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之争 —— 六四的关键内情 封从德 1998年6月 提要：　 　　●天安门之争----六四的关键内情 　　●版权页 　　●目录 　　●照片 　　●序一 　　●为了历史的见证(代序二) 　　●第一辑：为柴玲辩护 　　　●有感于《天安门》一片的报导 　　　●柴玲没有「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 　　　　●对「史料」的三点澄清 　　　　●两个采访者，思路不一致 　　　　●柴玲并未「自己逃生」，她坚持到六四凌晨 　　　　●「期待流血」与「等待血洗」 　　　　●盼望加强六四史料研究 　　　　●附：《苹果日报》李怡专栏(一九九七年六月三日) 　　　●献身与求生的迷茫––对影片《天安门》史料根据的质疑 　　　　●一、用「蒙太奇」作「大手术」 　　　　●二、作「大手术」而没作必要的背景介绍 　　　　●三、颠倒时间顺序 　　　　●四、用词与翻译的问题 　　　　●五、转述变成了自述 　　　　●六、李鹏与学生有「电视直播」的「公开对话」吗？ 　　　　●七、五一四有「公开」对话吗？ 　　　　●八、戴晴提了甚么条件？ 　　　　●九、其他问题 　　　　●十、对柴玲录像谈话的几点批评 　　　●背离历史的历史总结 　　　　●(一)关于柴玲录影带的三条线索 　　　　●(二)「期待流血」与「掌握权力」 　　　　●(三)「离开广场」与「南下计划」 　　　　●(四)见坏怎么上？见好怎么收？ 　　　　●(五)对卡玛质疑的质疑 　　　　●(六)关于五月二十一日 　　　　●(七)胡平与斗争哲学 　　　　●(八)四谏胡平 　　　　●(九)三点倡议 　　　●柴玲「遗言」之所指及其背景 　　　　●(一)事实与背景 　　　　●(二)关于「南上北下」计划 　　　　●(三)关于五‧二七联席会议 　　　　●(四)相煎何太急？ 　　　　●(五)柴玲绝不愿撤出广场吗？ 　　　　●(六)柴玲为甚么「期待流血」？ 　　　　●(七)柴玲「遗言」的责任与局限 　　　●广场上的「逃亡费」 　　　　●一、「绑架录音」基本属实 　　　　●二、关于「表面坚守而实则开溜」––「逃亡费」问题 　　　　●三、关于「鲜为人知的几个事实」 　　　　●四、为柴玲辩––另几个鲜为人知的事实 　　　　●五、关于「学运新闻要讲真话」 　　　●《绝食书》的原文及缘起 　　　　●《绝食书》的起草与录音过程 　　　　●为何绝食—《绝食书》的实蕴 　　　　●柴玲的感觉 　　　　●附《绝食书》原文录音整理稿 　　●第二辑：广场备忘录 　　　●「五一四对话」是公开的吗？ 　　　　●一、问题的提出––「中共让步论」的根据何在？ 　　　　●二、对话团长的回忆 　　　　●三、何谓「公开」？ 　　　　●四、进一步的见证 　　　　●五、其它一些细节 　　　　●六、「蒙太奇」的问题 　　　　●七、选材上的的偏向 　　　　●八、余论 　　　●「自焚」与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 　　　　●一、先决条件是「自焚」 　　　　●二、代表会与记者会：确立合法性 　　　　●三、第一次人事变动 　　　　●四、第一次反「政变」 　　　　●五、李禄的回忆 　　　　●六、巴黎会议上对「自焚」的质疑 　　　　●七、「自焚」、「卧路」与「绝水」 　　　　●八、「自焚」与指挥部合法性危机 　　　　●九、进一步的反思 　　　　●十、结语 　　　●五一八李鹏与学生「公开对话」了吗？––驳「李鹏让步论」 　　　　●一、五一八算对话吗？ 　　　　●二、进一步的澄清 　　　　●三、删节的情况 　　　　●四、李鹏让了哪一步？ 　　　　●五、「李鹏让步论」波及之一 　　　　●六、「李鹏让步论」波及之二 　　　　●七、「李鹏让步论」波及之三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六至廿八日：撤与不撤 　　　　●第一部分：回忆摘要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晴间多云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晚小阵雨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阴 　　　　●第二部分：补正与注释 　　　●六四血夜–广场灭灯的一刻 　　　　●转移指挥部 　　　　●最后的纪念碑 　　　　●同仇敌忾 　　　　●「谈判」还是「斡旋」？ 　　　　●四点正，广场灯灭 　　　　●「四君子」劝撤 　　　　●口头表决，撤离广场 　　　　●心理分析 　　　　●军方未守承诺 　　　　●踏着「血路」试图重返广场 　　　　●噩耗传来，坦克压死十一位同学 　　　　●青天白日，四具横尸 　　　　●死亡数字二千七？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小白兔 　　　●绝食后的表决与广场撤留之争 　　　　●前言 　　　　●一、戒严前的表决 　　　　●二、戒严后的表决 　　　　●后记 　　●第三辑：质疑「见好就收，见坏就上」 　　　●见好怎么收？––答胡平公开信之一 　　　　●一、为何迟答 　　　　●二、答什么？ 　　　　●「好」的分析 　　　　　●一、「好」是什么？ 　　　　　●二、「一见好就收」还是「见最佳时机才收」？ 　　　　　●三、「一见好就收」？ 　　　　　●四、「见最佳时机才收」？ 　　　　　●五、五一四对话是公开的吗？ 　　　　　●六、五一八算对话吗？ 　　　　　●七、李鹏让了哪一步？ 　　　　　●八、当局默认了北高联吗？ 　　　　　●九、五一七讲话是中共集体的让步吗？ 　　　　　●十、本章结论 　　　●见坏怎么上？––答胡平公开信之二 　　　　●一、你依然坚持「李鹏让步论」和「见好就收」论吗？ 　　　　●二、你依然坚持戒严后应当「见坏就上」吗？ 　　　　●三、一九八九年：你坚持「见坏就上」 　　　　●四、杨巍的回忆说明你坚持「见坏就上」 　　　　●五、杨巍的慨叹说明你坚持「见坏就上」 　　　　●六、一变：九○年《反思》强调「见好就收」 　　　　●七、二变之一：九五年附和媒体 　　　　●八、二变之二：九五年开初只提「见好就收」 　　　　●九、二变之三：掩盖曾经主张「见坏就上」 　　　　●十、三变之一：九五年被迫再提「见坏就上」 　　　　●十一、三变之二：赖帐不认「见坏就上」 　　　　●十二、三变之三：偷梁换柱、蒙混过关 　　　　●十三、三变之四：以攻为守，倒打一耙 　　　　●十四、本章结语 　　　●见好没法收，怎么办？––答胡平公开信之三 　　　　●一、撤出广场的呼声 　　　　●二、撤出广场的可能 　　　　●三、一面倒的支持 　　　　●四、政治派别的介入 　　　　●五、激昂中的婉约 　　　　●六、运动组织的散乱 　　　　●七、收放自如的条件 　　　　●八、本章结论 　　　●回应胡平––答胡平公开信之四 　　　　●一、为何压制我的文章？ 　　　　●二、断章取义的情况 　　　　●三、仓促总结历史的功利意识 　　　　●四、「反思」背后的功利意识 　　　　●五、历史假定法的问题 　　　　●六、关于「第二手材料」 　　　　●七、关于杨巍的见证 　　　　●八、其它一些细节 　　　　●九、误解和曲解 　　●第四辑：反思中的困惑 　　　●反思中的困惑––八九学运之我见 　　　　●一、「新启蒙」心态是理解学生运动的关键––八九学运的主旋律 　　　　●二、为何要撤？––道德勇气的沦丧？ 　　　　●三、阻挠五‧一四对话––我最大的过失 　　　　●四、历史的悲哀 　　　●八九学运中的派系渊源与组织问题 　　　　●一、学运之前 　　　　●二、学运之初(四月十五日—十九日) 　　　　●三、「北大筹委会」成立之初的情形(四月二十—二十二前后) 　　　　●四、北高联及其他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五、对话团的缘起 　　　　●六、绝食团的兴起 　　　　●七、后期广场上的派系之争 　　　　●八、各界支持学运的组织 　　　　●九、对北高联的再认识 　　　　●十、北高联是民阵的前车之鉴 　　　　●十一、总结 　　　●八九学运的反思与借鉴 　　　　●一、学运目标的泛化与异化 　　　　●二、组织过程中的困境 　　　●八九学运组织结构的反思 　　　　●一、北大筹委会的优缺点 　　　　●二、清华模式与师大「开希作风」 　　　　●三、北高联的悬空 　　　　●四、绝食团对北高联的挑战 　　　　●五、绝食团指挥部形成的断裂 　　　　●六、广场指挥部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 　　　　●七、指挥部与首联的结构问题 　　　　●八、总体反思：习惯法VS成文法 　　　　●九、我的反省 　　　●是深入考查八九民运史料的时候了 　　　　●一、现代传媒––误导八九民运史的原因之一 　　　　●二、《回顾与反思》一书的史料价值 　　　　●三、九一巴黎研讨会的局限 　　　　●四、第二手理论家––误导八九民运史原因之二 　　　　●五、下一步﹕无名氏研究 　　　●读丁子霖老师「六‧四」七周年祭文有感 　　　　●一、道义责任 　　　　●二、要求回国受审 　　　　●三、不要为凶手开脱 　　　　●四、原原本本的事实 　　　　●五、巴黎会议与「隔的感觉」 　　　　●六、呼吁第二次会议 　　　●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 　　　　●一、民主竞选：文化心理的反思 　　　　●二、「爱国」与「民主」 　　　　●三、原则问题 　　　　●四、道义责任 　　　　●五、另一种承担 　　●附录 　　　●柴玲「最后的话」––––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录影谈话 　　　　●一、四二二参加运动 　　　　●二、绝食 　　　　●三、成立指挥部 　　　　●四、最后的阵地 　　　　●五、悲哀 　　　　●六、对谈 　　　　●七、家庭 　　　　●八、下一步 　　　　●九、不再幻想 　　　●九一六四备忘录 　　　　●陈情书 　　　●回国受审「自白书」 　　　●辞职书 (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 　　　　●一、瞧，这个人 　　　　●二 原因、结果与进程化的民主 　　　　●三、目前的任务及方式 　　　●阿洪––无名氏散记 (柴玲逃亡的故事) 　　　　●「是你的朋友我就帮」 　　　　●准备在不测时自杀 　　　　●在里面藏了四天五夜 　　　　●一眼就能看出是「大圈客」 　　　　●找到中大的同学 　　　　●岑建勋见到我们大喜过望 　　　　●台湾记者成了「张如大姐姐」 　　　　●阿洪让出住房和奖学金 　　　　●阿洪打工从负数做起 　　　　●阿洪在商学院的遭遇 　　　　●踏进一个法国家庭作客 　　　　●可敬的法国「教母」 　　　　●阿洪身上的六四真精神 　　●书目举要 　　　●围绕「柴玲录像事件」的争议文章 　　　●其它文章 　　　●个人回忆 　　　●资料集 　　　●著作 　　●简要大事记 　　●本书相关主要组织一览表 　　●出版项 　　●封底 　　【以上第-2页】 天安门之争----六四的关键内情 　　封面 　　【以上第-1页】 版权页 　　封从德着《天安门之争》,明镜出版社, 1998.(64memo反貪倡廉 / 89) 　　http://www.mirrorbooks.com/C11.htm(64memo.com/89) 　　Tiananmen Memoir 　　By 　　Feng Congde 　　　　 　　Chief Coordinator 　　Ho Pin 　　　　 　　@ Copyright 1998 by Mirror Books Ltd.(64memo.com´89) 　　　　 　　USA.Office: P.O.Box 366, Carle Place, NY l.1514-0366, U.S.A(64memo人權法治-1989) 　　TEL:(516)338-6976 FAX:(516)338-6982(六四檔案 / 2016) 　　http://www.mirrorbooks.con/(Memoir Tiananmen-2016) 　　E-mail: mirrorbo@mirrorbooks.com(Memoir Tiananmen / 89) 　　　　 　　Internatlional Standard Book No.1-896745-68-7(六四檔案 / 89)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64memo.com - 89) 　　　　 　　明镜出版社出版品受国际版权公约保护 　　版权所有，禁止翻印，转载，复印，违者必究 　　本出版品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本出版品缺页或装钉错误，请寄回更换【以上第0页】(Memoir Tiananmen - 89) 目录 　　序一 　　为了历史的见证(代序二) 　　　　 　　第一辑 为柴玲辩护 　　　有感于《天安门》一片的报导 　　　柴玲没有「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 　　　献身与求生的迷茫––质疑《天安门》 　　　背离历史的历史总结 　　　柴玲「遗言」之所指及其背景 　　　广场上的「逃亡费」 　　　《绝食书》的原文及缘起【以上第1页】 　　第二辑 广场备忘录 　　　五一四对话是「公开」的吗？ 　　　五一五「自焚」与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 　　　五一八李鹏与学生「公开对话」了吗？ 　　　五二六–五二八日(撤与不撤) 　　　六四血夜–广场灭灯的一刻 　　　绝食后的表决与广场撤留之争 　　　　 　　第三辑 质疑「见好就收、见坏就上」 　　　见好怎么收？ 　　　见坏怎么上？ 　　　见好没法收，怎么办？ 　　　回应胡平 　　　　 　　第四辑 反思中的困惑【以上第2页】 　　　反思中的困惑––八九学运之我见 　　　八九学运中的派系渊源与组织问题 　　　八九学运的反思与借鉴 　　　八九学运组织结构的反思 　　　是深入考察八九民运史料的时候了 　　　读丁子霖老师「六四」七周年祭文有感 　　　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困惑中的反思 　　　　　 　　附录 　　　柴玲「最后的话」––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录影谈话(64memo中華富強/2016) 　　　九一六四备忘录 　　　回国受审「自白书」 　　　辞职书(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 　　　柴玲逃亡的故事 　　　书目举要 　　　简要大事记 　　　本书相关主要组织一览表【以上第3页】 照片 　　【以上第4页】 　　○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人们自发汇聚到其寓所悼念。(64memo反貪倡廉/89) 　　○ 四月十六日以后，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演讲﹑朗诵和张帖诗抄… …【以上第5页】(64memo反貪倡廉 / 89) 　　○ 四月十八日，北大三角地贴出去天安门声援静坐同学的「建议」(64memo自由民主-89) 　　○ 四月十八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以上第6页】(六四檔案/89) 　　○ 四月二十一日晚，十万北京大学生首度联合游行去天安门，悼胡并抗议军警动武。(Memoir Tiananmen/2016) 　　○ 四月二十二日，占领广场的首都大学生参加悼胡，然后提出「请愿七条」。【以上第7页】(Memoir Tiananmen / 2016) 　　○ 五四。广场集会游行。 　　○ 五月十三日下午，绝食队伍接近北师大。李禄骑车和柴玲﹑熊焱等同学一道。【以上第8页】(64memo反貪倡廉´89) 　　○ 连夜赶制的「绝食」黑旗在五月十四日上午升起。(64memo中華富強´89) 　　○ 绝食同学在天安门广场读《人权宣言》。五月十四日。(64memo反貪倡廉-89) 　　○ 五月十五日凌晨。绝食同学听从吾尔开希东移，为戈尔巴乔夫腾出地方献花。【以上第9页】(64檔案 / 89) 　　○ 生命线。绝食晕倒的同学六千余人次从这个通道送去首都各家医院。五月十七日。(Memoir Tiananmen / 89) 　　○ 五月二十日戒严后，北京市「全民截兵」。(Memoir Tiananmen - 2016) 　　○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天安门城楼毛像被污，顿时天昏地暗。随即换上新的毛像。【以上第10页】(64memo反貪倡廉´89) 　　○ 广场后期的凌乱景象。(五月二十三日以后)(64memo中華富強/89) 　　○ 五月二十九日起，纪念碑上贴出「每日财务通报」。财务制度也贴在上面。(六四檔案-1989) 　　○ 六月二日「四君子」绝食。【以上第11页】(64memo反貪倡廉´89) 　　○ 六二绝食吸引大批群众。从纪念碑望天安门。「民主女神」像。(64memo.com/2016) 　　○ 六月三日，同学们将收缴的军械放到新华门前，大部份则已送交附近公安局。(64memo人權法治 - 1989) 　　○ 六月三日截获的「军火」。【以上第12页】(64memo.com - 2016) 序一 　　一 　　有一段时间，很想放下「六四」，从心底放下。这段时间持续了大约五年。然后，我被惊醒，被《天安门》所警醒。于是明白，只能直面，不能放下；心里可以放下，手中不能放下。(64檔案´89) 　　本书记载的，即是放下前的反思和醒来后的挣扎。天安门之争，就是这些挣扎。(64memo人權法治´89) 　　二 　　醒来之前，曾有五年梦寻。 　　寻梦，是找回自我，还是战胜自我？一场大悲剧的幸存者，不能不扪心自疑。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这句老话也向我印证。自我中心、好高鹜远却又优柔寡断，夜的清辉映出昼的幽暗。我被自己所击倒，开始暗中寻觅。五年间遇到六种宗教，却一直很困惑：天安门风云的背后，一个主宰的【以上第13页】意志究竟存在与否？那崇高的，和那卑怯的，一道混迹于轰轰烈烈之中，又转瞬即逝，莫非是在演绎色空？内在的善性与恶习到底有没有一个形上的来源？善性战胜恶习的根据又在哪里？如果有一个上帝，竟允许悲剧的发生，那非全善；若未允许而悲剧依然发生，则非全能。这个千古公案，困倒了多少一神教的经师，自然不会对我揭谜。于是梦回东方，继续长夜独行。这边星光灿烂，却又眼花缭乱。答案反倒简单：某颗灾星降祸天外，要不就是宿世因缘。我的慧根必定浮浅，既照不见前世，也无法瞭悟刽子手何以逍遥。心灵之旅告一段落，于是开始了时间长河中的溯洄。终于似乎找到了参照系，要在经史中知止而定，好安顿自己，放下过去。(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就在这时，我被惊醒。于是，在这番自我挣扎之后，又有四重挣扎。(64檔案´89) 　　三 　　影片《天安门》的蒙太奇，再加某些记者和「民运理论家」的编排处理，人们愤怒了：「女神」原来是骗子，柴玲「让别人流血，而自己逃生」﹗造神与找替罪羊，本无二致：将幻望投射出去，定格于某人身上，然后拍拍手，万事大吉。这样的人，不配主宰自己的命运。(64memo.com - 2016) 　　此片有人解为「两个女人的战争」，我不以为然，作者没有这么偏狭。影片中我也出现，采访是在九零年七月，波士顿，卡玛家里。我还记得那个炎热的夏日，卡玛夫妇汗流浃背地张罗器材。到了九五年五月，卡玛还透过国际长途与我有数次探讨。我也不相信甚么「亲共背景」，实际上影片的【以上第14页】几位中国问题顾问也被中共视为「反华份子」。但是，该片也确实反映出美国的中国研究重骨架轻材料的倾向，我后来的批评都是针对一些预设框架及材料不确有违史实之处。但这并不减我对他们的钦佩，有关六四的纪录片中，这确实是取材最为全面、剖析最为透彻的一部。在我几篇批评文章发表之后，卡玛并未暴跳如雷，文章寄给他们也未见回应。叹服其冷静之余，也不无遗憾：我多么希望能开诚布公地辩论，以找到问题的症结，好总结教训鉴示未来。(64memo中華富強´89) 　　所敬佩与所批评的，是同一对象。这是第二重挣扎。(64memo.com/2016) 　　四 　　众所周知，我对柴玲也不会没有看法。但我的文章基本上是同情与维护，因为从流血那一刻起，她就注定成了替罪羊。她太天真，太轻信，也太不懂得政治的险恶。一个天真轻信而又不知政治险恶的女子却偏偏穿上了红舞鞋，要在政治漩涡中旋转不止，还有甚么比这更无明？我的看法在此，我的同情与维护也在此，尤其是在她被媒体构陷的时候。不错，她曾在台上，但是，我敢说，她何曾留心过台词。当编撰台词的人们要送她上祭坛的时候，我就不能缄默良知，要为历史留个公正。没错，我不自量力。我也不知量力。(64memo反貪倡廉/2016) 　　柴玲确曾被人当作「女神」。我自然没有这份悟性。远望与近观本来就不一样。但我也曾因她而感动，听她念《绝食书》时，同许多人一样，也都流过泪。这位在日常生活中那么平凡的女子，却【以上第15页】在运动中得到了升华，成为强权面前不屈精神的一个化身。我所维护的，是这个柴玲，升华的，运动中的。那是个主观精神，已随运动结束而结束，更无法借客观所谓理性而还魂。二者如火之于冰，柴玲之拒绝卡玛的采访，在人或是「战争」，在我却是相抗的两种精神。为此，我深深感到遗憾。(64memo反貪倡廉-1989) 　　所维护的与所遗憾的，是同一个人。这是第三重挣扎。(64memo自由民主 - 89) 　　五 　　难。披露过去，就不能不触及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责求真实，又难免给友情带来阴影；然而，一味顾及友情，对真相知而不言或欲言又止，则将愧对历史、愧对死难者和千千万万曾经参与运动的人。我的折中，本来是先留个备忘，在历史背景中和盘托出。三十万字完稿后，九一年夏又在巴黎会议上与各当事人核对。因够不上出版社的商业眼光，我的备忘中途搁浅；幸得留德学人鼎力相助，巴黎会议记录印了三百本。我如释重负，欲再放下六四，继续长夜之行。(六四檔案´89) 　　然而，《天安门》的警钟敲响，柴玲身临危难。我于是找到那位战友，准备一道澄清，一道承担。这时我才发现，他是那么惶恐，与当年的侠义勇猛已判若两人。一步不能让，他说，否则不光断送政治生命，以后还有断头台。闻言惊心，当年中共寡头不是也说：再退，就是全线崩溃。怅然之余，更加相信政治对人的异化。「战友」看着同伴在前面挡箭，却不敢承担自己理应承担的责任。而在报端却有这样的答问：当年吗，谁也不代表谁。这样轻描淡写，是友情的幻灭，还是本来即空？无论如【以上第16页】何，我却得到了解脱––在史实与友情之间，我曾那么徘徊。但心还是隐隐作痛，我知道失去了甚么，我为此而深深悲哀。(64memo祖國萬歲/89) 　　真实与友情之间的抉择，这是第四重挣扎。好在我已无须抉择。(64memo自由民主 - 89) 　　六 　　我的悲哀还另有来源，说来也是自家人，被人冠以「民运理论家」的，而我呢，也被恭维，称作「民运人士」。理论家曾献过一策，曰「见坏就上」，在戒严次日。此前他说，绝食学生太温和，五四还烧赵家楼呢。六四凌晨同学们撤出广场，他也生气﹐说有违其理论。但是不久气候变化，理论家也就成了「见好就收」的捍卫者，让人越听越纳闷：天晴卖矛，天阴鬻盾，还都无敌天下。于是我质疑：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这位曾以在国内发表《论言论自由》闻名的理论家就现出原形，遂欲乾脆要封住我的嘴––结果其「民运刊物」成了一「家」之言，而我的八篇文章则被相继压制，掩耳盗铃也算有术。反正，他又有理论，这也够不上压制言论自由。承蒙启发，八篇「压卷之作」便从本书终于找回了言论自由。(Memoir Tiananmen - 1989) 　　「民运人士」对峙「民运理论家」，这是第五重挣扎。(Memoir Tiananmen - 1989) 　　七【以上第17页】 　　本书就是这五重挣扎的印记。第一章「为柴玲辩护」，收有针对影片《天安门》及其报导的五篇文章，及有关「逃亡费」和《绝食书》两篇。第二章「广场备忘录」，主要取自九一年初的备忘录，记载广场上的撤留大事。尤其是五二六至五二八那篇，在九五年因为「战友」的强烈反对而推迟发表。另加三篇澄清与分析，材料则主要根据九一年夏的巴黎会议记录《回顾与反思》。分析「自焚」的一篇完稿于最近，作为对我曾参加过的指挥部的反思。第三章质疑理论家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并对其《回应》作回应。几篇文章都被其「民运刊物」所压制，别章也有被压的，详见各文按语。第四章「反思中的困惑」则汇集了几年的多番剖析与沉思。同名的首篇文章，作于三十万言备忘录收笔之时，至今仍是我整体反思的大纲。最后第五章附录，收入五篇相关文章，尤其是《柴玲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录像谈话校对稿》是迄今首次出版的全文，为了昭示柴玲录像被逐步扭曲的过程，我保留了校对清样。此外，《辞职书》写就于八九年五月六日，幼稚中可鉴当时的心迹。【以上第18页】(六四檔案´89) 为了历史的见证(代序二) 　　(作者按：本书简称「会」的《回顾与反思》一书，是本书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九三年五月出版前我曾撰文介绍，又有一点当时的心情写照，姑作序二。)(64memo反貪倡廉/89) 　　花开花落又一年。几乎同时，两位旧友，有消息来。《中国之春》新任主编张伯笠要我写一篇纪念六四的文章，介绍自己在八九民运期间的活动和流亡生活﹔正犯难之际，德国「莱茵笔会」前任社长石川传来一个好消息﹕《回顾与反思––八九学运历史回顾研讨会》一书即将出版，并嘱我写文章介绍一下。(Memoir Tiananmen/2016) 　　两年前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召开的这次研讨会，有十七位流亡同学参加，历时八天。该书即由会议录音整理而成，共近四十万字，除了文字润色及个别内容因涉及国内同仁的安全等敏感问题，由发言人自己对整理清样作了少量删减或模糊处理以外，基本保持会议上的发言原样。由于这十七位同学几乎涵盖八九北京学运的全部重要的学运组织及其中的最重要角色，又经大家当面核对，故此书记载的八九学运的组织与决策过程，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尤其会上透露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许多第一次向外界公开，很多事实，连与会者也是第一次了解到。故此书的史料价值，自不必言。【以上第19页】(64memo祖國萬歲´89) 　　不过，与会同学还是希望研究者充分注意此会的局限性。首先，讨论范围有限。会议重点在北京学运﹔八天时间仍嫌不足，因此并未扩展到全国民运层面。只涉及到部分外地学运及社会各阶层与北京学运之关系。其次，参加人数有限，比如当时王丹等人还在国内狱中，吾尔开希与项小吉均未与会。故此书勿宁说只作了第一步，拟出了框架，当中诸多史实尚待填空。另外，限于与会者在运动期间的个人视野、两年后回忆的准确度及主观性，必然有许多矛盾乃至不实之处，会上发现的皆当场纠正或留下「不同版本」，其余有待史家甄别。(Memoir Tiananmen-2016) 　　研讨会由巴黎「中国民主之家」主办，录音整理出版等有巴黎「华人之声」、德国莱茵笔会及亚琛八九学社共同参与。全书近四十万字。(64memo人權法治 - 89) 　　至于我在运动期间的行为，好在有这本书，就不必再说甚么了。关于流亡生活，多谢读者关心，不过三言两语怕是说不清。简单说来，这三年勉强做成的，就数这本书的联络工作，其余时间都是读书。书有两本，一本是文字记载的人类经验与历史，一本是社会中活生生的人和事。因缘时会，感谢上苍，似乎这几年让我读够了人生之丰富与无常。从狭隘的「科学」转入浩渺的人文，从无知的「无神论」转入畏天顺命的各色宗教，又从这些宗教的框限中蜕脱出来，不再迷惑于它们五彩的外衣，而直接进入心灵的证悟。几年的人生经历算不得甚么，但这几年理性与感性的经验都告诉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东西的存在。弥漫宇宙之中又超乎万物之上之「道」，它无形无相，却是生命之本源与归属，也是物质宇宙及人类社会之基础与律法。(写于一九九三年五月)【以上第20页】(Memoir Tiananmen´89) 第一辑：为柴玲辩护 　　【以上第21页】 有感于《天安门》一片的报导　 　　如果一个人说了一个小时的话，我们只抽取其中的一两句巧妙地编排一下，便很容易扭曲其原意，乃至完全反转。最近有关柴玲当年的一段录像谈话的报导，便可说明一个昭然的事实可以被歪曲到何种程度。(64memo.com / 89) 　　基本的事实是﹕ 　　一、柴玲绝没有「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相反，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屠城开始，直至六四凌晨，柴玲和指挥部的成员，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广场。清晨五点过，集中在纪念碑的数千同学撤出广场时，柴玲带着指挥部全体成员走在第一排，上到长安街时，坦克从队伍后尾冲来，当场压死压伤十二位同学，如果坦克是冲队首辗来，柴玲和其他人便不堪设想。然而上苍自有安排。(64memo祖國萬歲/89) 　　二、说「柴玲谈话的这段录影从前未公布」或只是「部分被用过」，也未符事实。这段讲话的全文，可以在「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中找到，第二六四至二六九页。该书由台湾联经出版，时间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初，距六四仅两个月。知名学者普林斯顿教授余英时先生为该书作序，是当时【以上第22页】有关六四较普遍而权威的资料。该文是由录像转抄的，说明全文早已公布过(其实亦非全文，参见「柴玲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八日录影谈话」全文。––作者九八年注。)(64memo祖國萬歲-89) 　　三、先不管柴玲这一个多小时的内容如何，她第一句话就是「我想，这是我最后的几句话了。」中间又叮嘱「这些话先不要披露」，完全是以留下遗言的心情说出肺腑之言。(64memo反貪倡廉´89) 　　四、再看内容。柴玲要求「不要披露」的那些话，我认为她有资格那么说，她没有在任何情况下临阵脱逃，又以如此之坦诚说出了自己的心情和不甘，正显出她是能战胜自我的强者。真的勇士，不是没有畏惧，而是能够战胜畏惧的人，柴玲的行为证明了她是勇者。(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五、然而，如果将她的这些话编排起来，成为如报导的那个样子，那么，给人的印象完全可以反过来––「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这是对柴玲的中伤。具体内容，还是留待读者看完全文，自作评价。(六四檔案´89) 　　六、为何柴玲想离开广场？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作完这次谈话之后，她找到我说要去南方发动「联省自治」，以便更好地配合北京的运动，我以为此举与学生「不参与党派之争」，「不政治化」之基本原则有所偏离，广场上也脱不开身，即行劝止。当晚，她在「营地联席会议」上辞职。是在如此情况下作这番谈话的，其实一出广场，比在学生堆中的危险大得多，柴玲说她「不在广场上坚持下去」，哪里是「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此即其谈话带「遗言」性质的因由。(64memo反貪倡廉´89) 　　七、那么，她说「我和大家不一样，我是上黑名单的人，对政府这样的残害，我不甘心，我要求生」，又是怎么回事呢？第一，这句话在原文中，是在「期待流血」那些话之后半个小时【以上第23页】说的，二者本连不上，记者硬是将其紧接在一起，混淆视听，自然达到歪曲的效果。第二，如果读原来的全文就知道中间柴玲讲了许多感人的话。她也是人，为何不可以期望自己也有一个安宁的生活？「因为她是总指挥」？––正是因为她是总指挥，她说自己与别人不同就很坦白，一般没上黑名单的人，法不治众﹔上了黑名单的人，不是应该特别注意安全吗？第三，要明白，五月二十八日，还没有六四屠杀，谁也没料到会有这么惨烈的结局，当时最有危险的，不就是这些上了黑名单的人吗？大家不要用六四屠杀之后的眼光看之前的事。而报导的效果恰好利用了这一时间差，而令读者不自觉。(64memo人權法治-1989) 　　八、关于「期待流血」一段，报导用移花接木，前后拼凑的方法，同样也扭曲了其本意。上下文很清楚，这里的「期待」，不是「期望」，而是「等待」、「准备」之意。实际上广场上的许多同学，不断地用自我牺牲的方式以感化政府，促成对话﹕从绝食到绝水，乃至准备自焚，其作法可以讨论，其精神实在可嘉––要清楚，他们不是要牺牲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牺牲的是自己，难道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也当鞑伐吗？五月二十八日柴玲讲这话是在四千同学绝食七天七夜无效，政府反施以戒严令的情况下，对政府不再抱幻想的心情。事实不是证明，共产党的真面目确实以其屠杀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吧？(64memo.com/2016) 　　九、柴玲的过错，在于说了这些话，自己又没死。如果柴玲死在广场，或被坦克压碎在长安街上，大家再看这个录像，还会这么指责她吗？然而，真有人希望她死掉吗？不是大家听到她逃出中国时，都欢欣鼓舞吗？【以上第24页】(64memo.com-89) 　　十、柴玲逃出中国时，这篇谈话已公诸于世半年多了，铺天盖地的荣誉堆在她身上，没人提起此文，是为甚么？五年之后，却用如此卑劣的手法来中伤，又为甚么？彼一时矣，此一时矣，这个公案值得一参。(64memo自由民主 - 89) 　　最后，鉴于八九民运许多基本史实的调查长期受到忽视、误解乃至歪曲，建议有能力的民运机构，及有关史学研究单位，组织力量，趁大家记忆还未模糊，当事人都在的有利条件下，开始全面的研究，成立专业或业余小组，逐步搞清六四有关的重大史实，以防止诸如此次的歪曲。一个不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是一群白痴，将在同一个坑里跌两跤。(作于巴黎，一九九五年五月四日，九八年元月修订)【以上第25页】(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柴玲没有「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　 　　《天安门》剪接的一段话，是前后拼接的。前半段(即「让别人流血」)与后半段(即「自己求生」)，在录映带上相隔半小时，中间裁掉八千九百字，而且前后半段提问的人不相同，二人的思路并不一致。最后，柴玲并未逃离广场，而是坚守到六四凌晨与同学一齐撤出。 　　------------------------------------------------------------------(64memo.com´89) 　　(《九十年代》编者按：卡玛‧韩丁的影片《天安门》，其中摘录柴玲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八日接受访问的谈话，引起社会上普遍对柴玲在天安门运动时的姿态的质疑。本文为柴玲前夫封从德寄来的澄清函件。原信并附有长达一万三千字的柴玲录音谈话记录，证明确是两段谈话出自先后不同的录音。) 　　------------------------------------------------------------------(64memo自由民主 - 1989) 　　《九十年代》今年二月号十三–十五页文章的作者，在看过柴玲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录像谈话被影片《天安门》作剪接处理的片断之后，直指柴玲「野心显然不小……她想以别人的血来成全自己」，笞责柴玲「暗藏心底的『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的『民运』哲学」，且在最后呼吁：「我们有权知道自己的同胞因何而死」。在这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年代，该作者为六四死难【以上第26页】者鸣不平，并决心查出真相，实在难能可贵；同时我也感到她对事实的把握可能还有欠全面的地方，或许并没有见过柴玲录像谈话的全文，因全文从未真正出版过。现寄上柴玲录像谈话的全文校对稿，请转该作者，相信她读后能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若贵刊认为全文太长，不宜一次刊登，或请连载，或请尽早告知，我可另择一报，于录像谈话八周年之际刊布，以飨读者。(64memo祖國萬歲/89) 对「史料」的三点澄清　 　　另外，贵刊在该文之后所附背景资料「柴玲让『别人流血』的一段问答」，有不准确之处。因篇幅不长，兹引全文如下：(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以下是《天安门》一片最具争议性的一段说话。记者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应柴玲本人的要求，六四发生前在一所国际公寓所拍下的片段：(64memo.com - 1989) 　　「柴玲：『同学们总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后在无赖至极的时候用屠刀来对着它的人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六四檔案/2016) 　　「金培力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64memo反貪倡廉´89) 　　「柴玲：『我想我不会的。』 　　「金培力问：『为什么呢？』【以上第27页】(64檔案´89) 　　「柴玲：『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我是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64memo.com / 2016) 　　这一段「史料」有三点需澄清。一是金培力当时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美国留学生，非正式「记者」；二是那段当中的提问者并非金培力，而是香港《天天日报》的记者梁淑英；三是整个段落是前后拼接的结果。(这还不算上文既不是《天安门》中那一段的全部，又在一些细小的地方有所删改，如删掉了「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一句，读者可参看我提供的全文校对稿。)(64memo.com - 89) 　　上面第一点是《天安门》作者卡玛告诉我的，她看过金培力事后的回忆手稿。就第二点来说，一些影片观众已经注意到：后半段中的提问者明明是女声；而梁淑英一九八九年的一篇文章也谈到该次采访(见六十四名香港记者合著的《人民不会忘记––八九民运实录》。香港记者协会出版，一九八九年九月初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增订版。页二一三–五)；尤其是梁淑英最近亲口向我承认，那个提问者就是她，不是金培力。(64memo中華富強-1989) 两个采访者，思路不一致　 　　关于第三点，后半部梁淑英提问的那几句(即所谓「自己逃生」者)，与前半部柴玲对金培力【以上第28页】说的那一段(即所谓「别人流血」者)即便在现有的录像带上也相隔四十分钟，中间裁掉了八千九百字。(64memo.com´89) 　　问题的关键出自梁淑英与金培力二人在录像谈话中的思路并不一致：金培力在录像之前已知柴玲的「南下计划」，而梁淑英则不瞭解情况。九五年五月，卡玛告诉我，她看过金培力的回忆手稿，当中明言柴玲见到他时便讲了「南下计划」；这一情况我也得到了柴玲的承认。而梁淑英这一方面，我是今年四月才找到她(本文所介绍的情况便出自这次电话的内容，亦征得其同意)。在电话中梁淑英两次明确告诉我：在采访时，她完全不知道柴玲有去南方的计划。从录像全文中可知，就在梁淑英问柴玲「你自己会不会留在广场？」之前几分钟，金培力与柴玲有这么一段对话：(64memo.com / 89) 　　「金培力问：下一步呢？ 　　「柴玲：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到来的，要是他敢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敢采取下策，保留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革命中，我想我还会再站出来，如果我还活着的话。……」(64memo自由民主 / 2016) 　　这段话在现行的各个出版物中都不见。梁淑英向我承认，她当时就是因为没有明白柴玲这句话，弄不懂柴玲为何一方面强调自己要求生，一方面又说「广场上的同学只能是坚持到底」，故才在几分钟后找到机会，插入柴玲与金培力的对话，问柴玲「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以上第29页】(六四檔案/89) 　　梁淑英还告诉我，她加入采访，是很偶然的。那天上午，她在北京饭店见到金培力与柴玲等要出去作录像，才临时加入的。因此梁淑英在整个录像谈话中很少插入提问，而五月二十八日那天是她第一次见到柴玲。这一偶然性在卡玛的文章中也得到了印证(《天安门》页三七二)。(64memo反貪倡廉-2016) 　　由此可见，金培力与梁淑英二者的提问在逻辑上应当是不太一致的。从全文展现的上下文可看出，正是因为金培力事先知道柴玲的「南下计划」，故对柴玲说「下一步愿意求生下去」时毫不惊讶，且在这段话之前甚至提示柴玲「你希望其它城市市民，什么上海、西安，也参加运动？」(该段问答亦全部被删去)；也正是因为梁淑英不瞭解柴玲有离开北京的打算和目的，所以才去追问她「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64memo.com - 89) 　　梁淑英告诉我，录像谈话完她都还不瞭解柴玲的切实打算；是在谈完之后，在柴玲换衣服准备走时，才知道柴玲南下的计划。(64memo.com - 1989) 柴玲并未「自己逃生」，她坚持到六四凌晨　 　　柴玲当时并未「自己逃生」，私自擅离职守，逃离广场。相反，她一直坚守到六四凌晨，直到与同学们一齐撤出广场，这大家是知道的。五二八录像谈话是在中午作的，晚上她面对二、三百各校代表，在「广场营地联席会议」上正式请求辞职。是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学的劝阻下，她才打消辞职南下的计划，继续留在广场，直至六四。【以上第30页】(64memo.com/89) 　　关于柴玲当时「南下计划」的情况及其背景，几篇拙文可供参考：《柴玲「遗言」之所指及其背景》、《背离历史的历史总结》、《广场日志：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二十八日(撤与不撤)》。(Memoir Tiananmen´89) 　　柴玲所期待的「流血」，也不是今日在六四惨案发生之后所理解的「大屠杀」；与非大陆人士所理解的有所差异，这个词是党文化下的产物，广场上许多知识分子都当作平常词来用，我在上述文章中也有论述，兹不多言。(64memo中華富強 - 1989) 「期待流血」与「等待血洗」　 　　另外，顺便指出一点，正是因为上面被删掉的那段话大家没看到，批评家们又没去核对录像，因此，有人硬是将柴玲「期待」一词理解为「盼望」(Hope)；而从上引删文中「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一处可知，柴玲用的「期待」一词就是「等待」(Wait)之意。九五年五月《纽约时报》以「Hope」译「期待」，一位「民运理论家」还为之辩护。同年六月三日我在北京之春编辑部召开的讨论会上当众问之，就连这位早在九零年便在其《八九民运反思》一文中引用柴玲录像谈话内容并作深入批评的「民运理论家」也根本没看过录像全文﹗最令人不解的是，《天安门》一片的作者是仔细研究过录像全文的，也不会不知道对「期待」一词译法的争议，却依然在英文版中用Hope译「期待」，而在法文版中则更加耸人听闻，竟将「期待流血」译作「盼望【以上第31页】屠杀」(espérons le carnage)﹗(64memo.com/2016) 　　柴玲在录像讲话中的言辞未经斟酌，说话很不成熟，有些观点于今看来也不妥当。对柴玲五二八录像谈话的批评，尤其是「献身」与「求生」两种价值观的混淆与冲突，我亦将另文详述。(参看《献身与求生的迷茫–质疑《天安门》》一文)(64memo中華富強 - 89) 盼望加强六四史料研究　 　　鉴于八九民运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我再次呼吁各个关注八九民运和中国未来的学术团体，以及各个以推动重评六四为己任的民运团体，加强对八九民运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以免再次出现类似的误解，或至少在误解出现之后能够及时纠正。这样，我们才对得起那些在八九民运中作过贡献与牺牲的人们。(64memo人權法治´89)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提出，梁淑英和柴玲都说，五二八录像的当事人共有五位。另两位一是当时帮助柴玲联络金培力的同学，当时叫王力，本名韦安，六四后在台湾；一是国际公寓的女主人，可能是美籍华人，梁淑英还记得她叫某某莲，现居香港。另外，金培力我也没有与其联络，希望与这三人能通过《九十年代》或别的管道取得联系。当然，我更希望他们直接发表作为当事人的回忆，比如金培力那篇已写成的手稿。(64memo中華富強/89)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于荷兰莱顿大学。笔者九八年按：本文开头的提要、编者按与文中的小标题都是《九十年代》所加。九七年四月，我将此函及柴玲谈话全文寄至该杂志，主编李怡先生与那位专栏作家都改变了看【以上第32页】法。李怡先生在《苹果日报》上撰文说「看影片《天安门》时，笔者也误解了柴玲。今天，笔者相信封从德所作的澄清」；那位专栏作家也在《明报》上撰文：「让历史还她一个清白」。两篇文章刊登的时间都是六月三日，在香港回归中共前夕。我对他们的求实态度和勇气十分敬佩。)(六四檔案-1989) 附：《苹果日报》李怡专栏(一九九七年六月三日)(64memo.com-1989)　 　　复杂情绪 　　柴玲在她说期待「流血」与她自己「不会在广场坚持」之间，说了甚么话，其实是很关重要的。由于篇幅太长。《九十年代》没有刊登。但我作为编者，是读过的。(64memo.com / 89) 　　在两段话中间，柴玲所表达的情绪是复杂的、矛盾的。她边哭边说，情绪异常激动。她说了她对学运的失望，由于许多人要与她争夺权力，使她觉得「特别累」，也「很悲哀」，她甚至说，「有时候我想，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不值得为你献身……」她又说，「昨天我跟我爱人说，我再也不愿在中国待下去了，我说我想到国外去，我们不是为死而战，而是为了生而战。」她还说，「我很喜欢这一种安详的，有一些baby，有一些小动物的那种……平静、安详的生活。」但「如果是在大家舍生忘死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我坐一边，不去冲锋陷阵……一旦这个权利到来的时候，我说，给我拿来吧，不要少了我的一份，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惭愧。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来……」【以上第33页】(六四檔案 / 89) 　　这就是柴玲的矛盾。以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子，若不考虑自己日后过的日子，不珍惜生命，那是不可能的。她说了她想求生，是很人性、很自然的反应。她期待天安门广场会流血，也很自然而坦率，倘若她告诉人们，当局是会仁慈的，是决不会镇压的，那才可怕。(64memo反貪倡廉´89) 　　只要她说期待流血，以及她想求生的话，不是连在一起说的，我们又能对她有甚么责备呢？而最终，柴玲并未「自己逃生」，在矛盾中她还是一直坚守到六四凌晨，直到与同学们一齐撤出广场。(64檔案´89) 　　看影片《天安门》时，笔者也误解了柴玲。今天，笔者相信封从德所作的澄清。【以上第34页】(64memo.com´89) 献身与求生的迷茫––对影片《天安门》史料根据的质疑(64memo反貪倡廉 - 89)　 　　在有关八九民运的资料片当中，《天安门》是至今为止取材最为全面、剖析最为透彻的一部影片，这一点是本文作者一直在各种场合所肯定的。用了五年多的时间、花了一百六十万美元，作者们的心血在赞誉面前是当之无愧的。本文不再进一步重复这一公认的褒扬，而是提出几点质疑，与影片作者及有心人商榷。(64memo自由民主-89) 　　首先需要说明我进行质疑的资料基础。影片作者卡玛九六年秋通过一位朋友转给我该片的英文原版，共长三个小时八分多。虽然一年前我已从新闻中得知影片在美国上映的消息，但我首先看到的是十月初在法国电视台播出的法文版，我录了下来，长二小时二十分钟，比英文版短一些，总体印象也较温和一些，祗是在一些关键字眼上的翻译似又更为强烈。后来在无意间发现卡玛他们在电脑国际网络上的网面，从中取下影片的文本，与英文原版对照几乎没有差别。最近(今年四月)也是偶然读到《九十年代》二月刊中的一篇文章，才知道又出了中文版，我托朋友从香港购来与影片同名的书，是明镜出版社三月份才出版的，当中也有影片中文版的全文，与英文原【以上第35页】版也几乎无异，个别字眼似乎还要激烈些。为了读者查询方便，以下便主要参照这本书中的文本内容和页码。(64memo自由民主/89) 一、用「蒙太奇」作「大手术」　 　　蒙太奇(Montage)是电影制作中最平常的一种手法，说白了就是剪辑，将不同来源或同一来源不同段落的影视资料拼接在一起。这是节省篇幅、增强效果、突出作者观点的一个常用技巧。《天安门》一片采用这种技术本来无可非议。不过它不是一部普通的电影，而是探讨历史真相的记录片，并且影片作者又在各种场合都说这是一部「客观的、理性的、照顾到了各个方面观点的」作品，因此，它在运用「蒙太奇」手法时，就应当具有比一般电影更严格的前提条件，比如应该较为细致地介绍剪辑在一起的各个片段的基本背景情况，尤其是在作「大手术」时。(64memo中華富強´89) 　　这种「大手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柴玲被某些记者抓住而简化为「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的那两段话。我们来看一看它是否作了必要的背景介绍。(Memoir Tiananmen - 1989) 　　先看剪辑的情况。 　　影片中柴玲那两段话其实是由五个片段组成，为了叙述方便，姑且标为甲乙丙丁戊。以下是它们的全文：(64memo反貪倡廉´89) 　　(甲)：最近我一直感觉到特别悲哀，而且同学，就他们本身的民主素质也是相当差的。而且说句【以上第36页】实在的，在我倡议发起绝食这一天我心里就很明白，不会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有些人，有些事业注定是失败的。我一直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在给大家一个坚定的形象––我们在争取胜利。但我心里很明白。(64memo.com-1989) 　　(乙)：我就是越干越悲哀。大该四月二十几号时我就开始感觉到了。那时我想，我现在也想说但一直不愿说，因为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但我不得不说，就是，有时候我想，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哭)我不值得为你献身﹗(哭)可是我又想到这次运动的确还有很多很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学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识界的人……(64memo.com / 89) 　　(丙)：同学们一直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如果是这种同学们自我崩溃、自我瓦解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撤回原地的话，他们就会把一大批这次运动中的先进的领袖，还有一些党内的、军内的、能与他们相抵制的、代表一些人民利【以上第37页】益和呼声的这样一些人全部清洗乾净。(64memo反貪倡廉 - 89) 　　(丁)：所以，我觉得很悲哀。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们讲––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同学们会这样做，但是他们是年轻的孩子们……(哽咽)(64memo祖國萬歲´89) 　　(戊)：记者：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64memo人權法治 / 89) 　　柴玲：我想我不会的。 　　记者：为什么呢？ 　　柴玲：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天安门》页一七五至一七七)(64memo.com-2016) 　　这是影片中剪辑后的顺序，而在原录像中的却是丙–丁–乙–甲–戊。前四段构成「让别人流血」，尤其在丙段中；戊则是「自己逃生」。前四段相隔并不远，丙–丁–乙–甲之间剪断的时间分别是一分十七秒、二分四十秒和六分钟，意思较为一致，我不明白有何必要这样倒置，或许是为了拉近「期待流血」(丙)与(戊)「我要求生」两处的距离，以增强反差效果吧。(64memo.com-2016) 　　问题最大的是在丁戊二段之间，剪掉的时间长达三十九分钟，中间删去八千多字。如果按丙处「期待流血」一句与戊「我要求生」一句来算，相差则是四十三分钟，隔了八千九百字。(顺【以上第38页】便说一句，许多人将联合报出版的《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中的柴玲录像谈话当全文来看待。其实该书的这个文本只有七千字，而柴玲录像全文却是一万三千字，删掉近半；更不用说这个文本没有介绍录像的背景，也没采用原来的对话体。)这么大的删节拼接，用上「蒙太奇」手法，一般观众是不易察觉柴玲那两句话本来是隔得那么远的；而影片又没在任何地方作出说明，这就导致了下面一系列的问题。(64memo中華富強 - 89) 　　有趣的是，甲、乙、戊三段在一九九六年夏的法文版中消失，可能影片作者们也已感到剪裁得不妥。但是，在后来的中文版中又都重新出现了，因此，我要质疑：这么长的剪辑拼接却不作说明，是否符合历史记录片的标准？(Memoir Tiananmen - 89) 二、作「大手术」而没作必要的背景介绍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如果说用「蒙太奇」作「大手术」而不作说明也不算犯规的话，那么下面的情况可能就难说没有问题了。很不幸，我也是最近才瞭解到这些情况的，这才大致弄清整个录像事件的症结所在。(64memo.com-89) 　　症结就在于影片作者对一些背景情况秘而不宣。首先是没有介绍柴玲「期待流血」与「我要求生」那两句话是对两位不同的记者说的。(见上文「两个采访者，思路不一致」一节)(64檔案 - 89) 　　由此可见，柴玲「期待流血」和「我要求生」的那两段话，本来是对两个不同的人在不同【以上第39页】的思路下说的，隔得又那么远；而影片和一些记者将它们剪裁在一起，却又不向观众和读者作必要的背景介绍，这种做法是否诚实、是否是对观众与读者的知情权的蔑视，这是我所质疑的。(六四檔案 / 2016) 　　顺便提一句，十分有趣的是，法文的名词分得出阴阳性，而该片的法文版又恰恰删去了最后这一段(戊)对话，否则观众就会奇怪到底有几位记者、是男是女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为何分不出阴阳性的英文与中文的版本没有删呢？(64memo反貪倡廉-1989) 三、颠倒时间顺序　 　　卡玛读过金培力的手稿，应该清楚柴玲告诉金培力「南下计划」在先，录像在后。有关「南下计划」的详情与背景，我在影片定稿前的一些文章中已作介绍(《柴玲「遗言」之所指及其背景》和《背离历史的历史总结》其中对卡玛有质疑)。但是，影片中却是在引用录像过后才说，「在采访结束之后，柴玲委托这位美国记者将采访录像向世界公布。她说，她即将离开北京转入地下。」(页一七八)明显是将这一关键的时间顺序颠倒了过来。(Memoir Tiananmen´89) 　　时序的颠倒可以导致问题实质的颠倒。比如中共的宣传片说六三之夜是「先暴后镇」，将军队开枪与市民烧军车的时序颠倒过来，这样一来，「镇压反革命暴乱」就不是没有道理的了。同样，在影片《天安门》当中，美国记者知道柴玲的「南下计划」是在录像之前还是之后，也并非无关紧要。如果金培力早已知道柴玲要离开北京是为了南下去发动全国更大规模的反对戒严、【以上第40页】支援北京学生的运动，那么，他对柴玲在录像中的许多话就很容易理解了，尤其是考虑到她不能直接在这即将公开的录像中透露这一保密而危险的计划。这一时序是确定金培力与梁淑英在与柴玲对话时是否有同一思路的关键，也就是说，柴玲那两句话是否可以剪辑在一起的关键。影片作者一方面对有二位记者的情况秘而不宣，将柴玲对不同的人说的两句不同的话剪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在时序上作了颠倒的说明，客观上进一步掩盖了两句话是不同思路的实质。(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这一时序的颠倒因为影片下面的处理手法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影片接下说，柴玲在第二天夜间有个采访，当中这么一段对话：(64檔案´89) 　　记者：你是否想到今后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来推动目前的运动呢？(64memo中華富強/2016) 　　柴玲：对，我有这样的考虑，因为我觉得工作的重点已经不在广场了，而应是在全国各地上。本来我有一点心愿，我想我很希望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甚至有可能到香港或别的地方看一看，究竟外面是怎么一种局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然后决定广场这个战役究竟应该打多久，有可能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64memo反貪倡廉 / 89) 　　和前面柴玲「说她即将离开北京转入地下」一句相呼应。但是，这一段其实也正好可以用来说明柴玲五二八的录像谈话中隐含的「南下计划」的思路。我不明白为何影片作者就是不把这一关键情况明确地向观众讲出来。【以上第41页】(六四檔案 - 89) 四、用词与翻译的问题　 　　《天安门》一片中用了许多模棱两可的词。比如上面的柴玲「说她即将离开北京转入地下(Go underground)」。「转入地下」既可理解为进行秘密工作，也可理解为私下开溜。尤其在影片剪辑的「我要求生」那一段之后马上就说柴玲准备「转入地下」，观众可能很难不理解为柴玲准备逃跑；加之南下计划又被隐秘起来，「转入地下」被大家理解为「进行秘密工作」的可能性就更小了。(64memo.com / 89) 　　最严重的用词问题是「期待」的翻译。这在九五年五月已引起争议，许多人批评《纽约时报》将「期待流血」中的「期待」译作「期望」(hope for)而不是「等待」(wait for)。意味深长的是，有的民运理论家还去为这样的译法作辩护。他们的根据是：字典里面的「期待」就是有「期望」的意思。有这个意思，但这个意思是不是「期待」一词的全部含义呢？辩护者们不再说了，似乎解读文本(text)全然可以不顾及背景(context)而任取一义。(Memoir Tiananmen - 89) 　　影片作者卡玛一直坚持这样的译法。实际上，早在九五年五月她便给我寄来美国广播公司(ABC)Ted Koppel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底对柴玲录像的引用文稿，当中译的是「等待」(Waiting for)；卡玛在信中向我指出，这个译法不对，应当译作「期望」(Hoping for)。最近我从新出的《天安门》一书中读到，也是在九五年五月，卡玛给《中国时报周刊》的采访中也持同一看法(页三○○、三○六)。【以上第42页】(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说来很惭愧，我是最近才发现不能这么翻译的证据。许多人虽然直觉到这种译法不会是柴玲的本意，但是因为没有仔细研究过柴玲谈话的全文，就不知道当时读到的文本是经过删节的；而恰恰是在这些被删节的文本中漏掉了一段很关键的话，与「期待流血」那句话同一结构、同样意思，当中用的字眼是「等待血洗」。因此，按照汉学考据方法或西方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中「以经解经」的原理，用同一文本中的「等待」来诠释「期待」要比用字典里的另一含义「期望」应该优先得多。(64memo.com-89) 　　为「期望」译法作辩护的人怕是更没有耐心去研究柴玲录像谈话的全文。比如九五年六月三日在北京之春编辑部召开的讨论会上，我惊讶地发现，就连那位早在九○年便在其《八九民运反思》一文中引用柴玲录像谈话内容并作深入批评的民运理论家也根本没看过录像全文﹗于是我对其「反思」提出质疑：反思要不要根据史实？(Memoir Tiananmen - 89) 　　不过，最令人不解的是，仔细研究过柴玲录像全文的影片作者却自始至终都坚持将「期待」译作「期望」，在影片的英文版中用Hoping bloodshed(希望流血、杀戮)，而在法文版中竟然成了「盼望残杀」(Espérons le carnage)﹗(64memo.com / 89) 　　至于「等待流血」，「等待镇压」，「不怕牺牲」，「献身」之类，这是党文化下的一些平常概念，一九八九年是天天挂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嘴边的，翻一翻当时的资料就不难看出的。远的不说，即便是影片中令人感觉非常理性的梁晓燕老师，也提到五月十四日晚大家等待军警清场时「焦虑不安的心情」：「怎么还不来呀？」(页一二六)影片在许多方面都有历史性的透视和对【以上第43页】共产党文化的深入剖析，可惜对这种「等待流血」的心理似乎理解不深。而对「流血」的理解从其译法来看，要比当时广场上人们的理解严重了几千倍––这样说还不准确，因为「流血」与「屠杀」、「残杀」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64memo.com / 2016) 五、转述变成了自述　 　　柴玲在影片中的突出形象是「激进」。这一形象得到了一些特殊手法的加强，比如将间接引语变成直接引语。例如影片介绍绝食团指挥部成立经过时引用的柴玲录像当中的一段(页一二六)：(64memo.com´89) 　　「如果政府看着同学一个个消耗生命的话，那么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我们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一个饿死的话，那么我们就作第一个死掉的人﹗」(六四檔案´89) 　　这句话其实是李禄说的。我们来对照一下柴玲录像中这一段的全文就很清楚了：(64檔案 - 1989) 　　「第二天早上我，还有李禄找到我，就是现在的副总指挥。他很痛心，他说，『如果政府如此无赖下去，这样看着同学一个个这样消耗生命的话，那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他说，『我们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眼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一个死掉的话，那么我们就作第一个死掉的人。』」(六四檔案 / 89) 　　可见，柴玲转述的一句话被当作柴玲自己说的了。影片作者甚至极为细心地去掉了这段话【以上第44页】中央的「他说」二字。把转述变成自述在史料分析上应该是最忌讳的了，而且卡玛自己就曾对李禄的影片《移山》有这方面的质疑(《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页五十八–五十九)，为何在自己的影片中又明知故犯呢？(64memo.com - 2016) 六、李鹏与学生有「电视直播」的「公开对话」吗？(64memo祖國萬歲-89)　 　　李鹏既未与学生「对话」，那次见面也不是像民运理论家编造的那样「现场直播」了。对「李鹏让步论」、尤其是「李鹏与北高联负责人公开对话了」之类的说法的驳正，见拙文《五一八李鹏与学生「公开对话」了吗？》给出的九条根据，这里不再重复。当时我还未读到影片的中文版，祗是根据英文版判断说：「影片《天安门》在这一点上要谨慎一些。」现在看来需要作些修正。(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该片中文版中没有用「公开对话」的字眼，确实比《八九民运反思》等文章要严谨许多。但是影片中却说，「这次会见通过电视向全国广播」(页一三七；英文版和Internet网面都是a televised meeting)，同时给出李鹏与吾尔开希的两个画面，许多人以为这就是一场「电视直播的公开对话」了。特别是这一段放在阎明复与学生的对话之后，更加强了这一印象。(64memo.com/2016) 七、五一四有「公开」对话吗？　 　　【以上第45页】 　　参见本书《五一四对话是「公开」的吗？》。 八、戴晴提了甚么条件？　 　　五一四晚，知识分子来广场向同学们劝撤的情况，影片也隐匿了一个关键的地方。我们先看影片采用的当时的一组镜头(页一二一–一二四)：(64memo反貪倡廉-1989) 　　戴晴：为了避免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为了使中苏最高级会晤能够顺利地进行，我们恳请同学们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理性精神––一会儿我再说条件，如果条件符合的话––暂时离开天安门广场。(64memo自由民主´89) 　　影片在这里插入吾尔开希的访谈，对知识分子将学生当小孩极为不满。然后是苏晓康面对广场上十几万人的一个镜头：(64memo.com´89) 　　苏晓康：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理性啊？﹗ 　　众 人：有﹗﹗﹗ 　　苏晓康：那好﹗如果在政府作出让步以后，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理性来回答他们呢？(64memo自由民主´89) 　　众 人：能﹗﹗﹗【以上第46页】 　　苏晓康：我的话完了﹗ 　　接下来又是吾尔开希及王丹对知识分子不满的话，当中王丹说「对不起，我没有那么高的理性，因为我没有面对理性的对手﹗」最后是戴晴受访时的总结：「我们当时的劝说失败了﹗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知识分子夹在两批人中间––那就是毫无理性的学生和毫无理性的政府。我们不知道怎么办。」(Memoir Tiananmen - 1989) 　　这样，影片成功地塑造了「毫无理性的学生」的形象。但是，这一塑造本身是不是理性的呢？我们发现它缺了关键的一环：戴晴提出的撤离条件究竟是甚么呢？如果戴晴提出的条件(即苏晓康说的政府的「让步」)符合情理的话，那么学生当然就有「非理性」的问题了。然而，影片却对此守口如瓶。实际上，当时戴晴提出的是：要李鹏或赵紫阳来广场说一声「同学们好﹗」，绝食便停止，大家就撤出广场。难怪吾尔开希要抗议这是把同学当小孩来耍﹗(六四檔案´89) 　　关于戴晴的建议，有好几个版本的说法，但差异都不大，可以相互印证。戴晴：「读毕《紧急呼吁》，由我宣布撤出条件：总理和总书记来看望大家，同学们从广场撤出」；陈小雅：「只要来站一下，不说什么」；刘晓波：「来广场与学生们见面」；苏炜、王超华和我的记忆中也都只有「同学们好」。唯一的例外是包遵信的回忆，他说戴晴建议的是李、赵来广场宣布「同学们是爱国的」，且在建议前与学者们商量过。但戴晴自己都没提到「爱国」二字，也没提商量的事，苏炜更因此而说大家都埋怨她，比如离开广场后「李洪林还在喃喃地说：戴晴那样说很不好，她不应该把学生当小孩一样地哄，她说的那番代表我们十二人的话，也并不是大家早先商量好的。【以上第47页】(64memo.com-1989) 　　这个事情这样一弄僵，往后这个中间斡旋的角色是谁也没法当了。」可见，连十二学者内部也没达成一致，那还怎么劝学生？(详情见《见好没法收，怎么办？––答胡平公开信之三》第五节)(64memo自由民主 - 2016) 　　因此，影片刻画学生「非理性」的处理方式是很值得商榷的。影片在后面批评「广场营地联席会议」不具备可靠的代表性，因为广场后期的人员流动性太大(页一三七)，这很有道理。而在绝食之初的五月十四日，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柴玲在九一年的巴黎会议上两次强调：十二学者到广场后，各校代表六十四票中四十六票决定不撤(《回顾与反思》页一三一，一三三)。这一情况未见报导，有待进一步的考察。不过根据最近发现的一盘当时的录音带显示，就连目前大家公认的最为温和、最有理性的王超华也认同了坚守广场的意见。以下是超华当时在广播站的声明的全文：(64memo自由民主-1989) 　　王超华：同学们，由于政府现在这种态度––我是北高联的常委––我希望同学们都提高警惕，做好一切准备。现在北高联、对话代表团和绝食请愿团以及广大声援的同学、以及市民们、各校的教师声援机构，我们现在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我们的基本态度也是一致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胜利﹗(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众喝彩：好﹗﹗﹗ 　　根据录音判断，时间是在录音者标定的十五日零点零六分之后半个小时以内。在超华讲话之前，有个同学代表几位北大研究生还认为十二学者的建议很有理性，应当把他们请回来，但从【以上第48页】录音听来，受到的响应远不如超华。可见柴玲说的表决不是不可能。(64memo.com - 89) 　　总而言之，戴晴提出的建议太过轻巧，不仅劝不动学生，就连请他们来的王超华以及知识分子内部都没完全认同。(64memo.com/89) 九、其他问题　 　　影片还有一些值得商讨的地方，比如有一段用对比手法：先用一段柴玲六月八日的录音讲话对广场屠杀的描述，然后马上是侯德健那一段很有名且极有道理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用谎言去打击那些说谎的敌人，难道事实还不够有力吗？」(页二三二)这样反衬的客观效果是，《九十年代》的一位专栏作家在今年二月号上发表观感：「影片直指柴玲说谎……」。实际上卡玛在九五年就对柴玲在李禄那部影片《移山》中用直接引语方式转述他人对屠杀情况的描述提出了质疑(《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页五八–五九)。那是关于一个女孩挡坦克被碾的情况，是一位北大的博士生亲眼所见而对我和柴玲讲的。他是我的朋友，从当时他义愤而平静的语气来看，不会对我们说谎，因为那实在没有必要。柴玲在六月八日的录音中明确提到了这位博士生，说是听他说的，这也许就是影片《天安门》最终没有采用这段曾被质疑的话的原因吧。其实影片拿来与侯德健的话作反衬的柴玲的那句话里，也都有「我们事后才知道……有人说……也有人讲……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申明，可见是不可以当作柴玲亲眼所见来指责她说谎的。而许多观众依然觉得是柴玲在说谎，可见影片这种对比是多么的强烈和不当了。【以上第49页】(64memo.com/2016) 　　与影片作者的理解相反，柴玲作这个录音的本意恰恰是希望外界不要夸大对屠杀的描述。六四之后我们一起逃亡，途中听美国之音等电台，觉得有些离谱。我当时就有侯德健那种「难道事实还不够有力吗」的感触。这也就是柴玲为何在录音一开始就强调自己作为广场总指挥「是最有资格的评论家」的原因。顺便说一句，这个录音是在武汉大学自治会主席李海涛的宿舍里作的，是在我们要转移之前一个小时才临时决定的，因此仓促之中错误难免，柴玲也一直说对这个录音不太满意。李海涛立即复制和散发了一百盘录音磁带，为此他坐了三年牢。另一位自治会负责人很快将其中一盘带到了香港，他就是大家知道的蔡崇国。(64檔案 / 89) 　　柴玲「听说」的死亡数字从二百多到四千是相当宽泛的，今天看来，真实数字应当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与当时的一些报导对照一下便可看出，柴玲用间接引语的描述在当时还是较温和的。吾尔开希几个星期之后还在讲：「广场死亡数以千计，北京，我想数以万计，我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我的很多同学被坦克车完全扁平的压死在天安门广场」﹑「六月四日那天，我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了很多我的同学、我的同胞，他们被丧尽天良的，丧失人性的野兽、法西斯军队打的，用枪用木棍打的，很多人在天安门广场死去了。我清楚地看见就在送我走的那辆救护车上，有一个同学脑袋、头部和腹部中弹，头部已经被他们打碎了，肚子还在咕嘟咕嘟地冒血。」这是香港电视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播出吾尔开希在离开中国后的首次录影带，影响也不算不小，又是「亲眼所见」，又是现成的影视材料，内容也正好与侯德健否认看见广场上死人的说法相对立；而柴玲的那段，不仅是转述，而且还祗是录音，我不明白为何影片作者就选用了后者。(64memo.com´89) 　　影片系统性的偏向，我将另文详述。其它一些更细致的问题，比如忽略了知识分子激进思【以上第50页】潮对广场上的激进倾向的影响，也几乎看不到任命指挥部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作用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从略，以后有机会再详细分析。(Memoir Tiananmen/2016) 　　影片作者的Internet网面上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英文版那一面没有柴玲录像谈话的全文，却有成百上千人批评柴玲的观感，也就是说，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也是没有机会瞭解谈话全文的情况下发的议论，影片作者却正而八经地收集在一起。而在中文版这一面，「全文」也不全，删掉了柴玲讲述家庭与父母的一段话，当中有一句：「我很想活下去，都是为了他们(父母)」。这一句对于理解柴玲为何希望求生不能说没有意义。影片作者在这个删节处注明了一句，「因柴玲要求，此处删去约二百五十字」。我还很奇怪，不是说柴玲拒绝卡玛的采访吗，何以又去要求甚么呢？我一直以为柴玲真的为此与卡玛有交涉，但最近要将整理的全文发表而去询问柴玲是否同意全文照发时，才听她说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这里所谓「因柴玲要求」，其实就是录像原文中的话，这样的要求在录像原文中又不是只有这一处(特别是「我要求生」那一段)，为何别的地方不删，偏偏删去含有这么关键的一句话的段落呢？(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十、对柴玲录像谈话的几点批评　 　　如果只对影片进行批评也是不公正的。这里我要重复文章开头的话：《天安门》是至今为止取材最为全面、剖析最为透彻的一部有关八九民运的资料片。实际上它也很正确地指出了八九【以上第51页】学运中的许多缺失。这里就提出我的一些理解。(64memo祖國萬歲 - 1989) 　　影片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为八九民运提供了一个较大尺度的历史透视，尤其是与二十多年前的文革和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的对照。稍有欠缺的是没有指出许多广场学生(包括我)激进的「救亡」、「启蒙」与全盘西化思潮的直接来源，即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些知识分子的言论，尤其以刘晓波、方励之、《河殇》、《丑陋的中国人》等为代表。影片中知识分子这方面的言论几乎看不见，在一九一九年五四的「救亡」之后，陡然就跳到一九八九年柴玲「这个国家快亡了」的呼喊，大有空穴来风的感觉。(64memo反貪倡廉´89) 　　广场学生正是从八十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价值转型期的混乱造成我们思想上的迷茫。柴玲录像谈话正是这种混乱最好的例证。比如「献身」与「求生」的冲突，前者是党文化下的产物，而后者则不能不说与开放后新来的个人主义思潮有关，哪怕是对个人主义的误解。柴玲也是绝食书的主要作者，当中有一句向父母告别的话：「别了，父母﹗忠孝不能两全。」「忠」是对国家和民族的，与「献身」相连；「孝」则是对父母的。显然当柴玲在五月十三日念绝食书时是将为国献身的「忠」看得高于「孝」的，但是，十五天后，她在录像谈话中则发出「我要求生」的呼叫，并且说「我很想活下去，都是为了他们(父母)」。可见柴玲当时价值观的混乱。(64memo人權法治 - 1989) 　　这一混乱造成了「忠」的对象的模糊不清。一方面在寻找中国的「希望」，要「唤醒民众」；另一方面却对「中国」、「民众」这些「忠」的对象又无彻底的信任。录像中柴玲重复了《绝食书》的一句话，「我们要看一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国到底还有没有良心」；因为运动中的一些【以上第52页】人和事，导致柴玲在录像中发出「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献身﹗」的哭诉。(六四檔案´89) 　　这种价值观的混乱，并非柴玲所特有，九一年拙文《反思中的困惑》曾就缺乏坚定的价值系统和信仰发出感叹：我们祗是在一堆矛盾的选择中避重就轻。实际上，当时许多「学生领袖」也是徘徊在「献身」与「求生」两难选择之间的，具体事例这里从略。(64檔案 - 89) 　　柴玲录像谈话中另一个明显的矛盾是：一方面批判中共的「封建大一统统治」，另一方面却说「维护广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这是对的」。其它思维混乱的地方还不少，暂也从略。总之，柴玲似乎是将成长过程中吸收的许多思潮都浓缩在这篇谈话里了，也许当时她自己都没感觉到自相矛盾的地方是那么多。(六四檔案-2016) 　　问题是，柴玲这些激进思想和混杂的观念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影片《天安门》可能限于篇幅，无法面面俱到，这是不应当吹毛求疵的。不过，这确实是以后类似的史料片或论著值得留心的地方。(一九九七年五月七日于荷兰莱顿大学，一九九八年元月补正于巴黎南Cachan)【以上第53页】(64memo自由民主 / 89) 背离历史的历史总结　 　　––对当前争议的几点质疑 　　《北京之春》九五年六月号辟出大量篇幅，讨论一九八九年五、六月在天安门广场上所发生的学运内部情况，在六年后的今天，难能可贵。作为其中诸多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人，我首先要感谢贵刊的努力。其次希望能将此探讨深入下去，以便对未来中国的民主事业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好让中国人不再在一个坑里跌两跤。这里，谨就一些基本史实作一澄清。(64memo.com´89) (一)关于柴玲录影带的三条线索　 　　六月三日，在贵社主办的讨论会上，我指出柴玲录影带(简称「遗言」，作于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有三条内在线索，而柴玲只明说了一条：求生的意志。(64memo.com / 2016) 　　这一条线索直接与民主自由的理念相联。民主与自由，不是求死，而是求生，是争取生命【以上第54页】更加充实，更有尊严。柴玲在绝食前念的《绝食书》不知激发了多少人的崇高情感。当中，一句话––「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柴玲曾在许多场合，包括「遗言」录像中，一再重复，当年听柴玲这些话而落泪的，不计其数；今天，却有人将柴玲的话前后拼接，论证她是「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只要看过录像全文，听她用那么大篇幅谈自己的成长过程，谈父母、家庭，谈与便衣交谈的情况，谈她不甘于十七年的「反革命」刑期……自然对此线索了然。(64檔案/2016) (二)「期待流血」与「掌握权力」　 　　第二条线索柴玲没说清楚：广场上的夺权压力。其实，柴玲「期待流血」指的正是这个情况：高压之下，内部才会更加团结。六四凌晨，屠城之后，学生撤离广场的那一刻，刘晓波对柴玲说：「吾尔开希不是个东西，还是指挥部不错。」柴玲后来，念念于斯，认为六三之夜，终于达成了广泛的团结。(Memoir Tiananmen/2016) 　　因为，就在一周前，即作「遗言」录像的头一天，五‧二七「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上，刘晓波还竭力保举吾尔开希作「人民发言人」––「中国的瓦文萨」，欲形成另一个代表整个运动的最高权力。而吾尔开希则一直力图掌握运动最高权力。比如沈彤在九一年巴黎会议上回忆，五‧一九下午在统战部复食，气氛活跃，「开希踢碎了三个暖壶。就在这时，开希突然宣布成立广场【以上第55页】总指挥部，总指挥全局。我问这总指挥部干什么？开希就说：我当总指挥。我说具体怎么和绝食团协调呢？开希就说：我当总指挥。我说下一步成立总指挥部，怎么组织撤离呢？开希说：我当总指挥。回答了我三句。所以在此情况下，大家高高兴兴地去广场，边走边在路上说，一定要停止绝食，最担心绝食团不同意。」(《回顾与反思》二零三页)因此，在五‧二七联席会议上，开希还嫌刘晓波的褒奖不力，甚至说出他最有「个人魅力」，最有「知名度」云云，来争取作「中国的瓦文萨」。(六四檔案 / 89) 　　会后，柴玲哭了，对我说，真没想到，参加运动的「精英」和「领袖」竟有这许多私货﹗第二天，柴玲在录像中，说她不愿将权力交给野心家，指的就是此事。可惜柴玲欲言又止，未将事情明说，反背黑锅。(64memo人權法治 / 89) 　　夺权压力的来源复杂又繁琐，为外界难以想像。巴黎会议对此有较充分的讨论(《回顾与反思》二七九––二九○页)，而就在柴玲作录像那天凌晨，还有一些外高联的同学「冲进学生广播站，要找柴玲等北京学生领袖理论」(见《大公报》二十九日)。广场后期的权力争夺当时报刊有大量报导。其实，当时指挥部夹在撤与不撤之间，是真正的「中间派」。(六四檔案´89) (三)「离开广场」与「南下计划」　 　　第三条线索，柴玲更不能在录像中明说，她准备去南方发动「联省自治」。此议当时虽已【以上第56页】有酝酿，但真要实施，却是件十分有风险的事。比起留在广场，万人保护之中，不知危险多少倍。不知情的，以为柴玲说了「不会留在广场」，便是「让别人流血，而自己逃生」，未免小人之心。至于少数明知此计划者，还要故意这么推断，真不知安了什么心。(六四檔案´89) 　　那天下午，柴玲作完录像，找到我，要求一道辞职南下，发动自治。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录影的事––当时柴玲说的就是「作了个遗言」––她亦明白此举之冒险，亦证明她并非要抓权不放，南下亦多少出于无奈。我因为二个原因未同意：一、指挥部刚从北高联接管广场，广场秩序尚未恢复，走不开，轻率离任更不负责，可能导致广场更加混乱；二、联省自治乃政治以至军事行为，可能偏离学运「不参与党派之争」及「非暴力」原则。柴玲见劝不走我，没坚持，晚上还是在三百代表前请求辞职，未准，此后一直在广场，直至六四凌晨，带领几千同学撤出广场，她与指挥部走在第一排。史迹昭然。哪里是「让别人流血，而自己逃生」﹗(64memo自由民主-1989) 　　给柴玲作录像的是一个美国留学生(金培力)，事后写了一个回忆，卡玛见过其手稿，对我印证说，金培力作录像时，就已经知道了南下计划，是柴玲在采访前对他说的。当时情况已很紧张，卡玛说，金培力是将磁带绑在腿上，才躲过便衣的监视，传到外面的。而复制的另一盘据另一当事人王力同学称，确被公安局抄走。可见，当时情势，不许柴玲在录影中说出她「不会留在广场」的真正动机，导致今日之聚讼，亦柴玲之天真与不慎––她实在不是个成熟的政治人物。(64memo人權法治-2016) (四)见坏怎么上？见好怎么收？　 　　【以上第57页】 　　《北京之春》六月号胡平在《回首天安门》中称：「在『八九民运反思』中，我对激进策略提出了分析与批评」，对于广场后期是否应当撤离，胡平说：「但即便到那时，『撤』很可能犹胜于『不撤』，『坏』总比『更坏』略好。有关这一问题，我在『反思』一文中有更细致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阅。」(64memo.com / 2016) 　　我「翻阅」了《反思》，大惑不解。 　　我们知道，世称「民运理论家」的胡平，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说八九民运之失败在于未能「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九○年三月起，胡平在《中国之春》上发表系列文章「八九民运的反思」，评述此论。当中，他还提到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写的文章，就叫「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他说，当时他已清醒地意识到，「所谓戒严令，一定会采取极为残酷的方式实行」。下面，具体看胡平当时怎么说：(64memo反貪倡廉 / 89) 　　「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在高压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败，是前功尽弃，是血流成河。」接着，九○年五月胡平在文章中又解释说：「在非暴力斗争中，如同在暴力斗争中一样，当情况紧急，迫不得已，牺牲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则不能胜利，而且到头来仍免不了牺牲，只是徒然地使牺牲失去了它的最可贵的价值。我当然不是说血肉之躯可以抵挡得过坦克机枪。但是，倘若屠夫(所谓「清场」)一直拖到天亮仍迟迟不能成功，政局确有可能出现剧变。」(《中国之春》八十四期十五页)。【以上第58页】(Memoir Tiananmen - 1989) 　　问题是，若按胡平的策略，见坏就上，死守广场，让市民和学生与中共军队拼死到底，以期待「政局确实有可能出现剧变」，那么，这不正是今天胡平所竭力挞伐的极端激进吗？胡平在一九八九年的言论，不是比他今天所批判的「激进学生」还要激进千百倍吗？我之不解，此其一。(64memo人權法治-89) 　　其二，胡平早在六四屠杀前二周(戒严第二天)便已惊人准确地预见到八九民运将出现「血流成河」的「极为残酷」的结局，其政治智商，怕是无出其右。柴玲说「期待流血」，不过是期待在高压下的内部团结，她能想像到的最残酷的事情，充其量不过是「四五」那样的「血流成河」，南韩那样的「橡皮子弹」和对她的十七年「反革命罪刑期」(见柴玲录像)；而胡平预见的「血流成河」，有几人在「六四」前想像得到呢？胡平「六四」前有如此残酷的预见，又如此激进地主张「见坏就上」，又凭什么在「六四」之后去指摘别人的「激进」和政治道德呢？怪哉﹗怪哉﹗(64memo反貪倡廉 / 89) 　　其三，更有甚者，胡平一九八九年极端的激进，不仅停留在言论上，而且努力落实在行动中。据当时的民联骨干杨巍说(我的原文是：「据当时民联的一位骨干说」––作者按)，戒严后，民联内部对胡平「见坏就上」的主张深为不安，要他以民联主席的身份，向国内建议撤离广场，却遭到胡平的压制。其一意孤行，正如他在《反思》中所说，「然后我得知了刘晓波等四人计划接力绝食，感到振奋。」(《中国之春》八十四期十五页)而刘晓波据说也是民联成员，且正好是从胡平所在的纽约，在学运期间匆匆回国的。胡平在广场后期，对「坚持不撤」的片面主张到底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这些史实，需民联来澄清。(64memo自由民主 - 2016) 　　(以下两段刊出时被删去––作者按)【以上第59页】(64memo中華富強´89) 　　其四，而今的胡平，却完全倒向另一个极端，使出浑身解数，来口诛笔伐他冠以的「激进学生」。今天的《回首天安门》，胡平只提「见好就收」，闭口不谈「见坏就上」，把自己当年的言行「忘」得一乾二净，反过头来把自己当年极力坚持的激进主张栽到别人头上，大加鞭笞，这哪里具备一个「民运理论家」的严谨？又哪里具有一个「学者」的严肃？我百思不得其解。(64檔案-1989) 　　其五，再说，「见好就收」，如何算「好」？又怎么「收」？––一个脱离实际的理论，比没有理论还要糟糕。比如说，如果我们照着胡平当年的理论，在六三之夜「见坏就上」，死守广场，拚命到底，后果当如何，不是很明显吗？(胡平在《八九民运反思》一文中对同学们没有坚持到天亮大为不满)胡文曰，四二七算「好」，该「收」，那么，五四复课时不也算「好」吗？同学们不是「收」了吗？「收」了之后，效果真的像胡平所推想的那么理想吗？再者，四二二在广场上有十几万大学生，粉碎了北京市「十条」，不也该算「好」吗？这时如果彻底「收」了，又怎么会有四二七大游行的巨大胜利呢？至于五一六、五二八，更不知胡平的根据是甚么，是否可以全面阐述一下？(64memo祖國萬歲-2016) (五)对卡玛质疑的质疑　 　　卡玛‧韩丁在《北京之春》六月号的文章「对影片《移山》的几点质疑」，引用了大量史料，来论证《移山》之偏颇，很具说服力。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卡玛是第一位仔细参考过九一年【以上第60页】巴黎会议的学者。(有关巴黎会议记录《回顾与反思》，参见序二)卡玛五六年来，一直致力于拍摄《天安门》，参考了大量资料，可谓八九学运史的专家之一。因此，她在北春上撰文指出《移山》一片有不合史实之处，分量很重。(64memo.com / 2016) 　　可惜的是，卡玛引用的史料，也有靠不住的地方。(64memo祖國萬歲 - 1989) 　　比如说，为了证明李禄用画外音来配当时选举场面是在抬高自己，卡玛说：「事实上，影片中的画面取自四月二十八日北大原官方研究生会的临时代表大会的场面」，「可见这次选举是为产生与政府对话的代表机构而举行的。从影片中所包含的学生发言的片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会议是根据原来研究生会的章程进行的，结果是选出了一些新的代表机构成员。像这样注重民主程序的选举在一九八九年的运动中实属罕见。而所有经过某种程序选举出来的学运负责人在运动的过程中都先后被主张更激烈行动的人取代了。尤其是李禄和柴玲，根本就不是由本校同学选举产生的。」(64memo自由民主-2016) 　　卡玛这段论证，问题很多。 　　第一，首先时间搞错了，不是四月二十八日，而是三十日。(64memo人權法治´89) 　　第二，不仅是为了对话，而且是对北大研究生会主席团作根本改造，具长期性。(64memo中華富強´89) 　　第三，结果并非「选出了新的代表机构成员」，而是以北大筹委会中的研究生接替原研究生会主席团，比如王迟英、孔庆东、熊焱、王有才、郭海锋、丁小平、张志勇和我。(64memo.com-2016) 　　为了说明前面这三点，我们先看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北大研究生会监委会的公告：【以上第61页】(64memo自由民主-89) 　　……鉴于目前形势紧迫，决定今天上午召开临时研究生代表大会，对现任研究生会主席团投信任票。代表证每个宿舍一张，共三百零四张。上午九时召开临时研究生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四十四人。投票结果，同意罢免主席团的为二百四十一票，同意选举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的研究生成员作为研究生会临时主席团成员的赞成票二百九十九张。表决有效。要求校研究生会主席团在十二小时内(从上午十点起)向临时主席团移交权力及有关事项。(中共《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六十页)。(64memo反貪倡廉´89) 　　印象中，当时有委托代投票，故投筹委会赞成票的，比实到代表多。(64memo反貪倡廉-2016) 　　接下来，还有三个问题： 　　第四，「像这样注重民主程序的选举在一九八九年的运动中实属罕见」，卡玛当是漏了说：「据我所参考的资料。」首先，卡玛不是当事人，其次，她是否参考了全部史料，很难说；再次，即便她参考了全部史料，是否涵盖整场运动，更难说；最后，就我的经历而言，类似的选举在一九八九年并不罕见，相反，「校园民主」是学运的首要目标，比如北大四二五筹委会竞选及其之前的各系筹委会的选举、同日清华筹委会选举、北高联四三○改选、北大筹委会五一改选……因此，卡玛说「罕见」，不知何据。(六四檔案´89) 　　第五，接下一句，「所有经过某种程序选出来的学运负责人在运动的过程中都先后被主张更激烈行动的人取代了」，问题更大。更不知卡玛凭什么能说「所有」––卡玛的「罕见」论与「所有」论，到底是根据什么研究，凭藉什么原始材料做出如此断然的结论呢？那么一大批坚持到运动最后的「经过某种程序选举出来的学运负责人」，怎么能一笔勾销呢？卡玛是专家，此言必有【以上第62页】所本，恳此请教。(64memo.com-1989) 　　第六，最后一句，「尤其是李禄和柴玲，根本就不是由本校同学选举产生的」，更令我惊讶––卡玛作为八九学运史的专家，怎么能不知当时情势，而像一般人那样想当然呢？比如柴玲，绝非有些人想像的，「在运动后期才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正相反，柴玲恰是运动中最早受到外界注意的学运骨干之一。例如，《香港时报》与《大公报》四月二十四日皆引述「法新社北京二十三日电」：「北大新成立的学生联合会发言人蔡玲(译音)说……」。(Memoir Tiananmen´89) 　　其实，四月二十三日的北大筹委会上大家推选柴玲作召集人，只是由于我说：「她已不是北大学生」，大家才让她作了秘书长。虽然柴玲当时是北师大研究生，但之前四年她在北大本科，我们八八年结婚后，她也一直同我住在北大，因此，整个运动中，柴玲的群众基础主要在北大，决非一些记者臆想的那样，「柴玲老提北大，是虚荣。」运动中，特别在初期，哪能有那么多名利虚荣？谁又想到运动会发展得如此惊天动地？当时那么危险的情况下，只要你敢干，能干，大家自然推选你，名利的东西，只是在后来运动大了，许多人以为要成功了，尤其到了海外有了现实利益，才跑出来的。用名利的眼光看八九学运，我只好说，对不起，这是小人之心。(64檔案-1989) 　　这些情况，我在巴黎会议及一些文章中已有说明，卡玛作为学者、专家，从这次她的「质疑」一文也可看出，她是详细考查了大量史料的，尤其《回顾与反思》会议记录。那么，卡玛之引用史料，有如许问题，是她的学问没有做到家，调查研究不深入，还是根本上就不客观公允，明知故犯，同样犯了她所批评的「主观片面情绪化」的毛病？我质疑。【以上第63页】(64memo自由民主 / 2016) (六)关于五月二十一日　 　　从对五月二十一日史料引用的方式上，我更要质疑––卡玛用史料，是否客观公允？胡平在引用第二手材料时是否太着急了？其根本的问题是：卡玛与胡平，是否在故意割裂史实，混淆概念？(64檔案´89) 　　卡玛引用《回顾与反思》二○七、二○八、二二三、二二四页，张伯笠、柴玲、李禄的话，证明「在从上层渠道得到了军队准备屠城的消息后，他们决定让指挥人员离开广场躲藏起来。」(《北京之春》六月号五十七页)(64memo祖國萬歲 / 89) 　　问题出在「指挥人员」一词太含混，而实际上绝食团已随两天前的复食而结束。卡玛征引《回顾与反思》，用得那么仔细，不可能没有读到，张伯笠那段话前，头一句便是：「五月二十日北京宣布部分地区戒严以后，绝食团指挥部就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高联这时在广场的介入是非常强的，王超华、郑旭光、梁二，很多人都在广场。相对来讲，绝食团指挥部在广场就失去了控制的地位。」(64memo.com-1989) 　　要是卡玛漏掉一次，尚有情可原，但在引用柴玲的话时，卡玛又裁掉了类似的见证，且就在引用的那句话前，我便不能相信卡玛是没有看见了。柴玲前面那句话是：「当时指挥部作出了暂时撤离的决定，认为当时绝食同学已经大部分送到学校和医院里去，绝食团的任务基本完成。」