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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窃听风云：美国中央情报局绝密行动

作者：詹静芳，詹幼鹏 著

出版方：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06月

ISBN：9787531726357

定价：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有三个，分别是：国家安全局（NSA）、联邦调查局（FBI）和中央情报局（CIA）。

中央情报局简称“中情局”，是负责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安全事务有关的情报机构。它是一个神秘而又公开的情报机构，也是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中情局于1947年9月18日正式成立，至今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它的前身是二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情报局。

随着二战的结束，冷战格局的形成，中央情报局从此登上美国政治舞台。根据1947年7月26 日美国国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之规定，中情局开始搜集情报，直接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总统汇报，并协调政府各部门有关国家安全情报的任务。中情局从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60多年的岁月里，把世界搞得永无宁日。

当年，随着全球冷战格局的确定和激化，情报工作开始显示其重要性，于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8年6月签署了一份代号为NSC-10/2的文件，明确规定中情局可以在国外从事各种秘密行动，作为美国政府公开外交活动的补充。其“秘密行动”的方式包括策反宣传、心理战、破坏、反破坏、颠覆、暗杀、准军事行动、策动和援助叛乱等等，几乎囊括了除发动大规模正式战争以外的所有方式。

中情局是当今美国政府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它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美国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但直接或间接利用其情报的有500多个政府部门。凭借分布世界各地的三分之一的职员，它及时向行政当局提供最新情报，使美国能够在各种事务上先发制人，占尽优势。同时，它还经常奉行总统的直接命令从事一些隐蔽活动，为美国外交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极大便利。

不受法律限制的特权和广泛的情报网络使中情局神通广大，由此它也成了美国政府中透明度最差的一个机构。它的人员和预算从不对外公开，只有总统和国务卿等极少数人了解它的行动情况。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它在行动中采取的一些非法手段和违法行径一般也不会被追究。这些特殊待遇让美国国会、五角大楼和国务院都和它有过摩擦，其中斗得最激烈的无疑是联邦调查局。作为分管国外和国内情报工作的两大机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向来看对方都不顺眼，在各种场合明争暗斗，互相扯皮掣肘的事情时有发生。埃德加·胡佛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期间，曾一度禁止手下与中央情报局接触。另外，中央情报局守口如瓶、秘而不宣的作风也不可避免地让人猜疑，怀疑世界上很多阴谋诡计都跟它有关。

中情局的局徽造型独特、醒目。在蓝色镶金边的圆形底盘中心，是一面银色的盾牌，盾牌中心是一个有16个红色尖角的罗盘图形，盾牌上面是一颗美国秃鹰的头，外圈写着“美利坚合众国中央情报局”的字样。银盾象征中央情报局是保护美国安全的一道强有力的屏障；16个尖角象征中情局的势力渗透到世界各地，各种情报资料从四处向中心汇集；秃鹰的头则象征机警、灵敏和冷酷——这正是中情局的风格。

在中央情报局60多年的历史上，充满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其中不乏石破天惊之举——1948年，在意大利策划资助基督教民主党击败共产党，从而执政意大利；1949年，盗窃苏联米格-15型喷气式战斗机的设计图和飞行记录；1953年，实施“阿贾克斯行动”颠覆伊朗左翼摩萨台政府；1954年，颠覆危地马拉政府；窃取并公布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引起东欧各国的骚乱；参与组织和煽动在印尼、越南、老挝等国的秘密军事行动；在非洲策划组织50多起政变；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精准提供情报；策划“杰尼弗行动”，打捞苏联核潜艇；以准确的情报保证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的全胜；在冷战期间与苏联克格勃频频斗法，又与以色列摩萨德几度联手，策划暗杀多位外国领导人……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震惊世界的“惊人之举”，中情局的触角才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无所顾忌地伸展，才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公开的情报组织”。不过，中情局却也为这样的自信或者说是狂妄付出了代价。多少次行动失手，计划失败；多少次违法行径曝光，成为众矢之的，让那些风光无限的局长们由此而焦头烂额、辞职下课 ，其中最惨的当属“伊朗门”事件，由于情报判断失误，接着谈判未遂，只好向伊朗出售武器以换取人质获释；曾经背着国会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内幕被曝光更是闹得满城风雨，弄得相关要员全部被迫辞职，甚至有人因为难辞其咎而自杀，局长为此脑瘤发作，不久便黯然谢世。

“9·11”事件后，中情局更是遭遇到近年来最大的怀疑与挫折，成为举国上下指责的焦点。“斩首行动”虽然把当年的同盟者萨达姆送上了绞刑架，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成了子虚乌有的谎言；从伊拉克运回美国的除了一千多具阵亡将士的尸体，还有“虐囚门”更让美国丢人现眼；当年为对付苏联入侵阿富汗，曾煞费苦心地培养了大批的“自由战士”，后来一个个都成了“恐怖分子”，阿富汗战争也成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至今也难以收场……

随着奥巴马的上台，中情局又走马换将。第十九任局长莱昂·帕内塔已经70多岁了，且从未涉及过情报工作——但在他亲自指挥下，中情局成功击毙拉登，令人刮目相看。

中央情报局究竟是美国自由梦想的威胁，还是国家安全的卫士？在情报工作不可或缺的秘密性与公众的民主权利之间该做何种选择？这似乎是美国人从未停止思考和争论的话题。

第一章 独立战争，华盛顿首创“诺尔顿”

乔治·华盛顿亲手创造的情报机构“诺尔顿”开创了美国情报史之先河，他用于情报收集的经费大约占所有军费开支的30%；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间谍内森·黑尔虽然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的雕像却永久地伫立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总部；罗斯福经历了美国情报史上最混乱的时代，情报协调局的成立让他扭转乾坤。

“诺尔顿”开创美国情报史

美国人的情报事业并不是从中央情报局开始的，在中情局成立之前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路程。

有人说乔治·华盛顿不仅是美国的开国元首，而且还是美国当之无愧的“情报之父”——因为在美国独立战争时代，他就亲手创造了情报机构“诺尔顿”，从此开创了美国情报史之先河。

1775年4月，北美独立战争爆发，乔治·华盛顿被推举为大陆军总司令。在当此重任之前，华盛顿曾干过情报工作，所以他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于是上任后他很快就着手创建了一套美国人自己的情报体系。

1776年，华盛顿组建了一支专门用于执行侦察和突击任务的部队——“诺尔顿”突击队。这是美国最早的军事情报部队，也是美国最早的特种部队。所以，今天美国陆军的突击队、特种部队和“三角洲”部队都将当年的这支“诺尔顿”突击队视为他们的前身。

当年在英国军团的猛烈攻击下，华盛顿的大陆军团被迫退出长岛地区。为了解英军的军事力量和部署情况，“诺尔顿”派出突击队员内森·黑尔去英国占领区打探情况。内森·黑尔是“诺尔顿”突击队一名年轻的上尉，毕业于耶鲁大学。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内森·黑尔应该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间谍。

黑尔强壮、勇敢，充满着爱国热忱，但是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经过任何专门的间谍培训。因此一潜入敌后，他就被英军一个经验丰富的反间谍人员罗伯特·罗杰斯给盯上了。罗伯特·罗杰斯是英军的一位少校，当时他假扮成是大陆军团的间谍，结果欺骗了黑尔。黑尔不但相信眼前的人是“自己人”，而且还毫无戒备地将自己此行的任务和目的和盘托出。

就这样，黑尔被捕了，随即被判绞刑。英军为了恐吓大陆军，将黑尔的尸体悬挂在绞刑架上长达三天之久。黑尔在临刑前，留下了一句至今仍广为传诵的名言：“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祖国。”

这句名言如今被刻在与真人同样大小的黑尔雕像上，永久地伫立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总部，以纪念他的爱国热情。

黑尔牺牲后，华盛顿吸取了他的教训，加大了对情报人员的专业培训力度。接着，他又委派康涅狄格北美第二轻骑兵团的本杰明·塔尔梅奇少校负责组建了一支海军谍报机构，其中的“考尔帕”谍报小组是当时众多的谍报体系中最为优秀的间谍小组之一，它有20多名成员，领导人就是本杰明·塔尔梅奇少校。他是华盛顿最为得力的谍报干将之一。

华盛顿从军费中拨出了一大笔钱用于情报活动。有官方记录表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华盛顿光在费城为开展谍报工作就花销了6170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用于情报搜集的经费大约占所有军费开支的30%。在当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华盛顿的这一做法不可能不引起争议和不解，但他以坚定的决心、巨大的魄力和崇高的个人威望将这项事业坚持了下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些重金花费是有丰厚回报的。

华盛顿认为，要对付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海军，就必须建立起正规的海军谍报机构。在华盛顿的支持下，塔尔梅奇少校迅速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间谍组织，派遣多名军官潜入北美各重要地区，谨慎地建立起情报网络，逐步扩大规模，同时还招募、培训了很多能单独行动的优秀间谍人员。

不久，华盛顿的苦心经营渐见成效，他手下的一群得力干将在英军的各个驻地内外都安插了大量的间谍。在英国人控制的一些重要城镇里，他的间谍分布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从贵夫人到平民甚至是乞丐，几乎是无处不在。

乔治·华盛顿

在费城，有一位端庄娴雅的贵夫人定期举行各种沙龙和宴会，衣香鬓影，名流云集，很多英军高级指挥官都是她的座上宾。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位热情、美丽的女主人竟然是华盛顿手下的一位情报高手。这样的间谍网一经建立，其作用可想而知，所以华盛顿每天都能接到有关各地英军调动情况的汇报。在关键时刻，那些神通广大的间谍们甚至还能搞到敌军指挥官的作战计划。

1780年7月的一天，在哈得逊河畔的秘密据点里，塔尔梅奇少校收到一位代号叫“夫人”的谍报员的紧急报告，报告说英军主将亨利·克林顿爵士计划派一支军队走海路，攻击纽约罗德岛的法国军队。这支由罗香波将军率领的法国部队是前来支援美国人的独立革命的，历经两个月的海上航行，刚刚上岸进行休整。狡猾的英国人打算在法国人立足未稳之前就把他们都消灭。

华盛顿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将计就计，在他的精心安排下，一名当地农场主咋咋呼呼地跑到英军哨所，说在附近的路上发现了一些文件，上面透露了可怕的革命者的进攻计划；同时，华盛顿又派出一支大陆军的队伍，假装大摇大摆地向纽约推进。多疑的英军主将克林顿信以为真，立即下令部队从海上撤回增援纽约。这份宝贵的情报挽救了由罗香波将军指挥的这支法国军队，正是这支军队，在1781年10月9日约克敦围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迫使英军主将康华利投降。

“亲英奸商”霍尼曼

华盛顿的手下还有一类特殊的间谍，他们经常是单独行动，执行秘密任务，不与其他人发生联系，知道其身份和活动的只有很少的一些人，有的甚至是由华盛顿一个人直接领导。这类间谍一般都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和职业做掩护，神通广大，往往能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人们广为传诵的“华盛顿圣诞夜渡河袭击敌营”的传奇，就是在这样一个出色的间谍帮助下实现的。

这个间谍名叫约翰·霍尼曼。

约翰·霍尼曼战前是一个做纺织品生意的商人，因为同情独立战争而愿意为华盛顿效力。1776年，他奉华盛顿的命令，去新泽西的新不伦纽克搜集情报。在那里，他成为一名专做牛肉生意的商人。他装成很有钱的样子，而且宣称自己忠于英国。有一次因为这个原因，他差点儿被那些“叛变的暴徒”抓捕。于是霍尼曼很快就成了当地知名的“亲英派”商人，他的生意做得很顺当，并且与特伦顿地区的英国驻军和黑森雇佣军（系英国从普鲁士征召的雇佣兵）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的慷慨、友好和“对大不列颠的忠诚”，使他能够有条件和一些英军高级指挥官攀上交情。

1776年12月22日，华盛顿司令下令逮捕“亲英奸商”霍尼曼。

然而没过几天，霍尼曼就奇迹般地从大陆军的军营里“死里逃生”，逃回了新不伦纽克。此时，华盛顿已知道，特伦顿地区的英军已被派往纽约，只留下黑森雇佣军驻守。指挥官鲁尔上校狂妄自大，他的部队也嗜酒成性，疏于防备，没有修筑任何防御工事。逃回去的霍尼曼就向鲁尔上校报告说，大陆军都待在冬季的兵营里，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那些士兵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更加放心地昼夜狂欢。结果就在圣诞节的夜晚，华盛顿指挥军队悄悄渡过特拉华河。正陶醉在圣诞节欢乐中的黑森雇佣兵们被打得措手不及，只好束手就擒。

特伦顿之役规模不大，但这个胜利是在战争初期大陆军屡遭挫败，士气最为低落的关键时刻取得的，因而意义重大。显然，那个“亲英奸商”霍尼曼在其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此，谍报工作在华盛顿的眼里就显得更加意义非常了。

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手下还有一位代号为“355”的女间谍。这个女人善于伪装，行踪诡秘，机智大胆，颇得华盛顿的赏识，甚至被称为“完美的间谍”。作为一名间谍，她的成绩的确堪称出色。她曾揭开了美军叛变将领本尼狄克特·阿诺德的真面目，后者企图以2万英镑的价格将西点要塞出卖给英军；同时，她还单枪匹马擒获了英军情报首脑约翰·安德烈少校，使得英军的情报网几乎陷于瘫痪。美国人能够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她功不可没。由于她是受华盛顿亲自指挥，所以那个“355”的真实名姓至今仍然没有人知道。但是在后人的心目中，她是一位拯救美国的英雄，也是美国后来优秀女间谍崇拜的偶像。

反间谍高手

华盛顿时代除了有一批优秀的间谍之外，还有一批反间谍的高手。后来成为美国联邦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的约翰·杰伊就是其中之一。

1776年夏，纽约地区的托利党人（亲英的保皇派）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破坏纽约城的防御设施和军事建筑，迎接英国占领军的到来。在英国总督和纽约市长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他们有恃无恐、气焰嚣张，甚至设法策反了华盛顿的卫兵。幸运的是，这个阴谋很及时地被察觉到。在杰伊的主持下，革命党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调查这一阴谋。杰伊四处布满眼线，从嫌疑最大的人着手，绝不轻易打草惊蛇，一个个顺藤摸瓜，最终将阴谋分子一网打尽，华盛顿的卫兵托马斯·希克伊因涉案被处决。那位英国总督一直逃到纽约港的英舰上，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杰伊辖下的“纽约调查委员会”专管反情报事务，搜捕英国间谍、亲英派托利党人、阴谋和破坏分子。这是一件让人头疼的差事。在战争初期，支持独立的北美人并不是很多，英军的节节胜利使一些本来同情和中立的人也对革命失去了信心，英国人乘机以土地和金钱为诱饵，招募了大量的亲英分子刺探情报，其中有不少是颇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和富商。同时，由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和缺乏管理，起义军最初的反间谍活动也是一片混乱，该抓的不抓，不该抓的乱抓，还有人乘机公报私仇。

正是杰伊改变了这种现状。他不断使人们明白反间谍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对下属的组织和管理，同时还培养了相当数量的精干的反情报特工。一个叫科劳斯比的特工就是杰伊手下最为成功的反情报人员之一。他的故事至今还在哈得逊河流域流传。很多人相信，著名作家詹姆斯·F. 库伯的小说《间谍》主人公就是以他为原型的。

科劳斯比原来是个鞋匠。战争爆发后，他采用多个化名，混进了不同的托利党组织，搜集他们的活动情报并及时向杰伊汇报。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以不同的身份出现，他使用的化名之多，有时连杰伊都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科劳斯比最大的本事就是，总能在自己参加的组织被围捕时设法逃脱，除了杰伊等少数高级反间谍官员，不明真相的革命者完全可能将他误作托利党人逮捕和击毙。更麻烦的是，哈得逊河地区如此狭小，居民住得密集，几次大难不死的科劳斯比到处窜来窜去，很快就成了当地的名人，很多人对他的面容都熟悉。这让他不得不减少用化名的次数，并且为其找到充分的理由，来“躲避革命党人的追捕”。

1777年10月，他去哈得逊河北岸的马尔伯罗执行任务，装成一个被革命党人追捕和迫害的亲英派人士，在一个小酒馆里“不经意”地透露自己在纽约城等地搞破坏的经历，并“惊喜”地结交在这里“偶然”结识的托利党“朋友”。这个酒馆本来就是亲英分子经常聚会的地方，这位极端“崇拜和忠诚”的“史密斯”先生很快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顺利地混入了一支由英国人指挥的、由当地托利党人组成的武装部队。

有一天，科劳斯比得知，部队将在第二天晚上突袭革命军，便以“史密斯”的名义巧妙地把这个情报发给了杰伊。革命军的一支突击队早早埋伏好，把前来进攻的托利党人打得无还手之力。科劳斯比本来准备偷偷躲进一堆干草垛，事后再爬出来，假装又一次“死里逃生”。但突击队员用明晃晃的刺刀对着他，他不得不举起双手以示投降。执行任务的突击队长并不知道科劳斯比的真实身份，科劳斯比也绝不能告诉他。于是他与所有的“同党”一起，都被押回了杰伊的住处。这一下科劳斯比就满怀希望了。可是杰伊恰好在这个时候外出了，他的战友在外面拿着枪商量如何处置他们这些“敌人”。

万幸的是，杰伊的女仆认出了科劳斯比。聪明又好心的女仆想法让那些看守科劳斯比的卫兵去喝白兰地，于是巧妙地放走了科劳斯比。这次可是惊心动魄的冒险。“史密斯”先生死里逃生的消息传遍了托利党分子社团，“勇敢而机智”的他很快又加入了新的托利党组织，同时收获的还有信任和钦佩。

与杰伊同时堪称华盛顿左膀右臂的是一位世界级著名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发明避雷针的北美绅士，除了是世界公认的杰出科学家，还是华盛顿手下最有影响的间谍——只不过他的威力主要发挥在外交和社会活动场合。

伪造了一张完整的波士顿报纸

1776年，富兰克林成为北美革命者驻巴黎的半正式外交公使，他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与法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英国。富兰克林学识渊博、多才多艺、风度翩翩、举止优雅、诙谐幽默，处处表现得诚实无私、谦虚友好，颇得法国人的好感。他所表现出来的北美人的形象与法国人心中傲慢浅薄的英国人形成鲜明反差。法国政要和巴黎民众都很喜欢他，对他所代表的北美革命也充满同情和支持。这种良好的公众形象和不错的私人交情，为富兰克林的间谍行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制造宣传和舆论攻势是富兰克林的拿手好戏。他不断地制造假消息，揭露英国政界和军队的种种黑幕，通过各种渠道巧妙地散播出去。而他本人的正直品格使得这些消息具有相当的可信度。结果让英国的形象在法国甚至在整个欧洲越来越糟糕。

1777年的一天，在北美殖民地作战的普鲁士雇佣军内部，忽然莫名其妙地流传出一封信，据说是普鲁士王储写给他在英军服役的雇佣军将领的，这封信很快也流传到欧洲大陆。王储在信中说，他怀疑英国人为了减少补偿金，故意瞒报雇佣军阵亡人数，他还建议雇佣军指挥官不要救治伤员，因为伤员都是“残废”，毫无用处，而英国人付给阵亡者的钱比伤员多得多。这封信件在雇佣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愤怒，一时逃兵数量激增。欧洲各界对英国将那些士兵生命当做商品出卖的做法抗议如潮，英国外交部和军部一时疲于应付。

富兰克林画像

自然，这封信的作者正是富兰克林。

1782年，富兰克林又精心炮制了另一杰作。

这次，他伪造了一份整版的波士顿报纸。在这份报纸上，分类广告、地方新闻和花边逸事样样齐全。其中有则新闻报道称，英国派驻加拿大的皇家总督正在向其印第安盟友悬赏收买北美殖民地人的头皮。报道强调说，许多印第安人卖给总督的头皮实际上都是妇女和儿童的。这一消息传开后，立即在英国国内和欧洲各地激起轩然大波，抗议浪潮不断，反对派辉格党人强烈要求政府澄清事实，并尽快结束战争。英国政府这次真是被弄得焦头烂额，窝火得很。

有趣的是，富兰克林甚至曾经一度当上“海盗”的头子。当年在北美独立战争中，有相当数量的革命者驾驶着武装船只，在海上四处拦截英国的商船，富兰克林就负责在欧洲各国港口协调这些私掠船活动。他有序地安排出击计划，还组织一批专门的港口工人，负责对这些私掠船提供补给、维修和销赃。法国政府对这些“海盗”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还同意购买从英国人那里抢来的“赃物”。销赃得来的资金则被富兰克林用来购买军火和军舰。富兰克林的“海盗”活动给英国带来不少麻烦。由于商船经常受到袭击，英国海外贸易利润也跟着急剧下降。英国公众怨声载道。罪魁祸首是谁，英国政府心里有数，他们多次愤怒地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但终因没有证据，加上法国政府的偏袒而作罢。

1799年，乔治·华盛顿在他种满葡萄藤和无花果树的庄园里平静地与世长辞。作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他对美国情报事业的创立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和影响，美国情报界也一直将他视为祖师爷。中央情报局特意将兰利总部联络会议中心的一间会议室，专门以乔治·华盛顿的名字命名，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国父”和这位伟大的“间谍之父”。

黑奴间谍詹姆斯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1787年美国宪法因为南北妥协而承认了奴隶制的合法性，但是一个黑奴间谍却因为他的机智与忠诚而成为美国间谍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就是当时的黑奴詹姆斯。

1781年夏，北美独立战争的焦点集中到了弗吉尼亚。英军将领康华利（就是后来向华盛顿交出佩剑投降的那个将军）率领7000英军驻扎在约克敦。美军在法国人拉法夷特的指挥下与之对峙。当时，英军主力集中在纽约，该部与康华利的联系主要依靠水路。华盛顿判断，只有打掉约克敦的康华利，战争才会以胜利告终。要想战胜康华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切断两地英军的联系。这个任务将由法军增援舰队完成。此时此刻，美军急需在康华利身边安插一个可靠的眼线，密切监视英军的一举一动。

一个名叫詹姆斯的黑奴听说这个消息后，主动向他的主人毛遂自荐，要求承担这个任务。詹姆斯忠诚可靠、聪明异常，随机应变和即兴表演更是他的特长。于是，拉法夷特决定招募他为美军间谍。

不久，詹姆斯以“老实肯干”的劳工身份顺利打入英军营地，赢得英军赏识的詹姆斯被指定负责搜罗食物。这个任务也方便了他来往于两军营地之间。由于其“出色表现”，詹姆斯很快引起了康华利的注意并取得了他的信任。康华利决定招募詹姆斯充当英军间谍。于是詹姆斯就经常奉命潜入美军营地“刺探情报”。当然，他真正的工作是将在康华利身边刺探到的内幕情报通报给拉法夷特。拉法夷特在给华盛顿的信中多次赞扬了这个“聪明的家伙”。

另一方面，詹姆斯也向他的另一个英国“主人”康华利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信息”，在这些所谓情报的误导下，康华利决定就地按兵不动。结果在1781年8月30日，法军增援舰队及时赶到，9月5日至9日，猝不及防的英军舰队被击败。约克敦守军被彻底包围。接下去发生的就是华盛顿预言的战争胜利。

1781年10月19日，按照当时的风俗，胜方指挥官拉法夷特前往英军营地作礼节性拜访。康华利也作了回访。令后者深感吃惊的是，在美军营地前来迎接他的人中，竟然包括他最信任的那名黑奴詹姆斯。

1782年11月30日，交战双方签订《巴黎和约》，美国独立，但詹姆斯本人却仍然是个黑奴。1784年，拉法夷特重访美国时找到了这个间谍朋友。在他的活动下，詹姆斯于1787年元旦正式成为自由民。为表示感激，詹姆斯改姓拉法夷特。詹姆斯于1830年8月9日在他的农场去世。为表彰詹姆斯的功绩，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瓦伦丁博物馆至今仍然陈列着他的画像。

多诺万的情报协调局

美国的谍报工作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在独立战争胜利以后的一百多年里，美国的间谍组织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其情报工作的效率也不高，根本不能提供长远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情报，即使是常规的战术情报处理也反应迟钝。原因就是独立战争胜利以后，美国周围都是一些小国家。拉丁美洲的那些小国家无法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所以当时的美国政府就认为没有必要在这方面花工夫，从而导致了对情报工作的忽视。

这时，美国就回归到了“孤立主义”时代。主要的安全目标收缩为两个：一是捍卫本土和附属殖民地的安全，二是不允许别的势力插手西半球事务。部队大幅度裁减，情报机构更是首当其冲。所有违法的特工业务被下令取消，还关闭了专门从事密码破译的“黑室”——这个“黑室”在当年曾破译过好几十个国家的45000多个密码信号，手段高超无比。

从此，美国的情报机构一直处于混乱状态。联邦调查局专门负责国内的情报工作，国家情报活动则由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等部门分管。各个机构各自为政，负责的领域界限不分，有的大量重复，有的根本没有人去研究，情报搜集和分析不成体系，人员素质普遍低下。不仅不能提交高质量的情报，机构之间还经常为经费分拨不公或一些越俎代庖的事而争吵内讧。

美国谍报工作的这种混乱现状，让许多国外特工有机可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量的德国和日本间谍就抓住这个机会，来到美国疯狂地进行间谍活动，大肆收集情报。美国政府很多机密都缺乏必要的保密和控制手段，那些间谍要搞到它们简直是易如反掌。有一次，一个德国间谍要搞一份美国某个海岸炮兵部队与近海舰队联络的通信密码，他就找到一个从这个炮兵部队里退伍不久的士兵，结果只花了30美元就买到手。更有甚者，连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秘密通信电文，德国人也能大摞大摞地搞到手。

当时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美国人对情报工作的忽视。有一家意大利媒体披露日本已经建成了两艘超级战舰，而美国政府竟然对此一无所知。后来海军部的一个军官奉命去调查，要求日方给予答复，但是日本有关部门却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他们说“对意大利的报道不作任何评论”。美国政府听说后，竟然就不再进行调查。这几件事简直让美国情报界丢尽了脸面。一名高级海军将领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国家完全缺乏一个像样的情报和反情报机构。”

直到1932年，美国传奇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这种局面才开始改变。

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第32任总统。他在1932年上台之后，又于1936、1940和1944年的大选中，连续三次当选，直到1945年4月去世，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四届的总统。罗斯福所处的时代，正是世界形势大动荡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939年9月爆发，到1945年9月正式结束，罗斯福经历了整个二战的全过程。

罗斯福上台后，对美国情报机构的现状非常不满意。他除了要经常不停地协调各情报机构之间的纷争之外，还在构想建立一个真正的情报机构。1938年末，为加强反情报工作，罗斯福给美国联邦调查局专门拨款30万美元，这让其他情报机构很不服气。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乘机拟出一项规划，要求与陆军和海军情报部不定期交换情报，但是这两家情报机构就是不买他的账。同时，国务院、财政部等其他非军事情报机构也不愿意削弱自己的情报职能，觉得联邦调查局太过嚣张。结果美国情报界一时吵得不可开交。老奸巨猾的胡佛找了个机会，把这一堆烂摊子又推回给了白宫。

罗斯福总统觉得事情有些棘手。因为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处于一触即发之势，希特勒已经占领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德、意、日三国都已开始动手，国际形势十分紧张，而国内的这些情报部门不但交不出他想要的东西，竟然还为争夺控制权吵个没完。因此，1939年，罗斯福总统发布了一道秘密指示，将全部谍报工作、反谍报工作和对敌破坏工作统统交给联邦调查局和陆、海军情报部。同时，他还授权联邦调查局在拉丁美洲针对轴心国间谍开展反情报和安全工作。

随着德国军队闪电般的进攻，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一路长驱直入，占领了法国后又与英国隔海对峙。罗斯福心急如焚，他开始着手支持被围困的英国。可是情报机构长期效率低下，国务院又思想僵化，爱和他唱对台戏，他对这些固定的情报渠道实在不放心，于是开始重用私人情报网。他决定跳开政府的规定，直接挑选和使用一些对他极为忠实和可靠的人，要这些人直接对他本人负责。这些人中间有外交官、军方人士、记者、作家、社会名流，还有一些是他的私人朋友。后来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山始祖的威廉·约瑟夫·多诺万就是其中之一。

在美国情报史上，威廉·约瑟夫·多诺万的确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多诺万是罗斯福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两个人骨子里都是强硬派，看问题总要发表意见，经常因为意见不合发生争吵。在外人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在闹别扭，其实两个人私下里关系很不错。多诺万强壮、勇敢、意志坚决，一上战场就极其兴奋活跃。一战时期，他曾随陆军上将潘兴出征墨西哥。那时部队天天长途行军，士兵们怨声载道，而永远精力充沛的多诺万上尉就冲他们吼道：“看我，我都没有倒下去，也没有喘气，你们为什么就吃不消！”有人在队伍后面悄声地说：“我们可不像你，野蛮的比尔。”

“美国中央情报局之父”威廉·多诺万

从此，这个外号就慢慢传开去。不料，多诺万知道后反而很高兴，公然以“野蛮的比尔”自居。到战争结束时，“野蛮的比尔”已晋升为上校，成为功勋卓著的战斗英雄。

多诺万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佬，他的性格极其豪爽，社交广泛、精力充沛、才华出众、富有进取精神，是一个集浪漫主义、机智头脑和敏锐思维于一身的情报天才。他对政治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忠实于朋友，善于建立并培养密切的人际关系。退役后的多诺万曾想走仕途，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是他的运气不好，连续几次竞选州长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多诺万与好几届总统的私交都不错，在政府和国会中都有着良好的人脉。

1924年，多诺万由加尔文·柯立芝总统任命，担任美国司法部长助理，后又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他与美国第31届总统赫伯特·胡佛也是好朋友，曾担任过胡佛的政治顾问和讲稿撰写人，并在胡佛参加总统竞选时做过其竞选班子总管。后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此时是他的下属。好友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后，多诺万以为自己会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没能如意，只好拍拍屁股走人。后来，白宫又曾邀请他担任海军部副部长，他觉得没劲，便不客气地拒绝了，在华尔街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多诺万在华尔街开办律师事务所时，轻而易举地使很多下属都对他忠心耿耿。律师事务所的生意一直蒸蒸日上，他很快发了大财。到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时，多诺万已经是百万富翁了。由于他同罗斯福是同班同学，尽管多次强烈反对罗斯福推行的新政，但这并不影响他和罗斯福的私交。他们俩都是在纽约州出生并长大，都是一样的生性乐观，精力充沛，相信勇气能够创造奇迹；而且又都崇尚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并希望把这一信念传播到全世界。

于是从1936年开始，多诺万就把律师事务所交给合伙人管理，开始为自己的老同学罗斯福工作。当时他跑到欧洲各个战场上去巡视，目睹了德国在欧洲气势汹汹的进攻。他分析了轴心国的活动态势和走向，并考察了英、法等国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又多次赴欧洲考察，足迹遍历欧洲大陆，实际上是担负着罗斯福赋予的情报搜集任务。多诺万先后访问了英国、希腊、土耳其、保加利亚、埃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国。

1940年7月，多诺万接到邀请，来到罗斯福的椭圆形办公室谈谈他对国家形势和英国的看法。他的听众有四个人：总统、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多诺万情绪高昂，滔滔不绝，再三强调美国要做好战争准备，并及时给予英国必要的援助，以对抗德国纳粹的进攻。另外，他还极力主张美国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对外情报机构”。这和罗斯福当时的想法不谋而合。此时，华盛顿刚刚收到了两份内容完全相反的情报：驻英大使肯尼迪悲观地认为英国抵抗不了多久就会投降，而使馆其他人员则坚持认为英国的抵抗运动一定能坚持下去。为切实了解英国的实际情况，密谈结束后，罗斯福就委派多诺万去英国，考察其士气和抗击纳粹的实力，同时还了解它的情报工作和反谍经验。

1940年12月，多诺万来到英国，受到最为隆重的欢迎。丘吉尔首相和乔治六世国王接见了他。丘吉尔反复向他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希望能与美国保持情报合作，并建议由美国建立一个协调统一的情报机构。战事日益吃紧的英国一直拼命谋求美国参战，并与美方就交换秘密情报开展了初步合作。英方希望保持这种情报合作的稳定性，也希望情报上的合作能促使美国进一步看清事态，及早参战，因此一直竭力想说服罗斯福，由美国建立一个协调性的统一情报机构。所以英国人把多诺万的来访看成是一次重要的机会。

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孟席斯亲自陪同多诺万全程访问，并向他保证，他能见到他想见的任何人，能了解他想要了解的任何情况；同时，如果美国决定建立统一的情报机构，英国情报机构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在孟席斯的陪同下，多诺万看到了英国为抵抗纳粹而做好的各项准备，看到了英国人最新发明的秘密武器，还了解到英国情报工作的经验、训练方法和一些基本战术。

在考察过程中，多诺万了解并认识到了现代情报工作的发展，深刻地感受到了情报工作对一个国家的重大意义，尤其是在全面战争的环境中建立强大的情报体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而初步形成了他在美国建立现代情报体系的基本思路。

多诺万从英国回来后写了一大堆分析报告，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美国要尽早做好全面的战争准备。他乐观的报告坚定了罗斯福放弃中立、援助英国的决心。同时，多诺万再次向总统提议，仿效英国的方法，建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国外情报工作，搜集敌情，并为总统提供分析意见。他指出，美国面临着危险的国际形势，非常需要战略情报，即关于各国能力和意图的基本情报。他建议罗斯福马上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

罗斯福对多诺万的这一提议有点动心，但是陆、海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一致反对，他们担心多诺万的机构会侵越自己的权限，都拒绝与这个“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人共事。但是多诺万却不管这些，他依然不屈不挠地找罗斯福总统。多诺万还选了一大批青年特工去英国接受专门的训练。因为他同英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斯蒂芬森的关系非同一般。

威廉·斯蒂芬森有“小比尔”之称，当时曾在加拿大和英国开设了6处大型秘密训练基地“X训练营”，专门培训特工人员。他不但为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培养了2000多名杰出的特工人员，还为美国后来的中央情报局培养了5名局长。

刚接触秘密情报行动的美国青年对这一行还显得很陌生，但都充满热情，认真好学，这和英国情报界的那帮老油子形成鲜明对比。斯蒂芬森借着与白宫的特殊交情，也在不断地为多诺万说话，希望总统能接受他的建议。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开战。形势的严峻程度大大超出了罗斯福的预料，也超出了美国陆、海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的预料。这时罗斯福才批准了多诺万的建议，成立了情报协调局，开展战时的情报协调工作。多诺万从此也开始了他心仪已久的谍报事业。

1941年7月，多诺万从预算局要来45万美元的拨款，在白宫附近几间破旧的大楼里开始工作，从事敌对国家的战略情报研究，搜集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供总统决策参考。此外，多诺万还运用灵活的社交手腕，招徕了一大帮精英分子。这里面有知名学者、著名诗人、银行家、电影导演、剧作家等等，他们全都是显赫人物，个个精明强干，神通广大。几个月以后，情报协调局的工作人员由最初的几十人猛增到600多人，在华盛顿和纽约的许多地方都设有办事处。但是多诺万还是不满意，他要把情报协调局的规模再扩大一倍。于是多诺万完全不管有关的行政规定，大肆招揽各种身份的人才，不管是鸡鸣狗盗之徒还是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行。他要通过正规的训练，把这些“有潜力的人”训练成一流的谍报人员。多诺万开设了许多秘密的培训机构，聘请了许多英国的情报专家担任教师，教给情报协调局特别行动处的谍报人员各种隐蔽行动技能，包括制图、暗杀、爆破和格斗等等。

当时他把情报协调局的工作分成公开和隐蔽两个部分。公开活动主要是由学者们对情报进行专门的分析和研究，隐蔽工作主要是指在敌后从事破坏和颠覆活动。情报协调局由5个专业机构组成，其中包括秘密情报处，从事谍报工作；特别行动处，从事破坏与颠覆活动；反情报处，从事防谍工作；心战行动处，制造和传播黑色宣传；作训处，训练打入敌占区的游击分队。另外，还有财务管理、通信联系、人员招聘等后勤部门。

此外，情报协调局下面还有一个秘密的重要部门，它就是研究开发处，主要是由一些发明家和科学家组成，负责开发各种情报工具，伪造各类身份证件，研制专供特工使用的特别武器。他们发明了许多暗杀时使用的无声手枪和精巧的爆炸装置。当时他们研制了一种叫做“凯西·琼斯”的精巧装置，专门用来破坏铁路。它用磁铁吸在火车头和电眼的下部，等到火车进入隧道后才发生爆炸，这样造成的损失就更大。

情报协调局的发展很快，工作也很有成效，多诺万源源不断地为罗斯福总统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总统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但是，在多诺万的设计中，情报协调局的功能还不完全是这些，它完全可以覆盖美国的整个谍报事业，统一全国的情报渠道。但是罗斯福多疑的性格，使他不相信任何一家机构或某个人提供的情报。所以当时在美国至少有十多条情报渠道在运转，在向他提供情报。同时美国的陆、海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都担心情报协调局的过分扩大会危及到自己的利益，因此对它十分排斥，拒绝提供一些秘密情报。在很多的时候，它们是在给多诺万帮倒忙，处处给他掣肘。

所以，美国情报协调局的成立，事实上并没有彻底改变美国情报部门以前的那种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而这种局面最终导致了一场历史性的悲剧发生。

“珍珠港事件”催生了美国战略情报局

1941年12月7日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多诺万正在波洛运动场看一场足球比赛，比赛眼看到了关键的时刻，赛场外的高音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威廉·多诺万上校，请给华盛顿19号话务员打电话！”

华盛顿的“19号话务员”是白宫的一条紧急电话线路。多诺万一听，立刻就知道是出大事了。电话接通后，总统的秘书告诉他，日军偷袭了珍珠港，美军珍珠港基地遭到毁灭性打击，总统要他立即赶回华盛顿。

12月7日深夜，多诺万被叫进了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只见罗斯福阴沉着脸坐在那里，房间里的气氛很是尴尬。突然，罗斯福狠狠地敲起了桌子，开始大发雷霆：“他们像猎人打野鸭一样在打我们的军舰！打鸭子！你知道吗，比尔？”

罗斯福挥舞着手臂，激动而愤怒。

直到这时，也就是多诺万赶到总统办公室后，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微型潜艇突然袭击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基地，使其驻扎在基地的8艘战列舰中有4艘被击沉，1艘搁浅，其余都受重创；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伤；188架飞机被击毁，并且造成了数千官兵伤亡。

“这帮浑蛋！”多诺万听到事件的真相后，愤怒地骂了出来。他早就向陆、海军情报部索要过有关日本军事动向的材料，那帮浑蛋就是不给提供。虽然情报协调局的职责之一就是“协调各情报机构”，但是在很多的时候，多诺万根本就拿不到最及时、最核心的秘密情报；而陆、海军情报部自己向总统呈交的则是些基本的原始材料，不是整体的分析成果，这让美国的情报系统永远都存在一种先天的缺陷。情报协调局、联邦调查局和陆、海军情报部三大情报机构乱成一团，都忙着自己搜集情报，却没有人在意多诺万所索要的情报。

“珍珠港事件”在整个美国社会引起巨大的震惊。为什么没有任何警报？那么多情报机构都在干什么？谁应该为这一国家的悲剧负责任？一连串的质疑和指责铺天盖地。

多诺万也有理由发火。因为在他看来，珍珠港的悲剧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种种资料表明，从1941年初开始，美国的军方情报机构曾通过不同的渠道多次获得关于日军可能袭击珍珠港的情报，但是，这些情报要么因为某种原因被搁置起来，要么被认为不重要而被忽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位情报官埃德温·莱顿在此之前就发现了日军的航母动向异常，多次警告在远东和珍珠港可能会发生战斗。但是他却因此被作战部的那些高官视为是庸人自扰，是一个“酷爱散布星期六危机”的家伙。与此同时，当时中国国民党的谍报人员通过破译日本人的电报，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并且及时通报给了美国的情报机构，但是同样没有引起重视。

无论如何，就像一位军方高官所说：“情报部门对‘珍珠港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陆军和海军情报部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被骂得抬不起头来。

在愤怒和耻辱感中，任何荒唐滑稽的方案都可能出笼——

头脑同样发热的多诺万当时就怂恿总统派遣剩余的太平洋舰队的一半兵力和一万多名突击队员——美国其实没有这样的突击队员——去攻打日本北海道。还有人建议美国轰炸日本火山，把日本埋在岩浆和灰烬中。情报协调局不知道从哪里搞来情报，说日本人极端害怕蝙蝠，就提出向日本空投蝙蝠，以扰乱人心。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罗斯福总统居然认真考虑并采纳了这个计划——美军不辞劳苦地捕获了数万只大蝙蝠，在它们身上绑上一种特殊微型炸弹，以便让它们在降落后引起爆炸和火灾，造成更大的恐慌。后来美军出动了多架轰炸机把这些蝙蝠空投到日本境内，结果大部分蝙蝠还没落地就在高空冻死或摔死，没死的也是奄奄一息——而日本人根本就不怕这个！

总之，这样荒诞的怪事，竟然发生在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也算得上是千古奇谈了。

“珍珠港事件”之后，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多诺万加大了情报协调局的活动范围和力度。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像他的老朋友斯蒂芬森，也就是那个著名的英国间谍头目一样，定期派人到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秘密搜查，偷拍轴心国的佛朗哥政府的密码本和重要文件，以协助英国破获德国的“哑谜”密码机。但是多诺万的这一秘密举动却令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大为光火，因为这是他应该管的事。胡佛一气之下，在情报协调局的密探再次潜入西班牙大使馆时，出动车辆，打开明亮的信号灯，并且高放警报信号，最后把惊慌失措的密探给逮回去了。胡佛的做法让多诺万气得浑身发抖，他和胡佛一直吵到罗斯福面前。但是总统出于自己的考虑，并没有训斥胡佛，反而是下令把这项任务转交给联邦调查局去执行。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

为了改善美国当时情报部门的混乱局面，到了1942年初，罗斯福曾一度想解散情报协调局，将其各个机构分配到其他情报部门中去。多诺万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是又气又急。为了阻止总统的这一想法，多诺万费尽心机，找到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JCS）进行游说——因为这是美国最高的军事领导机构——他要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坚信，美国必须要有一个秘密机构专门从事对敌情报工作，而这个秘密机构就是他多诺万的情报协调局。

珍珠港的一声爆炸，终于催生了美国的现代谍报机构。1942年6月13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多诺万的联合建议下，罗斯福总统发布命令，将美国当时所有的谍报机构进行整合，把十几个各自为政的情报单位集中到一起，组建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谍报机构——美国战略情报局，由威廉·约瑟夫·多诺万出任局长。

由情报协调局到战略情报局，美国人的情报事业终于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与情报协调局不同的是，战略情报局的任务并不是整合已有的情报，而主要是从事战争时期国外情报的搜集分析和敌后战略情报研究、心理作战、准军事行动等特殊活动，隶属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战略情报局就是后来中央情报局的雏形。但是，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的成立，美国的谍报机构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章 冷战初开，中情组改成中情局

战略情报局顶峰时期的工作人员达到了2.5万人，美国特工遍布欧洲、北非和亚洲等战略重点区域，但是派到德国去的21个小组几乎全军覆灭；罗斯福的逝世终于让战略情报局寿终正寝。冷战开局，美国充当“世界警察”，中央情报局从此开始进入美国政治舞台。

帕克上校的报告宣判了战略情报局的死刑

多诺万出任战略情报局局长后，马上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只向总统汇报工作；二、由总统指令政府所有部门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三、虽然隶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但其经费由总统的秘密经费开支。

这些条件都得到了满足后，多诺万立即积极开展工作，招兵买马，迅速扩大战略情报局的队伍，使战略情报局在顶峰时期的工作人员达到了2.5万人，并陆续在世界各地建立情报网点。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和战略情报局卓有成效的工作，战略情报局在军方的地位也明显提高，赢得了军方的尊重和支持，为战略情报局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多诺万除了被称为“野蛮的比尔”之外，他还有一个绰号是“疯子比尔”。他是一位英勇的沙场老将，曾因一战期间在法国的英勇表现而被国会授予荣誉勋章。但是他对政治却一窍不通，以致信赖他的陆军和海军将领屈指可数。多诺万想通过网罗华尔街的经纪人、常春藤盟校的书呆子、雇佣兵、特技人员、窃贼和骗子来成立谍报机构，扩大战略情报局的队伍的想法让那些军队的将领大惊失色。

战略情报局当时已培养了一批情报分析人员，但多诺万以及他那位得力助手艾伦·杜勒斯依靠英国情报机构传授的手段，派出特工深入敌后，冒着枪林弹雨爆破桥梁，联合法国及巴尔干地区的反抗组织，共同对付德国纳粹的进攻。

到了二战结束的前一年，多诺万手下的特工早就遍布欧洲、北非和亚洲等战略重点区域。这时他就想速战速决，直接派遣特工深入德国，进行破坏活动。不幸的是，派遣到德国的特工到最后几乎全部牺牲了。他派出去的21个双人小组几乎全军覆灭，只有一个小组到后来才有下落。

尽管如此，多诺万总体来说并没有辜负罗斯福总统对他的信任。他以过人的才能、智慧和精力迅速地让战略情报局这一庞大的机构高效率地运转起来。他选拔的各种各样的人才，为美国情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批人中，有4人后来担任过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他们是：艾伦·杜勒斯，在瑞士指挥对付德国的情报网；理查德·赫尔姆斯，协助多诺万领导反纳粹的秘密活动；威廉·科尔比，作为杰德堡突击队员空降到挪威和被占领的法国执行破坏任务；威廉·凯西，建立了潜入德国的谍报小组。他的战略情报局还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央情报局的骨干力量，占据了中央情报局内的大多数高级职位，比较著名的有：威斯纳、安格尔顿、克莱因等。此外，多诺万还重用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如破译密码的专家威廉夫妇等。

在多诺万的领导下，战略情报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帮助美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略情报局作为战争时期组建的情报机构在名义上已经不能继续存在；同时，由于开支庞大和其他部门的反对，战略情报局也很难继续开展活动。

多诺万也觉得随着二战的结束，战略情报局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他在1944年11月18日致函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成立一个统一的、独立于军方的中央情报部门来承担美国和平时期的情报工作。

其实早在1943年，多诺万就已经应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将之邀请，着手规划美国和平时期的情报工作。艾森豪威尔将军很想知道，多诺万是如何将战略情报局变成美国军事机构中的一环。但是，多诺万并不希望在战后的和平时期把自己的情报工作同美国军方混在一起。他在信中告诉罗斯福，他可以在了解“外国的能力、意图和活动”的同时，展开“海外颠覆活动”以对付敌国。他认为战略情报局的编制一直没有超过1.3万人，比陆军一个师还要少。多诺万希望在战后能成立一支拥有独立人员的情报队伍，成立一支擅长“反共”、保卫美国免受攻击、向白宫提供机密情报的队伍。他敦促总统“立即开工造船”，并表明他有意当这艘船的“船长”。

多诺万的得力助手戴维·布鲁斯曾经说过，多诺万有无穷的想象力，点子是他的囊中之物。他激动起来会像一匹赛马一样呼呼喷气。他的指令，一看就知道即使不是荒诞不经，起码也异乎寻常，如果哪位下属拒绝完成他交代的任务，那就惨了。布鲁斯说：“我曾在他的指导下花了好几个星期辛苦测试，看看利用从西方洞穴捉来的蝙蝠摧毁东京的可行性。在蝙蝠背上绑上燃烧弹空投——这就是战略情报局的精神。”

针对多诺万提出来的建议，罗斯福总统好像也在考虑，但是他却对多诺万的动机有所怀疑，他曾说过：“要不是多诺万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共和党人，总统很可能是由多诺万来当。”不知这是在夸他还是在损他。1945年初，罗斯福还曾命令白宫首席军事助理理查德·帕克上校，针对战略情报局的战时活动展开秘密调查。

帕克上校刚一着手调查，这条消息便从白宫泄漏出去了，立即成为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它们齐声警告，多诺万想要成立“美国的盖世太保”。罗斯福一见到这些评论，就知道多诺万很可能会立即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于是就马上告诉多诺万不要将自己的计划轻易向外界泄漏，以免遭到外界的攻击。1945年3月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召开会议，正式将多诺万的这一计划束之高阁。因为“参联会主席”希望新的谍报机关能够服务于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而并非白宫。他们想要成立的是一个以将校军官和文职人员为主的情报交流中心，负责过滤由驻外武官、外交官和谍报人员搜集到的情报，并将它们提供给四星上将级的指挥官作参考。由此，持续三代人的美国情报机关控制权争夺战逐渐拉开序幕。

1945年春，二战结束前夕，美国人要了解的对象已经不是日本而是苏联了，但是美国人对苏联在欧洲大陆的动向几乎浑然不知，而对其他国家的了解更是少得可怜。因此，多诺万以他的远见和对情报工作的独特理解，建议罗斯福成立一个总揽全局的情报机构。但是，多诺万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罗斯福总统收到自己的信后，还没有来得及作出考虑和决定时，就在1945年4月12日那一天逝世了。

罗斯福的突然去世，让多诺万大失所望，顿觉前途黯淡无光。在罗斯福去世的第二天早晨，多诺万带着一种颓废的心情，和战略情报局官员威廉·凯西一起，来到他们经常光顾的巴黎丽兹饭店楼下吃了一顿沉闷的早餐。坐在他对面的凯西当时还是多诺万的一个下属，后来成了中央情报局局长。

这时，凯西觉得他的上司多诺万情绪有点不对，就对他说：“您觉得总统的去世，对您的建议会有影响吗？”

多诺万看了凯西一眼，然后低下头说：“岂止是有影响，简单是要完蛋了。不信你等着瞧吧！”

多诺万的判断相当准确——就在同一天，帕克上校就向新总统杜鲁门提交了一份极其机密的调查报告。这份关于当年战略情报局的报告，直到冷战结束后才完全解密。这份报告就像是一把由美国军方打造、再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精心打磨的政治谋杀凶器。胡佛当时根本看不起多诺万，而自己又怀有掌控全球情报机关的野心，所以对多诺万极尽诋毁之能事。帕克上校的这份报告，不仅摧毁了多诺万为保护战略情报局那些特工们所创造的神话，而且还在新总统杜鲁门的心中，播下了对秘密情报工作深刻而持久的不信任的种子，从而使战略情报局彻底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帕克上校在这份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战略情报局“对美国人民、商业和国家的利益造成了严重伤害”。

在报告中，帕克丝毫未提战略情报局有助于赢得战争的重大例证，只是无情地列出战略情报局失败的事实。干部训练“粗糙且散漫无组织”；英国情报指挥官认为可以把美国间谍“玩弄于股掌之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利用战略情报局得偿所愿；德国间谍已渗透到战略情报局在欧洲和北非各地的活动；日本驻里斯本大使馆发现战略情报局官员打算窃取日方密码册，于是变更密码，造成1943年夏天美国“重大军事情报完全中断”。有位“线人”向帕克表示：“战略情报局这一愚蠢行为让美国人在太平洋地区付出生命的代价，具体人数不得而知。”1944年6月罗马失陷之后，战略情报局提供错误的情报，导致数千名法军在厄尔巴岛遭到纳粹大军围困。帕克写道：“战略情报局的失误以及错误估计敌人军力，导致大约1100名法军丧生。”

报告还对多诺万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掉落在布加勒斯特鸡尾酒会上的公文包，被一位罗马尼亚舞者拾起，转到盖世太保手中。他对高级官员的任命和升迁不是看绩效，而是根据此人在华尔街和“社会名人录”的人脉；他派特遣队到利比里亚之类的偏远工作站之后，就把他们抛诸脑后；他将突击队误派到中立国家瑞典；在法国，他派卫兵保护已经夺取的一处德军弹药库，后来却把他们炸得尸骨无存。

帕克上校承认，多诺万的手下确实执行过几次很成功的破坏任务，也营救了一些遭袭击的美军飞行员。帕克说战略情报局在办公室研究和分析的部门“表现不凡”，所以他的结论是：战后，分析人员可以安插到国务院，其他的必须走人。“让几乎不可救药的战略情报局人员在战后秘密情报机关里滥竽充数，岂不让人匪夷所思。”他提醒道。

帕克上校的这份报告，基本上对多诺万的战略情报局宣判了死刑。但是，多诺万还要作最后的争取。罗斯福去世后一个月国殇期内，华盛顿上下争权夺利忙得不可开交。5月14日，多诺万找到了新上台的总统杜鲁门，在总统办公室里，他向杜鲁门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利用“挖克里姆林宫墙脚来遏制共产主义”。但是杜鲁门只是礼节性地接见了多诺万，听了不到十五分钟，就以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急着处理为由，草草地打发他走了。

尽管如此，那一年的整个夏天，多诺万还是在华盛顿四处奔走，在国会和新闻界展开反击。8月25日，多诺万再一次告诉总统杜鲁门，必须在“知与无知”之间作出选择。他再一次提醒杜鲁门，“美国现在还没有一个统筹全局的情报系统，这种状况的弱点和风险已是人所共知”。

多诺万向来以倨傲不屑的态度对待杜鲁门，这一次，他原本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番苦口婆心，能说动总统成立中央情报局，可惜他没有摸准这位新总统的脉。他哪里知道，这时的杜鲁门已经认定了多诺万的计划具有“盖世太保”的特征，不但不支持他成立中央情报局的建议，反而决定解散他的战略情报局，并且撤销多诺万的职务。1945年9月12日，也就是美国在日本空投了原子弹后的6个星期左右，杜鲁门作出了解除多诺万职务的决定，并且下令战略情报局在10天内解散，把情报搜集工作并入陆军情报系统，情报分析部门并入国务院研究司。多诺万从此失去了继续领导美国情报工作的机会。尽管后来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的门厅里仍然高悬着他的照片，许多人也认为他是“中央情报局之父”，但是，毕竟后来中央情报局的成立和组建他都没有参与，也从未出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就这样，二战时期为美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战略情报局，从此寿终正寝了。

杜鲁门终于同意成立中央情报组

当时在华盛顿，关于美国情报机关何去何从的争论愈演愈烈。“参联会”明确希望能成立一个由参联会主席控制的情报机关。海军和陆军也主张拥有自己独立的情报机关。胡佛则希望由联邦调查局来执行全球谍报任务。国务院也想支配全局，就连邮政部长也想插一脚——随着战略情报局的解散，这些部门都开始抢地盘来了。

这种混乱的现状，让曾是多诺万得力副手的约翰·马格鲁德将军很是痛心。约翰·马格鲁德将军是一位很有见地的儒将。他坚信美国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情报机构，要想在战后获得世界的新霸权地位就只能是靠碰运气，只得仰英国鼻息。他主张，美国的情报工作应该由一个新成立的秘密机关来主管，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不宜贸然插手这些任务。

但是在华盛顿当时几乎已经没有人理睬他的观点了。战略情报局解散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自谋职业去了，在三个月内就走掉了近一万名工作人员。到1945年年底时，原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剩下的还不到两千人。连当时驻伦敦、巴黎、罗马、维也纳、马德里、里斯本和斯德哥尔摩工作站的人员也几乎全走光了。“珍珠港事件”四周年那天，艾伦·杜勒斯认定杜鲁门总统已经搅乱了美国情报机构，就回到了纽约，在他的兄长约翰·杜勒斯和人合伙的“沙利文与克伦威尔法律事务所”上班。这些人都认为美国的情报机构已经去日无多了。

那些没有离开的情报分析员被分派到了国务院和其他一些研究局，结果也受到难民一样的待遇。后来组建中情局情报处的舍曼·肯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不认为这一生有过比那更悲惨、更苦恼的时期。”

当时二战已经结束，冷战格局正在酝酿之中。

在1945年夏天德国纳粹投降的日子里，美国战略情报局曾派遣了一支人马进驻千疮百孔的柏林，监视正在向欧洲大陆挺进的苏联红军的一举一动。当时派驻德国主管的艾伦·杜勒斯一到柏林后，就在废墟中找到一处配备比较齐全的大楼用做办公室，马上开展工作。他手下的爱将理查德·赫尔姆斯设法监视苏联人。半个世纪后成为中情局局长的赫尔姆斯表示：“各位别忘了，最初我们一无所知。对手想干什么？他们的意图、他们的能力，我们所知道的等于零，或接近于零。只要能找到一本电话簿或一张飞机场地图，就很抢手了。我们对很多国家还都懵懂无知。”

赫尔姆斯这一次是随艾伦·杜勒斯重返柏林。他23岁时，曾以美国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采访了希特勒，由此而一炮走红。他这次来到柏林后不久，就听到了杜鲁门准备解散战略情报局的消息。

杜鲁门解散战略情报局的命令传到柏林的那天晚上，驻柏林情报站的那些人简直怒不可遏。他们在艾伦·杜勒斯的带领下，来到柏林的那家征用来的酿酒厂里，一边肆无忌惮地喝着正宗的德国啤酒，一边愤怒地发泄着对这道命令的牢骚。艾伦·杜勒斯没有想到，多诺万所构想的美国情报机构没有了，只有少数人员可以留驻海外。让赫尔姆斯也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的任务就此戛然而止。那天晚上，他们恨不得把这家酒厂一把火烧了。

但是几天后，华盛顿的总部却传来了一份电报，电报声称要他们“坚守岗位”。这又让艾伦·杜勒斯和赫尔姆斯等人不知所措，不知道这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份电报来自约翰·马格鲁德将军之手。

杜鲁门

1945年9月26日，就在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的六天后，美国国防部作战部部长亨利·斯廷森辞职了。此人一直坚决反对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部门。他以为总统这一次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就是为了要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机构。于是他愤然辞职。

亨利·斯廷森辞职之后，约翰·马格鲁德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他就走进了五角大楼，与亨利·斯廷森的助理约翰·麦克洛伊共商大计，准备劝说总统成立新的情报机构。约翰·马格鲁德无论是对多诺万本人还是对战略情报局都是有感情的。他和约翰·麦克洛伊是多年的好朋友，也知道这位部长助理在华盛顿的能量，在五角大楼更是一呼百应。他决定趁机游说约翰·麦克洛伊，和他共同联手，迫使杜鲁门总统接受多诺万的建议。

当约翰·麦克洛伊听完约翰·马格鲁德的一番长篇大论之后，觉得他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于是两人就联合起来，联系了国防部的其他一些人，共同抵制杜鲁门撤销战略情报局的命令。

两个“约翰”的这一招果然奏效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杜鲁门总统果然作出了让步，采取妥协的办法，将撤销后的战略情报局改名为战略情报处。“维持战略情报局，必须继续进行活动。”这一纸命令又让成立中情局的希望起死回生。

这时，约翰·麦克洛伊又请主管空战事务的老朋友罗伯特·洛维特（日后出任国防部长）出任战略情报处处长助理，并且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规划美国情报业务走向；同时还告知杜鲁门总统，对情报工作要“有所作为”。

在“战略情报处”的新招牌下，马格鲁德向驻海外的各情报站下达了命令，命令原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继续工作。就在这时，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了德国，正在同美国抢占地盘。马格鲁德立即向东德派出特工人员，企图阻止苏联红军接管东德。他们在德国收买警察和政界人士，以便在东德建立情报网络。但是，战略情报处尽管付出了很大努力，最终却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人不仅顺利地接管了东德，并且在欧洲大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不过东德的失手，并没有影响战略情报处的积极性。艾伦·杜勒斯和赫尔姆斯开始着手整顿那些涉足柏林黑市的军官。当时柏林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在那里任何东西和人都可以被当做买卖的商品。那时，如果你在美军福利社用12美元买下20箱骆驼牌香烟，那么你转手就可以换一部1939年出厂的奔驰汽车。

这些美国特工人员除了整顿市场秩序之外，还在搜罗那些知名的德国科学家和间谍，希望他们能为美国服务，以避免他们的技术为苏联人所用。不过，由于忙于摸清苏联人的动向，这项工作很快就退居次要地位了。

这些美国特工当时能做的不过是追查调往柏林的苏军动向。苏联节节进逼，华盛顿却一再退让，还得设法化解驻柏林美军的反抗，这让赫尔姆斯相当愤怒。于是他带着自己的人马着手吸收德国警察与政治人物，以便在东德建立起情报网。11月，战略情报处派驻柏林的另一位军官彼得·希契尔说：“我们眼睁睁看着俄罗斯人全面接管东德。”

“参联会”和极强势的海军部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这时才开始担心苏联会像以前的纳粹一样，先动手拿下整个欧洲，接着再向地中海东部、波斯湾、北非和朝鲜推进。如果行动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不可收拾的东西方对抗局面的形成，甚至会引发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全球性战争。面对新的战争的威胁，美国情报界的头目分裂成对立的两派。

一派认为，应该通过谍报活动，有耐心地慢慢搜集机密情报，通过谍报活动了解新的世界局势，赫尔姆斯等人即属此类。另一派则倾向于搞秘密战争，也就是通过秘密行动把战场引到敌方，以此来改变世界格局，当时驻罗马尼亚情报站的弗兰克·威斯纳属于这一类。

威斯纳原是密西西比的一位地主富绅的风流公子，也是一位身着军装的帅气律师。1944年9月，威斯纳奉命飞到罗马尼亚首府布加勒斯特，出任战略情报局驻罗马尼亚情报站的新站长。当时苏联红军和美军代表团已经控制了布加勒斯特，威斯纳立下了军令状，负责监视苏联红军的行动。他和年轻的金·迈克尔共同策划营救遭袭击的盟军飞行员，又向布加勒斯特啤酒大王征用了一幢有32个房间的宅邸。在闪闪发光的水晶灯下，美苏两国的军官互敬香槟，打成一片。威斯纳是第一位与苏联人把酒言欢的战略情报局官员。当时他曾很自豪地向华盛顿总部汇报说，他已和苏联情报机关建立良好关系。

殊不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威斯纳这种所谓的“良好关系”就不复存在了。苏联人早就在他的战略情报局内部署了人员，而且很快就渗透到威斯纳的罗马尼亚盟友和特工圈子里。苏联人很快就夺得了布加勒斯特的控制权，他们将数万名有德国血统的罗马尼亚人赶上火车，运送到远东集中营或让其自生自灭。威斯纳眼睁睁地看着27节车厢满载着这些罗马尼亚人浩浩荡荡驶出布加勒斯特车站，向遥远莫测的西伯利亚方向驶去。这段记忆让他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威斯纳心慌意乱地回到战略情报局驻德国情报站，向赫尔姆斯倾诉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当年年底，他们两人一起飞回华盛顿。在18个小时的航程中，他们促膝相谈，而谈得最多的是，不知道这次回国之后，美国政府是否还会容忍他们的情报组织的存在。

面对来自欧洲的“红色恐怖”，美国人感到了新的威胁。这时，杜鲁门也清醒地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1946年1月9日，白宫匆匆召开会议，杜鲁门那位脾气暴躁的军事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莱希对总统直言不讳：“我们的情报处理方式丢人现眼。”

杜鲁门也意识到自己已经造成了混乱，决定拨乱反正，于是召来海军情报局副局长西德尼·威廉·索尔斯少将，告诉他准备成立新的情报机构。1946年1月22日，杜鲁门决定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统一情报体系，一个以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总统军事顾问为中心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全面负责计划、发展和协调全美国的对外情报活动，并且在国家情报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一个中央情报组，作为情报行动的执行机构，管理原战略情报局的海外情报活动。

索尔斯是密苏里州出身的民主党人，靠着人寿保险和美国第一家连锁自助超市“小猪扭扭”发家致富的。此人虽在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成立的战后委员会任职，专门研究未来情报走向，但没什么远大目光，一心只想尽快回到圣路易超市去赚钱。而令索尔斯感到惶恐不安的是，他发觉杜鲁门打算让他当第一任中央情报组的组长。果然在1月23日，索尔斯被任命为中央情报组组长。

威廉·莱希将军在1946年1月24日的公务日志上，记录了授职时的情景：在白宫午餐会上，只有少数参谋人员出席了这次授衔典礼。杜鲁门总统授予索尔斯少将和我黑斗篷、黑帽和木剑。紧接着，总统任命索尔斯为中央情报组组长。

索尔斯得到这个新的任命之后，感到有点惊慌失措。当时的中央情报组大约有2000名情报官及幕僚人员，掌管约40万人的档案与卷宗，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到底应该做些什么。索尔斯宣誓就职后，有人问他想做什么，他只是苦笑着说：“我想回家。”

索尔斯虽然身负重任，却没有获得对等的授权。白宫没有给他指示，不知道杜鲁门总统想要什么，也许总统自己也不知道。杜鲁门只是说过，他要每日情报摘要，免得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要看2英尺高的一大堆电文。在中央情报组创始成员看来，他们的工作中也许只有那些不知所云的“情报摘要”，才是杜鲁门总统看得上眼的东西。

关于中央情报组所肩负的任务，马格鲁德将军认为白宫已默认中央情报组可以从事秘密活动。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份来自白宫的书面文件提到这件事，美国政府里面几乎没人承认这个新团体的合法地位。五角大楼与国务院更是拒绝跟索尔斯及其手下打交道。但索尔斯还是在他很短的任期内留下一份重要的备忘录，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美国情报部门“急需在最短时间内搜集最高质量的苏联情报”。

当时美国对克里姆林宫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唯一的认识途径就是来自新任驻莫斯科大使、日后出任中情局局长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以及被美国人称为“俄罗斯通”的乔治·凯南。

史密斯出身于印第安纳州，父亲开零售店，他从二等兵升到将军，既没有在西点军校镀金，也没有大学学历。二战期间，他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北非和欧洲的每一场战役都凝结着他的心血。他不苟言笑，堪称是艾森豪威尔手下的一名杀手，战友和同事对他又敬又畏。他事必躬亲，极尽辛劳。

有一次，他出席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的晚宴，宴会快结束时因出血性溃疡而昏倒。输过血后，他费尽口舌让英国医生同意他出院返回指挥官营帐。二战时他和苏联军官同甘共苦，也多次在阿尔及尔盟军总部共商对付纳粹的联合作战计划。在法国雷姆斯山区那间被当做美军前进总部的破旧红瓦校舍里，他鄙夷地望着德军司令官，接受纳粹投降，结束欧战。1945年5月8日“欧战胜利日”这天，他在雷姆斯山区和艾伦·杜勒斯、赫尔姆斯有过一次短短几分钟的会面。当时艾伦·杜勒斯患上风湿病，但还是拄着拐杖赶来见艾森豪威尔，希望能争取他的同意在柏林设置一个具有无上权力的美国情报中心。可惜那天早上艾森豪威尔没时间接见杜勒斯，让他失去了一个控制柏林的好机会。

1946年3月，史密斯飞抵莫斯科，准备接受大使馆代办凯南的指示。凯南已在苏联待了好多年，也花了许多时间试图解读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这时苏联已经付出了两千多万人的惨痛代价，占领了大半个欧洲。苏联红军已经从纳粹铁蹄下解放了东欧的许多国家，克里姆林宫的阴影正逐渐笼罩在苏联境外的一亿多人的头上。凯南已预见苏联势必会以武力掌控占领区，他提醒白宫要有摊牌的准备。

史密斯抵达莫斯科的前几天，凯南就向华盛顿发出了一封电报。这是一封非同寻常的电报，它不仅是美国外交史上最著名的一份电报，也应该是世界电报史上最长的电报之一。整个电报全文长达8000多字，详细地描述了苏联的“偏执”。凯南在电文中深刻地指出：苏联人对理性逻辑没有反应，对“武力逻辑”却极为敏感，这让美国人不得不防。

凯南由此声名鹊起，很快就变成了美国政府最出色的克里姆林宫专家，被人称为“俄罗斯通”。也正是由于这封电报，提前改变了美苏两个大国当年在二战战场上结下的生死之交的盟友关系，从而成为冷战的对手。多年以后，凯南还在回忆时说道：“我们因战时的经验而习惯前方有个大敌。这个敌人必定位于中心，而且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

为了进一步了解苏联和斯大林，1946年4月一个凄冷的夜晚，史密斯开着插有美国国旗的豪华轿车来到壁垒森严的克里姆林宫。一到大门口，就有好几位苏联情报官查验了他的身份。车子一路经过古老的教堂和宫墙内塔楼底下的残破巨钟。穿着黑色长筒皮靴和红条裤子的士兵敬礼后引导他向深宫走去。史密斯只身前往，在卫兵的带领下走过长廊，穿越几道缀着深绿色皮革的巍峨大门，最后才进入宽广空旷的会议厅，终于见到了斯大林元帅。

一见面，史密斯就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苏联想要干什么？到底打算走多远？”

斯大林听到这样的提问后，似乎显得有些不大高兴。他一边抽着雪茄，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张废纸上胡乱地画着，出现在那张纸上的是一些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规则的线条和圆圈。后来，他还是对史密斯说，苏联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野心，并且谴责丘吉尔不久前在美国密苏里州演讲时提出“铁幕”已降临欧洲大陆的警告。斯大林说，“俄罗斯对自己的敌人很了解”。

史密斯又问：“难道你真的认为美国和英国可能结成联盟，共同来遏制苏联吗？”

对这个问题斯大林几乎连想都没有想，马上回答说：“没错。”

史密斯又接着问斯大林：“俄罗斯打算走多远？”

斯大林两眼直盯着史密斯说：“我们没有打算走多远。”

史密斯的这次拜访除了自讨没趣之外，并没有问到什么名堂。当时美国也很清楚苏联的野心，不过就是搞不到这方面的证据。于是在1946年6月10日他们撤销了西德尼·威廉·索尔斯的中央情报组的组长一职，换上了霍伊特·范登堡将军。

中央情报局成立

中央情报组的第二任组长范登堡将军是个英俊潇洒的空军军官，艾森豪威尔在欧洲的空战战术就是由他主导的。如今他要管理的中央情报组位于波托马克河边的小山上。指挥部就设在E街2430号战略情报局原来的总部，旁边有一家废弃的煤气厂、一家角楼式的酿酒厂和一座溜冰场。

范登堡将军一上任，就发现中央情报组缺少三项基本资源：经费、权力和人员。

范登堡决意要让美国回到拥有情报业务的轨道上来，他改变了他前任的策略，把中央情报组的主要力量用来搜集有关苏联的情报，并且设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处”（OSO），又私底下向几位议员“诈取”了1500万美元，用于执行海外的谍报与颠覆任务。他要知道苏联驻东欧及中欧部队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动向、能力和意图，并命令赫尔姆斯尽快提交报告。

当时赫尔姆斯手下有228名海外特工，专门负责德国、奥地利、瑞士、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情报业务。当时欧洲各地的一大批政治流亡者、前情报官、前特务和各式各样的经纪人，各自兜售按客户需要而杜撰的情报。高明的骗子拼凑出来的谎言，被当成苏联及其卫星国家的相关情报。

赫尔姆斯后来认定，中央情报档案里有关苏联和东欧的情报，起码有一半纯属谎言。柏林和维也纳工作站已经成了假情报制造工厂。他手下的官员或分析师无法从虚妄之中分辨出事实真相。

范登堡从上任第一天起，就被海外传回来的惊人报告吓坏了。这些情报让他真假难辨，但他还是往上呈送。有些情报是这样写的——

快报：苏联某军官醉后高谈阔论，苏联将发动无预警攻击。

快报：驻巴尔干的苏军指挥官自夸，不日将攻陷伊斯坦布尔。

快报：斯大林准备入侵土耳其，包围黑海，拿下地中海和中东……

范登堡将军收到这些情报之后，又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呈送到杜鲁门总统办公室。总统和他的那些高级幕僚对这样的东西并没有十分看重，他们当时所考虑的是如何遏止苏联继续向欧洲大陆挺进。有人向杜鲁门总统建议，遏止苏联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切断苏联红军在罗马尼亚的油田补给线。杜鲁门总统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就命令中央情报组派人去执行这个任务。

霍伊特·范登堡将军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决定开始改变中央情报组以前的行动方案，将中央情报组变成一个作战机关。范登堡将军亲自出马，去找新上任的作战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和时任国务卿的詹姆斯·伯恩斯，让他们悄悄地给中央情报组下拨1000万美元的秘密经费，支持“全球情报人员”工作。

范登堡将军如愿以偿拿到了这笔钱以后，立即命令驻巴尔干半岛的情报人员帮助罗马尼亚的国家农民党组建一支反抗的军队，为他们提供武器装备，阻止和干扰苏联红军；同时又在维也纳苏联红军的占领区建立了一个情报站，由威斯纳担任这个情报站的站长。

结果这个情报站很快就被苏联情报机构和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给破获了。在严刑拷打下，那些情报站的工作人员供出了中央情报组在罗马尼亚的全部计划。苏联人立即出动，将那支刚刚由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建立的反抗武装粉碎了。中央情报组驻罗马尼亚情报站的工作人员纷纷逃回美国。情报站的站长威斯纳跑回美国后，向范登堡将军报告了失败的全部过程。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央情报组无力与苏联人抗衡。苏联军队和情报机构已经完全控制了巴尔干地区。英国人的军队和情报机构已经完全撤离了，给苏联人留下了一大片发展的空间，让斯大林有机可乘。事实上那里现在已经是苏联人的天下。

这位情报站长来自第一线的分析引起了范登堡将军的重视，他马上将这一情况上报总统。由于英国人对巴尔干地区的放弃，加上后来英国人又停止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这样就逼得希腊每年都需要拿出2.5亿美元来用于“反共”事业的开支。但是希腊人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而希腊随时就有落入苏联人的势力范围的危险。一旦希腊成了苏联人的势力范围，那么，整个西方世界就会一览无余地暴露在苏联人的面前，这种现实和后果是美国人所不愿看到的。

杜鲁门自从上台之后，由于对“红色恐怖”遏止不力，已经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声望和支持率明显下降。面对这样的局面，杜鲁门决定来点行动，提高一下自己的声望。几天后，他在国会举行了一次骇人听闻的演讲，夸大其词地对参众两院的议员发出警告说，美国现在所面临的“红色恐怖”并不亚于当年的战争。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只有在海外加大“反共”的力度才能拯救未来，否则全世界都将面临着一场新的浩劫。他还列举了许多来自中央情报组提供的各种情报，告诉这些议员们，希腊“正在遭受数千名武装分子的威胁”，整个西方世界即将落入苏联人之手，美国只有花上数亿美元才能稳住当前的局势；否则，这种混乱不仅仅不会到此为止，而且马上就要波及整个中东地区。这种现状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杜鲁门最后说：“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应该是支持自由的人民，反抗企图征服他们的任何外来武装势力和政治压力。”——杜鲁门的这番讲话，后来被史学家们称为“杜鲁门主义”——美国就是从那时开始扮演一种“世界警察”的角色。他们的观点就是，美国的敌人进攻任何国家，就等于是进攻美国。

杜鲁门的这番演讲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不久以后，随着大量的美元和武器装备进入希腊，中央情报组的大批特工也涌入希腊各地，希腊很快就成了美国海外最具规模的情报据点之一。这种情报活动最主要内容就是从事反共活动，扩大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和势力范围。

为了满足美国不断向外侵略和扩张的需要，美国国会于1947年7月通过了一项《国家安全法》。根据这项法律，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9月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来代替一年前成立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并且决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名下，建立中央情报局来接管中央情报组的业务、档案和人员。于是，1947年9月18日，世界上最公开的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在这种微妙的政治环境中诞生了，海军少将罗斯科·亨利·希伦科特被委任为第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第三章 铁幕重重，组织严密叹为观止

中情局公开亮出自己的招牌，被司法局长认为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傻的事情”，结果这块牌子经常被人偷走；中情局备受恩宠，杜鲁门总统每天接见的第一个人总是中情局局长；中情局也在公开招聘，但拒绝“007”式的人物……

“中央情报局——右转弯；非经许可，车辆不得入内”

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初，它的办公地点设在华盛顿地区林肯纪念碑附近。直到1961年后，中央情报局的总部才搬迁到华盛顿特区与弗吉尼亚州交界处的波多马克河边的兰利。整个总部占地约200多亩。中情局是一个公开的情报机构，它不像有些国家的情报机构那样，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中情局一直显得理直气壮，大大方方。

1961年，从兰利的中情局总部大楼刚刚建成时开始，中情局就在乔治·华盛顿大马路的路口上，一直竖着一块高高的牌子，上面标着“C·I·A”的字样。后来一位司法部长看见了，大为恼火，他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傻的事情，哪有情报机构在公路边竖个那么大的牌子来宣传自己的？”于是立即下令予以拆除。

其实，这样的命令意义也并不大，占地200多亩的兰利总部的确是太显眼了，来往的飞机驾驶员都把它看做华盛顿国家机场的定位点。住在这里的居民都知道，联邦公路局旁边那栋白色的大楼就是中央情报局。1973年，施莱辛格当上局长后，觉得没有地面指示牌很奇怪，也很不方便。请示白宫之后，中情局又在原来的地方重新竖立了一块牌子，并且在上面写着“中央情报局——右转弯；非经许可，车辆不得入内”。

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块标牌经常被人偷走。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中情局兰利总部大院的保卫措施虽然很严密，但是在总部大楼旁边却有一家居民一直与中情局做邻居。原来，建兰利总部的这片土地是中情局从联邦公路管理局手中要来的，而联邦公路管理局在收购这片土地时，却有一片13公顷的土地没能够买到手。那片13公顷的土地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它的主人叫玛格丽特·斯卡特古德，一个上了年纪而性格又特别固执的老太太。

联邦政府曾多次想说服她卖掉这片地业，但斯卡特古德老太太就是坚决不肯，并且通过地方法庭，设法弄到了一纸合法手续。根据法庭的这一规定，玛格丽特·斯卡特古德有权不受任何干扰地居住在这里，直到她去世为止。这样，斯卡特古德的房子就像一只尖头的靴子一样，那尖尖的靴子头就一直揳进了中情局的大院。这样不仅大煞风景，而且不利于保密。有些人找不到去她家的公路，就只好一直闯到中央情报局的大门口。

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

这个斯卡特古德老太太每年有10万到12.5万美元的年收入，不用支付抵押贷款，生活简单富裕。她还是一位贵格会教徒和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和屠杀，热心帮助民权组织，并为它们提供了大量捐款，同时她还不断地给国会议员写信，要求削减军费和情报开支。所以她从心底里就不喜欢自己的这个邻居。

美国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大楼入口

斯卡特古德女士年事渐高，1973年唯一陪伴她的朋友去世了，从此她就独自一人生活。由于她的房子的一部分嵌在兰利大楼的大院里，所以中央情报局的警卫人员在安全巡逻时，总要捎带把她的家也一并巡逻一遍，当然这是无偿服务。所以她的家比美国其他地方任何居民住宅都要安全。当年凯西任局长时，她还被邀请到局长餐厅吃过饭。不过老太太一点也没客气，在饭桌上直接把中情局在全球范围内搞颠覆、发动别国内战的做法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这位可敬的女士和中情局做了25年的邻居，一直相安无事。1986年她因中风去世后，中情局才把她的产业圈进自己的栅栏里面。

兰利大楼的名气如此大，几乎让全华盛顿的居民都知道中情局在哪里。曾经有一个反对中情局的民间组织，派人守在兰利大楼的入口附近，偷偷地用相机拍下了很多进出汽车的牌照号码，并且据此查出部分中情局雇员的名单，登在报纸上。这让中央情报局很窝火，因为有些雇员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绝对不能让外界知道他在为中情局效力。更可怕的是，有证据表明，苏联人也采取过类似的手段，派遣特工化装成华盛顿的居民，公开地来此搜集情报。后来，经过中情局和主管机动车辆注册的部门反复交涉，他们才答应修改部分条例，对根据车辆牌照号码查询车主姓名的做法增加了一些限制。

兰利大楼那时是不对公众开放的，门禁森严。如果你要闯进去，说不定在哪一个角落，就会有全副武装的警卫、警犬和闭路电视摄像机在严密地注视着你。1977年的一天，有三个喝醉了酒的海军军官想攀越兰利大楼的栅栏，以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结果他们刚刚触到栅栏，警铃就响了，一个倒霉的家伙在大院里被抓住，另外两个在爬上汽车的前一刻被逮住了。他们被押回海军基地，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

不过近年来，兰利总部逐渐开放了，接待一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小型团体参观，但参观范围非常有限，只是让他们参观一下冷战展览会，另外就是行动中心等极少的非机密的部分。其余的地方还是不能向外公开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初，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工作。主要任务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国家情报工作提出建议，协调各情报机关的情报搜集和分析工作，并承担同国家安全有关的、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随时指派的其他任务。后来，中央情报局又获得授权从事国外政治、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这样一来，中央情报局的权限就越来越大了。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法》的规定，中央情报局主要承担下列任务：

1. 就有关国家安全情报活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2. 协调政府各个部门的有关国家安全情报活动，并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建议。

3. 对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进行分析和鉴定，并分发情报。

4. 搜集、编写和分发国外情报、反间谍情报和毒品走私及恐怖活动等情报。

5. 在国外从事情报、反间谍活动，并协调其他机构的反间谍活动。

6. 完成总统批准的各种特殊任务等。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央情报局逐渐将工作重点转向搜集经济情报和其他国际上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反恐怖主义、防止核武器扩散和防止毒品走私等问题。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明确指示，中央情报局在国际新形势下主要有三大使命：

一是努力掌握介入武器扩散和恐怖活动的国家的情况，其中最突出、最主要的国家是朝鲜和伊朗。

二是严密注视那些一旦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不利的变化可能会使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的情况，比如俄罗斯和中国。

三是尽一切努力协助美国政府确保美国企业能在国外生意场中进行公平交易。查清那些为了从美国手中夺走经济合同而进行的一切收买或行贿活动，以保障美国企业在生意场上的竞争中赢得胜利。

在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反对恐怖主义、打击恐怖分子成为中央情报局的首要任务。也许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反对恐怖主义都将会是中央情报局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于中央情报局来说，保密是首要的神圣职责。当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中央情报局总部时，马上就会有专业人士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接触情报的人必须服从的第一条纪律就是保密，即不得把他们的工作情况告诉任何人（包括妻子和丈夫在内）。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还必须形成这样一种特定的观念：为了国家利益，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被一般人认为是不光明正大的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只有局长一个人知道由世界各地搜集来的零星材料整理而成的综合情报。

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活动有“公开合法”和“秘密非法”两种途径。公开合法途径是指利用政府、军队和民间驻外机构，以外交官、国防部代表、民间驻外人员等身份为掩护，秘密派遣谍报人员，也有的谍报特工伪装成学生、商人、记者、专家等混入侦察对象国，所有这些谍报人员都是以公开合法的身份作为掩护，在当地开展秘密谍报活动；秘密非法途径是指采取非法手段进入侦察对象国从事谍报活动，主要的方式有：以移民的方式，申请合法入境，长期居留；利用偷渡、空投等手段秘密潜入；招降被抓获的外国间谍，经过训练后再派遣其回国充当自己的耳目。

中央情报局的庞大情报网络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至关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为美国决策当局作出正确的判断、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抢占先机、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央情报局的准军事行动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为推行美国的对外政策、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清除了障碍，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和某些国家的历史进程。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央情报局的许多情报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其成就和功绩是巨大的。

当然，在巨大的光环下面，阴影也是非常突出的。中央情报局在其间谍活动中，大量采用贿赂、讹诈等不光彩手段，为达到目的，甚至从不考虑其行动的合法性和道义的合理性；在美国政府的控制下严重干涉别国内政，比如1953年推翻伊朗摩萨台政府、1960年暗杀非洲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和“水门事件”等，都是采取不光彩的手段。

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消息封锁十分严格，虽然有助于保密，但也助长了内部机构之间抢功的不良风气；此外，中央情报局内部的官僚作风十分严重，尤其是那些主持情报评估判断的人，他们身上具有典型的官僚主义机构的四平八稳的作风，只要他们的判断刊印出来，整个组织都将其当做行为准则，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永远也得不到晋升的机会。

也许，对中央情报局的总体评价是一个太大的题目，而且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都公认的：中央情报局是迄今为止最为庞大、最有影响力的间谍组织，它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央情报局为了对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维持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大搞渗透、颠覆、破坏、和平演变等间谍活动，深得美国统治集团的青睐。

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机构

中情局是美国情报系统的总协调机关，也是美国从事情报分析、秘密人员情报搜集和隐蔽行动的重要机构。中情局的每一任局长都是由美国总统亲自任命的，这些局长同时还常常要担任总统和国会的高级情报顾问，常被称为总统的“耳朵”。中情局成立后，杜鲁门总统每天接见的第一个人总是中情局局长。

美国中央情报局徽章

中情局的在编人员常年保持在16500余人。不过据有关人士推测，其实际人数可能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最多的时候甚至突破了5万人。

中央情报局总部的组织机构非常庞大而且复杂，主要有局长办公系统、秘密行动司、行政管理司、情报司、科学技术司等，分别管理有关业务。

中央情报局局长也是中央情报主任，他负责管理整个美国情报界的活动。中央情报局分为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每一部分由一名副局长领导，还有六个直接归局长和副局长领导的办公室，如总审计办公室、总监办公室、平等就业机会办公室、人事主任办公室、政策与计划主任办公室等。

情报策划与协调小组是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一个专门协调情报工作的部门。它的主要任务是为情报工作规划今后的新路线，探索在冷战结束后的形势下情报工作需采取的应急措施；在密切注意俄罗斯情报动向的同时，搜集日本、欧洲等各国竞争对手的经济战略、市场目标及研究开发项目等方面的情报，把握世界经济动态；负责搜集违法武器交易、器材机械出口、国际技术合作等方面的情报；确保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能够得到不断的调整，以便更加适合美国对外战略和国内政策的需要。

秘密行动司是中央情报局最大的一个部门，它一般把情报工作和特殊行动混在一起，其成员分别从事普通间谍活动和特殊隐蔽行动。秘密行动司一方面作为最大的对外情报部门，以驻外使领馆为基地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另一方面还是中央情报局隐蔽活动的主要执行机关。在国外从事策反、颠覆、和平演变，甚至绑架、暗杀等特殊隐蔽行动。

秘密行动司下设十五个处或组，分别是六个地区处、一个国内行动处、一个特别行动处、三个参谋组、三个服务处和一个管理服务部。

六个地区处：

远东处、欧洲处（西欧处）、西半球处（拉美和加拿大处）、近东处、东欧处和非洲处。这些地区处大致相当于国务院的各地区司。地区处主要负责对这些地区的国家进行谍报、情报、准军事活动的领导，这种领导主要通过设立在这些地区的驻外分站来进行，而这些驻外站或分站通常设在这个派驻国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里，有的则设在这些国家的美国军事基地内。

国内行动处：

实际上也是一个地区处，主要是在国内进行隐蔽行动。

特别行动处：

是一个类似于地区处和参谋组的混合体，主要负责为国外的准军事行动提供人力、物力和雇佣军以及执行任务时所需要的专门技术。

三个参谋组：

包括外国情报参谋组、反间谍参谋组和隐蔽行动参谋组。这三个组负责监督各自专业方面的作战方针，并尽可能为各地区处、驻外站和分站提供帮助。

三个服务处：

包括专勤特项处、行动服务处和技术服务处。专勤特项处主要负责秘密行动司的行政计划和预算，并将隐蔽行动的必要性写成报告上送审批；行动服务处主要负责为间谍、特务的伪装和掩护作出安排；技术服务处主要负责制造各种间谍情报器具，如伪装品、微型相机、录音机、密写器材等。

管理服务部：

管理服务部包括：行政管理司、情报司、科学技术司。

行政管理司：

主要负责管理中央情报局技术设备，负责为中央情报局招募谍报后备人才，并负责这些人员的训练和培养；也负责全局的通讯密码的编制与破译，同时还从事一些反间谍侦查工作，如该司经常对一些外国策反人员进行精神状态分析和测谎试验等。

情报司：

它是中央情报局的主干机构，主要负责对外情报的搜集，尤其是对这些情报的鉴定、评估、分类，以及进一步的、详尽的分析与研究。编写《情报动态报告》，供总统和总统周围的核心人物参阅。

情报司下设的分支机构主要有：政治情报研究处、战略情报研究处、动态情报研究处、图像情报研究处、地理制图研究处等。

科学技术司：

科学技术司是中央情报局最小的一个司，其主要职责是进行基础研制工作、侦察卫星操纵及对尖端技术领域的情报进行分析研究，负责中央情报局的电子信号情报处理，把一些尖端技术应用于情报工作的研究活动。该司有工作人员1300余人，大多是一些高水平的电子和空间技术领域专家。科学技术司下设六个业务室、一个国家级的图片判读中心和一个完善的图片资料库。

中央情报局除上述庞大而复杂的总部之外，还在美国20多座城市设有分局，进行着广泛的情报活动，它还在13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情报站，派有情报人员，大部分以外交官的身份作掩护。

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几个系统之间、分局和分局之间，彼此都互不通气，更不得泄露自己的活动秘密。譬如，情报司虽然可通过秘密行动司得到情报，但这情报是谁、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得到的，却完全属于秘密；行政管理司按照秘密行动司的要求提供一切秘密行动的设备、物品，但不能过问其内容和目的。中央情报局就是在其内部，也被保密的帷幕遮盖得严严实实的。

中央情报局除了本部之外，还设有几个属于它的独立机构，如：

美国技术转让估价中心：美国中央情报局为稽查泄露工业技术情报的公司和个人而设立的专门机构，负责研究和通报这方面的情报和存在的问题。

美国全国间谍情报任务分配中心：由美国第13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盖茨于1992年设立。通过该中心，建立起全国协调一致的情报任务分配机制，即把情报任务分配给那些获取情报可能性最大、承担风险最小、所用经费最少的间谍区完成。

特别行动小分队：这也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重要部门。他们采用最新技术，运用各种变幻莫测的手法，在各国首都、军事基地等要害部门进行电子侦察工作，用一般人意想不到的方法获取重要情报。

情报解密工作处：该处是20世纪90年代初，盖茨上台后，为推动中央情报局“公开化”进程而成立的。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历史性情报问题，比如公开U-2飞机秘密档案等等。

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初，就存在诸多重大的先天缺陷。它的功能原本是要整合各部各局的情报，可是一开始就遭到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反对，因为中情局不归它们管辖，它们也不看好中情局；另外，中情局的隐秘性也常常和美国民主的开放性相抵触。

但是在美国民众眼中，中央情报局却一直被看成是“白种男子的精英组织”。它对谍报人员的招聘工作虽然有自己一套严格的程序和考核制度，但是到了后来也就变得不拘一格了，由原来的秘密招聘变为公开招聘，甚至不惜重金花钱做招聘广告。

公开招聘

1986年6月，中央情报局在美国设了11个招募中心。经考试合格后，有1000人受雇用，其中有200～300人被培养成为间谍。

1996年圣诞节期间，在闻名遐迩的英国《经济学人》周刊上，刊登了中情局一份引人注目的招聘广告。该广告以《最终的海外生涯》为题，非常直接地为美国招聘优秀的间谍人才。广告中提出了几项具体条件：

1. 有学士学位并且成绩优秀；

2. 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

3. 操作清晰准确；

4. 对国际问题感兴趣；

5. 35岁以下；

6. 应聘者及其配偶都是美国公民。

《经济学人》是面向全世界发行的知名杂志，发行量达60多万份，仅在美国就有23万份。当时，这则广告理所当然地在世界各地引起轰动，但是作为这则广告的发布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却安之若素，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中情局为了搜罗人才，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多家报纸上公开刊登自己的银盾局徽，做大型广告。只不过是这次投入的手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总共耗资2000英镑。

1998年秋，美国中央情报局大张旗鼓地进行1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征召间谍和分析人员的工作，并在美国许多地方的宾馆酒店接待应征者。

公开发布广告招聘间谍，这是中情局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它的无奈之举。因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关中情局的丑闻就不断地冒出来。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当年一些材料的解密，更多的内幕这时都真相大白于天下。比如1994年“鼹鼠”埃姆斯间谍案的曝光，就让在俄罗斯工作的众多中情局特工暴露了身份，并且有几十人被处决。这一间谍案极大地破坏了中情局的形象，从而使其声誉大跌。在这种情况下，中情局只好公开招募情报人员，一方面是为了增加中情局工作的公开性，提升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想网罗大量的优秀人才。这些广告把行动处描绘成一个由二十几岁、漂漂亮亮的年轻人组成的五彩缤纷的联合体。

中央情报局一向重视对优秀人才的引进，特别是在那些有特工潜质的大学生身上，很是舍得花大力气。中情局那些负责网罗人才的官员，几乎每年都要访问各州的名牌大学两次，从中物色适合自己的人才。中情局情报工作的神秘性、挑战性、冒险特点和“007”式的英雄主义色彩，也使它对年轻的大学生充满了吸引力。于是每年都有大批的高才生应聘中央情报局，其中不乏来自像哈佛、耶鲁这样世界著名大学的学生。中央情报局曾与美国66所最好的大学和学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另外，国会当年给美国13个情报机构追加了15亿美元的预算，其中2亿至3亿美元是分给中央情报局的。

实际上，中情局的工作人员并非都是“007”式的人物。在一线的特工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情报分析人员。这些情报分析人员都是专家式的人物，精通对象国的语言，跟踪对象国的政策变化和局势动向，根据一线特工人员搜集到的情报，对可能影响美国利益的情况作出分析、判断和预测，供美政府高层决策之用。像中情局的“中国处”就网罗了一批“中国通”，对中国对内、对外的各项政策进行全面的研究。他们不仅仅自己从事分析工作，而且与美政府的各种智库、大学的东亚问题研究机构进行密切合作，或者利用学术关系展开中国问题的探讨，或者拉拢部分学者成为搜集有关中国信息、为中情局服务的“眼线”。冷战以后，尤其是近年来，中情局为了扩大对华的侦察力量，大量征召熟谙汉语的人士，将其培养成未来的中国和亚太事务专家。

近年来，中央情报局看中的招募对象不是传统的美国人，而是来自拉丁美洲、亚洲特别是中东地区国家的移民或这些移民的后代，尤其是少数族裔和妇女。中情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中情局一直都在招募移民，以便能够进入外国的社会基层获取情报。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美国更多地把国外的恐怖分子、毒贩、军火走私犯等视为国家安全的敌人，中情局就更需要精通敌人所在国家语言的特工。那些有能力潜入恐怖组织内部的志愿者将被优先录取。

中情局曾在2003年公开招募华裔特工。他们在华裔比较集中的东、西海岸10家中文报纸杂志同时刊登大幅招聘广告，诚聘双语（英、汉）情报人员和资料分析员。中央情报局还在其官方网页上，长期刊登招聘中国问题专家的启事，日薪高达175美元。其中开列的聘用条件包括：必须是美国公民，具有亚洲专题研究生学历，其研究课题是有关中国军事、国家安全和经济领域的，而且在校平均学分（GPA）不低于3.2（满分为4）；具有外语（汉语）的听、读、讲、写能力。应征者须对中国情报分析有浓厚兴趣，拥有在外国、尤其是在华语地区生活和从事有关工作的经验；非常了解地区性问题。

2009年9月，中央情报局还在美国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大幅广告，招聘华裔女特工。在广告旁边还附上了一张华裔女特工的巨幅照片，相当形象化。

如果你拨打美国特工处特工招聘专用电话，或者是打开特工处招募网站，就会发现你首先得满足以下条件：你是美国公民，最好还得是土生土长的；21岁以上37岁以下，嫩了老了都不成；知名学院或者大学的本科学位，在犯罪调查或者其他执法机构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

当然了，如果你有奇才异能的话，那么学历要求可降低；视力要求一级棒；健康出色的体格；必须通过财政部特工处的特别考试；必须接受祖宗三代审查，接受是否吸毒检验、医疗检查和心理测试。如果全都能通过，又完成了特工处训练学校的严格训练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持证上岗了。不过，特工处训练学校的内容迄今仍属绝密。

曾任特工处处长的斯坦福走过的路，可以给那些想当特工的人提供参考。斯坦福是1999年3月4日被提升为特工处处长的。他在加入特工处之前曾于1969年至1971年在美国陆军服役，到越南打过仗。1971年，他被选拔为克里夫兰特工处特工，后来在工作中表现出色获得过多枚不宜公开的勋章，而且他还拥有经济学学士学位。

如果真的当上特工处的特工，那么享受的待遇会怎样呢？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按西方标准，人员的收入属于中等。受过高等教育并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的新手现在每月只能挣2000美元，而如果他在私营企业至少可以每月拿3000美元。从加入特工那天起，根据此人的教育程度和素质情况，每年除了跟同级官员领一样的薪水外，额外还有相当于年薪25％的奖金；特工和其直系亲属享受联邦政府保健福利计划；每年可以带薪休假13至26天；每年可以休至少13天的病假；法定节假日带薪休假；丰厚的退休薪金；如果是现役军人或者警卫队的话，那么加入特工之日起可以选择转为后备役或者提前退役。

中情局的招聘是全方位的。它除了招聘年轻的大学生外，也录用社会各个领域的人才。中情局还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招聘宗教人士。所有的应聘者在录用之前须经过严格的筛选、测谎和检查，被录用后还要接受为期3年的专门训练。

不过，中情局对高级职位的招聘却有特殊的规定。历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都毕业于名牌大学，唯一的例外是沃尔特·B. 史密斯不是大学毕业生。他从1950年到1953年曾出任中情局的第二任局长。在中央情报局建立初期，它的高级官员多是常春藤联合会所属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另外，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倾向于在熟人中招募间谍，这似乎成了美国政界的传统。所以中情局早期的骨干中有不少出身显赫的，或是社会知名人士。

中央情报局的提升晋级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工作成绩，不论资排辈，这种自由的机制很有激励作用。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黑人、拉美裔或亚裔美国人担任过任何部门的最高主管。因此在人们心中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概念，认为美国中情局是一个“白种男子的精英组织”。

在中情局，女性职员担任高级职务的机会也不多，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1995年，约翰·多伊奇担任中情局局长后，就首次任命一位女性担任中情局部长级的高级官员。

