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的隕落

——一部新的歷史

[英]彼得·希瑟 著

向俊 譯

中信出版社

目錄

致謝

序言

第一部分 羅馬統治下的和平

第一章 羅馬人

第二章 蠻族人

第三章 帝國的局限性

第二部分 危機

第四章 多瑙河上的戰爭

第五章 上帝之城

第六章 走出阿非利加

第七章 匈王阿提拉

第三部分 帝國的隕落

第八章 匈人帝國的滅亡

第九章 帝國的終結

第十章 羅馬的滅亡

主要人物表

大事年表

詞彙表

縮略詞

註釋

參考文獻

致謝

雖然大約在四年前我才簽訂這個項目，但是可以說在研究羅馬和蠻族歷史的近25年裡，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撰寫本書。因此，我要向眾多的人表示感謝。感謝我的師長，尤其是我的博士生導師詹姆士·霍華德-約翰斯通和約翰·馬修斯。感謝倫敦和牛津的朋友及同事，從他們身上，我獲益匪淺。感謝那些長期以來飽受我「折磨」的學生。他們既耐心又友善，傾聽我講授構成這本書的各種論點。雖然本書的一些主要觀點和評論是我的個人見解，但其敘事也反映了我對整個羅馬和蠻族研究的歷史傳統和個別研究的認識。我深受其他學者的啟發和幫助，所以在此我想明確指出一點：由於本書面向更為廣大的讀者群體，這些致謝不足以表達本人在學術上所受的幫助和啟發。因此，我想特此感謝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給我激勵和啟發的同事及朋友。這期間，我有幸參與歐洲科學基金會的「羅馬世界的轉型」項目，獲益良多。我還要感謝麥克米倫出版公司的編輯傑森·庫柏給我提出寶貴建議，使我最終能完成此書。感謝文字編輯蘇·菲爾波特為我所做的諸多工作。感謝那些認真傾聽、閱讀書稿、提出建議的朋友。尤其要感謝我的家人，每當我痛苦不堪，難以繼續執筆的時候，他們總能使我重振精神。我的感激之情無以言表。還要感謝我家的小貓和小狗，為了養活它們，我不得不放棄外出享受而伏案寫作。

序言

羅馬帝國是歷史上歐亞大陸西部最大的國家。在400多年時間裡，羅馬西起哈德良長城，東至幼發拉底河，改變了境內居民的生活，並控制著境外數百公里範圍內的地區和部落。彼此相連的防禦體系、具有戰略意義的道路交通網，以及訓練有素的職業軍隊，象徵並確保了這種控制。一旦邊界部落有越軌之舉，羅馬軍隊就會對其大開殺戒。2000年的票房大片《角鬥士》（Gladiator）的開場就取材於公元2世紀中後期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對歐洲中南部日耳曼部落（Germanic）馬可曼尼人（Marcomanni）的勝利。在此200年後，羅馬人與日耳曼部落的戰鬥仍在繼續。公元357年，尤里安（Julian）皇帝率1.2萬名羅馬士兵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戰役中擊敗3萬名阿勒曼尼人（Alamanni）。

此後只不過約一代人的時間，羅馬秩序的核心便被動搖了。正如一位同時代的人所說，羅馬軍隊「幽靈般消失了」。公元376年，大批哥特（Gothic）難民抵達帝國的邊界多瑙河（Danube），尋求庇護。與羅馬的一貫政策相悖的是，這些難民還沒有歸順便被允許遷入帝國。他們發動叛亂，兩年之後在哈德良堡（Hadrianople）戰役中打敗並殺害曾經接納他們的瓦倫斯（Valens）皇帝，羅馬軍隊中有三分之二的士兵陣亡。公元476年9月4日——哥特人遷入多瑙河邊境百年後，西羅馬帝國的末代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被廢黜，而為西哥特王國提供核心軍事力量的正是當年哥特難民的後代。眾多王國依靠外來移民的軍事力量在羅馬歐洲領土的廢墟上崛起。這個位於法國西南部和西班牙的王國僅是其中之一。羅馬的衰落以及隨之而來的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成為構建歐洲歷史的一次決定性轉變，傳統上被視為預示古典時期的結束和中世紀的開始。同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運動和工業革命一樣，羅馬的衰亡永久地改變了世界。

自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1776—1788年間出版的鴻篇巨製以來，已有一兩百項致力於該領域或其具體方面的研究，而且毫無縮減的徵兆。20世紀90年代，歐洲科學基金會資助一個五年期項目，研究「羅馬世界的轉型」，其成果仍在成捲出版。一如既往，史學家們就一些重大問題和細節問題的看法遠沒有達成一致意見。爭論一直集中在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羅馬的衰亡。既然境外武裝勢力——蠻族——為新王國提供了軍事力量，那麼他們顯然與羅馬的衰亡有關。但是吉本之前和之後的史學家都認為羅馬這樣的強國，其文明水平超前成熟，令人驚歎，不應被在政治、社會、經濟和藝術等文化方面完全不能與其匹敵的蒙昧部落擊垮。羅馬人有集中供暖、基於資本原則的一定形式的銀行和兵工廠，甚至還有御用演說家，而蠻族人卻還只是從事農業，嗜好裝飾用的搭扣（fibulae）。[1]因此，儘管是個相關因素，蠻族仍不足以導致帝國的衰亡。他們顯然只是利用了充斥羅馬帝國的更為根本的問題。

但是，事實是否如此？本書將重啟史上最大謎團：羅馬帝國的神秘終結。

探究羅馬帝國的終結有其傳統和現實意義。大體而言，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和中世紀初期繼之而起的王國的建立處於公元300年至600年間。這一時期是過去40年裡一些最具創見性的歷史研究的對象。傳統上，這一時期是個黑洞：古典史和中世紀史之間的空白地帶，既不作為古典史也不作為中世紀史來研究。該時期後來被重新定義為「古典時期晚期」。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我們對該時期的認識有了質的飛躍。其中很多考古發現對專家來說屬於常識，但對普通大眾而言依然需要普及。至少從我的學生對這一領域所持有的偏見來看，普通讀者對該時期的認識仍然受自吉本以來舊傳統的影響。在過去的40年間，學界首次認識了一個在社會、經濟和道德上並非行將崩潰的後期羅馬帝國和一個不再以簡單愚昧、一成不變的荒蠻來定性的羅馬境外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兩代人的學術研究徹底改變了我們對羅馬帝國和羅馬人眼中的「蠻族人之地」（barbaricum）這片更廣闊地區的認識。本書很大程度上借鑒了這一學術成果。

具體而言，人們對古典時期晚期的積極「發現」是在一定學術環境下產生的。各時期的史學家意識到歷史不僅僅是傳統上慣指的經濟、高層政治、戰爭和外交方面的歷史。有關古典時期晚期的文字史料和考古證據頗為豐富，其中尤為重要的是羅馬精英階層高度成熟的作品，因此對很多學科而言這是一個產出頗豐的研究領域，例如性別和文化史，以及民間信仰史。古典時期晚期還為近年歷史寫作中的流行趨勢提供了豐富材料。這些趨勢試圖挑戰貫穿於傳統歷史「大敘事」中的一些不言而喻的成見。「文明」但不斷衰落的羅馬帝國堅決抵禦境外「蠻族」的圖景便是這種敘事的一個經典例子。目前人們已試圖跳出這個固化的傳統模式，從史料中找到諸多羅馬－蠻族合作和非暴力往來的事例。閱讀個體文本時，強調對其背後帝國理念的認識也產生了重大影響。這種闡釋方法要求史學家不能把古代作者當作事實的來源，而是當成二手車的銷售員，應該以謹慎的態度去對待。

這些趨勢給古典時期晚期的研究帶來巨大衝擊，但容易使學者偏離整體，過於關注特定方面的細節研究，往往與重構當時實際情況這一敘事初衷背道而馳，反而專注於個人和史料對當時情況的看法和描述。在過去近10年間，出現了大量關於相關領域和古代作者的創新性專著，但無人嘗試對羅馬帝國的瓦解進行概述。[2]對這一領域各個組成部分進行深入研究過去是，而且現在依然是絕對有必要的。對此，我深信不疑。[3]但是對一個時期的特定方面進行詳盡的再闡釋會影響對整體的認識。在我看來，我們應該將已經深入研究過的片斷整合起來，專注於它們傳遞的關於羅馬衰亡的信息。[4]讀者可以自己評判這一研究方法是否合理。

受近期文學批評趨勢的影響，古典時期晚期的研究強調理念和觀念。我個人認為我們也不能忽視敘事，這一點十分重要。鑒於史料的性質，一些學者甚至質疑是否可以透過這些史料對事實的描述來重構「實際發生的事件」。很顯然，有時這是不可行的。然而，我要指出的是，那些適用於文學批評的思維過程並不都適用於歷史研究。文學分析的工具對研究個體資料來說非常有價值，但在我看來，把歷史研究比作一個法律事件會更貼切些。史料就好比是證人，出於自身原因，會試圖就事件提出特定的主張，但與文學文本不同的是，它們所描述的並非（或並非總是）作者個人想像的結果。歷史和法律體系一樣，會與定量的失竊財產和實實在在的死屍打交道，儘管對這些現象的瞭解不得不建立在作為思想產物的史料之上。讀者將會在本書看到，羅馬帝國包含多種理念，推動了一種特定世界觀的形成。此外，羅馬還採用官僚制度，制定法律，徵收稅款，訓練軍隊。在公元5世紀，西羅馬帝國連同它維繫了幾個世紀的體系和規程一起終結，所留下的殘骸便是本書關注的核心。

我想利用近年來學界的成果，通過重構歷史來認識歐洲歷史上的這次重大變革。我的專業領域既包括後期羅馬帝國，也包括「蠻族」，教學和學術論文的發表對邊界兩邊的關注度基本相當，研究時段重點是公元4世紀晚期和公元5世紀。雖然我會借鑒他人的研究，但構成本書特色的綜合觀點以及構建這個觀點的主要想法則是本人原創。

在本書中，我會竭盡全力重構羅馬衰亡的歷史，提出一種可信的闡釋。除此之外，我的寫作還有一個目的。認識過去就像一個偵探故事，因此我想繼續沿用剛才的法律類比。為了瞭解當時的真相，我邀請讀者作為陪審團的一員參與評估和整合將要呈獻的各種證據。本書的結構支持這種方法。它不只是關於公元5世紀西羅馬帝國瓦解的敘事，還是一次分析性探索。因此，第一部分主要致力於構建公元4世紀晚期羅馬帝國及其歐洲近鄰的概貌。沒有這些背景知識，就無法真正理解隨後的瓦解。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有更多敘事章節，但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我想讓讀者從頭至尾都充分參與偵探工作，而不是僅僅把玄妙的答案告訴他們。同樣，有時也會出現謎團，或者線索消失，我也不會對此做任何掩飾。童年時代母親帶我遊歷羅馬古宅、浴池和要塞，令我對古代遺跡十分著迷。此外，第一個千年的這段歷史給我帶來了學術挑戰，也是我選擇研究這段歷史的一個主要原因。我喜歡迷一樣的事物。這麼多的證據或被遺失，或以晦澀難懂的羅馬文學體裁呈現（這是後現代主義批評方法適用於這個領域的原因之一），很少有什麼是簡單明瞭的。對於一些人來說，這簡直有點惱人，降低了這段歷史的吸引力。而對另一些人而言（包括我在內），這正是能獲得快感的一部分。我總能從學生對證據匱乏的本能反應來判斷他們是否對第一個千年感興趣。

在講述故事（這也確實是一個故事）的同時，我還希望向讀者介紹這個故事的形成過程，並大量呈獻現有的文字史料和考古證據。為此，我將盡力直接或間接引用捲入這場即將永久改變歐洲歷史洪流的親歷者的文字來詳盡地講述這個故事。這些人形形色色，數量之多超乎想像。經過解讀後，他們的作品使得西羅馬帝國的瓦解成為古代歷史中記載最詳盡的一段。

第一部分

羅馬統治下的和平

第一章

羅馬人

公元前54年初冬：比利時東部，11月，一個典型的濕冷陰沉天。在現在的通厄倫（Tongres）鄰近比利時、荷蘭和德國三國交界處，一場作戰會議正在羅馬軍營中進行。一整個軍團——理論上，由10個大隊組成，每個大隊有500人——再加上額外的5個大隊，在萊茵河以西厄勃隆尼斯人（Eburones，一支日耳曼語族的小部落）的領地上紮營過冬。每次戰期結束時，尤里烏斯·愷撒（Julius Caesar）通常會將軍團分散駐紮在防守嚴密的營地上。軍團士兵根據標準模式自行建設營地：營地周圍有壕溝、護堤、壁壘和防禦塔，營地內是營房。壁壘的長度可用公式推算：安營在此的大隊數量的平方根乘以200。附近已臣服的部落負責為軍隊提供過冬的糧草，直到來年供馱畜食用的新草長出，新的戰期開始。

起先，一切進展順利。厄勃隆尼斯人的兩名首領安畢歐瑞克（Ambiorix）和年邁的卡圖弗留斯（Catuvoleus）將羅馬軍隊帶到他們的紮營地點。要塞如期建好後，厄勃隆尼斯人送來了第一批糧草。但是大約三周後，情況發生了轉變。受到其他地區叛亂的鼓動和特雷維裡人〔Treveri，一支來自摩澤爾（Moselle）河谷一帶的部落〕的首領英度鞠馬勒斯（Indutiomarus）的唆使，一隊厄勃隆尼斯人突襲並消滅了一支羅馬糧秣隊。他們隨後衝向營地的壁壘，但很快在一陣矢石的襲擊下撤退了。羅馬軍營裡的氣氛頓時變得不安起來，很快這種不安加劇。安畢歐瑞克和卡圖弗留斯派人前來和談，聲稱這次突襲只是一部分魯莽之人所為。安畢歐瑞克還將自己描繪成羅馬的忠實盟友。他說一場大反叛正在醞釀之中，大批日耳曼僱傭兵將從萊茵河東岸渡河抵達高盧。他指出，他不會指手畫腳，告訴羅馬指揮官該如何行事，但是如果他們想集中兵力抵禦進攻的話，他會保障羅馬軍隊安全通過自己的領地，到達東南部或西南部50英里（約80公里）外的羅馬營地。

安畢歐瑞克做夢也沒有想到事情的進展會如此順利。羅馬軍隊的指揮官是兩名副將，昆圖斯·提圖裡烏斯·薩比努斯（Quintus Titurius Sabinus）和盧修斯·奧盧庫勒烏斯·科塔（Lucius Aurunculeius Cotta）。他們在作戰會議上唇槍舌劍，遲遲不能達成一致。科塔和他部下的一些高級軍官決意留守。他們軍糧充足，營地防禦堅固；愷撒得知叛亂的消息後會立刻增派援軍——而且高盧人素以速度見長（有如謠言散播的速度一般快）。然而薩比努斯卻認為，如果愷撒沒有出發前往意大利的話，當地部落是不敢反叛的。天知道叛亂的消息什麼時候才能傳到愷撒那裡，而且分散在各自冬營地的軍團面臨著被個個殲滅的危險。因此，對於薩比努斯來說，必須接受這個安全通過領地的提議，絲毫容不得耽擱。影響他決策的另一個因素是駐紮在此的是愷撒上一年春天才招募的新軍團，最沒有作戰經驗，在上個戰期的主要戰役中僅是充當輜重兵。會議仍在進行著，大家情緒激動，語調提高，薩比努斯故意向士兵透露能很快解除他們危機的方案並沒有被採納。大約午夜時分，科塔做出讓步。將官戰線的統一對於維持士氣來說至關重要。士兵們匆忙準備撤退，在黎明出發，離開營地。羅馬軍隊以為安畢歐瑞克是以朋友的身份來提出建議的，所以離開時採用了行軍隊形而非戰鬥隊形，隊伍拉得很長，幾乎裝載了所有的沉重物資。

離開營地2英里（約3公里）後，道路經過一片密林進入深谷。先行部隊還沒有走出山谷，部隊主體排成一列仍在山谷中行進。就在這時，羅網張開了。厄勃隆尼斯人出現在山谷兩側，用矢石襲擊下面的羅馬軍隊。戰鬥持續很長時間，最後厄勃隆尼斯人完勝。到第二天清晨，只有少數趁亂潛藏的士兵得以逃生。數周前還在建設營地的7000餘名官兵絕大部分已戰死。這一連串事件殘暴嚴酷，其出人意料之處令人咋舌。誰能料到素以「我來，我見，我征服」（veni vidi vici）豪言著稱的愷撒的軍隊會有如此下場。

然而，這次行動也有其可圈可點之處。雖然這個軍團被殲滅，但是戰鬥的細節則生動地展示了軍團士兵驚人的戰鬥力，而這正是羅馬帝國的建國根基。伏擊剛一開始，薩比努斯就變得失魂落魄——對於一個意識到自己已經將士兵引入死亡陷阱的指揮官來說，這是可以想見的。科塔的表現要出色一些。他自始至終覺得事情蹊蹺，盡可能小心行事。矢石襲擊剛一開始，他和部下的軍官們立即讓拉長的隊伍拋棄輜重，組成方陣。這樣一來，雖然戰略位置十分不利，至少命令得以傳達，各支部隊形成一個整體。安畢歐瑞克佔據制高點，地形有利，而且充分利用了這一優勢。在最初的幾個小時裡，厄勃隆尼斯人避免與羅馬士兵短兵相接，只是從上面不斷發射標槍、箭和石彈。羅馬軍隊的傷亡人數迅速攀升。每當一個大隊試圖應對敵軍，組織向左或向右突襲時，他們便會暴露於來自後方的彈雨之中。羅馬軍隊深陷圍困，力量漸漸衰退，但仍堅持作戰長達8小時之久。此時，薩比努斯想要與安畢歐瑞克和談，科塔雖然被石彈擊中面部，卻憤怒地提出羅馬人是不會和敵軍商談妥協條款的。薩比努斯在和談時被害，預示著厄勃隆尼斯人準備猛攻谷底，殺戮羅馬官兵。很多士兵和科塔一起奮戰，犧牲在谷底，但是仍有士兵守住陣形，退到2英里（約3公里）外的營地。殘存的士兵在營地抵禦厄勃隆尼斯人，一直奮戰到傍晚，最後在相互幫助下集體自殺，直至最後一人。如果連這支輜重部隊都能在絕境下戰鬥一整天，寧可集體自殺也不投降，那麼羅馬的敵人算是遇上大麻煩了。[1]

羅馬帝國的興起

如果說羅馬皇權的根基在於其軍團的軍事力量，那麼軍團那令人驚歎的戰鬥精神的基礎則是他們所受的訓練。同古今所有精銳部隊一樣，羅馬軍隊紀律嚴明。教官無須擔心人權法庭，可以隨意鞭打違抗命令的士兵——如果有必要，還可以將其鞭打至死。如果整個大隊違抗命令，將受到「什一抽殺法」的懲罰：每十個人中將會有一個人在隊友面前被鞭笞至死。但是不能僅憑恐懼來打造士氣，集體的凝聚力還需要依靠積極手段來促成。新招募的士兵以八人為一組組成一個小隊——contubernium（按字面意思理解是一群共享一頂帳篷的人），一同訓練，一同作戰，一同娛樂。他們只招募年輕士兵——軍隊都偏好荷爾蒙分泌旺盛的年輕男子。軍團士兵也禁止有固定的性伴侶——妻室兒女會讓他們作戰猶豫不決。基礎訓練非常嚴酷。士兵必須學會背負至少25公斤重的盔甲和裝備，在5小時內行軍36公里。整個過程中，士兵被告知他們出類拔萃，他們的戰友卓越無比，他們所屬的部隊精練勇銳，就像海軍陸戰隊一樣，只是更加殘酷。

這樣訓練的結果是造就了一批超級健壯的年輕男子。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被殘酷對待，因而也變得無比殘酷；雖然不許有強烈的情感紐帶，但他們彼此感情深厚，並且對他們所屬的軍團深感自豪。這一點在向軍團軍旗——鷹旗——宣誓的虔誠誓言裡有所體現。訓練成功通過時，士兵以性命和榮譽起誓，追隨鷹旗，絕不棄逃，直至戰死。士兵們誓死不讓軍旗落入敵人之手。科塔的軍團旗手盧修斯·彼特洛希狄烏斯（Lucius Petrosidius）在自己被擊倒時寧可將鷹旗投向通厄倫的壁壘內，也不願讓敵人奪走它。軍團榮譽和士兵的團結一致成為士兵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維持著他們那無可匹敵的鬥志和服從命令的意願。

除了這項身心訓練之外，羅馬軍團還有一流的實戰技能訓練。就當時的標準而言，羅馬士兵裝備精良，但並不具備秘密兵器。他們的裝備大多效仿周邊部落，例如方盾（scutum）——羅馬士兵使用的獨具特色的大盾牌——就借鑒了凱爾特人（Celts）的盾牌。但是他們接受了嚴格訓練，能使這些裝備的作用發揮到極致。教官逐個教導他們如何抵擋狂舞的敵劍。他們可以用方盾來擋劍，用短劍（gladius）——羅馬士兵特有的劍——猛地刺向敵人揮劍時暴露的一側身體。除兵器訓練外，軍團士兵還配有防護盔甲，使他們在短兵相接時佔據優勢。

因此，在歷次高盧戰役中，愷撒的軍隊能夠以少勝多。安畢歐瑞克正是針對這一點採納了良策：先用矢石攻擊長達8小時，使羅馬軍隊兵力大減，然後再命令厄勃隆尼斯人衝入谷底。從更大層面上來看，羅馬軍團通過訓練，以分隊為單位作戰，聽從軍號傳達的指令，即便是在混戰中也依然能保持凝聚力。因而，只要時機成熟，一個稱職的羅馬指揮官就能充分發揮兵力，如果有必要，還能井然有序地撤退。只要紀律嚴明，集中的兵力比人數眾多的兇猛散兵游勇更具優勢。而正是因為深陷谷底，在戰略上完全處於劣勢，才使得科塔沒能帶領他的士兵成功突圍。在另一次戰鬥中，被困的羅馬士兵僅僅有300人，他們在更為平坦的地面上抵禦6000名敵軍好幾個小時，只有少數人員受傷。[2]

羅馬軍團還有其他技能。學習建造和快速建造是訓練的一項標準內容。修築道路、築防和建造攻城裝備只是訓練任務中的幾項而已。愷撒曾花費僅僅10天時間就在萊茵河上架設了浮橋，而且羅馬人只用小隊士兵常駐壁壘，就能控制住大片領土。11月那天的戰役裡，科塔留守營地的提議原本是可行的。三年前，為了拿下聖伯納德山口（St. Bernard Pass），愷撒派遣一支由8個大隊組成的羅馬軍隊到羅訥河（Rhone）河源所處的阿爾卑斯（Alpine）山谷〔在日內瓦湖（Lake Geneva）以北〕越冬。面對在兵力上佔優勢的敵軍，羅馬軍隊利用自己的防禦工事和戰術理念大敗襲擊者，在隨後的撤退中沒有受到任何擾襲。

軍團的建築技能還被有效地應用到進攻性的包圍戰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征服阿萊西亞（Alesia）的戰役。阿萊西亞是偉大的高盧首領維欽托利（Vercingetorix）建在山上的要塞和指揮部。愷撒的軍團在長達14英里（約22.5公里）的圓形營地周圍挖出三圈壕溝——一條深寬各20英尺（約6米），另兩條深寬各15英尺（約4.6米）——溝前設有各種陷阱，還輔以標準的斜坡和12英尺（約3.7米）高的木柵欄，上設雉堞，每隔80英尺（約24.4米）設一座瞭望塔。高盧援兵前來攻擊時，他們又在圍牆外側加築類似的封鎖線。因此，憑借防禦工事，羅馬士兵始終保有戰術優勢，有足夠的時間讓後備兵力趕往敵方的進攻點，從而擊退在兵力上佔優勢的敵人從內外發動的進攻。在烏克薩洛登納姆（Uxellodunum）圍攻那看似堅不可摧的高盧要塞時，愷撒在一座巨大的斜坡上建造了十層高的瞭望塔，並開挖地道，截斷城內防守人員去山泉（他們的唯一水源）取水的通道，從而迫使他們投降。

如果說羅馬軍團在戰鬥中就是一台職業殺人機器，那麼他們還遠不止如此。他們的建築能力能將軍事勝利很快轉化為對當地的長期統治：這是帝國得以締造的戰略利器。[3]

愷撒在高盧地區進行的一系列戰役處於羅馬走向帝制過程的較晚階段。建國之初，羅馬只是眾多城邦中的一個，先是為生存而戰，接著又為奪取意大利中部和南部霸權而戰。正如羅馬城的起源一樣，羅馬早期許多局部戰爭的細節不得而知。然而，自公元前6世紀晚期開始，便有了關於這些戰爭的記載。戰爭斷斷續續，一直持續到公元前3世紀初羅馬確立對其周邊地區的統治——公元前283年，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投降；公元前275年，羅馬征服意大利南部的希臘城邦。作為當地角逐的勝出者，羅馬成長為可以與西地中海另一大國迦太基（Carthage）抗衡的地方勢力。第一次布匿戰爭（Punic）從公元前264年一直持續到公元前241年，以羅馬人在西西里（Sicily）建立第一個行省結束。在第二次（公元前218—前202年）和第三次（公元前149—前146年）布匿戰爭中，迦太基被徹底擊敗。戰爭的勝利確立了羅馬在西地中海毋庸置疑的霸主地位，並將北非（North Africa）和西班牙（Spain）納入其現有的勢力範圍。與此同時，羅馬的勢力開始向更多的地方擴張。公元前167年，羅馬征服馬其頓（Macedonia），並且自公元前2世紀40年代起，在希臘確立直接統治，預示著羅馬將在富庶的地中海東部腹地確立霸權。到公元前100年前後，西裡西亞（Cilicia）、弗裡吉亞（Phrygia）、呂底亞（Lydia）、卡裡亞（Caria）等小亞細亞地區的一些行省落入羅馬之手。之後，其他行省也紛紛被征服。公元前64年，龐培（Pompey）吞併塞琉古王朝（Seleucid）的敘利亞（Syria）。公元前30年，屋大維（Octavian）征服埃及，至此羅馬在環地中海地區的統治地位完全確立。

一直以來地中海及沿海地區都是羅馬稱霸的重心，但是要想拿下這些地區，必須先將軍團推進到歐洲的阿爾卑斯山（Alps）北部、地中海以外的地區。在意大利北部打敗凱爾特人、確立統治後不久，羅馬於公元前2世紀20年代在納爾榜南西斯高盧（Gallia Narbonensis，主要位於法國地中海沿岸）設立行省。羅馬需要這片新領土來保衛意大利北部，因為從構造上來說，山脈——即便是很高的山脈——本身並不是邊界，這一點已被漢尼拔（Hannibal）證實。從共和晚期到帝國初期，即大約在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間，統治者出於為自己博取榮耀的目的，繼續向外擴張。至此，征服海外成為羅馬公認的權術，因而征戰延伸到既無利可圖又不具備戰略地位的地區。公元前58—前50年，因為尤里烏斯·愷撒，整個高盧地區被納入羅馬的統治。在愷撒的甥孫兼養子、指定繼承人屋大維（著名的奧古斯都，羅馬帝國的開國君主）的統領下，羅馬又征服了更多的領地。到公元前15年，羅馬軍團已經踏入多瑙河的上游和中游地區——大體上相當於現在的巴伐利亞（Bavaria）、奧地利（Austria）和匈牙利（Hungary）。這一帶的一些地區長期以來一直是羅馬的藩屬國，但現在被變成行省，處於羅馬的直接統治之下。到公元前9年，多瑙河以南一帶被吞併，通往意大利的阿爾卑斯山口沿線的弧形地帶也被納入帝國的版圖。此後約30年間，羅馬在歐洲的北部邊界就在易北河（River Elbe）以南變動，後來因難以拿下德國的黑森林地區而不得不放棄征服萊茵河以東地區。公元43年，在克勞狄烏斯（Claudius）皇帝的率領下，羅馬軍團開始征戰不列顛。約三年後，色雷斯（Thracian）王國（現在的保加利亞及周邊地區）正式被羅馬帝國吞併，成為羅馬的行省。羅馬最終得以以兩條主要河流——萊茵河和多瑙河——確立北部邊界。在之後的帝國統治期間，這個邊界基本上也沒有什麼變動。[4]

由此，幾個世紀的征戰造就了羅馬的軍事體系和領土擴張。然而，僅憑軍事力量還不足以建造一個帝國。羅馬在其稱霸的整個過程中還結合定向外交，必要時也會毫不留情。有幾次，愷撒對待高盧戰俘非常仁慈，如果他認為會對羅馬有利，便將他們遣返。同樣，他也小心謹慎，避免對臣服的高盧部落提出過分要求，只是向他們徵集輔助部隊和糧草。他還很樂意調配軍團，保護新盟國免受第三方侵略。鑒於愷撒的這種溫和姿態，許多高盧部落很快就認識到合作比對峙可能對自己更有利。羅馬長久以來都在採用這種策略。因此，軍事勝利與外交手段有效結合，共同締造了羅馬帝國。例如公元前133年，帕加馬（Pergamum）王國（希臘化時期的富庶古國，位於現在的土耳其西北部）最後一位獨立國王阿塔羅斯三世（Attalus III）在遺囑中將王國贈予羅馬。

然而，安撫外交所獲得的成功僅此而已。因為，它只在個別情況下才會被採用，而多數時候還是採取把控良好但又冷酷無情的殘暴行為。羅馬在第三次布匿戰爭中最終擊敗迦太基後，羅馬元老院（Roman Senate）頒布法令，將整個城市夷為平地，從地圖上抹去，還象徵性地在遺址上撒鹽，使其將來不能用於耕種。在更東邊的地區，羅馬的最大勁敵是本都（Pontus）王國國王米特拉達梯六世（Mithradates VI），他曾一度統治現在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區和黑海北岸。米特拉達梯六世被稱為「亞洲的晚禱」（Asian Vespers）暴行的罪魁禍首。在他的領地上，數千名羅馬公民和意大利人被處死。雙方的對抗持續很長時間。但是三次獨立的戰爭——米特拉達梯戰爭——見證了這位一代梟雄的隕落。他最終在公元前63年逃往位於克里米亞（Crimea）的最後壁壘。米特拉達梯六世決定自殺，但是由於多年的預防行為使得他對毒藥產生抗藥性，不得不命令一名侍從將自己刺死。

愷撒對待高盧問題也同樣心狠手辣。挑起事端的敵對部落首領都被鞭笞至死——公元前53年戰期結束時，高盧塞農人（Gallic Senones）的族長兼輔助部隊首領亞克（Acco）便被處以這種刑罰。羅馬軍團到達後仍未投降的敵對部落則整個被賣為奴，甚至有時乾脆就被屠殺掉。公元前52年，為報復一次針對大批羅馬商人及其家人的屠殺事件，愷撒向阿凡歷古姆（Avaricum）山頂的要塞發動進攻。阿凡歷古姆的防禦維持了一段時間。防衛最終被攻破，羅馬軍團在城中燒殺搶掠。據稱城中總共有4萬名男女老少，只有800人倖免於難。一如既往，我們無法知道愷撒在多大程度上誇大了這些數據，但毋庸置疑的是羅馬人用殘暴震懾了對手。[5]

而且，他們對仇敵絕不寬恕，也永不忘記。在為科塔及其部下復仇時，羅馬軍團也同樣殘酷無情。後來，特雷維裡的英度鞠馬勒斯被發現率領過幾次圍攻行動，於是愷撒專門調派一支騎兵，對他進行突擊，將他擊敗。至於厄勃隆尼斯人，羅馬在下一個戰期持續進攻他們的領地，迫使他們四散逃竄。愷撒並沒有浪費兵力將他們趕出森林，而是大度地邀請周邊部落一起擄掠。所有村莊都被燒燬，許多厄勃隆尼斯人在不計其數的衝突中被殺。很快，厄勃隆尼斯人的首領卡圖弗留斯（Catuvoleus）忍無可忍了。據愷撒記載：「看到自己無法忍受戰爭和逃亡，〔他〕以眾神的名義詛咒安畢歐瑞克不該提出這樣的計策，然後就在一棵紫杉上自縊而亡。」即便他不把自己吊死，也多半會有人代勞。至於安畢歐瑞克，他逃亡了幾年，最終的下場在愷撒的《高盧戰記》（Gallic War）中並沒有記載。他最後一次出場是在公元前51年。一支羅馬軍隊再次在厄勃隆尼斯人的領地上燒殺掠奪，旨在激起他們對首領安畢歐瑞克的仇恨，好讓他們自己去對付他。[6]

這種大棒加胡蘿蔔的政策並非天才的做法，但這原本也用不著什麼天才。在歐亞大陸西部歷史上的這一時刻，軟硬兼施的政策再加上羅馬軍團的力量，足以建造一個帝國。

就這樣，羅馬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帝國，西起英格蘭（England）和蘇格蘭（Scotland）的邊界哈德良長城（Hadrian』s Wall），東至底格里斯河（River Tigris）和幼發拉底河（River Euphrates）流經的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東西相距約4000公里；北起萊茵河河口的羅馬軍事基地，南至北非阿特拉斯山（Atlas Mountains）的哨崗，南北相距相對只有2000公里。羅馬帝國的統治歷時長久。拋開在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n）的短暫統治（僅持續了150年）不算，自奧古斯都時代至公元5世紀，羅馬統治這整片疆域長達450年之久。對於這麼久遠的事件來說，我們可能會沒有什麼時間概念。我們有必要停下來試想一下，從現在往回追溯450年便是1555年。在英國，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還沒有繼位；從更大範圍來看，歐洲正處於宗教改革運動的水深火熱之中。換言之，羅馬帝國的統治曠日持久。從疆域的遼闊和統治的長久這兩方面來看，羅馬軍團的軍事力量在地球的這個角落創造了一個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當然，正是這種成功使得對其衰亡的研究更具吸引力。

帝國的長治久安使我們想到另一個重要問題。如果停下來想一想，我們立刻會意識到，在這麼多個世紀裡，帝國顯然不會一成不變。自伊麗莎白一世起到現在，英格蘭基本上一直都是一個王國，但已經面目全非了。羅馬帝國也不例外。400多年的歷史將公元4世紀的後期羅馬帝國變成一頭尤里烏斯·愷撒都無法識別的動物。傳統上認為這兩個因素相互關聯，由此產生一派觀點，主張在帝制的幾個世紀裡，帝國所經歷的重大變化是導致其最終瓦解的根源。不同的史學家選擇強調的變化各不相同。眾所周知，對愛德華·吉本而言，基督教在帝國的推廣是個關鍵時期。其和平理念削弱了羅馬軍隊的鬥志，帶有迷信色彩的宗教觀念侵蝕了古典文化的理性。20世紀則明顯傾向於強調經濟因素。例如，A. H. M.瓊斯（A. H. M. Jones）在1964年提出主張，認為到公元4世紀，帝國的賦稅嚴苛，農民的產出所剩無幾，已無法保障家人的生計。[7]

毫無疑問，要想就羅馬的衰亡做出合理的評價，我們有必要瞭解導致帝國後期不同於以往的內部變化。有觀點認為，到公元4世紀，羅馬自身的內部變化已大大削弱帝國的實力，令其搖搖欲墜；到公元5世紀，帝國不負重荷，最終瓦解。而本書將論證該觀點已難以為繼。公元5世紀的瓦解應該另有其因。要確立這個基本出發點，我們有必要深入探討羅馬帝國後期的運作機制和造就它的一些變化。首先要探討的就是羅馬本身。

「人類的佼佼者」

一如愷撒時代的羅馬，公元4世紀時的羅馬依然是一個龐大的帝都。和現在一樣，遊客慕名而來，瞻仰名勝：廣場、羅馬競技場、元老院、皇家宮殿和私人宅邸。羅馬統治者在此豎立了紀念他們榮耀的紀念碑，例如為慶祝公元2世紀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對外征戰勝利而雕刻的馬可·奧勒留紀念柱，以及之後在公元4世紀10年代為紀念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平定內亂而立的君士坦丁凱旋門。羅馬的人口數量也同樣無愧於其帝都的地位，這是由從帝國其他地區流入的稅收支撐起來的。公元4世紀時，羅馬約有100萬人口，而其他城市中只有個別人口超過10萬，多數城市人口不到1萬。要養活這麼多人一直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尤其是還有大批人有資格享受戰爭補助，即每天免費享受配給羅馬的麵包、橄欖油和葡萄酒。羅馬兩大港口的遺址——奧斯提亞（Ostia）和提布爾（Tibur）——直觀地反映了由此產生的給養問題。一批碼頭不足以提供足夠的糧食吞吐量，他們便建造了第二批碼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的迦太基（羅馬北非行省的首府）挖掘工作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這一問題。大規模的港口設施在這裡開挖建造，用來往船上裝載運往帝國心臟的糧食。[8]

在各種意義上，位於城中心的元老院都是羅馬的心臟、政治中心，愷撒的大多數支持者與反對者一同成就了愷撒。在愷撒時代，元老院約有900名元老。他們都是富有的地主、卸任的地方行政長官，或是羅馬顯貴的密友。這些貴族世家主宰了羅馬共和國的政治、文化和經濟。[9]公元4世紀的元老院裡很少有人是這些古老家族的直系後裔。原因很簡單。一夫一妻制婚姻中，連續三代以上產生男性子嗣的幾率並不高。在自然條件下，約20％的一夫一妻制關係完全不會產生後代，還有20％的只產生女性後代。雖然也有例外〔最廣為人知的是中世紀法國的卡佩（Capetian）家族，在600多年裡一直產生男性直系後裔〕，但是幾乎可以肯定，公元4世紀元老院的元老都不是尤里烏斯·愷撒時代元老的男系直系後裔。多數是這些舊顯貴的旁系後裔——當然，有些元老是這樣聲稱的，並且他們財富的構成也表明了這一點。

在帝國後期的元老中，通過其作品最為我們熟知的是一位名叫昆圖斯·奧勒留·敘馬庫斯（Quintus Aurelius Symmachus）的元老。他成年後正好經歷了公元4世紀的後半期。其作品由7篇演說和900來封書信組成，寫於公元364年至402年間。敘馬庫斯對這些作品進行了部分修訂，死後由他兒子出版。在中世紀時，作為拉丁文風的典範，他的作品被僧侶廣泛抄寫。其中的演說部分自有其值得關注的地方，我在本章中會再次提及。但這些書信，僅是通信者的數量和對生活在羅馬帝國後期羅馬人的生活方式各方面的闡述就頗具吸引力。敘馬庫斯非常富有，在貴族階層中極具代表性。他投資的地產遍佈於意大利中部和南部、西西里和北非；他的同儕還在西班牙和高盧南部持有地產。[10]在西西里和北非投資地產體現了羅馬舊顯貴在對迦太基的布匿戰爭中的獲益，以及隨後幾個世紀裡財富通過繼承和姻親關係在其後裔中不斷倒手。在歷任皇帝的統治下都會有「新人」通過與舊顯貴聯姻而晉陞。但是，幾個世紀以來，元老院依然是皇權社會的至高點，羅馬夢想者始終如一為之努力的卓越典範。因此，即便是幾個世紀之後，元老們的土地財富在地理上的分佈仍能體現羅馬最初崛起時的狀況。

敘馬庫斯及其同儕都強烈地意識到他們自身和元老院所肩負的沉重歷史包袱。他們在信中也明確表達了這一點。敘馬庫斯在信中稱羅馬元老院為「人類的佼佼者」（pars melior humani generis）。[11]他不僅僅是指自己和同儕比其他人都富有，而是指他們在道德層面上也更加優秀：品德更高尚。在過去，人們經常聲稱自己更富有，是因為自己的品行高尚。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對財富本身的崇拜盛行於世，人們似乎不再需要為特權階層的私有財產辯解了。這些書信使我們對生活在羅馬的羅馬人為自己財富辯解時所表現出的個人優越感有了獨特的認識。這900封信中約有四分之一是敘馬庫斯寫的推薦信，向地位更顯赫的朋友介紹年輕同僚。信中到處提及這樣或那樣的美德，「正直」、「公正」、「誠實」和「清廉」這類詞語頻繁出現。這些並不是隨意列舉的品質，對於敘馬庫斯及其同儕而言，他們的財產和特定教育直接關聯。

這種教育體系的基石是在文法學家（語言和文學闡釋專家）的指導下認真研讀少量文學作品。學習者大約從8歲開始，要花至少7年時間，只專心學習4位作家的作品：維吉爾（Vergil）、西塞羅（Cicero）、撒路斯提烏斯（Sallust）和泰倫斯（Terence）。之後他們還要跟隨雄辯家學習更多的範本，但方法基本上是一樣的。他們逐行閱讀範本，認真識別並討論語言的每一處轉折。在學校，一個典型的練習是讓學生以選定作者的風格表述一些日常事件（如「用維吉爾的口吻講述馬車競賽：開始」）。基本上，這些範本被看作包含「正確的」語言規範，孩子們要學習正確的語言——具體詞彙和運用詞彙的複雜語法。這樣做的結果是受教育階層的拉丁語患上了一種文化頑疾，阻礙或者至少大大減緩了正常的語言變化過程。它的另一結果是瞬間認同。只要一個羅馬精英張口說話，便立刻能判斷出他學過「正確的」拉丁語。這就好比現代教育系統注重學習莎士比亞（Shakespearean）的作品，憑借人們講莎士比亞式英語的能力來識別是否受過教育。到公元4世紀，精英階層的拉丁語與通俗語言已經迥然不同。這一點從在龐貝城（Pompeii）發掘的塗鴉——公元79年火山爆發時被掩埋——可以看出。這些塗鴉顯示，作為日常用語的拉丁語已經衍化成為語法結構更簡單的羅曼語言（Romance）。

但是會說「正確的」拉丁語只是故事的一面。敘馬庫斯及其同僚聲稱，除了學習這些範本的語言之外，他們還掌握了其內容，培養了別人難以企及的能力。他們認為拉丁語的語法是形成精確邏輯思維的工具。如果沒有掌握語氣和時態，就不能精確表達意思，或準確描述事物之間的確切關係。[12]換言之，語法是規範邏輯的入門。他們還將這些範本視為長期積累下來的人類道德行為的數據庫——既有善行也有惡行。加以引導，人們可以從中學會有所為，有所不為。簡單來說，人們可以從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下場中吸取教訓：不在席間醉酒，不朝摯友投擲標槍。人們還可以學到一些更微妙的東西，諸如驕傲、隱忍和愛等人類情感、能力及其產生的影響，這些都有個人的行為和命運為證。就更深層面而言，敘馬庫斯及其同儕還重申了源自希臘古典時期的教育哲學，主張只有通過仔細思考對人類各種行為的廣泛記載，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理性和感性認識，從而達到最高境界。真愛、真恨、真憐憫和真欽佩並不是沒有接受過教育的人與生俱來的情感；啟蒙和真正的人性需要經過拉丁語課堂來打造、改進。敘馬庫斯在描述帕拉迪烏斯（Palladius）時說道：「〔他的〕雄辯技巧嫻熟，想像力豐富，思想深邃，風格出色，打動了羅馬聽眾。我對他的評價是：他在人品和演說才能上都堪稱典範。」[13]在敘馬庫斯之輩看來，受過教育的羅馬人不僅能講一門更優等的語言，而且還能用這門語言討論超出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理解範圍的事情。

以上這些對於現代人來說大多比較乏味。雖然羅馬的文法學家也會利用經典作品提出歷史、地理、科學等方面的問題，但是課程範圍太過局限。對語言的關注也使拉丁文成為一種過於正式的媒介。就像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抱怨格萊斯頓（Gladstone）一樣，敘馬庫斯在信裡經常會像在公開場合一樣講話：「這樣就不會有人指責我，說是我中斷了我們之間的通信。與其長時間地消極等待您的回復，倒不如趕緊履行我的義務。」[14]這是他的作品集裡第一封信的開場白，於公元375年寫給他的父親。在公元4世紀，父子間的這種拘禮並不少見。事實上，對於古典時期的人而言，這種精英式教育的成果首先體現在演說的藝術上。敘馬庫斯如願以償，在他那個時代被稱為「演說家」，還常常把自己的演說稿發送給朋友。[15]

後期羅馬人並不都像敘馬庫斯那樣關注教育，但是他們都一致認為，教育不僅能使人分辨美德，還提供了說服他人接受自己（正確）觀點的必要工具。換句話說，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備領導他人的能力。

不難想見，擁有這種夢寐以求的巨大優勢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各種各樣的責任。一旦具備領導能力，他們就必須領導他人。其形式不一，或參與立法，或身居要職，樹立正直的典範，或不必那麼正式，只是給公眾樹立得體行為的榜樣。古代羅馬上流社會認為，一個人只有能夠控制住自己才能嘗試去控制他人。受過教育的人還應為他們所處的文學傳統盡義務。研讀古典作品（有時有新的版本和註釋）是一項畢生的責任。敘馬庫斯及其同儕很樂意繼續履行這項責任。他在信中提到自己關於普林尼（Pliny）《博物誌》（Natural History）的研究，還提到摯友維提烏斯·阿戈裡烏斯·普雷泰克塔圖斯（Vettius Agorius Praetextatus）是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哲學的專家。中世紀時期的僧侶遵循古典作品的謄寫傳統，在幾個世紀裡反覆抄寫，保留了許多羅馬顯貴寫在空白處的評語。[16]

受過教育的精英必須和同儕保持良好的關係，這一點可能是最重要的。敘馬庫斯的書信在很多方面都讓人十分惱火。他生活在一個令人關注的時代，認識各色各樣的人，並且和他們通信。但他在信裡很少談論時事。因此憤怒的史學家們通常認為這些書信毫無價值：「從沒見過有人寫了這麼多內容卻什麼都沒說。」[17]事實上，敘馬庫斯是有觀點的，而且觀點鮮明。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這些信的主要歷史意義並不在於它們就具體事件說了或者沒說什麼，而是在於它們的規模和所傳達的羅馬後期的精英價值觀。它們傳遞的信息是，羅馬精英共享同一種鮮明而優越的文化，無論如何都應保持一致。它們還傳達了寫信人和收信人都屬於同一陣營的觀念——借用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的獨特說法，雙方都是「自己人」。通信時還要遵循明確的禮儀。首次給對方寫信相當於第一次親自拜訪對方；沒有恰當的理由就中斷通信的話，會引起對方的懷疑和厭惡；通信建立後，普遍認可的不回信的理由包括自己或家人生病，或公務繁忙；如果有人要離開羅馬，他需要先寫信提及，然後和他通信的人才能回信，這一點倒是很奇怪。關係一旦建立，便能發揮各種作用——敘馬庫斯的200多封推薦信便是個有力證明。但最重要的還是關係本身。[18]

羅馬帝國的這種狀況及其文化預設對於尤里烏斯·愷撒來說並不陌生。自公元前5世紀以來，希臘的知識分子一直在提出深奧的社會和政治理論。正是通過與希臘的接觸，敘馬庫斯所接受的主要教育思想才得以融入羅馬文化。在愷撒時代，這種教育思想的主體已經傳入羅馬。愷撒本人便是一位文學家和演說家。這些才能在他所處的社會受到高度重視。與愷撒處於同一時代的西塞羅是羅馬最偉大的演說家，公元4世紀敘馬庫斯之輩滿腔熱情地研讀的4位經典作家之一。可以想見，這些有限的材料經過400年的進一步研讀後，不同類型拉丁文學的寫作規則已經變得比愷撒時代的要複雜得多。但基本理念始終沒有改變。兩個時代的共同之處在於，都有一個因接受稀缺教育、命中注定要領導人類而區別於其他人的精英階層。[19]

如果愷撒生活在公元4世紀，大概多少也會意識到普通民眾的存在。這時候，普通人仍占羅馬人口的大多數。雖然敘馬庫斯只是在信中的題外話裡提到他們，但是我們仍能瞥見此時的羅馬依然有對panem et circenses ——「麵包和馬戲」——的基本需求，以取悅民眾，防止社會動盪。在敘馬庫斯的時代，有一次從北非運來的糧食沒能順利抵達，沒有地產的平民便發怒了。同樣，在他父親那個時代，葡萄酒供應短缺，平民也曾因合理原因發動過暴亂。羅馬人曾利用葡萄酒製作水下混凝土。老敘馬庫斯負責監工一項使用水下混凝土的建築工程。平民們聽到了風聲。在葡萄酒緊缺的時候，他們居然還用葡萄酒製作混凝土，結果引起騷亂。[20]老敘馬庫斯因此被迫離開羅馬。

另一件事也能體現貴族取悅民眾的需要：為慶祝兒子進入元老院，敘馬庫斯迫不得已，精心籌備了一場競技大會。幾個世紀以前，愷撒也舉辦過這類競技大會。敘馬庫斯籌備了各種有趣的活動，購買7條蘇格蘭獵犬——可能是一種獵狼犬；還通過邊境熟人獲得20名奴隸——參加馬車競賽的4輛競技馬車各配5名奴隸。整個大會就像一場隆重的表演，但是從敘馬庫斯的信裡可以看出大會期間狀況百出，雖然有的只是些令人煩心的小事。敘馬庫斯十分氣惱，在信中抱怨自己得為從北非進口的熊繳納關稅。[21]更可氣的是，他從西西里島僱用的一群演員和馬戲團在那不勒斯（Naples）灣的海濱「走丟」了。他們很可能是在那裡掙著外快，後來敘馬庫斯的手下設法追查到他們的下落，把他們匆匆帶回羅馬。[22] 10年前敘馬庫斯自己榮升執政官時舉辦的競技大會上，來自西班牙的馬匹表現突出，所以敘馬庫斯軟磨硬泡，讓一個伊比利亞（Iberian）的熟人從西班牙幫他弄來幾匹馬，慶祝兒子的晉陞。不幸的是，到達羅馬時，16匹西班牙馬只剩下11匹。馬車競賽的計劃被全盤打亂（馬車競賽有4輛馬車參加，每輛馬車需要4匹馬）。[23]在敘馬庫斯對這個馬戲團最後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相當沮喪。從信中看出，馬戲表演推遲了。僅剩的幾隻鱷魚拒絕進食。因此敘馬庫斯焦慮不安，催促馬戲團在這些可憐的動物餓死之前盡快表演。[24]儘管如此，所有精彩的表演背後都是一團糟，這在愷撒時代肯定也不例外。

如果只關注羅馬城，帝國從愷撒時代到敘馬庫斯時代的變化不會立即顯現。公元4世紀時，羅馬依舊是帝國龐大的權力基礎，稅收源源不斷，人口膨脹，宏偉富麗。羅馬仍處於自命不凡、出身高貴的精英統治之下，這些人堅信自己優越無比，對城裡的民眾不屑一顧。然而，無論它有多麼富麗宏偉，羅馬也只是帝國的一隅。即便它看上去宏偉依舊，羅馬實際上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皇冠

公元368年年底，敘馬庫斯離開羅馬，前往北方。這次出行不是一次觀光旅行。他率領一隊元老出使坐落在阿爾卑斯山以北、摩澤爾河河谷的特裡爾城（Trier，現在德國、法國和盧森堡的交界處）——420多年前，唆使厄勃隆尼斯人進攻薩比努斯和科塔的特雷維裡人的首領英度鞠馬勒斯的常去之地。一如既往，敘馬庫斯在信裡沒有描述此次出行的任何細節，既沒有出行路線，也沒有出行情形。然而，作為官方的元老使團，其出使成員有權使用「cursus publicus」——公共交通系統——由官方維護、驛站遍佈的交通網絡，用於更換驛馬，或提供食宿。通往北方的大道穿過阿爾卑斯山的聖伯納德山口，到達羅訥河河源，然後繼續往北沿索恩河（River Saone）通向摩澤爾河河源，最後沿河而下到達特裡爾。如果愷撒的英靈跟隨這隊使節一起出行的話，所經之地在這4個世紀裡所經歷的巨大變化會使依舊熟悉如故的羅馬城給他帶來的愜意感蕩然無存。

這次出使的目的本身就包含一個明顯而不失深刻的變化。敘馬庫斯一行人要向時任皇帝瓦倫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進獻登基稅或冕金（aurum coronarium）。理論上，登基稅或冕金是一種自願的現金支付方式，在皇帝即位和之後的每五週年紀念（quinquennalia）時，由帝國的各個城市上繳給皇帝。瓦倫提尼安一世在公元364年登上皇位。因此，敘馬庫斯率領的使團是為了紀念瓦倫提尼安一世登基五週年北上的。雖然有點早，但是這樣一來使團就有足夠的時間在2月26日紀念日前抵達。當然，在愷撒時代，羅馬並沒有皇帝，只有一群爭吵不休的寡頭。他們的對立與不和引發大量內戰。公元前45年，愷撒出任終身元首（imperator，大將軍）。一年之後，在他遇刺身亡前，他還被建議稱帝。儘管如此，在愷撒的甥孫屋大維稱帝、成為奧古斯都時，皇帝的稱號還很新奇。自那以後，這個職位已經變得面目全非。

一方面，所有打著共和名義的行為都消失殆盡。奧古斯都曾竭力裝作他圍繞自己建立的權力體系並不代表對舊有共和統治的推翻。在元首制下，元老院依然發揮重要作用。但是，既便是在奧古斯都執政時期，這層偽裝看上去也很單薄。到公元4世紀，皇帝在人們眼中就是一位專制君主。亞歷山大大帝的帝國短暫存在之後，繼之而起的王國裡逐漸形成統治權的概念。這種來自希臘的概念改變了塑造皇權形象的理念和禮儀生活。這些理念主張，合法的統治者受到神的啟示，是由神選定的。表現更突出的人成為神聖的統治者，與神溝通，普通人應該順從行事。到公元4世紀，標準禮儀規定受到皇帝接見時要行跪拜禮（proskynesis），少數特權階層還允許親吻皇帝長袍的下擺。當然，在這齣戲中，皇帝也會演好他的角色。公元4世紀史學家阿米安·馬塞林（Ammianus Marcellinus）描述了公元357年君士坦提烏斯二世（Constantius II，公元337—361年在位）進入羅馬的莊嚴時刻。雖然阿米安並不完全認同君士坦提烏斯二世，但是在他看來，君士坦提烏斯二世是皇帝出席儀式的典範：「他的脖子彷彿被夾板夾住，目視前方，毫不左顧右盼……戰車顛簸的時候頭也依然保持不動。他沒有吐過口水，沒有擦過臉，沒有摸過鼻子，沒有揮過手。」因此必要時——在適合神選定的統治者的重大日子裡——君士坦提烏斯二世能表現出超人的風儀，沒有顯露任何常人的缺點。[25]

同公元1世紀的皇帝相比，公元4世紀的皇帝也不只是表面看起來更為強大些。自奧古斯都以來，歷任皇帝都享有極大的權力。但是幾個世紀以來，皇帝的職權又進一步擴大了。以立法為例，公元3世紀中葉以前，羅馬的法律體系是通過多元渠道建立的。元老院和皇帝都可以制定法律。但是法律革新主要是由一群律師專家（被稱為法學家）來負責。他們由皇帝授權，對法律進行闡釋，應用既定的法律原則處理新問題。自公元1世紀到3世紀中葉，羅馬的法律主要建立在這些人充滿學識的見解之上。然而，到公元4世紀，皇帝已經取代法學家，難以定奪的法律事宜都提交給皇帝處理。由此，皇帝完全掌控了立法過程。在其他方面，尤其是財政體系，情況也很類似。同公元1世紀相比，公元4世紀時，皇帝的官員在徵稅方面扮演更直接的角色。一直以來，皇帝都有擴大其職權的可能。到公元4世紀，這種可能性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職能上大多都已成為現實。[26]

同樣重要的是，分權而治此時已成為慣例——這樣多位皇帝可以同時執政。在公元4世紀，帝國西部和東部處於各自皇帝的統治之下，但並沒有完全分裂，而且還有皇帝曾試圖獨自統治整個帝國。君士坦提烏斯二世曾一度單獨執政。他的繼任者尤里安（Julian）和約維安（Jovian）在公元361年至364年間也獨自統治了帝國。公元4世紀90年代初，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再次單獨治理帝國。但是這些單獨執政的嘗試都不長久。在公元4世紀，帝國多數時候還是處於分權而治的狀態。分權而治的形式各異。有些皇帝任命後代親屬——兒子，如果沒有兒子的話，就是侄子——為副帝，共同治理帝國。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自公元4世紀10年代直至公元337年去世，一直沿用這一模式。公元4世紀5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裡，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和君士坦丁一世的侄子尤里安及加盧斯（Gallus）共同統治帝國。公元4世紀90年代，狄奧多西一世也打算同他的兩個兒子分權而治。雖然他們被授予奧古斯都的頭銜，但狄奧多西一世去世時，他們還都年幼，不能真正行使職權。還有的皇帝和親屬（通常是兄弟）平分皇權。公元337年至351年，君士坦丁一世的幾個兒子就採用了這種方式。公元364年後，瓦倫提尼安一世與瓦倫斯（Valens）分治了10年。此外，公元3世紀末到4世紀初，皇權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由非親屬關係的人共享。公元3世紀90年代，戴克裡先（Diocletian）皇帝確立四帝共治制，作為主帝，同另一位主帝和兩位副帝[27]一起分疆而治。到公元4世紀20年代初，皇帝更替，但是四帝共治的模式一直沿用下來。就這樣，帝國後期經歷了各種形式的分權而治。但在公元4世紀基本上都是兩位皇帝：通常是一位統治帝國西部，一位統治帝國東部。到公元5世紀，這種分疆而治的格局基本定型。

現在不光有了皇帝（通常還不止一位），而且還有另一個重大變化。敘馬庫斯的使團在瓦倫提尼安一世登基五週年紀念這樣一個重大場合向北出行，去覲見瓦倫提尼安一世。這一事實體現了皇權的另一重大變化。在後期羅馬帝國的研究中，學界有一個令人費解的爭論，即公元4世紀時，皇帝訪問羅馬的次數是五次還是四次（每次大概歷時一個月）。[28]這種爭論耐人尋味。到底是四次還是五次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到公元4世紀，皇帝幾乎不再訪問羅馬。雖然羅馬依然是帝國的象徵性首都，以免費食物和其他補貼形式享有相當比例的帝國稅收，但是它已不再是重要的政治和行政中心。尤其是在公元3世紀末和4世紀初，新的權力中心已經形成。這些權力中心距離帝國的主要邊界更近。在意大利本土，羅馬向北幾天行程即可到達的米蘭（Milan）已經成為帝國實際政府的主要所在地。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區，摩澤爾河河畔的特裡爾、沙費河（Save）和多瑙河交匯處的塞爾曼（Sirmium）、小亞細亞的尼科米底亞（Nicomedia）以及靠近波斯邊界的安條克（Antioch），這四個城市在不同時期也都變得重要起來，尤其是在戴克裡先的四帝共治制政體下，四位實際參與執政的皇帝各據一方進行統治。公元4世紀時，形勢稍稍穩定下來：帝國西部的米蘭和特裡爾，以及帝國東部的安條克和新興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逐漸成為帝國主要的行政和政治中心。

公元364年，在一次對瓦倫提尼安一世之弟瓦倫斯的演說中，哲學家兼演說家德密斯修（Themistius）含蓄地將君士坦丁堡和羅馬進行對比。他強調了後者作為帝國首都的缺陷：

君士坦丁堡連接歐亞兩大洲，是海事需求的泊地、陸地和海洋貿易的市場、羅馬統治的點綴。因為它不像某個神聖地區那樣遠離幹道。如果皇帝因事待在君士坦丁堡，這也不會給他處理公務帶來不便。相反，它是人們往來各地的必經之地。因此，如果皇帝立都在此，便是處於整個帝國的正中心。[29]

「遠離幹道」的「某個神聖地區」——到處都是神殿，供奉主宰古代勝戰的諸神——基本上概括了公元4世紀時的羅馬。德密斯修一語中的，皇帝出於行政需要放棄原有的帝都。那些迫切需要他們關注的外來威脅來自萊茵河以東、多瑙河以北以及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波斯邊界。這意味著帝國的戰略軸線從北海沿萊茵河和多瑙河向下，到達位於多瑙河切斷喀爾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的鐵門峽谷，然後再經由陸路穿過巴爾幹半島和小亞細亞，直到可以監視東方防線的安條克。公元4世紀時，所有首都都在這條權力軸線（地圖1）上，或其附近。而羅馬卻遠離這條權力軸線，無法有效行使其職能；信息傳遞到羅馬要花很長時間，指令傳達出去然後再生效，也要耗費相當長的時間。[30]

但是單單行政需要還不是羅馬現在被完全忽視的關鍵原因。尤里烏斯·愷撒每年夏天出於同樣的後勤和戰略需要向北到過阿爾卑斯山，向西到過西班牙，還去過地中海東部地區。儘管如此，多數時候他會在冬天回到意大利，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向支持者贈送禮物，並震懾反對者。愷撒不得不回到意大利，是因為在他那個年代，當他和其他寡頭為政治權力鬥爭耗盡主要精力時（在他們沒有忙於征服地中海其他地區時），羅馬元老院是參與這些鬥爭的唯一的政治聽眾。愷撒的主要政治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是元老院元老，多數高級軍團軍官和指揮官都具有元老身份，並且主要的權力鬥爭都在元老院展開。具有象徵意味的是，公元前44年3月15日，愷撒本人也正是在元老院的台階上被刺身亡的。相反，公元4世紀的皇帝不需要待在羅馬，因為除了行政壓力迫使他們離開意大利之外，他們所面對的是一群不同的政治聽眾。在這個世紀，皇帝不常去羅馬，是因為他們出於政治需要在其他地方進行統治。理解帝國演變過程中這一關鍵性變化的基礎在於，認清宮廷——不管它位於何處——是雄心勃勃的羅馬人所渴望得到的一切事物的分配中心這一事實。財富、尊嚴、寵幸和晉陞都來自皇帝，因為他是整個歐亞大陸西部稅收的重新分配者。

公元4世紀的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公元310年，有人向君士坦丁一世簡要地做了以下概述：「不管是哪兒，只要您經常造訪，它便會脫穎而出，一切都會增加——人口、圍牆、寵幸；城市和神殿在您腳步所及之處迅速湧現，遠遠多過大地為朱庇特（Jupiter）和朱諾（Juno）休憩而綻放的花朵。」[31]在愷撒時代，所有的財富都只在羅馬城內重新分配，以便贏取這個關鍵地區的支持者，並影響那裡的民眾。但是如果在公元4世紀採用同樣的策略，在政治上無異於自取滅亡。自公元前44年3月15日愷撒遇刺後的400年裡，皇帝的恩寵範圍不得不擴大。

公元4世紀時帝國的關鍵政治聽眾不再是羅馬元老院，而是另外兩個團體。其中一個一直以來都是帝國政治遊戲的重要參與者——軍隊，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軍官。傳統上會把「羅馬軍隊」當作政治力量來看待，但在正常情況下，普通士兵並不發表自己的意見，在所有較為詳盡的記載中，一般都是高級軍官參與決定皇位的繼任人選，或組織政變。軍隊的戰鬥序列自尤里烏斯·愷撒以來已經發生了變化，當然也就影響到擔任政治主角的軍官人選。在愷撒時代，軍隊由軍團組成，一個軍團有5000多人，構成一個主要的軍事編隊。因此，每個軍團指揮官——軍團副將（通常還具有元老身份背景）——本身就舉足輕重。到公元4世紀，軍隊的關鍵人物是高級將官和地方野戰軍（comitatenses）的軍官。一般來講，三條主要邊界上每一條都會有一支重要的野戰軍防守：一支在帝國西部（聚集在萊茵河邊境和意大利北部——通常在意大利北部），一支在巴爾幹半島掩護多瑙河，還有一支在美索不達米亞北部保護帝國東部。[32]

帝國後期的另一支關鍵性政治力量是帝國的官僚機構（通常被稱為廷臣，palatini：來自palatium，「皇宮」一詞的拉丁語）。雖然行政官員不具有高級將官所擁有的軍事影響力，但是他們掌控財政以及立法和司法過程。如果沒有他們的積極參與，帝國的任何政權都無法正常運轉。行政官員時刻伴隨在皇帝左右，一直都享有很大的權力。帝國初期，皇帝身邊的解放奴隸是一支令人畏懼的力量。帝國後期的不同在於中央官僚機器的規模激增。公元249年以前，整個帝國只有250名高級官僚。在僅僅150年之後的公元400年，高級官僚人數達到6000名。他們大多在帝國的主要指揮中心任職（從這些指揮中心即可監視主要邊界）。因此，他們不在羅馬，而是跟隨皇帝，或在萊茵河邊境的特裡爾或米蘭，或在多瑙河邊境的塞爾曼（或越來越多的是在君士坦丁堡），或在東方邊境的安條克。決定帝國政治命運的不再是羅馬元老院，而是會集在主要邊境的野戰軍指揮官和聚集在管理這些邊境的首都的高級官僚。[33]

皇位基本上是依據王朝繼承權來傳遞的，但前提是要有合適人選，能夠贏得將官和行政官員相當程度的認可。例如，公元364年約維安去世時留下的幼子就沒能繼承皇位；公元378年，沒有親屬關係的狄奧多西一世升任皇帝，因為雖然瓦倫提尼安一世的兩個兒子已經被任命為皇帝，但是次子瓦倫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還乳臭未乾，不能有效治理帝國的東部。有時朝代也會中斷。公元363年至364年，君士坦丁王朝沒有可任命的繼承人，促使一些高級將官和官僚勾結，推舉各種可能人選。實際上，在這種時候，軍官往往會被選中。（首先是公元363年，約維安被選中；接著在公元364年他早逝後，瓦倫提尼安一世又被選中。）但是高級官僚也參與其中，很可能也會考慮爭奪權力。公元363年約維安升任皇帝時，一位同名的官僚因為可能對約維安構成威脅而被扔到井裡。公元371年，由於密謀反對瓦倫提尼安一世的弟弟瓦倫斯，一位名叫狄奧多魯斯（Theodorus）的高級文書被處死。在這次密謀中，狄奧多魯斯及其支持者舉行降神會，詢問繼任皇帝的名字。靈應牌上寫出「狄—奧—多……」。這時，他們停了下來，打開一瓶法蘭娜（Falernian，一種古老的白葡萄酒，非常昂貴）慶祝。要是他們將靈應牌上的名字寫完，就不會心存幻想，也可以避免悲慘的下場，因為瓦倫斯的繼任者叫做狄奧多西（Theodosius）。[34]

後勤和政治的有效結合就這樣使得權力在地域上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因此，軍隊、皇帝和行政官員都遷出意大利。這一過程還解釋了帝國為什麼比以往需要更多的皇帝。從行政上來講，一位皇帝要想有效控制三條主要邊界的話，安條克或君士坦丁堡都距離萊茵河太遠，特裡爾和米蘭距離帝國東部也都不近。同樣，在政治上，一個恩寵分配中心也不足以滿足所有高級將官和官僚的需求，也就不足以防止篡權。三支主要軍隊都要求分得相當比例的戰利品，每年以金幣的形式相對少量發放，皇帝重大週年紀念時則要發放得多一些（例如敘馬庫斯北上慶祝的五週年紀念）。這些軍隊的將官還喜歡伴隨皇帝左右，這樣能給他們帶來各種陞遷機會和榮譽——還有與皇帝共進晚餐的榮幸。文官也不例外。任何政權都不能把所有的恩寵只集中在一個首都，否則會有大批顯貴被排除在外。公元4世紀時，統治者們普遍認識到這種政治需求。帝國如果長期處於一位皇帝的統治之下便會陷入困境。公元4世紀晚期，狄奧多西一世常駐君士坦丁堡，出於對自己王朝的考慮（他打算讓兩個兒子最終各繼承一半帝國），拒絕任命一位公認的皇帝人選來統治帝國西部，結果引發不滿，並且使他面臨被篡位的危險。官僚和軍隊將官感覺帝國這塊蛋糕分配不均，紛紛支持這些篡位者。

羅馬在政治上和行政上的衰落並非一時所致。早在公元1世紀和2世紀，皇帝出行就已經漸趨頻繁，有時候還和另一位皇帝分權而治，共同處理問題。[35]公元161年到169年間，路奇烏斯·維魯斯（Lucius Verus）和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共同享有奧古斯都的稱號。到公元4世紀，共和時期的輝煌早已成為歷史，羅馬不再有值得一提的派別和陰謀，治理國家的過程中元老院的決策也不再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元老院此時在帝國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象徵性的，在權力的獲取和行使方面，其行為和成員的作用早已被邊緣化。個別元老依然富埒陶白，可能在政治上擔任要職。[36]但即便這樣，他們也有一個重大局限。帝國後期羅馬元老院元老的陞遷（cursus honorum，榮譽體系）只涉及文職，不涉及任何軍事指揮權。這樣就不利於元老邁出獲取皇權至關重要的一步。如前文所述，皇權往往成為將官的專利。元老院的會議記錄被轉交給皇帝審閱（皇帝當然會翻閱這些記錄……），皇帝的急件也讓元老院隨時瞭解重大事件（宣讀急件是一種榮耀，敘馬庫斯就曾有幸做過這樣的事），元老院還可以就事關元老的重大事情選派使節覲見皇帝。但是元老院並不實際參與政策的制定，而且除了決定元老院每年「自願」向帝國財政捐款的數額外，皇帝很少徵求它的意見。元老院裡有很多家財萬貫的元老，只要繳納足夠稅款，就能擔任要職。但它——作為一個團體——已不再是權力和政策鬥爭的主角。

因此，元老的地位理所當然地降低了。在公元4世紀之前，羅馬的元老〔稱為「傑出者」（clarissimi），「最傑出的」〕享有獨特地位。他們沒有在其他市政機構任職的義務，也沒有在財政和法律上享有各種特權。然而到公元4世紀，一系列變化改變了這種狀況。皇帝首先緩慢而穩步地將大批新官僚提拔為元老。起先，這還只是零星進行的，但在公元367年，瓦倫提尼安一世推行了一項重要的勳位改革，將帝國所有可能表明社會地位的文職和軍職加以匹配和結合，形成一個體系。在這個體系下，成為傑出者成了所有人的奮鬥目標。從這以後一直到公元4世紀末，傑出者群體顯著膨脹，大批官僚獲得傑出者身份。公元400年，帝國6000名最高級別的官員所從事的工作都要求任職者是在任或卸任的元老。羅馬傳統的元老家族就這樣失去了獨一無二的社會地位。更糟糕的是，新的傑出者人數眾多，使得皇帝有必要細分元老階層，建立兩個更高的等級——顯赫者（spectabiles）和光榮者（illustres）。總體而言，這兩個等級不能世襲，只能通過實際參與行政工作而獲得。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公元4世紀30年代到4世紀末，皇帝們通過各種措施，在帝國東部的新首都設立一個對等的元老院。這主要是通過提拔新人來實現，但也會調動已經住在帝國東部的原羅馬元老院元老。

公元250年至400年，貴族出身的羅馬元老院元老見證了他們所珍視的地位因一個龐大的元老階層的出現而被吞噬，目睹一個姊妹團體在君士坦丁堡緩慢而又穩健地成長。[37]

這些發展變化建立了一個對於尤里烏斯·愷撒而言已經面目全非的政治世界。表現更突出的人成為神指派的統治者，通常同至少一名和他具有同等地位的統治者一起，共同治理帝國，行使處理生活各方面事務的廣泛權力。這個帝國被一些史學家根據其職能、首都的地理位置稱為「由內而外」的帝國。帝國的官僚階層逐漸替代被非軍事化、邊緣化的羅馬元老院，成為羅馬的「新貴」。當然，這些發展還解釋了為什麼敘馬庫斯及其使團帶著冕金去覲見瓦倫提尼安一世時需要長途跋涉前往特裡爾。從愷撒時代到公元4世紀的這些變化提出另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愷撒時代的羅馬世界和公元4世紀時的大小相近，但不需要兩位皇帝來治理，也不需要大範圍的施恩以防止篡權和反叛。那麼從公元前50年到公元369年，是什麼發生了變化呢？為了找到問題的答案，我們有必要更深入地瞭解敘馬庫斯使團的目的地特裡爾——萊茵河邊界的指揮中心。

羅馬，核心所在

羅馬時期的特裡爾在建城之初只是一個小小的軍事基地，位於摩澤爾河上的一處要津，處於敵對部落特雷維裡人的中心地區。然而，公元368年年底至369年年初，敘馬庫斯及其使團抵達的這座城市已不再是一個軍營，而是萊茵河邊境一座像征著「羅馬性」（Romanitas）的興旺發達的堡壘。如果使團從西邊進入城市，他們會穿過尼格拉（Nigra）城門——黑城門（現存最完好的古羅馬時期的城門）——進城。即便被現代建築環繞，城門現在也依然宏偉壯觀。公元4世紀時，它的作用更強大。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扇厚重的吊閘，吊閘後是庭院，穿過庭院便是城門本身。城門兩側是四層樓高、帶拱廊的瞭望塔，塔上到處都是備戰的衛兵，如果有敵軍突破吊閘衝向城門，他們便會不斷地投擲矢石。這座城門得以保存下來應歸功於公元10世紀時隱居在此的一位聖徒，城門後來因此而成為一座教堂。而此後這座古羅馬時期城市的其他城牆和城門上的石頭則被人挖走用作建築石材。敘馬庫斯時代，城門所在的城牆有6000米長，3米厚，6米高，將方圓285公頃的城區包圍在其中。另一座厚重的城門高聳於摩澤爾河的一座橋上。這座橋建成以後就取代津渡，成為人們的過河方式。一枚公元4世紀在特裡爾打造的金質紀念章上印有這座橋的圖案。

城門內的城市也同樣令人歎為觀止。公元4世紀初，整個城市的東北部得以重建，作為皇帝在這個地區統治的職能中心和儀式中心。自公元4世紀10年代起，君士坦丁王朝的多任皇帝都推進了修建工作。王朝的最後一任皇帝去世後，新王朝的幾任皇帝又繼續特裡爾的建築工程。宮殿、大教堂和圓形廣場，還有皇家浴池（愷撒浴場）雄踞在城市的東北部。帝國後期，在圓形廣場上舉行了多次皇家儀式，還有地下通道連接皇宮和皇帝在圓形廣場的包廂。據史料顯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挖掘出來的大教堂底層是在公元4世紀60年代末完工的。在地面以上，依然可見浴場建築群和大體上保存完好的巴西利卡（basilica）——皇帝的覲見大廳。巴西利卡和尼格拉城門一樣，憑借成為教堂而留存到中世紀，現在仍獨自突兀地矗立在單行道上。[38]

公元4世紀時，巴西利卡的兩側是柱廊和皇宮內的私用區域，但也同樣雄偉：長67米，寬27.5米，高30米，幾乎是尼格拉城門的兩倍高。巴西利卡尤其值得我們關注，因為敘馬庫斯率領的使團正是在這裡向瓦倫提尼安一世呈獻他們從羅馬帶來的冕金的。建築的外部最初刷的是白色灰泥，其內部現在和外部一樣簡樸，但在公元4世紀時則不然。當時，地面鋪設了排列成幾何圖案的黑白地磚，地面和窗戶之間的牆面裝有大理石飾面，牆上還有擺放雕像的壁龕。使團可能是從南面的主門進入這座富麗堂皇的宏偉建築的，迎面就看到皇帝坐在大廳盡頭的後殿上。一般來講，皇帝與大殿的其他部分之間會用帷幕隔開，只能辨認出殿上顯貴們的輪廓。然而，在像進獻冕金這樣的重大禮儀場合，帷幕會被拉開。宮廷裡的文職和軍職顯要身著華麗的長袍，嚴格按照瓦倫提尼安一世幾年前明確規定的尊卑等級站立在大殿的兩側。氣氛莊嚴，令觀者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皇帝。接下來便是簡短的演說，然後任務就結束了。[39]使團獲准返回。

但是，敘馬庫斯沒有返回。在那一年剩下的時間裡，他在特裡爾及其周邊地區逗留。這樣他就有足夠的時間來觀察這座城市及其鄉村和居民。敘馬庫斯很快就意識到特裡爾是個地地道道的羅馬式城市，而且從來都是。新的皇家建築只不過是被移植到一座原本就完全羅馬式的城市。坐落在東邊摩澤爾河橋上的城門內側的是被稱為「芭芭拉浴場」（Barbarathermen）的浴池。它是帝國西部羅馬城外最大的兩座浴場建築群之一（另一座是愷撒浴場）。這座巨大的公共設施建於公元2世紀的20年代至50年代，由帶柱廊的庭院、冷溫熱三種不同溫度的浴池和健身房構成。敘馬庫斯逗留特裡爾期間，浴場依然牢固。浴場附近是由廣場、法院和市議會會堂組成的市政建築群。市政建築群是特裡爾的政治中心，雖然歷經多次修建，但是它的第一座羅馬式公共建築早在公元1世紀就已經建成。大約在同一時期，在山坡向東的浴場對面修建了一座圓形競技場，規模比現在法國阿爾勒（Arles）和尼姆（Nimes）保存下來的羅馬圓形競技場還要大。圓形競技場的西南是阿爾特巴赫（Altbachtal）神廟群，約有50座神龕，形成帝國西部最大的神龕群。除此之外，我們知道儘管目前尚未發現，城中還有一座供奉羅馬主神朱庇特的神殿。後來特裡爾還修建了一座劇院，並在公元3世紀改善供水系統，建造了一條長12公里、引自城外烏沃（Ruwer）河谷的引水渠，滿足城市噴泉和排水需要。自公元2世紀初以來，特裡爾一直是一座持續發展的地道的羅馬式城市。

經歷這種變化的不只是特裡爾而已。羅馬式城市在高盧北部也星羅棋布。不列顛、西班牙、北非、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和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也都散佈著羅馬式城市。在羅馬征服時期，地中海地區已經有大量這樣基於之前的希臘式城市而修建的羅馬式城市。有些是公元1世紀時建造的，在不列顛這樣的落後地區的則是公元2世紀時建造的。各個地區的數目各異，地中海中部以外地區則相對稀少。然而，這一變化的影響不容低估。如果愷撒的英靈向北到達敘馬庫斯使團出使的目的地，他會驚愕不已。歐洲北部在他那個時代只有少數當地部落在山上建的要塞、大量的村落和少量羅馬軍營。但現在基本上完全是一派羅馬景觀，這些城鎮成為帝國行政管理的基石。因為羅馬式城鎮不僅僅是指城鎮的核心，它還擁有並管理著依附於它的鄉村。除極少數特例之外，公元4世紀時的帝國在行政上是由眾多城市區域構成，每個城市由什長（也稱市議員，curiales）組成的市議會（curia）來治理。[40]

敘馬庫斯在瓦倫提尼安一世的宮廷逗留期間受到眾多顯貴政要的款待。他們有的在城裡有精美的羅馬式宅邸。現在在特裡爾已經挖掘出一兩幢宅邸的部分殘骸，一般是些鑲有精美鑲嵌畫的地面。他們大多在周邊的鄉村擁有豪宅。由於這些住宅沒有被埋藏在現在的特裡爾之下，人們對它們的瞭解要多一些。目前已挖掘出來的最豪華的住宅位於摩澤爾河和薩爾河（Saar）交匯處往上游80公里處的孔茨（Konz）。這幢豪宅高聳於陡峭的河岸，景色壯麗。整座建築呈長方形鋪開，以帶後殿的大殿為中心，長約100米，寬約35米。我們大可以推斷這很可能是皇帝在孔茨的避暑去處。如果敘馬庫斯有幸被邀來這裡的話，他會受到隆重的款待。

事實上，特裡爾及其周邊搭建了一大批別墅，位置極佳，沿河岸排開，多數別墅的豪華程度只是略低於孔茨的豪宅而已（大多數都不是皇室所有，是私人建築）。除正常運作的地產所應有的穀倉和貯存設施外，這些別墅都兼有在鄉下過文明的羅馬式生活所必需的公用房間和私人房間、浴室套房、會客廳、鑲嵌畫和集中供暖，再加上帶柱廊的背陰庭院、雅致的花園和噴泉；並且，在意大利之外這麼遠的地方看到這些羅馬元素也不足為奇。毫無疑問，如果不是毗鄰特裡爾，廷臣也沒有消費能力的話，這些公元4世紀時建在摩澤爾河地區的別墅就不會這麼宏偉氣派了。但是別墅在這裡也不是什麼新現象，它們在公元100年以前就已經陸續出現了，此後一直是這裡不變的特色。北方人唯一沒有效仿意大利羅馬人標準做法的是，沒有在房子的屋頂中間留出一個露天的口，用來向冷水池蓄水，這是由氣溫和降水量的不同造成的。處於皇帝管轄地區的其他新興羅馬式城鎮的周邊也和特裡爾的周邊一樣，羅馬式別墅星羅棋布。別墅密度、建造速度以及宏偉程度各不相同。不列顛的別墅較晚才開始建造〔公元1世紀中葉的菲什伯恩宮（Fishbourne）除外〕，而且發展的速度比較緩慢。200年後（在這期間，黑白幾何圖案已十分普遍），公元4世紀時彩色的鑲嵌畫才傳到英吉利海峽以北的行省。在愷撒和敘馬庫斯之間的4個世紀裡，鄉村和城鎮都遵從羅馬的標準模式，逐步發展。[41]

除建築之外，變化還波及了人。在他逗留特裡爾宮廷期間，敘馬庫斯建立了一些人脈關係，並充分加以利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可能比自己年長30歲的同行德西穆斯·馬格努斯·奧索尼烏斯（Decimius Magnus Ausonius，拉丁語語言與文學專家）。他學術造詣頗深，被瓦倫提尼安一世任命為皇儲格拉提安（Gratian）的老師。近期研究在敘馬庫斯那些平淡無奇的書信中發現了他寫給奧索尼烏斯的第一封信，信裡充滿溢美之詞。[42]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人們眼中，拉丁語掌握程度上的優勢甚至能彌補社會地位上的劣勢。奧索尼烏斯雖然被看作受過教育的羅馬精英，但是家世並沒有敘馬庫斯的家世這麼顯赫。二是在位於高盧靠近大西洋海岸波爾多（Bordeaux）大學的贊助下，奧索尼烏斯作為獨立的雄辯術老師已經名噪一時。到公元4世紀，波爾多已經成為帝國主要的高水平拉丁語教育中心之一。這不僅表明專門的拉丁語教育十分興盛，遠遠超出意大利的地域限制，而且還說明奧索尼烏斯也不是羅馬人，甚至都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具有高盧背景的行省人。[43]但是這裡我們則看到一位來自羅馬的羅馬貴族畢恭畢敬地找他，希望在拉丁語文學方面博得他的好感。此外，在寫給奧索尼烏斯的信的開場白裡，敘馬庫斯還提到自己在羅馬時的拉丁語雄辯術老師也是高盧人這一事實。

奧索尼烏斯的例子再次表明羅馬帝國已經迥然不同了。同特裡爾及其別墅群一樣，奧索尼烏斯代表了變化的普遍模式。愷撒時代當然有高盧人精通拉丁語，例如納爾榜南西斯（羅馬地中海地區的高盧行省）的高盧人。但是一位在羅馬接受訓練、具有元老身份的拉丁語專家會認為一個高盧人在拉丁傳統上比自己更勝一籌，並去向他請教，這在愷撒看來既荒唐又可笑。

帝國建立後不久，羅馬的新臣民，尤其是那些家庭富裕的人，除了自己的本族語之外，還開始掌握兩門帝國語言——帝國西部的拉丁語，再在一定程度上輔以帝國東部的希臘語。剛開始時這還十分少見，但很快拉丁語文法教師就開始在帝國的眾多城鎮執教。法國中部的歐坦（Autun）——奧索尼烏斯家族的故鄉——在公元21年就已經設立學校。一旦這些學校開始運轉，便向整個帝國提供同樣的語言和文學強化訓練。到公元4世紀，到哪兒都能從文法教師那裡獲得良好的拉丁語教育。聖帕特裡克（St. Patrick）出身於不列顛西北部一個小地主家庭，他的一些書信被留存下來。從這些書信的語言可以看出，到公元400年，即便是在帝國的那個偏遠角落，人們也能獲得良好的教育。北非在帝國的另一端，以教育傳統著稱，培育出希波（Hippo）主教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這樣受過頂級教育的後期羅馬人。維吉爾（Vergil）則超越了羅馬時期以前的所有非拉丁語作者。

接下來我們將直面帝國最根本的變化，帝國演變過程中所有其他變化——意大利以外地區的羅馬式城市和鄉村景觀的建立，以及使羅馬和羅馬元老院不再受到重視的政治共同體的擴大——的根源。拉丁語和拉丁文學之所以能在羅馬世界傳播開來，是因為最初被愷撒軍團征服的人們開始相信並接受羅馬的理念。這不僅僅是像賣一頭牛或豬給征服他們的羅馬士兵一樣（雖然事實也肯定如此），出於實際需要學一點拉丁語。接受文法教師及其提供的教育意味著接受羅馬的整個價值觀體系，認為只有這種教育才能造就培養得當並且因此高人一等的人。

在接受羅馬價值觀的同時，帝國的一些地區興建了羅馬式城鎮和別墅。在羅馬軍團到達之前，這些地區還從未出現過此類事物。特裡爾城市生活的各種模式都源自地中海地區。在新近征服的領地上還設立了羅馬老兵的定居點，以便當地部落能近距離觀察「地道的」羅馬人是怎樣過羅馬城市生活的。然而羅馬化的特裡爾有著不同的起源。我們可以從這個城市的官方名稱（現代法語稱為「特雷維斯」，Treves）猜出個大概：「奧古斯都大帝的特雷維爾城」（Augusta Treverorum）。這表明特裡爾是奧古斯都皇帝為特雷維裡部落依法建立的城市。導致科塔及其軍團覆滅的罪魁禍首英度鞠馬勒斯就是特雷維裡人。公元1世紀和2世紀時的特裡爾是由特雷維裡人自己建造的。他們想要建造自己的羅馬式城市，城中大量的碑刻可以為證，其他這種類型的羅馬式城市情況也一樣。這些城市公共建築的資金來源大多是當地捐資或捐助。原來的部落〔高盧人、不列顛人、伊比利亞人（Iberian）等〕為了表明自己已經被羅馬化，情願向意大利放債人大舉借債，資助自己的工程，有時也會使自己深陷嚴重的經濟困境之中。羅馬在特裡爾的第一個定居點可能是一個軍事要塞，但是像帝國的其他城鎮一樣，羅馬式城市特裡爾是由當地部落，而不是來自意大利的移民建造的。同樣，自公元2世紀後，由意大利羅馬人建造的別墅和由行省居民建造的別墅也很難分辨。

羅馬城鎮的典型建築——浴池、神殿、市議會會堂、圓形競技場——都具有特定功能，為特定活動專門建造。只有打算舉辦這些活動才會建造這些建築。羅馬洗浴是公眾行為，宗教崇拜涉及全體市民集體參與的宗教儀式，市議會會堂及其庭院是討論當地事務的場所，在各種意義上都是地方自治的平台。在羅馬的文明理念（源自古希臘的文明理念）中，地方自治是造就文明人類的重要手段。人們認為，如果眼光敏銳度不同的同儕只是討論當地事務，理性思維的能力就不可能提升到一定水平。[44]因此，羅馬式城鎮的建立不只是興建千篇一律的羅馬式建築群，還要依照一種特定的羅馬模式改革當地的政治生活。

西班牙地中海南海岸近海腹地的一系列驚人發現體現了這些改革的確切性質。自羅馬征服該地區之後，一些居住區也逐漸組建成羅馬式城鎮。但由於某種原因，當地居民將新憲章刻在銅牌上。1981年春天在塞維利亞（Seville）省一座名為默裡諾-德勒-波斯特羅（Molino del Postero）的小丘上發現一套銅牌，是目前最完整的一套。這批發現原本是由10塊銅牌組成，每塊銅牌高58厘米、寬90厘米，分三欄刻寫了《伊尼塔納法》（Lex Irnitana）：羅馬式城鎮伊尼（Irni）的憲章。將這套銅牌與其他地區殘存的銅牌對比便會發現，所有這些城鎮都採用羅馬制定的基本憲章，只是根據自身情況對一些細節進行了調整。這些法律十分詳盡，由不同居住區殘存下來的銅牌拼成的一套憲章譯成英文後密密麻麻寫滿了18頁。[45]市議員需要具備什麼資格，如何從中選出地方行政長官（執行官員，通常是「兩個人」，duumviri），哪些法律案件可以由當地法院處理，以及如何管理和審核財務，這些問題在法律中都有明確規定。只有市議員的人數這類細節問題才會根據居住區的規模和財富的多少有所不同。別墅這一鄉間住所的特殊形式也能說明這些改革的確切性質，其設計反映了一種典型的希臘－羅馬概念——如何在城鎮以外的地區文明地生活。[46]

地中海的價值觀還滲入行省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羅馬的宗教崇拜主張將生者與死者分開。因此，這些新興城鎮的墓地都建在城外。這一習俗很快成為城市生活新模式的一部分。與日常生活更為相關的是，隨著羅馬生活方式的被採納，羅馬人的生活習慣也逐漸向北傳播，麵包取代粥成為主食，炊具和烹飪技術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於是，被征服行省居民的生活發生了變化，各地的行省居民依照羅馬模式和價值觀體系重新改造自己的生活。羅馬擴張後的一兩個世紀裡，整個帝國已經變成地道的羅馬式的了。《小瓢蟲英國史讀本》（The Ladybird Book of British History）裡形象地描述了公元5世紀時不列顛的情況：不列顛突然脫離羅馬統治，羅馬軍團揚長而去，羅馬地名也被取而代之（在我的腦海裡就是一幅士兵撤離、路標破損的畫面）。但是這個觀點其實有誤。在帝國後期，生活在羅馬行省不列顛的羅馬人並不是來自意大利的移民，而是已經採納羅馬生活方式和隨之而來的一切事物的本地人。一些羅馬士兵的離開不會讓羅馬式的生活戛然而止。和哈德良長城與幼發拉底河之間的其他地區一樣，不列顛之所以是羅馬式的，早已不僅僅是因為它被羅馬「佔領」。

第三等級伯爵

敘馬庫斯最終在公元369年初啟程返回。他已經目睹了「羅馬性」在摩澤爾河河谷繁榮興盛的景象。這次元老院的使命已經圓滿完成，敘馬庫斯也受到皇帝和名流的熱情款待。代表自己的城市成功地完成出使任務會被當作一項榮譽記錄在個人履歷上。敘馬庫斯的履歷上就添上了這麼一筆。他回到羅馬時還獲得爵位：在他逗留特裡爾期間，瓦倫提尼安一世授予他爵位「comes ordinis tertii」，從字面理解即「第三等級伯爵」。「伯爵」（comites）是君士坦丁皇帝就皇帝隨從設立的一個頭銜。雖然有些實職也採用這個頭銜，但它主要還是一個代表皇帝恩寵的榮銜。總而言之，敘馬庫斯幹得不錯。從他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他在隨後幾年充分利用了自己在瓦倫提尼安宮中建立的人脈。認識這麼多顯貴意味著敘馬庫斯備受剛在羅馬完成高等教育、尋求推薦的年輕人追捧。這位元老總是以幫助這些年輕人為己任。

敘馬庫斯在宮中的一個重要熟人是高盧雄辯家奧索尼烏斯。他們的通信和睦友好，但留存下來的信中有一封體現了兩人的矛盾。回到羅馬後不久，敘馬庫斯便寫信給這位朋友：

您的《摩澤爾河》（Mosella）——那首使一條河流名垂千古的無上傑作——〔在羅馬〕被人們競相傳誦，很多人還將它牢記於心，但我只能默默地望著它從我身邊傳過。請告訴我，您為什麼要拒絕把這一小冊詩歌或者至少是它的一部分贈送給我？您或許認為我太無教養，無法欣賞它，或是會太不情願，不會讚賞它，所以就給我這種精神和心理上的莫大侮辱。[47]

《摩澤爾河》流傳至今，普遍被認為是奧索尼烏斯最偉大的作品。它繼承了既定的詩歌傳統，以主要河流為載體歌頌整個地區。因此，雖然摩澤爾河本身景色秀麗，但這首詩並不是描述自然美景的，而是關於人類作用於自然環境而創造的更深層次的美，是一幅社會風情畫。如前文所述，這個社會把所有真正的文明品質都看作悉心培養的產物，而不是天生的才能。在一個著名段落裡，奧索尼烏斯先是詳細描述河裡的魚，然後又刻畫了整個河谷：[48]

從山脊頂端一直到谷底，臨河的一面長滿綠籐。人們快樂地勞作，勤勞的農夫忙碌不停，一會兒在山頂上，一會兒在山坡上，一個賽一個大聲地叫喊。旅行者沿著低處的河岸行走，駁船上的水手從身邊掠過，朝著遊蕩的葡萄園丁嚷嚷著粗俗的玩笑。

特裡爾現存的羅馬雕像中有一艘雕刻精美的摩澤爾河上運輸葡萄酒的駁船，船上水手和酒桶一應俱全。

接下來奧索尼烏斯描述了摩澤爾河兩岸雅致的別墅群：

何須讚揚茵茵草地旁的庭院，或是不計其數的柱子支撐著的整潔屋頂？何須讚揚河畔的浴池？……但是如果一個陌生人從庫邁（Cumae）來到這裡，他會以為埃維亞島（Euboean）的巴亞（Baiae）賦予了這片地區其快樂的縮影：它優雅，精美，魅力超凡，給人們帶來無窮無盡的快樂。

庫邁和以溫泉著稱的巴亞是那不勒斯灣（Bay of Naples）羅馬富人和名流的水療勝地，都是公元前8世紀來自埃維亞島的希臘殖民者建立的。因此奧索尼烏斯是在強調在文明的羅馬鄉間生活方面，摩澤爾河可以和帝國最好的地區媲美。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據奧索尼烏斯所述，特裡爾周邊的鄉間生活沒有沾染上——從羅馬的角度來說——自我放縱這一典型的希臘惡習。

我們結束鄉村之行後，便來到了特裡爾城裡：

我必須提到你那安詳的農民、技巧嫻熟的律師和為被告進行有力辯護的大律師；從他們中間，市議會選出自己的領導者，甚至一整個元老院；我還要提到那些在學校以善辯知名、名聲不愧於古人昆體良的教育者。

昆體良（Quintilian，大概活躍於公元35—95年）是聞名遐邇的律師，系統化了雄辯術的一些規則，界定了敘馬庫斯和奧索尼烏斯所接受的精英式拉丁語。[49]當然，奧索尼烏斯給我們描述的是特裡爾富有基本的羅馬品質：受過教育的談吐和品行、依法治國以及地方自治（這些品質被廣泛採納是我們所審視的變革的核心）。簡而言之，從農業、鄉村和區域首府來看，摩澤爾河地區已經完全按照正確的羅馬方式文明化了。

我們不知道奧索尼烏斯拒絕贈給敘馬庫斯《摩澤爾河》詩稿的確切原因，但是我可以斗膽猜測一下。在萊茵河邊境逗留期間，敘馬庫斯在皇帝和廷臣面前發表過一些按既定套路準備的演說。其中有三篇的部分片段在他現存的一個講稿抄本（已損壞）裡保存下來。這些片段展示了敘馬庫斯心目中羅馬城是如何看待萊茵河邊境的，非常有意思。

他在第一篇演說中總結道：「西塞羅說，如果您對文學感興趣，您就去希臘而不是利比亞（Libya）學習希臘文學；去羅馬而不是西西里學習拉丁文學。」或者更概括地說：「將帝國東部留給您戰無不勝的弟弟〔瓦倫斯〕，您〔瓦倫提尼安一世〕迅速啟程前往尚未歸順且半野蠻的萊茵河沿岸……您回歸了軍事建國的舊模式。」

對敘馬庫斯而言，羅馬是羅馬文明（濃縮為拉丁語言）的核心，「半野蠻的」邊疆行省應該不惜一切代價捍衛它。不難想像瓦倫提尼安一世的廷臣們是如何看待這個自命不凡的年輕元老的，他一路北上來給他們說教，告訴他們在繼承羅馬的「羅馬性」方面他們幹得不錯。因此，我懷疑奧索尼烏斯不給敘馬庫斯《摩澤爾河》的詩稿是想刻意回擊他在「邊境」時的態度。特裡爾及其周邊地區並不像敘馬庫斯認為的那樣處於「半野蠻」狀態，而是享有真正的羅馬文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奧索尼烏斯將摩澤爾河河畔的別墅比作巴亞度假勝地的別墅。敘馬庫斯在信裡經常談到他在巴亞自家別墅裡逍遙自在的生活。[50]敘馬庫斯百般讚揚巴亞的美，肯定讓特裡爾當地的居民不勝其煩。他啟程返回羅馬後，如果奧索尼烏斯真是拿他尋開心的話，這首詩可能還指責敘馬庫斯本人和其他很可能不時出現在他談話中的羅馬顯貴沾染了自我放縱的希臘惡習。

難怪奧索尼烏斯沒有給敘馬庫斯他的詩稿了。他徹底打擊了敘馬庫斯。而敘馬庫斯最終得到一份詩稿時，他所能做出的反應也只是嘲諷一下魚的數目而已：

要不是我知道您從不撒謊，我才不會相信您所說的那些關於摩澤爾河河源的美好事情：即便是在詩裡……但是，儘管我經常在您家用餐，對您家的食物讚歎不已……我也從沒見過您所描述的那些魚。[51]

撇開魚的問題不談，奧索尼烏斯的《摩澤爾河》贏得了特雷維裡人讀者的普遍喜愛，並很快獲得應有的回報。敘馬庫斯的伯爵頭銜使他暫時比奧索尼烏斯地位要高（15—0）。但是不管怎樣，「第三等級伯爵」聽起來讓人不屑一顧，這不僅僅是與字面翻譯有關。寫完《摩澤爾河》後不久，奧索尼烏斯被晉陞為伯爵和財務官。財務官是皇帝的法務官員，屬於第一等級伯爵（奧索尼烏斯，30—15）。接下來，公元375年11月瓦倫提尼安一世去世，奧索尼烏斯的學生格拉提安成為皇帝，奧索尼烏斯家族由於裙帶關係平步青雲，其程度令人無法想像。奧索尼烏斯本人成為高盧禁衛軍長官（首席大臣），之後又成為高盧、意大利、阿非利加禁衛軍長官（這種組合非比尋常）。與此同時，他的兒子擔任高盧的聯合首席大臣，之後又擔任意大利的首席大臣；他的父親——當時大約90歲——擔任巴爾幹西部地區（伊利裡亞）的首席大臣；他的女婿擔任馬其頓的副首席大臣，他的侄子成為皇家財政主管（奧索尼烏斯贏得了局點、盤點、賽點、冠軍點）。[52]統治權如此這般地集中在奧索尼烏斯家族手中，這在公元371年是難以預見的。但是《摩澤爾河》的巧妙主旨足以讓敘馬庫斯相信，他想要表達的任何諷刺都需要收斂一下。他的抱怨信最終變成對這首詩的讚揚，而且他隨後又寫了許多更友好的書信。對敘馬庫斯而言，奧索尼烏斯大有利用價值，是十分重要的關係，他不會因為幾條魚而跟自己過不去。[53]

於是，敘馬庫斯的這次元老院使命和之後的通信往來為我們展示了自尤里烏斯·愷撒以來的400年間從根本上改造了羅馬世界的變化。各地都積極採納羅馬的價值觀，行省居民都變成地道的羅馬人。這才是帝國作為一個歷史現象真正的天才之處。被羅馬軍團征服後，歸順的當地居民開始建造羅馬城鎮和別墅，在自己的居住區裡過著羅馬人的生活。這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事情，但也發生在歷時450年帝國歷史的相對早期——在兩到四代人的時間裡。值得強調的是，新臣民整個地接受了拉丁語所宣稱的優點。在被統治區域，不光是一些家財萬貫的富人去大都會的教育機構上學，就好比現在的印度王子去伊頓（Eton）公學，或是亞洲和南美的精英去哈佛（Harvard）或麻省理工學院（MIT），而且行省也紛紛效仿，設立完全一樣的機構。以奧索尼烏斯為例，最終這些行省的老師都成為足以指導大都會人的專家了。

這些發展令人瞠目結舌，改變了羅馬人的定義。一旦同樣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體繫在哈德良長城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廣闊疆域上大致均衡地確立下來，這一大片區域上的居民就成為正式的羅馬人。「羅馬人」不再是一個地理稱謂，而完全是一個任何人都可能獲得的文化身份。隨之而來的是帝國成功道路上最重大的一個結果：剛獲得羅馬身份的羅馬人必將要求參與政治，分享這個泱泱大國所帶來的權力和利益。早在公元69年，高盧就發生了一次大叛亂，其中部分原因就在於這種日益加強的新身份感。叛亂被鎮壓，但是到公元4世紀，權力的平衡已經發生變化。在特裡爾，敘馬庫斯明確無誤地看到「人類的佼佼者」不僅僅是指羅馬的元老院，而是整個羅馬帝國中有教養的羅馬人。

第二章

蠻族人

公元15年，日耳曼尼庫斯·愷撒〔Germanicus Caesar，時任皇帝提比略（Tiberius）的侄子〕的軍隊來到位於特裡爾東北部300公里處的條頓堡森林（Teutoburg Forest）。6年前在這裡進行的那次戰役是古典時期最著名的戰役之一，P.昆克蒂利烏斯·瓦魯斯（P. Quinctilius Varus）率領的3個羅馬軍團再加上輔助部隊共約2萬人全軍覆沒。

他們看到的場景和想像中的一樣可怕。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瓦魯斯的營地，規模巨大，指揮部清晰可見，足以證明整支軍隊在搭建營地時所付出的辛勤勞動。接下來可以看到部分損毀的低矮防護牆和很淺的壕溝，那些可憐的殘兵當年就在這裡奮力抵抗。空地上，白骨橫陳，有些地方屍骨遍佈，有些地方則堆積成堆，顯然是當時有人試圖逃脫，有人聚集起來奮勇抗敵。地上還散落著殘矛斷劍和馬匹的殘骸，樹幹上懸掛著人頭。附近樹林裡還擺放著日耳曼人殺戮羅馬「軍團長官」和「高級軍官」的古怪祭壇。這次災難的倖存者有些是從戰場上逃出，有些是被俘後逃出。他們指出這裡是軍團長官戰死的地方，那裡是軍團鷹旗被奪的地方。他們還指認出瓦魯斯首次受傷和他最後自殺的場所。他們講述了……戰俘的行刑台和填埋坑。[1]

在現在德國北部埃姆河（River Ems）和威悉河（River Weser）之間生活著一支小部落——切魯西人（Cherusci）。這次大屠殺是該部落的首領阿米尼烏斯（Arminius）率領的日耳曼同盟軍所為。15世紀和16世紀時，一些敘述這次慘敗的古羅馬史料被發現，並在拉丁語學者間廣泛傳閱。自此，阿米尼烏斯，德語作「赫爾曼」（Hermann，「戰士」），成為日耳曼民族的象徵。1676年到1910年間，產生了67部歌頌他豐功偉績的傑出歌劇。19世紀時，在現在的條頓堡森林中的小城代特莫爾德（Detmold）附近豎立了赫爾曼紀念銅像。銅像於1841年奠基，1875年落成。銅像落成4年前，俾斯麥（Bismarck）打敗法國，統一歐洲中北部大部分德語地區，普魯士王成為德意志皇帝。赫爾曼銅像高28米，基座高度相當，豎立在海拔400米的山頂之上。整尊銅像雄偉氣派，時刻提醒著人們德意志的統一是一次偉大勝利，可以與古羅馬時期阿米尼烏斯聯合日耳曼部落大敗羅馬軍隊的壯舉匹敵。

赫爾曼紀念銅像的選址其實有誤。17世紀時，人們開始猜測那次古代戰役的戰場所在地，便用「條頓堡森林」這一名稱命名代特莫爾德周邊的森林地帶。考古發現表明一部分戰役實際發生在代特莫爾德以北約70公里處。德國北部位於奧斯納布呂克（Osnabruck）城外的濱海平原被維恩山（Wiehengebirge）環繞。自1987年以來，在山的北部一片長約6公里、寬約4.5公里的區域發現大量羅馬錢幣和各種軍事裝備。這片區域被稱為「卡爾克裡澤-尼維德低地」（KalkrieseNiewedde）。低地南邊是海拔100米的卡爾克裡澤冰山（Kalkriese Berg），在古代這裡樹木繁茂。冰山北麓是一片狹長的沙土地帶，最窄處只能容4個人並排通過。低地北邊是泥炭沼。公元9年，阿米尼烏斯假裝以羅馬利益為重，獲得瓦魯斯的信任，派遣當地嚮導帶領羅馬軍隊自東向西沿著這片狹長地帶行進。羅馬軍隊深陷埋伏，南面是樹木繁茂的山坡，北面是泥炭沼。據史料記載，戰鬥持續了四天。起先，羅馬軍隊雖然損失慘重，但依然保持隊列，繼續朝著安全區域行進。然而，到第四天時，形勢已經變得明朗，羅馬軍隊走投無路，難逃死劫。在這種情況下，瓦魯斯下命允許殘餘的士兵見機行事。他不願被俘便自殺了。只有極少數士兵倖存下來。[2]

這次慘敗讓人想起科塔及其軍團所遭受的那次失利，只是更慘烈一些。63年前，科塔的軍隊也是被人出賣，陷入同樣的絕境。然而，從長遠來看其結果卻不相同。厄勃隆尼斯人和特雷維裡人最終被制伏，進而學習拉丁語，穿著托加袍，並建造自治城鎮。但阿米尼烏斯領導的切魯西人沒有走上這條路。在帝國後期，萊茵河和易北河之間的區域仍在帝國統治範圍之外，其物質文化也沒有流露出任何羅馬文明的特徵。歐洲的這條古老界線現在依然清晰可見，它仍是由拉丁語演變而成的羅曼（Romance）語族和日耳曼語族的分界線。從表面上看，這還解釋了為什麼公元5世紀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繼之而起的王國在本質上是一群日耳曼武裝部落。在羅馬向外擴張時期，由於當地居民竭力反抗，萊茵河以東的日耳曼尼亞沒有被羅馬軍團吞併。4個多世紀後，他們總算出了一口氣，最終摧毀羅馬帝國。這顯然是19世紀德國民族主義者的論調。這一觀點在學術界備受爭議，同時也為更多人所瞭解。有關日耳曼首領經典巨著的作者費利克斯·達恩（Felix Dahn）還創作了一部著名小說《羅馬之戰》（Ein Kampf um Rom/War against Rome）。該小說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多次再版。[3]

然而奇怪的是，如果隨便問一個公元4世紀的羅馬人，帝國安全受到的主要威脅是什麼，他會毫不遲疑地回答說是東部的波斯。這樣回答也在情理之中，因為公元300年前後波斯給羅馬秩序帶來的威脅遠遠大於日耳曼尼亞帶來的威脅，而且不管怎樣，在其他邊界也沒有任何真正的威脅。[4]仔細研讀史料，尤其是根據達恩當時還沒有的考古證據，我們發現公元1世紀初羅馬軍團止步萊茵河和多瑙河，沒能進攻日耳曼民族是另有其因，還瞭解到帝國後期羅馬人更關注波斯人而不是日耳曼人的原因。

日耳曼尼亞和羅馬擴張的界限

公元1世紀時，日耳曼部落控制了羅馬兩河邊界以外歐洲中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區。羅馬人稱之為「日耳曼」（The Germani）的部落遍佈西起萊茵河（被羅馬征服前曾是歐洲日耳曼人和凱爾特人的大致分界線）、東至維斯瓦河（River Vistula）、南達多瑙河、北抵北海（North Seas）和波羅的海（Baltic Seas）的廣袤地區。除了匈牙利大平原上伊朗語族的薩爾馬提亞（Sarmatian）遊牧民和喀爾巴阡山（Carpathians）一帶的達契亞人（Dacian）之外，羅馬的所有近鄰都是日耳曼人：從萊茵河河口阿米尼烏斯領導的切魯西人及其聯盟部落，到控制多瑙河河口大部分地區的巴斯塔奈人（Bastarnae）（地圖2）。這樣看來，公元1世紀時的日耳曼尼亞遠遠大於現在的德國。

我們很難重構這大片領土上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也無法再現其政治體制和思想體系。主要問題在於在羅馬時期，歐洲的日耳曼社會基本上都不具備讀寫能力。雖然我們可以從希臘和羅馬作者那裡獲得各種信息，但這樣做有兩大弊端：其一，羅馬作者主要關注的是日耳曼社會可能給邊境帶來的安全隱患或實際威脅。因此，多數時候我們讀到的是關於帝國和一個或者多個日耳曼近鄰之間關係的敘述。這些信息彼此不相關聯，很少提到遠離邊界的部落，也沒有涉及日耳曼社會的內部運作機制。其二，所有這些信息都有所歪曲，因為在羅馬人眼中日耳曼人都是蠻族人。蠻族人就得按照一定方式行事，體現一些特定的負面特性。羅馬作者在寫作時都不遺餘力地按照這一模式來描述日耳曼人。

日耳曼世界沒有留下什麼史料來糾正這些羅馬作者的誤解、疏漏和偏見。但在羅馬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日耳曼部落出於占卜的目的確實使用過如尼文（runes）。我們也發現了少量使用文字的個案，但日耳曼尼亞沒有留下詳細描述其生活的一手資料。所以對於日耳曼民族而言，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我們無從得知，只能依靠羅馬史料提供的信息來大致猜測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重構社會制度等問題時，我們現在能做的通常就是審視公元5世紀後期和6世紀時日耳曼王國留傳下來的文字史料——尤其是法律資料，然後再試圖推測更早時期的相關內容。日耳曼尼亞橫亙萊茵河和克里米亞之間，包含了多種地理景觀和經濟模式，所以我們還有必要考慮對一個部落的研究發現是否也適用於其他部落。因此，羅馬史料帶有偏見的陳述和日耳曼尼亞更晚時期的文字史料都不完全可信。二者都道出了實情，但是都需要我們誠實對待，清楚地認識到它們的內在局限性。

考古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缺少同時代日耳曼一手史料的不足，使我們能接觸到同時代日耳曼人手工製品的遺物和日耳曼遺跡。這對我們來說無比有利。但是日耳曼考古學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它作為一門學科興起於19世紀後期赫爾曼紀念銅像建造之時。當時民族主義席捲歐洲的大部分地區，人們普遍認為「國家」或「民族」在遙遠的過去是人類群體運作的基本單位，現在也仍然應該是這樣。民族主義大多也是由他們強烈的天生優越感而激發的。日耳曼民族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分裂成眾多小政治實體，但是通過俾斯麥等人的努力，德意志實現統一，古代的正常秩序得以成功恢復。在這種文化環境下，日耳曼考古學就只有一項工作可做：研究日耳曼人的歷史根源和他們的定居地。這種研究的第一個重要擁護者古斯塔夫·科西納（Gustav Kossinna）注意到，當時從墓地發掘出越來越多的手工製品可以根據樣式和墓葬禮俗進行分類，並提出一類手工製品和禮俗的地理分佈代表特定古代民族的分佈這一著名論斷。[5]

當時，人們圍繞國家概念產生了宗教般的狂熱，政客們動輒利用對古代民族分佈的發現作為現在領土擴張的依據。1919年，科西納和他的波蘭學生弗拉基米爾·哥斯卓澤斯基（Vladimir Kostrewszki）對同一古代遺跡有不同的界定，兩人在凡爾賽（Versailles）就重新劃定德國和波蘭邊界一事產生分歧。納粹時期，事態進一步惡化。有關古日耳曼尼亞的各種高調論斷成為德國向波蘭和烏克蘭提出領土要求的依據和理由。同樣，古日耳曼民族的種族優越感直接導致他們對斯拉夫戰俘的殘暴行徑。然而，在過去近60年間，日耳曼考古學已經重新定位，大大推進了我們對日耳曼部落社會和經濟長期發展的認識。消除闡釋文獻時的民族主義臆想後，羅馬時期日耳曼尼亞的歷史便可以以一種嶄新而良好的方式重寫了。

日耳曼考古學重新定位後的第一個收穫是重新認識相似遺跡的樣式。科西納曾認為可以用這些樣式來界定古代「民族」的領地。雖然就政治意義而言，古日耳曼尼亞顯然是由日耳曼部落統治，但是人們漸漸發現，這片廣袤土地上的人口並不完全是由日耳曼人構成。民族主義盛行時期，只要在一處地方發現貌似古日耳曼民族的遺跡，這個地方便被認定是屬於古日耳曼人的定居地。然而，對河流名稱的分析表明，在歐洲北部凱爾特人定居地和日耳曼人定居地之間還曾居住著一群講印歐語的人。這些人早在羅馬人踏入這個地區之前就處於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的統治之下。我們對他們一無所知。古日耳曼尼亞的大片領地也是日耳曼人自波羅的海腹地向西、南、東週期性擴張的結果。他們早期爭奪領地的戰爭中有些影響較大，被載入古希臘史料，還有一些發生在羅馬崛起之後，更為人熟知。但這種擴張並沒有消滅當地的非日耳曼人。因此把日耳曼尼亞看作日耳曼人統治下的歐洲這一點至關重要。羅馬時期，在日耳曼尼亞，越往南、往東，日耳曼人在形形色色部落中的政治主導地位就越明顯。

羅馬時期日耳曼尼亞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它完全缺乏政治統一性。從地圖2〔基於塔西佗（Tacitus）的地名索引〕可以看出，日耳曼尼亞群雄割據，由50多個小社會政治單位構成。它們中有些因為特定原因以各種方式短暫聯合。如前文所述，阿米尼烏斯於公元9年召集諸多部落大敗瓦魯斯。此前半個世紀以前，尤里烏斯·愷撒也遇到過一位能力超凡、執政時間比他略長的日耳曼首領：蘇比人（Suebi）的首領阿里奧維斯圖斯（Ariovistus）。到公元前71年，阿里奧維斯圖斯已經在高盧的東部邊緣確立堅實的權力基礎，還一度被羅馬人當作「朋友」。公元前58年，愷撒最終挑起戰爭，在阿爾薩斯（Alsace）擊潰阿里奧維斯圖斯的軍隊。一次重大失利就足以拆散日耳曼人的聯盟。在阿米尼烏斯時代，還有一位統領波希米亞（Bohemia）地區各部落聯盟的日耳曼傑出首領——馬羅博杜斯（Maroboduus）。據塔西佗記載，一些日耳曼部落屬於教派組織，他還具體提到女先知魏勒妲（Veleda）[1]曾一度獲得相當的勢力。但是，教派組織也好，女先知也好，一時傑出的首領也好，都不代表日耳曼朝著統一邁出了重大步伐。[6]

羅馬的勢力向萊茵河以東推進時，日耳曼部落之間發生衝突的概率和他們與羅馬發生衝突的概率不相上下，衝突的結局可能和條頓堡森林戰役的結局一樣殘酷。這些部落之間沒有明顯的文化差異，他們的不同主要在於政治身份各異。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政治身份來爭奪對最富饒土地和其他經濟資產的控制權。例如，公元1世紀後期，卜茹克特累人（Bructeri）周邊的部落聯合起來向他們發動戰爭，並邀請羅馬觀戰。據說有6萬人被殺。據塔西佗的《編年史》（Annals）記載，赫門杜裡人（Hermenduri）和卡蒂人（Chatti）之間也進行了殊死決戰，最終導致失去土地、顛沛流離的阿姆普斯法裡人（Ampsivarii）的滅亡：「他們長期流浪，先是被當作客人對待，接下來變成乞丐，後來又成為敵人。最後，他們的戰鬥人員被徹底消滅，婦孺被當作戰利品處置。」[7]

很顯然，19世紀時人們對古日耳曼民族的想像遠遠偏離實際。暫時的聯盟和異常強大的部落首領可能會一時將一兩個或幾個小部落聯合起來，但是公元1世紀時的日耳曼人還沒有能力形成持續統一的政治議程，並付諸實踐。

為什麼羅馬沒有像兼併凱爾特人統治的地區那樣整個吞併這個四分五裂的日耳曼世界呢？人們往往把羅馬軍團停止向歐洲北部推進的原因歸於阿米尼烏斯的全面勝利。但是，同公元前54年薩比努斯和科塔指揮的軍團被徹底擊潰一樣，這次瓦魯斯軍隊的慘敗只是一次偶然事件，羅馬人會伺機報復。他們對阿米尼烏斯統領的切魯西人又發動了一次大規模戰役，其間日耳曼尼庫斯於公元15年來到條頓堡森林憑弔。在這一過程中，另一支羅馬軍隊遭到阿米尼烏斯手下的伏擊。但這次的結果不一樣了。雖然暫時陷入窘困，羅馬人最終將敵人引入陷阱，其結果可想而知：「日耳曼人潰不成軍。由於被此前的勝利沖昏頭腦，他們在這次失利中任人宰割。阿米尼烏斯得以逃脫，毫髮未損。〔但〕對士兵的殺戮一直持續到天黑羅馬人的怒氣消退。」[8]和尤里烏斯·愷撒時代在高盧的眾多凱爾特首領一樣，切魯西人的第二首領塞格斯特斯（Segestes）看到自己的領地併入羅馬帝國將帶來巨大的利益，便協助羅馬人攻打阿米尼烏斯。在抗擊羅馬的時候，即便是切魯西部落內部都不能團結一致，更別提所有日耳曼部落了。條頓堡森林戰役並沒有使羅馬軍團突然停止向北擴張。公元16年，羅馬取得更多勝利。三年後，阿米尼烏斯被自己部落的另一派系殺害。他的兒子也只能寄生於拉文納。阿米尼烏斯僥倖取得一次巨大勝利，但這並不是公元1世紀羅馬軍團在日耳曼尼亞附近停止繼續向北擴張的根本原因。

羅馬很可能是出於後勤的考慮才把歐洲的邊界設在兩條河流附近的。河流為向駐紮在邊境的部隊輸送給養提供了便利。在帝國初期，一個約5000人的羅馬軍團每天需要7500公斤糧食和450公斤草料，即每月需要225噸糧食和13.5噸草料。[9]這一時期的羅馬軍團大多駐紮在邊境及附近地區。經濟開始發展之前，如果完全依靠當地資源，大多數邊境地區是無法滿足軍團需求的。將西部的邊界設在萊茵河，而不是歐洲西部或中部其他南北走向的河流——這樣的河流有很多，例如易北河（River Elbe）——還有另外一個優勢：給養經由多瑙河和（通過短暫的陸上運輸後）摩澤爾河可以從地中海地區由水路直接運送到萊茵河，不需要經過更湍急的河流。

羅馬擴張的動機和前羅馬時期歐洲各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這兩者共同作用，是萊茵河最終成為帝國邊界的真正原因。推動羅馬向外擴張的因素包括共和時期尤里烏斯·愷撒等貴族寡頭之間的權力鬥爭和帝國初期皇帝博取榮耀的野心。地中海地區仍有無數尚未征服的富庶地區等待他們逐個征服時，擴張作為在羅馬獲得政治權力的途徑，其勢頭已然不可遏制。這些地區一旦被吞併，便源源不斷地向羅馬提供稅收，還能使組織攻佔它們的軍團長官一舉成名。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富庶的地區都已經被羅馬征服了。到帝國初期，羅馬開始吞併一些相對貧困的地區，這些地區所帶來的實際收益不足以抵消征戰的成本。古代文獻強調對不列顛的擴張尤其如此，羅馬征服不列顛僅僅是因為克勞狄烏斯皇帝想要獲得榮耀。[10]考慮到羅馬以外的歐洲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確定羅馬向北擴張的界線就顯得尤為重要。

羅馬最終在兩種主要物質文化的過渡地區停止擴張：拉坦諾文化（La Tene）和亞斯多夫文化（Jastorf）（地圖2）。這兩種文化在生活上存在一些重大差異。除了村落之外，拉坦諾文化地區在被羅馬征服之前就已經形成較大的定居地，有些被界定為城鎮〔拉丁語為「oppida」——由此它還常被稱為「奧必達文化」（Oppida culture）〕。有些拉坦諾地區使用錢幣，一部分人還具備讀寫能力。根據愷撒在《高盧戰記》中的敘述，在他征服的一些拉坦諾部落中，尤其是高盧西南部的埃杜維（Aedui）部落，盛行著複雜的政治和宗教制度。這一切都有賴於他們的經濟，生產出足夠的富餘糧食來供養那些不用從事基本農業生產的武士階層、祭司階層和工匠階層。相比之下，亞斯多夫文化地區則更強調畜牧業，糧食生產沒有多少富餘，僅夠勉強維持生活。這些地區的人既不使用錢幣，也不具備讀寫能力，到公元紀年開始時也沒有建立大的定居點——甚至連村落都沒有。遺跡中也沒有證據證明這些地區存在任何形式的專門經濟活動。

科西納的論斷盛行時期，文化區域和「民族」聯繫在一起，傳統上將拉坦諾文化和亞斯多夫文化分別等同於凱爾特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但是這種簡單的等同做法並不可行。有相似考古發現的地區體現了物質文化的樣式，而物質文化是可以習得的。人們隨身攜帶的武器、器皿和配飾並不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東西。雖然拉坦諾文化樣式和亞斯多夫文化樣式最初分別是在凱爾特部落和某些日耳曼部落中形成的，但是並沒有金科玉律規定日耳曼部落不能採用拉坦諾的物質文化元素。到羅馬勢力推進到阿爾卑斯山以北時，一些位於凱爾特人居住地邊緣的日耳曼部落，尤其是萊茵河河口附近的日耳曼部落，已經逐步形成了更符合拉坦諾規範而不是亞斯多夫規範的文化。

因此，羅馬的擴張不是止步於兩個民族的分界線上，而是在歐洲社會經濟結構的主要分界線附近。實際情況是，更先進的拉坦諾文化的大部分地區被併入帝國，而亞斯多夫文化的大部分地區則被排除在外。

這驗證了一個更普遍的做法。同我們在中國看到的一樣，以農耕為基礎的帝國普遍傾向於將邊界設在半農耕半畜牧的過渡地區。這些地區的經濟生產能力本身不足以供養帝國的軍隊。領土擴張的理念和統治者追求榮耀的野心會推動軍隊繼續擴張。但由於征服新領土會遇到各種困難，以及從這片領土上可獲得的財富相對較少，繼續擴張便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雙速歐洲」（A two-speed Europe）不是一個新現象，羅馬人也同樣意識到歐洲各地區發展水平有差異。奧古斯都的繼任者提比略看出日耳曼尼亞不值得去征服。這些部落散佈在歐洲森林繁茂的地區，他完全可以將他們各個消滅。但從戰略上講，亞斯多夫地區遠比人口集中、秩序井然的拉坦諾城鎮要難統治得多。正是由於萊茵河－摩澤爾河軸心所帶來的後勤便利和對征服亞斯多夫文化地區成本效益的計算才使得羅馬軍團停止繼續擴張的步伐。日耳曼尼亞作為一個整體在政治上過於分裂，不會對已征服的富庶地區構成重大威脅。這樣看來，既然19世紀的德國民族主義者誤解了赫爾曼的真正意義，那麼赫爾曼紀念銅像選址錯誤也就不足為奇了。將日耳曼人置於帝國之外的不是他們的軍事實力，而是他們的貧窮。[11]

到公元1世紀中葉，羅馬的防線大體定在萊茵河和多瑙河沿線。除了一些微調，這條防線300年後依然是羅馬的邊界。這樣設置防線的結果意義深遠。無論是亞斯多夫還是拉坦諾地區，兩河邊界以西、以南的歐洲人都走上了羅馬化的道路：學習拉丁語，穿著托加袍，建設城鎮，最終還改信基督教。邊界以北、以東的歐洲地區仍處於日耳曼人的統治之下，它置身局外，靜觀鄰近部落被羅馬化，自己自始至終沒有成為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從羅馬的角度而言，日耳曼尼亞仍然是尚未羅馬化的蠻族人的家園。波斯人也同樣被看作東方尚未羅馬化的蠻族人。然而，這群蠻族人卻對帝國構成了完全不同級別的威脅。

波斯和公元3世紀的危機

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以北7公里處的洛斯達姆（Rustam）埋葬著著名的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Persian）的國王大流士（Darius）和他的兒子薛西斯（Xerxes）。公元前490年和前480年，他們在馬拉松戰役（Marathon）和薩拉米斯戰役（Salamis）中被雅典人及其同盟打敗。1936年在這裡還發現了後來的一位波斯國王用三種語言刻在一座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火神廟牆上的豪言壯語：

我，崇拜馬茲達（Mazda）的神聖沙普爾（Shapur），諸王之王……眾神的後裔，崇拜馬茲達的神聖阿爾達希爾（Ardashir）之子，諸王之王……我初立為王，羅馬帝國的戈爾迪安皇帝〔Gordian，公元238—244年在位〕……集結一支軍隊……朝我方進軍。雙方在亞述（Assyria）位於馬西切（Meshike）的邊界展開大戰。戈爾迪安皇帝被殺，羅馬軍隊也被殲滅。羅馬人宣佈菲利浦（Philip）為皇帝。菲利浦皇帝派使節前來請求休戰，支付50萬第納爾作為賠償以換取他們的性命，並且每年都向我們繳納歲幣……羅馬皇帝再次撒謊，並且干涉亞美尼亞（Armenia）內政。我們向羅馬帝國發動進攻，在巴巴利索（Barbalissos）消滅羅馬軍隊6萬人。我們焚燒、破壞並摧毀敘利亞及其北部的國家和平原。在〔我們發動的〕戰役中……37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被征服。在第三次交鋒時……瓦勒良（Valerian）皇帝率領7萬大軍向我們直撲而來……瓦勒良皇帝和我們在卡萊（Carrhae）和埃德薩（Edessa）展開激烈戰鬥。我們親手俘虜了瓦勒良和其他軍隊指揮……我們在這次戰鬥中還征服了……36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

這段文字節選自《神聖的沙普爾功業錄》（Res Gestae Divi Saporis/The Acts of the Divine Shapur），概括了始於公元3世紀改變羅馬帝國的戰略變革。[12]

到目前為止，在東部領兵與羅馬抗衡的是帕提亞（Parthian）的安息王朝（Arsacid）。該王朝最初建於公元前250年。安息人統治的世界和歐洲北部日耳曼人居住的森林地區截然不同。安息王朝發源於帕提亞，公元前3世紀時其疆土開始擴張到近東更廣闊的區域，很快控制幼發拉底河至印度河之間的領土。安息王朝人種眾多，居住地類型多樣，但美索不達米亞很快成為王朝的腹地。值得注意的是，和日耳曼尼亞不同，這一地區經歷了幾個偉大帝國的起落沉浮，尤其是居魯士（Cyrus）、大流士和薛西斯統治下的阿契美尼德帝國（Achaemenid Empire）。他們不僅統治近東，還統治了埃及、土耳其西部和新月沃土，甚至還差點吞併希臘。

共和時期後期，羅馬的勢力開始往東滲透到這一帶。帕提亞的安息人在和羅馬帝國的最初幾次交鋒中獲得勝利，最著名的一次是在公元前53年大敗克拉蘇（Crassus）軍隊、俘殺克拉蘇父子的那次戰役。但是到公元2世紀，安息王朝組織戰爭對羅馬進行實質性抵抗的能力已經削弱，幾任羅馬皇帝在波斯前線相繼取得重大勝利。其中最後一次勝利發生在公元2世紀90年代，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Septimius Severus）在奧斯若恩（Osrhoene）和美索不達米亞設立兩個新的行省，由此又將邊界向南、向東推進了。塞維魯的勝利使帕提亞人的統治陷入危機。王朝內部為爭奪統治權而發生內訌，一些邊遠地區也擺脫其宗主權。早在公元205年至206年，地方權貴中最重要的薩珊（Sasan）在印度洋附近的法爾斯（Fars）行省發動叛亂。薩珊死後，沙普爾的父親、薩珊王朝（Sasanian dynasty）的真正建立者阿爾達希爾一世（Ardashir I，公元224—240年在位）繼續領導叛亂。公元224年和225年，阿爾達希爾一世打敗兩位安息統治者，在其他脫離安息統治的地方權貴中確立其統治地位。公元226年9月，他在波斯波利斯加冕為「諸王之王」。[13]

《神聖的沙普爾功業錄》表明薩珊王朝的崛起不僅僅是現代伊拉克和伊朗歷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公元2世紀在幾任羅馬皇帝的手下連吃敗仗是安息霸權瓦解的根本原因，薩珊人很快就能有效地扭轉當時的權力平衡。這一過程始於阿爾達希爾一世。公元237年至240年間，他首次入侵羅馬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奪取卡萊、尼西比斯（Nisibis）和哈特拉（Hatra）（地圖3）。作為回擊，羅馬在阿爾達希爾一世的兒子沙普爾一世（公元240—272年在位）統治的最初20年裡發動三次大反攻，其結果和沙普爾的銘文記錄的一樣。羅馬軍隊遭受三次慘敗，兩位皇帝被殺，還有一位皇帝——瓦勒良——被俘。沙普爾進而給瓦勒良戴上鐐銬，讓他隨軍跟從，以示自己的偉大。這一形象被刻在比沙普爾（Bishapur）的浮雕上留存下來。瓦勒良死後，沙普爾還讓人剝下他的皮，染上色，做成一件永久性戰利品。公元3世紀稍晚一些時候，羅馬的另一位皇帝努梅裡安（Numerianus）也被俘獲，但隨即便被殺死：「他們剝下他的皮做成皮囊，塗上沒藥〔防腐〕，並把它作為一件無比華麗的物品保存下來。」[14]史料並沒有顯示這是否也是瓦勒良的命運，也沒有說明它是被擺放在地上還是牆上。

沒有什麼比這更能代表新的世界秩序了。薩珊人的崛起摧毀了當時羅馬在東部約一個世紀的霸權。儘管羅馬在公元3世紀中葉竭盡全力，但薩珊這個新興的超級波斯王朝還是不會立即消失，因此羅馬的整體戰略形勢突然惡化，勢不可逆。和之前的安息人相比，薩珊人更有效地集中了美索不達米亞和伊朗高原的資源。他們將邊遠的藩屬國更全面地整合成一個單一的政治結構，利用羅馬戰俘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這些水利工程最終使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居住地面積和種植面積增長了50％。如果說這一增長不是始於阿爾達希爾一世，那麼也肯定是在他兒子沙普爾執政時開始的。由此帶來的稅收增長由迅速成長的官僚機構協調，用來維持一支至少是半職業化的軍隊。在與羅馬的抗衡中，沙普爾不僅想要收復伊朗和伊拉克，還想奪回埃及、新月沃土和土耳其西部。他收復原來阿契美尼德帝國所有領土的計劃並非癡心妄想。[15]

此前，羅馬在所有邊境地區都處於支配地位。帝國的對手可能會在當地取得一些勝利，但帝國只要調動現有資源便能輕易扭轉敗局。現在，一個超級對手崛起，在戰略上給帝國帶來巨大衝擊，不光在東部邊境地區產生重大反響（如沙普爾關於洗劫和俘獲的記錄所述），還對整個帝國造成深遠影響。羅馬不光要面對東部邊境更強大的敵人，還需要維護其他幾條邊界線的安全。要想做到這些，羅馬必須大大加強其軍事力量。到公元4世紀，羅馬的武裝力量經過重大重組，規模變得十分龐大。

如第一章所述，帝國初期的羅馬軍隊由軍團和輔助部隊組成。羅馬軍團只招募羅馬公民，每個軍團都是一支由5000多人構成的遠征軍；輔助部隊包括步兵大隊和騎兵隊，招募非羅馬公民。到公元4世紀時，羅馬軍團被劃分為更多更小的分隊。此前，500人的大隊通常都是脫離軍團主體，各自獨立行事，新分隊的劃分在一定程度上將羅馬的這種實際做法變成一種正式行為。此外，分隊類別也進行了重組。帝國後期的軍隊不再由軍團和輔助部隊組成，而是分成邊界的常駐軍（limitanei）和聚集在三條主要邊界的地方野戰軍（comitatenses）：萊茵河邊界、多瑙河邊界和東部邊界。野戰軍裝備更齊全，薪水更高。但常駐軍也同樣難以對付，並不像通常刻畫的那樣只是兼營農業的士兵。

在具體戰役中，他們通常協助野戰軍作戰。從分隊層面而言，分工也更專業：弓騎兵團（sagitarii）、重裝投射兵團（ballistiarii）和鐵甲騎兵團（clibanarii）。總體而言，當初愷撒依靠的基本上完全是軍團步兵，而現在則更強調騎兵。帝國直接效仿打敗戈爾迪安、菲利浦和瓦勒良的波斯敵人，發展重裝騎兵。儘管如此，就人數而言，帝國後期的軍隊，尤其是野戰軍，依然以步兵為主。步兵不受草料供給的限制，並且能一邊遠行軍一邊有效作戰，因此就戰略而言實際上行動更自如。

帝國後期的軍隊規模現在仍備受爭議。我們很清楚公元3世紀初薩珊王朝崛起之前塞維魯王朝軍隊的紙面實力。羅馬軍隊由30個軍團（每個軍團5000多人）和數量相當的輔助部隊組成，總共約30萬士兵。但是，儘管我們從《羅馬帝國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參見本書第五章）中可以獲得公元400年前後相當完整的分隊列表，我們也無法以類似的方式計算出帝國後期軍隊的整體規模，因為重組後各種分隊類別的理論實力顯然各不相同，而且我們也不確定有些分隊的具體規模。因此，爭論轉向了史料記載的士兵總數的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64.5萬人；另一種說法特別指出是帝國東部戴克裡先皇帝（Diocletian，公元284—305年在位）時代的389704人，再加上艦隊45562人，共435266人。兩種說法都存在問題。第一種說法出自史學家阿伽提亞斯（Agathias，寫作時期處於公元6世紀70年代初）的一段文字。阿伽提亞斯將帝國後期64.5萬人的軍隊和當時15萬人的軍隊進行對比，以此來批評時任皇帝。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完全有可能誇大以前的數字。「435266」這個數字似乎更可信一些，因為首先它比較精確，其次歷史背景也無可爭辯。只是它也出自一位公元6世紀而不是公元4世紀的作者之手，文章寫於戴克裡先死後200多年。這就不盡如人意了。我們還知道戴克裡先統治結束後，重大的軍事重組仍在繼續，到君士坦丁時代，野戰軍和常駐軍的劃分已經正式確立。那麼，即便我們相信這個數字準確無誤，我們也完全有理由認為羅馬軍隊後來仍在繼續擴充。因此史學家估計士兵總人數在40萬到60萬之間。即便這個估值再少一些也能表明從公元3世紀初到4世紀中葉，30萬強的羅馬軍隊規模增加了至少三分之一，而且很有可能比這還多得多。[16]

在我看來，大幅擴軍這一事實毋庸置疑，因為不光戰略形勢發生了演變——羅馬如今在東部面臨超級對手，而且在公元3世紀末和4世紀初，帝國還經歷了重大財政調整。一直以來，軍費都是帝國最大的財政支出。據保守估計，軍隊規模即便是增加三分之一，也意味著羅馬政府徵收的稅收總量要大幅增加。要是讓一個現代國家將其最大的預算項目增加33％或更多，那些官僚很快就會愁白了頭。為了應對薩珊王朝的崛起，帝國不得不徹底改變其財政模式。這同波斯威脅的規模和帝國後期擴充軍隊的做法完全相符。羅馬應對公元3世紀的危機所採取的措施通常被認為是戴克裡先皇帝所為。但是，雖然他在執政時期完成並推動很多實質性改革，這些變化大多是一個長期過程，不是一人所為。軍隊的重組和擴充當然也是這樣，與之相應的財政改革也不例外。

公元3世紀危機剛一爆發，皇帝們最先採取的財政措施是將所有已有的稅收都納入中央政府的旗下管理。首先，大約是在公元3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中央政府沒收長期實行的城市稅收——捐資、通行費和地方稅收。城市官員必須繼續籌集資金，管理捐資，但是這些收入不再用於地方開銷。現在的史學家和研究者通常把這一變革歸咎於戴克裡先，但同時代的史學家雖然有很多對他的財政改革有所不滿，在敘述中卻都沒有提及任何反對的意見。這是應對財政危機可能採取的措施中最簡單的一條，因此也很可能是最先採用的措施之一。這些資金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公元4世紀時，皇帝們有時候還將一部分錢款退還給各城市，以拉攏地方。[17]

然而，這些收入仍不夠支付重組後軍隊的所有開銷。公元3世紀後期，皇帝們繼而採用另外兩個策略：其一，他們將貨幣貶值，降低軍隊通常用以支付軍餉的第納爾的含銀量。例如，加裡恩努斯（Gallienus，公元253—268年在位）時代的第納爾實質上已經是銅幣，含銀量不到5％。這一策略的結果是錢幣發行量增加，但不可避免地導致大規模的通貨膨脹。戴克裡先在公元301年頒布的限價敕令將一個單位的小麥價格定在多達100個新貶值的第納爾，而在公元2世紀，一個單位的小麥價格約是半個第納爾。我們通過對比史料發現，商人大概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才能意識到新幣貶值，從而提高價格。因此每一次貨幣貶值都為窘迫的皇帝們贏得短暫的喘息機會。但貨幣貶值和價格限定都不是長久之計，因為商人們會乾脆把商品拿到黑市上去賣。長遠來看，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通過徵稅來攫取更大比例的帝國財富——帝國生產總值。帝國在公元3世紀深陷危機時也推行了這一辦法。在資金緊缺的時候，皇帝們以糧食的形式大量徵稅。這樣雖然避開了貨幣貶值帶來的問題，但由於徵稅的項目變化無常而極不得人心。最後，戴克裡先全面規範了就經濟產品固定徵收的新稅——軍糧稅（annona militaris）。[18]

由此，公元3世紀時在東部突然出現的波斯強國促使羅馬帝國進行大規模調整。帝國為了減輕威脅所採取的措施雖然沒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這種調整最終還是實現了既定目標。到公元3世紀末，羅馬基本上控制了戰略形勢：供養足夠的軍隊來維持東方前線的安定。公元298年，戴克裡先時代的共治皇帝伽列裡烏斯（Galerius）取得對波斯的一次重大勝利。自此，羅馬幾乎都有效地抵擋住了波斯帝國的威脅。公元4世紀時，羅馬雖然又吃了幾次敗仗，偶爾還傷亡慘重，但也獲得過一些勝利。總體而言，新的軍事機構在維護東方前線安定方面起到了作用。此時，波斯不再像沙普爾入侵敘利亞時那樣發動具有嚴重破壞性的戰爭，而主要是階段性地圍攻重重設防的羅馬要塞。像公元359年的阿米達（Amida）要塞一樣，一些要塞偶爾也會淪陷，但從規模上而言，這種失利遠不能和公元3世紀的慘敗相提並論。雖然當時的戰略形勢已經不可逆轉，但是為了應對來自波斯的更大威脅，帝國已經合理擴充軍事和財政結構。[19]

然而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羅馬為實現這種狀態付出了巨大努力。沒收城市稅收和改革整個稅制並不是一件易事。自薩珊王朝嶄露頭角以來，羅馬耗費50多年時間才整頓好自己的財政。這還要求大規模擴充中央政府部門來實行監管。如第一章所述，自公元250年起，帝國官僚機構的高級職位明顯增加。因此，軍事和財政的調整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權力在地理上不再集中在羅馬和意大利。這在公元2世紀初就已經初現端倪，羅馬應對波斯崛起所採取的措施大大加速了這一過程。雖然公元2世紀時就已經出現多位皇帝共同執政的情況，但到公元3世紀，出於政治和行政的需要，多位皇帝共同執政的現象在後期羅馬帝國已經非常普遍。

自公元3世紀30年代起，由於皇帝們不得不到東部去應對波斯人，帝國西部，尤其是萊茵河邊境地區，便看不到皇帝的身影，結果很多軍官和行政官員都得不到皇帝的恩寵。這在高層中引發了持久而嚴峻的政治動盪。公元235年亞歷山大·塞維魯（Alexander Severus）皇帝被殺。在此後被稱為「軍事無政府狀態」的50年間，羅馬帝國的統治權幾經易手，先後有不少於20位合法皇帝和一群篡位者掌權，人均執政時間不到兩年半。這麼頻繁地更換皇帝真實地反映了帝國潛在的結構問題。此時，不論皇帝關注帝國的哪個地區，其他地區都會有一批軍隊指揮官和官僚心懷不滿，滋生篡位的想法。從這個角度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高盧帝國」。公元259年瓦勒良被波斯人俘虜，萊茵河邊境的文職官員和軍官在一群軍團長官的領導下建立自己的政權，統治高盧近30年。這個政權只是在確保高盧的這些人也能分得一塊帝國大蛋糕，它依然屬於羅馬，並不是一個分裂政權。[20]

帝國的兩個最危險的近鄰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給它的發展帶來深遠影響。日耳曼人好戰，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經濟發展水平普遍都相對較低，給帝國的擴張築起一道屏障，屏障之外無利可圖，沒有再繼續擴張的必要。因此，羅馬在歐洲的邊界大體上設在萊茵河和多瑙河附近。居住在近東的波斯人也同樣好戰，有過更強的政治合作史，經濟上也能供養更多各行各業的人。薩珊王朝在這一地區催生了一個超級強國。它的崛起迫使羅馬帝國全面審視自己。軍隊、稅制、官僚和政治：一切都得適應新形勢以迎接波斯的挑戰。帝國唯一沒有改變的是它的世界觀和它對所有這些「蠻族」的定位。

蠻族和羅馬秩序

公元370年夏，一群撒克遜入侵者乘船偷偷從易北河駛出，沿歐洲大陸北海岸向西行駛。他們避開羅馬的防線，最後在法國北部〔可能是塞納河（Seine）以西的某個地方〕登陸。羅馬很快集結足夠兵力，迫使他們和談。據公元4世紀羅馬史學家阿米安·馬塞林記載：[21]

既然看上去對帝國有利，經過變化多端的持久討論後，我們達成停戰協議。根據協議規定，撒克遜人將能服兵役的年輕男子交給我們做人質後才允許離開，順利返回他們的居住地。

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和談時，羅馬在撒克遜人和他們的戰船之間秘密部署了重裝騎兵和步兵：

羅馬士兵更加英勇地從四面包圍撒克遜人，然後抽出戰劍將他們一一殺死；沒有一個撒克遜人能回到他們的老巢，沒有一個能倖免一死。

阿米安繼續寫道：

雖然一些公正的法官會譴責這次行動背信棄義，惡毒可憎，但是仔細考慮之後，他們便會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殲滅一夥有害的強盜也沒有什麼不合理的。

對阿米安而言，在對付蠻族的時候，搞兩面派也不是什麼問題。

羅馬人仍然以觀看處死蠻族人為樂。羅馬各地的圓形競技場都親歷了角鬥士格鬥和別出心裁的行刑等各種暴力行為。據估計，僅在羅馬競技場就有多達20萬人死於暴力。在帝國的每一個主要城市都有類似的競技場，只是規模要小一些。觀看處死蠻族人是羅馬人的一種標準娛樂方式。公元306年，為了慶祝平定萊茵河邊境，君士坦丁皇帝讓人在特裡爾的競技場將俘獲的兩個法蘭克族日耳曼首領——阿斯卡裡克（Ascaricus）和梅洛蓋斯（Merogaisus）——餵了野獸，並派人把這個消息散佈到帝國的其他地方。[22]即便沒有蠻族首領可供消遣，羅馬人也總能找到一些替代品。公元383年，我們的老朋友敘馬庫斯已經是羅馬的首都行政長官，他在寫給皇帝瓦倫提尼安二世的信中提到羅馬觀眾大飽眼福，觀看了角鬥士屠殺伊朗語族的薩爾馬提亞士兵。敘馬庫斯的評論值得注意：

聽說您的戰果豐碩，但親眼見到後，我們就更加深信不疑了……當這些戰果被大聲宣讀出來時，我們驚詫萬分，而現在我們已經親眼看到這些戰果：一隊戰俘身戴鐐銬……排成一列。他們那曾經凶煞的面孔如今已經嚇得慘白，十分可悲。一個曾經令我們畏懼的人現在〔成了〕我們取樂的對象。他那訓練有素、用來揮動古怪兵器的雙手現在也不敢迎擊角鬥士了。願您輕而易舉地獲得更多的勝利……讓我們勇敢的士兵俘獲〔蠻族〕俘虜，在城裡的競技場裡把他們幹掉。[23]

對於敘馬庫斯而言，這些蠻族人的死意味著文明的羅馬秩序將繼續戰勝混亂的蠻族力量。

對善於言辭的羅馬人而言，他們在競技場裡堂而皇之地表達對蠻族人的憎惡，這不僅僅是因為蠻族人是他們的敵人。大約在撒克遜人在羅馬的西北防線被伏擊的同時，作為御用演說家兼哲學家的德密斯修正站在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前為瓦倫斯皇帝的政策辯護。演說中有一段評論尤其能說明問題：「我們每個人心中都存在一支蠻族部落，盛氣凌人，難以駕馭——我指的是我們的暴躁脾氣和那些永無止境的慾望。它們和理性相對立，就如同斯基泰人（Scythians）及日耳曼人和羅馬人勢不兩立一樣。」[24]