【以上第64页】同样，李禄在《回顾与反思》中也说：「我说，绝食已经结束了，我们的领导时期也已经结束了。」(二一九页)卡玛又没看见吗？还是明知故犯？(64memo.com-89) 　　更有甚者，卡玛接下来引用刘燕的话：「我和开希到了广场指挥部之后，找人都找不着。」并以此来作对照，开希首先想到的不是保存自己这个「火种」。此证亦问题多多。首先，五月二十一日，「广场指挥部」根本还没成立；其次，如果刘燕只是口误，而是说没有找到「绝食团指挥部」的话，也有问题，因为绝食团指挥部设在绝食团广播站，刘燕和开希去的是「学运之声」广播站，不存在找不到指挥部人员的问题，刘燕最多只能说「找不到北高联的常委」，因为「学运之声」是北高联主要去的地方，而且，凌晨三四点，吾尔开希喊撤退前后，我就在绝食团广播站，也没见到她和开希来这边。(64memo.com - 2016) 　　最后，也最严重的是，卡玛明知刘燕所称的「广场指挥部」不实––这一点，卡玛在一次电话中也对我承认了，说她引用时也注意到这个细节––却还要强行引用，又不作注解，为了证明吾尔开希的英明，以与指挥部作对照，是一时不慎呢，还是偏向一方？––无论如何，卡玛用这种手法引用史料，选料是否公允，论证是否客观？我质疑。(64memo中華富強´89) 　　卡玛征引第一手材料，还算明智，没下太多武断的结论，只是在选材与论证上有偏颇之嫌；胡平引用第二手材料，急于总结别人的「道德」与「责任」，问题就更大了。(64memo祖國萬歲-1989) 　　例如《北京之春》六月号上，胡平说：「重要的是领袖不能擅离职守而独自求生。其它组织的领袖，由于不负有领导广场的同学们的直接责任，若各自躲避，倒并无不可；负有直接责任【以上第65页】的领袖们又怎么能这样做呢？」(五十三页)此话不错，但是，接着，胡平便提到五月二十一日那个决议，并指责柴玲「身为广场示威者的直接领袖」，不该独自求生。此言差矣。看来，从九○年三月起，胡平就从不放过任何机会，要把「让别人流血，却自己求生」的帽子，牢牢地扣在柴玲和指挥部的头上，又在另一侧面，去证明吾尔开希与北高联的合理性。(64memo.com / 89) 　　可惜，这次胡平又搞错了。其上述的论证，只说明他所采用的第二手材料一点也靠不住，说明胡平对八九学运所知有限，他正好把话说颠倒了––因为，五月二十一日的广场上，柴玲和绝食团指挥部，早已随着十九日的复食而不再是「广场示威者的直接领袖」，而在当时够得上这一称号的，实际上正好是吾尔开希和北高联，而广场指挥部之接任，是在五月二十三号。(六四檔案´89) (七)胡平与斗争哲学　 　　胡平在五年前的《反思》中，也有同样的混淆和颠倒，比如他说戒严之前应当「见好就收」，尤其五‧一八与李鹏「对话」就应当收，并把帐算到指挥部头上，说没能收是由于指挥部的阻挠。这也是颠倒的。实际上，正是绝食团指挥部(李禄和柴玲)在五‧一九宣布了复食，而我和北高联的实际运作者王超华却是在阻止复食的。(64memo.com / 2016) 　　王超华当时听到复食时，立即在学运之声广播：「现在虽然有一部分同学说复食了，实际上还有很多同学在坚持绝食。大家一定要坚守，我们要和这些同学在一起，为了保证这些同学的【以上第66页】生命健康，为了我们的目的还没达到，我们不能撤。」(《回顾与反思》第二百零五页)(64memo.com´89) 　　因此，广场上的情况，远远超出了胡平的想像，哪里是「不撤=激进，撤=稳健」这么简单的公式可以涵盖？依此公式，王超华算激进还是稳健？王丹在吾尔开希喊撤退后十分钟，当场宣布开希喊撤，既不代表北高联，也不代表绝食团。王丹是这两个组织的骨干，他又反对开希喊撤，那么王丹算是激进还是稳健？最倾向于坚守广场的外高联主席连胜德，却在六一早晨开记者会宣布撤，也该算稳健派喽﹗(64memo祖國萬歲 - 1989) 　　胡平一心一意要在八九学运中寻找「激进派」和「稳健派」的决然对立，客观上是在学运骨干中制造分裂与敌对，是以为大家都有深重的名利心和惧怕担责任，再用一种断然的二分法来形成二元对立，从理论的深处讲，并没有跳出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望胡平深思，望八九同学自重。(64memo中華富強 - 89) 　　其实，八九学运一点也不像胡平所用的二分法那么简单。比如王丹，该分到哪一边呢？又如我，虽在指挥部，之前也曾是北高联的主席，又该分到哪一边呢？王超华一直在北高联，又真是与吾尔开希意见一致吗？要知道，王超华最初通过北大筹委会去北高联，正是由于柴玲在北大筹委会的引荐；而四月二十九日超华把我从北大叫去北高联，也明说要我以北大常委身份换下开希，而且第二天改选果真换了下来，直到五月六日，我辞职复课。……(64memo自由民主´89) 　　这些情况，希望胡平先生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再来作总结不迟。此一谏胡平。【以上第67页】(64memo中華富強´89) (八)四谏胡平　 　　 　　除了胡平二分法的问题以外，我对胡平的史证方法还有三点质疑：(64memo反貪倡廉-2016) 　　第二，「历史假设」问题。对历史能否作假设来展开推论，史学界多取否定或怀疑态度。例如当代知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六四」采访时，便断然否定了对历史的假定的方法，特别是对「六四」的其它历史可能性的假定。(六四檔案/2016) 　　然而，胡平则向来以历史假定或假想为依据，来作推论和总结。如其五、六年前说「倘若屠杀(所谓「清场」)一直拖到天亮仍是迟迟不能成功，政局确有可能出现剧变」，因此在当时「见坏就上」才正确。又如今年他又说：「撤」很可能犹胜于「不撤」，因为「坏」总比「更坏」略好。并由此来论证广场上要坚持不撤，便是「激进」，应该负有责任。(64memo自由民主-89) 　　但是，正是胡平自己的历史假定方法，将他自己陷入了矛盾的深渊。比如上述二句假定，便是自相矛盾的：胡平当年假定不撤才好，后来又假定撤了才好，结果是自毁长城，将他处心积虑构想出来的一套「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理论，搞得连他自己也没能自圆其说，不知该如何应用才好。(六四檔案 - 2016) 　　因此，对于历史假定方法，若不是说绝对不可用，也小心为妙。此二谏胡平。(64檔案-2016) 　　第三，「第二手材料」问题。胡平的理论，除了以历史假定作空谈与假想以外，还有另一面更严重的问题：惯于用第二手材料，又懒于求证，急于批评。【以上第68页】(64檔案´89) 　　比如九○年三月，「六四」还不到一年，我和柴玲还在国内逃亡，胡平便匆匆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他那篇漏洞百出的《八九民运反思》。当中便对柴玲那个「遗言」作断章取义的评论，乃今日「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之最初版本，是今日渐成气候的声讨柴玲之始作俑者。然而，胡平那么早引用柴玲的话，却从来没有看过柴玲的录像本身﹗甚至连柴玲和任何指挥部成员，胡平也没有对他立论之论据作过任何求证。这是今年六月三日《北京之春》主办的讨论会上，我当众问知的。(64memo.com-2016) 　　胡平如果九○年找不到我们也罢了(当时李禄其实也在纽约)，九二年胡平又将该文放进其巨著《中国民运反思》一书中，并在序言中称他在出版前「又重新检查了一遍，并纠正了原先排印中的一些错误，对文章内容未作修改。」依然对其论据之求证毫不放在心上。而那时柴玲就在离纽约不远的普林斯顿﹗(64memo自由民主´89) 　　而五年后的今天，胡平在《回首天安门》一文中大肆渲染柴玲「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坚持九○年《反思》一文的论证，对其论证方法还认为「谈不上『断章取义』」，「至少算不上什么大毛病」，也依然在发文前不去向当事人求证，那么，作为学者，胡平是否应该更加严肃一点呢？作为「民运理论家」是否应该更严谨一点呢？此三谏胡平。(64memo.com-2016) 　　第四，其实，最令我为海外民运捏一把汗的是胡平的功利意识。胡平在《反思》中，反覆强调「民运应有强烈的功利意识」，「没有这种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我们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中国之春》八十三期十六页)【以上第69页】(64檔案 - 2016) 　　恰恰正是这种现实功利意识，这种政治化的总结历史之指导思想，导致了《反思》一文的匆促上马，也致使该文漏洞百出，而至今还贻害大方。这一指导思想，从胡文一开篇便是赤裸裸的，他说，虽然运动的许多重大事实尚未弄清，缺乏足够的第一手资料，「然而，作为一场现实运动的投入者，我们有必要及时地对这场运动作出我们的回顾。」胡平对八九民运(尤其对学运)能作多少回顾，又作了多少，很难说，他实质上作的，恰是总结，而且是历史的总结，这在《中国民运反思》一书的封面文字中，一目了然：「……我们必须要有自己书写的历史。」(六四檔案/89) 　　要自己书写历史，野心也太大了一点，这是以前皇帝想做也没有做到的。而胡平有此雄心，可见其「现实功利」与「政治」了。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太史公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二十四史，皆述前而戒后，没见过要「自己书写历史」的。于是，我愕然，在现代「党史」、「派史」之后，竟然见识了民运理论家「自己书写的历史」﹗(64memo人權法治/2016) 　　我想，我够不上「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我也不懂怎么「搞政治」，我只希望一条––实事求是。此四谏胡平。(64memo反貪倡廉-2016) (九)三点倡议　 　　因此，我建议： 　　一、适时召集一个讨论会，对柴玲录像、李禄《移山》、卡玛《天安门》作一深入的探讨，【以上第70页】由当事人和学者等诸方共同以严谨的态度尽可能地对一九八九年的历史作些澄清和深入核实。此会建议由《北京之春》发起和主持。(64檔案 - 89) 　　二、民运团体成立长期的历史调查机构，长期作下去，至少可以广泛收集「六四」死难者的情况，及一九八九年的一些关键史实。(64memo.com/2016) 　　三、希望社会各界关注八九学生对史实的整理工作，并予应有的支持。最富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一九八九年捐给学生的全球上千万美元的捐款，皆落到了形形色色的非学生的政治团体手中，而九一年「巴黎会议」的八九学生只得到一九八九年捐款中来自全美学自联转交的几千美元，连会议资料也无钱出版，最后由德国莱茵笔会整理出版，竟只印了二、三百本(《回顾与反思》)，且多由几位德国同学捐助﹗(Memoir Tiananmen´89) 　　今年五月二十七日，全球三十位八九同学开电话会议，共同发起一个「八九檔案」的全球电脑网络，收集八九史料的计划，望慧者助之。我受大家信托，承担其筹建工作，兹留下我的E–mail地址：feng@ext.jussieu.fr望有心者联络。(64memo.com´89) 　　一九九五年六月八日作于巴黎，一九九八年元月补正于巴黎(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作者按：九五年本文投给《北京之春》，胡平千方百计阻拦；七月号发表时又有删节，尤其是第四节的其四与其五。一些词句严重误植，另外又将我没有提到的「杨巍」也增加进去，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曾再三去函要求更正与说明，以便进一步与胡平作平等的讨论，却被置之不理。今据底稿补正。)【以上第71页】(Memoir Tiananmen - 2016) 柴玲「遗言」之所指及其背景　 　　要想弄清柴玲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八日的那篇录像讲话(下称「遗言」)，需得就以下三方面进行讨论﹕(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一、「遗言」之所指及其背景 　　二、广场混乱的深层原因﹕ 　　三、八九学运中的价值混乱。 　　下笔写此文，心情很沉重，尤其读了近一个月来「联合报」系及「纽约时报」的报导与争议，及「北京之春」六月号上的几篇文章。本来一直希望这些复杂问题留在八九学生及民运内部，待作深入全面的调查讨论后，再向外界披露，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伤和内讧。现在看来，如果再不将我之所见公诸于众，便会有另一方面的危险﹕听任谬误不实之词去误导读者，进而导致对整个八九民运之否定。生者有口，死者难辩，百年之后，何颜去见千百「六四」死难者？尤其在读到胡平及吾尔开希的文章之后，方痛下决心，以公开的形式，披露我对八九学运之所见所思。诚不得已，祈谅大方。【以上第72页】(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第一部分﹕相煎何太急––「遗言」之所指及其背景(64memo祖國萬歲/89) 　　狼入羊群，餍餍而去。群羊慑于一隅，竟作窝里斗––悲乎，相煎何急，至忘乎狼之洞外欤！(64memo中華富強´89) 　　此正当年柴玲「遗言」之主调，亦吾今日之哀叹。所不同者，唯当年乃窝里争权，而今则急于追究激怒狼大人之责任，忙着要献上替罪之羔羊。(Memoir Tiananmen´89) (一)事实与背景　 　　最为外界所不知，或忽略者，有以下几点﹕(一)柴玲录像谈话之「遗言」性质﹔(二)柴玲作此录像时，已下决心辞职，去南方发动「联省自治」﹔(三)作录像前二十四小时之内，柴玲连续遭受到几方面的夺权压力﹕外高联、北高联，尤其在五‧二七「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上，刘晓波力举吾尔开希为整个运动的「人民发言人」––「中国的瓦文萨」﹔(四)其实柴玲决非一意死守广场，实际上那三天(廿六、廿七、廿八)她三次对三种撤离广场或广场外行动计划极有兴趣，赞同及试图推行，皆未成就而已﹔(五)廿八日柴玲得知中共已开始秘密逮捕，狼已叼羊，而广场上一些人却在忙于夺权，才发此悲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六四檔案 - 2016) 　　与「遗言」有关的背景情况还很多，如﹕(六)戒严八日，军临城下，全民截兵，李鹏政府继【以上第73页】续耍赖，企图拖垮广场同学，而胡续伟等人大常委三十六人联名倡议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且有几省军区未发电支持李鹏政府﹔(七)当时广场，气氛紧张，又僵持疲乏，连日谣传「狼来了」，甚至于「暗杀团」已入广场之类﹔(八)广场秩序，越发失序，冲指挥部广播站来的夺权「政变」、绑架，层出不穷﹔(九)当时，柴玲已知政府人员正在广场，大肆收买学生﹔(十)但是，广场同学之主流意识––坚守广场，则从未动摇，尤其廿六日凌晨三百高校代表投票，同意坚守者达百分之九十七﹔(十一)当时的「流血」概念，与六四后所认识到的实际上的流血，相距甚远。(十二)当时离开广场，比留在广场万千同学保护之中，危险百倍。(64memo自由民主-1989) 　　以下逐一对这些背景事实作简明介绍。 　　(一)关于「遗言」 　　到五月廿八日，留个遗言，在学运中早已不是新鲜事了。四‧二七大游行前夜，因为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之恐吓言词，许多同学已有留遗言之举﹔五‧一三大绝食，数百绝食同学亦写了遗书––实际上，「绝食书」本身即有遗言性质﹕五月十二日晚，柴玲在北大「自由论坛」上，和王丹一道向同学们讲完绝食计划后，有一位女生找到她说﹕「你们有没有这种绝食书，好像是你们的遗言？」这才有「绝食书」的诞生。(64memo反貪倡廉/2016) 　　因此在五‧二八「遗言」里，柴玲随口引用了「绝食书」中大量的语句，如﹕「我们不是为了死而战，是为了生而战，因为民主不是一代人的事业」。「我们绝食，是要看看政府的面孔，看看它是镇压还是不理睬﹔看看人民还有没有良心，还有没有希望」﹔「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以上第74页】生而战，死亡不是我们的要求，死亡在期待永久的回声––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绝食书」在五月十三日中午，北大绝食队伍出发前，由柴玲在北大筹委会广播站念出，闻者鲜有不落泪的。当时我正好在主持广播站「自由论坛」，全文录下「绝食书」录音，在北大及后来广场广播站反覆播出，每次我都会掉泪，如许多人一样。五‧二八「遗言」之所以是「遗言」，从形式上，第一，其开头一句便是「我想这是我最后的几句话了」，第二，整篇谈话，柴玲一直在流泪(其实在广场上公开场合我从未见她哭，媒体中常传其流泪，其弱弱的声音，致使海外人士有些误会)。再从内容实质上看，人们会问﹕那么作为广场指挥部总指挥的柴玲，在五月二十八日那么紧张的时刻，何以有闲心作这么一个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遗言』呢？」这就必须谈到她在录像中避而不谈的「南下北上联省自治」计划。(六四檔案 - 89) (二)关于「南上北下」计划　 　　又称「星火燎原」计划，这是柴玲当时想离开广场的直接动因。(Memoir Tiananmen - 1989) 　　那天下午，柴玲作完录像后，立即找到我，要求我与她同行，离开广场去南方，一道发动「联省自治」。她当时感到广场––北京，若无全国支持，也独树难立，我当时没同意，一是广场指挥部工作刚展开，脱不开身﹔二是觉得卷入政治太冒险，且甚至会有军事行动，这与学运「民主启蒙」，「不参与党派之争」，「和平非暴力」的原则有偏离﹔第三，个人安全也难保障。(64memo人權法治/89) 　　最后这一点，同现在一些人指责柴玲的论点，正好相反––六年后，没有经历过一九八九年广场上气氛的人，怕是不太了解，当时最不危险的，反而就在广场上，万千同学的保护和千百记【以上第75页】者关注之下。以为柴玲说了她「不会留在广场」，便是偷生，实在是误解。(64memo.com-1989) 　　至今，我还不觉得当时柴玲去南方发动「联省自治」是明智之举，但是，这并不是说「联省自治」在当时绝对是幻想。这个计划的形成过程，我不清楚，不过，当与北大提的「空校计划」有关。当时的大背景是，戒严已数日，胡续伟等数十名人大常委联名要求召开人大紧急会义以取消戒严，罢免李鹏，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几个省和军区对戒严迟迟未发电支持，因此，当时包括柴玲在内的许多同学，希望通过外省，尤其是南方几省的支持，来维护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大旗，并非一点道理没有。实际上，据唐柏桥介绍，湖南一些军政要人确已在五月底主动与学生联络，准备六月六日宣布湖南自治––唐柏桥至今存有当时军方起草的宣言––「湖南应当爱国自治」。好多事情，不便现在公开，但一些人还没弄清事实之前，便匆匆为六四找替罪羊，真是相煎何太急！(64檔案/89) (三)关于五‧二七联席会议　 　　促使柴玲想辞职离开广场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来自头一天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大致是这样﹕从上午十一点至下午五点，主要讨论「十点声明」和刘晓波的一个建议。(64memo.com - 1989) 　　「十点声明」草案本来提议﹕「广场静坐坚持到六月二十日。」我向大家介绍说，二十四日北高联只给广场留下九千元人民币，这两天都是在赊账买面包维持广场几万张嘴，要坚持到六二○，技术上不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才通过了五月三十日「胜利大撤退」方案。(两天后联席会议又通过维持原议)。【以上第76页】(64memo自由民主´89) 　　对「十点声明」，除了觉得学者们咬文嚼字推敲来推敲去，心里有点急以外，我和柴玲并无反感。问题出在刘晓波推荐吾尔开希作「人民发言人」的那个建议上。(64檔案´89) 　　刘晓波用了很长时间，根据其「民间制衡」及「英雄凝聚力」的高论，说明为甚么当前中国的民运需要一位「中国的瓦文萨」，然后，便列举了许多理由，来证明开希是「中国瓦文萨」的最佳人选(或是非开希莫属)。刘晓波已为代表整个中国民运的这最高位置想好了一个名称––「人民发言人」。(六四檔案-2016) 　　刘晓波讲的那一大篇话，其中推论的细节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开希的话却令人难忘。(64memo祖國萬歲 - 1989) 　　开希在刘晓波的一堆溢美词之后，似乎并不太满意，便直接了当地对大家说﹕我之所以自认能胜任「人民发言人」一职，是因为在整个运动的领袖中，我最有个人魅力，在媒体中有最高的知名度。(64檔案 / 89) 　　有多少人被吾尔开希「个人魅力」自白所震惊，我不知道，当时一片寂静。我打破了大家的沉默，向大家提了二点﹕一、人民发言人必须要有起码的政治素养和基本的社会、法律知识﹔二、他必须具备遵守组织约束的习惯，且能受组织制约。(64memo.com´89) 　　开希马上对号入座，说政治素养和法律知识，可以从刘晓波这样的老师那里学习，而他的吸收力是很强的﹔至于组织约束，他保证以后不再拿着话筒，以组织的名议说自己的话。(64memo反貪倡廉 / 89) 　　当时已是下午五点，我和柴玲以退场来反对刘晓波的建议，会亦到此散了。会后，柴玲哭了，对我说，她对中国太悲哀，没想到在争民主的人中，还有这一类的人。【以上第77页】(64memo.com-2016) 　　记得与会者有﹕王丹、包遵信、刘晓波、开希、老木、张伦、梁二、柴玲与我。(64檔案 - 2016) 　　当时不认识的有王军涛，陈子明，刘刚(？)，甘阳(张伦说是他起草的「十点声明」)，还有市民，工人代表。(64memo.com-89) (四)相煎何太急？　 　　促使柴玲留「遗言」的第三个原因，似乎也不为外界所知或重视﹕当天中共已下手秘密逮捕了于浩成等知识分子。「遗言」中明确提到这一点，并说是「两位知识界的朋友」向她透露的。「他们两人说，我们要撤了，因为我们有个使命，我们要写本书，让全世界都知道。」(六四檔案´89) 　　于浩成当时是否被捕，我不得而知。不过，这一讯息促使柴玲留「遗书」的内在逻辑是，狼已叼羊，羊还在窝里斗，呜呼哀哉！相煎何急！(64memo人權法治 - 1989) 　　除了五‧二七联席会上与刘晓波、吾尔开希的冲突外，窝里斗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六一凌晨对柴玲和我的绑架，此事大家都知道。不过，大家不一定知道六一绑架只是广场上无数次绑架、夺权、「政变」之一例。比如，柴玲留「遗言」的那天凌晨，外高联的一些同学又冲进指挥部，「找柴玲理论」，认为她赞同五月三十日撤出广场，是对广场同学的出卖。这都还是较大的内讧，当时报纸都有报导(大公报二十九日头版)。大大小小的「政变」，每天总得二、三次，指挥部许多人都遭到过绑架(「回顾与反思」二七九页)。(64memo祖國萬歲/89) 　　近来，在民运内部，又有人高喊「审判柴玲」，我真悲哀，直想到曹植那首七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上第78页】(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五)柴玲绝不愿撤出广场吗？　 　　其实，与现在许多人的想像差很远的是柴玲并非非要固执在广场上不可的。外高联的一些同学对她不满，也正好有此因素。就我亲身经历过的，柴玲至少有三次对撤离广场或非广场活动表示赞同或试图实施。五‧二七会上的「五三○大撤退」和五‧二八「南下」计划，上面已提及，现再举一例––五‧二六「空校计划」。(Memoir Tiananmen´89) 　　二十六日下午，北大筹委会主席杨涛，当时也是北高联负责人，来到广场找到柴玲与我。几人在一辆面包车上开会，他提出了一套新颖的观点﹕群众运动是情绪化的运动，只能用情绪化的方式加以引导，这就需要找对兴奋点。比如，绝食就是一次成功的例子。因此，现在为了将广场的局面有一个良好的收场，北大筹委会提出「全国空校」计划，让广场同学各回家乡，在校同学也离校回家，全国自然形成全面无限期罢课的局面，迫使政府在强大压力下让步 。(64memo自由民主´89) 　　我和柴玲当时都对「空校计划」极有兴趣，我还补充了一个技术细节﹕为了保证空校后学生组织依然存在，建议在空校之前，先约定好，比如每个周日上午十点，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市中心广场集会。(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因此，当时广场上主要不是撤与不撤的问题，而是怎么撤的问题。(64memo反貪倡廉/89) (六)柴玲为甚么「期待流血」？　 　　柴玲「遗言」中说不会留在广场，主要是隐含不能说的南下联省自治计划，比留在广场更危险﹔也是对广场上形形色色的夺权活动厌倦。那么，柴玲又为甚么说到「期待流血」呢？【以上第79页】(六四檔案/89) 　　首先，要澄清一点，当时柴玲能想像到的「流血」，怕是与现在大家头脑里充满六四屠杀镜头的「流血」，相距甚远。大家不要用六四后的眼光，来看六四前的事。记得八八年南韩学生运动吃紧，北京中央电视台几乎天天都有军警用橡皮子弹、催泪瓦斯之类来驱散学生的镜头。六四屠杀时，许多人挨了枪弹，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呢！(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其次，广场上「流血」之类的词亦见惯不惊，可以当时照片为证。比如，北师大同学的绝食车上，横幅斗大的几个字﹕「血溅中华」。甚至大家尊敬的学者严家其老师，也在民主大学典礼上说﹕将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民主事业。(白梦有当时的磁带。)(64memo祖國萬歲-89) 　　第三，其实，柴玲讲「期待流血」有其隐含的内在线索，她真正要说的是对窝里斗的悲哀––只有中共拿起屠刀，我们内部才会团结起来。(64memo.com / 2016) 　　对这一点，我得多说几句。 　　前文已谈到，刘晓波推吾尔开希作「人民发言人」，外高联等一部分同学的夺权活动，均使柴玲伤心不已。因此，她才有「只有流血，才能团结」之忿。实际上，当六四凌晨五点，指挥部宣布撤时，松了一口气的刘晓波便马上对柴玲说﹕「看来还是指挥部不错，吾尔开希真不是个东西。」当时柴玲很感安慰，一直将之视为最后大团结的场面。顺便说一句，刘晓波、侯德健都不相信吾尔开希总在关键时候昏倒，是真有病(「开放」九○年七月)，故刘有此语。但是刘晓波后来却将这话栽在柴玲口里，故此澄清。(64memo.com-89) (七)柴玲「遗言」的责任与局限　 　　【以上第80页】 　　但是，柴玲也不是没有责任。其「遗言」中的话，确实太容易引人误解。如果没有前面那么些背景事实，谁看了心中也难免打鼓。她太不懂政治，太不会用政治套话，太天真，太坦白，太直接同时又太含混﹕她录像讲话本来有三个线索，却只讲明了一个﹕「人性与求生」。另一个线索––冒险南下的决定，总隐而不见﹕再一个线索––对窝里斗的悲伤，也未言明。结果便形成了逻辑上的大混乱，不知道三个线索的，读完「遗言」之后，自然极易误会。(64memo.com-89) 　　柴玲另一个责任是，她将录影的性质也混淆了––这是我在遗言二字上加引号的原因––她将「遗言」与采访混为一谈，而她留了「遗言」却没真去南方，六四又未伤及她，录影却很快便公布出来，使这篇「遗言」不成其「遗言」更是引人误解了。(64檔案 - 89) 　　柴玲「遗言」中的许多观点，确实值得商权。比如，本来是对几个人的悲哀，她可以很容易地上升到对整个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失望，混淆起来，令人不明白其真正之所指。其实，这也是大气候使然，很少人能够摆脱当时在国内的认识局限––我们太把「中共文化」当作中国文化本身了。耐人寻味的是，柴玲内心真正失望的是刘晓波这一类人，而其言词，却是在责备中国文化﹔而在责备中国文化方面，却正好是刘晓波的专长––在骂中国人与中国文化方面，谁也没有刘晓波走得更远––他甚至希望中国由西方殖民三百年！(64memo.com´89) 　　柴玲当时的局限，其实也是我们许多人的局限，比如我运动前也真以为中国没希望了，要「解散」中国，「开除球籍」了。「黄色文明」必然由「蓝色文明」来取代––其实，我那时连四书都没读过，哪里知道甚么是「黄色文明」？【以上第81页】(64memo.com - 2016)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于巴黎。篇幅有限，本部分评议，第二三部分，待日后再说﹕二、广场混乱的深层原因﹔三、八九学运中的价值混乱。)【以上第82页】(六四檔案-89) 广场上的「逃亡费」　 　　几个月来，动笔撰写几次学生运动的回忆。偶然读到香港《解放》杂志(即《开放》)一九八九年七期上的一篇文章，叫《荣誉不能尽归柴玲––谈学运新闻要讲真话》，这才知道，对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凌晨，天安门广场上所发生的绑架，还有这样的报导。也才明白，为甚么去年四月，我们逃出大陆之后，还有一些香港人质问柴玲﹕广场上的捐款问题，为甚么还没有说清楚？(Memoir Tiananmen / 89) 　　鉴于我是少数几个当事人之一，有必要向公众作个交待，为柴玲的「荣誉」辩护。藉此也向大家说明，当时的「学运新闻」，是怎样误导了公众，又为何讲不出「真话」。(64memo.com - 2016) 　　两年后的今天，再旧事重提，不仅是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也是为了将来，希望起个拋砖引玉的作用，使得在下一次的大陆风云中，各方都有个前车之鉴。(64memo祖國萬歲´89) 一、「绑架录音」基本属实　 　　记者在前文中提到，绑架事件的主谋，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的学生王文(现居法国)，向她出示【以上第83页】一盘录音带。她在文中作了摘录，内容包括柴玲介绍五月二十一日「决定七名常委每人分发一千元「保命费」，以作『保护火种』之用」的经过，及其他几个常委讲述各自一千元的去向。以此为根据，记者认为柴玲是「讹称被绑架」、「并指可能是政府收买学生领袖，实在是误导公众」。(64memo.com - 89) 　　事件经过如下﹕ 　　六月一日凌晨四点左右，王文等四、五个人闯入我们休息的小帐篷里，用毛巾堵嘴，并反剪双手。我们奋力反抗，惊醒了周围的同学，才得以解脱。后来才发现，在我们帐篷保护我们的纠察队长，此前已被人灌醉。同时又有人约李录(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负责纠察等)在凌晨两点去广场外某处去接受一笔捐款，企图将他骗离广场。(64檔案 - 89) 　　绑架未成，赶来的同学又多，王文等人反被带到广场指挥部总部的大帐中，同时叫来李录等指挥部成员。这时，王文等人还想狡辩，于是以「逃亡费」为藉口，质问柴玲。这就是记者所得到的录音带开始记录的时间。实际上是郭海峰(北高联秘书，现被判入狱五年)用袖珍录音机偷录的，被我发现，当即指出，他答应不对外传。从他当时的态度来看，很有可能他也参与了绑架密谋。(64memo反貪倡廉-2016) 　　与绑架事件还有关连的，是当时广场上的广播台和外界联系的唯一的一条电话线，都被人剪断。早晨七点，外高联的总指挥连胜德在广场上宣布大撤退，并欲召集记者会，幸为外高联同学所阻，当即罢免了他的总指挥职务。此前一、二天，有个自称「代表李鹏和政治局」的国务院办公室的秘书，到广场指挥部来对我们说﹕要是能将请愿同学撤出广场，你们就是国家的功臣﹔【以上第84页】要是觉得有困难，我们在广场上还有不少人随时可以听从你们的调遣。同时，我们得知，这个国办秘书为外高联的领袖在北京饭店包了房间，而从那时起，连胜德便在外高联游说退场。(此事也是我们不愿撤退出广场的一个重要原因。)。(64memo.com´89) 　　鉴于此，我们在当天上午召集了一个记者会，说明广场上已出现的危机和潜伏着的危机。当时我们也意识到这样将学生内部矛盾公开化，成为舆论焦点，会带来许多困扰，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地揭露政府的阴谋，后果更严重。权衡利弊，还是公开宣布出来。当时，甚么「绑架队」、甚么「暗杀团」，我们听到不少，而同学们没有甚么心理准备，也是记者们所不能设想的。(64memo自由民主-1989) 二、关于「表面坚守而实则开溜」––「逃亡费」问题(64memo.com/2016)　 　　这实在是个十分敏感的道义问题，当时一直困扰着学生骨干层。比如，六四屠城之后，我只敢为广场指挥部的全部成员们留下五千元人民币。而李录在一种类似负疚的神情之中，只要了二百元。(64檔案-1989) 　　下面，我将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分发「逃亡费」的经过作个交待，是非问题，留待大家评说。(64memo.com - 1989) 　　这笔经费，本质上应该叫做「活动经费」，且带有分散保存的性质。柴玲称其为「逃亡费」、「保命费」，不过为了方便而已(「活动经费」一词在大陆是贬意，让人联想到「特务」、「坏蛋」之类)，不幸被作为焦点问题。【以上第85页】(六四檔案/2016) 　　当时的情形，是第三晚喊「狼来了」，各路情报都断言军队在凌晨五点清场。这时的「绝食团指挥部」既不是广场上的主角(已让位于北高联)，二天前的复食，又等于宣告了它的结束。但绝食团还有一小笔钱(一万左右，我不清楚。大笔的捐款可能已经送到北大筹委会去了)。在军队镇压之后会是甚么一种情况，并不难预料––我们当时自然不愿去等着坐牢。于是，李录说要准备转入地下，柴玲则说要「保存民主火种」。实际上，真正离开了广场、离开了北京的，只有我一个。我是在凌晨四点，吾尔开希喊撤之后走的。我认真地去执行地下斗争计划，甚至在外地的一天时间中，拟定了设置秘密电台的地点，还同当地学生组织的首领们作过交流。要是没钱，这些活动能行吗？难道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参加运动，就是为了这一千元钱？(64memo祖國萬歲 - 1989) 三、关于「鲜为人知的几个事实」　 　　文中提到一位香港同学旁听了北高联的一次会议，「常委张志清在会上提出，封从德从北高联提取十万元到广场指挥部使用，但到指挥部则只报数一万，被揭发后才交出其余九万。……」(64memo.com-89) 　　我不知这是从哪一级出来的误会。实际上，我是「逼」着北高联交出这十万元捐款给广场同学用的。因为北高联藉口已将钱分藏在私人处，难于按二十七日「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上的承诺交给我，才由北大筹委会先垫上三万元由我带回广场，后来七万元是否送到广场，不得而知。却根本没有甚么十万变一万之说。【以上第86页】(六四檔案 / 89) 　　将十几万的数字的标点移了一位变一万多之事，倒有所闻，但不是我。(64memo中華富強-2016) 　　关于柴玲「手谕」和我接任总指挥之事，更说明这位记者不了解情况，犯了移花接木的毛病。(Memoir Tiananmen - 89) 　　我之「履行总指挥之职」，并非由柴玲「辞职」，更不是凭甚么「手谕」，而是应绝食团指挥部郭海峰(？)等人之邀，代理柴玲主持一晚(五月十六日)的会议。当时柴玲已经昏倒入院。(六四檔案´89) 　　至于那个「手谕」，倒是存在，由李录在记者会上念出，时间却在五月二十九日。当时王丹也为我写过一份。实质上是「信任状」，原因是当时从海外送捐款的人，只认他俩，却不愿将钱交给我这个「广场指挥部财政、后勤责任常委」。凡真正「掌握内情」，了解我在学生运动中的作用，又对人性中的自尊有点感觉的人，不难理解当时我是何等心情。若不是广场上的财政吃紧，赊着账买面包，谁愿作此举？(64memo.com - 2016) 　　关于「吾尔开希所称」，五月二十七日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上，柴玲和我提议二十八日撤出广场，会后却因李录的阻止而改口，若是开希真这么说，就更加暴露了他在学运中一直搞不懂所谓「民主程序」为何物。就是否在当时撤出广场一事来说，「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对广场指挥部只有建议权，而决策权甚至不在广场指挥部––这样的决定必须经由「广场各校代表联席会议」上三百多人表决方能生效，而每个代表投票之前，都得先回去征求本校同学们的意见。(64memo.com / 89) 　　开希不懂(或忽视了)民主程序，最明显、也最坏事的，是在五月十八日，李鹏与学生的座谈「对话」会上。他竟然说「广场上现在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百分之九十九服从零点一––【以上第87页】如果有一个绝食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的其他几千个绝食同学也不会离开。……」(64memo.com - 89) 　　我和柴玲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上建议撤离的时间，不是二十七日，而是三十日。诸如此类的细节错误，说明该记者并非其自称的「掌握内情的人」，至少不全面和可靠。(64memo.com-89) 四、为柴玲辩––另几个鲜为人知的事实　 　　柴玲在运动初期便在北大筹委会起过重要作用，并非有人所说的那样，「是在广场后期才不知从甚么地方冒了出来，是个只会哭的小女孩。」四月二十三日的北大筹委会上，大家甚至要推选她作召集人，只是因为我以「不是北大同学」为由，大家才让她当了北大筹委会的秘书长。而我个人认为，秘书处是北大筹委会最为成功的一个部门。「香港时报」与「大公报」一九八九年四月廿四日皆转引法新社电称﹕「北大新成立的学生联合会发言人蔡玲(译音)说……。」(64memo自由民主 - 2016) 　　柴玲名义上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但实际上她更应该说是个北大学生。当时，她到北师大才一年多，此前四年本科都在北大﹔而这一年的研究生课程又不多，她多是在我们安在北大南门附近的家里写论文﹔因为我先加入北大筹委会，可以说她因为我的缘故，从一开始就在筹委会里帮忙。(64memo反貪倡廉-2016) 　　有记者称柴玲「虚荣」，根据是她「总以北大学生自居」，实在是臆断。(64memo.com / 89) 　　《绝食书》的起草人正是柴玲。在五月十三日上午起草，由北大作家班的白梦(现也在美国)【以上第88页】补充润色而成。此文堪称一代青年之心声，其思想之尖锐、感情之充沛、行文之优美，不知感动了多少热血青年。任何人读了，无不为之动容﹔几乎所有关于八九民运的书刊，都有转载。(六四檔案´89) 　　五月十三日中午，她到我主持的北大筹委会广播站来念稿，我开始没有注意，后来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其录音带，每遍我都落泪。我相信受此感动的，不在少数。北大响应绝食的同学，当天由四十人猛增到二百人。(64memo.com / 89) 　　但是，柴玲并没有将自己的名字署在后面，甚至后来连北大也不提，注为「首都高校志愿绝食同学」。其不居功如是。(64memo中華富強-2016) 　　去年四月，逃出大陆后，我也很少提及，碍于我们的关系。今天，藉此机会作个交代，也算了却一桩心事。(64memo.com - 2016) 　　柴玲是绝食的实际发起人之一，而她本人有慢性胃病。(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照一般传媒所载，绝食计划是由吾尔开希等六人，于五月十二日，在一家饭店吃饭时想到的。但是，就我所知，柴玲实际上是在十一日晚或更早便在北大活动，在她一帮「哥们儿」的宿舍里商议绝食之事。我记得那晚她同我提及此事时，神情还颇调皮，说是可以偷偷藏点面包甚么的(当然，后来真绝食了，情绪与环境都是不允许任何人作此苟且之举的)。(64memo自由民主 / 89) 　　而关于绝食的提议，北大在五月九日便有「四十六楼研究生」的大字报首倡，十一日又有「二十五楼博士生」进一步倡导。十二日晚，柴玲和王丹在我主持的「自由论坛」上，面对数千同学作了绝食倡议。十三日清早统计时只有四十人参加。上午柴玲宣读《绝食书》，下午北大同【以上第89页】学出南校门时，有二百人参加。这个变化，也同北高联与北大筹委会最初反对绝食，这时变为默认、「理解」与支持有关。(64檔案-89) 　　当时，柴玲的胃病，除我之外，几乎无人知晓。八八年四月，我陪她一道去北医作胃镜检查，大夫说是「浅表性胃炎」。但我估计要严重得多﹕几乎每月一次的周期性发作，且受情绪影响，一发作便是剧痛、呕吐，吃不下东西。绝食期间，她至少两次晕倒入院。(64memo.com - 89) 五、关于「学运新闻要讲真话」　 　　该位记者的许多观点，我颇为赞同。诸如「运动主角是成千上万、可敬可爱的北京学生和市民」，反对「偶像化」。对于「学运新闻」的失实与夸大，我也深恶痛绝。这不光是甚么「荣誉」问题，而是它提供的扭曲和片面报导，所给人的不实印象，成为大家评价六四的根据。而这些报导的背后，商业甚至政治功利的味道，更是难闻。有个记者在评述吾尔开希的起落时，感慨地说﹕「新闻业是制造业、修补业和屠宰业！」这自然是激愤之言，却不失为一种悲哀。(64memo.com-2016) 　　我认为，当时海外媒体的两个最大的副效果，是捧开希和关于「广场屠杀」的失实报导。当时记者不能作到如实、全面，除了运动和紧迫性以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记者不了解大陆人的心态，只注重明星(政府和学生骨干层双方的)，而忽视了民众﹔一是在大陆人中，爱与记者打交道的，许多确有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该位记者是个真诚的受害者––她所坚持的立论根据，【以上第90页】她不知并不可靠。(64memo.com - 89) 　　实际上，根据这样的报导为立论依据，海外人士对八九民运的许多评价都有问题。这不光是历史真相的问题，而是﹕下次怎么办？(64memo.com-89) 　　有鉴于此，我决心将当时情形，无论美丑，逐一记录。现已完成三十万字初稿，叙述我所经历的见闻与感觉，分出当时我个人局限下的真实感觉和后来逐步了解更多情况后的反思，希望对八九民运有个客观公允的记载。(64memo反貪倡廉/2016) 　　(作于一九九一年四月廿九日，法国BAGNEUX市，增订于一九九八年元月十二日，法国CACHAN市)【以上第91页】(64memo人權法治 - 89) 《绝食书》的原文及缘起　 　　(笔者九八年按：《绝食书》的作者到底应该是谁，目前尚无一致意见。本文对此有一定的责任，须向柴玲白梦致歉。本文作于九一年五月，我刚刚完成三十余万字的备忘草稿不久，有感于《绝食书》对绝食运动的巨大作用，尤其是见到海外流传的版本删掉了极为关键的段落，正好人大一位于姓讲师给了我一盘当年的录音带，故此作一校订与说明。当时我在巴黎，柴玲在美国，我们也刚刚宣布分手不久；白梦也刚经香港逃到美国，故发表前未能与他们核对就赶在二周年的时机寄给香港《百姓》杂志发表了。文中称「柴玲起草，白梦润色」，是按我当时的印象和李禄的自传作的推断，文章重点本不在此，故亦未细加推敲。不巧的是，白梦在香港时已经写了一份回忆给港支联，说他是《绝食书》的作者。不同的的说法引起人们的关注，到同年七月，二人一道从美国来巴黎参加「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我才知道自己给他们带来的困扰。二人加上张伯笠和我，四个当事人在会前讨论过此事，没作定论；会上拟定发言顺序时，也没专门提出这一问题。不意沈彤在会上对柴玲提出质疑，分歧由此公开化(《回顾与反思》页一一八–一二三)。平心而论，白梦与柴玲各自皆言之成理，二人的回忆也相差不远，唯一的出入只在于柴玲当时给白梦的草稿，是柴玲说的「一页零两行」还是白梦说的「几行」(同上页一二一)。柴玲基本上认同本文的提法，由她「起草，白梦拿去修改」以及「总是说还有另外一个作者」(同上页一一九)；白梦则认为那个草稿「不成文」故不能说是「润色」，后来在许多文章中也一直坚持自己才是《绝食书》的作者。此事竟成公案，我既自责不慎，又不无遗憾：合而相让，本是美谈；分而相【以上第92页】争，两败俱伤。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常常犯的毛病。(64memo反貪倡廉 - 89) 　　另，白梦在九七年六月一日《世界周刊》上的文章《还〈绝食书〉本来面目》中，只说柴玲念了绝食书，而完全不提柴玲的草稿。白梦文中又说，「后来，李禄告诉我：如果没有绝食书，他当时就不可能加入绝食……」，以此印证他作为「绝食书作者」的作用。但是，白梦大概没有读过李禄的英文自传，当中明确说明《绝食书》是柴玲写的(页一三四)。(64memo中華富強-89) 　　又，王超华在回忆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中午的北高联会议时，提到柴玲坚决主张绝食，「她几乎是把《绝食宣言》里的那点话都说出来了。」(会页九六)这在念《绝食书》前一天，由此可以旁证柴玲应该是起草人。另一个可查证的材料是柴玲五二八录像谈话，当中也有许多《绝食书》的语句。这些语句她在整个运动中不断重复，因此听柴玲在十三日中午念《绝食书》时，完全以为都是她写的。(64memo人權法治-2016) 　　––封从德一九九八年元月注) 　　《绝食书》的原文与缘起 　　柴玲《绝食书》的原文与目前书刊中所载的有出入。最近刚收到一份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的广场上录制的由柴玲念的《绝食书》录音，现整理发表。【以上第93页】(64memo.com´89) 《绝食书》的起草与录音过程　 　　据北大筹委会常委、副主席常劲(现就读美国旧金山大学)在九○年六月的《开放》杂志上回【以上第94页】忆﹕(64memo反貪倡廉´89) 　　「……但北大筹委会因对『绝食行动』早有决议，多数干部认为时机不到，所以并不积极，北大同学也对此颇有顾虑，所以头一天只有四十多个同学签名。(六四檔案 - 89) 　　「柴玲看到签名名单，当时就哭了，说﹕『堂堂北大一万多名学生，难道只有这些人愿意为中国的未来做出牺牲吗！』第二天，柴玲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早就去广播站作演讲，宣传绝食。她一边哭，一边讲，奉尽了她的真诚和希望。三角地的人并越聚越稠，人们在静静聆听，被这悲壮所感动，心中涌起深藏在心底的最高尚的感情。一向自负狂妄的北大学生被这纤弱、悲切、勇敢、真诚的声音震撼了，报名的人越来越多……」(六四檔案´89) 　　就我所知，柴玲是在早上起草了一份草稿，交由北大作家班的白梦(现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润色。上午十一点左右，她匆匆赶到二十八楼二楼楼道中设置的广播站。当时我正是广播站的主持，她念《绝食书》时，我在和另一同学商讨问题，开始没引起注意。幸好我作了录音。后来不厌其烦地为北大同学反覆播放，每遍都催我落泪。是在这种感动中，随着北大筹委会立场的转变，才使北大绝食的同学猛增了四、五倍。(Memoir Tiananmen/2016) 　　关于那盘录音带，我原打算请人翻录一千盘(此前，北大同学采访方励之、各样演讲内容的录音带我曾翻录过二百盘)。但是由于太忙，一直未能如愿。我自己只翻录过二盘，一盘留北大，原盘带到广场上放，另一盘流传到了天津。许多同学用简陋的录音机在广播时录了下来，现在我得到的这盘正是这样的录音，很不清楚。【以上第95页】(Memoir Tiananmen / 2016) 为何绝食—《绝食书》的实蕴　 　　柴玲原文中有这样两句被莫名其妙地删掉了﹕ 　　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政府的面孔––是答复、不理睬、还是镇压？(64memo.com - 89) 　　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人民的表情––我们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64memo反貪倡廉´89) 　　这是当时发起和参加绝食的同学悲愤心境的真实写照。这种悲天悯人的哀怨与激愤，才是同学们绝食的根本原因。思路源于同学们将学运视作一场「新启蒙运动」，而又发现了民众(包括知识分子)的麻木。对政府，愤其无赖，企图拖延对话以拖垮学运﹔对民众，则恨其不争，发现你为其献身的人并没有多少热切反响。五月八日夜晚，北大同学在一种失落中游行到教师住宿区去争取支持﹔五月十日，一万北京学生骑车去广场和《人民日报》社前示威﹔那几天，同学们非常需要老师和市民的支持，但无论怎么做，效果都不大，于是才有绝食之举。(64memo自由民主 - 89) 　　上面提到运动的「新启蒙」性质，我认为这才是八九学运的主旋律，其它如保持学运纯洁性，不参与党派之争，坚守广场，不怕流血等，都是其变奏。有关细节，另文详述。(参看拙文《困惑中的反思》)【以上第96页】(64memo人權法治´89) 柴玲的感觉　 　　柴玲口才之好，是公认的，不光有急智，更有内容，我个人以为，她对这场运动，从人性的角度看，是最有感觉的。对于她来说，八九学运不是为了追求甚么政治功利，而是寻求人性的解放。持这种理想主义观点的学生(至少在感情上)是不少的。(64memo反貪倡廉 - 89) 　　北大筹委会有纪律，干部不得与记者接触。(原因是为了避免蹈魏京生之覆辙。)因此，柴玲在学运初期是没有甚么声音的(只见到四月二十四日《香港时报》第一版上称她为「北大新成立的联合学生会发言人蔡玲」)后来，我们把这一习惯带到广场，但发现形势变了，意识到媒体的重要，于是在广场后期，多由她来作发言人，这就是有人说她是「在学运后期才不知从甚么地方冒出来」的原由。(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柴玲本着人性的立场来看学运，并不怕讲自己的真感觉。五月二十八日，她感到前途黯然，就在一个美国留学生的协助下作了一个录像，谈对学运的悲哀，讲出「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献身」的激愤之言，背后蕴含的却是深爱。当晚她提出辞职，不久还是出于对广场上那么一批优秀的中国人的厚爱而留下，心路历程十分复杂。最后在六月八日录制的录音带更显出她的才华。当时完全没有准备，只是因为同那些没有到过广场的同学谈起时，发现他们满脑子都是海外媒体关于「广场大屠杀」的偏颇报导，于是觉得有责任将广场最后情形向公众作个交待。在只剩半小时就要转移的仓促中，她沉静地录制了那盘传遍世界的录音。【以上第97页】(64memo人權法治-2016) 　　如果五月十四日与阎明复或十八日与李鹏的对话会上，由柴玲念一段《绝食书》，在直播的电视中传到全国，会怎样？––历史的发生是偶然的。(Memoir Tiananmen-1989) 附《绝食书》原文录音整理稿　 　　在这阳光灿烂的五月里，我们绝食了。在这最美好的青春时刻，我们却不得不将一切生之美好绝然地留在身后了。但是，我们是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不心甘啊！(64memo自由民主-1989) 　　然而，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物价飞涨、官倒横流、强权高悬、官僚腐败，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生存关头，同胞们，一切有良知的同胞们，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声吧！(64memo人權法治´89) 　　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政府是我们的政府。(64memo反貪倡廉´89) 　　我们不喊，谁喊？ 　　我们不干，谁干？ 　　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稚嫩，尽管死亡对于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我们去了，我们(却)不得不去了，历史这样要求我们。(64memo自由民主/2016) 　　我们最真诚的爱国感情，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灵，却被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64memo.com / 89) 　　我们真诚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每一个工人、农民、士兵、市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政府官员、警察和那些给我们炮制罪名的人，把你(们)的手，举在你(们)的心口上，问一问你(们)的良心，我们有甚么罪？我们是动乱吗？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绝食、我们献身，到底是为了甚么？(六四檔案´89) 　　可是，我们的感情一再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毒打，几十万民族精英跪求民主，却被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经一再拖延，学生领袖身处危难……(64memo.com´89) 　　我们怎么办？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情感，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但这些却需要我们这么年轻的生命去换取，这难道是中华民族的自豪吗？(六四檔案 - 89) 　　绝食乃不得已而为之，且不得不为之。 　　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 　　而我们还是孩子，我们还是孩子啊！中国母亲，请认真看一看你的儿女吧。当饥饿无情地摧残(着)他们的青春时，当死亡正向他们靠近时，你们难道无动于衷吗？(64檔案-2016) 　　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地活着，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龄﹔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地学习，祖国还是这样的贫穷，我们似乎没有权利留下祖国就这样去死––死亡决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以上第98页】权利去偷生！(64memo.com´89) 　　当我们挨着饿时，爸爸妈妈们你不要悲哀﹔当我们告别生命时，叔叔阿姨们，请不要伤心。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让你们[1]能更好地活着﹔我们只有一个请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因为民主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民主事业也绝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64檔案/2016) 　　死亡在期待着最广泛而永久的回声！ 　　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政府的面孔––是答覆、不理睬、还是镇压？(64memo人權法治-1989) 　　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人民的表情––我们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2](64memo.com-89) 　　人将去矣，其言也善﹔鸟将去矣，其鸣也哀。 　　别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样的忠诚。 　　别了，爱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别终。(Memoir Tiananmen-89) 　　别了，父母！请原谅，孩儿不能忠孝两全。 　　别了，人民！请允许我们以这样不得已的方式报效。(64memo.com/2016) 　　祖国，母亲！在这个自然的、妩媚的五月，我们去绝食了。我们……永远……(64memo中華富強-1989) 　　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六四檔案 - 2016) 　　北京大学绝食团全体成员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64memo.com - 89) 　　[1] 录音为「我们」 　　[2] 普通书刊中缺此二句或有误。【以上第99页】(64memo祖國萬歲 - 89) 　　注––此系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柴玲录音整理稿(录音缺第一段，由「人民是我们的人民」始)。此文由柴玲起草，白梦(北大作家班)润色。(64memo.com´89) 　　括号内为录音中所无﹔旁划线者为录音不清。【以上第100页】(64memo.com-1989) 第二辑：广场备忘录 　　【以上第101页】 「五一四对话」是公开的吗？　 一、问题的提出––「中共让步论」的根据何在？(64memo.com´89)　 　　时下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一九八九年中国政府已经让步了，学生还不退出广场；造成大屠杀的后果，双方都有责任。作者是当事人，历来认为对于责任问题不应置喙；但是，交代和澄清当时的事实真相，则是当事人的责任。(64memo.com-89) 　　持「中共让步论」者有一些基本论据，本文单表「五一四对话」这件事。作者考察了以「五一四对话」支撑「中共让步论」的来源，大致有二：近者源于九五年秋以后各种版本的影片《天安门》；远者可追溯到六四不到一周年时胡平发表的长文《八九民运反思》。问题是二者皆有偏离史实乃至背离事实的地方。(64memo人權法治/2016) 　　我们首先看看二者怎么说。 　　先说远的。胡平在文中申明：「……更重要的是，当局，从阎明复到李鹏，都和王丹、吾尔开希等北高联的负责人进行了对话，这应视为对北高联的一种默认。并且，这些对话是公开进【以上第102页】行的。」(《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页九)这是《八九民运反思》长文中集中证明「中共让步论」的地方，这里所引是他提供的三点论据的后两点。对于这些结论式的「论据」，未见进一步的说明，不知道他做这些判断是采用了甚么资料和研究。本文仅就这里所谓「阎明复对话是公开进行的」这一判断提出质疑。其余参看拙文《五一八李鹏与学生「公开对话」了吗？》。(64memo反貪倡廉-2016) 　　再看近者。《天安门》英文原版对「五一四对话」的处理全过程是这样的：影片首先采用中共官方电视台播送的「李铁映等同首都高校学生对话」的几个镜头，然后是吾尔开希说：「我们把政府拉到我们的谈判桌上坐下来。我认为，这整个学生运动之中这是绝食这个策略引起的最大胜利﹗我们要求实况直播，政府是录像转播。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时，我们让步了。我们也知道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争取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紧接着的解说词是：「但是在广场上的绝食同学没有听见答应好的广播(did not hear the promised broadcast)」，即对话现场的实况直播或转播。同时播出绝食学生高喊着「现场直播﹗﹗﹗现场直播﹗﹗﹗」走向统战部对话现场的镜头，解说词：「因为怀疑被出卖了，许多同学冲到对话现场，打断了对话。」最后吾尔开希总结道：「对话给破坏了，完全被学生破坏了﹗(《天安门》页一一七至一一九)(64memo.com-1989) 　　上述两个材料导致一系列疑问：五一四对话是「公开」的吗？中共官方电视台播送的「李铁映等同首都高校学生对话」的几个镜头是在何时首次播出的？当时中共有「实况转播」吗？是广场上的学生「没有听见」还是中共当时根本「没有播」？五一四对话「完全被学生破坏了」吗？……以及《天安门》的处理手法等问题。【以上第103页】(64memo.com / 89) 二、对话团长的回忆　 　　以下便是我质疑的根据。 　　提到「阎明复对话」，首先要判断一下到底有几次。阎明复与绝食同学的公开接触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五一三下午，在统战部的第三会议室。据沈彤的回忆，当时王军涛向他强调，「这次接触不是对话，而是增进相互的了解」(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是在五一四下午，在统战部礼堂，是经过双方事先协商过的对话。第三次是五一六下午，阎明复到绝食团的广播站讲了几句话。因此，说阎明复与学生对话，仅限于五一四下午那一次。(Memoir Tiananmen´89) 　　那么，五一四对话是不是「公开进行的」呢？我们来看看对话团团长项小吉怎么说。项小吉在《新闻自由导报》上的一篇文章「回忆对话代表团」中，首先回忆了对话团成立的背景，即四二九当局导演的那场假对话，然后简述了绝食前筹备对话的情况，特别提到他曾回绝中共提出的对话，因为当局「又想要故技重演」，搞一场搀砂子的假对话。然后，他写道：(64memo.com´89) 　　五月十三日绝食请愿开始，当晚学生代表与政府官员紧急会议，绝食代表吾尔开希、王丹、王超华、程真等人和对话代表沈彤、我等人，与政府官员达成口头协议：政府尽快与对话代表团对话，绝食团十四日停止绝食撤出天安门广场。十四日上午我和沈彤再度与郑幼枚谈判，郑不同意用对话代表团这个名称，也不承认北高联。这时他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就说中央同意与对话代【以上第104页】表团对话。第一个障碍解决了。第二个障碍是现场直播对话实况，并允许中外记者旁听。郑一再强调直播有技术上的困难，但他后来答应实况转播，考虑到广场绝食的同学，我们并没有在直播问题上过于坚持，我考虑实况转播也可以接受，但一定要在当晚七点的新闻联播中播出，电台同时广播。只有这样，广场绝食的同学才可能撤出。绝食团由吾尔开希负责，我只负责对话，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绝食，也不知道北高联和绝食团是否能有效控制绝食活动。五月十四日下午四时二十分，对话在统战部会议厅举行，政府方面有十几位部长级官员出席，学生方面除对话团全体成员之外，绝食团有五位代表出席。对话进行到晚上七时十五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都无报导，学生再次感到受骗。尽管这样，我当时仍想将对话持续下去，但此时已有大批学生涌入统战部大院，部分冲进了会议厅。对话中断。(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可见，中共当时是否现场直播或实况转播了，便很成问题。项小吉一向是以严谨著称的，他以对话团团长的身份专门撰文所描述的对话中断的情况应当是比较可靠的。由此看来，影片所引用的吾尔开希的那句话：「我们要求实况直播，政府是录像转播；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时，我们让步了。」似乎表明中共一方确已让步，作了转播，这是靠不住的。(Memoir Tiananmen - 2016) 三、何谓「公开」？　 　　【以上第105页】 　　项小吉的回忆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有沈彤与王超华的回忆加以印证(《回顾与反思》，页八六、一○二。该书由九一年巴黎会议录音整理而成，九三年由德国莱茵笔会出版)。除郑幼枚(中共中央信访局局长)答应了「实况转播」以外，王超华(北高联副主席)还提到阎明复也有类似的承诺：(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吾尔开希和王丹)同时和阎明复对现场是否有直播有激烈的争论。阎明复说技术有困难，一定说广播车都为迎接戈尔巴乔夫做准备了，当天晚上没有办法利用。最后他说：『我们把录音带当场录好，你们的代表看着给封，封了跟着我们送到中央电视台，一盘一盘放，可不可以？你们同学也可以录音，录音磁带可以拿到广场上去放。这个录像是对全国广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很有信心把同学们带出广场，没有及时对同学们做工作，直接就在这边答应了。」(《回顾与反思》，页一○一)(64memo.com-2016) 　　超华的信心是有道理的。只要能在广场听到直播的对话，绝食同学还是会答应的，不会故意作梗。柴玲回忆道：(64memo自由民主´89) 　　「第二天十四日上午就开始讨论要继续对话。这个时候学生就很积极，条件是一定要现场直播。学生这边知道的消息是，现场直播因为广场没有电视，没办法看到。但广场的喇叭是可以用的，由于技术性的问题，把对话的记录直接送到广播电台需要一个小时。在晚一个小时的情况下，同学还是答应，只要能够听到现场直播。」(《回顾与反思》，页一○五)「达成的协议是，一个小时以后可以在【以上第106页】广场的广播系统里面，我说的是中共的广播系统里面广播出来，不是说其他的什么广播站的广播，那是全国直播。再一个是晚上电视新闻联播之后可以看到电视直播。是这么一个条件。」(《回顾与反思》，页一三四)(64memo中華富強´89) 　　可见，对话算不算「公开」，关键在于是否「直播」，至少也得是可证实的「实况转播」，而中共不仅这点承诺也没遵守，甚至直到对话已经快三小时之后，在晚间新闻联播中，竟然只字未提。这怎么称得上是「公开」呢？所谓「对话是公开进行的」，根据何在？(Memoir Tiananmen´89) 四、进一步的见证　 　　正是因为没有现场直播或实况转播，广场上的绝食同学才要召回对话同学。王超华最后冲进现场中止对话，也是出于这个根本原因：(六四檔案 - 2016) 　　「这些绝食学生就是坚决不干，『停止对话﹗立即现场直播﹗』，有人在那喊。……所以我进去就大喊：『不要对话了﹗三个组织是三位一体的，在绝食团同学没有接受的时候，你们这种对话是不能接受的。马上停止﹗』」(《回顾与反思》，页一○二)「……我冲进去就冲着对话团同学说，学生三个组织是三位一体的，在没有达到绝食同学关于『现场直播，不是动乱』的要求之前，对话不应当再继续下去，应说明我方对对话条件不满意，要求暂时休会。我站在那儿等【以上第107页】着回答，停了一会儿，大约是项小吉，无奈只好宣布我方暂时退出对话。」(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六月九日)(64memo自由民主-1989) 　　柴玲也提到对话中断时的情况，印证了超华的说法：(64memo中華富強/2016) 　　「就在这个时候，外面开始有骚动。然后超华就进来了，说『外面同学希望现场直播』等等情况。」 (《回顾与反思》，页一○六)(64memo.com - 2016) 　　超华与开希的区别是，二者虽然在对话前都得到阎明复实况转播的允诺，但是由于超华只有北高联的身份而未能进入对话现场，当时在外面就知道中共没有遵守承诺实况转播，故有理由冲进现场打断对话；而吾尔开希在头一天绝食时便不再代表北高联，他是以绝食代表的身份参加对话的，由于他一直在对话现场，便同其他人一样以为当时有直播或转播，因此他也有理由责怪「对话给破坏了，完全被学生破坏了﹗」奇怪的是开希将此印象一直带到美国，九○年十月还对我这么说；《天安门》摄制组采访他时也这么说。(64memo中華富強/89) 　　现在再来看一看广场同学在没有听见现场直播或转播时的反应。常劲(当时北大筹委会副主席)看到了对话时广场同学的情况：(64memo.com / 89) 　　「五月十四日我到了广场以后，北大广播站建立起来了。当时广播站播送了两个消息，一是让各校学生到广播站附近集合，然后一起到六部口统战部参加对话。在召集学生代表的时候，我看到有一百多个学生上去做与政府对话谈判的代表。第二个是过了一阵子以后，有人在上面说：「请同学们【以上第108页】到六部口去增援对话的学生，有人要出卖学生。」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大批的学生集中在六部口，开始时六部口没有多少人。那一阵，人一直哄哄闹闹的，很多人就拉到六部口去了。」(《回顾与反思》，页一○七)(64memo.com-89) 　　「北大广播站」即「绝食团广播站」，我当时在那里主持。常劲说的第一个情况我没印象；第二个情况是由于当时在广场上的同学，起初并不十分清楚到底是哪些人在同政府对话，担心又是一场假对话，因此马上派了一批同学去查看究竟。等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回音，才又派了第二批同学去。后来得知对话没直播或转播，政府藉口有技术障碍。我当时提了一个方案。九一年初我还记得比较清楚，在备忘录中写道：(六四檔案 / 89) 　　「我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即让中央广播电台作现场直播，对话结束之后再按照政府先前所许诺的那样在电视中放录像带。绝食同学可以通过收音机听到对话实况，并能将广播同电视中的对话时间作一对比。如时间相合，则证明没有剪辑，同学们便可以宣布绝食胜利结束，撤离广场。关于绝食请愿的第一项要求，即『平反』，可以在对话中达到。只要政府方面承认『学生是爱国的，学生运动不是动乱』即可。这样，既以最低限度满足了广场同学的要求，政府方面在技术上又不会存在任何问题。作一个广播现场直播，实在是再简单不过了。只要想办法将能收到的现场实播信号换到广播电台的话筒插孔上即可。或用最好的远程无线电台，或两只简单的对讲机，或实在不行，用最简单的电话也就能将对话现场同广播电台连接起来。」【以上第109页】(Memoir Tiananmen-89) 　　这是最低条件，得到当时在场的同学的认同。然而这套最低妥协方案，是否传到了对话现场，我到现在还没见到有人讨论。在九一年七月的巴黎会议上，我也作了类似的描述：(64memo.com - 2016) 　　「广播站建好后，突然传出消息：开始对话了。这时，绝食的同学都非常不清楚，到底是谁，是哪些同学在对话，就担心又出现四月二十九日那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在五月十四日，为什么没有对成话呢？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同学之间缺乏沟通。大家对那些去对话的同学，还不知道是谁，所以不信任。我想，背后的更深的原因，大概是由于组织结构的混乱，没有统一领导。然后，传来说那边已经答应可以对话，而且可以转播，但是因为技术问题，现场直播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如果电视不能现场直播的话，可不可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有一个广播的直播。然后，我们再检察电视的转播。这是我们的最低要求。这个也能算直播。我们就只能让到这一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话传回去了没有。」(《回顾与反思》，页一三三–一三四)(六四檔案´89) 五、其它一些细节　 　　超华在巴黎会议上说，「下午的时候，程真(绝食主要的发起人之一)曾经拿著录音带回到广场，要求广播，好像是封从德，在广播站不让广播。」(《回顾与反思》，页一三四)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当时成千上万人急切地想知道对话进展的情况下，无论是谁，要阻止播放来自对话现场的录音，是绝不可能的。而这也同我提出最低妥协方案的思路不相符。这应当是记忆错误，【以上第110页】因为当时超华并不在场；或许是指对话结束后？无论如何，我自己一点没印象，而在当时阻止播放对话录音带可不是件小事。这得向程真求证。(64memo.com / 89) 　　关于这一点，也许沈彤的回忆可以说明程真当时不是拿到广场上学生的广播站来的：(64memo.com´89) 　　「所有跟广场方面的联系，尤其是五月十四日这些联系，都是程真做的。关于时间上的差别，在广场上广播不是送到广播电台，是送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广播系统，是人民大会堂的广播(即官方的广播系统––作者注)，而且时间是半小时以后。」(《回顾与反思》，页一三四)(Memoir Tiananmen/89) 　　另外，同超华一样，我也是一年多以后才清楚参加对话的同学到底都是哪些人。特别是听开希向我回忆当时的情形时，我深感惋惜，并在一篇文章中深为自责，且以「阻挠五一四对话是我最大的过失」为小标题，主动承担责任：(Memoir Tiananmen - 2016) 　　「绝食第二天五月十四日，统战部长阎明复与学生代表对话，是可能将学运引向良性发展的一次重要机会。对这次机会的认识，是在九○年十月在旧金山与吾尔开希的交谈中才明白的，这才在恍然大悟中，深深地自责自己当时的自负。(64memo.com´89) 　　「五月十四日……下午广播站建好，自然由我主持，这时绝食同学惊惶地听说已有同学在与官方对话了。这显然违背了绝食者的意愿：第一，不是公开的(电视直播)；第二，没有征得绝食者的认可。这时，我和广播站便投入了阻挠对话的行列，先后三次派代表去召回对话同学。我在自以为坚持民主原则的激昂中，犯下了不可弥补的失误。」(见拙文《反思中的困惑》)。【以上第111页】(64memo.com-1989) 　　不过，我也没有道理颠倒轻重和因果。前面的资料显示，五一四对话之中断，主因还是由于政府方面未遵守承诺，没能直播或转播对话。问题是，到底是谁从中作梗的呢？沈彤的分析可能近于真相：「五一四对话中的过程其实很有意思。可以看出国务院系统和中共中央系统之间的矛盾，就是胡启立与李鹏之间的矛盾……王超华进来大闹会场，项小吉当时在外面调解。我当时拍着桌子站起来，指着阎明复说，『为什么答应了直播不直播？』阎明复、李铁映、当时其他十二个副部长和郑幼枚是政府方面的代表，他们都觉得应该是在直播的。所以，实际上说明政府内部有人在阻止直播。」(《回顾与反思》，页八六)究竟是谁拆了阎明复的台呢？得问国内的知情人。(六四檔案 - 1989) 　　总而言之，五一四对话在当时既未「现场直播」，也没「实况转播」，也没在广场上的官方广播系统中播放，在当晚的新闻联播中更是只字未提。因此，所谓「五一四对话是当时公开进行的」这一论点，不知有何根据？(64memo.com - 1989) 六、「蒙太奇」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天安门》对「五一四对话」的描述给人的总体印象：首先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与学生对话了；对话的场面在官方电视台里有播出。然后是吾尔开希强调这次对话的重要性。紧接着是广场学生开赴对话现场中断对话。最后是吾尔开希的感慨「对话完全被学生破【以上第112页】坏了﹗」总之，进一步印证影片的主调：学生是非理性的学生；即便政府有所让步，激进学生也不妥协。(64memo.com/89) 　　这一印象，除了因为没有交代中共电视台何时播放对话现场录像这一点以外，还被另两点细节所加强。一是吾尔开希说，「我们要求实况直播，政府是录像转播。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时，我们让步了。」一是在广场学生开赴对话现场时的解说词，「但是在广场上的绝食同学没有听见答应好的广播(did not hear the promised broadcast)」，即对话现场的实况直播或转播。三个细节在影片中是很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给人的印象自然是：虽然中共遵守承诺，作了「实况转播」，但还是让一些头脑发热的学生给无理中断了。(64memo祖國萬歲´89) 　　进一步加强这一印象的，是影片作者在这里用的一个具有歧义的说法：「在广场上的绝食同学没有听见答应好的广播」这句话可以有俩个理解：一，播了，但同学没听见；二，根本没播。这是一个极其高超的手法：虽然影片的上下文明白地暗示的是「播了，但同学没听见」，然而影片作者却回避了直接这么说。(64memo.com-89) 　　由此可见，虽然用的似乎都是有根据的材料，用「蒙太奇」手法剪辑处理加上解说词暗示的结果，也完全可能让观众形成一个偏离事实的印象。这是我对《天安门》在处理手法上是否足够严肃的质疑。(六四檔案´89) 七、选材上的的偏向　 　　【以上第113页】 　　上述有偏差的印象，还因为影片作者在选材上的偏向而进一步加强。在推导「对话完全被学生破坏了」这一结论时，影片根据的资料是什么呢？一是中共官方电视台播送的几个镜头，二是对吾尔开希的采访。这便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影片中引用的中共电视台播放的对话场面，下有「李铁映等同首都高校学生对话」一行字幕。这一镜头是在何时首次播出的呢？影片未作说明。但是，从上面引用的项小吉的回忆文章中可知，对话近三个小时直到中断时，中共也没有在任何传媒中播放。后来播出的是不是涵盖了对话的全过程呢？影片也无说明。中共电视台播放对话场面时的字幕只提李铁映而不提阎明复，又说明甚么呢？影片依然没有说明。对这些细节的追究，从上文可以看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天安门》一片的处理手法还是给人以「中共当时已经公开与学生对话了」的错觉。这是我对影片选材上的质疑。(六四檔案 - 2016) 　　另一方面，影片中对吾尔开希的采访显然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相当一段时间，从上文的论证已经知道，所谓「对话完全被学生破坏了﹗」的说法是相当偏颇而远离一九八九年的实际的。不清楚吾尔开希是后来变了还是一直就这样。以上我所征引的文章与书籍，都是在九五年以前早就公诸于众的，影片作者不至于看不到别的当事人的较为翔实的说法，但是，却恰恰只选用了吾尔开希的偏颇说法。这是我对《天安门》在采用资料方面的主观偏向的质疑。(64memo.com - 2016) 　　另外，还有许多必要的背景情况介绍，影片也隐而不宣。比如，在这里也未指出，去统战部的绝食学生所担心的是第二次「假对话」。在此之前，第一次「假对话」，即四月二十九日袁【以上第114页】木导演的那场对话，影片只用了一个简短的镜头，给人的印象不深；这里，又不将二者联系起来，对学生这种担心不加说明，而只称去中断对话的学生是「因为怀疑被出卖了」，这样的处理手法，如果不是影片作者对当时学生的真实心理瞭解得不够全面，就只能是故意朝着「学生非理性」的方向倾斜。(64memo.com / 2016) 　　又如，在这段的最后，吾尔开希说「从五月十四号开始，这场运动就走向一个重大的挫折」。为何特别强调五月十四号，或许不是偶然。因为这不仅是对话失败的一天，而且从这天起吾尔开希便实际上失去了在北高联的领导席位。虽然他在当时的媒体上和公众面前总是以学运领袖的形象出现，但在学生组织内部，吾尔开希却从上广场那天起便丧失了领导权，当晚北高联便不再承认其代表性。以至于出现这样一个荒唐的情况：五月二十二日凌晨，开希喊撤遭北高联罢免；但事后大家才发现他其实根本没有甚么职务可以罢免﹗这些情况，北高联的梁二和王超华在九一年巴黎会议上早已有较详细的介绍，影片作者又不是没有仔细研究过该会议记录，但在影片中却对这一情况置之不理，完全隐去当时在北高联起主要作用的王超华，反而是这位既无实际职位却又经常以个人名义代表组织说话的吾尔开希作为广场上北高联的代言人，岂非咄咄怪事？(64memo祖國萬歲 - 89) 八、余论　 　　既然在作「阎明复对话是公开进行的」这一判断时，胡平并未在文章里提供其作判断的依【以上第115页】据，我们也就无从进一步考察其资料是否可靠，因为根本没有资料可言，令人疑惑他是否注意过作判断需要有根据。两年前，我已质疑其在写《八九民运反思》时「惯用第二手资料」、「懒于求证，急于批评」的毛病，此不赘述。(64memo.com - 89) 　　至于本文开头引胡平的那段论据所导致的许多问题，诸如「李鹏是否和北高联的负责人进行了对话？」、「王丹、吾尔开希是否是当时北高联的负责人？」、「五一八『对话』是否公开进行的？」、「五一八『对话』是否真正能算对话？」、「五一八『对话』是否可视为对北高联的一种默认？」这些问题，也不在本文范围以内，有另文详述。(64檔案-89) 　　影片《天安门》作者和胡平在处理六四史料时是否足够严肃与公正，这一质疑见于九五年七月《北京之春》上我的一篇文章。在接下来的一期当中，胡平对我作了回应，以后却不再刊登我的进一步讨论的文章。以公器而逞私意，倡「论言论自由」之名于先而行压制言论之实于后，何公正严肃之有？《天安门》的作者较有雅量，将我的质疑文章摘要放到其Internet网面上。不过，在前言中却说「影片还未问世就有人批评」，似乎没有明白我的质疑祗是针对她在同一刊物头一个月的那篇文章；而且至今也没看见她对此的回应。(64memo中華富強 - 89) 　　在持「中共让步论」者的一些基本论据当中，本文仅仅论证了以「五一四对话」来支持此论时的一些靠不住的地方。此论另一论据即所谓「李鹏让步论」，曰李鹏已经在五月十八日与学生「公开对话」了。作者另有一文专门引用大量史料，证明李鹏在五一八上午与学生代表的会面，既非「对话」，也不是「公开」的，更无甚么「让步」可言。【以上第116页】(64memo.com / 2016) 　　国人向来有「和稀泥」与「大而化之」的妙诀，以为「各打五十大板」问题就解决了；有谁不服，则再打五十大板。这绝不是弄清事实真相的态度。今天许多所谓的「知识精英」对于六四真相的处理，同以前昏庸的县官判案时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又真有几多进步吗？不问青红皂白，反正学生与政府双方都有责任，这是「和稀泥」而不是甚么「理性」。(64memo.com - 89) 　　鉴于八九民运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我再次呼吁各个关注八九民运和中国未来的学术团体，以及各个以推动重评六四为己任的民运团体，加强对八九民运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以免再次出现类似的误解，或至少在误解出现之后能够及时纠正。这样，我们才对得起那些在八九民运中作过贡献与牺牲的人们。(Memoir Tiananmen/89)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二日于荷兰莱顿大学。作者按：此文本是《见好怎么收？––答胡平公开信之一》中的一节，结果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既不发表，也不说明理由。之后只好整理出来转投《前哨》，刊于九七年六月。)【以上第117页】(64memo自由民主´89) 「自焚」与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凌晨，吾尔开希拿到广播站的话筒，呼吁绝食同学东移，以便腾出一半广场给白天即将到达的戈尔巴乔夫，让他能在纪念碑前献花。我没有绝食，而是帮助绝食团建立了广播站。这时，本来反对绝食的北高联来到广播站，转而支持发起绝食的开希。我不忍心看着广场秩序就此混乱，将话筒给他之后，便回家休息去了。(64memo.com´89) 　　下午再回到广场，有人告诉我，「柴玲要自焚﹗」等我找到柴玲时，她说事情已经过去，不会自焚，我这才放下心来。这时，我压根没意识到「自焚」是刚成立的绝食团指挥部的基点，一心只惦记着广播站。十六日晚加入指挥部时，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那个条件：军队镇压前，指挥部成员首先自焚。这个空白，一直保留到六四以后。(64memo反貪倡廉/89) 　　然而，正是这段空白引发了后来的许多问题。本文便是对这段历史的整理与反思，以图对学生组织在广场上的严重混乱局面作一新的探讨。这样的反思与探讨，对于总结经验教训和深入瞭解国人在实践民主时可能常犯的毛病，也许不无裨益。(64memo.com-1989) 　　 * * *【以上第118页】(64memo自由民主-89) 　　五月十五日早晨宣告成立的「绝食团指挥部」，是八九学运后期的一个关键组织。它在绝食初期主导了广场上的方向；在戒严之后，又通过由其蜕变出来的「广场指挥部」，继续主导运动的第一线。因此，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是运动后期至关重要的一环，其中埋伏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整个运动后期中的影响，至今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64memo.com-1989)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样重大的事件，不仅在当时的报刊上看不到，在后来有关运动的各种各样的书籍中也几乎未见涉及。实际上，无论是后来的编著者，还是当时的记者，也确实不太容易瞭解到这样关键的内幕情况：这不仅因为这些学生团体的封闭性，而且由于当时刚刚绝食，大家所关心的焦点亦绝不在此。真正瞭解绝食团指挥部成立过程的人，屈指可数。最重要的当事人，自然是李禄与柴玲，他们各自对此都有叙述。另外，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至少程真、马少方与王文应当也有一定的作用，可惜尚未见到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见证。(64memo祖國萬歲´89) 一、先决条件是「自焚」　 　　根据九一年巴黎会议上的回忆，绝食团指挥部成立的经过大略如下：五月十五日凌晨五点过，李禄找柴玲谈了一个多小时，又征求了十几个人的意见，便在八点左右，由柴玲在广播站宣布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总指挥柴玲，副总指挥李禄；而参加指挥部的唯一条件是在遭镇压时率先自焚。【以上第119页】(六四檔案 / 89) 　　此前的背景是，五月十一日晚上，吾尔开希、王丹、马少方、程真、王文、杨朝晖在一个小饭店商议绝食；次日晚，王丹与柴玲在北大「自由论坛」发动同学参与绝食；十三日中午柴玲在北大广播站念《绝食书》；傍晚，数百学生在广场开始绝食；十四日与政府对话破裂；当晚十二学者到广场劝撤未果，柴玲(可能也有李禄)主持了绝食同学的一个表决，多数反对撤；深夜至十五日凌晨，吾尔开希主持广场同学东移之后，广场上出现无序与混乱的局面。(64檔案 - 89) 　　二人宣布成立指挥部之后马上召集的代表会议，一方面确立其领导权，另一方面却否决了李禄的两项提议：「自焚」与「卧路」。然后召开记者会对外宣布；当晚十点发生了第一次人事变动，王文、马少方、程真等人另立一份名单，除去李禄；当夜的两次代表会议中，李禄一度落选，结果是在柴玲的挽留下重回指挥部，从此二人的地位不再动摇，直至六四。而马少方等人则与指挥部渐行渐远，以至于六一凌晨王文等人发动绑架。(64memo自由民主 - 2016) 　　下面考察一些关键的细节。 　　首先是「自焚」。「自焚」由李禄提议，作为成立指挥部时，参加者的唯一资格。这一点，最早见于柴玲一九八九年五二八录像谈话中的叙述：(六四檔案 - 2016) 　　第二天早上我，还有李禄找到我，就是现在的副总指挥。他很痛心，他说，「如果政府如此无赖下去，这样看着同学一个个这样消耗生命的话，那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他说，「我们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眼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一个死掉的话，那么我们就作第一个死掉的人。」我把这句话拿到广播站说了，我说我自己愿意做这个绝食团的总指挥吧，好像是，不记得怎么说的了。【以上第120页】而参加这个绝食团唯一的资格就是在同学们牺牲之前你愿意首先牺牲自己来使更多的同学们活下去。(64檔案 / 89) 　　九一年巴黎会议上，柴玲对指挥部的成立经过有更细致的回忆：(64檔案 / 89) 　　十五日凌晨四点左右开希宣布转移，到纪念碑东侧，这时候广场已非常凋敝。就在这个时候，大概是五、六点钟李禄回来了，他说：「怎么回事，我就走了几个小时，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这怎么行。这个运动不知道要持续多久，而且对话也没希望，也不知什么时候进行。这样一折腾二折腾整个绝食运动不打自垮了。这不行。咱们一定该成立一个机构。这样吧，基于两点：一点是不知对话要拖多久，完全有可能政府不管你，一直拖直到学生不打自垮，或者同学出现生命危险。」第二个我记不起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如果这样的话，乾脆成立一个指挥部。如果在政府给答覆之前，同学出现生命危险，我们采取更激烈的措施，绝食指挥部的这批人首先自焚。」当时我一听眼泪就下来了。(64memo自由民主 / 89) 　　我一知道自焚这个事情，我没有想到别人，就想到老封、我父母，他们肯定特别受不了。李禄说别哭别哭。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我就说「那你当总指挥。」李禄说「不行不行，别人对我还不太了解，还是你来当吧。」后来我们几个人的基本条件是在同学牺牲生命前首先牺牲，迫使政府给大家答覆，通过这唯一方式拯救更多的人的生命。成立以后马上就宣布，在八、九点时我跟大家作了个演讲，很多人流了泪，在掌声和眼泪中，绝食团指挥部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报名的同学一下子增加到十几个，有了十几个绝食指挥部的成员。(会页一四四，即《回顾与反思–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记录》第一四四页，下同)【以上第121页】(64memo自由民主-2016) 　　李禄在其英文自传中(一三九页，即Moving the Mountain.)，也简单讲述了他向柴玲建议自焚与成立指挥部的情况，与柴玲的回忆基本一致，此不赘述。(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二、代表会与记者会：确立合法性　 　　按照柴玲的说法，绝食团指挥部是在「掌声和眼泪中」宣告成立的。这显然不够，无论是对绝食同学还是对外界，都还缺乏形式上的代表性与合法性。这就需要补充两个环节：代表会与记者会。对此，李禄当时已经有了考虑，马上召集了代表会。他在巴黎会议上回忆道：(64memo.com´89) 　　因为当时只是宣布成立，没有其合法性，没有确定基本的运行规则、下属的部门、人员的选择等等，所以我建议首先召开各校的代表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绝食团的一些最基本的重大问题，包括组织问题和政策问题。大概在五月十五日早晨七点多钟吧，刚宣布完之后就召集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由我主持。很显然当时我没有多少权威，因为对大多数绝食同学来说我是一个生面孔，我也自己介绍我不是北京同学，当时在场的还有少方等等，这些都是绝食发起人，所以我的权威自然就受到一些挑战，当时柴玲作了一下介绍。我想我这个权威后来很快就受到稳固，主要因为会议主持进行得不错。因为大家刚来的时候七嘴八舌，感情激动，其他人包括少方都试图过主持这次会议，但后来没有成功，我把会议主持成功下来，算是第一次的合法性的承认吧。(会页一三六)(64memo.com-1989) 　　随即召集记者会。【以上第122页】 　　「柴玲、梁二、王丹、少方、杨朝晖五个人作了主持，还有一些人参加，同时选了北医两位同学作代表，介绍同学健康情况，发了几个呼吁书。回来后又开了一次会议，进一步认可了第一次会上确定的原则。……」(同上)(Memoir Tiananmen / 2016) 　　柴玲的回忆，对这两步可作印证与补充： 　　然后召开各学校代表会议，大概四十多个代表，讨论我们下一步是采取更激烈的还是维持现状等等，让同学们下去征求意见。……一个是征求大家的意见，第二统计绝食人数的名单，以及绝食人员的布局。第三件事就是马上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在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之间，我们在一个大车前面，当时的成员有绝食指挥部的成员，普通绝食同学的成员，还有北医的二位同学。……我们发起招待会的时候，一个就是宣布绝食指挥团的成立，第二个是说当时基本的策略，第三个就是说同学健康状况，有五十四人次晕倒。……记者招待会在这边绝食圈里边的一个大车子前面，就是救生车前开过一次，后来又开到历史博物馆前面又开了一次，这是十五日。(会页一四五)(64memo.com-89) 　　这样，以二人为核心的绝食团指挥部暂时取得了合法性，由柴玲任总指挥、李禄任副总指挥。(64memo人權法治-2016) 三、第一次人事变动　 　　【以上第123页】 　　但是，二人的地位很快就受到了挑战。当晚，乘李禄与柴玲不在场，另几位绝食发起人酝酿改选。改选的结果，李禄出局。在巴黎会议上，柴玲这样回顾道：(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我们回来以后，十五日的时候[晚上十点—作者注]，王文跟我说：「柴玲，来，我们要重新开个会，重新改选。」我看见有马少方，有程真，还有谁我就记不清了。我说：「李禄呢？」「李禄不在。」我说：「你们人数不全，我不参加你们改选。」我就拒绝了。过了有半个小时以后，王文过来说：「这是改选的新名单。」他冲我一笑，说：「我是总指挥。」我一看李禄的名字已经被去掉了，好像王文是总指挥，马少方是副总指挥，程真是什么我记不得了。我一看就笑了，我说：「你这个我不承认。」他说：「不承认也不行，我们是改选了。」过一会儿，陈明远来了，他看了说：「不行，不行，你们要重选，怎么能够把柴玲选掉了。咱们重新讨论一下。」这个时候李禄来了，陈明远就很权威地跟他说：「李禄，你跟我谈一下。」……(64memo.com-2016) 　　之后大家重新选，选出我跟程真是总指挥，两个总指挥。当时反正李禄不在。我跟程真的分工是，程真负责跟上面的联络、对话什么的，我就负责广场的情况。之后我见到李禄，李禄非常颓丧，他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回南京去了，因为南京也非常需要我。」我一听，这眼泪就下来了。我说：「如果你走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再搞下去了。我一个人也应付不了这么多事情。」因为马少方在十四日之后非常主张让大家撤离，从此我就很不信任他，而程真她也是个女孩子，又管着那边一些事情，她并没有对广场实际的组织起那么大的作用，王文就是个小孩子，有时哄哄他，我还挺喜欢他的，觉得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很天真，但实际上他没有这个把广场局势镇住的能力，让我怎么搞。李禄【以上第124页】就很痛苦地在那儿闭着眼睛，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劝他。(会页一四八)(64memo反貪倡廉 - 89) 四、第一次反「政变」　 　　李禄在第一个回合中暂时失利。两年后，他在巴黎会议上用了「政变」一词来形容这次人事变动(会页一三八)。但是，这场「政变」很快就被平息。柴玲接着上面的回忆说：(64memo.com/89) 　　直到凌晨的时候，李禄跟我说：「我决定留下。」我就说：「是吗？」我很高兴。我没有问他是怎么一个转机。十六日凌晨就马上召开一个班代表会议，大家重新改选的结果，我的印象中是马少方跟王文都没有列到重要位置上，重新认可了李禄的主席的位置。我们大家经过了一场冲击以后都比较轻松。……(六四檔案 / 2016) 　　九点钟的时候就是记者招待会。这次记者招待会不同以前，就是邀了更多的绝食同学的代表。当时我记得有杨朝晖，他注射了液以后，整个胳膊都肿起来了，还有王丹，还有「北医」的同学。当时还有一些对北大，对绝食同学的质问什么的，我记得王丹讲过以后，李禄主持记者招待会。然后我讲了一段以后，一下子就开始不行了，晕倒了。这是十六日，晕倒以后我就被送到医院去了。后来我就一直在医院里面，当天晚上才回到广场。老封被指定接替我的暂时领导权，所以十六日中午阎明复来的这段过程，我就都不知道。【以上第125页】(64memo.com-89) 　　代表会加记者会，同样的程式再走一遍，进一步巩固了二人核心的合法地位。第一次「政变」就此平息下去。指挥部也从此壮大起来。(64memo.com - 1989) 　　关于这次「政变」，李禄后来的回忆与柴玲稍有出入。按他的说法，他很快「召集了一次代表会议」，在几个「造反的」同学(Insurgents)和几位老师的围攻下，李禄中途离开会场准备「正式辞职」，但责任感与柴玲的挽留使他回到会场并「受到了鼓掌欢迎」，因而「这次政变持续两个小时」便平息了。下面来看李禄在巴黎会议上和自传中的叙述。(64memo.com-2016) 五、李禄的回忆　 　　在巴黎会议上，李禄说这次变动很快就解决了：(64memo.com/2016) 　　十五日晚十点多绝食团指挥部发生了第一次人事变动，变动只持续了一、两个小时。