中央情报局所有的雇员必须遵守保密和沉默的规定，不得对任何人——包括配偶——透露自己的工作内容。除此之外，他们也与华盛顿其他政府办公室的人员一样，按照固定的时间上下班。在麦克莱恩附近的饭店和酒吧里，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们经常结伴而行。尽管他们把上班时挂在脖子上的工作证随意地塞进衬衫的口袋里，但还是很容易让人把他们辨认出来。后来，他们可以公开向人们承认自己的工作单位，但也就只能到此为止。如果是在以前，被问到职业，他们只能含混地回答，“在政府里工作”。即便如此，那些询问的人也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过以上的那些“自由”并不包括那些秘密特工，尤其是在中情局行动处工作的人。在行动处工作的都是谍报人员、反间谍人员、秘密操作员和保密员，他们的身份是必须绝对保密的。

“魔鬼训练”

中情局工作人员和特工的培训过程也是一种复杂的工程，对于此历来有过各种各样的传闻，对中情局的间谍训练工作进行的所谓揭秘，都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中情局的训练工作实在是太复杂了。

对那些招聘来的人员，第一步往往就是对初步确定名单的人员进行“姓名核查”。姓名核查的目的，就是要看这些人有什么不适合做间谍的背景和材料。第二步就是对通过姓名核查的人员进行进一步的安全检查，包括家庭情况、本人经历。在这两步工作完成后，合格者将会接受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考验。被考验者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受考验，以能够充分考察出其智力、表现力和思想品质的真实情况。合格者首先将会接受“观察力测验”考察，主考者会根据方案或专家的出题，让应试者自己去完成。

“意志力测验”则是将应试者从家里突然逮捕并且送到地下室的黑房里，置于强烈耀眼的反光灯下，或者与死囚犯关在一起，从黑暗中传来严厉的审问声、恐吓声。应试者最后要通过的是测谎器的测试，测查其心理素质情况。

以上合格者，首先进行9个月到1年的初步训练。开始3个月，新学员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听课，加强伪装和语言训练，特别是对派驻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都要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3个月后，到弗吉尼亚州的皮里营“农场”（即美国间谍学校，对内称三军实验训练基地）去训练。

一般来说，未来间谍们都要学习徒手格斗。他们不是像拳击家那样接受系统的训练，而只是学习如何用脚跟、手掌、指头去击中对方要害部位的“散手”，这其中包括中国功夫、柔道、擒拿术等精华的东西。全面训练的重点放在隐蔽行动和保密上。他们学习干“袋子活”（偷偷摸摸地进入私宅或公司办公室）和窃听。

“农场”内，建有控制塔的模拟的国境线供学员们进行非法偷越国境的练习，还训练他们如何盯梢、监视、摆脱敌人跟踪、建立安全接头点，及时转移，学会化装，学会接头暗号、代号、密码电报的接发方法，秘密集会，纵火爆破，绘制地图，还要研究敌人方面的反情报机构的行动方法和组织机构，以及保密教育……

在经过一年的正规训练后，中央情报局对学员的能力、智力进行测验和性格稳定性筛选后，分到中央情报局下属各个部门，在训练办公室的控制和指导下工作三年左右，然后正式派往世界各地，执行秘密任务。

据有关传媒披露，2002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新成立了一所大学，美国的特工们要在这里速成至少一门外语，学习怎样给总统写报告，研究如何应对一场全球性的危机。遭受“9·11”重创之后，一向自认为是世界顶级情报机构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能力遭到了质疑，中情局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合并了以前的11所学校，建立新的中央情报局大学，对特工人员进行强化训练。

这所中情局大学的主教学楼有深色的砖墙，浅色的玻璃窗，是一幢看上去朴素无华的建筑物。学员出入都必须经过安检。教材封皮都标示着“机密”字样。电话分成绿色（保密）和黑色（普通）两种。至于这所教学楼的地址，人们只知道它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商业区，周围全是办公楼。具体是哪一栋也是一个秘密。中情局大学教学楼本身并没有悬挂任何让人联想到中央情报局的招牌。它的停车场甚至对外开放，只不过停车场入口处有一位保安负责检查证件。

中情局大学的主教学楼紧挨着一片绿草茵茵的山坡。路透社记者偶然听到几位中情局官员半开玩笑地提到那儿可以建造一个体育馆，还给体育馆也起了一个代号“好斗的鼹鼠”。

中情局大学的宗旨也很简单：更好地协调中情局各机构对特工的培训工作，提高谍报工作的效率。中情局大学校长弗兰斯·巴克斯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央情报局新聘的雇员数以千计，在今后几年里，他们都将到这里来受训。”“我们正在为未来整整一代人提供强化训练。‘9·11’之后，中情局大学的一大训练内容就是加强和拓展安全防范意识，计算机安全、人身安全、信息安全……不管在哪个领域都是如此。”

实际上，对中情局地下谍报人员以及被派往海外搜集外国情报的特工来说，中情局大学的主教学楼还是显得过于引人注目了一点。他们主要的受训地点可不在那里，而在弗吉尼亚州另外一处隐秘的角落——“农场”。

在“农场”，学员的学习成绩和平时的表现对其日后谍报生涯有着直接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中情局大学“业务董事会”的秘密培训项目中，如果学员暴露出的弱点很多，他不仅没有资格参加下一步培训，甚至有可能遭到中情局淘汰。

中情局大学还开设经贸课程，讲授欧盟、东亚、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趋势、国际银行业务、世界石油市场、中央银行职能以及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方式。

在美国准备空袭阿富汗塔利班前夕，中情局因缺乏懂得阿富汗当地部落语言的人才而受到尖锐批评。痛定思痛，目前，中情局正在大力强化对雇员的语言训练。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汉语、日语和德语都被列为“核心语言课程”。少数特工还要求通晓某些小语种语言。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般只能在校外受训。

路透社记者最关注阿富汗人常用语言的课程设置情况，但中情局大学并没有开设普什图语、达里语（现代波斯语的一种，主要为中亚塔吉克人使用）、乌兹别克语或者乌尔都语（通行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现为巴基斯坦官方语言之一，部分阿富汗人也讲乌尔都语）课程。中情局大学高级行政官员玛丽·奥沙利文说：“我们一概不设这些科目。一来我们不缺讲这些语言的人，二来也几乎不可能聘到能够闯过我们严格的安检关，具有我们所需要的信任度的教员。”

中情局大学的安全条例规定，语言教员必须来自美国本土，有执教经历，还需经过中情局的背景检查。不过，校长巴克斯说，如果中情局高层不能确定对懂得这些特殊语言的人才有长期需求的话，他们就没法找到合乎中情局安全规定的教员。要知道，“达里语不是一夜工夫就能通晓的，需要很多年的学习”。

中情局大学的绝大多数学员都是将来要从事秘密工作的特工，因而中情局无法利用商贸语言学校，甚至也不能利用国务院的语言培训项目。一名曾在中情局大学学习法语的特工说：“外交官是不会和我们需要接触的那些人交谈的。你和一名恐怖分子交谈所需要的词汇也不会被外交官用在他们的场合。”至于商贸语言课程也同样缺乏情报人员所需要的词汇。“有几个生意人会讨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足以置人死地的导弹降落距离呢？”

在中情局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是为期4天的“为总统写报告”的课程，因为每位总统对中情局呈交的报告都各有一些特殊要求。另外一门课程的代号是“CIA201”，为期3周，其宗旨在于培养学员的团队精神。因为中情局大学的学员来自中情局各个部门，有搞技术的、搞财务的、搞分析的，也有专搞秘密工作的，专业背景差异很大。

“CIA201”课程首先让学员进行“鼯鼠”练习：每位学员都要被同学用绳子吊到离地面10～20米的高度，除了信任拉绳的同伴不会撒手让他摔死，别无求生之道。

轮流当完“鼯鼠”之后，是集体走平衡木练习，学员不仅要保持自己的平衡，也不能让同伴掉下去。同组学员都在平衡木上站住了脚，才能算是成功。据这门课程的教员说，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因为每一个小组中，不可避免地总是有学员表现出只考虑自己的倾向。

最后是紧急应对危机小组练习。学员们首先观看一部假想某个“无赖国家”入侵美国盟国的录像片。在该片模拟的恐怖袭击行动中，入侵者使用了导弹、坦克和化学武器。接着，教员分发给他们关于该片涉及的两个国家的情报手册，情报手册中的内容是完全真实的，然后要求学员提出对冲突后果的构想。这时，学员还会受到一连串的干扰，比如电话铃响个不停，教员敲门要求得到最新情报等等。学员们还需准备一份局势报告，并向即将赶赴白宫参加会议的中情局官员作简要汇报。教员告诫学员们说：“局势极不明朗，只能在不完整的情报基础上，尽力作出结论。”

2003年，一家美国媒体又披露了一则新闻，文章称，为了应付变化不定的世界新局势，美国中央情报局又在搞新花样，于2003年5月中旬开办了一所“谢尔曼·肯特情报分析学校”。这是一所旨在培养新型间谍的秘密学校。校名取自于中情局一位分析专家的名字谢尔曼·肯特，据说，此人在中情局里极受推崇，还当过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1953年他就建议创办一家分析人员学校，时过近半个世纪，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所学校设在中情局总部内一所极为隐秘的建筑之内，也有人说它就在中央情报局的办公大楼的二楼。学校的规模很小。第一批学员只有25人，14名男生和11名女生。这些学员并非等闲之辈，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拥有硕士、博士等学位，有一半曾在国外居住或工作过。

学校区域防卫森严，警卫随处可见，安全锁、警报器俯拾皆是。校舍用特殊材料建成，外表上看起来与临近的建筑似乎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有了这种特殊材料，任何人都休想窃听到建筑内的行动。出入这里的学生无一例外地佩戴一种蓝色胸牌，这是他们的通行证，表明他们可以使用标有“绝密”字样的电脑。学生们的垃圾每天都要切碎后烧毁，整个学校被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

不过，这所学校并不是培养人们想象中那些能开飞车、动枪动刀、飞檐走壁的特工，而是重点培养能坐得住冷板凳、会动脑的分析专家。学生们学习如何筛选情报、分析卫星照片、检查窃听文件、浏览国务院报告以及从新闻报道中搜寻蛛丝马迹。据美国《洛杉矶时报》透露，由于预算减少、丑闻迭出、失误不断以及新技术的涌现，作为美国头号情报机关的中情局，近两年来正在悄悄地重新评估它的作用。据中情局中老资格的分析专家说，尽管偷图纸、安窃听器等都是很不错的情报手段，但只有从大量的信息中作出迅速而深刻的分析，才能将敌手的真实意图告诉总统。这所新学校就是中情局改变其惯用手段的最新体现。授课的老师经常组织学生对过去发生的政变、暗杀和入侵等事件进行激烈的讨论。那些教师经常警告学生说，“这里没有退学的规定”——意思是说你们必须对这些内容感兴趣，而且必须获得好的成绩。

近年来，情报分析人员在中情局的分量正在不断加重，他们对美国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情局负责撰写世界上最昂贵、最独家的报纸———《总统每日简报》，每天从美国利益的角度出发，向总统及其高级顾问提供对当日世界大事的看法。据说，历届美国总统对中情局各有好恶。前总统布什曾经是中情局的第九任局长，所以对《总统每日简报》十分偏爱。他执政期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阅览简报。而尼克松却截然不同，他对这些简报嗤之以鼻。1973年中东战争期间，由于中情局未能预测到战争的爆发，尼克松把“这些玩马戏的小丑”们臭骂了一顿。

据称，肯特学校的课程分门别类，应有尽有，既有分析课，又有实战课。案例分析切合重大的国际事件，诸如1998年5月印尼苏哈托总统倒台事件、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事件等。实战训练则是在属于超级机密的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五角大楼的太平洋指挥中心以及夏威夷的珍珠港进行。学校要求学生既要是某一行业的专家，又要成为中情局的“忠实走狗”。

自“9·11事件”以来，中情局抓住美国人爱国情绪高涨之机，同美国的一些高等教育机构恢复了合作。目前，中情局正一面大幅增加对间谍技术研究的资助，一面从美国大学中招募“最好的”学生。而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也一改近年来对中情局不爱搭理的冷漠态度，开始为中情局的某些关键部门定向培养起专门人才来。那些愿报效祖国的美国年轻人曾梦寐以求想成为其中的一员，美国的许多科学家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该局资助的一些项目的研究。

2002年的一天，中情局科学家兼资深特工菲利普来到拥有1万多名学生的新泽西罗切斯特理工学院，对该校四年级的大学毕业生进行了一系列反恐培训。他给学生们传授了涉及6个学科的知识和实用技巧，例如，如何根据骨骼结构来识别伪装的恐怖分子、如何扭曲光线以便让特工人员躲在阴影里不被发现等。这名科学家还“现身说法”地表演了一番。面对观众，他说了声“隐身”，就变得无影无踪了。这一切令学生们兴趣盎然。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对情报机构的拨款数量骤然增加，其中布什“钦点”给中情局用于抓捕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其他头目的预算就高达10亿美元。这令一度如饥似渴的中情局得到了充裕的资金，该局下属各部门也因此而手头宽绰多了。菲利普所在的中情局情报技术中心获得的年度预算也成倍增加。在此情况下，菲利普就可以把一些搁置已久的计划重新拾起，只是该中心在人手方面还存在问题，因此，他希望能从一些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物色到符合要求的高技术人才。

目前，中情局和教育机构之间出现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有趣现象。例如，有两所州立大学在2002年任命了同中情局有关系的人员担任校长，其中德州农工大学任命中情局前局长罗伯特·盖茨为该校校长，亚利桑纳州州立大学任命中情局负责资助发展间谍技术的创业资本公司副董事长迈克尔·克罗为该校校长。又如，美国教育界大约有30多名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响应政府号召到情报界兼职，填补了由于部分专家被调往反恐战争第一线而留下的空白。

在2002年10月1日更新的中情局网站上，有52个项目招募新人，其中包括电脑专家、精通多种文化的心理学家、环境安全工程师以及录像带制作专家。

中情局的招聘活动得到了美国社会的热烈响应。一年多来，中情局共收到了超过10万份求职申请。但是，由于该局的不少职位具有特殊性，至今仍无人能够应聘。因此，中情局不得不求助于美国的一些大学，让他们进行“定向培养”。这些职位主要集中在高科技和情报分析方面。例如，能够编制语言自动翻译软件的计算机人员、电脑和网络安全人员，研制能够准确探测生物和化学品的感应设备的人员等。当然，这些人员与执行特殊任务的外勤人员并不一样，因为他们不必出生入死和外国间谍斗智斗勇。所以，梦想做“007”式间谍的大学生还是趁早别干这行。

除了有专门的教育机构或者是和教育机构联手培养特工之外，中情局特工培训的途径还有很多。据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编写的那套培训特工如何使用魔法和骗术的手册，已经上市出售了。

1953年，魔术师约翰·穆赫兰道为中情局编制了一本特工手册，中情局付给他3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稿费。

手册当中包括如何使用骗术：比如以特有的方式系鞋带向其他间谍发信号，表示“我有情报”、“跟我来”、“我还带了个人来”；又比如如何把药片藏在火柴盒中，然后借点烟引开对方注意力，把药片投入饮料中，以及如何人不知鬼不觉地将小东西装进口袋中等。

这是中情局当年针对苏联展开的心理控制试验项目的一部分。1970年，中情局曾下令将手册全部销毁，但其中一本幸存了下来。

现在，这些内容已经被解密，手册得以重新出版，起名为《中情局诡计骗术手册》。书中收录的材料是由间谍史学家基斯·梅尔顿和前中情局技术负责人鲍勃·华莱士共同发现的。

中情局副局长约翰·麦克劳林为本书撰写了前言。但特别强调，就他所知，给饮料下药的手段“实际上从来没有人使用过”。

据有关资料显示和一些退役特工的回忆，中情局的那些特工在第一阶段只是接受一些基础技巧训练，比如驾驶、轻武器使用、密码无线电通信、语言社交礼仪培训、化学爆破、心理学等课程。不过在参加训练之前，必要的审核还是不可少的，诸如此类的测谎、药物催眠等，一样都不能少。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基础训练之后，那些合格的特工就被根据不同的专业进入不同的训练营地。一旦进入中情局的训练营，就是“地狱式训练的开始”。其中最令人难以接受的，就是接受行动处特工的训练。

平时，行动处的那些特工看上去很绅士，实际上他们更像魔鬼，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他们拥有美国“海豹突击队”一般的杀人技能。因为他们所接受的就是这样的训练。美国海豹突击队是世界上最精锐的特种部队，堪称王牌中的王牌，而且在各国特种部队中，它的作战成功率几乎可以说是最高的。而中情局对这些特工的训练，往往就是采用这样的训练方式。

其中最艰难的就是被称为“地狱周”的强化训练计划。在强化训练过程中，所有学员在6天中只可得到4个小时的睡眠。一周下来后，关节扭伤，骨头摔折，甚至患上肺炎者也大有人在，而且当队员们在水中整整游了一夜而疲惫至极并准备上岸时，教官又告诉他，只要承认无法继续接受训练或者是不适合干这种工作，马上就会有热咖啡送到你的面前，并且可以洗一个热水澡后再美美睡上一大觉。这个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那些意志不坚定者往往会由此被淘汰出局。

在整个训练过程中，他们要同时开展空降、格斗、捕俘和爆破等高强度的训练。他们的格斗教官往往是李小龙式的截拳道大师和咏春拳高手。他们的训练科目也是以截拳道为主的，同时辅以当今世界武坛上极为凶悍的“格雷西”柔术，这无疑是一种最佳的结合。

除了体力和体质上的训练之外，中情局还要对一些特工进行“洗脑”，在思想意识上对他们进行训练。

有一份“三步走”的资料，即是中情局当年对那些谍报人员“洗脑”的教育材料。1999年6月份，对美国政府决策有着强大影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份报告，建议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这个“三步走”的策略不仅仅是停留在美国政府决策参考的层面上，在美国这十年来的对华外交实践中，已经得到了体现。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这个“三步走”看来还要“走”下去。

第四章 美苏争锋，两大阵营暗战烽烟不断

冷战初开，柏林、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三大都会成了“谍都”，一时谍影重重，但单靠解读《真理报》无法了解斯大林是死是活；仿效“白银行动”最后成了笑柄，U-2高空侦察机的飞行员被苏联人带上被告席；虽然窃取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让东欧政坛发生了一次“地震”，但耗费3.5亿美元的“杰尼弗行动”打捞计划却不了了之……

效仿“白银行动”

二战刚刚结束，美国同苏联之间的冷战就悄悄拉开了帷幕。当年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两位盟友，这时已经成了世界两大阵营的老大。这种格局的形成，为中情局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当时罗斯福总统刚刚去世，新上台的杜鲁门总统解散了战略情报局，只是成立了一个过渡性的机构——中央情报组，其主要的任务就是解读苏联的局势。当时美国人对苏联在欧洲的意图并不了解，也没有了解苏联的渠道，除了收买一些临时性的特工之外，据说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靠读报纸。据中情局当年的一名资深情报分析家弗里兹·W. 埃马斯后来说，当年那些所谓绝密的情报，都是从苏联的公开报刊上得来的二手货。

有一次，他指着一份题为《苏军未来战争思考》的绝密档案说：“中情局当年的专家对苏军未来30年的作战模式与意图都进行了有模有样的分析。然而，我们现在才知道，这些报告与分析完全是在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发挥出来的。他们完全是靠记者或者学者提供的资料，比如说苏联领导人开会的时候进入会场的秩序，《真理报》上苏联领导人的排名，以及苏军公开报道的大演习等。”

埃马斯并没有夸大其词。不要说在二战刚刚结束的年代，就是到了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中央情报局已经成立了几年，这种现状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当时有一份关于斯大林之死的情报是这样写的：我们无法确定斯大林是否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也不知道他是否死于谋杀，或者他就是如公开的报告所说的那样死去的……

这样的话，简直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自从1946年冷战开始后，欧洲大地上不断上演着“北约”与“华约”两大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谍报战。冷战初期，欧洲著名的“中欧心脏”柏林、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三大都会一直是谍影重重，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情报人员都在这里各显身手，进行着全方位的较量，从而使这三座城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欧洲谍都”。

据西方情报机构的一份资料显示，冷战时期，活跃在维也纳的各国间谍人数最多时竟达2万人，维也纳因此成为冷战时欧洲最大的间谍之都。美丽的维也纳，成了美英特工的窃听天堂。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特工们，就在这里联袂上演了一出成功的“白银行动”。

1949年，由英国军情六处牵头组织了一次代号为“白银”的秘密行动，成功窃听了苏联人的电话，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军情六处先是在维也纳的郊区买了一栋房子开了一个花店，借装修花店的名义大兴土木，暗地里却动用工程兵组成的施工队重新整修了公路地面，大面积地铺设了结实的钢筋混凝土，并且从房子下面挖了60多米长的地道，一直延伸到苏军的通讯电缆下面，安装好窃听器材，接通了苏军司令部的电缆，用录音机将苏联人的通话录下来。这样，他们坐在地下室里就可以监听到维也纳苏军司令部与莫斯科所有的通话内容。

维也纳市政厅

然而令英国情报人员哭笑不得的是，他们的心思并不在花店上，可是本为作掩护的花店的生意却特别的好，每天上门买花的人络绎不绝，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情报工作。原本以为经受了二战失败的维也纳人没有经济能力购买作为奢侈品的鲜花，何况花店只进一些名贵的、罕见的花类，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英国情报人员选择的那些珍贵的鲜花，才吸引了大量的顾客。英国人十分苦恼，不卖花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是如果卖花的话，秘密的地下挖掘和窃听行动就容易暴露。最后，英国人实在无可奈何，便找到一个理由停止销售那种名贵却畅销的鲜花。这个理由竟然是：鲜花的产地遭受罕见的虫灾，暂时没有货源。

当时英国人的确从中得到了大量的情报，并且花钱请了一位漂亮的女大学生来为他们传递情报。那位大学生的任务就是将情报带到一个固定的公园里，那里会有一个英国军官在等待着她。可是由于这个女大学生长得太漂亮，有一次在公园里同那个英国军官接头，那个军官化装成了一个脏兮兮的乞丐，结果让一个警察误认为是乞丐在调戏美人，就把那个“乞丐”带到了警察局。后来还是通过秘密情报局向奥地利政府施加压力，才把那个军官放了出来。

在英国人的启发下，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开始了行动。1951年，中情局驻维也纳情报站获得了一份维也纳苏军司令部的地下电缆网络图。他们立即从华盛顿总部请来了电讯专家卡尔·纳尔森，对维也纳地下设施图和其他市政建设的资料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从这张电缆网络图纸中找到了一条维也纳苏军司令部通往莫斯科的通信线路。于是他们就同英国特工联手，利用这张网络图扩展“白银行动”，在维也纳建立多条窃听专线，大大提高了窃听的效率。

通用“白银行动”，中情局不仅全面了解了奥地利苏军占领区的军事布防情况，同时还了解了苏联当局其他各方面的信息和外交政策。例如，1948年由于南斯拉夫和苏联一向关系不和，加上铁托不甘受制于苏联，两国关系破裂，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苏联领导的共产党情报局，使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都为如何制定对南斯拉夫的新政策而举棋不定。多数外交家认为，铁托是共产党，他与斯大林分道扬镳是想迷惑西方国家。但是，后来中情局也是通过从维也纳情报站窃听到的信息，证实了铁托与斯大林分裂的真相。他们知道苏联当时并不打算向巴尔干半岛扩张，也并不想马上逼迫南斯拉夫就范。这一情报的获得，让美国人很快就决定了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时期，于是美国政府就放心地从欧洲抽调了大量的兵力，投入到朝鲜战场。

“白银行动”的成功让中情局第一次尝到了甜头，也获得了经验，于是他们马上决定在柏林如法炮制。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当年不可一世的德国被分裂成了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首都柏林也被一分为二，柏林和维也纳一样，也成了冷战时期的另一种战场。各国的谍报人员云集柏林，一场“暗战”又风生水起。苏联和美国的间谍部门就在柏林摆开了战场。

当时，罗斯科·亨利·希伦科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此人足智多谋，是一位间谍老手，他认为柏林是东、西方的结合点，是从事间谍活动的最理想地点，他以一种谍报人员的敏锐看到了一种新的战机。于是决定把柏林当成维也纳，再来一次窃听行动。希伦科特认为，优质的情报比黄金还有价值，所以他就把将要开展的窃听行动命名为“黄金行动”。

1954年，杜勒斯收到由潜伏在东德的3名间谍传来的情报：在东柏林近郊的格林尼克村有一条地下电缆，可以容纳432条电话线路，其接头离西柏林近郊的鲁多夫村很近。于是，杜勒斯就命令美国特工也在地下开凿一条长约1476英尺、直径为78英寸的隧道直通东柏林地下，拦截在卡尔斯霍斯特的苏联空军司令部与柏林连接的陆上通讯线。他们选择在西柏林南郊的阿尔特格里尼克钻孔打洞。因为该地区大部分是低矮的棚屋和板房，是来自民主德国的难民用旧材料和破砖瓦搭建而成的，在这里钻孔打洞，完全可以避人耳目。

美国中央情报局首任局长罗斯科·亨利·希伦科特

但是，要想找到这条直径只有2英寸的电缆线很不容易。为了能找到精确的挖掘点，中情局派出特工人员假装在东、西柏林交界处打棒球，故意将棒球远远地打到东德管辖的区域。然而他们的这种伎俩却被友好的东德卫兵破坏了，他们见球过来，便把球抛回西区。无奈之下，中情局又只好让两名特工伪装成美国大兵，驱车前往东柏林执行任务。他们在预定地点停车假装换车胎，冒险将两个小型无线电发射装置放在选定位置上，这才确定了隧道挖掘的精确位置。

另外，在窃听技术方面，美国人也遇到了难题。当时苏军对西方间谍已相当警觉，将领级的官员通电话必须按规定加密干扰声音。不过，中情局通信专家经长期研究发现，声音受干扰的一瞬间，原声仍留在电话线上，如能运用特殊技术截收原声，就可清晰听到通话内容。中情局决定继续同英国秘密情报局合作。中央情报局自己做的工作首先是选择场地，使隧道的位置正好处在苏联人的电缆线下面；然后录下所有收集到的电讯信号，最后把所有电讯材料送到华盛顿处理。英国同行的任务是建造通讯管道，在苏联的电缆线上搭线，将有用的信号输送到隧道顶端的窃听室录音；帮助在现场再建立一个处理录音材料的工作室。为了确保隧道的挖掘工作万无一失，分工后双方分别做了试验和研究。

“黄金行动”一切准备就绪后，窃听隧道于1954年8月正式开始挖掘。可想而知，这个工程将是多么的复杂和艰难。它要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位置很危险。这条隧道要从西柏林南郊的阿尔特格里尼克开始，穿过勃兰登堡，再延伸到东柏林阿尔特—格林尼克区的公墓，直通索恩法尔德公路地下。由于苏军和东德边防军日夜在地面巡逻，要挖的隧道正好处在苏联和民主德国巡逻队的脚下，一不小心就会被发现；挖掘时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声响，也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挖隧道会带来大量的泥土和沙石，如果敌人发现凭空多出这么多的土石必然会起疑心；在挖掘时和挖掘后，隧道里都需要大量的空气，否则隧道里会使人窒息，因此需要有相当数量的排风扇；还有，电子仪器工作时热量不能传到地面……

面临着这么多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杜勒斯认为只有一个人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他就是比尔·哈维。比尔·哈维是中情局的高级特工，又与苏联间谍打了多年交道，所以隧道的施工就由他负责全面指挥，具体的挖掘工作由美国工兵承担。

谁知挖掘工作一开始就进行得十分困难。先是遇到了地下水，接着又在另一处碰上了奇臭无比的化粪池排放区，美国工兵只好头戴防毒面具，身穿防水服工作。

为了解决多出来的泥土等问题，比尔·哈维想出了声东击西的一招。为了迷惑苏联人，他命令工兵部队先在两德交界处修建一个地下大仓库，而这个大仓库就是为了吞掉挖隧道所产生的几千吨泥土。从表面上看，从这个大仓库里进进出出的是装有电子仪器和泥土的车辆，会被人误认为这里将要建造一个无线电雷达拦截站。而当时建立无线电拦截站是十分平常的事情，苏联并不会对其产生疑虑。他们把掘出来的土先放进雷达站的地下室，然后装进一只只大木箱，木箱外面再贴上各种标签，趁黑夜用卡车偷运出去。当时苏联间谍也曾对此产生过怀疑，但当他们得知是建仓库和雷达站时，也就不再在这方面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经过半年的挖掘，隧道最终于1955年2月竣工，其中有一段直通索恩法尔德公路下面，竟然接通了苏军总部的通信电缆！这条地下隧道长2500米，直径2米，隧道的四壁全用厚铁板镶接而成，铁板表面贴有隔音材料。隧道里装有空调设备来调节温度和湿度，用水泵来排除渗出的地下水。隧道的主体工程是窃听室，窃听室里设有交换台和432个扩音器。这些扩音器又都和东柏林的那条地下电缆中的电话线路对应。此外，还有一套精密的窃听和录音装置。窃听线路用厚厚的铅皮包着，穿过一层木头隔板、一条陡直的甬道和两重结实的铁门，最后接到东柏林的电缆接头上。这样就能听到“铁幕”那边电话的声音了。这些电话的声音经过扩音器扩大音量后，输送到隧道上面的雷达站。在雷达站里设有432台磁带录音机，它们能把窃听到的所有电话声音都录下来。

为了解决潮湿空气影响电子设备正常工作的问题，比尔·哈维将隧道与其毗邻的窃听室进行隔绝，使窃听室成了近乎封闭的独立小屋，并在窃听室外面15码处，安装了一扇钢筋混凝土的坚固大门，门上用德语和俄语写着：“军事重地，禁止入内！”安装这扇门是有道理的，中央情报局估计到这条秘密隧道迟早会暴露，一旦被发现，有人沿着隧道查到门前时，便无法继续向前，窃听室的人就可以利用这点时间进行必要的准备。

这就是间谍史上著名的“柏林隧道”。隧道修成后，中情局就可以极其方便而又准确地窃听到东柏林和莫斯科之间往来的电话了。利用这个布满窃听器的隧道，中情局每天可以录制800盘录音磁带，打印至少4000米长的文传打字带。每个星期，中情局把这些材料送回华盛顿处理，经过翻译后，供分析人员研究。大约50名精通俄语和德语的人员挤在一间只有25平方米的密室里从事翻译工作，而为了防止克格勃窃听，这栋房子周围用铁板裹得严严实实，而且没留窗户。人们给这个房间起个绰号叫“袜厂”。

1954年8月，柏林隧道开凿后不久，监听设备就开始试验截听苏军电话了。第一个重要信息于当年底被截获，是苏联军方传达克里姆林宫的指示，要求驻东德苏军保持良好纪律，不可破坏和谐气氛，配合政府同西德改善关系。分析人员根据这份情报做出判断：柏林战争状态有望结束。果然，1955年1月，苏联宣布与西德结束战争状态，9月13日双方正式建交。

在正式运作一年多的时间里，经由这条线缆的所有电话都被监听，每天都有大量的磁带和情报分析源源不断地送往华盛顿，而那些重要情报则由此流向中情局，中情局的良苦用心似乎终于得到了回报。他们凭借这条隧道掌握到苏联夸大在东德的驻军实力，根本不可能突然向西柏林发动进攻。同时，他们还获知，苏军在东德修筑了特殊的武器库，分析专家推测，苏联人可能会在东德部署原子弹。从秘密隧道传来的大量重要情报令中情局大喜过望。

然而好景不长，中情局很快就发现他们再也听不到有价值的情报了。就连后来苏联出兵匈牙利那样重大的事件，竟然没有从隧道里获得一点消息。于是美国人开始产生了怀疑——难道苏联人已经发现了隧道的秘密？后来的事实证明，克格勃并不是吃干饭的。

原来，早在隧道还未动工之前，有一个间谍就已经把这项绝密计划的相关文件泄露给克格勃了。他就是世界情报史上有“间谍王子”之称的乔治·布莱克。

1954年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共同策划实施了柏林隧道计划，以提供苏联向西方进行行动的最前沿情报。然而克格勃轻易地让这一切努力付之东流。

乔治·布莱克原姓贝哈，于1922年11月11日生于荷兰鹿特丹。父亲是英籍土耳其人，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乔治·布莱克在还是孩子的时候便失去了父亲，同他的叔叔，后来成为埃及共产党领导人的亨利·库里尔朝夕相处了几年，受到了早期共产主义教育。在英国，他开始了情报工作，从事密电码的截收和破译，后来被外交部录用。朝鲜战争期间，乔治·布莱克成为朝鲜人民军的阶下囚，并秘密被克格勃招募。

回到英国后，乔治·布莱克继续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他利用这个机会，向克格勃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而且将英国秘密情报局隐藏在苏联内部的特工名单交给了苏联人，让英国情报局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有42名英国间谍因此失去了生命。这一回又是他把柏林隧道的真相报告给了克格勃，向中情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开了一个大玩笑，让他们毫无颜面。

1956年4月22日，在东柏林郊外的索恩法尔德公路上，一小队苏联通信兵正在对地下通信电缆做例行的检查维修。一名年轻的士兵“突然发现”了一条包着厚铅皮的电线。于是他们顺着这条线路一直向一条陡直的甬道走去，很快就发现甬道前面是一条水平的隧道，在不远处，一扇钢筋混凝土的大门堵住了去路，门上用德文和俄文写着“军事重地，严禁入内”。

在得到上级的指示后，大门被炸开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了进去，眼前的一切让他们目瞪口呆：这是一间独立的钢制小屋，里面摆满了各种精密的电子窃听仪器，不同颜色的指示灯还在闪烁。屋内空无一人，电炉上已经煮沸的咖啡还在咝咝地响着，暗示主人刚刚离去。在小屋后面，是一条宽敞齐整的隧道，向远处延伸……

苏联通信兵发现了隧道中的窃听室后，立即向上级报告。莫斯科方面这才发表声明，原来他们早就知道美国人在搞地下活动，他们并没有马上揭穿中情局的阴谋，而是来了个“将计就计”，把机密情报改在其他线路上传送，同时又利用这几条电缆向西方传送假情报，愚弄美国。他们要等到时机成熟才一举粉碎美方的地下阴谋。

苏联随即召开记者会，指责美国人入侵苏联管辖区，并让众多记者参观这条通向美占区的隧道。东柏林的报纸、广播都发表了头条新闻，苏联政府用最严厉的措辞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严惩开凿隧道“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并说美国中情局长杜勒斯的妹妹、美国务院德国问题专家埃兰娜·兰辛·杜勒斯女士曾两次到这个地下隧道“检查工作”。东欧一些国家的报纸也相继发表评论，指责这种窃听行为严重损害了东德的主权。

不久以后，苏联政府把这条地下隧道作为游览项目向公众开放，并安排向导向游客讲解中情局是如何在这里搞窃听的。据说，在不到两个月的开放时间里，就有大约4万人参观了这个地下隧道。

中情局吃了个哑巴亏，“黄金行动”最终变成了“废料行动”。美国当局除了通过舆论界表示对这个地下隧道“一无所知”外，对苏联的抗议指责和抨击均保持沉默。

直至1961年布莱克的间谍案曝光后，中情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才意识到自己确实是被苏联人给耍了。

U-2飞机的飞行员被带上被告席

“黄金行动”的失败让中情局很没有面子。中情局当时在一份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集团严格的安全措施确实使传统的搜集情报的方式失去了作用：秘密特工用隐蔽手段传递情报，要求进出目标区域的旅游者睁大眼睛观察并报告他们的收获，用电话线路或其他的方式进行监听，偷取邮件等方式现在都失效了。的确，情报工作的所有手段对付苏联似乎都没用了，而且还找不出其他的替代方式”。

不过，中情局最后还是找到了一种“替代方式”，那就是派飞机从高空去拍摄苏联的军事设置和装备部署。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空军就开始以波音RB-47侦察机闯入苏联领空进行高空侦察。当时绰号为“高空间谍”的RB-47侦察机称得上是电子侦察机中的佼佼者，它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500多千米，飞行高度大约为1.2万米。为了便于监听，美国人还对飞机进行了改装。瘦长的铝制机舱外边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补丁”、“肿块”、吊舱和其他一些附属物，每一个附属物中都藏有一根与众不同的特制天线，整架飞机上加起来总共有400根。有时在飞机的右边还悬挂着一个吊舱，里面藏着更多的天线和接收机。当年一位曾在RB-47侦察机上服役的美国老兵说，“我们通常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溜进我们驻扎的机场，飞机藏在机场的尽头，或者藏在一座孤零零的机库里。”有些小分队的指挥官甚至不允许机组人员集体出入公共场所。为了避免让人猜想到他们是在执行间谍任务，机组人员有时在进入飞机保养区时，还要在自己的飞行服外套上民用工作服。

当时，美国对苏联发动了一次代号为“本垒打工程”的间谍行动。刚刚上台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全副武装的美军RB-47侦察机入侵苏联。只不过这些由轰炸机改装成的侦察机上装载的是监听设备和照相机而不是核武器。

那次代号为“本垒打工程”的行动是从格陵兰岛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发动的。这个基地设在离北极圈690英里的一个名叫图勒的爱斯基摩村庄旁。在昏暗寒冷的极地，空勤机械师冒着零下35度的严寒检修了近50架轰炸机和加油机。这些飞机将执行冷战史上最为秘密的大规模入侵任务。当时为这些飞机和机组人员搭建的临时建筑，从外表看上去和铁路的冷藏车一样。

那次任务是要深入俄罗斯的整个北部陆地，也就是说，要穿越从阿拉斯加附近的白令海峡直到摩尔曼斯克和卡拉半岛之间长达3500英里的白雪皑皑的永久冻土地带。当时人们对苏联的北极地区几乎一无所知，然而，由于飞越北极是苏联轰炸机和导弹到达美国大陆的最短路线，因此它很可能会成为下一次战争的战场。反过来说，它也最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入侵苏联的捷径。因此，任何一名观察到美军轰炸机的苏联雷达操作员，都不可能认为美国飞机的任务是侦察而不是打仗。尽管此举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风险，艾森豪威尔总统仍批准了这一计划。

10架RB-47侦察机在格陵兰岛的一座名叫北星湾的基地整装待发。起飞前10分钟，机长看到绿色信号灯又闪烁了3秒钟，提示他可以滑入起飞跑道。他将飞机缓缓地转向起飞位置，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一旦进入飞行状态，机组就必须让无线电处于绝对静默状态，以免让苏联电子侦听设备得到任何信息。即使起飞前同地面控制中心联络也只能用短暂的灯火信号进行。

上午10点整，飞行员松开制动闸，飞机震颤着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以每小时近200英里的速度在结了冰的跑道上疾驶，身后留下一串灰色的烟雾。当水泥跑道快到尽头时，飞行员将操纵杆稳稳地拉向怀中，飞机以优雅的姿态飞上了蓝天，按计划前往预定的俄罗斯极地进行侦察。在此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每天大约都有8～10架侦察机起飞，在北极上空加油后继续向南飞越苏联边界，然后飞往预定地域。

这是冷战史上一次最为大胆的入侵行动——10架武装RB-47侦察机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列穿过北极深入苏联空军基地，就像进行一次核轰炸飞行一样。它们先是进入西伯利亚的阿姆巴契克，然后调头向东往白令海峡的阿纳德尔湾飞去，一路上不断搜集苏联空军基地和导弹发射基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大约在两个小时后，这些间谍飞机才准时返航，降落在阿拉斯加的埃尔森空军基地。降落后几分钟，那些录像和录音带就被特别班机送往美国华盛顿总部进行分析。录音带显示，没有发现苏军的雷达信号，这说明当时苏联人对美国轰炸机飞越北极的行动茫然无知。苏联的俄罗斯北部边疆是一望无际的冻土带，确实不易受到雷达监视。但是没人敢想象，如果苏联的雷达当时要是发现了这批入侵的轰炸机，并且认为是美国人要发动突然袭击，真不知道这次行动该怎样收场，因为只要几秒钟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发起反击，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在实施“本垒打工程”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美军侦察机总共飞越苏联领空执行侦听和照相任务达156次之多，却没有损失一架飞机，也没有由此引发战争，尽管莫斯科觉察到了美军飞机的空中入侵行动。不过在这次大规模入侵后的第8天，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收到了一份抗议照会，指责他们的入侵行为。但是在公开场合，苏联人却一直缄默不语，而美国人也依然我行我素。

就在美国的RB-47侦察机入侵苏联领空的同时，另外一些电磁侦察机也在进行危险的“猎狐行动”。为了探明敌方的空防系统，它们冒着遭受苏联人反击的危险匆匆穿越敏感的边界地区。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迫使苏军的导弹连和边防部队开动秘密跟踪设备，从而使美国信号人员捕获宝贵的电子信号。经过分析处理之后的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作战计划人员确定哪里是敌方的薄弱环节，以及用何种方式才能最有效地反击敌方的雷达和火力控制系统。

当时中情局为什么要冒着飞机被击落的危险，派出大量的侦察机对苏联进行大规模的空中侦察呢？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途径获得所需要的情报。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时，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刚上任一个星期。中情局的那些情报官就不得不感叹道：“对于克里姆林宫的思维方式，我们没有可靠的内线消息。”

而刚刚上台的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此也很不满意，他指责中情局的那些情报官说：“我们对苏联的长期计划和意图的评估，都是根据不充分的证据所做的揣测。自从1946年以来，所谓的专家都在放言高论斯大林一死会发生什么状况，我们国家该如何应对。现在他死了，各位不妨翻翻政府档案，找找看我们订了什么计划。我们没有计划，甚至不知道他的死会有什么影响。”

正是这种证据不足的揣测，让斯大林之死强化了美国对苏联的猜疑。当时对中情局而言，问题不在于斯大林的继任者是谁，而是担心苏联会不会抢先发动战争。不过事后证明，中情局当时对苏联的诸多猜想，不过是杞人忧天。因为斯大林在生前从来就没有称霸世界的大计划，也没有支配世界的手段。斯大林死后，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曾回忆说，斯大林一想到可能与美国发生全球战争便浑身“发抖”和“战栗”。赫鲁晓夫说：“他怕战争。斯大林知道自己的弱点，所以他不会做什么可能挑起与美国大战的事。”

赫鲁晓夫的这些话，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从苏联当时的策略来看，其根本的弱点之一，就是日常生活的每一层面都附属于国家安全之下。斯大林和他的后继者对保护国家疆界都有着一种病态般的执著。先是拿破仑从巴黎长驱直入，接着又是希特勒从柏林攻来，所以斯大林认为唯一有效的战后外交政策，就是把东欧变成巨大的人肉盾牌。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让苏联元气大伤。正如美国人所讽刺的那样，“斯大林把全部精力用来暗算国内政敌的时候，苏联人民正在大排长龙似的队伍等着买一袋马铃薯”。

正是由于苏联的这种沉默，才让艾森豪威尔自1953年上台之后，使美国享有了八年的和平与繁荣。不过，艾森豪威尔也一直担心可能发生核战争。中情局又一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让他放心。1953年6月5日，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竟在一次国安会上明确表示，中情局无法“通过有效的情报渠道提供任何苏联突击的预警”。

几个月后，中情局提出大胆猜测，认为苏联在1969年之前没有能力对美国发射洲际导弹。事实证明，这个估计与后来的事实整整相差了12年。因为在1949年8月，苏联就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试验。1953年8月，苏联又进行了氢弹试验。苏联成功试爆的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然不是核弹，但也有相当大的威慑力，可是中情局当时却毫不知情。直到6个星期之后，艾伦·杜勒斯才向总统报告了苏联试爆的情况。当时艾森豪威尔犹豫不决，他考虑是不是应该抢先对莫斯科发动全面核武器攻击。不过当时美国根本就不知道，莫斯科究竟是有1枚核武器，还是有1000枚核武器，所以他们无法作出准确的决策。

“本垒打工程”结束两年之后，中情局又派出3架RB-47侦察机从英格兰起飞，朝苏联北部的科拉半岛飞去。不过这一次却没有那么幸运。在离戒备森严的港口城市摩尔曼斯克大约100英里的地方，2架侦察机按计划调头返航。第3架径直继续飞向海岸线。就在飞行员打开照相机和侦听设备还没有几分钟，苏联的米格战斗机群就呼啸着冲上了蓝天，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炮声。一架米格-17战斗机在上方开火了。炮弹从机翼上穿过，打坏了飞机内部通讯系统，在油箱上穿了个洞。当飞机逃入芬兰的领空时，机上的油料快漏光了，剩下的那个油箱总算救了机组人员的命。在后来的几年内，被苏联人击落的美军RB-47侦察机超过了40架，牺牲的飞行人员也在200名以上。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的防空政策有非常重大的转变，防空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其实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苏联人就偷偷地提高了自己的防空能力，只是美国人当时还没有觉察到而已。早在1952年8月，苏联的战机就闯入了日本北海道的领空，击落过美国空军的RB-47侦察机。美国人意识到，在苏联领空进行高空侦察和拍照变得愈来愈危险了，因此，美国空军开始寻求一种飞行高度为2万米以上的亚音速高空侦察机，想利用高空飞行来逃避苏联的米格-17战机的拦截。因为美国人知道，苏联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米格-17的飞行高度为1.3万米。

1953年7月，美国空军要求将B-57堪培拉式轰炸机改良成一种超高空侦察机，几经周折，最后在1954年11月23日，由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式批准中情局负责CL-282型飞机的生产，并要空军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12月22日，中情局与洛竭公司签订了一份意向书，要求洛竭公司制造20架CL-282机体和1架双座型及其他零件，由空军提供发动机。

由于CL-282设计作侦察之用，因此官方名称代号并没有使用B（轰炸机）或F（战斗机）之类的系列，但它属高度机密，所以又不能使用侦察机的代号。为了隐藏其真实用途，美国空军于1955年7月才选择了U这个代号。从此CL-282就被确定为“U-2”。“U”在美国空军的飞机用途分类中代表“杂务”的意思。

高空侦察机U-2型飞机就这样问世了。U-2的侦察能力在当时也的确是一流的。U-2上装备的高分辨率摄影组合系统能在4小时内，在1.5万米高空拍下宽200千米、长4300千米范围内地面景物的清晰图像，并冲印出4000张照片用于情报分析；在9000米的高度拍下的照片，经过放大后可以看清地上人阅读的报纸的大标题！曾经有传言说，克格勃后来偷出了一张U-2拍摄的照片，连莫斯科广场停车场上的小车牌照都看得清清楚楚！在高精度的光学侦察卫星问世之前，U-2是最强的战略侦察武器。很多技术即便是放在现在，技术含量也依然很高，而在那个时代，U-2是不折不扣的偷窥利器。

号称“ 侦察之王”的U-2 飞机是美国曾经引以为傲的王牌间谍机

1955年8月4日，U-2侦察机试验首飞，打破了由英国人保持的22707米升限的世界纪录。1956年5月首批4架U-2侦察机开始服役，1956年7月2日开始执行侦察任务。截至2005年共有29架单座和5架双座U-2在役。直到2006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才宣布U-2机队将陆续退役。

195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U-2飞机首次飞越苏联领空；7月5日对莫斯科进行侦察。从1956年7月开始，中情局多次派遣U-2型高空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肆无忌惮地对苏联进行侦察。虽然屡次遭到苏联米格-17等战斗机的迎击，但当时能对U-2型高空侦察机产生真正威胁的战斗机并不存在。在整个50年代，漫长的苏联边境上空一直回响着美军侦察机的嗡嗡声。

然而，就在U-2飞机春风得意之时，它的厄运也悄悄地来临了。由于苏联米格-19战斗机的问世，让U-2飞机在后来的飞行过程中，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美国的这种U-2飞机当时一共制造了86架，但是在1957年美国空军开始使用U-2后的一年半时间内，就损失了9架。截至2001年，就有40架U-2严重损坏或全毁，曾在苏联、古巴和中国上空多次被击落。后来的一些U-2飞机大都是从损毁的飞机中取得零件重新制造的。

1960年5月1日，中情局的一架U-2高空侦察机在苏联领空侦察时，被苏联的S-75地对空导弹击落了，飞行员加里·鲍尔斯逃生后成了苏联的俘虏。据说，这架飞机之所以被击落，是因为这架飞机被苏联的特工做了手脚，在它的飞行高度未达到2.5万米时，而仪表却显示达到了2.5万米，结果才被苏联的米格-19战斗机击落。

这是U-2在苏联首次被击落，并且被公布于世。这一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莫斯科此时正处在节日的欢乐之中。当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向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报告说，一架U-2飞机已从阿富汗越过边界，正朝俄罗斯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方向飞来时，赫鲁晓夫就对着话筒咆哮说：“不管用什么办法也要把它打下来！只要我们的防空部队能够紧紧盯住它，我相信我们就能把它打下来。提抗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讨厌这些不速之客，也讨厌总是屈从于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

5月5日，赫鲁晓夫站在克里姆林宫大礼堂的讲台上大声宣布：“我必须向你们报告美国在过去几周内针对苏联采取的某些侵略行动。”他的声音不断升高，最后变成了喊叫。“美国派遣飞机越过边界，侵入了苏联领空。就此前发生的数次入侵行动，我们向美国提出了抗议，并提请联合国安理会注意。但是，美国总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否认侵略事实，即使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它仍在抵赖。但是五天以前，也就是在那个伟大的5月1日，一架美国飞机越过我国边境并深入我国腹地，但是这架飞机被我们击落了……”

挤得满满当当的大礼堂顿时一片欢呼。人们一边鼓掌，一边粗野地跺脚、吹口哨，甚至把手中的的帽子抛向空中。

赫鲁晓夫朝下面挥了挥手，接着说：“想象一下，如果一架苏联飞机出现在纽约、芝加哥或者底特律上空，那会发生什么事？美国将做出何种反应？那将意味着战争爆发！”

赫鲁晓夫指着西方，再次向空中挥舞着拳头说：“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谁派遣这架飞机越过了苏联边界？是美国的总司令？众所周知，美国的总司令就是美国总统。或者是五角大楼的好战分子在总统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实施了这次入侵行动？如果美国军人可以擅自采取这种行动，这个世界就危险了。”

礼堂里再次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U-2飞机被击中后在莫斯科以东的乌拉尔山区坠毁，苏联人对其残骸进行研究。

两天之后的5月7日，星期六，赫鲁晓夫又抖了一个“包袱”。他站在主席台上，俯瞰着出席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代表们，满面笑容地说道：“同志们，我必须让你们知道一个秘密。两天前我做报告时，我故意没有说出我们已找到了飞机的残骸，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抓住了飞行员——他不仅活着，而且还在提抗议！”

礼堂中发出哄堂大笑，欢呼声震耳欲聋。

苏联人把U-2飞机的飞行员加里·鲍尔斯带到了被告席上，对其进行公开审判。法庭工作人员用俄语向他宣读法庭规则时，他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他长了一张柔和的娃娃脸。每当听不懂提问时，眉毛会习惯性地拧成个疙瘩，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很招人喜欢。通过翻译，鲍尔斯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审判员的提问，供认了他任务的性质和派遣他的单位。最后他以间谍罪被起诉，由苏联法庭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

那次对鲍尔斯的公开审判让美国人太丢面子了。许多美国人认为，站在苏联法庭被告席上的并不是鲍尔斯，而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或者是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

刚好当时在大西洋彼岸，克格勃一位名叫文贝尔的上校在美国亚特兰大市的联邦监狱里服刑。艾贝尔的父亲是彼得堡一家工厂的工人，德国后裔。他热忱地投身于布尔什维克事业，几次见过列宁。1947年，艾贝尔（真名叫菲舍尔）奉克格勃之命，来到美国潜伏下来，从事间谍活动，1956年被美国人逮捕，被判30年徒刑。1962年2月10日，经双方同意，美国人以艾贝尔和苏联人进行交换，才把鲍尔斯换了回来。

尽管如此，U-2飞机事件还是成了美国政治风景中的一大败笔。于是在美国1961年的大选中，艾森豪威尔终于结束了他8年的总统生涯，在一片舆论声中下台了。随着艾森豪威尔的下台，艾伦·杜勒斯也从中情局局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艾伦·杜勒斯是中情局历史上任期时间最长的局长，他从1953年上任，到1961年下台，在中情局整整干了8年。上任时，杜勒斯已经56岁，头发灰白，戴着眼镜，叼着烟斗，颇有学者派头，给人一种斯斯文文的感觉。实际上他精力充沛、老谋深算、极有心计。美国人都戏称他为中央情报局的“狐狸局长”。

杜勒斯对中央情报局的贡献在于，他顶住了麦卡锡对中央情报局的攻击，使得中央情报局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取代了国务院的作用，成为推行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提高了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内的威望。上台伊始，杜勒斯就广泛地结交全美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商和广播公司，拉拢参、众议员，讨好报纸专栏作家，全力打造中情局的公众形象。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力气。

第3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

杜勒斯当年曾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全美顶尖周刊的老板保持密切联系。他只要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更改突发的新闻，就可以把不满意的海外特派员调离岗位，或者是让《时代》杂志柏林分社主任与《新闻周刊》驻东京人员为其所用。当年，多诺万管辖的战时宣传机关“战争新闻处”的那些退伍军人，后来都在主管美国大部分的新闻媒体，成了中情局在新闻媒体的“线人”。到了杜勒斯时代，听从中情局电话调遣的人包括亨利·卢斯和他旗下的《时代》、《生活》、《财富》等周刊，以及《大观》、《星期六评论》和《读者文摘》等人气杂志的主编，此外，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最有权力的主管等。杜勒斯所建立的公关与宣传机器，包含50多家新闻机构，10多家出版公司，还有阿克塞尔·斯普林格（西德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大亨）之流亲口保证的全力支持。

杜勒斯当时希望外界把他当做专业谍报机关的高明大师，新闻界也尽职尽责地塑造这种形象；不过，要知道，中情局档案说的可是全然不同的故事。

当年美国除了派遣U-2飞机在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之外，还对古巴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多次侦察。1958年3月，U-2飞机第一次入侵我国领空，开始对我国侦察，结果在1962年9月9日第一次被我国在江西南昌上空击落，飞行员被俘，送医院后死亡。有资料显示，U-2飞机在我国一共被击落了5架。

在U-2飞机入侵的同时，中情局并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对苏联的情报进行窃取的机会。几乎就在与“黄金行动”曝光的同时，中情局成功地窃取了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给世界制造了一片混乱，也让苏联人在全世界丢尽了脸面。

“美国之音”每隔一小时广播一次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6年3月，美国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收到一份由打入苏联内部的高级特工发来的密电。该密电称，“苏联内部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个情报让杜勒斯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知道这时离斯大林去世已经整整三年了，他的继承人赫鲁晓夫刚刚主持召开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尽管中情局早就分析出苏联内部将发生变化，可是没有预料到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原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代表党中央作了一个国外共产党代表不能参加的“秘密报告”。报告的主体部分是谈斯大林违背列宁的“遗嘱”，违背马列主义，在卫国战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做的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和苏联人民所不知的事件内幕。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控斯大林为“暴君”，说他在一系列大清洗中，处决或逼死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上千名十月革命时的老布尔什维克，屠杀了包括“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内的数百名红军高级将领，杀害了十几万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数百万人被流放，上千万人遭株连……斯大林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则、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揭露个人崇拜，无论在思想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

赫鲁晓夫的这份报告预示着，苏联社会和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上，整个国际形势的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随后，赫鲁晓夫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斯大林的遗体被迁出红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更改了名称。一个曾经被苏联人民引以为荣的显赫人物，顷刻间坠入了十八层地狱。

由于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特别安排的一次会议上作的，报告的复印件没有散发，只有克格勃保存了几份报告，那是用来听取苏联党内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意见时用的。对于这样的一个秘密报告，尽管还不知道其内容，但是中情局长杜勒斯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份影响深远的报告。他向总统汇报后，艾森豪威尔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就向杜勒斯下了一道指示：“马上命令你的手下想尽一切办法把赫鲁晓夫的报告搞到手。苏联很有可能发生我们无法想象的变化。”

如何才能够搞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杜勒斯把他得力的手下一个个地排查了一遍，最后选择了情报处长罗伯特·艾默里和计划处长威斯纳两个人去执行这项任务。

带着秘密使命，艾默里于1956年3月从华盛顿飞抵南斯拉夫。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美国驻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外交特使。艾默里很快从贝尔格莱德打听到，赫鲁晓夫之所以要对斯大林进行极端批判，就是因为赫鲁晓夫儿子的死跟斯大林有关。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赫鲁晓夫曾是一名飞行员，在一次战斗中失踪了，成了德国人的俘虏。最终他向德国人妥协，成了敌人手里的一名人质。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下令“不惜任何代价把列昂尼德清除”。派到德国执行任务的“锄奸队”将列昂尼德押回了莫斯科。莫斯科军事法庭判处了列昂尼德死刑。赫鲁晓夫曾多次请求斯大林对他儿子从宽处理，但他的儿子最终还是被枪决了。

艾默里来到贝尔格莱德后，直接拜访了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爱德华·卡德尔。他花了近两个小时和这个外交部长套近乎。在像是扯闲篇的漫谈中，艾默里轻描淡写地向卡德尔提出了谈话的主题。他说：“据可靠消息，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曾作过一个报告，谈到了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这个报告，你们的代表团也拿到一份复印件，对吗？”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卡德尔点了点头，证实了艾默里的问话。

艾默里又说：“苏联是大国，美国总统对这件事很关心。他让我转告你方，美国想看看苏联的报告，你看行吗？美国方面将对此事严加保密！”

尽管艾默里抬出了美国总统，但卡德尔显然意识到了艾默里的用心，于是就装作有点无奈地说：“这件事，需要铁托同志批准。”

艾默里很清楚卡德尔是找退路。第二天，艾默里又去了外交部。一见到卡德尔，他竟不顾外交礼节直接问道：“怎么样？”

卡德尔没有回答，却递给艾默里一杯威士忌酒，然后说：“朋友，铁托同志说了，我们要尊重友国。”

艾默里明白了，南斯拉夫不相信苏联，可更不愿巴结美国。艾默里想到过南斯拉夫人的拒绝，但没有想到他们会拒绝得这么干脆。

与此同时，威斯纳也正在千方百计把这份报告搞到手，最终他如愿以偿了。

据后来的档案记载，苏共二十大结束后，苏共领导人便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复印件分别赠送给了前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保加利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契尔年科夫、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和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另外，法共中央总书记多列士、意共中央总书记陶里亚蒂、奥共中央主席科普勒尼希、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伊巴露丽等人也拿到了报告的摘要。3月初，铁托也得到了报告的完整文本。此后，对“秘密报告”的报道以及对部分内容的转述和摘要已陆续出现在某些政党或国家的报刊上。

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在苏共二十大后不久的1956年3月12日在莫斯科病逝，他的同志在帮他整理遗物时发现了“秘密报告”的文本，就有一个人把它复制了。“复制件”很快就出现在华沙的黑市上，其中有一份被一位美国人以300美元的价格买走了。这个人就是威斯纳。他立即把这个报告传到了中情局总部。

原来威斯纳当时一听到贝鲁特在莫斯科病逝的消息，就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会帮助他得到秘密报告。因为为了争夺贝鲁特继任第一书记这个诱人的职位，波兰内部不同派系的势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威斯纳就抓住这个机会，用金钱收买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复印了一份赫鲁晓夫的报告。

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得到这份报告后，立即派人将这份报告秘密送到莫斯科。经过美国驻苏联大使查尔斯·波伦的鉴定，确认了这是赫鲁晓夫的报告。不过，这份复印件却有35处删节，有关苏联今后对外政策方面的内容全部被删去了。原来苏共当时发给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报告都是节略本。

威斯纳立刻召集特工们商量对策，要求特工们再窃取一份报告的全本。这时反间谍处处长詹姆斯·安格尔顿对威斯纳说，这件事靠我们的力量恐怕难以办到，只有借助摩萨德的帮助，才能尽快搞到报告的全本。

摩萨德是以色列的情报机关，很受西方各国关注，同中情局有着较好的合作关系。摩萨德果然神通广大，两周后就搞到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本。据说是一位华沙市委书记将秘密报告交给了一位担任记者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就是被称为“世纪间谍”的摩萨德特工威克多·格雷耶夫斯基。1994年2月的一个下午，他接受了《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谈到了当年获得这份报告的经过。

摩萨德得到这份报告后，以50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中情局。威斯纳拿到这份报告便立即和詹姆斯·安格尔顿一起把报告送交给机要室负责人雷·克莱因，请他进行鉴定。一周后，克莱因异常兴奋地在一次由威斯纳主持的秘密会议上宣布：“这是一份真正的报告。我们拥有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杜勒斯也将成功地获得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称做是他本人“情报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

后来中情局就让美国全球广播电台“美国之音”，隔一小时广播一次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整个世界震惊了。世界各地开始了对苏共“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西方国家开始大量批判斯大林，批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尤其是在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许多国家内部普遍出现政治危机，东欧国家有几万人退出共产党。这一切，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苦心经营的结果。

尽管如此，中情局对苏联的情报行动并没有就此罢休。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扳倒了这个“老大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才会乱了阵脚，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决不放过，于是就有了中情局后来的“杰尼弗行动”。

“杰尼弗行动”花费3.5亿美元

1968年2月25日凌晨7时，苏联太平洋舰队的547号核潜艇离开了远东某军港驶向太平洋。3月12日核潜艇突然和指挥部失去联系。1968年3月，美国夏威夷海军监听站记录到一个异乎寻常的奇怪信号。美国海军随即悄悄地派出一艘现代化测量船“米扎尔”号开赴潜艇失事海域，经过两个月的勘查后，终于找到了失事的潜艇，原来这就是神秘失踪的苏联547号核潜艇。

在得到中央情报局和尼克松总统的批准后，美军一边封锁消息，一边开始着手打捞。世界海洋打捞史上一项最离奇、开支最大的秘密行动开始了。这就是中情局实施的代号为“杰尼弗行动”的打捞计划。

当时中情局选中了拥有大量地产的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承担打捞潜艇的工作。双方于1969年签订了打捞合同，在休斯的船只寻找海底矿物的时候，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打捞苏联潜艇。整个“杰尼弗行动”的打捞计划总共将花费3.5亿美元。

1974年6月，休斯总部的大量文件被盗，包括“杰尼弗行动”的秘密文件和休斯关于打捞苏联潜艇的亲笔记录一起不翼而飞。尽管联邦调查局想方设法找回文件，秘密还是被公开了。

1975年2月，《洛杉矶时报》在头版以醒目标题《情报机关捞起一艘苏联潜艇》报道了事情经过。中情局见潜艇打捞事件已经暴露，便干脆对“杰尼弗行动”计划做了详尽的介绍，并宣布找到了70名船员的尸体，安葬仪式用俄、英文进行，整个过程还被拍成了电影。由于苏联政府的反应不强烈，美国方面还决定进一步打捞，新的行动代号为“斗牛士”计划，但这一计划至今尚未实施。

那么，苏联547号核潜艇为什么会沉没于深海底？经过情报部门分析，这艘核潜艇可能遭到过水下撞击。出事后，苏联海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紧急救援和大规模的搜索活动，都没有找到目标，却意外地被美国海军发现了。找到苏联核潜艇后，美国海军高层并没有立即告知苏联，而是就是否要打捞苏联潜艇多次进行磋商。因为如果打捞成功，美国海军将成为珍贵军事情报的拥有者：潜艇残骸、核弹头导弹、武器装备、船上的俄军密码本等等。

美国海军在得出秘密打捞的结论后，便向中情局求援，他们知道，绝不能让国会和新闻界得到一丝风声，否则计划将流产。时任中情局局长的赫尔姆斯经过一番认真考虑之后，决定有必要与总统沟通一下，在他的劝说下，尼克松总统同意进行打捞行动。在得到了政府和中情局的同意后，美国海军立即行动起来，跃跃欲试，但冷静而世故的中情局专家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制定了详尽的行动方案，以免走漏任何风声。为完成打捞，休斯建造了一艘大型的海上作业船，并将该船命名为“格洛玛”号。在建造“格洛玛”号作业船的两年时间里，中情局为了转移公众视线，利用各种渠道，积极散布休斯将用这艘船去开发海底矿物的消息，掩盖该船的真正用途。

1972年，“格洛玛”号作业船下水进行深海作业。为了掩人耳目，中情局让“格洛玛”号首先进行了海底矿物勘察工作。1974年6月20日，“格洛玛”再度出海，开始了打捞潜艇的“杰尼弗行动”。7月中旬，潜艇开始上吊。然而，当潜艇被吊升至一半高度时却断成两截，其中一部分沉入海底。这一部分正好是潜艇的尾部，包括导弹舱和密码舱在内。而占艇身长三分之一的另一部分被吊出了海面，安装在驳船上面，随后驳船浮出海面，“格洛玛”号返航。

本来“杰尼弗行动”就此结束，但是由于装有导弹舱和密码舱的潜艇尾部没有被打捞出来，而这部分正是中情局最想得到的部分，因此为了获取苏联潜艇的全部密码、指挥示意图等不可多得的情报，中情局认为应该继续进行打捞行动。与此同时，美国高层中的一些人认为这种冒险行动有可能使美苏关系恶化，反对继续进行打捞。就在两派意见争执不下的时候，这一秘密行动的内情被无孔不入的美国记者获悉并予以曝光。在“杰尼弗行动”被公开后，苏联政府一直希望获得547号遇难潜艇的消息。

1990年1月，苏联方面要求美国提供打捞潜艇的详细材料，包括发现的遇难人数、海葬地点等。据分析，当时苏方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是计划自己动手打捞剩下的潜艇残骸。但是，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苏联的打捞计划最终也不了了之。

“杰尼弗行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对苏联挑起的一场间谍战，表面上看是美国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但实际上美国人尽管花费了3.5亿美元的代价，却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第五章 “肃鼠行动”，安格尔顿成了“瘟神”

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进入“冷战”时代，美国和苏联之间的间谍战也愈演愈烈，一个个惊心动魄的间谍案层出不穷。继罗森堡原子弹间谍案之后，神秘的斯尼帕又拉开了“肃鼠行动”的序幕。从此，冷酷的安格尔顿也由中情局的“保护神”而变成了中情局的“瘟神”，他亲手制造的一起起冤假错案几乎断送了中情局，最后他不得不被“请”出了中情局，“肃鼠行动”也由此画上了句号。

罗森堡原子弹间谍案

20世纪60年代，中情局在内部发起了一个“肃鼠行动”，来查找潜伏在中情局的“鼹鼠”。这次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就是詹姆斯·安格尔顿。他在1954年至1974年担任中情局反间谍处处长期间，曾经疯狂地追杀他所认定的“潜伏间谍”。在长达10年的“肃鼠运动”中，安格尔顿以他特有的敏感、歇斯底里和莫名其妙的臆想，制造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真可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捕谍狂”。大名鼎鼎的美国中情局在世界情报组织龙头老大的地位遭到了空前的挑战，其内部的不平静更使其雪上加霜。

安格尔顿生于1917年，母亲是墨西哥人，父亲是镇压墨西哥革命的美国军官。1945年杜鲁门总统解散战略情报局以后，安格尔顿是战略情报局少数留下来的人之一。安格尔顿在中情局内是个传奇式人物，神秘色彩浓厚。他是个瘦高个儿，瘦得像一具干尸，身穿黑色的丧服。他性格内向，喜欢对提问题的人反问。他还曾赢得种植兰花的桂冠，而兰花是每7年才开一次花，可见此人具有超常的耐心。有一次，一位官员应召去他的办公室，发现他蜷缩在一间密室里，窗户上蒙着漆黑的窗帘，没有一丝光亮。“安格尔顿本人正在刺眼的灯光下阅读文件……我觉得我仿佛去了一个不能对任何人讲的地方……这种感觉整整一天后才消除。”

自从二战结束以后，中情局一直把目标对准了苏联。双方在人力和物力上互相斗智斗勇，高招迭出。

20世纪50年代，美国情报部门揭开了苏联撒在西方的间谍大网，一举破获罗森堡原子弹间谍案，联邦法院当庭宣布判处罗森堡夫妇死刑。时任大法官的考夫曼说：“我认为你们的罪行比谋杀还要严重。在杀人案中，一个犯人杀掉的只是他手下的受害者。你们的行为使俄国人比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的预言提前好几年制成了原子弹。依我的观点，共产党人因此才侵略朝鲜，造成了5万多人的伤亡。由于你们的背叛，你们使历史的进程转向不利于我国的方向。每天在我们周围都有你们的叛国活动带来的影响——因为全国的百姓都在忙着为防止原子弹袭击做准备。”

罗森堡夫妇开始了漫长而绝望的等待之旅。在这期间，夫妻俩交换了大量的信件，以相互激励。这些信件也是罗森堡夫妇获得同情的主要源泉。“我多么不愿意离开你那多情的拥抱，我多么悲伤啊！”埃塞尔在信中深情地写道，“在走向牢房时，我又是多么无奈，步履维艰。牢房在那里静静地、无情地、倨傲地等候着我，它对我的离去无动于衷，又似乎知道我终将回来而暗自得意。”朱利叶斯也用满腔深情回应：“埃塞尔，你在信中深情地表达了我们受到的最大挫折，我们彼此间的了解和深沉的爱。孤独的监狱笼罩着我们，阴森的死神威逼着我们，但这绝不能中断我们与那动荡的外部世界的牢固联系。我最难以忍受的就是你、我最亲爱的人也在这个地狱里受折磨。只有你那坚定不移的意志使我经受住磨练……”

罗森堡夫妇是美国二战后唯一以间谍罪处死的平民，这一间谍案曾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引起巨大影响。

哀婉动人的信件打动了千千万万的普通美国民众，美国一家“左倾”的杂志《国民前卫》发表了记者威廉·鲁本写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在连载7周后，美国的舆论明显发生了转变，有些人不再认为被告有罪了，要求复审罗森堡一案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成立了“确保公正审理罗森堡案件全国委员会”，鲁本担任该委员会的代理主席。然而，1952年2月25日上午10点，纽约美国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罗森堡案件的上诉请求，他们的深挚情感没有打动美国的司法和行政当局。

与此同时，不断有知名人物加入重审罗森堡案的请愿行列，这里面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是“曼哈顿计划”原负责人哈罗德·尤里博士，另一位就是爱因斯坦。欧洲报界也开始关注此案，一些意大利左翼刊物甚至对教皇十二世没有出来讲话而表示遗憾。

总统艾森豪威尔驳回了所有的请愿书。1952年6月19日上午8点06分，朱利叶斯·罗森堡被执行电刑，几分钟后，轮到埃塞尔·罗森堡坐上电椅。这个女人淡定地从一群犹太教教士面前走过，带着类似蒙娜丽莎的微笑。

在罗森堡夫妇死后许多年里，他们的案件成了杂志、报纸、书籍、戏剧和电视报道的主题。在许多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考夫曼法官和美国联邦调查局都受到了抨击。

直到1989年10月柏林墙倒塌之后，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终于结束。两年后，苏联解体，俄罗斯公开了原子弹间谍案的档案：朱利叶斯·罗森堡确实是苏联间谍，他的妻子则对此事一无所知。当原子弹间谍案刚被揭开之时，大批的苏联间谍纷纷潜逃，而可怜的朱利叶斯则因为在间谍网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竟然没有人通知他逃跑，从而成了苏联情报机构的牺牲品。至此，原子弹间谍案总算真相大白了。

神秘的斯尼帕拉开了“肃鼠行动”的序幕

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面对“共产主义世界”接踵而来的叛逃者，中情局却似乎看花了眼睛，结果昏招迭出。最后竟搬石头砸到了自己脚上，不仅没能揪出潜伏在内部的苏联“鼹鼠”，反而元气大伤、贻笑大方。

中情局这一次持续数年之久的“肃鼠行动”，是由一个叫斯尼帕的人引起的。

1960年3月18日下午2时，美国驻瑞士大使亨利·泰勒收到了一封神秘的来信。他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一个信封，收信人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

泰勒随即打电话给中情局驻伯尔尼的情报站长，这位站长赶过来一起拆开了信封。这封信很短，是用打字机打的，信上说：“我愿意就共产党西方的间谍活动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如需要，请在《法兰克福日报》的人物专栏上登一则收到信件的启事，斯尼帕。”

那么，这个陌生而又神秘的斯尼帕到底是谁呢？这是不是共产党设置的圈套呢？中情局费尽心机，想确定斯尼帕的身份。最后，他们坚信：从信的内容看，所用句子全是波兰句法，打字机和墨水也是东欧产品，斯尼帕有“铁幕”国家的背景，当无疑问。

根据对方的要求，中情局在《法兰克福日报》的相应版面登了一则小启事：“斯尼帕信收到，欢迎继续联系。”此后，斯尼帕的信件就源源而至。

通过这一方式，中情局又给了斯尼帕两个联系信箱号码，在西柏林的一家公共浴池设立了一个秘密投递点。还给了他一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电话号码，由此与之开始了固定的通信联系。

1960年圣诞节前，斯尼帕终于使用了中情局给他的应急电话号码，因为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已经盯上了他。圣诞节那天，斯尼帕现出了原形。他带着他娇艳的情妇出现在美国驻西柏林的军事代表团，这位真名叫米哈伊尔·戈列涅夫斯基的波兰间谍使美国人获得了意外的惊喜——原来他既是波兰军事情报部副部长，也是克格勃埋藏在波兰军情部门里的坐探，真是一条大鱼。

戈列涅夫斯基对叛逃早有准备，他似乎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暴露，因此在叛逃前几个月，就把几百份事先拍下来的文件藏在每天晚上下班回家时路过的一棵大树的树洞里。叛逃日期选得也很理想，就在圣诞节。波兰情报部起码要有几天时间才发现他的失踪，再过几天才能采取行动。

中情局得到了戈列涅夫斯基藏在树洞里的文件，他们发现，这是用米诺克斯相机拍摄的文件胶卷，总数超过300张，其中包括波兰在西方国家活动的间谍名单及波军情部的组织编制表，中情局的官员大喜过望，称戈列涅夫斯基是“美国有史以来所拥有的最佳叛逃者”。

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戈列涅夫斯基的叛逃让一大批苏联间谍在西方落网，他们之中有组织波特兰间谍网的戈登·朗斯代尔，有打入英国秘密情报局揭露“柏林隧道”计划的乔治·布莱克，混入西德联邦情报局、被高层视为宝贝的对苏情报处处长海因策·菲尔弗也因此下水。

不过，让中情局更为震惊的是，戈列涅夫斯基认为，中情局内有克格勃的奸细，他实际上是因为奸细的出卖才暴露的。他举例说，中情局准备在瑞士招募一名波兰情报军官，这是一个极其隐蔽的行动，中情局内也没几个人知道，但克格勃早就得知了这一行动的具体细节。这些话使中情局官员面面相觑，他们不得不相信戈列涅夫斯基的话，确认自己内部有克格勃的“奸细”。

然而，就在中情局还没有来得及证实戈列涅夫斯基所提供的情报时，又有一个克格勃的情报人员主动送上门来了。

1961年12月22日中午，中情局驻赫尔辛基站站长弗兰克·弗里伯格听到急促的门铃声。他小心而谨慎地打开门，一位身材又矮又胖的陌生人站在他面前。当弗里伯格正要掏出手枪时，只听到这位不速之客却不慌不忙地对弗里伯格说：“先生你不要开枪，我是和你们合作的，我名叫阿纳托利·克利莫夫，是克格勃的一名少校。”

弗里伯格开始不信，就对他说：“先生，难道你真的是阿纳托利·克利莫夫吗？”

对方一听，不得不承认他的真名是阿纳托利·戈利钦。

弗里伯格一听到戈利钦这个名字，就觉得十分耳熟。原来早在1954年克格勃军官彼得·德里亚宾叛逃美国后，曾列出了一张名单，说这些人最容易被中情局招募过来。阿纳托利·戈利钦就赫然排在这份名单上，而且是名单上的第二个。当时德里亚宾曾专门提起过，说戈利钦的妻子作风放荡，即使中情局不能在这一点上使戈利钦就范，他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他好炫耀自己的学识，在同事中很不得人心。没想到几年之后，这个戈利钦自动送上门来了。

戈利钦与中情局联系上后，没等他们发问就滔滔不绝地抖出他所知道的一切，这让中情局专案官员欣喜若狂。不过，戈利钦也给中情局乃至整个西方带来一个极富挑战性的信息。他说，长期以来，苏联集团针对西方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欺骗，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很多重大事件都是苏联精心谋划的阴谋，如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冲突、与阿尔巴尼亚的争论、1956年出兵匈牙利……戈利钦向他的专案官员大喝一声：“你们对‘共产主义集团’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

但对美国而言，更现实的问题是，戈利钦确证了戈列涅夫斯基所谓中情局内存在苏联“鼹鼠”的神话，这惊动了中情局反情报处的老牌特工詹姆斯·安格尔顿。

在中情局内部，詹姆斯·安格尔顿并非等闲之辈。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解散战略情报局，安格尔顿是战略情报局少数留下来的人之一，并由此进入中情局反间谍处。他在揭露罗森堡原子弹间谍案和菲尔比间谍案时都有很大的贡献，从而声名显赫，成为中情局内部权倾一时的人物。他掌管着大量经费，可以不受约束地在全世界开展他的反间谍活动；他可以不敲门就径直走进杜勒斯局长的办公室面陈工作，副局长赫尔姆斯对他也很放手，他成为中情局的第一“守护神”。

这一次，戈利钦又被带到了安格尔顿的面前，他早就听说过安格尔顿的鼎鼎大名，就毫无保留地对他说，苏联在过去几十年中向西方发动了庞大的情报攻势，克格勃的“鼹鼠”无处不在。他们的目标就是控制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如果这一计划得逞，那么这些机构将被苏联接管，最起码会陷入瘫痪境地。

戈利钦的这番话让安格尔顿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知道戈利钦的话并非危言耸听。据他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在这些年里，起码有数百名潜在的不忠诚分子混进了中情局。就像中情局在注视戈利钦一样，克格勃一定早已把目光集中在这些不可靠的家伙身上。这些人就是一颗颗的定时炸弹，至于何时会爆炸就不得而知了。身为中情局的反情报官员，安格尔顿顿感责任重大。

于是，安格尔顿决定发起一场“肃鼠行动”，把深藏在中情局内部的那些“鼹鼠”一个个都挖出来。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前程和捉拿“鼹鼠”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个戈利钦身上。从此，戈利钦成了安格尔顿的座上宾，对他的警告安格尔顿几乎是言听计从，并开始怀疑每一个同事都是克格勃的间谍，或者是被其所收买的叛变者。结果中情局的许多工作人员被怀疑、被监视，许多人最后甚至由于这种原因而被“请”出了中情局，丢掉了饭碗。

在戈利钦的建议下，中情局长达数年的“肃鼠行动”开始了，安格尔顿首先把枪口对准了中情局内的“苏联科”科长戴维·墨菲。因为墨菲祖籍波兰，又来自“铁幕”国家，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并且娶了一个白俄女子做老婆，他身上的“苏联元素”太多了。更使安格尔顿怀疑的是，朝鲜战争期间，墨菲去前线供职，他下属的妻子同乔治·布莱克私通，墨菲因此认识了同在朝鲜战场的布莱克。后者因充当苏联间谍，被英国法庭判了42年徒刑。后来，墨菲加入中情局，曾任慕尼黑站站长，又曾经亲手处理轰动一时的苏联间谍渗透进中情局柏林站的“萨沙案”。安格尔顿认为，上述种种迹象已表明，墨菲就是一名苏联间谍。于是戴维·墨菲很快就被免去了“苏联科”科长一职，被派往巴黎担任一个小小的情报站站长，而且时刻处于被监视之中。

墨菲调离之后，他的副手皮特·巴格利见势不妙，也主动请求调出“苏联科”，到布鲁塞尔情报站任职去了。接替墨菲的罗尔夫·金斯利是安格尔顿的亲信，他不打折扣地执行上司的“肃鼠行动”计划，认为“鼹鼠”肯定存在，必须把他查出来。于是金斯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对“苏联科”大动手术。有“鼹鼠”嫌疑的人被一一调离，他们的岗位则由远在千里以外、绝对不可能是“鼹鼠”的人来填补。安格尔顿的“肃鼠行动”虽然是拿“苏联科”开刀，但让整个中情局一时人心惶惶。安格尔顿的这种做法是否能保证当时中情局对苏最重要的情报部门不被渗透不得而知，但一下子把许多对反间谍事务毫无经验的亲信调到核心部门，结果让中情局的正常工作马上失效。而安格尔顿此时无论是在客观还是主观上都是沾沾自喜，把此当做自己的又一大功绩。

仿佛是为了证明戈利钦的预言似的，不久之后，又有多名苏联叛逃者接踵而至，这一进展让安格尔顿更是对戈利钦唯命是从。

1962年6月，又有一个不速之客送上门来了。他叫尤里·诺森科，是克格勃派驻苏联裁军谈判代表团的安全官员。他找到中情局，说他在一次酒会上狂饮滥饮，以至于动用了克格勃的经费。他愿以900瑞士法郎的价钱出卖情报，以填补这些亏空。此后两年，诺森科一直同中情局保持联系，提供了大量的有用或没有用的情报，直到1964年2月叛逃。

不过，诺森科却给中情局再次带来了震荡，因为他所供述的一切都与戈利钦所提供的情报相对立。戈利钦曾警告中情局内部已混入了苏联“鼹鼠”，而诺森科则坚持认为，克格勃根本没有渗透中情局，他是通过常规侦听等渠道发现情报信息的。为此，安格尔顿又找出戈利钦对质，后者反咬一口，认为克格勃会派出假叛逃者来诋毁他，干扰中情局对苏联“鼹鼠”的调查。这时，安格尔顿和中情局的工作重心已经是围着戈利钦而展开的，因此，他们认为诺森科充当了一个“假叛逃者”的角色。

1964年4月4日，中情局对诺森科进行了测谎检查。检查之前，有例行的“颤震”，即实施恐吓战术。一个测试官员对他大喊大叫，骂他是“骗子”，紧接着，几个卫兵破门而入，命令他站在墙角，全身脱得精光，然后开始检查。结果，测谎器测到了一些剧烈的反应。这证明，要么是诺森科心虚，要么就是他在撒谎。

既然诺森科未通过测谎检查，对他就不必客气了。中情局将诺森科关进了一间小屋，强迫他坦白交代。诺森科后来回忆起那段生活，仍是心有余悸：“条件很差，很艰苦。我每周只能洗一次淋浴，刮一次胡子。连牙刷和牙膏都不给我；伙食差极了，根本吃不饱，肚子总是咕咕叫。我要说话连个人都找不到，看不到书报，没有烟抽，甚至连新鲜空气都呼吸不到。到了冬天，冷得要命。我要求给我条毛毯，过了很久他们才给。我日夜处于电视摄像机的监视之下。为了打发日子，有好几次我试着做棋子玩。可是，我刚刚做好，立即就有卫兵开门走进牢房，把它们没收了。”

诺森科是投奔“自由世界”而来的。在苏联，他是克格勃这个社会特权阶层中的一员，过的是人上人的生活，哪想到了这里“享受”的竟是非人待遇。经过229天的对诺森科的敌意审讯后，中情局对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终于沉不住气了。1966年8月，中情局二把手理查德·赫尔姆斯命令反情报科和苏联科必须在60天内给诺森科定案。结果，相关部门起草了一份长达900页的报告，详细论述了诺森科供述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断言他是个骗子。

这份报告并没有为诺森科一案画上句号，它在安格尔顿那里没有获得通过，他不能接受报告中认为诺森科压根儿就不是克格勃人员的看法。诺森科成了中情局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1967年11月，诺森科被转移到华盛顿附近的一所安全屋内再次被提审。第二年8月，他又接受了一次测谎检查，这次没有“颤震”，没有如狼似虎的卫兵，诺森科顺利地通过了。相关审讯人员拟就了第二份关于诺森科的案情报告，最后认为诺森科没有撒谎，他就是克格勃军官。

这些背着自己进行的行动让安格尔顿十分恼火，而让他始料不及的还有，那份“终审”报告将一个完整的中情局分裂成两半：支持诺森科派和反对诺森科派。前者以另一位副局长鲁佛斯·泰勒为代表，他坚持认为诺森科是个真诚的叛逃者，“既然我们相信了戈利钦，就应该相信诺森科”。而以安格尔顿为代表的反诺森科派则认为他多处撒谎，很明显有隐瞒的行为。双方吵吵嚷嚷，互不相让。最后还是由赫尔姆斯拍板：恢复诺森科的自由。

“肃鼠行动”的策划者安格尔顿

1969年3月，诺森科终于获得了中情局的信任，被聘为反情报顾问。在投奔“自由世界”5年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

安格尔顿成了中情局的“瘟神”

从1961年戈列涅夫斯基叛逃提出苏联“鼹鼠”问题，到1969年诺森科获释，中情局经过8年时间的追捕，只看到一些苏联“鼹鼠”的影子，连一只真正的“鼹鼠”也没有抓到。这还不算，原本风平浪静的中情局，在这8年中却风波陡起，形成内乱，最终四分五裂。庞大的“苏联科”更是在这次动荡中彻底瘫痪，一蹶不振。

叛逃者带去的冲击性信息已经使整个西方情报机构受到影响，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情局在捉拿苏联间谍方面鲜有建树与此有很大关系。在此期间，中情局的很多官员几乎个个都担心安格尔顿会把他狐疑的目光投注到自己身上，在深受这场间谍恐怖之害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气撒到这场恐惧的始作俑者戈利钦身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戈利钦是克格勃派遣过来的。德里亚宾确实说过戈利钦是一个可能的招募对象，但不知何故，这份名单竟落入克格勃之手。克格勃将计就计，把戈利钦作为诱饵送往美国。但这个计划必须有一个辅助条件，戈利钦才能顺利完成任务，他才能把中情局搅得天翻地覆。

是谁最信任戈利钦？是安格尔顿。“苏联科”的一位科长指责安格尔顿说：“如果要我在中情局里找出一个苏联间谍的话，我就说是安格尔顿。”更有甚者，安格尔顿的下属、反情报科的克莱尔·佩蒂用“谁获利了”的方法，分析了中情局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所有大事。他认为中情局确实被克格勃渗透，然后进行推演：戈利钦、诺森科都是克格勃的派遣间谍，其目的是在西方情报机构内部引起混乱，掩护真正的大“鼹鼠”。这只大“鼹鼠”不是别人，正是组织缉拿“鼹鼠”的安格尔顿！

安格尔顿这个毕生以捉拿苏联“鼹鼠”为己任的超级侦探，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局。在反间谍领域，他孜孜以求，恪尽职守。为了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几乎放弃了一切爱好。他没有朋友，对谁都是一副审视的眼光。连他结婚30多年的妻子，也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而真的以为他在邮局工作！

1974年12月底，詹姆斯·安格尔顿的名字出现在中情局的退休名单上。新任局长威廉·科尔比不容这里的混乱局面再继续下去，他只能拿安格尔顿开刀。公布退休名单那天，中情局的官员大多为之震惊，唯有安格尔顿镇定自若。他叼着一支过滤嘴香烟，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他的同事发出警告。然后，他就消失在下班的人群中。

这场在中情局历史上以安格尔顿名字命名的“肃鼠行动”就这样结束了，到头来安格尔顿倒成了中情局的“瘟神”。

安格尔顿是“怀疑一切”的代表人物，其观点常常令人感到怪异。例如，他认为斯大林与铁托之间的裂痕是一种假象，中苏分裂是麻痹西方的诡计……科尔比与安格尔顿为此长期争论不休，这是他们之间矛盾的渊源之一。中情局局长们对安格尔顿都很垂青，对他那套玄虚神秘的迷宫理论也很感兴趣。

1960年，克格勃高级官员戈利钦投奔中情局之后，安格尔顿对他信任有加，并多次组织西方各国情报专家赴美向戈利钦索取各种情报。当时收获很大的是英、法、西德等国，他们根据戈利钦的指证及其提供的明确线索挖出了几十个隐藏很深的苏联“鼹鼠”。到了1963年，戈利钦提供的线索日益朦胧，搜索范围越来越宽，根据他“该打扫门槛了”的建议，安格尔顿于1965年开始在美国和西方情报界展开了一场“肃鼠行动”，意在更大的范围内进一步清查苏联间谍。在这一秘密行动中涉嫌的特工人员达数十名，冤枉了不少人，甚至牵连到一些西方盟国情报机关，与他抓到的真货相比，实在是过大于功。许多人评价他“徒有虚名，自作聪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说他是“中情局里的麦卡锡”。科尔比坚决将他赶走，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怀疑一切”，使中情局背了一屁股冤、假、错案，弄得局内外怨声载道，人人自危。然而，支持安格尔顿的人说，正是由于他的敏锐，才创造了中情局历史上反渗透成绩最好的时期，任何情报机构都没有达到这一水平——他是中情局的老警卫。

但是，有许多忠诚的中情局特工被安格尔顿视为“苏联间谍”，从而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最典型的有以下一些人：

保罗·加布勒

保罗·加布勒1918年生于美国的纽瓦克市，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波兰移民。二战时期，加布勒作为一名海军飞行员在太平洋战场参加过35次俯冲轰炸任务，获得过11枚勋章和奖章。20世纪50年代初转入中情局，1952年在西德情报站工作；1956年任中情局驻瑞典斯德哥尔摩情报站副站长；1959年—1960年间到中情局兰利总部工作，任苏联处国外情报科科长；1961年，他以美国驻苏使馆海军武官助理的掩护身份，出任中情局驻莫斯科情报站第一任站长。

从苏联归来后，加布勒本来应该仕途亨通，然而他却在GS—16的工资级别上搁浅，并连续14年未得到提升，原因是他已经成了安格尔顿领导的美国情报界内“肃鼠行动”的怀疑对象，1966年5月，加布勒突然被赶出中央情报局行动部，调到皮里营的训练学校出任教官。这一工作调动的真正含义，在中情局人员内部是心照不宣的，但加布勒却一直蒙在鼓里。不久，这名曾经在中情局极有前途的“情报才子”又面临两种选择：或是去几乎没有战略意义的加勒比海一个小岛——特利尼达情报站工作，或是退休。上司的态度十分严厉：想好后，马上出发或即刻“开路”——退休滚蛋。已经55岁而且有一个极需钱上大学读书的女儿的加布勒，出于无奈，接受了新的任命。

1970年初的一个夜晚，从西半球来加勒比访问的一位密友告诉加布勒，“他们认为你可能是苏联间谍”。加布勒这时才明白自己连遭厄运的奥秘。在以后的18个月中，因毫无根据地被怀疑而产生的烦躁和不安，使加布勒什么也不想干，实际上，中情局总部也没有交给他任何必须完成的工作，而且他的位置不久就由另一名官员所替代。令加布勒气愤和不解的是：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上级对自己的怀疑；为什么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形式的审讯；为什么既不停止自己的工作，又不让他干任何具体事情。其实，加布勒所不知的是，对于安格尔顿等人搞的“肃鼠行动”有许多人持反对意见。局长科尔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有关加布勒的问题档案中明确写上了自己的否定意见，强调指出“加布勒是忠诚的”。

1973年，在科尔比的干预下，加布勒被任命为驻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站长，三年后，他任职期满回到华盛顿，准备提前退休。不知何故，他的退休申请被返回。直到1977年加布勒在情报界效力满25年退休时，他的工资标准仍停留在GS—16的级别上。此时，安格尔顿和热衷于“肃鼠行动”的其他一些人陆续离开了中情局，反间谍处也换上了新的领导人，卡特的心腹特纳出任中情局局长。加布勒认为昭雪的时机已到，他毫不迟疑地给特纳局长写信，要求重新审查自己的“间谍嫌疑”问题。就在正式退休的前3天，加布勒接到局长的答复。特纳肯定地指出，加布勒是被“臆想出来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遭指控”的受害者。这位新局长向加布勒表示“诚挚的歉意”，并许诺将尽他个人所能，帮助加布勒获得由于14年来工资一直停留在GS—16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全部补偿。加布勒作为中情局的正式成员的最后三天，是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度过的。他向国会讲述了自己14年来的遭遇以及“肃鼠行动”对美国情报工作造成的损失。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后以个别案例的形式，决定给加布勒一大笔钱，以补偿他14年来的损失。退休后，加布勒一直在亚利桑纳州搞房地产投资生意。

瓦西亚·哥米尔金

哥米尔金的祖籍是白俄罗斯，1926年出生在中国的新疆。其父是沙皇派驻新疆的特使，十月革命后，他与白俄军队一起回到俄罗斯，后又来到中国，并成为经营石油、黄金和皮货的国际商人。1932年，新疆各宗教派别间爆发混战时，只有6岁的哥米尔金和他的母亲、姐妹和兄弟企图越过沙漠戈壁逃离那里，但被土匪扣为人质。直到两年后，其父用重金将他们赎出，才结束了囚徒般的生活。1934年，哥米尔金的父亲被苏联红军逮捕后处决。

哥米尔金经过百般努力后，终于来到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二战中，他参加了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区充当俄语翻译。1951年，加入中情局后，他流利的俄语和中国普通话引起了上司的注意，于是他被分配到苏联处工作。1956年，哥米尔金以使馆政治事务专员的掩护身份到日本东京从事秘密情报活动，并成为第一位被允许直接与苏联外交官接触、与克格勃官员同桌对饮的中情局秘密行动官员。此前，这类行为在美国情报界是绝对禁止的。在日本，哥米尔金抓住机会，及时给克格勃在东京的一位“居民”设下了“爱情陷阱”。他的手段是先租一套公寓，在街头雇一名妓女，然后安排这位克格勃的高级官员每周到那里“销魂”一次。不知内情的克格勃特工真的与妓女“相爱”了，并开始每天都来幽会这位拿中情局工薪的“情人”。哥米尔金对他们接触的全部细节都进行了监视。这对“情人”一直“相爱”了三年，在此期间，哥米尔金则通过那位妓女获得了大量价值颇高的“枕边情报”。

1962年，哥米尔金被派往巴格达，担任那里的情报站副站长。1966年，他亲自招募了一名克格勃女官员。她是以设在巴格达的苏伊文化交流中心负责人为掩护身份的另一名克格勃高级官员的妻子。哥米尔金冒着个人风险，将这名女特工和她的两个孩子偷运出伊拉克，最后送达美国本土，使她成为美国情报界了解克格勃内幕的又一窗口。

除策反苏联间谍外，哥米尔金在伊拉克还获取到数百份苏联军事技术手册，其中之一讲述了苏联新式战斗机上安装的最先进弹射器的一种高科技，这是中情局很长时间就想得到的；另一本则讲述了苏联解冻设备的技术细节，此技术的获得，使五角大楼节省了数千万美元的研究费用。克格勃也曾企图招募哥米尔金，但他都巧妙地摆脱掉了。

在伊拉克期间，哥米尔金的成果源源不断地出现在中情局兰利总部的最新情报简报上，总部也经常向他发去“肯定英雄业绩”的表扬电文。当他回到华盛顿时，人们普遍将他视为英雄。当时的苏联处处长戴维·墨菲长时间地握住他的手，对他在巴格达期间“十分出色的行动”，表示衷心地祝贺。根据哥米尔金的业绩，他本应得到提升，并被授予勋章。中情局官员对勋章的渴望，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虽然它仅仅是一种象征，标志着一个人工作出色、事业成功。但若没有这枚勋章，则暗含着许多内容，人们会因此得出十分荒唐的结论。职务的提升也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标志。然而，中情局的这位英雄奉命回到总部后，既没有得到勋章，也没有被晋升，在原职上竟然一直待了12年。

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和苏联叛逃者戈利钦指控他为苏联间谍的唯一根据是，他的祖籍是苏联，而且他多次与克格勃官员打交道。当“间谍嫌疑”的印章盖在哥米尔金的档案上后，他的情报生涯也就完结了，不得不从中情局全职特工的位置上退下来。但是，退下来的第二天，中情局竟以“自由契约特工”的方式，让哥米尔金重新加入该局，使其得以继续为美国的情报事业效力，直至正式退休。由此也可以看出，哥米尔金在中情局苏联处的重要作用。

奈莱德·迪克·科维克

科维克于1926年12月1日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座小城希宾。父亲是不识几个大字的塞尔维亚矿工；母亲也是塞尔维亚人，却受过一流的教育，她对小科维克进行家庭教育，将自己掌握的历史和语言知识传授给儿子。科维克的父母在一战结束后移居美国。

1944年，正值二战最关键的时期，18岁的科维克高中毕业。他参加了美国海军，不久被派往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但他不愿在战时将时间浪费在读书上，要求到前线参加战斗，所以科维克被空投到南斯拉夫，后又调到冲绳岛，成为三级无线电发报员。复员后，科维克再次进入威斯康星州大学学习。这次，他攻读的是俄罗斯与国际关系学。在这里，他的导师发现了他的才华，并将他推荐给中情局。他的语言才能令中情局的招募人员大为吃惊。

1950年10月，科维克成为中情局苏联处的正式雇员。在短期速成训练中，科维克学习了侦察、反情报、固定情报交接点的使用、接头信号的传递、密写技术等基本间谍活动技巧。随后，他便开始独立进行工作了。1953年，他奉命来到欧洲，负责间谍的招募、训练，并以各种方式向东欧和苏联派遣特工的工作（例如使用潜艇、橡皮船、商船、气球飞渡和空投等）。

1954年，科维克调回华盛顿，成为中情局苏联处主管叛逃者事务的D科副科长。1955～1958年，他又调入苏联处的SR—9部门，参加了旨在招募友好国家人士为中情局效力的“第三国籍人士”计划。他不仅亲自征招外国公民充当中情局的间谍，还训练他们如何进行秘密特工活动。在此期间，他每年平均到欧洲执行招募和训练任务多达8次以上。例如，1956年1月，他被空投到挪威，训练了挪威外交官英格堡·利格伦。利格伦来到莫斯科充当了中情局在那里的秘密间谍后，科维克又完成了数次相同的任务。1958年1月，他飞到巴黎，帮助那里的中情局情报站站长成功地招募了一名苏联人，而后控制这名间谍为美国效力达数年之久。科维克的成功，受到包括安格尔顿在内的中情局高层的赞赏。1958年6月科维克结婚时，安格尔顿还专门送去鲜花表示祝贺。科维克在中情局的事业十分成功，同事们都认为他的前途远大。