羅馬人在他們的宇宙觀裡對蠻族人有清晰的定位。他們主張人類是由智慧理性的靈魂和肉體這兩種元素組成。宇宙中存在比人類高等的生物，雖然它們被賦予不同的力量，但是它們都具有一個共同特徵，即完全由靈魂構成。比人類低等的是動物，完全由肉體構成。人類獨一無二，結合了靈魂和肉體，由此就得出羅馬人的理性觀。對於羅馬精英這樣完全理性的人而言，理性的靈魂支配肉體。而對於蠻族人這樣較低等的人而言，肉體支配靈魂。簡而言之，蠻族人與羅馬人正好相反，他們嗜好酒、性和世俗的財富。

蠻族人在其他方面也表現出非理性的一面。只要看看一個人對機遇的反應，便不難判斷這個人是羅馬人還是蠻族人。如果意外走點小運，蠻族人便會以為自己已經征服天下。但同樣，輕微的挫折也會讓他深陷絕望，悲歎自己的命運。羅馬人會算計各種可能性，策劃合理的方案，在任何情況下都照計劃行事。而不幸的蠻族人卻被偶然事件左右。整體而言，蠻族社會也比羅馬社會低等。在他們的世界裡，權力代表正確，力量代表勝利。由此，蠻族人就是羅馬人自我形象裡那個至關重要的「他者」：一個低等社會，其失敗突顯了帝國統治的優越性和合法性。事實上，羅馬政權認為自己不僅僅是比邊界對面的那些政權要稍好一些——而是要完全好得多，因為它的社會秩序是由神規定的。這種理念不光讓羅馬的貴族階層自我感覺良好，還是帝國運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儘管帝國為了應對公元3世紀的危機增加各種稅收，但公元4世紀時，由於統治者頻繁提及蠻族人造成的威脅，人民基本上都還願意納稅。[25]

雖然這一策略奏效了，但是將邊界對面的鄰近部落塑造成羅馬秩序的對立面，同時還利用他們作為自己徵稅的借口，這樣做是有代價的。蠻族人的形象使帝國以外的所有人都成為一種威脅，被定義為蒙昧社會的低等人。這一態度意味著：其一，羅馬人和其他人的衝突應該是一種正常關係；其二，不管羅馬帝國想要做什麼，它都應該成功。神的庇佑難道不是指在與不受神眷顧的人對抗時永遠不敗嗎？皇帝的至高美德就是勝利——通常以神授予桂冠的畫面形式呈現在錢幣上。如果時任皇帝沒能取得勝利，那便意味著他不稱職。[26]

因此，皇家御用演說家的任務是調整邊境戰事的敘事角度，維護皇帝戰無不勝的形象。例如，公元363年，尤里安皇帝率領軍隊進行了一次軍事大冒險，穿過波斯領土500公里，直達首都泰西封（Ctesiphon）附近。波斯的「諸王之王」沙普爾任由他繼續深入，然後突然布下陷阱。羅馬士兵不得不邊戰邊朝羅馬撤退。6月底，尤里安在一次小衝突中戰死，羅馬軍隊陷入絕境。他們距離羅馬邊界還有250公里，且糧食告急，但由於波斯人的反覆襲擊，每天只能撤退約5公里。尤里安的繼任者約維安在這次戰役中被選為皇帝。約維安別無他法，只能和波斯講和，以屈辱條件換取和平。羅馬軍隊可以撤離，但必須把尼西比斯和辛格拉（Sangara）兩座主要城市、多個戰略據點和五個邊境行省割讓給波斯（地圖3）。由於羅馬人民迫切期望勝利，約維安無法承認這次戰爭失敗，尤其是在統治初期神的認可還不是特別明顯的時候。他發行的錢幣圖案聲稱與波斯締結和約是一次勝利，德密斯修也被推選出來去不斷強調這一點。這位御用演說家顯然很為難。他能想到的最可信的說辭是這樣的：「波斯人一得知聲明便放下武器，表示他們和羅馬人一樣願意選〔約維安為皇帝〕，很快對這個他們從前並不畏懼的人也警惕起來。」接著他又根據公元前522年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諸王之王」大流士的著名故事說了一句顯然有些荒謬的諧語，說波斯人通過馬的嘶鳴聲來選取他們的統治者。

德密斯修已經盡力了，但是沒有人相信他的說法。到公元364年1月，約維安已經面臨東部城市的抗議，控訴他向波斯投降。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德密斯修在元老院發表了至少45分鐘的演說，其中大約只用了1分鐘談論波斯問題，然後他就巧妙地轉向對約維安更有利的事情。[27]在這次戰役中，約維安的決策和人民對勝利的期待相悖。不久，德密斯修就可以承認這一點了。公元364年2月，約維安去世。這年年末，德密斯修為繼任者瓦倫斯發表了第一次演說。他抓住約維安僅當權8個月就早逝這一事實來證明他的統治沒有得到神的認可。這樣就可以圓滿地解釋被波斯打敗一事，羅馬也保全了因神的庇佑而永遠不敗的自我形象。[28]

如前文所述，即便是與波斯作戰，這樣慘疼的失敗在當時也比較罕見。整體而言，羅馬在歐洲的邊境地區仍佔有軍事優勢。偶爾來個善意的謊言，羅馬通常還是能夠滿足人民對勝利的期待，一時的失敗也不會影響羅馬人對自我和蠻族的定位。邊界對面的蠻族在羅馬秩序裡沒有一席之地，羅馬不負眾望，正不斷地殲滅他們。激烈衝突確實是羅馬在各邊界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元素，但不管是在萊茵河邊界及多瑙河邊界，還是在東部邊界，現實都比「他們和我們」這一簡單觀點所暗示的要複雜得多。

要想更詳細地探討這一現實，我們可以聚焦羅馬位於多瑙河下游的一段邊界。這段邊界一邊是羅馬的色雷斯教區，另一邊是公元4世紀時日耳曼語族的哥特人統治的喀爾巴阡山和黑海之間的地區。

色雷斯：最後的邊界

公元369年，敘馬庫斯率領使團向皇帝瓦倫提尼安一世進獻冕金（參見本書第一章）。同年，在多瑙河中游臨近諾維奧杜努姆（Noviodunum）要塞處進行了一次首腦會談。瓦倫提尼安一世的弟弟、統治帝國東部的瓦倫斯皇帝乘坐御船駛離多瑙河南岸。在河的北岸，他和阿塔納裡克（Athanaric）會面。阿塔納裡克是緊鄰邊界的瑟文吉（Tervingi）部落——日耳曼語族的哥特人——的首領。他和瓦倫斯交戰近三年時間。這一次，我們終於有了第一目擊者的描述。德密斯修為君士坦丁堡元老院記錄了事情的經過。他以元老院派到皇帝身邊的使團團長的身份出席了會談。據德密斯修記載，瓦倫斯使敵人完全迷惑了：[29]

瓦倫斯比蠻族人的首領要聰明得多，讓蠻族人對他們的首領完全喪失信心。他〔在船上〕的口水仗比〔之前三年的〕武力交鋒更有力。儘管如此，他把對手打敗後，又將他扶起，朝著迷惑不解的對手伸出手，在眾人面前和他結為朋友……〔阿塔納裡克〕心滿意足地離開了，但心情矛盾：他自信滿滿，同時也畏懼擔憂，對他的臣民既蔑視又警惕，因協議中的不利條款而心情沮喪，又因有利條款而興高采烈。

阿塔納裡克的追隨者的情況也很糟糕：

〔他們〕不勝枚舉，馴服順從，成群地沿河散開……我環顧河的兩岸，〔看到羅馬這邊的河岸〕閃爍著士兵秩序井然的身影，他們平靜而又自豪；河的對岸卻到處是亂作一團、跪地求饒的烏合之眾。

根據德密斯修的記載，阿塔納裡克和他帶領的哥特人就這樣完美地扮演了蠻族人的角色。德密斯修提到的和平協議的具體內容完全印證了瓦倫斯的統治地位。他終止一直以來賞給哥特人的歲賜，將邊境貿易限制在兩個指定的貿易中心，並且啟動一個建築防禦工事的項目，以確保哥特入侵者無法再造成任何麻煩。瓦倫斯出色地滿足了人民對羅馬統治低等的蠻族人的期望。

但是仔細研究便會發現，德密斯修的故事不大合乎情理。雙方的戰爭不是瓦倫斯首先發動的，而是由阿塔納裡克挑起。公元364年至365年，羅馬情報表明哥特人已經開始不受管束。瓦倫斯派遣援軍前往多瑙河前線。公元365年，前任皇帝尤里安的叔叔普羅科匹厄斯（Procopius）賄賂援軍，拉開他篡位的序幕。阿塔納裡克向這位意欲篡權的普羅科匹厄斯派遣了一支3000人的哥特軍隊。如果哥特人像德密斯修所記載的那樣滿足於以錢財換取和平的話，那麼阿塔納裡克為什麼還要採取這種挑釁行為呢？雖然持續交戰三年，瓦倫斯也沒能在戰場上實際打敗哥特人。公元367年和369年，瓦倫斯的軍隊在哥特人的領地上恣意洗劫。他們的行動只是在公元368年，由於阿爾卑斯山和喀爾巴阡山的冬雪提前融化而受到牽制。多瑙河氾濫，羅馬士兵無法將通常用來運送重型裝備到河對岸的浮橋串聯起來。阿塔納裡克採取撤退的戰略，才免於被困。等到締結和約時，哥特人已經深陷困境，糧食緊缺，但他們並沒有像30年前君士坦丁時代那樣被逼得無條件投降。既然羅馬人並沒有像德密斯修描述的那樣對哥特人取得決定性勝利，那麼公元369年締結的和約條款比公元332年的還要苛刻，這就顯得有些蹊蹺了。

德密斯修在演說裡「忘了」提及一個關鍵信息。瓦倫斯在同哥特人作戰時，波斯前線的局勢惡化。與約維安締結和約後，波斯「諸王之王」沙普爾在美索不達米亞收復大片地區。他現在又將注意力轉向高加索（Caucasia）。公元367年至368年，他罷黜羅馬同盟國亞美尼亞（Armenia）和格魯吉亞（Georgia）東部的統治者後，任命了新的統治者。對於瓦倫斯來說，保衛波斯前線遠比逼迫哥特人徹底投降要重要得多。所以這個新威脅迫使他從巴爾幹半島抽調兵力，將他們派往東邊。但是瓦倫斯已經動員了多瑙河的軍隊，納稅人正期盼他獲勝，而且他還要報復哥特人支持普羅科匹厄斯篡位。就這樣，戰爭一直持續到公元369年。但當全面勝利再次變得渺然無望時，他只能做出讓步，與哥特人言和。瓦倫斯和阿塔納裡克的會面確實達成了妥協。這一點毋庸置疑。德密斯修特別提到哥特人「因有利〔條款〕而興高采烈」。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會談的地點也同樣說明瓦倫斯做出了妥協。通常羅馬皇帝會打著軍旗在蠻族人的領地上得意揚揚地遊行，並就地逼迫蠻族首領歸順他們。公元4世紀的史料僅記載了兩次水上首腦會談，另一次是在萊茵河。同樣，羅馬皇帝（瓦倫提尼安一世）需要確保一方防線的安全，以便處理另一防線的問題，最終也是讓步言和。[30]

現在要說服元老院把與哥特人達成的和議看作一種勝利，德密斯修需要做的就顯而易見了。他把終止賞給哥特人的歲賜說成是羅馬政府的一大收益。事實上，這只是一個小便宜而已。羅馬政府幾個世紀以來一直都用歲賜來籠絡藩屬王。我們可以稱之為「外援」。德密斯修並沒有提及羅馬的巨大損失，即取消了在和波斯作戰時要求哥特軍隊支援的權利。德密斯修特別能巧言善辯。元老們腦海中浮現出一幅哥特人投誠、瓦倫斯在和談時無所不能的生動場景。據同時代兩個史料的敘述，議和是這次戰爭的合理結果。由此看來，這位演說家的精彩演說似乎奏效了。瓦倫斯成功地保全了面子。[31]

然而，對於我們的研究來說，德密斯修的障眼法背後潛藏的問題雖然鮮為人知，但十分重要。由於羅馬史料裡沒有記載阿塔納裡克締結和約的確切目的，我們無法得知他的所有想法。但是他顯然不是羅馬理念裡那個簡單地代表「他者」的標準蠻族人。30年來，他和他領導的瑟文吉部落一直接受羅馬的歲賜，但是為了避免替帝國作戰，他們願意放棄這些歲賜，選擇在開放邊界進行貿易的特權。這些開放邊界是根據之前與君士坦丁締結的和約設立的。考古證據顯示這些特權確實存在，而且歸哥特人所有。公元4世紀的哥特遺址上到處都是羅馬雙耳細頸陶罐的碎片，其中大多數是破碎的葡萄酒罐。（到公元6世紀，「biberunt ut Gothi」——「喝得像個哥特人」——這一說法已經家喻戶曉。）儘管如此，阿塔納裡克還是有明確的規劃，要讓瑟文吉脫離羅馬的統治。他能夠召集支持這一立場的哥特人，運用精明的策略達到目的。起先，他準備和帝國直接對抗。但普羅科匹厄斯篡位的計劃給他提供了干預羅馬內政的機會，他轉而又選擇這條途徑——也許是希望普羅科匹厄斯成功後會主動給予哥特人他們從瓦倫斯那裡可能要用武力才能得到的東西。

在這一點上，現實與羅馬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馳。儘管無可否認，阿塔納裡克只是一個次要盟友而已，但普羅科匹厄斯的篡權是一個羅馬人與蠻族人結盟去對抗另一個羅馬人。阿塔納裡克也不是一個漫無目的、決心只是掠奪周邊領土的蠻族人。相反，他已經運用各種手段重新協商君士坦丁於公元4世紀30年代徹底擊敗瑟文吉後強加給他們的義務和特權。君士坦丁還採用慣用的外交手段——扣押人質，試圖讓瑟文吉部落的統治家族謹記羅馬文明的好處。依照和約，瑟文吉部落向君士坦丁堡上交人質，其中就有時任首領的兒子。如果違反和約，被扣押的人質可能會被處死，而且也確實有過人質被處死的例子。但是，一般來說，人質是用來讓蠻族的下一代掌權人明白與羅馬對抗毫無意義，他們最好欣然接受帝國的統治。這種人質策略有時會奏效。但是這一次沒能成功。交到君士坦丁堡當人質的瑟文吉部落的小首領是阿塔納裡克的父親。雖然羅馬在元老院後面給他立了雕像，但是也沒有贏得他的支持。（或許他們應該把雕像立在元老院的前面。）他最終傳位給兒子阿塔納裡克時，絕對禁止他踏上羅馬的領土。阿塔納裡克繼續努力，盡力推動瑟文吉部落從羅馬獨立出來。[32]他和瓦倫斯的會談是在船上進行的。這一點間接承認哥特人對多瑙河對面的土地享有主權。新和約的後果是阿塔納裡克可以隨意迫害信仰基督教的哥特教徒。我們不久將看到，之前的皇帝在哥特人中大力推行基督教。因此現實和理念再一次背道而馳。阿塔納裡克不是一個低水平的蠻族人，而是一個有清晰規劃、重新協商他和羅馬帝國關係的藩屬王。

小狼

如果說德密斯修歪曲事實的演說部分還原了阿塔納裡克的真實一面，那麼下面將提到的兩個抄本則讓我們更直接地瞭解公元4世紀的哥特世界。一個是《銀色聖經抄本》（Codex Argenteus）。這件從古典時期保留至今的珍寶現在存放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Uppsala University Library），是一冊「四福音書」哥特譯文的豪華抄本。這個抄本公元6世紀時在意大利成書，最初共有336頁，保存在烏普薩拉的只有187頁。1970年在德國西南部施派爾（Speyer）大教堂存放聖骨的地方又發現一頁，當時人們興奮不已。經文是用金色和銀色墨水寫在染成紫色的上乘羊皮紙上的——這些羊皮紙是用初生羊羔（甚至還沒有出生的羊羔）的皮製成。墨水、染色和羊皮紙都表明這是一本極其昂貴的書，由具有最高地位的人委託抄寫。這個人很可能是公元6世紀意大利東哥特王國的國王狄奧多里克大帝（Theoderic the Amal）。另一冊抄本沒有這麼豪華，非常簡樸，破損嚴重，但也同樣有其非凡之處，是公元5世紀的抄本，通常被稱為《拉丁文巴黎本8907》（Parisinus Latinus 8907）。該抄本主要包括公元381年的阿奎萊亞公會議（Council of Aquileia）的記錄和米蘭的安布羅斯主教（Bishop Ambrose）的名作《論信仰》（Bishop Ambrose/On the Faith）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安布羅斯主教堅決擁護的教義後來成為基督教的正統。在這次大公會議上，安布羅斯主教擊敗對手，其中有一個是拉提亞里亞（Ratiaria）的帕拉迪烏斯主教（Bishop Palladius）。他在《論信仰》的頁邊上寫下關於阿奎萊亞公會議的評論。除了這個破損的抄本，該評論沒有在其他地方出現過。評論中有一封杜羅斯托魯姆的奧森丟主教（Auxentius of Durostorum）寫的信。這封信和《銀色聖經抄本》都體現了阿塔納裡克的一個地位卑微的臣服民的非凡成就。此人就是烏爾菲拉（Ulfilas），哥特人的「小狼」（Little Wolf of the Goths）。[33]

烏爾菲拉生於公元4世紀初，是生活在瑟文吉部落的羅馬俘虜的後代。他們是在公元3世紀後期隨大批俘虜一起被哥特人擄走。當時哥特人從俄羅斯南部經黑海向小亞細亞的羅馬人發動海上進攻。烏爾菲拉的家人從卡帕多西亞（Cappadocia）的帕納薩斯（Parnassus）附近一個叫做薩達哥爾提那（Sadagolthina）的小村莊〔位於現在土耳其中部塔圖湖（Lake Tattu）的北岸〕被擄走。他的名字是「小狼」的意思，很明顯是哥特語，表明這些俘虜在語言上已經適應新環境，但他們也繼續使用自己的語言。除了哥特語之外，烏爾菲拉還能用拉丁語和希臘語讀寫，其中他可能最喜歡希臘語。他的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說明了當時羅馬俘虜的生活狀況。他們很可能形成一個有相當自治權的農耕團體，需要向掌管他們的哥特人繳納大部分生產品，但除此之外基本上就可以聽任自便了。烏爾菲拉就在這樣一個多語言的環境下長大成人，成為一名初級牧師，在這群流亡者的教會裡擔任誦經員。古典時期後期其他蠻族人的領地上也存在這樣的臣服民群體。他們中有些經過幾代後還保留與蠻族的差異感。就烏爾菲拉而言，當時帝國正忙於推行基督教，這個第二代非自願移民相對默默無聞的生活將被瑟文吉碰巧是離羅馬邊界最近的哥特人這一事實徹底改變。

公元4世紀40年代初，君士坦提烏斯二世決定增加阿塔納裡克的父親等人質的籌碼。當然，如果沒有他父親君士坦丁於公元4世紀30年代在瑟文吉部落確立的軍事統治，君士坦提烏斯二世也無法以他即將採取的方式來顯示自己的政治力量。為了表示他篤信基督教，君士坦提烏斯二世策劃了一系列行動。其中一項便是要改善處於異教徒統治的基督徒的命運。於是，公元341年，他將已在俘虜群體中脫穎而出的烏爾菲拉召回君士坦丁堡，任命他為「哥特人之地基督徒」的主教。隨後，烏爾菲拉回到多瑙河以北，在接下來的七年時間裡，為他的教徒服務，樂此不疲。但是公元347年年底至348年年初，麻煩出現了。烏爾菲拉發現自己深陷哥特人和羅馬人的外交危機之中，和大批信仰基督教的哥特人一起被瑟文吉統治者逐出哥特人的領地。史學家猜測，他可能向俘虜群體以外的哥特人傳播了教義，但也可能是由當時的政治環境造成的。到公元348年，由於羅馬和波斯之間最近一個回合的交鋒，君士坦提烏斯二世打算從瑟文吉部落再抽調一支軍隊，停止推廣基督教的行動也許是他為此需要付出的代價。儘管如此，君士坦提烏斯二世還是去了多瑙河迎接烏爾菲拉，「彷彿他就是摩西（Moses）本人」。[34]

事情看似已經結束，但它只不過才剛剛開始。烏爾菲拉及其信徒在多瑙河邊界附近的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魯姆（Nicopolis ad Istrum）定居下來，和留在哥特人領地的基督徒仍然保持聯繫。烏爾菲拉就是在這裡把《聖經》翻譯成哥特語的——這個哥特譯版通過《銀色聖經抄本》保留下來。烏爾菲拉的方法很簡單，他將公元4世紀通用的希臘文《聖經》逐字翻譯成哥特語。相比哥特語，譯文受希臘語語法和句法的影響更多。這是一個驚人壯舉。烏爾菲拉認為《舊約》中的《列王記》會促使哥特人變得更加好戰，因此根據慣例，除了《舊約》中的《列王記》之外，他翻譯了所有內容。瑟文吉族哥特人的一個地位低下的臣服民已經創造出第一部日耳曼語的文學作品。[35]

這是有關烏爾菲拉的一個故事。《拉丁文巴黎本8907》裡奧森丟在信裡講述了他的另一個故事。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給基督教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變化之一是，基督徒不再因羅馬政府的反對而不得不分散居住，他們有必要規定一套教義。這一過程始於公元325年召開的尼西亞公會議（Council of Nicaea）。會議規定聖父與聖子之間的關係是「本體相同」（homousios）。教義之爭拉開序幕。直到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公會議後，幾經爭論，尼西亞公會議上對基督教教義的定義才完全被人們接受。其間56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羅馬的基督教正統一直堅持更傳統的立場，認為基督和聖父「相似」（homoios）或「本體相似」（homoeusios）。

在這個過渡時期，牧師們花費大量精力建立聯盟。他們中許多人迄今為止只是簡單地以為他們有共同的信仰。現在，他們不得不做出抉擇，眾多宗教立場中到底哪一個才能最好地體現自己對信仰的理解。公元348年之後，烏爾菲拉出場了。奧森丟在信中提到烏爾菲拉在遺囑中所做的信仰聲明，並簡明扼要地解釋了聲明背後的考量。烏爾菲拉是一個比較傳統的基督徒。他認為尼西亞公會議對基督教教義的定義與《聖經》的內容相悖，似乎也不能區分聖父和聖子，因而無法接受。據奧森丟記載：

〔烏爾菲拉〕的信仰與傳統及《聖經》相符，他從不掩飾這個〔聖子〕居於次位，是萬物的創造者，他由聖父而生，依聖父而生，因聖父而生，為聖父的榮耀而生……〔聖子〕認為聖父〔比自己〕更偉大〔《約翰福音》14：28〕——他一直都根據《約翰福音》明確地表達了這個觀點。

而且，人們聽信他。奧森丟還記載道：

〔烏爾菲拉〕在主教教區的事業繁榮興盛，40年間持續不斷地用希臘語、拉丁語和哥特語布道門徒的恩典……見證了基督，我們的主和上帝只有一群教徒……他所說的和我所寫下來的都源自《聖經》：「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馬太福音》24：15〕他留下了一些用這三種語言寫成的論文和評論，造福那些願意接受他信仰的人，也作為對他的永久紀念和獎賞。

很遺憾，這些論文和評論沒有留存下來。烏爾菲拉最終在教義之爭中敗下陣來。他的作品及其教派中許多人的作品都沒有保存下來。但是我們通過奧森丟和其他史料瞭解到，烏爾菲拉受到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和帝國東部的皇帝瓦倫斯的極力拉攏，最終分別在公元359年和370年簽署了他們提出的教義協議。他還在巴爾幹半島（Balkan）培養了一批有權有勢、拒絕接受尼西亞教義的主教。奧森丟和拉提亞里亞的帕拉迪烏斯都屬於其中之列。烏爾菲拉最後一次出場是在公元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公會議，70歲的他再次投入教義之爭。這是他的最後一搏。實際上，大公會議的決定使烏爾菲拉及其信徒的歷史地位變得無足輕重。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情況截然相反。這個出身卑微的哥特臣服民在公元4世紀中葉的教義之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36]

現實又一次與羅馬的理念背道而馳。在羅馬人眼中，蠻族人被認為是感性主義者，完全不會理性思考，也不會做計劃。除了對下一個解決方案的強烈慾望之外，他們缺乏任何動機。但是公元4世紀的這兩個蠻族人既不愚蠢，也不缺乏理性。在哥特社會的頂端，阿塔納裡克和他的議員們面臨著想出辦法應對強大的羅馬帝國的殘酷現實。他們既沒有希望在公開對抗中打敗它，也沒有希望將自身和它隔離。然而，他們可以制定規劃，執行計劃，按照最有利的方式打造與帝國的關係，同時又能緩和羅馬統治中過於苛暴的方面。他們還是羅馬在戰時和內亂時最可取的盟友，有時也能有效操控事態。比他們社會地位低的人中也有能讀寫希臘語和拉丁語的群體，傳輸足夠的基督教文化，培養出像烏爾菲拉這樣的人。

因此，羅馬人和哥特人的現實關係並不是羅馬理念裡絕對優等的人和低等的人之間無休止的衝突。羅馬人依然擺出高高在上的樣子，是統治者，但是哥特人也可以派得上用場。他們之間的週期性衝突是外交運作的一部分，雙方都設法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蠻族人已經今非昔比。即便是被羅馬人堅定不移地塑造成次要成員，哥特人也是羅馬世界的一部分。

藩屬國

這個觀點也不是只局限於多瑙河地區的哥特人，儘管公元4世紀的日耳曼部落大多都沒有像瑟文吉部落這樣被翔實地記錄下來。對帝國領土的小規模入侵屢見不鮮。公元370年撒克遜人的來犯也許算是比較嚴重的，但是德密斯修在講述公元367年至369年的哥特戰爭時，並沒有歪曲事實，他在結尾處明確指出瓦倫斯加強多瑙河下游一些地區的防衛，而這些都是之前的皇帝從未涉及的地區。瓦倫斯和他的哥哥在建造防禦工事和部署駐軍方面都非常積極。但在公元4世紀，羅馬的歐洲邊界上每一代皇帝統治期間大約只發生一次重大衝突。公元4世紀10年代，君士坦丁皇帝採取第一批行動。其中之一就是大規模平定萊茵河邊界法蘭克人（Franks）和阿勒曼尼人的領地（地圖4）。直到公元4世紀50年代初，我們都沒有聽說有其他嚴重的衝突。公元364年至365年再次爆發的動亂和羅馬改變政策、單方面縮減外援預算有關。除此之外，直到公元4世紀70年代末，這一帶都沒有發生什麼重大事件。在更東邊的地區，公元4世紀30年代君士坦丁統治的較晚時期，羅馬軍隊大舉干預多瑙河中游邊界對面的薩爾馬提亞人（Sarmatians）、誇迪人（Quadi）和馬可曼尼人（Marcomanni）。公元357年和374—375年，這一地區又分別再次爆發衝突。如前文所述，公元4世紀30年代簽訂的和約使多瑙河下游哥特人居住的地區維持和平約30年之久。

在這些戰役中，羅馬人克服各種困難，確立了他們的軍事統治地位。他們有時大範圍掠奪，迫使對方臣服，有時精心籌備，發動戰爭打敗對方。例如，公元357年，尤里安皇帝率領一支1.3萬人的羅馬軍隊在萊茵河地區羅馬境內的斯特拉斯堡附近向聚集在那的阿勒曼尼各部落發動進攻。尤里安取得重大勝利。阿勒曼尼人的至高首領切諾多瑪（Chnodomarius）率領的3.5萬敵軍中約有6000人戰死沙場，無數人在逃離時葬身於萊茵河。而羅馬方面總計只有243名士兵和4名高官陣亡。[37]這次戰役有力地證明了帝國後期羅馬軍隊經過重組後依然具有很強的戰鬥力。從在法國北部屠殺撒克遜入侵者，到君士坦丁征服瑟文吉，從各個層面而言羅馬在其歐洲邊界上都佔據這種軍事優勢。

一方面，這種勝利本身也是一種結束。它懲罰、威懾蠻族人。當然，史學家阿米安認為，羅馬有必要定期打擊蠻族人，讓他們維持和平。但另一方面，軍事勝利是建立更廣泛的外交協議的第一步。斯特拉斯堡戰役結束後的兩年時間裡，尤里安在萊茵河對岸逐個和阿勒曼尼的首領們簽訂和約。與此同時，共治皇帝君士坦提烏斯二世也在多瑙河中游同各部落締結和約。

如前文所述，這些和約基本上都是以同樣的方式呈獻在羅馬人民面前的：蠻族人徹底投降〔在拉丁語中稱為「歸降」（deditio）〕，然後羅馬仁慈寬厚，和他們有條件締結和約〔在拉丁語中稱為「聯盟」（foedus）〕，使他們成為帝國的臣服民。然而事實上，各部落被迫臣服的程度和實際約定的內容都各不相同。公元357年，君士坦提烏斯在多瑙河中游時，羅馬人完全掌控局勢。像這種情況，羅馬很可能干涉對手的政治結構，從羅馬的長遠利益出發，廢除那些顯得過於危險的聯盟，推動順從的次級首領獨立掌權。這些和約裡都包括羅馬從蠻族中招募新兵這項內容，有時還規定他們為特定戰役提供更多軍隊。公元357年至358年，尤里安皇帝還讓阿勒曼尼人賠償他們所造成的損失。像這次一樣，這種賠償往往採用糧食供給的方式，但如果無法賠償糧食，他們就得提供勞動力和建築用木材，並支付運費。提交人質也是一種慣用做法，例如阿塔納裡克的父親就是一名人質。有時這種方式收效頗大。阿勒曼尼的一個小首領在羅馬境內接觸了地中海地區的宗教，感觸頗深，返回後根據埃及神塞拉匹斯（Serapis）把自己的兒子改名為賽拉比奧（Serapio）。羅馬人沒有完全掌控局勢的時候，他們就要求蠻族人提供勞動力、原材料和兵力，並批准已經獨立發展的政治結構。不管怎樣，羅馬的邊界對面分佈了眾多主要由日耳曼人統治的藩屬國，它們確確實實是羅馬世界的一部分。[38]

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藩屬國完全由羅馬控制，或者像我們在阿塔納裡克的案例中看到的那樣，必然會樂意成為羅馬秩序裡的次要成員。如果羅馬有其他當務之急的話，蠻族部落就會或暫時或長久地繁榮起來。例如，公元4世紀50年代初，帝國西部爆發一系列篡位行動。首先是帝國東部的皇帝君士坦提烏斯之弟君士坦斯（Constans）被殺。君士坦提烏斯的當務之急在於鎮壓篡位者。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切諾多瑪才得以逐步建立起一支將在斯特拉斯堡和尤里安對陣的阿勒曼尼軍隊。然而，一旦篡位者被鎮壓，羅馬便和阿勒曼尼人展開了持續兩年的戰爭，控制並徹底擊敗他們。對於羅馬人來說，切諾多瑪太過挑釁，甚至還奪取羅馬在萊茵河附近的領土，他們不會考慮同他交易。然而，大約十年之後，阿勒曼尼部落又出現了一位卓越的首領：馬克裡阿努斯（Macrianus）。瓦倫斯的哥哥瓦倫提尼安一世耗費五年時間，試圖通過一系列的綁架和謀殺行動來抑制他的權力。但是，和切諾多瑪不同的是，馬克裡阿努斯從未覬覦過羅馬的領土。因此當動亂在多瑙河中游醞釀之時，瓦倫提尼安一世邀請他在萊茵河的船上會談，就像瓦倫斯在多瑙河上接見阿塔納裡克那次一樣，而且也不怎麼失面子。瓦倫提尼安一世認可馬克裡阿努斯的傑出才能，馬克裡阿努斯也成為羅馬的忠實盟友，終生未變。這些藩屬國也有不涉及羅馬的政治規劃。阿勒曼尼部落之間的政治生活有其自己的模式，首領之間定期互相宴請。我們還知道阿勒曼尼人和法蘭克人及勃艮第人（Burgundians）都發生過戰爭，但戰爭的原因和結果無從得知。[39]

那麼從整體來看，羅馬與公元4世紀歐洲邊界對面的藩屬國之間的關係很難與其理念中的蠻族人與羅馬的傳統關係完全相符。就各個層面而言，雙方即便不是平等關係，也都享有互惠關係。藩屬國和帝國有貿易往來，為帝國的軍隊提供新兵，定期受到帝國的外交干預和文化影響。反過來，他們每年基本上都能從帝國獲得援助，（至少有時候）受到帝國一定程度的尊重。其中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和約通常是根據藩屬國和羅馬雙方的規範正式確定下來的。即便帝國的政治精英在納稅人面前仍不得不假裝日耳曼人沒有取得什麼進步，他們也已經遠不再是羅馬人想像中的「他者」了。近年來人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羅馬人和日耳曼人外交關係中的這種新秩序是建立在日耳曼社會的一系列深遠變化之上。

日耳曼地區的變遷

文字史料裡確實包含一些重要線索，表明阿米尼烏斯和阿塔納裡克之間的三個半世紀裡日耳曼地區經歷了一些根本性變化。公元3世紀中葉，塔西佗作品裡提到的西部地區一些著名的日耳曼部落突然消失了，再也沒有在史料中出現過。切魯西人、卡蒂人等被四支新部落替代：萊茵河邊界的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以及更東邊的撒克遜人和勃艮第人（地圖4）。黑海以北的歐洲東南部此時也經歷了重大政治變化。到公元4世紀，羅馬多瑙河邊界到頓河（River Don）之間的大片領土被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佔據。這樣，帝國後期日耳曼尼亞的面積比公元1世紀時的還要大。

黑海北部的新形勢是由來自西北部的日耳曼移民造成的。這些移民大部分來自現在的波蘭中部和北部。公元180年至320年間，他們通過一系列彼此獨立的小規模行動已經遷到喀爾巴阡山附近。在黑海北部，這些遷徙中的部落彼此爭奪，他們也和達契亞語族的卡爾皮人（Carpi）和伊朗語族的薩爾馬提亞人等當地部落相互爭鬥，還和羅馬駐軍衝突。公元275年，帝國決定放棄多瑙河北部的達契亞行省，公元300年前後，大批卡爾皮人最終在羅馬領土上重新安置下來。暴力爭奪殃及了羅馬，其領土頻繁遭到侵犯，烏爾菲拉的父母便是在這樣的突襲中被擄走。結果，這一帶出現了一批主要由哥特人統治的政治單位，其中阿塔納裡克領導的瑟文吉部落離多瑙河最近。在他們的北部和東部還有一大批未知部落。[40]我們不知道這些政治單位人口構成的相對比例，但其人口構成肯定相當複雜，有大量達契亞人和薩爾馬提亞人生活在哥特移民和其他日耳曼人的政治保護傘下，還有羅馬俘虜。羅馬史料的記載以及烏爾菲拉的《聖經》是用日耳曼語寫成的這一事實都說明日耳曼移民的統治地位毋庸置疑。[41]

一直以來人們都在激烈爭論萊茵河邊界及其腹地部落名稱變化的意義。這些變化十有八九都涉及移民。勃艮第人確實在塔西佗關於公元1世紀日耳曼尼亞的描述中出現過，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居住地位於公元4世紀的勃艮第人居住地的東北部。這種場所的變化完全有可能是遷徙造成的。但和東部的情況一樣，這種遷徙可能沒有採取完全替代已有人口的形式。[42]此外，我們知道一些原有的部落還依然存在，只是換了名稱。據某一史料記載，卜茹克特累人、卡蒂人、阿姆普斯發裡人（Ampsivarii）和切魯西人都屬於法蘭克部落聯盟。同時代記載翔實的史料表明，阿勒曼尼部落裡總是有多位首領同時執政，每位首領都有其高度自治的勢力範圍。例如，在斯特拉斯堡戰役中，尤里安面對的是七位首領和十位小首領。

然而，與此同時，阿勒曼尼社會不斷產生至高首領：每一代首領中都有一位比其他首領掌握更大的權力。這些至高首領中有公元357年在斯特拉斯堡戰役中被尤里安打敗的切諾多瑪，羅馬政策接下來針對的新興勢力瓦多馬裡烏斯（Vadomarius），和瓦倫提尼安一世最終在公元374年被迫承認的馬克裡阿努斯。至高首領不能世襲，也沒有資料記載他們是如何成為至高首領的，以及成為至高首領有何益處。羅馬史料無意記錄這些內容。然而，很有可能至高首領一旦提出要求，各聯盟部落就得向他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是一個重大發展，表明公元3世紀部落名稱的變化具有真正的政治意義。在阿勒曼尼人的領地上，公元1世紀時的小部落仍是典型的獨立政治單位，現在一種新的上層建築已經滲入其中。雖然沒有史料可循，但同時代的法蘭克人和撒克遜人完全有可能也發展了類似的統一機制和做法。更東邊的多瑙河地區的瑟文吉族哥特人肯定已經發展了類似的統一機制和做法。阿塔納裡克就統治了數量不詳的首領和小首領結成的聯盟。[43]

但是公元4世紀的日耳曼尼亞並不僅僅是在政治結構上有別於公元1世紀的日耳曼尼亞。大量考古證據使我們對成就阿塔納裡克聯盟的更深層的社會和經濟變化有了新的認識。故事開始於羅馬萊茵河北部邊界以東的泥田里。20世紀60年代初，在荷蘭的韋斯特（Wijster）和德國的費德森-維爾德（Feddersen Wierde）挖掘出兩處鄉村遺址。這次挖掘發現具有突破性意義。兩處遺址結果都是始於公元1世紀的農耕居住地，其居民既從事農業又從事畜牧業。這一發現的突破性在於，韋斯特和費德森-維爾德基本上一直都是村落，有大量房屋，並且同時都有人居住：韋斯特有50多座房屋，費德森-維爾德有30多座。此外，一直到公元5世紀以前，這兩個居住地都一直有人居住。這一發現的意義在於它說明了日耳曼地區農業活動的情況。

公元前的最後幾個世紀裡，日耳曼地區盛行的農耕方式是粗放型的，而非集約型的，耕作期短，休耕期長，二者交替，需要相對較大面積的土地來供養一定的人口。這些鐵器時代的民族缺乏維持耕地肥沃、進行長期生產的技術，只能利用這些土地耕種幾年，就得遷到別的地方去。犁地一般是刮出窄的、縱橫交錯的土溝，而不是翻出較深的犁溝，讓雜草腐爛後將養分保留在地裡。他們的主要肥料是草木灰。

韋斯特和費德森-維爾德兩個居住地在耕種類型上存在差異。羅馬時代初期，西部的日耳曼人形成全新技術，用動物的糞便作肥料，可能還採用了更複雜的兩作輪種制，以增加產量，延長土地的生產期。於是，在歐洲北部，人類第一次有可能在幾乎固定的居住地集中〔或者「聚集地」（nucleated）〕生活。在更北邊和更東邊的地區，用動物的糞便作肥料的技術傳播得要慢一些。在威爾巴克（Wielbark）文化和普沃斯基（Przeworsk）文化地區（位於現在波蘭境內），公元1世紀和2世紀的日耳曼人居住地依然規模小，居住時間短，並且位置分散。然而到公元4世紀，新技術已經在這裡牢牢扎根。黑海以北哥特人統治地區的居住地規模可能十分龐大，其中最大的布德斯提（Budesty）面積有35公頃。人們還發現一些犁耕設備，足以證明當時在哥特人統治下，人們已經使用鐵製犁刀和鏵頭來正確地翻土——可能犁得不是很深。近期研究表明，斯堪的納維亞（Scandinavia）地區也出現了村落。集約型的耕種業正在發展。花粉分析證實，從公元紀年開始到公元5世紀，在現在的波蘭、捷克共和國和德國這片廣闊地區，穀物花粉達到前所未有的高點，而草類和樹木花粉在減少。大片的新土地被用來進行更集約型的耕作。[44]

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結果便是在羅馬時期的幾個世紀裡，日耳曼地區人口大幅增長。糧食供給是人口規模的基本約束。日耳曼人的農業革命大大提高了糧食供給量。墓地的發現也證明了人口的增長。羅馬時期一直持續使用的墓地都表明帝國後期埋葬人數急劇上升。

其他經濟部門也發生了變化。我們無法對此做全面的綜述，但是日耳曼尼亞的鐵礦生產有了大幅增長。在羅馬時期，波蘭位於聖十字山（Swietokrzyskie Mountains）和南馬佐維亞（Mazovia）的兩個最大的鐵礦中心產出800萬—900萬公斤生鐵，遠遠超出普沃斯基當地人口的消費能力。我們還發現許多規模較小的採礦遺址和冶煉遺址，例如在斯尼西（Sinicy，位於烏克蘭，由哥特人統治）一條河邊發現約15座公元4世紀的鐵鋪遺址。陶器的情況也十分相似：羅馬時代初期，日耳曼人的陶器都是手工製成，顯然多半是在當地專門製作的。到公元4世紀，這種陶器逐漸被陶輪製品替代。陶輪製品由技藝精湛的工匠製成，燒製溫度更高，因此更精緻耐用。日耳曼尼亞的制陶工人是否能以此為生，我們無從得知。但可以確定的是，日耳曼尼亞的經濟已經開始多樣化。這種變化在針對精英消費的生產領域最為明顯。隨葬器物顯示公元紀年的最初幾個世紀裡，玻璃製品受到日耳曼人的青睞。直到公元300年前後，在日耳曼尼亞發現的玻璃遺物都是從羅馬帝國進口的。這大概是它們之所以寶貴的原因——就像現在的意大利手提包。然而，20世紀60年代，發掘者在喀爾巴阡山附近的科馬洛夫（Komarov）發掘出一個公元4世紀的玻璃鑄造廠。它生產出來的產品分銷範圍廣泛〔從挪威（Norway）一直到克里米亞（Crimea）〕，品質上乘，以至於人們之前一直以為這些產品都是從羅馬進口的。這個鑄模齊全的玻璃鑄造廠確切表明那些產品的產地是在日耳曼尼亞。

貴金屬的情況也大同小異。在日耳曼地區幾乎沒有發現公元前當地生產的貴金屬製品。公元1世紀和2世紀的裝飾品大部分仍只是青銅製品。到公元4世紀，各種複雜的銀質搭扣已經成為日耳曼人常用的服裝配飾；還有一些尺寸更大的銀製品存留下來。例如19世紀後期在羅馬尼亞的彼得羅阿薩（Pietroasa）發掘出來的著名寶藏，裡面就有一些銀盤。彼拉德瓦拉色卡村（Birlad-Valea Seaca，位於現在的羅馬尼亞境內）的發現至少顯示了一部分商品的製作過程。彼拉德瓦拉色卡可能屬於瑟文吉部落首領阿塔納裡克的領地。用鹿角拼接成的梳子是黑海北部哥特人的典型隨葬品。一些日耳曼部落用髮型來表示自己的部落身份〔例如蘇維比（Suebian）髮結〕，或自己的身份地位〔例如法蘭克的梅羅文加（Merovingian）統治者的長髮〕。發掘者在彼拉德瓦拉色卡發掘出近20個棚屋，裡面有成品梳子和不同生產階段梳子的組成部件。很明顯，這整個村落都在從事梳子的製造。[45]

還有很多情況我們都不瞭解。這些梳子是商業製品還是用來交換的？這是不是一個臣服的村落，每年都要進貢大量梳子？無論答案是什麼，經濟革命改變了公元4世紀的日耳曼地區。毫無疑問，它的影響深遠，意義重大。新的技能逐步提高，產品的分銷範圍也漸漸擴大。一些產品可能不是商業製品，例如，用來當作首領相互贈送的禮物。但是據我們所知，瑟文吉部落以及萊茵河地區的一些部落和羅馬有廣泛的貿易往來。雖然日耳曼尼亞沒有發行貨幣，但是羅馬錢幣大量流通，往往成為交換媒介。（據塔西佗記載，公元1世紀時，萊茵河地區的日耳曼人已經使用優質的羅馬銀幣作為交換媒介。）

經濟發展必然帶來社會變革。日耳曼地區並不是從來都有舉足輕重的社會精英。或者，至少從墓地這一主要信息源來看，我們看不到社會精英的存在。公元前近一千年的時間裡，歐洲中部和北部基本上普遍遵循的主要喪葬禮俗是火葬，並且各地的隨葬品也差不多都一樣：簡陋的手工陶器和裝飾古怪的搭扣。直到公元前3世紀才出現厚葬（其中最宏偉的墓葬經常被稱為「王侯之墓」，德語是「Furstengraber」），但也十分罕見。在同一日耳曼居住區，用明顯不同的物品給不同部落成員陪葬的做法最早始於羅馬帝國時期。在西部，厚葬主要集中在兩個時間段：一些是公元1世紀末的，另一些是公元2世紀末的。但是「王侯」根本不可能只存在於這兩個孤立的時間段。因此厚葬和社會地位之間沒有簡單的關聯。更東邊的地區，在整個羅馬時期，隨葬品的數量也逐漸增多，但是直到公元2世紀，日耳曼人才開始探索用其他方式來標誌特殊地位，例如大石堆。當然，厚葬最能表明安葬者的派頭和地位。還有人提出厚葬更多是社會競爭，而非財富的特徵。[46]

幸運的是我們有一些更確鑿的證據，有些還是文字史料，可以幫助闡釋日耳曼地區社會變革的長遠意義。雖然我們沒有證據證明公元1世紀時部落首領可以世襲，並且即便是小部落也經常會由多位首領共同統領，但是公元4世紀時瑟文吉部落連續三任首領都來自同一家族：他們分別是阿塔納裡克、他做過人質的父親和同君士坦丁談判的瑟文吉部落首領。希臘語和拉丁語史料不斷把這些首領稱為「士師」，但我們不知道「士師」代表什麼頭銜。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在這些至高首領之下、屬於社會第二階層的首領和小首領的權力也是世襲的。類似模式也普遍存在於阿勒曼尼部落中。我們之前特別提到至高首領不是世襲的，主要是因為羅馬往往會消除那些獲得至高首領地位的人；但是阿勒曼尼部落次級首領的地位顯然是世襲的。以埃及神之名重新將兒子命名為賽拉比奧的梅德裡庫斯是阿勒曼尼部落提交的人質中地位極高的一個。他和公元357年率領阿勒曼尼人在斯特拉斯堡吃了敗仗的切諾多瑪是兄弟。賽拉比奧也是一位首領，在斯特拉斯堡戰役中指揮軍隊的右翼——這也許表明他並不喜歡這個地中海名字。繼承權不一定是由父親直接傳給兒子，但是切諾多瑪、梅德裡庫斯和賽拉比奧代表一個宗室，能把權力世代傳承下去。對於其他阿勒曼尼部落的首領而言，情況可能也一樣。當羅馬人認為至高首領瓦多馬裡烏斯對他們構成的威脅太大的時候，他們將他幹掉，並且還殺死了他的兒子維提卡比烏斯（Vithicabius）。這表明父親的權力至少有可能被繼承。[47]

我們通過考古發現還瞭解了公元4世紀日耳曼精英的情況。考古學家已經界定一些散佈在日耳曼尼亞的精英統治者辦公和居住的場所。烏拉赫（Urach）小鎮是萊茵河河谷邊典型的阿勒曼尼地區。在小鎮被稱為「圓山」（Runderberg）的山上發掘出大規模的公元4世紀木壁壘。壁壘圍繞一塊長70米、寬50米的圓角長方形地區，裡面建有一座木會堂，會堂下方依山建了些較小建築。這座會堂很可能是阿勒曼尼部落首領組織首領聚會的場所，當然也款待過他們的家臣。由於這次挖掘成果還沒有完全發佈，我們還不清楚居住在那些較小建築裡的是家臣、工匠，還是普通的阿勒曼尼人。在更東邊的地區，考古學家已經在哥特人統治的地區發現亞歷山德羅夫卡（Alexandrovka）等防禦中樞，並對其進行了一定研究。黑海北部大部分遺址上，羅馬陶器的碎片占考古發現總數的15％—40％。在亞歷山德羅夫卡，羅馬雙耳細頸陶罐（主要用來盛葡萄酒）的碎片總計達72％。很顯然，這裡招待了不少客人。在卡門卡-安特克拉克（Kamenka-Antechrak）發現一座別墅，可能歸某位哥特首領所有。別墅由四棟石屋、附屬建築和庭院組成，佔地面積3800平方米。別墅的貯存設施齊全，羅馬陶器製品數量超過平均水平（超過50％，既有盛紅酒的雙耳細頸陶罐的碎片，又有精細餐具）。這表明卡門卡-安特克拉克也是一個主要的消費中心。羅馬尼亞的彼得羅阿薩發現的陶器和貯存設施表明，公元4世紀的某位哥特首領利用原有的羅馬要塞作為自己的別墅。這種獨立的日耳曼精英住所是一個新現象。[48]

顯然，日耳曼人經濟革命帶來的新財富最終沒有平均分配，而是由特定群體掌控。所有新財富——例如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財富——都會引發人們對其掌控權的激烈爭奪，如果掌控的新財富足夠多，其掌控者就會建立全新的權力結構。例如在歐洲西部，地主階層自中世紀起就一直是統治階層，但工業革命最終摧毀了他們的社會和政治統治，因為和工業創造的新財富相比，即便大面積耕種，所創造的財富也少得可憐。因此，日耳曼尼亞的經濟革命促發社會政治變革也就不足為奇了。一些相關的變革過程在考古發現中得到證實。

在古典時期，水窪和泥炭沼在日德蘭半島（Jutland）的大部分地區星羅棋布，現在基本上都因開墾荒地乾涸了。近期發掘的遺跡表明，由於水窪和泥炭沼能夠吞噬體積龐大的物體，日德蘭半島和北海沿海腹地的水窪和泥炭沼一直以來都被附近的居民用來存放祭品。這片地區已經發掘出從戰車到金質盤碟等不同時期的各種祭品。從公元2世紀後半葉到4世紀，日耳曼人還用武器獻祭，在維莫斯（Vimose）、托爾斯比爾（Thorsbjerg）、烏斯特爾索魯普（Ostersotrrup）附近的尼達姆（Nydam）和伊斯布勒-莫斯（Ejsbol Mose）地區的水窪和泥炭沼裡發現不少武器祭品。這些祭品很多都是扈從大隊的武器和裝備，有的甚至是整支軍隊的。作為祭祀行為的一部分，這些武器和裝備都依照儀式被毀壞。在日德蘭半島南部伊斯布勒-莫斯發現的公元3世紀的遺物令人震撼，從側面反映了這些武器原來所屬軍隊的情況。在這次發掘工作中，考古學家發現一小支軍隊的武器，這支軍隊中有200人手持標槍、長矛和盾（至少有60人還佩帶刀劍），人數不詳的弓箭手（發掘出675個箭頭），以及12—15人使用的更高級的裝備（其中有9人騎馬）。這支軍隊組織嚴密，等級分明，軍事專業化程度相當高：包括首領和扈從，不是一群兼營農業的士兵。[49]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部落首領為了確保權力世襲是如何拉開他們與普通部落成員之間的距離。公元1世紀，日耳曼地區權力的盛衰起伏，瞬息萬變。但如果一個家族有一代人能夠利用它的新財富招募一支像伊斯布勒-莫斯發掘出的軍隊那樣有組織的軍事力量，並將財富和扈從都傳承給後代的話，這個家族在幾代人中繼承權力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通過厚葬想要表達的權力和地位實際上需要有組織的軍事力量來強化。到公元4世紀，擁有扈從成了權貴的一個關鍵特徵。斯特拉斯堡戰役中敗在尤里安手下的阿勒曼尼首領切諾多瑪有一支200名戰士組成的個人扈從隊。[50]這讓人不禁想起伊斯布勒-莫斯那支軍隊的遺物。

一些史料強調，這些扈從除了作戰外還有很多用途。公元369年，哥特人阿塔納裡克率領瑟文吉部落部分脫離羅馬的統治。之後他對基督徒進行迫害，催生了《聖薩巴受難記》（Passion of St Saba）。該文獻生動地講述了哥特殉道者薩巴所受的迫害和死亡。薩巴不是羅馬俘虜的後代，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瑟文吉。《聖薩巴受難記》寫於羅馬境內聖薩巴受難的地方。該文獻為我們提供了眾多寶貴信息，其中之一便是瑟文吉部落的中層首領都有自己的扈從，並通過他們來實現自己的意願。薩巴最終就是死於阿塔裡德（Atharid）的扈從之手。[51]

扈從還有助於解釋公元4世紀權力中心的性質。如前文所述，這些權力中心是作消費中心用的（例如圓山和羅馬尼亞的彼得羅阿薩）。據中世紀初的史料記載，日耳曼首領需要宴請忠心耿耿的部下。這種做法完全有可能自古就有。宴請不僅需要大會堂，還要有固定的食物供給和採購羅馬葡萄酒這類非本地經濟產品的手段。專業工匠的存在還說明，日耳曼尼亞的經濟已經充分發展，超出原有的亞斯多夫常規，足以供養更多的非農業生產者。

泥炭沼沉積的遺物還說明了一個重要問題。作為獻給神靈的祭品，它們很可能是為戰爭勝利而獻的感謝祭。伊斯布勒-莫斯的沉積遺物是某部落在慶祝殲滅200名敵人時被沉到泥炭沼深處的敵軍武器。他們到底是些什麼人，我們無從得知。是不是被另一支日耳曼部落打敗的日耳曼部落？據塔西佗記載，一支卡蒂（Chatti）部落在爭奪鹽礦的鬥爭中被一支厄爾門杜累（Hermenduri）部落打敗。他對這兩支部落的評論很能說明問題：「雙方都發誓，如果取得勝利，就把敵人獻祭給瑪爾斯（Mars）和墨丘利（Mercury）。這個誓言意味著將戰敗的整支軍隊連同他們的馬匹和所有財物都作為祭品獻祭。」 [52]顯然，在祭祀儀式中用戰敗的敵人獻祭已經屢見不鮮。公元1世紀的一支小部落就能打敗200多名敵人，因此伊斯布勒-莫斯的沉積遺物有可能是慶祝殲滅一群襲擊日德蘭半島南部的戰鬥人員，他們突襲的目的可能是為了獲取戰利品，也可能是為了確立統治地位，確保他們源源不斷地獲得貢品和食物。無論如何，這些遺物表明新財富通常會分配不均，但這也必定會引起衝突。

羅馬時期日耳曼尼亞大部分地區的另一個特徵是用武器陪葬的墓葬數量明顯增加。軍事扈從不僅是社會政治變革的結果，還是社會政治變革的手段。從公元2世紀到4世紀，部落內部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可能是日耳曼地區的一個特徵。阿勒曼尼聯盟、法蘭克聯盟和撒克遜聯盟，這些新聯盟的世襲統治者很可能是通過激烈的鬥爭才確立他們的統治地位。在更東邊的地區，哥特人統治的地區情況也類似，只是涉及更多的遷徙成分。但要想建立阿塔納裡克領導的瑟文吉那樣的聯盟，他們還得制伏當地人，確立可以世襲的新等級制度。在西部和東部，地區財富的增長導致權力爭鬥，促使專業軍事力量的出現，成為贏得權力的手段。這些過程導致一個結果，即更大規模的政治聯盟成為公元4世紀日耳曼尼亞的一大特色。

封建制度的開始？

有學者斷定，早在公元4世紀的日耳曼社會，只有配備武裝家臣的貴族階層才起著重要的政治和軍事作用。但除了那些隨葬器物豐富的墓葬之外，很多公元3世紀和4世紀的墓葬裡都有一些隨葬器物：男人的墓葬裡有武器，女人的墓葬裡有各式各樣的精緻珠寶。這些墓葬不計其數，不可能都是首領或封建貴族的墓葬。我們可以根據後來的文字史料推斷出這些墓葬的主人。公元5世紀後期和6世紀初期，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繼之而起的日耳曼王國制定了大量法律。據這些法律文件描述，這一時期的日耳曼（和日耳曼人統治的）社會基本上由三個等級組成：自由民、解放奴隸和奴隸。在羅馬，解放奴隸的後代是完全意義上的自由民。與之不同，在日耳曼地區，解放奴隸的身份是世襲的。三個等級之間禁止通婚。倘若有人要進入其他等級，必須公開舉行複雜的儀式。這種法律分類的做法在哥特人、倫巴底人（Lombards）、法蘭克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Anglo-Saxons）等日耳曼部落中相當普遍。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相對較大的自由民階層，而非相對較小的封建貴族階層，在意大利的東哥特王國（Ostrogothic）起著重要的政治和軍事作用，在法蘭克王國和倫巴底王國擁有土地，起著重要的政治及軍事作用。公元5世紀和6世紀，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統治下的英格蘭，用武器陪葬的墓葬裡埋葬的可能也是一些自由民。這些墓葬顯然是用來表明身份的，而非僅僅用來說明墓主曾經是名戰士。[53]

鑒於眾多日耳曼部落在公元4世紀到6世紀佔領羅馬帝國的不同區域，更多財富湧向日耳曼社會，我認為公元4世紀時自由民的政治參與度不會少於公元6世紀時的。要是有什麼不同的話，公元4世紀時自由民的政治參與範圍應該更廣。因此，如果公元6世紀仍然存在一個人數相對較多的自由民階層，那麼200年前的情況肯定也一樣。換句話說，半封建的武士貴族階層在帝國後期還沒有統治日耳曼尼亞。雖然羅馬史料關注的並非日耳曼社會的內部機制，但是依然為我們提供了足夠的證據證明這一點。例如，公元4世紀的哥特首領不能只發號施令，他們還需要讓相對廣泛的擁護者接受自己的政策。公元400年前後的哥特軍隊中除了少數武士貴族之外，還有大量的精英戰士——即自由民。這些精英戰士有自己的作戰隨從。據後來的法規記載，解放奴隸（不是奴隸）可能是由自由民領導，跟隨他們一起作戰。[54]這並不意味著自由民之間是平等的。他們有財富的差異，尤其是如果深受統治者寵愛的話，就會更富裕。但是社會權力還沒有集中在一小撮貴族手裡。

考古研究無法清楚地解釋首領和貴族連同他們的扈從同自由民之間的關係。羅馬史料也沒有多大幫助。但是，要供養、獎賞這幫自由民，那些配備大量武裝扈從的貴族階層——阿勒曼尼首領和瑟文吉部落的「士師」及首領——可能都已經確立了向自由民及其隨從徵稅的權利。雖然沒有史料顯示公元4世紀時，日耳曼尼亞具有大規模徵稅所必需的官僚機構，但農產品肯定是常規的徵稅項目。因此，情況顯然與公元1世紀時部落成員偶爾向卓越的首領捐資不同〔如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亞志》（Germania）裡所記載的〕。首領的職責無疑是代表他們的臣民與其他國家協商並制定「對外政策」，比如阿塔納裡克和瓦倫斯的會談。由於對外政策通常只涉及決定和誰開戰，因此他們肯定還有權要求臣民服兵役。首領還有一定的法律職責。至少，他們要審判級別稍高的臣民間的糾紛。相對裁定具體案件來說，他們不大可能有權制定一般性法律。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立法似乎在日耳曼王國還是一項新職責。而且即便是在當時，也只是在權貴一致同意的情況下才能制定新法。權貴們在議會上策劃法規，並以全體權貴的名義發佈。[55]

公元4世紀的羅馬史料沒有說明首領及其扈從同自由民階層之間的具體關係，但是《聖薩巴受難記》讓我們對此有了更多瞭解。對瑟文吉部落的基督徒實行迫害是全體首領（包括阿塔納裡克和其他首領）一致決定的政策。然而，這一政策的主要執行者是當地的村民，家臣不熟悉當地情況，只是偶爾被派去檢查進度。在薩巴的村裡，當地人顯然不認同這項政策。他們完全有機會阻撓迫害行動。面對迫害基督徒的指令，他們發虛誓說村裡沒有基督徒。顯然，村民們想保護基督徒免遭阿塔納裡克的迫害，他的家臣對此也無能為力。他們分辨不出誰是基督徒。薩巴最終殉道，是因為他不認同這種欺瞞的做法。[56]

因此，日耳曼社會依然是一個基礎廣泛的寡頭社會，仍有不計其數的自由民精英，他們手中掌握著大量權力。日耳曼尼亞要成為卡洛林（Carolingian）時期的封建制國家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羅馬、波斯和日耳曼人

我們對公元1世紀到4世紀日耳曼地區變革的探討，說明了帝國後期羅馬始終密切關注波斯的原因。波斯崛起，成為超級強國，引發了公元3世紀大規模的危機。即便是在東方前線安定下來之後，波斯給帝國造成的威脅顯然仍大於日耳曼尼亞的威脅。相比之下，即便是在公元4世紀，日耳曼尼亞仍不能在各部落中形成共同的身份認同，也不能統一其政治結構。臨時聯盟被聯繫更緊密的團體或者聯盟所替代。這種聯盟標誌著日耳曼尼亞已不再是公元1世紀時的那個反覆無常、風雲變幻的日耳曼尼亞。雖然當時統治權可以世襲，但即便是在公元4世紀，最卓越的日耳曼首領也沒能像阿爾達希爾那樣成功地聯合近東各部落來對付羅馬。根據沉積的武器遺物和文字史料判斷，公元4世紀時，日耳曼各部落之間彼此爭鬥的幾率仍然和他們與羅馬作戰的幾率相差無幾。

話雖如此，公元1世紀到3世紀，日耳曼尼亞人口大規模增長，經濟發展，政治重組。到公元4世紀，日耳曼尼亞對羅馬在歐洲的戰略統治地位構成的潛在威脅遠遠大於公元1世紀時期。我們還有必要記住日耳曼社會還沒有找到自己的平衡點。日耳曼藩屬國的範圍只延伸到萊茵河和多瑙河邊界對面約100公里處。這樣，日耳曼尼亞大部分地區就沒有被捲入羅馬為維持邊境地區合理秩序而頻繁進行的戰爭。因此，與藩屬王週期性發動的戰爭相比，還有更危險的因素極易對邊境的權力平衡造成影響。公元3世紀，波斯薩珊王朝給帝國帶來巨大衝擊。藩屬國處於羅馬的嚴密控制之下，但其範圍以外的日耳曼地區給帝國帶來過類似的威脅嗎？

在整個羅馬帝國時期，日耳曼藩屬國時不時會成為遠離羅馬邊界的部落掠奪的對象。原因很簡單。整個日耳曼尼亞在經歷經濟變革的時候，邊境地區所受的影響尤其明顯，特別是附近眾多羅馬士兵的消費刺激了它們的經濟。因此，藩屬國往往比日耳曼尼亞邊遠地區更富裕，也就成為邊遠部落攻擊的對象。就我們所知，這種掠奪戰爭首先發生在公元1世紀中葉，一支來自北方的混合軍隊入侵馬可曼尼人萬尼烏斯（Vannius）統治的藩屬國，搶奪他在位30年間積累的巨大財富。[57]公元2世紀時，挑起馬可曼尼戰爭的就是這些尋求藩屬國財富的北部邊遠部落。哥特人遷到黑海附近的動機也一樣。公元3世紀中葉以前，這些土地由伊朗語族的薩爾馬提亞部落統治，他們同羅馬往來密切，從中獲得巨大利益（從公元1世紀到3世紀隨葬器物豐富的墓葬即可看出他們的財富）。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來到這個地區，攫取當地財富。

然而，由於發展中的日耳曼地區缺乏統一，它所造成的危險依然還只是潛在的。實際上，與其說從萊茵河河口到黑海北岸大量日耳曼部落和聯盟給羅馬帝國造成了威脅，還不如說它們為後期羅馬帝國提供了一批初級合作夥伴。在這種關係中，羅馬帝國並不總能如願以償，而且為了維護這一體系，在每一代統治者執政期間，高級和初級合作夥伴之間，都會發生大規模衝突。儘管如此，蠻族人多數時候還是安分守己的，最有力的例子就是公元357年向皇帝君士坦提烏斯二世求助的首領齊扎伊斯（Zizais）：

他一看到皇帝就把武器放在一邊，趴在地上，像死了一樣。他在提出請求時，害怕得都說不出話來，因此喚起了更大的同情；但他幾次試圖張口說話，都被自己的抽噎打斷，後來好不容易說出話來，不過也沒能把他所有的請求都說出來。[58]

齊扎伊斯先是說不出話來，接著就是默默抽泣，然後再結結巴巴說出一些要求——目的達到了。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封齊扎伊斯為羅馬的藩屬王，其臣民受到帝國的保護。而忘記自己蠻族本分的蠻族人將遭受帝國的打壓。

後期羅馬帝國在控制蠻族人方面做得還算不錯。雖然它不得不傾其所有來應對波斯的挑戰，但在歐洲邊界上它基本上仍掌控大局。然而，長期以來傳統上一直認為，抽取額外資源去維繫這種統治給羅馬體系造成的壓力太大，所做的努力難以持久。這種觀點認為，公元4世紀，羅馬東部及歐洲的邊境確實恢復了安定，但代價太大，導致帝國注定要衰亡。在探討公元4世紀下半葉和5世紀之前，我們有必要仔細研究公元4世紀中葉的帝國。它是一個注定要崩潰的體系嗎？

[1] 為日耳曼部落中卜茹克特累人的一位女祭司。她曾鼓動巴達威人於公元69年至70年進行反羅馬的騷動，公元78年，被羅馬所俘。日耳曼尼亞中部的一些部落把她奉為神明。——譯者注

第三章

帝國的局限性

公元373年前後，由於煽動北非行省附近的柏柏爾（Berber）部落叛亂，北非羅馬軍隊的指揮官（comes Africae）羅馬努斯（Romanus）被革職。野戰軍主帥（magister militum）狄奧多西被派去處理這次突發事件。他在羅馬努斯的資料中發現一份對羅馬努斯非常不利的文件。這是一封寫給第三方指揮官的信，信裡傳達了不久前還是帝國高級官僚的帕拉迪烏斯對他的問候：「帕拉迪烏斯向您表示問候，說他已經被免職，原因是在的黎波里人（Tripolis）的問題上，他對〔皇帝瓦倫提尼安一世〕隱瞞了真相。」[1]就因為這，帕拉迪烏斯被免職，從他的鄉間別墅被拖出來，押回特裡爾。欺瞞皇帝是叛國行為。通常審訊叛國者都會使用嚴刑拷打的手段，帕拉迪烏斯不願面對審訊，就在途中自殺了。整個事件慢慢變得清晰起來。

事情得回溯到公元363年羅馬努斯剛被任命為北非羅馬軍隊的指揮官那年。的黎波里塔尼亞（Tripolitania）行省的大萊波蒂斯（Lepcis Magna）周邊的鄉村被附近沙漠腹地的柏柏爾部落洗劫，當地居民要求羅馬努斯反擊這些部落。羅馬努斯把軍隊召集到大萊波蒂斯，但要求當地居民提供後勤支持，供給共計4000頭駱駝。居民們拒絕了他的要求。於是，羅馬努斯就解散士兵，沒有向柏柏爾人發動戰爭。居民們非常憤怒。第二年（可能是公元364年），他們召開行省代表年會，派代表向皇帝瓦倫提尼安一世陳情。羅馬努斯試圖從中阻撓，通過親戚雷米吉烏斯（Remigius）按他的說法先向瓦倫提尼安一世報告情況。雷米吉烏斯當時是執事官（magister officiorum），相當於行政機構主管，屬於帝國西部最高級別的官僚。聽了雙方的陳述後，瓦倫提尼安一世並沒有立即做出判斷，而是下令組織一個調查委員會。但這個委員會遲遲沒有動身。與此同時，柏柏爾部落又襲擊了大萊波蒂斯，促使當地居民再次派代表，控訴羅馬努斯繼續不作為。聽到大萊波蒂斯再次受到侵襲，瓦倫提尼安一世大怒，這時帕拉迪烏斯出場了。他被派去考察當地的實際情況，同時還負責給阿非利加的軍隊帶去賞金。[2]

帕拉迪烏斯遵從皇帝的旨意來到大萊波蒂斯，發現羅馬努斯不作為的真相。然而，帕拉迪烏斯同時還和阿非利加軍隊的指揮官和軍餉發放員做交易，自己剋扣一部分皇帝的賞金。兩人都握有對方的把柄。帕拉迪烏斯威脅羅馬努斯，他已有確鑿證據，要告發羅馬努斯不作為，羅馬努斯也提出帕拉迪烏斯侵吞皇帝賞金一事。作為交易，帕拉迪烏斯留下賞金，回到特裡爾後向瓦倫提尼安一世報告大萊波蒂斯一切正常。皇帝認為大萊波蒂斯的居民浪費了自己的精力，便下令嚴懲。帕拉迪烏斯再次被派往阿非利加，主持審判。法官自身都危如累卵，那麼對於那些被告來說，結果就可想而知了。證人都被賄賂，證明柏柏爾人沒有侵襲大萊波蒂斯。整個事件在公元368年前後處理妥當，一名官員和三名代表因為向皇帝虛報情況被處死。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六年後帕拉迪烏斯寫給羅馬努斯的一封信被發現才再起波瀾。當年，有兩名代表有先見之明，被判處割舌的刑罰後就躲了起來，倖免於難。現在，這兩名代表也突然出現，說出實情。這次事件的罪人最終被繩之以法：帕拉迪烏斯和羅馬努斯，還有執事官雷米吉烏斯以及偽證證人。

乍一看，整個事件沒有什麼不同尋常之處：失職，貪污，惡意掩蓋實情。對於一個正在走向滅亡的帝國，我們還能指望什麼？自吉本以來，公共部門的腐敗就一直被看作羅馬帝國瓦解的一個原因。雖然公元4世紀帝國確實存在嚴重的腐敗現象，但是我們最好還是不要妄下結論。當時的史料記載了從軍隊指揮官吃空餉到官僚侵吞資金等各種違法行為。[3]但是這些行為在西羅馬帝國的瓦解過程中是否起到了重要作用，還有待商榷。

雖然聽起來有些刺耳，但是縱觀歷史，權力一直都和謀取錢財緊密相關。不管是在大國，還是在小國，也不管是興盛繁榮的國家，還是行將崩潰的國家，情況都一樣。在多數社會，以權謀私並不是什麼問題，當初努力獲得權力的全部意義——而且是完全合法的意義——就在於為自己和同黨謀取利益。我們的老朋友哲學家德密斯修有個教雄辯術的友人叫利巴尼奧斯（Libanius），他堅信古典教育的道德理念。在公元4世紀50年代初德密斯修開始受到君士坦提烏斯皇帝的恩寵時，利巴尼奧斯寫信給他：「您同〔皇帝〕共餐，表明您和皇帝的關係變得更親近了……您所提到的人的財富會立刻增加……他從這種施恩過程中獲得的快樂勝過您接受恩寵時的快樂。」對利巴尼奧斯而言，德密斯修受到皇帝的恩寵不是件壞事，而恰恰相反是件好事。事實上，帝國行政部門的整個任命體系都是以個人推薦為基礎的。因為沒有選拔考試，裙帶關係和人脈就起到關鍵作用。德密斯修在對不同皇帝的演說中反覆談及「親信」問題。這些「親信」是指皇帝身邊最親近的高層官員，負責向皇帝推薦公職的合適人選。當然，德密斯修希望他們都能慧眼識英雄，這樣就能推薦一流的人選，但是他也並不想對這個體系做任何結構上的調整。任人唯親是整個體系的普遍做法，公職是公認的謀取私利的機會，適度的貪污也多多少少在意料之中。[4]

以權謀私已經屢見不鮮，即便是在帝國積極向外擴張的征服時期，帝國初期也和後來一樣，官員都是更高級別官員的同黨，他們濫用——或者應該說是「使用」——權力，為自己和同黨謀利。據公元前1世紀中葉的史學家撒路斯提烏斯記載，隨著公元前146年羅馬的最後一個大敵迦太基滅亡，羅馬的公共部門變得越來越腐敗。然而，擔任公職的權貴實際上一直都在致力於自身利益的提升，帝國初期也不例外。在帝國體系內，我們稱之為「腐敗」的大多數行為只是反映了權力和利益之間的正常關係而已。和瓦倫提尼安一世一樣，有些皇帝定期通過打擊「腐敗」撈取政治資本，但即便是瓦倫提尼安一世也沒有嘗試去改變這個體系。[5]在我看來，我們有必要對人類利用政治權力的方式採取務實的態度，不要過分強調特定腐敗行為。既然當初權力－利益因素沒有妨礙帝國的崛起，那麼我們就沒有理由認為它是帝國瓦解的根本原因。在大萊波蒂斯醜聞中，羅馬努斯、帕拉迪烏斯和雷米吉烏斯突破了底線。經過仔細研究，「大萊波蒂斯門」對我們而言遠不只是一件掩蓋真相的醜聞而已。

政府的局限性

理論上在頒布一般法規時皇帝擁有最高權力。在處理個案時，他有權修改法律，或者只要他願意，可以違反法律。他只用說一個字，便可以處決或赦免一個人。表面上看，他是一位專制君主。但是外表帶有欺騙性。

瓦倫提尼安一世在升任皇帝前已經在軍營服役很長時間，親自監管過萊茵河防線。在特裡爾的時候，他也離邊界很近，可以及時調查任何意外情況。但是阿非利加出現的這個問題就得另當別論了。瓦倫提尼安一世是在兩個完全矛盾的說法突然出現在宮廷時才知道大萊波蒂斯事件的：一邊是行省代表年會第一支代表團的陳述，另一邊是羅馬努斯通過執事官雷米吉烏斯的陳述。瓦倫提尼安一世人在特裡爾，離事發現場2000公里。由於他不能離開萊茵河防線，到北非一個相當偏僻的角落去調查一起相對而言無關緊要的事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派一名代表去替他查明真相。就像這次大萊波蒂斯事件一樣，要是這名代表給他提供錯誤信息並確保實際情況傳不到他耳朵裡，皇帝必然會被他們牽著鼻子走。「大萊波蒂斯門」的根本問題在於，儘管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羅馬的中央政府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只有從地方獲得準確信息才能做出有效決策。瓦倫提尼安一世的政權樂於把自己塑造成納稅人的保護者，防止軍隊對他們提出過分要求。但是由於帕拉迪烏斯謊報實情，在這次大萊波蒂斯事件中皇帝所採取的行動反而適得其反。

要瞭解在羅馬帝國收集準確信息有多難，我們需要發揮一點想像力。作為半個帝國的統治者，瓦倫提尼安一世統治的地區比現在的歐盟要大得多。現在在歐盟範圍內要採取有效的中央措施就已經比較困難了，但與布魯塞爾（Brussels）的歐盟委員會主席相比，瓦倫提尼安一世還面臨通信問題，採取有效中央措施的難度就更是難以想像了。瓦倫提尼安一世面臨的通信問題是雙重的：古代通信不僅費時，而且信息渠道極少。大萊波蒂斯問題惡化不僅是由於通信速度緩慢，還因為信息不夠全面：最初有兩個聯繫人（代表團和代表羅馬努斯的雷米吉烏斯），瓦倫提尼安一世派帕拉迪烏斯去查明真相時又增加一個。一旦帕拉迪烏斯證實羅馬努斯的說法，就變成了二比一，而且瓦倫提尼安一世沒有其他信息來源。在由電話、傳真和互聯網構成的現代通信世界，要想隱瞞真相就沒有這麼容易了。除了萊茵河邊境的駐地附近，瓦倫提尼安一世同帝國其他的城市鮮有聯繫。

帝國更晚時期的一批紙莎草紙文獻在乾熱的埃及沙漠中經過一千多年留存至今，對我們深入瞭解羅馬的通信問題提供了幫助。〔也許造化弄人，這些文獻最後大多被存放在素以降雨著稱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的約翰·賴蘭茲圖書館（John Rylands Library）。〕存放在曼徹斯特的這些文獻來自尼羅河（Nile）西岸上埃及（Upper Egypt）和下埃及（Lower Egypt）交界處的赫爾莫普利斯（Hermopolis），1896年由維多利亞（Victorian）收藏家A. S.亨特（A. S. Hunt）購買。還有一封重要書信沒有買到，最後被存放在斯特拉斯堡。後來人們發現這封書信和曼徹斯特的那些文獻都屬於同一批文獻，歸狄奧法內斯（Theophanes）所有。狄奧法內斯是公元4世紀初赫爾莫普利斯的地主，羅馬的高級官員。他在公元4世紀10年代擔任埃及財政長官（rationalis Aegypti）維塔利斯（Vitalis）的法律顧問。作為財務官，維塔利斯掌管埃及行省的軍工廠和羅馬在埃及的其他事務。文獻的主體部分提到大約是在公元317年到323年間，狄奧法內斯因公從埃及前往帝國東部的安條克〔現在土耳其南部的安塔基亞（Antakya），靠近敘利亞邊界〕。文獻沒有對行程進行詳細描述，因此此次任務的可能目的我們並不確定。但文獻記錄了打包清單、財務賬目和行程安排等非常有價值的信息。這些信息生動地再現了羅馬官員出差的情形。[6]

因為是出差，狄奧法內斯可以像敘馬庫斯當年去特裡爾那樣使用羅馬的公共交通系統。這個公共交通系統每隔一定距離就設有驛站，可供公務人員更換驛馬，有時還提供食宿。有關狄奧法內斯行程安排的文獻尤其值得注意，記錄了他每天行走的距離。狄奧法內斯4月6日啟程離開上埃及的尼丘（Nikiu），車隊在路上緩緩行駛三周半時間，於5月2日到達安條克。他們每天大約行走40公里。剛開始時他們需要穿越西奈（Sinai）沙漠，每天只能走24公里，但到達新月沃土後，他們加快速度，每天走65公里。行程的最後一天，狄奧法內斯一行人看到成功在即，便全速前進，走了100多公里。他們返回尼丘時花費的時間也差不多。鑒於狄奧法內斯能夠利用他的官員身份隨時更換驛馬，不需要花時間讓馬休息，我們可以認為他的行走速度代表羅馬帝國官僚的工作效率。在緊急情況下，信差途中不斷更換驛馬，一路策馬飛奔，每天最多跑250公里。但狄奧法內斯一行人在那三周半時間裡的行走速度屬於正常速度，即平均每天走40公里。這是牛車的速度。因為軍隊也是用牛車來拉載重型裝備和行李的，所以這個速度不僅適用於行政工作，也適用於軍事行動。

狄奧法內斯行程的另一個特點是其複雜性。不難想像，鑒於這種行走速度，只有帝國的高級官僚才會到自己行省以外的地方去，那麼各地區甚至鄰近地區的基層官吏就可能彼此互不相識。埃及在多數情況下都相對獨立，所以通常而言，狄奧法內斯不需要結識安條克的權貴，而且他沿途也不認識任何權貴。於是維塔利斯就給他向途經地區的權貴都寫了推薦信，其中有一些沒有用上，因而被保留至今。鑒於當時的禮節，狄奧法內斯還得提前籌劃，攜帶各種合適的禮物。出於禮貌，第一次見面要交換禮物，有的禮物還相當貴重。據狄奧法內斯的財務賬目記載，其中有一樣禮物是用來配製香水的麝香。[7]狄奧法內斯還需要攜帶大量現金。因為是出差，他可能還攜帶著從官方支取資金的授權書。因此有時候他還需要僱用衛隊。據他的財務賬目顯示，他在穿越埃及西奈沙漠時僱用了衛隊，還為這些士兵購買了食物和酒水。

打包清單也很能說明問題。狄奧法內斯需要準備適合不同季節和天氣穿著的厚薄衣服、官服和浴袍。公共交通系統提供的住處條件顯然相當簡陋，狄奧法內斯隨身攜帶著鋪蓋，不光是床單，甚至連床褥都帶了。還有一整套廚具，以備萬一。這表明狄奧法內斯不是獨自一人去安條克的。有多少人一同前行，我們不得而知。但肯定有一批奴隸隨行，料理起居。大體上，他在自己飲食上的花銷要比花在奴隸身上的多一倍多。保存在曼徹斯特的文獻裡詳細記載了這些賬目。準備啟程返回埃及前，狄奧法內斯的隨行人員購買了160升葡萄酒準備在路上喝。同一天，狄奧法內斯在午餐的時候喝了2升上等的葡萄酒。購買那160升葡萄酒的錢還不夠買這2升上等葡萄酒的。據狄奧法內斯的財務賬目記載，他們有一次還買雪來冰鎮狄奧法內斯的葡萄酒。羅馬帝國公務旅行複雜而低效的本質就顯現出來了。

實際上，與現在相比，公元4世紀時兩個地區之間的距離要遠得多。現在，哈德良長城距離幼發拉底河約4000公里，和狄奧法內斯時代兩者之間的距離一樣。但是，我們現在經由陸地橫穿這片地區最多花兩周時間，而以狄奧法內斯的行走速度來看——即便不考慮他花在沙漠裡的時間，以每天50公里計算，在公元4世紀他也得花費大約三個月時間。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羅馬帝國幅員遼闊，令人驚歎；從公元4世紀的角度來看，它卻大得讓人難以置信。以行走速度來衡量的話，我們完全可以說羅馬帝國實際上有它版圖面積的6倍大。也就是說，用當時可用的通信手段來管理羅馬帝國相當於現在管理一個規模是歐盟5到10倍大小的實體。由於地區之間彼此相隔甚遠，離首都也都很遠，皇帝和帝國多數地區之間沒有什麼信息渠道也就不足為奇了。

此外，即便帝國各城市的地方官員在一定程度上和他保持通信，皇帝也無能為力。這些信息都會以紙莎草紙文件的形式送到首都，皇宮很快就會堆滿文件。要找到一份特定的文件有如大海撈針，尤其是羅馬的文件似乎還只是按年份來歸檔的。[8]原始的通信渠道，再加上缺乏處理信息的複雜手段，說明各時期羅馬皇帝制定及執行行政決策時的行政局限性。

通信問題帶來的一個主要後果就是，羅馬政府無法系統地干預地方政府的日常運作。我們可以想見，羅馬政府處理的事務只相當於現代政府處理事務的一小部分。即便有相應學說的支撐，羅馬政府仍缺乏處理廣泛社會議題的行政能力，例如醫療服務預算或社會安全預算。政府實際參與的工作就極其有限：維持軍隊戰鬥力和管理稅收。即便在徵稅問題上，羅馬政府的職能也僅限於向帝國各城市攤派稅收總額和監督稅收上繳。攤派稅額和實際徵收稅款這些困難工作是在地方層面展開的。即便如此，我們在第一章裡仔細探討過的市政法規表明，只要地方按規定將稅收收入上繳給中央國庫，地方政府就可以有自主權，在很大程度上實行自治。[9]只要讓中央政府滿意，地方就可以實現自治了。

這一點對於瞭解羅馬帝國的內部歷史來說至關重要。「大萊波蒂斯門」說明的不是帝國後期的特定問題，而是影響各時期羅馬中央政府的根本局限性。要想全面瞭解羅馬政府的運作，我們在考慮皇帝在法律上的絕對權威和理念上的絕對統治地位的同時，還必須考慮從後勤角度而言，中央政府不可能對地方事務進行日常干預。正是這兩個因素相互作用才形成帝國內部運轉的動力。鑒於中央政府在行政上無法掌控所有事務，它施加權威進行干預的事情就具有極強的合法性。因此，地方官員和地方政府往往會利用皇權謀取私利。乍一看，這好像在說皇帝會經常插手地方事務，但這個印象會讓人產生誤解。除了徵稅之外，皇帝只有在地方官員，或是一部分地方官員，看到動用皇權有利可圖時才會干預地方事務。

如前文所述，帝國初期的情況也不例外。如西班牙塞維利亞省發現的碑文所示（參見本書第一章），由於地方採用中央制定的市政法規，羅馬式的城鎮在帝國星羅棋布。尤其是地方較富裕的地主很快就認識到要是採用的憲法能賦予他們拉丁公民權，他們就有可能成為羅馬公民，有資格進入帝國的中央體系，謀取更多利益。當然，故事還有其陰暗的一面。對他們而言，意大利的公民身份十分有用，他們會為此不擇手段。他們通常會討好中央的政府高官，替他們在皇帝面前美言幾句。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這種關係構成帝國的基石。[10]

這種關係也適用於那些使用「敕答書」（rescript）系統的個人。民眾就法律問題向皇帝——實際上是皇帝的法律顧問——提交書面請求。他們可以把希望皇帝裁定的事情寫在紙莎草紙的上半頁。然後皇帝把自己的回複寫在下半頁。民眾不能利用這個系統讓皇帝處理整個事件，只能就關鍵的法律問題提出請求。我們從一份留存至今的紙莎草紙文獻可以看出這個敕答書系統的使用規模。公元200年春，塞維魯皇帝和卡拉卡拉（Caracalla）皇帝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安頓下來。據現在存放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一份紙莎草紙文獻記載，兩位皇帝在3月14日回復五封敕答書（皇帝的回復都會公佈於眾），3月15日回復四封，3月20日回復四封。[11]因此，即便皇帝有很多機會度假，每年也至少有1000例個人法律糾紛需要他來裁定。

同樣重要的是，一旦敕答書被送回行省，它便不再受皇帝的掌控。因此民眾怎樣使用這張帶有皇帝名字和權威的紙就在他的掌控範圍之外了。敕答書被挪作他用也就不足為奇。據公元5世紀的《狄奧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Codex Theodosianus）描述，這些欺詐行為中有把皇帝的回復剪下來用於回復其他問題的，也有用皇帝的敕答書處理其他糾紛的，更有甚者，還有人用虛假名義獲得皇帝的敕答書。[12]羅馬的律師和現代的律師一樣極具創造力，但所受的限制要少。敕答書系統表明皇帝對民眾的問題基本上會做出實際反應，但是對這個系統的濫用又說明距離讓這些請願者可以將帶有皇帝名字的裁定這樣一件有力武器挪作他用。

除了敕答書之外，皇帝還收到大量的普通請求，但他們的反應有時就沒有敕答書這麼明確。他們要麼啟動調查，當然速度會很慢，要麼接受請願者有失偏頗的說法。這就意味著皇帝多多少少會濫用皇權，皇帝可以決定信任或是不信任請願者，然後採取相應行動。由此，地方日常事務的處理取決於地方公民在利用皇權方面所做的努力。

因此在涉及羅馬中央政府時，我們都必須謹記，雖然皇帝在法律和理念上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們的統治仍有其局限性。儘管如此，他們是權力的壟斷者，公民還是經常向他們請求批示。結果，皇帝既擁有強大的權力，又受到嚴格的限制。

公元3世紀中葉，由於波斯薩珊王朝的崛起，這個具有內在局限性的政府機器突然不得不面對各種全新的問題。如前文所述，最迫切的問題是通過帝國的軍事、財政和政治重組來解決的。然而，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帝國實施的這些變革雖然解了燃眉之急，但是從長遠來看則使它注定要衰落、瓦解。據這一觀點看來，自戴克裡先後，羅馬對農業經濟明顯徵稅過重。農民被迫上繳大部分農產品，致使有些農民餓死。有人認為新的稅率還摧毀了一直以來建造和管理帝國各城鎮的地主階層。某權威觀點認為，以供養很多「閒人」的官僚機器為代表，整個帝國實際上開始變得處處受限。這些「閒人」又加重了納稅人的負擔。在軍事方面，從短期來看，軍隊的擴充達到了目的；但由於帝國境內缺少兵力，公元4世紀的幾任皇帝不得不從邊界對面招募越來越多的「蠻族人」。結果，羅馬軍隊的忠誠度和戰鬥力都下降了。總而言之，這個觀點認為，雖然帝國克服了最初的波斯危機，但是帝國的財政、政治甚至軍事力量都因此明顯消耗殆盡。[13]

這些觀點仍然根深蒂固。但當今的學者已經證明這一立場大大地低估了後期羅馬帝國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活力。

倖存的代價

古代農業有兩個局限性：其一，在拖拉機發明之前，土地的生產力主要取決於可用的勞動力。其二，古代農民雖然使用各種技術來保持土地肥沃，也無法像現代使用化肥那樣大幅提高糧食產量。這轉而又限制了人口的規模，因為人口的增長受到糧食供應的限制。除此之外，運輸費用不菲。據戴克裡先的限價敕令（參見本書第二章）記載，一車小麥每運輸50英里（約80多公里），價格就會翻一倍。由於這些根本原因，各時期的羅馬經濟都勉強停留在最低水平以上。直到最近，學者們才找到證據證明，在帝國後期，政府加大稅收，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負擔，使帝國的農民甚至難以維持生計。

這些證據主要是一些文字史料。首先，自古羅馬時期起，工匠們每年都會生產大量碑刻。公元3世紀中葉，碑刻數量急劇減少，大概只有原來的五分之一。通常這些私人碑刻都是由地主階層委託生產。由於它們存留下來的幾率一樣，人們自然會認為碑刻數量銳減，反映出地主階層的資金突然縮減。還有人根據對羅馬大事記的研究提出，帝國後期政府強加於民的沉重稅負是帝國衰亡的主要原因，因為帝國的衰亡恰好發生在帝國為了消除波斯威脅而大幅漲稅之際。這些觀點還引用記錄公元4世紀「市議員大逃離」的史料為依據。市議員，也叫什長，是在地方議會（拉丁語是curiae）有席位的地主，非常富有。他們的祖先是帝國初期這些羅馬式城鎮的建造者，具有地方自治的思想意識，學習拉丁語，擁有拉丁公民權和羅馬公民權。公元4世紀，市議員越來越不樂意在他們祖先設立的地方議會任職。據史料記載，他們抗議議員成本太高，羅馬政府強加給議員的行政包袱過重。因此，人們普遍認為羅馬帝國瓦解的主要原因是沉重的負擔摧毀了原有的地主階層。[14]

公元4世紀的法律文件還提到一種之前鮮為人知的現象——「荒地」（agri deserti）。這些文件中大多數只是涉及這一現象的總體情況，並沒有說明相關土地的具體數目。但公元422年涉及北非的一條法規表明，光是在北非就有3000平方英里（約7770平方公里）的土地屬於荒地。帝國後期又制定一系列新的法規，試圖將佃農（coloni）限制在他們已租用的土地上，防止他們遷徙。我們往往會不由自主地把這些獨立的現象聯繫起來，找出其中的因果關係，由此認為因為帝國後期稅制嚴苛，耕種所有耕地已經不合算了。據說這就導致大片土地被棄，淪為荒地，政府採取干預措施，試圖阻止佃農因新增稅負放棄耕種土地。農民生產的大部分產品被剝奪後，隨著時間的流逝，其人口會減少，這樣就進一步降低了糧食產量。[15]

20世紀50年代末，法國考古學家喬治·柴林科（Georges Tchalenko）的發現猶如一顆重磅炸彈顛覆了這些傳統觀點。和許多突破性的時刻一樣，旁觀者們很久之後才意識到他們見證了驚天動地的發現。但是這顆炸彈引發了一系列爆炸。20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柴林科行走於中東的一些石灰石山之間。這些石灰石山位於現在中東一處相對平靜的偏遠地區。在古典時期，這些山位於帝國首都安條克附近。造化弄人，這些山現在劃歸敘利亞境內。在勘探過程中，柴林科偶然發現一片密集的村落遺跡，房屋是用石灰石建成，十分堅固，在公元8世紀至9世紀阿拉伯人佔領該地區時被廢棄。

這些遺跡表明，石灰石山中的村落曾經人丁興旺，不僅能夠負擔得起建造高品質的住房，還能資助村落建造大型的公共建築。這一時期居住的人口比該地區此後任何時期居住的人口都要密集得多。顯然，這些村民以農業為生。柴林科認為他們生產橄欖油作為商品出售。這一發現的突破性在於，該地區開始走向繁榮是在公元3世紀末和4世紀初，公元5世紀、6世紀和7世紀，該地區持續蓬勃發展，絲毫沒有任何衰退的跡象。人們普遍認為，這一時期政府對農民徵稅過於嚴苛，但現在證據確鑿，這個以農耕為基礎的地區正在蓬勃發展。[16]

進一步的考古工作採用實地調查的方法，在廣大的地理範圍內調查羅馬時期不同地區的鄉村居住地和農業活動的情況。大體而言，這些調查顯示，柴林科在敘利亞發現的村落並不是帝國後期鄉村蓬勃發展的唯一例子。在突尼斯（Tunisia）和利比亞（Libya）南部進行的實地調查表明，羅馬在北非的主要行省，尤其是努米底亞（Numidia）、拜扎卡納（Byzacena）和阿非利加（Proconsularis），也存在類似密集的鄉村居住地和農產品，它們的蓬勃發展直到公元5世紀才開始減緩。在希臘的實地調查結果與此類似。在近東，公元4世紀和5世紀鄉村發展達到高峰，而不是像傳統觀點認為的那樣跌入谷底。在現在以色列的內蓋夫沙漠（Negev Desert）地區進行的調查表明，公元4世紀，在帝國這個貧瘠的地區農業也相當發達。在西班牙和高盧南部，情況也大體相似。近期對羅馬行省不列顛的鄉村定居地所做的重新評估顯示，其公元4世紀時的人口規模已經達到14世紀時的水平。雖然人們就人口總數還沒有達成共識，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古代和中世紀的標準來衡量，羅馬後期不列顛人口高度密集。[17]事實上，公元4世紀，只有意大利和歐洲北部的一些行省，例如貝爾迦高盧（Gallia Belgica）和萊茵河邊界附近的下日耳曼尼亞，經濟發展沒有達到或接近高峰。即便是在這些地區，近年來對定居地人口密度的評估值也大幅提高了。

貝爾迦高盧和下日耳曼尼亞這兩個北部行省相對貧窮，可能是公元3世紀發展中斷造成的。這一時期，由於帝國的重心在於解決波斯問題，萊茵河邊境地區頻繁遭受蠻族入侵，有可能該地區的一些村落從此一蹶不振。這兩個行省相對貧窮也可能是因為研究方法存在問題。對羅馬時期的研究是依靠可確定年代、用於商業目的的陶器遺物來確認定居地，並鑒定其年代。如果該地區的居民停止進口這類陶器，重新使用當地生產的不可確定年代的陶瓷製品，尤其是如果他們同時還主要用木頭而不是羅馬傳統的石頭、磚和瓷磚建築房屋——研究也確實發現他們是用木頭做建築材料，那麼他們從考古研究的角度來講就不會被發現了。至少到公元5世紀中葉，這種情況在歐洲北部的幾個地區都存在。因此公元4世紀，萊茵河北部邊界附近的一些地區看似無人居住，這有可能是由新生活習慣的出現引起的，而不是因為人口急劇減少。我們現在還無法對此下定論。

意大利的情況就截然不同了。同其作為帝國腹地的地位相稱，意大利在帝國初期就開始蓬勃發展，不光有戰利品源源不斷地湧入其境內，它生產的陶器和葡萄酒等商品還被銷往帝國西部的一些行省，並佔據市場。而且，意大利的農產品可以免稅。然而，隨著被征服行省的經濟逐步發展，意大利的競爭對手逐漸壯大，它們離消費中心更近，運輸成本更低，從而限制了意大利對市場的控制。到公元4世紀，這一過程進入尾聲。自戴克裡先起，和帝國其他地方一樣，意大利的農產品也需要繳稅。因此在公元4世紀意大利半島的經濟必然會衰退，相對貧瘠的土地被廢棄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如前文所述，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可以彌補意大利之不足，可能還有高盧東北部經濟的相對衰退。儘管稅負加重了，帝國後期鄉村都普遍蓬勃發展起來。[18]這些考古發現的革命意義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

從這個角度再來審視文字史料的話，它和考古發現一點也不矛盾。例如，禁止勞動力自由遷徙的法規只有在鄉村人口規模相對較大的情況下才可能實施。否則，對勞動力的需求會致使地主相互爭奪農民，他們願意收留逃跑的農民，並保護農民免受法律制裁。總而言之，「荒地」這個詞是公元4世紀時新造的，指沒有徵稅的土地，它並不一定意味著這片土地之前是用於耕種的。當然，公元422年那條法規裡所涉及的大片北非領土主要是沙漠和半沙漠的內陸地區，一直以來就不能用於普通農耕。帝國後期稅制嚴苛也和繁忙的農業經濟協調一致。收成僅夠維持生計的佃農往往只生產自己需要的糧食，即足夠養活自己和家人以及用來支付租金等基本附加費用的糧食。在這種情況下，一般會出現一定程度的經濟蕭條，佃農可以但不願生產富餘糧食，因為他們既不能儲存這些糧食，而且由於運輸成本太高，也不能把它們賣掉。這樣一來，如果稅率不太高的話，徵稅實際上能刺激生產。政府強征的稅賦是佃農需要支付的另一項費用，他們要付出額外勞動來生產附加的糧食。只有當稅收過於嚴苛、農民挨餓，或者土地肥力下降的情況下，徵稅才會阻礙經濟的發展。

這些都說明帝國後期農民生活不易。政府強征的稅賦比以往都重，還有法律限制農民自由遷徙，尋求最有利的租約條款。但是並沒有考古發現和文字史料證明帝國後期鄉村的人口規模、生產水平和產量沒有達到或接近最高水平。[19]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帝國的大多數城市似乎都有一個相似的遭遇。公元3世紀中葉碑刻數量銳減，說明新委託建造的公共建築數量減少了。只有帝國首都和區域首府還在大規模興建公共建築。即便是在這些地區，地方顯貴也不再為紀念自己而捐資修建公共廁所之類的建築，這些公共建築都是由政府官員用政府資金建造的。[20]在帝國初期，私人捐資在家鄉修建公共建築是自我提升的主要途徑。通過建造合適的公共建築，地方顯貴可以說服中央的高級官員向皇帝推薦他們的家鄉，獲得羅馬憲法所賦予的權利。一旦他們享有拉丁公民權，通過捐資建造公共建築就可以在當地獲得權力和影響力。這些城鎮很快就獲得顯貴捐贈的大量土地作為公共用地（一般是通過遺囑的方式），還取得徵收地方稅和通行費的權利。地方稅和通行費本身就是一大筆歲入，由地方議會，尤其是行政長官管理。行政長官由該城鎮的公民通過選舉的方式選出。在這種情況下，地方顯貴爭相建造公共建築的目的就是為了贏得選舉，從而控制地方資金。[21]

公元3世紀，政府沒收地方捐資和稅收，地方政府喪失大部分資金。到公元4世紀，如果官員要做的只是替中央政府跑腿，那麼在地方揮霍錢財贏得權力就毫無意義了。此時，帝國的官僚階層不斷膨脹，地方政府中比較有利可圖和有威望的工作都分派給那些卸任的官僚（honorati，士紳階層），其中一項工作就是具體攤派稅額。只要一卸任，這些人便會負責攤派新稅額。這樣，地方顯貴勢必會宴請他們，或用其他方式拉攏他們。士紳還可以和行省長官一起審理案件，幫助他做裁決。據留存至今、寫給地方士紳的書信描述，士紳成為地方顯貴施加影響的又一渠道，這使得他們在當地社會備受歡迎。換言之，在帝國後期，帝國官僚取代市議員，掌控地方的政治權力。這樣，地方顯貴就沒有必要像帝國初期那樣揮霍錢財，建造公共建築了。

我們也需要改變對帝國後期官僚機構的成見。帝國後期的官僚機構多被刻畫成一支由「閒人」組成的外來力量，他們壓迫地方社會，搾乾它的活力。這種描述可追溯到雄辯家利巴尼奧斯的一次演說。他在演說中歷數公元4世紀中葉君士坦丁堡一些出身卑微的高級官僚和元老。據利巴尼奧斯所說，公元4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三名禁衛軍長官（Praetorian Prefects，首席執行文官）——多米提安努斯（Domitianus）、赫爾皮丟斯（Helpidius）和托拉斯（Taurus）——的父親從事體力勞動；還有一名禁衛軍長官菲利普斯（Philippus）的父親是做香腸的；亞細亞的行省長官杜爾希修（Dulcitius）的父親是個制氈工。[22]人們腦海中立刻浮現出一群出身卑微的人掌控官僚機構的震撼畫面，但利巴尼奧斯的這篇演說其實別有用心。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剛剛拒絕吸納他的門徒塔拉西烏斯（Thalassius）為元老，理由是塔拉西烏斯的父親擁有一家軍工廠，是個「手藝人」。然而，包括利巴尼奧斯不計其數的推薦信在內的很多史料都表明，公元4世紀時帝國的新官僚和新元老中大部分實際上都來自市議員階層，社會地位一般都比較高。官僚機構使用的是傳統教育科目教授的「正確的」拉丁語和希臘語，說明官僚們都接受了長期而又昂貴的私人教育。由此可見，帝國後期的官僚階層並不是由一群圈外人和新貴構成，而是由在帝國結構調整中晉陞上來的市議員組成。只有少數精英（拉丁語稱為「principales」）還堅持留在地方議會，壟斷僅有的一些有利可圖的工作。

因為中央政府的公職相當具有吸引力，皇帝收到大量任命請求。許多請求都得到皇帝批准。皇帝一直樂於表現得慷慨大度，提高自己的人氣，而且批准這些請求也沒有什麼大礙。儘管有法律控制官僚機構的擴充，迫使前市議員回到原來的城市，到公元4世紀時仍有大量富有的地主將中央官僚機構作為他們的主要職業目標。這一時期，帝國東部的財政部門（largitionales）有224名官員，還有610名候補人員在他們任期滿後隨時準備接替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得到一個官職需要花費很長時間，因而家長們在孩子出生時就把孩子的名字添加到候補人員之列。因此，帝國官僚機構的擴充並不代表壓迫地方的新中央政府的權力在擴大，而是我們已經探討過的中央和地方政治關係的繼續。和在敕答書系統以及整個羅馬化過程中一樣，中央政府在某種程度上起了個頭，制定了新規則，然後地方顯貴對新的規則變化做出調整，利用它們謀取私利。

如果能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官僚機構的擴充的話，就不會認為「市議員大逃離」本質上是一個經濟現象，或者至少不會認為它反映了地主階層私有財產銳減，也會緩和官僚機構是由「閒人」組成的這一觀點。如果非得說這些官僚很「閒」的話，很難想像他們的祖先作為當地的地主在市議會擁有席位能比他們要忙到哪兒去。從本質上而言，他們一直是靠收取地租為生的階層，只監管佃農勞動，自己不需要從事農業生產。只是之前，他們是市議會裡的「閒人」，而現在他們是羅馬中央政府的「閒人」。他們的薪水也很低，由政府支付。官僚機構的擴充不需要靠額外徵稅來資助。[23]我們已經講過，這些工作的吸引力在於隨之而來的地位和徵稅的機會。

雖然貴族階層職業模式的變化必然會帶來一定的經濟影響，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生活發生任何根本性的變化。文字史料和考古發掘都證明帝國後期的地主精英和他們的祖先一樣，時而在城裡的宅邸裡住住，時而在鄉下的莊園裡歇歇。例如公元4世紀，安條克的市郊達夫尼（Daphne）十分富足。在現在土耳其的薩迪斯（Sardis）進行的大規模調查，發現大量公元4世紀和5世紀的私人豪宅。因此，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依靠地主偶爾到「城裡」來揮霍他們財富的城市奢侈品行業會遭受很大的打擊。當時的情況有可能是地主離開市議會去帝國的官僚機構謀職，意味著他們不是在家鄉，而是在區域首府或者行省首府持有房產。這可能加劇了首府繁榮而小城鎮衰退的趨勢。這一趨勢在公共花銷的模式上早已顯現出來。[24]

那麼新的考古發現和由此對已有史料所做的重新闡釋表明，雖然為了迎接波斯帶來的戰略挑戰，羅馬政府增加農產品的稅收，沒收地方資金，但農業作為經濟的主要動力，本身並沒有陷入危機，地主階層的命運也不像傳統觀點認為的那樣淒慘。「市議員大逃離」是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因此，不能像傳統觀點那樣認為，公元5世紀帝國的瓦解是由4世紀的經濟危機造成的。

有人認為，自公元3世紀中葉，帝國軍隊嚴重缺乏兵力，結果招募越來越多的「蠻族人」，從而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我們還應該重新審視這種觀點。羅馬軍隊重組時確實招募了蠻族兵，這一點毋庸置疑。招募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其一，為特定戰役短期招募的獨立軍隊，一旦戰役結束，他們就返回家鄉。其二，邊界對面許多蠻族人加入羅馬軍隊，成為職業軍人，在固定的羅馬分隊服役，直到期滿。這兩種情況自古有之。帝國初期的輔助部隊可分為騎兵部隊（alae）和步兵部隊（cohortes），一直以來都由非羅馬公民組成，總人數約占羅馬軍隊的50％。普通士兵的招募模式我們不得而知，但有關帝國後期軍官的資料中沒有任何資料顯示蠻族兵人數整體上有所增加。帝國初期和後期軍隊的主要不同並不在於蠻族兵的人數，而在於現在招募的蠻族兵有的和羅馬公民一起在同一個分隊服役。過去，蠻族兵和羅馬士兵是分開的，只在輔助部隊服役。公元4世紀時的訓練和原來一樣嚴酷，打造出團結緊密、隨時待命的軍隊。根據阿米安·馬塞林對羅馬軍隊作戰的敘述，我們沒有發現軍隊的紀律要求有任何實質性的下降，也沒有發現軍隊中的蠻族兵比羅馬士兵更難指揮或是更有可能投敵。據阿米安記載，有一個退役不久的蠻族兵洩露了有關羅馬軍隊部署的重要情報，但蠻族兵在作戰時都沒有任何不忠表現。簡而言之，沒有跡象表明帝國軍隊的重組在軍事領域帶來了什麼連鎖反應。[25]儘管如此，公元4世紀帝國運行所帶來的附加成本很有可能打擊了在帝國初期就已積極接受「羅馬性」價值觀的行省人民。

基督教及其被認可

隨著公元312年君士坦丁皇帝改信基督教，羅馬帝國原有的思想體系也開始逐步被摧毀。對愛德華·吉本而言，這是羅馬帝國瓦解的關鍵時刻：

牧師成功地傳授忍耐和怯懦的教義；社會的積極美德受到打壓；軍隊的最後一點鬥志也被修道院消磨殆盡；大部分公共和私人財富都被用於華而不實的慈善和奉獻；士兵的軍餉被揮霍在大量無用的男人女人身上，他們唯一的優點就是節制和貞潔。忠誠、熱情、好奇心和怨恨以及野心，這些世俗的情感點燃神學紛爭的火焰；教會，甚至政府，因宗教派別心煩意亂，派系之爭持續不斷，有時甚至血腥殘暴；皇帝的注意力從營地轉向教會會議；羅馬帝國遭受一種新暴政的壓迫；被迫害的教派成為帝國的秘密敵人。[26]

其他人的觀點沒有這麼咄咄逼人，但也都認為基督教打破了思想的統一，使政府失去民心；還認為教會可能分流用於其他關鍵事業的資金和人力資源。由此，稅負的增加和基督教的興起就提出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即重組後，帝國的中央政權在盡力維護其合法性的同時是否招致地方的不滿。

據公元4世紀的史料記載，地方對稅率過高的抗議時有發生，還曾發生過一次大規模暴動。公元387年，一群民眾聚集在安條克，抗議強征附加稅。他們情緒激動，推倒皇帝的雕像。皇帝的雕像以及其他任何和皇帝有關的物體都是神聖的，侵犯它們是一種叛國行為。地方政府非常害怕，擔心皇帝會派軍隊來懲治他們。但時任皇帝狄奧多西一世採用和解的方案來解決這一危機。狄奧多西的做法大體上反映了當時的整體形勢。[27]如果納稅人瞭解徵稅的原因並普遍認可的話，徵稅就會進展得更順利，提高稅率也就更容易了。公元4世紀的皇帝都完全明白這條同意原則，抓住一切機會強調稅收首先是用於軍隊——事實也的確如此，而且他們必須用軍隊來保護羅馬免受外敵入侵。帝國每年的大多數慶典儀式上都會有一個小時左右的主題發言，慶祝帝國新近取得的勝利。存留的史料中關於帝國後期慶典儀式的記載基本上都提到軍隊及其保護羅馬帝國的功能。

每位皇帝都採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說服人民接受他們的邊防政策，但他們對徵稅基本目的的看法都一致。帝國錢幣上最常見的是敵人跪拜在皇帝腳下的圖案，這個形象每天都在提醒人民他們納稅的目的。另一方面，如果戰敗，軍隊會遭受浪費納稅人錢財的指責。例如，波斯人公元359年洗劫阿米達後不久，皇帝君士坦提烏斯二世的財政大臣烏爾蘇盧斯（Ursulus）造訪阿米達廢墟。他公開諷刺羅馬軍隊的表現：「看看這些保衛我們城市的士兵吧，看他們有多勇敢。帝國財政為了支付他們的高額軍餉已經捉襟見肘了。」軍隊指揮官們對此一直耿耿於懷。君士坦提烏斯死後，為了贏得他們的支持，繼任皇帝在標誌政權更替的政治審判中判處烏爾蘇盧斯死刑。然而，多數時候，利用軍隊為借口徵稅的效果還算不錯。安條克抗議徵稅的暴動只是一個個例，是由強加的附加稅而不是普通稅引起的。當然很多地主想方設法盡可能降低自己需要繳納的稅款——存留的法律資料和書信中記載了大量降低稅款的計謀和請求，但公元4世紀的皇帝確實成功地讓人民相信徵稅是文明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基本上既籌集了資金，也沒有讓羅馬社會走向分裂。[28]

在宗教方面，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無疑引發了一場文化革命。從外觀上看，城鎮的景觀發生了變化。希臘羅馬異教崇拜傳統上將死者與生者分開的做法告一段落，墓地開始在城裡湧現。教堂取代神殿。結果，自公元4世紀90年代起市場上出現大量廉價的二手大理石，致使一手大理石行業岌岌可危。正如吉本所稱，教堂從政府和個人處獲得大量捐贈。君士坦丁本人開啟了捐贈先河，《教宗名錄》（Book of the Popes）記載了他贈給羅馬教會的土地。久而久之，帝國各地的教會都獲得大量資產。此外，在某種程度上基督教是一股民主、平等的力量。它主張無論貧富賤貴，人人都具有靈魂，都可以得到救贖。一些福音故事甚至還暗示世俗的財富是獲得救贖的障礙。這一切都有悖於希臘羅馬文化中的貴族精英價值觀。這種精英價值觀主張只有擁有足夠的財富和閒暇、能負擔得起多年私人教育並實際參與市政事務的人才能實現真正的文明。以文法學家使用帷幕這種做法為例。在古代，帷幕就是級別的標識，例如在大殿中，皇帝與廷臣之間通常會用帷幕隔開。在《懺悔錄》（Confessions）中，聖奧古斯丁對文法學家用帷幕來遮擋學校入口的做法嗤之以鼻。對他和帝國後期其他基督徒而言，這是一種偽智慧的做法。

相反，公元4世紀的基督教知識分子在他們的作品中確立一個與古典主義價值觀相悖的反英雄。儘管他沒有受過文法學家的教導，儘管他離開城鎮前往沙漠，但是這個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基督教聖人卻獲得通過學習荷馬（Homer）或維吉爾（Vergil），或是通過參與自治都無法獲得的智慧和美德。這個聖人是修道院的最佳產物——如吉本指出，這一時期基督教修道制度吸引大量追隨者。修士的生活方式受到受過高等教育的基督徒高度讚揚，他們在這種禁慾生活中看到了在一定程度上類似古代基督教殉道者的獻身精神。史料中有很多關於身份顯赫的基督徒捨棄羅馬貴族生活的記載。公元5世紀初，意大利的保利努斯（Paulinus）和小梅拉尼亞（Melania）先後變賣家產，獻身基督教。保利努斯是諾拉（Nola）的富人。他成為主教，信奉殉道者費利克斯（Felix）。小梅拉尼亞家世顯赫，她的父親是元老院元老。她離開意大利去了中東聖地。由此，基督教向羅馬人一直以來都習以為常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提出質疑，帶來根本性變化。[29]

但是，儘管基督教的興起無疑是一場文化革命，吉本等史學家有關基督教嚴重影響帝國正常運轉的看法並不那麼令人信服。如吉本斷言，基督教教會確實獲得大量捐贈。另一方面，被教會取代的異教機構一直以來都非常富有，隨著基督教的逐步興起，它們的財富也漸漸被沒收。我們不清楚向基督教捐贈是否涉及將全部世俗資產都轉到教會名下。而且，雖然一些人選擇修道院生活，但這頂多也只是幾千人而已，相對當時維持不變甚至有所增長的人口規模而言，這個數字顯得微不足道。同樣，與公元400年羅馬政府多達約6000名高級官僚相比，貴族階層放棄財富和貴族生活而選擇修道院生活的人數就相形失色了。公元4世紀90年代通過的法律規定，羅馬政府的所有高級官僚都必須是基督徒。每出現一個諾拉的保利努斯這樣的人，就會有更多的羅馬地主成為基督徒，並在政府部門擔任要職，而且也絲毫沒有什麼良心不安。

由於宗教和帝國在思想上很快就達成一致，基督教也沒什麼迫切的理由讓他們產生罪惡感。自奧古斯都起，羅馬帝國就聲稱羅馬的守護神注定羅馬要征服並教化世界。眾神庇佑帝國引領整個人類進入一種最佳狀態，羅馬皇帝由眾神直接選定，受到眾神的啟示。自君士坦丁公開改信基督教後，帝國與神的關係很快就被重新定義，而且毫不費力。基督教的上帝被塑造成帝國的保護神，人類可能達到的最高境界是信仰基督教和救贖。教育和自治暫時退居次位，但並沒有被完全擯棄。帝國需要做的調整也就這些了，依然聲稱它是上帝的工具，執行上帝的旨意，只是名稱變了而已。而且，雖然不能再神化皇帝，但是他們仍具有神性。基督教統治下的羅馬宣稱皇帝是由上帝選定的，和他一起統治人類，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統治人類。因此，皇帝以及所有與他相關的物品，從寢宮到寶庫，都繼續被看作「神聖的」。[30]

持這一立場的不僅僅是宮廷內外一些效忠皇帝的官員。公元438年12月25日，羅馬的新法《狄奧多西法典》被引介給帝國舊都的元老。所有元老院會議都被詳細記錄下來，然後提交給皇帝。可以想見，這些會議記錄沒有存留下來，因為對中世紀，甚至帝國後期的僧侶而言，這些冗長的記錄讀起來並不扣人心弦。但《狄奧多西法典》會議的記錄被編入序言出現在公元443年後的正式抄本裡。米蘭的安布羅斯圖書館（Ambrosian Library）保存了一個這個正式抄本的11世紀抄本。這個抄本獨一無二，存留至今實屬難得。[31]會議由意大利禁衛軍長官格拉布裡奧·福斯圖斯（Glabrio Faustus）主持，他將元老們召集到自己的豪宅，會議一開始他便向他們正式引介《狄奧多西法典》。他提到皇帝授權立法的敕令，然後將《狄奧多西法典》呈獻給他們。元老們立刻大聲高呼：

「偉大的奧古斯都，最偉大的奧古斯都！」[32]（重複8次）

「你們是上帝所賜！是上帝的恩賜！」（重複27次）

「作為羅馬皇帝，你們虔誠得體，願你們長治久安！」（重複22次）

「你們造福人類，造福元老院，造福國家，造福所有！」（重複24次）

「你們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救贖！」（重複26次）

「皇帝萬壽無疆！」（重複22次）

「願你們征服世界，以勝利者的身份親臨這裡！」（重複24次）

對我們而言，元老們的反覆歡呼可能顯得有些意外，但這種儀式傳遞的信息值得我們仔細斟酌。

最明顯的信息是其統一性。羅馬帝國的顯貴們在帝國的象徵性首都異口同聲地誇讚他們的統治者。我們仔細想想就會發現另一略顯隱晦的信息，即元老們都相信他們的社會秩序無可挑剔。在這種社會秩序中他們與皇帝是一種共生關係。如果他們沒有這種絕對的完美感的話，就不會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意見不一是人類的正常狀態，只有當事情本身明顯達到最佳狀態的時候人們才會統一看法。元老的開場歡呼表明，他們的社會秩序無可挑剔的原因很簡單，完全是因為基督教的神——上帝。到公元438年，羅馬元老院已經完全成為一個基督教群體。因此作為羅馬社會的頂層，元老院接受基督教並沒有改變「帝國是上帝的工具」這一由來已久的觀念。

在其他社會階層，甚至在教會的類似儀式上，人們也都傳達了同樣的信息。市議會的會議往往都是以類似的歡呼開場；在城市，民眾正式聚會時也會向皇帝、帝國官員甚至新皇帝的雕像致敬。（新皇帝被選定後，他的雕像就會被送往帝國各城市。）帝國每年都會有很多類似場合，同樣的關鍵思想始終貫穿其中。[33]許多基督教主教和平信徒都樂於以基督教的新外衣重申羅馬原有的帝國理念。早在君士坦丁執政時期，愷撒利亞（Caesarea）的尤西比烏斯主教（Bishop Eusebius）就已經提出基督現身於羅馬的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時代並非偶然。他認為，儘管基督教早期受到過迫害，但基督在奧古斯都時代現身說明基督教和帝國注定不可分割，上帝賦予羅馬無上的權力，以便全人類能通過它最終獲得救贖。

當然，這種思想表明皇帝作為上帝選派的代表，應該掌握宗教大權。早在公元4世紀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不到一年，北非的主教紛紛請求他處理一起嚴重的主教糾紛。這就成為公元4世紀皇帝掌握宗教大權的先例，皇帝直接參與處理教會糾紛和管理新宗教的世俗事務。在處理糾紛時，皇帝會召開大公會議，允許主教使用特權階層使用的交通系統——公共交通系統。更有甚者，皇帝還會制定會議議程，官員們再精心控制會議進程，利用國家機器強制實施會議形成的決議。通常，皇帝為教會制定宗教法規——《狄奧多西法典》第十六卷整卷都是有關這類事務的規定，還影響了高層神職人員的任命。

基督教教會的等級制度也反映了帝國的行政和社會結構。主教的教區反映了城市的範圍（雖然有些教區早已失去其他意義，但依然保留至今）。行省首府主教的地位更高，是大主教教區的大主教，擁有干預下屬新主教教區事務的權力。君士坦丁死後，繼任皇帝也是基督徒。在他們的統治下，之前還默默無聞的君士坦丁堡主教被提拔為大牧首。因為君士坦丁堡是「新羅馬」，所以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和羅馬主教不分軒輊。很快，地方的基督教教區失去選舉自己主教的權利。自公元4世紀70年代起，越來越多的主教來自地主階層，他們通過內部討論掌控主教的繼任問題。現在，教會成為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教甚至被賦予處理一般法律糾紛之類的行政職責。成為一名基督教主教並不意味著退出公共部門，而是找到一種進入公共部門的新途徑。如果說羅馬社會的基督教化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那麼基督教的羅馬化也同等重要，但研究得較少一些。新宗教的推廣不是單向的，而是一個相互適應的過程，這一過程強化了有關皇帝和帝國的主張。[34]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帝國的基督教化過程中沒有出現過衝突，或是基督教和帝國彼此非常合適。和諾拉的保利努斯及小梅拉尼亞一樣，一些主教和基督教知識分子，尤其是聖徒，或直接或間接地否認帝國代表一個盡善盡美、受到上帝庇佑的文明。但對帝國的這種態度在公元4世紀基督教思想家中只是一種潛在的傾向。這一時期還是基督教教義形成的關鍵時期。教義形成過程中基督教內部產生眾多衝突，各皇帝的立場也不盡相同。然而，多數時候教義之爭只是限於主教之間。雖然有幾次爭論發展成大規模暴動，但波及範圍有限，持續時間不長，不足以說明基督教內部意見不一，會嚴重影響帝國的運行。[35]

和官僚機構的擴充一樣，基督教的興起表明中央依然能吸引地方精英遵從自己的統治。正如近年來有關基督教化的作品表明，宗教革命是通過涓滴效應而非正面衝突來實現的。直到公元4世紀末，君士坦丁宣佈改信基督教70年後，羅馬貴族階層意識到皇帝可能更傾向於提拔基督徒，便紛紛改信基督教。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受到主教的極力遊說，也都時不時地製造一些動靜。他們從一開始就禁止基督徒深惡痛絕的血祭行為。但他們沒有禁止其他異教活動，也沒有利用帝國機器在地方層面強制推行基督教。這意味著，公民可以根據各自的偏好決定徵稅以外的所有事情。在基督教占主導或逐漸成為主導的地方，異教神殿被關閉，有的被拆除。仍然信仰舊神的地方，宗教生活照舊不變，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也都允許異教存在。直到公元4世紀末，經過三代皇帝扶植，地方決策者中絕大多數都成為基督徒後，皇帝才能安全制定更強硬的基督教化措施。[36]

這樣，幾乎連續三代或四代統治者都信仰基督教，他們保留足夠的思想力量和賜予恩寵的實際權力，大體上在地方推廣新宗教（「背教者」尤里安統治整個帝國不到兩年時間）。在我看來，基督教化過程和早期羅馬化過程的動力相似。中央政權無法簡單地強迫地方精英接受它的思想體系，但如果它自始至終都將順從作為晉陞條件，地主們就會就範。隨著時間的推移，公元4世紀「基督徒和羅馬人」取代「別墅和城裡的宅邸」，越來越被看作成功的先決條件。地方和中央的顯貴都漸漸適應新的現實。隨著官僚機構的擴充，中央政權成功地利用新機制將地主階層的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人民納稅，精英階層擔任公職，新宗教也被有效納入後期帝國的體系。帝國的基督教化和官僚機構的擴充並不是災難的前兆，反而表明中央仍然能夠獲得各行省的支持，對其行為習慣施加強有力的影響。這種影響必須通過勸誘而不是高壓手段來實現。一直以來，帝國採用的也都是勸誘的方式。同樣的紐帶經過重新協商後，依然將中央和地方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羅馬政體

羅馬帝國的儀式，例如將《狄奧多西法典》引介給羅馬元老院的儀式，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至高無上的權力。這樣一個能召集最富有的地主齊聲歡呼、稱頌統治者的國家機器不可小覷。但引介《狄奧多西法典》的儀式以及《狄奧多西法典》的接受情況讓我們對帝國的政治局限性有了頗為不同的洞察。儘管羅馬帝國依然具有影響力，但其帝國體系的核心存在政治局限性。

召集來的元老們激動地稱頌完統治者後，就開始討論實質問題了：

「感謝你們的規章！」（重複23次）

「你們消除了帝國憲章中的歧義！」 [37]（重複23次）

「虔誠的皇帝決策也英明！」（重複26次）

「你們英明決策，制定《法典》。你們維護了公共秩序！」（重複25次）

「政府機關要各持一部《法典》！」（重複10次）

「各公共部門都要封存一部《法典》！」（重複20次）

「要有大量的《法典》抄本，以防篡改既定法規！」（重複25次）

「所有《法典》都必須是書面的，以防篡改既定法規！」 [38]（重複18次）

「制憲人員在抄寫《法典》時不得添加註釋！」（重複12次）

「我們請求用政府資金給各部門購買《法典》！」（重複16次）

「我們請求不要因為民眾的請求就頒布新法！」（重複21次）

「這些鬼鬼祟祟的行為擾亂地主階層的權利！」（重複17次）

對羅馬政府而言，引介新法規的儀式意義深遠。我們已經在上文看到教育和自治在羅馬傳統的自我形象中所起的作用。對整個羅馬社會而言，成文法也具有類似的意義。在羅馬人眼裡，羅馬社會通過成文法成為維護人類秩序的最佳手段。最重要的是，有了成文法，人們便不必擔心權貴獨斷專行。（「自由」的拉丁文是libertas，有「法律下的自由」之義。）法律糾紛都按實際情況來處理，權貴不能凌駕於人民之上。帝國的基督教化不過是在思想上強化了成文法的重要性。雖然基督教知識分子批判文法學家提供的道德教育是精英式的，取而代之，推崇來自沙漠、沒有受過教育的聖人為美德的代表，但法律並沒有受到這種批判。人們無論地位高低，都受法律保護。法律還具有統一的文化意義，因為上帝的法令，不管是以摩西《十誡》（Ten Commandments）的形式，還是以基督教倫理的形式，都是猶太教和基督教傳統的核心。因此，就思想層面而言，與精英式教育不同，羅馬的成文法適用於羅馬各階層，很容易被刻畫成帝國理念的關鍵內容，宣稱新近基督教化的帝國是維護神規定的社會秩序的工具。[39]

然而，仔細研究《狄奧多西法典》的儀式及內容，我們可以洞見羅馬後期帝國體系政治局限性的核心所在。元老們齊聲歡呼、稱頌統治者的拉丁語原文中就暗含了這種局限性，但由於英語第二人稱代詞「you」不能區分單複數，所以這種局限性在英語譯文中就體現不出來。元老們是同時針對東羅馬的皇帝狄奧多西二世和他的表弟、西羅馬的皇帝瓦倫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發出歡呼的。兩人都是狄奧多西王朝的統治者。經過精心安排，公元437年，《狄奧多西法典》在東羅馬正式頒布，恰好在雙方聯姻之際——瓦倫提尼安三世迎娶狄奧多西二世的女兒尤多克西亞（Eudoxia）。聯姻和《狄奧多西法典》都強調羅馬帝國的統一，東西羅馬的皇帝團結和睦。但《狄奧多西法典》的名稱表明，其制定過程中所有艱巨工作實際都是在君士坦丁堡進行的，由狄奧多西委派專員完成。[40]在這件事情上，狄奧多西二世占主導地位。這就突顯了帝國後期權力結構上的一個根本問題。在第一章中，我們討論過由於行政和政治原因，帝國不得不採取分權而治的形式。在共同治理帝國的統治者中，如果有一位處於主導地位，擁有無可置辯的權力，他們就能團結和睦。在這一基礎上，狄奧多西二世和瓦倫提尼安三世的關係處得還不錯，就像公元4世紀10年代至30年代君士坦丁和他的幾個兒子能和睦相處一樣。但帝國要想合理運行，還需要各統治者的權力大致相當。如果關鍵的財政和軍事資源分配不均，其中很可能會有統治者長期處於劣勢。如果從屬關係過於明顯，這位統治者的一些主要政治派系就有可能鼓動他恢復平衡，或者更糟的是篡權。例如，公元4世紀50年代，這個模式就使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和加盧斯及尤里安分權而治的嘗試告吹。

權力相當的皇帝很難和睦相處，而且這種情況比較罕見。公元364年後，瓦倫提尼安一世和瓦倫斯兄弟共同執政10年；戴克裡先先是從公元286年起實行兩帝共治，再是在公元293年至305年期間和另外三位皇帝一起實行四帝共治。但這些分權而治的關係都沒有帶來長久的穩定，即便兄弟間的分權也不能保證成功。君士坦丁一世的幾個兒子繼承皇位後，繼續爭奪權力，結果君士坦丁二世在入侵弟弟君士坦斯的領地時被殺。同樣，戴克裡先的四帝共治在其在位期間運作良好，但公元305年他退位後，四帝共治體系瓦解，帝國陷入近20年的爭鬥和內戰，直到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一世打敗李錫尼（Licinius）。

事實上，在帝國後期，皇權的組織形式使帝國陷入兩難困境。從行政和政治上考慮，帝國必須分權，如果不分權的話，就會引起篡權，通常還有內戰。然而，要想分權，同時又避免共治皇帝間發生戰爭，則難乎其難。即便在一代統治者中解決了這個問題，也不大可能將這種和睦關係延續到繼任者，因為他們缺乏最初的分權共治所具有的彼此信任和尊重。結果，在每一代統治者中，即便皇位是依據王朝繼承權來傳遞的，分權而治也都不長久。沒有一個「系統」，不管權力分割與否，內戰都會週期性爆發，不可避免。必須強調的是，內戰不只是皇帝個人統治失敗造成的，雖然也有例外，例如君士坦提烏斯二世的多疑顯然是促成軍隊嘩變的一個因素。基本上，分權而治表明帝國在政治上有眾多重要因素需要考慮，例如，帝國後期人口構成更加複雜，其中就有分佈廣泛、利益相關的地主階層需要考慮，因此同只有羅馬元老院玩弄權術的擴張時期相比，此時的政治穩定更難實現。

那麼，從很多方面來看，頂層的週期性衝突是帝國在遼闊疆域內成功地協調精英階層所要付出的代價。但我們最好把這看成是帝國的局限性，而不是它的基本缺陷，因為從根本上動搖帝國的不是這種局限性。這種衝突是帝國政治的一部分。在新政權有效重組足夠廣泛的利益集團、確立統治前，政局的穩定很可能被打破，發生衝突。衝突持續的時間有短有長。例如，四帝共治瓦解後，經過20年的爭鬥，最終才由君士坦丁統一帝國。但公元4世紀的內戰並沒有削弱帝國，讓波斯征服羅馬。實際上，當時分權而治取得的效果勝過公元3世紀中葉20位合法皇帝和一群篡位者人均執政僅兩年的效果。

仔細研究元老院在《狄奧多西法典》儀式發出的歡呼，羅馬帝國的另一重大政治局限性就顯現出來了。元老們對統治者的稱讚重複次數有差異，即便這種不規律性表明他們有時可能激情澎湃，情不自禁，但他們關於《狄奧多西法典》本身所發表的意見非常明確，說明每一句歡呼都是精心設計好的。公共儀式上這種事先設計好的歡呼和1989年以前蘇聯共產黨每年召開的代表大會上的做法相差無幾。經過精心設計，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講話結束後，大家熱烈鼓掌，總書記和聽眾彼此祝賀。聽眾高呼贊同，然後講話者起身，鼓掌，大概是祝賀聽眾十分明智，認識到他的講話意義深遠。在《狄奧多西法典》的引介儀式上，羅馬的元老們更狂熱，但透露出的信息則一樣。二者都聲稱自己的國家體系，此處尤其是指法律體系盡善盡美，在此基礎之上形成統一的思想體系，二者都是對思想統一的公開慶祝。我認為最好是把羅馬帝國的公共部門看作極權政府的公共部門，官員從出生便被灌輸效忠體系的思想，並且經常有機會表現其忠心，從而又增強其忠誠度。然而，值得強調的是二者存在重大差異。蘇聯政權面臨激烈的意識形態鬥爭，僅維持了約70年的時間。與之不同的是，羅馬政府，無論極權與否，歷時500年來，多數情況下，其統治沒有受到任何挑戰。對每位官員而言，羅馬帝國的優越性滲透到公共部門的各個方面，貫穿其一生。

但和所有極權政府一樣，羅馬政府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在一定程度上，言論自由受到限制。鑒於人人都堅信統一即完美的理念，只有在性格層面上才允許有分歧，而非政策層面。[41]帝國在思想上的絕對統治成功地使臣民順從其統治。但這種順從幾乎都是被迫的。在被羅馬征服的地區，臣民之所以接受羅馬文化，成為羅馬公民，是因為帝國是他們實現抱負的唯一途徑。如果他們想有所作為，就必須遵循羅馬的規則，成為羅馬公民。

把羅馬政府比作極權政府還指出它另外兩個缺陷：其一，實際參政人數少。只有極其富裕的地主階層才能參與帝國的運作。我們無法確定實際參政的具體人數，但他們的特徵還是相當清楚的。在帝國初期，要想成為市議員就需要滿足財產限制，即在所在城市擁有足夠土地，能負擔得起子女接受文法教育的費用。這必須有很高的收入才行。聖奧古斯丁生於北非小城塔加斯特（Thagaste）一個中等貴族家庭。他家能負擔起文法教育的費用，但他被迫花費一年時間等他父親籌集足夠的資金才前往迦太基跟隨一名雄辯家繼續學習，完成高等教育。由此，我們可以從他家的經濟狀況窺見市議員資格的財產界線。[42]

和之前相比，在帝國後期，地主階層參政的方式更廣泛。一些地主仍掌控著當地議會中的少數有利職位，更多地主進入中央官僚機構，還有一些小士紳階層則樂於在行省任職。後者被稱為「小隊長」（cohortales）。據阿弗羅狄西亞（Aphrodisias）的碑刻來看，有些行省官員十分富裕，還為所在城市捐資。帝國後期，法律系統也進一步完善。自公元3世紀初起，羅馬的法律已經適用於帝國所有居民，通常還有大量職位空缺，招募訓練有素的律師。這些人又都是市議員階層出身，有志從事律師行業的年輕人完成文法教育後就學習法律，作為他們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到公元4世紀中後期，基督教得到皇帝的扶植。如前文所述，隨著基督教的傳播，地主階層也開始加入教會，很快控制主教職位。據我所知，最早接受過修辭學教育的主教是帝國西部的安布羅斯和東部的卡帕多西亞（Cappadocian）公元370年被授予聖職的三位教父——愷撒利亞的聖巴西勒（Basil of Caesarea，329—379）、納西昂的聖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329—389）以及尼斯的聖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330，—395）。[43]地主階層的就業範圍擴大了，但這並沒有改變資格限制中對財富的要求。這些職業都依然要求從業者接受過傳統的文法教育。

因此，實際參與政治的地主階層總共可能不到總人口的5％。我們還可以再加上約1％受過部分教育的專業人員，他們主要在城鎮從業。尤其是在帝國的首都，這部分人的構成略顯複雜，有的在馬戲團工作，有的在劇院表演——對特定官員表達不滿的一種方式。他們能夠表達自己的觀點。如果他們實在不滿，偶爾還可以通過暴動來行使否決權。但暴動也只是反對特定官員和政策的鈍器而已。[44]

但大多數人，無論是自由民，還是佃農，或是奴隸，都從事農業，基本上不參與政治。對這些人而言，政府主要是以稅務官的形式存在，佔用他們的有限資源，令人厭惡。我們同樣無法確定農民的確切人數，但他們應該不會少於總人口的85％。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羅馬帝國有超過五分之四的人口和統治他們的政治體系沒有多少或者根本沒有利益關係。農民對帝國的中央政權很可能主要採取中立態度。如前文所述，在帝國的歷史進程中，多數地區的居住面積和人口規模都有所增長。我們很難不把這看作「羅馬統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帝國創造的和平和穩定的結果。另一方面，農民反抗當然時有發生。這些反抗比較分散，通常與徵稅有關，但一般只是地方性的盜匪行為而已。有些地區偶爾也出現過更持久的動亂。位於現在土耳其西南部西裡西亞高地的伊索裡亞（Isauria）素以盜匪著稱，其中馬拉塔庫普勒尼人（Maratacupreni）在敘利亞北部聲名狼藉。他們假冒羅馬稅務官，肆意奪取當地居民的財產。他們能以假亂真這一事實讓我們對羅馬政府徵稅的情況略見一斑。但他們太過囂張，最終被政府清除，只剩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羅馬大多數人和政府沒有利益關係，或者只有極少利益關係。這是羅馬政府的一個主要局限性，但這種局限性由來已久。帝國一直以來都服務於精英階層。結果，農民被剝削，爆發了一定規模的反抗，一般比較分散，但沒有跡象表明公元4世紀這種情況加劇了。[45]

鑒於農民從根本上而言不能組織持久的反抗，羅馬政府的另一個缺陷就沒有這麼明顯了，但可能更值得我們關注。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先考察羅馬貴族的生活方式。如前文所述，他們參與國家事務，有的是地方市議員，負責收稅，有的是相對較高級別的官員（小隊長或廷臣），還有的是在地方任職的中央卸任官僚。但他們花在國家事務上的時間有限。到公元400年，許多政府重要部門的平均任職年限已經縮減到不超過10年——即便當時的人均壽命比現在的要低得多，這也談不上是終身制。敘馬庫斯的書信再次為我們刻畫了官僚卸任後的生活及其根本重心。當然，他家財萬貫，因此他卸任後行為的尺度不具有代表性，但其本質很典型。

在羅馬，財富除了土地之外，還有其他形式。營利的方式很多，包括貿易、製造業、法律行業和出賣手中權力等。但土地是財富的最高體現形式。在工業革命前，英格蘭人通過其他方式營利後會立即投資地產。因為，對士紳而言，土地畢竟是唯一體面的財富形式。這既是士紳架子的產物，也是務實的做法。投資地產非常安全。作為最初投資支出的回報，土地以農產品的形式提供穩定的年收益。在沒有股市的情況下，鑒於貿易和製造業提供的投資機會有限且相對不穩定，土地成為古代的「金邊股」。工業革命以前，土地在各國也確實是金邊股。投資地產對於羅馬貴族階層而言是頭等大事。

首先，地主階層需要保證農產品產量達標。土地本身只是潛在的收益來源，需要耕種，並且是有效耕種才能實現可觀的年收益。首先要種植合適的作物，然後投入時間、精力和資本，這樣往往有可能實現產量大幅增長——在工業革命前的英格蘭被稱作「提高」。羅馬的地主階層大部分時間都在直接或通過代理人間接檢查地產的經營狀況。例如，敘馬庫斯的書信中前五封是寫於公元375年他巡查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地產的時候。他這次巡查耗時較長，旨在實現收益的最大化。敘馬庫斯在給他父親的信中寫道：「我們的地產一片混亂，每個細節都需要查看……事實上，過去鄉村為我們提供糧食，而現在我們供養鄉村卻成為一種常態。」他在之後的信裡也偶爾提到收益問題。就敘馬庫斯這樣的富人而言，距離成為附加的問題。同離家更近的地產相比，在西西里和北非的地產問題更麻煩。[46]而且耕種一大片土地比耕種兩小塊土地效率更高。所以精明的地主階層總是在尋找機會購買合適的額外土地，或者安排彼此交換地產，互利互惠。帝國後期的史料，例如敘馬庫斯的書信，都表明地主階層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耗費在買賣合適的土地上。[47]

其次，還存在各種法律問題。和狄更斯（Dickens）時代的英格蘭一樣，在羅馬，遺囑通常會引發爭議。土地不同於其他形式的財富，很難分割成可繼續盈利的小份遺產，因此父母通常面臨一個選擇：是將整個地產的收益均分給幾個子嗣，還是偏袒其中一人，把整片地產留給他。不管怎樣，事情都會變得十分棘手，或非常複雜，尤其是當這些子嗣分得部分地產後，他們必然也得決定死後如何分配所得地產。遺囑人不得不在遺囑和增補條款上耗費大量精力，闡明確切的解決方案，並確保這個方案天衣無縫。可想而知，敘馬庫斯密切關注繼承法的變化，經常在信中提到遺囑的問題。[48]羅馬的地主階層用盡各種慣用手段。例如，為了避免債權人在他死後找上門來，敘馬庫斯的父親將台伯河（River Tiber）河畔的一塊地產的所有權提前轉給敘馬庫斯。[49]在這種情況下，婚姻不僅僅是兩人相愛的浪漫結合，它意味著建立一個有自己經濟基礎的新家庭。先要找一個般配的對象，然後轉讓財產，通常雙方家庭都要轉讓部分財產給這對新人。敘馬庫斯在一封信中提到一個叫弗爾維烏斯（Fulvius）的人，「一直未婚」。他很幸運，娶了某個蓬皮安努斯（Pompeianus）的妹妹。「她和他門當戶對，可能家境比他好。」[50]同樣，婚姻財產轉讓契約為律師提供了獲得豐厚收入的機會。

敘馬庫斯通過婚姻獲得其岳父的部分世襲財產。由於這部分財產已經轉讓給敘馬庫斯，所以他的岳父因欺詐被檢舉時沒有被充公。[51]稅收系統也涉及一些法律問題。為了減少稅額，地主通常會尋找後台。已有史料中雖然沒有關於地主憑借很廣的人脈而被完全免稅的記載，但有很多地主稅費減少的案例。然而，減少稅費的情況並不確定，因為如果後台失勢，那麼地主也會失去既得利益。因此，地主有很大的空間和禁衛軍長官的下屬官員爭論可以減少哪些稅費，減少多長時間，以及已經支付了哪些稅費。儘管地主在處理遺囑和婚姻財產轉讓契約時格外謹慎，後台失勢也會引發所有權的爭端。敘馬庫斯的書信，尤其是他擔任羅馬首都行政長官時寫的公函，記錄了大量這類糾紛的案例。[52]

除了要承擔的一系列責任之外，地主也有很多樂趣可言。雖然從管理上而言，擁有多處宅邸可能是個負擔，但只要他有收入，他就有機會改造和重新裝修這些住宅。敘馬庫斯在寫給他父親的一封信裡津津樂道地講述他家的新大理石護牆，說護牆鋪得非常精巧，看上去就像是一整塊大理石鋪成的。他還對一些圓柱十分得意。它們看似昂貴的比提尼亞（Bithynian）大理石，其實很便宜，幾乎沒花什麼錢。他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他在很多信裡都提到西西里莊園的新浴室，在一些信裡提到他一生中在各處宅邸零星進行的一些改造和裝修工作。他還在一封信裡抱怨提布爾宅邸的工人進度太慢。[53]有些事情一成不變。

地主們把宅邸或多處宅邸改造得舒適愜意，按最新的時尚裝修一新（例如在公元4世紀的英國，安裝彩色的鑲嵌畫是一種最新時尚）後，就可以住在裡面，享受各種快樂。敘馬庫斯格外喜歡那不勒斯灣巴亞的別墅。他在很多信裡高度讚揚巴亞景色秀麗，食物鮮美，尤其是在秋天的時候。公元396年4月至12月，他先後在福爾米亞（Formia）、庫邁、波佐利（Pozzuoli）、巴亞、那不勒斯和卡普裡（Capri）的幾處房產度過一段快樂的日子。這些地方有些現在依然是名流度假的去處。他在台伯河河畔也有一處宅邸，從羅馬順河而下就可以到達。敘馬庫斯因公要去羅馬時就住在那。和歷史上各地方的士紳階層一樣，擁有土地的羅馬士紳階層最喜歡的消遣方式是狩獵。對狩獵而言，山麓或是森林邊的一小塊地是最理想的了。[54]因此，依山傍林的房產在不同季節都能給地主帶來各種各樣的樂趣。[55]

地主階層還可以在鄉間宅邸，或多處鄉間宅邸，享受貴族生活的其他樂趣。敘馬庫斯經常稱頌在某處幽靜的鄉間宅邸讀古代拉丁語書籍的愜意。他在一封信中聲稱自己忙於學習，無暇寫信。他有時還寫信給朋友，講述自己的近況，並讓對方把他想看而又找不著的作品寄給他。[56]有時，他的好友也在附近的鄉間宅邸逗留，偶爾也有朋友在他家做客。這樣他們就能頻繁寫信，相互恭維，還能一起野餐，舉辦晚宴。[57]他們在信裡談論最多的是朋友和親人的身體狀況。如果一方有人偶感不適，另一方則會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多次寫信噓寒問暖。敘馬庫斯的女兒身體比較嬌弱。他一度要求她每天匯報自己的健康狀況，還在回信中給她推薦各種飲食療法。[58]

敘馬庫斯及其友人的生活方式為接下來1600年歐洲士紳和貴族階層的生活奠定了基調。他們有閒，有教養，有土地。有的家財萬貫，有的境況一般，僅能勉強維持貴族生活。大家都對彼此的情況瞭如指掌。他們之間就像在跳一場微妙且又不失優雅的舞，希望並期待通過婚姻財產轉讓和遺產繼承獲得大筆財富。敘馬庫斯等羅馬貴族可能喜歡讀讀拉丁語，寫寫信，而非畫水彩畫或是學意大利語，他們對童年和性別的概念也可能和簡·奧斯汀（Jane Austen）時代的截然不同，但羅馬後期的貴族階層很有點她筆下鄉紳的味道。

優雅、清閒的特權階層生活方式造成羅馬帝國的另一局限性。這種生活方式建立在地產分配極其不公的基礎之上。我們之前提到，不到5％的人擁有超過80％的土地，可能還遠不止這些。而這種不平等的核心就在於羅馬政府本身，因為其法律規定並保護所有者階層的所有權——敘馬庫斯屬於所有者階層的較高階層。土地登記制度是仲裁土地歸屬的最終依據。刑事立法縝密，保護所有者免受窮人的危害。[59]公元5世紀史學家普裡斯庫斯（Priscus）記錄了他與一個曾替匈人（Huns）作戰的羅馬商人的對話。該對話被多次援引，反反覆覆在講羅馬社會和匈人社會的優劣，直到普裡斯庫斯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所在：

羅馬人享有各種給予的自由。不僅生者而且逝者也都可以自由給予，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排地產。不管他們怎樣遺贈財產，他們的遺囑都具有法律約束力。我的〔投靠匈人的〕同胞流淚了，感歎羅馬法律公正，政體健全……