当时是王文、少方、程真等几个人觉得绝食团指挥部这个东西不合法，他们自已确定了一份名单，来告诉我们绝食团指挥部被取消了。新的人选，王文是总指挥，他们不叫团长，柴玲作宣传部长，如此等等有份详细名单。后来这个事情比较顺利地解决主要是我召集了一次代表会议，在会上我的主要观点是，不能这样搞，完全没有任何民主程序。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他们几位很不幸都被选掉了，所以这次政变持续两个小时结束。(会页一三八)(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但在李禄自传中，情形却要复杂些。关于这次「政变」，书中写道：「我们回来时，我看【以上第126页】见一些人在开会，当中一个指挥部的成员也没有。我所建立的民主程序完全被忽视。」二人「成了众矢之的」，尤其是李禄，大家听说他是外地学生，就不断追问他为何没有学生证，怀疑他是特务。然而，李禄也以攻为守。「我问他们要选谁作总指挥，他们马上给出一份清单，由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人任总指挥。」接着，李禄抗议，「这场运动并不只是北京同学的运动；……你们谁又能证明有学生证的就不是特务呢？––大家无言以对。」李禄藉机重申民主程序，并提议召集联席会议重新选举。接下来，自传回忆了这次改选会的情况：(64memo.com/2016) 　　他们同意召开代表会议。代表们到后都莫名其妙……当我告诉他们有人想从现任指挥部成员手中夺权的时候，大家都很气愤。那个名单立即作废，而几个造反的(Insurgents)由尴尬而愤怒，集中火力对我围攻。我唯一的罪状就是我拿不出学生证和没法证明自己不是特务。几个老师也作同样的质问。既然柴玲还可以继续作总指挥，我想我也不必一定要在领导层内。我说我得好好想一想，要是决定回南京，我会正式辞职。(作者译自李禄英文自传，下同)(64memo.com - 2016) 　　然后就是柴玲所不清楚的那个「转机」： 　　我离开指挥部的帐篷，深感沉痛，尤其是在人民大会堂前所发生的那一幕之后。政府麻木不仁。而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有些同学却可能只想到自己的名誉和个人利益。要真是这样的话，运动怎能健康发展？我们怎能保障绝食同学的生命安全？我感到责任重大，又深深地感到幻灭、失落与绝望。(64memo.com/89) 　　柴玲与几位代表走过来，说，「我们都希望你回来。那几个人被代表们赶走了。请回来吧。」【以上第127页】我很感激柴玲，自从见面，她从未怀疑过我。我的孤独感稍微轻了些。我很难不去帮助柴玲，但我不希望指挥部的工作与团结因为我而受到破坏。我知道有些人还会恨我，还会发起进攻。我对她说，「你继续去开会。我也许会辞职。离开之前我会告诉你我的决定。」柴玲看着我，沉默不语。从她的眼睛流露出信任与遗憾。我离开指挥部，走到绝食同学中间。……(64memo.com-2016) 　　我在绝食同学中间大步走，感到对他们的爱在升腾。他们才是这场学生运动的心脏，而不是那些想篡夺权力与名誉的野心家(would–be leaders)。我对绝食同学负有责任。他们的生命安全每分钟都在受到威胁。我拋开了所有杂念。有人怀疑我，又怎么样？﹗我要是离去，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于是，我豁然开朗。(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这样，改选会议的尾声便是： 　　带着这些想法，我回到了会场。我受到了鼓掌欢迎。我告诉他们大夫的话。我派他们去安排人员，每过一些时候就给每个睡着的人翻一下身……到了凌晨三点我才躺下。五月十六日拂晓。才睡两个小时，就有人叫醒了我。我召集学生代表开了个会，讨论如何清点绝食人数。(李禄自传页一四六–九)(64memo.com/89) 　　现在归纳二人回忆的差别。(一)、虽然二人都说是两次会议，但「反政变」成功的时间却不一致：李禄说是当晚就解决了；柴玲则说是在次日凌晨。(二)、对于李禄来说，程真、马少方、王文等人是在「造反」，「完全没有任何民主程序」；而柴玲则认为两次都是经过程序的「改选」，【以上第128页】祗是第一次李禄被选下，第二次别人被选下而已。(三)、因而，对于离开会场，李禄说是「准备辞职」，且是在几个「野心家」被代表们赶走之后，由柴玲和几个代表请他回去的；而柴玲则说，是在第一次改选李禄被选下之后，她「也没有办法劝他」，是李禄自己愿意留下，才又开一次改选会的。(64檔案 - 1989) 　　二者差别的实质是，若按柴玲的回忆，第二次改选后指挥部的合法性则还有疑问；若按李禄的回忆，以二人为核心的指挥部则完全合法。但是，李禄在九一年巴黎会议上的这些回忆，不仅与柴玲的记忆有出入，而且与半年前出版的自传也有差异，于是便降低了其记忆的准确性。比如，几个「造反的」到底是会上说的那样，是在李禄主持的代表会议上「被选掉了」的呢，还是书中说的那样，是在李禄离开会场后「被代表们赶走了」的？(六四檔案/89) 　　绝食团指挥部成立之初的情形基本如此。以下需要对这些素材作进一步的分析。(64memo.com / 2016) 六、巴黎会议上对「自焚」的质疑　 　　有关绝食团指挥部的回顾，在巴黎会议上，李禄的发言在柴玲之前。叙述指挥部的成立过程时，李禄没有提到「自焚」，祗是强调了牺牲的原则：(64memo.com-2016) 　　……那天早晨我就很感悲哀了，我突然感觉到运动中需要这样一批人，他们希望牺牲自己的一【以上第129页】切乃至生命，去为维护运动到此为止的胜利果实，去维护这些方向已经变得模糊了，但又异常坚决的绝食同学的生命权力。所以当时我就找了柴玲，跟她说我们需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更有效地保护同学的生命，同时在学生中建立共识，我们到底要什么、怎样要，因为时间仓促，情况紧急，我们没办法再去开会去商量如何去成立组织，我想我们定一个条件，把那些愿意自荐，愿意最终为绝食运动，为民主运动献身的那些同学召集起来。当时柴玲就作了一个演讲，当时周围有十几人吧，后来这十几个人大多成了绝食指挥部秘书处的骨干。当时柴玲作了一个演讲，绝食团指挥部就正式成立了。(会页一三六)(六四檔案´89) 　　李禄最早提到「自焚」是一天之后，指挥部劝阻「自焚」：(64memo.com/89) 　　在十六日开始出现要绝水、自焚等。……当时我们的能力实在有限，而且支持实在过热，所以不仅内部的各种更激进的要求得不到制止，外面的人更无法制止。(会页一四○)。(64memo.com´89) 　　避而不谈「自焚」，也许是因为实际上没发生，而这个话题可能也太敏感或太复杂。但是，「自焚」在绝食之初确是一件大事，影响极广，因而听了李禄的叙述之后，会上马上就对「自焚」有质疑：(64memo.com-89) 　　常劲：关于广场自焚事件，这在北大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对北大对于广场的决策都有很多影响。因为我听说李禄是当事人，我希望他对广场自焚事件做一明确解释。(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李禄：这个事情最先提出来是在五月十五日五点到六点，我跟柴玲还有其他十几个同学，提出【以上第130页】来说成立指挥部要有个条件，那些需要愿意献身的人，并非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到后来我提出真的到了政府监狱车来把大家都送到监狱去的话，我就当着他们的面先自焚给他们看。但是这个并没有作为标准。后来这个想法喊起来实际上是在十五日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个从河南来的小孩，个子很小，决心特别大，他一定要我给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十分钟让他讲他要自焚，而且他要有记者在。当时我把他压着，他当然很气愤。最后我强行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时，他终于喊出来了，有些记者听到了，就追着去问他了。但是这个指挥部绝对不提倡。后来这个人一直没停，一直在绝食圈里转来转去，喊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出现绝水后自焚就变成一个很强烈的呼声了。学校代表一般来说都比较理性一些，我希望他们每次都向会议汇报一下情况，我就不断听到汇报了。(会页一七二)(64檔案 / 2016) 　　似乎有点答非所问。其实，常劲的质疑确实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普遍疑虑，对「自焚」的疑虑。张伯笠说他正是因为「听到柴玲要自焚的消息，跟北大七个教授到广场去劝说」才参与了广场活动的。(会页一四二)而我听说「柴玲要自焚」，当时心情也很惶惑(会页一五一)。梁二、王超华对「自焚」也都有质疑(会页一七四)，超华也说「这个事牵扯到后来对北大的老师和对我的影响都很大。」(64檔案-89) 七、「自焚」、「卧路」与「绝水」　 　　但李禄的回答却进一步淡化了「自焚」的作用：似乎后来绝水、自焚的呼声与行动，主要【以上第131页】是记者会上那个「个子小决心大的河南小孩」的影响所致，而「这个指挥部绝对不提倡」。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也应当是代表会议否决了李禄「自焚加卧路」的二项建议之后的事；而在指挥部成立与召开代表会议之间，这两项建议的影响已经通过组织的力量传播开了。这一点，从巴黎会议上柴玲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在第一节里，柴玲讲到指挥部成立，有了十几个成员，紧接着，柴玲谈到了执行「卧路」与「自焚」的情况：(64memo人權法治 - 89) 　　之后李禄对我说，我们还要搞另外一个方式。既然这个对话没有搞成，我们要不要再增加压力，把同学们全部拉到长安街上卧路，阻碍长安街的交通，这样迫使政府赶快跟我们对话。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马上就来了，他们是非常艺术性的人，「一个是卧路，一个是自焚。」他马上就去买汽油去了。(会页一四四)(64memo.com-1989) 　　另外，从王超华见到程真劝阻「滚长安街」的情况来看，当时「卧路」的呼声已很高：(64memo反貪倡廉-2016) 　　然后，我回到广场上。我见到有两个人架着程真从南边往北，就是绝食团前面那个空的地方一路走过来，程真挨个地跟大家说：「大家千万要冷静啊。」我就问王丹是怎么回事，他在自己队伍中坐。他说，有人说，要到长安街上去滚马路，去挡路。「我们不要做那种事啊。」程真从那头一直到这头。我印象当中，之所以那些绝食同学对程真有印象，而且觉得她是一个主要的领袖，就是因为这个。她很虚弱的，穿着黄长袍的裙子，两个人架着她走的，到处走，说是有人要滚长安街。(会页一五六)【以上第132页】(Memoir Tiananmen / 2016) 　　李禄后来也不再回避谈「自焚」、「卧路」与「绝水」：(64memo人權法治´89) 　　十五日，我建议可能的话，是不是把队伍乾脆拉到天安门广场的长安街上。原来是认为十五日可能有回答，既然十五日没有回答，那最多十六日就有结果。要有结果的话，恐怕只能施加压力，因为当时在场的只有几千人了。但是这个决议在第一次联席会议上被当场否决掉了。……自焚呢，当然更是被限制了。劝说绝水、自焚，用的主要理由就是，指挥部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有这么一些人，为了避免其他人的牺牲，他们愿意首先牺牲，他们愿意站出来，为大家做这份贡献，做这个牺牲。如果你要自焚的话，你也先让我自焚啊；如果你要是真想自焚的话，不如你先到指挥部来工作吧。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劝动了南开二十几位想绝水的人。后来也是以同样的理由，他们全部参加了指挥部的工作，使得指挥部的人员扩展到上百人。(会页一六五)(64memo.com / 2016) 　　这样，照李禄的叙述，「自焚」不仅在成立指挥部时起过作用，而且随着成立而立即否决之后，「自焚」对指挥部的壮大也功不可没。这种英雄主义与悲天悯人的思想，虽然没有付诸实践，其冲击却极其深远。(64memo.com´89) 八、「自焚」与指挥部合法性危机　 　　这种冲击不仅是当时，如上面提到的几位所受到的触动，而且直到戒严之前，程真与马少【以上第133页】方这两位绝食发起人都还深受「自焚」的刺激。刘燕对此有所见证：(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五月十九日下午……三点钟以前的时候我和开希就已经知道当晚要戒严的消息……我记得特别清楚，程真和马少方两个人情绪特别激动。他们到统战部一坐就开始哭，后来程真和马少方说他俩当天要绝水，要到新华门跟前去绝水。程真特别激动，说如果绝水不行的话，谁对广场这么多同学负责？那我就要自焚。这是程真当天说的话。(会页二○一–二)(64memo自由民主-89) 　　马少方与程真正好是李禄与柴玲的主要竞争对手，「第一次人事变动」之后，二人便被排除在绝食团领导层之外。为何到了几乎快复食的时候，还要重提作为参加指挥部的唯一前提的「自焚」呢？而且，更奇怪的是，马上首先公开宣布复食的，也正是他们俩：「差不多四、五点钟的时候，少方和程真宣布复食。」(沈彤，会页二○三)「马少方当时即兴创作了一篇复食书，写得慷慨激昂。读给阎首长听，阎首长好像感动得呜咽不语。」(梁二，会页二○二)(64memo.com-1989) 　　二人从要「自焚」到宣布复食，还不到两个小时。如此强烈的反差，该怎么解释呢？注意到程真的那句话，「谁对广场这么多同学负责？」这是她要「自焚」的理由，是在兵临城下、大敌当前时的直接反应：牺牲自己，保护同学。而这正是成立指挥部的基点。完全同一个逻辑。但我们注意到，无论提出「自焚」还是宣布「复食」，都与当时的指挥部针锋相对。因此，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这是质疑指挥部合法性的心理继续在起作用。(64memo反貪倡廉/89) 　　这一分析，还有进一步的依据。 　　程真与马少方实际上曾经在绝食团初期担任过重要角色，王超华质疑李禄时，两次提到这【以上第134页】一点：「我是从广播上听到总指挥柴玲，副总指挥马少方和程真。这我记得。」(会议录音稿页一一五)「当时我听说过马少方是副总指挥」。李禄答道：「当时确实是这样。你听说的那个大概是十五日晚上九点多钟的那个名单，是他们拟定的。少方在第一次代表会、第一次记者会时都在，十五，十六日的几次会都在，十七日就不在会上。」(同上页一三六)(64memo自由民主 - 2016) 　　总之，马少方与程真作为绝食发起人，在绝食团初期举足轻重，是因为李禄的介入而失去了原有的地位。这必然导致他们与李禄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从十五日晚的第一次人事变动已见端倪，上面第五节引用过李禄在巴黎会议上的话：「当时是王文、少方、程真等几个人觉得绝食团指挥部这个东西不合法」。另外，李禄在回忆五一八晚防备政府开走绝食车而决定「扎车胎」时，也提到「马少方对我进行激烈地攻击，让我要对国家的财产负责。那次他有些歇斯底里。」(会页一六八)(64memo自由民主´89) 　　而马少方等人与李禄的紧张关系，柴玲也有所描述：(64檔案 / 2016) 　　有一个细节：就是马少方差一点要和李禄打起来，他们说李禄你在操纵民主，陈明远也在那儿嚷嚷。后来李禄很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几句。完了之后他们都不吭声，气氛很紧张。(会议录音稿页一四七)(64memo自由民主 - 89) 　　这次在十九日中午，正好就在马少方与程真去统战部之前。综上所述，可以判定，这时的少方与程真，已经对以李禄和柴玲为核心的绝食团指挥部失去信任，不相信指挥部还会按照成立【以上第135页】时的那个「唯一条件」，在同学们受到生命威胁之前首先自焚；而在他们看来，在军队即将来临之际，继续绝食也是对绝食同学的生命不负责任。无论如何，正好应该与指挥部反其道而行之。这大概就是二人在统战部时的两极反应的内在理路。按照沈彤的记忆，在统战部的这些同学决定重组「广场临时总指挥部」，在回广场的路上都还担心指挥部不同意复食。(会页二○三)(64memo反貪倡廉 - 89) 　　在与绝食团指挥部渐行渐远，以至对立的同学中，不止程真与马少方。广场后期经常发生的「政变」，不能说与指挥部成立时的合法性问题无关。我自己到广场后期就遇到一些学生骨干、甚至是指挥部成员对指挥部的不信任言行。可惜我对五一五清晨到十六日晚指挥部的情况不甚了然，因而遇到这些冲突时还很奇怪。后来王文等人对柴玲和我的「绑架案」不过是最突出的一次。当时王文对我说：「包涵着点，我们不是冲你来的。」今天联系起来，才明白其中的来龙去脉。(64memo.com/2016) 　　「自焚」是指挥部合法性的关键，是许多问题的根源。本来运动经过一个月已经形成一个学生骨干群，彼此有了基本的瞭解和信任，这时突然冒出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李禄，对柴玲又出了一个异常极端的主意，以「自焚」为唯一条件另立指挥部。在大家措手不及当中，结果发起绝食的几位骨干被排除在外，只有柴玲加上陌生的李禄形成了指挥部的核心，这自然引起普遍的疑虑。尤其严重的是，「自焚」这一先决条件在指挥部刚一成立便被取消了，好比将自己坐在上面的树枝锯断，其合法性便悬在空中。「自焚」––成立指挥部––取消「自焚」，这样的三部曲在那些被排斥在外的绝食发起人看来，无异于毁约与篡权––正如马少方等人指李禄「操纵民主」的那样。【以上第136页】(64memo.com / 89) 九、进一步的反思　 　　不仅是「自焚」，许多没有绝食的同学也成为「绝食团指挥部」的重要成员。我自己就没正式绝食，张伯笠、白梦应当也类似。而我和张伯笠后来成为副总指挥，白梦作了绝食团广播站的站长，可见问题之严重。如果香港记者的记录无误，李禄其实也「并没有参加绝食行动」(香港记者协会，《人民不会忘记––八九民运实录(增订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页二六五)加没加入、何时加入绝食，李禄自传中也没讲。也就是说，除了总指挥以外，指挥部的三个副总指挥可能都没正式加入绝食。这是指挥部合法性危机的第二方面。(64memo.com´89) 　　第三，指挥部的八九个常委中，多数也没有经过选举程序。除了柴玲、李禄以外，吾尔开希、王丹、张伯笠、郭海峰、王文、王超华和我也作过常委，或长或短，或虚或实。王丹和开希的加入，按柴玲的说法，是「因为他们的老资历，虽然他们没有通过那个先决条件，就是说要自焚，因为我们要承认一些既成的事实。」(会页一四五)而我和张伯笠大概也是因为有些「老资历」，尤其是我们当时掌握着广播站，「没有广播站，实际上指挥部只是一个名字，广播站才是一个实际的团体。」(李禄，会页一三八)十六日晚柴玲晕倒之后，郭海峰与李禄来找我作临时代理，主持当晚的代表会议，才自然加入指挥部的。而王文在指挥部中的地位更具戏剧性，是柴玲「哄小孩一样哄着他」而随便加进去的(会页一七一；一四五，一四八)，十八日大家还是把他选了出去。【以上第137页】(六四檔案-1989) 　　这三方面无论哪一条现在看来都很成问题，那么当时为何就被大家接受了呢？我认为有如下原因。首先是运动的紧张形势，迫使大家没有工夫细究。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几位绝食发起人。但是因为后面的几点，这些反对者没有成功。第二是当时北高联的积弱。高联没能阻止绝食，连高联主席吾尔开希与常委王丹都成了绝食发起人和绝食团的首领，因此在绝食头几天，北高联的角色极为尴尬。当时高联的实际运作主要依靠王超华的凝聚力，但她也承认，「我们对绝食团的各校代表会采取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绝食团自己搞了一个代表会。可是事实上，高联在这个阶段基本上没有再召开代表会，因为都乱了。」(会页一五九)第三，北大的支撑。广场之争主要表现在北高联与指挥部之间，而指挥部的骨干则多与北大筹委会有极深的渊源。李禄虽从外地来，但他很准确地找到了柴玲，而柴玲曾任北大筹委会的秘书长，许多北大同学参加绝食又与柴玲念的《绝食书》有关；郭海峰、张伯笠、白梦和我等都是北大背景。王丹与我还同时在北大和高联担任过要职，对缓冲高联的压力也有作用。另外，北大筹委会还派人帮助指挥部管理财务、后勤与纠察，尤其是保护指挥部的「特别纠察队」。这不是说别的院校作用不大，而是说指挥部这个班子早已形成基本信任，是不易被其它松散的群体所动摇的。第四，李禄的能力。正因为高联的积弱，广场上才形成了由绝食同学组成的各校「代表会」，进一步与高联抗衡。而李禄则是这一抗衡的最有力的组织者，他成功地主持了「代表会」，其能力远远超出其他同学。这不仅被几乎所有同学所公认，从第二节中可知，李禄自己也认为其权威主要来自于其能力。【以上第138页】(64memo祖國萬歲-89) 　　最后这一点，需要进一步的反思。它其实重复了古今中外民主进程中常常发生的现象：大变动导致人心餍乱，于是一个强人出来维持局面；混乱中，强人的出现成了一种历史的需要。李禄在八九学运后期的崛起，当属此例。具体来说，当时我对李禄的信任，一方面来自柴玲的介绍，另一方面则来自其能力。我相信，其他许多同学也是如此。而李禄常常对柴玲和我讲「大思维」，讲他所拥有的高层社会关系，讲他从自己的「内线」那里刚刚得到的内幕情报。这大大超出了我这理科学生的视野，无论今天看来如何幼稚，但在当时则确实令我佩服不已，于是几乎言听计从，遇到意见相左时，我也不多坚持。总之，当时李禄显得很坚定，而我和柴玲则没有这份确定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五二一「转入地下」的决议明明违背自己的意愿，我还是坚决地去执行；这也是为什么五二六李禄决然反对杨涛代表北大和北高联提出用「空校」方案撤离广场时，我也没有力争；甚至六月初李禄准备取代柴玲而私下找我支持时，我也认为他更有能力作总指挥，以收拾广场的混乱局面。作为一个没有社会经验的理科学生，我只愿「搭台」，不敢「唱戏」；而柴玲频频亮相却没注意「台词」。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九五年我是那么失望，一方面是「民运理论家」和媒体揪住柴玲的「台词」大作文章，一方面则是李禄在媒体中表现得与柴玲的「台词」毫无关系。然而，从李禄自传和柴玲五二八录像谈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李禄对柴玲的影响，甚至连对「野心家」的指控都如出一辙。连刘晓波的回忆都说「柴玲听李禄的」，看来这一印象在广场上也很普遍。【以上第139页】十、结语　 　　八九学运后期，「自焚」与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它因应广场上的混乱局面而生，却进一步导致了学生组织的混乱，这有三方面的表征：第一，切断了统一组织的连贯性，而这本来已经十分微弱(北大时有抗衡，但还是表示服从高联的统一协调)，至此北高联不再是运动的唯一最高领导机构，而这一分裂格局一直延续到六四，后来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也不能驾驭指挥部；第二，领导人物的断层，尤其是李禄的介入，开始以全新的人物掌握运动的决策核心。柴玲绝食前已经辞去了北大筹委会秘书长的职务，我当时也都辞了职，张伯笠在北大筹委会中也不任要职，因此，作为「广场上的一贯决策人」，李禄所依赖的北大支撑实际上也没有组织上的连贯性；第三，极端组织方式的开始，尤其是以「自焚」为旗号，而掌权后又马上取消。实际上，「自焚」与后来的「政变」是同一思路：虽然是非常手段，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正当的；而执政的同学没有能力，故我等应当取而代之。以「自焚」另立指挥部，实际上开了广场「政变」之先河。(64memo.com-89) 　　但是，也必须充分肯定指挥部对广场秩序的维持作用。如果没有指挥部的努力，而是由一些「政变」的同学主导广场，局面更不能设想会乱到甚么程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对李禄能力的肯定和众多「政变」最终都不成功的根本原因。(64memo自由民主-1989) 　　总体而言，本文的反思集中在组织成立时的合法性上面。广场「政变」是对指挥部合法性【以上第140页】的质疑，而指挥部则是对北高联合法性的挑战，柴玲与我正是这一质疑的代表。绝食之所以能发生，除了王丹、吾尔开希等人的发起以外，柴玲在北高联的极力抗争是在组织上的关键一环；我对北高联的质疑则由来已久，对其四二三「圆明园成立大会」的合法性一直有疑虑，认为在众多院校还没成立自治会之前就组织全市高联，不符合民主程序；五四前后我在北高联作了一周的主席，更体会到悬在空中的无力感，五月六日辞职，之后对高联一直持消极态度。这种消极态度对北大有一定影响，今天回想起来，觉得这也是自己必须检讨的地方。现在看来，如果我留在高联中对学运的统一领导和连续性可能会好一些。然而五四之后我还很天真，辞职后便回所赶硕士论文，以为一个月后还能答辩。回所「复课」的第二天，我用的计算机再次坏掉(第一次恰好在四一五胡耀邦去世的那一天)，从此我才全力投身学运，义无反顾。事情这么巧，「历史的发生有许多偶然，结果有许多必然」。提到这一细节，无非是在反思中也提醒一下历史环境的复杂因素，许多细小的事情在当时却是转折点，这又常常是「理性」所忽视的。(64memo自由民主´89) 　　最后，关于「民主」与「集权」，我准备从更大的历史尺度上作一点更大胆的反思，以便对现实有所讨论。广场上的经历使我瞭解到在权力中心和在其外，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立场。掌权者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秩序，否则一切都谈不上，因而会竭力维护组织的权威；而无权者首先考虑的则是权力公正与否，许多人在自以为会更公正的想像中，便不惜一切代价要取而代之。广场指挥部与发动「政变」的诸多学生群体的差别在此，一九八九年的中共与反对派的差别是否也是如此？双方的冲突激化后，掌权的一方只能是更趋保守，更趋集权，越发要求强人出来稳定局势。【以上第141页】广场后期混乱的学生内部，实际上无法再坚持「民主」而赞同「集权」；那么当时中国面临内乱的危险，致使许多原来同情民运的人也转而支持戒严，是不是有内在相通之处呢？联系到百年国史，历次社会运动的领袖在掌权前后的变化，是不是也正好重复了这一模式呢？孙中山先生最终认为中国人不是个人自由太少而是太多，以至于「一盘散沙」无力御外，对内也不得不组建黄埔军校推行「军政」；蒋介石上台之前利用「民主力量」甚至共产党的支持，上台后马上施行军事独裁；毛泽东在夺权前推崇「美国式的民主」，夺权后施行苏联式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专政就是独裁，通过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最终集权于一身，邓小平上台前也利用过西单民主……所有这些，都越来越让我怀疑那些口口声声保证马上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人，一旦掌握权力是否可能兑现其诺言。(64memo.com / 2016)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已经落到我的头上，那位曾在国内以《论言论自由》而知名的「民运理论家」，如今在其主持的刊物却无论如何要压制我的言论，无论是回应他对我的一面之词，还是对民运策略的讨论，还是根本不涉及他个人而祗是对八九民运的回顾与反思。我能猜想到的，还是那种掌权者维持局势的需要。我认为这是一个现实，致力于民主的人士应当正视这一现实，而且理解到其中也有维护大局的因素。(64memo中華富強 - 1989) 　　因此我认为，对中国民主进程的一个合理的态度便是「时间表」的概念，正如孙中山先生当年早已设想到的分阶段推行民主的计划(军政、训政、宪政)，在如今的中国大陆提倡推行民主的时间表。由此缓解两方紧张对立的关系，可能避免类似六四这样的僵局和牺牲。一个可行的方【以上第142页】案应当是，中共在经济自由化的基础上接受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定出由基层选举最终到高层选举及党政军法分权独立的纲领性文件和时间表，而民运这方面最应当做的是鼓励政府的这一趋势，促进民主进程时间表的问世与实施，而不是一味与当局对抗。(64memo祖國萬歲-1989) 　　(一九九八年元月于巴黎)【以上第143页】(64memo.com - 89) 五一八李鹏与学生「公开对话」了吗？––驳「李鹏让步论」(64memo自由民主/89)　 　　论者常以「李鹏让步论」来支撑八九民运应当「见好就收」的说法，其重要论据是：李鹏已经在五月十八日与学生「公开对话」了。再进一步，便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九八九年中国政府已经让步了，学生还不退出广场；造成大屠杀的后果，双方都有责任。作者是当事人，历来认为对于责任问题不应置喙；但是，交代和澄清当时的一些基本事实，则是当事人的责任。本文将以大量史料为依据，证明李鹏在五一八上午与学生代表的会面，既非「对话」，也不是「公开」的，更无甚么「让步」可言。(六四檔案/2016) 　　也许，八年后的今天还去咀嚼一九八九年的一些细节，在一些愿意「淡忘六四」的人来看，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然而，如果「李鹏让步论」能够成立，那么天安门前的学生和市民便成了胡闹，血腥镇压便找到了成立的一丝藉口，而那些六四受难者的牺牲也就成了无谓和荒唐。作为当时学运组织的参与者，作者假此文作一份祭献，奉于六四受难者的灵前，亦愿其亲友能有一分慰藉，而感到并不孤单。【以上第144页】(64memo反貪倡廉 / 89) 一、五一八算对话吗？　 　　如果说五一四算不上「公开对话」(见拙文《五一四对话是「公开」的吗？》)，那么五一八是不是「对话」则还都是一个问题。(64memo.com´89) 　　这个疑问首先来自两方面。一是当时报刊报导李鹏与绝食学生的接触，所用的字眼皆是「会谈」，「交谈」，「会见」之类。不仅港台报刊如此，甚至中共官方的《人民日报》也说是「会见绝食代表」。就连当时的英文报纸也用同样的字眼，如「meeti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和「talking with」(The Hongkong Standard，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64memo.com-89) 　　而另一方面，最能说明五一八难以称得上是「对话」的证据，来自于这次会谈本身，因为当时官方与学生公认的字眼是「见面」。根据官方的记载，五一八会谈开篇便是「李鹏同志说，很高兴同大家见面。今天见面只谈一个题目，……。」而会谈又是以这么几句话收尾的：(64memo自由民主 - 89) 　　阎明复：……对话就到此结束。 　　王志新：这不是对话，而是见面。 　　阎明复：对，是见面。(《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64memo人權法治 - 1989) 　　李鹏是政府总理，阎明复是中共统战部部长，王志新是北高联秘书长，上面几句话是在会谈现场，当着其他政府官员和同学们的面说的，故应视为交谈双方的共识。考虑到王志新在北高【以上第145页】联的身份和他历来反对绝食、希望撤出广场的态度(据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沈彤、白梦、张伯笠、王超华、梁二；《回顾与反思》页八四，页二六七–九)，他绝不会不愿与政府对话以便尽早结束绝食。而李鹏在场，阎明复也是不敢轻易乱说的。加上李鹏自己也说是「见面」，因此，这次会晤的真正原因，只能是李鹏召来绝食同学见个面、亮个相，以表现其于绝食学生的生命安危并非麻木不仁。(Memoir Tiananmen-89) 　　这一判断，还可以得到其它五方面进一步的印证。(六四檔案´89) 　　第三，这次见面没请对话团。对话团正副团长项小吉、沈彤均未到会场。而熊焱则是以绝食学生身份出场的。对话团当时也并未解散，直到十九日夜里还有开会(沈彤，《回顾与反思》，页八七)。由此可见，李鹏不邀请对话团，而让一些饿了五天、对于对话又无充分准备的绝食同学出来同他亮相，其用意决非要与同学们真诚对话。(64memo反貪倡廉-89) 　　第四，当局还事先安排了学生方面的主要发言人。超华与梁二在这次会见之前，都看见统战部长阎明复把王丹与吾尔开希拉到另一个房间密谈；出来以后，开希便向其他同学宣布，「阎部长说了，今天这个对话，就是我和王丹做主要发言人，其他同学都不要说话。」(《回顾与反思》，页一六三)后来果然如此，基本上就是二人主谈。(64memo祖國萬歲 - 1989) 　　第五，这些疲惫的同学是在临会面之前才得到通知的。超华描述了当时仓促的情况：直到应召去人民大会堂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要见谁」；她临时「写了两张小纸片」，也就是「对话」当中吾尔开希念的关于平反「动乱」的方式的那三点建议。超华说，她会前根本没时间明白解释，【以上第146页】开希连看都没来得及看清楚，就在见面会上莫名其妙地一口气把三条全给念了，而超华本来的设想是要一条一条地去争取。(《回顾与反思》，页一六三)。(Memoir Tiananmen/89) 　　第六，将这种仓促的情形，联系到头天夜间直到十八日凌晨二点开的政治局会议(中共《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香港注释本，页一一四；香港快报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大约可以看出，当是在这次邓小平拍板决定戒严的会议之后，即十八日清晨，李鹏才决定召见绝食的同学。既然已经决定要动武，再去找绝食同学，无异于黄鼠狼给鸡拜年，哪里谈得上想与学生真诚对话？(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最后，第七，在会见中阎明复自己也还透露出这次会面的因由。他说，「中央领导同志本想到广场看望同学们，因为没有同你们取得联系，就没办法进去，这一点你们可能知道。」也就是说，去广场看望你们不成，只好请你们来人民大会堂见个面，慰问慰问。(64memo.com-89) 　　综上所述，五一八会面是不可以当成是正式「对话」的。(64memo反貪倡廉 / 89) 二、进一步的澄清　 　　不过，也许读者已经注意到了，连我们这些同学自己，事后也老是将五一八会面称作「对话」。比如说上面王超华引述开希的话里，用的就是「今天这个对话」；此亦巴黎会议上的普遍叫法，包括我本人也曾这么叫。(柴玲，《回顾与反思》，页一五○；页一六一乾脆用了「五一八对话」这样的标题；王超华，页一六二、一六三、二○四；封从德，页一九四)这是一种错误【以上第147页】的叫法。也许是为了简便起见，将错就错，但更可能是五一八会谈确实给人以一种「对话」的印象。当时绝食同学一天到晚要求对话，五一八晚间新闻和第二天《人民日报》上真的出现了李鹏面对学生的镜头，大家便情不自禁地将其误解为「对话」了。指挥部的同学因为忙着转移绝食同学到公共汽车上去避雨，而且都相继昏倒(《回顾与反思》，页一九四–五)，没能去参加这次会面，因此也不了解情况，便混淆了。(64memo.com-2016) 　　因此，今天我们坐下来冷静地讨论时，澄清这一误解，是极有必要的。不仅要澄清五一八不能称作「对话」，而且也要看清这次会谈并不是「公开」的。(64memo反貪倡廉´89) 　　第八，后面这一点，可以吾尔开希当场的要求为证：「关于对话，应该是公开、平等直接、真诚地同广大学生代表对话。这一点，国务院也说过，要对话，那么，我们这样提为什么不可以？公开，就应有电视直播，这也是真正地公开，而且应有中外记者在场。」(《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六四檔案-2016) 　　王丹当时也提出公开对话的要求。如果当时已经是与政府总理，与同学们长期以来点名要见的李鹏是公开对话了，那么，开希，王丹又要求个什么劲呢？而且，这其实又证明了这次只是会面的实质。(64檔案-2016) 　　实际上，这次会见完全没有作公开的现场直播；中共首次播放会谈内容是在六个小时之后，即下午五点，而且是经过删节的。这第九点在下一节将详细阐明。(64memo.com-89) 　　总而言之，根据上述九个方面的事实，我认为很难说「五一八李鹏会见绝食同学是『公开【以上第148页】对话』」。(64memo.com´89) 三、删节的情况　 　　关于五一八，还有一点，有位「民运理论家」认为「当局毕竟已经停止了对学生运动是动乱的指责」，由此证明中共有所让步；接着又引用李鹏五一八的话，「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就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以此进一步支持「李鹏让步论」。现在，让我们来检验一下，到底李鹏让了哪一步？(64memo.com´89) 　　李鹏那句话，其实只不过是个文字游戏。因为事实上，四二六社论也没有直接讲「学生运动是动乱」，也没有说「广大学生是在搞动乱」。因此，「民运理论家」居然作出「当局毕竟已经停止了对学生运动是动乱的指责」这样的结论，正好是中了李鹏的圈套。四二六社论用的字眼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人民日报》之后所说的也祗是「极少数人制造的动乱」。因此，李鹏那句话，「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不仅一步没让，而且从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说不通的。这样一来，在「平反动乱」这一关键点上，李鹏不仅没有任何让步，而且还给人一种作了让步的假象。(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何况，事实上，李鹏当场还真就点了王丹、开希的名，指责他们要为「动乱」后果负责。恰恰是因为这不是公开的对话，外界看到的内容是经过当局删节过的，所以这位「民运理论家」【以上第149页】才以为李鹏没有对「学生是在搞动乱」的指责。香港的《快报》十九日报导了当时删节的情况：(64memo.com´89) 　　「……随后，李鹏就严厉指责学生是次运动，指出北京已陷入无政府状态。其后，他说：「我没有想法，把责任推到王丹、吾尔开希身上，我没这个意见，这是客观的事实。」但这段话，在下午五时的广播及七时半电视播放中却被删掉，只是记者从吾尔开希带去的录音带中得知。此外，李鹏在说到从来没有说认为学生在搞动乱后，还说：「客观事实是，这场学生运动在某些程度上比文化大革命还要动乱得历害。」此段亦被删去。」(《快报》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吴牟人，《八九民运记实》，页二八一)(64檔案/2016) 　　王丹在五一八会谈后的反应，印证了这一报导的确实性。柴玲听到他刚回广场时的描述：(64memo中華富強´89) 　　「王丹跟另外一个人匆匆回来说：坏了，出事情了。李鹏口气非常凶，说：你们要为历史负责任。谈话已经彻底崩了。」(《回顾与反思》页一五零)(六四檔案 / 2016) 　　王丹与开希是学生领袖，学生领袖都「在搞动乱」，跟随他们的「广大同学」不就是「在搞动乱」吗？(64memo.com - 1989) 　　有关五一八会谈受删节的情况，又见于十九日《明报》，《东方日报》和《香港时报》。然而，我们的「民运理论家」似乎不仅未留意当时的报导不称五一八为「对话」，而且又好像完全不知道其公开出来的内容是经过删剪的。而这二点，随便翻一翻当时的报纸，是很容易明白的。一个「民运理论家」，以其在民运中的资历和角色，作出这样一个有利于李鹏的辩护，应当说不【以上第150页】是一桩小事；而在这么严肃的事情上，又似乎并没有作起码的求证，便轻下断言，以支撑「李鹏让步论」为代价来笞责广场同学的激进，这不是「懒于求证、急于批评」又是什么？当然，我无法设想他会是明知故犯。(64memo.com/89) 四、李鹏让了哪一步？　 　　再者，李鹏不仅在会场上指责学生在搞动乱，直接将责任推到王丹和开希的头上，而且即便是在删剪后公开出来的内容中，也有类似的强烈暗示。我们来看十九日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电讯中李鹏的口吻：(六四檔案 - 2016) 　　「……但是，事态的发展是不以你们的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像和爱国的热情为转移的。事实上现在北京已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到全国。我没有把这个责任加给同学们的想法，绝对没有这个意思。现在这个局面是客观存在……北京这几天，已经基本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我再说一遍，绝没有把这个责任加给同学们的意思。我希望同学们想一想，这样下去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动乱，中国出现过很多次，原来很多人并不想搞动乱，但是最后发生了动乱。」(《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吴牟人，页二七九)(64memo中華富強-89) 　　这番话大约就是上面那二句话删掉后作的处理的地方。接下来，便是李鹏的那句名言：【以上第151页】(64memo中華富強-2016) 　　「作为政府的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今天不讲，我会在适当的机会来讲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差不多讲了我的观点。」(六四檔案 - 1989) 　　李鹏当天不讲，会在合适的机会讲，而且当时差不多已经讲了的观点，还会是什么呢？这个暗示不是很强烈吗？你能说它不是一种威胁吗？第二天晚上，李鹏便在党政军干部万人大会上，大讲特讲「制止动乱」，讲「进入五月以后，又更加动乱起来」，讲「如再不迅速扭转局势，稳定局势，就会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乱」，讲「广大青年学生在主观愿望上是不想搞动乱的，但是，事态的发展正越来越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同样地，自始至终，李鹏还是没有说，「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然而，他拿起了刀，调来了二十万正规军。而他在一面磨刀的时候，一面对同学讲「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时，你怎么就相信他是在作让步呢？他与同学会面，不可以是一种姿态，表示他并不是麻木不仁，并非置绝食同学之生死于不顾吗？不也可以是一种缓兵之计，好给自己留下充分的磨刀时间吗？不也可以是一次举起屠刀前的试探吗？不也可以是在试探中搜寻一点动刀的藉口吗？要知道，戒严的决定就是在五一八李鹏与学生会面前几个小时作出的(中共《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香港注释本，页一一四，及香港《快报》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刚决定了动刀，又马上在学生前亮相，李鹏这两手，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又是什么呢？不知道我们的「民运理论家」是否对于上述其他几种可能性作出过什么必要的探讨。(64memo.com-2016) 　　总而言之，和「民运理论家」的判断不同，我认为根据这四节提供的九条依据，李鹏五一【以上第152页】八与绝食同学的会见，既不是「公开对话」，也没有在「平反动乱」这一点上有何真正的让步。而这两点，恰恰是绝食同学的直接诉求。(Memoir Tiananmen-89) 五、「李鹏让步论」波及之一　 　　追溯「李鹏让步论」之渊源，自九○年四月那位「民运理论家」在《中国之春》上发表的《八九民运反思》一文开始，距六四惨案还不到一年。从此以后「李鹏让步论」、「中共让步论」便愈演愈烈，以至于一些曾经支持八九学运的知识分子要反过头来追究学生的「罪责」。即便是一些较为严肃的学者，也受到这些虚构理论的影响，作出偏离事实的判断。比如《八九民运史》一书。该书于九四年定稿、九六年出版，作者是国内少见的公正记述和评价六四的史学学者，并且因其正直与勇气而遭中共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除名。遗憾的是，即便是这样一位刚直的作者，似亦中了「李鹏让步论」的埋伏，如在该书第三百四十一页有这样的评述：(64memo中華富強 - 89) 　　况且，绝食提出的三项要求，已因下述事实的出现，而使「坚守」渐渐丧失意义，或显得理由不那么充分︰赵紫阳五月十七日书面讲话已明确，不会对同学们「秋后算账」；李鹏在五月十八日与绝食代表的谈判中也声明︰「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对的，提的很多意见，也是我们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该次对话也进行了现场直播。……在进行这些退让的时候，虽然不那么明快，不那【以上第153页】么情愿，不那么彻底，发言人甚至要用恶狠狠的口气来挽回他们失去的颜面。但它的确是按照学生的要求进行了答覆。这也给学生的继续坚持，带来了一些舆论的压力。」(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一九九六年六月。页三四一)(六四檔案/89) 　　对照一下《八九民运反思》文中有关「李鹏让步论」的说法，便不难看出它可能与上文的渊源关系：(六四檔案-2016) 　　１)当局虽未公开否定四二六社论，但是毕竟已经停止了对学生运动的指责。李鹏在和学生代表对话时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都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所谓「从来没有说过」云云，显见是强词夺理；在「广大同学」这个词的背后还留着「抓一小撮」和抓「背后长胡子的人」的一条大尾巴。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李鹏这句话是对王丹、吾尔开希公开讲的，它比起四二六社论而言确属一种退让。其它一些温和派领导人的讲话则更明确一些。２)当局虽然没有公开地承认北高联的合法性，但当时并未采取实际的取缔措施。更重要的是，当局，从阎明复到李鹏，都和王丹、吾尔开希等北高联的负责人进行了对话，这应视为对北高联的一种默认。并且，３)这些对话是公开进行的。」(《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页九)(64memo.com-89) 　　「具体谈到五一八这场对话，我们尤其要懂得，这一对话的举行，本身就已宣告了民运力量的胜利。绝食学生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肯定学运是爱国不是动乱，二是对话、现场直播。第一点要求，可以说在当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赵紫阳书面讲话中已得到肯定；而李鹏等人前来与学生领袖会谈并【以上第154页】现场直播，也等于实际上满足了第二点要求。换句话，李鹏的到来，本身就意味着学生的胜利。(《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页二○：廿一、关于五一八对话。以上两段中的着重记号是本文作者所加)(64檔案 - 89) 　　可见，二人从论据到论证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尤其注意到，从「对话是公开进行的」、「并现场直播」到「该次对话也进行了现场直播」，是明显的以讹传讹。不幸的是，这些判断皆与事实不符––根据上面四节的论述，这一点是很清楚的。(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六、「李鹏让步论」波及之二　 　　影片《天安门》在这一点上要谨慎一些。该片在处理五一八「对话」时，用的解说词是「总理李鹏召集一些学生领袖到人民大会堂作了一个电视会谈(A televised meeting)」。影片只用了很短的两个镜头，李鹏于吾尔开希的两句话的结尾是：(64memo.com / 89) 　　李鹏：……如果我们今天一味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是不理智的﹗(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吾尔开希：纠缠的不是我们这些学生代表。……我们如果广场上有一个人不离开还在继续绝食的话，我们就很难保证剩下的几千人不离开﹗(64檔案 / 89) 　　这让人立即联想到吾尔开希在会谈前部分的一通语惊四座的话，幸而当时王丹赶紧接上，弥补了开希的漏洞：【以上第155页】(64memo反貪倡廉/89) 　　吾尔开希：……李老师，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要说服我们这些人。我们很想让同学们离开广场。广场上现在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百分之九十九‧九服从百分之零‧一，––如果有一个绝食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其他几千个绝食同学也不会离开﹗(64memo中華富強´89) 　　王丹：我们昨天对一百多个同学做了一次民意调查，阎明复同志来讲话之后，是不是同意撤离广场。调查结果是百分之九十九‧九的同学投票表示不撤离广场。在这里把我们的要求再明确一下：一、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而不是所说的动乱；二、尽快对话，并现场直播。这两点如果政府能尽快圆满地答覆，我们可以去广场向同学做工作，撤离广场。否则，我们很难做这样的工作。(64memo.com - 2016) 　　但是，《天安门》完全没有采用王丹这些非常有根据、有理性的说明，而只用了上面吾尔开希信口开河的话来同李鹏的要求学生「不要纠缠」、要有「理智」的话作反衬，而且又不指出李鹏召集「电视会谈(televised meeting)」的背景：一、李鹏这时已经得到政治局的多数通过和邓小平的首肯而决定戒严；二、该电视会谈并没有在当时(上午)就「现场直播」，晚上在中央电视台的也不是「实况转播」，而是经过剪辑的。(香港《东方日报》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第二版等)删除了这些情况，难怪影片还是给人以政府让了步而学生太偏激的印象，乃至有人看过《天安门》之后，指吾尔开希「与李鹏对话时也根本没有诚意」。(64memo祖國萬歲-89) 七、「李鹏让步论」波及之三　 　　【以上第156页】 　　不过，王丹对李鹏所说的「百分之九十九‧九的同学投票表示不撤离广场」，这句话是否有效，现在又成了问题。这是因为，在一九九五年六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王丹似乎又否定了自己在一九八九年五一八的说法：(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广场作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成了民运的象征，很多学生和各界人士在坚守广场的问题上形成了一种狂热的情绪，以至于出现『百分之九十九的同学愿意撤，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同学反对也撤不下来』的局面。后来当局指责吾尔开希说的这句话是『不民主』，殊不知这正是当时的客观事实。」(「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和历史意义」，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页一七)(64memo祖國萬歲´89) 　　王丹的这一说法，正好与他当年对李鹏所说的话相对立；这样自相抵牾，或许又是「李鹏让步论」的牺牲品，尤其考虑到王丹这些观点正好发表在该论最风行的九五年。好在有其他同学的回忆，我们还是可以知道五一六阎明复到广场后绝食同学的表决情况。在九一年夏的巴黎会议上，张伯笠回忆道，「五十多个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个会议是李禄主持的。没通过撤出广场。」(《回顾与反思》页一四三)；李禄则指出「紧急代表会议，五十多人」「当时百分之七、八十的发言主张坚决不能够撤，说这完全不够级别，跟我们的要求不一样。」即没有「直播对话、平反动乱」。(《回顾与反思》页一四二)(六四檔案´89) 　　到九四年，张伯笠还有一篇文章较详细地提到这次代表大会：(64memo自由民主´89) 　　「阎明复和吾尔开希走后，绝食团指挥部立即召开了各高校绝食代表参加的会议。大家在广播【以上第157页】站前围成一堆，柴玲不知去哪了，封从德也不在(我当时并非张伯笠在文章中说的那样已经是绝食团常委了––作者注)，王丹拿着一束不知谁献的鲜花在欣赏着，而李禄手拿着手提话筒成了会议的主持人，我和马少方、郭海峰还没发言，李禄已宣布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继续绝食』的议案。当时我和郭海峰对继续绝食是持支持立场的。日后王丹曾埋怨我：『怎么把麦克风交给李禄，让他主持呢？我们不瞭解这个人嘛﹗』我也反唇相讥：『你当时干甚么了？在欣赏一束美丽的鲜花？﹗』」(中国之春一九九四年三月四月合刊号，页七五)(64memo人權法治 / 89) 　　可见，王丹后来指责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同学反对也撤不下来」，大约就是指李禄。这里的问题是，李禄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李禄自己也说，「从开始到后来大部分营地联席会议都是我主持的」，那么，他祗是中立地主持了代表大会呢，还是更积极地影响了会议的议程与表决？若是像一些人指称的那样，是李禄操纵了广场的决策过程，但他当时还不过是一个大家尚不熟悉的外地同学，何以有如此法力？(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李禄与张伯笠都未能给出这次代表大会的表决票数，而当时的报纸也极少报导这次会议，我见到的唯一一例报导，也祗是说「据悉，在阎明复离开广场后学生代表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多数学生反对，结果仍然拒绝阎明复的要求，坚持绝食。」(香港《东方日报》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第二版)依然未提到票数。也许，从李禄自己的叙述可能判断出当时并未作投票表决。在九一年巴黎会议上，李禄自己也强调「这个会议真是非常非常地激烈」，之后又指出「与此同时我说这还不是最后的结论，希望大家回去商量，然后再开第二次会议。第二【以上第158页】次会议仍然是同样的决定。」(《回顾与反思》页一四二)这个「第二次会议」首先便是一个问题，我祗见到李禄一人这么说。其次，李禄说「同样的决定」，显然是将讨论当作「决定」了。联系到张伯笠上面的回忆，即在其他几个学生骨干尚未发言时，「李禄已宣布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继续绝食』的议案」；综合起来，最有可能的是当时确实没有进行投票，而李禄是根据「当时百分之七、八十的发言主张坚决不能够撤」而宣布「继续绝食的议案」的。这在民主程序上便留有漏洞：程序未进行到底，主观的判断可能取代客观的投票。(64memo.com-1989) 　　这些问题，从现有的资料上还一时难以下结论，有待于更多的回忆文章、尤其是当时的会议录音带内容公布后才能作进一步的判断。不过，有一点大约还是可以判断的：即便王丹所说的「民意调查」可能不是李禄和张伯笠所说的「代表会议」，即便当时可能还不至于像王丹所说的那样「百分之九十九‧九的同学投票表示不撤离广场」，但多数同学认为政府尚未满足绝食同学的二点要求故不愿撤出广场，这一点怕是不会有错。而且，这时的各校代表大会的主体还是北京高校的同学，即五十多个代表中的四十几位，尚无后来因外地同学流动性太大而造成的难以确定代表性的问题，按民主程序也是不可能撤的。这一民主程序上的难题，是「李鹏让步论」和「见好就收」论者所避而不谈的，似乎民主运动也得由一群强人来控制，而广场指挥部也可以不顾广场上的代表大会就能决定撤的。(64memo.com / 2016) 　　受到「李鹏让步论」波及的例子还有很多，从九○年到现在一直不断。比如牛年生的《八九民运反思之反思》，直接批评《八九民运反思》，却也以为「学生们与党政高级领导人直接对【以上第159页】话，并向全国作现场转播的要求，实际上由李鹏出来接见学生代表而达到了。胡平认为这是『见好就收』的又一好时机，这一点我想很多人都同意。」而学生们「没有意识到政府已经作了重大让步」，是因为「未必把这一对话及现场直播，作为他们当时的『最高纲领』」。(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九月，页四五)到了九五年，甚至当事人王超华也明确地说「五月十八日李鹏与学生代表对话了，对话并向全国原封不动地播发了。」(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页二五)可见此论波及之深远。其它例子这里从略。(64memo反貪倡廉´89) 　　值得玩味的是，这种「李鹏让步论」未见于陈希同的报告(《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反而是由民运内部的理论家发明的，岂不令人仰天长叹。(64memo反貪倡廉-2016) 　　在结束本文之前，还有一句话，但愿不是多余的。鉴于八九民运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我再次呼吁各个关注八九民运和中国未来的学术团体，以及各个以推动重评六四为己任的民运团体，加强对八九民运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以免再次出现类似「李鹏已经在五一八与学生公开对话并现场直播」这样的误会，或至少在谬误出现之后能够及时纠正。这样，我们才对得起那些在八九民运中作过贡献与牺牲的人们。(64檔案/89)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二日于荷兰莱顿大学。作者按：此文本是《见好怎么收？––答胡平公开信之一》中的两节，结果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既不发表，也不说明理由。之后只好整理出来转投《争鸣》，刊于九七年六至七月。)【以上第160页】(Memoir Tiananmen-89)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六至廿八日：撤与不撤　 第一部分：回忆摘要　 　　回忆摘要取自本人九○年底至九一年四月写成的广场备忘录底稿。此稿三十余万字，尚在向各当事人征询修正意见和联络出版。(64memo.com - 1989) 　　之所以选取五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是因为这三天集中发生了一些内部事件，对于进一步了解广场撤留之争，及柴玲五二八录像谈话的背景，不无助益。因篇幅不宜过长，故删去无关的部分。(六四檔案´89)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晴间多云　 　　凌晨三点，柴玲发布紧急动员令：据可靠消息，军队将在今晨清场……。[１](64檔案 / 89) 　　上午九点，柴玲在广播中宣布凌晨五点的投票结果––广场上最高决策机构，由三百多位各校代表组成的「营地联席会议」确定日后学运的方向是：「坚持广场，主动出击」方案。[２]【以上第161页】(64檔案 / 89) 　　「广场营地联席会议」自昨晚九时开始[３]，直至今晨五时议决，提议与议决时均作了最充分的辩论。会议由李禄主持。实际投票人数二百八十八人，四个方案的投票情况分别是：(64memo自由民主 / 89) 　　甲、坚守广场，主动出击：一百六十二票，百分之五十六。(Memoir Tiananmen/2016) 　　乙、积极对话，坚持广场：八十票，百分之二十七。(64memo反貪倡廉 / 89) 　　丙、保持纯洁，不撤不谈：三十八票，百分之十三。(64memo.com´89) 　　丁、维持现状，自生自灭：八票，百分之三。 　　其中，甲、乙、丙皆为「坚守广场」，占百分之九十七﹗[４](64memo人權法治-2016) 　　但是，今天的「广场半军事化整编计划」，因为纠察总长张伦胃病发作，吐血昏倒而流产。(64memo自由民主-1989) 　　这时的广场指挥部，虽有七名常委，实际上王丹与王超华很少来，[５]郭海峰则神出鬼没，常搞些具体的单干，因此，指挥部实际上还是柴玲、李录和我，及抓宣传的张伯笠，作为实际领导核心。我们的默契是：柴玲掌握全面，负责任命、授权，并代表指挥部接待记者和各界联系；李禄逐步成为广场上的铁腕人物，负责「广场营地联席会议」的召集和主持工作，并组织、控制广场上形成的各式半军事化力量，因此，遇到或预防「政变」时，我们都靠他来调兵遣将施行「镇压」；我则管财务与后勤，这是最易出漏洞、也是最易损害学运形象的薄弱环节。[６](64memo自由民主-1989) 　　北高联已于二十三日被迫撤返高校整顿，由广场指挥部接管广场；外高联则内部纷乱。这些天来，指挥部以外的一些势力，一直力图夺权，广播站每天都有一两次「政变」[７]记得当时我对大家开玩笑说：「这下我可明白邓小平为何强调『安定团结』，李鹏为什么要戒严了﹗」【以上第162页】(六四檔案/89) 　　––这是一个悲哀的玩笑。 　　…… 　　二十六日下午，北大筹委会主席杨涛(当时也是北高联主席)来到指挥部，找我们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他让我们上到一辆面包车，绕着北京城二环路缓行，车内成了理想而安静的会议室。柴玲、张伯笠、郭海峰、老何、Ｓ老师和我上了车。(64memo.com / 89) 　　杨涛吸着一支烟，这位十九岁的主席显得分外沉稳。[８]他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群众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情绪化的运动，我们也只能用情绪化的方式加以引导，比如绝食便是一次情绪化引导。因此，北大筹委会现在建议同学撤走，各回家乡；各校罢课同学也都回家，全国来个『空校运动』﹗这样，学生组织不用多大力气，便可对政府施加更大压力––一日不对话平反，一日不返校复课。」[９](64memo.com´89) 　　我对这个建议极有兴趣，认为是个极好的战略性方案，因为它与学运「新启蒙」的定位(广泛的社会宣传)，及当前学生组织疲软的现状相适应。于是仔细考虑了一番，并补充了几个技术细节：「大家一散，各回各家，缺乏联络，学生组织便会垮掉。因此，空校回家之前，应先约定：各大城市尤其是省会，每个星期天中午，定时在市中心广场集会。这样做有几方面好处：一是同学们可以定期聚拢，保持运动的热情；二是对社会(在全中国范围内﹗)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三，同时自然对政府造成更大的威慑，逼迫它答应我们的条件––它不可能在全国实行戒严，北京现在学运势头已衰，应将重心转移到地方；四，这也是各省各地成立地方性自治学联的好机会，这个【以上第163页】基础上可以建立全国自治学联，将学运组织更加扩充和发展，现在利用各地同学特别是骨干分子汇聚广场的好机会，可以在施行空校运动之前，召集各地方与全国性学联的筹备会议，以便日后联络。……」(64memo.com / 89) 　　柴玲对「空校运动」的态度已记不太清，似乎她并未就此发言，大体是倾向于赞同的[１０]。这时，一直沉默的Ｓ老师向大家泼了一盆冷水：「广场决不能撤﹗你们怎么能想像政府是多么卑劣与凶残。同学们一散，政府正好来个『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秘密逮捕与处决，没人能知道。现在在广场上，有全世界的关注，政府不敢明目张胆下手。广场大旗不能倒；一倒，全国的运动也就结束了。」[１１](64memo.com/2016) 　　大家都陷入沉思之中。 　　…… 　　车开回广场，正遇到李禄，提起「空校计划」时，他立时很着急：怎么能撤呢？不是刚通过「坚守广场」的决议吗？[１２](64memo反貪倡廉´89) 　　……[１３]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晚小阵雨　 　　这一天最重要的，也是最没效率的事情，是参加「首都各界联席会议」。(64memo.com - 89) 　　上午十点过，柴玲与我跟着刘苏里(北师大青年教师)等人乘地铁赶到一座研究所大楼。门卫【以上第164页】很严，外高联连胜德被拦在外面。……[１４](64memo.com-89) 　　这是一间三、四十平米的宽敞会议室，中央大通桌四周围坐有十几人，记得有包遵信、王丹、吾尔开希、刘晓波、刘苏里、老木、张伦、邵江、梁二、柴玲和我，王军涛、陈子明、甘阳、刘刚等我不认识，还有工自联等组织的代表。包遵信作开场白，介绍说此会是由总召集人王丹召集的。[１５](64memo.com´89) 　　从上午十一点，直到下午五点，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讨论「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精英们热心于推敲字句，在「这次学运和民运」与「这次民主运动」之间，「纯粹自发」与「基本自发」之间，展开了雄辩。有人在打磕睡，我和柴玲却急得不得了––要是在广场上，一分钟也是那么珍贵啊﹗(64memo.com / 2016) 　　讨论到第九条时，引起了我和柴玲的注意：学者们起草的「声明」，建议广场同学坚持到六月二十日召开人大后才撤。[１６](64memo反貪倡廉-89) 　　我利用这个机会发言说，广场没法坚持到六月二十号，––因为根本钱不够。这班精英们似如梦初醒，惊异地问：不是有那么多捐款吗？我这才有机会向大家汇报财政情况：捐款是不少，但绝大部分都被北高联在二十三日带回高校了，究竟多少，指挥部至今也没交接到高联的帐目。高联二十四日只给指挥部留下九千元毛票和钢蹦，每天虽有约二、三万元的市民捐款，但起初光为十几万广场同学买面包，每天就得花四万，加上广场外的和杂费，每天得五万。因此这几天的面包都是赊账买来的，至今还是财政赤字﹗大家便把目光投向梁二，他是北高联的财务主管。他【以上第165页】申辩说：北高联并非大家想像的那么有钱，若按每天五万算，绝对坚持不到六月二十号。[１７](64memo.com / 2016) 　　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人建议「坚持到五月三十日」，我要求余下的这三天，北高联应当转十五万到广场(本来就是捐给广场同学的嘛﹗)，梁二最终答应给十万。(Memoir Tiananmen - 89) 　　最后，也最起争议的，是刘哓波提名开希作「人民发言人」。(64memo.com/89) 　　刘哓波在会议上用了很长的时间(记得近半个小时)，长篇大论为何要设「人民发言人」来代表整个运动，又为何得由开希来当。他的基本理论是，中国也需要一个「瓦文萨」，依靠其「英雄凝聚作用」才能形成一种「民间制衡力量」。他反覆论证说，唯有吾尔开希才最适合于作「人民发言人」––「中国的瓦文萨」。[１８](64memo.com-2016) 　　开希似乎并不满足于刘晓波的赞美，又接下刘的话头，补充了一大堆他如何足以胜任「人民发言人」的理由。最后，他乾脆说他自己「最有个人魅力」、「知名度最高」，说如今这场全民运动需要一个统一的声音，而他因为「个人魅力」而在同学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在传播媒介中也最有知名度云云。[１９](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大家听了，鸦雀无声。有的仰头，望天花板吐烟圈。开希是怎么回事，我太清楚了：拿到话筒前，恳切之极；拿到话筒之后，则完全可以拿组织的名义，来说他自己的话。五一四夜里如此，五二二凌晨也是如此，他因此也被北高联开除出局。现在又要来觊觎整个运动的最高代表地位，对运动的潜在危害将难以估量。我打破会场上的沉默，沉着脸说：(Memoir Tiananmen / 89) 　　「设立人民发言人很好，运动实在需要一个统一的声音。但其人选，第一，我以为必须具【以上第166页】备起码的政治素养和基本的社会经验；第二，既是发言人，必须具备遵守组织约束的习惯。要能对他有所制约，他也只是代表组织说话，而不是以组织名义说他自己的话。」(64memo.com - 2016) 　　开希红着脸辩白说：「虽然没有许多在座的那么丰富的政治素养，但我吸收力强，又有刘老师的指导；既然是大家推选出来的，自然对我有制衡力量，我也愿意接受大家的监督。」(Memoir Tiananmen/2016) 　　我当时一定是很激动，但要是不能阻止吾尔开希作「人民发言人」，我简直觉得会是对历史的犯罪。柴玲也加入反对的行列。我们觉得这么无谓地争论下去，实在没有意思，时间已是下午五点，「十点声明」的新闻发布会又定于七点开始，于是起身退席。记得当时有两个人赶上来，可能是陈子明和王军涛，劝慰我们几句，语气是相当同情的。随即，大家也就此散会。(64memo.com - 89) 　　赶回广场，我立即去为晚上七点的记者会作技术准备。新闻发布会快到八点才开始。王丹宣读了「十点声明」，其中第九条是：(64memo.com´89) 　　「九、在北京宣布戒严第十天(五月三十日)将整个运动告一段落，撤离天安门广场，并且举行大规模游行和集会。……」[２○](Memoir Tiananmen / 89) 　　随后，我便去主持广播站的「自由论坛」，许多同学和市民抢到话筒后，很激动地说不该撤。这种声音应该是有偏差的，因为这时在广场的，多是些顽强分子，激情澎湃。沉浸其间，我深受感染，自然也带上其中的偏颇。我没有主持完，便将话筒交给老何，自己赶回北大去找梁二。……[２１]【以上第167页】(64memo自由民主/2016)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阴　 　　……上午「全球华人大游行」。…… 　　下午二点过，一个高鼻子外国年轻人上到纪念碑三层找到我，略显神秘地说，柴玲在前门某处等我。我们赶去，未遇，又回广场，直到五点过才见到她。原来，柴玲计划去南方去发动各省支持北京学运，以解广场僵持疲软之危[２２]。她说，中午她已经准备好了一份「遗言」，是个录像，就是那个老外帮助拍的，他叫金培力，是在北师大留学的美国人。[２３](64memo反貪倡廉 - 89) 　　当时，我对柴玲的南下计划和「遗言」并不在意。南方离北京万里之遥，远水哪能解近渴？至于「遗书」，早已见惯不惊了，四二七大游行和五一三绝食之前，不也有许多人写「遗书」吗？(64memo反貪倡廉´89) 　　那天的柴玲，比平时显得更累，心情沮丧。昨天「各界联席会」之后，她对「知识精英」们越发失望，广场上山头林立，「政变」不断的局面更让她灰心，这大概是促动她将希望寄托在南方诸省上的直接原因。(Memoir Tiananmen - 2016) 　　在晚上的「营地联席会议」上，柴玲向三百多位各校代表提出辞职。她说身体支持不住了，精力与能力都有限，希望同学们能选出更有能力的人接替。她又批评了一些外地同学的不良行为：立山头，不听指挥，甚至搞「政变」，抢占广播站要夺权；有些同学白天游长城，晚上回广场睡觉，广场一片混乱……「你们要想一想，你们来北京是为了什么﹗」[２４]柴玲的话，打动【以上第168页】了大家。代表们一次比一次热烈地鼓掌，好些代表插话表示希望柴玲不要辞职，并愿意参加指挥部工作，帮助整顿广场。(64memo.com-1989) 　　这时，杨涛发言了。他是以北大筹委会主席和北高联负责人的身份列席的。他先提「空校运动」计划，但立即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大多数都不赞同撤离广场。在这种气氛感染下，杨涛便说：「看来我低估了大家的热情，请原谅。既然大家坚持留在广场，那么，我们就应当把广场的卫生和秩序搞好﹗」杨涛的这番话，马上博得代表们的掌声和响应，当即委任他主管广场整顿工作。[２５](64memo反貪倡廉 / 89) 　　凌晨二点半，由三百十七校代表组织的「广场营地联席会议」(广场议会)的决议是：(１)，坚持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召开之前不撤出广场；(２)，任命北大代表杨涛为「广场整顿临时总指挥」。[２６](64memo.com/2016) 第二部分：补正与注释　 　　补正的必要性显而易见。首先，个人角度很有局限，决不能代表整个运动过程的全貌；其次，个人视角的限制，难以保证绝对的客观中正；第三，个人记忆模糊不清的地方，更不得不藉助其它资料加以补充与订正。保留九○年底的底稿原样，宁愿对其加注作补正，主要是因为这是离六四最近的一稿，也许是个人记忆最可靠的一个版本。【以上第169页】(64memo.com - 1989) 　　此次补正，因时间仓促，参考的资料有限，以后当逐步扩大范围。现主要取六资料：(64memo.com - 89) 　　１)《回顾与反思》(八九学运历史研讨会记录，详情参见序二，本文引用时简称「会」) 。(64memo中華富強´89) 　　２)《八九中国民运报章头版专辑》(港支联资料中心，一九八九年十月，香港)，港支联所汇集的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六至六月二十九日之间的各报头版，对于准确标定学运大事件很有价值。其中报纸简称如下： 　　人民日报––「人」； 　　大公报–––「大」； 　　文汇报–––「文」； 　　快报––––「快」； 　　东方日报––「东」； 　　明报––––「明」； 　　香港时报––「时」； 　　台湾联合报–「联」； 　　北京日报––「北」；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C； 　　The Hong Kong Standard––––HS。 　　如「东二八」指东方日报五月二十八日的报导。(Memoir Tiananmen-89) 　　３)《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每日纪实》(中国国家教委；香港注释本，一九九○年六月，香港)，简称为「惊」。(64memo反貪倡廉-1989) 　　该本原为中共之「内部材料，不得公开引用」但实际上大量记载了运动的过程与内容，史料价值极高，且有很精确的时间标定(感谢大陆便衣之细心﹗)。经香港「天安门民主大学海外复校计划香港筹备处」之注释，又更加详细地纠正了原文的片面记载，很有参考价值。(六四檔案-89) 　　４)《天安门一九八九》(联合报，一九八九年八月初，台湾联经)，简称「天」。该书由吾尔开希题字，余英时先生作序，乃六四后最早的一本大部头资料汇集。柴玲「遗言录像全文」也在此书中录出，比其他一些资料汇集中的都更完整，但也删减近半，亦非原来的问答形式，使对答不甚连贯。该书出版仓促，许多基本事件之描述不准确。【以上第170页】(Memoir Tiananmen´89) 　　５)《移山》(李录英文自传：Moving the Mountain， MacMillan， London，一九九○年)，该书删去了大量细节，部分叙述不甚可靠。(64memo反貪倡廉-1989) 　　６)《北京地震》(法文资料：J. P. Beja, M. Bonnin, A. Beyraube: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Pekin. 一九九一年一月， Paris)，简称TT。该书由巴黎的三位中国研究学者合译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大字报、声明等)，对本文最有价值的是九○年四月他们对吾尔开希等人的采访记录。(64memo反貪倡廉´89) 　　另外，近日为撰此文，还特地向柴玲、李录、常劲、唐柏桥等人核实了一些细节。(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下面是根据这些资料所作的注解与补正： 　　１)、广场上一直是喊「狼来了」的地方。谣传军队将在夜间清场，几乎每天都有，较大的如四‧二一悼胡前夜；四‧二七大游行前夜(当时传三十八军入京，备冬衣；很多同学写「遗书」。)；五‧一四开希喊东移，中共「预定的清场工作未能进行」(惊，页一○二)；五‧一九夜戒严前夕；五‧二○、五‧二一军队进城受阻，直升机在广场上空盘旋；五‧二一夜开希喊撤遭「罢免」(当时他听信邓朴方的人说将清场，会二六三：「吾尔开希为什么喊撤？」)；之后几天，皆有军队将强行清场的各式传言，但总是被市民堵在城外，但事实上，军队早已从地道进入人民大会堂(广场西)和中南海待命。戒严当天，地铁也停驶了。有一天，我甚至听到说：确实已有「暗杀团」混进广场。当时广场气氛又激动，又恐怖，但「狼来了」之声听多了，到五月底大家都困乏不堪，不怎么信了。(六四檔案 / 89) 　　二十六日凌晨柴玲发布紧急动员令时，营地联席会议还未结束(快二十六日)。【以上第171页】(64memo反貪倡廉 / 89) 　　２)、「主动出击」是指：(一)、包围中南海；(二)、占领电台等重要机关；(三)、重新绝食；(四)、发动罢工。多数代表选择此方案，只是反应了同学们的激烈情绪，实际上后来指挥部皆未实施。(64memo.com - 1989) 　　３)、一说自七时开始(快二十六日)。但我记得不会这么早。实际上，因代表太多，我们分二批开会，皆由李录主持，他的记忆力与会议组织能力给我极深印象。能将乱哄哄的学生会议主持得有条不紊，这在运动中是罕见的。巴黎会上他说，那晚「开了将近五小时」(会页二二三)。(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４)、最初的丁方案当是「维持现状，自生自灭」的放任方案，一些早期报导(如快二十六日)和李录与我的记忆皆如此，可能是后来柴玲宣布时修改了词语，结果稍后的报导(二十七日)皆是「得到承诺，主动撤离」。无论如何，丁方案也并非是绝对无条件的撤离，而是有条件的(「得到承诺」)因此，当时，「坚守广场」的倾向，甚至应当超过百分之九十七﹗(64memo人權法治/2016) 　　５)、王超华实际上在二十三日退出当时的临时指挥部(会，页二七○)。当时我不在场，对北高联被迫撤返高校整顿、临时指挥部成立的过程细节皆不清楚。(64memo.com / 2016) 　　６)、五月二十四日我接手广场财务时，已感到财务问题和学运骨干的「生活作风问题」很可能是日后中共给学运抹黑的最方便有利的两手。整个运动中，我自认是「搭台的」而非「唱戏的」，一直将自己定位在「组织者」与见证人的位置，而不敢充当「决策者」的角色，因为自感内心还没有一个坚定的体系和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因此，像广播站、财务部这样的实际构架，便是我理想的用武之地。当时连想都没想到，我和柴玲的关系，又去管财务，竟成了日后一些人的【以上第172页】话柄。广场后期的财务部，实际上有相当进展，可惜财务部长、监察组长等人及帐本皆在国内，但愿终将有见天日的时候。关于财务问题的澄清，可参考拙文「广场上的『逃亡费』」。(64檔案´89) 　　７)、广场上的「政变」层出不穷，六一凌晨对我和柴玲的绑架，不过是较严重的一次，因其预谋之周密，我们担心中共在背后有动作，才向外公布的，否则，外界可能对学生内部的「权力斗争」会毫不知情。其实广场上发生过无数次「政变」，其频率与规模，外界怕是难以想像得到的。比如北高联一常委自封为主席，并对广场指挥部发生过至少七八次的夺权行动(李录，会，页二八一)；连胜德(外高联主席)和一些外地同学也常常冲进广播站，要夺指挥部的权。李录、辛苦、白梦等人也皆遭到过绑架(会，页二七九–二九○：夺权与「政变」；广播站后期二小节)。指挥部未能及时吸收更多的外地同学一道工作，是当时的失误之一。但外地同学流动性太大，也很难办。参注二四。(64檔案 - 1989) 　　８)、杨涛是八九学运中做得多说得少的一位。他是王丹的同学(北大历史系八八级)、同屋和老搭檔(「民主沙龙」中，二人皆为骨干)。就我瞭解，杨涛在北大筹委会中的威望与王丹不相上下，却鲜为港台海外所知。常劲说，十五日以后，北高联的负责人应当是杨涛，不是开希。梁二、王超华则说从五一三绝食当晚的高联常委会以后，吾尔开希便不再代表高联，也失去了在高联的常委一职(会页一○一；一六○，一八二，二九六–二九七)超华还说，五二三高联整顿，「北大主席就是高联主席」(会页二一七)。她在一篇文章中也明确称杨涛为「北高联主席」(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五年六月九日)。【以上第173页】(64memo自由民主/2016) 　　９)、关于「空校运动」的原委，我不清楚。就手中资料，最早见于北高联秘书处五二六公布的「会议简报」，五二五晚十点北高联会议上，「北大ＸＸ同学提出『空校』的提案，认为学生应回家搞宣传工作，六月二十二日再回京统一行动。对此，在场代表就广场撤不撤得下？回家后被家长说服或校方宣布放假该怎么办等问题提出疑问，ＸＸ作了回答，对于此项提案未作最后表决。」(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八九中国民运资料册》页三二○)现在看来，这位北大提案人应当就是杨涛。另据报导(联二十六日)，二十五日深夜广场营地联席会议上，「有一北大同学提出空校计划，但大家怀疑其可行性而没能通过。」「空校」方案同时在在北高联和广场上提出，可能是北大筹委会的共识。据邵江回忆，是北大几个研究生向筹委会建议的，二十四日他们写了一张大字报。(64memo人權法治/89) 　　另外，北高联二十五日决定「用最激烈的方式」向政府施压，组派五个宣传团去外地，吾尔开希等十五人去天津；二十六日北大筹委会准备改组，成立东北组、西北组、华东组、华南组和西南组(大，二十七日；惊，页一四八，一五一)，似与「空校运动」有关。(64memo.com - 1989) 　　１０)、这次向柴玲电话核对，她说那天她对杨涛的「空校计划」确实也很有兴趣，是倾向于试探与推行的。第二天(二十七日)中午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上还提出「空校运动」，详见注十六。晚上又在指挥部会议上提出「主动组织学生宣传队伍南上北下，发动全民运动，部分外地同学亦回家乡进行宣传」(快二十八日)，当与「空校计划」和「联省自治」的设想都有关系。(64memo人權法治-1989) 　　１１)、Ｓ老师在整个运动中，对柴玲、我和广场指挥部，都有极大的影响。他是中共历次【以上第174页】政治运动的直接受害者，入狱、流放十几年。他曾详细地对我们讲述毛泽东的「阳谋」、中共历次秋后算帐、出尔反尔的情况，和他许多同学入狱、流放和遭处决的悲残结局。曾几何时，我对运动中人和事也极度失望，想离开广场，逃离中国，但当见到Ｓ老师那么坚定、执着而大无畏的神情，便自惭形秽；而Ｓ老师的言行，令我认识到，中国真正的脊梁，多是默默的；为了他们，我不能气馁。(64memo反貪倡廉-2016) 　　１２)、这次电话核实中，李录说他记不太清了；他对当时有印象的有两点：(一)撤出广场，并不意味着能避免屠杀，只不过是由公开的屠杀变为秘密处决而已；(二)，按民主程序，应当尊重「广场营地联席会议」的决议。也许李录对「空校计划」的可操作性也不以为然，使他对此事根本不太重视。(六四檔案/2016) 　　不过，柴玲对当时的情况还记得很清楚，与我的印象一致。见到在指挥部都通不过，也就没有对此计划进行组织。二十七日的指挥部内部会议(见注十；快二十八日)，我因返北大找梁二，没有参加，不清楚柴玲是否明确提议了「空校运动」，还是「联省自治」。李录自传对此事没有提及。(64memo自由民主-89) 　　１３)、与五月二十六日相关的重要事件还有：(64memo.com´89) 　　(一)、广场上纪念碑顶层打出红色横幅：「召开人大，推进民主；罢免李鹏，结束军管。」此举自然是受到厉以宁、胡绩伟等三十六位人大常委联盟要求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这一事件的影响。此事由来已久，十七、八日三十六常委既已联名，为何迟至二十六日才公开打出横幅，其【以上第175页】过程待考。当时新闻媒体有广泛报导，甚至在二十五日传已有近六十名人大常委联名(东二十六日)，离法定自动无条件召开紧急会议的半数(七十八人)并不太远。这也是当时激励同学们坚守广场的大气候之一。后来，胡绩伟在三十号作了一个「郑重声明」(文三十一日)，似已受到很大压力。(64memo.com´89) 　　(二)、包遵信、王丹等四十余人在社科院十二楼经济所礼堂开会(「知识界联合会」或「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作四决议：(１)要求李鹏下台；(２)军队撤离；(３)天安门静坐坚持下去；４)组织动员工人罢工。(惊，页一五一)(64memo.com/2016) 　　(三)、王丹在北大贴大字报「来自广场的紧急呼吁」：建议组四支队伍，每支二百人，去广场轮流值班。「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打一场持久战」(明二十七日；页一五○)。我的印象，当时北大留在广场上的同学已很少，王丹当是为了增援广场。印象中，王丹在五月六日同我一道，已辞去北大筹委会中的职务，故这时才用大字报的形式向筹委会提建议；也许他本人也没时间回北大。(六四檔案 - 1989) 　　(四)、严家其、包遵信发表「告李鹏书」，具体提出「推倒李鹏政府的二个步骤」：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和人大临时大会。(天页三四二)(64memo.com-2016) 　　(五)、深夜，北大筹委会广播「五千人绝食计划」，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自愿组织绝食团，替代现在广场上的学生。」(惊，页一五一)此举当与刘晓波有关。据梁二在巴黎会议上说，刘在同学绝食当天，即已提出知识分子也绝食(会页二七一，二九五)。刘等到六月二日才找到三人支【以上第176页】持，可见其受阻之大，亦见其决心之烈。(Memoir Tiananmen-89) 　　１４)、连胜德系天津航海学院学生，能力极强，精力极旺，是广场上最激烈的坚守派，也是令广场指挥部最头痛的一个人。到五月底，他的激烈作风已不被各方所接受。至六月一日凌晨我和柴玲遭绑架，他却召集记者会宣布大撤退，当即被外高联二十一校代表罢免其主席职务(联六月二日)，以致许多人相信他已被中共收买。但六四后，连胜德亦被捕，有同学(如熊焱、王丹)与他同狱。八九学运中，同学们之间因观点、做法之不同，而导致互不信任乃至内哄，是可悲的教训之一。(64檔案 - 2016) 　　１５)、「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成立于五月二十三日。虽然对王丹作总召集人并不惊讶，但这么一个全社会性的组织，竟然还得由学生来打前锋，我总觉得不对劲。整个运动中，我始终觉得，这么一场惊天动地的运动，竟不得不由一群少不经事的学生来「领导」，这个事实本身，实在是历史的悲哀(参拙文《反思中的困惑》)。(64memo反貪倡廉´89) 　　但实际上，据张伦的回顾，「联席会议的主要发起和组织的人，是陈子明和王军涛他们这批人」(会页二三一–二三三)。包遵信的回忆与陈小雅的分析也印证了这一点。五二七是第三次会议，也是我唯一参加过的一次，在社科院政治所开的。当时的所长严家其先生，后来在巴黎告诉我，那天他就在所里，但没有与会。中共对陈子明、王军涛定罪为「黑手」，就与此会有关。我当时的印象是，此会以一小批知识精英和一些学生骨干，加上工自联等代表组成，并没有多大覆盖面，但「十点声明」却署了十个团体的名，当时只觉得是空架子。【以上第177页】(六四檔案-2016) 　　１６)、坚持到六月二十日确实是「十点声明」本来的建议。大公报二十九日对此有较清晰的记载：(64memo.com-89) 　　二十八日北京专电：「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今天在一印发的声明中提出，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静坐请愿活动至少将延续至六月二十日人大八次会议召开为止。「联席会议」昨天由学生领袖王丹宣布一份声明曾建议：在本月三十日撤出广场，静坐请愿告一段落。今天印发的声明修正了以上建议。声明解释说，「联席会议」最初草拟的声明就提出，要坚持到六月二十日，但后来听取了广场总指挥柴玲等的汇报广场情况，以及市高联动议撤出广场后，「联席会议」把建议改为于五月三十日撤出广场。「联席会议」今天再开会讨论后，否决了五月三十日撤退的建议，维持原来坚持至六月二十日的建议。(64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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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学者：你只是师大一年级的学生，怎么就选了你了呢？(六四檔案´89) 　　开希：我怎么知道？大家有几个标准：能力，魅力和代表性。从这三点来看，我都是最佳的。(64檔案-1989) 　　另外，刘晓波的「民间制衡机制」理论，还可以从当时媒介中开希的言论里见到。如五‧二七傍晚那次记者会上，开希说，宣布三十日撤离，「是为了在民间创造一种民主机制，使人民成为一种制衡力量。」(文二十八日)(64檔案 - 1989) 　　实际上，开希作为「学运领袖」的形象，确实得力于媒体和刘晓波的这套理论的栽培；而【以上第181页】其实，整个运动期间，开希在北高联，有相当长的时间并无「主席」头衔，只是大家不好说穿而已。(64memo自由民主´89) 　　２０)、「十点声明」有二个版本，老木在巴黎会议上说：「到了广场，我和甘阳两个人炮制了一个关于撤退的《十点声明》。这个《十点声明》在海外出现了两个版本：一种是关于三十日撤退，一种是关于坚持到六月二十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混乱呢？我的印象就是到了广场表决的时候李禄反对，多少人参加表决我不知道。我当时是赶快去印这个《十点声明》去了。回来之后他们要求我改，我当时就火了，我说，刚刚印好，都作出决议了，怎么又要改呢？我听说，王军涛也同意你们这个反对撤退的意见。因为你们学生作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会页二三六)(六四檔案-1989) 　　李录自传中将王丹念的说成是坚持到六月二十号(页一八○)，显然是搞错了，因为当时的媒体，最初报导的都是三十日撤退(二十八日大、文、明、时)。李录书中对此二版本的修改过程说得也很含混。(64memo中華富強´89) 　　这次电话核实中，李录说，当他听见柴玲回到指挥部(张伯笠也在场)时说三十号撤的建议，便说：那么就在「营地联席会议」(「广场议会」)上提吧，看通得过不；今晚召集营地联席会议，不知还来得及不。不过李录自传中还是提到了他当时反对的两条理由(页一八○)，同头一天他反对「空校计划」的两条是一样的(见注十二)。(64memo人權法治-1989) 　　李录在电话中还印证了老木说王军涛也支持不撤的情况。李禄的回忆是：当时柴玲说，本来知识分子也不是说三十号撤；这时，王军涛拍拍李录的肩膀，很诚恳地说：要是同学们愿意坚【以上第182页】持到六月二十号，我们全力支持；你们指挥部说要什么吧，人力财力，我们都可以提供。说完，大概也是王军涛，当即将「五月三十日」划掉，改回为「六月二十日」。(六四檔案 / 2016) 　　这可能正好是我主持「自由论坛」的时候，很快我又回北大去取钱，因此这一反覆我当晚并不知情。第二天回广场，也没在意。撤不撤，当时我其实无所谓，最关心的还是通过民主机制没有。(64memo人權法治-2016) 　　２１)、据报导(快二十八日)，就在这个晚上(五月二十七日)，指挥部还讨论过撤留问题。柴玲又在会上提到「南下北上，发动全民运动」。详见注十。(六四檔案´89) 　　２２)、「联省自治运动」之设想，柴玲当早有意向。当时我也听到过一些类似理论，总不以为然，因为学运不是说「不介入党内之争」吗？对其可操作性亦甚怀疑。不过，事后发现，当时全国形势，确有这么一股势头。比如这次唐柏桥回忆(他当时是湖南学运主将)，五月二十八日「全球华人大游行」，湖南省高联乘势真的来个「胜利大游行」，将同学撤出市中心广场。就在第二天，他便在一位军政要人家中，与一些人商讨「湖南自治」、「联省自治」的计划。当时有军方元老手下的人来找到唐柏桥等同学，说他们已作好了大量准备工作，打印好了一份宣言，题为「湖南应该爱国自治」(唐柏桥现在还有此稿，并给了我一份复印件)，并已准备在六月六日宣布湖南自治，离六四只差二天。唐后来又了解到，广东军区、云南省也有类似情况。同样，湖南同学也有是否应当「介入党派之争」的争论，这可与湖南另一骨干刘卫在巴黎会议上的发言相印证(会页三三六)。【以上第183页】(64檔案´89) 　　２３)、Philip Cunningham，近年来报导称他是「美国记者康宁汉」，其实他叫「金培力」，当时是在北师大的留学生。九○年四月柴玲同我逃到巴黎，还见过他一面。(六四檔案 - 2016) 　　２４)、就在这天(二十八日)凌晨，又在柴玲身上发生了一起「政变」，见(大二十九日)：「进京的学生大都抱着一腔热情而来，对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抱有很大期望，对撤退多有抵触，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北京是全国学运的焦点，是一面具有巨大象征意义的旗帜，这旗倒了，将是对全国学运的沉重打击。今天凌晨，因而发生了外省市高校学生代表要冲进学生广播站，要找柴玲等北京学生领袖理论的事件。」广场「政变」参注七。(六四檔案´89) 　　２５)、杨涛在二十八日晚的一百八十度转变，从一直力图劝撤，到毅然接受主持广场整顿，只能说明当时广场上那股「磁场」之强；第二天杨涛又立即辞任，也说明当时要整顿广场秩序谈何容易。我总没弄清杨涛辞职的原委，也许因为他是北大和北高联主席的缘故吧。在我的印象中，杨涛一直是个很冷静的干才。参注八。(Memoir Tiananmen - 2016) 　　２６)、二十八日晚「广场营地联席会议」的情况，广见报导(二十九日明、文、快)。(64memo人權法治´89) 　　另据(文三十日)：北高联常委二十八晚亦在北大开会，作出四项决议：(１)广场静坐请愿继续坚持；(２)继续全面罢课；(３)号召离校宣传；(４)健全高联组织。其坚持广场的方针，与指挥部不谋而合。(64memo.com - 2016) 　　(一九九五年五月作于于莱顿大学，一九九八年二月略有补正于巴黎。作者九七年按：本文原作于一九九五年五月中旬，由于文中一位当事人的坚决反对而未发稿。当时柴玲五二八录像谈话所引发的争议正沸沸扬扬，这位当事人认为文中将他描述得过于强硬；我也考虑到不宜在这个敏感时期使问题复杂化，尤其是史料整理的【以上第184页】工作必须尽量避免让当事人产生抵触情绪，因此也就将此稿压了下来。(六四檔案-1989) 　　然而当时许多批评柴玲或卫护柴玲的文章都对一九八九年五月底的广场上的实际情况不甚瞭解，我压着一些情况不说出来，心中本来就有愧；等到影片《天安门》出来之后，我发现我在其它一些文章中提到的柴玲录像的一些背景情况并未在影片中得到反映，导致不小的偏差，这时我更加感到不安。再次与这位当事人联络时他已平静许多，不再反对我发此稿。封从德谨识于一九九七年五月荷兰莱顿大学，作者九八年按：以上文字于一九九七年五月寄给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结果既未发表，也不说明理由。)【以上第185页】(Memoir Tiananmen/2016) 六四血夜–广场灭灯的一刻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星期日 阴，下午雷阴雨(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转移指挥部　 　　凌晨一点。转移了财务部之后，我松了一口气。下一步要转移指挥部。经商议，我们决定将广场上所有同学都集中到纪念碑周围，凭藉地势作最后抵抗。李录与柴玲留在绝食团广播站，在广播中请求同学们向纪念碑汇聚，并批驳了「拿起武器」的言论，强调学生运动历来坚持的「非暴力」原则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纪律。(64memo反貪倡廉-1989) 　　我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在纪念碑上重建指挥部。两个广播站都在平地，很容易受到攻击，因此都不能继续作指挥部。我让李录和柴玲等人二个小时之后到纪念碑三层去找我，便告辞开始行动。(六四檔案 / 2016) 　　新的广播站(也就是新的指挥部)建在纪念碑三层西南角，即原先财务部所在的地方。这个方【以上第186页】位最不容易受到军队攻击––我估计军队主要从西面和北面来。而确保军队找不到学生的指挥系统，是我重建广播站和指挥部的主要原则。技术并不复杂，只须将「学运之声」的广播器材搬上来即可。我们启用了那台长期不用的发电机来供电，以防军方突然断电。有两桶汽油，足够烧一夜。我请了一位懂行的同学专门看管发电机，并让人将汽油隐藏到子弹打不着的地方，以防不测。