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

潘绥铭　黄盈盈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潘绥铭，黄盈盈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6

ISBN 978-7-300-16374-1

Ⅰ．①性…　Ⅱ．①潘…　②黄…　Ⅲ．①性问题－研究－中国－现代　Ⅳ．①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7513号

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

潘绥铭　黄盈盈　著

Xing zhi Bian: 21 Shiji Zhongguoren de Xingshenghu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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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85mm×260mm　16开本

印　　张　27.25插页2

字　　数　587000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致谢

本书的研究和分析基于三次大型的社会调查。

2000年的调查的课题负责人是潘绥铭、白维廉（William Parish，芝加哥大学）、王爱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劳曼（Edward Laumann，芝加哥大学）。课题主要参加者是：史希来（中国人民大学）、郭大平（中国人口情报中心）、蔡鑫（首都师范大学）、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李放（芝加哥大学）、黄琦（首都经贸大学）。〔1〕这次调查的成果汇集于《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2006年的调查的课题负责人是潘绥铭。课题主要参加者是：黄琦，中国人民大学的黄盈盈、史梅、王昕、毛燕凌、张娜、王东、杜鹃、侯荣庭等，王冠（山东师范大学），金一之（自由工程师）。这次调查的成果出版于上述主要参加者共同署名的《中国性革命成功的实证：全国成年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结果简报，2000年与2006年的对照研究》，高雄，万有出版社，2008年。

2010年的调查（含少年）的负责人是潘绥铭、黄盈盈。课题主要参加者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各级学生张楠、袁雷、王小平、林博、高培英、杜鹃、张娜、刘熙、王昕、姚星亮，以及王冠。这次调查的调查员是（按姓氏拼音排列）：陈建鹏、陈盛东、陈伟、高冰、郭潇萌、郭晓笑、和文臻、侯寅虎、胡恩海、贾丽娟、井兆雪、乐勇康、李培川、李文荟、林泽莉、刘杰民、刘伟青、吕倩、苗怀宁、庞淑兰、祁庆、施京平、孙霖、汤小清、童群霖、王林、王田琪、王艳艳、王洋、王翌庄、解琼琼、行佳丽、胥舒骜、严建萍、杨建山、杨洁、尹婷、张昊、张奕昕、章茜、赵金荣、赵仙儒、周巍。

当然，笔者最需要感谢的是2000年、2006年和2010年参与并完成调查的那18011位中国人。

注释

〔1〕括号中所注除了已知单位变更者外，均指进行调查时的单位。下同。重复者不再标出单位。

第1章　背景与介绍

1.1　权利与快乐的兴起

——性与社会性别的多元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改革开放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同步，中国人的性实践、性观念和性关系经历了一场性革命。这场性革命源于由婚姻、家庭、生殖、爱情与性共同组成的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 〔1〕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

本节主要回顾近30年以来中国社会在性和社会性别方面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带来这些变化的政治、社会、文化和个人所组成的情境因素。

1.1.1　性与社会性别概念在中国的推广

性概念与实践的社会文化存在形式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性（sexuality）的概念，甚至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性（sex）的概念也不能独立存在，而是被淹没在更大更综合的“初级生活圈”这个实体之中；就像“人”从来也不是指个体，而是一直被包含在“家”里一样。

在性的实践方面，中国人在1919年之前的社会存在形式是由一整套规矩给框定住的，人们的任何一种性实践都必须符合下述的规范：

以生殖为首要目标（性的唯生殖目的论）；

以“女为男用”为根本的性别角色规范；

以婚姻为主宰；

以夫妻恩爱贬斥浪漫情爱来调节性关系；

以反对“寻欢作乐”作为性活动的质的标准（性的精神禁欲主义）；

以男性的“劳色伤身”为性活动的量的极限；

以“许做不许说”为社会传播的禁忌；

以“防患于未然”为社会控制手段；

以排斥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任何性表现为年龄界限。

这种文化传统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才被初步打破，但是在1949年到1979年的中国，由于现实政治的原因，它曾经死灰复燃，而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其巅峰状态：“无性文化”。

30年前，中国的性研究就是从这样一个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开始的。

性的理念与理解：从sex到sexuality

在西方社会，从20世纪初直到80年代，学术界倾向于把性基本上看作一种存在于个体身上的、普遍的、自然的、本能的冲动。它推崇实证主义的科学知识；承认男性与女性在性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差异被本质化了。

在中国，性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后被一些学者从日本引入的，在80年代初被重新提及。这个概念来自而且对应于上述的西方“性的科学主义”，而且至今仍然在文化中占据强势地位。

当今中国的“性的科学主义”有5大特征。

生物化：把性仅仅归结为生物属性；

男女化：排斥男女之外的其他性别；

生殖化：把性置于生殖的统治之下；

行为化：主要从行为的角度看性的现象；

阴茎中心化：把阴茎插入阴道作为性的标准表现模式。

可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性的国际研究领域中，许多人文社会研究者提出了社会建构的新视角，开始强调性的社会文化意义。与此同时，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男女同性恋研究和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发展，也有力地挑战了性的科学主义。有关社会性别与性之间的关系、性框架中的权势关系、性认同与表现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艾滋病时代的性研究，开始成为学术关注的重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些学者开始日益重视性的社会文化特征，开始引进与发扬“性的建构主义思想”，开始推进“性—社会性别系统”的研究，特别是LGBT（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概念及其理念。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尚未形成一种思潮。其实在中国，民间的性相关的词汇非常丰富，只是主流社会不予承认而已。〔2〕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十届中国Sexuality研究的年度会议，把主题确定为“中国性研究的起点与使命”。其中有一个分会专门讨论“性”的概念，并且达成了这样的共识：Sexuality 〔3〕是人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涵盖生物学意义上的性，但是还包括性别认同与性身份、性取向、性爱倾向、情感依恋等等内容。这些内容通过幻想、欲望、信仰、态度、价值、行为、实践、角色和关系得以表达，是生物、心理、社会经济、文化、伦理和宗教或精神诸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

中国最近30年来在性研究领域中所发生的最主要的变化，既不仅仅是参加者与研究成果的增加，也不仅仅是社会影响的扩大，而是sexuality与社会建构思想的引入、强调、推广以及把它推向主流化的不断努力。

这表明：中国的性研究虽然社会阻碍较多、起点较低，但是能够从基本理念与指导思想上迅速地从sex跃升到sexuality，从生物决定论迅速地提升到社会建构论。这才是值得中国研究者骄傲的最大成果，也是必须持之以恒的历史使命。

LGBT：被忽略的“社会性别” 〔4〕

20世纪80年代初期，妇女学的信息开始传到中国。1993年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第一次同中国妇女研究者合作，与天津师范大学的妇女研究中心一起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第一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会上明确用“社会性别”这个词来介绍gender这个新概念，引起震动。

从生理性别概念走向社会性别概念，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在当今中国，社会性别概念的逐渐普及，来源于引进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而且与中国的妇女学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是，当这个概念应用到中国的时候，带上了强烈的女性单一性别的色彩和异性恋的色彩，而gender的另外一些含义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即中国的LGBT［Lesbian（女同性恋）、Gay（男同性恋）、Bisexual（双性恋）、Transgender（跨性别者）］研究和实践。

尤其是，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往往混同于妇女研究，甚至仅仅囿于“女性所进行的研究”。结果，性认同的研究，包括男女同性恋、跨性别、易装等等，在中国主流的女性研究领域中几乎踪迹全无。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有若干女性主义研究者开始关注同性恋问题，开始讨论女性主义研究和同性恋研究的关系。

此外，社会性别与性不仅仅应该是紧密相关的，而且应该是同一个系统。但是，遗憾的是，除了个别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如李银河）关注性的问题以外，中国的女性研究者还是羞于谈性，顶多谈论到性骚扰、性暴力等性社会问题。

这不仅是中国的“性—社会性别”研究的瓶颈，也是中国的人权社会发展的瓶颈。在回顾近30年来的所有成绩与进步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1.1.2　从“无性文化”到性革命（1966—2000）

“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文化”

1949年以后，以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性，逐渐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最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文化”。它实际上是一种“反性的社会秩序”。下面择其要而言之。

革命样板戏的性解读

当时的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在8亿人民的唯一精神食粮8个革命样板戏里，所有的主人公都是无婚、无性、无爱之人，也就是所谓“光棍寡妇闹革命”。唯一结了婚的阿庆嫂，她的丈夫还被编剧给派出去“跑单帮”了。在《红灯记》里更绝，干脆来了个“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啊”，连家庭都给“革命”掉了。

革命样板戏其实就是“无性文化”的宣言，是精神禁欲主义的楷模。它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传统，因为民间戏剧一直是上流社会对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中国人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工具。到了“文革”中，通过革命样板戏，终于把反性、反爱情、反婚姻、反家庭的思想灌输给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真的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服装、色彩、语言、文字的“革命化”

如果说革命样板戏还属于正面号召的话，那么“破四旧”与“灵魂深处闹革命”就是货真价实的性的戒律与规训了。

当时的中国人被外国人叫做“蓝蚂蚁”，因为除了“红卫兵”可以穿黄军装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是蓝衣服。可是另一方面，整个中国放眼一望，到处都是“红海洋”，都是鲜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与革命标语，显示着革命的铺天盖地与不可逃遁。

人们的语言高度净化，除了“红卫兵”在革命口号里可以来点“他妈的”之外，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老井》里演的那样，就连农村的瞎子艺人要唱点“酸曲”（类似如今的“黄段子”），也要请示党支部书记。

文字就更有意思了。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文学中也还有些许性描写，虽说最厉害之处也不过是“手伸进了她的裤裆”之类，但到60年代初时，有的删去了，有的不再版。这方面最典型的是1972年版的《新华字典》，连娼、妓、嫖、姦这几个字都没有了，更别说屄、屌、肏这些字了。

“铁姑娘”的盛行

“文革”中，为了充分发动中国妇女这个“伟大的人力资源”（《毛主席语录》）投入革命运动，实现了抹煞男女一切差异的、在低水平上的“男女同一”。一切能够表现女性特征的东西都被消除了。例如，那时候的城市女性买乳罩，都是尽量买小的，以便把自己的胸部勒紧、压扁、抹平，生怕它们凸显出来。如果男性的目光在自己胸前一扫，女性就会羞愧难当，自责不已，变本加厉地束胸。

“无性文化”却带来人口爆炸

“文革”是精神摧残，因此不仅不管真正的“床上事”与生孩子，而且源远流长的“唯生殖目的论”还在此时期内得以复兴。

最经典的例子是当时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笑话：某男结婚之后拒绝与妻子性交，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该妻子只好向父母诉苦。父母也无奈，因为当时谁也不敢说“性交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冥思苦想之后，岳父来找女婿说：“是的，你说得对，性交确实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还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啊。”于是，性遂成。

这种“无性文化”的结果，每个中国人后来都知道了，那就是人口爆炸。

“文革”对于个体性生活的影响

“无性文化”这个秩序当然可怕得很，因为任何个人的不轨都会被当成对全社会的破坏；但更可怕的是，谁真想破坏这个秩序也绝对办不到。毛泽东曾主张院校的裸体艺术课还要上，但这个“最高指示”却一直无人执行。江青到“文革”后期突然主张女性穿裙子并亲自设计，结果不但“和寡”而且“命短”。周恩来也一直提倡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而且从1974年3月一直讲到临终，这就连当今的西方政治领袖也不大可能做到，但是又何用之有？

那么，小人物就能“造起反”来吗？1968年某地有性病大流行，1970年北方出现青少年的性关系团伙（俗称“勾子”、“圈子”），1972年“手抄本”的性文学已经广泛流传，笔者亲自参与过某中等城市的行动，一次就抓了数十个“小姐”与“男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是“文革”的秩序实际上是拿95％以上的“革命群众”开刀，因此它其实也管不住那“一小撮”。不过反过来也一样，那5％闹得再凶，“革命群众”照样浑然不知，只会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无论笔者怎么描述，“文革”中的性荒谬可能都是“天书”。那我们就来看看统计数字。

“文化大革命”使得男性的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推迟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性，平均是在23.1岁的时候第一次性交的；可是到了“文革”初期，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被推迟到24.4岁，推迟了1岁多，而且一直保持到“文革”后期。

“文化大革命”居然使得男性的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也推迟了。

人人都知道，男性的自慰是一个非常隐私的活动，别人很难发现，更难以约束。同时，它又是一个高度精神化的活动，需要性幻想来刺激与辅助。可是在“文革”中，居然把半大小子们的自慰都给管住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性，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是18.1岁；“文革”中则推迟到平均18.9岁；可是1989年之后进入青春期的男性却提前到17.2岁。

为什么要搞“无性文化”？

搞“无性变化”原因在于彼时性与革命的理念相冲突：

革命者必须“一心一意干革命”，性却老让他（她）关心别的。

革命者必须“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性却妄图在人的生活中塞进别的什么愉悦。

革命者必须永远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性却总是耗费战士们的精力。

革命者必须最听话，性却常常给人带来想象的翅膀。

革命者必须最守纪律，性却老是鼓动人去犯忌。

革命者必须立场坚定，性却使他意志薄弱。

革命者必须“把一切献给党”，性却使他保留了一块心中的“自留地”。

总而言之，革命与性行为都是人类最富于激情的活动，因此，它们两个要么联手作战，使政治革命与性革命相辅相成，要么只能分庭抗礼，斗得你死我活。

性一旦被作为政治上的敌人，性文化就会变成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体。一方面，把性贬低到最无价值、最不应该知道的地步，似乎世间根本没有性这一回事；但另一方面，又从来也没有把性真的看成小事，反而认为它最危险、最强大。于是只有一个办法：把性的一切构件，从本来最不沾边的男女社会交往，直到其实最难管束的夫妻性生活，统统改造成螺丝钉，紧紧拧在自己这架超级机器上。然后，它就会以超过初始推动力百倍千倍的惯性，一往无前地狂奔。

从根本上来说，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性文化的发展变化，既不是生物力量在推动，也不是思想观念与道德取向在起作用，而是两种力量在形塑之：一个是统治阶级从道德楷模化来获得政治合法性，另外一个就是性与革命相互“争夺激情”。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性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可以被称为经历了一场性革命。判断性革命主要依据两个标志：一是这种变化是渐进的还是突然的急剧的变化；二是这种变化是发生在少数先锋人物还是普通的大众中。

性革命的最直接对象就是“文革”时期的性文化。笔者从5个方面来加以总结：

性哲学的革命，如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的破产、避孕与流产的合法化以及对同性恋等“性变态”的重新审视；

性表现的革命，即1985年以来各种性的书籍与文章的涌现以及与性有关的新词的出现、性用品店的普及、色情品的剧增等等；

性行为的革命，包括性生活中爱抚行为的增加、性行为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人们对性生活满意程度的增加；

性关系的革命，包括婚前性行为的增加以及多伴侣性行为的代际增加；

女性的性革命，包括行为、表现（着装、身体形象）、观念与性自主方面的变化。

性革命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历经20余年；到21世纪之初，它似乎已经成功了。

1.1.3　21世纪中国进入“性化时代”

性化时代（sexualized era）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性行为和性实践的新变化

首先，总人口中性行为和性关系仍在迅速变化。多伴侣的性行为一直在剧增。

其次，尽管在很多指标上，男性以及高社会阶层仍然是性革命中的领先者，但是女性的、低社会阶层的性的变化程度也在加大。

女性的性革命开始了

其一，女性不再仅仅是生儿育女的工具。

其二，女性不再是“无性人”了，更不是单方面“为男所用”的性对象了。

其三，女性的性自主正在增强。

其四，女性在性表现和身体表达方面也开始了革命。这最典型地反映在女性的装束上。曾经有一位女青年对笔者说：“超短裙、三点式嘛，不是我们（女人）敢不敢穿的问题，而是你们（男人）敢不敢看的问题！”

性的公开化

第一，性现象的更加公开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电视广告上，卫生巾广告再也不遮遮掩掩，而是公然在黄金时段播出。此外，隆胸手术、提臀手术、治疗各种性障碍与性病的广告，可以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反复播出，而且越是小地方的电视台，使用的画面与广告词就越直露。这样的广告还几乎贴遍了街头巷尾与公共交通工具。

第二，给更多的事物或现象赋予性的含义。这种情况已被广为接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女性乳房的文化意义，从过去的哺乳器官变成了现在的性器官。

第三，更加突出性别差异中的性的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性感”这个词：从最开始的类似于骂人的“风骚”，到后来变成了恭维话；从最开始的类似于有“女人味”，到现在的有“性的吸引力”。

第四，性的词汇日益增加。在这方面，新的话语已经足以建构话语迷宫：都市年轻人中，不仅仅是新的性的话语犹如雨后春笋，而且这些话语已经开始支配人的行为。

第五，性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表达方式。在一些大都市的娱乐场所中，有些女青年敢于当众裸露自己的双乳，更多的女青年则是以“薄露透”的衣着坦然行走于闹市。在网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自我曝光，从日记到照片到视频。她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性作为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某些意识形态。

性的消费化

性的消费化指的并不是性产业或者性服务，而是说：以前，爱情是万能的，可以不花一分钱；而现在，要获得爱情，只花一分钱是万万不能的。在一个消费社会中，性不仅仅成为了消费的对象，而且足以产生消费的需求与现实的市场。且不谈满大街标上性健康、“性福”字眼的药品广告、性用品店等，就算是“一夜情”，表面上看来谁也不给对方钱，但是总要有一个睡觉的地方吧？这就需要“开房间”，需要消费。

当然在中国，这些还主要是发生在大城市里，但是在商家、传媒霸权与时尚主导的共同促进下，性的消费化发展得迅猛异常，已经令人难以逃脱。这至少表现在如下这些方面。

满足“身体想象”：为了获得所谓的性感、骨感、风度、气质，相当多的年轻人不得不超额地消费，从塑身、美容到包装、装酷等等，不一而足。虽然许多人都把这些活动解释为“求美”，但是如果没有性的诉求与色彩，大概这些消费就不会如此发达。

制造浪漫情景：现在谈恋爱，到酒吧或者咖啡厅坐一坐并不为过，一起来些娱乐活动也并不为过，因为那里的环境与气氛比较适于培养感情，可是这就要花钱，就要消费。

弘扬激情崇拜：21世纪的中国，最突出的就是独生子女的青春期文化在社会上日益彰显；可是在商业力量的推动下，激情崇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费化了。例如原来年轻人自发的“街头之舞”日渐消失，变成了迪厅里的收费表演。这就是消费化了。

性的符号化

性的消费化当然与中国传媒对于性的放大与聚焦分不开。

对于传媒来说，任何与性可能有关的内容，当然会成为最佳卖点。对于读者来说，在关心社会毫无意义的环境中，眼球也只能在性上面聚焦。二者相加，性在21世纪的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大了，许多时候则被扭曲了。

现在，人们走在任何一个中国大城市的街头，以各种形式加以性化的广告简直就是铺天盖地，让人目不暇接，没处躲没处藏。只要你不闭目塞听，性的信息就会死死地包围住你。

性已经变成了一种符号，在不同的情境之中可以作为不同事物的象征，从青春、激情、爱直到地位、财富、权势。随之，掌握性的符号的程度也就成为是否时尚的重要判定标准之一。

可是，说来悲哀，我们中国人对于性，究竟理解多少呢？您可以到中国各大网站上去看看，关于所谓性知识、性教育、性健康、“性福”的网站不计其数，但是其内容几乎都与社会无关，与文化无关，甚至与社会性别无关。这样的“禁区变闹市”，对中国人关于性的认知水平总归是失之偏颇，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

对性的管制：公共权力的“作秀化”

在21世纪的中国，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于性的态度已经出现了变化，可以把它总结为“四个坚持，两个放弃”：坚持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教育青少年，坚持“扫黄”（针对各种情色品），坚持禁娼。在打击对象方面，放弃了对于普通人的各种一般的非婚性行为（主要是婚前性行为、婚外恋、一夜情等等）的追究与打击；在打击方式方面，放弃了执法必严，开始走向“民不举，官不究”。

不过，即使在“四个坚持”里面，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能观察到的，也已经高度“作秀化”了，就是一定要大讲特讲，不厌其烦，标语口号满天飞。但是，是不是真的去做呢？有什么实际效果？这些问题已经没有多少人关心了。因此，虽然中国《刑法》里还有“聚众淫乱罪”，但是真的去抓的情况已经很少发生了。