然而，自1965年8月开始，他却成了“肃鼠行动”的受害者。对他的间谍嫌疑，直到1980年才彻底撤销。在此期间，他的家庭和办公室的电话被窃听；外出时，总有“神秘的人物”跟踪；他的工资标准停留在GS—14级别上长达15年之久。1966年5月，他被要求暂时离开苏联处，到中情局设在珍珠营的一个训练基地担任教官，教授年轻的中情局雇员招募和控制苏联间谍、非法入境者和叛逃者的技巧。1970年，极为赏识科维克秘密行动才能的中情局行动部许多处室的领导要求科维克到他们的部门工作，但一直未获批准。同年，他被召回华盛顿，担任中情局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联络人。这样的安排旨在使科维克不能离开市区，便于监视。

自1974年起，科维克先后写信给几任局长，希望重新审查自己的“间谍嫌疑”问题，并要求得到经济上的赔偿。尽管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秘密小组委员会在1978年6月19日就倾听了科维克的陈述，但直到1981年春，这位最优秀的秘密特工才得到彻底平反：他获得了勋章，还得到了高达6位数的经济补偿金。

科维克退休后，他和夫人生活在南卡罗莱纳州自己的家里。尽管旧日老友不时前来，但他除打打高尔夫球外，不再谈论过去的一切，也不过问其他事情。

英格堡·利格伦

英格堡·利格伦是挪威情报局一位出类拔萃的女间谍。20世纪50年代曾以“第三国籍人士”的身份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利格伦生于1915年，虽然容貌平平，但天资聪颖，勤奋努力。中学毕业时，利格伦的各科成绩均为全班第一。

二战爆发后，在德国占领挪威的最初几个月里，利格伦为挪威抵抗组织做情报工作，后来逃亡到瑞士。战后她加入了挪威情报局。利格伦在大学学习时，就表现出超人的语言天赋，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俄语和波兰语的考试。参加情报局后，很快成为挪威情报局长最信赖的秘书兼翻译。她曾经被派往西德，指导那里的挪威军队的秘密行动，并曾在挪威北部边界地区与苏联人合作，完成过特殊使命。

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奥斯陆和华盛顿的情报合作关系，北约各国得以接收到苏联科拉湾海军基地的无线电通讯。在挪威北部边境地区，美国设有一些极为灵敏的电子设施，中情局、国家安全局和英国通讯指挥部共同管理着那里的一些监听站，挪威和美国还共同管理着位于挪威北部专门为U-2型侦察机提供加油和着陆服务的地面设施。此外，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合作也逐渐加强。

不久，中情局苏联处向挪威提出需要一名“低级间谍”到莫斯科帮助工作，利格伦被选中了。她聪慧，能讲俄语，并热衷于中情局赋予自己的间谍“中间人”的特殊使命。

1956年1月8日，中情局精通数国语言的秘密行动官员理查德·科维克奉命抵达奥斯陆，开始对利格伦进行特殊的技能训练。两人合作得十分默契。不久，利格伦到挪威驻莫斯科大使馆担任大使的秘书，她的真正任务是以“第三国籍人士”的身份，秘密为中情局工作，她在中情局档案中的代号为“椴木—3”。

来到莫斯科不久，利格伦就成了克格勃的招募对象，但苏联人并不知道，她已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特工。苏联情报机关先派出了一名叫赫尔加·格雷琴科娃的莫斯科大学21岁的女学生与利格伦接触，目的在于摸清她是否独身、是否有同性恋倾向和是否感到孤独等情况。

1957年春，利格伦买了一部轿车，但在第一次驾驶考试中却没有通过（克格勃有意做的手脚），这时潇洒大方、彬彬有礼的费利普夫来到利格伦面前，主动提出要当她的驾驶训练指导员。这位奶油小生实际上是克格勃派来的“乌鸦”。利格伦对克格勃的招募活动有清醒的认识，并及时将情况汇报给使馆的安全官员。挪威情报官员和科维克都十分信赖利格伦，他们断定，平淡无华的外表和对工作全身心的投入，必然使利格伦终身不嫁，她肯定能抵御住任何男性的诱惑。

利格伦果然不负上司和中情局的信赖，在与克格勃招募人员巧妙周旋的同时，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智，多次完成中情局交付的情报传递任务，她还经常将挪威克朗和美元兑换成卢布，秘密放入“死投点”，然后通知美国间谍前去提取；她经常以密写方式不断将自己的活动报告给伊温格局长和科维克，使他们一直了解苏联境内情报活动的进展情况。她的工作危险性极大，然而她却从不索取任何报酬，她要求得到的仅仅是“为自己信仰的政治制度效力后所产生的满足感”。利格伦的工作十分出色，在两三年里，她几乎成了中情局在苏联间谍活动的中枢人物，而且一直没有被克格勃察觉。

1959年8月，利格伦回到奥斯陆，从事其他工作。这本来应该是她与中情局关系的结束，没想到，5年后，中情局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却捕风捉影地指控她是暗藏在挪威情报机构内部的克格勃间谍。利格伦因此受到审查。

1965年9月14日早晨，利格伦在上班途中被挪威情报与安全局警察逮捕。尽管利格伦一再声明自己的清白，还是于9月18日被关进布兰德特瓦德女子监狱，并不准保释。

“利格伦间谍案”轰动了整个挪威，在这个小国里成了头号新闻。

1965年12月10日，挪威情报与国内安全局局长布里恩正式向法院建议以“间谍罪”对利格伦判刑，然而证据明显不足。12月14日，经过对安格尔顿和戈利钦提供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查，法官拒绝继续审理此案，同时宣布她无罪释放。经过3个月的审查和狱中煎熬，利格伦终于走出监狱，但她随即失业了。

1966年1月28日，挪威议会成立了三人小组，对“利格伦间谍案”进行重新审查，再次确认了她的清白。

1968年，议会以73票对63票通过了对利格伦误遭逮捕的补偿议案，她因此得到了3万克朗的补偿金。

“利格伦事件”的发生，极大地破坏了美、挪情报机构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为了与昔日的伙伴恢复相互信任与合作，1975年，接替安格尔顿的反间谍处处长乔治·克拉里奇做出了“慷慨”的决定：付给利格伦25万美元的补偿费，这相当于她自被捕之日到当时近10年的工资总额。克拉里奇还言明，如果她想多要，经中情局局长批准后，仍可得到满足。为此，中情局派出特使到奥斯陆，当面向挪威情报部门和利格伦本人道歉。此时个性更加孤僻的利格伦拒绝会见这位特使，只是通过挪威情报机构表示感谢中情局的慷慨，但拒绝接受任何钱财。

利格伦终生未嫁，退休后，她住进挪威南部的一所老人院，1990年病逝。

奥列格·潘可夫斯基

奥列格·潘可夫斯基1919年生于高加索，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成人，其岳父是苏军上将。潘可夫斯基在苏联军事院校前后度过了10年学习生涯。在卫国战争期间，多次立功，曾获得5枚勋章和8枚奖章。

潘可夫斯基是苏军总参情报局（格鲁乌）上校情报官，对外身份是苏联国家科学委员会外事局副局长。20世纪50年代，潘可夫斯基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工作期间，多次寻找中情局、英国秘密情报局（主管情报搜集及分析）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并主动向他们提供苏联在中东的计划，但中情局多次将他拒之门外。中情局的秘密档案显示，潘可夫斯基的背景、他在二战中的经历、他与将军女儿的婚姻以及他在仕途上的步步高升都与一个叛变者的“正常形象”大相径庭，反间谍处的安格尔顿坚持认为潘可夫斯基是克格勃的阴谋，因此，所有北约驻安卡拉的使馆都接到警告，拒绝这个上校的“顽固纠缠”。

20世纪60年代初，潘可夫斯基在莫斯科继续将成包的机密材料主动送给西方外交官，屡屡被拒绝。后来在一次招待会上，潘可夫斯基将一卷文件塞到一个加拿大外交官的手里，然后就离开了。这份文件经伦敦秘密情报局的专家鉴定是真的，由此断定，中情局对潘可夫斯基的判断有误，并指示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与其保持联系。

1961年3月10日，潘可夫斯基告诉英国商人雷维尔·温（当时他率领英国商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说，他将率领一个苏联代表团赴英回访。他交给温一些文件以及一封写给美国总统和英国女王的信。4月20日，潘可夫斯基在伦敦一家饭店与英美情报机构的官员会面，介绍苏联情况（在与潘可夫斯基会面时中情局配备了3个翻译官和18个安全保障人员）。在这次会议上，英国情报机构将潘可夫斯基移交给中情局。

潘可夫斯基提供的情报使中情局震惊，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会如此走运。从1961年4月到1962年秋天的16个月期间，潘可夫斯基提供了5000多份高度机密的情报资料。在中情局历史上，潘可夫斯基是“最重要、贡献最大、情报价值最高”的间谍。

潘可夫斯基在情报中详细报告了苏联导弹计划的技术数据，特别是有关洲际导弹的制导系统。它表明，苏联导弹的现状落后于它的发展计划，优势在美国一方。然而，这个消息并没有立即报告给肯尼迪总统。原因是中情局的一些高级官员尚未被说服，主要是安格尔顿本人仍然坚持认为潘可夫斯基是冒牌货，他的态度在当时是左右中情局的；另外有些人担心这个消息会加强五角大楼“鹰派”的地位，有可能使他们先发制人打击苏联的主张占主导地位。

转眼到了当年7月，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准备工作正紧张地进行。赫鲁晓夫的决策遭到一些苏联领导人（特别是军方）的强烈反对，以致赫鲁晓夫不得不解除两名将军的职务，才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美国得知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一事后，随即持以强硬态度，逼苏联立即撤出。就在古巴导弹危机进入高潮的时刻，10月22日，苏联逮捕了潘可夫斯基。这不但使中情局和肯尼迪完全认定潘可夫斯基消息的可靠性，同时也给肯尼迪壮了胆。因此，当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信说“只有那些想毁灭自己的疯子和自杀的人才想摧毁你们的国家”时，肯尼迪立刻提出了交换条件：你撤走导弹，我不碰古巴。赫鲁晓夫点头同意，于是危机结束。

1963年5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公审潘可夫斯基，并判处他死刑。潘可夫斯基死后，中情局借私人名义为他出版了《潘可夫斯基遗墨》。据说该书是一本日记集，是潘可夫斯基生前写的，一直藏在他在莫斯科公寓的一个书桌抽屉里，后来被中情局的间谍找到，偷偷带出苏联。在这本书里，潘可夫斯基被吹成了“面对死刑判决，表情坚毅，没有丝毫的惊慌和畏惧”，是“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的理想型间谍”。英国王室还煞有介事地授封潘可夫斯基爵位。

然而，过了不久，事实就揭穿了这套把戏：《潘可夫斯基遗墨》原来是由前《生活》杂志撰稿人吉布和苏联叛逃者德里亚宾在中情局的授意下，根据英国秘密情报局询问潘可夫斯基时的录音写成的。

潘可夫斯基是苏联特权阶层的成员，而且家庭生活美满，个人仕途远大，可以说凡是他想拥有的已经都有了。他既不需求金钱，又不贪恋酒色，而且在他工作过程中，曾经十多次出国，却没有投奔西方，甚至在接到中情局的报警后，他还是临危不惧，拒绝逃到美国。这是为什么？至今，仍有许多人对潘可夫斯基反叛的动机莫衷一是。

按照中情局的说法，由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他“在后期发现共产主义是个骗局”，从而使潘可夫斯基成为反抗苏维埃制度的异教徒。但谁都能看出，这种说法纯属反共宣传的需要，并没有真正揭示潘可夫斯基叛逃的真正原因。像他这种情况在世界间谍史上是一个很罕见的案例。

莱斯利· 詹 姆斯 · 班奈特

1993年7月初，加拿大政府的代表专程来到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省的格莱内尔格，在一套朴素的住房里会见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向他保证渥太华很快会寄给他一张15万加元的支票，并解释说这是政府对他20年来蒙受冤屈的补偿。这位老人就是加拿大反间谍部门前负责人莱斯利·詹姆斯·班奈特。21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被抛弃、被怀疑的阴影之中。现在，总算有了结果，尽管补偿金数额不大而且来得太迟，但它却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标志着长期冷战恐怖史的结束。班奈特看着政府代表，倾听着他们的安慰之词，泪水随着几十年的甜酸苦辣夺眶而出……

班奈特1920年出生在英国的南威尔士南部一个穷苦的矿工家庭，二次大战期间曾在信号情报部门工作。战争结束后，他被派到澳大利亚，在那里结了婚。1954年，班奈特举家移民到加拿大，并参加了皇家骑警队，由于工作出色，很快被任命为骑警队安全处处长。安全处是一个相当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的单位，主管侦察、确认和逮捕在加拿大境内活动的苏联及其他国家间谍的工作。

班奈特的荣升似乎预示着他的未来前途无限，然而，他的结局却相当凄惨。尽管班奈特发誓要忠于加拿大，愿意为自己的“第二个祖国”捐躯，上任后也确实为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做了许多工作，但事与愿违，由他亲自部署并指挥的几次捕谍行动相继程度不同地失败了。

更糟糕的是，一些同行视他为一个“外国人和外来者”，对他轻易得到了这么重要的职务而心怀不满，加之班奈特经常穿一身苏格兰呢制服，肘部还缝上个装饰性的大补丁，与身着鲜红警服、神采奕奕的骑警相比，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他在皇家骑警队中很少得到人们的好感和同情。当有风吹草动时，他自然最容易成为被怀疑的对象。班奈特的职务相当于他的美国同行——安格尔顿在中情局里的位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毁掉班奈特前程并拆散其家庭的正是安格尔顿。

班奈特的几次反间谍行动失败后，安格尔顿对其产生了怀疑，安格尔顿将手下人秘密获得的班奈特个人档案及其有关的全部材料送到戈利钦面前。戈利钦看过后说：“对，我认为这个人就是苏联间谍，而且是个关键人物。”后来，班奈特根据加、美情报合作协议亲自写给中情局的一份报告，更使安格尔顿加深了对他的怀疑。班奈特在报告中说，自己曾问充当西德情报机关与中情局联络员的一名西德特工因茨·赫尔在南美旅行时是否碰到过克格勃间谍，这名特工人员显得十分恐惧。中情局因此对他实施了全面监视。

数月后，赫尔到南美杰克逊洞穴游览区度假时，碰巧与两名克格勃间谍同行。安格尔顿手下的主要“捕猎者”佩蒂经调查分析认为，克格勃此举旨在陷害赫尔，“让我们相信赫尔不是好人”。安格尔顿因此断定：班奈特肯定是克格勃整个阴谋中的一个“环节”，“要不是班奈特事先暗示，我们绝不会知道赫尔的南美之行”。于是，赫尔事件触发了班奈特一案。

熟知此案的中情局官员回忆说：“安格尔顿指示说，一定要抓紧，把此案查清楚。”随后，安格尔顿利用各种迂回手段，例如与加拿大情报界高级官员聚餐，在饭桌上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使他们相信美国对班奈特间谍嫌疑的指控。经过安格尔顿的“不懈努力”，加拿大警方终于决定正式对班奈特进行调查。

1970年，皇家骑警队最高层经研究后，制定了旨在查清班奈特间谍活动的“铁夹行动”计划，开始对班奈特展开全面、细致的调查。从此，班奈特受到昼夜连续不断的监视：电话遭到窃听，卧室被秘密安装了窃听器，家里和办公室内还被安装了隐蔽式摄像机。调查人员一直想弄清楚班奈特是如何与苏联人联系的。他们曾数次从班奈特的家中跟踪他到一个树林，并且每次都发现班奈特从车厢里搬出一只笼子。调查人员几次想走近去看看他究竟从笼子中放出去的是什么，但怕打草惊蛇，未敢向前。由于树林枝叶茂密，空中监视也是不可能的。侦查人员只能隐藏在远处监视，等他把事情办完再进行跟踪。尽管不能确定班奈特究竟在干什么，但美国人的怀疑却深深印在了加拿大反间谍人员的脑海里，因此他们主观地推断：班奈特是在“放信鸽”，与克格勃进行联系，或是在传递情报。实际情况是，班奈特将毁坏自己花园的黑松鼠抓住后，不忍心打死它们，便来到树林中放生。

1972年，仍没有获得班奈特从事间谍活动证据的皇家骑警队决定“逼蛇出洞”，开始与班奈特正面接触，连续对他进行了数天的严厉审讯。审讯人员提出的问题多种多样，为了显示对班奈特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们甚至描述班奈特与妻子间的性生活细节。至此，班奈特才知道自己的卧室早已被窃听、窃照。随后，班奈特被赶出办公室，并被告知他在反间谍部门的工作结束了。

被开除后，班奈特在日记中写道：“一生的事业完蛋了，连妻子都遭到他们的诬陷，他们究竟想对我怎么样呢？上帝呀，救救我吧！”3个月后，妻子忍受不了突然而且原因不明的灾难，与班奈特离了婚，独自带着他们的一对女儿去了澳大利亚。所幸的是，班奈特虽被撤职，但其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一直不足，因此未被关进监狱。后来，班奈特考虑到，既然在加拿大无法洗清自己的“间谍嫌疑”，干脆移居澳大利亚，离自己的女儿也近一些。

定居澳大利亚后，班奈特一直住在格莱内尔格，靠微薄的政府津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仍然独身生活，去洗衣店洗衣服，买菜做饭都由自己动手。他一直极力保持着尊严，并不断鼓励自己不能被冤屈摧垮。班奈特多次上书加拿大有关当局，要求为自己正名。

对于班奈特是苏联间谍的指控，早就有人提出异议。1977年，加拿大总检察长在议会上指出，有证据证明班奈特确实是一个“忠实的加拿大公民”，然而他的话并没有洗刷掉班奈特的间谍嫌疑。

20世纪90年代，新闻媒体旧案重提。1993年3月30日，加拿大的一家电视台在其节目中提供新证据说，皇家骑警队中确曾有过一名接收苏联数万美元报酬的克格勃“鼹鼠”，他叫吉勒斯·布鲁纳特，而非班奈特。布鲁纳特也是骑警队成员，其父曾是安全局的第一任局长。布鲁纳特的生活穷奢极欲，经常到墨西哥旅游。1984年，49岁的布鲁纳特去世。

电视节目播出的第二天，总检察长道戈·路易斯就在众议院宣布：“我向班奈特和众议院保证，加拿大政府确信班奈特从来都不是克格勃的‘鼹鼠’。”此后，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详细审查了保存下来的原始档案材料，决定为班奈特“平反”。

终于洗清冤屈的班奈特通过加拿大电视台说，他对终于洗清了自己的间谍嫌疑感到十分高兴。他说：“问题终于解决了，加拿大人民终于承认了我，我十分高兴，因为我再也不必为洗刷自己而奔走呼号了。”

经安格尔顿“甄别”后，被怀疑为苏联间谍的人有不少，结果后来证明绝大多数都是错案。在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后跑到美国的鲁申科，也曾被安格尔顿定为假叛逃，由此蹲了三年多监狱。甚至连中情局局长科尔比也被安格尔顿怀疑是克格勃打入中情局的头号“鼹鼠”。这一下算是摸着老虎屁股了，科尔比清理门户，将安格尔顿赶出了中情局。后来任中情局局长的特纳对安格尔顿那一套做法也是深恶痛绝，他认为安格尔顿之所以能够无法无天，就是因为“各守一摊”的体制所致。

当然，间谍活动的危害是巨大的，弥补间谍造成的损失需要多年的艰苦努力和数十亿美元的代价。

有时，间谍造成的损失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如休斯飞机公司高级工程师贝尔仅仅为得到11万美元的报酬，竟将Ｆ-15主力战斗机俯瞰射控雷达、拖式反战车导弹、凤凰空对空导弹及隐秘式雷达等机密设计图出卖给伪装成商人的波兰情报人员马林·兹查斯基，这些资料后来被送给莫斯科的克格勃。此案使美国数亿美元的研究成果顿时化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对国家安全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据专家的初步研究表明，美国情报机构驻外特工网络以及在世界主要地区的电子窃听系统都曾遭到间谍的严重破坏。在国内公众的呼吁下，美国国会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了包括对间谍恢复死刑、对接触保密资料的400万政府雇员进行测谎器检验等一系列法规。

安格尔顿离去后，中情局反情报人员从300名减少到80名。安格尔顿建造的情报中心资料库按地理位置被分成了若干部分。据说获取出入证易如反掌。在美国情报机构接二连三地发生间谍案之后，专家们建议扩大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反情报职能，改善协调工作，以弥补国会抨击情报机构后所带来的经费压缩、人员裁减问题。

然而，训练一支反间谍队伍至少要花费4年时间。专家们认为，迅速加强保密的最好办法是减少秘密文件数量和接触秘密文件的人数，同时严格政府安全检查制度和增加检查次数。但是据1988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分析，在安全方面仍有不少漏洞，例如，五角大楼每5年需要接受一次安全检查的人员多达10万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则认为，目前秘密材料太多，能接触秘密的人太多，间谍太多……而消除间谍威胁的努力则太少。

第六章 “鼹鼠”现形，美苏谍战何时了

安格尔顿8年的“肃鼠行动”虽然令自己身败名裂，但是中情局的“鼹鼠”并非都是子虚乌有。1994年，中央情报局里的一个特大“鼹鼠”阿尔德里奇·埃姆斯现出了原形后，2001年又一大“鼹鼠”罗伯特·汉森落网；直到2010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还进行了一场间谍“交易”。“鼹鼠”层出不穷，美苏谍战未有穷期。

特大“鼹鼠”埃姆斯现出了原形

安格尔顿8年的“肃鼠行动”虽然令自己身败名裂，但是中情局的“鼹鼠”并非都是子虚乌有。1994年，中央情报局里的一个特大“鼹鼠”终于现出了原形，他就是中央情报局苏联集团分部主任阿尔德里奇·埃姆斯。

1994年2月21日清晨，闹钟唤醒了沉睡中的埃姆斯，他睁开了惺忪的睡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10点半，埃姆斯离开家门，准备去兰利总部上班。打开崭新的“美洲豹”轿车的车门，他准备启动汽车。突然，车门口出现一个高大的身影，随即，一张卡片递了进来，一个冰冷的声音在埃姆斯耳边响起：“阿尔德里奇·埃姆斯先生，我是联邦调查局的莱斯利·怀泽，因涉嫌间谍案，你被捕了。”

怀泽的话音刚落，埃姆斯就瘫在了车里，口中喃喃自语：“完了，这一天终于来了。”

对埃姆斯来说，那一天确实同以往的日子不同。从那一天起，他作为美国冷战时代甚至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永远失去了自由。由于出卖了大量的国家机密，并造成了十余名美国间谍送命，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关在宾夕法尼亚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里，身穿40087-083号囚衣。

埃姆斯在1962年就参加了中央情报局，正赶上情报局扩充实力的好时光，很多与埃姆斯一起加入中央情报局的年轻人都得到了提拔，交上了好运。埃姆斯一加入中央情报局就进入了核心部门，成为一名外勤官员，同其他担任情报分析任务的同事相比，他算是幸运的。但是，他并不感到满足。

他的工资不高，再加上没有得到提升，因此工作并不顺心。最糟糕的是，他不敢告诉人家他是一名情报人员，他总是对人说，他是外交官，在国务院工作。这种黑暗世界里的日子真不好过，为此，他的妻子安妮一直跟他闹。

转机发生在1981年，那一年，他从安卡拉调到了墨西哥城。地方变了，似乎运气也变了。正是在墨西哥城的社交场合，他邂逅了玛丽娅·罗萨里奥·卡萨斯。风姿绰约的玛丽娅，吸引了正闹离婚的埃姆斯。

但是，玛丽娅的背景远非埃姆斯所知道的那样单纯。玛丽娅早在1981年就被克格勃招募，负责搜集中美洲方面的情报。1983年4月至12月间，她又成为克格勃驻墨西哥情报站的线人。当埃姆斯陷入情海不能自拔之时，玛丽娅提出了结婚的先决条件：加入克格勃。

埃姆斯没有向他的上级报告此事。中央情报局的安全官员对此也没有足够的重视。在他们看来，生活在秘密世界里的人大多孤独，而打扮成外交官的驻外特工生活尤其苦闷，他们不仅要过一种双重生活，而且还要遭到那些真正的外交官的歧视。因此，像埃姆斯那样借酒浇愁，玩玩女人，在中央情报局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也许是玛丽娅给他带来的好运，埃姆斯很快被调回美国，担任中央情报局苏联分部的负责人。这在中央情报局是一个中层职位，但不容小视。美国长期以苏联、东欧为敌手，对付苏联、东欧国家情报机构的渗透是中央情报局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因此，这个职位也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熟悉埃姆斯的人都说，埃姆斯这次算是出头了。

但是在埃姆斯自己看来，他今年已经42岁，这个年龄才混上一个中层职位，实在算不得什么，在中央情报局，这意味着他的事业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中央情报局的局级领导一般都是从局外调入，很少有本局职员直接提升的。

阿尔德里奇·埃姆斯是克格勃在冷战时期发展的最大的“鼹鼠”。他给美国情  报组织造成的损失之惨重无法计量。

埃姆斯的工作就是要在各式各样的苏联人中，寻找可能被中央情报局招募的“猎物”。这些潜在的目标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酗酒，婚姻失败，事业无成，寻花问柳。

埃姆斯在寻找，他的对手也在寻找。这一次，克格勃看中的不是别人，正是埃姆斯！在他们看来，埃姆斯具备一个变节者的所有条件。这是一个立即可以利用的人物，可以从他身上取得意想不到的突破。

随后是长达6个月的劝降工作。埃姆斯被捕后在监狱里回忆道：“我需要钱。那时候我的生活非常动荡。我刚从墨西哥回国，正在闹离婚，并准备与玛丽娅结婚。我欠了很多债。我认为我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其实还没到那个地步，但我那时候已无法理智地考虑问题了。我甚至考虑过抢银行，我脑袋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但是，我选择了我认为最容易实现的一种，那就是为苏联人工作。你知道我是干这一行的。那时候克格勃的工作很不景气，说句不好听的话，可能同我的状况差不多。我想，如果我同他们联系，他们是会同意帮助我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我得到了钱，渡过了难关，而他们则得到了情报，得以从失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当我从克格勃拿到第一笔5万美元的报酬时，我是挺兴奋的。5万美元！这已经相当于我一年的薪水。我无法不动心。当然，有些时候，我心里也是有些内疚的。毕竟，我在中央情报局干了这么多年。但我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大约有10名美国间谍因我而丧命。我想罢手不干，也不可能了。克格勃哪会轻易放过我呢？

“克格勃不愧是谍报活动的行家里手，他们给我规定的联络手法，即便我这个反情报专家，也不得不表示叹服。我与苏联人接头的地点，有时在国内，但更多的时候则在墨西哥城、波哥大，甚至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好在我有特殊身份，飞来飞去还很自由。我很少同我的接头人会面。我们之间一般用秘密信箱联系。这个方法已经沿用几十年了，虽说比较麻烦，但使用起来有一种安全感。每次接头前，苏联人在我们原先约定的地方做一个记号，表示要我在特定的时间去接头。而我则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用白粉笔画一个白道，表示我知道了。如果要改变计划，我们之间另外约定了一些联络方法。要不是这种方法，我想，我维持不了9年时间。”

被埃姆斯出卖的第一批间谍就是克格勃中校马尔季诺夫和莫特林。1980年11月，马尔季诺夫和妻子来到华盛顿，公开身份是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实际上是克格勃派往美国搜集科技情报的官员。1982年，马尔季诺夫被中央情报局一名特工盯上了。这个特工受过工程方面的训练，经常出席华盛顿地区的各种技术性会议，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设法与他单独取得联系，并最终将他发展成为间谍。他们为他在美国的银行里开了一个户头，存了数目可观的钱，以便将来在他叛逃到美国之后可以使用。

联邦调查局想通过马尔季诺夫了解那些被派到华盛顿的克格勃官员，看哪些人可以被收买过来，而中央情报局则对克格勃在美国的目标、他们的运作方法等情报感兴趣。马尔季诺夫不负众望，向美国情报机构提供了很多文件的复印件。情报局的一位官员说：“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年轻军官，前途无量，说不定哪一天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

收买马尔季诺夫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重要突破，不久以后，他们又成功收买了苏联大使馆的另一名克格勃军官谢尔盖·莫特林少校。他是1980年夏天被派到华盛顿的，同马尔季诺夫一样，公开身份也是大使馆的三等秘书。

作为苏联分部负责反间谍事务的埃姆斯自然知道这两个间谍的所有情况。由于现在埃姆斯为克格勃效劳，这两个间谍就对他构成了严重威胁。他一定要将他们除掉。6月13日，在与克格勃联系人丘瓦辛接头时，他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告诉了对方。得知这两个叛徒出卖了国家机密，克格勃的头头脑脑们恨得直咬牙，但为了保护埃姆斯，他们一直隐忍不发。

1984年底，莫特林在华盛顿大使馆的任期结束，奉召回国。临行前，他保证继续向美国提供情报。1986年初，他在与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接头时被逮捕，不久被枪决。

1986年11月，当尤尔琴科从华盛顿返回苏联的时候，马尔季诺夫也受命陪同尤尔琴科回国，当时马尔季诺夫的妻子娜塔莉娅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她的丈夫通常并不执行这一类的任务。10天之后，娜塔莉娅接到丈夫的一封信，说他在搬运行李时膝盖上旧伤复发，住进了医院，希望她带着孩子回国照料。娜塔莉娅立即动身回国。可是，飞机刚一着陆，克格勃官员就把两个孩子送到她母亲那里，而把她抓到监狱审讯。克格勃官员告诉她，马尔季诺夫犯的是叛国罪。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克格勃曾经多次对她进行审讯，并允许她探望丈夫4次，最后一次还带去了两个孩子，那时马尔季诺夫已获知被判死刑。他于1987年5月29日被枪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联邦调查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招募了两名苏联大使馆人员，但这两人不久就被调回莫斯科，随即被处死。联邦调查局认为，一定是内部出了问题。

联邦调查局“行动基地”与中央情报局合作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调查美国情报界内部的奸细，代号为“天光”。此外，联邦调查局自己还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负责调查中央情报局的安全问题，其行动代号为“演员”。

“天光”和“演员”小组同时行动。他们首先阅读近期有关档案资料，了解那些失败的谍报活动的内情，随即根据知情者的范围，各自拟出了一份嫌疑者名单。然后，行动小组根据各人的自然情况对嫌疑者进行排队。这些自然情况包括：是否酗酒，是否有吸毒行为，婚姻是否美满，有没有擅离职守的记录，是否有不明收入来源，等等。根据这些标准被列入嫌疑者名单的大约有200人之多。行动小组对每个嫌疑者进行调查，到1992年秋，名单上的名字减少到40多个，网一点点收拢了。

令行动小组惊异的是，在“天光”和“演员”小组的名单上，阿尔德里奇·埃姆斯赫然在列，而且，调查发现，他的不检点行为很多，因此，在名单上，他的名次逐步前移。他酗酒，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曾经离过婚，这说明婚姻问题上有不美满的记录；在一次例行的测谎检查中，检测人员发现，测谎器上的波纹异常。

不过，最让人不放心的是，埃姆斯有大量不明收入。他的年薪不过7万美元，从1985年4月至1993年8月，其总收入不过34万美元，但同期他的支出竟达到130万美元。1989年，他在华盛顿郊外阿灵顿市买下一处住宅，一次付清了54万美元房款。更让人吃惊的是，埃姆斯为装修房子和购买家具一下子又花去了10万美元。此外，他花了近2万美元为其妻买了一辆“本田”牌轿车，不久又买了一辆价值2.5万美元的“美洲豹”牌轿车。在过去的8年中，他还买了16万美元的股票，为妻子支付了几万美元的学费。此外，他还通过信用卡支付各种费用45.5万美元，付电话费近3万美元。

中央情报局反情报中心的雷蒙德看着这些调查记录，惊呼：“他怎么买得起这种豪华住宅？他从哪里搞来这么多钱买这些汽车？几乎可以肯定，这家伙有问题。”

调查小组确认，不管美国情报界内部还有多少“鼹鼠”，埃姆斯肯定是其中之一。下面要做的工作就是搜集证据。

1993年5月12日，联邦调查局开始对埃姆斯进行刑事调查。此次调查的代号是“夜行人”，负责人是莱斯利·怀泽。怀泽是个老资格的反情报官员，以前侦破过很多类似的案件，但是，当他从布赖恩特手中接过那沉甸甸的案卷时，他已经意识到，这个案件将使他以前破获的所有案件黯然失色。以反间谍处处长的身份给外国情报机构充当“鼹鼠”，这在美国还没有发现，在英国也仅有一个金·菲尔比。

怀泽迅速组成一个行动小组。一切就绪后，6月3日，怀泽下令，监视埃姆斯的一切行动。此后，埃姆斯住宅的周围布满了垃圾清运工、草坪修理工、送货杂工等。6月11日，怀泽手下的特工开始窃听埃姆斯。埃姆斯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怀泽的监视之下。

6月23日，经司法部门批准，怀泽对埃姆斯的住宅进行了秘密搜查，从而发现了更多的证据。联邦调查局人员从埃姆斯家中搜到了144份机密文件，其中大多数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报与反情报活动有关，有些还涉及美国的军事机密，而这些机密同他当时从事的缉毒工作毫不相干。联邦调查局还从埃姆斯家中的垃圾桶中找到了一盒废弃的色带，经过技术处理后，发现了这样一句话：“除了在阿拉斯加要得到一笔现金外，我还希望你们以更安全的方式给我汇一大笔钱。”后来的调查证实，埃姆斯从阿拉斯加回来后，在当地的银行以玛丽娅的名义存了一笔钱，数目是8.67万美元。此外，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从垃圾桶中还找到两份文件，其中一份写道：“我的妻子了解我的所作所为，并且很支持我。”另一份文件则披露了中央情报局的人事、取得机密情报的渠道以及中央情报局正在进行的一些秘密行动。

搜查完毕后，联邦调查局在埃姆斯的计算机上加装了电子侦测器，在其房间加装了监视装置，在过道上安装了微型摄像机。此外，怀泽复制了埃姆斯住宅和汽车的钥匙。7月20日，趁埃姆斯到胡佛大厦办事的机会，怀泽又在埃姆斯的汽车里安装了一个电子信标发射器。

9月15日深夜，4名特工从埃姆斯的家门口换走了垃圾箱。他们从中发现了一张撕碎了的小纸条，上面的字迹依稀可辨：“我想10月份在波哥大会面。”

10月8日，埃姆斯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保罗去迈阿密度周末，10月9日，天刚蒙蒙亮，怀泽的人员出现在埃姆斯家中，而怀泽自己则在“行动基地”一个小指挥室里遥控指挥。下午5点，搜查人员满载而归。电脑专家汤姆·默里从埃姆斯的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东西，如联络点和情报放置点的详细指示，关于会面的记录等等。此外，联邦调查局人员还发现了大量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这些都是埃姆斯无权过目的。

10月，埃姆斯告诉他的上司，他要在本月去波哥大看望他的岳母，但是，机场的航班登记表却显示，他没有去波哥大，而是去了加拉加斯，而且，当时他的岳母也不在波哥大，而是在美国。怀泽知道，埃姆斯是到加拉加斯与他的主子会面去了。

埃姆斯在加拉加斯期间，并没有逃过联邦调查局的监视。怀泽从电话录音里听出，埃姆斯似乎已经隐隐约约地知道，他已被怀疑。他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一有机会就应收网，否则，埃姆斯有可能跑掉。

联邦调查局加紧了对埃姆斯的监视。埃姆斯的波哥大之行一直拖到11月才成行。11月1日，埃姆斯来到波哥大，等待他的不仅有他的克格勃老板卡列特金，还有怀泽所带领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他们将埃姆斯与卡列特金可能会面的场所都监视起来，不料还是扑了个空。11月2日，埃姆斯和卡列特金完成会面，怀泽未能将埃姆斯当场拿获，不禁感到几分沮丧。

从波哥大回国以后，埃姆斯夫妇完全沉寂了。没有人知道卡列特金在波哥大同他讲了什么，但是，埃姆斯知道他已被怀疑是确凿无疑的了，因为他不再有任何可疑的举动。更糟糕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埃姆斯，连埃姆斯的邻居对周围出现的各种闲杂人员都感到可疑，作为反情报专家的埃姆斯不可能不知道此事。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发现，埃姆斯住宅的周围不断出现乔装打扮的俄罗斯情报人员。他们很可能已经知道埃姆斯暴露，杀掉埃姆斯灭口也不是不可能的。此外，根据原先的日程安排，埃姆斯可能于近期出国公干，谁也没办法保证他会按时回国，搞得不好，煮熟的鸭子就会飞了。于是，联邦调查局决定：逮捕埃姆斯。

埃姆斯曝光后，美国朝野舆论大哗。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就怀疑中央情报局内部有苏联间谍，但一直无法将其挖出。埃姆斯曝光后，人们心目中的怀疑终于成了现实。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埃姆斯间谍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间谍案。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皮克林于1994年2月22日分别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白宫认为，这次间谍案是对两国“伙伴”关系的一次严重破坏。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则利用埃姆斯一案大做文章，攻击政府过于信任叶利钦。中央情报局立即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要求俄罗斯主动召回与埃姆斯一案有关的驻美外交官，并把其在美情报人员削减到美国在俄罗斯的同等水平。2月25日，美国政府宣布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参赞亚历山大·李森科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他在7天内离境。

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反应则要平和得多。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呼吁俄美双方的情报机构将埃姆斯一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把政治领袖卷入这一纠纷。叶利钦总统的发言人科斯季科夫指责美国对间谍案反应过分。2月27日，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在接受全美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埃姆斯间谍案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美国大可不必为此而震惊，因为俄罗斯和美国尚未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更没有达成彼此停止秘密情报活动的协议。俄罗斯的塔斯社还强调说基于个别利益的考虑，情报事务仍有必要存在，美国军方领导人也曾多次表示，他们并没有计划结束美国对俄情报工作，既然如此，俄国为什么不能在美国从事情报活动呢？在从事情报活动方面，俄罗斯与美国拥有同等的权利。

基于美国政府驱逐了李森科，俄罗斯也采取了对等措施，于3月1日和3日宣布捕获了1名英国间谍和2名美国间谍，并宣布，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中央情报局莫斯科情报站代表詹姆斯·莫里斯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在7天内离开俄罗斯，还指控美国驻俄大使馆二秘凯利·汉密尔顿与间谍案有关，以此来平衡国际舆论对埃姆斯间谍案的关注。

埃姆斯身为中央情报局对俄情报工作的负责人，俄罗斯能将此人招募，很明显是这场间谍战的赢家。但是，此案并没有到此结束。据香港《东方日报》消息，埃姆斯虽然出卖了美国大量的国家机密，但美国并不是一味地被动挨打。因为中央情报局早就觉察内部出了奸细，且较早地将埃姆斯列为怀疑对象，及时调动了他的工作，将他调任为缉毒中心黑海地区科的负责人，因而减少了一定损失。

更重要的是，在确认埃姆斯是俄罗斯间谍后，美国立即成立了一个反情报小组，专门编造假情报，经埃姆斯之手提供给俄罗斯，这些情报真真假假，极难辨认。

4月28日，美国联邦法院对埃姆斯进行公开审讯。莱斯利·怀泽在其长达30多页的公诉书上，列举了埃姆斯的罪状，说在过去的9年里，埃姆斯因出卖情报而获得250万美元的酬金，是莫斯科所雇用的外国间谍中最富有的一个。最后，联邦法院以间谍罪和偷税漏税罪判处埃姆斯无期徒刑，并罚款25万美元。比起他从克格勃收取的巨额酬金来，25万美元不过是一个小数目，但是，埃姆斯注定是要坐穿牢底，无法享受了。

又一大“鼹鼠”罗伯特·汉森落网

2001年，美国历史上又一大“鼹鼠”罗伯特·汉森落网。

2001年2月18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几十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扮成游人，分散在华盛顿市郊的法克斯通公园的各个角落。他们一边在烤炉上烤着牛排，一边密切注视着一座木桥上的动静，并把这一切用摄像机摄下。

这时，一个身着黑色上衣的男子走过木桥，他停下脚步，弯腰系鞋带儿。“游人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漫不经心地走到这一男子面前。在走到其家门前时，突然，“游人们”猛扑上去，将这一男子按倒在地。

2月20日，美联邦调查局局长弗利宣布，联邦调查局2月18日逮捕了俄罗斯间谍、该局资深特工罗伯特·汉森。

汉森1944年4月18日出生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所学专业是会计学。在就读伊利诺州专科学校时，汉森学习了俄语。70年代初他被芝加哥警察局录用，在对内侦察处工作。1976年，汉森被调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后来他专门负责对俄罗斯驻纽约外交官的跟踪。正是在此期间，汉森投向了克格勃的怀抱。

1985年，汉森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寄出了一个包裹和一封信。信中写道：“我相信，贵国的专家一定会对这些文件作出恰当的评价。专家们一定会认为应该付给我10万美金。”

从1985年开始，汉森一共向苏联人提供了27封信件和22个邮包约6000页的绝密情报。这其中包括美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电子侦察技术等绝密件。最为重要的是，汉森于1985年10月1日和1989年3月20日向克格勃透露了3名被美国招募了的克格勃特工名单，导致2人被枪决，1人入狱。

罗伯特·汉森 在联邦调查局从事反间谍工作期间自愿成为克格勃的一名“鼹鼠”，向克格勃出售了大量机密文件。

汉森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了27年，他隐藏得十分巧妙，甚至多次通过了美联邦调查局测谎局负责人亲自对其实施的测谎检查。汉森长期负责反间谍工作，他有条件接触绝密文件。4年前，汉森被调到美国务院工作，负责侦破外国间谍的专项任务。据说，前不久揭出的俄安全部门特工在靠近奥尔布莱特办公室安装窃听装置一案就与汉森有关。

汉森在克格勃总部的代号为“拉蒙”，或简称“Р”。汉森从未和任何苏联人发生过联系，而一直通过“秘密信箱”向其转交情报，并领取报酬。

汉森坚信，即使是莫斯科泄露了天机，他也不会被揭露，因为他的名字无人知晓。

其实，正是莫斯科克格勃内部出了叛徒，才导致“Р”特工的败露。美联邦调查局从去年下半年就已发现内部有“鼹鼠”，后来通过隐藏在莫斯科克格勃内部的“自己人”提供的情报把汉森揪出。

据统计，15年来，汉森总共从苏联和俄罗斯情报机构拿到约140万美元的报酬，其中包括现金和钻石。

据报道，汉森为苏联和俄罗斯服务，还不完全出于经济考虑。他在写给莫斯科总部的信里说：“我从14岁时起就选择了这条道路。”

与埃姆斯相比，汉森的生活非常简朴。他就像一个典型的美国中层人士，住房是中层人士都能买得起的那种，开的小车也是普通型的“福特”车。

汉森被捕后，邻居们震惊不已。他们说，汉森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个星期天他都偕全家去教堂祈祷。汉森的妻子贝尔纳杰达在当地中学教宗教史。6个孩子都非常爱自己的父亲，最大的去年考上了大学。

同行们则称汉森是一位资深专家，但很像恐怖片中的心理阴暗的坏人。平时，汉森常穿深色西装，同行们就叫他“死亡医生”或“殡葬馆馆长”。汉森经常辱骂美国是一个“个头大，易发怒和危险的痴呆儿”。

由于汉森一案已造成严重后果，美国总统布什亲自下令成立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牵头的专门调查委员会。3月5日，地方法院首次开庭审理汉森一案。汉森拒不认罪，情绪沮丧，与法庭尖锐对立。

根据美国法律，汉森可能被处以极刑。但也不排除像埃姆斯一样，被判终生监禁的可能。

2010年美俄双方的间谍交易

美、苏（俄）之间的这种间谍战就一直没有结束过。到了2010年，美国和俄罗斯双方还在进行一场间谍交易。

2010年7月，美国将驱逐10名俄罗斯间谍。作为交换，莫斯科将释放4名被控为西方从事间谍活动的人。

早些时候，这10名俄间谍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出庭时承认了对他们的间谍控罪。这是首次所有10人被逮捕后一起在公众前露面。第11名俄罗斯间谍嫌疑人在塞浦路斯被逮捕后，在取保获释后失踪。

被莫斯科释放的人之一是核科学家苏佳金。苏佳金于7月6日从原来服刑的俄北方一所监狱转至莫斯科附近的监狱，并于次日和亲属会面，当时俄情报机构官员和美国外交官也在场。据悉，苏佳金可能被送至维也纳，与其中一名被美国逮捕的俄罗斯间谍实行交换，然后飞往英国。

伊戈尔·苏佳金曾担任俄科学院美加研究所对外政策研究部军事技术和军事经济政策室主任，他被控向一家英国公司提供有关俄核潜艇与导弹的情报而被捕。俄联邦安全局称，这家英国公司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设在欧洲的“马甲”。苏佳金于2004年4月被俄法院以叛国罪判处15年长期监禁。就在4个月前，俄法院还曾拒绝了他的假释请求。

有关人士指出，采取“一对一交换”方式处理本次间谍风波是美国和俄罗斯手中能打出的“好牌”。

在媒体纷纷对这场交易进行渲染、描述时，有好事者还对双方在多年的间谍战中互相使用的间谍工具进行了详细的披露：

毒尖伞

1978年，当时流亡到英国的保加利亚政治异议分子乔吉-马尔科夫在伦敦市一公交车站身中蓖麻毒素遭人暗杀。这一暗杀事件的幕后主谋正是克格勃。当时马尔科夫在等公交车时感到大腿后半部一阵刺痛，他发现是后面的人拿着一把伞“不小心”戳到了他的大腿，马尔科夫当时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但当天晚上他就开始发高烧，3天之后就宣告死亡，尸检结果显示他是被人注射蓖麻毒而中毒身亡的。

暗藏在墙内的相机

这种相机是于20世纪80年代由捷克人制造出来的，后来被东德国家安全局广泛使用。这种相机可以秘密安装在旅馆房间的风口进行秘密拍摄。

腕表状照相机

这种经过精巧设计的微型相机是大约在1949年的时候由德国人制造出来的，它可以让一名特工人员在进行间谍工作时假装看表上的时间而秘密进行图像拍摄。它所使用的是一颗可循环使用并且只能拍摄6张照片的微型胶卷。

文字阅读装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秘密记录信息，间谍通常都会使用不同波长的紫外线来进行文字记录，然后他们的同伴利用这种隐形文字阅读装备读出记录的秘密信息。进行情报搜集工作的特工人员通常都拥有一支装有特殊墨水的笔，这种笔写出来的文字只有在特定波长紫外线的照射下才会发出荧光，否则的话所写的文字将是肉眼所看不见的。

唇膏手枪

克格勃的特工人员，尤其是女特工通常随身都会携带一种做成唇膏形状的手枪，这种手枪的长短仅有4.55厘米长，并且只有一发子弹，这种手枪还有一个外号叫“死亡之吻”。这种武器最初是在西柏林地区发现的，由于其形状特殊而且利于隐藏，特工人员通常都将这种唇膏手枪作为进行暗杀活动的应手武器。

用煤伪装的装备或煤形炸弹

美国特工人员为了进行破坏活动曾经使用过“煤矿炸弹”，他们把炸弹做成煤的形状，在里面填充爆炸物，然后把它们秘密放在煤桶里，放在商店附近或者铁路上对敌人实施爆炸行动。

树桩形窃听设备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使用过一种做成树桩形状的窃听设备，这种窃听设备所使用的能源是太阳能。美国中央情报局把这种窃听设备安放在苏联的一个军事基地附近，搜集了很多有价值的秘密情报。

为了窃取对方的机密，美苏（俄）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不惜代价。但是，无论是在冷战的四十多年里，还是冷战结束以后的岁月，他们之间的谍战却是胜负未分，没有赢家。

第七章 美元开道，中情局阴影笼罩世界

为了阻止意大利的“红色分子”在大选中夺权，中情局开始了“烧钱”运动，最后用1000万美元把意大利共产党“烧”到了台下；但是在“匈牙利事件”中却开了一张“空头支票”——面对苏联坦克在布达佩斯连续四天的屠杀，中情局唯一能做到的就只是在“自由欧洲电台”摇唇鼓舌；艾森豪威尔可以自豪地说“在我的任内，卢蒙巴终于死了”，但是非洲“雄狮”卡扎菲却躲过了第8次谋杀，18年后在自己的帐篷里接见布莱尔。

“马歇尔计划”就是“烧钱”

中情局成立之初的日子并不好过。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直言不讳地说：“我对这个机构有极强烈的不祥预感。我提醒总统，一旦设立中情局，他本人和国安会，甚至其他任何人都无从知悉它在做什么，亦无法控制它。”

所以，当时无论是五角大楼还是国务院，不但对中情局都不看好，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它。

1947年9月26日，中情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总统杜鲁门亲自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中情局法律顾问劳伦斯·休斯敦曾提醒中情局局长希伦科特说，反对“秘密行动”的呼吁会与日俱增。中情局如果没有国会的同意，就无法获得法律授权以执行任务。因此，希伦科特就将中情局的海外任务控制在只搞情报搜集，不搞其他的违规动作，但是他失败了。

1947年12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向中情局发出了第一道最高机密令，要中情局立即执行一种秘密心理战，“以期应对苏联及苏联所策动的活动”。要求中情局马上着手打击意大利共产党，以防这些“红色分子”在1948年4月意大利的大选中夺权。

中情局接到命令之后，立即开始行动。他们在给白宫的报告中危言耸听地说，意大利可能变成极权的警察国家，一旦共产党赢得选举，必然会占领“这个西方文明最古老的所在地，尤其是全球虔诚的天主教徒都会密切关注梵蒂冈的安危。一旦遭到无神论政府包围的梵蒂冈处于共产党的枪口之下，这种可怕的情形简直叫人不敢想象”。

当年的意大利共产党，是一个成立于1921年的老资格的党派。它是由意大利社会党的左翼组成的。1922年意大利的国家法西斯党上台后，在意大利所有的政党中只有共产党坚持反法西斯立场，结果在1926年10月被墨索里尼政权取缔，总书记葛兰西被捕入狱。1934年，意大利共产党与社会党在意大利结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43年墨索里尼政府垮台，纳粹德国侵占意大利，意大利共产党率先组织民族解放委员会，派遣“意大利旅”开展反法西斯武装斗争，其威望空前提高。1944年4月参加联合政府，党的领导人陶里亚蒂先后任副总理等职（后在1947年被排挤出政府）。从此以后，意大利共产党长期居于反对党地位。所以当时美国认为，“来一场枪战也好过让共产党合法夺取政权，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则是仿效共产党搞颠覆”。

不过，美国国会当时并没有同意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中情局下达这样的一项任务。理由是他们认为这种打击“红色分子”的行动是不合法的。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对付国际共产主义的行动需要很多经费。要用美元开道，到意大利去收买那些社会名流和各党派的政客，让他们和中情局合作起来，共同去操纵意大利的选举，最后，才能把共产党赶出议会。中情局的官员们当时把这种秘密行动叫做“烧钱”。

根据中情局当时驻罗马工作站站长詹姆斯·安格尔顿的预算，这次行动所需要的经费是1000万美元。安格尔顿从战略情报局时代就一直待在罗马，他告诉总部，自己对意大利特勤机关渗透极深，已到了实质上由他主事的地步。他可以利用特勤机关的成员把经费分散出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1000万美元的经费从哪儿来呢？

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与好友艾伦·杜勒斯虽然已经请求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商人、银行家与政治人物中的好朋友捐助，但经费还是不够。于是，福里斯特尔就跑去找老朋友约翰·斯奈德。此人时任财政部长，也是杜鲁门最亲密的战友之一。福里斯特尔说服斯奈德挪用外汇平准基金。该基金成立于美国大萧条时期，原来的作用是通过短期通货交易，稳定海外美元币值，二战期间则变成从轴心国家掳获战利品的收藏所。于是，约翰·斯奈德就从该基金2亿美元的欧洲重建经费中，挪出了数百万美元转到一些有钱的美国公民（其中不乏意大利裔）的银行户头，再由他们以募捐的形式转入中情局设立的各个外围组织。捐款人可在所得税申报单上的“慈善捐款”旁标注特别密码。就这样，几百万美元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转交给了意大利的政治人物，还有梵蒂冈教廷的政治组织“天主教行动会”。当装满美元的公文包在罗马四星级的哈斯勒饭店转手时，中情局的行动处长马克·怀亚特说：“我们也很想以更老练的手法进行。用黑色公文包来影响政治选举，毕竟不是很体面的事情。”

中情局罗马站为此付出了1000万美元。从表面上看，当时的1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亿美元，可在当时的战后经济复苏时期，这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

“意大利行动”是中情局头25年历史中投资最大、为时最久、收获最丰厚的一次秘密行动。1947年11月行动开始之初，安格尔顿站长从罗马返回美国，在中情局由加洛韦负责的特别行动处内设立了一个“苏联科”，启用他在意大利建立起来的特工网，网罗了一批在二战中犯有战争罪的恶棍。这些人都是想通过这种机会来“豁免”自己的罪行。

在那些日子里，安格尔顿一直在思考即将来临的意大利大选。他拟定了一个“直接给钱”的计划。到了3月份大选前夕，中情局终于获得了分配选票的权力，同时支持小党与“基民党”候选人，从而完全操纵了1948年的意大利大选。

当年中情局的意大利行动到底花了多少钱，没有正式的统计和记录，但事后凭那些当事人估计，大约在1000万到3000万美元之间。中情局的行动处长马克·怀亚特曾经说：“黑色手提包里除了装有厚厚的现钞之外，还有满满的友谊和信赖，加上一点软硬兼施……”

1948年的意大利行动中有一则传闻，说当时在处理巴勒莫码头工人事件时，3名中情局的特工竟然请出了当地的黑手党出面，才把那件事给摆平了，最后，成功地让装有武器的美国货船逃过共产党领导的码头工人的搜查。不过，当时中情局总部倒是对他们的做法很不满意。他们说，美国的武器流入了意大利，而美国船只运回来的只是粮食。

意大利这次行动的成功，让中情局看到了金钱的魅力。于是，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中情局就在世界各地一直沿用这种以金钱收买选票和政治人物的手段，并且屡试不爽，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获得了成功。

1948年3月5日，捷克危机爆发，柏林的美国占领区司令卢修斯·克莱将军发给五角大楼一份让人心惊胆战的电报，说直觉告诉他“苏联随时会发动攻击”。五角大楼把电报泄露出去，华盛顿顿时一片惊恐。尽管中情局柏林基地的人员发电报再三向总统保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可能发动攻势，但是没人能听得进去。次日，杜鲁门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提出警告说，苏联及其发言人扬言要制造剧变。他呼吁国会立即通过一项在后来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重大计划。

“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美国向欧洲提供数十亿美元，作为战后重建的经费，并建立对抗苏联的政治与经济屏障。美国将协助19个国家（16个在欧洲，3个在亚洲）按照美国的蓝图重建文明。凯南和福里斯特尔是“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发起人，艾伦·杜勒斯则是该计划的法律顾问。

自从通过了这顶“马歇尔计划”之后，中情局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因为这项计划中有一项“秘密追加条款”，中情局可以从中挪用数百万美元的经费。这对中情局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啊！

那项“秘密追加条款”的程序非常简单。国会批准“马歇尔计划”之后，将在5年内拨出约137亿美元的经费，接受该计划援助的国家必须以本国流通货币配备等额的基金。中情局可以通过“马歇尔计划”的各个海外办事处，使用这笔基金的5%，其数额总计约6.85亿美元。

秘密经费是秘密行动的核心，中情局这时终于有了源源不绝且无从追查的现金支持了。

从此，中情局就从“马歇尔计划”中支出大笔的经费，支援它的所谓的“外围阵线网络”，也就是表面上是由名流领衔的各种公开的委员会或咨询会，其实就是各种间谍机构。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在全欧各地都有外围组织，如出版社、报社、学生团体和工会。现在中情局也建立了自己的外围团体。这些组织吸收外国特工，尤其是东欧各国的移民和俄罗斯难民。这批外国人在中情局领导下，可以在欧洲自由国家成立各种地下政治团体，建立它们的情报网络。

1948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在国内大选中失败，未能进入政府。不过在大选前几个星期，意大利共产党却取得了一场大胜利。他们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展开一连串逮捕与处决行动。中情局驻布拉格工作站站长查尔斯·凯特克设法将大约30名捷克人送出边界，转往慕尼黑。这些人都是他手下的特工及其家属，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捷克的情报头子。凯特克找来一辆小客车，把他塞在散热器和格子窗之间，安排偷运出境。

作为意大利头号在野党的共产党，其政治地位始终使华盛顿深感不安。中央情报局认为，仅仅依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去支持加斯贝利政府是不够的。凯南在马歇尔和艾奇逊的支持下，建议中情局成立一个从事“秘密行动”的组织。国家安全委员会很快批准了这一要求，并于6月18日颁发了一道指令，授权中情局有权进行“秘密行动”和“准军事行动”，并将在1947年成立的“特别行动处”改名为“政策协调署”，在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中情局局长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后来划归中央情报局局长直辖）。

政策协调署由中情局的精干人员组成，国务院任命弗兰克·威斯纳为政策协调署主任。弗兰克·威斯纳原为华尔街律师，在战略情报局负责欧洲的行动，是该局秘密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战后继续留在军事情报部门，同德国陆军情报组织保持联络，后者被原封不动地保留用来秘密监视苏联人。后来他加入国务院，继续经营那里属于他个人的情报小组，在战后吸收了一大批法西斯分子为其工作。

政策协调处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宣传战、经济战、破坏活动和准军事行动，包括支援东欧的地下抵抗组织对付苏联的威胁”。威斯纳果然不负众望，在短短的4年里，他领导的政策协调署就在国外建立了47个秘密情报站，在编人员2812人，合同人员3142人，年预算为8400万美元，成为中央情报局干得最红火的地方。

威斯纳上任伊始，就把对意大利的秘密行动作为工作的重点。先后在意大利情报站工作的有麦科恩、科尔比、兰斯代尔、安格尔顿、沃尔特斯等一大批后来在中情局显赫一时的人物。他们与美国大使和罗马教廷一道协调工作，扶植意大利国内的非共产党组织和团体，破坏意大利共产党的声望，成功阻止了意大利共产党在大选中获胜，亲美政党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以大比分赢得了1948年的大选。

中情局在意大利得手之后，它在东欧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匈牙利。

“匈牙利事件”中的难堪表现

当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被公开之后，立刻在东欧国家引起了一阵混乱，同时，还导致了匈牙利的工人发动武装起义，苏联不得不出兵镇压。于是，中情局与苏联的斗争又在匈牙利展开了。

1945年4月4日，苏联解放了匈牙利，那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解放。在二战时期，一些像德国法西斯一样残酷的匈牙利人成立了“箭十字”组织，他们在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苏联占领匈牙利之后，“箭十字”组织中的一些成员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领导下的秘密警察——匈牙利国家保安队。这个组织是匈牙利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

制造恐怖的拉科西

1949年4月，在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下，匈牙利共产党利用国家保安队清理了政府，成立了由共产党控制的“大众阵线”。三个月以后，以极端共产主义者拉科西为首的持强硬路线者效仿苏联对内部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从而牢牢地控制了匈牙利政府。

这个极端共产主义者拉科西天生一副残忍的样子——匈牙利人大都长得个头高大，可这个拉科西身高却只有160厘米，而且身矮体胖，脑袋还是个“不毛之地”，于是，斯大林就在背后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屁股头”。

但是，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屁股头”拉科西却对斯大林崇拜得五体投地，始终认为斯大林那一套独裁专制兼恐怖镇压的做法，就是治国法宝。他在国内仿效斯大林大搞个人迷信，推行“造神”运动。他要求匈牙利人对他本人必须顶礼膜拜，“伟大”二字只能用于颂扬和描写他拉科西。在他的领导下，匈牙利的国家保安队成为一支镇压人民群众的血腥势力。匈牙利当时全国人口只有几百万，而国家保安队却有正式成员10万人，还有数以万计的便衣人员。匈牙利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秘密警察国家，其恐怖状态可想而知。

但是随着斯大林的去世，整个共产党阵营的执政风格改变，拉科西在匈牙利的地位也开始发生动摇。不久，他的部长会议主席一职就被寻求开放改革和民主自由的纳吉抢了过去。但是在1955年，拉科西就动用军事力量解除了纳吉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时，他又开始重复斯大林当年的那一套，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开杀戒，进一步镇压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想以此扼杀匈牙利人民长期以来对他的不满和反抗。他公开提出：“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敌人。”

但是，斯大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历史已经在告诉世人，依靠血腥和暴力进行统治绝对不是正确的做法。即使是苏联的共产党，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在1956年7月18日召开的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当拉科西唾沫横飞地把自己的设想向政治局委员们简单介绍后，在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就神情严肃地向其他人员说，经过商议，“拉科西同志必须下台”。

拉科西猖狂得太久了，对这样的提议根本不在乎。他冷笑着走出会议室，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打电话。他本以为赫鲁晓夫也和斯大林一样会积极支持他。可让他想不到的是，一直就对拉科西在国内实行高压政策很不满的赫鲁晓夫在电话那边把他臭骂了一顿，拉科西这才灰心失望，宣布辞职。苏联方面提议由格罗接替拉科西担任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卡达尔任书记；同时还为被拉科西清除出党的纳吉恢复了党籍。

与此同时，波兰执政者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公开抨击斯大林主义的恶果，许诺要在波兰实行进一步的改革，他的讲话受到情绪激昂的波兰民众的支持。波兰的斯大林路线支持者强烈反对，并向苏联请示，是否需要派遣军队来遏制他们认为迫在眉睫的波兰人暴动。赫鲁晓夫亲自出马到波兰，严厉斥责哥穆尔卡的新政策，并且调动驻在波兰的苏军，给哥穆尔卡施加压力。但是苏联知道，真的对波兰的改革实行军事镇压，只能激起波兰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局势肯定会一发不可收拾。赫鲁晓夫是个聪明人，所以他最终取消了对波兰的武力干涉，同意将驻波苏军从华沙调回波兰的基地。这是一个好消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苏联共产党已经对某些国家的共产党失去了控制。

格罗执政后，虽然对匈牙利的民众镇压稍有缓和，但只要国家保安队还没有解散，群众对共产党的印象肯定就不会好起来。当波兰顶住了苏联压力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后，匈牙利的知识分子阶层受到了极大的鼓舞。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成千上万的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反对苏联对本国的占领，要求纳吉上台执政，并将赋闲在家的拉科西活捉。格罗此时表现出了他强硬的一面，命令国家保安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同时命令政府出动军队和武装警察，力图恢复社会秩序。一些匈牙利的军队官兵此时转头向群众靠拢，他们把一些武器送给愤怒的群众。

中情局得到了匈牙利发生民变的消息，局长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说：“赫鲁晓夫的日子到头了。”——但是他的预测却整整差了7年。因为7年以后赫鲁晓夫才下台。

杜勒斯与副局长威斯纳决定要好好利用匈牙利的这次民变。可是中情局这时才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在匈牙利并没有工作站，总部的秘密行动处也没有匈牙利工作组，甚至在中情局没有一个人懂匈牙利语。几年前，中情局曾在匈牙利建立过秘密情报网，但是那些情报人员一进入匈牙利，就被国家保安队逮捕了。威斯纳曾把在朝鲜战争时期四处埋武器的方法在匈牙利使用，可现在他完全记不得武器埋在哪里了。于是杜勒斯只好命令匈牙利的“红袜—红帽”小组行动起来，参加到反对者中去，组织匈牙利的工人和学生们一起举行反对苏联占领军的示威，要求结束共产党的统治。

匈牙利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苏联人发现格罗的那一套执政方式和拉科西一样，就立即将他废掉了，应广大群众要求，让纳吉出任匈牙利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主席。但是匈牙利的民变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他们再次聚集起来，希望纳吉可以效仿波兰摆脱苏联的控制。

苏联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愤怒，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政府大楼里强迫纳吉在一份请求苏联出兵的声明上签字。当时纳吉几乎是一路小跑地想甩掉这个特务头子，但最终还是在一名国家保安队军官的手枪威逼之下签了字。

第二天黎明，苏联2.5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2500辆坦克，开进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双方进行了一场激战，苏联伤亡很大。在这大兵压境之时，纳吉在国家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他认为苏联军队应该撤走，旧有的国家安全部队应该解散，“乘人民力量而起的新政府”应为民主自治而战。他同时组织了临时政府，废除一党专政，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宣告匈牙利为中立国家，并向联合国与美国求助。

中情局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采取行动。威斯纳很快找到中情局的外围情报组织“自由欧洲电台”。当天晚上，中情局通过“自由欧洲电台”开始鼓动匈牙利人民破坏铁路、拆除电话线、武装农民、炸掉坦克车，疾呼：“不自由，毋宁死。”

“匈牙利事件”前宁静的布达佩斯

在“自由欧洲电台”和“红袜—红帽”小组的推波助澜下，匈牙利人似乎看到了希望。10月31日，匈牙利正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让苏联人更加愤怒，在匈牙利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运动。

“匈牙利事件”中充满血腥气息的布达佩斯

此时，威斯纳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和眼前发生的事情，预见到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的军事行动会取得成功，就立即找到局长杜勒斯，告诉他：“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苏联一定会有效地控制住匈牙利的局势，如果我们现在不帮助匈牙利人的话，我们将失去最佳的机会。”

但是杜勒斯却犹豫不决。威斯纳多次催促杜勒斯局长采取行动。他说，我们可以利用“红袜—红帽”小组的地下人员，动用中央情报局秘密军事力量，支持匈牙利取得胜利。

当年窃取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失利的情报处长艾默里想通过匈牙利事件和威斯纳再较量一下。他看准了苏联在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中的不利因素，大胆提出了新的设想。他认为，苏联核武器力量薄弱，目前又遭到匈牙利军方和老百姓的联合抵抗，苏联与匈牙利东部连接的铁路线和公路线十分脆弱，只要对苏联山区要隘处进行核力量打击，那么苏联通向匈牙利的运输线将会陷入瘫痪状态，苏联就不会向匈牙利提供支援。艾默里也找到局长杜勒斯，并十分自信地对他说：“苏联绝对不会为此和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冲突。”

这一次，威斯纳十分同意艾默里的设想，并且也提出要采取常规的秘密军事行动。于是在艾默里和威斯纳两人共同的催促下，杜勒斯向白宫报告，但最后很遗憾地告诉二人说：“你们的建议和设想无法付诸行动。你们知道吗？现在是大选的关键时候，白宫不会拿这件事冒险。”

于是，当苏联坦克在布达佩斯连续四天残暴屠杀数万人，并将数千人扔到西伯利亚囚犯营中的时候，中情局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在“自由欧洲电台”摇唇鼓舌——“美国协助自由斗士，派兵向政府施压的力量，将大到不可抵挡”。这明显是在告诉匈牙利人，美国会出兵帮助他们。

但是，匈牙利人并不知道，这可是美国人的一张空头支票——

1956年11月1日。布达佩斯电台反复播放着紧急呼救的信号：“救急！救急！救急！求助！求助！求助！”其中还伴随着阵阵爆炸声和枪炮的轰鸣。“美国军队在哪里？求助！求助！”

11月4日，一大批匈牙利难民跑到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央求美国设法解救。中情局工作站站长皮尔·席尔瓦事后回忆说，匈牙利人提出的问题很尖锐。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伸出援手？难道不知道匈牙利人指望你们相助吗？”

皮尔·席尔瓦当时却无法回答。倘若这些人现在要钱，他肯定能拿出来，因为中情局只有拿钱的本事。

中情局犯下的第一个大错误，就是它答应了它不能给予的东西，唤起了不能实现的希望，鼓动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暴动。局长杜勒斯曾说过，假如共产党威胁要接管一个国家，他不会“等待邀请后再前去援助”。可是，真正到事情发生了，他却无所作为。

中央情报局计划处策划的“红袜—红帽”秘密行动已准备就绪，只等上面一声令下。然而，匈牙利事件发展之快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正当华盛顿有关方面为美国是否要卷入这一事件争论不休的时候，匈牙利的暴动已经被苏联人镇压下去了。

11月4日，匈牙利成立了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

就在前一天，苏联严厉地谴责了“自由欧洲电台”煽动匈牙利国内反革命暴动的“无耻行径”。最后，“红袜—红帽”行动也被美国中止了。在这一次冷战的对抗中，因为双方势力的失衡而暂告结束。

但是，中情局与苏联人在东欧国家的暗战并没有结束。

1968年，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展开一项代号为“孔雀鱼”的计划，窃听莫斯科的电话线路。当年9月，苏联入侵捷克前夕，“华沙公约”主席从莫斯科机场打电话给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中情局虽然窃听到了这一次通话，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一位叫费雪的情报官事后说，“他们也不傻，满口暗语，什么‘月亮红了’等等，让我们根本猜不透，他们到底是入侵开始还是取消行动。”

这就是当年中情局在欧洲同苏联较量的一个缩影。最主要的办法就是美元开道，金钱收买。不过中情局当年在其他地方的行动却没有这么“文明”——暗杀外国政治领导人成了中情局最主要的手段。

“在我的任内，卢蒙巴终于死了”

从1953年艾伦·杜勒斯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开始，中央情报局就特别热衷于使用残酷而卑劣的暗杀手段。他们认为，“死亡对中央情报局并不是陌生的事，问题在于，某一特定人物的死亡能否促进美国目的的实现？答案是，在某种情况下是能促其实现的”。

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情局先后实施过的暗杀行动至少在50起以上，其中大多数是针对外国领导人的，比如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伊拉克的阿卜杜尔·卡塞姆、多米尼加领导人特鲁希略、越南南方傀儡政权头子吴庭艳、智利的雷内·施奈德等人都是中情局“死亡名单”上的人。他们都曾遭遇过中情局一次或多次暗杀。有的在劫难逃，死于非命；有的则大难不死，侥幸逃生。

第一个成为美国中情局阴谋暗杀的牺牲品的，就是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刚果共和国内阁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

刚果一直是比利时的殖民地。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比利时政府任命的总督一直是这片土地上的最高统治者，成千上万的刚果人民就是他的奴隶。直到1960年，古老的非洲大地上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饱受奴役之苦的非洲人民纷纷脱离殖民者的统治，独立自主，做起自己土地的主人。这一年就是当代世界史上有名的“非洲年”。

1958年10月，卢蒙巴创建了刚果第一个全国性政党——刚果民族运动党，并担任该党的主席，同年当选为全非人民大会常设委员会委员。1959年，卢蒙巴成为刚果民族运动的领导人。在1960年刚果第一次议会选举中，刚果民族运动党大获全胜，在下议院的137席中取得了40席，成为刚果当时最大的政党，卢蒙巴被任命为刚果政府的第一任总理。

1960年6月30日，刚果民主共和国成立。由比利时人任命的刚果总统卡萨武布和总理卢蒙巴也顺应历史潮流，宣布刚果独立。然而，这种“独立”完全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幌子，刚果的军事、政治和财政大权依然掌握在比利时人的手中。于是，一场真正的民族独立运动在刚果大地上风起云涌。

1960年7月6日，刚果军队发生哗变，要求独立自主的士兵逮捕了比利时人。哗变中，许多罪大恶极的殖民统治者被义愤的群众处决，一些欧洲移民和亲比利时政府的官员被看管起来了。

刚果士兵的哗变，让比利时政府非常愤怒。他们决定镇压这次叛乱，捉拿元凶，改组政府。7月8日，比利时政府向刚果不宣而战，悍然调派伞兵部队空降刚果首都，对独立政府进行武力镇压。

刚果政府迫于人民的要求向比利时宣战。但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比利时军队很快就占领了刚果首都，形势对刚果政府非常不利。当时刚果总统卡萨武布和内阁总理卢蒙巴紧急协商，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出秘密请求，请求美国出兵干预，支援刚果。

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美国如果单方面派兵插手刚果事件，势必引起苏联人出面干涉，只有派遣联合国军队才可能防止苏联人的直接卷入。于是艾森豪威尔提议让卡萨武布和卢蒙巴马上向联合国呼吁，请求联合国对刚果进行道义上的支持和军事上的援助，由中立国派出部队。

1960年7月14日，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向刚果派遣联合国军队的决议。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着手组织联合国部队，决定由非洲的加纳、几内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等国部队组成联合国先遣部队，立即开赴刚果。7月17日，大约有3500名多国部队的士兵到达刚果。哈马舍尔德是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立场上的。他在对联合国军司令官的训令中指出：“你们的任务是使这个国家恢复秩序和平静。”

但是，联合国军进入刚果后，并没有像卢蒙巴所希望的那样，取代比利时军队，而是缴了刚果军队的械，在城市和兵营中，高高地升起联合国军的旗帜，降下刚果的国旗。这就让比利时军迅速扩大战果，控制的城镇和地区越来越多。比利时政府同时还在刚果大搞分裂行动，支持和怂恿刚果的冲伯集团在刚果南部最富庶的加丹加省宣布独立，成立加丹加共和国。

卢蒙巴忍无可忍，他向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夫尔·本奇发出最后通牒：一、联合国军在24小时内将比利时军队赶出刚果；二、重申对苏联出兵的请求；三、由于联合国军行动迟缓，不管是谁，只要能帮助刚果政府收回加丹加省，把比利时人赶走，他就接受对方的支持。

卢蒙巴的这一声明立刻让华盛顿方面意识到，卢蒙巴有“左”翼倾向，他发表的这一声明正是他公开寻求苏联人帮助的信号。于是就有人担心，卢蒙巴可能会把刚果变成第二个古巴。中央情报局对卢蒙巴更是非常仇视，认为他是引起新独立的刚果局势不安的主要因素。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情局局长杜勒斯非常尖锐地指出：“在刚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卡斯特罗式的、甚至比卡斯特罗更坏的人。”杜勒斯介绍了卢蒙巴的情况后，得出结论：“我们可以认定，卢蒙巴被共产党收买了。”杜勒斯的这句话确实表明了华盛顿官方的态度。但是，卢蒙巴却一直蒙在鼓里，一点也不知情。

7月底，卢蒙巴飞往美国，同联合国和美国国务院官员磋商。然而卢蒙巴这一次美国之行，却给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道格拉斯·狄龙留下了极不好的印象。“他从不把你放在眼里，”狄龙在向白宫报告时说，“他两眼朝天，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讲法语，而且讲得非常流利。他的话与我们要讨论的那些特定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给人的感觉是他受激情的支配，我只能用‘救世主般的’一词来描绘这种激情……他简直是个没有理性的人。”

美国国务院曾经希望能同卢蒙巴合作，但是在他与狄龙会见后，美国人的希望很快破灭了，狄龙断定“他是一个无法与之打交道的人”。

卢蒙巴在美国受到了冷遇，便转向了苏联。刚好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这时已经在向比利时挥舞拳头，警告它不要再企图对刚果实行殖民控制。苏联领导人对卢蒙巴提出的援助军用飞机和武器弹药的要求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于是卢蒙巴和赫鲁晓夫马上要求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从刚果撤出。

面对刚果的这种变化，1960年8月18日，狄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就刚果局势的发展作了报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出席了会议。狄龙在大会上说：“撤走联合国军队将是一场灾难，对此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予以阻止。”他警告说，如果联合国军被赶出来，那么苏联人就会进去。当时的会议记录写道：“副国务卿狄龙说，卢蒙巴的所作所为是在为苏联的目的服务。杜勒斯先生指出卢蒙巴已为苏联收买。”这两个人的话，基本上就为卢蒙巴的命运画上了句号。

艾森豪威尔说，美国不会听任联合国军从刚果被赶出来，即便苏联人利用这种行动作为发动一场战争的理由。

最早直接提出把暗杀作为解决办法的人，是中情局驻刚果首都利奥波德维尔情报站的站长劳伦斯·德夫林。

8月2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了中央情报局对卢蒙巴采取政治行动的方案。

8月26日，杜勒斯向劳伦斯·德夫林发了一份密电，电文如下：

上峰的观点很明确，如果卢蒙巴继续占据高位，结局将使刚果变得更加混乱，并为共产党接管刚果铺平道路。这将使联合国的威望和自由世界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认为，干掉他是我们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是我们目前秘密行动中优先考虑的情况，你有权自行作出决定，我们没有时间再拖延了。

杜勒斯还亲自在电报上签名，这是中央情报局总部向外发出指示时极少出现的情况，可见电文的重要性。

9月5日，刚果总统卡萨武布解除了卢蒙巴的总理职务，据说是因为3个星期以前，在苏联人的鼓动下，卢蒙巴断然宣布与联合国断绝关系。卢蒙巴对联合国秘书长说，刚果已失去对他个人的信任，并斥责联合国秘书长和比利时人串通一气。与此同时，卢蒙巴邀请苏联人直接插手刚果的事务。不久，刚果的军队开始逮捕在刚果的联合国官员。但卡萨武布与卢蒙巴之间的冲突很快被另一起突发事件掩盖了。

9月14日，在中央情报局和比利时情报机关的双重策动下，刚果陆军参谋长蒙博托发动了军事政变，接管了政府权力。但卢蒙巴倚仗国会和忠于他的部队的支持，仍积极参与刚果的事务。

鉴于上述情况，9月21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等人举行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艾森豪威尔在会上授权杜勒斯全权处理卢蒙巴的事情。

杜勒斯表示，最好的办法是让刚果人审判刚果人的“罪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亲自下手，以免事情败露。

中央情报局为制造混乱，又假造了几封卢蒙巴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通信，连同原来的几封信和其他重要文件，交刚果报纸发表。其中一封信中说：政府计划驱逐联合国军，进行大规模的逮捕，严厉镇压，建立恐怖统治。这些信的发表，使支持卢蒙巴的人开始仇恨并反对他，想杀掉卢蒙巴的人越来越多。

整个9月，中央情报局的毒品专家、技术服务室的戈特利布忙得不亦乐乎，因为他的上司要他作好暗杀卢蒙巴的准备工作。9月下旬，戈特利布确定了一种生物毒品，将这种毒品注入人体，会使人得一种非洲人容易得的致命性疾病。他把毒品带到利奥波德维尔亲自交给劳伦斯·德夫林，要他用这些东西来干掉卢蒙巴。

10月7日，中央情报局驻利奥波德维尔站向华盛顿总部发了一份电报：“戈特利布已经留下了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将设法继续完成该行动。”

10月15日，中央情报局总部发出了回电：“或许可以派突击小组进行劫持（卢蒙巴），从河岸向悬崖上的那幢房子袭击……征求你们的意见。”

10月17日，利奥波德维尔站回电：“无法向目标附近靠近，建议总部尽快送来配有望远镜瞄准器和消音器的机枪……”

尽管中情局做了缜密的布置，卢蒙巴还是没有死于中情局的特工之手。直到1960年11月27日止，卢蒙巴还一直处于联合国军队的保护之下，中情局特工在卢蒙巴出入的路上设下了路障，来配合蒙博托对卢蒙巴实施的抓捕。果然在三天以后，卢蒙巴被蒙博托的军队抓获。几天以后，卢蒙巴逃走了。但是最后还是落入蒙博托的士兵之手。

1961年1月13日，在刚果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担心卢蒙巴会从蒙博托的军队手中再次溜掉，就从利奥波德维尔向中央情报局总部发出这样一份电报：“卢蒙巴可能会利用他的打手和舆论宣传，利用目前联合政府中出现的一系列的失败情绪，来确保国会对自己的支持……在当前，拒绝采取极端行动将导致美国在刚果政策的失败。”

于是，卢蒙巴的生命日程就进入了倒计时——

1961年1月17日，一架DC-4型飞机秘密将卢蒙巴等人送往伊丽莎白维尔机场。次日，冲伯集团的人来到加丹加关押卢蒙巴的别墅，残忍地将卢蒙巴杀害了。

1月1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即将下台，中央情报局驻利奥波德维尔站站长劳伦斯·德夫林满怀欣喜地向总部报告了卢蒙巴的死讯。

艾森豪威尔对他的继任者肯尼迪说：“在我的任内，卢蒙巴终于死了。”

消息传出去之后，全世界对这一卑鄙的谋杀行为感到愤怒。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对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进行最严厉的谴责，认为哈马舍尔德应对卢蒙巴之死负直接的责任，并宣布苏联将断绝与哈马舍尔德的关系，不再承认他是联合国秘书长。苏联政府将向刚果人民及其合法政府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和摩洛哥国王都对哈马舍尔德进行了指责，认为对卢蒙巴的死，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年9月18日，哈马舍尔德在飞往刚果解决问题时，飞机神秘地失事，他也在这次意外事故中丧命。

在非洲的国家领导人中，卢蒙巴是第一个死于中情局之手的，但不是最后一个。地处北非的利比亚共和国的领袖卡扎菲一直是中情局的眼中钉，一心想置他于死地。

对卡扎菲的第8次谋杀计划出台了

1942年，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利比亚南部出生。卡扎菲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备受父母的呵护。卡扎菲青年时代深受埃及革命领导人纳赛尔的影响，信奉阿拉伯主义，拥有复兴阿拉伯民族的雄心壮志。他仇视犹太复国主义及其西方支持者，对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贪图石油利益、缺少反对西方勇气而无所作为深恶痛绝。

1961年中学毕业后，卡扎菲在班加西大学攻读历史。1963年，进入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1965年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

第二年，他在英国桑赫斯特军事学院受训，回国后任信号兵团上尉代理副官。1969年，卡扎菲秘密成立了“自由军官组织”。同年9月1日，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成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9月5日，哈桑王储发表声明，放弃对王位的一切权力，支持新政权。革命未发一枪、未流一滴血而取得成功。

卡扎菲出身游牧民族，尊崇部族社会的自然公平，反对奢侈豪华。他本人生活十分简单，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喜欢住帐篷而不喜欢住豪华宅邸，喜欢骑骆驼而不喜欢坐高级轿车。卡扎菲的妻子和儿女一直住在的黎波里的军营里，他自己却在帐篷里办公和会见外宾。1989年，他到南斯拉夫出席不结盟首脑会议，就是住在自己带去的帐篷里。

无论任何场合，卡扎菲总是身着同一颜色的服装，有时是白衣、白裤、白鞋、白头巾、白手套，外披一件镶着金边的白色斗篷；有时是黄色咔叽布军服，戴同样颜色的头巾出场。

别看中情局把卡扎菲看成眼中钉，其实美国与卡扎菲曾是“老朋友”。美国当年对利比亚产生极大的兴趣，因为那里有丰富的能源储备。利比亚是北非重要的石油生产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石油探明储量为450亿到500亿桶，天然气探明储量达12890亿立方米。但是利比亚一直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美国要想进入这个地区并得到那些宝贵的石油便遇到了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卡扎菲出现在美国中情局的视野中。

当年，卡扎菲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想要发动政变，推翻当时英国人扶持下的政权。中情局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便向白宫报告说，如果美国此时向卡扎菲表示友好并提供帮助，那么他很有可能将英国人的势力赶出利比亚，那么以后的利比亚将会是美国的一个有着大量石油的小兄弟。白宫批准了这一计划。就这样，中情局和卡扎菲秘密进行了亲密接触。

卡扎菲是聪明的人。他不仅得到了中情局大量的物资支援，而且利用中情局获得了大量的情报。根据中情局的情报，卡扎菲成功地逮捕了正在出席宴会的国王警察部队的高级将领，顺利占领了电台和其他要害部门。最后，他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政变取得了成功。中情局十分满意，他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地看到，不久后一个亲美的利比亚政府将要向他们曾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但是，中情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卡扎菲刚刚上台没多久，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让中情局和美国伤透了心。卡扎菲上台的第二年，就断然宣布收回美国在利比亚的惠勒斯空军基地，使美国失去了与苏联在地中海地区角逐的前哨阵地。再过两年后，卡扎菲又迫使美军撤出利比亚。卡扎菲在把美国作为头号敌人的同时，又积极发展同苏联的关系。中情局自然恼羞成怒，把这个“忘恩负义”的卡扎菲看成是自己的敌人。从此，卡扎菲和美国就结下了仇恨，而且越结越深。

1970年6月，当卡扎菲宣布收回美国的惠勒斯空军基地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就秘密和利比亚反对派勾结在一起，一连6次派遣刺客暗杀卡扎菲。虽然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于当年9月1日利比亚建国一周年的庆典上，准备第7次暗杀卡扎菲。

这次中情局选择的杀手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叫莎菲娥。中情局命令莎菲娥在利比亚国庆的庆典上找机会干掉卡扎菲。在此之前，莎菲娥根据中情局的指示潜入利比亚，并在那里建立一个秘密的行动小组。莎菲娥在利比亚国庆阅兵的那天乔装成一个负责现场急救的护士。庆典开始后，卡扎菲正在检阅台阅兵。莎菲娥找准机会突然冲上检阅台，挤到卡扎菲的身边，这时她离卡扎菲已经很近了，近得足够使卡扎菲无法躲开她的子弹。可是，她在那一霎竟然犹豫了。原来在利比亚执行任务的这段时间，她每天都在关注和研究卡扎菲。渐渐地，她无法阻止自己，爱上了这个利比亚的英雄。当她如此接近心中爱慕的人时，当英俊健壮的卡扎菲就站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却无法下手。这时卡扎菲的警卫冲上来抓住了她。

阅兵仪式结束后，卡扎菲亲自提审莎菲娥。当这个美丽而倔强的女人出现在卡扎菲的面前时，卡扎菲竟对莎菲娥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发现自己无法把眼睛从这个女人身上移开。

审问开始了。

“你为什么要暗杀我？”

“我是中情局的特工，我的任务就是杀你。”

卡扎菲又问道：“那你为什么没有下手？”话出口后，卡扎菲直视着莎菲娥的眼睛，目光严肃但又似乎有着什么异样的东西。

“因为……因为……因为我爱上了你，就这么简单！”莎菲娥起先还有些不知如何回答，但后来她决定实话实说。

卡扎菲没有再说什么。

当中情局得知莎菲娥的行动失败并被捕后，他们估计莎菲娥生存的可能性不大，卡扎菲一定会处死她来警告中情局。但是一星期后传来的消息让中情局大吃一惊，刺杀卡扎菲的女刺客莎菲娥和这位国家元首正式结为夫妻。中情局辛辛苦苦计划的行动又一次失败了，而且这次失败得如此丢人。不仅自己派出的刺客成了卡扎菲的妻子，而且这次行动的有关人员都在随后被卡扎菲一网打尽。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卡扎菲和他的女保镖

中情局前7次的暗杀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中情局并没有就此放弃，要置卡扎菲于死地的愿望反而更加迫切。于是对卡扎菲的第8次谋杀计划出台了。

这时的中情局已经是凯西的中情局，他是美国新总统里根任命的。凯西找到里根时，里根就向他表示，为了能够成功地干掉卡扎菲，总统将会支持中情局的任何行动。凯西于是策划了世界上最大的一起谋杀事件。

1986年4月15日凌晨2点，多架美国战机飞临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城上空。一刻钟后，美国飞机扔下了500磅激光制导的炸弹和2000磅重型炸弹，然后扬长而去。顷刻，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和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的许多建筑被炸塌，100多名无辜的居民遭到严重伤亡，其中还有外国人。但是令凯西十分恼火的是卡扎菲本人再次幸免于难，只是头部被轻轻擦伤；他的妻子莎菲娥被砸伤，3岁和4岁的儿子都受了重伤，经医院抢救，总算脱险。

对于中情局一次又一次的谋杀，卡扎菲能够死里逃生，可谓是奇迹。但是卡扎菲并不是任人宰割的，他要让中情局知道卡扎菲不是好惹的。

就在凯西策划的空袭后没多久，卡扎菲到埃塞俄比亚出访。在一次谈话中他公开表示，“我要对付里根，就像他对付我那样”。

这一消息被中情局在埃塞俄比亚政府里的内线得知，并迅速地通报给了凯西。在随后的秘密窃听中，中情局还发现卡扎菲的目标不仅包括总统里根，还包括中情局的官员。这让中情局上下一片恐慌。凯西和中情局都认为，卡扎菲是个“疯子”，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于是每个中情局的高级官员在那段时间都诚惶诚恐，甚至有些人专门为自己配备了保安。事后证明，卡扎菲并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可是这的确使中情局大捏了一把汗。

自从卡扎菲取得利比亚的最高领导权以来，尽管西方世界对他和他的国家进行了形形色色的孤立、威胁、制裁，乃至进行暗杀和轰炸，卡扎菲却一直安然无恙地继续着他的统治。他像是一棵国际政坛的另类“常青树”，几十年来一直顽强地生长在北非的大沙漠里。

值得玩味的是，不知从何时开始，被阿拉伯同胞们誉为“非洲雄狮”的卡扎菲，竟然开始主动地向西方世界摇起了“橄榄枝”；与此同时，欧美列强对利比亚的立场也在开始改变。

2004年3月底，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做出了一项令西方世界咋舌的事来。他不顾国内外反对派的强烈批评和抗议，毅然对利比亚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访问。卡扎菲热情地把会谈地点定在了自己位于沙漠中的贝督因帐篷里。此后，卡扎菲在许多场合的言论，比如批评萨达姆独裁政治的言论、后来又指责朝鲜私自发展核武器等等，都越来越让西方列强感觉到，这个当年最难缠的卡扎菲也开始和西方世界拉近了距离。

不过自从2011年2月15日利比亚爆发反政府抗议示威以来，利比亚又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美国政府的态度可谓是“先抑后扬”。在起初的10天里，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刻意低调的“冷处理”，只是由国务院发表声明呼吁停止使用武力镇压抗议，并因此遭到一些人权组织和利比亚反政府人士的批评。面对这些指责和不满，包括国务卿希拉里在内的一些美国政府官员一再重申：“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在利比亚的侨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布什总统前中东事务高级顾问艾布拉姆斯表示，奥巴马政府在应对利比亚政局动荡的初期受到诸多因素的牵制。一方面，美国在利比亚约有5000多名具有双重国籍的侨民和约1000名美国公民以及外交人员，当务之急是设法保护他们的安全以及尽快安排他们撤离，因此，奥巴马政府不仅要避免刺激利比亚政府，而且还急需得到他们的帮助。另一方面，美国对利比亚的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两国曾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直到2003年卡扎菲通过放弃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才换来美国将利比亚从“支恐名单”中清除，而直到2008年两国才正式建交。而且美国与利比亚军方几乎没有联系，美国每年给予利比亚的经济援助不足100万美元，且主要用于利比亚的裁军项目。因此，奥巴马政府在对利比亚政策上采取“缓兵之计”也是迫于现实的“聪明外交”。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非洲项目副主任理查德·唐尼所言，在撤侨工作基本结束之后，奥巴马政府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对卡扎菲政府采取多项严厉制裁了。

随着撤侨行动接近尾声，美国政府对利比亚局势的声调陡然升高。奥巴马在2011年2月25日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下令冻结卡扎菲本人、4个子女，以及包括利比亚中央银行和主权基金在内的政府机构的资产。美国财政部28日宣布，美国政府已经单方面冻结了至少300亿美元的利比亚政府资产。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大卫·科恩表示，这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冻结资产金额最大的一次制裁行动，财政部仍在考虑是否扩大受制裁人员的范围。

希拉里25日也签署命令，关闭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撤出所有外交官，并且禁止利比亚政府官员前往美国。希拉里表示，她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取消利比亚政府高级官员和其他须对违反人权行为负责的人士以及这些人的直系亲属的赴美签证，而且新的签证申请将被拒绝。

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也已经做好了出兵利比亚的准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戴夫·拉潘28日在华盛顿表示，五角大楼已经针对北非地区反政府暴力冲突的不同情况制定了多个应对预案并调整了兵力部署，随时可以按照命令采取行动。美军在地中海和波斯湾地区长期驻有重兵。此外，为应对因接连不断的反政府冲突引发的北非地区紧张局势，美国“企业”号和“卡尔·文森”号两大航母战斗群均已开赴阿拉伯海，执行战备任务。

2011年2月2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首次公开表示卡扎菲已经丧失了“执政合法性”，“现在该是他离开的时候了”。国务卿希拉里28日在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时也敦促卡扎菲必须“毫不拖延地”立即下台。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紧锣密鼓地实施了一系列制裁措施。

3月17日，安理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3月19日，法国战机向利比亚军事目标开火，多国军事干预正式开始。

看来这个“非洲雄狮”长达四十年的统治正在遭到空前的威胁。

第八章 秘密行动，拉美后院永无宁日

拉美作为美国的“后院”，每一场军事政变几乎都与美国有关，前后共有十多个国家的政权遭到颠覆，国家领导人遭到迫害。到1962年8月，中情局已经在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等多个国家进行过“秘密行动”。“幸福计划”和“死亡名单”颠覆危地马拉，在智利得逞的“三点式”计划更是中情局的“杰作”。

“幸福计划”和“死亡名单”

在拉美的历史上，似乎每一场军事政变美国都无法逃脱干系。

拉丁美洲历来被美国视为自家的“后院”，一直作为美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这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受美国保护的。从1950年开始，美国各界人士就提醒白宫要重视拉丁美洲的地位。

当年曾以一份八千多字的长电报而出名的乔治·凯南，就曾在自己的电报中把遏制苏联的思想延伸到了拉丁美洲，他在给白宫的报告中说：“如果拉丁美洲落到了我们的敌人的手中，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乔治·凯南在向白宫的建议中反复强调共产党的可怕性，如果美国的身边出现了共产党的国家，那么会慢慢地将美国包围。

艾森豪威尔被说服了，决定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独裁统治者提供大量的帮助，换来他们对美国的臣服并且反对共产党的渗透。这项任务的执行者，自然是中情局。中情局负责向当地的统治者提供支持，帮助训练警察部队，临时指派顾问人员交换情报和信息等。

在冷战时期，尤其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在战后欧洲的扩张成为美国警惕的焦点，但对苏联在拉美的渗透并没有掉以轻心。中情局特别关注的是，一旦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战争，亲苏联的拉丁美洲共产党和莫斯科是否有可能联合起来，发起破坏活动和举行市民暴动。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支持右翼军事专政统治。

当年在拉美受到美国保护和支持的，有尼加拉瓜的安纳斯塔西奥·索摩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斐尔·特鲁希略、秘鲁的曼努埃尔·欧德里亚、委内瑞拉的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内斯等等……而这种保护和支持到了后来，又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被合理化了。

但是长期以来，美国与拉美国家形成的这种特殊的保护关系，却引起了拉美各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中情局注意到，拉美的共产党有挖掘现有反美情绪的能力。中情局还警告说，在一些国家，共产党会激起人们的“自由民主情绪，反对独裁统治者，使得这些国家与亲美国的独裁政府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中情局曾多次在拉美地区进行定点清理，在多个国家进行带有“准军事行动”性质的颠覆活动，前后共有十多个国家的政权遭到颠覆，国家领导人遭到迫害。这其中最早受到冲击的就是危地马拉。

当时美国在危地马拉有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联合果品公司”，这个果品公司与当年英国在伊朗的“英国—伊朗石油公司”的情况大同小异，都是在为自己国家攫取最大的利益。美国这家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拥有18.8万公顷土地，控制着危地马拉的海运、电讯、外贸，以及重要的海港和铁路运输，是危地马拉最大的经济实体。它在美国政府中有不少权势很大的朋友，其中就包括杜勒斯兄弟这种炙手可热的人物。

1931年，联合果品公司与当时的乌比克独裁政府达成一项为期99年的协议，免除了联合果品公司的一切税收和义务，甚至它的主要商品香蕉的出口税也微不足道，同时，联合果品公司还取得了无限制利润汇款以及对通讯网络和运输网的垄断等特权。当时为联合果品公司谈判这笔交易的律师就是约翰·杜勒斯。

1951年3月，经过民主选举的阿本斯（上届政府的国防部长）接替阿雷瓦洛，担任了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阿本斯是一名军官，他将国内政治权力掌握在军人手里，全国22个省长全部是军人。阿本斯继续推行前任总统提出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他的政府得到了国内共产党和劳工团体的支持。

从1952年起，阿本斯实行了较为激进的“土改”，征用和没收了联合果品公司和大地主的土地共计55.4万公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空闲土地）。阿本斯政府提出付给60万美元的土地征用费，以可流通的长期土地债券来偿付。60万美元的数字并非凭空捏造，它是联合果品公司为这些土地免税而自行申报的价值。

联合果品公司则坚持25倍于政府的赔偿费。美国务卿杜勒斯多次敦促阿本斯政府赔偿联合果品公司的经济损失，但阿本斯不予理睬，并拒绝将此事提交在海牙的国际法庭裁决。为此，美国国务院在第一届美洲国家会议上指责危地马拉的“强盗行为”。在这之前，中情局悄悄草拟了推翻阿本斯政府的方案。

1952年，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中情局代号为“幸运”的秘密行动。这次行动准备在尼加拉瓜亲美的索摩萨家族的帮助下，使用美国果品公司的船只把武器弹药送给在尼加拉瓜流亡的危地马拉人和尼加拉瓜雇佣军，借用国外的武装力量来推翻阿本斯政府。美国的这一计划得到了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家族和委内瑞拉的希门内斯政府的积极支持。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命令计划处西半球科科长具体负责此事。不久，副国务卿戴维·布鲁斯得悉此事，他认为这个秘密行动的计划不妥，违背了国际法，他说服了国务卿去做杜鲁门的工作，让他取消这个方案。就这样，“幸运”方案被搁置下来。

20世纪50年代初，在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过程中，中央情报局还提出了一个对危地马拉官员进行暗杀的设想。

1952年1月，中央情报局行动处官员制定了一个“幸福计划”，并且提出了一个“死亡名单”，如果推翻阿本斯的计划成功，名单中所列的所谓“共产分子”将被清除掉。总部要求对名单进行核实，并建议做一些修改，同时还要求对另外一个16人名单进行审核，中央情报局认为这16人或者是共产主义分子，或者是其同情者，一旦反阿本斯的政变成功，这些人应予以监禁。6个月后，中央情报局特工向总部提交了一份由危地马拉流亡者领导人阿马斯拟定的名单，按照名单，要处决的人有58名，要监禁或流放的有74位。

“幸福计划”在1952年10月中止后，中央情报局仍继续得到关于危地马拉反对派暗杀计划的报告。1952年11月，危地马拉反对派的一位领导人在与中情局的特工谈话时，透露阿马斯有一个以暗杀危地马拉所有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为使命的特别行动组，特别行动组把所有暗杀对象的住址、办公室都制成了蓝图。