(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凌晨二点过，柴玲、李录等人撤到纪念碑三层上来，绝食团广播站的站长王童告诉我，他将那里所有的器材都砸烂了，只带了一只收录机上来。(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随着指挥部转移过来，各种情报、争议和混乱也随之而来。流血事件的报告不绝于耳，纪念碑上的市民和学生便出现了巨大的意见分歧，而这些分歧都戏剧性地汇聚到柴玲的头上––一个工人拿一只手枪顶着柴玲：「我的兄弟已经被打死了，你们学生要是还要说什么『非暴力』的屁话，我就一枪崩了你﹗」另一个学生则拔出一把森人的匕首，冲她喊道：「谁对军队动手就是害大家的命，谁要是说拿起武器，我就先和他拚﹗」(六四檔案 - 89) 最后的纪念碑　 　　当时的紧张气氛，难以描述。实际上，在纪念碑上同时有好几起不止于「文斗」的两派争执，也不尽是市民要以牙还牙，血债血偿，也不是所有学生都坚持「非暴力」。在拥挤的人群中，不时爆发阵阵骚动，新的广播两度险些被冲垮。那个拿枪的工人大约是「工人敢死队」的，后来【以上第187页】这班人马乾脆离开纪念碑，红着眼去跟军队拼命去了。后来听说没有一个有下落。(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我竭力维护指挥部的秩序，一面在广播中不断呼叫○○八和北大二十八支队来虚张声势，一面将带上来的那二箱「北京大学」T恤衫分发给守卫在广播站周围的同学，实际上无论是谁，套上这身「号衣」便自然成了广播站的纠察––广播站的纠察––广播站周围立即一圈的白色，如此气势之下，再也没人捣乱了。一个简单的技术，往往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64memo.com-2016) 　　新开放的广播，采用「自由论坛」的形式，让大家自由辩论，实际上还有发泄与稳定情绪的作用。经过一段激烈的辩论，「非暴力」的原则得到了捍卫。这个原则最有说服力的论点是：眼下，大军压境，一个人的暴力反抗等于是全体遭殃；长远来说，我们从一开始便坚持非暴力，不让血仇一环接一环地反覆下去，便等于是拯救了无数无辜的生命和祖国的安宁。(六四檔案 / 89) 　　三点左右，侯德健、刘晓波等绝食四君子赶到广播站，要劝说同学们撤离。(64memo中華富強 / 89) 　　侯德健是我很推崇的词曲作家，我不光觉得《龙的传人》唱出了中国人的屈辱与希望，也十分欣赏他其它一些歌曲的深沉。在大陆共产党允许的文化氛围之内，他是少有的具有思想与个性的艺术家。而刘晓波在激进反传统的大学生中，也颇有影响。(64memo中華富強 - 89) 　　因而，他们的劝说，最初引起许多同学的惊讶与反感：知识分子的软骨病。这背后的潜意识大概是：你们当然很清楚，夹在学生最中间，是无法临阵脱逃的。(64memo.com/89) 同仇敌忾　 　　【以上第188页】 　　与指挥部讲和的，还有那些平时总来与我作对的人。如那个穿T恤衫自称「无领无袖」的刘强，和近日反叛的纠察总长张建，这时都到广播站来，重重地点点头，说：嗯，烈火见真金。工人纠察队和市民敢死队的人也站到了指挥部一边，大林和程真上到纪念碑来同我们拥抱，说要与我们死守到底。刘晓波低声地对柴玲说：「吾尔开希真不是个东西﹗我现在才了解了你们。」……(64memo反貪倡廉-2016) 　　共同抵御外强的决心，促成了我们内部的团结。(64memo自由民主 - 1989) 　　因此，「绝食四君子」在广播中最初劝说大家的，尚是关于坚持非暴力原则的重要性。他们依然采用习惯的知识分子的腔调作长句大段的演说，但我记得很深的是刘晓波说：「……请你们放下手中的不成武器的武器，否则等于是谋害大家的性命，也给政府制造口实，损害整个学生运动的形象。」(64memo.com-89) 　　口才最好的还数侯德健，他说：「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我们追求的是真的生命﹗」(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这时，柴玲和李禄去北面巡视，我在广播中配合他们，请大家将手中的砖块、木棍、汽油瓶和枪枝交给指挥部，并重申了学生运动一贯坚持的非暴力原则，和这个原则与达到我们追求的必要性，也强调了指挥部的权威和同学们应遵守的纪律。我要求○○八的下属、北大二十八支队和所有在场的纠察队员配合指挥部的收枪行动。(64memo反貪倡廉 / 89) 　　一个工人含着眼泪交出一挺重机枪，辛苦和其它同学抬到毛主席纪念堂前的群雕下给砸【以上第189页】了。木棍、砖块、枪械集中到一个帐篷中，由专人看守。刘晓波也收了一些枪砸了。二个来自法国的记者传口信到指挥部：「我们一定与同学们坚持到最后﹗」我很感动地在广播中向大家宣布这个情况，纪念碑上一阵掌声。这时只有极少的外国记者敢于到广场上来。(Memoir Tiananmen - 1989) 　　又有一人来指挥部捐了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他指着与他一起的另二人，说他们来自海南岛，「这是我们最后的捐款，请指挥部收好。我们要与同学们死守到底﹗」我异常感动，在纸币上注明「海南捐款」，向他们保证将用生命保护好它。又有一个纠察队长交给我他剩下的所有钱，二百左右，连毛票带钢蹦儿都给了我。(64memo人權法治 - 89) 　　这时的气氛，依然是「同仇敌忾，死守广场﹗」(64memo自由民主´89) 「谈判」还是「斡旋」？　 　　接下来，「四君子」开始劝撤了。滔滔不绝有半个小时。停顿之间，纪念碑上一片沉寂；凝重的夜色中，火光与枪声如除夕的炮丈，从远处传来。(64檔案/89) 　　自然也有同学操起话筒表示反对，最主要的理由是：(64memo.com/2016) 　　一，北京市民冒死堵军车，我们在最后关头主动撤出阵地，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64memo.com - 1989) 　　二，军队不一定能够立即占领广场，只要坚持二个小时到天亮，百万市民就会涌到广场上来，我们就有希望坚持下去；而一旦撤出广场，一切便无可挽回了(作者九八年注：我当时并未【以上第190页】听说「赵紫阳传话：坚持到天明。」)。(64memo中華富強´89) 　　这时，许多同学并没有真切地意识到，军队是决心而且已经采用了最为残酷的手段。大家还不能相信，这些「人民子弟兵」会不用木棍和橡皮子弹来驱赶人群，而会用恶毒的开花子弹(达姆弹)。许多人设想到的最坏情况不过是头上挨两棍子，最多打伤打残抓进监牢。在同学们的头脑中，南韩学生与警察对峙时的催泪弹、警棍和橡皮子弹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两年在大陆电视里，几乎天天都有这样的新闻镜头。(64memo.com / 2016) 　　在辩论过程中，指挥部除了坚持提倡非暴力原则以外，并没有加入。我作为广播站的主持人，更不宜加入辩论的任何一方。(64memo.com/2016) 　　四君子有点着急了，侯德健过来向我提议：由他们四人出面，与军方谈判，要求和平撤离广场，要求戒严部队在大家撤出时保证安全，他希望征得指挥部的同意。(64memo.com / 2016) 　　我沉吟片刻，对侯德健说： 　　「你们愿意做什么，是你们的自由；你们若希望以第三方的姿态去与戒严部队交涉，我个人表示钦佩；但是，你们绝不能说是代表学生指挥部去与军方谈判。与军方交涉的结果也必须经过同学们的表决才能生效。」(六四檔案 - 1989) 　　我记得很清楚，侯德健是在明确得到我的这样界定之后，才与另三个走下纪念碑，去与军方交涉的。(64memo自由民主-2016) 　　因此，这次所谓「谈判」，勿宁称为「斡旋」。【以上第191页】(Memoir Tiananmen - 1989) 　　这时，是凌晨三点三刻。 四点正，广场灯灭　 　　凌晨四点正，广场上的灯全灭了。惊骇之中，大家感到死神在黑暗中披着一道道闪光向纪念碑袭来。剎那间，一切都像是凝固了，广场上静得怕人。(64memo.com´89) 　　为了安定大家的情绪，我将已经准备好的《国际歌》等录音在广播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六四檔案 / 89)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以上第192页】 　　INTERNATIONAL 　　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甚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义勇军进行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与《国际歌》遥相呼应，同样激励着这次运动中，为争取宪法中赋予的言论、结社等自由的众多青年公民：(64memo反貪倡廉´89)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让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以上第193页】(Memoir Tiananmen/89) 　　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进﹗ 　　突然，从南面的纪念堂方向传来一阵猛烈的枪响，是士兵在向纪念碑点射，大概用的是自动步枪。当时我是站着的，面向东北，刘光一下子将我的头按下，后来他说，当时一颗子弹就在我们俩的头顶上空穿过，语气神情，颇有责备之色。而当时我觉得要蹲下身来躲枪弹，简直是一种羞辱。(64memo.com-89) 　　点射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十几分钟，目标主要是纪念碑上安置的高音喇叭，这些喇叭离我们头顶不足一米。很快，他们便将喇叭壳打成蜂窝一般，但是并没完全击中连到广播站的导线。(64memo.com/89) 　　我实在惊诧于这些「人民子弟兵」竟毫无顾忌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开枪﹗(64memo.com-2016) 　　而这黑暗中，又有多少罪恶发生？ 「四君子」劝撤　 　　【以上第194页】 　　四点半，广场上的灯又亮了。侯德健等人「谈判」回来，继续纪念碑上的去留之争。侯德健在广播中对大家说，戒严部队愿意在广场东南角留出一条通道，让同学们和平撤走，保证不向和平的同学开枪。记得他提到，戒严部队的唯一要求是要大家务必在早晨七点之前撤出广场，这是他们接到的命令中清场的最后期限。(64memo祖國萬歲 - 1989) 　　侯德健接下来要劝大家赶快走，这时，从四面八方传来阵阵的咒骂：(六四檔案´89) 　　「软骨头﹗」 　　「投降派﹗」 　　「侯德健，你滚开﹗怕死鬼，要走你自己走，没人拦你﹗」(64memo.com-1989) 　　有人冲到广播站前，揪住侯德健要揍他，说是不许他再动摇军心，周围的纠察队员死死地围住广播站，和当中的四君子与指挥部的成员。(64memo反貪倡廉´89) 　　刘晓波抓住话筒，急了就结巴： 　　「同学们，我是刘晓波﹗请大家相信我们，不要牺牲了﹗我们已经流了太多的血﹗一滴血和更多的血是一样的。」(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咒骂的势头稍微平息下来，侯德健缓过一口气，接着对大家劝说道：(64memo.com´89) 　　「同学们，我相信，现在留在纪念碑上的没有一个怕死的﹗我们都不怕死﹗」(64memo.com´89) 　　在静听的人群中传来阵阵轻微的哭声。他接着讲下去：(64memo反貪倡廉-89) 　　「但是，我们死得要有意义﹗眼前的事实说明，现在的政府已经不值得我们为之牺牲了﹗【以上第195页】我再说一遍：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我们追求的是真的生命﹗」(64memo.com / 2016) 　　他最后加上一句： 　　「同学们，请相信我们，赶快撤走﹗我会留到最后一个同学撤走为止﹗」(64檔案/2016) 　　是侯德健这番英雄主义气概感动了大家，为最后决定撤走作好了心理准备。(64memo人權法治/2016) 口头表决，撤离广场　 　　但是，还缺少一种形式。没有人愿意站起身来率先撤走。(六四檔案-89) 　　一片寂静。 　　这时，刘光非常清醒地催促我：「必须作个表决﹗赶快﹗赶快﹗」(64memo人權法治´89) 　　李录显得很沉默。柴玲蜷在我旁边似乎睡着了，我不忍心去惊动她。话筒在我手里。静默之中，我用期盼的目光看了李录好一会儿，要把话筒给他，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来主持这个重大的表决。但是，不知何故，李录似乎并没领会我的意思，照旧的沉默。(64memo中華富強-2016)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感到内心异样的平静，宛如一汪清潭。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奇妙时刻。在我平常最应该困倦的时刻，我的头脑中异常清醒地产生了一个计划：口头表决。记得五月十五日凌晨，开希正是用这种口头表决来推行他的东移计划的。与开希不同的是，我这时感到最强烈的责任是作个表决，而并不十分在乎表决的结果如何。【以上第196页】(64memo.com´89) 　　其实，这时我并不清楚形势有多险恶。从一点左右，我就在纪念碑三层的东南角上，几乎是寸步不离，担心广播站被人夺走或毁坏。而北面广场和长安街的一切情况我都没看，既不清楚戒严部开枪杀人到何等程度，也不知道这时广场上实际上已经布满士兵，而且后来听说，这一时刻离我们最近的士兵已经到了纪念碑北面的台阶下。我甚至没有听到广场上中共发布的一道道通告。(64memo.com-89) 　　尽管如此，当时我确实相信，做个表决本身，实在比表决出的结果还要重要。这既是因为经验之上形成的对于民主程序的信念，也适应于我当时两可的矛盾心情：这时我已经不再坚持死守这一唯一道路了，其原因仅用侯德健的说服力并不能涵盖完全：原先「坚守广场」的优势意识已经被打破，确实已经军心不稳。在两种对立的意见僵持不下时，任何群体都是脆弱而不足以抵御攻击的。(64memo人權法治 - 1989) 　　我站稳脚根，握住话筒，凭藉生命的力，主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表决：(64memo自由民主/89) 　　「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这里是广场指挥部。我们现在把广场上的决定权交给在场的全体同学。现在情况不允许召开各校代表大会，我们就用喊声大小来作口头表决––我数一，二，三，然后愿意留守广场的喊『留守』；再数一，二，三，同意撤离的喊『撤离』。重复一遍，……」(64memo.com / 2016) 　　没有人对这样的表决方法质疑。我就此执行。结果，凭我的听觉，两次喊声大小不相上下，无法作绝对的分辨。但是，这时的情形不容许我们指挥人员有任何迟疑，于是，我紧握话筒，向【以上第197页】在场的三五千学生和市民，宣布了这一决断：(六四檔案-2016) 　　「指挥部认为，『撤离』的声音较大，因此所有的人从现在起，马上撤离广场﹗」(64memo祖國萬歲 - 1989) 　　没有欢呼，也没有咒骂，但隐约听到有人抽泣。我进一步宣布了撤退方案：(64memo祖國萬歲 / 89) 　　「同学们、工人、市民们，请分批有秩序地离开纪念碑，各校旗帜先打起来走在前面，从广场东南角，撤到海淀区去。」(64memo.com´89) 心理分析　 　　关于撤离决定，进一步说明原因如下： 　　一，这一决议虽然几乎祗是由我一人主持，但作了口头表决之后，我同身边的人小声征询了几句，没有人说留，而刘光非常坚决地在我耳边催促说「喊撤的大声，喊撤的大声﹗」他绝不是个胆小鬼。李禄也不再反对撤离。(Memoir Tiananmen/2016) 　　二，心理分析。喊「撤离」的人应当不如喊「坚守」的人那么理直气壮，既然听起来一样大声，自然判断想撤的人更多。(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三，战术分析。即使双方各占一半，我也倾向于撤。因为若决定留，那么对喊撤的人，判撤也不是，留也不是：若半数的人自行散去，实际的后果只能是更加动摇军心，使纪念碑上的组织结构疏松；弄不好，一旦形成人流，造成趋势，还是会把大部分甚至全部带走，而其混乱局面【以上第198页】将不堪设想；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让这部分人留下，因为有这么多人要撤，一旦受到军队的攻击，哪怕是只有少数人撒腿开跑，整个场面必然大乱。无论哪种情形，我都十分担忧军队乘虚而入，而在混乱中要是再自己踩死几个弱小者，必然被中共当作笑柄，说死伤的学生是被同学自己踩的，玷污学生运动的形象。这样的判断来自几次亲身观察，这样的预计结果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64memo人權法治-89) 　　四，战略分析。断然决定「撤」，也与当时的理论有关。即所谓「新民主启蒙运动」，这是运动中许多言论和大字报的主调。既是「启蒙」，目光就要放远些，收效也不指望一朝一夕。而这三千同学的生命，绝不应当像有的人希望的那样，拿去换取甚么政治功效。我将他们视为未来中国民主之光。这一批人，更加上那些在各处堵军车的同学和市民，他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必然将再遍布全国各地，经过北京血与火的洗礼，争取自由的意志与追求民主的理念，必将牢牢在心中扎根。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些促使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与富强的希望的种子，必将在祖国的秀丽山川之间，开花、结果、繁衍不息。(64memo反貪倡廉´89) 　　自然，作此决断时，我也有不少顾虑。最大的顾虑是担忧北京市民将怎样看待学生，和政府会怎样加以利用。因此，在说「指挥部认为撤离的声音更大」时，我已经准备好了，让历史来作评价吧。当时内心异常的平静与坚定，使我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六四檔案 / 89) 军方未守承诺　 　　【以上第199页】 　　撤离的决定刚宣布，军方便加紧了行动。一排点射，喇叭被彻底打哑了。当我和柴玲、李禄等人随队伍走下纪念碑三层南侧的台阶时，十来个穿迷彩服的士兵已经占领了第三层，离我们不到五米远。他们头戴钢盔，有的手持木棍，有的举着小型冲锋枪，在三层上得意地来回走动，或是忙于收查广播站的器材与文件––自然，他们所获有限，一切重要物件早已转移。(64memo.com-89) 　　这时是四点五十分，离七点的期限还差两个多小时。(64檔案/2016) 　　军方没有遵守承诺。 　　走下纪念碑，向东南形成一股庞大而缓滞的人流。我夹在这人流中，默默然，一种决战后的疲惫，几丝对未来的茫然。刘光与我寸步不离，随时警惕地环顾左右。离开纪念碑不到一百米时，柴玲和李禄过来，说：「我们指挥部的人员应该走到队伍最前列，以带领同学们走完最后一程，也让大家有个主心骨。」(64memo反貪倡廉-89) 　　于是，我们向前赶，周围逐渐汇集了一些失散的护卫人员和秘书处的同学。边赶边对同学们说：「这里是指挥部，我们同大家在一起。」(64memo.com´89) 　　纪念堂北侧集中了好几百士兵，到了南侧时，则见成千上万黑压压一片钢盔。但是，同学们从广场东南角向前门方向走时，并没任何阻碍。大家照旧在两侧拉起了纠察线，近处有零星的市民围观。大家边走边唱《国际歌》，声音低沉，眼含热泪。有的市民安慰说：「同学们，好样的。我们都能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有的市民习惯地鼓起掌来，随即便有同【以上第200页】学去拦道，「还鼓什么掌啊。」然后是一片抽泣。(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悲愤、压抑的情绪到了极点。 踏着「血路」试图重返广场　 　　到前门大街时，遇到许多队士兵，或严阵以待，或频频调动。这时，同学们终于爆发了：(64memo.com / 2016) 　　「狗﹗」 　　「法西斯﹗」 　　…… 　　军队中无人理睬同学们的咒骂。 　　李录很是沮丧，说：「我要是死在广场上就好了﹗」(64memo反貪倡廉´89) 　　柴玲悄悄地告诉我：「他觉得我们几个总指挥至少死一个在广场上才好，」她顿了一下，声音更低，「他最希望是我死了。」(64memo.com-2016) 　　我默然无言，心情愈加沉重。 　　绕过正阳门楼，向西走到前门大街时，我们赶到了队伍的前头。前面就是堂皇的「肯塔基烧鸡店」。指挥部成员在队伍前列一字排开，柴玲居中，我与李录护其左右，大家手挽着手，迎接前面的任何危险与挑战。【以上第201页】(64memo中華富強´89) 　　李录建议说：「我们带着同学们走那条『血路』，一直走到首都首钢去，发动罢工。」所谓「血路」，是指西长安街，这是传到指挥部的流血报告最多的地段，从天安门向西数，主要的流血冲突发生在六部口、西单、民族饭店、阜新门立交桥、军事博物馆和公主坟。(64memo反貪倡廉 / 89) 　　然而，当我们穿过狭窄的北新华街，上到六部口时，竟没能见到任何惨烈的景象。空旷的长安街上，除了几辆被烧的军车还在冒着烟，地上撒满了瓦砾、碎砖。没有尸体，没有士兵，大街上空空如也，只有两边伫立垂泪的零星市民。(六四檔案/89) 　　这时，指挥部中形成一股冲动，要带领同学向东折回广场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许多市民来，拦在同学们前面，哭着说：(64memo.com / 89) 　　「同学们，不要再牺牲了。前面的士兵架着机枪排在路上。」(64檔案´89) 噩耗传来，坦克压死十一位同学　 　　于是，大家还是向西。过几百米，到电报大楼时，队伍后方突然一阵骚动，哗哗的如浪如潮地向前涌。我们在队伍第一排，稳住阵势。但是几分钟后，我们得到后面来的汇报：几辆坦克从东面冲来，闯进队伍，当场压死十二个同学﹗(作者九八年注：后来听说是十一名学生当场惨死，另有两名学生被辗断双腿，其中一名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方政。又听说北京大学地理系一政工干部的儿子被压残，不知是不是在六部口。)【以上第202页】(六四檔案´89) 　　我震惊而愤怒了，发誓要报仇。 　　接着，又有市民将部分在六部口与西单死难者的名单交给我们。记得那是写在几页通讯录上的，两处分别有二十几个和十几个名字与单位，是在送往医院时收集的。(64memo中華富強-1989) 　　再向西就是西单路口了。十分呛鼻的烟雾，证明这里也发生过激战，催泪瓦斯的毒气还没有散尽。这时，我才注意到，天空是那么的阴沉，空气是那么的滞闷。猛然间，发现一个商店的玻璃的窗上，赫然画着几个乌红的字：(64memo中華富強/2016) 　　「这不是墨写的，是人血﹗」 　　这时六点左右，天已蒙蒙亮，市民们仿佛都回家去了，往日繁华的街面上，再也见不到人影。一片死一般的沉寂。(64memo自由民主 / 2016) 　　在这沉寂中，又有多少母亲在垂泪﹗ 　　我一路上沉闷地思考着眼下的种种情景，对军队的行动大惑不解。显然军队内部是有区别的，因为有的部队对同学们相当克制，有的却是那么野蛮。最让我费解的是，为什么要在周末采取流血镇压行动？六月三号是星期六，六四是星期天，市民们都在家休息，聚集起来反抗的风险比平日大得多，那么为何还是选择了这个时候镇压呢？为何不能等一两天呢？反正宣布戒严而不能进城已经十几天了。看来，军政上层内部极有可能出现了比赵紫阳更进一步的分裂，而这次镇压背后实际上极有可能是一次政变﹗我又想到了邓小平在四月底便让三十八军带棉衣，杨尚昆说【以上第203页】「军队进城，绝不是为了对付学生的。」许多内幕，还在迷雾之中。(六四檔案 - 1989) 青天白日，四具横尸　 　　队伍在西四路口分为两路，北师大、政法大学等校的同学继续往北走；北大、人大、清华等校向西折。混乱之中，柴玲、李录带着队伍向西来与我汇合，奔海淀方向。许多人不断钻到第一排，俨然以指挥部成员自居。我和刘光都受不了，便到前面去探路。这时，开始有市民站在路边，递给同学们油条、馒头做早点。这时，有几个同学手中提着血衣摊着子弹，向市民展示军队的罪恶，边走边叙述：(64memo.com-89)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 　　路旁的男女老少，见了学生，个个垂泪，有的女人经不住，就「呜呜」地哭起来。一路上都是这样。(六四檔案´89) 　　白塔寺路口聚了不少市民，约有二十来人站在路当间议论著什么。我猛然见到十字路口当中，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横躺着四具尸体﹗急忙跑到市民当中，拉着一个过路的三轮车工人的手，央他将尸体收起来拉走，在那工人的躲闪中，我说愿出钱买他的三轮车。(64檔案/89) 　　这时，市民们围了过来，一个中年壮汉将我推到一边，用威胁而愤愤的声音粗声对我喊道：(Memoir Tiananmen-89) 　　「你们学生要敢作这样的事，我就跟你们没完了﹗」【以上第204页】(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在我大惑不解之中，才有一位长者提示我说： 　　「学生，这几个人都是解放军﹗昨晚这里死了四十多个老百姓，可比他们惨。你看那边(他指着东面一家医院，有几个护士出入)，连穿白大褂的都不愿救这班凶手啊﹗」(64memo中華富強 - 1989) 　　我这才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些尸首浑身黑乎乎的，分不出是血还是泥。有一个还没断气，神经地抽搐几下，却没有呻吟。(64memo反貪倡廉/2016) 　　我实在不忍再看下去。在几分内疚和十分无奈之中，弃之而去。(Memoir Tiananmen / 89) 　　后队的同学绕过他们，不知最后有没有人将他们收殓起来。(64memo.com´89) 　　再往西不久，到了《解放军报》社门口，因为是星期天，里面空无一人。大家也走累了，索性坐在街上，有几个同学翻过铁栅门，爬到里面的建筑上将墙上挂垂着的「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实施戒严，维护首都人民的安定团结」之类的红布标语点上火，烧了。(64memo反貪倡廉 / 89) 　　一路上，同学们一见到这样的标语就要发疯似地烧掉。(64memo人權法治´89) 　　从阜城门外立交桥向北，沿展览路到了西苑饭店，几十层高的大楼上也挂有这样的巨幅标语。同学们费了较长时间，才爬到楼顶，将标语卸下，用火烧掉。我实在困得要命，躺在马路上便睡着了。(64memo.com / 89) 　　李禄将我拍醒，队伍要继续开拔。这时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要赶快与北大筹委会联系，安排这批外地同学食宿。于是，在西苑饭店外想找辆出租，刘光拦住了我：「你得同大家一道走回学校﹗」我只好找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同学先回北大报信。【以上第205页】(六四檔案 / 2016) 死亡数字二千七？　 　　自白塔寺之后，便不断听到死亡数字在不断增大：一千六、二千、二千六、二千七……每次我都十分惊诧：怎么会这么快就有了统计数字？对其可靠性十分怀疑。到了西苑，见一个同学抱着一台硕大的中波收音机，这才恍然大悟：地球对岸的「美国之音」在收集北京城的伤亡情况方面，可能比我们广场指挥部还要详尽而迅速。从那个同学的收音机中听到，「美国之音」报导死了二千七百人，说是红十字会的一位负责人透露的。另一家很清楚的电台叫「中广新闻网」，后来才知道是台湾新办的，也是类似的报导。我告诉周围的同学，在指挥部查实之前，不要再传播这样的数字。恐怕有的记者又会从同学们口中「引证」死亡数字。(64memo.com/89) 　　队伍在人大又分走一批，到北大时，只剩下五百人左右。许多是外地同学。临近黄庄，我那个党员同学十分兴奋地跳到我和柴玲跟前：「你们还活着﹗」(64memo自由民主-1989) 　　张伯笠不知何时归队的，在中关村时，有上千市民围观，他十分起劲地施展了他的演讲才华。到北大校门口时，筹委会在这里组织了一个欢迎仪式，几百北大师生围着广场同学，听柴玲和张伯笠向他们控诉军队的暴行。(Memoir Tiananmen-89) 　　我无法记录那么多的眼泪。沿途总有妇女号啕大哭，无人不掩面而泣。这时我才明白，这一夜，全城的人都没睡，他们很清楚长安街上的惨状。【以上第206页】(六四檔案´89)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回到北大，已临近中午。我们将队伍带到二十九楼外面，北大筹委会安排了这些同学的食宿。有许多教师、市民愿意将外地同学领回家中，以躲避军队的搜捕。我与筹委会的常劲等人谈了几句，便带着广场指挥部的人到二十八楼广播站去，在广播中，我向广场回来的同学宣布广场指挥部解散，对他们的安排由北大筹委会接替。(64memo反貪倡廉-89) 　　然后，和指挥部几个人在二三八室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这时，有一个台湾女记者跑进来，拿着一张条子要请柴玲看。柴已经趴在双层床上层睡着了，我接过条子，看了看，说：「对不起，我们不认识这个人。柴玲累得不行，能不看吗？」记者十分理解地不再说什么。李录好像与她很熟络，同她聊了一会，得知竟有一个台湾记者脖子上挨了一枪，另一个下巴挨一枪，他们真够勇的。(64memo祖國萬歲 - 1989) 　　大家都困得不行，我和李录商量着下一步行动计划。现在必须逃亡或组织地下活动了。我坚持大家必须分散行动，「总不能让他们一网打尽」。于是，商定好联络方案之后，我们分成了三组，辛苦和李录和他的保镖等人一组，他们只要了六百元！(64memo.com/2016) 　　我叫醒柴玲，准备我们的逃亡。首先要换衣服，我们到二十九楼找到那个博士生，他给我和柴玲各找了一件换上。我将一些文件留在博士生那里，请他保留或处置。【以上第207页】(64memo.com´89) 　　从这位计算机博士生的口中，我们又听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原来，昨晚他也到了西长安街上堵军车，「我们一队学生纠察，排在路当中，后面是市民，前面是坦克，大家喊什么？『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子弹打来，我左手挽着的同学，一枪倒了；右手的同学，一枪也倒了––我是从死人堆中跑出来的。这时我看见什么？一个女孩，不到二十，左手插腰，右手挥动着(博士学给我们看)，站在路当间，她竟相信坦克会在她面前停下﹗但是，坦克就是在她身上碾了过去。……」(64檔案 / 2016) 　　他没有哭，只是低着头说，他已不再激动，如其平常一般的泰然。(六四檔案/2016) 　　出来，听雷雨之中，有筹委会在广播中放罗大佑的歌：(六四檔案 / 2016)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以上第208页】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黑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小白兔　 　　柴玲从困倦中醒来，对我并没有一个现实的计划很不满意。当时我还坚持认为在校园内比哪都安全。找了几处皆无法藏身。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失望，在雨后的校园内盲目地游荡，一切已经成为过去，前途却茫然。一种深深的失落与无力感，向我们袭来。(Memoir Tiananmen - 89) 　　在电教东面，意外碰到了天安门民主大学的一个筹办人。他说知识分子要在某校集合，已经准备好了几十本护照，问我们要不要去。柴玲沉默不语，我却很生气，冷冷地说：「谢谢，不必了。」(64memo.com´89) 　　他没多加劝说，拎着一只小手提箱要走。突然，又转过身来，对柴玲说：「你等着瞧，以后我的名气会比你更大。」说完就走了。(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我几乎不敢相信，这竟是我们同伴的临别赠言﹗但当时，我简直没有甚么知觉，心已麻木。(64memo.com-89) 　　下午的北大校园，经过暴雨的洗礼，空气异常清新，与筹委会广播站中的紧张气氛宛如两【以上第209页】个世界。(64memo反貪倡廉/89) 　　我们继续在电教北面踯躅，突然柴玲脸上一副欢欣，宛如幼儿天真的笑：(64memo反貪倡廉 / 89) 　　「兔﹗」 　　青草丛中，一只小白兔蹦来蹦去。昨夜的枪声并不影响它迎接新的阳光。(Memoir Tiananmen - 1989) 　　小白兔是我们结婚前的宠物，我们曾一道养了几只，常常拿到北大的草地上去放。她已经对未来完全放弃了希望？还是依然对生命有执着的顽强？她并不怨我没有为自己准备一条后路，而将未来的安排暂时放下，还是完全信托于我？她因我而参加运动，现在却……这时我鼻子一酸，搂住她，含着泪说：(64memo人權法治/89) 　　「我实在对不住你。……」 　　柴玲一听，眼泪也落下来，我们就在这个草地边发誓：活下去﹗(64檔案/2016) 　　从此，我们振作起来。具体办法依然没有，我想到同学那里借两部自行车，走到了二十九楼外时，常劲十分惊异地看着我们：(64memo反貪倡廉´89) 　　「你们怎么还没逃走﹗四十个人黑名单上有你们，知道吗？李鹏说见到这些人可就地处决﹗」这时我才惭愧地说，我们没什么办法可想。危难之中，还是北大筹委会帮助了我们，给了我们五千元人民币和两部自行车，以及一些朋友的地址，让我们去那里躲避。(六四檔案 / 2016) 　　天已蒙蒙黑，我们骑上自行车，离开了北大，怀里揣着约八千元钱，从此踏上了长达十个月的逃亡之路。【以上第210页】(64memo.com - 1989) 　　(初稿于法国BAGNEUX市，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二十六–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第二次修订于VICHY市，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日–三十一，一九九八年元月补正于巴黎南郊 CACHAN市)【以上第211页】(64memo.com/89) 绝食后的表决与广场撤留之争　 前言　 　　六四之后，广场上的撤留之争成为聚讼的一个焦点。作者是当事人，不宜介入孰是孰非的道德评判当中。不过，当看到争执的双方，常常忽略当时的具体情况和历史背景，却又不免黯然，感到作为当事人或知情人的责任：交代和澄清事实的真相。(64memo.com/89) 　　先藉一件往事来说明这种责任感并非空穴来风。九五年六月三日在北京之春编辑部召集的一个讨论会上，项小吉讲了一个极有趣的故事：文革时评判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一部电影，叫作「中国」。那个时候全国上下批判这部电影，等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发现：看过这部电影的只有四个人，可是批判文章却不下四万份。项小吉接着说道，在影片《天安门》还未上映之前许多人就开始瞎批，很不可取。这部影片引发争议的焦点，在于柴玲一九八九年五二八的录像讲话。会上我顺着项小吉的思路，问大家：诸位当中许多人对录像事件写了不同观点的文章，但有谁看了柴玲的这个录像呢？四座哑然；只有张伯笠说他看过。我们知道，胡平在九○年三月发表了一【以上第212页】篇长文，叫《八九民运反思》，批评柴玲录像讲话和激进学生，但当时他也没吭声，说明他批了五年也没看过录像本身。这时有人脱口而出，说「有人看过transcript(录像誊写稿)」。(64memo反貪倡廉 - 89) 　　但问题就在这里。因为这个录像的誊写稿在当时最全的文本出自《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该书出版于一九八九年八月，距六四才两个月，因此影响极大；吾尔开希题写书名，又是联合报这样的大机构整理出版，大家就多把它当全文来看待。其实，该书刊载的文本只有七千字，而柴玲录像全文却是一万三千字，删掉近半。被影片和一些报导剪辑的那两句话(被简化为「期待流血」与「自己逃生」)，中间删了八千九百字，相隔四十分钟；最严重的是那两句话不是对同一个记者说的：美国人金培力录像前已知柴玲的「南下计划」(发动外省的力量来对抗北京的戒严)，而香港《天天日报》女记者当时却不知道这一不能马上公开说的计划，故对柴玲所说的广场上只能「期待流血」感到惊讶，便问柴玲「你自己要不要留在广场」。将两个不同思路下、对不同的人说的前后相隔半个多小时的话拼接在一起，中间连省略号都不用，还有甚么话不可以扭曲呢？胡平说他写《八九民运反思》时用的正是联合报的文本，后来还坚持那就是「第一手资料」，也以为是全文；有人将「期待」解读为「期望」(Hoping)时，也是因为只见到这个节本，而不知道正是这个文本删掉了柴玲当中的另一句类似的话：当中用的字眼却是「等待(Waiting for)血洗」。按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以经解经」的原则，用同一文本、同一思路、同一结构中的「等待」来诠释「期待」，应该比字典里的另一含义「期望」要有更高的优先级。(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挖掘史料、整理史料和澄清事实真相的重要性。我是在最近才找到问【以上第213页】柴玲「你自己要不要留在广场」的那位香港记者，她在电话中肯定地说，问这话时她尚不知道柴玲的南下计划；也是在最近仔细对照了录像全文与联合报文本后，我才发现被删掉的还有「等待」一词。如果没有这些细节的挖掘，我们就很难明确问题的症结在那儿。这些发现或许对于重构历史真相不无裨益，但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柴玲的形象早已受此「录像丑闻」之重创，而被这一形象所代表的八九学运也平添一层阴影，在当今这个越来越繁忙的年代，那些没有时间和条件去追寻真相的人们，也许一辈子也难以纠正这一强刺激下的印象了。几年来，我一再呼吁关心民运和未来的人们走出明星政治的怪圈、注重史料的整理与澄清，可以说与此不无关联。(六四檔案-89) 　　以下是我在整理六四史料时的发现的大家可能同样忽略而又极为重要的情况：在评判广场撤留之争孰是孰非时，许多人也似乎并不清楚绝食以后的各种重大表决情况。我觉得，脱离这些具体情况而去空谈甚么应该「见好就收」还是「见坏就上」，无异于闭门造车，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可能贻害大方。(64memo.com - 2016) 　　必须申明一点，以下所收集整理的情况亦不能自称全面，不过是尽我所能而已：它是在有限的范围、有限的资料和有限的时间下的一个产物。当中的概况性的语句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准确；有的是不同版本的说法，则原文照引，是否妥当也很难说。故希望读者去核对原文作出自己的判断，更期待各位当事人不同角度的回忆文章与批判指正。在后记中我将说明这些资料的出处与其局限之所在。(64檔案 - 89) 　　下面就是绝食以后可查证的投票与表决的情况：【以上第214页】(六四檔案-1989) 一、戒严前的表决　 　　五一三夜间或五一四凌晨：北高联常委五人碰头会决定由北师大的梁二取代吾尔开希的常委职务，原因是开希违反高联组织原则，擅自发动绝食，不能再代表高联。(王超华，《回顾与反思》，页一○一；梁二，页一六○、一八二、二九六–二九七)此前北高联反对绝食，但五一三凌晨发表声明，对绝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王超华，同上，页九七)而北大筹委会决定支持绝食以后，在十三日下午绝食人员出发后，马上成立了北大声援绝食指挥部，全力支持绝食。(常劲，同上，页一七六)(64memo祖國萬歲 / 89) 　　五一四晚：十二学者到广场后，各校代表六十四票中四十六票决定不撤(柴玲，同上，页一三一，一三三)。未见报导。九一年初我的备忘录中记得有此表决，后来反倒忘了。根据当时的一盘录音带，王超华也认同了坚守广场的意见。因为是第一次公布，这里引用超华当时在广播站的声明的全文：「同学们，由于政府现在这种态度––我是北高联的常委––我希望同学们都提高警惕，做好一切准备。现在北高联、对话代表团和绝食请愿团以及广大声援的同学、以及市民们、各校的教师声援机构，我们现在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我们的基本态度也是一致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胜利﹗」众喝彩：「好﹗﹗﹗」根据录音判断，时间是在录音者标定的十五日零点零六分之后半个小时以内。在超华讲话之前，一位同学代表几位北大研究生认为十二学【以上第215页】者的建议很有理性，应当把他们请回来。(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五一四晚十一点至凌晨二时：几十所高校自治会负责人聚会表决，多数举手同意撤到使馆区，结果无法执行。(熊焱，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未见报导。我对此无记忆。(64memo.com - 89) 　　五一五凌晨四时：「学生讨论是否向东挪动，让出广场中央举行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各校代表投票结果，决定原地不动。吾尔开希则在五时许，以个人身份恳求学生挪一挪，最后学生以『声音』投票，决定向东挪动。」(《人民不会忘记》，页七九)(64memo反貪倡廉´89) 　　五一五晨：「绝食团指挥部」在广播站宣告成立，柴玲自荐为总指挥、李禄为副总指挥；并称参加指挥部的条件是：在遭政府镇压时首先自焚。「在掌声和眼泪中，绝食团指挥部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此前李禄向柴玲等人谈了一个多小时，提议成立指挥部、自焚及带领绝食同学到长安街上卧路。(柴玲，会，页一四四–一四五；李禄，页一六五、页一七三；柴玲五二八录像谈话，《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中删掉了李禄提议自焚的话。)绝食团指挥部成立时在广场而现在到了海外的，就我个人所知，除柴玲、李禄以外，还有程真、王文、熊焱等，或许张华洁、超华、梁二、开希、周勇军、周峰锁、刘刚等人也在，希望能够看到他们相关的回忆文章，以便从多方位核对史实。(64檔案´89) 　　五一五晨：指挥部宣告成立后即刻召开代表会议，四十多校代表参加，承认柴玲为总指挥、李禄为副总指挥。否决李禄的两项提案：一、指挥部成员在镇压时首先自焚；二、把队伍乾脆拉到天安门广场的长安街上。(李禄，《回顾与反思》，页一六五、一七三、一七四)【以上第216页】(64memo中華富強 - 1989) 　　五一五傍晚：对话团传来可能与政府对话的消息，绝食团一千一百三十几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倾向结束绝食，但仍然坚持「平反动乱，直播对话」二点要求(李禄，同上，页一三七、页一六六)；一千一百三十几票，百分之九十五决心坚持到政府「平反动乱」(李禄英文自传，页一四三)。未见报导和他人回忆。我对此表决无记忆。(64memo.com-1989) 　　五一五晚：绝食团指挥部第一次人事变动：王文、马少方、程真等另列绝食团干部名单。两小时后，李禄召集一次代表会议，重新承认柴玲与李禄的领导职位。(李禄，《回顾与反思》，页一三八)大家重新选，选出柴玲跟程真是总指挥，两个总指挥。当时李禄不在。十六日凌晨又召开一个班代表会议，重新认可了李禄的位置。(柴玲，同上，页一四七–一四八)未见报导及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程真有一篇文章，但未提到此事(《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王文似乎从未发表过回忆；马少方现在国内。(64memo.com / 2016) 　　五一六下午：阎明复到广场后，「五十多个代表参加了会议，没通过撤出广场」(张伯笠，《回顾与反思》，页一四三；中国之春一九九四年三／四月号，页七五)；「当时百分之七、八十的发言主张坚决不能够撤」(李禄，《回顾与反思》，页一四二；李禄自传页一五四说是百分之九十)。「此讲话广播后，各校绝食学生派代表经过讨论表决后，大多数表示不应停止绝食。」(香港时报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我对此表决无记忆。当时我尚未加入绝食团指挥部。(64檔案 - 1989) 　　五一七：「我们昨天对一百多个同学做了一个民意调查，阎明复同志来讲话之后，百分之九十九‧九的同学投票表示不撤离广场」(王丹五一八，「李鹏等会见绝食请愿学生代表」，《人【以上第217页】民日报》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王丹此说紧接在吾尔开希相反的表达之后：「广场上现在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百分之九十九‧九服从百分之零‧一，––如果有一个绝食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其他几千个绝食同学也不会离开﹗」(64memo反貪倡廉´89) 　　五一七上午：对话团进入广场，决定积极加入到高联里面去，因发现郑旭光另组的高联并无实力而退出广场。这时的对话团依然支持广场绝食行动。(沈彤，《回顾与反思》，页一八五)(64memo自由民主´89) 　　五一七：北高联正式罢免吾尔开希，所有常委拒绝与开希合作。(梁二，同上，页二九七)。(64memo自由民主/89) 　　五一七夜至五一八凌晨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三比二决定戒严：赵紫阳、胡启立「不同意」；李鹏、姚依林「赞同」，乔石「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此会在邓小平家中进行。(陈一谘，《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页一六一–一六二；中共《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香港注释本，页一一四；香港快报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高新，《中国之春》，一九九五年五月，页二一；但也有资料称此会在当天上午召开：共青团北京市《七十天大事记》北京，一九九零年六月：页四○–四一)。随后，李鹏与绝食学生代表「见面」；下午中共电视台播放录像片断。(这次见面不能称作「对话」也未「实况直播」，详见拙文《五一八李鹏与学生「公开对话」了吗？》)(六四檔案´89) 　　五一八下午：绝食团常委开会商讨内部复食，王丹反对，未通过(封从德，《回顾与反思》页一九五)。(64memo.com-89) 　　五一九：北高联、对话团、外高联四点联合声明：第二，「建议将绝食改为静坐。如果绝食同学继续绝食，我们将继续声援他们。我们的斗争目标绝不放弃。」(香港《文汇报》一九八【以上第218页】九年五月二十日)。(Memoir Tiananmen/89) 　　五一九下午六点过：各校代表一百七十三票赞成复食，二十八票反对，七票弃权。(张伯笠，《回顾与反思》页一九六；李禄，页一六九；柴玲，页二○○；)一百七十三票赞成复食，十七票反对，三十三票弃权。(张伯笠，《中国之春》，一九九四年五月， 页四七)。(64memo祖國萬歲 / 89) 　　五一九晚九点：柴玲宣布，各校代表投票结果，五十二票同意复食，十四票反对，一票弃权(香港《文汇报》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六四檔案 - 1989) 　　五一九晚十点：第二次表决，八十多个学校的代表，至少百分之八十坚持绝食(封从德，《回顾与反思》，页二○四)。(六四檔案-89) 二、戒严后的表决　 　　五二○中午：各校代表会，王丹任名义总指挥，执行总指挥是一个青岛来的学生(王超华、辛苦，《回顾与反思》页二一二–二一三)；(64memo反貪倡廉 / 89) 　　五二一下午：「北高联四十多北京高校代表基本上都同意撤」(王超华，《回顾与反思》，页二一三)三十二票赞成撤离，十四票反对，二票弃权(《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香港注释本，页一三三)；群众情绪都是希望撤。……高联没作出过决议要撤出广场。只是建议各校代表回校去收集反应，结果发现这个决议根本作不出来。」(王超华，《回顾与反思》，页三○四)似有矛盾。【以上第219页】(64memo自由民主-89) 　　五二一晚：「绝食团常委会决定第一批成员转入地下。(张伯笠，《回顾与反思》，页二○七；李禄，页二二三；柴玲，页二二四；封从德，《前哨》一九九一年五月)实际上未实施。(64memo.com-1989) 　　五二二凌晨三点：吾尔开希喊撤，当即遭北高联「罢免」(王超华，《回顾与反思》页二一四)；北高联决定暂时不撤出广场(明报二十三日)；开希后来称，喊撤之前「他曾与九名北高联常委谈过并得到支持」(明报二十四日)。(64memo.com-89) 　　五二二：王超华统计到二百多个学校同意撤退的名单(张伯笠，《回顾与反思》页二○八)；(64memo中華富強´89) 　　五二二夜：「一百五十多人大会，全部举手通过坚守广场、成立临时指挥部的议案」(张伯笠，《回顾与反思》页二○八；王超华，页二一四；柴玲，页二二四；共同核对，页二六六–二七○；李禄转述柴玲的介绍，页二一八、二七四；)；「三○○多高校代表，约百分之九十坚持不撤」(白梦，《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页四一)；凌晨二时，北高联与绝食团指挥部召集各校代表联席会议，广场上八十九校代表中六十九校投票，四十五票同意，二十四票反对，通过组建广场临时指挥部，坚决不撤；北高联则被迫同意撤返高校整顿，由临时指挥部接管广场二日。(台湾联合报二十四日第三版，通告；明报二十四日)(64memo祖國萬歲/89) 　　五二三上午十一点至下午四点：「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决议：一，授权成立「广场指挥部」，统一广场上的指挥(李禄引柴玲语，《回顾与反思》，页二一九；老木，页二三三、二三五、二三六、二七二、二七四、二七五；李禄、张伦对此有较模糊的置疑，页二七二–二七五)；指挥部与首联「既不是隶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一个进行协商，一个负责执行。」(包遵信引甘阳【以上第220页】语，《未完成的涅盘》页二三三–二三四)；二，筹办民主大学，以备坚持到六月二十日(李禄，《回顾与反思》，页二二三)(64memo.com - 1989) 　　五二四上午十点：「爱国护宪社会联席会议」(即「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与「保卫天安门广场统一指挥部」(简称「广场指挥部」)宣告成立。联席会议发言人刘苏里表示，联席会议是指挥部的参谋机构，决定权在指挥部。(东方日报、快报、文汇报、明报二十五日)(六四檔案-2016) 　　五二四：北师大自治会改选，选掉吾尔开希的职务；吾尔开希及时赶回，补为「名誉主席」。(梁二，《回顾与反思》，页二九四，二九七)(64memo祖國萬歲´89) 　　五二五深夜：广场营地联席会议二百八十八有效票中，二百八十票不撤(方案甲一百六十二票、乙八十票、丙三十八票)，八票主张撤(香港二十六日快报；二十七日文汇报、东方日报、明报；李禄，《回顾与反思》，页二二三；二三七–二三八)；会上「有一北大同学提出空校计划，但大家怀疑其可行性而没能通过。」(台湾联合报二十六日)(64memo祖國萬歲´89) 　　五二五：北高联决定「用最激烈的方式」向政府施压，组宣传团到各地(大公报二十七日，中共《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香港注释本，页一四八)(64memo.com´89) 　　五二六：包遵信、王丹等四十余人在社科院十二楼经济所礼堂开会(「知识界联合会」或「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四项决议：(１)要求李鹏下台；(２)军队撤离；(３)天安门静坐坚持下去；(４)组织动员工人罢工。王丹在北大呼吁「组队轮流去广场值班」大字报：「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打一场持久战」(明报二十七日，中共《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香港注释本，页一五○–一五一)。【以上第221页】(64memo反貪倡廉´89) 　　五二六傍晚：杨涛到广场指挥部，商定推行「空校运动计划」，以期将同学引出广场。杨涛当时是北大筹委会主席，也是北高联负责人。我赞同杨涛的分析，还补充了一条「同学空校回家之前先约定好：每星期天上午十点，各省同学在就近的大城市定时在市中心广场集会，以保持对政府的压力和学运组织的延续。」柴玲认同，倾向于试探与推行。后李禄得知，反对此计划，指挥部便未向营地联席会议提议。(第二章广场备忘录五月二十六日)九五年五月，柴玲说她还记得此事；李禄则说他记不太清了，但对当时有印象的是：一、撤出广场，并不意味着能避免屠杀，只不过是由公开的屠杀变为秘密处决而已；二，按民主程序，应当尊重「广场营地联席会议」的决议。李录自传，对此事没有提及，可能他对「空校计划」的可操作性很怀疑，故不太重视。(六四檔案/2016) 　　五二六深夜：北大筹委会广播「五千人绝食计划」，由「社会各级知名人士自愿组织绝食团」替代现在广场上的学生。(中共《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香港注释本，页一五一)刘晓波等人六二绝食当与此有关。(64檔案-2016) 　　五二七晨：北高联常委会决定号召广场同学在五二八「全球华人大游行」后光荣撤退。(东方日报二十八日)(64memo.com-89) 　　五二七下午：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起初建议坚持到六月二十日，听取广场指挥部的情况汇报后改为五月三十日撤离(老木，《回顾与反思》，页二三六；封从德，页二七一；二十八日的大公报、文汇报、明报、香港时报；二十九日的大公报、文汇报)(64memo中華富強´89) 　　五二七晚：广场指挥部未接受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关于五月三十日撤离的建议(李禄，《回顾【以上第222页】与反思》，页二三八–二三九；柴玲，页二二六、二二七及「五二八录像谈话」)(64memo.com/2016) 　　五二八凌晨：广场指挥部五常委四：一希望撤；柴玲与张伯笠主张坚守广场。但柴玲亦提出「主动组织学生宣传队伍南上北下，发动全民运动，部分外地同学亦回家乡进行宣传」(快报二十八日)，当与「空校计划」和「联省自治」的设想都有关系。(64memo反貪倡廉´89) 　　五二八：首都各界联席会议重新开会，否决了昨天关于五月三十日撤退的建议，维持其原来坚持至六月二十日的建议。(大公报、文汇报、香港时报、快报二十九日；李禄，《回顾与反思》，页二三九)；(64memo人權法治/2016) 　　五二八晚：「广场营地联席会议中，三十日撤离的建议被否决，但是六月二十日的建议被接受。当时是两个建议，都是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上来的。」(李禄，《回顾与反思》页二三九)；凌晨二点半，由三百十七校代表组织的「广场营地联席会议」的决议是：(１)。坚持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召开之前不撤出广场；(２)，任命北大代表杨涛为「广场整顿临时总指挥」。(明报、文汇报、快报二十九日)(64memo.com´89) 　　二十八晚：北高联八常委亦在北大开会，一致通过四项决议：一、广场静坐请愿继续坚持；二、继续全面罢课；三、号召离校宣传；四、健全高联组织。其坚守广场的方针，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广场指挥部不谋而合。(文汇报三十日)；(64memo反貪倡廉/2016) 　　五月底：香港学联在广场做了一个简单统计：访问三十位同学，全是外地来的，「如果没有香港物资站的支持」，七人表示「不会留在广场」；四人「要看情形」；一人「拒绝回答」；【以上第223页】十六人「将坚持留下」。(李兰菊，《回顾与反思》，页三二五)；(64memo反貪倡廉-1989) 　　五月底：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几经讨论，最后全体同意刘晓波关于发动知识界到广场大绝食的建议。(老木、张伦，《回顾与反思》，页二七二；老木，页二七四)此前，刘晓波在同学绝食当天即已提出知识分子也应当绝食(梁二，同上，页二七一，二九五)；五二六深夜，北大筹委会广播「五千人绝食计划」，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自愿组织绝食团，替代现在广场上的学生。」(见「五二六深夜」巷条)刘等到六月二日才找到三人支持，可见其受阻之大，亦见其决心之烈。(64memo反貪倡廉´89) 　　六月一日晚八点半，北高联、外高联与广场指挥部发布「关于学运的联合声明」，提出对话和撤离广场的四点最低条件，即解除戒严、撤军、不报复和新闻自由。新闻发布会上，王超华还介绍了北高联调整组织结构的情况，「吾尔开希及王丹均不再是北高联常委」。(明报六月二日；王超华：文汇报、东方日报六月二日)(64檔案 / 2016) 　　六月二日，北高联常委会否决与指挥部合作案，参与协调的香港同学非常失望。(李兰菊，《回顾与反思》，页三二六)李兰菊说是六月一日，疑误(王超华、封从德、梁二、李兰菊，同上，页三二七)。(64memo.com/2016) 　　六四凌晨五点左右：留在广场纪念碑上的人员全体口头表决，通过撤离(李禄，《回顾与反思》页二三九；封从德，页三一七–三一八；影片《天安门》)。(六四檔案 - 1989) 后记　 　　【以上第224页】 　　以上内容，主要取自「八九学运时序表」(Chronology)，那是我在九零年底撰写八九学运备忘录时开始为自己作的，后来写文章时屡有增补和修正。该时序表中，绝食后的表决与广场撤留之争占的篇幅本不多，但近来却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故此整理出来，又核对了一遍，供大家参考，也希望得到进一步的补正。(64memo.com / 2016) 　　上述资料多是当事人原话，为了简练也用了一些概况性的语句，那是我个人的理解，故亦希望读者在引用之前自己去核对原文。另外，这里所收集整理的情况并不能自称全面，不过是尽我所能而已：它是在有限的范围、有限的资料和有限的时间下的一个产物。(六四檔案 - 2016) 　　所谓有限的范围，是指侧重于北京学运组织的表决情况。所谓有限的资料，是因为我所参考的报纸主要来自于港支联在一九八九年十月编的《八九中国民运报章头版专辑》，台湾欧美报章几乎没有涉及；各当事人的个人回忆主要取自九三年出的《回顾与反思》一书，即九一年夏天巴黎会议十七位学运骨干共同核对的史实，但会议时间太紧，许多情况并未得到仔细核实；我还参考了各当事人在各种杂志上的回忆文章，但我的杂志收集得不全；我手中的相关书籍也很不全。(64memo.com / 2016) 　　所有这些，当然同我不可能拿出更多的时间来作这一工作有关。在放眼未来、充实自己和回顾过去、勿忘六四之间，我常常无所适从。今天所做的一切，不过求一心安，将来不至于无颜见江东父老，百年之后亦能坦然面对那些受难者。(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于巴黎，一九九八年元月增补于巴黎)【以上第225页】(Memoir Tiananmen - 89) 　　[空白页]【以上第226页】 第三辑：质疑「见好就收，见坏就上」 　　【以上第227页】 　　 见好怎么收？––答胡平公开信之一　 　　胡平先生： 　　让我们以朋友的姿态和公开的方式，继续我们自去年开始的公开与私下的讨论吧。用第二人称来讨论，让我感到轻松一些。这样我们更容易将对方当作朋友来交谈，而不是去争个你输我赢。我同时又希望开始公开讨论，而这也不仅仅是我的意愿，因为我在去年底给你的信中提出讨论的内容，也是很多人所关心的。(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我们的讨论，从去年七月《北京之春》上我向你质疑的那篇文章开始的。八月你撰文《回应封从德》。那时，我还不太认识你。之后，我们有了通信。我相信你是愿意以朋友的态度来进行讨论的。因为你在今年七月的信中说，你「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多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结论」，并「非常希望我们有机会促膝长谈」。这当然也是我所极乐意的。何况你九月的信中还以「封从德友」相称。朝着这种友好的方向，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达到一些有益的共识，同时也更理性地认识到我们的分歧点。【以上第228页】(Memoir Tiananmen-1989) 　　在继续公开讨论之前，还有二点需要交代一下。(64memo.com´89) 一、为何迟答　 　　首先，应当回顾一下我们讨论的情况。 　　你去年八月在《北春》上刊文回应我的质疑之后，我本应当尽快作答。当时，一方面我在等待《北春》编辑部(当包括你在内)的答覆。因为此前贵社刊出拙文时出现增文，加了杨巍的名字的问题，故我当即致函询问。另一方面因为我正在作全职的技术培训，又同时在赶写硕士论文，还必须在十月份之前交稿，所以没有多少精力去催促贵编辑部的答覆。等到论文完成，读到你的大作，更觉得问题很多，又一直未见到贵社的回音，故分别向编辑部和杨巍和你再去一函。(六四檔案´89) 　　今年一月收到社长于大海覆函，但并未答应我的请求。而直到今年六四也未见到你的回音，故于六月八日，再向贵编辑部致函，全文如下：(64memo祖國萬歲/2016) 　　北京之春编辑部诸君，贵刊一九九五年第七期刊出拙文「背离历史的历史总结––对当前争议的几点质疑」，一九九五年第八期则有胡平「回应封从德」一文，我本当及时撰文回覆，惟如下几点，窒碍至今：(64memo中華富強´89) 　　一、去年七月拙文刊出后，我发现当中不仅有误植与删节，且更有增文，我的手稿本未提及杨巍，却在文中出现(页三四)，当时我曾致函贵编辑部，未见回音。【以上第229页】(六四檔案´89) 　　二、去年底再上一函，又问及此事，因为胡文正好以杨巍事作文章。于大海社长一月二十日覆函曰：「对文章作删节在编辑部来说还属正常，至于加上杨巍的名字，就确实有些蹊跷了。这显然是因为有人特意建议这样改的，至于是谁建议的呢？现在似已难查证了。」至今未见进一步说明。(六四檔案-1989) 　　三，胡文即以杨巍事反驳我引证不确(一九九五年第八期四八页)，并建议我查阅当年《世界日报》他与杨巍的电话记录，以证实其并未压制杨巍当时(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运动后期)希望民联向广场提议撤离的建议。我非当事人，杨巍之言是否属实我无从判断，亦不排除我误会了杨巍之可能。因此，我自然愿意查阅《世界日报》，惟胡平未明确日期，我在巴黎亦难以找到，便致函向胡平本人索取，至今半年无回音。(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四，胡平的「回应」文中，又正好利用了贵编辑部删节拙文所造成的文意不连贯。如胡文指拙文《见坏怎么上？见好怎么收？》一节中「其实封从德并不是真的在那里批评激进策略或探讨八九民运中的策略得失，他只是在反唇相讥而已」(一九九五年八期四八页)。但是，正是这节，贵编辑部在我底稿的五点内容中删了与此相关的两点，而作为主笔与主要编辑之一的胡平竟然不知情？我给胡平的信中亦问及此事，并其它共十八条，亦如石沉大海。(Memoir Tiananmen´89) 　　五，杨巍与我只是去年六月才初次见面，七月文中即将其涉入，我难免不安，见文即致函杨巍，他说无所谓；见胡平「回应」文，又向杨巍询问，他称胡文并非完全属实。但我还没有他的进一步说明。(64memo.com´89) 　　另外，贵刊误植亦造成拙文有几处背离本意，如「阻止复食」印作「组织复食」(页三六右)等等，【以上第230页】还有一些微小而关键的删节，皆在去年底的信中有所详述。希望贵部或作更正，或刊此函，以示公正，亦便我对胡文作回应。特此恳请郑重考虑。(六四檔案 / 2016) 　　　　　　　　顺颂　　文安 　　　　　　封从德 上于巴黎 　　　　　　一九九六年六月八日 　　之后，我便收到了你七月二十三日写的一纸短信。信中你完全回避了我以前在信中提到的问题，只是简单地讲了一下你在六四以后不久急于写《八九民运反思》的理由，并要我多读你的书与文章，「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共识。」，并希望能促膝长谈。八月底，我回信重申以前的问题。这一次你很重视， 九月十一日便回了一封信，并以「友」相称。我真的很高兴， 九月二十一日博士资格答辩刚通过，当天下午就着手起草此文。(六四檔案-89) 　　以上便是我们讨论的大致情形。下面交代一下本文的总体思路。(64memo反貪倡廉´89) 二、答什么？　 　　胡先生，在九月十一日的信中，你对我们的讨论提出了要求。你首先重申了你以前在《反思》一文中的主要观点，即八九民运失败并非必然，其主要失策是未能见好就收。然后，你声称，「我不是说你提出的问题不可以讨论，但我认为首先地，主要地，我们应对我前面提出的观点展【以上第231页】开地讨论」，「你应该先抽象地讨论在当时怎样做对怎样做不对」。这样看来，我以前提出的十八个问题，你似乎也不愿意直接地讨论，而你自己又好像忘记了你「回应」一文也主要不是讨论「前面提到的观点」，而我的问题则是直接因为你「回应」一文而提出的。(64memo.com - 2016) 　　不过，为了使我们的讨论能够进行下去，我也愿意尊重你现在的建议。根据你的要求，我首先对你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这一策略作一分析，然后再就你的「回应」作答。本文的大致结构如下：(六四檔案´89) 　　一、「见好怎么收」：分析「好」是什么及对「好」能否有共识；(Memoir Tiananmen/2016) 　　二、「见坏怎么上」：分析「见坏就上」面临的问题，及你自己是否有一贯的好坏标准；(Memoir Tiananmen / 2016) 　　三、「见好没收怎么办」：分析八九学生运动组织的得失；(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四、回应你的「回应」：逐条检讨我们之间可能达成的共识与存在的分歧。(六四檔案 / 2016) 　　前面三点基于这样的观察，即我们之间有可能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对此我引用你《反思》中的话，并归纳如下：(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1、「光有见好就收的原则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当时就能够准确地测量到什么是好」，即你所谓的「最佳时机」。(四章十三节，《中春》一九九零年五月， 页九)(六四檔案-89) 　　２、对「见好就收」还得有「足够的共识」，而「民众缺乏足够的共识是八九民运失败的基本原因」。(十二节，页一四)(Memoir Tiananmen´89) 　　３、如果民众达不到「足够的共识」，那该怎么办呢？那就需要「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十【以上第232页】一节，页一三)。(64memo.com/89) 　　４、「总结经验教训必须注意不能脱离实际」。(四节，页九)(六四檔案 / 2016) 　　本文便是沿着这些共识，去考察是在那些地方我们有了分歧。这样，我们也许能达成更多的共识。而我们的讨论便更是积极而具有建设性了。(64memo.com-2016) 「好」的分析　 　　胡先生，「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八字方针，就我所知，始于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你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即此八个字，不过，顺序倒过来，叫「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但真正对此作详尽论述的，是自你《八九民运反思》一文始，刊登在《中国之春》一九九○年四月至十月号。今年九月的信中，你向我概括了你《反思》一文的基本思路，抄录如下：(六四檔案 / 89) 　　「我在「反思」中提出的主要论点是，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它也和民运自身的失策有关。民运的主要失策是未能见好就收，这主要是缺少共识所致。我们必须认真总结经验，从而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六四檔案/2016) 　　这样，你便将你的「反思」浓缩在「见好就收」这一焦点上。而「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不过是讨论这一焦点的铺垫。至于总结经验教训，重建信心，我自然认同，不必多言。【以上第233页】(64memo.com - 89) 　　本章便针对「见好就收」这一理论进行分析，并将它同一九八九年的实践作一对照。(64memo人權法治/2016) 一、「好」是什么？　 　　「见好就收」要成为一个可行的策略，必须首先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即：「好」是什么？怎样才算「好」？换言之，拿什么样的标准去测定它呢？(64memo.com / 89) 　　在《反思》第四章十三节中，你宣称「现在回过头去看整个八九民运，如果运动在五一六阎明复赴广场谈话后，或在五一七赵紫阳书面讲话后撤离，当是最佳时机。」但是你自己也马上就注意到一个问题：四二七见好未收，后来反而更好，那么，「这个最佳时机在当时怎么能够准确无误地判断呢？」(64memo反貪倡廉-2016) 　　你的回答很简单，计有四条： 　　一、策略性的原则多是抽象的，需要凭经验和直觉，去正确应用于实际。「运用之妙，存乎一心」。(64memo反貪倡廉-89) 　　二、抽象性原则毕竟还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一九八九年大家对「见好就收」的原则有明确的共识，结局必不至如此；(64memo反貪倡廉 / 89) 　　三、「更好是好的敌人」，宁可「不及」，亦勿「过」。若五四之后就复课定比五一八之后还不撤要好得多。【以上第234页】(Memoir Tiananmen´89) 　　四、搞政治不是做一锤子买卖；「见好就收」，不是「见最好就收」。(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页一五)(64memo中華富強-89) 　　下面，先分析一下，你这里用的「好」，都指的是什么？(64檔案/2016) 　　你这里的「好」至少有三个层次，五个等级的理解。一是「最高的好」，即你所谓的「最好」，也就是「成功」或「大获全胜」；一是「最低的好」，即对方稍有松动就算「好」；一是「最佳的好」，或你所谓的「最佳时机」介于前二者之间。假定确实存在所谓的「最佳的好」，那么在「最佳」与「最低」之间还有一个等级，即「偏低的好」，也就是你所谓的「不及」；类似地，在「最佳」与「最高」之间，还有一级「偏高的好」。即你所谓的「过」或「更好」。图示如下：(64memo中華富強´89) 　　 「成功」 最高的好 　　 ↑ 　　 「过」 │ 偏高的好 「见好不收」(64memo.com / 2016) 　　 ↓ 　　「最佳时机」 ↑ 最佳的好 「见最佳时机才收」(64memo.com - 1989) 　　 ↑ 　　 「不及」 │ 偏低的好 「一见好就收」(64memo中華富強-1989) 　　 ↓ 　　对方稍有松动 最低的好 　　所谓「三个层次」，是因为「偏低的好」的下限是「最低的好」，故可包含之。同样地「偏【以上第235页】高的好」也可以包含「最高的好」。但是，二者不可以包含「最佳的好」。这是因为「最佳」与「偏低」或「偏高」都是相对而言的。(64memo中華富強-1989) 　　由上图还可以看出，「偏低的好」之上限与「偏高的好」之下限都根据「最佳的好」而上下游移。这样一来，所谓「最佳的好」，实际上其域值便可以涵盖从最低到最高的一切值；也就是说，从「对方稍有松动」直到「大获全胜」都可算作「最佳的好」。故而当我们笼统地用「好」来说「见好就收」之时，实际上，便可以从「最低的好」直至「最高的好」随心所欲地取其所需，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了。这一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可以说正是你八字方针在逻辑上的各种内在矛盾的根本原因。(六四檔案 - 2016) 　　弄清了「好」的各个层次，现在可以回过头来具体地看一看你是怎么回答「如何在当时准确判断最佳时机」这一基本问题的。(六四檔案´89) 　　你的第三点与第四点回答祗是否定追求「偏高的好」乃至「最高的好」：「更好是好的敌人」，「过犹不及」，「见好就收」不是「见最好就收」。而你的第二点讲的是抽象原则的重要性，与如何测定无关。也就是说只有你的第一点涉及「最佳时机」的测定问题。但是，对此你又只有这么两句话作答：「这就离不开经验和直觉了。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没再说。因此这两句话也没有真正地解决具体如何测定的问题。由此分析，你这四点回答，其实基本上是文不对题，答非所问；至于到底「如何在当时准确判断最佳时机」，你也只是归之于经验与直觉，归之于玄之又玄的「心」。【以上第236页】(Memoir Tiananmen - 2016) 二、「一见好就收」还是「见最佳时机才收」？(64memo.com´89)　 　　你的「见好就收」到底是「一见好就收」还是「见最佳时机才收」呢？(64memo.com - 2016) 　　如果对此不加分析，是很容易混为一谈的。也就是说，会将「偏低的好」与「最佳的好」笼统地称作「好」来用。(六四檔案 - 1989) 　　举例来看，就是上面你的第三点回答。本来你是要回答的是「最佳时机如何判断」这一问题，但你的第三点却说的是什么呢？––「更好是好的敌人」，「过犹不及」，进而赞同追求到手的「好」，乃至「不及」都比「过」好，试图以此来解答「最佳时机」如何测定这一问题。这实际上是用「偏低的好」来搪塞关于「最佳的好」的问题。本来是问，你怎么在五一六至五一八就判断出当时是最佳时机，你却回答说：五四也不错，比五一八不撤还要强。这显然是答非所问。造成这一逻辑问题的根源，就是因为混淆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好」。(64memo中華富強´89) 　　曹长青早就看出你这八字方针在用词上的模糊性：「以『好』和『坏』这样抽象的词做标准，随意性太大，无法操作。例如胡平曾分析说戒严令前有六次『好』的机会，学生都没有见好就收。他并把第六次『好』定性为『大好』。但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如果学生在前几次『好』时就按胡平的理论『收』了，不是就错失了后来的『大好』了吗？」(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一月，页九七及中国之春一九九六年三月，页八七)。这其实就是看出你将「偏低的好」与「最佳的好」【以上第237页】混为一谈，不知道应当是「一见好就收」还是「见最佳时机才收」？如果「一见好就收」的话，「最佳时机」岂不是不可能达到了吗？对曹长青的批评，我看见你后来的一些简答(前哨一九九六年二／三月号)，但你完全回避了他对你「见好就收」随意性以及不可操作性的质疑。(64檔案´89) 　　另外，你说「过犹不及」，宁可「不及」也勿「过」，「五四之后就复课也比五一八之后还不撤要好」。这其实是误解了「过犹不及」的语意。子贡问孔子：「子张与子夏孰贤？」孔子答道：子张常过，子夏又常不及，过犹不及。即二人相当，皆不得其正，有违于中庸。故此，无论「过」，还是「不及」，都没法获得你所希望的「最佳」的。本来你是在回答「最佳」如何获取，五一六、五一七的「最佳时机」如何把握，你却回答一句「宁可「不及」也勿「过」」，可谓驴唇不对马嘴。你最多可以说，「我们宁可不要最佳时机，也应该满足于偏低的好」。换句话说，即是：「宁可不要五一六、五一七的大好时机，在五四后就复课取得的好也还是不错的。」但是，你真的赞同这样的话吗？我很怀疑(理由详后)。「过犹不及」，也可能反过来说，「不及犹过」。(64memo.com - 89) 　　再者，你一会儿否定追求「过」，一会儿又想要「成功」。这偏高的「过」都不应当追求，哪里还可以去争取更高的「成功」呢？然而，不能追求「成功」，又怎么和你《反思》中一再强调的「功利意识」相合呢？(六四檔案 / 2016) 　　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可叹的是，这矛与盾都是你自己提供的哩。【以上第238页】(64memo中華富強-1989) 三、「一见好就收」？　 　　现在假定你所说的「见好就收」指的是「一见好就收」，即最低的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样通不通。(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如果说，「最佳时机」怎么判断这一问题你没有真正解决，那么，「一见好就收」这一问题你是否就解决了呢？上面已经提到，你的第三点回答似乎是针对「偏低的好」的答案。但是，在这一回答中，你只是答了「应该怎样」(即「宁不及勿过」)，而并未回答应「如何判断」。也就是说，你还面临着一个如何把握的问题。更何况，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你是在用「偏低的好」来搪塞关于「最佳的好」的问题。所以，总结这两方面的漏洞，你的这第三点的回答可以说是双重的文不对题，答非所问。(64memo反貪倡廉 - 89) 　　不仅如此。 　　在这第三点中，你以五四复课作为「偏低」之例，说「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即使五四之后就复课，也要比五一八之后仍不撤离好得多」。然而，这是你「现在」即事后才搞清的，而你要回答的问题，是「当时怎么能判断」？显然，这又是答非所问，是三重的文不对题﹗由此可见，因为概念的混淆而导致逻辑上的混乱，是多么的容易；而澄清概念也就很有必要了。(64memo反貪倡廉-1989) 　　关于五四复课，还得多说几句。 　　退一步来讲，就算凭你的「妙心」与直觉，在五四当时就判断出了「好」，你也还是面临【以上第239页】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往前看，五四见好就收了，那怎么会有五一六至五一七的「最佳时机」呢？––这一点曹长青已论之，上节有提到。第二，退后看，又何必非得等到五四才收呢？四二二不也算「好」吗？第三，到底是四二二更好呢还是五四更好？下面，将后二点展开来谈。(六四檔案-89) 　　四二二那天，北京十多万大学生和市民冲破当局禁令(北京市禁止游行集会的《十条》)，占据广场。人数之众，已开学运历史之先河；而当局也派出官员与学生代表协商。你在《反思》中称「空前规模是八九民运的最高价值」，又说宁可「不及」也勿「过」，照你的逻辑，四二二不也当算是「好」吗？要是四二二就收了，又怎么会有五四之「好」及四二七、五一六、五一七之「大好」呢？四二二之好，直至今日，你似乎从未去考虑；也没说四二七应当「见好就收」。可见，从「一见好就收」这一理解而言，连你自己也没有遵守你的「见好就收」理论，而是根据批评别人的需要，随心所欲地发挥而已。(64memo反貪倡廉-2016) 　　你只提五四，大概是因为前面有四二七之「好」，有百万人大游行的「胜利」，又有赵紫阳的温和讲话。但是，你似乎忘记了，当时四二六社论的紧箍咒还在头上，它随时都可以向同学们收紧。就此而言，你一方面把五四时称作「好」，另一方面又把戒严之后称作「坏」，二者是有明显的内在矛盾的。比如你在《反思》中说，戒严之后再撤，给人以「一吓就回去了」的懦弱印象(四章十六节，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页一六)，当时应当「见坏就上」(十五节。页一五；十七节。页一七)。对照来看，五四时其实也有很类似的情形：政府也用了恐吓的手段(四二六社论称「动乱」)，民众也无视当局的威胁又蔑视其禁令(四二七大游行；五四占据广场及集会示威)。【以上第240页】但你一会儿称五四时「好」，一会儿又定戒严之后再撤是「一吓就回去」，那么，试问，在四二六社论未推翻，「动乱」帽子未去除之后真的就收了，你不是还会加以讥讽，说「帽子没摘去就收兵」吗？(64memo反貪倡廉 / 89) 　　相反，若在四二二之后就「收」，大概会更符合你的逻辑。因为，你的《反思》第一章第九节以「八九民运的巨大规模是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为标题，当中又明确写道，「我强调八九民运主要在规模上而不是在内容上胜过以前几次民主运动，这并不是贬低它的意义，恰恰是对它的伟大的意义的最充分的也是最准确的评价。」(中国之春一九九○年四月，页一三)而在此之前一节你更是宣称「空前规模是八九民运的最高价值所在」(页一○)。这样看来，规模空前本身，是你非常看重的一个标准。而四二二那天，十多万人大学生和居民占据了广场，其规模在红色中国学运史上堪称空前，照你的「最高价值」的标准，当然是算得上是「好」了。此其一。其二，同学们以藐视当局禁令的方式占据天安门广场，当局却派了官员与同学们协商。若这时同学们「见好就收」，不是更符合你的「良性互动」的理论构想了吗？(四章十节。中国之春一九九零年五月，页一一、一二；十三节。页一五)更何况，第三，当时四二六社论没有出来，形势还没「坏」，不存在「一吓就回去了」、「打不赢就跑」的尴尬。因此，照你的逻辑，四二二应更接近于戒严之前而五四更接近于戒严之后的情况。但是，你一方面说戒严前该收，戒严后该上；另一方面，却从不见你说四二二之后四二六之前就该收，你只是反覆地强调四二六之后的五四复课也不差。这一内在逻辑的自相矛盾，不又是很明显吗？【以上第241页】(64memo反貪倡廉 / 89) 　　现在再退一步，取你两面矛盾的逻辑中的一面，即假设认同四二二之后当「见好就收」，那么，对这一点你自己是否又真的会赞成呢？我看未必。为什么呢？因为这又撞上了你《反思》中的另一个自我矛盾。这来自于你对八七年元旦那次学潮的评价。(Memoir Tiananmen - 89) 　　八七年元旦那次学潮，应当说是达到了你所强调的「宁可不及」的「好」。那天中午抓的学生，在广大同学的压力之下，当夜就放了；之后学运也就平息下来。同学们「见好」也就收了。这你是清楚的。但你却不以为然。在《反思》中你有这样的述评：(64memo中華富強 - 1989) 　　「八六–八七年那次学潮的最后一仗，是北大学生冲破军警封锁，深夜进军天安门，终于夺回了白天游行被捕的同学。应该说也取得了部分主动。但总体来讲，它还是失败了。」(《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页一六)(64memo自由民主/2016) 　　本来，这段论述也没什么大问题。那次学潮的确从总体上来说，难以称得上是什么成功；「收」了之后不多久，胡耀邦便下了台。但问题是，你的这些评断，恰恰证明了对于「见好就收」的结果，搞得不好连你自己也是不会满意的。你的这段评述是在关于「打不赢就跑」那一节中给出的一个反面例证。在同一篇文章中，你一会儿说，一九八九年五四之后复课也不差，应当「见好就收」；一会儿却又说，八七元旦「见好就收」的结果「还是失败」。胡先生，我想知道，你究竟想要说什么？(64memo.com-89) 　　带点黑色幽默味道的是，柴玲在八七元旦那天，恰恰是北大学生深夜进军天安门中的一员。而我也正好是白天被捕的学生之一。六年前你讥评八七学潮最后「见好就收」还是失败了；去年【以上第242页】你又责备八九学运没能「见好就收」。胡先生，你看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你是否可以更明确地说明一下？(64memo反貪倡廉/89) 　　总而言之，假如你的「见好就收」指的是「一见好就收」，无论五四还是四二二，都会陷入矛盾。因为你自己就是前后矛盾的。这样一来，把「见好就收」理解为「一见好就收」这条路也给堵死了，而这还算是相对有一点可操作性的策略。更何况既便这「偏低的好」，你也未能说清楚当时怎么「准确地测定」。五四之「好」，在《反思》中你是怎么判断的呢？那不过是一句事后的闲话，说什么「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而已。(64memo祖國萬歲 - 89) 四、「见最佳时机才收」？　 　　「偏高的好」，你早就认定不当追求，而追求「偏低的好」，又是那么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现在你只剩下「最佳的好」一途可循。虽然第一节已证明，你并未能提供「如何在当时就能测定『最佳时的好』」之可靠依据，但你总算还给出了一个「最佳时机」的判断。你是这么说的：(Memoir Tiananmen - 1989) 　　「现在回过头去看整个八九民运，我们或许可以说，如果运动在五月十六日阎明复赴广场谈话后撤离。或者是在五月十七日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发表书面讲话后撤离，当是最佳时机。」(中国之春。一九九零年五月，页一四)【以上第243页】(64memo人權法治/89) 　　另外，你又常提到五一八，比如上一节提到的你将五四与五一八作的对照，以及在《反思》第四章第六节中，你认为这一天李鹏已经与同学们公开对话，是「好」就该「收」。因此我曾认为你的「最佳时机」可能也包括了五一八与李鹏「对话」。但后来看到曹长青的文章，才知道不是这样的。在前一节中引用的曹的两篇文章中，他都转述了你分析过的六次「好」。而最后一次是「大好」，指的是赵紫阳讲话。曹先生曾是你的好朋友，他的转述当非杜撰。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是觉得五一八李鹏「对话」后撤是给李鹏一分，而不是给赵紫阳，故也不合适。(64memo.com - 1989) 　　再就是你以戒严为分界，说「戒严令之前，民运未能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后，民运未能坚持见坏就上。这可以说是八九民运的两大失误。」(十七节，页一七)故你认为「见好就收」的最后期限当是在宣布戒严之前。同时，你一贯认为是在「五一九中共颁布戒严令」的。(十三节，页一五；及北春一九九六年八月，页四七)。因此，综上所述，你认为「见好就收」的「最佳时机」是在五一六至五一八，主因是阎明复到广场与赵紫阳的书面讲话，阎明复到广场讲话是在五一六下午六点，赵讲话是五一七清晨，李鹏「对话」是在五一八上午十一点。故此，称得上「最佳时机」的，是从五一六下午六点到五一八上午十点，总共四十小时。包括一个白天，一个上午和两个晚上。(64memo反貪倡廉´89) 　　现在来看一看你事后判断的这段「最佳时机」有没有什么依据。(64memo.com - 1989) 　　先说九○年你的《反思》提供的依据。《反思》中除了「现在回过头去看」一句话以外，对于五一七赵讲话后为何便是「最佳时机」，并没有见你作出什么具体的分析和解释。而对于为【以上第244页】何五一六阎明复到广场讲话之后就算「最佳时机」，其实你也未作出解释。不过，你倒是提出三点理由，说明在绝食之后，「当局事实上已经作出了让步」，包括阎明复与李鹏同学生们的对话，也算「好」该「收」了。(详后)这一段可谓你在《反思》中唯一集中论证为何绝食后戒严前那段时间为最佳时机的地方。可严格地说来，你这还是算不上是在对「最佳时机」的判断提供依据，而仅仅是在用一个笼统的「好」来搪塞，即用混淆概念的方式来蒙混过关。(64memo人權法治´89) 　　比如，你在这里争辩道，当时「见好就收」并非「无功而回」。而且按照改革运动中官方对民间的力量「反对––默认––承认」的三段论，「从负数过渡到正数一般都要经过一个零这个点」。因而，「凡是要打一场有限战争的人，他必须满足于这种不可靠的胜利。」换言之，「学生们完全可以满足于当局对北高联的默认态度」，停止绝食，撤离广场了。(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页九––一○)由此可见，你又一次只针对「偏低的好」，即宁「不及」，勿「过」之好来评断，又一次将「最佳的好」搁到一边不予理睬，又一次文不对题。(六四檔案´89) 　　退一步来看，你毕竟还是提供了三条理由，那怕只证明了一个笼统的，倾向于偏低的「好」，也算不错了。但是，这一点你又真的达到了吗？你那三条论据真的能够证明「当局事实上已经作出若干让步」了吗？这得看你那三条具体怎么说。现全文引用如下：(64memo反貪倡廉-89) 　　１)当局虽未公开否定四二六社论，但是毕竟已经停止了对学生运动的指责。李鹏在和学生代表对话时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都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所谓「从来没有说过」云云，显见是强词夺理；在「广大同学」这个词的背后还留着「抓一小撮」和抓「背后【以上第245页】长胡子的人」的一条大尾巴。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李鹏这句话是对王丹、吾尔开希公开讲的，它比起四二六社论而言确属一种退让。其它一些温和派领导人的讲话则更明确一些。２)当局虽然没有公开地承认北高联的合法性，但当时并未采取实际的取缔措施。更重要的是，当局，从阎明复到李鹏，都和王丹、吾尔开希等北高联的负责人进行了对话，这应视为对北高联的一种默认。并且，３)这些对话是公开进行的。(第四章第六节，中国之春一九九零年五月，页九)(64memo中華富強 - 1989) 　　因为这三点涉及阎明复五一四的对话、李鹏五一八的「对话」、默认北高联以及停止指责「动乱」这四个方面，因此，下面分四节来讨论，看一看政府都作了些什么样的「事实上的让步」，又能不能称之为「好」。(64memo.com / 2016) 　　(作者按：以下三节从略，因为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既不发表本文，也不说明理由，只好整理出来转投它刊，分别发表于《前哨》九七年六月和《争鸣》九七年六至七月。)(64memo人權法治 / 89) 五、五一四对话是公开的吗？　 　　中共没有遵守承诺实况转播对话，因此不能说是「公开对话」。详见拙文《五一四对话是「公开」的吗？》(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六、五一八算对话吗？　 　　【以上第246页】 七、李鹏让了哪一步？　 　　五一八既非「对话」，也不「公开」，更没有「现场直播」；除了文字游戏以外，李鹏一步未让。详见拙文《五一八李鹏与学生「公开对话」了吗？––驳「李鹏让步论」》。(64memo中華富強/89) 八、当局默认了北高联吗？　 　　关于当局在绝食后是否曾有让步，你的三条依据中的二条已经被证明靠不住了。那么，当局就真的一步没让吗？你说，还有一条，当局默认了北高联。你的理由是，「当局当时并没有采取实际的取缔措施」，而且，「更重要的是，当局，从阎明复到李鹏，都和王丹、吾尔开希等北高联的负责人进行了对话。」这两点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还是经不住分析，也经不起与一九八九年的实际相对照。(64memo.com´89) 　　首先，暂时没有采取措施取缔北高联，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是默认，而完全可以是因为运动的形势所迫，当局还来不及下手。对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不打算在这里多说。只提三点事实：一，四二六社论斥责「非法学生组织」，自此以后中共就从未收回社论；二，四二九对话时，开希、周勇军以北高联的身份参加，因官方不承认北高联合法而退出；三，五四宣布复课后，许多学校【以上第247页】的自治会即刻受到压制，详情另述。可见当局祗是暂时没有大规模下手而已。(64memo.com - 1989) 　　其次，李鹏不能算与学生有过「公开对话」，前面一节已证之。(64memo.com/89) 　　第三，五一四对话与五一八会谈的对象，中共都刻意回避了北高联。《人民日报》五月十五日：「……与首都三十多所高校学生推举出来的学生代表对话，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同学也派代表参加」；十九日：「李鹏等会见绝食学生代表」。根本不提北高联。(64memo祖國萬歲´89) 　　第四，你列出开希与王丹的名字，说明你并不知道，在绝食之后，开希便不能代表北高联了。甚至可以说，自五月十三日起，开希便已失去了在北高联的身份。这有王超华与梁二的发言为证。先看超华回忆开希参加五一四对话的背景：(64memo反貪倡廉´89) 　　「……开希觉得这个协议是我们做的，为什么只有对话团参加对话。下午我们坐在一起时就对他说，『开希你参加绝食已经违反高联纪律了，你不要再代表高联讲话。』所以十三日晚上连坐都没跟他坐一块。他先说了一下，他代表北高联。然后我发言时还说了一声，他不代表北高联。北高联是另外有决议的。他们两个在绝食行动中和北高联不是一回事。所以十四日他整个的情绪是，我不是北高联，我就是绝食团。而且他是以绝食团的名义要求参加沈彤他们对话团的对话。」(《回顾与反思》，页一○一)(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梁二在巴黎会议上也多次提到开希在绝食后不再是师大驻北高联常委这件事。也许是碍于情面，梁二的发言有些含糊而前后稍有些出入。不过，总体上还是很清楚的，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大致是这样的：绝食前夕，梁二与开希私下有个协议，即开希退出高联，梁二加入高联，【以上第248页】而开希去领导绝食团(页二九六)；五一三晚上，在与阎明复会谈之后，五位高联常委开了个碰头会，确定梁二的高联常委身份，自此开希在北高联便不再有职位了(页一八二；二九六–七)。梁二还提到，「五一七那天正式罢免开希，所有常委都拒绝与开希合作，这主要由于开希当晚撤退的那种决定」也许是时间弄错了，当是指五一四晚。当听到开希实际上并不在北高联任职时，李录还奇怪地追问：那么，五二二凌晨开希喊撤时，北高联罢免他都罢免什么呢？梁二坦承：「实际上开希没有任何职务可罢免。」(页二九七)(64memo.com´89) 　　我不大清楚王丹的情况。但从王超华的叙述来看，王丹应当是同开希一样，因绝食违反高联纪律而不能再代表高联了。上面超华说的「他们两个」，显然是指开希和王丹。(64memo反貪倡廉/89) 　　第五，由此可见，五一四对话根本就与北高联隔得很远。开希和王丹与会，并非以北高联代表参加的，因此不能证明当局默认了北高联。那么，还有别的同学呢？第五节中曾引述了项小吉的回忆，他说这天对话的对话团及五位绝食同学代表，绝食团有开希负责。这五位绝食团的同学，我根据各人的回忆确定是王丹，开希，程真，柴玲和王文：正好都是绝食的主要发起人。柴玲从未参加过北高联的工作。程真在北师大秘书处曾是开希的笔录员，后来作用又很大(梁二，会，页一九四)，而北师大曾是北高联的执行机构(梁二，页三一)，开希又是两边的主席，因此说程真曾在高联工作也不会错。程真自己还有一篇文章提到五一一发起绝食，就是在北高联例会之后，他们几个人去一个小餐馆里商定的。(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日)。不过，她不会是高联常委或秘书长，也就不能代表高联。至于王文的情况则比较清楚。他确实想到高联工作，【以上第249页】但没成功。梁二提到王文发动绝食的一个缘由：(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王文呢，他的动机是想混入高联。自称是高联的监察委员，是独立于常委之外的一个监察部长，北高联监察官，当然后来被否决了。后来，又自称是王志新的副秘书长兼助手。他是找不着事干想闹一闹。」(64memo.com-2016) 　　由此可见，参加五一四对话的五位绝食同学，都不代表北高联。其实，高联不参加对话、只管运动的协调，对话团只管对话，这个原则本身，在五月初就确定了。因此，在五一四对话中没有北高联参加，反而是很正常的事。(64檔案 / 2016) 　　最后，第六，退一步讲，就算五一四对话与五一八会谈给人以「当局默认北高联」这种印象，你由此来证明当局就有让步，也是偏离当时的实际的。绝食之后，同学们集中要求的是对话与平反二点。而高联合法化这一问题已退居二线，不是当时的焦点了。无论王丹，开希，还是柴玲，以及其他同学，当时要求的，都是这二点。五一三见阎明复时，开希给沈彤写了这二点，要他提这二点(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王丹念的绝食宣言中提的也是这二点；柴玲在广场上还向我讲了她为什么坚持这二点。她说，十二日计划绝食，很多同学提出许多要求，但她坚持只提两条最基本的要求，一来政府最能妥协，二来世人也容易明白。