心理特征。大凡生理特异的人，往往也有与常人不同的心理、性格和遭遇。他最初是韦昌辉统下的健儿，护送太平军文书。1852年封御林侍卫，次年三月升任侍卫，四月升右八指挥，五月调北殿右二承宣，与指挥同级。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调动，不但说明他与韦昌辉的性格投合、关系密切，而且对后来太平军最高层内讧有重大关系。1853年12月打三叉河有功，封恩赏丞相。1854年4月，随韦昌辉之弟韦志俊（1859年降清）去打湖北，三四个月里，极尽凶横、屠杀之能事，以至“湖北人民闻张瞎子名，无不股栗”。这是他充分表现其品性，尽情发泄其复杂情绪的时节。这情绪，是对太平军水营官兵及其头领唐正财的。要给他们看看：老子就是横，就是狠，就是强硬。这情绪也是给杨秀清看的。表示了对杨杖责他的不满。对杨不杀和赏识的回答。这情绪也是要为韦昌辉争一口气：咱北王府上下就是行，就是不可小看。

原来，正是在打湖北之前，韦昌辉命夸张子朋乘船西征。张到水营要船。他本就十分横蛮，有了韦昌辉命令，更是日中无人。不营三七二十一，要些什么船就什么船，要谁的船就谁的船。水营的船及船工，都是被太平军所劫掳的。其头领唐正财，也是湖南以船装货赴下游贸易，连人带船在岳州被掳。受杨秀清威胁利诱而参加太平军，此时已是殿左五指挥，提督水营事务。水营上下，和广西来的太平军“老兄弟”，情况多有不同，也还不适应太平军的观念与条规。唐正财此时的级别，与张子朋也相同。张的霸道，不把“新兄弟”放在眼里，令人受不了。于是发生争执。张哪客人与他争执评理，一边封船一边连连打了好几个人，而且满口霸王骂。水营上下十分激愤，公开说要开船向清政府投诚，有曲说各自开船散伙，一时没有达成一致，但张子朋是吃瘪了。

此事马上被杨秀清知道。他赶快派遣亲信，到唐正财住所，明确表态是张子朋大错误，水营并无不是，好话安慰了一通，答应给唐升官，赏了许多金帛，要严办张子朋，叫唐去劝说水营部下不要降清或散伙。同时，他马上亲往北王府，将张子朋打一千大板，又追究领导责任，打韦昌辉数百大板，打得站不起来。随即将此事通知水营，大大有利于说服工作。又赏又罚，水营才被从叛变边缘拉住。这是被称为“水营激变”的经过。

对于这种严重的突发事件，杨秀清处理得干净利落，非常沉着老练。因此，水营叛变这种极其严重的事件，才在即将爆发之际平息下来。不但保住了水营，而且对稳定太平军全局有重大意义。但杨有一件事处置得太过头了。这就是打韦昌辉数百大板。本来，严惩张子朋就是了。要用张子朋的头，来平水营之愤，也是可以的，在太平军中并不算特别严厉。倘若放韦昌辉一马，尽可不追究领导责任；即使追究领导责任，也不必用打大板这种带侮辱性质的极端方式。毕竟韦是第三号人物，是他的副手。可他不菅，也许是盛怒之下欠考虑，也许就是有意借这难得的机会把韦的威信、面子打得粉碎。洪秀全他都敢用“天父附身”的方式来打大板，你韦昌辉正要找个机会打一打呢！可是这一打，将薄薄的一层纸捅破了，种下十分严重后果。

韦昌辉平日，在洪、杨面前都十分驯顺，两头讨好，双面抹壁，如同奴才。杨就是不喜欢他这种作为，要他乖乖一边倒，但又找不到碴子。韦之兄与杨妾之父争房宅，杨将韦兄交韦惩办。这做法本就欺人太甚，实际上是以压迫、凌辱韦来要树自己绝对权威。然而韦却牙齿打落和血吞，加倍奉承，将其兄五马分尸。还说非如此不足以警众。其实，韦内心一定非常愤恨，但他就要一脸正经。“水营激变”这一打，就是更严峻的考验了。部下都忍不住了，说以后还有什么面子。怎么做领导人？很多旁人也觉太过分了。可是韦却将这个为他鸣不平的部下杀了，“以谢秀清”。本来，挨打后如有不平、委屈的样子，别人会觉可理解；不声不响地受了，也还勉强说得过去。偏偏要这么出人意外，人们就有看法。天宫又副丞相曾钊扬公开向人说，韦阴险恶毒而且极其残忍，现在挨打而不生气、埋怨，“其心叵测”。杨秀清的堂弟杨辅清也说，怨恨日深，将会有非常事变。表演得太过分，明眼人一下子看出来了。比之下棋，如果说杨打韦是过于用强的错误，韦如此应付，实在是超级昏着。权术家杨秀清不会看不出。即使优势意识太强，在知道别人的看法时，也就心里有数。

两人都铭刻在心里了。在杨秀清。就“加意防范”，削减韦在朝内的事权，又派他到外地作战。对道破玄机、将矛盾挑明的曾钊扬，也找借口给他一个“不杀为奴”的惩办，让他闭上乌鸦嘴。对张子朋这种人，杨觉得有用，最好收归为自己的亲信，打一千大板就是格外从宽发落。随后派张去湖北，又派去田家镇、湖口，进一步笼络。在韦昌辉，就只有将新仇旧恨埋在心里，等待时机一起算总账。或者说，躺下装死，等有机会来个加倍算清。在绝对弱势的情况下取此对策，是他聪明之处。1856年4月，杨秀清又以“天父下凡”名义，找个很可笑的借口，再一次打韦昌辉四十大板，实际上是逼韦摊牌。看看韦被打之后也不能、不敢怎么样。于是，被自己权势弄得自我迷信的杨秀清，真的麻痹大意得忘乎所以了，给韦昌辉等得到了机会。

洪秀全利用韦昌辉，让韦出面主持了一场惨酷的大屠杀。但韦昌辉最后并没有赢，他被利用过了也就被杀掉，而且顶着“北奸”的罪名永远不得翻身，杨秀清却在三年后就恢复名誉了。

如果没有张子朋，韦昌辉在内讧中不会那么疯狂，后来杨秀清也未必恢复名誉。这是物极必反之道。而张子朋自己，火上浇油，痛痛快快地大杀一通之后，也就被洪秀全消灭。

于是张子朋也就成了内讧增烈剂。他的外表、心理、水营激变、让湖北人民闻之“股栗”，到无意中成为内讧增烈剂，再到自身在内讧中毁灭，在太平军相当一部分“老兄弟”中是很有代表性的象征。

故而，我放着许多地位、影响远在他之上的人物不写，用这篇短文来写这个不大不小的骨干。

太平军中，有个被对方统帅曾国藩念念不忘的人——他，就是林启容。

曾国藩吃尽林启客的苦头，却由衷赞佩他。那是由于林启客坚守九江。

在太平军造反时，被乡里认为是“无赖”的林启客投奔杨秀清手下。起初不过是健卒，也就是好兵、优等兵。继而升为卒长，是倒数第二级的基层军官。但东王杨秀清注意着他。在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两个月，杨秀清提拔他为士官正将军，是中上层的人物了。升官后，就随洪秀全的妻舅赖汉英溯长江征战于安徽、江西。一个月后，因战功升为殿右八指挥。再过一个月，即1853年9月随石达开的哥哥石祥桢攻占九江。到1854年4月，升为殿右十二检点，同时成为九江的领军人物。杨秀靖实行了对一个亲信的安排。1855年1月，太早军第四号人物石达开任西征军统帅，林启容直接受石指挥，参与了石达开所指挥的大胜曾国藩的湘军水师的战役。曾国藩因为水师的大败，跳水自尽未遂。不过，此战主要是石达开与曾国藩的直接对话。然而，曾国藩对林启容印象深刻。1855年秋，曾手下的悍将、湖南提督塔齐布因屡攻九江不下，愤懑呕血而死，曾对林的印象就更深刻了。

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时，林启容在九江，没有卷入。曾国藩派人持信给林启容，说他是“杨氏之党”，是韦昌辉及其党羽所必除之人，劝他投降清朝，既可“诛戮韦党，以快私仇”，还可照旧例给他官做。信中还说他“有强固之志，无殃民之罪”，适当地赞扬了几句。但是，他当着送信人的面，将信撕了。想必，一定还会嘲骂曾国藩几句。曾国藩诱降不成，不久之后，趁攻下武昌的势头，让悍将李续宾、湖北提督杨载福率大军进迫九江，从1857年1月8日起进行环攻，激战六昼夜，硬是拿不下，只好败退。林启容守住九江，对稳定太平军全局有很大作用，因此被封为忠贞侯（后改为贞天侯）。不站在杨秀清一边，不迷惘观望，也不动摇信心，对洪秀全确实是难得的忠贞。林启客被封忠贞侯，比李秀成被封合天侯还略早些。只是，林启客被视为“杨党”，而且据守九江要地，洪秀全绝不可能让他到南京主持或参与全军指挥。

林启容的形象、品格的完成，还在于生命的最后几个月。

1857年10月，九江外围的小池口、湖口相继被清军占领，九江成了孤城。在清军陆上三面合围、长江上有水师巡逻的情况下，林启容的守军完全断绝外援。随着外援的断绝，军粮甘益缺乏。林启容下令官兵，在城内耕地种麦。但这个办法，终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半饥半饱的守军，体力当然大减。但是，这一举措，却又加强了官兵死守的决心。1858年3月30日起，清军开始昼夜进攻。林启容督率部下，凭借高城深壕坚守，清军不能得逞。但李续宾毕竟不是省油的灯。看到地面仰攻无效，就改变办法。在东门外磨盘州开挖地道三处，用火药炸城。5月8日，将东门城墙轰塌数丈，还是没能攻进。5月12日，又将南门城墙轰塌十丈余，形势十分严峻。林启容指挥部下，在缺口处抛掷火药桶，炸死炸伤不少攻城清军，堵住缺口。李续宾当然不肯就此罢手。当沿城迤东而南的地道竣工的次日，即5月19日，炸药多处轰发，地动山摇，土石乱飞，天昏地暗，城墙崩塌百余丈。攻城清军此时都为这种惊天动地的情景震撼、惊呆了。直到烟焰消散，看见守缺口的人数寥寥，才壮起胆攻城。清军入城之后，林启容还率领伤残嬴弱的部下巷战。终究寡不敢众，守军一万七千余人，全部战死。长江流水，一时都变血红。如此惨烈的守卫战，全军没人投降，同林启容的表率作用和人格力量，都是分不开的。

早在1857年1月，李续宾、杨载福猛攻不下之时，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就说林启容“负死固守，其坚悍凶顽，实出意料之外”。1858年5月终于攻下，曾国藩又在给其弟的家书里，由衷赞叹：“林启容之坚思，实不可及也。”1863年，洪秀全在追封功臣之时，封林启容为勤王。李秀成被俘后，答曾国藩问，以尊敬的口气，称林启容为开国功臣，其实主要是对他坚守九江的敬佩。因和林凤祥、李开芳连在一起回答，就这么说了。没有在九江几年的作为，曾国藩决不会特地问起林启容，李秀成也不会对林心怀敬佩。

什么叫死守？林启容在九江的作为，是一个极其明确、充分的答案。从他进占九江到最后全军战死，将近六年之久。最后一次的守卫战，也有十六七个月，援兵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小池口、湖口失守后六个余月，连一粒粮食也运不进九江城了，同时，连飞鸟也飞不出这座攻守双方挖掘了两重深壕的孤城。如此艰难、无望的坚守。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战争史上，都是罕有的。日本人白浪庵滔天称林启容为“睢阳而后有斯人”，好像是很高的赞美。其实，张巡守睢阳（今河南商丘），时间之长短，惨烈的程度，都不及林启客守九江。

林启容死守九江，创造了一个艰苦卓绝的战例，创造了一个难以企及的人格。但他为太平军所作的贡献和牺牲，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格局中，作用是负数。因为，洪秀全这个倒行逆施、胡作非为、一心要天下为已的造反领袖，根本就不值得忠诚。洪秀全盘踞愈久，对中国对百姓危害愈深愈重。我的其它几篇《太平杂说》已一再说到，这里不赘。从这一根本角度去权衡，林启容与张巡根本不可相提并论。张巡抵抗的是安禄山的军阀反乱。这个反乱是野蛮落后要取代相对的先进与文明。张巡的死守，既是忠于李隆基（唐玄宗）为代表的唐皇朝，也是维护社会的文明进步。就个人来说，林启容不站在“杨党”立场反对洪秀全，拒绝曾国藩的诱降，事前尽一切可能备战，随后长期无望的死守，战争中指挥得当，注意为部下作表率，又不像某些太平军将领那样搜刮残害百姓，人格达到很高的层次，在当时敌对双方都几乎无人可比。但他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却又形成明显的悖论。可说是人格与历史价值的二元对立，不能用好或者坏的简单标准来判断。

对林启容这样的忠臣义士，要分析要理解，既值得赞佩更应该指出他的根本上的迷误。他留下的二律背反的突出实证，很可供一切后来人，尤其是将忠臣视为绝对人生轨范的文武官员，好好思考。况之当代外国，红色高棉有人至死无限忠诚于波尔布特，即使其本人完全忠诚，或者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但是这样的忠诚只有个体人格的意义，而在社会价值方面却只能是无可奈何的亏欠。

大渡河首次闻名遐迩，是由于石达开在这里的悲惨结局。这结局是由洪秀全和石达开自己共同造成的。

洪秀全、杨秀清内讧之后，太平军最需要的是：稳定局势，重立统帅。

此时，翼王石达开理所当然地成为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众人欢悦”。从1856年11月到次年5月。太平军在自相残杀、人心惶惶、军事失利的危险中稳定下来。任命勇敢善战的陈玉成、李秀成各为一方面主将，攻守兼施的战略取得了成效，军事上略有转机。

石达开是太平军前期诸王中两三个知识者之一，又是各方面公认的最有军事才能的领导人。洪、杨内讧之时，韦昌辉出面滥杀杨秀清部属，石达开从武昌前线赶回南京，谴责韦昌辉及其帮手燕王秦日纲、陈承镕。意在制止事态扩大。不料韦竟要杀他，使他不得不连夜“吊城由小南门而出”。韦居然杀了他全家，又派秦、陈率军追捕他。当他率靖难大军四万余人返南京途中，知陈玉成在安徽宁国府被清军打败，立即移师救援。洪派人向石献上韦首级，靖难大军便休兵。他到了南京，洪秀全慑于其大军，并出于收拾残局的需要，封他为“圣神通电军主将翼王”。全军钦佩他的品德功勋，共上“义王”尊号，他坚辞不受，必定是鉴于内讧的教训，知道洪对他很是疑忌。力避爵高震主，不利于团结安定。这一切，都表明他是十分顾全太平军大局的。

洪秀全就完全不同。他在与杨秀清你死我活之余，斗争的弦绷得特紧。给石达开那么一个封号，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要看看这封号和以前杨秀清封号的巨大差别，就说明了他的心态。众人给石共上“义王”爵号，他连做一下姿态都不愿。相反，却加封他的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让这两个无功无德无才的小丑来“主军政”。进而“不授以（石达开）兵事，留城中不使出”，不但剥夺了石的权力，还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完全作为政敌与重点压制对象。看管了起来。李秀成说，“翼王与安、福二王结怨。被押（压）制出京”。这是开脱洪秀全的说法，安、福二王哪有力量、威望来压制石达开？石自己在出走的布告中说的“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就明确点出是洪秀全本人的逼迫。只是，他还是顾及“君臣之义”，维护洪秀全的面子，不肯将事实真相兜底抖出来。

看来，洪秀全在与杨秀清矛盾激化到内讧之时，对诸王已全都不信任，视为潜在的篡位者。他要让韦、石、秦互相残杀，以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既然能在石的靖难之师未到南京时，就杀了韦、秦，可见此两人并没有多少实力。那么，韦要杀石，屠石全家，派秦、殊追捕石，可能是洪秀全的示意，至少他是知道的。他要坐山观虎斗，在两败俱亡之时，清除一切他心甘中的潜在威胁。然而，石的靖难大军，使他不能一箭双雕。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杀了韦、秦及其同伙陈承镕，以安抚石。将韦的首级送宁国府给石看，很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石入京，受到军民的拥藏，更使他加深疑忌。如果不是石实力和声望都远非韦昌辉可比，他就会在压制得手后杀了石。

到石达开被迫逃出南京之后，洪秀全看到不但追随的将士很多，南京许多人也为他抱不平，这才慌了。于是，不得已革去其兄安王、福王爵号。并且镑刻“义王”金牌遣人送给石达开。这种做法，简直像哄小孩。在石看来，与其说是洪对他的“争取”，不如说是一种侮辱。而且，石深知如果出走再回去，迟早必定被洪秀全所杀，那时洪仁达、洪仁发仍将恢复王爵。洪秀全的这种拙劣的举措，只能引起石更大的反感。许多论者，竟指责石不接受洪的“争取”是多么不对，令人啼笑皆非。其实，洪所要争取的是石的脑袋。

石的智力远高于洪，又长期经常在一起，当然了解洪的为人和此时心思。摆在他面前有几种可能：一，无所作为地让洪氏兄弟杀掉；二，除掉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等人，掌握实权；三，取洪秀全之位而代之；四，逃出南京，拉一支军队反清，仍用太平军旗号；五，拉起反清队伍，不用太平军旗号；六，投降清朝。他选择了第四种。有的著作说：“石达开应该顾全大局，他可以用各种方法表白自已，争取天王的信任，甚至暂时不要任何权力。”显然，论者不如石达开了解洪秀全之深。从前面所说可知，石如果能用什么方法表自，岂有不用之理？他在自述里就透露：“洪秀全……有谋害达开之意”。论者为了替“农民革命领袖”辩护，将不可能的事也说成可能了。

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的历史论著，都给石达开扣了一项“分裂主义”的罪名，同时还加上“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这罪名，这帽子，都完全是从“洪氏本位”的立场出发的。

一个才智卓越，立下赫赫战功。为太平军打下广大地盘的人，先是受杨秀清的压制与欺凌，继而为制止内讧大屠杀，自己差点死于韦昌辉、秦日纲之手，逃得性命而全家被无端杀尽；挽救了内讧后的危局，却又受到洪氏兄弟极端疑忌和排斥，洪秀全要剥夺权力就剥夺，要监管就监管，有力反抗而不愿反抗，最后落得逃离南京，还不愿扯下“太平天国”的旗号，不愿揭穿洪秀全真面目，世界上有这样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吗？如果他守在南京等洪氏兄弟杀戮，有些论者，是否会责怪他：谁叫你表白不了呢？或者：谁叫你功劳太大、声望太高呢？或者。用为了消除隐患为由，来说明杀得对杀得好？

请容我再问几句：难道只有像岳飞那样，让赵构指使秦桧杀了，才算没有“个人英雄主义”？难道洪秀全的“只有臣错无君错”是真理？难道死在无可救药的洪氏集团手里，让他们恣意胡作非为，于国于民于历史进步会有什么正面价值？不说于国干民于历史进步罢。即使于太平军，难道有什么积极意义？

至此，我看“分裂主义”的问题，也并不难谈清楚。石达开到了朝不保夕，万不得已出走之时，还是一不愿降清，二不愿否定“太平天国”，三不愿揭洪秀全的底。只要不是以“洪氏本位”来作为唯一的是非标准，而以太平军的根本利害为标准，如果要说分裂主义，那首先是洪秀全及其兄洪仁发、洪仁达，是他们迫使石达开不得已而与洪氏兄弟分手的。

有人说，石达开可以像李秀成那样，无论受什么委屈，都用行为表白自己，以获得洪秀全的信任。其实，洪自内讧之后，便任人唯亲。他何曾信任李？如果信任，李何必主动将母亲、妻子送到洪眼皮底下当人质？如果信任，怎会稍不如意即严辞训斥，公然指责李有奸心？如果信任。哪能在万分危急之际，也不采纳李的正确建议？洪无非是无人可代替李，不得不暂时利用，却又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纵容李部下胡作非为来削弱李的指挥权。李在屡遭歧视、限制、刁难之下，百般委曲求全，而洪到临死还宣布罢他的官、夺他的权。要是洪氏兄弟能有人掌得了兵权，李便会被加上“变奸”的罪名而杀掉。虽然这一点没有成为事实，李最后也只能成为洪的殉葬，一个极其可悲的殉葬。石达开对于洪秀全性格的了解，对洪家天下命运的预测，又在忠君的道德规范制约下，使他终于采取离开南京而又继续打着“太平天国”旗号这条路。然而，这也是一条败亡之路。

作为一个家庭富有的青年，石达开愿意倾家荡产参加造反，直接原因是：他家祖籍广东和平，迁居广西贵县，“因本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时，也由于他强烈痛恨清政府的腐败，热切关注中国的前途。可是，他未能看清，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落后的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尽快开始近代化的进程，追赶欧洲先进国家。关键是：培养和引进各方面有用的人才，学习先进的科技，兴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发展生产力。起步的迟早，关系到中国的浮沉。如果由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领导的革命或政变，尽快改变腐败无能政权，全面实行近代化，自然是最好的出路。要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和可能，也可以有其它一些变革维新的道路，由发展生产力而带动其它方面的近代化，这是以前和以后的世界历史所证明的。而造反，那就要看为什么造反，什么人为首的造反，真正要实现的（不是鼓动造反而宣传的）目标是什么。他也没能清醒思考，并不是一切反对腐败政权的造反就一定能赢得社会进步。可能有几种情况：比腐败政权好得多，好一些，一样坏，坏一些，坏得多。也可能在造反之初属于前面两种之一，后来就发生交化，变得一样坏或者坏得多。实际情况怎样，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思想品格和文化渊源。最坏的情况，是由比原统治者更落后、更愚昧、更腐败的人为首，而造成大规模、长期、激烈的内战。在当时的中国，危害尤其突出。石达开在没有真正认识洪秀全品格、志向、能力之时，便将身家性命都交给他，是石人生道路关系至大的一步。认识上的局限，加上年轻、人生经验较少，情绪因素易于扩张，使得他在洪秀全的宣传鼓动下，参加了拜上帝会即策划造反。这关键的一步，决定了他人生方向。不过，他后来还有修正的机会。