这是21世纪中国的性的一切变化的基础之一。也就是说，虽然笔者一直强调各种社会力量对于“性革命”和“性化”的推动，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性革命”和“性化”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政府推动的产物。所以，基于这一事实，中国的“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可以说尚未真正成为现实。

结语

其一，性化至少在城市里已经成为社会的时尚，至少是很少受到反对。这就像性革命一样，并不是因为直接参加它的人数多，而是因为反对它的人数少，它才得以成功的。

其二，如果仅仅看表面现象，上述的一切在西方现代社会中也同样存在。区别是：中国人没有多少其他的选择。

1.1.4　性变迁的社会文化推动力

性革命的爆发不是天降祸福，更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文革”把性依附于政治，所以政治一变，性也必变。因此1976年到1985年间，中国性文化出现了一个恢复与过渡时期，也就是性革命的准备期。

单位制度的瓦解＋某些传统观念的消失＝社会管理放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个人一直属于形形色色的单位完全所有。这是保甲制度的延伸，是政府权力的触角，足以管住个人的任何私事与隐秘空间，所以“性越轨者”寡。但是1985年之后，一切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单位也就不再有那份雄心和闲心去管男女之事，除非闹出乱子来。再到后来，大量的私营单位出现了，它们不仅没有义务去执行道德管理的戒律，而且生怕这会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结果，在当今中国，性的行政制约空前地弱化了。

“文革”太彻底了，不但扫光了“西化”，也扫光了传统，却没有创造出任何新东西。“文革”一完，不仅整整一代青年根本无法知道自己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性观念与性道德，而且社会和父母也根本没什么可教的。结果，社会上层只好说：性真的只是区区小事；下层人则只好说：性，真的可以无师自通。尤其“文革”中的一代人做父母之后，他们自己的性观念就处在矛盾之中或者真空之中，结果，最自然而然的家庭性教育，在这个时空里反而成了最没人能弄明白的事情。这就逼出了1985年后的社会化性教育。这其实等于承认：性，也没有信仰了。

人口的横纵向流动＋居住方式变化＝“陌生人社会”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不仅流出本村本土本市本国，而且流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杂院和单位家属区，流进“老死不相往来”的塔楼，流进“门一关就自由”的单元房，流进越来越多的公共娱乐场所，现在则更是流进“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条狗”的互联网。

于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至少已然在中国城市里形成，它不仅开始彻底消解“道德楷模”的作用，而且把以往的几乎一切道德管束手段（诸如“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都给消解了。至少在城市居民和外来者当中，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主自立地独处过。

在客观上，这给个人权利意识的增长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给个人独立自主的性活动提供了客观机会。

互联网＋手机＝私密与广泛的人际交往模式

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互联网和手机的用户数高速增长，以往被家庭、亲友、组织和社会严密监视的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至少在其发起阶段，越来越不再依赖现实时空中的相遇，因而日益走向自主与开放。个人意愿得到了更多更安全的实现机会。

私人空间的独立与扩大＋对外开放＝个性再次张扬

21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最大的变化就是私人空间的独立与扩大。我们不用再“汇报思想”了，不再动辄被“查户口”了，男女一起住旅店不再需要出示结婚证了，甚至可以不经领导批准就结婚或者离婚了。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开始加速涌进中国，至少在一部分人中越来越成为时髦，甚至有些变成了“香蕉人”（黄种人的皮肤、白种人的内心）。

这样，中国人的个性在五四之后再一次得以极大地发扬，成为性革命的基础之一。

年轻化＋“文化反哺”＝青春崇拜

1985年以来，“文革”中由于放松计划生育而人数剧增的那一代人进入青春期，使得总人口中青少年的比例空前地扩大。再加上这一“青少年爆炸”恰恰与改革开放同步，他们的自主的文化形态从此充分地表现出来，社会管理者已经无法再压制下去。

不仅如此，青少年们还开始在文化上“反哺”成年人的社会，形成了四种“再教育”：对中老年人的、对社会管理者的、对农村社会的、对男权社会的“再教育”。

这一切就形成了最近30年来的青春崇拜：“性是年轻的。”结果，性革命不出现都不行。

体制改革＋国际推动＝性的新理念和多元化的出现

中国的性革命基于本土的社会变化。但是，这些变化的基础是政府在“文革”之后开始了缓慢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渐撤出了民间生活。

中国的性革命也不是封闭的，而是与全球化和国际项目的引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除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科学主义的引入促发了中国的性学热之外，最近几年国际上的性教育、防治艾滋病项目、性与生殖健康项目在中国大力开展，又引入了西方的社会理论思潮与一系列新的概念（比如权利、社会性别、生殖健康等等），加快了中国性革命的步伐。在这些项目的推动下，中国的性研究和性的社会工作实践开始逐渐地走向多元化。

1.1.5　政策推动力

1980年前后，两个表面看来与性无关的政策法规首先给中国人性观念的巨变打开了大门，也为性革命做好了准备。它们就是1980年颁布的新《婚姻法》和70年代末开始提倡和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新的《婚姻法》

在1980年的《婚姻法》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婚姻法》把个人之间的爱情和感情作为婚姻的目标与衡量标准，使得离婚开始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也就瓦解了婚姻的神圣和不可分离。

计划生育国策

它给中国人的性文化带来了几个意想不到的客观结果：

第一，性的“唯生殖目的论”被打破了，人们之所以过性生活，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甚至不允许仅仅为了生儿育女。而“性的快乐主义”日渐得以合理化。

第二，在计划生育国策之下，避孕与人工流产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往往是强迫的。结果，偷情更安全了，私生子女几乎不可能出现了，惩罚非婚性行为的主要利刃也就“折戟沉沙”了。

第三，由于计划生育国策，女性不仅少怀孕、少生育，而且消除了对于怀孕的恐惧与顾虑，再加上青春期在提前，于是中国这一代女性将有可能把空前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性生活。女性潜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也必将被解放，进而出现女性的性革命。

更重要的是，许多具体的性行为，例如接吻、自慰（手淫）、性爱抚、口交、肛交等等，传统上被认为是“反常”和“伤身”的而受到歧视，就是因为它们与怀孕无关，违背了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现在，它们日益获得合理性。

重返传统和“洁身自好”：性化时代的抵制声音

性革命并不代表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和每个人都在朝着性开放的方向变革，只是革命和开放的声音占据了主流，而人们通常称之为“保守”的声音不容易得到话语权。尤其是在性革命之初，传媒的实际管理者们都很年轻，思想都比较开放，因而保守的言论基本上不会被发表，但是并不是不存在。只是到了最近几年，那些号召抵制“性自由”与“性解放”，主张重返传统、洁身自好、禁欲、自律、处女崇拜、反对离婚的声音才重新响起。

这种情况也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性革命的目标不复存在；中国进入了比较平和的多元的性化时代；互联网同时也给保守的人们提供了说话的机会；西方基督教基要主义入侵，艾滋病给其主张套上了灿烂的道德光环。

总之，中国的性革命并不是一面倒，而是自1985年之来，以“精神文明”为口号的社会力量、以“性科学”为旗帜的知识阶层的自由主义力量、以“人性论”为理由的民间自发力量，一直处于三足鼎立的局面。

1.1.6　初级生活圈的变革：最直接的来源

最近几年，中国的性革命是中外研究者的一个热点话题。很多欧美学者把中国的性革命跟西方的作比较。中国的性革命究竟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是独辟蹊径，还是仅仅具有特色而已？这是目前的一个争论焦点。

笔者认为，中国的性革命当然撇不开西方的影响，但是，其根源还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变化，直接地表现为中国社会初级生活圈发生的变革，主要是性、生殖、婚姻、爱情这四大因素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见图1—1）。〔5〕

图1—1　初级生活圈的示意图

这可以具体表述为：以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为基础，以婚姻承认性的价值为起点，以爱情高于婚姻为旗帜，以性爱挣脱情爱为助力。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里各种活动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恰当的政治社会文化历史时期内，不等量地却几乎同时地发生了变化并且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催生性革命的合力。〔6〕

1.2　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

性社会学，只是社会学的一个弱小分支。在西方，它发展不过百年，学者不过百人；在中国，则历史更短而人数更少。但是，它研究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人类智慧数千年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与争论，都可以在性（sexuality）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等。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在这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并不是林林总总的具体成果，而是研究视角的一个重大革命：从“唯科学主义”走向“主体建构论”。

1.2.1　从性科学到性的社会建构

性科学的主流地位的建立

在西方文化中，性研究最早出现在宗教或者道德领域，并以忏悔的形式被否定式地加以叙说和讨论。其后，自然科学的产生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实际意义，就是提供了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思想武器，来发起和推动社会反抗和文化进步。这在性的方面也不例外。

从20世纪初开始直到80年代，赫希菲尔德、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霭理士、桑格、金西、莱赫，以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等等一大批学者，陆续地繁荣了一个“性科学时代”。

这些研究者论述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他们也受到了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较大影响。因此，从研究视角上看，这些学者倾向于把性基本上看作一种存在于个体身上的、普遍的、自然的、本能的冲动，推崇实证主义的科学知识，承认男性与女性在性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差异被本质化了。在这种倾向下，性的医学化（medicalization）也就应运而生。人类的一切性现象和性活动，尤其是社会中的性问题，似乎都可以而且只能够被生物学来解释，被医学来改善。这种唯科学主义和性的医学化，对20世纪国际上的性学研究影响至深。

但是历史地来看，20世纪的性科学基本上破除了以“唯生殖目的论”和“精神禁欲主义”为核心的前现代社会中的传统性文化，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典型的是避孕药的发明）对于人类生活，包括性生活的影响功不可没。

在中国也是如此。首先，性学蕴含着多种中国过去没有也不会有的性哲学，人们的价值判断不得不主要去参照实证科学的成果，而不是参考空泛而脆弱的人性论。其次，性学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语言工具和可用的词汇，人们才有可能思考、表达和讨论性问题，才能进行性教育。这本身就是性文化的一大革命，但更重要的是它给社会实践提供了讲台和会客厅。

不过，这种性的唯科学主义的先天缺陷也是引人注目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必须满足受控条件下的、可重复的、实验的这三项条件，而且缺一不可。然而在研究人类社会时，这三项条件得不到满足。即使在实验室中做到了这三条，研究出来的也仍然是“自然的性”或者“自然的人”。它们不但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而且对于人类的现实生活毫无意义。

例如，作为性的科学时代的巅峰之作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人类性反应研究，就是在实验室里，在严格的条件控制之下，反复测量被试出现的各种生理指标，最后总结出四阶段性反应周期的。不可否认，这样严谨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很难超越。可是问题仅仅在于：这些被实验者平时过性生活，可并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这样的科学家这样反复地测量的，反而是时时处处地破坏着科学的“三条件”。也就是说，要么是这些人的实际性生活与这样的实验毫无关系，要么是这样的实验结果无法代表这些人的实际性生活。

因此，恰恰是这个唯科学主义的杰作，标志着它在人文社会研究领域中的终结。此后，虽然自然科学家们还陆续提出了性的（神经生理）系统、行为内分泌学、脑电波性高潮论、脑性别等等理论，但是大多数学者不再试图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人类的活动和组织。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至少在性研究领域中，许多人文社会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笔者称之为“非科学主义”的视角。从此，所谓性社会学才真正地出现了。它绝不是反科学的，也不会否定科学的应有位置（比如它所带来的社会革命），更不屑于伪科学，只不过是要把科学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上，防止科学被“主义化”和绝对化了。

与此同时，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男女同性恋研究和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发展，也有力地挑战了性的唯科学主义。有关社会性别与性之间的关系、性框架中的权势关系、性认同与表现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艾滋病时代的性研究，开始成为学术关注的重点。

当然，历史绝不会这么直线发展。威尔逊1975年出版的《社会生物学》就试图用“基因传递”这个“物种的根本生存目标”来解释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社会性别问题和性行为模式。这里面当然有性别政治的因素，但是至少也部分地来自中国学术界仍然没有足够地宣讲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别。因此，每当有人好心地夸奖笔者的研究“很科学”之时，我们反而格外自省。

性的建构思想的发展

作为历史的产物，唯科学主义既没有这么简单，也不是这么脆弱。它至今仍然对人文社会研究发挥的最大作用，实际上是渗透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总会在概念的某个层次上，认定存在着某个一成不变的“原点”和“绝对”。这当然可能是逻辑推理和问题界定的必需，但是更加可能是对于某种“公理”的认同或者需求。我们常常可能忘记：生活并不是这样的。

性的唯科学主义首先受到了一些人类学家的挑战。他们通过对其他一些文化的田野研究，拒绝性的内驱力、普遍性和本质性这样的假设，强调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性行为、性习俗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米德对于萨摩亚人青春期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对于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人的原始性生活的研究等等。这些人类学家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性的影响，也因此被称为“性的文化影响模式”，它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并影响至今。在这种模式下，性的社会文化成分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性这个概念本身、性的主体意义、性认同等等，仍然通常是“想当然”的，并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反思和批判。同时，在性的文化影响模式中，性与性别、性与女性气质／男性气质的关系虽然是紧密相连的，但是通常也是模糊的。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建构论的思想开始流行，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性研究。性与性别领域中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争成为学界，尤其是女性主义研究一个焦点。在这个过程中，性的唯科学主义受到女性主义的严厉批判，而且这种批判往往首先来源于心理分析学派内部。例如，法国心理分析派女性主义者克里斯蒂娃、伊丽加莱等人，通过批判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分析学派的男性中心主义、阴茎崇拜以及进一步派生的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强调了女性的身体、女性书写、女性性快感的思想。

性的社会建构视角认为：性并不仅仅是个体的内在驱动力的作用结果，而更主要的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催生的；社会文化的建构不仅影响个体的主体性和行为，同时也通过性认同、性的定义、性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于性的管理来形塑集体的性经验。

但是，对于性欲、性冲动、性与身体的认识使得建构主义者内部出现分化。部分建构主义者认为，虽然性行为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烙印，但是性欲本身可能是固定的；另一部分建构主义者则更进一步认为，即使是性欲望本身（比如人们通常称为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等的性欲指向）在个体身上也不是本质的或一贯的，而是具有多种变化的可能性；而激进的建构主义者则完全否定性冲动、性内驱力的生物学特征，甚至忽视性与躯体的关系。但是不论这些分歧有多大，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这种区别于社会文化影响模式的性的社会建构模式，为人们开始思考性是如何被历史文化所建构的、被实践参与者所理解与标定的，开辟了发展空间。

“主体”的提出

主体是从研究视角的意义上来说的。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相互关系中，主体是对对方——实践的从事者——的指称。相应地，实践从事者的性质，就是“主体性”。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被研究者”或者“实践者”呢？因为“主体”的称谓中体现着笔者的学术倾向，即整个研究活动应该以实践者的感受和体验为主，而不是以研究者的设计为主。不过，“主体”在中文里是既有的词语，因此它应该仅仅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这个特定的范围之内使用，例如，它并不是“中国人的主体是汉族人”的那个“主体”，更不是朝鲜的“主体思想”的那个“主体”。

主体的提出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唯科学主义最隐秘、最顽固的影响，在于人文社会研究中的“对象客观化”。可是，当性研究更多地与预防艾滋病、性别不平等和性权力等话题联系在一起时，当研究者把性观念和性行为视为社会的产物加以分析时，学者们终于开始重视性行为中所包含的个体之间的“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e），即性并非个体的独立的、单一的行为，它具有共享性和集体性，能在不同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将分离的个体联系在一起。

从这样的新视角出发，人文社会研究者很快便发现：从西方医学界套用而来的那些性的类型体系和分类标准，基本上都是“主体无涉”的，几乎不可能用来解释人的性。进一步说，即使是人文社会研究者自己现在所标定的那些性的概念，也不能原封不动地拿来分析历史中的或者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性现象。如果我们要理解和解释生活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性认同和性实践，就必须从过去的“疏离体验型”（experience-distant）过渡到“贴近体验型”（experience-near）。尤其是当我们研究那些性研究往往不予关注的群体，通常是“被言说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如女性、同性恋、妓女等）时，就更要强调主体的声音、体验和叙述，这样才能打破（而不仅仅是认识到）深深附着在这些群体身上的“他者性”。〔7〕

这样的视角不仅涉及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也涉及研究者的实际上的主导者地位，以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为主体。国际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一部分对主体性表示怀疑的学者所提出的关键问题，在笔者看来可以归结为：在具体操作的时候，究竟是研究者代表了或者置换了被研究者的声音，还是研究者参与了对被研究者的建构，从而促发了被研究者的“主体声音”？简而言之，究竟有没有一种“纯粹的主体”？笔者所提倡的主体是不是一个空中楼阁？

其实，在笔者看来，这是某种程度的误解。所谓“主体视角”并不是要去制造一个新的绝对标准来衡量某次具体的研究过程，而是要求研究者忘掉所谓“客观”，把自己的研究放在人际互动和互构中来进行、表述及评价。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而不是一种普适的理论。从“追求原点”的视角出发是无法讨论这个问题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把主体视角看作一次革命。

1.2.2　“性的主体建构论”的逻辑结构

为了论说主体建构视角的革命意义，需要首先梳理一下性研究的现有流派。

视角的分野

笔者把目前国际上的性研究归纳为以下五大学派。

其一，“性学派”或者“性科学派”。它强调生物学属性的性（sex），以性的生理特征和行为特征为研究的出发点，具有浓厚的“性的医学化”色彩。这种理论倾向不仅在传统社会中是建构人们的性的主要力量，也是20世纪中性行为研究的根基。

其二，“社会性别派”。强调性的社会性别（gender）属性，认为社会性别包容着性。这种理论倾向主要存在于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些流派之中。它们的研究往往是在性的题目之下，讨论的却是社会性别的问题。

这两种理论倾向的分野主要是对于性的外延的争议，更重要的、更加具有学术意义的是对于性的内涵的争论。

其三，“公理派”。虽然大家都在研究性，但是许多研究者把性当作一个想当然的、无须解释的概念来使用，然后展开自己的论说。这种情况在与政治相关或与性别相关的研究当中，特别是在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当中最为常见。

其四，“测定派”。它沿用传统的“客观测定”的视角、思路和方法，试图给性下一个明晰的、固定的、普适的定义。目前为止所见的对于性的大部分定量研究（问卷调查、心理学测量），基本上属于这一学派。

其五，“后现代派”。主张性的主体建构视角，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中，致力于在具体的历史、政治、社会情境里面来确定性的含义。也有人从身体感受和主体解释方面来研究性的主体意义，还有少数学者结合了这两个方面。

主体建构视角中的性

性的主体建构视角可以初步表述为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建构的视角，反对把性视为天然的静态存在，强调对于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和解构，尤其重视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它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建构的基础、动机和意义；第二层次，建构的过程和方向；第三层次，建构的机制及其所蕴含的权力关系。

其二，主体的视角，反对研究的客观化，主张从主体出发。它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强调被研究个体的主体性和体验性；第二，在自己的文化中，侧重的是个体之间的互为主体的机制；第三，在多文化中，中国人所处的文化就是一个主体。

主体建构视角可以说是上述的两个方面、三个层次的融合所形成的更大的总体。尽管这一学派其实很反对把自己“定义化”，但是笔者还是可以把主体建构视角集中表述为：把现象作为主体自己建构的结果（而不是天然存在的或者仅仅环境决定的），以主体的感受和体验（而不是研究者的认知）为基础，更加侧重去研究主体自己的建构过程（而不仅仅是建构结果及其作用）的诸方面。

运用这一视角，笔者可以总结出性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性（sex）之间的区别。但是下面的表述中并不存在先后顺序和逻辑关系，它们是在共同发挥复合作用。

性是弥散式的

它不仅仅是男女之事、床上之事、生殖相关之事，更是爱情和亲密之事、情感表达之事、人伦和交往之事、生存体验和生命价值之事。它当然包括同性恋等各种处于少数地位的性现象，还包括种种“涉性现象”，例如谈性、听性、感受性及性感的日常实践等等。

性是主体来感受的，也是被主体所标定的

性并不是一种“可测定的客观存在”，它只能存在于主体对它的具体感受之中。或者说，只有确实被某个主体所感受到的那些东西，才足以构成该主体（个人、群体、文化等）的性。它是主体依据自己的感受、认知与自我反馈所做出的种种标定、解释和评价的总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日常生活实践。

性是意义化的

它虽然会带来种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结果，但是对于人与生活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对于主体以及各种相关物产生各式各样的价值和意义。以个人为例，一个人不仅要标定什么是性，而且必须赋予它某些价值和意义，它才能够成为他（她）自己的确实存在的性。