第三，这样也最能赢得人民的理解与支持。因此，即便当局有过一丝默认的味道，也不能充分说明在当时情形下是一种「事实上的让步」。人都快饿死了，向你要碗饭，你却给口水，算什么呢？何况，连这口水也没有保障。【以上第250页】(64memo反貪倡廉 / 89) 　　现在总结一下以上四节的要点：五一四对话算不上是「公开」，五一八连「对话」都不是，李鹏实际上一步都没让，而北高联在实质上是否得到当局的默认还很成问题。总而言之，胡先生，根据以上的论证，我认为你在九○年《反思》中给出的「绝食后当局曾实际上让步」这一论点的三条依据都靠不住。(64memo反貪倡廉/2016) 九、五一七讲话是中共集体的让步吗？　 　　何以判断五一七赵紫阳书面讲话之后撤离广场是「最佳时机」呢？虽然在九○的《反思》系列文章中你从未给出论据，但是在九五年底，你补了这个漏洞，找来赵紫阳讲话的原文作为证据。虽然你并未论证何以谓之「最佳」，但这已是你很大的一个进步了，至少你这次注意到了史料的重要性。现在的问题是，你提供的史料，对于论证你提出的论点是否充分？你的分析与论证又是否坚实呢？我们来看一看。(六四檔案´89) 　　《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上你的那篇文章，是为了回应郑义和曹长青的批评的。他们批驳过你的「中共让步论」，你便在这篇文章中首先全文征引了赵书面讲话的内容，并强调「这不是赵紫阳一个人的表态，而是他代表中共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由此反驳郑义关于「中共寸步不让」的论点。然后你说，「我敢断言，当听到赵紫阳五一七讲话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测定出那是好。当时大家不是没觉出「好」，而是因为一个个的「好」冲昏了头脑，指【以上第251页】望再加把劲去得到更好的好」。不过，你还是提出，对于绝食者，认为不够「好」和不肯收兵，你有二个「完全理解」。最后，你宣称，「五一七讲话虽然没有明文否定四二六社论，然而它实质性地改变了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一切错误指控。我不以为在这一点上，还有什么争论的余地。」(《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十二月，页三一–三二)(六四檔案´89) 　　但是，很对不起，胡先生，我认为还是有争论的余地。而且，这个余地还不小。实际上，将四二六社论拿出来，与五一七讲话对照一下，便不难看出。四二六社论的核心是指称这次运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场动乱」，而五一七讲话对「动乱」只字未提，反而希望「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影射「动乱」的局面；四二六社论严辞谴责「极少数人」，既包括社论中提到的「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的学生，也包括袁木后来斥责的「长胡子的」「黑手」，都「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五一七讲话则只针对泛泛的「同学们」保证不秋后算帐；四二六社论宣称「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而五一七讲话则对此讳莫如深。因此，胡先生，至少有这三点「错误指控」，五一七讲话没能作出「实质性改变」，而这三点恰恰是当时问题的核心。(六四檔案´89) 　　最后的那一点，似乎很少有人留心。然而，赵讲话本身，其实就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的产物。赵紫阳讲话的第一句宣称他代表其他四位政治局常委，你也强调这一点来证明中共有集体性的让步。但是，胡先生，你这种观点应该说是只看见了文本(text)，而未留心其背景(context)，只见有木，未见有林。不用说「现在回过头去看」，就是在当时，稍有政治头脑的人，也清楚李【以上第252页】鹏与赵紫阳的对立，而他这所谓的「代表」一说，很难说不是「此地无银」。因为联系到他头天下午见戈尔巴乔夫所说的那一番话，端端地将个邓小平抬了出来，说什么邓才是「总设计师」和掌舵的，无非是要表白他对时局负不了责，至少负不了全责。我当时听到他亮出邓小平时，吃了一惊，觉得有二种可能：一是赵将失势，故铤而走险，背水一战；一是赵已失势，故对天放枪，留个清名。我当时还纳闷，赵哪来的实力去和老邓对抗？因此，恰恰是五一七清晨的讲话，加强了我的第二个判断：赵已失势。等到五一九凌晨，赵的眼泪便将这一判断明朗化了。因此，胡先生，至少有我这么一个人，在当时听到赵讲话时，不是以「好」来解读的。当时还有很多不以「好」解读赵讲话的人，故而你说「敢断言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测定那是好」我看有修正的必要。你似乎有点觉得你是那么想的，别人也应该那么去想。(64memo祖國萬歲/89) 　　进一步来看，五一七那天，广场上多数的人当然还不清楚头天深夜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这个会议最能说明赵紫阳的「代表性」。中共《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对五一六会议有这样的描述：(64檔案-1989) 　　「常委中多数同志认为，面对当时的形势，绝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定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仍然坚持退让。他当时还提出向同学承认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曾发到朝鲜去是经他批准的，由他承担责任。这是他耍弄的另一手腕，受到多数同志的拒绝。」(港本，页一○九；这一情况也可从五月十八的香港快报得到印证；吴牟人《八九民运纪实》页二四七)。【以上第253页】(64檔案 - 1989) 　　这次会议在赵讲话前没几个小时，由此可见，你所谓的中共集体让步，与实际情况有多大的差别﹗而且，这也证实了五一八会谈上李鹏所谓「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确实是个弥天大谎。另外，所谓「另一手腕」，说明赵紫阳还有一手；至于具体是什么，《五十六天》没明说。这既可以指赵五一六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言论，也可以指五一七凌晨的讲话。而该书在处理五一七讲话内容时，对「保证绝对不秋后算帐」这一点绝口不提。连贯起来看，赵的这番话是否征求过全体常委的意见，征求过哪些意见，是否全体赞同，又是否经过集体讨论和通过，便很值得考查了。因为该书叙述的这次会上，并未提到这篇讲话，那么，是隐去了还是根本没讨论，便很难说。无论如何，根据大量的材料显示，至少李鹏和姚依林，是很难说会心甘情愿地同意赵五一七讲话内容的。因此，胡先生，你只是从赵一人讲话的本文来证明中共政治局集体让步，从论证的方法上是不充分的，从论证的内容上是不可靠的。(64memo自由民主´89) 　　再者，关于「保证不秋后算帐」。的确，赵紫阳五一七讲话保证不秋后算帐，至少比阎明复头天下午的同样保证要有份量。不过，他们是被公认是属于「改革派」的。「改革派」的保证是否能够兑现，这要看他们日后是否还在台上，否则只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因此，你笼统地说，当局有所让步，是混淆而意义不大的。因为，所谓让了步的人，其实早就倾向于学生这一边，无论是阎还是赵，这一点大家不是不知道。因此，要说中共真要有让步，则必须是所谓的「保守派」那一方才会有意义。而在这种情形下，赵五一七讲话给人的印象，不仅不是中共一个团结的形象出现，来作一个集体的让步，反而是增加了一个分裂的声音。【以上第254页】(六四檔案´89) 　　赵紫阳五一六、五一七两次公开的言论，中间只隔一个晚上。但是他给出的信号实在太模糊，大家既不知道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就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瞎猜一通。有的人以为他要跟老邓干一仗，五一七便「倒邓倒李」之声陡增，之前之后都没有这一天这么响亮；有的人看出他是在向广场求救，五一七便有百万余人上街游行，比头一天高出一倍以上，也许是在这个运动中人数最多的一天。这两种人都以为是在帮赵的忙，而无论如何，能达到你「清清楚楚地测定出那是好」，且能高瞻远瞩，「见好就收」的人，我很难相信会有多少。(64memo中華富強´89) 　　奇怪的是，赵为何一直没出来对话？更奇怪的是，这个问题后来似乎没有多少人探讨。当时和之后，许多人相信要是五一七赵不是只作一个书面讲话，而是到天安门广场去支持学生，那么，他就会像当年毛泽东那样掌握民众巨大的支持这一强大的资源，而整个运动中，只有他握有这一主动权。阮铭先生认为赵当时还握有宣传媒介和立法机构两大主动权(《邓小平帝国》，页页二五五)；陈一谘先生还认为当时中央警卫团(原八三四一部队，曾逮捕四人帮)三分之二都支持赵(BEJA等，《北京地震》，页五二三。法文)。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不出来直接与学生对话呢？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五一六非得向戈尔巴乔夫讲那一番话呢？我只能提出这一问题，以待讨论。也许他是怕弄不好又搞成一场「文革」或引发内战？(64memo.com - 1989) 　　言归正传。现在再来看看你的二个「完全理解」。你说，(六四檔案´89) 　　「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当初绝食者对赵紫阳五一七讲话感到不满足：共产党既然不是靠自由选举上的台，执政四十年又犯下那么多错误以至罪行，就是要它集体下台也不为过。我也完全理解为什么【以上第255页】在当时绝食者不肯鸣金收兵：一场天安门运动唤起了千千万万民众，我们凭什么不乘势追击，争取更大的胜利？」(64memo.com - 1989) 　　胡先生，从你的「完全理解」，我倒看出了你的「完全不理解」。首先，我上面也一再说了，当时同学们急切希望的，就是满足对话与平反二点要求，而你对此只字不提。(64memo反貪倡廉´89) 　　其次，你的第一条「理解」似乎以为同学们希望推翻共产党，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你大概不知道当时任畹町因为喊「打倒共产党」而遭到同学们刻意「划清界限」之类的事实。当时同学们思想当中一个很流行的观点是，「不参与党派之争」，遑论「推翻共产党」了。也许当时大家觉悟不够，没能达到你所强调的「政治功利意识」，但这毕竟是当时的事实。你能举出多少例证来证明戒严之前绝食者的主体思想是想推翻共产党吗？(64memo.com/89) 　　最后，我也不明白，「争取更大的胜利」是指的什么？又从何谈起？你真的觉得当时已经是胜利了吗？(64memo.com / 2016) 　　在结束本节之前，胡先生，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去再次指出，你说「敢断言五一七讲话时每个人都测定出那就是好」，这个「好」还是「偏低的好」，而不是「最佳的好」。因此，你还是根本没有回答「怎么在当时测定出那就是最佳时机」这一根本问题。(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现在小结一下：你说赵紫阳五一七讲话是中共政治局集体对绝食者的让步，这很可怀疑；你断言当时「每个人都清清楚楚地测定出那就是好」，很不符合实际；你所宣称五一七讲话「实质性地改变了四二六社论的一切错误指控」，漏洞很大；你说你「完全理解绝食者的追求」，我【以上第256页】看未必。无论如何，最关键的一点是，你自始至终还是没有说明，你究竟「怎么能够在当时就准确测定那就是最佳时机」。(64memo.com-2016) 十、本章结论　 　　本章分析了你所用过的各种各样的「好」的情况，证明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层次，而你使用「见好就收」一词时所用的「好」是在「偏低的好」与「最佳的好」之间随意游移，浮动不定。这种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导致了「见好就收」一词上的不确定性。不知该是「一见好就收」还是「见最佳时机才收」。由此便导致了许多逻辑上的混淆和自我矛盾。(64memo.com-89) 　　本章还证明，你既没能真正坚持「一见好就收」，也没能解决「最佳时机在当时如何准确测定」这一基本问题。(64memo中華富強/89) 　　总之，你所谓的「好」，没有可测量性；你所谓的「见好就收」策略，不具可操作性。(64memo.com´89)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月十二日于巴黎，一九九八年元月略有调整)(64memo.com-1989) 　　本章主要参考资料： 　　(１)、港支联汇编，《八九中国民运报章头版专辑》，一九八九年。(Memoir Tiananmen / 2016) 　　(２)、十七位流亡同学，《回顾与反思》(一九九一年巴黎会议记录)。德国莱茵笔会，一九九三年。(64memo祖國萬歲´89) 　　(3)、中共，《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香港注释本)，一九九○年。【以上第257页】(六四檔案 / 2016) 　　(4)、BEJA等，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Pekin (北京地震)，Paris， Gallimard，一九九一。(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5)、阮铭，《邓小平帝国》，台北，时报文化，一九九二年。(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6)、吴牟人，《中国民运纪实》，纽约，一九八九年。(六四檔案-1989) 　　(7)、《新闻自由报》，洛杉矶，一九八九年至今。(六四檔案´89) 　　(8)、《北京之春》、《中国之春》(纽约)、《前哨》(香港)等杂志。(64memo.com - 1989) 　　(9)、我一九九○年底至一九九一年初的手稿。(64memo反貪倡廉´89) 　　(作者按：此文是按胡平来信的要求而作的理论分析，继续我们在《北京之春》上关于八九民运策略的讨论，结果在一九九五年八月刊出《回应封从德》之后，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既不发表我的文章，也不说明理由。之后只好转投《中国之春》，于一九九七年六月发表，至今未见胡平的答覆。)【以上第258页】(64memo中華富強´89) 见坏怎么上？––答胡平公开信之二　 　　胡先生： 　　「难道我们可以责怪学生们太不知道『适可而止』吗？不。学生们采用的手段实在是太和平了(不要忘记，五四时的学生还曾放火烧了赵家楼)，他们提出的要求实在是太起码了。」胡先生，这是你《中国：面临着改革》一文中的一段话，写于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当时正是绝食高潮，你还记不记得？(64memo反貪倡廉/2016) 　　几天后，你继续鼓动广场学生坚持下去：「中共温和派已经失势，戒严令已经颁布，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势在必行。……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在高压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败，是前功尽弃，是血流成河。」这段话见于你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一文，是不是？(64memo.com / 89) 　　到了五月二十五日夜里，你还对杨巍强调「见坏就上」，认为形势会好转，邓小平将拋出李鹏，让李鹏下台，军队可能不会开枪；而杨巍则一再催促你作为民联主席向广场学生呼吁撤离，【以上第259页】反覆提醒「胡平，流血的危险依然严重存在」，听到你说现在应该「见坏就上」，杨巍急了，说：「只怕是越上越坏啊﹗」胡先生，这是杨巍发表的一段回忆，你还记得吗？(64memo.com / 89) 　　甚至六四凌晨你都认为广场上的学生不该撤：「如果有相当数量的人冒死坚守，或许真有可能死里求生，转败为胜」；「牺牲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则不能胜利，而且到头来仍免不了牺牲，只是徒然地使牺牲失去了它的最可贵的价值。我当然不是说血肉之躯可以抵挡得过坦克机枪。但是，倘若屠杀(所谓「清场」)一直拖到天亮仍迟迟不能成功，政局确有可能出现剧变。」这是你九○年三月开始发表的《八九民运反思》中的判断，你不否认吧？(64檔案 / 89) 　　…… 　　怪哉﹗怪哉﹗胡先生，后来批评广场学生「激进」、没有「见好就收」最用力的，怎么偏偏又是你呢？不正是你在八九民运期间「吶喊助威、广造声势」(你自己的概括)不断鼓动广场学生们「上」的吗？我不是说你没有资格批评激进思潮和言行，我也并不认为这类批评完全没有切中时弊，但是，我很奇怪，你在「反思」别人的时候，怎么不先反省自己过去同样的言行呢？当阮铭先生指出你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时，你又为何矢口否认呢？(64memo人權法治-2016) 　　胡先生，我疑惑的重点是，即便不从做人的起码原则上说，而单从理论上讲，一个连发明者本人都反覆不定的策略，又怎能希望它适用于大众呢？(64memo反貪倡廉-89) 一、你依然坚持「李鹏让步论」和「见好就收」论吗？(64memo反貪倡廉 / 89)　 　　【以上第260页】 　　上一封公开信完成了总体架构的第一章(因为你在贵刊的压制，只好刊于中国之春一九九七年六月)，这个总体架构共有四章，它们是：(64memo祖國萬歲/2016) 　　一、「见好怎么收」：分析「好」是什么及对好能否有共识；(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二、「见坏怎么上」：分析「见坏就上」面临的问题，及你自己是否有一贯的好坏标准；(64memo自由民主 / 89) 　　三、「见好没法收该怎么办」：分析八九学生运动组织的得失；(64memo自由民主 - 2016) 　　四、回应你的《回应》：逐条检讨我们之间可能达成的共识与存在的分歧。(64memo.com / 2016) 　　第一章分析了你所用过的各种各样「好」的情况，证明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层次的「好」，而你使用「见好就收」一词时所用的「好」是在「最低的好」与「最佳的好」之间随意游移，浮动不定。这种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导致了「见好就收」用词上的不确定性，不知该是「一见好就收」还是「见最佳时机才收」。由此便导致了许多逻辑上的混淆和自我矛盾。第一章还证明，你既没能真正坚持「一见好就收」，也没能解决「最佳时机在当时如何准确测定」这一基本问题。总之，你所谓的「好」，没有可测量性；你所谓的「见好就收」策略，不具可操作性。(六四檔案 - 1989) 　　这些分析，是在第一章中提供的大量史实基础上作出的。在分析的同时，我发现支撑你的理论的许多关键论据极不可靠。比如为了论证应当「见好就收」，你在《八九民运反思》一文中说，「绝食后当局事实上已经作出若干让步」，为此，你给出三条依据(《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五月， 页九)，结果没有一条靠得住，尤其是你所说的「五一四对话是当时公开进行的」、「五【以上第261页】一八李鹏会见绝食同学是『公开对话』」，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对史实本身都没弄清楚就轻下断言。而李鹏是否在「平反动乱」这一点上像你所说的「确属一种退让」，又是否算是默认了北高联，在这些问题上，你也不过「想当然耳」。(六四檔案´89) 　　第一封公开信的大致内容概括如上，至今未见你的回应。(Memoir Tiananmen´89) 　　关于「李鹏让步论」，还得补充几句。 　　把五一八李鹏召见学生当作「公开对话」且作了「现场直播」的，正始于你九○年的《反思》。贵文第四章第二十一节的标题就是「关于五一八对话」，你用了千余字来阐述「李鹏让步论」，断定「李鹏等人前来与学生领袖会谈并现场直播，也等于实际上满足了『对话、现场直播』的要求。换句话，李鹏的到来，本身就意味着学生的胜利。」而学生却「在对话中坚持强硬立场」、「得寸进尺」、「年轻气盛」、「锋芒毕露」，也就是说，李鹏有所让步，而学生却寸步不让，甚至「得寸进尺」﹗(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页二○)这些论据与论点之不实与荒谬，我已有另文详述。不过，我希望你对此有所回应；如果认为我讲的是事实，就请承认它。(64memo.com´89) 　　如此要求，不是为了迫你认错，实在是因为你有「民运理论家」的声誉。如果民运理论家都坚持「李鹏让步论」和学生「得寸进尺」说，那么李鹏镇压学生运动不就很有道理了吗？希望你有闻过则喜的雅量，知错就改。否则，「李鹏让步论」还将谬种误传，贻害大方，以至于像陈小雅这样国内少见的公正记述和评价六四的史学学者，也会掉进「李鹏让步论」的误区。民运与众人受损，高兴的只有李鹏。事关大局，兹固请之。【以上第262页】(64memo反貪倡廉´89) 二、你依然坚持戒严后应当「见坏就上」吗？　 　　胡先生，关于「见坏就上」，你似乎有四期转变，从你的言论与行动显示出来。首先，你在八九民运期间的言行主要是鼓动广场学生坚持的，尤其是在运动后期，五二○戒严之后，你更提出「见坏就上」的理论，坚决主张并积极推动，甚至六四凌晨你也认为广场学生不撤死拼更好，这是第一期；六四屠杀之惨烈，你的态度也随之而变，不到十个月，你便刊出八万言书《八九民运反思》，偏向于指责广场学生没有「见好就收」，但这时你尚未完全放弃戒严后「见坏就上」的构想，此第二期；然而，到了九五年，当媒体猛烈批判广场学生的激进时，你又热切附和，批评文章比谁都多，一改过去坚持「见坏就上」的言行，转而批评学生在戒严后还「不撤」，甚至宣称你过去的主张「当然是『稳健节制』的」，此第三期。不过，你的转向又摇摆不定，很快，在别人指出你八九民运后期力主「见坏就上」，与今日批评「激进派」自相矛盾时，你又回到原点，说戒严后还是应当「见坏就上」，此第四期。这样四期三变，一波三折，下文将详细给出证据，说明并非凭空冤枉你；若有不实或误解，也希望你予以澄清。(六四檔案-89) 　　时至今日，依然主张戒严后应当冲上去与中共死拼的人怕是不多了，而你自己也闪烁其辞。因此，在讨论「见坏就上」这一策略之前，必须首先弄清楚：「如今你还坚持戒严后应当『见坏就上』吗？」如果你作为策略的提出者都不再坚持，我们继续讨论的意义就不大了。由于你上述【以上第263页】所提到的摇摆现象，我们只能具体先看一看你的这三次转变，然后才能审视你目前的真实意图。(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三、一九八九年：你坚持「见坏就上」　 　　胡先生，八九民运期间，你主要坚持「见坏就上」，这是一个磨灭不掉的事实。这至少有六点依据来证实。(64memo中華富強/89) 　　首先，即便是戒严之前，你也并非主张「见好就收」，而是希望广场学生继续「上」的，这可从你的文章《中国：面临着改革》中看出。该文写于已经绝食了「四天四夜」的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照你后来的说法，当时已与阎明复等「公开对话」了，阎明复还到广场保证不「秋后算帐」，但你呼吁了广场学生「见好就收」吗？完全没有。恰恰相反，你在这时写道，「难道我们可以责怪学生们太不知道『适可而止』吗？不。学生们采用的手段实在是太和平了(不要忘记，五四时的学生还曾放火烧了赵家楼)，他们提出的要求实在是太起码了。」通篇文章，你高度赞扬学生的「勇敢精神」，称「他们是长大的而不是吓大的。他们有着我们这个过于古老、过于灾难深重的民族所最需要的东西––勇气。自由的秘诀只在于勇敢。」对于「过去，常常有人批评说，民间的民主运动给改革派『帮倒忙』」的论调你也予以回应，与你后来的说法也正相反。你当时还对形势作了非常乐观的估计，认为「面对着方兴未艾的民主浪潮，中共当局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血腥镇压」，「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事态的变化也使人们对这种非暴力式的民主演变【以上第264页】前景抱有更乐观的希望。决定性的步骤也许就取决于这几天的事态之中。」「几天之内，必有分晓。」因此，你在最后一段只有两句话，呼应题目，再加一句强有力的祈使句：「中国：面临着改革。让我们全力以赴。」全力以赴「收」吗？不，当然是要全力以赴地「上」﹗这是五月十六日，正属你后来批评广场学生「激进」而错过了「见好就收」的「最佳时机」﹗这篇文章直到六四后你都让它刊登在《中国之春》一九八九年七月号上，说明到这时你都尚未察觉，鼓动广场学生「上」是否也有「激进」的问题。直到九三年一月，该文还被收入《中国之春文选》(页四七二–四七五)。(64memo.com - 89) 　　第二，戒严后你明确提出「见坏就上」。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或二十三？)日《世界日报》上，有你「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一文。你自己说，你在文中写道，「中共温和派已经失势，戒严令已经颁布，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势在必行(我当时就相信所谓戒严令一定会采取极为残酷的方式实行，绝不仅仅是『清场』、『恢复秩序』而已)。……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在高压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败，是前功尽弃，是血流成河。」这是你在《八九民运反思》一文中「关于『见坏就上』」一节中的记述(中国之春一九九零年五月，页一五)。(64memo祖國萬歲 / 89) 　　其三，你甚至认为六四屠杀时也应当「见坏就上」。你说六四凌晨「如果有相当数量的人冒死坚守，或许真有可能死里求生，转败为胜」；为此，你解释道，「在非暴力斗争中，如同在暴力斗争中一样，当情况紧急，迫不得已，牺牲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则不能胜利，而且到头来仍免不了牺牲，只是徒然地使牺牲失去了它的最可贵的价值。我当然不是说血肉之躯可【以上第265页】以抵挡得过坦克机枪。但是，倘若屠杀(所谓「清场」)一直拖到天亮仍迟迟不能成功，政局确有可能出现剧变。」然后，你又用了七百字来论证当时中共内部可能分裂，因此最后的坚持有可能胜利。接下来你还用了整整一节，一千余字，来论证戒严后不应当「打不赢就跑」，要人们「理解民运在高压面前流血牺牲的伟大意义」。(同上，页一五–一七)(64memo祖國萬歲´89) 　　其四，你自己也承认，「八九民运兴起时，我也祗是忙于吶喊助威、广造声势」，戒严后「才匆匆写下『见坏就上，见好就收––对当前民运策略的紧急建议』」(同上，页一四)。总之，按你自己的叙述，你在八九民运中公开的表现都是支持学生坚守广场的，你所提出的策略，重点也是见戒严之「坏」要求学生赶快「上」的。(Memoir Tiananmen/89) 　　其五，这一点也可从《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中得到印证。该文载于民联机关刊物上(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二月–五月；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六月–一九九四年六月)因此可视为民联的正式记录。八九民运期间，你任民联主席，但民联的这一记录中满篇游行支持、声援、募捐……，没有一条是呼吁广场学生撤退的；你事后认为「见好就收」最佳时机的五月十八日，按记录，你所主导的「纽约的民运组织」却在忙于拜会侨领，「希望结合侨胞的力量，以募捐的实际行动支援正在如火如荼迅速开展的大陆民主运动」；接下来还是各种游行、声援，五月二十六日广场指挥部呼吁外界的支持游行「包围天安门广场民主阵地」，民联还以首先响应为荣。直到六四屠杀，只见民联支持学生，未见呼吁撤退，胡先生，作为民联主席，你的「稳健节制」在哪里？(64memo人權法治-2016) 　　最后，第六，杨巍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其中曲折，以下分两节详述之。【以上第266页】(64檔案´89) 四、杨巍的回忆说明你坚持「见坏就上」　 　　胡先生，戒严后你同杨巍的几次通话，他有一篇回忆文章记述了其大致内容，兹引如下：(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五二二晚：在上海的杨巍「力主民联出面呼吁北京学生与政府谈判，在一定条件下撤回校园，以避免大规模流血。胡平问：『你认为军队真会开枪吗？』我说：『戒严令允许军队采取一切手段，当然是包括了杀人手段，……一旦流血就是大流血，可能会死十几万人，而大流血后必是很大的倒春寒，绝对不利于民运。』胡平不置可否，但亦不愿和我争论，我一厢情愿地想胡平大概还是同意我的。」(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六、七月号，页五六)(64memo反貪倡廉 - 89) 　　五二三晚：杨巍「向胡平报告说，『上海学生领袖已接受我的谈判建议，业已派人进京。希望总部能速速呼吁北京同学与政府谈判。』胡平未表示意见，只是让我把『谈判建议』的四个条件以记录速度重复说一遍。我当时认为这次民联将以此为基础，作谈判呼吁了，心里很高兴。」(同上一九九三年八月，页九一)(64memo反貪倡廉-1989) 　　五二五夜：杨巍问，「『我好像没有得到什么支持(指民联始终未发谈判呼吁)，是不是你们不同意我的想法？』胡平不作正面回答，只是说：『我认为应该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句后来变得很著名的话，听这意思，他是说现在是应该『见坏就上』，我便着急地说：『只怕是【以上第267页】越上越坏啊﹗』到这时，我算是证实了我一直在怀疑的事：胡平等人根本不同意发谈判呼吁……。我努力沉住气问胡平，他对形势怎么看，胡平说有可能形势会好转，邓小平将拋出李鹏，让李鹏下台，以平息局势，我们有可能争取这一前途。我说：『李鹏不可能下台，……』。我再次强调了流血的危险的严重性，希望胡平等能再好好考虑一下，一小时后再回电。」(一九九三年九月，页八八–八九)(64memo人權法治-2016) 　　同夜，「一个多小时后胡平回电……我没法跟胡平解释那么多，就是解释我也没信心说服他，他还是那不置可否的样子，但显然他的决心是无法改变的。……绝望之中，我只好悲怆地说：『胡平，流血的危险依然严重存在，流血之后将是倒春寒。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盟员，我能说的都已经说了。如果你们认为我的意见还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话，请你们打电话给我，否则我也不想再打电话了。』没有什么反应，我只好放下电话，对着窗外仰天长叹。在我看来，这场运动已经输定了。」(同上)(64memo.com-2016) 　　胡先生，从你和杨巍的这几次通话内容可以进一步判定，你在戒严后确实是力主「见坏就上」的。此前，五一九晚你似乎同意杨巍的建议，与你当时一贯主张「上」的做法相左，也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例。上面已经引证，你在五一六晚还希望广场学生继续「上」，因此，需要向你求证，你是否曾转变为主「撤」？始于何时？五一九晚九点，你是否已经知道中共要戒严？因为这一「机密」在那天下午二点就已经传到广场上了，而你后来也一直说是在五一九宣布的戒严(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页一五；北春一九九六年八月，页四七)因而你也一直将五一九排除在「见好就收」的「最佳时机」之外。【以上第268页】(64memo.com/2016) 五、杨巍的慨叹说明你坚持「见坏就上」　 　　将杨巍寄给我的原文与《中国之春》上的刊文对照，可以看出有删节。杨巍原文题为「命中注定？」，刊载时这一悲情题目被改作「上海八九民运回忆」。该文共四次连载，九三年六月至九月刊登了前三篇，最后一次在九四年一月刊出时，有重大删节。而所删部分，正好是他感叹与批评你的「见坏就上」的地方。(六四檔案/2016) 　　比如，杨巍在「六四惊心」一节开头描述了当他听到屠杀时的心情：「虽然流血在预料中，但我还是极度震惊；在悲愤中，骂了胡平一些很情绪化的话。」此处的后半句被删去。(64memo.com-1989) 　　又如，文章最后一段是：「八九民运的意义是伟大的，它的教训也是深刻的，许多人都从中得到了自己的教训。我想胡平在其中也有了不少教益吧，他已做了不少经验总结的工作。……」此段被全部删除。(64memo人權法治/2016) 　　杨巍文章被删得最厉害的，是「我的报告」一节。他首先提到六四后一个月与一位归国朋友的谈话。他的朋友说：「留学生一般对胡平印象较好，认为胡平是书生，王炳章是政客。」杨巍接着写道：(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我那时正在生胡平的气，便愤愤不平地说：「这真是中国的悲哀，民主的悲哀。政治就是政客去搞的，『书生当政，害大于利』古有明训。纵观世界各民主国家，哪家不是政客政治，哪有书生当家的。书生只能去当学者，执国政则祸国，当党魁则误党，临阵决疑更是一无可取，因为书生讲原则，【以上第269页】政客思胜负。书生不知利害，只认死理，抓住一个公式就自以为是真理，从此油盐不进。王炳章不管怎样，却深知利害。如果他还能作主，能联系上，我自信有把握让他明白利害，选择良策。这次学潮，如果幕前幕后的决策人中多几个政客，何至于一败涂地，血染长街。」请读者和民运人士不要怪我说得情绪化，凡在六四中有过撕心裂胆的痛苦的，都能理解我为什么这样耿耿于怀。(64memo.com/89) 　　总之，杨巍的这些感叹既说明他对你力主「见坏就上」多么不满，也印证了你当时「上」的热情是多么高昂。正如你在《反思》中所述的，甚至到了六月二日，你「得知了刘晓波等四人计划接力绝食，感到振奋」，还为此举「未挽回广场上已出现的颓势」而惋惜。六月三日，你又同你后来所批评的「强硬派」柴玲一致起来：「到了最后阶段，我认为她和其他坚决留在广场上的人的作法是正确的。……如果有相当数量的人冒死坚守，或许真有可能死里求生，转败为胜。」因为你以为赵紫阳可能会反戈一击(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页一五)(64檔案´89) 　　杨巍的报告写得很有见地，对他所接触过的学运提出了反思，指出「学生方面，常常对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足，只进不退，勇而无谋，时骄时躁……」，并对运动中迷信「五四模式」、民主素质低下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可惜整个这一节都给删去了。由于以上内容未能公开，征得杨巍同意，在此引用。(64檔案 - 1989) 　　现在小结一下。以上六点，足以证明你在八九民运期间鼓动学生坚守广场、尤其是「见坏就上」是一不争的事实。这六点依据，还祗是我从非常有限的几篇文章中看到的。据说你在八九民运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基本上是鼓励学生「上」的。胡先生，你曾建议我好好读一下你当时【以上第270页】的文章，我曾写信向你索取，因为巴黎的图书馆实在查不到，不知你为何没有回音？关于杨巍的见证，还有一段故事，留在第四章再说。这里先继续考查你关于「见坏就上」的变化情况。(64memo自由民主 / 2016) 六、一变：九○年《反思》强调「见好就收」　 　　胡先生，九○年三月至十月你在《中国之春》上连载的八万言《八九民运反思》中，你将「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策略倒了个个儿，改称「见好就收，见坏就上」，重点放在「见好就收」上。这是你第一次变化。下面举四个例子。(64memo.com / 89) 　　第一，你说「在戒严令之前，民运未能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后，民运未能见坏就上。这可以说是八九民运的两大失误。但是，严格说来，我认为八九民运只有一大失误，那便是前一个失误。因为，要求广大民众在巨大的危险面前长盛不衰，屹立不动，那显然超出了一般人的承受能力，因而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过份要求。」(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页一七)由此可见，六四屠杀几个月之后，你已经从六四前力主「见坏就上」转变为强调「见好就收」了。(64memo.com - 1989) 　　第二，你后来一直将此论定为你《反思》的基调。比如九六年九月十一日给我的信中，你说：「我在《反思》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其主要失策是未能见好就收」。(64memo.com - 1989) 　　第三，又如，你在回应阮铭先生的一篇文章中，首先重复了上述第一点的那段话，接着就【以上第271页】说：「不难看出，我始终强调的是民运应该善于『见好就收』，因此它当然是『稳健节制』的。」(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页四四)其中的偷换概念，我后面再作评述。(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最后，第四，为了配合「见好就收」，你在《反思》中开始批评八九学生的「激进」，比如上面第一那段话便见于「两种激进派」一节。这种批评在《反思》中比比皆是，此不多引。(六四檔案 / 2016) 　　奇怪的是，你九○年以后的这种论调与你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的文章实在矛盾，也与你八九民运期间的整个言行相左，而在这篇以《反思》为题的文章中，却完全看不见你对自己言行的具体反省，也不解释自己这么大的转变的原由，却在在拿别人开刀，批这人「激进」，那人「强硬」，这怎么能叫做「反思」呢？叫「八九民运批判」不是更准确些吗？又为何掩盖自己在八九民运期间同样乃至更甚的「激进」言行呢？(64memo.com/2016) 　　不过，九○年你还没有完全转向，留了一条尾巴，就是「见坏就上」，虽然在《反思》中比「见好就收」篇幅小多了，却还是予以讨论，上面已经提到。这条尾巴一直留着，直到九五年。(64檔案´89) 七、二变之一：九五年附和媒体　 　　九五年四月底，媒体开始声势浩大地批判八九学运中的激进倾向，你便热切附和，激烈批评「激进派学生领袖」，指责他们没有「见好就收」，而「见坏就上」这条尾巴，你却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以上第272页】(64memo反貪倡廉 - 89) 　　首先看一看你的附和。《纽约时报》记者邰培德Patrick Taylor以为「柴玲控制的领导集团的秘密策略是：激怒政府以暴力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就我所知，广场指挥部并没有这样的「秘密策略」。奇怪的是，你竟去为该记者辩护，再添一句，「其实，那无非是指一种不便公开讲出的想法或打算而已。」(《回首天安门》，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页五二)跟真的似的。阮铭先生批评你在「为《纽约时报》圆谎」，指的是这个「秘密策略」和「激怒政府」为子虚乌有(《天安门》创刊号，一九九五年六月，页二一，二七)，你再为之辩护，用的却是偷换概念的手法，完全回避讨论是否真有这么一个「秘密策略」(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页四五)。(六四檔案´89) 　　又如，《香港联合报》记者薛晓光以「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为题报导影片《天安门》关于柴玲录像谈话的处理，你在文章中全文抄录了报导的那两段话，用大量的笔墨去渲染，并称「这两段话，既无所谓『篡改』，也谈不上『断章取义』。」你更将柴玲说的「期待流血」解为「期盼」，说「毕竟，期待不同于等待。期待兼有期盼、期望之意。」你甚至诠释说，「柴玲认定同学们甘愿为民主流血，因此让他们流血就没有什么不道德」；「至于说『自己求生』，柴玲认为自己很重要，不甘心就这样给共产党毁掉。」用了这样的语言，还自称「尽量以同情的角度，对柴玲的讲话作出我以为讲得通的解释」(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页五一–五二)，怎不令我莫名惊诧﹗影片《天安门》在处理柴玲那两段话时，极其细致地隐藏了一些关键背景。比如那两句话是对两位不同的记者说的，即便在原录像带中也隔开有四十分钟，删去八千九百字而不露痕迹。「期待」应当诠释为「等待」，因为柴玲在录像的另一处明明说了同样的话，用的是「等待【以上第273页】流血」。有关详情见拙文「献身与求生的迷茫」及「柴玲没有『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六四檔案-89) 　　再举一个误导公众的例子，即「李鹏让步论」。此论的根据是：李鹏已经在五月十八日与学生「公开对话」，甚至作了「电视直播」了。由此推论：政府已经让步了，学生还不「见好就收」，过于「激进」，造成大屠杀的后果，双方都有责任。此论源于你的《反思》，其波及之广，危害之深，许多人对于李鹏「公开对话」、「电视直播」的虚构认定信以为真。一些人以此为据在媒体上推波助澜，你在九五年也一直坚持这是中共让步的重要表现。类似的，你说五一四对话是「公开进行」的，也非事实。以上澄清的细节参见拙文《五一八李鹏与学生『公开对话』了吗？》及《五一四对话是『公开』的吗？》。(64memo.com - 2016) 　　九五年批判激进，应该说是很有价值的，我在最近的一些文章中充分肯定了这一点(如《明报月刊》一九九七年七月，页七一)。不过，是非归是非，真假归真假，我写了许多文章，基本上不是讨论是非问题，而是澄清一些真假判断。(64檔案 - 89) 　　现在来看一看你试图掩饰「见坏就上」的情况。(六四檔案-1989) 八、二变之二：九五年开初只提「见好就收」　 　　在九五年四月底构陷柴玲的「新闻」爆发后，你马上写了大量文章呼应。在初期的文章中，以你五月初写的《回首天安门》最具代表性。这篇文章五次提到「见好就收」，却只字未提「见【以上第274页】坏就上」。这五次很说明问题，兹引其所在的段落如下：(64檔案/2016) 　　(一)在四月三十日《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该报驻北京记者Patrick Tyler写道：这场辩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那六周期间稳健节制是否曾向激进强硬让步，以及比较激进的学生领袖是否因为不肯结束示威而破坏了学生们见好就收而宣称胜利的机会。」(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页五○)(64memo.com / 2016) 　　(二)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但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提出的新问题。……在九○年三月–十月，我发表了一篇八万余字的长文《八九民运反思》(连载于《中国之春》杂志)。文章指出：八九民运的主要失败是未能「见好就收」。激进派学生领袖过高估计了群众承受风险的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过于低估计了中共当局的残忍程度；故而导致了运动的失败结局。……也许我可以说，这种观点早已成为民运界大多数人的共同结论。(同上)(64memo.com - 89) 　　(三)其实，在最近这些天，由《世界日报》和《纽约时报》的文章引发的热烈讨论，其焦点已经不在于Tyler所说的那个「核心问题」，即广场上的激进派是否压倒了稳健派而破坏了运动见好就收的胜利机会。现在最热门的话题是，少数激进派学生领袖在广场上究竟做了些什么？对他们的某些言行，以至于对他们的政治品德，究竟该做出何种评价？(同上)(64memo.com - 1989) 　　(四、五)李禄说：「我一再回忆那些日子，思考我们是否应该在屠杀之前就离开天安门广场。但是我觉得离开与否，后来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怎么会没有两样呢？就算运动注定了会失败，会流血，那也有一个由谁––是由民运人士、民运领袖，还是由一般参与者、由支持民运的普通老百姓【以上第275页】––来付代价的区别；而这对于维系民运的道义感召力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再者，你不能把撤与不撤之争只限定在屠杀之前的时刻。因为在此之前出现过不止一次的有利时机，使得民运能够赢得见好就收的胜利，起码是会使民运方面的损失大为减轻。除非你断言八九民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流血的结局。倘如此，民运岂不真的成了给民主改革「帮倒忙」？……有关八九民运是否有过见好就收的机会，我在《反思》一文中作过详细的分析，兹不赘述。我看不出李禄在作此表白时曾经认真考虑过别人的论证。(同上，页五四)(64檔案´89) 　　前面三段进一步可看出你与媒体相呼应的情况，此不再多言。最后一段，可与另一段互为补充：(64memo中華富強 - 1989) 　　四月三十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引用了激进派学生领袖李禄的话。他认为，「假如我们撤离广场，将发生的事会非常简单。政府仍会大肆搜捕、秘密杀人和迫害。」这话是否正确，我以为要依撤离选定的时间而定。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民运占据上风；此时撤离意味着民运的胜利，并由此开启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局面。在另外一些时刻撤离，效果就不会如此美妙；而拖到运动末期，撤离确实会引出李禄所说的后果。但即便在那时，「撤」很可能犹胜于「不撤」，因为「坏」总比「更坏」略好。有关这一问题，我在《反思》一文中有更细致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阅。(同上，页五一)(六四檔案-1989) 　　以上引证都表明，在九五年批评「广场后期激进派」的热潮中，你实际上放弃了你一九八九年和九○年关于戒严后应当「见坏就上」的主张，转而支持「撤」了；与此相配合，你更将撤离的【以上第276页】最佳时间模糊化，不再提颁布戒严这一「收」和「上」的分水岭，而只提「运动末期」，试图掩盖《反思》一文的真相。(64memo人權法治-89) 九、二变之三：掩盖曾经主张「见坏就上」　 　　你对李禄的批驳，平心而论，说得不无道理。问题是这与你过去说的也太对不上号了：「学生们太不知道『适可而止』吗？不。」、「学生们采用的手段实在是太和平了」、「五四还烧了赵家楼」、「中共当局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血腥镇压」，这不都是你在戒严前说的吗？你不是还对民运给改革派「帮倒忙」一说予以驳正吗？「戒严令已经颁布，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势在必行……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在高压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败，是前功尽弃，是血流成河。」这不是你戒严后更加主张「上」所提供的理由吗？李禄的倾向不正好同你一致吗？何以责人甚严而不自责呢？(64memo.com-2016) 　　不仅没有自责，而且混淆与偷换概念，以掩盖自己曾经力主「见坏就上」。把李禄说的主要意思，即当时即便撤也免不了流血失败，偷换为「由谁来承担」这样的问题，你便回避了自己也有同样问题的尴尬，又能立于道德的高处去评判别人，以至于最后你竟能完全站到李禄的对立面，两段末尾你都冒充说「我在《反思》一文中有更细致的分析」，似乎你早就是主「撤」的「稳健派」了。这样蒙混过关，是你的一贯手法，无论是九○年的「反思」还是九五年别的文章。【以上第277页】(64memo反貪倡廉-2016) 　　掩盖了「见坏就上」，再混淆「流血」的概念，这是更大的问题。同学们以为法不治众，只能「枪打出头鸟」，「四人帮」也不过对四五天安门广场的民众用棍棒，当时电视里常见的南韩警察也只用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对中共残暴性的估计普遍偏低，这确实是应当吸取教训的地方。子弹打到身上，许多人还以为是橡皮子弹，伤亡的也是普通市民和学生，而非所谓「领袖」们。相反，你说早已预测到「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势在必行」、「血流成河」、「绝不仅仅是『清场』」，大大超出了同学们的想像，可以说是八九民运期间少有的先知先觉。明知会残酷镇压还要别人「见坏就上」，胡先生，你说谁更应当反思？你「反思」别人「激进」，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不，应当说是「一百步笑五十步」。笑完之后，为何又把那条「见坏就上」的尾巴小心翼翼地藏起来呢？(64memo人權法治´89) 十、三变之一：九五年被迫再提「见坏就上」　 　　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不曾偷。胡先生，你捉迷藏的游戏很快就碰到了明眼人。九五年五月十九日，阮铭先生写了「末日审判前的赌博」一文，提到你过去那篇「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指出你前后的矛盾。阮先生提到一些朋友评论你的八字方针的「好」与「坏」难以测定，「好比在拉斯维加斯赌博，赢多少才算好？至于见坏就上，更是凶险莫测，非赌到倾家荡产焉有止时？」阮先生接着写道：【以上第278页】(64memo人權法治´89) 　　譬如胡平说他在五月二十一日文中就指出：「中共温和派已经失势，戒严令已经颁布，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势在必行。既然我们没有能在此前形势有利时收兵，那么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在高压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败，是前功尽弃，是血流成河。」(64memo反貪倡廉´89) 　　接着他又说：「在非暴力斗争中，如同在暴力斗争中一样。当情况紧急，迫不得已，牺牲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则不能胜利。而且到头来仍免不了牺牲，祗是徒然地使牺牲失去了它的最可贵的价值。我当然不是说血肉之躯可以抵的过坦克机枪。但是倘若屠杀一直拖延到天亮仍迟迟不能成功，政局确有可能出现剧变。」(64memo人權法治/2016) 　　我于是想，假如是胡平而不是柴玲在天安门广场，他将怎样见坏就上，让屠杀一直拖到天亮？政局又将出现怎样的剧变？先不去说这场难以预测的赌博结局如何，我实在看不出这策略的「稳健节制」在哪里？(《争鸣》一九九五年六月)(64memo.com / 89) 　　六月三日，在北京之春编辑部开的讨论会上，我也据此向你质疑：(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如果「见坏就上」的话，那么戒严以后也就要上啊。(64memo祖國萬歲-89) 　　––那个你可以细细地看一看，对不对？ 　　细细地看甚么呢？数次追问，你皆闪烁其辞。你的《反思》我当然「细细地看」了，当中明明白白不是说「戒严后应当见坏就上」吗？在阮铭先生和我的追问下，你才被迫回到原点，重提「见坏就上」，却强调说「严格说来我们只犯了这一个错误，没有见好就收。」(北京之春一【以上第279页】九九五年七月，页九○)六三会议上有二十几人，没法细致讨论，你又用老办法说你以前的文章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云云。你后来的文章对我作回应，对此也一笔带过，说是与阮铭一样，将你「归入激进派，显然是误解」。因此，先来看看你对阮铭质疑的回应。(64memo.com´89) 十一、三变之二：赖帐不认「见坏就上」　 　　你对阮先生的回应，是典型的赖帐。你这样「澄清」道：(64memo.com - 2016) 　　阮铭还引用了我《反思》中的一段话。其中讲到牺牲的意义，讲到「倘若屠杀一直拖延到天亮仍迟迟不能成功，政局确有可能出现剧变。」阮铭大概是想暗示读者我其实是更大的激进派，是不惜流血换取胜利的更热烈的倡导者。然而在实际上，我这段话并不是出自五月二十一日那篇文章。它并不是我的主张，并不是我的结论，而只是我对别人提出的一种可能性作出的理论分析。(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页四五)(六四檔案-1989) 　　青天白日、黑纸白字的抵赖莫过于此。事实正相反，「见坏就上」恰恰就是你的主张，就是你的结论，绝不止是你对别人理论的分析，这清清楚楚写在你的《反思》中。对于六四后海外一些人认为「八九民运的失误不在于没有『见好就收』，而在于没有『见坏就上』」，你说：(64memo中華富強´89) 　　其实，这种批评我早在去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的《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一文中就提出过。在这【以上第280页】篇文章中，我指出：中共温和派已经失势……。(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页一五)(64memo.com/2016) 　　接下来就是阮铭引用的那两段话，你明明白白引述了五二一那篇文章中试图证明「见坏就上」必要性的论点，怎么可以说不是你自己的主张呢？此其一。(64memo.com - 2016) 　　其二，你赖帐的手法也实在高超。你说，「倘若屠杀一直拖延……」那段话「并不是出自五月二十一日那篇文章」。这话一点也不会错，对六四凌晨的评议怎么会在五二一就作出了呢？你的反驳似乎很站得住脚。但是，胡先生，你把读者当傻瓜了。否则，是阮铭先生说傻话？当然不是。阮铭引你《反思》中的话可不只一段，我们在前面看得很清楚，他是明确将你五二一文章与后面的话分作两段来引用的，两段引用之前的说明也有分别，一是「譬如胡平说他在五月二十一日文中就指出」，是间接引你《反思》中的引语，一是「接着他又说」，是直接引你的「反思」，可见阮先生的严谨。而你的反驳却故意混淆，将直接引用你九○年《反思》中的话与间接引你一九八九年的话混为一谈，用心何其良苦﹗(64memo反貪倡廉´89) 　　由此可见，胡先生真是偷梁换柱的高手。 十二、三变之三：偷梁换柱、蒙混过关　 　　偷梁换柱、蒙混过关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你又说：【以上第281页】(六四檔案´89) 　　阮铭提到我的「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策略，不过他并没有正面评论过这一策略。他只是说对于「好」或「坏」的判定，对「上」或「收」的时机把握都是很难测定的。这一点我在《反思》第四章第十三节已经作出细致的分析，建议阮铭再读一读。(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页四四)(64memo自由民主 - 89) 　　《反思》真的分析清楚了吗？其中不也是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好凭藉「经验和直觉」吗？上一章已论证了你自己多次判定「好」时就自相矛盾、忽东忽西。而你说阮先生没有「正面评论」你的策略，难道说「难以测定」、「见坏就上」太冒险等等，就不算评论吗？也许你是想说那只能算「负面评论」因而不算数吧。(64memo.com/89) 　　接下来，你对《反思》的论述作了改头换面的新诠释。你说先见坏就上才能再见好就收；如果没能见好就收，「理论上较好的办法就是：再上一次或几次，赢回部分主动，然后再撤退。」这番新诠释也许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策略，可视为你在《反思》基础上的修正与发展，很值得深入下去。奇怪的是，你接着又说：(64memo.com - 89) 　　我提到「凯旋在子夜」的计划，提到八六––八七年学运，北大学生深夜进军天安门救回被捕同学一事，它们都不失为在困境中求得一种相对较好或曰相对不太坏的结局的办法。因此那和我在五月二十一日提出的观点并不矛盾。(同上，页四五)(64memo反貪倡廉/89) 　　又是公然赖帐﹗《反思》中的「凯旋在子夜」，不是被当作一个反面例证来用的吗？「搞一个『凯旋在子夜』固然能争得几分主动，但终究不能改变整体上的被动。」胡先生，这不是你【以上第282页】说的吗？而八六––八七年学运怎么就成了「相对较好的办法」了呢？你不是说「总体来讲，它还是失败了」吗？(《中国之春》一九九○年五月，页一六)这不是你在「关于『打不赢就跑』」那一节中用来论证「很难避免别人产生『敬酒不吃吃罚酒』、『劝是劝不动的，一吓就吓回去了』这种印象」的吗？这些说法怎么就与你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提出的观点并不矛盾」呢？(64memo反貪倡廉/89) 　　可见，你是多么善于在不经意间，扭转你过去的说法，重作诠释，还给人以「早就如此」的英明形象。不是吗？你就在这一段里夸奖起自己来：「不难看出，我始终强调的是民运应该善于『见好就收』，因此它当然是『稳健节制』的。」……原来如此。(64memo中華富強/89) 十三、三变之四：以攻为守，倒打一耙　 　　赖帐之后，胡先生，你又倒打一耙，似乎自己一贯正确。请看你接下来对白梦的批判：(64memo.com´89) 　　在《天安门审判》中白梦写道：「我以为，我们不能因为最后的屠杀去认定坚守广场在策略上就一定是错误的。如果当时真的坚持到了人大常委会的召开，或者军队中的某一将领为了顺乎民意而反戈一击，八九民运中的一些现实目标不就达成了吗？要知道，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这个观点是白梦所有观点中最有份量的一个观点，也是最能表露他激进特色的一个观点。如前所言，我可以承认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但我仍然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太过冒险。除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否则，谁会认为把全部身家性命去作一次成功率不高的投资是明智的呢？……(同【以上第283页】上，页四五)(64檔案/2016) 　　噫，胡先生，白梦「最有份量的观点」不正好与你的《反思》不谋而合吗？怎么又「不可取」、「太过冒险」了呢？何况白梦说的还不是「最后阶段」，更没有像你那样「当时就估计到是血流成河的残酷方式」，如果这就表露了白梦的「激进特色」，你不就更激进了吗？至少不能自吹「稳健节制」了吧？(64檔案´89) 　　这样倒打一耙的手法，在你九五年的文章中比比皆是，你对李禄的某些批评，也正好可以用到你自己身上，而我们却完全看不见你有何自省。篇幅有限，兹不多印证。忘了谁说的，「谎言可能欺骗所有人一段时间，也可能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胡先生，让我们引以为戒。(64memo自由民主-1989) 十四、本章结语　 　　总之，胡先生，本章证明：戒严后你极力主张「见坏就上」，之前也并未提出「见好就收」；六四屠杀之后，你却将「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次序倒转过来，开始强调「见好就收」，批判激进；九五年媒体构陷柴玲时，你更附拥而上，连篇累牍批判激进，同时却极力掩盖自己曾经鼓动「见坏就上」，甚至不惜公然抵赖。(Memoir Tiananmen-89) 　　现在回到我们争论的原点。「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是否能够作为民主运动的一个基本策【以上第284页】略，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从这两章的分析可知，你有关「见好就收」的论述，不仅论据严重违背史实，论证也概念不清、前后矛盾，不知应该如何操作；而在如何「见坏就上」这一方面，你自己更是随风向而变，以今日之是否定昨日之是，令人无所适从，因此更难以确定其可操作性。(六四檔案´89) 　　因此，二章总的结论是，对于「见坏就上、见好就收」这一配套策略，你的证明不充分，不具可操作性。(64memo反貪倡廉-89) 　　(一九九六年十月初稿于巴黎，一九九七年九月二稿于巴黎，一九九八年二月删改与修订。作者按：本文曾投给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结果既未发表，也不说明理由。)【以上第285页】(Memoir Tiananmen-1989) 见好没法收，怎么办？––答胡平公开信之三　 　　胡先生： 　　上二封公开信完成了总体架构四章中的前二章，本文是第三章。前两章重点在「破」，即证明：「好」、「坏」难以测量，因而「见好就收，见坏就上」也难以操作，你自己就常常自相矛盾，尤其是在戒严后主张「见坏就上」，几年后却批判别人激进，没有「见好就收」；本章重点在「立」，即论证一点：民主机制不健全，才是民运组织的根本问题，一九八九年不能收放自如，教训主要在此。(Memoir Tiananmen / 89) 　　你《反思》中的「见好就收」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只是太表面，把问题太简化，因为当时并非没有「收」的打算和尝试，而是收不下来；尤其是「见好就收」若是与「见坏就上」作为配套策略，还可能坏事。其实，我很赞同你的一个论点，即「光有见好就收的原则是不够的，还必需在当时就能够准确地测量到什么是好」；如果民众达不到「足够的共识」，那就需要「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可惜你未能展开论述。【以上第286页】(64memo反貪倡廉/89) 　　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探讨「为何八九民运没能做到见好就收」，然后从组织结构上讨论一下如何才能收放自如，这对未来民运，也许有所借鉴。(64memo.com-89) 一、撤出广场的呼声　 　　广场上并非没有「见好就收」的打算和尝试，这是首先要说明的。这有两方面，正式的表决和一般的劝撤。首先列举表决撤离的情况：(六四檔案 / 2016) 　　五一四晚：几十所高校自治会负责人表决撤离，吾尔开希喊东移；(六四檔案 - 1989) 　　五二一下午：北高联四十多北京高校代表三十二票赞成撤离；(64memo.com/2016) 　　五二二凌晨：吾尔开希喊撤，之前曾得到高联常委的支持；(六四檔案´89) 　　五二二：王超华统计到二百多个学校同意撤退的名单；(64memo反貪倡廉-2016) 　　五二六傍晚：杨涛到广场指挥部商定「空校运动」计划；(64memo.com - 2016) 　　五二七晨：高联常委会决定在五二八「全球华人大游行」后光荣撤退；(64memo自由民主/89) 　　五二七下午：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建议五月三十日撤离；(64memo.com-2016) 　　五二八凌晨：广场指挥部五常委四：一希望撤；(六四檔案-89) 　　六四凌晨五点：留在广场纪念碑上的人员全体口头表决，通过撤离。【以上第287页】(64memo.com/2016) 　　除了最后在士兵的刺刀下撤出之外，前面的努力皆不奏效。以上虽只能算一个不完全统计，也许还不完全准确，却是我几年来收集的结果，详情见拙文《绝食后的表决与广场撤留之争》。(64memo.com-89) 　　另一方面，还有许多知名人士的劝撤。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有一些记载，比如绝食初期的十二学者尤其是戴晴、李泽厚，五一九蓟门会议上的陈明远、五二二北高联筹备会上的苏绍智、严家其、高瑜等人，以及五二九的何维凌，当然还有政府开明派如阎明复等人，都是明确希望同学们撤离广场的，虽然其中有的也不是一贯这么主张，而且常常带有对政府的批评和对学运的同情。另有资料显示，清华、人大等校撤出广场的时间比较早，北大筹委会也一直主张撤。(六四檔案´89) 二、撤出广场的可能　 　　撤出广场不是没人努力，那么，有没有可能呢？这就得进一步解决一个问题，即广场上是不是真的只有群众没有领导，换句话说：学运组织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能左右局势？我认为不是这样。五一九复食最能显示指挥部的作用。五一九傍晚召集学生代表大会之前，指挥部已经知道即将戒严，但没向代表们透露，张伯笠在巴黎会议上反覆强调这一点。复食是在指挥部的影响下由代表大会通过的，但无论王超华、辛苦还是刚从医院回来的我，都发现广场上反对复食的同学很多，李禄与柴玲也说当时指挥车都差点儿被推倒。我主持了第二次表决，结果是百分之八十坚持绝食，但已无济于事。(《回顾与反思》页二○四–二○六)可见指挥部对局势不是完全没有控【以上第288页】制力。(64檔案/89) 　　现在再看一看最可能撤离的时机。你的《反思》认为最佳时机是在戒严前的五一六至五一八，但近几年你也不怎么提了。实际上从广场上的情绪来看，要在戒严前或刚戒严时撤，难度很大；但是戒严一周后，这种可能性就不能说不存在了。特别是五二七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上商定的五三零撤离的建议，应该是最好的一次机会。其实，五二七联席会议上既有知识分子(包遵信、王军涛、陈子明等人)，也有北高联(邵江、梁二)和指挥部(柴玲与我)，总共号称十个组织，而三十号撤是会上的共识，怎么就没法施行呢？(Memoir Tiananmen-89) 　　关键卡在广场上的「营地联席会议」。当时北京学生多已撤回，最大阻力来自于外地同学。他们到北京就是支持学运来的，一两天也摸不清形势，自然要坚守广场。有的在赴京之前已是当地学运骨干，无功而归不仅没面子，还可能受打压。另外，广场上有吃有住，撤了反而无处可去。而呆了几天真觉得该撤的，许多就自动离开了北京。几个因素一综合，留在广场上的自然多是坚守派。由这么一个群体的代表组成的「广场营地联席会议」当然作不出撤离的决议。再加上其「代表」的流动性很大，其代表性就大打折扣。李禄以此「民主程序」抗衡首联的撤离建议，我和柴玲都没看出问题，连王军涛也被说服，首都联席会议第二天就把建议改回「坚持到六月二十日」。(《回顾与反思》页二三八–二三九)有人认为李禄之所以一直反对撤，也和外地同学的心态一样，因为撤了没地方可去，更会失去在运动中的地位，这可能是他与北京学运骨干最大的不同。没充分意识到广场上的成分变化所带来的问题，这也是我很大的失误。【以上第289页】(六四檔案 / 89) 　　现在回过头来想，如果「广场营地联席会议」的局限性在当时就被普遍意识到，再依靠几大组织的通力合作，首联作为北京各界的权威机构，北高联作为北京高校的权威机构，并从个院校调集各校代表到广场上，与指挥部携手召集代表大会，通过撤离的决议，同时从各校调集大批纠察队，外地同学在组织松散的情况下是可能跟着北京同学撤回各校的。这时再采用北大筹委会的「空校」方案，学生各回原籍，将北京的运动分散到全国，在北京唱个空城计，戒严也就失去意义，而回到老家的同学每个星期天中午在各大城市聚会，保持组织的存在和对政府的压力，运动也许可能取得进一步的成果。(64memo中華富強-1989) 　　可惜，这一理想状态的假设太多，当时都难以达到。(Memoir Tiananmen/89) 　　 三、一面倒的支持　 　　为何这些假设当时达不到？为何见好没法收？这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有二：各界一面倒的支持和政治派别的介入。内因也有二：主撤派的无力与运动组织的民主机制不健全。以下分四节来逐条分析。(64memo自由民主 - 1989) 　　先看一面倒的支持。这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随便翻一翻当时的报章，翻一翻《八九民运史》，甚至中共出版的记载，都不难看出，毋庸赘述。我个人接触到的有影响力的劝撤微乎其微，在广场上听到的几乎都是一面倒的支持，尤其在戒严前和戒严初期。六四之后，一些人见【以上第290页】流了血，调子马上压低，讲起「理性」来。有的甚至转过来「反思」别人的激进，偏偏忘了自己当年的言行。胡先生，这当中你算一个典型，上封公开信有详细分析。简而言之，你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就撰文，说不该责怪学生们不知「适可而止」：「五四还烧了赵家楼」。戒严后，你更提出「见坏就上」，五二五杨巍与你通电话时就急了，对着话筒直喊：「只怕是越上越坏啊﹗」六月二日你「得知了刘晓波等四人计划接力绝食，感到振奋」；后来甚至认为六四凌晨同学们都不该撤出广场，「如果有相当数量的人冒死坚守，或许真有可能死里求生，转败为胜。」但是，六四不到一年，你《反思》的调子就变了，九五年柴玲受到媒体构陷时，批判文章数你最多。阮铭先生和我都质疑：你自己当年「见坏就上」算甚么呢？答曰：那不过是对别人理论的分析﹗以上的引用都取自杨巍和你自己的文章。(64檔案-1989) 　　刘晓波与吾尔开希也有类似的转变。刘晓波现在在国内坐牢，我不多说；开希我真懒得细说。我较详细举你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当时舆论一边倒的情形，远远不是后来许多人为自己洗刷的那样有那么多人劝撤。如果有，最多也不过私下动动心眼动动嘴唇。动动心眼谁不会，拿到决策会议上的有几个？又有几人打标语或到广播站说应该撤的呢？有，可惜太少，完全淹没在激情的海洋之中，即所谓「广场效应」。(64memo.com - 1989) 四、政治派别的介入　 　　【以上第291页】 　　除了普通民众、新闻界、知识界的大力声援以外，各种政治势力也介入了学运。部分学运骨干也准备与党内政治势力结合，吾尔开希五月底就公开这么说；柴玲也用了「打倒李鹏伪政府」之类的词语，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学运「不介入党派之争」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否正确、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遵守，都是值得讨论的课题。(64memo.com-2016) 　　影响学运的政治势力主要有四方面。一是体制外，介入最深的是陈子明、王军涛为核心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及其周围朋友，最明显的表现是创立「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差点儿成为运动后期的最高机构。二是体制内，赵紫阳手下的一班人为核心的某些行动，最突出的是陈一谘等人三所一会发的「六点声明」，陈小雅称之为「集体自杀」式的壮举；以及严家其等人发的反邓宣言，鲍彤也有一些行动，但具体情况尚不清楚。三是邓朴方残联周围的努力。吾尔开希五二二喊撤与他们有关；邓朴方的同学和好友何维凌可能暗中也起重要作用，五二九他透过包遵信找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自称能代表邓小平和杨尚昆，结果当晚就被捕了。(64memo.com´89) 　　最后，第四，学运的对立面，即以李鹏、陈希同、李锡铭等人为前锋的中共强硬派，许多人早已洞察到，这其实是真正左右了学运的政治力量。他们不断刺激学生，从四二六社论到四二九假对话，从五一四违背承诺不实况转播对话到五一八见面会时威胁王丹等人要对动乱负责，从不顾绝食同学的生命安危到公然违背法律程序宣布戒严……一环扣一环，每当学运稍微平静一些的时候便加强刺激。更有甚者，强硬派还直接派人介入了学运，张伯笠和李禄的回忆都提到中办、国办甚至戒严部队的代表与指挥部的几次秘密接触，作种种暗示与威胁；他们还暗示收买了广场【以上第292页】上的一些外地同学，条件是宣布撤退。(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由此可见，党内斗争的两派也各有明暗两面。明的都是劝撤，只是一个温和一个强硬；暗的在指挥部听来，邓李杨强硬派比赵系人马和体制外民主派更希望撤，甚至不惜威逼利诱也要学生们撤出广场。这种解读是否准确有待讨论，但确是当时指挥部的反应。这样一来，不撤又加了一条理由。(64memo人權法治-1989) 五、激昂中的婉约　 　　撤不下来的第三个原因是主撤派的无力。虽然有第一节所显示的撤离表决，但坚守广场的表决却要多得多。粗略数一数拙文《绝食后的表决与广场撤留之争》中坚守广场的表决，不撤的至少比主撤的多一倍，许多还在广场上同时出现，或是先表决撤离随即又被否决。(64memo.com/2016) 　　这些众所周知的情况可被大量材料所证实，毋庸赘述。八九民运中的主流是激越高昂的，但其中并非没有温和妥协的声音，可惜完全被淹没了。就我个人的瞭解，这些婉约的声音可以说前后还比较一贯的，有王超华、戴晴和杨涛。当然还有其他人，但这三位曾对学运有较大直接影响，又是我稍微知情的。从他们的行为，正好可以看出激越中的婉约声是如何被淹没的。(64memo反貪倡廉´89) 　　王超华在八九学运骨干中可能是最稳健而实干的一个。她当时是社科院的研究生，学生当中她年龄也最大，有文革、上山下乡和机关工作等社会经验，又热情、实干、具有献身精神，自【以上第293页】然受到同学们的拥戴。四二五进北高联，三天后成为常委，五月后还任副主席，一直是高联的核心人物。超华本来反对发起绝食，与柴玲有过激烈争执，绝食后又反对发起绝食的吾尔开希和王丹再代表高联。她觉得赵紫阳的五四讲话比较温和，学运也应该温和地回应，不宜再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一观点在绝食前两天已经成为高联的决议，但是等不及或不相信赵紫阳的同学还是以悲天悯人的激情断然绝食，以促对话。(64memo.com/2016) 　　绝食后，超华更成为高联在广场上的核心，她时常见机行事，召集北京各校代表会，希望撤离广场。戒严前后，这样的代表会好几次都已决定撤离，结果广场同学还是不答应。尤其是戒严后外地同学过半，更不愿听北京同学的决定。这是超华的大体情形，其中也不乏变化，比如又常常在广播中宣布「高联支持坚持广场」，照她后来的解释，其「目的就是让大家跟高联认同」。这种变化成为她的致命弱点，连温和的王有才都说，「怎么你这个反对绝食的整天泡在广场？」更何况本来就与超华有争执的柴玲了。当时有位社科院的同学就在指挥部说超华是特务，我们虽然不信，但对超华确实有抵触情绪。这种情绪加在策略分歧之中，高联与指挥部便越来越势不两立，结果超华的努力也被消磨殆尽。(64memo.com´89) 　　超华不固执己见，尊重民主程序，哪怕导致自己的不一致也服从大多数的意见，这也是她受到尊敬的原因。五一四晚十二学者来广场劝撤本来是她请的，之后同学们不答应，她便代表高联在广播中宣布「北高联、对话团和绝食团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胜利﹗」五一九指挥部组织代表会通过复食，超华发现许多同学还在坚持绝食，于是又在广【以上第294页】播站呼吁「大家一定要坚守……目的还没达到，我们不能撤。」五二二凌晨开希喊撤，全场哗然，超华也在广播中马上宣布「高联常委没作出这样的决议」。这些情况或采自广场录音，或见《回顾与反思》页二○五与页二六七她的回忆。超华当然不是「激进派」，恰恰相反，这些细节证明所谓「不撤＝激进，撤＝稳健」的逻辑是多么的简化与不实。(64memo自由民主/2016) 　　类似的戏剧性变化也发生在杨涛身上。杨涛是另一个实际作用很大而外界不甚瞭解的同学。他与王丹是同班同宿舍的同学，学运前就在一起办「民主沙龙」，也同是北大筹委会第一批委员，五月以后还是筹委会主席，五二六来广场找指挥部时更是北高联主席。那天他向柴玲和我等指挥部成员正式提出「空校」方案，我还补充了撤后定期在各大城市集会的技术细节，详情见《广场备忘录》一章。就在第二天，柴玲还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上提出「空校」，这在批评柴玲的刘晓波的回忆中都有提到。五二八中午柴玲在做那个后来闯大祸的录像谈话时，已准备亲自南下；晚上广场学生联席会议上，她辞职时又提了一次「空校」。为什么说杨涛戏剧性呢？正是在这晚的会上，本来提「空校运动」的杨涛反而被广场同学的热情所感动，决心留在广场，并马上被大家推举为「整顿广场总指挥」。可见到了广场，那点温和婉约的声音是多么微弱，多么容易被淹没，而后来把柴玲作替罪羊送上承担流血责任的祭坛又是多么荒谬。(64memo.com/2016) 　　至于戴晴，也许只有她坚持劝撤的立场始终如一。她面对面劝广场学生撤大概就五一四晚那一次，可惜她提出的条件在当时的氛围中实在显得荒唐：只要李鹏或赵紫阳来广场说声「同学们好」，大家便撤。戴晴说到这里，全场先愣了一下，接着就有许多人喊「不好﹗」。这样轻巧，【以上第295页】同学们当然不答应。绝食刚宣了誓的两个条件，平反「动乱」与直播对话，怎么可以就此罢休？不平反，戴着「动乱」帽子，不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吗？有压力，中共还说话不算数，今天下午的对话答应了转播结果也没兑现，那么在压力减弱时又会怎么欉，不是很明显吗？刚刚被骗，凭甚么还要相信？何况祗是一句话「同学们好」，连不秋后算帐的担保都算不上。因此，那怕事后看来戴晴再「理性」，当时却很难被接受。不是吗？连请他们来的王超华在他们走后都与坚守广场的同学站到了一起，更何况别的人。(Memoir Tiananmen - 89) 　　关于戴晴的建议，有好几个版本的说法。包遵信的回忆说，戴晴建议的是李、赵来广场宣布「同学们是爱国的」，且在建议前与学者们商量过(《未完成的涅盘》页一一二–一一三)。但苏炜、王超华和我的记忆中只有「同学们好」而无「爱国」二字(《民主中国》一九九二年六月，页八四；《百姓》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页四八；《回顾与反思》页一○八，一三二，一三三)；刘晓波则说是「来广场与学生们见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页一二一–一二二)；陈小雅更说是「只要来站一下，不说什么」(《八九民运史》页二八一)。连戴晴自己也这么说：「读毕《紧急呼吁》，由我宣布撤出条件：总理和总书记来看望大家，同学们从广场撤出。」(《百姓》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六，页三三)没提商量的事。苏炜也不记得戴晴与大家商量过，而且「李洪林还在喃喃地说：戴晴那样说很不好，她不应该把学生当小孩一样的哄，她说的那番代表我们十二人的话，也并不是大家早先商量好的。这个事情这样一弄僵，往后这个中间斡旋的角色是谁也没法当了。」(《民主中国》一九九二年六月，页八四)到了五二二知识界游行时，香港记者见到戴晴【以上第296页】「显得有些落寞」，还听她说「苏炜已疏远我」。她打着「首都知识界」的大旗，却被游行总指挥、《强国梦》的作者赵瑜呵斥离开。(《人民不会忘记》页二五四)可见，戴晴的意图连十二学者和知识界内部也没接受，那还怎么劝学生？(64memo自由民主 - 2016) 六、运动组织的散乱　 　　最后，撤不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学运组织的松散与不统一。前三个原因都可遇不可求，组织却要看我们的本事。组织问题我在《八九学运组织结构的反思》中已谈到，本节仅简述一下当时组织不统一的源流，说明撤不下来的症结。(64memo祖國萬歲´89) 　　非常粗略地划分，整个运动中的统一指挥机构，名义上和实际上的各有两个：北高联、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偏于名义，北大筹委会和广场上的指挥部的实际作用较多。具体来说，从四一九到四二四，主导八九学运方向的组织可以说是北大筹委会；四二四以后直到五一三绝食，当数北高联；五一五到五一七，绝食团指挥部成为广场上的核心，也就是整个运动的核心；大约从五一八到五二二，北高联又占上风；五二三，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认可下，广场指挥部再居核心地位，直至六四。(64memo.com´89) 　　再强调一下，以上划分是相当粗糙的，尤其是北高联也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实际上的统一指挥机构；说她是名义上的，主要是相对于指挥部而言。另外，北大筹委会有一段时期强调自主权，【以上第297页】比如不执行高联宣布的五四复课。因此，从名义上看，北高联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应该是当然的最高机构，但实际上在它们遇到北大筹委会和指挥部时，又承认自己「不过是协调机构」，这样一来，运动实际上常常处于群龙无首、政出多头的状态。于是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绝食是一个，高联没有权威阻止；从广场上撤不下来，则是本文要探讨的。(64檔案´89) 　　细究撤不下来的组织上的原因，还得从两方面探索：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因其自发性，容易造成断裂与混乱。比如五一五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就造成了三个断裂：一是统一组织的断层，至此北高联不再是运动的唯一最高机构；二是核心成员没有连贯性，尤其是李禄的介入，开始以全新的人物掌握运动的决策核心；第三，权力更替的断层，或曰极端组织方式的开始，尤其是以「自焚」为旗号，而掌权后又马上取消，原先许多学运骨承认为不合法，于是围绕着李禄的「自焚」建议及其个人，「政变」与「反政变」层出不穷。详细讨论见拙文《「自焚」与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64memo反貪倡廉-89) 　　另一方面，自上而下方式的组织则可能造成悬空，名义上占据运动领导地位，实际上却无力领导。这样的组织有两个，北高联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北高联没能成功阻止绝食，到了广场后也没能将同学们撤下来，其中的根本弱点就在于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造成的悬空。高联在四二三圆明园会议上成立时，有二十多个院校的「代表」，但是当时已成立自治会的院校却很少，也就是说还没有地基就建了高楼。因此北大一直认为其代表性有问题，这是北大强调自主权的根源，与北大部分同学的老大心理加在一起，便削弱了高联的影响力。因此在发起绝食时，柴玲可【以上第298页】以对高联常委会说：「高联只是一个协调组织，我们有权决定自己的生命。」(64memo.com/89) 　　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到了戒严后达到顶峰，即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同样的原因，首联也名实难符，并非运动的最高决策机构，因此，五二七面对决定三十号撤的「决议」，李禄也可以对王军涛、对柴玲和我说「首联只是一个协调机构，广场联席会议才有权力决定撤不撤。」(《回顾与反思》页二三八–九)(64memo祖國萬歲/89) 七、收放自如的条件　 　　现在，胡先生，可以回到我们争论的主题：八九民运失败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由上述分析可见，广场学生撤不下来，除了别的原因，群龙无首可以说是组织上的原因。我十分同意你在《反思》中的一个说法：如果民众达不到「足够的共识」，那么就需要「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这确是一个洞见，可惜你没有进一步展开，而停留在「没有对『见好就收』的共识所以失败」这么一个粗浅的认识上。实际上，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达成这一共识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便成为解决问题的根本。(64memo人權法治/2016) 　　问题是这种「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急不来，而当时又形势逼人。该「民主」还是该「集权」？这就是八九民运在组织过程中最深刻的矛盾。急于自上而下建立最高统一领导机构的典型是吾尔开希的做法。比如在四二一贴张大字报宣布师大自治会的成立，「签名：主席吾尔开希」；同样【以上第299页】的大字报复印了贴在三十多个院校，祗是改为「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同样的「签名：临时主席吾尔开希」。这是一年后开希向法国学者的自述，还自豪地说「当时就我一个光杆司令」。刘燕、沈彤和常劲在巴黎会议上都异口同声地见证「开希的主席是自封的」。之后他便不断为自己制造新闻形象，私自召开各种「个人记者招待会」。更不顾高联的反对擅自发起绝食，绝食后却向阎明复打保票「一定能将同学撤出广场」。高联常委因其僭越而让梁二取代他在高联的位置，但开希端端靠了媒体所造成的「北高联主席」的形象，继续发挥「学运领袖」的作用，以至于五二二喊撤被「罢免」时，他根本没有任何职务﹗被「罢免」后，开希一度低落，但在刘晓波的鼓动下，又在五二七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上急切要做运动最高的「人民发言人」，他自认能胜任的理由竟然是「我最有知名度，也最有个人魅力」﹗……(64memo.com - 2016) 　　显然，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有违民主原则，而代表性与合法性恰恰是这场「民主」运动中同学们非常强调的。这也就是八九民运中的上层组织悬空，遇到内部实力派的挑战时只能甘居「协调机构」而不能发挥统一领导的根源。而这些自上而下的漏洞又给自下而上的组织的集权带来方便，广场上的指挥部便是这种典型(另文详述)。结果，无论北高联、绝食团指挥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还是广场指挥部，都不名正言顺：高联无力指挥全北京的学运，首联也不能对首都的民运作决议，而绝食团与广场指挥部领导的实际上并不限于绝食同学或广场人员，而成为整个运动的实际核心。所谓运动的最高统一领导机构，有此名义的则没有实力，有实力的却又无这一名义，而两边又没能通力合作，这才是八九民运组织上的根本教训。【以上第300页】(64memo反貪倡廉/89) 　　由此可见，统一领导与民主程序是八九民运中的一个基本矛盾，也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组织方式的矛盾。要做到收放自如，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而要能统一，又必须是自下而上具有坚实的民主基础。王超华劝撤的无力原因在此，首联撤离建议的无力也在此。八九民运的问题是来得太突然，大家都没有准备，尤其是组织，基本上都是临时搭建的；而原来已经有组织的如「民主沙龙」、「圆明园沙龙」和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等试图尝试的自上而下的组织，与自发而起的基层组织，双方的骨干又没来得及互相认可。内部核心成员多不相识，瞭解和信任都需要一段时间，这恰恰是运动中最欠缺的。(64檔案´89) 　　最后提出一个疑惑，即这两种方式的组织能否真正结合，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困难，因为两边的实力人物一般都不会轻易露面，而这恰恰又植根于我们的文化心理背景，诸葛亮一般都隐而不现。这样一来，在紧张的运动中，两边的实质性接触就很难达成。这可能是中国人试行民主时的一个基本问题。(六四檔案 - 89) 八、本章结论　 　　综上所述，八九民运失败的根源并不是因为没能「见好就收」；见好没法收的根本原因在于组织混乱，在于由下而上与由上而下两种方式的组织没能来得及密切结合，也就是说，双方都未找到对方的核心阶层。【以上第301页】(64memo反貪倡廉-2016) 　　针对八九民运的组织过程中的教训，有几点值得总结：(64memo人權法治 - 1989) 　　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组织应该尽快结合；(64memo自由民主/89) 　　二、结合的关键在于赶紧找准自下而上实力派的核心成员，建立信任，形成真正有代表性的统一领导组织；(64memo.com / 2016) 　　三、必须杜绝「开希作风」，排斥华而不实利用媒体作秀的人；(64memo反貪倡廉-89) 　　四、破除大民主观念，民主选举出来的组织应该加强执行的权威。(64檔案´89) 　　(一九九六年十月初稿于巴黎，一九九八年元月补正于巴黎。作者按：本文曾投给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结果既未发表，也不说明理由。)【以上第302页】(64memo祖國萬歲 / 89) 回应胡平––答胡平公开信之四　 　　胡先生，九五年七月号的《北京之春》刊登了拙文《背离历史的历史总结––对当前争议的几点质疑》(以下简称《质疑》)，接下来的一期，你发表《回应封从德》一文(以下简称《回应》)。以下是我的回应。(64檔案-1989) 一、为何压制我的文章？　 胡先生，你的《回应》中许多话很有道理，比如你在文末建议：(64memo祖國萬歲´89) 　　在眼下这场反思八九的讨论中，我们应该放下历史的包袱，拋开个人的得失之心，面对真理，面对未来。自己过去有过什么失误，认识到就好了。别人提出了什么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要认真地加以思考。只要别人讲的有道理，我们就应该欣然接受；别人有几分正确，我们就该承认几分。如果我们出于面子而不肯坦承自己的过失，出于意气而不肯承认别人的正确，还要对别人耿耿于怀，反唇相【以上第303页】讥，我们就会把一场严肃的理性的讨论变成一种无聊的以至恶性的相互攻讦。(64memo.com-2016) 　　但这些话是否有诚意，却是一个问题。比如你开篇便说，「读了封从德的文章，我第一个感觉是：怎么这样不经夸。」这种高高在上教训人的口气，不正是在「反唇相讥」么？在要求别人的时候，自己先要做到，这样才算得上有诚意。此其一，还不太要紧。(64檔案´89) 　　其二，最要紧的是你压制我的言论，令人疑惑你是不是在说一套做一套。除了上段话呼吁接受他人意见以外，你的《回应》还特别强调了争论的必要性：「没有了争论，还有什么民主？民主的精髓不在于票决，而在于自由的公开的争论」、「良好的民主风度不是体现在有意见不提或不公开地提，而是体现在能够用恰当的语词、恰当的言谈方式去公开地陈述和争辩」。但我发现你非但没有「欣然接受」别人的见解，而且断然压制了我的言论，完全阻断了进行「一场严肃的理性的讨论」的可能，很难看出你的「良好的民主风度」在哪里。(64memo.com - 89) 　　以下是被你压制过的文章：一、《背离历史的历史总结》；二、《见好怎么收？––答胡平公开信之一》；三、《见坏怎么上？––答胡平公开信之二》；四、《见好没法收，怎么办？––答胡平公开信之三》；五、《回应胡平––答胡平公开信之四》；六、《读丁子霖老师六四七周年祭文有感》；七、《广场日志：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八、《柴玲「最后的话」––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录影谈话》。另外还有收入本书的《五一四对话是「公开」的吗？》、《五一八李鹏与学生「公开对话」了吗？》两篇本来在《公开信之一》当中，因为你一直扣而不发，半年后我才只好重新整理出来，交香港两家杂志刊出。【以上第304页】(64memo反貪倡廉-2016) 　　只有第一篇是个例外，在你百般压制无效后才勉强发表(北春一九九五年七月)。我听当时在北春编辑部的人介绍，你用了种种理由阻挠该文发表，比如说我对你的引文不实，编辑部其他人就逐条对照证明无误，你才不得不承认。该文刊登后我发现有增文、误植又删掉两段，详见《公开信之一》。而且，自你的《回应》在下一期刊登之后，我向贵刊投的所有文章就全部被压，也不说明原因。(64memo.com-89) 　　接下来四篇，是按照你来信的要求进行的理论分析，和对你《回应封从德》的回覆。若说其中有所批评，也都是出于讨论的需要，或是我们观点不同、或是指出你背离史实、自相矛盾、或言行不一之处，没有甚么地方涉及我们的私事，何以只登你批评我的文章，之后就不再登我的回覆呢？我又没有作人身攻击，讨论的都是民运公案，何以民运刊物就不能刊登呢？是不够水准么？何以转投它刊，又都发表了呢？我首先投给你们，就是因为贵刊是海外民运的公器。(64檔案/2016) 　　如果说不能批评你，批评你就是批评民运，而「民运刊物不应该刊登批评民运的文章」，那么第七第八篇只是民运史料和整理，完全没有对你的批评。尤其是柴玲讲话全文正是九五年争论的一个基本材料，且从未全文发表过，竟然也被压制，我真不明白：《北京之春》是民运刊物还是你的私人刊物？你在七九年「民主墙」时期就写了《论言论自由》，何以有了一点权力就去压制言论？你《回应》中说的道理，你自己是否准备实行？(64memo祖國萬歲-2016) 　　总之，我看不出你的诚意。【以上第305页】(64memo祖國萬歲/2016) 二、断章取义的情况　 　　在分析与评述别人的言论时，断章取义是一个大忌。犯此错误的人，通常将别人的话掐头去尾、前后拼接，故而扭曲其原意。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些记者对柴玲五二八录像谈话的处理，把本来对不同记者说的两句话拼在一起，删去八千九百字而不露痕迹，结果变成「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而你却辩护说，「这两段话，既无所谓『窜改』，也谈不上『断章取义』。」(我有另文详述，参见《公开信之二》「九五年附和媒体」一节)看来你对「断章取义」有不同寻常的理解。(64memo中華富強-89) 　　其实，你的《回应》就常常犯此错误。比如，为了证明我「不经夸」、「失去了心平气和的态度」，你举出的两个例子就是断章取义的结果。以下是我《质疑》中的有关段落，下划线处是你引用的两句话：(64memo中華富強-2016) 　　其实，最令我为海外民运捏一把汗的是胡平的功利意识。胡平在《反思》中，反覆强调「民运应有强烈的功利意识」，「没有这种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我们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中国之春》八十三期十六页)(64memo自由民主´89) 　　恰恰正是这种现实功利意识，这种政治化的总结历史之指导思想，导致了《反思》一文的匆促上马，也致使该文漏洞百出，而至今还贻害大方。这一指导思想，从胡文一开篇便是赤裸裸的，他说，虽然运动的许多重大事实尚未弄清，缺乏足够的第一手资料，「然而，作为一场现实运动的投入者，【以上第306页】我们有必要及时地对这场运动作出我们的回顾。」胡平对八九民运(尤其对学运)能作多少回顾，又作了多少，很难说，他实质上作的，恰是总结，而且是历史的总结，这在《中国民运反思》一书的封面文字中，一目了然：「……我们必须要有自己书写的历史。」(六四檔案 - 89) 　　要自己书写历史，野心也太大了一点，这是以前皇帝想做也没有做到的。而胡平有此雄心，可见其「现实功利」与「政治」了。