洪、杨内讧之后，如果石达开代洪自立，完全有可能。虽会遭到一些抵抗或抵制。只要措施得当，便不会受很大震荡。同时按轻重缓急，坚决而有序地废除洪的一些极端政策，逐步实行变革维新，顺应世界潮流，就会愈来愈得人心军心，建立一个远比清政府、洪氏小朝廷开明、进步的政权。至少可用“清君侧”的办法，断然处置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等少数亲嬖小丑，使洪秀金只藏天王盒冠享受富贵荣华，同时坚决抛弃洪的极端政策，大力进行一些合理的军政经文诸方面建设，将会给控制地区百姓带来安定的生活，解放社会生产力，在可能的范围内改革和扩大军队。随后，无论是在苏、浙、皖、赣等省站稳脚跟，积极建设，在一段时间内与清军形成对峙或者在实力充足时北伐，迅速推翻清朝；或者在双方相持的情况下，最后实现妥协；或者由于内外因素的变化或意外事故，失去均衡而被清朝打败，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近代化的步伐。这是石达开此时所面临的可能。一切取决于他肯不肯代洪自立或虚洪执政，这又是关系他命运的紧要的一步。然而，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石达开，却不愿做这种他认为不忠不义之事。于是，一个太平军中文武全才、谋略出众的人物，只能受制于任人唯亲、无可救药的洪秀全及其身边的群小。这是石达开的悲剧，也是历来许多囿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武将文官的悲剧。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箝制下，身居高位而又为帝王所疑忌时，往往成为刀俎上的鱼肉。石达开率军出走，客观上是被洪氏兄弟所迫，主观上是想求得多方面保全。

既要保全生命，不作无谓羔羊，又不愿采取断然行动，掌握太平军的实权。既要与洪秀全分手，又不去掉“太平天国”旗号。既看透洪秀全的为人，又要保护他的名声。既不公开与洪氏集团划清界限，又要表明自己是正义的选择。既要率军出走，又要让出军事和经济上非常重要的地盘。每一个既要又要，都是几何级数地增加难度。面面求全，比骆驼穿针孔还难。

加速石达开走向败亡的是他自己。在生死关头，提出要“隐居山林”。此言一出，本来已经疲于长途征战，但对他仍抱有希望和恋恋不舍的官兵，得知主帅已信心动摇，在为自己安排最坏的后路，众人还有什么指望？无论出于什么动机说这样的话，无疑是轰毁部属精神支柱的烈性炸药。是一种自杀行为。于是，二十万大军在彭大顺，朱衣点等六十七个将军带领下，离他而去。这样，即使没有后来指挥上的失误，也延续不了多久。太看重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漩流中又厌倦斗争，导致了石达开提早死亡和全军覆灭。他在陷于绝境中，写信给四川巡抚骆秉章要求停战。并亲往清营企图谈判有关事宜。此前，他已让妻妾五人、幼儿二人自沉于河中，他准备像给骆秉章信中一再说的，以自已一命，求得残部免受大屠杀。然而，他的幻想破灭了。最后被凌迟处死，残部统统被杀，舍命而不能全三军。　　’

志士枉流的热血，是历史最好的眼药水。石达开跟从洪秀全造反，而在不得已时又不愿取而代之，一错再错，在大渡河得到一个不该有的结局，他没能穿透时代的迷雾。

石达开留下的是一个又大又黑的感叹号，更是一响令人寻味不尽的午夜钟声。

然而，大渡河的钟声，梦乡中的人们总是没能听到。

太平军1856年最高层内讧之后。洪秀全采取了任人唯亲的方针。他始终信任、倚重的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值得一说。

洪仁发、洪仁达是洪秀全同父异母的长兄和次兄。原在广东花县老家种田，后到广西金田村参加造反。因“无才情”而未能担负什么实际职务，以洪秀全之兄而封为国宗。仁发不时翘尾巴，受到杨秀清的惩戒甚至杖责，是杨与洪秀全较劲的一种不大不小的表现。按情理估计，此两人尤其是仁发必向其弟发泄对杨的不满，为权力斗争推波助澜。内讧之后，他哥俩也必定借手足之便，不断向老弟进谗，说石达开及其他外姓功臣多么可怕，很符合洪秀全心意。于是。洪秀全一面不肯封石达开为义王，却让两个老哥坐上火箭，分别封为安王、福王，参与朝政，就是要掣肘、监视和逼走石迭开。而且洪仁达是不久前才从狱中放出来的。这着棋实在太臭，满城官员普遍不满，但敢怒不敢言。只有李秀成公然要求罢黜此两人，请回石达开。这种向洪氏兄弟既定方针挑战的行为，使洪秀全勃然大怒，革去李秀成合天侯爵位。由于众官员不服和一些大臣苦谏，洪秀全不得不暂时削去两个老哥王爵。从此，本已不信任异姓的洪秀全，对李秀成更加疑忌，两个老哥也不断添油加醋，说李秀成有奸心，凡事作梗或压制。只是实在无人可代替李秀成，才且疑且用，不时横加刁难、训斥、考验。而且，在封李秀成为忠王之前，已改封这两个老哥为信王、勇王，他俩的儿子多人，也都封王。只是这两位老哥无论文化、能力、行事、说话都很不上台面。才没有正式给予第二三把手的名义。事实上，他俩仗着洪秀全撑腰，监督一切官员。自己则为所欲为。

他们重点监督、“照顾”李秀成。李的部下陈坤书违反李的法度，将被治罪。陈坤书深知这两个老哥既恨李又贪财，就出大钱贿赂，被封为护王。这样事就管不了陈。此时，正值洪仁玕向洪秀全建议广封王爵以分李秀成等人的兵权，两个老哥得到洪秀全准许，凡是出大钱贿赂，经其亲信保举的，一概封王。于是贿赂公行，王爵多如过江之鲫，军队难以统一指挥，上下迅速腐烂，人心丧失殆尽。当李秀成与洪氏兄弟在救援南京的时机有不同看法时，洪秀全三诏严词训斥，说是“若不遵诏，国法难容！”李除遵诏改变军事计划，即出兵救援外，还将老母和家眷送到南京作人质。结果救援未达到预期效果而苏州危急，李要求回苏州作应急布置，洪氏兄弟居然趁机勒索“饷银”十万，方准放行，弄得李只好将合家首饰及银两凑足上交。这些做法，既要李秀成受他们瞎指挥的考验，又要不断受戳着额头的斥问“你想反叛吗？”还要被重重敲一记竹杠。倘不是李秀成愚忠，就会另作他图。

南京被攻愈来愈危急，两个老哥居然用严刑竣法搜刮百姓，弄得全城骚然。尤有甚者，李秀成为守城准备，决定给百姓通行证出外多买米粮。两个老哥竟要众人先买洪氏通行证才允许出城，买粮回城又须缴重税，弄得几乎没有人肯买粮。到了粮食快完，放百姓出城逃生，两个老哥还令人把守城门，搜尽金银才放行。他们丧失起码的现实感，连有粮食南京才有可能守，太平军如果失败，再多金银财宝也带不进坟墓，这么一些简单道理都不明白。活像笑话里说的，从棺材里伸出手来抓钱。所以如此，盖因两个老哥“一味古（固）执，认实天情，与我天王一般之意见不差”。洪秀金在宣布夺李秀成之权，交给其二兄和外甥，不几天后，因绝望而服毒自杀。两个老哥死到临头，还在梦里。南京被清兵攻破之时，洪仁发被俘，供出藏金银财宝处所以求饶命，还是和洪仁达同时给杀掉了。

两个老哥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洪秀全在内讧后思想心理状态的大表演，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们不但在家天下这一根本问题上完全一致，而且在多疑、贪婪、固执、迷信、不识大体、不顾大局、鼠目寸光等诸多方面也基本一致。否则，两个老哥不可能为所欲为。当然，洪秀全到底比两个老哥多点文化，多点权术。比如，下诏请石达开回京，不得不用李秀成支撑危局（说不定这些是听从蒙得恩的建议）。还有。最后服毒自杀。表明他比两个老哥终于多一点现实感。

有些论著将两个老哥说成太平军后期腐败灭亡的祸首罪魁．是怎么也说不通的。他俩如果不是代表洪秀全，如果洪秀全不是无条件信任，不是言听计从。不是全力支持，随时都可以被除掉的。所以，只要不是为“农民革命领袖”讳，还是应将这个责任算到洪秀全头上较为合适。还有一个洪秀全堂兄洪仁政，带兵打败仗之后，改为管理洪秀全衣服与饮食，与洪仁发、洪仁达沆瀣一气，并同洪仁玕一起压制、打击李秀成，当时人们称之为洪氏四王。

再来说说蒙得恩。

他原来叫蒙上升，避上帝讳改为蒙得天，又因天字极其崇隆再改为蒙得恩。参加金田造反后，就在洪秀全身边作御林侍卫。到南京以后，提升为春官又正丞相，总管女营事务。各营女官及女巡查，每日三次到他面前听命。这个职位，主要为洪秀全和天王府服务。当然，女营事务范围还不止此。由于长期在洪秀全身边，了解很深。按太平军条规，官兵是绝对禁止男女同宿，而洪秀全及诸王则可纵欲。于是，每逢诸王过生日，即由蒙得思选美女献上，洪秀全、杨秀清都每次六人，韦昌辉二人，石达开一人。其它方面，也很能迎合洪所好，所以备受宠信。尤其重要的是，在洪、杨内讧中，他始终站在洪的一边，估计很可能为洪出谋划策，秘密转奏传诏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在内讧之后，尽管洪对异姓十分疑忌。还是重用了他。石达开被逼走，洪仁发、洪仁达又是不上台面的大草包，洪秀全便把他升为正掌率，总理朝政，即第二把手。1858年恢复五军主将制。他被任命为中军主将，也就是当初杨秀清的职务。但因他名声不好，又专看洪氏三兄弟脸色行事，使朝政无一定之规，又仗天王信任压制青年将领，太平军的官兵都各怀一心。1859年，洪仁玕到南京，洪秀全觉得这个族弟比蒙得恩有文化有一套，还认为同姓比异姓可靠，才由洪仁矸接手总理朝政，仍封蒙为赞王，子蒙时雍为幼赞王，是后期少数最先封王的两个。蒙得恩不总理朝政后还主管钱粮大权，在非常宏丽的赞王府里，过着豪奢糜烂的生活。但他深知洪秀全生性多疑，故忧虑抑郁，而且数年纵欲无度，所以1861年五十五岁病死了。洪秀全倒很念着他的好处，信得过他，故让他那未成年的儿子蒙时雍做洪仁矸的副手。

太平军没有太监。但蒙得恩在好几年里的地位近似太监总头儿。尽管他穷玩女人，吸食鸦片，为非作歹，但以善于领会、迎合洪秀全心意，善于为洪秀全选美，善于为洪秀垒营造享尽“天福”的条件，加上内讧中立场坚定，从而越级飞升为正掌率、总理朝政，又加中军主将，还荫及儿子。足以说明他逢迎功夫的到家，也表明洪秀全对他的宠信之深。历代凡有太监握重权，都是朝政出大问题的标志。但除了秦朝赵高，似乎没有别人正式出任第二把手，更没有人父子封王。蒙得恩能够如此，并且善终，最重要一条。是他始终忠于洪秀全，是洪秀全所倚仗的大管家。他的最高目标，是“封授高官厚爵”、耀祖荣宗。果然完全达到。可见逢迎上意比文韬武略更值钱，也更安全，包赢不输。

顺便说说别的一些人。洪秀全下辈之亲族集团中洪仁发、洪仁达之子，从青年到儿童，个个封王。年龄稍大的洪和元，二十岁左右就很管事了，可是任中却吃了大败仗。这些接班人中，除了幼天王洪天贵外，地位最高的是幼西王萧有和。他最后被授予发号施令的大权。此时不过十几岁的少年，他是洪秀全外甥（洪宣娇养子），长得俊美讨人喜欢；尽管平时是个成色十足的衙内，但在洪面前善于伪装正派。又与洪氏诸王深相勾结，估计十分顺从洪仁达的种种馊主意，才会被委以如此重任。还有洪秀全之族侄洪春元，可以说是战无不败，唯以扰民害民为能事。李秀成对他十分反感，但却在1861年被封为对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重用、亲近些什么人，是首领精神世界的窗口，也是其事业兴衰成败的杠杆。每个人的存在，都既影响别人，也受别人的影响。首领也是如此，只是他具有更大的主动性。他有充分自由选择合乎他要求的人，以实现他的意愿。这些被选择的人，又反过来给予不同程度的影响。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等人，凭借经常接近洪秀全的机会，在迎合之余又火上浇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与洪秀全已难分彼此。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洪秀全在内证后走向绝路的思想心态的一种表演。洪秀全亲近、信任这些人，本意在维护和巩固他的小朝廷。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加速了太平军的失败，也使自己的死期提前到来。

太平军靠陈玉成、李秀成等人，在1858年稳住了局势的次年，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到了南京。

洪仁玕是洪秀全最早的信从者之一。他的到来，使洪秀全十分欢喜。因为他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愚蠢、贪婪、没有能力、胡作非为而受到全军上下的反对；他宠信的心腹奴才蒙得恩“总理国事”，部下怨言很多，实际上这个正掌率也掌不了大事。洪仁玕是他堂弟，当然远较异姓可以信托；又通文墨、见识较广，较蒙得恩压得住台面。于是，这个天王就再一次作了匪夷所思的提拔任用。

洪仁玕1859年4月22日到南京，朝见之后，立即被封为干天福。洪秀全将这样一个相当高的爵号，封给不但寸功未立，而且一天也不曾随军打天下的堂弟，只是第一步棋。到5月8日，就晋封为干天义，加九门主将。义是王以下的最高爵号，九门主将是“天京”卫戍司令。但还不够。才过了三天，5月11日，就追不及待地再晋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1857年，洪秀全曾公开宣布“永不封王”，至此自食其言了。军师者也，即掌管军政大权的第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天王。最高层内讧之后，一直由洪秀全自己兼任，即所谓“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这下子也食言了。为了这突击提拔，为了压服有功将领，洪秀全特意在天父台举行仪式，令洪仁玕登台受印，向全体到场官员宣布，大家都要受洪仁玕节制。20日里放了一枚三级火箭，任命了一个大管家，很能反映洪秀全的性格与心态。在他心目中，太平军就是他个人的私有财产，要谁作管家就由他说了算。至于经常自食其言，出尔反尔，多疑的独裁者向来如此。

这样的三级火箭式的提拔，让洪仁玕喜出望外。他没有参加从金田村到南京的造反，屡屡失去机会，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他精明，吃不准参加造反的祸福。此次到南京的意图，他被清军所俘后的供辞说得很直白：“予原意只欲到京奏明家中苦难，聊托恩荫，以终天年”。就是家里和个人都艰苦困难，现在你洪秀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我来找你讨点封赏，好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这是历代开国皇帝的本家、亲戚、故旧常有之事，并不奇怪。何况，洪仁玕是最早信从拜上帝宣传者之一，而且躲到香港也一心盼望洪秀全成事，说洪秀全好话，为洪秀全着想，自然更可以要求“恩荫”。供辞下一句是“殊我主恩加叠叠”，表明出乎意料之外，大大超过“聊托恩荫。”的期望值。极端地破格重用，为他的“苦志求名”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因而才有后来的种种作为。须知，这是他决心作文天祥第二，尽力将自已塑造成高大完美忠臣义士之时，透露出来的实话，决不是托故要求清政府从轻发落之言。他明知自己必死，也毫不抱免死幻想，岂会说贬低自己“革命动机”的假话？可惜，这几句说到点子上的话，专家们却故意视而不见。

洪仁玕到南京后，为报答洪秀全，更为自己实现“苦志求名”的愿望，写了《资政新篇》、《开朝精忠军师千王宝制》、《颁新政宣谕》、《天历序》、《戒浮文巧言谕》等等文件，有不少新的看法和建议。洪秀全之所以批准颁发，是为了给洪仁玕树立威信。可是，主要将领都不买这个账，没人理睬，不起什么作用．在当时都是空文。然而，后来，尤其是1949年以后，成了“太平天国”研究的一个热点，成了宣传“太平天国”的进步意义或革命性的根据而大炒特炒这种事，在现代中国，是家常便饭。

吃透洪秀全的心思，加上自己被封千王、军师而诸将不服的切身体会，洪仁玕提出防止“弱本强末”弊端的办法。就是广封王爵，以削弱殊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人的权力，尤其是削弱和分散兵多将广的李秀成的大权。这个建议很合洪秀全的心意。再由他的两个哥哥加以发展，不但可以加强洪家集权，还可以用来卖爵敛财。实行的结果，首先是加深洪氏集团与李秀成的对立，而李秀成却是太平军必须依靠的头号实力人物。其次是，使太平军山头林立，没有人可以统一指挥。第三是，不少将领各顾自己，争权夺利。第四是，贿赂公行，上下急剧腐败。第五是，无功受封而有功不奖，忠诚的太平军将士怨恨山积。清方的李鸿章多少看出了问题，说“增封多王……内乱猜忌之萌，愈散漫不可制”。洪氏集团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制造内部矛盾，从内部瓦解太平军的低级错误，或者也可以说超级慢性毒药。洪仁玕对此负有重大责任。　　。

洪秀全很希望洪仁玕在指挥作战方面露一手，以证明自己知人善任，更可用以作为高度集权的帮手，一石二鸟。洪仁玕自己当然也想建立军功，让诸将领信服，真正抓住军权。他在攻苏杭以解天京之围的问题上，与李秀成相合，一同商讨作战方案，由李落实指挥，大破清军江南大营。对于太平军和洪秀全，应当说这个大战役，他是有功的。此战胜利，使他自我感觉良好。于是提出经营江浙、西征武昌的战略。这个主意，当然可以讲出许多冠冕堂皇的道理。不便明讲的，是他要加强对陈玉成、李秀成的领导与指挥，让他们乖乖地所从他调遣。可他并不了解实际。没考虑到陈玉成镇守的安庆随时有受攻击的危险，更不考虑李秀成先要着重稳住和经营江浙的强烈意愿。轻率地将这两张王牌用于长途征战，兵分两路去攻打武昌。这一好高骛远的决策，使“天京”的屏障兵力单薄，陈、李两军长途劳师不易密切配合，加上李秀成内心并不情愿，故而风险极大。即使占领武昌。如果江、浙、皖不稳，也得不偿失。但他一门心思、打自己的算盘，根本不营这些。结果，陈玉成上了外国人的当，能攻占武昌却没拿下；李秀成未能准确接预订计划配合，劳师无功。更坏的是，久已盯牢安庆的曾国藩，乘机重兵围困并最后攻下这个战略要地，“天京”上游失去屏障，处于清军随时可以攻打的危境。这种态势的出现，表明曾国藩老谋深算的战略眼光，也是洪仁玕自以为高明的低级错误所造成的。导致这一低级错误，是由于太重的私心的驱动，再加上没有军事指挥的经验，而又自以为是。

安庆被清军围困后，陈玉成急忙率军东返，力求解围。清军兵多将广，挖掘长壕两道，志在必得。如果陈玉成没有被洪仁玕派去西征武昌，清军是不可能将安庆如此困死，他也决不致如此被动。万不得已，向“天京”求援。洪仁玕只好叫章王林绍章和他一道，率兵参加解围。是时，李秀成还在东返途中。他一些未参加西征的部下因江浙较空虚，又愤于洪仁玕的瞎指挥，没人肯出兵参加安庆解围。如果说，洪仁玕在理论上还可以说一通“围魏救赵”的空话，那么。亲自带兵打仗那就完全不行。一与清军交锋，就被击败，退到桐城，不但起不了正面作用，而且损害陈玉成部下士气，助长清军必胜信心。随着安庆解围战的失败，陈玉成部下主力丧失殆尽，陈本人也因此自投罗网而被清方所杀。太平军在地理上、人事上都失去了一只臂膀。而且，因为陈玉成，是洪仁玕亲戚，同时又是李秀成的好友，本来在李秀成与洪氏集团之间一直起调和矛盾冲突的作用，他败死之后，洪氏集团与李秀成的矛盾便没有人调和与缓解了。

尤有甚者，在以李秀成为首的“十三王救天京”之战，洪仁玕居然同洪仁发、洪仁达一起掣肘。他们不愿看到李秀成顺利成功，害怕李秀成势力和功劳太大，希望李秀成与湘军都在费时旷目的苦战中消耗得半死不活，希望诸王从此怨恨、不理睬李秀成。于是，借口防疫，紧闭南京城门，不接应十三王之兵，更不派一兵一将里外配合，哪怕做点姿态造点声势也不肯。弄得救援之军上下都很愤怒，斗志日衰。加上补给困难，“寒衣未带”，湘军又拼死苦战。终于，在打了一个多月之后，援兵各自撤退，没能解南京之围。李秀成自然会看出洪仁玕起了什么作用。

从《李秀成供辞》看来，他对洪仁玕虽有别于洪仁发、洪仁达，但不满之意仍很明显。所以多处提及洪仁玕，不但没有一句好话而且流露出不少弦外之音。他常用“洪姓”一词，就包括洪仁玕在内。要不是那时洪仁玕正护送洪天贵福在突围逃亡中，要不是洪仁玕在南京危急之时被洪秀全革去大权，李秀成在供辞中一定会有更多的揭露与否定。

洪秀全最后预留遗诏，要洪仁玕扶佐洪天贵福，可见对洪仁玕忠诚的确认。而洪仁玕也以文天祥自命，被俘不肯投降而被杀，没有辜负洪秀全的信托。当然，要不是靠李秀成，他和洪天贵福根本不可能突围冲出南京。

太平军最高层的内讧，以及内讧后洪秀全的所作所为，注定了最后的失败。洪仁玕被任命为军师，非但没有遏止“太平天国”的倾颓，客观上反而加速了它的败亡。他在实现“苦志求名”的同时，也在为洪秀全及其小朝廷送终。他所作的那些政治文件，成了后来不少人做文章的好材料，成为美化洪秀全的上等化妆品。这，大约是他对洪秀全最主要的“历史贡献”。