兩人最終達成兩點共識：其一，羅馬的法律造就了一個更優越的社會。其二，羅馬法律的主要益處是保障產權人以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理自己財產的權利。[60]這個觀點十分普遍。想想羅馬元老在《狄奧多西法典》儀式上的歡呼。同樣，這些元老也非常明白《狄奧多西法典》對社會的整體影響是它始終保護「地主階層的權利」。

羅馬有大量縝密的法律處理地產問題，包括基本所有權、土地利用形式（出售、長租或短租、簡單的出租和佃農耕種），以及通過婚姻財產轉讓、遺產繼承和特殊遺贈的方式在代與代之間轉讓地產。羅馬刑法嚴酷，也保護了所有權。對偷盜的處罰主要是死刑。當然除了小偷小摸的行為之外，對其他罪行的處罰都是死刑。這裡我們可以再次看到羅馬社會與之後的「士紳」社會有相似之處。在以農業為主體的經濟環境下，這些「士紳」社會同樣建立在地產分配不公的基礎之上。簡·奧斯汀的作品描述了貴族階層愛情、婚姻和地產轉讓的優雅生活。但在她創作的年代，如果偷竊小於10便士的財物會被處以鞭刑，偷竊小於4先令10便士的財物會被處以烙刑，偷竊超過5先令的財物則會被處以絞刑。在18世紀的倫敦，平均每年有20人因偷竊被絞死。[61]

羅馬政府需要促進和保護地主階層的利益，是因為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羅馬政治的主要參與者。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和個別地主之間，或是和整個地主階層之間，不會偶爾產生衝突。例如，如果在政治爭鬥中失敗的話，這些地主家族的地產有的就會被充公。這也並不一定意味著他們從此就一敗塗地。和中世紀的情況一樣，後來的統治者樂於將沒收的地產物歸原主，以贏取這個家族的忠心。[62]儘管如此，如前文所述，在政府機器的各個層面，政府都依賴行省地主階層參與管理，尤其是收稅。是否能有效收取稅收也取決於地主階層的納稅意願。

政府和地主階層之間的這種微妙關係體現在兩個方面：最明顯的方面是，農產品稅額不能提得太高，否則地主階層會選擇全體退出政府體系，使其不能正常運轉。如前文所述，大量證據表明皇帝都意識到要贏取地主階層的忠心，徵稅就不能太嚴苛。公元4世紀60年代中期，皇帝瓦倫提尼安一世和瓦倫斯開始分權而治，在財政上採取魅力攻勢。稅額連續三年沒有變化，在第四年的時候降低了。他們的發言人說是因為「寬鬆的稅制是所有人都享有的恩惠」。他們還大張旗鼓地許諾（和現代的做法一樣），「如果稅收總額令人滿意」，第五年還會再次降低稅額。[63]另一個方面是，地主階層的精英身份和生活方式取決於地產的不公平分配。地產分配極其不公，因而絕大多數人沒有地產。如果沒有第三方採取預防措施的話，這種狀況必然會導致財富的重新分配。公元4世紀，這個第三方就是羅馬政府。幾個世紀以來，它就一直扮演這樣的角色。大體而言，地主階層可以依靠政府通過實施對他們有利的法律來彌補人數上的不足。如果政府失去這種能力，例如，如果它缺乏實施地產法律的強權，那麼地主階層將會別無他選，只能去尋求新的代理，取代它，繼續保護他們的利益。

因此，我們可以把地主階層參與羅馬體系看作一個成本效益方程式。他們的成本是每年向國庫繳稅，而回報則是他們的財富獲得保護。這些財富是他們地位的基礎。公元4世紀，他們的收益遠遠大於成本。但我們稍後將會看到，一旦稅務官徵稅過於嚴苛，或是政府不能提供保護的話，地主階層可能就會另擇明主。

結語

我們已經討論了很多內容，講述了羅馬帝國從建國到公元300年前後的演變過程。一方面，我們討論的是歷史上的一個超級強國。帝國最初的建國根基是軍事實力。它在西起哈德良長城、東至幼發拉底河的廣袤疆域內統一了帝國優越性的理念。到公元4世紀，臣服民族已經採納羅馬人的生活方式，當初征服他們的國家已經演變成一個由羅馬行省組成的聯邦。

但這個非凡的國家也有其主要弊病。距離、原始的通信手段和有限的處理數據能力降低了其運作效率。在徵稅以外的各領域，羅馬從根本上來說都處於被動，通常被利益集團牽制。經濟上，帝國的產出勉強滿足社會需求。政治上，帝國的既得利益階層人數極少。我們已對佔人口比例少數的羅馬地主階層過著的特權生活略見一斑。

儘管如此，公元4世紀，羅馬帝國絲毫沒有瓦解的跡象。波斯薩珊王朝的崛起造成帝國50年的動盪。帝國為此所做的調整既不簡單，也不容易。但在軍事、財政、政治和行政變革的共同作用下，國家機器擴張，能夠同時應付波斯和帝國自身經過300年演變所產生的問題。帝國當然為此付出了代價。政府沒收地方資金，打破原來自治城鎮的統一性。它還證明分權而治的必要性，雖然這樣做只會引發頻繁衝突和週期性內戰。

不過，後期帝國基本上還算成功。鄉村經濟大多在蓬勃發展，並且熱衷於在政府部門謀職的地主階層人數也超過以往。帝國應對波斯的表現說明，帝國體系本身比較刻板，面對新威脅調動資源的行政、經濟和政治能力有限，行動遲緩。但它成功打敗了波斯，依然是個不可匹敵的強國。然而它也注定不能自行其是。公元4世紀，羅馬人依然把波斯當作傳統敵人之時，另一個重大戰略變革即將在北部拉開序幕。

第二部分

危機

第四章

多瑙河上的戰爭

公元375年年底至376年年初，黑海以北日耳曼尼亞東部爆發激戰的消息傳到多瑙河防線。據阿米安·馬塞林記載：「一開始我方並沒有在意。因為距離遙遠，通常那些地區的戰事傳到這裡時，戰爭要麼已經結束，要麼至少已經逐漸平息。」[1]這事兒也不能怪羅馬當局沒有重視。公元3世紀中葉，哥特人等日耳曼人遷到黑海北部，引發當地政治重組，並帶來了100年的相對穩定。而且，當時的麻煩來自西北部（現在的波蘭和白俄羅斯），而非東北部（現在的烏克蘭）。東北部最近一次給帝國製造麻煩的是300年前，即約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間，所向披靡的薩爾馬提亞人。但羅馬人很快意識到自己錯了。

公元376年夏天，大批難民突然出現在多瑙河北岸，請求在羅馬境內避難。有史料稱當時難民達20萬人。但據阿米安記載，聚集在多瑙河河畔的難民不計其數。他們隨行攜帶大量武器，很可能是用牛車拉載，就像歷史上戰亂時期難民結隊逃難的場景一樣。這些難民中，除了少數個人和家庭之外，大多數屬於兩支哥特部落。這兩支部落都聽命於各自的首領。據我猜測，這兩支哥特部落各有1萬名戰士。其中一支是格魯森尼人（Greuthungi），他們來自離多瑙河數百公里外的德涅斯特河（River Dniester）東部地區（位於現在的烏克蘭）。另一支主要是當年阿塔納裡克率領的瑟文吉人，在阿拉維烏斯（Alavivus）和佛瑞提根（Fritigern）的帶領下，脫離阿塔納裡克的統治，來到多瑙河北岸。[2]

大批難民的到來給羅馬邊境帶來嚴重的安全問題，但這些難民的身份為帝國埋下了更大的隱患。雖然之前接到的戰報都來自遙遠的黑海以北日耳曼尼亞的東部地區，但這兩支安紮在多瑙河河畔、意欲遷入羅馬境內的哥特部落都並非來自那麼遙遠的戰區。尤其是瑟文吉。最遲自公元4世紀10年代起，他們就一直盤踞在多瑙河北岸，位於現在瓦拉幾亞（Wallachia）和摩爾達維亞（Moldavia）的領土上。在遙遠的東北部發生的可不是什麼小衝突，其影響波及整個黑海北部地區。

羅馬很快就弄清了這次騷動的罪魁禍首。據阿米安記載：「瑪爾斯的怒火不可遏制，戰爭席捲各地，帶來毀滅和災難。這一切都是匈人造成的。」

阿米安的記載距離事發當時已近20年。此時，羅馬人對哥特人遷到多瑙河地區的緣由也有了進一步瞭解。但即便是在公元4世紀90年代，匈人的出現所帶來的全面影響也才只是初現端倪。哥特人於公元376年夏天出現在多瑙河河畔只是一個開始而已。從匈人在歐洲邊緣的崛起到西羅馬帝國末代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的廢黜歷時差不多整整一個世紀。這一切在公元376年時都還難以想像，其間也經歷了跌宕起伏的過程。哥特難民在多瑙河地區的出現，標誌著歐洲範圍內權力重新洗牌的開始。本書在接下來的章節裡要講述的就是羅馬與匈人的故事。和阿米安一樣，我們首先要講述的就是匈人。

來自「冰封的海洋」

有關匈人起源的說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是歐亞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3]歐亞大草原橫貫歐亞大陸，從歐洲邊緣到中國綿延5500公里，其東端往北、往東仍有3000公里的草原。歐亞大草原南北縱深，最窄處在西部，約500公里，最寬處位於蒙古草原，約3000公里。地形和氣候決定了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總體而言，由於土地貧瘠，降水量少，草原地區不適宜樹木和繁茂的植被生長，也不適宜作物栽培。因此遊牧民族主要以畜牧業為生，放牧各種牲畜。其中，駱駝生存能力最強，依次是山羊、綿羊、牛和馬。

遊牧生活基本上是遊牧民在固定的牧場之間遷徙、實現全年放牧的一種生活策略。通常，現代牧民會在夏季丘陵放牧地（冬季因為降雪和低溫而缺乏牧草）和冬季低地放牧地（夏季因為降水量少而缺乏牧草）之間遷徙。就經濟資本而言，放牧權和牧群同樣重要，都要嚴加看護。由於攜帶牧群和年老體弱的牧民遷徙比較困難，冬、夏季放牧地之間的距離不宜太遠。在斯大林（Stalin）強迫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的遊牧民定居之前，他們通常都在相距75公里的牧場之間遷徙。遊牧民還和當地定居的農民有密切的經濟往來。雖然他們自己也種植穀物，但大部分糧食仍是從當地農民手中購得。在夏季，只有一部分遊牧民放牧牲畜，其他人則從事各種農業生產。但各歷史時期的遊牧民族都需要用畜牧業產品（例如獸皮、奶酪、酸奶和牲畜等）同農業民族交換糧食。通常，這種交換是不對等的，當地農民用穀物換來的只是免受劫掠。但有時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之間也會進行互利互惠的交換。

一直以來，遊牧民族，或半遊牧民族，並不局限於某個特定的語言群體，或文化群體。在各歷史時期，歐亞大草原上生活著眾多不同的遊牧民族。公元1世紀至3世紀，伊朗語族的薩爾馬提亞人和阿蘭人（Alan）控制了多瑙河至裡海的西部草原。他們將自公元前3世紀或公元前2世紀起就生活在此、同樣屬伊朗語族的斯基泰（Scythian）遊牧民驅逐出境。此後一直到公元6世紀，突厥語族的遊牧民控制了多瑙河至中國的大片草原。中世紀中期，蒙古語族的遊牧民入侵歐洲，造成難以估量的破壞。除此之外，還有其他遊牧民族。公元9世紀末出現在歐洲中部的馬扎爾人（Magyars）和他們的匈牙利後裔一樣，講的是芬蘭－烏戈爾語（Finno-Ugrian），說明他們可能起源於歐洲東北部的森林地區。因為除歐洲中部之外，東北部的森林地區是唯一講芬蘭－烏戈爾語的地區。

匈人到底起源於哪支遊牧民族，我們並不清楚。和其他羅馬史料相比，阿米安·馬塞林有關匈人的記載最為翔實，但他也沒有說明匈人的起源問題。阿米安只是提到匈人起源於黑海對岸「冰封的海洋附近」。他們不具備讀寫能力，因此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錄，甚至連他們的語言至今還系屬不明。即便沒有其他線索，語言學家通常也能根據人名來確定系屬關係，但這種方法在確定匈人語言的系屬關係時也行不通。他們很快便開始採用日耳曼人的名字（或者也許是史料記錄的是他們的日耳曼語名字，或是日耳曼鄰近部落或臣服民對他們的日耳曼別稱），因此留下來的匈語人名寥寥無幾，無法形成可信結論。他們很可能不屬於伊朗語族，但是否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屬於最早入侵歐洲的突厥語族遊牧民還有待證實。[4]由於信息不足，匈人的起源問題仍然是個不解之謎。歷史學界一直就匈人是否就是古代中國史料中記載的匈奴（Hsiung-Nu）遊牧民族的問題存在爭議。

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世紀，匈奴人在單于[5]的率領下進犯中國漢朝的西北邊境，以貢品的形式獲得大量絲綢、貴金屬和穀物。他們還爭奪中國漢朝西部的重要領土，例如中國境內絲綢之路途經的塔里木盆地（絲綢之路始於公元前1世紀）。由於受到東漢軍隊的攻擊，匈奴於公元48年分裂成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隨後被同化，成為中國帝國體系的一支重要力量。北匈奴則留居漠北，不斷襲擾東漢邊境，直到公元93年，東漢政府利用鮮卑人——另一遊牧民族——發動攻擊，在漠北擊敗北匈奴。大量北匈奴投靠鮮卑人（據說有10萬戶），其餘則「向西」逃亡。此後，在中國史料中再也沒有看到關於北匈奴的記載。

影響羅馬帝國歷史的這部分匈人是在公元4世紀中後期突然出現在羅馬史料中的。從表面上看，人們很容易就將這部分匈人等同於西遷的北匈奴。但這樣做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即從北匈奴在中國史料中消失到匈人在羅馬史料中出現之間間隔近300年（從公元93年到公元370年前後），而且中國與羅馬之間相距3500公里。此外，羅馬史料中記載的匈人與匈奴人的政體形式完全不同。自公元48年起，後者分裂為南匈奴和北匈奴，都有各自的單于。但入侵歐洲的匈人只有各種等級的首領，沒有擁有獨斷權的領導人物。留存下來的人種描述也對此提出質疑。北匈奴人通常蓄長辮，而入侵歐洲的匈人則沒有蓄髮。兩者使用的武器類似，考古發現的遺物中也都有青銅水壺。鑒於這種情況，二者之間可能存在一定關聯，但入侵歐洲的匈人是公元93年開始西遷的北匈奴的後裔這一說法顯然行不通。歐亞大草原雖然一望無垠，但即便是在當時，橫穿草原也不需要花300年的時間。此外，同多數遊牧民族的政權一樣，北匈奴是由匈奴部落和其他臣服部落組成的部落聯盟。因此，入侵歐洲的匈人的祖先即便屬於這個部落聯盟，也可能並不是「真正的」北匈奴。所以，即便公元4世紀的匈人和公元1世紀的北匈奴彼此存在什麼聯繫，他們之間也已經歷了300年的歷史，早已是滄海桑田，白雲蒼狗了。[6]

羅馬史料也只是記載了匈人入侵歐洲邊緣的大致原因。據阿米安所稱，匈人「極其野蠻」，「心中充滿著掠奪他人財物的慾望」。羅馬史料通常認為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最終到達歐洲邊緣實屬偶然。一天，一些匈人外出狩獵，他們跟隨一頭雌鹿穿過沼澤，踏上一片此前從未聽說過的土地。受這一觀點的影響，20世紀初有學者認為，幾個世紀以來，匈人一直在歐亞大草原的不同地區遊牧，然後機緣湊巧，來到歐洲邊緣。[7]但之後，人類學家發現遊牧民族並非隨意遷徙，而是週期性地在相對固定的牧場之間流動放牧。鑒於放牧權對遊牧民族而言至關重要，並受到嚴密看護，在牧場之間的遷徙絕對不會具有偶然性。

遺憾的是，我們只能猜測匈人西遷的動機。追蹤雌鹿的偶然說的結論是，狩獵人員回到營地，匯報新發現的神奇土地。阿米安把他們西遷的動機歸結為攫取經濟利益。黑海北岸國富民豐，招致匈人入侵。這一觀點看上去完全說得通。雖然相比而言，歐亞大草原的西部牧場面積不大，但是十分肥沃，一直生活著眾多遊牧民族。當時，生活在黑海北岸的是羅馬帝國的藩屬部落。他們同地中海地區有著各種經濟往來，經濟相對發達，生活富裕，無疑也引起匈人的垂涎。但對此後更為我們所瞭解的遊牧民族而言，牧民西遷通常與躲避阿瓦爾人（Avars）有關。阿瓦爾人是一個強大的遊牧民族聯盟，不斷騷擾中國的北方邊境。他們為了逃避突厥的征討，遷入黑海北岸，給歐洲造成的影響幾乎與早於他們兩個世紀的匈人造成的影響相當。同樣，公元9世紀末，馬扎爾人為了逃避佩切聶格人（Pechenegs）的攻打，向西遷入匈牙利。就匈人而言，我們沒有確切證據證明他們西遷的動機是為了攫取財富，還是為了躲避另一遊牧民族，但我們也不能排除其可能性。在更東邊的地區，公元4世紀下半葉，笈多（Guptas）自印度北部擴張至絲綢之路；公元5世紀初至中葉，噠人統治裡海（Caspian Seas）及鹹海（Aral Seas）一帶。早在公元4世紀50年代，這種政權的重組就已經對歐亞大草原東部產生了深遠影響，迫使匈尼特人（Chionitae）遷入波斯帝國裡海以東地區的邊緣。[8]這也可能是匈人西遷的原因。

雖然匈人的起源和西遷動機仍是未解之謎，但他們是哥特人公元376年夏天遷入多瑙河地區的根源，這一點毋庸置疑。人們普遍認為，當時哥特人遷入多瑙河地區是為了逃避突然出現在黑海北岸的大批匈人。他們倉促逃至多瑙河河畔，向羅馬帝國尋求庇護，請求遷入帝國境內。匈人實際上一直緊隨其後。一旦哥特人抵達羅馬境內，匈人便立刻佔領多瑙河附近地區。現代研究對當時情況的敘述大多歸結為以下幾點：匈人於公元375年至376年突然入侵歐洲；哥特人於公元376年倉皇逃往羅馬帝國；自公元376年後，匈人統治了多瑙河以北地區。

這種觀點的依據是阿米安的記載。他描繪了一幅哥特人倉皇逃生的生動畫面：「消息傳遍各哥特部落，迄今為止都尚未聽說的一支遊牧民族突然出現，有如高山上襲來的暴雪，勢不可當，所到之處或被佔領，或被摧毀。」然而，我們需要透過修辭看到阿米安實際傳達的信息。匈人征服阿蘭人之後，開始襲擊格魯森尼人。率領格魯森尼人抵抗匈人的是厄門納裡克（Ermenaric）。他最終放棄抵抗，貌似犧牲自己，成為祭品，祈求神靈保護族人的安全。[9]阿米安措辭含糊，但在一些古代部落的文獻記載中，將部落的命運歸結為首領的舉措這一點值得注意。在艱難時刻，部落深陷不幸被看作眾神顯靈，表明原首領冒犯了眾神，應被當作祭品獻祭給眾神，以平息眾神的怒氣。厄門納裡剋死後，維提米爾（Vithimer）擔任首領，繼續抵抗匈人，但最終戰死沙場。

之後，阿拉提（Alatheus）和薩伏拉克斯（Saphrax）以維提米爾之子維特裡克（Vitheric）的名義統領格魯森尼人。他們決定退到德涅斯特河附近。此時，阿塔納裡克率領的一支瑟文吉部落正遭受匈人的追擊，也退至德涅斯特河附近。他們看到河岸已經聚集了一支部落，便撤回喀爾巴阡山附近的腹地。阿塔納裡克企圖在此建築防線，遏制匈人進攻的勢頭。在我看來，這道防線很可能是羅馬在奧爾特河（River Olt）河邊的防線——特蘭薩魯塔努斯防線（Limes Transalutanus）。[10]但阿塔納裡克的計劃落空。瑟文吉在建築防線時，遭受匈人連續進攻，摧毀了他們對阿塔納裡克的信心。就此，大部分瑟文吉脫離他的統治，在阿拉維烏斯和佛瑞提根的率領下遷至多瑙河河畔，請求羅馬的庇護，允許他們遷入帝國境內。阿拉提和薩伏拉克斯率領的格魯森尼人也採用了類似的策略，跟隨瑟文吉來到多瑙河附近（地圖5）。[11]

事情發展非常迅速。維提米爾戰死後，瑟文吉和格魯森尼人很快便來到多瑙河附近。事情前後經歷的時間並不長。從維提米爾戰死到哥特人公元376年夏末或是初秋到達多瑙河附近，總共可能不到一年時間。原則上，即便是幾個月的時間，也足夠他們遷到多瑙河附近了。那麼維提米爾可能是在公元375年年中到376年年初戰死的。鑒於對農民而言，逃亡的最佳時機是在收穫之後，格魯森尼人極有可能是在公元375年夏末或是初秋啟程逃亡多瑙河。[12]

然而，格魯森尼人在匆匆逃離前還是做了拚死抵抗。我們無法確定戰爭的確切年代，因為阿米安並沒有明確記載戰爭的時間。但他的記載也提供了一定線索。阿米安首先提到厄門納裡克抵制匈人的襲擊「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他的繼任者維提米爾多次被匈人打敗，直到戰死。我們無法確定格魯森尼人和匈人抗衡了多長時間，但維提米爾死後，格魯森尼人顯然結束長期抗戰，迅速退到德涅斯特河附近。正是他們撤退的決定加速了最後危機的到來。格魯森尼人之前抵禦匈人的進攻持續了多長時間還有待商榷，但時間的長短確實與匈人行動的性質存在一定關係。

為了獲得遷入帝國境內的許可，哥特人首先派特使離開多瑙河前往瓦倫斯皇帝的駐地，向他陳述情況。然而，瓦倫斯人在安條克。這意味著哥特特使需往返1000公里。即便這樣，特使們也沒有卻步。他們一到安條克便和瓦倫斯商談，雙方形成決議，然後向多瑙河邊界的羅馬指揮官發出公文。這一切很可能發生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裡。與此同時，大批的哥特人繼續駐紮在多瑙河附近，耐心等待羅馬允許他們遷入帝國境內。史料中沒有任何記載表明此時匈人對哥特人發動攻擊。而且，襲擊阿塔納裡克的是一些匈人小部落。他們有時掠奪財物太多，不便追擊。[13]因此，這群匈人只是一群劫匪，而非征服者。此時的匈人在政體上沒有擁有獨斷權的領導人物，只有各種等級的首領，他們獨立行動的可能性非常大。例如，維提米爾在率領格魯森尼人抵抗匈人時，他也能招募其他匈人部落的成員替他作戰。[14]公元375年至376年，並沒有大批匈人緊追倉皇逃亡的哥特人。相反，獨立的匈人部落之間卻在千方百計地爭鬥。

事實上，匈人並沒有像我們通常理解的那樣「征服」哥特人，而是哥特人決定撤離日漸危險的居住地。直到20多年後，即公元395年，大部分匈人仍停留在黑海以東地區，實際在高加索北部一帶，不在多瑙河河口附近。[15]而且公元376年後的10多年裡，在多瑙河下游繼續侵擾羅馬邊境的既不是瑟文吉部落，也不是格魯森尼部落，而是其他哥特部落。公元386年，奧德提烏斯（Odotheus）率領的另一支格魯森尼部落在多瑙河下游向羅馬發起猛攻。大約在同一時期，沒有跟隨阿拉維烏斯和佛瑞提根遷至多瑙河附近的瑟文吉部落的剩餘人員則在喀爾巴阡山一帶行動。

金弓

儘管如此，匈人的到來依然給羅馬帶來了深遠影響。雖然多瑙河邊界和其他邊界一樣，經常遭受小規模侵襲，但很少發生戰略性變革。在黑海北岸，羅馬帝國僅經歷過兩次戰略性變革。氣候多樣性和生態多樣性是這一地區的主要特徵。喀爾巴阡山和頓河一帶降水充足，尤其是河谷地區，適宜農業耕種，但頓河以東地區種植穀物需要灌溉。而這一帶南部、黑海海岸附近的地區則比較乾燥，形成大片草原。因此，從生態角度而言，歐洲邊緣的這些鄰近地區適宜遊牧民族和農耕人口的居住。在古代，這一帶先後由不同民族佔領。公元前的最後幾個世紀裡，斯基泰遊牧民、日耳曼語族的農耕人口和巴斯塔奈人等都在此不斷繁衍。公元元年前後，他們的統治被伊朗語族的薩爾馬提亞遊牧民中斷。200年後，農耕民族哥特人向喀爾巴阡山以東、以南推進，將統治向東擴張到頓河一帶，制伏殘留的薩爾馬提亞人。那麼，是什麼使匈人得以在公元4世紀下半葉恢復這一帶的軍事平衡，讓遊牧民族重新統治該地區的呢？

羅馬很快就認識到匈人的軍事實力。雖然阿米安沒有詳細記載對匈人的戰役，但對匈人的作戰做了大致描述，切中要點：

〔匈人〕作戰時呈楔形陣形……他們裝備輕便，行動敏捷，出其不意，總是突然分散成小隊人馬，四處進攻，殺人如麻……他們遠攻時使用的箭矢與眾不同，箭鏃用獸骨製成，打磨得非常尖銳，靈巧地安裝在箭桿上。他們擅長馬上作戰，近攻時執劍肉搏。

公元6世紀史學家佐西姆斯（Zosimus）借鑒了公元4世紀的史學家尤納皮烏斯（Eunapius），也對匈人做了形象的描述：「〔匈人〕完全不能，也不知道，如何徒步行軍作戰。但他們的騎兵通過適時迂迴、衝鋒、撤退以及射擊，在戰場上所向披靡，殺敵無數。」[16]這些史學家的描述清楚明瞭。匈人軍隊由騎兵構成，尤其是弓騎兵。他們能夠遠距離作戰，擾亂對方的陣形和軍心，然後再發動近攻，用弓或刀屠殺敵人。匈人軍隊的關鍵在於其騎兵都英勇無畏，擅長騎射，能夠以小分隊的形式作戰。正如許多評論指出的那樣，歐亞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生活艱難，他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技能以及駿馬成為他們作戰的優勢。古典時期和中世紀歷史也反覆印證了這一點。

但這對於歐亞大草原上的所有遊牧民族而言都是一樣的，並不能解釋匈人尤其強悍、所向無敵的真正原因。除了哥特族日耳曼人之外，他們也征服了伊朗語族的阿蘭人等其他遊牧民族。他們是如何制勝的呢？雙方都擅長騎術，但作戰的方式不同。匈人弓騎兵裝備相對輕便，行動敏捷。而阿蘭人和薩爾馬提亞人一樣，主要是重裝騎兵——羅馬人稱之為鐵甲騎兵。騎馬者和坐騎都穿掛鱗甲，使用的兵器主要是長矛，輔以長的騎刀，以小隊人馬的形式作戰。這樣，答案就越來越清晰了。在帝國初期被薩爾馬提亞人擊敗並奪走黑海北岸統治權的斯基泰人和匈人一樣，都擅長騎射，並且採用的戰術也非常相似，但在當時，他們使用的兵器主要是長矛，而非弓。那麼，為什麼弓會在三個世紀之後取代長矛，成為主要兵器呢？

答案並不在於匈人使用的弓的基本構造。匈人和斯基泰人使用的都是所謂的「草原上的秘密武器」。西方人談到弓時，通常都會想到用整塊木料製成、用力開弓即可形成簡單凹形的長弓。但草原上遊牧民族使用的弓截然不同。首先，他們使用的是復合弓。復合弓用木材做弓臂的主體，多層疊合，再在弓臂外側貼裝動物肌腱，內側貼裝用動物角做成的薄片，這樣用力開弓時，筋可以伸展，角可以回縮。放箭後，復合弓還可以向反方向彎曲，因此又稱作反曲弓。用來黏合木臂、筋和角的是用魚骨和獸皮製作的黏合性極強的動物膠。全部工序完成後，製成的弓威力無比。巴爾喀什湖（Lake Balkhash）一帶發現的隨葬器物中就有這種復合弓的遺物，一般是做成薄片的動物角，時間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因此到公元4世紀，復合弓已不是什麼新式武器了。

匈人制伏其他遊牧民族的關鍵可能在他們使用的復合弓的一個細節上。一直以來這個細節都沒有得到研究者的充分重視。當時，匈人和斯基泰人都使用復合弓，但斯基泰人的復合弓弓長約80厘米，而在墓葬中發現的少量匈人的復合弓要大一些，有130—160厘米長。當然，弓的威力與大小成正比。但騎兵適合使用的弓最大只能在100厘米左右。騎兵需要將弓豎直舉在自己正前方，因此弓過長的話，會碰到馬的頭部，或絆到韁繩。但匈人弓的形狀並不對稱——這就是問題的答案所在了。弓把位置偏下。正是這種設計使得匈人能在馬上使用較長的復合弓。當然，這種弓也有其弊端，靈活性降低，並且由於形狀不對稱，騎射兵在使用時需要校準瞄準偏差。但與斯基泰人形狀對稱的80厘米長的復合弓相比，匈人130厘米長的不對稱弓的威力要大得多。和斯基泰人的弓不同，匈人的弓使騎射兵能在安全距離內放箭穿透薩爾馬提亞人的盔甲。

反曲弓用起來和現代的土耳其弓有些類似。土耳其弓一般長110厘米，但由於主要用於步兵，而非騎兵，其形狀對稱。當然，土耳其弓也經歷了1000年的發展，比基本設計相同的中國弓和亞洲弓威力更強。對於用慣長弓的歐洲人而言，土耳其弓的威力令他們咋舌。1753年，哈桑·阿賈（Hassan Aga）射出古代史和近代史上最遠距離，總射程達584碼1英尺，約534米。他是家喻戶曉的冠軍，但射程超過400米並不少見。土耳其弓威力無比。在100米範圍內，土耳其弓可以放箭穿透1.25厘米厚的木板，箭頭伸出5厘米多。由於匈人使用的復合弓形狀不對稱，並且騎射兵不像步兵弓箭手那樣腳能站穩，因此公元4世紀匈人復合弓的威力應該略小於土耳其弓的威力。匈人騎兵沒有馬鐙，但他們使用的木質馬鞍很沉，這樣騎馬者在射箭時就能用雙腿夾緊，保持身體平穩。儘管如此，匈人騎射兵很可能在150—200米範圍內擊敗無護甲的哥特對手，在75—100米範圍內擊敗重裝阿蘭騎兵。這些距離足以讓匈人佔據巨大的戰術優勢。據羅馬史料記載，匈人充分利用了這一優勢。[17]

除了復合弓之外，匈人還有其他武器。匈人騎射兵從遠處擾亂對方陣形後，再策馬逼近，用劍同對手廝殺。他們還經常用套索將對手捆住，令其動彈不得。有證據表明地位較高的匈人還穿著甲冑。但反曲弓是他們的主要武器。到公元4世紀中葉，精心改進後的反曲弓能夠抵擋薩爾馬提亞鐵甲騎兵的進攻。可以想見，如公元5世紀史料所說，匈人非常清楚，他們的復合弓與眾不同。據底比斯（Thebes）的史學家奧林匹奧多羅斯（Olympiodorus）記載，公元410年前後，匈人首領都對自己的高超箭術引以為豪。[18]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公元375年時情況就已經是這樣了。最偉大的匈王阿提拉（Attila）突然逝世的當天晚上，羅馬皇帝馬爾西安（Marcian）夢到「神站在他身旁，告訴他阿提拉的弓在那晚折斷了」。[19]同樣，考古發現也表明匈人的弓是至高權力的象徵。考古學家在四處墓葬發現的弓的殘骸或完全或部分裹有黃金外殼，上面還雕刻了圖案。其中有一把純粹是象徵性的——只有80厘米長，外面有黃金外殼，根本無法彎曲。另外三把是標準長度，很可能是裝飾了黃金外殼的真武器。[20]弓作為匈人賴以奪取軍事統治權的秘密武器，經過這樣一番裝飾就成為政治權力的有力象徵。有了這樣一件秘密武器，匈人便控制了歐亞大草原的西部邊緣。

阿米安·馬塞林說得沒錯，發動戰爭、迫使瑟文吉和格魯森尼人於公元376年夏末或初秋遷至多瑙河河畔的正是匈人。此時，受到匈人崛起影響的已不僅僅是黑海北岸的各部落，它還讓帝國東部的瓦倫斯皇帝陷入兩難境地。成千上萬的哥特人失去家園，突然出現在帝國邊境，請求庇護。

避難者

大量史料在敘述哥特難民的問題上呈現少有的一致性。當時根本沒有人認為大批哥特難民突然湧現，意欲遷入帝國境內是個問題。相反，瓦倫斯欣然接受了他們的請求，因為他在這批失去家園的難民身上看到巨大機遇。據阿米安記載（多數史料都有類似記載）：

大家對哥特難民到來的歡喜勝過擔憂。受過精英教育的官員極盡溜鬚拍馬之能事，稱讚皇帝有福氣，這麼多年輕的新兵自動送上門來，羅馬軍隊聯合外來力量後將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此外，雖然失去了每年向帝國繳納的行省稅，但仍將會有大量稅收流入國庫。

這樣瓦倫斯一舉兩得，既擴充了兵力，又獲得了黃金——通常情況下，二者不可兼得。也難怪瓦倫斯對此自鳴得意了。

多數史料對哥特人渡過多瑙河（很可能是在杜羅斯托魯姆要塞附近）（地圖6）遷入帝國境內後出現的問題也做了大致相似的敘述。現代研究往往把問題歸咎於當地行政官員欺詐斂財。移民中一出現物資緊張的情況，這些官員就利用黑市趁機斂財，以賣身為奴作條件交換糧食。可以想見，移民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羅馬軍隊，尤其是盧皮奇努斯（色雷斯伯爵）率領的色雷斯野戰軍的介入反而使事態愈加惡化。他先是從黑市牟取暴利，然後又逼迫哥特人遷往區域首府馬西安諾堡（Marcianople）（地圖6），並將他們拒之門外。後來，他設宴招待哥特人的首領，企圖暗殺他們，但未遂。哥特人的不滿情緒不斷高漲，發動暴亂。[21]把問題歸結為瓦倫斯缺乏遠見、羅馬軍隊指揮官貪婪斂財和哥特人恢復野蠻本性看似環環相扣，渾然一體，但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

首先，羅馬對難民採取了一貫的移民政策。公元376年，自願或非自願移民對羅馬帝國而言已經屢見不鮮了。縱觀歷史，羅馬一直都在吸納外來人口，既有人不斷遷入羅馬，尋求發跡機會（如前文所述，加入羅馬軍隊），也間或有大規模的移民湧入。對於後者，還有一個術語稱之為「接納」（receptio）。據公元1世紀碑文記載，尼祿（Nero）時代的行省總督將10萬（移民）「從多瑙河〔北岸〕」遷至色雷斯。公元300年四帝共治時期，羅馬皇帝將成千上萬遷入帝國境內的達契亞卡爾皮人沿多瑙河安置在匈牙利至黑海沿線。自公元1世紀至4世紀初，羅馬還經歷了多次類似規模的移民湧入。雖然羅馬沒有出台任何移民政策，但也逐漸形成一定的慣例。如果羅馬和意欲遷入的難民關係良好，並且批准他們自願遷入的話，移民中的年輕男子將被納入羅馬軍隊（有時組成一支新的分隊），其餘則遷往帝國各地，成為自由農民，辛勤耕作，繳納稅款。例如，公元359年，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和利米甘特族（Limigantes）薩爾馬提亞人就達成了這種協議。[22]如果羅馬和遷入帝國境內的移民關係一般，尤其是，如果這些移民是戰俘的話，他們的待遇就會嚴苛得多。適齡男子可能仍會被納入軍隊，但羅馬通常會採取更嚴厲的保護措施。例如，公元409年羅馬俘獲一群斯基利人（Sciri）後頒發的敕令表明，25年（即一代人的時間裡）之內不得在這批戰俘中招募新兵。其他人也同樣成為農民，但條件更加苛刻。公元409年被俘的斯基利人中許多人被賣為奴，其餘則成為佃農，按條款要求遷至巴爾幹半島——他們被俘的地方——以外的地區。當時的移民要麼加入羅馬軍隊，要麼成為農民。但不管怎樣，基本上都還是有辦法讓移民照辦的。[23]

然而，史料記載的允許移民遷入帝國境內的例子都還有一個共性——皇帝都對移民存有戒心。他們無一例外都使用武力來確保自己對移民過程的掌控，要麼先使意欲遷入的移民臣服，要麼調配足夠的軍隊來處理移民帶來的問題。君士坦提烏斯和利米甘特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公元359年，大事不妙。一如既往，阿米安把問題歸結為薩爾馬提亞人的背信棄義。但問題可能並沒有這麼簡單。不管怎樣，局勢在關鍵時刻變得混亂不堪：

皇帝出現在將壇上，把〔薩爾馬提亞人〕看作即將歸順帝國的臣民，正準備發表一篇充滿溫語仁愛的演說。此時，有一個薩爾馬提亞人突然失去理智，把他的鞋擲向將壇，大呼：「瑪哈！瑪哈（marha，利米甘特人作戰時的吶喊）！」台下的群眾突然跟隨他一起舉旗暴動，一擁而上，想要抓住皇帝本人。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最能說明問題：

雖然利米甘特人的暴動十分突然，羅馬士兵也沒有全副武裝，但羅馬軍隊大喊一聲，便立刻衝向瘋狂的利米甘特人……他們一路廝殺，毫不留情地將敵人踐踏在腳下，不論死活，所到之處沒有留下一個活口……暴動者被徹底擊敗，有的被宰殺，有的驚慌失措，四處逃散，還有的徒勞地乞求羅馬士兵手下留情，結果還是被連砍數刀後殺死。

羅馬和利米甘特人就移民問題經過仔細協商後，君士坦提烏斯才現身。所以事情本該進展順利。但如果出現不測，也有大量羅馬軍隊近在咫尺，最後被徹底消滅的還是利米甘特人。[24]

這樣看來，眾多史料有關公元376年哥特移民問題大體一致的敘述中就有一個關鍵內容聽起來並不那麼可靠了。據記載，哥特人出現在多瑙河北岸時，瓦倫斯喜出望外。但在公元376年，羅馬的軍隊明顯沒有控制當時的局勢。哥特人渡過多瑙河遷入帝國境內後，情況開始惡化，羅馬軍隊沒能恢復當地秩序。盧皮奇努斯雖然應為哥特人的暴亂負一定責任，但是他手頭根本沒有足夠兵力維持治安。宴會之後，他立刻召集現有軍隊投入戰鬥，但還是被哥特人徹底擊敗了。[25]就普通的移民情況而言，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對羅馬至關重要。如果在軍事上沒有佔據絕對優勢，那麼史料有關瓦倫斯對哥特人出現在多瑙河河畔喜出望外的說法就不可信了。

巴爾幹半島兵力緊缺的理由非常簡單。公元376年夏，瓦倫斯正深受來自東部防線威脅的困擾，而且波斯威脅已持續了一段時間。如第三章所述，公元369年，瓦倫斯和阿塔納裡克議和，因為波斯對亞美尼亞和伊比利亞存有野心，他急於抽調兵力到東方前線對付波斯。自公元371年起，瓦倫斯趁波斯東部領土遭受侵襲取得一些重大勝利，重新任命高加索地區的統治者。但公元375年，波斯的「諸王之王」沙普爾捲土重來。瓦倫斯心意已決，於公元376年夏天派遣三個使團，要求沙普爾撤兵，否則羅馬將出兵迎戰。瓦倫斯擺出如此強硬的外交姿態，必然需要做好充分的軍事準備。為此，他不僅親自趕往對波斯作戰的地區總部安條克，而且還將大部分野戰兵力也調配到東部防線。所以，當哥特難民出現在多瑙河北岸時，瓦倫斯已深深捲入東部的戰事。他要想策略性地抽調兵力，或是僅僅把兵力調回多瑙河，至少也得花一年時間。[26]

瓦倫斯可能一時仍在期望多瑙河危機可以應付得過去，自己仍能繼續在高加索一帶與波斯抗衡，甚至像史料記載的那樣，還能招募到哥特新兵。然而，鑒於羅馬不像往常一樣在此次多瑙河移民事件中佔據絕對的軍事優勢，我們也可以認為瓦倫斯行事謹慎，對潛在的問題心存戒備。現有證據表明他行事確實謹慎。如前文所述，可以明確的是，在到達多瑙河河畔的兩支哥特部落中，只有瑟文吉獲准遷入帝國境內。[27]格魯森尼人被拒之門外，並且巴爾幹半島可調配的軍隊和艦船都被派駐在多瑙河對岸，阻止他們渡河。[28]因此，瓦倫斯並沒有倉促批准所有哥特人遷入帝國境內，為他既提供新兵，又充實國庫。

我們再仔細探討一下瓦倫斯和瑟文吉的關係。沒有史料詳細記載瓦倫斯和瑟文吉達成的條款內容，而且由於瑟文吉的暴亂，這些條款也沒能全面實施。雙方的新關係肯定是以哥特人作為投降者——「歸降」——的形式呈現在羅馬公眾面前，但這並不能說明什麼。君士坦丁和瓦倫斯此前與瑟文吉達成的協議也都被描述成是羅馬對瑟文吉的勝利，儘管雙方的關係並非如此（參見本書第二章）。一切跡象都表明公元376年達成的協議有不同尋常之處，嚴重向哥特人傾斜。首先，一反常態，哥特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選擇定居地。通常情況下，由皇帝來決定移民的安置地點，而且往往會將移民分散安置在帝國各處。但公元376年，雙方就瑟文吉只能遷入色雷斯一事達成一致，而且這是瑟文吉提出的要求。定居地的組建細節我們並不清楚，尤其是有關瑟文吉是否集中居住，仍保留其政治、文化身份的關鍵問題我們無從知曉。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是非常罕見的情況。但鑒於他們都能選擇自己的定居地點，將允許瑟文吉集中居住寫進協議的條款也完全有可能。除此之外，我們只知道瑟文吉向羅馬提交人質，年輕男子加入羅馬軍隊，以及協議還設想哥特人會像公元332年至369年期間一樣，大量加入輔助部隊，參加特定戰役。此外還有增強信任的舉措，例如瑟文吉首領還宣佈願意改信基督教。

同哥特人的協議被描述成是對哥特人的勝利這一事實並不能掩蓋問題的存在。從細節來看，協議在軍事和外交上都偏離了羅馬的一貫做法。瑟文吉在公元376年獲得的條款甚至比被當作朋友的移民獲得的都優厚。因為在多瑙河防線缺乏足夠的軍事影響力，瓦倫斯不得不放棄久經考驗的一貫做法。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他在批准瑟文吉遷入帝國境內時小心翼翼。事實上，各種跡象表明他也確實非常謹慎。[29]

如前文所述，瑟文吉暴亂主要是因為多瑙河一帶糧食緊缺，黑市猖獗。哥特人可能在公元376年秋天和初冬一直滯留在多瑙河一帶，直到那年年底或是來年初春才向馬西安諾堡遷徙。即便發動暴亂，他們也無法獲得足夠的食物，因為「所有生活必需品都被集中在固若金湯的城市裡。敵人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要圍攻這些城市，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怎樣進行圍攻」。這裡描述的是公元377年夏天的情形，距離作物收割還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羅馬人似乎早已特意把公元376年收穫的糧食都轉移到哥特人無法攻克的要塞裡。鑒於羅馬的行政局限性，對羅馬中央政權而言，養活一大批瑟文吉難民並非易事。它必須周密規劃，保證自己軍隊的糧食供給。當然，哥特人在這個關頭也無法自己種植糧食，因為他們和羅馬的協商還沒有進展到確定安置地這一步。一旦他們儲備的糧食耗盡，糧食供給就成為瓦倫斯控制他們的槓桿。

瓦倫斯還迅速向他的侄子（瓦倫提尼安一世的兒子）、帝國西部的皇帝格拉提安請求軍事援助。我們的老朋友演說家兼哲學家德密斯修是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元老，瓦倫斯的心腹。他很可能是公元377年來到羅馬，發表了他的第十三篇演說。德密斯修可能是在格拉提安登基十週年慶典上發表的這篇毫無創意、單調乏味的演說，稱頌格拉提安是柏拉圖式的理想君主。與演說本身相比，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德密斯修在這個關鍵時刻出現在帝國的西部。而且，他自己也明確指出，他是從敘利亞快馬加鞭趕來的：

……我幾乎是日出而行，日落而歇，一路馬不停蹄地從底格里斯河趕來大洋邊〔大西洋，即帝國西部〕。我的旅程匆忙，跨越大地，正如您〔蘇格拉底（Socrates）〕常說的厄洛斯（Eros）曾做到的那樣日夜兼程。我風餐露宿，衣衫襤褸……[30]

德密斯修趕往羅馬的速度比這篇乏善可陳的演說聽起來要快得多。這表明他的使團此次出使帝國西部還有一個更緊迫的任務。我們可以從公元377年夏天帝國西部的軍隊介入東部巴爾幹半島的行動中找到一些線索。帝國西部的軍隊在巴爾幹半島的行動肯定是在公元376年年底至377年年初事先協商好的，甚至有可能是在瑟文吉發動暴亂前就已經協商妥當。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德密斯修一行人才馬不停蹄、跋山涉水趕往羅馬。他們身負重任，與格拉提安協商帝國東西部聯手應對突如其來的哥特問題。

此時多瑙河一帶上演的一系列事件也十分蹊蹺，表明瓦倫斯實際上十分謹慎。我們前面談到，糧食的緊缺狀況日益嚴重，哥特難民的不滿情緒不斷高漲，盧皮奇努斯逼迫瑟文吉遷往區域首府馬西安諾堡。但為了監督瑟文吉，盧皮奇努斯不得不調動用於阻止格魯森尼人渡河的軍隊。瑟文吉最終還是遷往了馬西安諾堡，但格魯森尼人也趁機渡過多瑙河進入帝國境內。作為指揮官，盧皮奇努斯肯定是心急如焚。很顯然，情況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據阿米安記載，更糟的是，瑟文吉只是慢慢地向馬西安諾堡遷徙，好讓格魯森尼人能跟上他們。〔格魯森尼人渡河的地點可能是在薩西達瓦（Sacidava）或是阿克西歐波利斯（Axiopolis），位於瑟文吉渡河地點的東部。〕（地圖6）瑟文吉距離馬西安諾堡還有大約15公里時，盧皮奇努斯設宴招待他們的首領。下面是阿米安敘述的宴會情形：

盧皮奇努斯設宴招待阿拉維烏斯和佛瑞提根，然後派兵把守，禁止蠻族人進城……城中居民和城外的難民之間發生爭執，最後愈演愈烈，引發衝突。隨後，蠻族人……殺害大量士兵。盧皮奇努斯秘密得知此事後……處死在外等候的瑟文吉隨從。圍在城外的〔哥特人〕聽聞消息，以為阿拉維烏斯和佛瑞提根被強行扣留，怒不可遏，漸漸越聚越多，要為他們的首領報仇……佛瑞提根機智過人，擔心自己會和其他人一起成為人質，便大聲喊道，如果不讓他們出去平息瑟文吉的怒火，〔羅馬人〕將會損失慘重……一獲得盧皮奇努斯的同意，他們便離開了。[31]

我們很難知曉事情的詳細經過。從表面來看，盧皮奇努斯襲擊瑟文吉首領是因誤會和恐慌而起。但在宴會上劫持人質是羅馬在處理邊境問題時的慣用手段。

清除危險或是具有潛在危險的首領是擾亂敵軍軍心的絕佳手段。阿米安還記載了在短短24年內發生的另外4起羅馬指揮官在宴會上趁機扣押敵軍首領的事件。其中一起是地方指揮官自作主張，另外三起則都是皇帝直接授意。在其中一起事件中，萊茵河的指揮官收到一封密函，並要求他在阿勒曼尼首領渡河進入羅馬境內之前不得拆封。等阿勒曼尼首領渡河後，指揮官拆開密函一看，是命令他將阿勒曼尼首領轉移到西班牙的密令。我懷疑盧皮奇努斯也收到類似的指令。瓦倫斯人在安條克，多瑙河的指揮官從提出請求到接到指令要花幾周時間，因此他們沒法事事都向瓦倫斯請示。所以，在處理瑟文吉的問題上，盧皮奇努斯接到的指令肯定給他留有很大餘地。儘管如此，我覺得在哥特人問題上，如果沒有悉心指示盧皮奇努斯在各種情形下該怎樣採取行動，瓦倫斯是不會聽任他不管的。一大批沒有臣服的哥特人在羅馬軍隊的主力被調離多瑙河時出現在帝國領土之上，這個潛在危險太大，瓦倫斯不得不深思熟慮。我猜想盧皮奇努斯接到旨意，如果形勢失控，他應該盡力擾亂哥特人的軍心。我們已經說過，扣押敵軍首領是羅馬的慣用手段。但一切都取決於盧皮奇努斯。結果，他選擇最不明智的做法，接連兩次都是這樣，而且都半途而廢。因此，換來的不是與瑟文吉的和睦相處（即便得借助武力），也不是他們群龍無首的反抗，而是頗有聲望的領導率領的有組織暴動。[32]

瓦倫斯正深陷對波斯的戰爭中，他會樂意看到多瑙河防線混亂不堪嗎？與帝國批准的其他移民情況相比，很顯然，瓦倫斯不可能像史料中一致敘述的那樣，對大批哥特難民出現在多瑙河河畔喜出望外。我們已經知道，在帝國的理念裡，蠻族人必須以恭敬順從的姿態呈現。無論公元376年發生的事情背後存在多大的恐慌，皇帝的政策都必須以對帝國有利而非迫不得已的政策的形式呈現在納稅人面前。阿米安的記載給了我們強烈的暗示。他在敘述中提到「受過精英教育的奉承者」（eruditis adulatoribus）極力誇讚瓦倫斯對哥特人的政策。[33]我們立刻會聯想到為公元369年瓦倫斯與阿塔納裡克和談做粉飾的德密斯修。

公元376年夏天，他也在敘利亞，之後才突然啟程前往帝國西部。我猜想他也發表了類似公元369年發表的演說來說服帝國東部的宮廷，批准大批尚未臣服的哥特人遷入帝國境內實際上並不像看起來那麼糟糕，反而是件好事。因此，史料在這一問題上的一致敘述體現的是瓦倫斯為自己政策所做的開脫，而非採用該政策的原因。

因為匈人的入侵，羅馬帝國和大批哥特人之間形成一種前所未有的緊密關係。這當然不是皇帝本人的意願，至少他並不想讓兩者的關係以這種形式呈現。哥特人也有他們的顧慮。他們並非輕易決定遷入帝國境內，尋求庇護。瑟文吉是聚集在一起經過仔細討論才決定脫離阿塔納裡克的。[34]我們不難想像他們猶豫不決的樣子。要做出移民這樣一個強大鄰國的決定並非易事。鑒於邊境信息靈通，他們很可能已經得知瓦倫斯正深陷波斯戰爭，因而多瑙河一帶兵力緊張。他可能暫時願意做出讓步，但不能確保之後會不會改變態度。因此，哥特人從長計議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既要為眼下也要為將來應對強大的羅馬帝國做好準備。

雖然羅馬已經對他們區別對待，但瑟文吉仍和格魯森尼人保持密切聯繫。因此，如前文所述，盧皮奇努斯強迫他們遷往馬西安諾堡時，瑟文吉已經知道格魯森尼人已渡過多瑙河，因此放慢了遷徙速度。[35]瑟文吉正在朝著虎穴邁進。即便他們受到的待遇看上去比格魯森尼人的要優厚，聯合盡可能多的哥特人對付在兵力和資源上都佔絕對優勢的羅馬帝國也完全符合他們的利益。當然，這樣一來，他們就違背了和瓦倫斯達成的協議精神。但從長遠來看，如果瓦倫斯可以改寫公元376年協議的話，哥特人也可以。[36]

在我看來，這才是故事的真實一面。匈人使哥特人和羅馬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張。雙方都彼此猜忌，沒有完全遵守公元376年被迫達成的協議。協議沒有奏效其實並不意外。現在，雙方的軍事較量顯然勢在必行，其結果將決定哥特移民與羅馬帝國間更持久的解決方案走向如何。

哈德良堡戰役

盧皮奇努斯在宴會上謀害瑟文吉的首領未遂。第二天清晨，武裝衝突爆發了。由於盧皮奇努斯的暴行，佛瑞提根返回後，在馬西安諾堡附近實施第一輪劫掠。對此，盧皮奇努斯召集所有兵力，朝城外15公里處的哥特營地進軍。很快，他的軍隊敗下陣來。除了盧皮奇努斯外，只有極少人逃生。公元377年初，戰爭正式開始，持續至少6個戰季，直到公元382年10月3日才恢復和平。[37]阿米安·馬塞林詳細記載了戰爭頭兩年到哈德良堡戰役的情況（但這並不意味著他講述了所有實情）。哈德良堡戰役之後的記載就沒有那麼翔實了。然而，可以明確的是，整個戰爭，即持續6個戰季的戰爭，都僅限於帝國境內巴爾幹半島的各行省。縱觀歷史，這一地區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以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

巴爾幹半島北部大體呈矩形，北部和西部較南部和東部略寬（地圖6），地形以山地為主。半島偏東地區有巴爾幹山脈（Stara Planina，即哈伊莫司山，Haemus Mountains），平均海拔為750米，最高峰達2376米；更西邊的羅多彼山（Rhodopes）則更加險峻，海拔略高，多個山峰高度超過2000米。最西邊的是南北走向的狄那裡克阿爾卑斯山（Dinaric Alps）。長期以來，這些山脈的石灰岩被侵蝕，形成石林和殘峰，通常佈滿多刺的灌木，是巴爾幹西部典型的喀斯特（Karst）地貌。沿山脈還分佈著三片廣闊的平原：北部的多瑙河平原、東南部的色雷斯平原以及羅多彼山和狄那裡克阿爾卑斯山之間的馬其頓平原。半島的另一地形特徵是沖積丘陵盆地，由於降水和融雪侵蝕，在山間盆地形成肥沃的土壤。

巴爾幹半島的地形特徵塑造了該地區的歷史。顯然，平原和丘陵盆地提供了彼此獨立的可耕地，可能集中大量人口。這一地區山勢險峻，再加上冬季嚴寒，只有兩條主要道路聯通各地：其中一條自北向南貫穿摩拉瓦河（Morava）河谷和瓦爾達爾河（Vardar）河谷，連接多瑙河、斯庫皮（Scupi，現在的斯科普裡，Skopje）和愛琴海（Aegean）的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ca）。另一條自西北向東南走向，也是從摩拉瓦河河谷開始，但在納伊蘇斯（Naissus，現在的尼什，Niš）左拐，一路穿過肥沃的丘陵盆地，途經塞爾迪卡（Serdica，現在保加利亞的首都索非亞，Sofia），越過蘇西山口（Succi Pass），連接富饒的高地平原斯雷德納哥拉（Sredna Gora），向色雷斯平原延伸。在羅馬時期，這是一條軍事要道。巴爾幹半島的地形也給各地區之間的交通帶來困難。例如，羅多彼山東北和西南的交通極其不便，哈伊莫司山只有五個主要山口聯通山脈的南北地區：西部的伊斯克爾河（Iskar）河谷，中部的特洛伊山口（Trojan Pass）和希普卡山口（Shipka Pass），東部的科泰爾（Kotel）和裡斯基（Riski）。

公元376年，哥特人渡過多瑙河，進入已在巴爾幹半島北部統治長達300多年的羅馬帝國。公元前146年，羅馬征服馬其頓，將半島南部變成羅馬的行省，統治了近500年。大體而言，羅馬人對巴爾幹半島的地形是加以利用，而非改造。但有一個特例。除了兩條聯通各地的主幹道之外，他們還修建了兩條東西走向的道路，橫貫巴爾幹半島。在半島南部，早在公元前130年就已鋪設的埃格納提亞大道（Via Egnatia）久負盛名，自君士坦丁堡沿愛琴海一路向西到達塞薩洛尼基（這段路線的修建還算容易），然後直穿狄那裡克阿爾卑斯山的群峰和山谷，抵達底耳哈琴（Dyrrhachium，現在的都拉斯，Durres）。在埃格納提亞大道北部，公元1世紀末，羅馬軍團在多瑙河切斷喀爾巴阡山處的鐵門峽谷（Iron Gates），鑿開岩石辟出一條道路，連接多瑙河中游和下游地區。巴爾幹半島連接帝國東西部，羅馬在修建幹道問題上毫不敷衍了事。即便是在公元376年，對帝國皇帝而言，巴爾幹半島仍主要是連接帝國東西部的橋樑。眾多資源被用於維護該地區的道路以及沿途的城鎮和驛站。這些城鎮和驛站為旅行者提供庇護，還為狄奧法內斯文件中記錄的高速旅行提供後勤支持（參見本書第三章）。

出於帝國的需求，政府資金還被用於巴爾幹半島的另外兩個地區。在匈人入侵黑海北岸之前的三個世紀裡，哈伊莫司山北部的多瑙河平原一直是帝國的邊境。羅馬很早就在厄斯克爾（Oescus）和諾瓦埃（Novae）設立了重要的軍團基地。到公元4世紀，方圓70公頃的區域首府馬西安諾堡負責監督多瑙河邊境的軍事行動，沿河一帶以及附近鄉村還設有大大小小的要塞，戒備森嚴。此時，較大的平民聚居地也都築牆加以保護，並且都具有協助作戰的功能。在更南邊的地區，決定政府財政支出的是政治需求，而非軍事需求。在半島的東南部，君士坦丁皇帝將古希臘城邦拜占庭（Byzantium）改建成君士坦丁堡。到公元4世紀中後期，君士坦丁堡已經完全成為帝國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有宏偉的城牆和漂亮的公共建築，還獲得大量投資，用於基礎設施的建設。例如，建設港口設施和糧倉，處理埃及運來的糧食，以及引水渠，從100多公里外的山脈引水供給這片乾燥地區上迅速膨脹的人口。君士坦丁堡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需求中心，除政府資金外，還居住著大批富裕的居民。貴族們不僅在城裡建有宅邸，還在鄉村擁有幽靜、涼爽的住所，而且他們還需要各種服務設施。公元4世紀，巴爾幹半島東南部的經濟空前繁榮，君士坦丁堡的現金源源不斷地流入位於色雷斯平原的鄰近城市。

巴爾幹半島上的其他羅馬居住區都經歷長期發展，一點一滴逐步演變成具有「羅馬性」的城市。有些建立在古老的城市之上。亞得裡亞海（Adriatic）海岸的許多居住區在羅馬時期以前就早已存在。馬其頓和黑海沿海地區更是如此。塞薩洛尼基、菲利波波利（Philippopolis）、阿其亞努斯（Anchialus）和奧德修斯（Odessus）等都是基於之前的希臘城市建成。這些地區不僅有名副其實的羅馬式城市，各式各樣的標準公共建築一應俱全，還有欣欣向榮的鄉村，隨處點綴著地主階層的豪宅。巴爾幹半島的其他地區也有「嚴格意義上」的羅馬式城市。公元4世紀，在多瑙河平原，羅馬式城鎮和別墅仍錯落其間。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居住區可以被看作羅馬防禦工事的派生品。巴爾幹半島的地方議會中眾多議員都是軍團老兵的後代，很多別墅也都建在政府通常給予退伍士兵的土地上。許多人也因士兵的各種消費需求發家致富。但該地區羅馬式城市的發展也有其自身的動力，那些歷史遺跡數量繁多，工程浩大，光靠政府支出是難以實現的。從菲利波波利經斯雷德納哥拉（Sredna Gora）和塞爾迪卡直通摩拉瓦河谷的幹道也同樣不是僅靠政府支出就能修建起來。當然，政府支出起到了推動作用，但羅馬統治下的和平為真正意義上的羅馬城市的發展創造了可能。這在丘陵盆地的大部分地區也不例外。地形和氣候是巴爾幹半島發展的兩大障礙。與帝國其他地區相比，該地區的城市數量要少得多，集中耕種的耕地比例也相應較低。但這兩大因素並沒有妨礙該地區發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羅馬世界。[38]

戰爭爆發時，哥特人面對的巴爾幹半島大體就是這種情況。一切跡象表明，戰爭一爆發，格魯森尼人便加入了戰鬥。[39]此時，他們已抵達馬西安諾堡附近，處於羅馬多瑙河沿線的軍事防禦帶之中。考古學家在一些較小規模的要塞遺址發掘出的地層表明，要塞遭受損毀，時間可追溯到此次戰爭期間。但文字史料和考古發現都證明，哥特首領佛瑞提根像阿米安強調的那樣，「沒有攻城」。[40]公元4世紀初，羅馬邊境的要塞大多都建有巨大的U字形堡壘，用於發射投彈，殺傷力極強。哥特人要進攻要塞的話，無異於以卵擊石。駐軍人數頗多，斯基泰行省有23支分隊，下默西亞（Lower Moesia）有27支分隊，重點部署在諾維奧杜努姆（Noviodunum）、阿克西歐波利斯（Axiopolis）、特洛斯米斯（Troesmis）、特蘭斯馬裡斯迦（Transmarisca）、杜羅斯托魯姆（Durostorum）和諾瓦埃（Novae）（地圖6）。但駐軍接受的訓練主要是針對巡邏和小規模侵襲，而不是為大規模野地作戰提供機動部隊。儘管如此，盧皮奇努斯仍抽調大部分駐軍兵力來拼湊自己的軍隊。因此，哥特人打敗盧皮奇努斯時就已經摧毀了這一地區唯一的野戰部隊。如果剩餘的駐軍冒險單獨行動的話，將遭受重創。這些軍事基地不會對哥特人造成直接威脅，因此可以不予理睬。[41]

此外，哥特人還有其他當務之急。他們還有很多舊賬沒算。多瑙河平原1月、2月白天的平均氣溫不會超過0℃。如前文所述，哥特人被迫在戶外過冬，再加上黑市猖獗，他們的不滿情緒高漲。而且，他們還迫切需要糧食。哥特人可能至少隨身攜帶一部分公元376年收穫的糧食，同時還從羅馬獲得一定量的食物，但不可能種植當年的作物。因此，哥特人洗劫完馬西安諾堡的附近地區後，便將目光轉向主幹道連接的巴爾幹半島東南部繁華的大都會。

哥特人的下一站是哈伊莫司山南的哈德良堡，距馬西安諾堡約200公里。盧皮奇努斯在馬西安諾堡潰敗後，羅馬已經沒有任何機會阻止哥特人越過哈伊莫司山。有一支哥特人組成的部隊駐紮在哈德良堡，一直屬於羅馬軍隊，由蘇裡德阿斯(Sueridas)和柯裡阿斯（Colias）領導。當北部暴亂的消息傳到哈德良堡時，這群哥特人與市民之間發生衝突，決定與佛瑞提根為伍。據阿米安的記載，就在此時，佛瑞提根「建議他們襲擊並摧毀哈德良堡附近的富裕鄉村，因為這些地區依舊沒有士兵把守，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搶劫」。從羅馬的角度而言，襲擊的結果令人膽戰心驚：

〔哥特人〕小心翼翼地向前行進，遍佈色雷斯的每個角落。他們的戰俘，或是投誠者，向他們指出富裕村莊的位置，尤其是那些據說可以找到充足糧食供給的村莊……有了這些人的指引，哥特人燒殺劫掠，所到之處一片狼藉。他們見人就殺，不分男女老少，連襁褓中的嬰兒都不放過。女人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丈夫被殺，然後被他們擄走。幼年和成年男子被生生地從父母的屍體邊拽開，強行帶走。許多老人被雙手反綁，流放他鄉，對著化為灰燼的祖居淚如泉湧。他們悲歎自己倖存下來，卻失去了財產和女人。[42]

哥特人飢腸轆轆，胸中一腔怒火有待發洩。色雷斯平原的居民突然發現自己處於最前線，為那年冬天在多瑙河河畔發生的一切付出慘痛的代價。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羅馬人主動協助哥特人洗劫同胞。有些是出於恐懼，但也有很多受壓迫的農民是出於個人恩怨。羅馬統治下的和平並沒有使所有羅馬人都獲得對等的利益。

對於這些災難，羅馬的反應是從東部調遣一批軍隊。瓦倫斯派遣幕僚、軍隊指揮官維克多（Victor）不惜一切代價向波斯求和。與此同時，他還從亞美尼亞召回圖拉真（Trajanus）和普洛弗圖拉斯（Profuturus）率領的軍隊。公元377年夏天，兩人率領的軍隊抵達巴爾幹半島。他們的到來產生了巨大影響。哥特人很快撤到哈伊莫司山以北。這時，瓦倫斯倉促採取的外交政策已初見成效。帝國西部的一小支部隊在裡克莫瑞斯的指揮下火速越過蘇西山口，與圖拉真和普洛弗圖拉斯會合。援軍到達後，羅馬軍隊向哈伊莫司山以北挺進，直抵哥特人用大車圍成的營地。據阿米安記載，哥特人的營地設在沙利西斯（Ad Salices，「柳樹鎮」）（地圖6）。[43]羅馬軍隊打算冒險作戰。哥特人也做好準備，等糧秣隊一返回就開戰。只有阿米安對雙方交戰做了敘述，但他的記載也不翔實。他幾乎花了一半篇幅大肆描述傷亡情況，而對雙方的兵力和戰術沒有留下任何記載。然而，整體而言，戰鬥顯然非常慘烈，血流成河，不分勝負。羅馬軍隊的左翼一度被擊退，但後備部隊挽救了戰局。戰鬥持續到黃昏才結束。羅馬軍隊傷亡慘重，但哥特人的損失也同樣慘重。之後，他們在大車圍成的營地裡堅守整整七天。夏去秋來，此時很可能已是公元377年的9月。[44]

羅馬軍隊充分利用這個喘息機會。一場血戰使羅馬遭受慘重的損失，但他們自盧皮奇努斯潰敗以來第一次暫時奪回主動權。由於敵人在人數上佔絕對優勢，現有的羅馬兵力不可能打敗哥特人。因此，他們很快就轉向利用巴爾幹半島的地形特點，在哈伊莫司山的各山口設防。馬西安諾堡控制著山脈的東端，因此想必有大量駐軍留守在那裡。其他部隊則駐守在各山口，封鎖通往山脈南部的五條主要通道。羅馬的計劃非常簡單。如阿米安所說：「顯然，他們計劃將數量龐大的敵軍困在〔多瑙河〕和曠野之間，引起饑荒，將他們消滅。」這是個絕妙計劃。哈伊莫司山有些山口非常寬闊，但地勢都很高。1500年後，在1877年俄羅斯－土耳其戰爭中，俄羅斯派遣一支游擊隊向南渡過多瑙河，奪取希普卡山口。該山口位於哈伊莫司山中部，連接哈德良堡和通往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的主幹道。他們拿下山口，但沒有增派兵力，因此自8月21日至25日5天時間裡，4400名俄羅斯士兵不得不面對蘇萊曼帕夏（Suleiman Pasha）率領的3萬—4萬土耳其士兵。戰役結束時，俄羅斯傷亡3500人，但拿下了該山口，而土耳其則有1萬士兵橫屍山野。沙利西斯戰役之後的兩個月裡，羅馬軍隊就像後來的俄羅斯軍隊一樣，一切都按計劃進行著：

由於斯基泰和默西亞〔哈伊莫司山北部的羅馬行省〕所有可以用來充飢的食物都已經消耗殆盡，蠻族人在飢餓和凶殘本性的驅使下，奮力突圍……我軍在險峻的山峰英勇抗擊，他們經過幾次嘗試後被制伏。

羅馬軍隊極力想要拖延時間，希望冬天到來後戰役能夠結束，這樣瓦倫斯和格拉提安就能在春季前調配援軍到巴爾幹半島。

然而，他們的希望落空了。「秋冬換季之時」[45]，消息傳來，哥特人有了新的盟軍。他們以戰利品為誘餌，招募一支由匈人和阿蘭人組成的部隊。羅馬指揮官得知情況後決定放棄各山口。一旦一個山口被攻破，把守其他山口的士兵將被封鎖，幾乎沒有可能戰勝人數上佔絕對優勢的哥特人。指揮官立即召回人馬。多數部隊都成功撤退。但有一支軍隊在哈伊莫司山南的狄巴勒圖姆（Dibaltum）附近一個重要關口遇上敵軍，可能被徹底消滅。[46]有了匈人和阿蘭人的加入（只消少量人加入便可打破微妙的權力平衡，使之重新向哥特人傾斜），哥特人又可以在哈伊莫司山以南為所欲為。公元377年年底至378年年初，他們分成小隊，在哈伊莫司山以南肆無忌憚地燒殺劫掠。「〔據阿米安記載，〕他們洗劫了遠至羅多彼〔行省〕和連接兩大海洋的〔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峽的一整片地區，燒殺劫掠，無恥地褻瀆著自由民的軀體。」

這次劫掠持續時間更長，波及範圍更廣。但富饒的色雷斯平原上可供哥特人搶劫的東西很多，而且波及範圍向西最遠沒有超過羅多彼山。阿米安再次詳盡地描述了羅馬的慘痛損失，而非戰爭的細節。然而，據一些史料記載，哥特人逼近君士坦丁堡，但最終被在羅馬服役的阿拉伯輔助部隊擊退。阿拉伯人將敵人割喉飲血的習俗打消了哥特人繼續進攻君士坦丁堡的念頭。但羅馬沒有足夠的兵力和盟軍來採取更廣泛的對策。在東部援軍抵達之前，哥特人有充足的時間掠奪大量財物。從考古發現的遺跡中可以看出劫掠所造成的一些破壞。哈伊莫司山南部和北部發掘出的羅馬帝國後期的主要別墅都是這一時期被遺棄的。其中，大多數遺址都有地層顯示別墅遭受過巨大破壞。[47]

公元378年早些時候，瓦倫斯從東部調配的野戰軍大部分都已抵達巴爾幹半島。各分隊自美索不達米亞和高加索地區慢慢集結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羅馬野戰軍很可能不會在這一年太早的時候抵達巴爾幹半島。因為，和近代的野戰軍一樣，羅馬野戰軍需要牲畜運輸輜重，只有等到足夠的草長出來才能行軍。瓦倫斯本人直到5月30日才抵達君士坦丁堡。野戰軍大規模行軍很可能也差不多是在這個時候。瓦倫斯不但沒有受到首都人民的熱烈歡迎，反而還引起了騷亂。君士坦丁堡在他統治初期就一直是滋生對抗的溫床，支持篡位者。宗教問題也在醞釀之中。此外，眾多富有的市民剛剛遭受哥特人洗劫，損失慘重。瓦倫斯的軍隊從帝國東部長途跋涉來到巴爾幹半島，他們一會師便進行休整，準備戰鬥。瓦倫斯作為皇帝，還得拿出些本事來。

羅馬在公元378年的算盤打得不錯。瓦倫斯在高加索地區做出巨大讓步，和波斯換取和平。這樣他就可以將大部分野戰部隊調回巴爾幹半島。他仍在繼續和格拉提安協商。帝國西部的皇帝已經答應親自率領西部的野戰軍前往色雷斯。就這樣，帝國東西部最精良的部隊都集結起來，一同懲治哥特人。沒有史料記載帝國東西部聯合作戰的確切目的，但這也不難猜測。東西部的皇帝集結足夠兵力，想要大獲全勝，然後一切恢復正常。帝國依然不可戰勝。那些留在羅馬境內的哥特人，有的將葬身於帝國各地的圓形競技場，有的將被納入羅馬軍隊，還有大部分人將成為奴隸，被發配到各地。

但在各歷史時期，「所有計劃在剛一開戰的時候都會夭折」。公元4世紀也不例外。在這次戰鬥中，敵人採取出其不意的進攻方式。格拉提安召集西部軍隊遠征巴爾幹半島時，邊界對面的蠻族很快就發現羅馬在萊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的防線出現缺口。這一消息得到一個在羅馬軍隊服役的日耳曼士兵的證實。這個士兵是阿勒曼尼人，屬於居住在雷提亞（Raetia）行省（現在的瑞士）對面、阿爾卑斯山麓丘陵地帶的倫提恩西（Lentienses）部落。他在返鄉時走漏了消息。公元378年2月，格拉提安為迎接即將到來的戰鬥，已抽調大量兵力向東前往多瑙河中游的潘諾尼亞（Pannonia）。此時，倫提恩西人越過冰封的萊茵河上游河段。他們的首輪進攻被擊退。但格拉提安接到消息，稱這只是一個開局策略，還有成千上萬的阿勒曼尼人正在策劃發動一系列更猛烈的進攻。皇帝和幕僚們決定哥特人的問題可以先緩一緩。一部分遠征軍又從潘諾尼亞調回帝國西部。格拉提安還從高盧抽調更多部隊，確保他能先發制人，發動強大攻擊。他決定返回東部之前先確保自己的後方免遭攻擊。格拉提安堅持戰鬥，使躲藏在山頂的敵人陷入漫長的圍困。戰鬥緩慢而堅定地繼續著。最後倫提恩西人投降。那個前羅馬士兵也受到了應有懲罰。[48]

這一切從格拉提安的角度來看都完全合乎情理，但令瓦倫斯陷入絕境。瓦倫斯5月30日抵達君士坦丁堡，12天後離開，前往50公里外米蘭提阿斯（Melanthias）的皇家別墅。他的軍隊就集結在那裡。一切準備就緒，糧餉都已下發，士兵也士氣高昂。但格拉提安沒有出現。在瓦倫斯等待格拉提安出現的同時，哥特人卻沒有閒著。他們的糧秣隊繼續運輸糧草，主力部隊被部署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和貝羅伊（Beroea）兩地之間，以控制戰略要地希普卡山口的兩端。看上去哥特人給自己留出了選擇餘地，他們既可以向哈伊莫司山以南，也可以向山脈以北行動。此時，瓦倫斯的指揮官聽到風聲，一支哥特軍隊出現在哈德良堡附近，便立刻派遣一支縱隊前往哈德良堡伏擊哥特人。夜襲成功了，但也促使哥特人採取對策。佛瑞提根召集所有部下，整個大軍（包括大車和所有物資）向哈伊莫司山以南挺進，到達迦比勒（Cabyle）。為了避免遭受更多伏擊，又繼續南下，直抵色雷斯平原。戰鬥即將結束。哥特大軍現在正集結在哈德良堡北部通往迦比勒的幹道上。瓦倫斯的軍隊則集結在哈德良堡南部，休養備戰。然而，格拉提安仍然不見蹤影。這個夏天，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了。

6月12日，瓦倫斯離開君士坦丁堡和自己的軍隊會合。一直等到7月結束都不見格拉提安的蹤影。帝國東部的軍隊就這樣無所事事地等了近兩個月，除了伏擊一支哥特軍隊外，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士兵們開始變得焦躁不安，士氣也下降了。這時，格拉提安的軍隊依然沒有出現，反倒是送來一封信，詳盡地講述帝國西部的皇帝大勝阿勒曼尼人。格拉提安承諾，他仍會趕往東部作戰。但當時已經進入8月，夏天過去大半。而且格拉提安的勝利觸到了瓦倫斯的痛處。瓦倫斯的耐心很快就到了極限。消息傳來，哥特人正從北部向哈德良堡挺進。根據情報，對方只有1萬兵力，遠遠少於瓦倫斯預想的人數。我認為，當時得出這個數字是因為羅馬人誤以為向哈德良堡挺進的哥特人只有佛瑞提根率領的瑟文吉，他們沒有料到瑟文吉是聯合格魯森尼人一同南下的。瓦倫斯對格拉提安的勝利心生妒意，很想立刻採取行動。這是否是擊敗眾敵、鼓舞士氣、提高聲望的大好時機呢？指揮官們對此產生分歧。有些慫恿瓦倫斯大膽採取行動，有些則諫言繼續等待格拉提安。主戰派暫時贏得這場爭論。軍號響起，瓦倫斯的軍隊排開戰鬥序列，向哈德良堡挺進，然後在城外築起行軍營（臨時用土搭建的壁壘）。

這時，格拉提安的信接連送達。他正火速趕往東部。先鋒部隊已將哈伊莫司山和羅多彼山之間至關重要的蘇西山口打開。這樣他就能夠沿軍事幹道一路直下，抵達哈德良堡。因此，一些指揮官繼續主張暫緩行動。但據阿米安記載：「皇帝堅持自己的致命主張，並得到一些廷臣的大力支持。他們極力奉承，催促瓦倫斯盡快行動，以免他們口中唾手可得的勝利果實被格拉提安瓜分。」

8月8日夜晚至次日清晨，雙方已經近在咫尺。佛瑞提根派遣一名基督教教士前去請求和談。但瓦倫斯拒絕接受和談。拂曉時分，羅馬軍隊倉促前往哈德良堡北部，留下一名士兵守衛行軍營中的行李。皇帝的金庫和其他值錢的物品也都留在了城裡。羅馬軍隊一上午都在行軍，直到下午兩點左右哥特人用大車圍成的營地才呈現在他們眼前（用阿米安的話來說就是「好像被車床推動的一樣」）。羅馬正在部署軍隊的時候，哥特人又派遣了兩批使節。瓦倫斯開始猶豫了。在他正安排交換人質的時候，羅馬軍隊右翼的兩支部隊在沒有接到命令的情況下就貿然發動進攻。等待數月之後，戰鬥終於正式打響了。[49]

有關古代戰爭的史料記載總是不盡如人意。古代讀者期望讀到的是偉大的英勇事跡，而不是兵法。事實上，就哈德良堡戰役而言，阿米安已經算是在盡力翔實地描述戰爭。哥特人為了加強戰線將大車圍成一圈。羅馬在左右翼都部署了騎兵和步兵，中軍則是重裝步兵。雖然戰鬥剛開始時羅馬的左翼還沒有擺好作戰序列，但羅馬軍隊似乎最初取得了不小的進展。他們將前來迎戰的哥特人逼回大車圍成的營地，甚至還差點襲擊他們的營地。這時，災難降臨了。正當羅馬左翼蜂擁前進之時，哥特騎兵在阿拉提和薩伏拉克斯的率領下，和阿蘭人一起（可能是上一年秋天和他們聯盟的阿蘭人）「雷電般從附近高山上衝下來，引起一片混亂，所到之處見人就殺」。瓦倫斯受到瑟文吉和格魯森尼人的聯合進攻，暴露於遠遠超過他想像的敵軍面前。他受錯誤情報的誤導發動進攻。而哥特人卻在戰術上出奇制勝。

阿米安對隨後的戰事記載並不清晰。但哥特騎兵似乎直搗羅馬軍隊的左翼。災難無疑是從左翼展開。起先，羅馬軍隊的騎兵不敵而逃。接著，主力部隊被擊退，很可能是受到防守大車圍成的營地的部隊和衝下山坡的哥特騎兵夾擊。左翼被擊潰後，進而又將中軍暴露於敵人大規模的翼側攻擊之下。由於羅馬採用的是慣用的密集隊形（公元4世紀，羅馬軍隊仍經常用盾牆隊形作戰），傷亡慘重：

這樣，步兵就暴露於敵軍面前。他們擁擠在一起，誰都無法拔劍，也不能收回手臂……箭從四面八方射向他們。由於士兵沒法預測，也無法抵擋飛來的亂箭，他們紛紛中箭倒下……步兵聚攏在一起，沒有任何退路。他們越聚越攏，根本沒有撤退的機會。

事實上，羅馬中軍的重裝步兵聚集得過於緊密，致使他們無法發揮武器的威力。他們以往在武器、鎧甲和訓練上的優勢現在都變得毫無用處。

羅馬士兵也都精疲力竭。他們在8月的烈日下行軍8小時，顆粒未進，滴水未沾，也沒有休息就被瓦倫斯推向了戰場。在色雷斯平原，8月正午的平均氣溫達到30℃。哥特人甚至還利用順風燃起大火，將溫度進一步提高。濃煙和熱浪滾滾湧向對手。經過激烈戰鬥，羅馬的主要戰線最終被攻破，士兵不敵而逃。在這種情況下，結果往往是血腥屠殺。皇帝被殺，羅馬軍隊全軍覆沒。瓦倫斯到底是如何喪命的，還沒有定論。他的屍體也一直沒有找到。有一種說法是，瓦倫斯受傷後被帶至一個農舍。哥特人將農舍包圍，矢箭從上方的窗口射向他們。隨後哥特人將農舍化為灰燼。瓦倫斯的一個侍從從農舍逃出來，講述了瓦倫斯被殺的經過。雖然這種說法比較普遍，但阿米安似乎並不信以為真。皇帝有可能只是被困戰場，和其他士兵一起死於亂刀之下。

瓦倫斯的冒險行動失敗。皇帝喪命，哥特人出乎意料地大獲全勝，摧毀帝國東部最精銳的軍隊。當天到底有多少羅馬士兵戰死，還頗受爭議。據阿米安記載，有35名軍團級指揮官（大約相當於團長）和三分之二的士兵戰死。從公元395年前後，即哈德良堡戰役近20年後，帝國東部軍隊的完整列表可以看出，16支精銳部隊遭受重創，此後再也沒有重建。但我們仍無從得知戰死士兵的總數。因為我們不知道羅馬軍隊的參戰人數，而且戰死的指揮官中有一部分是非軍事官員，不是分隊指揮官。有史學家認為，瓦倫斯隨行率領3萬人馬北上，也就是說有2萬人戰死。然而，即便與波斯達成和議，瓦倫斯皇帝也無法將東部兵力全部調走。別忘了，他還指望格拉提安能增派援軍呢。我個人認為，公元378年，瓦倫斯帶領約1.5萬人前往巴爾幹半島，並且指望格拉提安也能增派數量相當的援軍。兩支軍隊加起來對抗哥特人就佔有1.5 : 1至2 : 1的優勢。這樣就應該綽綽有餘了。但由於情報有誤，瓦倫斯在哈德良堡發動進攻。在我看來，羅馬軍隊在兵力上略處劣勢，並非像他想像的那樣，以1.5:1的優勢勝過瑟文吉。瓦倫斯的軍隊被哥特人的額外兵力摧毀。但更重要的是，被他們出其不意的戰術擊潰。如果我猜得沒錯，羅馬在8月9日損失近1萬兵力。[50]

但在一定程度上，圍繞羅馬戰死人數的爭論具有學術意義。核心問題是，瓦倫斯對格拉提安心懷妒意，而且缺乏耐心，最終使帝國走向毀滅。在阿米安看來，這是自公元前216年漢尼拔在坎尼（Cannae）會戰中殲滅整個羅馬軍隊以來，羅馬遭受的最慘重的失敗。哥特人不僅贏得戰鬥，還奪取整個巴爾幹半島。羅馬軍隊戰無不勝的形象在僅僅一個下午的時間裡就被顛覆。格拉提安只能隔著約300公里外的蘇西山口，眼睜睜地看著得意揚揚的哥特人在巴爾幹半島南部肆意橫行。儘管羅馬軍隊裝備精良，士兵訓練有素，但哥特人仍然克服重重困難贏取戰役，打通了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據阿米安記載：「他們貪戀君士坦丁堡堆積如山的財寶，排開方陣，以防伏擊，從〔哈德良堡〕向那裡急速前進，想要盡可能地蹂躪這座大名鼎鼎的城市。」

瓦倫斯已死，他的軍隊也被摧毀。羅馬帝國的東部已經唾手可得。

「當下的和平」

對於阿米安在作品的結尾處關於哥特戰爭尾聲的敘述，我一直就半信半疑。他在講述完哥特人打敗瓦倫斯，準備圍攻君士坦丁堡後，向我們描繪了這樣的場景：

〔哥特人〕看到那矩形的城牆、大片的建築，看到這遙不可及的城市壯美華麗，人口眾多，看到附近連接黑海和愛琴海的海峽，他們的勇氣蕩然無存。然後，他們搗毀正在準備的軍事裝備……分散到北部行省的各個角落。[51]

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整場戰爭本身就出人意料。別忘了，阿米安寫作時已經是公元4世紀90年代初期。即便他記載的歷史截止於公元378年，他也已經知道戰爭的結果。哥特人在哈德良堡戰勝瓦倫斯後，只是瞥見了戰利品君士坦丁堡的概貌。但這又足以使他們相信自己絲毫沒有機會佔領它。

哥特人在三個方面處於絕對劣勢，根本沒有可能徹底擊敗羅馬帝國。首先，即便我們取可以想像的最大值，認為哥特人總共有20萬人，能夠組建一支4萬—5萬人的軍隊（不過，我覺得這個數字太大），和帝國所有資源加在一起相比，這個數字也仍顯得微不足道。我們已經知道，羅馬帝國總共有30萬—60萬兵力，總人口（至少）超過7000萬。在生死決鬥中，贏家只可能有一個。精明的哥特人，包括那些穿越羅馬的小亞細亞行省去和波斯作戰的瑟文吉，對此都再清楚不過。例如，佛瑞提根在哈德良堡戰役開戰前的議和請求表明他從未喪失判斷力。佛瑞提根告訴瓦倫斯，如果羅馬軍隊表現出足夠的威懾力，他就能夠說服手下撤軍，雙方都做出讓步，達成和議。[52]值得注意的是，佛瑞提根議和的條件是瓦倫斯得承認他是當時聯盟的所有哥特人的首領。也就是說，他要取代阿拉提、薩伏拉克斯，以及瑟文吉中的其他潛在對手。結果，羅馬軍隊沒能按方案行事，被哥特人徹底擊潰，幾乎只有一人逃生。但和珍珠港事件一樣，雙方在資源和實力上都存在懸殊時，起初出其不意的勝利並不能改變整個戰爭的走向。

除此之外，哥特人還存在兩個問題：其一，沒有史料記載哥特人在長達6年的戰爭中拿下過任何重要的羅馬防禦中樞。多瑙河一帶的羅馬居住區和中央政權長期隔離，境況當然令人擔憂。例如，我們並不清楚他們是否能夠種植糧食，以及什麼時候播種。但哥特人從未圍攻過任何城市。[53]這意味著哥特人沒能染指羅馬的武器庫和糧倉，也就是說哥特人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據點。緊接著就是他們的第二個問題。公元377年至382年多瑙河以南的這批哥特人不只是一支軍隊，而是一整群人，男女老少都有，拖著長長的車隊，帶著所有家當一起遷徙。哥特人沒有固定的土地可供耕種，也無法闖入防守嚴密的倉庫，他們不得不四處劫取糧食。但由於糧食需求量太大，他們很難一直停留在一個地方。到公元377年秋天，哈伊莫司山以北已經沒有什麼可供搶劫。據推測，在隨後的戰爭期間，他們一直在巴爾幹半島各地區之間遷徙，有時是迫於羅馬軍隊的壓力，但主要還是因為糧食緊缺。

在哈德良堡取得勝利後，哥特人在色雷斯四處劫掠，一直到公元378年底。然而，到第二年，儘管帝國在巴爾幹半島東部只有小規模的軍隊，他們還是向西轉移，集中在伊利裡亞一帶行動。哥特人的兩支部落則越過蘇西山口，向西北進入達契亞和上默西亞（Upper Moesia）（地圖6）。公元380年，瑟文吉和格魯森尼人分開，可能是因為兩支部落在一起人數太多，糧食供應困難。阿拉提和薩伏拉克斯繼續向北遷入潘諾尼亞。他們可能在那裡被羅馬帝國西部皇帝格拉提安的軍隊打敗。瑟文吉在佛瑞提根的率領下，沿著摩拉瓦至瓦爾達爾的幹道向南、向東到達塞薩洛尼基、馬其頓行省和色薩利行省。他們似乎吸取教訓，不再蹂躪一個地方，而是只從各城市收取適量的錢財——一再收取保護費，然後繼續遷徙。他們是否會一直採用這種方式，我們無從得知。因為在公元381年，帝國西部的軍隊迫使哥特人退回色雷斯。這次他們可能是取道埃格納提亞大道，而非縱貫巴爾幹半島的主幹道。公元382年，還是在色雷斯，雙方最終議和。[54]

然而，儘管哥特人在公元382年10月3日和約簽字儀式上無疑是以投降者的姿態出現，羅馬帝國經過6年戰爭最終仍未能取得全面勝利。德密斯修又一次成為我們的見證人。他的敘述清晰明瞭：

我們看到他們的首領並不是做做樣子而已，而是放棄了此前一直用於征戰、劫掠的武器和刀劍。他們緊緊地抱著皇帝〔皇帝狄奧多西一世〕的腿，比荷馬所說的替兒子向宙斯求情的忒提斯（Thetis）抱得還要緊，直到皇帝友好地點頭，答應結束戰爭，原諒他們的罪過。他的聲音親切、平和、仁慈。[55]

但德密斯修的措辭明顯表明這次和平協議與羅馬通常在戰勝不友好的潛在移民後締結的和約不同。「親切」、「仁慈」和「原諒」的措辭給人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而且這些措辭也並不只是些華麗的辭藻，說說而已。哥特人投降後，既沒有發生血腥屠殺，也沒有大批哥特人被賣為奴隸，更沒有哥特戰俘被大規模地分配到各地做佃農。公元383年，皇帝想打消羅馬人民的疑慮、保證帝國已經恢復穩定時，在羅馬競技場裡被屠殺的不是哥特人，而是薩爾馬提亞人。可是，哥特人殺死羅馬皇帝，摧毀羅馬軍隊，還在巴爾幹半島大片地區燒殺劫掠。在一個如果「蠻族」使節不夠卑躬屈膝、羅馬皇帝就完全可以大發雷霆的世界裡，公元382年達成和議時，皇帝沒有報復、懲罰哥特人，沒有殺雞儆猴，真是蹊蹺。

這次和約的具體內容，我們仍然不得而知。它顯然在一些重要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但對於哥特人而言，儘管和約的條款已經十分慷慨，他們仍有未能如願的地方。在哈德良堡戰役之前，哥特人提出的和談條件是將色雷斯變成獨立的哥特王國。如前文所述，佛瑞提根還試圖讓瓦倫斯承認他是所有哥特移民的至高首領。這兩件事都沒有發生。佛瑞提根、阿拉提和薩伏拉克斯都沒能活著參加議和。他們可能戰死沙場。如果沒有戰死的話，我們也不難想像他們被趕下了台，成為哥特人換取和平的犧牲品。帝國需要向納稅人證明自己獲得勝利。而且，如果讓哈德良堡戰役的獲勝者免於一死，甚至飛黃騰達，將會令人完全不可接受。事實上，在接下來的十來年裡，羅馬在帝國境內再次採用了通常用於萊茵河對岸阿勒曼尼人的政策（參見本書第三章），拒絕承認任何哥特人的至高首領。毫無疑問，目的是要阻止他們形成政治聯盟。色雷斯也沒有成為哥特人的獨立封地。羅馬帝國堅決重申整個色雷斯教區都屬於羅馬帝國中央政權的統治。羅馬在必要的地方重建防線，並派兵駐守。該地區繼續實行羅馬法律，徵收賦稅。從這個意義上講，哥特人的野心被遏制了。

與此同時，羅馬給予哥特人他們自己的土地，不用像佃農那樣為他人勞作。這些土地的具體位置我們無從得知。有些位於公元4世紀之交卡爾皮人曾生活過的哈伊莫司山北部的下默西亞和多瑙河附近的斯基泰地區。但也可能有一部分人在馬其頓安頓下來。[56]更重要的是，不管他們在哪裡定居，哥特人採用的無疑是大規模聚居的形式，使他們的政治、文化生活得以繼續。這一點在公元4世紀90年代末的羅馬史料中可以找到確鑿證據，而且也可以在之前的史料記載中找到暗示。羅馬帝國在此次和談中的一項收穫就是軍事聯盟。哥特人不僅按照慣例向羅馬軍隊提供新兵，還同意在具體戰役中為羅馬提供更大規模的部隊。這些部隊由哥特首領率領，在需要參戰的時候，羅馬皇帝必須和全體哥特首領協商。據史料記載，有一次狄奧多西皇帝設宴招待哥特首領，和他們協商出兵參戰的事宜。[57]如果這次暴亂的三位首領成為公元382年和談的犧牲品，那麼其他首領中顯然有大批人倖存下來，維持一定意義上的哥特共同體。和議達成後，哥特人雖然喪失選定自己首領的自主權，但仍享有和羅馬政府集體談判的自由以及採取統一行動協助或對抗羅馬政府的自由。這一點我們在下一章中還會具體提到。[58]很明顯，羅馬對待哥特人的做法偏離了它一貫的移民政策。

公元383年1月，德密斯修對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發表演說。據他所說，這次帝國的政策發生變化是因為瓦倫斯的繼任者狄奧多西在制定政策時受到神的啟示。[59]

他是勇於接受新觀念的第一人。現在，羅馬的權力既不在於武器和胸甲，也不在於標槍和不可勝數的兵力。我們還需要其他形式的權力和規定。對於按照神的意願進行統治的統治者而言，這些新形式的權力和規定默默地來自神的啟示。它們能讓所有民族都臣服，讓野蠻變溫順。只有它們能夠抵擋武器、箭矢和騎兵。只有它們能使頑固的斯基泰人、無畏的阿蘭人和瘋狂的馬薩格泰人（Massagetai）屈服。

狄奧多西是神指派的帝國東部的皇帝。他受到神的啟示，意識到寬容比武力更能幫助帝國贏得全面勝利。因此，狄奧多西的主談判官「將馴良順從的哥特人〔帶到皇帝面前〕。他們幾乎一個個都雙手被反綁在身後，不知皇帝是贏取了戰爭，還是贏得了友誼」。整體而言，羅馬和哥特人雙贏：

沒有殺光哥特人這一點不應受到任何指責……是要讓色雷斯屍骨橫陳，還是要讓它處處有農民勞作？是要讓它成為一片墓地，還是要讓它成為人們的家園？……我聽那些從色雷斯返回的人說，哥特人用他們的刀劍和胸甲做成鋤頭和鐮刀。儘管偶爾表現出對瑪爾斯〔戰神〕的敬仰，他們的禱告更多的是獻給了德墨忒耳〔Demeter，農神〕和狄俄尼索斯〔Dionysus，酒神〕。

德密斯修對元老院說，哥特人已經棄甲歸田，所有人都從中受益。他的新僱主狄奧多西一世想出一個絕妙的解決方案。和戰爭相比，寬宏大量以及和平協議能夠更徹底地制伏哥特人，同時還能為帝國贏得可觀的利益。別忘了，這種觀點深受帝國理念的影響，而且德密斯修尤其擅長政治宣傳（在30多年間，他受雇於不下4位皇帝）。一如既往，德密斯修對事實一筆帶過，並沒有詳細說明狄奧多西一世在決定和平解決哥特人問題前曾試圖通過更傳統的方式贏得哥特戰爭。

瓦倫斯陣亡後出現的權力真空直到公元379年1月格拉提安任命狄奧多西為帝國東部的皇帝才結束。格拉提安任命這位新皇帝肯定是為了一雪哈德良堡戰役之恥。狄奧多西出身於軍人世家。他的父親是瓦倫提尼安一世麾下一名五星級指揮官，而且他個人也積累了豐富的軍事經驗。他很快便獲得帝國西部伊利裡亞部分地區（達契亞教區和馬其頓教區）的臨時統治權。這樣就能對可能遭受哥特人劫掠的地區實行統一管理。狄奧多西在上任的第一年重建帝國東部的野戰軍，召集老兵，招募新兵，從埃及和東方其他地區抽調軍隊。德密斯修在公元379年春天為新皇帝發表的第一篇演說證明了這一行為的目的——皇帝給人的最初印象是「一心要贏取哥特戰爭的人」：

正是因為您〔狄奧多西一世〕……我們才堅定了立場……堅信您能遏制斯基泰人〔哥特人〕的勢頭，熄滅吞噬一切的火焰……騎兵和步兵都恢復鬥志。因為您，甚至連農民都已經令蠻族人聞風喪膽……雖然您還未與罪惡之人〔哥特人〕開戰，只是在附近搭建營地，設置障礙，就已經使他們無法為所欲為。那麼，這幫可惡的歹徒看到您近在咫尺，一手執矛一手舉盾的樣子會遭受怎樣的打擊呢？[60]

遺憾的是，結果未能如願。公元380年夏天，狄奧多西一世新組建的軍隊在馬其頓和色薩利與哥特人正面交鋒時潰不成軍。當時的情況十分蹊蹺。史料暗示是由於有人叛變。雖然這次失敗沒有像哈德良堡戰役那樣慘重，但是毫無疑問，狄奧多西一世戰敗，哥特人又一次戰勝羅馬軍隊。這年秋天，狄奧多西一世不得不將哥特戰爭的軍事指揮權交還格拉提安的指揮官。這些指揮官才是真正在公元381年夏天最終將哥特人趕出色薩利的人。而戰敗後，狄奧多西一世則躲回君士坦丁堡，鞏固自己在東部的政治地位。[61]

因此，狄奧多西一世可能是想到了新的計劃，但這也是在嘗試過傳統手段之後。公元382年，他轉向新的外交政策只是因為羅馬無法用武力制伏哥特人（羅馬軍隊兩次被哥特人擊潰），不得已而採取的措施。而且狄奧多西一世在其他任何時候都沒有這樣做過。如果他打敗哥特人的話，可以想見，留在帝國境內的哥特人受到的待遇就會和平常一樣。四年之後，即公元386年，又有一群哥特人在強行渡過多瑙河時被大量屠殺。殘餘人員都被發配到小亞細亞，有些被徵召入伍，其餘則成為佃農。[62]

哥特人可能被逐出像色薩利這樣反覆遭到他們蹂躪的富裕地區。他們飽受饑荒，最終屈服。但自公元380年夏天後，羅馬再也不會冒險部署戰鬥了。

我們已經知道，羅馬不可能承認神指派的皇帝曾因蠻族人，或是不可控因素而被迫採取某種行動。有鑒於此，德密斯修在公元383年1月差點說漏了嘴。他如實描述了狄奧多西一世被任命為皇帝時羅馬的混亂局面：

……伊斯忒耳（Ister）破壞嚴重，難以形容。〔戰爭的〕火焰開始肆意蔓延之時，羅馬的皇位仍然空缺。色雷斯、伊利裡亞慘遭蹂躪。整支軍隊幽靈般消失了。沒有山川能夠阻擋蠻族人前進的步伐。他們所到之處一片狼藉。但最終幾乎整個大地河川都統一起來，一同和他們抗衡。

德密斯修也沒有假裝狄奧多西一世能夠輕鬆奪取戰爭的全面勝利：

……只是假設我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摧毀敵人，假設我們擁有摧毀他們的手段，同時又免遭任何損失。雖然從以往的經驗來看，勝利既沒有已成定局，也不大可能發生，但像我所說的，只是設想我們有能力擊敗他們……

對一個曾在公元364年被迫聲稱羅馬將行省、城市和要塞割讓給波斯其實是羅馬勝利的人而言，這無異於是在承認狄奧多西一世別無選擇，只能和哥特人達成和議。

「事情尚未了結」

戰爭打破了羅馬帝國原有的統一。但我們不能過於激動。帝國還遠沒有到瓦解的地步。受多瑙河上戰爭影響的只是帝國巴爾幹半島的各行省。即便是在這些相對貧窮和偏遠的地區，也依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羅馬性」。在最近發掘出的羅馬式城市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魯姆中，公元4世紀末至5世紀初的地層最值得注意的是突然在城裡修建的豪宅數量，覆蓋了城市面積的45％。[63]看樣子，由於鄉村的別墅容易遭受劫掠，富人們轉而在安全的城牆內經營他們的地產。此外，戰爭結束時，帝國東西部皇帝的皇位都已經鞏固，小亞細亞、敘利亞、埃及和北非等主要稅收中心依然完好無損。而且，哥特人的肆掠行為也只是局限在帝國很小的範圍之內。

在替和約做最後的辯護時，德密斯修試圖讓羅馬的納稅人放心，哥特人到時甚至連他們的不完全自治權都會喪失。他還列舉一些凱爾特語族的蠻族人來佐證。這些蠻族人在公元前278年越過赫勒斯滂海峽，在小亞細亞開拓了以他們部落命名的加拉提亞（Galatia）。但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裡，他們逐漸被希臘－羅馬文化同化。[64]鑒於哥特人和羅馬帝國在資源上存在巨大差異，他們的現狀看上去確實會最終發生逆轉，或者像德密斯修巧言辯說的那樣，哥特人逐漸被同化，或者更有可能的是，羅馬軍隊充分重建後在新一輪的戰爭中將他們制伏。結果證明，德密斯修太過自信。瑟文吉和格魯森尼人的後代不僅注定會作為哥特人存留下來，而且最終還會在羅馬帝國的土地上開拓出他們當初尋求建立的完全獨立的王國。哈德良堡戰役後不久，米蘭的安布羅斯主教言簡意賅地總結了當時的危機：「匈人進攻阿蘭人，阿蘭人進攻哥特人和提法裡人（Taifali），哥特人和提法裡人進攻羅馬人，而且事情尚未了結。」[65]主教考慮的只是正在進行的哥特戰爭，但他的話頗有預見性。羅馬帝國永遠不會有機會按照自己的意願重新解決哥特問題。哈德良堡戰役後事情確實沒有了結，在匈人革命的全面影響顯現之前，羅馬帝國仍將面臨更多的挑戰。

第五章

上帝之城

公元410年8月的一個大熱天裡，恐怖的事情發生了。一大隊哥特人從薩拉門（Salarian Gate）進入羅馬，在城裡洗劫了三天。史料雖然沒有記載事情的詳細經過，卻明確提到姦淫擄掠。當然，羅馬可以洗劫的東西不計其數，哥特人可以盡情劫掠。等到他們離開的時候，他們已將元老們的豪宅和神殿洗劫一空，搶走300多年前耶路撒冷的所羅門（Solomon）聖殿被毀後就一直存放在羅馬城內的猶太人珍寶。他們帶走西羅馬帝國時任皇帝霍諾留（Honorius，公元395—423年在位）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Galla Placidia），並且還放火燒城。薩拉門附近地區和元老院議事廳就毀之一矩。

羅馬帝國的根基動搖了。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世界主人的帝國偉大首都羅馬遭受前所未有的打砸搶等暴力襲擊。從羅馬移居聖地的聖哲羅姆（St. Jerome）言簡意賅地說道：「隨著一個城市的毀滅，整個世界都毀滅了。」異教徒對此的評價更尖銳：「羅馬的守護神沒有拯救羅馬，是因為他們已經拋棄了它。只要他們還在的話，他們就會保護羅馬。」[1]也就是說，信仰基督教使羅馬遭受摧殘。但人們在情緒上對任何事件的第一反應幾乎都不能最有力地說明該事件的真實意義。重構洗劫羅馬的緣由，尤其是其真實意義，就像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偵探故事。我們需要將時間從那個夏日向前、向後各推進近20年，將範圍擴大到東起高加索、西至伊比利亞半島的地區。我們能看到，雖然羅馬遭劫在當時似乎象徵了帝國的毀滅，但洗劫行為本身並沒有從根本上削弱帝國進行反擊的能力。

西線一片混亂

沒有任何史料按時間順序清楚地記載引發這一重大事件的各種因素，更沒有探討其根源。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問題的複雜性。羅馬遭劫是眾多歷史主角共同作用的最終結果。同時代的史學家中沒有一位能夠全面理解這一事件，至少他們沒有存留下相關作品。我們研究羅馬遭劫事件有一定困難，還有一個更具體的原因。我們所知的公元407年至425年間的歷史主要來自同時代底比斯的著名史學家奧林匹奧多羅斯的長篇巨著。（我們之前簡要提到過他的作品。）奧林匹奧多羅斯出生於埃及，受過良好的古典教育，是東羅馬帝國的外交使節，曾完成過多次外交使命，尤其是出使匈人領地的使命。他養了一隻「會唱歌跳舞還會叫主人名字等把戲」的鸚鵡，陪伴他20多年。奧林匹奧多羅斯的寫作語言是希臘語，而非拉丁語。與當時流行的寫作風格相比，他的風格更樸實，更平淡。他為此還向讀者道歉。當然，對現代讀者而言，是再幸運不過了。例如，同阿米安·馬塞林有關巴爾幹半島哥特戰爭的敘述相比，他的作品更樸實，更直接，更深入翔實。然而，遺憾的是奧林匹奧多羅斯存留下來的作品並不完整。大約400年後，拜占庭藏書家、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任期短暫）佛提烏斯（Photius）創作了《書目》（Bibliotheca），總結他個人藏書的內容。幸運的是，奧林匹奧多羅斯的作品也列在其中。從佛提烏斯的簡要描述可以看出，奧林匹奧多羅斯之後，公元5世紀中葉的基督教史學家所佐門（Sozomen）和公元6世紀初的異教徒史學家佐西姆斯（Zosimus）大量借鑒了他的作品。兩者都關注羅馬遭劫的問題，也都基本上原封不動地大量引用奧林匹奧多羅斯作品中有關公元410年以前歷史的敘述。這對我們的研究來說當然是件好事。但二者都出於個人原因對原作做了刪節和改動，因此也會出錯，尤其是佐西姆斯。奧林匹奧多羅斯和尤納皮烏斯兩人記載的歷史稍有重疊，都記載了公元5世紀初的內容。佐西姆斯試圖盡量天衣無縫地從尤納皮烏斯的歷史過渡到奧林匹奧多羅斯的歷史，從而省略、篡改了一些重要事件。[2]

哥特難民於公元376年出現在多瑙河河畔。之後30來年間，羅馬在歐洲的邊境恢復平靜。然而，公元405年至408年，四次重大的侵襲行動打破了萊茵河直至喀爾巴阡山邊境地區的安定局面，和平再次中斷。喀爾巴阡山是包括阿爾卑斯山在內的歐洲中部山系的東段部分，西起斯洛伐克（Slovak）首都伯拉第斯拉瓦（Bratislava）附近的多瑙河，東至奧索瓦（Orsova）附近的多瑙河，呈弧形綿延約1300公里（地圖7）。喀爾巴阡山整體海拔低於阿爾卑斯山，只有少數山峰超過2500米，既沒有永久性冰川，也沒有永久性積雪。山脈寬度差異顯著，從10公里到350公里不等。山脈西段較窄，與朝向歐亞大草原的東段相比，山口較多。喀爾巴阡山一直以來都是歐洲地形的基本特徵，是中歐和東歐，以及南歐和北歐的分界線。這些山脈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這一點從後期羅馬帝國的構成就可以看出。奧索瓦以東的多瑙河下游地區，屬於色雷斯，由東羅馬帝國統治。多瑙河中游，喀爾巴阡山以西、以南地區，守護著通往意大利的通道，一直以來都屬於西羅馬帝國的勢力範圍。為了更好地理解公元5世紀初發生的這幾次侵襲行動，我們有必要將它們置於喀爾巴阡山的背景下來討論。

公元405年至406年，在異教徒拉達蓋蘇斯（Radagaisus）的率領下，一大隊哥特人越過阿爾卑斯山，進入意大利。由於佐西姆斯竄改奧林匹奧多羅斯的歷史，我們對這次進攻所掌握的信息就不完整了。最明顯的一處篡改是，據他記載，拉達蓋蘇斯還沒有越過邊界就被打敗。而事實上，他是在菲耶索萊（Fiesole）被俘，在佛羅倫薩被處決。佐西姆斯還提到拉達蓋蘇斯從萊茵河和多瑙河對岸召集大批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但他並沒有給出確切年代。這意味著拉達蓋蘇斯率領一支來自現在的德國南部、匈牙利以及波希米亞的多民族軍隊。[3]然而，其他史料一致認為拉達蓋蘇斯主要還是哥特人的首領。我們稍後會看到，公元406年橫渡萊茵河的侵襲事件中確實出現了多民族軍隊。由於佐西姆斯在作品中沒有提及公元406年的侵襲事件，他可能在試圖整合尤納皮烏斯和奧林匹奧多羅斯的歷史時將公元405年至406年拉達蓋蘇斯入侵意大利的事件同公元406年橫渡萊茵河的侵襲事件混為一談。[4]一個關鍵問題也就隨即突顯出來。公元376年時，瑟文吉和格魯森尼人是從喀爾巴阡山以東渡過多瑙河下游進入色雷斯的。30年後，哥特人的入侵地點又向西推進了一步。拉達蓋蘇斯沒有經過巴爾幹半島進入意大利的事實表明，他是從喀爾巴阡山以西的匈牙利大平原入侵羅馬（地圖7）。從發掘的錢幣遺物堆來看，拉達蓋蘇斯的入侵路線經過諾裡庫姆（Noricum）東南部和潘諾尼亞西部。大批難民驚慌失措，被哥特人一路追趕，越過阿爾卑斯山。[5]

公元406年8月23日，拉達蓋蘇斯被處死。四個月後，即12月31日，一支混編軍隊渡過萊茵河，進入高盧。其中最大的三支部落是汪達爾人（Vandals）、阿蘭人和蘇維匯人（Suevi）。汪達爾人又細分為哈斯丁（Hasdings）和斯靈（Silings）兩個獨立部落。和拉達蓋蘇斯發動的侵襲一樣，這次入侵也發生在喀爾巴阡山以西。公元401年年底至402年年初，汪達爾人進犯羅馬行省雷提亞，進入多瑙河中游或上游地區，準備橫渡萊茵河（地圖7）。在公元4世紀，他們基本上都生活在羅馬東北方、遠離邊界的地區，但仍位於喀爾巴阡山以西，在現在的斯洛伐克和波蘭南部。[6]蘇維匯人的身份則較難確定。他們通常是指帝國初期的一個日耳曼聯盟，但在羅馬史料關於約公元150年至406年間的記載中沒有出現過。他們的再次出現很可能表明帝國初期參加聯盟、此後一直生活在多瑙河中游地區的馬可曼尼人和誇迪人（Quadi，可能還有阿勒曼尼人）也參與了此次侵襲。至少，一處史料明確提到誇迪人參與公元406年的渡河侵襲。公元5世紀，「蘇維匯人」一詞恢復使用，泛指生活在多瑙河曲彎附近和匈牙利大平原邊緣地區的日耳曼人。他們很可能是其他沒有參與渡河侵襲的馬可曼尼人和誇迪人的後代。[7]因此，汪達爾人和蘇維匯人都來自喀爾巴阡山以西。同樣，聖哲羅姆提到的其他小部落也來自喀爾巴阡山以西，例如薩爾馬提亞人和「凶狠的潘諾尼亞人」（hostes Pannonii）。[8]同公元377年至382年的哥特戰爭一樣，一些心懷不滿的羅馬人也協助了蠻族人的侵襲行動（參見本書第四章）。

阿蘭人是生活在頓河以東歐亞大草原上的伊朗語族遊牧民。他們有著更為複雜的歷史。直到公元370年前後，他們一直生活在距離萊茵河約3500公里的地方。隨著匈人的崛起，首先受到其威脅的便是阿蘭人。一部分阿蘭人很快就落入他們的掌控。但阿蘭人又分為眾多獨立部落。公元376年後，一些阿蘭部落仍保持獨立，沒有向匈人臣服。

瑟文吉和格魯森尼人橫渡多瑙河後的一代人時間裡，許多阿蘭部落或獨自，或同匈人一起向西進行長途遷徙。早在公元377年，就已經有一支匈人和阿蘭人的聯合部隊渡過多瑙河，同哥特人聯合作戰，迫使羅馬放棄對哈伊莫司山的防守。公元378年，格拉提安皇帝在喀爾巴阡山以西、濱河達契亞的馬爾蒂斯堡「意外」遭遇阿蘭人，進一步耽誤他趕往東部與瓦倫斯會師。據佐西姆斯記載，公元4世紀80年代初，格拉提安為帝國西部軍隊招募大批阿蘭人。[9]這樣一來，雖然阿蘭人發源於頓河以東，但隨著匈人崛起，他們很快就遷至喀爾巴阡山以西。就在他們朝著不同方向遷徙之際，日耳曼尼亞分別於公元405年至406年和406年發生了拉達蓋蘇斯入侵事件和萊茵河渡河侵襲事件。

羅馬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遭受的第三次重大侵襲發生在東部，由匈人首領烏爾丁（Uldin）率領。這個帝國昔日的盟友在公元408年改變立場，率領一隊匈人和斯基利人渡過多瑙河，奪取馬爾蒂斯堡。面對一群困惑的羅馬使節，烏爾丁大言不慚「他〔指向〕太陽，〔宣——稱〕只要他願意，他就能輕易征服太陽能照亮的任何一片土地。」我們並不清楚烏爾丁在公元408年入侵帝國前的確切位置。他在公元400年時擊敗過一支從色雷斯逃到多瑙河以北的叛軍。由此判斷，他可能在多瑙河下游北部一帶活動（地圖7）。然而，公元406年，他又在意大利協助羅馬作戰。兩年之後他奪取羅馬在奧索瓦以西、濱河達契亞的重要軍事基地。這些都表明烏爾丁應該是在喀爾巴阡山以西活動，可能是在巴納特（Banat）或是奧爾特尼亞（Oltenia）。烏爾丁如此傲慢，有人會以為他率領的是一支龐大的軍隊。然而，從隨後發生的事情來看，情況恰恰相反。東羅馬通過外交手段贏得烏爾丁眾多手下的支持，其他人則在拚命逃往多瑙河時被俘或是被殺。烏爾丁從此在史料中銷聲匿跡。他當時大言不慚的言辭聽上去更像是虛張聲勢，而非一代梟雄的高傲自大。他佔領馬爾蒂斯堡的冒險行動顯然適得其反，直接導致自己的權力基礎被摧毀。[10]

我們關注的另一群人是勃艮第人。公元5世紀的高盧地主、羅馬詩人西多尼烏斯（Sidonius）曾被迫與勃艮第人共處一個屋簷下。西多尼烏斯記錄了他們的體型、對食物的喜好以及髮型：

為什麼……您〔一個叫做卡圖利努斯（Catullinus）的普通元老〕還要讓我創作獻給維納斯（Venus）的詩歌……我現在和一幫蓄髮之人共處一個屋簷下，不得不忍受他們的日耳曼語，還得經常苦笑著讚揚這群貪婪的、在頭髮上塗抹變質黃油的勃艮第人？……上午10點的早餐散發著濃烈的大蒜和洋蔥的氣味。天還未亮……這幫巨人甚至就已經起床了。[11]

公元4世紀時，勃艮第人居住在阿勒曼尼人居住地的東面，位於羅馬在公元3世紀放棄的領土以外、萊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之間遠離帝國邊境的地區（地圖7）。到公元411年，他們已經向西北遷徙約250公里，定居在萊茵河兩岸美因茨（Mainz）和科布倫茨（Coblenz）一帶，有的在下日耳曼尼亞行省境內，有的在境外。勃艮第人的西遷和上面提到的蠻族人大批入侵帝國境內的事件不同。但儘管如此，我們仍需一併考慮他們。此時，在喀爾巴阡山以西的日耳曼尼亞正醞釀著什麼。[12]經過平靜的十幾年，蠻族人又開始蠢蠢欲動。

為了把握這其中的重要性，我們有必要瞭解一下這幾次侵襲事件涉及的人數。鑒於有關這一時期的史料不全，我們沒有可信數字。一些史學家認為提出這個問題毫無意義。但在我看來，我們至少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線索，或直接或間接地表明這幾次侵襲的重要性。首先，拉達蓋蘇斯的侵襲和橫渡萊茵河的入侵所涉及的人員構成複雜，男女老少都有，既有平民也有戰鬥人員。羅馬史料通常都不關注這些遷徙部落的人員構成，它們密切關注的從來都只是遷徙人員中會給帝國帶來軍事和政治威脅的男人。不管怎樣，史料中有時也會提到婦孺，足以證明他們也參與了這兩次侵襲。據佐西姆斯記載，拉達蓋蘇斯的一些追隨者最終被羅馬軍隊吸納，他們的妻兒作為人質，暫時被送往一些意大利城市。[13]至於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同時代的史料中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早期橫渡萊茵河時是攜家眷行動的。但公元5世紀10年代初期，在高盧的一支阿蘭部落無疑是拖家帶口同哥特人一起作戰。[14]公元5世紀20年代，汪達爾人和阿蘭人的主力部隊向北非挺進的時候（參見本書第六章），必定是男女老少一同前行。我們也可以說他們的妻子是在途中擄來的。但我們沒有理由質疑自公元406年以來，她們就一直跟隨部落的戰鬥人員遷徙。和公元376年的情形一樣，這些蠻族人都是整個部落在行進。

至於實際人數，從烏爾丁只奪取一個城鎮便被輕易擊退的情況來看，他們的人數可能不會太多。儘管如此，斯基利人俘虜的處置問題著實讓君士坦丁堡當局頭痛不已。所以，這支隊伍很可能由好幾千人組成。[15]然而，拉達蓋蘇斯率領的哥特人以及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分別可以組建更大規模的軍隊作戰。公元406年，為了抵抗拉達蓋蘇斯的入侵，西羅馬帝國不得不調動30個團（numeri，書面記載至少1.5萬人）[16]以及薩魯斯率領的阿蘭輔助部隊和烏爾丁率領的匈人盟軍（公元408年攻佔馬爾蒂斯堡前最後一次以羅馬盟友的身份出現在史料中）。拉達蓋蘇斯戰敗後，有1.2萬名戰鬥人員被納入羅馬軍隊，剩下的戰俘仍然太多，嚴重衝擊了奴隸市場。所有這些都表明拉達蓋蘇斯的軍隊原本由2萬多人組成。一般來說，戰鬥人員和平民的比例約是1:4至1:5。因此，拉達蓋蘇斯手下總計可能逼近10萬人。[17]

至於橫渡萊茵河的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最能反映當初渡河人數的就是大約20年後的數字。據說，這時汪達爾人和阿蘭人加在一起總共約8萬人，意味著他們能組建一支1.5萬—2萬人的軍隊。[18]在此之前，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遭受重創，尤其是斯靈人和阿蘭人，而且這個數字還沒有考慮蘇維匯人。因此當初橫渡萊茵河的軍隊中很可能有3萬名戰鬥人員。那麼渡河的總人數應該在10萬左右。至於勃艮第人，兩個不同史料都提到8萬人。但聖哲羅姆認為這是勃艮第人口的總數，表明其軍隊可能約有1.5萬人，而西班牙編年史作者奧羅修斯（Orosius）則認為這是勃艮第人組建軍隊的人數。[19]同關於參與這幾次侵襲的部落的眾多數字一樣，這些數字都不大可信。但它們都表明在這幾次侵襲中，入侵的蠻族兵力都至少在2萬人以上，總人口也接近10萬。這麼大規模的遷徙，足以解釋他們當初是如何強行穿越羅馬邊境的。帝國後期進行了軍事重組，邊境沿線設有瞭望塔和較大的軍事基地，由大量駐軍把守。在多瑙河邊界和萊茵河邊界，駐軍駐守在河畔或臨河地區。但這些軍隊只是用來對付小規模的地方性侵襲。再大些規模的侵襲，甚至是幾千名戰鬥人員的侵擾，都是由部署在邊境的野戰軍負責（參見本書後附的《詞彙表》「野戰軍」條）。成千上萬的蠻族人，即便其中有大量平民，也已遠遠超出邊境駐軍的防守能力。

考古發現也證明了以上幾次人口大遷徙。公元3世紀和4世紀，切爾尼亞霍夫（Cernjachov）文化和普熱沃斯克（Przeworsk）文化這兩種物質文化控制了歐洲中南部和東南部的大片地區（地圖7）。普熱沃斯克文化屬於歐洲中部古日耳曼文化或古日耳曼人統治地區的文化。其歷史悠久，到公元400年時已經經歷500多年的歷史。在公元4世紀，普熱沃斯克文化的分佈範圍涵蓋現在的波蘭中部和南部、斯洛伐克部分地區以及捷克共和國。

切爾尼亞霍夫文化的歷史則沒有這麼久遠，可追溯到公元3世紀。到公元4世紀下半葉，其分佈範圍擴大到喀爾巴阡山至頓河之間的地區，即現在的瓦拉幾亞、摩爾達維亞及烏克蘭南部。傳統的考古學曾將這兩種文化等同於「民族」。但我們最好還是將它們理解成包含眾多獨立人群和政治單位的文化體系。這兩種文化並不是以特定民族的政治疆域來劃分的，而是通過一定地理範圍內的居住人口密切往來，形成十分相似的陶器、金屬製品、建築風格及隨葬器物等物質文化來區分。在切爾尼亞霍夫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是哥特人，還包括其他遷往黑海北部的日耳曼人，以及喀爾巴阡地區本土的達契亞人和伊朗語族的薩爾馬提亞人。其分佈地區可進一步劃分為眾多獨立的王國（參見本書第三章）。

鑒於普熱沃斯克文化歷史更悠久，其分佈地區從文化上來講可能更統一，日耳曼語人口比例更高，但和切爾尼亞霍夫文化地區一樣，也不是一個政治實體。除汪達爾人外，還有一些部落也生活在普熱沃斯克文化地區。這些部落還同深受切爾尼亞霍夫文化影響的部落相互往來。他們在物質文化的眾多方面，尤其是玻璃製品，非常相似。兩種文化的明顯差異主要在於切爾尼亞霍夫文化地區的人幾乎不用武器來陪葬，而這種做法在普熱沃斯克文化地區則十分普遍。

在帝國後期，這兩種文化都消失了。雖然研究者就切爾尼亞霍夫文化瓦解的具體時間仍存在爭議，但都認為這種文化是在公元450年前後消失的。[20]同樣，雖然普熱沃斯克文化在北方仍延續了一段時間，但到公元420年前後，這種文化已經在波蘭南部消失。就歷史悠久的普熱沃斯克文化而言，從東部的烏克蘭到西部的匈牙利，傳統的物化遺存樣式在公元375年前後至430年間就消失了。

如果把文化等同於民族，很自然就會認為人們通常稱為「文化瓦解」的現象反映了民族的大遷徙：某一特定文化隨同產生這種文化的民族一起從一個地區消失。傳統上被等同於普熱沃斯克文化和切爾尼亞霍夫文化的汪達爾人和哥特人遷入羅馬帝國的時間和這兩種文化消失的時間重合，因此「文化瓦解」反映民族大遷徙的說法看似符合邏輯。但由於文化實際反映了由不同社群組成的複雜社會這樣一個有機整體，因此一種文化的瓦解並不能簡單地解釋為是民族大遷徙的結果。像普熱沃斯克文化和切爾尼亞霍夫文化這樣的鐵器時代的日耳曼文化是基於長期以來特定物品的持續發展來界定的，例如各種陶器（特別是精細器皿）以及武器和私人飾品等金屬製品。我們所說的文化終結實際上是指考古發現中不再有這些典型物品持續發展的證據。這些特定物品的消失是否意味著當地的人口也全部消失還有待商榷。最近，有學者認為用以界定普熱沃斯克文化和切爾尼亞霍夫文化的典型物品都非常昂貴，僅供人數相對較少的軍隊高官使用。理論上講，這些物品的消失只是表明這些消費者已經遷走，但仍有大量農業人口留在當地。由於這些所謂的農業人口使用的陶器屬於難以確定年代的粗陶製品，而且他們也不佩戴金屬飾品，因此從考古學意義上來講，就看不到他們繼續存在的證據。這個觀點也同樣可以說明公元4世紀後半葉和5世紀初向帝國境內的移民相對而言只是一種小規模行為。

即便承認文化瓦解並不一定意味著已有人口全部消失，我也覺得這個結論不可信。如果從時間和地域上來考慮拉達蓋蘇斯入侵、橫渡萊茵河入侵、烏爾丁入侵和勃艮第人入侵的話，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公元405年至410年間，大量人口從喀爾巴阡山以西的日耳曼尼亞遷出。我們無法（顯然也永遠不會）知道這幾次遷徙的確切人數，也無法斷定這些移民占受影響地區總人口的百分比。但文化瓦解至少表明這些人口的遷徙行為具有深遠意義，改變了發源地——歐洲中部——的物質文化。雖然文字史料並不完整，但也證明這幾次大遷徙與諾曼征服的情況不同，並不只是少量的社會精英牽涉其中。1066年諾曼人征服英格蘭後，只有約2000戶家庭移民到盎格魯－撒克遜王國，統治所有土地資產。例如，拉達蓋蘇斯的軍隊並非只有精英武士，而是由兩類戰鬥人員組成。從更普遍的意義上來說，這一重要證據還證明當時的哥特部落通常都由兩種級別的戰鬥人員組成：「最優秀的」戰鬥人員（自由民）和其他戰鬥人員（解放的奴隸）。[21]此外，如第三章所述，公元4世紀的日耳曼社會雖然肯定有等級的劃分，但也還沒有像後卡洛林時期的社會那樣，由人數極少的封建精英階層來統治。

總之，瑟文吉和格魯森尼人在多瑙河下游渡河三十來年後，危機再次顯露出來。羅馬防線在短時間內被攻破不下三次。只不過這次危機是發生在喀爾巴阡山西部，而非東部。拉達蓋蘇斯入侵、橫渡萊茵河入侵、烏爾丁入侵和勃艮第人入侵這四次侵襲分別在不同地點攻破羅馬的防線。拉達蓋蘇斯攻入意大利的南部和西部；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以及勃艮第人對萊茵河防線發動猛烈攻擊，一舉攻破防線；而烏爾丁則一路南下。這幾次行動大體上發源於同一地區，在羅馬的歐洲邊境引起巨大騷亂。成千上萬的戰士，也就意味著總計十多萬人（有可能十幾萬人）遷入帝國境內。

時勢造英雄——匈人

我們很難從史料中得知公元405年至408年危機的規模及其集中發生的地點。要重構其原因則更是難上加難。文字史料充其量也只是不完整的史料，基本上都沒有提及危機的原因。據寫於危機後一百多年的史料記載，促使汪達爾人遷出歐洲中部的是糧食短缺問題。但這並不可信。他們已經在那裡生活了幾百年，而且公元400年前後，歐洲氣候適宜，日照充足，夏季溫暖。烏爾丁的大言不慚（參見本書第五章）可能表明他的動機純粹是為了征服領土。不過，他輕易就被制伏又說明他還沒有強大到足以成為征服者。

在我看來，公元405年至408年的危機應被視為公元376年事件的重現，是由匈人遊牧民的進一步西遷引發的。這一觀點已經多次被提出，但由於尚未被明確證實，所以從未得到研究者的一致認同。[22]就這一點而言，我們有必要認識到大批匈人本身並沒有直接參與公元376年的行動。[23]直到公元395年，即哥特人橫渡多瑙河20年之後，大多數匈人仍在更東邊一帶活動。就在這一年，他們向羅馬發動大規模襲擊，但入侵地點是在高加索地區，而非多瑙河一帶（地圖7）。有學者認為這次襲擊是駐紮在多瑙河一帶的匈人軍隊從側翼包抄羅馬的妙計。但這樣的話，這幫人馬必定要沿黑海北海岸長途跋涉2000公里，他們甚至還沒有發動進攻便已經精疲力竭了。這次襲擊的方位表明，公元395年以前，匈人仍集中在更東邊一帶，可能是在伏爾加草原上。如第四章所述，公元376年後十多年間，羅馬在多瑙河下游以北的對手仍主要是哥特人。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上述觀點。[24]

但到公元5世紀20年代，大批匈人已經在歐洲中部立足，居住在喀爾巴阡山以西的匈牙利大平原上。這一點在史料中能找到明確的記載。例如，公元427年，羅馬將匈人逐出多瑙河中游南部最富裕的行省——潘諾尼亞（地圖7）。[25]公元432年，羅馬一名軍隊指揮官「橫穿潘諾尼亞」，來到匈人的領地向他們請求援助。他的行走路線表明匈人被驅逐後仍沒有離開喀爾巴阡山西部。[26]同樣，公元5世紀40年代初以前，匈人首領死後都葬在與馬爾古斯城（Margus）隔河相望的多瑙河北岸——同阿提拉在公元5世紀40年代的主要軍事基地一樣，毋庸置疑都在喀爾巴阡山以西。[27]因此，匈人的主體部分在公元395年至425年期間從高加索北部向西長途跋涉1700公里遷到匈牙利大平原。

匈人是否正好是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間西遷的，我們就沒那麼確定了。但一些不是特別明朗的線索表明情況可能會是這樣。例如，奧林匹奧多羅斯帶著他的鸚鵡在公元412年至413年出使匈人領地。他們在海上行駛一段路程，途中遭遇惡劣天氣，停靠雅典。由於奧林匹奧多羅斯效力於東羅馬帝國，因此他一定是從君士坦丁堡出發的。從他經由雅典出使匈人領地的路線來看，他可能希望從愛琴海北上至亞得裡亞海，直到阿奎萊亞。由於阿奎萊亞港一直以來都服務於多瑙河平原中部，因此奧林匹奧多羅斯的出使路線說明該地區是公元5世紀10年代初期他要拜訪的匈人居住地（地圖7）。[28]

另一證據可間接證明公元410年前後歐洲中部正在醞釀令人極其擔憂的事情。此時，東羅馬當局意識到巴爾幹半島面臨的威脅大幅升級。公元412年1月，他們實施了一項加強多瑙河艦隊的計劃。[29]一年後，由於面臨敵人從北部穿過巴爾幹半島發動襲擊的威脅，君士坦丁堡又加設新的防禦工事。這個城市聞名遐邇的城牆正是這一時期興建的。城牆三重設防，令人望而生畏，大部分城牆至今仍屹立於現在的伊斯坦布爾。[30]這些城牆堅不可摧，保護君士坦丁堡近千年，直到1453年才被入侵者從陸牆這面攻下。這已經是城牆興建1040年後的事了。當時，土耳其人用大炮在現在的托普卡珀（Topkapi）長途汽車總站附近打通城牆，攻陷君士坦丁堡。有學者認為這兩項防禦措施都是為了應對公元408年至409年烏爾丁的襲擊。但如果真是這樣，烏爾丁早就已經被打得一敗塗地，事後才實施這兩項措施就有些說不通了。因此，我傾向於認為它們同匈人的日漸逼近有關。

我們的證據有時也不盡如人意。但如前文所述，可以確定的是，公元395年前後仍沒有離開高加索地區的匈人在公元420年前，很可能是在公元410年前就已經向西遷到匈牙利大平原。鑒於他們在公元376年到達歐洲邊緣時引發哥特人向多瑙河一帶的大逃亡，他們向歐洲中部進一步西遷不可避免也會造成類似的、突如其來的間接結果。[31]還要考慮的一點是，我們也沒有別的可信說法可以採用了。羅馬對移民採取的總方針並沒有改變。公元405年至408年間入侵的蠻族部落都被一一擊退。他們都沒有獲准遷入帝國境內。此外，自公元376年起，羅馬邊境地區再次恢復安定（我們將會看到，公元405年至408年的許多移民都即將喪命）。公元406年8月，拉達蓋蘇斯大敗後被處死。同年12月發生橫渡萊茵河事件。在我們看來，兩次事件間隔的時間足夠讓拉達蓋蘇斯潰敗的消息傳回邊界對面。然而，這並沒有阻止新一撥移民的到來。所以，這些都表明，公元405年至408年間發生的這些事情都是由帝國邊界對面的情況引起的，而不取決於帝國政策或實力的轉變。

我們需要將這幾次事件綜合起來考慮，不過這些事件也確實彼此關聯。其要點包括以下幾點。匈人是分兩步入侵歐洲的：第一步是佔領黑海北岸，引發公元376年的危機。第二步是佔領匈牙利大平原，促使並尾隨拉達蓋蘇斯、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烏爾丁以及勃艮第人從匈牙利大平原遷往帝國境內。在史料記載大批匈人到來之前，所有這些部落都來自這個在接下來50年裡即將成為匈人核心勢力的地區。這當然不是純屬偶然。和公元376年的哥特人一樣，喀爾巴阡山以西的日耳曼尼亞人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間紛紛選擇逃離。在他們看來，匈人統治下的生活要比在羅馬領土上創造新生活可怕得多。公元376年的危機表明，匈人出現在喀爾巴阡山以東、遙遠的歐洲東部邊緣，而公元405年至408年的危機則是由匈人西遷到歐洲中部引起的。

導致羅馬在公元410年被洗劫的第一步發生在遙遠的黑海北岸。兩者可能看似關係不大。匈人的進一步西遷使喀爾巴阡山以西的日耳曼尼亞陷入危機，對羅馬造成的主要影響便是武裝移民大規模遷入帝國境內。對東羅馬帝國而言，匈人的逼近使帝國高度焦慮，採取影響深遠的新防禦措施。但首當其衝、受到其直接影響的則是西羅馬帝國。而且從長遠來看，受其影響的也是西羅馬帝國。入侵者和羅馬中央政權及地方精英的碰撞將會產生重大反響。

掠奪與篡權

這幾次人口遷徙的直接後果不難想像。這些難民在沒有獲得批准的情況下強行遷入帝國境內。他們表現得和敵人一樣，因而也被當作敵人來對待。拉達蓋蘇斯率領的哥特人起初幾乎沒有遇到什麼抵抗。但當他們抵達佛羅倫薩（Florence）時，形勢忽然惡化。哥特人封鎖佛羅倫薩，全城被逼無奈，幾近投降。此時，西羅馬帝國的最高統帥弗拉維斯·斯提利科（Flavius Stilicho）率領大隊增援人馬及時趕到。斯提利科當時以狄奧多西一世的幼子霍諾留皇帝的名義統治西羅馬。為了反攻，他集結大量兵力：從意大利野戰軍中調動30個團，可能還從萊茵河防線抽調一支軍隊[32]，還有阿蘭人和匈人的輔助部隊[33]。調動這麼多兵力所造成的延誤正是拉達蓋蘇斯能夠在6個多月的時間裡在意大利北部為所欲為的原因。但羅馬最後的反攻相當漂亮。拉達蓋蘇斯一行人不得不退至菲耶索萊的山城，被困在城內。這位哥特首領最終在逃跑時被俘，隨後即被處決。如前文所述，他的手下四處逃散，有些被賣為奴隸。[34]在反攻過程中一些高層戰士則被斯提利科納入羅馬軍隊。通過佛提烏斯保存下來的奧林匹奧多羅斯歷史只是對此做了簡單記載，並沒有說明事情發生的時間。此次高層戰士被納入羅馬軍隊可能是整個掃蕩行動的一個結果，但更有可能是羅馬在外交上的成功之舉，徹底斷絕拉達蓋蘇斯的後援，使其無法和斯提利科的軍隊抗衡。不管怎樣，斯提利科挫敗了公元405年至408年危機中的第一輪侵襲。

然而，在面對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時，他就遠沒有這麼高效了。斯提利科從高盧抽調軍隊前往意大利反擊拉達蓋蘇斯。因此，從蠻族的角度而言，這也就說明為什麼進攻高盧會容易得多。我們已經知道，公元406年12月之前，在萊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之間的地區就一直醞釀著可怕的事情。公元6世紀史學家圖爾的聖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的作品《法蘭克人史》（History）以及其他史料都保留了同時代作者雷納圖斯·普羅弗圖拉斯·菲戈爾杜斯（Renatus Profuturus Frigeridus）作品的一些片段。這些片段表明，早在公元401年年底至402年年初，汪達爾人就已經在雷提亞行省的邊境地區滋事。但如果這是他們遷入帝國境內所做的嘗試的話，那麼他們顯然已經被羅馬擊退。汪達爾人接下來就改變了策略。到公元406年夏天或是秋天，哈斯丁族汪達爾人已經向北遷徙250公里，試圖進攻萊茵河中游的法蘭克人。據菲戈爾杜斯記載，他們遭受重創，後來阿蘭援軍加入才反敗為勝。這次戰鬥的確切時間我們無從得知，但很可能此後不久便發生了公元406年12月31日哈斯丁族汪達爾人和斯靈族汪達爾人、阿蘭人以及蘇維匯人聯合橫渡萊茵河的事件。他們的渡河地點是在美因茨（地圖8）這一點證明這些部落在南部碰完運氣後又將他們的攻擊點轉向北方，似乎是繞阿勒曼尼人的主要領地兜了一圈後再進攻法蘭克人。

我們無法詳細重現萊茵河入侵的情形。因為我們所瞭解的只是大概的入侵路線（地圖8）。此次入侵始於侵襲者的渡河地點美因茨。他們洗劫完美因茨後，便向西、向北進攻萊茵河防線後方的中樞城市特裡爾（Triers）和蘭斯（Rheims），接著又進擊更遠的圖爾奈（Tournai）、阿拉斯（Arras）和亞眠（Amiens）。然後，侵襲者向南、向東經巴黎（Paris）附近、奧爾良（Orleans）及圖爾到達波爾多和納爾博涅茨（Narbonnaise）。入侵者這一路花了近兩年時間。高盧的一些基督教詩人從此次災難中總結了各種道德教訓，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生動史料，讓我們對此次入侵有了較為全面的瞭解。其中最著名的是奧裡恩提烏斯（Orientus）。他的經典名句被各種史書反覆引用——「僅一個柴堆就讓整個高盧瀰漫著硝煙。」[35]阿基坦（Aquitaine）的詩人普羅斯珀（Prosper）在寫給妻子的信中探討了他們正在見證「一個岌岌可危的世界」的瓦解過程（這篇文章雖然有些矯揉造作，卻也按照這種題材的規範，逐一列舉了羅馬社會各傳統行業的情況）：

那些曾經用一百把犁犁田的農民現在只有兩頭耕牛可用。那些通常乘車在壯美城市中穿行的人現在也都厭倦了，徒步前往荒無人煙的鄉村。一個個都精疲力竭。那些曾擁有十艘豪華商船的商人現在只剩一艘小船，而且還得親自掌舵。城市和鄉村都已今非昔比，一切都在迅速走向滅亡。

然後，他更生動地描述道：「僅這一次侵襲，刀劍、瘟疫、飢餓、鐵鏈、寒冷和燥熱等奪走了可憐人的性命。」[36]

公元409年洗劫完高盧後，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強行越過比利牛斯山，進入西班牙，在那裡大肆破壞，造成更大損失。據西班牙編年史作者伊達提烏（Hydatius）記載，到公元411年，他們已經完全控制伊比利亞半島：

〔他們〕通過抽籤的方式瓜分行省作為各自的居住地：〔哈斯丁族〕汪達爾人佔領加利西亞（Gallaecia）；蘇維匯人佔領加利西亞西部大洋的沿岸地區。阿蘭人分得盧西塔尼亞（Lusitania）和迦太基尼西斯（Carthaginiensis）兩個行省；斯靈族分得貝提卡（Baetica）〔地圖9〕。城裡和要塞殘餘的西班牙人都紛紛投降，屈從蠻族人在這些行省的統治。[37]

伊比利亞半島屬於西羅馬帝國最繁榮的地區。他們佔領、瓜分完這一地區後便停下了掠奪的腳步。據公元6世紀中葉拜占庭史學家普羅科匹厄斯記載，此次移民的安置有時也被看作意大利羅馬中央政權組織的。[38]但普羅科匹厄斯的寫作時間距離事發時間較遠，所處地點也遠離事發地點。而事發後五年左右，西班牙編年史作者奧羅修斯明確指出此次移民根本沒有獲得帝國的批准。[39]相比而言，他的說法更可信些。到公元411年，即過了四年勉強餬口的日子後，萊茵河侵襲者已經厭倦居無定所的生活。他們需要的不再是在羅馬境內的歐洲地區不斷掠奪，而是找到能長久提供稅收的地區，佔為己有並定居下來。伊達提烏還是現在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亞（Galicia）省一個小鎮的主教。他沒有詳細說明當時具體發生的事情。但是不難想像，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將各自瓜分的行省中原本歸羅馬政府所有的稅收都據為己有。[40]就這樣，他們在高盧燒殺劫掠後又佔領了西班牙。但這才只是西羅馬帝國防線被突破後一系列災難的開始。

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蹂躪高盧和西班牙之時，西羅馬帝國出現了新的問題，使其動盪的局勢進一步惡化。公元407年，霍諾留皇帝第七次擔任執政官前不久：

不列顛的部隊發生兵變，擁立馬爾庫斯（Marcus）為不列顛的皇帝。然而，在他沒有滿足他們要求的時候，他們將他殺死，選出格拉提安，給他披上紫袍，戴上皇冠，配備護衛，儼然就是一位皇帝。四個月後，他們又對他心生不滿，將他廢黜並殺死，立君士坦丁為繼任皇帝。他任命優士丁尼安努斯（Justinianus）和內彼歐伽斯特斯（Nebiogastes）為高盧的指揮官，隨後離開不列顛，穿越海峽前往歐洲大陸。他抵達布倫（Boulogne）後……在那逗留數日，贏得高盧和阿基坦所有部隊的支持，控制整個高盧至阿爾卑斯山一帶。[41]

如本書第三章所述，在羅馬的所有行省中，不列顛是帝國後期最容易發生叛亂的一個。這並不是因為不列顛的羅馬官僚和軍隊指揮官更具有分裂傾向，而是因為他們通常覺得自己被排除在皇帝的恩寵範圍之外，為尋求更公正的待遇而時常發動叛亂。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再去探求這次叛亂的動機。很顯然，這次叛亂發生在公元406年秋天，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橫渡萊茵河前不久。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兩個事件相繼發生，十分可疑。我猜想兩者之間肯定存在某種聯繫。

首先，不列顛之前發生的叛亂通常持續時間較短，幾乎都沒有穿越多佛爾海峽（Dover Channel）波及萊茵河邊境更大的政治和軍事機構。公元406年至407年不列顛叛亂中頭兩個篡位者的命運在意料之中，他們是在權力爭奪的首個難關敗下陣來的小人物。第三個篡位者通常被稱為君士坦丁三世。這個人就得另當別論了。他不僅在即位二十分鐘後設法躲過私刑，而且還很快將自己的勢力範圍擴張到高盧至阿爾卑斯山一帶，贏得萊茵河地區羅馬軍隊的支持。等到他把權力中心遷到布倫時，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已經突破萊茵河防線。而在斯提利科以霍諾留名義統治下的意大利羅馬中央政權至此都還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這次事件再次印證羅馬的一個經典模式。斯提利科政權完全以意大利為中心，在高盧的危急時刻沒有及時提供援助。君士坦丁三世在公元407年春天將權力中心遷至高盧，為採取有效行動應對即將來臨的災難提供了機會。君士坦丁三世在多佛爾海峽以南一立足就領軍和汪達爾人及其同夥展開了幾次激烈交鋒。[42]這也許可以解釋侵襲者為什麼選擇這樣的入侵路線。由於羅馬在萊茵河北部地區的抵抗日漸統一，侵襲者便將注意力轉向南部的阿基坦和比利牛斯山（Pyrenees）。據奧羅修斯記載，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並確保高盧各行省不再遭受侵擾，君士坦丁和萊茵河邊境的一些日耳曼藩屬國——阿勒曼尼人、法蘭克人和勃艮第人——簽署和約。[43]因此，在意大利中央政權明顯沒有抵制蠻族侵襲者的情況下，君士坦丁三世通過率領羅馬軍隊進行抵抗獲得高盧地區的支持。這種抵抗侵襲的需求甚至有可能是引發不列顛篡權的因素。如前文所述，雖然第一輪叛亂發生在汪達爾人及其同夥橫渡萊茵河前不久，但是戰爭已經醞釀一段時間。即便這當頭一棒是在公元406年12月31日才落下的，萊茵河防線的羅馬軍隊裡無疑已經出現了重大危機。我猜想這引起大家對斯提利科統治的不滿，而君士坦丁三世將是其中的最大受益者。

阿拉裡克率領的哥特人

這一時期的歷史角色中已有三分之二出場了。在這個動盪不定的局勢中我們還需要考慮另一個元素——阿拉裡克率領的哥特人。羅馬最終將落入這幫人之手。要瞭解這幫哥特人及其在羅馬衰亡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哈德良堡戰役四年後狄奧多西一世恢復巴爾幹半島和平以來的二十多年裡所發生的事情。

阿拉裡克率領的哥特人是公元382年和狄奧多西一世簽訂和約的瑟文吉和格魯森尼人的直系後代。[44]可以想見，他們同羅馬政府通過妥協（參見本書第四章）勉強達成的關係會出現週期性的緊張情況。局部或全面暴動時有發生，可見雙方一直都彼此猜忌。對羅馬當局而言，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在盡力建立信任關係。一名哥特士兵在君士坦丁堡被民眾私刑處死後，帝國對該城進行了嚴厲的經濟制裁。同樣，羅馬在多瑙河下游的小城托米（Tomi）的駐軍向駐紮在附近的哥特軍隊發動攻擊後，統領羅馬軍隊的長官便被革職。很顯然，狄奧多西一世不希望這次衝突引發大規模騷動。我們還知道他還不時設宴款待哥特人的首領。