虽然后来的行动计划中未特别强调暗杀，但是中央情报局行动处的负责人还是在1954年1月5日准备了一份要“消灭”的人员名单。当时中情局正准备在洪都拉斯训练危地马拉流亡分子，要求将这份名单在1月10日前交到负责训练的教官手中。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危地马拉问题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艾森豪威尔认定，阿本斯的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共产行为”。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约翰·E. 普里京向国内报告说：“据我看，这个人的思想像一个共产党，谈吐也像共产党，即使他实际上不是共产党人，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出现以前，他也可以充充数了。”

当时任国务卿的杜勒斯与他任中情局局长的弟弟艾伦·杜勒斯商量之后，决定像1953年颠覆伊朗摩萨台政府一样，在危地马拉再来一个“阿贾克斯”行动，同时选中当时中情局近东科科长金·罗斯福来执行。因为当年伊朗的“阿贾克斯”行动就是金·罗斯福去操作的，并且取得了成功。所以他们认为，金·罗斯福负责此事更有成功的把握。但是，金·罗斯福对在危地马拉搞“秘密行动”并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已经转向了阿拉伯地区，于是就找了个借口推辞了这次行动。杜勒斯兄弟又只好找到西半球科科长 J. C. 金上校，要他负责此事。

金上校上任后，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郊外的奥帕洛卡建立了“幸运”行动的指挥部，大约有100名特工人员参加；后来，金上校还组建了一支200人的叛军队伍实施暴动。然而，这支杂牌军在与危地马拉政府军的一次短兵相接中全军覆没。为此，金上校被免去职务，改由计划处长威斯纳担任指挥。

威斯纳分析了金上校失败的教训后，决定采用舆论宣传、破坏行动和派遣突击队员进行骚扰等综合方法来推翻阿本斯政府。威斯纳把这次行动称为“胜利行动”。他派自己的副手特雷西·巴恩斯协调各方面工作，并调中情局朝鲜站站长艾伯特·哈尼上校担任“前方指挥”。哈尼上校是个反情报专家，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在指挥准军事行动和突击行动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金上校对于自己被解职一事一直闷闷不乐，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委屈，于是他千方百计向威斯纳、巴恩斯、哈尼等人诉说，他的方案是最佳方案，只有同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合作，取得危地马拉军队的支持，才能推翻阿本斯政府。金上校语气尖锐地对哈尼说：“如果你们认为避开联合果品公司也会成功的话，那简直是白痴的想法。”他还要求威斯纳对危地马拉军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这样，军队就会主动站出来，推翻现政府。

威斯纳把金的这番话转告给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杜勒斯听后也觉得金讲的在理，可以作为参考，便去找国务卿商量。经过一番密谋，杜勒斯兄弟俩定下了最后的行动方案。

次日，杜勒斯在家中举行鸡尾酒会，款待一些主要的下属。会上，他宣布了自己和国务卿定下的行动方案。这时，房间里的气氛变得非常热烈。杜勒斯也兴奋地问哈尼：“上校，你认为能取得成功吗？”

“是的，局长，有你的帮助，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哈尼信心十足地回答。

杜勒斯高兴地咧着嘴笑了。他拍了拍哈尼的肩膀说：“好好干吧，小伙子，你的前面已经是绿灯了。”

这时，被冷落在一旁的金上校，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

威斯纳的“胜利行动”让中央情报局花费了大约2000万美元，组织了一支游击武装和一支空军力量，并物色了危地马拉前军人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来充当推翻阿本斯政府的先锋。

中情局还设立了秘密广播电台“解放之声”，在1954年5月1日正式开始播音。因为那一天是国际劳动节，他们想那一天肯定会有更多的听众在收听他们的广播。“解放之声”播音员宣称他们是在危地马拉国内播音（其实是在国外），他们假装遭到了政府的袭击，宣称第二天再从另一个新地方重新播音，从而证明阿本斯的无能。“解放之声”电台煞有介事的宣传欺骗了不少外国新闻媒介，甚至连《纽约时报》和《生活》杂志的记者都把它作为消息来源加以引用。

在中央情报局制定的破坏计划中，还有一项是建立一支恐怖小组，袭击当地的“共产主义分子”及其财产。1954年3月，中央情报局有关人士就“成功行动”计划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会议，会议讨论了暗杀15到20名危地马拉高级领导人的问题。3月底，一些情报官员又受命制定新的“打击名单”，暗杀和清除对象的标准是：一、与共产主义思想和政策确实有牵连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其他政府组织的官员；二、“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分子；三、在政府和军队担任要职的少数领导人（将这些人清除是“成功行动”计划成功的必要条件）。

中央情报局挑选了一些杀手，对他们进行相关的训练，但由于种种原因，暗杀危地马拉领导人的秘密行动在后来并没有得到执行。

1954年5月13日，中情局接到一份重要的情报，说有一艘瑞典的“阿尔夫”号货船载有武器弹药，已经停泊在危地马拉东岸的巴里奥港。这一情况让华盛顿大为震惊，艾森豪威尔取消了原来对“胜利行动”的最后几点限制，决定放手让中情局行动。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美国海军立即派出多艘军舰封锁了危地马拉，中情局飞行员驾驶的轰炸机也参加了对危地马拉的空袭。

6月19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危地马拉发生起义 陆海空大入侵开始 起义遍及主要城市》。文章对实际情况进行了夸大报道，立刻引起了一片恐慌。事实的真相是：由阿马斯率领的一支150人组成的“突击队”于6月18日越过了洪都拉斯边界，深入到危地马拉境内6英里，在布莱克克赖斯的教堂安营扎寨，等待阿本斯政权的垮台。

被推翻的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

当时，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普里京以及一些中情局特工人员则在首都策划军队发动政变。中情局的战略建立在恐吓的基础上。那些在奥帕洛卡受训的特工人员对危地马拉的电台通讯进行了干扰，“解放之声”电台又在大肆煽动，所以危地马拉市的居民很少有人知道“前线”发生的事情。有关政府军惨败和起义部队好几个精锐师马上到达的谣言四处传播。实际上，在整个叛乱期间，危地马拉军队一直安然待在军营里。

为了阻止中情局的电台“解放之声”播音，阿本斯在首都和其他大城市实行了灯火管制，切断家庭用电。这一行动更加剧了紧张气氛。在这种形势下，中情局雇佣的飞机在危地马拉上空低飞盘旋，经常扔下几颗炸弹或集束手榴弹。人们将这种扰乱政府和市民心理的轰炸称为“黑色倾泻剂”。

“解放之声”大肆宣扬有关苏联飞行员驾机叛逃到西方的报道，更增加了恐怖气氛，结果一名危地马拉飞行员也逃跑了。中情局的特工人员得到这一消息之后，马上找到了那位飞行员，试图让他公开呼吁其他的飞行员也效法他的行动，但是被拒绝了。于是，中情局特工将他灌醉，然后再说服他作一次“假想性”的呼吁，结果那位飞行员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就范了。他的讲话被秘密录制下来，经过剪接后由“解放之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阿本斯担心其他飞行员也要驾机叛逃，干脆停止了所有飞机的起飞。中情局的威吓手法迫使阿本斯放弃了危地马拉的空军，使本来就十分弱小的军事力量更加孤立，处于坐以待毙的境地。

虽然阿本斯没有了空军，但他的高射炮部队仍能发挥一些阻击作用。6月22日，艾伦·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汇报说，阿马斯用来发动“入侵”的3架轰炸机现在只剩1架了。密切注视着危地马拉事态发展的艾森豪威尔当天下午便召集杜勒斯兄弟和负责美洲事务的国务卿助理亨利·霍兰来白宫商量对策。艾森豪威尔问杜勒斯：“你估计阿马斯如果没有飞机，成功的可能性会有多大？”

“几乎是零。”杜勒斯脱口而出。

“如果我们支援他飞机呢？”

“这便增加了20％成功的可能。”杜勒斯回答。

在白宫会议结束时，艾森豪威尔又对杜勒斯说：“艾伦，你的20％这一数字太有说服力了。如果你刚才回答我说有90％的可能性，或许我更难下这个决心。”

就这样，白宫决定向阿马斯支援飞机，还责成中情局特工戴维·菲利普斯加强“解放之声”秘密电台的宣传攻势，以便从心理上加速瓦解阿本斯政府军的斗志。于是，叛乱分子又恢复了轰炸。在内外夹击下，几天后，阿本斯政府土崩瓦解。

6月25日，阿本斯跑到墨西哥大使馆避难，两天后他宣布下台。阿马斯腰挎左轮手枪、得意洋洋地进入危地马拉城，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了军人独裁政权——也正是这个阿马斯，不到半年以后，就在中情局策划的一次暗杀行动中死于非命。

“胜利行动”成功的消息传到华盛顿，那些心情焦灼而又期盼成功的人们欢呼雀跃。国务卿杜勒斯更是眉飞色舞，连声叫好。他兴奋地对手下人员说：“诸位，我们明天上午要到白宫去向总统汇报‘胜利行动’的情况，今天我们先预演一下吧！”

那天晚上，天气异常炎热。几名中情局的高级官员围坐在杜勒斯家后花园的一张石桌旁，一边喝着冰镇汽水，一边听着布雷登讲述着“胜利”的经过。还没等他讲完，杜勒斯忍不住叫了起来：“我还从没有听到过这样啰哩啰唆的废话。”说完，他转身对负责“自由之声”电台的菲利普斯说：“大家都说你的笔头功夫不错，你为布雷登重新写一份讲稿吧。”

翌日清晨，杜勒斯带着几名中情局人员来到白宫东侧的影院内，过了一会儿，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司法部长以及白宫班子的二十几名高级官员陆续走进影院。影院的灯光渐渐暗了下来，随着前面幻灯片上出现的一个又一个镜头，布雷登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讲稿是菲利普斯连夜赶写出来的）。不一会儿，一扇门开了，只见一个人疾步走进半明半暗的影院，随即门又轻轻地关上了。新进来的那个人没有坐下来，而是站在菲利普斯的旁边，看着幻灯片上出现的一些镜头，心急地问布雷登：“那个人是谁？这个决定是谁做出的？”

菲利普斯和其他中情局的官员对这个多嘴多舌的人很反感。当幻灯片放完，室内恢复了明亮，那人才慢悠悠地走到一旁。这时，菲利普斯定睛一看，才认出这位一个劲儿问话的人是大名鼎鼎的副总统尼克松，此人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出足了风头，是个有名的反共强硬派。

艾森豪威尔首先提问：“卡斯蒂略损失了多少人？”

“只有一个人，是个传令兵。”赫克托回答。

艾森豪威尔摇了摇头，脱口说了一句：“不可思议！”

接着，尼克松又提了好几个问题，他的提问简明扼要，但都是关键性的问题，无疑，他对危地马拉的政治局势了如指掌，这给中情局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刚才对他的反感一下子都消失了。艾森豪威尔转身又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奇微将军：“苏联人有反应吗？”

李奇微回答说：“他们好像还没有什么动静。海军方面正监视着一艘停泊在危地马拉附近水域的苏联潜艇，这艘潜艇有可能是来帮助阿本斯撤离的一些支持者，也有可能是为抵抗者运送武器。”

艾森豪威尔在离开影院前与在场的各位握手告别，他握着布雷登的手说：“太好了，你汇报得很出色。”

艾森豪威尔最后走到杜勒斯面前，握着他的手说：“艾伦，谢谢！谢谢你的中央情报局的同仁们，你们在我们居住的西半球拔掉了苏联人的一个滩头堡垒。”

快要走到门口时，艾森豪威尔又对海军部长重申了一句：“密切监视那艘苏联潜艇，如果它胆敢靠近危地马拉海岸，就把那狗娘养的打沉！”

至此，中情局颠覆危地马拉的“胜利行动”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这次行动和以往的行动相比，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不完全是依靠美元的力量，而是开始用武力解决问题。中情局的“准军事行动”从此初露锋芒。

颠覆巴西、海地和圭亚那

1964年颠覆巴西的古拉特政权，是中情局在拉美的又一个“杰作”。

1961年8月，仅当了9个月的巴西总统夸德罗斯辞职。同年9月7日，原副总统古拉特就任总统。

按照美国人的评价，新总统古拉特是一个“民族主义分子”，他与共产党国家的关系非常密切。为了摆脱美国在巴西的影响，古拉特上台之后，在巴西推崇民族主义，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限制外资；国家对石油及石油产品实行国家垄断，并将美孚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反对将古巴开除出美洲国家组织，继续保持同古巴的外交关系；同苏联复交，并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发展贸易关系。另外，古拉特领导的巴西工党还和巴西共产党过从甚密。

对古拉特的这些做法，美国一直耿耿于怀，唯恐这个南美大国成为第二个古巴。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决定要除掉这个不听话的古拉特。

古拉特看出了美国对他的顾忌，一再向华盛顿保证他无意将巴西带上共产主义道路，也不会和古巴及苏联结盟。然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几乎把苏美两国推到核大战的边缘，这给美国很大的震撼，华盛顿的官员们都对古拉特的保证疑虑重重，开始对古拉特政府采取敌视态度。

1962年7月30日，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办公室与驻巴西大使林肯·戈登进行了一番长谈，决定把巴西总统古拉特的问题交给中情局去办。这次谈话后不久，中情局就奉命行动，使出的第一招还是“烧钱”。中情局扔出了800万美元给巴西的极右分子和极右军人，让他们对付古拉特。

“烧钱”计划开始后，中情局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巴西政治圈。中情局当时对巴西“烧钱”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美国全国劳联”下属的“美国自由劳工发展协会”，另一个是新成立的巴西工商界与民间领袖组织“社会调查研究协会”。中情局主要是通过这两家机构，把大笔的钱投放到巴西的军界和政界，用来颠覆古拉特政权。

被美国中情局颠覆政权后流亡海外的古拉特

早在1960年，以奥林皮奥·莫朗将军为首的那些对政府不满的军人就与中央情报局在巴西的情报站联络过。中央情报局向他们提供了金钱、武器和情报，支持他们阻止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左派人士古拉特上台。两年以后，投放的成本终于开始见到效果了。

1964年3月的巴西军事政变就是由莫朗首先起事的。一些反对古拉特的极右军人逮捕了海员工会主席。3月25日，大约1400名支持古拉特的海员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占领了海员工会大楼，要求对方释放海员工会主席。这些人遭到军方的逮捕，并拒绝执行海军部长的命令。5天后，古拉特总统在里约热内卢发表谴责右翼军人集团的演说，认为他们背后有着卑鄙的势力在支持他们，所以才如此猖狂。第二天深夜，里约热内卢枪声四起，驻米纳斯吉拉斯州的部分驻军首先发动叛乱，并得到驻圣保罗州第二军和伯南布哥州第四军的响应。参与起事的里约热内卢卫戍部队很快就击溃了古拉特的少数部队，控制了里约热内卢。

1964年4月1日，古拉特逃亡，在乌拉圭过起了流亡生活。

美国当时驻巴西大使高顿手下的武官瓦特斯是巴西布朗库将军的密友。古拉特流亡后，布朗库将军成为巴西总统，他在巴军事独裁长达21年；而瓦特斯后来则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副局长，里根时期改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新成立的巴西政府立即对本国共产党进行残酷打击，在外交上实行与美国“自动结盟”的方针，断绝了同古巴的外交关系，积极参与对古巴的制裁，同时还派军队参与了美国对多米尼加的武装干涉。巴西从此成了美国的一个盟友。

巴西政变的成功，让中情局更加迷信了金钱的魅力。很多人都认为，中情局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其实并不尽然——中情局在海地的问题上就一度束手无策。

海地是个加勒比岛国，与美国近在咫尺。1804年1月1日，海地宣告独立，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

1844年，岛东部的人民发动起义，宣布脱离海地，建立了多米尼加。此后，伊斯帕尼奥拉岛便分裂为海地和多米尼加两个国家。

在1843年到1915年的72年间，海地先后换了22个总统。其中只有两个总统和平离职，5个死于任内（其中1个被毒死），其余15个都是被暴乱推翻；而这15人中，又有2人被暗杀，2人逃亡国外。

1914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趁海地内乱，派海军陆战队在太子港登陆，将海地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劫往纽约。1915年，美军全面占领海地，海地政府彻底沦为傀儡政府。直到1934年，美军才全部撤出海地。

1957年，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在美国中情局的参与下高票当选总统，他为了加强对民众的精神控制，不断宣扬黑人至上主义，煽动种族仇恨。1964年，海地特务组织屠杀了数百名起义者，并将起义者的尸体空运到太子港，陈放在正对飞机场出口处的显著位置上示众，不许收尸，任其腐烂。据估计，在杜瓦利埃统治时期，被杀害的海地人多达3万到6万人。杜瓦利埃家族的统治被称为加勒比地区“最腐败、最血腥的现代王朝”。

1962年8月9日，当时的中情局副局长赫尔姆斯赶到白宫，讨论推翻海地政权的可行性。几年来，白宫发现杜瓦利埃除了把中情局支援给他的钱中饱私囊和在本国实行独裁统治外，一无是处。讨论的结果是，肯尼迪总统授权中情局在最快的时间内把大量武器运到海地，并把它们交给试图推翻杜瓦利埃政府的异见人士。

但很长时间过去了，海地没有任何动静。肯尼迪叫来赫尔姆斯问原因。

赫尔姆斯直言不讳地说道：“恕我多说一句，总统先生，这计划好像不太行得通。”

肯尼迪让他说明原因。赫尔姆斯告诉他，杜瓦利埃刚当上总统后就建立了一支由5000人组成的总统卫队，卫队成员装束奇特、刺眼，他们戴墨镜，系红领带，身佩枪支，在海地的大城小镇横行霸道，残酷镇压和迫害对独裁统治不满的人。海地人对他们是敢怒不敢言，称他们为“通顿马库特”（克里奥尔土语，意为“吃人魔王”）。

到了1962年，海地的正规军队编制才5000人，杜瓦利埃卫队人数却已经达到8000人，想要在海地搞政变，必须要通过他们这一关。而当时在海地根本找不到第二种力量可以控制他们。

赫尔姆斯认为在海地政变成功的希望渺茫，希望肯尼迪总统最好能取消政变计划。肯尼迪最终同意了赫尔姆斯的意见，放弃了这次行动。

1971年，老杜瓦利埃病死，其儿子让-克洛德·杜瓦利埃接任总统。小杜瓦利埃执政时敛财6亿多美元，海地沦为西半球最穷国家。除了贪污外国的经济援助、贷款，小杜瓦利埃还贩毒、搞欺诈性的彩票、向国外医学院倒卖供解剖用的尸体，并从海地人身上抽取血浆以供出口。

1986年，杜瓦利埃家族的统治被推翻，小杜瓦利埃携带1亿多美元的现金，乘坐美国安排的军机出逃，辗转到法国避难。

苦难生活中的海地儿童

多年的政治动荡让海地经济每况愈下。海地至今没有重工业，只有熬糖、磨面、纺织、水泥等技术含量很低的轻工业。海地完全没有油气资源，燃料依赖进口。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海地54%的人口每日生活水平在1美元以下。2008年，该国穷人吃泥土、盐以及菜油混合制成的“土饼”的新闻，曾被各国媒体广泛报道。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05年海地人均预期寿命仅53岁。

另外，海地至今仍背负着沉重的外债。2008年，海地的外债高达18.17亿美元，而当年的财政收入仅9.675亿美元。2003年，海地用来还外债的费用，是医疗、教育和其他公共事业的1.5倍。

美国中情局的插手并没有改善海地人民的生活，而只是雪上加霜。

在当年让赫尔姆斯印象最深刻的事，应该是中情局推翻英属圭亚那的总理切迪·贾根的那场政变。

贾根是个接受过美国教育的牙科医生，他的老婆叫珍妮特·罗森堡，是芝加哥出身的马克思主义者。1953年贾根当选为英属圭亚那总理后不久，英国首相丘吉尔取消了《殖民地宪法》，下令解散英属圭亚那政府，并将贾根夫妇拘捕下狱，直到英国恢复宪法后才将他们夫妇二人释放。

切迪·贾根博士于1961年再次当选为英属圭亚那总理。贾根政府制定了扶植民族工业、限制外国资本、进行土地改革等经济发展计划，并要求在1962年5月前实现独立。当年10月，贾根访问美国时，试图取得肯尼迪政府的支持，让圭亚那脱离英国的控制。但肯尼迪总统认为他是个共产党，就把自己的担心公开告诉给他听，并对贾根说：“我觉得你会投入苏联的怀抱。”

贾根一听，马上信誓旦旦地说：“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个，请不必担心。圭亚那不会有苏联基地。”

在贾根访问美国后不久，肯尼迪就让中情局动手制订推翻贾根的计划。中情局拿出了200万美元，由一个叫霍华德·麦克凯布的中情局特工，以国际劳工秘书处驻圭亚那教育办事处创立者的身份进行活动。麦克凯布让“美国自由工人发展协会”出面，在圭亚那收买了一大批反对派，给贾根政府制造麻烦。

圭亚那首府的形势很快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经常有工人罢工，学生和市民也经常上街举行示威游行。随之而来的事情就更加可怕了——在圭亚那首府竟然出现了几家前所未闻的电台。这些电台疯狂地进行造谣和煽动，号召公务员也举行罢工，圭亚那的形势急转直下，贾根政权立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领导这次罢工运动的是圭亚那的工会组织。他们接受了“美国自由工人发展协会”的金钱和建议之后才开始这样做的，而“美国自由工人发展协会”的钱就是中情局给的。在那些工会组织的煽动下，圭亚那的形势开始失控了，从开始的罢工到后来的暴动直到最后的大规模暴乱，最后甚至还发生了种族冲突。在经历了长达两年的骚乱和种族冲突后，贾根政府终于倒台了。

贾根政权垮台后，肯尼迪总统向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解释了他这样做的“理由”，他说：“拉丁美洲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英属圭亚那如果出现共产政府，就会对美国军队打击古巴形成不可抗拒的压力。”

这种说法是真是假，当然只有肯尼迪自己清楚。总之，中情局当年的“烧钱”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心想事成，达到了他们预期的目的。

中情局在智利得逞的“三点式”计划

在肯尼迪当政时，中情局曾有过一个庞大的计划——要把智利树立为拉丁美洲资本主义“民主”的样板，“让智利与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形成鲜明的对照”，宣传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遏制古巴“红色瘟疫”在拉丁美洲蔓延。

1964年，智利社会党左翼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参加全国总统大选。恨之入骨的中情局急红了眼，先后斥资400万美元支持基督教民主党的爱德华多·弗雷竞选总统。中情局利用传单、报刊、广告等宣传媒介美化弗雷，攻击和丑化阿连德及其社会党，宣称如果让阿连德执政，智利将会蜕变为充满恐怖和血腥的、独裁专制的警察国家。最后竞选的结果，弗雷得票最多，当上了智利总统。据统计，弗雷竞选总统的费用有一半来自中情局的腰包。

华盛顿对这次竞选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认为中情局的秘密行动“成效卓著”。白宫对弗雷寄予很大希望，认为他能够把智利引向“健康、民主的道路”。弗雷上台后，确实采取了一些土地改革、财富重新分配、推行教育和社会福利改革的措施，但智利国内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还相当严重。

1970年，智利又一轮总统大选来临。阿连德再次积极参加总统竞选。他指责弗雷“半心半意”地推行社会改革，主张要加快速度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智利国家。

从1969年12月起，白宫就开始策划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计划。1970年3月，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负责审核中情局秘密行动的总统特别小组批准中情局在智利进行反阿连德的宣传活动。同年6月，从智利传来消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阿连德很可能会在大选中获胜。这时，总统特别小组开始考虑是否让中情局在智利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来阻止阿连德。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表了态：“我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国家由于其本国人民不负责任而落到共产党的手里。”

在6月27日召开的会议上，特别小组进一步决定，中情局向智利增派力量，借此影响那里的选举，同时还授权中情局在9月4日大选前，设法在智利的某一选区进行一次民意测验。中情局照办了。民意测验的结果是：右翼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乔奇·亚历山德里占压倒多数优势，阿连德位居第二，而美国中意的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汤米的选票仅仅排在第三位。对于这个结果，白宫和中情局认为还不错。

在智利大选的前夕，一些在智利有巨额投资的美国大公司也忧心忡忡，一旦阿连德当选总统，他会把一些在智利的外国大公司收归国有，这将直接损害美国的利益，因此他们积极出钱资助亚历山德里和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汤米参加竞选。在这些美国公司中最主要的要算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安纳康达铜业公司了。

中情局的第4任局长麦科恩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董事之一。1970年5月，麦科恩私下约见了时任中情局局长的赫尔姆斯，他向赫尔姆斯提出中情局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共同协作来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愿意向中情局提供100万美元，作为反阿连德的秘密行动经费。在此之前，安纳康达铜业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已交给国务院50万美元，用于反对阿连德当选总统。

9月4日，智利全国大选开场了。出人意料的是，阿连德竟然获得了最多的选票。消息传到华盛顿，各方面都感到非常震惊。尼克松暴跳如雷。9月15日，尼克松总统把赫尔姆斯召到他的椭圆形办公室，连同尚未接替罗杰斯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和司法部长约翰·N. 米切尔一起开了个碰头会。

会上，尼克松大发雷霆，激动万分，赫尔姆斯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尼克松发过这样大的火。”尼克松认为，阿连德的胜利意味着卡斯特罗的反美革命已蔓延到了智利，并将从那里传遍整个拉丁美洲。尼克松总统给赫尔姆斯下达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命令——破坏阿连德就职，“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机会，也要拯救智利！花上1000万美元，不够的话再加些！”为了区别中情局在智利进行的其他活动，这个计划被称为“轨道2号”，此前破坏阿连德当选总统的行动和计划被称为“轨道1号”。

第6任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与尼克松在一起

由于阿连德只获得了简单多数，所以根据智利宪法，他还必须经智利国会投票通过才能就职。中情局得到了尼克松总统的授权，准备使用一切手段阻止阿连德通过这次表决。这些手段包括寻求智利军界的帮助。然而，阿连德就任总统已成大势所趋，绝非尼克松的好恶所能决定。因此赫尔姆斯苦笑着对尼克松说：“你交给了我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赫尔姆斯经过一番冥思苦想，选择了几名得力干将来执行这项任务。他任命戴维·菲利普斯担任刚成立的智利特遣队队长。当计划部西半球处副处长吉姆·弗兰纳里向菲利普斯转达此事时，菲利普斯也感到困惑不解：“我简直难以相信怎么会看中了我？”

“我们要派出的是最优秀的人物。”弗兰纳里向他解释说。

“只有唯一的方法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即军事政变。”菲利普斯最后提出了建议。

“是的，这是唯一的办法。”弗兰纳里同意菲利普斯的看法。

中情局在智利的第二方案是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在中情局内部只有局长赫尔姆斯、计划部部长卡拉默辛斯、计划部西半球处正副处长布罗和弗兰纳里、特遣队队长菲利普斯以及中情局在智利的12名人员中的4人知道第二方案。具体执行这个方案的菲利普斯内心十分矛盾，他经常问自己：“中央情报局是否必须响应总统专横的命令，在一个有民主传统的拉美国家策划军事政变？”与此同时，他担心中情局在智利一时还找不到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来取代阿连德。

菲利普斯的这一担忧终于在10月24日智利国会的选举中得到了证实。尽管中情局花费了25万美元，智利国会仍选举阿连德就任总统，他如期宣誓就职。面对这种局势，中情局全力以赴实施第二方案。但第二方案中直接涉及到的策划军事政变，时机尚未成熟。

最令中情局伤脑筋的是，几乎没有一个智利头面人物愿意出面唱主角。全面负责第二方案的卡拉默辛斯向尼克松汇报时说：“智利的军方人士乱糟糟的，他们不愿干什么事情。要是连他们也不想干，这场政变要取得成功就变得更渺茫了。”

1970年10月，中情局形成了一个后来在智利得逞的“三点式”计划：

1. 鉴于智利陆军总司令施奈德将军和总统弗雷两人都不愿意采取非法行动阻挠阿连德就任总统，中情局必须加紧搜集情报，物色有军事政变意向的智利官员；

2. 通过舆论宣传，散布谣言和采取恐怖行动，在智利形成一个适合军事政变的社会气候；

3. 对那些有政变意向的智利官员讲明，虽然美国不能直接派兵进行军事干预，但美国政府将全力支持他们发动军事政变。

在圣地亚哥的美国大使馆武官保罗·怀默特上校与智利的一些军界人士关系密切，因此中情局请怀默特上校帮助执行“三点式”计划。国防情报局也向中情局提供了一些军界人士的名单，一旦发生政变，这些人可能会有用处。在这些人中，有退休的陆军将领罗伯特·维沃克斯和圣地亚哥卫戍区司令卡米洛·瓦伦朱拉将军。

中情局知道，智利武装部队的最高领导层并不支持政变，尤其是施奈德将军，他在军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曾公开而明确地表示过自己的信念，即“军队绝不采取任何反对宪法程序的举动”。中情局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维沃克斯身上，他是唯一愿意和阿连德捣蛋的老家伙。但是他的一些举动引起了施奈德将军的注意，他坚决抵制了维沃克斯等人的政变计划。为此中情局作出决定，踢开施奈德这块绊脚石。

赫尔姆斯不赞成暗杀施奈德将军，除非有美国总统的亲笔手谕。他怕日后吃不了，兜着走。赫尔姆斯说：“自我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那天起，我就决定，在我任职期间，坚持不搞那种玩意儿，并且对我的下属也讲明了这一点。”

由于赫尔姆斯的这一明确禁令，10月13日，赫克谢尔从圣地亚哥向中情局总部发来急电说：“为了加快军事政变的步伐，维沃克斯打算在48小时之内绑架施奈德将军和他的副手普拉茨。”并请求总部指示。

10月15日，中情局出面给维沃克斯发去一份电报，告诫他不要采取鲁莽的行动，电文是这样的：“已审查了你的计划，根据你提供的情报和我们从其他方面获得的信息，我们的看法是，你的政变计划在这个时候不可能取得成功，一旦失败，只能削弱你的实力，请务必保留你的力量，你和你的朋友们准备干一番事业的愿望总有一天会实现的。让我们继续保持联系，你会继续得到我们的支持。”

在智利，维沃克斯将军已决定孤注一掷。他对中情局的官员说，他要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10月22日绑架施奈德，因为10月24日是国会确认总统的日子，11月5日就要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

10月17日晚上，美国驻智利大使馆武官怀默特上校会晤了一名智利陆军军官和一名智利海军军官。嗣后，他把这两名军官提出需要催泪瓦斯手榴弹、冲锋枪和子弹的请求转告给中情局。中情局怀疑对方会用这些武器来绑架施奈德，但又觉得这两名军官不像是维沃克斯那一伙人，也就放下心来。

几乎就在这同时，圣地亚哥卫戍区司令瓦伦朱拉将军也提出了要绑架施奈德将军。实际上，维沃克斯和瓦伦朱拉都知道对方有发动政变的计划，但他们不愿意携起手来一块儿干，因为两人都想在政变成功以后独坐军政府的第一把交椅。

然而，瓦伦朱拉在10月19日绑架施奈德的计划失败了。

那天施奈德将军没有像以往那样乘坐陆军司令部的汽车去吃晚餐，而是改乘私人汽车外出了，而且那天他的警卫人员寸步不离，这使前去执行绑架任务的人无法接近施奈德。当时，中情局仍在规劝维沃克斯和瓦伦朱拉别草率行事。中情局认为这两个人谁都成不了大事，没有大用处，弄不好却容易捅出娄子，给自己带来麻烦，不好收拾，但他们不予理会。这样，中情局先后与他们断绝了联系。

维沃克斯按照自己原定的计划，于10月22日采取了行动。早晨刚过8点，施奈德乘坐的汽车风驰电掣般地朝陆军司令部驶去，半路上突然遭到歹徒的拦截，汽车被迫停了下来，施奈德见状不好，急忙拔出手枪自卫，这时，歹徒先发制人，开枪射击，子弹打穿了施奈德的胸膛，他跌倒在血泊中。

3天以后，施奈德在医院里奄奄一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维护宪法！”

智利警方在歹徒身上查获了使用过的武器。后来，维沃克斯被抓了起来，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他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外加5年流放。瓦伦朱拉因有策划政变的企图，也被军事法庭判处3年流放。

中情局得知了施奈德的死讯后焦灼不安。菲利普斯预感到，中情局会被认为参与了这次暗杀活动，因为就在维沃克斯采取非常行动的前一夜，中情局把3支轻型冲锋枪交给了这些对施奈德有成见的军官。

但后来得知，这些武器在那次绑架中并没有用上，中情局的人员这才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那天维沃克斯派人绑架施奈德，并没有准备要暗杀他，所以前去执行任务的人随身只带了手枪，没带其他武器。当施奈德首先拔出手枪想进行自卫时，维沃克斯的人才开枪射击，没想到子弹射中了施奈德的要害处，导致他身亡。

在施奈德去世后的第二天，圣地亚哥有数十万人自发地为他送葬，悼念这位为捍卫民主而牺牲的将军。人们义愤填膺，强烈谴责阴谋集团的罪恶行径。当时任中情局副局长的科尔比哀叹道：“这次尝试的失败，为阿连德平息了军内的不满。”

10月23日，赫尔姆斯再次检查了第二方案（“轨道2号”）在智利的执行情况。他认为，中情局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只有依靠智利人自己去搞了。在此之前，赫尔姆斯已向尼克松作了汇报，说中情局能办到的事情都办了，至今智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想进一步发动政变。

1970年12月，麦科恩对约翰·布鲁斯说：“赫尔姆斯没有采取戏剧性的行动来有效地阻止阿连德当选总统，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感到很失望。”当时，在华盛顿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赫尔姆斯在关键时刻溜之大吉，尼克松和基辛格责备中央情报局贻误了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时机。”

此后，中央情报局想方设法支持反对派，希望他们能够东山再起，在1976年大选时获胜，使阿连德和卡斯特罗的希望破灭。中央情报局集中力量通过第三国帮助中间党派，支持自由和反对观点的报刊和电台，援助学生和工联组织。中央情报局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973年初在智利国会选举中，反阿连德的候选人在国会的两次选举中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从而能够弹劾阿连德。

从1971年下半年起，中情局与智利军方加紧联系。中情局驻圣地亚哥情报站搜集了大量对今后政变有极高价值的情报，例如：被现政府逮捕的智利人名单、政变时需要特殊保护的对象的名单以及政变时必须占领的重要设施等等。

中情局加紧制造骚乱，煽动和支持一些右翼工会领导的工人罢工。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卡车司机长达一年的罢工，这次罢工造成了智利经济的严重失调，使人民的不满达到了危险点。

尽管国内政局动荡，但是在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卡洛斯·普拉茨的领导下，军队一直严守中立，并且在1973年6月27日还粉碎了一次政变企图。然而过了两个月，中、高级军官的家属们聚集到普拉茨家门外举行示威，军队的不满情绪已经公开化。普拉茨被迫辞职，由皮诺切特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右翼军人集团在独立纪念日游行的掩护下发动政变，挥兵进攻拉莫内达总统府，空军的飞机也参加了轰炸。阿连德拒不投降，孤身奋战，坚持抵抗，最后牺牲在总统官邸的办公室里。牺牲时，他的双手仍紧握着卡斯特罗赠送给他的冲锋枪。

几艘美国海军军舰就在智利海岸沿线参加一年一度的海军演习。在政变发生的当天，一架美国电子侦察机盘旋在安第斯山脉上空。根据来源不同的消息报告说，飞机是在为政变策划者之间进行联络，并为中情局监视政变的进展情况。

在后来美国国会的调查中，国务卿基辛格被迫承认了中情局插手了智利政局。

据中情局官员自己说，他们是通过在智利的内线和澳大利亚秘密情报机关提供的情报，方知政变的阴谋，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曾积极鼓动和支持了政变军人的行动，只是没有直接出面而已。不过，据官方统计的数字，从1970年11月阿连德正式就任智利总统至1973年9月阿连德饮弹身亡，在这不到3年的时间里，中情局在密谋反对阿连德的颠覆行动中总共花费了800万美元。

阿连德死后，智利成立了以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乌加特为首的军人独裁政府。美国立即予以承认，并给予大量援助。黑暗统治在智利整整维持了15年。

阿连德政权的颠覆，应该是中情局在拉美又一个成功的案例。

到1962年8月时，中情局已经在越南、老挝、泰国、伊朗、巴基斯坦、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11个国家进行了秘密行动。

在中央情报局六十多年的发展史上，暗杀外国领导人的活动早已是它惯用的手段和公开的秘密。曾任中情局副局长的比希尔在2008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冷战者的思考》一书，书中记录了当年他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策划如何暗杀他国政治领袖的情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那些暗杀行动的曝光，美国政府发现自己的形象已经和黑手党差不多了，于是在1981年出台了一个总统行政命令，命令中情局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暗杀行动。

但是到了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以后，中情局又恢复了其本来面目，继续在境外进行暗杀活动。不过中情局对自己的暗杀活动并不避讳，有时甚至公开承认说，一旦美国认为其外交政策目标不能通过正常外交途径实现时，美国就会考虑在某国发动军事政变或者是对该国政治领导人下手。

自从中情局成立以来，有多位外国领导人成为其暗杀的对象。那些被列入暗杀对象的人，在中情局的档案上是找不到名字的，而是以字母编号代替。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就是其中之一。

多年来，卡斯特罗一直是中情局暗杀的对象。据近年来解密的资料统计，中情局曾经对卡斯特罗实施过638次暗杀行动，应该是稳居世界各国领导人之首。不过令他们遗憾的是暗杀行动没有一次成功。卡斯特罗如今已经八十多岁，依然健康地活着。所以他经常幽默地说：“今天我还活着，这完全是由于中情局的过错。”

中情局为什么要对卡斯特罗下此毒手，欲置其死地而后快呢？这完全是古巴的社会性质和卡斯特罗本人的战斗风格所决定的。

  第九章 颠覆古巴，卡斯特罗历尽劫难

古巴革命让美国感到了极大的威胁，中情局花费1300万美元网罗亡命之徒组成了一支“古巴旅”；肯尼迪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的“第40号计划”，“猪湾登陆”行动大兵压境，但是72个小时的激战却让“古巴旅”114人暴尸海滩，1189人成了俘虏，古巴电视台现场直播俘虏受审场面；美国成立“推土机换取自由委员会”，要用推土机换回战俘；卡斯特罗躲过了638次谋杀，“古巴导弹危机”最终得到了化解。

组成了一支500多人的“古巴旅”

古巴同美国隔海相望，是近在咫尺的邻居，古巴与美国佛罗里达州之间最短的直线距离才90海里。但是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让古巴这样一个弹丸小国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成了美国政府的眼中钉，因为它的独立让美国人看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

古巴曾经是西班牙和英国人的殖民地。1898年美国出兵占领了古巴，两年后成立了古巴共和国，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1903年2月，美国和古巴签订了所谓的“互惠条约”，美军强行租占古巴的关塔那摩等多处海军基地，遭到了古巴人民的反抗。1906年美国又出兵镇压古巴人民起义，并且对古巴实行多年的军事占领，干涉古巴内政，扶植巴蒂斯塔通过政变建立起来的军人政权，在古巴实行军事独裁。

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青年起义者攻打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失败后建立了“七二六运动”组织，然后从1956年12月开始，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进行武装斗争。

经过六年的武装斗争，卡斯特罗终于在1959年1月1日，率领起义军占领了古巴首都哈瓦那，推翻了巴蒂斯塔的独裁政权，并于1月2日，宣布成立革命政府，卡斯特罗出任总理，向全世界宣布“古巴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自己任“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后来他又将该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自己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从1976年开始连任国务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和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

几十年来，他领导古巴人民一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在美国的大门口树起了一面革命的旗帜，给美国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美国人一直想颠覆卡斯特罗的新政权。美国政府担心，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有意与美国较量，古巴这个共产党国家就是苏联进攻美国最好的滩头堡。

1959年古巴新政权刚刚建立，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就明确指示中情局秘密行动处，要他们考虑彻底除掉卡斯特罗。艾森豪威尔对中情局秘密行动处的负责人比斯尔说，只有干掉他才能加速古巴现政府的垮台。

比斯尔是在1959年1月1日接替威斯纳，负责中情局秘密行动处的。也就是在同一天，卡斯特罗在古巴宣布他的革命政府为古巴唯一合法政府。比斯尔接到任务后，就一头扎进中情局总部的档案室，把卡斯特罗的资料仔细地研究了一番后，竟然语出惊人地告诉人们一个乐观的结论：“卡斯特罗的政权几个月内就会垮台。”

比斯尔的理由是，卡斯特罗虽然自称是共产党，但是在此之前他与共产党的联系并不多，中情局完全可以利用当年的“烧钱策略”将他收买，没有必要干掉他，最好是让他成为古巴的第二个傀儡政权。比斯尔的高见，很快就得到了中情局其他情报官的认可。

可是，就在中情局讨论是否应该收买卡斯特罗和如何收买卡斯特罗的时候，美国人在古巴的庄园和财产却在一夜之间被卡斯特罗的政府全部没收了，美国人在古巴的投资企业也被古巴政府收为国有。卡斯特罗政府的这一行动，让美国人一下子傻了眼。他以自己的行动在明显地告诉美国政府，他不可能成为美国政府收买的对象。

比斯尔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只有老老实实地拿出暗杀这一招。1960年1月8日，比斯尔组建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所有的成员都是六年前曾经成功颠覆危地马拉政府的人。

在经过多日的运筹后，比斯尔向中情局提供了一份秘密行动计划。这次计划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比斯尔认为应该以流亡在外的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势力为基础组建一个反对政权，然后由中情局帮助这个政权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向卡斯特罗的新政权发动攻击；第二步就是在中情局的帮助下建立一个秘密行动小组，具体负责针对卡斯特罗政府的情报和其他秘密行动；第三步，建立一支武装力量，将卡斯特罗最终消灭。

艾森豪威尔批准了比斯尔的这项行动计划，并且要求比斯尔尽快找一个流亡的古巴团体，训练他们，最终让他们按照中情局的要求，成为一个反抗卡斯特罗的政治团体。事实上，这样的流亡团体很容易找到。在卡斯特罗掌握古巴政权之后，很多以前在古巴从事赌场、走私、毒品之类的黑社会分子都纷纷跑到了美国。中情局断定这些亡命之徒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地盘，肯定会同卡斯特罗的新政权冒险一搏。

比斯尔开始行动了。在金钱与承诺的双重诱惑下，一大批反对卡斯特罗的亡命之徒就像潮水一样涌入迈阿密。这些人都希望美国人帮助他们赶走卡斯特罗，让他们重新回到故土，再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中情局将这些人收买以后，将他们送到巴拿马运河区，在弗吉尼亚州一座名叫“珠营”的军事基地进行训练。此时比斯尔信心百倍。他对总统汇报说，中情局完全可以靠这些人去完成颠覆古巴的大业，摧毁卡斯特罗的现行政权，甚至谋杀卡斯特罗本人，美国军方完全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

但是没过多久，比斯尔的雄心就被打压下去了。原来被派回古巴的那些狂热分子太不争气了。一回古巴境内，还没有开始行动，就被古巴政府的安保部门和军队给发现了，最后把他们都送进了大牢。

这时，比斯尔才认识到要摧毁卡斯特罗的政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考虑必须提高行动的规模，重新找一块秘密的训练基地，扩大训练的人数，培养出更多反卡斯特罗的精英分子。

但是这一切都需要钱。不过，中情局向来是把钱不当一回事的。尽管当时中情局的财政预算比较紧张，但总统艾森豪威尔还是慷慨地大笔一挥，将纳税人的1300万美元交给了比斯尔。比斯尔欣喜若狂，马上招兵买马，网罗那些愿为美国卖命的亡命之徒，组成了一支500多人的“古巴旅”，然后把他们送到一个新的训练基地进行严格的训练。这个新的训练基地位于危地马拉的加勒比海沿岸的一片海滩，那里的地形地貌都与古巴的海岸相似，有利于训练这些人将来在古巴的海岸登陆。同时，那里偏僻、荒凉而又隐蔽，人迹罕至，不容易被人发现，据比斯尔给中情局总部的报告说，“在新的训练基地，训练水平和强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这时，除了抓紧对“古巴旅”的训练之外，比斯尔还请总统下令，由美国海岸自卫队出动U-2侦察机到古巴上空进行侦察。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比斯尔制订了一个进攻古巴的行动方案上交到中情局总部，只等批准后就开始实施。

这是一个陆海空相结合的立体作战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先由美国的海军发动攻势，将古巴海岸的防御工事摧毁，为“古巴旅”顺利登陆扫清障碍；“古巴旅”的特工们登陆后在原地建造滩头工事，运用他们在受训时学到的知识坚守阵地，等待进攻的命令；然后，再由美国空军出动B-26大型轰炸机，对古巴首府哈瓦那进行空中打击，与此同时，那些坚守阵地的特工们在飞机的配合下进入哈瓦那。当然，计划的另一个环节就是要控制古巴电台，对卡斯特罗的军队进行宣传，使他们丧失斗志，最终弃甲投降。

比斯尔对自己的这个作战方案信心十足。他说，由他自己亲自训练出来的那支“古巴旅”绝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部队，“古巴旅”的500多名战士可以无坚不摧。当时“古巴旅”的那些亡命之徒还称自己为“2506”战士，因为这个旅有自己独特的旅徽，图案是“2506”，上面压着一个十字架，军旗和士兵用的都是这种徽记。凡是参加这个旅的战士每月都会从中央情报局那里得到薪水，每人175美元。

“猪湾登陆”计划开始实施

1960年9月28日，入侵古巴的方案开始实施。中情局派出一架DC-4型飞机从危地马拉起飞，满载大量重武器飞往古巴，准备空投给已经潜入古巴的流亡分子，可是却遭到了古巴的高射炮部队的拦击。在密集的炮火中，DC-4型飞机上的特工慌慌张张地进行空投。不料这一次空投的误差竟达7英里，将空运来的武器装备全部空投到古巴军队的防空区。

经过一番清理后，古巴军人将这批空投的武器开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这些武器包括：小型迫击炮1门，零散榴弹炮5门，手榴弹6箱，30毫米机枪3挺，30毫米机枪子弹14箱，白朗宁机枪3挺，加仑步枪7箱（共28支），汤普生机枪3箱（共9挺），胶质爆破物6箱，全套用于破坏的设备1箱，美式伪装式降落伞6个……古巴人不仅捡了个大便宜，还活捉了一名去接军火的“古巴旅”特工。

这架一只引擎被打坏了的飞机扔下武器后，沿着海岸线勉强飞行了一段时间，最后被迫降落在牙买加。中情局自从1954年在危地马拉策动政变成功后，就在那里建立了军事基地。后来他们多次从那里派飞机骚扰古巴领空或者是进行空投，前后达三十次之多，但成功率还不到十分之一。

中情局此时才发现，自己对古巴的军队和防空力量几乎一无所知。中情局的一份关于古巴秘密行动的报告指出：“鉴于卡斯特罗已完全控制古巴，我们的原始构想现已经无法达成，之前认为可能出现的内部动荡已不存在，古巴的防御态势也不容我们进行当初规划的攻击。”

1961年，民主党的约翰·肯尼迪在大选中获胜，取代了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新一任总统后，对中情局当年的那个冒险计划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和足够的信心。所以，当比斯尔又拿着一份新的方案去见肯尼迪时，他只是匆匆地看了一眼，就否决了中情局的计划。然后指示他在三天之内拿出一个最让他满意的登陆计划。

比斯尔新的方案出笼了。他在这个方案中选择了一个叫猪湾的海滩，作为进攻古巴的登陆地点。他信心十足地指着地图对总统说，猪湾三面都是广阔的海滩，而且不远处有一个机场。这些条件正好符合了肯尼迪的要求。比斯尔向肯尼迪总统保证说，即使“古巴旅”在上岸后遇到卡斯特罗的部队阻击，还可向山区挺进。那里有一片沼泽地完全可以作为游击基地。

可是，比斯尔并不知道，他当时使用的这份古巴地图，是一份绘制于1895年的古巴地图。沧海桑田，几十年过去了，猪湾那一带的海岸不但地形发生了变化，就连地貌也改变了。此时这里遍地都是茂密的红树林，盘根错节，到处都是泥泞沼泽，那些武装分子即使登陆了，也根本无法穿越这片红树林，到达比斯尔所谓的游击基地。

但是肯尼迪却相信了中情局的这份作战计划，并确认它能成功，于是就批准了这份“猪湾登陆”计划，即中央情报局的“第40号计划”。

为了给这次行动制造舆论，1961年4月3日，美国国务院还向古巴政府发表了一份白皮书，要古巴断绝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美国人在这份白皮书中说，据中情局的多份报告称，古巴曾多次从某个共产党国家购买武器。如果古巴一意孤行，美国相信“古巴人民”（那批流亡的古巴人）将同“本半球的其他共和国一道进行斗争来赢得自由”，美国将坚决给予古巴“未来民主政权以全面和积极的支持”。

这份白皮书就是美国在公开向古巴发出干涉的信号，并且为后来的“猪湾登陆”找出合法的理论依据。但是，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对此并没有予以理睬。他并不需要美国人来教他怎样管理自己的国家，怎样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1961年4月10日，中情局蓄谋已久的“猪湾登陆”计划开始实施。中情局秘密行动处处长比斯尔命令那支他认为训练有素的“古巴旅”，从危地马拉训练基地出发，赶到尼加拉瓜贝萨斯港，在那里整顿装备后再经海路乘坐登陆艇向古巴的海岸猪湾进发。当“古巴旅”的武装分子向送别的人群挥手告别的时候，有人居然大声地喊出“我会把卡斯特罗的胡子拔下带回来”的豪言壮语。

4月15日，猪湾登陆战打响了。由1511人组成的“古巴旅”在美国空军的掩护下向猪湾进发。与此同时，8架涂着古巴飞机标志的美军B-26轰炸机和5架P-51野马式战斗机也掠过佛罗里达海峡，飞临古巴上空，轰炸了古巴3座空军机场，摧毁了古巴战斗机5架，毁坏了10多架。中情局当时十分自信地估计，古巴空军一半的战斗力已经被摧毁了。

4月17日晚上，中情局的“蛙人”出现在萨帕塔沼泽地的吉隆海滩。这些“蛙人”的任务是为“古巴旅”标明登陆点。这些“蛙人”主要是美国中情局自己的特工，而不是“古巴旅”的武装分子。但是中情局的这些“蛙人”刚一上岸，就被防守在海岸的古巴民兵发现了。他们一面在滩头阻击，一面给司令部发出报警电报。最终，中情局的这些“蛙人”还是完成了任务，强行登陆成功，并且在海岸建立了滩头阵地。

天亮以后，中情局的C-54和C-46运输机分别从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机场起飞，并将“古巴旅”的伞兵营空投在吉隆海滩上。这些伞兵按照训练的要求迅速强占了那些“蛙人”事先标明的作战阵地。这时“古巴旅”其他武装人员也随着5辆坦克向纵深处前进。由于他们及时得到了B-26轰炸机和P-51野马式战斗机的空中支援和掩护，一路上进展相当顺利。

就在这时，卡斯特罗命令古巴空军部队突袭猪湾。中情局显然低估了古巴的空军力量。因为在此之前，古巴已经从苏联秘密地引进了T-33喷气式飞机和“海上怒涛”式飞机。这些飞机的作战性能远远超过了中情局派出来的那些老式飞机，结果那些B-26轰炸机成了古巴空军的靶子。在短暂的对决中，中情局的8架B-26就被打下5架，P-51野马式战斗机也不得不逃之夭夭。比斯尔“猪湾登陆”计划中的空军行动彻底宣告失败。

没有了空军的支持，想把卡斯特罗的胡子拿回去的“古巴旅”战士立即陷入绝境。这时卡斯特罗亲自上阵指挥战斗。他坐镇在猪湾附近一座由制糖厂改成的临时指挥部中，对他的亲密战友切·格瓦拉说：“现在我们真的在战斗了，胜利属于我们！”他下令古巴的军队赶赴猪湾，击沉所有船只，并不时地鼓舞部下：“给我英勇地顶住，同志们！非常好！”5分钟后，他又对另一名军事领导人说：“你们必须击沉所有船只，冲他们开火！我们要用迫击炮让他们从地球上消失！”不久，他又与坚守在东海岸指挥战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通了电话，赞扬古巴的战斗机：“干得太漂亮了，太精彩了！”

当一架架飞机冒着浓烟在自由落体运动作用下坠落的时候，比斯尔心如刀绞。中情局的官员们希望美国空军再来一轮轰炸，但是身在前线的比斯尔知道此时败局已定。他说道：“没有用的，派出再多的空军也只能是增加我们的伤亡，我们低估了卡斯特罗。”

还有人立即想到那些已经登陆的“古巴旅”，不由得为他们担心。“那么我们已经登陆的‘古巴旅’怎么办？如果我们不能马上援救他们，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早在4月16日下午6点，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就从纽约打电报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提醒他不要“重蹈U-2的覆辙”。

晚上9点30分，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打电话给杜勒斯的副手卡贝尔将军说，中情局不得对古巴发动空中袭击，除非“他们能从（猪湾）滩头机场执行任务”。

晚上10点15分，卡贝尔和比斯尔急忙奔向国会大厦七楼国务卿的办公室。腊斯克告诉他们，中情局的飞机可以为了保护滩头堡而介入战事，但不是去攻击古巴机场、港口或电台。

4月17日早上4点30分，卡贝尔从家里打电话给腊斯克，请求总统授权增派空中力量，结果卡贝尔的请求被驳回。

4个小时之后，一架古巴的“海上怒涛”轰炸机突袭猪湾。由美国训练出来的飞行员恩里克·卡列拉斯上尉是卡斯特罗空军的王牌。他锁定中情局从新奥尔良租用的旧货轮“埃斯康迪多河”号，在它东南角后方有一艘由二战登陆艇改装的“布拉加”号，船上有位叫格雷斯顿·林奇的中情局准军事行动军官，此时正用机关枪对古巴战机开火。卡列拉斯上尉马上发射了一枚火箭，击中“埃斯康迪多河”号前甲板船栏下方6英尺处，又命中了几十桶55加仑装的汽油。大火点燃了前甲板存放的3000加仑飞机燃油以及145吨的弹药，在一阵爆炸声中顿时火光冲天，船员们纷纷弃船逃命。货轮爆炸后的火球喷出的蘑菇云，冲上猪湾上空有半英里高。在16英里外，中情局突击指挥官罗伯逊站在古巴人死伤遍地的海滩上，还以为卡斯特罗投下原子弹了呢。

此时，肯尼迪总统不得不请海军司令阿利·伯克上将出马拯救中情局。伯克在4月18日说道：“没人知道该怎么办，就连中情局执行这次行动和全权负责行动的人，也手足无措，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直不甚了了，只被告知部分真相而已。”

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和中情局的古巴人鏖战了两天两夜，到了4月18日晚上，“古巴旅”的指挥官佩佩·桑·罗曼在海滩上被卡斯特罗的军队打得六神无主，他只有用无线电告诉中情局的军事指挥官林奇：“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形势有多么严峻无望？你们到底是支持还是收手？”他几乎是哭泣着说，“请不要抛弃我们。我们的坦克和火箭炮弹快用完了，天一亮就会受到坦克攻击。我不撤退，必要时我们会战到最后一刻。”

天亮了，中情局没有再派出援军。绝望之中的罗曼对着无线电大吼：“我们弹药已尽，正在沙滩上苦战。速派援军。我们撑不住了。”凌晨时刻，他们被古巴的军队逼进海里。在齐腰深的海水里，“古巴旅”的战士们在绝望地大叫：“我们撑不住了，快派援军！”

其实中情局空中行动的主管在当天中午就发电报告诉比斯尔：“以空中行动支持滩头堡完全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目前已损失5名古巴飞行员、6名副驾驶，2名美国飞行员和一名副驾驶。”总计共有4名中情局从危地马拉请来的飞行员在此役中身亡。中情局多年来一直隐瞒他们的死因，不让他们的遗孀和家属知道他们牺牲的真相。

空中行动主管在电报里说：“我们仍然有信心，静候您的指示。”但是比斯尔已经无法作出任何指示。比斯尔捂着耳朵不想听到“古巴旅”的任何消息。4月19日午后2点左右，罗曼大骂中情局，然后愤怒地将无线电打烂放弃抵抗。

经过72个小时的激战，“古巴旅”共计有1189人被活捉，114人被打死。古巴电视台把这些俘虏受审的场面进行现场直播，让中情局丢尽了面子。

中情局的军事指挥官格雷斯顿·林奇后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活了37年，第一次为我们的国家感到惭愧。”

成立“推土机换取自由委员会”

“猪湾登陆”计划失败后，肯尼迪总统对中情局大失所望。他对中情局的那些情报官大声训斥道：“你们不是告诉我，只要7个小时就能摧毁卡斯特罗的抵抗力吗？我看没用上7个小时，我们的力量就已经被卡斯特罗吞没了！”

同一天，罗伯特·肯尼迪给当总统的二哥约翰·肯尼迪写了一张具有预言性的短笺。他在上面说：“摊牌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为在这一两年内形势必大幅恶化。我们若不想俄罗斯在古巴设置导弹基地，最好现在就决定我们该以什么行动来阻止它。”

肯尼迪总统对两位助理说，艾伦·杜勒斯曾在总统办公室向他当面保证，“猪湾行动”必定会成功。入侵古巴时，杜勒斯正在波多黎各演讲。他公开离开华盛顿原是欺瞒计划的一环，现在看来倒像是个弃舰而逃的舰长。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回忆说，杜勒斯返回华盛顿时，用颤巍巍的双手掩住脸，宛如行尸走肉。

1961年4月22日，肯尼迪总统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彻底检查“猪湾行动”失败的原因。

调查委员会很快就向总统表明了态度，他们认为需要以新的方式，来管理中情局的秘密行动。

中情局督察长柯克帕特里克就“猪湾行动”写下检讨报告。他的结论是，杜勒斯和比斯尔没有正确且真实地告知前后两任总统与政府。柯克帕特里克说，倘若中情局还想继续运转，就得改善组织与管理。

肯尼迪在后来的记者招待会上坦承自己的责任，并引述了一句意大利谚语以自况心境——“胜利有一百个儿子，失败却是一个孤儿。”其意是说当你获胜时，大家争先恐后向你道贺，好像有一百个儿子；当你挫败时，没有人理你。在当时肯尼迪很想废掉中情局，不过冷静下来后，他想到了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跟他提到的美国的两大武器：核武器与秘密行动。于是他把中情局给保留下来了，只是毫不留情地把杜勒斯撤掉了，这样才让他感到舒坦一些。

1961年9月，杜勒斯从中情局局长位置上退休时，工人仍在对富丽堂皇的中情局新总部进行最后的装修。这是杜勒斯争取了多年的结果。新总部建在首都七英里外的波多马克河西岸的维吉尼亚州的林地里。在下台之前，杜勒斯还是踌躇满志，特地选了《新约·约翰福音》第8章第32节的经文刻在新总部的中央大厅的墙壁上——“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会让你们得到自由。”

杜勒斯的圆形浮雕像同样高挂在中央大厅，并且配有拉丁文的铭文。铭文就是一句话——“要找他的墓碑，请放眼四望。”

“猪湾行动”的策划者比斯尔比他的上司杜勒斯在中情局多待了半年。后来他在秘密证词中坦承，他在秘密工作上所谓的专长其实是虚有其表，因为中情局并不是“可以找到专业能力的地方”。不过比斯尔在离职时，总统为他戴上了“国家安全勋章”。

总统在授勋时说：“比斯尔先生崇高的目标、无穷的精力和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堪为情报机关表率。他留下了永恒的遗产。”

——不过这“遗产”的一部分即是破碎的信心。因为在后来的19年中，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会完全信赖中情局。

撤销了杜勒斯的职务之后，肯尼迪总统原本是要任命他的弟弟罗伯特当中情局局长。倒是罗伯特觉得经过“猪湾行动”之后，最好是找一位能为总统提供政治保护的人。考虑了几个月之后，兄弟俩才选中了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元老政治家约翰·亚历克斯·麦科恩。于是，快六十岁的麦科恩成了中央情报局的第4任局长。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猪湾事件”的第二天，就写信给肯尼迪，认为这场发生在古巴的“小规模战争”，将会在全世界引起连锁反应。他呼吁肯尼迪立即停止对古巴的侵略，并声称苏联准备向古巴提供反侵略所需的一切帮助。

肯尼迪最终冷静下来。他刚上任不久，绝对不能因为这次小小的军事行动而引发一场美苏大战或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中情局无法进一步采取行动。

面对外界的指责，中情局不得不发起一场救赎“古巴旅”战俘的活动。1961年5月17日，卡斯特罗宣布，愿以这批战俘换取美国500台推土机。美国人一听，便马上成立了一个“推土机换取自由委员会”。但是这笔交易最终没有做成，美国人只愿意用相当于500台推土机的2800万美元赎回这批战俘。1962年4月18日，所有的战俘全部被判刑，卡斯特罗将赎金抬高到6200万美元。同年圣诞节，经过艰难的谈判，最后美国人给了古巴价值5300万美元的医药和食品，才赎回了1000多名俘虏。

谋杀行动达638次之多

新上任的中情局局长麦科恩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加州共和党人、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和激昂的“反共”人士。赫尔姆斯曾经是这样形容他——“白发、红颜、步伐轻快，穿着笔挺的黑西装，戴着无框眼镜，态度冷漠并且自信满满。”

麦科恩就职前就试着了解中情局业务全貌。他曾在他的前任杜勒斯和比斯尔陪同下走访过欧洲，接着又前往马尼拉北部山区度假胜地，出席远东地区工作站站长会议，并且认真研究过有关的材料。

不过，当时杜勒斯和比斯尔还是保留了一些细节，暂时搁置的暗杀卡斯特罗计划，杜勒斯和比斯尔也没告诉麦科恩。

1961年11月，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兄弟暗中成立秘密行动的“特别小组”，它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废掉卡斯特罗。

11月20日夜里，麦科恩就任局长前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总统传唤他到白宫。第二天他来到白宫，发现肯尼迪兄弟由准将埃德·兰斯代尔作陪。此人的专长是反游击战。他从朝鲜战争前就在中情局和五角大楼服务，曾被威斯纳派驻马尼拉和西贡，协助过两地的亲美领袖掌权。

兰斯代尔的新职是“特别小组”行动组长。总统解释说，兰斯代尔奉司法部长的指示，一直在研究可行的古巴行动。总统希望在两个星期内能提交一份立即行动的计划，司法部长则非常关注古巴问题以及立即行动的必要性。

中情局的这次惨痛失败让肯尼迪十分难堪，因为“猪湾事件”发生时，他才上台两个月。中情局的失败不但让卡斯特罗的威望大增，还让苏联人对肯尼迪起了鄙视之心，这才有了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

美国的“猪湾登陆”计划惨遭失败后，对卡斯特罗更是恨之入骨，中情局更是欲除卡斯特罗而后快。于是，他们暗中加快了暗杀卡斯特罗的步伐。

罗伯特·肯尼迪这么告诉麦科恩：推翻卡斯特罗“是美国政府的首要之务，花再多的时间、金钱、努力或人力都不足惜”。然而，新局长却提醒他，中情局能依靠的真正情报并不多。“目前在古巴境内的27或28名特工，其中只有12位还有联系，而且这些联系都是断断续续的。”4个星期之前，7名特工潜入猪湾后即遭逮捕。

在罗伯特·肯尼迪的命令下，兰斯代尔替中情局拟了一份应办事项清单：吸收和部署天主教堂及古巴地下组织以对抗卡斯特罗，从内部分裂卡斯特罗政权，破坏其经济，颠覆秘密警察，以生化战摧毁其农作物，用飞机喷洒白磷烧毁古巴的甘蔗园和烟叶……总而言之，在1962年11月下届国会选举前改变古巴政局。

赫尔姆斯立即着手成立一个直接向兰斯代尔和罗伯特·肯尼迪负责的独立任务小组。他从世界各地招揽人手，成立一个当时中情局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情报行动组织。这个组织一共动员了迈阿密附近的中情局官员600人，另外还有约5000名招聘人员，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第三大海军舰队，其中包括潜艇、巡逻艇、海防快艇和海上飞机，并以关塔那摩湾为基地。赫尔姆斯说，五角大楼和白宫也提出了一些“白痴计划”，比如炸掉一艘停泊在关塔那摩港的美国船只，佯称是恐怖分子攻击美国航道，从而将入侵古巴的借口合理化。

赫尔姆斯选中了建造“柏林隧道”的哈维来领导“猫鼬”小组，哈维则以美国海盗威廉·沃克之名，称该计划为“W任务小组”——因为美国海盗沃克曾于19世纪50年代率领私人军队进入中美洲，并自立为尼加拉瓜皇帝——不了解哈维的人，都觉得这代号选得很奇怪。

哈维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是以中情局的“詹姆斯·邦德”之名被介绍给肯尼迪兄弟的。这样的介绍让酷爱读伊恩·弗莱明间谍小说的肯尼迪总统颇感困惑，因为邦德和哈维除了都爱喝马提尼酒这一点外，可说全无相同之处。总是揣着一把手枪的哈维体形肥胖，眼睛凸出，午餐会上喝双份酒，一路咒骂着回家。罗伯特·肯尼迪要“迅速行动，快速回报”，可是哈维怎么看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1962年2月，哈维成立了一个代号为“步枪”的执行行动组，聘请了一位住在卢森堡、但没有国籍的外国特工为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小组工作，打算利用他干掉卡斯特罗。秘密行动处主管业务的赫尔姆斯批准了他的“步枪”计划，但他认为最好不要告诉局长麦科恩。他意识到局长麦科恩一定会从宗教、法律和政治方面提出强烈反对。

有人曾问过赫尔姆斯，肯尼迪总统真的想要卡斯特罗的命吗？他淡淡地说：“书面上当然什么证据也没有，但我绝对肯定他确实有这个意思。”不过赫尔姆斯认为，和平时期搞政治暗杀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好办法。他说一旦涉及杀害外国领袖，那么问题来了，下一个被杀的是谁？你杀了别人的领袖，他们为什么不能杀你的领袖？

1962年4月，哈维在纽约会见了芝加哥黑社会头目，请一位叫约翰·罗塞里的黑手党成员去刺杀卡斯特罗。中情局与他们讨价还价后，终于达成了这笔交易，只要能在1962年5月以前干掉卡斯特罗，中情局将给他们15万美元。据后来披露，那个黑社会头目当时只领取了11万美元的报酬，1962年4月派约翰·罗塞里潜入古巴，要中情局等待他们的好消息。

哈维从中情局医务处处长爱德华·冈恩医生那儿挑了一包毒药，打算让罗塞里投进卡斯特罗的茶或咖啡里。当时哈维还亲自驱车到迈阿密，把毒药和一大笔钱交给了罗塞里。但是，这名黑手党成员在收了大笔钱后突然人间蒸发了。中情局在寻人上向来不在行，所以此事就不了了之。

局长麦科恩也认为中情局多灾多难，而且士气荡然无存。赫尔姆斯则认为，要想鼓起中情局士气，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展对古巴的谍报业务。于是他把一些优秀的谍报人员从已瘫痪的苏联分部和东欧分部调到古巴。

到了1962年夏天，已有45名情报人员潜入了古巴搜集情报，其实有些是到佛罗里达参加中情局举办的“十日速成班”的，速成班一结束他们就搭快艇在夜色掩护下回到了古巴。当时中情局耗资5000万美元的“猫鼬”行动，唯一的成就是在古巴内部建立了这个小小的谍报网。

一直与中情局斗智斗勇的卡斯特罗

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一再呼吁出动突击队暗中炸掉古巴的发电厂、工厂和糖厂，但都只是说说而已。中情局还是决定以暗杀的手段来对付古巴和卡斯特罗本人。

使用毒药是中情局暗杀卡斯特罗的惯用手段。“猪湾登陆”失败两个月后，中情局向特工部门领导人开出了一系列“可行性”方案，这些方案相当具有“科学探索精神”：他们曾经试制过各种各样的剧毒药丸，试图加进卡斯特罗吸的香烟、喝的咖啡和汤里；还试图使用海蜇毒汁加工过的毒针、带有致命细菌的手帕等，通过收买卡斯特罗身边的人下手；中情局医务处还用肉毒杆菌毒素对一盒卡斯特罗喜欢抽的雪茄烟作了处理，其毒效十分强烈，只要卡斯特罗将其中的一支塞到嘴上，他就会立即残废。这盒雪茄交给一名特工人员，他宣称能将烟弄进古巴，并交到卡斯特罗手中，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卡斯特罗也因为有人多次想在他的雪茄中放毒，最终把烟给戒了。

中情局还想通过诋毁卡斯特罗的形象，让他在古巴人民中失去号召力。其中的一种方案，就是在卡斯特罗的播音室里喷洒一种类似迷幻药的化学物，用破坏他讲演的方法来损害他超凡的号召力。由于这种化学药物不可靠，所以这种设想被放弃了。

另外一个方案就是由中情局技术处准备了一些铊盐。当卡斯特罗把他的靴子放到房门外让别人擦拭时，就可以将铊盐撒在他的鞋上。这种铊盐有很强的脱毛力，如果卡斯特罗沾上了它，就可以使他的胡须掉光，从而毁掉他那具有非凡气质的男子汉的形象。

不过这种方案也只是一种空谈。

卡斯特罗终身未婚，中情局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弱点，于是将“美人计”作为一项选择。对一个正常的男人而言，美人计应该是最稳妥、有着更高成功率的暗杀计谋，中情局当然也不会放过这样的尝试。

当时中情局寻找到一位美丽的古巴少女，进行了一年半的强化训练，1965年，这名少女化名为“巴蒂”，同15名杀手一起偷偷潜入古巴，准备暗杀卡斯特罗。巴蒂打入古巴文艺界，并很快崭露头角。此人引起了卡斯特罗的注意，但与卡斯特罗见面时，这名女子被卡斯特罗的魅力所打动，迟迟没有下手。1966年1月1日古巴国庆前夕，巴蒂通过关系弄到了卡斯特罗参加国庆活动的具体安排，并与同伙商量在卡斯特罗同广场上的青年人握手交谈时，从四面八方用无声手枪将卡斯特罗击毙。但是，就在那天，卡斯特罗突然取消了与古巴青年近距离接触的计划。

此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中情局的“美人计”计划彻底破产。中情局为了打击古巴的经济支柱旅游业，策动间谍分子在哈瓦那的旅馆、酒店制造了一系列恐怖爆炸事件。在其中一次爆炸事件中，巴蒂的弟弟和妹妹被炸死。

巴蒂知道这是中情局所为，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她向古巴安全部门自首。按照巴蒂提供的情况，古巴安全部门一举逮捕了这伙特工，很快又破获了另一个间谍网。美国中情局仰天长叹：“几年心血毁于一旦。”

但是，叹息不是战斗，中情局永远都不服输，还在继续寻找这样的女性充当杀手。

许多被中情局选中的女性杀手的命运都很悲惨。最惨的莫过于卡斯特罗过去的恋人玛丽塔。玛丽塔一家是移居美国的德国人。她的父亲是“柏林”号大型游船的船长，玛丽塔喜欢和她的父亲在大海上旅行。1959年的一天，玛丽塔父亲的游船在哈瓦那停留，随船旅行的玛丽塔因此邂逅了卡斯特罗。这一天卡斯特罗乘坐的游船刚好抛锚，恰巧“柏林”号正停在附近，于是卡斯特罗便登上了玛丽塔的“柏林”号。

“柏林”号的船长，也就是玛丽塔的父亲设宴招待了卡斯特罗。这样玛丽塔就获得了同卡斯特罗坐在一起的机会。一顿饭之后，玛丽塔已经深深爱上了卡斯特罗，而卡斯特罗也对同桌的这位漂亮女孩产生了好感。两人就这样坠入了情网。在离别时，卡斯特罗向她要了电话号码。在回去后，卡斯特罗一直没有忘记玛丽塔，于是他给她打了电话并邀请她来哈瓦那。玛丽塔也时常想念着卡斯特罗，于是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很快，玛丽塔便被卡斯特罗安排的人员用专机接到了哈瓦那。玛丽塔在那里同卡斯特罗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此后，玛丽塔就经常去同卡斯特罗见面，并且有了他们的孩子，不过是一个早产儿。他们当时还打算结婚。

可是，就在玛丽塔回到美国后不久，中情局的人就找到她，给她看了一张死婴的照片，告诉她卡斯特罗已经杀死了她的儿子。震惊之中的玛丽塔随后被中情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洗脑”和培训，使她成了中情局的一名女特工。随后，中情局让玛丽塔带着对卡斯特罗的仇恨回到古巴，让她去执行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然而一见到卡斯特罗，玛丽塔心中所有的恨都离她而去，对卡斯特罗的爱立刻重新在心中汹涌。

谁知卡斯特罗见到昔日的情人玛丽塔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回来杀我的吧？如果你认为我应该被杀，那你就下手吧！”

玛丽塔没有勇气回答这个问题。这次暗杀行动当然没有成功。后来中情局狠狠地处罚了玛丽塔。若干年后，风烛残年的玛丽塔带着一身伤病，独自住在纽约一所破旧不堪的房子中。

中情局还采取威逼和利诱手段从迈阿密等地搜罗了一大批古巴流亡人员，从中挑选杀手，最后，中情局竟然找到了卡斯特罗的保健医生米勒。米勒医生被选中后，就成了中情局的特工，不久后他奉命刺杀卡斯特罗。当时卡斯特罗正患眼疾。中情局专门研制了一种对付卡斯特罗的毒药。

作为卡斯特罗的医务人员，米勒下手的机会太多了。可是此人却被卡斯特罗的精神所打动，有很多次机会都没有去实施。最后在中情局的催促下，米勒终于狠下心来。可是就在施放毒药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毒药瓶打翻在地，强烈的毒性竟腐蚀了水泥地板。米勒被吓了个半死，最终，他向卡斯特罗自首。卡斯特罗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只是把他调到一家普通的医院继续当他的医生。

中情局开始对暗杀计划作出了调整。他们觉得应该从卡斯特罗的个人爱好和生活习惯上下手。于是他们开始对卡斯特罗的生活习惯进行情报搜集。卡斯特罗喜欢游泳，而且喜欢潜到水里。中情局就想出了一个阴谋，打算把刚刚研制出的一种真菌涂在一件潜水服上，送给卡斯特罗。被这种真菌感染后皮肤会慢慢烂掉，最后引发多种疾病而导致死亡。但是该由谁去完成这项工作呢？

当时，美国正与古巴交涉“猪湾事件”中被古巴人俘虏的“古巴旅”成员。中情局把美国著名律师詹姆斯·多诺万派到了古巴去洽谈此事，然后把那件涂有真菌的潜水服作为礼物送给卡斯特罗，但中情局并没有告诉这位律师礼物里藏的秘密。这名律师见到一件这样陈旧的潜水服，觉得实在是拿不出手，就自作主张，自己掏腰包买了一套贵重的潜水服送给了卡斯特罗。结果中情局的计划再一次泡汤了。

针对卡斯特罗喜欢游泳的特点，中情局又想在海水中做文章。有一次，中情局买了大批加勒比海软体动物，打算从中找出一个够大的贝壳，装入足量的炸药，在壳身漆上鲜丽颜色放入水中，以便在卡斯特罗潜水时吸引他的注意。但是这一计划后来并没有实施。因为按照常识，在加勒比海这样的浅水区，既长不出这么大的软体动物，也不可能长得如此漂亮。

事实上，中情局有些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很“直白”，手法更像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古巴黑帮。他们曾计划过很多次就在大街上对卡斯特罗的车队进行疯狂扫射，还有的准备带着炸药冲向演讲的卡斯特罗。可惜的是，这些没有想象力的计划要么未执行，要么就是被古巴人提前发现了。

当年中情局为了消灭卡斯特罗，据说还打起了美国大作家海明威的主意。这个想法是在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玛丽·海明威去古巴后形成的。

1961年7月2日，海明威自杀后，他的第四任妻子玛丽·海明威决定去一次古巴，因为海明威在古巴首都哈瓦那郊区有一家农场，玛丽·海明威要去那里整理海明威的遗物。中情局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人力物力，对玛丽·海明威的古巴之行进行跟踪监视。由于他们之前已经获知卡斯特罗是海明威忠实的读者，因此，估计卡斯特罗会很关注玛丽的到来。

果然，卡斯特罗为了表示关心特地送了玛丽·海明威一大篮水果，尤其让中情局惊讶的是，卡斯特罗还专程来到农场拜访。在同玛丽·海明威的见面中，卡斯特罗显示了对她的完全信任，没有带足够的安保人员。于是中情局认为这个女人将是暗杀卡斯特罗的一大法宝。随后中情局找到了玛丽，并开始策划利用海明威的农场来刺杀卡斯特罗。

但是，中情局最终却放弃了这项计划，至于是什么原因，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1971年，卡斯特罗出访智利又给了中情局下手的机会。中情局首先想到的是卡斯特罗乘坐的汽车。于是，两个中情局的特工在卡斯特罗出访的前一天晚上悄悄潜进卡斯特罗车队的车库。他们将事先准备好的炸弹安放在几辆汽车上后逃走。可是，当卡斯特罗的车队启动后直到访问结束，炸弹都没有爆炸。

原来卡斯特罗的保安人员通过内部得到消息，知道了中情局将要对卡斯特罗的汽车下手，于是对车的安全检查十分谨慎。特工们安装的炸弹早在第二天一清早就被排除了。

中情局还安排了两个化装成记者的特工，计划在卡斯特罗演讲时假扮成录像师而对他下毒手。然而，一个小小的意外使得行动没有开始就被迫结束。原来是一个特工突然肚子疼痛难忍，另一个又无法单独完成任务，于是计划只得取消。

后来卡斯特罗出访委内瑞拉，也险些遭到中情局的毒手。在出访前，卡斯特罗已经预料到中情局不会放过这次机会，在出访前就命令手下同委内瑞拉方面联系，以保证他的安全。在卡斯特罗的保安人员和委内瑞拉人员的共同检查中，发现了大量的秘密武器被安置在会议室附近，而且在海岸发现了一艘小艇，并在小艇上抓到了四个人。在后来的审问中，四个人都承认是受中情局收买的一个反古巴集团组织成员，他们的任务就是暗杀卡斯特罗。

直到肯尼迪总统被谋杀以后，中情局才终止了对卡斯特罗的暗杀行动。1964年秋季，还有一个黑手党头目向中情局提出，只要给他一支狙击手用的高速步枪，他就可以帮他们消灭卡斯特罗。不过，中情局的特工这时却明确地告诉对方，中央情报局已不再插手谋杀卡斯特罗的计划了，因为新总统约翰逊已经下了命令，不准中央情报局搞暗杀行动。

卡斯特罗一次又一次地逃脱了中情局的暗害，其中有的是因为中情局的失误，有的是因为卡斯特罗的机警，有的是因为运气。总之，卡斯特罗仍然活着，而且仍然是古巴的领导人。在中情局的眼里，卡斯特罗几乎成了一个永远都搞不死的神人。据古巴安全部门后来揭露说，自从古巴革命到卡斯特罗卸任，美国中情局组织、指使或支持恐怖分子对卡斯特罗实施的谋杀行动竟然多达638次之多。卡斯特罗曾风趣地说道：“今天我还活着，但过错不在我，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

为了出中情局的丑，古巴人专门在首府哈瓦那建了一个博物馆，通过一系列道具、实物和文字、照片，向世人展出中情局是怎样妄图暗杀古巴领导人的，其中有很大部分都是中情局的失败记录。卡斯特罗本人说，他在各国领导人中是遭受暗杀威胁次数最多的一个，可以拿“冠军”。

“古巴导弹危机”

就在中情局热衷于暗杀卡斯特罗的时候，一个无意之中的发现让美国政府一下子慌作一团——1962年8月29日，中情局的一架U-2高空侦察机飞过古巴上空。当中情局把所拍的胶片连夜冲洗后，竟然在中情局内部轰动了。原来他们在这些照片中发现了苏联最先进的武器“SA-2”地对空导弹。他们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了白宫。

肯尼迪已经被中情局折腾得够戗。“猪湾登陆”失败后，肯尼迪又面临着“柏林危机”和东南亚的老挝政变。1962年6月，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高峰会议时狭路相逢，肯尼迪在会上的表现很是让人失望，他在赫鲁晓夫眼里简直还是个小孩子。也许赫鲁晓夫就是想找个机会，考验一下这位美国总统的应变能力，于是就把导弹运到美国的大门口古巴岛来了。

1962年5月，苏联第一批武器开始运往古巴，这些武器包括防御性与攻击性核弹、传统导弹、一批伊尔轰炸机，还有大批苏联军人。赫鲁晓夫这样做的意图很明显，一是要保护古巴，以防美国入侵；二是苏联当时还从来没有在海外（包括东欧）部署过核弹，而美国则在苏联周边到处设有核弹基地或派核潜艇巡弋，因此苏联也希望能改变一下战略布局，在美国“后院”拉丁美洲放上两颗导弹试试。

当中情局把那些拍摄到的照片放到肯尼迪总统面前的时候，肯尼迪觉得这个赫鲁晓夫的确是胆大包天。照片清晰地显示出，苏联已经在古巴建立了24座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台和16座中远程弹道导弹发射台。肯尼迪总统问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古巴有多少苏联军队？”

麦科恩说：“1万人。”

实际上，当时已经有4.2万苏军进驻古巴。

肯尼迪再问：“古巴有多少核弹？发射核弹的导弹有多先进？它要多久才能发射？”

麦科恩又说：“只知道30余枚（实际上有162枚）。不过我们不知道有多先进，也不知道他们的核弹头在哪儿。”

肯尼迪没有再问。肯尼迪把他的弟弟、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叫来。两人经过一番长谈之后，罗伯特说，应该由中情局去解决这件事。叫他们命令秘密行动处的负责人比斯尔马上派遣一批特工到古巴沿海，把苏联的船只炸碎。

肯尼迪立即否决了这一愚蠢的计划。最后他拿出了五种方案由中情局选择：一、侵略古巴；二、轰炸古巴；三、封锁古巴；四、要求联合国调解；五、不闻不问，任其发展。中情局选择的是“轰炸古巴”。但是肯尼迪认为应该以跟苏联谈判的方式，来代替中情局愚蠢的武力计划。

1962年10月22日晚上，肯尼迪告诉美国人民，苏联在古巴部署攻击性核弹，美国绝不容忍这种挑衅。他下令封锁古巴，海军船舰对所有开往古巴的轮船实施“隔离检查”。肯尼迪的广播震撼全美，也震动了苏联。

10月24日，一批苏联船队驶近封锁线准备在古巴继续卸“货”，但发现美国封锁古巴的舰艇后，有的掉头回转，有的停在原地不动，没有任何要和美国的舰艇动武的迹象。消息传到白宫，国务卿腊斯克兴奋地对国家安全顾问说：“两个家伙比赛瞪眼珠子，结果那个家伙（赫鲁晓夫）先眨眼。”最后双方还是通过谈判的形式进行了妥协。

10月28日，苏联人宣布从古巴撤出攻击性武器，其中包括核弹、轰炸机和驻军；不过，他们也要美国保证不入侵占巴，并且必须要将安装在土耳其的美国导弹撤除，因为那些导弹是针对苏联的。后来据赫鲁晓夫说，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曾强烈要求苏联对美发射核弹，但是当他仔细冷静下来后，发现核战一旦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就毅然决定撤出核弹。两年后，赫鲁晓夫被克格勃联合一批反对派给轰下了台，其“罪名”之一是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方法不当。

当年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还有一个人的介入，差一点在美苏之间引发了一场核战争。这个人就是苏联军事情报间谍奥莱格·潘科夫斯基。

潘科夫斯基当时在苏联混得不怎么如意，就开始与中情局取得联系，充当了美国间谍。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和中情局的上司秘密约定了一个紧急情况下发送的“特殊信号”。如果是他预先得知苏联将向美国发射核导弹，那么他就在“倒数计秒”阶段通过无线电向中情局的上司发出这个“特殊信号”；中情局一旦收到这个事先约好的“特殊信号”，马上就会知道苏联将向美国发起核袭击，那么美国将会“先发制人”，在第一时间内将部署在英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国所有的核导弹同时射向苏联，摧毁莫斯科和其他城市。

不料就在这时，奥莱格·潘科夫斯基被苏联克格勃抓获了。当时他以为自己很快就要被克格勃秘密处死，就产生了和苏联同归于尽的恶念，把向中情局发送“特殊信号”的方法告诉给了克格勃特工，但却隐瞒了这一“特殊信号”的真实含义，而是谎称这只是一种普通的联络方法。潘科夫斯基当时是企图借克格勃官员之手，将他来不及发送的“特殊信号”传递出去，从而引发一场美苏之间的核战争。

可是让他没有料到的是，当抓获他的这一组克格勃特工将这一“紧急信号”试探着发送出去之后，另一组克格勃特工就迅速查到了信号的接收方。原来接收这个“紧急信号”的人，就是潜伏在莫斯科的中情局的一名联络官。克格勃特工马上顺藤摸瓜，将那个中情局的联络官逮捕了。

当时那名中情局联络官收到了由克格勃特工发出的“紧急信号”后，他还以为是潘科夫斯基发出去的，顿时大惊失色。因为这个信号的出现，将会把美国和苏联同时推入核战争的深渊，也将会给全世界带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对于这样重大的事件，这名联络官还是犹豫了一下，没有在第一时间内，马上向美国总部发出“苏联核袭倒计时”的警告。

就在他犹豫的这一瞬间，冲进来的克格勃特工迅速将他逮捕了——如果这名中情局联络官及时向美国总部发出那个虚假的“核袭警报”，那么不仅古巴导弹危机可能是另一个结局，整个世界也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这场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最终是皆大欢喜——从1962年10月16日肯尼迪获悉古巴驻有苏联战略核弹，到10月28日古巴导弹危机落幕，前后总共经历了惊心动魄的13天的时间。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十三日》，详细地叙述了这场危机的始末。

古巴，这个美国的近邻，从此一直是中情局咬牙切齿的对象，也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因为他们对古巴实施的每项任务都以失败而告终。而在这场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中情局也一直没有拿出什么“高见”——要么是无法拿出主意，要么出的就是馊主意，结果就像“猪湾登陆”事件一样，再一次让肯尼迪总统大失所望。所以，直到肯尼迪被谋杀之前，中情局都没有得到他的信任。这也是后来肯尼迪被谋杀后，中情局被认为是谋杀总统的凶手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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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英雄末路，切·格瓦拉丛林殒命

才华横溢、充满叛逆精神的切·格瓦拉是卡斯特罗最得力的助手，古巴新政权的三号人物，曾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大会，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接见；他辞去了在古巴的一切党政职务到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却成了中情局追捕的对象，最后惨遭杀害；他牺牲后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被称为“红色罗宾汉”，逝世四十年后，其遗物被高价拍卖，格瓦拉的头像几乎与《蒙娜丽莎》齐名。

出生在阿根廷的“红色罗宾汉”

20世纪60年代前期，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公开断言，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会在整个拉丁美洲传播开来。当年，卡斯特罗秘密走访了拉美一些国家和非洲刚果（金）的地下游击队组织，选择“突破口”，策动“古巴式的革命”。

面对卡斯特罗的这种行为，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的赫尔姆斯任命菲茨杰拉德为中情局的“拉美处”处长，以加强中情局对卡斯特罗的遏制。这一计划包括通过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努力将古巴排除在美洲国家组织之外，利用国际开发总署的经济发展联盟制裁古巴，训练和装备一些拉美国家的反暴动部队（即特种部队），加强中情局在整个南美洲的情报活动，对拉美国家的反共政权给予政治的和准军事上的支持等。

中情局在拉美地区频频出击，扼杀革命势力，颠覆一些主权国家，卡斯特罗的战友切·格瓦拉就在此时遭到了美国中情局特工和玻利维亚政府军的围剿，年仅39岁就牺牲了。

切·格瓦拉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是阿根廷的医师、作家、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1934年，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市的一个贵族家庭。他从小酷爱读书，尤其喜欢西班牙文学巨著《堂·吉诃德》。当兄弟姐妹都嘲笑堂·吉诃德的荒唐滑稽时，他却坚持认为堂·吉诃德身上有一种罕见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他以堂·吉诃德自比，梦想着做挑战风车和雄狮的英雄。由于出生在有着一定左翼思想的上层家庭，又受到身为阿根廷共产党员的姨父母的影响，格瓦拉从小就对政治特别感兴趣。

格瓦拉出生不久就患上了哮喘病，但是他从不安分，率性和冒险的家族传统在他身上得到最充分的发扬。他喜欢骑着没有马鞍的马在田野里狂奔，虽然经常咳嗽得喘不过气来。格瓦拉十分热爱体育运动，最感兴趣的是橄榄球运动。他自命为“勇士”，在球场上经常横冲直撞，头破血流也不在乎，只是在激烈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才停下来，捂着郁闷的胸口，向守在球场边的父亲求救：“爸爸，快给我打一针吧。”哮喘使他一生饱受折磨，在后来的游击生涯中要遭受比常人更大的痛苦，也使他的性格中养成了一种忧郁的特质，很早就开始思考关于生和死的问题。

1948年，格瓦拉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院学习，并于1953年3月顺利完成了学业。大学时代，格瓦拉才华横溢，热情、叛逆，身材挺拔，面容俊朗，很快就与当地的名门闺秀奇奇娜相恋了。

1951年，格瓦拉在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格拉纳多的建议下，休学一年环游整个南美洲。他们于1951年12月29日出发，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过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最后到达委内瑞拉。一路走去，他看到了穷人的苦难，眼界被现实的残酷大大开阔，他开始思考这个世界的不公。他们带着同情给沿途的麻风病人看病，也接受这些人最无私的帮助。

这次拉美之行，让格瓦拉开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在这次旅行中渐渐定型。他开始感觉到拉美各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一个拥有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利益的整体，倘若革命则需要国际合作。拉美之行使格瓦拉的思想悄然发生了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已下定决心和人民共患难……我将用我的全部热血，去实现无产者全力追求的未来。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离家8个月后，格瓦拉于1952年9月乘飞机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机场迎接他。

大学毕业后，格瓦拉告别母亲，同时还舍弃了他和奇奇娜美丽的恋情，告别了一生中最爱的姑娘，踏上了他人生的征途。1953年7月7日，格瓦拉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一个战士出发了！”——他高喊着跳上鸣笛的火车。

在玻利维亚经历了一次革命之后，格瓦拉从厄瓜多尔前往危地马拉。途经哥斯达黎加时，这个当时拉美唯一的民主国家深深吸引了格瓦拉。

格瓦拉到达危地马拉时是1953年12月24日。当时危地马拉正处于年轻的左翼总统阿本斯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头直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

1954年3月2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马拉军人组成的雇佣军，阿本斯的政权很快被推翻，阿马斯成为危地马拉总统，开始对左翼人士进行残酷的镇压，几个月之内约9000人被捕或被杀害。格瓦拉在危地马拉亲眼目睹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那里发动的政变，从此，更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认为共产主义是解决目前拉美种种困难的唯一途径。

深受人民爱戴的格瓦拉（左）

格瓦拉成了阿本斯的支持者。当阿本斯逃亡后，格瓦拉跟随他一起在墨西哥寻求政治避难。在那里，他见到了劳尔·卡斯特罗，后来，劳尔又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格瓦拉很快就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职业革命家。他在总结危地马拉的教训时说，拉丁美洲的一切改革不论怎样合理，只要“侵犯”了美国的利益，都将遭到美国的镇压。他认为，阿本斯垮台的原因是他未能武装农民。格瓦拉在他的第一篇政治论文《我看到了哈科博·阿本斯的垮台》中概括了革命组织的策略。他论证说，拉丁美洲的革命者必须建立一支忠于政府而不是独立于政府的军队，他们必须摒弃温情主义，因为面对美国的敌对势力，温情主义是自取灭亡。7年后，当中情局在古巴企图故伎重施时，格瓦拉与卡斯特罗兄弟毫不客气地挫败了他们的阴谋。

当时卡斯特罗兄弟正为重返古巴进行武装斗争、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进行准备。格瓦拉迅速加入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军事组织。在战斗中，格瓦拉的超人勇气及毅力、出色的战斗技巧和对敌人的冷酷无情得到了卡斯特罗的赏识，他很快成了卡斯特罗最得力、最信赖的助手。

古巴新政府成立后，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身份，同时还被任命为卡瓦尼亚堡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清除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后来有资料表明格瓦拉当时处死了156名战犯，但也有人认为处死的人数可能在600人以上。

1959年10月，并不懂经济学的格瓦拉被任命为古巴国家银行总裁，开始对古巴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企业收归国有，并实行土地改革。1961年，格瓦拉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帮助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国经济封锁后，格瓦拉与苏联签订了贸易协定。在这段时间内，他也因为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而逐渐闻名于西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谈判的古巴代表团成员之一，并最终签署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计划。格瓦拉认为，安置苏联的导弹将捍卫古巴独立，使古巴免于遭受美国的侵略。

在古巴担任高官期间，格瓦拉抵制官僚主义，生活节俭，并且拒绝给自己增加薪水。他从没上过夜总会，没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到了周末，格瓦拉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到哈瓦那的工厂或者是到郊区的甘蔗园劳动。有一次，在苏联一位官员家里做客时，当那位官员拿出极昂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格瓦拉对主人说：“真是讽刺，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这么高级的餐具？”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之后相继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刚果（金）等8个非洲国家和中国。在中国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5年3月14日回到古巴后，他与卡斯特罗在诸如对苏关系、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分歧日趋严重，不久他就辞去了自己的职务。1965年4月1日，格瓦拉乘飞机离开了古巴；4月23日，格瓦拉从坦桑尼亚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刚果。

一些资料指出，在离开古巴之前同卡斯特罗的一次秘密会谈中，格瓦拉说服了卡斯特罗支持自己的这次行动。到了刚果以后，他得到了当时刚果游击队领导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的协助。

从此，格瓦拉开始向刚果起义军队传授游击战术。他的计划是利用刚果坦噶尼喀湖西岸的解放区作为基地，训练刚果及周边国家的革命武装。此时格瓦拉已经37岁了，而且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经验（他的哮喘使他免于在阿根廷服兵役），他的战斗经验大都来自古巴革命。格瓦拉十分推崇中国的毛泽东和越南的武元甲等人关于游击战方面的军事理论。

在此期间，格瓦拉的行踪已经进入了中情局的视野。中情局的特工和刚果政府军一道，开始全程监控格瓦拉领导的部队的对外联络，以便在格瓦拉的游击队来袭前能先发制人，截断其补给线。

格瓦拉当时希望能够向当地的辛巴人灌输古巴的革命思想及游击战术，将他们训练成一批骁勇善战的游击队。但事后格瓦拉发现，由当地人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愚笨、漫无纪律、内部纷争不休，最后，导致了那次起义的失败。

他在非洲丛林中吃尽了苦头。在度过了七个月的艰难日子之后，身体虚弱的格瓦拉沮丧地与他幸存的古巴战友离开了刚果，来到了拉美的另一个国家玻利维亚。

假护照被跟踪追击的中情局特工识破

1966年11月初，切·格瓦拉乔装成乌拉圭商人，来到玻利维亚的尼阿卡瓦苏地区。当时格瓦拉并不知道，自己的假护照已经被跟踪追击的中情局特工识破了。中情局为了不打草惊蛇，并没有马上对格瓦拉采取行动。

来到玻利维亚后，格瓦拉带领游击队员在事先买下的农场里安营扎寨，进行训练，同时在附近山里挖掘岩洞，储藏各种给养。后来，当地的玻利维亚共产主义者把密林地区移交给格瓦拉用作训练区域。格瓦拉和他的战友按照古巴革命的方式，改编了当地的游击队，成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即“玻利维亚全国解放军”，同玻利维亚政府的正规军作战。

玻利维亚总统勒内·巴利恩托斯得到这个消息后，扬言要杀死格瓦拉，并下令玻利维亚的政府军四处搜寻格瓦拉和他的追随者。

格瓦拉认为，只要能打败玻利维亚那支装备极差的政府军队就大功告成了，却没有想到美国中情局会介入。

当美国政府得知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的消息，马上派出了中情局的特工人员进入玻利维亚，援助玻利维亚政府围剿格瓦拉的革命武装。

当时，美国还从陆军的特种部队中派出了一部分人，到玻利维亚的军队中担任军事顾问，帮助训练玻利维亚的军队，并且训练了一支应付密林作战的特殊别动队。

当时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游击队的处境相当艰难，他既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也得不到玻利维亚共产党的协助。因为中情局的特工进入玻利维亚后，抓捕了一大批认为同格瓦拉的游击队有关系的农民和工人，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追问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的下落；同时，格瓦拉的游击队里用来与古巴联络的两台短波发报机又坏了，那台用来对哈瓦那发出的短波进行解码的录音机也在一次渡河中丢失了，这样就让他无法同哈瓦那取得联系，他完全地被隔离了，到了孤立无援的地步，格瓦拉的处境十分危险。

1967年2月1日，格瓦拉率领27名游击队员（包括15名古巴人和12名玻利维亚人）向尼阿卡瓦苏和格兰德河以北地区长途进军，侦察当地的敌情，同当地农民取得联系，选择地点发展势力；同时，格瓦拉还准备与玻利维亚的城市游击队取得联系，在此之前他曾进行过多次联系，但是直到格瓦拉被捕时也没有获得成功。

格瓦拉率领他的游击队员在格兰德河以北的地区坚持游击斗争，发动当地的农民起来革命。不幸的是，有一个叫奥诺拉多·罗哈斯的农民出卖了他们，他向当地政府报告了格瓦拉游击队的行踪。政府军和中情局的特工立即跟踪围剿，在转移时许多游击队员牺牲了。更糟糕的是，格拉瓦带领游击队于3月下旬返回尼阿卡瓦苏营地时，一些先遣队的人员居然违背游击战的原则，来到玻利维亚石油公司的雇员巴尔加斯的家里，并且随身带着枪支，谎称自己是墨西哥地质工作者。这些人一离开，巴尔加斯就沿路跟踪他们，并向当局告发了，使他们的行踪又暴露在政府军和中情局特工的监视之中。