中国古代的爵位，是一种重要的奖励制度。王以下，有公、侯、伯、子、男五等。是帝王用以封赠有功之臣的，可以活着立功时封，也可以死后追赠，还可以世袭。与职务有关，但不是实际职务。从武官而言，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军衔。与物质待遇是挂钩的，与排场规格更是完全挂钩。这种牵涉到利益分配、地位、名誉的事，任何朝代的统治者和功臣，都很重视自不必说。

太平军打进南京后，爵位也有很大的变动，王以下，有六等：义、安、福、燕、豫、候。几十年来，“太平天国”专家，还没有谁能将这些爵位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六爵封了多少人更查考不出。这并不是用力不够，而是确实很难。可以说，在当时便是一笔糊涂账。

洪秀全在1853年春占领南京后，几年里除了原来在永安封的五个王还剩下东王、北王、翼王三个，封了少数一些人为侯，包括死后追封的，估计二十多人。1854年，秦日纲由顶天侯晋封燕王，胡以晃由护天候晋封豫王，说明此时爵位只有王、侯。没有燕、豫，自然也没有义、安、福。

到1855年，因打败仗被降为护天侯的胡以晃改封护天豫；秦日纲也因屡次战败，削去王爵入狱，释放时降为顶天燕。看来，燕、豫的爵位都是为此两人临时新设，在王之下侯之上。但是，秦、胡原来是同一等级的王，分别是第五六号人物。燕、豫如果是两个等级，实在显得不通。由此看来，洪秀全设立爵位是很随便的，将两个爵号改为爵位就是了，不管什么稳定性，什么衔接不衔接，什么通不通，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全盘考虑，反正他老先生一向恣意妄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只要杨秀清不来个“天父下凡”教训一通就好。

1856年洪、杨内讧之后，“天京”像锅馊了的稀粥。洪秀全为了压制受到众人拥戴的石达开，一意孤行，将他那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封为安王、福王。这两人未立过寸功，既卑劣又草包。因而，受到以李秀成为首的将领激烈反对。洪秀全看看压制不成，1857年将两人降为天安、天福。从此开始有安、福这两个爵位。这也是从他们两人原来的王号改成的。同年，将他的头号宠奴蒙得恩由赞天侯晋为赞天豫，随即又让蒙晋为赞天燕，赞天安，赞天义。列于第一等的义爵，很可能是从曾经封石达开为义王而来。恐怕当时也极少有人搞得清蒙得恩这些个爵位什么时间怎么晋封的。比马戏团的猴子爬木梯还快，令人眼花缭乱。为了玩平衡，在差不多同时，封陈玉成为成天豫——成天燕——成天福——成天安；封李秀成为合天侯——合天义。其他诸人，难以一一列举。可以肯定的是，在1857至1858年之间，六爵已经固定。但是，封给谁的爵位高低，与后来晋封或越级跳封如何安排，开头大约全由洪秀垒及其亲信随心所欲。洪秀全他老先生不见得要将这些爵位的等级与晋封之事记得清楚，即使记得也尽可朝令夕改。

1859年4月22日，洪秀全堂弟洪仁玕到南京。初封干天福，5月8日晋干天义，职务是九门主将。才过三天，即5月11日．就再晋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职务是军师，爵位是干王。官、爵都是第二号人物。尤其是封王一项，洪秀全自食1857年“永不封王”之言。这个规矩一破，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便都分别封为信王、勇王、赞王。需要靠他们去打仗出力的陈玉成、李秀成，也相继封英王、忠王。不管这几个人原来爵位是义或安或福。可见并不依等级递升，全无规章。

为了安抚武将文官，1860年封义、安二爵的很多。比如赖文光为杰天义，黄文金为擎天义，范汝增为进天义，粱成富为则天义等等。封安、福、燕、豫也很多，又纷纷很快晋封。不久，上一级就可以封下一级的爵位。爵号该用一两个字以示区别的，不知该用什么字了，干脆用编号表示。现在已知的，就有“三百六十八天安”，“一千四百六十七天福”，“一千四百六十九天豫”。估计封过义、安、福、燕、豫的，至少有数千人之多。当时就有人说：“满朝之内，皆义皆安”。自古到清，包括太平军前期，爵位很高的侯，到太平军败亡前几年，再也没人要，因而再也不见封给谁了。从对立方面来看，作为打败太平军的主要人物曾国藩，最后不过是封一个毅勇侯。可见清廷虽腐败，对封爵这种重大问题，还是照章办事，非常慎重的。而在洪秀全看来，什么爵位封给谁都无不可，大家过过瘾，反正又不需要给什么物质待遇的。要金钱财宝，要女人，要房屋，要排场，要布匹粮食，要其它什么东西，反正各人自已去捞，谁捞得多算谁有本事。南京的小朝廷不但不给什么，谁东西多了还要你多上交多进贡。

六爵之设，一开始就有很大的随意性。但是原先还有奖励、安抚、团结、争取的意思，随着乱封与迅速贬值，造成许多内部矛盾。就连清政府的官员，都看出这是“立政无章”、“大纲紊乱”。其实还不止如此。更严重的是，导致了太平军官员的多方面腐败。到了这一步，原先的正面的用意全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是负面因素的迅猛膨胀。

到了1862年，由于六爵负面因素的来势迅猛，更由于洪氏集团的有意纵容和操作，开始了以行贿为主要条件的封王高潮。仅仅过了两年，到太平军灭亡，共封了二千七百多个王。义、安、福、燕、豫、侯六种封爵的乱与滥，到王爵的大甩卖，是一条足迹清晰腐败之道，败亡之路。仅此一端，这个洪氏小朝廷，也是要走到尽头的。

中国从汉朝至明清，王是最高封爵，受封的人数很少。到了太平军造反，王爵成了一种很有趣的现象。迫不及侍地封王，是太平军首领一种心理状态的产物。后来封王之多之滥之乱，简直匪夷所思。

1851年太平军攻取永安（夸广西蒙山县），几个月前已在武宣东乡登极称天王的洪秀全，就封了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各王还有一长串系衔。如东王，到南京后亮出的全衔为：“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圣旨、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后师殿中军兼右军、东王杨”，以前皇帝死后的庙号，恐怕也没有谁有这么一长串。其他四王，也各有一串。杨、萧、冯的儿子，也被封为幼东王、幼西王、幼南王。打进南京的次年，即1854年，晋封秦日纲为燕王，胡以晃为豫王，胡万胜为幼豫王。这时，南王、西王已战死。以上诸人。被称为前期王。扣掉四个幼王，无论1851年或1854年，真正的王有五个。

前期王有几个特点：一是最早同谋造反的元戎；二是改变了以前一些朝代非皇族不封王的旧例；三是连儿子也封为幼王，异性王世袭，而且父子同时被封；四是未定都先封王；五是封号全称都很长，有宗教、政治、职权、赞誉等多种因素。虽然有一些不公之处，但还没有造成公开的矛盾。最大的问题是确定东王杨秀清“节制各王”，成了王上之王或并列天王，对后来的内讧有相当大的关系。世界上，最不能并列的，就是皇帝（天王其实就是皇帝，因避上帝讳而改此称）。父子、兄弟、夫妻、母子尚且以阳谋阴谋刀剑毒药相对，你死我活，无所不用其极，遑论一同造反的老伙伴。爱情固然排他，皇权更是绝对排他。

内讧之后，洪秀全对异姓功臣非常疑忌，封他大哥洪仁发为安王（后改封信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后改为勇王），将石达开迫走。洪秀金的亲侄、族兄、族侄实际十几人，包括几个乳臭末干的小孩都封为王。1859年。其族弟洪仁玕来天京寻求庇荫，坐上了三级火箭，不到一个月，被封为干王，总理朝政、统率全军。诸将自然心中不服，洪秀全为了安抚和平衡，先封陈玉成为英王，跟着封李秀成为忠王。随后，十分赞赏洪仁玕的建议，广封王爵。其意图，一是分散事秀成以及李世贤、杨辅清权力，加强洪秀全的集权，以期改变“弱本强末”成为“强本弱末”的权力结构；再则，以此满足一些人欲望，笼络他们与洪家朝廷共命运。同时，让洪仁发、洪仁达趁机出卖王爵，凡是向他们行贿的，一概保举，洪秀全就照封不误。这样一来，可以广开财源，增加洪氏兄弟的收入。开头所封之王。还有名号，如陈坤书封护王，郜永宽封纳王，各自加了一串系衔。稍后，只有名号，不加系衔了。再后，连名号都没有了，一律称为列王。最后，在王字上面加三点，生造了一个字，看得出是将小王二字并而为一，表示次于列王。根据昭王黄文英的供辞，人们才知道四五年内一共大约封了二千七百多人为王。这时太平军所控制的，只不过是几省的一些城镇。不但为一个城镇主官管钱粮、管家务的封了王，凡有路子通天，能向洪氏兄弟进贡的，无论干什么，都得到个王爵过过瘾。正如黄文英所说，“多于过江之鲫”。这种奇观，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在广封列王之前，一些王号就一封再封。现在可以查出的，连其主要事迹，罗列于下——

奉王，衔系“殿前京外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奉王定千岁”，古隆贤，1862年被封。1863年以所辖之地石棣、太平、旌德献降，被清方授以都司之职。

奉王，黄朋厚（即黄十四），1864年被封。1865年降清，并被派回汪海洋军中作内奸。后被清方授守备之职。

康王，汪安钧，1862年被封。1863年暗中向清军洽降。不久即在诸王会议上杀死苏州主将谭绍光。献城投降后，与其他叛降者共八人均为李鸿章所杀。

康王，汪海洋。1861年离石达开归事秀成部下。1862年被封。不久困杭州陷落余杭孤立，率众弃城。到江西转福建，与李世贤互为犄角。李兵败逃至汪军中，汪因擅杀将领恐被治罪，刺死李世贤并杀其部将五人。1866年在嘉应被部下枪杀。

比王，伍贵文，约在1862年底被封。1863年参与杀谭绍光献苏州城投降，旋即与汪安钧等被事鸿章所杀。

比王，钱桂仁，多年暗中准备降清，又竭力巴结李秀成而不断升官。1864年被封，未几在杭州降清，被授都司。随清军作战，1865年进攻嘉应太平军，战死。

宁王，周文佳，约在1862年底被封，未几，从浙江退苏州。与伍贵文1863年情况相同。

宁王，张学明，1864年被封。未几，杭州被攻破，转安徽入江西。同年，在江西金溪降清，被授游击，到广东嘉应参与追击汪海洋。

怀王，周春，曾随石达开远征，后投李世贤。1862年攻占浙江武义，因功被封。后转战数省，太平军失败后投水自杀。

怀王，邱朝贵，即邱远才，1864年被封。后与赖文光会合，又与捻军结为一体。1868年兵败降清（一说战死）。

裕王，刘（名不详），1864年在余杭战死。

裕王，周（名不详），1865年随汪海洋转战福建。

同一王爵，先后封给两人。比如古隆贤降清后，就将幸王封给黄朋厚；汪安钧降清并被杀后，就将康王封汪海洋。后期王爵，基本上已与职务无关，根本不必重复使用的。洪秀全此时，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怒，将叛降者的爵号封给别人是否严肃、合适。而且，决定广封王爵之后，很快失度，不将封王当一回事，加上形势不好而心里乱糟糟，以至干脆将更多的王，一律不加区别叫做列王，省得费心费事。

照黄文金的说法，这些王爵分为五等。干王洪仁玕总理朝纲为一等。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等人执掌兵权为二等。堵王黄文金、康王汪海洋、听王陈炳文等人总制一方为三等。恤王洪仁政和黄文英自己（昭王）这样未预兵事者为四等。一些无功偷闲之辈弄个王爵，即列王是为五等。照我看，至少有两点可以补充。洪仁发、洪仁达曾正式参政，一直对洪秀全影响很大，先后排挤石达开、李秀成，不但能大开后门，还能滥发命令，又把持南京各城门的出入；洪仁玕之前的正掌率、总理朝纲、中军主将，洪秀全的心腹蒙得恩，也是一等王。列王之下的兰是六等。王爵都封了这么多，王以下的义、安、福、燕、豫、候诸爵。就算不了什么，无形中淡出了。

爵赏滥乱，有功不赏，无功受封，厚洪薄外（姓），贿赂公行，竖子富儿都膺王爵，奸宄卑劣之徒各行其是，朝政当然不可闻问，军中必定怨恨山积。李秀成因洪仁发、洪仁达、洪仁开封王而他未封，反而被革爵憋了一肚子委屈，但他始终顾全大局，没有将矛盾公开化。洪秀全不得已封他为忠王，后来封他部下许多人为王，牵制他的统一指挥，他既愤慨又无可奈何。而且，部下中有不少人潜藏的争权夺利意识，也就迅速膨胀。只顾自己利害，不顾全局，谁也奈何不得。后来愈演愈烈，忠诚于太平军之人痛心疾首。黄文英看得真切，就通过堂兄黄文金，要求辞去昭王的封爵。说得轻些，这是对洪氏兄弟的提醒，说得切实些，是对他们这项举措的愤慨之至的抗议。可是，他的请求，即使通过高他一等的堂兄，还是到不了洪仁玕手里。即使能送到洪仁玕乃至洪秀全面前，由于不满洪氏集团的既定方针，要么不予理睬，要么革爵处分——如果他们有心思有力量。连清军方面，略知这种情况的李鸿章也说。“乃增封多王……而内乱猜忌之萌，愈散漫不可制”。曾国藩幕僚赵烈文说“谙宿将多不服，贼势益衰”。

这出空前绝后的荒诞闹剧，是洪秀全“家天下”（虽然他并未得天下）意识急剧膨胀引起的，本意在于分散主要将领权力，使诸王互相制约，众人都成为洪家天下的驯顺奴才；同时，也向各地将官敛聚一些金银财宝。开头还是个别行贿、走后门，后来就成为公开和半公开的王爵大甩卖。实行的效果，却造成了广泛的贪污、行贿、不满、怨恨、猜忌、谋私、人心涣散，急剧败坏太平军的风纪，严重地腐蚀了觇斗力，客观上大有利于清军。这是一个貌似高明的低级错误，加速了太平军的颓败，成了洪家天下的一帖毒药。

有些论者，大谈洪秀全这思想那思想，有的甚至要研究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可就是没有好好研究一下，他为什么才造反不久，就要迫不及待地封一些同伴为王，这些同伴为什么欣然接受而没人劝止？其实，是这些农村造反者的一种很生动、典型的心态，可作心理学研究或写小说的绝好材料。后来听从洪仁玕建议，溢封二千七百多个王，蔚为奇观，更是可以作多层面的剖析，对全面深入认识洪秀全及其同伴、兄弟很有价值。

洪秀全进了南京，住在宏丽无比的天王府里，泡在各地选来的女人堆中。享尽“天福”，与外界很是隔膜。但他当然不以此为满足，每天都要以特有的方式显示自已君临天下。这就是放炮张旗地颁布诏书。陈庆甲的《金陵纪事诗》写道：“出诏时光近午牌，九声炮响近前街。鹅黄缎写银朱字，说尽天堂梦兆佳。”诗后自注云：“每日午后放炮九声，悬伪诏于门外，所言皆天话、梦话，并无一语及人间事，令人失笑。”证之《李秀成供辞》，陈庆甲所记绝非虚盲。李秀成说：“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之病，死去七日还魂，自还魂之后，俱讲天话，凡间之话少言。”这里说的是1837年第三次落榜之后的事。到了南京之后，“主不问国中君民之事，深居官内。永不出官门，欲启奏国中情节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由”，又说，“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话责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驳，任其称也。”可知即使臣下当面奏事，洪秀全也仍然大说其“天话”。

历代帝王和造反首领中。始终满口“天话”是洪秀全一大特色。他借“天话”起家，当上了天王和教主。别人为他攻城掠地，为他营建统治机器，为他构筑登天云梯，为他安排好至尊至贵的宝座。因而，他对“天话”也就情有独钟。再说，他“永不出宫门”（为杨秀清逼封而到东王府一次），不管世事军事，不顾民间死活，没有指挥作战的本领，没有管理政务能力，唯独不缺讲“天话”的看家绝活。他要通过“天话”，来显示自己的绝对权威，来维护自己的宝座，来稳定统治区的军心民心，来灌输自己的歪道邪说，来满足统治臣民心灵的欲望，来求得永载史册的精神享受。所以，他十分郑重其事。不但将他的“天话”让人用鹅黄缎来写上银朱字，而且要放炮九响。如果不是清军老是包围南京，很可能他舍命令占领区各地臣民如同诵经那样来诵读、学习他的“天话”。

“天话”的主要创造者是洪秀空自己。但冯云山、杨秀清等人也为它的形成、充实、丰富作出了各自的贡献。1859年以后，洪仁玕又为它作了一些修修补补。太平军前期的一些笔杆子，包括何震川、卢贤拔、曾钊扬、曾水源，为它的记录、加工、保存、传播，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这是一套神人合一、政教合一、不土不洋、以洋为表以土为里的话语系统。它吸收了粱阿发的《劝世良言》中的某些宗教知识，以洪秀全本人的幻觉、狂想、现实需要为主体，而形成和发展的。核心是洪秀全的现实需要。他要鼓动、裹胁游民和贫民跟从他造反，有很多“原道醒世（和觉世、救世）”的说法；要将太平军和所占据的地盘变为个人所有，也尽可随心所欲地说是“天情”如此、“天上原来如此”。神秘性、欺骗性、随意性、俚俗性是“天话”的几个特点。唯其神秘性，才便于对“无知无识”的游民贫民进行欺骗和裹胁。唯其随意性，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和不断膨胀的私欲的需要。唯其俚俗性，才便于向文盲半文盲进行迅速灌输。最终目的是要建立“地上的天堂”，使他成为“万国独一真主”。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要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建立奴隶主加邪教主的超级专制统治。天下兆万之民，从物质到精神，从躯体到心灵，都被他所占有和控制，成为他随意支配的工具和财产。

看看一些常用词语，便可以了解“天话”的大略。

借用国内传入的一些宗教词语，如天父、天堂、大权能、安息日、天父看顾、天国迩来、心诚所愿之类，这是很自然的事，既然自称拜上帝，此类标签当然要贴。少不了也有方言。如“咁”是这样、如此，“是乜”是什么，“肚肠嫩”是见识浅，“肚内打稿”是三思而行或老谋深算，“狗仔一条肠”是心肠正直，心地不复杂之意。诸如此类的粤语、客家语、浔梧方言成了主流词语，这是造反者将老家和根据地方言变为占领区的“普通话”。还有不少隐语，如“草”是心。“放革”是放心，“真草”是真心，“云中雪”是刀，“雪云中”是杀掉，“三更”是开小差。“挂红”是斩首示众，“勾去”是处死，“红粉”是火药，“救亮”是洪秀全发怒时别人跪求他息怒。如此等等，不胜列举。有些隐语，如“灯草似弓”指心术不正或心思复杂，“妖心未化”指思想没有改造好或坚持原有立场、观念而不改，“变妖”指太平军官兵背叛或违反天条，都如同现代的审干结论或政治帽子，被扣上此类帽子的，大多“斩首不留”甚至要“点天灯”或“穿大红袍”。“点天灯”（前面已作介绍），“穿大红袍”则是老谱新名，就是将人凌迟处死，俗语说的千刀万剐。使用隐语，是秘密会党、帮派、黑道的共同之处。而太平军的这些隐语，由于造反的局部胜利而成为占领地区的官方词语。

至于避讳，中国历代都有。但到洪秀全称王，则恶性膨胀到空前的规模。与上帝、洪秀金有关的，如上、爷（上帝专称）、天、王、秀、禾、乃、全、圣、国等等，除了特许均应避讳用代字。甚至姓王的人要改为汪或黄。洪秀全的儿子名字、前期诸王名字。都要避讳。而且，由于等级森严，“贵丈”是诸王岳丈专称，还有“贵亲”、“贵舅”、“贵如”、“贵姑”、“贵妘”等等近二十种有“贵”字的专称。“金”是天王及诸王女儿的尊称，如洪秀全长女称“天长金”。甚至洪、杨及最高层发怒，也有“义怒”的专称。一概不准错用乱用。避禁如毛。人们记不胜记，后来干脆颁发《钦定敬避字样》，以供查阅，以利遵守。

对洪秀全本人及他的统治，极尽美化神化之能事。什么上帝的第二子，天王，禾王，太平王，太平主，太平天日，天王大道君王全，如此等等，凡是他自己想得出的最高政教头衔一个个拿来戴上。这些不三不四的自加冕旒中，玉玺上的“天王洪日”特别值得注意。天王，是不叫皇帝的皇帝。洪日，姓洪的红太阳。联系到“太平天日”的称号，和自己说“朕是太阳”，可见他对红太阳的尊号特别爱好。红太阳并不是政治名称，也不是拜上帝会正式尊号。而他特别爱好，必有隐衷。他借上帝、天父的第二子名义造反，不能不将天父、天兄放在自已名义之上。但他又不甘于屈居名义上老三的地位。挖空心思要表示他是天地间的至尊。那个“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成语给他很好的启发。一个日字，也就是红太阳，既不公然篡犯天父、天兄，又以明白无误的象征化表明他是天地问至尊。这样，他的特别爱好，就客易理解了。他所统治、控制。使用的事物。全都称为“天某”，“天国”就不说它，下面的地方叫天省、天县。军队叫天军，主要的科考叫天试，规章叫天条，天条和各种律令叫天法……他的想象、意向、愿望又都成为爱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的“天情”。所以。他总是向臣下强调要“认实天情”，用现代口语表述，就是要大小官员吃透他这个天王万岁爷最高指示的精神，乃至于无言之处揣摩出天王意愿。他就是天，他就是日。可见一切美化、神化的指归，就是要大小官员、军民人等，尤其是带兵的将领，一概无条件服从，绝对服从。想得通的要服从，想不通的也要服从。不但服从，而且要顶礼膜拜，即使杀了你也是为你好。于是乎，红太阳永不落，天下永远是洪氏私有财富。