儘管如此，哥特人，或是一部分哥特人顯然認為羅馬政府仍在試圖廢除他們在公元376年至382年間用武力獲得的不完全自治權。公元382年簽訂的和約特別規定，如果帝國要求，哥特人有責任派遣部隊替羅馬作戰。在討伐帝國西部篡位者時，狄奧多西一世曾兩次要求哥特人出兵：一次是在公元387年至388年討伐馬格努斯·馬克西姆斯（Magnus Maximus），一次是在公元392年至393年討伐歐根尼烏斯（Eugenius）。在這兩次羅馬內戰中，一些哥特人傾向於發動叛亂，或者至少是臨陣脫逃，而不願替羅馬作戰。他們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羅馬政府容許哥特人進行不完全自治只是迫於當時的軍事實力對比。由來已久的政策被暫停，但也只是針對這群特定的移民，而且只是因為他們戰勝了瓦倫斯和狄奧多西一世。參與羅馬內戰勢必會給哥特人帶來傷亡。如果他們的兵力損失過大，那就沒有什麼能阻止羅馬政府對他們實施慣用的難民政策了。如前文所述，在公元383年1月努力說服君士坦丁堡元老院接受和約時，德密斯修已經在暢想哥特人失去他們的不完全自治權了。

在與篡位者歐根尼烏斯的對抗中，哥特人的懷疑進一步加深。狄奧多西一世一直在試圖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統治整個帝國。其結果可想而知，帝國西部的不滿分子擁立自己的人選為皇帝。帝國東西兩軍在意大利附近的弗裡基德河（River Frigidus）河畔展開會戰。此次戰役具有決定性意義。在戰鬥的第一天，兩軍激烈對陣，不分勝負，哥特人發現自己身處前線，損失慘重。有史料稱哥特人有1萬人戰死。這顯然有些誇張。該史料的作者奧羅修斯甚至稱羅馬在這次戰役中一舉兩得：其一是對歐根尼烏斯的勝利，其二是對哥特人的勝利，因為他們傷亡慘重。[45]因此，公元395年初狄奧多西一世病逝時，哥特人叛亂的時機成熟，準備重新修訂公元382年的和約，爭取更大程度的安全保障。他們舉旗造反，違反和約，任命自佛瑞提根、阿拉提和薩伏拉克斯被鎮壓以來的第一位至高首領。他們的選擇落在了此前一次較小規模的暴動（發生在鎮壓馬克西姆斯篡權之後）中嶄露頭角的阿拉裡克身上。羅馬史料並沒有記載哥特人具體希望如何修訂公元382年的和約。在所有新和約中，哥特人都要求羅馬承認其選舉首領的權利，賦予他羅馬軍隊指揮官（magister militum，主帥）的合法地位。是否還有其他附加條件，例如指揮官手下的士兵應該獲得全額軍餉，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但這也完全有可能。[46]哥特人已經不再滿足於羅馬統治下的不完全政治自主權，儘管這項政策在二十多年前還是一項突破性政策。

阿拉裡克率領的哥特人還有一點值得關注。公元376年哥特人遷到多瑙河河畔時是兩支由各自首領率領的獨立部落——瑟文吉人和格魯森尼人。在隨後的戰爭中，他們共同作戰，配合得也還不錯。儘管如此，兩支部落間的權力摩擦也時有發生。哈德良堡戰役前夕，佛瑞提根試圖以承認他是哥特人唯一首領為條件同瓦倫斯議和。兩年之後，兩支部落又分道揚鑣，朝著不同方向遷徙。學者們就隨後發生的事情說法不一。有人認為瑟文吉和格魯森尼人分別同羅馬達成和議。我個人則認為公元382年簽訂的和約對兩者都適用。但不管是簽訂不同的和約，還是簽訂相同的和約，都沒有改變一個更大的問題，即隨後即將發生的事情。在阿拉裡克的統領下，瑟文吉和格魯森尼人之間的差異消失了，兩支部落成為一支部落。[47]我們在上文已經探討了公元1世紀至4世紀期間羅馬邊界對面日耳曼尼亞境內較大、較統一的政治群體的發展過程。現在這個過程已經波及羅馬境內，而且還將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哥特人統一起來的原因非常簡單，和他們在公元376年至382年戰爭期間聯手對抗羅馬的原因一樣。他們通過組合成較大的部落一起行動，從人數上獲得安全感以及爭取優厚待遇的機會，從而加大在這個並不歡迎他們的羅馬帝國建設美好未來的可能性。

因此，公元395年初阿拉裡克率領的哥特人叛亂意義重大。一支新力量有如脫韁野馬，正在伺機一雪弗裡基德河戰役之恥，重新修訂13年前簽訂的和約。對於羅馬而言，要解決這些問題並不容易。哥特人統一後力量太過強大，羅馬無法立刻置其於死地。公元395年和397年，羅馬派遣大量軍隊和哥特人對陣。但雙方的實際交鋒並不多，可能是因為雙方兵力相當，誰都不願貿然開戰。[48]與此同時，傳統態度很難改變，羅馬的官員都沒有急於批准哥特人新提出的條款。阿拉裡克的政治訴求未能得到滿足，便放任手下為非作歹。這一次受害的又是巴爾幹半島各行省的居民。叛亂首先在東北部的色雷斯發動。但公元395年至397年間，哥特人一路南下，到達雅典，然後又向西、向北沿亞得裡亞海岸一直到伊庇魯斯（Epirus，現在的阿爾巴尼亞）。他們一路盡情劫掠，但始終仍試圖與帝國達成新的政治協議。

這一時期，在君士坦丁堡的宮廷政局動盪不定。東羅馬的皇帝、狄奧多西一世的長子阿卡狄烏斯（Arcadius）雖然在公元397年已年滿20歲，但仍不問國事。不過他身邊總是不乏希冀得寵、野心勃勃、爭奪權力的政客。當時廷臣中最得寵的當屬宮廷總管尤特羅庇烏斯（Eutropius）。到公元397年，這名宦官已打算和哥特人協商。他授命阿拉裡克為羅馬軍隊指揮官，批准哥特人新提出的條件和附加保障。他允許哥特人在達契亞和馬其頓定居，很可能還出面安排，以稅收的形式將當地產出分配給他們維持生計。尤特羅庇烏斯的命運極具啟發性。在羅馬帝國，宦官通常是人們嘲弄的對象，被描繪成邪惡、貪婪的形象，正是那種會屈服於蠻族人憑借武力索要錢財的人。尤特羅庇烏斯既是宦官，又是哥特人綏靖分子。因此他身處劣勢，他的對手也充分利用這一點。公元399年夏天，尤特羅庇烏斯最終被打倒。[49]他的繼任者撕毀他與阿拉裡克的協議，拒絕進一步協商。

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君士坦丁堡的政權幾經更替，但東羅馬的官員們都沒有打算和阿拉裡克和談。批准哥特人可能接受的條件在政治上無異於自取滅亡。公元400年，君士坦丁堡發生針對蓋納斯（Gainas）的政變。哥特人出身的蓋納斯是羅馬的指揮官。尤特羅庇烏斯倒台後，他也參與了權力的角逐。帝國後期軍事重組後，蓋納斯和其他蠻族出身的指揮官地位漸高，聲望日隆。在帝國初期，只有羅馬公民能在軍團服役。與之不同的是，到了帝國後期，任何人都可以在政治意義重大的野戰軍中服役。沒有什麼能阻擋能力出眾的蠻族人在野戰軍中陞官晉爵，獲得政治地位和聲望。因此，自公元4世紀中葉以來，一系列蠻族出身的指揮官出現在宮廷的政治鬥爭中。這些人偶爾還會圖謀篡位，或者涉嫌圖謀篡位。法蘭克人出身的西爾瓦努斯（Silvanus）便是一個不錯的例子。史學家阿米安·馬塞林還參與了剷除他的謀殺行動。然而，「蠻族」長官更多的是和文官政客較量，對皇帝施加影響。但不管史學家對他們的態度如何，我們都沒有看到任何記載證明這些蠻族長官對帝國懷有二心。這些被視為「蠻族人」的將官中有些是接受過傳統精英教育的第二代移民，也就是說，他們和其他官員一樣，是完完全全的羅馬人。

蓋納斯在公元399年秋天還是君士坦丁堡的風雲人物，權傾一國。到第二年年初，他便被昔日的同黨取代。他可能是第一代哥特移民。因此很容易就成為反蠻族宣傳的攻擊對象，尤其是這一時期阿拉裡克率領的哥特人正在巴爾幹半島為所欲為。但並沒有證據表明蓋納斯有意與這幫哥特人為伍。在這場推翻他統治的暴力政變中，蓋納斯設法逃出君士坦丁堡，但幾千哥特人，包括跟隨東羅馬軍中的哥特官兵生活在城裡的婦孺，都慘遭殺害。此後，阿拉裡克率領的哥特人同東羅馬軍隊沒有進行正面交鋒。但現在，他們被排除在君士坦丁堡政治之外，很快爭取新協議的希望也完全破滅。為了打破僵局，阿拉裡克率領手下於公元401年秋天來到意大利。在隨後的一年時間裡，他們試圖同西羅馬帝國的實際掌權人斯提利科達成協議。同樣，阿拉裡克試圖使用武力迫使斯提利科就範。但斯提利科和東羅馬尤特羅庇烏斯的繼任者一樣，也不願意批准他們的條款。由於巴爾幹半島的給養來源被切斷，這幫哥特人無法無限期地停留在意大利。[50]公元402年秋天至403年年初，進行過兩次不分勝負的戰鬥後，他們越過狄那裡克阿爾卑斯山，退到老巢達契亞和馬其頓。

阿拉裡克別無選擇，現在他不得不設法讓東西羅馬帝國中的一方重新回到談判桌上。哥特人回到他們在公元397年至401年間佔領的巴爾幹地區，重新確立統治，可能是重啟曾供養他們的給養來源。他們在這裡一待就是三年。深處政治荒原，他們發現自己無論是從字面意義，還是從比喻意義上講，都被夾在東西羅馬帝國之間，等待其中一方向他們招手示好。公元406年末，意大利的斯提利科終於表示要和談。我猜想阿拉裡克一定大吃一驚。僅在四年以前，這位西羅馬帝國的攝政者還竭盡全力要和阿拉裡克及其率領的哥特人保持距離。而現在他卻來拉攏他們，要和他們結盟。更奇怪的是，斯提利科是在打敗拉達蓋蘇斯之後向阿拉裡克示好的。如前文所述，羅馬打敗拉達蓋蘇斯之時，即將波及羅馬境內的動盪局勢已在萊茵河邊境初現端倪。

但斯提利科提出要和阿拉裡克聯盟，一同對付君士坦丁堡，而不是去處理萊茵河防線的問題。要瞭解斯提利科看似蹊蹺的行為及其意外結果是如何導致羅馬遭劫的，我們需要仔細探討一下這位西羅馬的最高統帥以及他在整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斯提利科與阿拉裡克

在古代和現代，人們都對弗拉維斯·斯提利科看法不一。他是帝國後期像蓋納斯這類蠻族軍人通過晉陞逐步獲得政治地位和聲望的成功案例。斯提利科的父親是具有汪達爾人血統的羅馬騎兵軍官，他的母親是羅馬人。他本人是帝國東部狄奧多西一世麾下的一名傑出軍官，在公元4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擔任各種要職。公元393年，斯提利科跟隨皇帝西征，討伐篡位者歐根尼烏斯。之後，他被任命為高級指揮官（comes et magister utriusquemilitiae praesentalis，中央野戰軍兩軍統帥），統領帝國西部的軍隊。公元395年初，狄奧多西在米蘭意外死亡，享年49歲。顯然，此前他任命斯提利科為一同西征的次子霍諾留的監護人。至少，斯提利科聲稱這是皇帝臨終之前對他的囑托，而且也沒有人對此提出異議。狄奧多西一世的長子阿卡狄烏斯則留在君士坦丁堡，統治東羅馬。霍諾留生於公元384年9月，在狄奧多西一世病逝時還不滿10歲。因此統治權自然而然就落入斯提利科手中。

此前，斯提利科的重心完全集中在帝國東部。但現在，他發現自己成為西部無可爭辯的統治者。斯提利科開始小心謹慎地拉攏羅馬元老院，這一點清楚地表明他有在西部權勢中建立人脈的必要。公元395年5月，他通過一項法令，為曾在篡位者歐根尼烏斯手下任職的官員恢復舊職——建立人脈的重大舉措。[51]公元395年後，我們的老朋友敘馬庫斯突然發現自己也在斯提利科拉攏的對象之列。[52]從他的書信判斷，敘馬庫斯當時正在享受一個回暖的冬日。他存留下來的書信中可能有三分之二是寫於公元395年至402年間。從這部分書信可以看出，敘馬庫斯的影響力相當大。一則，他能夠將曾在歐根尼烏斯手下擔任首都行政長官的女婿尼科馬庫斯·弗拉維尼魯斯（Nicomachus Flavianus）解救出來，並為他爭取到官復原職，在公元399年至400年間重新成為霍諾留和斯提利科治下的首都行政長官。雖然沒有擔任正式職位，但敘馬庫斯還在公共事務中施加影響。我們稍後將看到，公元397年，他在發動元老院宣佈背叛斯提利科、投靠君士坦丁堡的北非指揮官吉爾多（Gildo）為「國家公敵」的過程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由於他小心拉攏權要，斯提利科穩坐權力寶座十多年。鑒於他命運坎坷，穩坐權力寶座十餘年也絕非易事。其中有些變故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狄奧多西一世臨終遺願的真相我們無從得知。但他病逝後不久，斯提利科就聲稱皇帝臨終時將兩個兒子托付給自己。[53]斯提利科在羅馬的特聘御用演說家、詩人克勞狄安（Claudian）對元老院說道：「總之，羅馬的權力就托付給您，斯提利科；治理帝國的權力就交付在您手上。兩位皇子統治的東西羅馬帝國及其軍隊都由您負責。」[54]一切跡象都表明這是個謊言，至少就阿卡狄烏斯而言是這樣，意在授權才到帝國西部就已經掌權的斯提利科在原居住地東羅馬帝國爭奪權力。斯提利科接著就依照這一宣言行事。他在公元395年和397年兩次干預阿拉裡克率領的哥特人在東羅馬帝國領土上的叛亂問題，根本目的是為了樹立自己東部拯救者，因而自然也是統治者的形象。斯提利科的行為遭到君士坦丁堡同僚的強烈抵制。如前文所述，這些人正忙於爭權奪利，操縱不問國事的阿卡狄烏斯。他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斯提利科出現在地平線上，騎著馬兒來解救他們。可以想見，他們對他百般阻撓，嚴加防範。

其中最危險的一次發生在公元397年的秋天，上文提到的阿非利加指揮官吉爾多受到誘惑，意欲投靠君士坦丁堡。這對斯提利科而言是一種莫大的威脅。因為羅馬的糧食供給來自阿非利加。只要給養中斷，他的政治地位就會立刻動搖。結果，斯提利科出色地解決了危機，將吉爾多的弟弟馬西澤爾（Mascezel）派往北非。吉爾多曾殺害過他的孩子，因此馬西澤爾還有仇未報。此次叛亂在公元398年7月被平定。阿非利加在糧食開始收穫之前又回到西羅馬帝國的統治之下。公元401年至402年，斯提利科還經受了阿拉裡克對意大利的侵襲。雖然君士坦丁堡當局可能沒有像一些學者認為的那樣，授意阿拉裡克入侵意大利，但他們顯然也沒有阻止阿拉裡克這樣做。接著，僅僅三年之後，拉達蓋蘇斯率領一幫哥特人來襲。但斯提利科最後又再次輕鬆地解決了問題。在這一系列事件中，他的權力範圍非常廣泛，包括中央和地方軍事機構、羅馬元老院及中央官僚機構等。但最關鍵的是他和狄奧多西一世之子霍諾留的關係。隨著霍諾留逐漸長大成人，為了牢牢控制這位皇帝，斯提利科在公元398年將自己的女兒瑪利亞（Maria）許配給他。這給斯提利科的地位增加了一些額外的保障，但隨著霍諾留逐漸成年，他與這位皇帝的關係注定需要採用一些手腕。

直到公元406年8月，斯提利科都謹小慎微，沒有出現什麼閃失。他雖然沒能統一東西羅馬，但霍諾留在他的牢牢掌控之中。阿非利加的叛亂被平定，哥特人對意大利的兩次進攻也被成功擊退。接著，在戰勝拉達蓋蘇斯之後，斯提利科邁出他一生中最不可思議的一步。這時候，北部局勢已經惡化。不列顛的一系列篡權行動中第一位篡位者已經上位；萊茵河以東硝煙迷漫，而且一切跡象都表明戰火將蔓延到羅馬境內（但沒有任何蠻族人即將橫渡萊茵河以及以何種方式入侵的跡象）。然而，如前文所述，斯提利科並沒有召集訓練有素的士兵北上，而是同君士坦丁堡的對手展開新一輪的爭鬥。與公元395年至396年的對峙相比，他在公元406年年末重開戰事想要獲取的領土範圍縮小了。斯提利科要求君士坦丁堡歸還達契亞和馬其頓教區（這兩個教區位於伊利裡亞省的東半部，在狄奧多西一世執政期間被轉交給君士坦丁堡管理）。然後，他提出同阿拉裡克率領的哥特人結盟，用戰爭來要挾東羅馬帝國。

當然，斯提利科可能只是判斷失誤，一方面他執迷於奪取東羅馬帝國的統治大權，另一方面又低估了北部危機的嚴重程度。但我認為，即便他可能沒有意識到北部危機會迅速發展成一場災難，他也不會被野心完全沖昏頭腦。而且這也不是我的一己之見。關鍵問題在於斯提利科已不再試圖在君士坦丁堡奪權。他的目標縮小，只是要收回伊利裡亞行省東部的達契亞和馬其頓。這一變化表明其中涉及更具體的問題，而非僅僅是虛榮心在作祟。伊利裡亞東部的山區和丘陵盆地一直以來是羅馬軍隊招募新兵的理想之地（類似於蘇格蘭高地是英國軍隊招募新兵的理想之地）。因此，有學者提出斯提利科在公元406年年末收回伊利裡亞東部的想法與萊茵河地區日益蔓延的危機有關。他亟須增加兵力，因此收回伊利裡亞東部可能是他爭取重要徵兵基地的妙計。但要將新兵訓練成善戰的士兵還需要時間。而顯然，斯提利科最缺的就是時間。然而，在伊利裡亞東部就有一支現成的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甚至是久經沙場）的軍隊——阿拉裡克率領的哥特人。

為什麼說斯提利科同君士坦丁堡爭奪伊利裡亞東部地區可能和他爭取阿拉裡克的支持一同對抗北部更大的威脅有關呢？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還需要考慮哥特人的規劃。自公元395年以來，阿拉裡克一再表明，他完全願意同羅馬帝國結成軍事聯盟，但條件必須合適，而且必須修訂公元382年和約中的問題。我們知道，這意味著羅馬充分肯定他們的至高首領，並指定一片能夠創造稅收的地區依法供養他們。尤特羅庇烏斯在公元397年滿足了他們的這些要求，在隨後的公元5世紀初他們希望這些要求能繼續得到滿足。斯提利科和阿拉裡克之間的唯一問題是決定安頓哥特人的具體地點。除了公元406年短暫進攻意大利之外，哥特人自公元397年以來，一直佔據達契亞和馬其頓兩地。但傳統上屬於帝國西部的伊利裡亞東部現在已經歸東羅馬帝國管轄。因此，斯提利科陷入兩難境地。他可以讓哥特人離開他們佔據近十年的地區，遷到他管轄的領土上。這樣，他就有權批准他們要求的合法居住地。但這勢必會在哥特人中引起騷亂。也許對斯提利科而言更重要的是，這也會在西羅馬帝國境內哥特人可能定居地區的羅馬地主階層中引起騷亂。或者，他可以授權哥特人統治他們已經佔據的地區。這就意味著他需要威逼君士坦丁堡將伊利裡亞東部歸還給他。他最終選擇了後者。細想之下，後者是爭取哥特人支持的最簡單的手段。這樣看來，斯提利科的政策就沒有那麼瘋狂了。

與阿拉裡克的超級軍團結盟將為斯提利科提供他在應對北部即將出現的騷亂時所需要的兵力，而且在西羅馬帝國境內也不會引起什麼騷亂。如果這一切需要他和君士坦丁堡開戰的話，那就只能這樣了。[55]

斯提利科倒台

作為協議的一部分，斯提利科和阿拉裡克約定，在進攻東羅馬帝國時，意大利會派遣大隊人馬增援哥特人。我猜想斯提利科以為他不用按常規進攻君士坦丁堡，只需要展示自己的軍事實力就足以讓東羅馬交還有爭議的教區。於是，阿拉裡克把軍隊調遣到仍處於西羅馬境內的伊利裡亞西部的伊庇魯斯，等待斯提利科的部隊穿過亞得裡亞海來和他會合。由於在巴爾幹半島冬天無法發動大規模戰爭，因此這次襲擊可能是計劃在公元407年夏天進行。然而，巴爾幹半島和高盧地區事態的迅速演變，將所有計劃都全盤打亂。到公元407年5月至6月，他們正考慮在巴爾幹半島發動一場重大戰役時，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已經渡過萊茵河，入侵高盧。更糟的是，君士坦丁三世已經穿越多佛爾海峽，贏得高盧多數軍隊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意大利不可能調遣大批軍隊穿越亞得裡亞海。因此，斯提利科並沒有派兵增援伊庇魯斯的阿拉裡克。他在公元407年採取的唯一行動就是派遣哥特人出身的指揮官薩魯斯（Sarus）前往高盧，試圖扼殺君士坦丁三世篡權的勢頭。但行動失敗了。

到公元408年初，斯提利科的地位岌岌可危。君士坦丁三世和蠻族人在高盧不同地區展開行動，整個高盧行省和不列顛都脫離中央的控制。北非和西班牙仍然支持西羅馬，但伊庇魯斯的阿拉裡克開始變得焦躁不安。他率領的哥特人已經在那裡滯留了一年，等候羅馬軍隊的到來。但高盧的形勢仍十分危急，羅馬不敢輕舉妄動。此外，還有一個因素在起作用。阿拉裡克對哥特人的統治也絕不是堅不可摧的，他還得讓普通士兵滿意。斯提利科真的會信守承諾嗎？

到公元408年春天，阿拉裡克憂心忡忡，要求斯提利科提供保證。他提醒斯提利科他的軍隊還未收到任何經濟支援，更別提軍事援助了。這也合情合理。因此他要求斯提利科支付4000磅黃金。他以武力相威脅，率領部下向北、向西挺進，到達阿爾卑斯山麓的羅馬行省諾裡庫姆（現在的奧地利）。如果有必要的話，從這裡進攻意大利十分方便。對於所謂的盟友而言，在斯提利科困難的時候這樣做雖然有失偏頗，但阿拉裡克也需要滿足自己部下的需求。而且，別忘了，公元401年至402年斯提利科將哥特人逐出意大利時，他也沒有心慈手軟。據說，皇帝和元老院的大部分元老都準備和哥特人決一死戰。但這就意味著除了萊茵河侵襲者和君士坦丁三世之外，羅馬又增加了一個勁敵。因此斯提利科反對同哥特人開戰。元老們聚集在羅馬，展開一場按既定套路進行的辯論。斯提利科闡述了他的立場。他如願以償，元老院同意向阿拉裡克支付黃金。然而，反對的聲音並沒有消失。一個名叫蘭帕狄烏斯（Lampadius）的人因為他對此事的評價被載入史冊：「這不是和平，而是奴役條約（non est ista pax sed pactio servitutis）。」此時，斯提利科已經差不多花光了他所有的政治資本，但命運和他還沒有完事兒。

公元408年5月1日，西羅馬皇帝霍諾留的哥哥、東羅馬的皇帝阿卡狄烏斯去世，留下一名7歲的幼子作為繼承人，即狄奧多西二世。這次，皇帝和指揮官又產生分歧。斯提利科想前往君士坦丁堡干涉東羅馬的事務，霍諾留也有此想法。和向阿拉裡克支付黃金的事情一樣，斯提利科又如願以償。他還提議阿拉裡克同時也應該被派往高盧。但皇帝與指揮官之間的裂痕已經顯而易見。曾受到斯提利科提攜的宮廷高官奧林庇烏斯（Olympius）更是從中挑撥離間。西羅馬帝國的所有事務都是按照斯提利科的意願來處理，但帝國仍境況危急。君士坦丁三世現在已經在高盧南部的阿爾勒安頓下來，正盤踞在通往意大利的各山口上。蠻族人遍佈高盧各地，阿拉裡克收到黃金後，仍留守在諾裡庫姆，把守著阿爾卑斯山東部的山口。難怪史料提到斯提利科在公元408年夏天制定了一系列計劃卻又沒有採取行動——整個帝國大廈在他身邊漸漸倒塌。據佐西姆斯記載，奧林庇烏斯此刻打出一張王牌：「他說，斯提利科正計劃著前往東羅馬帝國，圖謀推翻小狄奧多西，讓他自己的兒子優奇裡烏斯（Eucherius）繼任皇帝。」[56]

奧林庇烏斯一有機會就重提此事，而且還刻意把這條消息散佈到集結在總部帕維亞（Pavia，提西努姆，Ticinum）的意大利軍隊中。在軍隊8月13日出發前去對付君士坦丁三世之前，霍諾留前往帕維亞營區進行檢閱。此時，軍隊發動兵變，斯提利科支持者中的眾多高官被殺。聽到消息後：

〔斯提利科〕召集所有蠻族盟軍的首領，商討該如何採取行動。大家都一致認為，如果皇帝遇害——不過他們還不確定皇帝是否被殺，蠻族盟軍都應該立刻攻打羅馬士兵，殺雞儆猴。但如果皇帝平安無事，即便一些官員被害，也只有兵變的主謀應該受到懲罰……然而，當他們發現皇帝安然無恙時，斯提利科決定饒恕那些士兵，回到拉文納。

這些蠻族部隊主要是哥特首領拉達蓋蘇斯的手下，約有1.2萬人，是在拉達蓋蘇斯戰敗後作為一支獨立部隊被斯提利科納入意大利軍隊的。沒有史料顯示在其他常規軍隊中還有獨立的蠻族部隊。斯提利科倒台後，歷年來招募的蠻族官兵中仍有許多人繼續在軍中服役。在拉文納，斯提利科先是躲避在一座教堂內，但後來又放棄求生，決意一死，還不許他的個人扈從阻攔。8月22日，斯提利科被斬首。

這位西羅馬的最高統帥在掌權13年後就這樣身首異處。他提攜的高官中有許多已經在帕維亞兵變中喪生，剩下的現在也被追捕、殺害。他的兒子優奇裡烏斯被捕後被處死。霍諾留還和他的女兒離了婚。羅馬的政權更替和許多政客一樣，卑劣、殘酷、徹底。奧林庇烏斯給予前恩主的最後一擊是在公元408年9月至11月頒布的一系列法令，沒收斯提利科的所有財產，並懲治所有試圖保留這個「國家強盜」物品的人。[57]在我看來，就像考特爵士（Thane of Cawdor）一樣，斯提利科的死最能體現他無愧於羅馬最高統帥的身份。他寧死也不願羅馬繼續深陷內戰，給人留下的是一個德高望重、赤膽忠心的帝國公僕的形象。奧林匹奧多羅斯等史學家對他都深表同情。雖然反蠻族的希臘史學家尤納皮烏斯指責他自公元4世紀90年代初起和阿拉裡克勾結，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汪達爾人之子的出身妨礙他成為一名忠心耿耿的羅馬軍官。斯提利科只是生不逢時，恰巧在匈人打破帝國長久以來所處的權力平衡之際掌權。縱觀歷史，沒有幾個人能同時成功地應對心懷不滿的皇帝，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大規模篡權行動以及哥特人的超級軍團。[58]

斯提利科死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他政策的英明之處。奧林庇烏斯任命自己為執事官——高級文官，責任範圍廣泛，相當於首相職位。以他為首的新政權完全推翻了斯提利科的政策。與哥特人的和平破滅，硝煙瀰漫。阿拉裡克用人質換取賠款和從意大利外圍撤軍的提議也被斷然拒絕。

現在，哥特人又回到政治荒原，在有些方面連公元406年的境況還不如。至少當時他們還有成熟的基地。而現在，他們身處陌生環境，與當地農民沒有任何往來。但阿拉裡克率領的哥特人在一個重要方面很快就會有所好轉。斯提利科被處死後不久，意大利軍中的羅馬人便採取一系列行動對付他招募的蠻族官兵的家人和財產，其中很多人曾是拉達蓋蘇斯的手下。他們被安置在意大利各城市的家人被屠殺。這些蠻族兵一怒之下投靠阿拉裡克，使他的戰鬥人數可能增加到約3萬人。兵力的增加並沒有就此結束。公元409年，哥特人在羅馬城外紮營時，大批奴隸也加入他們的隊伍。阿拉裡克軍隊中的戰鬥人員總數增加到4萬人。我猜想，這些奴隸中大部分都曾是拉達蓋蘇斯的手下，而非羅馬原有的奴隸。僅僅在他們被賣為奴三年之後，阿拉裡克為他們提供了結束受羅馬人奴役的途徑。[59]

阿拉裡克所統率的已經是到目前為止兵力最強大的哥特部落。公元408年秋天，他採取了大膽行動。阿拉裡克召集所有部下，包括同他的姻親阿薩爾夫（Athaulf）一起駐紮在潘諾尼亞的手下，越過阿爾卑斯山，向意大利挺進。他們沿途一路破壞，直奔羅馬。11月，阿拉裡克一行人抵達羅馬城外，很快便將羅馬城包圍，以防止有人向城內輸送糧食。然而，阿拉裡克無意攻城。這一點很快就顯露無遺。很明顯，他想要的是戰利品。到年底的時候，阿拉裡克得逞了。羅馬元老院同意付給他5000磅黃金、3萬磅白銀，以及大量絲綢、獸皮和香料，正好用來籠絡他剛招募的軍隊。但同他自公元395年以來的一貫訴求一樣，這個哥特人還想要同羅馬政府達成妥協。他希望元老院能幫他實現自己政治生涯中的這個終極目標。元老院派使團來到拉文納同霍諾留斡旋，敦促皇帝交換人質，並與阿拉裡克達成軍事聯盟。皇帝表示願意接受這些條件。因而，哥特人放棄圍城，向北退到托斯卡納（Tuscany）。

但霍諾留要麼是在爭取時間，要麼是他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奧林庇烏斯的影響力仍十分強大，他對皇帝施加影響，阻止他批准和議。因此阿拉裡克萬分惱火，尤其是他的一支部隊在比薩（Pisa）附近還遭到伏擊。他回到羅馬，要讓霍諾留充分認識到他要求賠償和聯盟的決心。迫於哥特人的壓力，元老院再次派使團向北前往帝國的政治中心、霍諾留的基地拉文納，只不過這次是在哥特人的陪同下前往的。他們宣佈是時候談判了。這次皇帝對奧林庇烏斯徹底失去信任。他根本不可能調遣意大利的軍隊去攻打哥特人。因為雙方勢均力敵，他無法穩操勝券。而且羅馬和哥特人正面交鋒將會讓君士坦丁三世有機可乘，越過阿爾卑斯山。唯一的選擇就是和談。到公元409年4月，在皇帝面前最有影響力的是曾支持斯提利科的意大利禁衛軍長官約維烏斯（Jovius）。這個約維烏斯在斯提利科同哥特人聯合攻打東羅馬帝國前，曾被派去同等候在伊庇魯斯的哥特人聯絡。阿拉裡克同約維烏斯在裡米尼（Rimini）展開和談。因為羅馬方面沒有什麼籌碼，和談看上去進展得不錯。君士坦丁三世仍在阿爾勒忙於將自己的幾個兒子都推上皇位——給帝國帶來改朝換代的直接威脅（如果還有朝代的話）。實際上，霍諾留現在對君士坦丁三世已經惶恐不安。他在公元409年初派人給君士坦丁三世送去一件紫袍，正式承認他為皇帝。霍諾留的一些軍官試圖讓6000名駐軍潛入羅馬，結果傷亡慘重，只有100人潛進城裡。與此同時，拉文納的部隊開始不安起來。因此，對霍諾留而言，戰爭並不可取。阿拉裡克最初提出的要求說明他對這些情況瞭如指掌。據佐西姆斯記載：「阿拉裡克向羅馬要求一定數額的黃金和一定重量的穀物作為歲貢，還要求批准他和手下在諾裡庫姆和達爾馬提亞（Dalmatia）定居。」[60]約維烏斯默許了阿拉裡克的要求，並請求霍諾留正式任命阿拉裡克為帝國高級軍隊指揮官（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兩軍統帥）。霍諾留的批准將給哥特人帶來大量財富，使他們的首領成為宮中舉足輕重的人物，還會讓哥特軍隊離拉文納近在咫尺，佔據東部通往意大利的主要山口。

和談出現僵局。霍諾留願意批准阿拉裡克對穀物和黃金的要求，但拒絕任命他為高級軍隊指揮官。皇帝的回信出言不遜，在和談時被大聲宣讀出來。阿拉裡克憤然離去。但有趣的是，他後來又改變主意。這次，他召集一些羅馬主教作為他的使節，傳達了以下信息：

現在，阿拉裡克既不想要官職或榮譽，也不想在之前指定的行省定居。他只要能繼續侵犯遙遠的多瑙河河畔的諾裡庫姆，並且該地免繳稅款。此外，皇帝每年只要給他足夠的穀物就可以了，不用支付黃金……阿拉裡克提出這些合理、謹慎的提議後，所有人都對他的節製表示驚訝。

不用指定給哥特人領地，也不用支付給他們黃金。哥特人將默默地生活在遠離拉文納的邊境行省。阿拉裡克的節制可能出人意料，但表明他能顧全大局。目前，他有實力隨心所欲，但他願意以此換取同羅馬帝國的持久和平。阿拉裡克肯定強烈地意識到帝國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來的潛在力量，覺得有必要採取保守做法。

然而，霍諾留的宮廷內仍一片騷亂。史學家奧林匹奧多羅斯認為阿拉裡克重新提出的條件節制合理，但仍遭到霍諾留的拒絕。因此阿拉裡克再次回到羅馬圍城，打算加大賭注。公元409年年底，他說服元老院選舉普裡斯庫斯·阿塔盧斯（Priscus Attalus）為皇帝。這樣，西羅馬帝國曾一度同時有三位皇帝執政：霍諾留、君士坦丁三世以及普裡斯庫斯·阿塔盧斯。阿塔盧斯出身於顯赫的元老院家庭，在公共部門擔任要職10多年。元老院派遣使團來到霍諾留面前，以身體傷害和驅逐出境相要挾。阿拉裡克被任命為阿塔盧斯的最高指揮官，著手征服意大利北部大多數城市，並圍攻拉文納。其餘軍隊則被派往仍效忠霍諾留的北非。霍諾留一度準備逃離拉文納。但東羅馬派遣的4000人部隊及時趕到，確保拉文納的安全。北非也送來足夠的錢款，確保意大利軍隊繼續效忠霍諾留。阿塔盧斯即便沒有盡全力，也對北非發動了兩次進攻。但他拒絕調用阿拉裡克的人馬。這位哥特首領已經忍無可忍。他的初衷也許是安排一位傀儡皇帝，亦或是任命阿塔盧斯為皇帝一直都只是他談判的籌碼。不管怎樣，公元410年7月，阿拉裡克廢黜阿塔盧斯，重新和霍諾留和談。由於東羅馬軍隊的救援和北非資金的援助，霍諾留已經恢復信心。兩人安排會晤。阿拉裡克轉移到距離拉文納不到60視距（約12公里）的地方。與此同時，霍諾留軍中的不安分子仍反對和談。阿拉裡克在等待霍諾留時被薩魯斯率領的一支羅馬軍隊襲擊。後來，在公元5世紀10年代中期，薩魯斯的兄弟西格裡克（Sergeric）在阿拉裡克的哥特部落中地位顯赫，曾一度成為部落首領。再加上史料對薩魯斯同阿拉裡克及其姻親阿薩爾夫宿怨的記載，我猜想薩魯斯曾在公元4世紀90年代爭奪首領頭銜時敗在阿拉裡克手下。[61]

阿拉裡克怒不可遏，一方面是因為羅馬軍隊的襲擊，另一方面——如果我沒猜錯的話——也是因為他發現了突襲者的真實身份。哥特人放棄同拉文納和談的想法，再次返回羅馬。他們在那裡展開第三次圍攻。毫無疑問，這次羅馬的郊區對他們敞開了大門。他們被暫時擋在城牆外，但隨後薩拉門打開了。[62]

羅馬遭劫

人們都說哥特人隨後對羅馬的洗劫是有史以來最文明的洗劫行為之一。阿拉裡克率領的哥特人都是基督徒，他們對羅馬教堂的態度畢恭畢敬。聖彼得大教堂（St. Peter）和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是指定的庇護所。人們躲進這兩座教堂就可以免遭危害。逃到阿非利加的難民後來在講述哥特人的洗劫行為時還驚歎不已，他們提到哥特人在有條不紊地洗劫一些女信徒——例如一個名叫馬塞拉（Marcella）的信徒——的家之前甚至還陪同她們前往這兩座教堂。不是所有人，甚至也不是城裡所有的修女，都受到這樣的待遇。但這些哥特基督徒確實牢記自己的宗教信仰。君士坦丁三世贈送的、存放在拉特蘭宮（Lateran Palace）重達2025磅的銀質聖禮容器被抬走，但聖彼得大教堂裡用於禮拜儀式的容器則原封不動地放在原處。建築的損毀也主要集中在薩拉門一帶和元老院議事廳。總而言之，雖然哥特人在城裡燒殺劫掠了三天，羅馬的紀念碑上和建築物裡可搬動的值錢物品都被洗劫一空，但這些紀念碑和建築物大部分也都沒有遭到損毀。

羅馬上一次遭劫是在公元前390年。當時洗劫羅馬城的是一些凱爾特部落。兩次劫城形成鮮明對比。據李維（Livy）記載，當時羅馬的主力部隊正忙於圍攻伊特魯裡亞的維愛（Veii，現在的伊索拉法爾內塞，Isola Farnese）。因此一夥凱爾特人沒有遇到多少抵抗就直接進入羅馬。凱爾特人的突襲驚擾了一群鵝，暴露了他們的行動。少數留在城裡的青壯年男子奮力守衛卡匹托爾山（Capitol），但城裡的其他地方沒人把守。年長的貴族們拒絕逃離，他們穿戴整齊坐在自家門口。起先，凱爾特人小心翼翼地接近這些「人……他們面目莊嚴，神情嚴肅，看上去和神靈一般」。然後

一個凱爾特人輕撫其中一個名叫馬爾庫斯·帕皮裡烏斯（Marcus Papirius）貴族的鬍子。這個貴族蓄著當時人們都留的長鬍子。就在這時，他用自己的象牙權杖敲打那個凱爾特人的腦袋。凱爾特人被惹惱了，一劍將他刺死。然後，他們把其他坐在門外的貴族也都殺死……毫不留情。他們將屋裡的財物洗劫一空後，縱火燒燬這些宅邸。

公元前390年，只有卡匹托爾山上的要塞倖免於難。而公元410年，只有元老院議事廳被燒燬。[63]

人們本以為一群為非作歹、嗜殺成性的蠻族人會對帝國的首都大肆蹂躪。結果與人們的預期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這群敬畏聖彼得大教堂神聖性的哥特基督徒非常文明地洗劫了羅馬。聯想到公元9年對瓦魯斯軍團的大屠殺，我們把此次羅馬遭劫想像成日耳曼人如願以償，終於有機會報復羅馬要刺激得多。然而，仔細研究公元408年至410年間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我們得出的必然結論是阿拉裡克並不想洗劫羅馬。自公元408年秋末以來，他率領的哥特人就斷斷續續地駐紮在城外。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在這20個月的時間裡他們隨時都可以奪下羅馬。阿拉裡克可能根本不在乎歷史將如何記載此事，也不在乎幾十車戰利品。他完全是另有所圖。自公元395年起，他一直在努力讓羅馬帝國重新修訂公元382年和約中界定的哥特人與羅馬的關係。我們已經知道，阿拉裡克的底線是讓合法的羅馬政權承認他的身份。公元400年至401年對君士坦丁堡徹底絕望後，阿拉裡克就只能指望霍諾留在拉文納的政權。圍攻羅馬只是對霍諾留及其幕僚施壓的手段。但這一策略一直沒有奏效。實質上，阿拉裡克高估了羅馬在駐紮在拉文納的皇帝心中的重要性。羅馬是帝國的重要象徵，但已經不再是帝國的政治中心。因此，從根本上來講，霍諾留可以忽視羅馬的命運，而帝國也不會遭受重大損失。阿拉裡克放任手下在羅馬城裡洗劫了三天。這等於是在承認自公元408年秋天進入意大利以來，他採取的政策都是錯誤的，沒能實現他想要與羅馬帝國達成的協議。洗劫羅馬與其說是象徵性地打擊羅馬帝國，還不如說是承認哥特人的失敗。

但即便洗劫羅馬的現實意義完全出人意料，霍諾留及其幕僚其實也並沒有輕易放棄羅馬。羅馬遭劫只是一系列更具深遠歷史意義事件中的一部分。從根本上來講，公元410年8月中下旬發生的事件是由匈人向西遷到歐洲中部以及震撼整個西羅馬帝國的蠻族入侵和篡權行為引起的。雖然羅馬遭劫不具備重大的歷史意義，但與之相關的一系列事件對於羅馬在歐洲地區的穩定而言意義深遠，其影響波及整個羅馬帝國。如前文所述，身處聖地的聖哲羅姆為這個對他而言仍像征一切美好和有價值事物的城市陷落深感悲哀。其他地區的人反應更激進。例如，受過教育的異教徒認為這非常明確地表明新國教違背了神意。羅馬遭劫是因為羅馬拋棄它的守護神，不再受到他們的保護。這種觀點在逃往北非的意大利貴族階層中尤其盛行。這對聖奧古斯丁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奧古斯丁的許多布道間隔時間相當短。從公元410年最後幾個月的布道可以看出，他在竭力解決各種相關問題。之後，他選取其中最重要的一些觀點，（和其他觀點一起）收入他的巨著《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這部巨著分為22卷，直到公元425年才完成。但前三卷已在公元413年發行，包含奧古斯丁對會眾就羅馬遭劫所提出問題的直接回復。其中許多問題是因異教徒的嘲弄而起。

奧古斯丁的直接回復都是「真可笑」之類的回答。這幫叫囂的異教徒連自己的歷史都沒有讀過。早在基督出世之前，羅馬帝國就已經經遭受過眾多災難，也沒有人說眾神沒有守護羅馬：[64]

流亡者和奴隸火燒卡匹托爾山，執政官瓦萊裡烏斯（Valerius）以身殉職。此刻〔眾神〕在哪裡？……饑荒日益嚴重，斯普裡烏斯·梅利烏斯（Spurius Maelius）將穀物免費發放給飢餓的人們，並因此被指控圖謀奪權而被殺害。此刻眾神在哪裡？……可怕的瘟疫爆發之時，眾神在哪裡？……羅馬軍隊在維愛連續作戰十年仍未取得勝利之時，眾神在哪裡？……高盧人奪取羅馬，在城內燒殺劫掠之時，眾神在哪裡？

李維的《羅馬史》（History of the City of Rome）為奧古斯丁提供了足夠事例，有力地回擊了異教徒的攻擊。但他屬於古代思維最敏捷的人之列，並不滿足於僅僅在現場反駁異教徒的觀點。《上帝之城》成書耗費15年時間，涉及大量問題和主題。但前三卷就已經突出呈現一種全新的羅馬歷史觀，完全不同於被羅馬極權政治理念所塑造的僵化歷史視角。

當時的基督徒都早已熟悉「雙城」的概念。這個概念由《啟示錄》（Book of Revelation）中的景象演變而來——世界末日之時，神會進行最後的審判；之後，一個新的耶路撒冷（Jerusalem）將會出現，成為正直之人的永久居住地。不管基督徒今生屬於哪座城市，這個神聖的耶路撒冷都是他們真正的歸宿。在《上帝之城》的前三卷中，奧古斯丁選用基督教中這個已被廣泛接受的概念，並本著嚴謹的學術態度，對其尋根問底，得出的結論令人有些不安。首先，雖然羅馬新近表示支持基督教，不管它能給人們帶來什麼利益，它都和其他世俗城市一樣。人們沒有理由僅僅因為羅馬地域廣闊、歷史悠久就將它與神聖的耶路撒冷混為一談。為了證實自己的觀點，奧古斯丁再次援引主要的羅馬史學家，頗具說服力。他主張，如果仔細研究，便會發現羅馬歷史尤其不能說明帝國無可匹敵的成功應歸功於任何特定的道德規範。因此帝國的成功也不是由帝國本身的合法性造成的。奧古斯丁援引屬於拉丁語教育必讀作者之列的撒路斯提烏斯，聲稱古羅馬的所有道德規範都可歸結於布匿戰爭帶來的外力約束。羅馬取得勝利後，這種制約力消失，腐敗開始滋生。[65]整個帝國只是建立在統治慾望的基礎之上：「這種『統治慾望』[66]滋生罪惡，使全人類都惱火，精疲力竭。〔羅馬取得第一次勝利〕征服阿爾巴（Alba），並稱頌這種罪行為榮耀之時，她便被這種慾望征服。」

奧古斯丁並沒有聲稱整個帝國都是罪惡的，也沒有否認世俗的和平是一件好事。但他極力主張羅馬統治下的和平只是讓基督徒有機會接近上帝，意識到自己真正效忠的是神聖的國度：「聖城無與倫比，讓羅馬無法企及。那裡沒有勝利，只有真理；沒有等級，只有神聖；沒有和平，只有歡樂；沒有生命，只有永恆。」在世俗世界，聖城的市民屬於不同政體。因此，即便是在洗劫羅馬的哥特人中也有真正的朋友，而有些羅馬同胞卻有可能是敵人。[67]聖城的市民只需要短暫的效忠世俗城市，他們將在死後相聚：

上帝賦予基督權力，譴責人類的罪行和扭曲的慾望，並對他們進行審判。這個世界因為罪惡而墮落。基督一一拯救身處各地的家人，共同建設真正「永恆」、「榮耀」的聖城，而非阿諛奉承之人口中的「永恆」、「榮耀」之城。

通過羅馬遭劫，奧古斯丁認識到所有世俗城市從根本上來講都不具備合法性，呼籲聖城耶路撒冷的市民都寄希望於死後的永生。[68]

1600年後的今天，我們往往容易忽視奧古斯丁的觀點革命性的一面。我們都已經知道羅馬帝國將延續千秋萬代的宣言——永恆的羅馬——只是空談而已。羅馬的成功是因為它與眾不同、受到神靈的庇佑這種想法在我們看來也是無稽之談。然而，在閱讀《上帝之城》時，我們必須暫時忘記我們對此後歷史的認識和理解。奧古斯丁寫作《上帝之城》時，羅馬帝國已經延續了好幾個世紀，而且沒有什麼強大的對手。長久以來，羅馬一直宣揚自己是神（過去是眾神，現在是上帝——信仰的過渡出人意料地順利）教化人類的媒介。基督教的主教都主張基督和奧古斯都生活在完全相同的時代並非偶然。還有什麼比這更能說明羅馬帝國注定要征服世界，引領全人類信仰基督教？皇帝的所有物品，從寢宮到寶庫，都是神聖的，政府部門的繁文縟節都是為了表明皇帝受到上帝的指引，代替上帝統治人類。

羅馬遭劫後，奧古斯丁無情地駁斥了這些觀點。羅馬帝國只是人類歷史上眾多國家中的一個。它既不是唯一有德行的國家，也不是唯一注定要世代延續的國家。

圍繞羅馬遭劫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人們對羅馬失陷做出的反應從兩個截然不同的方面詮釋了公元410年8月羅馬遭劫的意義。一方面，聖哲羅姆和奧古斯丁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生動地記錄了羅馬的陷落。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羅馬遭劫僅僅是因為阿拉裡克在振興哥特部落的宏偉計劃受阻後需要犒勞手下對他的忠誠。在《上帝之城》一書中，奧古斯丁十分謹慎，並沒有就羅馬遭劫是否意味著帝國的終結這個問題明確表態。因此，我們需要深入探討帝國所處的戰略形勢，不能妄下定論。

返鄉

公元417年10月至11月，魯提利烏斯·克勞狄烏斯·納馬提安努斯（Rutilius Claudius Namatianus）一路不緊不慢返回高盧。他出生在圖盧茲（Toulouse），後來在意大利住了幾年。公元412年，魯提利烏斯在霍諾留的宮中擔任執事官——奧林庇烏斯推翻斯提利科時就擔任了同樣的職務。然後在公元414年夏天，他擔任羅馬的首都行政長官，任期短暫。回到高盧後，魯提利烏斯創作了一部史詩《歸途記事》（De Reditu Suo/On His Homecoming），敘述他的返鄉行程。第一卷由644行詩組成，但第二卷的手稿不全，只有前68行詩，講述魯提利烏斯抵達意大利的西北海岸。雖然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又發現一頁詩稿——40多行詩〔16世紀時被用來修補博比奧（Bobbio）修道院的藏書〕，但我們仍不能確定他的確切目的地。[69]魯提利烏斯取道海路：

由於托斯卡納和奧勒利亞大道

慘遭哥特人的燒殺劫掠，

由於森林被毀，橋樑被拆，

最好還是取道海路。

意大利西海岸的主幹道奧勒利亞大道（Via Aurelia，羅馬古道）上的馬廄和客棧曾為狄奧法內斯（參見本書第二章）等官員的出行提供便利。自公元408年至410年哥特人佔領該地區以來，這個公共交通系統一直都沒有修復。但魯提利烏斯並沒有灰心喪氣。史詩的開篇再現了遭劫後羅馬依然如舊的吸引力：

雖然生活在羅馬，

但有什麼可令人厭倦的呢？

讓人快樂不已的自然不會令人厭倦。

啊，人們十倍的歡喜——難以想像

——出生在這片吉祥的土地上

是對他們的獎賞；

羅馬的高貴子民以出生在羅馬為榮，

驕傲地稱自己是羅馬公民。

此次羅馬遭劫也沒有讓魯提利烏斯對帝國的命運、對其教化人類的使命有絲毫懷疑：

你賜予人類的文明像陽光普照大地般遍及各地，

遠至大地的盡頭，海洋的邊緣。

擁抱一切的福玻斯[70]為你在空中奔走；

他的駿馬在你的疆土上升起降落，……

陽光灑滿所有適宜居住的地區；

你的勇士循著軌道在兩個極點之間馳騁。

你征服各地，建立偉大的帝國；

你的統治惠及沒有法律的蠻夷之地；

你將法律帶給被征服的領土，

將曾經廣袤的世界變成一座城市。

這些觀點都是帝國鼎盛時期盛行的觀點。

這部史詩非比尋常。魯提利烏斯是在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蹂躪高盧十年後返回高盧的。他樂此不疲地講述羅馬的榮耀，而羅馬在七年前才剛遭受洗劫。但他在焦頭爛額的霍諾留的宮中擔任過要職，最能瞭解未來任務的艱巨。他回到高盧，準備大幹一場：

……高盧各地再次召喚

它們的子民。常年的戰爭

使它們滿目瘡痍；但它們損毀越嚴重

就越讓人同情。在繁榮時期輕慢同鄉的過錯

也顯得沒有那麼嚴重了；

國家的損失召喚每一個人都以赤誠之心重建家園。

魯提利烏斯懷念心中完美的羅馬，決心重建被蠻族人蹂躪的故鄉。他並沒有忘記過去十年中帝國經歷的挫折：

你〔羅馬〕的悲痛會被忘卻；

你永不屈服，你的傷口會被治癒……

你堅強不屈，必將重振雄風，

雖然深陷低谷，但必將重振旗鼓；

火炬又重新朝向天空，燃燒著象徵新生的火焰，

你在經歷劫難後會愈加光明，愈加興盛！

羅馬遭受過迦太基人和凱爾特人更大的打擊。它會像鳳凰涅槃般獲得重生，會因苦難變得更加強大。

公元417年，還有許多高盧人和魯提利烏斯一樣信心滿滿。雖然他對羅馬的歷史和命運的看法屬於異教徒的觀點，但他對羅馬未來的憧憬突破了宗教的界線。就在同一年，高盧的一位基督教詩人在作品《上帝之歌》（Carmen de Providentia Dei/Poem on the Providence of God）中探討過去十年間高盧遭受的劫難。這位基督教無名詩人的觀點也和前面提到的高盧詩人的一樣。但他的視角略有不同：

那些為雜草叢生的田地、空寂無人的庭院、付之一炬的別墅殘骸哭泣的人啊，難道你們不更應該為自己孤獨的內心、玷污的心靈、桎梏的思想哭泣嗎？如果你們堅守自己的思想堡壘……這些用雙手創造的美好事物就不會被摧毀。它們就能繼續見證一個聖潔民族的美德。

這位詩人所傳遞的信息更像是《舊約》裡的訓導：上帝的子民遭受災難是由他們的墮落所致。但這個信息的另一面是：「要是還有一點精神力量的話，就讓我們掙脫罪惡的枷鎖，打破桎梏，重獲自由，為帝國的榮耀努力。」他在結尾處召喚大家共同奮鬥：「不要因為第一次較量的失敗就喪失勇氣。讓我們堅定立場，再次投入戰鬥吧。」

詩人所要傳遞的是宗教信息。但他也明白其中的政治因素。精神上的重生能夠拯救靈魂，引領人們進入天堂，也能帶來世俗的勝利及繁榮。人世間的苦難並不是在強調聖城和世俗國家間的本質區別，而是在召喚人們放棄墮落，重獲美德。詩人並沒有對帝國及其教化人類的使命發表異議。蠻族人已經蹂躪羅馬，但這只是第一回合的較量。在第二回合中，羅馬將反敗為勝。[71]高盧的異教徒和基督徒在這一點上的看法一致。他們的觀點和奧古斯丁的截然不同。

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

人們對羅馬重振雄風的信心來自羅馬遭劫後的十年間西羅馬帝國經歷的巨大變化。公元410年8月底，羅馬的前景一片渺茫。意大利的羅馬軍隊不敢輕易進攻阿拉裡克率領的哥特人，因為君士坦丁三世正虎視眈眈，意欲推翻霍諾留的統治。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已將注意力轉至西班牙，正在瓜分西班牙的領土。君士坦丁三世不僅控制了不列顛的行省，還掌控高盧的軍隊，已經蠢蠢欲動，意欲奪取西班牙和意大利。這樣一來，西羅馬帝國就落入兩伙蠻族人和一名異常成功的篡位者手中。七年之後，帝國領土的大部分都被收回，形勢也已經好轉。

這一切都得歸功於久經沙場的指揮官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Flavius Constantius）。[72]君士坦提烏斯出生於巴爾幹半島伊利裡亞的納伊蘇斯（現在的尼什）——羅馬招募新兵的理想之地。他最初是在帝國東部的軍中服役，追隨狄奧多西一世參與了眾多戰役。據推測，他和斯提利科一樣，是在鎮壓篡位者歐根尼烏斯時來到帝國西部，當時他可能三十五六歲的樣子。同樣，事後他也留在西羅馬。我們稍後將會看到，雖然君士坦提烏斯職位不高，沒有出現在有關斯提利科生前歷史的記載中，但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這位最高統帥的支持者。

在隊伍中，君士坦提烏斯神情嚴肅，悶不作聲。他雙眼突出，脖子細長，額頭寬闊，騎馬時總是趴在馬背上，不時從眼角警覺地掃視四周……但在宴會上，在聚會時，他則生機勃勃，和藹可親。他甚至會和桌前的弄臣一比高下。[73]

這時，他還完全不是我們那個魅力十足的大英雄。但據奧林匹奧多羅斯記載，他在較私人的場合所表現出的和藹可親對他而言是一筆巨大財富。而且我們也毫不懷疑他精力充沛，會全力以赴，重建西羅馬帝國。

公元410年至411年，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接替斯提利科的職位，成為西羅馬的高級指揮官（主帥）。他在懲治謀害斯提利科的主謀一事中扮演主要角色，說明他和斯提利科關係密切。奧林庇烏斯大體就是在這一時期被亂棍打死。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理清宮廷的事務後，迅速把注意力轉向更加緊迫的問題。他調集意大利的軍隊，把矛頭首先指向君士坦丁三世，此時，高盧的境況也發生了轉變，助了君士坦提烏斯一臂之力。君士坦丁三世同指揮官格隆提烏斯（Gerontius）鬧翻。格隆提烏斯竟然推舉馬克西姆斯篡權[74]，並向君士坦丁三世的總部阿爾勒進軍。因此，君士坦提烏斯率領的意大利軍隊到達阿爾勒時，他們首先要打敗的是格隆提烏斯的軍隊。意大利軍隊不負眾望。格隆提烏斯的殘餘人馬倒戈，格隆提烏斯自殺而亡。君士坦提烏斯的下一個挑戰來自君士坦丁三世的指揮官伊多比克烏斯（Edobichus）召集的增援部隊。伊多比克烏斯從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中召集輔助部隊，協助他麾下剩餘的羅馬軍隊作戰。君士坦提烏斯再次獲勝。他以保全性命為條件誘使君士坦丁三世投降。但君士坦丁三世還是沒能倖免一死，在遣送拉文納的途中被殺。公元411年9月18日，只有他的頭顱被掛在一根柱子上抵達拉文納。僅僅兩年前這個篡位者還威脅到霍諾留的性命，而現在僅用一個戰季就把他解決了。

但篡權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在羅馬，只要有一個人篡權，往往就會有更多的人效仿，尤其是第一個篡位者的地位開始動搖之時。參與叛亂的人在個人野心和懼怕懲罰心理的驅使下會再次發動叛亂。公元411年，預感到君士坦丁三世即將倒台的不止格隆提烏斯一人，還有高盧貴族約維努斯。他的駐地在阿爾勒北部的高盧地區。約維努斯的稱帝地點可能是在上日耳曼尼亞的美因茨。他的軍隊主要由高盧的羅馬叛軍和勃艮第人及阿蘭人構成。[75]他還得到阿拉裡克哥特部落的大力支持。這幫哥特人現在的首領是阿拉裡克的姻親阿薩爾夫。約維努斯和阿薩爾夫聯合起來的力量十分強大，但他們的聯盟並非堅不可摧。君士坦提烏斯審時度勢，並沒有輕易採取行動。他力圖從外交上攻破約維努斯和阿薩爾夫的聯盟，並在公元413年取得成效。哥特人改變立場，篡位者別無選擇，只能投降——清楚地展示了阿拉裡克超級軍團的實力。約維努斯的命運和君士坦丁三世的一樣，在遣送拉文納的途中被處死。公元413年8月30日，他的頭顱也被掛在一根柱子上抵達拉文納。

西羅馬先集中精力消滅篡位者再對付蠻族人的做法似乎顛倒了主次。史學家對這種做法通常都持批判態度。但要應付羅馬當前面臨的嚴重威脅，任何主帥都需要能夠調遣帝國的所有資源，尤其是前線的兵力。公元413年夏天，君士坦提烏斯打敗篡位者，自公元406年秋天以來首次統一西羅馬帝國的主力部隊，即投靠君士坦丁三世、格隆提烏斯和約維努斯的不列顛、高盧和西班牙的軍隊。君士坦提烏斯已經整頓好羅馬的內務，統一軍隊，可以著手處理其他問題了。君士坦提烏斯英明果斷，在放任手下信馬由韁地對付遍佈西羅馬帝國的蠻族部落之前，他向曾背叛帝國的軍隊保證給他們提高軍餉。[76]君士坦提烏斯麾下的各部隊都有蠻族兵非常樂意為羅馬效力。然而，蠻族個體是一回事兒，而獨立的哥特群體，以及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的群體就得另當別論了。這支剛統一不久的軍隊的首要任務是讓哥特人就範。

阿薩爾夫率領的哥特人

洗劫完羅馬後，哥特人立刻向南挺進。既然現在在帝國境內爭取穩定地位的努力已經失敗，阿拉裡克就徹底改變自己的策略——他現在一門心思想要攫取北非。但他召集的艦隊偏偏遭遇風暴，隨後不久他也病逝了。公元411年，阿薩爾夫率領哥特人挺進高盧，先是支持，隨後又脫離篡位者約維努斯。

哥特人和羅馬之間還有待建立一種雙方都能接受的關係。我們知道，公元413年年末，哥特人同君士坦提烏斯的軍隊在馬賽（Marseille）附近展開戰鬥。隨後，哥特人在納博訥（Narbonne）安頓下來。在講述這段歷史時，奧林匹奧多羅斯的史料殘缺給我們造成巨大不便。但一切跡象都表明阿薩爾夫提出的和議要求仍超出君士坦提烏斯的底線。據史學家奧羅修斯記載，他無意中聽到有人告訴聖哲羅姆以下內容：

他本人在納博訥曾是阿薩爾夫的密友……他經常聽到阿薩爾夫在身體狀況不錯、心情良好的情況下（指他喝過酒後）是如何回復羅馬問題的。起先，他似乎急切地想要讓羅馬消失殆盡，將整個羅馬帝國的領土在名義上和實質上都變成哥特帝國的疆土。借用一個流行的說法，這樣「哥特人之地」就能取代「羅馬人之地」，而他——阿薩爾夫——則將像奧古斯都一樣成為哥特帝國的奠基人。根據多年的經驗，他發現哥特人野蠻，無節制，根本無法遵守法律。但他堅信沒有法律，國將不國，一個國家必須受到法律的制約。因此他〔阿薩爾夫〕選擇通過借哥特人之力恢復、維持羅馬的威望來博取榮耀，希望後世能把他當作羅馬帝國的復興者。[77]

阿薩爾夫的行動暴露了他的真實意圖。哥特人除了劫取羅馬的財物外，還帶走了兩個人：一個是普裡斯庫斯·阿塔盧斯。公元409年至410年，阿拉裡克說服羅馬元老院將他紫袍加身，後來又將他廢黜。另一個是霍諾留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公元414年，打敗約維努斯後，阿薩爾夫開始有策略地利用他的兩個人質。當初，阿拉裡克為了和霍諾留達成和議，突然將阿塔盧斯踢下台。後來阿塔盧斯復辟。接下來就輪到阿薩爾夫利用普拉西提阿脅迫霍諾留了。據奧林匹奧多羅斯記載，公元414年1月，兩人成親。

在坎狄迪亞努斯（Candidianus）的建議和鼓動之下……在〔納博訥〕最有名望的市民英格努烏斯（Ingenuus）的莊園舉行。盛裝的普拉西提阿端坐在依羅馬風格裝飾的大殿上。她身旁坐著身著羅馬服飾、肩披羅馬軍隊指揮官斗篷的阿薩爾夫……除了其他禮品外，阿薩爾夫還贈給普拉西提阿50名身著絲質長袍的英俊青年。他們都雙手各舉一個大盤，一個堆滿黃金，一個堆滿……寶石。這些黃金和寶石都是從羅馬搶來的。然後阿塔盧斯唱起婚禮的聖歌，接下來拉斯提修斯（Rusticius）和菲巴狄烏斯（Phoebadius）也唱了起來。[78]

顯然，這裡阿薩爾夫所追求的是阿拉裡克兩個和議計劃中更為宏偉的那個——為自己在帝國的宮中謀求光明的前途。如阿薩爾夫所願，普拉西提阿懷了孕，並產下一名男嬰。心滿意足的父母給孩子取名「狄奧多西」。選擇這個名字確實意義重大。小狄奧多西的外祖父是同名的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他的表兄是同名的東羅馬皇帝、霍諾留已逝皇兄阿卡狄烏斯的兒子狄奧多西二世。而霍諾留此時還沒有任何子嗣——事實上他最終也沒有生下一兒半女。因此小狄奧多西極有可能成為未來的皇帝。哥特首領的兒子完全有資格繼承西羅馬帝國的皇位。

但實際上，阿薩爾夫太過自不量力。君士坦提烏斯和霍諾留都希望普拉西提阿返回宮中，但不希望他的哥特丈夫一同返回。他們拒絕依照阿薩爾夫的條件達成協議。不管怎樣，哥特人在戰略上有一個致命弱點。自公元408年進軍意大利以來，哥特人就一直缺乏穩定的供給來源。在他們以洗劫羅馬為高潮的光輝歲月裡，他們劫取大量戰利品。但現在，君士坦提烏斯已經準確地找到他們的致命弱點。他並沒有與哥特人正面開戰，而是從陸路和海路兩方面同時封鎖他們。到公元415年初，納博訥的糧食耗盡。哥特人不得不退到西班牙。一次意外事件還助了君士坦提烏斯一臂之力——小狄奧多西出生後不久就夭折了。悲痛的父母將他放進銀質棺材，安葬在巴塞羅那（Barcelona）

的一座教堂裡。阿薩爾夫少了一張王牌。君士坦提烏斯繼續施壓。最後哥特人，或是一部分哥特人，被擊垮。自從公元413年阿薩爾夫背棄約維努斯，哥特人與羅馬之間的和議始終懸而未定。真正妨礙和談成功的是阿薩爾夫執意想要成為皇宮要人。

哥特人為阿薩爾夫的政策付出了巨大代價。他們對此漸漸心生不滿。公元415年夏天，哥特人內部發生政變。阿薩爾夫被殺。9月24日，他的死訊在君士坦丁堡公佈。阿薩爾夫死後，他的兄弟以及前一次婚姻所生的孩子都被西格裡克殺害。西格裡克出身於哥特貴族家庭。這個家族曾有人和阿拉裡克爭奪過哥特部落的領導權。但僅在七天之後，西格裡克也被殺死，接任首領的是瓦利阿（Wallia）。這兩個繼任者和阿拉裡克及阿薩爾夫都沒有血緣關係。瓦利阿迫於羅馬的壓力，做出讓步，把喪夫喪子的普拉西提阿送回霍諾留的皇宮。作為條件，君士坦提烏斯交給哥特人60萬斗小麥。哥特人與羅馬之間的新協議已經邁出頭兩步。在這個新協議中，哥特首領對羅馬帝國的政治意義大大減弱。[79]

鳳凰涅槃？

新協議的第三步在鞏固同哥特人的和平之外，還解決了西班牙的緊迫問題。公元411年，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瓜分西班牙。他們霸佔西班牙各行省的稅收已長達五年之久。但現在，哥特人同羅馬軍隊結成聯盟，準備和他們一決高下。公元416年，行動開始了。伊達提烏在《編年史》（Chronicle）中記載了事情的經過：

貝提卡的斯靈族汪達爾人都被瓦利阿首領消滅殆盡。統治汪達爾人和蘇維匯人的阿蘭人遭受哥特人的攻擊，損失慘重。他們的首領阿達克斯（Addax）死後，為數不多的倖存者無法顧及自己的領地，投靠盤踞在加利西亞的〔哈斯丁族〕汪達爾首領貢德裡克（Gunderic），尋求庇護。[80]

伊達提烏簡明扼要地概括了公元416年至418年的三年戰爭。戰爭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君士坦提烏斯鎮壓篡位者、制伏哥特人之後，再利用這些人解決另一個重要問題。這次戰役成效卓越！斯靈人被消滅殆盡，阿蘭人損失慘重，殘存人員只能依附哈斯丁首領。（據伊達提烏記載，阿蘭人在此之前曾是萊茵河入侵部落的主要力量——這種說法與公元406年秋天阿蘭人將汪達爾人從法蘭克人手中解救出來的事實相符。）

這時，君士坦提烏斯召回西班牙的哥特人，在公元418年將他們安置在阿基坦，將圖盧茲和波爾多之間的加倫河（Garonne）河谷（高盧西南部）劃撥給他們。史學家和研究者們對這次安置的性質和目的做了大量論述。我們根據奧林匹奧多羅斯的記載獲得的確切信息是[81]：哥特人獲得「耕地」。我對此深信不疑。當然，並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在隨後的日子裡，羅馬政府在稅收方面給予哥特人任何直接支持。事實上，此前十年間發生的事情已經說明在缺乏自己供給來源的情況下，哥特人在戰略上處於極端劣勢。阿薩爾夫的野心最終未能實現正是因為君士坦提烏斯斷絕了哥特人的糧食供給，饑荒迫使他們發動叛亂。和公元382年簽訂的和約一樣，給予哥特人耕地對於雙方而言都是不錯的選擇。

對於實際發生的事情，我們無從得知。不過史料並沒有記載失去土地的羅馬地主階層提出任何抗議。這可能是因為劃撥給哥特人的土地屬於公有土地（皇室地產和地方捐贈之類的公有土地），因此不需要徵用私人地產。我們在下一章中將看到，羅馬政府在處理北非的類似問題時就採用了這種方式。同樣，農民也極有可能沒有受到什麼影響。只是哥特人替代原有地主，向他們收取地租。然而，哥特人是獲得土地的全部所有權（可以買賣、遺贈所劃撥的土地），還是只是使用權（在有生之年享有所劃撥土地的收益），我們就無從得知了。[82]

至於為什麼選擇阿基坦，研究者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從利用哥特人處理高盧西北部的分裂行動到應對撒克遜人的海上侵襲，各種觀點都有。[83]在我看來，選擇阿基坦有兩個必要性：首先，哥特人需要安頓下來。關鍵在於安頓地點距離西羅馬的政治中心該有多遠。如前文所述，阿拉裡克在自己統治的鼎盛時期曾要求將哥特人安置在拉文納及其附近地區和阿爾卑斯山山口以南或以北地區。這樣他們就可以不斷干預皇宮的事務。後來，阿拉裡克變得更加現實，準備放棄這種奢望——這些條件對於羅馬而言完全無法接受，要求將哥特人安置在「邊界附近」的地區。毗鄰大西洋的加倫河河谷距離拉文納1000公里，完全符合雙方的要求，而且還緊鄰經比利牛斯山通往西班牙的大道。羅馬雖然已經著手處理西班牙的問題，但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萊茵河入侵者中仍有一些殘存部落沒有被制伏。公元5世紀20年代初，哥特人再次進入伊比利亞半島，同羅馬軍隊聯手對抗哈斯丁族汪達爾人。我認為，哥特人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案只是讓哥特人返回西班牙幹掉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計劃中的一步而已。

君士坦提烏斯功不可沒。公元410年，西羅馬危機重重，哥特人在意大利肆意橫行，君士坦丁三世坐鎮阿爾勒，威脅霍諾留的統治，萊茵河入侵者瓜分西班牙。儘管如此，君士坦提烏斯利用殘存的主要權力槓桿讓一切又都恢復原狀。高盧及意大利的軍隊——尤其是斯提利科用來打敗拉達蓋蘇斯的意大利軍隊——仍是帝國強大的戰鬥機器。稅收大基地北非也沒有受到影響。公元408年至410年間，連續幾任高級長官都沒能利用意大利的軍隊解決哥特人或是君士坦丁三世的問題。原因在於意大利的軍隊無法同時對付兩個敵人，與其中一個作戰就會讓另一個有機可乘。然而，阿薩爾夫率領哥特人離開意大利，打破這種僵局。拉文納的中央政權堅持封鎖哥特人的供給來源，他們迫於饑荒離開意大利。主動權又回到君士坦提烏斯手中。他還得到外援的支持。公元410年阿拉裡克率領的哥特人在意大利肆意橫行之時，東羅馬帝國給予霍諾留大力援助。雖然史料沒有記載，但此後東羅馬帝國肯定還從精神上和經濟上給予了大力支持。[84]

矛盾的是，雖然匈人是造成整個混亂局面的罪魁禍首，但君士坦提烏斯可能也利用他們替自己作戰。公元409年，霍諾留召集1萬匈人輔助兵協同作戰。由於他們並沒有趕來阻止哥特人洗劫羅馬，現代的一些史學家認為匈人的輔助部隊根本就沒有前來助戰。[85]如前文所述，不管他們有沒有來助戰，在公元411年的戰季裡，君士坦提烏斯的軍隊突然變得強大起來，自信滿滿地向高盧挺進，制伏篡位者。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他獲得調配意大利強大軍隊的權力，但也可能還因為匈人的輔助部隊最終趕來了。將哥特人逐出意大利的領土，再加上一些新老朋友的幫助，權力的平衡就偏向了君士坦提烏斯。難怪公元417年時，魯提利烏斯和那個無名的基督教詩人會對羅馬的未來如此信心十足。

然而，我們還需要更仔細地研究君士坦提烏斯的重建工作。儘管他成績斐然，西羅馬帝國還是沒有完全恢復到原本的狀態。

遺留問題

很明顯，重建工作在公元418年時還沒有完成。君士坦提烏斯也不會就這一點提出異議。斯靈族汪達爾人和阿蘭人已經被消滅殆盡，但哈斯丁族汪達爾人的力量加強了，蘇維匯人也仍未被制伏。這些部落依然對帝國構成潛在威脅。此外，他們的存在還意味著被他們佔領的西班牙地區仍在帝國的直接控制範圍之外，因此也就不再向中央政權繳納稅收。事實上，公元405年至418年間，帝國損失大量稅收。君士坦提烏斯至此都未能設法彌補這些空缺。比如公元418年將哥特人安置在加倫河河谷後，很難想像那裡能向帝國繳納什麼稅收。[86]

我們很難重構公元5世紀10年代在不列顛發生的事件，或是其整體情況。但可以確定的是，它已經脫離帝國的統治。如前文所述，公元406年至407年的篡權行動起源於不列顛。君士坦丁三世的首個權力中心也是在不列顛。據猜測，君士坦丁三世前往歐洲大陸時帶走了島上大部分羅馬軍隊。自此，除了佐西姆斯兩處簡要的記錄外，不列顛就從我們的史料中銷聲匿跡了。在第一處記錄中，不列顛在君士坦丁三世篡權後、羅馬遭劫前脫離帝國的統治，「驅逐羅馬的行政長官，建立自己的政府」。[87]第二處記錄的事情仍發生在公元410年8月之前。霍諾留致信不列顛各城市，「敦促他們做好自我防衛」。霍諾留的意圖一直以來飽受爭議。佐西姆斯認為，不列顛的這次叛亂是不列顛想要擺脫羅馬性，回歸當地傳統。我認為，這是他身處公元6世紀、認識受限而產生的一種誤解。事實上，不列顛的羅馬人不滿君士坦丁三世把重心放在高盧，沒有為他們提供防禦，而開始著手自己解決防禦問題。否則，霍諾留沒有必要在公元410年致信他們，承認帝國無法保護他們。因此，與其說他們是在回歸凱爾特傳統，重新學習凱爾特語，還不如說是在盡力保衛自己免受海盜尤其是撒克遜人的海上侵襲。海盜問題一百多年以來一直困擾著不列顛。羅馬帝國在此建造大批要塞，有些至今還屹立在那裡。公元410年至420年間撒克遜人侵襲的影響也飽受爭議。各種史料都表明，真正的災難還在這之後。但就現在討論的問題而言，時間並不重要。不管是在撒克遜人還是在當地自我防衛力量的統治下，自公元410年前後，不列顛脫離帝國的統治，不再向拉文納繳納稅款。[88]

此時，高盧西北部的阿莫利卡（Armorica）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這裡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就更難重構了。但據魯提利烏斯記載，公元417年他從海路返鄉時，他的親戚伊克蘇佩蘭提烏斯（Exuperantius）正忙於恢復當地秩序。[89]因此，君士坦提烏斯的政權即便沒有在不列顛，也有可能在阿莫利卡加緊恢復帝國秩序，重建稅收體制。對於可能在篡權時期向君士坦丁三世繳納稅收的高盧中部和南部，情況顯然也不例外。萊茵河邊境地區的情況我們就沒有確切記載了。君士坦丁三世將政權向南遷至阿爾勒後，特裡爾不再是整個高盧地區的行政中心。但此時，特裡爾地區並沒有發生脫離羅馬統治的重大事件。因此，該地區至少應該是在繼續向拉文納繳納一定稅收。[90]

除了那些徹底脫離羅馬統治的領土之外，在過去十年間飽受戰爭和劫匪蹂躪的西羅馬大部分地區的稅收收入也大幅下降。意大利大部分地區遭受哥特人洗劫，西班牙遭受萊茵河入侵者殘餘部落的蹂躪，高盧也遭到哥特人和萊茵河入侵者的摧殘。我們很難確定這些地區具體有多少土地遭到破壞。當然農業會恢復生產，但有確切證據表明戰爭帶來嚴重的中期損失。公元412年，霍諾留皇帝頒布法令，命令意大利的禁衛軍長官連續五年在坎帕尼亞（Campania）、托斯卡納、皮西努姆（Picenum）、薩莫奈烏姆（Samnium）、阿普利亞（Apulia）、卡拉布裡亞（Calabria）、布魯提（Bruttium）和盧卡尼亞（Lucania）這幾個行省只徵收正常稅收的五分之一。羅馬政府認為這些行省應該獲得減輕稅收的待遇。因為，哥特人於公元408年至410年間駐紮在羅馬附近時，主要是從這些地區劫取給養的。公元418年，霍諾留又頒布新法令，將坎帕尼亞可徵稅財產的估值降低到之前的九分之一，其他幾個行省的降到七分之一。這幾個行省被哥特人佔領兩年左右，很少有地區遭受這麼長久的破壞。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給西班牙當地的羅馬人帶來的破壞似乎沒有這麼嚴重。不管怎樣，公元405年至418年，西羅馬帝國徹底失去一些稅基，其餘稅基也遭受嚴重破壞。這必定大幅降低西羅馬帝國的年收益。[91]

我們還能發現帝國的另外兩大支柱也遭受重創。其中一個可以在之前提到過的《羅馬帝國百官志》中找到證據。該文獻是帝國後期的文武官員官階表，分為東羅馬和西羅馬兩部分，由高級文官（primicerius notariorum，樞密大臣）記錄。樞密大臣還負責頒發任命通知。隨著帝國行政和軍事結構的變化，文獻也不斷被修訂。東羅馬的官階記錄更新至公元395年前後，大約在狄奧多西一世病逝之時。但西羅馬的官階記錄全部更新到公元408年。之後一直到公元5世紀20年代初還做了部分修訂。與本節密切相關的是，《羅馬帝國百官志》包含西羅馬帝國野戰軍軍事編制的兩個記錄：其中一個列出步兵和騎兵總指揮各自麾下的騎兵團和步兵團，另一個（人員部署）記錄他們的戰鬥序列。[92]經過仔細分析，我們會從有關戰鬥序列的記錄中看到公元5世紀20年代末西羅馬野戰軍的概貌。[93]

仔細研究這兩個記錄，再和公元395年東羅馬軍隊的記錄做比較，我們會獲得很多信息。首先，西羅馬的軍隊在公元5世紀初的戰爭中損失慘重。這一點不足為奇。公元395年，東羅馬的野戰軍總共有157個團。公元420年前後，西羅馬的軍隊共有181個團，但其中有97個團是公元395年以來組建的。公元395年前的軍隊中只有84個團存留下來。公元4世紀時，帝國的野戰軍有時會分成幾支軍隊，歸不同的皇帝統領。但所有史料都表明，帝國東西部的軍隊規模大體相當。因此，西羅馬的野戰軍在公元395年時和東羅馬的一樣，大約有160個團。那麼從霍諾留繼位到公元420年之間的25年時間裡，至少有76個團（47.5％）被消滅。這個人員損耗非常嚴重，表明約損失3萬兵力。[94]萊茵河地區的羅馬軍隊損失最大。公元420年，該地區有58個團。但其中只有21個團是公元395年前組建的，另外37個團（或者說是64％的軍隊）是在霍諾留統治期間組建。這完全可以理解。高盧的軍隊首當其衝，迎擊第一撥橫渡萊茵河的蠻族人。接著，在君士坦丁三世的統治下，高盧軍隊又與遍佈高盧直到比利牛斯山以南大片地區的入侵者對抗。之後，他們還遭到君士坦提烏斯的反擊。也難怪高盧的軍隊最後支離破碎，原有的許多分隊都被摧毀，只得解散了。[95]

《羅馬帝國百官志》有關西羅馬彌補兵力損失的記錄也值得注意。由於自公元395年以來新組建97個團，西羅馬野戰軍的兵力在公元420年前後已經基本恢復。事實上，如果我們猜得沒錯，公元395年時東西羅馬野戰軍的規模大體相當，那麼西羅馬的野戰軍甚至還增加了約20個團（12.5％）。但這97個新組建的團中有62個（64％）是由之前邊境的常駐軍充當。在《羅馬帝國百官志》未修訂的部分，這62個團中仍有許多還保留原來常駐軍的官階，因此一眼就能辨認。28個准野戰軍團都是常駐軍，另外14個據說是更精銳的野戰軍團，也同樣是常駐軍。北非和廷吉塔納（Tingitana）的20個騎兵團的情況也一樣。除北非的軍隊之外，高盧的軍隊也損失嚴重。高盧的野戰軍在公元420年時的58個團中有21個是常駐軍。因此，西羅馬自公元405年以來因連年戰亂而損失的野戰軍兵力不是通過新招募的精銳部隊來填充，而是重組原有的戰鬥力一般的常駐部隊。其中35個新組建的精銳部隊中約有三分之一的軍隊名稱〔例如，阿特克提（Attecotti）、馬可曼尼（Marcomanni）以及布裡斯迦維（Brisigavi）等〕是從蠻族部落的名稱演變過來，表明這些部隊至少原本是由蠻族兵組成。

《羅馬帝國百官志》[96]看上去索然無味，卻給我們呈現了一幅有趣的畫面。從表面上看，與25年前的情況相比，西羅馬野戰軍的規模擴大了。但規模的擴大掩蓋了一些根本問題，尤其是這25年時間裡，連年的戰亂已經摧毀其原有兵力的一半。因此，雖然野戰軍的規模擴大了，但帝國的整體軍事規模縮小了。因為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那些常駐軍被用來充當野戰軍後，又招募了新兵來頂替他們守衛邊界。公元411年至420年間，君士坦提烏斯利用這支軍隊取得巨大戰績。但我們只能斷定，與公元395年的情況相比，西羅馬的軍隊規模縮減了。軍隊的壯大有賴於其延續性。如此慘重的損失相當程度上降低了西羅馬軍隊的整體戰鬥力，尤其是高盧軍隊的戰鬥力。公元395年至420年間，除去那些被視作常駐軍的部隊，真正的野戰軍數量已經減少約25％（從約160個團減少到120個團）。我認為，此處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時期帝國經濟損失的影響其實已經開始顯現出來。公元420年，君士坦提烏斯所面臨的軍事問題遠比公元395年斯提利科面臨的要緊迫得多。理論上而言，他本可以組建更大規模的軍隊，但稅收縮水所帶來的財政束縛不允許他這樣做。

因此，在君士坦提烏斯的巨大成就背後，我們能清楚看到他也深受致使斯提利科倒台危機的影響。兵力大幅下降已經夠糟糕的了，另一問題也開始出現，而且更嚴重。這在阿拉裡克圍攻羅馬時就已經初現端倪。即便沒有獲得霍諾留和中央政權的批准，阿拉裡克包圍羅馬後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元老院的配合——為自己贏得指揮官的職位，為部下謀得黃金，為整個哥特部落爭取更大的政治影響力。雖然阿塔盧斯拒絕讓哥特部隊進攻阿非利加，但被哥特人推舉為皇帝，他還是很樂意的。如果征服阿非利加的話，對西羅馬帝國而言無疑會是釜底抽薪。公元414年後，同樣的事情在高盧也發生了。阿薩爾夫恢復阿塔盧斯皇位後，高盧的一些貴族都紛紛支持他的統治。有關阿薩爾夫婚禮的記載意義重大，因為它不僅記錄了婚禮的舉辦地點，還記錄了願意在婚禮上演唱以及願意牽扯進這個建立在哥特部落基礎之上政權的高盧貴族的人數。佩拉的保利努斯（Paulinus of Pella）接受阿塔盧斯政權神聖贈予伯爵的公職。他之後表示，自己這樣做並不是因為他認為阿塔盧斯的政權具有合法性或是可行性，而是因為這似乎是保全自己的最佳選擇。[97]許多元老可能也是出於這個原因才願意配合阿拉裡克，但這個動機十分危險。

這只是外部軍事力量能夠暴露羅馬政治體系已有缺陷的早期例子。在哈德良堡戰役（參見本書第四章）以及公元406年年底橫渡萊茵河事件中，帝國社會地位較低的民眾都願意幫助蠻族入侵者，甚至是加入他們之列。如第三章所述，這些民眾在這個由地主階層統治並為其服務的政治體系中投入甚少。因此他們願意幫助蠻族入侵者，甚至是加入他們之列也就不足為奇了。但地主精英階層願意與蠻族人打交道就得另當別論了，而且對帝國而言，更加危險。但究其根源，也還是歸結為帝國政治體系的本質。鑒於它幅員遼闊，但行政管理技術有限，羅馬帝國只得允許地方自治，並通過構成複雜的軍隊和政治交易來維繫帝國的完整。在這種政治交易中，地方向中央繳納稅收，地方的地主精英階層便能獲得中央的保護。外來軍事力量在帝國中心的出現使這種政治交易呈現緊張狀態。一些地主迅速轉向蠻族人組建的政權其實並不像有些研究者認為的那樣，是帝國後期道德缺失的表現，而是以土地形式呈現的財富所特有的現象。姑且不論遺囑，在歷史分析中，土地財富通常被視為不動產。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如果當地情況有變，地主不能像攜帶金銀財寶那樣將土地帶走。他們離開便意味著放棄自己的財富來源及精英身份。因此，地主階層別無選擇，只得對當地變化的情況做出讓步。公元408年至410年在羅馬附近及公元414年至415年在高盧南部就逐漸出現這種情況。事實上，事態並沒有發展得太嚴重，因為君士坦提烏斯很快就恢復中央政權的統治。他似乎也意識到了政治問題，並且迅速採取行動，加以遏制。

公元418年，君士坦提烏斯的重建工作收尾，規定每年在阿爾勒召開高盧行省會議。不光是行省，阿爾勒附近的各城市也需要派貴族代表參加會議，討論公眾和私人事務，尤其是與地主階層（拉丁語是possessores，所有者階層）利益相關的事務。頒布此規定的時間與將哥特人安置在加倫河河谷的時間正好相符。幾乎可以肯定，哥特人的安置問題是第一年會議議程的主要議題。顯然召開高盧行省會議的初衷是為在地方貴族階層中擁有廣泛聽眾的富有地主提供定期與中央官員交流的平台。高盧行省會議也確實起到平台作用，自覺修復公元405年後十來年間高盧貴族和帝國中央政權之間的裂痕或摩擦。外來力量的出現使地主階層和中央政權之間的利益產生裂痕，高盧行省會議的任務就是要修補這個裂痕。另一個湊巧的便是魯提利烏斯·納馬提安努斯抵達阿爾勒的時間。他在公元417年秋至418年初一路緩慢行進，抵達高盧時正好趕上第一次高盧行省會議的召開。他同霍諾留的廷臣有密切聯繫，瞭解事情的動向，正好屬於會議必不可少的卸任官員。說不定霍諾留的這位忠臣在晚餐的時候還給與會的權貴們激情演繹自己的詩歌，期盼羅馬和高盧在廢墟中重新崛起。這種情緒也完全合乎情理。西羅馬已經除掉篡位者，安頓好哥特人，高盧的地主階層已經回歸帝國的軌道，萊茵河入侵者的殘餘部落也已被鎮壓——一切都準備就緒，只等勝利者領取他們的獎賞了。

第六章

走出阿非利加

勝利者終將獲得獎賞，君士坦提烏斯的功績得到了回報。自公元411年起，他成為西羅馬軍隊的最高統帥。繼他的種種偉業之後，各種榮譽接踵而至。公元414年1月1日，他獲得羅馬的最高榮譽——第一執政官的頭銜。在早期的羅馬共和國，每年一選的兩位執政官握有實權。但執政官的頭銜早已失去任何實際功能。儘管如此，由於所有官方文件都會記錄在執政官名下，這種頭銜可以確保其擁有者名垂青史。而且，因為兩位執政官中有一位往往同時還是羅馬皇帝，這種頭銜仍舊保留著威信力。第二年，君士坦提烏斯的眾多頭銜裡又多了一個「帕特裡修斯」（patricius，貴族）的稱號。這個頭銜也同樣不具備任何實際意義，但人們還是不斷搜尋新的頭銜，以表彰他的豐功偉業。

公元417年1月1日，君士坦提烏斯再次當選執政官。更重要的是，他還迎娶了霍諾留皇帝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為妻。當初西哥特人正是迫於他的壓力才歸還加拉·普拉西提阿的。約一年後，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這就是意志堅強的公主伊烏斯塔·格拉塔·霍諾裡婭（Iusta Grata Honoria）。不久後普拉西提阿再次懷孕。這次是個男孩，於公元419年7月出生，起名為「瓦倫提尼安」。霍諾留皇帝仍無子嗣。此時人們也都確信他將終身無後。君士坦提烏斯、普拉西提阿和他們的孩子就成為西羅馬帝國皇室的第一家庭。然而君士坦提烏斯還將獲得更多榮耀。公元420年1月1日，他第三次當選執政官。公元421年2月8日，他登上自己政治生涯的巔峰。作為皇帝的姻親、皇儲的父親和近十年來帝國的實際統治者，君士坦提烏斯終於被霍諾留任命為共治皇帝。一個新的盛世似乎即將來臨。然而造化弄人。同年9月2日，加冕還不到七個月的君士坦提烏斯去世了。

權力頂層的生與死

要認識君士坦提烏斯突然離世所帶來的災難性影響，我們有必要瞭解帝國後期的宮廷政治。它的表面形式是與「君權神授」相匹配的華麗外表。在合法皇帝統治下的帝國注定要將基督教文明帶給整個世界。各種儀式恰到好處地配合起來，傳達其參與者的一致信念，即他們是這個神聖的、無與倫比的社會秩序的一部分。

皇帝也應該照禮數行事。異教徒阿米安·馬塞林將同為非基督徒的尤里安皇帝奉為英雄，但同樣也指責他違背這些行為準則：

一天，〔尤里安〕正坐在法庭上審判……有人傳報哲學家馬克西姆斯從亞洲來了。他毫不莊重地跳了起來，忘乎所以地全速奔跑……然後……親吻了哲學家……這種不合時宜的賣弄風頭使他看起來像個貪圖虛名的人，完全忘記了西塞羅批評這類人的精彩論述：「就是這些哲學家，一邊著書蔑視榮耀，一邊還要把自己的名字記在書上。這樣一來，他們即便是在表達對榮譽虛名的斥責，也仍然希望得到讚揚。」[1]

在阿米安看來，背離禮節儀式就是刻意的做作。但尤里安不是唯一一個苦於皇室繁文縟節的人。據奧林匹奧多羅斯記載：「君士坦提烏斯……後悔自己地位的提升，因為他不再像以前那樣能夠隨心所欲，隨時離席。而且作為皇帝，他也不再能夠享受早已習慣的消遣方式。」[2]這些消遣無疑包括在用餐時同弄臣們插科打諢。這是君士坦提烏斯以前最喜歡做的。成為皇帝不僅意味著發號施令，也意味著墨守成規，保持形象。

但如果說宮廷生活的表面如同一隻優雅閒適的天鵝，在處理世界大事方面游刃有餘的話，它的內部則是各種爭端的溫床。鑒於帝國之大，任何人都無法獨自掌控，因此必須有下臣來實際管理帝國的事務。斯提利科和君士坦提烏斯先後在霍諾留宮廷實際掌權的巔峰時期，都曾掌握過文武高官的任命權。在官員陞遷方面，需要在實際情況和政治之間取得平衡。恩寵的合理分配可以培養一批感恩戴德的支持者，保護處於頂端的領導者免受潛在對手的威脅。但有時對手很難識別。如前文所述，斯提利科的掘墓人奧林庇烏斯就是他本人一手提拔的。

為官職和權力鉤心鬥角的競技場就是帝國的中央議會：御前會議。皇帝及其主要的文武大臣定期舉行會議，有時會真的搞出些政治活動來。據阿米安記載，一位名叫馬塞魯斯（Marcellus）的指揮官曾指責副帝尤里安覬覦正帝的位置；還有一位名叫尤普拉修（Eupraxius）的財務官（quaestor），在瓦倫提尼安一世否認自己曾下令允許法庭對被控行使巫術的元老實施酷刑時，就十分勇敢地指出他確實下過此令。[3]但御前會議的流程通常都非常正式。接見外國使節時，所有宮廷顯貴都會身著整套禮服與會，並依次排列。會上還通常會舉行朝拜儀式——親吻皇袍（adoratio）。整個御前會議的功能更多的是宣佈決議，而不是討論決議。[4]

真正的政治協商和政策制定過程則大多遠離公眾視線，主要是在僅有少數親信參與的議會上，或在幾乎無人知曉的密室裡進行。例如，公元376年允許哥特人遷入帝國境內的決定便是瓦倫斯和他最親信的幕僚們激烈討論的結果。但御前會議頒布決議時展現給公眾的則是全票通過的假象。同樣，據普裡斯庫斯記載，東羅馬的一名官員在御前會議的正式儀式結束後，將一名匈人使節請進自己的密室，意欲收買他謀害自己的君主。[5]帝國的宮廷在公眾面前必須表現得團結一致，但私下裡都在磨刀霍霍，借助不斷的流言蜚語提攜同黨，誅除異己。贏取和利用權力後台是人皆參與的政治遊戲。

政治遊戲的成功會帶來豐厚的回報：個人財富激增，生活變得奢靡，同時還獲得社會和政治的雙重權力，能夠左右日常事務，被下屬前呼後擁。但失敗的代價相應也會極其慘痛。羅馬帝國的政治遊戲就是一場「零和博弈」。高層的政治生涯會讓人樹敵無數，一刻也不能放鬆警惕。在帝國後期的政權體系中，鮮有處於權力階梯中最高層官員退休的記載。如前文所述，斯提利科唯一的退場方式就是死在大理石棺裡。這也是其他很多領袖人物的結局。政權更替，例如某位皇帝離世之時，便是刀劍出鞘的最佳時機。狄奧多西伯爵（皇帝狄奧多西一世之父）就是在瓦倫提尼安一世暴斃後送的命。之後，謀害伯爵的一派又被肅清。一個人送命還算是幸運的，有時候整個家族遭到滅門，財產也隨之充公——斯提利科的妻兒在他死後不久就被殺害。即便是因失勢而被迫離職，官員也未必能保住性命。例如，大萊波蒂斯事件中的帕拉迪烏斯（參見本書第三章）突然被逐出中央政府之時，也是對手開始搜集證據和竊竊私語的時刻。因此卸任官員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一位官員拿著拘捕令來叩響他家的門。帝國後期的政權塔尖只適合敢下大賭注的人：如果不能在滑溜的頂端站穩腳跟，那就很可能會死得慘不忍睹。到公元414年為止，至少有六名篡位者的人頭曾掛在迦太基城外：年代較早的有兩名（狄奧多西一世時代的馬克西姆斯和歐根尼烏斯），較晚的有四名——君士坦丁三世父子及約維努斯父子。[6]

阿米安以他傳奇的筆觸，刻畫了帝國後期的顯貴佩特羅尼烏斯·普羅伯斯（Petronius Probus）。此人在瓦倫提尼安一世統治期間（公元364—375年）和之後都地位顯赫。阿米安完美地把握了政權頂端的權力和危險。

〔普羅伯斯〕慷慨大方，樂於提攜同黨，但有時又是個殘酷的陰謀家。他的妒忌心足以致人死命。由於他不吝嗇錢財，離職後又不斷地官復原職，因此他終生都把握大權。但當有人勇於挑釁他時，他會顯得怯懦，而對於懼怕他的人，他又十分傲慢……如同魚離開水就活不長久一樣，他沒有了高級官職就會憔悴下去。他不得不追求官職，因為有些家族一直目無法紀，出於自身無休止的貪婪而經常犯下罪行，繼而為了免於承擔罪責，又把保護他們的貴族推上風口浪尖……但他總是疑心重重……有時為了傷害他人而阿諛奉承……儘管身處財富和榮譽的頂端，他經常憂心焦慮，因此總是小病不斷。[7]

既傲慢又低三下四，大權在握而苦於焦慮和多疑，這似乎是在帝國後期政權中任職產生的正常反應。阿米安還準確指出另一個要素，即上層官員同樣受到來自下層官員的重大壓力。畢竟他們都是社會的調停者。他們能給他人帶來各種小恩小惠，而他們的權力正是來自他人的這種認可。這些人知道他們的恩惠或多或少包含著權力。因此，受到貴族保護的人會經常向貴族請願騷擾他們。如果得不到好處，這些人便會投靠他人。[8]一旦走上陞官晉爵之路，便很難再回頭。

這就是共治皇帝、西羅馬的實際統治者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在公元421年9月暴斃的背景情況。如果認為他受到提拔是因為自約公元410年起，他迅速有效地領導西羅馬帝國重歸正軌，那也算合乎情理。因為在一定程度上而言，這也的確屬實。沒有這項功績，迎娶普拉西提阿和公元421年2月登上皇位的好事就絕不會輪到他。但光靠軍事成就本身還是不夠的。君士坦提烏斯還利用這個成就鞏固了他在宮廷的地位。隨著勝算的增加，他處置對手，把一個只能算重要的皇室地位變得堅不可摧。

在最高統帥斯提利科被害時，君士坦提烏斯只能算他的一個二流支持者，因為他沒有死於那場流血衝突。他自己仕途的早期也同樣不乏暴力衝突。斯提利科倒台後，一個又一個政客在霍諾留面前得寵又失寵，帶來幾次短暫的人事變動。憑借組織政變、推翻斯提利科的新星奧林庇烏斯冉冉升起，他的光芒由於抵抗阿拉裡克不利而黯淡下去。在他之後是約維努斯。但在霍諾留破壞他正在協商的外交和議之後，他轉而效忠阿拉裡克和阿塔盧斯。繼約維努斯之後出頭的是皇室內庭的一個宦官——宮廷總管尤西比烏斯（Eusebius）。但他很快就被指揮官阿羅比庫斯（Allobichus）取代。阿羅比庫斯下令將他（和另外兩名高級指揮官一同）處死——當著皇帝的面亂棍打死。[9]

就在此時，君士坦提烏斯閃亮登場。他大大得益於之前的諸多流血事件，因為這些廝殺使得權力集團的上層出現空缺，有待一個有膽識的人來填補。由於傳聞阿羅比庫斯和君士坦丁三世有瓜葛，君士坦提烏斯以此質疑前者的忠誠，並將其處死。有研究者認為阿羅比庫斯被君士坦丁三世收買，但很可能只是他傾向於議和——這與君士坦提烏斯想要的暴力對抗相悖。君士坦提烏斯隨後利用早期戰勝君士坦丁三世和格隆提烏斯獲得的政治資本，將斯提利科的頭號敵人奧林庇烏斯「正法」：割下他的耳朵，然後像尤西比烏斯一樣在皇帝面前杖斃。

因此，君士坦提烏斯能爬上統治地位，同樣也基於嫻熟的政治手腕。到公元411年年底，借助處死阿羅比庫斯和討伐篡位者的軍事勝利，他穩固了自己周圍的政治局勢。但他還有一個主要對手：北非的軍事指揮官赫拉克良（Heraclianus）。赫拉克良效忠於霍諾留，幫助他度過公元409年至410年最艱難的時期。當時，赫拉克良從阿非利加源源不斷地輸送資金，確保意大利軍隊一直效忠於霍諾留。公元412年，他得到應有的獎賞，被任命為次年的執政官。這是當時僅次於皇位的最高獎賞。但赫拉克良是奧林庇烏斯的昔日同黨。據說手刃斯提利科的就是他。這可能就是西羅馬軍事陣營僅存的兩大重量級人物最初爭鬥的焦點所在，而君士坦提烏斯的成就顯然是另一焦點。雖然君士坦提烏斯功績更多，但皇帝授予赫拉克良執政官的頭銜，說明皇帝試圖向他保證他的地位穩固。但這位北非的指揮官並沒有覺得獲得保障。公元413年春天，當君士坦提烏斯忙於組織軍隊推翻篡位者約維努斯時，赫拉克良帶兵進駐意大利。有史料指控赫拉克良想自己稱帝。但實際上，他可能只是想摧毀君士坦提烏斯對霍諾留的控制。不論是何種原因，他最終失敗了。他的部隊敗給君士坦提烏斯的一位副官。他本人在返回迦太基的途中被君士坦提烏斯的兩名密探暗殺。[10]

因此，君士坦提烏斯的脫穎而出是建立在一系列光明正大的勝利、無所顧忌的暗箭傷人和少量棍棒刑罰之上。赫拉克良的失敗標誌著他最終掃清所有主要對手。即便如此，他此後也絕非平步青雲。佛提烏斯為我們保留了君士坦提烏斯和普拉西提阿聯姻的記載：

當霍諾留慶祝他第十一次、君士坦提烏斯慶祝他第二次當選執政官之時〔公元417年〕，他們隆重舉行了普拉西提阿的婚禮。她對君士坦提烏斯的頻繁拒絕使他遷怒於她的侍從。最終她的兄長霍諾留皇帝，在他出任執政官的那天〔1月1日〕拉起她的手，不顧她的反抗，把她交給君士坦提烏斯，並舉行了極其隆重的婚禮。[11]

有研究者猜想她仍然愛著已故的哥特丈夫阿薩爾夫。不過顯而易見，普拉西提阿並不願意在這一策略中被人當作棋子。當年斯提利科匆忙將自己的兩個女兒相繼嫁給霍諾留，與現在的情況何其相似。儘管皇帝顯然樂於把斯提利科曾經享有的權力移交給君士坦提烏斯，但他的妹妹並不情願。[12]

因此，君士坦提烏斯登上權力巔峰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他每前進一步都需要奮力拚殺。甚至連他被任命為共治皇帝也遭到君士坦丁堡的反對，西羅馬的政權機構也尚未屈服。和普拉西提阿的聯姻或許能讓君士坦提烏斯不受任何對手的威脅，但他的權力是建立在暴力基礎之上。公元421年他死的時候，所有高官都是君士坦提烏斯任命，所有人（包括那些密謀除掉他的人）都把他放在自己政治算盤的核心位置。和大多數極權國家一樣，繼任者並不是事先定好——這是君士坦提烏斯有意為之。霍諾留對政治一竅不通，於是君士坦提烏斯死後留下的主要大臣就開始自行重新劃分權勢等級。結果，在接下來的十多年時間裡，帝國陷入政治動亂，直到公元5世紀30年代中期，才勉強建立新的秩序。

君士坦提烏斯之後：權力紛爭

權力紛爭的第一回合用時相當短暫，從君士坦提烏斯死後持續到公元423年8月15日霍諾留去世，僅用了不到兩年時間。此時的遊戲規則仍然是贏得並維持皇帝的信任。先發制人的是皇帝的妹妹。她有兩個優勢：一是身為皇族，二是在丈夫成為奧古斯都時，她自己也獲得奧古斯塔（Augusta，女皇）的頭銜。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她還要護衛她和君士坦提烏斯所生的兒子瓦倫提尼安的利益，因為瓦倫提尼安可能成為皇位的繼承人。但是皇位不會自動送上門來。如第三章所述，皇位通常依據王朝繼承權來傳遞，但前提是要有一個合適的繼承人能得到普遍認可。例如，約維安皇帝死後，其幼子瓦倫尼埃努斯（Varronianus）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因為沒有人願意支持他取得皇位。普拉西提阿於是開始討好她的哥哥。據奧林匹奧多羅斯記載，普拉西提阿如此百般地討好霍諾留，以致宮中醜聞四起：

君士坦提烏斯死後，霍諾留對妹妹喜愛有加。他們對彼此不加節制的關愛和頻繁的接吻使得很多人對他們產生懷疑。然而，由於斯帕杜莎（Spadusa）和普拉西提阿的侍女埃爾皮迪亞（Elpidia）的努力，以及她的管家里昂狄烏斯（Leontius）的配合，仇恨取代了關愛。彼此的仇恨使得拉文納經常爆發衝突，雙方都遭到打擊。因為普拉西提阿先後嫁給阿薩爾夫和君士坦提烏斯，身邊一直都有一群蠻族人跟隨。最終，因為兩人之間爆發了和之前的關愛同等強烈的敵意和仇恨，而霍諾留在衝突中取勝，普拉西提阿母子被流放到拜占庭。[13]

遺憾的是，我們此處只能依據佛提烏斯對奧林匹奧多羅斯敘述的簡要概括，因此不能完全確定誰站在誰一方。「斯帕杜莎」可能是「帕度西亞」（Padusia）的誤拼。帕度西亞是軍官費利克斯的妻子。[14]我們還知道另一名高級指揮官卡斯提努斯（Castinus）也參與了此事。佛提烏斯的概要還告訴我們，有一名軍官在普拉西提阿遭遇不幸時仍效忠於她。這名軍官名叫伯尼菲斯（Boniface），是赫拉克良在阿非利加的繼任者。但至少事件的大體框架是清晰的：普拉西提阿想獨霸哥哥的恩寵，從而維繫她家庭的地位，並從軍隊中籠絡了些支持者；但其他利益集團佔了上風，並成功地拆散兄妹倆。結果普拉西提阿於公元422年年末被流放到君士坦丁堡。

權力鬥爭在她離開後繼續上演。但霍諾留剛過完39歲生日後就突然死亡，權力鬥爭戛然而止。所有先前的賭注都作廢，爭奪西羅馬政權鬥爭的第二回合開始了。

由於普拉西提阿和瓦倫提尼安已經離開去了東羅馬，一時沒有合適的皇位人選。君士坦提烏斯提拔的眾多才能出眾的大臣開始各自謀劃，爭奪皇位。幾個月後，權力最終落入樞密大臣約翰（John）手中。從軍隊和政府高層獲得必要的支持後，他於11月20日稱帝。阿非利加的伯尼菲斯對他態度冷淡。約翰最強有力的支持者是指揮官卡斯提努斯（如前文所述，這個卡斯提努斯在霍諾留生前曾參與離間皇室兄妹的陰謀）。約翰政權的另一個重要的軍方支持者是弗拉維烏斯·埃提烏斯（Flavius Aetius）。他地位顯赫，出任宮廷總管一職。埃提烏斯僅十幾歲時就因兩件事情初露頭角。他在公元410年前後分別被派往兩個蠻族盟友處做人質。先是在阿拉裡克領導的哥特人中待了三年（公元405—408年），之後又去了匈人那裡（可能是公元411—414年期間）。我們稍後將會看到他第二次經歷所造成的影響。

西羅馬的軍事陣營起了分裂，東羅馬狄奧多西二世的態度顯然成為決定性因素。約翰立刻派出使節，要求東羅馬承認自己的地位。但使節們遭到粗暴對待，被放逐到黑海附近。我們不知道狄奧多西二世和他的幕僚們爭論了多久。但他們或許是看到伯尼菲斯拒絕帶領北非歸順約翰，受到鼓舞。狄奧多西二世最終決定向拉文納派出遠征部隊，維護王朝繼承法則，支持表弟瓦倫提尼安。於是普拉西提阿母子被送往塞薩洛尼基。公元424年10月23日，執事官赫利翁（Helion）代表狄奧多西二世宣佈瓦倫提尼安為皇儲。同行的軍隊是由同為指揮官的父子倆——父親是剛剛戰勝波斯人的阿爾達布裡烏斯（Ardaburius），兒子是阿斯帕（Aspar）——和另一名指揮官坎狄迪阿努斯率領。開始時一切都按計劃進行著。他們沿達爾馬提亞境內的亞得裡亞海岸線北上，拿下薩洛納（Salona）和阿奎萊亞兩個重要港口。然後災難降臨了。暴風使阿爾達布裡烏斯偏離航線。他被俘獲，並被帶到拉文納。約翰試圖利用他做人質，但結果適得其反。因為阿爾達布裡烏斯挑起約翰支持者的不和，有可能是通過誇大君士坦丁堡出征軍隊的規模實現的。據奧林匹奧多羅斯記載：

阿斯帕率領騎兵很快趕到。約翰只進行了短暫的反抗就因手下官員背叛而當了俘虜。他被押往阿奎萊亞交給普拉西提阿和瓦倫提尼安。他們先是斬斷他的一隻手作為懲罰，然後再將他的頭砍下。他在篡奪來的皇位上坐了一年半時間。[15]

狄奧多西接著派人將瓦倫提尼安送到羅馬。公元425年10月23日，赫利翁宣佈他為皇帝——史稱瓦倫提尼安三世——西羅馬的唯一統治者。

整個事件再次勝利宣告東西羅馬帝國在政治上的統一性。東羅馬派出的遠征軍幫助狄奧多西家族的合法後裔重登西羅馬的皇位。而年輕的瓦倫提尼安三世與狄奧多西二世之女麗西尼亞·尤多克西亞的婚約更是鞏固了這種聯盟關係。奧林匹奧多羅斯的作品也在此刻畫上了句號。他記載的關於西羅馬災難和重建的歷史，在這次最偉大的勝利中達到高潮。[16]但仍有一個問題存在。瓦倫提尼安三世的登基遠沒有結束政治動盪，只是使其以另一種形式繼續下去。一個6歲的男孩不可能執掌一個帝國，即便政權實際掌握在他的能幹老練的母親加拉·普拉西提阿手裡。西羅馬皇宮的貴族們，尤其是軍隊統帥們開始彼此較勁，看誰能最大限度地控制小皇帝。

在隨後的衝突中，皇帝的母親成為主角。殘存的歷史記載中我們看到，她試圖維持一種權力平衡，使任何軍隊或文職高官都不能佔太大的優勢。公元425年之後，權力的主要角逐者是西羅馬三支主要部隊的統帥：費利克斯、埃提烏斯和伯尼菲斯。意大利的主角是費利克斯。他的妻子帕度西亞可能參與離間霍諾留和普拉西提阿兄妹。他是中央野戰軍的高級軍隊指揮官（mag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中央野戰軍主帥）。在高盧，埃提烏斯取代曾在約翰手下效命的主將卡斯提努斯。這裡有必要說明一下埃提烏斯如何能在新政權中生存下來。當約翰難以抵禦狄奧多西二世派遣的東羅馬遠征軍時，他考慮到埃提烏斯曾做過人質，便派他去向匈人僱用軍隊。埃提烏斯未能及時趕回解救他的主子，但最終還是帶領大批匈人兵——有史料記載是6萬人[17]——出現在意大利外圍地區。埃提烏斯做了一筆交易。他支付匈人軍隊一筆公道的報酬讓他們回家，以此作為交換條件，要求新政權保留他的職位，派遣他去高盧做軍隊指揮官。參與權力角逐的第三個人是伯尼菲斯，他始終效忠於普拉西提阿，仍然在北非統領軍隊。

最初，普拉西提阿的策略似乎有了成效。威脅到皇權的人一個接一個被控制住，儘管過程並不完全順利。但形勢漸漸超出女皇的控制。費利克斯先發制人，指控伯尼菲斯不忠，並於公元427年命令他返回意大利。遭到拒絕後，費利克斯向北非出兵，但遭遇失敗。接著埃提烏斯也參與進來。他依仗自己在高盧擊敗西哥特人（公元426年）和法蘭克人（公元428年）（我們稍後將會再次談到），感到自己有足夠信心與費利克斯抗衡。可能埃提烏斯的軍事勝利使他成為普拉西提阿的新寵，也可能是費利克斯扳倒伯尼菲斯不成，反倒自取滅亡。無論何種原因，總之在公元429年，埃提烏斯被調到意大利，成為中央野戰軍的下級指揮官。現有的史料沒有明確告訴我們接下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但公元430年5月，埃提烏斯以對自己圖謀不軌的罪名將費利克斯夫婦逮捕。隨後兩人在拉文納被處決。三足鼎立變成二虎相爭。很快伯尼菲斯的地位如日中天。

解決費利克斯之後，埃提烏斯在宮中的地位似乎有所動搖。也許這也同樣是因為普拉西提阿擔心有位獨攬大權的統帥獨佔上風。於是伯尼菲斯被召回意大利。這次似乎又是趁埃提烏斯人在高盧的時候。伯尼菲斯也被提拔為中央野戰軍的指揮官。埃提烏斯立刻進兵意大利，同伯尼菲斯在裡米尼附近交戰。伯尼菲斯獲勝，但也身受重傷，不久後便死了。他的女婿塞巴斯提安努斯（Sebastianus）隨即繼承他的政治地位，繼續與埃提烏斯爭鬥。戰敗的埃提烏斯先是撤回到自己的領地，但在一次被刺未遂後轉向匈人求援，就像他在公元425年所做的那樣。公元433年，他帶領足夠的匈人援軍重返意大利，趕走塞巴斯提安努斯。後者逃往君士坦丁堡，在那裡住了十多年。接下來，埃提烏斯當上中央野戰軍的高級指揮官——現在沒有人能威脅到他了。公元435年9月5日，他獲得貴族頭銜，向世人宣稱他終於艱難地出人頭地了。[18]

向摩洛哥進發

12年的政治衝突，兩場大戰役和一場小戰役，終於產生了一個贏家。憑借暗殺、公平交戰和好運，埃提烏斯在公元433年年底成為西羅馬帝國的實際統治者。這種宮廷劇不過是老調重彈。如前文所述，這是由羅馬政權結構的局限性造成的。每當一位強大的皇帝或幕後掌權者倒地而死，都會引發為確定繼任者而進行的曠日持久的爭鬥。有時其邊緣效應遠比公元421年至433年間的爭鬥還要慘烈。戴克裡先的四帝共治在公元285—305年間給帝國內部帶來和平，但付出的代價十分慘痛。重大規模的內戰充斥了接下來的19年，直到君士坦丁一世戰勝最後的對手才得以結束。這一回合的暴力衝突在時間跨度和慘烈程度上，都要遠遠超過君士坦提烏斯死後到埃提烏斯上台之間在意大利發生的戰事。

因此，公元5世紀20年代的爭權奪勢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它所帶來的間接結果非比尋常。雖然政權核心在痛苦地建立新秩序，羅馬帝國的其他地方通常還是照舊過羅馬人該過的日子。有地產的貴族精英們照看他們的財產，給彼此寫信作詩，他們的子女忙著學習語法，農民們繼續播種和收割。但到公元5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尚未臣服的外族勢力在羅馬境內肆意橫行。在君士坦提烏斯死後的12年間，他們一直致力於所做的並非歸順羅馬。因此，如果說公元421年至433年間發生的事件本身僅僅是重現羅馬帝國的舊事，這些事件的結果卻有著不同的性質。拉文納政權的無能使得外部勢力無所顧忌地追求各自利益，總的結果就是給羅馬帝國造成極大損害。一方面，西哥特人的超級軍團剛剛在阿基坦安頓下來，就不自量力地覬覦帝國管理權，想要超越公元418年和議賦予他們的權限。萊茵河沿岸長期以來的不安分分子同樣一如既往地不安分，尤其是阿勒曼尼人和法蘭克人。[19]最要緊的是，公元406年侵入萊茵河地區的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又開始行動了。

如本書第五章所述，他們原本只是一幫烏合之眾。阿蘭人是伊朗語族的遊牧民族，直到公元370年時還遊蕩在頓河以東、裡海以北的草原地帶。只是由於受到匈人的襲擊，一些人才開始結成大大小小的隊伍向西遷徙，而其餘的人則被匈人征服。汪達爾人的兩個分支——哈斯丁人和斯靈人——分別有各自的首領，就像公元376年哥特人的兩個部落瑟文吉和格魯森尼人那樣。他們是講日耳曼語的農業生產者，在公元4世紀時居住在波蘭中南部和喀爾巴阡山的北部邊緣。蘇維匯人由來自匈牙利大平原山地邊緣的小部落組成。這一各色人等的奇怪組合可能是為了一個共同目標在公元406年結成聯盟。但他們的結盟不是自然形成的。首先，即便哈斯丁人、斯靈人和蘇維匯人的日耳曼方言略有不同，他們也自然可以聽懂彼此的語言，但阿蘭人的語言和他們完全不同。其次，就我們所知，汪達爾人和蘇維匯人都可能實行三級分化的寡頭統治。這在公元4世紀歐洲的日耳曼民族中非常普遍：由少數人構成的自由階層如果人數較多，這個階層就居於統治地位，統治自由民和奴隸。而遊牧民的遊牧經濟決定了阿蘭人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構。對他們唯一實質性的評價來自阿米安。他發現他們對奴隸制聞所未聞，每個人都同樣享有「貴族」地位。[20]無論史料描述這種情況時用的是什麼術語，遊牧經濟都自然決定了其人人平等的社會結構。個人財富以擁有牲畜的數量來衡量，這比以擁有土地多少標誌的財富量更加具有不確定性。[21]

儘管這些人聯合在一起很奇怪，但當時的局勢促使他們學會合作。這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形成的。據圖爾的聖格列高利的作品《法蘭克人史》記載，早在橫渡萊茵河之前，阿蘭人就在首領雷斯潘迪亞（Respendial）的率領下將哈斯丁人從法蘭克人手中解救出來。[22]渡河之後這些部落在高盧的合作關係有多緊密，我們不得而知。但在公元409年君士坦丁三世領導的反擊戰中，他們再次一同入侵西班牙。到公元411年，當羅馬反擊戰的威脅消失後，這些部落又一次分道揚鑣，瓜分西班牙的幾個行省。如前文所述，哈斯丁人和蘇維匯人共同佔據加利西亞，阿蘭人奪取盧西塔尼亞和迦太基尼西斯，斯靈族汪達爾人分得貝提卡（地圖8）。阿蘭人分得兩個行省，而在公元406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中他們也起到了關鍵作用，這都說明他們當時是聯盟的主力。這一點得到西班牙編年史作者伊達提烏的證實。[23]這種格局貫穿公元5世紀10年代前半時期。聯盟各方彼此相安無事，他們的人民從北方遷入西班牙，快樂地享受陽光和美酒。

然而田園詩般的生活並不長久。君士坦提烏斯逐一處理西羅馬帝國的問題。等他在高盧解決了篡位者和西哥特人後，接下來就輪到萊茵河的入侵者。從公元416年到418年，貝提卡（屬於現在的安達盧西亞）的斯靈人作為獨立部隊遭到摧毀，他們的首領弗雷迪巴德（Fredibald）在拉文納送命。阿蘭人也傷亡慘重。據伊達提烏記載：「他們的首領阿達克斯死後，為數不多的倖存者無法顧及自己的領地，投靠〔哈斯丁族〕汪達爾首領貢德裡克，尋求庇護。」[24]這些反擊戰不僅收復西班牙的三個行省——盧西塔尼亞、卡塔赫納和貝提卡重歸羅馬中央政權的控制，還扭轉了汪達爾－阿蘭－蘇維匯聯盟內部的權力平衡。一度佔據優勢的阿蘭人傷亡慘重，退居為小配角，四個部落中有三個形成更為緊密的政治聯盟。哈斯丁族汪達爾人、剩餘的斯靈族汪達爾人和阿蘭人現在全都歸為哈斯丁首領旗下。他們處於羅馬帝國境內，這意味著更大的危險和機遇。就像當年阿拉裡克領導下的超級軍團那樣，面臨著危險和機遇，這個公元406年形成的鬆散同盟在公元418年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政治聯盟。蠻族人的第二個超級軍團誕生了。

整合日耳曼語族的汪達爾人和伊朗語族的阿蘭人無疑是困難的。這個困難是如何克服的，我們只能猜測。社會結構的不同一定也是一個障礙。我認為，哈斯丁首領此後獲得的頭銜——「汪達爾人和阿蘭人之王」（reges Vandalorum et Alanorum）——不僅僅是討好公眾的手段，而且還簡捷地表明兩個民族只是有限的融合這一事實。君士坦提烏斯在這些部落中引發的恐慌造就了一個7萬—8萬人的聯盟，可以組建1.5萬—2萬人的軍隊，上陣殺敵。[25]

戰勝西班牙的斯靈人和阿蘭人之後，君士坦提烏斯暫時中止戰事，以便將西哥特人安置在阿基坦。[26]這給昔日的萊茵河入侵者提供了喘息之機。新建立的汪達爾－阿蘭超級軍團的首領貢德裡克似乎趁機在公元419年發動戰爭，試圖將蘇維匯人及其首領赫爾墨裡克（Hermeric）也納入自己旗下。蘇維匯人憑借加利西亞北部險要的山區地形發起反抗，但他們遭到封鎖。接著在公元420年，羅馬帝國反擊戰重新開始。羅馬軍官阿斯忒裡烏斯（Asterius）突破封鎖，估計是不想讓貢德裡克有更多的追隨者。此時君士坦提烏斯去世，戰事中斷。公元422年，羅馬人和西哥特人再次聯手，對已退到貝提卡的汪達爾人和阿蘭人發動進攻。鑒於羅馬帝國組織任何行動都要花費大量時間，君士坦提烏斯在死前很可能就已經做好必要的安排。

現在，兩支龐大的羅馬軍隊——一支由卡斯提努斯率領，可能是來自高盧的野戰軍，另一支由伯尼菲斯率領，可能來自北非——和西哥特人的一支大部隊聯合，共同攻打汪達爾人。但是，儘管宮廷政治的不確定性沒有阻止戰爭爆發，它也的的確確破壞了戰爭的進程。可能是因為普拉西提阿被流放，伯尼菲斯和卡斯提努斯產生矛盾，把軍隊撤回阿非利加。戰爭仍在繼續。卡斯提努斯起初對敵軍進行了一次成功的封鎖，眼看就要再次取得勝利。據伊達提烏記載，敵軍差點繳械投降。但伊達提烏又記載道，卡斯提努斯「魯莽」地參與了一場常規戰。由於西哥特人的「背叛」，他戰敗了。但伊達提烏沒有詳細描述背叛的細節，而且他本人憎恨西哥特人，因此我不能確定他此處的記載是否可信。[27]伯尼菲斯率軍離開應該不是卡斯提努斯戰敗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更有可能是汪達爾人和阿蘭人的聯手抗敵。僅在四年前，羅馬和西哥特人的聯合部隊還有能力分別擊敗這兩個民族，但現在新結成的聯盟擁有更強大的抵抗力。戰敗後，卡斯提努斯向北退到塔拉戈納。但是還沒等到發起新的戰役或是制定新的戰略，霍諾留便去世了。如前文所述，卡斯提努斯又回到意大利，在篡位者約翰手下擔任高級指揮官。政權核心的混亂使任何徹底消滅萊茵河入侵者餘黨的計劃都化為泡影。

自公元422年起，隨著意大利局勢的劍拔弩張，汪達爾人和阿蘭人又過上和平生活。此時宮廷內部的流血事件層出不窮，編年史作者們自然無意關注西班牙的情況。因此公元422年到425年間沒有任何關於汪達爾人和阿蘭人的記載。但接下來他們在富饒的西班牙南部又活躍了三年，佔領了卡塔赫納和塞維利亞兩座城市。這是伊達提烏在史書中提到的重要事件。但自君士坦提烏斯在公元5世紀10年代較晚時期崛起以來，這些部落從經驗中總結出，每當一個新的首腦人物最終在宮廷掌權，他就會成為頭號公敵。他們在西班牙靠武力生存，從未與帝國的中央政權簽訂任何和約。因此，儘管他們似乎在盡可能利用政權空白期大肆掠奪，他們也知道要為自己的將來做長遠打算。

公元428年貢德裡克去世，汪達爾人和阿蘭人的首領變成了他的同父異母的兄弟蓋薩裡克（Geiseric）。公元6世紀的史學家約達尼斯（Jordanes）在其作品《哥特史》（Getica）中，生動地將這位新國王描繪成一個羅馬人眼中蠻族狡詐的典型：「蓋薩裡克……中等身材，曾從馬上掉下來摔瘸了腿。他喜好沉思，沉默寡言，蔑視奢華，貪得無厭，憤怒時如狂風暴雨，精於拉攏蠻族人，善於製造不和，挑起仇恨。」[28]後來的新政策完全是他個人的主意，還是在公元5世紀20年代後期逐漸形成，我們無從得知。但現在蓋薩裡克確實盯上了阿非利加。這一舉動理論上可以解決汪達爾人和阿蘭人的問題。他們需要一個從戰略上講更為安全的地區，尤其是要離羅馬－哥特部隊越遠越好。阿非利加完全符合他們的要求——距離西班牙南部只有一步之遙，但要安全得多。然而，海上行動要比陸地行動困難得多。之前也不是沒有人想到過這種遷徙。公元410年年末，阿拉裡克在洗劫羅馬之後，將部隊轉移到墨西拿（Messina）以南，打算全體遷往北非。公元415年，他之後的國王瓦利阿也考慮過從巴塞羅那出發進行同樣的遷徙。兩次遷徙過程中，西哥特人好不容易集結的船隊都遭遇暴風雨襲擊，被摧毀了。於是他們放棄計劃。但汪達爾人有更充裕的時間開展計劃。他們在西班牙南部時就已經和當地船主打好交道，襲擊巴利阿里群島（Balearic Islands）。除此之外還做了一些事情。這些襲擊只是大規模行動的前奏。汪達爾人得以確定自己的方位，制定計劃，集結所需的船隊。公元429年5月，蓋薩裡克把他的手下聚集到塔裡法港（Tarifa），就在現在的直布羅陀（Gibraltar）附近，開始向阿非利加進發。

接下來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有大量文字史料提到這一時期，但遺憾的是這些史料大多都在譴責而非描述汪達爾－阿蘭超級軍團的行動。其中有聖奧古斯丁的一些書信，還有他當時為迦太基教眾寫的一套布道詞。當時汪達爾人正在圍攻他在希波城（Hippo Regius）的主教教區。聖奧古斯丁深陷城中，隨後去世。蓋薩裡克新近宣佈信仰烏爾菲拉宣揚的基督教阿里烏斯派（參見本書第三章）。這一教派可能在公元5世紀10年代初期就已經由西哥特人傳給汪達爾人。汪達爾人不但像其他侵襲者一樣燒殺劫掠，還把天主教機構作為目標，將一些主教逐出教區。因此很多史料表達的不是詳盡的事實，而是虔誠的天主教徒面對異教徒的迫害萌生的滿腔怒火。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尚未解決，即蓋薩裡克究竟是如何帶領軍隊渡海的。過去曾有人認為，汪達爾人和阿蘭人從塔裡法出發，向東航行很久，然後在迦太基附近登陸。如果真是這樣，北非的羅馬軍隊到哪裡去了？根據《羅馬帝國百官志》有關公元420年前後羅馬野戰軍情況的記載，時任阿非利加伯爵的伯尼菲斯手下有31個團的野戰軍部隊可供調遣（至少1.5萬人），另外還有22支駐地部隊（至少1萬人）分佈在的黎波里塔尼亞到毛裡塔尼亞（Mauretania）一帶。[29]通常海面部隊如果想成功登陸，人數需要比地面防禦部隊多五到六倍。因此，如果像我們認為的那樣，汪達爾人和阿蘭人最多只能派出2萬人作戰，他們不可能有機會登陸，更何況他們還帶著大批非戰鬥人員。

公元6世紀中葉君士坦丁堡的史學家普羅科匹厄斯曾試圖解開這個謎。他猜測伯尼菲斯伯爵身為羅馬駐阿非利加的高級指揮官，擔心在三股勢力爭奪對小皇帝瓦倫提尼安三世控制權的鬥爭中，自己可能性命不保。因此他邀請汪達爾人和阿蘭人進入他的轄區。但普羅科匹厄斯也猜測他後來對此懊惱不已。[30]不過同時代的西羅馬史料沒有任何關於伯尼菲斯背叛的記載（甚至他被埃提烏斯打敗後也沒有過這類行為）。而且仔細想來，這種求援也不會有任何意義。到公元429年時，伯尼菲斯已經和帝國宮廷達成和解。因此他絕無理由在此時邀請這些人入侵阿非利加。[31]

蓋薩裡克成功的真正原因有兩個：首先，僅根據當時的後勤狀況來看，他根本就不可能集結足夠的船隻帶領所有部下一同過海。羅馬時代的船隻沒有那麼大。比如我們知道，在後來對北非的一次侵略戰中，東羅馬遠征軍平均一艘戰船只能夠搭載約70人（加上馬匹和給養）。如果蓋薩裡克的全部人馬有將近8萬人，他就需要至少1000艘船才能一次性把人都運過去。但公元5世紀60年代，整個西羅馬帝國最多也不過300艘船，東西羅馬帝國加起來才可能湊足1000艘。公元429年，由於蓋薩裡克只控制了沿海行省貝提卡，他也沒有這麼大的水域供他使用。因此最有可能的是，他沒有足夠的船隻一次性搭載所有的部隊。

但把敵對部隊零敲碎打地運送到羅馬帝國防禦嚴密的北非核心地區無異於自取滅亡。就好比把第一批部隊給羅馬人全盤奉上，然後船隻又返程去帶第二批。所以蓋薩裡克沒有讓他的部隊走遙遠的海路，而是走捷徑穿越地中海，從現在的塔裡法穿過直布羅陀海峽到丹吉爾（Tangier）（地圖10）。兩地僅隔62公里，連羅馬時代的船隻也能在24小時內走個來回。自公元429年5月起的一個月時間裡，直布羅陀海峽一定穿梭著各種船隻，運送汪達爾人和阿蘭人渡過地中海。隨後發生的戰役從時間上證實了這一安排。足足12個月之後，即到公元430年6月，汪達爾人和阿蘭人才終於出現在奧古斯丁的希波城外。他們從丹吉爾出發，經羅馬幹道到達2000公里外的希波城（地圖10）。同盟國部隊在1942年年末和1943年年初發現，這一地區地形崎嶇，除了已經有人踩出的小路以外根本無路可走。汪達爾人當時可能還拖著一個車隊。法國史學家很快算出，公元429年夏天，汪達爾－阿蘭聯軍終於聚齊之後，他們不緊不慢地向東方的希波城行進，平均速度大概是每天5.75公里。[32]

這也就解釋了從海上登陸成功的原因。蓋薩裡克取道丹吉爾，相當於沒有讓部隊在羅馬的北非領土登陸。丹吉爾是羅馬在北非最西端的領土毛裡塔尼亞－廷吉塔納（現在的摩洛哥）的首府。丹吉爾在羅馬北非的核心地區以西2000多公里外，還相隔一道貧瘠的裡夫山（Er Rif）。因此丹吉爾在行政上實際屬於西班牙（地圖1）。既然如此，保衛丹吉爾的重任就不屬於阿非利加的伯爵，而是廷吉塔納的伯爵。他手下有5個團的野戰軍部隊，還可能有8支駐地部隊前來增援，這樣總共就有足足13個團，即約5000—7000人。但是，駐地部隊的主要職責一直是管理來往的遊牧民族，他們能否同蓋薩裡克久經沙場的軍隊進行部署嚴密的戰爭實在值得懷疑。蓋薩裡克的軍隊從萊茵河一路拚殺到西班牙，至少自公元418年各部落統一後，就顯示出抵禦羅馬野戰軍主力的實力。事實上，兩軍的實力對比比看起來還要懸殊。如第五章所述，君士坦提烏斯在公元405年西羅馬的野戰軍遭受慘重損失後，將駐地部隊提升為機動野戰軍團。廷吉塔納伯爵能夠調遣的軍隊裡只有2個團是真正的野戰軍，另外3個都是提升上來的駐地部隊。[33]所以他可能只有1000人至多1500人的精銳部隊，可以用來挫敗蓋薩裡克的計劃。這種情況下，兩軍根本不可能交戰。我們也就明白汪達爾－阿蘭盟軍是如何登陸的了。

登陸後，盟軍緩慢向東推進。我們對他們的行軍情況可以參考的佐證是阿爾塔瓦（Altava）的一處碑刻，落款時間是公元429年8月。碑刻記錄當地一名重要居民被一「蠻族人」所傷，但沒有說這名蠻族人是柏柏爾人（Berber）還是汪達爾人或阿蘭人。阿爾塔瓦距丹吉爾700公里。過了阿爾塔瓦，只要再走1000公里左右，入侵者就可以到達北非最富饒的行省：努米底亞、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納。史料沒有詳細描述行軍的細節，但用到不少譴責的言辭：

他們一經發現一個行省和平安寧，美麗的土地鮮花遍開，就立刻用邪惡的力量將它摧毀。他們殺人放火，毀掉一切，整個地區遭受蹂躪，變成荒野。他們甚至連果園都不放過，以免躲藏在山洞裡的人……在他們走後能有果子吃。因此他們所到之處，沒有哪裡得以倖免。他們殘忍成性，心狠手辣。

這段文字震撼人心，也許反映了一定的歷史事實，但是無助於我們對歷史的重構。最後，這群暴徒終於來到努米比亞邊界，與伯尼菲斯的軍隊相遇。伯尼菲斯戰敗，退到希波城。隨後自公元430年6月起，希波城被困14個月。蓋薩裡克的主力部隊負責圍城，外圍部隊四處打劫，很少受到羅馬軍隊的有效阻擊。他們搶劫富人的家產，折磨所剩無幾的天主教士，所到之處一片狼藉。之後便向西深入到迦太基及其所在的阿非利加行省。[34]

伯尼菲斯未能堅守陣地是因為他手頭拮据。同樣的財政困境也曾阻礙君士坦提烏斯在意大利以外地區的重建工作。公元4世紀時，北非並沒有野戰軍，只有一支由公爵率領的駐軍，必要時由意大利派出遠征軍支援。到公元420年或是更早時期，阿非利加才有了野戰軍指揮官（是伯爵而非公爵）和一支較大的野戰軍（參見本書第六章）。31個團裡只有4個——大概是2000人——是一流的帝國野戰軍。奧古斯丁在公元417年的一封信裡提到，當時還是團長的伯尼菲斯僅僅率領一支蠻族盟軍組成的小部隊就解除了北非各行省的新威脅。[35]我猜想，那4個團可能部分或全部都是由這些盟軍組成。但軍事增援只是小規模的。除去這4個團，迦太基只能湊合著依靠帝國一直在阿非利加派駐的舊部。

因此，當蓋薩裡克最終徐徐抵達努米底亞時，廷吉塔納的舊事又重演了，但這次規模更大。伯尼菲斯已經盡力，但他的大部分部隊只知道如何應對柏柏爾遊牧民，而汪達爾－阿蘭盟軍要可怕得多。北非的主要行省現在受到直接威脅，西羅馬帝國的命運岌岌可危。儘管遠在西方的行省毛裡塔尼亞－廷吉塔納算不上帝國的核心地區，但努米底亞及其東部兩個相鄰的行省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納聚集在行政首府迦太基周圍，這就得另當別論了。這些行省在政治經濟上對帝國舉足輕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旦希波城的圍攻開始，蓋薩裡克的部隊就成了架在西羅馬帝國脖子上的一把利刃。

皇冠上的寶石

帝國後期表現北非的兩幅畫作在中世紀時的複製品仍存留至今。這兩幅畫向我們描繪了這一地區對於西羅馬帝國的重要性。第一幅是波伊廷格地圖（Peutinger Table），是公元4世紀時羅馬帝國地圖的副本，約於1200年在萊茵蘭（Rhineland）的科爾馬（Colmar）製成。圖中展現了當時有人居住的地區，從西班牙和不列顛（但有部分地圖遺失）一直到地中海地區，再延伸到印度。畫卷有6.82米長，但只有34厘米寬，以前所未見的方式展示了羅馬帝國。畫面被拉長，各地區之間的比例暗示了畫卷的產地。六分之五的版面畫的是地中海地區，僅意大利就佔據了三分之一。北非只是底部的一條線，從意大利西海岸延伸出去。羅馬被描繪得細緻入微，同樣描繪精細的是下面的奧斯提亞（Ostia）和波圖斯（Portus）——羅馬的兩個重要港口。獻給帝國的貢品都要經由波圖斯運往首都。這裡的燈塔、防波堤、碼頭和倉庫都歷歷在目。緊挨著波圖斯下面的是北非首府迦太基，描繪得粗略得多，只畫了幾座塔尖。但儘管不符合地理學常識，這幅地圖還是能讓我們注意到西羅馬帝國至關重要的一個三角關係：羅馬－波圖斯－迦太基。

《羅馬帝國百官志》中關於帝國後期北非的另一幅圖畫也清晰地顯示了這種關係。除了軍事名單，《羅馬帝國百官志》還列出帝國的主要文職官員及其下屬的工作人員，並配有插圖。在阿非利加總督職位的配圖上半部分畫有墨水台和辦公桌（桌上放著總督的委任狀），兩者之間還有一位手持幾捆穀物的女性代表這個行省。[36]配圖的下方是滿載一袋袋穀物的船隻在海上航行。到公元4世紀時，北非的穀物貢品正是通過迦太基港源源不斷運往波圖斯，再裝到馬車和小型船隻上，通過短途的陸路，再經水路逆流而上，送到羅馬。迦太基及其農業腹地承擔的任務是養活過於臃腫的帝國首都。但給首都提供食物只是一項具體任務，北非實際上有更為廣泛的職責。到公元4世紀，北非已成為帝國西部的經濟支柱。

想想迦太基的過去，這種三角關係也不乏諷刺的意味。迦太基在公元前814年左右建城，當時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這個城市的實力足以控制其腹地後，便在隨後七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和羅馬爭奪西地中海的控制權，而且經常是通過暴力方式。公元前146年，迦太基遭受圍攻三年後最終陷落。第三次布匿戰爭結束，整座城市被摧毀，遺址上還象徵性地撒了鹽，以防這個羅馬的勁敵重新崛起。現在北非只處於西歐經濟的外圍，我們這些現代人很難想像它當年的核心地位。19世紀的歐洲殖民者來到這一地區時，他們對這裡大量的羅馬遺跡感歎不已——如今的旅遊者也經常感到驚訝，尤其是這些遺跡還和它們周圍的貧瘠荒涼形成鮮明對比。[37]

現在地處北緯15度以北的非洲大陸大部分地區是沙漠，有1025萬平方公里。這裡每年的降水量只有100毫米，地下水位不斷下沉。沙漠中零星地分佈著一些綠洲。在古代，這片地區要濕潤得多，地下水位也比現在高。19世紀的歐洲人最初猜測，羅馬時代的北非農業之所以繁榮，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當時的農業條件更加適宜。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片土地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就已經乾涸，即遠在羅馬崛起之前。到了羅馬時代，這裡的生態環境已大為不同，過去的時代只遺留下生活在地中海附近的獅子、大象、長頸鹿和其他一些物種。現在這些動物只棲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38]北非的山坡地帶當時可能有森林覆蓋。但除此以外，羅馬時代的北非和現在的北非環境是一樣的。

非洲北緯15度以北也不全是乾旱地區。例如埃及有尼羅河的灌溉。羅馬北非行省的核心地區馬格裡布（Maghreb）可以從附近的高地獲得雨水。[39]現在的馬格裡布包括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是位於阿特拉斯山和地中海之間的廣闊地帶，由南到北的距離由300到500公里不等，西起大西洋東至加貝斯灣（Gulf of Gabes），橫跨2200公里。這裡是丘陵地帶，零星分佈著小塊沙漠。該地區的農業生產完全取決於降水的分佈。年均降水量超過400毫米的地區小麥就很容易生長。屬於這種土地類型的有突尼斯寬闊的河谷地帶、阿爾及利亞北部的大平原和摩洛哥西部的一些地區。降水量在200—400毫米的地區需要一些人工灌溉，但仍可實現地中海地區的旱作農業。而降水量在100—200毫米的地區可以種植橄欖樹——橄欖樹比棕櫚樹還要耐旱。北非過去的氣候和現在的一樣，常年保持不變，可以種植很多種作物。

羅馬在非洲的第一塊領地是在公元前146年迦太基被毀之後產生的，由羅馬直接統治。這片領地僅佔馬格裡布的一小片地區，即突尼斯北部和中部約1.3萬平方公里，周圍環繞著「皇家運河」（fossa regia），從薩布拉卡（Thabraca）延伸至哈德魯梅〔Hadrumetum，現在的蘇塞（Souss）〕。這片領地被分隔成700平方米一塊的小塊。除去在羅馬與迦太基交戰時支持過羅馬的6個小城鎮，其他小塊大多都成為公有土地，以長期租約的形式租給殖民者，有些則被賣給有錢的羅馬權貴。大量土地的廉價出售造成直到公元4世紀還有很多羅馬早期的元老家族（例如敘馬庫斯家族）在這一地區仍然持有龐大地產的局面——他們的土地一代一代傳承下來，多年來以遺產繼承和聯姻的方式不斷倒手。馬格裡布的其他地區仍掌握在當地統治者手中。但在下一個世紀裡，隨著羅馬殖民者開始把手伸向皇家運河以外的地區，這些當地統治者也不斷被納入羅馬的勢力範圍。與佔據大片地中海地區一樣，這些變化也同樣為羅馬對該地區的直接統治鋪平了道路。羅馬先是在尤里烏斯·愷撒時代（公元前46年）入侵努米底亞（現在的阿爾及利亞東部），借口是當地的末代國王支持愷撒的大對頭龐培。然後在克勞狄烏斯執政時期，又在毛裡塔尼亞（西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建立兩個行省。自此，整個馬格裡布都歸羅馬帝國所有。但由於地理原因，馬格裡布在行政上劃分為兩個區：由西班牙管理的毛裡塔尼亞－廷吉塔納，以及由迦太基管理的毛裡塔尼亞－斯提非斯（Mauretania Sitifis）、努米底亞、阿非利加以及拜扎卡納。

羅馬政權很早就意識到，沿海水源充足的地區具有為羅馬提供糧食的潛力。愷撒在阿非利加擴張建立的行省——新阿非利加——當時每年已經向首都輸送5萬噸穀物。100年之後，隨著羅馬直接統治區的擴大，穀物輸送總量達到50萬噸。北非取代埃及成為首都的糧倉，輸送量達需求量的三分之二。帝國需要極大地發展這一運輸渠道，以確保並方便穀物的運輸。[40]

首先要解決的是安全問題。法國考古學家的觀點深受19和20世紀經歷的影響，尤其是他們有一些還是軍人。他們認為，這一地區「文明」羅馬人的生活一定經常受到當地過著遊牧生活的柏柏爾人威脅。20世紀30年代的空中偵察顯示，在半沙漠化地區有兩道防禦工事，還有一系列設防的房子和倉庫。他們認為這些就是當時雙方經常發生衝突的證據。毫無疑問，羅馬的各邊界上都經常發生小規模的襲擊事件，有時也會演變成較大規模的衝突。如前文所述，大萊波蒂斯事件（參見本書第三章）是由於附近一個部落的首領沒有定罪就在城中被活活燒死引起，隨後升級為更嚴重的衝突。但這種事顯然並不頻繁，而且所謂較大規模的衝突其實也不是十分嚴重。阿非利加在其存在的前300年裡只需要一個軍團和一些輔助部隊（不超過2.5萬人），就足以維持廣大領域的和平穩定。而當時的不列顛還需要四個軍團。

最近的研究重新評估了北非的羅馬防禦工事，認為從人員和基地的部署來看，工事的主要功能實際上是管理遊牧民族，而不是和他們交戰。北非的遊牧民族在冬季南遷進入半沙漠化地帶。因為那裡有足夠的水源，可以給他們的牲畜提供草料。夏季半沙漠化地帶乾涸，他們又返回北方進入農耕地區。羅馬在那裡設置要塞，部署士兵，是為了確保他們的牲畜不會踩壞他人的莊稼。實際上，羅馬人當時似乎和遊牧民關係良好。他們樂於購買遊牧民的物件，甚至還給他們減免相當多的購買稅。這與前人描述的經常交戰並不相符。[41]即便到了公元4世紀，羅馬在阿非利加的主要兵力也只是騎兵駐地部隊，更適合巡邏和驅趕零星的侵襲者，而不適合激烈交戰。[42]

安全問題一經解決，地區的基礎設施就可以得到發展。羅馬軍團最終在馬格裡布修建超過1.9萬公里的道路，既滿足了軍事需要，又方便貨物運輸，例如穀物需要用馬車運到迦太基和其他港口。迦太基本身體現了美學和功能的完美結合。這個城市實際上是兩個港口，是羅馬人從建造它的腓尼基人手中繼承的。一條河道連接海岸和原本為長方形的外港。另一條河道從這裡連接到圓形的內港，港口中間坐落著「海軍上將島」（admiralty island）。船隻在城牆外和島周圍都可以停泊。羅馬人以此為基礎，擴大長方形的外港，在公元2世紀早期圖拉真或哈德良執政時期將它建成六邊形。古羅馬時期另一個重要的六邊形港口是波圖斯（圖拉真所建）。公元2世紀末或3世紀初，圓形港口重新投入使用，島中心建起一座古典式神殿，修有柱廊的大道從這裡一直通往市中心。到公元200年前後，這座城市已擁有巨大吞吐能力。迦太基還只是北非沿海眾多港口之一。例如尤蒂卡港（Utica）就可以容納600艘船。[43]位於的黎波里塔尼亞的大萊波蒂斯在公元3世紀初也將碼頭修整一新。