格瓦拉带着队伍回到营地后，发现有两个人开小差逃跑了。其中有一个就是玻利维亚政府军的奸细。前不久，格瓦拉招募了八名新队员，这两个人都是那次招募来的，没想到竟然招来了一名奸细。

在以后的几天里，玻利维亚当局极精确地测定了游击队的营地位置，围剿的军队有目的地步步进逼，侦察飞机整天在他们所在的地区上空盘旋。山下通往城镇的道路被封锁了，食物供应也被切断了。为了粉碎政府军的包围，格瓦拉率领游击队在尼阿卡瓦苏的峡谷中伏击了一支前来搜索的政府军，打死了7人，俘虏7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少校和一个上尉。然而，在政府军重兵压境、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格瓦拉只好率领游击队撤离农场营地，朝东北方向转移到古铁雷斯村，4月10日在伊里皮蒂附近同政府军打了一次漂亮的遭遇战。在这次战斗中，他们打死了政府军10人，俘虏了30人。这一仗使玻利维亚政府大大震惊，随即宣布在东南地区实行戒严，并禁止玻利维亚共产党和左派组织的一切活动。

这时，中情局的特工也趁机出动，紧紧地盯住了格瓦拉的行踪。

其实早在半年之前，中情局就在秘密调查格瓦拉的行踪。到了1967年3月，中情局已经正式确认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活动范围，并且呈报了白宫。当时，约翰逊总统亲自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就此事进行研究。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逊将军和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玻特将军为代表的军方主张立即组建特种部队司令部，出动美军进入玻利维亚，以期一举消灭游击队。上任不满一年的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却认为，目前格瓦拉的势力并不大，不需动用美国正规军，中情局完全可以对付格瓦拉游击队，以秘密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

当时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正在日益高涨，如果再向玻利维亚出兵，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势必波及到越南战争的进行。于是，约翰逊总统决定由中情局统筹指挥对格瓦拉的秘密行动；同时，他还决定，驻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军南方司令部的军事情报机构及其特种机动部队归中情局辖制，一切行动听从赫尔姆斯的调遣。

得到总统的授权之后，中情局立即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由美军南方司令部情报机构负责人、空军准将威廉·斯克尔担任组长，他的副手就是特种部队的雷蒙德·韦伯中校，具体行动由中情局老资格反游击战专家、绰号“老头子”的拉尔夫·谢尔顿少校直接指挥。中情局随即派出了16名特工人员和游击战专家，并从韦伯中校的特种部队战斗团中选拔了50名“绿色贝雷帽”作为骨干，乘飞机抵达玻利维亚，与中情局驻拉巴斯情报站的特工会合。

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武官爱德华·福克斯上校的真实身份，就是中情局驻拉巴斯情报站站长。正是他在1964年的军事政变中，把玻利维亚空军司令巴里恩托斯中将扶上了总统的宝座；还有现任玻利维亚陆军司令的奥万多将军也是福克斯上校扶植起来的。因此，当时玻利维亚的军权几乎完全在中情局的控制之中。

“老头子”谢尔顿带领全班人马飞抵玻利维亚后，立即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郊区的一座兵营中驻扎下来，然后在这里训练了120名玻利维亚特种部队人员，以此作为围剿游击队的骨干力量，并且对玻利维亚军官兵进行反游击战的强化训练，直接指挥他们作战。

1967年4月12日，中情局在圣克鲁斯以北荒废的拉埃斯佩兰萨糖厂建立反游击战训练中心，着手组建和训练玻利维亚突击营。他们主要是从驻卡米里的第4师抽调了大批兵员，后来又从驻圣克鲁斯的第8师选拔了部分人马，还抽调了一些空军和伞兵，前后共计2000多人，由20多名受中情局指挥的“绿色贝雷帽”和少数古巴流亡者充当管理者和军事教官，对他们进行分期轮训，每期训练约600名官兵。训练结束后，中情局把格瓦拉及其游击队员的照片和画像分发给每一个突击队的官兵，同时还为玻利维亚的突击营配备了侦察机、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开始对格瓦拉的游击队进行围剿。当时中情局反游击战的专家们制定了一个“外松内紧”的方案，将包围圈逐步缩小。

4月中旬，中情局的包围圈已经开始形成。格瓦拉为了突出重围，就将游击队分成两部分。他自己率领一支由50多人组成的队伍作为先行部队，在前面开道探路；由古巴人华金率领的伤病员和20人的队伍作为后卫队紧随其后，争取机会冲出中情局的包围。但是直到全军覆没，这两支队伍也没有重聚。

随着开小差者越来越多，游击队的处境越来越险恶。8月上旬，政府军找到三个岩洞，缴获了游击队储存在里面的全部医药、食品、武器和电台。更严重的是，和城市游击队进行联络的照片和文件被缴获了，其中还有一张洛约拉·古斯曼的照片。洛约拉·古斯曼当时是城市游击队的司令。政府军获得这一条重要的线索后，立即跟踪追击，把洛约拉·古斯曼逮捕了。玻利维亚政府军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就把城市游击队及其支持者一网打尽了。这时，格瓦拉的游击队完全被孤立隔绝了，尽管他们东拼西杀，屡屡重创敌人，但包围圈已越来越小了。

8月30日，华金率领的后卫部队来到奥诺拉多的农场。他们被伪装成农民的士兵发现了。奥诺拉多告诉赶到农场的政府军，游击队要他带路，在附近渡过格兰德河。政府军一听到这个消息，随即在河边设下了埋伏。傍晚5点，正当华金一行十来人肩负背包在河中泅渡时，岸上就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射击。他们当时正在没胸口的河水中，根本没有还击的机会。结果不到几分钟，华金的这支部队就全军覆灭了。后来他们的尸体被运到巴列格兰德，作为军方的胜利公开展出。华金队伍覆没后的第二天，格瓦拉才率领他的队伍赶到这里。但是，一切都过去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格瓦拉就带着他的队伍在这一带活动，他们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群众的支持，更没有外界的援助，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意志同强大的政府军和中情局指挥的特种部队进行周旋。9月26日，他们在伊格拉斯地区遭到政府军的袭击，伤亡惨重。此时，由中情局训练的600名玻利维亚突击队员遍布于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对游击队进行追捕。他们抓获了两名前游击队员，从他们的口供中得知格瓦拉残部急于突围。这时，他们完全可以肯定，格瓦拉就在他们的重重包围之中，逃脱的机会非常渺茫。

格瓦拉率领他的队伍在崇山峻岭中坚持了最后的十天。10月7日深夜，格瓦拉率队在尤罗峡谷谷底悄悄行进。他们正要从这里突围出去，结果被一个农民发现了。这支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扛着步枪和背包的队伍，就是格瓦拉的游击队。于是，这个并不了解格瓦拉的游击队战斗和存在的意义的农民，立即让他的儿子向附近的驻军报告了。驻军司令普拉多上尉马上组织人马封锁了尤罗峡谷出口，抢占出口处的高地，设好埋伏，并且将此事报告了中情局的军事顾问。

在得到玻利维亚军方的情报后，中情局的军事顾问们亲自赶到尤罗峡谷口现场指挥。

“不要开枪，我是切·格瓦拉”

1967年10月8日的早上，格瓦拉的这支17个人的游击队躲藏在树木繁茂的尤罗峡谷。他们在空旷的高处看见追捕自己的军队正在移动，知道自己已被四面包围了。此时摆在格瓦拉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撤回峡谷深处，要么就地隐蔽，坚持到天黑或许能脱离重围。格瓦拉选择了后者。

下午1点多钟的时候，战斗打响了，数百倍于游击队的玻利维亚政府军向他们发起进攻。格瓦拉知道，事已至此，就地隐蔽已经不可能，只有撤离，而唯一可能逃出的路线就在通往格兰德河的峡谷。于是格瓦拉选定了6名游击队员担任火力掩护，自己率领其他的人迅速滑下峡谷直扑格兰德河边。但是他们不知道包围圈已经合拢，而且他们恰恰冲进守候在峡谷出口处的敌人伏击圈，倒是那些志愿担任火力掩护危险任务的6名游击队员逃了出来。

格瓦拉一行已经陷入层层包围之中。此时，中情局的军事顾问们正在现场督战，指挥玻利维亚政府军的进攻；另一伙中情局官员则乘坐着直升机，并带着两架战斗机在战场上空盘旋，向地面报告格瓦拉的行踪，随时准备支援政府军的进攻。

格瓦拉的队伍很快就被分割开来。不久，格瓦拉的手枪被打坏了，他的小腿又中了一枪，鲜血直流。他的战友威利一手提枪，一手拖着格瓦拉拼命向山上爬。刚爬到山腰时，埋伏在林木中的政府军就大声高喊着：“放下武器，举起手来！”

格瓦拉和威利都没有开枪，在沉默片刻后，格瓦拉大声说：“不要开枪，我是切·格瓦拉。对你们来说，活着的我比死去的我更值钱。”

威利对围上来的士兵们大声说：“这是格瓦拉司令，你们要尊重他！”

也许是出于“尊重”，威利被全身捆绑在担架上，由士兵抬着，格瓦拉则被两名士兵搀着，踉踉跄跄地走下山去。

在普拉多上尉的亲自监督下，格瓦拉和他的战友被拉上了直升机，押解到附近村庄拉伊格拉的一所小学校，他们被分别关押在两间教室里。当天晚上普拉多上尉曾经想审讯格瓦拉，但格瓦拉拒绝回答问题。最不知趣的是前线突击营指挥官塞尔尼奇上校，他简直乐昏了头，一路上坐在汽车里喝得酩酊大醉。他首先来到隔壁房间，把身材弱小的威利毒打了一顿，然后摇摇晃晃地来到格瓦拉面前。格瓦拉突然猛扑上来，一记重重的耳光，将他打倒在地。塞尔尼奇恼羞成怒，爬起来疯狂地殴打格瓦拉。

格瓦拉虽然被抓获了，但是却让玻利维亚当局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在玻利维亚的刑法中已经取消了死刑，而且在整个玻利维亚，当时无法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来关押这样的要犯，于是只好把格瓦拉暂时关押在这所小学的教室里，等待美国中情局来决定他的命运。

抓捕格瓦拉的报告传到了中情局总部后，菲力克斯·罗得里格斯跳了起来。一切终于要结束了。从中央情报局的兰利总部来到玻利维亚南部的山峡，所有长时间的周密的策划与部署，都是为了找到他——那个被人们称做“红色罗宾汉”的格瓦拉。

第二天，一架直升机停在格兰德河附近的一片旷野上，中情局顾问菲力克斯·罗得里格斯和玻利维亚政府军的军区司令官约圭恩·詹蒂诺上校跳下飞机，急匆匆地向拉伊格拉村走去。他们被带到了那所破旧的小学校，见到了格瓦拉。看守的士兵向他们报告说，从昨天格瓦拉被押到这里后，已经有好几位长官来过这里了。

1967年10月9日上午，在南美刺目的阳光下，两个全副武装的政府军士兵把格瓦拉从教室里押了出来，让他在一堵破旧的墙边站好。格瓦拉身材高大，双肩很疲惫地垂下去，穿一件已经褪了色的绿色旧衣衫，上面还有点点暗红色的痕迹。他的头发乱蓬蓬的像一堆乱草，脸庞瘦削，胡须浓密，脸色苍白发黄，眼窝深深地陷了进去。

罗得里格斯第一眼就确认了是格瓦拉，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红色罗宾汉”，那个“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他叫随行人员给格瓦拉拍了照片，并把他身上所有的文件都没收了，然后把他带回了教室。奥万多将军等几名军界头目在塞尔尼奇、塞诺特等人的陪同下走进教室，对格瓦拉进行了审讯。

中情局特工冈萨雷斯问格瓦拉：“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奥万多敦促冈萨雷斯：“再问他，还想些什么？”

格瓦拉厉声说道：“我在想，你们将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被我们的人枪毙！对你们，统统要枪毙！”

奥万多第一个从教室里退出来，其他军官和中情局的特工们也纷纷跟着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奥万多下令，在他离去后，立即处决格瓦拉及其战友。于是一份对格瓦拉立即执行死刑的命令，很快就由玻利维亚总统巴利恩托斯将军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奥万多将军共同签署完成了。

然而，由谁来对格瓦拉执行死刑却成了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些士兵们都不敢执行这个命令。最后他们不得不通过抽签的方式来确定究竟由谁来动手。他们找来一把麦秸秆，由塞尔尼奇上校把这些麦秸秆掐成一段段的，集中放在他的手里，谁抽到了那根最长的麦秸秆，就由谁动手。最后中签的是马里奥·德兰少尉，因为他抽到了一截最长的麦秸秆。

马里奥·德兰少尉看着手中的那截麦秸秆，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他无论如何都不敢向格瓦拉开枪。这时，塞尔尼奇上校只好把中情局的特别赏金——厚厚的一叠美元交给马里奥·德兰。然而，马里奥把美元揣进口袋后，却仍然拉不开枪栓。于是，按照中情局顾问们的建议，他们又赏给马里奥少尉几大杯上等白兰地酒。

在酒精的作用下，马里奥才同一伙人到了隔壁的教室，向格瓦拉的战友威利开了枪，把他给枪毙了。隔壁的枪声响过后，一个军官就对格瓦拉说：“伙计，一会儿就轮到你了，还有什么话需要留下吗？”

格瓦拉看了他一眼，似乎还笑了一下，然后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们将要枪毙我，我本来就不应该让你们抓活的。请转告菲德尔，这次失败并非意味着革命的终结，革命将会在其他地方取得胜利。请转告阿莱达（格瓦拉夫人），重新结婚，好好生活，让孩子们读书学习。最后，请告诉你们的士兵把枪瞄准一点。”

醉醺醺的马里奥·德兰少尉在人们的簇拥下走进教室，对格瓦拉执行死刑来了。他奉命不得向格瓦拉的脑袋开枪，他端起半自动步枪，不敢看格瓦拉的脸，几乎是闭着眼睛对着格瓦拉的胸部以下一连射出了9发子弹，格瓦拉的腹部几乎完全被打烂了。由于没有伤及头部和心脏，格瓦拉在极端痛苦中喘息和呻吟了很长时间。最后，另一名烂醉如泥的军官用手枪向格瓦拉的左肋补射一枪，格瓦拉才终于死去。整个行刑过程由7名中情局特工和“绿色贝雷帽”在现场监督执行。

尽管格瓦拉的游击队曾经抓获过近百名敌军官兵，但从未处决过任何一名俘虏（经过教育后都释放了）。可是中情局和玻利维亚当局却极其凶残地杀害每一名游击队战士。

当天下午，塞诺特上校回到巴列格兰德，向新闻界宣布了格瓦拉死亡的消息。当晚5点，直升机把格瓦拉的尸体从拉伊格拉运来，放在巴列格兰德医院洗衣房的水泥洗衣台上，在这里指挥调度的是中情局特工爱德华多·冈萨雷斯。

根据中情局特别行动部的指令，刽子手们锯下格瓦拉的头颅和双手，装入容器中，用防腐液浸泡保存。然后把格瓦拉的尸首用直升机转运到一个秘密地方，拒绝透露他的遗骸是否已被埋葬或火化。当时他们还给格瓦拉拍了照片。

玻利维亚当局在1967年10月11日正式宣布了格瓦拉在10月9日被杀。10月15日，卡斯特罗宣告古巴全国哀悼三天。切·格瓦拉之死，大大地加速了当时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思想对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

不久，中情局将格瓦拉的头颅和日记原件取走了。

格瓦拉牺牲后，中情局通过传播媒介，编造了所谓塔尼亚与格瓦拉的浪漫史，并且对格瓦拉的牺牲编造了一个曲折的故事。他们宣称塔尼亚是苏联克格勃特工，她奉命参加游击队，成了格瓦拉形影不离的情妇。后来由于格瓦拉同苏联的分歧日深，克格勃指令她向玻利维亚当局出卖了格瓦拉游击队，塔尼亚本人则秘密返回苏联。

其实这完全是中情局惯用的宣传伎俩。真实的情况是，那个出生在阿根廷的德国共产党人塔尼亚投身古巴革命后，奉命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以历史学家和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不久在上层社会中站稳了脚跟。但塔尼亚是个热血青年，她不甘在安逸中生活，向往参加战斗，于是她在1967年3月中旬来到格瓦拉的游击队营地。对此，格瓦拉曾经责备她不该放弃秘密工作岗位。此时，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正处于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可能，因此格瓦拉就作出了一个决定，一旦情况允许，塔尼亚和另一名法国记者德布雷必须离开游击队。然而，陷入重围的游击队最终未能将他俩送出去。

塔尼亚来到游击队不久，因患重病而留在华金支队，并在格兰德河的那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塔尼亚身中数弹，遗体被冲到河滩西面三公里处。当时玻利维亚当局还在巴列格兰德公开展出了这些游击队员的遗体，后来将他们合埋在一处，但是塔尼亚作为游击队唯一的女性，她的尸体被埋葬在另一处。华金支队当年从4月份开始，就与格瓦拉支队分头行动。两支部队分别以后就失去了联络，双方根本不知道彼此的音讯。也是从那个时间开始，塔尼亚再也没有见到格瓦拉。

当时有一名法国记者德布雷曾一直同格瓦拉的游击队患难与共，被俘后经法国总统戴高乐出面斡旋，才得以回到祖国。后来德布雷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有力地驳斥了中情局对格瓦拉的无耻诽谤，就连那4名从游击队中开小差逃跑了的玻利维亚人也不得不承认：“格瓦拉品格高尚，绝没有这类风流勾当。”

永远的格瓦拉

自称为“世界革命者”的格瓦拉影响遍及全球，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西欧，一些青年把他视为具有浪漫色彩的侠客式人物罗宾汉，他成了造反者和理想主义的象征。

1968年在法国巴黎爆发的学生运动中，格瓦拉成了法国学生的偶像。他们高举着格瓦拉的巨幅画像，高唱《马赛曲》，在巴黎街头进行示威游行。三十多年以来，许多左翼激进组织和游击队一直把格瓦拉奉为楷模，试图以暴力和恐怖手段“争取独立自由，讨还公正平等”。然而，当年的格瓦拉绝不是滥杀无辜的恐怖主义者，更不是劫持人质的绑匪。

作为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格瓦拉不仅在古巴，而且在全世界受到许许多多人的崇拜。

1970年，玻利维亚前内政部长阿格达斯出于对格瓦拉的崇拜，冒着极大的危险，将格瓦拉的日记复制照片及其双手和面模先后送到哈瓦那，交给古巴政府，他自己也举家移居古巴。

古巴政府将格瓦拉的日记作为革命教材大量印刷，免费分发给人们，将格瓦拉的双手妥善保存在一个玻璃容器中，在每年的10月8日移放在民族英雄马蒂的纪念碑下，供人们瞻仰。

三十多年过去了，不论是在世界的东方或者是西方，格瓦拉的名字一直是那样的响亮，那样的激动人心，他那英俊的形象和潇洒的气质一直栩栩如生——历史在告诉人们：格瓦拉不死！

关于格瓦拉的故事永远是个传奇——直到40年后的2007年，中情局前特工菲利克斯·罗得里格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向世人披露当年格瓦拉受害的内幕。罗得里格斯说，格瓦拉被枪决后，尸体被摆放在一块破木板上向人展示。

在中情局前特工罗得里格斯眼中，这位著名的拉美游击战士与传说中的英雄形象相去甚远，“这个男人看上去更像个乞丐，他身上的衣服几乎全被丛林撕破了”。当39岁的格瓦拉一瘸一拐地走到他面前时，“他连双靴子都没有，鞋子上仅仅挂着几块破皮。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看，我为他感到难过”。罗得里格斯说。

美国当时曾极力反对玻利维亚立即处死格瓦拉，而是希望把他运到巴拿马做进一步审讯，但是，这一要求最后遭到了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否决。

罗得里格斯对采访他的记者神秘地说：“我们当时和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约定好了代号，其中，500代表切·格瓦拉，600代表死亡，700代表活着。就在我准备对他进行审讯时，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一位负责人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500—600’。这一暗语表示，格瓦拉必须被立即处死。由于电话中有噪音，我又让他再重复了一遍，这才确信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意思是要立即杀死格瓦拉。”

接到那个电话后，罗得里格斯随即走进格瓦拉被关押的房间，站在他面前对他说：“非常对不起，格瓦拉，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了，但这是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命令。”格瓦拉立即明白了这话意味着什么，于是他就对罗得里格斯说：“这样更好，我早就应该在战斗中死去。”

罗得里格斯说，有人宣称当时曾剪下格瓦拉的一些头发，并准备以700万美元的高价进行拍卖，他目前尚不能肯定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因为他当时已经离开了现场。

当时玻利维亚政府担心卡斯特罗会不承认格瓦拉已死，但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没有否认。罗得里格斯说：“恰恰相反，他建造了一个切·格瓦拉的传奇。”

一代人的精神偶像格瓦拉

在纪念切·格瓦拉遇害40周年的日子里，81岁的卡斯特罗还在报纸上撰文纪念当年的这位战友。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带着尊敬和感激之情，在这位40年前倒下的独一无二的战士面前，低下我的头。”

切·格瓦拉的形象如今在世界广为流传，他的照片已经被印在明信片、打火机、文化衫上，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的象征，他的形象似乎无处不在。但是，曾经为这名革命先驱拍摄照片的两名古巴摄影师却说，格瓦拉生前其实不喜欢被拍照。诺瓦尔在古巴一个纪念格瓦拉摄影展上说，他们通常搞突然袭击才能拍到格瓦拉。有一次要给格瓦拉拍照，可是格瓦拉却厉声喊道：“好了，够了，别再拍我了，我不是关键人物。”

格瓦拉有一张头戴贝雷帽的照片，成了他一个标准的形象。照片上他一脸浓密的胡须和一头卷曲的长发，将一双眼睛映衬得格外有神，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远方。这张头像照片流传最广，是古巴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在1960年抓拍的。原照片没有被报社采用，科尔达把剪裁过的照片一直挂在自己的摄影室内，当做一种艺术作品来欣赏。1967年，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为出版格瓦拉传记寻找一张封面照片，就看中了这张照片，于是科尔达就免费送给他两张照片。没有想到六个月以后，格瓦拉就在玻利维亚丛林被捕遇害了。费尔特里内利当时发行了大量印有格瓦拉头像的海报，用的就是这张照片，从而大力推广了格瓦拉的形象，扩大了他在全球的影响。

后来，爱尔兰艺术家吉姆·菲茨帕特里克根据阿尔贝托·科尔达抓拍的这张照片，画了一幅格瓦拉的肖像画，很快就风靡全球。画面上的切·格瓦拉头戴贝雷帽，披散卷发，神色坚定，深邃的双眼凝视远方。这幅红白黑三色画像如今是流行的“格瓦拉文化”的标志之一，以其为主题的海报、T恤衫等也随处可见。

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在这幅家喻户晓的画像里，竟然有一个隐藏了近40年的秘密。在切·格瓦拉逝世4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吉姆·菲茨帕特里克向英国《苏格兰人报》透露，他在画中切·格瓦拉的肩膀处隐藏有他的姓氏首字母“F”，作为个性化标记。这位爱尔兰艺术家说：“我希望这幅画广为流传，也希望在里面留一点自己的痕迹。”

如今，格瓦拉的遗体同其他6个一同在玻利维亚战斗的同志的遗体一道，被安放在埃内斯托·格瓦拉司令广场特别的陵墓之中。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难30周年），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日，并确定将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市。

当年，古巴政府为格瓦拉举行了最为隆重的悼念活动和安葬仪式。1997年10月10日古共“五大”闭幕后，悼念活动相继展开。14日，格瓦拉遗骨移送圣克拉拉市。圣市数十万群众涌向灵车经过的路旁，灵车经过之处撒满鲜花，场面十分感人。17日上午9时，安葬仪式开始。格瓦拉的遗骨被安放在格瓦拉广场中，同时被安葬的还有6名游击队员的遗骨。卡斯特罗在葬礼上发表讲话，颂扬格瓦拉对古巴革命的杰出贡献，称赞他是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楷模。

葬礼结束时，卡斯特罗亲自点燃了格瓦拉灵前的长明灯。

如今，每年依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圣克拉拉瞻仰格瓦拉的陵墓。2004年大约就有20万人参观了格瓦拉的陵墓，其中12万是外国人。这里还有一座纪念馆，里面陈列了格瓦拉当年写给卡斯特罗的道别信的原稿。格瓦拉在信中宣称他将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运动。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称许格瓦拉是“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

格瓦拉的支持者认为，格瓦拉被证明是继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西蒙·玻利瓦尔之后，拉丁美洲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第十一章 祸及亚洲，东亚中东倒戈相向

中情局在日本的“烧钱”行动一共持续了15年之久，每月数额高达数百万元；万隆会议让苏加诺一夜之间成了第三世界的一面旗帜，中情局异想天开弄一部色情片张冠李戴，让《良辰美景》中的“苏加诺”和一个个女人努力做爱；苏伊士运河危机谍影重重，后患无穷。

“杜鲁门主义”成就了岸信介政府

杜鲁门时代推出遏制苏联独霸全球的“遏制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美元开路的。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咨文，要求国会授权援助土耳其和希腊。到1948年6月底，美国共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了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对抗苏联的“扩张”。杜鲁门声称：“这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这就是典型的“杜鲁门主义”。

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连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四点行动方针”，其中的第四点就是针对亚非拉国家的，被称为“四点计划”。其内容表面上是要向不发达地区提供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以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实际上是企图将亚洲和非洲广大的“中间地带”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为美国的资本和商品寻找新的市场，防止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当时这些所谓的“中间地带”，最典型的就是指地处亚洲的日本。

不过在战后最初几年里，中情局并没有注意到亚洲问题，也很少注意日本问题，当时他们主要是注意欧洲和苏联。后来由于苏联的势力发生了膨胀，特别是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又把美国人打败之后，中情局才突然发现亚洲出了问题。如果再不去那里“烧钱”，艾森豪威尔对中国的那个“C”形战略包围圈就无法形成了。于是他们就把目光瞄向了日本。中情局认为，日本当时正是“有奶便是娘”的关键时刻，如果让它倒进了苏联的怀抱，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让它和美国走到一起来了，就等于是美国人在亚洲做了一个“眼”，那么称霸世界的这盘棋就走活了。所以中情局和五角大楼先是花费了近1300万美元，帮助儿玉誉义夫的日本黑社会组织走私战略物资钨，资助战后日本保守派政客的兴起，并以各种方式资助安排前战犯岸信介出任首相。

当年在日本，这个儿玉誉义夫可不是个一般的人物。二战期间，儿玉誉义夫在日本不仅是一名身份显赫的黑社会头目，而且还是日本自民党的创始人之一。1931年，儿玉誉义夫成了“黑龙会”老大头山满的得力助手，后因涉嫌一桩政治谋杀案而锒铛入狱。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时任日本陆军大将的土肥原贤二把他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让他专门来对付中国人。土肥原贤二当时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是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也是建立伪“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儿玉誉义夫出狱后，土肥原贤二就让他到中国负责搜刮奇珍异宝，他本人从中获得了多达13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由于在搜刮中国珍宝方面的功劳，儿玉誉义夫很快被提升为日本海军少将。

美军占领日本后，为了维护右翼政权的统治，麦克阿瑟曾建立数个秘密基金会，而这些秘密基金会的主要经费来源便是儿玉誉义夫。尽管他因在二战中参与暗杀、绑架、贩毒、勒索而被指控为战争罪犯，并在巢鸭监狱中关了两年，但在1948年，这个罪恶多端的黑社会头子却奇迹般地获释。这是因为儿玉誉义夫答应为美国情报部门提供一亿美元的活动经费，来换取自己的自由，免受任何有关战争犯罪的起诉。儿玉誉义夫果然在东京审判时逍遥法外。出狱后他自立门户，成了日本最有名的黑社会组织“关东会”的老大。不仅如此，作为日本最强硬的反共分子，儿玉誉义夫后来还摇身一变，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正式工作人员。

儿玉誉义夫虽然是中情局的一名正式工作人员，但是他却一直没有得到中情局信任。原因是后来他走私美国人需要的制造导弹的战略金属钨金给中情局，竟然从中赚了一大笔钱。中情局很恼火，觉得儿玉誉义夫只认钱不认人，连中情局的钱也敢赚。于是中情局最后放弃了他。

放弃了儿玉誉义夫之后，中情局又盯上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在日本大名鼎鼎的岸信介。

岸信介在日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家。他原姓佐藤，后成为岸姓养子。其亲弟佐藤荣作曾为日本首相。后来其外孙安倍晋三又是日本第90代首相。他自己在二战期间是日本的内阁重臣。1941年东条英机上台后，岸信介在日本内阁任商工大臣。当年日本曾对美国下达“宣战诏书”，岸信介是“宣战诏书”的签署人之一，曾在东条英机的对美“宣战诏书”上“副署”。在中国期间，岸信介生活放荡，每晚饮酒嫖妓，性情古怪，喜怒无常，且刚愎自用，让人难以捉摸，故又被人称为“满洲之妖”。

日本投降后，岸信介被定为甲级战犯，判了无期徒刑，在东京巢鸭监狱关了三年。1948年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处决时，他却被美国人释放。出狱以后，他主动联系中情局，感谢他们的再生之恩，并当即表态说，他的策略是破坏执政的“自由党”，在他的领导下组成新“自由民主党”。中情局觉得他是一个可造就的人才，就决定在他身上花点本钱。1955年8月，中情局告诉他，只要他的“自由民主党”能帮美国“反共”，他就会得到美国人的大力支持。

岸信介当然知道“大力支持”是什么意思。当时日本正处在战后经济复苏时期，正需要大量的金钱作支撑。于是他当时就向中情局发誓，一旦他能成为日本领导人，会配合美国的需要来变更外交政策，同时还可以保留驻日美军的军事基地，并且允许美军将核武器引入日本。于是中情局就开始在岸信介身上大把大把地“烧钱”。

中情局通过可信任的美国商人当中间人，把大量的美元交给岸信介，来支撑他的政治活动。1957年2月，岸信介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日本首相。

任首相期间，岸信介修改了吉田茂执政时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加速日本的扩军步伐；与美国签订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改变了鸠山一郎、石桥两届内阁重视对华关系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敌视中国的活动。

岸信介上台四个月后就跑到美国，在与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的谈话中，他希望中情局可以把资金援助固定来源，不要总是偷偷摸摸地给钱。也就是说，应将钱定期打到他的账户上。他甚至警告中情局说：“万一日本变成共产主义国家，亚洲其他国家恐怕也很难不效尤于后。”

中情局当然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就找了很多美国大公司，定期给岸信介提供美元援助。

中情局给日本人的“烧钱”行动一共持续了15年之久，每月的数额高达数百万元。当然，中情局在收买岸信介这个首相的同时，还收买其他人，贺屋兴就是其中一个。

二战期间，贺屋兴曾担任日本内阁财政大臣，二战结束后也被判处了无期徒刑，1955年被保释出狱，成了岸信介最亲信的顾问。1958年中情局找到了他，从此，他就成了中情局在日本的最大特工。后来，中情局又用钱把他推到了后来的佐藤荣作首相的高参位置上。

当年，贺屋兴曾受到过中情局局长杜勒斯的亲自接见。在结束会见后，中情局的备忘录中曾这样写道：“人人都同意，在反颠覆工作中，中情局和日本合作最为理想，而这也是关系中情局重大利益的课题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中情局驻东京情报站站长霍勒斯·费尔曼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在占领期间管理过日本，占领结束后，我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管理。麦克阿瑟将军有他的方法，我们有我们的方式。”

霍勒斯·费尔曼的话有两层意思：第一，美国人永远都在管理日本，无论占领期间还是占领结束后；第二，中情局管理日本有自己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就是“烧钱”。日本战后体制可以说是中情局通过金钱一手创造的，而且是一个最为成功的例子。

通过美元搞定日本以后，美国在东南亚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印度尼西亚。

色情片《良辰美景》中的“苏加诺”

二战以前，印度尼西亚一直是荷兰人的殖民地，到1949年底才赢得自由和独立。当时，美国是印尼的新领袖苏加诺总统的支持者，积极支持他所领导的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运动。1953年，尼克松副总统访问了印尼，他回国后曾在国会上说，苏加诺“极受人民爱戴，绝对不是共产党，而且他无疑是美国手上的一张王牌”。

可是，才过了两年，苏加诺的行为就让美国人无法忍受了。

1955年，亚非国家首脑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第一次把西方国家的首脑排除在外。这是一次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印尼总统苏加诺一夜之间变成了第三世界的一面旗帜。然而，在华盛顿的眼里，苏加诺无疑属于站错队的人。当时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局长卡明甚至向白宫各个部门发出一连串的备忘录，提醒白宫要对苏加诺进行特别的“关注”。

然而，就在此前后，苏加诺还做了三件使中情局非常不安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苏加诺访问了苏联和中国。尽管当时苏加诺也访问了美国，而且对美国政府的模式大加赞扬，但是回国后，他并没有以此作为他治理印度尼西亚的模式；

第二件事是印尼从东欧国家购买了武器。苏加诺本来是想跟美国做这笔生意的，可是中情局在仔细分析后认为这笔生意不能做，结果就没有做成；

第三件事是苏加诺上台后，他将荷兰人的大量私有财产收归国有。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中情局在印尼的情报显示，印尼可能有200亿桶尚未开发的海底石油资源，而苏加诺又不愿意与美国人友好往来，所以，中情局自然而然地就把苏加诺列为他们关注的头等目标了。于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情局就迫不及待地想把“危地马拉政变”的形式再次演绎一番，试图推翻苏加诺政权。

当时中情局之所以对印尼如此“关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印尼共产党在印尼独立以后，不但由地下党变成了公开的政党，而且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印尼共产党对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内则致力于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大力发展党的组织。1955年在苏加诺的建议下，印度尼西亚将在当年的9月29日举行独立后的首次国会大选。

中情局局长杜勒斯要求“在事态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采取措施”。中情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立即给了苏加诺的竞争对手——穆斯林派的玛斯友美党100万美元，希望该党能在大选中胜出。可惜的是，玛斯友美党却在这次大选中败北，中情局一无所获。更让中情局担忧的是，印尼共产党在那次大选中居然平地崛起，大获全胜，获得了四分之一的选票，一跃成为印尼四大政党之一。为此，苏加诺提出，共产党员应占内阁成员的四分之一。

苏加诺后来又实行“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大思潮合作”的“纳沙贡”，这足以让中情局相信，只要苏加诺继续治理印尼，那么印尼这个远东地区除中国以外人口最多的国家，将会成为苏联集团的一分子。

中情局对印尼的“秘密行动”是在1957年8月1日开始的。当时的负责人就是中情局新上任的远东部长厄尔默。中情局一下子给他拨了700万美元，让他在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和美国在东南亚最大的军事基地苏比克湾海军基地成立指挥站。这个指挥站里有很多中情局的高手，负责联络苏门答腊岛上的反抗苏加诺的军官，还包括苏拉威西岛上若干企图争夺权力的指挥官，同时又在太平洋的许多地方开辟了便于执行轰炸和运输任务的飞机跑道。当然，这只是硬件准备。

厄尔默还有一个“软计划”，那就是利用舆论工具来败坏苏加诺的声誉。苏加诺当时已经58岁了，但精力充沛，虽然已经有了四位夫人，可还是经常传出一些绯闻。于是，中情局就决定利用这些绯闻做一做文章，达到彻底破坏苏加诺形象的目的。

中情局准备弄一部色情影片，用张冠李戴的方法搞臭苏加诺。中情局很快就得到了一部现成的A片，内容是一名墨西哥男子与一位妓女的故事。但负责此事的特工反复看了很多遍后，却觉得不满意，因为他认为那部A片里的男女主角的表演实在太疯狂了，这样的影片即使上映了，也不会有几个人相信里面那个疯狂的男子就是苏加诺。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经过几天的商量，中情局决定亲自动手拍摄一部影片。中情局动用了洛杉矶警察局的力量，在茫茫人海中找了一个与苏加诺相似的黑皮肤、秃脑袋的男人。为了让观众以为这就是苏加诺，他们又制作了一具苏加诺的假面具，让那个男子在拍片时一直戴在脸上。这部精心策划的A片终于拍摄完工了，它的片名就叫《良辰美景》，影片中全是“苏加诺”和一个又一个的女人努力做爱的镜头。

但是，中情局的这番努力完全是枉费心机，因为根据伊斯兰教义，每一个穆斯林男子都可以有四个妻子。所以这部关于“苏加诺”和几个女人做爱的A片根本不能算是他“越轨”的证据，自然也败坏不了他的名声。

厄尔默见折腾了半天丝毫没有效果，就只好开始对印尼实施他的“秘密行动”。

厄尔默在日本冲绳和菲律宾集中了一大批印尼人、菲律宾人、中国台湾人、美国人和其他“幸运战士”，还有大量的武器和装备，在1958年1月8日从苏比克湾运到了苏门答腊岛，与当地反对苏加诺的军队会合。中情局又派出B-26型轰炸机执行轰炸和袭扰任务，以支援叛军。

2月10日，中情局又“烧”了一大笔钱给苏门答腊岛的叛军，让他们成立了新电台，通过电台威胁苏加诺，他们将在五天之内成立新政府，但是苏加诺没有回音。据印尼政府说，苏加诺正在访问日本。而中情局的情报则说，这位印尼的领导人正在日本澡堂内纵情声色。五天后，叛军真的宣告成立了新政府。

据中情局情报说，苏加诺立即飞回印尼，命令仍然效忠于他的军队对叛军进行军事打击。叛军立即被打败了。

4月底，中情局派出了特工艾伦·波普驾驶一架B-26轰炸机去支援已经陷入困境的叛军。艾伦·波普娴熟地轰炸着目标，第一次行动就炸死了700多个印尼人。但他已不能挽救败局。就在他轰炸不久后，苏加诺的军队就把苏门答腊的叛军主力给剿灭了。5名中情局官员急忙开着吉普车逃命。他们一路穿越丛林，在油料快要耗尽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小村庄，偷了点吃的东西，好不容易才用无线电和中情局联系上了。

5月15日，中情局再次派出B-26轰炸机进行轰炸，印尼人又被炸死炸伤无数，但是三天后，当艾伦·波普再次在天空上向下扔炸弹的时候，他的飞机却被印尼军用高射炮打了下来。艾伦·波普只好跳伞逃命，结果被印尼军人捉住了。

他身上的证件证明了他的美国中情局人员身份，于是苏加诺对美国进行强烈的谴责，并向国际社会寻求道义上的支持，这让美国政府很狼狈。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只好向行动小组下达命令，“我们必须尽快脱身”。

5月19日，杜勒斯分别发出快电通知中情局工作人员立即撤退，不要再给当地的叛军一分钱，并且关闭所有的军火供应线，销毁一切证据，撤回国内。中情局对印尼的第一次“秘密行动”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由于没有了中情局的支持，1958年6月底，印尼叛军的军事政变被苏加诺彻底粉碎了。

这一年的12月16日，艾森豪威尔的情报顾问委员会提出，应该马上改组中情局。因为从印尼问题上可以看出，中情局搞这样的“秘密行动”根本不在行，只会是赔了美元又丢人。同时，他们还认为，中情局“没有能力就自身的情报信息与业务作客观的评估”，他们只知道用钱去打水漂。

艾森豪威尔当时并不是没有这个想法。在他连任以后，他就一直想改变中情局的管理方式。但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艾伦·杜勒斯，也想不到还有谁可以接手中情局。近几年来，杜勒斯已经对秘密行动情有独钟，早已不把心思放在向总统提供情报这个核心任务上了。当艾森豪威尔把情报顾问委员会的想法告诉了杜勒斯后，杜勒斯自然极力地阻止总统这样做。他把印尼这一次秘密行动的失败归咎到威斯纳的身上。因为当时一直是威斯纳在负责中情局的秘密行动。最后，杜勒斯请艾森豪威尔放心，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悲剧发生，因为他正在为秘密行动处物色新的负责人。

中情局又向印尼伸出黑手

1959年1月1日，比斯尔接替了威斯纳，成为中情局秘密行动处新的负责人。1965年，中情局又向印尼伸出了黑手。

自从苏加诺执政以后，军队在印尼已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1957年，在印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纳苏蒂安将军的敦促下，苏加诺颁布了《军管法》，宣布全国处于军法管制之下。《军管法》赋予了军队极大的权力，使军队有权采取它们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可以制定与公共秩序和国内安全有关的法令和规定，如果这些法令和规定与原有法律相矛盾，则以《军管法》为依据。当时纳苏蒂安公开宣称：“我和苏加诺就是内阁。”他下令将企业置于军队的直接掌管之下，委派了4000名中上层军官担任被接管企业的经理或监督者。军人集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与此同时，印尼国内还建立了“战时掌权者当局”。它上至中央，下到村社，与文官体制并行。军人集团借此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国家各级行政部门。到了1958年，印尼全国约百分之八十的行政事务都由军人掌管。

当时掌握陆军大权的纳苏蒂安公开表示，“印尼在世界两大阵营中，站在美国一边”。然而，印尼总统苏加诺所倡导的却是“纳沙贡”思想，即“民族主义者、宗教集团和共产党人组成的人民联合阵线的思想”。虽然在60年代初，军队和各派政治团体都表示拥护，但实际上它已被架空。于是在印尼国内存在两大阵线，一个是共产党和左翼民族主义者，包括一些左派军官组成的阵线；另一个是以陆军为首的武装部队及其他右翼人士组成的阵线。而这时，以纳苏蒂安为首的右翼陆军将领阵线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加诺在国际上风云一时。当时他曾作为东道主，召开了著名的亚非国家首脑参加的万隆会议；先后热情接待了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的来访；为了西伊里安领土之争不惜与马来西亚、英国及荷兰顶牛；同时他周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既接受苏联的援助，又收纳美国的贷款。

然而，就在苏加诺为了西伊里安岛的归属问题，摆开了与马来西亚对抗的架势时，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向苏加诺提出两项改革军队体制的建议，一是在陆军内部推行政治委员制度，二是建立一支与海、陆、空、警四支队伍并列的第五种武装力量——工农民兵武装队伍。苏加诺接受了艾地的建议，开始推行改革措施，但是却遭到包括陆军参谋长雅尼在内的一批陆军将领的反对。苏加诺十分生气，打算改组陆军上层领导。陆军上层将领们得知此事后，就一边阳奉阴违，一边在准备策划秘密行动。

当时，美英等西方国家对苏加诺总统与印尼共产党的密切关系深感不安。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直言不讳地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策略与在柏林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采取的策略相类似，他们正逐渐地、分阶段地取得更大的权力。如果苏加诺仍在台上，印尼的国内局势和对外关系会变得更糟。”

当时，腊斯克要求澳大利亚方面作出努力，阻止印尼共产党向东南亚其他地区扩展，找出一个“解决印尼问题的方案”。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方国家的情报机关也利用对印尼提供军事援助的机会，加紧在印尼陆军中物色和收买反共将领。

由于苏加诺明确要求贯彻“纳沙贡”思想，这就不能不与反共亲美的右翼陆军军官发生矛盾。苏加诺为了削弱陆军这支政治力量的基础，5月初，下令把刚刚建立起来的国防学院置于文官控制之下。几天后，他又提出一项几乎要把陆军这支反共政治力量摧毁的建议：在部队成立“纳沙贡”顾问委员会，印尼共产党将同其他政党一道派代表参加。顾问委员会成员充当从最高军事顾问到军分区各级军事指挥官的顾问。

苏加诺指示下达后，陆军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表面上贯彻苏加诺的要求，暗地里想方设法抵制苏加诺“对陆军的摧残”。

1965年3月，英国驻印尼大使安德鲁·吉尔克里斯特爵士给英国外交部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他与美国驻印尼大使，还有印尼军方领导人商定的颠覆印尼政府的计划。

当时任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印尼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苏班德里约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命人去核实。随即他被告知，该信件的字体和格式同8个月前火烧英国使馆时拿到的其他文件一样。于是，苏班德里约就对这个信件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并于1965年5月26日将信件交给了苏加诺。与此同时，苏班德里约还从印尼情报机构参谋长苏达尔托准将那里获悉，陆军内部成立了一个“将领委员会”，他们反对苏加诺的现行政策，准备发动政变。政变的具体日期为10月5日。因为那天是印尼“武装部队日”，陆军可以此为借口，把大批部队调入雅加达来参加游行。

苏加诺读过这些报告后，认为报告内容是可信的。尔后，苏加诺对信件和“将领委员会”问题采取公开处理的方式。5月下旬，他召集各军总司令、国防安全部长纳苏蒂安和陆军部长雅尼讨论这些文件。雅尼否认了信中的说法，他告诉苏加诺，陆军将领中，只有巴尔曼和苏根德罗与英国和美国保持密切联系，但他们是奉命执行任务。对“将领委员会”的问题，雅尼避而不答，他反过来指责印尼共产党有夺权企图。最后，雅尼将军宽慰苏加诺总统说，他将回去调查，然后向苏加诺汇报。

两天后，苏加诺又在各军区司令参加的会议上，提出了信件问题。几星期后，他授权苏班德里约选择能引起国际注目的时机，宣布这一消息，并作为美英阴谋反对印尼的证据。苏班德里约原计划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宣布此事，由于这次会议推迟举行，于是，他改在开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此事。

就在政变传闻迭起之际，苏加诺于8月3日突然晕倒，卧病在床，这使印尼本来已经紧张的局势更加紧张起来。军界领导人都在密切注意苏加诺病情的发展，并积极准备，应付苏加诺死后的不测事件。苏加诺本人也为病情焦虑，急电召回正在苏联和中国访问的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两人进行了促膝长谈。两天后，印尼共产党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谈到苏加诺健康不佳，一旦逝世，陆军的“将领委员会”势必凭借武力接管政权。同时会议也分析到，以纳苏蒂安和雅尼为首的陆军将领与空军军官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会议决定：“开展一场运动来挫败‘将领委员会’的政变阴谋。”不过，政治局会议并没有具体讨论印尼共产党将要采取何种军事行动。

印尼共产党一直信奉“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因此自己并没有掌握可以开展军事行动的力量。艾地曾暗中建立了一个叫做“秘密局”的特别机构，由夏姆具体指挥，夏姆仅对艾地本人负责。艾地建立“秘密局”的初衷是，万一印尼需要动用武装力量时，将由“秘密局”承担这方面的任务。“秘密局”的工作也有一定成效，他们不但掌握了一部分陆军中的连、营级军官，而且还将空军司令达尼将军和西婆罗洲陆军战略后备指挥部的苏巴尔佐将军等人争取了过来。

不久，艾地和苏班德里约又获得一条消息，“将领委员会”于9月21日在军事法律学院召开秘密会议，准备在10月5日前发动军事政变，组成新内阁，由纳苏蒂安将军任总理，雅尼将军任第一副总理。在此紧急情况下，艾地命令夏姆立刻设计出一个对付“将领委员会”的行动方案。嗣后，艾地将此事通知了苏加诺。苏加诺听后，心情显得很沉重，但是他却没有发表意见。

1965年9月30日深夜，十几辆载着全副武装士兵的客车和汽车从哈利姆空军基地附近的一个叫鳄鱼洞的偏僻山村出发，在陆军中校翁东为首的一批年轻军官带领下，向雅加达陆军高级将领住宅区急驰而去。车停后，他们分别用一个排的兵力去捉拿巴尔曼、苏托约、哈尔约诺、苏普拉多和班查伊丹将军，对国防安全部长纳苏蒂安和陆军部长雅尼则派了一个连的特种部队士兵去突袭。但是，总部设在雅加达的战略后备司令部的司令苏哈托却没有被列入要抓捕的名单。

官兵们迅速向以上预定目标扑去，其中有3个排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睡意蒙眬的将军们还没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被反绑双手，蒙上眼睛推上了卡车。哈尔约诺发现有人闯入他的住宅时，便掏出手枪拒捕，被当场击毙。班查伊丹也因拒捕被枪杀。

当士兵冲入雅尼的住宅时，雅尼知道情况不妙，他立即奔出房间，锁上玻璃门，一个怒气冲冲的士兵用自动步枪从背后向他扫射，雅尼应声倒地。他被拖上卡车时已奄奄一息了。

纳苏蒂安算是最幸运了。当士兵们刚要跨入他的私宅大门时，纳苏蒂安的夫人被响声惊醒，她猜到有麻烦了。她迅速锁上通往卧室的边门，推醒自己的丈夫，帮助他翻过与伊拉克大使馆官邸相连接的围墙逃走了。纳苏蒂安的副官比雷登中尉的身材和外表酷似纳苏蒂安，于是他穿上将军服被当做纳苏蒂安蒙上眼睛反绑起来。不到半个小时，士兵们就将三具将领的尸体、三名活捉的将领和那个假纳苏蒂安押回了鳄鱼洞，接着这4人被全部处死，7具尸体被扔入一口废井中——这就是让印尼人震惊的“9·30事件”。

10月1日清晨，印度尼西亚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节目中宣读了翁东中校的公告。公告说：“‘将领委员会’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暗中进行颠覆印尼政府的活动。他们企图在苏加诺总统因病逝世后夺取政权，但是阴谋破产了。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又策划在今年10月5日前发动政变。我们领导的这场‘9·30运动’是陆军内部的运动，是针对那些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苏加诺总统心怀叵测的陆军‘将领委员会’的。”

当天中午12点，印尼“革命委员会”成立，宣布接管国家一切权力，并发表了第一号法令。翁东任“革命委员会”主席，苏巴尔佐、空军上校赫鲁、海军上校苏纳尔迪和高级警官安瓦斯任副主席。其余40名委员包括空军司令达尼、空军上校拉蒂夫和少校苏约诺。从组成人员来看，“革命委员会”完全是一个经过精心安排的统一战线组织，它包括印尼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陆、海、空、警四大军种的代表以及政府官员。其中许多成员对该机构毫不了解，事先也没有得到通知，也没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在广播中听到自己的名字，感到十分惊愕。“9·30事件”只经历了几小时，其后雅加达一如常态，人们照常上班，商店照常营业。

“9·30事件”领导人翁东是苏加诺的总统卫队营营长，他具有激进思想，当时被认为是陆军中一位前途无量的军官。1947年苏哈托结婚时，他是婚礼上的宾客；1962年苏哈托任解放西伊里安战区司令时，他是其手下的一名军官，在战斗中他战功显赫，随即晋升为少校，并任营长。

苏哈托

10月2日，印尼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赞扬“9·30运动”是爱国和革命的行动（后来，这成为陆军镇压共产党的证据之一）。

印尼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兼马来西亚曼达拉警戒战区司令部副司令苏哈托将军是从广播中听到“9·30事件”的。他在得知纳苏蒂安死里逃生，苏加诺不愿与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走而返回总统府后，发表声明，指责翁东的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并声明由他掌握陆军领导权，在当天出动坦克和装甲部队，还调集了伞兵突击队镇压“9·30运动”。

10月1日黄昏，苏哈托的军队占领了整个雅加达市区，控制了局势。当天下午，空军司令达尼将军发表声明支持“9·30运动”，表示坚决保卫苏加诺总统，反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颠覆活动。

10月2日，苏哈托命令伞兵部队、坦克和装甲部队包围了哈利姆空军基地。面对这一形势，苏加诺在茂物行宫召开武装部队司令会议，任命普拉诺托将军为陆军“代理司令”，委任苏哈托负责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全，并呼吁避免进一步流血。这一来，空军部队就渐渐瓦解了。

10月4日，“纳苏蒂安—苏哈托”军人集团声称，“9·30运动”是印尼共产党一手策划的，于是指使军队和暴徒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大屠杀。按照流传的一般说法，约有50万印尼共产党人和群众遇难。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也于同年遇难。政变领导人翁东身着便装，乘坐公共汽车准备外逃时，被两名士兵认出，遂遭逮捕，于次年3月被处决。到1967年3月，印尼共产党政治局5名常委中的4位、政治局10名正式委员中的6位都被杀害。印尼官方安塔拉通讯社在1966年10月11日报道说，关于在这次清洗中，死亡50万人的传闻是错误的，实际数字是16万人左右。司法部门调查估计是12万人，而来自各地区和乡村的估计数字约20万人。。

1966年3月11日，苏加诺在军队的威逼下，被迫签署命令，承认苏哈托的权威。同一天，军队接管印尼中央情报局总部，并宣布解散印尼共产党，“纳沙贡”到此寿终正寝。苏班德里约被捕后，先是判处死刑，由于他“认罪态度较好”，而改判20年徒刑。

1968年3月，苏哈托废黜苏加诺，担任印尼总统。在一幅新闻照片上苏加诺垂头丧气地站在话筒前宣读声明，站在一旁身着军服的苏哈托面带嘲笑冷冷地斜视着他。

在印尼和西方国家中，关于推翻苏加诺政权的一般性解释是，印尼共产党在苏加诺支持下，准备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这一计划后来被印尼右翼军方领导人的部队镇压了。

然而，当今有不少东、西方历史学家以确凿的事实证明，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了印尼的军事政变。最明显的是，印尼政变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挑动和唆使下，国内大肆屠杀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和无辜华侨。尽管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至今仍回避印尼“9·30事件”，但对于这一指控始终不敢否认。

中情局官员拉尔夫·麦吉曾经参与过中情局1965年在印尼的秘密活动。他声称，中情局制造了导致印尼大屠杀的气氛，手段高超，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以至中情局打算把这套经验介绍到整个第三世界中去。

麦吉在一部被中央情报局删除部分内容后才允许公开发表的回忆录《弥天大谎》中写道：

1965年，一批年轻的印尼军官企图推翻得到美国支持的军人统治集团，并且谋杀了7名高级将领中的6人。中央情报局便利用这个机会来推翻苏加诺，消灭共产党。由于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字被删除）行动，估计死亡人数达50万至100多万。最初，印尼军队把印尼共产党抛在一边，因为共产党没有参与政变的阴谋（8句话被删除）。结果，印尼军方领导人（7个字被删除）发动了一场血腥的镇压运动。在激发起公众对印尼共产党的怨恨时，宣传报道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遇难将军的碎尸照片出现在报刊和电视上，还附带种种耸人听闻的荒谬传说，讲照片上的印尼将军被印尼女共产党挖下眼珠，阉割了。蓄意编造故事是为了激起对共产党的公愤，为大屠杀做准备。中央情报局特别自豪所取得的成功（1个字被删除），还推荐这一事件作为未来秘密行动的样板（半句话被删除）。

8年以后，发生在智利的右翼军人推翻阿连德总统的政变，正是按照中情局取名为“雅加达方案”的蓝本秘密进行的。

在“9·30事件”中，中情局驻雅加达情报站站长休·托瓦是一个关键人物，他负责建立中央情报局与印度尼西亚军方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为回报，印尼军方向美国提供了有关苏联装备的各方面情报及样品。

美驻印尼大使亨利·洛奇也是个重要人物。他曾在韩国、越南任职，李承晚、吴庭艳的垮台都与他有关。现在苏加诺也垮了。难怪舆论界称他为“颠覆专家”。

据1996年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当时披露的秘密文件表明，英国在印尼“9·30事件”中支持军人集团屠杀了50万印尼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秘密文件披露了英国在“政治支持”、“隐蔽行动”和“提供武器”三个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文件表明，由于英国是美国的盟友，而英国在婆罗洲问题上支持马来西亚，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向印尼军人集团提供武器时，事先取得了英国的同意。美国的秘密文件表明，11月初，印尼的一些将军要求美国提供装备，中情局将贴上“药品”标签的军用物资秘密运往印尼。

从上述事实中不难看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机关当年在印尼“9·30事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西方盟国澳大利亚的谍报机关也是“功不可没”，积极配合。

“地下大使”飞往沙特阿拉伯

1956年10月23日，在普通人看来是一个十分平常的日子，可是在离巴黎不远的赛夫勒，一个秘密的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会议的参与者是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他们经过秘密的商定后，制定了一项行动方案：由以色列进攻埃及的西奈半岛，然后英法两国以“保护运河”为借口，重新夺取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是一条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的国际航道。运河北起地中海沿岸的塞得港，南到红海之滨的陶菲克港，全长172.5公里，河面宽180到200米，可通行6.5万吨的巨轮。运河的通航大大缩短了从欧洲到印度洋和太平洋西岸各国的航程。与这条航道相比，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各国的印度洋之间的航程可缩短5500到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各国到印度洋缩短了8000到10000公里，对于黑海沿岸各国来说，则缩短了12000公里。

英、法和以色列之所以要对苏伊士运河打主意，正是看中了它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运河是中东石油的大动脉，欧美石油需求量的80％必须经过苏伊士运河这条便捷的航道来运输。仅在1955年一年之内，大小油船共运载了6700万吨的石油经苏伊士运河运往欧洲各国。因此，运河的主权国埃及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一张王牌。

对于这样重要的苏伊士运河，美国当然不会放任别人来瓜分，而介入埃及来争夺苏伊士运河管理权的重任便自然地落在了中情局的肩上。英美两国在对待埃及的问题上一向存在分歧。历史上，埃及是英国的殖民地，苏伊士运河就是在那个时期开挖通航的。作为老牌的大英帝国，虽然已经衰败，但它一心要维护其在埃及的殖民利益。美国是后来居上者，国力雄厚，财大气粗，不希望英国在中东和埃及吃独食。总的说来，美国不支持英、法等国继续保持其殖民统治，但是作为自己的西方盟国，美国时时注意协调自己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以符合对苏冷战的全局。

实际上，中情局早在1952年就奉命采取了行动。中情局内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工作，把夺取苏伊士运河的关键放在了正在领导埃及革命的纳赛尔身上。当时中情局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纳赛尔的革命得到了埃及人民的支持，并将最后取得胜利。“革命成功后的埃及将是对美国友好的埃及”，到那时苏伊士运河将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的。因此，中情局决定全力支持纳赛尔取得成功。

英国并不喜欢纳赛尔，他们千方百计想把他赶下台，恢复法鲁克王朝在埃及的统治。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在没有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帮助的情况下，英国也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尤其要保护自己在中东的利益。”1953年，英国情报机关招募了纳赛尔的空军情报部门头目穆罕默德·卡利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先后付给卡利尔总共15万英镑。但是英国没有料到卡利尔对埃及政府忠心耿耿，他向纳赛尔告了密。后来，纳赛尔揭穿了英国要在埃及复辟法鲁克王朝的阴谋。

英国曾向美国提出共同策划秘密行动，在埃及再来一个宫廷政变，推翻纳赛尔，另换傀儡上台。而美国方面却持谨慎态度。他们对英国人说：“从原则上说，我们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我们不相信，在目前的条件下，赶走纳赛尔会取得成功，况且我们还没有找到愿意担此重任、而且又有把握取得成功的宫廷政变组织者。你们可能会找到敢冒此风险的埃及人，但你们衡量过他的能力吗？”

中情局拒绝了与英国情报机关的合作。当时杜勒斯兄弟所考虑的不仅是美国在中东的商业利益，而且还有政治影响。在他们看来，政治因素更重要。他们的目的是想把中东的民族主义者拉到反苏反共的阵营中来。当然，英美两国在中东地区还有商业利益上的冲突，布赖米绿洲的归属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例。

鉴于由美国财团组成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拥有巨额投资，而且沙特阿拉伯人十分倾向于美国人，沙特国王和费萨尔王储向美国提出以石油为代价，请美国人帮助沙特阿拉伯获得对布赖米绿洲的主权。布赖米绿洲一直由被英国控制下的阿曼和阿布扎比占有，沙特阿拉伯对此垂涎三尺，想把它弄到手。

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承担了这项任务。1954年，他委派曾在伊朗的“阿贾克斯”行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金·罗斯福作为他的“地下大使”飞往沙特阿拉伯。金·罗斯福与沙特国王商量后，准备在布赖米绿洲先搞一次公民选举，以作为日后夺取绿洲的借口。为了避免在选举中节外生枝，金·罗斯福送给当地酋长一辆带有空调设备的高级轿车，想以此来讨好对方，但是没有成功。

经过深思熟虑，中情局决定重金贿赂对方。于是，金·罗斯福又向这位酋长建议，只要对方肯把布赖米绿洲割让给沙特阿拉伯，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开放，不让英国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在那里钻井抽油，他愿意支付给对方价值9000万美元的黄金，这批黄金将由中央情报局、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和沙特阿拉伯共同支付。老奸巨猾的酋长哪肯轻信金·罗斯福的许诺，他要金·罗斯福写下书面材料作为凭证，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酋长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英国人。

英国人一听恼羞成怒，就将此事向日内瓦的国际法庭提出起诉。中情局为了掩盖事情真相，便设法贿赂日内瓦国际法庭的仲裁人，但是这番运作徒劳无功。最后英国人赢了这场官司，布赖米绿洲仍归阿曼和阿布扎比所有。

随后，中情局派金·罗斯福秘密和纳赛尔联系。正如中情局所料，纳赛尔自知现在的实力想要成功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对中情局的示好表示出了热情。双方一拍即合。一见面，纳赛尔就向金·罗斯福表示，目前，革命者在武器和装备上遇到了问题。金·罗斯福当即表示，中情局会说服白宫尽快向纳赛尔提供武器和资金援助。

在中情局的大力支持下，1952年7月23日，年轻的埃及军官纳赛尔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了英国卵翼下的法鲁克国王的统治。1953年6月18日，纳赛尔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了埃及共和国。中情局特地训练了特工，保护埃及新任总统纳赛尔的安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任职后，首次国外旅行就拜访了纳赛尔。

1955年12月，英美两国出于各自的目的，正式向纳赛尔提出建造阿斯旺水坝。英国希望借此机会诱使纳赛尔采取亲西方的政策，以确保其油船在苏伊士运河上畅通无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想借此机会拉拢纳赛尔和新兴的民族主义者，两人都把这当做加强世界反苏力量的一项长远计划。

1956年4月，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成立了一个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联盟，而艾森豪威尔鉴于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则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以色列。当年5月，纳赛尔断绝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这样纳赛尔就得罪了华盛顿的反共政客们，于是7月19日杜勒斯公开宣布，美国取消援助埃及修建水坝的贷款计划，这使纳赛尔在国内的威望受到严重打击，他被美国的要挟激怒了。

金·罗斯福找到了纳赛尔，希望他能够保证美国所付出的努力会得到回报。可是精明的纳赛尔却对金·罗斯福说：“你是我的老朋友了，同时也是埃及人民的好朋友。埃及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可是，目前我们依然面临着威胁。伊拉克和土耳其正在企图侵犯我们，而且在我们的国土上——苏伊士运河区还有大量的英国军队。这是十分危险的。”

金·罗斯福对纳赛尔说：“我将回去告知中情局高层，保证埃及人民会得到满意的答复。”因为金·罗斯福知道，这个时候只能按照纳赛尔的意志行事，否则中情局和美国政府以前的一切努力将化为泡影。

可以想象，当罗斯福将纳赛尔的额外要求报告给中情局的时候受到了多大的压力。他们痛骂纳赛尔的无耻和贪心。但最后中情局还是无奈地接受了。通过一系列的谈判和威胁，中情局帮助埃及和伊拉克、土耳其签订了防御条约，并让英军撤出了运河地区，但保留军事机场使用权。

正当中情局满心欢喜地等待自己应得的回报时，上台后的纳赛尔却要求向美国购买武器，但不能按照美国规定的用现金交易。美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纳赛尔找到了中情局，说：“如果你们破坏我们原本的情谊，拒绝给我们援助，我们很可能会向你们的敌人苏联寻求帮助。”随后，埃及就用棉花换取了捷克的苏联武器，这让中情局顿时感到不安。

1956年7月，纳赛尔宣布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将原先由英国控制下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7月26日下午，纳赛尔在埃及亚历山大广场向25万群众发表重要演说，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他说：“为了开挖苏伊士运河，我们有12万儿女在强迫劳役中丧失了生命。为了建设苏伊士运河，我们曾经付出了800万英镑。苏伊士运河变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它使历任部长和历届内阁都感到耻辱。”

中情局此时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决定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可是当中情局把“美国可以帮助埃及共同管理苏伊士运河”的意愿告知纳赛尔时，得到的回答仅仅是“谢谢你们的好意”。

这下不仅是中情局大为不安，连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异常震怒。他大发雷霆：“我们能帮助他上台，我们也同样能够赶他下台。那时候纳赛尔就会知道欺骗美国的代价。”

英法两国决定利用目前美国人对纳赛尔的敌意和不满，趁机收回自己在埃及的殖民利益。他们在私下里曾向杜勒斯透露过这种打算，但没有把详细计划告诉他。其实杜勒斯通过自己的情报，已经知道了这个计划，估计以色列将进攻埃及。因为在10月25日，美国驻以色列使馆的武官向华盛顿陆军部发来一份电报，电文是这样的：“刚才想到应该把此情况告诉你们。我的汽车司机——一个独腿断臂、瞎了一只眼的后备役军人，也被应征入伍了。”

10月26日上午，情报处长艾默里看到了这份从军方转来的电报，立刻发现其中大有文章。以色列的战备动员竟达到了如此的程度，显然不仅仅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进攻别人：约旦军队对以色列有威胁，但绝没有大到迫使以色列连残疾人都应征入伍的地步；既然约旦不足为惧，那么，以色列进攻的对象只能是埃及。于是他放下电报，立刻来到局长杜勒斯的办公室对杜勒斯说：“以色列已经作了战争总动员……”

当天晚上，国务院和中情局的有关人员对艾默里作出的推断进行讨论。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被认为是同以色列的情报机关摩萨德关系最密切的人，大家请他发表一下看法。安格尔顿说：“艾默里的预测似乎有点骇人听闻，我不相信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昨晚，我一直同在华盛顿的以色列朋友待在一起，他们一点也没有透露过此事，我推测这是以色列人在搞战备演习，并非是想对别国发动进攻，我不相信以色列会去打埃及。”

星期六上午，国务卿杜勒斯在办公室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艾默里把自己的推断又陈述了一遍。杜勒斯想起英法两国曾向他透露过要夺回苏伊士运河的意图，他把英法的意图和艾默里对以色列的推断联系起来，还是倾向于艾默里，认为他的推断有可能是正确的。当天晚上，杜勒斯准备到达拉斯发表演讲，原想提及一下此事，但犹豫再三，他最终还是在讲话稿上划去了有关的两句话。后来他回忆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外界人误认为以色列把进攻埃及的事情已预先通知了我们美国”。

10月29日，华盛顿已经正式得到了以色列向埃及发动进攻的情况报告。国务卿杜勒斯和国务院的一些官员十分钦佩艾默里的敏锐反应和正确推断。然而艾森豪威尔对于杜勒斯事先没有向他报告此事很不满。

1956年10月29日下午5时许，以色列果然向埃及发起了突然袭击。第二次中东战争就这样打响了。由沙龙上校指挥的以军第202伞兵旅在法国空军的支援下，利用埃军在西奈中部地区兵力稀少、防御单薄的弱点，首先在米特拉山口空降了500余人和部分武器装备。同时，该旅的主力3000人与米特拉山口的伞兵会合，向米特拉山口突进。埃及被打得措手不及。到了11月6日，以色列已经占领了西奈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英法联军也几乎控制了整个的苏伊士运河区。

这一天，恰好是美国总统的投票选举日。3天以前，国务卿杜勒斯因患癌症，需要立即住院做外科切除手术，此时正是艾森豪威尔在总统任期内最困难的时候。艾森豪威尔知道，如果他公开反对英、法两国的军事行动，将会使他显得无能，影响他的形象。而更使他和白宫班子闹心的是，西方此时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而英、法、以三国偏偏在这一非常时刻到中东折腾，这不仅使西方阵营面临分裂的危险，同时也使美国分散精力，让苏联人有机可乘好在匈牙利下手。

事实果真如此。赫鲁晓夫也正是瞅准了西方国家之间正在勾心斗角，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本人又忙于大选，于是他就安下心来，在匈牙利放手大干一场。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提出建议，由苏美双方联合调停苏伊士运河危机，他警告英、法两国必须迅速撤军，否则，苏联将以武力支持埃及。

艾森豪威尔当时十分清楚，赫鲁晓夫想借此机会在中东扩大势力范围，同时，将世界舆论的视线从匈牙利事件中转移出去。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最后美国只得同苏联一起，在联合国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英法两国在中东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还通知英国，如果在周六前不撤兵，美国立即中断经济援助贷款。美国对法、以两国也施加了压力。

12月22日，鉴于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英、法两国被迫从埃及撤军，苏伊士运河重新回到纳赛尔政府的手中，在此之前，暂时由联合国军看管。苏伊士运河危机得到了解决。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真正的赢家是苏联。当时苏联只不过是卖了一个“口头人情”给埃及，并没有出动一兵一卒支援埃及，可是这就让埃及政府感激涕零了。出于对苏联的感激和信任，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政府从此与苏联的交往日益密切起来，从而削弱了美国在中东和埃及的影响力。

在埃及，中情局没有捞到好处。

在叙利亚同样如此。

1949年，中情局用大把的金钱扶植了一个亲美的军人施舍克里为叙利亚领导人。但是此人在中情局的口碑相当差，有人认为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流氓。一个流氓统治国家只会越搞越糟，于是在支撑了4年之后，叙利亚施舍克里政府就被复兴党与共产党给推翻了，这让美国人做了一单赔生意。

到了1955年3月，中情局认为，叙利亚军事政变时机已成熟。

1956年4月，中情局把50万叙币转交给了叙利亚政变的领导人。没有想到，由于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中东的气氛为之一变，让叙利亚也投靠了苏联，于是中情局就不得不取消了这次行动。

到了1957年夏天，中情局又把支持叙利亚政变的事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情局的想法是，通过一些手段让“叙利亚变成以阴谋、破坏与暴力对付邻国的主使者”。当时中情局的计划是准备在伊拉克、黎巴嫩和约旦等邻国制造“全国性的阴谋和各式暴力活动”，然后把责任推给叙利亚。中情局先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穆斯林兄弟会”里扶植多个准军事的派系，制造不安假象扰乱叙利亚政府，然后又在叙利亚边境制造一些冲突，给亲美的伊拉克和约旦制造攻击叙利亚的借口。

当时叙利亚政府的情报也很不错，其头目阿巴杜·哈密德·塞拉吉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特工。叙利亚特务机关在他的领导下始终保护着政府的稳定，关注周边事态的变化。中情局一直在注视着塞拉吉的动向，希望自己的秘密行动不要被这个人识破。

当时中情局驻大马士革情报站的站长叫斯通。他以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的身份为掩护，花了几百万美元结交了一些叙利亚的军官。可是那个塞拉吉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识破了斯通的阴谋。于是塞拉吉决定用“钓鱼”的方式和那个斯通再玩一把。他派了一名军官去见斯通，说是愿意为他服务，获得了斯通的信任，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大把的钞票。然后那个军官就在电视上现身说法，宣称美国人在用金钱收买自己，意欲推翻叙利亚的合法政府。于是塞拉吉就以保卫美国大使馆为借口，顺理成章地逮捕了斯通。

斯通被捕后，立即招认了自己是中情局的人，并且还交代了中情局派给他的任务。叙利亚政府非常恼火，立即通电向全世界大造舆论，说美国人想要在叙利亚搞政变，同时还宣布斯通是叙利亚“不受欢迎的人”，限令他在八小时之内立即离开叙利亚。

这是美国外交官第一次被阿拉伯国家驱逐，大丢面子。美国人为了掩盖他们的阴谋，也驱逐了叙利亚驻美大使，同时还谴责叙利亚“无中生有”。但是斯通的供词却成了中情局意欲颠覆叙利亚的证据，引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不满。叙利亚趁机和埃及结盟，组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为中东地区反美情绪最高涨的地区。很快，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和阿尔及利亚等地就爆发了反美暴动，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让中情局在中东地区下不了台。

叙利亚秘密行动失败后，中情局又把目光瞄上了伊拉克。此时伊拉克的执政者还是亲美分子赛义德，中情局驻巴格达情报站又是故伎重演，希望能用美元来维持和稳固这种局面。但是就在1958年7月14日这天，一批陆军军官推翻了亲美的赛义德政权。新上任的凯西姆将军立即对旧政府进行整顿，他发现在那几年里，伊拉克已经被美国用金钱收买了。于是凯西姆立即找到苏联做伊拉克的靠山，允许苏联对伊拉克全面介入，立即派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代表团进入伊拉克。

一见伊拉克“反水”了，中情局大为紧张，认为伊拉克此时已经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于是中情局的一部分官员就认为，应该立即对伊拉克采取行动，派特工暗杀凯西姆。中情局总部同意了这个暗杀计划，不过最后却没有实施，原因是伊拉克内部风云变幻，伊拉克复兴党正在伊拉克境内开始反对凯西姆的运动。中情局一见心花怒放，马上采取借刀杀人的手段，用大把大把的金钱支持复兴党人，最终颠覆了凯西姆政权。

但是让中情局始料不及的是，复兴党虽然上台了，但是自己用大把大把的银子扶植起来的却是一个未来的“白眼狼”——他就是伊拉克未来的总统萨达姆·侯赛因。

伊拉克的问题让中情局给自己留下了一个甩不掉的后遗症。

第十二章 染指朝鲜，蓝鸟工程祸及萧墙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情局已派出大量特工进入朝鲜，大战初开，中情局以日本横须贺为基地从事情报活动，向苏联的西伯利亚、蒙古共和国、中国东北和库页岛大量空投间谍，实施“风信子”计划，从而获悉有3个师的中国军队进入北朝鲜；组织“反共游击队”进行破坏和暗杀，并招募印第安特工暗杀金日成；中情局研发的“蓝鸟工程”和“洋蓟工程”不仅祸及同行，而且同当年日本关东军的“731”部队没有区别。

中情局获悉中国军队进入北朝鲜

1945年8月，二战刚刚结束，美、苏军队就分别进入朝鲜南部和北部接受日军投降，并以北纬38度线作为美国与苏联军事占领区的临时分界线。朝鲜由此开始分裂为南北两部分。“三八线”对于美国来说，其真实含义就是要阻止苏联借对日作战的机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

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把欧洲确定为战略重点，西欧成为遏制苏联的最前沿。“欧洲第一”是美国的传统国策，是它全球战略的基石。在亚洲，美国注重中东、日本和菲律宾；台湾地区和南朝鲜都被划在美国的太平洋防线之外。1949年5月和6月，美军分别从中国和南朝鲜全部撤出，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

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谈到朝鲜半岛时说，如果南朝鲜人遭到了进攻，一是要依靠南朝鲜人自己起来抵抗，二是要依靠联合国的集体行动。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在二战时期所设想的由美苏合作解决朝鲜问题的政策，已经转变成依靠“联合国行动”来保卫南朝鲜抵御苏联的进攻。这项政策针对的目标及其为达到目的而设计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美国必定要干涉朝鲜战争，以及它干涉朝鲜战争的方式和规模。

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在朝鲜已进行了至少两年的“秘密行动”。中情局派出了大量的特工人员进入朝鲜。有资料显示，在高峰期，这些行动涉及2000名武装特工渗入朝鲜共产党占领区。

中情局负责秘密行动的官员们认为，“战争不可能在亚洲爆发，只能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发生在欧洲，而且任何战争必将涉及到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全面对抗；目前威胁美国远东利益的主要危险是共产党的颠覆活动”。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华盛顿很普遍。直到1950年6月，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陆军部还一致认为，尽管南朝鲜只有11万民团、警察和少量的正规军，而北朝鲜拥有180架军用飞机，近200辆T-34型坦克和15万正规军，在武器装备和军队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这种进攻看来并非迫在眉睫”。

然而，就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了。朝鲜人民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于6月27日晚攻陷了汉城。

6月26日晚，杜鲁门总统接到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的报告说，南韩军队已无力防守汉城，溃在旦夕；美国随属人员正在撤离朝鲜。

当晚，杜鲁门通过电传向麦克阿瑟下达指示，授权他使用远东海空军部队支援南韩，攻击三八线以南的任何目标。6月27日，美国空军战斗机从日本基地起飞，击落7架朝鲜攻击机。同一天白宫宣布，美国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防止海峡两岸动武，实际上是将中国的领土台湾省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下。因为美国人担心，此时中国会趁机出兵收复台湾。此前，杜鲁门政府曾一度公开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持中立态度，无意干涉，但到此时却自食其言。

6月27日夜，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称，“建议联合国成员国为韩国提供足以击退武装进攻的援助，以恢复国际和平和该地区的安全”。这项决议为美国先斩后奏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合法”依据。可是，当时的苏联却没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放弃使用对这一决议的否决权，结果使美国得以利用联合国军的名义出兵朝鲜。

6月30日，杜鲁门下令从日本派遣两个师赴朝参战，对朝鲜北部实行海上封锁。接着美国又以联合国的名义，纠集了英国、法国、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希腊、泰国、新西兰、菲律宾、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南非等15个国家出兵参战；美英等国的航空母舰和数百艘战舰封锁了朝鲜半岛海面，对朝鲜人民军轰炸炮击，实施敌后遮断，并利用舰炮支援沿海的美韩军队作战。

美国驻日本的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被授予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头衔，坐镇东京遥控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是朝鲜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

到了8月，美韩军队在数量上已经超过朝鲜人民军。但是，沃克将军仍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防线处处吃紧，纷纷告急，手头的机动兵力早已告罄。为了扭转被动局面，美军计划在朝鲜人民军进攻路线的侧后方仁川实施登陆。为了实施这一登陆计划，中情局又派遣特工多次潜入仁川地区侦察地形，了解驻军部署情况、火力配置以及仁川港的水文资料（因那里的潮汐落差相当大）。

9月15日，麦克阿瑟亲自指挥2.5万名美军在仁川登陆（登陆人数后来达到5万）。28日，登陆美军攻占汉城，致使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后方给养和北撤路线均被切断，13万人民军陷于合围之中。经过浴血奋战，几千名朝鲜人民军官兵冲破截堵，突围后撤回三八线以北。

1950年10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捎话给美国政府。周恩来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

10月5日，中情局得到了准确情报，获悉有3个师的中国军队进入了北朝鲜，并且向白宫报告说：“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有可能公开介入朝鲜战争。”但是中情局的这一预测并没有引起白宫方面的注意。中情局事后分析说，“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不堪一击”、“中国远非美国的对手”。

朝韩边界的“三八线”

就在美、英和南朝鲜军队从西路越过三八线后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39军、40军和42军于10月19日从我国吉林方向进入朝鲜，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紧接着，志愿军后续部队也立即跟进。但是，中情局和美军情报机构这时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实力并不知底细，他们根据对志愿军战俘的调查，只是估计“在北朝鲜的中国军队只有3到5万人”。中情局甚至将几名战俘空运到汉城，使用测谎器审讯，后来得出“中国军队可能有9万人”的结论，但对于这一结论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惊人、难以置信”。同时，中情局也为“中国东北地区集结了几十万军队”而感到不安。

11月8日，中情局奉命提交了一份题为《国家情报预测——中国干预北朝鲜的程度和目的以及中国的能力和意图》的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干预“是一种目标有限的过渡性军事行动”，如能击退“联合国军”，它将追求更大的优势，否则就把美军拖在朝鲜；如果中国本土受到攻击，它将全力以赴地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但这份基调谨慎的报告对中国干预的目标、规模和能力等一些决策中的基本问题都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

11月9日，白宫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最后决定在未判明中国出兵意图之前，继续坚持以军事进攻迅速占领北朝鲜的原定计划，授意麦克阿瑟将军“在军事方面可以相机行事”，并批准他轰炸鸭绿江上所有在朝鲜一侧的桥梁。

麦克阿瑟当时的胃口更大，妄图一口吃掉在朝鲜北部的中朝军队。

1951年，中情局在一份关于朝鲜战争的分析报告中倒是颇有见地地说：中国军队有着巨大的人力资源，在战场兵力对比上占有压倒性优势；中国军队刚刚打败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和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这支军队吃苦耐劳，擅长夜战和山地作战，其战斗力相当强大；中国军队的弱点是，战术比较单调和死板，后勤供给和运输能力差，特别是在美国空军的轰炸下，中国军队所得到的物资补给充其量不到其最低需求的30％；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陆战中缺少火炮和弹药，在火炮、坦克等方面的火力远远不及美军。

中情局在报告中还特别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很差，只有30年代日本和德国制造的，还有苏联在二战中淘汰下来的破烂货，不仅质量差，而且数量不足。同时，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表明，苏联对中国军队的支持“并不是很大方的”，“远非尽心尽力”；苏联并非真的希望中国打赢，至少是不希望马上打赢，因为“苏联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苏联所愿意看到的结果是：中国和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两败俱伤”。

不过从朝鲜战争爆发之日起，美国首先担心的就是苏联是否出兵，同时，它又怀疑苏联是通过朝鲜战争声东击西，意在欧洲动手。此时的苏联为了巩固在东欧的既得利益，在欧洲驻扎了20个精锐师团，这百万苏军对美国和西欧各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可以说，美国对于苏联的种种忧虑贯穿于整个朝鲜战争的始终。

中情局后来又在8月10日的一份总结报告中指出：“整个苏联阵营的趋势是，战争的准备在继续。此外，还有迹象表明，战争计划的某部分正在急迫地加速实施。”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正从消费品生产转为军工生产，苏联的米格-15战斗机已在匈牙利出现，东方国家集团粉碎了国内反对派。因此，中情局相信，到1952年，苏联将完成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

中情局的这一观点与白宫的“欧洲第一”的战略原则是相吻合的，同时也反映了二战以后，美国开始感觉到来自苏联军事实力的威胁。

麦克阿瑟对“准军事行动”感兴趣

中情局特工进入南朝鲜的时间是在战争爆发以后。当时中情局的特别行动部以日本的横须贺为基地从事情报活动，而政策协调署是以东京的情报站作为办公地点。由于协调情报署当时受到中情局和国务院的双重领导，因此它与特别行动部作为两个部门在分头工作。

麦克阿瑟当时只对“准军事行动”感兴趣。因此他规定，中情局在他的辖区内应当主要从事秘密战争方面的工作，而且指挥权和控制权都要掌握在他的亲信威洛比少将的手里。威洛比作为远东地区美军情报部主任，负责秘密行动和有关情报方面的工作。实际上，中情局在朝鲜战争中，是作为麦克阿瑟属下的一个部门进行工作的，因此，中情局与军方在指挥权限问题上的矛盾相当尖锐和复杂。1952年夏，中情局将政策协调署并入特别行动部之后，中情局在朝鲜的秘密机构才逐步摆脱了军方的羁绊。

中情局当时在朝鲜半岛投入了大量的特工力量，其中政策协调署人员占百分之七十。政策协调署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主要使命“是在朝鲜、中国大陆和东欧实施隐蔽行动，优先的是准军事行动”。其中包括战场侦察、捕俘、破坏敌方交通线和军工设施，引导轰炸和炮击、空投特务；在南朝鲜则是配合军方围剿朝鲜人民军的游击队等等。总之，搞的还是二战时期的老一套。

在朝鲜半岛战事最激烈的时候，中情局实施了一项秘密的“风信子”计划。在这一行动中，有成千上万的朝鲜难民被送往北朝鲜防线后方，并让他们想方设法跑回来。这样，就能够提供有关敌军调动的情报。那些从北朝鲜返回的难民都受到详细盘问，要他们说出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中情局得出的结论是：“孩子们提供的情报最为可靠。”由此可见，“风信子”计划所得到的情报质量如何了。

中情局搜集朝鲜战场军事情报的重要来源是审讯俘虏，分析战场缴获的敌军文件，派遣特工人员进行侦察等等。然而，中情局所搜集的情报很少有像样的东西，他们的报告经常是前后矛盾，因此，让美国军方对此甚至不屑一顾。总的说来，美国情报工作在朝鲜战争中的记录很糟糕，中情局的活动主要在军事方面。中情局当时驻朝鲜战时情报站站长是艾伯特·哈尼，此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指挥准军事行动和突击行动”。

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正在轰炸朝鲜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举行。这时，在中情局驻东亚情报站的特务头子汉斯·托夫特的直接指挥下，政策协调署对朝鲜北部和中国大陆开展了“声东击西”的秘密行动。其中包括在敌占区搜集情报、为被击落的飞机机组人员建立营救网络以及向朝鲜北部派遣1200人的游击队。

在这次“声东击西”行动中，至少有6名间谍潜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海军基地，密切监视苏联可能参与战争的任何迹象。托夫特还派人切断了黄海海底电缆。这条电缆是当时中国驻东北部队，用来与北京进行联络的唯一通信线路。海底电缆被切断了以后，中国军队被迫使用无线电联络，这种联络方式受到了美国陆军安全局的监听，不利于保密。

托夫特在当时还有一种最猖獗的行动，就是充当海盗。在一次代号为“斯托尔”的秘密行动中，托夫特和他的手下在公海上抢劫了一船志愿军急需的药品和设备。这些药品包括3个野战医院的设备，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租用挪威货船运送给中国志愿军伤病员的。起初，托夫特试图在货船驶入香港补充给养时进行破坏，但该船没在香港停靠。于是托夫特匆忙与台湾联系，出动不挂国旗的武装船只在台湾岛附近拦截了这艘货船。政策协调署的官员躲在甲板下面观察和指挥，由台湾国民党特务出头露面将货物搬走，然后让空船继续按照原来的航线行进，货船上的人还以为遭到了中国海盗的抢劫。由于这一行动的成功，中情局特地奖赏给托夫特100万美元。

当时中情局在朝鲜从事秘密军事行动的特工人员约有800人左右。朝鲜战争结束后，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后来在菲律宾、越南、老挝、中东以及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充当教官，从事反游击战训练工作。

朝鲜战争结束了半个世纪后，随着当年许多文档的解密，当年中情局特工在朝鲜的所作所为都公开了，其中还有一桩当年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内幕。

这桩内幕的叙述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高级朝语翻译詹姆斯·金。他在朝鲜战争结束了五十多年以后，终于打破了半个世纪的缄默，首次向世人披露了美国间谍和特种部队在朝鲜秘密战场上的所作所为，第一次曝光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朝鲜战争期间从事的一些肮脏勾当。

1955年5月的一天，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詹姆斯·金的顶头上司把他召到大楼深处一个秘密办公室里，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他下达了一道命令说：“今天下午立即飞赴朝鲜半岛，不准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家人！任务是彻底清理绝密的‘6006计划’。就这样吧，我们立即派车送你到机场。专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不容他考虑，也不容他问任何问题，一架专机把詹姆斯·金和另外几名高级情报官送到了汉城。在汉城一幢神秘的大楼里，他们终于明白了此行的目的，就是查证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派往朝鲜和东北亚地区所有间谍活动的情况。

詹姆斯·金到了目的地后就开始工作。摆在他和他的同事们面前的是厚厚一大摞中央情报局的绝密档案。这是被派到朝鲜北方、中国东北和海参崴地区活动的所有间谍的详细资料，其中有照片、名字、年龄、家庭住址、任务和执行任务的日期。多数的档案封面上都打着一个大大的触目惊心的叉叉。凡是打了叉的档案说明这些间谍要么已经失去了联络，要么身份已经暴露，被朝鲜人民军逮捕了。更惊心的是有些打了叉的档案里附着尸体的照片，表明那是被朝鲜人民军审讯后处决的。

1955年6月3日﹐有人通知詹姆斯·金马上到会议室参加一个特别绝密的情报碰头会。当詹姆斯跨进房间时，他惊讶地看到了1950年他读大学时接受“学生自愿军”训练时的一位教官。

詹姆斯知道，那位教官当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老牌间谍，他现在的身份代号是“X司令”。于是詹姆斯怀疑，这个教官当年在训练他们的时候用的到底是不是真名。因为推断起来，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是美国中情局的高级间谍了。

根据中情局“6006计划”，中情局立即向朝鲜北部、东北亚地区派间谍，组织“反共游击队”，侦察军事目标，进行破坏活动，推翻共产党的政权。这个“X司令”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就到了朝鲜，他在朝鲜咸丰道附近组织了一支力量颇为可观的“反共游击队”。据詹姆斯后来了解，这支游击队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人留在朝鲜境内唯一的一支“常驻”武装力量。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开始在朝鲜境内组织了多支所谓的“游击队”，最后只有“X司令”指挥的这支游击队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以后。这支游击队中约有50名中情局亲自训练的游击战专家、爆破特工和暗杀队员，另有人数不详的外国人员。“X司令”领导的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在咸丰道海边的一些小岛上。

这个“X司令”在詹姆斯和他的同事们抵达韩国前6个月时，悄悄地离开了咸丰道的游击基地，翻山越岭昼夜兼程好几个星期，总算安全地溜过了“三八线”，然而却被南朝鲜士兵逮了个正着，并且把他交给了警察。警察根本不相信他是“游击司令”、美国中情局的高级间谍，认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胡说八道，其结果当然是一顿暴打。还算他走运，一名潜伏在南朝鲜警方内部的美国中情局“线人”向其上司报告了这一情况。中情局这才派人把他从警察的行刑室里救了出去。

“X司令”见了中情局的官员就跟见了亲人一样。他向中情局的官员哭诉着说，自从签订了停战协议后，他和他的手下就再也没有接到过一次指示，所以他希望中情局或者美国军方要么派人救出他手下的那些游击专家，要么就恢复空投，否则他就只能解散那支间谍游击队。

然而，让“X司令”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此时中情局驻南朝鲜的头头已经不是当年派他潜入的那一位了。新头头听了“X司令”声泪俱下的哭诉后冷冷地问了一句：“你有文件证明你那支游击队的存在吗？”

“X司令”愤怒了。他大声说：“难道你还要我带着游击队的名单或者是到朝鲜人民军那里开证明来证实我那支部队的存在？”

他情绪激动地回忆了当年中情局派他前往朝鲜时的种种许诺，讲述了他的手下如何一个一个地被朝鲜人民军安全部门发现后处决，又讲了美国人如何不遵守当年的诺言。

“X司令”的话激怒了那个头头，两个人相互敌视起来，谈话也变得越来越不好听，弄得做现场翻译的詹姆斯也不得不提高了声音。作为一名情报部门的高级翻译，詹姆斯不但要把双方的话翻译出来，还得翻译出他们的语调。那位中情局的官员终于受够了这一切，他最后竟然对“X司令”怒吼着：“滚蛋吧！我和你已经没有什么好讨论了！”

“X司令”听了这话后非常震惊。他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中情局再也不需要他和他的游击队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美国中情局像破抹布一样抛弃了。

“X司令”木木地站了起来，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向门外走去。他神情木然地看着詹姆斯，嘴里嘟囔着：“我被这些骗子欺骗了。我会找这些狗娘养的算账的。”

詹姆斯说，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X司令”。

1951年，眼看在朝鲜后方活动的游击队所起作用甚微，美国中情局心急火燎地推出了“6006计划”中的另一项绝密行动。这项行动的代号是“空投射击”——就是把一支支由美国特种部队队员和南朝鲜特工﹙多是从难民或者战俘中选训的﹚混编成的间谍小组空投到朝鲜战场的大后方，具体的任务是暗杀共产党干部，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通信线路和弹药库等。

对于这种行动，就连美国中情局内部也颇有争议。许多中情局情报专家认为，与其把这种行动冠以“游击队”之名，不如说他们是阴谋破坏者更坦白点。他们认为这些间谍小组的阴谋活动多半是不会成功的。但中情局上层那些狂热的官员根本听不进情报专家的话，继续强行实施这一计划，并且让美国海军和空军配合这些间谍的空投行动。

后来的实际情况证实了那些情报专家的判断——大多数的美韩特务小组刚刚空降到地面，就被埋伏在附近的朝鲜人民军逮个正着﹙中情局直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朝鲜人民军的情报会那么准，因为绝大多数的特务小组都被发觉了﹚。这些特务小组被逮捕后，是美国人的就被当场处决，剩下的那些朝鲜难民或者南朝鲜人则被带走审讯。

当时最倒霉的要数那些负责空降特务小组的美国海空军的间谍飞机。由于是秘密行动，所以出动的多是自卫能力较差的运输机，并且没有战机护航，所以在特务小组被逮的同时，飞机往往没飞多远就被地面炮火击中。有一段时间，美国海空军飞行部队一听到要执行“秘密空投任务”，就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当时，除了向朝鲜北方空投间谍和特务外，美国中情局还不断地向苏联的西伯利亚、蒙古共和国、中国东北和库页岛空投间谍。当然，这些派出的特务大多数是有去无回。詹姆斯当时在整理这些间谍档案时，看到的全是大黑叉──被处决或者是失踪，这让他有点触目惊心。

除此之外，“6006计划”还借用渔船、快艇和军舰进行海上间谍活动。装扮成朝鲜渔船的间谍船都配备无线电台，潜入朝鲜搜集情报后就向军舰发报或者把情报投在指定地点。有时候，那些冒充成渔民的间谍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潜入朝鲜或者从朝鲜回来。

当时这些间谍还在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暗杀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金日成。

在日本人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期间，几乎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学校、政府办公楼、商业区都修建了所谓的“靖国神社”。这种“神社”大小如同电话亭，其墙壁是水泥浇筑成的，大门足以防重磅炸弹，里头摆着日本天皇的“训示”和日本那些大和民族的“民族英雄”。美国人来到朝鲜之后，一下子就相中了这个玩意，把它们改成一个绝密的收发间谍通讯的电报室。

汉城每天收发来自朝鲜北部潜伏间谍或者东京美国情报总部的加密电报。这个密室里还保存着成功打入朝鲜人民军或者政府内部的间谍档案。房间非常保密，只有两三个美国人可以进出。朝鲜人民军的通讯由另一个情报单位接收、破译、翻译。当时他们也有一间自己的无线电室，在那里负责监视朝鲜的电台。

就是在这个充满绝密的情报大楼里，詹姆斯偶然了解到了中情局曾经实施过的最绝密也是最奇怪的一次未遂行动——负责秘密行动的中情局官员汉斯·托夫特上校建议派出一名顶尖级杀手刺杀朝鲜最高领袖金日成！更令人震惊的是，中情局居然认可了这一阴谋，允许托夫特上校实施行动。

托夫特上校在东京物色到了一名美籍印第安职业杀手。此人长相极“鲜族化”，有狂热的冒险精神，愿意为“消灭共产党”出力。同时此人很有能耐，枪法出奇的准，擅长爆破，而且有过从军的经历。托夫特对此人非常满意，尽管他说需要一大笔钱。托夫特马上把他上报到中情局，中情局也十分振奋，指示托夫特可以招募此人，并且立即准备刺杀行动。

然而，当托夫特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在东京某个街头等了整整一天，那名印第安职业杀手连影子也没见着。托特夫当时就在想，那个人要么是放弃了，要么就是朝鲜人抢先一步逮捕了他。若干年后，托夫特偶然查到这名印第安人的档案时发现，这个人竟然在东京永远地失踪了！

从此，中情局再也没有重提暗杀金日成的馊主意。

1950年10月7日，沃尔特·B. 史密斯接管中情局，成为第二任局长。他就任局长不到一周，就将政策协调署完全纳入中情局的管辖之下。将政策协调署与行动部合并为计划部（后改名为行动部），任命威斯纳为部长，赫尔姆斯任副部长。由中情局的非官方顾问艾伦·杜勒斯负责合并政策协调处和特别行动处的工作。不久，杜勒斯被任命为中情局副局长。

1952年夏末，中情局除了计划部、情报部这两大业务部门外，史密斯还建立了行政部，加强了预算、人事、安全和后勤工作。至此，中情局大体上完成了组织机构的建设工作。

尽管史密斯任职时间不长，但他为中情局建立了延续20年之久的基本结构和规模。10年前多诺万建立统一情报机构的设想在他手上终于变成了现实。

从1947年到1953年间，中情局的正式人员扩大了8倍，扩充的主要部分是秘密行动部门。1948年，中情局只有302名工作人员，7个海外工作站，年预算470万美元。到1952年，它有2812名人员，3143名合同人员，47个海外工作站，年预算达到8400万美元，并且很快就增至2亿美元。此时，在该局的工作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员从事秘密行动，他们的活动经费约占该局预算的四分之三，而且中情局的高层职务也大都由这些“秘密行动”专业出身的官员把持。由于局长史密斯、杜勒斯的努力，中情局从1950年的5000人迅速扩充到1955年的1.5万人，另有数千名合同雇员以及外国间谍。

“蓝鸟工程”和“洋蓟工程”

当年在朝鲜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还让人们对中情局另外的一种“职能”产生了兴趣。

当年，经常有一些被俘的美军官兵在苏联的电台广播中作反战宣传讲话，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卷入朝鲜半岛的战争。中情局的上层人物对此既恼火又疑惑。联想到以前发生的种种类似现象，中情局的那些官员们认为，这些美国军人的反常举动，极可能是苏联人利用某种特殊的药物控制了俘虏们的思维，瓦解了他们的意志，致使他们完全听命于苏联人的摆布。然而，苏联人到底是用何种方法来控制俘虏的呢？这对中情局来说是个不解之谜，而且意义重大。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写了一份分析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自从1937年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公审大会以后，俄国人举行公审的司法程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被告在法庭上常常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举动和招供。大多数被告的行为举止如此相似，说明他们受到了同一种人为力量的操纵。最为突出和难以令人置信的例子是，匈牙利的明曾蒂红衣主教在匈牙利人民法庭上的认罪态度。这类人会认罪是令人费解的，除非认罪者的脑神经里有什么东西在作怪。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传统的肉体折磨不可能使一个人的思维发生根本变化，最多只是使人暂时屈服，可是，这种屈服绝不会是心甘情愿的。而且，肉体折磨毕竟多少会在受害者身上留下痕迹，更先进的技术可能被应用了。它包括：一、神经外科学：对大脑的前叶进行外科分离手术；二、休克法：应用电流或药物；三、精神分析法：麻醉分析与综合分析法，催眠分析与合成法；四、采用上述的综合方法。

在后来的二三十年里，中情局的反间谍处以各种名义，围绕着如何控制人的行为这一课题，展开了“科学研究”工作。“蓝鸟工程”便是其中最早开展的一个秘密研究项目。

1953年4月，史密斯被任命为副国务卿，杜勒斯升任中情局局长。计划处副处长里查德·赫尔姆斯向杜勒斯提出是否可以应用生物、化学药品进行试验来控制人的行动。赫尔姆斯给杜勒斯写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