性来源于主体之间的以及主体与情境之间的互构

首先，与不同的人过性生活，就会有不同的方式、感受和意义。这形象地说明了笔者的命题的前半段。其次，笔者之所以强调情境，并不是因为它比环境更加微观，而是因为它不仅定位于一定的时空，更包纳活动于其中的若干主体，尤其是这些主体以及主体之间的活动也会对情境产生作用。因此，前面的那个形象表述其实应该扩展为：在不同的时空中与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方式过性生活，不但会建构出不同的性，而且会建构出不同的情境。

性存在于历史之中。其建构是一个持续可变的过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笔者不再赘述。

性的变化更多地来源于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而不是单纯地来源于认知或者外力作用。

性与社会性别、身体等等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性与社会性别是互塑互构的，性典型地通过身体来表述并且具有身体体验性。但是性本身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是应该、也是可以被区分的。

性的主体建构视角来源于而且丰富着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传统学术流派之间的论战。它与社会建构理论有着密切联系，但是更加突出“主体”和“体验”的地位及能动性，以及两者的融合和更大的总体。在发展过程中，它一方面与性学派、社会性别派争论着性的独立性和可识别性；另一方面又与公理派、测定派争论着性的认识论。迄今为止，它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革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知，但是作为一个积累丰厚的学派却仍然任重而道远。

新视角的意义

第一，性这个领域和题目，可以作为一个更典型的、更深刻的例子，来映射和揭示其他研究领域中的许多根本问题，而且更容易引起大众的注意，更有利于研究者传播自己的主张。正因如此，有一些其实并不打算专门研究“性”的社会思想家也参加进来而且写出皇皇巨著，例如马尔库塞、弗洛姆、福柯和吉登斯等人。也就是说，主体建构视角完全可以从“性研究”这个切入点，更好地辐射到更加广阔的学术领域。

第二，主体建构视角虽然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尤其是人类学中）已经有所运用，但是仍然缺乏系统的论述，具体到性研究领域里，更是少见，再具体到研究中国的性，则是少之又少。因此，它可以成为现阶段中国性社会学发展最重要的空间。

第三，在一个变化迅速的中国社会中，主体建构视角可以促使我们首先进行扎实的经验研究，去抢救主体的声音；以免等到一切都成为历史之后，再去依靠文献来进行研究。

第四，对于社会学来说，结构的研究是重要的；但是对于人的研究，尤其是对于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结构与时空中的人的主体研究和本土研究，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主体建构视角可以回应“后现代思潮只破不立”的质疑，促使研究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仅要打破性弱势群体的“他者性”，还要积极地去挖掘和建构他们的主体性。简而言之，笔者要的是深入，是解构之后的积极建设，而不是颠覆。

当然，笔者所论述的一切，仅仅是反对唯科学主义，即反对用自然科学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至于有人非要这样做，那并不是自然科学的错，而是这些人自己错了。同样，性的主体建构视角也并非“生物因素取消论”，而是更加侧重社会与文化因素的作用。

1.2.3　对于西方理论的筛选

前面提到过，在世界多文化中，中国文化就是一个主体。因此笔者对于性的主体建构视角的讨论就需要包括对于本土化的讨论。

性脚本理论与性的社会网络理论

在西方社会学界，最早对性的“唯科学主义”提出挑战的，主要有盖格农和西蒙的性脚本（sexual script）理论以及劳曼的性的社会网络（sexual network）理论。

性脚本理论所表述的是：性脚本作为基本性观念与具体性行为之间的连接，对于人们与什么样的人发生性关系、做些什么、在什么时间地点以及为什么发生等等，发挥了更加主要的作用。性脚本可以分为文化的、人际的和个人的三个层面。

性的社会网络理论强调：性存在于而且活动于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不仅社会网络会影响人们对性伴侣的选择以及与性伴侣之间的互动，而且性关系会建构出人们的社会网络。

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性的脚本理论实在是太没有新意了。中国曾经有过类似的理论：思想决定行动，改造世界观，“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等。这些“脚本理论”在1966年到1976年之间，曾经控制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现在，中国主流文化也仍然在某种意义上坚持着“脚本理论”，比如严厉管制网吧。

反之，劳曼通过实证提出的性的社会网络理论，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石破天惊。我们在历史上一直生活在金字塔式的皇权制度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曾有相当一段时期没有什么民间组织，个人的社会交际圈子也曾被极度地缩小，所以我们很难想到，除了垂直关系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横向关系来组成一个社会，更难以想象，性这样隐秘的私人活动，居然也会受到自己的社会网络的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社会网络在短短30年间迅速扩大，所以我们现在不但有资格，而且很有必要来讨论性的社会网络了。

正是从本土的意义上来说，性的社会网络理论来得正当其时，尤其是艾滋病时代的性社会学研究，更需要强调网络、关系以及关系中的权势的作用。因此，这种理论对于现代中国的性研究的意义不但远远超过性脚本理论，恐怕也超越了福柯和吉登斯。

酷儿理论

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对权力、性、社会性别、身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主要在北美的同性恋中产生的酷儿理论，对同性—异性、生理—社会、男性—女性这些二分结构提出了挑战，向社会的常态提出了挑战。酷儿目前是个时髦的理论。它有很多种理解和解释，有时候是指一种边缘的性的自我认同，有时候则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同性恋研究。但不管是哪种解释，酷儿理论都强调性与社会性别的非确定性（indeterminacy）、弹性的特征。酷儿政治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不仅因为它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而且因为它提醒人们，性政治这一整体在不断地发明创新，从而走向存在的不同方式。

酷儿理论无疑对于以往的性及其身份认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也促进了反主流的姿态日益成为性研究中的主流。中国同性恋研究者们当然非常注意引用这个理论。但是，已经有学者指出，酷儿理论（与很多性、性别相关的理论一样）并没有走出“伦敦、巴黎和纽约的铁三角”，即仍然突出了以欧美为中心的理论倾向。

具体到中国的历史文化情境，在应用酷儿理论之前，至少首先需要探讨下列问题：

第一，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在历史上和现代社会中是怎么样的，跟西方有什么异同？它主要针对的是某个阶层，还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它对于个人生活的控制究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已经深入到日常实践，还是仅仅落实在重要社会活动之中？它对于违反者的处罚是什么样的？

第二，这种社会性别制度在当今中国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否出现了西方社会那样的同性恋政治、社会性别政治？

第三，即使发生了如上的变化，酷儿理论在中国的论战意义到底有多大，跟它对于西方社会的意义有何种异同？

第四，是一定要套用酷儿理论，还是可以有更好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目前相关的状况？

只有探讨清楚了这些本土的问题，研究者才能够决定如何面对酷儿理论，而不是不加选择地直接套用。

例如，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中当然存在着性别制度，但是儒家并不是严格的宗教，尤其是它强调“礼不下庶民”，所以这种性别制度对于普通人的规训、管束和处罚，很可能不像西方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文化中那么严厉，而是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留出相当大的空间。因此，不但对于各种“反性别制度的现象”的描述屡见于中国古代文献〔8〕，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同性恋行为受到过西方历史上那样的迫害〔9〕。也就是说，中国很可能并不具备产生同性恋政治和引用酷儿理论的充分历史条件。

即使在当今中国，性别政治与同性恋政治是否已经形成，这本身就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因此我们无法证明酷儿理论在中国具有反叛意义和解构意义。反而是有些西方研究者开始到中国来收集资料，用以反对西方的同性恋认同和同性恋政治，发展酷儿思想。这样的研究可以贡献于西方的理论，可是对于中国相关问题的解释，对于本土理论的发展，却缺乏意义。

直接套用酷儿理论，实际上就是把它正常化（normalizing）。这恰恰是有悖于它的初衷，是一个“悲伤的结局”。尤其是，这会压抑中国人自己对于社会性别与性的多重可能性的探索与选择。如是，一个西方的革命，就会在中国变成霸权。

性与权力的理论

历史视角的介入，使得建构主义理论为性的研究开辟了很多新的研究主题，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但是，彻底的建构主义的研究，通常倾向于忽视性实践本身和性的身体化。这样的研究往往是把性作为一个论说载体，用它来表达研究者对于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思考；或者是把性仅仅放在文本中加以分析。结果，性作为建构的结果受到重视，作为生活的存在却又容易遭到忽视。

福柯用谱系学的方法，从历史话语的角度，对性进行了分析和解构，展现了性与历史和政治的紧密关系。但是他研究的很可能并不是性，而是权力。如果研究者要引用福柯的理论，首先需要分析一下中国的具体情况，需要考察这种理论的适用性。

根据笔者的理解，福柯所分析和批判的那种“无所不在却又难以察觉的”权力，只有在他所在的社会中，而且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可能发挥主要的作用。可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在性方面，所谓“权力”，往往表现在“聚众淫乱罪”、“夫妻看黄碟，警察破门入”、“处女卖淫案”，以及各种五花八门的禁令上。当个人隐私受到公开干涉时，研究者是否应该更多地关注“全景式监视”（panopticonism）之外的权力形式？或者说，只有在公开权力已经弱化的某些领域里，对隐蔽的权力进行分析才能显示其学术价值。

总之，中国学者不应该忽视后现代思潮中的“后现代”那个定语。我们应该学习和引进的，仅仅是后现代思潮的某些可借鉴的立场、视角和方法，而且，必须批评式地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拿来主义”。

性与社会的关系

吉登斯不同意福柯对于性的很多分析，尤其不同意福柯对维多利亚时期“性压抑之说”的批判。他认为福柯过于强调话语和权力，真实历史及其主体却缺失了。尤其是在福柯那里，性与性别、性与爱的关系是缺席的。吉登斯提出了可塑之性（plastic sexuality）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的变革。他把性放在关系的视角下，尤其是他强调了性的那些重要相关概念，例如性别与爱。因此，他所说的性在某种意义上比福柯的更具有真实感。

吉登斯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后，也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是，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儒家也有“天地万物，肇端于夫妇”的思想，也是“把性放在关系的视角下”。此外“君子好逑”、“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些古训，也是强调性与爱情的关系。道家房中术里“合阴阳、延天命”的通过性来养生的思想，恐怕也是中国独有的。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有文化的阶层中的“性爱”与“情爱”之间的冲突及其对于人们的性实践的巨大影响，反映的也恰恰是性与爱情之间的关系。这些，西方学者都不太可能予以体验和解释，我们自己完全可以从中发掘出本土理论。

1.2.4　本土化研究的尝试

既然笔者提倡努力从中国的具体情境中发掘出那些有可能发展为本土理论的闪光点，那么笔者自己应该首先做出尝试。

缘

中国婚配年龄的男女青年在找对象时，相当多的人既不相信传统的介绍对象，也不相信美国式的个人奋斗，而是相信“缘”或者“缘分”、“投缘”等等，也就是老话说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或者叫做“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他们在发起恋爱关系这个方面，往往是既不主动也不被动，既不积极也不消极。尤其是，笔者目前为止还观察不到他们中间存在着任何明显的阶层划分。无论是青年民工，还是博士生，都有相当比例的人持有这种态度。

缘来自佛教的思想传统，但是在21世纪的中国各层次青年中，在发起性爱关系这个方面，它显然已经变化为一种新的生活信念。从这个生活现实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西方的任何关于人际交往的现有理论都无法对此加以解释，而且可以发现任何西方思想家都从来也不知道它的存在，至少也是并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问题。同样，在解释当代青年的结婚年龄为什么越来越晚的时候，我们在众多的西方理论中也没有看到任何对于缘的信念的提及。

缘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人际交往机制。它不仅仅最突出地表现在发起恋爱关系这个领域，而且可以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当中国社会学在习惯性地使用着“亲缘”、“地缘”、“业缘”这些西方传来的社会学名词的时候，应该想到，这些其实都是“翻译中的文化误差”。例如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亲戚关系并不必然地带来“投缘”的结果，因此不应该把“亲”与“缘”合二而一。〔10〕

从社会整体来看，缘不仅仅是微观的个体行为，因为“投缘”就像“和谐”一样，被普通人视为全社会的最高境界。

那么缘里面究竟蕴含着一些什么呢？笔者可能在很长时间里也无法给出清晰一点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采用主体建构的视角，那么至少可以从这样一个侧面上发掘得更深一点：恋爱关系中（乃至于性关系中）的许多冲突，都是来自交往双方对于缘这个概念的不同建构，来自这种建构在不同情境中的变异，来自双方在把缘与其他相关事物做比较时所做出的选择。

“性福”

既有的西方理论将性与形形色色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但是它们都明显地受到笛卡儿二元对立论的强大制约，不是性快乐就是性压抑，不是性的个人权利就是性的权力结构。

可是中国人都知道：“福”既不是单纯的快乐，也不是简单的“幸福”，而是“有福”、“福如东海”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它的派生物是“福气”。它与“缘”可能存在着密切联系，甚至可能是因果关系。

它不符合西方的性学派的话语，因为“性福”说的既不是激情也不是性高潮，很可能是性所带来的亲情般的感受。它也不符合测量派的主张，因为至少有一些人觉得，“无性状态”也是一种“性福”。也就是说，它更加强调的是“福”的状态而不是性的高频。它还不符合西方的社会性别派的说法，因为按照中国人的“阴阳和合”思想，双方和和美美才能算是“福”。

所以说，在“性福”这个新词语里面，很可能蕴含着中国特有的关于生命意义、生活质量、亲密情感、人际关系等等一套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只是笔者现在还没有发掘出来。更加重要的是，这个词语既不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也不是当代学者发明的，而是来自此时此地的大众的自发流传。这应该是主体建构的最佳典型事例，也昭示着我们只有通过主体建构的视角，才能理解和解释它。

一夜情

这也是一个此时此地人们自发流传的新词。

如果从前述其他学派的视角出发，学者可以做出许多研究。例如，性学派可以比较它与夫妻性生活的质量差异；社会性别派可以考察其中的权势关系；测定派可以调查出实践者的人口比例与特征；公理派则可以支持之或者反对之。

但是，所谓的一夜情究竟是一种新的实践，还是仅仅是一个新词语？如果不从本土出发搞清楚这个问题，无论我们应用上述的哪个视角，都可能与真相渐行渐远。

这种实践在中国古已有之，历朝历代不绝于史，只不过叫做“露水夫妻”（“天一亮就散伙”的意思）。它不同于“艳遇”和“偷情”，完全可以自立于世。尤其是没有证据足以说明它在历史进程中和实践层次上出现了什么质变。所以，今日中国的一夜情，仅仅是一个被新近建构出来的词语。它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标榜一个故意与“性”相对立的“情”字，而不是像古代那样强调隐喻“性”的“夫妻”二字。

所以，性社会学所要研究的真问题并不是这种实践本身，而应该是：一夜情为什么只有在此时此地才被建构出来？它是实践者的自称还是传媒的改造？为什么要说是“一夜情”而不说是“一夜性”？其中包含哪些元素？建构的结果为什么能够得以广泛流传？是不是已经反过来塑造了参与者的实践？这里面又隐含着一些什么社会实践和社会意义？

从一个极端的解释来说，这个新词只不过是一种越轨行为的自我合理化。但是从另外一个极端上来说，中国五四以来的“情爱”与“性爱”的人为对立，很可能已经被“一夜情”这个词语给消解了。一种新的性与爱的关系则很可能已经被这个新词语给建构出来了。

如果再深入一步，就很可能发掘出：“爱与性的对立”究竟是中国传统还是“西化”的结果？爱与性这两个核心概念，在中国究竟是如何演变的？“阴阳和合”的生活哲学，是不是也一直被中国人应用于性与爱的关系？

做爱

表面看来，这是英文“make love”的直译。但是它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新话语，而且是一种新实践，更是两者共生共荣的产物。

作为一个可研究的问题，这并不是性行为学的专属，而是典型的社会学题目。本节不打算展开讨论，只是提示一句：从中国最古老的称谓“中媾”、最正统的“敦伦”到最民间的“房事”，再到最西方医学化的“性交”、最时髦的“做爱”，其间很可能映射着生长于斯而且作用于斯的几乎整个社会结构和整个中国文明史。

如果研究者能够从这样的本土语境出发，如果能够运用“是谁，为什么，怎样，建构了什么”的视角，那么在社会与个人之关系这样一个社会学的经典问题上，我们就很有希望创造出西方所无法拥有的基本理论。

关于性研究本土化的讨论

作为弱势文化的发言人，在一个文化流动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把自己的原创加入全球化里面去，丰富全球化的概念，使之不至于成为单边主义的西方化。全球化应该存在着文化反向流动的空间，有对话也有差异，而不是抹杀“异”的多元存在。〔11〕

研究者需要格外注意“研究语境”的问题。一位泰国学者写道：除了需要关注性和社会性别领域里面的一些基本概念之外，还需要注意泰国研究者和研究泰国的英文研究者的不同兴趣爱好和研究动机。泰国研究者面对泰国读者所创造的泰语话语是一种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和自我表达（self-representation）的努力结果。相反，英语研究者面对非泰国读者所创造的英语话语一定程度上是在表达一种“他者”，只是间接地可以起到“反思”的作用。泰国研究者所创造的英语话语则是为了“国际”（主要是西方）的读者，因此就会在西方的讨论框架下来表达“泰国的”问题。

同样，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只要面对的是西方读者，那么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在选题上就很可能不得不倾向于“带有西方口味”，在研究中就不得不倾向于使用西方的分析框架。〔12〕

本节无意质疑对于西方框架的兴趣指向，也不否认任何研究者都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读者群。我们所批评的是这种指向和利益考虑的霸权以及在全球化中的强势地位。中国研究者需要注意到：在西方理论界日益提倡多元化、主体性的同时，西方理论本身却又显露出更为本质的话语统治。因此，我们需要避免不假思索地在西方本体的框架下来讨论各种中国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首先深入地探索：在本土社会中，我们所研究的现象是不是真的构成了一个问题？

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确实缺乏理论，尤其缺乏自己的理论；但是我们与西方学者的差距，首要的是缺乏对自己的历史遗产与现实生活的总结，尚未创造出自己的话语体系，很难“以自己的文化去参与全球化”。

上述的种种讨论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性学研究的问题和困境了，而是整个社会科学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所必须思考和回应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西方背景下产生的理论与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理论的边界？是否存在“中国的本土问题”？是否有可能基于中国的现实与历史，借鉴西方的理论视角来发展中国本土特色的概念与理论？最终的问题是，我们做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总而言之，究竟是用西方已有的理论来解释那些西方所没有的问题，还是从西方所没有的问题中总结出西方所没有的理论？这是一个选择，也是一个挑战。〔13〕

1.3　本书依据的三次全国性调查的简介

1.3.1　性社会学的来源与前景

通俗地说，性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的立场、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人类的性现象。其来源与发展请读者参考笔者的《性社会学》〔14〕一书。

在中国，性社会学目前是春芽破土。

从意识形态层次来看，一方面众多的性研究由于被认为“太敏感”而无法发表；另一方面，许多被大众所关注的性讨论又往往靠耸人听闻来吸引眼球，仍然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破禁区”的时事评论的水平上。

从方法论来看，定性研究的成果往往被认为“太暴露”而无法发表，可是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却又往往被认为“问题太小”而得不到发表。

从受众的偏好来看，普通大众更关心的是性技巧或者性障碍，关心性方面的社会问题的人毕竟是少数，真正有志于性研究而不仅仅是“性”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但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性社会学又会很快地走向叶落归根。

这是因为，中国的性文化已经从性革命走向多元化，很快就会走向“自然化”，人们已经高度自由与自觉，不再需要去关注与讨论性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各种问题。那时候，性社会学将仅仅作为纯粹的学术研究而钻进象牙塔。

因此，性社会学研究者的宿命是：永远的边缘人。

1.3.2　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的性调查〔15〕

对中国人的性调查

1985到1989年，潘绥铭通过观察法分析在公园里公开亲昵的异性伴侣的亲昵行为与场景的相互关系模式。1989年，潘绥铭、谭深等人去上海，对参观“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的约19万名上海观众，做了美学的和性学的抽样调查。1989年到1990年，潘绥铭在北京市区进行了“性生活与夫妻满意程度的关系调查”。1991年李银河对当代中国人在性爱与婚姻方面的行为与规范进行了调查，出版了《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规模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调查主要有以下几种。

1989到1990年，刘达临主持的2万多例中国人的性调查，涉及15个省市、24个地区。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地对性行为、性关系和性观念进行的社会调查。