美化、神化自己的同时，极力丑化、鬼化他所反对的一切人物、宗教、神道。清朝官员、僧尼道士、读书人、缙绅、商人统统是妖。满族百姓叫做鞑妖，而且鞑字还要加上狗旁，极尽侮辱之能事。清朝皇帝叫做阎罗妖。对于奕詝，在他年号咸丰二字各加上狗旁，以示他不但是阎罗妖，而且是猪狗。清方绿营兵称为替死鬼，乡勇称为挡死牌，不当人看，不在话下。非但敌方，连原来自己同伙兄弟，凡是被他杀掉，不论是因何而杀，都要加上恶谥。那个因夫妻同宿而被双双斩首的冬官又正丞相陈宗扬，被叫做“阵中养”。这个恶谥，其实倒是表明给死人这种侮辱性称谓者的鄙劣与冷酷。至于北王韦昌辉，原来不是“共条肚肠”、“爱兄心诚”的“正胞”（韦昌辉原名韦正，“正胞”即同父母的胞弟）么？被利用到最后，五马分尸再寸磔，当时称之为北奸，到了后来仍然给了“背土”的恶谥。北字加月为背，王字去一横为土。真是挖空心思了。同时代的对手、罪人如此百般侮辱，以前帝王如不合自己胃口的。也加上恶谥痛诋。比如，周文王、周武王，史家一向多有肯定，而洪秀全偏偏要称之为文狂、武狂。他自然也反对神佛，将各种神佛称为死妖、死妖魔，将泥塑、木雕、铸造、纸画等六种神佛偶像称为死妖六样。民间将多种佛教造像概称菩萨，洪秀全则十分敢意地谑称为该杀。

特别不可思议的是，妈祖林默也受到刻毒的咒骂。她并不是什么宗教，也没有什么言论流传，只因她短暂的一生，在福建莆田湄洲湾，为遇险船只引航，拯救海难无数，又做了其它许多好事。在她遇难后，福建和台湾等地民间自发尊之为女神，为她塑像立庙。宋代以来的官员和朝廷，为了争取民心，追赠各种头衔，到最后称之为天后。而民间，仍然称之为妈祖，并且在福建、台湾、广东、香港、澳门以至亚、欧、美、澳许多国家设庙纪念和奉祀，成为“凡有海水处俱有华侨，凡有华侨处俱有妈祖”的国际性的妈祖信仰和妈祖文化。澳门之被称为Macau，就是妈祖阁而来。台湾每逢妈祖生日，便是民间最盛大的节日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也重塑妈祖圆雕，重修重建妈祖庙宇，尊奉这位护航神、海洋女神。我在《永久的冕旒》一文中曾写道：“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位实有的女性，在国内外有这么多庙宇（1800多座）没有哪一位中国人，受到不同阶层、信仰、国别的人们如此长久、广泛、自发的尊崇。”“其实，一切妈祖庙都不但是一位不朽女性的纪念馆，更是弘扬中华民族美德、增强世界华人凝聚力的精神殿堂，还是呼唤人类发挥良知良能的宝塔。”进而写道：“也许，海峡两岸和世界许多港口、公园。将来都会有妈祖塑像，都是头戴百姓共同献给的无价冕旒。”这是对一千多年来妈祖文化发展趋势的考察与展望。然而，作为明知妈祖由来的广东人洪秀金，却称之为“添厚（天后谐音）该杀”，将所到之处的妈祖塑像和庙宇一概加以毁坏。前面我说不可思议，是从正常人的认知而言的。从洪秀全来说，他这么说这么千，倒是与他的思想、品格、习性完全一致的，要不他就不是洪秀全了。

洪秀全的话语中，有大量杂拌儿的迷信。由于极其严重的迷信心理，他常将词语的本意变得莫名其妙，甚至颠倒过来。比如，风头、空屋、凶险，风、空、凶都用吉字来代替。战败叫做战胜，丧事叫做喜事，减少叫做斡旋——不但是迷信而且是颠倒事物性质的欺骗。他不是自称不怕鬼不信邪吗？其实不但怕鬼，甚至连“鬼”字都怕。凡有鬼旁的字，如魂、魄、愧、塊、魏，一律明令改为人旁，从而新造了动、[白人]、[忄人]、[土人]、[委人]，这么些新字。不仅如此，六十甲子中，凡他认为不吉利的字样，一律改掉。辛改为新，亥改为开，丑改为好，卯改为荣。并且特别制定道光十七年丁酉改为天酉。弄得百姓所熟悉的干支纪年，出现许多不知所指的花头。当然，这不仅是要图吉利，也和他颁布冯云山新造的“天历”有关。

这个“天历”，定一年为三百六十六日，比一回归年多十八小时。不久，明知其不准确，又不愿改正，而是采用什么“有加无己”的办法，规定每四十年一加。这样，逢加之年，每月有三十三日。于是，平均下来每年为366．75日，误差更大。而且，与直接关系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大大脱节。1859年经洪仁玕修订，仍然不能根本纠正错误，于是颁布诏旨，说什么“立春迟早看萌芽，耕种视此总无差”。这就是将中国早在夏代确定的天象授时变成不科学的地象授时，结果不是“耕种视此总无差”而是明显地贻误农业生产。你看，他关在天王府里，享尽“天福”之余，还要对自己向来不懂的农业生产来一通暗指挥，教农民应该在什么时候耕种。由于“天历”与夏历有明显差异，传统的过年也就是现在叫春节的传统节日自然不可能在同一天。他要坚持“天历”，要坚持“革命”，就下令严禁照夏历过年。将民间沿袭已久的过年称为“私过妖年”，一经发现，可以随意处罚。过年本应是万众欢乐祥和的佳节，竟能因此罹祸，这在中国也许是空前的，而罪名叫“私过妖年”，更是亘古未闻的奇谈，只有洪秀全这样的“农民革命领袖”才想得出。

洪秀全的词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是“天”和“妖”。用现代汉语来参照，前者除了单用是称呼上帝外，与其它字组合成词，则含有浓重的“神圣”、“至尊”、“最高”、“革命”的成分，还有包罗一切正面事物超现实的色彩。后者大致相当于“反动”、“反革命”及一切敌对人们、事物和思想。两者都是政治与邪教相结合的基本判断。而且往往是非黑即白，异常绝对化的区分。

上面说的只是一些常用词语。而“天话”就是由诸如此类的词语，随心所欲地组合起来的。骂尽各种“妖”。让人听得耳朵生老茧之外。就是讲天堂多么神奇美好。陈庆甲《金陵纪事诗》写的是1862一1863年在南京的见闻。这时，太平军败亡的形势已无可逆转，洪秀全还在没完没了地大讲特讲“梦兆佳”，以此来宣传形势一片大好、前途多么光明灿烂。有许多“天话”，由于缺乏起码的现实感而“令人失笑”。当然，一切有清醒头脑的人都会感到好笑；但是。中毒太深、迷信入骨的人是不会笑的。谅必还有许多“天话”，谁也弄不清什么意思。洪秀全也正是要以此让人觉得高深莫测，借以自我造神。

洪秀全靠“天话”起家。清政府的腐败，偏僻山区、农村百姓的极度贫困，鸦片的大量涌入，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打击，为他造反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造反初步得逞之时，他就日益狂热地以天王和教主的地位，凭借内部组织控制、暴力和欺骗，使他的“天话”成为绝对排它的主流话语。这不仅是对汉语文字的空前大“革命”大颠覆，也是对文化中应该继承和可以继承以及暂时有合理性的绝大部分，做了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大颠覆。而将传统文化中特别腐朽特别反人性特别反社会进步的病毒，借助所谓拜上帝的洋教条，发展到极致。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他革掉的是中华民族的命脉，他所剥夺的是中国百姓已经非常稀缺的人权，一点最起码的人权，让全中国百姓成为他私有的奴隶和工具。然而，就在他的野心、本质迅速充分暴露之时，他也迅速地从天上滑落。他由欺人而自欺。他以为自己真的“乃理”（拯救）世人，中国人也就全都会驯服地让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不会明白，载舟之水也可覆舟，迷信可以起家也可以破产，被统治基础的不稳定就不会有稳定的统治基础。被利用的将领“人各一心”的时候利用者就会失去想得到的利用价值。他甚至不愿相信，太平军官兵要吃饭才能打仗守城，弄得南京普遍缺粮，李秀成向他提出这个大间题时，他居然说什么“甜露”即野草可以养生。终于，只能是“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带着最后的幻想和欺骗，服毒自杀。

如果，他最后能不说“天话”而说人话，也许可以给他造反以来的所作所为做点补偿，可以减少点人性的异化。可是，对于这样一个“天话”瘾比深度毒瘾还入骨的角色，不讲“天话”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和他的“天话”一起留给后来各种各样的人作各种各样的评说。

《李秀成供辞》，屡屡说到洪秀全“一味靠天”，对此十分反感，认为是“失国丧邦”的重要原因。

李秀成的体察很真切。洪秀全毕生一大特点就是“一味靠天”。

有想象力是洪秀全的重要本钱。他将《劝世良言》中某些宗教知识加以利用，同落榜后“魂游高天”的幻觉和狂想结合，按需不断生发修补，编造出一套神话。写了一些诗文，借上帝名义鼓动造反，说上帝派他到世间来做天王。这些宣传虽然不三不四、非驴非马，却自有一些独到之处。一是，用自创的新迷信以求达到政治目的。二是，自己占居了教主和天王的双重领袖地位。三是，可以欺骗没有文化的山区百姓。

同样因为一再落榜而对清朝不满的冯云山，认定洪秀全有天子之相，甘愿辅佐他打天下。冯云山帮助他充实、丰富了那些迷信宣传材料。而且，一门心思在广西桂平进行宣传和发动。当生活上发生困难，而且两人意见不同时，洪秀全不顾冯云山的苦劝，回广东花县老家。冯云山一个人留下来，历尽艰辛地做“地下工作”，争取到了一批信徒。当洪秀全受冯云山之请，再来桂平时，看到有一批骨干和几千信徒，就耐不住寂寞，执意将“地下工作”转为公开斗争。制造了一下轰动效应之后，马上引起官府的注意。他知道官府要抓人了，就独自溜之大吉，冯云山和另一个骨干卢六则被捕了。后来，冯云山被营救出狱，形势再趋好转，回广东将洪秀全接去桂平，以示洪亲自领导造反。所以，李秀成在供辞中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可以将这话作另一种表述：如果没有冯云山，洪秀全的那些大胆想象，只能在广东花县成为逐渐被遗忘的疯话。不可能有“出游天下”，不可能有紫荆山根据地，不可能有拜上帝会。

还有一个杨秀清。作为桂平的当地人，凭仗他的人际关系和熟悉社会情况，尤其是出色而实用的谋略，不但能争取到更多的人参加，而且在拜上帝会濒于瓦解之际稳住众人，救出冯云山，渡过危机并逐渐发展。他是一个组织、指挥能力很强的铁腕人物，能随心所欲地将拜上帝会的一套邪教迷信用于对内对外。于是，他便成为太平军的实际上主要领导人之一，洪秀全则基本上作为精神领袖和偶像而存在。如果没有杨秀清，太平军的造反便难以发动起来；即使被迫勉强发动，也许很快就失败消亡。

不甘于由别人代庖的洪秀全，有时也要乱出主意瞎指挥。结果，由于他的瞎指挥，冯云山被清军炮击而死于全州蓑衣渡。这一来，使洪秀全在军事上不再随心所欲乱拿主意，杨秀清也因少了冯、洪干预而权力更加集中。

没有军事指挥、行政领导能力的洪秀全，到南京之后，干脆退出一线，尽情享福。在豪华无比的天王府里，由众多的男女直接服侍着，周旋于一大群编了号的女人堆中，过“地上天堂”的日子。官门不出．，臣下难得见到。杨秀清送上来的官员们奏章，一概盖上“旨准”的图章。越是不管事，应越是缺乏管事能力。

内讧的动荡，石达开出走的风波，使他不得不站到第一线。随即，又让总管宫廷事务的蒙得恩主持日常工作。弄得人心涣散。正在此时，来了个洪仁玕接手。无论小朝廷的将官是否信服，反正洪仁玕既可靠又能说出一套又一套巩固小朝廷的设想，他洪秀全都有理由为自己坐稳宝座而相信天意。

1860年第二次破清军江南大营，其实并非洪秀全的计谋，“实众臣愚忠而对天王”。然而，洪秀全竟十分忘乎所以。不降诏奖励参战官兵，南京和外地的将领也不召见，对所有的意见、建议一概不理睬，甚至公然在诏书中说什么“有天不有人”，完全抹煞众人功劳和苦劳。1861年，甚至还降诏将“国号”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直白地要将“太平天国”定性为他个人私有，因为“天父天兄”是幌子，天王才是实有。从如意算盘考虑，可以进一步强化君权与神权的双重统治。从坏处着想，是要防止有兵权的将领搞分裂。他没有别的本钱，没有别的本事，没有办法消除诸将的非难情绪，只好将“天上”搬出来，说是天意本就是如此，以前未曾宣布罢了。他不太清楚，或者不愿明白，自从最高层内讧之后，人们已经看穿了以前的一整套迷信宣传是什么玩艺儿，只是“骑在虎背，不得下骑”而已。也许他知道一点，但又别无办法，想借此重新统一思想，巩固君权。

对外姓将领多所疑忌，两个老哥洪仁发洪仁达和亲信蒙得恩又都压不住台面，堂弟洪仁玕也是一时长不粗的嫩竹子，只好自己面对一线的重大问题。尤其是李秀成请示他的大事，他拿不出什么主意，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也不愿负拍板的责任（好处于主动地位、永远正确），便说什么“认实天情，自然升平”。所谓“天情”，既是上帝的意思和教义。也是他本人的主要心思。是玄得很又十分好用的灵丹妙药，你们好好体会。倘有什么不顺从他旨意的，便用“天话贵人”，大骂“你有奸心”。即使有什么紧急之事请示，他也依然“言天说地”，让你摸不着头脑，不但掩饰自己的无能，还显示自己的高深莫测。

中国古来的皇帝都讲天，造反者也讲天。但没有谁像洪秀全那样，将天死死抓住不放，“一味靠天”。这丝毫也不奇怪。别人说的天，是从传统借来的概念，是高居万事万物之上的主宰，是用以争取民心和舆论的大旗，是面对未知数时的心灵寄托处。有人信得多，有人信得少。有人将信将疑，有人时信时不信。洪秀全的天，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渣滓为主，掺和少许外来文化的荒诞因素，完全按照个人需要制造出来，经过冯云山、杨秀清等人加以充实、丰富、发展的玩艺儿。它冠冕堂皇的包装是理想，是目标，是命运，是是非标准，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主宰。表面上，洪秀全是受它之命来唤醒百姓，惩恶扬善，斩灭妖魔，建造地上的天堂。实际上，是洪秀全要受骗或被迫参与的百姓，无条件地献出一切，作为泯灭个性和人性的工具，让他自己统治和占有天下。可见它是建立超级奴隶主王朝的邪教的基本理念。洪秀全本来只是要跟随者、被裹胁者迷信。打进南京之后，继续充实、强化迷信，是巩固天王兼教主地位的需要，主要还是用以施之于人。或者说，是他炮制给别人喝的迷魂汤。以李秀成为主的将领们协力第二次大破江南大营，这一没有洪秀全策划和劳心劳力的胜利，使他不由得陷入自己制造的迷信之中。正因为胜利如同天上月亮不期而然地掉进他怀抱里，本就极其羸弱的理性窒息了。他不愿也不会考虑，这是“骑上虎背”的人们，愚忠与自救的结果。而是恰然自得地用“天情”、“天意”来解释。或者说，他自己喝下了为别人炮制的迷魂汤。于是，从此以后，“格外不由人奏”，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听不得任何理性的声音。甚至扬言，“朕睡紧都做得王，坐得江山”。与其说这是恶性自我膨胀，不如说是狂热的自我迷信。然而，他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管里，意想不到的胜利也不会接踵而来。清军江南大营虽然覆灭了，但湘军的威胁越来越大。战争提出的许多实际问题，不由分说地挤到他面前。李秀成这个他所极为疑忌而又不能不用的统帅，还不时搅乱他的心境。他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除了玩弄点权术，也没有多少应对的办法。只能再三强调“认实天情”，既避开他无法解决的困难，更期望奇迹的联翩而来；既稳住别人的信心，也借以从纷繁的现实中自我摆脱。

一个高高在上、疑心特重、脱离实际、缺乏领导能力的天王，一个丧失现实感导致军心民心分崩离析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到头来只能“一味靠天”。他自造的那个“天”终于不能靠了，他只能黯然地走向死亡，从而导致太平军迅速地复灭。正是他的死亡，中国才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将近代史极其沉重的一页翻过去。然而，他引起的内战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后果，他所留下的精神病毒，不知给中国加重加深加长了多少灾难？

在太平军十几年的历史上，陈玉成的出现，是个奇迹。

陈玉成原名丕成，幼年父母双亡。曾参加童子试（考童生），被斥逐。十四岁（十三周岁）时同全家一起参加太平军金田村造反，被编入童子兵。随军作战时，勇敢机灵，登高涉险，如履平地，非常突出。又因他身材矮小，动作矫捷面容白皙而两眼下各有一黑点，广受注目。清军恨他，称之为“四眼狗”。

太平军中，童子兵不少，但无人如陈玉成如此被重用。1853年十六周岁，被提拔为左四军正典圣粮，职同监军。但他不愿做这种后勤官员，主动要求在前线作战。1854年十七周岁，以功越级升为殿右三十检点，是高层军官了。内讧中，老干部已被杀掉两万多人。而1856年洪杨内讧之前，他以战功被升为冬官正丞相，封爵成天豫。1857年石达开被洪氏兄弟逼走，又有大批将官随他而去。洪氏小朝廷陷于半瘫痪，急需起用新人填补空白。陈玉成因其声望，经朝臣推荐，被任命为又正掌率（第三把手）、前军主将。由于正掌率蒙得恩只能管宫廷事务，根本不懂军事又无根基，陈玉成就成了军队最高领导者。比陈玉成大十四岁的好朋友李秀成，被任命为副掌率、后军主将（第四把手），共同主持军务。这时，陈玉成才二十周岁。虽然，太平军只是占有南方几省的军事小朝廷，但是，依靠自已几年舍命奋战，一个二十岁的小青年作为全军主要领导人，在中外历史上，也许绝无仅有，至少是极其罕见的。甘罗十几岁做上卿，那是文官。郑成功起兵反清复明之初，算是很年轻了，也有二十二周岁。1859年，陈玉成又因战功，作为洪氏本家之外，第一个被封英王。洪秀全还明确宣布。“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再次正武肯定陈玉成在军中的统帅地位，这时他才二十二周岁。他的统帅地位，连同时被任命为副统帅的李秀成都没有异议，其他将领就更没有人表示不服了。

他不是皇亲国戚，也不靠祖先致荫。从而，也许创’造了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一项是，二十周岁出任全军最高领导人。另一项是，只用了七年多的时间，不断越级飞升，由童子兵成了军队第一号人物。谁能说这不是奇迹？

当然，这是洪杨内讧引起的大屠杀，洪氏兄弟迫使石达开带领大批好兵好将出走，洪秀全急需有人为他保住“地上的天堂”，给了陈玉成升为军队统帅的机遇。然而，如果没有他以前的突出战功，机遇即使不擦肩而过，去抓也抓不住，抓不牢。

战争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大学校。对于清朝方面及其对立面太平军都是如此。陈玉成是太平军在内战中成长起来的优等生之一。

早在1854年2月，陈玉成坚辞典圣粮的职务不到一年，太平军攻打武汉。占领汉口、汉阳后，经数月而未能攻下武昌。陈玉成经认真侦察，建议出奇兵袭取，获得准许。6月26日，他率领五百人，缒城墙而上，在城上摇旗呐喊。城内敷千清兵不知所以，惊恐中争相夺门而逃，被城外太平军乘其溃乱冲杀殆尽。于是，太平军这一次攻占武昌之役。陈玉成被公认为头功，从此崭露头角。

1856年初，镇江太平军被清方大军围困。城内兵少缺粮，内外联系断绝。奉命救援的前线总指挥燕王秦日纲与诸将计议，准备内外夹击，却苦干无法实现。这时，已是冬官正丞相的高教将领陈玉成，挺身而出。他带领少数精锐，驾一条小船，从汤头直下镇江。江面清军船只四面拦截，炮火炽烈。陈玉成奋不顾身，左冲右杀，竟安全地冲入城内。虽然，那时清军水师的船只较原始，但毕竟数量很多，严阵以待，炮火如织。所以，陈玉成的孤舟冲入，实在是九死一生，浑身是胆，智勇双绝。进了镇江，他会同守将吴如孝，从城内杀出。与城外太平军内外夹击。于是，连破清军营垒十六座，解了镇江之围。比起缒城攻占武昌，其勇其功，有过之而无不及。陈玉成作战，正如他自己所说，“何处官兵多，我即向何处救应”。清方情报资料《贼情汇纂》也说，“玉成舍死苦战，攻城陷阵，矫捷先登，赋中之最可恨者”。双方所说，可以互相参证。

三河之战，是陈玉成作为统帅的一个重要战役。当陈玉成与清军江北大营激战之时，湘军名将李续宾带精兵直逼三河。此地不但战略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屯集了太平军大量粮草军火。因而，陈玉成在参与摧毁江北大营，占领“铁铸六合”之后，决定在三河与李续宾决战。他趁李续宾孤军深入，又过于自信骄傲，准确抓住战机。还指名要求李秀成协同作战，扩大兵力优势。这两项，显示出作为统帅驾驭战局主动权的眼光与慎重。决战在大雾中进行。以杀回马枪闻名的陈玉成，在李秀成的协同下，三路合击，又开堤放水，使清军无路可逃。结果，湘军死伤近六千，“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骁勇善战的李续宾自缢，其副手曾国华（曾国藩之弟）以下四百多名官员都被太平军所杀。这是陈玉成为主，取得全胜的重要战役。几个月后，他兢被封为英王。以前和以后，在别人指挥下或配合别人作战的次数很多，有胜有败，胜多败少，不能全部归功或归咎于陈玉成。但他被任命为第三把手之后，便与李秀成一同成为洪秀全的两大军事支柱。