应研究和发展秘密应用生物、化学药品的能力。这方面工作包括人为产生支持目前和未来秘密行动的各种生理条件，这不但是为了挖掘我们自身的进攻能力，而且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彻底了解敌人是如何在这方面开展工作的。敌人在使用生物、化学药物方面比我们还要有恃无恐，开展研究工作可使我们免于受到他们的侵害。

不久，一个用生物、化学药物在美国人身上做“科学试验”的秘密研究工作开始了。肯塔基州莱克星顿地区毒品处理中心的哈里斯·伊斯贝尔博士负责把中情局提供给他的各种药物注射在他照料的几名“瘾君子”身上，以观察这些药物能否产生控制人行为的效应。

伊斯贝尔博士的试验证明，药物不能长时间地控制受试者的行为。鉴于第一批受试者都是根深蒂固的“瘾君子”，于是就决定第二批受试者是身体健康的正常人。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3年5月，战略情报局在华盛顿就使用过印度大麻进行药物试验。同年，在纽约的“贝利蒙特—普拉扎”的旅馆也进行了试验。一些美军官兵在这里被当做“实验用的家兔”，通过香烟和糖果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服用毒剂。在军事医院的临床观察中发现，一些病人麻醉后失去知觉时，便开始说胡话。此外，他们对犯人和受审者也使用了这类药品。第一例实用性试验就是在黑社会集团查尔斯·卢西亚诺家族的成员德尔·格雷西身上进行的。当时战略情报局是想利用卢西亚诺家族帮助美籍意大利人向西西里扩张，以防备纽约的码头和船厂遭到敌方的破坏。战略情报局人员当时在与德尔·格雷西接触和交谈时，也给他吸了不少掺杂有大麻的香烟，于是他就边吸烟边向战略情报局的人员讲述和谈论黑社会活动的情况。渐渐地，药物对神经产生了作用，狡猾的德尔·格雷西也变得语无伦次起来。

1953年4月23日，杜勒斯正式批准“蓝鸟工程”、“洋蓟工程”以及伊斯贝尔博士领导的试验项目，均由中情局技术服务室主任西德尼·戈特利布统一协调。除了上述项目以外，戈特利布还接管了1947年已由美国海军方面着手研究的另一项目“饶舌工程”。“饶舌工程”是研究诱发人讲真话的一种特殊药物，主要运用于审讯和侦查性谈话中，使对方按照中情局的希望“唱起来”。

中情局技术服务室与陆军化学部队特种行动师合作研究的代号为“MKNAOMI”的工程也由戈特利布兼管。“MKNAOMI”工程是研究具有高效能杀伤力的生物化学武器的，供中情局人员在从事暗杀和其他特殊行动时应用。“MKNAOMI”工程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到1970年才终止，那是因为1969年8月25日，尼克松总统下令禁止使用任何能杀生致残的化学武器，并销毁现存的生物武器。

其实“蓝鸟工程”早在希伦科特任中情局局长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了。由中情局安全室主任谢菲尔德·爱德华兹具体负责这项工作。该工程的目的是想成立一个由心理学家、测谎专家、施行催眠术的专家和其他技术人员组成的审讯组，借用药物的帮助，看在对犯人进行审讯时，能否取得更好的效果。一种被称为“吐露真情”的药物（即戊硫巴比妥纳）首先在“蓝鸟工程”中使用，后来便应用于实际审讯中。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中情局就曾派遣过一个这样的审讯组飞抵东京，审讯了4名被怀疑是双重间谍的人员，结果审讯过程令人十分满意。

自从史密斯担任中情局局长后，“蓝鸟工程”便由副局长艾伦·杜勒斯领导。这项工程与中情局里的其他研究项目相互配合，旨在生产一种特殊的“机器人”。技术服务室研究的“洋蓟工程”便是其中的一个。

“洋蓟工程”被官方美其名曰“开拓科学的方法和知识，用于改变中情局人员的态度、信仰、思维程序和行为方式，从而提高人的素质”。这需要应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最新技术，包括使用催眠术和药物，发挥辅助作用。中情局和英国情报机关在这一时期曾多次派遣反霍查政权的游击队员潜入阿尔巴尼亚，但一次又一次遭到挫折。中央情报局上层人物十分焦虑和担忧，他们怀疑自己内部可能混入了敌方的间谍（直到后来菲尔比间谍集团被侦破才真相大白）。于是中情局上层人物就想用测谎器对所属人员进行测试。“蓝鸟工程”和“洋蓟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快了研究工作的步伐。

“洋蓟工程”由戈特利布的助手埃德瓦尔德斯负责实施。研究的结果是发明了许多用于“洗脑”的制剂。换句话说，这种制剂能使人意志消沉，使那些知情太多的人，包括中情局人员在内“洗刷掉记忆力”。在这些秘密项目中，除对受试者服用“洗脑”制剂外，有时使用电休克、X光照射、超声波、精神疗法等方法，甚至还会运用脑神经外科手术。

1978年，中情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海军上将在向参议院提交的报告中说，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中情局药物试验的机构，共有44所大学和学院，15个科学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12家医院和门诊部，以及3个感化院。为实施这一计划共投资2500万美元。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表明，从事这类勾当的并非中情局一家。在美国拿活人搞试验的还有陆、海军的情报机构，司法部，甚至还包括卫生部、教育部和社会保险部。20多年来，仅陆军情报机构就对6940名军人和900名公民进行了医药和化学制剂的试验。

从事这类研究试验的经常性机构包括：纽约的蒙特—西奈医院、亚特兰大州的联邦监狱、博登汤感化院、加拿大的艾伦神经病研究所等。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中情局则利用旅馆或专门的秘密地点进行试验。在纽约区，试验者利用妓女把病人勾引到格林威治—维利季的81号秘密住宅里，悄悄给他们喝下含有这类试剂的饮料，然后对试验对象进行暗中监视，观察药物的反应效果。有时，他们甚至把美军官兵、中情局人员、囚犯、酒鬼、癌症患者等当做试验对象。

鉴于“蓝鸟工程”和“洋蓟工程”使用了极其敏感的技术手段和物质材料，因此整个工程进展情况严格限制在中情局少数参与试验的工作人员范围内。为避人耳目，试验工作限定在联邦德国、远东以及巴拿马运河区美国海军设施内进行。一些有特殊原因需要离开欧洲的中情局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被怀疑是双重间谍的中情局人员都安排居住在试验区里。不久中情局计划处传出消息说，经过试验之后，几名有双重间谍嫌疑的人员被确证了罪行，然后都被处决了。

此外，中情局从1953年到1967年间，还秘密进行人体核辐射试验（许多资料后来于1973年国会调查之前被局长赫尔姆斯下令销毁了）。戈特利布当时把各项工程的进展情况直接向中情局计划处处长威斯纳和副处长赫尔姆斯汇报。中情局反间谍处下属的安全室对戈特利布提供的研究成果十分感兴趣，他们打算在一些中情局新雇员身上做试验，以保证新进人员的质量。

1953年11月18日，在阿巴拉契亚山下湖畔的一栋小木屋里，戈特利布与另外两名中情局人员正同7名从事代号为“MFULTRA”工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讨论工程进展情况。这种形式的讨论会每年要举行两次，那天讨论的主题是要试验一种代号为“LSD”的药物。

一位曾经参与“LSD”药物试验的中情局人员后来回忆说：“50年代初期，中央情报局多次得到报告，谈到苏联正加紧试验一种‘LSD’的药物，苏联人想在世界各地采购制造该药物的化学原料。于是，美国便加快了研究工作的步伐。中央情报局通过小乔赛亚·梅西基金会和格斯奇特基金会向参与‘LSD’研究工作的医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专项课题资助，整个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那些埋头学问的研究人员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

那一天，当讨论会快进入尾声时，戈特利布把剂量很少的“LSD”放入一瓶柑香酒里。在场的10人中，除一名心脏病患者和另一名绝对戒酒者外，其余8个人都各自品尝了放有“LSD”的柑香酒。他们要亲自体验药物在人体中将会产生何种反应。

就在他们喝了柑香酒后的几星期里，来自迪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生物中心的医生弗兰克·奥尔森情绪变得十分低落，心境压抑。其家属反映说，奥尔森举止行为古怪，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戈特利布意识到这是“LSD”药物产生了严重的毒副作用，于是，他将奥尔森送到纽约，请精神病医生会诊。经过一段时间的病情检查，医生决定送奥尔森去一家疗养院进行综合治疗，在动身离开纽约的前一夜，奥尔森和陪伴他的中情局人员罗伯特·拉什布罗克一起住在纽约的斯塔特勒饭店。凌晨3点20分，奥尔森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砸碎了客房的玻璃窗，纵身从10层的高楼上跳了下去，当即身亡。拉什布罗克被玻璃破碎的声音惊醒，但他却没有立即冲上去阻拦奥尔森的自杀行为。戈特利布将奥尔森坠楼自杀的消息报告了上任不久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杜勒斯责成督察长莱曼·柯克帕特里克负责调查并写出书面报告。

在如何对待奥尔森自杀事件上，中情局内部意见有分歧。中情局前官员厄曼认为，当时在场的科学家们是在喝了酒后的20分钟，才知道柑香酒中放进了“LSD”药物。还有人说，事先曾有一名中情局官员提出，采取这样的试验方法不妥当。但军方代表认为，这是一项有价值的试验。那些人喝了酒以后，表现出异常的“欣快感”。那天夜里只有奥尔森一个人抱怨自己怎么也睡不着。

柯克帕特里克经过调查后，采用了极婉转的语言作出结论：是“LSD”药物效应的试验导致奥尔森的自杀身亡。后来的调查报告写道：

尽管戈特利布对那些用药物在身上做试验的人员十分熟悉，可是，他并不知道他们过去的疾病史。戈特利布并不知道在过去的5年里，奥尔森曾经有过要自杀的念头。奥尔森的自杀极可能与服用药物有关。可以说“LSD”是奥尔森自我结束生命的触发剂。技术服务室进行这种无法控制的试验形式，可能会严重损害中央情报局的名誉；而在其他部门的雇员身上做试验，一旦事情被揭发出来，将会破坏中央情报局与兄弟部门之间的关系。技术服务室主任判断能力如此之差，应受到指责。我们应告诫技术服务室主任，在应用药物做试验时，必须严格监督和控制，并且定期向计划处处长报告药物使用情况和使用结果。

最初，奥尔森的遗孀艾丽斯只是被告知她的丈夫死于一种不能公布于世的疾病，后来才告诉她实情，奥尔森是跳楼自杀身亡的。中情局对他的自杀按照公务死亡处理，“对其家属给予了适当照顾”。但艾丽斯对此始终迷惑不解。直到1975年，在丘奇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之后，她和她的亲属才真正得知事情的真相，这更使她悲痛欲绝。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赔偿艾丽斯75万美元的损失费，福特总统以个人名义向奥尔森家属表示歉意。

其实，奥尔森只是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个牺牲品。还有一些人在酒吧间与特工人员偶然相遇，被引诱到中情局的“安全之家”，在那里，特工人员让他们服用各种试验药品，以便观察他们的行为变化，其中也不乏有中毒死亡事件，只是没有披露而已。

二战时期，日本关东军的“731”部队就是日本法西斯在日本领土以外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也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我国东北后阴谋发动细菌战争，屠杀中国人民的主要罪证之一；后来在入侵伊拉克时，中情局称伊拉克也有类似的威胁，但是直到萨达姆被送上了绞刑架也没有发现。

但是，中情局当年主持的“蓝鸟工程”和“洋蓟工程”，却是载入了史册的铁证——这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业绩，而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

第十三章 打压伊朗，恩怨情仇半个世纪

中情局实施“阿贾克斯”行动颠覆了伊朗政府，首相摩萨台以“叛国罪”被判处20年徒刑；伊朗再次发生政变，美国武装营救人质的“蓝光”行动失败后让美国乃至全世界沸反盈天；中情局全程参与“伊朗—尼加拉瓜”计划以武器换人质，53名美国人质被扣留了444天；2010年联合国实行自2006年以来对伊朗的第四轮制裁，中情局局长说：“伊朗完成铀浓缩将需要一年时间。”

英国秘密情报局最早提出“阿贾克斯”行动

半个世纪以来，伊朗一直是美国人关注的焦点，也一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活动的舞台。从当年的“阿贾克斯”行动，到后来的解救人质，再到尼克松时代的“伊朗门”和今天的浓缩铀问题，美国与伊朗可谓是恩怨情仇，源远流长。

由于地缘关系，伊朗在20世纪50年代就成了美、英、苏三国之间争夺的焦点。当时，苏联坚持推行向波斯湾扩张的政策；美国又在极力遏制苏联，以维护自己和西方的利益；而英国则企图保持大英帝国在世界的地位，它不希望美国、更不希望苏联进入伦敦的地盘，因此，伊朗问题就变得十分微妙。1951年，伊朗新任首相摩萨台宣布伊朗要实行石油国有化，这就使美、英、苏之间的矛盾更趋明朗化。

伊朗是个具有四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当年英国和沙俄为争夺伊朗曾进行过长时间的激烈角逐。1921年2月，伊朗近卫军团头子礼萨·汗·巴列维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于1925年正式夺取王位，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伊朗既憎恨英国又害怕苏联，于是使德国纳粹势力趁机渗入，英国和苏联联合起来于1941年8月入侵伊朗，摧毁了礼萨·汗·巴列维王朝，另立他那位性格柔顺、眼神迷离的21岁儿子穆罕默德·巴列维为王。

英苏占领伊朗期间，美军利用伊朗机场及公路运送总值约180亿美元的军援给斯大林。1943年1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举行会议，但这三大盟国却将饥饿又贫困的国家伊朗置诸脑后。尽管伊朗的石油储量高居世界第二，但当时这里的石油工人每天仅挣50美分。于是当时身为伊朗外交大臣的摩萨台就呼吁国会，重新协商英伊石油公司特许权事宜。因为该公司在伊朗掌控着全球最大的石油蕴藏量，它设在阿巴丹外海的炼油厂也是全世界最具规模的大企业，英国人的石油收益是伊朗人的两倍，现在伊朗要求五五分账。英国人当然拒绝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两次大战折腾得精疲力竭的英国开始放弃它的“世界责任”，但是绝不放弃它在伊朗的利益。这时，苏联也对伊朗垂涎三尺，拒绝遵守德黑兰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关于在大战结束六个月内从伊朗撤走各自军队的承诺。虽然美、英军队已在1945年底全部撤离了伊朗，但苏军仍然坚持占领伊朗北部地区，同时，还支持伊朗国内的叛乱作为对伊朗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后来，在迫使伊朗同意共同拥有对一些重要油田的开采权之后，莫斯科才答应于1946年3月底撤军。

1951年4月，穆罕默德·摩萨台被任命为伊朗首相；10月，他宣布石油国有化。作为伊朗著名的反英派人物穆罕默德·摩萨台公开声称，英国已经从伊朗的石油生产中获取了足够的利润，远远超出了在伊朗开发自然资源所应得的份额，为此，应将石油国有化。但是美国人为了确保西方在伊朗的石油利益和政治利益，却坚决反对伊朗实行石油国有化，认准了在伊朗这个新市场上，美国可以扩展自己的商业利益。而英国人当时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也只好请求美国给予支持，确保自己在伊朗的利益不受损失。于是，1952年10月丘吉尔再次当选为英国首相后，就与在当年10月同时上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联起手来，酝酿一场代号为“阿贾克斯”的秘密行动，以推翻伊朗摩萨台政府。

“阿贾克斯”行动的最初建议是英国秘密情报局提出来的。英国要求美国帮助的动机是想早日收回英国—伊朗石油公司的利益。而美国人的打算就比英国人更多了。他们不但考虑到西方的石油利益，还要考虑到美国将取代英国接管伊朗的可能性。

1953年1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职前几天，中情局局长沃尔特·史密斯把中情局近东科科长金·罗斯福召到中情局总部，问道：“我们的工作到底几时进行？”因为在此之前的1952年11月初，金·罗斯福曾前往德黑兰帮助英国情报局的朋友收拾烂摊子。当时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已经获悉英国有意推翻他，于是就将英国驻伊大使馆人员连同英国特工全部驱逐，而罗斯福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并收买原为英国工作、将来又很乐于为美国中情局效劳的那些伊朗特工。

1953年2月18日，英国秘密情报局新任首长约翰·辛克莱爵士飞抵华盛顿，拜会接替沃尔特·史密斯的刚刚上任的中情局新任局长艾伦·杜勒斯，并提议让金·罗斯福任“阿贾克斯”计划的现场指挥官。金·罗斯福是名门之后，他的祖父就是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自己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历史学家、战略情报局时期的中东问题专家。中央情报局成立后，他又成了从事秘密行动的一名干将。此人长相英俊潇洒，而且精力充沛，足智多谋，这次由他具体负责“阿贾克斯”行动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这两年来，他以政治宣传和“准军事行动”化解了苏联入侵伊朗的工作；同时，中情局也已经为“阿贾克斯”计划储备了充裕的经费和枪械。

罗斯福接受了这一重任后，马上开始加速贿赂和颠覆活动。中情局的官员和伊朗特工开始租用伊朗本土的政治写手、神职人员和刺客杀手，并收买街头混混和“毛拉”（即熟知《古兰经》与各种圣律的教士，有权对法令做出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解释。这也是伊斯兰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前者可以拆散伊朗人民党的群众大会，后者则在清真寺里非议摩萨台政府。中情局虽不像英国在伊朗已有几十年的经验，所吸收的伊朗特工人数也并不多，但它每年至少可以给伊朗支付100万美元经费，这对全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的伊朗而言，可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中情局从英国情报机关所掌控的“收买影响力”网络获得线索。这个网络由控制伊朗船运、银行和房地产业的亲英派拉什迪家族三兄弟经营。他们可以影响伊朗国会议员，左右市集里最大的商家和不为人知的德黑兰国会议员。他们贿赂参议员、高级军官、编辑、出版商、打手甚至是摩萨台内阁成员。他们用装满美元的饼干盒来买情报，甚至连巴列维国王的侍卫长也接受了他们的这种“饼干盒”。与此同时，金·罗斯福还在伊朗物色了一个可以取代摩萨台的人选，这个人就是扎赫迪将军。

1941年，扎赫迪曾被英国人怀疑是亲纳粹分子而遭绑架。二战期间，他一直被关押在巴勒斯坦。不过英国人却对这个扎赫迪将军没有好感。有一天，在华盛顿协助“阿贾克斯”行动的英国高级外交官帕特里克·迪安在国务院听取金·罗斯福汇报情况，当他听说被选中的人是扎赫迪时，他顿时傻了眼，好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国务卿杜勒斯和副国务卿史密斯都不知道其中的原委，莫名其妙地看着金·罗斯福和面前的这位英国客人。最后国务卿拖长声音问英国人：“你认为此人怎么样？”

帕特里克犹豫了一下，然后清了清嗓子说：“我想我们应征求一下伦敦的意见。”稍停片刻，他又补充一句：“如果你们和伊朗人都认为非要扎赫迪不可的话，那我们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帕特里克用探询的目光看着金·罗斯福。

“你说的有道理，”金·罗斯福解释着，“扎赫迪并不是我们看中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向你保证。是巴列维国王非要扎赫迪做自己的首相不可，不过，根据我们在伊朗的情报机关的调查结果，扎赫迪将军并没有反英的倾向。”

1953年3月4日，艾伦·杜勒斯带着一份简报走进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简报的标题就是《苏联接管（伊朗）之后果》。简报说，伊朗已经面临着“革命一触即发的形势”，万一共产党出头，中东多米诺骨牌必会一一倒下，自由世界60%的石油势必落入苏联手中……同时，杜勒斯还警告那些国安会的官员们说，这惨重的损失势必会“严重耗损我们的战争储备”，届时美国不得不实施石油和天然气配给计划。

1953年3月18日，艾伦·杜勒斯批准了罗斯福的行动计划，命令他们展开初步行动。4月4日，中情局总部拨出100万美元给德黑兰工作站。

不过，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幕僚对推翻伊朗政府仍心存疑虑。几天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一篇题为《和平机遇》的演讲，表示了他对推翻伊朗政府的担心。中情局德黑兰情报站站长罗杰·高义朗非常赞同总统的主张。然而，艾伦·杜勒斯却马上把他召回华盛顿，解除了他的站长职务。

到了1953年5月，“阿贾克斯”计划还没获得艾森豪威尔总统最后的批准，而政变却已蓄势待发。扎赫迪用中情局资助的7.5万美元经费成立了军事事务机关，遴选发动政变的校官。中情局也动用15万美元进行宣传活动，以传单海报来左右伊朗舆论与大众立场，宣称：“摩萨台偏袒人民党和苏联……摩萨台是伊斯兰的敌人……摩萨台蓄意摧毁军方士气……摩萨台蓄意造成国家经济崩溃……摩萨台已经被权力腐化了。”

1953年6月15日，罗斯福去了伦敦，把政变计划拿给英国情报机关的军师们过目。双方在挂着“闭门谢客”牌子的总部会议厅开会讨论，英国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6月25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国务院办公室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防部长休斯·威尔逊、美国驻伊朗大使亨德森、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中情局近东科科长金·罗斯福等。在这次秘密会议上，艾伦·杜勒斯把金·罗斯福制订的推翻摩萨台的方案作了介绍，并详细说明在采取行动时，应怎样与英国情报机关配合，其中包括动用在伊朗的英国特工人员以及使用在塞浦路斯的英国通讯设备。与会者肯定了中情局的行动方案。

特地从德黑兰飞回华盛顿的美国驻伊朗大使亨德森在这次会议上是个关键人物，因为他对伊朗的局势有着权威性的了解。他认为，摩萨台领导下的伊朗正悄悄地滑向苏联一边，这对西方是个沉重打击，而且形成了对美国安全的实际威胁。亨德森慷慨激昂道：“各位都知道，我并不喜欢秘密行动那玩意儿，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险恶的局势，我们遇上了一个想和苏联人结盟的疯子。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放手行动了，愿上帝赐给我们胜利。”

国务卿接过话茬儿：“你说得太对了，让我们齐心协力地干吧！”

就这样，中情局的方案得到了国务院的全力支持。在随后两个星期里，中情局建立了一个双管齐下的指挥链，一个负责联系扎赫迪的军事事务机关，另一个则控制政治战和宣传活动。两者都直接对威斯纳负责。罗斯福假道叙利亚、伊拉克，进入伊朗与拉什迪兄弟会合。中情局静候总统的许可。艾森豪威尔终于在7月11日批准了“阿贾克斯”计划。

1953年7月7日，中情局监听到伊朗人民党的广播。这家秘密电台警告伊朗人，美国政府连同各类“间谍和叛国者”，包括扎赫迪在内，正在携手“清除摩萨台政府”。除了人民党，摩萨台也有自己的军事和政治情报来源，知道自己所要面对的是什么。

这时中情局突然发现，要政变居然没有军队。扎赫迪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中情局没有伊朗军事形势图，没有陆军名册。金·罗斯福向美国特种作战部队之父麦克卢尔准将求助。麦克卢尔在二战时担任艾森豪威尔的首席情报官，朝鲜战争期间负责陆军心战部，监督军方与中情局联合运作是他的专长。不过，他虽曾与杜勒斯、威斯纳并肩工作，却不信任这两个人。

麦克卢尔专门向伊朗军官提供军事支持、训练和咨询，配合中情局的神经战，切断美军和亲摩萨台司令官之间的联系。罗斯福完全靠麦克卢尔来了解伊朗军方，以及军方高级官员的政治忠诚度。中情局还吸收一位曾担任伊朗与美军顾问团联络官的上校纳西里，请他协助政变事宜。这位纳西里上校秘密取得了大约40位同僚的支持。

现在就只差巴列维国王了。意志薄弱的巴列维国王是否会支持政变，没有谁能回答。美国驻德黑兰大使亨德森认为国王没那种骨气支持政变。罗斯福则认为，少了国王，政变很难成功。中情局想办法说服巴列维国王，最后他们想到了巴列维国王流亡法国的双胞胎妹妹雅希蕾芙公主。

罗斯福马上命令中情局官员斯蒂芬·米德上校飞到巴黎，寻找雅希蕾芙公主。中情局的计划是要她结束流亡，回到伊朗来劝说她的哥哥巴列维支持扎赫迪将军。谁知雅希蕾芙公主行踪不明，让米德上校扑了个空。后来还是英国情报人员追到法国，在里维埃拉找到雅希蕾芙公主。米德上校和英国情报人员又差不多花了10天工夫，才把她哄上了一架商务客机飞回德黑兰。当时英国情报机关向这位公主提供了大笔现钞、貂皮大衣，而米德上校则另外承诺万一政变失败，美国会负担皇室财务。

回到伊朗后，雅希蕾芙公主同巴列维国王进行了一番面对面的激烈讨论，这位性格刚强的公主以为她的哥哥已经转变了态度支持政变，于是便在7月30日离开了德黑兰。但是她当时并不知道，巴列维国王并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支持推翻摩萨台的行动。

8月1日，中情局又找史瓦茨科夫将军来为巴列维打气。巴列维唯恐宫中已遭窃听，便把将军带到大宴会厅里，拉过一张小茶几摆在正中央，悄声说他很难配合政变。他没有信心相信军方一定会支持他。

美国人必须直接出手了。

1953年8月1日深夜，在德黑兰的一座花园别墅里，一个美国男子悄悄溜出大门，钻进一辆轿车。这个美国人龟缩在后排车座底下，用一条毛毯将自己裹起来。轿车向皇宫驶去。轿车停在皇宫里的车道上，年轻的伊朗国王巴列维坐进了轿车，关上车门。这时，这个美国人才拉下毛毯坐了起来，巴列维对他笑了笑说：“你好，罗斯福先生。”

金·罗斯福解释说，他是用化名非法进入伊朗的。他是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私人代表来到这里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即将通过他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中的一句话亲自证实这一点。演说在24小时内发表。丘吉尔首相已经布置了，在明天晚上，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报时的用语中将作一特殊改变。到时候播音员说‘现在’（停顿）‘正值午夜’，而不用‘现在是午夜’的说法。”

取得巴列维国王的信任后，金·罗斯福向他说明，华盛顿和伦敦迫切希望帮助他推翻现任首相，确保他的王位。被摩萨台逼得一度准备宣布退位离开祖国的巴列维喜出望外，双方商定，第二天午夜继续会商。

就这样，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重大秘密行动开始了。金·罗斯福在德黑兰一座被称为“安全屋”的地下室里，建立了他的秘密指挥部。

8月初的一天，金·罗斯福派伊朗上校纳西里飞往里海夏宫，设法让躲在那里的巴列维国王回到德黑兰来，签署命令，罢免首相摩萨台的职务。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罗斯福在皇宫进进出出，一面施以无情压力，一面警告巴列维国王，若不听从中情局的话，伊朗可能变成“共产国家”，或是“第二个朝鲜”，不管是哪一种结果，国王和王室都是逃不了死刑的。巴列维大为惊恐，赶忙逃到里海边的皇家别墅。

罗斯福为之震怒。他越俎代庖拟了一道皇家命令，解除了摩萨台职务，并任命扎赫迪为首相。

8月12日，纳西里上校追到里海边的皇宫，找到了巴列维要他签字。第二天晚上，他便带着国王已经签署了的“罢免令”回到了德黑兰。罗斯福又马上指挥皇家卫队的上校将这份文件交给了枪口下的摩萨台，并警告他，如果他不从命，立即逮捕。

与此同时，罗斯福的伊朗特工已经布置在德黑兰街头，德黑兰所有的报纸和媒体则大肆宣称摩萨台是犹太人，应该立即下台。中情局收买的那些街头混混则乔装成人民党人，毁坏了一座清真寺。伊朗首都德黑兰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摩萨台并没有马上下台，而是立即展开反击，以参众议员被中情局收买、投票无效为由，关闭了国会。他认为依据伊朗法律，只有国会可罢黜他，国王无权罢黜首相。于是他仍然以首相的身份，命令里亚西将军出动军队控制了德黑兰。摩萨台在国家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接管政权；同时派出军警搜捕支持国王的著名人士，并在全城实行戒严和宵禁。

伊朗政变终于爆发了。中情局和英国人本来是准备在政变发起日那一天，由扎赫迪的军事事务机关率领阴谋政变者，占领伊朗军方参谋总部、德黑兰电台、摩萨台寓所、中央银行、警察总局以及电话电报总局，然后逮捕摩萨台及其内阁成员，再收买国会议员，确保国会以多数选票将扎赫迪选为伊朗新的首相，但是眼前的形势却大大地出乎他们的意料。

金·罗斯福一见情况发生了变化，就立即将扎赫迪藏到美国大使馆附近一座地下室里。这时，巴列维国王一家也仓皇逃离了德黑兰。伊朗人民党及其支持者们走上街头，高呼“打倒国王”、“绞死美国人”。一些暴徒趁机疯狂抢劫一切可以抢到的东西。

雍容华贵的巴列维王宫

美国驻德黑兰大使亨德森作为“阿贾克斯”行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当时正在美国度假，他立即返回德黑兰，对摩萨台首相进行威胁说，如果不制止抢劫和破坏，不恢复秩序，美国公民将撤出德黑兰。

亨德森后来回忆说：“摩萨台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要到了警察局长，命令他立即派警察恢复街头秩序，驱散正在捣乱破坏的人群。”

摩萨台并不知道，他的这一命令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他的命令下达后，那些由美国人训练出来的警察和士兵用枪托、警棍和催泪弹疯狂驱赶骚乱的人群。摩萨台亲手解除了对自己的支持，让警察把那些支持自己的人都打回去了。罗斯福一见，立即加速行动。8月14日，他急电中情局总部，请求再拨500万美元支持扎赫迪。摩萨台紧急动员首都卫戍部队，以坦克和重兵来守护他的官邸。指挥政变的扎赫迪将军躲在中情局的安全屋里，由罗斯福手下一位叫洛奇·斯通的新手保护着他。中情局匆匆召集的那些伊军校官随之作鸟兽散去。

打手制造群众事件

1953年8月16日早晨5点45分，德黑兰电台广播宣布政变已失败。下一步该怎么走，中情局总部毫无头绪。只有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很乐观地相信一切顺利，在一周前离开华盛顿到欧洲度长假去了，已经无从联络。威斯纳苦思冥想也没有办法。于是金·罗斯福就自行决定，他要让全世界认定这次失败的伊朗政变是由首相摩萨台发动的。不过，这样的事情只有由国王巴列维来说才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这位国王已经在一片混乱之中逃出国了。

几个小时后，美国驻伊拉克大使伯顿·贝利得知巴列维国王已抵达巴格达寻求帮助。罗斯福得到消息后，马上电传了一份讲稿大纲给贝利，要他交给巴列维国王，让他照这个大纲发表一份声明，就说他是因为伊朗左翼暴动才逃离伊朗。巴列维国王果然听从了美国人的命令，在伊拉克电台发表广播声明后，立刻安排他的飞机驾驶员执行飞往流亡君主之都罗马的计划。

8月16日晚上，金·罗斯福派手下把5万美元交给德黑兰工作站的伊朗特工，要他们找一群人伪装成共产党打手制造群众事件。第二天早上，好几百名拿了钱的滋事者涌上街头，抢劫、纵火、捣毁政府的徽标。

8月17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亨德森从贝鲁特飞回伊朗，罗斯福等人前往机场迎接。当天晚上，亨德森、罗斯福和麦克卢尔在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内举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会议，最后策划出了一个制造无政府状态的新计划。由麦克卢尔把伊朗的军官都派到外地各处要塞，争取士兵哗变支持政变。中情局的伊朗特工再次招募更多的街头混混，并派特使去劝说什叶派最高领袖宣布发动圣战。

威斯纳已陷入绝望。他读着当时中情局最优秀分析员的报告：“德黑兰军事政变落败以及巴列维国王出走巴格达，显示摩萨台继续掌控大局，同时也预示，他会以更激烈的行动扫除所有的反对者。”8月17日深夜，他拍电报到德黑兰说，鉴于罗斯福与亨德森并没有强烈的反面建议，此次反摩萨台政变应就此打住。

大约凌晨两点，威斯纳慌慌张张地打电话给中情局总部主管伊朗事务的约翰·沃勒。威斯纳说，巴列维已飞到罗马，住进了华盖饭店。

8月19日黎明，中情局雇用的暴民群集德黑兰准备暴动。一辆辆巴士和卡车满载从南部来的部族人士，他们的族长也都收了中情局的钱。他们高呼反摩萨台口号，向大街小巷前进，很多人陆续加入，不久就变成大规模的勤王反摩示威。他们揪住政府高层官员，烧了四家报社，占据某亲摩政党的总部。人群中有两位宗教领袖，一位是最高领袖阿亚图拉·艾哈迈德·卡夏尼，陪在他身旁的那位热诚的拥护者，则是后来的伊朗领袖，时年51岁的阿亚图拉·霍梅尼。

金·罗斯福向他的伊朗特工人员下达了出击的命令。他拿出从中情局带来的钱，大量地招兵买马，扩充自己在伊朗的力量。首先雇佣了齐尔卡那的一批“巨人”。这些人都是举重力士，接受过古代伊朗的训练方式，肩膀宽阔，肌肉发达。200多个齐尔卡那巨人当天浩浩荡荡地走上街头，展现出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场面。他们一面高呼“国王万岁”，一面像托钵僧那样疯狂地跳着、扭着。路边的一些打手向市民分发着10里亚尔钞票，人们蜂拥而上，“国王万岁”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德黑兰的大街小巷沸沸扬扬流传着各种各样败坏摩萨台形象的谣言。街头出现了支持巴列维国王，反对摩萨台的示威游行，就连军队也出面表示要效忠国王，要求摩萨台下台。摩萨台的支持者和人民党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迫在眉睫的政变；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情报机关雇佣的暴徒对摩萨台的支持者大打出手，同时还为反摩萨台的军队提供武器装备，一时间街头巷尾枪声不断。

形势又来了个逆转，罗斯福立即命令他的伊朗特工去攻击伊朗电报局、宣传部、警察和陆军总部。到了中午，中情局特工占领德黑兰电台。罗斯福前往斯通保卫的安全屋找到了扎赫迪将军，要他准备自立为相。哪知这位扎赫迪将军却吓瘫了，保卫他的斯通只得帮他穿上了军装。

1953年8月20日，“阿贾克斯”行动终于取得成功。8月22日迎回了巴列维国王，摩萨台政府被推翻。摩萨台被逮捕，以“叛国罪”被捕入狱，判处了20年徒刑。摩萨台的坚定支持者、警察总长被惨遭杀害。

在中情局的扶植下，扎赫迪出任伊朗新首相，罗斯福马上将100万美元的现钞交给新首相扎赫迪。新首相开始整肃反对人士，数千名政治犯锒铛入狱。9月5日，美国政府又宣布给伊朗提供4500万美元的补助金，以支持巴列维国王。

摩萨台1956年获释，此后又遭软禁十多年，于1967年3月5日逝世。

中情局在这次行动中，只出动了8名特工人员在幕后进行操纵指挥，原先准备300万美元的经费，结果只花了100万美元。

后来出任主管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朗特里大使回忆道：“中情局在制造局势方面的表现相当杰出，在适当的环境和氛围下，可以作出改变。”

中情局明星分析员雷·克莱因事后也回忆说：“伊朗政变的漫谈，有如野火般在华盛顿传开。艾伦·杜勒斯满身荣光。”

巴列维回国重登王位，颁布为时3年的戒严令，强化对国家的统治，又新设立了被称为“萨瓦克”的情报机关，请驻伊朗的中情局和美国军事代表团帮他巩固政权。中情局正需要萨瓦克充当反苏的耳目，巴列维则需要秘密警察来维护他的权力。于是伊朗终于沦为特务政治之中，由中情局训练和装备的萨瓦克强化巴列维的统治达20余年之久。

6年后，艾森豪威尔访问了伊朗。街道上挤满了欢呼的人群（每人得到10里亚尔的钞票做辛苦费），从机场到皇宫近10公里的路上全都铺上了波斯地毯。

“阿贾克斯”行动是中情局的一次巨大成功，金·罗斯福满面春风地从伊朗凯旋回归华盛顿。他在白宫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汇报了“阿贾克斯”行动的前后经过，杜勒斯兄弟俩、白宫办公室主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防部长等都在场。听完汇报后，国务卿杜勒斯显得比谁都兴奋，他得意洋洋地问金·罗斯福：“你个人对这次行动成功的看法如何？”罗斯福略微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对伊朗的情况研究以后，我们确信，首先是伊朗的军方，其次是伊朗的大众与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望，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不需要动用海军陆战队，也可以推翻一个政府，达到预期目的。否则的话，我们无法单靠秘密行动来解决问题，只能依靠武力了。”

听完金·罗斯福的发言，国务卿杜勒斯脸上的表情顿时起了变化。很明显，他不同意金·罗斯福的看法，而艾伦·杜勒斯则点头表示同意。

离开白宫以后，金·罗斯福意识到，伊朗的成功蕴涵着一种新的危险，它将使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更多地运用中情局秘密行动的能力。而在金·罗斯福看来，这是对中情局秘密活动性质和使用问题的错误理解。

金·罗斯福回到华盛顿后不久，国务卿杜勒斯又把他召去，要他再负责一次重大的秘密行动，但遭到金·罗斯福的断然拒绝。

伊朗再次发生政变

1978年8月，国王巴列维更换内阁，宣布对首都德黑兰等12个大城市实行军管。并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反对者，在德黑兰打死示威群众数万人，酿成流血事件，由此激起全国更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和罢工，造成石油工业停产，交通中断，军方中立，国内动乱不已，政局失控。

1979年伊朗掀起反美浪潮

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被迫出国前往埃及“长期度假”，委任沙普尔·巴赫蒂亚尔组织内阁。即将回国的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对国王采取来去自由的态度。巴列维国王临行前说：“我希望政府痛改前非，并成功地为将来奠定基础。”当两名国王的士兵跪下吻他的鞋时，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巴列维国王从此逃离了自己的国家，永远地离开了德黑兰，再也没有回来，直到1980年7月27日客死在埃及。

1979年2月1日，霍梅尼结束了长达15年的流亡生活，由巴黎回到德黑兰，宣布成立伊斯兰临时革命政府。2月11日，霍梅尼任命马赫迪·巴扎尔甘为总理，正式接管政权。4月1日，霍梅尼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霍梅尼对美国支持前国王巴列维的行为十分仇恨。尽管卡特政府对革命后的伊朗在政策上有所改变，但对美国一直持有戒心的伊朗人，对巴列维国王复位这一历史教训仍然记忆犹新。10月22日，美国政府准许巴列维赴美治病，更激起了伊朗人对美国政府的不满。霍梅尼宣布：“美国在伊朗的统治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伊朗人民必将予以回击。”霍梅尼的话把本已激荡的仇美情绪一下子推向高潮。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4000多名学生在霍梅尼的支持下，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将美国国旗撕下来，挂上了写着“真主伟大”字样的白旗，在馆内外进行演说煽动，气势咄咄逼人，最后将66名美国外交官扣押起来，作为要求美国交出巴列维的人质。第二天，伊朗最高领袖要求美国引渡巴列维国王，要求英国引渡正流亡在那里的前首相，并说：“美国大使馆是间谍的根据地，许多阴谋都是从这儿产生的。”

不过在使馆被占领时，有6名美国人成功逃脱，躲在加拿大和瑞典大使馆。当时，当潮水般的伊朗学生高举霍梅尼的画像冲进大使馆时，领事馆的官员约瑟夫·斯塔福德和妻子凯思琳、签证官罗伯特·安德斯和里杰克夫妇趁乱从领事办公楼后门溜出去。当时正好下着大雨，街上人不多，他们避开了好几拨示威的人群，跑入安德斯的公寓，悄悄与使馆人员取得联络，让美国人知道他们已经逃脱。

后来，安德斯终于打通了朋友约翰·舍尔顿的电话，在加拿大驻伊朗大使馆工作的舍尔顿同意帮忙。5个人分别住在舍尔顿家里和加驻伊大使肯·泰勒的官邸。多日之后，另一名逃出来的使馆工作人员亨利·李·沙茨也偷偷躲在一名瑞典外交官家中。

人质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朝野哗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当天通过新闻媒介向伊朗当局传递信息，称美国“谋求同伊朗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期望伊朗高级官员会见美国特使”。但不管美国政府说多少好话、软话，霍梅尼就是不为所动，他甚至下令关闭国门，禁止美国特使入境。卡特无可奈何，只好将特使召回。他宣布取消预定11月9日对加拿大进行的国事访问，以便集中精力处理人质危机。布热津斯基的欧洲之行也被无限期推迟，政府的一些重要会议不是延期就是被取消。一切活动都冻结了。

美国政府见好话不起作用，只好采取强硬措施，以孤立和制裁伊朗相威胁。11月10日，美国决定中止向伊朗提供武器和运送军事装备零件，冻结伊朗在美国包括银行存款在内的所有官方资财。11月12日，美国又停止了同伊朗的石油贸易，禁止在华盛顿的伊朗学生举行示威，并宣布对在美国的伊朗学生进行特别移民审查，凡是不符合手续的一律驱逐出境。另外，美国还通过联合国和中间人进行活动，号召西方盟友对伊朗进行制裁，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人质问题。

然而美国的这些措施，不仅没有使伊朗屈服，反而更加激起伊朗人对美国的敌对情绪。针对美国政府的制裁措施，伊朗革命委员会于11月13日决定停止向美国出口石油，禁止在全国各地放映美国影片，禁止美国飞机、船只进入伊朗领空和领海。11月14日，伊朗政府还宣布，将取出存在美国银行的约120亿美元的存款。至此，美伊双方陷入僵局。

为缓和僵局，伊朗政府首先做出姿态。11月17日，霍梅尼下令释放美国使馆的13名妇女和黑人，这样被扣人质就剩下了53人。12月4日，霍梅尼同意美基督教传教士探望美国人质，显示出某种道义上的情感。

对此，美国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姿态性的表示。12月15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伊朗前国王巴列维已离开美国到巴拿马居住去了。12月17日美财政部宣布，允许在纽约和旧金山的伊朗银行从国内调款，供伊朗学生使用，并开放了伊朗驻美国使馆的四个银行户头。12月19日，美国政府决定，暂不要求联合国对伊朗采取国际制裁行动。总统卡特还表示，美国对它同伊朗之间存在的误会感到遗憾，希望同伊朗就两国关系问题开展高层对话。

在美伊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由联合国秘书长出面组织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就伊朗对美国和巴列维国王的指控、人质问题等进行调查。但是，委员会的各种努力均未能取得双方满意的结果。

于是秘密营救行动就成了美国卡特政府的救命稻草。但是自从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以来，中情局在伊朗的情报网已遭到破坏。中情局在伊朗本来就只有3个特工，又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里被连窝端了。中情局最后决定先营救躲在加拿大和瑞典使馆的6个人，由托尼·门德斯负责营救工作。

门德斯曾在中情局伪装部门担任“身份转换师”14年之久。这个部门在美国情报界可是赫赫有名。该部门曾想用“炸弹雪茄”暗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但没有成功。门德斯的使命是利用“身份转换”，使相关人员摆脱困境。门德斯的身份“易容术”技艺高超，曾多次帮助美国情报人员成功逃离。

这一次，门德斯的营救方案也是让这6个美国人带上假身份证，大摇大摆走进麦赫拉巴德机场，然后登上飞机离开德黑兰。鉴于美加两国语言和文化都相类似，这种伪装还是很容易做到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加拿大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敌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喜欢加拿大人，于是，门德斯就开始为那6个美国人准备各种加拿大的证件，让他们乔装成加拿大人混上飞机。不过在此之前，中情局需要有人潜入伊朗，将假身份证交到6名美国人手中，然后领着他们安全通过伊朗安全机构的层层盘查。中情局明白，这个人非门德斯莫属。

但是当时加拿大人则有不同意见。1979年12月，在北约的一次会议上，加拿大方面建议应尽快让6名美国人离开加拿大使馆，前往靠近土耳其的伊朗边境，以防夜长梦多。他们说，必要的话可以让他们骑自行车离开。这种建议真是让美国人哭笑不得。

中情局建议让这6名美国人假扮成加拿大的退休教师，但是这一建议刚一提出就遭到了反对，因为伊朗的英语语言学校当时都已经关闭了，哪里还有什么加拿大来的教师？这时，加拿大政府又建议把他们扮作考察农作物的营养学家。门德斯一听就马上问他们：“你们在每年的一月份去过德黑兰吗？遍地白雪皑皑，哪来的农作物？”

正当中情局束手无策的时候，门德斯却突发奇想，决定自己扮成爱尔兰制片人凯文·科斯塔·霍金斯，为拍摄一部好莱坞大片，率摄制组前往伊朗进行实地考察，而那6个美国人就可以扮成演员或剧组工作人员。

白宫和中情局批准了门德斯的营救计划。为掩人耳目，门德斯带上一万美元飞往洛杉矶，他要去向获得过奥斯卡奖的资深化妆师兼好友约翰·钱伯斯求助。约翰·钱伯斯很乐意帮忙，还为门德斯引见了一位从事特技的同行鲍勃·希德尔。门德斯、钱伯斯和希德尔三个人会面后，仅仅用了三天的时间，就创建了一家子虚乌有的好莱坞电影公司，并且办齐了一家电影公司应该具备的所有的正式文件。接下来，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如制作名片，熟悉6名被困美国人的身份等。

如今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他们眼下最需要的就是一部电影。刚好钱伯斯手中有一部科幻片《光之王》的剧本，他还是该片的美术制景师和形象设计人，他家中还留有影片的剧本和插图。于是他就想到伊朗的地理风貌恰好可以为电影提供剧本所要求的许多背景，诸如崇山峻岭、蜿蜒崎岖的山路，德黑兰某处著名的地下集市恰好与影片的某一拍摄地吻合。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以电影公司的名义成立了一家电影制作公司，在洛杉矶繁华的商业区租下了几间大门店，并花钱装修一新，电话机、打字机、沙发、办公用品等设备一应俱全，店门上赫然挂着“六工作室”的牌子。就在门德斯返回华盛顿的前夜，“六工作室”还煞有介事地举行了一场小型的宴会。不久，《光之王》新片广告也在多家报纸上刊登出来了，称影片主要拍摄部分将在3月底完成。

没有想到新片广告登出去之后，马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断有好莱坞记者致电询问相关细节，一些报纸也对新影片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曾经在好莱坞摸爬滚打近25年的希德尔对“六工作室”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角色也感到吃惊。

作为一位身怀绝技的造假专家，门德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所有可能派上用场的东西全部准备就绪了，如人员的健康卡、驾照、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住宾馆的收据等。还有关键的6本加拿大护照被门德斯称为“真正的假货”。加拿大法律禁止此类造假行为。不过加拿大议会为此还是召开了二战以来首次紧急秘密会议，决定破例签发6本假护照。

收到中情局局长的指令后，门德斯于1980年1月25日潜入伊朗。他带着假护照和假身份证经由正当渠道，正大光明地从欧洲转机抵达伊朗，然后住进了德黑兰的喜来登饭店，并预定了瑞士航空下星期一飞往苏黎士的机位，衣食住行就像一位真正的好莱坞电影导演一样，一切安排得天衣无缝。当天晚上，他就悄悄地走出饭店，搭出租车去加拿大使馆，会见了那6位美国同胞。

那天晚上，被困在德黑兰的6名美国人正与丹麦和新西兰驻德黑兰的大使共进晚餐。就在这时，一位神秘嘉宾出现在大家面前，这个人就是门德斯。门德斯低声地宣布：“我们已为你们逃离这里做好了充分准备。”随后他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并将假名片和护照发给他们。科拉·里杰克的新身份是作家特里萨·哈里斯，马克·里杰克成为通讯调度员，凯思琳·斯塔福德是布景师，约瑟夫·斯塔福德成了制片人助理，安德斯当上了导演。马克·里杰克注意到，为了同爱尔兰电影制片人的身份相符，门德斯当时还穿上了英式的衣服。

“六工作室”总部那边也在紧张地忙碌着。希德尔和妻子安迪守卫在办公室，他们有三条电话线路，其中有一个电话号码没对外公布，只针对中情局内部。一旦该线路电话铃响起就意味着要么门德斯和其他相关人员陷入麻烦，要么他们已安全返回国内。

1980年1月28日凌晨4时，门德斯一行动身前往麦赫拉巴德机场。在车里，科拉再次检查了自己的口袋，确保身上没有任何显示真实姓名的东西。她同其他人开始排练他们的新角色。唯一的例外是约瑟夫·斯塔福德，他不但对潜逃出境的计划没什么热情，更糟糕的是，他看上去紧张不安。快到机场了，门德斯先打探了一番，全副武装的伊朗革命卫队就站在他们身后，海关也有伊朗革命委员会的人员，不过他们只注意着那些试图走私地毯或金子的伊朗人。

看到这种情况，门德斯马上向“拍摄组”人员发出警报解除的信号。6名美国人战战兢兢地进入机场。经过瑞士航空公司的登记处和机场海关时，一切都很顺利，大家轻轻地松了口气。接着，门德斯走近检查处，出示护照盖章，其他人则在旁边装作若无其事地闲聊。移民局官员拿着其他几个人的护照突然不见了，大家吓出一身冷汗。不过，这位心不在焉的官员没过一会儿，就端着茶杯慢腾腾地走了回来，并示意他们去候机室。

等待的过程令大家惶惶不安，几个人都耷拉着脑袋。约瑟夫·斯塔福德拿起一份当地报纸。此时，他突然想起加拿大拍摄组的人是不会读波斯文报纸的，而且，他还在叫着其他人的真名，弄得大家神经高度紧张。

真是好事多磨，机械故障竟然导致这一个航班晚点。就在他们焦急地等待之时，却发现伊朗革命卫队的那些人开始将目光转向外国乘客。此时，门德斯竟然又没了踪影，这让所有的人一时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就在大家惴惴不安的时候，门德斯终于回来了，大家就像见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原来他去向机场的工作人员打探航班延误的原因。不一会儿，众人听到机场广播宣布：“乘坐瑞士航空公司363次班机的乘客，请准备马上登机。”

当门德斯一行人穿过停机坪登上飞机时，他们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了。飞机腾空而起的那一刻，门德斯意识到，他完成任务了。几小时后，“六工作室”的第三条电话线第一次响起。安迪紧张地拿起话筒，电话另一端说：“结束了，他们混过去了。”

门德斯这次行动几乎完美。几小时后，6名被困在德黑兰的美国外交官员终于安全抵达瑞士。

“蓝光”行动弄得沸反盈天

剩下人质的解救并没有这么顺利。

1980年4月1日，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在群众大会上讲话说，只要美国公开宣布停止对伊朗的一切敌对行动，伊朗政府将从学生手中接管人质，直到伊朗新议会就人质问题作出决定为止。卡特认为伊朗总统的讲话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人质问题似乎出现了某种转机。

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

可是到了4月7日早上，霍梅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宣布霍梅尼本人反对将人质交给伊朗政府监护。这天下午，卡特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同伊朗断交，停止同伊朗的贸易关系，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清理美国已经冻结的伊朗资产并准备用于救济被扣人质的家属等等。卡特强调，如果这些行动还不能使人质获释的话，美国就要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4月11日，卡特召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分析了伊朗局势和人质问题，决定武装营救人质，行动代号为“蓝光”行动。

4月23日，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驶进了阿拉伯海域，“蓝光”突击队已在“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集结待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将军走进了五角大楼的指挥室，有关人员均已各就各位。停泊在阿拉伯海上的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全速驶离苏联的电子监听船。8架RH-53直升机载着90名“蓝光”突击队员，离开“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升空后绕“尼米兹”号飞了一圈，然后向北飞行。在此之前不久，美国6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装载着90名空中支援部队和大量的汽油及各种军事装备，事先未同这些国家打招呼，就从埃及向东飞行，越过沙特阿拉伯，降落在阿曼的马西拉岛加油后，接着径向伊朗境内的预定目标飞去，并先于直升机抵达塔巴斯。

当地时间晚上8点，8架RH-53直升机进入伊朗领空。90分钟以后，一架直升机出现故障，不久又有一架飞机遇到了沙漠风暴，辨不清方位，只好返回“尼米兹”号。其他6架直升飞机飞到了目的地。“蓝光”队员下了飞机，早先抵达的6架“大力神”运输机给直升机加油。其中有一架直升机在加油时发现液压系统失灵而螺旋桨无法转动，这时能继续执行任务的直升机就只有5架了。原来计划规定要完成任务最低限度需要6架，现在只有5架，怎么办？行动队长贝克威思上校主张压缩营救行动的规模，减少突击队和支援部队的人数，用5架飞机去继续执行任务。但是其他军官不同意，强调突击队没有进行过用5架飞机执行任务的演习，现在贸然去干，风险太大。这时，贝克威思上校感到责任重大，赞成取消这次行动，他通过卫星电话同华盛顿联系，卡特最后不得不下令同意计划取消，立即撤退。

正当“蓝光”突击队准备撤退时，一架“大力神”在黑暗中滑行时撞上了一架直升机，两架飞机顿时爆炸起火，8人当即身亡，4人严重烧伤。火越烧越旺，两架飞机上的弹药箱开始冒烟。如果弹药爆炸，剩下的5架运输机也可能“报销”，那么所有的“蓝光”队员和支援人员全都甭想回去了。贝克威思立即命令抬上4名伤员，所有的人全部上“大力神”运输机，8具尸体留下了，4架完好的直升机扔下不要了。5架美国C-130运输机开足马力全速撤出了伊朗。

就这样，准备了4个多月的营救计划，执行不到4个小时就全部告吹。“蓝光”在伊朗的荒漠中熄灭了。

美国武装营救人质活动失败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巨澜，整个美国乃至全世界被“蓝光”行动弄得沸反盈天。1980年4月26日电视台的头条新闻就是“蓝光”失败的消息。各家电视台争相报道事件的真相、事态的发展和世界各地的反应。从早至晚，全是与“蓝光”有关的内容。这一天，白宫在10个小时内收到了3210个电话和1739封电报。国会议员们激昂慷慨，争相表态。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丘奇和扎布洛基指责卡特事先未同国会磋商，违反了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民主党众议员罗斯强烈要求卡特退出1980年的大选，并“在任内安分守己，不得再轻举妄动”。只有共和党参议院领袖贝克、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以及乔治·布什和尼克松、基辛格等一些有影响的政界人士表示完全支持卡特的行动，并强调“美国公众现在应表现出团结”。国务卿万斯早在营救行动之前因不同意这一行动而提出了辞呈。他认为，派少量军队深入到距本土约6000英里的一个有着3000万人口的狂热国家中去，是不可行的。即使袭击侥幸成功，一些人质也将会遭到伤害；如果他们获救，其他美国人也肯定会被抓起来，许多伊朗人也会遭杀害。

美国的武装营救行动让伊朗政府十分反感，4月25日，霍梅尼发表讲话警告说，如果卡特再次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所有进攻者和人质都将被打死。他命令所有军队、革命卫队和其他安全部队都进入戒备状态。伊朗外长同日对法国和美国记者发表谈话，称美国的行动“是对伊朗进行的战争行动”，“如果美国再次采取类似行动，伊朗将让它的石油流到波斯湾，并放上一把火”。4月26日，扣留人质的伊朗学生发表声明说：“为了使卡特得不到入侵的借口，为了使美国的军事行动毫无结果，决定把人质分散到全国各个城市里继续扣押。”伊朗军方也表示，将对雷达系统进行调整改进，并宣布部队已处于戒备状态，以防美国再次入侵。

1980年7月27日巴列维国王逝世，9月，两伊战争爆发，伊朗政府越来越希望能够尽快解决人质问题。1981年1月19日，经过阿尔及利亚的大力调解，美国和伊朗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伊朗释放全部人质，美国归还被冻结的大约8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1月20日，53名美国人质在卡特中止总统职务前30分钟获得了自由，并且全部交给美方。至此，他们已经被扣留了444天。

人质们被送到位于西德法兰克福的美国空军基地，前总统卡特以现总统里根特使的身份在那里接待了他们。在进行了身体健康检查和事件汇报后，他们飞回华盛顿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国际关系史上一场空前的人质危机，在经历了444个日日夜夜之后终于宣告结束。

2005年6月，伊朗总统大选，德黑兰市前市长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为伊朗总统。然而就在这时，美国政府和当年的一些人质就放出言论，指认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参与当年的人质劫持行动。尽管伊朗政府对此予以坚决否认，但美国政府与这位强硬的伊朗总统内贾德从此就结下了“梁子”。

伊朗人质问题之后，中情局老牌中东情报分析员波拉克写道，挟持人质是针对中情局1953年在伊朗搞政变的“报复行为”。这起陈年往事所波及的不仅仅是卡特时代，而且是一直纠缠着卡特之后的四任美国总统，造成数百名美国人在中东送命，美国同伊朗中断外交关系达6年之久。

没有想到6年以后，一起“伊朗门”事件，让美国和伊朗这一对“老朋友”又走到一起了。

“伊朗门”事件

从1984年开始，西方国家驻黎巴嫩的一些外交人员、记者和教师等连连遭绑架，这些被绑架的人当中有7名美国公民。美国为了使人质获释，曾想通过叙利亚同绑架人质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接触，因为该组织的活动范围由叙利亚控制。但“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却提出要美国帮助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法国和科威特等地的黎巴嫩战俘为条件，否则不但不释放美国人质，还要将人质逐个处决。几天之后，他们果然处决了巴克利。这使美国政府对叙利亚失去了信心。

后来美国发现，真正能够控制该组织的是伊朗的“伊斯兰解放运动”，于是，美国政府便派中间人暗地试探霍梅尼政府的反应。伊朗政府反应消极，因为在霍梅尼的眼中，美国仍然是“犯罪的西方”，是“魔鬼撒旦”。

1985年6月14日，黎巴嫩“真主党”的同伙又在从雅典前往罗马的途中，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第847号班机。恐怖分子从人质中认出了美国海军潜水员罗伯特·斯特塞姆，就把他给枪杀了，将他的尸体丢在停机坪上。几天以后，环球航空公司第847号班机上活着的人质从大马士革回到了美国，这件事使美国人想到，这实际上是伊朗在背后操纵的结果。因此，美国政府就想再次通过伊朗对黎巴嫩施加影响，促使被扣押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恢复自由。

通过中间人进行试探，伊朗暗示，期望得到前国王巴列维在美国购买的一批战斗机的零部件，以便恢复使用这些早已被搁置的飞机。

美国同伊朗中断关系六年了，白宫感到无从下手。以色列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戴维·金奇就建议，美国政府可以利用在伊朗长期活动的军火商考柏·宁格蒂来做这件事。里根总统安全顾问麦克法兰及其助手与伊朗代表进行了极为隐秘的会谈，然后由以色列人担保，以一飞机军用物资交换一名人质的原则，分别于1985年9月、1986年7月和11月换回了三名美国人质。

这件事为什么如此顺利呢？原来在1985年7月底，霍梅尼召见伊朗几个回国述职的驻外大使。他说：“为了伊朗的国家利益，如果华盛顿表示愿意改变它的政策，同美国接触也是可以的嘛。”

霍梅尼的这次谈话很快传到了美国驻贝鲁特外交官那里。他觉得这是一个信号，就马上报告了里根总统。里根总统立即与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国防部长温伯格以及国务卿舒尔茨进行磋商。大家认为，同伊朗接触不仅可以给人质获释带来希望，而且还可以打开与伊朗建立关系的大门。由于此举关系重大，将直接影响美国人质的安全和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利益，因此就由麦克法兰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去同伊朗人沟通。

1985年9月3日，麦克法兰在伦敦会见了充当媒介人的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戴维·金奇。金奇是一位外交老手，他替伊朗担保，一旦美国交付了一飞机的军火，24小时就会有一名美国人质获释。不久，由以色列人驾驶的一架飞机，载着反坦克导弹、飞机零部件和弹药飞抵德黑兰。此后，美国人质陆续获释。

到1986年11月2日，已经有3名美国人质获释。据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赖特透露，截至当时，伊朗为购买武器向美国支付了1200万美元。但据美国司法部长透露，伊朗支付购买武器的金额约达3000万美元。

然而，就在1986年11月2日，黎巴嫩《船桅》周刊披露了麦克法兰秘密访伊和运送武器事件。11月4日，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也公开了麦克法兰访问伊朗的秘闻。以武器换人质的秘密交易，涉及到美国对恐怖活动和两伊战争的态度。美国过去绝不向恐怖分子屈服，也不同他们谈判，更不要说卖武器给他们。因此，以武器换人质的事件一经曝光，美国国内一片哗然，里根政府的声望急剧下降。这就是当年的“伊朗门”事件。

国会马上成立了“总统特别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委员会也举行了多次联合听证会，里根总统的态度不得不由公开否认走向承认是“一个错误”，撤回了对与事件有牵连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盖茨的任命。

1990年6月，已经辞职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也被定有罪。

据后来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整个“伊朗门”事件中，中情局一直是积极参与者。前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就直接参与了“伊朗—尼加拉瓜”计划。他不仅提供情报人员，还称赞尼加拉瓜行动是“最重要的秘密行动”——因为伊朗一直在为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提供军火。

“伊朗门”丑闻虽然成为里根任内最不光彩的一页，但它却又一次拉近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从而重新打开了两国外交的大门。

2005年6月，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并于2009年连任以后，美伊关系又进一步恶化。2010年6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核问题通过了包含制裁内容的第1929号决议，对伊朗实行自2006年以来的第四轮制裁。

部分西方分析人士称，伊朗多次开展导弹试射，似乎要展示其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实力。截至目前，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盟友以色列尚未排除武力打击伊朗核计划的可能。

美伊交恶，恩怨难了——中情局“功不可没”。

第十四章 兵犯越南，玩火自焚终无赢家

法国人即将失去越南，中情局立即从菲律宾秘密派遣一支行动小组进入越南执行破坏任务；中情局长对越南傀儡政权的评价是：“吴庭艳的确是个‘畜生’，但他是我们的畜生。”破坏“胡志明小道”，成立“人民行动队”暗杀越共和北越游击队员——中情局在越战中战功赫赫，然而总统尼克松却撤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

中情局说“美国不应放弃越南”

20世纪中情局在亚洲的“最佳业绩”，就是在越南战争中的表现。

美国人的越战从1961年开始到1975年正式结束，长达14年之久，是当年美国在印度支那最长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当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次时间最长的对抗。这场战争在美国前后经历了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五位总统。

二战前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中曾一度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进入河内市，在越南北方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简称“北越”）。法国则扶持保大皇帝在南方的西贡市立国，于是北越和法国进行了长达9年的法越战争。从这时起，中央情报局就介入了这场战争。

1950年，美国开始向法国提供军事援助，到1954年为止，美国已经承担了这场战争78％的费用。美国把越南战场视为遏制共产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53年4月，艾森豪威尔就批准了一项决议：“立即租借给法国6架巨型运输机在印度支那使用，并由民航飞行员驾驶。”为了保密，他让艾伦·杜勒斯主政的中情局处理此事。

由于美国人的大力支持，这场法国人和越南人的战争变得异常残酷。直到1954年5月7日，越南人民军经过55个昼夜的浴血战斗，才夺取了奠边府，迫使奠边府的法军投降，整个印度支那战局因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日内瓦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法国国家元首孟戴斯·弗朗斯就建议把法国的军事力量限制在北纬17度线以南。法国人的这种让步，让苏联和中国代表团很是惊喜，但他们还是向法国人讨价还价，达到最后把法国人赶出越南的目的。

中情局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向国会提出报告。中情局在报告中说：美国的军事援助对法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越南是西方在亚洲抵御共产主义势力的前沿，“基于这些原因，美国不应放弃越南”。

当时艾森豪威尔反对通过谈判来解决印度支那战争。他担心越南会落入共产党的手里，东南亚随之会发生“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敦促美国出兵干涉，并且要求作出估计，一旦美国在越南使用原子弹，将会引起什么后果。国务卿杜勒斯、副总统尼克松、国防部长威尔逊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陆军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将军除外）等白宫全体成员，都赞成动用核武器。美国空军参谋长特文宁说：“如果当初在奠边府使用战术原子弹，就能清除那里的共产党，高奏《马赛曲》了。”

但是，艾森豪威尔不同意采取这种极端手段。他说：“我不愿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第二次对亚洲人使用原子弹，这将可能使美国在亚洲和整个第三世界被置于屠夫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我痛恨原子弹那个可怕的东西。”

中情局支持了艾森豪威尔的观点。1954年6月15日，中情局在一份情况估计报告中指出：“中国人将不惜任何代价，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军事行动来防止越盟的灭亡。美国在印度支那使用核武器只能加速中国作出是否参与越南战争的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情局提出建议，美国应取代法国在越南收拾残局，扶植新的南越傀儡政权。

1954年7月20日，由法国、英国、苏联、中国、柬埔寨、老挝、南越和北越共同签署了《日内瓦停火协议》（即《日内瓦协议》），一致同意在越南举行全国性的公民投票选举。但是美国代表没有在这份协议上签字。不过美国副国务卿、中情局前局长史密斯在代表美国发言时说，虽然他的政府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但美国不会使用武力来破坏协定。在法国撤离印度支那的过程中，美国将逐步填补这里的“真空”。根据日内瓦会议的决定，老挝和柬埔寨独立，越南沿北纬17度线分为两部分。北部是由胡志明领导的共产主义国家，南部是由保大国王统治的越南王国。

在法国人还没有完全撤离时，美国就已经派出人员进入越南。在日内瓦会谈期间，兰斯代尔上校就作为中情局的第一批人员，以军事顾问团成员的身份来到西贡。中情局长杜勒斯给他的指示是，悄悄进入越南，尽可能不去激怒法国人，要疏远他们。他当时给兰斯代尔的任务是，建立和扩大军事顾问团，以便“开展反对敌人的准军事活动，展开心理战”。

兰斯代尔来到越南后，向法国提出建立中情局驻越办事处，但遭到了拒绝，中情局驻越人员只好仍混迹于军事顾问团里。美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起初是中情局与军方的混合机构，实际是由中情局把持，中情局特工以军方人员的身份在越南活动。随着美国在越南扩大军事介入，该机构成为美国军方驻越指挥中心，中情局才建立了驻越情报站。

兰斯代尔在菲律宾秘密训练一支行动小组，由南越军队官兵和10多名中情局特工组成，然后由美国海军船只送入越南北方。他们穿上老百姓的服装进入越南北方，前往河内散布谣言、制造混乱，执行破坏任务。当时这支行动小组的任务一是摧毁河内最大的一家印刷厂，不过后来被越盟的部队挫败了。二是进行所谓的“黑色心理战罢工”，以越盟的名义散发传单，宣布放假三天，并且公布虚假的所谓“货币改革纲要”。他们的这一行动取得了成功。第二天，越盟的货币贬值50％，河内的大多数人走上街头欢庆“假日”。三是在越盟接管政权的前一天夜里，潜入河内的汽车燃料库，将汽油弄脏，以便使汽车发动机逐渐毁坏。

这支行动小组的破坏活动前后持续了7个月，结果大部分人被抓获，成了河内谴责美国人的铁证。

《日内瓦停火协议》签署后不到一个月，中情局在一份报告中说：“如果按原定计划于1956年7月举行全国性的大选，胡志明如果不对越南的政治前景持偏见态度的话，那么他还有可能会在选举中获胜。”

连艾森豪威尔本人也承认：“我同熟悉印度支那事务的人交谈，他们无不认为80％的人会投共产党胡志明的票，选他为领袖。”

于是，美国政府就在南越政府中寻找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当年9月，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与兰斯代尔一致看中了南越的吴庭艳，认为他是抵制共产党势力的一张王牌。于是中情局就立即向艾森豪威尔建议：“应该尽快向吴庭艳表态，才有可能使他在南越取得成功。”

艾森豪威尔总统接受了中情局的这一建议，于1954年10月23日亲笔写信给吴庭艳，明确表示了美国对他的支持。

吴庭艳出生于越南阮朝的首都顺化，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创建了一个秘密的政党。1944年夏天，法国人宣布吴庭艳为颠覆分子，准备逮捕他，于是他逃到西贡。胡志明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越盟开始与法国人时常冲突。吴庭艳试图前往顺化，但是在途中被越盟逮捕，流放到边境地区的一个山村。6个月后，他被带到河内见胡志明，但是他拒绝加入越盟。1950年，越盟缺席判处他死刑，而法国人也拒绝保护他。胡志明的特务试图在他前去拜访他的二哥时将他杀死。于是吴庭艳在1950年离开越南流亡美国。1951年，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接见了他，后来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回到了越南。

1954年，吴庭艳到达西贡，受到中情局驻西贡军事顾问团团长兰斯代尔上校的欢迎。很快美国政府就授意保大皇帝任命吴庭艳为总理。

这时，南越的“美国化”已经开始了。美元取代了法郎，英语逐渐成为该国第二种语言。吴庭艳除了任总理外，还在寻求取代保大的国家首脑以及部队总司令的职位。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吴庭艳终于于1955年10月通过政变，当上了“越南共和国”（南越）总统，成了南越反共集团的头领。越南南方进入了“吴庭艳时代”。

吴庭艳是一位真正的独裁者。吴庭艳集团对南越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残暴统治，激起当地民众的强烈愤慨。1960年底，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各派政治力量要求以武力推翻吴庭艳政权，统一南北两方。

艾森豪威尔接见吴庭艳

1961年上台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继承了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吴庭艳，绝对不能让越南北方统一全国。因为从1959年开始，北越就决定武装统一越南，并派遣大量军事人员前往南越组织武装颠覆。

1961年5月，为了支持吴庭艳政府，肯尼迪派遣了一支代号为“绿色贝雷帽”的100名美国特种部队官兵进入南越，开启了美军战斗部队进入越南的先河。历时14年之久的“美越之战”由此拉开序幕。

1961年底，第二批400名美军士兵作为教官到达西贡。在不到一年左右的时间，美军在越南南方的数量就增加到了1.2万人。

在美军的支持下，吴庭艳的南越军队以西贡市（今胡志明市）为中心，对周围各省进行军事扫荡，围剿越南人民武装，同时加紧建立所谓的“战略村”，隔断南越人民武装和共产党与民众间的联系。他们强行驱赶农民离开自己耕种的稻田和村庄，把他们集中到“战略村”里。凡是不愿离开的，就向他们的稻田里撒化学毒剂，让他们的庄稼无法生长。他们在这些“战略村”周围设置多道屏障，到处是尖桩地带、壕沟、土墙、地雷带等，出入口由哨兵把守，并且在“战略村”里进行大清洗。

当时村子里的首领以每天一人的速度失踪。他们残缺的尸体在地下、河岸和洞穴里被找到，脖子上缠着一个标有“人民的敌人”的标签。到了1959年底，“政治犯罪”的频率达到每天10起，到1969年末，已上升到平均每天25起。1960年至1961年间，至少有1.8万名越共人员被处死，1.4万人被捕入狱等待审判，通常最终被判处死刑。到吴庭艳下台时，约有5万人被处死，7.5万人被关押。

肯尼迪政府开始对吴庭艳集团的做法不大放心，就暗中指示有关人员调查吴庭艳集团的执政情况。实际上，吴庭艳当时在越南很不得人心，几乎遭到了所有社会阶层的反对。他一无军队，二无警察，三无政府，不过他得到了兰斯代尔上校的支持，以及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战争宝库中的金钱、人力、武器、训练、宣传和政治方面的帮助。

为了扶植吴庭艳政府，兰斯代尔在北越活动的各路人马煽动北越天主教徒以及被法国人抛弃的信奉天主教的军队逃往南方。中情局驻西贡的军事顾问团向越南天主教徒许诺，如果他们愿意移民，就会得到土地、房屋和贷款。中情局组织散发了伪称是越盟的传单，对越南民众进行恐吓。

中情局各组散布“中共军队强奸越南姑娘、对村庄进行烧杀抢掠”的谣言，还散发各种传单，散布美国可能使用原子弹，河内和北方各城市必将毁灭干净等言论。在长达10个月的时间内，中情局为被它诱惑的北越人免费提供交通，由中情局安排航空运输公司的飞机和美国海军的军舰，将100多万北越人连恐吓带诱惑赶到越南南方。

在这场大欺骗行动中，美国海军军医汤姆·杜利中尉是个“显赫”的人物。他在越南海防市组织了3500名天主教徒集会，要求到南方去。他利用医生这个人道身份作伪装，在美国的报刊上写文章，捏造越盟开肠破肚残杀了1000名孕妇，用竹棍敲打赤身裸体的神父的睾丸，用筷子插进儿童的耳朵不让他们听到上帝的声音等等耸人听闻的谎言，欺骗美国国内舆论。直到1979年调查他的罗马天主教圣徒身份时，他作为中情局特工的真相才被揭露出来。

虽然天主教在以佛教为主的越南南方人数极少，但他们却成为吴庭艳政权的社会支柱。通过欺骗行动搞到的100万人口增强了吴庭艳的实力。

在古巴“猪湾事件”后，肯尼迪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特种战争”和“特种部队”。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原有的特种部队名存实亡。肯尼迪决心重新组建，亲自给予指导。由于西方没有关于游击战的理论著作，他开始研读毛泽东和格瓦拉在游击战方面的著作，并把这两种书指定为有关军事人员的必读书。在泰勒的帮助下，他扭转了美国军事领导人的抗拒情绪，在北卡罗来纳州建立和训练了一支特种部队，装备与人员在短期内迅速增加了五六倍。不久，海、空军也跟了上来，海军发展两栖部队和水下破坏队伍，并仿效越南渔船建起了一支船队，在越战中专门骚扰越共的海上供应线。在空军中建立了支援丛林战争的运输机队以及称做“森林杰姆”的突击队。海军陆战队员增加了1.5万人，全部接受游击战训练。国防院校的课程中增加了游击战与“反暴乱”行动的科目。

特种部队是肯尼迪的得意之作。他对其装备细节都亲自过问：下令都戴“贝雷帽”；以轻便胶鞋代替笨重军靴以适应丛林泥泞土地，后来又指示给胶鞋底打上铁钉以应付南越武装设置的蒺藜；还指示为身材矮小的南越士兵专门设计了更轻便的战地收音机以及火力相同而枪身较短的步枪等等。这支队伍不但要执行军事任务，而且要执行文职任务。他们要能在丛林、乡村以及敌后生活。据说肯尼迪经常引用毛泽东关于战士与老百姓应是“鱼水关系”的话。他知道游击战争的力量在于群众的支持，因此，他的计划不是依靠大量投入美军作战，而是以少而精的特种部队，和越南人民建立“鱼水关系”来打败越共。但在这一点上，作为侵略越军的美军注定了这一尝试必然彻底失败。

由于吴庭艳拒绝在南越实施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使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吴庭艳政权，西贡的局势日益恶化。中情局情报人员从西贡发回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吴庭艳在南越实行独裁专制政策，使南越的知识分子阶层和社会中坚力量与现政权离心离德；吴庭艳把国家权力集中在自己一个人手里，把一些在政治上有影响的伙伴推到了对立面。1961年再次来到越南的兰斯代尔也发出了警告：吴庭艳和他的负责南越秘密警察的兄弟吴庭儒联合镇压反对力量，在南越内部产生了不安定的情绪，政局相当动荡。

兰斯代尔对吴庭艳逐渐失去了信心，认为这是一个扶不起来的政府。但肯尼迪没有理会中情局来自南越的情报分析，而是派出总统军事代表、后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将军和白宫班子成员罗斯托去东南亚，对急剧恶化的南越局势作出正确估价。

泰勒和罗斯托都是持强硬路线的鹰派代表，二人在西贡及周围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后，11月份向肯尼迪作了汇报，要求首批向南越派出8000名美军人员，以后再增加到20万人；还要求向南越派出大规模的美国顾问团，并对吴庭艳政府进行改组。泰勒认为，越南并非不适合打仗，但不派军队便不能完成美国挽救南越反共政权的计划（此前，吴庭艳政府已要求美国派出战斗部队去越南）。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也坚决要求派遣美军去南越参战。

泰勒和罗斯托的报告提出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顾问和其他白宫的“新边疆”人物均表示赞同，只有副国务卿鲍尔和主持老挝谈判的哈里曼等少数人提出谋求政治解决的主张，反对出兵东南亚。

另一些行政官员对泰勒调查团的建议是有取有舍的。他们赞成扩大军援，但反对派遣战斗部队。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国务卿腊斯克。他告诫说，美国不应把新的威望赌注押在一匹看来要输掉的赛马上。不过，他们都赞成军方提出的其他军事干涉措施。

11月5日，肯尼迪决定实施泰勒调查团除派遣战斗部队以外的建议。这个决定事实上确立了美国后来近三年的越南政策：用美国战斗支援部队和数量急剧增加的军事顾问，直接协助西贡政权作战，争取打败乃至消灭解放武装。

不过，兰斯代尔少将还是支持建立“战略村”、实施政治经济改革的计划。他和中情局的官员们认为，与越共争夺的关键在农村，中情局驻西贡站站长科尔比支持这一观点，并搞了一些“试验点”，肯尼迪死后，“战略村”名存实亡，中情局所从事的军事活动也逐渐转交给美军司令部。

1961年12月，肯尼迪准备派出军事代表团去西贡，同时命令国防部准备派遣美军去南越。不久，大量的陆军车辆、直升机和B-26型轰炸机在南越集结，大批的美国特种部队踏上了南越的土地。在泰勒和罗斯托提出报告后的15个月的时间里，美国陆军部队在南越大动干戈，美国空军也出动飞机轰炸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阵地。随着美国军事力量在越南的急剧增加，原先的军事顾问团升格为美国驻南越军事援助司令部。

中情局尽管对白宫在越南采取的政策存有种种疑虑，但他们仍然死心塌地为美国政府效力，妄图赢得这场战争。在南越各地的中情局秘密特工人员千方百计地施展各种手法笼络当地人，从他们那里了解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民解”）的活动情况，直接为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提供情报，以配合美军在南越的军事行动。

1963年初，吴氏兄弟公开表示美国应减少驻越人员，结果引起了美方的强烈不满。美、吴之间的矛盾导致吴庭儒在1963年春同北越和“民解”秘密接触，试探“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他认为只要对美国人下逐客令，北越就很可能尊重自己兄弟二人在南越的统治地位。中情局驻西贡情报站获悉了吴庭儒的这一举动后，马上报告了白宫。

不过吴庭艳又一相情愿地认为，美国派遣军事人员来南越参战，是对他个人及其政权表示支持，因而更加肆无忌惮地镇压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甚至对佛教徒也横加摧残。他派兵进攻和占领了许多佛教寺院，逮捕了上百名佛教僧侣，使已经混乱的南越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

1963年5月，在佛祖释迦牟尼诞辰2587年纪念日那天，吴庭艳派兵干涉古都顺化佛教徒的佛事活动。吴庭艳的士兵在顺化市开枪打死9名虔诚的佛教徒。为抗议吴庭艳政府的野蛮行径，6月11日，佛教界德高望重的广德和尚在繁华的西贡街头将汽油浇在自己的身上，盘膝而坐，点火自焚。一些僧侣团团围住他，以自焚身亡表示对吴庭艳迫害佛教徒的抗议。由于佛教协会提前通知记者到场，这一事件在全世界，包括在美国国内引起巨大震动。后来，又有一些和尚相继效仿，相继发生了七起僧尼焚身自杀事件。

8月21日，吴庭儒命令他的特种部队在半夜偷袭佛教徒的寺庙，他们使用了机关枪和催泪弹。

当时南越负责对外宣传的是吴庭艳的弟媳陈丽春。由于吴庭艳一生没有结婚，于是陈丽春就成了南越的“第一夫人”，外号“龙夫人”。陈丽春虽然年轻漂亮，却以狠毒残忍著称。当西方记者问及僧尼自焚事件时，“龙夫人”竟然毫不掩饰地说，这是“和尚烤肉”，是“烧烤表演”。“让他们烧死，我高兴得鼓掌”。

“龙夫人”此语一出，极大地震惊了美国政府。肯尼迪亲自写信训斥吴庭艳，警告他不要乱来。得意忘形的吴庭艳非但不听，而且派“龙夫人”到美国巡回演讲，大骂肯尼迪不够意思。肯尼迪猛然醒悟，必须在南越“换马”，否则后患无穷。于是他下令中情局，着手“解决”吴庭艳。

1963年的夏季，在华盛顿召开的几次反暴乱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对如何处理吴庭艳及其声名狼藉的亲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中情局局长约翰·亚历克斯·麦科恩力保吴庭艳。他争辩说，吴庭艳的确是个畜生，但“他是我们的畜生”。

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不同意推翻吴庭艳，他曾公开称吴庭艳是“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是我们在那里的独生子”。

但是，自从8月21日吴庭儒派兵袭击了寺庙后，吴氏兄弟的命运也就决定了——8月24日下午，由哈里曼、远东事务助理罗杰·希尔斯曼和总统顾问的助手迈克尔·福雷斯特尔3人共同起草了一份电报，准备发给新任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电报中授权洛奇转告一些南越高级将领，如果他们能推翻吴庭艳政权，美国将承认他们组建的新政府。电报还要求这些军事将领们迅速把吴庭儒夫妇赶下台，否则，美国不可能继续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南越政府。

电报稿拟定了之后，却找不到人签字。这一天刚好是星期六，大多数官员都离开了华盛顿。起草电报的这三个人四处寻找各方面的头头签字同意。肯尼迪最后批准了，但条件是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也必须同意。国务卿腊斯克同意了，但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邦迪都不在，是由他们的副手签字的。中情局方面是由赫尔姆斯签名的。电报就这样发出去了。

可是，当这些头面人物在周一回到华盛顿并得知电报的内容后，都非常恼怒。随之而来的是激烈的辩论会和混乱的状况，总统肯尼迪惊呼：“我的上帝啊，我的政府已经四分五裂了！”

在这期间，白宫的态度摇摆不定。批准搞政变的电报先是收回，继而又恢复生效，让西贡那些准备搞政变的将军们不知所措。于是，肯尼迪派了一个使团去西贡调查那里的实况，但他们却带回了两种意见：海军陆战队的克鲁拉克将军断言那里的战争进行得很顺利，而国务院的约瑟夫·门登霍尔则报告说那里的政权正在崩溃。肯尼迪哭丧着脸说：“天哪！你们去的是同一个国家吗？”

就在华盛顿争论激烈的时候，南越总统特别军事顾问杨文明将军找到中情局驻西贡站站长约翰·理查森，向他汇报了准备暗杀吴庭艳兄弟的计划。理查森马上把杨文明的计划报告给洛奇大使和中情局总部。

9月5日，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得悉杨文明的暗杀计划后，认为中情局不应参与暗杀行动。尽管麦科恩不赞成政变，但还是执行了白宫的指令，“向西贡的南越军方首领们表明了美国支持政变的态度”；后来中情局驻西贡站还对那些政变的南越军官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美国驻南越大使洛奇是肯尼迪的亲信，他的意见很有分量。当时他向白宫报告说，吴庭艳是阻碍美国赢得战争胜利的绊脚石，他催促华盛顿尽快支持反吴庭艳的将军们。肯尼迪最终按照这个口径批准支持政变。

1963年11月1日中午，西贡爆发内乱，南越政变开始了。卢西恩·科宁带着美元赶到了政变司令部对那些将军们说，这些钱是用来抚恤在政变中丧命的弟兄们的。这时，头戴红巾的政变部队在西贡一路杀过去。次日凌晨，18辆坦克冲进总统府。吴庭艳两兄弟和他们手下为数不多的卫兵在总统府一直死守到黎明。吴庭艳见大势已去，就亲自打电话给政变的将军们，同意投降。直到这时，科宁才离开政变司令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大约10点钟，科宁又来到政变司令部，他这次来是奉肯尼迪之命，探听将军们准备如何发落吴庭艳。将军们告诉科宁，吴氏兄弟已经从总统府通过地道逃到郊外的堤岸市。吴庭艳逃生后，随即派密使与政变头目谈判。政变军队称，只要吴庭艳交出政权，就可到美国养老。吴庭艳兄弟信以为真，从藏身的天主教堂出来，被政变士兵捕获后，在装甲车里被乱枪打死了。两具尸首遍身弹痕和刀伤，痛恨他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后来，赫尔姆斯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一个人在政变中被杀，我可说不清这到底算不算是暗杀。对于吴庭艳之死，我们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出于非常简单的政治原因，吴庭艳死在他自己同胞的手中，要是不发生这次死人事件，而是采用其他方法让南越政权变更的话，那就更理想了。”

吴庭艳一死，西贡的政局变得更加动荡不定，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六次军事政变和政权改组，形成了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一个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

中情局在“胡志明小道”上空播撒碘化银

1963年下半年，越南战场军事形势恶化，肯尼迪政府考虑加大攻击北越的力度，但是面临着1964年的大选，他又不敢公开攻击北越，于是只好利用中情局加强秘密战。没有想到，几天以后，肯尼迪就在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了。这时离吴氏兄弟二人的死才20天时间。

11月24日，白宫的新主人约翰逊召开关于越南问题的会议，把肯尼迪将越南引向战争冒险行动的全班人马都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美国驻越南大使洛奇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中情局局长麦科恩也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不要继续在越南打下去。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什么争论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会议结束后，由约翰逊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向报界宣布：约翰逊总统将沿袭前总统肯尼迪的政策，把越南战争打下去。

白宫的新主人既然下了命令，中情局就闻风而动。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中情局前中东问题情报分析专家罗伯特·W. 科默设想了一个代号为“长生鸟”的计划：训练越南人从事各种秘密行动，中情局则集中精力对搜集到的情报进行分析。科默提出，中情局和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联合进行情报协调和开拓。为此，中情局特地派出得力干将科尔比去西贡，负责“长生鸟”计划的日常工作。

1964年1月，约翰逊正式批准了这项计划，即“34-A行动计划”，自2月1日起实施，主要内容为：派U-2型侦察机和地面特务搜集北越情报；用空投和海上进入的突袭队破坏北越沿海地区重要的交通线；派遣南越鱼雷快艇，在中情局和“绿色贝雷帽”的陪同下，袭击人民军海、空防设施。

中情局开始向越南北方空投特务，总共空投了八次，多数小组保持着地空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此外，秘密战还有两项内容：一是伙同万象政权对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和老挝战斗部队进行轰炸。美国在老挝组织了一支由几十架美制T-28型战斗轰炸机组成的空中力量。这些飞机全都涂有老挝王国空军的徽号，其中多数属于中情局，由美国驻老挝大使控制下的美国和泰国飞行员驾驶。轰炸从1964年春开始，由一支代号为“美国佬小组”的美国海空军侦察机中队为其确定目标。二是派出无线电监测船只，搜集和窃听越南沿东京湾一带的各种通讯。

美国的秘密战，遭到越共更频繁、更猛烈的反击，波来古、新山一等空军基地遭到毁灭性炮击，美军军官宿舍挨炸。

1965年3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美国驻西贡使馆外引爆了汽车炸弹，许多人受重伤，其中包括中情局驻西贡情报站站长。约翰逊政府随之开始对北越实施大规模空袭，并向越南大量增兵，20多万美军作战部队正式参战。

此时，中情局在西贡的情报官员已达400人，成为中情局在海外最大的情报站。在头顿有一个搞清乡扫荡的绥靖工作训练中心；在岘港有从事34-A秘密行动的船舶基地；另外还有一支由中情局训练和武装的苗族人军队。

在中情局内部，有许多人对越南的前途悲观失望，不愿去那里工作，但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去挽回已经不可挽回的局面。1964年，在计划部任远东处处长的威廉·科尔比（1973年后，他升任中情局局长）为在越南工作的中情局人员制定了轮换制度。他想在中情局局内实行官员轮流去越南服务的制度，理由是“把这个危险而困难的任务更公平地分配给其他地区处，让大家共同来分担在越南的重任”。科尔比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局长麦科恩。麦科恩冷冰冰地抢白道：“科尔比先生，总统认为越南是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要求我们派遣出类拔萃的人去那里工作。你必须派我们质量最高、最好的人去，并把他们留在那里。我可不愿再听到别人说，让不称职的人到那里去分担责任等诸如此类的话。”

1963年11月，中情局提出运用人工降雨的手段来对付“胡志明小道”，在“胡志明小道”上空播撒碘化银制造暴雨，引发洪水，阻断交通。但在具体行动中却与美国空军合作得很不顺利。中情局指责空军干活儿粗糙，质量不高且不彻底，空军却认为中情局是鸡蛋里挑骨头，充满受中情局摆布的怨气牢骚。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胡志明小道”上先后动用飞机2600多架次，投放催化弹7400多枚，耗资2100多万美元，参加人员达1400多名。

在柬越边境“胡志明小道”的越共游击队单车补给队

1965年，中情局驻西贡情报站成立了“人民行动队”，训练南越反攻骨干力量。受训后的南越人被派往农村，与越南南方的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对抗。在“人民行动队”成立后的5个月里，“人民行动队”的小分队共打死了150名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人员，俘虏了200多名，而他们自己只有6人死亡，20人受伤。中情局为此趾高气扬，在华盛顿也觉得风光多了。然而，“人民行动队”很快被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看中了。泰勒将军对中情局训练南越人的计划很感兴趣，1966年11月，驻越军援司令部终于把“人民行动队”接管过去。为此，中情局一直耿耿于怀。

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们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的这场战争悲观失望，这不仅使中情局与驻越军援司令部之间矛盾丛生，而且与空军、白宫以及美国政府中的其他机构的关系也很紧张，此时的中情局简直成了孤家寡人。

中情局驻西贡站站长理查森原先与吴庭艳兄弟俩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他强烈反对美国同意南越的将军们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吴庭艳政权。这件事使洛奇大使十分恼火，他经过一番幕后工作之后，终于迫使中情局将理查森召回美国。1964年，皮尔·德西尔瓦接任西贡站站长。

此时，中情局局长麦科恩认为，在越南战争中遇到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他不希望新任站长德西尔瓦与洛奇之间再发生类似不愉快的事情。

在肯尼迪任总统时，他每天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中情局送来的情报简报。约翰逊当总统后，与肯尼迪大相径庭，他只是在工作之余，才浏览一下中情局送来的简报。最后，他索性减少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决策会议的人数，在每周一次的工作午餐上，也不邀请麦科恩参加。

总统的冷遇让麦科恩心里很不是滋味。麦科恩是企业家出身，腰缠万贯，他还有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他认为既然自己和总统的关系不融洽，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中情局担任这徒有虚名的局长，于是麦科恩辞去了局长的职务。

1965年4月，约翰逊任命已退休的海军中将威廉·雷伯恩出任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为副局长。

雷伯恩对国际事务孤陋寡闻，对情报业务更是一窍不通，加上他的态度又蛮横粗暴，引起了中情局很多人的不满，有人甚至嘲弄他，有关雷伯恩愚蠢的笑话很快在局内流传开来，后来竟然上了报纸，这使赫尔姆斯很难堪，白宫也知道了这些事情。所以，每当总统顾问邦迪打电话通知雷伯恩去白宫参加会议时，总要加上一句话：“总统要局长带赫尔姆斯先生一起参加会议。”雷伯恩对此很不舒服，因而，对赫尔姆斯很是嫉妒。

就在约翰逊任命雷伯恩为局长之前，特地将赫尔姆斯召去，坦率地对赫尔姆斯说：“我让雷伯恩去中央情报局只是暂时的安排，我让你参加所有的会议，当你能接过这副担子时，就任命你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结果，雷伯恩在中情局局长的位置上只待了14个月，就下台了。中情局总部的人员说，雷伯恩在局长任内留下的唯一有影响的一件事，就是禁止了中情局自助餐厅卖白面包，因为他吃惯了海军常吃的那种黑面包。美国情报界认为他是历任局长中最无能、最无作为的一个。

1966年6月18日，约翰逊正式任命赫尔姆斯担任中情局局长，他是在中情局历史上第一个由普通特工人员逐级升任到局长的人。

赫尔姆斯于1913年3月30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的圣戴维斯城，早年随父亲到欧洲，曾在瑞士和德国求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赫尔姆斯到美国海军预备队服役，后来调入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不久他以海军少校军衔到欧洲战区活动。1943年，赫尔姆斯前往柏林，在艾伦·杜勒斯的手下从事秘密活动。1946年，他以海军上校的军衔退役后，转入美国陆军部战略情报部门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中情局成立后，赫尔姆斯在负责进行秘密活动的计划处工作，先后在该处任副处长、处长，后来又升为中情局副局长。赫尔姆斯从事情报工作20多年，享有“第一流的职业秘密活动家”的美称。

赫尔姆斯上任后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中情局的士气，重现中情局昔日的神威。在前任局长雷伯恩掌舵的日子里，中情局与美国空军部和国防情报局争夺用技术手段来搜集情报的权力时，吃了败仗，元气大伤。

赫尔姆斯清楚地看到，越南战争越打越激烈，美国公众和中情局人员对这场战争的前途越来越沮丧。中情局向白宫和政府其他部门提出的建议和忠告一度被冷落，这就更增加了中情局人员的失望心理。为此，赫尔姆斯不得不运用“中央情报局必须依靠总统支持”这一理论来控制部下。

首先，中情局扩大了训练南越特种部队的活动。这些小分队的任务就是捣毁越共的“下层建筑”，即越共军队的政工部门。从1965年开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的情报站都忙着训练人员去组建设在西贡的所谓“特援局”。到1968年底，在南越西贡的情报站拥有近1000名中情局的谍报官员，另外还有3000人是“订了合同的”。中情局的影响遍及越南的每个省、市、村、寨，而且深入到了老挝和柬埔寨。

1965年1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要中情局对美国出动飞机轰炸北越的海防发表看法，中情局直言相告：“一般人总以为，螺丝拧得再紧一点，可能会削弱敌人抵抗的决心，迫使对方乖乖地坐下来谈判，但是，我们并不相信轰炸海防会有这样的效果。”

1966年，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进一步断言：轰炸北越仅仅产生了一种边际效应，中情局并不期待这次空袭会产生大的结果。赫尔姆斯曾私下对一名同事说：“我们确确实实不该卷入这场战争，我们不必同那些只图背上有一袋大米就心满意足的人去打仗。”此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对待轰炸北越的问题上的观点与中情局不谋而合了。

中情局和“凤凰计划”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政府开始对这场战争的结局产生了怀疑。对方到底有多少兵力，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因为当时中情局和军方得出来的结论有很大的差距。中情局派一个叫萨姆·亚当斯的人对双方的兵力情况进行分析，希望给白宫提供一个能靠得住的数据。萨姆·亚当斯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在中情局从事非洲问题的分析工作。

1967年，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估计，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包括正规军、游击自卫队、服务队和政治干部在内，总人数是27万。亚当斯从1966年缴获的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的文件中发现，敌军士兵中开小差的现象十分严重，亚当斯得出结论：敌军士兵每年开小差的人数是5万至10万。如果把这一数字同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统计出来的敌军死伤、俘虏等15万人的数字相加，那么目前敌方的兵力已所剩无几了，最多不超过7万人。果真如此，打垮敌人便成了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严峻的战场态势使亚当斯对此事将信将疑，他决定作进一步的调查。

亚当斯从调查中发现，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统计的只是身穿军服、头戴小红星软木遮阳帽的正规部队，其余武装力量都没有计算在内。实际上近年来的敌方人员变化很大，除正规军外，还有33万人的游击队。

1968年1月29日深夜，北越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军队发动了规模巨大的新春攻势。他们向6个大城市以及所有省会城市的美国和南越政府军基地发起全面进攻，顿时使美军在战场上陷入了十分被动的防御地位。当时越共在南方战场上投入了近70万的兵力。这次“新春攻势”持续了两个多月，给美军以空前的重创。

1968年2月4日，也就是越共发动“新春攻势”的第6天，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召见了乔治·卡弗。麦克纳马拉说，他复查了所有来自越南的有关敌方军事行动的报告，发现敌人兵力的总数要比中央情报局和军方一致同意的数字多一倍。麦克纳马拉要求乔治·卡弗重新估计一下。

这时，中情局的一些情报分析专家准备把统计出来的确切数字公布于众。他们意识到，如果再对军方妥协的话，中情局的名声将会一落千丈。赫尔姆斯也认为中情局应抢先一步，争取主动。此时中情局内部却刮起了一股风，要把亚当斯开除出中情局。亚当斯感到彻底绝望了，他主动提出辞职。

1968年2月，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向白宫请求增派20.6万名美国士兵到越南，赫尔姆斯向特别小组的成员介绍了中央情报局关于越南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分析报告，赫尔姆斯最后作出的结论是：“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在今后的10个月，整个越南形势最多只能保持敌我双方相持的态势。”3月底，约翰逊向高级顾问小组征求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高级小组的成员接受了中情局的观点，断定美国不应再继续卷入越南战争，应该撤军。

4月1日，约翰逊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他并不谋求担任下届总统，他要在本届总统剩下的任期不多的时间里，致力于寻找一条结束越南战争的道路。

为了挽救战场上的颓势，从1968年7月开始，西贡政权和中情局开始实施一项以逮捕、绑架和杀害民解基层干部为内容的“凤凰计划”。

1967年底，威廉·科尔比在中情局当了近5年的远东科科长后，被借调给国际开发总署驻越南的“民事行动和革命发展支援处”，来到了西贡。

科尔比回到西贡后制定了“凤凰计划”，极力主张同南越政府合作振兴农村政府，利用人们对美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渴望，把农民武装起来，把隐藏在农民中的越共秘密工作人员清除出去。

“凤凰计划”的正式名称是《隋报协调利用计划》，是美驻越军援司令部和中央情报局的联合行动计划，南越政权的情报机构也被纳入了这项行动计划。科尔比协助阮文绍起草发布总统指令，在南越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各级“凤凰计划”委员会，由所有情报机构向各委员会派出代表，要求各级委员会订出指标，规定要逮捕多少越共分子，要劝说多少越共分子向政府投诚，或消灭多少越共基层组织。

此时，美国陷入了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国内分裂和动乱。从意志的较量而言，美国事实上已经输定了。面对国内激烈的反战运动，约翰逊总统处境十分狼狈。他不得不承认，从南越撤军是目前唯一的选择。