徐安琪主持的对上海、广州、甘肃和哈尔滨四个省市部分地区的800对夫妻婚姻质量的调查。

2000年、2006年、2010年潘绥铭主持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详见下文。

对大学生、女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的性调查

最近十多年以来，对于大学生的性调查日益增多，已经出版的成果达数十项之多。

女性之性的调查，影响力比较大的是李银河的《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还有一些调查针对女性的身体与性，网络与女性的身体形象、性表达以及性认同等等。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相关调查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性骚扰和性暴力。对于妇女的生殖健康和性健康的调查则主要集中于人口学和公共卫生领域。

针对少数民族和农村的性研究，零散地见于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相关研究之中。

针对流动人口的性调查研究在最近几年开始多起来，其中大部分来自艾滋病研究。

对性产业、女性性工作者的调查研究

潘绥铭较早以“社区考察”的方法调查“红灯区”的发展脉络、形成原因、运作机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等问题。还有一类研究针对劳教所中的女性商业性性服务工作者。另外，尽管在研究伦理上受到质疑，赵铁林对于海南“小姐”生活的拍摄和研究还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预防艾滋病项目的支持下，公共卫生领域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开始多起来。

对同性恋、跨性别的调查研究

李银河和王小波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1992）以及后来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1998）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1993年，作为预防艾滋病项目，潘绥铭进行了“男性同性恋社交中的性关系与性行为调查”。

张北川的著作《同性爱》（1994）以及后续工作，社会影响颇大。

最近几年，预防艾滋病的项目极大地推动了对于中国的MSM（男男性行为者）的研究，其中包括MB（男性性工作者）的。例如：高燕宁主编了《男同性恋健康干预》一书（2006）；童戈的《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2005）展现中国大陆“男同志”群体的性实践和性认同。针对拉拉（女同性恋）的研究、酷儿研究、跨性别的研究在最近几年也崭露头角。

对某些性现象的研究

还有学者对换妻、多伴侣、一夜情等等进行过调查。

1.3.3　本书依据的三次全国性调查

三次成年人性调查

在潘绥铭教授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2006年和2010年进行了“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

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到61岁〔16〕、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总人口。以城乡差异、人口规模与离婚率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等概率抽样。

初级抽样单位（PSU）为县级行政区域。终端调查点为城市社区与农村的行政村。在每个终端调查点中，按照居住者的总名单进行等距抽样，再按照地理位置抽样法抽取流动人口。

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调查者采用了如下实地调查方法。

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调查员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

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

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组长上门动员、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要询问有关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对14到17岁全国少年的性调查

此外，在潘绥铭教授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10年4月到9月在与成年人性调查相同的终端调查点中，随机抽样调查了全国14到17岁的总人口。其重大意义是：包括不上学的、已经工作的与来自农村的流动青少年。但是由于年龄段和问卷内容不尽相同，因此只能有选择地与成年人进行对比。

国内对于青少年的性调查已经有一些，但是基本上都是在学校里调查在校生。与此相对，该次调查的创新意义在于以下几点。

对全国14到17岁的总人口具有总体代表性，优于任何非随机抽样的或局部的调查。

涵盖了全国各种少年的总体，而不仅仅是在校生：包括失学辍学的8.4％、毕业后不再上学的11.1％，总计占到19.5％。按照工作状况来看，目前不工作的占6.0％，正在城市里工作的（包括进城打工的）占10.3％，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占3.2％。这些少年样本都是以往调查所缺失的。

实现了最强的保密性。笔者在学校之外进行调查，采用同性别、一对一、在封闭空间中、使用笔记本电脑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等措施。

最充分地贯彻了社会调查的伦理原则。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少年，要询问性方面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为此专门设置了7个问题，都是：“下面调查员将要询问××方面的问题，您愿意回答吗？”如果被访少年选择“不愿意”，则电脑程序自动跳过该部分的所有问题。调查也允许家长一起来，但是调查开始后家长必须退出访谈室。

在电脑问卷中使用技术手段设置了测谎功能与回答条件的限定。

上述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被访少年的顾虑与失误，保证了最高的调查质量。

1.3.4　统计分析的设计

笔者严格遵循了问卷设计、调查实施和统计分析的学术规范。此外，还有一些特色可以总结如下。

备选答案的设计

笔者的调查问卷中的大多数变量都是属性变量，不是也不可能是连续变量。

这种情况是笔者与美国合作者〔17〕共同选择的，具有“论方法”层次上的重要意义。因为越是追求连续变量的回答，就越容易迫使被调查者不得不谎答或者拒答。例如，对于每月性生活次数这类提问，连续变量当然最好用，但是究竟有多少中国人能够精确记得或者当场计算出来呢？中国人又不善于直接拒绝，结果不得不乱答一气。这还不如划定“两三次、四五次”这样的分类，对方才可能回答得更准确更真实。

早在20世纪80年代笔者刚刚开始研究性问题的时候，曾经设计过“在每10次性生活中您有几次性高潮”这样的提问而且据此写了论文。但是在1993年美国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宣读后，有学者指出：这样的问题人们很难准确回答。后来笔者在自己的调查实践中也日益体会到：这种追求量化、追求精确的企图，其实是由于不够了解生活与人性而产生的偏差。

在笔者的问卷中，经典的“三级定序排列题”（例如：多、不多不少、少）都被改变为“两极强制选择题”（是、否），“五级题”则被改造为“四级题”（没有“中间状态”的选项）。这也是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因为长期的调查经验告诉笔者：只要列出“中间状态”或者“无所谓”的选项，就一定会有比例惊人的中国人选择它，在观念提问中尤甚。当然，笔者的这种“强制选择题”必须有这样的前提：第一，被调查者对题意有共识；第二，被调查者都关心此问题；第三，允许拒答而且预计其比例不高。

历史可比性的解释

笔者所进行的成年人调查并不是跟踪调查，因此笔者这样来论证三者之间的可比性。

第一，从随机抽样的角度来看，调查都足以代表中国该年龄段的总人口。尤其是其中2006年和2010年的调查，使用的是同一个抽样框，直到居委会或村的最终抽样点和抽样方法都完全一致，这可以加强两者之间的可比性。至于直接落实到个人的那种严格的追踪调查，笔者认为它根本就不可能适用于任何对于敏感问题的社会调查。因为“性”的调查不得不匿名，可是既然是匿名调查，怎么可能第二次找到原来的被调查者呢？

第二，笔者在进行回归统计分析时，每次都把2006年调查和2010年调查与2000年调查之间的整体差异，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这就控制住了不同调查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调查之间的可比性。在本书对于回归分析的控制变量的每一个注释中，均简称之为“调查差异”。

第三，2000年的年龄段整体上略大于2006年与2010年，但是相关分析表明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加权依据

除了特殊注明的以外，本书所有的统计分析，都是复杂样本（complex sample）的加权计算，其分层为2（农村与城市），单位（初级抽样单位PSU）最多为283个。样本的权数是城乡分层、PSU、性别、年龄，下文中不再一一说明。由于在2000年和2006年的统计分析中使用的是直接加权方法〔18〕，统计结果略有不同，现在的复杂加权是进一步的精确化。

此外，笔者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国家的2010年人口调查数据尚未发布，因此本书中所有关于2010年的统计分析，都是按照《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进行复杂加权的。今后笔者新发表的论文，很可能使用2010年人口调查的数据进行复杂加权，那时候的各种数字很可能于本书的数字有所不同，敬请读者注意。

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

本书所依据的全国调查的随机抽样误差均不超过5％，均以“成年人的多伴侣发生率”或“少年的性交发生率”为目标变量，通过了信度与效度检验。

笔者的统计学基础较差，在美国合作者的推荐之下，本书中的相关分析，除了一些非常直观的情况使用双因素的交叉表分析之外，主要是使用PASW Statistics18.0（就是原来的SPS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或者Logistic回归分析。

笔者采用的是探索式的“沙里淘金”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变量都纳入模型，然后逐步剔除所有不显著相关的变量，只保留那些显著相关（p＜0.050）的变量。这种方法是有争议的。因此需要多说两句。

经典的统计学要求，纳入回归分析的变量应该数量少而且假设非常清晰明确，或者要求在一个既有的模型之上再增加很少的几个变量，以便检验其显著性。这当然是“假设—经验”的经典做法，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学术规范。

但是笔者更加希望采用探索式的回归分析，其理由有三。

其一，目前在性研究的领域中，成熟的假设非常之少，经过检验的模型更为罕见，而且抽样方法与调查方法千差万别，基本不具有可比性，所以如果勉强采用经典的分析方法，反而有削足适履之嫌。

其二，笔者的整个问卷其实只有一个因变量，那就是“全性”的可测量状态。问卷中的任何一个提问都是经过通盘设计的，都假设它们与“全性”相关。因此笔者可以而且应该在回归分析“全性”的任何一个因素的时候，把全部变量都投入进去。从笔者提倡的“论方法”的视角来看，这种操作方法就是在问卷调查的局限条件下试图贯彻定性调查中的“扎根理论”，尽可能地从全部材料中提取自己的认知。这种方法当然是不成熟的，也是可以争议的，但是笔者认为应该且可以朝着两种方法论的整合努力靠近一步。

其三，笔者深知，那些不显著相关的变量也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尤其是其中那些有悖常识的相关关系，往往能够揭示出更有意思的情况。但是这在操作上过于困难了，因为笔者首先就需要论证某种常识确实是作为常识而存在，而且必须是存在于笔者的三次调查的具体时空之中与具体对象的生活实践之中，然后才可能对那些不显著相关的变量做出解释。这恐怕已经是另外一个大规模的完整研究了。即使笔者可以完成，也很难纳入本书。

统计分析过程的表述

在本书使用最多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因变量与自变量均已进行了转换处理，生成了虚拟变量。但是为了节省篇幅，其过程不再列出。

本书作为性社会学的专著，本应该把统计分析的过程与中间环节尽可能详细地公布出来。但是笔者希望有更多的普通读者能够不讨厌这本书，因此不再列出所有的标准差与标准误，也不再列出回归分析中的控制变量的细节和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在完稿之前的最后一分钟，还割爱了大约1/4的统计表格或其栏目。

笔者要对非专业的读者提醒一句：在本书的所有关于回归分析结果的表格中，“估计值”或“估计”这一栏说的都是发生该现象的可能性（而不是真的发生了），因此“发生可能性”的数值，不同于两个“实际发生率”之间直接加减的计算结果。

本书涵盖了调查问卷中的所有提问，只不过其中某些行为的首次年龄与上年次数由于样本相对过少损害了代表性而没有列出其统计结果。

不做什么？

从统计学来看，有了3次调查的结果，应该可以做出某些预测；但是笔者决然拒绝。这是因为对社会与人的发展所做出的任何预测，无论它具有多么大的数学上的逻辑合理性，也很可能不符合生活的逻辑，更无法在社会实践的层次上进行证伪。

从吸引眼球的角度来看，把中国的情况与外国进行对比，这是一个诱惑力超强的主意；但是笔者也弃之不顾。因为这种跨国比较的可比性基本上无法进行检验。通俗地说，如果两个国家的调查方法不一致，那么强行进行任何比较都只能是自欺欺人。

最后的定位

最后，从统计分析的角度来说，笔者把本书的追求定位于：与其在技术上好高骛远，不如在思路上独出心裁；与其在细节上精益求精，不如在分析中入木三分；与其在叙述中循规蹈矩，不如在讨论中发人深省。

再高级的统计方法也无法自动给出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因此笔者在本书的数据分析的表述中经常使用多侧面的和不确定的语态。笔者唯有寄希望于在今后的定性研究中对于中国人的“性”得出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

1.3.5　调查的总体情况

上述全国调查的操作方法的细节，笔者在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中写下两万多字的详细叙述。随后在2006年与2010年进行的后续调查中，一直严格遵照同样的调查方法。读者可以参阅该书，这里不再赘述。三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情况见表1—1、表1—2。

表1—1　三次调查简介

注：如果调查对象的文化水平不足以自填，则由调查员直接询问。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农村老年妇女中。

如果调查对象不存在某些情况，电脑就会自动跳答，因此提问的最小数量是每个人必答的，最大数量则是全部情况都有的人的回答上限。

表1—2　三次调查的复杂加权样本情况（％）

续前表

注：上学程度是指调查对象是否上过小学、初中、高中、大专等，并不意味着其拥有相应的学历，故不用“教育程度”来表述。流动人口的定义是，在当地居住不足4周年的人。

2010年的调查总体（见表1—3）：根据前述全国人口调查数据，到2008年年底，中国14～61岁的人占总人口的72.07％。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预计2010年的人口总数将不超过13.7亿。因此，这个年龄段的中国人口的推算总数应该约9.874亿人。也就是说，笔者的随机抽样可以代表这样的大约10亿中国人。

表1—3　2010年调查的初级抽样单位（PSU，县级抽样点）

续前表

注：2006年的PSU是120个，2010年由于经费有限，只能保留其中的103个。

1.4　什么人、什么话题更敏感？

笔者所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除了调查的内容具有重大意义以外，调查的应答率（包括总体的回答情况与每个提问的回答比例）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研究，可以反映出什么样的中国人不愿意回答性调查的问题，以及不愿意回答哪些具体的问题。

笔者愿意对于2010年调查中总体的与分题的应答率进行深入分析，以便反映最新的情况。这绝对不仅仅是统计学的需要，而是希望以这些分析为依据，反映中国人对于“全性”的社会态度。

1.4.1　什么人更不愿意接受调查？

分析方法介绍

笔者在2010年的抽样总人数是9992人，其中有7202人同意回答而且完成了。

笔者提出中国本土的“应答缺失率体系”，包括8种情况。但是在3次调查中，在那些已经接受预约而且来到封闭的访谈室的人之中，拒绝回答的人实际上非常少，因为只要调查员的说服动员工作做好了，被访者至少也会碍于面子而不拒绝接受调查。出现最多的是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调查的情况。因此，计算这种“应答缺失率体系”的资料和数据可以加深研究者对被访者总体情况的了解，因为被访者对调查本身的反应和态度从这些统计数据中也可以得到充足的反映。〔19〕

根据上述思路，笔者下面分析的主要是一开始就直接拒绝接受调查的人的情况。笔者得以这样做的前提是：

第一，进行了严格的案头分层等概率抽样，直接抽样到县级行政单位，保证了高精度的随机性。

第二，在每个调查现场，笔者都指定调查小组组长亲自进行县以下行政单位的随机抽样，并且安排一个得力组员专门协助组长进行抽样。

第三，在现场调查过程中，由于我们按照最新的居住者的名单进行等距抽样，直接抽样到具体人（而不是家庭户也不是门牌号），因此未遇对方的情况并不多，主要是被抽到的人拒绝回答。

第四，在预约任何一位被调查者的时候都会告诉对方：我们的调查内容中包括性生活方面的提问。尽管不愿意回答的人们提出了种种拒绝的理由或者默默无语，但是笔者可以推断，大多数人还是由于对性的敏感才拒答的。

具体的分析方法如下。

第一步，按照全国相同年龄段的总人口的国家统计数字，把抽样总数（9992人）按照城乡、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进行分层，得到每一个子层的具体人数。

第二步，接受了调查的7202人是有效样本。在复杂加权之后，把它也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分层，得到每个子层的具体人数。

第三步，如果笔者的调查的应答率是100％，那么上述的两种数字在每个子层中的人数就应该高度吻合。可是应答率为72.1％，因此，抽样总数减去有效样本的差数就是没有回答的人数。

第四步，分别计算出每个子层的具体差数，再转化为在该子层中差数占抽样总数的百分比，就可以进行直接比较，发现哪些社会阶层更多或者更少地接受了笔者的调查，从而反映出该阶层对于“全性”的基本态度。

在以下表格中，笔者仅仅列出按照拒绝回答的百分数排列的前10种情况，其他的从略。

城市人口拒绝回答的分析

城市人口拒绝回答的情况见表1—4、表1—5。

表1—4　城市男性拒绝回答的情况

表1—5　城市女性拒绝回答的情况

从表1—4中可以发现，如果城市男性的婚姻状况不符合主流社会的要求，那么他们拒绝回答性问卷的比例就会较高。例如第1项和第2项所反映的年轻男性却再婚、离婚或丧偶，第3项、第5项和第7项所反映的“光棍”，第4项反映的“早婚”，都是不那么“正常”的情况。

城市女性拒绝回答的情况与男性不同，只有第1项（很年轻就离婚、再婚或丧偶）不符合主流社会的期望，其余的都“正常”。这表明，年龄段和婚姻状况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城市女性的拒答率。她们中的那些拒绝回答的人，其实主要是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觉得身为女性就不应该回答这种“流氓问题” 〔20〕。

村镇人口拒绝回答的分析

表1—6、表1—7在总体上说明：居住在村镇中的人，无论男女，拒答率都远远高于城市男女。这显然是因为农村的性文化的制约。按照差序格局的社会规则，农村人自己之间可能并不比城市人更忌讳“谈性”，但是面对作为外人的调查员，他们往往就噤若寒蝉了。

表1—6　村镇男性拒绝回答的情况

表1—7　村镇女性拒绝回答的情况

上述的两个表格还表明：无论男女，无论哪个年龄段，离婚、再婚或丧偶的农村人都更加不愿意接受性的调查，而且拒答率都基本上超过一半。这当然也主要是由于在农村，离婚、再婚和丧偶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情况，遭遇此种情况的男女很可能会自惭形秽，缺乏勇气接受关于性的调查。

性别无差异

从拒答率上来看，城市男女与村镇男女之间并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并非凡是女性都必然不愿意回答，也不是男性就更乐于回答。只要调查者能够给男性和女性都提供一个私密的回答空间，他们就可以几乎同样地来回答性的问题。

1.4.2　中国人其实愿意谈性

应答率为什么这么高？

在国际交流中，西方学者对笔者最经常提出来的问题，并不是这些调查的应答率为什么低，而是为什么这么高，而且高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所做过的随机抽样的性调查。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阻碍中国人回答性问题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年龄大小，也不是男女差异，而是城乡差异与离婚、再婚和丧偶这种状况。可是在当今中国，城市人口剧增，农村人口剧减，离婚率比发达国家低很多，在农村更是微乎其微。这样一来，阻碍中国人回答性问题的最主要因素就被极大地缩减了，因此这些调查才能够获得72％～76％这样高的应答率。

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对比来看，在发达国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因为宗教上的禁忌而拒绝回答的。可是在中国18岁到61岁的样本中，各种教徒仅仅不足1/6；而且数据分析表明，他们对于性的禁忌即使有也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这也是应答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

调查方法决定研究结果

从性文化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经过性革命之后，性的言说的自由尺度已经远远高于中国。这使得不仅是西方学者，而且大多数中国学者也常常认为中国人仍然“谈性色变”。其实笔者的调查数据与上述分析都表明：中国人不但是可以谈性的，而且还可以直接地回答自己非常隐秘的性生活的问题。区别仅仅在于：绝对不能当着别人的面，真的用语言去谈。

笔者的调查方法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提供同性别的、一对一的、封闭的访谈空间；二是使用笔记本电脑调查问卷，不需要被访者说出口，调查员也看不到。这就让被访者既能一本正经，又能敞开心扉，还不用说出那些敏感的词汇。说到底，就是笔者从主体建构的视角出发，给对方提供了一个足以保住面子的情境。72％～76％的应答率证明，笔者的分析是正确的，努力是有效的。

1.4.3　哪些内容更加敏感？

为了获得真实的情况，笔者在调查问卷中贯彻了社会调查的伦理原则〔21〕：在回答任何一个提问的时候，被访者都可以在电脑上按下F1、F2或F3这三个特殊键，该题就被分别记录为“不回答”、“不知道”或者“不适用”而且自动跳过去。如果被访者希望中止回答，也可以按下F10键，后面的所有提问就都不再出现，直接跳到问卷结尾。

数据分析发现，选择“不知道”或者“不适用”的情况少而又少，可以忽略不计，而拒绝回答该题则是最主要的情况。如是，笔者便可以分析一下，究竟哪些提问让被访者如此敏感，在开始回答问卷之后还要跳过它们。

尤其是，笔者所设计的每一个提问，都已经照顾到了最开放的人与最保守的人。因此理论上任何被访者应该都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备选答案。但是仍然有些人选择了“不回答”，这足以说明该题对他们来说敏感得不可能回答。

由于拒绝回答的样本量很小，因此下面仅仅分析总体上的拒答情况。

表1—8所列举的，都是拒答率至少有一项高于0.5％的情况。标记了*的，是无论男女的拒答率大多高于2％的那些提问。标注*的，则是虽然拒答率不高但是男女差异相对较大的提问。