摧毁江南大营之后，太平军最高层讨论下一步作战方案。洪秀全为了给族弟洪仁玕树立威信，拍板采用洪仁玕的方针。原来，洪仁玕未立寸功，一到南京，洪秀全便封他为干王，正掌率，总理朝纲，即第二把手。但太平军大小官员都不服膺，说话没人信从。于是，洪秀全便急于要让他立功，树名树威。出于这样的心理，便拍板采取洪仁玕的作战方案，“先取苏（州）、常（州），后攻湖北”。这个方案，并非没有道理。问题是，李秀成心里不赞成“后攻湖北”，而陈玉成远离拱卫南京所必保的安庆，表面上看来是“围魏救赵”，以打湖北来解安庆之压力，实际上是取远水救近渴的办法，未知数太多，风险极大，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曾国藩的战略眼光远在只会玄想空谈的洪仁玕之上。他就是死死吃住安庆不放，湖北得失并不太在乎。

然而，洪秀全坚持照洪仁玕的方案，命令陈玉成、李秀成西征湖北。由于李秀成不坚决。陈、李两军没有协调好。又由于陈玉成对湖北情况不明，又怕“洋兄弟”干涉，本来武汉唾手可得，却不敢进攻，坐失战机。于是，不但这次西征一无所得，却使安徽空虚，安庆危急至极。当陈玉成疲于奔命，率军回救安庆之时，曾国藩已作好觇咯决战的准备。而此时，洪秀全却派洪仁玕、林绍璋这帮亲信草包去支援陈玉成。于是，不但解不了安庆之围，救援之军倒先被打垮。安庆被清军占领，陈玉成的精锐尽失。安庆的失落，南京失去上游拱卫，也失去重要的粮食供应基地。陈玉成几乎全军覆灭，太平军的战斗力和士气都受到重创。这次关系全局的惨败，主要是洪秀全、洪仁玕的责任，其次就轮到陈玉成了。

但洪秀全总是自命一贯英明正确。陈玉成从安庆遇到庐州后，洪秀全非但不承担责任，想出善后办法，反而严辞责斥、革其职权。这实际上是将陈玉成送上死路。部下劝陈玉成回南京以期重整旗鼓，但他不愿也不敢回南京。不愿，是他很自负很骄傲，自以为英雄盖世，不肯承认此战大败。不敢，是怕洪秀全兄弟治罪，从此失去带兵作战的机会，甚至被抛出来做替罪羊杀掉。在庐州无粮而守不住了，致北方三路人马的信又如石沉大海（其实是被清军截获），于是不听部下苦劝，亲自到寿州去找苗沛霖。这个苗沛霖，陈玉成曾保举他为太平军的奏王，对他有幻想。吃他甜言蜜语，不知他已暗中奉清朝钦差大臣胜保之命诱捕自己。一到寿州，便被逮捕。

在苗沛霖令其侄劝降时，陈玉成痛骂苗沛霖“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棵草”，表示“本总裁只可杀不可辱”。随即被送胜保军营。胜保坐中军帐，得意之中，竟愚蠢地摆出胜利者架势，要陈玉成下跪。这就激怒了本就瞧不起胜保、心高气傲的陈玉成：“尔胜小孩，在妖朝第一误国庸臣。本总裁在天朝是开国元勋。本总裁三洗湖北，九下江南，尔见仗即跑，在白石山路你二十五营，全军覆没。尔带十余匹马抱头而窜，我叫侥你一条性命。我怎能跪你！好不自量的物件（东西）！”胜保自讨没趣之后，脑子清醒了些，置酒食劝降。陈玉成回答说：“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结果在送北京途中，清廷恐被劫走，下命就地赴死，而被杀于河南延津。时年才二十五周岁。

陈玉成勇敢善战，奋不顾身，为部下表率，胜多败少，战功卓著，在太平军中威信很高。但从总体看来，由于文化水平较低，精神视野不宽，大局观欠佳，作先锋作战将无疑是突出的，担任统帅就有显著的缺陷。他不反对洪仁玕的西征（攻武汉）计划，出兵时未能与李秀成做好协调、统一工作，进逼武汉时又踌躇不前；回救安庆的战略决战，没能请得李秀成、李世贤的协同，都表明他并非合适的统帅。不听部下劝告，到苗沛霖营中自投罗网，显示了他太过自负，自我定位失准，听不进不同意见。他数落、嘲笑胜保的话，固然富于大丈夫气概，但却透露出陶醉于自已经常胜利而骄傲轻敌、太过自信的情绪。作为统帅，他种种局限和缺点，迟早要失败要被杀的。使他在1862年过早败亡，除了自身原因，再就是由于洪秀全的客观上加害。要不是洪秀全坚持照洪仁玕建议而西征，陈玉成不致于后来失去安庆而无赴立足。要不是安庆失守后洪秀全的严辞斥责和罢官夺权，陈玉成尽可以回南京再图重整旗鼓，不必到寿州找苗沛霖而自投罗网。洪秀全导致了陈玉成的早死。也使自己失去一只臂膀和江北的数十万太平军。

陈玉成不但勇猛善战、至死不屈，而且不图享受、生活简朴。他虽有种种缺点，但个人品质上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在他不能安排自己的人生道路之时，以一个十三周岁的少年随家参加太平军造反，便注定只能成为洪秀全的工具和牺牲品。他超常地释放自身的光和热，终究只能是颗殒星。殒星短暂的明亮值得赞叹。赞叹不是单纯的赞颂。称赞的同时，还包含着对它负面作用和必然殒落的感叹。人一生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关键的一两步。

萧瑟的苏州，内里却躁动不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1863年12月4日。慕王谭绍光在他召集的军事会议上，被与会者杀死。

与会的共八人，即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天将汪有为、范起发、张大洲、汪怀武。主谋是郜永宽，用匕首刺死谭绍光的是汪安钧，割下谭首级的是汪有为。他们去向李鸿章部下、总兵程学启献上谭绍光首级和苏州城。

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太平军的形势已经很不妙。陈玉成死后，湘军曾国荃部就进逼南京，扎营雨花台。1862年6月，李秀成在第三次逼近并且极有可能占领上海时，因洪秀全一日三诏严命回援南京，不得已而从上海附近撤兵。很有点像岳飞被赵构（宋高宗）用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召回杭州。这年10月至11月，李秀成组织各路太平军要解南京之围，也就是所谓“十三王救天京”，但解围战没有成功。1863年3月。李秀成率部西征，拟攻上游各地以解南京之围。屡战不利，奉诏退兵。8月，南京的东路交通被切断，洪秀全更是死死揪住李秀成不放。9月，由于李秀成的恳求，并且照洪氏兄弟的要求交了十万两“饷银”（包括以全家首饰充抵），才准他回苏州、杭州四十日，解救苏州，安排江、浙军事部署。而且规定过期未回要按“国法”严办。

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是洪氏兄弟既将李秀成作为主要的救命稻草，又对他极端疑忌。他们全然不顾太平军的大局。出了一个又一个馊主意，将李秀成弄得疲于奔命，处处被动。而上述准他暂时离开南京的条件，简直荒谬之至。即使李秀成愚忠而不十分计较，他的部下也会因此而寒心。

由于李秀成1862年6月没有攻占上海，李鸿章的淮军与“常胜军”即“洋枪队”得以壮大和反攻。苏州的太平军转为被动防守，到1863年随着昆山、吴江和洞庭东山被对方占领，更是直接受到威胁。由于太平军全局的颓势，军心涣散，民心尽失；李秀成不能坐镇苏州，又事事受到洪氏兄弟的压制、非难；驻守常州的护王陈坤书不愿支援苏州的太平军，苏州被淮军攻下是迟早的事。

郜永宽等八人都是李秀成培养起来的青年将领，因战功而封王或为天将。郜永宽和谭绍光更是在陈坤书与李秀成不和之后，被李视为左右手。但是这两人“少年结怨至今”，在没有李秀成调控的情况下，就会发生摩擦。况且。苏州的太平军大多是部的人马，而郜的地位却在谭之下，作为第一副指挥，当然会增加郜的不满情绪。这又是与籍贯、参加造反先后有关系的。谭是广西桂平人，很早就参加造反，是与李秀成同时的“老兄弟”，只是比李年轻十二岁，立功也比较晚。郜则是湖北人，1854年才被裹胁参加太平军的，好几年里都属于“新兄弟”。汪安钧、周文佳也是湖北人，伍贵文是湖南人，汪有为、张大洲、范起发、汪怀武（李秀成后来在供词中称他原名“汪花班”），籍贯不详，他们七人看来情况与郜相似。那时，地缘与造反先后是很重要的。洪秀全升官晋爵特别优待两广“老兄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凡能与“开朝”沾边的，无功也要封官赐爵。清朝方面，对于“粤西老贼”特别痛恨，尤不宽恕。对立双方的态度，都注重籍贯和新老。

郜永宽等八人，眼看太平军大势已去，不久将会败亡，跟着李秀成无论在太平军未亡或已亡都没有前途。又因为都不是两广“老兄弟”，对清方抱有幻想，所以准备投降。李秀成“久悉其有投大清之意”，但他对这些人的态度和心情也很复杂，不忍更不敢采取断然措施。不忍，是因为他们是他培养起来的“战友”，他的“成名皆其各等之力”。更主要的是不敢。如果设计杀了这些人，很可能在苏州造成一场大混乱、大内讧，后果不堪设想。1856年南京的洪杨内讧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他绝不想重蹈覆辙。加上他自己对洪氏兄弟己全无信心，对郜永宽等又没有决绝，所以采取一种听其自然的办法。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863年9月，当李秀成向洪氏兄弟交钱请假四十天，来到苏州时，情况比他想象的还严重。他已不可能作什么战略部署或中长期的军事安排，首先就是直接指挥军队，遏制对方的进攻势头，赢得暂时的相持和苏州的稳定。接着就是找郜永宽等人谈话。“现令我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皆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现今之势，我亦不能留尔。若有他心，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我一家难台，母子（亲）六十余岁，大家流涕，而各及他行。”这种“心腹之闲谈”，后果可想而知。郜永宽等人，在“老首长”面前当然不便也不敢公然说出想投降的话，只是假心假意地给“老首长”一点面子：“忠王宽心，我等万不能负义。自幼蒙带至今，而谁有此他心！如有他心，不与忠王共苦数年。”这样的回答，除有点真实感情之外，当然是敷衍应付之辞。

李秀成假满从苏州回南京，不久，郜永宽便与其他人商定，由汪安钧赴阳澄湖与李鸿章部下程学启会晤，提出“只要清军进城以后，他们的生命有保障，便不出兵抵抗”，并同意交出一个城门让清兵进入。汪安钧所找的程学启，原是安徽桐城百姓，太平军占领桐城后加入叶芸来部，屡次立功。曾国荃用计使降，在攻陷安庆、三河之战中有功。而相继升游击、参将。1862年春转入李鸿章手下为淮军基干，是年10月由副将升总兵。1863年，他接连从太平军手中夺取太仓、昆山、吴江，是进攻苏州的主要人物。郜、汪等人大约因为自已不是两广“老兄弟”，想步程后尘，投降后在清廷当个官。程正苦于攻不进苏州，自然一拍即合。

然而，谭绍光力主坚守苏州。他在幕王府召开军事会议，说到太平军所遭到的种种困难，赞扬两广军队的英勇，又弦外有音地指责其他军队的不可靠。这种讲话实在很不策略，马上导致矛盾激化。于是发生了激烈争论。在会议上孤立的谭绍光，终于被刺死并割下首级。于是，程学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苏州。

可是，郜永宽、汪安钧等八人，不但没有被授予一官半职，也没有得到人身安全保障。投降两天后，程学启得到李鸿章的密令或批示，派人将他们全部杀掉。然后，又派兵入苏州城，轰杀他们的余党。

李鸿章、程学启为什么要杀掉郜永宽等八人呢？因为这些人手下兵太多，即所谓“降者太大，不甘人下”。而且，这些人不义，反复无常，为了自己的利害，什么都干得出来。如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投降后还是可能纠集旧部作乱。他们和程学启不同，程是被曾国荃用计诱骗投清的，而且只带了区区八十二人来降，到湘军、淮军后也不曾有什么三心二意。

淮军占领苏州，是李鸿章军事上的大胜利。但是，杀降则造成严重后果。按照传统理念，杀降不但违反道德，而且是有罪的。在舆论和政治上失分不少。尤其成问题的是，这么一杀，使许多本来有降清之意的太平军将领，断了投降念头。反正降也死，战最多也只一死，与其投降被杀不如血战到底。最突出的例子是常州主将护王陈坤书。他本来早有降清之意。看到李鸿章杀降，遂“婴城固守”，血战到最后。清兵为攻取常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太平军和捻军在土崩瓦解之际，投降的人很少，多数宁可作无望的抵抗和挣扎，也不投降，与苏州杀降有很大关系。李鸿章杀郜永宽等人之时，曾经十分得意。不久之后．他自己也看出此举的负作用。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以后几年。常在为杀降的错误还本付息。

不少关于太平军的书，写到陈坤书固守常州和最后被杀，往往多加赞颂。什么“英勇”啊，“顽强”啊，“不屈”啊，“尽忠”啊，“大义凛然”啊，“慷慨陈辞”啊，“壮烈牺牲”啊，不一而足。似乎，他是太平军杰出的英雄。

孤立地看，这些赞语并不算离谱。

李鸿章占领苏州、无锡之后，随即于1863年12月开始进攻陈坤书所据守的常州。直到1864年5月11日才攻下，历时将近六个月。临了一个多月，战斗异常激烈。李鸿章部下曾将常州城墙轰开数十丈，陈坤书亲自率兵挡住井将缺口重新堵起。5月11日，李部将城墙轰塌数处，随即多路涌入城内。陈仍率众巷战，杀伤不少清兵，最后剩下几十人，退入护王府。因寡不敢众，陈又负伤倒地，遂被俘。陈在审讯者面前说：“欲保常州以为金陵犄角，奈事不成，只有尽忠”。

站在太平军的立场，平心而论，常州的防守是相当出色的。其历时之久，战斗之激烈，几乎近于林启容之死守九江。陈坤书也可算勇猛善战，临难不屈，死得像个男子汉。

然而，只要知道前几年陈坤书的所作所为，就可看出，他据守常州是地理错位，他“尽忠”的表白是欺世盗名之言。

陈坤书本是横悍之徒，早年参加金田村造反，战功平平。五十年代中期，成为李秀成部下。1858年参加大破江北大营和三河大捷之战，日渐突出。1860年随李秀成破江南大营，东征苏、常，以功封求天义。是年10月，李秀成奉命与陈玉成进攻武汉，将陈坤书留在苏州，主持苏福省工作，显然是作为李的第一副手了。可见李对他的信任与重用。须知，苏州是李视为命根子的宝地。

就在苏州主持工作期间，陈坤书不但改变了事秀成的方针，而且恣意胡作非为。

当1862年李秀成回到苏州时，这个城市已被陈坤书弄得面目全非。许多民房被拆掉，百姓无处安身。农民被搜刮劫掠，没有口粮，没有种子，田园抛荒。商家货物一空如洗，不但无法营业，甚至无钱买口粮，“不能度日”。各关卡苛税如虎，弄得反而无税可收。百姓纷纷逃离，全城荒凉至极。李秀成一回来，就有大量百姓前来哭诉。他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发粮赈济饥民，命令田家迅速恢复耕种。发银给商家作本钱使其重新开业，又宣布各关卡照旧从轻收税。三个月后，被陈坤书弄得万户萧疏的苏州才再现生气和安定。此前，由于陈坤书的残酷搜刮压榨，民心背离，苏州、常熟、昆山的一些太平军将官与民团勾结，准备在陈暂时不在苏州时“作乱”，在杭州的李秀成派兵及时赶到，事又将有关的将官调往别处，才使“作乱”消弭于爆发之际，稳住太平军对苏州及附近各地的控制。以上情形，可见陈坤书在掌权期间，是怎样酷暴地搜刮、迫害百姓，将苏州一带弄得多么凋蔽。即使站在太平军立场，陈坤书的践民以逞，导致苏州及附近几县差点发生大规模变乱，他也罪无可恕。将本来稳定有序的重要粮税基地摧残得如同灾区，甚至如同差点引爆的火药桶，陈坤书当然没法向李秀成交待，更怕李秀成追究治罪，于是就带兵去占领常州，另立山寨。这是他1864年固守常州的由来。

但是，陈坤书还是有顾虑。因为去了常州仍然要受李秀成管辖，因为李是忠王。他素知洪氏兄弟对李一直十分疑忌，想分李的兵权；而且，这三个宝贝兄弟又都极其贪财，见钱眼开。钱他一点不愁，反正在苏州搜刮来的，多多的有。于是，他狠狠地拿出大捧银子，向洪氏兄弟买个王爵。那洪氏兄弟正愁没人开这头，见他来买，自然顺利成交。不用谁保举，就封他为“殿前礼部副春僚顶天扶朝纲护王悦千岁”。这样，他也是王爵了，也是千岁了，可以同李秀成平起平坐了，不必受李管辖了。此事传闻出去，许多有钱将领乃至富家子弟竞相效尤。洪氏兄弟的王爵大甩卖的丑剧，就是这样开幕的。这出丑剧，激起太平军内部的愤恨，造成人际关系的诸多矛盾，导致贿赂公行，对洪氏小朝廷丧失信心，军心普遍涣散，战斗力急剧滑坡。虽然，主要责任在洪氏兄弟，但陈坤书首启其端，做出很坏的榜样，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陈坤书既封了护王，又找到通天路子，便可有恃无恐，不怕李秀成处治，在常州当他的土皇帝。1863年秋，当苏州危急之时，李秀成曾在10月28日、11月1日、11月10日三次致书陈坤书，请求出兵帮助解危。尽管李秀成是正掌率（总司令）是上级，有权指挥所有太平军；尽管信写得很客气，很恳切。称他这个下属为殿下，将本应是命令写成请求书，用了“万望依肯”这样的辞句；尽管信中所说的道理很对很真切，陈坤书就是不予理睬。不但不肯出兵，甚至连回音都没有。这种极为反常的表现，包含着很复杂的心态。可以推测，首先他一定为李秀成来信哀求而大为得意，终于给了你老兄一点颜色看，一年前我怕你治罪，现在轮到你来求我了，总算出了一口气。再则，他很可能希望苏州被清兵攻下，彼此都不能享有主宰苏州的宝座——我做不了苏州王也不让你继续做苏州王。三则，出兵解苏州之危会损失人马，这可是他统治常州与向洪秀全或清朝谋求私利的血本，决不愿为了应付李秀成而损失一点点血本。还有最根本的一点，看到洪氏小朝廷这条破船已经不大有希望，他正在盘算向清军投降。程学启受李鸿章重用，我陈坤书本钱、本事都比他大得无数，为什么不能降过去讨个乌纱帽戴戴？

有这么些心思，李秀成不但再三写信没用，即使亲自跑到常州护王府前磕头，陈坤书也不会为他所动。

陈坤书想投降，并非得之于推断。李鸿章在1864年1月16日给曾国藩的信，就明确地说，陈坤书“早欲投诚”，后来由于他杀了苏州八个太平军叛将，才转而在常州“婴城固守”的。这信在当时是清军前线最高层的绝密文件。说这情况非但没有表功或炫耀之意，而且多少有几分检讨的味道。此时，离李鸿章杀降只有四十多日，淮军进攻常州才开始不久。出于通报军情，便于协调攻打常州、南京的战事，才说起此事的。这一铁板钉钉的内情，使人们得以理解，为什么陈坤书此前不给李秀成回音，为什么此后拼死坚守常州。

李鸿章1863年12月6日的杀降，使陈坤书的投降做官梦彻底破灭。郜永宽、汪安钧等八人，以刺杀主将谭绍光、打开苏州城门迎接淮军入城作为投降资本，尚且被杀掉，陈坤书自度绝无更大的投降资本，不可能得到更好的待遇。留给陈坤书的唯一答案是：与其投降被杀，不如拼命固守常州。于是，本文开头所说的死守常州，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困兽犹斗，何况陈坤书还真的是比较勇悍善战的角色。至于他受审时说的“尽忠”，既然反正要被杀不如将话说得堂皇些漂亮些。何况，他对“天国”和洪秀全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感情。

弄清这些来龙去脉，结论也就只能是——

李鸿章的一个有显著偏差的决断——杀降，不但给自己以后几个月造成相当大的军事困难，而且迫使一个太平军的大将除了拼死抵抗没有其它选择，由即将出壳的叛徒变成至死不屈的“忠臣”。一心要美化太平军的文人，也就有了为陈坤书化装的油彩，将一个残害百姓、无恶不作、背信弃义的魔鬼打扮成为响当当的英雄。　　

杀了杨秀清、韦昌辉，继而逼走石达开之后，洪秀全一方面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要彻底集权。另一方面，大封兄弟子侄为王。到了1861年，甚至将“国号”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凡此种种，表明他公开将，“太平天国”视为个人所有、私人家业。同时，他又认为，他的天堂在南京，他所得到和要维护的实际利益和享受都在南京。因此，军事上的得失完全从南京的安全系数着眼，不顾全局地瞎指挥。他的每一次瞎指挥，都使太平军的全局受到损害或处于被动，因此，解救南京的能力就越来越差。

1863年12月，危城苏州被郜永宽等八人献降，南京主要粮源通道断绝。南京内无粮草，外地援兵不敢来，而湘军壕深垒固，解围已经不可能。连不懂军事的洪仁玕都看出南京“得救之望绝少”，但湘军尚未完成对南京的合围。李秀成在12月21日从丹阳轻骑到南京，苦求洪秀全“让城别走”，痛切地说“不依臣奏，灭绝定矣！”洪却以十分反感的口吻，加以痛斥和诅咒，不准他再说话，明确宣布剥夺他的权力，由其兄和外甥接替，并且从此一刀两断：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外出，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还怕曾妖吗？尔怕死，便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的，合朝诛之！决绝之意溢于言表，切齿之声闻诸纸上。这是超级梦呓，又是政治宣言。