到了1968年，驻越美军已经达到52.5万人。美国已经陷入了越战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10月31日，约翰逊不得不宣布全面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

1969年，尼克松成为美国新一任总统。他上台之后，和基辛格一起把中情局的工作重点摆在秘密扩大东南亚战争上。他们命令中情局以72.5万美元贿赂阮文绍总统，操纵西贡媒体以及泰国选举，并加强在北越、柬埔寨和老挝三地的秘密突袭行动。

1970年2月，尼克松急令中情局赶紧在柬埔寨采取行动。经过一年规划之后，终于在3月17日展开，美军B-52轰炸机以10.8823万吨的炸弹，轰炸6个疑似共产党训练营的地点。

就在赫尔姆斯忙着为驻柬埔寨新工作站动土奠基时，柬埔寨已发生政变，右翼总理朗诺掌权。政变时间正是秘密轰炸开始那一天，中情局和美国政府为之震动。

“那些混蛋到底在兰利做什么？”尼克松大发雷霆，“叫中情局那些笨蛋动起来。”他要赫尔姆斯运交数千支AK-47自动步枪给朗诺，印制100万份传单，散播美国即将入侵的消息。接着，又命中情局交1000万美元给柬埔寨新领导人，并强调“把钱交给朗诺”。

尼克松曾吩咐中情局，统计通过施亚努港流入敌手的武器弹药到底有多少。尼克松建议，中情局若能收买柬埔寨右翼军头，或许可以切断军火流动。赫尔姆斯提出异议：这些军头个个都靠军火交易进账数百万美元，中情局没有经费可以收买或租用他们的忠心。总统听不进这种辩解，1970年7月18日，尼克松在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上对中情局的表现百般挑剔。尼克松说：“美国每年花60亿美元在情报业务上，应该要有比现在更好的成绩。”情报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描述尼克松越说火越大。

在1971年的国会听证会上，科尔比曾就“凤凰计划”报告说，在执行该计划的1968年至1971年，大约有1.7万人自愿投诚，2.8万人被捕，2万多人被击毙。尽管科尔比狡辩说这2万人是被击毙而不是遭暗杀的，但臭名昭著的“凤凰计划”最终成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犯罪行的代名词。“凤凰计划”被称为“暗杀计划”，科尔比后来不得不接受国会对他亲自策划的这一计划的反复调查和诘问。

1971年春天，科尔比开始考虑回到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欢迎他归来，让他担任审计长，职位仅次于局长和副局长。尽管是第三把手，科尔比却并不满意，他本希望得到负责计划也就是秘密行动的副局长职务。

尼克松撤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

1972年12月初，尼克松免去敢于对他说“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的职务，任命詹姆士·罗德尼·施莱辛格任局长。但是施莱辛格从1973年2月2日上任，到当年7月2日就下台了，在当了5个月的局长之后，就被威廉·科尔比取而代之。

施莱辛格的任期只有5个月，但他满足了科尔比想当负责计划的副局长的愿望。科尔比知恩图报，积极支持并落实施莱辛格搞的人事大清洗。在他的配合下，中央情报局共裁退1400余人，这些人中相当大部分是科尔比所负责的计划处的。他亲自逐个打电话通知被迫提前离开的人，尽量使他们名誉完好地离开。

1973年4月，科尔比唯一的女儿凯瑟琳因病去世。同年5月，在施莱辛格任局长3个月后，尼克松提拔他担任国防部长，提名科尔比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73年8月参议院才批准了这一提名。在长达4个月的等待正式任命期间，科尔比怀着复杂和忐忑的心情，发布了一项内部命令，规范中情局的行为准则，命令说：“中央情报局将不进行暗杀，也不诱使、帮助或怂恿其他可能去暗杀的人，只在国外收集涉及国内事务的活动情报……要把重点明确地放在外国的有关机构和个人上，只能顺便搞好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命令还禁止拆看美国的邮件和在“不知情”者身上试验药物，以及中央情报局应与政府其他部门保持怎样的关系，以保证置身于不正当活动之外等各种具体指示。有人说，也许是科尔比受到女儿去世和天主教信仰的影响，良心发现，以忏悔的心情规范中央情报局的所作所为。

1973年9月4日科尔比宣誓就任局长。他是中情局第二位“自产”的局长。

不过，科尔比的结局也并不比他的前任幸运。

科尔比在任期间，中情局深陷“水门事件”旋涡，他自然成了各界穷追猛打的对象。特别是在他任期结束前，福特总统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审查中情局的非法间谍活动。科尔比意识到，总统要将责任转嫁给中情局，因此，在调查过程中不是装糊涂，便是有意抵赖。

但科尔比知道得太多了，他最终没能逃脱厄运。1975年底，福特做出了后来被称为“万圣节大屠杀”的一系列高官罢免决定，科尔比是第一个“牺牲品”，取代他的是老布什。1976年，心灰意冷的科尔比向国会揭露了中情局的众多隐私，包括涉嫌毒品走私案和试图暗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等。他还透露说，国家安全局的任务就是“监听美国或国外的通讯联络”，美国公民不可避免处于其监视之下。

他于1976年从政府的情报机关退下来之后，一些特工人员开始在华盛顿窃窃议论，猜测他是为苏联服务的双重特工人员。

在科尔比的法文版回忆录《正直的人：我在中央情报局的经历》未经中央情报局许可出版之后，中央情报局也向法庭控告科尔比。这本书提到中央情报局的一次秘密行动，即利用一艘打捞船试图打捞在太平洋沉没的苏联核潜艇并取得部分成功（即1974年的“杰尼弗行动”）。中央情报局说，这一段话本应删掉。为了在法庭外私了，科尔比付了一万美元。

科尔比对美国情报界的诸多肮脏内幕了如指掌，惧怕和憎恨他的人比比皆是。1996年4月29日，科尔比在外出划独木舟时突然失踪，几天后，他的尸体在其住所附近的一块沼泽中浮了上来。警方最后断定他是意外溺水身亡，但这一结论令人难以信服。几年来，关于他的死因一直流传着两种说法。有人说，科尔比因为掌握了克林顿夫妇前律师温斯·福斯特自杀的“真相”，而遭到克林顿政府的“清除”；还有人怀疑他是“水门事件”中向媒体告密的“深喉”，并因此遭到谋杀。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于1976年1月30日接替了科尔比，成为中情局又一任新局长。

越南战争进行到1974年仍然是血腥的一年。北越控制了南方的大部分乡村。1975年1月，北越从复活节攻势的巨大损失中恢复过来，发起了最后的决定性攻势。短短几个月内，南越政府军土崩瓦解，各大城市相继陷落。

1975年4月29日，美军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撤退行动。美军的最后一架直升机是从西贡的一家旅馆楼顶上离去的。随着这架直升机的撤退，标志着美国和越南之间这场长达14年之久的战争正式结束。

就在这一天，北越军队攻陷了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和南越总统府，南越政权覆灭（4月30日即为今天越南南方解放日）。同年，柬埔寨和老挝的共产党也先后夺取了政权，越南战争以共产主义的全面胜利告终，成立南越南共和国。

1976年1月2日越南全境统一，定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西贡被更名为胡志明市。

从1961年到1975年，历时14年之久的美国和越南战争总算结束了。在越战中，北越正规军和游击队共有110万人死亡，60万人受伤，33万人失踪。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死亡5.8万人，受伤30.4万人，2000多人失踪。南越政府军死亡13万人，受伤50万人。

越南为自己的独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法越战争在内的30年战争造成了500万平民的死亡。到1975年越战结束时，战争给越南留下了一片满目疮痍的土地和88万孤儿，100万寡妇，20万残疾人，20万妓女。长期的战争以及与西方世界的隔绝导致越南经济崩溃，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后期，超过150万越南难民乘小船逃离越南。

越战让美国耗费了至少2500亿美元。尽管军事上美国并未失败，但它却是美国冷战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越南战争结束了美国二战后25年的经济繁荣。美国从1969年12月爆发经济危机，到1982年12月经济才得到复苏。

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尽管结束越战的原因有很多，但那个名叫丹尼尔·艾尔斯伯格的美国人所起的作用绝不能被忽略，正是他将有关越战真相的内幕透露给了《纽约时报》，才引发了《纽约时报》对簿美国国防部一案，从而促使美国政府从越南撤军。因此，他被称为“越战终结者”。

当年作为高级军事分析员，丹尼尔·艾尔斯伯格有机会接触大量美国国防部的机密文件，在整理这些机密文件的过程中，他被一系列的越战真相深深地震撼了，这些文件准确无误地告诉他，前约翰逊政府的一些高官如何为了一己私利和政绩，一步步地误导美国民众支持战争，导致100多万名越南人和36万名美军官兵伤亡的事实。更令丹尼尔·艾尔斯伯格不解的是，文件还披露了继任的尼克松政府又是怎样地继续欺骗美国民众、隐瞒战争真相的。

1971年6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当这些文件开始在《纽约时报》头版上与读者见面后，立即在全美掀起了轩然大波。反战浪潮遍及美利坚大地的各个角落，要求政府撤军、惩办战争贩子的浪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尼克松政府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整蒙了。缓过神之后，尼克松指示联邦调查局抓捕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命令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解除与兰德公司的合同。艾尔斯伯格在1971年6月下旬被捕。

紧接着，整治艾尔斯伯格的大报复行动也拉开了序幕。

尼克松说：“让我们将这个狗杂种投进监狱。不要担心对他的审判……我们要用新闻媒体审判他，用媒体将他整死……明白吗？”

最后，尼克松政府以窃取军事秘密等12项重罪起诉艾尔斯伯格。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115年的牢狱之灾。为达此目的，尼克松还用封官许愿买通负责审理该案的法官。1973年，主审过该案的一名法官就曾当上过联邦调查局局长，而这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尼克松不久因“水门事件”下台了。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法官宣布对艾尔斯伯格无罪开释。

至此，艾尔斯伯格重见天日，成了美国人民心中的反战英雄。他被许多美国人称为“越战终结者”。

获得自由后，艾尔斯伯格生活十分窘迫，甚至连一份像样工作都很难找到，只能通过演讲和写书养家糊口，因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私营企业，都不愿雇用一个敢于说真话和“大胆揭露老板隐私”的人。此后，他还因多次抗议美军的对外军事行动而被逮捕。

2002年，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出版了《秘密：越南和五角大楼文件回忆录》一书，在书中披露了当年越战的许多内幕和自己的遭遇。

第十五章 大兵压境，巴拿马司令成囚犯

巴拿马运河给巴拿马人民带来的并不是幸福，而是灾难。当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诺列加要收回运河主权时，却引起了美国人的愤怒。尽管他曾是中情局的“线人”，年薪高达十万美元；尽管被中情局长吹捧为“中美洲的反共堡垒”，曾先后亲手废黜了5位巴拿马总统，成为巴拿马的“铁腕将军”，但最后还是逃不脱中情局的暗算，成了美国人的阶下囚，被判处145年徒刑并终生不得保释。

都是巴拿马运河惹的祸

美国入侵巴拿马的战斗打响了——

1989年12月20日凌晨1时，美F-117隐形轰炸机从内华达州托诺帕基地起飞侵入巴拿马领空，轰炸里奥阿托巴军高炮阵地。与此同时，美海军“海豹”小队一部袭击巴拿马国防军司令诺列加的私人机场，炸毁其座机；另一部袭击诺列加的专用船只和卫兵，并炸沉他的专用船，切断诺列加从空中和海上转移的退路。随后，美军兵分五路向巴拿马各军事要地发动进攻。“红色特遣队”以空降和地面攻击占领巴拿马城附近托里霍斯国际机场，控制帕科拉河大桥；“尖刀特遣队”在炮火、坦克和直升机的掩护下，攻占并烧毁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楼；“太平洋特遣队”乘20架C-141运输机分两批机降托里霍斯机场，支援“红色特遣队”扼守帕科拉河大桥，以阻止驻西马隆堡基地的巴军驰援巴拿马城；“永远忠实特遣队”则抢占巴拿马运河上的泛美公路大桥，守卫运河区内的霍华德空军基地；“大西洋特遣队”攻打巴拿马第二大城市科隆市，占领麦登大坝、供电中心和水电站等重要运河设施。

战斗打响后，部分巴军进行顽强抵抗，但寡不敌众，美军突袭得逞，仅8个小时就击溃了巴军有组织的抵抗，15个小时就摧毁了巴拿马主要的军事设施，控制巴军大部分兵营。巴拿马国防军司令、政府首脑诺列加指挥巴军及准军事部队“2000营”奋起抵抗，战斗十分激烈。但终因寡不敌众，于1990年1月3日被迫向美军投降，一场代号为“正义事业”的侵巴战争基本结束。

美国人为什么要对一个主权国如此大动干戈？对巴拿马国家首脑、国防军总司令诺列加如此大打出手呢？

这还得从巴拿马和诺列加本人同美国政府的恩恩怨怨说起。

位于美国后院拉丁美洲的巴拿马夹在浩瀚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连接中美洲和南美洲大陆。它东连哥伦比亚，南濒太平洋，西接哥斯达黎加，北临加勒比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巴拿马面积75517平方公里，人口约311.6万（2007年估计）。狭长的国土就像拉丁美洲中的一个精致的领结，连接在两个大陆板块之间。如果没有这么一个“领结”，那么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大洋之间也就畅通无阻了。所以，人们便开凿了一条举世闻名的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全长81.3公里，是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重要航道，使两大洋沿岸航程缩短1万多公里，在战略上对美国具有重要意义。

当年美国在巴拿马运河区的夸里海茨设有美军南方司令部，并在巴拿马驻军多达1.3万，另外还设有14个军事基地。其中最主要的军事基地有4个：一是卡莱塔岛基地，设在该基地的电子通信中心，是全世界唯一可以用300千赫低频覆盖两大洋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通信中心，这个通信中心不仅能与两大洋的核潜艇和常规潜艇保持通信联络，而且还可以保障潜艇与潜艇之间的通信联络；同时设在该基地的世界电子监听站既能搜集情报、破译密码，又能发送假情报和实施干扰。二是霍华德空军基地，它是美设在拉美的一个最大空军基地，各类战略飞机均能在此起降，从该基地可控制西半球的一切空中行动。三是克莱顿堡军事基地，这是南方司令部陆军总部所在地，是美国在巴拿马驻军最多的地方。四是谢尔曼堡基地，是美国最重要的丛林作战训练中心，同时也是美国宇航员的训练基地。

总之，美军设在巴拿马的南方司令部和其他的军事基地，是美国在西半球的重要军事和情报中心，控制着中美和加勒比海，并同驻南美各使馆和军事机构保持直接联系。其职能是制定美对西半球的军事战略，指挥和控制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因此，该司令部对美国推行全球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可以利用巴拿马的反对派，扶植一个亲美政权，以执行美国政府在该地区的政策。

常言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让美国人对巴拿马这片国土产生“惦记”的根源就是那条巴拿马运河，它就像埃及的那条苏伊士运河一样。巴拿马运河是巴拿马人用成千上万的生命，在自己的国土上开凿出来的一条运河，但是最后获利的却是美国人。

巴拿马运河

在上个世纪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美国和巴拿马的主要矛盾是巴拿马运河问题。从1903年美国政府与巴拿马第一次签订了一项不平等的条约之后，美国每年都要从运河通行税中掠走一亿多美元。由于巴拿马人民的坚决斗争，美国政府被迫于1936年把该运河租金增加到每年43万美元，1955年又增加到193万美元。1956年埃及政府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行动大大鼓舞了巴拿马人民将巴拿马运河收归国有的信心。1958年5月至1964年1月，巴拿马人民多次举行争取运河区主权的抗议示威。1964年4月，美巴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同意为达成一项“公正与平等的协定”进行谈判。

巴拿马人民经过10多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使美巴两国政府首脑于1977年9月7日在华盛顿签署了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废除1903年的条约，取消美国永久占领运河区的特权，到1999年12月31日以后，巴拿马运河及运河区将完全由巴拿马政府控制。

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口头上虽同意2000年把巴拿马运河交还巴方，但实际上根本不想交。由于巴拿马是一个小国，又在美国人的眼皮底下，所以一直摆脱不了美国人的控制，只好忍气吞声。

诺列加进入巴拿马政坛之后，下决心改变这种现状。

1983年8月，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就任巴拿马国民警卫队（同年9月改称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后，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他表现出了一种强势的姿态，决心改变巴拿马人这种受人欺辱的局面。他一上台就坚持民族主义立场，主张收回巴拿马运河及运河区主权，坚决要求履行新的运河条约，为收复运河主权同美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与美国的利益产生了冲突。美国政府决定开始对他下手了。

美国总统里根曾指责诺列加政权偏离民主轨道，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并公开支持反对派揭露诺列加的非法行为，企图在巴拿马国内掀起大规模的“倒诺”运动。

不料，诺列加根本不理美国人的那一套，1985年他小试牛刀，将巴拿马总统巴尔雷塔赶下了台。原因就是这位总统违背了诺列加总司令的意志，也违背了巴拿马人民的利益，背着他和巴拿马人民同美国政府勾结，出卖了巴拿马运河主权。这样一来，诺列加就成了里根政府的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于是一连串针对诺列加的行动就出笼了。

巴尔雷塔总统并不是被诺列加废黜的第一位巴拿马总统。从1983年出任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到1989年成为美国人的阶下囚为止，在这短短的6年时间内，诺列加先后亲手废黜了5位巴拿马总统。他自己尽管没有登上总统的宝座，但他却成了巴拿马总统的“总统”。他依靠手中的枪杆子，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军事政变，把那些“亲美”总统一个个赶下台。

巴尔雷塔总统的下台，让美国人见识了诺列加的真功夫，于是，美国政府就动用中情局来给诺列加制造麻烦。1986年4月，美国报刊援引中情局披露的材料，集中抨击诺列加，一次就给他定了“走私贩毒、实行独裁、扼杀人权、贩卖武器、充当间谍”等五大罪状。美国国会还专门通过拨款修正案，授权中央情报局对此进行调查落实。中情局得到这份权力后积极行动，一方面通过中情局驻巴拿马情报站搜集诺列加的“罪证”，一方面敦促美国政府早日出兵干预诺列加政权。

1987年，美国国务院、参议院相继发表声明或通过决议，要求巴拿马恢复宪法，军队非政治化，甚至要求诺列加下台。但是，诺列加依然在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的位子上坐得稳稳的。

1987年6月26日，美国参议院以84票对2票通过一项关于巴拿马局势的议案，要求巴拿马政府撤销诺列加国防军司令职务，要求巴拿马军人“还政于民”，“结束侵犯人权的行为”，结果，引起了巴拿马城1.5万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国干涉巴拿马内政。

为了迫使巴拿马军方早日交权，美国政府于1987年7月1日宣布关闭美国驻巴领事处，并开始对巴拿马实行经济制裁。没想到，新上台的巴拿马总统德尔瓦列又是一个不争气的家伙，他为了保住自己总统的宝座，甘心情愿地做美国政府的“干儿子”，在巴拿马做起了“儿皇帝”，继续出卖巴拿马人民的利益和主权。德尔瓦列的卖国行径当然是诺列加所不容的。

1988年2月，里根政府策动德尔瓦列倒戈，宣布撤销诺列加国防军司令的职务。不料诺列加先下手为强，迅速采取行动，以武力给巴拿马议会施加压力，迫使议会改组内阁，停止德尔瓦列的总统职务，并任命教育部长帕尔马为代总统。

早在德尔瓦列上台之初，诺列加就看出了他和他的前任一样，为了保全总统的位子，不惜出卖巴拿马人民的利益。在1987年的夏秋之交，德尔瓦列总统曾多次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巴拿马城和美国的白宫与五角大楼之间，希望依靠美国人的力量，将诺列加这位强权人物扳倒。德尔瓦列总统同美国总统里根多次协商，总想找出一套逼诺列加“自动退休”的计划。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得像个真正的总统，而不会像他的那些前任总统那样，一个个都成了这位总司令的傀儡。

1988年1月6日，德尔瓦列总统以检查身体为由来到美国，走进熟悉的白宫，同美国人继续洽谈这笔“生意”。美国人的许诺让德尔瓦列总统的胆子壮了起来，回国后，他立即采取行动，2月25日，在电视台面对巴拿马人庄严地宣布：“罢免国防军总司令诺列加的一切职务！”

诺列加此时正在家中看电视，听到这句话后，诺列加连电视机都来不及关，就急忙提着枪冲出了家门。

这是一个下雨的夜晚。诺列加冲出家门后，冒雨驱车驶过还很平静的大街，径直来到国防司令部大楼，直奔自己的办公室，来到巴拿马国防军的指挥中心。

当德尔瓦列总统还在电视台慷慨陈词时，诺列加拨动了那部红色的专线电话，向巴拿马国防军各部口授一道命令：“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动用一兵一卒！”向部队下达命令之后，他又拿起那部白色的电话机上的话筒，将巴拿马所有的国会议员都召集到了总统办公室。

当德尔瓦列总统从电视台回到总统办公室时，他脸上的兴奋和喜悦顿时消失了，因为他看到站在门口杀气腾腾地迎接自己的诺列加和所有的国会议员。此时，他的双脚开始颤抖，他真不想跨过总统办公室的大门。最后他还是强作镇静，很勉强地走了进来。

一个决定巴拿马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临时紧急会议，就这样仓促召开了。

“为什么要违背宪法罢免国防军总司令？”

“罢免国防军总司令诺列加将军为什么不召开国会讨论，不通过我们？”

所有的议员众口一词，向德尔瓦列总统提出一连串的质问。只有诺列加一个人默默坐在德尔瓦列的对面，一只手紧握枪柄，两只冒火的眼睛在注视着对方。

德尔瓦列总统一时被质问得满头大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只是一边不停地用袖子揩着脑门上的汗珠，一边不时地用眼睛瞟一下子诺列加紧握枪柄的手。他真担心诺列加会突然拔出枪来，他知道他那支手枪中已经填满了子弹。

在议员们一阵阵的质问声中，德尔瓦列突然想起了20天前的2月4日，美国佛罗里达州首府迈阿密法院的执法官曾宣读过一份起诉书。这位法官在起诉书中列举了大量的证据，指控诺列加，不仅是麦德林贩毒集团的支持者，是该集团一号头目埃斯科瓦尔的密友，而且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多次亲自参与毒品走私活动。这份起诉书说，根据上述罪证和有关法律，被告曼努埃尔·诺列加应判处有期徒刑145年，并处以罚款114万美元……

想到这份起诉书，这位巴拿马总统便心中有底了。他突然理直气壮地站起来，义正辞严地说：“我之所以要作出罢免诺列加将军的决定，是因为他多次参与麦德林贩毒集团的毒品走私，极大地败坏了我国……”

“胡说！”诺列加这时突然拔出手枪拍案而起，把手枪重重地往桌上一摔，大声说：“这完全是美国人的诬蔑和造谣，是为了把我赶下台而找的借口。是他们一贯的手法。而你作为巴拿马的总统，德尔瓦列先生，难道还不明白吗？”

德尔瓦列无法回答诺列加的问题，他只是在考虑自己的命运。因为他知道在座的议员，大部分是诺列加的亲信，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害怕他手中的枪。诺列加的私人卫队已经奉命包围了总统府；他的嫡系部队“2000营”已将坦克和装甲车开进了城里，全城已经戒严。

总统府的这次紧急会议尽管剑拔弩张，但一切都按照诺列加的意图进行。许多聪明的议员都明白，德尔瓦列总统将会从今晚开始，永远地离开这个总统府，这里又要换上一位新的总统了。于是，大家便异口同声地指责德尔瓦列的卖国行为，通过了罢黜他的决议。在诺列加的暗示和授意下，一致“选举”了教育部长帕尔马为巴拿马“代总统”。

总统府外面的雨停了，巴拿马的又一次改朝换代也结束了。这时，已经是2月26日的凌晨6点。诺列加将军和新当选的代总统帕尔马以及其他几位内阁成员，在武装警卫的护送下来到了电视台。

清晨6时30分，在同一座电视台，用同一个话筒，诺列加庄严地宣布了罢免德尔瓦列总统的决定——一场互相罢黜的闹剧，前后相隔才10个小时，这不能不让所有听到这一消息的人震惊。

从电视台回来之后，诺列加立即派出军警包围德尔瓦列的私人住宅，并封锁了所有的通道，然后进行搜查。

面对灭顶之灾，德尔瓦列在一位仆人的指导下，换上清洁工的衣服，掀开住宅后门边的下水道的盖子钻了进去。这位忠心耿耿的仆人带着这位昨天还是总统的人，慌慌张张地沿着黑暗而肮脏的下水道朝前走去。最后，他们终于带着一身的脏水和臭气，逃进了美军驻巴拿马部队的南方司令部。

推翻诺列加的政变闹剧

诺列加独揽大权之后，公开向美国提出收回巴拿马运河主权的要求。对于这一要求，美国人当然不好明目张胆地予以拒绝，只好双管齐下，一方面采取拖延的缓兵之计，在背后大肆攻击诺列加本人，把他同麦德林集团的交往拿出来大做文章，争取把他赶下台，另外找一个听话的人当总统；另一方面就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巴拿马实行惯用的“经济制裁”。所以，政变后的1988年是巴拿马灾难深重的一年。

德尔瓦列被废黜后，美国政府公开宣布继续承认德尔瓦列为巴拿马“合法总统”，拒不承认帕尔马代总统，并对巴拿马进一步实行经济制裁，冻结巴拿马在美国的一切财产，禁止在巴拿马的所有美国公民和组织，包括美国在巴拿马的子公司向巴拿马政府付款。继1987年停止2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和6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之后，美国政府又于1988年3月2日正式开始，先冻结了巴拿马政府在纽约银行的5000万美元的外汇存款，随后，又扣押了3月份应付的560万美元的运河使用费。与此同时，美国法院又进行裁决，冻结了巴拿马政府从纽约市共和国银行转到国内去的1000万美元的现金……

巴拿马国内银行纷纷停业，政府无法按时发放公职人员工资和军队薪饷，一些工厂相继倒闭，失业人数大增，供应困难，食品奇缺，巴拿马政府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巴拿马仅有的600家工业企业也有300家被迫停产关门，同时关门的还有100家建筑公司。大批商店破产，全国失业率高达25％至30％，每天依靠教会救济过日子的穷人已增加到7万人。

巴拿马，一个当时仅有200万人口的小国，面对这种超负荷的经济危机，已经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大街上整天是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和饥民在游行示威。许多学校也停课了，学生们也走上街头，整个国家处于动荡之中。这时，饥饿的巴拿马人想到的再也不是运河的主权和国家的尊严，而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于是，一些人便开始迁怒于诺列加，鼓动和策划他下台，以缓解美国人的经济封锁。

4月的一天，以巴拿马国家警察部队总司令马西亚斯为首的一批军官，冲进国防司令部，要求诺列加辞职下台。

但是，诺列加并没有为马西亚斯的阴谋所吓倒。他一得到消息，立即派遣他的嫡系部队“2000营”和大批的国防军迅速挫败了兵变。事后，他又改组了陆军参谋部和全国各军区，实行“换马”和调防，稳住了军权，也稳住了国家的政局。与此同时，诺列加还采取紧急措施，下令对所有国营企业实行军管，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派出大批的军警在街头巡逻和布防，把一切都控制在军队的掌握之中。

稳定了局势之后，诺列加又通过政府领导的工会组织做失业者的工作，及时动用国家储备，用现金支票从国外购进大批食品。他命令部队把这些食品装进一个个食品袋，向饥饿的群众分发这种“尊严食品袋”以鼓励巴拿马人共赴国难，共渡难关。同时，还由政府组织了许多“大众市场”安抚人心。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应急措施，又牢牢地掌握了军权，因此，诺列加政府并没有毁于一旦。

美国政府见经济封锁并没有迫使诺列加下台，又对巴拿马进行军事威胁。1988年4月2日，美国借口美在巴公民的利益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宣布调派1300名官兵、26架武装直升机和一批重要军用物资前往巴拿马。4月8日，美又向巴拿马增派800名海军陆战队员。4月14日，4万多美军在加勒比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到4月中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美国政府竟三次向巴拿马运河地区增兵，总数达到了2760人。再加上美军南方司令部常驻巴拿马5万人的军队，和穿越巴拿马运河的两艘“冲绳岛”大型攻击舰，美军进驻巴拿马的总兵力已同巴拿马本国的兵员总数相差无几，而在武器装备方面更是几倍、十几倍于巴拿马军队。

此外，美国政府还利用巴拿马国防军前参谋长迪亚斯与诺列加的矛盾，挑拨巴拿马人民同政府和军队的关系，支持反对派开展各种反对诺列加的活动。

然而，在如此严峻的大兵压境之时，诺列加没有屈服。在巴拿马国家电视台里，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这位“铁腕将军”的誓言：“我们决不会在美国人面前低声下气，我们也决不会在殖民主义这庞然大物面前投降！”

“巴拿马运河属于巴拿马人民，最后的胜利也一定属于巴拿马人民！”

诺列加以一种不可动摇的勇气和人格的力量，终于稳住了巴拿马的局势，让这个多灾多难的弱小国家，艰难地度过了1988年的危机。

1989年1月，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布什走进了白宫。

布什执政后，对诺列加政权采取更加强硬的干涉政策，执行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继续拖欠运河租金，明目张胆地要求诺列加辞职，以便进一步控制巴拿马，保障它在巴拿马运河和运河区的经济、军事利益。

1989年5月7日，巴拿马举行大选。美国公开干预巴拿马大选，布什批准向巴拿马反对派提供1000万美元的援助，试图通过支持反对派竞选获胜，击败诺列加。公民投票后，诺列加支持的官方候选人民族解放联盟候选人杜克和美国支持的公民反对派民主联盟候选人恩达拉得票不相上下，都宣布自己获胜，政局出现混乱。5月9日，布什总统公开指责诺列加在选举中舞弊，要求诺列加“尊重大选结果”。5月10日，巴拿马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大选无效。5月11日，布什公开呼吁巴拿马人民和军队推翻诺列加，并召回美驻巴大使，下令向巴拿马的军事基地增兵2000名。

1989年10月30日，南方司令部动用直升机、战斗机，在巴首都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企图以武力威胁，迫使诺列加下台。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机会不期而至——1989年10月2日，星期一，凌晨2点半，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美国国防部长切尼惊醒了。切尼敏捷地抓起听筒，里面马上传来上任才一天的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的声音。鲍威尔向切尼报告说，据刚刚获悉的可靠情报称，巴拿马国防军“乌拉卡营”营长菲瓦塞·希罗尔迪决定在10月2日上午10时发动政变，推翻诺列加。希罗尔迪要求允许他的妻子和家人暂时躲进驻巴拿马的美军基地，并且请求美国出兵封锁美洲大桥和阿马多公路，以保证他的政变成功。

听到这个消息，切尼脸上顿时露出极度的兴奋。他当即表示同意希罗尔迪的妻子和家人到美军基地避险。至于封锁美洲大桥和阿马多公路的事，切尼却犹豫了一下，他只对鲍威尔说：“待我立即请示总统之后再给你回话！”

10月2日上午8时内阁紧急会议召开。国防部长切尼通报了情报之后，所有的与会者一致表示：“届时见机行事，封锁道路！”9时整会议结束，同时向有关部队下达了上述命令。仅14分钟以后，驻巴拿马美军就完全占领了各交通要道，随时配合希罗尔迪率领“乌拉卡营”的兵变。

这时，切尼和鲍威尔等一批军事首脑正聚集在五角大楼的指挥中心，紧盯着墙上的大屏幕，密切注视巴拿马的动向。

巴拿马的政变终于在10月3日早晨8时发生了！亲自驱车来到国防军司令部大楼上班的诺列加将军刚一下车，就被希罗尔迪指挥的“乌拉卡营”的士兵扣押了，他被关进了一间作为临时监狱的秘密地下室。紧接着，“乌拉卡营”控制了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楼。

此时，带着政变成功的兴奋和紧张，政变的总指挥希罗尔迪迫不及待地来到国家电视台，站在历任总统和诺列加将军多次站过的地方，向巴拿马人宣布，原国防军总司令诺列加将军已被扣押，国防部已被控制。这是一次纯粹的军事行动，不涉及任何政治交易。而且特别说明的是，美国人没有参与这次政变。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就是强行让诺列加将军交出大权，自行隐退，恢复军人的威信、人民的尊严和1968年的革命方针，结束由他主宰多年的军人政治……

希罗尔迪的宣言传遍了巴拿马，也传到了美国军方司令部。有意思的是，希罗尔迪的妻子和家人并没有躲进美军基地。也许是由于紧张、疏忽或者是太顺利了，一直到将诺列加扣押以后，希罗尔迪都没有把政变的消息通报美国政府。结果严阵以待的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瑟曼中将在这次政变中，完完全全地作了一次“壁上观”，没有帮上一点忙，就连诺列加被捕的消息都不知道。

然而，希罗尔迪在电视台的讲话还没有完，诺列加的命令就通过看押他的士兵传到了国防部的亲信和他们的嫡系部队“2000营”营长的手中。于是，一个营救诺列加的方案很快出笼了。

仅仅在4个小时以后，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部上空就冒起了一个个巨大的烟柱，爆炸声接连不断。“2000营”的士兵和其他营救部队高喊着“与将军同生死”的口号，向司令部大楼发起了猛攻，并向希罗尔迪等政变分子发出最后通牒：“立即释放诺列加，否则后果自负！”

面对营救部队猛烈的进攻，希罗尔迪乱了方寸，不得不向美国人求援。当天中午12时18分，两名政变部队的中校军官驱车来到美军克莱顿基地，紧急请求会见他们。

克莱顿基地指挥官西斯内罗斯上校立即向南方司令部请示，南方司令部司令瑟曼将军同意会见他们。但他明确告诉西斯内罗斯少校，美军愿意帮助希罗尔迪的政变，不过，他们一定要把扣押的诺列加将军交给美方审判。

但是，政变部队的这两名中校当场拒绝了这个要求。

布什总统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会见国防部长切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商量对策。鲍威尔将军马上说：“巴拿马现在是群龙无首，一片混乱，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派出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和伞兵部队进军巴拿马城，以调停的名义找到诺列加，然后迅速将他弄到美国来。我想，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的士兵完全能办得到。”

布什总统听完鲍威尔的建议后，正要征询切尼的意见时，那部红色的电话机又响了。原来是国务院接到美国驻巴拿马使馆的电话，声称政变部队准备把诺列加引渡到美国。

布什放下电话，正要对这两位军事首脑说什么，那部白色的电话又响起来了。

布什总统听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到的情报说，今天上午，诺列加将军根本没有去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楼上班，而是从家里直接去了外地视察，政变部队扣押的根本不是诺列加本人，而是他的一位替身……

“简直是胡闹！”布什总统还没有等对方说完，就摔下了电话，狠狠地骂了一句。

布什总统和他面前的几位高级幕僚也都被搞糊涂了。他们只好下令中情局立即查明诺列加的下落，再决定出兵和引渡事宜。

原来这个情报正是营救部队使出的一条缓兵之计。他们知道，如果不搞清楚诺列加的下落，那位中情局局长出身的美国总统布什是不会轻易下令出兵的。只要他一下令调查，营救部队就赢得了时间和主动权，完全可以抢在美国人之前救出诺列加将军。

布什果然中计。

就在美国人犹豫不决和进行调查时，政变部队终于挡不住营救部队的进攻。激战不到两个小时，政变部队的总指挥希罗尔迪就宣布投降，释放了诺列加将军。

被扣押了6个小时的诺列加将军又回到了国防军总司令部，恢复了他的霸气。当天晚上他又在电视台露面了，带着神采奕奕的笑容发表了强硬的演讲。他说：“虽说美国人插手和支持了这场政变，但政变对我来说，就像抛掉一顶帽子一样轻松和随便……”

一场政变的闹剧只上演了6个小时，就过早地谢幕了。这场闹剧虽然给了美国人一个机会，但是他们却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反而给诺列加留下了一个笑柄。但是美国人绝不会就此罢休，如果不除掉诺列加，根据1977年同巴拿马的托里霍斯将军签订的新条约，1999年12月31日以后，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就一定会完全属于巴拿马人民的。

于是，美国政府便以诺列加参与贩毒为借口，公开入侵巴拿马，活捉诺列加。

中情局局长曾经吹捧诺列加是“中美洲的反共堡垒”

多年来，毒品贸易使美国的确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受害国之一，每年的经济损失近1000亿美元。新上台的总统布什决心来一个大的行动。于是，诺列加参与贩毒的指控又被旧事重提，中情局关于诺列加的贩毒情报又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布什的办公桌上。

中央情报局驻巴拿马情报站的情报称，有确凿证据表明，巴拿马首脑人物诺列加将军是南美贩毒集团的支持者，他向麦德林贩毒集团及其他贩毒团伙提供机场、海关、码头和军队，赚取“可卡因美元”。据估计，诺列加每年接受贩毒集团的“买路钱”达1500万美元之多，而他自己的大量个人资产，也大多为贩毒所得……

诺列加

还有一些情报说，诺列加是哥伦比亚麦德林贩毒集团头目埃斯科瓦尔的密友，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就合作走私毒品。诺列加为麦德林贩毒集团及埃斯科瓦尔提供大量的方便，贩毒头目经常出入巴拿马城及哥、巴边境，但诺列加从未向美国司法机关及世界缉毒组织报告过。

当然，这些情报的真实性有多少，只有中情局的那些情报官们知道。据纽约警方向国务院呈交的报告说，巴拿马寄往美国的外交邮件中藏有大量的可卡因，但因对方享有外交豁免权，警方只有开绿灯。

其实在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内部，对诺列加的关注由来已久。

杰西·赫尔姆斯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参议员。早在1977年，这位来自南方的保守的共和党人就指控诺列加从事国际贩毒，侵吞钱财，把美国情报提供给外国政府。但是，由于赫尔姆斯当时正在企图阻止卡特总统在1999年底把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交给巴拿马政府，于是他的上述指控被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认为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因而不予理睬。赫尔姆斯最终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中遭到失败，国会还是于1978年4月投票批准了卡特的建议。

1985年12月，这位参议员再一次敦促参议院调查诺列加的贩毒活动。这一次参议院之所以感兴趣，完全是由于巴拿马政治活动家胡戈·斯帕达弗拉的弟弟来访促成的。胡戈·斯帕达弗拉的弟弟名叫温斯顿·斯帕达弗拉。他在与哥斯达黎加交界的巴拿马境内发现他的哥哥被人杀害了，头被砍了下来，尸体被切成多块，令人惨不忍睹。斯帕达弗拉就告诉赫尔姆斯，说他的哥哥是被诺列加手下的人暗杀的，因为他已经掌握了许多罪证，完全可以对诺列加进行起诉，并证明诺列加参与了侵吞钱财和日益扩大的贩毒活动。看到胡戈·斯帕达弗拉血淋淋尸体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赫尔姆斯答应要使谋杀者受到惩处。

在同斯帕达弗拉会见以后，赫尔姆斯宣布，以他为主席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将就诺列加与毒品走私犯的联系问题举行听证会。赫尔姆斯的这一承诺应该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美国同巴拿马这个独裁者关系的正式破裂。

听证会在1986年4月举行，首先出席作证的是助理国务卿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一位个子瘦瘦的官员。艾布拉姆斯能说善辩，咄咄逼人地为诺列加辩护，说他是这一地区反对苏联影响的美国盟友。艾布拉姆斯说：“巴拿马人民不想要一个像尼加拉瓜那样为外国统治的、反民主的国家，这种国家只能在这一地区制造武装冲突。”他指出，诺列加是美国的盟友，美国要保卫它在中美洲的政策，像他这样可以依靠的盟友为数很少。

不过艾布拉姆斯的这些话丝毫不能打动赫尔姆斯。他深信诺列加并非艾布拉姆斯所描写的那种领导人，赫尔姆斯调查此案的主要助手德博拉·迪莫斯说：“杰西完全是因为斯帕达弗拉谋杀事件动了感情。这件事使他实在忍无可忍了。”

几星期后，赫尔姆斯的听证会在一片抱怨声中结束了，因为他的小组委员会提不出可以告发诺列加的确凿罪证。

尽管遭到一些挫折，赫尔姆斯的听证会还是对诺列加提出了许多问题，因而引起了一位名叫西摩·赫什的作家兼记者的注意。此人对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曾进行过研究，并将他的研究结果在1986年6月12日的《纽约时报》头版上发表。赫什的报道题名为《巴拿马独裁者据说参与毒品、军火和非法钱财交易》。这篇报道证实了赫尔姆斯提出的许多疑点。第二天，《华盛顿邮报》也发表了一篇引用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的报道。这份研究报告表明，诺列加参与了大规模的非法毒品和军火买卖，并且还和古巴的情报机构进行合作。

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就已开始调查诺列加的犯罪活动，但只有那一次发现的材料才最令人不安。中央情报局的材料主要是根据国家安全局从通讯中秘密截获的情报。这些情报使国务院官员得出结论：诺列加进行威胁的策略，加上政治上的腐败，使他的老搭档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能在巴拿马选举中获胜。

到了1986年6月，尽管证明诺列加腐败的材料越来越多，但他同里根政府的联系仍然很密切。当时，他还对华盛顿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访问。在私下活动中，又安排了一些颇为隆重的活动，其中包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诺斯和白宫官员的陪同下，乘坐游艇在波多马克河上观光游览，以及访问中央情报局总部并和局长凯西会见，因为中情局局长凯西在公开场合曾大肆吹嘘诺列加是“中美洲的反共堡垒”。诺列加这次访问已是他和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第三次会见了。

不过这次会见的环境和气氛都不如上两次。凯西还对诺列加一再重复自己的观点，即诺列加的独裁行为使美国很难继续支持他，尽管他一再发誓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他们的谈话在一小时后结束。根据凯西的几位亲信说，这位中情局局长已经认识到，诺列加的问题比他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但是，中情局并没有与这位巴拿马的独裁者疏远，因为中央情报局需要利用巴拿马人来搜集有关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者的情报。在这一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凯西还是听取了中情局反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德韦·克拉里奇的意见——巴拿马的这位独裁者尽管坏，但美国还缺不了他。

当时要求彻底调查指控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骗取钱财和出卖情报的呼声在国会中越来越高。除了赫尔姆斯进行的调查以外，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约翰·克里发起的一项调查也涉及诺列加，虽然他主要是想弄清中央情报局所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是否卷入了毒品贩卖活动。

1986年7月15日，联合小组委员会又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上，即诺列加在国际贩毒组织“卡特尔”中的作用。克里召开了第二次听证会，他把会议交给赫尔姆斯实际主持。赫尔姆斯审问一个名叫豪尔赫·莫拉莱斯的已被判刑的贩毒犯，赫尔姆斯说：“我希望你尽可能简单地告诉这个委员会，在巴拿马诈骗钱财的事究竟涉及面有多广，你们如何进行这种活动。在巴拿马诈骗钱财的活动中，有无任何政府官员牵连进去？”

贩毒犯莫拉莱斯回答说：“我把钱搁在手提箱里，坐上一架飞机，一架私人飞机，然后飞往巴拿马，我就去会见那些为巴拿马政府工作的人，他们负责疏通海关和移民局的人，还有当权派和机场的人。”

从这一耸人听闻的证词可以清楚地看出，诺列加卷入了贩毒的诈骗钱财活动，尽管证人拒绝对诺列加指名道姓。但这一供词对克里和赫尔姆斯来说已经够了。到9月为止，他们搜集的有关这个巴拿马独裁者的材料已经足够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其中有一厚叠材料是关于诺列加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的。

其实，早在1959年，中央情报局驻秘鲁利马的情报站站长就招募了诺列加作为他们的“线人”，并给他报酬。不过在1962年诺列加回到巴拿马以前，给他的报酬是很少的。到1976年以前，中央情报局一直在给诺列加发薪金。那时他已成为巴拿马军队里一位很有权势的人物，给他的年薪也高达十万美元。

从1976年3月起，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布什获悉美国国防情报局已开始对诺列加进行一项代号为“广州歌”的调查。美国国防情报局出示证据表明诺列加用钱向驻巴拿马的3名美军军士收买了一些机密情报，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官员给这几名美军取了一个代号，称他们为“高歌军士”。诺列加把这些情报交给托里霍斯，以便在和美国进行关于运河地位的谈判时，作为迫使美国让步的材料。美国国防情报局还担心，同样的一些机密材料，包括有关古巴的高度机密文件，都直接给卡斯特罗送去了。布什认识到，美国国防情报局揭露出的这一具有爆炸性事件，弄不好可能会影响到福特总统的白宫宝座。当时福特受到他的共和党对手、前州长罗纳德·里根的攻击，后者说他一心一意想放弃运河。

布什决定中央情报局不对那3名军士采取行动，因为如果对他们起诉和审判，可能会暴露中央情报局进行的秘密活动，其中包括招募巴拿马的高级官员作为美国间谍。布什还相信，如果公开进行审讯，会在美国和巴拿马关系很脆弱的时刻，暴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战略。他的结论是，应该由美国军方，而不是由中央情报局来惩罚这几名军士。

布什拒绝对这3名军士采取行动还有其他重要理由。布什完全懂得，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发现，意味着他们已挖出一项大的情报秘密，它涉及一名中央情报局雇用的外国高级官员。如果把这一情况公开，将使中央情报局的形象更坏，说明它要么太无能，要么太天真，以致无法开展在国外的情报工作。

另一方面，布什也要考虑诺列加巨大的情报价值，他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在中美洲最好的情报来源之一。他是一个可靠的反共分子，曾多次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这一地区有用的政治情报。诺列加招募了一些巴拿马军官为美国人工作。如果突然断绝诺列加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将意味着美国与巴拿马整个情报网的关系也将断绝，而这一点是美国所不愿做的。再说，诺列加是巴拿马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他能成为中央情报局在中美洲职位最高的间谍。他长期以来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他已造成的一点损害。

中央情报局也为布什的行为辩护。他们说，诺列加提供的情报一贯可靠，他还为美国开了一个后门，使它有一条与古巴通话的重要渠道。这条渠道已在好几件事上证明是有价值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由于诺列加的帮忙，一位曾经单独乘小艇闯入一个古巴渔村的中情局特工得以被释放。整个70年代，诺列加一直和卡斯特罗保持通话联系。他把古巴政府内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美国人，同样也把美国国内发生的事情告诉卡斯特罗。

可是，在布什离开兰利中情局总部之后，接任他的中情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不顾内部有些人的反对，立即断绝了中情局同诺列加的所有关系。

然而，到了1981年，威廉·凯西又批准重新把诺列加列入中央情报局的薪俸单里，据说年薪为18万美元。他相信，诺列加在巴拿马的显赫地位，可能再一次对中央情报局有用。

诺列加与美国的谈判破裂后，拒绝辞去巴拿马国防军统帅的职务，以作为美国联邦法院对他参与贩毒活动免予起诉的条件。此时事情已经明摆着，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诺列加的问题。6月，里根总统批准对诺列加采取“准军事行动”。

此时，中情局也在考虑，是否有可能像捉拿南美大毒枭玛塔一样，也对诺列加实施一次类似的行动。因为，如果逮捕了诺列加，就可以表明美国向毒品宣战的决心。

中情局的设想是由巴拿马反对派把诺列加抓起来，押上一架飞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飞机，然后把他转移到另一架短程飞机上，最后飞往美国。中情局关于逮捕诺列加的这个行动计划准备在1988年5月中旬开始付诸实施。但是到了8月底，情报委员会却投票否决了中央情报局的计划。

9月间，巴拿马城的情报站站长告诉他在兰利的上司，为巴拿马反对派配置一部广播发射机将给情报局在中美洲的行动计划带来危险。于是，中央情报局又撤销了广播宣传计划。一位巴拿马反对派人士说：“这真是开玩笑，我们有一个很小的广播发射机，我们刚刚广播了半小时，诺列加的电台就对它进行干扰。我们感到很失望。”

1988年5月，追查诺列加问题的提问越来越频繁了。当时，前国家安全助理诺曼·贝利告诉《华盛顿邮报》说，从1981到1983年间，在白宫内部印发的国家情报总结报告中，有若干份报告的主题就是谈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的。布什曾宣称，他第一次知道诺列加与贩毒活动有联系，是在1988年2月对诺列加提出起诉的时候。贝利的揭发说明，布什在撒谎。当布什被问到担任情报局局长期间，是否知道诺列加的这些活动时，布什勃然大怒地回答说：“就毒品问题而言，我绝对不知道。”

诺列加逃进了梵蒂冈大使馆

乔治·布什作为第9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是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于1975年11月提名的。他于次年1月30日正式宣誓就职。在情报局待了一年还差10天以后，他又离开了，因此人们都称他为“中央情报局过渡性的局长”。布什之所以被任命为情报局局长，是因为当时的总统急于想恢复人们对美国政府机构的信心，使国会恢复对中央情报局的信任，同时也想借此多少增加他重新当选总统的机会，而这种可能性似乎已变得越来越小了。

关于诺列加贩毒的证据传闻越来越多：

1984年2月10日，诺列加以巴拿马军事首脑的身份访问美国时，趁机将100万磅大麻偷运送到美国，警方虽然当场发现，但并未没收；

1985年4月1日，哥伦比亚麦德林贩毒集团一架贩运可卡因的飞机抵达巴拿马国际机场，将2000公斤可卡因装入巴拿马空军C－130大力神运输机，进入美国后，这两吨可卡因去向不明；

1987年10月8日，美军驻巴拿马运河第12特别空降师M旅103团发现一座可卡因仓库，但其中的毒品却被巴拿马警方强行运走，指挥抢运毒品的巴拿马军事指挥人员，手里拿着诺列加亲自签署的命令……

根据上面的情报和“罪证”，美国政府决定以贩卖毒品罪再次向诺列加提出指控，并决定将这位巴拿马元首逮捕到美国受审。

美国政府的这种决定可谓是一箭双雕：一是为了缉毒，二是为了将诺列加赶下台，然后永久地占有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因为到目前为止，巴拿马还没有第二个像诺列加一样的硬汉敢于同美国人公开宣战。

然而，巴拿马虽然是一个地少人稀的小国家，但它毕竟是一个享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在联合国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美国人将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的首脑像抓一个毒贩一样抓到美国来，关进美国的监狱，这恐怕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非议。尤其是据某国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表明，当时能与美国抗衡的另一位世界“霸主”苏联正在向巴拿马运河区渗透。苏联的最大情报机关克格勃正派员在巴拿马搜集情报，并准备秘密约见诺列加，打算在巴拿马城建立情报站。

这个情报的确让布什踌躇了一番。如果苏联染指巴拿马，而自己又要一意孤行，那么，说不定又会造成一次全球性的战争危机。

为了遏制苏联的行动，又能事出有因地逮捕诺列加，美国政府开展了外交攻势，布什总统先后与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法国总统德斯坦、德国总理科尔、意大利总理佩尔蒂尼、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澳大利亚总理基廷等盟友和国家首脑进行了对话，其中还包括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说明了美国政府准备逮捕诺列加的理由，并希望能得到各国的理解和支持，来一个全球性的扫毒大行动。

美国白宫的热线电话马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反应，许多国家首脑都给布什一个明确的答复：支持美国政府的扫毒行动，并预祝成功。就连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面对美国政府这种正大光明的理由，也无法表示反对，尽管他知道美国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国际社会的态度让布什总统心中踏实了许多，逮捕诺列加，并不会引起世界时局的动荡。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要有一个合适的借口，美国的海陆空三军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包围巴拿马的国防军司令部，公开捉拿“铁腕将军”诺列加。

但是，这样的“借口”迟迟没有来临。诺列加从1988年之后，一直致力于巴拿马的治国大事，就像一位真正的总统一样，想方设法使巴拿马早日走出困境。尽管中情局的特工们挖空心思，却并没有发现诺列加与哥伦比亚麦德林贩毒集团有什么新的来往。

于是，1989年10月30日，美国驻巴拿马南方司令部就动用直升机、战斗机，在巴拿马首都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企图以武力威胁，迫使诺列加下台。但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1989年12月，美、巴在提名运河管理委员会主任问题上再生争端，关系急剧恶化。15日，巴拿马全国民众代表大会任命诺列加为政府首脑。16日，一名美军军官在与巴拿马士兵冲突中丧生，美国随即以此为借口入侵巴拿马。

当时入侵巴拿马的美军共2.6万人，其中原驻巴美军1.3万人、派遣部队1.3万人，分编成5个特遣队。出动坦克、装甲车、直升机和轰炸机，在最新式隐形战斗机的配合下，悍然对巴拿马发动规模空前的直接军事入侵。

1989年12月16日凌晨。几架美国最先进的F-117隐形战斗轰炸机，奉命从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悄悄地飞临正在酣睡中的里奥哈托镇。位于巴拿马首都南部的里奥哈托镇，突然被一连串的爆炸声惊醒了，一时火光冲天。F－117隐形轰炸机在这里投下一颗颗重达900磅的巨型炸弹，从此，拉开了美军入侵巴拿马的战幕。

轰炸了里奥哈托镇之后，美军又将战火推向巴拿马城，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入侵立刻席卷了整个巴拿马。在一批批重型炸弹落在巴拿马国防军的营房、机场、坦克集结地和弹药库之后，几架巨型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又接踵而至，夜空中美军第13空降师、第6机械化营和第87步兵师所属的第5营等几千名士兵从天而降，迅速占领了正在燃烧的巴拿马城交通要道、政府办公楼和广播电台。与此同时，美军驻巴拿马运河区的部队也倾巢出动，越过运河边界，占领了巴拿马各重要城镇，一路向巴拿马首都扑来。

这次入侵的主要目标就是活捉诺列加，美军101特种部队奉命首先直扑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楼。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获得的准确情报，19日晚诺列加就住在司令部大楼。种种迹象表明，他绝不会在这么短的几小时内，又是在深夜突然离开办公室。

但是，当美军冲进了大楼，冲进了诺列加的卧室时，仅仅找到了诺列加的一只公文包和被褥里一个浑身发抖的赤身裸体的北欧女郎，一支印有诺列加名字的古巴雪茄还在燃烧。

“诺列加在哪里？”一位美军军官用枪指着这位北欧女郎喝道。

但是这位女郎无论如何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她只能告诉这位军官，那支雪茄是她点的，诺列加当晚根本就没来这里过夜。美军从一个大文件柜里拉出了一位吓得浑身发抖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也是一丝不挂，但他根本不是诺列加。美军终于相信了这位女人的话，也没有时间去理会这对男女的私情。他们要找的是诺列加。

那么，诺列加到底在哪里呢？冲进大楼的美军几乎将大楼翻了个底朝天，仍然一无所获。

原来，这位总司令的确不是等闲之辈。早在48小时之前，他就判断出美军会入侵巴拿马。从19日开始，每隔10分钟，就有一架美军巨型运输机降落在运河区美军基地。诺列加根据这一反常的迹象判定，美军入侵的时间就在20日深夜。于是，12月19日诺列加就下达了一道密令：除了留小部兵力守卫重要的军事目标外，所有的正规军都换上便衣，潜出巴拿马城，在里奥哈托镇不远的地方集结待命。战争果然按照诺列加的判断爆发了。但是巴拿马军队却没有遭到重大的损失。

入侵的美军在欢呼自己的胜利，白宫发言人菲斯沃特也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美军在巴拿马的军事行动已经取得空前的胜利，贩毒分子诺列加即将被押往美国受审。

但是就在这时，美军驻巴拿马的南方司令部大楼却传来一阵轰轰的爆炸声。紧接着，几百名巴拿马武装部队人员冲进了大楼，将美军在巴拿马的这个老巢给一锅端了。原来正在美国人得意忘形之时，诺列加率领潜出城外的部队进行了反击。

在美军南方司令部被炸毁的同时，巴拿马的军队趁美军立足未稳之时在科隆市和巴拿马城周围全面发动猛烈进攻，让入侵的美军损失惨重。美军遭到这突然的袭击，一时措手不及，只好向五角大楼发出紧急求援的信号。切尼和鲍威尔等人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连总统布什本人也被诺列加这突然的行动给镇住了。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军队无论如何也输不起，否则，将会在国际社会永远抬不起头来。于是，五角大楼在取得布什同意之后，又迅速发出新的命令：

火速向巴拿马空运2000名海军陆战队员。

抓住诺列加，赏美金100万元。

面对美军新的行动，诺列加用他的秘密电台号召巴拿马人团结起来，继续同美国人斗争，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诺列加的讲话，激起了巴拿马人强烈的反美情绪，许多美军驻地都遭到了袭击。但是，那100万美元的重赏，却让诺列加成了一块诱人的肥肉，引得美军官兵和巴拿马许多反对诺列加的人，都像猎狗追逐猎物一样，对他进行追踪。一发现他的行踪就穷追不舍，告密的电话、纸条一个又一个地传到美军南方司令部和情报部门那里。

诺列加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随时都有落入美军和反对者手中的可能。经历了几次惊险的追捕之后，诺列加最后不得不抛弃电台，离开保护他的“2000营”，一个人单枪匹马，开着一辆军用吉普与美军周旋。

于是，“诺列加失踪”的情报接连不断地传到了白宫和五角大楼。但是没过多久，诺列加又出现在科隆市或其他城市，又利用当地的电台发表一次演说，然后又神秘地“失踪”了。

这样的游击战让美国人大伤脑筋，如果再抓不到诺列加，实在是太没面子了。眼看1989年的圣诞节快到了，布什早已下令，一定要在圣诞节前结束巴拿马事件。于是，一个更大规模的追捕行动在圣诞节前展开。

诺列加这时也已筋疲力尽、疲惫不堪了，想尽快找到一条逃生之路。

12月24日，诺列加突然得到一个消息：与自己平时往来密切的梵蒂冈大使馆至今仍没有成为美军滋扰和搜查的目标。这个消息给了他强烈的求生勇气和信念，他决定躲进梵蒂冈使馆。

通过简单的联络，罗马天主教的发言人表示同意接受诺列加的要求，为他的避难提供方便。

12月24日中午，诺列加悄悄地驱车来到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馆。逃亡了几天几夜的诺列加，终于得到了片刻的休息。

但是，诺列加逃进梵蒂冈大使馆的消息，在20分钟以后就传到了白宫。布什总统亲自致电梵蒂冈教皇保罗一世，向他施加压力，请他下令交出诺列加，并派出总统特使黑格将军匆匆飞往教廷，同教皇面谈，商谈逮捕诺列加的事宜。与此同时，美军驻巴拿马南方司令部及入侵巴拿马的各部立即派兵将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馆围得水泄不通，甚至连下水道出口处都派上了岗哨。顿时，诺列加成了瓮中之鳖，插翅难逃。

教皇特使何塞·塞瓦斯蒂安·拉沃亚奉教皇之命，飞往巴拿马城，对诺列加宣示“主动劝喻”。人们尚不知道诺列加是否在天主面前忏悔过什么，但消息灵通的记者们注意到，威严的罗马教廷只用“休息”一词，而非用“避难”一词来解释诺列加的行为。

在拉沃亚向诺列加宣示主的“教谕”的同时，美军除在使馆外炫耀武力之外，还开展了强大的心理攻势。他们别出心裁地在使馆门前架起十多只高音喇叭，大肆播放杰克逊的摇滚舞曲《无处可逃》。高分贝的乐曲就像飓风一样，摇撼着大使馆的门窗，也震撼着诺列加的心灵。

诺列加这时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在大使馆的那间小屋里走来走去。他透过窗户，看到大使馆墙外，坦克、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士兵像铁桶一样，将大使馆团团围住。空中则盘旋着一架架武装直升机。这一切，让诺列加这位铁腕人物意识到：如今真的是无处可逃了。他没有想到，那位天才摇滚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的这首舞曲，竟是为自己而作。

小小的梵蒂冈大使馆哪里挡得住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他们终于向诺列加发出了最后通牒。贩毒的罪名又是那样无懈可击，何况高明的布什总统又早已在国际社会做好了“铺垫”。诺列加知道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了，就是主，也无法拯救自己。

于是，他作好了“下地狱”的准备。

10天后的1990年1月3日，梵蒂冈国务秘书处高级官员贝洛克神情严肃地来到诺列加在使馆避难的房间里，转交了梵蒂冈的最后决定：诺列加将军必须在明日中午之前，离开梵蒂冈大使馆。离开使馆后也只有两条路可供诺列加选择：第一，向大使馆外的美军投降，由他们把他带回美国以国际贩毒罪受审；第二，使馆请巴拿马新政府派人把他抓走，等待他的将是被处死的可怕结果。

已是山穷水尽的诺列加权衡再三，两害相权取其轻，决定走第一条路。

1月3日晚8时30分，紧闭了10天的梵蒂冈使馆的大门打开了。一身戎装的诺列加将军出现在门口。他神色严峻，仍然保持一位巴拿马将军平日的威容。

高音喇叭声停止了，一切喧闹都变得鸦雀无声。无数的美军官兵和远处的巴拿马城的居民，都在静静地注视着站在大门口的诺列加，似乎被他的出现震惊了。就在这时，几名美军特种兵走上前去，“咔嚓”一声给他戴上了一副特制的不锈钢手铐。

一个时代结束了，诺列加的眼光掠过这些士兵和人们的头顶，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城市和人民，然后在四名美军士兵的架持下，向一架直升机走去。

此时，无数的照相机和摄像机在闪着光，摄下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群外传来巴拿马人的哭声……

直升机发动了，轰鸣的马达声震动着巴拿马城的所有巴拿马人的心，甚至全世界也为之一震。直升机升上了夜空，在漆黑的夜色中，坐在舷窗边的诺列加将军看到了一条白色的河道和一片片温馨的灯光。他知道那是举世闻名的巴拿马运河。他留恋的目光凝神了片刻，然后闭上了眼睛仰头靠在靠背上。

他的眼里似乎有泪在流……

此时，美国总统布什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地长松了一口气说：“这下可解决了我的心头之患。我们胜利了。”

诺列加被判处145年监禁并且终生不得保释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立即对诺列加进行了终审判决，判处诺列加145年监禁，并且终生不得保释。整个审判过程进行了电视直播。在美国的法庭上，诺列加依然身穿巴拿马国防军的将军服，以一种军人的尊严高傲地站在被告席上，随后，诺列加被押往迈阿密有“恶魔鬼”之称的美国马里恩监狱。

马里恩监狱是美国所有的监狱中管制最残酷的一座监狱，监狱长哈曼是一位以虐待犯人为乐事的“虐待狂”。但是，哈曼这一次却表现得异常的人道和正常，非常欢迎这位大名鼎鼎的罪犯的到来。

原来，他希望诺列加写一部《我的故事》的自传体小说，他的一位出版商朋友告诉他，这部《我的故事》至少可以卖到100万美元，同时还可以让他的马里恩监狱从此名扬世界。

就是在监狱，诺列加也无法逃脱美国人的算计。

诺列加最终被判处了40年有期徒刑，后来减为30年。由于他在狱中表现良好，再次获得减至17年，于2007年9月9日刑满释放。

诺列加出狱后，由于涉嫌在法国银行洗钱，又于2010年4月26日被引渡至法国受审。法国指控诺列加曾经通过法国银行账户进行洗钱活动，在诺列加还在美国服刑时，曾于1999年7月缺席判处诺列加10年徒刑。同年，巴拿马法院则以谋杀、盗用公款和腐败3项罪名缺席判处诺列加60年有期徒刑，其中每项罪名各获刑20年。

诺列加从美国被引渡至法国后，对1999年审判结果提出异议，称其个人财产来自继承遗产、妻子财产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支付的钱款，与贩毒无关。

根据法国法律，任何被缺席判决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若对裁决有异议，均可要求初审法院重新审理。因此，2010年6月28日至30日，巴黎法院对诺列加涉嫌在法洗钱案进行了复审，最后以洗钱罪判处诺列加7年有期徒刑，并没收其在法国账户下总计230万欧元财产。

诺列加的律师团认为，诺列加在美受审时的身份是战俘，根据《日内瓦公约》，他出狱后应首先被遣返巴拿马。但美国联邦法官驳回诺列加律师团的说法，认为诺列加的战俘身份并不妨碍他被引渡至法国服刑。

时任巴拿马外长的巴雷拉表态说，巴拿马政府尊重美国政府的决定，但不会放弃将诺列加引渡回国的努力。2010年5月28日，巴拿马政府引渡诺列加的申请获本国司法部门批准。

诺列加，一个拉美的强势人物，最终还是没有逃出美国政府和中情局的手心。

第十六章 斩首行动，伊拉克总统被判绞刑

尽管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在学生时代就和中情局有来往，但在“9·11”事件后美国总统布什还是将伊拉克列入“邪恶轴心国”，“斩首行动”终于将萨达姆送上了绞刑架；当初中情局言之凿凿地说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两种生化武器，结果直到战争结束连个影子也没有找到；中情局成了美国政府的“替罪羊”，前后共有5位局长在伊拉克问题上像走马灯一样轮番撤职或“辞职”，“特工门”事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被美国人处以绞刑

“9·11”恐怖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向恐怖主义宣战，并将伊拉克等多个国家列入“邪恶轴心国”。

2002年伊拉克危机爆发，联合国通过了1441号决议，派遣联合国武器检查团重返伊拉克，检查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一直到伊拉克战争爆发的那一天，联合国武器检查团都没有在伊拉克境内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决定向伊拉克用兵。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2002年3月19日称，伊拉克与“基地”恐怖组织有联系，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反美情绪。

乔治·特尼特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说：“他们的联系也许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但他们反美及反对沙特皇室的共同利益可能会促使他们在战术上进行合作。”

同一天出版的《纽约人》周刊也撰文称，伊拉克的情报机构多年来一直和“基地”组织保持紧密联系，并称这两个组织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联合指挥一个恐怖组织。

2003年3月18日，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一触即发。当天，美国总统布什发表电视讲话，要求联合国检查团立即撤离伊拉克。

2003年3月20日，美国以伊拉克隐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主义为借口，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公然单方面决定对伊拉克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这一天，以美国和英国为主的联合部队正式宣布对伊拉克开战。在军事行动之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向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萨达姆和他的儿子在48小时内，离开他们的国家伊拉克。

参战的联合作战部队是由12万人的美军部队、4.5万人的英军部队、2000多人的澳大利亚军队和200人的波兰军队组成的，除此之外，还有大约5万人的伊拉克反叛军。他们是通过驻扎在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正式对伊发动军事打击的，并得到了海湾地区大量的空基和海基航空兵的支援。

3月20日（伊拉克时间），美英联军向伊拉克发动了代号为“斩首行动”和“震慑行动”的大规模空袭和地面攻势。美国第3步兵师从科威特西北方向的沙漠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挺进，伴随他们作战的还有美国第101空中突击师和第82空降师的若干部队。在伊拉克的东南部方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和英国远征军则发动了钳形攻势，以打开伊拉克的海运通道。战争进行了两周后，美军又在伊拉克北部山区投入了173空降旅以及特种部队，并和当地的库尔德武装力量结成同盟。美国本来还准备在伊拉克北方投入第4步兵师，但由于土耳其议会的反对而未能实施。

经过两个星期的激战，英军首先控制了伊拉克南部的石油重镇、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紧接着在伊拉克全境都出现了断水和停电。

美国总统布什在战争打响后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开始，强调战争将“速战速决”。在这一阶段，美英联军先后向巴格达、巴士拉、纳杰夫、摩苏尔、基尔库克、乌姆盖斯尔等十余座城市和港口投掷了各类精确制导炸弹2000多枚，其中战斧巡航导弹500枚。与此同时，萨达姆也向全国发表讲话，号召伊拉克人民抗击美国侵略，击败美英联军。

战争爆发大约三个星期之后，美军顺利进入巴格达市区，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顽强抵抗。伊拉克政府的大部分官员突然消失，去向不明，大批伊拉克军队向美军投降。此后，巴格达和巴士拉等伊拉克城市纷纷陷入无政府状态。巴格达市内发生频繁的抢掠事件，城市秩序陷入混乱之中；巴格达博物馆遭到洗劫，上万件珍贵文物失踪，各地的大量古遗迹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据战后有关资料统计，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造成了伊拉克60多万平民的伤亡，几百万伊拉克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2003年4月9日美军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后，萨达姆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伊拉克政府大部分高级官员突然集体人间蒸发了。

美军占领伊拉克

4月11日，美军发布“扑克牌通缉令”，55名伊拉克前政府高官榜上有名。在美军和伊拉克各政治派别的合力围捕下，萨达姆的两个儿子乌代和库赛于7月22日被美军打死。“扑克牌通缉令”上的大部分伊拉克前政府高官也先后被捕、自首或被打死，但是萨达姆本人却一直下落不明，驻伊美军悬赏2500万美元抓捕萨达姆。

2003年12月14日，萨达姆终于在他的老家提克里特被捕，然后被关进了美国人设置的监狱。经过多次审讯后，2006年12月30日，伊拉克当地时间上午6点左右（北京时间上午11点左右），萨达姆被美国人处以绞刑。与萨达姆一道被绞死的还包括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巴尔赞·易卜拉欣以及伊拉克前革命法庭庭长阿瓦德·哈米德·班达尔。

这场伊拉克战争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关注。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到底应该由谁来为这场战争负责？谁是伊拉克战争的罪魁祸首？

于是在一片质问声中，中情局又被推到了前台。

战后，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国务院、新闻媒体等各方力量都站出来，纷纷指责中情局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在情报工作上的巨大失误，误导了美国国会、美国总统和美国人民。让美国人胆战心惊的“9·11”事件还没有了结，倒霉的中央情报局又一次成为各界指责的焦点。

同时，在各国同行面前，“失信”的鲍威尔也首当其冲，遭到各方面的指责和非难。于是他也只有很不客气地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中央情报局称伊拉克拥有“移动生物武器试验室”的说法是错误的，是在“有意误导”。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中央情报局曾派遣多名情报官员专程赴科威特多哈兵营，向美军驻科高级指挥官通报最新的情报判断，声称攻占伊拉克南部领土的美军士兵将会受到当地百姓的热情欢迎。一位中情局的特工甚至还特地建议，让入侵伊拉克的美军士兵随身带上几百面美国的小国旗，每攻克一片战略要地，就向当地伊拉克的老百姓分发这些美国国旗，让伊拉克人充分表达他们对美国“解放者”的感激之情；同时他还建议派出记者随军跟拍这一场景，制作成宣传节目，在电视上滚动播放，这样，可以在阿拉伯世界起到良好的心理宣传作用。幸好这一建议被驻伊盟军地面部队司令官立即否定了，并且严令禁止美国士兵在伊拉克领土上随便挥舞美国国旗；否则，伊拉克人不知要愤怒成什么样子。事后美军一位参谋人员说：“中情局说美军会在纳西里耶城镇受到欢迎，而实际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那里遇到了整场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抵抗！”

美国一些知名的新闻媒体都在报纸上指责中情局在伊拉克队伍庞大，工作却鲜有成效。报道称，当时中情局向伊拉克紧急调派的密探是计划调派人数的四倍，伊拉克已经成了他们在全世界最大的活动地点；但是，他们却无法成功地打入伊拉克抵抗力量内部，甚至在调查外国恐怖分子的身份方面，也同样是毫无进展。

战前在同萨达姆的较量中，中情局可以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用尽了各种手段，但是却没有获得真正的情报。尽管最终把萨达姆送上了绞刑架，中情局却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非议。

“海湾战争”结束后中情局局长被迫辞职

其实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当年就是美国政府一手扶植起来的。

早在1960年，萨达姆在埃及开罗大学读书时，就开始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触。当时美国人担心伊拉克政府与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于是就向伊拉克的复兴党及其他反政府势力提供援助。在后来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又大力支持伊拉克，中情局为其提供卫星所拍摄到的战场资料和军事情报，美国政府还批准高科技出口执照，使伊拉克得以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政府和中情局的投入自然也得到了一点回报。但是自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从1989年上台后，羽毛丰满的萨达姆就开始向美国发出挑衅。

1990年8月，伊拉克发动了入侵科威特的战争。这场战争被称做是“海湾战争”。就是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仅将刚刚步出冷战阴影的世界拖入了一场超现代化的战争，而且也使得牛气十足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陷于尴尬之中。

1990年夏天，战争阴云笼罩着波斯湾上空。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凭借卫星侦察手段，准确详尽地掌握了伊拉克兵力调动的情况，并多次向白宫发出伊拉克可能侵略科威特的警告。但是，中央情报局并没有从伊拉克高级决策会议上弄到有说服力的证据，当时在萨达姆的核心集团内部，也没有提供情报的人。

1990年8月1日晚9时，布什正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伏案批阅文件，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以略带紧张的声音向他报告说，伊拉克军队10万人越过了伊科边境，正在向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急速推进。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一下子让布什惊呆了。他没有想到伊拉克这么快就真的动手了。因为在近几个月来，伊拉克曾发动了一场对以色列的大规模宣传战。萨达姆指责以色列侵吞了阿拉伯领土，指责犹太复国主义者旨在消灭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并威胁说：“如果以色列胆敢对伊拉克发动进攻，伊拉克就使用二元化学武器烧焦以色列的一半。”

萨达姆的话虽然不能完全相信，但是也不得不防。尽管他所说的“化学武器”没有核武器那么厉害，可是也是相当吓人的。早在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就意识到化学武器是对以色列军事优势的一种平衡，并且是制止以色列使用核武器的威慑手段，因而就加快了发展化学武器的步伐。

据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显示，到1990年，伊拉克已掌握了两种化学武器：一种是以“芥子气”为主的糜烂性毒剂的东西。它用芥末和大蒜再加入生物剧毒经过化学提炼精制而成，遇到一定程度的热量之后就会汽化，变成微颗粒状弥漫在空气中，人的外表皮肤极容易吸收。一旦皮肤吸收后，即导致大面积溃烂，进而引起血液中毒，导致死亡。

另一种化学武器叫做“神经毒气”，是一种根据化学和生物原理制成的化合物，只需要一滴浓缩的神经剂，经由皮肤吸收即可致命。这两种化学毒剂都可以用飞机投掷的航空炸弹、大炮的炮弹或特殊地雷释放出来。当这些炸弹爆炸时，其散发的热量可以使那些化学物质汽化并迅速扩散。

当时美国政府对萨达姆的恫吓马上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克就提出，要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但是，当时布什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还有他的副手罗伯特·盖茨都认为，伊拉克没有资金去挑起一场重大的区域性冲突，更不用说打仗了。美国应该保持同伊拉克的正常关系，从而保证海湾地区的稳定。

正当白宫决定对伊拉克采取缓和政策时，中情局却得到了许多关于萨达姆的战争机器在高速运转的情报。1990年3月中旬，美国的海关情报员在伦敦截获了伊拉克套购的高速电子电容器——美国制造的原子弹起爆装置；3月底，侦察卫星在伊拉克发现了可以向特拉维夫、大马士革和利雅得发射导弹的发射架；4月中旬，英国当局扣押了伊拉克的一批钢管，这些钢管可以用来制造超级大炮……这些情报足以表明，伊拉克加快了它获得尖端的危险的新军事技术的步伐。

根据这些情报，中情局于5月初向白宫发出了伊拉克可能对科威特开战的第一次警告。然而，白宫政要们却认为：“这些情报不足为信，因为萨达姆曾恫吓过以色列，而不是科威特。”

然而，让这些美国政要们没有想到的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恫吓很快就来了。1990年7月17日，萨达姆在庆祝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执政22周年的集会上，严厉指责海湾国家不负责任的石油政策。他说：“超定额地生产石油使油价下跌，好让美国用廉价石油补充它的库存。这是美国策划的、由海湾统治者执行的阴谋，是用涂了毒药的匕首从背后刺杀伊拉克。”

这位伊拉克强人还警告说：“如果邪恶继续存在，大声疾呼抗议并不是最终采取的手段，而应该采取某些有效的措施使事情恢复正常状态。伊拉克人决不会忘记一句老话，即砍断脖子要比砍掉生存手段好些。”为了表示他的决心，号称“巴比伦雄狮”的萨达姆还说：“愿全能的真主证明，我们已向他们发出了警告。”但是，萨达姆没有指出他警告的是谁。

就在萨达姆发表恐吓讲话的同一天，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白宫报告：“美国的侦察卫星拍摄到了3万多伊拉克士兵向科威特边界运动的照片……”

这是中央情报局关于伊拉克可能发动侵略的最重要的警告之一。

1990年7月18日，伊拉克外长塔里克·阿齐兹在给阿拉伯联盟的一封信中，指责科威特在实施一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共同合作压低世界石油价格。他不仅批评科威特10年来不断向世界市场大量倾销石油，而且指责科威特从10年前就偷偷开采两国接壤地区的鲁迈阿油田，偷采的石油价值达24亿美元。同时，阿齐兹还出人意料地谴责科威特在两伊战争的第一年，将军事设施修到了伊拉克领土上，并说这是一种“对伊拉克进行军事侵略的行为”。信中提供了伊拉克计算出的因石油产量过剩、油价下跌造成的损失，即阿拉伯国家共损失5000亿美元，伊拉克就占了890亿美元。

7月25日，萨达姆在召见美国女大使艾普里尔·格拉斯皮时，非常明确地谴责美国正在进行一场经济战争。他还说：“海湾国家压低石油价格的政策，正在损害着伊拉克的生存。”

由于这次会见是提前一个小时通知的，使得这位美国女大使来不及请示国务院应该如何应对，她只好字斟句酌地说：“总统先生，我谨告诉您，布什总统不仅希望同伊拉克有着更好、更广泛的关系，他还希望伊拉克对中东的和平和繁荣作出贡献。”

女大使再次向萨达姆保证：美国将不会参与任何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纠纷。然而，就在萨达姆会见美国大使后，局势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在一步比一步恶化。

7月27日，中央情报局又向白宫传送了一些卫星拍摄的照片。照片显示：伊拉克方面在伊科边界集结的人员和装备越来越多。

7月28日上午，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带着行动部主任、中央情报局的首席近东专家斯托尔茨、主管警告信息的国家情报官查利·艾伦和两位卫星图像分析专家来到白宫，向总统作一次关键性的汇报。汇报开始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个个表情严肃。韦伯斯特拿出装在信封里的照片，递给布什总统。从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出，大批的运输卡车正在向科威特边境移动，向部署在科威特北部边界的伊军提供弹药、燃料和饮用水。

韦伯斯特说，这些照片意味着伊拉克将很快行动，几乎可以肯定就在最近几天，而且它的进攻绝不仅是一次边界“袭击”。这位情报专家还强调说：“如果仅仅是一次恫吓行动，这么大规模的后勤是不必要的。进攻迫在眉睫！”

听完韦伯斯特的陈述后，布什总统表示，他仍然不相信一次入侵已经迫近。

情报局的警告完全是根据通过技术手段搜集到的信息作出的，但是布什通过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等人的“私人渠道”获取的信息表明，萨达姆不会使用武力。韦伯斯特不得不重申：“总统先生，如果说情报局过去不能绝对肯定萨达姆的军队会入侵科威特，那么，它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怀疑了。”

这些话并没有引起布什的特别重视。因为他自己当年就是从中情局局长的位子上走进白宫的，他相信自己像中情局的专家们一样，能够对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他要韦伯斯特拿出更多的证据，可是韦伯斯特却无能为力，这次晋见只好不了了之。

韦伯斯特回到兰利的中情局总部后，心烦意乱。布什总统蔑视情报局专家们的意见，显然高估了他自己的情报才能。可眼下，生气归生气，事情不能不干。于是他就命令手下人密切监视萨达姆的动向。

7月30日，中央情报局已经能够提供伊拉克集结在科威特附近的兵力部署情况，其中就包括伊拉克最精锐的部队——“共和国卫队”在内的10万大军、300辆坦克和300门重型火炮。但是华盛顿依然保持沉默。

1990年8月1日星期三上午，韦伯斯特在白宫亲手交给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一包情报情况简介和最新的卫星照片。他警告说，中央情报局确信，入侵将会在最近24小时内的某个时间爆发。当布什看到那些照片——沿着伊拉克的南部边界排列着大量的军队——他仍然认为萨达姆是在吓唬人，不相信萨达姆会把他的军队开进科威特。

然而就在这天晚上8点半（波斯湾时间8月2日凌晨2时），10万伊拉克大军越过科威特边界，像洪水一样汹涌地向前推进。伊拉克空军强大的机群和猛烈的地面炮火，轰炸了科威特城的港口和军用机场，市内到处腾起熊熊大火，来不及起飞的科威特飞机被摧毁。十几架科威特空军战斗机仓促中起飞迎敌，海军的一艘小炮艇试图从海上攻击占领了港口的伊拉克军队。当然，这一举动只能是徒劳的。瞬间，整个科威特的指挥系统被突如其来的巨大攻势彻底毁灭。仅有2万人的科威特军队，犹如散兵游勇，在强大的10万伊拉克虎狼大兵面前，就像被斩瓜切菜一样，被打得稀巴烂。在海湾大道两侧，在埃米尔宫廷，在各港口和石油总站，在舒韦赫地区，激烈的交战并没有能遏止伊拉克士兵的推进。9个小时后，伊拉克军队完全占领了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

美国总统布什接到了韦伯斯特的这一令人沮丧的消息后，颇带倦意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他没有想到萨达姆·侯赛因会走得这么远，会行动得这么快。他深深地感觉到一场对美国总统艰苦而又严峻的考验已经来临。一场危机，已经在自己的身边展开。

萨达姆的这一手，不仅让美国总统尴尬万分，而且令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十分被动，有苦难言。原来在海湾风云突变之前，美国已加强了对伊拉克的情报工作。其中有6名中情局的情报人员正在科威特与伊拉克的边境地带监视伊拉克的兵力调动情况。当伊拉克坦克突然开进科威特境内时，这几个美国间谍便陷入了困境。他们没有外交护照，不可能从美国使馆得到帮助，在无奈和一片混乱之中，他们和数百名其他外国人一道，逃往巴格达。

在巴格达，这6名美国间谍惶恐不安。为了躲避伊拉克情报部门的检查，他们数易居所，惶惶如丧家之犬，处境十分艰难。

8月下旬，中情局的代表前往波兰首都华沙，会见了这个苏联集团重要成员国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要求波兰帮助这几名美国人逃出伊拉克。

美国之所以找波兰人帮忙，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波兰有数千名工人在伊拉克从事建筑工作。因此，波兰人在伊拉克的活动余地较大，也不太引人注意。波兰内政部长考兹罗斯基同意参与这一冒险性很大的行动。考兹罗斯基指定他的一名最优秀的部下负责此事。此人点子极多，善于解决复杂、困难的问题。

当时，美国的6名间谍人员已经躲入巴格达郊区波兰人的一个建筑营地。经美国和波兰两国情报部门的多次协商，波兰方面提出了一个计划，决定派几个情报官员潜入伊拉克，在巴格达主持救援，相机行事，避免过多的外交官僚程序。几天后，几名波兰情报官来到了伊拉克。他们会见了美国间谍。这些美国间谍们状态很不好，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了。前往营救的波兰情报官员找到了一个波兰技术员，就是他曾带着13辆大轿车在伊拉克和约旦的边界，在混乱之中拉开了铁丝网，把四百多名越南人、菲律宾人、美国人、德国人和波兰人运到约旦境内。

但是，这一次情况不同，偷运的是美国人，情况更加困难，而且危险更大了。因为这些美国间谍虽然持波兰护照，但不会说波兰话。这在戒备森严的伊拉克危险性更大，一旦露出破绽，问题就大了。不过这个波兰人还是决定斗胆一试，开车带着美国人上路了。在一处检查站，他们被设卡的伊拉克大兵挡住了去路。波兰技术员向一名伊拉克军官递去一摞护照，这名军官略看了几眼，突然用纯正的波兰话说：“真是荣幸，我见到了最好的朋友。”

波兰技术员见此情景，马上从车上跳下来，按斯拉夫传统与伊拉克军官响亮地亲吻三次，随后，又是熊式拥抱。就在拥抱中，机敏的波兰技术员轻轻把伊拉克军官推离汽车，他们开始用波兰话谈天说地，波兰技术员对伊拉克军官的波兰语大大恭维了一番。突然，波兰技术员似乎想起了护照，他不经意地说：“你该查一查护照。”

伊拉克军官谈兴正浓，说：“没问题，你们是朋友，可以过去。”

于是，波兰人与美国人虚惊一场，化险为夷。在伊拉克北部山区的一段公路上，一个波兰情报官员拿出四瓶威士忌递给6个美国人，并且命令道：“喝下去！”

6个美国间谍已经有一天没吃东西了，但他们还是遵照波兰情报官的命令把酒默默喝下，脸上露出苦笑。喝酒的目的，是使他们更像醉醺醺的东欧人。但这一准备似乎没派上用场，在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们终于越过了伊拉克和土耳其的边境。后来，波兰情报部门还偷运了15个被扣为人质的英国人，另外，波兰情报部门还向美国提供了巴格达的地图和分布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设施的详情。

波兰人的这种友好的合作，终于让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政府改变了对波兰的某些政策。事后，布什总统曾写信给波兰方面，说美国打算推动其他国家的政府减免波兰的一半债务，约165亿美元。1991年4月21日，所谓的债权国“巴黎俱乐部”正式签署了上述协议。

可是，对于倒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来说，危机才刚刚开始。

就在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几个小时后，1990年8月2日上午8时，布什总统按预定时间在白宫召开紧急会议。当时出席会议的有：副总统丹·奎尔、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司法部长理查德·索恩伯格、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和几天后就将出任驻沙特阿拉伯美军最高指挥官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

此外，到场的还有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及其助手理查德·海斯和罗伯特·吉米特。总之，布什政府的所有关键人物都聚集到了这里，研究他们就职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采访白宫的记者被允许进入会场几分钟。当记者们大声喊叫向布什提问题时，布什说：“我们不讨论干预问题。”随即，与会者关起门来，举行了近一个小时极其秘密的会议。

会议首先由中情局局长韦伯斯特谈了有关科威特形势的最新消息。中情局局长报告说，伊拉克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科威特。伊拉克的装甲部队处在距科威特和沙特边界10英里之内，大批伊拉克军队正朝南进发，萨达姆很可能要趁势入侵沙特阿拉伯。

然后，与会者开始讨论在外交和经济上对伊拉克要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措施。会议作出了几项紧急决定：由白宫发言人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伊拉克的入侵行为，要求它立即无条件地全部从科威特撤军；同时由布什总统亲自签署命令，冻结伊拉克和科威特在美国的全部资产；派国务卿贝克立即飞赴莫斯科，会晤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布什授权贝克向苏方提出“强烈暗示”：如果苏联配合美国制裁伊拉克，苏联将轻而易举地从美国那里得到它梦寐以求的经济好处；指示美国驻联大代表，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伊拉克进行制裁的措施；指定总统的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各种可供选择的应急方案。

会后，布什登上“空军一号”飞机，飞往阿斯彭。在那里他将会见美国在欧洲的最亲密盟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他们将就海湾局势进行磋商。

撒切尔夫人会见布什后，直截了当地问道：“乔治，你打算对伊拉克人做些什么？”而布什的回答却是：“我不知道。”

撒切尔夫人认为这是最糟糕的回答。她对布什的犹豫不决感到震惊，她生气地说：“总统先生，我们将支持你们。但是，你们必须干点什么。你们必须，你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个人。”

撒切尔夫人言词如此激烈，让布什吃了一惊。然后这个“铁女人”还伸出右手抓住布什的胳膊大声说：“如果是罗纳德·里根，他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做。我们必须，我们必须干点什么。”

撒切尔夫人的话使布什突然变得坚强起来。他用力地点点头，回答道：“是的，我们是得干点什么！”

8月4日上午，布什在卡托克廷群山环抱中的美国总统避暑胜地戴维营再次召开会议，这是他第二次与他的高级助手在这里聚首，研究应对伊拉克的对策。经过一整天的讨论，一项代号为“沙漠盾牌”的行动计划正式产生。所谓“沙漠盾牌”行动计划，就是根据“90-1002作战计划”集结、部署军队，防止伊拉克军队入侵沙特阿拉伯，并采取一切手段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

为了协调统一指挥，成立了“沙漠盾牌”行动作战指挥中心，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出任总指挥，由具有丰富的沙漠地区作战经验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担任中东地区美军总司令。

8月7日，布什来到兰利中情局总部。当他走进门时，总部的那些官员和工作人员都站在中央大厅里迎接他，满满地挤了一屋子，约有一千多人。布什伸出手去和很多人握了手，然后他在讲话中承认了中情局在伊拉克问题上所做的工作。中情局很多官员几乎要流下激动的泪水。很多年了，没有一位总统对他们有这样的评价，布什果然是自己人啊！

8月8日上午6点，副总统切尼回到了华盛顿。他是去和沙特人谈判的，希望沙特能让美国的军队假道沙特，进入伊拉克。沙特同意了美国人的要求。3个小时后，布什总统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美国将出兵海湾。布什说，伊拉克已经用闪电方式攻占科威特，“绥靖不起作用。30年代就是如此”。

布什发表讲话后，五角大楼加紧运筹，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在海湾地区大规模集结军队。兵力集结之多，速度之快，是美军侵越战争之后所没有过的。在此期间，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谴责中情局工作不力，使美国面对伊拉克的侵略未能作出及时反应。

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出身的布什总统，尽了最大努力为中央情报局辩护。他向美国的公众解释说：“我们有很好的情报，我们的关于伊拉克情报促使我关心波斯湾的局势已有好长时间了。”

尽管如此，布什还是在寻找新人来取代韦伯斯特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位置。并非布什不喜欢韦伯斯特，只是和韦伯斯特这位中情局局长相处，布什从来没有感到完全地自由自在。这时布什对罗伯特·盖茨有了很大的兴趣。

盖茨作为总统主要的外交政策行政官员和情报专家的作用正在增长。他后来成了处理有关伊拉克危机的“八人小组”成员之一，其他七个人是布什、奎尔、贝克、鲍威尔、切尼、苏努努、斯考克罗夫特等。在后来紧张的日子里，这个小组经常开会以便作出决策，而作为中情局局长的韦伯斯特却很少出席这样的会议。

在以后的日子里，中情局在积极地工作，为布什及他的白宫班子以及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提供详细的情报。在此期间，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劝说某位苏联高级官员，让他把苏联与伊拉克签订的“军事转让协议”送给美国国防部看，最终劝说成功了。

中情局的特工当时还访问了成百上千个曾经在伊拉克境内工作过的工程师、科学家、建筑师、承包商和企业家。其中，从德国公司得到的信息最多，包括伊拉克主要设施的蓝图。在埃及，中情局的特工们追踪到了他们最重要的业务联系人之一。此人向中情局提供了伊拉克国防部的设计图纸。这位重要人物告诉美国人，他们要做的关键事情就是在巴格达国防部的四楼引爆一颗炸弹，那里的房间里装有指挥部的计算机。

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小时内，伊拉克国防部成了美国攻击机的第一批轰炸目标之一。为了准备对付伊拉克的防御，中央情报局特工们也被派往法国，向这个伊拉克武器的第二个重要供应国了解关于伊拉克武器、精密度和部署的准确信息。法国人十分慷慨地向美国人提供了有关“幻影”F－1战斗机、飞鱼导弹雷达系统和法国制造的攻击型直升机的详细信息。

1991年1月17日凌晨，美国正式宣布对伊拉克进行空中轰炸，这就是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共持续了7周。美国、英国、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4国战机出现在巴格达上空，对伊拉克的战略目标和军事设施展开了大规模的空袭。中央情报局的任务是评估多国部队空袭的效果，从伊拉克军队、平民的士气到被摧毁的军车的实际数目，但最重要的是评估部队运输车辆及坦克的数量和质量。中央情报局错误估计了伊拉克隐藏和发射机动飞毛腿导弹的能力，低估了伊拉克安装在卡车上面的粗糙但却致命的导弹发射器的威力。

2月13日，中情局指出了一个轰炸目标。该目标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郊区，据中情局的情报称，这是一处军事掩体。当两架F-117A隐身战斗机各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准确地击中目标后，美国空军才知道，这只是一座民间防空避难所，数百名儿童和妇女被炸死。这一攻击目标的情报，只是来自于中情局对伊拉克那些流亡者和一些外国工程师的访问。那些情报提供者们说，他们曾被伊拉克政府雇用去改建那座掩蔽部，以便充作军用。

这场灾难性的失误立刻引起全世界的强烈抗议。

美国号称全世界最先进的空中打击力量，居然会把一个不是军事目标的防空避难所当成目标，实在说不过去。群情愤怒之下，即使白宫出面解释，还是有人不肯原谅中情局。从此以后，中情局被取消了再做战争损害评估的权力。等于说，海湾战争还没有结束，中情局在这场战争中的使命便已经结束了。

几年后，在海湾战争中曾担任五角大楼顾问的国防情报局前局长佩罗特斯对英国广播电视记者汤姆·曼戈尔德这样披露道：那次轰炸，是一次基于美国过时信息的很糟的错误判断。他不安地、激动地进一步证实：“那是陈旧的情报。我们本来是绝对不该轰炸它的。”同时，这位情报专家很鄙视中情局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哦，见鬼！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过一次好战争。威廉·韦伯斯特在那里是绝对的毫无办法。”

韦伯斯特受到攻讦，他发现，他已不能指望从那些过去曾保护过他的人那里得到支持了。海湾战争刚一结束，韦伯斯特就从中情局局长的位子上走开了。

幸好不管中情局的情报工作如何失误，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是很强大的。多国部队历时一个月的空袭已摧毁了伊军近50％的军事力量。1991年2月24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始了代号为“沙漠军刀”的地面作战。经过100个小时的空地一体的进攻战，打败了伊拉克军队，从而使历时42天的海湾战争宣告结束。萨达姆同意赔款。

中央情报局成了布什政府的“替罪羊”

中情局当初认定的萨达姆有化学武器的情报再次被美国政府认可，他们要求联合国派出调查小组对伊拉克进行调查。萨达姆遵照联合国的指示，销毁了大量杀伤性武器，但仍然保留武器生产设施，并谎称已经销毁，中情局知道他在撒谎。即使他没有撒谎，中情局也认为萨达姆不是什么好东西，定要除之而后快。

让萨达姆进地狱始终是中情局的梦想，虽然这一梦想很难实现，可中情局热情极大。海湾战争结束后不久，中情局就在伊拉克四处鼓动民变，并且鼓动伊拉克人民站起来推翻萨达姆的统治。萨达姆虽然刚受到美国的打击，却并没有意志消沉，他立即拿起血腥的政权武器进行镇压。一个多月的时间，萨达姆就杀掉了反对派1000多人，数千人开始逃出伊拉克。

中情局并不灰心，开始利用这些逃亡人员和伊拉克境内潜在的反萨达姆的势力对萨达姆进行颠覆活动。

1992年，中情局帮助建立了伊拉克反政府组织“国会大会”，不久后，这个组织就因活动能力不足而被中情局抛弃。后来中情局又资助了一个“民族和谐”的组织，为了让这个组织能达到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目的，中情局前后花费了1亿美元，但还是在1996年9月被萨达姆连窝端了。“民族和谐”组织的灭亡使中情局颠覆萨达姆政权的计划彻底破产。

1993年4月14日，刚卸任不久的布什总统到科威特庆祝海湾战争的胜利。在此之前，安检人员突然抓获了17名意图谋杀布什的男子。在审讯过程中，有人熬不住，承认了他们是受伊拉克情报部门指使，想把200磅的炸药安放在布什的车底下，准备把布什轰上西天。中情局最终得出的报告说，萨达姆想要谋杀老布什。

此时比尔·克林顿总统刚刚上台不久，他对这样的事件很是愤慨。6月26日凌晨，克林顿命令军队发射了23枚战斧导弹，把伊拉克情报机关所在地炸得稀巴烂，当时有一枚导弹击中了附近的一幢公寓，使得7名平民死亡。可是时任中情局局长的伍尔西对克林顿的这种行为很是愤怒，他说：“萨达姆意图暗杀老布什总统，克林顿总统却在巴格达午夜时分对空屋发射了数十枚导弹，这种报复行动对洗衣妇和更夫倒是十分有效，要报复萨达姆却不尽然。”

伍尔西的这番抱怨一方面是代表了几年来中情局对萨达姆的仇恨，认为克林顿对萨达姆的报复行动太过于仁慈；另一方面，伍尔西本人所代表的中情局也面临着特别尴尬的处境。他的前任盖茨局长虽然想把中情局拉出绝地，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伍尔西主掌中情局后，中情局的很多情报已经不被白宫重视，很多中情局工作人员已经卷铺盖走人了，而招收的一批新人的想法却始终得不到白宫的支持。中情局的财政在被政府慢慢地削夺。事实上，在这个时候谁都不能把多年遗留下弊端的中情局拉到正轨上来。伍尔西之后的继任者约翰·马克·多伊奇也摇着头告诉国会，他们也无法解决萨达姆的问题，因为中情局本身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克林顿总统一听此言大为恼火，就将他免职，换上了乔治·约翰·特尼特接任中情局局长。特尼特刚上任不久，就有一名情报官发表文章说，美国搜集与分析情报的能力已经瓦解。美国情报圈的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坚称他们设法把中情局拉回正轨，其实这只是个幻想。

但是特尼特领导下的中情局始终没有把目光从萨达姆身上移开。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特尼特就在2002年9月17日的参议院秘密听证会上提出严厉警告：“伊拉克为基地组织提供和制造炸弹、生化、放射与核武等各式训练。”当年10月份，中情局又称通过侦察卫星、外国情报机关、伊拉克特工投诚者和志愿者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巴格达拥有生化武器，萨达姆背弃了当初答应的不会再制造杀伤性武器的誓言，又重新开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该报告最后说：“万一巴格达从海外取得足够的裂变材料，那么它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制造一枚核武器。”中情局觉得这样的报告似乎还不足以说明萨达姆的危险，最终又补充说，“萨达姆很可能会在美国境内发动生化攻击。”

事实上，从美国和萨达姆交恶开始，中情局就没有得到过可靠的萨达姆有生化武器的情报。1995年，萨达姆的女婿卡迈勒将军向美国投诚时，联合国调查小组始终都在伊拉克进行生化武器调查，调查小组中也有中情局的情报人员。卡迈勒告诉中情局，萨达姆的确已经销毁了生化武器，而那名混在调查小组中的中情局官员也没有找到萨达姆有生化武器的证据。