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太史公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二十四史，皆述前而戒后，没见过要「自己书写历史」的。于是，我愕然，在现代「党史」、「派史」之后，竟然见识了「自己书写的历史」﹗(Memoir Tiananmen / 2016) 　　我想，我够不上「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我也不懂怎么「搞政治」，我只希望一条––实事求是。(64memo.com - 2016) 　　显而易见，我反对的重点在于「这种现实功利意识，这种政治化的总结历史之指导思想」，是针对你对八九民运的「反思」而说的。结果呢，你却截断我的两句话，不着边际地反问：「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抱有改进生存环境、让所有的人能够生活得更好的意识竟然会让封从德『捏一把汗』呢？」真是鸡同鸭讲，还由此「证明」我「在闹意气」、「多半是情绪化的反应而已」，实在看不出有何逻辑。(64memo中華富強´89) 三、仓促总结历史的功利意识　 　　【以上第307页】 　　所谓「皇帝想做也没有做到」，是因为中国很早就有了优良的史官制度。史官之良，可从二千六百多年前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看出：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大夫崔杼弒其国君。太史书曰：「崔杼弒其君。」崔杼杀之。太史之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弒」是以下犯上，非礼；「杀」则没问题。也就是说，掌朝权臣为一字连杀二史，见老三照样记作「弒」才作罢；不罢休也没用，因为外地史官听说朝廷杀了太史，也冒死赶来要秉笔直书。后来中国有了皇帝，都是本朝史官修前朝正史，皇帝无权干预，连唐太宗希望读一读魏征正在写的隋书都遭拒绝。而起居注、实录之类则保证本朝史料的客观性，甚至有皇帝若擅自闯入记录起居注的办公室也要罚款的规定。当然，我不是说官方正史没有篡改的情况，但相对而言，没有人能否认中国史学曾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地位。(64檔案´89) 　　因此，我对「自己书写历史」的批评，主要是针对现代「党史」、「派史」之风而发的。我们知道，中共是编造历史的能手。无论是党史、国史、世界史，皆得符合其理论框架，而不是理论符合实际，因为他们自以为已经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样，中国自秦以降便成了「封建社会」；这样，日本是中共打跑的。……国民党史的问题大概程度轻一些，但据侯德健说，他曾统计过台湾教科书中歼灭的「共军」数字，各处加起来竟然上亿。这就是为什么我反感党史、派史的原因。(64memo祖國萬歲-1989) 　　可惜，胡先生，你在仓促总结和反思八九民运的历史时，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你似乎也找到了一个绝对真理，即「见好就收，见坏就上」；你的「真理」也同样不可质疑，于是一面宣【以上第308页】称它「早已成为民运界大多数人的共同结论」，一面压制我的异议；你也同样要求历史符合自己的预设框架。这里仅举两个例子。例一，以「李鹏让步论」支撑「见好就收」论，不惜编造李鹏与学生「公开对话」而且「现场直播」的「史实」。例二，竭力掩盖自己当年鼓动「见坏就上」的真相，不惜公然对阮铭先生和我抵赖。这在前面的公开信中已有详述。(64memo自由民主 - 1989) 　　怎么会这样呢？这里不能不进一步问：是不是你的功利意识在作怪？(64memo.com/2016) 　　你的《反思》在虚构历史的同时，又竭力颂扬「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当时会有甚么现实功利呢？答案似乎可以从你在《反思》连载期间接受的一个采访中找到。在这篇「孤独的自由主义者––民联主席胡平访问记」中，你反覆批评了民阵。当时民阵如日中天，排斥其它团体，比如民阵筹备会时你往巴黎就被拒之门外，只是在「以个人身份、不能代表组织」的条件下才得以参加。于是你在采访中大声疾呼：「『新资格』在排斥『老资格』﹗作为先行者，并不能占很多便宜。」采访时值民阵二大前夕，正是酝酿民阵民联合并忙着寻找「领袖」的时刻。你指责民阵中许多是前共产党人，利用在「体制内」的名望和资历「摇身一变」而占据了民运中的主导地位；你举出「在原共产党体制内没有显赫的位置」的瓦文萨，感慨中国人没有识别领袖的能力，暗示海外民运「如果有了瓦文萨，你会去拥护他吗？」，又列举作领袖的三条要求，最后乾脆说：「政治活动家最重要的力量来源于他的理想与观念的力量。就这一点而言，我对自己有相当的自信」。因此你万分感叹别人对你的重视不够，听说自己的《论言论自由》受到表扬，马上感叹道：「这个赞扬来得太迟了。」……(安琪，《痛苦的民主》页一○三–一一八；新闻自【以上第309页】由导报一九九○年十月十二日)(64memo.com´89) 　　可见，你当时最大的「现实功利」是与民阵的较量。自己是「先行者」，而民阵的人不过是「占了便宜」。「例如《论言论自由》是我在民主墙时期时发表的，十年之后了，关心这件事的人仍然认为这篇论文是最好的」；「事实上我对中国民运十多年来操了许多心，而且看法和实际活动、见解和主张的深度以及涉及问题的广度，我想在中国从事民运的人中是没有多少人能比得上的，但我个人在这方面所受到的重视则是不够的」；「后投入的人反而有更高的知名度」，「而人们又不去考虑知名度是从哪里来的」……。(同上)(六四檔案-1989) 　　平心而论，这番孤芳自赏与愤愤不平也不无道理。民阵确曾「挂羊头卖狗肉」，本来以未来「民主中国」的联合「阵线」为号召，以团体会员为架构，结果却成了个人会员架构的「八九民运流亡者俱乐部」，奠定了不让其它组织分享资源的结构基础。结果，以千百人的生命为代价、以全中国的未来作抵押而换来的滚滚捐款，仅保障了十来个人的工资，而未来「民主中国」的总理、部长人选和待遇不仅是私下的玩笑，也正而八经地拿到五星宾馆的会议厅里讨论，连国旗都设计好了，赫然登在机关刊物《民主中国》的创刊号上。在某些藉六四鲜血而炫耀一时的政治明星自我陶醉之时，确实需要一些醒酒的药。(64memo自由民主 / 2016) 四、「反思」背后的功利意识　 　　【以上第310页】 　　遗憾的是，你这时发表的《反思》不是这类醒酒药。一方面你要证明八九民运并不那么辉煌，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另一方面你却不敢直接批评你所不满的人和事，而拿你曾极力支持的八九学生作替罪羊，尤其是当时尚在国内逃亡的柴玲。这样避实就虚，大概也是所谓「功利意识」吧。(64memo祖國萬歲/89) 　　为什么说八九民运并不那么辉煌呢？《反思》第一章论证了「八九民运的巨大规模是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而内容则不怎么样；第二章则是「关于八九民运失败的结局」，第三章更是「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第四章则总结出这个并非必然的失败的主要教训是没有「见好就收」。就是说，没有遵照你的理论当然就失败了，而本来这是可以避免的，怎么还有辉煌可言？至于你自己曾是怎样「见坏就上」的，当然就无关弘旨了。(64memo.com-89) 　　又为什么说八九民运只「是在规模上而不是内容上胜过以往的几次民主运动」的呢？因为「八九民运的历史文献中，其内容本身精辟丰富者确实没有几篇。然而在民主墙运动和自由竞选运动中，我们倒是真有一批佳作传世的。」就差没点你自己的《论言论自由》了，而按照对你的采访，那自然又是这批「传世佳作」中的最佳。八九民运时你在海外，而民主墙与自由竞选运动却是你直接参与过的，加上海外民运，后来有人批评你的攀比心态时就指出，何以你对自己参与过的运动没有反思，却偏偏写了一篇八万字的《八九民运反思》呢？这一批评不能说是无的放矢吧。(64memo人權法治 - 1989) 　　采访中进一步透露出这种攀比心态背后的「现实功利」：当时你有「推销自己」的需要。【以上第311页】你总结了作为先行者却知名度不够的教训，开始选择不再「作好人」而要「搞政治」。「搞政治就是要善于推销自己的主张」，你说，「如果你不采取某些必要的手段，就很难取得某种位置或者权力」，而「权力的争夺难免把人性中很不好的部分召唤出来」，但「必须要获得成功」，否则「倒是保持了追求的纯洁性，但在政治上却是失败者」。为此你还作了「检讨」：民主墙时期「我明明知道我的主张显然比别人的更深入更正确，但我不会很强有力地推销自己的主张。」直让我想起吾尔开希的「检讨」，即一九八九年他的错误就是没能纠正别人的错误。你进一步认为自己还「有些东西比较欠缺」，即别人的「敬畏」，那怕「许多人对我的观点比较信服」，但对于一个「在搞政治」的人来说显然不够。于是，「名气」或「知名度」便十分必要了，问题是「后投入的人反而有更高的知名度」。因此，「如果这时你不提出资历问题，人们就会对先行者的功绩采取一种不公正的态度」，而「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会留很多后患」。果真，后患无穷。(64memo中華富強/89) 　　后患之一，民运分裂。民联与民阵的分歧在采访中已见端倪。除了民阵在筹备会时拒你之外，那篇采访的按语说：「人们在忧虑海外民运的领袖危机的同时，将寻觅的目光移到了胡平身上。然而，『辞职风波』使这种『热点』迅即消融，并引起了一种强烈的『系列反应』，民阵民联合并一事也因一方担心『同床异梦』，一方不愿做『小老婆』而暂告无望。」所谓「辞职风波」，采访中你试图回避，却被记者点出：「你曾应万润南之邀在普林斯顿密商组阁之事，据悉万润南意欲拉你一起竞选民阵主席，而你也曾间接地表示倘若你做民阵副主席，民联的人会有意见，认为民联成了民阵的『小老婆』，这至少也说明你并非没有竞选民阵主席之念吧？」对此你再没否【以上第312页】认。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也无意追究「民联民阵联合受挫应该归咎于谁」。我只是读到一些文章说你以前就有「不能做主席就不加入民联」的竞选纲领，也读到你后来在民联民阵「合并」出三个组织的过程中的作用。这些说法是否属实我也无法核对。但这也难说不是争资历的「强烈的功利意识」留下的后患。(64memo.com / 2016) 　　后患之二，轻断历史。在采访中你表达了自己的历史哲学，不断强调民运也得讲先来后到之后，你说：「应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伦理，就是顺序问题。必须对他们(先行者)有一个新的正确的估价。换句话说，当代的中国历史应该由我们来写。」不难看出，这与《反思》中的历史观如出一辙：哪怕第一手材料不足，「然而，作为一场现实运动的投入者，我们有必要及时地对这场运动作出我们的回顾」、「我们必须要有自己书写的历史。」为了抬高自己的资历而写的历史，其结果必然是扭曲历史，乃至编造历史，如上节之二例。(64memo.com/89) 　　后患之三，打压学生。但何至于虚构「李鹏让步论」来替中共辩护的地步呢？我一直在巴黎，不瞭解柴玲在美国对你有何得罪。唯一见到的是有一篇文章提到柴玲曾在一个公开场合指责你的家务事(《前哨》一九九三年一月，页七七)。公开说人私生活当然不对，但我想报复学生也不至于要到帮李鹏的程度吧。百思不得其解，九五年听到一个解释才恍然大悟。与你甚近、也是一位资深的民运领袖，当着我和另一位朋友劝导柴玲：「你知道大家为何打你而不打别人？就是因为你挡了大家的路。比如媒体上的影响力和捐款……。」这话应该说不是特别指你，但你九○年的「反思」和九五年批判「激进学生」确实最突出，而那本来就是「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以上第313页】现实的功利意识」使然，要「及时地对这场运动作出我们的回顾」而可以不待史实––正如《反思》开篇所声明的那样。(64memo自由民主 / 2016) 　　总而言之，后患虽然如此，看来你的推销却不成功。海外民运「主席」没做成，你的《反思》却常常遭到反思，六四学生也没销声匿迹。因此，即便从功利角度而言，你的「功利意识」恐怕也不可取。望你三思。(64memo人權法治 - 1989) 五、历史假定法的问题　 　　对功利意识的不同态度也导致了我们对史证方法的分歧。首先，总结历史在先还是整理史料在先？我认为「在史实不清楚的情况下，可能很难作评价。要现在就想对一九八九年这么一场运动作评价，我觉得好像为时还早。历史一般来说不是当事人自己来评，而是后人来评价的。」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却拿来上纲上线，说只有中共才会高兴用「为时过早」为理由拒绝人民要求重新评价八九和六四的呼声。我强调应该先整理史料再作总结的原意，却被你偷换概念，与中共阻止重新评价六四混为一谈，真不知道你的逻辑在哪里？(64memo反貪倡廉/2016) 　　谁会让中共高兴呢？难道我希望你先弄清李鹏并未与学生「公开对话」和「现场直播」的史实，会让中共高兴？难道揭示五一四对话并非「公开进行的」，中共会更高兴？恐怕你同中共一样，都不会太高兴吧。其实，为了政治功利，可以不顾史实，在这一点上，你们真有相似之处。【以上第314页】用混淆概念的手法对我的反驳，不过是继续在为总结可以先于史料作辩护。(64檔案 - 1989) 　　第二个分歧是关于「历史假定法」的使用范围。你说「为了彻底驳倒我，封从德又提出了一个论断，他声称不能依据假设来讨论历史评价历史」。我没有这样的「论断」。我对此有两句话，一是「我觉得从史学的观点来说，历史是很难作假设的。」一是「对历史能否作假设来展开推论，史学界多取否定或怀疑态度。对于历史假定方法，若不是说绝对不可用，也小心为妙。」与你说的「论断」相去甚远：一个是断然否定，一个只是怀疑，希望你谨慎一些。我所强调的重点还是「史料先于史评」，还举了二个例子证明你自己就糊里糊涂，假设来假设去，结果自相矛盾。很遗憾，你的《回应》对此避而不谈，更荒唐的是，为了说明我真有「论断」，你又引用了白梦的话。请问，你是在「回应封从德」还是在「回应白梦」？你还要不要讲理？(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逻辑如此混乱，怕是与「民运理论家」和「学者」不相称。(64memo自由民主/89) 六、关于「第二手材料」　 　　在四、五两节中，你回应「惯于用第二手材料，又懒于求证」的批评。你指我「对『第一手材料』的理解过于狭隘」，「以为只有当事者的叙述或回忆才叫第一手材料」。这是对我的曲解。我不仅完全同意「各种媒体的现场报导和采访记录也是第一手材料；而且它们并不一定比当事者的叙述或回忆更不可靠」，而且事实上我自己也常用这类材料。而你接下来辩护自己并非「懒【以上第315页】于求证」的说法问题就更大了。逐条反驳如下。(64memo.com - 89) 　　一，你说「《反思》一书依据的事实大体上只限于那些最一般、最基本的事实。这些事实经由多种独立的媒体而加以披露和相互印证，因此具有相当的可信性。迄今为止，我尚未发现任何有份量的反证，足以动摇我在《反思》中对八九民运的叙述与分析。」但是，你断言李鹏与学生「公开对话」而且「现场直播」了，又是根据哪些「独立媒体」的呢？我在第一封公开信中已经详细引用各种媒体，论证你的各种不实，那么明确的反证，你又为何压制发表、不敢正面回答呢？(64memo.com´89) 　　二，你拿柴玲录像谈话与美国总统谈论政策的文字来比，更透露你对求证「第一手材料」缺乏一些基本训练。显然，柴玲不是美国总统，广场不是白宫，哪有像美国总统的秘书班子及和平时期的从容来起草和处理她的讲话？而从联经版《天安门一九八九》中的「柴玲讲话全文」推论她曾有那么险恶的意图，你怎么就一点也不对「全文」的可靠性作点求证呢？没有条件吗？九○年三月你开始发表《反思》，可以说是来不及核对，因为柴玲四月才逃到西方。但之后呢？到你九二年出版成书之前，有两年时间，你又问过她吗？她在普林斯顿，你在纽约，离得那么近，又不是没有见面的机会。九○年五月我们第一次见面，你根本不提此事，我们也完全不知道你的杰作正在连载。《回应》中你说，「迄今为止，当事者们均不曾对该书中柴玲五‧二八讲话一文提出过任何更正声明。」这也不是事实，早在六三会上我就当众指出那不是全文，没有准确反映柴玲录像谈话的原貌。(北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页八五)我当时还问谁看过录像带，你没吭声。你【以上第316页】在五月的文章中就声称联经本为「全文」(北春九五年六月，页五一)；到了八月发的《回应》中还以之为「第一手材料」，说明你还是没有去找录像来看。给你指出来你也不去核对一下，这不是「惯于用第二手材料，又懒于求证」又是甚么？后来，我又有文章指出你的《反思》史实上的错误，你却压制我的文章，确实不能以一个「懒」字了事。现寄上柴玲录像谈话的全文一万三千字，其中七千字为联经本所遗漏与误植，请贵刊发表，亦请你承认一下以前所谓的「全文」是第二手的。(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三、你说《反思》中引用的几句话，「仅仅是说明柴玲曾经有过『以流血牺牲唤起民众』的意图，这和今日『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的版本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没有断章取义。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因为第一，我说的是「最初版本」，与后来有「有很大的不同」并不奇怪，更何况你也没否认我后面的质疑：「五年后的今天，胡平在《回首天安门》一文中大事渲染柴玲『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第二，你的引用也不止柴玲这一段话。譬如关于「激进革命家」，你更在断章取义后又偷换概念，将柴玲对知识分子的悲哀偷换为对整个中国人的抱怨。你的引用是：「五月二十八日后我越来越悲哀。……我想说，但一直不愿说，但有时不得不说，那就是，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为你献身。」但即便联经本中，你引用的那段话之前也有「那天我从知识界联合会，就是昨天，回来的时候，我哭了。」有「这些人为争夺这权力，而发起一次一次的攻势。我就是想说中国人，我们作为这个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相残杀了，中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有「我感觉到我那么热爱广场上这几万万的孩子们。我有责任用我们的生命坚持到底，【以上第317页】但是我又觉得我很悲哀，我实在是无力回天。」之后更有「可是我又想到这次运动的确还有很多，很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学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识界的人。」很明显，柴玲是将学生与某些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而你却在删去这些地方之后说「柴玲抱怨起了中国人」。这不是断章取义又是甚么？(64memo中華富強 / 89) 　　四、同样，关于「五二一」，你的回应也证明你缺乏求实精神。《质疑》举证说明你颠倒了当时指挥部与北高联的重要性，以为北高联「不负有领导广场的同学们的直接责任」而指挥部「负有直接责任」。你在《回应》中却硬说「我引用的事实决无偏差，分析批评也不失为中肯周全；我看不出封从德的指责有什么根据。」不是很滑稽吗？更严重的是，你又指控绝食团指挥部「在获悉军队要镇压的消息后，也不和大家打声招呼就各自躲避起来」，几乎到了「莫须有」的程度。开希喊撤时我在广场上，王丹、郭海峰也在广场上，李禄说那晚他也没走，还有其他一些同学如王文、王超华也曾是绝食团常委。许多历史细节确实值得讨论，包括五二一还有许多没有公开的内情，不瞭解当时的历史环境确实很难理解，我也一直努力出版我的备忘录。但是，像你这样捕风捉影横加指责，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妨碍对史实的挖掘。总而言之，指挥部不仅因复食而自然失去了「领导广场的直接责任」，而且也不是你想像的那样都「擅离职守而独自求生」。这么没有根据，怎么还能自许「事实决无偏差」？你「引用的事实」在哪儿？你可以帮李鹏辩护，却指责你曾支持的学生，怎么还能标榜「中肯周全」呢？(64memo自由民主-89) 　　五、关于「五一九复食」一段，更暴露了你对八九民运惊人的无知：你一直以为宣布戒严【以上第318页】是在五一九，而且是在指挥部宣布复食之前﹗所以你才会反问：「绝食团指挥部既然是在宣布戒严的五一九才宣布复食即收，这和我所说的应当在戒严之前收一话分明是两回事，前者如何能构成对后者的反驳？」且再次自许「并没有错」。事实上呢，正式宣布戒严是在二十日十时，最早也不早于二十日凌晨四十五分，即广场上播放的李鹏在万人大会上的讲话。而宣布复食是在十九日晚二十一点十五分。也就是说，宣布复食比宣布戒严至少早了三个半小时。可见你引用「第二手材料」粗心到何种程度﹗而从九○年《反思》你就一直这么以为，其中也说「这话和事实并无出入」，自我感觉之好，又这么「懒于求证」，令人瞠目。你能说我们的「民运理论家」不是在为李鹏辩护？连中共都一再承认复食在戒严之前，而你却对曾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这么不宽容，这大概也只能从前面提到的「政治功利意识」中寻找答案了。(64memo.com´89) 七、关于杨巍的见证　 　　杨巍有文字见证你在八九民运后期力主「见坏就上」，我在第二封公开信《见坏怎么上？》中已有详述。但杨巍见证背后还有许多故事，也值得一提。(64memo.com´89) 　　九五年六月三日北春讨论会上，我质疑你为何自己主张「见坏就上」却批评别人「激进」，你顾左右而言它，就是不正面回答，许多人都看不下去。会后杨巍找到我，说你在八九民运后期也曾不顾他的反对而力主「见坏就上」，更印证了我的疑点。我在《质疑》中提到这一问题，但【以上第319页】未提杨巍的名字。一来初次见面不瞭解；二来也担心给他添麻烦。因此仅曰「据当时民联的一位骨干说……」。但在你主持的北春上刊出时，却被改为「据当时的民联骨干杨巍说……」，又删去二段(一九九五年七月，页三四)。我读到后觉得奇怪，怎么随意加上杨巍的名字也不征求作者同意？又怎么知道是杨巍的呢？写信去问，贵社于大海回道：「……编辑部的同仁虽然一起回忆了一下，还是想不起细节。对文章作删节在编辑部来说还属正常，至于加上杨巍的名字，就确实有些蹊跷了。这显然是因为有人特意建议这样改的，至于是谁建议的呢？现在似已难查证了。」同样的问题也数次写信问你，你的回信皆避而不答。(64memo人權法治-89) 　　然而，你的《回应》却很好地利用了对我文章的添字和删节。你用杨巍一事来证明我的「叙述与事实不合」，即「戒严后，民联内部对胡平『见坏就上』的主张深为不安，要他以民联主席的身份向国内建议撤离广场，却遭到胡平的压制。」你回应道：你其实很重视杨巍的建议，而且为了保护他，更将「通话迅速地公诸于世，可见全无压制之意」。你回避了杨巍反对的「见坏就上」，只说他有「几点建议」。虽然你声称「以为他的建议不错」，但也承认「没有答应他以民联总部的名义向学生们正式提出这些建议」。我实在看不出我的引述(注意并非「叙述」)哪一点「与事实不合」？(六四檔案 - 1989) 　　这里，你又两次偷换了概念。即把我引述中的两个概念的外延偷偷缩小：一是将民联内部深为不安的胡平见坏就上的「主张」偷换为你那篇《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文章；一是将要你以民联主席的身份向国内发出的撤离广场的「建议」偷换为你所公诸于世的和杨巍的「通话」。【以上第320页】将「主张」偷换为「文章」，你当然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对我那篇文章，我并未听到民联内部有谁表示过反对意见」；将「建议」偷换为「通话」，你就更有道理：「把和杨巍的通话迅速地公诸于世，可见全无压制之意」。因此，我的引述也就「与事实不合」了。(64memo反貪倡廉´89) 　　然而，这无异于掩耳盗铃：杨巍当时在国内，不可能马上看到和反对你的文章，但他反对你「见坏就上」，而且还认为当时民联内部反对你「见坏就上」的不止他一个。实际上，如果不将「主张」偷换成「文章」，就势必把杨巍排斥在「民联内部」之外。此其一。其二，杨巍的「建议」可不止五二三被你「公诸于世」的那一次「通话」，从五二二到五二五，你们有四次通话，尤其是最后两次，杨巍听你说应该「见坏就上」，急得大叫：「只怕是越上越坏啊﹗」又悲怆地说：「胡平，流血的危险依然严重存在，流血之后将是倒春寒。」他说：到这时，我算是证实了我一直在怀疑的事：胡平等人根本不同意发谈判呼吁。(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八月页九一；及拙文《见坏怎么上？》)你对杨巍的这些记载一直没有回应，包括《回应》这里提到杨巍一事也无澄清，看来是默认了。默认，但避而不谈，还偷换概念，又反过头来指我「引述与事实不合」。岂有此理。(64memo自由民主´89) 　　再说，你将通话登报前后的做法，实际上杨巍及其家人也非常不满意。有人指你「为了出名不择手段」，利用自己的地位与国内刚出狱的异议人士通话，却常常在未征求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拿到西方媒体作为对谈发表，同王丹如此，同魏京生如此，同杨巍也如此。(曹常青，中春一九九六年三月，页九一)我也未见你驳正。实际上，对我的《回应》中你也承认，「杨巍的妹夫【以上第321页】担心这段报导会给杨巍招致危险。」你回答说公开通话内容是为了保护杨巍。但是，杨巍的亲人怎么看呢？曹曾是你的好友，但他却说：(64memo人權法治´89) 　　……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从打字员那里得知消息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要求不要发表，并恳求胡平说，如果杨巍是你的弟弟，你能不考虑他的安全吗？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车少莉后来退出民联，从此不再参加民运，这是原因之一。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同上)(64memo.com - 89) 　　「有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与「公布是为了保护杨巍」，二说法相距甚远。未见你的澄清，大概又是默认了。难怪杨巍及其家人对你有那么大的情绪。按：查「历届民联代表大会选举结果」，车少莉在八八年一月的三大当选总部委员，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四大以后均不再现。(64memo人權法治 / 89) 　　极其有趣的是，你又重复了蒙混过关的手法，建议我「查阅一下当年那份报导，相信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好像你真的有根有据。但我数次写信索求，你却从来不屑于回答，不知有否诚意。(64memo.com / 89) 　　最后，胡先生，可以告诉你一个情况：我向杨巍求证了整整两年，也没轻易引证。收到他的原文，证实你确曾坚持「见坏就上」，并获准引用，也都一直未用。后来得知该文已发表过，但连载中关键的一篇却一直找不到。九七年六四在纽约找到后才放心引用，加进《见坏怎么上？》【以上第322页】中。谈这一情况是说明：一是担心以不实之辞伤害你，二也无意急于抓你的辫子。而杨巍也一再对我说，虽然他对你有意见，但还是朋友，还是常见面，还是佩服你的一些文章。(六四檔案´89) 八、其它一些细节　 　　 　　关于你《回应》中提到的对阮铭先生的回应、对柴玲录像的分析、对丁子霖老师文章的引用，我在别的文章中已有详述；加上其它一些细节，这里一并简答如下。(64memo反貪倡廉/89) 　　一，你用「和阮铭一样，封从德没有分清在我的有关文字中，哪些话是我自己的主张，哪些话是我对别人提出的一种可能性作出的理论分析」来搪塞我对你曾坚持「见坏就上」的质疑，和你回应阮铭先生的一样，是在公然赖帐。详见第二封公开信《见坏怎么上？》「三变之二：赖帐不认『见坏就上』」。(64memo反貪倡廉 / 89) 　　二，我对柴玲的五‧二八讲话所作的背景介绍，可不仅仅是我「自己的一套解释」。这套「解释」有旁证，如金培力、梁淑英，还有王力和一位女侨。详情可参考拙文《柴玲没有「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至于「小人之心」，是对一些不顾史实，始终以为柴玲打算偷偷溜走的人说的。而《回应》却还在说：「柴玲讲话最引人非议的一点是：为什么她明知坚守广场会导致流血并打算自己求生的同时，却不向她所领导的广大同学讲明。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不论是柴玲自己，还是为她辩护的封从德等人却避口不谈。」但我的文章回顾的情况，你都看过吗？请弄清【以上第323页】事实再批评。(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三、你也误解了丁子霖老师的文章。丁老师九六年的六四祭文说：「我发现，我两年前的那段话竟一再被某些民运理论家引用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似乎我也是主张把运动导致镇压的后果归咎于激进派学生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现在去争论运动是否『激进』，是否需要『见好就收』，以及学生领袖的功过究竟应该是『三七开』还是『二八开』之类问题，总让人有一种『隔』的感觉。」「我不知道争鸣者能拿出什么有分量、有说服力的事实去同别人争鸣。比如有争鸣者说如果当时学生能『见好就收』就可以避免流血，我就觉得此论缺乏有力的事实根据。」不知你作何感想？我对此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贵社也被压(《读丁子霖老师「六‧四」七周年祭文有感》)。(64memo.com´89) 　　四、关于「激进」。你说吾尔开希只是「被动激进」，那他发动绝食、公开对记者说「学运也要利用党内斗争」、五一九还想当总指挥、五二七又自荐「人民发言人」、直到六三还赶到广场争当副总指挥、晚上又在广播站呼吁「坚守广场，与广场共存亡」……你又怎么解释呢？你认定「激进与稳健两派之分乃不容否认的事实」，虽然没明确讲过「不撤=激进，撤=稳健」，但除了喊撤，你还有甚么根据把他和「主动激进」区分开来呢？只有一个例外：你说五一八与李鹏「对话」中，吾尔开希说了「广场上是多数服从少数」，因此是「为了迁就更激烈的少数同学」。然而，王丹在「对话」中马上纠正他，说刚有统计，「百分之九十九‧九的同学投票表示不撤离广场」，那么照你的逻辑王丹不就成了十足的「主动激进」了？我《质疑》中也举了另外几人的例子，你也有误解，这里就不多说了。【以上第324页】(64檔案/2016) 　　五、我在任何文章中都没有「指责别人是叛徒，是野心家」。你说「封从德否认八九民运中有激进派与稳健派两种策略之争，但他又附和柴玲五‧二八讲话，一味指责其它学生领袖是『野心家』」，倒像是故意为我提供一个「客观上是在学运骨干中制造分裂与敌对」的证据了。另外，你揶揄说：「即便我们想说封从德不是激进派，只怕他本人也坚决不答应。」但我在五四后辞职复课做论文，五一三也没参加绝食，五二六支持以「空校运动」撤，五二七在首联会上赞同五三○撤，六四凌晨主持口头表决果断宣布撤离，你又作何诠释？我既无意标榜「稳健」，也不否认曾经「激进」，而这样截然二分本来就是问题。我反对的是你在不瞭解实情就妄作论断，尤其是你采用双重标准，对自己曾经力主「见坏就上」的事实不但从无反省还公然抵赖。(六四檔案/89) 九、误解和曲解　 　　最后简要澄清二个被你误解和曲解的概念。 　　一、「新民主启蒙运动」是针对八九学运说的，你的回应误解为对整个民运：「封从德坚持把八九民运定位为『新民主的启蒙运动』」，说是引用六‧三会上我的发言。但我两次提到的都是「八九学运」。其一，「学生运动的基本定位是一场新民主启蒙运动，不是一场政治运动。我们既不是希望李鹏下台，也不是希望赵紫阳上台，而这是社会其他阶层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可以去作的。学生的基本的定位只是为民请愿。」其二，「当时的学生运动一直把它定位成是一种【以上第325页】新民主的启蒙运动，所以我们觉得能够达到一种启蒙的效果，那么才能够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坚持在广场。」因此，你把「学运」偷换成「民运」后的一番议论就显得无的放矢。另外，你说「言下之意是，只要发挥了启蒙的作用，其余一切均可不计。」是对我的意思的随意延伸，也属曲解。(64memo.com-2016) 　　二，关于「二元对立」与「斗争哲学」的关系，你的回应也有误解，对此需要多说几句。我们知道，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对立观念植根于希伯来宗教信仰，比如上帝与魔鬼、天堂与地狱等等的对立。中世纪的欧洲经院哲学家们首先就是神学家，自然走不出这一思维模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之后，哲学家们虽然逐步独立于教会，但这一思维模式依旧，其理论更发展到顶峰，即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探讨人们思考所用的根本概念，最普遍的是关系，而一切关系中最普遍的则是相反的关系，即对立。于是就有了黑格尔辩证法：各种思想和事物按照「正–反–合」(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的规律，本身都蕴含其反面，正反相抗，终于新生力量战胜旧势力，达到一更高的「正」面，如此往复而发展下去。黑格尔是路德派新教徒，在《历史哲学》中颂扬国家，高标德意志民族，而国家与民族的观念正是欧洲北方新教帮主们用来对抗罗马教廷与拉丁民族的有力武器。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将「民族」换成「阶级」，再加上唯物论和进化论，便形成了「辩证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所以说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源于二元对立观。(64memo反貪倡廉´89) 　　回到我们的争论。我质疑你「要在八九学运中寻找『激进派』和『稳健派』的决然对立，客观上是在学运骨干中制造分裂与敌对，用一种断然的二分法来形成二元对立，从理论的深处【以上第326页】讲，并没有跳出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你的回应引用这段话时故意漏掉「二元对立」那一句，然后说「共产党斗争哲学的基础并非歧异或多元，而是统一、一致。」显然没有明白共产党的统一并非将二元统一起来，而是用统一的一元去消灭另一元。你接着又说，共产党「认定在人民内部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它才把任何不同的政见都打成敌对势力而坚决镇压。」说明你也瞭解其「统一」正是为了「对立」，却又强词夺理，思路实在混乱。这里导致歧解的根源又是偷换概念，即不提我说的「二元」，却改头换面成「多元」，再自说自话。我不明白，偷换概念如此频繁，到底是你明知故犯呢，还是真的糊涂？或兼而有之？(64memo.com / 89) 　　实际上，你的「见好就收」论正是作为「统一、一致」的真理来要求八九民运的。你反覆强调「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见好就收』缺少共识」，即缺乏思想上的统一和一致。这种思维模式怎么能说跳出了共产党的框限呢？你有没有想过：要求八九民运在戒严前在三天内达到「共识」并做到「见好就收、见坏就上」，除了一套严密而集权的组织和一群「全党服从中央」的群体，谁还能办到？而这本身既不现实，也不民主，反倒像一群「小共产党」，忽略了的，恰恰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要知道，一个自由的群体是难以在仓促间达成共识的，而民主原则正是解决没有共识的情况下的一个有效办法，那怕多数人的选择并非最佳。作为「民运理论家」，这点民主常识你应该是瞭解的，但遇到具体问题时又糊涂了，能不说是这种黑白二分、责求统一的「共产党斗争哲学」的思维模式在作怪？而你当年主要鼓动「见坏就上」，事后又苛责「见好就收」，这与中共出尔反尔的行为，在「现实政治功利意识」这一点上不是也有某些相【以上第327页】似之处吗？(64memo自由民主 - 89) 　　最后，回到开头引用你的话，希望我们「拋开个人得失之心，面对真理，面对未来」，「只要别人讲的有道理，我们就应该欣然接受；别人有几分正确，我们就该承认几分。」(64memo.com/89) 　　(一九九六年十月初稿于巴黎，一九九八年元月修订于巴黎。作者按：本文曾投给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结果既未发表，也不说明理由。)【以上第328页】(64memo.com - 89) 第四辑：反思中的困惑 　　【以上第329页】 反思中的困惑––八九学运之我见　 　　在「六四」二周年之际，谨将一些零散的思考整理成文，献给那些为中国的自由与富强而坚持信念的人。(64memo祖國萬歲 - 89) 一、「新启蒙」心态是理解学生运动的关键––八九学运的主旋律(Memoir Tiananmen-1989)　 　　八九学运中的学生，自视为五四青年的后继，要完成七十年前的同仁所未竟的事业，于是将自己的历史使命认定为发起一场「新启蒙运动」。不管这种自作多情是否这场运动的实质，但这却至少是运动中的主旋律，学生们自始至终不断在心底或大字报中哼唱，且有形形色色的变奏曲。(64memo反貪倡廉 / 89) 　　主题变奏之一––不参与党派之争。启蒙的对象是民众，试图通过老百姓的觉醒来解决中国民主化的根本问题。因此，学生的政治追求的着眼点是长远的、整体上的改造，是制度的更替，与谁在台上没有多大关系(至少当时大家这么想)。许多学生对中共领导层一概不信任，包括赵紫【以上第330页】阳。在北京的赵紫阳与在海外媒体上的赵紫阳是两个人，差距很大，正如戈尔巴乔夫一样。有个同学说得最形象﹕「我们不是为了让一批饱鬼下台，又让一打饿鬼上台！」(64memo.com´89) 　　主题变奏之二––「看看人民的表情」。《绝食书》原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生与死之间，我们还要看看人民的表情––我们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这是在绝食之前，我们这批自视为启蒙者的学生真实的受挫心态。(64memo人權法治 - 89) 　　主题变奏之三––坚守广场、不怕牺牲。既然是启蒙，那么宣传的强度与广度自然是越大越好。由此才能理解学生们为何选择绝食、绝水、等待屠杀，也才能理解为何要到天安门、在上千记者前将学生运动扩大到社会运动。广场上萦绕在我心中的一个观念是﹕广场大旗不能倒，坚持一分钟，就会引起一万人的醒觉。潜在的思路是﹕中国人从来都为了生计而麻木了人性自尊，只有通过一个最强烈的信号才能促使他们思考––「在广场上毕竟还有那么一批学生敢于造反，为甚么？」因此，从直觉与感情上，我们不愿撤离广场，而情愿等待屠刀。(六四檔案 / 89) 二、为何要撤？––道德勇气的沦丧？　 　　与坚持广场、不怕牺牲相悖的事实是﹕学生最后和平撤离了广场。从各方面的统计看，牺牲最大的是市民，「学生领袖」还没听说有谁伤亡。作为局中人，我难以对道义问题自加评说，因此将当时心理历程作个纪录，由大家论断。【以上第331页】(64memo祖國萬歲/89) 　　六月四日凌晨的去留表决，是由我主持的。虽然当时(凌晨四点半)情形已十分紧迫，但我自认为自己还很冷静，甚至在士兵扫射纪念碑上的喇叭时，我还没有怎么惊动。心中明白，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到了。纪念碑的最后的情况，侯德健在九○年六月已讲了很多。基本属实，只有两点需要澄清﹕一、我自己没有听说过甚么「等候赵紫阳到天亮」的传言﹔二、侯德健等人是作为第三方去与军方谈判的，走之前我向他强调过不能代表指挥部。(六四檔案´89) 　　主持口头表决，是在我至今也不明白的一种召唤下作出的。因为当时我对广场上的危急程度并不知情，甚至没有去想它，心中有种感应，像是有个声音在说，必须立即作个表决。当时，「四君子」已在广播中劝了大家很久，不作表决无法统一思想与行动。(64memo.com/89) 　　口头表决的结果，我感觉是喊「留守」与喊「撤离」的声音一样高，但是，基于如下判断，我在短暂的停顿后，果断地宣布了撤离，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果断的一次。(Memoir Tiananmen - 1989) 　　(１)以往的经验与观察告诉我，在有一半人想跑的情形之下，我们这个整体是没有战斗力的。我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同学的死伤不是因为枪弹，而是大家在奔逃中挤、践踏而致。我更担心中共将这种混乱的场面拍摄下来，而给运动抹黑。(Memoir Tiananmen / 89) 　　(２)从心理上分析，喊「撤离」的同学必然不如喊「留守」的同学那么理直气壮，因此，我估计愿走的人更多。(64memo反貪倡廉/89) 　　(３)这最后三、五千同学，是未来中国民主之光，我实在不愿他们为了某种政治功利而牺牲。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二十年之后，这些新思维的种子一定能够开花、结果。这是「新启蒙」的另【以上第332页】一重变奏。(64memo.com-89) 三、阻挠五‧一四对话––我最大的过失　 　　绝食第二天，五月十四日，统战部长阎明复与代表中共等真的学生代表们对话，是可能将学运引向良性发展的一次重要机会。对这次机会的认识，是在九○年十月在旧金山与吾尔开希的交谈中才明白的，这才在恍然大悟中，深深地自责自己当时的自负。(六四檔案 / 2016) 　　五月十四日早晨，我将自己在北大制的「绝食」大黑旗送到广场后，便投入了广场上第一个广播站的筹建工作，借了一个香港记者的一千多元人民币跑了一个白天。下午广播站建好，自然由我主持，这时绝食同学惊惶地听说已有同学在与官方对话了。这显然违背了绝食者的意愿，第一，不是公开的(电视直播)，第二，没有征得绝食者的认可。这时，我和广播站便投入了阻挠对话的行列，先后三次派代表去召回对话同学。我在自行以为坚持民主原则的激昂中，犯下了不可弥补的失误。(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缺乏沟通，彼此不信任，是这场运动的悲哀，深究其原因，除了运动的偶发性、自发性和仓促性之外，也同当时组织结构上权力分散、模糊有关。(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我在运动中还有许多过失，包括在北大筹委会时过分强调民主机制，反而使它的行政效率太低﹔在北高联任职期间，没能主持好五四大游行的工作，致使周勇军在莫名其妙中宣布了复【以上第333页】课﹔而我却在五四之后，在一种受挫的情绪中辞职，从此对北高联采取不合作甚至排斥的消极态度﹔在广场后期没能意识到学生成分的变化所需的组织调整，而把精力过多地投入到整顿财务上了。另外，对媒体的排斥倾向，也很不利于这场运动，虽然我们的初衷只是力图避免重蹈魏京生的覆辙。(64memo反貪倡廉-2016) 四、历史的悲哀　 　　中国的民主运动，历来缺乏历史继承性，这是专制者的辉煌。每一次都几乎从头再来。八九学运的思想深度，是不及七九年的民主墙运动，而且几乎没有甚么继承，这是我最近读了魏京生辩护实录《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之后的很深感触。一九八九年许多同学不知道魏京生是何人，另一个民主墙先驱任畹町更是受到同学们刻意的「划清界线」。(六四檔案´89) 　　我们缺乏组织经验的指导，柴玲因为听取了民盟一个人的建议，就把北大筹委会的秘书处搞得很有声色。但更多的组织过程是没有这样具体指导的。(64memo祖國萬歲 / 89) 　　我们缺乏思想理念的指导。民主与民主主义我们分不清﹔权力相对集中的必要性只是在泛民主倾向太过、行政效率太低之后才摸索出来的(如我在一次筹委会改选中提出要求紧急状态下的「独裁权」问题)﹔我们在主持了务实会之后，又不得不主持务虚会……(六四檔案 - 1989) 　　我们缺乏价值体系和信仰。在作原则性重大抉择时，我们发现自己的任何判断都没有一套【以上第334页】坚实的价值体系作依托，更没有信仰的力量来支持，只是在一堆矛盾的两难利弊中避重就轻。(六四檔案-89) 　　我们这一代，是在开放环境下长大的一代，照时髦的说法，是「长大的一代」，而不是「吓大的一代」。但是，我们失落了信仰的根本，对传统的华夏文明，我们听从了知识分子从五四就开始的拋弃态度，没有几个学生能体味琴、棋、书、画之美，没有一本教科书宣扬人生的修养﹔对西方现代文明，我们只有幻觉中的渴望，更无真正的根基扎在心底。四十年的党文化，将一切其他信仰摧残，仅存的共产主义，却已经在开放之后完全失落了。(64memo人權法治´89) 　　我愿以自己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的辞职书中的一句话(大意)作为本文的收笔﹕「这场运动，必须由像我这样一批对社会缺乏认识，又没有受过法律、政治等方面系统训练的学生来领导，这个事实本身，实在是历史的悲哀。」(一九九一年五月于巴黎)【以上第335页】(64memo祖國萬歲-2016) 　　八九学运中的派系渊源与组织问题 八九学运中的派系渊源与组织问题　 　　鉴于作者亲身参与了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对学生组织内部的形成，与发展有相当的经历，谨藉「六四」二周年之际，向公众作个说明，以使大家对于当时眼花缭乱的众多组织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64memo祖國萬歲 / 89) 一、学运之前　 　　学运之前，我在北京只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理科学生。虽然八七年元旦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与军警的冲突中，我也是被捕的三十四名同学之一(当时共抓八十二人)﹔八八年六月的北大流产学潮中，也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中参加过「行动委员会」，但可以说，那两次我还只是一个「热心的旁观者」，自己的行为完全是依从直觉与良知判断﹔热情随学【以上第336页】潮的迅猛涨潮而升高，也随学潮迅速的退潮而衰退。对中国社会完全失望，既不感到自己在社会中有甚么政治地位，又对假大空的政治宣传厌恶透顶，以至于对一切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都不感兴趣。(64memo.com - 89) 　　因此，虽然王丹、杨涛等同学办的「民主沙龙」已在北大活跃了一年，我竟毫不知情，其孤陋寡闻如是。因此，我对八九学运之前的组织脉络没有甚么发言权。最能说明我对这些组织的无知的，是在学运之初，我们在「北大筹委会」中甚至差点将王丹除名。(64memo反貪倡廉-2016) 　　虽然在运动之前我对活跃在北大的社团毫不知情，但在运动中还是有一些经验使我对那时的组织渊源略有了解。加上最近撰写回忆时参阅的大量资料多与这些经验相印证，因此，就学生组织这一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基本概貌的认识。(64memo中華富強 / 89) 　　学运之前，活跃在校园中的学生社团可算是五花八门。比如王丹、杨涛等人的「民主沙龙」、沈彤等人的「奥林匹亚研究院」、开希说在北师大还有一个未注册的「孔子学会」，李录在南京大学也是社团活跃分子。(64memo.com-89) 二、学运之初(四月十五日—十九日)　 　　这时在暗中引导学运的最重要的团体正是「民主沙龙」。理由如下﹕(Memoir Tiananmen-1989) 　　１、王丹是这一阶段中几次「新华门请愿活动」的主角。「北大请愿七条」由他首先提出﹔【以上第337页】他与北大前研究室生会主席李进进(被中共判处四年徒刑，近释放)及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被判四年)是当时大家推出的三个学生代表。(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２、四月十七日在北大三角地发起的一次(悼胡募捐)活动，我印象中也是「民主沙龙」倡导的。(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３、四月十八日清晨，王丹从广场附近打电话回北大给方励之的夫人李淑娴(北大物理系副教授，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颇受北大同学爱戴)，告知请愿同学在连续二十四小时饥寒交迫的困境中，请求北大同学赶来支持。上午，李老师便在三角地贴了一张题为《广场上传来的电话》的小通告。我和柴玲正是受这个通告的引导，才逐步卷入了学运。(64memo.com-2016) 　　４、「民主沙龙」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动作，是导致了第一个学生的自治组织––「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备委员会」的成立。(64memo中華富強´89) 三、「北大筹委会」成立之初的情形(四月二十—二十二前后)(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四月十九日中午，我在北大三角地见到一张通告，召集北大同学在当天晚上十点半在三角地聚会讨论学运方向。不知是这个通告未署名还是我没留心，当时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是甚么「民主沙龙的第十六次聚会」。正是在这晚的聚会上，二千北大同学宣告成立自己的组织。这时，大家都认识到以往的学潮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大家没有组织起来。【以上第338页】(64memo人權法治/89) 　　北大筹委会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注意民主程序的组织，这一点从她的名称上就可看出。我是这晚受众人信托的八名委员之一。当时我们提出这个组织的任务是﹕运动期间领导学运﹔运动结束，则筹备自治学生会的选举工作。因此，我们自限是一个「筹备委员会」，且规定筹委会成员不得参加未来的自治学生会的竞选，从一开始就限制任何人的投机企图。(64memo反貪倡廉´89) 　　北大筹委会是我至今所见到过的民运团体中，民主气氛最浓、民主机制最完善的一个。但是，这种显得有点过于广泛的民主形式，并不十分适应运动时期的紧迫性和对组织效率的要求。从长远来看，北大筹委会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大的政策性失误﹔但从当时局部的效率看，则很不令人满意。这是一个矛盾﹕要民主形式的稳定性还是要集权形式的暂时效率？这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这批缺乏组织经验的学生骨干层。(64memo反貪倡廉-2016) 　　北大筹委会的广泛民主形式与北大不迷信权威的性格有关。北大的学生运动从来都是多元的。实际上，四月十九日晚的这个「成立大会」，也不是「民主沙龙」的那批同学能够操纵得了的，他们当时确有此意图，但是，结果他们几乎差点被其他派系挤走。(64memo.com / 2016) 　　当时学生中的派系，我以为主要有四个﹕一是「民主沙龙」﹔二是其他社团如「奥林匹亚研究院」的沈彤等人﹔三是学生会派的，这又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的如前研会主席李进进和竞选过研会秘书长的张志勇，他们后来都起了很大作用﹔消极的则是跟着官方走的那些学生权贵，他们实际上也同情学运，只不过有利益冲突而不愿卷入﹔四是如我一般的逍遥派，无党无派，毫无背景，这类人还有如熊焱、柴玲、郭海峰等。【以上第339页】第四种人在组织内实际占了大多数，以至于我们在运动初期在一种无知中，差点将王丹除名，原因是他老不来开会。(现在分析起来，这是符合他作为学生和知识界的桥梁这样的角色的。当时，他忙得四脚朝天，奔波于筹委会与各样的知识分子之间。)基于这一经验，我完全相信这场运动的自发性。因为即使是那些有准备、想引导学运的组织和个人，实际上在运动的运作过程中影响极有限。这是反证(我们的经历则是正面证据)。(64memo自由民主´89) 　　另外，据常劲(北大筹委会副主席，现居美国)回忆，北大筹委会成立第二天，四月二十日，王丹和杨涛曾提出辞职，原因是认为第二、三类同学不信任他们。北大筹委会内部的派系矛盾虽从一开始就存在，但在民主的原则与程序之下，还有能很好地分工合作。这更像是一种竞争关系。(64memo自由民主-89) 　　北大筹委会经历的第一次重大危机是四月二十四日在北大五四操场上召集的全体学生大会。近万名同学起来参加这个盛会，却失望地看到台上筹委会的不成熟表现和内部矛盾的公开化。这次矛盾的大爆发，是发生在第三、四类同学之间的。熊焱在台上高声宣称﹕「张志勇，是研会派来的奸细！」会场立即大乱，同学们以离场来表示失望。(64memo自由民主´89) 　　熊焱是个好义勇为的湖南人，容不得一点苟且。但是，后来的事实却说明他太激动而判断失误。限于篇幅，有关详情，按下不表。(64memo反貪倡廉 - 89) 　　在运动初期，北大筹委会代理了全市范围的学运领导角色。最成功的是四月二十一晚至二十二日的游行、静坐请愿活动。当时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了悼胡耀邦，二是为了请愿，三是为了抗议「四‧二○血案」。这时的北大已经率先发动罢课，筹委会的外联部有上百名纠察队员充当【以上第340页】与各校的联络员。四月二十二日三名学生代表长跪在人大会堂东门台阶上，左边是周勇军(政法大学学生，被判四年)，右边是张志勇(下落不详)，中间是当时北大筹委会的第二任召集人郭海峰(被判四年)，他手中高托的请愿书正是「北大七条」，经筹委会通宵讨论修正，由我找人书写后小心翼翼地捧着到广场上。(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四、北高联及其他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北高联的筹委会是在二十三日晚的「圆明园会议」上召开的。当时有代表二十一所高校的数十名同学参加，称作「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我估计其前身是二十二日在广场上临时串联形成的「十九所高校临时协调小组」。(64memo.com - 1989) 　　「圆明园会议」我没参加。实际上当时我在直觉上反对这时成立这样的大组织。那天白天，香港专上学联有同学到北大筹委会，留了一本他们联会的章程。我感觉他们有提供组织经验，希望北京学生成立学联的意思，于是写了一封短信，说明我作为北大筹委会常委，不支持现阶段成立学联的立场。我认为在大多数院校还没有自治会的基础上，贸然成立更高层的联会，是有悖于民主自下而上的原则的﹔在代表性上，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都有问题。(64memo反貪倡廉´89) 　　二十三日，清华大学成立了「和平请愿会」。清华的情况与北大正相反，她的基础非常扎实，可以形成数百人组成的全校班代表大会，每个同学也十分守纪律听指挥。但是，他们很难形【以上第341页】成上层组织，很少有同学敢于出面挑头组织全校的自治会，即使组织，也在一种十分紧张的神秘气氛中「犹抱琵琶半遮面」，而且经常就自动解散了。这与清华长年的政治思想控制和没有一个开明校方有关。(64memo中華富強´89) 　　二十四日，北师大的「学生自治会」在一个全校学生大会上成立，与北大那天失败的大会形成鲜明对照。师大与北大在风格上的对比还有很多，许多地方都染上了「开希风格」的痕迹。他们一上来就是个要取代原学生会权力的学生自治会，此前，二十一日，开希独自贴出两张简短的公告宣布北师大自治会及「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自治联合会」的成立，落款皆是「主席吾尔开希」。北大采用的是常委负责制，师大采用的是主席负责制。北大的首领频繁更替，师大则几乎一贯是开希当政。北大运作效率不如师大，五月十三日交到苏联大使馆的对戈尔巴乔夫的邀请签名信中，师大收集了六千师生的签名，北大才只有三千。总之，师大采用的是权力相对集中的运作方式，这也许更适合于运动时期的现实。(64memo.com´89) 五、对话团的缘起　 　　首都高校对话代表团是在五月三日筹建的，与北高联有极深的渊源，包括她的发起、筹备和骨干。但是在组织关系上，却是独立的。(64memo.com/2016) 　　四月二十九日，官方(以袁木为代表)与北京市学联搞了一个假对话，以北高联没有形式上的【以上第342页】合法依据为藉口，完全不承认北高联的合法身份。有鉴于此，同学们才决定重组一个由下而上逐级选拔上来的各校对话代表组成的对话团。因此要在形式上与北高联独立，使官方没有理由不与对话团对话。(64memo中華富強 - 1989) 　　对话团是在北高联的一手扶持之下成立的。从联络各校自治会、选拔对话代表，到最后开筹备会，都是由北高联协助的。我自己便是在五月三日下午主持了北高联决定五四活动的大会之后，又到旁边的教室召集对话团的筹备会的。这个筹备会上我将北高联关于对话团的组织形式的建议向二十三个学校的几十名对话代表表明之后，便离开会场，从此完全由他们自行动作。(64memo.com/2016) 　　筹备对话团的骨干，北大有熊焱与沈彤，政法大学有项小吉。后来项小吉作了团长，大约与他主修「国际谈判」的研究生方向及他的口才有关，沈彤作为副手，熊焱则主持一个专题小组的工作。(六四檔案 / 2016) 六、绝食团的兴起　 　　关于绝食的发起，一般传媒以为是开希、王丹等六人在五月十二日中午在一家旅馆吃饭时想到的。其实绝食之议，早在四月二十二日就有同学提出，目的是迫使政府接受请愿。对话团成立了之后，政府一再拖延与同学的对话，这时在北大，五月九日有「四十六楼研究生」的绝食倡议书贴出。五月十一日又有「二十五楼博士」的大字报进一步提倡。我记得柴玲在五月十一日晚【以上第343页】跟我提到她有发动绝食的意愿，并称已在她的一批「哥们儿」的宿舍里得到响应。当时学运已陷低潮，北大一半同学已自行复课了，要发动绝食不是件容易的事。(64memo.com/89) 　　北高联与北大筹委会最初是不支持发起绝食的，原因大约是看到了中共内部赵紫阳的同情而担忧同学们的激烈行为会导致不良后果。但是，在同学们的悲愤情绪中，绝食行动一发而不可收。当时柴玲在《绝食书》中的两句话很好地表达了同学们的心境。(64memo.com´89) 　　「……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政府的面孔––是答覆、不理睬、还是镇压？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人民的表情––我们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柴玲当时在北大广场站念了这份《绝食书》(由白梦润色)，感动了不知多少同学。五月十三日当天北大参加绝食的同学猛增四、五倍。这时，北高联与北大筹委会也放弃了反对绝食的立场，转而作一些后援性的支持工作。但是，这时还没有「绝食团指挥部」这样的概念。(64memo人權法治 - 89) 　　绝食团指挥部成立时，我不在场。据李录的回忆录(《Moving the Mountain》，，绝食团指挥部是在五月十五日上午，有鉴于十四日与政府对话时，和十五日凌晨开希劝导绝食同学东移让出半个广场后，广场上出现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柴玲以「死在同学之先」的气概(当时她和几个师大同学声言要自焚)，自荐为第一任总指挥，在绝食同学的鼓掌声中，宣布成立一个正式的指挥部。这时，广场上的组织工作迫在眉睫﹕组织纠察线和医疗队，收集各校同学的意见以形成决议和付诸行动，对外有个权威的发言人，等等，都需要一个「绝食团指挥部」。当日召开的各校代表联席会议，确认了柴玲与李录等同学的领导权。但具体过程，书中交待不清楚。详情参【以上第344页】见拙文《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64memo中華富強/2016) 七、后期广场上的派系之争　 　　至此，代表北京学生运动的三个重要组织已经形成﹕北高联、对话团与绝食团。但是，这样的三驾马车并不适应当时紧迫的学生运动对于统一领导的现实要求，以至于后来在广场上出现了严重的内部派系斗争。简言之，就是北高联与绝食团之争。(六四檔案 / 89) 　　从战略眼光上看，北高联是倾向于温和与保守的。希望巩固和发展学运已取得的成果，因此行动上趋于退让，多次主动要求撤离广场﹔绝食团则是悲愤的绝食同学所自发组织，宣誓要争取到绝食的两条最低要求﹕政府答应对话与推翻四‧二六，且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因此在原则与战略上都没有妥协余地。(Memoir Tiananmen / 2016) 　　从行动路线上看，两个组织也是分庭抗礼的，广场上出现了两个广播站，发出两种声音，代表两个派系。五月十四日，我在广场上建立了第一个广播站，后来成为「绝食团广播站」，使五月十五至十七日前后，绝食团指挥部控制了广场上的实际指挥权。但是，五月十六日，王超华(北高联常委与副主席)，与一些清华同学建立了喇叭更多、功率更大的「学运之声广播站」，使北高联逐步渗透了对广场的指挥权。广场上之内部矛盾，便从两个广播系统中传了出来。当时广场上有句话﹕「镜头面前出领袖，广播里面出指挥」。【以上第345页】(64memo.com-2016) 　　五月二十二日凌晨，开希擅自在广场上喊撤，结果不光导致了北高联对他违反组织程序而作出罢免处分，也使得北高联「因为领导不力而暂回高校区休整」。从此，绝食团指挥部一班人马又取代了广场上的指挥权，直到六四，只是改名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而已。广场后期，学生成份起了根本变化，外地同学占绝大多数。但是，我们这些主要由北大同学组成的广场指挥部，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吸收外地来的有能力的同学参与指挥运作，引起了外地同学的不满。结果，他们自发形成了「外高联」(似乎还根据当时广场上的不同纠察队派系又分出几派)。这些各派的外地同学经常骚扰指挥部和广播站企图夺权，迫使我们每天总要「镇压」一两次「政变」。当时，我颇有感触地对大家说﹕「现在我可理解了邓小平为何总说『要安定团结』、李鹏为何宣布戒严和准备镇压了！」中国民主的问题，并不是共产党单方面的问题，也同民众甚至我们这批搞民主的同学的素质有关。(六四檔案´89) 八、各界支持学运的组织　 　　五月九日，约二百名首都记者到全国记者协会递交一份「对话请愿书联名信」。这是第一次公开的非学生的有组织行动。此前，在五‧四游行中，也有记者与知识分子参加。(64檔案´89) 　　五月十六日，在广场上的医务人员筹备形成「救护协调小组」，统一筹划绝食同学的救护工作。官方的「北京市红十字会」多方渗透，企图取得这方面的领导权。知识界一千人发表《五‧【以上第346页】一六声明》。(64memo.com´89) 　　五月十七日，严家其、包遵信等人联名发表《五‧一七宣言》。(六四檔案 / 2016) 　　五月十九日，在「外高联」宣布成立的同时，「北京工人自治会筹委会」发表了《首都工人宣言》，体制内的「三所一会」(陈一谘主持的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和陈子明、王军涛主持的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Memoir Tiananmen - 2016) 　　五月二十日，戒严当天，四、五百由个体户为主体的摩托车队(「飞虎队」)在长安街上驰聘。(64memo人權法治-1989) 　　五月二十三日，「首都各界爱国护宪联席会议」成立，并协调了北高联与绝食团的冲突，确立了绝食团体系对广场的指挥权。「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同时成立，二者从人员上看，颇有渊源。(六四檔案 - 89) 　　另外，运动期间，「四通公司」一直给予学生以协助与支持，比如一些物资便是由四通帮助采购的。绝食团与后期广场上，还有形形色色的纠察队、声援团、后援团、献血团、敢死队、自由寨……，在此从略。(64memo反貪倡廉-1989) 　　关于非学生的组织派系，限于当时的紧迫形势，我知之甚少。(64memo祖國萬歲 / 89) 九、对北高联的再认识　 　　【以上第347页】 　　在运动期间，我对北高联的认识有一个十分复杂的心理过程。最初，在原则上我反对这样的大联合体仓促上马﹔但是，她既已成立，北大只好表示支持与服从以顾全大局。然而，这样的服从是很艰难的，北高联的许多指令同北大同学的兴趣相违背。比如游行，北大等校离广场最远，连续不断的游行已使大家精疲力竭，而北高联则恰恰又要组织游行。(64memo.com - 89) 　　四‧二七大游行后，北高联的地位迅速巩固，我意识到只能用积极的态度去影响这个组织的运作才是上策，于是在王超华的推荐下，在四月二十九日加入了北高联，接替王丹的北大代表职务，以图加强北大的影响力。两天之后，当选为北高联第三任主席，接替当时受到便衣监视的开希。但是，五‧四游行的组织过程，真正让我认识到北高联的致命弱点。五月三日的北高联大会上，四十七所高校代表表决在五‧四到广场集会。我安排周勇军组织会场并负责联络。但是，第二天游行去广场后，却没有联络员来北大队伍，我和王丹怎么也找不到集会的地点。结果在返回学校的途中，我才听说周勇军已经在广场上宣布了「复课」。而我作为北高联的主席，却根本不记得有甚么关于「复课」的内部决议(虽有激烈讨论)。(64memo祖國萬歲´89) 　　对于北高联，我在运动中形成的结论是﹕她是一个「占据领导地位，却无领导能力的组织。(Memoir Tiananmen-89) 　　实际上，北高联有一批相当有才干的同学，如开希、超华和周勇军。但是，为甚么在一些重大场合下，她总表现得那么脆弱呢？比如四‧二七大游行之前，当时的主席周勇军派近百联络员发指令要取消行动﹔五‧四他又擅自宣布复课﹔后来在绝食后的广场上，开希两次喊撤，也都没有组织的决议。是北高联对首领没有约束力吗？不是。四‧二七后，周勇军被撤销主席职务，【以上第348页】五‧四后乾脆开除出北高联﹔开希五月二十二日凌晨喊撤也得到同样处分。是这些首领脆弱吗？显然更不是，他们后来的表现证明他们十分坚强。那么，到底是甚么使他们「临阵退缩」呢？(六四檔案´89) 　　我以为，真正的原因是北高联在组织结构上的根本缺陷使得这些首领有一种无力感。这个组织是架在空中的，她顶峰上的首领就更有被架空的乏力感。这正是我在任北高联主席的那几天所感受到的，也是五‧四后立即辞职的一个心理原因。(64memo.com-2016) 　　北高联在组织结构上到底有甚么问题呢？ 　　首先是权力来源有问题。「圆明园会议」上宣告北高联的成立(虽正式宣布是在五天后)，但代表二十一所高校的那些同学，绝大多数是没有经过本校基层组织的推选的。他们都自以为能代表自己学校的同学，却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支持他作代表。当时，多数学校根本就还没有自治会或其筹备会。因此，虽然并没有人反对他们自命为代表并且成立「代表」基础上的学联，但是，这些「代表」们各自在形式上并没有权力来源，这决定了北高联也没有形式上的权力来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局面﹕虽然全体同学都支持北高联，但他们不清楚应该将这种信任交给哪些具体的人﹔虽然北高联的首领们自认为对运动有领导权，但是却找不到足够多的可以执行这些权力的代表––因为这些代表多是没有被「选民」在形式上认可的(他们并没有指挥下面同学执行任务的权柄)。这就是仓促搞上层组织的根本问题，也是民主运动不能由上而下搞的原因之一。(六四檔案-1989) 　　正是这种在理论上有权领导学运，而在实际上却无法指挥具体行动的分裂格局，使这个组织和代表这个组织的首领感到虚弱乏力。【以上第349页】(64memo.com - 89) 　　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北高联的权力来源与形式上的合法性问题有了改善，但这仍然掩盖不了从她创建之初所遗留下来的代表性问题，以至于在同学们自发组织到广场绝食后，使她丧失了对学运的统一领导权。这一权力的丧失，使后期的学运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可见一个运动的最高权力的联合组织，在她成立之初的代表性与合法性是多么重要。这里所说的代表性与合法性，是指形式上的﹕怎么有充足的理由说明，占据这个联合组织最高决策层的那些人，是真正的民意代表––这一形式问题的实质就是﹕选票在哪？(64memo.com - 2016) 　　在提到「形式」这个词时，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联合组织在实质上是具有代表性与合法性的。具体地说，八九学运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学是支持和服从北高联领导的。但是，北高联却从来都拿不出由下而上的选举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这也并不是说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运动中期，北高联十分强调校园民主建议，就是为了加强基础和形式上的代表性。––只有形式与本质相契合，这个组织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对同学，她有令人信服的权威﹔对政府，可以不留把柄地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这样，才能在一切行为上名正言顺和理直气壮。(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十、北高联是民阵的前车之鉴　 　　与北高联有类似缺陷的是后来在海外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虽然居于民阵领导的那些骨干在当时毋庸置疑地代表了「六四」之后几乎整个海外华人团体与个人希望而联合起来，共同【以上第350页】与专制相抗，实现中国自由与富强的心愿。但是，民阵在设计与成立之初，犯下了与北高联相似的结构设计错误––由这批「流亡精英」来领导海外民运的形式依据是甚么？多少人、用甚么方式投了你的票？(64memo反貪倡廉-2016) 　　至今我依然不能理解民阵在成立之初为何决定只收个人会员而不收团体会员。作为一个「阵线」，应该是在一面共同旗帜下的社团联合体，形式上应该广泛而松散，口号与纲领应该是各社团的最低共识，运作上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团体带动大家共同向前。平心而论，民阵作为一个阵线，其操作还不如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救国统一阵线」那么深入人心。(64memo反貪倡廉´89) 　　只收个人会员，将海外众多的社团拒诸门外，实际上民阵是「名不正而言不顺」，再看民阵两年来辛苦劳作，惨淡经营而终陷低谷的这一段历史，更让人信服这样的古训﹕「独任之国，劳而多怨」。民阵成立之初，有意无意中带上一个「流亡政府」的色彩，甚么新国旗、新国歌，这样的色彩在理论上必是野心家与投机分子趋之若骛，而为真正有识之士所不齿的﹕你有何德何能以服众？当然，民阵之初的形势对这一色彩不无影响。当时对民主运动的艰巨性有充分估计，对形势有贴切认识的人，要么本来就不多，要么根本就被淹没在群情激昂之中，发不出一声响亮的警钟。(64memo祖國萬歲 / 89) 十一、总结　 　　【以上第351页】 　　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在组织形式上较以前的类似运动有了长足的进步，使得整个运动基本保持了秩序与非暴力方式。但是，由于这场运动的核心骨干和组织设计者似缺乏基本的组织经验，导致了整个运动中权力过于分散的低效、混乱局面，大大削弱了这些受到广泛支持的组织的战斗力。(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在缺乏方法指导的背后，是缺乏理论、信念、意识形态的支持和历史的借鉴。所谓「盲人骑瞎马」、「跟着感觉走」、「一个坑里摔几跤」，这正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悲剧之源。这样的悲剧，如果没有足够强烈的警报传达到要求民主的大陆民众心中，则还将重复下去，并不因人们善良的幻想而终止。(作于一九九一年五月，一九九八年元月稍作修订)【以上第352页】(64memo反貪倡廉-89) 八九学运的反思与借鉴　 　　 　　当一些记者问起我对中国近期政局的预测的时候，我总是用这样的话来回答﹕历史的发生是偶然的﹔历史的结局是必然的。对于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我并不如新闻人员那么感兴趣﹔但是，对于历史事件的过程与必然结局，却是我们应当重视而仔细研究的。(64memo.com/2016) 　　一九八九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正是有许多值得重视与研究的历史过程。半过月前，在巴黎召开的为期八天的《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为这一历史过程留下了第一个由当事人集体作出的历史见证，虽然它的范围主要局限在八九北京学运。这一见证，将在半年内作有限公开。(六四檔案-2016) 　　通过这次见证会，使我更加清晰地了解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些过程对于理解这场运动的结局也许是最关键的。在此，我将提供二个这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和这些现象背后我所感觉到的问题，供大家参考。(64memo.com´89) 一、学运目标的泛化与异化　 　　【以上第353页】 　　参与八九民运的所有大陆人最为共同的一点，是他们都怀着一股压抑的情绪和热望而参加了运动。这股情绪与热望源于中共长期的压抑人性的专制统治。因此，无论怎样总结这场运动的性质，将它理解为一场全民追求人性解放的人文运动是不可忽略的。(64memo反貪倡廉/2016) 　　但是，感性上的情绪一致并不能掩盖理性上的诉求分歧。(64memo.com´89) 　　学生的目标是长远而又现实的﹕一、成立学生自治会，促使中共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中的公民结社的自由权利﹔二、创办独立报刊，促使中共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中的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这一目标是早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晚北大同学成立第一个学生自治组织(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备委员会)时由在场的二、三千同学所明确认定的。(64memo.com - 1989) 　　然而，历史的悲剧在于，运动的发展超出了同学们的预测和理解范围。当大家意识到如下的困境时，已为时过晚﹕(六四檔案/89) 　　为了促成实现同学们这样的有限现实目标，就必须走上街头争取其他阶层的支持﹔但是，一旦走上街头，其他阶层就不光是声援，而是带着各阶层的特殊诉求参与到运动中而将原先的有限目标泛化和异化。中共长期的人性压抑是如此的严重，人们对新希望是如此饥渴，至使四‧二七大游行和绝食以后已不再是北京学生占主体。而这一只占少数的阶层却始终掌握着运动期间的行动决策权，成为这一运动在后期的混乱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64memo.com / 2016) 　　当时有哪些阶层，带着甚么样的特征诉求参与了运动，是尚待进一步考察的工作。就我个【以上第354页】人经历和这次历史见证的感受而言，可粗略分为﹕(64memo人權法治´89) 　　(一)、「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阶层，即所谓的「体制内」、「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运动中所追求的目标，与学生最大不同的是像胡平所言的「政治功利」，说穿了是要让李鹏下台而让赵紫阳上台，以图达成「新权威」的构想。这种倾向，是由其政治依附性所决定的。(64memo人權法治 - 89) 　　(二)、市民阶层，他们在精神和感情上与学生相通的地方很多，但更加看重「打倒官例」、「清除腐败」、「平抑物价」等现实问题，这是运动后期的真正主体，可惜学生们没有很好地同其结合。(六四檔案 - 2016) 　　(三)农民阶层。这是占中国人口最大的阶层，却又是运动中参与最少的阶层，似乎对这场运动不感兴趣或来不及形成他们的诉求。我只是在戒严之后才接触到一个「农民七人团」，而其行为则相当隐秘。这一现象不仅说明运动的仓促性，也表明我们的理念的播及广度与深度上的缺陷。(64memo中華富強-89) 　　(四)学生阶层，这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因为他们还未分配到社会中的不同利益阶层，因此，社会的整体利益就是他们的最大利益。正如熊焱所言﹕我们并不是要一群饱鬼下了台，让一群饿鬼上台。因此，他们的目标是最为长远而无私的。加上校园环境使他们在物理空间和思想空间上的接近，他们很快而自然地成为这场运动的中坚和主导力量。(64memo.com / 2016) 　　学运初衷逐渐被泛化和异化，而又没能形成具权威的联合体，是造成运动后期混乱的一个原因，也是今后必须吸取的教训。【以上第355页】(64memo.com´89) 二、组织过程中的困境　 　　关于八九学运中的组织过程和派系渊源，我已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其中分析了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的最初代表性问题和这一问题与民阵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也提到了运动中的泛民主倾向，在此，作进一步的阐述。(64memo人權法治´89) 　　使一个组织在设计之初便成为开放系统是至关重要的，这将直接影响到它的生存与发展，而在运作中，组织成立之初的代表性是我们最易于犯的错误。北高联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圆明园会议上是这样，民阵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巴黎一大时期也是这样。北高联当时尚有北大四月十九日成立的筹委会的代表王丹，北师大第二天(二十四日)认可的自治会主席开希和政法大学从学生会过来的周勇军等，可算是合法代表﹔后来各校也逐渐形成自治会而选拨了合法代表，但在其核心，却一直未能消除最初代表性的缺陷，以至在绝食之后造成了权力混乱。(64memo.com - 2016) 　　至于民阵，其一大筹备和进行过程，至今我都没法搞清当时为何决定只收个人会员而将海外各个民运团体拒之门外﹔而又为何传言当时几大民运组织事先声言不会加入民阵。只收个人会员，不收团体会员，无疑是将民阵搞得「名不正而言不顺」最后是「言不顺则事不成」。因为民阵一大时期的骨干，即使有些是海外民运组织的代表，但必须以个人身份参加，那么他就不是代表了﹔而刚从大陆出逃的「精英」，又是代表甚么团体？有多少形式上的合法性？参加一大的一【以上第356页】百六十七人，代表资格既没有形式来源，也没经过正式审查，追究到底他们只能够代表这一百六十人的利益。然而，却又在有意无意之间，有形无形之中，打着「海外民运旗帜」、「中国民主希望」甚至「流亡政府」的色彩去取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道义上的支持。正如北高联一样，这样架在空中、漂在水面的结构，是「占据领导地位，却少领导能力」的危险组织。(64memo反貪倡廉 - 89) 　　我之所以强调形式上的代表性即权力来源，并非是指责这些「代表」不受欢迎，而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观点﹕民众对一九八九年四月成立的北高联和对一九八九年九月成立的民阵，并不如对四九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热情那么深入而持久。那么，如果我们再不检讨自身组织的代表性与合法性基础，我们又怎么保障这个「精英组织」不像共产党一样遇到权力而腐化，特别是缩小代表范围而集权？(64memo.com - 1989) 　　我想加入「民主中国阵线」，但必须是真正的「联合阵线」。(64memo反貪倡廉-89) 　　(此文为在一九九一年八月「民阵」比利时鲁次大学会议上的发言稿，当时为特邀发言人之一)【以上第357页】(64memo.com - 89) 八九学运组织结构的反思　 　　有公开而广泛的自治组织，是八九学运的一个突出特点，但很少看见对此的反思。主导学运方向的组织，从四一九到四二三是北大筹委会；此后直到五一三绝食，当数北高联；五一五到五一七，绝食团指挥部成为广场上的核心，也就是整个运动的核心；大约从五一八到五二二，北高联又占上风；五二三，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认可下，广场指挥部再居核心地位，直至六四。本文即对这些组织的结构问题作一回顾与反思。(64memo反貪倡廉´89) 　　在历次中国民主运动中，八九学运也记录得最完整。虽有大量素材还留在国内，但许多关键人物已经流亡海外，并部分公布了其回忆，使我们可以对这次运动中的组织结构作一定的分析。就此，本文继续拙文《八九学运中的派系渊源与组织问题》作进一步的反思。该文是在九一年四月完成了三十余万字的备忘录之后的个人感想；三个月后，十七位八九学运骨干在法兰西学院作了八天的集体回顾与反思，本文据此以及六年来陆续读到的各种回忆，再做修订与补充，以就正于大家。【以上第358页】(64memo自由民主-89) 一、北大筹委会的优缺点　 　　北大筹委会的特点，相对而言，也许可以说是「中庸」，即在「民主」与「集权」之间逐步调适。她有偏向于民主性、开放性与延续性的一面，代价是初期效率偏低，但到运动中后期因为其民主机制的完善而有长足改进。(64memo.com / 2016) 　　「北大筹委会」是「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备委员会」的简称，成立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晚，距胡耀邦去世仅四天，是学运中第一个学生自治会。在这次二千多同学的聚会上，其民主性与开放性即有所体现。她并不排斥官方学生会。实际上在成立之前，同学们还呼吁学生会的干部挺身出来领导学运，并给他们留了二十分钟。其名称自限为「筹备委员会」，而且当众宣布筹委会成员不得参与未来的自治学生会的竞选。因此北大筹委会从一开始就考虑到要限制个人私利、发展民主机制以保障其开放性。(64memo.com / 89) 　　我在九一年的文章中粗略划分了筹委会初期的四个来源：一、「民主沙龙」王丹、杨涛等人；二、沈彤等人；三、原学生会成员，如李进进、张志勇等；四、自发的无党无派同学，如熊焱、郭海峰、柴玲与我。无党无派者居多，运动期间始终如此。这四类成分大体涵盖了北大的各个层面，也显示出筹委会的开放性。但筹委会最初九位成员中没有二、三类同学；「民主沙龙」虽占了三人，却不是初期几任召集人，除了王丹等人的谦和，北大的民主精神应是重要原因。(64memo反貪倡廉-1989) 　　随着二、三类同学的加入，王丹等人差点出了筹委会。(会页一七沈彤；页五五–五八沈彤、【以上第359页】常劲、封从德。「会」即巴黎会议记录《回顾与反思》，下同)但限制个人私利、发展民主机制确实在客观上抑制了学运内部的派别之争，尤其是王丹等人的「民主沙龙」与沈彤等人的「奥林匹亚」之间，终究未爆发内讧，也未形成一派独大的情势。二十日凌晨沈彤对我和熊焱说：「当心民主沙龙王丹等人要控制筹委会。」这是沈彤给我的最初印象。之后，二派对峙在筹委会内越演越烈，到了五一沈彤落选，柴玲建议他去帮助项小吉、熊焱等筹组对话团，才结束了二个团体的冲突。(64memo人權法治´89) 　　民主机制的另一贡献，是议决四二七出校游行。当时北大筹委会五人常委三比二反对出校，结果「部长会议」根据民主程序，联名通过了否决案，北大的同学才顺利加入了四二七大游行的行列，避免了一次历史笑话。(会页二七)这个反覆的过程，加强了我对民主机制的信念，对我后来的行为有极大的影响。(64memo祖國萬歲´89) 　　但是，对民主机制的强调也有副作用，尤其是运动初期，影响了北大筹委会的运作效率。召集人从四一九夜到四二五，不到一周换了三届。尤其是四二四全校学生大会的失败，当时民主程序尚未确立，矛盾在三、四类同学之间爆发而不可收拾，结果没能完成直选，丧失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四二五改选会上，我甚至提出需要赋予筹委会在紧急状态时的「独裁权」，可见当时效率问题之严重。(64memo反貪倡廉 / 89) 　　然而，权衡利弊，我还是认为加紧建立民主机制是保障组织长期效益的关键。北大筹委会到了运动中后期则异常稳定，权力有相当大的延续性，内部也不再有大动荡，效率越来越高，实【以上第360页】质上成为运动的中坚，无论是北高联还是广场指挥部，都主要依靠其支持。(北高联总部从五月上旬便搬到北大，而指挥部的主要骨干几乎都有北大渊源，有关情况，另文详述。)(64memo反貪倡廉 / 89) 二、清华模式与师大「开希作风」　 　　相对于北大，清华更民主，师大更集权。运动中的学生自治会，清华与北师大可代表两极。(64memo祖國萬歲 / 89) 　　清华极重基层民主建设。四月二十五日，王超华正好看到了清华、北大与北高联三个组织的选举，其印象非常戏剧性，也正好说明三个组织的特色。清华是「四百人班代表大会」，在一个大礼堂；北大则在一间小教室，六十多人主要是各系分筹委会的代表；而高联三、四十各校代表更是躲在五层楼的教室中，「气氛特紧张，像地下工作一样」。对清华从容有序的基层民主，超华褒扬有加：「非常重视你有没有代表性，一开始这个民主的概念和制度的概念就很强」。(会页三九)相对而言，清华学生自治会的高层则较弱，超华也说那晚北高联的会议上其它常委院校都去了，而「清华的好像没去」。我和熊焱四二○去清华联络也感到这点。清华模式大概可以说是工科院校的典型代表，比如农业工程大学也是以庞大的「宿舍代表大会」为架构。但这方面我也瞭解不多，巴黎会议上很遗憾没有清华同学。(64memo反貪倡廉-89) 　　与清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师大的「开希作风」。师大自治会偏重上层、尤其开希个人，这从二方面可以看出：开希的自封，和其他人对开希「单一的领袖形象」的维护。开希自封主席【以上第361页】的情况，在巴黎会议上有许多见证，刘燕、沈彤和常劲都异口同声地说「是他自己挂名的」，「他自己在师大贴了一张大字报。」(会页六○)开希自己也这么说。以下是他九○年四月在巴黎对中国问题专家的答问：(64memo.com´89) 　　四月二十一号白天，我在师大贴了一张大字报：「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原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一律解散。北师大学生自治会希望尚未登记的各系同学，尽快来西北楼登记。(那是我自己的房间)。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愿意接受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领导。签名，吾尔开希，北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今晚集会筹备参加胡耀邦的追悼会。」这个追悼会是在第二天四月二十二日。这张大字报贴在北师大，但我作了几十份缩小了的复印，贴在北京三十多个高校。在师大(的广场上)，我写道：「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原学联即行解散。今晚九点集会。签名，临时主席吾尔开希。」(译自BEJA等，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Pekin. Paris, Gallimard， 一九九一年，页四七九–四八○)(六四檔案´89) 　　至于维护开希「领袖形象」的情况，梁二回顾道，师大几个骨干「决定团结一致，避免分歧。因为二十四日我就听见北大有内部分歧。我们决定保持单一的领袖形象，那就是开希」，因为他的「感性魅力」和「演说能力」比别人都强，并决定由开希见记者。(会页六一)这样，开希就成了师大的核心，无人可以抗衡。开希的作用自然不限于师大，本文后面还有进一步的分析。(64檔案-1989) 三、北高联的悬空　 　　【以上第362页】 　　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中共称之为「高自联」)是怎样成立的，对我一直是个谜。其中关键人物如刘刚、周勇军和吾尔开希，虽已在海外，但我至今未见其详细回忆；吾尔开希虽曾谈及，却语焉不详。一般认为，北高联是在四二三夜间的圆明园会议上由二十多高校的同学成立的，当时叫「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自治联合会」，简称北临联。但按开希的说法，北临联宣告成立的时间还要推前两天，即他贴出自封两个主席的大字报时。他接着说，四二一全市学生大游行之前：(64memo.com-2016) 　　那晚九点，有六到七万人在师大操场集合，非常混乱。九点，我站出来宣布：「请安静一下。」马上，全场静得不可思议。「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自治联合会，第一个民间团体成立了，取代原学联，原学联宣告解散。」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所谓雷鸣般的掌声。(同上)(64memo.com-1989) 　　接下来开希强调了他在第二天的作用。十几万同学占据广场，以此悼念胡耀邦和请愿(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开希说他是「四人代表之一」，是唯一「拒绝向李鹏下跪请愿」的一个，且在「当时的学生会议中最活跃」。然后开希谈到圆明园会议：(64memo祖國萬歲-89) 　　接下来四二四[当为四二三夜间––作者按]，我们举行了北京高校的第一次全体会议。王丹有参加，同时还有二十六个高校的代表，并不都是被选举出来的，却都是公认的学生领袖。我们于是就成立了北京高校临时联合会。实际上，我贴大字报的时候这个组织并不确实存在。同样，当我第一次签【以上第363页】名作北师大自治会主席时，我是它唯一的成员。当北临联终于成立时，是政法大学的周勇军当选主席。但由于他在四二七大游行之前的错误便被开除出去。(同上)(64memo反貪倡廉´89) 　　由此可见，「开希作风」一直被带到北高联，无论有没有基础，先宣布成立再说。这与我当时的印象相吻合。记得四二三那天下午有人通知我参加晚上的圆明园会议，我认为当时许多学校还没成立自治会，没有基础建立学联，所以没去。当时我收到香港学联到北大留下的章程，还回了一封短信，说明我的上述观点。这里面也有等一等别的院校、不愿总充老大的意思，可惜后来的发展反而违背了这份苦心。(64memo.com-89) 　　吾尔开希的回忆将自己放在核心位置，但我的感觉却是刘刚要重要得多。刘刚当时严格说已经不是学生，他从北大物理系硕士毕业，方励之与李淑娴曾是他的老师，民主沙龙的创立也与他有关，一九八九年还在陈子明、王军涛的青年经济学会兼职，可以说是个联系广泛的职业革命家。从巴黎会议上老木、张伦与王超华的叙述来看，刘刚应该是北高联的灵魂人物(会页一六；四○；五三；录音稿页二六；二七；二八；二九)。可惜二人也都不清楚刘刚对高联的具体贡献，而刘刚自己出来后似乎也从未细谈过。(本文定稿时，听到邵江介绍：圆明园会议前身即「圆明园沙龙」，刘刚正是其创办人，邵江后来也加入。成立北高联的基本思路与八八年「行动委员会」及一九八九年北大筹委会一样：需要联络与协调组织。)(64memo自由民主´89) 　　现在值得探讨的是这二十六所(另一资料说是二十一所)院校中，成立了自治会的到底有多少。这我至今也无法确定，但不会超过半数，恐怕四分之一都不到。无论如何，我当时对此极有保留；但我没去会上陈明，则也当反省。【以上第364页】(64memo自由民主´89) 　　对这种悬空架构的反思，我九一年的文章已谈得很多。这里要补充的，是对悬空的不安，在我从四二九加入高联，尤其是第二天当选主席后越发有所体会，这也是我在五月六日辞职的一个心理原因。周勇军在五四宣布复课，而我作为主席事先都不知情，愈感悬空，自认无法负责。超华见周勇军、吾尔开希等人「都不作实事」(会页七○)，才到北大叫我加入高联。开希与王丹二十九日晚自办「个人记者招待会」遭便衣跟踪，从此不能来开会，这是我很快接任主席的重要原因。但五月三日高联大会刚完，开希却又开记者会宣布五四游行方案，俨然还是高联主席，这我在一九八九年都不知道。这种作风与北大筹委会相去甚远，对外有发言人，常委不得私见记者是一条纪律。超华与我也一度努力加强高联组织建制与民主机制，但遇到这种虚浮作风时，我的能力却很不够，不仅没能力争，反而很快抽身，现在回想起来，很值得反省。(64memo自由民主-89) 　　悬空的后果，是高联对常委缺乏约束力。一度有常委被解职的情况，随即发现法理不通：常委代表本校，它校常委无权撤其职。但常委在高联表现如何，几大院校却不一定清楚，于是就有了脱节，导致身居显位而不受约束的可能。开希是这种脱节的典型。别的不说，六月三日我代表指挥部去高联总部邀请两位常委到广场作副总指挥，开希正好在，马上要求去广场，我说你早就不是高联常委了，开希便以「师大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当面宣布撤销梁二驻高联的代表资格，并取而代之。「我现在就是北高联的常委了，你还有什么意见？」(64memo.com´89) 　　北高联的悬空、对常委缺乏约束力，有领导之名无领导之实，最严重的后果是无力制止绝【以上第365页】食的发起。(64檔案´89) 四、绝食团对北高联的挑战　 　　五月十一日晚，吾尔开希、王丹、马少方、程真、王文、杨朝晖在一个小饭店商议绝食，这是具体发起绝食的起点。六人全是高联的活跃人物，开希还是主席，王丹、马少方也曾是高联常委。尽管多数常委反对，高联却无法控制绝食的势头，这不能不从它的组织架构和代表性上去找原因。如果高联是由下而上层层都有坚实的基础，完全可以用「最高统一组织」的威信要求局部份子服从领导，至少可以举行一次各校投票，按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但是高联当时无力这么做。(64memo中華富強-2016) 　　这种无力感从王超华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她是高联运作的真正核心，在巴黎会议上谈到十一、二日高联的三次常委会。十一日下午的会上，「马少方和梁二发生激烈的争执，拍桌子红脸。马少方说，『上面已经说了，非常确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实际上改革派希望咱们大闹，越大闹越好。』」(会页九四)少方当时已经不是高联常委，是开希要求他与会的。接着，「晚上北高联做出一个决议：反对近阶段举行任何大规模的活动。」但就在当晚，吾尔开希等六人执意发起绝食。第三次常委会在十二日早晨，杨朝晖来说要绝食，「已经有十一个人了，而且已经串联了十几所院校。」超华当即说，「高联马上要发表声明，这个绝食活动和高联完全没有关系」，她【以上第366页】非常气愤，马上就问「吾尔开希怎么回事？他还有没有原则性，昨天刚通过的决议。」郑旭光这时冲她一拍桌子，「你以为高联现在还有多少威信哪？你以为高联现在说话还管用哪？」超华回忆道：「我一下就蔫了。」(会页九四–九五)(六四檔案 - 1989) 　　第四次常委会是冲突的高潮，高联不仅没能约束自身的核心成员，更无力压住北大的绝食行动。抗拒高联最关键的一环就发生在十二日中午这次常委会上，特别是在柴玲与王超华之间。对此，柴玲在巴黎会议上回忆道：(64memo自由民主´89)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允许绝食？」我记得王超华就说：「是这样，我们已经从上面得到消息，只要学生平息下去，上面准备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态度来解决。现在有的同学感到在学运低潮，要做一些事情，很着急，我们也能理解。」