表1—8　提问拒答率（％）

男女都更加避讳的提问

第一，关于夫妻性生活的三个提问。“性生活之外的亲昵”，它很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不正经”或者“太过分”，因此拒答。“性生活满意程度”和“上次性生活的时间”这两个提问，尽管笔者已经分别设置了“很不满意”与“完全没有”这样的备选答案，但是看来仍然有些在这方面处于不良状态的人宁可不回答。

可是笔者需要提醒一下：对于具体的性技巧，笔者设置了多达10个提问，包括口交和肛门性交。可是无论男女，人们在回答这些被认为是高度敏感的提问的时候，拒绝的人却少于0.5％（因此这里没有列出）。个中奥妙，笔者目前仅能推测：莫非是由于“看黄”已经非常普遍，使得中国人“脱敏”了？

第二，拒答“首次自慰年龄”的人也很多。这很可能是因为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坚信“手淫伤身论”，因此无论自己有还是没有，都不愿意回答这个提问。

第三，“吃壮阳滋阴品”这个提问的拒答率很高，出乎笔者的预料。这也许是因为拒答者觉得此举有些“丢人”，或者被调查者认为提问的定义不够清楚。

第四，无论男女，不愿意回答自己在14岁之前是否遭遇过性接触的人也很多。这也许是因为有些拒答者觉得这个提问是无稽之谈，也可能有些拒答者是另有苦衷。

第五，无论男女，不愿意回答“买性”的都很多。笔者推测，这大概不是因为这些拒答者心中有鬼，更可能是因为他们难以理解这种现象，甚至不知道其存在，因而无从选择备选答案，只好拒答了事。这一推测的证据就是：对于“卖性”的拒答率反而很低，而且低于其他的各种非主流性行为。这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清楚“卖性”是怎么回事，所以回答起来的敏感性就会下降。

男女避讳的差异

其一，女性更加不愿意回答关于性欲的自我评价的两个提问。这既可能是因为这些女性觉得自己不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这些女性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性欲可言，还可能是因为这些女性对于性欲这个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认识。

其二，更多的女性不愿意回答双方“怎样交流性喜好”这个提问。这里面最可能的原因，既可能是这些拒答者认为女性根本就不应该交流性的感受，也可能是因为想象不出来应该如何进行，还可能是对于“性的交流”另有高见。对于“买性”这个提问，也是女性拒答的比男性更多，而且在女性的所有回答中是拒答率最高的，很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其三，对于“对方的异性朋友数”这个提问，男性不愿意回答的显著地多于女性。这也许是因为更多的男性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也可能是害怕自己回答的数字太多或者太少，因而没面子，还可能是因为对于“异性朋友”的定义迥然不同。

总而言之，虽然笔者上面的所有分析都是推测，但是拒答率的高低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最大限度地保护隐私的前提之下，中国男女最不愿意回答的其实并不是性动作与性技巧的细节，也不是各种非主流性行为的情况，而是一些笔者目前还无法充分解释的方面。

这应该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宝贵启迪。

1.4.4　以己度人＝自曝隐私

虽然读者还没有看到本书的各种统计数字，但是笔者愿意提前提醒读者：最好不要仅仅根据自己的经验，就来评论本书中的任何一个数字是太高还是太低。

在2000年第一次调查的时候，课题组里的同仁就曾经很悲观，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婚外恋，我们怎么可能调查得出来！可是到了2010年的时候又有人说：都这个年头了，你还调查谁有婚外恋？应该调查谁还没有！

这反映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心理倾向和解读习惯：人总是把与自己相似的人估计得更多，却把不同于自己的人数往少估计。

笔者这一看法，底气十足。笔者从1991年到2006年五次调查了全北京市和全中国的大学生，其中问道：“您认为，在现在的大学生里面，有百分之多少的人已经有过性交了？”结果发现了一个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是那些自己性交过的人，把全体大学生的性交比例估计得很大，反之，自己没有过性交的人则把这个比例估计得很小。五次调查的结果无一例外。

这并不奇怪，也无可厚非。但是它却构成了一种“隐私侦验”。例如，如果某人说本书中的婚外恋太少了，那么该人自己有过的可能性就显著地增加了。同样地，如果某人说本书中的性生活满意度太高了，那么该人自己的性生活不够满意的可能性也就大增了。

所以，如果非要仅仅根据亲身经历来评判本书中的统计数字，那么最好不要说出去。

注释

〔1〕 “初级生活圈”概念由潘绥铭提出，参见：《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九章“家庭、婚姻、性与社会性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 See Huang Yingying, Key Words on Sexuality in China, Manila: University of Philippine, 2006.

〔3〕中国学者使用过多种翻译：性现象、性状况、性经验、性征、性素质、性本性等。笔者以前使用“性存在”，2005年之后放弃；在本书的最后将提出“全性”的概念。

〔4〕这里主要关注与性密切相关的中国LGBT的研究和实践工作，而不是完整的社会性别的范畴。

〔5〕详情可参见笔者的“Transformations in the Primary Life Cycle: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China's Sexual Revolution,”In Sex and Sexuality in China, edited by Elaine Jeffreys, pp.21-42，Routledge, 2006。

〔6〕参见潘绥铭：《中国性与生殖健康30年》，第六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7〕社会性别的研究方法论和认识论，对于“主体”的提出，功不可没。

〔8〕例如“母老虎”、“泼妇”、“吝啬鬼”等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实例。如果说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酷儿现象”，那么恰恰证明了“酷儿理论”的巨大局限性使它离我们太远。

〔9〕中国明清小说《弁而钗》、《宜春香质》、《绣榻野史》等，对于同性恋都是持赞赏的态度。尽管有学者认为，明清时候的“男风”其实是牺牲女性，成全男性，尽管有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男风”之所以不受压制，就是因为当时是男权社会；但是同性恋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像在一些其他文化中那样受到迫害，这一点学者们是有共识的。

〔10〕 “亲缘”中的“缘”，也无法用“边缘”的意思来解释。

〔11〕 “原创”或“本土”也并不等于“纯粹”的中国的独特性。它在历史的不同时刻多少已经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

〔12〕这类研究越来越多，集中在对于缠脚、妓女、男风、一夫多妻的性关系，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性方面的变化的研究，本节不细述。

〔13〕参见潘绥铭、黄盈盈：《“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载《社会学研究》，2007（3）。

〔14〕潘绥铭、董盈盈：《性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5〕此处是缩写版，原文见潘绥铭：《中国性与生殖健康30年》，第六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原文中的参考文献与关于出处的注释均已省略。

〔16〕 2000年的调查对象下限是20岁，但是经过统计检验，18～20岁的人口的差别并不显著，因此三次调查的数据可以合并使用。

〔17〕白维廉（William Parish）教授，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2000年调查的美国方面负责人。

〔18〕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19〕参见潘绥铭、黄盈盈：《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第6章第4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0〕某位回答了问卷的城市女性对女调查员说的话。

〔21〕参见潘绥铭：《中国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方法论层次的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2）。

第2章　主体建构的性

2.1　性道德观的革命

2.1.1　最近十年，日益宽容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格外注重性道德的国家，而且形成了强大的传统力量；但是在2000年、2006年和2010年，中国18到61岁的总人口的性道德观念却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

关于性道德笔者调查的第一个问题是：“有些人在恋爱中跟对象发生了性关系，但是两个人后来又真的结婚了。那么，这算不算道德问题呢？”调查结果是：认为这不算是道德问题的人，都超过了一半，在60％上下呈现为持平状态。

第二个问题是：“有些结了婚的人又与别的人有性关系（例如婚外恋与第三者）。对于这样的人，是应该区别对待呢，还是应该一律惩罚？”笔者三次调查的结果都是接近一半的人认为应该区别对待这种现象，在45％左右的水平上持平。

第三个问题是：“目前在中国，从事‘性服务’的‘小姐’，如果被警察抓住，最高罚款是5000元，同时拘留最多15天，还要通知家属。您觉得，这种处罚是太轻了，还是太重了？”

第四个问题是：“目前在中国，如果警察抓住嫖客，最高罚款是5000元，同时拘留最多15天，还要通知家属。您觉得，这种处罚是太轻了，还是太重了？”

对于上述的两个法律规定，在2000年的时候还只有15％上下的人认为是处罚过重了，可是到了2006年和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5％上下，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虽然中国人民以遵纪守法而著称，但是仍然有1/4左右的人，对于国家处罚卖淫嫖娼的法律持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这两个提问的内容虽然从未改变，但是在3次调查中依次更加详细和具体，因此上述的回答比例说明，人们对于“小姐”和嫖客受到的惩罚越清楚，就越是不认同这样的处理。

上述4个提问的回答情况的大致趋势见图2—1。

图2—1　四种性道德观变化的线性趋势

具体情况如下表：

2.1.2　2010年主流社会开始宽容“二奶”

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笔者增加了两个新的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有些结了婚的男人‘包二奶’。您认为，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男人？（1．支持。2．可以理解，但不支持。3．只需要道德谴责。4．必须法律惩罚。）”

第二个问题是：“现在社会上，有些女人‘做二奶’。您认为，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女人？”备选答案与上面的问题一样。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7.6％的女性和13.0％的男性持支持或者理解的态度，男女合计10.3％。对于第二个问题，女性持支持或者理解态度的占8.7％，男性占13.1％，男女合计11.0％。

这里面最令人惊讶的并不是这些百分比，而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对于“做二奶”的态度比对于“包二奶”还要宽容一些。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中国古老的同情弱者的传统在发挥作用，因为人们一般都知道，相对于那些“包二奶”的男性来说，那些“做二奶”的女性毫无疑问是弱者，而且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

进一步来看，如果仅仅从百分比来看，这种观念在总人口中只占10％左右，并不多。可是如果按照不同的社会阶层来考察，就会发现在这两个人们议论纷纷的性道德问题上，人们实际上都是以自己的社会地位来发表看法的。

按照年龄来看，越是年轻的人就越宽容。大致趋势见图2—2。

图2—2　越年轻越宽容（p均为0.000）

按照上学程度来看，上学程度越高越宽容。大致趋势见图2—3。

图2—3　上学程度越高越宽容（p均为0.000）

按照收入等级的高低来看，收入等级越高越宽容。大致趋势见图2—4。

图2—4　收入等级越高越宽容（p均为0.000）

按照城乡与城市大小来看，农村人口最反对婚前性行为与婚外恋，大城市人口最宽容，呈现为显著的差异。但是对于“包二奶”与“做二奶”，城市大小没有显著的差别；农村人口的宽容度反而比城市人口高出4到5个百分点，但是没有构成显著的差异。

2.1.3　提醒：百分比不等于对错

关于中国人的性道德观念的调查结果，有三点务必需要说明：

第一，任何百分比仅仅是为了说明情况，绝不应该成为任何人判断对错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某种情况是错误的，那么它所占的百分比再高也不能证明它就是正确的。反之，百分比再低，也不等于该情况就一定错误。简单一句话：百分比不是对错的标准。

第二，笔者所发表的都是中国18到61岁总人口的平均数字，无论它们是多还是少，都不应该作为任何一个人做出选择的依据，甚至都不应该作为参考资料。这是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可贵的就是能够建构出并且保持住自我。我们当然需要了解这个世界，但是却不一定要屈从于这个世界。也是简单一句话：世界与我是朋友，而不是主仆。

第三，我们在讨论各种性的道德观念的时候需要认真地想一下：我所主张的性道德，究竟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总结，还是被别人潜移默化地灌输进来的？性道德究竟首先是用来协调我自己的，还是用来指责别人的？中国在变，世界更在变，难道任何一种性道德会“万寿无疆”吗？

2.1.4　性的快乐主义

快乐主义是指以获得快乐为首要的和终极的目标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世界观。这在大多数情境中根本就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但是在中国人的生活情境之中，它往往被曲解为三种另外的东西。

第一，快乐主义经常被曲解为“无所顾忌”。可是现代文明的基石是：任何人的快乐是以绝对不损害任何别人的利益为前提的。

第二，快乐主义也常常被曲解为“自私自利”。可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规则是：在任何一种人际关系中，双方都必须对等地相互尊重与协调。

第三，快乐主义更是常常被混同于“享乐主义”。其实两者的根本区别是：享乐主义把获得快乐作为唯一的目标，而且往往倾向于不管它是否违背或损害了现代文明的其他规则。也就是说，完全彻底的享乐主义其实在现代文明中很难真的存在。它基本上仅仅被用来曲解快乐主义，甚至成为唯一功能。

在当今中国，性道德的根本问题是用什么来判定“性”的好坏。

20世纪之前是用生殖：不能生儿育女的性是不道德的。20世纪中期则是婚姻：一切婚前或婚外的性都是不道德的。80年代以来，爱情正在日益成为判断标准：无爱之性才是不道德的。21世纪以来，快乐开始成为首要的判断标准：不快乐的性才是不道德的（见图2—5）。

图2—5　性道德判定标准的历史演变

最近10年以来，一些女性运用丰富多彩的形式，首先在中国倡导了性的快乐主义。她们是明日之星，因此不得不忍受今天与昨天泼过来的脏水。这是她们的基本价值之一。只不过由于一切创造历史的人们，当时往往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需要笔者替她们总结一下。

在示意图2—5中，“社会控制”说的是传统的、以赤裸裸的直接暴力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权力。它仍然试图无孔不入地强行打入中国人的私人生活，只不过屡战屡败、日薄西山而已。

图中的“亲情自卫”则是指一种中国人在“差序格局”的社会形态中养成的思维习惯和情绪动力模式：对于那些在人际关系上离自己很远的性现象，人们往往容易心平气和地理解或宽容；但是一旦该现象可能涉及亲人与自己，往往就会觉得大祸临头，因而变得丧失理智、心胸狭窄而且顽固不化。

关于最近10年来兴起的性的快乐主义，很多中国人都在理论上承认：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皈依于此，因此无可厚非。可是如果自己的亲人也是如此，尤其是如果想象着自己也是如此，那么他们尤其是大多数中国城市中产阶级无论如何也受不了，因此禁止快乐主义就成为他们的道德底线。台湾的何春蕤教授称之为“娇贵化”，大陆网民则贬之为“装B”。

结果，即使在学术圈里，近来也有人开始使用“性愉悦”这个词来替代性快乐。这其实是向禁欲主义卑躬屈膝。性何止是“愉悦”？性是激情迸发，是如癫似狂，是昏天黑地，是物我两忘，是赤裸裸、火辣辣、纯粹的快乐。如果非要把性描绘为温文尔雅的、矫揉造作的、古井微澜的状态，那么要不就是描绘者已经垂垂老矣，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展望未来，虽然存在着“社会控制”与“亲情自卫”这两种社会力量的夹击，但是快乐主义很可能加速度地发展。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浪漫爱情被吹捧得越高，人们就越容易发现它其实是类似乌托邦那样的远大理想，因此也就越发不得不去寻找其现实的替代物。这个历史进程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都曾经发生过，中国无论摸出什么石头来，河还是要这样过的，除非“死”在此岸。

总有一天，性的快乐主义会成为主流。那时，传统道德将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例如：双方在婚前性爱中比“守贞禁欲”更加快乐，或者在婚外性关系中比在婚内更加快乐，那么社会还有什么理由去禁止之？

再往后，中国会迎来“性的自然主义”的时代，也就是性的平常化、多样化与主体化。人们将不再争论“性”的是非，更不会拿“性”去攻击别人，但是人人又都具备了性方面的自主选择能力和负责能力。这就是笔者的理想境界。

2.2　性欲望的主体建构

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人民越来越喜欢性、重视性、寻求性，也就越来越多地从“性福”中汲取到幸福。“我爱故我在”的情况日渐普及。

2.2.1　日益增强的“性趣”意味着事业成功

在调查问卷中笔者是这样询问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也会想到性生活方面的事情。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多长时间想到一次‘性’呢？”备选答案是从一天几次到一直没有想过的6个等级。〔1〕

同时笔者还询问：“有些人对性生活不感兴趣，或者不想过性生活。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有过这种情况吗？”备选答案是从过去12个月一直不感兴趣到一直对“性”感兴趣的4个等级。

然后，笔者把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进行聚类分析，就得到了弱、中等、强这样三个档次的“性趣指数”。其中的“性趣”强，相当于在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一直对性生活感兴趣而且至少每周都会想到性的事情；“性趣”弱则表示过去一年中有两个月以上对性不感兴趣而且半年以上才“想性”一次。“性趣”中等则是处于两者的中间状态。

笔者用“性趣指数”来考察最近10年来的变化，发现中国人的“性趣”不可逆转地增强了。这就是中国的性革命已经成功的重要证据之一，表明中国人从性的根本上日益开放。

图2—6表明了一种男强女弱的大致趋势。按照本质论的社会生物学来说这是天生的，可是按照建构主义的性别研究来看则是社会文化的历史使然。笔者当然更相信后者。

图2—6　“性趣”强的人的线性增加趋势（p均为0.000）

具体情况如下表：

人们常常以为越是年轻的人“性趣”也就越强。可是实际上，“性趣”强者在30到39岁的人里最多，多于18到29岁的人；到了50岁以后就急剧降低。因此，民间所说的性欲的“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还是有生活根据的。请看图2—7。即使只分析那些有过性生活的人，在男性中也是同样情况；在女性中则是18岁到39岁基本持平。

图2—7　“三十如狼，四十如虎”（p均为0.000）

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上学程度与“性趣”强的人的比例呈现出正比的趋势。大致趋势请看图2—8。

图2—8　男性上学多“性趣”越强，女性则区别不大（男：p＝0.000；女：p＝0.412）

人们也很少注意到：“性趣”的强度随着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增强，在低阶层的男女中，“性趣”强的人只占25.7％，在中等阶层中上升到34.9％，在高阶层中则达到42.6％。

这些都表明，对性具有强烈的兴趣，这是成熟、成才和成功的表现。

2.2.2　性欲的自信心与美好的性生活相互建构

笔者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问道：“有的人认为自己的性欲比别人强。您自己也是这样吗？（1．肯定比别人强。2．可能强一些。3．也许比较差。4．肯定比别人差。）”

笔者还询问道：“性欲强，您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1．完全是好事。2．是比较好的事。3．有些坏。4．完全是坏事。）”

笔者把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汇总起来，就形成了“性欲的自信心强度”。最低是-4分（认为自己的性欲肯定比别人差，而且性欲强不是好事），最高是4分（认为自己的性欲肯定比别人强，而且性欲强是好事）。统计结果中出现了以下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

男性在性欲方面的自信心是女性的5.2倍。自信心最强的不是最年轻的男女，而是30到39岁的人。他们比50到61岁的人强3.8倍。性欲自信心与上学程度是正比例的趋势。社会地位最高的男女的自信心也最高。一言以蔽之：对于自己的性欲充满自信，这是一个人充分自立与充分自我实现的表现。

性欲自信心越强，人们的性生活就越美好。自信心最强的人与最差的人相比，高频率性生活的比例提高55个百分点，日常生活中的亲昵增加19个百分点，充分爱抚增加12个百分点，生理满足增加18个百分点，心理满足增加10个百分点，自己经常有性高潮的人增加39个百分点，对方经常有性高潮的增加13个百分点，性技巧的种类多1.7种；负面因素则大大减少：勉强对方过性生活减少18个百分点，肮脏感减少23个百分点。

总而言之，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性欲强度的自信心，来源于日益美好的日常生活，也会推动自己的性生活更加美好。

2.2.3　性压抑来自被强化的性期望

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笔者还问道：“在最近的12个月里，在‘性’方面，您有过觉得压抑、焦急、不痛快的情况吗？”备选答案和统计结果见表2—1。

表2—1　性压抑情况（％）

首先，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男女或多或少地觉得自己有性压抑，而且是发生在21世纪，发生在许多人认为“性已经乱套了”的这个时代。可惜笔者在2000年和2006年的调查里没有询问这个问题，因此无法判断在最近十年里性压抑是不是越来越多。

其次，男性的性压抑多而女性少，这并不仅仅是来源于生理差异，更是来自男性的性期望远远高于女性。因此可以推测：男性的性压抑更主要地反映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女性的性压抑更少，其实是表明她们的期望不高。

男女的差异还表现在年龄上（见图2—9）。男性是18到29岁的人里面觉得性压抑的人最多，而女性则是30到39岁最多，很可能是因为孩子跟她们住在一起，客观上抑制了她们的性生活。