洪秀金为何对李秀成及其建议如此反感？

说奇怪是奇怪。说不奇怪也不奇怪。

洪秀全由于四次考不上秀才，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而大病一场，在非常心态支配和冯云山怂恿下决定造反。凭仗自封的上帝第二子和迷信宣传，依靠杨秀清等人的谋划指挥，打进了南京。作为天王与教主，高高在上，享尽所能想象的一切荣华富贵。天王府比明、清故宫还大一倍多，妻妾几十人，财宝无其教，享受得不想出门，没空上朝。对于他来说，“地上的天堂”确实是建成了。“让城别走”，妻妾财宝带得了吗？天上宫阙般的天王府搬得走吗？在“天京”享有的绝对权威能装在口袋里吗？即使这些能解决，他也不愿再在军中驰驱了，不愿从云端回到凡尘了。

从洪秀全“定都”南京之日，清军始终尽力围攻。然而从来不曾得逞。江北、江南大营不是被一破再破吗？向荣、和春这两个清廷钦差大臣不是都兵败丢了老命吗？曾国藩又算老几，不也是被一再打败，要投水自尽吗？从太平军内部来说，杨秀清要篡位，他密令韦昌辉给干掉了。接着将韦昌辉也抛出来，用其首级控制了局势。石达开有兵权、威望高，就加以监控，使石只好远走逃命。从此，最初参加策划造反的人，再也没有谁来构成威胁了。洪姓兄弟子侄本来没有一个上得了台面，那个相当于太监总管的蒙得恩也不大行，却来了个识字知书的堂弟洪仁玕，岂不是天父的安排？如此等等，让他洪秀全忘乎所以，宣称即使睡着“也做得王，坐得江山”。

洪秀全对孛秀成，总是不信任。李秀成是外姓，不能与本家一视同仁，自不必说。他又是杨秀清、石达开所提拔重用之人，应当压一压。最使洪耿耿于怀的是，他用洪仁发、洪仁达两个亲哥哥压制石达开，分别封为安王、福王时，李居然敢于带头要求削去两个皇兄的王爵，并且重提给石达开加封义王尊号，将被逼走的石请回来。当时，朝内文武附和呼声占压倒优势。为了稳住局势，洪不得已只好允从，将二位皇兄降爵，派人送“义王”金牌去给石达开。虽然，将皇兄阵爵是暂时的。如果石接受“义王”尊号回来，既可以作为钓饵，又可以避免大量部队被带走的损失，还可以为自己挽回点名声。但是，李秀成这种举动，无疑是十分严重的。不但是在洪、石矛盾两方公开站在石的一边，而且借绝大多数官员声势，造成很大压力，使洪不得不屈从。扫了绝对权威的面子已经罪在不教，更严重的是如果以后再带头在重大问题上提意见，南京这“地上天堂”还有整个“太平天国”怎能成为个人私有？当时容了你李秀成，但是内心深处的猜忌却几乎成了本能。虽然，你李秀成经过了一连串绞在一起考验，还忠于“太平天国”，没有叛变降清。可是，这不能保证一辈子不叛变。更根本的还在于，你始终没有无保留接受，“太平天国”就是朕个人家业，不肯做驯服工具，老是要这提意见那提意见，一日三诏令你回救“天京”竟敢不立即执行，是可忍孰不可忍！两个皇兄也屡屡密奏你已经“变奸”。深合朕意。要不是你手下兵多将广．还没有合适接手之人，为朕带兵打仗，早就将你杀了，以绝后患。

洪秀全对己对李的这种心态，既是从大量事实得出的合乎逻辑的阐释，也是一般多疑封建君王对掌握重权大臣的心理定势的切实解读。

于是，在天王府大殿上所公演的一幕“二人转”，也就不足为奇。

李秀成奏请“让城别走”愈痛切，措辞愈强烈，洪秀全就愈对立，愈反感。

有些农民，在山崩之前还不愿离开木屋呢，何况洪秀全怎能舍得告别他那人间独一无二的“地上天堂”？以前一次次被围攻。结果都大破清兵，安然无事。1862年十三王救“天京”虽未能打败湘军，但湘军不也只能在城外掘濠筑垒吗？以前多次解围，也许真的是天父庇护，那么，此次也会得到庇护才是。远征西北的陈得才奉命来救，就能解除湘军之围。要是听从“让城别走”的建议，岂不是被军民视为李秀成说了算，怎能维护天王的绝对权威，绝对正确呢？再说，洪担心真的“让城别走”，那就会落入李的圈套，听从李摆布，成为李手中的傀儡。纵然李未敢公开篡位，到了自己身后，谁也压不住他，那就什么都可能发生了。这是万万不行的。宁可将生命作赌注，也不能接受这种建议。从而，他不但绝然否定这个建议，还发泄了对李的满腔怒火。粮食将尽怎么办呢？那就让普通军民吃草度日，等待天父庇护下出现奇迹。将草称为“甜露”说是“可食饱长生”。好听又有教主的神秘味道——其实更像卖假药的巫医。

于是，一个关系到洪秀全及太平军生死的议案，便以洪秀全对李秀成的决绝斥骂而结束。

尽管，没有哪个人可以真正代替李秀成负责守城，李也不因被斥骂、夺权而躺倒不干，但在兵少粮尽的情况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形势的日益危急。

尽管，以后还有不少时间让洪秀全改变主意，但他就是坚持不改。

拒绝生路的结果是：没有天父的庇护。没有出现奇迹，洪秀全顽而不固地服毒自杀了，他发起的太平军造反也随之提前落幕。

太平军最善战的高层将领，内讧前是石达开，内讧后是李秀成。

战争是磨刀石。几年之间，使李秀成由一个聪明勇敢的士兵，成为一个善于征战的将领。内讧之后，太平军中无人可用，急需提拔头领，给了他机遇。没有内讧，按常规递升，他不可能这么快成为主将。内讧以后，洪秀全对异姓非常疑忌，李秀成这主将便十分难当。他犯颜直谏，要求革去洪仁发、洪仁达王爵，请回石达开，造成了与洪氏兄弟不可弥合的鸿沟。封他为忠王，赐“万古忠义”手书，不过是洪秀全一种安抚，是一种低级权术，意在用“忠”字锁住他的灵魂。一有不同意见，没有十分驯顺照洪秀全意思行事，洪便发怒，便更加固执已见，便严辞训斥。李秀成及其堂弟李世贤不承认洪秀全1861年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即将小朝廷正式变成洪秀全个人私有），加深了洪对他的疑忌。连他主动将母、妻送到南京做人质，洪也还不放心。洪在军事上是个无能之徒，只知南京被围时力竭声嘶大喊救驾，全局得失全然不顾。洪对他疑忌之深，令人难以思议。直到临死，还愤愤然地公开宣布罢他的官。夺他的权。说他如不顺从其兄洪仁达主意和其甥萧有和的命令，号召“合朝诛之”。可以想象，如果在这之前，洪用不着他来支撑危局，就会将他除掉的。

在太平军的主要将领中，李秀成不但最敢向洪秀金提不同意见，而且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比较多地保留着传统文化中他所认同的部分。他头脑比较清醒。比较注重实际而不“一味信天”。他对部下将领、人员，比较宽厚甚至无原则地袒护。所以苏州、南京等地的军民上下，或愿意跟从他，或将他看作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寄托。对于清政府战败自杀或被俘官员，或以礼安葬，或赠银放走，这种统战手段在太平军中是独一无二的。

占领苏州，是他军事上的重要胜利，也潜伏着败亡的因素。一则，此后他用兵多从江浙着眼，大局观显然受影响；二则，产生了过分的自信和骄傲情绪；三则，物质生活的奢侈腐败。苏州是中国难得的安乐乡，向有天堂之称。农民造反者一般都有“打天下就要坐（享）天下”的心理，占领了这样好地方，很难抵挡物资诱惑，排拒“送上来”的享受。李秀成也在所难免。

只说第三项。其一，1860年6月，一占领苏州，动用几千人改建拙政园，作为忠王府，至1863年11月苏州被部下献降时还未完工。江苏巡抚李鸿章看了，惊叹其为“平生所未见”的“神仙洞窟”。现在虽不如当年，还是苏州主要景点之一。其二，他头上的狻猊冠，即使作为皇冠也是第一流的。根据呤唎（A.F.Lindley）的描述，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朱翊钧皇冠，要珍贵、精巧得多。其三，他财宝之多，弄得洪氏兄弟眼红，叫他捐饷银，否则不放他回苏州。他虽然没有时间来充分享用，但心理上的腐蚀是相当大的。昭王黄文英说，“那忠王也是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当然不会没有根据。上行下效，他所管辖的主要将领，不少人只顾自己利益，各行其是。其他有权的将官，物质享受自然也就戕害了战斗意志。1862年南京解围战，之所以可能胜利而没有胜利，不是“未带冬衣”，而是诸将多有私心，斗志不旺，战斗力大不如前，加上受洪氏诸王掣肘的结果。这次未能获胜，太平军的颓势便无可逆转。

比起太平军其他一些将帅，他的缺点和过失，包括前面没谈到的，都算不了什么。太平军后期，他的战功最大，威信也最高。更何况，陈玉成死后，他是支撑太平军的唯一大柱。

李秀成在南京城外不远被俘，有一些偶然因素。一是因为他要突围时，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骑着不得力之马，无法远走，逃入荒山。二是，随身带了不少珍宝，引起发现的两家百姓争夺，解送湘军。这偶然中也有必然。他的忠君思想，使他将战马给“幼主”。他过于看重宝物。才会暴露身份并引起争夺。如果他骑着战马，带着适量银子、食物，很可能突围成功。但在当时“忽喇喇大厦倾”的形势下，无论到浙江、江西或安徽，看来都难逃厄运。洪仁玕和幼天王，不是都在江西被俘了吗？他的堂弟李世贤，原来威信也很高，在漳州被围困紧急时，传檄汪海洋来救，汪竟坐视其败。李世贤好不容易逃到汪军中，竟在睡觉时被汪刺死。可见在军心分崩离析之时，李秀成迟早败亡是大势注定的。

他被俘后所写的供词（以前多称之为自述），真伪问题曾经争论了好久。认为是伪造的人，竟说如果肯定供词是真的，那就是丑化农民革命。在这样的立论下，去让法医作技术鉴定。于是，判定供词是伪造。科学技术到了如此地步，实在是十分可叹的。然而，这当然不是偶然更远非唯一的事例。后来，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真伪不必争论了，又提出到底是失节问题，还是“叛变革命”。因为供词对洪秀全多有非议，最后还向曾国藩提出让他出面收罗太平军残部的办法。1977年12月，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在中过风又患白内障的情况下，给一位专家手书其母（曾国藩孙女曾广珊）亲口告诉她的‘‘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这是可信的。联系供词全文、李秀成性格、当时处境、国内外环境，李秀成写这供词，决不只是保存太平军史实，为自己留个自传。他的最高期望值是，曾国藩真的拥兵称帝。那么他可能就有机可乘，在曾与清政府你死我活斗争之际，重整太平军，三家争天下。倘不能重整太平军，汉人曾国藩做皇帝，也比满族要好得多。在他看来，曾国藩敢做皇帝的话，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曾国藩被清廷镇压下去，太平军也有伺机再起继续反清的可能。倘若不能策动曾国藩称帝反清，那么答应太平军放下武器就不杀遣还，免得太平军残部继续遭受追击、屠杀，免得老百姓再受战争之殃，也好。他想到这些，是十分正常的。否则，就不会被曾国藩等人一提起就说他“悍滑”、“狡悍异常”了。证据呢？一是曾要删掉一部分供词，并将真迹藏起来；二是曾不敢送他进北京就擅自匆忙将他杀了；三是俞大缜的证词。这三条证据，是很难推翻的。如果计谋都要成为事实，那么历史就只是单方面的直线行为了。对此。多加评说，就是无谓的笔墨。说李秀成“失节”、“叛变”，那是因为长期以来，要求一切被称为革命者的人们纯而又纯，“胜利或者死”，成了唯一的人生路标；曲折、失散、被俘、死里逃生，往往百口莫辩。生活中太多了，也就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更因为，在论争高潮中，有了终审判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人们只好三缄其口，“叛变”论者就大获全胜并因而成了“中央文革”成员。1979年以来，多数人宽容点了，说供词是李秀成的“污点”，“失节行为”。仍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

请问：在洪秀全已自杀、洪天贵福必死的情况下，李秀成还应忠于谁？如果说，要忠于太平军的夺取全国政权的理想，那么，洪秀全自己早就放弃这种理想了，而李秀成却还希图保存残余、寻求机会，实现这种理想，或者保持对部分地方的占据，从太平军的立场看。至少是一种无可非议的努力，何“污点”、“失节行为”之有？即使以人们惯用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来看待供词，则它并未给太平军造成任何危害，倒是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深思的史实和教训，完全没有什么不好，不对。

古今中外不少最高权力拥有者，往往以现实的需要来看待历史人物，甚至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要求臣下，在其生前死后都要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拥护，不得有任何异议。任何批评，任何纠正，学者如果照这种观点去看待历史，历史论著便成为权力意志的传声筒，没有什么事实、是非、品格可言了。

总的说来。李秀成是太平军中难得的将领，但他确实是个悲剧人物。没有洪秀全造反和传统伦理熏陶，就没有李秀成及其供词。洪秀全使他成为主将，又将他推到曾国藩的刑场。自毁栋粱，往往是一个王朝衰败的准确信号。洪秀全并末建立王朝，但其区域性军事割据亦同此理。

在被俘诸王的供词，李秀成供词明显与众不同。多重意图，使他在囚笼中以每日数千字的速度，写了长篇供词。他的对手李鸿章、此前给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信里说：“既深佩其狡猾，更积狠其忠勇”。这两句话，是供词极其重要、极其确切的导读。李秀成在计谋失败，最后作绝命词十句，“叙其尽忠之意”，从容赴死，也是这供词的实证。他对曾国藩适当说些客套乃至恭维的话，是其意图所决定的。他坚持站在太平军立场，始终认定洪秀全是天王、“我主”。在这一前提下，不可能也没有将洪秀全的邪恶兜底翻。只是很有节制地写了洪的一些错误，主要是他与洪的公开分歧和争论。历代都有人，与昏君暴君有重大分歧，不顾一切面折廷争，以至被斩首被凌迟被下油锅被诛九族，而成为公认的忠臣。然而，按照绝对洪氏本位的价值标准，即以洪秀全的是非为是非，以洪秀全的好恶为好恶，供词中那些很有节制的真话实话，有损于造神，有损于洪的光辉形象，那就不能容许。无论你多么用心良苦，杜鹃啼血，超过古代忠臣义士，都是“不忠”，重则日叛变，轻则日变节行为。这种价值判断，只能让普通人瞠目结舌。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李秀成是不是忠、义，而在于其忠、义的价值的二重性，在于他想超越简单地高呼口号而死的复杂内涵。有几分读懂供词，就会觉得这是一曲太平军的挽歌。洪秀全的挽歌，他自已昨日的挽歌。供词即将写完，他就被杀掉，成了洪秀全的殉葬，供词成了殉葬者预先自唱的挽歌。这支复调挽歌，是寻味不尽的。

洪秀全造反前“除去”孔子牌位，几十年来被不少人写得绘声绘影，笔歌墨舞。确实不应小看。这一点火星，预告长达十几年的燎原大火。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里说：“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太平军将郴州府学放火烧了，孔子的神主牌毁掉，两边供孔门弟子的长廊也弄得一塌糊涂。所经过其他州县，首先就毁各种宫庙寺院，即使像关羽、岳飞这样凛然正气的忠臣义士，宫庙也被泼了屎尿，塑像被砍头、损坏、打碎。这篇文告，只不过是作者就他所确切了解的事实，举几个例子而已。

其实，洪秀全和太平军在此前和此后，对文物和文化的破坏，超过文告所说不知多少倍！被扫荡毁灭的，何止学宫，何止孔子、关羽、岳飞！

在湖南永州，有座柳子庙，或称柳先生祠堂。也许始建于唐朝，也许始建于北宋。纪念大作家、大诗人柳宗元的。南宋有人写《柳先生祠堂记》说：“零陵之祀先生于学，于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凡几。而莫之敢废。”为什么历任地方长官无论贤愚臧否，无论爱不爱柳宗元，都不敢废弃柳子庙呢？因为，老百姓都崇敬他，同情他，自愿出钱出力维护这一方小小精神胜地。可是，在洪秀全及其太平军心目中，这当然是“妖”，毁掉不在话下。现在的柳子庙，是光绪三年（1877）重建的。

太平军打进武汉，那被老百姓引为自豪的归元寺、宝通寺都是“毁佛崇天帝”方针中明确规定的革命对象，革去惟恐不及。现在的两个寺，分别是同治三年、四年（1864、1865）重建的、也就是说，在太平军败亡的当年和次年，湖北官民就迫不及待地重建了。作为长江中游重镇的武汉，为什么清代以前的文物那么稀缺？一个很重要的因由是由于太平军的大手笔。

长期作为安徽重镇的安庆，本应古迹甚富，怎么经太平军多年占领后，只剩下可用于军事的振风塔呢？那与塔一体的迎江寺，是太平军失败后重建的。江西那古城九江，怎么只剩下锁江楼塔，和受损坏了三级的大胜塔呢？固然此地曾经地震，而太平军的几年占领比地震更厉害。现在的能仁寺、天花宫都是太平军失败后的1870年所建。　．

再来说说南京，这是中国最著名的古都之一。“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洪秀全在这个明朝的都城，长住了十一年。入住之时，还叫一批能写文章的人各写了一篇《建都金陵论》。军事割据自称“都”，这是有先例的。但“建”就不知所云了。洪秀全进南京时，明故宫尚在，当时显得太破旧了，而且出于别的一些考虑，他宁愿先暂住现成的两江总督府。要改建扩建极尽想象所及的天王府，除新备办的木材、石料、油漆、金箔等等建材外，明故宫的很多现成材料也尽可以拆来改制。于是，比北京明清故宫更大更富丽的天王府造起来了。可惜，这座“地上的天堂”在1864年被萧孚泗烧了。后来，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在一小部分旧址上几次重建改建。而被拆掉的明故宫，残留一些石刻和地下埋藏，长期躺着晒太阳。

朝天官、夫子庙、白鹭洲、鸡鸣寺、莫愁湖、灵谷寺等等，无不被野蛮消灭或残酷的伤害。现在能看到的，都是太平军败亡后陆续重建或修复的。但是，举世闻名的大报恩寺塔，却和明故宫一样，永远消失了。这座塔是朱棣（明成祖）为纪念其生母而建。历时十九年（1412—1431），费钱三百四十八万两银以上，通体用特制五彩琉璃砖瓦建成，高三十二丈九尺四寸许。被当时外国游人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足以与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媲美。因洪秀全、韦昌辉怕被石达开靖难大军用来攻城，下令埋火药轰毁。仅仅这座塔，如果留着，就可以大大增加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分量。是“妖”要毁要烧，不是“妖”也想拆就拆，想炸就炸。从文物的命运，不能不想起这个大集中营里个人到不同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百五十年来，南京的大劫难有三次：第一次是洪秀全定“都”于此，第二次是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和大屠杀，第三次是“史无前例”的“文革”。这三者之问，可以看出它们或潜或隐的历史联系。

不只上面提到这些。镇江、扬州、常州、无锡、苏州、杭州、金华、嘉兴……也远不止这些城市。太平军所占领或经过的十几省，文物古迹都受到重大破坏，以至根本不能重建修复而成为历史名词。比如，大作家吴敬梓不但他在南京住的“秦淮水亭”无遗可寻，他安徽全椒的老家也被太平军一把火烧了。现在的吴敬梓纪念馆，是十几年前在他老家旧址上建造起来的。连柳宗元、吴敬梓遗址都在扫荡之列，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洪秀全“革”中华文化“命”之彻底。这与他禁绝一切古书，仇恨读书人，是完全一致的。

我不熟悉文物，到过的地方也少，上面说的只能算是一场燎原大火的零星灰烬。我觉得，近代史家尤其是太平军专家应该做些调查研究。各地有关部门更应系统地做这一工作，有一本明细账。综合起来，就知道这次大火燎原的总体面貌。可以实行媒体上常见的“以史为鉴”。

其实，以前人们也知道一些，各地有关部门知道得更多。可是，这种事该怎么看待，怎么说呢？文物古迹要重建、修复，又不能明说太平军的毁坏，于是，现在有些名胜古迹说明书、刻石简介。大凡写“咸丰年问毁于兵火”或“同治年间重建”，又是太平军占领或经过的地方，几乎都可以解读为太平军的大手笔。可就是不能或不敢明讲，甚至让人觉得好像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干的。

这也真是煞费苦心了。

以曾国藩为首的四个士大夫，包括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历史书上称为“曾胡左李”的，这样一些做官的读书人、近代儒家、经世致用的实行者，是打败太平军的主要人物。

他们，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从“子日诗云”成为军事内行，历尽艰难，呕心沥血，给洪秀全的一生画上了句号。如果说，九死一生的成语，用之于别人，往往带有形容乃至夸张的成分，那么，用在他们身上，尤其是曾国藩、胡林翼身上，就显得太没有力度、太轻描淡写了。胡林翼就是在协力为洪秀全画这个句号，已经“合龙”在望的1861年，因劳瘁呕血而死的。这时他还只有五十虚岁，真正是英年早逝。曾国藩别的凶险不说，光因战败而一再投水自尽，就可想见十年征衣。他的四个弟弟，三个参加湘军，死了两个。

他们，每一个都是内涵异常丰富复杂的历史人物。除了胡林翼，其余三人还在打败太平军以后从事内政、军事、外交等方面活动，都是中国近代史书必须评说的。他们又都写过很多东西，那些文集、全集的线装书，即使草草浏览一遍至少也要几个月。这里要说的，只限于为洪秀全和太平军画上句号这件事，而且着重说曾国藩。