如第三章所述，羅馬政權的統治能力一直受限於其原始的行政手段。政府往往將重要的職能交給招募來的私人組織全權處理。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非利加的穀物稅，或稱公糧稅。政府佔有北非大量的公有土地，但它沒有去尋找耕種這些土地所需的大批勞動者並管理他們，而是把土地租給個人，收取一定比例的土地產出。由於政府需要盡可能地將土地租出去，租借條件就極為優厚。永久租借契約幾乎允許承租人無期限地以繼承方式持有土地，還允許他們將租借權轉賣給第三方。

運輸的問題也以類似的方式解決。到公元4世紀，帝國已成立了強大的貨運聯合會，稱為「navicularii」（海船管理會），需要對政府承擔一定的義務（但不是所有的貨運人都是聯合會成員）。法律條款明確規定了政府和貨運人關係的基本原則。貨運人的首要義務是提供貨運——除阿非利加外，還要負責帝國其他地區，尤其是埃及的貨運。帝國政權一如既往地對聯合會成員的世襲制度做了周密規定，在法律上排除一切退會的可能，並要求一旦一塊土地登記在一個貨運人名下，無論後來是否售出，都必須一直由聯合會成員所有。這樣聯合會的經濟基礎就永遠不會動搖。作為回報，政府給予貨運人經濟等特權支持，免除他們其餘所有納稅和公益義務，並保護他們的財產不被親戚佔有。聯合會成員最終可獲得騎士地位（相當於中等公職人員）。他們在自己的交易中享受減稅，完成一項政府任務最多可用時兩年。有時候，政府還會資助他們進行船隻翻新。[44]政府就這樣造就了一個貨運巨頭組成的強大聯合會，享有各種經濟和法律特權。

政府的這些舉措當然都出於自身的目的。但這種大規模的商業也推動了地方經濟。公元1世紀時，羅馬的阿非利加行省有一半地區（到約公元100年為止）都在致力於穀物生產，而下一個世紀就開始生產橄欖油和葡萄酒了。因為葡萄和橄欖樹不像穀物那樣耗水，農民就能更廣泛地開發利用當地的地中海氣候。從約公元150年到400年，在交通便利、土地政策優惠的情況下，北非開始興旺繁榮起來。

繁榮的證據比比皆是。人們很早就發現，北非的建築和碑刻顯示，當羅馬的政治文化在帝國其他地方開始衰落時，在這裡仍然盛行一時。這種政治文化在帝國鼎盛時期十分典型，地方權貴可以彼此競爭市議會的權力。[45]近期對於農業地區的調查也證實，這種地方繁榮建立在農業發展之上，隨著農民從北部大舉遷入只適宜種植橄欖樹的較乾旱邊緣地區，農村居住區在數量和發展程度上都大幅提高了。到公元4世紀，橄欖樹林從的黎波里塔尼亞的海岸延伸至內陸150公里處，而現在已蕩然無存。所有這些都證明，一些仍有參考價值的逸事的確發生過。例如，有一處碑刻記載了一位80歲的老人一生種植了4000棵橄欖樹。[46]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有大量證據顯示，阿非利加的商品能夠進入地中海沿岸的市場。我們現在之所以能知道這些，是因為考古學家新近開發了一項技術，能夠辨認北非製造的雙耳細頸陶罐。這些陶罐是用來盛橄欖油和葡萄酒的。同樣分佈廣泛的是北非的精細器皿，例如餐具，尤其是各種紅土餐具。鑒於運輸費用通常十分高昂，只有出售貴重貨物才能獲利，我們不禁要問，葡萄酒和橄欖油等主要產品在地中海沿岸各地都有生產，而餐具又相對便宜，把這些東西賣到阿非利加以外的地區如何才能獲利。答案就在於政府資助的貨運系統。在這個系統下，對賬目做點小動作就可以降低運輸成本，運送政府貨物時可以夾帶其他商品。因此阿非利加的產品就得以參與地中海對岸的市場競爭。政府出於自身的目的建設經濟基礎設施，當地人則藉機發財，於是私人企業就在政府的指令性經濟下運作起來。

發家的不僅僅是意大利的殖民者。帝國後期在北非使用的灌溉系統實際上在當地自古就有：從山坡上的梯田——用來蓄水，防止土壤流失——到蓄水池、水井、堤壩，還有像拉馬士巴〔Lamasba，艾恩墨瓦納（Ain Merwana）〕碑文裡記載的協商成熟後制定的水源共享計劃。[47]羅馬人只是加倍努力地實施了這些傳統的節水措施。人們願意花費精力節約每一滴水和提高產量，因為他們可以將富餘的農產品出售。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殖民者的居住地，同樣也在其他地方上演，包括古老的部落中心沃呂比利斯（Volubilis）、約爾西澤裡亞（Iol Caesarea）和尤蒂卡。對商品的需求大大衝擊了阿非利加的鄉村地區。遊牧民族也受到影響。他們不僅是收穫季節重要的額外勞動力，成群結隊轉戰於不同農場，而且他們的商品還可以享受稅收優惠。遊牧民加入生產的結果驚人。有一處碑刻記載，一名沒有土地的勞動者成為收穫大軍的首領，他賺了足夠多的錢買下一塊土地，並在他的家鄉馬克塔爾（Mactar）買到一個貴族頭銜，進入市議會。[48]

隨著時間的推移，繁榮的北非行省有了一個與之相匹配的首府。儘管波伊廷格地圖只是對其進行了粗略描繪，但公元4世紀的迦太基——羅馬時期的全稱是「尤利亞迦太基和諧殖民地」（Colonia Iulia Concordia Carthago）——是一個繁華的羅馬都市。當時的文字記載，尤其是聖奧古斯丁的作品，還有近期的遺址發掘，都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穆斯林在公元7世紀末征服北非後，迦太基很快就被遺棄。這座城市像化石一樣經歷若干世紀，等待人們的發掘。我們由此能夠十分詳盡地對公元4世紀有關迦太基概況的一份記錄進行補充。這份記錄名為《世界概況》（Expositio Totius Mundi / The Description of the Entire World）：

〔城區〕規劃可圈可點。實際上，城裡的街道整齊得如同人工園林。城裡有音樂廳……一個外觀奇特的港口，放眼望去，似乎只看到風平浪靜的海面。銀匠大街（vicus argentariorum）為人們提供極為舒適的休閒場所。至於娛樂，居民們只對一種活動感興趣：去圓形競技場看比賽。[49]

我們在現代的旅行指南上不一定會讀到這樣的話，但古代城市生活的本質就是把理性、文明的秩序強加於荒蠻之上（參見本書第一章）。沒有什麼比整齊的街道更能體現這一點了。《世界概況》還含蓄地指出，這座城市公共建築的數量超出當時的標準。除音樂廳和圓形競技場之外，這裡還有一座劇場，以及公元3世紀初修建的馬戲場。這座馬戲場可容納7萬人觀看馬車競賽。在濱水地區坐落著公元2世紀建成的大型安東尼浴場（Antonine bath）。市中心圍繞著布爾薩山（Bursa Hill）的分別是法院、市政大樓和總督官邸。這裡還有一個圓形屋頂的紀念廳，是伯尼菲斯被刺的地方。

公共建築周圍是一圈私人住宅。一些規模較大的現在已經被挖掘出來，有的佔據著大片土地，鑲著顏色鮮艷的鑲嵌畫。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希臘御者府」（House of the Greek Charioteer），還有名字富有詩意的「帶私人浴室的別墅」。但這片地區的大部分房子現在還沒有被發掘，而城中絕大多數人居住在此，因此我們對「普通」住宅沒有多少瞭解。一切跡象表明，在公元4世紀時，迦太基有大約10萬居民，僅次於羅馬和君士坦丁堡。而這兩個城市的人口都是由於充足的食物供應才不斷膨脹的。

公共建築裡進行著各種各樣的文化活動。[50]各種宗教盛行，從基督教的各個支派到傳統的異教信仰，其中夾雜著無數的東方神秘儀式。古典文化也同時興起。例如，一流的拉丁語學家奧古斯丁就是在迦太基完成他的教育的。之後，他在迦太基教了幾年書，還在一次拉丁語詩歌大賽中獲獎。獎品由阿非利加總督文提齊亞努斯（Vindicianus）親自頒發。總督本人也是博學之人，他和另外一些關係緊密的羅馬人輪流在這座城市擔任短期的行政官，任期通常為一年。（我們的老朋友敘馬庫斯在公元373年任行政官。）像詩歌大賽這樣的活動使雄心勃勃的阿非利加的年輕人有機會受到行政官的賞識，利用自己的知識和文化走上仕途。奧古斯丁離開迦太基後直奔羅馬，隨後又前往米蘭進入瓦倫提尼安二世的宮廷。他仰仗文提齊亞努斯和敘馬庫斯等舊友的推薦，平步青雲。[51]

因此，公元4世紀的迦太基是帝國西部的文化支柱。更重要的是，它還是經濟支柱。巨大喧鬧的城市中，成千上萬的普通市民住在擁擠的房子裡，與高大的公共建築和富人的豪宅形成鮮明對比。總而言之，北非生產力水平高，管理成本低，是西羅馬國庫收入的主要來源。

「西羅馬最後一個真正的羅馬人」

來自北非的稅收對於平衡帝國收支必不可少。如果沒有這部分稅收，西羅馬就無法供養足夠的兵力，保衛其他受威脅更多的領土。自公元421年君士坦提烏斯死後，阿非利加和西羅馬境內到處散佈著虎視眈眈的蠻族移民。他們肆無忌憚地掠奪，幾乎沒有受到羅馬軍隊的任何阻擊。萊茵河邊界的法蘭克人、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尤其是阿爾卑斯山南麓的朱頓基人（Iuthungi），都曾襲擊過邊境地區，還將帶來更大威脅。法國南部的西哥特人發動叛亂，直逼當地的主要行政首府阿爾勒。在西班牙，蘇維匯人在西北部大肆劫掠，橫掃整個半島。隨著公元430年汪達爾國王蓋薩裡克來到努米底亞外圍，整個西羅馬帝國如劍懸頂。

在這個當口，公元5世紀西羅馬的最後一位英雄出場了。他就是弗拉維烏斯·埃提烏斯。如前文所述，他在公元433年瓦倫提尼安三世即位引發的權力爭鬥中最終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他還先後做過阿拉裡克和匈人的人質，第一次是阿拉裡克圍困羅馬之前，第二次是在公元5世紀10年代。他與匈人的關係使他在篡位者約翰的政權倒台後爭取到匈人的援助，並打敗對手塞巴斯提安努斯。當然，如果他在政權高層中沒有人脈的話，他是絕不會被選為人質的。他的父親高登提烏斯（Gaudentius）來自多布羅加（Dobrudja）的行省小斯基泰（Scythia Minor，現在的羅馬尼亞）。和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一樣，他也出身於巴爾幹半島的羅馬軍事世家。高登提烏斯早期的政治生涯始於帝國東部的宮廷，先後擔任各種官職。但公元399年斯提利科實際掌權時期，高登提烏斯去了阿非利加指揮軍隊。和君士坦提烏斯一樣，狄奧多西一世去世之時，他作為帝國東部一名出色的士兵，決心投向斯提利科一邊。高登提烏斯後來娶了一位意大利元老的富有女繼承人為妻。他在公元5世紀10年代較晚時期當上高盧的野戰軍總指揮（magister militum per Gallias，高盧野戰軍主帥），到達其職業生涯的頂峰。他後來死於高盧的一場暴動，可能與20年代約翰的篡位有關。

埃提烏斯本人也同樣走軍事路線，但達到了更高的頂峰。儘管他不是皇帝，但他實際上相當於那個時代的屋大維。掌權之後，他顯示了自己強大的政治能力，維護了羅馬的命運。同時代一個名叫雷納特斯·弗裡基德魯斯（Renatus Frigiderus）的人對他有所描述。公元6世紀後半葉圖爾的聖格列高利保留了這段文字：

埃提烏斯身材中等，體格勻稱，做事有男人氣概。他沒有先天不足，只是身材偏瘦。他才智過人，精力旺盛，擅長騎射，使起長矛來不知疲倦。他非常善於作戰，也懂得維護和平的技巧。他不貪心，更談不上貪慾。他舉止慷慨大方，做判斷時不會受到無能幕僚左右。他在逆境中堅忍不拔，隨時準備應付各種不利局面；他無所畏懼，能夠忍受飢餓、乾渴和徹夜不眠。[52]

他的騎射技術可能是他在匈人中做人質時的又一收穫。他顯然是借助騎射技術以及以上描述的其他能力，來實現他畢生的偉大事業：繼續維繫屋大維的帝國。

公元433年，埃提烏斯終於掌握西羅馬帝國的統治大權。此時政權中心近十年的政治無能在帝國各地都顯現出後果。西羅馬帝國境內所有尚未臣服的蠻族移民都藉機鞏固了自身地位，境外的蠻族也同樣強大起來。同時，同萊茵河入侵事件的餘波一樣，移民帶來的問題再次引起地方篡奪皇權。在高盧北部，尤其是布列塔尼周邊地區，所謂的巴高達（Bagaudae）運動在高盧建立政權。佐西姆斯提到，在公元407年至408年，曾有人自稱巴高達，出沒於西阿爾卑斯山麓。據伊達提烏的《編年史》記載，巴高達在公元5世紀40年代初出現在西班牙。[53]史學家們一直在激烈爭論這些人的確切身份。這個稱呼產生於公元3世紀。當時這幫人被稱為「鄉民和土匪」。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認為，這些人就是社會的革命大軍，只要核心政權不穩就會出現，不時激起人們反抗羅馬帝國不公的熱情。每當中央對地方的統治因蠻族入侵而中斷的時候，巴高達的確總會出現。但從他們的社會構成來看，他們並不總是革命者。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用「革命者」這個詞來指代所有從事反抗活動的人。但有時那些打著巴高達旗號的人只是一些土匪。例如，公元407年至408年阿爾卑斯山的那夥人曾要挾一名在逃的羅馬指揮官，索要錢財。但在政府鞭長莫及的地區出現了一些群體，希望通過鬥爭維護當地的社會秩序，這些人似乎也被稱為「巴高達」。公元5世紀10年代，阿莫利卡地區在一次鎮壓騷亂時獲得獨立。後來類似事件又在西班牙上演了。[54]

不論怎樣稱呼，巴高達和蠻族人加在一起就是麻煩的代名詞。公元432年夏天時，無處不在的威脅已經迫在眉睫。高盧西北有巴高達，西南有西哥特人，萊茵河邊界及阿爾卑斯山麓有法蘭克人、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西班牙西北有蘇維匯人，北非有汪達爾人和阿蘭人。實際上，自公元5世紀10年代以來，西班牙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已不再受中央政權的控制。鑒於不列顛已經脫離西羅馬的統治，現在帝國境內像樣的地盤只剩下意大利、西西里和高盧東南部。

編年史通常只用兩三行文字描述一年的事件。我們從中找到一些零星記載，有助於我們瞭解埃提烏斯在公元5世紀30年代處理這一團亂麻時的戰績有多麼偉大。但我們還有一個抄本：《新約抄本908》（Codex Sangallensis 908）。這部抄本相當殘破，保存在瑞士聖加倫〔St. Gall，位於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z）南岸〕一座古老的修道院裡。抄本於公元800年前後成書，裡面有一個很大的拉丁文詞彙表——就是卡洛林王朝的標準修道院裡供僧侶們學習古典拉丁語所用的那種。但有些詞彙是寫在用過的紙張上的。仔細查看後（1823年）發現，這些重複使用的紙張裡包含8頁公元5世紀或6世紀一個名叫莫羅保蒂斯（Merobaudes）的拉丁語雄辯家的手稿。他出生於西班牙南部，是一位具有法蘭克血統的羅馬指揮官的後代。這位指揮官生活在公元5世紀80年代，也叫同樣的名字。他的作品除了一首簡短的宗教詩外，只有這幾頁手稿存留下來。因此我們應該感謝卡洛林王朝那名辦事不力的僧侶沒能徹底銷毀莫羅保蒂斯的所有作品。但遺憾的是，為了使這幾頁的大小適合他們的新書，僧侶們把紙張從原來的260毫米×160毫米裁剪成200毫米×135毫米。現在的學者們只能從中辨認出四首短詩和兩首較長但不完整的讚美詩。其中一首大約有100行，另一首有200行。（同時代的類似作品通常有600行左右。）

從作品的藝術水平來看[55]，莫羅保蒂斯接受過完整的拉丁語教育，然後就進入西羅馬拉文納的宮廷任職。另一史料也使我們對他有了更多瞭解。莫羅保蒂斯不僅是一名學者，還和他的同名祖先一樣是一名戰士。他成為埃提烏斯的心腹，追隨他四處征戰，戰後還在公眾演講時為他歌功頌德。他的付出得到了回報。公元435年7月30日，在羅馬的圖拉真廣場豎起了他的青銅像。[56]同年他因為早期為埃提烏斯寫過一首讚美詩（這一首沒能保留下來）進入元老院，並在阿爾卑斯戰役中表現突出。他隨後獲得「貴族」頭銜，最後成為高級軍隊指揮官（magister militum，主帥），統率在西班牙的羅馬野戰軍。莫羅保蒂斯的例子不僅說明羅馬精神仍然能夠激勵個別蠻族人拜倒在拉丁語的文學光環之下，他和埃提烏斯的親近關係也使我們有幸瞭解後者希望人們如何看待他的成就。[57]

殘存作品中最早的是第一首100多行的讚美詩，可能寫於公元439年夏天。由於大部分內容沒有存留下來，我們無法詳細瞭解詩歌的主題，但其對埃提烏斯的描寫不言自明：[58]

您的床是光禿的岩石或地上的薄毯。您徹夜警醒，白日辛勞。您勇敢地面對困難。您胸前的鎧甲已不是戰衣，而只是平常的穿戴……不是輝煌的展示，而是生活的方式……戰事間歇中，您巡視城市要塞，或山口要道，或廣闊田野，或河邊渡口，或大道遠處，然後您判斷哪裡更適合步兵和騎兵，哪裡適合攻擊，哪裡適合撤退，哪裡資源豐富，適合建造營地。這樣，即便是戰爭間歇也是有益於戰爭的。

說埃提烏斯把鎧甲當日常穿著為他樹立了良好的公眾形象，描述他利用戰爭間歇進一步從戰略戰術上把握戰場也起到同樣的作用。但這些不是編造的故事，是事實。公元5世紀30年代，埃提烏斯發動一場接一場的戰役，大部分都獲得勝利。所有戰役都是為了重振西羅馬帝國的雄風，就像君士坦提烏斯20年前所做的那樣。

這些戰役大都在編年史中有簡要介紹。公元443年，莫羅保蒂斯為紀念埃提烏斯第二次出任執政官寫下第二首讚美詩。詩裡按時間順序列出所有戰役。從公元432年埃提烏斯掌權一直記錄到30年代末，可謂戰果輝煌。實際上，早在費利克斯和伯尼菲斯被除掉之前，埃提烏斯就已經獲得多次勝利。這也是埃提烏斯成功掌權的一個決定因素。從公元425年到429年，他擔任高盧羅馬野戰軍的指揮官。在公元425年或426年和西哥特人打過幾場勝仗，把他們趕出阿爾勒。在公元427年從法蘭克人手中奪回萊茵河河畔的一些土地。公元430年和431年，他繼費利克斯之後出任意大利的指揮官，打敗阿勒曼尼人的分支朱頓基人，平息諾裡庫姆的叛亂[59]，並全殲阿爾勒附近一幫西哥特人。公元432年他再次打敗法蘭克人。

自公元433年起，埃提烏斯的政治統治趨於穩固。他打算採取更全面的措施穩定帝國。理智告訴他儘管西羅馬的軍隊依然強大，但不足以同時應對所有問題。而現在他正面臨兩處同時上演的衝突：一方面要應對高盧境內和邊境上的各蠻族部落，另一方面是在北非的蓋薩裡克和汪達爾－阿蘭盟軍。他沒有分兵兩路——這樣做往往風險較大，而且勝算很小，而是向君士坦丁堡請求援兵。他得到的援軍是指揮官阿斯帕率領的強大部隊（阿斯帕曾在公元425年參與領兵扶植瓦倫提尼安登上西羅馬的皇位）。埃提烏斯從君士坦提烏斯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他沒有任何自己稱帝的舉動，也就沒有招致王朝觀念很重的東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二世的不滿。埃提烏斯並不注重名分，只是滿足於掌握實權，於是一直受到君士坦丁堡的青睞和支援。後來發生了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阿斯帕駐紮在迦太基後，對汪達爾人和阿蘭人發動包圍戰，成功迫使蓋薩裡克進行和談。兩軍於公元435年2月11日宣佈達成和約。汪達爾人和阿蘭人獲得毛裡塔尼亞和努米底亞的部分地區，包括卡拉馬（Calama）和斯提非斯（Sitifis）（地圖9）；而阿斯帕借和約得以保全努米底亞大部分地區和北非最富饒的兩個行省：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納。[60]

埃提烏斯一側戰場有阿斯帕照應，就騰出手來解決高盧問題。但問題過於嚴重，他需要更多援助。君士坦提烏斯曾借助西哥特人將其他入侵者重新納入其統治之下。但現在西哥特人已經變得貪得無厭，而且不管怎麼說他們也是整個問題的一部分。羅馬的土地上有太多武裝的蠻族部隊。埃提烏斯需要外部的軍事支援，至少要先把西哥特人收拾了。由於東羅馬帝國已經派兵支援北非，因此不能再向君士坦丁堡求援。他唯一的依靠就是匈人。換了君士坦提烏斯可能也會這樣做。匈人在埃提烏斯的政治生涯中已經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公元425年他成功勸服他們從意大利撤軍，使他免於因支持篡位者約翰而招致必死的命運。他被伯尼菲斯打敗後，一支匈人軍隊還曾在公元432年幫助他重新掌權。因此，莫羅保蒂斯第二首讚美詩現存章節的開頭幾行告訴我們，埃提烏斯的第一步行動就是再次和匈人做了筆交易：「〔埃提烏斯〕回來後，多瑙河平靜了，塔內斯〔頓河〕不再憤怒。他命令被上空陣陣黑煙燒得發燙的土地擺脫已經習以為常的戰爭。高加索收起戰劍，殘暴的國王放棄戰鬥。」

當然，埃提烏斯的力量並沒有莫羅保蒂斯說的那麼強大。他這裡是想讓人知道，埃提烏斯在斯基泰、多瑙河以北和日耳曼尼亞以東一帶建立了秩序。如本書第五章所述，這片地區最晚在公元420年前後就被匈人統治。莫羅保蒂斯沒有告訴我們的是，匈人要求埃提烏斯為他們的出兵支援付出巨大代價。他們之前曾為錢財支援羅馬。而這一次，可能西羅馬已經捉襟見肘，連年的戰爭耗資不菲，很多原有的領地也不再上繳稅收。或者可能是匈人這次另有所圖。無論出於什麼原因，埃提烏斯都被迫將潘諾尼亞薩瓦河（River Save）沿岸的土地割讓給匈人。莫羅保蒂斯對此隻字未提，但所有聽他讚美詩的人一定都知道發生了什麼。處理尷尬事件的最佳策略通常就是對它緘口不提。但不管怎樣，作為割讓土地的回報，埃提烏斯得到匈人的持續軍事支援。這讓他在高盧解決不少問題。[61]

據莫羅保蒂斯描述，高盧邊境地區受到的威脅得以平息：「萊茵河帶來了契約，使這片寒冷地區成為羅馬的僕人，對西羅馬的統治心滿意足，歡聲笑語在台伯河兩岸此起彼伏。」

有一次，埃提烏斯採取了果斷行動。公元436年，他厭倦勃艮第人對比利時的侵略，再次和匈人協商求援。第二年，勃艮第王國遭受一系列毀滅性襲擊（據伊達提烏記載，有2萬名勃艮第人喪生）。殘餘的勃艮第人變乖了，成為羅馬的盟友。埃提烏斯把他們重新安置在日內瓦湖附近。邊境安定後，他把目光轉向高盧境內。公元435年阿莫利卡的巴高達在蒂巴托（Tibatto）的率領下發生叛亂，羅馬軍隊和阿蘭盟軍採取了類似行動。於是到公元437年，羅馬的統治在整個西北部得到全面恢復。莫羅保蒂斯評價說：「走在阿莫利卡荒原上的仍然是當地人，但已變得更加溫順。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曾借助樹林的掩護大肆劫掠財產，現在已改頭換面，開始學著把穀物種植在未經耕耘的田地上。」埃提烏斯還採取措施保障這裡的長治久安，將阿蘭人安置在奧爾良到塞納河盆地的沿線。

現在輪到讓西哥特人就範了。公元436年，埃提烏斯與勃艮第人交戰時，西哥特人爆發第二次叛亂。與公元5世紀20年代中期進攻阿爾勒的那次相比，這一次更加危急。他們依然是向南進發，但這次包圍了納博訥。埃提烏斯又一次接受挑戰。他招募更多匈人輔助部隊，發動大規模反擊，迫使西哥特人退到波爾多。公元439年，戰爭結束。羅馬傷亡慘重，但雙方重新簽訂了公元418年的和約條款。寫於公元443年的第二首讚美詩中與這件事相關的部分遺失。但公元439年莫羅保蒂斯發表第一首讚美詩的時候，西哥特人顯然才剛剛戰敗不久。詩歌殘存的部分詳細描述了埃提烏斯在蛇山（Snake Mountain）戰敗西哥特人（「古代人似乎有預見性地稱它為蛇山，因為帝國的毒瘤就是在這裡被剷除。」），西哥特國王看到「他戰死的追隨者們的屍體被踐踏」而「大驚失色」。[62]這支蠻族部落沒有滅亡，但受到了遏制。經歷了十多年的衝突之後，埃提烏斯借助匈人的幫助，奇跡般恢復了這片地區的秩序。

類似的情形在西班牙上演著。隨著汪達爾人和阿蘭人的離開，局勢已大為好轉，只剩下蘇維匯人在西北地區肆意掠殺。據莫羅保蒂斯描述，在此之前，「那裡已不受我們的控制……好戰的復仇者〔埃提烏斯〕打通了敵人佔領的道路，趕走掠奪者」——實際上，他們是自行離開去阿非利加的——「並奪回受阻的大道，讓棄城而逃的居民重返家園」。有些當地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編年史作者兼主教伊達提烏——希望埃提烏斯帶兵翻越比利牛斯山，但得到的援助可能主要是外交施壓。很快，蘇維匯人和加利西亞當地人達成政治和解，蓋薩裡克丟下的行省恢復了一定秩序。

總之，埃提烏斯在公元5世紀30年代取得令人矚目的功績。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被趕回萊茵河對岸，勃艮第人和巴高達被徹底制伏，西哥特人的囂張氣焰受到遏制，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區重新納入帝國的統治。君士坦丁堡的史學家把埃提烏斯稱作最後一個真正的羅馬人也不無道理。[63]

但是，正當莫羅保蒂斯為他最新寫給埃提烏斯的讚美詩畫上句號，埃提烏斯也在考慮把鎧甲脫下清理之時，戰爭再次爆發。公元439年10月，經歷四年半的和平之後，蓋薩裡克的軍隊衝出毛裡塔尼亞，雷霆般攻向北非更為富庶的行省。但他們也不是一路暢通無阻，而是一路打向迦太基。事後的一篇布道詞這樣描述：

曾是世人眼中樂園的阿非利加到哪裡去了？……當其他行省認錯改正的時候，我們的城市〔迦太基〕拒絕接受教訓，不是已經受到嚴厲懲罰了嗎？……沒有人埋葬死者，但可怕的死亡污染了所有的街道和建築，以及整個城市。想想我們在談論的罪惡吧！家中的母親被拖走成為俘虜，懷孕的婦女被屠殺……保姆懷裡的嬰兒被搶走，扔到大街上自生自滅……邪惡的蠻族人甚至命令曾經侍者成群的貴婦人成為他們的下賤奴僕……我們每天聽到的，就是人們哀歎他們在這場襲擊中失去丈夫或父親。[64]

儘管這只是說教的言辭，不是直接描寫，但這段文字仍然證實了其他羅馬史料描繪的屠城場面。沒有任何一次獨立的戰事能夠對帝國造成如此打擊。蓋薩裡克一舉從埃提烏斯手中奪下西羅馬最富庶的幾個行省。結果財政危機逐漸逼近。為什麼帝國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也許，在經過四年半的相對和平之後，人們以為蓋薩裡克會一直遵守公元435年2月簽訂的和約，所以麻痺大意了。我認為，這只是因為帝國在其他地區有太多的不穩定因素，無暇為了以防「萬一」就在迦太基屯兵駐守。尤其是在蓋薩裡克採取行動前剛剛結束的與西哥特人的交戰已消耗幾乎所有的兵力。於是在迦太基駐軍兵力最弱的時候，狡猾的汪達爾人趁機發動襲擊。

但公元439年秋天，人們無暇追究戰爭責任，甚至也來不及追究原因。最緊迫的是要採取果斷行動，收回迦太基和各行省。大約在這個時候，莫羅保蒂斯為埃提烏斯的兒子高登提烏斯的一歲生日寫了一首短詩，評價這名羅馬的「勇敢首領……應該榮歸故里了」，有一天也許會把權杖傳給高登提烏斯。[65]但現在還不是時候——埃提烏斯又一次勇敢受命。羅馬帝國後勤的局限性使得埃提烏斯無法立刻發動反攻，而且現在蓋薩裡克佔據優勢。公元440年春以瓦倫提尼安三世之名發佈的一系列法令證明當時的危機一觸即發。3月3日，東羅馬的商人獲得特殊執照，以確保羅馬城的食物供應——阿非利加向首都糧食供應的縮減是埃提烏斯擔心的大事之一。同一法令還提出措施，修補羅馬的防禦漏洞，確保所有人都知道他們守衛羅馬城的職責分配。3月20日，另一條法令召集新兵入伍，同時威脅要嚴懲窩藏逃兵的行為。[66] 6月24日發佈第三條法令，號召人們重新拿起武器，「因為從夏季航行的情況來看，不確定敵船會駛向哪處海岸」。

然而這些只是零散的防禦措施。汪達爾人的進攻在航季開始之後如期而至。蓋薩裡克對西西里發動一連串的攻擊，包括圍困巴勒莫（Panormus）的主要海軍基地近一個夏天。但是，埃提烏斯早已做了長遠規劃。6月24日頒布的法令體現了他恢復局勢的計劃：儘管困難迫在眉睫，人們仍相信「我們的君主，不可戰勝的〔東〕羅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即將派兵……我們相信，至高無上的貴族埃提烏斯很快就會率領大軍前來」[67]。埃提烏斯之前離開意大利去盡力召集兵力。但鑒於自公元406年以來，西羅馬的兵力就一直不足，埃提烏斯和君士坦丁堡協商，請求援助。這再次體現出埃提烏斯不奪取皇位是多麼明智。

公元440年末，惡劣天氣迫使汪達爾人退回迦太基。隨後，東西羅馬的軍隊開始在西西里集結。共有1100艘戰船可供運輸士兵、戰馬和軍需物資。埃提烏斯的「大軍」渡海來到島上，和東羅馬龐大的遠征軍會合。沒有史料明確給出羅馬軍隊的人數，但船隻的數量足以裝載幾萬人。東羅馬的軍隊規模從指揮官數量可見一斑。共同領軍的一共有五位指揮官：阿雷奧賓德斯（Areobindus）、安西拉斯（Ansilas）、因諾賓德斯（Inobindus）、阿林提烏斯（Arintheus）和格曼努斯（Germanus）。君士坦丁堡官吏潘塔迪烏斯（Pentadius）有幸負責後勤。後來他因為承擔調遣遠征軍這一艱巨任務被提拔。[68]一切準備就緒，只等發動反攻，奪回迦太基。3月底，通常在冬季斷航的北非航線恢復通航，埃提烏斯有史以來最大的勝利也近在眼前。但艦隊一直沒有出發，東西羅馬的軍隊返回基地，一切行政努力化為烏有。

因與果

為什麼聯合遠征軍沒有出兵？莫羅保蒂斯為公元443年埃提烏斯第二次出任執政官寫的讚美詩的殘存章節裡給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莫羅保蒂斯首先列舉埃提烏斯在5世紀30年代的種種功績，然後討論他在和平時期的領袖才能，之後莫羅保蒂斯突然轉變語氣，他以羅馬女戰神貝婁娜（Bellona）的口吻譴責埃提烏斯帶來的和平富饒時代：

我受到輕視，人們對我的王國不再尊敬，這都是因為一次又一次的災難〔埃提烏斯的勝利和汪達爾人的和平〕。我被放逐，無法統治大地。[69]

但她是一位典型的女戰神，不會甘於淪落。於是她去找自己的長期盟友厄倪俄（Enyo）：

坐在突出的懸崖下，殘酷的厄倪俄掩飾著被長期和平壓抑的憤怒。她苦惱，因為世人沒有了苦惱。她看著人們的歡樂，發出悲哀的呻吟。她醜陋的臉龐結了一層難看的污垢，衣服上還有干結的血痂。她的戰車向後傾斜，韁繩下垂，僵硬，頭盔的羽飾無精打采。

於是，貝婁娜慫恿厄倪俄重建戰爭的「瘋狂」。在讚美詩的結尾，所有人都呼喚埃提烏斯回到羅馬軍隊的統帥地位：

願他〔埃提烏斯〕不要代言戰爭，而是發動戰爭。願他重返過去勝利的命運。願他的戰利品不要誤導他，對金子的狂熱不要迫使他屈從於無盡的憂慮。願他的戰鬥精神得到讚揚。願他的劍忘掉拉丁姆（Latium）的血腥，重新流下敵人的鮮血。願他戰無不勝，高貴博愛。

這裡傳達的信息無疑是說，出現了一個遠遠超過汪達爾人的新威脅，埃提烏斯不得不重整旗鼓，再次拯救羅馬帝國。正是這一威脅迫使集結到西西里的軍隊又返回基地，任由汪達爾人踐踏迦太基。而西羅馬帝國只能盡可能地彌補蓋薩裡克勝利造成的後果。

於是，在公元442年，羅馬和汪達爾人簽署第二個和約，允許蓋薩裡克統治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納，可能還包括努米底亞部分地區。西羅馬帝國收回公元435年割讓給他的領地。一些法律文獻證實，帝國隨後收回毛裡塔尼亞的兩個行省〔斯提非斯和愷撒裡亞（Caesarensis）〕以及努米底亞其他地區的行政權。[70]

既然蓋薩裡克得到自己想要的，他也樂於慷慨一下，作為和平的回報。汪達爾人佔領的各行省繼續向羅馬繳納穀物作為貢品，但數量可能已經大幅減少。他還把自己的長子胡內裡克（Huneric）送到羅馬皇宮作為人質。但蓋薩裡克的勝利毋庸置疑。公元440年6月24日的法令中還稱他為「帝國的敵人」。但公元442年之後，他已成為帝國正式承認的藩屬王，頭銜是「盟邦國王及友人」（rex socius et amicus）。此外，與羅馬對待「人質」的一貫做法不同的是，胡內裡克和瓦倫提尼安三世的女兒優多西婭（Eudocia）聯姻。如前文所述，在30多年前，阿拉裡克的姻親、西哥特國王阿薩爾夫曾娶了時任皇帝霍諾留的妹妹、瓦倫提尼安三世的母親普拉西提阿。但在當時這次婚姻沒有得到認可。而現在，蠻族人的王室和帝國皇族開始考慮合法的聯姻。這在歷史上是第一次。用聯姻可以為羅馬城換取持續的糧食供應，那麼這種恥辱似乎也就可以忍受了。[71]

莫羅保蒂斯殘存的作品中有兩篇寫於這次締結和約之後。公元443年的讚美詩寫道：

佔據利比亞的〔蓋薩裡克〕斗膽以注定勝利的軍隊摧毀狄多（Dido）的王國〔迦太基〕。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充斥迦太基的城堡。自那以後，他脫下敵人的外衣，熱切地盼望通過更多的私人和約鞏固羅馬的信任，把羅馬人變成他的親戚，讓自己和他們的後代聯姻。於是，帝國統帥〔埃提烏斯〕因重獲和平而把鎧甲換成托加袍，並命令已處於和平狀態的執政官員不再敲響戰鼓，戰爭結束，各處的人們對他的戰袍充滿崇拜。[72]

莫羅保蒂斯暗示北非的淪陷不可阻擋，但同時也強調埃提烏斯盡最大可能處理困境，勸服卑躬屈膝的蓋薩裡克和帝國結成和平聯盟。一首描述鑲嵌畫的短詩繼續宣揚同樣的觀點：

衣著華麗的皇帝和皇后處於〔皇家餐廳〕天花板的中央，彷彿他們就是天上明亮的星星。他是大地的拯救者，理應得到我們的尊敬。在我們的保護人面前，一個剛被流放的人突然哀悼自己喪失的權力。勝利將世界交還到應得的人手中，輝煌的宮廷為他從遠方帶來了新娘。[73]

這個「被流放的人」是胡內裡克，他在宮廷的出現，標誌著他的臣民對羅馬的臣服，而隨後體面的聯姻在一定程度上會恢復他的尊嚴。同公元363年約維安把幾個行省和城市割讓給波斯人一樣，出於同樣的原因，公元442年將迦太基拱手讓給汪達爾人和阿蘭人也被描繪成羅馬的勝利。上帝保護的帝國絕不能承認失敗。不論採用什麼方式都必須維護其掌控一切的形象。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新的和約沒有產生災難性後果。在阿非利加，蓋薩裡克開始給予他的追隨者所期許的回報。這對他的政治生命舉足輕重。為了籌集所需資金，他沒收元老在阿非利加的地產，例如敘馬庫斯後代的地產，並重新分給自己的追隨者。這些地產被稱為「汪達爾人分得的土地」（sortes Vandalorum）。[74]一種頗具影響的觀點認為，汪達爾人只是分得國家土地稅收的一部分，而不是實際土地的全部所有權。但公元484年，維塔的維克多（Victor of Vita）主教稱胡內裡克對居住在「分得的土地」上的天主基督教徒（Catholic Christians）進行迫害。[75]這是一個有力的反面證據，證明分得的土地的確是以土地的形式發放。我們的證據表明，自約公元5世紀40年代初起，分得的土地就是以這種形式發放的。有法律文獻提到，這個時期從北非流放了大批元老院元老，其他史料也提供了一些獨立的案例。從某個敘利亞主教的書信中，我們找到至少八封推薦信，為北非一位被驅逐的名叫塞利斯提亞庫斯（Celestiacus）的地主求情，還提到一名叫瑪利亞（Maria）的婦女在東羅馬住了些時候，最終在西羅馬與父親重逢。[76]從這些流放者那裡沒收的土地為汪達爾人的安置提供了資金。

我們也有必要從汪達爾人的角度考慮安置政策。這群移民花了33年時間，追隨他們的統帥從歐洲中部出發，穿越法國、西班牙，然後來到北非。他們跋涉上萬公里，與羅馬軍隊進行過無數次交戰。他們打了很多勝仗，但這些汪達爾人和阿蘭人也傷亡慘重，尤其是公元416年至418年在西班牙與君士坦提烏斯的西哥特和羅馬盟軍的戰鬥中。而現在，或者至少是在公元442年和約簽訂後，他們終於把西羅馬最富庶的行省牢牢把握在手中。他們希望得到巨大的回報，以彌補他們承受的苦難，並嘉獎他們自公元406年以來表現出的忠誠，這完全合乎情理。如果蓋薩裡克不能滿足他們的期望，他的人頭可能也要和羅馬篡位者的一起，被掛在迦太基城郊的柱子上爛掉。我認為在這種局勢下，很難想像汪達爾人和阿蘭人會僅僅滿足於分給他們一部分稅收，而不想要土地的全部所有權。但我也並不認為他們打算從事農耕。畢竟被流放的是羅馬地主，而不是羅馬佃農。因此很有可能是原來的農民仍然在原來的土地上耕種，只是他們現在向新的地主交租。[77]

但這種情況只發生在阿非利加。蓋薩裡克統治的其他北非地區——拜扎卡納和努米底亞部分地區——並沒有發生沒收土地的事件。阿非利加是最適宜的安置地點，原因有兩點：第一，由於特定的歷史原因，這裡的大部分地主都是像敘馬庫斯家族那樣長期居住在外的元老院元老。因此在這個行省沒收土地不會引起太大騷動。第二，這裡正對西西里和意大利，具有戰略優勢，以便提防將來可能來自這兩處的羅馬軍事威脅。

顯然對於阿非利加的很多羅馬地主而言，汪達爾人的到來和之後在公元442年簽署的和約對於經濟和個人而言都是一場災難。政府盡一切可能減輕他們的痛苦。在公元443年10月19日蓋薩裡克奪取迦太基四週年紀念日那天，瓦倫提尼安三世對阿非利加的羅馬人暫時中止了慣用的經濟法，因為「他們被剝奪了財產，貧困，流離失所」。如果他們在被流放之後借錢，他們的債主不能起訴要求歸還，「直到他們收回財產為止」，除非他們「另有財產並有經濟能力」。同樣，在涉及流放前的經濟問題時，任何人不得向他們催款，也不得對欠款收取利息。在公元439年至440年流放者們剛到意大利的時候一定借了很多錢，因為當時人們都對收復迦太基信心十足。公元442年和約的簽訂使這種信心立刻化作泡影。於是瓦倫提尼安三世採取行動，保護流放者不受壞賬影響。大約7年之後，可能經過很多暗中操作，政府變得更加大方。公元451年7月13日，瓦倫提尼安頒布了另一項法案：

我宣佈……對於在敵人的暴行中被奪去財產的阿非利加貴族和土地所有者，政府將實行優惠政策，即莊嚴的帝國將竭盡所能，補償他們因命運的殘暴而失去的一切。

努米底亞的部分地區在兩次和約間隔的7年時間裡，一直都在汪達爾人手中。皇帝對其1.3萬單位的土地實行5年的稅收減免，希望以此帶動這裡恢復生產力。他還提供現金補償。在毛裡塔尼亞的兩個行省斯提非斯和愷撒裡亞，失去阿非利加或拜扎卡納土地的人在租用公有土地時享有優先權，而其他受災較小的土地所有者則從原有的租約中剔除。[78]汪達爾人佔領迦太基12年後，阿非利加一部分失去財產的地主終於通過在毛裡塔尼亞獲得新的土地，看到至少恢復部分財產的希望。我們再次看到，羅馬政府保護的是地主階層的利益。

政府受到的創傷就不那麼容易恢復了。北非原本是西羅馬預算的主要來源。但公元442年之後，北非的大部分稅收就完全喪失了，其他地區的也減少了八分之七。根據和約，拜扎卡納和阿非利加脫離中央政權的統治。儘管還留有一些穀物運輸，但這兩處的大部分稅收也喪失了。北非的其他行省或仍屬於帝國，或已歸還。公元445年6月21日，瓦倫提尼安三世針對這些行省頒布稅法。從中可以看出，努米底亞和毛裡塔尼亞－斯提非斯只能繳納原來土地稅收的八分之一。[79]除此之外，這些行省通常還要繳納一些其他稅款，作為士兵的生活補給和津貼。阿非利加在這方面又享受到減免。這些津貼原則上要折算成糧食和草料，但通常是兌換成金幣繳納。阿非利加人享受特別的兌換率，每單位稅款兌換四個蘇勒德斯（solidi，古羅馬金幣），而不是通常的五個——相當於減少20%。

失去北非最多產的行省，而剩餘地區又損失多達八分之七的稅收，這對西羅馬而言是一場財政災難。從公元5世紀40年代頒布的一系列法律條例中可以明確看出隨後的財政困難。公元440年和441年，政府採取初步措施，從現有的現金來源中最大可能地抽稅。公元440年1月24日頒布的法令撤銷帝國特別減免稅收的所有現有措施。[80]同樣還有同年6月4日的法令，削減政府官員——廷臣——外出收稅時額外留給自己的份額。[81]公元441年3月14日，政策更加緊縮。原先享受稅收優惠而從國庫按年租用的土地，現在要按正常稅率收稅，還包括所有教會用地。此外，法令還將目光轉向原先高級權貴的土地不需要繳納的各種小型稅：「軍事道路的修建和維護，武器生產，城牆修繕，糧食供給，以及其他有利於偉大的公共防禦事業的公共事務。」有史以來第一次沒有人可以免責。下面就是他們的理由：

過去的皇帝……在一個物資豐富的年代將這些特權賜給功勳卓著的人，對其他的土地所有者沒有太大的損害……然而在現在的困難時期，這種做法顯然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82]

由地主統治又服務於地主的西羅馬政權，在公元5世紀40年代初被迫大幅減少長期以來提供給最重要的擁護者的稅收優惠。稅基損失的危害逐漸顯現出來，宮廷顯貴們不得不減少他們一直享有的特權和優待。沒有什麼比這更能體現財政危機的嚴重程度了。

羅馬史學家通常認為，帝國後期花在軍隊上的稅收大約占三分之二。這與實際情況相差無幾。那麼當帝國稅收大幅縮減的時候，軍隊必然是最大的受害者。已經沒有什麼大的方面能削減開支了。而且可想而知，公元440年至441年的零星政策不足以彌補阿非利加稅收的整體損失。在公元444年的最後三個月，另一條帝國法令承認：

我們確信每個人都認為，維持強大的軍隊以備……國家不時之需，其重要性無以復加。但是我們已無能為力，因為為了處理一項事務已經花費很多經費……必須把全體人民的安全放在首位……納稅人已經竭盡全力，但仍無法供養新近宣誓入伍的士兵，甚至也無法供養原有的士兵。現在看來，納稅人已無法為軍隊的糧食和服裝提供足夠的供給。

承認納稅人「竭盡全力」，對他們表示同情，是政府的懷柔政策。法令的核心條款實際上是要另外徵收4%的營業稅，買賣雙方各攤一半。法令繼而明確指出，帝國在現有稅收基礎上，已無力支撐當前局勢所需的軍隊規模。毫無疑問，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

我們無法明確計算北非在西羅馬帝國造成了多大的財政缺口。但我們可以算出僅努米底亞和毛裡塔尼亞－斯提非斯兩地的稅收損失所造成的軍隊削減情況。從公元445年法令中提到的數字可以算出，這些行省由於新的免稅政策造成的稅收損失總計達到每年106200蘇勒德斯。[83]一名普通的野戰軍步兵每年的開銷大約是6蘇勒德斯，騎兵是10.5蘇勒德斯。[84]這就意味著，單是努米底亞和毛裡塔尼亞減少的稅收就說明，部隊減少約1.8萬步兵，或約1萬騎兵。當然這還不包括較富裕的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納。這兩個行省的稅收全部喪失了。因此北非稅收減少的總量標誌著軍隊減員近4萬步兵，或2萬以上的騎兵。除這些損失以外，當然還有公元405年後那段時間產生的損失。如第五章所述，到公元420年，為了彌補野戰軍的嚴重損失，政府將駐地部隊提升為野戰軍，沒有招募正規的野戰軍部隊。我們在《羅馬帝國百官志》中沒有找到公元5世紀40年代初最新的軍隊列表（人員部署）。但是如果有的話，一定會顯示自公元420年後人數的進一步大幅減少。因此，只消一個巨大的新威脅就能迫使埃提烏斯取消東西羅馬的聯合遠征軍，接受災難性後果。

這次威脅來自哪裡？莫羅保蒂斯在公元443年讚美詩的殘篇中至少對此有所影射，但沒有直言。戰爭女神貝婁娜說：「我將召喚遠在北方的民族，來自法西安（Phasian）的陌生人將沿著台伯河逆流而上。我將聚集各個民族，撕毀王國間的和約，宮廷皇室將在我的怒火中陷入混亂。」然後她向厄倪俄下達命令：「讓野蠻的民眾投入戰爭，讓塔內斯（Tanais）在無名的地方奔騰，帶去斯基泰人的箭羽。」[85]

從斯基泰來的會射箭的遊牧民族？在公元5世紀中葉，這只有一種可能——匈人。匈人的確是迫使北非遠征軍放棄從西西里出海的新問題。就在遠征軍為出發做最後準備的時候，匈人越過多瑙河，向東羅馬的巴爾幹地區發動襲擊。君士坦丁堡把駐守在多瑙河前線的軍隊都派往了迦太基，現在只得將他們立刻召回，放棄任何消滅蓋薩裡克的努力。而我們已經看到，在整個公元5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匈人都是羅馬的主要盟軍，維護埃提烏斯的政權，並幫助他打敗勃艮第人，遏制西哥特人。在這種態度轉變的背後隱藏著另一個導致羅馬滅亡的關鍵人物。下面就讓我們來認識一下匈王阿提拉。

第七章

匈王阿提拉

自公元441年至453年的十多年間，在歐洲歷史上佔據支配地位的是一系列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戰役——「上帝之鞭」阿提拉的傑作。史學家對他的評價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自吉本之後，他通常被視為一位軍事和外交天才。在20世紀40年代，愛德華·湯普森（Edward Thompson）曾試圖糾正這一觀點，將他描繪成一個失敗者。對與他同時代的基督徒而言，阿提拉的軍隊就像是全能上帝手中揮舞的鞭子。他的異教徒軍隊遍佈歐洲，鞭笞著那些上帝選出的羅馬皇帝。羅馬的帝國理念很擅長解釋勝利，但在解釋失利方面就不那麼得心應手了，尤其是敗在非基督徒手下。為什麼上帝會容許異教徒殲滅他的子民？公元5世紀40年代，匈王阿提拉將毀滅的種子從君士坦丁堡一直散播到巴黎城門前，促使人們提出了這個從未提過的問題。那個時代有人這樣說：「阿提拉讓整個歐洲化為齏粉。」[1]

失去阿非利加

阿提拉初登歷史舞台時，是與他的兄弟布勒達（Bleda）共同統治匈人。兩人從他們的叔叔盧阿〔Rua，或盧嘉（Ruga）〕手中繼承了統治權（公元435年的11月，盧阿仍然在世）。[2]東羅馬帝國派遣使節出訪阿提拉和布勒達的最早記錄是在公元438年2月15日之後的某個日子。兄弟倆可能直到公元5世紀30年代末，很可能是遲至公元440年才掌權。和其他新政權一樣，他們初一上台就改變政策。與君士坦丁堡的初步接觸使他們決定重新協商雙方的關係。雙方代表在上默西亞多瑙河河畔的馬爾古斯城外會面（地圖11）。公元5世紀的史學家普裡斯庫斯記錄了這樣一個細節：「〔匈人〕認為下馬商談不妥。因此，羅馬人顧及自己的顏面，在見面時選擇同樣的方式，避免一方騎在馬背上說話，而另一方站在地上。」[3]

新協議最突出的變化是，給匈人的歲貢從每年350磅黃金增加到700磅。條約中還包括遣返羅馬戰俘、貿易設立的地點和方式，以及羅馬將不再接收來自匈人帝國的叛逃者等條款。然而，儘管歲貢增加，新協議仍未能讓匈人的兩位新首領滿意。此後不久，可能是在公元440年年底至441年年初，在一次貿易過程中，匈人「商人」突然亮出武器，佔領舉辦貿易的羅馬要塞，殺死守衛和一些羅馬商人。據普裡斯庫斯記載，當羅馬使節抗議此事時，匈人反駁道：「馬爾古斯的主教進入他們的領地，褻瀆匈人的王室陵墓，並偷走價值連城的隨葬品。」然而，主教版的奪寶奇兵故事只是個借口。借此機會，叛逃者的問題被重新提起。阿提拉和布勒達以戰爭相威脅，要求羅馬立刻交出匈人叛逃者（包括那位主教）。羅馬並沒有照辦。等到戰季來臨，匈人大舉渡過多瑙河，攻陷邊境上的要塞和城市，包括羅馬在費米拉孔（Viminacium）的主要軍事基地。

此時，馬爾古斯的主教恐慌起來。他與匈人做了一筆交易，如果匈人撤銷對他的指控，他將拱手讓出自己的城市。阿提拉兄弟趁此良機又佔據一個戰略要地，並充分利用馬爾古斯的優勢。馬爾古斯是打通橫貫巴爾幹半島羅馬軍事要道的關鍵。匈人很快開始圍攻幹道上的下一個要地：納伊蘇斯（現在的尼什）。幹道在納伊蘇斯一分為二，一條大體上向正南通向塞薩洛尼基，另一條向東南經塞爾迪卡（現在的索非亞）直達君士坦丁堡。拿下這個岔路口至關重要。這次，普裡斯庫斯為我們留下了詳細的攻城記錄：

當……匈人把大批攻城裝備運到城牆下……面對烏雲般的流矢，城垛上的守軍放棄抵抗，撤離城垛。攻城槌也出現在戰場上。這是一種巨型裝置，在斜搭的木架上用鎖鏈橫吊著一根撞槌，撞槌前端裝有金屬尖頭和隔板……以保障操作者的安全。槌的尾端裝有短繩，操作者用力將撞槌朝目標反方向拉起，然後再鬆開……守軍從城牆上滾下馬車大小的巨石……一些攻城槌被砸壞，操作的匈人也被砸死。但守軍仍無力抵禦如此眾多的攻城裝備。隨後，敵人架上雲梯……蠻族人從攻城槌撞出的缺口和雲梯攻進來……城市淪陷了。

在過去，人們對這段話的真實性有所懷疑。它明顯借鑒了修昔底德（Thucydides）有關古代攻城戰役的著名描述。修昔底德筆下的這場攻城戰是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初期的普拉提亞（Plataea）戰役。描述如此相似，人們通常會認為整個故事純屬捏造。但在古代，作者展示其學識是情理之中的事，讀者也樂於看到他們引經據典。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因為普裡斯庫斯借鑒著名史學家的一些詞句，就認為整個戰事是虛構的。[4]我們知道，不管怎樣，納伊蘇斯在公元442年被匈人佔領。

在同東羅馬帝國的首次交戰中，阿提拉和布勒達已經證明他們有攻佔固若金湯的羅馬要塞的軍事實力。儘管他們在奪取馬爾古斯時玩了點花招，但費米拉孔和納伊蘇斯都是巨大而堅固的要塞，而他們依然能夠強行攻破。這意味著在歐洲戰爭的舞台上，羅馬和蠻族之間的軍事力量平衡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如前文所述，巴爾幹半島最近一次遭受嚴酷攻擊是在公元367年到382年之間。侵襲者是哥特人。這些哥特人雖然能夠奪取一些較小的防禦基地或追逐散兵，但對高牆內的大城市只能望而興歎。因此，儘管有時候會出現食物短缺，巴爾幹半島的羅馬城市基本上仍能完好無損地撐過戰爭（參見本書第四章）。西日耳曼尼亞的情況也是如此。羅馬軍隊深陷內戰之時，萊茵河邊境的部落有時會進犯帝國的大片領土，例如公元4世紀50年代初，馬格嫩提烏斯和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內戰餘波中的阿曼尼人。但他們的作為僅止於佔領城郊，破壞小型瞭望塔。他們並沒有嘗試攻擊那些固若金湯的主要防禦中樞，例如科隆（Cologne）、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施派爾（Speyer）、沃爾姆斯（Worms）、美因茨等。這些城市基本上都沒有遭到破壞。[5]現在，匈人卻能夠成功攻陷這樣的要塞。

沒有史料記載他們是如何獲得攻城技術的。是他們在大草原上本身就有的，還是新近習得的？攻城技術在對抗哥特人和其他黑海北部部落時幾乎用不到。有關匈人自公元4世紀70年代起作戰的記載主要集中描述了他們在開闊戰場上的騎射技能。但如果這些匈人曾屬於早先的匈奴聯盟（參見本書第四章），後者在與中國的對抗中確實會有攻城的需要。此外，在古典時期晚期，即便無名的遊牧部落也希求佔據絲綢之路上那些固若金湯的富饒城市，或至少對它們施壓。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具備一定的攻城能力也很重要。[6]另一方面，在公元5世紀40年代之前，匈人曾受雇於埃提烏斯，很可能還有之前的君士坦提烏斯。因此，他們有可能通過仔細觀察羅馬軍隊作戰，習得攻城技術——在不同時代，羅馬的技術和裝備都曾迅速被蠻族人採用。就在公元439年，匈人輔助部隊還協助西羅馬的軍隊圍攻圖盧茲的哥特人，從而直接見識了圍攻作戰。總的來說，我認為，匈人成功攻佔費米拉孔和納伊蘇斯，更有可能是表明他們新近發展了一項新的作戰技術。人員情況對於攻城戰成功與否也同樣重要。製造和操作作戰裝備、挖戰壕以及發起總攻都需要人員。在本章稍後我們會看到，即便攻城裝備的設計並非創新，但直到不久前匈人才具備如此規模的人力。

不論他們是如何獲得攻城技術，這些蠻族奪取關鍵防禦中樞的作戰能力在戰略上對羅馬帝國造成了巨大衝擊。固若金湯的重鎮是帝國控制其領土的核心。然而，雖然費米拉孔和納伊蘇斯的失陷意義深遠，但此刻最為關鍵的是匈人選擇與君士坦丁堡初戰的時機。當時東西羅馬帝國的遠征軍正集結在西西里，意欲從汪達爾人手中奪回迦太基。前文已經提到，這支遠征軍中東羅馬的軍隊大多是從巴爾幹半島抽調的野戰軍。顯然，匈人對此瞭如指掌。在羅馬邊境地區，消息傳遞很快。因此很難隱藏從駐地大量撤軍的事實。[7]我認為，君士坦丁堡方面在阿提拉和布勒達統治初期輕易地將歲貢提升到700磅黃金，是想借此爭取足夠的喘息時間，遠征阿非利加。要真是這樣，君士坦丁堡的當權者們就大錯特錯了。匈人並沒有被收買，反而決定進一步利用羅馬此時的弱點。他們心懷不軌，大舉渡過多瑙河。這樣一來，君士坦丁堡方面就不得不從西西里撤軍。東羅馬帝國丟失了三個主要基地——費米拉孔、馬爾古斯和納伊蘇斯（儘管後者在命令下達時可能還沒有淪陷）。這對羅馬而言史無前例。在這種情況下撤軍，也情有可原。現在，匈人軍隊牢牢佔據這條橫跨巴爾幹半島直指君士坦丁堡的軍事要道。阿提拉不用親臨北非，就在第一次征戰中迫使東西羅馬帝國放棄收復北非這一重要計劃。匈人對羅馬帝國造成巨大的戰略打擊，其結果和兩個世紀前波斯人造成的結果一樣影響深遠。當然，匈王阿提拉的故事並未就此結束。他有很長遠的規劃。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東西羅馬帝國都將感受到他的力量。

生於紫室

公元5世紀40年代，匈人不斷擴大對西羅馬的戰略影響已顯露無遺，但阿提拉統治其他方面的影響就沒這麼明確了。公元4世紀70年代，匈人第一次入侵歐洲邊界時還不具備讀寫能力。70年後仍然如此。因此匈人甚至沒有留下任何有關他們最偉大首領的記錄。而羅馬史料則一如既往，更多的是關注外來部落對帝國的政治、軍事影響，而非記錄他們的事跡。因此，一些意義重大的內容，尤其是這些部落的內部歷史，則很少或是沒有被提及。同奧林匹奧多羅斯有關公元5世紀最初20年的記載一樣，我們只能為來自色雷斯帕尼翁（Panium）的羅馬史學家普裡斯庫斯作品的流失深感惋惜（上文已引用過他的記述）。然而，這次我們又很幸運，因為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的作品中保留了普裡斯庫斯作品的一些重要選段。這位公元10世紀的拜占庭皇帝不問國事，愛好文學。

紫衣貴族（Porphyrogenitus），希臘文指「生於紫室」，為我們瞭解這位中世紀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的困境提供了有力線索。他生於公元905年，「智者」利奧六世（Leo VI「the Wise」）皇帝之子。利奧六世去世時，君士坦丁七世年僅7歲。公元10世紀是一個帝國擴張的年代。伊斯蘭教世界政治統一的局面崩潰，小亞細亞和近東邊境上的一些伊斯蘭教地區被拜占庭軍隊輕易拿下。軍事勝利使皇帝不斷分發戰利品，獎賞土地。這又相應地在君士坦丁堡內部催生了一個自信但又野心勃勃的軍官階層，為政治權力爭奪不休。然而，君士坦丁七世最有利的資本是出生在皇宮的紫室。這使他成為賦予新近獲勝的指揮官合法性的一個有力工具，或是聯姻，或是升任他為共治皇帝。但這就是問題所在。這些受他提拔的人勢力太過強大，以至於他只有在生命的最後14年裡，即公元945年到959年，才在名義上成為帝國唯一的統治者。即便是那段時間，他也不過是一位有名無實的皇帝而已。[8]同霍諾留皇帝一樣，君士坦丁七世漫長而無意義的統治偶爾也有閃光點。前者的事跡在本書第五章和第六章有所提及。不同的是，霍諾留全部精力都用於擔心下一次篡位何時發生，而君士坦丁七世則全心投入文化事業。他最擔心的是拜占庭會喪失它的傳統文化遺產。

君士坦丁七世突發奇想，開始給古代所有的偉大作品編纂摘錄，以保存古典文化。他在其中一卷作品的序言中寫道：「需要收錄的作品數量龐大，即便只是想像一下也是一件費神的事，而且這項工程規模浩大，任務艱巨。有鑒於此，我認為有必要摘取有用的內容，再重新組合。這樣就可以擴大這些知識的流傳範圍。」他總共計劃編纂53卷摘錄，分別命名為《勝利篇》（Excerpts concerning Victories）、《國家篇》（Excerpts concerning Nations）等。我們知道其中23卷的名稱，但現存有全本或殘篇的只有其中的4卷。[9]單這些存本的現代版本就有厚厚的6部。據估計，這還只是君士坦丁七世原工程的三十五分之一。經過中世紀唯一存留下來的全本是第27卷手稿——《出使篇》（Excerpts concerning Embassies）。內容包含兩部分：羅馬派到外族的使節，以及外族出使羅馬的使節。但這卷手稿也差點失傳。最初的手稿毀於1671年馬德里埃斯科裡亞宮（Escorial Palace）圖書館的大火。幸運的是此前已存留了副本。[10]第27卷的兩部分都廣泛摘錄了普裡斯庫斯的史料。我們還真得感謝君士坦丁七世。如果沒有他，我們對阿提拉將一無所知。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君士坦丁七世擬定的分卷名稱雖然累贅，但十分精準。《出使篇》的內容確實都與使節有關。摘錄主要集中在外交方面，同時也會偶爾提及軍事等其他信息。因此，我們不光獲知阿提拉和君士坦丁堡談判的確切內容——我們稍後將會看到，普裡斯庫斯在談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還瞭解了匈人的戰爭機器及其內部政治格局。這些內容大部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在普裡斯庫斯散佚的史料中有詳細記載。但我們求而未得的是君士坦丁七世的《羅馬對外重大戰役篇》（Excerpts concerning Big Battles between the Romans and Foreigners），他應該寫過這樣一個分卷。失傳的分卷中有一卷名為《勝利篇》。鑒於匈人屢戰屢勝，這卷書裡可能沒有摘錄多少普裡斯庫斯的史料。雖然我們有很多普裡斯庫斯關於羅馬－匈人外交的精彩敘述，但我們仍只能通過其他史料來拼湊出阿提拉的征戰及其統治的其他細節。

英雄隕落

古代的後勤補給比較落後，公元441年東羅馬派往北非的遠征軍儘管當年就從西西里撤出，卻沒能及時趕回巴爾幹半島。公元442年納伊蘇斯失陷後，君士坦丁堡簽訂了屈辱的和平協議。由於君士坦丁七世的隨從沒有摘錄普裡斯庫斯史料中的相關片段，我們不知道條約的確切內容。但後來幾次談判中也提到這個條約，因此我們仍能清晰瞭解其大致情況。可以想見，歲貢進一步提高：保守估計可能是每年1400磅黃金——在公元447年上升到2100磅黃金，1400磅是個折中值（公元441年至442年戰爭爆發之前是700磅）。這個數字還要足夠龐大，否則截至公元447年拖欠的款項就不會達到6000磅黃金。除此之外，匈人首領繼續就叛逃者和羅馬囚犯問題施壓。毫無疑問，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也向匈人傾斜。[11]

君士坦丁七世的摘錄方法意味著，普裡斯庫斯對公元5世紀40年代的敘述脈絡已難以恢復。因此我們需要對照其他史料來重新排序存留的外交片段。在這種情況下，重構這段歷史就取決於拜占庭編年史作者塞奧法尼斯（Theophanes）在公元9世紀所做記載的授信程度。如果我們大致接受他的敘述結構，並按照相應的時間順序整理普裡斯庫斯的史料片段，就會發現，在公元441年至442年的戰役之後，阿提拉在巴爾幹半島又向東羅馬發動了兩次進攻，並取得勝利。一次是公元443年，在克森尼索（Chersonesus）擊敗一支羅馬軍隊；另一次是公元447年，匈人兵臨君士坦丁堡城下。然而，奧托·J.曼辰-海爾芬（Otto J. MaenchenHelfen）提出可信的證據，推翻塞奧法尼斯的可信性。[12]這位非凡的匈人史學家曾於1929年在蒙古西北部與一群突厥語族的遊牧民共同生活了數月。他還精通希臘語、拉丁語、俄語、波斯語和漢語。此外，他觀察細緻，邏輯縝密。曼辰-海爾芬並不是第一個挑戰塞奧法尼斯可信度的人，但他確實完成了最終決定性的一擊。他證明塞奧法尼斯在記錄阿提拉治下的匈人時非常籠統，錯誤地將發生在公元5世紀40年代的所有事件都歸在公元449年至450年間。透過曼辰-海爾芬的證據，結合我們所知道的信息，我們顯然能夠得出以下結論：公元442年之後，阿提拉和東羅馬帝國之間僅在公元447年有過一次交戰，而非兩次（地圖11）。[13]

衝突的演變過程顯而易見。東羅馬之所以做出讓步，並簽訂公元442年至443年的條約，包括提高歲貢的黃金數目，僅僅是因為當時他們處於虛弱期，巴爾幹半島的大部分軍隊都遠在西西里。軍隊返回後，他們的態度立刻變得強硬起來。大約在公元443年或稍晚些時候，羅馬當局就不再進貢。因此，直到公元447年，欠款累計達6000磅黃金。如果從公元442年擬定和約開始計算，每年的支付額的確是1400磅的話，東羅馬只進貢不到兩年就叫停了。[14]隨之而來的還有一系列應對措施。公元443年9月12日，一條關於確保軍備的法令正式生效：「我們命令每位公爵〔駐軍指揮官〕必須恢復士兵人數到以往水平……必須致力於加強他們的日常訓練。此外，我們還委託各位公爵負責營地以及巡邏艇的保養維修工作。」[15]通過大量招募伊索裡亞人（Isaurians，來自小亞細亞西南部的西裡西亞高地，通常為盜寇），東羅馬野戰軍的軍力也有所提高。[16]萬事俱備，東羅馬對於瓦解匈人的優勢充滿信心。

匈人高層的一次騷動進一步加強了他們的信心。公元444年或445年，阿提拉謀殺自己的兄弟布勒達，獨攬匈人大權。普裡斯庫斯有關此次謀殺的記載都悉數流失。因此我們只知道事件發生的年代，卻無從得知其起因和經過。但這件事正巧發生在東羅馬籌劃推翻公元442年至443年簽訂的和約之際。顯然，君士坦丁堡趁機中止歲貢，同時也不用擔心立刻遭到報復。因為獨攬大權的匈人新王正在忙於鞏固自己的政權，無暇發動大規模戰役。不過，雙方都在為迎接一次實力的較量緊鑼密鼓地準備著。公元447年，戰爭終於爆發了。

首先發難的是阿提拉。他派使節前往君士坦丁堡，抗議他們拖欠歲貢以及並未移交叛逃者。而東羅馬僅僅答覆說他們已經做好會談的充分準備，再無其他反應。於是阿提拉發兵橫掃整個多瑙河流域，一路摧毀各邊境要塞。可憐的原駐地部隊，自公元443年的法令頒布之後，本該士氣大振，卻不敵匈人。阿提拉遇到的第一座大型要塞是拉提亞里亞——達契亞行省拉提亞里亞河附近的重鎮。很快它就淪陷了。之後匈人鐵騎沿多瑙河西進，直指哈伊莫司山北部。在那裡與羅馬軍隊爆發第一場惡戰。巴爾幹半島東部野戰軍的指揮官（色雷斯野戰軍主帥）是阿爾尼吉斯庫魯斯（Arnegisclus）。他們從馬西安諾堡的指揮部傾巢而出向東北推進，在烏塔斯河（Utus）迎戰。據說，羅馬人在戰鬥中表現勇猛，但還是被擊潰了，而阿爾尼吉斯庫魯斯本人也在他的坐騎被殺之後下馬繼續力戰而死。勝利為匈人打通了哈伊莫司山的各山口。他們蜂擁南下，直到色雷斯平原。阿提拉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東羅馬帝國的首都。

公元447年1月27日，凌晨兩點多，君士坦丁堡突然發生地震。黃金門（Golden Gate）一帶整個區域化為廢墟。更糟糕的是，巨大的城牆也有一段倒塌了。當時阿提拉即將入侵，但地震的消息可能改變了他的進攻路線。等他趕到那裡時，危機已經過去。東羅馬的禁衛軍長官君士坦提努斯已經動員各路人馬清理護城河的瓦礫，並重建了城門和瞭望塔。截至3月底，地震造成的損毀不但已經修復完畢，而且如一紀念碑文所說：「即便是女神雅典娜（Athene）也不可能做得比這更快更好。」[17]阿提拉的軍隊還沒有靠近君士坦丁堡，攻陷它的時機就早已經過去了。匈人軍隊的推進並未演變成圍城戰，而是引發了這一年的第二場大戰。雖然色雷斯的野戰軍被擊潰散逃，但東羅馬仍然有中央野戰軍駐紮在首都周圍，就在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兩側。隨後這些部隊在克森尼索集結，跟敵人再度激戰，並且又一次潰敗。

阿提拉雖然沒能攻入君士坦丁堡，但他已經打到黑海和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的海岸，分別抵達西斯塔斯（Sestus）和卡利波利斯〔Callipollis，現在的加利波利（Gallipoli）〕（地圖11），控制巴爾幹半島其他所有地區。隨後，他利用自己的統治，在巴爾幹半島的各羅馬行省造成了可怕影響。獲勝後，匈人兵分幾路，四處襲擊，向南一直突襲到溫泉關（Thermopylae），也就是近百年前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Leonidas）率領希臘軍隊抵抗波斯大軍那場著名戰役的戰場。我們經常會看到匈人蹂躪巴爾幹半島的記載，比如在大約同時代的色雷斯人伊達提烏的生平中提到：

那些匈人蠻族……如此強大。他們攻佔數以百計的城鎮，幾乎使君士坦丁堡陷入絕境，人心惶惶，爭相逃命，甚至連僧侶們都想逃往耶路撒冷……他們摧毀色雷斯，使它再也無法復甦到之前的盛景。[18]

一百隻是一個大概的數字，並不可信。但毫無疑問，大量要塞被攻佔和摧毀了。塞奧法尼斯稱，除了哈德良堡和赫拉克利亞（Heracleia）之外的所有地方都落入匈人之手。而其他史料還列舉了一些受害地區的名字：拉提亞里亞——戰爭的發源地、馬西安諾堡、菲利波波利〔現在的普羅夫迪夫（Plovdiv）〕、留萊布爾尬茲（Arcadiopolis）以及康斯坦蒂亞（Constantia）。這份列表包括巴爾幹半島的大多數羅馬重要城鎮，顯然還有很多小地方也毀於戰火。我們還有一些確鑿的證據來說明對於這樣的羅馬重鎮而言，橫遭匈人佔領意味著什麼。如前文所述，巴爾幹半島北部有一個差不多被完全發掘出來的羅馬重鎮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魯姆，位於哈伊莫司山北麓。跟迦太基一樣，這個地方在中世紀被遺棄，也沒有在上面興建新的城市，因此經過長期的發掘之後，我們得以一窺當時城市的原貌。在公元376年至382年的哥特戰爭期間，尼科波利斯周邊鄉村的富人別墅都被洗劫一空。很可能是哥特掠奪者所為。這些別墅再也沒有被重建。但從公元4世紀80年代末起，大量富人在城市中心蓋起了房子。到公元5世紀上半葉，已經佔據城市的49%。一個合理的猜測是，當地的羅馬地主們在公元376年之後，由於日益加重的不安全感，紛紛搬進有高牆保護的城市裡，同時仍然作為長期居住在外的地主經營著自己的地產。考古發掘發現，這些房子以及整個城市中心的最後一個地層顯示出曾遭受過巨大破壞。發掘出的錢幣按發行時間排序也大體完整，截止於公元5世紀40年代中後期。

因此，顯然我們在這座古老城市中所看到的破壞都是公元447年阿提拉的匈人軍隊襲擊和洗劫的結果。稍晚一些時候，城市部分得以重建，但重建面積很小，整個地區也已面目全非。考古發掘顯示，以往華麗的宅邸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教堂建築群、一些簡陋的小房子以及幾座行政大樓。哈伊莫司山北麓的羅馬式城市發展的成果，整個巴爾幹半島自公元1世紀和2世紀開始，歷時三百來年羅馬化的成果就這樣被匈人毀滅了，再也無法重現。公元410年哥特人在羅馬得到補償就打道回府，是一次愜意的、小小的洗劫。這次顯然不同，我們在尼科波利斯看到的是一次大規模的破壞。[19]

很難說是否所有被匈人襲擊的地方都有這樣的遭遇。在那些倖免於難的地方中，最有名的就是坐落在一座易守難攻山頂之上的艾西馬斯（Asemus）小鎮。憑藉著武裝和組織，鎮上居民不僅挺過阿提拉的風暴，還俘獲一批匈人俘虜。他們的城鎮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還經受住了更多風暴的考驗。[20]但毋庸置疑，公元447年的這場戰役對於巴爾幹半島的羅馬人來說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災難。兩支主力野戰部隊戰敗，大批要塞失陷，其中一部分甚至被摧毀。因此，在克森尼索再次戰敗之後，東羅馬被迫求和也就不足為奇了。普裡斯庫斯史料的一份摘錄讓我們瞭解了和約的條款內容：

〔所有〕叛逃者必須移交給匈人，並支付6000磅黃金以補足之前拖欠的歲貢；從今往後的歲貢標準定為每年2100磅黃金；每一個在〔與匈人的〕戰爭中被俘，且沒有支付贖金就逃回本土的羅馬囚犯都需要支付12蘇勒德斯〔1/6磅黃金〕贖金……以及……羅馬不得接納任何叛逃的蠻族。

普裡斯庫斯接下來自嘲地評論道：

羅馬人假裝他們自願簽署了協議。但事實上是由於他們的指揮官們被巨大的恐懼攫住，出於對和平的渴望，才不得不欣然接受所有的強制條款，無論多麼苛刻。

毫無疑問，宣傳機器又開始解釋羅馬這次最新「勝利」的前因後果了。當稅務官來敲門時，沒有人還會對事情的真相抱有任何懷疑。普裡斯庫斯接下來描述了籌齊拖欠的歲貢是項多麼艱難的工作：「甚至連元老院的每一位元老都根據自己的位次捐獻了一筆定額的黃金。」同西羅馬在迦太基失陷後一樣，公元447年簽訂的這個和約條件苛刻，致使稅收優惠政策至少是被部分取消。政府肯在金錢方面打擊自己最重要的支持者，這清楚表明，同阿提拉的戰爭已經嚴重削弱君士坦丁堡當局，使他們走投無路。

即便只從殘存的史料片段來看，阿提拉在公元5世紀40年代的輝煌業績也已顯露無遺。但我們還遠未能理解他為何如此成功，以及之前都一直滿足於獲取適量歲貢的他又為何徹底改變匈人與羅馬帝國之間的關係。讓我們來審視這個恐怖統治背後真實的阿提拉。

探尋阿提拉

相比其他公元4世紀晚期和5世紀的「蠻族」首領，我們對阿提拉瞭解更多。這是因為史學家普裡斯庫斯步奧林匹奧多羅斯及其鸚鵡的後塵，在他們出使匈人領地40年後，也踏上了匈人的領土，最終來到這位大人物面前。普裡斯庫斯完整地記錄了他的出使經歷。公元449年，普裡斯庫斯的朋友，一個名叫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的傑出幕僚，不幸抽到下下籤，成為羅馬使團的最新成員，跋涉北上試圖平息阿提拉的怒火。馬克西米努斯的任務是處理兩個尚待解決的問題：其一是長期以來的匈人叛逃者問題；而另一個則是關於多瑙河南部一片「五天路程範圍」的領土——阿提拉在公元447年獲勝之後就奪走了這片領土。匈人希望羅馬人撤出這片地區，也許是想在羅馬跟匈人領土之間製造一塊緩衝區域。他們抱怨說一些當地的羅馬人仍在那裡耕種。而羅馬的策略則是想讓阿提拉的得力助手奧尼吉修斯（Onegesius）參與談判，期望他對阿提拉有足夠的影響力，說服阿提拉達成協議。然而，他們也很清楚，如果阿提拉一時興起，這兩個問題很可能會成為他再度開戰的借口。

在使團出發之前，還有許多準備工作可做。我們從第三章有關狄奧法內斯的內容可以體會，即便有公共交通系統作為後勤支持，羅馬官員在帝國境內出行還是相當麻煩的。去往帝國境外就更加困難了。狄奧法內斯除了必須隨身攜帶各種生活器皿和奴隸之外，還得準備介紹信以及禮物送給沿途可能遇到的要人。作為外交使節，特別是面對出使潛在敵國這樣一個敏感任務，馬克西米努斯和普裡斯庫斯都急於消除對方敵意，就更需要準備大量貴重禮物。據我統計，普裡斯庫斯記錄了至少在五個不同場合送出禮物，很可能還在其他場合送了禮。我們的主人公送給同行匈人使者絲綢和珍珠。慇勤招待使團的布勒達遺孀也收到了「禮物」——但沒有詳細說明是什麼禮物。使團見到阿提拉本人後，也當面呈獻了禮物。他們送給奧尼吉修斯黃金，請求他從中斡旋，還向阿提拉的王后克蕾卡（Hereka）贈送了更多禮物。顯然，每位使節都攜帶了大量黃金、絲綢、珍珠，也許還有白銀和寶石。儘管普裡斯庫斯沒有明確提及，但和隨行的奴隸一樣，使團中可能還有一支武裝衛隊。

使節們還學習外交禮節。有些行為很顯然會引起不快。與阿提拉同行時必須走在他身後，絕不能超過他。在阿提拉附近宿營時，必須把帳篷搭在地勢更低的地方。這些都是基本細節，因為阿提拉的營帳才是最重要的。馬克西米努斯和普裡斯庫斯在第二點上還是犯了錯，只得離開。[21]但作為羅馬使節，保持自己的尊嚴也是必要的。他不能為了引起匈人權貴的注意而總在阿提拉的營帳逗留。這時就該普裡斯庫斯出面了，這也是他來此的原因。他們各自的分工在普裡斯庫斯的記錄裡表述得相當明確：在跟奧尼吉修斯打過首次交道後，「〔奧尼吉修斯〕指定我負責跟他協商我們期望解決的問題——因為馬克西米努斯身為官員，不便經常拜訪。之後，他便離開了」[22]。簡而言之，普裡斯庫斯擔任馬克西米努斯的中間人，以保全羅馬使節的尊嚴和地位。同時他也是出使的重要成員，也得瞭解事情的進展情況。這樣一來，他就有了得天獨厚的優勢，為自己的新書做記錄。

有多少羅馬使節出使匈人領地，我們無從得知。普裡斯庫斯只是圍繞三個人展開敘述：馬克西米努斯、他自己，還有翻譯官維吉拉斯（Vigilas）。這個維吉拉斯曾參加過公元447年議和的使團。[23]與他們同行的還有兩位匈人使臣，埃德科（Edeco）和俄瑞斯忒斯（Orestes）。後者是羅馬人，出身於潘諾尼亞。該行省被埃提烏斯移交給匈人之後，俄瑞斯忒斯最終在阿提拉的手下效力。公元449年早些時候，這兩位使臣及大批隨從來到君士坦丁堡，提出匈人方面的要求，而現在馬克西米努斯回訪的任務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這就是古代穿梭外交的步調。

雙方使節從君士坦丁堡向西北方向出發，取道橫穿巴爾幹半島的主要軍事幹道。經過13天的極速旅程後，他們抵達距離東羅馬首都500公里的塞爾迪卡。這時，羅馬人決定舉辦一場晚宴來打破僵局。他們為此從當地人手裡買來牛羊。直到祝酒前一切都進展順利：「乾杯時，蠻族人讚頌阿提拉，而我們則稱頌狄奧多西〔東羅馬的皇帝〕。然而這時，維吉拉斯說不應將人跟神來相提並論，言外之意是說阿提拉不過是凡人，但狄奧多西則是神。這樣就激怒了匈人，他們變得激動和暴躁。」

羅馬方面採取靈活變通的方式，挽救了這一天：「我們把話題轉向其他方面，通過友好的方式平息他們的怒火。晚宴後我們離開時，馬克西米努斯用絲質服裝和珍珠作為禮物打動了埃德科和俄瑞斯忒斯。」

局面又回到了其樂融融的狀態，然而發生了一件相當蹊蹺的事情——至少當時看起來是這樣。匈人在等待返回帳篷時，俄瑞斯忒斯說，他很高興馬克西米努斯和普裡斯庫斯沒有犯下與君士坦丁堡當局一樣失禮的錯誤，只宴請埃德科，沒有邀請他。普裡斯庫斯和馬克西米努斯都沒有聽出俄瑞斯忒斯的弦外之音。但這句話的重要性不久之後就會顯現出來。[24]

接下來的幾天裡，車隊緩緩向西北蜿蜒穿過巴爾幹半島，越過蘇西山口，抵達納伊蘇斯。這座城市於公元441年至442年被匈人蹂躪的慘狀歷歷在目。雙方不得不在城外的河邊仔細尋找，選在一處沒有散落白骨的開闊地紮營。第二天，阿提拉要求君士坦丁堡遣返的17名匈人叛逃者中有5人跟隊伍會合，使團的人數增多。將他們移交給馬克西米努斯的是阿基迪烏斯（Agintheus），羅馬帝國伊利裡亞野戰軍的總指揮官。所有人都明白，一旦返回家鄉，迎接這些叛逃者的將是死亡。因此可以想見，大家都比較動情。普裡斯庫斯指出阿基迪烏斯對這些人非常仁慈。在納伊蘇斯，道路轉向北方，車隊蜿蜒穿過樹林和荒原，抵達多瑙河河畔。在這裡他們沒有看到羅馬海軍引以為傲的刀鋒（公元443年9月頒布的法令是這麼說的），只有「蠻族擺渡者」，用整個挖空的樹幹造出的獨木舟將他們送過河。現在他們進入旅途的最後一段。又前行了70視距（約14公里），再加上半天的行程，他們終於抵達阿提拉的營帳。

在這裡又發生了一件蹊蹺的事情，比第一件更令人不安。使節們跋涉近一個月，終於到達目的地，準備著手幹活。他們剛剛搭起帳篷，埃德科和俄瑞斯忒斯同一隊匈人騎兵就出現在他們面前。隨同而來的還有阿提拉的另一名親信斯科塔。而奧尼吉修斯這個可能的斡旋者卻因陪同阿提拉的一個兒子外出而沒有出現。這本身就不妙。然而事態還在持續惡化。信使要求使團道明來意。當羅馬人回答說他們的使命只能面呈阿提拉時，他們便將消息回稟自己的首領。據普裡斯庫斯記載，之後他們又回來了。這次匈人使者「傳達了有關我們此行目的的所有事項後，命令說，假如我們沒有其他話要說，那就請盡快離開」。

羅馬人瞠目結舌。首先，他們沒有料到會受到如此不友好的待遇。其次，匈人竟然知道他們的一切來意。使節們一時啞口無言。後來，翻譯官維吉拉斯痛斥馬克西米努斯沒有設法編出點什麼讓談話繼續下去。隨便編個出使的理由都比直接打道回府要好，即便這個謊言往後也會被拆穿。幾個月的準備和旅行看起來就要付之東流。於是，奴隸們開始把行李裝上牲畜，而他們也準備出發。就在這時，儘管夜幕已經降臨，阿提拉又派來了新的使者。他給他們帶來一頭公牛和一些魚，並告訴他們，阿提拉下令說，現在天色已晚，他們可以在這裡吃飯過夜。於是，他們享用晚餐，心情愉快地入睡了。他們確信阿提拉決定對他們稍加溫和一些。

當他們醒來後，樂觀情緒又蕩然無存。阿提拉的下一條消息毫不含糊：除非他們有新的事情要說，否則就必須離開。他們十分沮喪，重新開始收拾行李。特別是馬克西米努斯，顯得尤為絕望。

普裡斯庫斯這時積極邁出了第一步。他孤注一擲，找到前夜的使者之一斯科塔，希望拯救這次使命。他巧妙地許下報酬，以求斯科塔能讓他們見到阿提拉，同時還採用激將法，稱如果斯科塔像他自稱的那麼有份量，那他就一定能夠辦到。斯科塔上鉤了，羅馬使節獲得第一次覲見機會。但在呈上書信和禮物之後，他們不久就發現自己面臨另一個障礙：阿提拉沒有按照羅馬使節所希望的方向繼續討論，而是向他們的翻譯發難。他說，維吉拉斯非常清楚，除非所有的叛逃者都被遣回，否則不需要什麼羅馬使團。當維吉拉斯回答說他們已經被遣返時，阿提拉「變得更加生氣，並痛斥〔維吉拉斯〕，嚷嚷著說，若不是考慮到這樣侵犯使者權益的話，就要將他釘在木樁上，給鳥兒當食物……因為……無恥行徑」。

阿提拉接著命令馬克西米努斯在他回復羅馬皇帝來信時留下，卻告訴維吉拉斯盡快返回，傳達他關於叛逃者的要求。覲見就這樣結束了。

羅馬人垂頭喪氣地返回帳篷，對阿提拉的大發雷霆困惑不解。維吉拉斯尤其不知所措，因為在上一次出使時，阿提拉對他的態度非常友好。隨後埃德科來找維吉拉斯私下交談，強調——據翻譯後來說——如果不遣回叛逃者，阿提拉一定會選擇開戰。馬克西米努斯和普裡斯庫斯都不知道是否應該相信翻譯關於兩人對話的轉述，但在他們有進一步舉動之前，又有匈人信使抵達了。他們宣佈，羅馬使節將不能採購貴重商品，也不能贖回任何囚犯；在雙方的爭議解決前，他們只能購買食物。羅馬人應當怎樣看待發生的這一切呢？他們還沒來得及仔細思考，維吉拉斯就出發了。

接下來的一周左右，羅馬使節被迫跟隨阿提拉去往他的王國北部。這段旅途極不舒適。他們在路上遇到一場傾盆大雨。幸好布勒達的一個遺孀在附近經營自己的封地。她解救了他們。這個女人慇勤好客，甚至在晚上送來了迷人的少女。不過羅馬人只是小心禮貌地對待她們，然後把她們送了回去。

他們最後到達目的地，阿提拉的一處王宮。現在外交接觸重新開始了。這一次是在更友好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普裡斯庫斯有更多閒暇來觀察這位統治者及其帝國。通過他的觀察，儘管略帶羅馬的文化偏見，我們也能窺見一幅引人矚目的阿提拉肖像、由他主持的宮廷以及他行使權力的途徑。

在普利斯庫斯眼中，這個居住區由各種有高牆圍護的建築群組成，看上去不過是個「很大的村莊」。阿提拉的居所是這裡最大最複雜的一處，也是這裡唯一配有瞭望塔的一處。奧尼吉修斯等其他重要人物在這裡也都有居所，每一處都用「木製的」圍牆圍繞著——建造思路是「優雅」而不是「安全」，普裡斯庫斯這樣強調：[25]

圍牆裡面有一個大的建築群，有的用雕刻好的木板拼裝，起到裝飾作用，有些則由去皮並且刨直的木材搭建起來。它們建在圍成圓形的石堆之上。這些石堆高度適中。

當羅馬使團應邀赴宴時，普裡斯庫斯終於有機會進入阿提拉的寢宮：

所有座位都安置在建築物的牆邊……在房間的正中間，阿提拉坐在長榻之上，在他身後放著另一張長榻，再往後是通向阿提拉臥榻的台階。他的床被精細的亞麻布和五彩的裝飾壁掛遮蔽了，就像希臘人和羅馬人準備婚禮時做的那樣。

阿提拉的王后克蕾卡，他長子之母，擁有屬於自己的寢宮，不容人隨意走動，不過看起來是同樣的佈置方式：

我……發現她斜倚在柔軟的臥榻上。地面覆蓋著毛氈地毯以便行走。一隊僕人在她周圍服侍。還有一群侍女面朝她坐著，正在精細的亞麻布上做彩繡活計，用來裝飾蠻族衣物。

這地方看起來就像遊牧民的帳篷營地，只是用更加耐久的材料建成。普裡斯庫斯暗示說阿提拉在他的王國裡還散佈著幾處這樣的王宮，但是並未告訴我們具體數目。

這位史學家還向我們展示了一幅當地公眾生活的生動畫面。他們剛一到達，就見證了迎接阿提拉歸來的接風儀式：

阿提拉一到，少女們便迎上前去，在他面前排成數行，路兩旁的女人們用雙手捧著白色亞麻布製成的窄幅織物遮在少女們的頭頂。這些織物如此之長，每一條下面都能容納至少七名少女走過。這裡有很多行這樣捧著織物的婦女，嘴裡唱著斯基泰人的歌曲。

普裡斯庫斯注意到，用餐時座位是精心安排過的。一排長榻排成馬蹄狀，阿提拉坐在正中間，坐在右邊的比左邊的身份更尊貴。之後酒宴開始。一位侍者給阿提拉斟滿酒，他向自己右側第一個人敬酒。那位來賓起身，小口抿或是喝乾作為回敬，然後再坐下。其他賓客同樣也向第一位賓客敬酒。阿提拉先是向馬蹄右半邊的賓客，然後是左半邊的賓客，依次致意。沒有什麼比這更能說明聚集在他筵席上的這些人之間應有的關係，同時也清楚地表明他們之間的尊卑等級。[26]

普裡斯庫斯還向我們介紹了阿提拉本人。君士坦丁七世摘錄的普裡斯庫斯有關匈王形象的一手記錄並沒有存留下來，但通過我們前面提到過的公元6世紀史學家約達尼斯的轉述流傳下來：

〔阿提拉的〕步履高傲，目光巡視四方，舉手投足間流露出他的桀驁不馴。雖然嗜戰，但他並沒有暴力傾向。他深謀遠慮，足智多謀，憐憫那些尋求憐憫的人，且忠實於那些他認可為朋友的人。他的身材矮小，有寬闊的胸膛和碩大的腦袋。他的眼睛很小，鬍鬚稀疏，略微發白。他的鼻子扁平，膚色略深。[27]

我們不清楚這是直譯普裡斯庫斯的原話（他用希臘文寫作，而約達尼斯用拉丁文）還是意譯。但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文字刻畫了一幅令人敬畏的偉大征服者的形象。我們原本就認為阿提拉勇於面對衝突，但我們想過他會被描述成睿智和仁慈嗎？他性格的雙面性在普裡斯庫斯的其他記錄中也有展露。一方面，他圍繞自己注定不斷征服的命運樹立個人崇拜；另一方面他又表現出平易近人的一面。普裡斯庫斯講述了一個故事，放牧人循著受傷小母牛留下的血跡，找到被埋藏的寶劍：

他把它挖了出來，隨即獻給阿提拉。阿提拉對這件禮物非常滿意。因為他是一個精力充沛的人，他認定自己命中注定要成為整個世界的統治者。有了這把瑪爾斯之劍，他在戰爭中就會所向披靡。

我深信這把劍的發現如果是真的，只不過是加強了阿提拉業已擁有的征服意識。但他的習慣和裝扮在我們意料之外。普裡斯庫斯在阿提拉的宴會上這樣寫道：

給其他蠻族和我們準備的是盛在銀盤裡的豐盛菜餚，而阿提拉面前只擺放了一個盛著肉的木盤……宴會上的其他人端著金銀製的高腳酒杯，而他的杯子卻是木質的。他衣著普通，跟其他人沒有什麼不同，只是比較乾淨。無論是他掛在腰間的劍，還是他蠻靴上的搭扣，或是他的馬韁，都不像其他斯基泰人那樣用黃金或是寶石來裝點。

我們在本章稍後將會看到，考古發現證明普裡斯庫斯並未誇大匈人帝國的精英們使用的器皿之奢華。但對這位神指定的征服者而言，樸實無華就是好的。

我們從這些描述中能得出怎樣的「真實的」阿提拉還值得商榷。我們看到的都只是表象，而非內在。即便這樣也足以表明我們現在審視的是一個聰明、有城府而且相當在意自己公眾形象的人。他對自己的命運有著強烈的自信，不需要外在的標誌來彰顯權力。拒絕華麗服飾和豐盛美食表示這些世俗追求都配不上自己這樣一個注定成為偉人的人。這是匈王阿提拉的領導秘訣之一。普裡斯庫斯的史料和其他一兩處史料向我們揭示了另外幾條秘訣。不難想像，阿提拉對待潛在的敵人冷酷無情。普裡斯庫斯沒有記錄使團在納伊蘇斯帶上的五個匈人叛逃者的下場。但之前被遣返給阿提拉的另外兩個叛逃者——被稱為「王室之子」的麻馬（Mama）和阿塔卡姆（Atakam）——被施以刺穿刑。[28]刺穿刑似乎是匈人帝國處理大多數問題的主要方法。普裡斯庫斯後來見證了一個被俘間諜被處刺穿刑以及兩個在戰爭中殺死自己匈人主人的奴隸被處絞刑。[29]雖然都沒有詳細說明，但各種史料都一致認為，阿提拉對於他的兄弟布勒達的死多少有點責任。

與此同時，暴力變得緩和了。如前文所述，儘管布勒達被除掉，但他的一個妻子保留了自己的封地。馬克西米努斯和普裡斯庫斯遭遇暴風雨時，還受到她的熱情款待。與我們在本書第五章中所見的斯提利科和費利克斯政治生涯結束時他們妻子的遭遇相比，阿提拉兄弟整個家庭的遭遇要好得多。或許從阿提拉的聯姻策略中我們能找到原因。他娶了很多妻子，其中必定有政治聯姻，利用聯姻來籠絡部落中重要的次級首領。布勒達大概也是這麼做的。因此國王的妻子很可能有著深厚背景。即便國王下台，也不宜疏遠她們。普裡斯庫斯的記載同樣也顯示阿提拉處事謹慎，尊重他的主要支持者們。他在正式晚宴開始時的祝酒環節不僅建立了尊卑關係，而且還給予每個人相應的尊重。作為使節，當普裡斯庫斯到達王宮時，見證的一件事情就很能說明問題。阿提拉的得力助手奧尼吉修斯的妻子出來問候他：「帶著食物和……葡萄酒（這是斯基泰人非常隆重的禮儀）迎接他，請他品嚐她出於友好捧出的食物。為了取悅一個親信的妻子，他坐在馬上品嚐了食物……」跟關鍵的支持者保持良好關係無疑需要大量諸如此類的行為。阿提拉也可以表現得不合情理，但那通常都是在他想找茬兒的時候。實際上，良好的關係還需要不時分享戰利品。[30]

雖然這些都沒能讓我們深入瞭解阿提拉的思想，但讓我們對他的成功秘訣有了一些瞭解：絕對的自信以及隨之而來的個人魅力；必要時冷酷無情，但又不失節制和精明；尊重下屬，因為他們的忠誠至關重要。阿提拉對親信們的這種控制力在普裡斯庫斯此次出使結束時得到充分展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結束得像一枚啞炮。普裡斯庫斯給我們展示了一整幅跟隨阿提拉踏遍多瑙河中游平原的畫卷，讓我們瞭解匈人帝國是如何運轉的，甚至還有為了進入匈人宮廷所做的努力。如果要像戲劇一樣滿足觀眾，此時需要來一場雄辯，馬克西米努斯和普裡斯庫斯設法說服阿提拉，然後像英雄一樣凱旋。現實卻要乏味得多。如此艱難地獲得覲見機會後，馬克西米努斯和普裡斯庫斯就只是在阿提拉給羅馬皇帝寫回信時陪同左右。他們唯一的收穫是以500個蘇勒德斯的代價贖回一位羅馬貴婦西拉（Sylla）。匈人還歸還了她的孩子們，以示友好。然後阿提拉派遣一名親信貝裡庫斯（Berichus）同他們一起收拾行李返回。開始時貝裡庫斯非常友好，但在途中又莫名其妙地變得充滿敵意，收回他送給使團的一匹馬，並拒絕跟他們一起騎行、吃飯。因此，這次出使既沒有帶來和平，也沒有挑起戰爭。普裡斯庫斯和馬克西米努斯為羅馬和匈人之間關係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諸東流。

然而這次出使還有另一個更戲劇性的高潮，雖然這次跟普裡斯庫斯沒什麼直接關係。在那個乖戾的匈人陪同下，馬克西米努斯和普裡斯庫斯一路跋涉穿過巴爾幹半島，途中和翻譯維吉拉斯相遇。維吉拉斯正在重返北部的路上，表面上看是要帶去皇帝關於叛逃者問題的答覆。但維吉拉斯到達阿提拉的宮中之時，阿提拉的手下發現他的行李裡藏著高達50磅黃金的巨款。維吉拉斯叫嚷著，堅持說這筆錢是用來贖回囚犯和購買優良的牲畜運載行李。但如前文所述，阿提拉曾下令說在和談結束前，羅馬使節不得購買除食物以外的任何商品。而50磅黃金足以買到餵飽一支小型軍隊的糧食。當阿提拉威脅說要殺死隨行的維吉拉斯之子時，翻譯官認罪了。事情是這樣的。當初馬克西米努斯和普裡斯庫斯還在君士坦丁堡做出使前的準備之時，幕後操縱者——宦官克裡薩皮烏斯（Chrysaphius）已經跟匈人使節埃德科謀劃好要刺殺阿提拉。這筆錢就是給埃德科的酬勞。普裡斯庫斯和馬克西米努斯的真正任務，儘管他們並不知情，其實是充當外交幌子，以便幕後那些玩弄陰謀詭計的人干他們的勾當。

如果說這還不夠危險，那麼實際經過還要複雜。在上一次北上的途中，他們一過多瑙河，埃德科就把一切都告訴了阿提拉。在事後回顧時，普裡斯庫斯發現原來這個陰謀就是他和馬克西米努斯在旅途中遇到的所有蹊蹺事情的原因。這說明為什麼當時在君士坦丁堡，另一位匈人使者俄瑞斯忒斯沒有跟埃德科一起被邀請赴宴——那正是這個陰謀最初成形之時。這同樣也說明為什麼匈人知道使團所有明面上的目的。埃德科當時就得知一切，並把相關細節報告給阿提拉。還有此後維吉拉斯和埃德科之間的私下談話，普裡斯庫斯當時就覺得維吉拉斯給出的解釋十分牽強，不可信，以及為什麼阿提拉會對維吉拉斯充滿敵意。更重要的是，這還解釋了那條禁止羅馬人購買食物以外任何商品的禁令。所有這一切都是為維吉拉斯設下的陷阱，讓他在被發現攜帶黃金時找不到任何借口。克裡薩皮烏斯精心設計的陰謀，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埃德科對阿提拉顯然是既恐懼又欽佩，不會對自己的主君不利。

雖然整個事件跌宕起伏，但普裡斯庫斯的敘事出奇地平淡。阿提拉本可以隨時把他們全體送上刺穿刑的木樁，因為羅馬使節自己打破了所有保護外交使節的規則。幸運的是，阿提拉並未絞死所有人，而是深謀遠慮，把這次陰謀看作加強他對東羅馬心理支配的又一次機會。維吉拉斯得以再添50磅黃金贖回自己的兒子。而兩位匈人使臣，俄瑞斯忒斯和伊斯勞，被派往君士坦丁堡：

〔阿提拉〕命令俄瑞斯忒斯把維吉拉斯用來裝收買埃德科的黃金錢袋掛在脖子上，去到皇帝〔狄奧多西二世〕面前。[1]他將向皇帝和宦官〔克裡薩皮烏斯〕展示這個錢袋，並質問他們是否能認出這個錢袋。伊斯勞（Eslas）則直截了當地說，狄奧多西有一個出身高貴的父親，而阿提拉同樣也有高貴的血統……但阿提拉依然保持著他的高貴血統，而狄奧多西則已經落敗成阿提拉的奴僕，繳納歲貢。因此，狄奧多西不義，像卑賤的奴僕一樣偷襲阿提拉。阿提拉成為狄奧多西的主人是天命。[31]

當時的場面一定很尷尬。滿朝官員身著華服，位序分明，代表著維護羅馬帝國至高無上地位的神的眷顧。而兩位蠻族使者大步闖入，上演這出鬧劇。普裡斯庫斯對羅馬如何應對的敘述沒有留存下來。但沒有什麼比這樣正式羞辱東羅馬帝國的統治者更能說明阿提拉的滿滿信心。憑借這種信心，阿提拉在這個世界上佔據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多面帝國

同他的個人魅力和精明地展示出來的統治力相比，阿提拉對歐洲的統治要恐怖得多。這種統治力既是匈人兩個重大變化的結果，也是其原因。僅一代人的時間裡，這兩個重大變化就把匈人從君士坦提烏斯和埃提烏斯的有力盟友轉變為世界的征服者。普裡斯庫斯的敘述向我們含蓄地指出了這些變化的原因。沒有發生這些變化的話，阿提拉的征服生涯也就不會展開。

如前文所述，普裡斯庫斯並非第一個到訪匈人的東羅馬史學家兼外交官。公元411年至412年，奧林匹奧多羅斯帶著自己的鸚鵡取道海路，冒著猛烈風暴駛離君士坦丁堡。他們隨後繞過雅典，沿亞得裡亞海北上，抵達北岸的阿奎萊亞。很遺憾，僅有一份有關這次出使的簡要概述存留下來。但其中包含了一個重要信息：

奧林匹奧多羅斯討論了多納圖斯（Donatus）和匈人，以及匈人眾首領的箭術天賦。這位史學家描述了出使匈人領地的任務……講述了多納圖斯如何被誓言欺騙並慘遭殺害，首領中資歷最深的卡拉頓（Charaton）是如何對這起謀殺勃然大怒，以及他是如何平靜下來的。他的怒火因華貴的禮物而平息。[32]

這段摘錄不無可疑之處，尤其是多納圖斯及其謀殺者的身份。他是否是匈人還尚無定論。有觀點認為，奧林匹奧多羅斯的使團抵達時，多納圖斯正好被殺。兩者不僅僅是巧合，而是普裡斯庫斯捲入的那場陰謀的早期成功版。[33]但關鍵是，在公元411年至412年，匈人是由多名首領共同統治（具體數字並不確切）。這些首領有不同的席次，而卡拉頓是其中最資深的。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另一個遊牧民族的等級制度。這個遊牧民族就是可薩人（Akatziri）。在普裡斯庫斯出使期間，可薩人的命運引起他的關注。當羅馬使節抵達匈人營地之時，奧尼吉修斯和阿提拉的長子已經前去征服這個部落。據普裡斯庫斯描述，這次出征也是機緣湊巧：

〔可薩人〕的各部落和宗族都有自己的統治者。狄奧多西二世給他們每個人都贈送了禮物，希望他們一致放棄與阿提拉聯盟，並同羅馬謀求和平。押運禮物的使節並沒有依照這些首領的席次遞送禮物。結果，地位較高的庫裡達契（Kouridachus）第二個才收到禮物。由於被忽視並辱沒了他的榮耀，他招來阿提拉一起對抗其他首領。

這段文字沒有講述有辱使命的羅馬使節如何匯報情況的[34]，但向我們展示了公元5世紀10年代初期匈人所實行的政治制度。[35]

三十來年後的阿提拉時代與之相比，情況迥異。普裡斯庫斯在匈人的宮中待了很長時間，留下許多關於其結構和運作方式的記錄。如前文所述，阿提拉十分尊重當時的內部核心領導者們——首先是奧尼吉修斯，還有埃德科、斯科塔、貝裡庫斯等。但這些人中沒有一個擁有王室血統。所有這些信息都表明，匈人只有一位統治者，即阿提拉本人。公元441年多名首領共同統治匈人的情況已經被最高統治者的獨權取代。史料並沒有記載匈人的最高權力最終是如何逐漸集中於一人之手。但所有跡象都表明這並不是一次和平演變的過程。這場戲以阿提拉謀殺兄弟布勒達落幕。在此之前，權力已經聚攏到同一家族的兩名成員手中。這表明盧阿（或盧嘉，阿提拉和布勒達從這位叔叔手中繼承權位）在減少匈人王室族繫上起到重大作用。

謀殺布勒達的赤裸裸的暴行也許能說明其他首領是如何被排除掉的。在公元441年阿提拉和布勒達襲擊費米拉孔前，他們與君士坦丁堡進行了首次談判。如前文所述，談判的結果是，君士坦丁堡歸還匈人逃亡王族麻馬和阿塔卡姆，兩人被立即處以刺穿刑。他們有可能是阿提拉和布勒達的表親，因為盧阿至少有兩位兄弟，但也可能是盧阿之前所打壓王族的後裔。在公元5世紀40年代一直困擾著匈人和羅馬外交的叛逃者問題，顯然與匈人王族和前王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馬克西米努斯和普裡斯庫斯面前宣讀的是一個寫有17名叛逃者的名單——這個數字非常小。顯然，我們在此探討的是那些高層中的危險人物。也有可能一些較為弱小的首領在危險面前選擇放棄權力。（阿提拉死後的十年裡，類似的事情在哥特人中也上演了，大部分中小王室成員在權力爭鬥中或被害，或背井離鄉，但至少有一人甘願被貶謫為貴族。[36]）

政治集權有悖於我們所知的遊牧民人類學知識，是我們在此探討的匈人兩大變化之一。這有可能同匈人另一更加廣泛的變化相關。在遊牧部落中，權力下放是很自然的。因為為了避免過度放牧，他們無法把大規模的牧群集中在一起。在遊牧世界，任何稍大的政體主要都只是為了臨時集會商討牧場分配，或者在必要的時候，將部隊集中在一起對抗外來勢力。在這種情況下，穩定的政治集權表明匈人在經濟上對牧業的依賴程度已經降低。普裡斯庫斯的記載有多處暗示了這些經濟變化的本質。如第四章所述，遊牧民始終需要與定居的農業生產者建立經濟往來。匈人肯定也不例外。直到公元5世紀40年代通商仍在進行。[37]但到阿提拉執政時期，匈人牧民和羅馬農民之間的交易不是以用畜產品交換穀物為主，而是以各種軍事援助交換現金。這種形式的交易源於更早時期，那時匈人以傭兵的身份受雇於羅馬帝國。在公元5世紀初，烏爾丁及其追隨者是我們所知最早扮演這種角色的匈人。公元5世紀10年代，君士坦提烏斯得到更大規模匈人部隊的援助。公元5世紀20和30年代，匈人還支援了埃提烏斯。

不久後，付費的軍事支援演變成勒索。我們很難界定轉變發生的具體時間。但阿提拉的叔叔盧阿肯定為謀取錢財對東羅馬帝國發動過進攻，儘管當時他還在向西羅馬提供僱傭兵。到阿提拉執政時期，現金換取軍事援助已經變成進貢。從普裡斯庫斯有關匈人和羅馬的外交記錄可以清晰看到，匈人從這些交易以及對邊境的頻繁入侵中，最想獲得的是錢，更多的錢。如前文所述，阿提拉和布勒達與東羅馬簽訂的首個條約規定羅馬的歲貢是每年700磅黃金——自那以後要求不斷攀升。匈人對羅馬人的戰爭還帶來另一種單向的經濟流通——普裡斯庫斯和馬克西米努斯談判中涉及的戰利品、奴隸和贖金。[38]

於是，到公元5世紀40年代，對羅馬帝國的軍事掠奪已經演變成匈人帝國不斷擴大的收入來源。要推翻實力大體相當、不同等級的首領共同執政的體系，意欲成為最高統治者的首領就需要說服其他首領的追隨者們投誠。而壟斷來自羅馬帝國的現金流成了將足夠的恩寵權力集中在一人手中、捨棄舊政體的理想手段。只有掌控這個新的財源，才能在與其他首領爭奪擁護者的角逐中脫穎而出。早在公元4世紀中後期，匈人可能已經侵犯和威脅黑海北部其他遊牧民族和日耳曼農業生產者。但匈人只有在其主體進犯羅馬帝國時才有可能發展出真正的集權。對哥特人的襲擊和威脅或許能夠獲得一些奴隸、少量白銀和一些農產品，但僅此而已，並不足以支持全面政治革命。但對羅馬帝國做同樣的事情，黃金就會滾滾而來，最初每年數百磅，隨後是每年數千磅——這已經足以改變匈人的政治和經濟體制。

儘管這一觀點不容易被證明，我們仍可以將這些變化理解為一種適應，逐漸脫離遊牧生活，而不是與過去決裂。如前文所述，通常情況下牧民飼養多種動物，充分利用不同的牧場。馬主要是一種昂貴到近乎奢侈的動物，用於騎乘作戰、運輸和貿易。考慮到養馬所需的牧場品質和規模，馬肉和馬奶是一種非常低效的蛋白質來源。因此，牧民通常只飼養少量馬匹。然而，如果戰爭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經濟主張，在匈人進犯羅馬帝國之時，牧民會開始飼養更多馬匹，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演變為以軍事掠奪為主的遊牧部落。這在草原上永遠不可能成為一種可行的生存策略，因為戰爭的潛在收益要少得多。

雖然無法證實這一點，但可以參考一個相關因素，即公元5世紀匈人定居地——匈牙利大平原——的面積。匈牙利大平原有高品質的牧場，但比匈人之前生活的歐亞大草原小得多。例如，其面積有42400平方公里，占蒙古國牧區總面積不到4%。由於放牧條件如此受限，一些史學家懷疑公元5世紀時，匈人已經在朝著定居生活演變。這種情況是有可能的，但不是非此不可。匈牙利大平原理論上可以放牧32萬匹馬。考慮到森林和其他動物的存在，這一數字需要調低。所以合理的假設是，它可能能夠放牧15萬匹馬。鑒於一名遊牧騎兵需要大約10匹馬來輪替，以避免馬匹過度勞累，匈牙利大平原足以為1.5萬騎兵提供馬匹。（如果定居假設成立，）我認為匈人部隊從來就沒有超過1.5萬人。因此，截至阿提拉時代，沒有確切的跡象表明匈人完全放棄了他們的遊牧傳統。[39]無論如何，關鍵在於，當匈人逼近羅馬帝國時，他們發現一種更好的謀生方式。這種謀生方式是建立在對相對富裕的地中海地區進行軍事掠奪基礎之上的。

普裡斯庫斯的記錄還暗示了使得阿提拉帝國成為現實的另一根本變化。在阿提拉的宮中，與馬克西米努斯和普裡斯庫斯打交道最多的並不是阿提拉本人，而是權力中心的二號人物們。通過古代人名來界定語族滿是陷阱，但這些人的名字非常有意思。毫無疑問，奧尼吉修斯和埃德科是日耳曼或日耳曼化的名字，斯科塔和貝裡庫斯可能也是如此。阿提拉〔「小爸爸」（Little Father）〕和布勒達也都是日耳曼名字。這並不意味著這些人就必定是日耳曼出身而非匈人出身（儘管有可能如此），因為就我們所知，在公元5世紀中葉，「哥特語」——可能是歐洲中部和東部使用的接近日耳曼方言的統稱——是匈人帝國使用的主要語言之一，而且阿提拉的宮中也使用這種語言。因此，匈人帝國的重要人物除了匈人名字之外，還有日耳曼或日耳曼化的名字（匈人最初使用何種語言仍飽受爭議）。[40]為什麼日耳曼語在匈人帝國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原因在於阿提拉帝國的演變。早在公元4世紀70年代，在黑海北岸與哥特人作戰時，匈人已將被征服的部落編入軍隊。他們進攻格魯森尼人，引發雪崩般猛烈的戰爭，最終以哈德良堡戰役結束（參見本書第四章）。他們最初進攻格魯森尼人時，已與伊朗語族的阿蘭遊牧民結成聯盟。隨後無論匈人何時在史料中出現，我們都能發現他們始終有異族盟友與其並肩作戰。如本書第五章所述，儘管烏爾丁不是一個能與阿提拉相提並論的征服者，但被東羅馬帝國擊敗後，有待重新安置的烏爾丁追隨者中多數是日耳曼語族的斯基利人。[41]同樣，公元5世紀20年代初，參與干預喀爾巴阡山西部匈人勢力的東羅馬軍隊發現他們面對的是大量日耳曼哥特人。[42]

在阿提拉崛起之前，兼併過程仍在飛速進行。到公元5世紀40年代，有數量空前的日耳曼部落被納入匈王阿提拉的勢力範圍。例如，他的帝國包括至少三支獨立的哥特部落：其中一支由阿馬爾（Amal）家族及其對手統治，這支部落後來成為建立另一支哥特超級軍團——東哥特人——的中堅力量。另一支是在公元5世紀60年代中期由比格裡斯（Bigelis）率領的哥特部落。還有一支則始終在阿提拉幾個兒子的嚴密控制下，直到公元5世紀60年代中後期。此外，日耳曼語族的格皮德人（Gepids）、魯基人（Rugi）、蘇維匯人（公元406年後存留下來的）、斯基利人和赫魯勒人（Heruli）此時也都在匈人的直接控制之下。倫巴底人和圖林根人（Thuringians）以及一些阿勒曼尼人和法蘭克人的子部落也可能在匈人霸權的遙控之下。[43]我們無法統計這些日耳曼部落的龐大人數，但光是阿馬爾家族領導下的哥特人就能集結1萬人以上戰鬥人員，即5萬人左右的總人口。其他部落即便比這少，也沒理由會少太多。因此，到阿提拉執政時期，已有幾萬也可能是幾十萬日耳曼人被併入匈人帝國。事實上，到公元5世紀40年代，很可能日耳曼人比匈人還要多得多。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哥特語成為帝國的通用語。除上面提到的日耳曼部落外，阿提拉的匈人還征服了一些其他部落。如前文所述，伊朗語族的阿蘭人和薩爾馬提亞人長期與匈人結盟。阿提拉仍在抓住機會不斷獲得新盟友。

這份名錄清楚地表明，匈人帝國旨在兼併人，而非領土。因此，可見阿提拉實際上對於吞併羅馬帝國大片領土並沒有興趣。如本書第六章所述，作為同埃提烏斯結盟的代價，他拿走西羅馬帝國多瑙河中游的兩個行省。但除此之外，他只對在自己與東羅馬帝國之間建立封鎖線感興趣。雖然有很多編年史簡要地將阿提拉的軍隊稱為「匈人」或者（如果用古體寫的話）「斯基泰人」，但從各種史料的詳細描述中可以看出，他的軍隊明顯跟之前那些不那麼強大的首領的軍隊一樣，都是混編的，由匈人軍隊和併入匈人帝國的其他部落派出的軍隊組成。[44]

這一點得到考古發現的證實（地圖12）。自1945年以來，在匈牙利大平原及周邊地區通過發掘墓葬出土了大量隨葬器物。這些隨葬品可以追溯到匈人統治該地區的時期。（一些寶藏已被發現，但阿提拉的營地仍不見蹤影，因為只有支撐柱子的淺槽會留下來。）隨葬器物證實「地道的」匈人很難找到。包括黑海北部的伏爾加草原（Volga Steppe）和匈牙利大平原在內，被考古學家鑒定為有可能屬於匈人的墓葬總計不超過200座。這些墓葬中有弓、非歐洲風格的服飾[45]、畸形頭骨（一些匈人會包裹嬰兒的頭，從而形成獨特的畸形顱骨）以及匈人的大鍋。因此，匈人隨葬器物如此稀少，要麼是匈人通常死後不留痕跡，要麼就是另有其因。[46]不過，多瑙河中游這些公元5世紀的墓葬中大量出土的是被匈人征服的日耳曼人的遺骸——或是看起來像遺骸的東西（遺憾的是，單靠這些考古發現，我們很難區分這些臣服的日耳曼部落）。[47]這些遺骸近似於在喀爾巴阡山以東、以北哥特人或者其他日耳曼人控制地區發掘的公元4世紀的墓葬遺骸。我們的關注點在於這些隨葬品屬於公元5世紀，它們標誌著被稱為「多瑙河風格」的日耳曼墓葬禮俗的出現。[48]

多瑙河風格的特點是土葬而非火葬[49]，少數隨葬器物豐富的墓葬裡有大量的隨葬品。（其他墓葬中很多只有少量或根本沒有隨葬品。）這些獨特的隨葬器物中有個人裝飾品：巨大的半圓胸針、金屬搭扣、帶有多稜吊墜的耳環及金項鏈。武器和軍用裝備也很常見：金屬嵌花的馬鞍、適合騎兵使用又長又直的劍和箭。這些遺骸也展現出一些奇特的儀式。例如，把破碎的金屬鏡子跟死者葬在一起就相當常見。墓葬中發掘的隨葬品種類，死者埋葬的方式，特別是婦女的著衣方式——用搭扣分別固定兩肩，在前方再用一個搭扣固定外套——都反映出公元4世紀日耳曼墓葬遺骸中明晰可見的樣式。公元5世紀生活在匈牙利大平原上的阿提拉臣服民不分部落和等級，都採用並發展了這些禮俗和物品。

因此，匈人墓葬稀少很可能只是因為他們開始採用自己的日耳曼臣服部落的著裝，就如同他們採用哥特語一樣。假設是這樣，那我們就不可能通過墓葬中的證據將匈人和哥特人——或者其他日耳曼人區分開來。但即便是「真正的匈人」穿著日耳曼服飾躺在那裡，似乎也改變不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匈人時期，匈牙利大平原及其周圍分佈著大量的日耳曼人墓葬。我們在隨葬品豐富的多瑙河風格墓葬中看到的，是阿提拉的日耳曼追隨者中一些精英分子的遺骸。墓葬的年代和地理位置讓這個結論無可辯駁。[50]

每當一個新的蠻族部落被納入阿提拉的帝國，這個部落的兵力就會被派去替匈人作戰。因此，通過吞併數量日增的歐洲中部及東部的日耳曼部落，匈人的軍事機器日益龐大，飛速膨脹。從短期來看，深陷戰亂的西羅馬是其受益者。許多史學家認為，公元405年至408年危機之後，日耳曼人停止湧入羅馬帝國（參見本書第五章），是因為那些到公元410年前後還沒有越過邊境的人已經被納入匈人帝國。移居羅馬帝國的速度跟匈人勢力崛起的速度正好成反比。[51]

然而，從長遠來看，羅馬從攻擊中獲得喘息機會只是一個假象。一個接一個的匈人領袖取得類似於薩珊王朝在近東地區取得的成就。在羅馬帝國歷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匈人成功統一了羅馬在歐洲的大量鄰近部落，形成一個近似超級大國的對手。

全力向北進軍高盧

公元441年至442年和公元447年，東羅馬帝國最先感受到這個非同尋常的戰爭機器兇猛無比，巴爾幹半島各行省兩度遭受重創。公元447年東羅馬帝國兩度戰敗，已經沒有能力阻擋阿提拉的大軍。於是，公元449年，東羅馬訴諸暗殺。馬克西米努斯和普裡斯庫斯發現他們已在無意間捲入其中。阿提拉仍未喪失對君士坦丁堡的掌控。他拒絕解決叛逃者的問題，重申他在多瑙河邊境建立封鎖線的要求。同時他還追加要求——要求東羅馬為他的羅馬裔秘書官提供一名貴婦作為妻子（帶著體面的嫁妝）。這些要求如果無法滿足，都將成為開戰的借口。阿提拉持續不斷地挑釁表明他仍在積極謀劃在巴爾幹半島發動一場大規模襲擊。

公元450年，外交氛圍驟變。東羅馬再派使團沿著馬克西米努斯和普裡斯庫斯前一年的路線北上。這次使團中有東羅馬宮中兩位最高軍事指揮官之一的亞納多留斯（Anatolius，中央野戰軍主帥）和執事官諾莫斯（Nomus）。亞納多留斯對阿提拉來說並不陌生，他曾在公元447年匈人獲勝後簽署臨時和約。很難想像一個更高規格的使節組合——同最高規格的使團對話是阿提拉的要求之一。普裡斯庫斯記錄了羅馬人對於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的看法：「起初阿提拉在談判時很傲慢。但他被眾多的禮物打動，被緩和的言辭軟化……」最後：

阿提拉宣稱他會依照同樣的條款保持和平，同時他將撤離羅馬帝國的多瑙河邊境地區，並不再就叛逃者問題施壓……作為交換，羅馬也將不再接收來自匈人的叛逃者。他同時釋放維吉拉斯……和大批囚犯，不必支付贖金，以取悅亞納多留斯和諾莫斯……〔向他們〕贈送馬匹和獸皮作為禮物。[52]

國與國之間的高層會談很少能有如此令人滿意的結果。滿懷欣喜的使節們回到君士坦丁堡。同行的還有阿提拉那個意欲娶妻的秘書官。

然而，阿提拉與君士坦丁堡達成協議的原因很快便揭曉了。他並非羅馬人眼中的普通蠻族，被東羅馬談判者的睿智折服，而是決定在大舉進犯西羅馬之前先確保東方前線的安定。

如普裡斯庫斯所說，阿提拉渴求進一步更大規模的征服，部署這場新的襲擊，從而實現眾神賦予他的使命——正如他獲得瑪爾斯之劍所宣稱的那樣——征服全世界。公元449年夏出使匈人領地期間，普裡斯庫斯親歷阿提拉以不可理喻的方式對待西羅馬帝國的使節。隨後，普裡斯庫斯的話題自然轉到阿提拉的為人。他贊同並引用了其中一位使節對此所說的話：

〔阿提拉〕的好運給他帶來權力，又讓他如此傲慢。他不考慮任何提議，除非他認為這對自己有益。從沒有斯基泰的統治者……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豐功偉績。他統治大洋上的群島〔大西洋或西部〕。除整個斯基泰人外，他還強迫羅馬人進貢……為了進一步擴張帝國，他現在計劃進攻波斯人。[53]

有人曾問阿提拉打算如何從歐洲中部到達波斯，答覆是匈人記得，沿著黑海的北部海岸一直走就能到達，不必穿越羅馬疆域。這樣確實可以到達，但穿越高加索地區將是一段極其漫長的征途。就我們所知，上一次匈人穿越高加索地區是在公元395年至396年。但他們當時居住在黑海北部，並不像匈牙利大平原這麼靠西。從表面上看，野心勃勃的征服計劃是源自依稀記得的地理知識。這是純粹的征服慾望在作祟，渴求吞併已知的世界。

然而，如前文所述，阿提拉選擇了向西進軍。各種史料記載了他這樣做的不同原因。根據宮廷傳聞，他領軍深入西羅馬帝國是因為西羅馬皇帝瓦倫提尼安三世的姐姐伊烏斯塔·格拉塔·霍諾裡婭——一位精力充沛、毅力非凡的女士，以半個西羅馬帝國為嫁妝，向他求婚。據說，她送給他一枚嵌有自己肖像的胸針和一封信。這就已經足夠誘惑他了。霍諾裡婭是強大的加拉·普拉西提阿之女。普拉西提阿本人就鍾愛蠻族人。如本書第六章所述，她在公元5世紀10年代嫁給阿拉裡克的姻親阿薩爾夫，並產下一子。普拉西提阿及其哥特貼身侍衛一直有著舉足輕重的政治地位，之後被埃提烏斯取代。

她的女兒霍諾裡婭和自己的生意管理人，一個叫歐根尼烏斯的人私通，並懷上了孩子。歐根尼烏斯被處決，霍里諾婭被許配給一位名叫赫丘留努斯（Herculianus）的沉悶元老，從公眾生活中消失。失意和痛苦中的她寫信給這位匈人首領，請求營救。我們在此需要仔細思考故事的可信度。即便寫信給阿提拉的事情被發現後，她也逃過一死，被移交給她的母親監管。儘管普裡斯庫斯的記錄有時不全，令人惱火，但相關殘篇暗示了更進一步的越軌行為。霍諾裡婭的愚蠢行徑都被詳細地記錄在案，應該不會是完全虛構的。[54]但我不認為她是導致阿提拉最終放棄波斯選擇西羅馬的原因。只消考慮一下地理因素就明白了。我們稍後將會看到，決定向西羅馬進軍後，阿提拉並沒有直奔囚禁霍諾裡婭的意大利，而是首先襲擊高盧。雖然阿提拉對歐洲地理肯定知之甚少，但我們相信他知道在阿爾卑斯山的哪一側能找到他未來的新娘。霍諾裡婭最終的結局如何我們不得而知。向西離開匈牙利大平原後，匈人選擇北上直奔高盧，而非南下深入意大利。這足以證明霍諾裡婭在歷史上並不具備舉足輕重的地位。

史料顯示，營救霍諾裡婭只是阿提拉入侵西羅馬的諸多理由之一。另一個原因是在公元449年夏進行談判之前令他怒火中燒的那個問題。那時他很可能已經表露出對波斯的野心。一位名叫西爾瓦努斯（Silvanus）的羅馬銀行家被控所持有的一些金器本是屬於阿提拉的戰利品。西羅馬派使節來回應這一指控。雖是小事，但阿提拉威脅說，如果不能令他滿意，他就會開戰。史料中也有一些不甚明晰卻很有說服力的記載表明，阿提拉和蓋薩裡克此時也有聯繫。據稱這位汪達爾國王賄賂阿提拉，讓他把軍隊轉向西羅馬。公元450年年底，阿提拉繼埃提烏斯之後推舉了一位新的利普裡安族法蘭克人（Ripuarian Franks）的王位候選人。他新近還庇護一位在公元448年被埃提烏斯擊敗的高盧西北部的叛軍首領。這表明，阿提拉在考慮利用他挑起爭端，並掃清匈人軍隊西進的道路。他的軍隊一開始行動，阿提拉就給不同的人寄出內容相互矛盾的信。其中有些聲稱他進軍的目標不是西羅馬帝國，而是高盧西南部的西哥特人，而另一些則敦促這些西哥特人同他一起進攻帝國。[55]

由此可見，在公元449年和450年，阿提拉在準備下一步行動的同時，編織著多個進攻西羅馬帝國的借口。我懷疑他是否認真考慮過要對波斯的作戰，但在公元449年，他尚未決定下一個襲擊目標是東羅馬帝國還是西羅馬帝國。他不僅挑起與西羅馬的爭端，同時還拒絕解決與君士坦丁堡懸而未決的問題。與君士坦丁堡達成的慷慨條約，是他梳理好東部諸多頭緒將視線轉向西羅馬的信號。

公元451年春，阿提拉率軍離開多瑙河中游地區，可能是沿著公元406年萊茵河入侵者的路線向西進發。「據說」這支軍隊由50萬人組成，約達尼斯這樣寫道。[56]他的遣詞方式說明即便在他看來，這個數字也難以置信。但毫無疑問，部隊的規模巨大，或者說阿提拉投入了匈人戰爭機器的所有資源。高盧大約同時代的詩人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Sidonius Apollinaris）這樣寫道：

突然，蠻族世界發動猛烈攻擊，全力向北進軍高盧。好戰的魯基人後面是兇猛的格皮德人，格隆人（Gelonian）也近在咫尺。勃艮第人催促著斯基利人。匈人、貝隆諾提人（Bellonotian）、紐倫恩人（Neurian）、巴斯塔奈人（Bastarnian）、圖林根人、布魯克特裡人（Bructeran）和法蘭克人都一同向前衝鋒。[57]

西多尼烏斯所寫的是格律詩，要求這些名字的長度和重音都合適才能成行。他向我們列出一些古代部落的名稱，但這些人與匈人帝國並無關係（格隆人、貝隆諾提人、紐倫恩人、巴斯塔奈人、布魯克特裡人），同阿提拉的真正臣服部落（魯基人、格皮德人、勃艮第人、斯基利人、圖林根人和法蘭克人），當然還有匈人，都沒有關係。但本質上，西多尼烏斯是正確的。我們從其他史料得知，大量哥特人也在隊伍之列。[58]

現存史料都沒有詳細記載這場戰役，但我們知道事情的大概。阿提拉的大軍離開匈牙利大平原，沿多瑙河上游向西北挺進，隨後在科布倫茨地區橫渡萊茵河，繼續西進（地圖13）。據一些公認的非可靠史料記載，公元451年4月7日梅斯城（Metz）淪陷。不久後，帝國的舊都特裡爾也淪陷了。然後軍隊直入羅馬高盧的中心地區。到6月時，他們已兵臨奧爾良城下。這裡是效力於羅馬的一支人數可觀的阿蘭部落總部所在地。城市被重重圍困。有史料顯示阿提拉希望可以誘使駐守城中的阿蘭國王桑吉巴努斯（Sangibanus）轉投他的陣營。[59]根據另一段野史記載，與此同時，匈人軍隊的一支還打到巴黎城下，但被巴黎城的女主保聖人聖熱納維埃芙（Saint Genevieve）的神跡擋了回來。匈人的軍隊似乎深入羅馬的高盧各地，洗劫了途經之地。

埃提烏斯仍然是西羅馬的最高統帥。我們從莫羅保蒂斯的第二首讚美詩可以看出，他至少從公元443年起，就已經預感到匈人入侵西羅馬的可能性。將近十年後，當入侵成為現實，他立刻展開行動。面對這一巨大的威脅，他努力組建一支聯合部隊，也許還有獲勝的機會。公元451年初夏，他指揮意大利和高盧的羅馬軍隊向北進軍，挺入高盧，助戰的還有許多同盟部落的部隊，包括勃艮第人和狄奧多里克王率領的阿基坦西哥特人。6月14日，這支混編軍隊的逼近迫使阿提拉撤出奧爾良。當月稍後，埃提烏斯的部隊在特魯瓦（Troyes）附近，即特魯瓦以東約150公里處，追上撤退中的匈人大軍。

在一塊平原上——不同史料稱之為卡塔隆（Catalaunian fields）平原或者莫裡亞庫斯平原（campus Mauriacus），這一點沒有確鑿定論——一場宏大的戰役打響了：

戰場是一片一側驟然凸起成脊的平原，雙方都試圖搶佔制高點……匈人部隊佔領右側，羅馬人、西哥特人及其盟友佔領左側……匈人的戰線是這樣安置的：阿提拉和他最勇猛的追隨者在中間……大量臣服於他的不同部落在兩翼。

羅馬人和西哥特人率先抵達制高點，並挫敗阿提拉的每一輪進攻——我們的主要史料是這樣描述的，但筆觸轉為華麗（儘管描述生動）：

戰鬥越來越激烈，混雜，可怖，無情——不似任何一場自古以來曾被記下的戰鬥……在低岸間流淌的小河……注入了鮮血，變成翻滾著血的激流。那些傷者乾渴萬分，不得不來到河邊，飲用混入污血的水。

狄奧多里克戰死，不知是被標槍刺死，還是摔下馬後被踩踏而死，關於他死因的記錄都含混不清。據主要史料記載，共有16.5萬人死於這場戰役。但這個數字毫無意義。結束一天的戰鬥後，阿提拉憂心如焚。被迫退守到用大車圍成的防禦圈，這是他的軍隊第一次遭受如此重大的打擊。他最初的反應是堆起馬鞍為自己舉行火葬。[60]但他的副官說服他這場戰役只是戰術調整，他做出了讓步。隨後兩軍對峙，陷入僵局，直到匈人開始緩緩撤離。埃提烏斯沒有窮追猛打，而是立即解散聯軍。這個比較容易做到，因為西哥特人迫切希望返回圖盧茲理順國王死去後的繼任者問題。阿提拉准許他的軍隊繼續撤退。匈人夾著尾巴回到匈牙利。儘管匈人進軍途中所經過的羅馬地區損失慘重，但阿提拉對西羅馬的第一次襲擊被挫敗。埃提烏斯再次在危急時刻挽救了帝國。儘管資源有限，他召集的聯軍還是拯救了高盧。

公元451年年底至452年年初，匈王帶著憤怒著手準備下一步暴行。這一次打擊的目標轉向了意大利。公元452年春天，他的軍隊突破阿爾卑斯山各山口。他們路線上的第一個絆腳石是阿奎萊亞。他們被城市的嚴密防守阻斷下來——阿提拉甚至考慮過取消整個作戰計劃。他正要終止這次漫長而無果的圍城行動時，看見一隻鸛在城內一座瞭望塔上一隻接一隻地送幼鳥離巢，儘管它們還不能飛。據普裡斯庫斯記載，看到這一幕，「他命令部隊駐留原地，說這隻鳥不會離去……除非它預見災禍即將席捲這裡」[61]。當然，這只鸛是正確的，更別提阿提拉了。匈人熟練攻奪要塞的技能生效了，阿奎萊亞很快便落入他們手中。阿奎萊亞的失陷打通了進入意大利東北部的主要通路。

匈人大軍隨後沿著羅馬古道，向西穿越波河平原。作為西羅馬帝國的政治中心之一，這片地區農業發達，分佈著許多繁榮的城市。現在，同巴爾幹半島的情況一樣，這些城市一個接一個地落入匈人手中。他們先後佔領帕多瓦（Padua）、曼圖亞（Mantua）、文森蒂亞（Vicentia）、維羅納（Verona）、佈雷西亞（Brescia）和貝加莫（Bergamo）（地圖13）。現在，阿提拉就在帝國長期以來的首都米蘭的大門之外了。圍攻耗時很長，但阿提拉再次取得勝利，帝國的又一個中心被洗劫。普裡斯庫斯史書的殘篇中保存了這樣一段小插曲：

〔阿提拉〕〔在米蘭〕看到一幅畫，畫中羅馬皇帝高坐在黃金寶座上，而斯基泰人的屍體就躺在他們的腳下。他找來一位畫家，命令他畫阿提拉高坐在寶座上，而羅馬皇帝肩扛麻袋將黃金倒在他的腳下。

但同前一年進軍高盧一樣，阿提拉攻佔意大利的計劃並沒有全盤達成。教廷史料和好萊塢（Hollywood）編劇尤其喜歡專注於一個事件。米蘭失陷後，教皇利奧（Pope Leo）作為議和使團的一員，與行政長官特裡吉提烏斯（Trygetius）和前執政官阿維努斯（Avienus）一同會見阿提拉，希望勸阻他不再進攻羅馬城。最後，匈人返程，再度回到匈牙利。

一些人認為這次面對面外交對於教皇個人來說是種巨大的勝利。現實要乏味得多。除上帝指引的利奧之外，其他力量也在發揮作用。阿提拉的意大利之戰實際上是一系列攻城戰，他缺乏充分的後勤支持。匈人軍隊人多擁擠，在很多方面都很脆弱。編年史作者伊達提烏簡明扼要地提到：「掠奪意大利、襲擊眾多城市的匈人受到神的懲罰，遭受著天賜的災禍：饑荒和疾病。」米蘭陷落之時，大批人染病，食物異常短缺。與此同時，君士坦丁堡有了一個新的統治者——馬爾西安皇帝。他的軍隊連同埃提烏斯可召集的軍隊都沒有閒著：「此外，〔匈人〕被馬爾西安皇帝和埃提烏斯派遣的輔助部隊屠戮。同時，在他們的定居地，匈人遭受天降災禍和馬爾西安軍隊的雙重打擊，被徹底制伏。」[62]看來，匈人的部隊在意大利遭遇埃提烏斯指揮的東西羅馬軍隊聯合抗擊的同時，其他東羅馬的軍隊對多瑙河北岸發起一場突襲，直搗阿提拉的腹地。這種聯合出擊是致命的。和前一年的情況一樣，阿提拉除了撤退，別無他法。議和或休戰後，他的軍隊撤回歐洲中部。[63]

如果公元451年僅僅是個戰術調整，那麼兩年內連續兩次重大失敗足以嚴重損害這位偉大征服者的聲望。事實上，同阿提拉過去十年在巴爾幹半島的冒險相比，和西羅馬的這幾次戰役要更加難以掌控。匈人帝國並沒有對手羅馬帝國那樣的官僚機構，儘管這些機構可能十分笨拙。據我們所知，當時只有一名羅馬的秘書官和一位名叫拉斯提修斯（Rusticius）的會用希臘文和拉丁文書寫的囚犯。因此，沒有證據表明匈人在大型戰役中擬定計劃、確保諸如糧草等必需的後勤保障等方面具備與羅馬相當的能力。毫無疑問，戰爭的集結令一發出，每名戰士都需要隨身攜帶足夠的糧食。但隨著戰事拉長，匈人的軍隊必定只能就地尋找可以果腹的一切食物。因此，在遠征戰事中，維持軍隊戰鬥力的難度成倍增加。疲勞、食物短缺和疾病爆發的可能性隨著距離的拉長同步增長。還有可能的是，部隊在陌生的環境裡分散開去尋找補給，再要集中作戰就比較困難了。公元447年，在巴爾幹半島作戰範圍最廣的一次戰役中，阿提拉的軍隊為了首次大戰沿哈伊莫司山北麓向西行進，穿越山脈後向南直奔君士坦丁堡，隨後又將西南的克森尼索作為他們的第二目標，全程約500公里。公元451年，他的部隊需要從匈牙利行軍到奧爾良，戰線長約1200公里。然後在公元452年從匈牙利到米蘭，大約有500公里，但這次他們採取的是圍攻作戰，這讓他們更容易感染疫病。[64]許多史學家指出，在跨越如此遙遠的距離深入西羅馬帝國的作戰中，阿提拉和他的軍隊幾乎必然要經歷巨大挫折。

然而，阿提拉沒有吸取教訓。公元453年初，在再次發動橫跨歐洲的侵襲戰前夕，「上帝之鞭」最終去見上帝了。他剛剛新迎娶一任妻子（他總共有多少位妻子我們無從得知）。婚禮當晚，他飲酒過量，血管爆裂而死。第二天一早，在屍體旁發現他的新娘時，她已經嚇得發不出聲音。葬禮是一場悲痛和讚頌的盛宴。約達尼斯這樣描述道：

他的遺體被放置在……絲綢的帳篷中，莊嚴肅穆……匈人部落裡最優秀的騎手騎著馬環繞四周……講述他的事跡〔：〕「匈人的首領，阿提拉王，蒙杜克（Mundiuch）之子，最勇敢的部落之主，斯基泰和日耳曼的唯一所有者——前所未有的權力——攻城略地，讓東西羅馬帝國都驚恐萬分。他們懇切祈求，納歲貢以期保住其他。完成這所有豐功偉績後……他離去了，不是因為敵人的傷害，也不是因為朋友的背叛，而是在他的國家中，平靜、快樂、喜悅、毫無痛苦地離去。」

當守靈儀式結束時：

在夜幕的隱蔽之下，他們將遺體葬入土中。他們用黃金、白銀和強韌的黑鐵包裹他的棺槨……黑鐵代表他征服的各民族，黃金和白銀代表他從兩個羅馬帝國獲得的榮耀。他們還放入戰鬥中繳獲的敵軍武器、稀罕昂貴的服飾、光彩奪目的寶石和各式各樣的飾物……隨後……他們殺死負責埋葬的人。[65]

匈人和羅馬

匈人帝國崛起對羅馬帝國的全部影響可以分成三個階段。如本書第四章和第五章所述，在第一階段中，羅馬帝國的邊境在公元376年至380年和公元405年至408年間經歷兩次巨大危機，迫使羅馬接受尚未臣服的蠻族在其境內設立飛地。如本書第六章所述，這些飛地的存在反過來又給帝國的政體內部帶來極具破壞性的離心力。第二階段中，阿提拉上任之前，匈人從入侵者轉變成歐洲中部的帝國建造者，湧向羅馬境內的難民潮也停止了。匈人利用臣服部落，努力控制潛在對手。與此同時，君士坦提烏斯和埃提烏斯能夠借助匈人力量，控制那些早前為躲避匈人而移民帝國境內的部落。然而，由於這些部落實際上都未被徹底消滅，第二階段匈人給羅馬帝國所帶來的緩和效應並沒有超過第一階段所造成的破壞。

公元5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初阿提拉發動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標誌著匈人與羅馬的關係進入第三階段。這一階段的影響自然相當深遠。東羅馬帝國的巴爾幹地區遭到嚴重破壞，要塞接連淪陷，成千上萬的人喪生。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魯姆的遺跡生動表明，羅馬政府也許能夠迅速從打擊中恢復，但最近四個多世紀才成長起來的說拉丁語和希臘語的地主階層則未必。在公元451年的高盧戰役中，尤其是在公元452年的意大利突襲中，匈人進軍途經之地的不幸之人遭受巨大損失。

但如果我們置身於事外，從更廣泛的角度審視羅馬這個國家，阿提拉的戰亂儘管破壞巨大，卻沒有傷及命脈。東羅馬帝國主要依賴於小亞細亞到埃及這條弧形地帶上富庶行省的稅收，而匈人並沒有觸及這個地區。儘管後者攻城技術先進，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有三重陸牆防禦，堅不可摧；而匈人也沒有海軍力量能橫渡分隔巴爾幹半島和亞洲富庶行省的狹窄海峽。西羅馬的情況類似。如前文所述，西羅馬在阿提拉時代已經財政緊張，但匈人的戰爭機器受制於後勤補給能力，阿提拉無法征服西羅馬。事實上，公元376年到408年間，武裝移民的湧入對帝國體系所造成的間接影響要嚴重得多。此外，對西羅馬造成真正威脅的也是阿提拉時代所帶來的間接影響。因為埃提烏斯專注於對付阿提拉，他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資源來應對公元5世紀40年代西羅馬面臨的其他威脅。與公元451年和452年匈人入侵相比，這些威脅對西羅馬帝國造成的損失更大。其中最嚴重的損失是被迫放棄奪回汪達爾人控制下的北非。

在這種情況下，遺憾的是埃提烏斯無法向伊比利亞半島提供任何援助。公元429年汪達爾人離開時，伊比利亞才在一定程度上恢復羅馬秩序，公元5世紀10年代喪失的稅收也被部分收回。西班牙各行省富饒發達，雖不及北非富庶，仍然是西羅馬國庫的重要財源。在公元5世紀10年代，半島的大部分地區都脫離羅馬的直接掌控。除東北部的塔拉戈南西斯（Tarraconensis）仍受帝國統治外，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瓜分了半島的其他地區。公元429年之後，僅有蘇維匯人還有大量人口沒有遷走，盤踞在西北部最落後的加利西亞丘陵地帶。埃提烏斯和他的前任一樣，樂於將他們留在那裡，認為沒必要浪費寶貴的兵力將其收復。[66]相反，他集中精力恢復秩序，確保汪達爾人和阿蘭人遺棄的富庶行省源源不斷地提供資金，直到蓋薩裡克攻佔迦太基。

公元438年，雷基拉（Rechila）從他的父親那裡繼承王位。蘇維匯人在新王的帶領下，趁埃提烏斯忙於解決北非問題，擴展他們的領土。公元439年，他們踏出加利西亞，奪取相鄰行省盧西塔尼亞的主要城市梅裡達（Merida）。公元440年，他們捕獲埃提烏斯的軍事指揮官和半島代理官員森索留（Censorius）伯爵。公元441年，他們佔領塞維利亞，將控制範圍拓展到整個貝提卡和迦太基尼西斯。埃提烏斯正忙於在西西里集結部隊，對此沒有做出任何回應，這給了當地的自助群體巴高達可乘之機，削弱中央對塔拉戈南西斯部分地區的控制，而這個地區當時仍是帝國掌控之中的行省。和高盧的情況一樣，這些起義很可能是地方勢力感受到帝國的控制力度下降時，為爭取自身利益而採取的行動。至少在公元449年，由巴西利烏斯（Basilius）在提拉索〔Tyriasso，提拉索那（Tirasona）〕領導的起義似乎傾向於讓蘇維匯人接管，或許是因為這是確保和平的最佳途徑，就像高盧的地主們在公元5世紀10年代初期擁護西哥特王阿薩爾夫一樣。

於是，在公元439年到441年間，西班牙的事態日益惡化，稅收來源幾近枯竭。即便與汪達爾人議和後，埃提烏斯也無能為力。大規模干預是不可能的。指揮官們接二連三被派往西班牙：公元442年是阿斯圖裡烏斯（Asturius），公元443年是莫羅保蒂斯本人，公元446年是維圖斯（Vitus）。阿斯圖裡烏斯和莫羅保蒂斯專注於鎮壓巴高達，也許是為了保住塔拉戈南西斯。維圖斯短暫任職期間則更具野心，他照搬公元5世紀10年代的策略，率領一支羅馬－西哥特聯軍，攻入迦太基尼西斯和貝提卡。我們的主要信息源，主教兼編年史作者伊達提烏指責這支軍隊的「劫掠行徑」，但他的態度可能受到遠征結果的影響。維圖斯的部隊和蘇維匯人交戰時被擊敗。事實上，埃提烏斯給維圖斯拼湊出的部隊，借用伊達提烏的話來說就是「不算少」。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支軍隊有力說明收回西班牙地區的稅收對埃提烏斯的重要性。然而，他顯然無法調動西羅馬野戰軍的餘部來討伐蘇維匯人，因為他必須儲備力量以抵禦阿提拉對帝國的侵襲。這次失利鞏固了蘇維匯人在半島大部分地區的統治。帝國再度失去西班牙的大部分稅收。[67]