图2—9　年龄与性压抑（男：p＝0.040；女：p＝0.009）

这提醒人们，虽然那些30到39岁的在婚（含同居）者的性生活理论上是有规律的，可是恰恰在他们中间，感到性压抑的人最多。这也许是由于中国人的婚内性生活的质量尚且有待提高，也可能是由于婚内性生活提高了人们的期望，还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人们对于“性压抑”有着不同的理解。

性压抑主要由于身心两方面的健康欠佳。这表现为以下几点（均为显著差异）。

在生理健康很好的男女中的人有性压抑只有31.5％，而不太好的人里却高达57.1％。

从心理健康来看，“怕老”是造成性压抑的主要原因。在不怕老的男女中，只有32.5％的人感到过性压抑；在有些怕老的男女里为38.6％；在比较怕老的人里为44.9％；而在非常怕老的男女中则高达48.8％。

这其实是提醒中国的男女，保持年轻的心态，顺应生命的过程，才能有效地减少性压抑。

2.2.4　主流社会已经认同了性的价值

“性趣”、性欲、性压抑这三种情况都是性价值观的具体表现。为了更加全面地考察，笔者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问道：“总的来说，您认为，性很重要吗？（1．很重要。2．比较重要。3．不太重要。4．非常不重要。）”

中国人认为性比较重要和非常重要的人已经占到约3/4（75.4％）；在男性中高达82.9％，在女性中也有68.5％。同时，上学程度越高的人和社会阶层越高的人，也就越认为性是重要的（大致趋势见图2—10、图2—11）。这说明：中国社会的主流已经充分认同了性的宝贵价值，或者说，性已经堂堂正正地跨入社会的主流。

图2—10　上学程度与认同“性是重要的”（男：p＝0.000；女：p＝0.020）

图2—11　社会阶层与认同“性是重要的”（p均为0.000）

对于个人生活来说，越是认为性是重要的，自己也就越“性福”（双因素分析，均为显著差异）。那些认为性很重要或者比较重要的男女，经常日常亲昵的人增加19个百分点，每周有两次以上性生活的增加29个百分点，性生活之前充分爱抚对方的增加9个百分点，自己生理满足的增加16个百分点，使用过的性技巧种类则增加1.8种；负面的效果减少了：勉强对方过性生活的减少11个百分点，有羞耻感的减少12个百分点，有肮脏感的减少23个百分点。

最显著的是：认为性重要的人的性高潮更多。男性每次或者经常有性高潮的增加26个百分点，女性则增加2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人是自己的思想的产物。如果时至今日仍然不能接受性的宝贵，那么受损失的首先就是自己。

这表明：21世纪中国人对于“全性”的欲望与渴求在增加。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人经历了“文革”的“无性文化”之后，性的全面复苏与复位的重要表现之一。笔者作为“文革”的过来人，感触尤深。

2.2.5　“性福”促进幸福

在三次成年人的调查问卷中都包括了关于人们在最近3个月以来的情绪是否良好的4个问题：“晚上睡觉好不好？是不是曾经感到情绪低落、心里发闷、垂头丧气？曾经无缘无故地感到疲劳吗？比以前更容易生气吗？（1．经常这样。2．有时这样。3．从来没有。）”

此外笔者还询问了一个综合的问题：“总的来说，最近12个月以来，您觉得自己生活得愉快吗？（1．非常愉快。2．比较愉快。3．不太愉快。4．很不愉快。）”

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从略）〔2〕，如果能够经常获得性高潮，那么与从来没有性高潮的人相比，睡觉很好的可能性会增加9％，情绪低落、无故疲劳和容易生气的可能性就会减少5％到12％，生活愉快的可能性则会增加12％。

如果能够在性生活中经常得到生理上的满足，那么睡觉不好、情绪低落、无故疲劳和容易生气的可能性都减少11％到13％个，生活愉快则增加18％。

如果性生活中心理上经常满意，那么睡觉不好的可能性就减少10％，情绪低落减少17％，无故疲劳减少12％，容易生气减少14％，生活愉快则增加23％。

反之，性生活中的负面情况则会减少人们的幸福感。如果性生活中有耻辱感或者肮脏感，那么情绪低落、无故疲劳和容易生气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3％到16％，生活愉快则会减少6％到9％。如果在性生活中勉强对方做一些行为，那么情绪低落和无故疲劳的可能性都增加15％，容易生气增加17％，生活愉快则减少7％。

总的看来，对于人们的情绪好坏来说，性生活中的心理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要大于生理因素的作用，甚至大于性高潮的作用。这也就是“性”这个中国象形文字所表达的意思——由心而生。

当然，统计学的相关分析都不能直接作为因果关系，因此上述分析也同样可以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好坏，也对性生活的质量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可是中国人已经熟知这个常识，笔者无须赘言。

反过来看，美好的性生活会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情绪，这一点在中国的大众传媒中宣传得非常不足，因此笔者愿意用调查结果来证明一下。

2.2.6　性欲望的内部结构

在人类的性研究发展史上，早在20世纪初期，西方以赫希菲尔德、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学者就已经开创过一个性心理学的黄金时代。他们以研究性欲为中心，涉猎了至今为止几乎所有的性心理现象。

时至20世纪末叶，新兴的“全性”研究重新提出了“欲望”（desire）的概念。它已经不仅仅是经典定义中激素驱动的，行为化的，直接引发性反应、性行为与性高潮的那种生理冲动，而是更加宽泛地指称人类对于“全性”的渴求，包括对于爱、亲密、心灵享受与人格完善等等传统上被归入心理学或文化范畴的那些需求。它是主体在一定的情境中和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建构出来的。

笔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建构出自己的研究设计与调查问卷的。此处，作为学术研究，笔者希望更进一步地探讨一下“性趣”的内部结构，也就是要分析出，在上述的各个因素中，对于性欲望的整体状况而言，究竟哪些因素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为此，笔者首先分别把2010年调查中的男性和女性的性欲望进行聚类，纳入的变量是本节前面分析的那6个：“想性”的频率、对性感兴趣的程度、性欲强度的自我评价等级、认同性欲强是好事的程度、性压抑的程度、认同性很重要的程度。然后把这个综合的性欲望程度作为自变量，分别考察上述6个因素赋值后的均值，就可以得出结论。（见表2—2）

表2—2　性欲望的内部结构

续前表

注：除性压抑程度之外（p＝0.042），p均为0.000。

第一，无论男女，性压抑的程度与认同性欲强是好事这两个因素，对于性欲望的整体状况仅仅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也就是说，无论被调查者感受到的性压抑是强还是弱，都不能说明他（她）的性欲望的强度。

第二，在女性中，在性欲望的最重要的前两个因素上，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差距要大于男性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性欲望这个总体指标，更加适合于来考察与解释女性的情况。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男性中，构成性欲望强度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想性”的频率、认同性很重要、认同自己的性欲比别人强。可是在女性中，作用最大的却是对性是否感兴趣。这表明，男性的性欲望主要由想与认同组成，更多地指向“欲望”中的“望”（期望），也就是他对于性有多么大的企盼。可是女性则是更多地指向“欲望”中的“欲”（需求），也就是她自己觉得，性实际上必要不必要。

笔者的以上发现，足以揭示“性欲望”这个新概念的内部结构，为中国学者使用这个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

2.3　性的独处与独立

关于本节讨论的问题，调查中设计了如下两个问题。

自慰，也叫“手淫”，是人类的一种正常活动。绝大多数男人都曾经自己抚摸自己的生殖器（阴茎），以便获得性快感、射精。请问，您是从多少周岁开始自慰的？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过，请回答0。

自慰，也叫“手淫”，是一种正常活动。很多女人用手、物品来刺激自己的阴蒂、生殖器、乳头，或者双腿夹紧，以便获得性的快感或者性高潮。请问，您是从多少周岁开始自慰的？（可以估计）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过，请回答0。〔3〕

在笔者的“全性”的概念体系中，自慰就是“性的独处”的典型表现之一。

2.3.1　自慰就是学习性的独处

中国古代对于自慰的歧视和谴责，主要来源于阴阳思想和道家观念以及普遍贫穷而单调的小农生活方式。因此在20世纪以及之前的中国社会中，自慰作为“手淫”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传统医学更是一直认定它有害。

越来越多

在21世纪初短短的10年之中，18到61岁的男性报告自己有过自慰的比例，从2000年的56.8％上升到2006年的64.6％和2010年的62.7％（p＝0.000）。这很可能来源于男性的性欲望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手淫有害论”的影响在迅速减少，所以男性更加敢于承认了；还可能来自性关系的某种程度的“疏离化”。

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手淫”的歧视一直集中在男性身上，对于女性的自慰则很少提及，这实际上是等于“网开一面”。因此在18到61岁的女性中，有过自慰的比例在2006年和2010年是28.3％和25.8％，也就是稍多于1/4，而且基本持平，没有显著的变化。

越来越早

自慰开始得越来越早（见图2—12）。

图2—12　有过自慰者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p＝0.000）

男女趋同

除了自慰开始得越来越早之外，图2—12还反映出：虽然女性开始自慰的年龄基本上比男性晚两年到3年，但是从30岁以下的这一代人开始，男女却出现了趋同的态势。到了14到17岁的少年这最新的一代人里，男女已经相差无几。这应该可以作为女性开始性革命的证据之一。

2.3.2　自慰是社会地位更高的表征之一

人跟人不一样，因此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自慰的比例是非常不同的。中国人目前的性知识中很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因此笔者把三次成年人调查的结果合并起来统计，结果发现下面的一些情况（p均小于0.050）。

第一，无论男女，自慰的比例与上学程度呈现为正比的趋势，上学越多，自慰的比例也就越高。没上过学的男性只有50.2％，女性只有20.7％；上过小学的男性增加到58.0％，女性增加到30.9％；上过初中的男性再增加到60.3％，女性保持在30.4％；上过高中的男性达到62.2％，女性仍然保持在30.0％。一旦上过，男性就高达68.8％，上过本科的则更是高达77.4％，女性也类似，上过大专的上升到32.6％，上过本科的则高达42.5％。一言以蔽之，自慰更多的是一种高文化者的行为。

第二，在男性中，社会地位越高，自慰的比例也越高。在从未工作过或者目前没有工作的人里是53.6％，在农村劳动者中增加到58.5％，在城市工人中再增加到60.2％，在服务业从业者、娱乐业从业者、个体户中更是达到65.2％，在更高的社会阶层中保持在64.8％。但是在女性中这种趋势并不明显，自慰的比例最高的社会阶层是从未工作过或者目前没有工作的女性，高达39.4％，比其他阶层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这说明了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对男性来说，更高的社会地位给他们带来了这方面更多的自由，可是对女性来说则是相反，更高的职业等级与社会地位反而抑制或减少了她们自慰的比例。

第三，男性的收入等级越低，那么自慰的比例也就会越低。在中等收入以上的人里面是66.4％，在中低收入的人里下降为62.7％，最低收入的男性则更减少为59.0％。这其实应该是男性面对社会的时候的自信心在发挥主要作用：最低收入等级的男性缺乏应有的社会自尊。

2.3.3　婚内自慰急剧增加

一般中国人通常都认为自慰仅仅是未婚青年的独有活动，在婚者则没有必要这样做。可是笔者的调查却发现其实远不是这样。把三次调查的结果汇总起来看，在婚或同居的男女中，有24％的人在笔者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仍然有过自慰，只不过次数的多少不一样而已。这很可能说明，婚内性生活并不能完全替代人们的自慰，反而是自慰成为夫妻性生活的补充，更重要的是，自慰其实是给在婚（含同居）者提供一个独处的机会。

笔者的调查发现，在最近的10年里，婚内自慰的比例一年高过一年（见图2—13）。丈夫自慰的2010年是2000年的1.9倍；妻子自慰的是10年前的3.6倍（p＝0.000）。

图2—13　婚内自慰的比例（p均为0.000）

如此巨大的增长反映出深刻的文化变迁，而且不仅仅是性的变化，更是婚姻性质的巨变。

自慰是一种独自性行为，不需要涉及对方，避免了复杂的感情纠葛与人际关系的协调。因此，在没有性生活机会的时候，它是纯粹的性释放；但是在婚姻之内，它却成为一种夫妻各自独处的表现形式。迅猛增加的婚内自慰的比例说明，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独联体式的”婚内性关系，通俗地说就是“一起做爱很好，分别自慰也行”。

这种“婚内独处”与道德无关，应该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情况。它来自迅猛的城市化、更加紧张的日常生活与日益疏远的人际关系等等社会大背景的变化，尤其是由于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陆续跨入婚姻了。

“婚内独处”并不一定意味着夫妻感情的淡漠，而是表现出一种独立个体相互结合的新方式。它不同于传统的“如胶似漆”，也不同于时尚化的“零距离接触”，而是“分聚自如”，是一种更高级的夫妻关系艺术。

2.3.4　婚内自慰促进“性福”

在中国传统的性观念影响下，许多中国人都认为，结了婚还自慰，肯定会影响夫妻性生活，不仅会减少性生活的次数，还会造成“手淫上瘾”，最终削弱夫妻感情。可是笔者三次调查的分析结果却证明了恰恰相反的情况（p均小于0.050）。以下所说的婚内自慰都是指在婚（含同居）者在最近一年之内自慰过。

第一，婚内自慰反而增加了夫妻性生活的频率。笔者把性频率分为11个级别，最低的是0级（在最近的一年之内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最高的是10级（每天一次或者更多）。结果发现：那些没有自慰过的夫妻的性频率平均处于5.9级上，可是自慰过的却是平均6.5级，显著地高于前者。

第二，婚内自慰也增加了夫妻性生活的丰富程度。笔者一共调查了10种具体的性生活方式，那些没有自慰过的夫妻平均使用过5.8种，可是自慰过的夫妻却平均使用过7.2种。

第三，妻子自慰促使她更爱丈夫。非常爱丈夫的妻子在自慰过者中达到22.1％，而在不自慰的妻子中却只占14.7％。

第四，婚内自慰有助于双方的爱情表达。自慰的丈夫或妻子在性生活之外也经常相互亲昵的比例是77.1％，比不自慰者多出接近9个百分点。同时，自慰的人自己主动提出过性生活的比例也更高。

第五，自慰提高了性生活的质量。经常很兴奋的丈夫或妻子在自慰者中是33％，在不自慰的人中只有26.7％。自慰的人有63.7％每次都达到性高潮或者经常达到，而不自慰的却只有55.3％。

对上述情况其实无须大惊小怪，因为很多人都只看到了自慰可能替代夫妻之间的实际性生活这一个方面，却忽视了自慰的另外一个方面：它同时也是性欲望与性要求更加强烈的表现。因此，即使自慰真的替代了一些性生活，剩下来的也仍然多于或者好于那些性能力稍逊因而不自慰的人。

此外，人们也常常只看到自慰是一种性的宣泄，却忽视了它同时也是一种性感受的积累。无论男女，自慰都是最容易和最快达到性高潮的方式，这就使得自慰者更多地获得性快乐，从而反过来促使他们（她们）的性欲望和性能力都更强。这可能就是性方面的“马太效应”的表现之一，也就是越强的人越强，越弱的人越弱。

但是，可能是因为自慰者对于感情的要求更高，所以夫妻打架的也就更多一些，尤其是丈夫单方面打妻子的情况多出5个百分点。

此外，自慰者对于性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更高，所以也会出现一些分歧与烦恼，例如性生活的次数太多或者太少、时间的太短、爱抚得不够充分、出现负面的情绪等。

2.3.5　性玩具〔4〕：性的独立与纯粹化

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这样询问：“现在许多地方都在卖‘成人用品’，包括假阴茎、按摩棒、充气娃娃、情趣内衣等等。请问，您曾经想过去买这样的商品吗？（1．从来没有想过。2．想过，但是并没有真的去买。3．我买过。）”

回答结果是：在男性中有19.0％的人想过要买，有5.7％真的买过。在女性中则分别是7.8％和2.7％。

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表明了中国的性玩具产品不仅仅行销国外，也打动了近1/5中国男性和1/10中国女性的心。

顾客是什么样的人

在Logistic回归分析中（从略）〔5〕，笔者惊讶地发现，对于自己至少想过要买性玩具的可能性来说，最显著的也是几乎唯一的影响人群居然是城市里那些无业或者在上学的人。他们要买的可能性是农村劳动者的14倍。

更加有意思的是，社会学通常很重视的那些阶层划分因素（年龄、上学年数、收入等级、婚否等），与想买性玩具的可能性全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

这就是说，性玩具的顾客其实仅仅集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而且目前还看不出有多大的发展可能。由此推论，遍布中国城市的成人用品商店主要是靠惊人的差价而不是靠市场的扩大来维持生计。

做什么用

笔者对于那些回答说自己至少想过要买性玩具的人接着又询问道：“您想过买成人用品，那么您是想怎么使用？”备选答案和回答结果见表2—3。

表2—3　至少想过要买的人打算怎么使用（p＝0.452）

从表2—3中首先可以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性玩具的用途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其次，无论男女，在1、2、5这三大主要用途上也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最后，至少想过要买的男女都有1/4还多的人是用在备选答案之外的其他方面。

文化意义

统计分析说明，中国人很可能给性玩具赋予了多样化的意义，但是使用性玩具这一行为的性质却并没有分散化。它不仅是性的独处的另外一种形式，而且是性的独立与纯粹化。

中国儒家文化把性淹没在婚姻家庭的大酱缸里，道家把性彻底变成“得道成仙”的工具，佛家全盘否定了性的存在合理性，中医则把性“伤身化”。总之，性在古代中国既不是一个独立的思维概念，也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存在。

现在，性玩具的出现与相当规模的行销，标志着至少有一部分中国人的性，已经从人际关系的社会层次上独立出来了。

2.3.6　独处与独立来自性快乐主义的发展

无论是性的独处还是独立，都不仅冲决了中国传统的人伦思想，而且侵蚀着已经结成性关系的人们的情感世界。很多人们觉得，如果对方在性关系中自慰或者使用性玩具，那就是对于自己的不敬，至少也是对于这个性关系的不够珍重。说白了，性被传统社会规定为只能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仅仅是关系的一种连接手段，甚至仅仅是一种润滑剂。

可是笔者在定性访谈中却了解到，有些人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把自慰与使用性玩具作为双方保持各自独立与相互距离的方法之一。更有些人认为：独处与独立就是“性首先是为了追求自身快乐”的充分证明。只有认同这一信条，双方才有资格与可能结成性关系，而不是相反。

这当然不是目前中国人的主流，但是它开辟出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它所提出的哲学问题需要下一代中国人来回答：如果可以自慰，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用“互慰”来替代“唯插入论”？既然可以使用性玩具，那么为什么不能“恋物”与“恋动物”？如果可以容忍“性”从共同的性行为中独立出来，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容忍它从性关系中独立出来？

归根结底，性首先是为了快乐，甚至仅仅是为了快乐，再甚至仅仅是为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快乐，更甚至仅仅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生理快乐，如果没有损害他人，究竟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存在的空间呢？

这就是日益增加的自慰与相当规模的性玩具消费的社会文化意义。

可是，笔者也希望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性，从来都被假设为缓解孤独与克服冷漠的灵丹妙药。可是，两个已经固化于孤独冷漠的人之间，还有多大的可能去发生“性”和投入“性”呢？例如，两个人在一起虽然灵犀相通，却各自分别自慰或使用性玩具，这还算是经典意义上的性吗？以往人们赋予“性”的一切价值与意义，还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这恐怕才是最深刻的性的革命。

笔者不愿意“洗别人的脑”，因此再提出一个问题作为回答：究竟是我们跑得太快，灵魂跟不上了，还是我们被时代的列车给甩下了？

2.4　脏与耻：性的负面建构

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来看，在中国传统的性文化中，脏与耻是削弱人们的性快乐的最主要的两大心理因素。〔6〕那么21世纪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如何呢？笔者在三次成年人调查的问卷中都这样提问道：

有些人在过性生活的时候，觉得对方的生殖器、分泌物、精液、经血等等，是脏的。无论针对哪一种，您是不是觉得脏？

有些人觉得，过性生活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脏。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在性生活里，您是不是有过耻辱的感觉？

备选答案都是：

1．从来没有。2．有时有。3．经常有。

由于只有那些在最近一年之内有性生活的男女（不仅是夫妻）才回答这三个提问，因此本节反映的是在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的情况，而不是历史累计。