曾国藩曾经作为“中兴名臣”之首，受到朝野一致推重，大红大紫。民国以后，仍受到很高的评价。可是，随着“太平天国”和洪秀全之被抬上云端，他便被踩到污泥里。被说成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元凶”、“地主阶级的反动头子”、“大刽子手”、“大汉奸”……反正什么恶名都背上了。直到九十年代，才有所缓解，不再那么一致的严厉斥骂。

其实，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军造反画上句号。从根本上来说，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虽然，在做出这个贡献的过程中，他有反人道行为。在组建湘军之时，他曾经杀了十几个抢米行而且有“会堂分子”嫌疑的平民，因而被称为“曾剃头”。更突出的例子是，与太平军作战中，在安徽池州以下，强制实行坚壁清野，使百姓蒙受深重的苦难。虽然，这个贡献也有负面作用，那就是使清朝的腐朽统治得以延长。但是，在难以求全甚至无法求全的情况下，贡献是根本性的，是全部行为的主要方面。这就用得着一个老掉了牙的成语——瑕不掩瑜。

是曾、胡、左、李的不要命，提前结束了洪秀全的命。不然，他还会继续享“天福”，将他的极其邪恶的统治延续下去．不会在五十岁的盛年服毒自杀的。而且，因为他的自杀，导致太平军的提前败亡，结束了中国的十多年内战。

肯定、赞美、颂扬洪秀全的人们，以“农民革命领袖”这件不但刀枪不入而且不客怀疑的龙袍，包裹了他的极端黑暗与秽劣。找出几句他和他的伙伴用以骗人的门面话，用以蛊惑民众的标语口号，大谈其“革命思想”和“进步意义”。将明明是将奴隶主、封建帝王的绝对统治与绝对占有的欲望，和要求臣民对邪教的无限迷信，说成能推动历史前进。将他对各种“妖”人的大屠杀，将他对民众的惨酷至极的迫害，几乎完全掩盖起来。照李秀成供辞，南京被湘军攻下时，只有军民三万余人（一说只有一万余人）。这么一个几十万人口的江南大城市，怎会只剩下这点人呢？原来，很多人被杀掉了，很多人逃跑了，很多人被强迫去打仗而战死了，还有很多人饿死了。他对一切的臣民实行君权与神权的双重统治。实行“男行”“女行”这种男女分开的政策，这大约是古今中外没有前例的。将妇女当成泄欲工具和劳动工具，比许多帝王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废除商业、禁绝一切传统文化，是背逆文明的行径，那么，上面说的那些举措，更是赤裸裸的反人性反人类的罪行了。

洪秀全许多阴谋阳谋被推到别人身上。比如，明明是他要尽毁一切“妖书”，杨秀清听从身边读书人的意见，以天父的名义说“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在现当代的一些论著、作品中却变成是杨秀清要尽毁一切古籍了。又如，明明是他指使韦昌辉大杀“杨党”，却被现当代人说成韦昌辉是主谋。如此大规模地屠杀老干部，其残暴可直追朱元璋。再说，杨秀清以天父附身的名义要公开打他大板，两天后曾当面指出洪在宫中的种种暴行，包括随便乱打乱杀男女官员，根本不将妇女当人看待，甚至穿大头靴踢得小老婆流产，如此等等无不显出一个罕有暴君的邪恶，却被专家避重就轻地说成仅仅是“杖责女官”。与此相关，他明明酷爱女色，还未公开造反就有妻妾十余人，刚做天王不久就有三十六个妻妾，蒙得恩投其所好，尽力为他选美而十分得宠，最后至少有妻妾八十八人，竟被专家说成是“生活十分严肃”、“力戒奸淫”，反而谩骂指出这种事实的文人、史家是“反动文人的狂吠”。甚至，他喜欢用一条旧洗脸布，即使是查实有据，也不过是一种癣好，居然被专家大做文章，说成是什么“注意节约”！历史研究到这个份儿上，只能让稍有常识的人瞠目结舌了。

约略地提到这些，是为了说明曾国藩们拼死反对的，是个什么角色。然而，曾国藩豁出一切所写的一张文告，《讨粤匪檄》，着重说的，是洪秀全们之反中华文化。这是相当不易写的宣言，押上身家性命的宣言。在当时，这件文告，显示了曾国藩的思想、政治、文化水平。它表明，曾国藩所要拼死捍卫的，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要倚重来讨伐太平军的，是中华文化所哺育出来的读书人。这个文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读书人先后投身到讨伐的队伍，也得到一些粗通文墨乃至不识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曾、胡、左、李以及其他一些读书人，他们都没有带过兵打过仗，自身既不能跃马横刀，起初也疏于攻防战术。然而，由于部有高度的文化素养，精神视野较开阔，大局观较强，战略方针也就较为得当。反观太平军，“定都”南京已铸成战略上大错误，“天京”始终被围困，北伐孤军深入，西征分散兵力，广封王爵导致不能统一协调指挥，“围魏救赵”的单一老谱之被识破，不力保安庆和巩固江浙而再次去攻打武汉，“天京”一吃紧就强令部下回救而使外地战果失之交臂，派兵西北企图以远水救近火，最后之株守“天京”而坐以待毙，都是走向败亡的战略性错误。

在打败太平军已经在望之时，不少人劝曾国藩做皇帝。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王闿运都曾婉转或明确地劝进。在太平军败亡时，湘军将领僚佐三十余人，更是齐集请他黄袍加身。曾经是他对手的李秀成被俘后．也费尽心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们的动机不同，尤其是李秀成更是复杂。但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出于满汉之分，认为汉人做皇帝比满人好，可以改变小民族统治大民族的状态。二是，清廷腐败无能。皇室与中枢掌权者只知勾心斗角，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在太平军败亡之时，湘军是全国最强大的武装集团。再联合李鸿章的淮军，东南几省尽在囊中。如果又让李秀成出面收罗太平军残部，兵员人数比清廷可调用的人马更是占压倒优势。控制大半个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曾国藩“不敢”。一般学人都说，他受儒家思想束缚，不肯或不愿违反名教，行不忠之事，在历史上留下恶名。此说有道理，但未免简单化。“不敢”与不肯、不愿有显著差别，它的重点在于对失败及其后果的畏惧。一向能将个人及家族命运与“天下安危”联系起来，以行事稳当著称的曾国藩，所以“不敢”做皇帝是面对现实清醒推测未来的必然。首先是，太平军的残部加上与之合作的捻军还有几十万之众，彻底打败并消灭之，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倘若接受李秀成建议，让他去收罗太平军残部，结果很可能上当，造成太平军死灰复燃，从而形成湘军、清廷、太平军三方争夺天下的局面。清廷方面，僧格林沁所部的王牌军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如湘军与之对垒，在水师无用武之地的北方，要战而胜之，也需费时费力。再从南方汉人大员来说，李鸿章虽然曾经是他的学生和幕僚，但随着淮军的日益强大，李对他表面上执弟子礼甚恭，但内心却日益不顺从，一旦形势复杂化，到底牵会效忠清廷或拥立他这个老师，就很难预料。那个江西巡抚沈葆桢，在1862年就与他因争军饷而公开冲突，而且这个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必然会秉承林的遗志，从全局出发反对他做皇帝。有了沈葆桢带头，别的一些督抚倒向哪一边就很难说了。更可怕的是，如果他在湘军控制的地盘称帝，造成群雄逐鹿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列强尤其是英、法、俄乘机介入中国的内战，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都是不言而喻的，中国被瓜分也并非危言耸听。连李秀成在供词中都提醒他，在太平军失败后，“防鬼反为先”（鬼，指洋鬼子，侵略中国的列强军队），他怎会不考虑这个问题呢？到这样的地步，整个神州大地都会陷于战乱与沉沦的危险中。他如果做了皇帝，不但要在战乱、忧患、愤恨、惊恐、屈辱中送走余生，还会被作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伪君子的典型，背上大奸似忠、乱臣贼子、民族败类、千古罪人等等无法洗刷的恶名被写入历史书上。他不能不考虑到这种最严重的后果，使他自己、他的思想信仰、他的子孙后代陷于万劫不复之中，使他的民族祖国在血海中分崩离析。考虑到这种可能，是他比想拥立他的人们清醒、高明之处。考虑到这种可能，他就会不寒而栗，将被煽动起来的做皇帝的念头扼杀于腹中。很可能发生的后遗症太可怕了，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所以，他确实“不敢”。于是，他杀了李秀成。给拥立的亲信泼了一大盆冰水，主动裁减湘军，指挥经常阳奉阴违的淮军去打与太平军赖文光残部结合的捻军……

曾国藩知道他的亲信是一片真诚地拥立，他更看清楚朝廷食言不封他王爵和压低对湘军将领封赏的底蕴，他完全理解湘军上下的不平与不满。但是，他不可能召集全体将士做大报告加以说服，即使能够做大报告有许多话也万万不能明说，即使说了个七八分人们也不能理解，还是要想不通说怪话。于是，他以其地位、其威信、其机智，用十四个字作为回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让各人自己去揣摩。明白的，不明白的，半懂不懂的，就看各人悟性了。

无论曾国藩当时心情有多么复杂，有多少难以言宣的隐衷，他“不敢”做皇帝，不能不说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这个选择，不但使他保全了一贯十分重视的名节，不但使他成为“中兴名臣”第一人。不但使他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还成为一个品格典范，而且在实际上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如果他接受拥立，中国马上四分五裂，英、法、俄等列强就会乘机肢解中国。他看出这种危险，抵挡了做皇帝的诱惑，就为湘军、淮军的一些将领做出了榜样。左宗棠、彭玉麟、潘鼎新、刘铭传等人，后来都成为拥有实权的督抚大员，为抵抗列强侵略和“师夷长技”做了重大的努力，为濒临崩溃的中国缓过气来做出各自的贡献。虽然，他们的努力与贡献，客观上稳住了清廷的统治，延续了这个衰朽王朝的生命。有明显的局限和负面作用。然而，抵抗列强的侵略，减少了中国被肢解的危险，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在实行近代化方面有所作为。这是主要方面，应当得到恰如其分的肯定。而他们作为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同曾国藩的直接影响有重要关系。当然，根本上还在于他们自身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较好的大局观，才能改变劝进的念头，并且在自己掌握了相当大的兵权时也不再有问鼎之意。不像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等人，才占领了南京等少数几个城市，就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杀得天昏地暗。

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读书人，历尽艰险，打败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传统文化战胜野蛮、反人性、恶质文化的邪教军事割据。他们在维护了中国的统一的同时，也就挽救了古老的传统文化。-被太平军禁毁的经史子集重新刊刻流布了，被太平军扫荡的书院、学宫、寺庙、祠堂和其它文物重建了，被太平军摧毁的社会秩序恢复了……于是，东南半壁免于长期混沌而陷入无法疗救的大混乱大倒退的绝境，这也才能谈得上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才能谈得上勉强地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诚然，传统文化已经龙钟老朽，有不少方面已经大大落后于经过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的欧洲，必须进行根本性或重大的变革，但一切变革都不是从零开始，不是退回到蒙昧时代为起点。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动乱时代产生的丰富复杂的历史人物，曾、李尤其如此。他们的思想、品格、文章、行为，他们一生的是非功过，也各不相同，每人都足以让历史家、传记作家写好些本书，作多角度多层次的观照与评说。从打败太平军、埋葬洪秀全这一点来说，他们固然与清朝廷有基本一致的方面，但其动机则有所不同。清朝廷只是为了保住皇位、保住对中国的统治，他们——尤其是曾国藩则首先着眼于维护中华传统文化。而维护中华传统文化则又是与维护中国的统一互相依存的。曾国藩对朝廷自然有一些不满，但他长期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加上审时度势，也还是采取维护和效力于朝廷的立场。这局限，或者说对历史前进的负面作用，既是他本身的内在文化积淀造成的，更是他生存的外部环境所注定的。然而，九死一生、、殚精竭智地为洪秀全和太平军画上句号，避免一场反人类瘟疫的扩展及延续。避免中国更长时期的分裂和内战，避免列强更凶横的侵略和宰割。质言之，就是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和恢复了中华文化在东南半壁的生机，无论如何，这不但是近代史上也是一百五十年来一个重要的句号。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和中华文化命运的历史性的句号。扒掉这个句号，咒骂曾国藩等人画这句号，无论从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或社会文明进步的尺度来评判都是不可思议的。这句号是一个标志。当它被彻底扒掉，就必然会“洪”水滔天，鬼魅横行，蛇鼠袭人，万家墨面，文化蒋然。这种景象，是已经被淡忘而又决不应失落的回忆。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魏瑟尔说：“忘掉历史无异于对历史的受害者进行第二次屠杀！”

历史不是不可知的黑洞，不是魔术师的道具，更不是权力意志的玩偶。如果历史的面目被随便化妆，如果历史人物的是非功罪、贤愚优劣被任意反说，那意味现实生活即将或已经出现了极度的无序，全社会都将为此而付出惊人的代价。

我的《太平杂说》发表了几篇之后，陆续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其中，有些人问到了史料。其实，我这些文章，并不是靠史料而给人“耳目一新”，我只是客观地说出了若干事实和我的见解。既然讲历史真相，当然有史料根据。不过，这些史料一般读者大多不易见到。现在选择出三篇（部），稍作说明。我认为，读了它们，就可以了解太平军本来的面目，不易将各种各样的偏见、成见，以正说包装出现的倒说、戏说、假说，当成是真的那么回事了。

这三篇（部）是：《贼情汇纂》、《李秀成供辞》、《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三个立场、地位不同的作者，说了不少可信、可参证、可互补的材料，让读者从中得以了解太平军的原来的基本面目。

《贼情汇纂》十二卷，约二十余万字。称太平军为贼，表明编撰者的敌对立场。主要编撰者张德坚。他1853年任湖北抚辕巡捕官，约略如现代省里副处级警官。这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他认识到太平军内部情况对清政府的巨大价值，主动向包括俘虏、难民等各武各样的人搜集。并且随湖广总督吴文镕到前线视察，还多次化装深入太平军占领区侦察、采访。他不是为了刻书出名或个人宣泄，而是为了向清政府高层官员提供情报，以供决策或指挥作战之用。不久，吴文镕战败自杀，他愈坚信应当知己知彼。收集情报集成一册，曾送给一些总督、巡抚的衙门，都被收下了，大多还称赞几句，但并未真正重视，有的甚至根本不看。1854年9月，曾国藩收复武汉，他托人送上去，受到重视。曾国藩用所缴获的太平军文书核对，他的情报全部符合，于是将全部缴获的文书交他编辑整理。同时，设立采编所，任命他为总纂官，六品衔即补县丞，还有几个人协助编纂、抄写。原来无薪水的人员，每人每月给薪水四两银子，每月总共给经费四十两银子。可知并无庞大机构，也没有丰沛经费。因武汉被太平军再次攻占而迁长沙时，人员更少。有些人将此书说成是奉曾国藩之命才编撰的，并不尽合事实。这些人确实是为了打败太平军，尽心尽力。其中，分纂（编写者）之一，曾被太平军裹胁的童生的程奉璜，本来要在太平军中从事暗杀活动，后来改变主意，用心笼络可利用之人，收集了大量情报，逃离太平军，参加编写。

《贼情汇纂》所记时间，起自太平军公开造反的上一年即1850年，止于1856年最高层内讧前夕。人物的经历，则上溯到以前种种行止。范围包括重要人物、官制、军制、礼制、文告、宗教、粮食、各种人员数目、不能归入上列各类的杂载。它反复强调，“叙事从实，不事润饰”，“注意在能悉贼，非欲传文字也。虽文如八家，不知贼情，亦复无取，更恐肆才臆造。”它力求详尽、具体，但并非有闻即录，而是着眼于防伪，对各种材料作了严格的鉴别和筛选。其中，辑录太平军各种文字甚多，格式文字一律不加改动。文告、印章、服饰、旗帜、战阵等，都有绘图说明。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初，圣库里有多少金锭、金叶、金饰，多少银子、银饰，都分别有统计数字，而不是空话形客或者毛估估。关于重要人物即“剧贼姓名”二卷，几乎可以看作是太平军的人事档案。籍贯、职务、经历、性格、社会关系、外表特征，一应俱全。在掌握大量现实情报的基础上，预言“似不久必有内讧之事”，眼光之锐利，判断之准确，令人赞叹。

《贼情汇纂》是供曾国藩及其主要幕僚、部将知情和查阅的情报的汇集，对湘军打败太平军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有少量人事的记述与事实有出入，这是任何情报、档案、史料都难免的。可惜，它的时间下限只到1856年内讧前为止。大约是国藩也还未能充分认识它的价值，或者有别的什么原因，没有收集到1864年太平军败亡。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有这样全面、具体、准确度很高的情报，实在非常难得。不但是中国情报史上的里程碑，比起几十年后某些庞大的情报机构所搜罗的，包含大量不实、泡沫、垃圾的情报，都足以睥睨傲视。当它的情报功能随战争的结束而消失时，便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没有它，太平军的许多人事、典制、名物，也许到今天人们还根本不知道，也许还在争论不休，也许不时会有“惊人的发现”，也许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考证被作为权威性的结论。几十年来，中国大陆没有哪一个“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不看它，敢于公开否定它。但也没有看见过谁公开、恰如其分地肯定它的双重价值——当时的实用价值和事后的史料价值。联系到对太平军史研究中为之文过饰非的、是非颠倒的倾向，展示真相的史料被冷藏，被阉割，被歪曲，都是可以理解的不正常现象。这种情况，在历史研究中并不罕见。由于这部书在中国大陆的尴尬处境，所以一般读者不易见到。

《李秀成供辞》——1864年太平军败亡，他败亡前的军师和总司令、忠王李秀成被俘后，为了多种目的，向曾国藩写了长篇供辞。保存太平军的史实，留一部自传，是其中两个基本目的。他是站在维护太平军的立场来写的，也就尽可能不谈洪秀全的邪恶，更不会谈到洪对百姓对文化的酷暴。但既然要保存史实，又是要给对方统帅曾国藩看的。也就不能一味美化太平军。作为太平军后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这种情况所写下的供辞，自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史料价值。对太平军前期，说得比较简单，而着重于洪杨内讧之后，他成为最高层领导人之后的亲历亲见所思所感。这就正好与张德坚《贼情汇纂》在叙事的时间上相衔接，合起来记述了太平军兴亡的全过程。此供辞经曾国藩删节，并有少许修改，以约二万八千字抄件送清朝军机处，并在安庆刊刻出版（即：《九如堂本》）。曾国藩所删去和少许修改，是一些认为有忌讳或可能引起麻烦的话。1944年有人曾赴曾家取李秀成原稿抄校于《九如堂本》之上，并摄影十五帧，后来公开出版。由于《九如堂本》有删节，更由于有些人认为李秀成不会写这样的供辞，它的真伪，曾经有过长期争论。1956年，有人撰文认为，从内容上看，李秀成不应向曾国藩谈招降问题；从字迹上而言，有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笔迹专家鉴定与李秀成字迹不同为根据，断言是曾国藩伪造。1962年曾氏后人将李秀成原稿交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全稿约三万六千一百字，留存曾国藩及另一人所做少许删改。当伪造说已经根本不能立足之时，政治权威出面说话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这个批语，现在看来，有很高的策略水平。以肯定供辞真实性为潜台词，超越了对真伪问题论争的表态，转而为对李秀成的评价。重点在于忠字，尤其是晚节的忠不忠。随着“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这种用于断大案的严峻语气，给李秀成做了“晚节不忠”这样一个既从根本上否定而又有点弹性的结论。要忠于什么，不言自明。晚节不忠，最是要不得。无论什么情况下，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无论被忠的对象如何，都必须一忠到底到死。最后从“古为今用”着眼，以“不足为训”警世。有人体会出深刻含意，写了长文解读，说李秀成是叛徒，狠批“叛徒哲学”，借题发挥，影射现实，很快成为最高层官员之一。从此，李秀成到底是不是叛徒，供辞到底是不是投降自首的叛变书，成为注意的焦点。“文革”落幕之后，人们一般不再一棍子打死了，研究来研究去，逐步“从轻发落”。判为“变节行为”——“失节行为”——“政治污点”。仍然着眼于对李秀成的政治衡定和结论。政治结论自然是需要的，尽管上述结论大可商榷。然而，这个过程表明，供辞所写的材料和见解，长期被许多人有意无意地误读。

《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原题为Narrative ofthe war with China，直译为：《中国战争的叙述》, 作者是英国入伍士礼（G.L.Wolseley），一位“太平天国”研究家译载于三十年代的中国杂志。全篇十四节，约一万四千字。记作者在1861年初在南京住了一星期的见闻。他当时是英国陆军中校，奉命作为随员，到南京了解太平军的情况。由于他们是由美国牧师、太平军的洋务丞相罗孝全（I.J.Roberts）给予引荐和安排的，所以很受优待，住在忠王府，吃饭不要钱，可以比较自由地参观。当时英国尚未介入中国的内战，他认为英国与中国最重要的是做生意。如果说，有前面所说两篇均与曾国藩有关，这一篇则系与曾完全无关的外国人所作，写给英国公众看的。作为基督教国家的官员，作者说，他“本存有反对清廷很深的成见”，如果太平军果有任何美善之处，巴不得快快认同。然而，他所看到的，却乏善可陈。他除了以自身见闻叙述了现在不少人都知道的军事统治、圣库制、废止商业，蒙得恩之受宠与腐败之外，还提供了不少其它第一手资料。比如，太平军之专门俘掠美女，表面上严禁鸦片而到处官员“最大的要求乃是鸦片与军火”，最低级官军也可以随便杀人，有两个妇女因私相怨叹生活痛苦而被立即斩首，江边人民“令人毕生难忘其惨状”等等。作者所写，看来都是用心观察所得，从南京城墙的高度、厚度，到被轰毁的大报恩寺塔的瓦砾，都不含糊其辞。这个资料，老专家们应当看到的，但却很少有人提起。看来，它所说的见闻，大多是暴露太平军黑暗，不符合歌颂“农民革命”的需要，又难以证明作者是恶意捏造，故而采取“防扩散”的办法，冷藏起来，让它悄悄地灰飞烟灭。