羅馬統治下的不列顛也在垂死掙扎。儘管霍諾留皇帝在公元410年的書信中「敦促〔不列顛人〕做好自我防衛」（參見本書第五章），帝國並沒有要求直接統轄不列顛，但不列顛行省的一些地區仍保留羅馬的生活方式，不列顛的羅馬人和歐洲大陸的羅馬人之間非正式接觸也十分密切。公元429年和5世紀40年代初，歐塞爾的格曼努斯主教（Bishop Germanus of Auxerre）前往島上，幫助當地的基督徒抵制伯拉糾（Pelagian）異端的影響。[68]但異端並不是這最後一代不列顛羅馬人需要面對的唯一問題：從愛爾蘭（蘇格蘭人）和蘇格蘭（皮克特人）來的侵襲者困擾著這一地區的西部和北部邊境，還有橫渡北海而來的撒克遜人也利用羅馬不列顛的孤立情況，肆意掠奪島上的財富。至少自公元3世紀以來，後者就一直困擾著不列顛。他們的入侵促使不列顛在東部和南部沿岸建立大量的防禦工事。其中一些防禦工事今天仍然矗立在原地，例如波切斯特（Portchester）和卡利恩（Caerleon）。是誰在動盪的羅馬不列顛行使著權力，我們不得而知，但不列顛的城市仍持續運作大約一代人時間，至少仍帶來一定程度的稅收。[69]

公元6世紀不列顛的僧侶吉爾達斯（Gildas）在他名為《不列顛毀滅記》（On the Ruin of Britain）的書中寫到，權力最終落入一個不知名的暴君手中，比德（Bede）稱呼他為沃蒂根（Vortigern）。他和「議會」（可能是來自剩下的市議會成員）決定，啟用撒克遜僱傭軍來應對羅馬不列顛所面臨的巨大威脅和頻繁侵襲等諸多問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吉爾達斯只講述了一個梗概，他主要在寫那個時代的道德故事，但目前來說，這段史料十分可信：[70]

〔撒克遜人〕……要求獲取給養，謊稱自己作為士兵已經準備好替他們卓越的僱主承受巨大危險。獲得給養後，他們很長一段時間「堵上了狗嘴」。後來，他們又抱怨每月的津貼不足……並賭咒若無法得到更慷慨的報酬，他們將撕毀協議，劫掠全島。他們毫不遲疑，將威脅付諸行動。

結果：

所有主要城鎮向敵人反覆猛擊的攻城槌低下了頭。所有居民——教會領袖、牧師等——也低下了頭，劍光和火焰遍佈四周……廣場的中央，高牆和塔樓的基石被掀翻，神聖的祭壇，佈滿結了紫色血痂的屍體殘肢，看上去好像是在可怕的壓搾機裡攪拌過。

吉爾達斯沒有記錄暴亂的日期——實際上他沒有明確的記錄任何一個日期。但在兩本成書於高盧的編年史中收錄了有關海峽兩岸繼續往來的記錄。這種往來關係在《聖格曼努斯生平記》（Life of St. Germanus）中也有體現。該記錄指出，在公元440年前後，羅馬不列顛的事態變得十分艱難。面對不斷惡化的局勢，不列顛的羅馬人正式寫信給埃提烏斯，發出最後請願，希望重回帝國的羽翼之下。這封信的日期仍有爭議，但吉爾達斯提到埃提烏斯「三度出任執政官」。埃提烏斯第三次成為執政官是在公元446年。所以如果吉爾達斯的描述是準確的，這封請願信抵達時，埃提烏斯正在急切地巡視多瑙河地區，尋找正在醞釀中的匈人騷亂的先兆。然而，即便吉爾達斯是錯的，事情大體上也仍然成立。埃提烏斯面對各地太多的威脅，無暇回應羅馬不列顛最後絕望的呼喚。[71]

景況暗淡。截至公元452年，西羅馬帝國已經喪失大部分的疆域（地圖14）：不列顛全境、西班牙大部分地區、北非最富饒的行省、割讓給西哥特人的高盧西南部，以及割讓給勃艮第人的高盧東南部。此外，餘下的很多地方在過去的十來年中也經歷了嚴重的戰事，來自這些地區的稅收肯定也會大幅縮減。[72]資金縮水已經成為普遍問題。在這個資金縮水的過程中，匈人最初驅使大量武裝流民跨越邊界間接帶來的惡劣影響，遠大於阿提拉直接造成的破壞。

[1] 也有史料稱是掛在維吉拉斯脖子上。——譯者注

第三部分

帝國的隕落

第八章

匈人帝國的滅亡

阿提拉帝國的滅亡本身就是一個非比尋常的故事。直到公元350年前後，匈人在歐洲歷史上還聞所未聞。在公元350年至410年間，大多數羅馬人遭遇到的也只是一些突襲劫掠的匈人而已。十年之後，大量匈人在喀爾巴阡山以西的匈牙利大平原上立足。但他們仍主要是羅馬帝國的盟友，不時提供軍事援助。公元441年，阿提拉和布勒達首次進犯羅馬。此時，這個盟友才顯露出自己的新面目。在40年時間裡，匈人部落從一個無足輕重的部落一躍成為歐洲的超級強國。無論以何種標準來衡量，這都令人矚目。但阿提拉帝國瓦解的速度則更是驚人。到公元469年，阿提拉暴斃僅16年後，匈人的殘餘人員已經在東羅馬帝國境內尋求庇護。他們的滅亡將給西羅馬帶來深遠影響。

消亡之路

重構匈人在歐洲中部統治的瓦解過程是一個棘手的命題。儘管我們的老朋友普裡斯庫斯記錄了一些相關細節，但由於匈人帝國的衰亡很少涉及外交事務，這些記錄被收入君士坦丁七世《出使篇》的寥寥無幾（參見本書第七章）。多數時候，我們只能依靠古典時期後期存留下來的一部歷史作品——約達尼斯的《哥特史》。我們在前面幾章中已經接觸過這部作品。在這部作品的通用版中約有10頁內容（其中一半是註釋）講述了阿提拉帝國的衰亡。這是相關內容僅存的連貫記載。[1]

約達尼斯是公元550年前後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哥特後裔。因此，他的寫作時間距離我們探討的事件大約一個世紀。雖然他在著書時已是僧侶身份，但他之前曾擔任過多瑙河防線羅馬指揮官的秘書官，因此也不是沒有什麼相關經驗。他在《哥特史》的序言中說明他所敘述的哥特歷史大體上摘自一位名為卡西奧多羅斯（Cassiodorus）的意大利羅馬人的失傳作品。卡西奧多羅斯是公元6世紀20年代意大利東哥特王國的國王狄奧多里克大帝的幕僚。約達尼斯稱他在撰寫《哥特史》時，接觸卡西奧多羅斯史料的時間有限，僅三天。因此，借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雖不能一字不落地記住原文，但我想我還是能保留它的大體意思和事跡。」有人提出質疑，認為約達尼斯實際上有更多機會接觸他的史料範本。也有人認為他和卡西奧多羅斯毫無瓜葛，只是想借卡西奧多羅斯之名達到一定目的。然而，這些人並沒有想出可信的理由來解釋約達尼斯撒謊的原因。這些假設也就難以成立了。[2]我相信，約達尼斯在聲稱自己的敘述是嚴格取材於卡西奧多羅斯的史料時，他基本上是在說實話。《哥特史》的內容和我們對卡西奧多羅斯史料的其他瞭解出入不大。[3]

但即便約達尼斯的序言沒有掩蓋什麼彌天大謊，這也並不意味著《哥特史》具有可信性。卡西奧多羅斯撰寫哥特歷史的對象是東哥特王國的國王狄奧多里克大帝的宮廷。這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通過《哥特史》流傳下來的有關匈人帝國衰亡的敘述。最重要的是，敘事完全以哥特人為中心——這一點也可以想見。在這幾頁紙中唯一詳細講述的內容就是哥特人如何脫離匈人的霸權統治。而且甚至連匈人也只是偶爾被提到而已。確切而言，卡西奧多羅斯需要按照特定哥特國王的意願來講述哥特人歷史。因此，他的著作有兩處歪曲了歷史。

其一，卡西奧多羅斯稱公元376年，除一部分哥特人逃離匈人的襲擊，遷入羅馬帝國境內外，其他哥特人很快都落入匈人手中。這簡直是無稽之談。實際上，我們已經知道除公元376年向瓦倫斯皇帝請求庇護的格魯森尼人和瑟文吉之外，還有七支哥特部落（而且，我們也沒有理由認為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哥特部落了）：

1.阿馬爾家族率領的哥特人——阿提拉時代受匈人控制，但隨後由狄奧多里克統治。

2.拉達蓋蘇斯率領的哥特人——公元405年至406年入侵意大利，最終併入阿拉裡克的西哥特部落（參見本書第五章）。

3.潘諾尼亞的哥特人——公元5世紀20年代，因羅馬的軍事行動脫離匈人霸權統治，被羅馬重新安置在色雷斯，很可能是下文提到的第六支哥特部落的先祖。

4.比格裡斯率領的哥特人——公元466年至471年間曾入侵東羅馬帝國，但戰敗。

5.阿提拉之子丹克茲克（Dengizich）率領的哥特人——公元5世紀60年代後期入侵東羅馬。

6.色雷斯的大批哥特人——公元470年前後就已經作為羅馬的盟友定居在色雷斯。

7.黑海附近飛地上的兩支哥特小部落——西米裡博斯普魯斯王國（Cimmerian Bosporus）的特塔拉克西泰人（Tetraxitae）和克里米亞西南部多里（Dory）的哥特人。[4]

《哥特史》關注的只是第一支哥特部落，因此，大大簡化了哥特歷史。

其二——這一點與第一點緊密相關，《哥特史》誇大了阿馬爾王朝的歷史意義。卡西奧多羅斯的君主狄奧多里克就是阿馬爾王朝的後裔。《哥特史》將哥特人一分為二，一部分在公元376年被匈人征服，另一部分則逃亡羅馬，並聲稱阿馬爾家族一直統治著在瓦倫斯執政時期沒有遷入羅馬境內的所有哥特人。如前文所述，阿馬爾家族後來建立東哥特部落，但這也是在約公元460年至490年間才發生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阿馬爾王朝在獲得新的權力基礎之前就已經脫穎而出。剛奪權的統治者往往會假裝自己有高貴血統。狄奧多里克就是一個典型。卡西奧多羅斯在書信中始終稱狄奧多里克家族為「紫色王朝」。這一觀點滲透了卡西奧多羅斯的作品，因而在《哥特史》中也有所體現。此外，我們也沒有理由認為哥特人只有這七支部落。還有很多哥特人的「王室」家族。[5]事實上，匈人帝國的衰亡比約達尼斯敘述的要複雜得多。

據《哥特史》記載，匈人帝國的衰亡起因於阿提拉暴斃後他的幾個兒子對王位繼承權的爭奪。不同史料中至少提到他的三個兒子才能出眾，是匈人中的重要首領——丹克茲克、埃拉克（Ellac）和赫爾納克（Hernac）。但阿提拉總共有多少個兒子，以及是所有兒子還是只有幾個兒子在爭奪他的王位，我們就不得而知。爭奪很快演變成內戰。結果，一支臣服的日耳曼部落——格皮德人——在首領阿爾德裡克（Arderic）的率領下脫離匈人統治。這也許意味著格皮德人不再繳納歲貢，或是在需要時提供軍事援助。據《哥特史》記載，匈人也沒有坐等這次叛亂結束，雙方在潘諾尼亞一條名為內達奧河（Nedao）的河畔展開戰鬥（這條河的確切位置有待考證）：

阿提拉治下的各部落之間展開激烈戰鬥。不同部落的王國分崩離析，一個部落四分五裂，不再聽命於同一首領。他們群龍無首，相互廝殺……於是，那些最勇猛的部落都四分五裂了……只見哥特人揮舞長矛，格皮德人持劍肆意砍殺，魯基人折斷刺入身體的標槍，蘇維匯人落馬再戰，匈人接連發箭，阿蘭人重裝上陣，赫魯勒人則一身輕裝。最後，經過激烈的交鋒，格皮德人出人意料地獲得勝利。[6]

這幅畫面確實扣人心弦，但並不深入翔實，儘管故事的梗概貌似可信。顯然，公元5世紀權力更加集中後，匈人王族內部的爭權奪利已經司空見慣。例如，如本書第七章所述，公元5世紀40年代，在王位爭鬥的前幾個回合中敗下陣來的王室成員最後都逃到羅馬帝國避難。有些被遣返後立刻被處死。如果有可能，約達尼斯也不大會對格皮德人大書特書，尤其是到公元6世紀，哥特人和格皮德人之間也並無好感可言。[7]

但是，我們不清楚這場戰鬥中各部落的立場，也不知道這只是一場大戰，還是包括了一系列規模較小的交鋒。約達尼斯對這場惡戰結果的敘述也含混不清。他只是簡單地做了以下綜述：「通過叛亂，〔阿爾德裡克〕不僅解放了自己的部落，還解放了其他同樣受壓迫的部落。」但這些部落具體是怎樣被解放的還有待商榷。據約達尼斯記載，阿提拉的兒子埃拉克戰死沙場後，他的其他幾個兒子都紛紛棄家而逃，離開多瑙河中游地區，前往喀爾巴阡山以東和黑海以北一帶。匈人的各臣服部落，不論立場如何，都獲得自由。[8]就我們所知，到公元460年前後，多瑙河中游平原一帶主要勢力的分佈情況大體如下（地圖15）：阿馬爾家族率領的哥特人佔據多瑙河以南、原羅馬行省潘諾尼亞境內的弧形地區，從巴拉頓湖（Lake Balaton）一直延伸到塞爾曼；格皮德人控制多瑙河東北段一帶，包括公元3世紀放棄的羅馬行省達契亞的大部分地區；兩者之間的多瑙河曲彎北部地區分佈了蘇維匯人、斯基利人、赫魯勒人、魯基人，以及薩爾馬提亞人或阿蘭人。從約達尼斯的記載來看，格皮德人的叛亂使得這些部落都迅速擺脫匈人臣服部落的身份，成為獨立王國。然而，其他史料存留下來的不完整記錄中有足夠證據證明，情況遠比這複雜得多。約達尼斯的敘述中也有個別細節印證了這一點。

公元453年至454年，匈人突然從喀爾巴阡山一帶銷聲匿跡的看法具有很大的誤導性。如約達尼斯本人所述，公元5世紀50年代後半期和60年代初，匈人曾先後兩次干預喀爾巴阡山以西地區，對抗潘諾尼亞阿馬爾家族率領的哥特人。[9]公元5世紀60年代後半期，阿提拉的其他幾個兒子仍有實力橫渡多瑙河，向羅馬帝國境內發動進攻。如果匈人如約達尼斯所說，在內達奧河戰役之後確實遷離多瑙河中游地區，他們也並沒有走遠。而且，即便內達奧河戰役使得格皮德人重獲自由，肯定也還有一些部落沒有擺脫匈人統治。據普裡斯庫斯記載，公元467年至468年，匈人在阿提拉之子丹克茲克的率領下最後一次進犯東羅馬帝國時，仍有大批哥特人追隨其後。[10]約達尼斯也提到丹克茲克集結烏爾特茲恩朱勒斯（Ultzinzures）、昂吉斯基利（Angisciri）、比圖古勒斯（Bittugures）以及巴爾多勒斯（Bardores）這幾個部落的人馬，向阿馬爾家族率領的哥特人再次發動進攻。[11]這並不意味著內達奧河戰役不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但說明喀爾巴阡山一帶匈人對其他部落的統治並沒有瞬間消失。

而且，阿馬爾家族率領的哥特人和其他匈人臣服部落的解放之路也不完全像約達尼斯影射的那樣。這些部落並沒有突然同時脫離匈人統治。如前文所述，阿提拉暴斃之時，至少有三支彼此獨立的哥特部落仍處於匈人統治之下。此前還有一支哥特部落（參見本章開篇提到的部落3或6）也是如此，不過這支部落在公元5世紀20年代因東羅馬的軍事行動脫離匈人的霸權統治，被重新安置在色雷斯。到公元5世紀50年代中後期，部落1已經脫離匈人霸權。部落4是在公元5世紀60年代中期之前脫離的。而部落5則一直處於匈人統治之下，在公元467年至468年還參與匈人對羅馬帝國的最後一次侵襲。雖然我們沒有其他匈人臣服部落的類似記載，但這些部落——蘇維匯人、魯基人、赫魯勒人、格皮德人以及阿蘭人等——內部可能同樣也有一些獨立的政治團體在公元453年至468年間逐步脫離匈人統治。

我們也不能想當然地認為阿提拉暴斃之時，在匈人帝國廢墟上建立起來的這些獨立政治單位早已有各自正常行使統治權的首領。據《哥特史》記載，阿馬爾家族率領的哥特人情況如此。《哥特史》稱狄奧多里克的叔叔、阿馬爾家族的法拉米爾（Valamer），曾是阿提拉的得力助手，深受其信任。《哥特史》還稱阿馬爾家族在部落1的地位顯赫，無可匹敵。這兩點都值得懷疑。約達尼斯自己在書中就提到在法拉米爾出現前、匈人霸權統治下的40年間，這個所謂的無可置辯的王朝實際上根本沒有統治過任何哥特部落。他還講述了一位名為巴蘭比爾（Balamber）的匈人君主擊敗幾位哥特首領——例如維尼塔裡烏斯（Vinitharius）和烏尼蒙德（Hunimund）——的一些趣事。這些故事的時間混亂，前後矛盾。但如果我們意識到巴蘭比爾的這些功績可能是法拉米爾最初為鞏固自己對阿馬爾家族率領的哥特人的統治所做努力的傳訛，時間上的這些問題就都迎刃而解了。其他史料都沒有提及巴蘭比爾，而且法拉米爾在希臘語中是寫作「巴蘭爾」（Balamer）。這些故事講述了法拉米爾擊敗兩位哥特首領維尼塔裡烏斯和烏尼蒙德，以及後者的兒子坨里斯蒙德（Thorismund）。坨里斯蒙德的兄弟格西蒙德（Gesimund）放棄抵抗，接受法拉米爾的稱霸。而坨里斯蒙德的兒子貝裡蒙德（Beremund）則向西逃亡到羅馬帝國。

因此，在阿提拉暴斃之際，我們看到的並不是一個無與倫比、德高望重的阿馬爾王朝，而是幾個領兵角逐的哥特小軍閥。法拉米爾可能是將他們統一起來的第一人。他採用的手段不一，有些是直接軍事行動（例如殺死烏尼蒙德），有些是和解（例如格西蒙德投誠），還有些則是雙管齊下——法拉米爾先是殺死維尼塔裡烏斯，然後再迎娶他的孫女。[12]我猜想，所有這些政治變革都發生在阿提拉暴斃之後。其結果是形成一支更加強大的哥特力量，能更有效地抵禦匈人統治。很難想像，如果是在自己統治的鼎盛時期，阿提拉會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13]

因此，顯而易見，不是所有的匈人臣服部落都已經確立自己的首領，只等這位偉人一死就奮起脫離匈人統治。格皮德人可能確實已經有了自己的既定首領，這也許能說明他們為什麼能很快獲得獨立。但阿提拉死後爭取自治的其他部落都只是新近才剛形成的——可以說是圍繞新首領草率集結的人馬。例如，斯基利王國的興起就不那麼簡單。公元5世紀60年代，斯基利人受埃德科統治。此人我們在上一章中提到過，是阿提拉的親信，東羅馬曾試圖收買他，刺殺當時的匈人首領。埃德科深得兩個兒子——奧多瓦卡（Odovacar）和奧諾爾夫（Onoulph）——的支持。隨著匈人帝國的瓦解，埃德科顯然成功地重塑自我，從匈王心腹搖身一變，成為斯基利人的國王。值得一提的是，他可能都不是斯基利人出身。他兩個兒子的母親據說是斯基利人，但他本人是匈人，或是圖林根人。後者更具體一些，也許更有可能是真的。那麼，使埃德科有資格成為斯基利人首領的並不是他的出身，而可能是與斯基利權貴之女的聯姻，再加上他在阿提拉宮廷的顯赫地位。其他部落的情況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但我懷疑，公元5世紀5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這種政治重組現象在繼匈人帝國而起的王國出現之前十分普遍。[14]

把這些細節綜合起來看，我們會發現匈人帝國的衰亡和約達尼斯的敘述大相逕庭。如果至少有一些臣服部落在獲得獨立之前就已經發生重大政治重組，那就意味著匈人帝國是隨著匈人逐漸失去對這些部落的控制而慢慢走向消亡。

因此，這些新獨立部落的興起開啟了匈人帝國消亡的最後階段。匈人將大部分部落都聚集到匈牙利大平原。這種武裝部落的集中前所未有，在匈牙利大平原形成一個威力無比的戰爭機器。[15]在羅馬時期，這一地區僅生活著薩爾馬提亞人、蘇維匯人和汪達爾人——羅馬格外小心，不斷採取措施，謹防邊境地區聚集太多的武裝部落，以免滋生戰事。而匈人統治的瓦解所造成的局面恰巧就是早前羅馬苦心經營所要避免的——在相對有限的範圍內集中大量兇猛好鬥的武裝部落。因此，在公元5世紀60年代，獨立戰爭必然演變成地區爭霸的戰鬥，新興王國彼此較量，角逐多瑙河一帶的統治權。

我們同樣只有在《哥特史》中才能找到脈絡清晰的敘述。當然，阿馬爾家族率領的哥特人被刻畫成角逐的大贏家。[16]約達尼斯稱這些哥特人很快就和蘇維匯人展開激戰，並大獲全勝。於是，蘇維匯人又煽動這一帶的其他勢力，尤其是斯基利人，對抗哥特人。在與斯基利人的初次交鋒中，法拉米爾被殺。但哥特人猛烈反擊，斯基利部落作為一支獨立勢力被摧毀。結果蘇維匯人、斯基利人餘部、魯基人、格皮德人、薩爾馬提亞人等大多數部落都聯合起來，一致對抗哥特人。這就導致潘諾尼亞的第二場大戰，戰場位於博利亞河（Bolia）河畔。這條河的確切位置也同樣有待考證。約達尼斯做了以下敘述：

哥特人更加驍勇善戰，平原上積滿敵人的鮮血，彷彿一片猩紅的海洋。武器和屍首堆積如山，橫陳10餘英里（約16公里）。哥特人見狀，大喜。其欣喜之情難以言表，因為他們痛斬敵人，替首領法拉米爾報了殺身之仇。[17]

其他史料中可以找到足夠信息來證實約達尼斯的說法。據普裡斯庫斯的殘存史料記載，在最後決戰前，斯基利人和阿馬爾家族率領的哥特人都派使團前往君士坦丁堡，試圖爭取東羅馬的支持。[18]斯基利人的滅亡在其他史料中也有記載。但阿馬爾家族率領的哥特人是否屢戰屢勝，以及獲得多大規模的勝利，我們都無從得知。

隨著一些角逐部落的滅亡，這一地區的暴力衝突和動盪局勢開始稍稍緩解。公元5世紀60年代末，斯基利王國喪失獨立。公元473年，阿馬爾家族率領的哥特人撤離多瑙河一帶，打算去東羅馬帝國碰碰運氣。但這些都沒能及時挽救阿提拉的幾個兒子。隨著公元5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事態的發展，他們的地位被徹底動搖。每當一個部落獲得獨立，就意味著停止繳納歲貢的臣服部落又增加一個。這已經糟糕透了。但新王國隨後都開始先發制人，以彼此和匈人為代價，尋求權勢的最大化。據約達尼斯記載，阿提拉的幾個兒子同阿馬爾家族率領的哥特人展開兩次交鋒。這兩次交鋒有力地體現了匈人從勝利者到戰敗者的轉變。在第一個回合中，匈人襲擊作為「逃亡奴隸」的哥特人，旨在重申匈人的霸權統治，並迫使哥特人繼續納貢。在第二個回合中，匈人試圖阻止潘諾尼亞的一些小部落落入哥特人手中。[19]我們所知的其他主要部落基本上也都在做著同樣的事情，因此匈人的權力基礎被一步步侵蝕。

到公元5世紀60年代中期，阿提拉剩下的兩個兒子丹克茲克和赫爾納克都已經山窮水盡。臣服部落脫離統治，再加上阿馬爾家族率領的哥特人等部落日漸強大，使得他們在多瑙河北部的地位不堪一擊。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和羅馬帝國達成和解。但是，丹克茲克沒能同羅馬達成和解——可能是他要求過多。公元469年，他敗在羅馬指揮官阿納伽斯特斯（Anagastes）手下，並在君士坦丁堡懸頭示眾。赫爾納克及其追隨者可能沒有這麼貪婪，最終被重新安置在多瑙河河畔多布羅加（現在的羅馬尼亞）北部。還有一些匈人殘部在厄斯克爾、烏塔斯和阿爾姆斯（Almus）這些要塞及附近地區安頓下來。多瑙河北部獨立的匈人強權已經終結。阿提拉王國的消亡迅速而徹底。

騎虎

因此，儘管《哥特史》有眾多的局限性，它的敘述仍使我們能夠重構匈人帝國衰亡的一些關鍵環節。長久以來，人們為這一離奇現象做出各種解釋。早期的史學家往往認為這說明阿提拉能力超凡——只有他掌舵，匈人帝國才能存在。相比之下，愛德華·湯普森則把匈人的消亡歸結為他們從羅馬帝國攫取的財富所帶來的社會分化。[20]這兩種理論各有千秋。如前文所述，匈王阿提拉精明圓滑，卓爾不凡，而且從羅馬獲得的黃金肯定沒有完全平分給每個部落成員。但對匈人帝國的全面瞭解還取決於匈人與臣服部落之間的關係。這些臣服部落基本上都是日耳曼部落。如前文所述，公元5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匈人權力驟然爆發的原因是它能夠吸納大量武裝部落。同樣，阿提拉暴斃後，其繼任者日漸喪失對這些部落的控制，招致他們自身的衰敗。

問題的關鍵在於，總體而言，這些部落不是自願被納入匈人帝國的。我們所有的證據都表明，非匈人部落都是通過征服和恐嚇這兩種手段才被納入帝國統治。在阿提拉時代，可薩人是最後一個被納入帝國勢力範圍的。我們在本書第七章中已經瞭解到故事的前半部分，東羅馬的使節沒有把最好的禮物送給地位較高的首領。普裡斯庫斯記載了隨後發生的事情：

地位較高的庫裡達契，〔可薩首領〕……招來阿提拉一起對抗其他首領。阿提拉迅速派去大隊人馬，消滅一些首領，並制伏其餘首領。然後，他召喚庫裡達契一同分享戰利品。但庫裡達契懷疑其中有詐，聲稱一個凡人很難接近神……這樣，庫裡達契保住了性命，也保全了自己的王國。而可薩人的其他部落都被迫接受阿提拉的統治。[21]

隨後，阿提拉派長子去統治這些臣服部落。這段文字顯示，阿提拉能夠在必要時迅速採取政治行動，但匈人帝國擴張的基本手段是軍事征服。公元376年夏天，瑟文吉和格魯森尼人最初肯定就是為了逃避匈人的統治才來到多瑙河河畔。勃艮第人最終遷往羅馬帝國也是因為在公元5世紀30年代曾遭受匈人的殘暴虐待。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一個事實，即如前文所述，脫離阿提拉帝國的途徑就是戰爭，而且別無他法。[22]

我們關於匈人征服者和各種臣服民之間關係的信息並不全面。最受研究者關注的是普裡斯庫斯記載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通常被認為是可以說明匈人帝國中種族階層的流動性。普裡斯庫斯在阿提拉營帳附近逗留時，遇見一個穿著講究的匈人用希臘語向他問好。一問才得知這個「匈人」原來曾是個戰俘，公元441年費米拉孔失陷時被俘的羅馬商人。隨後，他被分配給奧尼吉修斯，並參與之後對羅馬和可薩人的戰役。他表現出色，贏得大量戰利品，並把這些戰利品都上交給奧尼吉修斯，因此重獲自由。他後來娶了一個匈人為妻，現在已深得從前主人的信任，陪同其左右，還經常和他一起同餐共飲。這樣，一個在戰鬥中表現出色的奴隸就可以獲得自由，被地位相當顯赫的匈人所接受。另一個援引較少的故事則揭示了匈人統治下主僕關係的另一面。還是在阿提拉宮廷逗留期間，普裡斯庫斯目睹了兩個奴隸因作戰時趁亂謀殺主人而被絞死。事實上，匈人的大多數臣服民都遭受各種方式的剝削，並受到嚴格管制。[23]

普裡斯庫斯殘存的史料中有一段記載很能說明問題。事情發生在公元467年至468年丹克茲克與東羅馬帝國交鋒的最後一個回合期間。羅馬人將哥特人從哥特－匈人聯軍中挑出，提醒他們匈人整體上到底是如何對待他們的：「這些人不事農桑，卻像豺狼一般攫取哥特人的糧食。結果後者淪落為奴，忍受飢餓的煎熬。」[24]當然，攫取臣服部落的糧食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如前文所述，這些臣服部落還被派去替匈人作戰。很少有平民俘虜會擅長作戰，因此匈人戰役很可能都傷亡慘烈。普裡斯庫斯記載的那個轉投匈人的商人確實發達了，但顯然，這種情況屈指可數。

因此，很顯然，匈人帝國必定是一個不穩定的政治實體，因統治階層和被統治階層間的矛盾四分五裂。即便在匈人出現前，其臣服部落間的相互爭鬥由來已久，彼此之間也存在矛盾。這種不穩定性往往很少受到史學家們的關注，因為我們的史料大部分來自普裡斯庫斯——一個羅馬人，而且這些史料都是有關阿提拉鼎盛時期的。然而，廣撒網的話，我們很快就獲得更多佐證。匈人帝國的最大長處在於能夠迅速利用臣服部落，增強自己的實力。但這也是它最大的弊端。例如，羅馬一有機會就會利用匈人臣服部落參戰實屬被逼無奈這一事實。公元5世紀20年代，東羅馬對付在潘諾尼亞逐漸崛起的匈人強權的辦法就是促使大批哥特人脫離其統治，隨後又將這些哥特人安置在色雷斯。[25]據普裡斯庫斯的殘存史料記載：[26]「盧阿統治匈人期間，生活在多瑙河附近的阿米爾朱利人（Amilzuri）、埃提馬利人（Itimari）、圖恩蘇勒斯人（Tounsoures）和布瓦斯基人（Boisci）都紛紛倒戈，和羅馬人並肩作戰。」這些都發生在公元5世紀30年代盧阿取得巨大成功之後，表明即便是成功也不足以確保臣服部落風平浪靜。政權交替的初始階段，局勢尤為緊張。公元440年，盧阿的繼承者阿提拉和布勒達上台。兩人首次戰役的對手並不是羅馬：「〔在他們的統治初期，〕同羅馬達成和解後，阿提拉和布勒達領軍橫穿斯基泰，制伏當地各部落，並向索羅基斯人（Sorogsi）開戰。」一旦確立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後就需要重申對臣服部落的統治權。這一點可能是匈人帝國每一位新即位統治者的首要任務。

因此，阿提拉死後所產生的這些衝突並非異常，而是匈人及臣服部落之間關係的必然結果。只要有可能，匈人首領就會盡力確保羅馬不會在這方面給他們惹麻煩。在同羅馬締結的首個和約中，後者希望多瑙河一帶能夠太平無事，以便集中兵力收復北非。阿提拉和布勒達得以確保「匈人準備和蠻族部落開戰時，羅馬不得同後者結盟」。羅馬帝國耗費幾個世紀消除征服所帶來的矛盾，將臣服民——或者至少是其中的地主階層——變成完完全全的羅馬人。與之不同的是，匈人缺乏必要的穩定性和行政能力來直接統治臣服民。[27]他們並沒有對臣服部落進行社會政治結構的改革，也沒有強制實行自己的社會政治結構，而是依賴原有的部落首領繼續管理臣服部落的日常事務。結果，匈人只能行使適度的統治權和干預權，甚至連這些也是因部落而異。如前文所述，阿提拉暴斃之際，格皮德人已有自己的至高首領，因此很快就能獲得獨立。像阿馬爾家族率領的哥特人這樣的部落，則需要先產生一位自己的首領，才能挑戰匈人霸權。有些部落始終沒能產生自己的首領，例如公元5世紀60年代入侵東羅馬時受制於丹克茲克的哥特人。但即便是這些哥特人，儘管在公元468年仍處於丹克茲克統治之下，也已經有各自分支的小首領。

要是我們的史料更豐富且更深入翔實的話，我想我們會看到公元453年後，匈人帝國分崩離析，各臣服部落像剝洋蔥一樣逐個獲得獨立，其先後順序與之前匈人控制的強度成反比。其中有兩個主要變量：一個是臣服部落政治結構受影響的程度；另一個是這些臣服部落距離匈人帝國腹地——阿提拉營地——的遠近。我更傾向於認為後者是一個關鍵因素，但缺乏證據。有些部落緊鄰匈人領土，受到嚴密控制，任何形成統一首領的苗頭都被遏制。距離稍遠的部落則更多地保留了原有的政治結構，更難控制。在阿提拉時代，法蘭克人和可薩人從地理上來講處於其統治的邊緣，受影響最小。距離更近的圖林根人、哥特人、格皮德人、蘇維匯人、斯基利人、赫魯勒人、薩爾馬提亞人和阿蘭人等部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更多的控制。[28]

對阿提拉帝國的考古發現使我們對其臣服民和統治者的關係有了更多的認識。如本書第七章所述，這些考古發現主要是日耳曼人或看似日耳曼人的墓葬。已發掘隨葬品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大量墓葬隨葬品稀少和少量墓葬隨葬品豐富形成鮮明對比。這些少數墓葬的隨葬品並非一般，而是出奇地豐富，包括各種黃金製品和其他飾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黃金和石榴石鑲嵌的珠寶，這些寶石鑲嵌在黃金托架上，產生一種類似鑲嵌畫的效果。這類製品後來成為羅馬後期和後羅馬時期各地精英的標誌。例如，在英格蘭東部發掘出公元7世紀初的薩頓胡（Sutton Hoo）船葬，船中鑲嵌珠寶的款式讓研究者首先想到的是匈人統治下的歐洲精英。[29]在阿帕希達〔Apahida，現在的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發掘的墓葬中有60多件黃金製品，包括安裝在墓主馬鞍上的一隻實心黃金雄鷹。這個墓主的其他馬具都同樣是用黃金製成，他本人也從頭到腳都裝飾了各種黃金珠寶。有些墓葬也有同樣豐富的隨葬品，還有一些墓葬黃金製品數量略少。[30]

在歐洲中部和東部日耳曼人的居住地區發現這麼多黃金製品意義深遠。如果說到公元紀年開始以前，日耳曼世界的社會分化在墓葬中有所體現的話，也只是表現在一些墓葬的手工陶器數量超過平均水平，或是裝飾用的青銅和黑鐵製成的搭扣稍多一些。到公元3世紀和4世紀，一些家族在死者的墓葬中放置銀質搭扣和大量珠子，可能還有一些陶輪製品。但此時，黃金還沒有被用來區分精英墓葬——它們頂多會用到一點銀製品。[31]匈人帝國改變了這一切，而且幾乎是一夜之間發生的。「多瑙河風格」的墓葬黃金隨葬品豐富，標誌著這一帶黃金隨葬品的數量驟增。這些黃金的來源毋庸置疑。我們眼前這些公元5世紀匈牙利的隨葬器物就是普裡斯庫斯和其他史料提到的羅馬帝國向北輸送財富的物證。如上一章所述，匈人想從帝國獲得黃金和其他能拿得動的財富——其形式是為僱傭兵支付的報酬、戰利品，尤其是歲貢。很明顯，大量的黃金被打造成墓葬中的這些珠寶和嵌花。許多隨葬器物豐富的墓葬都屬於日耳曼人。這一事實表明，匈人沒有將黃金全部據為己有，而是將其中的一部分分配給日耳曼臣服部落的首領。因此，這些首領也變得十分富有。

這一策略背後的考量是，如果日耳曼部落的首領在匈人帝國的成功中能夠獲利，那麼意見分歧將會最小化，事情進展也會相對順利。贈給臣服部落首領的黃金將會促進帝國政治，預防叛亂。由於有許多墓葬中都有黃金隨葬品，這些部落首領肯定是將一部分黃金又分配給自己的心腹。[32]因此，黃金反映了阿提拉宮廷的政治。（把普裡斯庫斯遇到的那位貴族想像成阿帕希達墓葬的主人也未嘗不可。）同樣重要的是，黃金的分配在應對地方性內亂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我們對這些黃金來源的認識，共同突顯了維繫匈人帝國的掠奪性戰爭的重要性。

首先，纍纍戰績為時任首領樹立了絕對強權的形象，見證了阿提拉獲得瑪爾斯之劍時的宣言。但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軍事勝利對於他之前的幾任首領也同樣重要。伴隨強權的名聲而來的是震懾臣服部落的能力。當然，為控制臣服部落的首領提供黃金和其他戰利品的也正是軍事勝利，儘管阿提拉死後，各臣服部落競相脫離帝國統治，其速度之快說明支付的錢財不能補償他們所受的剝削。如前文所述，羅馬帝國試圖將邊境地區的人口控制在低水平狀態，以便將潛在麻煩最小化。與之相反，匈人帝國卻大量吸納臣服部落。[33]如此龐大的人口集中一地，造就一個威力無比的戰爭機器。這個戰爭機器無法閒置，因為它包含太多的內部矛盾，容不得它閒置下來。匈人臣服部落的人數多於地道的匈人人數，前者可能是後者的幾倍。讓臣服部落終日忙碌十分重要，否則不安分分子將尋求發洩精力的渠道，搖搖欲墜的帝國可能就會開始坍塌。

我們已經對匈王阿提拉有了迥然不同的認識。和通常情況一樣，使他如此強大的因素同時也是他最大的負累。公元5世紀40年代輕易打敗東羅馬帝國軍隊的匈人軍隊本身也極不穩定。從短期來看，匈人軍隊取得的勝利鞏固了阿提拉的統治。但這支軍隊因內部矛盾四分五裂。要維繫阿提拉的統治，匈人軍隊還有必要取得更多勝利。如果他的威望開始下降，其臣服民將會投入羅馬人的懷抱。阿提拉是歐洲歷史上最偉大的蠻族征服者，但他是在騎虎，而且是一頭無比凶殘的猛虎。如果沒有抓牢，他就會被咬死。

在我看來，這反過來也解釋了他在公元5世紀40年代末原本蹊蹺的舉動——將目光轉向西羅馬。公元441年至447年間，阿提拉的軍隊洗劫巴爾幹半島，僅有一部分小的地區因兩大障礙——位置孤立的伯羅奔尼撒半島和陸地防禦固若金湯的君士坦丁堡——而倖免於難。東羅馬帝國已是深陷困境，它每年需要繳納的歲貢增長了十倍，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匈人已經從君士坦丁堡搾取了所有他們有可能獲得的財物。至少，繼續對其發動戰爭必定會觸及回報遞減的法則。但阿提拉盤踞在匈牙利大平原上，身邊龐大的戰爭機器無法閒置。巴爾幹半島已經沒有什麼可供侵襲的了，必須找到一個新目標。換言之，阿提拉轉向西羅馬是因為他已經窮盡東羅馬可供侵襲的所有像樣的地區。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對匈人帝國的又一評價。匈人帝國在政治上有賴於軍事勝利和源源不斷的黃金，注定要不斷征戰，直至戰敗，然後導致內部危機。公元451年和452年在高盧和意大利的失利肯定至少已經使阿提拉不可戰勝的光環開始變得暗淡，也肯定減少了黃金的流入。一些遠離匈人腹地的部落可能已經開始不服管束。阿提拉之死及其幾個兒子的相互內戰很可能為他們提供了期盼已久的機會。不管怎樣，沒有什麼比阿提拉帝國的突然瓦解更能生動體現匈人統治者和被剝削的非匈人臣服民之間尚未解決的矛盾。然而，匈人帝國的意外滅亡也是西羅馬帝國瓦解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

新的權力平衡

以匈牙利大平原為中心的一個超級強國衰亡了，東西羅馬帝國發現自己現在面臨著一群新興王國，其勢力範圍向一方延伸到萊茵河地區，向另一方延伸到黑海一帶。這些王國多數時候都在相互廝殺，偶爾也會進犯羅馬邊境。隨著帝國逐漸深陷臣服部落脫離匈人統治的鬥爭之中，羅馬在多瑙河防線的外交政策開始轉變。面對新形勢，羅馬當局有兩個首要任務：他們需要阻止多瑙河北部的爭鬥以入侵或突襲的方式蔓延到自己的領土之上，同時還需要防止這種混亂局勢造就另一個龐大的帝國。

普裡斯庫斯的史料不全，使得我們無法完整地從羅馬的角度瞭解事情的經過，但其實質還是不難提煉出來。現有史料都提到由於多瑙河對岸為爭奪生存空間而爆發激烈爭鬥，不同蠻族部落的成員都湧向羅馬境內。現在，大批難民湧入西羅馬帝國，有的獨自遷移，有的跟隨部落一起。他們認定多瑙河南岸的生活看上去要比北岸的兵連禍結更可取。這些難民中最著名的當屬斯基利人的首領、埃德科之子奧多瓦卡。他率領一隊追隨者先是前往高盧，後來又改道意大利，並在那裡加入羅馬軍隊。其他出身沒有這麼顯赫的部落首領也紛紛效仿。到公元5世紀70年代初，意大利的羅馬軍隊被來自歐洲中部的難民控制：被吸納進來的蠻族兵中特別提到的有斯基利人，還有赫魯勒人、阿蘭人和托斯靈吉人（Torcilingi）。[34]現有史料沒有給出這些人口遷入意大利的具體數字和確切時間。這也許意味著我們應該考慮的是移民和新兵持續不斷地湧入，而非一次性大規模地湧入，儘管斯基利人失去獨立等因素可能會加快這一過程。

如果有個別遷來的部落只是要逃離多瑙河北部的大屠殺，其他的則是在尋求在羅馬的領土上建立自己的飛地——他們似乎認為這比繼續留在匈牙利大平原上競爭要容易些。到公元5世紀60年代中期，一些部落發現匈牙利大平原上的競爭過於激烈，無法應對，接連三次進犯東羅馬。據約達尼斯記載，公元466年或其後不久，哥特王比格裡斯（即本章開篇提到的部落4）率領其追隨者進犯多瑙河南岸，但遭遇失敗。[35]大約在同一時期，一個名叫霍米達克（Hormidac）的人率領一幫匈人來犯，深入達契亞，直抵塞爾迪卡，並在此被東羅馬的指揮官安提莫斯（Anthemius）挫敗。[36]同樣也是在這一時期，阿提拉之子丹克茲克試圖攫取東羅馬帝國的一隅，但如前文所述，他也沒能成功。這些武裝團伙的到來大體上和阿馬爾家族率領的哥特人與其對手在多瑙河中游平原展開的戰鬥發生在同一時期。而且，和相比之下湧入西羅馬帝國較少的難民一樣，這些團伙遷入帝國可能是因為新的暴力衝突猛增造成的。[37]

同時，這些新王國在某種程度上也延續了匈人的做法。普裡斯庫斯史料的兩個殘篇中有一個涉及阿提拉帝國衰亡的後果。因此，我們得知為了獲得歲貢，法拉米爾率領哥特人侵入東羅馬帝國。據普裡斯庫斯記載，到公元5世紀60年代初，歲貢總計300磅黃金[38]——遠遠少於阿提拉在其鼎盛時期獲得的黃金數量（2100磅），也不到阿提拉剛掌權時支付給匈人黃金數量的一半。然而，這筆金額也並非無關痛癢。如果法拉米爾成功擴大其權力基礎，他很可能提高歲貢的金額，就像匈人曾經做過的那樣。君士坦丁堡當局可能還需要向其他新王國繳納歲貢，因此他們不得不謹慎行事。這些新王國有可能合併成同阿提拉帝國一樣棘手的對手。普裡斯庫斯史料中另一存世的相關片段使我們對羅馬對這個潛在問題的態度有了深入瞭解。[39]在哥特人和斯基利人頭兩次交鋒的間隔期間，雙方都派使團前往君士坦丁堡，請求支援。沒有人想援助哥特人，但大家就採取什麼樣的最佳行動產生分歧。有人提議羅馬完全置身事外。但羅馬最終決定給予斯基利人有限支援。約達尼斯忽視了後阿提拉時代的衝突，但各方顯然都不僅在聯合起來相互抗衡，而且也在努力爭取羅馬的支持。君士坦丁堡無人想要支持阿馬爾家族率領的哥特人。這一事實證明他們日益強大，最有可能成為一個新的超級強權。

羅馬人把阿提拉之死看作新時代的曙光。偉大的阿提拉逝世的當天晚上，東羅馬的皇帝馬爾西安據說做了一個美夢，夢到自己看見阿提拉的弓折成兩段。[40]然而，超級對手的消亡並沒有終結所有麻煩，而是引發了各種新問題。帝國間進一步衝突的可能性消失，結果卻是引發許多錯綜複雜的區域性衝突，對東西羅馬帝國產生嚴重影響。我更傾向於認為，我們從各種史料中瞭解的衝突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此外，與阿提拉帝國崩潰所帶來的更加深遠的影響相比，難民和入侵者所造成的多重問題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最重要的是，阿提拉帝國的崩潰打破了公元5世紀中葉以前西羅馬帝國賴以為繼的力量平衡。

埃提烏斯垮台

如本書第六章所述，公元425年，年僅6歲的皇帝瓦倫提尼安三世即位。他是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和加拉·普拉西提阿之子，在東羅馬帝國軍隊的協助下登上皇位，但從未實際掌權。他的母親統治帝國長達8年之久，最終由於沒能維持幾位西羅馬部隊指揮官間的權力平衡而被埃提烏斯取代。這個男人擁有非凡的軍事洞察力，在公元5世紀30年代不光保住了西羅馬帝國，還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理論上，羅馬青年14歲就已成年，能夠做出有法律效力的決定。但公元433年已年滿14歲的瓦倫提尼安三世還遠沒有做好與強硬且久經沙場的指揮官爭奪權力的準備，尤其是在帝國面臨多重軍事問題之際。五六年後，埃提烏斯可能已經掌權，他的地位徹底鞏固。到公元440年，有關政策和人事任命的重要決策都是由這位指揮官制定，而非皇帝——普拉西提阿煞費苦心想要避免的正是這種局面。

因此，西羅馬名義上的皇帝深陷自己也無法掌控的權力模式之中，僅僅是一個傀儡而已。這種存在的單調乏味之處往往會被低估。瓦倫提尼安三世從未踏出意大利半步，只是往返於羅馬和拉文納之間。他的生活乏味，除了充斥著價格斐然的裝點之物的個人生活，就是國事活動。如前文所述，皇帝的工作就是要體現羅馬政府的一些核心理念。他需要代表羅馬世界秩序的非凡本質，確切來說是由上帝命定的本質，在禮節儀式中展示造就羅馬帝國的神的庇佑。作為各種儀式、列隊、基督教彌撒和接見活動的主角，他絕不能有任何閃失，讓自己的光環滑落。日復一日，他所要行使的職責一成不變，枯燥乏味。帝國是極權政治的縮影，絕不允許公開不和。統一就是一切。各種儀式持續不斷地配合起來，使人們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別忘了，《狄奧多西法典》（參見本書第三章）被介紹給元老院時正是處於瓦倫提尼安三世執政時期。瓦倫提尼安三世省去了這次表演，但這種儀式代表他每天都必須忍受的枯燥生活。帝國各重大儀式開始之前，參與的元老院元老很可能都需要高聲歡呼245次。我和11歲的兒子做了一個簡單實驗，發現我們可以在一分鐘之內做18次這樣的歡呼。因此，《狄奧多西法典》的引介儀式可能至少得花40分鐘，而且這還沒有考慮儀式接近尾聲時元老們因疲勞而放慢速度。

瓦倫提尼安三世之前的皇帝每天也都經歷了同樣的煎熬，但至少這些盛事結束後，他們能關起門來，制定政策，任命官員，從中得到寬慰。我們在前文已經見證了這種生活給瓦倫提尼安三世的姐姐霍諾裡婭所帶來的失意：和自己的地產管理人私通，並懷上孩子，後來又開門揖盜，和匈王阿提拉聯姻（參見本書第七章）。對瓦倫提尼安三世而言，要改變現狀也絕非易事。小皇帝的生活不易。他們成年後，卻發現自己仍然身處權力的邊緣。他們可能會不顧一切地豁出去，和17歲的愛德華三世一樣。1330年10月19日午夜，他闖入諾丁漢（Nottingham）城堡，剷除自己的母親伊莎貝拉女王（Queen Isabella），逮捕其情夫莫蒂默（Mortimer），奪取統治權。但大多數小皇帝都沒有這麼大膽無畏。而且公元5世紀40年代，埃提烏斯是小皇帝對抗匈人的唯一壁壘。

公元5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瓦倫提尼安三世對自己的失意無能為力。但匈人帝國瓦解後，一股變革之風吹遍西羅馬宮廷。到公元450年前後，埃提烏斯和皇帝之間產生了兩個分歧。那年7月28日，東羅馬的皇帝狄奧多西二世墜馬後死亡。瓦倫提尼安三世屬於狄奧多西王朝，和狄奧多西二世之女尤多克西亞聯姻，而且將他推上西羅馬帝國的皇位、堅決重申那個王朝的統一性的也是狄奧多西二世的軍隊（參見本書第六章）。狄奧多西二世是該王朝在東羅馬最後的男性代表，他的獨子阿卡狄烏斯已經先於他離世。據說，瓦倫提尼安三世聽聞堂兄的死訊後，便打算前往君士坦丁堡，要求自己作為唯一的皇帝統治整個羅馬帝國。埃提烏斯極力反對。這個計劃顯然欠妥。瓦倫提尼安三世在君士坦丁堡沒有任何人脈，東羅馬的政界也不會歡迎他。那裡的事務都是由狄奧多西二世的姐姐普爾喀麗亞（Pulcheria）打理。在弟弟統治期間，普爾喀麗亞一直都有很大的話語權。她最後嫁給一個名為馬爾西安的幕僚。8月25日，馬爾西安成為東羅馬的新皇帝。瓦倫提尼安三世錯過了這個機會，儘管勝算很小。埃提烏斯的反對讓他一直耿耿於懷。

兩人的第二個分歧與聯姻有關。瓦倫提尼安三世與尤多克西亞的婚姻只生有兩個女兒：優多西婭（生於公元438年或439年）和普拉西提阿（生於公元439年至443年期間）。到公元5世紀50年代初，結婚15年後，這對夫婦已經不可能再有子嗣。這意味著西羅馬帝國的皇位繼承權問題還懸而未決。最有可能獲取繼承權的途徑就是與瓦倫提尼安三世的一個女兒聯姻。如本書第六章所述，作為公元5世紀40年代和平協議的一部分，優多西婭已經許配給汪達爾王蓋薩裡克之子胡內裡克。胡內裡克並非皇位的重要爭奪者。因此，普拉西提阿成為西羅馬未來的關鍵。公元5世紀50年代初，埃提烏斯竭力說服瓦倫提尼安三世將她許配給自己的兒子高登提烏斯。如果成功的話，這段婚姻將鞏固埃提烏斯的權力，高登提烏斯很可能也會接替瓦倫提尼安三世。鑒於狄奧多西家族沒有男性繼承人，與皇族聯姻將足以賦予高登提烏斯合法性，尤其是君士坦丁堡才剛遵循同樣的程序。奮力爭取聯姻是否是埃提烏斯意識到自己對瓦倫提尼安三世的控制已經減弱所採取的對策，我們還不清楚。但這個提議顯然加重了皇帝對自己在帝國被邊緣化而日益加劇的仇恨。[41]

此外，阿提拉已死，他的帝國也已經瓦解，埃提烏斯對於瓦倫提尼安三世的存亡似乎也沒有那麼重要了。畢竟，代表帝國延續性的並非埃提烏斯，而是皇帝。自成年後，瓦倫提尼安三世第一次敢於考慮剷除這位最高統帥。埃提烏斯也許意識到自己處境危險。這有可能是他冒險再次冒犯瓦倫提尼安三世，提出聯姻請求的另一原因。儘管一再強調一致性，羅馬帝國的政治深水中總是潛藏著兇猛的鯊魚。現在，皇帝身邊的官員都嗅到一絲血腥味兒。從君士坦丁七世的作品中，我們詳細瞭解了迫使埃提烏斯最終垮台的陰謀。他的作品《陰謀篇》中保存了相關記載。安條克一個叫約翰的人的殘存史料中也記載了埃提烏斯的垮台。這個人是較晚時期的編撰者，而且很可能主要借鑒普裡斯庫斯的史料。因此，我們所瞭解的信息又是圍繞普裡斯庫斯和君士坦丁七世的史料展開的。

主要有兩個密謀者：一個是出身名門的羅馬元老院元老佩特羅尼烏斯·馬克西姆斯（Petronius Maximus）。在埃提烏斯掌權前他就已經是元老，但顯然是被當作埃提烏斯的忠實擁護者。公元439年至441年間，他擔任意大利行政長官的要職，並在公元443年第二次被任命為執政官——兩次任命都發生在埃提烏斯的鼎盛時期。[42]另一個是羅馬所有宮廷陰謀中的最大嫌犯：總管宦官、皇帝的內務總管（primicerius sacri cubiculi）赫拉克裡烏斯（Heraclius）。這兩個密謀者利用兩大分歧說服瓦倫提尼安三世，再加上匈人的威脅已經減弱，他們不擇手段。[43]

埃提烏斯正在解釋財務狀況，計算稅收。瓦倫提尼安三世突然大吼一聲，從皇位上跳起，大呼自己再也不想被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折磨……埃提烏斯沒有料到皇帝會惱羞成怒，一時不知所措，正試圖平息他的怒火。此時，瓦倫提尼安三世拔出長劍，赫拉克裡烏斯在披風下也藏了一把刀，隨時準備行動……兩人一同撲向他。

公元454年9月21日或22日，埃提烏斯遭受皇帝和宦官兩人的共同襲擊，倒地而亡。一如既往，他倒台後就發生了一系列流血事件。首當其衝遭受迫害的是著名哲學家波伊提烏（Boethius）的同名祖父。他是元老院元老，埃提烏斯的現任意大利行政長官。

瓦倫提尼安三世一直等到自己30多歲，但他最終還是擺脫了控制。遺憾的是，在隨後爭取支持方面，他遠沒有900多年後的小愛德華成功。首先，密謀者自己很快就鬧翻了：

埃提烏斯被殺後，馬克西姆斯對瓦倫提尼安三世百般慇勤，希望能被任命為執政官。當他沒能如願以償時，他又想成為貴族。但赫拉克裡烏斯……也有同樣的野心。他不想有人能抗衡自己的權力，便從中作梗，說服瓦倫提尼安三世，既然他現在已經擺脫埃提烏斯的壓制，就不必將權力移交給他人。

積習難改。即便是在埃提烏斯死後，瓦倫提尼安三世也沒能真正掌權。控制他的挑戰開始了，尤其是他還沒有男性子嗣。這就意味著從長遠來看，皇位的繼承權仍是一場公開對陣。馬克西姆斯發現自己無法說服皇帝，便再次借助極端手段。這次，他收買埃提烏斯曾經的心腹、兩名護衛隊隊長官奧普提拉（Optila）和特勞斯提拉（Thraustila）。普裡斯庫斯做了以下敘述，公元455年3月16日：

瓦倫提尼安三世決定到〔羅馬的〕戰神廣場去騎馬……他下馬後，正要離開去練習箭術，奧普提拉及其隨從……襲擊了他。奧普提拉擊中他的頭部，並在瓦倫提尼安三世轉身看誰襲擊他之時再次擊中他的臉部。特勞斯提拉砍倒赫拉克裡烏斯。兩人奪走皇帝的皇冠和駿馬，騎上馬前去找馬克西姆斯。

瓦倫提尼安三世就這樣被刺死了，離埃提烏斯被殺不到六個月。這就是帝國政權的更替通常會帶來的政治混亂。多年的獨裁統治之後，雖然這次更多的是攝政統治，帝國沒有一個現成的准政權。一如既往，一些官員匆忙組成聯合政府，但他們都無意在此後彼此分享權力。然而，如果埃提烏斯的倒台沒有什麼不同尋常，而且他的倒台沒有產生直接繼任者也不足為奇的話，那麼有些方面就比較獨特了。在這一點上，埃提烏斯的訃告就很有意思。埃提烏斯一死，普裡斯庫斯就寫了這篇訃告：

瓦倫提尼安三世幼年時，埃提烏斯通過與蠻族結盟，保護瓦倫提尼安三世的母親普拉西提阿和她的兒子。伯尼菲斯率大軍從北非渡海來犯時，他以戰術取勝……指揮官費利克斯在普拉西提阿的授意下準備摧毀自己時，他聞訊便設計將他殺死。他制伏進犯羅馬領土的〔西哥特人〕，鎮壓〔巴高達運動〕……簡而言之，他掌控大權，不光是部落首領，還有鄰近部落都對他一呼即應。

和所有訃告一樣，這篇訃告非常簡潔，道出了埃提烏斯政治生涯中在宮中鉤心鬥角和南征北戰、東討西伐的現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開篇提到的埃提烏斯對「蠻族」聯盟的依賴。不是任何蠻族，而是一支特定的蠻族部落：匈人。如訃文所暗示，埃提烏斯的事業是建立在與匈人的聯盟之上的。埃提烏斯先後在公元425年約翰篡權受挫和公元433年伯尼菲斯在首輪交鋒中就取得勝利的內戰中險些失敗，支持他的正是匈人。如本書第六章所述，公元5世紀30年代，埃提烏斯在恢復高盧秩序的過程中，匈人軍隊起到了核心作用，尤其是在打敗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的戰鬥中。埃提烏斯之死不僅僅是他的個人悲劇，還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阿提拉之死以及匈人帝國的消亡不僅使得瓦倫提尼安三世有可能考慮剷除埃提烏斯，還動搖了埃提烏斯用以維繫西羅馬帝國的微妙權力平衡。沒有了匈人，埃提烏斯就是多餘的。他的繼任者需要尋求一種新的機制使西羅馬擺脫困境。

美好新世界

佩特羅尼烏斯·馬克西姆斯的短命政權所採取的首個行動實際上是我們瞭解匈人強權滅亡後產生的政治新秩序的關鍵。

公元455年3月16日，殺死瓦倫提尼安三世後，馬克西姆斯第二天便宣佈自己成為皇帝。他才剛掌權，便派遣使節前去請求強大的西哥特人支持。這些西哥特人自公元418年起就定居在法國西南部。馬克西姆斯選派的人是他剛任命的軍事指揮官埃帕基烏斯·阿維圖斯（Eparchius Avitus），可能是高盧的最高指揮官（magister militum per Gallias，高盧主帥）。阿維圖斯是高盧貴族，其財富和教育無可挑剔。他出身於高官家庭，在一些地位顯赫的家族中都有人脈，而且他的地產主要集中在奧弗涅（Auvergne）的克萊蒙-費朗（Clermont-Ferrand）。公元5世紀30年代，在征討諾裡孔人（Norici）和勃艮第人的戰役中，他在埃提烏斯麾下表現出色，隨後便平步青雲，在公元439年至441年間擔任高盧的最高文職官員——禁衛軍長官。他之後離職，可能是正常的換屆，也可能是和埃提烏斯鬧翻了。大約十年後，他又重新被重用。此後，他在同西哥特人的協商中發揮重要作用，獲得援助，在公元451年幫助埃提烏斯抵禦阿提拉對高盧的進攻。[44]因此，阿維圖斯從各方面講都是一個不錯的人選。他同埃提烏斯關係親近，但又有一定的距離，並且履歷良好，同高盧貴族和哥特人的關係也都不錯。

阿維圖斯本人沒有留下什麼文字。但他的女婿蓋烏斯·索裡烏斯·莫得斯圖斯·阿波利納裡斯·西多尼烏斯（Gaius Sollius Modestus Apollinaris Sidonius，我們在前文已經引用過他的作品）留下了一些詩歌和書信，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點遺憾。為了不至於使人發瘋，他的名字通常被縮簡成「西多尼烏斯」。與阿維圖斯家族的聯姻可能說明，西多尼烏斯也是來自高盧地位相當的貴族家庭——其地產主要集中在羅訥河河谷的里昂（Lyon）附近。阿維圖斯離任後近十年，西多尼烏斯的父親也擔任了高盧禁衛軍長官，在公元448年至449年出任該職位。[45]在過去，西多尼烏斯的作品往往都沒有受到什麼好評。任何接受古拉丁語（公元前1世紀或公元1世紀）教育、重視其規範的人都會對西多尼烏斯的作品複雜晦澀的語言感到惱火，如果不是震驚的話。與愷撒等人清晰、樸實的風格相比，他對賣弄學識的偏好似乎達到了極致。塞繆爾·迪爾爵士（Sir Samuel Dill）在維多利亞時代末曾這樣評價：

〔西多尼烏斯〕本質上說是一位文人，有著那個墮落年代〔公元5世紀〕最受推崇的特徵。他是一位文體家，而非思想家或是探究之人。毫無疑問，他看重的不是文章的內容，而是其文體特徵。而我們現在卻認為這些幼稚的比喻、無聊的對仗毫無價值，甚至讓人生厭，是對語言的折磨，目的是要給單調無趣的平凡瑣事增添一絲樂趣和不同……[46]

甚至在翻譯的時候，西多尼烏斯也會讓人瘋狂，他不會用鐵鍬來直接稱呼鐵鍬。顯然，他把大量時間都花在如何盡可能複雜地講述事情上了。他寫於較晚時期的一封信裡有一句評論很能說明問題。這句評論是他在感歎和自己所接受的教育相配的聽眾都已經一去不復返時發表的：「我開始用更日常的用語來寫作了。潤色那些不會被發表的文字已經毫無意義。」[47]但用公元1世紀的標準來衡量公元5世紀的風格有失公允。近期人們在評價羅馬後期拉丁語作品（姑且不論羅馬後期的希臘語作品）時，就沒有這麼急於指責公元4世紀和5世紀風靡的繁複文體。[48]一個能將用鏈鋸切割並浸泡在防腐劑中的母牛看作藝術的時代按理說是不大可能用刻板、通用的標準來衡量其他藝術行為。

不管怎樣，西多尼烏斯的拉丁語好壞與否並不重要，因為他的作品的歷史意義毋庸置疑。他的存世作品中年代最早的是公元5世紀50年代中期的，最晚的大約在公元480年，但其中大部分作品都集中在公元455年後的20年間。他幾乎認識所有高盧南部尤其是東南部的重要人物，而且這些權貴在他的信中佔據顯要地位。與敘馬庫斯的書信不同的是，西多尼烏斯的書信毫不忌諱，一有機會就討論重大的政治事務。他的詩歌，或是一部分詩歌，也同樣重要。西多尼烏斯本人舉足輕重，足以被捲入政治之中，連幾位皇帝都要爭取他的支持。但他也沒有重要到他們的政權垮台時會落得一死的下場。西多尼烏斯是他那個時代公認的出類拔萃的文體家，先後效力於幾任皇帝。他們利用他為自己創作頌詞——主題發言。我們在前文也遇到過類似文字。儘管它們顯然沒有講述我們眼中的事實，卻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特定政權希望展示給大家的信息。同之前的德密斯修和莫羅保蒂斯一樣，西多尼烏斯也是一個宣傳工具。

我們可以從西多尼烏斯的描述中清楚看到佩特羅尼烏斯·馬克西姆斯派遣阿維圖斯前去請求西哥特人支持他的政權。當然，西多尼烏斯對這個簡單的事實稍加粉飾了一番。據他描述，西哥特人聽說瓦倫提尼安三世被殺，便準備發動戰爭，接管整個西羅馬。此時，阿維圖斯的到來令他們驚慌失措：[49]

一個哥特人已經重新打造自己的鐮刀，正在石砧上鍛造長劍，用石頭將它打磨鋒利。這個人已經準備好，一聲號角便奮起殺敵，隨時都會砍倒敵人，讓他們的屍體四處橫陳。他一聽到阿維圖斯的名字，便大呼：「戰爭取消了！把犁還給我！」

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那些接受古拉丁語教育的人會對西多尼烏斯的冗詞贅語惱火了。但這些華而不實的空話也並非毫無意義，這些文字向我們生動地刻畫了他的岳父是一個能夠說服西哥特人放棄開戰的人。這個哥特人不只是個旁觀者，他還繼續宣佈他的部落將向新政權提供軍事援助——而且這完全是因為阿維圖斯支持這個政權：「不，如果我知道您〔阿維圖斯〕參與其中，我會成為您的輔助部隊。這樣，至少我就有權戰鬥了。」這裡讓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對阿維圖斯重要性的誇張描述。在詩的前面談到埃提烏斯在公元5世紀30年代的豐功偉績時，西多尼烏斯的敘述更誇張：「儘管他〔埃提烏斯〕戰果纍纍，但沒有您〔阿維圖斯〕就一事無成。而您，沒有他也取得了很多功績。」毫無疑問，阿維圖斯在埃提烏斯手下表現出色，但在公元5世紀40年代前者離任期間，埃提烏斯也應付得不錯。埃提烏斯是占主導的一方，這一點無可爭議。

但西多尼烏斯的誇張手法雖然惱人，我們也不能忽視佩特羅尼烏斯·馬克西姆斯作為皇帝採取的首個行動的歷史意義。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和埃提烏斯都想方設法阻止西哥特人增加其在西羅馬政治中的影響力。阿拉裡克及其姻親阿薩爾夫都曾設想過——即便只是短暫地——哥特人成為西羅馬帝國的保護者。阿拉裡克曾向霍諾留提議，讓他成為宮廷的高級指揮官，將他率領的哥特人安置在離拉文納不遠的地方。阿薩爾夫迎娶霍諾留的妹妹，還給自己的兒子取名狄奧多西。但西羅馬帝國的守護者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和埃提烏斯抵制住這些借口。他們樂於僱用哥特人作為初級盟友，抗擊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但僅此而已。埃提烏斯更傾向於僱用匈人來對付哥特人，令他們不敢越雷池一步，也不願讓他們更多地參與帝國事務。西多尼烏斯明確提到，阿維圖斯的出使目的不僅是要尋求西哥特人的默許，還要同他們結成軍事聯盟，一下子推翻維繫帝國40年的政策。

其直接後果更是加重了問題。阿維圖斯仍在西哥特人那時，汪達爾人在蓋薩裡克的率領下從北非出發，越海發動遠征。他的軍隊抵達羅馬市郊。此次遠征部分是為了胡鬧和戰利品，但也有更深層的動機。埃提烏斯收復北非的計劃受挫後，作為雙方政治交易的一部分，瓦倫提尼安三世的女兒優多西婭被許配給汪達爾首領蓋薩裡克的長子胡內裡克。然而，佩特羅尼烏斯·馬克西姆斯剛一奪權，為了增加自己政權的可信度便將優多西婭嫁給自己的兒子帕拉迪烏斯。於是，在蓋薩裡克看來，汪達爾人被騙走了這次參與帝國政治遊戲的機會，他們怒不可遏才入侵羅馬。一聽聞汪達爾人來犯，馬克西姆斯就

驚慌失措，騎上馬逃跑了。他的皇家護衛和身邊格外信任的那三個人都棄他而去。那些看到他逃跑的人對他惡語相加，痛斥他膽小怕事。他正要逃出城時，一個人向他扔了一塊巨石，砸中他的太陽穴，將他殺死。眾人撲向他的屍體，將他碎屍萬段，並用木桿揮動著他的肢體一邊遊行一邊發出勝利的歡呼。[50]

就這樣，佩特羅尼烏斯·馬克西姆斯的統治在公元455年5月31日結束了。他在位不超過兩個半月。

帝國的首都再次遭受洗劫，損失遠遠超過公元410年的那次。蓋薩裡克的汪達爾人四處劫掠，奪走大量財寶，並將許多俘虜帶回迦太基，包括瓦倫提尼安三世的遺孀、她的兩個女兒，以及埃提烏斯倖存下來的兒子高登提烏斯。[51]阿維圖斯聞訊立刻奪權，雖然身處西哥特人在波爾多的宮廷，仍宣佈自己為皇帝。同年7月9日，他的政權才得到區域首府阿爾勒高盧貴族的承認。不久之後，阿維圖斯從阿爾勒得意地遷至羅馬，並開始同君士坦丁堡協商，希望得到認可。意大利羅馬軍隊的高級指揮官墨喬裡安（Majorian）和裡西梅爾（Ricimer）都甘願接受他，因為他們害怕任他差遣的西哥特軍隊。[52]

於是，新秩序誕生了。西羅馬的政權沒有力圖同西哥特人和其他移民保持距離，反而讓新遷來之人成為西羅馬帝國政體的一部分。西哥特國王史無前例地在決定帝國皇位繼任人選的問題上扮演了關鍵角色。

這一變革的全部意義值得反覆強調。沒有匈人牽制哥特人和其他遷入西羅馬的移民，帝國別無他法，只得欣然接受。西羅馬帝國的軍事儲備已無力讓它將他們繼續排除在核心政治之外。阿拉裡克、阿薩爾夫，以及希望讓兒子同帝國公主聯姻的蓋薩裡克先後表現出來的野心已經實現。同時代的人都充分認識到阿維圖斯上台所代表的政治轉變。自古以來，傳統教育就將蠻族人——包括西哥特人——刻畫為「他者」，非理性之人，未開化之人；是不斷威脅羅馬帝國的破壞力量。在某種意義上，西哥特人在法國西南部充當羅馬的初級盟友長達30年左右，基礎已經打好了。儘管如此，阿維圖斯的政權非常清楚與西哥特結盟必定會引發爭議。沒有什麼比西多尼烏斯的作品更能說明這一點了，尤其是在阿維圖斯統治的最初幾個月裡他在西哥特王狄奧多里克二世宮廷裡寫的信。西多尼烏斯的書信絕不是什麼私人文件，他寫這些信，就是希望信的內容會流傳開來。簡而言之，它們是在高盧地主階層中散佈觀點的有效途徑。[53]

這封信是寫給阿維圖斯的兒子阿格裡科拉（Agricola）的，敘述了西哥特人的宮廷生活。信的開篇刻畫了狄奧多里克二世：「上帝的意願和大自然的巧思一同賦予他完美的體格。他的品格無可挑剔，即便是君主常有的嫉妒之心也無法奪走他高尚品格的榮耀。」接下來，我們會讀到西哥特王一天的生活。他先是做一兩次祈禱，上午接見使團，處理事務，然後在下午可能會去狩獵。同其他方面一樣，他在狩獵上也高人一籌。到了晚上便是主餐：

和他一同享用晚餐時……眼前看到的並非凹陷的餐桌上堆放的失去光澤、氧化變色的老舊銀質餐具和喘著粗氣的侍者。這種場合最主要的事當屬交談。食物的誘人之處並非它們不菲的價格，而是精湛的廚藝。酒盅續杯的間隔很長，人們不必擔心醉酒而克制，反倒是要因乾渴而抱怨。總而言之，那裡有希臘式的優雅、高盧的豐盛和意大利的歡快，有國家的尊嚴、私宅的周到和王室的自律。[54]

信的結尾拿西哥特王開了一個小玩笑。晚餐結束後，狄奧多里克二世喜歡擲骰子，而且如果發現對手故意讓他，他就會提出抗議。另一方面，西多尼烏斯指出，如果想獲得恩惠的話，就得讓這個西哥特王贏，但又不能讓他覺察出來。這種優越屈尊的一面西多尼烏斯刻畫得淋漓盡致。狄奧多里克二世並非一般的蠻族人，感情用事，酗酒成性，魯莽衝動。事實上，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羅馬人」，理智，自律，用由來已久的羅馬方式來經營自己的宮廷和生活——確切來說，他自己。他是一個值得打交道的人。我對西哥特人真實的宮廷生活一無所知，但要為阿維圖斯同狄奧多里克二世的關係開脫，狄奧多里克二世就得被描述成集各種美德於一身。而且西多尼烏斯也做到了。變革的步伐不斷加快。蠻族人被描繪成羅馬人，以此為這個不可避免的事實開脫——既然他們不能再被排除在外，他們現在必須參與西羅馬有效政權的構建。

乍看之下，將外來力量納入其中似乎不是對帝國完整性的致命一擊。狄奧多里克二世足夠羅馬化，願意合作。他看到有必要樹立一個良好的羅馬人形象，以此滿足地主階層的要求。然而，其中也有一些隱患，使得羅馬－西哥特人的軍事聯盟並不像最初想像的那樣是一筆財富。首先，政治支持總是要付出代價的。狄奧多里克二世完全樂意支持阿維圖斯奪權，但他期望獲得回報，這也並非不合情理。這次，他想要獲得的獎賞是能夠全權處理西班牙的事務。如前文所述，自公元5世紀40年代初埃提烏斯將注意力轉向多瑙河一帶以來，蘇維匯人就一直在西班牙為所欲為。狄奧多里克二世的請求獲得批准。在阿維圖斯政權的支持下，狄奧多里克二世立刻派遣一支西哥特軍隊前往西班牙，名義上是遏制蘇維匯人的劫掠行為。當然，此前西哥特人被派往西班牙時，他們一直都是和羅馬軍隊共同行動。這次，狄奧多里克二世基本上都是自主行動。我們有關於這次事件的一手描述——西班牙史料。據說，西哥特軍隊戰勝蘇維匯人，俘虜並處死他們的國王。在交戰過程以及之後的整頓行動中，他們還抓住一切機會收繳盡可能多的戰利品，洗劫布拉加（Braga）、阿斯圖裡加（Asturica）和帕勒恩提阿（Palentia）等城鎮。哥特人不僅摧毀蘇維匯人的王國，還肆無忌憚地劫掠西班牙的財富。[55]和阿提拉一樣，狄奧多里克二世也要滿足自己戰士的需求。他願意支持阿維圖斯是基於對利益的考慮，而肆意劫掠西班牙有利可圖，正合他意。

其次，讓蠻族參與西羅馬政權構建的政治遊戲意味著現在將有更多集團圍繞帝國宮廷爭權奪勢。公元450年以前，西羅馬任何功能健全的政權都必須包含三支軍隊，並滿足他們的需求——意大利和高盧的兩支主要部隊和伊利裡亞較次要的部隊，再加上意大利和高盧擁有地產的貴族階層。這些人擔任帝國重要的行政職務。君士坦丁堡的需求也同樣需要考慮。例如就瓦倫提尼安三世而言，如果西羅馬就繼任人選不能達成一致，東羅馬的皇帝就施加足夠的影響，用武力來強行推舉自己的人選。雖然距離太遠，不能直接統治西羅馬，但君士坦丁堡實際上仍能否決與其他利益相關方的選擇。要協調這麼多利益集團，達到穩定的局面，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匈人帝國瓦解後，接下來使出渾身解數爭權奪勢、爭搶獎賞的是勃艮第人和汪達爾人。公元5世紀30年代中期，埃提烏斯將勃艮第人安置在日內瓦湖附近。20年後，他們利用西羅馬新的權力平衡又獲得羅訥河河谷一些羅馬城市及其稅收：貝桑松（Besancon）、瓦萊州（le Valais）、格勒諾布爾（Grenoble）、歐坦（Autun）、索恩河河畔的沙隆（Saone）和里昂。[56]如前文所述，公元455年，汪達爾－阿蘭聯盟洗劫羅馬，暴露了他們參與帝國政治的野心。據維塔的維克多記載[57]，瓦倫提尼安三世死後，蓋薩裡克也擴大了他的權力基礎，奪取的黎波里塔尼亞、努米底亞、毛裡塔尼亞，以及西西里、科西嘉和巴利阿里群島。只是允許幾支蠻族力量參與帝國政治就已經使西羅馬的政治變得錯綜複雜，而且數量越多就越難找到足夠的獎賞，維持長期的聯盟關係。

西多尼烏斯這一時期存留下來的第二首詩表明，他強烈地意識到從根本上動搖阿維圖斯政權的潛在矛盾。公元456年1月1日，這位皇帝回到羅馬擔任執政官。他自始至終都忠心耿耿的女婿被要求代表他發表演說。不出所料，演說開始是確立阿維圖斯擔任皇帝的合理性。為了證明這一點，西多尼烏斯藉機做了幾個針對性的對比。例如，他認為瓦倫提尼安三世是一個「瘋狂的宦官」（semivir amens），並把他的領導風格同阿維圖斯的軍事、政治技巧進行對比。談到阿維圖斯和西哥特國王的關係這個關鍵問題時，西多尼烏斯對待這個潛在的爆炸性話題十分謹慎，但他的意圖明確無誤。首先，他力爭阿維圖斯並沒有討好西哥特人的宮廷。眾所周知，公元5世紀20年代，作為一個年輕人，他已經身處西哥特人的宮廷，當時「〔西哥特王〕極其希望您〔阿維圖斯〕能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但您對成為他們的同夥不屑一顧，寧願做一個羅馬人」[58]。接下來，西多尼烏斯重點講述了公元5世紀30年代的一段小插曲。一個四處劫掠的西哥特人曾傷害阿維圖斯的一個僕人，阿維圖斯進行了可怕的報復：

一開始，他們走上前來，面對面站著，一個〔阿維圖斯〕因憤怒而顫抖，另一個〔哥特人〕則因恐懼而戰慄不已……但一個回合，兩個回合，三個回合，四個回合之後，看那！高舉的標槍刺入那個人的血肉之軀。他的胸膛被刺穿，盔甲裂開，甚至連後背處都開裂了。鮮血從兩處傷口湧出，奪走他的性命。這兩處傷口中的任何一處都可能結果他的性命。

把這段話翻譯成英語（甚至是拉丁語），西多尼烏斯的意思就是阿維圖斯找到傷害自己僕人的那個西哥特混蛋，用標槍狠狠地刺穿他的身體，一直穿透了。再翻譯成政治辭令，這段話傳遞的信息就是阿維圖斯不是親西哥特人的叛國者，而是一個真正的羅馬人，已經狠狠地教訓了蠻族人，甚至比最兇猛的雄鷹還凶狠。

所有這些都是針對西多尼烏斯在意大利的聽眾——羅馬元老院元老和指揮官——的疑慮，他對新皇帝上台的描述也同樣如此。聽聞埃提烏斯和瓦倫提尼安三世的死訊，西哥特人已經開始籌劃自己的征服戰。[59]然後，阿維圖斯來到西哥特人的營地，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僅僅是他的出現就讓西哥特人驚慌失措。而且西哥特人如此懼怕他，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想要討好他，同他達成軍事聯盟。但稱帝與否是阿維圖斯個人的決定。至於西哥特國王，西多尼烏斯記錄了他下面的言辭：

我們不強迫您〔紫袍加身〕，但我們請求您這樣做。如果您成為首領，我就是羅馬的朋友；如果您成為皇帝，我就是她的戰士。您並沒有從任何人手中竊取君權。沒有奧古斯都統治的拉蒂納（Latian）群山，沒有主人的宮殿是屬於您的……我要做的就是為您效力。但如果高盧要求您，因為她有權這樣做，帝國將會樂意接受您的統領，否則它將滅亡。

從這段詭辯和對意大利權力真空的影射中我們可以看出西多尼烏斯的聽眾所敏感的政治問題具體是什麼。對意大利人——西多尼烏斯的演說所針對的聽眾——而言，阿維圖斯可能只是西哥特人的一個傀儡，就像阿拉裡克和阿薩爾夫手中的普裡斯庫斯·阿塔盧斯一樣。演說對此做出回應，堅稱阿維圖斯不聽命於任何人。只需要看看他四處打擊西哥特人的記錄就足以證明這一點。他紫袍加身，即便是勉為其難，也是因為他是唯一能夠讓西哥特人順從的人。在這種艱難時期，蠻族的軍事力量對帝國的安全而言必不可少，但阿維圖斯仍舊是一個真正的羅馬人。

演說本身已屬不錯，打破了西多尼烏斯缺乏思想的惡名。但他的意大利聽眾，尤其是其中的軍官們並不買賬。如前文所述，史料堅持認為意大利的羅馬軍隊容忍阿維圖斯只是因為他有西哥特人的軍隊撐腰。公元456年，西哥特人忙於劫掠西班牙，無暇進一步干預意大利的事務，羅馬軍隊的兩個主要指揮官墨喬裡安和裡西梅爾反叛。同年10月17日，他們同阿維圖斯湊出來的少量兵力在意大利北部的皮亞琴察（Placentia）城外交戰。阿維圖斯戰敗，被迫成為該城的主教，不久後神秘死去。[60]

我們從中可以看到西羅馬所面臨的問題的縮影。支持阿維圖斯的有西哥特人，還有至少一部分高盧元老和高盧羅馬軍隊。但面對意大利元老，尤其是意大利野戰軍指揮官的反對，聯盟毫無希望。到公元5世紀60年代初，阿提拉帝國的瓦解在西羅馬催生危機的影響已經清晰可見。一方面利益集團過多，另一方面又沒有足夠的財富可獎賞大家。但君士坦丁堡已經決意做最後一搏。

第九章

帝國的終結

有史學家譴責君士坦丁堡在公元5世紀未能盡全力拯救深陷戰亂的西羅馬。從《羅馬帝國百官志》（參見本書第五章）可以得知，到公元4世紀末，東羅馬的軍隊從哈德良堡戰役中恢復元氣，成為一共由131個團組成的野戰軍團，分佈於四個軍事轄區：一個在波斯前線，一個在色雷斯，還有兩個在中部——「中央野戰軍」（拉丁語意為「御前」）。因此機動部隊人數在6.5萬到10萬之間。[1]此外，東羅馬還可以支配無數駐紮在邊境的常駐部隊。過去20年的實地考古調查進一步證實，東羅馬的主要行省——小亞細亞、中東和埃及——在公元4世紀時繁榮的農業到了公元5世紀並沒有衰退的跡象。有人因此認為，東羅馬帝國有實力有效干預西羅馬的戰事，但故意沒有這樣做。更有激進言論甚至認為，君士坦丁堡很樂意看到蠻族人佔領西羅馬的領土，因為這樣一來，西羅馬的軍隊就失去戰鬥力，就算其皇帝覬覦東羅馬的皇位，也不可能奪取君權，統一帝國。這種情況在公元4世紀時有發生，當時君士坦丁一世和尤里安兩位皇帝從原先的西部權力中心接管整個帝國。[2]但實際上，如果我們考慮東羅馬當時邊境也有戰事，就能夠充分理解君士坦丁堡在公元5世紀為什麼只能為西羅馬提供有限援助。

君士坦丁堡和西羅馬

東羅馬帝國兵力充足，但大量軍隊一直都投入到東部戰線的亞美尼亞和美索不達米亞兩處主戰場，因為羅馬在這裡和波斯交戰。如果隨便問一個公元4世紀的羅馬人，帝國安全受到的主要威脅是什麼，他一定會說是波斯薩珊王朝。自公元3世紀起，薩珊王朝的革命有如神助，波斯真正成為古代世界的第二超級大國。如前文所述，薩珊王朝造成新的軍事威脅使羅馬帝國深陷持續近50年的軍事和財政危機。到公元3世紀80年代的戴克裡先時代，帝國已經動用所有必要的財力和人力，但是想要與東部近鄰無可爭議的國力相抗衡，羅馬的這條道路走得漫長而辛苦。波斯的崛起也多少使得羅馬不得不在東部保留一個常駐君主，於是分權共治就成為羅馬後期的一個皇權特徵。由於這些轉變，羅馬開始再次堅守陣地，沒有在公元4世紀重演3世紀波斯洗劫安條克的慘劇。

在評估公元5世紀東羅馬帝國對西羅馬提供的軍事援助時，我們必須瞭解儘管波斯造成的新威脅自約公元300年起已經很大程度受到遏制，但這種威脅從未消失過。即便戰事減少了——僅剩的戰爭主要是令人厭倦的圍攻和有限的勝利，薩珊王朝也一直是東羅馬政客和軍隊指揮官戰略構想的一個影響因素。由於尤里安在公元363年遠征波斯失敗，再加上公元4世紀70年代中期匈人在多瑙河一帶引起的騷亂影響深遠，羅馬的皇帝們被迫兩次與薩珊王朝的統治者簽訂和約，這是薩珊王朝一直夢寐以求的。尤里安失敗之後，約維安皇帝屈辱地割讓美索不達米亞的領土和軍事基地。瓦倫斯皇帝對於收復失地做過一些準備，甚至還有所行動，但當他死於哈德良堡戰役後，狄奧多西一世不但代表羅馬認可這些領土損失，而且還用另一塊軍事必爭之地亞美尼亞做了一筆交易——結果讓波斯又大撈一筆（地圖3）。[3]

這些讓步迎來了羅馬－波斯關係的相對和平時期，因為薩珊王朝的胃口暫時得到極大滿足。另外，波斯也有自己的麻煩要處理，兩處北部邊境的遊牧民族在搗亂：一處是靠東邊的特蘭索克薩尼亞〔Transoxania，現在的烏茲別克斯坦（Uzbekistan）〕，另一處是高加索地區，這裡也是君士坦丁堡的覬覦之地。如果沿高加索的道路向右拐，就進入羅馬境內；如果一直走，就進入波斯。匈人沿著這兩個方向都發動了進攻。公元395年的匈人大突襲不僅劫掠了羅馬在黑海以南的各行省，同樣也蹂躪了波斯帝國的大片地區。因此在這個新的妥協時期，兩大帝國都在考慮如何對付匈人，於是他們達成史無前例的共同防禦協議。波斯負責加固和把守穿越高加索的要道達留爾山口（Darial Pass），而羅馬負責所需的費用。事實上，羅馬和波斯的關係此時太過平和，甚至有傳言說波斯國王應已故東羅馬皇帝阿卡狄烏斯的要求，收養他的兒子狄奧多西二世，以便這個孩子能平穩地登上皇位（他父親死時他只有6歲）。

但這些並不意味著君士坦丁堡可以放鬆戒備。公元5世紀時，軍隊數量也許有所減少，防禦工事的開銷也降低了，但大部隊仍然需要駐紮在東部邊境。《羅馬帝國百官志》——關於東羅馬的記載始於公元395年前後，在亞美尼亞協定簽署之後——記載了東羅馬由31個團組成的野戰軍團，大約是總兵力的四分之一，另外還有156支邊境常駐部隊駐紮在亞美尼亞和美索不達米亞前線的各行省，而東羅馬帝國的常駐部隊一共有305支，而且這還是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羅馬偶爾和波斯有些爭端，有時還會發展成衝突，比如像公元421年和441年那樣。公元5世紀40年代，波斯沒有在君士坦丁堡和匈人交戰時趁火打劫，唯一的原因可能是他們自己和遊牧民族之間的問題。[4]

正如波斯是羅馬的大對頭，羅馬也同樣是波斯的宿敵，兩國都以戰勝對方為榮。我們在前文提到過，從埃及到小亞細亞以西的各行省是東羅馬帝國的主要稅收來源，沒有任何一位皇帝敢拿這一地區的安全冒險。因此，君士坦丁堡不得不在臨近波斯的邊境派駐超過40%的兵力，另外再派92支常駐部隊保衛埃及和利比亞。東羅馬政權敢於派往西羅馬的軍隊，只有駐紮在巴爾幹半島常駐部隊的六分之一、色雷斯召集的野戰軍團的四分之三，以及兩支中央野戰軍。[5]

直到公元450年之前，君士坦丁堡能夠援助西羅馬的能力有限，也因為其深受匈人兵力的牽制。早在公元408年（參見本書第五章），烏爾丁就曾短期佔領東羅馬在濱河達契亞的要塞馬爾蒂斯堡。到公元413年，東羅馬政權感到深受威脅，於是加強多瑙河沿岸的防禦[6]，並圍繞君士坦丁堡修建了三層陸牆（參見本書第五章）。僅幾年之後，東羅馬的軍隊已直接參與限制匈人勢力的增長。大約在公元421年，東羅馬派出大規模遠征軍，進入當時已經暫時被匈人佔領的潘諾尼亞，並從匈人兵力中分離出大批哥特人，重新安置在東羅馬的領地色雷斯。接下來的20年裡，東羅馬一直在對抗野心勃勃的阿提拉和他的叔叔，甚至在阿提拉死後，收拾匈人帝國瓦解後爛攤子的大部分責任也落到東羅馬政權的肩上。如本書第八章所述，公元5世紀60年代後期，阿提拉剩下的幾個兒子選擇入侵的是東羅馬帝國。60年代早些時候，東羅馬的軍隊還應對了阿提拉強大戰爭機器的殘餘武裝，當時領兵的是霍米達克和比格裡斯。類似的事情還發生在公元460年，潘諾尼亞的阿馬爾家族率領哥特人侵犯東羅馬帝國，獲得300磅黃金（參見本書第八章）。[7]

從以上的戰略背景來看，波斯前線的兵力不能減少，而由於匈人的襲擊，多瑙河邊境的兵力還要增加，因此君士坦丁堡在公元5世紀不能給西羅馬提供足夠的軍事援助完全情有可原。但在奮力抵抗烏爾丁的同時，君士坦丁堡的確在公元410年阿拉裡克佔領羅馬並威脅北非之際分兵援助霍諾留。當時一共派出6支部隊，總共4000人，在關鍵時刻加入霍諾留的部隊，而當時情況十分危急，逃走或與篡位者共治似乎已成定局。這支軍隊足以保住拉文納，穩定當時即將叛亂的駐地部隊，為救出皇帝爭取了時間。[8]同樣，在公元425年，君士坦丁堡又派出大批中央野戰軍幫助瓦倫提尼安三世登上皇位。公元5世紀30年代，指揮官阿斯帕在北非的行動大力推動蓋薩裡克簽署雙方的第一個和約——公元435年的和約，阻止他佔領迦太基和當地最富庶的行省。公元440年至441年，東羅馬再次派出駐守多瑙河的大批部隊和中央野戰軍，參與東西羅馬對阿非利加的聯合遠征，負責此事的官員還受到提名表揚，而阿提拉和布勒達則藉著這次不容錯過的機會對羅馬出動軍隊。

如本書第七章所述，儘管阿提拉在公元450年和東羅馬帝國簽署非常慷慨的和約，但東羅馬甚至在那時也沒有虧待過自己的羅馬同胞。東羅馬在公元452年給埃提烏斯派出軍隊——具體人數我們並不清楚，幫助他對抗當時已經橫掃北意大利的匈人軍隊，而東羅馬的部隊還成功襲擊匈人腹地。[9]這說明，東羅馬絕不是無意維繫西羅馬。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君士坦丁堡願意有蠻族人侵佔西羅馬領土，從而減弱西羅馬皇帝的勢力——甚至也不像過去認為的那樣，慫恿阿拉裡克在公元408年率領哥特人從巴爾幹半島向意大利推進。如愛德華·湯普森所說，東羅馬在公元451年至452年不惜代價投入戰鬥，而不是拿著阿提拉的慷慨和約溜之大吉，這才真正顯示了君士坦丁堡的盡職盡責。[10]

當然，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宮廷幕僚——尤其是宮廷幕僚——更替變換，對西羅馬的政策也時常變化。如前文所述，狄奧多西二世在公元450年7月去世之前，東羅馬盡心盡力援助西羅馬，部分原因是東西羅馬的皇帝都同屬狄奧多西家族。因此，狄奧多西二世幫助堂弟瓦倫提尼安三世，同時也就強調了自己家族的統治地位。當時東羅馬一次性派出的最大規模遠征軍是公元425年派往西羅馬的軍隊，參與扶植瓦倫提尼安三世登上皇位的內戰。但東羅馬對西羅馬的援助並不只是局限於王朝的自身利益。狄奧多西二世死後，東羅馬仍然不斷支援西羅馬，尤其是阿提拉在公元452年襲擊意大利之時。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援助的記載來源混雜，因此可能還有遺漏。我猜想，這些年間，東羅馬除了定期的軍事援助，可能還一直給西羅馬提供經濟支援。因此，公元5世紀60年代，君士坦丁堡政權決定向西羅馬發出救援大軍，並沒有偏離他們的一貫做法。

政權更替，安提莫斯和北非

公元460年前後西羅馬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皇位繼任危機。公元453年阿提拉死後，羅馬皇權不斷更替。埃提烏斯的貼身侍衛受到佩特羅尼烏斯·馬克西姆斯的慫恿，刺死瓦倫提尼安三世，馬克西姆斯自己奪取了皇位，但不久就被羅馬暴民殺死。很快阿維圖斯和西哥特人、高盧的羅馬地主階層以及軍隊勾結，自己稱帝。公元456年，意大利野戰軍指揮官裡西梅爾和墨喬裡安又把他趕下台。這支部隊是西羅馬最強大的一支軍事、政治力量，兩位指揮官將在擁立皇帝方面起到核心作用。

兩人之中，裡西梅爾是個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的祖父是西哥特國王瓦利阿，曾和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在公元416年簽署和約；他的母親是蘇維匯公主的後裔，他妹妹[1]嫁入勃艮第王室。因此，裡西梅爾的家庭關係恰好反映了當時將羅馬境外諸多自治部落集結到羅馬境內的變化。而他的事業卻是純羅馬、純軍事的，先是在埃提烏斯手下嶄露頭角。有人想從他的政策中找到反羅馬、親蠻族的傾向，但沒有搜尋到明顯的跡象。和埃提烏斯、斯提利科一樣，他隨時願意在必要的時候與西羅馬帝國新興的蠻族勢力結盟，但他的遺傳基因並沒有令他以犧牲羅馬中央政權為代價偏袒那些人——事實恰恰相反。他和斯提利科非常相像：一個有良好人脈關係的蠻族人，以在羅馬軍隊從業為榮，對帝國理念絕對忠誠。墨喬裡安同樣效力於埃提烏斯，但與裡西梅爾不同，他是實實在在的羅馬軍人家庭出身。他的祖父是公元4世紀70年代的高級指揮官，父親是埃提烏斯手下的重要官員。墨喬裡安最終和最高統帥埃提烏斯決裂，但瓦倫提尼安三世在埃提烏斯遇害後又將他召回。[11]

對阿維圖斯的敵意使裡西梅爾和墨喬裡安結成同盟，但剷除他之後，兩人則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結果就是接下來幾個月的權力真空期。兩人最後決定讓墨喬裡安稱帝，於公元457年4月1日登基。儘管最初有些成功政策，但新政權未能針對西羅馬的問題找到明確的解決方案，裡西梅爾和墨喬裡安最終陷入爭端。公元461年8月2日，裡西梅爾廢黜昔日的同謀，五天後將他處決。隨後他找了一位年長的元老利比烏斯·塞維魯（Libius Severus）作為他的代言人。經過一段新的權力真空期，塞維魯於11月19日登基。但是，西羅馬的其他人不大認可這位皇帝。其中尤以高盧和伊利裡亞野戰軍餘部的指揮官埃吉迪厄斯（Aegidius）和馬賽利努斯（Marcellinus）最為不滿，於是他們發動了叛亂。

瓦倫提尼安三世之死拉開了又一輪曠日持久的動亂序幕，這是羅馬政治體系的固有特點。面臨近乎無政府的狀態，君士坦丁堡盡其所能維護穩定。阿維圖斯稱帝時，東羅馬的馬爾西安皇帝拒絕承認，但西羅馬最終和君士坦丁堡協商成功，承認墨喬裡安為皇帝。墨喬裡安初次登基後，公元457年12月28日再次稱帝，可能是表示他得到馬爾西安的下任利奧一世（Leo I）的承認。墨喬裡安政權得到認可，說明他比阿維圖斯獲得更廣泛的支持。而利比烏斯·塞維魯就不是這樣了——這次利奧一世沒有配合，塞維魯終生都沒有得到君士坦丁堡的承認。

在西羅馬政權更替的時候，東羅馬的皇帝似乎是在尋找和支持真正有希望穩定國家的人。裡西梅爾是為了保全自己在意大利的地位，才扶植與世無爭的塞維魯。但是，如埃提烏斯用行動證明的那樣，政治生命和軍事勝利密不可分，裡西梅爾也必須有力地保衛意大利和西羅馬的其他地區。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君士坦丁堡的認可和支持至關重要。一旦明白塞維魯得不到利奧一世的承認——尤其是他還引起埃吉迪厄斯和馬賽利努斯的反對，塞維魯就成為裡西梅爾政策的絆腳石。塞維魯最後死於公元465年11月，這個時間很湊巧，令人起疑。一份公元6世紀早期的史料暗示他是被毒死的，而西多尼烏斯不遺餘力地強調他是自然死亡。這段文字十分突兀地出現在一篇講述其他事情的文章裡，倒是更像欲蓋彌彰的申辯。不管真相如何，既然塞維魯死了，協商又可以開始了。[12]

但是認可皇帝與否無助於解決西羅馬面臨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如本書第八章所述，失去匈人的有效軍事援助，西羅馬政權不得不通過收買境內已形成氣候的一些蠻族勢力獲得支援。阿維圖斯通過允許西哥特人在西班牙為所欲為——結果證明這對他們極為有利——贏得他們的支持。墨喬裡安被迫認可勃艮第人的擴張慾望，允許他們在羅訥河河谷接管更多的新建城市（civitates），並繼續允許西哥特人在西班牙為所欲為。同樣，為了給利比烏斯·塞維魯爭取支持者，裡西梅爾把羅馬的重鎮納博訥連同所有的稅收都拱手讓給西哥特人。[13]但現在的問題是，這場遊戲有太多的玩家，再加上政權更替過快，因此政府迫切掙扎著想要穩定局勢，導致本已不多的稅收支出過度。西羅馬要想繼續維繫，必須做到三件事：恢復合法政權；新任政權需要安撫的勢力必須減少；帝國必須增加稅收。東羅馬的分析家們也得出同樣的結論，並於公元5世紀60年代中期醞釀了一個方案，很有可能為重病之下的西羅馬注入生機。

塞維魯之死為裡西梅爾和君士坦丁堡重新開啟協商之門。協商之路漫長而艱難。史料中找不到協商細節，但是經過足足17個月的權力真空期——這是有史以來最長的一次——西羅馬才在公元467年4月12日宣告新皇帝登基。這段真空期和新皇帝的身份，都在警示我們其間走過的曲折外交之路。皇位落到安提莫斯頭上，他是東羅馬的指揮官，能力卓著，出身高貴，由東羅馬皇帝利奧一世親自提名（裡西梅爾顯然接受這一安排）。安提莫斯的外祖父——也叫安提莫斯——曾是公元405年到414年間東羅馬的實際掌權人，在阿卡狄烏斯統治末期和他的兒子狄奧多西二世執政初期擔任東羅馬的禁衛軍長官。新皇帝的父親普羅科匹厄斯幾乎同樣出眾。他是公元4世紀60年代中期篡位者普羅科匹厄斯的後裔，因此算是君士坦丁家族的遠親。公元5世紀20年代中期，他成為羅馬在波斯前線的最高指揮官（magister militum per Orientem，東部野戰軍主帥）。年輕的安提莫斯隨父參軍，並在公元5世紀50年代中期脫穎而出，在遏制阿提拉死後的匈人帝國殘餘勢力上起到關鍵作用。[14]之後，他很快被提名為公元455年的執政官，並封為貴族，還被提拔為一支中央野戰軍的最高指揮官（mag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中央野戰軍主帥）。他還迎娶馬爾西安皇帝的獨生女安利亞·馬爾西亞·尤菲米亞（Aelia Marcia Euphemia）為妻。據西多尼烏斯記載，公元457年馬爾西安去世時，安提莫斯差點就當上皇帝，這一次倒不像是誇大其詞。這次聯姻本身就意味著安提莫斯是馬爾西安中意的繼承人。但皇位沒有輪到他。西多尼烏斯稱他自己不願意當皇帝（但這是慣用的讚頌之詞）。相反，利奧一世得到提拔——他當時是禁衛軍隊長，另一位中央野戰軍主帥阿斯帕打算借他統治帝國。但安提莫斯不可能太過不滿，因為他仍然在新皇帝手下擔任指揮官。[15]

簡言之，安提莫斯的資歷無可指摘，完全有資格當上東羅馬的皇帝。因此，利奧一世和阿斯帕可能在《君士坦丁堡時報》（Constantinopolitan Times）的「意大利職位空缺」欄裡找了好一陣子，才等到塞維魯適時地死掉。儘管他們樂於擺脫他，卻沒有減少對他的援助。公元467年春，安提莫斯帶著一支軍隊來到意大利，軍隊的統帥是駐伊利裡亞的羅馬野戰軍最高指揮官（magister militum per Illyricum，伊利裡亞野戰軍主帥）馬賽利努斯。[16]馬賽利努斯原本是埃提烏斯任命的，在他被殺後就接管了這個地區。墨喬裡安皇帝重新確認他的職位。但墨喬裡安死後，他向君士坦丁堡申請批准他繼續擔任自己的職位，而沒有向利比烏斯·塞維魯申請。因此馬賽利努斯對安提莫斯的支援，是通過東羅馬的皇帝利奧一世。利奧一世又確保裡西梅爾同意安提莫斯登上皇位，再借助聯姻將關係穩定下來：安提莫斯剛剛抵達意大利，他的獨生女阿里皮婭（Alypia）就和裡西梅爾結婚了。因此，安提莫斯才華出眾，血統高貴，在西羅馬有裡西梅爾撐腰，又有君士坦丁堡做靠山，如果有誰能恢復西羅馬的政局穩定，這個人就是安提莫斯。

安提莫斯來到意大利，計劃著解決自己新帝國面臨的主要問題。首先，他迅速恢復高盧境內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的部分秩序。很難估算公元467年高盧還有多少土地算得上是西羅馬帝國的領土。南部的西哥特人，當然還有勃艮第人，接受安提莫斯的統治，他們的領地在法律上仍算帝國的一部分。我們知道像公共交通系統這樣的設施仍然在運行。更北邊的地區，局勢就不那麼明朗了。羅馬在萊茵河地區的部隊，或者說剩餘部隊，已經因墨喬裡安的廢黜鬧起叛亂，其中一部分仍是巴黎以西半獨立勢力的核心力量。從飽受戰火蹂躪的羅馬不列顛逃出的難民也似乎成為布列塔尼的新興勢力，法蘭克人的軍團首次在羅馬的領土上躍躍欲試。在公元4世紀，法蘭克人在萊茵河邊境以北的行徑就像阿勒曼尼人在南邊的一樣。他們都是沒有完全臣服的藩屬國，同羅馬帝國既交戰也做貿易，還為帝國軍隊提供大量兵力；有些表現突出的士兵，比如博托（Bauto）和阿博加斯特（Arbogast），升為羅馬高級指揮官。像阿勒曼尼人一樣，法蘭克人也是由很多小部落構成的聯盟，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領。到公元5世紀60年代，隨著羅馬在北部勢力的崩潰，有些軍團的首領首次開始在羅馬邊境獨立行動，似乎是誰出價最高，他們就為誰賣命。[17]

這些高盧勢力都不夠強大，不足以直接威脅到西羅馬的剩餘國力，因為東羅馬會支援西羅馬。安提莫斯的到來把他們嚇得至少都不敢出聲了。但高盧不是最主要的問題。即便是墨喬裡安在這裡也幾乎可以同安提莫斯相媲美，他得到高盧羅馬地主階層的認可，甚至支持。例如，高盧人西多尼烏斯協助勃艮第人佔領里昂，於是墨喬裡安對他提高徵稅作為懲罰。作為回應，西多尼烏斯為皇帝寫了一首詩，以禮貌而刻意自貶的方式表達不滿：「現在我多嘴的藝術女神看到稅收，變得沉默不語，她不再鑽研維吉爾和泰倫斯的詩句，而是收集欠國庫的錢幣。」[18]墨喬裡安因此對他從輕發落，於是西多尼烏斯就和他的很多高盧同儕一起，加入皇帝支持者的行列。這個時期的一封書信記載了一次晚宴，皇帝宴請西多尼烏斯及其同僚，並在席間互相講笑話逗趣。[19]

魅力十足的安提莫斯來了，高盧的羅馬地主們爭相向他大獻慇勤，新皇帝也極力拉攏他們。我們知道公共交通系統仍在正常運作，是因為西多尼烏斯曾率領高盧使團去覲見安提莫斯的時候，在途中使用過這個系統。安提莫斯以同樣的方式做出回應。西多尼烏斯費了一番功夫，結交當時意大利最重要的兩位政治掮客——元老根納迪烏斯·阿維努斯（Gennadius Avienus）和弗拉維烏斯·凱奇那·戴奇烏斯·巴西利烏斯（Flavius Caecina Decius Basilius），並通過他們的幫助，獲得機會在公元468年1月1日為皇帝獻上一首讚美詩。[20]結果安提莫斯任命他為羅馬首都行政長官。一個由來已久的程序正在運作：每當一位新的君主上台，有從政可能的地主考慮到自身利益，就會到皇宮表示對皇帝的支持，並得到禮物作為回報。[21]但是干預高盧的權力平衡，對於重振西羅馬帝國沒有多少幫助。

只有一個計劃有可能真正給西羅馬帶來生機：收復北非。公元5世紀中葉，移民勢力開始和帝國聯盟，但汪達爾－阿蘭盟軍從未被帝國接納過。公元442年的和約雖然承認他們佔領迦太基，但那是在埃提烏斯處於人生低谷時簽訂的，這在汪達爾人和羅馬政權的關係中是個例外，通常雙方都充滿敵意。如前文所述，自公元5世紀10年代起，西羅馬帝國就不斷和西哥特人聯盟抵抗汪達爾人和阿蘭人，而汪達爾人和阿蘭人在公元450年後的歷史中也同樣未被接納。和西哥特人或勃艮第人不同的是，公元451年埃提烏斯在高盧與阿提拉交戰時，他們沒有參與埃提烏斯的軍事聯盟，之後也沒有受到阿維圖斯、墨喬裡安或利比烏斯·塞維魯政權的拉攏或獎賞。他們的首領蓋薩裡克當然很想同羅馬聯盟，這種矛盾在佩特羅尼烏斯·馬克西姆斯時代他劫掠羅馬時就表現出來了。馬克西姆斯破壞他兒子胡內裡克和瓦倫提尼安三世長女的婚約，這也是導致羅馬遭劫的部分原因。公元455年汪達爾人洗劫羅馬後，繼續襲擊西西里海岸和地中海各島。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爭奪利益，但是蓋薩裡克也有更大的政治企圖。他洗劫羅馬得到的部分戰利品是瓦倫提尼安三世的女人：他的妻子麗西尼亞·尤多克西亞、女兒優多西婭和普拉西提阿。優多西婭依和約要求嫁給蓋薩裡克的長子胡內裡克。尤多克西亞和普拉西提阿可能是在公元462年被釋放，去了君士坦丁堡。普拉西提阿在那裡嫁給名叫安尼修斯·奧利布裡烏斯（Anicius Olybrius）的羅馬元老。這個人在羅馬遭劫時逃到東羅馬首都。公元462年後，蓋薩裡克為了能讓安尼修斯·奧利布裡烏斯當上西羅馬皇帝四處張羅。從汪達爾人的角度來看，如果下任西羅馬皇帝和下任汪達爾國王是連襟，對他們比較有利：蓋薩裡克顯然非常渴望在政治上得到認可，這下又多了一條門路。[22]

從羅馬的角度而言，汪達爾人進入北非的歷程幾乎與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盤踞高盧一樣讓羅馬飽受屈辱。三個部落都通過軍事行動或軍事威脅，迫使羅馬政府簽訂和約。如果有可能，西羅馬政權寧可與他們毫無瓜葛。真正阻礙蓋薩裡克同羅馬聯盟的不是他過去的輕率行為，而是他現在公然佔領西羅馬帝國最富庶、最多產的幾個行省。自公元5世紀40年代起，他除了在北非已經佔有的土地以外，還佔領了的黎波里塔尼亞和地中海一些島嶼。他每年發動的襲擊在意大利沿岸散佈恐慌和混亂。因此解決掉汪達爾人可以一舉實現兩個重要目標：一是可以除掉西羅馬境內的三大蠻族勢力之一，更重要的是，將無價的財源收回帝國國庫。

在這裡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除掉蓋薩裡克，歷史會是怎樣？戰勝蓋薩裡克絕非完全沒有可能。[23]假如羅馬對蓋薩裡克取得決定性勝利，其影響將十分深遠。意大利和北非將會統一，西班牙也會成為西羅馬新的權力基礎。和汪達爾－阿蘭盟軍不同，留在西班牙的蘇維匯人相對而言只是個小麻煩。他們的勢力隨著羅馬每次在半島投入的兵力變化而時強時弱，但絕不可能抵抗帝國的全面反擊。因此，只要西班牙的稅收重新進入帝國，高盧就有可能進行很多重建工作。至少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新近佔領的納博訥和羅訥河河谷的城市可以收回，他們的飛地面積也會大大減少。北部囂張的巴高達也可能重新歸順。

這樣重生的西羅馬仍然更像是一個聯盟，在羅馬直接統治的領地周圍還會有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高度自治的地區共存，而不是像原來公元4世紀時那個統一的羅馬帝國。但是羅馬中央政權會再次成為聯盟的主導力量，戰略形勢至少會和公元5世紀10年代，即失去北非之前相當——甚至可能更好，因為這時西班牙就沒有汪達爾－阿蘭盟軍作亂了。再過20年，說不定連不列顛的羅馬人在抵抗撒克遜入侵者時都能受益。這當然是最佳結局。甚至在狄奧多西一世和阿拉裡克時代，帝國兵力更強的時期，西哥特人都是難以戰勝的，因此他們必然是個長期麻煩。儘管如此，公元5世紀60年代晚期，高盧和西班牙仍然有大批親羅馬的地主，希望看到西羅馬帝國的真正復甦。西多尼烏斯跑去意大利覲見安提莫斯，就是出於這種心理。而且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復甦以意大利、北非、西班牙和高盧的大片土地為基礎的西羅馬，都是一個極為宏大的理想。甚至到公元5世紀60年代，似乎也還有希望：只要能戰勝汪達爾人，就能夠終止衰退的惡性循環，並保證西羅馬帝國在不久的將來擁有旺盛的政治生命力。

除掉汪達爾人是解決西羅馬問題的最佳途徑，這個策略醞釀了一些時候。埃提烏斯被害後，戰鬥力較強的唯一一個西羅馬政權就是墨喬裡安政府，他也採納了這個策略。我們發現一首在其執政早期西多尼烏斯獻給他的讚美詩，是在他公元458年暫居里昂時所作。先是一些慣用的誇大其詞，讚美墨喬裡安擁有完美皇帝的一切優良品質，然後筆鋒一轉，將羅馬比喻為身披鎧甲的女神在巡視她的領地。一切正常，突然，[24]

阿非利加突然俯身哭泣，扭曲她黝黑的臉龐。她低下額頭，弄斷谷穗做的王冠，飽滿的谷穗成為她不幸的源泉。她這樣說道：我來了，我是世界的三分之一。我不幸，因為有個人過於幸運。這個人〔蓋薩裡克〕，女奴之子，當了太久的強盜。他使我們正義的主人蒙羞，多日來在我的土地上揮舞著蠻族的權杖，趕走我們的高尚文明。這個陌生人只崇尚瘋狂。

接下來的大段文字，呼籲羅馬從沉睡中甦醒，去阿非利加撥亂反正。其中西多尼烏斯還列舉墨喬裡安過去的戰功，再一次展示憑他的資歷，他是皇位的不二人選。女神最後把蓋薩裡克描繪成一個令人髮指的形象，結束了她的講話：

他因懶惰而消沉，擁有數不盡的黃金，再也無法辨認鋼鐵。他的兩頰毫無血色，身體因酗酒變得沉重，鬆弛無力，盡顯病態。長期暴飲暴食，他肚子裡不停地放出酸屁。

即便是在皇家慶祝會上，講個放屁的小笑話調劑氣氛也無傷大雅。不過西多尼烏斯還另有一番深意。墨喬裡安為阿非利加復仇的時機已經成熟，「這樣迦太基就不用再和意大利交戰了」。

這是在直接表達詩人的意圖。從來沒有宮廷詩人有權站在皇帝面前告訴他該做什麼，除非皇帝本人已經有此打算。[25]顯然西多尼烏斯被告知他這首讚美詩的目的之一是讓地主階層對攻打汪達爾人有個心理準備。這時是公元458年初。西多尼烏斯明確指出還有很多準備工作要做。首先高盧要恢復更多秩序，才能集中精力考慮出兵北非。其次還要打造船艦。[26]但是墨喬裡安的政府從一開始就下定決心要攻打汪達爾人。

公元461年，一切準備就緒。墨喬裡安的計劃是帶領主力部隊走汪達爾人走過的路線。這年春天，300艘戰船聚集在西班牙行省迦太基尼西斯沿岸各港口，從新迦太基（卡塔赫納，Cartagena）向北一直到大約100公里外的伊利奇（Illici，埃爾切，Elche）。墨喬裡安帶兵按時到達西班牙，似乎打算從那裡轉移到毛裡塔尼亞，以期整體向汪達爾人在阿非利加的腹地挺進。[27]同時，馬賽利努斯帶著他的伊利裡亞野戰軍小分隊打入西西里，把汪達爾人從他們在島上建立的據點趕走。這樣做的目的是奪下西西里，也是為了迷惑蓋薩裡克，使他不確定主要的進攻方向。蓋薩裡克感到身陷絕境，提出願意議和，但墨喬裡安自信必勝，拒絕議和。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皇帝在這次遠征中投入巨大，因此不願妥協。但當蓋薩裡克得知墨喬裡安的計劃後，他就先發制人。他的艦隊襲擊西班牙海岸，摧毀墨喬裡安的戰船。帝國軍隊只好等在西班牙海岸邊耗費時間。這場早在公元458年號稱是墨喬裡安政策核心的戰役宣告失敗。

墨喬裡安失去了權力。他在盛夏離開西班牙，經陸路返回意大利。途中於8月2日被裡西梅爾逮捕並廢黜，五天後處決。墨喬裡安在阿非利加這場賭博中輸得落花流水，但其中的考量不無道理。幾年後，安提莫斯來到西羅馬，兩眼緊盯著迦太基，誰也不會對此感到奇怪。

拜占庭艦隊

儘管利奧一世很高興君士坦丁堡少了安提莫斯這樣一個可怕的威脅，但這位東羅馬帝國的皇帝在幫助他收復汪達爾人控制下的阿非利加方面的付出非常慷慨。這很可能也是他們兩人之間的一筆交易。大量史料詳細記載了其中涉及的開支。從當時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另一位史學家存留的著作片段中，我們找到了十分翔實的記載。這些文字的作者是公元5世紀晚期一位名叫坎迪杜斯（Candidus）的人，保留在公元10世紀晚期拜占庭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蘇達辭書》（Suda）裡。這裡我們讀到：「管理〔財政〕事務的官員統計，一共有4.7萬磅黃金來自行政長官，1.7萬磅黃金和70萬磅白銀來自伯爵的國債，還有一些是來自充公的財產和安提莫斯皇帝的資助。」[28] 1磅黃金大約相當於18磅白銀，因此總數大約是10.3萬磅黃金，而且是從一切可能的渠道湊起來的：總稅收（行政長官的職責權限）、帝國資產（國庫伯爵的職責權限），還有沒收的財產和安提莫斯能從西羅馬搜羅的一切。其他史料中，一個記載的數字與坎迪杜斯的大致相同，另外兩個記載的還要多些：分別是12萬和13萬磅黃金。數字大體相同（坎迪杜斯的總數還沒有包括另外一筆資金，他稱這部分為安提莫斯自己在西羅馬籌募的錢）。資金總量之龐大也完全說得通。例如，查士丁尼一世在公元6世紀30年代建造君士坦丁堡的聖索菲亞大教堂時，花費東羅馬國庫1.5萬—2萬磅黃金。阿納斯塔修斯皇帝（Anastasius，公元491—517年在位）的節儉是出了名的，幸運的是，他在位期間相對安定，死後留給繼任者32萬磅黃金的遺產。10.3萬磅相當於46噸，這是個巨大的數字，但相當可信，充分說明利奧一世對西羅馬盡心盡力。[29]

用這些錢調動起來的兵力同樣可觀。整個東羅馬帝國召集1100艘戰船組成艦隊，幾乎是墨喬裡安當時艦隊的4倍。這個數字同樣可信。如果公元461年飽經戰亂的西羅馬帝國還能找齊300艘船[30]，那麼為了這樣一番大業召集1100艘是符合比例的。史料中沒有記載公元468年遠征隊的戰船噸位，但公元532年時東羅馬的船隻噸位在20—330噸之間。以現在的標準來衡量，當時的大部分船隻都很小。絕大多數都是僅靠船帆航行的商船，但可能也有專門的軍艦，就是大型戰艦，航行時用船帆，戰鬥時用船槳。[31]派出的軍隊人數也同樣符合這個比例。普羅科匹厄斯給出的數字是10萬人，但這個數字太大，而且正好是整數，令人懷疑。公元532年一支500艘船的艦隊裝載了1.6萬人的軍隊，因此公元468年的1100艘船可能有3萬多士兵（水手沒有計算在內）。另外，馬賽利努斯又像公元461年那樣帶了一些伊利裡亞部隊到西羅馬來。這次他們先把汪達爾人趕出撒丁尼亞（Sardinia），然後武力佔領西西里。同時出動的還有第三路軍，是從埃及部隊裡招募的，由指揮官赫拉克裡烏斯率領。他們在的黎波里塔尼亞登陸後與當地部隊會和，將汪達爾人從自公元455年就一直佔領的城市裡驅逐出去。加上水手和所有這些輔助部隊，遠征軍投入的兵力肯定超過5萬人。[32]

龐大的遠征軍由利奧一世的姻親、指揮官巴西利斯庫斯（Basiliscus）率領。他剛剛在巴爾幹半島大勝阿提拉的幾個兒子，挫敗他們在多瑙河南岸尋求避難所的最後一搏。到公元468年初，沒有人會懷疑將會發生什麼。因此當年1月1日安提莫斯就任執政官時，西多尼烏斯為他獻上的讚美詩滿懷期待。一位頗具影響的史學家稱，西羅馬的史料中從未提到過拜占庭的艦隊，對此我不敢苟同。[33]西多尼烏斯開始是介紹安提莫斯，語言裡充滿對大海和航行的暗示：[34]

我的大人們，這個人具備了羅馬的勇敢精神，也是你們渴望愛戴的人。我們的聯邦就像一艘經歷暴風雨又失去舵手的船，現在她把自己殘破的身軀全部托付給這個人。有了這個熟練可靠的舵手，她再也不用懼怕風雨和海盜。

關於海洋的比喻不時出現，演說的結尾是這樣的：

可是現在海風正緊，把我的船吹得太快。哦，繆斯女神（Muse），攔住我卑微的軀體，在我尋找港口時，讓我把歌聲之錨拋到平靜安寧的去處。至於您，我的王〔安提莫斯〕的戰艦和軍隊，還有您即將展開的偉大事業，我祈禱上帝讓我能及時講述……

毫無疑問，這裡表達了對出海遠征的期待。西多尼烏斯的演說體現了這個偉大計劃：「安提莫斯給我們帶來兩個王國的協定，帝國的和平使他踏上戰爭的征途。」他帶來的是保證對西羅馬實行軍事拯救的承諾。公元468年承諾如期而至。西多尼烏斯的演說恰逢其時。能夠組織這樣一支艦隊，本身就是一個壯舉。現在真正的考驗到來了。戰爭風暴將再次在西地中海爆發。艦隊作為帝國統一的最高象徵踏上了征途。

羅馬的計劃是要絕對避免海戰。和公元461年一樣，羅馬希望軍隊一次性進入北非，然後打陸地戰。戰鬥照計劃展開。巴西利斯庫斯的艦隊從意大利出發，沿主要通商航線向南駛進。這是地中海中部在上古時期就依風向和洋流形成的航線。在這一帶水域，正式通航時間是6月到9月，巴西利斯庫斯可能是6月出發的。趕上順風，只用一天就從西西里到達北非。艦隊借邦角半島（Cape Bon）為掩護拋下錨——據史料記載，距離迦太基只有250視距（大約60公里）遠。也就是說，艦隊停在現在突尼斯的艾爾瑪爾岬（Ras el-Mar）和阿達爾岬（Ras Addar）之間的海面。這是一個理想之地，因為這裡夏季主要刮東風。（如果艦隊在半島另一側拋錨，就可能被吹到岸上。）接下來應該發生什麼，我們不得而知。艦隊向部隊計劃的登陸點進發。附近的迦太基港為了防衛敵船拉上鐵鏈，所以巴西利斯庫斯的目標可能是尤蒂卡港灣，距離迦太基不遠。[35]

不用說，汪達爾人沒打算照羅馬人的計劃打仗。公元439年攻佔迦太基後，他們奪取羅馬在地中海最繁忙的一個港口，並充分利用那裡的海運技術。海上突襲在公元439年後就成為他們標誌性的行為，海戰也成為他們的特長。不過我們也不應認為精於海戰的汪達爾惡棍是突然冒出來的。海上的事情還是由北非當地人來做，西多尼烏斯在一段獻給墨喬裡安的讚美詩裡，拐彎抹角地指出這一點，並誇大他們的痛苦。阿非利加抱怨道：「現在他為了自己的目的，將我的血肉武裝起來對付我。當了多年的俘虜，我在他的統治下分崩離析，被自己的英勇威力殘酷地撕碎。我的人生充滿苦難，又生出大批子孫來帶給我苦難。」[36]這一現象是歷史的重演。公元3世紀時，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佔領黑海北岸後，就以分給戰利品為條件，說服當地水手協助他們對南部的羅馬城鎮發動大規模海上襲擊。《狄奧多西法典》中明確規定，任何教給蠻族人造船術的人都要被活活燒死，但顯然有些人沒有被嚇到。[37]汪達爾人的海戰策略大多是游擊戰，軍隊到了岸上就是進攻和破壞。到公元468年，他們和海上的幫手已經積累了30年海上軍事行動的經驗。有了這一有力武器，蓋薩裡克就像所有優秀指揮官一樣，出其不意地開始行動了。

東羅馬艦隊仍停泊在岸上，汪達爾人的戰艦就已經進入了視線。此時我們迎頭遇上了一個決定很多戰爭成敗的因素——機會。此刻風向一反常態，轉為西北風。從迦太基起航的汪達爾人處於順風，因此能夠選擇交戰的時間和地點。而羅馬人頂風前進，只能與風向成一個角度緩慢行駛。史料沒有記載雙方戰船的優劣。不變的風向把羅馬艦隊牢牢困在邦角半島西側。汪達爾人抓住機會發動進攻。公元468年的情況和1120年後——1588年——的情況一模一樣，當時英國人發現西班牙無敵艦隊也處於同樣境地。他們發出火船。古代海戰沒有多少提及火船的記載，但是這一策略在條件適宜的時候不時被採用，尤其是敵人艦隊拋錨，或者在港口無法移動時。最早提到火船的是公元前413年雅典進攻西西里的時候，而羅馬人和迦太基人用火船對付彼此已經有好幾個世紀了，後者在公元前149年春曾用火船大勝羅馬艦隊。[38]

想要明白火船會帶來什麼威脅，我們需要瞭解羅馬軍隊使用的船隻。對西班牙無敵艦隊的經典描述說得很簡單：「在所有木質帆船艦隊會遇到的危險中，火災是最大的威脅；船帆、塗了柏油的繩索、陽光烤乾的甲板和桅桿會立即著火，船上幾乎沒有什麼不會燃燒。」[39] 1588年8月7日夜晚到8日凌晨，英國只發出了8艘火船。蓋薩裡克有多少火船，我們無從得知。但普羅科匹厄斯或許根據普裡斯庫斯的歷史記載進行了發揮，生動地描述了火船的效果：

〔汪達爾人〕靠近後，就將拖船點燃，等風鼓起船帆，就讓船駛向羅馬艦隊。因為艦隊船隻很多，這些小船碰到哪裡，就在哪裡燃起火來，與碰到的船隻同歸於盡。[40]

羅馬艦隊靠船帆航行的商船上船員被牢牢困住。他們能做的只有用繩索連到所有能找到的划艇上，將自己拖離險境——但過程太慢。靠槳划行的大型戰艦雖然數量少，但停靠位置更有利。這種船隻的主要優點就是它們在必要時能立刻頂風航行——至少是在水手們體力允許的範圍內。普羅科匹厄斯接下來敘述了在邦角半島外發生的事：

隨著火勢蔓延，羅馬戰艦自然是一片混亂，還有一種更大的聲響，蓋過風和熊熊火焰發出的聲音，那是士兵和水手一起在用他們的長桿推開火船和自己的船，但是所有的船都擠在一起燒燬了。汪達爾人及時趕到，他們撞沉戰船，把試圖逃走的士兵連同他們的武器都作為戰利品帶走。

聽上去似乎汪達爾人公元468年的火船比1588年英國的火船在點燃敵艦方面更加成功。抵禦火船的經典辦法就是派出划槳的船隻，用拖繩拉住火船離開自己的艦隊。1588年西班牙就是這樣對付八艘火船中的兩艘，但是他們慌張起來，整支無敵艦隊就在夜色中四散逃竄。在敦刻爾克（Dunkirk）以外，西班牙的確有順風水域，他們至少可以揚帆逃走，這樣整個火船事件的唯一直接損失就是一艘已經損壞的三桅軍艦。這支軍艦在試圖進入加來港（Calais）避險時擱淺。但是，西班牙船隻在逃跑時完全沒有秩序，喪失了作為一支完整艦隊的一切行動能力，將勝利拱手讓給英國。

公元468年，羅馬商船沒有機會揚帆逃走，因為反向的海風會把它們吹到岸上，而且那時的船隻不夠堅固，無法承受擱淺的損害。另外，蓋薩裡克的火船可能不止八艘。但是如果說公元468年的火船造成更多的直接損害，顯然那種無秩序狀態——就像1588年出現的狀況——也和燃燒的羅馬船隻一樣，使羅馬艦隊喪失了行動力。古代海戰的關鍵在於以某種方式從敵人背後偷襲（或者從側翼包抄，或者衝破一條防線），然後從後面攻擊。如果正面進攻，衝擊力會阻止自己繼續進攻。分散並登上敵船是第二條攻擊路線。儘管普羅科匹厄斯的記載缺少細節，但依然能清楚看出，汪達爾人的艦隊緊隨火船之後迅速行動，在混亂的羅馬人中大開殺戒。羅馬船員們忙於躲避大火，很容易就成為他們的俘虜。

結局是災難性的。不過還是有一些拜占庭艦隊堅持抵抗：

最主要的是巴西利斯庫斯麾下的一位指揮官約翰……一大群人包圍了他的船，他站在甲板上，左衝右突，殺死大量敵人。等他看到敵人已經攻佔船隻，他就帶著所有武器從甲板上跳進大海……說……約翰絕不願落入卑鄙小人之手。

這段文字激動人心，是典型的以記載少數精英行為為主的古代文字史料風格。這樣一來，我們就無法評估戰爭的其他方面，比如有多少船隻毀於大火，有多少是在隨後的進攻和登船時損失的。實際上也沒有史料告訴我們羅馬一共損失多少戰船。在這方面，羅馬後期和中世紀的歷史不再是令人不忍釋卷的字謎遊戲，只會令人氣惱。我們只能確定汪達爾人取得決定性勝利——他們每佔領或擊沉一艘羅馬商船，都意味著羅馬又損失一支軍隊，這使他們的勝利更加具有決定性意義。古代海戰血腥殘暴，羅馬可能損失超過100艘船和1萬名以上的士兵。但是我的猜測是，實際損失可能不像普羅科匹厄斯的誇張言辭起初暗示的那麼大，這場戰役基本上和1588年的那次差不多。倖存的羅馬人過於分散，無法形成進一步的威脅。因此巴西利斯庫斯的遠征軍登陸後也算不上雄兵了。君士坦丁堡竭盡所能重新征服汪達爾王國，但遠征以失敗告終。五年後的公元474年1月18日利奧一世去世時，東羅馬首都的國庫依然空虛。他已經動用所有儲備，一分一厘都不剩，無力進行第二次遠征。

據普羅科匹厄斯記載，拜占庭艦隊的失敗要歸咎於巴西利斯庫斯的背叛：他收了蓋薩裡克一大筆錢，同意休戰五天，唯一的目的就是等待風向轉變為適合火船航行。但是羅馬人編寫的歷史中，重大的失敗往往都會推到背叛問題上——再一次證明當時人們尋求事件的原因時，總是傾向於將其歸結為個人的美德或惡行。普羅科匹厄斯同樣把公元429年汪達爾人佔領北非歸咎於伯尼菲斯的背叛，但這一指控無疑毫無根據。巴西利斯庫斯於公元475年1月從利奧一世的繼任者芝諾（Zeno）手中奪取東羅馬帝國，一直統治到公元476年夏，然後芝諾重新奪回皇位。這下巴西利斯庫斯在羅馬歷史上就被定性為篡位罪人，指責他造成公元468年的慘敗也就順理成章了。造成羅馬戰敗的原因其實可能就是多重普通因素：在風向上走了霉運，戰術上缺乏創新，登陸地點離迦太基太近毫無懸念，以及野心太大。[41]

不論戰敗是因為戰爭初衷的缺陷早已注定，還是因為偶然遭遇不利天氣，總之拜占庭艦隊的失敗導致半個羅馬帝國的滅亡。不是所有人都很快意識到這一點。當一種政權形式持續存在500多年——我們同克裡斯托弗·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相隔也是500多年——很難相信它會在一夜之間消亡。然而局勢的確無法挽回。君士坦丁堡再也沒有財力再次挽救西羅馬。安提莫斯和裡西梅爾現在掌握的資源僅剩下意大利半島和西西里島——作為稅收來源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需要維持足夠強大的兵力才能控制住西哥特人、勃艮第人、汪達爾人和蘇維匯人，還有羅馬本地的各色人等——實際上，所有分裂勢力都在西羅馬帝國境內為所欲為。巴西利斯庫斯的失敗毀掉了重整強大帝國軍隊的最後機會。公元468年之後的十年間，儘管政治和文化上的慣性使人們很難想像一個沒有羅馬帝國的世界，各地的人民還是逐漸接受了西羅馬帝國已經滅亡的事實。

公元468—476年帝國解體：邊境地區

首先意識到帝國滅亡的是羅馬在邊境地區的行省居民。歷史文獻和考古證據讓我們注意到一個特殊群體：諾裡庫姆的居民。這個行省包括阿爾卑斯山外側山麓和多瑙河之間的丘陵地帶，現在被稱為下奧地利（Lower Austria）。這裡有美麗肥沃的多瑙河支流河谷，一直延伸到歐洲最高的山脈，景色壯觀。在這個拍攝過《音樂之聲》（Sound of Music）的奇異國度，公元5世紀50年代中期到晚期曾有一位神秘聖人在這裡漫步，他名叫塞維林（Severinus，我們在本書第八章短暫地接觸過他）。塞維林不願提起自己的出身，只說他在遙遠的東方沙漠裡進行過苦修。但我們知道他的拉丁語說得相當好。[42]他本人沒有留下任何著作，但他死後大約過了30年，一個名叫歐基皮烏斯（Eugippius）的侍僧寫了關於這位聖人的回憶錄。塞維林死於公元482年1月，回憶錄寫於公元509年至511年間。歐基皮烏斯並不是這位聖人的親密夥伴，但他在塞維林去世時在場，也可以從更瞭解塞維林的人那裡得到更多信息。歐基皮烏斯記載的是塞維林的生平和神跡，沒有時間順序——算不上人物傳記，但生動記載了帝國影響漸漸消失時邊境地區的生活。

諾裡庫姆原來的王國建立於約公元前400年，當時是凱爾特語族的諾裡孔人戰勝了伊利裡亞語族的當地人。從戰略角度講，這其實算是倒行逆施。王國確實控制了一些穿越阿爾卑斯山的道路，但沒有控制穿越尤利安阿爾卑斯山（Julian Alps）的東西方向主要道路，尤其是通向東方的主要道路。尤利安阿爾卑斯山的山坡較低，山口較寬闊，使得意大利和多瑙河中游盆地之間的交通更方便。不過王國境內有一些重要鐵礦。自公元前2世紀起，王國和意大利北部，例如阿奎萊亞城之間的貿易往來十分密切。這使得諾裡庫姆和羅馬共和國的關係基本融洽，一個明顯的證據就是王國統治中心——馬格達倫斯貝格（Magdalensburg）——的王室宅邸總是有大批羅馬商人。

直到奧古斯都時代之前，諾裡庫姆都是羅馬的盟國。公元前15年，諾裡庫姆和平併入羅馬。因為這個王國對羅馬沒有敵意，也沒有佔據穿越阿爾卑斯山進入意大利的主要道路，羅馬化的進程在這裡不同於羅馬的其他多瑙河行省。比如說，這裡沒有駐紮羅馬重兵，因此也就沒有政府為了基礎建設和軍隊支出而投資形成的溫室經濟。但是，這裡修建了道路，羅馬式的城鎮也成長起來，就像我們在帝國其他地方看到的一樣：中央計劃和地方自主的比例大概是1:8。這個行省在公元2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的馬可曼尼戰爭中毀損嚴重（參見本書第二章），後來就有了一支規模大得多的駐地部隊，但這沒有影響到該地的基本發展模式。到羅馬後期，諾裡庫姆行省裡分佈著發展中等的小型農業城鎮。地主階層講拉丁語，較大的城市可以提供適當的基礎教育，這一地區仍可算是羅馬帝國的主流。這一地區關於羅馬後期最有價值的考古發現是公元4世紀後期和5世紀的基督教朝聖中心，發掘地點是西馬伯格（Hemmaburg）山頂。近期在此發掘出三座大教堂，還有碑刻紀念當地捐資建造教堂的人。[43]

對於諾裡庫姆和西羅馬其他很多地區而言，公元5世紀的到來猶如一場巨大的災難。諾裡庫姆似乎在一些大規模的侵襲戰中都能全身而退。公元5世紀初，阿拉裡克曾企圖將諾裡庫姆作為哥特人理想的安置地（參見本書第五章），但一直沒有實現，西哥特人轉而去了阿基坦。換句話說，正是因為諾裡庫姆兩邊都有更合適的路線，諾裡庫姆人才能夠冷眼旁觀蠻族大軍滾滾而過。公元406年的入侵者沿多瑙河河谷北上渡過萊茵河進入高盧。公元451年阿提拉也選擇了同樣的路線。拉達蓋蘇斯和阿拉裡克帶著哥特人取道潘諾尼亞湧入意大利北部，為的是佔據穿越尤利安阿爾卑斯山的山口。阿提拉在公元452年也做了同樣的選擇。然而，公元5世紀上半葉，諾裡庫姆的行省居民一直享有的安全保障大規模削弱了。

諾裡庫姆的居住模式和秩序——即城鎮和農業的分佈——是羅馬帝國軍事力量的產物。據《羅馬帝國百官志》記載，公元400年前後，這個行省有龐大的駐地部隊守衛。兩個軍團的支隊成為防衛的中堅力量：第二意大利軍團駐紮在勞裡亞庫姆（Lauriacum，洛爾施，Lorsch）和倫蒂亞（Lentia，林茨，Linz），第一諾裡庫姆軍團駐紮在阿迪烏文斯（Adiuvense，伊布斯，Ybbs）。兩支軍團都包含水警（liburnarii），駐紮在河面上三個不同地點，另外還有艦隊。此外，三支步兵大隊、四支普通騎兵隊和兩支騎射兵隊都駐紮在這個省，總共將近1萬人，可使用多種武器。[44]

《塞維林生平》（Life of Severinus）是從公元5世紀50年代中晚期開始的，所以沒有這些軍隊部署的記載。書中提到一支軍隊駐紮在法維亞納（Faviana），即現在的毛特恩（Mautern），但沒有說明是哪一支（《羅馬帝國百官志》提到在這裡駐紮著第一諾裡庫姆軍團的水警）。還有一支在巴達維斯（Batavis，帕騷，Passau），就在諾裡庫姆邊境、雷提亞行省境內（《羅馬帝國百官志》記載這裡有一支步兵大隊）。儘管《塞維林生平》敘述了很多諾裡庫姆人同境外各蠻族的戰爭，全部兵力就是這些，和1萬人相差甚遠。我們有理由懷疑，書中描寫的正規兵力明顯不足，與史實不符。既然《塞維林生平》的主旨在於頌揚塞維林如何阻止蠻族對諾裡庫姆居民的殘酷迫害，行省裡如果再有大部隊，就會破壞書中的敘述主線。而且我更傾向於認為，至少在塞維林住在這個行省的早期，駐紮的兵力要多於《塞維林生平》中一筆帶過的兩支部隊。不過，大量證據顯示，阿提拉死後，諾裡庫姆的軍隊大幅縮減。一些證據也給出了軍隊縮減的過程和原因。

首先，考古發現——特別是來自軍事基地的考古發現——顯示，公元400年後，這個行省的錢幣流通系統很快開始崩潰。只有曾經在勞裡亞庫姆的軍團基地部分倖免。我們知道，羅馬帝國鑄造錢幣的首要目的是支付軍費，因此錢幣供應的混亂很可能反映了軍餉的中斷。倖免的地區也反映出相同的問題：因為勞裡亞庫姆是行省的軍事指揮中心，所以即便其他地區都沒有軍隊了，這裡也必須保留。考古證據還顯示不安定跡象的增加，同樣反映出駐軍的縮減。公元400年後不久，諾裡庫姆的所有別墅（至少是到目前為止挖掘出來的）都遭到廢棄或毀壞。獨立、富有、毫不設防的鄉村莊園本是別墅應有的樣子，卻成為侵襲者的首選目標，沒有一定的安全保障是不可能保留下來的。如前文所述，在公元376年至382年哥特戰爭時期，巴爾幹半島大部分地區的別墅也同樣迅速損毀。

這並不一定表示別墅的原主人被殺，地主階層被消滅。相反，在諾裡庫姆鄉村地區的調查顯示，公元5世紀的建築風格轉變為講德語的考古學家所說的「Fliehburgen」——避難中心。這些建築有堅固的圍牆，有些可能是為永久居住而建，所處位置適合防禦，通常在山頂，中心往往還有一座教堂。北部幾個熱點地區有一些避難中心，在多瑙河附近，但大部分都在南部，坐落在阿爾卑斯山麓，東蒂羅爾（East Tirol）和卡林西亞（Carinthia）境內的德拉瓦河（River Drava）以南。最大的建築在拉萬特-基希比希爾（Lavant-Kirchbichl）。這裡曾是古羅馬時期的城鎮阿宮圖（Aguntum），強大的防禦工事圍繞著2.7公頃的區域，位於幾乎無法攀登的巖崖頂端，內部有房屋、倉庫和一座40米長的主教教堂。[45]《塞維林生平》寫到塞維林這樣忠告公元5世紀60年代住在勞裡亞庫姆附近鄉村的居民：[46]

具有神聖預言頭腦的上帝使者，告誡人們把為數不多的財產全都搬進城裡，這樣敵人殘暴的遠征部隊找不到任何給養，就會立刻因饑荒而不得不放棄殘酷的計劃。

證據顯示諾裡庫姆人其實不需要塞維林的忠告，就已經在該世紀初開始建造避難中心了。這恰好說明行省的駐軍已經無力保護當地的羅馬人民。

《塞維林生平》記載的事件大部分以有圍牆的小型居住區為背景，當時叫做「castella」（堡壘）——相當於考古學家所說的「Fliehburgen」（避難中心）——這些村落為羅馬人提供了基本的住所和庇護。《塞維林生平》還明確提到，到公元5世紀60年代，這些小城鎮的市民只能尋求自我保護，他們組織小型軍隊守衛城牆——實際上就是民兵。城牆和民兵也出現在科馬基尼斯（Comagenis）、法維亞納、勞裡亞庫姆、巴達維斯和昆泰尼斯（Quintanis）。另一種防禦措施——不列顛的羅馬人在類似情況下也採用過——就是市民僱用蠻族軍團替他們守衛城鎮。這種辦法只有諾裡庫姆邊境上的科馬基尼斯採用過，而且和不列顛一樣，也引發了問題。《塞維林生平》開篇部分描寫科馬基尼斯人痛苦地忍受著保護者的欺壓。他們後來幸運地將蠻族人趕走，這要歸功於聖人塞維林借助的一些神力。[47]（如果不列顛的羅馬人當時也能這樣，那麼現在成為計算機語言和世界交際語言的就會是威爾士語而非英語了。）

公元5世紀60年代早期，這個行省還保留了一些羅馬軍隊，但遠不是《羅馬帝國百官志》裡所說的大軍。該書也給出了諾裡庫姆軍隊縮減的一個原因。公元420年前後，即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時代，伊利裡亞野戰軍將兩個團的長矛輕騎兵（lanciarii）納入其准野戰軍團。這些輕騎兵原本駐紮在勞裡亞庫姆和科馬基尼斯。他們從該地撤離，是君士坦提烏斯應對公元406年後西羅馬野戰軍的重大損失而採取的措施之一。[48]公元420年後就沒有西羅馬軍隊的詳細記錄了，而北非的損失顯然迫使埃提烏斯再次勒緊褲腰帶，因此意大利的中央政權很可能從諾裡庫姆的駐地部隊中抽調了更多的兵力。其他危機時期一定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中央政權的稅收減少嚴重影響了各地方——諾裡庫姆和其他地區都一樣。《塞維林生平》中有一段文字精彩簡潔，反覆被引用。這段文字描述了某支邊境駐地部隊的最後時刻：

羅馬帝國還在的時候，很多城鎮的士兵靠政府撥款守衛城牆〔多瑙河邊界〕。這種秩序不復存在後，軍隊解散，城牆也被攻破。但巴達維斯的駐地部隊仍然堅守著。他們有些人遠赴意大利為戰友索取最後的薪水，但在途中被蠻族人擊敗，杳無音訊。一天聖塞維林正在小屋裡閱讀，他突然合上書本，長歎一聲流下眼淚。他告訴身邊的人立刻趕往〔因河，Inn〕河邊，因為河水已被鮮血染紅。就在那時，人們得到消息說，前面提到士兵的屍體已被河水沖上了岸。

和《塞維林生平》記載的所有事件一樣，這件事的發生時間已不可查。不過當中央政權的資金用盡後，剩下的駐地部隊就自行解散了。隨著資金的漸漸斷流，士兵拿到薪水的次數越來越少（導致巴達維斯部隊自行討薪，發生不幸），武器和其他必需品的供應也減少了。我們從另一件事得知，指揮法維亞納殘餘部隊的司令官在遭受蠻族掠奪後不願追擊，因為他的部下人數不足，武器也很少。塞維林告訴他們一切都會好轉，他們只要用戰敗的蠻族人的武器就可以了。[49]這使我們瞭解了那些既沒有重新編入野戰軍團又沒有在作戰中被消滅的邊境駐地部隊的境況。隨著財政危機的加深，薪水和裝備供應最終完全終止。

諾裡庫姆部隊解散的時間大約在公元5世紀60年代，我認為最有可能是在拜占庭艦隊戰敗後不久。但是駐地部隊隨軍帶著妻兒，因此即便解散也還是住在原處。原有的部隊沒有戰死，只是漸漸變成民兵組織，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在行省內羅馬正規軍撤離或解散後，還繼續守衛他們城牆內的居住區。這就是根據《塞維林生平》中大部分事件推測的情況。但因為諾裡庫姆文化落後，遠離主要社會變革，因此羅馬的行省生活在這裡照舊進行。我們從《塞維林生平》瞭解到，道路仍然會及時維修，與意大利和多瑙河沿岸近鄰的貿易關係繼續維持。羅馬的地主階層仍然待在居住區的高牆後經營自己的土地。與此同時，書中也提到匈人帝國和羅馬帝國滅亡後，統治阿爾卑斯山北部地區的新生政治力量：赫魯勒人、阿勒曼尼人和東哥特人，最主要的是魯基人，因為他們離行省最近。