当时我就问了一句，「你们北高联已经同意了一个原则，就是你们只是作为一个协调性的机构，为什么到现在有权力做这样的决定？绝食是同学自发的。你们实际是占着领导的位置，没有领导的能力。」当时没有什么声音。我就说：「不管你们怎么说，北大已经同意绝食，而且我们也会进行。」就此就分开了。(参：王超华二五二北高联反对绝食、会页九○)(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关于「高联祗是一个协调性的机构，而不是领导机构」，这是北大在五月七号与高联达成的原则性协议(王超华，会页七七；常劲，页一一六–一一七)。这实际上是对高联的削弱，其影响力受此牵制很大。这当中与我对高联的反省有很大的关系，在后面的反思中还有进一步的检讨。这里要说的是，高联从初创时期的代表性问题带来的悬空状态，事实上无力控制北京高校学【以上第367页】运的局势。(64memo自由民主/89) 　　绝食后，高联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更大大降低。绝食团形成一股强大势头，完全将高联置之不理。超华也试图约束开希，五月十三日晚，阎明复与知识分子和运动学生有次见面会。超华回忆说：(64memo反貪倡廉´89) 　　下午我们坐在一块时就对他说，「开希你参加绝食已经违反高联纪律了，你不要再代表高联讲话。」所以十三日晚上连坐都没有跟他坐在一块。他先说了一下，他代表北高联，然后我发言时还说了一声，他不代表北高联，北高联是另外有决议的，他们两个在绝食行动中和北高联不是一回事。(会页一○一)(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但是开希这时完全满足于以绝食团领袖的姿态出场，因为绝食是当时运动的中心；尤其是十四日对话时，若以北高联身份，他反而可能不能参加。以后，开希到底代表北高联还是绝食团，就很难说了。实际上，他基本上不在任何一个组织中做事，而是依赖媒体和舆论的影响浮在整个运动之上。照梁二的回忆，至迟在五月十七开希便被高联彻底解职，而最荒唐的是他在五二二凌晨喊撤后，高联竟然还得宣布对他的「罢免」，许多人都还以为吾尔开希依然是「北高联主席」，而「实际上他没有任何职务可罢免。」(会页一六○、一八二、二九六–二九七)(64memo.com / 2016) 　　高联的积弱，不仅没能阻止绝食，没能压制开希的僭越，甚至无力控制高校代表会。而正是广场上的这些各校代表会，成为绝食团指挥部与高联抗衡的根据地。【以上第368页】(64memo.com-1989) 五、绝食团指挥部形成的断裂　 　　关于指挥部的合法性问题，拙文《「自焚」与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有所专述，这里则侧重于该组织在整个运动中所形成的断裂：它因应广场上的混乱局面而生，却进一步导致了学生组织的混乱。第一，统一组织的断层，至此北高联不再是运动的唯一最高机构；第二，领导人物的断层，尤其是李禄的介入，开始以全新的人物掌握运动的决策核心；第三，权力更替的断层，或曰极端组织方式的开始，尤其是以「自焚」为旗号，而掌权后又马上取消，实际上开了广场「政变」之先河。(64memo.com / 2016) 　　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首先是绝食团抗拒北高联的继续，是绝食同学在无序当中寻找自身代言人的新努力。十五日凌晨，在高联支持下的吾尔开希(当时大家都把他当作高联主席)主持了广场同学东移之后，广场上开始混乱。李禄对此非常担忧，找柴玲谈了一个多小时，又征求了十几个人的意见，便在八点左右，由柴玲在广播站宣布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总指挥柴玲，副总指挥李禄；而参加指挥部的唯一条件是在遭镇压时率先自焚。二人宣布成立指挥部之后马上召集的代表会议，一方面确立其领导权，另一方面也否决了李禄的两项提议：「自焚」与「卧路」。然后召开记者会对外宣布；当晚十点发生了第一次人事变动，王文、马少方、程真等人另立一份名单，去除李禄；当夜的两次代表会议中，李禄一度落选，结果是在柴玲的挽留下重回指挥部，从此二人的地位不再动摇，直至六四。而马少方等人则与指挥部渐行渐远，六一凌晨王文等人甚至【以上第369页】发动绑架。(六四檔案-2016) 　　指挥部成立以后，高联对学运的控制力进一步降低，尤其是失去了两大阵地：各校代表会与广播站。指挥部的「合法性」首先就是依靠广场上的各校代表会取得的。当时高联的实际运作主要依靠王超华的凝聚力，但她也承认，「我们对绝食团的各校代表会采取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绝食团自己搞了一个代表会。可是事实上，高联在这个阶段基本上没有再召开代表会，因为都乱了。」(会页一五九)而广播站就是指挥系统，按李禄的说法，「没有广播站，实际上指挥部只是一个名字，广播站才是一个实际的团体。」(会页一三八)从此以后，代表会与广播站便成了高联与指挥部争夺的焦点。两个组织各自召集代表会，因此广场上常常出现截然不同的决议；又各自掌握一个广播站，因此广场上经常听到南辕北辙的通告。大体上，「绝食团广播站」代表指挥部，「学运之声」代表北高联，而后者后来居上，功率大大超过绝食团广播站，因此高联从五一七以后逐渐控制局面，直到二十三日被迫回校修整之前。这种由策略之争而导致的权力之争和两套指挥中心的混乱局面，郑义也有生动的描述的(《历史的一部分》页九五)。(64memo人權法治´89) 　　其次，从领导人物上看，断层则更大。郑义以为「指挥部成员大多数是市高联的成员」，其实正相反，几个骨干当时不仅不在高联任职，甚至在本校也无职务。李禄来自外地不用说，柴玲与我都在五月六日辞了职，张伯笠、白梦从未在北大筹委会做过常委，郭海峰则在四月底就不再任要职。吾尔开希与王丹的情况比较模糊，王丹是与我一道辞职的，吾尔开希按超华与梁二的说法并不代表北高联，他们在北高联到底有没有正式职务很难说。结果，绝食团指挥部竟是个全【以上第370页】新的组织。套用一句批评中共的话来说，指挥部根据的也不是「成文法」而是「习惯法」，即柴玲不得不承认的「老资历」。(会页一四五)(六四檔案´89) 　　最后，从组织方式看，「自焚」是指挥部合法性问题的根源。原先彼此有基本瞭解和信任的学生骨干群由此被排除在外，而这一先决条件在指挥部刚一成立便被取消，对于许多绝食发起人来说无异于「政变」，比如马少方便指李禄是在「操纵民主」。这一思路无疑为后来对指挥部的诸多「政变」提供了依据，而到了运动后期，这类「政变」更是家常便饭。有关情况，巴黎会议上有大量讨论。(会页二七九–二九○)(64memo自由民主 / 89) 六、广场指挥部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　 　　绝食团指挥部与北高联的抗衡，以五月二十三日高联撤回高校整顿而告一段落。这天，同时诞生了两个新组织：保卫天安门广场统一指挥部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以下简称指挥部和首联)。以后对广场控制权的争夺，便主要在这两个组织之间展开。(Memoir Tiananmen/2016) 　　先看指挥部。在「绝食团指挥部」与「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之间，还有一个「临时指挥部」，基本上是同一套班子。临时指挥部的成立，实际上重复了绝食团指挥部成立时的模式：开希喊撤，导致坚守广场的同学迁怒于北高联而另立上层机构，两次皆是如此。五二二凌晨开希喊撤，当即遭全场反对和北高联的「罢免」(王超华，会页二一四)。晚上，北高联与绝食团指挥【以上第371页】部共同召集各校代表联席会议，结果四十五票同意，二十四票反对，通过组建广场临时指挥部，坚决不撤；北高联则被迫同意撤返高校整顿，由临时指挥部接管广场二日(二十四日联合报、明报等)。这个暂理四十八小时的协议，指挥部的张伯笠已先同北高联的王超华谈妥。(会页二○八–九)超华记得协议中高联和临时指挥部带有一种隶属关系，或派出单位(会页二六六)。(六四檔案 - 89) 　　但指挥部从临时「转正」，却依赖了首联的支持，这是超华没有料到的。那晚正好两个联席会议同时在开，另一个就是首联的筹备会，第二天五二三首联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授权成立广场指挥部，统一广场上的指挥」，这句话李禄记得是柴玲回来对他说的(会页二一九)，我也记得柴玲在五二三下午对我说时的神情，好像终于有了依靠。张伯笠也没参加首联会议，第二天超华拿着高联整顿好的名单回到广场来向他收回权力，伯笠便说「你找首联去吧。」(会页二一○)至此，高联彻底丧失了对广场的控制权。(六四檔案-1989) 　　再看首联的成立。按包遵信的印象，首联的前身是蓟门会议，而他参加的五一八、九两天都是陈子明、王军涛亲自用车来接的。五二二晚也是王军涛亲自用车来接，而直到会开完，他才从军涛那里得知是首联的筹备会议。(《未完成的涅盘》页二二八–二三三)陈小雅按包遵信的回忆，归纳五一八蓟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怎样能影响学生，控制广场局势。王军涛说，我们可以提一些主意，有些具体工作可由他和陈子明的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来承担。」(《八九民运史》页三四七)因此可以说首联是一群知识分子的某些尝试的结果，他们不安于广场上的混乱局面而力图介入学运的上层，以期左右局势。按包遵信、张伦、老木的回忆和陈小雅的分析，这群知识【以上第372页】分子组织上的核心应当是陈子明与王军涛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按一些人的说法，这就是运动「真正的黑手」。(64memo.com - 89) 　　张伦的回忆也印证了上述分析。「联席会议主要发起和组织的人是陈子明和王军涛他们这批人。」而且他将这批知识分子的活动推前到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结束之后的当天下午在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开了一个重要的会。」张伦回忆说，他也参加了五一八的蓟门会议，而且主持了五二二的筹备会。(会页二三一–二三二)(64memo人權法治-1989) 　　老木的回忆尤其能支持陈小雅的判断，他特别强调王军涛、陈子明在整个运动组织方面的作用。他的言论曾经引起非议，特别是九○年四月对法国《解放报》记者的谈话。到了九一年七月的巴黎会议上，老木依然强调首联的作用。「联席会议是由一批独立于体制的知识分子，在不同方向，在戒严前后，自动汇到一起的，其中主流是以王军涛、陈子明为主。……保卫广场临时指挥部是联席会议任命的，这是一个绝对的事实。再一个事实是，我的宣传部、张伦的纠察总部，还有参谋部、联络部，并不是广场临时指挥部的下属机构，只是平行机构。就是保卫广场临时指挥部必须听从联席会议的决定。」(会页二三三)(64memo.com - 89) 七、指挥部与首联的结构问题　 　　这便触及到实质问题：指挥部与首联到底是甚么关系。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最好看一【以上第373页】看原始资料。二十四日的《新闻快讯》第三期由包遵信负责、北明等编辑，其中记载了二个组织的结构关系：(64memo人權法治-2016) 　　本报讯︰为了统一指挥，坚持斗争，首都爱国民主运动指挥系统在多日酝酿中成立并完善。以「保卫天安门指挥部」为中心，上设由各界人士代表组成的「爱国维宪各界协商联席会议」，和由全国各高校代表组成的「营地联席会议」；下设联络部、宣传部、参谋部、后勤部、纠察部。(《八九民运史》页三五○)(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显而易见，这个结构很混乱。首先是指挥部作为「中心」，与首联究竟是甚么关系？甘阳说「既不是隶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包遵信听了，觉得「这说法真让人无法理解」，结果也用了一个很模糊的概括：二个组织「一是进行协商，一是负责执行；联席会上讨论定的事，大都要由广场指挥部去推行。」(《未完成的涅盘》页二三四)首联发言人刘苏里在五二四下午对记者的解释也自相矛盾：一方面，首联是作为指挥部的后援组织，作用是出谋献策，担任智囊团角色，但对指挥部没有硬性制约关系，首联提出的任何意见，最后决定权仍在指挥部(东方日报、快报五月二十五)；另一方面，首联决定，天安门广场保卫工作由总指挥部统一负责，采取总指挥负责制，而总指挥则向联席会议负责(明报五月二十五)。(Memoir Tiananmen-1989) 　　这便触及到第二个问题：指挥部到底听谁的？「上设」的两个联席会议，一个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则是广场学生的，二者有了分歧怎么办？如果说指挥部相当于行政机构，联席会议相当于议会，那么现在出现了两个「议会」，二者又都是指挥部的「上设」机构，问题就出在这【以上第374页】里。后面将分析的五二七建议的混乱局面便是这一矛盾的自然结果。(64memo.com-2016) 　　第三，部门人员设置也出现了两套人马。一套是学生的，以原指挥部为核心，上面《新闻快讯》那段话接着是：(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新成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成员有︰柴玲(总指挥)、张伯笠(副总指挥兼宣传部长)、连胜德(副总指挥)、郭海峰(秘书长)、李录(外联部长)、王刚(后勤部长)、杨朝辉(纠察队长)、王超华(常委)等组成。(64memo自由民主-2016) 　　另一套班子则是知识分子的，大体上都是陈子明、王军涛的朋友，由首联发言人刘苏里对记者宣布的：(六四檔案/89) 　　联席会议属下五个部：联络部(负责人刘苏里)、宣传部(老木)、后勤供给部(王刚)、参谋部(刘刚)、纠察总部(张伦)。联席会议常设委员会共六人，为王丹、柴玲、张伯笠、李禄、封从德及郭海峰。(明报五月二十五)(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第二天的《首联简介》上又说有十个部。可见当时的组织结构有多么混乱，又多么变幻无常，给人随意更改的印象。而实际上指挥部的核心人员也并非经过正式选举的，比如我就没参加过任何选举，这个那个名单，当时连我自己都不清楚，读到上面一些名单时，已经是几年以后了。(64memo.com-2016) 　　总之，产生这些混乱有个过程，通过对各种回忆的分析可以看出：柴玲在二十三日首联会上，因为临时指挥部要「转正」，故满足于「授权」的上下关系；而李禄参加的二十四日的首联【以上第375页】会上，指挥部的「上设」机构才另外增加了学生的「营地联席会议」的。李禄是「学生议会」的主持人，因此不断强调「广场指挥部的权力来源，是建立在广场议会的基础上，就是营地联席会议」，而首联只是「一个协调组织，给我们作后勤部，第二给我们作参谋。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作我们的领导和派我们、帮助我们成立一个广场指挥部，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这边最高权力机关是广场议会。」(会页二三七–八)具体而言，五二七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建议三十号撤，结果没有在广场议会上通过(李禄，会页二三八；当时所有报导都是「建议」)，便是标志着首联对指挥部的权威实际上在广场议会之下：首联只能「建议」，表决权则在「广场营地联席会议」。(六四檔案 / 89) 八、总体反思：习惯法VS成文法　 　　这样，指挥部的「上设」机构就从知识分子「议会」还原回广场学生「议会」，而「学生议会」的召集者与主持人却又是指挥部，这样一来，指挥部便可以自说自话，收放自由了––收，可以用首联的「授权」来对抗北高联；放，可以用学生「议会」的「民主」来对付首联。(64memo.com / 89) 　　最发人深思的，是学生与中共的组织方式竟然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上述结构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有广场议会；集中，则在指挥部。而到了五月底更是集中到「核心例会」，基本上就是李禄、柴玲和我三人的每日碰头会。到了六月三日，连柴玲都不知道，李禄与我商量要取代她作总指挥，我取支持态度，因为运动中的经历和广场上的混乱局面【以上第376页】使我感到确实有此必要，结果这一计划自然是被六四打断了。这不正是以民主始、以集权终的又一例证吗？我无意夸大个人的作用，也不认为这就会怎样，但我觉得我们实际上没有跳出党文化的框限。这是很值得反思的。另外，指挥部–广场议会–首联，与中共–人大–政协之间，不知道是否也可作类比。我对政治理论知识有限，还是留待有关专家来作分析。(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去年一个会上有人说：中共只讲「习惯法」，而不顾「成文法」，对宪法和法律随意取舍。我一听，当时便反省道：实际上学运发展到后期，也是「习惯法」占上风，若真拿条文来对，很多组织与个人便站不住脚，比如我自己并没有绝食却作了绝食团的副总指挥。本文分析的一些学运组织与个人也都都显示出许多「成文法」上的问题。共产党「打江山坐江山」，学运组织后来也是看「老资历」，看知名度，甚至「个人魅力」。(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最近重读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发现她早已用「成文法」对「习惯法」的模式来分析中共的权力结构。她说，「中国社会的两极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有时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一般均不拿『成文』宪法要求他们的领导党，而更多的是谈党的政策和领导人的讲话精神。」(页一七八)滑稽的是，许多人在评议八九学运时，也是同一思路：只关注几个「领袖」的讲话精神，却漠视各组织的代表性和民主程序。王超华也有类似观察(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本文进一步发现，八九学运期间对民主程序的强调虽然是一个进步，但还未摆脱专制下的习惯藩篱。而在专制下怎样才能自觉挣脱身上和心里的双重枷锁，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Memoir Tiananmen - 2016) 　　另外，本文定稿前我读到一篇反思文章，觉得很有道理，特别加写此段。在《「六‧四」【以上第377页】反思录》中，北大八六级本科生唐山提到筹委会在成立后不久宣布的组织原则是：１、新的筹委会由以下同学组成；２、新的筹委会委员由已有的筹委会委员提名并选举产生；３、并通知全体同学，征求大家的意见。他说可能还有第四条：「为保护参加同学的人身安全，筹委会中的部分职务对外保密」。他观察道：这种「小『政治局』式的组织方式」，无论是北大筹委会，还是北高联，还是以后的绝食团，采取的似乎都是这一组织形式––只是发号召，采取行动，宣布组织人员名单，开新闻发布会；领导着大家前进––甚至不怎么再宣布「组织原则」。(华夏文摘cm9310c)民主机制要在这种基础上逐步摸索出来，其艰难可想而知。民主机制在八九学运中的建立，有一个艰难的过程。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只有想像中的民主，却从无体验，因此得从零开始––其实是负数，即中共党文化下的许多不良习惯。可以预测，这个障碍在未来的民主运动中也难以避免。(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九、我的反省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那天，我的电脑硬盘坏了。这个偶然竟成为我和柴玲逐步卷入运动的起点。五四后硬盘修好，我也「复课」回北大遥感所赶论文，准备六月中的硕士答辩。但就这么巧，第二天硬盘又坏掉，我这才义无反顾地投身学运。提到此事，可以说明运动中我为何缺乏准备与自信，也可以证明我当时的幼稚，以为还能毕业。甚至屠城后逃亡，我都带着波士顿大学的博士奖学金通知书，以为还赶得上九月份的开学。一个理科学生，简单和无知如此，【以上第378页】却跑去承担运动的某些角色，实在是不自量力。九一年我写了一篇《反思中的困惑》，最后引用了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辞去北高联主席等职务时的一句话：「这场运动，必须由像我这样的一批对社会缺乏认识，又没有受过法律、政治等方面系统训练的学生来领导，这个事实本身，实在是历史的悲哀。」(六四檔案 - 89) 　　但是今天，我不能依然满足于用无知来阻碍进一步的反省。回想过去在组织方面的失误，至少还有以下几点：(64memo反貪倡廉/2016) 　　一是对北高联的错误态度。强调民主程序也许没错，高联成立时的代表性也许也有问题，但这种质疑态度到了后来却有失公正。我没能审时度势，眼光只盯在北大筹委会内部的组织建设，没有意识到运动发展之迅猛而必须有一个一统而强力的组织。后来到了高联，甚至作过一周的主席，却没有抓住机会尽力铲除高联内的一些不良习气，反而一走了之。而这种消极态度又带回北大，结果是助长了对高联的不满，从而削弱了运动统一领导的可能性。现在看来，如果我当时破釜沉舟，全力加强高联的组织建设，也许对运动会有更多正面的作用。(64memo中華富強´89) 　　二是对指挥部的认识不足。绝食团指挥部与广场指挥部，两次成立我都不在，但我也没去追究其合法性，甚至自己没绝食都接受了副总指挥的头衔。也就是说，我采用了双重标准，以前苛责北高联，到了广场却以为指挥部有当然的合法性。尤其是对指挥部召集的「广场营地联席会议」的合法性认识不足。那时我完全陷入运动的漩涡之中，满足于处理事务，更没去审时度势。指挥部召集的代表大会置高联于不顾，可以说是源于把北高联当作「协调组织」而非「领导组织」；【以上第379页】但广场后期的成分变化，外地同学越来越占主流，加上其流动性等等，「广场营地联席会议」的合法性则应该大打折扣，而我当时却没意识到其严重性。(64memo中華富強´89) 　　三是忽视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作用。对基层组织的偏重导致我对上层构架的漠然，对高联如此，对首联也如此。五二七建议三天后撤的首联会议我也在场，也同意撤，但没有进一步意识到这是运动最后一次机会。虽然首联实际上的作用不大，虽然六四终止了一切，但至少从理论上讲，我的这种漠视也可能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伏笔。(64memo.com - 89) 　　总之，我对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反感情绪障碍了我对全局的思考，对自下而上的组织造成的断层及其在整体中的负面作用也认识不足，这是我最值得反省的地方。我曾在《反思中的困惑》中说阻挠五一四对话是我「最大的失误」，现在想来，这个「最大」怕是有问题，不能这么封顶。最后强调一句，以上只是扪心自问，反思并非是要夸大自己的作用；其实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极有限，我历来强调这一点，此处也不例外。(一九九八年二月于巴黎)【以上第380页】(64memo反貪倡廉´89) 是深入考查八九民运史料的时候了　 一、现代传媒––误导八九民运史的原因之一　 　　粗略分来，人事有两类表象﹕内向与外向。外向的人与事在现代社会有较多的表现机会，特别是通讯、传媒极度发达之今日。相对而言，内向型的人和事受到社会重视的机会就少很多。八九民运，正是在内向型文化中长成的一群人所从事的一场外向型运动，其中的人与事，从内在到表象，本来分有许多不同的层次。而在一九八九年五、六月，云集北京的全世界二千多记者，只是非常集中地反映了表面一层，即一些热闹场面和几个焦点人物。这在当时，对于引起全世界对这场运动的关注，起了关键作用，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幸莫大焉。(64memo人權法治/2016) 　　不过，当时这么高速、集中的新闻报导，也起了不少误导作用，除了介入学运组织架构、制造「明星」、「领袖」，无知地与中共纠缠「天安门广场死亡人数」以外，对于后来研究八九民运发生发展过程、运动组织运作与决策过程及更深层的文化、价值背景等，也在无形中起了「障眼法」的误导作用。因为对表层的过分关注，相对而言，自然减少了人们对内在、深层的认识。【以上第381页】已出版的多数八九民运史料皆受当时报导之框限。(64memo.com´89) 　　现在，是深入考查八九民运史料的时候了。 二、《回顾与反思》一书的史料价值　 三、九一巴黎研讨会的局限　 　　 (作者一九九八年按：以上两节内容与序重复，此从略。全文见香港《前哨》一九九三年六月号。)(64memo人權法治/89) 四、第二手理论家––误导八九民运史原因之二(64memo自由民主-89)　 　　越来越匆促的现代生活，使大多数现代传媒的普通观众与读者受限于浮浅的报导，这尚情有可原。奇怪的是，许多学者、「精英」、「理论家」，也追逐这些表面的东西而媚俗，无不令人汗颜。平常生活中，我们要认识一个人，也不仅听其言，还要察其行﹔我们信任一个人，也是因为了解他，是其人格力量在其言语背后说话，何况我们要认识、研究、总结、评论的，是一场如此错综复杂的超大规模社会运动，怎么就能只根据仓促之中报导和几个「明星人物」的言论来评判这场运动呢？报导可以「客观地」记载事件的表象，可以转述当事人的言词，而在判断当事【以上第382页】人的可信度及人格方面，到底又能传达多少信息给读者与观众呢？在这个技术卓绝而生活仓促的现代社会，我们被言词与影像所欺骗的例证难道还少吗？(64memo.com-1989) 　　不幸的是，一般观众与记者所接受的，多是这么些表面印象，其中每每可嗅到商业和政治的气息，而我们的一些所谓「民运理论家」，竟然也勇于凭藉这样一些第二手资料，在「六四」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给这么一场宏大的运动把脉问诊，作起总结来，明明知道「作为一项历史事件的纯粹的观察者，在有关事实掌握得不充分、不准确的情况下，匆匆作出自己的总结，可能是轻率的」，却强说「作为一场现实运动的投入者，我们有必要及时地对这场运动作出我们的回顾。」其理由，在同一宏文中透露出来，「民运应有强烈的功利意识……没有这种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我们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64memo反貪倡廉´89) 　　真是惭愧，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搞政治」，没有「清醒的功利意识」，才导致了「失败并非不可避免的八九民运的失败」。更加愧疚的是，时至今日，我也没弄清，当时广场上到底有多少学生与市民想到了要「搞政治」？在机枪与坦克前流血丧生的英魂是否都有「清醒的功利意识」？实在愧对这位「现实运动的投入者」，北京的市民和学生欠他的「现实功利」何其多矣！(64memo祖國萬歲´89) 　　他的这本账，不仅在九○年四月就开始来讨––当时来不及列出第一手的单据尚属情有可原，两年后，又一字不改地列入《中国民运反思》那样的巨著––却依旧堂皇地用第二手材料﹔依旧谦虚地声称，「在有关事实掌握得不充分、不确定的情况下，匆匆作出自己的总结，可能是轻率的」﹔依旧坚称「有必要及时地对这场运动作出我们的回顾」﹔依旧要「功利」、「搞政治」。【以上第383页】(64memo自由民主/89) 　　一九八九年五月的广场，是人心汇成的磁场。可惜心灵的磁场无法简单透过文字与镜头来传达，可惜被言词与影像蒙蔽了心灵的并不只是这位「第二手理论家」，还有一些坐在书斋里的学者、教授对这一群不懂得「搞政治」的娃娃口诛笔伐。(64memo.com/89) 五、下一步﹕无名氏研究　 　　也许，这场外向型的运动的外在已经表现够了﹔也许，这场运动的精髓当在这群内向型文化中生长的人﹔也许，我们应当「于无声处听惊雷」。也是九○年四月，刚逃出国门，来到巴黎，却见到《民主中国》创刊号封底的两幅「未来中国国旗」，立即联想到一九八九年五月广场上一个绝食棚上的几个大字﹕「纵使无名，也顶天立地」。反差太大。一方面满地皆是「领袖」、「精英」，却从未听说有谁流了一滴血﹔另一方面是上千英魂血洒长安街，却多隐姓埋名。(64memo中華富強-1989) 　　我想，下一步当留心的，是那些无名氏。因为，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是未来中国真正的希望。(一九九三年五月廿二日 作于巴黎)【以上第384页】(64memo.com/2016) 读丁子霖老师「六‧四」七周年祭文有感　 　　丁子霖老师在「六‧四」七周年有篇祭文，题为「多一份道义，多一份承担––为『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和生者而作」。(CND华夏文摘Zk9606，中国之春一九九六年六月)读毕，感慨良久。兹以此文，聊陈心迹。(64memo反貪倡廉´89) 一、道义责任　 　　丁老师是死难者的母亲。她十七岁的独子蒋捷连属最早一批烈士，六三之夜十一时在木樨地二十九号楼前的花坛边中弹牺牲。当读到「我不能期望杀戮者忏悔自己的罪孽，但我有权要求运动的发起者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们对运动所带给民众的苦难负起道义的责任」这句话时，幸存者的愧疚再次摄取我心。尽管我历来不敢以「学生领袖」自居，尽管我一直坚持运动的主体精神并非几个所谓「领袖」或「精英」所能代表，但作为当时一些决策的参与者，我对运动的悲惨结局也有责任。【以上第385页】(64memo反貪倡廉-89) 　　丁老师以长者的胸襟宽厚地说，「当时学生最大的过错是太天真，没有充分认识中国政府的残暴。」直到开枪，许多同学还以为不过是橡皮子弹。感谢丁老师对整个学生群体的理解，但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幸免。我早有准备，「等待审判」，不仅是主张撤离的人们的审判，还有那些主张坚守的：虽然今天人们似乎觉得撤比不撤好，虽然六四凌晨决定撤离的口头表决也算某种民主程序，但在等量齐观的「坚守」与「撤离」的喊声之间，因为选择了后者，我有朝一日还是不能不去面对北京市民––他们当中，有的曾在长安街等各个街口阻拦军车，有的亲人倒在长安街上，有的亲自到过广场冲着指挥部喊道：我的兄弟已经死了，就是为了你们能够坚守在广场，你们怎么可以临阵脱逃？﹗对此我不知如何回答。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九一年《反思中的困惑》中用了「为何要撤？––道德勇气的沦丧？」这样的小标题。我写道：「与坚守广场、不怕牺牲相悖的事实是：学生最后和平撤离了广场；从各方面的统计看，牺牲最大的是市民，『学生领袖』还没听说有谁伤亡。作为局中人，我难以对道义问题自加评说，因此将当时心理历程作个记录，由大家论断。……」那时，我就在「等待审判」。(Memoir Tiananmen - 1989) 二、要求回国受审　 　　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幸免，归于这类「最大的过错是太天真」的学生，这里还有别的缘故。同文第三节，以「阻挠五一四对话是我最大的过失」为题，除较为详述这一问题以外，还提到另【以上第386页】外五点过失。但今天看来还很不够。如果柴玲确实有「让别人流血，而自己要逃生」的打算，如果指挥部真有「秘密策略」诱导中国政府屠杀的话，那么作为指挥部的一员，我的「最大的过失」便不是「阻挠五一四对话」了––那不止是「过失」，简直就是罪恶。对此我也不能自加评说，因为我也不可以自称瞭解了全部真相。我所要求的，只是一个基于事实的审判。(64memo自由民主´89) 　　我不怕审判，更要求回国公开受审。九一年六月和七月，我已两度进入中共驻巴黎大使馆，就是为此要求而去。当时中国政府宣称已经公开审理了王丹、王军涛等人的案件；而一些西方政客竟亦同声附和。我并非要滞留西方贪图什么，也不是要逃避法律责任，而是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公开和公正地审理六四问题。这是我在西方流亡的基点，如果这一基点动摇，人格与自尊也不许我逃避责任回国受审。那两次大使馆都拒绝受理，详情见《九一六四备忘录》。(64memo.com/89) 　　人格与自尊同样不许我作出背离历史而媚俗的事。虽然八年后的今天，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但是，我不会忘记我们的初衷，那股凝集在广场上的精神。头脑可以变，心不可变。底线就是不可为屠杀者推卸责任。而且，言论的转变也至少应当作个说明，否则昨天一套今天又一套，只能归之于风派墙头草。(64檔案 - 1989) 三、不要为凶手开脱　 　　这条底线，我会至死不渝。为了自己的初衷，也为了那些再也不能表白的死者，还有他们【以上第387页】无辜的亲属。「我真气啊﹗我真气啊﹗为啥不对我说清楚？为啥要开枪打死我的儿子？」这是一位农村妇女在儿子墓前的哭诉。那是九五年春天的一个阴雨天，丁老师也与她相拥而哭，倒在坟头。死难者的母亲一再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丁老师写道，「她不清楚的也没有想到要弄清楚的，是当年的民运领袖今天究竟在做些什么。我想，作为七年前那场运动的领袖，不管是自己认为属于『温和派』的，还是被别人认为属于『激进派』的都应该想一想自己为这位母亲做了些什么：至于是『激进』还是『温和』，我想这位母亲是不会有兴趣去追问的。」(64memo反貪倡廉´89) 　　我真不知道那些在海外为屠杀辩护，说李鹏「已经作出了事实上的让步，与学生公开对话了」的「民运理论家」，日后何颜回国见江东父老？你敢面对这位母亲说，「学生赖在广场不走，政府让了步也不撤只好开枪」吗？让我们听一听丁老师的呼声：(六四檔案´89) 　　「如果得出结论说，当局的镇压是迫不得已(这样的话不仅出自中国政府官方，而且出自某些民运『精英』)，屠杀是学生逼出来的，那就是对历史的歪曲。」「如果依照现在有些朋友所作的那样的「反思」，那么中国的老百姓永远只能做中国政府暴政下的顺民，成为万劫不复的奴隶。」「我发现，我两年前的那段话竟一再被某些民运理论家引用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似乎我也是主张把运动导致镇压的后果归咎于激进派学生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四、原原本本的事实　 　　【以上第388页】 　　但是，「勿庸置疑，当年的学生领袖要对运动的后果承担起道义的责任，尤其是在发生了如此惨烈的流血事件之后。他们能活着撤离天安门，是以许多同胞的生命为代价的。」丁老师的这句话，又一次说到我的心里去了。作为活着撤离天安门的指挥部成员，幸存者的内疚将伴此一生。对于同胞的牺牲，我也责无旁贷。但是，用什么方式去承担责任呢？丁老师开篇说的那种「隔」的感觉，我也深有同感：「现在去争论运动是否『激进』，是否需要『见好就收』，以及学生领袖的功过究竟应该是『三七开』还是『二八开』之类问题，总让人有一种『隔』的感觉。」我既不敢学毛泽东去抽象地分几开功过，也不愿随大流而媚俗，作一些空洞不实的「反思」。我以为承担的方式有二：充实自己和整理史实，这是我在海外能做且当做之事，但至今皆乏善可陈，此吾之忧。(Memoir Tiananmen´89) 　　丁老师接着写道： 　　「许多深层的东西乃至内幕没有被揭露，这不仅是指中共官方的，而且也包括民运方面的，何况许多当时已经被揭露的事情现在也渐渐地淡忘、湮没了。我不知道争鸣者能拿出什么有分量、有说服力的事实去同别人争鸣。比如有争鸣者说如果当时学生能『见好就收』就可以避免流血，我就觉得此论缺乏有力的事实根据。……我们需要的是事实，是原原本本，没有经过任何筛选和加工的事实。这个事实中共官方不可能向我们提供，但我们能否期望当年运动的参与者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们向我们提供呢？哪怕所提供的仅仅是单方面的事实。」【以上第389页】(64memo.com / 89) 　　要原原本本的事实，这是受难者亲友的心声。丁老师又一次与同学们想到一起了，九一年巴黎会议就是为了核对史实。王超华在最后一天公开会议上说：「这次会之所以能够聚集在一起，我认为是大家基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对八九民运的反思和总结需要在事实的基础上，我们这些当事人有责任对证一些重要的基本事实。」(《回顾与反思》页三五一)开始有的还想反思、总结整个民运，结果在一些同学的坚持下，订立了只陈述不评判的原则，仅在最后补充和公开讨论部分才涉及对整个学运的反思，也强调了该会的局限性。(同上页三四一–三五一)许多重要细节没有时间叙述，许多细节也没有时间作更仔细的核实；加上同学到得不齐，记忆又可能各有误差，一些情况只能并存「不同版本」，搁置待核。尽管如此，还是努力提供「原原本本，没有经过任何筛选和加工的事实」，也希望日后逐步补正。(64memo.com / 89) 五、巴黎会议与「隔的感觉」　 　　丁老师所说的「隔的感觉」，我于巴黎会议也感到好几重。第一种来自于同学自身。虽有十七位同学到会，但还是有几位同学没来。其中一位称在办美国绿卡暂不能出国，却出现在加拿大的六四纪念会上。另一位「绝食发起人」经我三请答应到会，最后也没来，说是「度假去了」。(64檔案/2016) 　　第二重「隔」来自民运内部。急于「反思」的理论家们十分不满会议没有将反思作为主要讨论内容。会议内容是在两年后才公布的，但会还没开完已传言四起，说学生们在争功夺利，似【以上第390页】乎大家关心的祗是「究竟谁是绝食书的作者」这样的问题，某些民运刊物有关会议的介绍便仅限于此。一家最具实力的六四组织本愿包下会议记录的整理出版，也在十几人的常委会上遭多数否决。(六四檔案 - 1989) 　　第三种「隔」来自其它方面。侨界当时早已因为某些「学生领袖」的公子作风大为不满，这时也殃及池鱼。有人在报上说：这些学生又出新花招，不过是想从美国免费来法国玩﹗殊不知许多同学是会议头天到，结束第二天便回去了。尤其是王超华、常劲与梁二，他们都是初次到巴黎，除了巴黎的飞机场、地铁和会址所在的法兰西学院以外，我真怀疑他们还见过甚么「巴黎风光」﹗会议没有旅馆费，外地来的都住在友人家。(64memo.com - 1989) 六、呼吁第二次会议　 　　不过，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还是得到了不少的支持。主持会议的巴黎「民主之家」先后收到共约两万三千美元(八万零八百六十八‧九九法郎和七千五百美元)，虽不到预算的一半，毕竟将会开成了。除了不设旅馆费以外，会议还有两大节约：一是法兰西学院十分看重该会的史料价值，提供了免费会议厅和价廉物美的午餐；一是鲁老板的义气，「红宝石」餐馆免费包了会议期间的所有晚餐。上述花销帐目包括直至九二年十月的录音整理、打字费。民主之家有详细帐目，我手中也有副本，随时可查。【以上第391页】(64memo反貪倡廉´89) 　　但预算中的出版费却迟迟未能落实，会后再找就更难。这时我更体会到「隔」的感觉及其对实际事务的阻力。最后才从美、德几个学生会那里找到一些赞助，终于在九三年由德国莱茵笔会协助出版了会议记录《回顾与反思》。说起来真是可怜，加上几位留德学人私下垫的钱，总共才印了不到三百本。这真可悲，六四捐款不下数千万美元，而同学们能用于整理六四史料的却如凤毛麟角。不是指责谁，只想说：请多少关注一下整理六四史料的工作。(64memo.com / 2016) 　　具体来说，建议年底举办「八九民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由参与了八九民运的知识分子与六四学生为当事人，加上关心八九史实的学者一道参加。内容扩展到整个「民运」，超越第一次会议「北京学运」的局限，至少应当包括知识界、新闻界、工人市民以及党内斗争情况。时间可选在大家都休假的圣诞节期间，最好不少于七天。也可分多组讨论，比如学运内部还有大量细节需要核实。(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另外，也应当成立相关的具公信力和透明的基金会，并请各个因六四而得到捐款的基金会和组织转拨符合情理的比例的余款，以便对类似的会议和书籍等六四史料整理工作进行财政支持。我相信，六四死难者的亲属也希望将部分捐款用于探究真相。请记住丁老师的呼吁：「我们需要的是事实，是原原本本，没有经过任何筛选和加工的事实」。(64memo反貪倡廉-2016)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于巴黎，一九九八年元月修订于巴黎。作者按：本文曾投给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结果既未发表，也不说明理由。)【以上第392页】(64memo.com-89) 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　 　　––困惑中的反思 　　一些零碎的思绪，久积于心，不吐不快。由粗而细，整理出来，献给那些为了中国的自由与富强而坚持信念的人们。(64memo.com - 1989) 一、民主竞选：文化心理的反思　 　　许多人一提到民主政治，马上就想到美国的总统大选。然而，竞选是否契合国人的文化心理，我有大困惑。(64memo.com/89) 　　西方人讲竞争、高标自我，中国人讲谦让、推重整体，这一文化差异虽然越来越模糊，大致倾向怕是还在。竞选需言己之长、揭人之短，这在国人的修养中却是大忌。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老言「不争」，佛说「忍辱」，就连中共也讲「谦虚谨慎」，无论传统还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伦理，国人还是推崇「谦谦君子」式的修养。即便相当西化的民运圈内，某某「爱出风头、【以上第393页】骄傲自大」，诸如此类，也还是平常的道德评判词语。如此文化心理影响下的人群，又怎能靠竞选而获取以德服众的一流人才呢？注重修养的人物，首先就很难说会主动出来争个甚么位子，这套竞选机制又如何生效？即便勉为其难，出来竞选，而「君子不党」，怎么理直气壮去拉选票呢？况且，「君子讷于言」，就算迫于形势去拉选票，又如何辩得过能说会道之士？再退一步，即便这么争来一个位子，困于一群靠表演而获选的「秀」才当中，又能有何作为呢？(六四檔案-89) 　　因此，在以谦让为美德的群体当中，所谓民主竞选，是否会适得其反？我称这种现象为「负淘汰」：本来选举的目的是为了淘汰掉次品，然而在国人当中实践的结果，淘汰掉的却常常是贤良方正之士。由上面的讨论我们发现，所谓「负淘汰」可有三期反应：第一期，贤能之士耻于竞选；第二期，出来竞选又多败北；第三期，侥幸获选也无能为力。于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这么说，绝非空穴来风，几年来的实践与观察才有此反省。当然也得申明，这里说的祗是一种相对的趋势，不是说选出来的都不行，希望不要对号入座。(64memo.com/89) 　　那么，为何西方就能通过竞选而获得优秀人才呢？我曾就这个问题与欧洲人讨论，结果他们也不认为选出来的就是最好。可能一流人才是在哪儿都难以通过竞选获得；中西差别也许祗是西方人选出二流人才，国人则常常选出三流乃至末流人才。(64memo.com/89) 　　西方人尚能选出较为贤能之士，应当说与其近几百年来竞争意识的培养有关。其实，西方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尚争的历史也不仅仅是在中世纪之后，希腊罗马已然，只不过中世纪基督教精神对此稍有缓冲而已。而在宗教与文化上，西方也一直相对于东方哲学有较强的扩张意识。【以上第394页】比如西方信徒喜欢传教，中国人则「只闻来学，不闻往教」。又如哲学Philosophy、智慧Sophy与诡辩家Sophist，在西文词源上并不远。中世纪欧洲社会的中心是神甫，现代西方则是商人、律师与政客，皆能言善辩之士。工业革命后的西方教育中，基督教的谦卑美德逐步隐退，优胜劣汰的竞争意识渐居上风。在社会整体尚争的风气之下，以民主的竞选方式筛选出贤能之士的概率就要大得多。(六四檔案 / 2016) 　　中西既有如此差异，那么尚争好还是讲让好呢？也许这并非二元抉择，这么非此即彼的提问本身可能就有问题。我对此考虑得还不成熟，只好先闭嘴，也藉此机会请教大家。(64memo.com-2016) 二、「爱国」与「民主」　 　　民主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尤其对于八九民运？这是我的另一大困惑。很显然，民主不是食物，民主也不是人生幸福本身。民主甚至也不必然导致社会安定与国家富强，历史和现实中正反两方面的例证并不缺乏。这样一来，民主便不应该是目的；它最多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它更应该是一种手段，比如是达成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国家富强等等目标的手段。八九民运中喊的都是「爱国民主运动」，在「民主」前面加上「爱国」，我觉得并非祗是因为共产党灌输的「爱国主义」的结果。中国近代的衰落和列强的欺压给国人留下的烙印太深，潜意识中的「强国梦」经久不衰，一九八九年把民主当作富强的手段，应该是许多人的深切情怀。也许不是全体，【以上第395页】但我相信一定不在少数。其中的逻辑可能并不复杂：西方就是因为民主体制才富强起来的，中国为何不能？(六四檔案´89) 　　把民主当作富强的手段，如果这真的是一九八九年多数人的共识，很多现象也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比如六四屠杀后人民并未大规模反抗，比如六四后的全民经商热。如果富强才是目的，而安定又是富强最基本的条件，那么老百姓宁愿承受集权专制以换取稳定，也不愿冒险反抗而丧失必须的社会秩序，这也许就不是没有道理的了；如果民主不过是手段，那么，六四后民众发现通往民主的政治改革暂时此路不通，自然可以把它先放一放，转而投入全力发展经济，富强的目标并没变，从长远来看也是为民主铺路。由此，我们可能会发现，其实六四过后，国人并未放弃初衷，六四精神根本没有熄灭，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罢了。八九民运，在我的理解当中，根本上是为中国寻找希望、寻求精神动力的一场运动。这一理解有多大的普遍性，是需要考证的问题。(六四檔案/2016) 　　民主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这个问题对探讨中国的前途也许不无裨益，尤其民运的前途。我为此困惑了很久。问题最初的提出是由于一个强烈的反差：民主精英们到了海外，「民主」前面的「爱国」多半就给丢了，有的甚至批判「爱国」，尤其是在力促西方制裁中国的时候。六四后我在国内逃了十个月，亲身体验到西方经济制裁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影响，因此出来时这一反差就特别强烈。海外民运团体普遍有一种「民主至上」的倾向，似乎中国只要民主了就好，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至于是否会有大乱的危险，二、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是否可能重演，未见人讨论；民主成为一种价值、一种目的，以至于不正视现实，过分抬高前苏联、东欧而贬低中国大【以上第396页】陆近期的经济成就，也一直回避讨论印度、拉美一些推行民主的国家何以不能富强，目光只盯着离与中国现实很远的美国。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海外民运与国内民众的这种隔阂。这只是由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吗？还是有个人及团体利益的因素？如果因为在西方只谈民主不谈爱国而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就不再顾及国内民众的反应，这又如何谈得上继承了一九八九年的基本精神呢？丢了「爱国」，不就会比中共更不得人心吗？(Memoir Tiananmen/2016) 三、原则问题　 　　民主应不应该是目的，这一疑惑也部分来自于八九学运中的实践。那时我们把它看得那么神圣，宁愿牺牲效率也要尽力推行民主。比如最后广场上的「营地联席会议」，如今许多人已经看出它的问题，像流动性太大而代表性有限等等。其实我想问题主要还不在于此，因为当时并非没有学运骨干意识到这些毛病，问题是我们又能用甚么别的「民主机制」来组织学运呢？批评家往往忽视了现实可能性，至今也没看到有谁说究竟应当怎么办。那个时候，只要我们还坚持「民主原则」，只要我们还不得不由在场的各校同学推选代表参加「营地联席会议」的表决，只要我们还没有退回到「全党服从中央」式的「民主集中制」甚至独裁，撤离广场的决定应该说是注定不能在屠杀前得到多数通过的。即便当时两度喊撤而被广场上的同学哄下台的吾尔开希，不仅当时就承认错误(香港时报、东方日报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一年后都还在强调「历史的必然【以上第397页】性」并质疑「当时策略上的改变可能不可能」(《争鸣》一九九○年四月，页二八)。(64memo.com´89) 　　注意这里的两难选择：若要认同「民主原则」，那就得接受广场后期难以通过撤离决议的现实；否则拋弃「民主原则」，施行集权乃至独裁，即一些人主张的强力领导，以使「见好就收、见坏就上」成为可能，但这是否也就意味着拋弃了民主运动的基点，这是我的另一重困惑。而持后一观点的批评家主要还是民运的理论家，也对民主原则忽略不计，这是我怀疑国人是否真会把民主当目的的另一个原因。有的理论家本来在戒严后高喊「见坏就上」，六四屠杀后见势不妙又去责备广场上的几十万人没有「见好就收」，去「反思」别人的道德。姑且不论其自身的品性如何，这八字诀本身又有何民主可言呢？要做到这样收放自如，不又是一个共产党了吗？在这两极之间是否还有第三条路线，这很值得我们探讨。(六四檔案-2016) 　　部分民主精英是否真要民主，嘴上非民主不可，行动中是否脱去了专制下的老套，这一疑惑久久压在我心中。姑且再举一例。这便是民阵成立时的结构问题。试想，如果民阵采用团体会员架构，何以有今日之分崩离析？如果民阵真的是一个「阵线」，由港支联、民联、各国学自联等团体构成，只要反对六四屠杀和一党专制便可加入，这样的团体在当时少说也上千，中共又怎能分而治之？总不能与如此规模的海外华人作对吧？那么，民阵成立时为何取消了原先章程草案中的团体会员设计，怎么就变成了个人会员制呢？我至今也没弄明白。民阵到底是「民主阵线」还是「流亡者俱乐部」？这里面有没有独占资源的嫌疑？即便不从公心私心上去评说，首先这样的结构是否民主？当初要形成囊括海外那么多团体而又民主的架构，除了团体会员这样类似于强【以上第398页】调地方自治的「联邦制」的架构外，还有别的甚么出路？致力于大中华联邦制设想的严家其老师支持团体会员制，又是第一届主席，实际上却起不了主导作用，这不正是「负淘汰」的第三期反应吗？如果「联邦制」在最具民主意识的海外都无法尝试，还有甚么希望要求十几亿中国人接受呢？如果在海外自由的环境下最后也是「小圈子运作」，那又怎么企望在中国实行民主呢？如果在这个最希望民主的群体中也难以实行民主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正视现实，去寻求第三条路线呢？反思至此，我是彻底地困惑了。(64memo.com - 89) 四、道义责任　 　　六四惨烈的结局并未导致中共政权的迅速崩溃，中国在顶住了西方一段时期的经济制裁之后反而出现腾飞之势，这是许多预言家所始料未及的。在如此惊心动魄之后，中国居然像一头睡狮开始复苏，许多谋求祖国富强的人们甚至看到了极大的希望，那么，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问题便越来越无法回避：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依赖中共强大的组织力量所维持的至少表面上稳定的局势，会不会正是目前中国经济成就的一个必要条件？换言之，为了中国富强而必须的安定局面，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是否不得已才镇压，以防更大规模的不稳定？将这一问题延伸的结果是：六四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既然政府是块石头，拿着鸡蛋去碰，是不是明智？(64memo中華富強-1989)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这么想，也不知道这是否就是近几年来一些人士反思八九学生过于激进【以上第399页】的潜在逻辑，不过我觉得这样的反思不是没有意义的。虽然看出一些反思文章、报导与影片有背离历史、曲解历史的漏洞，虽然为此写了许多驳正的文章，但我迄今探讨的主要还是真假问题，而非是非问题；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尤其有关道义责任，我反而觉得这些反思有积极而重大的作用：对于未来可能加入社会冲突的人们，这些反思至少可以防止八九学运中出现过的某些极端现象，比如「自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类。(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作为局中人，我无意在这里擅论八九学运的是非与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官民双方真相的逐步披露，相信历史自有公道持平之说。这里我想提出的，是另一个压在我心中的困惑：都在说道义责任，但究竟如何承担呢？(64memo.com´89) 　　首先，如果自责过分，是否也会构成对历史的偏差呢？如果祗是空洞地宣称自己责任重大而无具体的担当，是否也不过是一种附和大众情绪的产物呢？我没有权利去指责别人，但必须检讨自己，因为这种过分自责而造成偏差的情况，也许就在我的身上发生过。说「也许」，是因为我对以下事件尚有不确定的地方。(Memoir Tiananmen-2016) 　　那是九一年六月，我在《明报月刊》上发表的《反思中的困惑》一文中，用了一段来说自己在八九学运中的过失，尤其以「阻挠五一四对话是我最大的过失」。这一认识，得力于九○年十月同吾尔开希的一番交谈。然而，文章发表一个月后，在巴黎召开的「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会议上，我发现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后来又见到一些对五一四对话的反思，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对话之所以流产，主要是由于学生这一方的原因。这种言论在影片《天安门》中达到高峰，当【以上第400页】中以吾尔开希的话为结语：「对话完全被学生破坏了﹗」我不能确定的是，开希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否就是因为我们的交谈或我的文章；也不能确定，影片这种有倾向性的总结，是否也是因为我的文章。(六四檔案 / 2016) 　　如果是这样，那我罪莫大焉，因为我确实由于这样的反思而得到过一些赞誉。然而，对话失败的关键，应该说是因为中共内部有人卡了阎明复等人的脖子，当时没有转播对话；而学生这方面的责任，无论是绝食同学还是王超华与我，应该说不是主要的。这样一来，我既误导了人们对史实的理解，又得到称赞，无异于沽名钓誉。当时写自己过失的本意，不过是希望大家在巴黎会议上都能对自己作些反思。由此可见，如果为了反思而反思，有时也会是件危险的事。这一潜伏的危险，其实在一些当事人的反思中已见端倪。如果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想，损失还主要不是一些个人。某些同学有政治的考虑，这我是理解的；有些事情暂时不宜公开，也并非不在情理之中，我祗是希望：先不说可以，以后慢慢说也不迟，但不要乱说，否则日后澄清起来对谁都麻烦。历史是大家来见证的，要想扭曲并不是那么容易。(64memo反貪倡廉-2016) 　　另外，我的行动可以印证我不是要回避承担责任。事实上，九一年六月和七月，我已经两度进入中国驻巴黎大使馆，要求回国受审。事情的经过刊登在九一年六月的《百姓》杂志上和九月十七日的《明报》上，对此我也无意多作渲染。(64memo祖國萬歲´89) 五、另一种承担　 　　【以上第401页】 　　许多人高呼要追究历史真相，却不过是叶公好龙。承担道义责任的另一个方式，我认为是交代清楚作为当事人的那一部分史实。丁子霖老师在去年六四七周年纪念文章中就呼吁，「我们需要的是事实，是原原本本，没有经过任何筛选和加工的事实。」九一年巴黎会议基本上就是为了这一目标，是否达到则难说。(64memo自由民主´89) 　　八九学运与民运史，远远没有澄清。许多关键事件还未披露。有的是因为当事人尚在狱中，有的是当事人不愿说。中共那一方，更不知何时可能公布真相。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当事人写好了回忆，却发不出来。据说王丹出狱后曾与台湾出版商联络，结果碰壁(他的《狱中回忆录》并非回忆八九学运)。我也遇到类似情况。王超华的回忆从逃亡时就写了不少，也一直未见出版。当事人在一些杂志报刊发表的，多限于一些能吸引大众的东西。(64檔案´89) 　　我觉得这不能怪出版商，因为海外读者对这些史料性质的回忆毕竟兴趣有限。我恳请注意的倒是那些以推进中国民主为己任的组织，这里指的还不仅仅是「海外民运组织」。六四捐款不在千万美元以下，是否可以拨出合乎情理的比例来出版有关六四的回忆呢？我们不是经常感叹大陆的民主运动缺乏历史继承性吗，那么在海外有条件的情况下为何不多作点努力呢？(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仓促行笔至此，不再多说了。以上皆是这几年来我时常思考的一些问题，困惑之中多没答案，有待大家指点迷津。(一九九七年五月于巴黎)【以上第402页】(64memo反貪倡廉/2016) 附录 柴玲「最后的话」––––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录影谈话(64memo自由民主 - 1989)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午，柴玲与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美国留学生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和香港《天天日报》记者梁淑英作了一次带「遗言」性质的录影谈话，共七十五分钟。台湾《联合报》后来在《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中以「多少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为题将其发表(台北，联经，一九八九年八月，页二六四–二六九)。九五年此篇谈话引发争议之后，电影《天安门》的作者卡玛‧欣顿(Carma Hinton)在国际网路Internet上指出该书文本「有较多遗漏和【以上第403页】不确之处」，并刊出全文，注明其「记录稿曾与原录影带多次核实」。卡玛对八九民运史研究经年，可谓这方面的专家。但其瞭解与理解在某些细节上仍不甚切实，她刊出的全文还有欠完美的地方。比如，柴玲投入运动是在四月二十二号，文中误为「四月十八号」；又如将柴玲发表绝食倡议的时间五月十二日晚误记为「十日晚」；绝食发起人之一的「杨朝辉」误记为「张辉」；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建议撤离的日期「三十日」误记为「二十七日」等。尤其是这个「全文」也不全，删掉了柴玲讲述家庭和父母的一段，当中有「我很想(哭)活下去，都是为了他们(父母)」一句尤为关键。当然，卡玛的文本已近乎完备，可惜没有出版。现将以上二文本再与录像作一校正，并标出校正结果与《天安门一九八九》中的文本之差异。为了以后引述方便，小标题是我所加。由于我手中的录像几经转录，音质欠佳，也有听不明白处，错误在所难免，有待柴玲和二位记者及大家进一步核实。(64memo中華富強/2016) 　　封从德谨识于巴黎，一九九七年四月 　　范例： 单删除线：《天安门一九八九》中删去文字；(64memo.com-2016) 　　双删除线：《天安门一九八九》中压缩改写处；(Memoir Tiananmen-89) 　　方框内为全删处 　　斜体字：为《天安门一九八九》中错处 　　凡「问：」除注明「梁淑英问：」以外，皆金培力所问。【以上第404页】(64memo.com´89) 一、四二二参加运动　 　　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的几句话了。因为现在的形势就是越来越残酷。我叫柴玲，我今年二十三岁。我的生日很奇怪，(不清)四月十五号，就是胡耀邦逝世的那一天。我家在山东，今年刚满二十三岁，八三年考北大的。北京大学，读了心理学。八七年考的北师大的研究生，学的是儿童心理。(采访人：大声点。)(Memoir Tiananmen/2016) 　　我在这次运动中，是在四月二十二号站出来的。就是四月十八号，我就开始很关注这场运动。那天情况很紧急，同学们饿得很久了，一直等着李鹏出来接见大家，一直等着这个机会，参加一下追悼胡耀邦的追悼会。可是最后一拖再拖，同学们很愤怒。他们起来要冲进大会堂。我想要是冲进去的话，那天流血就要发生了，那时我再也不能忍耐，我就站出来了，那时我嗓子已经哑了，我流着泪喊，隔着那个警察的那条防线拿着话筒喊，我说，处理学生关系的那些官员们，我说，学生委托我们过来看一看，请你们出来听听同学们的要求和呼声。没有人理睬。那解放军说，你别再喊了，没有用，保护你的嗓子吧。他们有几个摘下水壶给我喝，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多个小时没有喝水(抽泣)，没有吃没有喝。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急躁。在最后的时候，我又是个女孩子，我马上追出去。我说，北大的同学拉起手来。我爱人他跟我在一块。北大同学一齐赶快撤离天安门广场。我想那次及时撤离，避免一场流血事件。从此以后，我就在北大的筹委会干一些事情。【以上第405页】(Memoir Tiananmen´89) 　　那天我爱人封从德咬了指头，写了血书，写在手绢上(哽咽)，他写了一个人民，写了一个总理，他很难过，他说：「我，(哽咽)我怎么手上流不出很多血来？」(哭)他没有写完。(抽泣)当我们的同学跪下举着那个请愿状的时候，全场的同学都哭了。本来是弹劾政府的一些建议，居然我们必须跪着递上去，而且没有人理睬我们，没有人接收，同学们都哭了。(抽泣)那天，后来我就在筹委会里工作。这个经历有很多，我想现在就不再多说了。(擦眼泪)我的感觉就是说，参加筹委会的同学有热血的，有真诚的，也有个人目的的，有虚荣的。有的人在死亡面前是一副面孔，那么胆怯逃避；可在虚荣面前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那么功利。五月四号那天，我们又举行了一次大的游行，那天本来想发表一个宣言，宣告中国新民主启蒙运动从此开始了。后来就是到了、当时五月四号大游行的五四的时候，已经去的同学已经比较少了，有一种疲倦感。没想到那天很糟糕，有一个作为市高联的，周、当时他是个常委吧，周勇军，他就宣布五月四号、五月五号复课。同学都说这课怎么复。当时场面搞得很糟糕，同学们当时很多很失望。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宣告五月五号复课给全国的学运造成巨大的损失。同学很痛心说，这是有些人想用几亿美元想买都买不来的，就给他一句话全葬送了；他全自己说出来了(抽泣)。后来北大的形势也转为低潮，同学复课的越来越多，同学在复课跟罢课之间产生相当大的内耗，内部消耗。(Memoir Tiananmen/89) 二、绝食　 　　【以上第406页】 　　我觉得越来越苦闷，终于有一天我们认为，只能，必须，搞绝食了。也就是四月二十……五月十二号中午的时候，当时市高联的人拼命地反对我们，但是我跟北大的一些同学，我们一再坚持下来。作了一些安排(杂音)一旦这个活动(听不清)，最后呢，终于发起(不清)。因为我们很着急，觉得跟同学们沟通的渠道太少，同学们的热情在逐渐下降。那天晚上我看了看，因为要绝食，就征集绝食同学的签名，只有四十多名同学，那一张小小的纸，我们这签名是贴出去的，贴在三角地。在这张小小的纸上写上为壮士，为勇士壮行。我一下感动了。后来我觉得很难过很难过。那天「自由论坛」上，我就讲了我的话。我说我们绝这个食，就是想看看政府的面孔，看它是镇压，还是不理睬。这次绝食还要看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国还有没有良心，还有没有希望。那个时候，第二天，当天晚上，有些同学就很，(不清)……我讲完以后，有一个男孩就上来，他说，「我以前很不屑于参加这种政治，我觉得我自认为是中国的毛泽东，今天我才感觉到我自己是那么渺小。我爱我的父母，但是我更爱我的祖国﹗」所以他说，「我要加入绝食。」第二天，等第二天的时候报名，有二百多个……我想想，也许是四百多个，(问：在北大？)在北大。最初我们坚定地参加绝食的只有北大，师大，还有北师院。那天，(听不清)，我们宣誓。我们扎着红带，我的衣服上写着––后来丢了，很遗憾––前面写着「柴玲绝食」；后面写着一个大的「哀」字，这边写着「有心报国」，这边写着「无力回天」。当天，就是十二号晚上，有一个女孩子找到我，她说你们这种绝食宣言太官方了，太formal了。你该用你的生命来写一个绝食的宣言。当天，我们酝酿了好长好长时间。第二天上午，我们写了个绝食书。这样的磁带录了很多，据说录了一【以上第407页】千盘。我希望以后我们到筹委会，北大筹委会，也许能搞到。Eric也许有。第二天，很多老师他们自己用钱来为我们这些绝食的同学来壮行，请我们去吃饭。那天我一直很悲哀很悲哀，因为我写了绝食书，那样呢，我吃不下东西去。当天十二号晚上有个作家班的老师叫白梦，他说我在演讲的时候，他们都哭了，而且他匆匆忙忙地出去，给我们买了好多，特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个体户那儿买了几大盘馄饨给我们吃。那个时候，我们很默契很默契。而且我说了一句话，我们是在「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死亡绝不是我们的追求，死亡正期待着最永久最广泛的回声。我们用死，我们用生命，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中午十二点半，同学就出发了。到师大来集合，一块儿来准备绝食，我们走着，(叹气)(64memo自由民主´89) 　　问：这个绝食以前在中国是没有的？ 　　没有的。 　　问：跟谁学的，是跟印度学的还是跟马丁‧路德‧金(不清)，绝食的主意从哪里来？(64memo.com / 2016) 　　这个主意好像最初我们就有，后来大家发起了，我想大家酝酿了很久吧。是自发的。因为我们当时游行罢课政府都可以不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用生命来呼唤一下，看看你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绝食最初是不到一千人，第一天晚上，慢慢地扩大到三千，各地的同学纷纷涌来，初见规模。(不清)当时我在北大，我说我自荐为北大绝食团的召集人，因为我有一种责任感，我觉得北大的绝食我的演讲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想是这样不是居功，我觉得我必须为这四百多个孩子的生命负责。【以上第408页】(64memo自由民主/2016) 　　那天，我都谈，谈得很坦率地说。吾尔开希，……在十三号晚上阎明复又找我们去谈话，谈了一会儿，我们就很担忧，看天黑了，怕政府采取行动，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就退出了，他们在继续谈。当时绝食团的四个代表，对话团的四个代表，还有高联的几个代表，还有些老师们，我感觉吾尔开希被阎明复那种慈父形象完全感化了，当天就，就要求，反正就是戈尔巴乔夫十四号那天来之前要求大家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64memo人權法治/89) 　　(对话，不清) 　　对，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们很不情愿，而且我们一致决议不完不搬，因为，我想引用一位外国记者的话，他说：「人们都说，你们都在绝食了呀，还要你们怎么样？」可是好多同学忍痛搬过去了，有的人就是被架着过去的。(哭)我为什么那么痛心？是因为，当时围观的群众很多，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弄过去了，一下子又散了。(抽泣)(64memo人權法治-89) 三、成立指挥部　 　　第二天早上我，还有李禄找到我，就是现在的副总指挥。他很痛心，他说，「如果政府如此无赖下去，这样看着同学一个个这样消耗生命的话，那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他说，「我们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眼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一个死掉的话，那么我们就作第一个死掉的人。」我把这句话拿到广播站说了，我说我自己愿意做这个绝食团的总指挥吧，好像是，【以上第409页】不记得怎么说的了。而参加这个绝食团唯一的资格就是在同学们牺牲之前你愿意首先牺牲自己来使更多的同学们活下去。最初绝食团就很团结，很纯洁。大批大批的同学倒下去了。救护车声声地响。最初的时候我在前面，有一天看到同学昏倒了，被抬上救护车，我直想哭(哭)。我不记得是哪一天，可能是第三天，第四天中午，有人冲进大会堂，当时外围纠察队员我们调不上来，然后我们就说，「绝食同学，(抽泣)我们、如果你还有体力的话，就站出来。我们去保护大会堂。」绝食同学都扎着白带子，饿了好多天了，我们冲过去站在警、警察，隔在军队跟那个群众之间，插进来在这里边，然后对群众说，你们想来冲大会堂，可以，从我门身躯上踏过去吧。(哭)。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我就说，我想我们呼吁记者跟我们在一起，给我们作一个公证人，来看看是谁在保卫大会堂。(抽泣)当时没有意识到，我们就是可以，因为我们自己在参加绝食，就没有想，当时觉得广场的局面越来越庞大，而这时候市高联的一些领导人出面来控制这个局面，而就在他们，我不想责怪什么人，但是我可以认为，市高联以前的一些领导同学首先没有领导素质，再一个，动机并不是那么纯洁。对不起，我这样直说。(64memo人權法治´89) 　　当时我没有想到，后来当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广场局面太乱了，而且绝食工作也基本上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觉得必须靠绝食团这个，起初这个团体，因为它一直这么坚定来领导广场。于是有一天我就跟市高联协商，召开联席会议的时候，我们要求要把领导权交给我们，由我们来领导。当我们真的领导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广场已经出现那种局面，就是各种组织层出不穷。市高联在他们在任期之间换了一百八十二任主席，就那么几天。随便什么人就可召集一个会议，接着拉起一帮人来，然后把另一帮人清出去，(不清)又被【以上第410页】别人否定掉，就这么弄来弄去。而学生中又出现什么呢？小的，学阀割据，小学阀，自己拉起一帮人作纠察，而他纠察队长可以说我是纠察总指挥什么的。同学的健康状况在急剧地恶化下去，(抽泣)市民工人的募捐情况很糟糕，越来越糟糕，那个卫生条件也越来越糟糕，而且那种，爆发大瘟疫的危险越来越加剧。同学情绪处于一种面临崩溃，很激动，不太理性，燥狂，容易发脾气。有时我们在收拾以前的市高联留下的那种，就是那种，「军阀混战」的残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时收到各方面的告急消息。一会儿是今天这边一会儿是镇压，一会儿又是怎么怎么样。我们疲于制定各种应急措施。所以到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局面。我们一再叮嘱同学，要精简机构，要坚守。我说一下现在的时局。现在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作为政府，作为李鹏，为什么这样他通过这几天的时间，他由最初的四个省市支持他已经争取到二十七个省市，在党里面基本上获得统一。某些外地将军也慢慢都屈从他，或者至少表面上跟他们一致了。而且本来以前军方的力量已经争取到六个军区，而且在党内部中赵紫阳这一派比较容易改革思想和民主意识，或至少他们讲的话中符合群众对民主的要求，逐渐地遭到了清洗控制。(64memo祖國萬歲´89) 　　 　　问：那么赵紫阳下去(不清)学生有没有合作，一起工作？(Memoir Tiananmen-89) 　　这个没有。特别是王丹。你知不知道(不清)但是至少他们可以(不清)清洗，死在中国。(64memo祖國萬歲/89) 　　问：阎明复呢？ 　　阎明复肯定是要被清洗的，还有秦基伟之类的。鲍彤，我只知道一点。【以上第411页】(六四檔案/89) 　　而同学这边，就说，政府一方面逐渐形成铁板一块，而同学这边怎么样呢？市民的热情在降下去，市民人心出现动摇，甚至有些市民开始慰问解放军了。同学这边，首先大部分同学军心不稳，都很失望，他们不知道，说我们到底要要求什么，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有些同学就很伤心地走了，而且同学中出现了一些那样的情况。有的同学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把募来的钱自己藏起来，而且又有些同学把市民给的钱拿去商店买东西。我这只是听说，但我想这个消息会有人证明的。(64memo.com / 89) 　　问：(关于换外汇，不清) 　　对，对。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一种学生中的特务和奸细。这么跟他们讲，你们能让同学撤走的话，那你们就是人民的功臣，国家的功臣，人民会记得你，国家会记得你；如果有些死硬派不撤的话，那么周围的便衣你随时可以调动。(64memo自由民主/2016) 　　问：你们有感觉吗，就是说有学生叛徒？ 　　绝对有感觉，而且我们有证据。 　　问：他们给多少钱？ 　　钱我不太清楚。给他们什么样的许诺和交易不清楚。但有一次，我也有一次跟政府接触的机会。我在跟他们的谈话中感到他们带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性。(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四、最后的阵地　 　　【以上第412页】 　　问：这次学生运动有什么……最黑暗是哪一天？(64memo人權法治 / 89) 　　最黑暗还没有到来呢。(沉默) 　　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么呢？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而且有人作为北高联和外高联，外校的高联，他们又很愿意要这种权力。(沉默)(六四檔案-89) 　　作为一些知识阶层的人，成立了一个知识联、各界联合会议，爱国维宪委员会，在昨天会上我很愤慨、很愤慨，因为我感觉到这些人也是在利用这次学运重新塑造他们的形象。我一再抵制这种倾向，(断)(64memo人權法治´89) 　　像刘晓波把吾尔开希。对不起，上面说的可以删一下吗？要推举他为运动发言人什么的。我在运动中对这类人有些看法，吾尔开希，就是他曾经利用他的影响，他所处的那种领袖地位，对整个学运不断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这已经发生两次了，最后一次给我们坚决抵制，而且罢免了。但现在他们有些人要重新树他这个形象。(64memo祖國萬歲 - 1989) 　　问：吾尔开希是在(不清) 　　这个我们没有证据。感觉就是一些，或者是角度、思考方法不对。当时我跟我爱人封从德，我们说：对不起，我们感到我们跟这次会议的气氛整个很不协调，我们要求退出指挥部在这个各【以上第413页】界联席会议上的席位。(Memoir Tiananmen - 89) 　　问：那么(不清)是最好的、最团结的，是哪一段时间？(64memo自由民主 - 2016) 　　最好，最团结的，就是绝食团最初的那段日子，那时民众也很支持，很关怀，那时唤醒的是市民的那种感性、感情，慈父心肠，慈母心肠。而且政府在绝食第七天的时候，对同学施加暴力，市民们自动地去用自己的躯体去阻拦军车。我想那是最辉煌的一页，一下子让市民看清了政府的嘴脸，法西斯的嘴脸，但现在他们通过种种控制，比如说扣除奖金，开除党籍，等等的这些东西把市民重新给统治住。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政府这方面已经逐渐的稳固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坚持，等待看一看人民能不能真正团结起来，因为到最后只有是人民跟这个与人民作对的政府来较量了。同学们老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64memo中華富強 / 89) 　　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如果真正是这样一种、同学们自我崩溃，自我瓦解这样一种情况，我们要，要撤回原地的话，那么中国就会变成这样的一种情况：党内的所有的比较先进的什么思想有点民主意识的人，还有历次运动中，像【以上第414页】什么四五运动，像什么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运动中没有被打下去的人，这次一下全被清洗乾净。而且邓小平就说了，是有极少数的人，党内有，好像社会上也有，学生中也有一小撮。(64檔案 - 89) 　　问：那么(不清)，因为邓小平他们说，学生这些事为什么能发生，因为他们没有做他们的工作，没有加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64memo.com / 2016) 　　我知道，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让我说吧，他们就会认为，或者他们就会把以前的没有彻底进行的工作，像反自由化清除乾净的工作继续做下去。把一大批这次运动中先进的领袖，学生领袖，和知识界的人物，社会上的人，各阶层的人士，还有党内的，军内的一些能与他们相抵制的，代表一些人民利益和呼声的这样一些人全部清洗乾净，然后他们可以控制或军管新闻机构，重新把全国的局势稳定下来，终于恢复到一种表面上很安定，很统一的那种「大一统」状态，然后重新搞他们所谓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中国要，中国要真是让他们得逞了，那么中国实际上要复辟，复辟四十年，七十年。因为如果这样一大批的人被屠杀，被监禁，被他们残害，多少年以后民众才敢站起来呢？不知道。(六四檔案-2016) 　　问：他们就是用谋杀、谋杀，还是从(不清)？(64memo祖國萬歲 - 1989) 　　还有逮捕起来以后打，让你精神分裂，对待魏京生就是这种手段。(抽泣)(64memo中華富強-2016) 　　所以我觉得很悲哀。(抽泣)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讲，跟同学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同学们肯定会这样做的，但是，他们还是年轻的孩子们(哭)。【以上第415页】(64memo中華富強/2016) 　　(断) 五、悲哀　 　　所以从知识界联合会回来以后，我就去与当时来负责保卫我们总部的纠察同学谈了一些，他们说我们不是来当纠察的，我们就想来看看，看看真正什么是民主？北京在干什么？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很失望，我们当一批纠察我们失望一批，我们整个组织究竟在干什么？还有一个同学说我们大批同学都走了，我们本来有五六百人，现在只剩下十多个人。说我们这些人都坚持下去，都是坚定分子。因为，有一个孩子跟我说：「我就是不甘心，我要看看究竟乱到什么程度。」(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那天我从知识界联合会，就是昨天，回来的时候，我哭了。(哭)我感觉到我那么热爱广场上这几万万的孩子们。(哭)我有责任用我们的生命坚持到底，但是我又觉得我很悲哀，我实在是无力回天，(哽咽)我一个人太有限了，那么多人争夺权力，我从来不迷恋权力，我只是为了，为了良心，我才不愿把这个权力放弃给那一小撮那种投降派和阴谋家。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争夺这权力，(抽泣)而发起一次一次的攻势。我感觉到特别累(哽咽)。我就是想全中国的中国人，(抽泣)全世界的华人，我就是想说中国人，(抽泣)我们作为这个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相残杀了，中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哭)(64memo反貪倡廉´89) 　　问：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以上第416页】(六四檔案-1989) 　　这个感觉，(抽泣)在筹委会，也就是五月十几号以后，我就是越干越悲哀。大该四月二十几号时我就开始感觉到了。(抽泣)那时我想，我现在也想说但一直不愿说，因为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但我不得不说，就是，有时候我想，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哭)我不值得为你献身。(哭)可是我又想到这次运动的确还有很多，很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学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识界的人。(64memo反貪倡廉´89) 　　问：(不清)你知道很多人认为学生(不清)就是说，好多年没有这个精神(不清)。(64memo反貪倡廉-89) 　　我知道。我想如果今后中国再次陷入黑暗时期，也许中国老百姓再一次受蒙蔽，再一次互相欺骗，彼此没有真正的感情和交流。我只是想说在海外的华人，你们有自由的环境和人身安全的时候，这个时候，(哭)我希望你们，能够首先做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因为你们有条件，有机会。(哭)(Memoir Tiananmen/89) 　　(断) 　　我感觉到有时候他们祗是想了解事情的过程，这事情中进行的这些人的心态，他们怎么想，他们的感受，(抽泣)这点让我觉得痛心，因为最伟大的不是这种表现，而是一种内在的，一种人性的展示。(哭)很少人去揭示这些东西。我有两个朋友，作为知识界，只有他们两个坚持到底。昨天晚上我才知道，好像是于浩成已经被逮捕了。(抽泣)(六四檔案 / 2016) 　　问：被逮捕了？ 　　被逮捕了。【以上第417页】 　　梁淑英问：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我知道，从他们的嘴里知道。 　　问：从广场里面被捕？ 　　不是的。他…… 　　问：在外面？ 　　可能在外面。 　　问：你是从政府官员的嘴里还是……？ 　　就是从两个朋友那里。他们俩说，我们要撤，因为我们有个使命，我们要写一部书，要把这个，这过程中，因为我们亲自参加了这场运动，而且我们知道这运动最真实的是什么。他说我们的使命就是写一部书，争取这最后的机会写一部书，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说如果这部书发表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那么，那么我们就是被杀了头也甘心了。(哭)(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我昨天非常痛心，因为我，(哭)因为我，又一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我感到很痛心的就是，最初绝食的这一千多名同学，(抽泣)我可以说他们的身体健康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摧残，而这些人(抽泣)要葬送这一千多名同学，还有后来成千上万的人民和同学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一些成果，他们要葬送掉，就只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希望，个人的私利(哭)(摇头)中国人……【以上第418页】(64memo自由民主/2016) 　　昨天我跟我爱人说，我再也不愿在中国待下去了，我说我想到国外去，因为我学的是心理学。在绝食的第一天我就说过：「我们不是为死而战，而是为了生而战。因为民主不是一代人的事，」我现在更坚定这种信心，如果我有机会活下去的话，那么我会用毕生的精力在中国，从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就跟他说，要作一个正直的人，有良心的，有独立人权和人格的中国人。我要用毕生的精力来培养一批真正的中国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这样做了。(六四檔案-89) 　　我爱人说––在这之前，在参加运动之前，我们一直在联系去美国留学，他托福考得很高，六百三十，很有希望，––他说我只是想到国外去学习几年，中国四五年之内也许没有希望了，我想有机会出去之后我就学法律，社会学，等等。他说十年之后我要组织一批人写一部中国的宪法，一部人民的宪法(电话铃响)。(抽泣)(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我知道我这时候要宣布我辞职，或者我引退，同学不会理解，会骂你，我不在乎，整个运动我挨了很多骂，(哭)我很淡然。但是我希望如果我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哭)没有机会做这个工作，会有很多人去做这个工作，我用生命来呼吁。(哭)(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梁淑英问：那么你打算回去(不清) 　　你说甚么？ 　　梁淑英问：就是你打算回去支持、成立(不清)？(64memo.com-89) 　　没有。最近我一直感觉到特别悲哀，而且同学，就他们本身的民主素质也是相当差的。(哭)而且说句实在的，在我们倡议发起绝食这一天我心里就很明白不会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以上第419页】(哭)有些人、有些历史注定是失败的。(哭)我一直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在给大家一个坚定的形象，我们在争取胜利，但我心里很明白。(抽泣)(Memoir Tiananmen - 1989) 　　(断) 　　(以下录音音质与杂音皆有变化，可能有中途休息。)(64memo祖國萬歲-89) 六、对谈　 　　问：绝食是你推动的？ 　　绝食，它是，在北大是和师大的一些同学，他们倡议。但是在这之前我已经想过，但是我没有跟他们……因为当时我在想通过广播站跟同学交流思想，把大家热情都唤起来。后来当时王丹说要准备绝食，我马上就签了。而且……我当时……后来，有一个北京师范学院的同学，他叫杨朝晖，他也签了名，也是发起人之一。后来北高联的同学一再劝阻他，说时机不成熟，怎么怎么样，然后这孩子居然又、就又回来说，「你们不应该倡导绝食，虽然我是发起人之一，但我认为这样说不妥。」后来我们就强烈的跟他辩论说，你怎么能这样，我们一直在做(不清)的工作，而且这个决定没有错。为什么改变主意？后来我和北大几个同学一块去说服市高联，他们始终很抵制，市高联有些人是有投机倾向的，可以这么说。后来当天晚上我跟另外一个叫邵江的同学，他本来十三号要考托福，我也要考托福。我说，我请求你不要考了，他说好，我去做市高联的工【以上第420页】作，我相信有我有这个影响力。后来当天晚上他们市高联作了一个声明，说，用的字眼是对我们这场绝食运动他们表示「同情和理解」。在我们心理上，我们感觉到，很愤怒，为什么？你、(闪，不清)你有什么资格来同情理解我们？要是，真正的态度应该是爱护保护同学，支持同学。这都是一些，我不是想指责任何一个人，我就想这场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清)(64memo自由民主-89) 　　(断)觉得非常悲哀，好像中国就没有人材了。(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问：你们对民主怎么理解？ 　　民主，我没有怎么在理论上(不清)过民主，我想民主应该是很天然的一种要求和需要，使人们都会有自由的，有人权的保障。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民主也跟人权的解放，人格，独立和自尊的解放，人性的解放连在一起。(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问：(不清)对话，跟政府对话，最终达到什么目的？(不清)(64檔案/2016) 　　(叹气) 　　对话对政府是一个强烈的挑战，因为它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强的对手，来自人民真正的呼声人民要求，人民开始要求跟它公平地对话，而且监督他们一些政府领导的过程，人民要求参与决策，要求检举不法行为，而不再像中国的那些「大一统」的黑暗统治。所以政府很害怕，它不敢，政府不敢，因为他们始终在竭力地维护他们在，他们几十年来苦心经营一种局面，一种对中国广大人民的蒙蔽和欺骗。我想民主最根本的，对每一个人来说就是自我的觉醒，中国人的人【以上第421页】性被压抑的很卑微，包括在这次运动中看得很清楚。好多同学就等着。就像外地的同学来了，我们要吃的，我们要住的，我们要什么什么，你们有什么新闻告诉我们？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觉得很难过。你自己，你有双手，你有喉咙，你有眼睛，你可以听，看，你可以去说，去做，你可以丰衣足食，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当然另一方面他们在尽力维持一种领导的权威，这也是对的，但实际上有些同学就很不负责任。他们很习惯于，习惯于一种封建的专制，两千多年来，我们要求民主，包括很多同学都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我想这次运动只能说是民主的启蒙运动。(六四檔案-89) 　　问：你们对官倒、反腐败的问题怎么看？ 　　官倒、反腐败，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很强烈地要求政府作自我检讨，自我来监督政府的一些腐败现象，因为以前一直是什么党政一体，党军一体，公安也是一体的。没有任何能够强有力地，就是有一个独立的什么党，政府和其他的各党派也有领导关系，没有任何一个途径，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监督它，所以它可以为所欲为。(咳)(64memo反貪倡廉 / 89) 　　问：去年人们谈论中国学生爱钱，爱赚钱，而不像以前那样，理想什么的，很多人也没想到，今年会这么大规模游行。你的看法怎样？你们的同学、中国的同学，他们这个非常伟大的潮流是从哪里来的？(Memoir Tiananmen - 1989) 　　我想在这之前，由于这个，整个体制改革措施的相当的失败，中国人开始逐渐失去了信仰，他们没有信念，就很功利地，很实际地满足于基本的生存要求，他们就靠这个，无信仰地生活着。【以上第422页】这次整个运动也有一个，有很多很多的人产生(不清)，我想中国人重新找到一种信念，就是中国问题要靠中国人民来解决，而不是靠政府，也不是靠这个国际的什么舆论，必须靠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多青年人，很多市民，很多工人和农民，也开始觉醒。(叹气)(64memo人權法治 - 89) 　　问：你们有没有受到外面的影响？(不清)或是比较佩服或是比较不佩服历史上(不清)(64檔案/2016) 　　没有，我想至少从我这。我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很喜欢过一种安详的，有一些baby，有一些小动物的那样的，那种，我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搞自己的研究，来培养下一代。我很希望过这种很平静，安详的生活。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没有，没有很多虚荣心，功利心。我，我和封从德结婚，当时那时候很简陋，但我们很天然地满足这种，而且享受这种生活带来的安详和宁静。我们一直在，尽管很多人都在赚钱，但是，––就是说，我们也很艰苦，我们也拼命地赚钱，––但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而是为了……，我们都很坚定，我们现在很艰苦，但是我们都是在搞事业，真正愿意献身事业那样。不知道你们理解不理解。(64檔案/89)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认为靠知识救国，就是到了四月二十二号那一天，我觉得，我觉得那时候是一种良心，我参加运动始终是一种良心，因为我跟同学讲了，我们现在在这儿争取民主实际是在给每一个中国人在争取一份权利，他们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我特别想告诉每一位同学，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市民，每一个知识分子，甚至每一个便衣，每一个士兵，就是说我们同学拼着性命在争取这个权利也有你们的一份。我想，如果是在大家舍生忘死争取这个权利的斗争中，我坐一边，不去冲锋陷阵，不去冒这个风险，但，一旦这个权利到来的时候，我说，给我拿来吧，【以上第423页】不要少了我的一份。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惭愧，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来，我想命中注定我就是这样一种角色，因为只要你有良心，你就会站出来，你就会走到这一步。(64memo人權法治 - 1989) 　　问：作为现代人，你们没有英雄吗？可佩服的英雄，历史上的英雄？(64memo人權法治-2016) 　　我想，谭嗣同。给大家一种感觉。他说，我以吾血荐中华，我用我的鲜血来唤醒民众。我想在我们绝食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的。(64memo人權法治-1989) 　　问：绝食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印度的甘地，或者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的影响？(Memoir Tiananmen´89) 　　我想，作为我来说，我想我的所有的作为都是很天然的，我以前对政治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也绝对不想作一个什么精神领袖什么的来献身。我想搞的就是我安心地搞我的事业，过一种很安详的生活。也许别的人有这种想法，也有很多思考。(六四檔案´89) 　　问：那么，广场上发生了一个把毛泽东的像挂下来(不清)因为这在中国，平常来说这是极端可悲的(不清)佩服毛泽东(不清)(六四檔案´89) 　　毛泽东作为这个人来说，他不值得佩服，因为如果是毛泽东时代，这种残酷镇压也发生过，而且也会发生。我不欣赏他。(64memo.com-2016) 　　问：有人说把你们的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比，你有什么感觉？(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我觉得他们的想像力太低下。