2.4.1　新世纪，负面情绪在减少

最全面的回答情况可能过于复杂，因此笔者把它转换为“有与没有”的统计图，读者连续地看下来便可以一目了然。

下面的连续三个图（图2—14、图2—15、图2—16）都说明：21世纪中国人在性生活中，负面的情绪总体上正在减少（男性的耻的增加是例外，将在本节最后来讨论）。

图2—14　觉得分泌物脏：女性稍减，男性剧减（p＝0.018）

具体情况如下表：

图2—15　过性生活本身就脏：男女均稍减（p＝0.001）

具体情况如下表：

图2—16　性生活里有过耻辱感：女性减少，男性增加（p＝0.000）

具体情况如下表：

这主要因为最近十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性生活的价值，越来越努力地建构自己的积极的性心理，也就是笔者在本书开篇所论述的“权利与快乐的兴起”。

2.4.2　较低阶层与非主流者更觉得脏

作为社会学家，笔者最关心的是：在科学昌明、性知识日益普及的今日，什么样的中国人仍然在性生活中产生脏与耻的感觉呢？

男性如是

从表2—4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男性中，觉得分泌物脏与觉得性生活脏的影响因素具有两类很强烈的相似性。

表2—4　男性中社会阶层与脏感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7368位有性生活的男性；单位＝280；因变量：是否觉得脏；控制变量：是否流动人口、调查差异。

第一类是：男性所属的社会阶层越低，出现两种“脏感”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年纪较大的、大专（不含）以下上学程度的、居住在省会（不含）以下地方的男性更可能出现。反之，较高社会阶层的男性的发生可能性则会减少。也就是说，这两种脏的感觉主要是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特有的性文化的集中表现。

第二类很相似的影响因素就是：在较低社会阶层的男性中，如果有过多伴侣的情况，那么他们产生两种“脏感”的可能性就会分别增加42％和69％。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任何非婚性行为都视为“脏”，例如“搞破鞋”的称呼就是“色香味俱全”。因此那些有过多伴侣的低阶层男性，就更加可能把性关系上的脏投射到自己的婚内性生活之中去。与此相反，如果低阶层男性去消费场所跳过舞，那么他们就已经部分地冲破了传统性道德的束缚，因此觉得性生活脏的可能性也就减少了43％。

女性亦然

表2—5和表2—4很相似，说明女性与男性在两种“脏感”的影响因素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相似性。

表2—5　女性中社会阶层与脏感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7771位女性；单位＝280；因变量：是否觉得脏；控制变量：是否流动人口、调查差异。

首先，较低阶层的女性更加可能出现这两种“脏感”。反之，上过大专与以上的，居住在县城、县级市（含）以上地方的女性，出现的可能性则会减少至少20％乃至82％。这说明，较低阶层的女性与男性一样，仍然更多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束缚。

但是在年龄的影响方面，女性与男性有所不同。女性并不像男性那样越老越觉得脏，而是“两头小中间大”。与最老的（50～61岁组）和最小的（18～29岁组）相比，中年女性产生两种“脏感”的可能性最大，分别增加71％到88％和32％到64％。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可能与分娩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有关，也可能与性生活的频率高低有关，还可能与男女之间的感情从激情迸发转向磕磕碰碰再转向相安无事有关。

其次，在性关系方面女性与男性也有不同，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女性有多个性伴侣，那么觉得分泌物脏的可能性会增加30％；但是如果有长期的其他性伴侣，可能性反而减少34％。这就等于说，只有那些临时的或者偶然的其他性伴侣，才会使得女性觉得分泌物脏的可能性增加。

另外一个方面是：对于女性是否觉得性生活脏，是否有多伴侣不发挥显著的作用，但是有过一夜情却把她们觉得脏的可能性减少了63％。其中的原因可能不言自明：如果女性连一夜情都可以接受，那么其他的“小的”传统性道德也就更是土崩瓦解了。

2.4.3　脏感也来自性生活不良

“脏感”不仅可能来自社会阶层所属，也可能来自直接的性生活；因此笔者在控制了最主要的社会因素之后，专门探索了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为了便于统计与表述，笔者把“觉得分泌物脏”与“觉得性生活脏”这两个提问进行因子分析，聚合为一个新的变量〔7〕；然后对它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探讨性生活中的诸多因素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性生活不良促进男性产生脏感

在表2—6中，非专业的读者可以从上到下地看“估计”这一栏。它说明哪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或者减少（带负号）了男性的两种脏感。

表2—6　男性脏感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5265位有性生活的男性；单位＝280；R² ＝0.207；因变量：两个“脏”的因子分析值；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是否流动人口、调查差异。

首先，增加男性的脏感可能性的因素有：有过耻辱感、性生活中经常出现性幻想、假装性高潮、曾经打架、曾勉强过性生活、时间过长。通俗地说就是：男性如果要减少脏感，就需要尽力避免上述这些事情。

其次，要减少脏感可能性，第一位的就是男性要爱对方，然后性的次数不能过少，要在性生活中高度兴奋起来，最后才是多使用性技巧。

2.4.4　女性的脏感也来自对于男性的性依赖

从表2—7中可以看到：对于女性的分析的R² 高于男性的。这说明笔者的调查结果对于女性的情况具有更多的解释力。

表2—7　女性脏感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5913位女性；单位＝282；R² ＝0.242；因变量与控制变量都与表2—6相同。

女性的某些情况会增加产生脏感的可能性：生理不够舒服、男方缺乏性高潮、日常生活中不亲昵、自己缺乏性高潮。反之，也有些情况可以减少脏感的可能性：没有耻辱感、没有勉强过性生活、男方会性技巧、没有假装性高潮。

可是表2—7也反映出另外的情况：影响女性的脏感可能性的所有因素，都是女性自己很难控制也很难加以改进的，都依赖于男方在性生活中的表现。这虽然是中国女性在性生活中的地位仍然不够平等的客观反映，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这是女性还缺乏性的自主性与进取心的体现之一。

2.4.5　男性脆弱的一面：性的耻辱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在性生活中觉得耻辱的情况，更多地发生在村镇。反之，城市男性觉得耻辱的可能性减少32％到41％（统计表格从略）。

其次，如果男性曾经勉为其难地过性生活，那么他们感到耻辱的可能性就会增加66％。如果女方没有或者很少有性高潮，那么男性的耻辱可能性也会增加69％。如果双方有过肛门性交，那么则增加近1.2倍（见表2—8）。

表2—8　男性耻辱感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续前表

注：5003位男性；单位＝278；因变量：是否觉得耻辱；控制变量与表2—6相同。

另外，也有两个因素会减少男性感到耻辱的可能性。一个是性生活的频率每增加一个等级就可以把耻辱感的可能性减少27％。另外一个是性交的时间不短则可以减少50％之多。

这就是中国男性在性生活中的特质，比某些胡编乱造的所谓“男人的性爱好”更加真实，更加科学。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如果要减少男性的耻辱感，男性就不可被勉强，需要女方的性高潮来配合，最好避免肛门性交，应该增加性生活的次数而且时间不可太短。

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些耻辱感其实都是来自传统的“男子汉的面子”，不利于男性自己的身心健康。从小的方面来说，男性的耻辱感表现出他们尚且缺乏对于女性的理解，更缺乏协调双方情感关系的必要能力。

换言之，男性在性生活里并不像社会所要求的那样，也不像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永远是刚强铁汉。他们其实有脆弱的方面，这已经由笔者的调查结果揭示出来了。

2.4.6　“脏”是社会道德的判断

有学者认为，一直在压抑着中国人的性感受的主要的文化产物，不是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罪”，而是“耻”。笔者的调查结果足以支持这一论点。但是，比“耻”更为重要的是“脏”这种文化产物。

何谓“脏”？现代医学认为，至少对于人的皮肤来说，无菌状态就是“净”。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普通人在说到性方面的“脏”的时候，很少有人根据医学知识去进行客观检测，而是根据自己承袭而来的文化标准，立即作出斩钉截铁的判断。

这种“脏”的标准是传统社会的整体文化故意生产出来的。它简直就是治理“性”的无敌法宝：月经是脏，分泌物是脏，乱搞是脏，嫖娼卖淫是脏，不符合“唯生殖目的论”的口交与肛交也都是脏。总之，性就是脏。

好在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21世纪的中国人的脏感与耻感都在减少。但是这与其说是“讲卫生”的作用，不如说是性革命的功劳。读者联系到本书其他几章的论述就会同意笔者的这个判断：性，只要合理了，正当了，重要了，宝贵了，就不会脏，也不会耻。

2.5　性的心虚

众所周知，性行为的发起与持续不仅是生理功能的问题，更是性的自信心强弱的问题。为了考察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表现，笔者特别写作本节。

2.5.1　担心自己的表现：性的心虚之一

笔者在三次成年人调查中都问道：“有些人在开始过性生活之前，就害怕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表现不够好，或者不能满足对方。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自己有这种情况吗（无论跟谁）？（1．经常这样。2．有时这样。3．从来没有这样。）”

结果，在那些有性生活的男女中，笔者得到这样一个发现。

女性担心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表现不好的比例，从2000年的不足1/3剧增到2010年惊人的47％（p＝0.000）。或者说，到2010年的时候，在有过性生活的中国妇女中，有将近一半的人是忐忑不安地投入其中的，而且比男人中的这种情况还稍微多一点（大致趋势见图2—17）。这不但出乎普通人的想象，也超出了笔者的预计。

图2—17　担心性表现：男性持平，女性剧增

具体情况如下表：

在男性中，担心自己表现的人从2000年到2010年一直基本持平在45％左右。这显然是来自那种男性在床上必须“能征惯战”的传统神话所造成的焦虑，而且在21世纪仍然阴魂不散。

2.5.2　女性心虚的增加：弱者的标志，还是革命开始？

那么中国女性为什么会如此心虚呢？笔者把三次调查的数据合并起来，不包括非完全异性恋并且控制了社会因素的作用之后，得到了表2—9中的分析结果。

表2—9　女性担心表现不好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6641位有性生活的女性；单位＝282；因变量：是否担心表现不好；控制变量：年龄、城乡差异、上学年数、职业与收入等级、是否流动人口、调查差异。

从表2—9中可以看出三个不同的相关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女性自己的各种性烦恼越多，也就越担心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表现，或者害怕自己无法满足男方。

这表现为，对于“担心自己的表现”发挥了最显著作用的那些因素，几乎都来自女性的性烦恼：无法达到性高潮、性生活中疼痛、阴道干涩、假装性高潮、性生活中觉得耻辱、觉得性生活脏、有过不情愿的性交。有这些性烦恼的女性的担心比例达到1/2到2/3，而且发生担心的可能性比没有这些烦恼的女性增加了41％到4.1倍。

第二个趋势是：男方对女方的某些体贴反而造成女性的自卑与愧疚，增加了女性担心自己的表现的可能性。

这个趋势的最典型表现就是：男方首先爱抚女方而且很充分，这本应该是双方爱情深厚的体现，但是在讲究“知恩图报”的中国传统的影响下，女方很可能反而因此更加担心自己会在性生活中表现不好，无以回报男方。如此一来，那些一点也不首先爱抚女性的男性，反而使得女性解除了报恩的负担，担心自己表现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51％。

这种趋势还表现为：如果双方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亲昵，那么反而增加了女性的担心；如果女方从不勉强男方或者男方不会性技巧，那么女性也就很少产生亏欠对方的愧疚，也就减少了女方的担心。

以上两个方面，都是同样的报恩心理在发挥作用。

第三个趋势是（统计表格从略）：中年的、住在村镇的女性，担心的可能性更大，增加31％到一倍。

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前两种趋势对这样的女性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也可能是由于农村的中年女性刚刚开始了解到“现代化的”性技巧，倍感冲击；还可能是这样的女性对于究竟什么才叫“表现好”的理解发生了历史的变化：正在从传统的“顺从就是表现好”走向“女人也需要性技巧”。

当然，如果从中国性文化的总体变迁的视角来看，女性越来越担心自己的表现这种情况，可以从完全对立的两个方面来解释。

一种解释是：这反映出中国女性在性生活中仍然处于“二等性别”的屈从地位。这或者表现为还不敢于坚持自己的特性，还必须服从男方的要求；或者表现为还陷于对男方的感恩之中而无法自立；或者是由于被忽视，所以自己的性烦恼还很多，而且难以解决。总之，女性仍然是性的弱者。

另外一种解释是：女性之所以会担心自己的表现，恰恰是因为她们至少已经知道了还有更高的目标，而且认为自己应该去争取。这是“成长中的烦恼”，与中国传统中那种消极、被动、冷淡的女性相比，这恰恰是女性的性革命的开始。

孰是孰非，读者当可自断。

可是，笔者要提请大家注意，两个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的现象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如果读者把笔者上述的论述反过来解读，那就更加全面了。通俗地说就是：恰恰因为中国女性还存在着“性的心虚”，所以她们遇到更为严重的性生活烦恼，性关系烦恼的可能性才显著地增加了。

2.5.3　幻想与别人做爱：性的心虚之二

笔者在三次调查中都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些人，在性生活的过程之中，幻想着自己是在跟另外的人过性生活。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有过这种情况吗？（1．经常这样。2．有时这样。3．从来没有这样。）”

图2—18说明，从2000年到2010年，男性在性生活中幻想别人的情况非常显著地增加了，而女性的这种情况却仅仅是在2006年剧增了，到2010年却基本持平。

图2—18　性生活中幻想别人的历史发展（p均为0.000）

具体情况如下表：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对三次被调查者中的夫妻分别进行了如下的分析。对男性的分析见表2—10。

表2—10　丈夫幻想别人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5387位有性生活的丈夫；单位＝279；因变量：性生活中是否有过幻想别人；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是否流动人口、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表2—10清楚地表明，对于丈夫发挥最显著作用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四类。

第一类是增加可能性的因素（表中的第1行）。如果夫妻曾经打过架，那么丈夫在夫妻性生活中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就增加了53％。

第二类是夫妻性生活中的7个因素（表中的第2到8行）。它们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既可能是这些方面的情况不好增加了丈夫幻想别人的可能性，也可能是由于幻想别人而增加了性生活不良状况的可能性。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丈夫的性交频率从最低到最高，幻想别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60％。反过来看则是：幻想别人最多的丈夫，夫妻性交的频率也就显著地增加了。这可能与人们通常的认识相反。这可能是因为丈夫的这种幻想表明他的性的想象能力更为强大；也可能是因为这种幻想对他的心理刺激更为强烈；还可能是因为只有把妻子幻想为别人，这些丈夫才能高频率地过性生活。

第三类是夫妻双方有婚外恋的可能性（表中的第9到11行）。这三个因素使丈夫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增加了36％到45％。

第四类是减少幻想别人可能性的4个因素（表中的第12到15行），减少的幅度达到27％到52％。这四个因素其实都是夫妻爱情的专一程度的表现，其中的“不喝酒”与“从不社交”其实就意味着减少了发生婚外恋的可能性。

以上分析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否定了丈夫世界中的一个神话。许多丈夫都在宣扬：“幻想与别人性交”这件事情其实并不表明丈夫真的“花心”，而是自我心理刺激的手段之一，不但无可厚非，甚至必不可少。但是笔者的分析结果却表明丈夫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反而呈现为“情有所移，心有所动”或者“心有所动，情有所移”。以上笔者对于第三类和第四类因素的分析就可以充分地证明之。

妻子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类（见表2—11）。

表2—11　妻子幻想别人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6030位有性生活的妻子；单位＝283；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是否流动人口、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第一类是夫妻是否有过婚外性行为。如果妻子自己有过，那么她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2.2倍之多。如果丈夫有过婚外性，那么妻子幻想别人的可能性也会增加77％。

第二类因素是夫妻性生活中的6个方面，但是与丈夫的情况大相径庭。丈夫在意的是性交的次数多了或者少了（表2—10中的第6行与第7行），而妻子注意的却是性交时间的长短。如果妻子觉得时间太短，那么她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50％。此外，妻子如果觉得性生活本身就脏，其幻想别人的可能性也会增加45％，而丈夫却没有这种情况。

影响妻子的第三类因素是那些减少幻想别人的可能性的情况，这些也是丈夫所没有的。如果妻子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愉快或者比较愉快，那么她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就会减少37％。

如果可以从总体上比较丈夫与妻子的差异，那么丈夫的“幻想别人”更多地倾向于一种真正的凭空幻想，而妻子则更加可能是现实的映照。

2.5.4　假装性高潮：性的心虚之三

笔者在三次问卷中都提问道：“有些人为了使对方满意，就假装自己达到了性高潮。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这样做过吗？”

表2—12首先表明，有销多于1/3的中国妻子曾经假装过自己达到了性高潮，而且三次调查的结果没有显著的差异。这就是说，妻子在性生活中讨好丈夫的情况，在整个中国日益性化的大背景中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

表2—12　假装性高潮的历史情况（有性者中的百分比）

可是大概最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1/4上下的中国丈夫也报告说，自己曾经假装过达到性高潮，而且也是三次调查没有显著的差异。这实际上就基本排除了抽样误差与被调查者撒谎的可能性。

那么，丈夫如何假装性高潮？

在笔者2000年的调查结果公布之后，就有一位女学者问道：“男人怎么可能假装自己达到性高潮呢？”看来她是把性高潮等同于射精了。但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追加了一个这样的提问：“作为一个男人，您是怎么假装自己达到性高潮的？可以选择多个答案，您认为哪几个是，就选择哪几个。”结果，总共有524个假装过的丈夫回答了这个提问。备选答案与回答情况如下（不加权，由于是多选题，因此各项相加大于100％）：

（1）发出声音，22.1％

（2）加大动作，34.4％

（3）假装射精，7.4％

（4）故作疲劳，8.6％

（5）终止动作，11.1％

（6）告诉对方完事了，9.5％

（7）另外的方法，2.7％

（8）以上都不是，2.7％

（9）我说不清，25.6％

回答情况表明，发出声音与加大动作是最主要的假装的办法。

至于那1/4的“说不清”的丈夫，笔者无法给出很好的解释，只能推测他们至少是试图假装性高潮，可是也没有什么惯用的或者有效的方式，因此才会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回到“怎么会有这么多丈夫假装性高潮”这个问题，笔者只能做出最初步的推测。

其一，由于“大男子主义”或者“男尊女卑”的传统，丈夫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达到性高潮就是没有“镇住”妻子，或者是自己很没有面子。

其二，由于近年来中国夫妻日益平等，丈夫可能觉得假装性高潮可以回报或者补偿妻子。

其三，经典的性学有意无意地传播了一种不符合实际生活的“性知识”：男人应该（甚至必须）每次都达到性高潮。丈夫自己或者妻子认同了这一说法，结果迫使一些丈夫不得不假装自己“社会地合格”。

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许多解释，只不过需要后继者更多地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来揭示。笔者的这一发现的主要意义是打破了“男人在性生活中有霸权”这个刻板印象，揭示出男人脆弱或者无奈的一个侧面。

从“论方法”的角度来看，笔者得到的这一数据充分揭示了问卷调查固有的缺陷，就是不可能用来发现任何未知的情况；但是也提供了发展的可能，就是应该运用主体建构的视角来设计问卷。

2.5.5　壮阳与滋补：中国性文化的“伟哥”

在“恐阴主义”传统〔8〕的笼罩之下，中国人对于广义的性的滋补品的迷信与崇拜源远流长，经久不衰，至今犹存，男性尤甚。

笔者在三次全国调查中都是这样询问的：“现在，许多食物、营养品、补品、药品（以下通称滋补品）都可以‘壮阳（补阳）’或者‘滋阴（补阴）’。在最近的12个月里，您吃过其中的任何一种吗？”

在2000年的调查里，男性中9.2％的人吃过滋补品，女性是5.4％；在2006年男性为12.0％，女性是7.5％；到2010年，男性中是11.8％，女性是7.0％。无论男女，三次调查之间的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也就是说，最近10年以来，男性吃过的比例保持在11％左右，女性则基本上是7％左右。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2010年在14到17岁的少年中，居然也有9.7％的少男与10.5％的少女吃过滋补品；而且吃过的少女不但比少男多，还超过了成年女性。当然，少年们吃的滋补品很可能与性无关，很可能是家长强制的，很可能不是为了强身健体而是为了应付考试，但是这恰恰说明少男少女的社会压力并不少于成年人。

那么都是什么样的人在吃滋补品呢？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从略）〔9〕可以看到，在三次调查的成年男性中，自己的性烦恼每增加一种，吃滋补品的可能性就增加41倍之多，这构成了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这表明，当今的中国男性在遇到性烦恼的时候，仍然具有比较强烈的“中药情结”或者信奉“滋补万能论”。