随着联合国调查小组的调查，很多人都确认，萨达姆的确没有生化武器，即使从前有，现在肯定也销毁了。因为任何人，包括萨达姆都知道，一旦被搜查出这类武器，不用美国动手，联合国就会对伊拉克进行制裁，经济制裁是萨达姆最不愿看到的。

2003年初，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说，中情局的情报分析是正确的，萨达姆拥有的生化武器可杀死数百万人，同时他还复述了中情局几日前给他的情报：萨达姆从非洲取得大量的制造核武器的铀。2003年2月5日，小布什政府的国务卿鲍威尔跑到联合国，在他背后站着的是中情局局长特尼特。当时鲍威尔非常肯定地说：“我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确实的消息来源佐证。我告诉各位的不是主张，而是根据确切情报得出的事实和结论。萨达姆拥有生化武器是毋庸置疑的事情，而且他有能力以造成大量死亡与破坏的方式散布这些致命毒物与疾病。”特尼特当时在他身后露出笑容，姿态极高。因为这是中情局的功劳。

同年3月2日，美国已经开始准备对萨达姆进行打击。特尼特跑到白宫告诉总统说，据可靠情报，萨达姆如今藏在巴格达南方一个叫多拉农场的地方。于是“斩首行动”立即展开。美国军队把钻地导弹和战斧导弹如洒水一样地洒到多拉农场，结果什么都没有炸到，萨达姆活得很好。

4月7日，中情局又有可靠情报：萨达姆和他的几个儿子在巴格达曼苏区的一个饭店隔壁的屋子里开会。美国空军把4枚重一吨的炸弹扔到了那个屋子。18人死亡，其中就是没有萨达姆和他的儿子！

中情局的情报错误还不止这些。就在美国开始用地面部队进入伊拉克时，中情局居然没有任何情报来证实萨达姆的儿子乌代领导的非正规军所持有的攻击型步枪和火箭推进式榴弹所造成的威胁，结果使美国陆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从美国向伊拉克攻击的第一天起，中情局的情报分析就错误百出。他们预测说，一旦美军从科威特边界展开攻势，沿途将会有数千名伊拉克士兵和指挥官投降，结果，美国大兵几乎是一路杀到了巴格达，都没有人投降。中情局见局势大好，就预见说，伊拉克军队会大批投降，但直到美国大兵进入巴格达，也没有接收几个俘虏。中情局再次预测说，萨达姆在伊拉克的统治已经失去人心，美国“仁义之师”一进入伊拉克，就会受到贵客般的接待，结果，接待美国大兵的却是炸弹和子弹。

战争结束后，中情局大批官员进入巴格达，组建了“伊拉克调查团”，目的就是要找到萨达姆的生化武器。为此，中情局列出了946个萨达姆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疑地点，在军队的协助下开始搜查。不久后，中情局却得出一个很神奇的结论：搜索了全伊，一无所获。

2003年12月13日，中情局接到线报说，萨达姆藏身于距家乡提克里特约15公里的达瓦尔镇附近。当天晚上，美军立即实施了“红色黎明行动”。20时10分，美军终于找到了萨达姆藏身的洞穴，将他逮捕。萨达姆被美军从地窖里弄出来时说：“不要开枪！不要杀我！我是伊拉克总统。我的名字是萨达姆·侯赛因，我是伊拉克共和国总统，我想进行谈判。”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最后找到萨达姆的那个绝密的情报小组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78年成立的，由6名声称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和巫师组成。在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云杉林深处有两幢编号为T3561和T2562D的神秘小木屋。这两幢二战时期的老房子虽然破旧不堪，斑驳的外表也并不惹人注意，然而，这两幢破木屋方圆两公里的范围却被列为米德堡最绝密的禁区，任何人都不得随意接近，这里就是中情局的巫师情报小组的办公地点。

这个奇异的“巫师情报小组”先后被冠以“护栏火焰”、“中心通道”、“太阳裸奔者”和“星夜守门人”等稀奇古怪的代号。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成立以来，美国先后有25个部门交给了巫师情报小组182项绝密任务，每项任务平均由巫师作法81个小时。最让人吃惊的是，巫师们的头号主顾竟是号称具有当今世界最先进侦察技术的美国国防情报局；其二号主顾则是中情局本身。此外，美国海关总署、美国禁毒署、联邦调查局，甚至连负责总统出访安全事务及日程安排的美国特别勤务局都向巫师们求助过。伊拉克战争打响后，小木屋里又热闹了起来，一些持有绝密通行证的神秘人员来去匆匆。他们都是来向这里的巫师情报小组求助的。

12月16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五角大楼举行新闻发布会，在会上，拉姆斯菲尔德宣称，中央情报局将“领衔”主审萨达姆。他说，这次大家非常轻松地做出了让中情局负责审讯萨达姆的决定。“做出这个决定，只花了3分钟时间。”“此前2分钟，大家都在喝咖啡。”拉姆斯菲尔德有点幽默地说。

但是，中情局审讯萨达姆的困难却很多。一位中情局官员说：“尽管萨达姆很邪恶，但他毕竟曾经是一国之君。虐待他将有损我们的长远利益。”

中情局使用的方法是根据萨达姆的心理活动规律，从中找到突破口。中情局审讯人员每次对萨达姆的审问都是从“无关紧要”的细节开始，比如哪天在哪里见了谁，家庭成员都有谁等。如果萨达姆开口回答这些问题了，审讯人员就会慢慢地往事先设计好的方向上引，看他的反应，发现其恐惧、激动和回避的规律及原因。中情局信奉“身体决定思想”，即身体疲劳后头脑就会投降。

但是，多日之后，中情局发现萨达姆的确是个人物。他对中情局的审讯专家采取了彻底的不合作态度，避免与审问者的一切交流，什么话也不说。在审问中，萨达姆对任何问题总是一言不发，不是两眼盯着天花板，就是低头看着地面。有时候，审讯人员会故意问一些“不友好”和刺激性的问题，希望激起萨达姆内心的反感和仇恨，可是萨达姆就如同一个死人一样，毫不为之所动。实在被审问人员逼急了，萨达姆就反复念叨“萨达姆，我是伊拉克总统……”

在极端的情况下，萨达姆还会选择用脑袋去撞墙，审问人员只好先让他安静下来，中断审讯。

直到萨达姆在2004年7月份被送到伊拉克特别法庭，中情局也没有问出他们最想要的问题——伊拉克到底有没有生化武器！

2004年6月3日，阳光明媚的上午，在绿草如茵的白宫玫瑰园，小布什总统正在和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举行记者招待会。像往常一样，回答完问题，他微笑着向台下稍稍颔首，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离去，按照行程，他将乘坐“空军一号”飞机前往欧洲。

闪光灯追着总统的背影，直到他向直升机走去。参加招待会的各家媒体开始收拾家伙准备离开，几个很有毅力的家伙在追着白宫办公厅的官员问问题。

突然，小布什出人意料地再次出现在草坪上，他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

“我昨晚同乔治（即中情局局长乔治·约翰·特尼特）在白宫见了面。我和他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聊天。他对我说他因为私人原因而将辞职。我告诉他，我对他的离开表示遗憾。在为美国人民谋利益的工作中，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我接受了他的辞呈。”

镁光灯闪得更厉害了，记者席上有一阵小小的嘈杂。

“我衷心祝福乔治和他的家人，并将很高兴地继续与他合作，直到他正式离开中情局。谢谢！”

正当记者们争先恐后地要发问时，小布什却转身离开了，没有回答任何提问。工作人员拦住了要追上去的那些记者。

白宫这一戏剧性的场面，还有中情局局长特尼特辞职的消息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遍了美国，并且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起巨大的反响。世界各大报刊、电视和网络纷纷转播这一消息，并且都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

中央情报局和特尼特是白宫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替罪羊吗？

事后，华盛顿一位知名的政界人士说：“历史将会给中情局和特尼特一个公正的说明。也许，只有时间才能说明真相。”

从第十二任局长威廉·H·韦伯斯特开始，到第十三任罗伯特·米歇尔·盖茨、第十四任詹姆斯·伍尔西、第十五任约翰·马克·多伊奇，直到第十六任乔治·约翰·特尼特，前后共有5位中情局局长在伊拉克问题上像走马灯一样轮番撤职或“辞职”。这时的中情局，真正成了美国政府的“替罪羊”。

除了中情局局长这个“替罪羊”之外，2003年的“特工门”事件也引起了美国人的极大关注。2003年7月，前外交官约瑟夫·威尔逊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指责布什政府为获得公众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故意使用虚假情报。不久后，约瑟夫·威尔逊的妻子普莱姆的特工身份遭媒体曝光。罗夫、利比涉嫌泄密。切尼和布什也因受到牵连而饱受批评。利比还因在此案中作伪证和妨碍司法，被联邦法官判处30个月监禁以及罚款和刑满后查看两年。

在案件调查阶段，美国白宫前发言人斯科特·麦克莱恩曾多次公开为罗夫和利比辩护。他当时对媒体表示，他与两人就此事交谈过。“他们是好人，他们是白宫队伍中的重要人员，因此，我同他们交谈并回来告诉你们，他们没有参与其中”。

“特工门”事件从调查、审理经历了4年之久。布什承认白宫有人泄密，但他拒绝对这一事件展开更多调查。随着布什免去利比的30个月监禁，“特工门”事件似乎也就此了结了。

2007年，有消息说，美国前白宫发言人斯科特·麦克莱恩的新书《布什白宫内发生的事与华盛顿失误之处》将于第2008年4月出版，在这本书里，麦克莱恩将曝料说，美国总统布什在“特工门”事件中“误导”他说了不实之词，副总统迪克·切尼也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这里有个问题。我没有说实话，”麦克莱恩在新书中写到，“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递了错误的信息。而让我这样做的是政府中5个高层官员：罗夫、利比、副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和总统本人。”

麦克莱恩表示，他当初向公众证明罗夫和利比的“清白”，是由于美国政府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并没有在伊找到如开战理由所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需要他的帮助来重拾总统信誉。麦克莱恩在书中对“特工门”事件的解说与他当初的口吻大相径庭。

“正当你想着白宫的信誉不能再差了时，另一只靴子就又掉下来了，”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说，“如果布什政府都不将真相告诉它的官方发言人，美国人民又怎么能期待得知真相呢？”

伊拉克战争的真相，看来想知道也难。

第十七章 养虎成患，本·拉登在劫难逃

本·拉登曾被美国人称为“反苏英雄”或“抗苏斗士”，1998年，本·拉登以“世界伊斯兰前线”的名义发布“圣战宣言”，称美国已经向上帝和他的使者们宣战，因此呼吁将谋杀生活在地球任何地方的任何美国人；中情局成立了“拉登处”，开始对其追捕，10年过去了，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击毙，中情局终于如愿以偿。

成立“拉登处”

2001年9月11日，在本·拉登及其领导的“基地”组织的精心策划下，19名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美国民航飞机，先后撞击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其中一架飞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共造成近3000人死亡。消息传来，不仅美国震惊，也震撼了全世界。这就是“9·11”事件。

“9·11”是人类文明史上黑暗的时刻。在全世界刚刚跨入21世纪的时刻，人类就经历了这一场人间悲剧，从此以后，国际社会恐怖主义甚嚣尘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又不得不面对一场新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就是世界头号恐怖人物本·拉登。

2002年12月12日，负责调查“9·11”恐怖袭击中安全疏漏的美国国会联合委员会完成了调查报告。这个参众两院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建议美国加强努力，打击恐怖组织和它们的资金来源，防止再次发生恐怖袭击。

报告指责美国情报和执法官员在防止“9·11”袭击中出现一系列失误，建议对有关官员做出处理。联合委员会中的共和党要员、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谢尔比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应该下台。谢尔比说：“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任期中犯下的巨大失误比历任的其他任何一届局长都多。”

报告还对美国如何防止再次在本土发生恐怖袭击作出了建议，呼吁加强努力，打击恐怖分子的训练营地。委员会即将离任的主席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格拉姆。格拉姆说：“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新一代的恐怖分子在哪里接受训练？我们知道答案：主要是在叙利亚和叙利亚控制下的黎巴嫩地区和伊朗。但是，在我看来，我们没有袭击他们的总部和训练营地是一个疏忽，正如我们在90年代没有在阿富汗打击基地组织一样。”

10年来，本·拉登同美国政府及其追随者们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同中情局的特工和那些情报官们斗智斗勇，考验着他们“反恐”的能力。

那么，本·拉登到底是何许人也？

本·拉登1957年3月10日出生于沙特吉达的富裕之家。他是沙特阿拉伯一名建筑界大亨的18个儿子之一，在52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十七。本·拉登在阿布杜尔·阿齐兹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并获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他当过工程师，后靠石油及建筑业聚敛了大笔财富，在沙特阿拉伯和西方国家拥有多家公司，个人财产估计达数十亿美元。

本·拉登身高6英尺，瘦弱，但非常敏捷，擅长马术、长跑、登山和足球运动，还喜欢看有关空手道题材的电影。李小龙是他非常喜欢的演员。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到叙利亚与土耳其交界处的山地去爬山骑马。他曾经在家族企业中工作了一段时间，但这份工作并未能令这个年轻的穆斯林理想主义者感到愉快。在听过巴基斯坦的阿布杜拉·阿扎姆的激情布道的录音带以后，他大受启发，开始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阿富汗从1979年到1989年之间那场为期10年的武装冲突，给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团结核心和训练场所。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阿富汗的民族抵抗运动兴起。当时，世界各地许多年轻的穆斯林都以志愿者的身份云集阿富汗，参加被认为是抵抗侵略者的“圣战”。本·拉登就是其中之一。

1980年，23岁的本·拉登加入了数以千计阿拉伯青年的行列，前往阿富汗。在这场反苏“圣战”中，他参与了兴建军火库、医院和修筑道路的工作，也参加过战斗。后来，他领导一批士兵，亲身参与了许多军事行动，包括一次围攻贾拉拉巴德的著名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他缴获了一支先进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自此之后，他到哪儿都带着它。

在阿富汗的经历为拉登提供了联系全球各地的伊斯兰激进人士的机会，结识了许多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马来西亚甚至美国的伊斯兰激进人士。当年的那场阿富汗战争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和全球争霸的一部分，所以当时的本·拉登不仅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甚至还被美国人称为“反苏英雄”或“抗苏斗士”。

本·拉登后来的许多阴谋诡计和暴力手法就是从美国中央情报局那里学来的。美国给了这些“抗苏斗士”们大量的援助，其中包括专门对付直升机的“毒刺”导弹等尖端武器。当时中央情报局每年要拨出5亿美元军费来武装和训练贫穷且手无寸铁的游击队员。美国高科技武器中的不少尖端产品也陆续进入了本·拉登的兵器库。

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秘密支持阿富汗抵抗组织反对苏联的侵略，从而使阿富汗“圣战”在1988年就取得了胜利。当时莫斯科宣布，他们的军队将在以后的9个月内撤出阿富汗。在苏联人开始撤退时，那些“圣战”的领袖们就开始盘算下一步该干些什么。

本·拉登认为，为阿富汗“圣战”而成功创建的组织不应当被解散，于是就和他的朋友阿扎姆建立了他们自己称之为“基地”的组织，作为未来“圣战”的可能的总部。本·拉登俨然已经成了“基地”组织的领导人。这个组织包括一个情报执行部门，一个军事委员会，一个财政委员会，一个政治委员会，一个主管新闻事务和宣传工作的委员会。还有一个由本·拉登圈子内的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本·拉登对“基地”领导方式的设计显示出他日益增长的自信和野心。他很快便公开表示，要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准备“圣战”，实现他无可挑战的控制权。

被美国视为头号恐怖分子的拉登

1989年苏联撤军后，本·拉登带着他的“兄弟们”重返沙特。在本·拉登的圈子中，有一位最重要的埃及人名叫艾曼·艾尔·扎瓦西里，是一名外科医生。扎瓦西里当时领导着一支强有力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他的许多追随者在新组织中成为重要成员，而他与本·拉登的亲密关系使许多人以为他是“基地”组织的二号领导人。不过后来，他们的组织合并，他的确成了本·拉登的副手。

1990年8月，当伊拉克部队入侵科威特时，由于在阿富汗的经历，本·拉登已经赢得了声誉和尊重，他向沙特阿拉伯国王建议，由他召集“圣战斗士”们进行一场“圣战”，收复科威特。然而沙特国王法赫德却拒绝了本·拉登所提供的军事援助，转而向美国求援，沙特阿拉伯加入了美国领导的盟军，允许美国军队驻扎在沙特阿拉伯，对此，本·拉登和许多伊斯兰教士予以公开谴责。沙特反对派领导人阿勒法基表示，本·拉登无法接受50万美国士兵踏上沙特的神圣土地这一事实。沙特阿拉伯政府并不在意这些谴责，开始驱逐这些教士，并且没收了本·拉登的护照。后来在一位皇室家族成员的帮助下，本·拉登以参加1991年4月巴基斯坦的一次伊斯兰集会为借口，逃出了沙特阿拉伯。到1994年4月，沙特阿拉伯政府冻结了本·拉登的资产，取消了他的沙特国籍和公民身份。至此，本·拉登已经没有一个他可以称之为祖国的国家。

1991年，本·拉登来到苏丹，继续支持其他穆斯林战士。他在苏丹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恐怖实业组织，吸纳了大量的公司，赚了很多的钱。本·拉登决定利用他的建筑公司建造一条从喀土穆到苏丹红海岸港口的高速公路，同时为“基地”组织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让他们获得许多先进的武器和技术装备。

1996年，苏丹政府要求本·拉登离境。当时阿富汗刚好在极端伊斯兰组织塔利班的控制之下，于是阿富汗成了本·拉登最后的一个避难所。到了阿富汗后，本·拉登的地下势力开始扩张，其“基地”组织成员发展到5000多人，分布在大约25个国家。

1998年2月，40岁的本·拉登以“世界伊斯兰前线”的名义，从阿富汗总部向伦敦的一家阿拉伯报纸发布了所谓的“圣战宣言”。“圣战宣言”称，美国已经向上帝和他的使者们宣战，因此，呼吁将谋杀生活在地球任何地方的任何美国人，“作为任何国家的每一位穆斯林的个人责任，只要他能够这么做”。

他对1983年导致2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丧生的贝鲁特自杀性爆炸事件、1992年亚丁的爆炸事件，特别是1993年索马里的武装冲突大加赞赏，因为在那以后，美军“带着沮丧、羞辱、挫败和死亡离开了那里”。

不过，公开表示要对所有的美国人不加选择地进行杀戮，1998年的“圣战宣言”还是第一次。

由于本·拉登频频向美国发出威胁，于是在1997年得到白宫的批准后，中情局决定实施抓捕本·拉登的计划，要活捉本·拉登。

2004年2月22日《华盛顿邮报》在一篇题为《幽灵战争：1997—1999年间的中情局和奥萨马·本·拉登》的报道中披露说，美国中情局曾在1997年制定了一个绑架本·拉登的完美计划，但是却因为决策者的犹豫最终胎死腹中。

追捕本·拉登的行动最早要追溯到一个名叫卡西的巴基斯坦恐怖分子。

1993年，克林顿上台还不到一个星期，在兰利中情局总部入口处的交通信号灯下，中情局60岁的情报官史塔尔正在车里等着绿灯，在他的后面还有很多车辆，里面坐的都是中情局工作人员。突然，史塔尔从倒车镜中看到一名青年下了车，这个青年一下车就开始用步枪扫射。最先被他扫射到的是中情局秘密行动通信官达林，接着是中情局医生班内特，然后是史塔尔，最后是中情局工程师摩根。扫射完毕后，那个青年又回到第一个目标达林身上，一枪轰掉了他的脑袋，然后扬长而去。整个过程只有30秒。这就是震动中情局的“中情局大门枪杀事件”。作案者就是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卡西。

此次事件发生后，克林顿总统居然没有按照惯例来对中情局表示慰问，这使得中情局愤怒不已。

一个月以后，纽约世贸中心的地下停车场又发生了一起爆炸案，造成6人死亡。这一次虽然没有中情局官员受伤，但中情局已经开始向恐怖主义开战，把反恐怖主义变成最优先考虑的课题。

1993年，卡西在中情局总部的入口处作案后逃之夭夭，美国立即对他发出了通缉令。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中情局虽然知道卡西就在阿富汗境内，却无法捉到他。因为当时中情局在阿富汗没有任何人手。在随后几年的时间里，追捕卡西的行动一直没有什么进展，中情局反恐中心得到的情报表明，卡西一直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边境地区流窜活动，而且在阿富汗南部地区的可能性最大。为了尽快捉住卡西，巴基斯坦情报站精心挑选了在20世纪80年代抗苏战争中和中情局有过合作关系的30多名阿富汗部族武装人员，从事追捕工作。

1997年5月，一个巴鲁什人走进卡拉奇的美国领事馆，提供了有关卡西的情报，3个星期后，由中情局官员、巴基斯坦情报官员和联邦调查局官员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在巴基斯坦的一家宾馆中逮捕了卡西，并将他押回美国受审。2002年11月14日，卡西被处决。

当时，这个对付恐怖主义的特别小组针对的不仅仅是卡西，还有其他恐怖主义分子。不过将卡西捉住后，当他们要面临解散的时候，却有一个人引起了中情局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本·拉登。

中情局于1996年1月成立了一个由12人组成的反恐小组，全力对付本·拉登在苏丹的工作站。这个“本·拉登问题小组”还有一个通俗的名称就是“拉登处”，负责追踪本·拉登的行踪。

他们发现本·拉登正躲在苏丹，大力资助北非的恐怖组织，于是就向苏丹政府施压，迫使他们驱逐本·拉登。于是这名“恐怖大亨”就在当年5月来到了阿富汗。

当时本·拉登经常在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一带活动，于是特别行动小组就制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绑架计划。他们在阿富汗南部找到了一个十分隐蔽的洞穴，打算在抓到本·拉登之后将他藏在这个洞里，等到30天之后再由美军特种部队派飞机将其秘密接走。

特别行动小组负责人称，他们考虑到本·拉登失踪以后，其随从和其他恐怖分子一定会加紧搜寻，如果美军立刻派遣飞机进入阿富汗，会引起恐怖分子怀疑，从而带来麻烦。他们认为本·拉登失踪一个月以后，恐怖分子的神经就会懈怠下来，那时候再把他由秘密地洞运走更加安全。为此，他们还在这个洞穴中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水。

1998年春天，特别行动小组经过长时间的追踪观察后将目标锁定在一个距离坎大哈机场仅5公里之遥的农庄。这个名叫塔尔纳克庄园的农庄占地约100公顷，四周有3米高的围墙，里面有80余间房屋。这里也是本·拉登的据点之一，有好几个晚上，他都在这里和自己的妻子过夜。

当时本·拉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所以随身仅带了几名保镖，而且还肆无忌惮地使用卫星电话，这就非常容易暴露他的行踪。特别行动小组对农庄周围的地形进行了详细勘察，中央情报局则借助卫星定位系统绘制出了农庄的具体地图。一切准备工作都进行得十分顺利。

根据特别行动小组制定的计划，大约30名身手敏捷的武装人员将参加此次绑架行动。他们计划分成两个行动小组。其中一个行动小组将在凌晨2时左右穿越沙漠地区秘密向农庄逼近。为此，他们事先已经设计好了一条能够避开雷区的捷径。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将匍匐前进，通过排水沟潜入农庄。

另一个行动小组则乘坐两辆“巡洋舰”吉普车慢慢行驶到农庄的正门，使用无声手枪干掉入口处的两名警卫。与此同时，第一个行动小组对本·拉登和他妻子睡觉的房间发动突袭，以最快的速度找到那个大胡子、瘦长的沙特人，给他戴上手铐。然后，行动小组将把本·拉登带到农庄的正门，塞进等候在那里的“巡洋舰”汽车，迅速驶往50公里外藏身的山洞。

特别行动小组和中央情报局官员对这个计划进行了反复修改，最后将其递交给中情局高层，等白宫拍板之后立即实施。

白宫反恐协调员理查德·克拉克来到中情局总部，和中情局负责反恐事务的官员奥康奈尔讨论了这项计划，包括费用和风险。

当时，奥康奈尔认为此次行动最大的风险是可能造成无辜平民的伤亡。因为据卫星拍照和地面侦察来看，在塔尔纳克庄园生活着数十名妇女和儿童，如果抓捕行动出现失误，就很可能殃及无辜。

一旦出现意外，这样的“屠杀”行动曝光后，将使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一落千丈。

1998年6月，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在和几名官员和助手商量之后，最终做出了一个遗憾的决定：行动取消。

就在这项秘密行动被取消之后两个月，1998年8月7日，“基地”组织的自杀袭击者同时对美国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自杀式袭击，共造成224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

在中情局总部大楼，当情报官员和分析家从电视上看到惨不忍睹的画面时感到无比的痛心和愤怒。一名中情局官员后来回忆说，当时负责追踪本·拉登的一名情报官员就直接冲着特尼特发泄心中的不满。“你要对这些死者负责，”这名愤怒的官员对特尼特大声嚷道，“那时你完全有机会抓到他，但是你却没有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采取行动。”

显然，这名官员所指的就是放弃对塔尔纳克庄园的突袭行动。这番公开的指责让特尼特显得十分尴尬。在美国朝野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特尼特终于决定要对本·拉登采取行动，但那时本·拉登已经离开了塔尔纳克庄园。

从此以后，特别行动小组再也没有找到对本·拉登下手的良机。因为自从美国在1998年8月20日向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营地发射导弹之后，本·拉登就变得行踪不定，而且关掉了移动电话，增加了保镖人数。1999年，特别行动小组曾经计划对本·拉登在喀布尔的一处住所采取行动，但是当他们靠近住所时遭到了枪击，导致一人受伤。追捕行动也就无疾而终。

几年后，一位退休的“拉登处”特工朔伊尔这样说道：“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干掉他（本·拉登），尤其是在1998年到1999年之间。这样的机会至少有8到10次。中情局向‘上面’报告了所掌握的情况，并提出抓住他或从空中对他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行性报告，但没有一次得到批准。决策者担心，美国一旦采取行动，将会被指控为搞暗杀。这样做一是代价太大，二是会得罪欧洲人，三是会引起穆斯林的愤怒。这些机会都出现在克林顿时代。”

正如朔伊尔所说，“9·11”之前，中情局有太多的机会使本·拉登无法活生生地看到“9·11”惨案。朔伊尔回忆说：“1998年12月，我们得到情报，本·拉登某晚在阿富汗坎大哈城的一所房子里过夜。我们非常准确地掌握了这个地点，并再次提出用导弹或飞机从空中干掉他。但这一方案又被否定了，原因是那座房子的隔壁是清真寺。决策者担心会炸毁那座清真寺，从而引起伊斯兰世界的愤怒。”朔伊尔说，“如果那时干掉了本·拉登，就不至于（在“9·11”事件中）丧失3000条美国人的生命。”

不过到了1999年3月，又有一次机会摆到了中情局面前。“拉登处”得到情报，本·拉登正在阿富汗南部沙漠中的一个狩猎营里和某中东国家的几名王子一起享乐。“拉登处”提议用导弹把整个营地夷为平地，但是遭到了拒绝。白宫最担心的是，导弹会同时伤及那些王子，由此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会使美国在穆斯林国家陷入更大的危机。

1999年10月的一天，美国中情局反恐中心的一个特工小组飞到了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这个特工小组代号“JAWBREAKER-5”，组长是中情局反恐中心本·拉登行动小组的负责人里克。他是一个在阿尔及利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摸爬滚打许多年的老特工。特工小组来到塔什干的一个秘密机场，在那里登上一架苏制的米-17运输直升机，旋即向白雪皑皑的阿富汗北部山区飞去。特工小组此行的任务是拉拢阿富汗北方联盟最高军事指挥官马苏德，一起来干掉本·拉登。里克直言不讳地对马苏德说：“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本·拉登，让我们携起手来吧！”

中情局的“JAWBREAKER-5”情报小组在阿富汗工作了几个月之后，中情局反恐中心接到情报说，本·拉登将秘密造访贾拉拉巴德东部山区内的“德鲁塔训练营”。中情局反恐中心的本·拉登小组立即将此情报交给马苏德，告诉本·拉登已经来了。马苏德立即纠集起数只毛驴，驮上苏制火箭，然后派出一个突击小组潜伏到“德鲁塔训练营”附近的一座山上。当小组上路后，马苏德向中情局兰利总部汇报了他的计划：用火箭弹来消灭本·拉登。

没想到这立即引起了中情局法律专家的警觉，因为白宫的法律部门可没批准中情局可以跟马苏德搞这样的纯军事行动。实际上，现在等于是中情局给情报让马苏德行动，所以最后的板子是要打到中情局头上的。为此，反恐中心赶紧发出一封电报：立即取消这次行动！

2001年9月9日早晨，马苏德接受两名阿拉伯记者的采访。结果隐藏在摄像机内的炸弹发生爆炸，马苏德当场死去。数小时后，马苏德的情报助手打电话给中情局，几乎无法解释马苏德的情况。中情局官员问：“马苏德呢？”马苏德的助手回答说：“他在冰箱里了！”显然，他不会用英语表述“停尸房”。2001年9月10日早晨，全世界都知道马苏德死了。

从1999年末直到2001年8月，中情局几乎每隔一个月就会向白宫提出一次本·拉登要攻击美国的警告。“狼来了”两年后，已经没有人相信中情局的警告了。

到了小布什时代，中情局对本·拉登似乎已经没有了从前的敏锐感觉了。2000年10月12日，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的亚丁港遭到一艘满载炸药的小型橡皮艇的自杀式攻击，中情局黯然神伤。也就是从那时起，本·拉登变得异常谨慎，行动十分诡秘，甚至有时候一天要换三个地方。“拉登处”通过各种手段搜集情报，都无法得知本·拉登到底在哪里。

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和他的手下终于对美国下手了，袭击了美国华盛顿和纽约，制造了惊动全球的“9·11”惨案。

而从“9·11”之后，本·拉登更成了神奇的影子，他完全进入地下秘密活动状态，想发现他已非常困难了。另外，美国发动的对萨达姆的战争实际上帮了本·拉登“美国是伊斯兰的敌人”的宣传，“伊拉克战争，使一些穆斯林更相信本·拉登，认为美国确实是一个殖民主义大国”。这一切对美国都不利，而本·拉登在“9·11”后更是给中情局出了一个难题——那就是中情局能不能把他抓捕归案，最后送上审判席？

“9·11”事件爆发后的9月17日，小布什向特尼特和中情局发出最高机密指令，命令中情局追踪、逮捕、拘禁并讯问全球各地的嫌疑分子，而且没有定下任何限制。中情局官员以及被他们聘用的人可以利用刑讯等手段对他们所怀疑的人进行审讯。于是有近1000名嫌疑犯被中情局扔进了阿富汗、泰国、波兰的秘密监狱，以及美国设在古巴的监狱。另外还有几百名嫌疑人则交给了埃及、巴基斯坦、约旦和叙利亚的情报机关审问，中情局在一旁协助。

中情局还派遣了数十名特工，深入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界处的部族地区。中情局一直都认为，本·拉登就藏在这个地区。这也难怪，巴阿边界长达2400公里，这是“基地”组织在地球上最集中的地方，中情局的报告指出，这里缺乏任何防守，毗邻阿富汗的两个巴基斯坦省——俾路支省和西北边疆省，一个是荒凉辽阔、酷热难耐；一个是山高路险、要塞当关。世界上最大的部族普什图族就居住在这两个省，他们的个性是好客、报复和荣誉，更大的特点就是对“基地”人慷慨热情。

2001年11月，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建立中情局机构的特工格雷·贝斯特恩获得情报：本·拉登和约1000名追随者藏匿在托拉波拉地区的黄山中，他立即通知了军队，美国人第一次采取了针对本·拉登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格雷·贝斯特恩和他的战友们在阿富汗向导的指点下，用了两天时间才攀过10多公里的崇山峻岭，发现了本·拉登的营地。营地里驻扎了六七百人，卡车、岗哨、机枪一应俱全。格雷·贝斯特恩叫人支起了激光定位仪锁定目标。美国佛罗里达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开始行动。3天后，B-1B和B-2轰炸机、F-14战斗机轰炸了“基地”组织的营地。但本·拉登并没有被炸死，而是与一批人逃进了山林更深处。

贝斯特恩后来说：“我们找到了一部基地组织成员的步话机，并请来了中情局最权威的阿拉伯人，他研究本·拉登的声音有5年之久，因此，我们可以确定那就是本·拉登的声音。通过步话机，我们一直能听到他在祈祷、说话，呼吁他的部队坚持战斗。”

贝斯特恩觉得应该乘胜追击，所以，他成了追捕本·拉登12人小组的成员，这12人和一些空中力量牵制住“基地”分子，协同阿富汗兵力一起形成三面夹击之势。贝斯特恩后来说，当时很多次他都觉得本·拉登唾手可得。通过步话机，他们听到本·拉登已弹尽粮绝，希望得到当地阿富汗人的供给。“我们给他们送去了食物，并在其中附带了全球定位系统。确定了本·拉登藏匿的确切地点。我们投掷了82枚炸弹，一枚重达1.5万磅、大如汽车的炸弹，把他们炸了个稀巴烂。”可就在12月15日，他又听到了本·拉登的声音出现在广播中。

那一天，贝斯特恩黯然地离开了阿富汗，回到美国。

2004年1月份，中情局再次得到可靠情报，美国和巴基斯坦展开了“铁砧行动”，双方动用了7万部队，到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界处的部族地区进行“扫荡”，企图把“基地”要员驱赶到守候在阿富汗边境的美军的怀抱之中，但是依然一无所获。

2004年1月刚上任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说，美国正在采取极大的努力搜捕本·拉登。他说，近几个月以来，美国已经锁定了一些本·拉登可能藏身的区域。

本·拉登终于被击毙

2009年9月13日，“基地”组织在一家伊斯兰网站又公布了本·拉登的讲话录音《给美国人民的声明》——几乎美国每换一回总统，本·拉登就要发表一次这样的讲话录音——本·拉登在讲话中称，奥巴马没有能力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本·拉登指出，奥巴马就任总统后依然留用了布什政府的许多军事领导人，例如国防部长盖茨，人们因此知道，奥巴马没有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作出根本的改变，没有能力像他许诺的那样结束战争。本·拉登还对美国和以色列保持亲密关系发出警告。他说：“20多年来，我们已经说过多次，我们与你们的分歧在于你们支持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以色列，你们迟迟不能理解这些原因，并为此付出代价。”他再次警告：“如果你们结束战争，那就好；否则，我们将从一切可能的方向继续进行这场消耗战。”

从2001年9月到2010年9月，整整9年的时间过去了，本·拉登除了偶尔在录像中露面外，在中情局眼中依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9年以来，中情局一直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联手搜捕本·拉登，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雇用当地情报员搜集线索，可这种联手行动的效果一直不理想。中情局中的许多人对三军情报局并不信任，认为该局同瓦济里斯坦地区的普什图人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而在中情局眼中，普什图人是本·拉登的朋友。中情局陆续派出大量特工到巴基斯坦，可惜没有任何成绩。很多特工都觉得追捕本·拉登的工作已经渐渐失去意义。

在很多人印象中，中情局的侦察飞机可以从高空拍摄到最清晰的图片，而卫星甚至可以发现山坡上的小羊。本·拉登那样一个大活人不可能每天都躲在暗处，为什么发现不了他呢？中情局本身道出了问题所在：美国缺乏情报人员。

那位曾经险些把本·拉登捉住的特工贝斯特恩说：“我们需要情报人员才能渗透到他们的组织里，可是我们的情报人员远远不够。”

克林顿任职期间，中情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裁员行动。贝斯特恩认为：“大量裁员必将导致情报人员的流失。我们不可能突然雇佣到一流的人才。建立一个有效的情报机构至少需要7年时间。”

让人并不感到惊讶的是，“9·11”事件发生时，中情局在阿富汗竟然没有一个专业的情报人员。擅长阿拉伯语言的情报人员屈指可数。那位被捉住的卡西在一次受中情局讯问时，问他如何能捉住本·拉登，他的回答是：“关键是扩展信息来源，你必须得在大量信息中去伪存真，找到最有用的信息，而且情报最容易过时，所以必须快速反应。”这正是中情局最致命的弱点所在。

多年以来，本·拉登的下落始终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中情局无法得到可靠情报，所以只能道听途说。以色列情报组织认为，本·拉登在伊朗或阿富汗北部，中情局点头；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坚持认为，本·拉登仍在阿富汗，中情局点头；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则坚持，他已经逃往巴基斯坦，中情局还是点头。阿富汗一个军阀戏谑中情局说：“美国抓不到本·拉登的原因之一，就是有太多的传言，可怜的美国人如无头苍蝇，不知道相信谁好。他们以为用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中情局除了在巴基斯坦和本·拉登出没的地方放置并不能得到情报的特工外，最常用的就是使用信号监听，也就是对无线电信号进行截获和破译，除此之外，中情局还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基地”组织活动频繁的地区部署了“捕食者”遥控侦察机和“死神”无人攻击机。“死神”无人攻击机上安装有“死光”的尖端武器，它采用了尖端的化学和生物技术，应用了当今最先进的纳米技术、遥感技术等，可在几百英里之外“听”清本·拉登的声音，“闻”到本·拉登的气味，并发起导弹攻击。可是，本·拉登用土办法静默了一切可以导致被监听的装置。即使必须传递信息时，他也是用身边的人去送信。

从2001年“9·11”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过去了10 年，本·拉登一直逍遥法外。然而，本·拉登的生命却在2011年的春夏之交终结了。这位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隐居”了将近10年的“基地”组织大头目最终没有逃过美军的追杀。2011年5月1日，这位藏身巴基斯坦北部城市的“恐怖大亨”被美军特种部队击毙，其遗体身份得到确认后，迅速被葬入大海。

本次行动开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下达了“只要死拉登”的命令。

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说，首次了解到本·拉登踪迹的线索是在2010年8月，直到2011年4月下旬，关于本·拉登下落的情报才得到了确认，得知拉登的确是藏身在距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约64公里处的阿伯塔巴德市的一幢房子里。拉登生前藏身的这幢两层房子从外表看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栋“豪宅”建于2005年，价值约100万美元，里面设施一应俱全，并且有逃生的地道，但没有电话和互联网服务，只有为数不多几个保镖和服务人员，此外还有本·拉登的妻子和家人。美国官员最终确定，这里就是本·拉登的“家”。

此前，西方媒体曾多次宣称，拉登为了躲避美军，一直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地带的崇山峻岭中“穴居”，并多次披露其“早已因健康原因丧生”。不过，事实证明，拉登还是采取了“大隐隐于市”的做法，在距离巴基斯坦军事学院不远的居民区内藏身数年。

5月1日凌晨，大约24名美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的官兵在得到奥巴马总统下达的“击毙拉登”命令后，乘坐4架“黑鹰”直升机突袭本·拉登的藏身之地。直升机从巴基斯坦境内起飞前往距离伊斯兰堡60英里的小镇阿伯塔巴德，于当地时间凌晨1点10分飞临阿伯塔巴德小镇上空，锁定目标后立即用重型武器向本·拉登的这所豪宅发起突然袭击。本·拉登被击中头部，当场身亡，终结了他传奇的一生。

袭击发生地的居民说，在袭击发生时，整个地区都受到了大规模爆炸的震动，现场传来直升机的轰鸣，枪声和爆炸声不断。整个袭击过程持续时间不长，大约40分钟就结束了。整个过程中没有官兵伤亡，但有一架直升机发生故障而下坠，最后被机组人员和突击队炸毁了，机组人员乘坐另一架直升机离开了这栋建筑。

中央情报局是本次击毙拉登行动的最大功臣，其特工是最终确定拉登藏身地，并向美军提供具体方位的直接操作者。

中央情报局在审问被捕“基地”组织成员过程中，发现了一名最受拉登信任的通讯员，并确定了此人的活动范围，最终找到了位于阿伯塔巴德市内的一座神秘建筑。从外观上看，该建筑的大小约为该区其他房屋8倍，并配有铁丝网护栏和高墙等罕见设施。

中央情报局长帕内塔亲自指挥了本次秘密行动，由“海豹突击队”具体执行。

美国公布的拉登最后藏身之处

在这次袭击中，除了本·拉登丧生外，还有三名成年男子被打死，其中一人是拉登的儿子，另外两人是本·拉登的警卫人员（一说是他的信使）。此外，还有一名女子是本·拉登的妻子，在交战时因被拉登保镖当做人体盾牌而丧生。此外，还有两名在现场的女子也受了伤。

本·拉登的遗体当场经过确认后，即被送往一艘美军军舰，通过了DNA鉴定后，根据穆斯林“快速下葬”的传统，美国动用航空母舰为拉登进行海葬，他的葬身之地位于北阿拉伯海域。在进行海葬前，美方按照伊斯兰传统步骤对拉登的尸体进行了处理，包括对他的尸体进行清洗、用白布包裹等。他们透露，选择海葬是因为一直难以找到愿意接受这位恐怖分子头目遗体的国家。而按照伊斯兰教风俗与传统，拉登的尸体必须在24小时之内被埋葬。

美军之所以为本·拉登举行海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担心日后本·拉登的墓地会成为“恐怖分子朝圣地”。此时，美国政府并没有忘记提醒说，击毙本·拉登并不意味着恐怖组织被消灭，“基地”组织很可能要进行猖狂报复，尤其要警惕也门境内的“基地”组织分支对交通工具和重要目标下手。

当晚，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前任总统小布什通报了这个让人振奋的消息，并发表了电视讲话。奥巴马在讲话中说，“我们早就怀疑本·拉登藏身于巴基斯坦的一栋建筑中，随着我们手中相关信息的增多，我多次与我的国防安全团队会面讨论此事。上周有了足够的情报来采取行动。”

在乔治·布什总统在任时期，美国方面将过多的精力集中在阿富汗境内，而忽略了塔利班的根据地——巴基斯坦部落地区。而奥巴马在竞选初期即强调对巴基斯坦境内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目标进行打击。奥巴马上任后，美军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活动开始变得频繁。

“9·11”事件之后，本·拉登“潜伏”的10年，是包括中情局在内的美国各个情报部门和全世界苦心搜寻的10年，但是却一次次地与他失之交臂。在这漫长的10年里，本·拉登“死”了无数次，但那些扑朔迷离的传闻一次次被证伪。那个瘦高个、满脸络腮胡子的恐怖头目依然不断出现在视频、音频中，对美国发出种种威胁。现在，这场“一个国家与一个个体”的对抗终于以本·拉登被击毙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虐囚门”和“十大酷刑”

2009年8月，美国司法部长霍德尔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对中央情报局涉嫌虐待恐怖嫌犯的指证。在此之前，美联社刊发了一些最近解密的中央情报局档案报告，其中一份解密文档记录了“9·11”之后中情局人员审讯恐怖嫌疑人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内容。据说，当时中情局人员威胁穆罕默德说，如果类似“9·11”的恐怖袭击再发生，他们将杀死被扣押者的孩子。还有一位恐怖嫌疑人被中情局人员警告说，会强奸他的母亲。

《华盛顿邮报》2007年2月28日报道，曾在美国中情局阿富汗秘密监狱被关押两年之久的马尔万-贾布尔在接受采访时披露了他在秘密监狱的生活情况。

美国反恐官员指控30岁的贾布尔曾帮助“基地”组织分子，把他关进了秘密监狱，于2006年6月30日释放。贾布尔接受采访时说，他那天被脱光了衣服，坐在一张椅子上，中情局官员对他进行了录像。他随后被戴上脚镣，蒙上眼罩，戴上耳机。中情局官员给他打了一针，这使他意识模糊。他被平放在一辆面包车的后面，面包车将他送至一个简易机场，他和另外一名犯人被送上飞机。

贾布尔对自己能获释感到意外。中情局是在最高法院驳回布什政府有关《日内瓦公约》不适用于像贾布尔这样的恐怖疑犯的立场数小时后释放他的。

布什在2006年9月份承认，中情局秘密监狱关押了14名恐怖主义嫌疑犯，这些嫌犯已被转运至关塔那摩监狱。布什称：“中情局秘密监狱现在已不再关押恐怖分子，被关押的恐怖分子没有情报价值，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被遣返回其祖国接受审判或关押。”

但贾布尔的经历与美国政府有关中情局秘密监狱的描述并不一致，例如秘密监狱关押的犯人人数和这些犯人构成威胁的严重程度。尽管14名恐怖疑犯已被运往关塔那摩美军监狱，但美国政府并未公布其他数十名恐怖疑犯的身份和他们目前的下落，还没有承认像贾布尔这样曾被认为是极度危险和有情报价值的犯人已获得释放。美国政府的反恐官员称，贾布尔是“一名顽固的恐怖分子，他试图伤害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无辜人士”。美国情报和反恐官员已证实了贾布尔被捕的消息，称他曾被关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但他们拒绝谈论有关秘密监狱或者犯人待遇的情况。

贾布尔称，他是2004年5月被中情局秘密监狱关押的，他当时被一辆汽车运至伊斯兰堡一处偏僻的别墅内。美国情报官员称，这所别墅内设有监狱设施，由中情局和巴基斯坦情报部门联合管理。当贾布尔抵达这所别墅时，他看到了20多名其他犯人，其中包括一名在巴基斯坦被逮捕的埃及酋长16岁的儿子。这所别墅也曾被用于关押自“9·11”后在巴基斯坦被逮捕的其他数十名“基地”组织嫌疑犯。贾布尔在这所别墅里待了五周，他被锁在墙角，每天只能睡数个小时。美国审讯人员每天都对他进行数个小时的审讯，晚上，他还遭到了巴基斯坦看守的毒打。2004年6月16日，他被打了一针后，被蒙上眼罩空运至阿富汗的一所秘密监狱关押。贾布尔说，秘密监狱由穿便装的美国人管理，一些穿黑色制服、戴手套的蒙面男子负责安保工作。他不知道秘密监狱的具体地点。他在秘密监狱被关押的头三个月里经常裸体，他的牢房里只有两个毛毯和一个马桶，牢房没有窗户。牢房里的灯24小时都亮着，房间里还装着两个监视摄像头和一个麦克风。

贾布尔称，美国人每天都对他进行审讯，他在两年的时间内共遭到45名审讯人员的审讯。审讯人员向他出示了数百张通缉犯和已被抓获犯人的照片。美国审讯人员告诉他，他将再也不能看到他的三个孩子了。他曾遭到身体折磨的威胁，但他并没有遭到殴打。审讯人员曾向他展示了一个被称做“狗箱”的木制箱子。审讯人员称，如果他不合作将会被关在那个箱子里。被怀疑策划了“9·11”恐怖阴谋的卡利德就是在被关进那个木箱子后，才开始与审讯人员合作的。不过他从未被关入那个箱子，但他一直是被锁在墙角处，至少有20多次保持令人难受的姿势达数小时。

美国人在6周后给他发了一条裤子，他后来又得到了一件T恤、鞋子、一本《古兰经》、一个床垫。监狱的条件后来逐步得到改善：安装了空调，还建了一个有阿拉伯语、乌尔都语和英语书籍的图书馆。那些表现良好的犯人晚上还可以观看诸如《泰坦尼克号》这样的好莱坞大片。监狱的副监狱长教会了贾布尔如何下象棋，并给了他纸和笔。贾布尔回忆说：“监狱长是一个名叫查利的男子。他对我说：‘马尔万，我们需要情报，如果你合作，那会很好。’我告诉他我没有隐藏什么，我不是一个危险人物。他告诉我，他们不想使用暴力，但是如有必要他们将使用暴力。我告诉他，我不会向他说谎。”贾布尔2004年12月18日被转送至另一个更大的秘密监狱。他在那里只见到了一位阿尔及利亚籍的犯人。

2007年9月24日，《国际先驱导报》发文称，据说中情局有“十大酷刑”用来对付在押囚犯，这应该是“人权史”上的一段耻辱记录。文章说，中情局的工作人员在审问囚犯的过程中，常常会把囚犯头高脚低地绑在一个木板上，脸用玻璃纸盖上，然后开始泼水。此时，由于玻璃纸遮住了口鼻，囚犯很快就感到窒息而被迫招供。一般囚犯在这种酷刑下平均只能熬过14秒，便纷纷求饶。但据说，“基地”组织成员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曾让审讯人员大吃一惊，因为他足足坚持了2分半钟。

这段令人触目惊心的文字描述的这种“水封闭”的酷刑，就是“十大酷刑”之一，被中情局称为“最有奇效”的审讯方式。

据美国媒体追踪了解，中情局等美国情报机构使用的刑讯逼供方法还远不止一个“水封闭”那么简单，他们有多项“酷刑”可供选择，这其中包括：

“立正抓”，用力抓住囚犯的衣衫，来回摇晃。

“立正打耳光”，打囚犯耳光，让他感到疼痛和害怕。

“打肚皮”，使用手掌击打囚犯的肚皮。据说，一些中情局探员还受到警匪片启发，学会了用电话簿垫着疑犯肚皮，再用重物猛击的招数，因为这样不会在皮肤表面留下痕迹。

“长时间站立”，囚犯戴着手铐脚镣，被强迫站立40多个小时，这个方法看似简单，却因为对犯人精神和体力的双重折磨而被视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冷囚室”，囚犯被强迫浑身赤裸地站在温度约为10摄氏度的囚室中，并被不停地泼冷水。

此外，中情局还有用沸水煮四肢的酷刑，这一招被披露在阿富汗审问塔利班疑犯时被广泛使用。

另外，还有失眠惩罚，即用强光刺激，让犯人长时间无法入睡。专家介绍，人不喝水可以存活72小时以上，但很少人能熬过72小时不睡觉。

与失眠惩罚类似，中情局还准备了强噪音干扰的方法刺激疑犯听力神经，导致其精神紊乱而最终招供。

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中情局还经常在审讯中使用药物逼供的方式。据了解，一些治疗精神科疾病的药物使用在正常人身上会使人情绪极端低落，或者产生各种恐怖的幻觉，在这种精神折磨下，很少有人能“药死也不说”。

中情局等情报机构的刑讯逼供手段主要针对一些他们所怀疑的恐怖分子，尤其是比较高层的“基地”组织成员。美国广播公司就透露，中情局在国外设立的秘密监狱中关押的十几名高级“基地”组织成员都尝过上述酷刑的滋味。

这些严酷的审讯手段早就在情报机构和审讯人员中引发争议，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情报靠不住，甚至中情局总监海尔格森在去年撰写的一份内部报告中也指出，中情局特工使用的这些审讯手段违反了有关禁止以残忍、有辱人格方式对待囚犯的《日内瓦公约》。但由于美国政府内部一些高层人士的袒护，这些以暴制暴的审讯手段还是屡禁不止。

比如2005年，美参议院就通过了禁止“折磨或使用不人道手段”对待囚犯的议案。可是，在美国政府一些高层官员的游说下，国会议员还是把中情局在国外的反恐行动排除在这一禁令之外，直到2007年，美国总统布什才签署了禁令。

总统奥巴马虽然刚上任时曾去过中情局并表示慰问这群“功臣”，可也有人指出，奥巴马实际上并不喜欢中情局，“虐囚门”曝光后，更让他有了理由与前任小布什政府划清界限。不过，奥巴马还是很担心，从“9·11”以来，已经是人困马乏和资源消耗巨大的中情局，在接受调查后会进一步在士气方面遭受重创。中情局也预感到，他们会被奥巴马政府抛弃，认为奥巴马政府没有尽力保护这个肩负反恐重担的国家安全机构。

中情局当年曾被卡特清洗过，后又被克林顿洗劫过——这一次，他们是否能渡过难关呢？谁也不知道！

2010年3月25日，“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播放的一盘录音带中说，如果制造“9·11”事件的哈立德·穆罕默德被处决，“基地”组织将处死它关押的所有美国人。

本·拉登说：“美国已表示出处决哈立德·穆罕默德及其同伴的意愿。美国做出此决定的那一天，就是囚禁在我们手里的所有美国人被处决的日子。”

美国国防部此前宣布，准备起诉哈立德等6名关塔那摩监狱在押者，并寻求判处他们死刑。哈立德被美国认定为“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要策划者。

哈立德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在科威特长大。2003年3月，在巴基斯坦和美国发起的一次联合行动中，哈立德在巴基斯坦城市拉瓦尔品第的一所住宅内被捕。在审讯中，哈立德供认，自己不仅是“9·11”袭击事件的主谋，还策划了1993年袭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等28起恐怖袭击和未遂恐怖袭击事件，协助策划另外3起。

2010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09年度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强调“基地”组织对美国造成威胁。美国国务院在报告中称，“基地”组织依然非常活跃地参与对美国和西方目标进行袭击的行动策划。

报告说，巴基斯坦境内的“基地”组织分支对美国造成了最大威胁，虽然这一组织最近遭到挫折，但它适应性强、恢复迅速，依然通过代理组织不断扩展其影响力。

报告还说，也门以及索马里的“基地”组织分支最近越发活跃，并吸引了越来越多激进的美国人成为其成员，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担忧。

另外，和2009年一样，美国国务院还在这份报告中，将古巴、伊朗、苏丹和叙利亚列入了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本·拉登虽然已死，但他的“基地”组织却是美国政府和中情局永远的痛。

第十八章 反恐无期，阿富汗战乱何时了

“9·11”事件后，美国认定阿富汗成了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就对阿富汗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每年耗费大约100亿美元，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漫长的一场战争；中情局在阿富汗扮演的角色也不仅仅是搜集情报，近来更多地介入军事行动，包括搜集有关“高价值”目标的情报、策划谋杀和无人机轰炸，被戏称为“影子战争”，黑水公司也因此大发其财……

每年耗费100亿美元的战争

当代世界史上发生过两次阿富汗战争。

第一次阿富汗战争是指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长达10年的那场战争。那一次对阿富汗的武装入侵，被认为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

第二次阿富汗战争是指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美国认定阿富汗成了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于是就对阿富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拉开了这场旷日持久、每年要耗费100亿美元的战争的序幕。

2001年10月7日，为了对“9·11”事件进行报复，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起了对阿富汗本·拉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爆发标志着反恐战争的开始。美国官方声称这场战争的目的是逮捕本·拉登等“基地”组织成员，并惩罚塔利班对恐怖分子的支援。当时参与阿富汗作战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北约”国家，另外还有哈萨克斯坦、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并在战后派遣军队驻扎阿富汗，其中驻阿韩军在2007年发生韩国人质被绑架事件后撤离了阿富汗。

“9·11”之后，美国向全球恐怖主义宣战，对外发动两场战争，对内加强监控拘捕。2001年10月7日，美、英两国部署了近8万人兵力，先后动用5个航母编队及500多架战机，对阿富汗实施军事打击。虽然两个月后，美军就在阿富汗“反塔利班联盟”武装的协助下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但是直到今天，这场战争依然在继续。

更让全世界不愿看到的是，自从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不但没有达到“反恐”的目的，反而使全球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尤其是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以后，“反恐”形势更加恶化。

2009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以后，逐步对美国反恐政策进行调整，其“新政”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反恐重点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然而，就在奥巴马考虑是否继续对阿增兵之际，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却接连发生血腥暴力袭击。2009年10月28日，塔利班武装袭击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联合国人员居住地，造成至少6名联合国工作人员死亡；同一天，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城市白沙瓦发生爆炸，造成100多人死亡，200人受伤；此前三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还发生了一起连环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导致至少132人死亡、500多人受伤。这三起袭击事件表明，上述三国安全局势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表明美国总统奥巴马“转移战场”的战略目标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美国反恐新政面临严峻考验。

2010年6月7日，美国迎来其军事历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因为到这一天，阿富汗战争已经历时整整104个月，超过越南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没有人知道这场曾经被奥巴马许诺马上结束的战争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到底还有多少美国军人要被送去阿富汗，甚至连这场战争的原因也开始模糊。而且就在这一天，驻阿富汗美军遭遇了“血色星期一”，共有7名官兵遇袭身亡，使阿战中丧生的美军人数上升至1021人。

2010年6月7日，美国广播公司一项民调显示，一种失败的情绪笼罩美国民众——53%的美国人认为阿富汗战争不值得再打，而2001年开战时美国有94%的人支持这场战争。

2010年9月11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9周年的日子。在9年时间内，美国在布什政府的主导下，先后打着反恐的名义铺开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然而，美国反恐工作进展并不大，甚至影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立即着手对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进行修正，制定了反恐新战略。但分析人士称，奥巴马政府的反恐之路恐怕也不会一帆风顺。

在这一次阿富汗战争中，到处都能见到中情局的影子。中情局的特工和情报官始终与军队相随。

中情局成了美国政府的“红人”

据2002年4月1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被迫开始了自成立之日起最大规模、最快速度的改组。战争一爆发，中情局就成了美国政府眼中的“红人”，白宫不遗余力地助其发展壮大，恨不得让它渗透进敌人的每个细胞。“9·11”让中情局的特工们又重新回到了政治前台。

就在恐怖袭击发生的第二天，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一份保密令，授权中情局消灭“基地”组织高层领导人。中情局局长特尼特先生随即将他的部下召集到总部大楼的隔音会议室内，心情沉重地说：“我们没能阻止这场可怕的袭击，对我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找到这个可恶的敌人——一个禽兽不如的家伙。”

然而，中情局此时的资源状况却根本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冷战过后，中情局对美国国家事务的参与程度就一直在下降，政府预算也大幅度削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情局行动处的特工人数缩水25％，很多长期潜伏在海外的特工都被召回本土；负责招募间谍的官员也不像从前那样活动频繁，只偶尔才出国转转，每年中情局新招募的情报人员不过几十人。在欧洲，中情局已经停止招募为他们提供伊斯兰极端组织信息的阿拉伯间谍。巴基斯坦原是中情局最大的海外基地之一，但潜伏在那里的多数情报人员也因为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而回到了本国。因此，当“9·11”恐怖袭击发生时，中情局剩下的雇员不是快到退休年龄的“老头子”，就是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新手。

鉴于上述情况，2001年9月17日，中情局情报处负责人詹姆斯·帕维特通过总部的电视闭路系统宣布了改组方案，开始了中情局自1947年成立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改组。

首先，中情局成立了一个7人“反恐特别行动小组”，总指挥由实战经验丰富的前特工科弗·布莱克担纲。中情局从该局其他部门紧急抽调了数百名雇员加入这支反恐队伍。一些久负盛名的退伍特工也受到特别的邀请重新归队。此外，中情局还从退伍军官中招募了许多优秀人才，组成一支准军事行动小组，凡是去过阿富汗、掌握相关语言的军官都被揽到了旗下。随后，中情局对这些新招募的人进行了突击培训，课程包括后勤、通讯等多项内容，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让他们明白这次的任务究竟是什么。

9月底，第一支经过培训的中情局反恐特别行动小组出发了。他们驱车从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在北方联盟的后方班吉沙山谷扎营。不久，许多经验丰富的退伍特工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迅速组建起多支情报小组潜入阿富汗内部和周边国家，每个小组的负责人都通晓普什图语或是达里语（阿富汗的两种主要语言），小组中至少有一人懂得武器使用和后勤。

在第一阶段，总共有约100名特工在美国特种部队之前进入阿富汗，为美军提供情报、寻找安全的驻扎营地。同时，他们还负责侦察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位置，用武器和礼物向当地军阀示好。一开始，美国情报人员的出现令阿富汗北方联盟深感不安，他们无法确定美国人这次究竟出于何种目的，于是美国特工安慰他们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消灭‘基地’组织，帮助你们击败塔利班。”

北方联盟内部的矛盾是令特工们最为头疼的问题。为了让这些军阀团结起来对塔利班作战，中情局必须在他们中间扶植起一个领袖。20世纪90年代末，中情局曾经大力栽培马苏德，每年向他资助5万美元，但为了掩人耳目，这些钱都是通过英国人转给北方联盟的。可是就在“9·11”袭击发生的三天前，马苏德突然遇刺身亡，中情局不得不重新培养另一位军阀法希姆。

当美军特种部队于10月中旬乘直升机抵达阿富汗时，中情局在短短半个月内已经同当地军阀建立起关系，并为特种兵准备好了安全的营地和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此时的中情局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囊中羞涩的角色了，它的每个小分队都拥有大量资金，用以收买军阀和开展其他活动。最开始，中情局付给那些可以召集到士兵的军阀的酬金是5000美元，后来这个数目变成了10万。一位中情局官员透露：“我们同每一个可以联系到的军阀接触，后来随着酬金上涨，他们开始主动联系我们。”几个星期的时间内，中情局就召集起了一支3000多人的反塔利班部队，为美军冲锋陷阵。

为了求得阿富汗边远地区部族长老及地方军阀配合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美国中央情报局驻阿富汗特工人员竟然用“助性”蓝色小药片——伟哥——贿赂提供情报的地方首领。

在一次交易中，一名中情局驻阿富汗特工察觉到一位60岁、有4个年轻妻子的军阀的苦衷，便从兜里掏出了4粒蓝色小药片（即“伟哥”，又称“万艾可”）递给了这个军阀，“试一试这些，你会爱上它们的。”4天之后，当这名特工重返阿富汗时，该军阀春光满面地出来迎接，并提供了诸如塔利班供应线和最新行动等非常重要的信息，随后又索要了更多的药片。

中央情报局特工给阿富汗“线人”的回报是各种各样的，包括为其家人提供医疗服务、赠送儿童玩具和学习用具，甚至办理旅行签证等。

从反恐行动开始，中情局共派出了几百名特工，花费高达数百万美元，而这些特工为推翻塔利班也是不遗余力。据说，带领第一支特别行动小组进入阿富汗的老特工11月回到美国的家中时，体重整整轻了20磅。在阿富汗战场上阵亡的第一个美国人也是中情局的特工。在这些“007”的帮助下，美国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了军事行动的胜利。

中情局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就，得益于“9·11”后的这次突击改组，让情报人员的工作效率大幅提高。有人形容，他们在短短几个月内所取得的成果甚至比几年来的总和还要多。

但是在追踪“基地”组织的行动中，中情局的工作却进展得很不顺利。由于“基地”组织纪律性极强，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特工也很难渗透进去。自开展反恐行动以来，中情局在追踪“基地”分子的工作方面只有两个较大的收获：一是其无人驾驶飞机追踪到了本·拉登头号助手阿提夫的下落，帮助美军除掉了一个心头大患；再就是挖出了三号人物祖巴耶达赫的下落并将其抓获。而对于美国头号敌人本·拉登和塔利班前最高领导人奥马尔，他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进入阿富汗以后，中情局反恐突击队特工的日子并不好过。生存一直受到严重的威胁，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2009年12月30日，阿富汗霍斯特省查普曼军营遭自杀式炸弹袭击，8人死亡。这一营地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办公场所，死亡者中有7名中情局人员，包括中情局查普曼军营负责人。塔利班武装12月31日宣布对这起袭击负责，中情局发誓为遇难特工复仇。

查普曼军营原是一处军事基地，后转为中情局办公场所，防御工事坚固。袭击者可能是作为“线人”受邀进入军营提供情报，因此进入时未受到严格审查。当时中情局的一名资深情报搜集官员自喀布尔正要赶来和这名“线人”会面。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介绍，中情局经常将当地“线人”带入军营并听取汇报，再派他们去搜集情报。

2009年12月31日，塔利班武装发言人穆贾希德声称：“我们的人制造了这起袭击。”一名自杀袭击者身穿军服和自杀背心进入查普曼军营健身房后，引爆炸弹。一些中情局雇员当时正在健身房内开会。

事件发生后，中情局总部降半旗向遇难特工致哀。当7名中情局人员的尸体运抵美国多佛空军基地后，在那里举行了小型的追悼会，2009年刚刚上任的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等官员以及死亡人员的亲属、朋友出席。莱昂·帕内塔的悼词充满了感情：“牺牲的同伴远离家园，承担保卫祖国免遭恐怖袭击的重任，我们应向他们表达真挚的感谢。我们会继续战斗。”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当天致函中情局，称赞遇难特工“为美国公民安危作出巨大牺牲”，不顾生命危险保卫国家安全。奥巴马同时也承认，中情局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查普曼军营这次遭袭重挫了中情局海外行动，伤亡程度堪比1983年黎巴嫩袭击。美联社报道，这也是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中情局遭遇最严重损失的一次，先前只知道有4名中情局特工死于阿富汗战争。

这次袭击查普曼军营的人名叫胡马姆·哈利勒·阿布-穆拉勒·巴拉维，来自约旦，是一名医生。据说在一年以前，巴拉维曾遭到约旦情报机构逮捕，后经规劝成为约旦情报机构人员，以外国“圣战者”身份潜入“基地”组织内部，为美国和约旦反恐机构提供情报，后“投奔”塔利班，成为双面特工。巴拉维以汇报有关扎瓦赫里行踪的紧急信息为由，进入查普曼军营。汇报开始后不久，他就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约旦情报总局官员阿里·本·扎伊德也在爆炸袭击中死亡。扎伊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的亲戚。他的尸体在两天后被运回约旦，由约旦王室接收。一名自称哈吉·雅各布的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人员说，扎伊德帮助中情局招募潜入“基地”组织的间谍，巴拉维便是其中之一。

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说，由于自杀袭击者是约旦方面提供给美国的“线人”，约旦情报机构为此感到很难堪。扎伊德在中情局办公场所丧生，约旦与美国在反恐方面的密切合作被公之于众。这令约旦政府深感尴尬。

查普曼军营遇袭的细节虽然很少对外公布，但它却为世人揭开了阿富汗战争最隐秘的那一部分的面纱，让情报机构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暴露出来了。于是发生在阿富汗的这种战争形态，被美国媒体称为“影子战争”。

据有关报道称，奥巴马上台以后，中情局在阿富汗的人员接近七百人，特工和情报分析人员占三分之一，其余为后勤人员。中情局驻阿富汗情报站已经成为其历史上最大的情报站之一，可以和过去在越南和伊拉克巅峰时期的规模相比。中情局驻阿富汗情报站本部设于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内，而大部分人员分散在阿富汗各地的秘密基地和军事据点。

中情局的“影子战争”和“黑水公司”

中情局间谍在阿富汗扮演的角色也不仅仅是搜集情报，近来更多地介入军事行动，包括搜集有关“高价值”目标的情报、策划刺杀和无人机轰炸等。

为了有效地搜集情报来打击塔利班，中情局在当地发展“线人”。这些“线人”常常前往塔利班势力猖獗的阿富汗东南部，或者是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区搜集情报，再回到中情局基地汇报情况。而这次遇袭事件表明，“线人”也可能靠不住，老牌间谍机构也难免遭到双料间谍的暗算。

然而，中情局的那些专家们却常常“怪招”迭出，充当美军的“师爷”。结果闹出了许多笑话，同时也遭到了不少非议。

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名专家曾提出利用阿富汗妇女为阿富汗战争“做宣传”，以博取欧洲国家民众的支持。阿富汗妇女可以通过表达对未来的期盼和对塔利班获胜的恐惧情绪，博得欧洲民众对阿富汗战争的支持。按照他的说法，阿富汗妇女是传递这种信号的“理想信使”。

他认为，积极展开舆论造势，让阿富汗妇女向欧洲国家妇女“倾诉”，有助于平息欧洲民众反对阿富汗战争的情绪。

中情局专家和美国国务院舆情分析师警告，欧洲民众对阿富汗战争的支持率岌岌可危。“北约”成员国荷兰不久前宣布，按原定日期从阿富汗撤军，并不再向那里派兵。分析师担心荷兰这一“带头”举动，将在“北约”内部产生连锁反应。

这名中情局的专家还在报告中建议采取“公关策略”，利用法国等国民众对阿富汗平民及难民境况的担忧，鼓动欧洲民众支持这场战争。

中情局在持续多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战争中，的确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也留下了许多让美国人非议的话柄，其中之一就是，中情局一直雇佣私人保安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参与追击“基地”恐怖分子。

美国中情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追击“基地”恐怖分子时，雇佣了多名美“海豹”突击队和特种部队的退役士兵负责提供安全保护。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任务期间，这些受雇的私人保安经常会直接参战，利用手中的先进武器直接打击恐怖分子。这些受雇佣的前特种部队士兵大多隶属于著名的黑水公司，他们使用的武器是锯短了枪管的M4自动步枪，而且还加装了性能先进的消声器。

中情局早在2004年就曾雇佣黑水公司人员参与一项秘密计划，协助其猎杀“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该计划开始于2001年，在2009年新上任的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将其取消时才被曝光。

美国黑水保安公司是一家私人的军事、安全顾问公司，是美国著名的雇佣兵和保安公司。黑水公司总裁埃里克·普林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黑豹”特种兵出身，其公司保镖大部分也来自美国军方和警方的特种部队。有知情者称，黑水公司的老板埃里克·普林斯其实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特工行动人员，他在中情局的总部留有档案记载。

黑水公司创立于1997年，总部设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它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主要军事任务承包商，负责建立与训练伊拉克新陆军、警察。自从美军入侵伊拉克以来，黑水公司在伊的业务不断扩大，并且获得美国国务院的合约，为美外交人员提供安全保护服务。不过，该公司老板普林斯曾一度面临一系列指控，包括谋杀、走私武器、蓄意屠杀伊拉克平民的罪名。就在该公司被曝出是“虐囚门事件”的幕后操控者后，其业务与营运方式成为了舆论指责的焦点。

普林斯曾受到他的两名前雇员的指证，包括谋杀、走私武器、蓄意屠杀伊拉克平民的罪名，更使得这家公司名声在外。黑水公司目前在世界多个战乱国家和地区执行各种非军事任务。

黑水公司2004年与中情局秘密签署协议，协助中情局在伊拉克追捕并杀死“基地”组织的武装分子或高级成员。中情局为此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但却没有成功抓捕或者杀死任何恐怖嫌疑犯。

2001年至2009年，普林斯的政府合同总金额达到15亿美元，他甚至还在北卡罗莱那州组建了一个私人黑鹰直升机队，占地约7000英亩。但事实上，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一些证人相继出面揭发黑水公司雇员曾在系列事件中滥杀平民，从而把黑水公司推到风口浪尖。伊拉克内政部后来宣布吊销黑水公司在伊拉克的营业执照，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迫于国会以及舆论的压力也先后表示对黑水公司展开调查。在媒体随后铺天盖地的报道中，黑水公司雇员俨然成了唯利是图的雇佣军。

埃里克·普林斯在国会作证时曾极力为黑水公司进行辩护，称该公司的行动是恰当的，把“黑水”形容为两伊边境问题的替罪羊。他说，他属下的人员面对美军士兵相同的危险，该公司迄今已经有30名保安人员死亡，而他们保护的美国人没有一个受到伤害。对于他领导的安全人员是否在一起枪击事件中犯下谋杀罪，他说已经把涉案人员革职和罚款，应该由美国司法部判决这些前雇员是否有罪。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普林斯竭力把黑水公司雇员从事的工作描述为“高尚的事业”。他说，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里矗立着4位军官的塑像：他们当年帮助整顿了原本只是乌合之众的大陆军，在独立战争中打败了英国。这些将军是黑水公司的偶像，普林斯显然想把公司的行为与他们相比，他的黑水公司雇用士兵保护驻伊拉克的美国官员。

美国有媒体指责普林斯正在组建一支不受美国政府控制、只听命于他本人的私人军队。普林斯反驳了这种说法。他认为黑水公司在伊拉克的千余名雇员不是杀人狂，他还指责律师和国会议员无中生有。不过，他自身的经历表明，他在无休止地追求力量和权势。美国国防系统的一份时事通讯曾援引他的话：“所有人都携带枪支，就像耶利米重建犹太会堂一样，一手持剑，一手拿着瓦刀。”这句话解释了他的士兵服务精良的原因：在危险环境中，这些士兵比国际救援组织乃至美国军队更善战、更高效。

有最新报道称，2010年6月25日，黑水公司又与美国中情局签订一份合同。根据该合同约定，黑水公司将继续在阿富汗为中情局服务，中情局支付其报酬的金额高达1亿美元。

“搞笑”的事件和“18支秘密部队”

在阿富汗战争中，中情局除了制造一些话题之外，还在制造一些十分搞笑的事件。

为了对付驻阿富汗美军，塔利班武装竟然将一些猴子训练成杀手，教它们使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布伦式轻机枪甚至迫击炮，向穿有美军服装的士兵发起袭击。日前，这些会开枪、会打炮的“猴子士兵”被武装分子牵出来向西方游客展览，塔利班武装希望利用它们博取动物保护组织的同情，从而给美英盟军施加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们撤兵。

塔利班武装分子此前一直对猴子士兵的存在严格保密，最近，塔利班头目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主动向前往巴阿边境地区的游客们展示这些猴子士兵，显然希望将它们当成一种“宣传道具”。一名塔利班内幕人士透露说：“如果爱护动物的西方人得知这些猴子可能在战争中受伤，他们可能就会向政府施压，从而迫使西方军队撤离阿富汗。”

美军高级消息人士证实了这些“猴子士兵”的存在，军事专家们将这些武装猴子称做“猴恐怖分子”。一名美军消息人士说：“我们最可怕的梦魇就是这些受过武装训练的猿猴们——黑猩猩、大猩猩，猩猩们都有可能受到塔利班分子的武装训练，这将使我们在阿富汗的战争变得和好莱坞科幻电影《人猿星球》有点相似！”

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训练猴子当杀手”的主意最早是由美国中情局发明出来的。“越战”时期，一些美军士兵注意到丛林里的猴子喜欢从地上捡起枪支和其他军事设备进行把弄，中情局的动物心理学家听说此事后，立即发起了秘密的“香蕉行动”，训练一些猴子在越战中充当“雇佣军”。

中情局专家们利用花生、香蕉等诱惑，训练猴子正确使用枪支，还教它们如何在丛林中分辨敌方士兵并朝对方射击。美国情报局中的苏联间谍将中情局训练“猴子军队”的秘密偷偷汇报给了莫斯科的高层。几个月后，苏联军事情报组织GRU也开始培训起自己的“猴子军队”。苏联解体后，“猴子士兵”的训练师失了业，于是他们将“训练猴子当杀手”的秘诀卖给了各种各样的军事组织，包括塔利班。

看来“训练猴子当杀手”这一招的“专利权”，还应该是中情局的。

早在2002年6月3日阿富汗战争爆发之初，美国一位政府官员就在华盛顿公开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成立另一个“准军事化”的小分队，专门对付境外的恐怖分子。

他还说，该小分队正从中央情报局现有的准军事部队成员中吸纳骨干精英，作为单独的一支力量；此前的准军事部队是中央情报局在海外行动的“特别行动纵队”的一部分，在阿富汗遇难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约翰尼·斯潘就是该部队的一员。只有得到美国总统的秘密授权，这支小分队才可以行动，当然也要把此事通告给国会的一些高级官员。

由于这位官员诚实的曝料，人们又重新想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18支秘密部队”，这“18支秘密部队”包括：

1. 乌克兰游击队

从1945年到1952年，中情局训练并且支持的乌克兰游击队。这支部队最初是由德国人组织起来、在二战中对抗苏联用的。七年的时间里，这支游击队游荡在喀尔巴阡山脉，制造一些零星的攻击。1952年，他们被一支大规模的苏联军队给击溃了。

2. 缅甸中国旅

新中国成立之后，原国民党残部退却到缅甸北部。1950年，中情局利用这些士兵组成1.2万人的部队，向红色中国发起攻击。然而，这些国民党军残部最终发现垄断当地的鸦片生意更有利可图，便“解甲归田”了。

3. 危地马拉叛军

在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宣布共产党合法并剥夺了美国水果公司在当地的种植园后，中情局决定推翻这个政权。危地马拉叛军在洪都拉斯接受训练，并得到了中情局提供的运输机和战斗机空中支持。这支军队1954年入侵危地马拉，很快推翻了政权。

4. 苏门答腊叛军

为了在1958年颠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的政权，中情局向苏门答腊岛派遣准军事专家和无线电报务员来组织反叛。在中情局的空中支援下，叛军开始行动，但是很快被击败。

5. 康巴骑兵

1950年中国解放西藏之后，中情局开始招募康巴骑兵，这些凶悍的武士支持西藏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于1959年逃往印度。这些康巴骑兵在赫尔营接受现代战争训练，后来被中情局空运回西藏，数量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4万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些人被中情局抛弃。

6. 猪湾入侵分队

1960年，中情局着手招募1500名生活在迈阿密的古巴难民，准备对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发起突然袭击。在危地马拉训练之后，这支小股部队在B-26轰炸机的空中支持下，于1961年4月17日在猪湾登陆，后来几乎全军覆没。

7. 老挝苗族部队

1962年，中情局特工招募生活在老挝山地的苗族部落人，用以对抗信奉共产主义的老挝人民党。他们在中情局的扶植下人数发展到3万人。在1975年，仅剩下1万人左右逃亡泰国。

8. 依族雇佣军

这是一群生活在越南的中国山地民族，在越战期间，被中情局招募起来组成雇佣兵。这支残忍凶悍的部队从越南招募人员，追踪胡志明的踪迹。这支部队让中情局花费高昂，据说因为不提供啤酒和女人，他们就拒绝开战。

9. 秘鲁军团

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不能镇压其东部亚马逊省的游击队武装，秘鲁请求美国的帮助。作为回应，中情局首先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加强营地，然后雇用当地的秘鲁人，接受从美国陆军借来的“绿色贝雷帽”的训练。在击溃游击队之后，这个武装的精英部分被解散，因为政府怕他们变成新的威胁。

10. 刚果雇佣兵

1964年刚果内战期间，中情局在刚果建立了一支军队以支持亲西方的领导人。中情局引入欧洲雇佣兵和从古巴流亡而来的飞行员组成空中力量，主要驾驶运输机和B-26轰炸机。

11. 柬埔寨政变军团

15年以来，中情局尝试了很多办法来颠覆柬埔寨左倾的王子诺罗敦·西哈努克，包括数次暗杀，都以失败告终。然而，在1970年3月，一次中情局支持的政变终于得以成功。这支称为KKK的反西哈努克的武装占领金边，控制了政府。

12. 库尔德叛军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中情局进入东伊拉克，组织并支持当地的库尔德人，对抗当时亲苏联的伊拉克政府，帮助伊朗国王顺利地解决与伊拉克的边境争端。在伊朗和伊拉克达成协议之后，中情局不再给予库尔德人以支持，这股部队被伊拉克军队消灭了。

13. 安哥拉雇佣军

1975年7月，中情局用超过3000万美元购买武装和雇用法国及南非雇佣兵，帮助反对派对抗安哥拉执政者。最后，中情局的这次行动变成了一次无果的军事冒险。

14. “阿富汗圣战”小分队

从1979年卡特总统开始，一直到里根总统任职，美国一直都在偷偷地支持抗击苏联的阿富汗武装。这场行动实现了其初始的目标，但为本·拉登提供了容身的天堂。

15. 萨尔瓦多杀人小队

早在1964年，中情局就帮助萨尔瓦多成立两个准军事情报网络，后来发展成为萨尔瓦多杀人小队。在从1980年持续到1992年的萨尔瓦多内战期间，杀人小分队至少需要为4万件命案负责。即便在1984年里根总统公开指责杀人小分队之后，中情局仍然向其提供支持。

16. 尼加拉瓜叛军

1981年11月23日，里根总统签署了一份绝密国家安全指示，授权中情局招募人员支持叛军，反对尼加拉瓜政府。为了支持叛军，中情局在没有得到国会情报委员会赞成的情况下，策划实施了很多阴谋破坏活动。

17. 海地政变小分队

1988年，中情局尝试插手干预海地的大选，当时选举获胜的是阿里斯地德。3年之后，阿里斯地德在一场流血政变中被推翻，当时有4000人被杀害。参与这次政变的许多领导人，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接受中情局的钱。中情局还创建了海地国家情报机构。

18. 委内瑞拉政变小分队

2002年4月11日，委内瑞拉陆军领导人试图推翻国家民选的左翼总统查韦斯。这次政变两天就失败了，因为无数的人走上街头反对这一事件。美国总统小布什是西方所谓“民主”国家里面唯一没有谴责这次政变的领导人。据情报专家分析，中情局显然参与了这次政变。

从这18支秘密部队的成立和它们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中情局多年来从事海外“准军事行动”一条清晰的轨迹。如果要这样排序的话，那么，这一次在阿富汗战争中屡建奇功的中情局“特别行动小组”，应该要算是它的第19支秘密部队吧！

阿富汗战争，何时是个尽头……

第十九章 走马换将，奥巴马看好帕内塔

奥巴马上台后中情局走马换将，第19任局长不仅七十多岁，而且又是一个“外行”局长，于是“口水”不断；中情局间谍米兰缺席受审，开美国反恐人员境外获刑之先河；在非洲开辟新的反恐战线，吉布提正成为在索马里、也门、非洲之角展开打击“基地”组织秘密行动的中心；新局长对伊朗“铀浓缩”问题又有了新的定论；“文化冷战”叫人怵目惊心。

中情局成了美国的“文化部”

在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中情局除了从事“秘密行动”和“准军事行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文化冷战”。

美国纽约新闻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施特罗·桑德斯撰写的《中情局与文化冷战》一书。在书中，作者以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向世人披露，二战以后为了服务于美国争霸世界的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不惜工本，投入巨资，把神圣的文化传媒领域辟为冷战战场的一翼，将高雅艺术殿堂变成思想渗透的工具。

20世纪50年代初，曾在二战中为艾森豪威尔效力的心理战专家杰克逊担任总统心理战特别顾问。1951年4月，心理战委员会成立，中情局也成立了负责心理战的“国际组织处”。杰克逊为美国制定的心理战计划目标就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时能够不战而胜”。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所谓心理战，就是争取人的思想，争取人的意志的一场斗争。”其目标是借用知识分子、学者、舆论制造者的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瓦解那些为共产主义和其他敌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信念提供思想基础的学说和思维模式”。

中情局开展文化冷战的主要资金来自马歇尔计划的秘密资金。根据马歇尔计划，为了使美国援助西欧的资金能大力发挥作用，每个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都应将一笔与援助资金数目相等的资金存入中央银行，作为对应资金。根据协议，对应资金由美国和受援国共同使用，其中95％为受援国合法财产，而5％的部分则要作为美国政府文化冷战的秘密经费（约2亿美元），归中情局使用。

1950年6月26日，中情局筹组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大会”）在柏林的泰坦尼亚宫成立。之后，“大会”移师巴黎，并在英国、意大利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中情局的诸多官员直接参与其中的工作，并进行监督。这些机构网罗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数学家及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大会”在中情局的授意下，将中间分子列为争取对象，并重点做“非共产党左派”的工作，使他们逐渐转化为美国开展文化冷战依靠的基本力量。“大会”创办了机关刊物《证据》，许多知名人士在此刊或属于“大会”的其他刊物（如《邂逅》、《月刊》、《证言》等）上发表文章。

中情局插手各种活动，宣扬美国文化、自由和价值观。1951年4月，中情局批准了在欧洲举办艺术节的计划，并在纽约以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之名开了一个“艺术节账户”，为中情局和国务院暗中提供经费，还紧急成立了法菲尔德基金会，作为其外围组织，为艺术节提供经费。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情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它通过秘密资助外国出版社或图书销售商，在海外出版或发行书籍。其方针是：出版图书不应与美国政府有任何公开联系，以免受到指责；对于立场“敏感”的作品尤其要注意；出版图书是行动需要，不要顾及商业利益等。

中情局特工常常以制片人或经纪人的身份为掩护在电影公司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在派拉蒙公司工作的中情局特工卡尔顿·艾尔索普就定期为中情局和心理战委员会撰写“电影报告”，对好莱坞的政治气候作出评估，并竭力使制片人接受中情局设计的“好莱坞模式”。

这时的中情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1956年中情局将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偷取出来，发表于《纽约时报》，导致95%的美国共产党员退党，90%的欧洲共产党人退党。这些共产党人把苏联看做是工人的天堂，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曾是他们信仰的支柱。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把斯大林变成恶魔，他们难以承受，结果让中情局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中情局少有的成就。对此，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并不讳言，不过他情愿用个好听一点的词“文化部”。他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情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中情局，真是一个能“文”能“武”的情报机构啊！

莱昂·帕内塔当上中情局局长

2009年1月9日，当选美国总统后的奥巴马在组建他的情报班子时，提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丹尼斯·布莱尔为新任国家情报总监人选，并提名白宫办公厅前主任莱昂·帕内塔为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

奥巴马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布莱尔和帕内塔为人正直，经验丰富，并将能够帮助国家有效地防范各种威胁，足以胜任这两个要职。

奥巴马原来是打算让前中情局副局长、中东问题专家约翰·布雷南出任中情局局长的。在奥巴马竞选期间，布雷南曾担任过他的情报顾问。但是，因为布雷南曾在中情局任内涉嫌参与设计关押和拷打“9·11”事件嫌犯计划而备受奥巴马的自由派支持者的批评，因此，奥巴马选择了帕内塔。

莱昂·帕内塔出生于1938年6月，1976年至1992年任国会众议员。1994年至1996年曾任克林顿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从政多年来，帕内塔的正直在美国政坛是出名的，他身上也充满了无畏的闯劲。

帕内塔出生在加利福尼亚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他父母到美国时一无所有，没受过正规教育，也不懂手艺，连英语也说不好。两人先是在一家餐馆打工，后来开了自己的餐馆。小帕内塔五六岁时，已经开始在餐馆洗碗涮盘子了。艰苦的生活不但没有磨灭帕内塔的乐观天性，反而更培养了他的责任感。高中时他就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后来考上了法学院，毕业后当了一年律师，又加入了美军。三年后退伍时，他已是陆军中尉。

第19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内塔

还在当兵时，帕内塔就想向政界发展，并显示出了自己的闯劲。有一次，他趁着放假来到华盛顿，想谋个职位。但他谁也不认识，只记得在报上见到过“卡利法诺”这个名字。卡利法诺是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的助理，也是意大利人后裔。帕内塔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不认识你，但我很为你感到骄傲。我也是意大利人。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进入政府？”没想到，卡利法诺居然给他回了一封信，并表示愿意见他一面。

在卡利法诺的指点下，帕内塔开始投出简历，最后当上了加州参议员托马斯·基克尔的法律助理。基克尔看中的是帕内塔的军人身份和律师背景，但他告诫帕内塔：“你很快会面对各种诱惑。有人会请你吃饭，送你礼物，试图通过你来影响我。但我们是为了加州和全国公民的利益来到这里的。每天早晨你要看着镜子，提醒自己要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这番话，让帕内塔在政坛上一直走得很正。

3年后，尼克松政府的卫生部长范奇请帕内塔当助理。不久，尼克松任命帕内塔为民权办公室主任。从此，帕内塔确定了人生志向：维护民权，伸张公平正义。帕内塔原是共和党人，但不满共和党对民权的态度，在1971年宣布加入民主党。而他对民权的积极维护，也是他后来能当上中情局局长的一大因素。

1976年，帕内塔当选加州联邦众议员，连任9届。克林顿上台后，他被任命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1994年当上了白宫办公厅主任。帕内塔是个工作狂，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为克林顿效劳4年后，帕内塔离开了白宫，回到老家加州，成立了帕内塔公共政策研究所。

一年后，克林顿和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私情曝光，而莱温斯基正是帕内塔的实习生。因为这件事，帕内塔对克林顿非常失望。帕内塔结婚多年，非常忠于妻子。在华盛顿工作期间，他每个周末都要飞回加州的家中。

帕内塔的白宫岁月，收获了一段珍贵的友谊，也为他当中情局局长埋下了伏笔。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伊曼纽尔当年曾担任克林顿的高级顾问。有一次，第一夫人希拉里怀疑伊曼纽尔泄密，打算炒他的鱿鱼，但帕内塔坚定支持伊曼纽尔，帮他保住了职位。11年后，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打电话给帕内塔，询问谁能当白宫办公厅主任，帕内塔毫不犹豫地推荐了伊曼纽尔。后来，伊曼纽尔投桃报李，就向奥巴马建议由帕内塔出任中情局局长。他说：“莱昂有很好的判断力和理解力。他是一个出色的管理者，也受到两党的信任。”

然而，帕内塔得到奥巴马的提名后，却引起了一场风波。美国舆论界普遍认为，奥巴马提名一个没有从事过情报工作的帕内塔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可能是准备改革中情局的管理和运作方式，以及改善因虐囚事件而受到影响的中央情报局的声誉。而美国情报界却对帕内塔的任命产生了不少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帕内塔与情报业务毫无渊源，也未和情报系统有任何关联，而且帕内塔还曾在报纸和《华盛顿月刊》撰文批评中情局对穆斯林嫌犯施用酷刑的不道德手法。

不过，在美国现代史上，中情局局长也经常是由非情报系统出身的人担任。如1961年，中情局筹划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失败后，当时的肯尼迪总统就任命了毫无情报经验的约翰·麦科恩出任中情局局长，以取代老情报出身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尼克松任总统时代，与情报界没有渊源的老布什也曾当过中情局局长；后来，克林顿任总统时，也曾任命过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乔治·约翰·特尼特出任中情局局长。

2009年2月13日，美国参议院对奥巴马提名的中情局局长人选莱昂·帕内塔的任命进行了表决。虽然参议员们认为帕内塔缺乏情报界的经验，但是表决却异常轻易地通过了。从此，时年71岁的意大利裔民主党人莱昂·帕内塔就成了美国中情局的第十九任局长。

多年以来，中情局始终把“秘密行动”当做重中之重。所以，当年他们既没有预料到苏联解体，也没有预料到印尼核试爆。他们没有侦测到的事情多如牛毛，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情报工作当做本行。莱昂·帕内塔被奥巴马总统提名宣誓就职后，和他的前辈一样，都认为中情局的敌人在海外。可实际上，中情局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艾森豪威尔曾对中情局的领导人提出过这样一个要求：“（中情局）是任何政府都没存在过的最奇怪之运作形态，它也许需要奇才异士来管理。”可是，至今为止，已经当过中情局局长的21个人——其中包括美国战略情报局长威廉·约瑟夫·多诺万、中央情报组第一任组长西德尼·威廉·索尔斯和第二任组长霍伊特·范登堡——没有一个符合艾森豪威尔所设定的标准。至于这第22个担任中情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是否符合艾森豪威尔所设定的标准，暂时还没有答案。

自从宣誓就职走进中情局兰利总部的局长办公室后，帕内塔就感觉到这个中情局局长的位子并不好坐。除了来自美国右翼势力的频繁指责外，就是左派人士也会不时给他施加压力。不过，在白宫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帕内塔已经清楚了这一点，他知道这就是中情局多年的传统。

2009年奥巴马上台不久，就来到中情局总部视察并发表讲话，鼓舞中情局员工的士气。他对该部门的员工表示，对美国公众，尤其是情报部门来说，如今是向前看的时候了。奥巴马说：“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可能犯了一些错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教训，引以为鉴。不过，我们能够勇于承认这些过错，然后继续迈步向前。这一点，让我作为美国总统，从内心感到骄傲；这一点，也应该让中央情报局的各位员工，从内心感到骄傲。”

就在帕内塔上任几个月后的11月4日，意大利米兰一家法院竟然对一起美国中情局特工参与的绑架案进行了缺席审判。米兰法院的法官当庭宣判，判处23名美国中情局特工5至8年不等的刑期。这是美国启动“非常规引渡”计划后，美国反恐人员第一次在国外被判刑。

这起案件可以说是由来已久。2003年2月的一天，美国中情局多名特工联合意大利军方情报人员，在米兰街头绑架了正前往当地清真寺祈祷的埃及裔伊斯兰传教士哈桑·穆斯塔法·奥萨马·纳斯尔（又名阿布·奥马尔），他被怀疑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恐怖组织征召人马。奥马尔被绑架后，中情局的特工先是把他送到意大利和德国境内的美军基地，然后送往埃及，让他在那里遭受了酷刑。2007年，在没有任何逮捕罪名的情况下，奥马尔最终获释。

由于奥马尔在被绑架前已经有难民资格，所以米兰检方就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审判多名涉嫌非法绑架奥马尔的中情局和意大利情报人员。2005年12月，米兰司法机构曾对22名美国中情局特工发出欧盟逮捕令；2007年2月，米兰司法机构决定对涉案的美国人和意大利人进行审判。11月4日，米兰一家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缺席宣判，判处美国中情局驻米兰站前负责人罗伯特·赛尔登·拉迪8年监禁，其他涉嫌的22名中情局特工均被判5年监禁；另有2名意大利情报人员也被判处3年监禁。法庭还裁定被告向奥马尔和他的妻子分别支付145万美元和75万美元的赔偿金。

不过在宣判时，这些美国被告们因美方拒绝引渡他们赴意大利受审而没有到庭。他们既没有遭到逮捕，也都没有出庭接受审判。事后，意大利政府也没有向美国提出引渡要求，意大利司法当局只是将这23名缺席的美国籍被告视为在逃罪犯。米兰负责这起案件的检察官斯帕塔罗说，正在考虑向意大利政府申请国际逮捕令。如果申请被批准，被指控的美国特工只要一离开美国本土，就面临遭到逮捕的危险。

这起绑架事件是发生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任内的“故事”。这是美国中情局特工秘密逮捕、遣送恐怖嫌疑人至第三国审讯时，第一次受到其他国家的司法审判；也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启动“非常规引渡”后，首例美国反恐人员由此而获刑。

当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小布什曾批准了一个“非常规引渡”条例，允许中情局绕过美国司法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绑架恐怖分子嫌犯并送往第三国审问，以方便实施酷刑逼他们招供。

尽管这次判决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但是这无疑会让美国政府，特别是中情局感到非常尴尬，对中情局的新任局长帕内塔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中情局的“反恐”日子已经不是那么一路顺风了。

本·拉登和伊朗“铀浓缩”

不过上任一年以后，帕内塔还是在反恐中做出了一点点样子——

英国《泰晤士报》2010年6月22日报道，美国已在非洲国土面积最小、最不知名的国家之一开辟了新的反恐战线，位于吉布提的法国前外籍兵团营地提莱蒙尼尔军营正成为美国在索马里、也门、非洲之角展开打击“基地”组织秘密行动的中心，中情局人员转入直接作战，在那里追踪邻近国家的恐怖分子，并对他们实施无人机导弹攻击行动。

提莱蒙尼尔军营位于机场附近，人们可以在机场看到C-130运输机、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美国陆军人员。美国在提莱蒙尼尔军营策划实施了最具现代化的秘密战争，军营里的许多建筑物其实只是大型的集装箱。900名美国军人于2002年抵达，在提莱蒙尼尔军营设有分站的中情局在那里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用无人机的“地狱火”导弹击毙了“科尔号”军舰遇袭案疑犯卡埃德-哈里提。中情局使用“捕食者”无人机还击毙了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阿希-阿亚罗，他被认为是“基地”组织索马里分支头目。

目前驻提莱蒙尼尔军营的美国军人已有3000人，其中有一半属于非洲之角联合作战特遣部队，它的任务是与地区国家进行公开合作，以加强它们应对国内恐怖势力的能力。

针对“基地”组织的秘密战争由中情局的准军事部队人员和军方的特种部队实施。布什总统启动了这种由中情局和国防部联手进行反恐战争的模式，奥巴马政府则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扩大了秘密战争。

美国打击行动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安瓦尔·奥拉基，他是首位被中情局列入打击目标的美国公民。据说，他隐藏在也门，与“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一些劫机者和美国圣诞节未遂炸机案疑犯阿卜杜勒-穆塔拉布、胡德堡陆军基地枪击案疑犯哈桑有联系。

中情局和特种作战部队小组的联合行动已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战果，其中最突出是去年9月对索马里南部的一次直升机空降袭击行动，“基地”组织头号疑犯、肯尼亚人萨利赫·纳布汉和另外三名疑犯被直升机所发射的导弹击中身亡。纳布汉被认为参与袭击了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以及其他恐怖袭击活动。

为了配合奥巴马总统新的打击目标，2010年6月27日，中情局局长帕内塔又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说：“目前伊朗正在就是否制造核弹进行争论，但他们显然正在发展自己的核能力。我们认为他们现在拥有足够制造两件（核）武器的低浓缩铀。”帕内塔还说：“他们必须将铀完全浓缩才能制造出核武器。我们估计，如果他们决定制造核武器，完成铀浓缩将需要一年时间。为了能够使用核武器，还需要一年时间研制武器运载系统。”

联合国安理会在6月9日曾就伊朗核问题通过了包含制裁内容的第1929号决议，决定对伊朗实行自2006年以来的第四轮制裁。此后，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力度。美国政府在6月16日宣布对伊朗邮政银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实体及个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船运公司相关实体实施制裁。此外，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还在当月24日通过对伊朗实施单方面制裁的议案。

与此同时，帕内塔还对阿富汗塔利班叛乱和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等问题进行了特别的“关注”。

2011年5月1日，帕内塔亲自指挥了袭击拉登的秘密军事行动，并成功地将拉登和他的一名妻子、一个儿子击毙。

这次成功的绝密行动使帕内塔和中情局风光无限。帕内塔自然也是前途无量。据悉，奥巴马此前即已任命他为下任国防部长，而驻阿富汗美军司令戴维·彼得雷乌斯将成为第二十任中情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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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美国中央情报局历任局长名单

第一任 罗斯科·亨利·希伦科特（1947—1950）

第二任 沃尔特·B. 史密斯（1950—1953）

第三任 艾伦·威尔士·杜勒斯（1953—1961）

第四任 约翰·亚历克斯·麦科恩（1961—1965）

第五任 小威廉·弗朗西斯·雷伯恩（1965—1966）

第六任 理查德·赫尔姆斯（1966—1973.2）

第七任 詹姆士·罗德尼·施莱辛格（1973.2—1973.7）

第八任 威廉·科尔比（1973.9—1976）

第九任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1976—1977）

第十任 斯坦斯菲尔德·特纳（1977—1981）

第十一任 威廉·约瑟夫·凯西（1981—1987）

第十二任 威廉·H. 韦伯斯特（1987—1991）

第十三任 罗伯特·米歇尔·盖茨（1991—1993）

第十四任 R. 詹姆斯·伍尔西（1993—1995）

第十五任 约翰·马克·多伊奇（1995—1997）

第十六任 乔治·约翰·特尼特（1997—2004）

第十七任 波特·J. 戈斯（2004—2006）

第十八任 迈克尔·V. 海登（2006—2009）

第十九任 莱昂·帕内塔（2009—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