此時諾裡庫姆人面臨的基本問題是，如何在他們賴以生存的羅馬帝國滅亡後，繼續過一種羅馬式的行省生活。

我們從《塞維林生平》瞭解到，諾裡庫姆人民的自衛努力非常有效——歐基皮烏斯還不遺餘力地指出，塞維林的預言和傳達神諭的能力幫了大忙。當地居民發展有效抵抗襲擊的能力，派出偵察員預報敵人的襲擊，這樣所有人都能趕快躲到城牆裡去。他們甚至能抵禦像阿勒曼尼人對昆泰尼斯和巴達維斯發動的全面進攻。如果有居民被入侵者俘虜，他們有時還能把他們救出或贖回。[50]從更廣泛的方面來看，儘管靠近外圍的勢力——比如赫魯勒人和東哥特人，尤其是阿勒曼尼人——把諾裡庫姆當作戰利品和奴隸的來源，但他們的近鄰魯基人則有意發展更有序的關係。有些諾裡庫姆城鎮開始向他們進貢，作為回報，魯基人不去騷擾他們。他們的首領們甚至還討好塞維林，經常聽取他的建議（至少《塞維林生平》裡是這樣說的），河兩岸還進行大規模的貿易往來。

歐基皮烏斯稱，多虧聖人塞維林得到的神助，諾裡庫姆的一些城鎮得以在一定時期內維持一種頗有羅馬古風的生活方式。這裡我必須要強調一點，《塞維林生平》的一個主題就是像當年閃電戰中的倫敦一樣，一定要表現得比實際更加羅馬化。另一個主題更為悲觀。危險和威脅無處不在。即便是在中午冒險離開居住地去摘水果，當地居民也有可能被拖走淪為奴隸。提波尼亞（Tiburnia）的市民被迫用錢疏通法拉米爾的哥特人，交出他們手裡幾乎所有能拿得動的財產，包括舊衣物和施捨給窮人的東西。更殘忍的是，境外粗暴的蠻族人把整村人一批接一批地殺掉，有選擇地留下一些活口抓走。塞維林在動身去科馬基尼斯時曾試圖警告阿斯圖裡斯（Asturis）的居民災難迫近，但他們不聽，這個建有他第一座修道院的城鎮就被摧毀了，只有一個人逃脫——把城鎮遇難的消息帶到科馬基尼斯。後來，赫魯勒人的突襲摧毀伊厄維亞庫姆（Ioviacum），圖林根人殺死巴達維斯最後的居民。

大部分巴達維斯人已經動身去了另一個保留下來的居住區勞裡亞庫姆，這種城鎮範圍縮減是《塞維林生平》的第三個主題。外圍的居住區因為過於孤立和危險被人們逐步遺棄。因此昆泰尼斯的居民搬到巴達維斯，兩處居民又一同去勞裡亞庫姆尋求庇護。但即便在這裡也不十分安全。因為儘管魯基人想建立長期關係，他們仍然將諾裡庫姆人視為可利用的資源。魯基人的一些首領不滿足於僅僅收取貢品，有時還將大批諾裡庫姆人遷移到多瑙河以北，以便更有效地控制他們。塞維林與這些行為鬥爭，但注定要失敗。[51]

到公元400年前後，羅馬帝國的軍隊一直保護著阿爾卑斯山和多瑙河之間的地區，很大程度上驅逐了盤踞在河北岸的其他勢力。隨著軍隊的撤離和解散，依賴軍隊發展起來的這個地區無法繼續維持獨立。當地居民成為各種新興勢力的寶貴資源。諾裡庫姆的居住區——甚至避難中心——不可能無限期地維持獨立，現有的羅馬式行省生活注定要結束，不論是以暴力方式，還是通過重新安置這種更溫和的手段。

這些事情的發生需要一定時間。公元482年1月5日，聖塞維林去世。這個時候多瑙河沿岸的一些城鎮還都依然存在。不過很多已經不再發展。新興勢力最終會以不可逆轉的力量把這個地區徹底變成一個非羅馬的世界。嚴格地說，諾裡庫姆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研究實例，可以通過這個模型瞭解到羅馬軍隊因資金缺乏逐漸衰弱時，當地的羅馬式行省生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行省居民並非孤立無援，「羅馬性」也不是一夜之間遁於無形。但是這些居民以及他們的生活模式都依賴於帝國力量源源不斷地輸入，當輸入停止時，舊的生活方式就注定要滅亡。因此，諾裡庫姆也能使我們有效地瞭解後羅馬時代不列顛發生的情況，在這裡另一群羅馬統治下的居民在失去中央庇護之後還掙扎著自我維持，首先是利用移民的日耳曼軍團，然後又反抗他們。這些都不是一夜之間就發生的，不過羅馬的別墅和城鎮最終都毀滅了，原有的居民現在要服侍的主人不再是意大利的皇帝，而是諾裡庫姆的魯基人（如果他們沒被擄走的話），或者是不列顛的歷代盎格魯－撒克遜國王。

心臟地帶：高盧和西班牙

帝國在諾裡庫姆的解體是一個特殊過程，因為這裡在戰略上是文化落後地區，而且沒有羅馬地主階層出身名門的富有精英調動帝國剩餘兵力來保護。因此在行省範圍內，羅馬帝國就這樣慢慢消亡了。而在西羅馬帝國原有的心臟地帶，即高盧和西班牙，帝國的終結絕不可能這樣低調。拜占庭艦隊的戰敗，讓人們不再期待安提莫斯的到來能夠復興帝國，但這兩個地區仍然居住著有錢有勢的羅馬地主家族。在意大利和高盧的部分地區仍然保留相當強大的帝國軍隊，另外還有此時已經頗具規模的蠻族勢力，尤其是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52]因此高盧和西班牙的命運絕不可能像諾裡庫姆和不列顛那樣，兵力的相對空虛迫使行省居民只能自己掙扎反抗。相反，高盧和西班牙經歷太多利益集團的往來交鋒。因此帝國末日的畫面一定會因為帝國宮廷的玩弄權術而變得模糊。但是幸運的是，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的書信把帝國的滅亡描述得和《塞維林生平》裡的諾裡庫姆一樣生動。

最早明白安提莫斯皇帝北非遠征失敗意義的是西哥特國王尤里克（Euric）。他意識到世界正在變化。公元454年，尤里克的哥哥狄奧多里克二世（Theoderic II）曾在西羅馬皇帝阿維圖斯的政權背後施加影響。狄奧多里克二世滿足於在看似永無止境的羅馬帝國裡設想西哥特人的未來，在皇位背後爭奪權力，而尤里克不同。公元465年，他組織政變，殺掉狄奧多里克二世，奪取政權。他隨後立即派出使節拜訪汪達爾人和蘇維匯人的首領，力圖扭轉自己哥哥與他們的敵對局勢。[53]狄奧多里克二世曾經聯合羅馬帝國的殘餘勢力對付這些部落，現在尤里克要聯合他們對付羅馬帝國的剩餘力量。安提莫斯帶著強大的東部援軍前來，使尤里克的計劃擱淺。尤里克立即撤回使節，以免讓自己顯得是在與重獲新生的西羅馬政權直接對抗。但是隨著拜占庭艦隊的戰敗，他看出安提莫斯不會對自己構成什麼威脅。《哥特史》簡要地概括道：「西哥特國王尤里克意識到羅馬皇帝的頻繁更替，於是用自己的權力先發制人，拿下高盧幾個行省。」[54]他知道再也不用擔心羅馬中央政權了。在最後一次戰敗後，他們再也沒有能力有效干預阿爾卑斯山北部地區。他可以放手進行西哥特人自己的計劃。

阿非利加之戰塵埃落定後，尤里克就著手行動。自公元469年，他發動一系列戰役，旨在將西哥特王國獨立出來。這一年他的軍隊向北推進，進攻安提莫斯的親密盟友利歐達姆國王（King Riothamus）帶領的布列塔尼人。西哥特人獲勝，利歐達姆逃到勃艮第人的領土上尋求庇護，尤里克佔領圖爾（Tours）和布爾日（Bourges），這樣他的北部疆界就延伸到了盧瓦爾河（River Loire）（地圖16）。他向北方的進一步深入遭到萊茵河地區羅馬剩餘軍隊的阻擋。羅馬軍隊由一位保羅伯爵（Count Paul）率領，和撒利族法蘭克人（Salian Franks）的首領希爾德裡克（Childeric）的部下聯合作戰。不過，尤里克對於盧瓦爾河以北的高盧地區沒有多少興趣。在公元470年至471年，他的軍隊轉向東南，逼近羅訥河河谷和羅馬在高盧的首府阿爾勒。公元471年他發動致命一擊，戰敗安提莫斯的兒子安提米奧魯斯（Anthemiolus）率領的意大利軍隊，安提米奧魯斯戰死。至此，安提莫斯所剩無幾的希望也化為泡影。但是我們要記住，攻佔有高牆防護的羅馬城市並不是西哥特人的強項。公元471年至474年這四年間，每年夏天，西哥特人都會出現在奧弗涅的克萊蒙費朗城外，意欲圍城，但從未能真正攻進去過。實際上，尤里克直到公元476年，才佔領這個地區的兩大要地阿爾勒和馬賽——而此時他已經控制奧弗涅，該地區是意大利當局阻止他向阿爾勒擴張失敗之後割讓給他的。與此同時，比利牛斯山以南發生更多激烈的戰役。公元473年，尤里克的部隊佔領塔拉戈納和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到公元476年，整個伊比利亞半島都落入他的手中，只在西北部有一小塊蘇維匯人的飛地。西哥特人的安置區終於變成一個王國，北起盧瓦爾河，東至阿爾卑斯山，南到直布羅陀海峽（Gibraltar）。[55]

西哥特人不是這些年裡唯一熱衷擴張的勢力。尤里克擴張戰役撞上了羅訥河上游河谷勃艮第王國的野心。勃艮第人也覬覦阿爾勒很久了。他們在向南擴張的競爭中沒有實力打敗西哥特人，但仍舊取得一些勝利，把王國邊界向南推進了一些。到公元476年，他們已經佔領阿爾卑斯山和羅訥河河谷之間由一些城市和地區形成的凸角，南端直到阿維尼翁（Avignon）和卡瓦永（Cavaillon）（地圖16）。更北方的法蘭克人也首次崛起，成為羅馬統治的萊茵河地區的一支主要勢力。事情的真正經過已經湮沒在神話和半真半假的歷史裡，但基本上是這樣的。原本處於萊茵河以東、分屬不同軍團首領的法蘭克地區現在將勢力擴張到河西，並且由於更強大軍閥的出現而逐漸趨於統一。正如阿拉裡克和法拉米爾統一的兩支哥特超級軍團，這種統一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實力，能夠在全新的級別上進行較量，於是很快就在羅馬原有的領土上佔據自己的地盤。到公元5世紀70年代，統一過程遠未完成，但希爾德裡克已經脫穎而出。最遲到70年代末，他帶領撒利族法蘭克人已經佔領羅馬舊省第二貝爾迦（Belgica Secunda）及其首府圖爾奈。[56]一批新興勢力就這樣瓜分了曾經是羅馬帝國心臟地帶的高盧和西班牙。有些像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早已在這個戰略地區立足，而其他人，比如法蘭克人和布列塔尼人，則是新近才出現的。他們在盧瓦爾河南岸佔領的土地也屬於有勢力的地主家族，這些人曾在羅馬政府擔任要職。西多尼烏斯也是其中一員。幸虧有了他，我們才能夠深入瞭解這些劇變對少數高盧羅馬精英造成的影響。沒有史料告訴我們西班牙的羅馬精英經歷了什麼，但是我們有足夠理由相信他們的反應基本類似。

從公元468年到476年，有些地主還在努力繼續效忠於西羅馬帝國，儘管這樣做已經毫無意義。這恰好生動說明，儘管帝國當時已經屢戰屢敗，但帝國的精神仍然頑強挺立。西多尼烏斯在阿維圖斯時代，願意與狄奧多里克二世這樣的西哥特人合作，他們明白西哥特人的地位，認為將來西哥特人會繼續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發揮影響力。但當尤里克這樣的西哥特人想建立自己完全獨立的王國時，西多尼烏斯就堅決反抗，不願與之為伍。公元5世紀70年代初，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他的姻親、阿維圖斯皇帝的兒子艾克狄修斯（Ecdicius，出生於奧弗涅），竭盡所能維繫羅馬在克萊蒙費朗的統治。例如，他們籌建一支軍隊，抵禦每年夏天西哥特軍隊的圍城。接下來的戰役混亂不堪。克萊蒙費朗並不是尤里克野心的核心部分。艾克狄修斯有一次只帶18個人就突破了哥特人的防線。然而這些地主堅持當羅馬人的決心十分堅定。他們打算以武力全力展示他們的忠誠，首先是鼓勵安提莫斯，然後是他的繼任者，盡力讓奧弗涅多少處於西羅馬帝國的範圍內，而不是扔出去作為西哥特人或勃艮第人擴張的戰利品。[57]

但是在西多尼烏斯之輩還在努力維持自己的羅馬身份的時候，其他人已經認定西羅馬帝國沒有政治前途，是時候轉而效忠當地的一支新興力量了。阿爾萬杜斯（Arvandus）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身為高盧的禁衛軍長官，他在阿非利加戰敗後立即給尤里克寫信：[58]

勸阻他不要和「希臘皇帝」〔安提莫斯〕議和，堅稱應該攻打居住在盧瓦爾河北岸的布列塔尼人，還聲稱高盧的行省應該根據國家法律和勃艮第人分享，還有一大堆類似的混話，會讓一位好戰的國王憤怒，和平的國王蒙羞。

阿爾萬杜斯在後來的審判中恬不知恥地承認，就是他寫了這封大不敬的叛國信。顯然與安提莫斯相比，他更願意讓尤里克或勃艮第國王來統治。或者，也許他和公元5世紀10年代的一些高盧地主一樣，認為這種領地分割才是實現和平、維護一定社會秩序的最佳途徑。不論他的動機如何，這一事件顯示，在西多尼烏斯的地主階層裡，人們的想法大有分歧。如前文所述，西多尼烏斯和阿爾萬杜斯的觀點就背道而馳。但阿爾萬杜斯是他的朋友，西多尼烏斯在他受到指控的時候還盡力保護他，把這個案子提交到意大利的另外三個主要地主也是他的朋友（其中一個還是親戚）——托南提烏斯·費雷歐魯斯（Tonantius Ferreolus），公元451年任高盧禁衛軍長官；托馬斯提烏斯（Thaumastius），西多尼烏斯的叔叔；還有一位是律師和高級元老（illustris，光榮者），阿爾勒的佩特羅尼烏斯（Petronius of Arles）。但是，持阿爾萬杜斯想法的也大有人在。公元473年以前，尤里克在西班牙東部的兵力由一個叫文森提烏斯（Vincentius）的人（和一個哥特人）聯合指揮。這個文森提烏斯在公元5世紀60年代的形象是該地區最後一支羅馬正規軍的指揮官。羅馬行省的官員，不論地位高低，都紛紛加入敵方陣營。一個叫維克托留斯（Victorius）的人在公元5世紀70年代初成為尤里克駐高盧部隊的指揮官。另一個出名的叛國主角是高盧的副行政長官塞榮納圖斯（Seronatus），公元475年被指控協助尤里克接管高盧的領土，後來他被判有罪並處死。[59]

東部地區勃艮第人獨立勢力的崛起也產生了類似結果。西多尼烏斯的作品中包括一封寫給一個名叫西亞格裡烏斯（Syagrius）的人的信。這個人在勃艮第宮廷相當有權勢，尤其是因為他講勃艮第語比勃艮第人還要流利：

我……實在無法表達我的驚訝，您竟然如此輕鬆迅速地掌握了這門日耳曼語……我和其他人無比高興地得知，在您面前，蠻族人都沒有膽量用自己的語言描述他們的野蠻行徑。日耳曼的垂暮老人在您翻譯書信時都目瞪口呆，把您當作他們彼此事務的仲裁人。您是勃艮第人討論法律時的梭倫（Solon）[60]再世……人們愛戴您，希望伴您左右，願意去拜望您，樂於見到您，您是百里挑一，人們邀請您，願意讓您決斷事務，聽取您的意見。

西多尼烏斯誇獎西亞格裡烏斯把自己變成蠻族國王統治的後羅馬世界的一部分。而他自己卻千方百計要逃避這樣一個世界。[61]年輕人對於舊政權即將終結十分敏感，這可能是這一代人的共同特徵。西多尼烏斯在奧弗涅的支持者中，有一個名叫優奇裡烏斯（Eucherius）的人，好像是曾為保衛城市出過錢，但他也能從城牆上看到自己的兒子卡爾米尼烏斯（Calminius）正和圍城的哥特人站在一起。西多尼烏斯的兒子阿波利納裡斯（Apollinaris）也一樣，熱情地投向新哥特統治者的懷抱，最後還在尤里克的兒子手下當上了高級軍官。[62]因此，公元468年後，高盧羅馬地主階層的立場分成完全對立的兩派，在同一家族中也不例外。同時，尤里克熟練地玩弄著權術。羅馬帝國的中央勢力在減弱，尤里克就有機會利用追隨他的西哥特人的軍事實力建立一個龐大的地方權力基礎。但是要統治這片新領地，他沒有其他的模式可以學習，只能照搬即將滅亡的羅馬政權。

於是，公元476年之後將要出現的西哥特王國就完全成了另一個羅馬。和之前的羅馬帝國一樣，王國的統治仍然是通過城市、行省和行政長官構成的基礎設施。王國有成文的法律（通常就是現有羅馬法律的延續），徵收農產品稅——這種稅收制度只有在羅馬的地主－農民社會秩序還存在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行。地主的任務是抽取農民的剩餘產品，留給自己一部分作為地租，把剩下的繳給國家作為稅收。羅馬法律和稅收系統的運作，必須要由羅馬的專業公職人員來負責。

雖然尤里克可以用西哥特人的軍隊闖出一個王國，但他需要羅馬人來幫他治理。他能吸引到旗下的羅馬貴族和行政人員越多，就越容易把他的領地變成一個功能完善的王國。於是他無比寬厚地接受羅馬貴族的一切幫助，甚至任由他們用抑揚格五音步詩歌來讚美他。尤里克樂於將始於狄奧多里克執政時期的做法延續下去，並表現出對羅馬文化形式應有的尊重，以便吸引更多人為他服務。他還有自己的西亞格裡烏斯，名叫利奧（Leo），是一名來自納博訥的詩人兼律師。根據西多尼烏斯在公元476年至477年間的描述，他替尤里克的書信和演說稿執筆：

通過〔利奧〕，著名的國王本人〔尤里克〕震懾遠在海外的各民族，在勝利後以高貴的統治者姿態與還在瓦爾河（Waal）河岸顫抖的蠻族人簽署複雜的和約，過去以武力壓制人民，現在以法律壓制武力，統治遼闊的疆域。

因為需求大，所以尤里克願意提拔任何向他提供幫助的羅馬人。[63]

事實上，他能給予這些人的回報十分豐厚。羅馬政權的消亡使羅馬的地主階層地位堪憂，因為隨著政權一起消亡的還有保護這個階層不受外人侵害的法律系統。雖然這個特權階層仍然存在，例如西哥特王國和勃艮第王國都有地主階層，但其他王國就不一定了。政治變革經常伴隨社會變革，在西羅馬的其他地區就是這樣。例如，在後羅馬時代的不列顛，過去的羅馬地主階層完全消失了。因此，即便勃艮第和哥特那樣的新王國僅僅是允許境內的羅馬地主像過去那樣生活，也算是非常照顧他們了。

史學家們有時會驚奇地發現，這個階層似乎隨時準備不再效忠帝國，而是依附於離得最近的強大蠻族勢力，重新協商自己的位置。有人認為，這說明地主階層在本質上對羅馬政權是沒有忠誠可言的——這一觀點成為研究帝國滅亡原因的一派看法。因此有人認為，羅馬人的歐洲之所以不復存在，是因為其精英階層不想維持它了。但在我看來，這些觀點對這個群體有失公允，忽略了他們的特點。這些人的地位幾乎是完全取決於對土地的所有權，而與土地捆綁在一起的財富無法隨身攜帶。除非是羅馬帝國的超級富豪，除高盧或西班牙的土地外還在東部遙遠的地方擁有土地，否則羅馬政權一旦開始衰落，這些地主就沒有多少選擇餘地了。他們要麼只能和最近的蠻族入侵者的國王修復友好關係，以確保繼續擁有財產，要麼就放棄與生俱來的精英地位。假如說帝國在他們身邊解體的時候，羅馬地主能看到一絲一毫留住土地的機會，他們一定會抓住的。

因此，在與高盧南部和西班牙各行省的貴族打交道時，尤里克手裡抓著一張王牌。他只需一直擴張自己統治的領地——這是件相對容易的事，因為羅馬政府稅收縮減，已經派不出什麼士兵了——地主們就會紛紛投奔他。有些根本不用提醒，有些則需要稍加說服，但大部分人最終都會歸順。連西多尼烏斯本人都棄暗投明了。他曾率領部隊在克萊蒙費朗抵抗哥特人的擴張，因此公元474年至475年城市最終陷落的時候，根本不可能指望尤里克對他有好臉色。他還是被裝在囚車裡推出去流放，先是去卡爾卡松（Carcassonne）附近的一個城堡，然後是波爾多。他在這裡想繼續研究文學，但是「我下垂的眼瞼一刻也不能入睡，因為一旦睡著，我臥室天窗旁邊的兩個哥特老太太就立刻發出喧鬧。她們真是世上最好爭吵、醉醺醺又令人作嘔的生物」。「喝得像個哥特人」這一說法在公元6世紀的意大利應該已經家喻戶曉了。這段話出自一封寫給納博訥的利奧的信，就是那位詩人兼律師、尤里克的主要幕僚利奧。隨信還有一篇文章，題為《提亞納的阿波羅尼奧斯生平》（The 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這是應利奧之邀附上的。這實際上就是西多尼烏斯的救贖之路。尤里克公務繁忙，只能擠出很短的時間在波爾多接見西多尼烏斯，三個月裡接見他兩次。但西多尼烏斯在宮廷裡有人脈：利奧和文學界的一個熟人朗普裡狄斯（Lampridius）。有他們說情，他最後輕易逃脫懲罰。在克萊蒙（Clermont）的地產本來應該充公，現在又歸還給他。於是，他寫了一首巴結國王的小詩作為感謝：

我的君王和主人〔尤里克〕，即便是他，在征服世界之後，也無暇顧及世界對他的膜拜。在波爾多，我們看到藍眼睛的撒克遜人……您的宿敵、曾經在戰敗後剃掉您腦後頭髮的塞干布利人（Sygambrian）[64]……長著藍灰色眼睛的赫魯勒人在此遊蕩……7英尺（約2米）高的勃艮第人屢次屈膝求和……羅馬人想擺脫他們，得到解救，打擊斯基泰的烏合之眾……尤里克，羅馬需要您的軍隊。

西多尼烏斯把這首詩寄給朗普裡狄斯，希望他能轉交給國王。朗普裡狄斯確實轉交了。尤里克作為自己征服的眾多領地的受益人，接受了這面以文學方式表達投降的白旗，表現得慷慨起來。[65]他應該不大可能這樣輕易放過所有曾經反抗過他的人。在戰果略少的王國裡，羅馬地主沒有那麼多人脈來為他們疏通，肯定只好接受新主人更為苛刻的條件，不像西多尼烏斯那樣好運。

與西哥特人相比，勃艮第人的領地在公元468年至476年間只進行了較小的擴張。和尤里克一樣，勃艮第君主也需要吸引羅馬人的支持，但是他也要把好處分給自己的武裝人員，而且他的資源要有限得多。結果就是形成一種妥協，新勃艮第王國的一本法學書籍《憲法集》（Book of Constitutions）對此有所反映：

自本條例公佈之日起，本國人民〔勃艮第人〕應該獲得三分之一的奴隸和三分之二的土地，任何人如果已經從前任王國或我國獲得土地和奴隸，都不得再索要三分之一的奴隸或三分之二的土地。[66]

我們還希望知道更多信息，但是這裡暗示的資源分配已經讓我們瞭解到，勃艮第國王是如何根據形勢需要制定這一政治平衡措施的。大約20年前，史學家沃爾特·戈法特（Walter Goffart）曾認為，這裡所指的是勃艮第人佔領的羅馬城市如何分配稅收，而不是如何分配不動產。這種觀點十分牽強，正如後來很多人所說，我們在此談到的無疑是實際財產的分配，其中一部分將要移交給勃艮第的自由民。[67]

於是在勃艮第王國內，發生了徹底的土地資源再分配。法律說得很明確，這是一個過程，不是結果。獲得三分之二土地和土地上三分之一佃農的法令，只適用於那些還沒有得到土地或奴隸的勃艮第人。我們不知道所有羅馬地主是否都受到影響，以及國王在這件事上處理得是否慎重。但是從表面上看，羅馬地主階層要想保留原有的土地，代價相對較高。另一方面，後來的勃艮第法律中一直沒有提到稅收問題，這一點可能也很重要。整件事情可能是這樣：如果羅馬地主願意交出自己土地的三分之二，他們不但可以保留剩下的三分之一，也不用再為這三分之一繳稅了。[68]這樣看來，當時的情形就沒有最初看起來那樣糟糕。自公元5世紀70年代起，有法律證據表明，尤里克和他的兒子兼繼承人阿拉裡克二世（Alaric II），也在西哥特王國用分配土地的方式酬謝他們的支持者。[69]但是他們的王國要大得多，可能不需要從羅馬地主那裡徵用那麼多土地。

總之，西羅馬帝國最終的結局就是，原本是心臟地帶的高盧南部和西班牙被徹底瓜分。一些軍事力量見到有利可圖，就大幹一場，發動戰役，新的領土邊界就在戰役中形成。西哥特人建立龐大的王國，勃艮第人只佔領高盧東南部。北方的局勢依然動盪不安。在東北部，撒利族法蘭克人是新興勢力，西北部的布列塔尼王國初具規模。與此同時，羅馬軍隊萊茵河舊部的領導者可能在巴黎以東建立臨時權力基礎。公元468年巴西利斯庫斯艦隊戰敗，引發尤里克的征服戰、法蘭克人和勃艮第人的戰役，以及後來的土地所有制改革。綜合結果就是不但改變了世界版圖，也改變了人們心裡的國家格局。原先的蠻族定居地變成王國，羅馬地主階層被迫做出改變命運的選擇，羅馬中央政權處於垂死掙扎階段。

帝國中心

公元468年，帝國殘留的心臟地帶和外圍地區不斷被吞併，有的自行脫離，而在帝國中心——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混亂和猶豫統治著人們。在意大利，拜占庭艦隊戰敗的餘波未平，安提莫斯和裡西梅爾在權力爭鬥中勢均力敵。裡西梅爾允許安提莫斯前來，顯然削弱了自己的權力。他本來希望安提莫斯從東羅馬帶來的援助能強力推動西羅馬的重建，現在希望化為泡影。如今安提莫斯幫不上什麼忙，反而成為裡西梅爾實現野心的絆腳石。公元470年，兩人鬧翻，裡西梅爾甚至召集6000人的軍隊發出戰爭威脅，但兩人在公元471年初又和好了。接下來皇帝的兒子安提米奧魯斯戰敗死亡，同年晚些時候，安提莫斯派去高盧抵抗西哥特人的部隊全軍覆沒，斬斷了帝國僅剩的軍事支柱，裡西梅爾藉機發動突襲。安提莫斯躲到羅馬，裡西梅爾圍困他幾個月，隨後羅馬城陷落。皇帝無路可逃，於公元472年7月11日被殺，殺死他的是裡西梅爾的侄子、勃艮第首領貢多巴德（Gundobad）。

奧利布裡烏斯，汪達爾王國法定繼承人胡內裡克的連襟，一直被蓋薩裡克推舉為西羅馬皇位的繼承人選。皇帝利奧一世在公元472年派他離開君士坦丁堡前往意大利，調停裡西梅爾和安提莫斯的關係，結果他倒變成裡西梅爾支持的下任皇位繼承人。他在公元472年4月被推上西羅馬的皇帝寶座（當時在位的安提莫斯還沒死），但是同年11月2日就死了，只比死於8月18日的裡西梅爾稍晚一點。這樣貢多巴德就成了重要的皇帝擁立人，他看上一名高級軍官格利塞裡烏斯（Glycerius），時任宮廷衛隊伯爵。此人於公元473年3月3日稱帝。羅馬在這樣瞎折騰的時候，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汪達爾人都在馬不停蹄地擴張領地。因此，格利塞裡烏斯作為西羅馬皇帝，統治的全部領地只有意大利和高盧東南部阿爾卑斯山以北的一小塊領土。爭奪所謂的皇位實際上變成一場殺人競賽，其實根本爭不到什麼。至少貢多巴德似乎是這麼認為的。他接任叔叔作為皇帝擁立人的角色。不久後，由於父親勃艮第國王君迪奧克（Gundioc）在公元473年年末或474年年初去世，貢多巴德就回家了。他一定明白，在意大利爭權成不了多大氣候，不如和自己的兄弟希爾佩裡克（Chilperic）、戈德吉賽爾（Godigisel）和戈多馬爾（Godomar）一起分割勃艮第王國。還有什麼比這更能體現西羅馬帝國的衰落呢？

貢多巴德的離開造成了權力真空。於是朱利烏斯·尼波斯（Julius Nepos）上台。他是公元5世紀50年代後管理達爾馬提亞的馬賽利努斯伯爵的侄子和繼承人。他叔叔於公元468年在西西里被殺害，之後他就接管達爾馬提亞和伊利裡亞野戰軍的餘部。他得到東羅馬帝國的承認但沒有實際幫助，於公元474年夏初把部隊駐紮在波圖斯，就在羅馬城外的提布爾入口處。他兵不血刃地就推翻了格利塞裡烏斯，於公元474年6月19日或24日自稱西羅馬皇帝。但是尼波斯一直沒能讓意大利軍隊的指揮官歸順，所以他的政權只維持了一年多。最終把他趕下台的是他親自任命的指揮官俄瑞斯忒斯。我們在本書第七章提到過這位指揮官，當時懷疑他偽裝成匈王阿提拉的使節。尼波斯任命俄瑞斯忒斯的初衷是希望他能清理意大利的混亂局面，但是俄瑞斯忒斯反而倒戈對付尼波斯。公元475年8月28日，尼波斯離開拉文納，坐船回到達爾馬提亞，放棄西羅馬。[70]

這些事件在意大利上演的時候，君士坦丁堡的利奧一世皇帝因為公元468年遠征的慘敗，深感自己無力回天，前途愈加渺茫。艦隊指揮巴西利斯庫斯回到東羅馬後，逃往聖索菲亞大教堂尋求庇護〔不是現在的這座教堂，而是公元532年在尼卡（Nika）暴亂中被燒燬的那座〕，並拒絕露面，除非利奧一世公開宣佈赦免他。君士坦丁堡政權需要決定下一步行動。他們做出最大努力來穩定意大利局勢，自然希望能夠由一個盟友來統治。儘管當時經歷艦隊失利，他們應該清楚西羅馬帝國注定要滅亡，但是直到安提莫斯死後，君士坦丁堡才無法繼續迴避現實，意識到再也沒有迴旋的餘地。既然汪達爾人不可戰勝，而且已經開始蠶食地中海東部，那就只好安撫他們。於是和談開始了。結果就是利奧一世皇帝和汪達爾人在公元474年簽訂和約。現在誰還會懷疑君士坦丁堡已經放棄所有復興西羅馬的希望呢？[71]

最後放棄帝國觀念的正是意大利軍隊。趕走尼波斯之後，俄瑞斯忒斯把自己的兒子羅慕路斯（Romulus）推上皇位。俄瑞斯忒斯曾經兩次去君士坦丁堡執行匈人的任務。他的父親塔圖魯斯（Tatulus）和岳父羅慕路當時（公元5世紀40年代末）是羅馬指揮官埃提烏斯的心腹，曾隨使團到過阿提拉的王宮，當時普裡斯庫斯也在那裡。匈人帝國滅亡後，俄瑞斯忒斯設法回到意大利，在宮廷裡陞官晉爵，最後被朱利烏斯·尼波斯任命為高級軍事將領。俄瑞斯忒斯的兒子羅慕路斯與羅馬城的建城者同名，他在公元475年10月31日稱帝，但是俄瑞斯忒斯和他的兄弟保羅（Paul）才是真正的幕後操縱者。加冕典禮上講話的那位不知名的讚美詩詩人無疑會說，這是第二個羅慕路斯開啟的一個新黃金盛世。事實略有不同，西羅馬的末代皇帝羅慕路斯在歷史上被稱為奧古斯圖盧斯（Augustulus）——「小奧古斯都」。

到這個時候，沒有人認為意大利內部持續的權力之爭能讓誰控制到半島以外的任何地區。西羅馬的其他地區都落入別的權力集團手中，意大利的剩餘兵力相當於擺設，還能有什麼可爭的呢？

隨著公元5世紀60年代中期匈人帝國的滅亡，很多日耳曼部落的難民，尤其是斯基利人，還有魯基人等，都遷到意大利。裡西梅爾把他們招募為盟軍士兵。大約在公元470年至475年間，他們對意大利的軍事力量做出貢獻。而且他們的領袖，出身於斯基利王室的奧多瓦卡，還成為意大利政權中的重要人物。他在裡西梅爾和安提莫斯之間的內戰中是一個重要角色，在尼波斯手下當上宮廷衛隊伯爵（comes domesticorum），顯然還從他那裡獲得貴族頭銜。[72]在去意大利的途中，他在諾裡庫姆稍事停留便去拜訪塞維林。聖人說，他將來會出人頭地。

當他起身離開時，塞維林再次對他說：「去意大利，去吧，現在要裝出卑微的樣子。很快你就會給很多人帶去豐厚的禮物。」[73]

如前文所述，到公元5世紀70年代初，羅馬政權的主要問題就是缺錢。甚至在公元5世紀60年代時，意大利的軍隊還是整個歐洲西部最大的獨立軍隊——我認為，單憑意大利本國的稅收是遠遠無力支撐的。隨著薪水的逐漸乾涸，軍隊開始變得難以駕馭，尤其是斯基利人。奧多瓦卡有足夠的想像力和智慧看出問題的實質：既然軍隊越來越不服管束，努力去建立另一個短命的政權無異於浪費時間。公元476年8月，他召集足夠的援軍，開始行動。他首先於8月28日在皮亞琴察附近俘虜並殺死俄瑞斯忒斯，然後又於9月4日在拉文納殺死他的兄弟保羅。據普羅科匹厄斯記載，奧多瓦卡控制眼前的局勢後，就開始處理隱藏的問題。既然增加薪水無望，就必須找到另一種報酬形式。因此，奧多瓦卡開始把意大利的一些土地資產分配給士兵：「通過將土地的三分之一分給蠻族人，贏得他們的堅決效忠，〔奧多瓦卡〕穩穩地掌握了最高權力。」[74]和其他事情一樣，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們不得而知。分配土地的事由羅馬元老利貝裡烏斯組織，但是顯然沒有涉及整個意大利的土地。武裝部隊需要留在半島的戰略要地，尤其是北部，以便守衛阿爾卑斯山的幾個山口，可能還有亞得裡亞海的海岸線，因為尼波斯還在達爾馬提亞逍遙法外。[75]我們也不知道奧多瓦卡是否像在勃艮第發生的那樣，需要剝奪羅馬地主的一部分土地，還是像埃提烏斯為蓋薩裡克從阿非利加驅逐的元老所做的那樣（參見本書第六章），通過重新分配公共土地的長期租約開發出足夠多的土地。當然，和勃艮第王國不同，稅收在後羅馬時代的意大利還一直存在。所以奧多瓦卡像尤里克一樣，可能迴旋餘地更大，不需要沒收大批的私有土地。無論如何，他弄到足夠多的土地資源，滿足了手下的需求——這是動盪年代穩握大權的正確手段。

公元476年初秋，大部分混亂情況都已理出頭緒。奧多瓦卡政權帶來的變化將意大利推向新的政治穩定期，儘管他還沒有開始分配土地。但仍有一個反常情況存在。此時的意大利還有一個叫羅慕路斯·奧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的羅馬皇帝，但是奧多瓦卡無意維持這個名義統治者的地位，因為他的權力僅限於意大利半島。和元老院的同僚協商之後，他有了一個解決辦法。一個由元老組成的使團被派往君士坦丁堡，此時這裡在位的是利奧一世的繼任者芝諾皇帝。

他們提議不需要政權分立，兩個地區共用一位皇帝就夠了。他們還聲稱，他們已經選好奧多瓦卡這個有軍事政治經驗的人負責他們自己的事務，芝諾應該授予他貴族頭銜，並將意大利政府托付給他。[76]

他們說話就像20世紀80年代引起福克蘭群島戰爭（Falklands war，亦稱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的口氣。芝諾作為羅馬皇帝，對意大利享有君權，但奧多瓦卡要控制行政權。這實際上意味著芝諾通過授予奧多瓦卡貴族頭銜，承認他擁有合法的權力。這是實際掌權者擁有的頭銜，比如斯提利科和埃提烏斯在這個世紀大部分時間裡就是這樣的。芝諾猶豫了一下——尼波斯派出的一個使團剛剛抵達，請求他支持奪回皇位。這是芝諾以東羅馬的兵力支持西羅馬帝國重建的最後一次機會。他仔細權衡形勢，然後給尼波斯寫了封信，表示同情。他得出的結論是所有人都已經明白：西羅馬帝國完了。他又給奧多瓦卡寫信，表達希望尼波斯重登皇位的誠摯願望，但更重要的是，他稱奧多瓦卡為貴族，說本打算親自授予他這個頭銜，但是不需要了，因為尼波斯已經授予過了。這個答覆似乎模稜兩可，但實際不是。事實上，芝諾根本不想幫尼波斯做任何事——他是以意大利統治者的身份給奧多瓦卡發公函的。

奧多瓦卡心領神會。他廢黜羅慕路斯，逼他退位，但給他坎帕尼亞的一塊土地作為供養之地，這在帝國政治中是少見的寬容。然後，他把西羅馬的皇家禮服（當然包括只有皇帝才能穿戴的皇冠和斗篷）送到君士坦丁堡。這一標誌性的行為給統治500年的帝國拉上了帷幕。

[1] 也可能是姐姐，確切關係不詳。——譯者注

第十章

羅馬的滅亡

公元476年，東羅馬帝國經歷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後繼續存在，而且在接下來整整一個世紀裡看似繁榮昌盛。在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公元527—565年在位）統治下，帝國甚至在西地中海進行了一次擴張征服行動，摧毀北非和意大利的汪達爾人和東哥特王國，從西哥特人手中奪回西班牙南部部分地區。吉本總結說，羅馬帝國實際上在地中海東部存在了1000年，它的滅亡時間要算到土耳其人1453年佔領君士坦丁堡的時候。但是我認為，公元7世紀興起的伊斯蘭教對東地中海的羅馬世界造成決定性的破壞。它奪走查士丁尼帝國四分之三的稅收，刺激了大規模的制度和文化改革。儘管君士坦丁堡的統治者們在公元700年後的很長時間裡仍自稱為「羅馬人的皇帝」，但實際上他們統治的更應該被理解為一個新帝國，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羅馬帝國的延續。[1]但即便在我看來，一個完整意義上的羅馬帝國在羅慕路斯·奧古斯都被廢黜後，在東地中海仍然存在了150多年。

在這段時間裡，有很多居住在西歐和北非的人一直自認為是羅馬人，其他人也這樣認為。在公元6世紀10年代和20年代，西哥特、東哥特、勃艮第和法蘭克各王國的官方文件尤其是法律條文裡，都用「羅馬人」來指一個特定的人群。近年來有些人提出，這一稱謂沒有實際意義，但是在原來的羅馬土地上建立獨立王國，新國王需要以土地形式大力犒勞那些不是羅馬人的軍隊追隨者。這一犒勞過程使這些追隨者成為新王國的高度特權群體，重新定義了這些新來的人和不享受那麼多特權的羅馬地主之間的差別。隨著時間的推移，差別漸漸消失，但仍然經歷了幾代人的時間。[2]那麼也就是說，公元476年後，我們在東羅馬和西羅馬地區仍然有「真正的」羅馬人，那麼滅亡的究竟是什麼？

中央羅馬性的毀滅

公元476年真正結束的是維持西羅馬帝國的一切嘗試，西羅馬帝國不再是一個首要的、凌駕於地區之上的政治結構。我們已經討論過，羅馬中央政權的「羅馬」和羅馬行省生活中代表典型生活模式的「羅馬」之間存在重要差別。簡單地說，羅馬政權包括一個決策核心（皇帝、宮廷和官僚機構）、稅收機制和以兵力定義及保衛主權的職業軍隊。同樣重要的是由政權核心產生的法律體系，它定義並保護行省的羅馬地主階層。在這些地主階層的社交圈子裡，運作著各種文化規範，使得「羅馬性」成為一個獨特現象，而地主階層進入官僚體系高層、宮廷甚至軍隊內部，將帝國的中央與地方結合在一起。公元476年之後，所有這些都結束了。雖然在西部仍有大批原來的羅馬地主，他們多少保留了自己的獨特文化，但關鍵性的帝國中央集權制度消失了。沒有一個立法機構得到承認，沒有中央控制的稅收制度供養中央控制的職業軍隊，對官僚機構、軍隊和宮廷裡政治的參與也被打斷。剩餘的羅馬地主忙著在新王國的宮廷追求個人利益，顧不上關心統一帝國的核心體系。行省的「羅馬性」在公元476年之後仍在西部的一些地方繼續存在，但中央的「羅馬性」已經成為往事。

帝國核心體系的瓦解並不是在同一時刻影響到各個地方的。在帝國的一端，中央的羅馬性早在公元410年就從不列顛各行省永久地消失了，但行省的羅馬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還存在大約一代人時間，直到5世紀40年代才消失。北非的阿非利加、拜扎卡納和努米底亞隨著汪達爾人在公元439年征服迦太基，也同樣脫離了體系。而實際上在西羅馬大部分地區，一切結束得都非常快。安提莫斯皇帝在公元467年從君士坦丁堡來到這裡時，意大利、高盧大部分地區、西班牙大部分地區、達爾馬提亞和諾裡庫姆在政治上還效忠於意大利的中央政權。其中有些地區對意大利的忠誠度更高，但是總的來說，原來的西羅馬帝國有一大片地區都很把安提莫斯當回事，這片地區自瓦倫提尼安一世以來的100年間都沒有什麼變化。8年後，這種紐帶關係解體，西羅馬帝國分裂成眾多獨立的政權。儘管我不願意照一貫做法挑出一個單獨的日子作為唯一的重要標誌，但是我們需要知道，不到10年時間，經歷一系列事件的快速發展後，一個帝國就從強大化為烏有。換句話說，確實發生了一個歷史性的進程，公元476年9月，西羅馬最後一位皇帝被廢黜可算是這個進程的高潮。

不僅如此，本書的基本主題是，西羅馬帝國的解體過程具有前後一致性，它的最終滅亡與早期失去領土不無關係。這種一致性是三種觀點共同作用得出的結論。

第一，公元376年和公元405年至408年的入侵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同一戰略變革——即匈人勢力在歐洲中部和東部崛起——造成的兩次危機。可以毫無爭議地說，公元376年夏天瑟文吉人和格魯森尼人來到多瑙河沿岸，完全是匈人造成的。有些人還認為，匈人還在約30年後引發第二輪侵襲戰——拉達蓋蘇斯在公元405年至406年襲擊意大利，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在公元406年末橫渡萊茵河，以及此後不久勃艮第人的西進——但人們一直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本書第五章關於匈人勢力侵入歐洲的描述是一個有力證據。公元376年，匈人沒有像通常猜測的那樣，大舉向西進犯多瑙河邊境。在接下來的10年時間裡，在歷史舞台上一直充當羅馬主要對手的是哥特人——而非匈人。直到公元395年，大部分匈人還在高加索附近地區。[3]但最遲在公元420年前後，或者可能是此前10年間，大批匈人才在歐洲的心臟地帶、匈牙利大平原上立足。沒有文字史料明確提到匈人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間大舉西進，也沒有證據證明這件事導致了第二輪侵襲戰。但是，公元395年匈人還在高加索附近，而到公元420年，他們就向西移動了1500公里。這樣看來，關於公元405年至408年間的「罪責」非常有可能要歸咎於匈人第二階段的遷徙。因此，匈人勢力的成長為羅馬在歐洲邊境上長達35年的週期性侵襲戰提供了一個統一的解釋。

第二，儘管羅慕路斯·奧古斯都被廢和最後一次侵襲戰之間間隔約65年，但二者存在因果關係。西羅馬帝國在這65年間面臨的各種危機，不過是早先侵襲戰造成的政治後果的逐漸體現。如前文所述，由於同入侵者曠日持久的戰事對西羅馬行省造成損害，再加上領土永久性喪失，導致中央政權損失大量稅收。例如，公元408年至410年間西哥特人對羅馬的周邊地區造成嚴重破壞，導致這些行省直到將近10年後，上繳國庫的仍然只是正常稅款的七分之一。同樣，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在公元406年後連續5年對高盧進行破壞，最終從帝國中央政權手中奪走西班牙大部分地區，佔領長達近20年。最糟糕的是，汪達爾人和阿蘭人此後轉而向北非下手，在公元439年從西羅馬攫取最富饒的行省。每一次暫時或永久地喪失領土，都使帝國的稅收——帝國的命脈——縮減，降低西羅馬帝國維持軍隊的能力。從《羅馬帝國百官志》可以看到，早在公元420年前，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就是通過提升駐地部隊而不是招募新兵，來補充前面15年間在殘酷戰鬥中損失的野戰軍。北非稅收的損失將埃提烏斯政權拋向更深的危機，在恐慌中採取一系列措施，試圖讓西羅馬帝國及其軍隊擺脫困境。[4]

隨著羅馬政權權力的喪失，行省的羅馬地主精英們在不同時間和地點，都面臨著尷尬的新局面。政權活力的衰竭威脅到他們的根本。由於他們依附於自己的土地，即便是最遲鈍，或者說最忠心的人，最終也不得不意識到，只有順從當地新的統治勢力，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的利益。鑒於帝國已經存在450年，而且東羅馬一直支援西羅馬，因此消亡過程慢慢才顯現出來也就不足為奇了。原有帝國核心地帶的很多地主，比如公元5世紀10年代阿薩爾夫在高盧的支持者，或是50年代的西多尼烏斯，很快和哥特人或勃艮第人達成妥協。不過哥特人或勃艮第人作為自治因素，仍處於擁有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力的羅馬中央政權之下。但經過兩三代人的時間之後，大家就都認識到這只不過是一種臨時的過渡狀態，西羅馬已命中注定會發展成完全獨立的哥特王國和勃艮第王國。

第三種觀點涉及匈人在這些變革中自相矛盾的角色。在公元5世紀40年代的阿提拉時代，匈人軍隊穿過多瑙河的鐵門峽谷，潮水般湧入歐洲，衝向君士坦丁堡、巴黎和羅馬。這些戰功為阿提拉贏得不朽榮譽，但是他的10年威風只不過是西羅馬帝國滅亡的一個小插曲。更為重要的是匈人前幾代對羅馬帝國的間接影響。他們當時在歐洲中部、東部引發的不安定情緒使各蠻族部落穿越邊界逃到羅馬境內。儘管阿提拉對帝國軍隊取得過多次勝利，但他並沒有使西羅馬帝國割地，永久性損失大量納稅者。相反，在公元376—378年間和公元405—408年間的危機中逃過邊界的蠻族部落卻恰恰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在阿提拉的上一代，匈人甚至還在公元410年之後控制向羅馬境內移民，尤其是幫助埃提烏斯限制已經進入境內的日耳曼部落過度擴張，以此維持西羅馬帝國的穩定。實際上，匈人導致帝國滅亡的第二個行動，是他們在公元453年阿提拉死後的突然消失。這是打垮西羅馬帝國的最後一擊。失去匈人的軍事援助，帝國只有依靠一些移民勢力建立政權。這引發了一場爭奪戰，西羅馬試圖召集足夠強大的支持者建立穩定局勢，結果失敗，浪費掉最後一點可支配的資源。但是到公元5世紀60年代末，野心較大的蠻族領袖，尤其是西哥特國王尤里克，看出來自稱西羅馬中央政權的機構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控制力了，無法阻止他建立獨立王國。正是這種想法導致帝國在公元468年至476年間僅剩的一點政權迅速解體。

在整個過程中，扮演主角的都是在羅馬境內發動戰爭的境外武裝力量。不同的部落步步緊逼，先是以武力穿過邊境，然後是強行簽署和約，最後從帝國統治下分離出大片土地，造成帝國的稅收枯竭。公元376年時，首批哥特人中有一部分是經瓦倫斯皇帝同意渡過多瑙河的，但唯一的原因是他的軍隊已經投入到波斯前線的戰鬥中了。在其他情況中，每一步的進展都是以暴力方式取得，哪怕後來會簽署外交協議。但這些協議只是對戰爭的最新侵略成果做出認可，而不是推動事件進展的外交手段。因此，我不認同某位作者的觀點。這位作者在描寫公元5世紀事件時這樣評論：「我們所說的羅馬帝國滅亡是一次充滿想像力的實驗，只是有點失控了。」[5]在我看來，這種說法違背了史實。任何試圖重構公元5世紀事件經過的嘗試都清楚地表現了這個過程殘酷血腥。我認為，西羅馬帝國解體是因為境內蠻族林立，他們通過戰爭擴大勢力，這是不爭的事實。

西羅馬帝國滅亡的過程和歐洲下一個重要帝國卡洛林王朝在9世紀末的滅亡截然不同。儘管卡洛林王朝有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公元768—813年在位）偉大的征服戰爭，但其中央政權擁有的資源仍然不足以維持兩三代以上的統治。尤其是它一直沒有發展出維繫羅馬政權五個世紀的稅收再分配能力。卡洛林政權和前任羅馬帝國一樣需要收買地方政治支持，於是很快就破產了。在王朝建立的一個世紀裡，地方精英們很快實現自治，有時甚至不需要通過暴力形式。在這一點上，卡洛林的滅亡確實有點像西羅馬帝國在公元468年汪達爾遠征軍戰敗後的情況。但總的來說，過程迥異：沒有外族的大舉入侵，而且卡洛林滅亡後新起王國的君主大部分是原有的貴族，不是入侵軍隊的首領。從本質上說，卡洛林王朝由破產而解體，因為它一開始擁有的資源就不足，而不是像西羅馬帝國那樣被外族盤剝，失去實行幾個世紀的稅收基礎。[6]

地方的羅馬性

中央的羅馬性被摧毀的同時，行省的羅馬性卻有各不相同的命運。如前文所述，最糟糕的情形——從羅馬的角度來說——發生在北部的不列顛群島。這方面無法找到連貫的敘述，但是當史料從約公元600年開始重新又有記載時[7]，講拉丁語、信仰基督教、羅馬化的地主階層突然消失了，而公元400年前後他們在不列顛中部和南部還佔大多數。隨著他們一同消失的還有標誌著他們生活方式的別墅，而且經濟生產規模縮小，重歸簡單化。人口大批減少，錢幣不再流通，城鎮不再是更高形式的居住地，大部分商品生產變成家庭作坊式，而不是商業化大生產。例如，羅馬後期不列顛市場上的陶器，由陶器工人從牛津（Oxford）和伊普斯威奇（Ipswich）等幾個製造中心呈輻射狀提供給市場，輻射半徑大約是40公里。公元400年後不久，陶器生產就轉變為只用於就地消費了。原來帝國在不列顛的幾個行省同樣被分割成小的王國，開始大概有20多個，國界線基本上和羅馬不列顛的政治版圖沒有什麼關係。這些究竟是如何發生的還存在爭議。維多利亞時代的史學家認為，盎格魯－撒克遜入侵者把原來屬於凱爾特民族的不列顛羅馬人全部驅趕到西部的威爾士（Wales）和康沃爾（Cornwall），以及海對岸的布列塔尼（Brittany）。近期的解釋認為，大量不列顛本地居民被盎格魯－撒克遜人同化了，就像他們早先被羅馬人同化一樣。不論採用哪種解釋，典型的羅馬風俗和生活方式在與羅馬帝國其他地方的紐帶被切斷後，很快就在不列顛南部消失了。[8]

但是不列顛的劇變並不典型。在高盧東北部，考古發現的特徵和不列顛南部相似。除此之外，行省既有的生活方式沒有這樣突然全部消失。在高盧的盧瓦爾河以南，不論當地羅馬地主最初有什麼顧慮，最終都和新的統治者達成各種形式的和解。如本書第九章所述，這種和解要付出代價。根據各種因素的影響，尤其是新王國境內可用資源的情況，他們不得不多少失去一些土地。稍遜一籌的勃艮第王國與更幸運的西哥特王國相比，似乎採取了更大規模的沒收政策，但又通過減稅緩和了政策的嚴厲性。但是羅馬地主階層對於新的蠻族統治者來說有利用價值，因此蠻族政權總體而言願意維護不平等的財產分配方式，正是這種分配方式導致地主階層的出現。所以，我們在盧瓦爾河以南沒有看到什麼社會動盪的情況。西多尼烏斯和他的朋友們經歷了一些苦難，但是最終留下的財產還是足夠保住他們的社會地位。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大部分羅馬地主也同樣挺過帝國滅亡的第一波衝擊。儘管在阿非利加，汪達爾國王蓋薩裡克佔領迦太基後對阿非利加進行大規模的財產沒收，但在他公元439年佔領的另外兩個行省——拜扎卡納和努米底亞，羅馬地主階層沒有受到影響。隨著其他領土相繼歸入汪達爾帝國的版圖，沒收財產的情況再也沒有發生過。

因此在很多地方，地方的羅馬性依然保留下來。天主教、懂拉丁語的平信徒、別墅、城鎮和較複雜的經濟生產和交換形式都隨著地主階層或多或少地保留下來——不列顛除外。所以，在原來西羅馬帝國的大部分地區，一方面帝國政權的形式和結構在解體，另一方面，羅馬式的行省生活同時存在。[9]

然而，即便是在高盧南部的模式下，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的地方生活也不是只停留在「羅馬式」。羅馬滅亡後這裡的行省到底發生了什麼，應該是另一本書的主題，但是為了全面看待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我必須強調一點。圍繞帝國滅亡的很多理論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公元5世紀期間發生的政治變化。羅馬政權的滅亡應該算歐亞大陸西部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還是說僅僅是表面動盪，其重要性和深刻性遠不及像基督教興起這樣的事件——這些事件的發生基本上沒有受到帝國滅亡的影響？傳統史學認為，公元476年至少在西歐歷史上，無疑標誌著古代史和中世紀史的分界線。羅馬帝國的滅亡標誌著社會急劇衰退的開始。近來，這個有價值取向的觀點逐漸被更貼近史實的觀點替代。如前文所述，並沒有發生突然、徹底的變化。這一事實說明當時的歷史具有連貫性，並為我們指出，理解羅馬後期和後羅馬時期歷史發展的最佳方式，是把它看作一種逐步演化，而不是劇變。[10]

我相信這些新的歷史學觀點是對原有歷史正統觀念的必要衝擊，而且我不認為羅馬帝國代表高級的社會制度，毀滅後社會只能走下坡路（這當然是羅馬人自己的看法）。但我同樣認為，西羅馬帝國的消亡並非毫無歷史意義。羅馬帝國當時已經搖搖欲墜。在那樣原始的通信和管理條件下統治一大片廣袤地區，帝國的命運幾乎沒有別的可能。腐敗成為政權特點，法令不能全面實施，大量權力為地方所有。然而，由於帝國的極權政治由來已久，因此它能夠改變地方生活所遵從的準則，帶來深遠影響。在所有被（有些錯誤地）貼上「羅馬化」標籤的發展過程中，這一點尤為突出。為了享受帝國利益，行省的精英們需要獲得羅馬公民身份。最簡單的途徑是自己建立有拉丁公民權的城鎮，並在其中掌握要職。因此，羅馬帝國的強大地位確立後，就掀起了這種城市化熱潮。另外成為羅馬公民還需要會說「正確的」拉丁語——於是拉丁文學教育也隨之推廣——並表現出自己已經認同古典文明的價值觀。這種羅馬觀念的實際體現就是供與同儕共同過文明生活用的公共建築（會堂、浴池等），以及別墅風格的家庭建築。同時，羅馬統治下的和平帶來巨大的和平紅利，促進地區間的相互聯繫，也提供了新的經濟機遇。

大部分所謂羅馬化的過程並不是一個由國家指導、自上而下的行動。相反，這是被征服的精英們對於殘酷帝國的個體反應，是他們調整社會以適應羅馬統治者強加給自己的新形勢。但是，這個交易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當他們改變生活方式以便融入羅馬政權時，帝國的軍隊給他們提供保護。因此，地方的羅馬性和帝國的存在密不可分。

這種關係的共生性質就顯現出來了。如前文所述，公元3世紀，當羅馬政權需要從行省徵收的稅款大大高於原有水平時，這個負擔在很大程度上就由原來的市議會承擔。舊式的羅馬地方政治生活主要是在這些議會上演。地方精英花錢買官，結交黨朋，影響他人，將來這些人的支持又能幫助自己爬上重要地位，掌握地方資金。突然，沒收稅款政策一下子將這些努力化為烏有，而地方精英很快就意識到這一點。於是在公元3世紀中葉，記載地方精英如何慷慨花錢、加官晉爵的碑刻幾乎立即消失。到公元4世紀，地方精英放棄市議會的職業生涯，轉而追求宮廷官僚政治，因為這是在地方出人頭地的新途徑。每當中央政權改變工作方式，地方的羅馬性就隨之改變——從長遠來說，這些轉變超出預期。

行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中央政權的政治和文化秩序，因此政權的瓦解絕不會悄無聲息。以教育為例。羅馬後期精英接受的典型文化教育——西羅馬學拉丁語，東羅馬學希臘語——花銷頗大。需要花費將近十年時間，有文法學家嚴格指導，只有地主階層才有經濟實力投資子女的教育。我們在前文提到，他們這樣做是因為會講古典拉丁語（或希臘語）立刻給人戴上「文明人」的標記，各種陞遷發跡也需要這種能力。帝國大批的新任官員都來自市議會或市議員階層，對於他們來說，古典文化教育仍然是社交需要。[11]

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精英的職業生涯改變了模式。在新政權中，大多數平信徒精英發跡的主要途徑是為國王服兵役，而不是攀登仕途階梯，即便在公元476年後，保留羅馬地主階層、盛行高盧南部模式的地區也是這樣。因此，昂貴的文化學習不再是必需的。但羅馬和外來移民精英的後代實際上仍然尊重老傳統。特立獨行的法蘭克國王和西哥特國王因為出色的拉丁語詩歌還被載入文化史冊。當一個會說「正確的」拉丁語的詩人維南迪烏斯·福圖內特斯（Venantius Fortunatus）從意大利來到宮廷時，在場的羅馬裔和法蘭克裔顯貴都對他表示喜愛。這個人的職業就是為晚餐唱頌歌，拿手好戲是用優美的雙行詩讚美甜點。儘管如此，羅馬和法蘭克貴族都不再打算接受整套拉丁語教育。他們確實還教子女讀寫，但是目標有限。於是，到公元600年前後，寫作僅限於教士，而平信徒精英們只要能閱讀，尤其是能讀懂《聖經》就心滿意足了。他們不再把能讀寫拉丁語看作身份象徵的一部分。正是因為羅馬政權的存在，才創造並維持了這樣一種氛圍（儘管不是刻意為之）：大批平信徒只有會讀寫拉丁語，才有資格成為精英；而隨著政權的解體，新的讀寫模式產生了。[12]

基督教的情況也不例外。基督教首先傳到地中海地區，然後在第一個千年裡較廣泛地傳播到歐洲中部、東部和北部。有人認為這個過程完全沒有受到羅馬滅亡的影響。這個觀點有些道理，但也會產生誤導。基督教總是根據當時的歷史情況以公共事業的形式發展。如本書第三章所述，基督教的羅馬化在歷史上和帝國的基督教化同等重要。由於君士坦丁皇帝和繼位者的努力，自公元4世紀初起，皇家資助的基督教領袖會議得以制訂大部分教義。教會也發展了嚴密的等級制度，由主教、大主教和大牧首組成，他們的地理位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帝國的地方首府和區域首府的行政結構。改信基督教的羅馬皇帝和他們的異教前輩一樣，仍然宣稱自己是神指派的——只是現在他們的神變成基督教的神。因此，在他們看來，他們完全有權力參與教會各層面的事務。他們也確實這樣做了：召集議會，制定法律，並干預高級人員的任命。

基督教就這樣在帝國體制內部發展起來，和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之前大有不同。所以羅馬政權的解體對基督教又產生了深遠影響。首先，新興王國的邊界並沒有完全根據原來羅馬的行政等級區劃來劃定。有些主教自己在一個王國，他們的大主教卻在另一個王國。阿爾勒的幾任大主教都與國王發生過分歧，因為阿爾勒是西哥特王國的一部分，但城市管理延伸到勃艮第王國，於是國王懷疑這些大主教與境外有聯繫，就將他們撤職。這種變化也發生在知識階層。在羅馬帝國，高級平信徒——他們的受教育程度至少與神職人員相當——經常參與宗教辯論。但是隨著讀寫水平大規模下降，平信徒很快也無法這樣做了。於是，中世紀早期教會的知識領域就被神職人員獨佔。如果平信徒仍然和神職人員一樣接受教育，這種情況就不會發生。同樣重要的是，後羅馬時代的國王從他們的前輩那裡繼承了宗教權力，任命主教，召集議會。於是，此時的基督教變成彼得·布朗（Peter Brown）所稱的「基督教微觀世界」。沒有獨立統一的教會，相反，後羅馬時代的王國邊界決定了區域團體的範圍，而這些處於不同王國境內的教會群體彼此之間基本上沒什麼聯繫。[13]

最重要的是，從中世紀開始，在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教皇的職權高於一切，如果沒有羅馬帝國的滅亡，這是不可想像的。中世紀的教皇在教會中承擔很多基督教羅馬皇帝曾經自封的職責——制定法律，召集議會，決定或干預重要的人事任免。如果西羅馬帝國式的皇帝仍然存在，教皇不可能為自己爭取到這種獨立地位。在仍有皇帝統治的東羅馬，君士坦丁堡的歷任大牧首雖然在法律和行政地位上倣傚羅馬教皇，但實際上只能充當皇室的應聲蟲。他們由皇帝任命，往往都是只會服從皇帝命令的卸任高官。[14]

滅亡原因

在給出我對於西羅馬帝國滅亡原因的解釋時，我發現自己在反對歷史最久遠的傳統之一——當然是指英語著作這方面。這個著名的觀點是愛德華·吉本強調的內部因素：

羅馬的衰退是國家過於龐大而自然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結果。繁榮催生腐朽的基礎。征服的範圍越大，導致毀滅的因素就越多。一旦時機或意外事件除去表面的支撐，這個龐大的結構就會被自身的重量壓垮。

吉本的分析延續了希臘作家波利比奧斯（Polybius）的理論。和大多數古代史學家一樣，波利比奧斯認為個人的美德或邪惡是推動歷史事件的主要原因。他主張，羅馬共和國的繁榮是因為歷屆領導者的自律，而墮落始於成功帶來的奢靡最終導致後代的腐敗。波利比奧斯是在公元前2世紀寫下這些的，那時帝國還遠沒有達到全盛時期，更談不上喪失領土。吉本借用他的主要理論，認為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這一災難。在他看來，這一新興宗教通過教義之爭在帝國內部種下分裂的種子，唆使社會領袖成為僧人，脫離政治關係，並且通過宣揚「逆來順受」的態度，暗中削弱羅馬的戰爭機器。[15]

這種看法可能有它自己的道理，但是有一點可以駁斥這種看法，使它在整個討論中變得無關緊要。任何解釋西羅馬帝國在公元5世紀滅亡原因的理論必須考慮一個事實，即東羅馬帝國不僅沒有滅亡，反而在公元6世紀繁榮起來。西羅馬帝國體系存在的邪惡因素在東羅馬帝國同樣存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應該說東羅馬帝國更篤信基督教，關於教義的爭論更激烈。此外，東西羅馬帝國的政府體系和經濟制度是一樣的。然而，東羅馬存留下來，而西羅馬滅亡了。僅這一點就足以反駁帝國後期的制度本身就有嚴重缺陷，導致其無法承受自身負擔而必然滅亡。如果要用東西羅馬的不同之處來解釋它們的不同命運，首先想到的是地理方面的差異。東羅馬最富饒的行省從小亞細亞延伸到埃及，由君士坦丁堡嚴密保衛，不會受到來自東部和北部敵人的入侵，而西羅馬帝國要保衛的主要是萊茵河和多瑙河沿岸，我們已經看到所發生的事了。

以前有兩位評論家N. H.拜尼斯（N. H. Baynes）和A. H. M.瓊斯（A. H. M. Jones）都提到過這些觀點[16]，但是自從40年前瓊斯提出這些觀點以來，我認為在解釋西羅馬帝國滅亡時，越來越有必要關注蠻族移民的問題。原因有兩個：其一，瓊斯認為，造成東西羅馬不同命運的唯一原因是兩者的繁榮程度不同。他認為，苛稅削弱了羅馬後期的經濟實力。農民一年產出的剩餘部分不夠養活自己和家人，因此人口和產量一直在緩慢持續地減少。他認為這一點在西羅馬尤為突出。[17]但是瓊斯關於羅馬後期經濟狀況的觀點完全是根據文字史料，尤其是法律文件方面的文獻。在他寫作時，法國考古學家喬治·柴林科出版了他的考古發掘成果：在安條克後面的石灰石山裡的驚人發現，革命性地證明羅馬後期鄉村繁榮發展（參見本書第三章）。此後，對於鄉村的調查（如本書第三章所述）徹底改變了我們對羅馬後期經濟的看法。我們知道在公元4世紀，稅收並沒有高到影響農民的生存。不論在東羅馬還是西羅馬，後期羅馬帝國都處於農業繁榮時期，沒有整體人口減少的跡象。當然東羅馬可能還是更富裕一些。但在公元5世紀之前，羅馬帝國並沒有重大的內部經濟危機。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兩次邊境危機（公元376—380年和公元405—408年）都是非羅馬因素造成的，如果再把隨後公元405—476年帝國瓦解的細節過程重新梳理一遍，就會發現境外移民對於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起到關鍵作用。

話雖如此，沒有一位正經史學家認為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是單純由於內部問題或外部衝擊造成的。本書的重點主要是在於後者，因為在我看來，人們一直誤解了匈人勢力在歐洲崛起的影響，以及匈人的到來與羅慕路斯·奧古斯都被廢黜兩者之間的緊密聯繫。然而，為了更全面地瞭解匈人造成的入侵戰與羅馬帝國體系性質之間的相互作用，我們再來審視一下入侵者的情況。

公元4世紀晚期和5世紀的侵入者人數眾多。古代史料中有從公元376年到476年整整一百年的文字史料，但都沒有告訴我們在入侵戰中牽涉其中的蠻族部落究竟有多少人，更沒有分析他們構成的整體威脅。有學者認為，史料在這方面過於薄弱，根本無從估計入侵者的規模。這樣說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些價值較高的史料還是給出了看似合理的數據，大致告訴我們有些入侵者的數量級，偶爾還間接估計了人數規模。我根據這些信息做出以下猜測。

公元376年出現在多瑙河北岸的瑟文吉和格魯森尼人可能各自能派出1萬名戰鬥人員。公元405年至406年入侵意大利的拉達蓋蘇斯軍隊可能比這些部落的單支部隊人數要多——也許有2萬名戰鬥人員。加起來的數字與其他資料的數字大體相符，即阿拉裡克召齊三支部隊時，一共有超過3萬名戰鬥人員。[18]汪達爾人和阿蘭人渡海到北非時，盟軍規模大約在1.5萬—2萬人之間，但這是激戰之後的人數，而且沒有算上蘇維匯人。這樣看來，公元406年萊茵河入侵者大約又是超過3萬名戰鬥人員。公元410年集中在萊茵河的勃艮第人更難計數。和公元5世紀50年代中期的西哥特人相比，他們只能算二流勢力，因此他們的兵力肯定要弱些，可能有1.5萬多人，但此前他們在30年代慘敗在匈人手下。[19]除此之外，我們實在無法知道匈人帝國在公元5世紀60年代滅亡時，有多少斯基利人、魯基人和赫魯勒人跟隨奧多瓦卡投奔了意大利的羅馬軍隊。他們肯定有好幾千人，甚至達到1萬人。這樣粗略算來，西羅馬的主要入侵者總數大概是4萬哥特人（公元376年和公元405年至406年兩次加起來），3萬名萊茵河入侵者，1.5萬名勃艮第人，以及在阿提拉帝國滅亡時到來的1萬名難民。除了這9.5萬名戰鬥人員以外，可能還需要加上各種小部落的人數，例如沒有跟隨蓋薩裡克去阿非利加的阿蘭人，還有從公元5世紀60年代中期就在高盧政權中日益突出的法蘭克軍隊。儘管公元476年後，法蘭克人很快強大得能夠和西哥特人在高盧分庭抗禮，參與最終導致羅慕路斯·奧古斯都廢黜的事件，但有戰鬥力的法蘭克人可能只有1萬—1.5萬人。總的來說，這就意味著大約有11萬—12萬人的外來武裝參與了導致西羅馬帝國滅亡的事件。[20]

一方面，對史實的重構讓我們深信，境外入侵者造成的離心作用在公元5世紀晚期把西羅馬帝國分割成新的王國。另一方面，這些入侵部落每一個都是幾萬人的軍隊，而不是幾十萬人。一眼看去，這算不上是壓倒性的兵力，尤其是想一想公元375年的羅馬軍隊，即便最保守的估計也有30萬人，有些觀點還認為人數是這個的兩倍。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一連串的事件證明了這種觀點。西羅馬帝國不是一次征服戰之後就灰飛煙滅的，就像後來古代中國被蒙古人征服那樣。一開始，這些移民的兵力僅夠他們建立飛地，但建立獨立王國的進一步擴張是一個漫長過程，需要整整兩三代人的努力才能侵蝕羅馬政權。換句話說，就算加在一起，公元5世紀的入侵者也不足以推翻一個控制了從哈德良長城到阿特拉斯山大片地區的人民和資源的帝國。他們之所以能夠把西羅馬帝國從相對健康的狀態推向滅亡，只是因為在羅馬發展500年之後，國家體系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內部都存在局限性，而他們以一定的方式與這種局限性發生了相互作用。

首先考慮到帝國的軍事實力，就必須把匈人引起的侵襲戰和波斯薩珊王朝在公元3世紀發展成超級大國聯繫起來。如本書第二章所述，波斯最終受到遏制。但波斯帝國的實力並沒有消除。甚至到公元300年前後，東部邊境地區恢復穩定後，那裡的兵力也從未鬆懈過，超過40%的東羅馬軍隊（占東西羅馬軍隊總數的20%—25%）一直用於專門防備波斯。因此，公元4世紀晚期，帝國在歐洲邊境的危機給已經深受重負的軍事組織帶來更多壓力。

剩餘的羅馬軍隊中大部分是駐地部隊，他們的職責範圍主要是處理對邊境安全威脅較低的突發事件。當匈人召集軍隊大舉入侵的時候，大家都已有任務在身，有些人還可能缺乏必要的訓練和裝備，因此派不上什麼用場。所以，總的來說，入侵者的兵力不應該和整個帝國的兵力做對比，他們只需要應付西羅馬的野戰軍，因為很多部隊當時完全投入了其他任務。這些野戰軍主要集中在高盧、意大利和伊利裡亞西部，在公元420年總計有181個分隊：書面記載是9萬人以上。（在危機開始時，西羅馬的野戰軍可能不超過160個分隊，或者說8萬多人。）與這樣的兵力對比，入侵的蠻族人數量就顯得多得多了，也就更容易理解他們為什麼最終能夠勝出。他們在數量上並不處於劣勢，相反，他們可能還暗自慶幸與帝國軍隊相比，自己佔了相當大的數量優勢。這種數量優勢最初隱藏在入侵軍缺乏統一組織的劣勢下，但隨著公元5世紀的時間推移，數量優勢慢慢顯現出來。

如果說來犯的蠻族人數量足以最終挫敗抵禦他們的那部分羅馬軍隊，那麼帝國為什麼不派出更多軍隊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於帝國經濟的局限性。如前文所述，雖然羅馬後期農業在公元4世紀時十分繁榮，但缺乏明顯的快速或大量提高產出的手段。很多行省的經濟已經在最大限度地產出了。由於4世紀為了在波斯邊境增加兵力已大幅提高稅收，到公元400年還要擴大軍隊規模的話，就沒有太多增加資金的餘地。帝國的稅收還會略微受到官僚機構的能力和地方精英繳稅意願的影響。但是公元5世紀40年代之前，埃提烏斯失去北非後，不得不減少稅收優惠政策時，沒有跡象表明帝國和納稅人之間有什麼麻煩。稅收最大的障礙應該是停滯在繁榮狀態的經濟。

另一方面，政治局限性也直接關係到西羅馬的滅亡。如前文所述，把羅馬中央和地方聯繫起來的，是一個相對簡單的政治紐帶。作為對繳稅的回報，國家的軍事和法律機器保護佔人口比例很小的地主階層免受境內外敵人的攻擊。因為這些人的統治地位是建立在土地所有權之上，所以他們的地位十分脆弱。如果帝國中央政權不能保證他們的安全，他們無法遷居別處，蠻族勢力強大起來時，他們要去討好也就不足為怪了。體系內部的這種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原來羅馬在高盧中部和南部以及西班牙等腹地瓦解的特性。

另一個政治局限性體現在高層政治活動的運作方面。因為帝國地域遼闊，曾經成功地將行省精英羅馬化，後期羅馬帝國政權就不斷要面對來自地方利益集團的壓力，這些壓力向四面八方撕扯著帝國政權。到公元4世紀，權力只得由兩位以上的皇帝共同持有，但是沒有現成可靠的成功模式可供借鑒。從這一點來說，所有政權都是臨時政府。中央政權有不同的權力分配形式，比如有兩位以上的共治皇帝，或者由埃提烏斯或斯提利科這樣的強權人物操縱一位傀儡皇帝。隨後可以出現短暫的甚至長達十幾年的政治穩定期，但中間會不時出現殘酷的內訌時期，往往最終演變成內戰。而中央的不穩定給了外來移民發展自己勢力的寶貴時機。

因此內在的局限性必須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但是如果有人認為它們在帝國滅亡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蠻族人充其量只是推動這個進程的外在刺激，他就需要解釋一下在沒有境外大規模軍事襲擊的情況下，帝國體系將怎樣崩塌。我認為這是很難解釋的。並不是說後期羅馬帝國有完善的政治體系。即便在蠻族到來之前，它就暗藏著諸多分裂傾向，帝國的外圍地區遠不及地中海的心臟地帶那樣緊密統一在國家體系中。不列顛尤其突出地顯示出政治分裂的傾向。從西北高盧（阿莫利卡）的匪患記錄來看，那裡的情況也差不多。這些暴動的意義對我們頗有啟發。首先，只有中央政權不穩時才會發生暴動，而帝國只需派出小規模遠征軍——例如不列顛的情況——就足以平定行省的叛亂。公元368年，狄奧多西伯爵（第一任同名皇帝的父親）只用四個團就完成了這樣一次任務。[21]因此，如果帝國要自行滅亡，必須有大量地區同時發生叛亂，每處都需要派出相當數量的羅馬軍隊，這樣中央政權才無法再次逐一征服叛亂者。

公元9世紀打破卡洛林王朝西部統治的就是這樣一系列叛亂事件。但在公元4世紀發生這類事件是不可想像的，正是因為羅馬帝國與卡洛林王朝存在本質區別。卡洛林帝國的軍隊由地方的地主階層領導，軍隊由他們的家臣組成，而羅馬帝國擁有職業軍隊。當卡洛林帝國的地方從中央分裂出去時，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現成的軍隊。而羅馬的地主階層是平民，需要奮力組成一支自己的地方武裝，保衛他們不受來自中央的掠奪。因此，如果羅馬帝國從內部崩潰，不僅需要不列顛，而且還需要高盧北部、西班牙和北非同時分裂。但是羅馬帝國後期並沒有跡象表明，有任何內部分裂力量導致這種規模的事件發生。所以我認為，與其說羅馬內在的「弱點」注定後期帝國體系必然解體，不如說是「局限性」——軍事、經濟和政治上的局限性——使得西羅馬無力處理公元5世紀面臨的特殊危機。內在局限性是導致帝國滅亡的一個必要因素，但本身不足以成為誘因。如果沒有蠻族人，西羅馬帝國絕不會在公元5世紀滅亡。

外部衝擊

作為對西羅馬滅亡研究的結束，我還有最後一點想法要詳細說明。前面提到的外部衝擊由兩個部分組成：導致衝擊的匈人，還有主要為日耳曼人的境外部落，他們借匈人挑起的勢頭入侵羅馬，最終造成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就我們所知，匈人為什麼要在那個時候遷到黑海以北地區，並沒有什麼深層原因。在古代和中世紀，歐亞大草原不時有具有軍事意義的人口出現。有時這些人口向東威脅中國，有時向西影響歐洲。我們現在還不完全瞭解這種遷徙的原動力，因此無法解釋這些人口爆發性增長的普遍原因，也不清楚每次人口爆發是否都有各自獨立的原因。至於匈人為什麼遷徙，我們只能列出幾種可能性。有環境原因（草原乾旱加重，無法維持牲畜生存），社會政治變化的原因，以及軍事上的偶然性（他們有了威力更強大的弓）。但就目前情況而言，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匈人在公元4世紀晚期向西遷徙，正如我們也不明白為什麼薩爾馬提亞人在公元紀年開始前後也向西遷徙。[22]

但是匈人本身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匈人危機中更加緊迫、更具破壞性的成分主要是日耳曼部落，他們分別在公元376年至380年和公元405年至408年兩次大舉武力穿越帝國邊界。如果我們從匈人那裡找不到更多答案，那麼草原遊牧民族和日耳曼農業民族之間的相互作用就應該引起我們更多的關注，因為從更廣泛的歷史角度來說，這種相互作用的影響是獨一無二的。在公元1世紀，薩爾馬提亞遊牧民族也對主要由日耳曼人構成的農業社會發動了類似襲擊，當時是在喀爾巴阡山的東端，有些薩爾馬提亞人像匈人一樣，最終遷到匈牙利大平原。但除了這些相似點外，薩爾馬提亞人的到來並沒有像400多年後的哥特人、汪達爾人、阿蘭人和其他部落遷到羅馬領土那樣，造成任何衝擊。[23]這是為什麼？

對這種不同的一個可能解釋在於日耳曼世界在公元1世紀到4世紀間經歷的變化。如本書第二章所述，公元1世紀的日耳曼尼亞分裂成很多規模較小、彼此競爭的政治單位，整體上非常貧窮，羅馬人甚至不屑去征服他們。此時的日耳曼尼亞能夠組織突擊隊和較大的防禦聯盟，可以成功伏擊在森林裡遊蕩的羅馬軍隊，就像公元9年阿米尼烏斯對瓦魯斯軍團所做的那樣。但它缺乏政治體系，因此無法在大規模的公開衝突中和羅馬強大的外交手段抗衡。到匈人來犯的時候，很多事都變了。一次經濟革命的發生，最主要的是影響農業生產，其次也影響到製造業，促進人口大幅度增長，創造了新財富。社會階層增加，出現自由民階層、世襲首領和武裝扈從。這種社會變化從社會的頂層開始顯現，表現為更加健全的政治結構。到公元4世紀，分支中突出的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已經成為羅馬帝國外圍的藩屬國。儘管他們大部分時候都對帝國百般慇勤，但在必要的時候仍然可以採取行動，限制帝國對他們的過分要求。

隨著日耳曼部落繼續向羅馬領土遷徙以逃避匈人的侵襲，這種長期的社會政治上的種族融合獲得了新動力。公元5世紀這段歷史中一個最重要——本書進行了大量討論——但又最容易被忽視的現象就是，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繼之而起的主要王國都是圍繞蠻族新興的超級軍團建立的，而超級軍團的軍事實力正是在遷徙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公元5世紀10年代在阿基坦定居的西哥特人不是古代哥特人的分支，而是一個新部落。在匈人到達歐洲邊緣之前，西哥特人——不要相信任何關於這些侵襲的古代地圖——還不存在。他們是由在公元376年來到多瑙河河畔的瑟文吉和格魯森尼人合併而成，另外還包括後來在公元405年至406年進攻意大利的拉達蓋蘇斯的殘餘人馬。阿拉裡克的野心使得這三個部落的倖存者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全新的部落，比過去哥特人的任何部落都要強大。[24]公元439年征服迦太基的汪達爾人，也同樣是一個新的政治統一體。他們是在一次移民大潮中形成的，就是公元406年底橫渡萊茵河的那次入侵戰。他們最初是鬆散的聯盟，構成成分有汪達爾人的兩個分支（哈斯丁人和斯靈人）、數量不明的阿蘭人（勢力最大）和蘇維匯人。這些蘇維匯人可能是多瑙河中部一些日耳曼人重新聯盟的產物。在公元415年前後羅馬－哥特聯合軍事打擊下，一個新的統一體產生了。斯靈族汪達爾人和各阿蘭部落依附在哈斯丁族汪達爾人的統治之下。

後來，法蘭克人內部發生類似的重組，產生高盧法蘭克王國。法蘭克人在羅馬帝國的滅亡中沒有扮演重要角色，主要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過程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他們直到公元5世紀60年代中期才開始成為羅馬領土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此時羅馬在高盧北部的勢力已經衰落。雖然不能證明他們的統一和羅馬的滅亡有密切聯繫，但可能性很大。在公元4世紀，羅馬對於法蘭克南部萊茵河邊境地區的近鄰阿勒曼尼人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是防止他們建立具有軍事威脅的政治同盟。如果當時對法蘭克人也採用了這個政策，那麼當羅馬勢力在這一地區削弱時，法蘭克人就很容易發生政治上的部落融合。當然，克洛維（Clovis）在大約公元480年後建立了從加倫河到英吉利海峽的統一高盧王國，利用的法蘭克軍隊就是由至少六支軍團統一而成。除了從他父親希爾德裡克那裡繼承來的軍隊以外，克洛維還加上了西吉貝特〔Sigibert，還有他的兒子克羅德裡克（Chloderic）〕、沙拉力克（Chararic）、拉格納卡爾（Ragnachar）和理查（Ricchar）（兩人是兄弟，但可能各自有追隨者）以及裡格諾莫（Rignomer）的人馬。[25]同樣，在公元492年推翻奧多瓦卡、建立最後一個新王國的東哥特人，也是後來才出現的。意大利的第一位東哥特國王狄奧多里克大帝，完成了他叔叔法拉米爾開始的事業。公元5世紀50年代，法拉米爾統一一些哥特軍團，就像克洛維統一法蘭克人那樣，在多瑙河中游建立一個新王國。這時他的追隨者大概超過1萬人。到公元5世紀80年代，狄奧多里克把另一支相似規模的軍隊統一過來，就是原先住在巴爾幹半島東部的色雷斯哥特人。後來征服意大利的正是這支統一部隊。[26]

我們在此有必要仔細研究一下這個通過重組建立起更大、更有凝聚力的組織，繼而發展為新興王國的過程。所有統一過程都發生在朝代更替的混亂時期。一方面，這個過程是由軍團首領互相殘殺引起，比如克洛維似乎特別享受斧子砍到頭骨上的聲音，私人恩怨自然十分猖獗。另一方面，儘管自相殘殺在日耳曼的軍團首領中相當普遍，但從未造成如此規模的社會重組。首領的個人野心固然重要，而親歷這場廝殺的戰士們的態度也同等重要。圖爾的聖格列高利記錄了克洛維統一法蘭克人的過程。他強調說，幾乎每次暗殺行動後，被害首領的追隨者都宣稱他們願意和克洛維聯盟。而他們的確也有實際選擇權。其他部落的統一也是如此。西哥特人的產生不僅僅是因為阿拉裡克有野心，也是因為大多數瑟文吉和格魯森尼人，以及戰敗的拉達蓋蘇斯的追隨者，都願意依附於他的統治。如前文所述，汪達爾人聯盟的出現，是因為斯靈族汪達爾人和阿蘭人決定全體投奔哈斯丁族汪達爾人。東哥特人的出現也是對法拉米爾和狄奧多里克這兩代人個人成就的積極反應。我們也知道在有些情況下，少數人決定不加入新聯盟。因此，我們不應該僅僅關注首領的鬥爭，也需要考慮日耳曼自由民階層的選擇，正是他們的決定將普通的統治者地位之爭轉變為一場政治統一過程。[27]

我們從現有史料得知，羅馬帝國在這個過程中起到兩個層面的關鍵作用：首先，作為當時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羅馬歷時幾個世紀發展出久經考驗的可靠策略，用以削弱境外移民的獨立性，即便對它歡迎遷入的移民也是如此。面臨如此實力，再加上帝國自詡高於其他一切社會，很多剛來到帝國的移民立刻意識到，不論他們過去有什麼分歧，現在他們有相當充分的理由聯合起來。瑟文吉和格魯森尼人早在公元376年夏天就開始合作了。那時瓦倫斯只允許瑟文吉進入帝國，試圖以此將他們分而治之。追隨拉達蓋蘇斯的人在戰敗後立刻被賣為奴，或者在斯提利科被殺後目睹了妻兒在意大利的城中被屠殺，這些人很快意識到依附於阿拉裡克隊伍的重要性。斯靈族汪達爾人和阿蘭人在幾次慘敗後加入哈斯丁族汪達爾人，正是為了更有效地抵禦君士坦提烏斯對他們發動的戰役。同樣，東哥特人產生於公元478年夏天的一個驚心動魄的時刻，當時芝諾皇帝試圖讓狄奧多里克大帝和色雷斯哥特人交戰。皇帝假裝會借給狄奧多里克大軍打敗他的對手，實際上是想讓兩支哥特人交戰，等傷亡殆盡時再派帝國軍隊去掃蕩。結果，儘管兩個部落的首領反應遲鈍，但士兵都拒絕交戰，他們很清楚芝諾指給他們的是一條共同毀滅的道路。[28]

其次，羅馬帝國實行一種強大的稅收再分配機制。哥特人和其他部落利用這一點使帝國——多少有些自願地——承認他們為同盟，或者通過佔據產生稅收的城市佔些小便宜，保證自己的收入，這在帝國境外是得不到的。儘管經濟有了進步，公元4世紀的日耳曼世界和帝國相比仍是不毛之地。如本書第七章所述，自阿提拉時代之後，日耳曼人墓葬中才出現黃金製品，這是阿提拉從羅馬帝國大量勒索來的。

對於愛冒險的部落來說，羅馬帝國雖然對他們的生存是一個威脅，但是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機遇。至於用武力勒索財富，能調動大批軍隊實現目的的境外部落又一次佔據優勢。恐懼和對利益的期待或多或少地彼此交織，最終混合成一杯烈性雞尾酒，推動這些移民向統一發展。從這種意義上說，一旦匈人把大批境外移民趕過邊界，羅馬政權就真正成為自己最大的敵人。它的軍事力量和經濟複雜性加速了境外移民的團結過程，他們通過這一過程從帝國內部分割出自己的王國。

我認為，這個論點還可以更進一步。如果匈人到來的時間是公元1世紀而不是4世紀，把當時的日耳曼部落趕過羅馬邊界，結果就會大不相同了。因為公元1世紀的日耳曼部落形成的政治單位規模較小，他們的重組會涉及過多的政治單位，過程也太複雜，因此幾乎沒有可能形成大聯盟。公元5世紀的每一個超級軍團都由三四個甚至六個政治單位組成，兵力足以組成一支2萬—3萬人的軍隊——可能是長期存在需要的最小兵力。在公元1世紀時如果也想召集同樣多的日耳曼戰士攻打同一個敵人，可能需要統一多達12個彼此敵對的政治單位，會涉及巨大的政治問題。我想這就是薩爾馬提亞人在公元1世紀的遷徙和300年後的匈人相比，造成的影響要小得多的原因。

因此區分公元4世紀和1世紀日耳曼社會的這些變化是西羅馬帝國滅亡的一個決定因素。但是造成變化的原因是什麼？這個社會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徹底的變化？又是怎樣發生的？

關於這幾個世紀日耳曼社會發生變化的內在動力，史料——當然全是羅馬史料——只給出了一條線索。公元1世紀的塔西佗和4世紀的阿米安·馬塞林都提到不同的日耳曼部落之間發生過激戰，而羅馬沒有參與，這應該可以想見。儘管如此，我認為關鍵在於日耳曼尼亞和羅馬帝國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多層面的，我們已經接觸過一些。在此我想討論一下雙方的優點，但不做任何評價——不要忘了羅馬帝國儘管有集中供暖系統，但在取悅於大眾方面，他們並不覺得把活人餵給野獸吃有什麼不妥。日耳曼世界可以說是位於複雜社會邊緣的一個相對簡單的社會。如此迥異的兩個統一體在地理位置上又彼此緊鄰，勢必會產生我們在日耳曼世界觀察到的那些變化。

最明顯的關係是經濟上的，這也引起了考古學家的足夠重視，有相當多的證據顯示日耳曼社會和羅馬帝國之間存在大量經濟往來。高質量的羅馬製品很早就成為邊界對面遙遠的日耳曼世界富人墓葬的特徵。在約200公里寬的邊境地帶，較普通的羅馬製品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史料記載，羅馬帝國同樣也消費了大量境外原材料。公元4世紀的某個時期，皇帝尤里安利用懲罰性的外交條約從各個阿勒曼尼部落搾取木材、糧食和人力（作為奴隸和部隊新兵），而其他時候這些商品和服務是需要付費的。羅馬邊境的常駐部隊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附近日耳曼經濟的需求中心。日耳曼地區出口的貨物不能保存下來，因此考古學上沒有發現，但是這些貨物無疑創造了具有影響力的財富。例如，在日耳曼尼亞之外進行了一次重要的奴隸交易。早在公元1世紀，萊茵河河畔的鄰近部落就使用羅馬銀幣作為交易貨幣。即便300年後，帝國和瑟文吉關係疏遠了，貿易站也仍然開放。我們還知道當時的一個普遍現象是，個人可以越過邊界應徵參加羅馬軍隊，回家後享受退役津貼。[29]

日耳曼地區在公元1世紀初基本上是自給自足型經濟。隨後400年裡貿易的影響大致分成兩個方面：首先，新型財富以前所未有的數量越過羅馬邊界流入日耳曼尼亞。和羅馬的經濟紐帶給每個人帶來從前聞所未聞的收益，從奴隸販子到向羅馬常駐部隊出售食物的農民無不受益。因此，這裡第一次有了充足的金錢造成真正意義上的財富差異。其次——比單純的財富更重要——新的經濟往來導致社會政治變化，一些部落為了能控制邊境上新生財富的流動，彼此競爭。公元50年，馬克曼尼人的領地位於多瑙河河畔，即現在的捷克共和國地區，他們的首領萬尼烏斯被來自波蘭中部和北部的一夥野心勃勃的投機分子趕走。據塔西佗記載[30]，這些人來到南方，要求分享他30年統治期間通過貿易積累下來的財富。就像黑手黨和禁酒令的情況一樣，新湧進來的財富需要大家去爭奪，然後再解決爭端，讓各方都接受一種反映現有權力制衡的分配比例。當然，我們無法知道日耳曼尼亞的貿易鏈究竟如何，也無法知道各自獲益的多少，因為當時日耳曼人都不具備讀寫能力。但是近些年來，波蘭考古學家研究了琥珀貿易航道北段。這條航道在羅馬時期負責把這種不太貴重的寶石從波羅的海沿岸運到地中海的加工作坊。他們發現了一些公路和橋樑。通過碳同位素和樹木年輪測定，確認這些是公元紀年最初幾個世紀的建築，而且被維護了200多年。可見有人在波蘭北部靠琥珀貿易掙了大錢，不怕麻煩地修建了這些道路和橋樑。另一個合理的猜測是，掙這些錢的人，大部分不是砍樹並把木材沉入沼澤的人。隨著日耳曼社會不同集團試圖攫取利益，組織和控制貿易往來自然導致更大的社會分化。[31]

軍事和外交關係推動日耳曼社會向同一方向發展。公元1世紀的前20年，羅馬軍團試圖征服東部和北部的新鄰居。帝國此時的態度是赤裸裸的掠奪，日耳曼人的反應自然可以想見。我們所知道的萊茵河地區第一個重要的政治聯盟是阿米尼烏斯建立的，為的是擊退羅馬入侵。這個聯盟曾經戰敗瓦魯斯軍團，取得一次重大勝利，但後來沒有繼續團結一致。如本書第二章所述，在隨後的三個世紀裡，對這些處在邊境100公里以內的日耳曼近鄰，羅馬的政策是懲罰性的戰役，大約每代人都要打一次，這構成了幾次臨時和平協議的基礎。換句話說，羅馬軍團每個世紀會入侵這些內陸地區四次，摧毀所有不臣服的人和地區。因此，在那裡發生反抗浪潮也就不足為奇了。例如，瑟文吉族哥特人不願意接受皇帝君士坦提烏斯二世的基督教。在阿塔納裡克的帶領下奮戰三年，成功地按兵不動，沒有向羅馬派兵參與和波斯的交戰。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這種抵擋羅馬帝國主義殘酷暴行的願望，和公元4世紀典型的社會結構向大規模發展有很大關係，這又使得公元5世紀羅馬領土上出現新興蠻族聯盟成為可能。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暴行都是單向的。能在邊境成功進行偷襲的人會得到豐厚的回報（邊境行省在經濟上比日耳曼鄰近部落發達）。這是政治合併的又一個促進因素，因為總的來說，偷襲隊伍的規模越大，成功的機會也越大。我們知道在整個帝國時代，這種邊境偷襲都是羅馬－日耳曼關係所特有的。在阿米安·馬塞林記載的歷時24年（公元354—378年）的歷史裡，萊茵河邊境至少有14年受到阿勒曼尼人的騷擾。公元4世紀時阿勒曼尼人的至高首領，比如尤里安皇帝公元357年在斯特拉斯堡戰敗的切諾多瑪，總是越過邊界發動掠奪戰。我認為這也不是偶然。通過這種行為得到的威望和財富是維持他們地位的重要手段。因此，不論是為了擊退羅馬入侵，還是從羅馬的財富中獲益，聯盟都是一條可靠的成功之路。羅馬－日耳曼關係中的正面和負面影響促進了日耳曼社會的內部調整，推動其更大規模、更緊密地結合。公元3世紀早期出現在西日耳曼尼亞的新聯盟最初不論是出於恐懼還是對利益的追求，顯然所有人都對羅馬帝國的勢力和財富看得明明白白。

一旦這些強有力的聯盟形成，羅馬的外交措施又會推進這一過程。一個久經考驗的可行策略就是找到一個願意維持和平的首領，然後通過有目的的外援，通常還配合貿易特權，盡力幫助他加強對臣民的控制。歲賜從公元紀年的早期就成為羅馬外交策略的特徵。但是這種關係總有一些模稜兩可的成分。受到恩賜的首領必須滿足自己追隨者的要求，同時還要讓帝國的贊助人滿意。一些阿勒曼尼首領發現自己為追隨者所迫，不得不加入切諾多瑪的叛軍，否則就面臨退位。[32]能夠吸引羅馬慷慨賞賜的首領無疑也能吸引大量追隨者。

羅馬的武器也起到了作用。現在還不清楚當時武器交易是如何進行的，但是在丹麥沼澤沉積物中找到的羅馬兵器，比在歐洲其他任何地方的都多。[33]結論只能是這種特殊的羅馬金屬製品曾經在遠離邊界的地方衝突中使用過。崛起的日耳曼統治者靠組織偷襲控制新的財富資源和成功保障，得到帝國的認可和支持，還獲得像樣的羅馬武器，現在他有實力通過戰爭擴張權力了。他的一部分精力是針對羅馬的，但是激烈的日耳曼內部鬥爭一定也在日耳曼部落的實力積累上起到一定作用。例如，阿米安提到只要給的價錢合適，就可以收買勃艮第人襲擊阿勒曼尼人，而阿勒曼尼人的一位著名首領馬克裡阿努斯，因為一次地方擴張戰的某一回合失利，就在法蘭克人的地盤上送了命。[34]幾個世紀中一定上演過無數這樣的戰爭。我們應該看到，由於各地方社會以自己的方式對強大的羅馬帝國帶來的危險和機遇做出反應，因此羅馬帝國對境外產生各種超出預期的影響。羅馬境外的部落和小部落長期融合，與匈人到來引起的外部衝擊相互作用，就產生了足以粉碎西羅馬帝國的超級軍團。

我認為，帝國採用的統治方式有一種產生逆轉的內在傾向，使被統治者最終擺脫他們的枷鎖。[35]因此，羅馬帝國播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不是因為它發展了幾世紀的內在缺陷，也不是因為出現了新的內在缺陷，而是帝國和日耳曼世界的關係造成的。正如薩珊王朝能夠重組近東社會推翻羅馬統治，日耳曼社會給西羅馬帶來了同樣的影響，和匈人力量的碰撞加速了這一進程。假如沒有匈人，這個進程可能要慢得多。西羅馬帝國的毀滅不是因為它自身「龐大結構」的重負，而是因為它的日耳曼近鄰以它無法預料的方式對它的強大做出了反應。這一切讓我們有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羅馬帝國因為無節制的侵略，最終要對自身的毀滅負責。

主要人物表

埃吉迪厄斯（Aegidius）：公元5世紀60年代初期，墨喬裡安皇帝治下高盧地區羅馬軍隊主帥。墨喬裡安被害後，埃吉迪厄斯發動叛亂，以所轄地區為基礎在萊茵河邊境一帶形成獨立領地，直到公元5世紀80年代中期被法蘭克國王克洛維征服，才結束獨立。

埃提烏斯（Aetius）：主帥，貴族，自公元433年起，成為西羅馬帝國的實際掌權者，直至公元454年被瓦倫提尼安三世刺死。他主張借助境外勢力——匈人——控制公元405—408年入侵西羅馬帝國的移民部落。埃提烏斯享有短暫而矚目的軍事成就，但其策略因公元5世紀40年代阿提拉入侵而受挫，其政治地位也因阿提拉死後匈人帝國瓦解而削弱。

可薩人（Akatziri）：生活在黑海以北的遊牧民族，公元5世紀40年代後期受到阿提拉統治。其政治結構由不同等級的首領構成，可能類似於造就盧阿和阿提拉王朝的匈人革命前匈人部落的政治結構。

阿勒曼尼人（Alamanni）：公元4世紀生活在羅馬帝國萊茵河上游邊界外的日耳曼語族部落聯盟。聯盟在各個時期都同時存在多位首領，管轄各自統領的部落，權力以世襲的方式傳遞，但每代首領中還會推舉一位非世襲的至高首領。

阿蘭人（Alans）：公元4世紀生活在黑海以北、頓河以東的伊朗語族遊牧民族的統稱。在匈人引發的危機中，一些阿蘭部落迅速被征服，成為匈人帝國的一部分，直到阿提拉暴死。其餘部落則向西逃入羅馬境內，成為西羅馬帝國的一支軍事力量。其中一支大部落參與了公元406年的渡河侵襲，公元5世紀10年代後期遭遇慘敗後，依附於汪達爾－阿蘭聯盟。公元439年，該聯盟遷至北非，佔領迦太基。

阿拉裡克（Alaric）：（西）哥特人首領（公元395—411年在任）。公元395年，阿拉裡克率領公元376年遷入羅馬帝國的瑟文吉族和格魯森尼族哥特人發動叛亂，公元382年同狄奧多西一世締結和約。阿拉裡克最終將這兩支部落同公元405—406年侵襲意大利的拉達蓋蘇斯餘部聯合，創建了一支西哥特人的超級軍團。他率領哥特人離開巴爾幹半島前往西羅馬，試圖與羅馬帝國達成政治和議，公元410年羅馬遭劫後去世，生前未能實現和解。

阿拉提（Alatheus）：與薩伏拉克斯同為公元376年橫渡多瑙河的格魯森尼族哥特人首領。阿拉提在公元382年締結和約之前消失，可能當時已死。

阿米安·馬塞林（Ammianus Marcellinus）：羅馬後期史學家。阿米安留存下來的作品記錄了公元354—378年的歷史，是研究後期羅馬帝國運作以及公元378年哈德良堡戰役前匈人危機爆發的重要史料。

安提莫斯（Anthemius）：東羅馬指揮官。安提莫斯處理了阿提拉帝國瓦解的餘波，之後成為西羅馬帝國的皇帝（公元467—472年在位）。公元468年，安提莫斯做了最後的嘗試，試圖從汪達爾人手中收復北非、將新生活力注入西羅馬。遠征失敗，帝國最後的紗線很快鬆散開來。

阿卡狄烏斯（Arcadius）：東羅馬帝國皇帝（公元395—408年在位）。阿卡狄烏斯是狄奧多西一世之子，雖身為皇帝，卻不問國事。阿拉裡克最終沒能和東羅馬的實際掌權者達成和議，便把目光轉向了意大利。

阿米尼烏斯（Arminius，赫爾曼戰士）：北萊茵河邊境日耳曼語族切魯西部落首領。公元9年，阿米尼烏斯臨時召集同盟軍，在條頓堡森林一役中摧毀瓦魯斯率領的羅馬軍隊，被奉為早期日耳曼民族主義者（但此觀點有誤）。

阿斯帕（Aspar）：東羅馬指揮官。阿斯帕協助瓦倫提尼安三世登上西羅馬皇帝的寶座。公元437年，阿斯帕逼迫蓋薩裡克同西羅馬帝國簽訂第一個和約。自公元457年東羅馬皇帝馬爾西安死後，他成為君士坦丁堡皇帝身邊舉足輕重的人物。

阿塔納裡克（Athanaric）：公元4世紀中期生活在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瑟文吉族哥特人首領（「士師」）。阿塔納裡克成功抵制了帝國東部的皇帝瓦倫斯在公元367—369年的進攻，維護自己對領地的絕對統治，並締結和約。相對公元332年同君士坦丁簽訂的和約而言，該和約的條款較為寬鬆。公元376年，阿塔納裡克的追隨者對他失去信心，拒絕執行他應對匈人危機的措施（參見佛瑞提根）。

阿薩爾夫（Athaulf）：西哥特人首領（公元411—415年在任），阿拉裡克的姻親和繼承人。阿薩爾夫率領西哥特人離開意大利，遷往高盧南部。他採用各種策略，包括迎娶西羅馬皇帝霍諾留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迫使帝國接受有利於哥特人的和議。阿薩爾夫野心太大，高估了自己的實力，最終因羅馬的封鎖導致糧食緊缺，引起哥特人的不滿，被殺。

阿塔盧斯，普裡斯庫斯（Attalus，Priscus）：羅馬元老院元老，西羅馬篡位者。阿塔盧斯先後兩次被西哥特人首領推上皇位，一次是公元409—410年在意大利被阿拉裡克選為皇帝，一次是公元413—414年在高盧被阿薩爾夫紫袍加身。

阿提拉（Attila）：匈人首領（公元440年前後—453年在任）。從叔叔盧阿那裡繼承權力，最初同兄弟布勒達一同統領匈人及其臣服部落。阿提拉調整匈人策略，大舉進攻羅馬帝國，於公元441—442年及公元447年大規模入侵東羅馬，公元451年及公元452年襲擊西羅馬。公元445年，阿提拉殺害自己的兄弟。公元448—449年，他接見包括史學家普裡斯庫斯在內的東羅馬使團。阿提拉死後，匈人帝國瓦解（參見丹克茲克）。

奧古斯都（Augustus）：羅馬帝國的開國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位），尤里烏斯·愷撒的繼承人。公元前44年，尤里烏斯·愷撒被刺後，奧古斯都迅速將權力攬在手中。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他「奧古斯都」尊號。人們在指代公元前44—前27年間的他時，通常用他的本名屋大維。

奧索尼烏斯（Ausonius）：波爾多大學教授雄辯術。公元4世紀60年代，奧索尼烏斯成為年輕皇帝格拉提安的老師，自公元375年格拉提安上台後，在宮廷獲得顯赫的政治地位。奧索尼烏斯與敘馬庫斯通信，並創作了《摩澤爾河》。公元369—370年，後者在萊茵河邊境逗留，態度倨傲。《摩澤爾河》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此做出的一個回擊。

比格裡斯（Bigelis）：匈人帝國前臣服部落的哥特首領。公元5世紀60年代中期，匈人帝國滅亡，比格裡斯襲擾東羅馬的巴爾幹半島。

布勒達（Bleda）：參見阿提拉。

伯尼菲斯（Boniface）：蓋薩裡克入侵北非時統領羅馬軍隊的主帥。較晚時期的史料錯誤地認為汪達爾人離開西班牙，橫渡地中海是受伯尼菲斯之邀。公元425年之後，伯尼菲斯同埃提烏斯爭奪對年幼皇帝瓦倫提尼安三世的控制權。公元433年，伯尼菲斯在對抗埃提烏斯的戰爭中被殺。

勃艮第人（Burgundians）：公元4世紀時居住在阿勒曼尼人東部的日耳曼語族部落。公元406年入侵萊茵河後，勃艮第人向西遷徙，到公元411年，控制了萊茵河沿岸的美因茨、施派爾和沃爾姆斯。公元5世紀30年代中期，埃提烏斯指使匈人發動襲擊，勃艮第人遭到重創，隨後被重新安置在日內瓦湖附近。埃提烏斯死後，勃艮第人將其勢力向南延伸到羅訥河河谷，建立一個新王國。相對西哥特人、法蘭克人和東哥特人而言，勃艮第人屬於二流勢力。

卡爾皮人（Carpi）：公元3世紀生活在喀爾巴阡山附近的達契亞語族部落，不受羅馬的控制。公元3世紀晚期和4世紀早期，隨著哥特人的崛起，一些部落遷入羅馬帝國境內，還有一些則被哥特人征服。

卡西奧多羅斯（Cassiodorus）：羅馬元老院元老，公元522—523年及公元540年，意大利東哥特國王的高級幕僚。卡西奧多羅斯著述了一部《哥特史》，是我們間接研究匈人帝國瓦解的重要史料（參見約達尼斯）。

凱爾特人（Celti, Celts）：公元前最後幾個世紀控制意大利北部、高盧、不列顛諸島，以及伊比利亞半島和歐洲中部，語言相近的一些部落的統稱。許多部落被納入不斷擴張的羅馬帝國治下，尤其是一些經濟相對發達的部落，可以用臣服換得合理回報。

希爾德裡克（Childeric）：西羅馬瀕臨滅亡之時撒利族法蘭克人的首領，轄治萊茵河以西，以及河東一直屬於法蘭克人的領地。在公元482年去世之前，希爾德裡克控制了以圖爾奈為中心的羅馬舊省第二貝爾迦。希爾德裡克可能比其他法蘭克首領擁有更高的權力，但真正實現法蘭克聯盟的是他的兒子（參見克洛維）。

切諾多瑪（Chnodomarius）：公元4世紀50年代，阿勒曼尼人的至高首領，擁有無上權力，扈從戰士300名。公元357年，切諾多瑪在對抗尤里安皇帝的斯特拉斯堡戰役中失利，喪失權力。

克洛維（Clovis）：撒利族法蘭克人的國王（公元482—511年在位），羅馬滅亡後，建立法蘭克王國。克洛維死時，法蘭克王國的領土包括現今法國除地中海海岸的所有國土，以及比利時和萊茵河以東大片領地。克洛維取得一系列勝利，擊敗萊茵河的羅馬餘部、布列塔尼人、阿勒曼尼人、圖林根人和西哥特人。他逐步消滅其他法蘭克軍團首領，吸納其追隨者，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建立新王國。

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羅馬皇帝（公元306—337年在位）。四帝共治（參見戴克裡先）結束後，君士坦丁在內戰中連連獲勝，自公元324年起，獲得整個帝國的統治權，同他的幾個兒子一起分權而治。君士坦丁平息萊茵河及多瑙河邊境，對瑟文吉（參見阿塔納裡克）等部落施加相當程度的羅馬統治。他實現諸多軍事、行政改革，使帝國得以應對迅速成為超級強國的波斯，並開啟了基督教成為後期羅馬世界重要文化構成的進程。

君士坦丁三世（Constantine III）：篡位者（公元406—411年在位）。君士坦丁三世迅速將勢力從不列顛擴張到高盧，甚至西班牙和意大利邊緣。他通過持續抗擊公元406年萊茵河入侵部落獲得支持，甚至有取代霍諾留皇帝之勢。在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協助下，皇帝的形勢好轉，君士坦丁三世被殺。

紫衣貴族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 Porphyryogenitus）：拜占庭皇帝（公元911—957年在位）。君士坦丁七世不問國事，利用閒暇摘錄古代作者的著作，分門別類，編成五十多卷作品，以保存拜占庭經典。只有極少內容留存至今，《出使篇》摘錄了普裡斯庫斯的歷史。這些內容是我們研究阿提拉和匈人的關鍵。

君士坦提烏斯二世（Constantius II）：羅馬皇帝（公元337—361年在位）。阿米安·馬塞林認為他是皇帝出席儀式的典範。君士坦提烏斯二世竭力分權共治，其統治表明一位皇帝無法獨自統治萊茵河到美索不達米亞的大片疆土。他實質性地推動了基督教化的進程。

君士坦提烏斯，弗拉維烏斯（Constantius, Flavius）：西羅馬指揮官。公元405—408年危機後，君士坦提烏斯在混亂局勢下重建西羅馬帝國，分別於公元411年和413年擊敗篡位者，到公元416年降伏西哥特人。公元416—418年，君士坦提烏斯在西班牙同西哥特人聯合作戰，有效對抗萊茵河入侵部落。他在宮廷掌控大權，迎娶霍諾留皇帝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公元421年，君士坦提烏斯擔任皇帝，歷時短暫，同年死去，未獲得君士坦丁堡承認。

丹克茲克（Dengizich）：阿提拉之子。自公元453年起，丹克茲克成為部分匈人的首領，公元469年被殺。在父親的帝國傾倒、臣服部落紛紛擺脫匈人統治之時，丹克茲克成為首領，試圖在多瑙河南部東羅馬領土上開闢自己的飛地，後戰敗被殺。

戴克裡先（Diocletian）：羅馬皇帝（公元285—307年在位）。戴克裡先發起多項改革，尤其是財政改革，使帝國能夠維持一支較大的軍隊，與薩珊波斯抗衡。他嘗試了兩位正帝同兩位副帝分權而治——四帝共治——的模式。該模式在其有生之年運作良好，但之後引發了近二十年內戰。

埃德科（Edeco）：阿提拉的心腹。阿提拉死後，斯基利人重獲獨立，埃德科搖身一變，成為斯基利人的國王。他有圖林根或匈人血統（也可能兩種血統都有），通過聯姻成為國王。公元5世紀60年代，東哥特人擊敗斯基利人，埃德科被殺。之前，他出使君士坦丁堡，東羅馬曾試圖收買他刺殺阿提拉。隨普裡斯庫斯返回匈人領地時，普裡斯庫斯並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

埃拉克（Ellac）：阿提拉之子。公元453年父親死後，埃拉克成為部分匈人的首領，內達奧河戰役（公元454年？）中被殺。內達奧河戰役之後，其父親的臣服部落——主要是日耳曼部落——紛紛獨立。

尤多西亞（Eudocia）：瓦倫提尼安三世的長女。依照公元442年汪達爾首領蓋薩裡克同埃提烏斯達成的協議，尤多西亞被許配給蓋薩裡克的長子胡內裡克。公元455年汪達爾人洗劫羅馬，尤多西亞被擄，帶往迦太基，同胡內裡克完婚。

尤納皮烏斯（Eunapius）：公元4世紀至5世紀初羅馬後期史學家。他的著述一部分篇章殘存至今，一部分通過公元6世紀史學家佐西姆斯保存下來。

尤里克（Euric）：西哥特國王（公元466—484年在位）。尤里克殺害哥哥狄奧多里克二世，奪得權力，採取全新策略，尋求建立一個完全獨立於西羅馬帝國殘存勢力的西哥特王國。公元468年汪達爾遠征失敗後，他發動一系列戰役，到公元476年，已將疆域擴展到高盧的盧瓦爾河和阿爾勒，以及伊比利亞半島南部海岸。

法蘭克人（Franks）：公元4世紀生活在萊茵河下游邊界外的日耳曼語族部落的統稱。法蘭克人顯然由眾多較小部落組成，其中卜茹克特累人等部落從公元1世紀起就一直存在。阿米安的作品鮮有法蘭克人的記載，因此我們不清楚他們是否像同時代的阿勒曼尼人一樣，結成政治聯盟。公元5世紀後期羅馬帝國滅亡後，法蘭克人才形成真正意義的政治統一（參見克洛維）。

佛瑞提根（Fritigern）：公元376年，為躲避匈人來到多瑙河河畔，在羅馬帝國境內尋求庇護的瑟文吉人首領。後來，佛瑞提根曾試圖讓羅馬承認他是所有公元376年遷入帝國的瑟文吉族和格魯森尼族哥特人的首領。雖然在哈德良堡戰役中獲勝，佛瑞提根未能活著參與公元382年的議和。

加拉·普拉西提阿（Galla Placidia）：霍諾留皇帝的妹妹，公元410年羅馬遭哥特人洗劫時被阿拉裡克擄走。作為將自己（以及哥特追隨者）安插進帝國心臟的一個策略，阿拉裡克的繼承人阿薩爾夫迎娶加拉·普拉西提阿。在丈夫和兒子死後，普拉西提阿最終被送回哥哥身邊，又嫁給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後者死後，她集中精力捍衛他們的兒子——瓦倫提尼安三世的利益。公元425年，普拉西提阿扮演了關鍵角色，說服狄奧多西二世幫助年幼的瓦倫提尼安登上西羅馬皇位，並試圖平衡宮廷各主帥的勢力。公元433年，埃提烏斯在西羅馬確立顯赫地位，普拉西提阿的努力以失敗而告終。

蓋薩裡克（Geiseric）：汪達爾—阿蘭聯盟首領（公元428—479年在任）。蓋薩裡克在西班牙上台，但很快做出判斷，北非能給自己的追隨者提供更多保障。公元429年5月，他率領追隨者渡海抵達丹吉爾，然後西進。經過激烈戰鬥，蓋薩裡克簽訂一個和約。公元437年，汪達爾人被安置在毛裡塔尼亞和努米底亞。公元439年9月，蓋薩裡克突襲迦太基，公元442年再次簽訂和約，羅馬承認蓋薩裡克對北非幾個最富庶行省的統治。佩特羅尼烏斯·馬克西姆斯篡位，威脅到兒子胡內裡克同尤多西亞的婚約。於是，公元455年，蓋薩裡克洗劫羅馬。公元461年和468年，西羅馬收復北非的兩次大規模遠征失敗。公元473年，蓋薩裡克同君士坦丁堡簽訂和平協議。

格皮德人（Gepids）：阿提拉匈人帝國的日耳曼語族臣服部落。格皮德人在內達奧河戰役中奮起反抗，獲得勝利，拉開了匈人帝國瓦解的序幕。格皮德人在公元5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戰爭中逐漸崛起，在特蘭西瓦尼亞和匈牙利大平原東部，尤其是東北部，建立王國。

日耳曼人（Germani）：公元前最後幾個世紀控制萊茵河到維斯瓦河、喀爾巴阡山到波羅的海歐洲中北部大部分地區，語言相近的一些部落的統稱。公元紀年開始前後，由於經濟普遍相對落後，大部分日耳曼部落沒有被擴張中的羅馬帝國征服。自公元1世紀到公元4世紀，伴隨著人口的爆發式增長，日耳曼部落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上經歷了深遠變革。

哥特人（Goths）：公元1世紀最早出現在波蘭北部的日耳曼語族部落。公元2世紀後期到3世紀，哥特人仍未形成政治統一，他們以獨立部落的形式向黑海北部（現今烏克蘭和摩爾達維亞）遷徙，並在那裡建立新領地（參見瑟文吉人和格魯森尼人）。公元4世紀末，匈人崛起，局勢混亂，這些領地被毀。公元5世紀，之前獨立的哥特部落相互聯合，形成兩支新的超級大部落（參見東哥特人和西哥特人）。

格拉提安（Gratian）：羅馬帝國西部的皇帝（公元375—383年在位），皇帝瓦倫提尼安一世之子。公元378年，叔叔瓦倫斯死於哈德良堡之後，格拉提安全面負責指揮作戰，對抗哥特人，提拔狄奧多西一世為皇帝。後者在公元380年夏戰敗後，格拉提安制伏哥特人。

聖格列高利，圖爾主教（Gregory，bishop of Tours）：公元6世紀後期，法蘭克王國的史學家。其作品記載了有關克洛維統治的信息，是我們唯一的史料，還摘錄了公元5世紀羅馬史學家雷納特斯·弗裡基德魯斯的作品。後者熟知埃提烏斯時代，其作品已失傳。

格魯森尼人（Greuthungi）：公元375年前，在今烏克蘭、德涅斯特河以東建立獨立領地的哥特部落的統稱（作者認為這種情況更有可能）；或是控制德涅斯特河至頓河一帶，但在匈人進攻下分裂的一支哥特大部落。公元376年，一支格魯森尼部落追隨阿拉提和薩伏拉克斯來到多瑙河。他們加入哈德良堡戰役，很可能也參與了公元382年的議和。格魯森尼人最終成為阿拉裡克超級哥特部落——西哥特人——的一部分。公元386年，另一支格魯森尼部落來到多瑙河，但遭受重創，殘餘部落被安置在小亞細亞。這兩支格魯森尼部落在匈人到來前是否屬於同一政治單位，我們無從得知。

貢多巴德（Gundobad）：勃艮第國王（公元473/474—516年在位）。貢多巴德先是在意大利裡西梅爾手下擔任軍職。後來西羅馬帝國終結，貢多巴德回到羅訥河谷，（和三個兄弟一起）統治新興的勃艮第王國。

哈斯丁族汪達爾人（Hasding Vandals）：汪達爾部落。公元406年末，為逃避匈人崛起在歐洲中部引起的動盪，兩支汪達爾部落入侵萊茵河，哈斯丁族便是其中一支。此後這支汪達爾部落同公元416—418年在西班牙遭受羅馬和西哥特盟軍重創的斯靈族汪達爾人和阿蘭人的剩餘力量結成新聯盟，由哈斯丁首領統治。匈人危機之前，哈斯丁族汪達爾人生活在喀爾巴阡山北部，但到公元402年，他們已經遷至多瑙河上游，與羅馬的雷提亞（今瑞士）隔河相望。

赫拉克良（Heraclianus）：公元410年前後，北非羅馬軍隊的主帥，斯提利科的政敵，但忠實於霍諾留。赫拉克良資助皇帝度過最艱難的時期，隨後在公元413年進軍意大利，意欲稱帝，或是為了遏制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日益增長的權力。赫拉克良失敗，在返回迦太基的途中被殺。

赫爾納克（Hernac）：阿提拉之子，公元453年後部分匈人的首領。在父親的帝國傾倒、臣服部落紛紛擺脫匈人統治之時，赫爾納克成為首領，最後試圖在多瑙河南部東羅馬領土上開闢自己的飛地。與丹克茲克不同的是，他最終同羅馬和解，連同追隨者一起被安置在多布羅加。

赫魯勒人（Heruli）：日耳曼語族部落。赫魯勒人最早生活在歐洲中北部。公元3世紀，一部分赫魯勒人隨同哥特人等部落遷至黑海北部。他們成為匈人臣服部落，跟隨阿提拉向西越過喀爾巴阡山遷至匈牙利大平原。赫魯勒人在公元5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戰爭中重新建立了獨立王國。

霍諾裡婭，伊烏斯塔·格拉塔（Honoria，Iulia Grata）：加拉·普拉西提阿同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之女。個人生活深陷麻煩，為了脫身，霍諾裡婭向匈王阿提拉求婚，因此被載入史冊。

霍諾留（Honorius）：西羅馬皇帝（公元395—423年在位）。霍諾留6歲登基，但從未實質掌權。在他統治期間，權力實際掌握在兩個鐵腕男人之手——斯提利科（公元395—408年在任）和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公元411—421年在任）。他們掌權期間及下台之時，宮廷裡都上演了一幕幕血腥事件。在霍諾留治下，爆發了公元405—408年大危機，滋生眾多篡位者，其中較著名的有君士坦丁三世，約在公元409—410年差點推翻其統治。霍諾留沒有子嗣。

胡內裡克（Huneric）：蓋薩裡克之子，汪達爾—阿蘭聯盟首領（公元474—484年在任）。按照公元442年和議，胡內裡克同瓦倫提尼安的女兒尤多西亞訂婚。公元5世紀40年代，胡內裡克作為人質，生活在瓦倫提尼安的宮中。

匈人（Huns）：歐亞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匈人的語言和文化系屬關係，我們還不清楚。公元350年前後，匈人勢力在黑海東北部逐漸壯大，公元375—376年，在主要由哥特人控制的烏克蘭一帶引發了最初的危機。然而，大部分匈人依然停留在黑海北部，直到公元410年前後才再次遷徙，前往匈牙利大平原。他們在此打造了一個帝國——最初是通過征服臣服部落，後來就從羅馬帝國攫取並重新分配財富，最後又在內部實行集權。公元453年阿提拉死後，這個過程發生逆轉，臣服部落紛紛脫離其統治，獨立的匈人帝國在不到二十年時間裡消亡了。

伊達提烏（Hydatius）：西班牙主教，編年史作者。其作品是我們研究自萊茵河入侵部落到來至公元5世紀60年代半島上所發生事件的主要史料。

約達尼斯（Jordanes）：哥特人史學家，公元550年前後在君士坦丁堡任職。約達尼斯聲稱其作品嚴格取材於卡西奧多羅斯已失傳的哥特歷史，在史學界引發了激烈爭論，但作者認為基本可信。約達尼斯的主要歷史價值在於他對阿提拉及後阿提拉時期的敘述，因為一部分敘述參考了普裡斯庫斯的歷史。

約維安（Jovian）：羅馬皇帝（公元363—364年在位）。約維安繼承了尤里安的皇位，為解救尤里安的被困部隊，被迫割讓大片戰略重地。約維安系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約維努斯（Jovinus）：高盧篡位者（公元411—413年在位）。約維努斯最初在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的協助下在萊茵河地區建立政權。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動搖西哥特人的立場，約維努斯受到致命打擊。

尤里安（Julian）：羅馬皇帝（公元355—363年在位）。開始時尤里安是副帝，正帝是堂兄弟君士坦提烏斯二世，自公元361年起，尤里安成為奧古斯都，獨自統治。尤里安在斯特拉斯堡戰役中大獲全勝，遏制切諾多瑪統領的阿勒曼尼聯盟的權力。尤里安上台後，不再隱瞞自己的異教信仰，在大舉入侵波斯期間死亡，以戰略性失敗告終（參見約維安）。

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東羅馬皇帝（公元527—568年在位）。查士丁尼一世在地中海西部發動一系列戰爭，征服北非的汪達爾王國和意大利的東哥特王國，奪取西班牙南海岸大片領土。查士丁尼一世建造大量建築，其中較著名的有屹立於伊斯坦布爾的聖索菲亞大教堂。

利奧一世（Leo I）：東羅馬皇帝（公元457—474年在位）。埃提烏斯和瓦倫提尼安三世被殺後，西羅馬局勢混亂，利奧一世力圖維繫西羅馬，指任幾屆看似可行的政府，還為了安提莫斯去同裡西梅爾協商。利奧一世為公元468年的汪達爾遠征提供了一支規模巨大的艦隊。

利巴尼奧斯（Libanius）：安條克享有聲望的希臘雄辯家，德密斯修的友人。他留下大量書信，讓我們能洞見羅馬後期精英階層的價值觀和內部機制。

利比烏斯·塞維魯（Libius Severus）：意大利元老院元老，西羅馬皇帝（公元462—466年在位）。裡西梅爾處決墨喬裡安，將塞維魯推上皇位。塞維魯僅是個傀儡，始終沒有得到君士坦丁堡的承認，塞維魯的死使得推舉安提莫斯為西羅馬皇帝的協商成為可能，這個時間很湊巧，令人起疑。

倫巴底人（Lombards）：易北河中游一帶的日耳曼語族部落。在阿提拉鼎盛時期，倫巴底人可能受匈人統治，但不屬於匈人臣服部落中的核心部落。

馬克裡阿努斯（Macrianus）：公元4世紀60年代後期至70年代早期阿勒曼尼聯盟的至高首領。瓦倫提尼安一世曾試圖消滅他，但在公元374年最終承認他的地位，以便能從萊茵河防線抽身，去應付多瑙河中游的麻煩。

墨喬裡安（Majorian）：西羅馬皇帝（公元458—461年在位）。埃提烏斯死後，墨喬裡安和裡西梅爾共同統率意大利的羅馬軍隊。公元457年，他參與推翻阿維圖斯政權，經過一段權力真空期後，被選為皇帝。墨喬裡安最終獲得君士坦丁堡承認，重新集結西羅馬的剩餘力量，並試圖通過從汪達爾—阿蘭聯盟手中收復北非來重振帝國（幾年後，安提莫斯也採用了同樣的策略）。遠征失敗，裡西梅爾廢黜並處決了墨喬裡安。

馬賽利努斯，伯爵（Marcellinus，count）：自公元5世紀50年代中期統領伊利裡亞（西）羅馬野戰軍的總指揮。由於潘諾尼亞以北被匈人佔據，馬賽利努斯實際統領的只是達爾馬提亞。最初任命馬賽利努斯的是墨喬裡安，但後者被處決後，他轉而效忠君士坦丁堡。後來，馬賽利努斯支持安提莫斯的政權，為公元468年遠征北非提供軍隊。遠征失敗後，馬賽利努斯在西西里被殺，侄子朱利烏斯·尼波斯繼承其封地。

馬爾西安（Marcian）：東羅馬皇帝（公元450—457年在位）。馬爾西安高級軍隊指揮官出身，通過迎娶狄奧多西二世的妹妹普爾喀麗亞，在狄奧多西二世死後掌權。公元451年，馬爾西安竭力抵禦阿提拉對意大利的進攻，助了埃提烏斯一臂之力。

莫羅保蒂斯（Merobaudes）：公元5世紀中期詩人兼軍人。莫羅保蒂斯的祖先是法蘭克人，在公元4世紀後期逐步被提拔為羅馬指揮官。雖然具有法蘭克人血統，莫羅保蒂斯出生在西班牙，並接受古典教育。莫羅保蒂斯同埃提烏斯關係密切，是後者的御用演說家和得力軍官。他的詩作殘篇讓我們能洞見埃提烏斯政權的政策及其自我呈現。

尼波斯，朱利烏斯（Nepos，Julius）：西羅馬皇帝（公元474—475年在位）。尼波斯是馬賽利努斯伯爵的侄子和繼承人，同樣以達爾馬提亞的羅馬剩餘兵力為根基。尼波斯當上西羅馬皇帝後不久就被俄瑞斯忒斯趕下台。尼波斯返回達爾馬提亞，公元480年被殺。

屋大維（Octavian）：參見奧古斯都

奧多瓦卡（Odovacar）：意大利「王」（公元476—493年在位）。奧多瓦卡是阿提拉親信埃德科之子，斯基利的首領。阿提拉死後，東哥特人在一系列戰爭中摧毀了父親埃德科在多瑙河中游的王國，奧多瓦卡被迫流亡。他最終來到意大利，利用這裡最後一支羅馬軍隊發動政變，這支軍隊中相當一部分由後阿提拉時期衝突的難民構成。奧多瓦卡無法支付薪水，便通過分配土地資產的方式獲得難民的支持。他廢黜西羅馬的末代皇帝羅慕路斯，但沒有殺死他。之後，奧多瓦卡稱「王」，正式承認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的主權。

底比斯的奧林匹奧多羅斯（Olympiodorus of Thebes）：公元5世紀初東羅馬史學家兼外交使節。雖然佛提烏斯只保存了其作品的摘要，但佐西姆斯摘錄了有關約公元405—410年歷史事件的大量內容。奧林匹奧多羅斯生活在這一時期，睿智而有見識，是我們瞭解導致公元410年阿拉裡克洗劫羅馬的外交和軍事糾紛的信息來源。

奧林庇烏斯（Olympius）：西羅馬高級官員。公元408年，奧林庇烏斯組織政變，推翻斯提利科。他主張對阿拉裡克採用敵對政策，但缺乏貫徹該政策的軍事力量。政策失敗後，奧林庇烏斯被趕下台，最後在皇帝霍諾留面前被亂棍打死。

奧尼吉修斯（Onegesius）：阿提拉宮廷顯貴中最位高權重的官員。普裡斯庫斯隨同出行的東羅馬使團假裝利用他的地位。

俄瑞斯忒斯（Orestes）：原本是潘諾尼亞地主。匈王阿提拉派遣奧尼吉修斯出使君士坦丁堡。匈人帝國瓦解後，他來到意大利。裡西梅爾已死，貢多巴德返回勃艮第，俄瑞斯忒斯同兄弟保羅便得勢。公元475年，兩人反叛，迫使尼波斯退至達爾馬提亞，宣佈俄瑞斯忒斯的兒子羅慕路斯為皇帝。公元476年夏末，奧多瓦卡將兩人處決。

東哥特人（Ostrogoths）：公元5世紀阿馬爾王朝時期形成的一支超級哥特部落。這支部落主要由法拉米爾及其侄子狄奧多里克大帝的追隨者構成。法拉米爾可能是在公元5世紀50年代阿提拉死後，將一些獨立的哥特軍團聯合起來，形成最初的權力基礎——約1萬名戰鬥人員。公元484年前後，他的侄子在羅馬的巴爾幹半島又注入一支規模相當的隊伍。公元489年，狄奧多里克率領這支混編部隊進軍意大利，公元493年掌權。同西哥特人一樣，人們通常把東哥特人等同於公元4世紀的格魯森尼人，認為他們在公元4世紀匈人到達黑海北部之前，就已經以一個政治單位的形式存在。但這種觀點有誤。

佩特羅尼烏斯·馬克西姆斯（Petronius Maximus）：意大利元老院元老，篡位者（公元455年）。公元454年，馬克西姆斯慫恿瓦倫提尼安三世刺死埃提烏斯，密謀殺害皇帝，奪取皇位。汪達爾人洗劫羅馬時，馬克西姆斯被殺。

佛提烏斯（Photius）：公元9世紀拜占庭藏書家，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任期短暫）。佛提烏斯藏書豐富，並對藏書進行了全面描述（《書目》），是我們認識羅馬後期所依據的重要文字史料。

普裡斯庫斯（Priscus）：公元5世紀中期東羅馬史學家。普裡斯庫斯記載了出使阿提拉匈人帝國的詳情，通過紫衣貴族君士坦丁七世的《出使篇》存留至今，是我們瞭解公元5世紀中期歷史事件的主要史料。

誇迪人（Quadi）：羅馬時期生活在匈牙利大平原西北邊緣的日耳曼語族部落。誇迪人加入蘇維匯人，公元406年隨汪達爾人和阿蘭人橫渡萊茵河。

拉達蓋蘇斯（Radagaisus）：哥特首領。公元405—406年，拉達蓋蘇斯率領大隊人馬入侵意大利。佐西姆斯的記載表明他統領的是一支多民族軍隊。但其他史料都稱他是哥特人，而且佐西姆斯沒有記載公元406年多民族軍隊入侵萊茵河的事件，表明他將兩次獨立的入侵事件混為一談。拉達蓋蘇斯最後被斯提利科擊敗，一些優秀部下被納入羅馬軍隊。拉達蓋蘇斯在佛羅倫薩外被處決。

雷納特斯·弗裡基德魯斯（Renatus Frigiderus）：參見聖格列高利，圖爾主教。

裡西梅爾（Ricimer）：貴族兼羅馬指揮官。裡西梅爾有高貴的蠻族血統，祖父是西哥特國王瓦利阿。埃提烏斯死後，裡西梅爾在意大利逐步晉陞為軍隊高層將領。自公元5世紀60年代初處決墨喬裡安後，裡西梅爾作為皇帝擁立人，享有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有觀點認為他採用的一些政策損害了西羅馬的利益，但他除了顧及自身利益之外，還鼎力支持安提莫斯政權收復北非。一切都說明公元5世紀的裡西梅爾和斯提利科一樣，在需要同佔據羅馬領土的幾股移民新勢力達成政治妥協的大背景下，竭盡全力想要維繫西羅馬帝國。裡西梅爾死於公元473年。

羅慕路斯·奧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西羅馬末代皇帝（公元475—476年在位）。參見俄瑞斯忒斯和奧多瓦卡。

盧阿（Rua，或盧嘉，Ruga）：公元5世紀20年代（？）與30年代匈人首領。盧阿可能是建立匈人部落君主集權體系的關鍵人物，替代由多個不同等級首領統治的舊體系。這種舊體繫在公元411年時依然存在，但到公元440年前後，盧阿將權力交給侄子阿提拉和布勒達時就已經完全消失。為了攫取戰利品和貢品，盧阿對東羅馬帝國發動懲治性侵襲。可能就是這些錢款使得他能夠將權力集中起來。

魯基人（Rugi）：公元1世紀生活在波羅的海沿岸的日耳曼語族部落。一部分魯基人參與了公元3世紀哥特人向黑海的擴張。之後，魯基人的後代被匈人帝國征服，跟隨匈人西遷到多瑙河中游。阿提拉死後，他們在多瑙河北部諾裡庫姆邊緣重新建立獨立王國，被載入《塞維林生平》。

薩伏拉克斯（Saphrax）：參見阿拉提。

薩爾馬提亞人（Sarmatians）：起源於伊朗語族的遊牧民族。公元紀年開始前後，薩爾馬提亞人佔領黑海北部。一部分薩爾馬提亞人留在喀爾巴阡山東部，一部分西遷越過喀爾巴阡山到達匈牙利大平原，成為羅馬的藩屬國，直到公元4世紀後被匈人征服。

薩魯斯（Sarus）：羅馬指揮官兼哥特貴族。薩魯斯的兄弟西格裡克組織叛亂，導致西哥特首領阿薩爾夫被殺，自己成為首領，不久後被殺。公元410年前後，薩魯斯效力於斯提利科和霍諾留，同阿拉裡克及其姻親阿薩爾夫勢不兩立。作者猜想，薩魯斯和其他成為羅馬指揮官的哥特貴族一樣，是新誕生的西哥特超級部落首領的候選人，被阿拉裡克打敗後轉向羅馬謀求發展。

撒克遜人（Saxons）：公元4世紀，居住在法蘭克人以東的日耳曼語族部落的統稱。撒克遜人是否像阿勒曼尼人一樣具有某種形式的政治聯盟，或是這種統稱只是為了方便而採用的術語，我們不得而知。

斯基利人（Sciri）：日耳曼語族部落。公元3世紀，以哥特人為主的日耳曼部落向黑海地區擴張，斯基利人可能是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至少有兩支獨立的斯基利部落被匈人征服：一支在公元408—409年追隨烏爾丁。烏爾丁戰敗後，這些斯基利人被安置在羅馬領土上。另一支在匈人帝國滅亡後，由埃德科率領，在多瑙河中游建立獨立王國，公元5世紀60年代被東哥特人摧毀。埃德科之子奧多瓦卡帶領難民逃亡意大利。此時意大利仍處於羅馬統治之下。

西格裡克（Sergeric）：參見薩魯斯。

塞維林（Severinus）：約公元460—480年間諾裡庫姆的聖人。歐基皮烏斯記錄了這個神秘聖人的生平，描述了帝國末期中央財政捉襟見肘，這個偏遠的羅馬邊境行省的各種境況。

沙普爾一世（Shapur I）：波斯薩珊王朝的統治者（公元240—272年在位）。繼父親阿爾達希爾之後，沙普爾一世將近東變成一個能同羅馬帝國抗衡的超級強權。他同三任羅馬皇帝作戰，獲得決定性勝利。其中，瓦勒良被俘，遭剝皮。薩珊王朝的革命給羅馬造成巨大戰略危機，後者耗費兩個政治世代才克服這個危機（參見戴克裡先）。

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Sidonius Apollinaris）：高盧地主、詩人兼書信作者。西多尼烏斯的作品記錄了高盧南部西羅馬帝國最後一代人的境況。他的書信描繪了帝國衰亡之時，貴族們的各種反應。西多尼烏斯為幾任皇帝——阿維圖斯、墨喬裡安及安提莫斯——所作的頌詞讓我們能洞見這些政權的政策及其自我呈現。

斯靈族汪達爾人（Siling Vandals）：汪達爾部落。公元406年末，為逃避匈人崛起在歐洲中部引起的動盪，兩支汪達爾部落入侵萊茵河，斯靈族便是其中一支。匈人危機之前，他們生活在喀爾巴阡山北部，但到公元402年，他們已經遷至多瑙河上游，與羅馬行省（今瑞士）隔河相望。公元416年後，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組織羅馬和西哥特人聯合作戰，斯靈族受到沉重打擊，首領弗雷迪巴德被俘。殘餘力量投靠哈斯丁族。

斯提利科（Stilicho）：公元395—408年，掌控西羅馬帝國大權的指揮官。斯提利科是羅馬指揮官的後代，有汪達爾血統。他在東羅馬宮廷逐步擔任要職，狄奧多西一世意外死亡後，以其幼子霍諾留的名義統治西羅馬。斯提利科企圖統一東西羅馬，但到公元400年前後，放棄了這個抱負。之後，他不得不集中精力應對哥特人對意大利發動的兩次進攻，保住自己的權力——一次在公元401—402年由阿拉裡克率領，一次在公元405—406年由拉達蓋蘇斯發動。斯提利科度過了危機，但無法彌合公元406年萊茵河渡河侵襲及其在不列顛和高盧引發的謀權篡位所造成的中斷（參見君士坦丁三世）。公元407—408年，阿拉裡克退回意大利邊緣，斯提利科失去霍諾留的信任，奧林庇烏斯組織政變，推翻他的統治。斯提利科寧可被革職處死，也不願拚死抗爭。

蘇維匯人（Suevi）：生活在匈牙利大平原西北部的日耳曼語族部落的統稱。長期以來蘇維匯部落一直是羅馬的藩屬國。一部分蘇維匯人參與公元406年的萊茵河渡河侵襲，在西班牙西北部安頓下來。其餘則繼續生活在原有的領地，後來被匈人降服，在公元5世紀50年代恢復獨立，但歷時短暫。蘇維匯人由誇迪人等更小的部落組成，公元406年之前，可能還沒有形成聯盟。這兩部分蘇維匯人在公元5世紀都產生了更大程度的政治統一結構。

敘馬庫斯，昆圖斯·奧勒留（Symmachus，Quintus Aurelius）：羅馬元老院元老。敘馬庫斯有大量書信存世，還寫了眾多演講詞，但有所損毀。他的生活和作品讓我們能夠洞見生活在羅馬後期的羅馬人的態度和生活方式。

瑟文吉人（Tervingi）：公元4世紀生活在羅馬多瑙河下游邊境——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附近的哥特部落。瑟文吉人是公元3世紀哥特人向黑海地區擴張過程中產生的諸多部落之一，由眾多首領組成聯盟，聽命於「士師」。「士師」的權力似乎是在一個家族內部以世襲的方式繼承。作為羅馬的藩屬國，他們竭力尋求同帝國達成較寬鬆的條款（參見阿塔納裡克）。面對匈人的威脅，聯盟瓦解，大部分瑟文吉人最終成為新生的西哥特超級部落的成員（參見佛瑞提根和阿拉裡克）。

德密斯修（Themistius）：帝國東部的哲學家兼御用演說家。自公元4世紀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德密斯修先後效力於羅馬帝國東部的幾任皇帝。他的演講用心良苦，宣揚皇帝的政策，主要是針對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其中包含大量信息，說明了瓦倫斯和狄奧多西一世統治期間對哥特人政策的演變。

狄奧多里克大帝（Theoderic the Amal）：完成叔叔法拉米爾的事業，將從他那裡繼承的哥特部落和另一支規模相當的力量統一起來，形成一支東哥特超級部落。公元489年，狄奧多里克大帝率領部下進攻意大利，戰勝奧多瓦卡，在意大利稱王，其統治自公元493年持續到公元526年。

狄奧多里克一世（Theoderic I）：西哥特國王（公元418—451年在位）。狄奧多里克一世是瓦利阿的繼承人，在卡塔隆平原戰役對抗阿提拉的匈人部隊時被殺。

狄奧多里克二世（Theoderic II）：西哥特國王（公元453—466年在位）。狄奧多里克二世支持阿維圖斯政權。總體而言，狄奧多里克二世在拓展西哥特人利益的同時，也願意維繫西羅馬帝國的繼續存在。狄奧多里克二世被兄弟尤里克殺害。尤里克稱王，希冀建立一個脫離任何羅馬殘存勢力的西哥特獨立王國。

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羅馬皇帝（公元379—395年在位）。哈德良堡戰役後，格拉提安任命狄奧多西為帝國東部皇帝瓦倫斯的繼承人，負責抵抗哥特人。狄奧多西一世戰敗，但成功地在君士坦丁堡立足，將權力拓展到整個帝國，戰勝兩個意欲在帝國西部篡權的野心家——馬克西姆斯和歐根尼烏斯。狄奧多西一世利用公元382年和約所安置的哥特人替自己作戰，耗費大量精力經營哥特人同羅馬的關係。狄奧多西一世參與了羅馬基督教化進程中的最後幾次行動，強制推行反異教的法規，搗毀神廟和聖殿。

狄奧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羅馬皇帝（公元408—450年在位）。狄奧多西二世是狄奧多西一世的孫子。他年幼時繼承父親阿卡狄烏斯的皇位，但從未真正掌權。在其統治期間，東羅馬向西羅馬提供大量援助，尤其是在公元410年前後支援霍諾留，公元425年協助瓦倫提尼安三世上台，和公元5世紀30年代將阿斯帕派往阿非利加。狄奧多西二世統治後期忙於應對阿提拉的威脅。在其統治期間，《狄奧多西法典》編成（公元438年）。

狄奧法內斯（Theophanes）：公元320年前後的埃及官員。狄奧法內斯文獻反映了羅馬後期落後技術給行政事務帶來的不便。

圖林根人（Thuringians）：羅馬後期的日耳曼語族部落，現德國的圖林根名字的由來。圖林根人也許在一定程度上受阿提拉的統治。克洛維建立法蘭克王國的過程中戰勝諸多部落，圖林根人便是其中之一。

特雷維裡人（Treveri）：日耳曼語族部落。特雷維裡人被愷撒征服。他們挑起公元前54年叛亂，摧毀科塔的軍隊。特雷維裡人後來走上了典型的羅馬化道路，特裡爾的顯貴們成為羅馬公民，競相向新首都——特裡爾捐贈羅馬式公共建築，建造羅馬式鄉居（別墅）。

烏爾丁（Uldin）：公元5世紀10年代的匈人首領。烏爾丁是一個神秘人物，吸納了斯基利等臣服部落，在多瑙河以北逐步確立自己的勢力，同時又作為羅馬的盟友，支援斯提利科戰勝拉達蓋蘇斯。之後，烏爾丁入侵東羅馬，遭受慘敗。烏爾丁輕而易舉就被打敗，說明他不像後來的阿提拉那樣，掌控著統一的匈人大軍。此時，大部分匈人仍駐紮在更東邊的地區。

烏爾菲拉（Ulfilas）：哥特人的使徒。烏爾菲拉出生在公元4世紀早期瑟文吉族哥特人的羅馬俘虜營中。基督教成為哥特－羅馬外交的一部分，烏爾菲拉被任命為瑟文吉領地上的主教，但很快被驅逐出境。烏爾菲拉創造了哥特文字。被驅逐後，他繼續翻譯《聖經》，在公元4世紀中期基督教教義之爭中扮演重要角色。

法拉米爾（Valamer）：東哥特人首領。法拉米爾統一了一些曾經被納入阿提拉匈人帝國的哥特軍團，開啟一支超級哥特部落的形成進程，奠定足夠的權力基礎，使他在匈人帝國瓦解之時能夠建立獨立的哥特王國，從東羅馬攫取適量歲貢。法拉米爾在公元5世紀60年代多瑙河中游的戰爭中被殺。之後，他的侄子狄奧多里克大帝繼續加強這支新生部落的軍事力量。

瓦倫斯（Valens）：羅馬帝國東部的皇帝（公元364—378年在位）。瓦倫提尼安一世任命弟弟瓦倫斯為皇帝。瓦倫斯的統治充斥著對抗篡位者、阿塔納裡克率領的瑟文吉族哥特人和波斯的戰爭。公元376年，瑟文吉族和格魯森尼族哥特人在匈人威脅的驅使下來到多瑙河，瓦倫斯政權面臨的最大危機顯露出來。兩年之後，瓦倫斯在哈德良堡同這兩支部落交鋒，被殺。