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我在十三号参加绝食时我就跟同学讲，我想，我说作为我们每一个参加绝食的同学，作为我们每一个所谓的领袖，甚至作为政府每一个人，作为每一个全国人民，都没有想到，整个中国的学运已经起了划时代的飞跃；他们谁都不会【以上第424页】想到，而沿用一种老性的思维，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运领袖，他们总是在犯一些错误，就是他们用以前的偏见来衡量这次运动。(64檔案-89) 　　(断) 　　(以下录音音质与杂音皆有变化) 七、家庭　 　　(哭)我父亲来过北京，那个时候是在五一的时候。我跟我爱人结婚的时候，我们俩感情上有时候有点磨擦，吵架什么的，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父母讲，我父亲就很担心，他非常非常钟爱我。他就很担心，他很希望，带来好多吃的来看我们，就很希望能跟我们一块玩玩，因为五一，北京气候不错，把我妹妹也带来了。(六四檔案 - 1989) 　　但是他一来他就知道，我和小封，就是我爱人都已卷入这场学潮了，他一直很担心。而且我们一直忙在北大筹委会工作，没有时间陪他。那天晚上他说我要回家了，他说我得走，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他说你怎么办，怎么跟我联系，我说我隔三天给你拍一封电报，跟你说我平安。以后我把这个事情委托一位朋友做这件事情。临走时他突然说，(哭)他说，「万一，」他差点要哭，他说：「万一我收不到电报呢？」(哭)那时候我就说，「爸爸就不要再来了，来北京也没有用了。」(哭)【以上第425页】(64memo自由民主-2016) 　　我差点要扑上去，我差点要哭了，我爸爸拍拍我说，「不要这样，不要哭着告别，再见再见。」(哭)他一直很难过。他去济南。我妹妹是读医科大学的，(抽泣)他说：「我用自己一生的心血培养了两个珍珠，怎么都卷进来了？」因为我妹妹他们也受了一些影响。她说，「我太佩服姐姐了。」她这样讲。我真……(抽泣)(64memo.com - 89) 　　我父亲，他一直非常要强，有责任心。他是个大夫，他本来可以在事业上很顺利，但最近一下裁军，结果部队就是划入地方编制，不再属于部队了。他们这一代人的(不清)很希望，以前他们一直寄托一种平等的靠工作努力然后升级，一步步地，他就希望有自己事业上的要求。可是一下希望就没有了，而且大家很乱，都在赚钱，都在怎么怎么样。他们觉得他们这一生的信任就这么一下子全垮了。我觉得我父亲他很悲哀，我经常替他们难过。(抽泣)我跟他讨论，他说不对，我们对国家还是很有感情的，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他能成长到今天，也是共产党的培养。我说我不相信他，我说共产党愚弄了你们这一代人，我说你们本来可以得到的更多更多。可是共产党嘛……(64memo中華富強´89) 　　问：你父亲他能不能理解你吗？ 　　他能理解。他说，我父亲就后来说，你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他说，因为你们这一代没有我们这一代的经历，所以你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父亲是很开明的人。(哭)(64memo祖國萬歲/89) 　　问：(不清) 　　我很难过的就是，我父亲他很伤心。(哭)很伤心，因为在医院迁离的时候，使我家里受到一【以上第426页】场大的灾难，就使我妈妈生了大病。(抽泣)从此我爸爸就一个人在支撑家里的负担。(抽泣)有一次我回家，他，(哽咽)看到他摔东西。他说，(抽泣)我觉得我再也支撑不下去了，我怎么办？我也哭了。我不知道这对一个中年人来说，一个家庭，一个……对不起，这些可不可以不要报导，好吗？(断)他其实在各个方面都承受了很多、忍受了很多。他是一个中国人。(哭)我觉得很对不起爸爸和妈妈。(哽咽)(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我想(哭)活下去，都是为了他们。(抽泣)我愿意是，给他们一些慰籍。我觉得，(抽泣)，如果，我，出事了，我父亲受不了，也，他跟我说(电话铃声)：我再有甚么企求，我就是，我把我一生的希望寄托在你们三个宝贝上––我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他说，你们三个是我的骄傲。(抽泣)因为我妈妈，有很重的疾病，不太稳定，也怕她住院以后也很孤独，她需要理解，而我在外读书，没有办法回去跟她交流。我弟弟还小，不太能(不清)。(哭)(Memoir Tiananmen-1989) 八、下一步　 　　问：如果你是政府呢，你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我想政府一定会疯狂的报复我们这些人的，因为中国人的报复心很强，我不抱任何幻想。(64memo.com´89) 　　问：如果他们的处理是理想的方法，你希望，他们会不会对话？(64memo.com / 2016) 　　不可能。【以上第427页】 　　问：这样说就是作梦？ 　　作梦，真是，白日作梦。 　　问：(不清) 　　我当时，第一次对话不是中断了吗，当时我拿了五页的绝食书，我希望在对话实现场直播，我想放一下，让全国人民听听我们绝食的同学怎么想，让他们了解我们为什么。我当时抱着幻想，我可以感化他们。(六四檔案 / 2016) 　　问：政府中有没有人支持你们？就是，心目中理解你们但不敢说？(64memo中華富強´89) 　　肯定有这样的人的。而且我感觉到，如果人民的力量很坚强的话，政府就勉强维持的这种统一地位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包括那些投机派，也会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但是必须靠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团结起来。(64memo反貪倡廉-2016) 　　问：你希望其它城市市民，什么上海、西安，也参加运动？(64memo.com´89) 　　因为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这场运动它很多地方都不太成熟。首先这个机会很偶然，谁也没想到胡耀邦会逝世。而且在这之前我们整个这个，就是中国人民，经历了思想很混乱，没有信念，没有理想这么一个阶段。这次整个的运动是学生和人民天然的一种民主意识的一种大暴露，知识界和理论界就远远的落后在这个之外。他们没有给这个运动提供任何一套成形的理论。而且我想这次最伟大的一个胜利就在于人们利益自发的一个大的展示。我相信天然的东西，我不相信现成的理论，我对理论、名人、权威全部没有迷信感，我不知道这样好还是不好，但我就是这样的人。【以上第428页】(64memo祖國萬歲-2016) 　　问：下一步呢？ 　　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到来的，要是他敢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敢采取下策，保留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革命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我虽然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我只要有良心，在下一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想我还会再站出来，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六四檔案-2016) 　　问：对改革现代化的方式怎么样看？ 　　我没有说，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改革不对头，因为它富起来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有权势的那些人。这种改革虽然带来一些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但实际上把广大人民，广大知识分子都推上了一种没有希望，没有奔头的那种……我接触了各个层次的人，有些即使是得利者，如个体户，有些什么财团，企业家，还有那个很精明的学生，还有一些工人，市民，都纷纷没有安全感。很多人都流到国外去。我觉得这个国家快亡了，快亡国了。 到这种程度。(64memo.com / 2016) 　　同学喊出了一个口号，说「人民是我们的人民，国家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做谁做？」我想这次人民和同学都站起来，自己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但为什么我一直，在这之前我一直很愿意科学救国。(64memo反貪倡廉´89) 　　当时我参加运动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五号那天，在_四月二十五日那天在筹委会，当时可能【以上第429页】混进了便衣或什么，我们在聊天，我说政治犯判多少年？他说以前判三年，后来判五年，现在加到七年，后来加到十七年。当时我很悲哀，我在想十七年以后我出来就四十岁了，很不甘心的呀。(六四檔案´89) 　　(电话铃响) 　　那天正好我接到国外以前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来信，跟我说我不赞成大家都出国留学，但是心理学到国外来学，这是一定的。我一直是很愿意通过科学救国的。我觉得这场民主运动的最根本的胜利，不是只是为了希望，我觉得民主是保证大家的一种平等的自由的生存的权利和努力的方式，保证他们的成果得到承认，而不是被少数人给侵吞去，让每个人劳有所得，所有人都能够很平等很自觉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民……发扬光大我们的民族。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在民主机制建立以后，还可以有一批人通过科学来真正救我们的国家。我一直这样想，(六四檔案-89) 　　但是这次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没有人性的政府不推翻的话，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有希望，整个民族也不会有希望。当时我是想，虽然我想去国外留学，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国家能解决自己问题，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呢？为什么把我们的建设，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才华都献给国外？应该献给我们自己的民族，因为这个民族太贫困太落后了，需要很多人为她献身，为她奋斗。可是这个国家，这种统治，这种制度让那么多的人都走了。我们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人，都没有安全感，没有奔头，都喜欢去领到绿卡。(64memo反貪倡廉/89) 　　梁淑英问：你看这你们三十号撤出来有没有一些坚定分子继续留在广场？(64memo祖國萬歲-2016) 　　三十号撤离这个决议是所谓的爱国维宪各界会议决定的。他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以上第430页】也在，但是我没有很明确的意识到有这么大的危害力。同时，兴奋点集中与他们有一些人要通过这个运动树一些自己的形象，什么什么的，而且我没有坚决抵制这种东西。他们这些人决定在新闻招待会上发布，来不及再更改了。但是后来我们一再声明，还造成很坏的影响。但是可以说肯定有人坚持下去的，因为我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广场是我们唯一的阵地了，我们再失守这个阵地话，那么中国就要复辟了，我想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判断。(64memo.com´89) 　　梁淑英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 　　我想我不会的。 　　梁淑英问：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段话先不要披露，好吗？(六四檔案/89) 九、不再幻想　 　　问：你们最开始跟胡耀邦(不清)有什么关系？(64memo反貪倡廉-2016) 　　这是一个藉口，我想，借机。 　　问：四月二十六号那个社论……【以上第431页】(六四檔案 - 1989) 　　四二六，二十六号社论大家，就说社论激起大家更大的义愤，因为以前从文革一直是这样，他们希望通过什么一报两刊来一篇社论，大家热情马上就打下去，他们这种办法来管得很有效，所以这次同样如法炮制，而那个新闻措辞(不清)都很一致。(64memo反貪倡廉-1989) 　　问：和文革时一样？ 　　就是。谁在搞文革？是我们同学？人民？还是他们少数人？仅仅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舆论工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对话？也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人民的思想传播开来，他们绝对不会给这种机会的。(叹气)(64檔案´89) 　　问：你对外国报章、外国朋友有什么话？国外的。(64memo.com/89) 　　国外的，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就希望，我想，我以前曾经听到种种传说，说我们再坚持两天，戒严令还不撤除的话，那么布什就讲对邓小平的政府不予承认(笑)还说中国的外交力量，他们就不再承认这个政府。当时我们还曾抱过幻想，认为通过外界舆论，能够促使我们的内部得到一些成果，但是今天我跟你讲，我觉得不对，可能政府大部份，他们有利益上的一些要求，他们在这方面不会这样的。但是我呼吁全世界的，有正义感的，良心，我不知在国外有没有这个字眼，他们如果能站起来，他们如果能分清是非，而且共同支持中国作为这样落后国家的这些很弱的，赤手空拳的学生和人民，他们这种民主救亡运动，通过他们的行动。(Memoir Tiananmen - 89) 　　政府现在已经不要脸了，不怕舆论，不怕流血，什么都不怕了。但是如果全世界人民都抵制它，不再承认你这个政府，不再承认你们这一小撮，那么我想对中国人民应该是很大的支援。【以上第432页】(64memo.com´89) 　　问：我相信，国外的人民，老百姓一定很支持你们，可是我们的政府也不一定好。(64memo反貪倡廉´89) 　　我想是。 　　问：不要要求太高，因为政府是政府，我们的美国政府也不怎么好，美国政府不是人人都相信，站在你们这一边。因为我们美国和英国朋友都是非常非常崇拜你们的。(不清)而且我相信你们学生(不清)伟大成果，这算不了什么。(64memo.com-1989) 　　这种，我觉得太客气了，用中国话来讲。 　　我们在这之前，因为我们对出国抱有幻想。我们的同学对我们讲，不要以为到了美国就是一个天国，不是的。到了那边华人很多的地方，中国人的劣根性又表现出来，他们又会互相的勾心斗角，不团结。我现在就特别想说，就说你们在国外有很好的，自由的，比中国好得多的自由民主的机会，你们千万不要再这样，再这样残杀，首先在国外的中国人，华人要团结起来。我希望他们能够这样，因为这么多的孩子，他们在用生命来争取你们那些没有遭到生命危险的人，应该来做一些工作，至少消除一些隔阂和私虑，不要再孤立，为这个民族考虑考虑。十一亿中国人民不能都亡。(哭)(作者按：本文曾投给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结果既未发表，也不说明理由。)【以上第433页】(64memo.com / 2016) 九一六四备忘录　 　　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下午二点四十分至三点三十五分(六四檔案/89) 　　地点﹕巴黎，中国驻法大使馆底楼接待处 　　11 Avenue George V 75008 PARIS(64memo.com - 1989) 　　人物﹕ 　　作者，封从德 　　陈立明，大陆公派留学生，八三年来法，现中国民主之家主席。(64memo.com-89) 　　M.Gael，法国 Morlaix市水手，导游。(64memo人權法治-2016) 　　汉锋，一九八九年六四后出逃的大陆公司职员，民主之家秘书。(64memo自由民主-89) 　　Mlle Brucerralli, M. Gael的朋友。(64memo中華富強/2016) 　　使馆工作人员甲，男，约四十五岁，中胖身材。(64memo.com/89) 　　使馆工作人员乙，女，约四十岁，中瘦身材。 　　使馆工作人员丙，男，约三十岁，使馆保安负责人。【以上第434页】(64memo.com/89) 　　使馆工作人员丁，男，约二十七岁，身份不明。(64memo反貪倡廉´89) 　　(注﹕甲男、乙女之称是因为他们不愿提供姓名，并无贬意)(Memoir Tiananmen - 1989) 　　背景﹕一九九○年六月三日在美国首都国会山庄前的演讲中，已作过类似的要求﹕「如果中国的法律能够保障一个公正、公开的审判，我愿回国受审。」当时是针对中共当局长期非法超限拘押王丹等八九民运分子所作的抗议和交换条件。本欲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前的「天安门草坪」上作无限期绝食、但顾虑到将会影响已安排好的同学会的美国之行计划和一些现实问题(如一九八九年六四后有一妇女在联合国门前绝食长达二个月而无效；一些法律问题，刚到西方世界对许多东西不知情等)，听从了朋友的劝解，未付诸行动，惟留遗憾在心。一九九一年六月二日，应全德学联和西德民阵分部之邀，在波恩人权研讨会之后，又在科隆大教堂的纪念集会上作了类似的演讲，发出类似要求。(64memo.com - 1989) 　　六月四日上午，在征求了朋友们的竟见之后，草拟了《陈情书—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馆》(附后)邀约四位朋友，前往使馆呈交。此时并未通知任何媒介，因为我将此事视为我个人同中国政府之间的问题。(Memoir Tiananmen - 1989) 　　经过﹕下午二点四十，我们来到大使馆门前。汉峰同Mlle Brucerralli留在外面，陈立明与M.Gael陪我进入使馆大门。进门向左，到接待处，由使馆的甲男与乙女接待。起初他们大约将我们当作了普通留学生。用一种平凡的态度问我们有甚么事。当我告诉他们自己是一九八九年的「通缉犯」和姓名后，他们愣了一会儿，说大约还记得有这么个名字。这时又盘问陈立明与M.Gael【以上第435页】的姓名与职业，但态度还颇温和。我们告诉乙女﹕陈是八三年来的公费留学生，Gael是Moulaix市的导游。(64memo反貪倡廉-2016) 　　然后我向他们陈明自己对中国公安部之两点要求，请大使馆转达。但甲方并不接《陈情书》，也拒绝告诉我他的姓名，只是说明白了我的意思，他们将马上上报到使馆有关部门，请有关负责人来接待。打了几个电话之后，他便离开，近半小时之后才回来。(64memo反貪倡廉-89) 　　其间陈立明请乙女拿了几份《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参考文件，我们坐着阅读等待。当时还聊起江青自缢事，乙女讲她也是刚从法国电视台得知的，而国内还未传来正式通报。丁男睡眼迷朦地进来，闲扯几句后走了。他也盘问了一阵陈立明的身份。(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甲男返回后，用一种庄严而谨慎的口气同我有好几次对质，简略整理如下﹕(六四檔案´89) 　　1，首先他答覆我说，关于第一点要求，为甚么通缉，「你自己心里其实也是明白的啦……」。我回答﹕「我不明白，所以才要求解释。」(64memo人權法治 - 89) 　　２，然后他问我另一条要求是甚么。我反问他，大使馆是否接受陈情书，他说不必了，我只好当众宣读了一遍。(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３，他问我为何出来这么久了不作要求，我告诉他在去年六月三日，我逃出不久，就在华盛顿发出类似要求，他无言以对。(六四檔案-1989) 　　４，他问我为何不直接回国去，我问﹕「我可以就买一张飞机票回去吗？」陈立明问他是否大使馆可以发我一本护照，或入境卡之类的。他再无言。【以上第436页】(64memo自由民主 / 2016) 　　５，他说你是请大使馆转达你的要求，我们已经知道你的意思了，会适当处理的。我问他﹕「你们」是谁，大使馆是否愿意接收陈情书？他又沉默。(六四檔案/89) 　　６，他说﹕这是你同中国公安部的事，直接同他们联系好了。我答﹕至今还未有任何机构通知我说我已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那么在海外我只能同当地使馆联系。如果大使馆建议我直接同中国公安部联系，请你们给我一个公安部的联络地址好不好？他答﹕我们大使馆没有中国公安部的地址。(64memo.com-89) 　　７，他说﹕我们已经答覆了你，请不要纠缠，你们走吧。我再次问﹕「你们」是谁？他不正面回答，说﹕我要叫警察了。我说﹕我就是来等警察抓的。(64memo.com/2016) 　　８，最后他问，你的条件就是公开审理，若不公开就不回去，是吗？我想了一下，说﹕是的，不是公开审理，我不回去。(64memo.com-1989) 　　９，我问完之后，回收发室去，同我们隔一道门窗。这时是三点半，我们同丙男辩论了几句后，最后到收发室，再问使馆是否有个明确答覆，是收还是不收陈情书。甲男说不必收了。我再次追问这是谁的决定，他回答﹕我既然坐在这里，就是大使馆的人。我又问他的姓名与职位，仍无回音。最后我们的决定离开使馆。(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其间同丙男的辩论，是他说已有答覆，要我们走。我追问是谁答覆，他亦无言。最后称他是负责使馆保安的，却在无趣中走了。(64memo.com´89) 　　在大使馆的整个过程中，我抽空出来了一趟，告诉汉峰与Mlie Brucerralli还要等一阵。后【以上第437页】来汉峰告诉我﹕当他们在外等候的一个小时之中，有好几个人多次出门向他们张望，其中也有甲乙丙丁等。Mlle Brucerralli为我们进出大使馆拍了些照片。(64檔案-2016) 　　后记﹕中国大使馆不愿接收我的陈情书，甚至连中国公安部之地址都说不能提供，因此我只能通过其他渠道向中国公安部发出我的要求。六四当晚，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周友康先生为我近期所写的三十二万字的书稿一事采访我，我藉机介绍了下午的情况，希望通过美国之音在中国大陆的广播传达到中国公安部。六月七日在巴黎新凯旋门上的「中国民主化的进程研讨会」上，我要求了一个五分钟之即席发言，也提到此事。六月八日，在巴黎自由电台华人之声节目中，向听众呼吁协助传达此讯息至中国公安部。我还将向法国难民局(OFPRA)及各个国际人权机构陈述。(64memo自由民主 - 1989) 　　给中国公安部的信，我只好将地址写作﹕北京中国公安部。若一个月后没有答覆，我将再次进入大使馆。(一九九一年六月八日于巴黎)(64memo中華富強/2016) 陈情书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馆 　　我叫封从德，一九六六年三月生于四川省宜宾市。由于参与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受到中国公安部的全国性通辑十个月之后逃抵巴黎，于一九九○年四月在法国取【以上第438页】得庇护，居留至今。(64memo.com - 2016) 　　鉴于我是根据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北京大学研究生会，按校方认可的章程所作的合法决议而进入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团，受命领导学运的(参见中国国家教委编写的《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我认为在八九学运期间，自己并无违宪言行，故特此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馆向中国公安部转达如下要求﹕1.要求对上述通辑的理由(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作具体的书面解释﹔2.如果中国的司法机关能够保障公开的审理，我愿通过下列地址听候传讯﹕17 ruede Tournon ,75006 PARIS FRANCE 所谓公开的审理，是指允许我的亲友出庭，并允许录音录像和公开报导。此件副本，将转呈法国难民局(OFPRA)和各国际人权机构。(64檔案-89)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封从德 　　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于巴黎【以上第439页】(64memo.com´89) 回国受审「自白书」　 　　今年六四，在友人陪同下，我进入中共驻巴黎大使馆，要求向中共公安部转达二点要求﹕(64memo自由民主-2016) 　　１、解释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通缉令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64memo.com/89) 　　２、如果中共司法机关能够保障公开审理，我愿回国受审。(64memo自由民主-1989) 　　这次进入公使馆的一个小时中，使馆接待人员始终拒绝接受我的陈情书(附后)，拒绝透露他们的职务与姓名，甚至拒绝提供公安部的地址。详细经过，我已在六月十六日的香港《百姓》杂志中刊出一篇备忘录。(64memo反貪倡廉´89) 　　一个月之后，我再次进入大使馆。这次唯一有点进步的是，接待我的中年人告知了他姓田，是新闻处的。他气壮地称，大使馆不会转达你一个通缉犯的请求。第一次进入大使馆后，我已随即以「中国北京公安部」为地址直接发出上述要求，至今毫无回音。(64memo人權法治 - 89) 　　大约是苏联事变的冲击或是李录十六天绝食等声援王军涛、陈子明的行动的感动，世界媒【以上第440页】体又恢复了对中国民运的热心，路透社、BBC、加拿大电视台……，纷纷关心起我进入使馆要求回国受审这一旧闻，众说纷纭之下，不如作个自我分析来得全面。(64memo.com´89) 　　根本而言，提出回国受审是为了「守本」。因为六四屠杀和全国通缉是我逃离中国，来到西方的直接原因，在中共宣称已经「公开审判了」王丹、王军涛等人，而举世对此冷漠的时候，我更无法不去澄清这一原因。––如果中共真是能够做到公开审判，我就愿意以身试法。(64memo.com / 89) 　　这里也就触及到我所希望的一个副效果––促进中共的司法透明度。如果中共司法机构能够公开审理，本身就是大陆法治的一个进步。无论他们将用甚么名义来为我罗织罪名。无论是甚么样的刑罚，比较起这一进步来，我都心甘情愿﹔更何况我有充足的信心，坚信全世界几十亿目光的注视将大陆的非公开政治融化的时间不会太长久。(六四檔案´89) 　　去年六四，我想到王丹他们长期受到非法拘押，觉得狱中同仁最直接想要的，就是一个公开审理﹔今年春天，读到王军涛给律师的信，不仅有所谓「幸存者的负疚」，更受一种道义上的感动。两次想为他们绝食，都因一些技术上的原因受友人劝阻，于是萌生在心中的念头终于以进入使馆要求受审的直接方式表达出来。也是为了安慰狱中的战友，愿天地神明，告慰他们––「你们并不孤独」。(64memo.com´89) 　　议论纷纷之中，以下答客问﹕ 　　––为何逃？ 　　––求生。【以上第441页】 　　––何必返？ 　　––自主。 　　––你在作秀？––你怕人们忘记你？––你到了海外生活沮丧，混不下去了？(Memoir Tiananmen/2016) 　　…… 　　我能说甚么？只能简单地向关心我的命运的朋友们汇报一下，在出来的一年半中，我放弃过四次奖学金的机会，以得罪友人和令他们失望为代价，努力完成我自以为重要的事––记录八九学运经过，为历史作见证，为将来作参照。目前已完成的是记录自己经历的三十余万字回忆和召集了一次由十七位当时关键的学生骨干组成的《八九学运历史回顾研讨会》，作了录音，目前正在整理、准备出版之中。心中的包袱快要卸下，行将安心读书之际，我还有甚么不满足，再「跑」回大陆求一些虚无漂渺的东西？但我还不敢忘记孟子进言﹕(64memo中華富強/89)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己矣。」(一九九一年七月于巴黎)【以上第442页】(64memo中華富強 / 89) 辞职书 (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　 　　(本文由余茂春博士在柏克利大学发现。从未发表过。(六四檔案 / 89) 　　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的辞职书，辞去北大筹委会常委及北高联主席二职，回所写论文。)(64memo人權法治/2016) 　　几句心里话––致全市高校同学 　　同学们，同志们﹕ 　　这是我申请辞去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及北京大学学生自治筹委会中的一切职务之后，征得上述组织同意，以个人身份发表的一些个人观点，以期对同学们作最后一次鼓舞。(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一、瞧，这个人　 　　1、平凡的故事【以上第443页】 　　我生长于四川都江堰市的一个明净的小河边，接受了那儿人们的善良。从一九八二年秋，在北大度过我的青春，至今七载，染上了北大人的孤独。(64memo反貪倡廉-1989) 　　自己的评价，我不敢超过一个普通人，无论是智商、良知，还是自尊。还有一点，我以为由我这么个从没系统学习过政治、社会和法律的理科学生，在这次民主运动中充当一个重要角色，实在是历史的悲哀。唐吉诃德怎么说？(64memo人權法治 / 89) 　　２、热血与良心 　　四月十九晚，在北大三角地的那次二千多人的露天「民主沙龙」上，我站出来的唯一原因，大约便是一个青年的热血和一个公民的良心。(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那次沙龙上，我对大家说，以前的学运中，我一直是个热心的「旁观者」，我认为这是客观的评价，虽然我八七年元旦因在天安门冲军警而在中山公园派出所，与其它许多同学及工人、农民、中学生和记者一起蹲了十二个小时﹔虽然八八年北大柴庆丰事件中，我是「行动委员会」之一员。因为我历来不主张暴力和秘密行动。(64memo.com-1989) 　　冲军警，是由于我对监狱及中国新闻歪曲过程，想看个究竟﹔「行动委员会」，我大约参加刚一晚，便溜了出来。我是堂堂正正的人，我愿做堂堂正正的事。(64memo自由民主 / 2016) 　　那次沙龙前，我对妻子说(她后来也参加了北大筹委会)，我只说几句想说的话，不会参加更多的活动。当时有个原因﹕我的计算机坏了。后来，同学们的呼声，唤醒了我的热血、良知与责任心。我当时的想法是﹕不能辜负了同学们。【以上第444页】(Memoir Tiananmen - 89) 　　那天晚上，我意识到自己的使命﹕竭力维护以后学生自治组织的民主制机制。(64memo中華富強´89) 二 原因、结果与进程化的民主　 　　1、必然与偶然 　　在中国大陆，爆发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决非偶然。考查现代世界，不难看出两大趋势﹕政治的多元化与所有制的私有化。苏联政治「公开性」改革的成果、波兰「团结工会」的合法化、匈牙利承认多党制，印度「社会主义」的私有化及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采纳的私有制，……，无一不是有力证据。中国大陆近些年推行的改革，也或多或少地沿着这两个趋势走了下去。(64memo.com-2016) 　　然而，这次学运的诸多偶然因素，决定了其格局和意义。这场运动，起因于人民，特别是知识界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随后演变成的这场民主运动，一个根本的缺陷，是没有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这一点，决定了这次学运，只能是一个前奏，而没有成熟的主旋律，也决定了仓促上马的自治组织，只能「跟着感觉走」。(64memo中華富強 / 89) 　　另一方面，恰恰由于许多偶然因素，为这次学运创造了一个有利环境，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现在还不是总结的时候，权且总结至今日)﹕(64memo.com/89) 　　(一)、形成了自治组织，？？？部分争取到合法地位。合法性在没有结社法时，应由人民【以上第445页】来裁定。(六四檔案 - 2016) 　　(二)、使用了法律武器，表明我们认识到了民主政治以法制为本。这次学运，也是场全民护宪运动。(64memo.com´89) 　　(三)、得到了社会各界普遍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记者、工人甚至中学生都走上了街头。(六四檔案´89) 　　(四)、政府作了许多实质性的让步，表明政府亦不能完全无视学生和人民的呼声。(64memo.com-2016) 　　其一，几次大规模游行、静坐，实质上否定了「十条」的尊严。(64memo人權法治´89) 　　其二，政府不得不表示「欢迎同学生代表对话」。(64memo.com - 2016) 　　２、权利与尊严 　　作为一个学生，我不知道以何种方式向哪个学生组织表达我的意愿，也不知道能依靠甚么组织来维护我作为学生的权利。我不知道我有多少研究经费可按自己的兴趣去使用，也不知道受到了校卫队的欺侮后找谁来主持公道。我只能忍耐。北大七年，我学会了太多的忍耐。它，给我以斗争的韧性。(64memo.com / 89) 　　作为一个公民，我不清楚我的选票应该投给谁，唯一知道一点的是李淑娴，其原因是北大多数同学所共同的。我不清楚我参加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大会做过甚么，在做甚么，将为我做甚么。从十八岁领到选票起，我便一直茫然。这种茫然，给了我探索的动力。(64memo反貪倡廉´89) 　　作为一个学生，我要求我天然的权利﹕由我及我的全校同学参与，成立一个民主的学生团体。【以上第446页】(64memo反貪倡廉-89) 　　作为一个公民，我要求我天然的权利﹕由我及我的中国同胞参与，成立一个民主的政府。(Memoir Tiananmen/89) 　　如果现存的学生会(及研会)自认为是民主的，请回答我上述的疑虑﹔如果现存的政府自认为是民主的，请解决我上述的茫然。(64memo人權法治-2016) 　　我要求，学校不要无视我作为学生的权利与尊严﹔(64檔案´89) 　　我要求，政府不要无视我作为公民的权利与尊严。(64memo反貪倡廉-89) 　　３、复活 　　这场学生运动，是自七十年前五四以来，最为壮观的一次大爆发。这是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新民主启蒙运动的开端，是今后由各阶层参与的一场彻底的民主运动的号角。以后的民主运动，将导致中国产生一部以「科学与民主」为根本点的宪法，由这部宪法起，中国将从此摆脱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的影响，从此走上迅速富国强民之路。(64memo.com´89) 　　这场学生运动，还是对民族精神之唤醒。它在精神上拯救了中国。许多人士说﹕我们又看到了献身精神，又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它将结束中国的信仰危机，唤起人民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膜拜。(64memo反貪倡廉-1989) 　　４、天国之路 　　第一步﹕校园民主。中国目前的民主力量，主要集中在校园内。知识分子是中国最优秀的阶层。他们是彻底的无产者，最有献身精神，同时又具备最高的文化素养和最明晰的民主意识。学生是民主运动的先锋。除上述优点外，他们还有两个力量之源﹕热情与密集。他们都是热血青【以上第447页】年，为祖国和人民不惜牺牲一切﹔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上的相对密集，要催化了他们的民主意识和群体力量。(六四檔案-89) 　　校园民主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之突破口。需要民主启蒙的，首先是学生自己。这次学运，充分暴露了为民主而奋斗的同学们，甚至「学生领袖」们自身对民主的陌生。大家不知道自己有责任参与和监督自治会的工作，而习惯于听从其指挥﹔自治会逐步脱离广大同学而成为一架疲于奔命的指挥机器﹔没有形成一个由全体同学普遍认同的组织规程，其民主机制更是若隐若现。「根本的问题，是人的素质问题」。虽然如此，我依然有理由相信，近期我们能看见中国民主政体之雏形––校园民主的学生会。(64memo.com-89) 　　校园民主本身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其含义不仅是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斗争，还包含校园的另一个主体﹕教师及教育机构。我相信，在本世纪结束之前，我们能有幸看到我们的校园由「教授议会」之类的机构来管理。以后学校培养的学生，不仅应有科学知识，也必须有民主意识。他们将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中坚力量。(Memoir Tiananmen - 1989) 　　第二步﹕民主启蒙。由校园而知识界，尔后是工、农、商，将逐步根据巩固了的校园民主的经验，形成各级民主政体。这将在整个社会蔓延，且步步为营。首先取得成果的，大约是新闻、出版界。现代传播技术已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民主。当人们耳闻目睹了外部世界，而感受到强烈的反差时，一种要求民主的意识便自然得到了强化。这正好有利于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全民民主意识的启蒙。【以上第448页】(Memoir Tiananmen-2016) 　　第三步﹕宪法大讨论。前面所说的以科学与民主为根本点的宪法，最乐观的估计，我期望在五十年内能看到。从现在起，我们就必须开始研究和传播其思想。美国的宪法，以「民主与经济」为本，可以说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之产物。它将一半的选票交给全体公民，另一半则给了资产所有者。美国由此富强起来了，但没能全面、科学地解决整个社会问题。(64memo.com/2016) 　　第四步﹕以法立国。由这么一部宪法而建制的政府，必须使古老中华迅速步入现代强国之林。(64memo.com-89) 三、目前的任务及方式　 　　就这次学运，早在五月一日前后，市高联便作了一个估计﹕北京的学运高潮已随四月二十七日之大游行过去，并将以五四为界而告一段落﹔而全国性学运高潮是在五四。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五‧四后的斗争重点应是﹕(64memo.com-89) 　　(一)、复课对话，形式可改为由一部分同学静坐甚或绝食，以要求对话。(64memo祖國萬歲/89) 　　(二)、加紧自治组织的合法化进程。形式可以是征集全体同学签名，成立学生议会(由班代表、寝室代表参加)或直接普选新的学生会。这一方面，校方及政府似乎比较宽松。(64memo人權法治 / 89) 　　(三)、加强同社会各界的联系，联合全国高校，宣传民众，声援《世经导报》争取民间办报。【以上第449页】(64memo人權法治´89) 阿洪––无名氏散记 (柴玲逃亡的故事)　 　　阿洪这个名字，即使是在巴黎，知道的人也不算多。而知道他是五年前将我和柴玲救出中国的人就更少了。至今，为了国内朋友的安全起见，他还依然不得用其真名，地地道道成了一个「无名英雄」。前年「六四」，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一九八九年的精神不主要表现在我们那班「领袖」、「精英」们形形色色的「英雄气概」上，而更多地体现于千千万万个「无名氏」默默的情怀和高贵的人格之中。今年的四月一日，将是阿洪同我们一道抵达巴黎的五周年，谨以此文作为六四无名氏研究之一号，期于为光大八九精神有所贡献。(64memo人權法治´89) 「是你的朋友我就帮」　 　　六四屠杀后，柴玲与我在国内的逃亡将近十个月，靠的全是一群萍水相逢的义气朋友。其中一位与阿洪情义深重，可谓两肋插刀的知交，他知道阿洪有条件合法出入香港，便去找他﹕【以上第450页】(64memo自由民主 - 1989) 　　––能不能帮个忙？ 　　––说吧。 　　––帮两个朋友偷渡去香港。 　　––是你的朋友，我就帮。究竟怎么回事？ 　　––六四的人。 　　––行，你的朋友一定帮，更何况因为六四。给我些时间，想好办法就去找你，也叫那两位朋友准备好随时动身。(六四檔案 / 2016) 　　接下来的几个月，阿洪不知探问了多少条路。自然也想过花钱走「黑道」，但他一打听，每人二十万，也就只好作罢。屡试不中，脑汁绞尽，终于，摸索出一条自认有把握的路，他立即去找朋友。(64memo.com - 1989) 　　当那位朋友找到我问是否愿意出去，此时，我对这群义士真是依依不舍，他们皆佛道中人，一直带我练功。起初两个月，我心气浮摇，六四强烈的冲击，对海外民运热切的关注，加上十几年的科学教育，皆使我对他们那一套「东方神秘主义」有隔膜。然而，一次闯边境的经历，动摇了我持之当然的科学主义的信念。当时，他们又是「念咒」，又是「布气场」，还要求我也不断求观音菩萨，念六字大明咒，说我是当事人，不念，他们再用功也白费。结果，三次几乎落在士兵手中，三次皆得逃脱。虽说不能就此证明甚么，却亦难以轻易否认了。科学不是讲实事求是吗？从此，我开始认真地跟随他们练功，其间还有三个月是在森林中度过。【以上第451页】(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准备在不测时自杀　 　　我们是在最后阶段才给交到阿洪手中的，此前他全然不知要搭救的究竟是谁，这种单线联络的方式，全然模仿当年中共的地下活动。唯一的差别，是阿洪的行为，凭的不是甚么主义理念，完全是朋友间的义气，这与那批佛道朋友一样。虽然他们都同情受到镇压的六四学生，却并不十分赞同运动中的西化目标，然而依然冒死相救，不过是要实践「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类积善积德的修行精神和朋友之间君子之交的义气罢了。(Memoir Tiananmen-89) 　　一见到阿洪，我便感到其为人的沉着与稳重，虽萍水相逢初相识，心也踏实极了，整个行动中，一点也没觉得心跳。(64memo反貪倡廉-2016) 　　阿洪个儿不算高，却很壮。年龄与我相若，练洪家拳却已二十个年头了。因为练拳的关系，两眼炯炯有神，浑身刚健有力，壮实得如一头小熊。中国武术防身健体，讲武更讲德，武功离不开武德，武中常带文气。阿洪受其熏染，为人极谦让，后来甚至发现，有些话题还能令他脸红害羞。不知就里的人，还以为他文弱可欺呢。(64memo.com / 89) 　　当时阿洪也不多话，沉着干练，动作敏捷麻利，很快将我们藏进一个极隐蔽的地方，看来，事先的准备极充分。然而，这次行动一点也不似预计的那么单纯，头一天便被迫将行程延迟、更改，中途又两度边防军拦截和突击搜查。事后阿洪直感叹﹕本来并不打算将我们藏到一个那么密【以上第452页】蔽的地方，幸亏当时一闪念，否则早就被发现了。(六四檔案´89) 　　整个行动中，无论遇到何种意外，阿洪皆从容不迫。实际上，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作好了最坏的打算。行动前一天，他将贵重物留下，却偷偷带上一把小火枪，这是他事先就置办好的准备在不测之时自杀，以免中共严刑逼供，搜出他人的线索。由于行动的第一天，行程就被迫更改推延，他觉得此行凶多吉少，便去给一个亲人打电话﹕(64memo自由民主 - 1989) 　　––要是我有甚么意外，请好好照顾我妈妈，就当我是个不孝子，或乾脆没我这么个儿子。(64檔案-1989) 　　––甚么？甚么！ 　　对方一头雾水，又惊又急。阿洪没更多话，将电话挂断。(64memo祖國萬歲´89) 在里面藏了四天五夜　 　　我和柴玲藏在里面，全不知情。本以为很快便能到香港，没想到在里面闷了三天还没动静。(Memoir Tiananmen - 1989) 　　情况逼迫，既进了去便不能随便出来，平添无数困难，尤其吃喝拉撒，真让阿洪费尽心机。(64memo中華富強-89) 　　天黑时，他设法递了张纸条进来，要我们准备长期坚持。秘藏的地方既憋闷，又特多蚊子，嗡嗡声不停。因为吃素炼功的关系，又不得杀生，实在难受极了，只好来个「精神胜利法」––调心静气，渐入气功状态。说也奇怪，这么一试，还真管用﹕起初奇痒难熬的感觉，渐渐化为一股清凉之气，宛如夏天烈日之下在山谷中受凉风一吹那种爽快。等出来时一看，浑身上下虽然满【以上第453页】是小黑点，却没有一处红肿起来。看来气功真的不光是改变了主观感受，客观上也起了作用。在艰难时刻，气功帮了大忙。(六四檔案/89) 　　在里面憋到第三天，外面终于有了动静。我们一直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心想，这下该快到香港了。没想到，中途又停了下来，不一会儿，一阵响动，听不太清楚，只隐约感觉是几个人在大声说话。我们藏的地方也被撞了几下，过一会，又恢复了平静。又是一天过去了，才又启程。不久，又停下，又有人来，不过这次没等很长时间，便又启行。等到了香港，我们出来时一算时间，我们在里面整整呆了四天五夜一百零八个小时。阿洪说他当时真担心我们会在这里闷死……这一百零八个小时，他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啊，然而，阿洪却总是从容不迫，整个行动中没让我们感到一丝紧张。(64memo反貪倡廉-2016) 一眼就能看出是「大圈客」　 　　到了香港，一出来，阿洪便问我们接应的人在哪里。我说，我这里有他们的地址。阿洪听了愣了一下。随即，就近找了一间咖啡吧，给我们点了热粥和叉烧包。老板向他挤挤眼﹕「哇！大圈客(港语﹕大陆偷渡客)！」阿洪觉得事情有些不妙，叫我们赶快吃完就走。本来，照原定计划，阿洪只要将我们送到香港便完成任务，因此，我将剩下的最后一千多元人民币塞到他手里，要他带回去。阿洪手一推，说﹕「你以后可能还有很多困难，还是留着吧﹔要不就捐给民运。」【以上第454页】他分文不取。(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阿洪很快便意识到我们和国内那些朋友对香港没有起码的了解，不明白这么一身衣衫褴褛、披头散发的样子，在香港大街上行走极易引人怀疑。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偷渡客，一张口便会露馅。无论警察、记者还是黑道乃至中共人员，随时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不得不「送佛送到西」，陪我们去找那位联络人––实际上，只是国内朋友的一位表亲，事先也并不知情。(六四檔案/2016) 　　阿洪先带我们去附近的市场，买一身衣服换上，然后才敢乘坐巴士地铁。一路上，阿洪买票问路，环顾左右，又让我们尽量沿路边不显眼的地方走。我心想，嗨，都到香港了，怎么还这么紧张兮兮的？找到那人住处，他正巧在。由于事先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显得顾虑重重。(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唉，九七快到了，共产党眼看就要来，我还有一家老小啊。过去在中国，我家就是地主成份，现在又做反共的事，以后可怎么办哦？……(64memo中華富強/2016) 　　阿洪一听话不投机，便连声道「打扰，对唔住！」便拉我们出门。当时我们听不大明白广东话，柴玲一时不解，见刚找到人又要走，还直问﹕「怎么回事？」(六四檔案 - 2016) 找到中大的同学　 　　外面的天阴沉沉的，毛毛细雨纷纷扬扬地随风飘落，弄得头发湿漉漉的。我们躲在一座天桥下，何去何从，一下子有些茫然，对香港温柔的春意，也没一点心思。这时阿洪陪我们出来的【以上第455页】时间已过长，回去一定会受盘问，而我们出来时已被人看见，仓促间又来不及收拾好躲藏地点的杂物﹔联络人又是这副样子，我们又讲不好广东话，几重因素加在一起，阿洪毅然决定不照原计划回中国，而护送我们到底。他提议我们直接去美国领事馆，但我担心就这么从大门进去，免不了生麻烦。当时身上除了那位「联络人」，没有别的地址，幸好还记得广场上有位香港同学的学校叫中文大学，这才乘了地铁、火车去投奔。(64memo人權法治-89) 　　找到中文大学学生会，我们还不敢直报身份，自称是从天津逃出来的学生。还好，不太费力，我们很快便见到了广场上认识的那位香港同学，然后再与有关机构取得联络，以后的事，一切顺理成章，四月一日，我们便到了巴黎。(六四檔案/2016) 岑建勋见到我们大喜过望　 　　补充一点，在直到中文大学之前，我们在国内近十个月的逃亡，依靠的完全是国内的人力财力，由一群素昧平生的侠义之士相助，一分一毫也未自外来。实际上我们几乎没有向外联络，更谈不上「地下通道」、「黄雀行动」、「中央情报局」之类耸人听闻的名目。(Memoir Tiananmen/2016) 　　当岑建勋突然见到我们突然出现在香港，大喜过望，一面觉得我们就这么空手乘巴士、地铁到中文大学有些不可思议，一面直感叹﹕「你们至少节省了四十万港纸！」后来据局内人言，有些六四人士走「地下通道」，一人花了四十万，皆来自港人私下捐款。港人对「六四」真是义【以上第456页】重如山。我们为省去这许多费用而高兴，再为阿洪和国内那批义士而自豪。(64memo.com - 89) 　　逃亡后期，我们的经济相当拮据，他们中有人甚至将准备结婚的存款拿了出来。虽然并不十分赞同运动的西化目标，但他们依然本着佛道的修行精神舍生取义，冒死相救。临行前，他们对我和柴玲说﹕出去之后，一定不要宣扬我们。外面的世界纷乱不堪，你们最好也不要从政，多读些书，充实自己。以后回了国，要是再有甚么急难，还可以来找我们。(64memo反貪倡廉/2016) 　　国内朋友的情义、港人深厚的爱心和西方外交机构的机智，皆永世难忘。由于众所周知的顾虑，在此暂不细表，本文记述的偷渡过程亦作了适当的模糊处理和顺序安排，请读者不必担心。唯有一事，想藉此五周年之机，向公众和盘道出––当时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是如何抢到头号新闻的。(Memoir Tiananmen / 89) 台湾记者成了「张如大姐姐」　 　　从香港启程西行之前，我们已与一位西方外交翻译见过一面，知道是由他陪同我们通过海关。临行那天，一切手续齐备，各级人物离去后，那位翻译给我们介绍了一位女士，四十来岁，打扮得光艳入时。她自称是来「路上照顾柴玲的大姐姐」，「叫张如，在香港开服装店」。我们因为一直受到最严密的保护，一丝防备也没有。一路上，她想尽办法向我们探听逃亡经历，还问我们是否收到一笔两万五千美元的港人营救捐款，使我们甚觉蹊跷。当时柴玲因长期奔波劳累，【以上第457页】又晕又吐，这位「来照顾柴玲的大姐姐」却紧追不舍，喋喋不休。我终于忍不住，只好老实不客气地对她说﹕「柴玲身体不好，请原谅！」硬是将她弄开去。然而，她还不罢休，转而向我和阿洪问长问短，又利用时机拍了不少照片，信誓旦旦地说，只是为了留个纪念，摆在自己的书房，绝不作他用––因为见到柴玲觉得十分荣幸。(64memo.com´89) 　　到达西方，她赶紧告辞。不久，香港媒体便满城风雨，世界各地记者云集巴黎，将巴黎大小医院搜了个遍，闹得柴玲毫无喘息之机，连身体检查都没来得及做，便不得不面对记者了。《中国时报》抢先登出的头条新闻下署名﹕「本报特派员江ＸＸ」。后来，那位翻译很快便丢了饭碗，而光艳的江ＸＸ却弃文从政升了官。事后不久，「张如」来了一封信，依然以「大姐姐」自居，说当时那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甚至又提出要我们写一本书，她可「保证出版，赚到至少五十万美元」。你说恶心不恶心？(64memo中華富強-2016) 　　这封信，我们一直留着。这是我们在「自由世界」遇到的第一位享有「新闻自由」的记者，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近些年来，无论国内海外，多「有感于中国人的骗」，希望本文多少能抚慰一些受伤的灵魂，知道中国人之间尚有真情和大义在，明白甚么才是真正的中国人，企望国人能够珍惜我们自家的文化自身的根。(64memo.com - 2016) 阿洪让出住房和奖学金　 　　【以上第458页】 　　都说当初六四「民运人士」在巴黎领了大笔港纸台币美钞，优哉悠哉，这大约除了那班一出来便忙着设计「未来中国国旗」，忙于讨论「分部主席回国后相当于局级还是部级」，每月领八千法郎工资(加上税共一万二)的「精英」、「领袖」」们之外，别人是没有这份悠闲的。尤其阿洪，他除了一笔微薄的为期一年的生活补贴之外(当时我们还以为是法方奖学金)，实际上，由于他谦让的品性，还使他丢掉了许多本当属于他的东西，譬如住房和奖学金等等。(64memo.com / 89) 　　到巴黎后不久，巴黎市政府照惯例要为我们三人安排一套低租金住房(HLM)，这是一般低收入阶层的理想居处，因为有政府补贴，房租比一般的租金低许多。很多「六四」人士先我们而到，住的正是这类房屋。由于我和柴玲很快便去美国参加「六四周年祭」，这个安排便告吹了。阿洪对此既不清楚，性格又极谦让，从不知为自己的利益去计较，我们当时初来乍到，正处于媒体焦点，又很快要去美国，加上对西方现实生活毫不了解，心思精力皆尚不能落回生活的实处，于此便忽略了，结果，阿洪的生活以后完全是靠自己挣扎解决。本来一般难民可住在免费的难民营半年到一年，里面还有许多对难民的针对性照顾，结果因为我们的关系和各种阴差阳错，他连这点起码的东西也没得到。(64memo.com-2016) 　　另一方面，在奖学金问题上，更能看出阿洪的谦让和为此付出的代价。阿洪从不利用任何机会取巧谋利。帮助他们领身份证的法国朋友善意向他提议，既然他的意愿是上学，最好乘机将年龄报低几岁，因为对年轻学生的照顾较多。阿洪没有从命，并不指望甚么不属于他的东西，正相反，他还将本属于他的一份奖学金让给了另一位六四学生，因为听说那位同学比他还困难。这【以上第459页】么一让，义气是义气，阿洪却为此付出了颇大的代价。原来，这笔奖学金因为是法国政府提供的，其有效性便不止是学法文的头一年，以后只要成绩过得去，至少可以供到大学毕业甚至更高的学位，除学费全免，每月还有三四千生活费。而阿洪当时仅有的那点生活补贴只有一年不说，交了学费，便所剩无几了，连头一年学法文都不能维持，阿洪实际上是借钱去外省学的法文(柴玲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将当时的奖金、稿费寄给他)。尤其是到了外省的法文学校，他才了解到，原来那位同学并不比他困难，也有其他渠道的生活费，而且比阿洪的还多一半，再加上奖学金，简直是个学生贵族了。然而阿洪却从来没有在那位同学面前流露过一丝怨言。而我也是直到这次为了写此文，向他追问其经济细节时，才得知的。阿洪与那位同学至今一直保持朋友关系。(64memo中華富強/89) 阿洪打工从负数做起　 　　从九一年五月起，阿洪被迫中断在外省的法文学习，回巴黎半工半读。生活补贴到期，没有奖学金、没有低租金住房，没有正常工作，语言还半通不通，甚至不能告诉别人他的真实身份和经历，这种隐姓埋名的状况，更让他在流亡者中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实际上，他比国内的自费留学生还要艰难––既没有流亡者应得的许多照顾，又有家不能回，不似留学生那样还有一个同龄人群体稍解异乡幽情。因缘际会，阿洪成了一个彻底的「无名英雄」，他要从零乃至负数(譬如语言、文化)从头做起！【以上第460页】(64memo祖國萬歲-2016) 　　巴黎六区，法式餐馆Petit Zinc(小吧柜台)，繁华的蒙巴拉兹车站旁。从九一年五月至九三年六月，每个周末两天，每天十个小时，阿洪都在这里洗杯、倒酒、沏咖啡。一天下来，精疲力竭，换得二百七十法郎，得用来支付每月一千法郎的法文课学费，再加上房租和衣食，非常拮据。后来做到侍者，一天也不过三百法郎。有时工作太晚，赶不及末班地铁，还得掏钱「打的」。整整三年多，只有两个暑假稍有变化––由周末工改为全工，九三年暑假是在一家快餐店(Berger King)，收入没甚么差别，都是法国法定的最低工资(SMIC)。(64memo.com - 2016) 　　说到住的地方，就更不像国内的人想像的那么天堂。巴黎最穷的学生一般住一种叫Chambre de bonne的顶层阁楼，从前是楼下富人家的仆佣睡房，因吃饭洗澡皆在主人家，故这类房间简陋至极。阿洪住的阁楼，又是这类房间中最简陋的﹕七层高，没电梯得自己爬，室内没有自来水，须到楼下去提﹕厕所在走廊外与人共用﹔里面空间极小，从门到窗五步，从左到右三步，比伏契克的牢房还不如﹔一张床就占了小半面积，加上衣柜桌椅，就剩不下多少可以蹬打的余地，还得除去凭窗的斜梁所占的空间。法国人美其名曰「鸽子笼」。穷学生住这样的地方，不外一个原因﹕便宜。阿洪那时每月租金五百法郎，整个巴黎，没比这更低的房租了。(六四檔案´89) 　　住在这里的两年，是阿洪生命的最低谷。他为了朋友义气，拋弃国内的一切「当时他的月收入达一千五百元人民币，在大陆是难得的高薪)﹔他舍命救出的人举世瞩目，他却几乎没人知道﹔他既回不了家，又回不了国﹔既非留学生，又还得在流亡团体中隐姓埋名﹔中国离他那么遥远，法国又不属于他，却不得不在其中谋生存。他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随风漂泊……【以上第461页】(64memo自由民主-1989) 阿洪在商学院的遭遇　 　　然而，阿洪还是凭着自己的顽强毅力挣扎了出来。九三年秋，他终于进入了巴黎大学商学院(I.U.T)，专修国际贸易，已顺利通过了第一年的法律基础课程的十几门考试，这对五年前一句法文不会、又无深厚英文底子的阿洪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同今日大陆一般，商学院在西方异常热门，阿洪是凭着他不屈的毅力拖着陌生的法文在与法国学生竞争的。而且，困难远不止于此，许多情况是他的法国同学做梦也想不到的。譬如一次与一位系主任作入学面试，问及年龄﹕(64檔案 - 2016) 　　––二十八。 　　––哦呵！你可以做Grand–Pèrc(祖父)了，怎么还来上学？(64memo自由民主-89) 　　阿洪愕然了。这完全不是法国人的幽默。百分之二十的法国人投极右的「民族阵线」的票，就是觉得白种人比其他人种优越，而法国现今的衰落当归罪于来法的外国人。这类人完全忘了他们的父辈跑到别人的国土上所做的坏事。你要问东印度公司、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是怎么回事，没有几个西方人清楚。相反，在巴黎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中，却有「二十世纪中国史﹕洪水、饥馑、抢劫、卖淫、吸毒和帮会」这么一门，属高年级的「中国文明」课程。(六四檔案-2016) 　　更令阿洪难过的是公关课老师。她喜欢当众嘲笑阿洪的口音，挑剔他的法文，后来阿洪发【以上第462页】愤，有了进步，她又冷嘲热讽。有一次作文，阿洪按要求写的自我介绍信极为通畅友善，文法也不差，这位公关老师竟跑到另一个班上去说﹕「有一个MEC(男人，极不礼貌的法文)，话都说不清，信却写得那么漂亮，没有捣鬼作弊，怎么可能？」可想阿洪听说后的心情。(Memoir Tiananmen´89) 　　诸如此类莫名其妙的遭遇，阿洪从不去计较，对人依然以诚相待，因为他有足够的内敛忍耐功夫。后来他逐渐发现许多法国人的异常言行和不平衡的心态，多来自他们从小缺乏母爱、长大一直孤独的生活经历。家庭危机是现代法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本源，而阿洪反倒在这方面极「富有」––他每月都同国内的家人通信去电话，虽然万里之遥，却一直是他这几年艰难历程中的支柱。因此，他对那些轻率冒犯他的法国人反倒有一层怜悯。这真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位流浪异乡的孤客，反倒同情起当地人的孤独。(64memo祖國萬歲 / 89) 踏进一个法国家庭作客　 　　九二年初的一天，阿洪下了课在地铁等车，手中玩弄着一只破碎的石蛋发愣。那是他同学借去弄碎的。当时阿洪心境极沮丧，心想﹕好好的，怎么就给弄碎了呢？或许联想到自己的漂泊与零丁，平添几丝愁绪。正发呆，一位五十来岁的法国人走了过来。(64檔案-1989) 　　––年轻人，有甚么伤心的呢？【以上第463页】(64memo自由民主-2016) 　　––你看，蛋破了。 　　––年轻人，我可以请你去喝一杯咖啡吗？ 　　原来，法国人是一位养鸡卖蛋的农场主，年轻时也曾艰难奋斗过。他一见阿洪便觉投缘。在咖啡馆里，更仔细地询问了他过去的身世、在巴黎打工上学的现状和未来的打算。阿洪皆如实相告。临别，他邀请阿洪去他的农场。不久，阳春三月的一个明媚日子，阿洪利用假期应邀去三百公里的外省去拜访。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天的情形﹕和煦的春光下，过了小桥，小山丘上一幢洋房，乳白的台阶，雪白的墙壁，右边是几棵小树––竟与他十年前的一个梦境如出一辙，他在那里呆住了。法国人迎他进屋时，他依然感觉浑身轻飘飘的。他只听主人说﹕我想不到你真的会来，我们萍水相逢，你还是接受了我的邀请，这太好了。对于真诚善心的人，我的家门永远敞开。(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这是一个和睦的六口之家，之后的三天，阿洪在他们的热情款待中，又品味到了一种家庭的温暖，这是他三年来在法国的第一次。对于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是一种何等的抚慰啊！虽然素昧平生，却能互道真情，以诚相待，这种真诚的气氛 ，三年来是何等的匮乏啊。临别时，依依不舍，大家都掉了泪。他们为阿洪的艰辛与奋斗精神而感动，阿洪则被他们的热情与无私的爱心所感动。因为这一家人都信天主教，阿洪便称那法国人「教父」(法文也是「监护人」之义)。(64memo.com/89) 可敬的法国「教母」　 　　阿洪的「教母」与「教父」并不是一家人，她是一位「修女」。前年冬天我病重住院时，【以上第464页】阿洪介绍她来帮助我，因此现在我们都极熟悉，常常周末在她家聚会。她不是修道院中的那种修女，同一般人一样有自己的工作，只是发过愿终生不嫁，将一生献给上帝，工作的大部分收入则献给教会。她早已退休，六十八岁的人了，却满面红光，心宽体胖。第一次见面时我吃了一惊，觉得不过四十来岁，比我那初入花甲的道士教授显得还要年轻。后来，我说给她听，只见她张大了嘴哈哈一笑﹕「修道成仙又干何用？」因为我常对她说一些道家气功延年益寿之类的话。看来，无论甚么宗教，只要真信真修真行，自然就是气功状态，身心自然康泰，对不对呢？(Memoir Tiananmen/2016) 　　「教母」曾在香港教过十七年法文，会说一口广东话，因此从阿洪一来法国，便帮他学法文，又帮他出入各种机构办理五花八门的证件，却从来不主动向我们布道传教，不使我们感到压力与窘迫。这是一个真信教的态度，她对自己所信奉的神有信心，相信神自会在所有人心中做工，信徒的义务主要在善行而不在辞令上。相熟了，阿洪同她甚至有过激烈的争论，譬如前苏联车臣独立问题。阿洪认为闹独立结果必起战争，两败俱伤不应该﹔「教母」立即从西方「民主」、「人权」角度指阿洪「支持独裁」。实际上，阿洪更为担忧的是中国一些地方的独立﹕「西方就是想把中国搞乱，弄成苏联、南斯拉夫的样子，永远不能富强。达赖喇嘛不也说只要自治吗？干嘛西方人反倒更起劲要西藏独立？」(Memoir Tiananmen / 2016) 阿洪身上的六四真精神　 　　【以上第465页】 　　其实，阿洪对于政治与宗教的兴趣，远不如其希望日后在贸易方面谋发展﹕「天下太平，大家安居乐业，我们才好做生意嘛。」阿洪的生活状况，自九三年秋住进了大学宿舍之后，已大有好转。他正在努力完成商学院的学业，这样日后的生活亦算有了保障。国内的亲友为他的婚事着急，要在大陆给他找个对象，他却私下对我说﹕「不要了。这里的苦要再多一个来吃，真不应该啊。许多大陆的留学生在这里千辛万苦也不向家里说，国内的人还以为我们在这里享甚么福呢。不要了，我吃过的苦，不希望别人也来尝。」其实阿洪正是有苦从不向家里人说。(64memo.com - 89) 　　五年后的今天，才向大家介绍救我和柴玲逃出中国的阿洪，对他本身早已没有多少「现实利益」了﹔凭着自身的毅力和友人的真诚帮助，阿洪早已走出了低谷。虽然没甚么人将阿洪看作「六四」人士，然而，从阿洪的身上，我又看到了「六四」的真精神––为道义为国运而忘我献身、自强不息。我想，这个精神值得发扬光大，可以鼓舞振作千万人的心。但是，在我的眼里，阿洪并不是「英雄」，更不是「领袖」、「精英」，他只是一个平常人，做的也是平常人可以做到的平常事﹔可是，在他的平常当中，正见其不平常而又是许多人难以做到的。我想，是时候了，让我们把眼光从那些「英雄」、「领袖」、「精英」们身上挪开，重新来认识「六四」的精神。(64memo.com - 2016) 　　––我永远不会忘记，广场上三千一百四十四位绝食同学，他们在绝食棚上写道﹕「只要中华富强，我们一无所求。」他们大多数的名字，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64memo.com/89) 　　––我永远不会忘记，长安街上千百位烈士，他们面对士兵和坦克，手挽着手齐声高喊﹕「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他们大多数的名字，至今还未公诸于众。【以上第466页】(64memo.com - 2016)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北京以外的绝食学生、市民和烈士，他们更鲜为人知。(Memoir Tiananmen´89)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掩护伤员和逃亡人士的千万义人，他们更不能公开。(64memo.com/89) 　　––我们还不要忘记，港、台、海外全体华人当时心连心的义气，他们为海外民运做了不知多少默默的奉献。(64memo反貪倡廉´89) 　　––还有千百流亡人士，他们不仅受「理想幻灭」的煎熬，还要默默承受自己「领袖」们不负责的后果，更被西方政客所玩弄与出卖。然而「求仁得仁」，又更有何求？(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千千万万的无名氏，早已回到了他们的平常生活当中。「六四」的动力，已经从现代西方政治的幻象中移开，转而注入振兴中国经济的洪流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大业中––一切皆将过去，惟有真情永存。––阿洪从未忘记洪家拳师传的教训﹕「仁义为先」。(作于一九九五年三月)【以上第467页】(六四檔案´89) 书目举要 围绕「柴玲录像事件」的争议文章　 　　薛晓光，「柴玲『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香港联合报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同文在美国《世界日报》上的标题为「别人流血唤起团结自己求生﹗/《天安门》记录片一九八九年血泪篇 /期待天安门血流成河，柴玲的告白悲惨凄厉」；在《欧洲日报》(二十七日)上的标题为「柴玲『用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记录片《天安门》披露一九八九年五月谈话」(Memoir Tiananmen-89) 　　薛晓光，「文革后青年的道德价值观？––从柴玲的『坦白』看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香港联合报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64memo.com-89) 　　香港联合报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回响》专栏「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64memo反貪倡廉-89) 　　一、「 柴玲吁请『尊重历史』/六四撤退走在最前排，自信谈话不会有问题」(64memo.com´89) 　　二、薛晓光：「柴玲为何『自己要走』/记得受访有录音但未作解释」(64memo自由民主-1989) 　　同文在《欧洲日报》(二十九日)上的标题为「柴玲『我的下巴几乎要惊掉下来』/看到『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报导，认有断章取义之嫌」【以上第468页】(六四檔案-2016) 　　曾慧燕，「柴玲作出『请尊重历史』回应，声言《天安门》记录片断章取义」，香港联合报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64memo反貪倡廉/89) 　　薛晓光，「未解释『自己要走』想法」，香港联合报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64memo.com´89) 　　Patrick E. Tyler， "6 Year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Survivors Clash Anew on Tactics" in New York Times. 一九九五年四月三十日。(64memo祖國萬歲-89) 　　《世界日报》社论，「天安门大屠杀的责任不容推诿或转嫁」，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第二页(Memoir Tiananmen - 89) 　　柴玲，"Don't Blame the Victims of Tiananmen Sq." in New York Times.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一日。(64memo祖國萬歲´89) 　　胡平，「『失街亭』新编」，《世界日报》，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七日。(64檔案 / 89) 　　鲁言，「开拍历史的另半边脸––访《天安门》制片人卡玛」，《中国时报周刊》，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页四三(64memo.com - 2016) 　　《世界日报》社论，「六四的鲜血终将孕育而成民主的果实」，一九九五年六月四日，第二页(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Caroline Puel， L'anniversaire de Tiananmen agite la dissidence chinoise. Liberation， Paris， 一九九五年六月四日(64memo.com / 2016) 　　王超华，「承认错误，肯定辉煌」，《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到六月【以上第469页】(64memo.com / 89) 　　九日 　　吾尔开希：「理性和道德的光辉」，《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号(总第二十五期)，页一○–一二(64檔案´89) 　　王超华，「关于八九民运的思考」，《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号(总第二十五期)，页二三–二五(64memo.com-2016) 　　柴玲，「请尊重历史」，《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号(总第二十五期)，页三一–三三。(64memo自由民主´89) 　　阮铭，「怎样『重估』历史」，《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号(总第二十五期)，页三四–三六(64檔案-89) 　　白梦，「天安门的审判」，《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号(总第二十五期)，页三七–四四。(64memo中華富強 - 89) 　　倪育贤，「从否定柴玲到否定民运」，《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号(总第二十五期)，页四五–四九(64memo反貪倡廉´89) 　　胡平，「回首天安门––对当前争论的几点评论」，《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号(总第二十五期)，页五○–五五(六四檔案-2016) 　　卡玛，「对影片《移山》的几点质疑」，《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号(总第二十五期)，页五六–六○(六四檔案´89) 　　阮铭，「末日审判前的赌博」，《天安门》杂志，一九九五年六月创刊号，第二○页(六四檔案/2016) 　　郑义，「为柴玲辩护」，《天安门》杂志，一九九五年六月创刊号，第二十八页【以上第470页】(64memo自由民主-89) 　　张伯笠，「谁该为天安门流血负责」，《天安门》杂志，一九九五年六月创刊号，第十六页(64memo.com´89) 　　封从德，「背离历史的历史总结––对当前争议的几点质疑」，《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号(总第二十六期)，页三二–三八(64memo.com/89) 　　胡平，「时局与策略散论」，《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号(总第二十六期)，页三九–四五(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龚小夏，「关于天安门运动的三言两语」，《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号(总第二十六期)，页四六(64memo.com-2016) 　　会议记录，「群英会：八九民运研讨」，《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号(总第二十六期)，页七二–一○○(六四檔案 / 89) 　　耶人，「海外民运跳不出共产模式」，《九十年代》一九九五年七月，页八八(64memo中華富強 / 89) 　　耶人，「海外民运要怎样才能突破」，《九十年代》一九九五年八月，页八五(64memo中華富強 / 89) 　　郑义，「试论『打破一环』」，《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八月号(总第二十七期)，页三四–四二(64memo反貪倡廉´89) 　　胡平，「回应封从德」，《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八月号(总第二七期)，页四三–五○。(64memo中華富強 - 1989) 　　曹长青，「学生与天安门」，《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八月号(总第二七期)，页五一–五七。(64memo自由民主/2016) 　　耶人，「跳出狭隘启蒙的偏执」，《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八月号(总第二七期)，页五八–【以上第471页】(64memo.com / 2016) 　　六六． 　　柳元，「也谈怎样『重估』历史」，《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八月号(总第二七期)，页六七。(64memo祖國萬歲-89) 　　郑义，「等待审判」，《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九月号(总第二十八期)，页六三–七一。(Memoir Tiananmen - 1989) 　　林牧(西安)，「八九民运决非激进主义」，《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九月号(总第二八期)，页七二–七三。(64memo反貪倡廉´89) 　　杨海(西安)，「可珍贵的精神和原则」，《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九月号(总第二八期)，页七四。(六四檔案-1989) 　　马兰，「为了忘却的纪念」，《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九月号(总第二八期)，页七五–七七。(64memo中華富強 / 89) 　　胡平，「再论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答郑义、曹长青」，《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号(总第三十一期)，页三一–三八。(64memo人權法治-1989) 　　曹长青，「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一月号(总第三二期)，页九五–九九。(Memoir Tiananmen-89) 　　胡平，「让激情归激情 让理性归理性」，《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二月号(总第三三期)，页五二–六四。(64memo.com-2016) 　　曹常青，「权力梦对人的腐蚀」，《中国之春》一九九六年三月号(总第一五○期)，页八三–九六。(六四檔案´89) 　　耶人，「《天安门》的挑战」，《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四月号(总第三五期)，页六二【以上第472页】(64memo反貪倡廉 - 89) 　　曹长青，「一篇文章引起的风波」，《中国之春》一九九六年九月(总第一五六期)，页八二–八七。(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封从德，「柴玲没有『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九十年代》一九九七年五月，页三三(64memo.com/89) 　　封从德，「对影片《天安门》史料根据的质疑」，《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64memo.com´89) 　　李怡，「复杂情绪」，《苹果日报》李怡专栏，一九九七年六月三日。(64memo中華富強/89) 　　胡雪姬，「让历史还她一个清白」，《明报》第四版一九九七年六月三日(64memo中華富強/89) 　　蔡咏梅，「两个女人的战争––《天安门》制片人卡玛谈与柴玲的分歧」，《开放》一九九七年六月， 页三○–三三。(六四檔案 - 1989) 　　「柴玲的自白」，《开放》一九九七年年六月， 页三四–三五。(64檔案/2016) 其它文章　 　　胡平，「八九民运反思」，《中国之春》一九九○年四月至十月(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项小吉，「回忆对话代表团」，《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64memo中華富強´89) 　　封从德，「反思中的困惑–我看八九学运」，《明报月刊》一九九一年六月【以上第473页】(64memo祖國萬歲/89) 　　林澄，「天安门事件秘密会议」，《现代》(日本)一九九一年十月，页三○八–三二一：(64memo反貪倡廉-1989) 　　王超华，「我与十二学者上广场」，《百姓》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64memo.com/89) 　　杨巍，「上海八九民运回忆」，《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一九九四年一月。(64memo祖國萬歲/2016) 　　陈力、芦苇，「血与火的洗礼––中国民联简史(第八、九部分)：民联在『八九民运』中的活动」《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九–十月号(总第四–五期)(Memoir Tiananmen / 89) 　　熊焱，「往事与旧情––忆八九天安门一件小事」，《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三日(Memoir Tiananmen - 2016) 个人回忆　 　　李禄，Moving the Mountain. London, MacMillan，一九九○年 二一一页。(64memo人權法治 - 2016) 　　沈彤，Prèque une rèolution.(traduit de l'anglais) Paris， Robert Laffont， 一九九○年 三四○页(64memo.com-2016) 　　陈一谘，《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北京六四屠杀的背后》。台湾：联经。一九九○年 二一六页(64memo.com´89) 　　封从德，《八九学运备忘录》。手稿，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五一一页【以上第474页】(64memo.com / 2016) 　　集体回顾，《回顾与反思–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记录》。德国，莱茵笔会，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七当事同学集体回顾，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二十四日于巴黎法兰西学院会议厅。三七一页(64memo.com-89) 　　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台湾：时报文化。一九九二年。二五二页(64memo.com / 2016)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湾：万象。一九九三年三月。四五五页(64memo祖國萬歲/89) 　　包遵信，《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盘》。台湾：风云时代。一九九六。三二三页(六四檔案-1989) 资料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每日纪实 (香港注释本)》。香港，青文书屋。教委版一九八九年八月/香港注释本一九九○年六月。二四三页(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联合报编辑部，《天安门一九八九》。台湾，联经，一九八九年八月。五三三页(六四檔案 - 89) 　　吴牟人等编，《八九中国民运纪实(上下册)》。纽约，一九八九年八月。九九八页(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港支联中国民运资料中心，《八九中国民运报章头版专集》。一九八九年十月。五二三页(64memo反貪倡廉´89)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十六位赴京同学日记/追记)，「北京纪行」，《八九中国民运资料册》香港，一九九一年十月。页六三九–七七○【以上第475页】(64memo.com-89) 　　BEJA Jean–Philippe， BONNIN Michel et PEYRAUBE Alain，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Pèkin. Paris， Gallimard， 一九九一年 五八九页(64memo中華富強´89) 著作　 　　六十四名香港记者，《人民不会忘记–八九民运实录(增订版)》。香港记者协会出版，一九八九年九月初版，一九八九年十二增订版(六四檔案/2016) 　　石川、齐墨、沈国斌、荣荣(德国莱茵笔会)，《历史不会忘记–一九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资料汇编》。德国，World University Service， Deutsches Komitee e.V.， 一九九○年五月(64memo中華富強´89) 　　胡平，《中国民运反思》。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二五六页。前一三五页为 「八九民运反思」，曾刊于《中国之春》一九九○年四月–十月(Memoir Tiananmen´89) 　　阮铭，《邓小平帝国》。台湾，时报，一九九二年八月。二九七页(六四檔案´89) 　　谭璐美，《柴玲的梦》。东京，讲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三一○页(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安琪，《痛苦的民主》。香港，艺美，一九九四年六月。三四九页(64memo.com-2016) 　　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一九九六年六月。五二三页(64memo.com-89) 　　卡玛、高富贵等，《天安门》。香港，明镜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三月。三八六页【以上第476页】(六四檔案 - 89) 简要大事记 　　一九八九年 　　　　　四月 　　十五日　　胡耀邦逝世。 　　十九日　　北大筹委会成立。 　　二十二日　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万北京大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64memo祖國萬歲 - 1989) 　　　　　　　学生代表跪呈请愿书。无限期罢课。(64memo中華富強´89) 　　二十三日　北高联成立。 　　二十六日　【以上第477页】 　　　　　　　《人民日报》社论将学运定性为「动乱」。(六四檔案 / 89) 　　二十七日　百万北京市民与大学生游行，冲破军警阻拦。(六四檔案´89) 　　二十九日　袁木等人与官方学生会代表「对话」。(64檔案/2016) 　　　　　五月 　　四日　　　赵紫阳发表温和讲话。十万大学生游行，北高联宣布复课。(64memo.com/89) 　　十三日　　数百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要求平反「动乱」和直播对话。(64memo自由民主´89) 　　十四日　　统战部长阎明复等与学生对话，因未守诺转播，对话破裂。(64memo.com/89) 　　　　　　　十二学者上广场劝撤未果。 　　十五日　　吾尔开希喊东移。绝食团指挥部成立，柴玲任总指挥，李禄副总指挥。(六四檔案´89) 　　　　　　　戈尔巴乔夫抵京。 　　十六日　　阎明复上广场劝撤。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以上第478页】(64memo反貪倡廉´89) 　　十七日　　百万市民大游行。 　　十八日　　绝食第六天，李鹏与绝食学生见面。(64memo中華富強´89) 　　十九日　　复食。 　　二十日　　李鹏宣布戒严。北京市民开始阻截军车。(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二十二日　吾尔开希喊撤遭「罢免」。 　　二十三日　北高联退出广场。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成立。(64memo祖國萬歲-89) 　　二十四日　广场指挥部成立。 　　二十五日　广场学生联席会议通过「主动出击」方案。(64檔案´89) 　　二十七日　【以上第479页】 　　　　　　　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建议三十日撤，未获广场学生联席会议通过。(64memo祖國萬歲-1989) 　　二十八日　柴玲作录像谈话。全球华人大游行。(64memo.com - 89) 　　　　　六月 　　一日　　　柴玲﹑封从德凌晨遭绑架。 　　二日　　　刘晓波等「四君子」绝食。 　　三日　　　晚上军队强行进城，屠杀开始。 　　四日　　　凌晨五点，纪念碑上最后数千学生撤离广场。【以上第480页】(64memo.com - 2016) 本书相关主要组织一览表 　　【简称】【全称】【成立时间】【主要成员】【备注】(64memo.com/89) 　　【北大筹委会】【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备委员会】【4.19晚】【丁小平、郭海峰、孔庆东、熊焱、谢剑、杨涛、王丹、常劲、赵体国、柴玲、张伯笠、王有才、沈彤、杨国忠、张智勇、孟昭强、彭嵘、封从德....】【间称「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64memo.com-2016) 　　【北高联(中共称「高自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4.23晚】【刘刚、周勇军、吾尔开希、王超华、封从德、杨涛、梁二、郑旭光、邵江、马少方、王志新、翟伟民、王正云、王有才、张铭、张志清、熊炜....】【4.23至4.28称「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自治联合会」】(64memo祖國萬歲 / 2016) 　　【北师大自治会】【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4.24】【吾尔开希、梁二、张军、程真....】【4.21吾尔开希宣布成立，自封主席，「是它唯一的成员」(开希语) 】(64memo.com/89) 　　【对话团】【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5.3】【项小吉、熊焱、沈彤、江旗生、童屹....】(64memo中華富強 / 2016) 　　【广播站】【绝食团广播站】【5.14】【封从德、张伯笠、郑义、白梦、王童、北明、张华洁、袁倚天、罗勇....】(64memo反貪倡廉´89) 　　【绝食团指挥部】【高校学生绝食团指挥部】【5.15晨】【柴玲、李禄、郭海峰、封从德、张伯笠(王丹、吾尔开希、王文、王超华曾任常委)】【5.13至5.15晨的「绝食团」主要是几位绝食发起人，但未形成组织。】【以上第481页】(64memo反貪倡廉 - 2016) 　　【学运之声】【学运之声广播站】【5.16】【周峰锁、王超华、张锐、杨涛﹡....】(64memo.com´89) 　　【工自联或京工联合会】【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5.19】【韩东方、刘焕文、沈银汉、赵品潞、吕京花、岳武....】【间称「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64memo.com / 89) 　　【外高联】【外地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5.19？】【连胜德、葛刚、侯钟瑜....】【相对于「北高联」】(64memo自由民主/2016) 　　【广场指挥部】【保卫天安门广场统一指挥部】【5.22晚】【柴玲、李禄、张伯笠、封从德、郭海峰、张伦、辛苦、老木、王刚、张健、向俊、赵世民、丁丁、○○八....】【5.22晚至5.24称「广场临时指挥部」】(64memo反貪倡廉 - 89) 　　【北知联】【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筹)】【5.23】【严家其、包遵信、远志明、老木、荣剑、邓正来、王鲁湘、谢选骏、王润生、甘阳、苏炜、郑义、陈宣良、王志刚、张晓明、沈大德、张晓刚、萧延中、闵琦、赵瑜、顾昕、董郁玉、厉剑....】【又称「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包遵信提供的名单中还有许良英、刘再复、于浩成、李洪林、苏晓康、柯云路、庞朴、侯仁之、季羡林、陈小雅等九十人】(64memo.com - 2016) 　　【首联】【首都各界联席会议】【5.23】【陈子明、王军涛、包遵信、刘刚、王丹、甘阳、刘苏里、刘晓波、邱延亮、张伦、老木、吾尔开希、邵江....及广场指挥部】【又称「首都各界保卫广场联席会议」、「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以上第482页】(64memo反貪倡廉/89) 出版项 　　《真相》系列（11） 总策划：何频(64memo祖國萬歲 / 89) 　　——————————————————————————————(64memo.com´89) 　　书 名：天安门之争 　　作 者：封从德 　　发 行 人：JESSICA LIU 　　责任编辑：张芸 　　封面设计：易划 　　校 对：胡泽西 　　出 版：明镜出版社 　　全球资讯网：www.mirrorbooks.com(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电子邮件：hopinctny@aol.com(64memo.com-89) 　　编 辑 部：P.O.Box 366,Carle Place,NYl 1514-0366,U.S.A.(64memo.com - 89) 　　 电话：（516）338-6976 传真：（516）338-6982(64memo中華富強´89) 　　社 务 部：8636 MISSISSAUGA RD RR10 BRAMPTON(Memoir Tiananmen-89) 　　 ONT CANADA L6V 3N2(六四檔案´8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1-896745-68-7(64memo祖國萬歲 - 89) 　　定 价：HK$107 NT$420 　　版 次：1998年6月第一版【以上第483页】(64memo中華富強-89) 封底 　　【以上第484页】 相关內容 ● 『List of 155 Victims of the Beijing Massacre』(Ding Zilin) ● 『Testimonies of the families of those killed and wounded in the Massacre, June 4, 1989』(June 4th Victims) ● 『Testimonies of the families of those killed and wounded in June 4』(June 4th Victims) ● 『Testimonies of the families of those killed and wounded in June 4』(June 4th Victims) ● 『Testimonies of the families of those killed and wounded in June 4 (V)』(June 4th Victims) ● 『自谋职业 学子茫然』(谢苑贞) ● 『另一类的学生』(谢苑贞) ● 『学生是错了吗？』(谢苑贞) ● 『柴玲89.5.28录影谈话全文』(封从德整理) ● 『民主万岁』(网路图片) ● 『柴玲「最后的话」原本』(柴玲) ● 『在秦城坐牢』(戴晴) ● 『未完成的涅盘』(包遵信) ● 『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陈一谘) ● 『中国的良心──民运百人的心路历程』(民运百人) ● 『北京学生运动50日』(中国时报报系记者群) ● 『惊天动地的一百天』(亚洲周刊) ● 『北高联的四十日』(《明报》记者) ● 『历史不会忘记』(石川、齐墨、沈国斌、荣荣() ● 『天安门一九八九』(联合报编辑部) ● 『人民不会忘记』(六十四名香港记者) ● 『平暴纪实』(市委) ● 『流血的改革』(罗点点) ● 『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 ● 『颠狂的蛇年之夏』(李云、岳风等编著) ● 『京都血火』(轩彦) ● 『70天大事记』(共青团北京市委) ● 『天安门』(卡玛(Carma Hinton)、高富) ● 『中国「六四」真相』(张良) ● 『录音=246?』(社会学青年学者/人民大学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