这三件资料的作者，身份不同，立场不同，视角不同。他们都是当时的人，都不是为了诋毁太平军而作。他们所写的见闻，会有些与事实有出入之处，但总体上是一致的，符合太平军思想行为的逻辑，也经得起用当时其它大量的记述来验证。如果《李秀成供辞》不是出于这个至死都回护“太平天国”的当事人之手，那么他所说的许多事实，完全可能被某些人说成是污蔑、诽谤。或者用别人的片言只语乃至用一百年后的“调查报告”来予以否定。不是整篇供辞都有人千方百计要证明它是伪造的吗？长期以来，太平军的历史被搞得混乱不堪，甚至黑白、正邪、是非都颠倒了，少数是带着陈腐的偏见，多数是秉权威意志，戴上有色眼镜看史料。

关于太平军的史料，汗牛充栋，几十年来的论著和作品更是铺天盖地。我认为，只要能客观、全面地对待历史，看看前面说的三件资料，就可以大致看清太平军的本来面目。对于太平军的是非功罪，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评说，但是一切评说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是否有利于中国和人类文明进步为准则。那种“以论带史”，先为太平军定了“农民革命”的典范，然后再去找个别现象或片言只语来加大渲染，印证预作的结论；或者，从预作的结论出发去编造种种材料，乃至化腐朽为神奇，只能造成认识上的误导。历史事实、历史真相是评说历史人物、事件的基础。不要这个基础的史书，那是历史研究的异化。如果能从较为可信的资料看清太平军的真相，就不难正确地看待那些“广州雪花大如席”的论著和文艺作品了。

假作真时真成假，这是历史的日食。

去年十月，我已经作好结集的准备，连集子的前言也写好了。由于三言两语说不清的原因，结集出版的事搁了下来。其间，又增写了几篇。

可以写的题目还不少。不过，仍然决定就此告一段落。我的时间、精力有限，这只是清理自己的文化杂货堆的第一项，现在不应该无节制地加大投入。而且，多数要写的题目，在已写的文章中已简略地说度，再单独另写套增多重复，就采取人们常说的“点到为止”吧。求全求大从来就不是我的写作取向。我写这一批杂说一个重要的内驱力已经释放，它就是向一些“太平天国”论著和作品说一声：不，历史不可随意颠倒，也不可阿世曲说。

如果这声音是雾岛疏钟，今后就一定不断有学人和作家，尤其是中青年学人和作家，用他们的鸿篇巨制来细说太平军的兴亡。如果这声音只不过是瀚海驼铃，那也让今天和明天的有心人知道，有一个扛着自己脑袋的学人，说出了一种不同的认知。

在这批杂说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中，我时时感到习惯势力和主流话语的强大。我想，在眼下中国大陆，上网还远不足以取代纸张出版物。如果不能通过有纸载体与读者见面，写作的用意就大打折扣。要通过有纸载体与读者见面，就不能不考虑语言空间的限度。纵然如此，有些报刊要发表这些文章，仍然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担心被指责为“否定农民革命”，甚至扣上“反马克思主义”之类的帽子，而遭到或明或暗的“麻烦”。这我能够理解。因为即使我这么闭塞，也感受到面前和背后的种种异常。

如果，我想让编辑们签发时减少顾虑，那我就应该在稿件可能被卡住被压下时，打出姜子牙的杏黄旗，也就是马克思对太平军的评价。马克思这位太平军的同时代人，倡导革命的思想家，1853年对太平军曾寄以热切的期望，但到1862年，当他了解了事实真相后，他用德文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文章最后作了这样的概括性评价：“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在当代中国大陆，马克思本人这一合乎事实的评说，大约没有哪个太平军的美化者、维护者敢于站出来公开否定罢，因为他们全都要马克思这把“刀子”呢。那么，它应当可以成为我的杂说顺利发表和消灾免难的杏黄旗。但是，我没有打出这面旗子。因为，我对太平军的看法是在读到马克思文章以前就形成的，是以史实为根据，以我所了解的人类文化良知为准则的。虽然马克思对太平军的否定与我的看法相通（而且表达更自由更严厉），但它只是简短的述评，更何况各自视角显然不同；再则，在看够了将政治思想权威的话作为文化生涯的钓鱼台或黄金台。以权威的话作为评判学术问题的唯一标准，我这些根本不是注经解经之作。是不应借光——用马克思的话作杏黄旗的。现在，好不容易，这批杂说都已经或即将在报刊上发表，将马克思的话写在集子后记里，只是想说，那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太平天国”论著和作品，其实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也直接违反马克思的评说。顺使说一句，有的专家，当马克思在中国被借用频率最高的时候，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胡适重新成为偶像时，又以胡适及门弟子自炫，令人联想不少而感触更多。

好些年采，各种媒介上经常提出“以史为鉴”。这话固然必须对外国人尤其是企图否定或篡改历史的外国人讲，也应当对本国人讲。是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正常地生存和发展，以史为鉴是很必要的。“世界之最”的光荣历史当然应该弘扬，以振奋民族精神，以寻求兴旺发达的经验和规律。对于历史上的病患和污垢，也要勇于揭出，从中汲取教训，以免重蹈复辙。对于太平军造反，固然要看清引起造反的原因，同样要看清它的种种暴行尤其是反人类、反文化的罪恶。不然，它就会以不同的名义或面目，再度将中国拖进灾难的深渊。在德国，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早已被宣布为非法，但新纳粹分子还蠢蠢欲动，故而将1996年1月27日定为“纳粹受害者纪念日”，最近柏林又举办多种活动，包括为纳粹杀害者建立纪念碑的开工仪式，让人们永远记住纳粹的罪行。而太平军至今却还打着“农民革命”的大红伞，在中国呼风唤雨，是很值得警惕的。需要大多数中国人都来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那闹剧和丑剧混合而成的大悲剧重演。这将是一个艰巨又漫长的历程。首先要有良知、有现代理性的文化人来做这个启蒙。

这批杂说终于在上海、广州、南京、北京、天津、长春、湖南、江西、福建、山西、海南、西安、郑州、香港等地的有影响的报刊分别发表或转载了。不少读过一部分杂说的文化人，包括著名历史学家、文科老教授和中青年教师、编辑、学者、作家，来信、来电话或当面表示赞同和鼓励。其中有两位，还撰文在北京、广州的报刊上发表。最近我到南京，一位老文化人、离休干部向我说：“你的‘太平杂说’写得好，我同意你的见解。”随后，补充了一句：“我曾祖父就是太平军，从外地到南京来的。”三言两语，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前年至今，先后有好几家出版社来信、来电、来人要这部稿子。更有不少热心人，在八字还没有半撇之时，来信或捎话说要买这本书。对于这些关注、支持和鼓励，我在这里再一次表示由衷的感谢。我无法将他们的大名列出，哪怕各方面选择几个也不合适，免得造成种种不必要的误解。

一个写历史题材的散文集，自己在后记里说了这么些多余或不多余的题边题外话，反映我伤残而且困迫的写作心态。总共不过十来万字，用了三四年之久，等于一般研究生写两部博士论文。知我笑我，都随他去。

百花文艺出版社薛炎文先生、董令生女士，一直关注我写作进展，而且再三表示要尽力将这本书及时出好，我赞赏他们这种出版家、编辑家的器度，所以也就乐意交给他们出版。但愿我们的合作，得到读者和时间的首肯。

潘旭澜

我是在中学的历史课上知道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并且知道“农民起义”都是很伟大的，都是历史进步的动力。至于那些领袖人物，则个个都是大英雄大豪杰，都是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的。最早令我对“农民起义”发生怀疑的，是鲁迅。鲁迅向来主张反抗压迫、以恶抗恶。他对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固然向无好言，但在谈及历史上的所谓“农民起义”时，却也从无褒词，例如，说到张献忠的祸蜀，每每有按捺不住的憎恶。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想，就能明白所谓“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说法有多么可疑。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农民起义”大大小小有那么多次，只要每次都将历史向前推进一点，那到近代也就进步得相当可观了，何至于衰弱到经不起西方列强的轻轻一击。

按通常的说法，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就在近代史开始不久，爆发了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发生在近代史早期的规模宏大、历时长久的所谓“农民起义”，数十年间，一直获得极高的评价。人们将“太平天国”作为“农民起义”的标本而大加称颂。至于洪秀全，则被戴上一顶“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代表人物”的桂冠，更有人殚精竭虑地探究洪秀全的“哲学观念”、“思想体系”。而复旦大学的潘旭澜教授，最近一两年在《文汇报》、《羊城晚报》、《上海文学》、《钟山》、《东方文化》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太平天国”的学术随笔，从各个方面对“太平天国”进行了冷峻的解剖，并做出了自己的评判。

潘先生的“正业”是文学研究，但对历史的兴趣却同样浓厚，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人物，许多问趣，都有自已的感悟和看法。最近十来年，潘先生发表了大量散文、随笔，出版了《小小的篝火》、《咀嚼世味》等散文、随笔集，其中有些文章，便是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发表自己的见解。至于对洪杨的“太平天国”，潘先生从年轻时代便留心有关的中外资料，并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这些观点在心里闷了很多年，最近一两年，才以“杂说”的方式得以表露。

“太平杂说”的第一篇是《应当正名》。洪杨领导的这场造反运动，多年来人们一直称为“太平天国”，潘先生认为，这是不准确的。“太平天国”是洪杨自称的“国号”，但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曾真正意义上地“立国”。太平军并不曾推翻清政府而代之，他们只是在高中央政府很遥远的南方数省进行区域性的军事割据，即使在被他们部分占据的省份，清政府的行敢机构也仍然存在。洪秀全起事未久，连县城都还没攻下一个时，便登基当了“天王”，后来虽然“建都”南京，但实行的也是军事化管理，并未建立起完整的行政体系。“太平天国”的“国号”虽然打出来了，但直到洪秀全服毒自杀时，都并未真正建立起一个国家。当时的中国百姓并不把被太平军占据的地区视作独立的一国，国际上也从未有他国对“太平天国”予以承认。因此，按照他们自封的“国号”称之为“太平天国”，是不妥当的。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在占据了一些地方后就忙着称帝立国，匆匆过把皇帝瘾。例如李自成曾在襄阳称新顺王，不久又在西安建立了“大顺国”，并且还设立了一套行政机构，很快还打进了明朝的都城北京；再侧如，张献忠也曾在武昌称大西王，后又在成都称帝，建立了“大西国”。李自成、张献忠的兴亡，也基本与太平军历时相当，但后人并不按他们自封的“国号”去称呼他们的造反运动，而独将太平军的造反称之为“太平天国”，显然是不合理的。

潘先生观察太平军造反，有一个根本的视角，就是看其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在《大渡河钟声》、《走出梦话》等文章里，潘先生指出，如果不带偏见，不从某种教条出发，就应该承认，这场造反运动不是推动，而是明显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对当时的中国而言，鸦片战争是挫折，也是机遇。太平军起事前，魏源等人已提出要培养人才，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近代工业。在当时的情形下，清政府是有可能一定程度上采纳这些维新建议的。然而，很快爆发的太平军造反，把清政府弄得手忙脚乱、焦头烂额，也就根本顾不上将这些维新措施提上议事日程，同时客观情况也不允许将这些哪怕是最初步的维新措施付诸实践，仅仅是“师夷长技”这最原始的一步，也没有条件大力实行。在清政府与太平军拼得两败俱伤、国力更为虚弱之际，英法辱国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内乱，给了西方列强更大的可乘之机。太平军从起事到最终平息，历时十八年。由于这十八年处于近代史的开端，它造成的影响就不仅仅是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延缓了十八年，更使得以后的努力加倍地艰难。它所留下的后遗症也许是难以估量的。

如果太平军造反成功，完全取清廷而代之，控制了全国，结果会怎样呢？——恐怕会更糟。在《走出梦话》、《天堂与坟墓》、《天王进城》、《王爵奇观》、《岂可讳言》等文章里，潘先生指出，洪杨等人，其实是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的。看看他们“定都”南京后的种种荒谬绝伦的举措，看看他们的种种反人性反文明的政策，便能明白，如若他们控制了全国，那将是怎样的民族灾难。洪杨等人，本质上是极端仇视知识文化的，对近代文明茫然无知也毫无兴趣。清政府够腐败的，但“太平天国”在“定都”南京后的腐败，丝毫不逊于清政府，再加上与清政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化专制、愚民政策和蒙昧主义，使他们不可能对历史的发展有什么积极作用。

看清了太平军造反的实质，清除了涂抹在洪秀全脸上的油彩后，对这场运动中的诸多具体问题，也就能还其历史真相。例如，1856年太平军最高层的相互残杀，是太平军走向覆灭的开始。长期以来，有关论著和历史教科书，在谈到这一事件时，总是百般为洪秀全开脱，硬说韦昌辉的铲除杨秀清是在“个人野心”膨胀下进行的一场“政变”，因此责任应由韦昌辉这个太平军中的败类和“变节分子”来负。在《岂可讳言》中，潘先生指出，这一事件的实质，是洪杨对最高宝座的争夺。韦的杀杨，只能是出自洪的“旨意”，否则便难以思议。所以，说这次事件是韦发动的“政变”是根本说不通的，将其称作“杨韦事件”或“天京事变”也都不准确，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洪杨内讧。

为了美化洪秀全，人们不仅讳言洪杨内讧，对太平军内部的所有是是非非的评判，都从洪氏本位出发。例如，石达开的出走，被说成是不顾大局的“分裂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李秀成被俘后的自供，则被说成是“污点”、“失节”、“叛变”。潘先生的《大渡河钟声》和《歧路咏叹调》（按，本书中改题为《复调挽歌》）等文章，则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并指出，他们的悲剧，不在于对无可救药的洪氏小朝廷忠得不够，而在于过于愚忠。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造反运动，必然有优秀人物投身其中，也必然会造就出才智超人之士，石达开和李秀成，便是太平军将领中的优秀者。他们的人生悲剧也就分外耐人寻味。尤其文韬武略的石达开，本可以为民族富强、为历史进步做出一份贡献，同时自己的人生价值也能充分实现。但由于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一错再错，终于只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又大又黑的惊叹号”，只给后人留下一份咀嚼不尽的教训。一个很优秀的人，因为投身于一场错误的历史运动，或者因为不得已而置身于一段荒谬的历史中，从而使自己的生与死都了无价值，这样的例子中外历史上太多了。石达开只是其中之一。潘先生以《大渡河钟声》一文，为石达开唱了一曲挽歌。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是西方的一句名言。我以前认为这说得很有道理。现在觉得，这句话，也对，也不对。

1998年9月2日南京

原载《文艺报》1998年10月15日■收于随笔集《给每日以生命》

1998年第3期《东方文化》刊载潘旭澜的《太平杂说》一文（按，包括《应当正名》、《译名小议》、《遥想天京》三题），是一篇拨乱反正的文字。它把长时期被颠倒了、人为美化了的“太平天国”的本来面目，做了实事求是的曝光。尽管一篇短文难以道尽详情，但这一拨乱反正的意义是巨大的。尤其是文中第三小题“遥想天京”，直把这一政权的种种荒唐政令和极端腐败、暴虐的统治，都做了一个近距离的速写。

看了《太平杂说》，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一篇六十多年前看到中文杂志所刊载的《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作者为英人G.L.Wolseley，该文原名《中国战争叙述》（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全篇共十四章，现摘录其中四小题如下：

南京之行

余固非商人，亦非教士，极想亲到太平军之大本营观察一番，欲小住其间，亲自视察而后自行判断他们之善恶优劣。余对于清朝政府之孱弱无能及腐败情形，颇有经验。我住南京时本存有反对清廷很深的成见。如这个敌对清廷、谋夺其统治权之太平天国果有任何美善之处，我们巴不得快快承认。（译者按：吴氏到南京时当在1861年1月中旬。）

在南京时，我们住在忠王府，每日俱有鸡、鸡蛋等食品之供给，而不受我们的钱。看来他们几乎要废去一切货币之使用，而将全个社会回复到远古的家族制度，于其中一般人民之一切需要，只均有一个首长供给，而人民均在其旗下服役者，这办法正是在南京实行的。此处现有王爷十一位，凡人必附属于一王。其名则在该王府注册，各人每日之食品均从各该王府领用。现在食料甚少，而衣料则极多，盖有破苏州后所得者。有几次我们以金钱私行赏给为我们抬行李的工人——皆贫乏，困苦，饿到半死的苦力——但虽无头目在场，他们均不接受，盖恐一被察觉将受死刑也。城内各种店铺均不准开设。惟在城外荒凉曾受兵燹之区间有一二冷淡市场，每日有少少鱼菜出售。

南京的妇女

现在南京的居民极少，女多而男少，约二与一之比。大多数的人民是由各方俘虏来的，其中一大部分是由苏州来……天王之部下似甚精于鉴别之眼光，因每打胜仗时于全部人民必肆行屠戮而惟把美女留下。我们可以说，那里却没有一个老妇及幼女，但有一大部分男童。

按他们的新信仰，一夫不必定要限配一妻。他们每藉神圣下凡的启示以作为恶行淫的护符，甚至藉以废除第十一诫。东王自称为圣神风，一如天王常私与上帝天父秘密谈话的。有一次他——东王——宣称天父下凡授意令一个友人之某妻或某妾（我忘记了是妻抑妾）转移归他享用……

军官之残酷

在我们未到之前未久，有两妇人私相诽谤天国政府，而自叹现在生活之痛苦远不及从前之自由安乐。讵料偶语被人听闻，一经报告，两妇立即被斩首。……

即使最卑下的军官也有杀人之权。有些地位等于我们之警察者，也可自由施用生杀之权。当我们初到之日，海关署遣一人前来引导我们进城之路。此人即有杀人权。凡有此权者手持三角小祺，中有一“令”字。这是他们“威与权之凭证”。这引路人外观极为平凡，其服装仅胜于苦力一筹，而其职位之卑下甚至入城时守城人拒绝其请求而不许我们进城。罗牧师告诉我们说，当其离开苏州前赴南京时，有一个像这引路人一般高的小官奉命偕其同往，在沿途各站找轿子。有一次有人犯了此官之怒，彼即云要斩其人。幸得罗牧师多方求情乃得免行刑。罗牧师又告诉我们说，在路程中有好些无头的尸骸，是最近被斩首的。

官员之腐化

我们住在南京时，天王所派来伺候我们的人说，他们原是苏州的纺织工人，苏州被攻克后即被俘而沦为奴隶了。他们之所以得不死者，因为太平军利用他们挑运俘虏品故也。这些不幸的人生活在极痛苦中，但如有其他中国人同在，则不敢表露其苦痛感情。……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处处均有同样的问题，“你们有什么东西出卖？”“有鸦片烟吗？”“有军火枪械吗？”有一人走上一只我们停泊在南京江岸的军舰，而问取一百箱鸦片烟。我们伴侣中有一人要在深夜往视赞王，见那位王爷神志昏昏迷迷的，大概是抽鸦片烟太多之故。如谓天王部下严禁鸦片值得赞许的，真是荒谬之极。这种说法，如用为传教的呼声以求在英国多得同情有利于传教事业，虽未尝不可，然而凡到过沿长江太平军所占领的区域内无论哪一处的人，当闻而发笑。我们到过不少地方了，甚至在南京，到处最大的要求乃是鸦片和军火。

从以上这幅洋人描绘的天京图画来看，无论是首长式的社会组织，饿到半死的抬行李工人，俘虏来的大量女奴，还是以神圣下凡行淫和军官的残酷、官员的腐败，都对《太平杂说》做了有力的补充，为这一政权的真面目做了大曝光。

我想，多年来“太平天国”这一南面称孤的短命政权（1851—1864）之所以不断美化和节节拔高，根源就在于历史不断的轮回，“太平天国”的阴魂一再转世。回顾共和国走过的许多弯路，似乎都与“太平天国”有肇出一元的奥妙。从当年的人民公社中可以找出许多一个世纪前在“天京”推行过的政令——圣库制、供给制、诸匠营、百工衙署、夫妻分居、取消商业贸易等等。

当年人民公社的那段艰难岁月，年岁小一点都没经历过，不妨看看新近出版的韦君宜的《思痛录》，尤其是写大跃进的第五章。这位革命老前辈写道：

作家协会闹得更凶，不仅要求大家都来吃食堂，而且要求都搬家。新副秘书长王西凡是部队转业来的，雷厉风行，准备把作协原来的平房宿舍院和外单位交换楼房，然后全体集中住在一起，然后编组，吃饭有炊事组，穿表有缝纫组……

……报纸上宣传，马上要实行共产主义，废除家庭，儿童公有制，夫妻关系打破，男的集中住男宿舍，女的集中住女宿舍，星期六允许会面一次……

现在想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让大家下干校编连队，男归男营，女归女宿，孩子也编连，大约是1958年早就想实行的“共产主义幻想”。

在这里我想对以上引文的最后的“幻想”二字加以修正。要说这是“幻想”，那这一“幻想”早在上一世纪的“天京”就曾付诸实现，而且在以后的“红色高棉”也曾付诸实现，“人民公社”仅在承上启下，怎么能说是“幻想”呢？！

正是由于我们曾经有意无意地以“太平天国”为师，那么依照师道尊严的古训，理应给老师多戴上几顶桂冠，多擦上一些“祛斑美容霜”之类的化妆品才是。只要“人民公社”“就是好”，“太平天国”当然也得“就是好”，“敬天法祖”从来就是人间正道！

《太平杂说》一文结尾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

……如果今后有直面历史真相的小说家、影视作家，以艺术的大手笔，表现这个“天京”风貌，不但有很强的观赏性和审美品位，还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我以为，这个建议既提晚了又提早了。说它晚，缘于陈家林执导的电视剧《太平天国》（确切片名不详）早巳开拍，不久即将开播了，但我预计该片恐怕不过是类于阳翰笙的《天国春秋》那样的一曲悲壮的挽歌吧。祛斑美容霜仍会是照擦不误的。说建议提早了，则是说要真正拍出一部“直面历史真相”的“悲剧与闹剧”，似乎还缺乏舆论基础。在中国，这类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工作还属任重道远，“太平天国”的拨乱反正尚未列入当务之急，现在似乎还只能做点“吹风”、“问路”之事。不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太平杂说》已做了很好的开始。

原载《东方文化》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