瓦倫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羅馬帝國西部的皇帝（公元364—375年在位）。公元369年，敘馬庫斯率領元老院使團，帶著冕金北上特裡爾覲見瓦倫提尼安一世。瓦倫提尼安一世曾試圖揭開大萊波蒂斯北非政府不作為的真相。瓦倫提尼安一世對待蠻族十分強硬，甚至因為薩爾馬提亞和誇迪使節表現不夠謙遜而中風猝死。但只要形勢需要，這也並不妨礙他和阿勒曼尼至高首領馬克裡阿努斯達成妥協。

瓦倫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西羅馬帝國皇帝（公元425—455年在位）。瓦倫提尼安三世是加拉·普拉西提阿和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之子。狄奧多西二世派遣一支東羅馬遠征軍，瓦倫提尼安三世6歲就成為皇帝。他基本上只是一個擺設，從未掌控實權。在其統治的大部分時間裡，權力掌握在埃提烏斯手中。阿提拉死後，埃提烏斯已經變得可有可無。公元454年，瓦倫提尼安三世一怒之下將後者刺死。但即便這樣，他也沒能真正統治帝國。次年，瓦倫提尼安三世被殺。

瓦利阿（Vallia）：西哥特人首領（公元415—418年在位）。阿薩爾夫野心太大，妄想讓西哥特人在西羅馬帝國扮演重要角色。其計劃失敗，造成政治混亂，權力最終落到瓦利阿手中。瓦利阿同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達成協議，將西哥特人安置在阿基坦。作為條件，西哥特人替羅馬作戰，對抗公元406年入侵萊茵河後佔據西班牙的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瓦利阿死後，狄奧多里克一世全面履行協議。瓦利阿是裡西梅爾的外祖父。

瓦魯斯，P.昆克蒂利烏斯（Varus，P. Quinctilius）：羅馬指揮官兼官員。公元9年，瓦魯斯的部隊——三個軍團加上輔助部隊，共約2萬人——在條頓堡森林對戰阿米尼烏斯帶領的盟軍，全軍覆沒。瓦魯斯自殺。

維南迪烏斯·福圖內特斯（Venantius Fortunatus）：拉丁詩人。維南迪烏斯在意大利接受古典教育，受到公元6世紀後期高盧法蘭克宮廷幾位法蘭克和羅馬貴族的青睞。他的成功表明，雖然古典教育體系已經消失，高盧依然保留了對古典文學的尊重。

西哥特人（Visigoths）：公元5世紀首先形成的超級哥特部落。西哥特部落由阿拉裡克組建（公元395年），在其統治期間實現最終統一，包括公元376年入侵多瑙河的瑟文吉人同格魯森尼人，以及侵襲意大利的拉達蓋蘇斯餘部（公元405—406年）等部落。經歷幾任首領的更替，這支新生的超級部落最後於公元418年被安置在加倫河河谷的阿基坦，以此為核心不斷擴張勢力，尤其是公元450年後，隨著西羅馬中央政權喪失越來越多的稅收，西哥特人在狄奧多里克二世及尤里克統治下，由一個聚居地發展成獨立王國。

芝諾（Zeno）：東羅馬皇帝（公元474—491年在位）。通過同皇室聯姻，芝諾從一位伊索裡亞指揮官一躍成為當權者。芝諾經過長期鬥爭，挫敗篡位者巴西利斯庫斯（公元474—476年在位）。芝諾接見奧多瓦卡派往東羅馬的使團，西羅馬的喪鐘敲響。在其統治後期，狄奧多里克大帝在東羅馬境內統一了新生的東哥特超級部落。芝諾同東哥特人達成協議，後者於公元488—489年遷往意大利。

佐西姆斯（Zosimus）：公元6世紀東羅馬史學家。佐西姆斯是研究公元4世紀至5世紀初期的重要資源，他大量借鑒這一時期史學家尤納皮烏斯及奧林匹奧多羅斯的歷史。

大事年表

皇帝及首領[1]

西羅馬皇帝

瓦倫提尼安一世（公元364—375年在位）

格拉提安（公元375—383年在位）

馬克西姆斯（公元383—388年在位）

瓦倫提尼安二世（公元383—392年在位）

歐根尼烏斯（公元392—394年在位）

霍諾留（公元395—423年在位）

君士坦丁三世（公元406前後—411年在位）

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公元421年在位）

約翰（公元423—425年在位）

瓦倫提尼安三世（公元425—455年在位）

佩特羅尼烏斯·馬克西姆斯（公元455年在位）

阿維圖斯（公元455—456年在位）

墨喬裡安（公元457—461年在位）

利比烏斯·塞維魯（公元461—465年在位）

安提莫斯（公元467—472年在位）

奧利布裡烏斯（公元472年在位）

格利塞裡烏斯（公元473—474年在位）

朱利烏斯·尼波斯（公元474—475年在位）

羅慕路斯·奧古斯都（公元475—476年在位）

東羅馬皇帝

瓦倫斯（公元364—378年在位）

狄奧多西一世（公元379—395年在位）

阿卡狄烏斯（公元395—408年在位）

狄奧多西二世（公元408—450年在位）

馬爾西安（公元451—457年在位）

利奧一世（公元457—474年在位）

芝諾（公元473—491年在位）

巴西利斯庫斯（公元474—476年在位）

蠻族首領

阿塔納裡克，瑟文吉族哥特人首領（約公元360—375年在位，及公元381年在位）

阿拉裡克，西哥特部落的創建者及首領（公元395年前後—411年在位）

蓋薩裡克，汪達爾－阿蘭聯盟首領（公元427—477年在位）

匈王阿提拉（公元440年前後—453年在位）

法拉米爾，潘諾尼亞哥特人首領（公元455年前後—467年在位）

尤里克，建立西哥特王國（公元467—483年在位）

貢多巴德，勃艮第國王（公元474—？年在位）

狄奧多里克，東哥特部落的創建者及首領（公元474—526年在位）

奧多瓦卡，意大利國王（公元476—493年在位）

大事年表

約公元350年 匈人襲擊頓河東部的阿蘭人和頓河西部的格魯森尼人，引發黑海北部和東部的動盪。

公元375年 秋（？），一位次級首領戰死後，格魯森尼人中的一支主要部落向西遷入相鄰部落瑟文吉族哥特人的領地。

公元376年 夏末（？），格魯森尼人和「大部分」瑟文吉人來到多瑙河，想在羅馬帝國境內尋求庇護。

公元377—382年 多瑙河南的哥特戰爭。

公元377年 冬末至來年春初，瑟文吉人反叛；格魯森尼人強渡多瑙河。

公元377—378年 哥特戰爭第一階段，僅限於巴爾幹半島東部。

公元378年 8月24日，哈德良堡戰役，瓦倫斯被殺。

公元379—381年 哥特戰爭第二階段，漫延至巴爾幹半島西部。

公元382年 10月3日，議和，戰爭結束；瑟文吉人和格魯森尼人爭取較為寬鬆的條款，被安置在巴爾幹半島。

公元386年 更多的格魯森尼人試圖橫渡多瑙河；被狄奧多西制伏，根據苛刻條款，被安置在小亞細亞。

公元387—388年 狄奧多西一世戰勝馬克西姆斯；巴爾幹半島的哥特人被捲入戰爭及叛亂。

公元392—393年 狄奧多西一世戰勝歐根尼烏斯；巴爾幹半島的哥特人再次被捲入戰爭及叛亂。

約公元395—411年 阿拉裡克統治公元382年和議所涉及的瑟文吉人和格魯森尼人。

公元395—396年 匈人首次從高加索大規模進攻羅馬帝國（波斯帝國也受到沉重打擊）。

公元395—397年 阿拉裡克首次叛亂。

公元397年 阿拉裡克同尤特羅庇烏斯議和；阿拉裡克成為伊利裡亞羅馬統帥。

公元399年 尤特羅庇烏斯下台，和議結束。

公元401—402年 阿拉裡克第一次入侵意大利；波倫提亞及維羅納戰役。

約公元405—408年 匈人發起對羅馬帝國的第二輪侵襲，喀爾巴阡山西部地區受到影響。

公元405—406年 阿拉裡克同斯提利科議和。拉達蓋蘇斯經匈牙利山口入侵意大利，戰敗被殺；眾多追隨者被賣為奴，精英戰鬥人員被納入羅馬軍隊。

公元406年 12月31日（？），萊茵河入侵——汪達爾人、阿蘭人、蘇維匯人及一些較小部落——攻破羅馬在萊茵河上游的防線。

公元407年 君士坦丁三世率領駐紮在不列顛及高盧的羅馬軍隊抗擊萊茵河入侵部落。

公元407—409年 萊茵河入侵部落洗劫高盧，越過比利牛斯山，進入西班牙。

公元408年（？） 匈人部落的小頭目烏爾丁入侵東羅馬帝國。

公元408—411年 阿拉裡克第二次入侵意大利；拉達蓋蘇斯的追隨者加入公元382年和議所涉及的瑟文吉人和格魯森尼人，西哥特人誕生。

公元410年 8月20日，阿拉裡克洗劫羅馬。

約公元410—411年（？） 不列顛諸行省發動針對君士坦丁三世的兵變（？）。

公元411—421年 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統治西羅馬帝國。

公元411年 阿拉裡克去世，阿薩爾夫繼承權力；奧林匹奧多羅斯出使在中歐立足的匈人主體部落（？）。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鎮壓君士坦丁三世及相關篡權者。

公元412年 萊茵河入侵部落瓜分西班牙諸行省。

公元412—413年 霍諾留派人送信至不列顛行省，羅馬中央政府不再提供保護。

公元413—416年 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削弱阿薩爾夫（死於公元415年叛亂）的力量，迫使西哥特人同西羅馬帝國重新結盟；西哥特人開始在阿基坦定居。

公元416—418年 西哥特人同羅馬聯合作戰，結束阿蘭人和斯靈族汪達爾人在西班牙的統治；殘餘部落同哈斯丁族汪達爾人結盟，形成汪達爾－阿蘭超級部落。

公元421年 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被推上皇帝寶座，之後死去。公元423年 霍諾留去世，約翰篡權。

公元422—429年 汪達爾－阿蘭聯盟在西班牙未受到阻擊，最後轉向摩洛哥；自公元427年起，由蓋薩裡克統領。蘇維匯人在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亞）確立統治。

公元425年 東羅馬軍隊將年僅6歲的瓦倫提尼安三世推上西羅馬皇位。

公元425—433年 瓦倫提尼安三世宮廷發生權力之爭，埃提烏斯戰勝對手費利克斯和伯尼菲斯；皇帝的母親加拉·普拉西提阿施加一定影響力。

公元433—454年 埃提烏斯統治西羅馬帝國。

公元435年 汪達爾－阿蘭聯盟獲得努米底亞和毛裡塔尼亞。

公元436年 埃提烏斯的軍隊鎮壓高盧西北部的巴高達運動。

公元436—437年 匈人征服萊茵河上游兩岸的勃艮第王國；埃提烏斯將勃艮第殘部安置在日內瓦湖附近的羅馬領土上。

公元436—439年 埃提烏斯同西哥特人在高盧西南開戰，重新簽訂和議。

公元438—441年 蘇維匯人在首領雷基拉的統領下佔領貝提卡和迦太基尼西斯。

公元439年 9月，汪達爾－阿蘭聯盟奪取羅馬北非首都迦太基及行省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納。

約公元440—453年 阿提拉成為匈人的至高首領。

公元441—442年 阿提拉首次入侵東羅馬的巴爾幹半島，導致東羅馬召回參與收復北非失陷行省、進行西西里遠征的東羅馬軍隊。

公元444年 蓋薩裡克同西羅馬帝國議和，羅馬承認前者對阿非利加、拜扎卡納和努米底亞的統治。

公元445年（？） 阿提拉殺害兄弟布勒達，獨攬匈人的統治大權。

公元446年（？） 不列顛行省最後一次向羅馬中央政府請求支援，抵抗撒克遜等入侵者。

公元447年 阿提拉第二次入侵東羅馬的巴爾幹半島；羅馬在烏塔斯河和克森尼索遭受慘敗。

公元448年 普裡斯庫斯加入意在刺殺阿提拉的使團。

公元450年 阿提拉同君士坦丁堡簽訂寬鬆條款。

公元451年 阿提拉入侵高盧；埃提烏斯聯合羅馬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法蘭克人在卡塔隆平原戰勝阿提拉（約在6月末）。

公元452年 阿提拉入侵意大利，洗劫米蘭等城市；因疾病和羅馬的襲擾而兵力減弱，撤退。

公元453—469年 阿提拉的匈人帝國瓦解。

公元453年 阿提拉暴死。

公元454年 夏（？），內達奧河戰役；格皮德人是首先脫離匈人統治、獲得獨立的臣服部落。9月21/22日，瓦倫提尼安殺害埃提烏斯。

公元455年 3月16日，佩特羅尼烏斯·馬克西姆斯殺死瓦倫提尼安三世，次日稱帝。5月末，蓋薩裡克洗劫羅馬，佩特羅尼烏斯·馬克西姆斯逃離羅馬城時被殺（5月31日）；蓋薩裡克的王國又增添了的黎波里塔尼亞、撒丁尼亞和巴利阿里。7月9日，在西哥特國王狄奧多里克二世的支持下，高盧的羅馬元老院元老宣佈阿維圖斯為西羅馬皇帝。公元5世紀50年代後期（？） 聖人塞維林開始在諾裡庫姆傳教。

公元456年 10月17日，皮亞琴察戰役，阿維圖斯被推翻。

公元457年 4月1日，墨喬裡安成為西羅馬皇帝。

公元459年 法拉米爾統領的潘諾尼亞哥特人已經統一，脫離匈人的統治，入侵東羅馬領土，攫取300磅黃金的歲貢。

公元461—472年 裡西梅爾掌控西羅馬的中央政權。

公元461年 夏，墨喬裡安的北非遠征軍在西班牙戰敗，8月2日，墨喬裡安被廢，8月7日被處決；裡西梅爾在意大利擁有無可匹敵的權力。11月19日，裡西梅爾提名利比烏斯·塞維魯為西羅馬皇帝。

公元465年 11月14日，利比烏斯·塞維魯去世。

公元466年 尤里克推翻並殺害狄奧多里克二世，成為西哥特國王。

公元467年 阿提拉之子丹克茲克同東羅馬帝國開戰。4月12日，裡西梅爾同君士坦丁堡經過長久協商，宣佈安提莫斯為西羅馬皇帝。

公元468—476年 西羅馬帝國滅亡。

公元468年 6月（？），東西羅馬最後一次聯合遠征，討伐汪達爾王國，失敗。

公元469年 丹克茲克的首級在君士坦丁堡示眾；赫爾納克是阿提拉唯一倖存的兒子，在東羅馬境內多瑙河南部偷安。尤里克的部隊將西哥特王國的邊境向北推至盧瓦爾河。

公元472年 4月，裡西梅爾宣佈奧利布裡烏斯為西羅馬皇帝。7月11日，內戰之後，裡西梅爾的同夥貢多巴德殺死安提莫斯。8月18日，裡西梅爾去世。11月2日，奧利布裡烏斯去世。

公元473—475年 在奄奄一息的西羅馬帝國境內，面對西哥特人的入侵，西多尼烏斯等人試圖保衛奧弗涅。

公元473—489年 法拉米爾的侄子狄奧多里克大帝在東羅馬的巴爾幹半島發動戰爭，東哥特超級部落誕生。

公元473年 3月3日，格利塞裡烏斯成為西羅馬皇帝。尤里克佔領西班牙的塔拉戈納。

公元474年 6月前，貢多巴德離開羅馬，成為勃艮第人的共治國王。6月19/24日，朱利烏斯·尼波斯推翻格利塞裡烏斯，任命他為薩洛納主教；尼波斯在西羅馬稱帝。

公元475年 8月28日，尼波斯遭受俄瑞斯忒斯襲擊，退至達爾馬提亞。10月31日，俄瑞斯忒斯宣佈自己的兒子羅慕路斯·奧古斯都為西羅馬皇帝。

公元476年 父親俄瑞斯忒斯（8月28日）和叔叔保羅（9月4日）被處決後，西羅馬的末代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被廢。奧多瓦卡把皇袍送到君士坦丁堡，向芝諾皇帝表示西部不再需要皇帝。尤里克的西哥特王國此時已統治除西北部外的整個西班牙半島，兼併了阿爾勒和行省的其他地區。

公元481/482—507年 克洛維的戰爭統一法蘭克部落，將法蘭克的統治擴展到之前羅馬統治的整個高盧地區。

公元482年 1月，聖人塞維林去世。

公元489—493年 狄奧多里克大帝征服意大利，打敗並推翻奧多瓦卡。

[1] 黑體表示篡位者（未獲得另一半帝國承認的皇帝）。西羅馬帝國部分影響較小的篡位者，其勢力僅限於周邊，未列入表中。

詞彙表

親吻皇袍（adoratio）：親吻皇帝紫袍的皇家禮儀，僅較得寵的高官才享有的權利。

荒地（agri deserti）：過去學者認為荒地曾經有人耕種，到帝國後期逐漸荒廢。現在則將它看作一個徵稅的對象，指沒有徵稅的土地，可能從來都沒有產生過稅收。

騎兵部隊（alae）：羅馬騎兵輔助部隊，帝國早期由非羅馬公民組成。

軍糧稅（annona militaris）：公元3世紀末，戴克裡先治下就經濟產品徵收的新稅，通常徵收實物，但也可以折算成金幣。

登基稅或冕金（aurum coronarium）：理論上，登基稅或冕金是一種自願的黃金支付方式，由各城市製成皇冠的形狀，在皇帝即位和每五週年紀念日時上繳。

巴亞（Baiae）：那不勒斯灣羅馬富人和名流的水療勝地，深受敘馬庫斯喜愛。

蠻族人之地（barbaricum）：對羅馬帝國領土之外土地的統稱。

切爾尼亞霍夫文化（Černjachov culture）：公元3世紀較晚時期及公元4世紀的物化遺存地帶，分佈在喀爾巴阡山至頓河之間的瓦拉幾亞、摩爾達維亞及烏克蘭南部。切爾尼亞霍夫文化圍繞哥特人及北方其他移民部落形成，但也包括大量當地人口。

城市（civitas）：基本行政單位，由中心城市及鄉村構成，是帝國後期的特色。

傑出者（clarissimus）：「最傑出的」。該頭銜最初由羅馬元老院元老獨享。公元367年，瓦倫提尼安和瓦倫斯皇帝進行勳位改革後，「傑出者」成為各行各業人員——文職和軍職——追求的榮譽稱號。雖然字面意思是「最傑出的」，該稱號在公元4世紀較晚時期產生的三個元老院元老的頭銜中屬於最低級別。

傑出者階層（clarissimate）：傑出者的統稱。

《銀色聖經抄本》（Codex Argenteus）：公元6世紀，烏爾菲拉的「四福音書」哥特譯文的豪華抄本，現存於斯德哥爾摩的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

《狄奧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狄奧多西二世頒布的帝國法律彙編，涵蓋約公元300—440年制定的新法規。

小隊長（cohortales）：羅馬行省的官員，有的非常富裕。

步兵部隊（cohortes）：羅馬步兵輔助部隊，帝國早期由非羅馬公民組成。

佃農（coloni）：羅馬佃農，羅馬後期受束縛越來越多，被嚴格限制在已租用的土地上。

軍隊伯爵（comes rei militaris）：羅馬野戰軍的高級將官，但並非最高指揮（參見地方野戰軍及野戰軍主帥）。有的軍隊伯爵負責地方防衛，如阿非利加伯爵和色雷斯伯爵，有的指揮中央野戰軍。

宮廷衛隊伯爵（comes domesticorum）：精銳的野戰軍宮廷衛隊的指揮官。

第三等級伯爵（comes ordinis tertii）：「伯爵」是君士坦丁皇帝就皇帝隨從設立的一個頭銜，分為三個等級。

地方野戰軍（comitatenses）：羅馬的野戰軍，一部分部署在中央，一部分部署在主要邊境（萊茵河、多瑙河及東部邊界）。地方野戰軍的軍餉比駐軍多（參見駐軍）。

執政官（consul）：最初是羅馬共和時期的最高執行官，任期一年。帝國後期，執政官任期依然是一年，但由皇帝任命；執政官不再是一個行政職位，而是公共部門中僅次於皇帝的最高榮譽。

小隊（contubernium）：帝國早期羅馬軍隊的基本構成單位，由八人組成，共享一頂帳篷。

宮廷總管（cura palatii）：公元4世紀、5世紀，羅馬宮廷的高官。

市議會（curia）：羅馬地主階層的市議會，管理城市，其成員被稱為「什長」或「市議員」。

榮譽體系（cursus honorem）：羅馬元老院元老的晉陞體系。

公共交通系統（cursus publicus）：驛站遍佈的交通體系，供政府官員在羅馬帝國境內旅行時使用。

歸降（deditio）：蠻族部落向羅馬帝國投降，歸降後締結的和約條款可能大相逕庭。

第納爾（denarius）：羅馬銀幣，直到公元3世紀後期嚴重貶值才停止流通。

人員部署（distributio numerorum）：《羅馬帝國百官志》（參見下文）中有關西羅馬的記錄，記載了公元420年前後西羅馬野戰軍的部署情況。

大型戰艦（dromons）：帶有船槳的多層專業戰艦，屬於東羅馬海軍。

兩個人（duumviri）：市議會的地方行政長官。

公爵（dux）：地方駐軍指揮官。

永久租借契約（emphyteutic lease）：條件優厚，幾乎允許租戶無期限地以繼承方式持有土地，還允許他們將租借權轉賣給第三方。

搭扣（fibul）：用來固定衣服外套的裝飾品。

避難中心（Fliehburgen）：考古學德語術語，指公元5世紀帝國境內通常建於山頂的居住地，有圍牆防護。

聯盟（foedus）：「和約」。由此得「蠻盟」，即「根據和約結盟的蠻族部落」，一般被現代史學家當作一個指向明確、唯一的術語，但作者認為它的含義要更複雜。

王侯之墓（Furstengraber）：考古學德語術語，指有大量貴重隨葬品的墓葬，可能是王侯或是假稱有相當地位的人之墓。

日耳曼尼亞，日耳曼人（Germania, Germani）：羅馬對萊茵河到維斯瓦河一帶及其居民的稱呼。該地區主要由日耳曼語族部落佔領，但他們在羅馬時期始終未形成一支統一的力量。

短劍（gladius）：羅馬士兵特有的短劍。

士紳（honoratus）：卸任高官。公元4世紀，越來越多的士紳進入傑出者階層，取代市議員，成為地方的支配力量。

光榮者（illustres）：公元4世紀後半期，在元老院元老的三個等級中級別最高（參見傑出者及顯赫者）。

終身元首（imperator）：皇帝，源自羅馬共和時期軍隊指揮官的軍銜。

士師（iudex）：公元4世紀匈人入侵前，瑟文吉族哥特人聯盟至高首領的稱號。

尤格（iugum）：戴克裡先治下，帝國資產的價值單位，並非地理區劃單位。尤格是計算軍糧稅的基礎。

亞斯多夫文化（Jastorf culture）：公元前最後幾個世紀相對簡樸的物化遺存地帶，大體同當時的日耳曼人領地相當。

法學家（jurisconsult）：公元1世紀至3世紀，羅馬的律師專家，可以通過判例法來進行法律革新。

財政官員（largitionales）：帝國財政部門的官員，即神聖贈予的伯爵。

拉坦諾文化（La Tene culture）：公元前最後幾個世紀相對發達的物化遺存地帶，大體同當時凱爾特語族部落的領地相當。

野戰軍團（legiones comitatenses）：帝國後期編入野戰軍的步兵單位。

准野戰軍團（legiones pseudocomitatenses）：駐軍，公元5世紀早期被當作野戰軍。

《伊尼塔納法》（Lex Irnitanum）：羅馬城鎮伊尼的憲章，典型的弗拉維王朝城市憲章，定義了帝國早期多數羅馬城鎮的運轉機制。

自由（libertas）：帶有術語「法律下的自由」之意。

駐軍（limitanei）：永久在邊境駐防的軍隊，軍餉比野戰軍少。

野戰軍主帥（magister）：全稱是「中央野戰軍兩軍統帥」，野戰軍的最高指揮官。中央野戰軍主帥統領中央野戰軍，高盧、色雷斯、東方及伊利裡亞野戰軍主帥分別統領高盧、色雷斯、東方及伊利裡亞主要邊境的野戰軍。

執事官（magister officioru）：相當於行政機構主管，屬於帝國最高級別的官僚之列。

海船管理會（navicularii）：由政府資助的貨運聯合會，負責運輸帝國各地以實物繳納的稅收（參見軍糧稅）。

《羅馬帝國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帝國後期軍職和文職要人及部下官員的名錄，記錄大體截至公元395年前後，但有關西羅馬的記錄一部分更新至公元420年前後（參見人員部署）。

團（numeri）：羅馬後期軍隊單位的基本術語。

東哥特人（Ostrogoths）：法拉米爾（約公元455—467年在位）及其侄子狄奧多里克大帝（公元474—526年在位）聯合幾個獨立部落，建立的一支較大的哥特力量。東哥特人有時被等同於公元376年抵達多瑙河的格魯森尼人（此前由厄門納裡克率領），但這種觀點有誤。

廷臣（palatini）：帝國後期的羅馬官僚（出自palatium，皇宮）。

人類的佼佼者（pars melior humani generis）：敘馬庫斯稱羅馬的元老院元老貴族階層為人類的佼佼者。

鄉間區域，城市區域（pars rustica, urbana）：標準羅馬別墅的「鄉間」區域（耕地）和「文明」區域（娛樂場所）。

貴族（patricius）：公元5世紀，皇帝身後實際掌權的高級軍官或文官的榮銜。

羅馬統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羅馬擴張至公元3世紀危機前的帝國鼎盛時期，大致為公元1世紀後半期至公元3世紀早期。

所有者階層（possessores）：統治帝國的地主階層，也是帝國服務的對象。

宮廷總管（praepositus sacri cubiculi）：管理皇室內務的宦官。

中央野戰軍（praesental armies）：參見野戰軍主帥。

樞密大臣（primicerius notariorum）：高級文官。

內務總管（primicerius sacri cubiculi）：管理皇室內務的高級宦官。

少數精英（principales）：羅馬後期市議會中的少數精英人員，利用市議會為自己謀取晉陞機會和利益。

跪拜禮（proskynesis）：覲見皇帝時跪拜在地上的禮儀。

普熱沃斯克文化（Przeworsk culture）：公元前最後四個世紀分佈在波蘭中部和南部的物化遺存地帶。

財務官（quaestor）：高級行政官員，漸漸專司法律事務。

五週年紀念（quinquennalia）：皇帝統治的五週年慶典（參見登基稅或冕金）。

埃及財政長官（rationalis Aegypti）：掌管埃及行省的軍工廠和羅馬在埃及的其他事務。

接納（receptio）：授權移民大規模遷入羅馬境內。

《公函》（Relationes）：敘馬庫斯擔任首都行政長官時給皇帝寫的政府公函。

敕答書（rescript）：民眾可以把希望皇帝裁定的事情寫在紙莎草紙的上半頁，皇帝把自己的回複寫在下半頁。每年回復幾百個請求。

《神聖的沙普爾功業錄》（Res Gestae Divi Saporis）：波斯王神聖沙普爾的法令，記錄沙普爾戰勝公元3世紀幾任羅馬皇帝的偉大功業，刻寫在波斯波利斯以北七公里處的洛斯達姆。

羅馬性（Romanitas）：拉丁術語，指具有典型羅馬帝國風格的文化模式。

薩珊王朝（Sasanians）：近東的一個王朝，公元3世紀統一伊朗和伊拉克，形成一個可以和羅馬帝國抗衡的超級大國。

蘇勒德斯（solidus）：自君士坦丁起，羅馬流通的標準金幣，72個蘇勒德斯等於1磅，還鑄造了半蘇勒德斯和三分之一蘇勒德斯的貨幣。

汪達爾人分得的土地（sortes Vandalorum）：公元439年佔領迦太基後，蓋薩裡克沒收羅馬元老院元老兼地主的資產，將阿非利加的地產分給追隨者。

顯赫者（spectabilis）：公元4世紀後半期元老院中等級別的頭銜（參見傑出者和光榮者）。

龜甲陣形（testudo）：羅馬步兵的經典盾牆陣形，用以提供全方位保護。

條頓堡森林（Teutobergiensis Saltus）：阿米尼烏斯在此伏擊並摧毀瓦魯斯率領的三個軍團。

西哥特人（Visigoths）：阿拉裡克一世（公元385—410年在位）聯合公元376年抵達多瑙河尋求避難的瑟文吉人和格魯森尼人，以及公元405—406年拉達蓋蘇斯率領入侵意大利的哥特人，形成一支更大的哥特部落，即西哥特部落。西哥特人通常被用來指公元376年前的瑟文吉人（此時的首領是阿塔納裡克），但這種觀點有誤。

威爾巴克文化（Wielbark culture）：公元1世紀和2世紀，涵蓋波蘭北部大部分地區的物化遺存地帶，到公元3世紀和4世紀，向東、向南傳播。

縮略詞

AM：公元紀年

BC：Book of Constitutions: ed. Von Salis (1892); trans. Drew (1972)

CAH1. 12：《劍橋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一版，第12卷：The Imperial Crisis and Recovery AD 193–324, ed. S. A. Cook et al. (Cambridge, 1939)

CAH2. 7. 2：《劍橋古代史》，第二版，第7. 2卷：The Rise of Rome to 220 BC, ed. F. W. Walbank et al. (Cambridge, 1989)

CAH2. 8：《劍橋古代史》，第二版，第8卷：Rome and the Mediterranean to 133

BC, ed. A. E. Astin et al. (Cambridge, 1989)

CAH2. 9：《劍橋古代史》，第二版，第9卷：The Last Age of the Roman Republic 146–43 BC, ed. J. A. Crook et al. (Cambridge, 1994)

CAH 2. 10：《劍橋古代史》，第二版，第10卷：The Augustan Empire 43 BC–AD 69, ed. A. K. Bowman et al. (Cambridge, 1996)

CAH2. 11：《劍橋古代史》，第二版，第12卷：The High Empire 70–192 AD, ed. A. K. Bowman et al. (Cambridge, 2000)

CE：《尤里克法典》（Code of Euric）：in Zeumer, ed. (1902)

Chron. Gall. 452：Gallic Chronicleof 452：in Mommsen, ed. (1892)

Chron. Gall. 511：Gallic Chronicle of 511：in Mommsen, ed. (1892)

CIL：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CJ：《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us）：in Kreuger, ed. (1877)

CM1, 2：Chronica Minora, vols 1 and 2：ed. Mommsen (1892; 1894)

CMH1. 1：《劍橋中世紀史》（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第一版，第一卷：The Christian Empire, ed. J. B. Bury et al. (Cambridge, 1911)

CTh：《狄奧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ed. Mommsen and Kreuger (1905); trans. Pharr (1952)

fr., frr.：殘篇

HE：《教會史》 (Historia Ecclesiastica)

ILT：P. Gauckler (ed.), Rapport sur des inscriptions latines de decouvertes en Tunisie de 1900 a1905(Paris, 1907)

MGH：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Not. Dig. Occ.：《羅馬帝國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西羅馬帝國：in Seeck, ed. (1876)

Not. Dig. Or.：《羅馬帝國百官志》，東羅馬帝國：in Seeck, ed. (1876)

Nov. Theod.：Novels of the Emperor Theodosius II：in Mommsen and Kreuger, eds (1905); trans. Pharr (1952)

Nov. Val.：Novels of the Emperor Valentinian III：in Mommsen and Kreuger, eds (1905); trans. Pharr (1952)

Or.：演說詞

P. Columbia 123：Papyri from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collection no. 123：ed. W.

L. Westermann and A. A. Schiller,Apokrimata: Decisions of Septimius Severus on Legal Matters(New York, 1954)

P. Ital.：J. -O. Tjader (ed.), Die nichtliterarischen lateinischen Papyri Italiens aus der Zeit 445–700, 3 vols (Lund, 1954–82)

Pan. Lat.：Latin Prose Panegyrics: ed. and trans. Nixon and Rogers (1994)

PLRE 1：A. H. M. Jones et al. (eds), 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AD260–395 (Cambridge, 1971)

PLRE 2：J. R. Martindale (ed.), 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2, AD 395–527 (Cambridge, 1980)

ref., refs：參考

s.a.：在這一年

註釋

序言

1.搭扣：學術作品通用的含義。

2.歐洲科學基金會的這個項目產生了大量著作，也許可以反映學界的整體情況——這些著作包括大量極具啟發性的論文，但沒有綜述性的嘗試（雖然這也不是它們的目的）。

3.這一點不言自明，20世紀10年代出版的《劍橋古代史》最後一卷和《劍橋中世紀史》第一卷有章節專門講述公元4世紀和5世紀的歷史，突顯了羅馬帝國的衰落與瓦解是歷史的必然這一普遍接受的觀點。這類觀點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受到質疑。

4.作者並不是要批判諸如「羅馬世界的轉型」之類的項目。該項目旨在通過讓參與者接觸他人的專業研究增長知識，加深理解，促進自己的研究。該項目的海量論著也達到了這一目的。在參與項目的五年中，筆者收益頗多，對此深表感謝。

第一章 羅馬人

1.愷撒Gallic War6. 1。

2.Gallic War 3. 37.

3.聖伯納德山口：Gallic War3. 1–6；阿萊西亞：Gallic War 7. 75ff；烏克薩洛登納姆：Gallic War8. 33ff。羅馬軍隊及其訓練方法，參考CAH2. 10, Ch. 11; CAH 2. 11, Ch. 9。

4.帝國的領土仍然有所增加。到公元1世紀末，帝國兼併萊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部分地區——陶努斯山或韋特勞一帶及內卡河地區。在圖拉真皇帝治下，領土進一步擴張。公元2世紀初，圖拉真發動一系列戰爭（公元101—102年，公元105—106年），最終將整個特蘭西瓦尼亞達契亞納入帝國版圖。公元275年前，奧勒良皇帝放棄這片領土。羅馬興起的概述，參考CAH 2. 7. 2, Chs 8–10。

5.亞克：Gallic War6. 44；阿凡歷古姆：Gallic War 7. 27–8。

6.英度鞠馬勒斯：Gallic War5. 58. 4–6；卡圖弗留斯：Gallic War6. 31；安畢歐瑞克：Gallic War8. 25. 1。

7.吉本(1897), 160ff；瓊斯(1964), Ch. 25。帝國衰亡的諸多解釋，參考Demandt (1984); Kagan (1992)。

8.羅馬城，參考Krautheimer (1980)；奧斯提亞，參考Meiggs (1973)。本書第六章將詳細討論迦太基。帝國的概述，參考Cornell and Matthews (1982)。

9.雖然開國皇帝奧古斯都在表面上保留了共和制的許多做法，但通常認為羅馬共和國到他執政時就已經結束。甚至在其統治之前，羅馬已經征服海外，因此應該被視作帝國。

10.敘馬庫斯，參考Matthews (1974)；詳盡評述，參考其作品的法語新譯〔Callu (1972–2002)〕及意大利相關論著。古典時期晚期羅馬元老院元老的概述，參考Matthews (1975); Arnheim (1972); Chastagnol (1960)。

11. Letters 1. 52. 1.

12.例如：「A之後一定是B」，或者「A之後將是B」，或者「在一定條件下，A之後會是B」。

13.帕拉迪烏斯：SymmachusLetters 1.15；精英教育的概述，參考Kaster (1988)。

14.Letters1. 1.

15.敘馬庫斯演講的保存情況要亞於其書信。現存的七篇演講僅存於一部已經損毀的手抄本中，該抄本原本收錄的演講不止七篇。

16.一些顯貴寫在空白處的評語後來被誤抄進正文，給現代編輯出了個難題，他們有時需要從原文中挑出誤加的評論。敘馬庫斯死後，馬可羅庇烏斯的《薩特那裡亞》以虛構對話的形式再現敘馬庫斯及其同僚的文學和哲學理念，將古典文化濃縮，傳承給他的兒子。代代相傳的學術傳統保存了大量古典文本，有關其根基的研究，參考Matthews (1975), Ch. 1。

17.Homes Dudden (1935), 39。Boissier稱這些書信是「拉丁語作品中最乏味的書信」，Boissier (1891), vol. 2, 183。

18.托辭：Symmachus Letters 3. 4；常見的托辭，參考Matthews (1974), (1986); Bruggisser(1993)。

19.愷撒，參考Adcock (1956)；關於西塞羅的參考文獻多如牛毛，例如Rawson (1975); Fantham (2004)。

20.食物：Ammianus 27. 3. 8–9；酒：Ammianus 27. 3. 4。

21. SymmachusLetters 5. 62.

22. SymmachusLetters 6. 33, 6. 42.

23. SymmachusLetters 4. 58–62, 5. 56.

24. SymmachusLetters 6. 43.

25.理念，參考Dvornik (1966)。帝國禮儀的概述，參考Matthews (1989), Chs 11–12; MacCormack (1981)。引文出自Ammianus 16. 10. 10。

26.羅馬法制的發展，參考Robinson (1997); Honore(1994); Millar (1992), Chs 7–8。稅收，參考Millar (1992), Ch. 4; Jones (1964), Ch. 13。

27.羅馬後期最重要的兩個頭銜是奧古斯都和愷撒，均源自人名——尤里烏斯·愷撒及其甥孫奧古斯都。公元4世紀，奧古斯都成為正帝的頭銜，愷撒則是副帝的頭銜。

28. Matthews (1989), 235.

29. ThemistiusOr. 6. 83 c–d.

30.帝國交通的發展概況，參考Millar (1992), esp. Chs 2 and 5; Matthews (1989), Ch. 11。

31. Pan. Lat. 6. 22. 6.

32.羅馬後期軍隊的概述，參考Jones (1964); Elton (1996b); Whitby (2002)。

33.官僚機構的成長，參考Matthews (1975), Chs 2–4; Heather (1994b)。

34.大量史料記載了狄奧多魯斯事件：Ammianus 29. 1;PLRE, 1, 898有完整列表。

35.這一發展的深入研究，參考CAH, 2. 11, Ch. 4。

36.例如，在敘馬庫斯書信中出現的同時代顯貴佩特羅尼烏斯·普羅伯斯，先後擔任兩任意大利、阿非利加和巴爾幹西部的禁衛軍長官（大體相當於首席大臣），共任職8年。

37.這一變化的概述，參考Jones (1964), Ch. 18; Dagron (1974); Heather (1994b)。

38.特裡爾概況，參考Wightman (1967)。

39.進獻冕金的演講比普通覲見皇帝的演講要簡短，可能是數量多的緣故——帝國每個城市都要發表一篇演說。如果篇幅太長，皇帝很可能會失去耐心。

40.關於羅馬帝國城鎮的文獻數不勝數，研究其外形、管理及政治重要性，參考Jones(1964), Ch. 19。

41.孔茨及摩澤爾河別墅，參考Wightmann (1967), Ch. 4。同城鎮一樣，別墅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其研究論著層出不窮，參考Percival (1976)。

42. Letters 9. 88；這封信最早由Roda (1981)鑒明。

43.奧索尼烏斯的拉丁學識，參考Green (1991)。奧索尼烏斯的外祖父是高盧中部埃杜維部落的大地主。他的舅舅是成功的雄辯家，在君士坦丁堡的宮廷任教，學生是君士坦丁的皇室成員。奧索尼烏斯很少提及父系親人，人們因此猜測，其父系親人的地位可能沒有這麼顯赫，但奧索尼烏斯的父親是一名醫生，在高盧西南部擁有地產，他的叔叔經商，十分富有。

44.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這是唯一理想的生活，離群索居的人必定缺乏理性。「傻瓜」一詞（idiot）源自希臘語（idiotes），指有意迴避這種地方群體的人。

45. Gonzalez (1986); trans. M. H. Crawford.

46.別墅一般分為pars rustica（「鄉間區域」，耕地）和pars urbana（「城市區域」，文明生活區）。城市區域包括招待同僚的寬敞會客廳，還有浴室。這樣一來，別墅裡的生活就豐富多彩。羅馬化過程中理念的調整，參考Woolf (1998); Keay and Terrenato (2001); D. J. Mattingly (2002)。

47. SymmachusLetters 1. 14.

48.以下三處引文出自《摩澤爾河II》161–7, 335–48, 399–404。

49.昆體良對拉丁傳統的貢獻，參考Leeman (1963)。

50.從對敘馬庫斯作品的語彙索引〔Lomanto (1983)〕看出，他在書信中提及巴亞及其樂事近20次。

51. SymmachusLetters 1. 14.

52.根據瓊斯對這一主題的摘錄〔Jones (1964), 528〕，到公元370年前後，「第三等級伯爵頭銜依然存在，但授予對象是出身相當卑微的人，對城市堅守職責的什長和羅馬的麵包師聯合會成員及屠戶聯合會成員」。

53.奧索尼烏斯的高昇，參考Matthews (1975), Ch. 3。

第二章 蠻族人

1.塔西佗Annals 1. 61. 1–6。

2. Wells (2003), esp. Chs 2–3及附錄，介紹阿米尼烏斯的傳奇及近期考古發現。然而該作對戰役的敘述卻與眾不同，描繪了一場僅持續一個小時就結束的大屠殺，隻字未提可靠史料對這場持續四天、戰線極長的戰鬥的記載〔Cassius Dio 56. 19–22（其他史料內容於Dio一致）〕。

3. Dahn (1861–1909), (1877).

4.各邊境的戰略差異，參考Whittaker (1994)。

5.科西納在1926年版的《日耳曼的起源》中提出，「界定清晰、特徵明顯、界線分明的考古區域顯然同特定民族和部落相對應」。科西納的觀點通過V. Gordon Childe的作品在英語世界廣泛傳播〔V. Gordon Childe (1926), (1927)〕。考古區域文化意義的重新詮釋，參考Renfrew and Bahn (1991)。

6.阿里奧維斯圖斯：愷撒Gallic War1. 31–53；魏勒妲：塔西佗Histories 4. 61, 65; 5.22, 24。日耳曼早期社會的概述，參考Todd (1975); (1992); Hachmann (1971)。

7.卜茹克特累人：塔西佗Germania 33；阿姆普斯法裡人：Annals13. 56。

8.Annals1. 68.

9. Elton (1996b), 66 –9.

10. Strabo 4. 5. 3.

11.中國的擴張，參考Lattimore (1940)。奧必達文化概述，參考Cunliffe and Rowley (1976); Cunliffe (1997)。亞斯多夫文化概述，參考Schutz (1983), Ch. 6。日耳曼人接受拉坦諾文化模式，參考Hachmann et al. (1962)。關於羅馬帝國擴張的著述不計其數，其概況參考CAH 2. 9 esp. Ch. 8a; CAH 2. 10 esp. Chs 4, 15; Isaac (1992), esp. Ch. 9; Whittaker (1994), Chs 2–3。現代研究表明，這一過程遠不像傳統觀點認為的那樣具有規劃性。

12. Trans. Dodgeon and Lieu (1991), 43–6, 50, 57.

13.羅馬帝國早期近東歷史的概述，參考Millar (1993)。

14. Chronicon Paschale, 510.

15.薩珊王朝的改革，參考Christiansen (1944); Howard Johnson (1995); McAdams (1965); Dodgeon and Lieu (1991)。

16.所有數據：阿伽提亞斯History5. 13; John LydusOn the Months(de Mensibus) 1.27。詳述：Jones (1964), 679–86（傾向於認為戴克裡先後增加到60萬）；Hoffmann (1969); Elton (1996a); Whitby (2002)。MacMullen關於駐軍效率低下的觀點廣為人知，MacMullen (1963)，但已被推翻。

17.沒收城市稅收，參考Crawford (1975)，依然存在爭議。君士坦提烏斯向阿非利加退回四分之一稅收，瓦倫提尼安一世和瓦倫斯向所有城市退回三分之一稅收，參考Jones (1964), Ch. 19。

18.措施，參考Jones (1964), esp. Ch.13 and 623–30。

19.公元363年羅馬的慘敗屬於例外，由尤里安皇帝野心過大導致，我們稍後會再次提到。公元4世紀，羅馬同波斯的關係，參考Dodgeon and Lieu (1991); Matthews (1989), Chs 4 and 7。

20.公元3世紀事件的介紹，參考Jones (1964), Ch. 1; Drinkwater (1987)。

21.此處引文出自Ammianus 28. 5. 4，以下兩處引文出自28. 5. 7。

22.同時代的兩位御用演說家都提到這一情況（Pan. Lat. 7. 10ff.; 10. 16. 5–6），被載入公元4世紀的一部重要編年史：Eutropius 10. 3. 2。

23.Relatio 47.

24. ThemistiusOr. 10. 131b–c。德密斯修及其政治生涯，參考Heather and Moncur (2001), esp. Ch. 1。

25.羅馬對蠻族人的定位直接源自希臘，參考Dauge (1981); Ferris (2002)。

26.勝利的重要性，參考Calo Levi (1952); McCormick (1986)。

27. ThemistiusOr. 5. 66a–c；戰役，參考Matthews (1989), Ch. 7; Smith (1999)。

28. Themistius Or. 6. 73c–75a.

29.以下兩處引文出自ThemistiusOr. 10. 205a–b and 10. 202d–203a。

30.君士坦丁一世和瓦倫斯分別於公元332年和公元369年同哥特人簽訂和約，對不同形勢的全面分析，參考Heather (1991)。ThemistiusOr. 8. 116，發表於公元368年3月，提到伊比利亞首領巴庫裡烏斯抵達瓦倫斯的指揮中心，科斯羅埃斯的軍事行動在哥特戰爭之時就已經開展。阿米安記載了公元4世紀的另一次水上會談，Ammianus 30.3。

31.公元369年和約被認為是戰爭的合理結局：Ammianus 27. 5. 9；Zosimus 4. 11. 4。甚至在公元4世紀50年代打敗阿勒曼尼人之後，尤里安皇帝仍將歲賜寫入他同各首領協商的條約中，參考Heather (2001); Klose (1934)。自公元332年君士坦丁一世戰勝哥特人以來，哥特部落在四次戰役中都提供了約3000人的軍隊（這並不是個小數目，遠征軍可能有2萬—3萬人）：公元348年（LibaniusOr. 59. 89），公元360年（Ammianus 20. 8. 1），公元363年（Ammianus 23. 2. 7），以及公元365年（Ammianus 26. 10. 3）。

32.雕像：ThemistiusOr. 15. 191a。誓約：Ammianus 27. 5. 9。使用人質，參考Braund (1984)。文化影響並不能保證獲得理想效果。在此三個半世紀前，阿米尼烏斯在輔助部隊中擔任羅馬官職，之後密謀摧毀瓦魯斯的軍隊。

33.兩部抄本，分別參考Tjader (1972); Gryson (1980)。

34.有關烏爾菲拉的兩個重要史料——奧森丟的書信和菲洛斯特吉烏斯教會史fr. 2. 5——就其神職受任日期和到哥特人之地任職時間的記錄有出入。作者傾向的解決方案的依據，參考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Ch. 5。公元7世紀阿瓦爾人中的羅馬俘虜居住區，參考Miracles of St Demetrius 285–6。

35.烏爾菲拉死後，其他信徒也致力於傳播使徒書信，然而《銀色聖經抄本》的「四福音書」大體完好地保存了烏爾菲拉的翻譯，Friedrichsen (1926), (1939)。在烏爾菲拉之前，哥特人曾經出於占卜等有限目的，使用過如尼文，但哥特語沒有文字形式。烏爾菲拉首先以希臘語為基礎，加入個別哥特發音，設計出一套字母，然後用自己創造的文字翻譯《聖經》。

36.教義之爭的概況，參考Hanson (1988); Kopecek (1979)。

37.數據：Ammianus 16. 12. 26 and 63；戰役：Ammianus 16. 12。

38.和約內容及實施，參考Heather (2001)。

39.切諾多瑪：Ammianus 16. 12；馬克裡阿努斯：Ammianus 29. 4. 2；阿勒曼尼戰爭，勃艮第戰爭及法蘭克戰爭：Ammianus 28. 5. 9–10, 30. 3. 7。

40.一般認為只有兩支部落——西哥特人和東哥特人，但這種觀點已經落伍。我們將在本書第五章看到，通常將瑟文吉人等同於西哥特人的做法站不住腳，後者是公元4世紀90年代阿拉裡克在羅馬領土上成立的部落。

41.有文字史料和考古遺物可以為證〔Heather (1996), Ch. 3〕。

42.有少量考古證據，但語言學證據更有力。公元5世紀和6世紀初的勃艮第語明顯屬於東日耳曼語，而非西日耳曼語，儘管他們當時居住在西日耳曼〔Haubrichs (forthcoming)〕。

43.法蘭克部落：圖爾的聖格列高利Histories2. 9。斯特拉斯堡：Ammianus 16. 12。切諾多瑪及馬克裡阿努斯：本章註釋39。瓦多馬裡烏斯：Ammianus 21. 3–4。有史料稱阿塔納裡克「士師」〔安布羅斯《聖靈》（On the Holy Spirit）序言17〕，瑟文吉聯盟包括一些次級「首領」（日耳曼語reiks的希臘語和拉丁語翻譯，意思是「貴族」，而非「統治者」）。

44.韋斯特和費德森－維爾德，參考Van Es (1967); Haarnagel (1979); Heather (1996), Ch. 3。

45.波蘭：Urbancyzk (1997), 40。哥特陶器和梳子：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Ch. 3。玻璃：Rau (1972); Hedeager (1987); Heather (1996), Ch. 3。

46. Heather (1996), 65–75.

47.瑟文吉人：Wolfram (1988), 62ff。

48. Heather (1996), 66, 70–2.

49. Orsnes (1968); Hedeager (1987).

50. Ammianus 16. 12. 60.

51.《聖薩巴受難記》(Passion of St Saba) 4. 4, 7. 1–5。

52.Annals13. 57.

53.歐洲大陸的證據：Heather (2000); Wickham (1992)。盎格魯－撒克遜人：Harke (1990)；一部分墓葬裡有武器的墓主可能沒有參加過戰爭，其中有一位身患先天性脊柱裂，連行走都不可能。

54.自由民參加日耳曼軍隊，可在公元6世紀和7世紀西哥特人和法蘭克人的法規，以及公元5世紀和6世紀的文字史料中找到證據：Heather (1996), App. 2; Heather (2000)。

55. Wormald (1999), Ch. 2.

56.Passion of St Sabapassim.

57.塔西佗Annals12. 25。

58. Ammianus 17. 12. 9.

第三章 帝國的局限性

1. Ammianus 28. 6. 26.

2.可能是公元364年瓦倫提尼安即位時欠發放的賞金。公元369年，敘馬庫斯向瓦倫提尼安進獻冕金（見本書第一章）。這些進貢得來的冕金被支付給軍隊。

3.軍隊指揮官吃空餉：Jones (1964), Ch. 19。侵吞資金：SymmachusRelationes23。MacMullen (1988)對文獻記載的欺詐行為進行了編目。

4. LibaniusLetters. 66.2 trans. in Norman (1992) asLetter52。德密斯修關於皇帝親信的言論：例如Or. 1. 10c ff.。關係及職位：Matthews (1975), esp. Chs 1–2。

5.海外稅收和政治影響力之間的聯繫推動了羅馬帝國的建立（見本書第二章）。該結論同樣適用於大英帝國：Ferguson (2001)。瓦倫提尼安一世及腐敗：Ammianus 30. 9。

6. Roberts and Turner (1952), 104–56對狄奧法內斯文檔進行了編輯和討論。

7. Chanel No. 5配製過程中也用到麝香。

8.從包括敘馬庫斯書信在內的大量書信集中可以看出，其原始書信都是以這種方式存放的。早期教皇的文檔，通常認為可以反映羅馬後期的政務，當然也是以這種方式運作〔Noble (1990)；Markus (1997), App.〕。要想找到文檔，人們必須知道它的年份，因為沒有註明類別或地點。君士坦丁堡的帝國文檔，參考Kelly (1994)。

9.每個城市的土地資源以尤格為單位進行劃分，以此決定稅額。尤格不是面積單位，而是價值單位，因此一尤格的優質土地比一尤格的劣質土地面積要小。中央認定每尤格土地的年產出相當，徵收同等稅賦。每個城市的尤格總數由中央政府決定，需要進行農業資產的全面調查（史料中對此頗有微詞）。帝國各地的做法並不一致。在敘利亞，評稅員區分三種品質的農耕地和兩種類型的橄欖樹林。其他地區則採用一種更簡單的方法區分農耕地和放牧區。在埃及和北非，沒有進行重新評估，而是將已有的土地評測同新的稅收單位結合起來，一方面是因為重新評估困難重重，另一方面是因為有可能會引起反抗。同樣，帝國各地人頭稅的徵收也有差別，有的城市和鄉村平民一律繳納，有的只是鄉村平民繳納。羅馬稅收，參考Jones (1964), Ch. 13。

10.例如，地方地主為了獲得憲法賦予的公民權，一心建造公共建築，不惜舉債。在這種背景下，西班牙的伊尼銅牌就格外耐人尋味。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都沒能界定其遺址，附近的遺存也微不足道。人們不禁會想，伊尼是否只是一個名義上或法律上的城鎮？

11.P. Columbia123; Millar (1992), 245; Honore (1994).

12.CTh1. 2.

13.參考Jones (1964), Ch. 25。瓊斯的分析深入透徹、條理清晰。更早的一些著作在表述這個觀點時措辭更激烈：Rostovtzeff (1957);CAH1. 12, esp. Ch. 7;CMH 1. 1. esp. Ch. 19。

14.「市議員大逃離」的正確理解，參考Jones (1964), 737–63。法規，參考CTh12. 1。

15.荒地：Jones (1964), 812–23。防止佃農遷徙：Jones (1964), 795–812。

16.柴林科的發現，參考Tchalenko (1953–8)。後來研究表明，柴林科關於這些村莊興盛原因的部分結論有待修訂，但蓬勃發展的基本事實毋庸置疑〔例如Tate (1989)〕。

17.爭議較多的是500萬還是800萬人口。

18.實地調查：Lewitt (1991); Whittaker and Garnsey (1998); Ward Perkins (2000)；Duncan Jones (2003)。

19.在中世紀英格蘭（約1300年前），隨著人口增長和農民對土地的需求加大，對農奴的束縛加強，但在黑死病爆發後，地主階層需要的是勞動力，而不是土地，對農奴的束縛又放鬆了。「荒地」的重新詮釋：Whittaker (1976)。稅收及維持生計的耕作：Hopkins (1980)。

20.特裡爾、安條克及君士坦丁堡這樣的首都城市，以及小亞細亞西南部阿弗羅狄西亞等地方首府。關於這一變化的研究，參考Jones (1964), Ch. 19; Roueche (1989)。

21.一些古代史學家用希臘語派生而來的「euergetism」——善舉——來描述羅馬早期地方的這種競爭行為。公元1世紀至2世紀中期存留下成千上萬塊碑刻。這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善舉。

22. LibaniusOr. 42. 24–5.

23.候補名單：CTh6. 30. 16; Libanius Letters358–9, 365–6, 362, 875–6。問題的重新審視：Heather (1994b)。

24.主要受到衝擊的是小城鎮裡的建築人員和石匠。

25.效率：Elton (1996a); Whitby (2002)。瑟文吉族哥特人等蠻族部落派遣部隊參戰（見本書第二章）。公元382年後，情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羅馬招募大量安置在羅馬領土上的蠻族部落，這些部隊成為一股股政治離心力（見本書第四章、第五章）。一些蠻族血統的指揮官兼政客逐漸掌握大權，傳統爭論一直聚焦在他們的行為及忠誠度上。和斯提利科一樣，雖然被稱作「蠻族人」，這些人中多數是第二代移民，因此是羅馬人。不管怎樣，他們絲毫沒有不忠的行為。斯提利科，參見本書第253頁及其後。

26. Gibbon (1897), vol. 4, 162–3 (fromGeneral Observations on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27. Liebeschuetz (1972), 37–8, 104–5.

28.錢幣：Calo Levi (1952)。烏爾蘇盧斯：Ammianus 20. 11. 5 and 22. 3. 7–8。降低稅款：Jones (1964), 462ff.，作者認為這是人之常情，瓊斯過度解讀了。

29.文法學家：AugustineConfessions, esp. books 2–4 passim。近年來，學界對這種文化變革以及梅拉尼亞和諾拉的保利努斯進行了深入研究，參考P. R. L. Brown, esp.(1981), (1995); Markus (1990); Trout (1999)。

30.公元408年的CTh 16. 5. 42禁止異教徒擔任公職。基督教化帝國的理念，參考Dvornik (1966)。

31.抄本：Matthews (2000), Ch. 3。

32.時任皇帝有兩位，西羅馬的瓦倫提尼安三世和東羅馬的狄奧多西二世。

33.埃及的紙莎草紙文獻保存了一些歡呼語句的證據：Jones (1964), 722ff。

34.學界一直關注於帝國的基督教化，因此對基督教羅馬化的研究還有待全面開展，參考Jones (1964), Ch. 22; Markus (1990)。

35.公元7世紀，希臘東正教會和敘利亞東正教會——後者通常被誤稱為基督一性論者——不和，是導致阿拉伯人控制東羅馬的部分原因。從這一方面看，吉本的觀點確實比較容易讓人接受。但宗教不滿在公元5世紀日耳曼人佔領西羅馬的過程中則沒有起到實質性作用。

36.公元4世紀的幾任皇帝小心翼翼，逐漸將上層社會基督教化，參考Brown (1995); Bradbury (1994); Barnes (1995); Heather and Moncur (2001), esp. Ch. 1。

37.「憲章」是皇帝敕令的正式術語。

38.而不是用速記的方式。羅馬後期的官僚語言採用多種方式加快書寫速度，但速記有出錯的風險。

39. Dvornik (1966); Barnish (1992), introduction; Heather (1993).

40.詳情參考Matthews (2000), esp. Chs 4–5。

41. Matthews (1986)探討了敘馬庫斯如何在羅馬公共部門規範的重重限制下提出批評和異議。

42.奧古斯丁的教育，參考Brown(1967), esp. Chs 3–4。

43.阿弗羅狄西亞和埃及的小隊長：Roueche(1989), 73–5。律師職業：Jones (1964), Ch. 14。來自上層社會的第一代主教：McLynn (1994) and Van Dam (2003)；滿腹經綸的奧古斯丁對北非偏遠地區主教的衝擊，Brown (1967), esp. Chs 17–19。

44.在大城市，馬車競賽分為四隊，或是四派：綠隊、藍隊、紅隊和白隊。這些車隊高度組織化，偶爾還能被調動，尤其是在叛亂時，施加政治壓力或行使民事職能。

45.馬拉塔庫普勒尼人：Ammianus 28. 2。

46. Letters1. 1–5 (上文引文出自1. 5. 2)。地產管理的其他書信：2. 30–1; 5. 81, 6. 66, 6.81, 7. 126。羅馬後期另一個「提高」的例子是佩拉的保利努斯Eucharisticon 187–97。

47.例如Letters 2. 87, 6. 11。

48.Letters2. 13 (指公元389年的CTh4. 4. 2); 6. 2, 11, 27; 7. 12.

49.Letters1. 6.

50.Letters6. 3；其他提到婚姻的內容：4. 14, 4. 55, 9. 83, 106, 107。

51.「奧爾菲圖斯事件」，參考Symmachus Relationes 34。

52.普通書信：Letters 1. 74; 3. 4; 4. 68; 5. 18; 6. 9; 5. 54; 5. 66。公函：Relationes 16, 19, 28, 33, 38, 39, 41。

53. Letters1. 12（寫給他的父親）。西西里浴室：1. 10, 2. 26, 2. 60, 5. 93; 6. 70, 7. 7, 7。

54.秋天的巴亞：Letters1. 7;1. 3。公元396年的「旅行」：5. 21, 93; 7. 24, 31, 69; 8. 2, 23, 27, 61; 9. 111; 9. 125。其他提及地產的書信：1. 5, 2. 59, 3. 23, 3. 50, 7. 35, 7. 59, 9. 83。

55.儘管敘馬庫斯認為狩獵是一種幼稚的消遣：Letters4. 18。

56.忙碌不休：Letters1. 35; Letters1. 24（裡面提到一份禮物——普林尼《博物誌》），3.11（亞里士多德《雅典憲制》的拉丁譯文），4. 20（同兒子一起學希臘語）。

57. Letters 2. 47, 48; 3. 4; 3. 23.

58.日常噓寒問暖的書信：詢問飲食，Letters6. 32，6. 4及6. 29；詢問大體情況，1. 48, 2. 22, 2. 55, 5. 25, 6.20。

59. P. Ital.10–11表明羅馬財產轉讓十分複雜，只有當新主人在相關城鎮進行財產登記後，合法交易才算完成。

60. Priscus fr. 11. 2, pp. 267–73.

61.同羅馬法的課程一樣，《狄奧多西法典》的標題本身很能說明問題，例如購買合同、嫁妝、遺產。公元6世紀查士丁尼引介的新課程及之前的已有課程，參考Honore (1978), Ch. 6。18世紀英格蘭：Linebaugh (1991), esp. Ch. 3。

62.例如，狄奧多西一世就大肆宣揚，他恢復前任皇帝瓦倫斯治下破產的元老院元老家族的地位（ThemistiusOr. 16. 212d; 34. 18）。

63. ThemistiusOr. 8. 114d.

第四章 多瑙河上的戰爭

1.本章引文如沒有另做說明，均出自阿米安第31卷，此處引文出自31. 4. 3。

2. 20萬人：Eunapius fr. 42; Lenski (2002), 354–5。公元5世紀70年代，一支約1萬名戰鬥人員的哥特力量趕著至少2000輛載滿家當的車，拖家帶口，緩緩遷徙（Malchus fr. 20）。瓦倫斯在哈德良堡向哥特人進攻，以為自己面臨的哥特人只是瑟文吉人，約1萬人（Ammianus 31. 12. 3）。作者估計的數字是以此為依據的。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之比通常為1 : 4或1 : 5，表明瑟文吉人總共約5萬人。證據顯示與格魯森尼人的數量相當。

3. Ammianus 31. 2.

4.參考Maenchen-Helfen (1973), Chs 8–9。

5.頭銜，而非名字。

6.這一問題的研究較多，其概況，參考Maenchen-Helfen, (1945); Twitchett and Loewe (1986), esp. 383–405。

7. JordanesGetica 24. 123–6；故事，參考Vasiliev (1936)。20世紀評論：Bury (1928)。

8.匈尼特人和笈多人，參考Encyclopaedia Iranica: Yarshater (1985–2004, ongoing)。

9. Ammianus 31. 3. 2：「他結束自己的生命，從恐懼中解脫。」

10. Ammianus 31. 3. 7如此描述這些防護牆，「自格拉蘇斯河（今普魯特河）至多瑙河，圍繞提法裡（奧爾特尼亞）」。作者觀點的論證，見Heather (1996), 100。

11. Ammianus 31. 4. 12.

12.傳統上認為是這個時間點。Wanke (1990)主張是發生在公元376年春天，但理由不充分。Lenski (2002), 182ff., 325f.認為是在初夏，其依據是，公元376年夏天，瓦倫斯敢強硬對待波斯是因為有哥特人加入。然而，在得知多瑙河再次陷入危機後，皇帝還會有意在亞美尼亞挑起衝突，作者認為這不可信。因為公元4世紀60年代後期，這位皇帝是先打理好巴爾幹前線，才去同波斯交鋒的（見本書第二章）。在作者看來，這一點證明瓦倫斯已經在東部採取行動後，哥特人才抵達多瑙河的。因此抵達時間最早也是在公元376年夏末。

13. Ammianus 31. 3. 8.

14. Ammianus 31. 3. 3.

15.是年，匈人自高加索發動大規模進攻，並非在多瑙河一帶（參見本書第234頁及其後）。

16. Ammianus 31. 2. 8–9; Zosimus 4. 20. 4–5.

17.匈人弓的考古證據，Harmatta (1951); Laszlo (1951); Bona (1991), 167–74。反曲弓歷史及最遠射程記錄，Klopsteg (1927)。Kooi取代Klopsteg，用數學模式計算殺傷力，參考Kooi (1991), (1994)。訪問其網站www.bio.vu.nl thb users / kooi，閱讀相關內容。影響弓性能的因素包括手臂長度、材料彈性、拉弓長度、箭矢重量、弦的重量及彈性。

18. Olympiodorus fr. 19.

19. JordanesGetica49. 254，轉自普裡斯庫斯。

20. Laszlo (1951); Harmatta (1951).

21.史料：Ammianus 31. 4. 4; Eunapius fr. 42; SocratesHE 4. 34; SozomenHE6.37。多數史料大體一致，但阿米安的記錄更詳細，尤納皮烏斯更強調哥特人的叛亂。

22.阿米安認為接納利米甘特人十分必要，「〔通過接納利米甘特人〕君士坦提烏斯將獲得更多能生兒育女的臣民，將召集一支強大的新兵」，不禁讓人想起公元376年接受哥特人時給出的理由(19. 11. 7)。

23. St Croix (1981), App.III詳盡列出已知移民時間。斯基利人的故事，SozomenHE9.3;CTh 5. 6. 3。羅馬政策及文獻，參考Heather (1991), 123–30。

24.引文出自Ammianus 10. 11. 10–15。

25. Ammianus 31. 5. 9.

26.公元376年夏，瓦倫斯對波斯的挑釁，Lenski (2002), 180–5；見本章註釋12。作者認為（非Lenski的觀點），這些表明哥特人抵達多瑙河發生在瓦倫斯進攻波斯之後，即最早在夏末。

27.如果SozomenHE6.37可信，烏爾菲拉可能出任了使節，參考Heather and Matthews (1991), 104–6。

28. Ammianus 31. 4. 12.

29.和約條款，參考Heather (1991), 122–8。有兩點存在爭議。有人根據SocratesHE4.33，認為瑟文吉人在公元376年以前歸順，參考Lenski (1995)。然而，這與同時代史學家阿米安記載的史實相左。Socrates生活的時代較晚，學識有限，更有可能出錯。因此，作者堅持Heather (1986)中得出的結論。第二個爭議在於Eunapius fr. 42關於哥特人在渡河遷入帝國境內時本應該但實際沒有交出武器的記錄。記錄出自同一史料，該史料還稱哥特人秘密發誓，不消滅帝國，永不停止。但其他史料都沒有記錄他們秘密誓言及私藏武器，阿米安也沒有記錄相關內容。很顯然，尤納皮烏斯是想借此解釋哥特人後來在哈德良堡取得的勝利。在作者看來，兩者都缺乏說服力。因為瓦倫斯希望利用哥特輔助部隊，支援他的常規部隊，而在下文我們將會看到，哥特人對帝國心存戒備，不會不攜帶武器遷入帝國。一些學者認同哥特人交出武器的觀點，但他們中多數並不接受哥特人發誓消滅帝國的說法〔例如Lenski (2002), 343ff.〕，在作者看來，難免有些主觀。

30. ThemistiusOr. 13. 163c，指蘇格拉底，《會飲篇》(Symposium)203d。

31. Ammianus 31. 5. 5–8.

32.羅馬扣押敵軍首領的其他例子：Ammianus 21. 4. 1–5; 27. 10. 3; 29. 4. 2ff.; 29. 6. 5; 30. 1. 18–21。一些學者沒有考慮盧皮奇努斯收到瓦魯斯的指令，認為他設宴時就已經不懷好意〔例如Lenski (2002), 328〕。

33. Ammianus 31. 4.

34.Diuque deliberans: Ammianus 31. 3. 8.

35. Ammianus 31. 5.

36.認為哥特人可能知道到羅馬和波斯的情況，這也並非言過其實。蠻族人在邊界對面嚴密監視軍隊的動向（Ammianus 31. 10. 3–5），兩支部落離得也不遠，消息傳送方便。瑟文吉人和格魯森尼人一直保持聯繫，是哥特人心存戒備強有力的證據。

37.公元376年冬至公元377年年初，瓦倫斯還可以考慮僱用哥特輔助部隊同波斯作戰（Ammianus 30. 2. 6），這一定是在戰爭爆發之前。

38.有大量文獻研究羅馬巴爾幹半島各地的發展，但沒有做出概述。上文綜述是基於以下研究：Mocsy (1974); Lengyel and Radan (1980); Wilkes (1960); Hoddinott (1975)，及Poulter (1995), Mango (1985)等關於君士坦丁堡的專著。

39.自Varady (1969)以來，德語史學界普遍認為阿拉提和薩伏拉克斯率領的格魯森尼人是由三支規模相當的部落組成：哥特人，阿蘭人和匈人（所謂的Drei Volker部落）。這種觀點的部分依據是阿米安的敘述，匈人和阿蘭人在公元377年秋天加入叛亂（見下文），這個時間同阿拉提和薩伏拉克斯加入瑟文吉人叛亂一致。這種說法荒謬至極。公元377年秋天出現的匈人和阿蘭人——阿米安沒有提到哥特人——同阿拉提和薩伏拉克斯完全沒有關係。阿拉提和薩伏拉克斯已經到達多瑙河南部，很可能已經加入了盧皮奇努斯扣押首領後引起的叛亂。參考Heather (1991), App. B; cf. Lenski (2002), 330–1。

40. Ammianus 31. 6. 4.

41.要塞，參考Scorpan (1980); Petrovic (1996)；駐軍：Not. Dig. Or. 39。

42. Ammianus 31. 6. 5–8.

43.根據羅馬行程記錄，驛站沙利西斯（Ad Salices，「柳樹鎮」）遠在多布羅加北部。但阿米安稱雙方對峙發生在沙利西斯以南150公里處的馬西安諾堡。叛亂之初，浩浩蕩蕩的哥特車隊離馬西安諾堡已經只有15公里。很難想像哥特人會再次折回北邊。因此要塞沙利西斯（oppidum Salices）不應該等同於沙利西斯（Ad Salices）。

44.從夏天到秋天：Ammianus 31. 8. 2。Ammianus 31. 7.敘述了公元377年的戰役。

45. Ammianus 31. 10. 1，因此可能是11月初。

46.新盟軍及封鎖的突破：Ammianus 31. 8.4；見本章註釋39：有觀點認為阿拉提和薩伏拉克斯是這一時刻加入佛瑞提根叛亂的。但阿米安在此隻字未提格魯森尼人。

47.阿拉伯輔助部隊，參考Lenski (2002), 335f。別墅的毀損：Poulter (1999)。

48. Ammianus 31. 11.

49. Ammianus 31. 10–11記載了這幾個月發生的事情。

50.戰役：Ammianus 31. 12。哥特人員損失的估值更大：Hoffmann (1969), 444 n. 138, 450–8; Lenski (2002), 339。但如果瓦倫斯本身就能派遣超過3萬人的部隊去攻打哥特人的話，他根本就沒有必要等待格拉提安的援軍，也不必擔心哥特人是否全軍出動。因為在作者看來，即使是哥特盟軍，能夠投入戰鬥的也不會超過2萬人（見本章註釋2）。

51. Ammianus 31. 16. 7.

52. Ammianus 31. 12.

53. Eunapius frr. 47–8，原始史料未能完好留存，貌似對這些城市所經歷的苦難進行了詳盡的描述。

54. Zosimus 4. 24–33依據尤納皮烏斯的歷史，清晰連貫地敘述了公元378年至382年發生的事件。但他在4. 34中又引入了關於戰爭的另一種說法，令之前的敘述大打折扣。意識到這一點後，作者重新建構了這段歷史。大多數學者認為，格魯森尼人單獨同格拉提安和解，公元380年被安置在潘諾尼亞。但作者對此持保留意見，參考Heather (1991), 147ff. and App. B。

55. ThemistiusOr. 16. 210b–c.

56. ThemistiusOr. 34. 24手稿的關鍵部分有破損，我們無法確定他是在指公元382年後哥特人被安置在馬其頓，還是指達成和議前哥特人對該行省發動襲擊。

57.瑟文吉聯盟之前在多瑙河北部由至高首領（iudex，士師）阿塔納裡克統領，次級首領（reiks）擁有一定自治權（見本書第二章）。此處提到的首領可能就是那些次級首領。公元376年，佛瑞提根、阿拉提和薩伏拉克斯在這群人中脫穎而出。

58.該和約的重要意義：Mommsen (1910), Stallknecht (1969); Heather (1991), 158ff。

59.自此至本章結尾，引文如沒有另做說明的，均出自ThemistiusOr. 16。

60. ThemistiusOr. 14. 181b–c.

61. Zosimus 4. 32–3，參考Heather (1991), 152–5; Heather and Moncur (2001), Ch. 4；見本章註釋54。

62.這些哥特人主要是奧德提烏斯率領的格魯森尼人：Zosimus 4. 35. 1, 38–9; ClaudianOn the Fourth Consulate of the Emperor Honorius, 626ff。

63. Poulter (1995), (1999).

64.「這些人一路征戰，來到亞洲，屠殺生靈〔大片土地〕……在他們現在居住的地方安頓下來。雖然完全有可能，但龐培和盧庫盧斯都沒能消滅他們，奧古斯都以及之後的皇帝也都沒有。他們反而寬恕了這些人，並將他們納入帝國。現在，沒有人會把加拉提亞人當作蠻族人了，而是把他們當作地地道道的羅馬人。因為他們雖然保留了祖先的稱呼，但生活方式已經同我們的別無二致。他們同樣納稅，同樣應募，同樣遵紀守法。那麼在不久的將來，斯基泰人〔哥特人〕會這樣嗎？」（Or. 16. 211c–d）

65.Ambrose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10: 10: trans. MaenchenHelfen (1973), 20.

第五章 上帝之城

1. JeromeCommentary on Ezekiel，第一卷序言。異教言論：AugustineSermon296；關於反應的概觀，參考Courcelle (1964), 58ff。

2.奧林匹奧多羅斯及其鸚鵡，以及後世對其作品的利用，參考Matthews (1970)；佐西姆斯在5. 26. 1將尤納皮烏斯同奧林匹奧多羅斯的歷史糅合在一起。

3. Zosimus 5. 26. 3–5.

4.拉達蓋蘇斯作為哥特人：PLRE2, 934。

5.有些難民來自肖普郎，逃離時帶走了聖奎裡努斯的遺體。CTh10. 10. 25 and 5. 7. 2也提到了這批難民：Alfoldy (1974), 213ff。

6. ClaudianGothic War11. 363ff; 414–15; Courtois (1955), 38ff.

7.哲羅姆提到阿勒曼尼人和誇迪人參與侵襲萊茵河（Letter123. 15）。Wolfram (1988), 387 n. 55持相似觀點，但Thompson (1982b), 152–3持異議。公元5世紀的蘇維匯人：Pohl (1980), 274–6。

8. JeromeLetter 123. 15。公元4世紀薩爾馬提亞人：Ammianus 17. 12–13（沒有參與公元406年侵襲的薩爾馬提亞人繼續生活在多瑙河一帶〔Pohl(1980), 276–7〕。

9.同瓦倫斯會合：Ammianus 31. 11. 6。帝國西部軍隊：Zosimus 4.35. 2。

10. SozomenHE9. 25. 1–7;CTh5. 6. 2。Thompson (1996), 63–4主張烏爾丁相對而言只是一個小人物。MaenchenHelfen (1973), 59–72, esp. 71持相反觀點——作者認為這種看法有誤。

11. SidoniusPoems12.

12.公元4世紀的勃艮第人：Matthews (1989), 306ff.；此後勃艮第人的遷徙：Demougeot (1979), 432, 491–3。

13. Zosimus 5. 35. 5–6.

14.佩拉的保利努斯Eucharisticon377–98。

15. CTh 5. 6. 2.

16.也許更多，因為我們不確定羅馬後期每個團的具體規模。

17.拉達蓋蘇斯的戰鬥人員：Olympiodorus fr. 9：佛提烏斯總結有「1.2萬名貴族」，但通常認為這個總數有誤，例如Wolfram (1988), 169–70; Heather (1991), 213–14。據奧古斯丁記載，拉達蓋蘇斯有「超過」10萬追隨者（City of God 5. 23）；奧羅修斯(7. 33. 4)，20萬人；佐西姆斯，40萬(5. 26)。這些說法都不具有權威性。

18. ProcopiusWars3. 5. 18–19稱8萬是戰鬥人員的數量。維塔的維克多主教生活的年代更接近，學識更淵博。他（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1. 2）提到這是總人數，首領將追隨者分成80隊，每隊理論上有1000人，但實際規模要小一些。8萬名戰鬥人員這個數字令人難以置信，意味著這支軍隊的戰鬥力是阿拉裡克率領的哥特人的兩倍。維克多和汪達爾人一同生活，雖然他的作品飽受爭議，他極有可能說的是實情（維克多順便提到，甚至連一些同時代的人也誤把總人數當成戰鬥人員的數量）。Goffart (1980), 231–4並不認同維克多的說法，但在p. 33也推測汪達爾－阿蘭聯軍有好幾萬人。

19. JeromeChronicle 2389. Orosius 7. 32. 11.

20.有學者認為是發生在公元400年前後，甚至之前〔Heather (1996), 117ff〕。

21.拉達蓋蘇斯：Olympiodorus fr. 9將最優秀的（optimatoi）同其他戰鬥人員區分開來，參考Heather (1996), App. 1。

22.認同該觀點：參考Lot (1939), 78–9; Courtois (1955), 39–40; Musset (1965), 103–4; Demougeot (1979), 415。反對該觀點：參考Goffart (1980), 2ff., esp. 16–17; MaenchenHelfen (1973), 60–1, 71–2。

23.公元376年，部分匈人襲擾多瑙河一帶（見本書第四章），但他們的權力中心遠在東方。

24. ClaudianAgainst Rufinu2. 26ff.記載了公元395年東羅馬帝國遭受的兩次威脅，一次經由高加索，一次在多瑙河；36ff.明確提到侵襲多瑙河的是阿拉裡克的哥特人——不是一些人認為的是定居在西部的一支匈人部落。

25.馬賽利努斯伯爵（Marcellinus Comes）s.a. 427; JordanesGetica32. 166。

26.這名指揮官是埃提烏斯，接下來的兩章中會多次提到；七年前，他從匈人部落招募的援兵可能來自同一地區（PLRE 2, 22–4）。

27.首領的墓葬：Priscus fr. 6. 1。阿提拉的營地：Browning (1953), 143–5。

28.奧林匹奧多羅斯的從屬關係：Matthews (1970)。海上旅行：Olympiodorus frr. 19 and 28，顯然都是指同一條路線，參考Croke (1977), 353。有學者認為奧林匹奧多羅斯是出使本都〔Demougeot (1970), 391–2〕。但我們知道，公元409年，霍諾留正等著1萬名匈人趕來援救（Zosimus 5. 50. 1）。這是在戰勝烏爾丁之後，表明在同烏爾丁作戰之時，羅馬同其他匈人就已經開始聯絡。人們很容易就將這種新的聯盟關係同公元410年前後埃提烏斯在匈人部落做人質聯繫在一起（PLRE 2, 22）。

29.CTh7. 17. 1，公元412年1月28日：「我們決議向默西亞邊境派遣90艘新建巡邏艇，再加派10艘維修一新的艦船；斯基泰邊境範圍大、面積廣，將派遣110艘新艦和15艘修復完好的舊艦……應公爵之請，這些船艦將配備武器和給養，由其部下負責建造。」

30. Mango (1985), 46ff.

31.匈人大規模遷至喀爾巴阡西部是在公元405—408年危機之時，還是在之後的十年中，其影響都大體相同。公元376年，瑟文吉人和格魯森尼人捨棄家園，逃離黑海北部。經過一些年月，匈人抵達多瑙河下游邊境。鑒於他們抵達黑海北部時，在喀爾巴阡東部引發人口的大規模遷徙，公元410—420年匈人入侵匈牙利大平原，也必然會在西部引起劇變。

32.公元401—402年，斯提利科在意大利抵禦侵襲時，從高盧和不列顛抽調兵力。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他這次也採用了同樣的做法。

33.招募的阿蘭人可能來自雷提亞北部（ClaudianGothic War, 400–3）；匈人是由烏爾丁派遣的，此時的烏爾丁還依然順從。

34. Orosius 7. 37. 37ff.

35.Commonitorium2. 184.

36.最後兩處引文出自阿基坦的普羅斯珀（Prosper of Aquitaine）Epigramma17–22; 25–6。Roberts (1992)介紹了他的詩作，參考Courcelle (1964), 79ff。

37. HydatiusChronicle49.

38.Wars 3. 33.

39. Orosius 7. 43. 14.

40.公元380年前後，佛瑞提根率領的哥特人在馬其頓劫掠了三年後，也採用了類似的做法（見本書第四章）。

41. Zosimus 6. 1. 2，他還直接糅合了Olympiodorus fr. 13的歷史。奧林匹奧多羅斯的殘篇明確記載，不列顛篡權發生在公元407年1月1日之前（霍諾留第七次擔任執政官）。但佐西姆斯誤解了奧林匹奧多羅斯，以為篡權發生在霍諾留第七任任期中。

42. Zosimus 6. 3（有所竄改）.

43. Orosius 7. 40. 4.

44.這一觀點獲得普遍認可，但Liebeschuetz (1990), 48–85對此提出質疑。作者不認同Liebeschuetz的觀點，參考Heather (1991), 193–9。

45. Orosius 7. 35. 19.

46.阿提拉的情況就是這樣。他在名義上被任命為帝國的指揮官，這樣就能以發放軍餉的名義向阿提拉繳納歲貢。作者懷疑這種做法最早用在約50年前的阿拉裡克身上。阿拉裡克叛亂的背景，參考Heather (1991), 181–92, 199ff。

47.作者認為此事早在公元395年叛亂爆發時就發生了。其他學者主張公元408—409年，阿拉裡克的姻親阿薩爾夫帶領來自潘諾尼亞的匈人和哥特人到達意大利，加入阿拉裡克後才形成一支新部落。具體日期並不重要，關鍵在於他們擯棄了差異。兩支部落的前任首領——佛瑞提根、阿拉提、薩伏拉克斯——偏向於保存彼此的差異。他們被鎮壓（公元382年和約），可能使兩支部落的融合變得更加容易，參考Heather (1991), 213–14, App. B。

48.兩個主要史料對兩次對陣的記載含混不清，參考Cameron (1970), 159ff.; 474ff。

49.尤特羅庇烏斯倒台：Cameron (1970), Ch. 6; Heather (1988)。

50.蓋納斯及君士坦丁堡政治：Cameron and Long (1993), Chs 5–6 and 8。西爾瓦努斯：Ammianus 15.5。阿拉裡克首次涉足意大利，Heather (1991), 207ff。

51.CTh 15. 14. 11.

52.敘馬庫斯最後擔任公職是在公元383年，其間做了一些錯誤決策，包括支持篡位者馬克西姆斯〔Matthews (1974)〕。

53.Letters 5. 51; 6. 2 and 27.

54.In Rufinem(Against Rufinu) 2. 4–6.

55.斯提利科概況，參考Cameron (1970), esp. Chs 2–3; Matthews (1975), Ch. 10。斯提利科同阿拉裡克採取的行動，參考Heather (1991), 211–13。

56.以下兩處引文出自Zosimus 5. 32. 1; 5. 33. 1–2。

57.CTh 9. 42. 20–2.

58.斯提利科的倒台及奧林匹奧多羅斯：Matthews (1970); (1975), 270–83。

59.據佐西姆斯記載，大屠殺之後，有3萬名戰鬥人員加入阿拉裡克，但這個數字太大，不大可信。作者懷疑佐西姆斯再次誤解了奧林匹奧多羅斯。他的依據當然仍是後者，但把3萬當作新招募人員的數量，而這個數字實際是阿拉裡克包括新兵在內的所有武裝力量的總數。作者猜測，3萬是新增人員加入後阿拉裡克部隊的大概兵力，即公元376年入侵的格魯森尼人和瑟文吉人各1萬人，再加上斯提利科吸納進羅馬軍隊的1萬多拉達蓋蘇斯餘部。

60.以下兩處引文出自Zosimus 5. 48. 3 and 5. 50. 3–51. 1。

61.阿拉裡克涉足意大利之前，同薩魯斯曾有過爭執（Zosimus 6. 13.2）。薩魯斯死在阿薩爾夫手下（Olympiodorus fr. 18），西格裡克又從阿薩爾夫一家的被害中漁利（Olympiodorus fr. 26. 1）。

62.羅馬遭劫的前因，參考Matthews (1975), Ch. 11; Heather (1991), 213–18。

63.李維5. 41. 8–9。Courcelle (1964), 45–55收集了有關阿拉裡克洗劫羅馬的史料。

64.自此至本節末，引文如沒有另做說明，均出自St AugustineCity of God，此處出自3. 17。

65.City of God, 2. 19–20.

66.「統治慾望」引自撒路斯提烏斯（Sallust）Catiline War 2. 2；引文出自City of God3. 14。

67.引文出自City of God, 2. 29。奧古斯丁繼續寫道：「這些敵人中有的將成為〔聖城〕的市民。對這些人，她應該寬容隱忍，直到他們承認自己的信仰。同樣，上帝之城在今世的朝聖途中，會有人和她一同行聖禮，但他們不會像她那樣獲得聖徒永恆的榮耀。」（City of God, 2. 34–5）

68.引文出自City of God, 2. 18。City of God的概述及人們對羅馬遭劫的反應，參考Courcelle (1964), 67–77; Brown (1967), Chs 25–7。

69.以下五處引文出自魯提利烏斯（Rutilius）De Reditu Suo。本詩譯文，參考Keene and Savage-Armstrong (1907)。旅程及形勢，參考Cameron (1967); Matthews (1975), 325–8。

70.太陽神，乘坐由駿馬拉的馬車，在天空馳騁。

71.Carmen de Providentia Dei部分譯文及全面分析，參考Roberts (1992)。

72.通常用全稱——雖然一般會省略弗拉維烏斯，避免和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混淆。其政治生涯，參考PLRE2, 321–5，Matthews (1975), Chs 12–14。

73. Olympiodorus fr. 23.

74.該篡位者並非公元387年敗在狄奧多西一世手下的馬格努斯·馬克西姆斯，而是同名但較鮮為人知的一個角色。

75. Matthews (1975), 313–15（地點還有待考證）.

76.提高軍餉，參考Sivan (1985)。Sivan認為發生在公元416年，但這更有可能是在此之前就已經採用的一項舉措，以此激勵正在對抗蠻族人但曾追隨過篡位者的部隊。

77. Orosius 7. 43. 2–3.

78. Fr. 24.

79.西格裡克，見本章註釋61。君士坦提烏斯及哥特人，參考Heather (1991), 219–24。一斗（modius）相當於四分之一蒲式耳。

80.Chronicle24.

81.教會史學家菲洛斯特吉烏斯借鑒了奧林匹奧多羅斯的歷史。此處是依據公元9世紀的佛提烏斯對菲洛斯特吉烏斯記載的綜述，參考HE12. 4–5，或者Olympiodorus fr. 26. 2。

82.公元5世紀40年代的北非，參見本書第346—347頁。帝國境內蠻族安置地區的經濟模式，參見本書第506—507頁。

83.上一代中的兩位傑出史學家——Thompson教授（叛亂農民）和Wallace-Hadrill教授（撒克遜海盜）——幾乎就此爭執起來，參考Thompson (1956)；Wallace-Hadrill (1961)。作者重點推薦Thompson (1982c)的附錄。該附錄開篇是：「很不幸，1961年就此問題的討論因J. M. Wallace-Hadrill有失周全的幾頁文章陷入混亂……」

84.有學者指責君士坦丁堡當局沒有鼎力相助，但這種看法有誤：Demougeot (1951), esp. pt III提出的東西羅馬徹底分裂的時間過早。Kaegi (1968), Ch. 1, and Thompson (1950)的說法更合理一些。君士坦丁堡同西羅馬，參見本書第九章。

85.雖然多數學者認為匈人輔助部隊最終確實出現了，但Maenchen-Helfen (1973), 69認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前來助戰。作為協議的一部分，青年時的埃提烏斯到匈人中做人質，表明這種協商關係有其意義。接下來的幾章會多次提到埃提烏斯。

86.帝國富餘的農產品可以認為是在地主階層（以地租形式）和當權者（以稅收形式）之間進行分配的。為了滿足安置地區的哥特人，君士坦提烏斯也許會願意放棄帝國在加倫河河谷的富餘農產品，這樣該地區的稅收（以及公有土地的地租）就能分配給哥特人，換取他們的支持。北非的情況也類似。

87.此處引文及下一條引文出自Zosimus 6. 5. 2–3; 6. 10. 2。

88.防禦撒克遜海盜，參考Pearson (2002); Campbell (1982), Ch. 1; Higham (1992), esp.Chs 3–4; Salway (1981), Ch. 15。

89.De Reditu Suo1. 208–13.

90.證據大體相同，但Matthews (1975), 336–8的觀點沒有這麼樂觀。直到公元457年，科隆和特裡爾才落入法蘭克人手中（Book of the History of the Franks 8）。

91. CTh11. 28. 7 and 12.

92.Not. Dig. Occ. 5 and 6; 7.

93.時間清晰可辨，因為在每個編目下，軍隊按照創建時間排序，有大量軍隊以出生在公元419年7月的瓦倫提尼安（君士坦提烏斯和普拉西提阿之子）命名，參考Jones (1964), App. II。

94.羅馬後期軍團的規模不確定（參見本書第72頁），因此無法做出更精確的估計，但每個團最少有500人。

95.至於哈德良堡戰役之後損失的兵力，我們無法確定一個團損失多大百分比的兵力後才能進行重組（參見本書第209頁）。

96.《羅馬帝國百官志》及西羅馬軍隊，參考Jones (1964), App. III, Bartholomew (1976)。

97.Eucharisticon302–10.

第六章 走出阿非利加

1. Ammianus 22. 7. 3–4.

2. Fr. 33.

3. Ammianus 28. 1. 24–5.

4.皇室禮儀及尤里安有失體面的行為，參考Matthews (1989), Chs 11–12; MacCormack (1981)。任命模式，參考Matthews (1975), passim, Matthews (1985), esp. Matthews (1971) and (1974)。

5. Fr. 11.1.

6.羅馬式政權更替，例如瓦倫提尼安一世死後的風波，參考Matthews (1975), 64ff。

7. Ammianus 27. 22. 2–6.

8.例如，利巴尼奧斯的書信中就有一些出人意料，對潛在的保護人措辭咄咄逼人，要求他們拿出點本事，參考Bradbury (2004),Letters2, 5, 8, 9 etc。

9.兩名指揮官被判流放，但在途中被殺。

10.據The Annals of Ravenna記載，暗殺發生在公元413年3月7日，但似乎應該比這更晚。通常11月到來年3月船隻都不會往返於迦太基和意大利之間。而且此前赫拉克良還需要登陸，戰敗，返回阿非利加。他可能是在3月7日抵達意大利，參考Orosius 7. 42. 12–14;PLRE2, 540。

11. Olympiodorus fr. 33.1.

12.加拉·普拉西提阿，參考Oost (1968)。

13. Fr. 38.

14. PLRE2, 1024.

15. Olympiodorus fr. 43.2.

16.奧林匹奧多羅斯，參考Matthews (1970)，奧林匹奧多羅斯的歷史，參考Matthews (1975), Ch. 15。

17. Prosper Tiro s.a. 425;Chron. Gall. 452 no. 102。6萬這個數字太大，不大可能。

18.埃提烏斯、費利克斯和伯尼菲斯，參考PLRE2, 23–4, 238–40, 463–4。作者討論埃提烏斯所依據的二手史料：Mommsen (1901); Stein (1959), Ch. 9; Zecchini (1983); Stickler (2002)。

19.PLRE2, 22–3.

20. Ammianus 31. 2. 25.

21.汪達爾部落沒有法典存留下來，但普羅科匹厄斯在記錄拜占庭征服時順帶提到，此時其他日耳曼部落有兩個界限分明的軍事等級。作者認為是「自由民」和「解放的奴隸」（見本書第二章）。汪達爾人起源於普熱沃斯克文化，該文化遺存也表明汪達爾人的社會結構同其他記載更翔實的日耳曼部落相比，沒有明顯的差異。遊牧民族稍欠穩定但相對平等的社會結構，參考Cribb (1991)。

22. Gregory of ToursHistories2. 9.

23.Chronicle 42, 49, 67–8, esp. 68:Alani qui Vandalis et Sueuis potentabantur:「統治汪達爾人和蘇維匯人的阿蘭人。」

24. HydatiusChronicle68.

25.取決於維塔的維克多在多大程度上誇大了事實，參見本書第229—230頁。首領的正式頭銜，參考Wolfram (1967)。

26.關於汪達爾人和阿蘭人在西班牙行徑的敘述主要依據伊達提烏的Chronicle。現存版本該如何編輯還存在爭議，影響年代的鑒定：爭議概況，參考Burgess (1993), 27ff。作者此處採用的是Mommsen (1894)使用的引用系統。幸運的是，這些爭論只是影響了細節，而非概觀。

27.伊達提烏生逢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四處劫掠之時，對他們頗有微詞。鑒於西哥特人在公元5世紀10年代後半期欣然出兵，援助羅馬擊敗汪達爾人和阿蘭人，他們在公元422年突然叛變，其原因仍不得而知。

28. JordanesGetica33: 168.

29.Not. Dig. Occ. 25.

30.Wars 3. 3. 22f.

31.參與協商的是元老院元老達力烏斯，他同奧古斯丁有過書信往來（AugustineLetters 229–31）。

32.自此至本節末對歷史的重構，參考Courtois (1955), 155ff。

33. Not. Dig. Occ.26.

34.以上引文出自Victor of Vita1. 3。維克多提到維塔的潘皮尼阿努斯和烏魯斯的曼蘇圖斯等主教遭受迫害。

35.Letter220; Olympiodorus fr. 42.

36.後來抄本的配圖人員把這些穀物看成顛倒的鴨子，阿非利加抓著它們的脖子，身體撅著，可能已經僵硬。

37. 1941年，陸軍教育署署長在的黎波里做了關於北非羅馬奇跡的講座。聽完署長激情洋溢的講座後，一位英國第八集團軍中士被年代弄得暈頭轉向，不合時宜地說道：「我們現在瞭解了這個地方；它到處都是戰前埃提人建造的建築遺跡，但我滿眼看到的則是駱駝和阿拉伯人。」〔Manton (1988), 139〕

38.即使是這些地區，綠洲面積也早就開始縮小：顯然很早以前就已經和主流隔斷了。

39.在羅馬時期，的黎波里塔尼亞也受迦太基管轄。

40.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研究羅馬北非的史學家認為意大利向北非的大規模移民是一個重要因素。當時肯定出現過移民。例如，公元前29年，迦太基重建，成為羅馬的殖民地，3萬名意大利人渡海來這裡安家。第三軍團自公元前23年起就駐紮在北非，源源不斷的退伍軍人在此購買農場，建築城鎮，例如迪亞納－維特拉諾魯（Diana Veteranorum）、提姆加德（Timgad）、特博柏-馬修斯（Thurburbo Maius）和賈米拉（Djemila）。但到公元3世紀，北非600座羅馬城鎮中大部分居住的是本土的阿非利加羅馬人。因此不能誇大移民的重要性。

41.阿爾及利亞埃恩扎拉亞（Ain Zraia，古扎萊，Zarai）的碑刻記載，多數商品徵收2%–2.5%的稅，而牲畜及畜產品——織物、皮革等——徵收0.2%—0.3%的稅。

42.北非的「殖民」觀，參考Baradez (1949), Whittaker (1994), 145–51, Shaw (1995a), nos 1, 3, 5, 6, and (1995b), no. 7。羅馬北非的概況：Raven (1993); Manton (1988)。

43.迦太基：Ennabli (1992), 76–86。尤蒂卡港：ProcopiusWars3. 11. 13–15。

44.相關法規：CTh13.5及6。

45. Lepelley (1979–81).如本書第三章所述，和其他地方一樣，引起這種變化的主要是公元3世紀危機中城市財政重組及其政治影響，而不是經濟衰退。

46. ILT 243.

47.CIL8, 18587.法國殖民觀認為是古典時期晚期的歐洲移民將新的水利技術帶到北非，例如，長達50公里、北非繁榮興盛必不可少的迦太基溝渠。但這一大型工程引來的水並不是作農用，而是滿足這座城市的享樂需求，尤其是用於安東尼大浴場。

48.馬克塔爾碑刻、橄欖樹及鄉村的擴張：Raven (1993), 84–6, 92–6。鄉村調查的發現，Mattingly and Hitchner (1995)。

49.Expositio Totius Mundi61.

50.圓形競技場提供各種娛樂，包括角鬥（兩名角鬥士同九頭熊搏鬥，一直到死）、表現朱庇特風流韻事的演出，以及雜技等創新表演。馬戲場舉辦備受歡迎的馬車競賽，但青年時的奧古斯丁尤其鍾愛劇場。他16歲來到迦太基，「愛情在心裡萌芽、滋長」。觀劇的反應是：「煩悶時，我喜歡變得悲傷，尋求讓我哀痛的事物。對於他人的不幸——雖然只是舞台上虛構的苦難，我揮灑的淚水越多，從戲劇中獲得的快樂就越多，戲劇對我的吸引力也就越大。」（Confessions 3. 2）

51. UNESCO發掘的發現，參考Ennabli (1992)。

52. Gregory of Tours 2. 8，依據雷納圖斯·菲戈爾杜斯的作品。埃提烏斯的背景，參考Stickler (2002), 20–5。

53. Zosimus 6. 2. 4–5;HydatiusChronicle, 125, 128.

54.巴高達，參考Drinkwater (1993); Halsall (1993)。Thompson (1956)反駁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詮釋。

55.這些作品形式各樣，有拉丁散文、六步格詩、輓歌對句和Phalacean格律詩。

56.基座及碑文留存至今（CIL6. 1724）。

57.莫羅保蒂斯，參考Clover (1971);PLRE2, 756–8。Clover編輯並翻譯了莫羅保蒂斯的詩作。

58.以下幾處引文如沒有另做說明，均出自莫羅保蒂斯的Panegyrics 1 and 2。

59.叛亂者稱作「諾裡人」，但這支羅馬擴張前存在的部落已經消失了幾個世紀，因此這些叛亂者可能是一支類似巴高達的部隊。

60.史料來自PLRE2, 166；參考Courtois (1955), 155–71; Stickler (2002), 232–47。

61. Priscus fr. 11. 1，p. 243。和解的時間和條款有爭議：MaenchenHelfen (1973), 87ff。

62. MerobaudesPanegyric1 fr. IIB.

63.參考PLRE 2, pp. 24–5; Stickler (2002), 48ff。ProcopiusWars3. 3. 15。

64. QuodvultdeusIn Barbarian Times2. 5.

65. MerobaudesCarmenIV.

66.Nov. Val.5. 1, 6. 1.

67.Nov. Val. 9.

68.東羅馬的軍隊：Theophanes AM 5941。潘塔迪烏斯：CJ 12. 8. 2。評論：Courtois (1955), 171–5。

69.Panegyric2. 51–3。以下兩處引文出自Panegyric2. 61–7, 2. 98–104。

70.Nov. Val. 34：公元451年7月13日。

71.公元442年和約的基本條款：ProcopiusWars3. 14. 13; Clover (1971)。

72.Panegyric2. 25–33.

73.Carmen1. 5–10.

74.「分得的土地」會讓人腦海中浮現出以下場景：汪達爾人和阿蘭人在迦太基城郊打理他們的菜地，搭建棚屋，討論著誰家的西葫蘆更大。其實，實際情況大相逕庭，參考下一條註釋。

75. Victor of Vita 2. 39.參考Moderan (forthcoming)。Goffart (1980) 67–8 n.沒有仔細考慮北非的證據，而是通過類推認為公元439年後的汪達爾人安置地僅僅是重新分配行省的稅收。Moderan的討論證明Goffart的觀點有誤。土地問題，參見本書第507—508頁。

76.塞利斯提亞庫斯：賽勒斯的狄奧多勒（Theodoret of Cyrrhus）Letters29–36; Maria: 70。

77.這才是「分得的土地」的實際情況。不管怎樣，歐洲中北部汪達爾人保留下來的農耕方法不適宜地中海沿岸地區。

78.雖然比不上直接擁有土地，但新的承租人可以以繼承的方式永久租借，這多多少少給了他們一些安全感（Nov. Val. 34）。

79.Nov. Val. 13.公元408—410年，羅馬周邊地區遭受阿拉裡克的西哥特人劫掠，接受的稅收減免程度類似（參見本書第288—289頁）。

80.減免稅收是皇帝施恩的慣常做法。如果稅基大，這些做法很容易就能承受。然而當時的法律規定：「個人所減免的稅收將由其他人分別承擔。」（Nov. Val.4）

81.Nov. Val. 7. 1.公元442年9月27日修訂。

82.Nov. Val. 10.

83.努米底亞現在要支付總稅額4200蘇勒德斯（舊時總額的八分之一），1200單位軍餉和200單位的動物飼料。毛裡塔尼亞－斯提非斯要支付5000蘇勒德斯（同樣是舊時總額的八分之一）和50單位的動物飼料。每單位軍餉和飼料均可換算成1蘇勒德斯（Nov. Val. 13）。

84.數據，參考Elton (1996a), 120–5。即使細節有待考證，這些數據大體上正確。

85.以下兩處引文出自Panegyric 2. 55–8, 75–6。

第七章 匈王阿提拉

1.對阿提拉的評價：Thompson (1996), 226–31; MaenchenHelfen (1973), 94ff，是英語世界現有的兩個主要評論。引文出自馬賽利努斯伯爵Chronicles.a. 447.2。幾年前，作者應邀修訂《基督教牛津詞典》的阿提拉詞條。編輯要求作者根據需要進行修改，但保留「上帝之鞭」的說法。

2.有史料稱盧阿死於公元434年，但明顯有誤〔MaenchenHelfen (1973), 91–4〕。

3.以下三處引文出自Priscus frr. 2, 6.1, 6.2。

4.參考Thompson (1945) and Blockley (1972)的觀點。

5.尤里安，Letter to the Athenians 279A–B; Ammianus 16. 2ff.; Matthews (1989), Ch. 6。

6.絲綢之路城市的發展，參考Boulnois (1966)。

7. Ammianus 31. 10. 3–5記載了公元377年冬至378年年初跨境獲取情報的事例。阿勒曼尼人從一名退伍侍衛嘴裡得知羅馬軍隊的行動，但他們自己也關注羅馬的動向。

8.君士坦丁七世的一生，參考Toynbee (1973); Runciman (1929)。

9.第50卷有部分遺存，說明這些作品大部分確實存在過。引文出自君士坦丁Excerpts concerning Virtues and Vices的序言。

10.君士坦丁工程的概況，參考Lemerle (1971), 280–8。

11.參考Maenchen-Helfen (1973), 116–17。

12.曼辰-海爾芬的作品同普裡斯庫斯的有一個共同點。該作品編輯在序言中做了如下解釋：1969年1月初，作者拿著一本字跡工整的手稿走進加州大學出版社，但幾天後就去世了。結果發現手稿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只是幾個章節而已。儘管進行了大量編輯，作品成書後依然很不連貫，缺少大量銜接內容。但同普裡斯庫斯的殘篇一樣，這種不連貫性並沒有降低作品本身的價值。

13. Theophanes AM 5942，MaenchenHelfen (1973), 86–103.

14.公元442—447年總共有6年，應支付8400磅黃金，但拖欠6000磅說明只支付了2400磅。

15.Nov. Theod.24.

16.招募伊索裡亞人，參考Thompson (1946)。

17.參考Maenchen-Helfen (1973), 121。

18.Life of Hypatius104.

19. Poulter (1995), (1999).

20. Priscus fr. 9. 3, p. 238. 150年後，小鎮遭受阿瓦爾人的襲擊：Theophylact Simocatta History 7.3。以下兩處引文出自Priscus fr. 9. 3。

21.道路：fr. 11. 2, p. 263。帳篷：fr. 11. 2, p. 251。

22. Priscus fr. 11. 2, p. 275.

23.普裡斯庫斯的敘述差不多是由一些殘篇拼湊而成。Gordon (1960), Ch.3(with commentary), and Blockley (1983), frr. ll. 1–15. 2按時間順序整理並翻譯了這些殘篇。以下引文出自他們的譯文。自此至本章結尾，引文如沒有另做說明，均出自普裡斯庫斯。

24. Fr. 11. 2, pp. 247–9.

25.圍牆：Priscus fr. 11. 2, p. 265；建築：fr. 11. 2, p. 275；座位安排：fr. 13. 1, p. 285；陳設：fr. 11. 2, p. 275；接風：fr. 11. 2, p. 265。

26.同監視克里姆林的老把戲一樣，這種禮儀很能說明一個人地位的升降。

27.以下兩處引文出自Getica34: 182; 35: 183 (= Priscus fr. 12. 2)。

28. Fr. 2, p. 227.

29. Fr. 14, p. 293.

30. Priscus fr. 11. 2, p. 267。下文將看到，考古證據證明他們會分享戰利品，但在文字史料中也順帶提到了：例如Priscus fr. 11. 2, p. 263f。

31. Priscus fr. 15.2, p. 297.

32. Olympiodorus fr. 19.

33.有學者質疑Matthews (1970)，認為事實就是這樣〔參考Matthews (1985), additional note〕，但文獻語焉不詳，他最初的觀點也完全可能是正確的。

34.「呃，是的。我可能沒有把最貴重的禮品贈給地位最高的首領。現在可薩人成了我們不共戴天的敵人。非常抱歉，先生。」這在外交上可是個大麻煩，好比女王說滑鐵盧戰役是英德合作的典型例子，讓法國人窩火至極。

35.再次證明公元411年之前赫赫有名的烏爾丁所掌控的權力遠不及阿提拉。前文已經提到這個觀點的其他依據（參見本書第229—230頁），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還沒有一位匈人首領像烏爾丁那樣有權有勢。

36.法拉米爾在潘諾尼亞的哥特人中逐漸掌權。Heather (1996), 113–17：他殺死一支部落的首領維尼塔裡烏斯，迎娶他的孫女，又逼迫另一支部落的貝裡蒙德逃亡。貝裡蒙德的叔叔格西蒙德接受了法拉米爾的統領。參見本書第八章。

37.抓捕維吉拉斯的行動涉及禁止羅馬人購買更多匈人部落的馬匹。阿提拉和布勒達曾突襲過集市（Priscus fr. 6. 1）。

38.價值不可小覷，近7磅黃金。

39.數據，參考Lindner (1981)。Lindner認為阿提拉時期的匈人軍隊有好幾萬人，匈牙利又不能供養那麼多馬匹，所以匈人不再是遊牧民族了。他沒有認識到，阿提拉軍隊中大量戰鬥人員是由日耳曼臣服部落提供，而不是匈人自己，因此不需要那麼多馬匹。本章將詳細探討匈人的兵力。

40.語言：Priscus fr. 11. 2, p. 267：「由於是不同部落組成，他們除了自己的語言外，還逐漸學會了匈人語言或哥特語，那些同羅馬人打交道的還會講拉丁語。」名字：MaenchenHelfen (1973), 386ff.；不同語族之間名字的使用：JordanesGetica 9:58。

41.所佐門HE9.5;CTh5. 6. 3。

42. Theophanes AM 5931; ProcopiusWars3. 2. 39–40, Croke (1977)。時間可能是公元421年或427年。

43.後阿提拉時代的史料敘述了阿提拉干預法蘭克人內政之時匈牙利大平原上發生的事件（Priscus fr. 20. 3），都提到格皮德人、魯基人、蘇維匯人、斯基利人和赫魯勒人（參見本書第八章）。他很可能在離匈人腹地較近的倫巴底人、圖林根人和阿勒曼尼人中享有霸權。

44.普裡斯庫斯的記載清楚易懂，但Baldwin (1980)認為這些條款的貫徹不一致。

45.通過使用搭扣的部位可以判斷人們的服飾——在多數墓葬中都有搭扣遺存。

46.匈人缺少考古遺存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因為露屍荒野，有的是因為遵循火葬，有的是因為墓葬中沒有可以鑒定年代的隨葬品。基督教化後，歐洲北部的中世紀墓地無法鑒定年代也通常是這個原因。

47.文字史料偶爾也會提供一些信息，同考古證據一起用來界定特定的部落。

48.考古「層位」可通過大致類似的隨葬器物在佈置上的可視差異來區分。從年代順序來看，考古層位始於Villafontana層位，然後是Untersiebenbrunn層位和Domolospuszta/ Bacsordas層位。這幾個層位間有疊壓。

49.公元1世紀至3世紀歐洲中部的許多日耳曼部落都遵循火葬，但在匈人抵達以前土葬就已經越來越普遍了。

50.考古發現，參考Bierbrauer (1980), (1989); Kazanski (1991); Tejral (1999)。Wolfram (1985)有配圖。

51. Bury (1928)首先強調該觀點。

52. Priscus fr. 15. 4, p. 299.

53. Priscus fr. 11. 2, p. 277.

54.參考PLRE 2, 568–9。這種事情在那些被宮廷的繁文縟節束縛、才華得不到施展的富人中十分常見。2001年尼泊爾的一位王子酒醉失控，射殺了包括時任國王在內的十位親人，隨後自殺。讀者還會記得沙特阿拉伯的一位王子沒有墨守成規，想要有所作為，他的死因一直沒有揭曉。

55.金器：Priscus fr. 11. 2, pp. 263, 265, 277。法蘭克的王位繼承：Priscus fr. 20. 3。同蓋薩裡克的往來及外交背景：Clover (1972)。

56.Getica33: 182..

57.Poem7. 319ff.

58.作者對阿提拉兩次西征的敘述主要依據Thompson (1996), Ch. 6; MaenchenHelfen (1973), 129ff。西多尼烏斯僅敘述了意大利的戰爭，現存殘篇中沒有找到侵襲高盧的記載（參考本章註釋12）。

59. JordanesGetica195.

60.關於戰爭的敘述出自JordanesGetica38:197–41:218。

61. Fr. 22. 2, p. 313 = ProcopiusWars 3. 4. 33–4.

62. HydatiusChronicle154.

63.埃提烏斯不能或是不願像在高盧那樣，聯合盟軍同阿提拉對峙。人們對此眾說紛紜。Prosper Tiro s.a. 451認為埃提烏斯措手不及。有學者贊同這種說法。MaenchenHelfen (1973), 135ff.的觀點令人信服，重構了埃提烏斯採用的對策，並考慮了當時羅馬在波河河谷採取的防衛。作者採用Maenchen-Helfen對HydatiusChronicle154的理解，主張埃提烏斯在意大利受到東羅馬軍隊的支援，同時還從東羅馬軍隊在多瑙河的軍事行動中受益。

64.即使是在近現代，軍隊跨越如此長距離作戰，也都會失敗。1914年夏天，德國軍隊兵臨巴黎城下，之後就偃旗息鼓了（跟主保聖人聖熱納維埃芙無關）。他們終止進攻是因為法國軍隊在馬恩河採取大膽行動，還因為他們已經精疲力竭，這也讓法國軍隊有機可乘。在德國進攻前就已經撤退的一名英國士兵報告說：「最嚴重的問題……是……疲勞……我不止一次從馬上摔下來，其他士兵也一樣，慢慢向前趴倒，試圖抱住馬脖子，精神恍惚，不省人事。每次休息時，士兵們都會立刻睡著。」〔引自Keegan (1988), 107〕公元451年同1914年的情況當然有很多差異。1914年，德軍從比利時出發，日行40公里，歷時約兩周，一路疾行到巴黎。匈人行軍則更加從容。1914年，德軍先是乘火車抵達德國－比利時邊境，然後行軍走完剩下的500公里，他們還有馬車隊運載物資。

65.Getica49: 256–8.

66.儘管他們設法調解蘇維匯人和加利西亞的行省居民。

67.重構公元5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西班牙歷史必須依據Hydatius 91–142。

68.伯拉糾異端是以不列顛的羅馬神學家伯拉糾命名。他的學說同奧古斯丁相悖，主張救贖不僅需要聖恩，還要求個人的努力，要行善。

69.到公元420年前後，陶器產業等當地經濟的非生計產業似乎已經崩潰，因此不再支付現金。

70.以下三處引文出自吉爾達斯On the Ruin of Britain23. 5, 24. 3 and 20. 1。

71.公元5世紀40年代危機及不列顛脫離羅馬，參考Campbell (1982), Ch. 1; Higham (1992), Chs 5–8; Salway (1981), Ch. 16; Esmonde Cleary (2000)。

72.包括北非其他地區、高盧南部阿爾勒以西地區、高盧西北部受巴高達影響的地區、高盧中部及意大利北部遭受阿提拉侵襲的地區。

第八章 匈人帝國的滅亡

1. JordanesGetica 48: 246–55: 282.

2. Momigliano (1955)同Goffart (1988)根據同樣的史料就卡西奧多羅斯同約達尼斯的關係，得出相反的結論。約達尼斯創作《哥特史》正好是在東羅馬發動戰爭，消滅意大利的東哥特王國前夕。人們猜測他為何撒謊時往往都會討論這一事實。有學者認為《哥特史》包含重要的政治信息，是卡西奧多羅斯，或假稱是卡西奧多羅斯傳達的，敦促大家放棄抵抗東羅馬的軍隊。這些假說沒有考慮《哥特史》所謂的政治信息是如何傳播。這部史書要成為政治宣傳，唯一的途徑是將地主們召集起來，一同瞭解其內容，就像人們聚集一堂，聽德密斯修、莫羅保蒂斯或阿波利納裡斯·西多尼烏斯演講一樣。這極不可能。參考Heather (1991), Ch. 2。

3.卡西奧多羅斯側重記載狄奧多里克（時任國王）的家世——出生阿馬爾家族，按地理位置來編寫哥特歷史，根據不同時期哥特人的居住地來劃分哥特史。這幾點在約達尼斯的歷史裡有清楚記載。參考Heather (1993)。

4.部落1：最早出現在約達尼斯關於匈人帝國滅亡的敘述中，之後也出現在其他史料中〔參考Heather (1996), 111–17〕。部落2：參見本書第223—224頁。部落3及部落6：公元5世紀70年代Malchus of Philadelphia的作品可以為證，Theophanes AM 5931記錄了他們的起源〔參考Heather (1996), 152ff.；見本書第七章註釋42〕。部落4：JordanesRomana 336。部落5：Priscus fr. 49。部落7: ProcopiusWars8. 4. 9ff。（「數量不多」），Buildings 3. 7. 13（3000名戰鬥人員）。

5.法拉米爾同他的侄子狄奧多里克至少統一了部落1和部落6，但有可能還統一了部落3和部落4，參考Heather (1991), Ch. 1。

6.以下引文出自Getica50: 261–2, 50: 260。

7.例如，公元488—489年及公元6世紀初，意大利的東哥特國王狄奧多里克大帝同格皮德人作戰。

8.Getica50: 262–4.

9.Getica 268–9, 272–3.

10. Priscus fr. 49.

11.Getica272–3.

12.Getica248–52.

13.Getica248–52，參考Heather (1989)。

14.參考PLRE2, 385f。MaenchenHelfen (1973), 388 and n. 104認為這兩個埃德科並非同一人，但學界已經普遍接受兩者就是同一個人的觀點（及匈人帝國滅亡後興起王國的概述），參考Pohl (1980)。

15.可能不包括阿馬爾家族率領的哥特人。據約達尼斯記載，內達奧河之戰後，匈人向東逃亡，阿馬爾家族率領的哥特人自喀爾巴阡山以西遷來（Getica50: 263–4）。這不大可能。我懷疑他們定居潘諾尼亞是匈人所為，而不是出自他們自己的意願，但這一猜測無法考證。

16.Getica53: 272–55: 282.

17.Getica54: 279.

18. Fr. 45.

19.Getica 52: 268 vs. 53: 273.

20. Thompson (1996), esp. Ch. 7; cf. MaenchenHelfen (1973), 95ff.

21. Priscus fr. 11. 2, p. 259.

22.瑟文吉人和格魯森尼人：參見本書第168頁。勃艮第人：參見本書第228頁。上文提到的哥特部落3可能就是後來安置在色雷斯的哥特人（見本章註釋4），因為羅馬軍隊介入，脫離了匈人統治。雖然《哥特史》中「巴蘭比爾的故事」時間混亂，前後矛盾（見本章註釋13），但阿爾馬家族率領的潘諾尼亞哥特人（部落1）十分清楚，他們迫於武力，成為匈人帝國的一部分。

23.商人：Priscus fr. 11. 2, p. 269 l. 419–p. 272 l. 510。絞刑：Priscus fr. 14, p. 293 11. 60–5。

24. Fr. 49.

25. Theophanes AM 5931（部落3）：無論部落3和部落6是否是同一支部落，這個觀點都明顯成立。

26.以下三處引文出自Priscus fr. 2, p. 225; p. 227; p. 227。

27.阿提拉好幾任秘書官都是羅馬人，包括寫了那封古怪書信的戰俘拉斯提修斯（Priscus fr.14, p.289）。這個政府機器列出叛逃羅馬的首領清單，可能還記錄了臣服部落上交的貢品。

28.受控最多的部落：出現在Priscus fr. 49中的哥特人（上文引用了部分引文）。受控最少的部落：領先反叛阿提拉之子的格皮德人（JordanesGetica50: 260–2）。介於中間的部落：法拉米爾率領的潘諾尼亞哥特人（JordanesGetica 48: 246–53, 52: 268ff.），參考Heather (1996), 113–17, 125–6。

29.匈人時期的每個「層位」都以這些隨葬品豐富的墓葬命名。

30.阿帕希達及該時期其他隨葬品豐富的墓葬，參考Menghin et al. (1987)。

31.公元4世紀時，日耳曼尼亞肯定有黃金，並且還被製成金器。公元5世紀羅馬尼亞彼得羅阿薩部落墓葬〔Harhoiu (1977)〕的珍寶中有一兩件明顯在沉積時就已經是古物，可能是在公元4世紀中期製造。羅馬金幣也很常見。

32.參考Bierbrauer (1980)。

33.例如，Ammianus 17. 12–13, 19. 11。公元4世紀50年代後期，君士坦提烏斯將蠻族部落安置在多瑙河中游，參考Heather (2001)。

34.奧多瓦卡在高盧：Gregory of ToursHistories2.18（公元463—469年的某一時期），參考PLRE 2, 791–3。赫魯勒人、阿蘭人和托斯靈吉人：ProcopiusWars3. 1. 6: Ennodius Life of St Epiphanius95–100。

35.Romana336.

36. SidoniusPoems2. 239ff.

37.黑海北部一支新興遊牧部落的到來可能是事情變得複雜的一個因素。例如，公元5世紀80年代初，保加爾人已經在離帝國的多瑙河邊界不遠處立足（John of Antioch fr. 211. 4）。

38. Fr. 37.

39. Fr. 45.

40. JordanesGetica 49: 255，可能是依據普裡斯庫斯的歷史，因此Blockley的譯文被歸為Priscus fr. 24. 1。

41.埃提烏斯的垮台：Stein (1959), 347ff.; Stickler (2002), 150ff。

42.佩特羅尼烏斯，參考PLRE 2, 749–51。

43.以下幾處引文出自Priscus fr. 30。

44.埃提烏斯政治生涯的早期，參考PLRE2, 196–8。

45.西多尼烏斯及其一生，參考Harries (1994); Stevens (1933)。

46. Dill (1899), 324; Harries (1994), 1–2.

47.Letter4. 10. 2，引自Harries (1994), 3。

48.態度的轉變，參考Roberts (1989)。

49.以下幾處引文出自SidoniusPoem7。

50. Priscus fr. 30. 2.

51.詳細敘述：Courtois (1955), 185–6。

52. Priscus fr. 32 = John of Antioch fr. 202.

53.書信在高盧傳播的背景，參考Harries (1994), Chs 1–2。

54. SidoniusLetters1. 2.

55.戰爭：HydatiusChronicle 173–86。羅馬和哥特人上一次在西班牙聯合作戰，參見本書第五章和第六章。

56.我們無法重構勃艮第歷史的細節，但可參考Favrod (1997)。

57.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1. 13。

58.以下兩處引文出自SidoniusPoems 7. 233–6, 286–94。

59. SidoniusPoems361ff。下處引文出自：510–18。

60.參考PLRE2, 198。

第九章 帝國的終結

1.依每個軍團是500人或1000人而定：Jones (1964), vol. 3, 364 and 379；參見本書第73頁。《羅馬帝國百官志》有關東羅馬的記錄只更新到公元4世紀90年代中期，但此後東羅馬的軍隊沒有遭受大規模損失。公元395年，東羅馬還掌控了整個伊利裡亞野戰軍（26個團），但之後將西伊利裡亞及其軍隊歸還西羅馬。

2. Goffart (1981)的觀點。公元306—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從不列顛和高盧起家，戰勝諸多對手，統一帝國。公元355年，尤里安被堂兄弟君士坦提烏斯任命為西部的副帝，但公元360年反叛。公元361年，君士坦提烏斯暴死後，尤里安將帝國統治權集中在自己手中。

3.狄奧多西大帝承認亞美尼亞三分之二的土地歸波斯統治，自己只控制三分之一的土地。

4.羅馬同波斯關係的概況，Blockley (1992)。Rubin (1986)指出，同公元6世紀或4世紀相比，羅馬和波斯在公元5世紀相安無事（相對而言）。

5.Not. Dig. Or. 5, 6, 8.

6.CTh 7.17.1of412.

7.公元421年：Theophanes AM 5931（參見本書第八章）。盧嘉：MaenchenHelfen (1973), 81–94。

8. Zosimus 6. 8. 2–3.

9.伊達提烏在Chronicle154中記載：「匈人……被馬爾西安派來的輔助部隊殺死。這些輔助部隊由埃提烏斯統率。同時，在天災和馬爾西安部隊的襲擊下，他們的腹地被搗毀。」見本書第七章。

10. Cameron (1970), 176ff推翻了君士坦丁堡唆使阿拉裡克進攻意大利的舊觀點。愛德華·湯普森的觀點，參考Thompson (1996), 161ff。他認為如果公元453年阿提拉沒有暴死的話，他可能會向東羅馬實施報復。因此，作者認為Goffart（1979）（見本章註釋2）的觀點站不住腳。

11.學界對裡西梅爾政策的評價不一。一部分人認為他出身蠻族，對羅馬的忠誠度大打折扣。但西哥特王國的王位實際上傳給了另一支後裔，即瓦利阿的繼承人狄奧多里克一世的子孫。因此，如果裡西梅爾出現在西哥特的阿基坦，他可能會遭到冷遇。裡西梅爾的政策雖然以自我利益為中心，但總體而言並沒有向蠻族傾斜。概況：O』Flynn (1983), Ch. 8。墨喬裡安：PLRE2, 702–3。

12.Poems2, 317–18.參考Stein (1959); 380ff.; O』Flynn (1983), 111–17。從高盧的角度分析這些行動，參考Harries (1994), Chs 6–7。

13. HydatiusChronicle217.

14.如西多尼烏斯所說：「獲得伯爵的權力後，他往返於多瑙河和邊境各防線之間，鼓舞士氣，安排事務，檢閱軍隊，配備糧草。」（Poems 2, 199–201）公元453—454年，阿提拉的幾個兒子發生內戰，蠻族部落紛紛獨立，脫離匈人帝國，他以軍隊伯爵（第二等級野戰軍指揮官）的身份整頓了多瑙河。

15.他繼續處理匈人帝國滅亡的餘波。公元460年前後，他領兵同入侵伊利裡亞的法拉米爾交鋒。公元5世紀60年代，霍米達克率領匈人餘部入侵帝國，被他擊退。

16.據Not. Dig. Or. 19記載，公元4世紀90年代，伊利裡亞的野戰軍由26個團組成，約1萬多人。公元395年斯提利科上台，伊利裡亞被東西羅馬分割。到公元420年，伊利裡亞的西羅馬軍隊已經減少到22個團（Not. Dig. Occ. 7. 40–62）。之後，該地區遭受重創，匈人佔領潘諾尼亞。因此，到公元5世紀60年代，只剩下達爾馬提亞一帶，部隊編制可能更小，儘管馬賽利努斯用蠻族輔助部隊替代了他的常規軍（Priscus frr. 29, 30）。馬賽利努斯，參考Mac George (2002), pt 1。

17.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Harries (1994), Ch. 6。萊茵河地區的羅馬軍隊：MacGeorge (2002), pt 2。布列塔尼：Galliou and Jones (1991), Chs 1–2。法蘭克人：James (1988), Chs 2–3; Wood (1994), Ch. 3。

18.Poems13. 35–6.

19.Letters1. 11.

20.Letters 1. 9.

21.墨喬裡安迫使勃艮第人放棄羅訥河河谷的一些城市及稅收。其中最重要的一座城市是里昂，在阿維圖斯治下被勃艮第人奪走。他逼迫西哥特人承認自己的統治，還獲得高盧地主的支持。安提莫斯及高盧的羅馬人，參考Harries (1994), Ch. 7。

22.不同史料記載二者聯姻發生在汪達爾人洗劫羅馬之前和普拉西提阿抵達君士坦丁堡後。因此，他們可能是在公元454—455年訂婚，公元462年完婚（PLRE2, 796–8）。奧利布裡烏斯：Clover (1978)。汪達爾人洗劫羅馬：參見本書第452頁及其上。

23.公元532—533年，查士丁尼一世的指揮官貝利薩留征服北非。

24.以下三處引文出自SidoniusPoems 5. 53–60, 338–41, 349–50。

25.儘管有學者並沒有意識到帝國後期的公共部門同一黨政權的相似性，作者堅持這一觀點，參考Heather and Moncur (2001), esp. Ch. 1。

26. Sidonius Poems 349–69, 441–69.

27.這裡提出的問題同本書第五章中蓋薩裡克面臨的一樣，即墨喬裡安的軍隊是同時渡海，還是分幾撥渡海。貝利薩留用了500艘船運送1.6萬名士兵（參見本書第479頁）。因此，墨喬裡安的300艘船可能一次能運送9600名士兵。作者認為他不會只帶領這麼少的人馬作戰。所以作者懷疑他計劃至少分兩次運送士兵，這樣先遣部落就可以和迦太基保持距離。墨喬裡安之戰，參考Courtois (1955), 199–200。

28. Candidus fr. 2 =Suda X 245.

29.分別是John LydusOn the Magistrates 3. 43；ProcopiusWars 3. 6. 1；參考Courtois (1955), 201; Stein (1959), 389–91。

30. 1100艘船隻：Priscus fr. 53 = Theophanes AM 5961。手稿記載「10萬艘船」，1100艘是根據Cedrenus, p. 613提供的數字1113艘修訂的。依據這個修訂數字，公元468年的艦隊應該同公元441年遠征時集結的艦隊一般規模：見本書第344頁。公元532年，查士丁尼一世發動遠征，試探阿非利加的汪達爾人。東羅馬集結500艘普通船隻和92艘大型戰艦。由此可見，1100艘船已經是傾盡全力了。

31.公元532年的艦隊，參考Casson (1982)。1588年春末自西班牙駛出的「無敵艦隊」由90艘排水量為300多噸的戰艦和40艘輔助船隻組成。由此可見東羅馬已經盡力而為了。然而，這還只是替帕爾馬公爵的軍隊打掩護，他意在用其他船隻運送部下橫渡海峽。

32.人數：ProcopiusWars 3. 6. 1。馬賽利努斯：PLRE2, 710。赫拉克裡烏斯：Theophanes AM 5963。

33.同Courtois (1955), 201相悖。Courtois (1955), 201整體而言相當具有指導性，但低估了公元468年所做努力的力度。

34.以下三處引文出自Poems2. 14–17, 537–43 and 315–16。

35.公元532年6月21日，貝利薩留的艦隊從意大利起航，駛向阿非利加，最後在離迦太基不遠的尤蒂卡港灣入港。尤蒂卡港足以容納600艘船隻。

36.Poems5. 332–5.

37.CTh9. 40. 24; Zosimus 1. 31–3，公元3世紀的評論，參考Heather (1996), 38–43。佐西姆斯明確記載，船隻和水手是由黑海北部的定居地提供。

38. Viereck (1975), 165–6.

39. Mattingly (2002), 313.

40.以下三處引文出自ProcopiusWars 3. 6. 18–19, 20–1 and 22–4。

41. ProcopiusWars1. 6. 10–16.我們有必要比較公元468年巴西利斯庫斯的失敗同公元532年貝利薩留的勝利。貝利薩留率領較少兵力出發，安全登陸，一年之內通過兩次決定性的戰役打敗汪達爾王國。他在邦角半島南部的卡普特瓦達（Caputvada）登陸，顯然比巴西利斯庫斯的目的地離迦太基更遠。貝利薩留還進行了戰略突襲。遠征北非是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一次出人意料的冒險，因汪達爾王國的繼承風波而起。汪達爾內部權力的爭鬥將汪達爾的兵力分散。因此，貝利薩留出現時，汪達爾的120艘戰船和5000名精英戰鬥人員正在撒丁尼亞鎮壓叛亂。貝利薩留的人馬在海上不用開戰就登陸了。渡海登陸是軍事行動中最艱難的。按現代理論，進攻部隊同防守部隊的人員對比至少應該是6:1。巴西利斯庫斯的登陸地點很可能離迦太基太近，讓他的艦隊陷於汪達爾艦隊之中。但不管怎樣，他完全沒有勝利的希望。公元468年1月，西多尼烏斯激動萬分，預言他的艦隊將要採取行動。這個消息不可能被封鎖。蓋薩裡克肯定知道艦隊的動向。因此，雖然艦隊規模巨大，但面對事先接到情報、已經動員好部隊的對手而言，艦隊沒有足夠優勢。同樣，1588年西班牙的計劃也不完美：馬迭亞·西頓尼亞的艦隊不足以抵擋英國的艦隊。而且，帕爾馬公爵缺少足夠的船隻和護航艦闖過荷蘭的近海艦隊，抵達英格蘭。帕爾馬完全知道這一點，甚至都沒有讓部下做好充分準備，儘管他事先接到警告無敵艦隊已經抵達。

42.他沒有留下作品，在現代史學家中引發了各種猜測，無法定論。Lotter (1976)有關塞維林的假說主張《塞維林生平》始於公元460年前後，而不是公元453年前後（阿提拉暴死），還認為塞維林實際上是公元461年的執政官，並長期管理行政事務。作者對此並不認同〔參考Thompson (1982)〕，但認為公元460年比453年更有可能，因為《塞維林生平》記載的事件重點介紹的是匈人帝國滅亡後獨立的蠻族王國，而不是匈人帝國（例如，魯基人和法拉米爾統領的哥特人）。這些獨立王國的形成需要一段時間。

43.諾裡庫姆的發展，參考Alfoldi (1974), passim。

44.Not. Dig. Occ.39：Boiodurum (Passau Instadt), Asturis (Zeisel-mauer)及Cannabiaca的水警；Comagena (Tulln), Augustiana (Tralsmauer), Arelape (Pochlarn)及Ad Mauros(Eferding)的普通騎兵；Lentia and Lacufelix的騎射兵。

45.參考Alfoldi (1974), Ch. 12。

46.以下兩處引文出自Life of Severinus 30. 1 and 20. 1–2。

47.圍牆和民兵：ComagenisLife of Severinus 2. 1; Faviana 22. 4; Lauriacum 30. 2; Batavis 22. 1; Quintanis 15. 1; barbarians 2. 1。

48.Not. Dig. Occ. 7. 40–62。我們可以對比公元395年前或之前《羅馬帝國百官志》人員部署中關於東羅馬的記載和公元420年前後關於西羅馬的記載，看到伊利裡亞野戰軍的演變。這些長矛輕騎兵顯然是在公元395—420年間被納入野戰軍的。

49.Life of Severinus 4. 1– 4.

50.預警：Life of Severinus30；有效禦敵：25, 27；解救戰俘：4, 31。

51.被抓為奴：Life of Severinus 10；提波尼亞：17；赫魯勒人毀城：24, 27；魯基人及移民嘗試：8, 31。

52.蠻族人紛紛從匈人帝國滅亡的餘波中逃亡，加入意大利的羅馬軍隊，但軍隊仍然由裡西梅爾統領。高盧的軍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這樣。一部分高盧軍隊在公元462年跟隨埃吉迪厄斯叛亂〔MacGeorge (2002), Ch.6〕。

53. HydatiusChronicle 238–40.

54.Getica45: 237.

55.參考Wolfram (1988), 181ff。

56.勃艮第人：Favrod (1997)。法蘭克人：James (1988), 72ff.; Wood (1994), 38ff。

57. Harries (1994), 222ff.。艾克狄修斯，參考Letters 3.3。

58.以下五處引文出自SidoniusLetters1. 7.5; 5.5; 8.3; 8.9。

59.阿爾萬杜斯：SidoniusLetters1.7。文森提烏斯：Chron. Gall.511, s.a. 473;PLRE 2, 1168。西多尼烏斯關於阿爾萬杜斯和文森提烏斯審判的敘述相同，但兩人是否是同一人，我們不得而知。維克托留斯：PLRE 2, 1162–3；塞榮納圖斯：SidoniusLetters2.1; 4. 13; 7. 2。和阿爾萬杜斯不同，塞榮納圖斯和西多尼烏斯沒有交情，因此塞榮納圖斯的命運並沒有觸動他。早在公元5世紀10年代，高盧的羅馬地主就已經為了求得安生而支持阿薩爾夫。

60.梭倫是雅典的傳奇人物、立法者，制定了雅典的第一部成文法。成文法對於羅馬人而言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

61.西多尼烏斯一直持否定態度。

62.優奇裡烏斯：SidoniusLetters 3.8。卡爾米尼烏斯：Letters5.12（聲稱卡爾米尼烏斯是被迫的）。西多尼烏斯之子，PLRE2, 114。

63.西哥特王國概況：Heather (1996), Ch. 7。

64.即法蘭克人。

65.西多尼烏斯被囚及獲釋，參考Harries (1994), 238ff。

66.Book of Constitutions54. 1.

67. Goffart (1980), Durliat (1988); (1990).對立觀點（尤其是涉及勃艮第王國的觀點），參考Heather(forthcoming a); Innes(forthcoming)。汪達爾王國，參考Wickham (1993); Liebeschuetz (1997), Barnish (1986)及本書第六章註釋75。勃艮第自由民有自己的隨從——解放的奴隸和奴隸，因此他們獲得的勞動力要少些。之後的勃艮第立法處理包括引起共同擁有地產的合夥人所持地產價值變化的事務（開墾森林空地，或是種植葡萄——每公頃的價值高於耕地）。如果勃艮第合夥人打算出賣地產，原羅馬地主享有優先購買權。同原有的法令一樣，這些法規處理的是實際地產，而不是地產所產生的稅收（BC31, 55. 1–2, 67, 84）。

68.如果分派和徵收賦稅像戈法特主張的那樣，在王國的政治結構中舉足輕重，那麼法律不可能不提到稅收問題。

69.CEfrr. 276, 277; Liebeschuetz (1997).

70.參考Stein (1959), 393ff。貢多巴德突然離開意大利：Malalas 375。

71. Courtois (1955), 209.

72.宮廷衛隊伯爵：ProcopiusWars5. 1. 6。貴族：Malchus fr. 14（PLRE2, 791–3沒有提到）。

73.Life7. 1.

74.Wars5. 1. 8.

75.東哥特王狄奧多里克對軍隊的部署。他接替奧多瓦卡統治意大利〔Heather (1996), Ch. 7〕。Goffart (1980), Ch. 3主張不管是奧多瓦卡還是狄奧多里克，回報採取的形式是稅收而不是土地。但這說不通。叛亂的原因在於意大利不能產生足夠稅收。打敗奧多瓦卡後，狄奧多里克肯定在保留部分稅收體系的同時分配了土地〔Barnish (1986)〕。

76. Malchus fr. 2.

第十章 羅馬的滅亡

1.減賦：Hendy (1985), 613—669；公元7世紀的轉變，參考Whittow (1996), Haldon (1990)。

2.Amory (1997)試圖貶低群體認同的重要性，參考Amory (1993)。但Heather (2003), Innes(forthcoming)對此做出了回應。西哥特王國、勃艮第王國和法蘭克王國的法典中都提到羅馬人，東哥特王國卡西奧多羅斯的Variae也提到了羅馬人。

3.是年，匈人對羅馬帝國發動大規模進攻，但是在黑海東部，而不是西部（參見本書第177—178頁）。

4.公元420年前後的羅馬軍隊：參見本書第290—291頁。稅收危機及阿非利加的喪失：參見本書第351—352頁。

5. Goffart (1980), 35.

6.加洛林王朝的滅亡：Reuter (1985), (1990); Gibson and Nelson (1981)。概述：Dunbabin (1985)；區域調查：Hallam (1980)。戈法特最初是研究加洛林王朝的學者，作者經常在想，加洛林王朝的滅亡過程是否影響了他對羅馬衰亡的看法。諾曼底公國是「內因致亡」法則的一個例外。諾曼底公國由維京羅倫創立，但直到公元911年才獲得領土的主體部分，此時加洛林王朝已經走到了盡頭。

7.公元597年，教皇聖格列高利一世派遣基督教徒到坎特伯雷，多多少少標誌著比德記載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歷史的結束。

8.概述：Campbell (1982), Ch. 2; Esmonde Cleary (2002); Higham (1992)。肯特王國可能保留了羅馬舊城坎提（Cantii）的城界，林肯和林齊的情況可能也是這樣。但多數早期的盎格魯－撒克遜王國都比羅馬舊城要小得多，而且明顯是從羅馬舊城逐漸發展而來：參考Bassett (1989)。

9.史學家就帝國的終結該看作毀滅還是進化意見不一。一如既往，要找到這個看似悖論的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清楚自己到底在討論什麼。

10. Frank Walbank 1969的研究題目是傳統方法的典型代表：The Awful Revolution。歐洲科學基金會項目的題目也恰當地體現了學界的變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11.在帝國鼎盛時期，這種形式的教育旨在培養公眾演講行家，他們將在城鎮議會表現過人。帝國後期，官僚機構取代城鎮議會成為新的職業結構，古典拉丁語是官僚機構的語言（希臘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12.大體模式：Heather (1994)。維南迪烏斯，參考George (1992)。舊時羅馬治下歐洲地區的相關證據：Riche (1976)。

13.變化，參考Brown (1996)。

14.東羅馬的教會：Hussey (1990); Alexander (1958)。

15. Gibbon (1897), 160ff.（引文出自p. 161）.

16. Baynes (1943); Jones (1964), Ch. 25.

17.在瓊斯看來，苛稅主要是因為要維繫一支足夠規模的軍隊，抵抗蠻族人和波斯人。因此，甚至連苛稅也是由蠻族人（間接）引起的。但瓊斯還指出帝國新官僚機構中的「閒人」也是問題的一個原因（Jones, 1964, Ch. 25）。（吉本則歸因於教會的「閒人」。）

18.瑟文吉人和格魯森尼人：參見本書第168頁。拉達蓋蘇斯：參見本書第229—230頁頁。阿拉裡克：參見本書第261—262頁。

19.萊茵河入侵者：參見本書第229—230頁。勃艮第人：參見本書第228頁。

20.作者沒有考慮盎格魯－撒克遜向不列顛的移民，因為他們並不是不列顛行省脫離帝國體系的直接原因。

21. Ammianus 27. 8.

22.公元6世紀的阿瓦爾人等較晚出現的遊牧民族的記錄更加翔實。他們為躲避西土耳其人逃亡在外〔Pohl (1988)〕。歐亞大草原遊牧民族的概況，參考Sinor (1977); Khazanov (1984)。

23.文字史料和考古證據都表明日耳曼人統治的部落中遭受衝擊的部落都被征服或是分裂，例如巴斯塔奈人〔Shchukin (1989), pt 1, Chs 7–9; pt 2, Chs 7–8〕。

24.我們已經看到，這些數字只是猜測而已，但瑟文吉人和格魯森尼人可能分別都有1萬名戰鬥人員。拉達蓋蘇斯的軍隊可能是這個數字的兩倍。新部落的人數很可能有3萬名戰鬥人員。參考Heather (1991), pt 2。

25. Gregory of ToursHistories2. 9記載了對法蘭克部落採取的先發制人行動。羅馬對待阿勒曼尼人（參見本書第97—98頁）的政策和這些行動類似。Gregory of Tours 2. 40–2敘述了之後克洛維的統一。他暗示是在公元507年之後統一的，但我們有理由認為征服和統一的過程同時發生在公元482年和507年之間。

26.參考Heather (1991), pt 3。重大政治重組所產生的新王國中我們唯一不清楚的是勃艮第王國。這是個二流王國，只是通過挑撥法蘭克人和東哥特人才得以保持獨立，在查士丁尼征服意大利、根除法蘭克之時，被後者消滅。有兩種可能性：要麼是勃艮第在公元5世紀形成之時沒有發生重大的政治重組——這就可以解釋它為什麼缺少軍事力量，要麼是其政治重組的規模比其他王國的小。由於信息不足，這兩種可能性都有。

27.自由民階層，參見本書第111—112頁。各部落聯盟之時脫離部落的人中有一些是爭奪首領地位的敗選者，例如西哥特人莫達勒斯（Modares）、弗拉維塔（Fravittas）和薩魯斯。色雷斯的哥特人貝薩斯（Bessas）和哥迪斯迪克魯斯（Godisdiclus）留在東羅馬，沒有跟隨東哥特人狄奧多里克前往意大利（ProcopiusWars1. 8. 3）。

28.拉達蓋蘇斯的追隨者：Orosius 7. 37. 13ff.（奴隸制）；Zosimus 5. 35. 5–6（屠殺)。汪達爾人和阿蘭人：HydatiusChronicle67–8。東哥特人：Malchus frr. 15 and 18. 1–4; Heather (1991), Ch. 8。

29.尤里安簽訂的和約：Ammianus 17. 1. 12–13; 17. 10. 3–4, 8–9; 18. 2. 5–6, 19。經濟往來，參考Hedeager (1978)。瑟文吉人：參見本書第83頁及其後。

30.Annals 12. 25.

31.琥珀貿易航道北段：Urbanczyk (1997)。

32.例如：Ammianus 16. 12. 17；歲賜：Klose (1934)。

33. Orsnes (1968).

34. Ammianus 30. 3. 7.

35.作者在此簡單提到羅馬世界邊緣發展的中心－外圍模式，在Heather (forthcoming b)中將進一步展開，參考Rowlands et al. (1987); Chamption (1989)。在作者看來，這種分析有必要加入一個動力元素，例如Prakash et al. (1994)。羅馬的近鄰不是羅馬行為和刺激的被動接收者，而是根據自己的規劃不斷做出回應。

參考文獻

原始資料

按照慣例，參考文獻沒有列出權威經典著作。這些作品的譯著多數可在洛布或企鵝古典叢書中找到。所引基督教作者均可參考《拉丁教父文集》或《希臘教父文集》（Patrologia Latina or Patologia Graeca）。序言及註釋中多數引文的較新版本（有時內容衝突）可參考GCS（Die Griechischen Christlichen Schriftsteller der ersten Jahrhunderte），CSEL（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CC（Corpus Christianorum）及SC（Sources Ch re tien ne s）。譯文主要引自《尼西亞及後尼西亞教父全集》（Ni cene an d Po s t-Ni cene Fathers）和《教父叢書》（Library of the Fathers）。此外，本書所引後期羅馬帝國的史料還參考以下版本和譯著，涉及非英語文本處，引文均為拙譯。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羅馬帝國的隕落：一部新的歷史/（英）彼得·希瑟著；向俊譯.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11

書名原文：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 New History

ISBN 978-7-5086 - 6930-4

I. １ 羅… II. １ 彼… ２ 向…　III. １ 羅馬帝國－歷史－研究 Ⅳ. １K12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62046號

羅馬帝國的隕落：一部新的歷史

著者：[英] 彼得·希瑟

譯者：向俊

出版發行：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陽區惠新東街甲4號富盛大廈2座 郵編100029）

電子書排版：張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網：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Table of Contents

扉頁

目錄

致謝

序言

第一部分 羅馬統治下的和平

第一章 羅馬人

第二章 蠻族人

第三章 帝國的局限性

第二部分 危機

第四章 多瑙河上的戰爭

第五章 上帝之城

第六章 走出阿非利加

第七章 匈王阿提拉

第三部分 帝國的隕落

第八章 匈人帝國的滅亡

第九章 帝國的終結

第十章 羅馬的滅亡

主要人物表

大事年表

詞彙表

縮略詞

註釋

參考文獻

版權頁

Table of Contents

扉頁

目錄

致謝

序言

第一部分 羅馬統治下的和平

第一章 羅馬人

第二章 蠻族人

第三章 帝國的局限性

第二部分 危機

第四章 多瑙河上的戰爭

第五章 上帝之城

第六章 走出阿非利加

第七章 匈王阿提拉

第三部分 帝國的隕落

第八章 匈人帝國的滅亡

第九章 帝國的終結

第十章 羅馬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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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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