影响力其次的因素有：从来不外出过夜的男性，吃滋补品的可能性增加9倍；居住在县城或者县级市的男性吃滋补品的可能性增加8倍；整体健康状况不那么好的男性则增加6.5倍。也就是说，这样的男性才更加可能在遇到性烦恼的时候去求助于老祖宗传下来的理念与方法。

2.5.6　不是“肾虚”而是心虚

性方面的“心虚”是一个古老而又新兴的社会现实，而且居然涵盖了大约一半的中国男女；滋补品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兴的文化产业（由文化生产出来的产业），已然造就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市场。这两者都来自中国独特的“阴阳和合”的传统文化，又都生产着21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性方面的“焦虑文化”。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很少能够见到这样的奇观。

这种情况密切地联系于21世纪以来中国出现的“养生热”，而后者更是一个古老而又新兴的世界观。它是彻头彻尾的现世主义，既不关心自己从何而来，也不考虑去往何处，“好死不如赖活着”，根本不管生命有什么意义。可是这种文化又是新兴的，是“P民主义” 〔10〕生活方式的体现。当然，不管笔者喜欢不喜欢，它也是当代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在这样的文化发展背景下，中国相关研究的视角与概念如果要从性（sex）走向“全性”（sexuality），一方面必然是长路漫漫、险象环生，另一方面则是急如星火、时不我待。笔者之所以把这些现象列入调查内容，就是试图把它们纳入目前西方学者相对贫乏的“全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期回报国际学术界。

2.6　讨论：性制度的情感动力

2.6.1　情感动力辨析

说的是什么？

性的制度就是：一个社会中所有那些足以使个体遵从之的关于性的一切规定。它既包括整个法律体系，也包括风俗习惯，还包括那些已经被内化了的“良心”。

那么，一个社会的性制度究竟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呢？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学科，每个学科之内的几乎所有学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当代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学说、普世价值的人权学说、经济学的利益驱使学说、女性主义的男权中心学说，以及社会学里的所有学说。

在林林总总的学说的背后，其实都矗立着一个假设：人类是出于明确或者含糊的理性，才构建出社会制度的大厦。

可是，对于“全性”这样一种身心融合的现象来说，理性真有那么大的比重吗？人们在构建“性制度”之时，就没有强烈的感受、冲动和激情吗？否则，怎么会有人提出“万恶淫为首”（比杀人还要罪恶）这样违反基本理性与现实利益的制度设计呢？

这，来源于笔者所命名的“情感动力” 〔11〕，就是推动人们去制定某种社会制度的非理性的、往往并未涉及直接利益的那些心理感受与情绪发泄的需求。性方面的种种道德义愤就是最实际的例子，而且往往强于任何其他方面的情绪，就好像激情杀人总是多于预谋杀人一样。

当然，情感动力并不排除任何其他原因的存在。笔者只不过是希望拓展视野，争取一览无余。

怎样构成的？

情感动力首先需要有一个能源。它最可能来自“良心”，就是人们误以为是自己自觉积累和主动选择的那些道德倾向。例如有的人一说到青少年的性行为，第一反应就是而且永远是“救救孩子”。

情感动力还需要有一个靶标，最佳选择就是把某些现象加以“危害化”甚至“致命化”。例如，尽管并不总是造成悲剧，但是总有人非要把“小三”（“第三者”）夸张为灭顶之灾。

情感动力需要一个合理化的假设，以便为自己获得正当性。例如“亲情自卫”，其实就是假设亲情是所有人最珍视的情感，因此直接挑动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道德义愤。

由此，情感动力也就需要划定和加固一个“自卫圈”，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底线”。它可以是纯粹精神的，也可以是身体的或者行为的。例如，中国目前的年轻男女在城市生活的人际交往中，都会意识到双方存在一个“性的安全距离”或者“不可触碰的部位”。

可是这仍然不够，情感动力还需要一种转变策略，以便在面临困境的时候及时地迂回进攻。这方面最典型的实例就是：在某些社会势力主导下的预防艾滋病的运动中，一旦直接宣传禁欲主义不灵了，就马上祭起“健康”或者“卫生”的战旗，而且往往得以瞒天过海。

最后，情感动力还需要具有自我激励的机制。这方面最常见的就是筑起封闭的信息循环系统，远离现实，闭目塞听，煽情压倒一切。中国人应该很熟悉这种做法，就是文革中的“洗脑”和时下的“传销培训”的那一套。

造成了什么？

情感动力绝对不会仅仅满足于亲情劝告或者街谈巷议的程度，它必然直接或者间接地、或明或暗地、或强或弱地作用于一个社会的性制度的构建。即使是在一人一票的民主社会中，即使是对于那些极度宽松的性制度而言，情感动力也仍然是其主要来源之一。

中国的性制度里有许多逻辑混乱的内容，常常令人惊叹：这怎么想得出来？关键就在于其中的大多数并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甚至连利益的博弈都不是，仅仅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或者道德的呼叫。在本书下面的各个章节中，只要有可能，都会涉及与论述这方面的情况。此处仅举两个最为人所熟知的例子。

其一，禁止一切色情品，而且拒不实行成年人的分级制。这里面没有道理可讲，就是出于对“黄”的道德愤怒，哪怕由此带来了警察夜闯民宅去抓“夫妻看黄”的恶劣案例，也依然故我。

其二，反“小三”、反“二奶”本人。尽管这种活动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持，但是已经作为社会的主流现实，成为性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尽管其主张者中也不乏讲理之人，但是主要成员却仍然出于各种激烈情绪的驱使，例如恐惧“妻离子散”、仇恨“夺人所爱”、嫉妒“以貌诱人”、鄙视“乘虚而入”、厌恶“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还有因为“白头偕老”的理想破灭而痛不欲生，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情感动力也不完全是负面的。近年来中国民众中方兴未艾的同情“小姐”、宽容“同志”等潮流，也主要是来自于各种美好与善良的情感，而且随着其日益强烈，终有一天也会构建出性制度的改革。

2.6.2　恐慌中的逻辑错误

最近这些年来，社会上对于中国人的性之变出现了很大的恐慌，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恐慌的人们常常夸大事实，觉得中国已经乱套了，甚至是一塌糊涂了，因此也就夸大了性之变对于自己的威胁。

第二，恐慌的人们往往把对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不满，转移到或者集中到性的方面，把性作为宣泄口。

第三，大众传媒总是倾向于炒作各种与性相关的热点，总是倾向于按照传统道德来导向。尤其是互联网所提供的空前广阔的言论空间，使得人们获知了大量极端情况与特殊见解。这就至少在一部分人中，放大了性的恐慌。

但是恐慌的最深刻的原因，还是来自人们在推理中不知不觉地出现了逻辑的错误，例如很多人之所以反对非主流的、边缘的或处于少数地位的性关系与性行为，是因为这样的理由：如果人人都这样做，那么世界岂不是要崩溃了？

这种“无限制的推理”，违背了“假设不能作为推理的前提”这个逻辑学的基本原理。

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寓言：张三拿着一个鸡蛋走在街上，李四把鸡蛋撞掉了。张三要求李四赔他一百两银子，理由是：这个鸡蛋可以孵出鸡，鸡又可以下蛋，蛋又可以孵出鸡。如此循环往复，要你一百两银子真的不算多。

在日常生活中，人人都知道这非常荒谬，却很少知道，张三的错误在于：他的这个鸡蛋可以孵出鸡，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还没有成为现实，因此他后面的一切推理就都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换言之，每一步推理都必须建立在事实已经发生的基础之上，而不能仅仅根据“如果”来推导出结论。

可是在中国，只要涉及性，尤其是那些非主流的性，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说：“如果人人都这样做，那么就会如何如何。”其中的谬误就在于：“人人都这样做”本身就仅仅是一个假设，实际上绝对不会出现，这才是事实，才是推理的前提条件。因此“就会如何如何”这个结论，根本就是臆造。

笔者早在80年代就这样调查过：你认为“黄”会毒害人吗？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会。可是再问：那么会毒害你吗？这些人又几乎都回答：不会。这就说明，人们其实知道并不存在“人人都这样做”这个事实，只不过在推理的时候，在议论别人与社会现象的时候，给忘记了。

这就是对于性的社会恐慌得以大行其道的运行机制。它已经不是道德判定的问题，而是思维水平的问题。笔者愿意这样警醒人们：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经说过：日本人的精神年龄只有12岁。那么，用“如果”来推理的人又该是几岁呢？

2.6.3　宽容还是冷漠？

为了对抗情感动力，人类社会在历史上曾经绞尽脑汁，甚至可以说，一切社会科学都是来源于而且被推动于这种对抗所需要的理性。可惜，理性屡战屡败。否则当今世界上就应该是：虽然有人会发动战争，却没有人愿意去参加战争了。反过来说就是：一切以情感动力来对抗情感动力的做法，都只能给双方以及一切相关者带来灾难。

也许是中国人民在“文革”中的惨痛遭遇被潜移默化地传承下来了，也许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很少能够进行理性选择，所以在最近十年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冷漠而不是宽容来对抗任何一种情感动力的挑逗。

这个问题困扰笔者已久：现在这种从统计数字上看起来很美的年轻人对于各种非主流性行为与多元性别的更加开放的态度，究竟是一种宽容，还是一种冷漠？

笔者认为，所谓的宽容应该是：我知道你与我不同，我也并不打算学你，甚至我认为你是错的；但是我不歧视你，也就是不把你划为异类，不搞区别对待。所谓冷漠则是：你跟我没关系，我根本就不打算了解你，更不可能关注你，所以谈不到歧视不歧视的问题，你仅仅是根本就不存在而已。

笔者强烈地感觉到，现在至少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间，冷漠远远多于宽容。

这种感觉有文化变迁上的根据。自从80年代以来，中国人在私人领域与私人空间中，不可逆转地获得了几何式增长的自由。这是笔者多年来一直论述的“性革命”的根基。但是反过来看，这也给人们带来了无从选择的迷茫、陌生人社会中的孤独以及逃避自由的冲动。笔者多次听到年轻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现在还不如包办婚姻呢。被人包办，我还可以有一个对象；自由恋爱了，我却连一个都没有了。

这应该是中国人走在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无解的烦恼，怀旧无用，超前也无途。这引发了广泛的冷漠，但是却绝不应该归咎于所谓“一盘散沙”的文化传统，而是长期禁绝社会构建的恶果。独生子女比例的剧增更加恶化了这一情况，“唯分数论”的教育体制雪上加霜，再算上人口空前的流动，中国想不如此都难。

冷漠也绝不是所谓“个人主义的产物”，因为恰恰在那些被妖魔化为“人人自私自利”的发达国家里，公共精神远远强于别的地方。反而是这种社会状况容易产生如此普遍和如此深刻的冷漠，那就是故步自封的制度所带来的“社会溃败”。

这种可能愈演愈烈的冷漠，其实给那些负面的情感动力扫清了道路，成为近年来在性方面出现“回归传统”思潮的必要条件之一。

注释

〔1〕这个提问是国际上最常用的指标之一，但是中国女性回答此题的人少一些。这非常值得笔者反思，很可能是因为“想性”在中国语境中与在西方大不相同。仅仅是因为它与下面的提问可以得到很好的聚类分析结果，笔者才把它列在这里。

〔2〕三次调查的12029位有性的（即有性生活的）男女；单位＝278；控制变量：性别、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3〕这种提问方法不符合经典的教科书，但是笔者有自己的理由和论证；暂不详述。

〔4〕在发达国家，只准经销商使用“性玩具”（sex toy）这个称呼，禁止使用“性工具”这一称谓。

〔5〕 7197位男女；单位＝98；控制变量：性别、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婚否。

〔6〕详情请参见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高雄，万有出版社，2006。

〔7〕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平方和载入的累积百分比＝80.471，成分矩阵＝0.897。

〔8〕参见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高雄，万有出版社，2006。

〔9〕 6832位男性；单位＝279；因变量：是否吃过；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级、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10〕网络流行用语。

〔11〕此前，何春蕤教授已经使用“情感结构”的概念。笔者此词与之略同。

第3章　身体之性

3.1　性之酷：性风采

“性风采”是笔者首先提出的概念。〔1〕

本节所讨论的是完全异性恋范围之内的情况，因为笔者对于非完全异性恋在这方面的情况孤陋寡闻，亦无调查，因此无从谈起。

3.1.1　江河日下：性魅力的社会焦虑

在三次调查中，笔者对于魅力程度的提问都是：“您觉得，在年龄相仿的异性看来，您的魅力大吗？（1．很大。2．比较大。3．不大。4．小。）”

重要发现是：无论男女都越来越认为自己的性魅力小。男性在短短10年间下降了26个百分点。女性的性魅力也下降了，而且幅度比男性更大。认为自己的性魅力大的女性，从2006年以来在短短的四年之间居然下降了将近40个百分点。大致趋势见图3—1。

图3—1　性魅力的认同程度在下降（p均为0.000）

这种趋势绝不是生理变化造成的，因为笔者的调查证明，中国人的身高、体重和肥胖指数从2000年到2010年都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性魅力的下降主要是来自最近十年来中国的“性化”。

最近十年来中国大众传媒通过各种图像资料，已经塑造出了一种男性和女性的性魅力的社会偶像及其判断标准。这促使普通中国人对于性魅力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结果必然是大家都越来越自惭形秽，越来越自卑。“芙蓉姐姐”几乎被千夫所指、万众嘲笑，就是因为她与大众心目中“魅力四射”的判断标准遥不可及。与此同时，“芙蓉姐姐”的惨遇也就成为新的“警世恒言”，日甚一日地吞噬着普通男女对于魅力的自信心。因此，中国的美容美体行业在最近十年间应运而生，高歌猛进，铺天盖地，靠的就是后浪推前浪般的男女顾客那种心急火燎般的“魅力自卑”。

这是一种社会化焦虑，也是整个社会的焦虑，是中国人在走向性的多元化时代的过程中无怨无悔地付出的代价。

3.1.2　性风采：两大性别的南辕北辙

2010年，笔者增加设置了这样4个提问来考察性风采的具体情况。

您觉得，自己性感吗？（1．很性感。2．比较性感。3．不怎么性感。4．不性感。）

您觉得，说一个异性“很性感”，这是在赞扬、夸奖，还是在贬低、讽刺？（1．主要是赞扬。2．主要是贬低。）

有的男人觉得，自己很有男子汉气概，就是“很有男人味”。“是个男人”。您觉得，自己的“男人味”很足吗？（1．很足。2．比较足。3．不太足。4．很不够。）

有的女人觉得，自己很有女性气质，就是“很有女人味”。您觉得，自己的“女人味”很充足吗？（1．很足。2．比较足。3．不太足。4．很不够。）

以上的性魅力、性感、性感评价、男女性别形象共同构成笔者所说的性风采。2010年调查者的回答情况见图3—2和图3—3。

图3—2　男性的性风采：人过四十日过午

注：性魅力：p＝0.007；性感充分：p＝0.003；男人味足：p＝0.014；性感是赞扬：p＝0.000。

图3—3　女性的性风采：人老珠黄

注：性魅力：p＝0.031；性感充分：p＝0.001；女人味足：p＝0.000；性感是赞扬：p＝0.000。

从图3—2和图3—3中可以看出：

第一，在男性中，性魅力大、性感足、男人味足、性感是赞扬这四种情况都呈现为趋于正态分布的山丘状，就是年轻的和年老的都低，只有中年男性最高。但是在女性中却只有性魅力大这一项是这样，而性感足、女人味足、性感是赞扬这三项却是线性上升的趋势。这主要因为在中国社会的性别文化中，女性年纪越大，由于已经完成了生儿育女和相夫教子的主要社会使命而越自信；而男性则在40岁以后由于“日过午”日益产生消极沮丧的心情。

第二，男性对于上述四种情况的评价，从最年轻的时候起就超过女性对自己的评价，而且在50岁以前一直是这样。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性别文化从最小的时候开始就对男性进行刚强自信的教育，而对女性则一直持有柔弱的期望。可是到了50岁以后，物极必反，男性在这四个方面的自信心下降得比女性更快。

第三，男性和女性对自己最缺乏信心的都是性感这一项。认为自己性感充分的，男性在最高峰的40岁以上也不足2/5；女性在50岁之前则仅仅从1/10上升到3/10。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性感这个概念在中国刚刚流行了不到30年，人们对它还没有形成明确与固定的看法；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大众传媒倾向于把性感描绘得臻于至美，使得普通中国人往往自愧不如。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人们对于性感这个概念的理解莫衷一是。

第四，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倾向于认为性感是一种赞扬而不是一种贬低，这一项占有最高的发生率。这直接来源于上述的大众传媒的宣传，而且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加速性化的重要证据之一。

3.1.3　性风采的来源：男女有别

读者更加关心的可能是这个问题：性风采的建构。笔者使用2010的数据，首先分别得出男性与女性各自的性风采的量化程度。〔2〕然后首先来分析一下，究竟是什么因素增加了男性的性风采（见表3—1）。

表3—1　增加男人性风采程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2354位男性；单位＝97；R² ＝0.169；因变量：男人性风采程度的因子值；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

表3—1表明：增加男性的性风采的第一类因素是健康，第二类因素是社会交往的程度，第三类因素则是性生活质量。

这些情况基本上不出人们所料，但是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这里都是双向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既可能是这些影响因素增加了男性的性风采，也可能是因为性风采增加了，男性才更加可能在这些影响因素上出现如此的变化。

例如，男性被女方爱抚得很充分与比较充分这两个因素（对照于完全没有被爱抚），既有可能是因为爱抚得越充分，越可能使男性觉得自己的性风采不足，也可能是因为越是性风采足的男性，女方就越觉得用不着充分地爱抚他了。

同样地，男性觉得性交时间太长与太短这两个因素（对照于男性觉得时间正好），可能表明男性觉得时间太长是在增加自己的性风采，而时间太短则会损害之；但是也可能表明，性风采越足的男性越可能觉得时间没必要那么长，而男性的性风采越是不足，就越可能希望性交时间长一些以便自己“一展雄风”，因而觉得时间太短。

这样的相关关系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可能是过于费解了；但是没有办法，只要进行统计分析，科学能够告诉我们的只有这些不甚清晰的结果，而且只能这样绕口令般来表述。

此外，读者应该注意到：任何一种多伴侣性行为或者非主流性行为，都与男性的性风采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表3—1中省略了）。也就是说，男性无论多么英姿勃发或者风流倜傥，他们的其他的性关系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反之，无论男性怎么播撒情种，他们的性风采也并不会因此而增加。

接下来笔者分析女性的情况（见表3—2）。

表3—2　增加女性性风采程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2503位女性；单位＝97；R² ＝0.129；因变量：女性性风采程度的因子值；控制变量：上学年数、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

表3—2表明，女性的性风采的影响因素，除了健康因素同样属于第一类之外，其余的都与男性的情况大相径庭。

首先，女性如果有过群交、上年有交换伴侣与有长期其他伴侣，那么她们的性风采就可能增加122％、132％与21％。即便没有真实的性关系，仅仅是上年接受过异性全身按摩，那么性风采也可能增加29％。反过来说则是：女性的性风采更足，发生上述情况的可能性就会显著地增加。或者说，某些非主流的性关系，更可能是为那些性风采足的女性而“量身定做”。

与男性相比（他们的性风采与性关系的多少无关），这种情况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出乎意料是，虽然男性总是追求使得自己魅力四射、倾倒天下美色，不料却全然徒劳无功。合乎情理的则是，女性莫说是羞花闭月，就是含苞待放或者风韵犹存，想不遇到非主流的性关系都难。也许正是因此，社会才会把男性建构成主要是依靠权力与金钱来购买其他的性关系，而女性才可能以自己的性风采来结成或者交换其他的性关系。通俗地说，“郎才女貌”不大现实，“郎财女貌”却比比皆是，这昭示着“男尊女卑”的社会“死而不僵”。

第二类影响因素即女性的三种性生活状况也与她们的性风采显著相关。这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如果女性在性生活中觉得分泌物脏，那么她们的性风采就可能减少24％；或者说，性风采不那么足的女性，在性生活中就更加可能觉得分泌物脏。与其相反，如果女性觉得性交的时间太短（意味着希望时间更长），那么其性风采也就更足；或者说，性风采更足的女性希望性交的时间更长。同样地，女性采用的性技巧每增加一种（共10种），其性风采就可能增加4％；或者说，性风采更足的女性更乐于使用更多的性技巧。

3.1.4　新概念，新喜悦

性风采这个概念，在笔者的问卷中仅仅包括了性魅力、性感程度、赞赏性感的程度与社会性别形象的自我评价这样四个方面的内容；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它的范畴要大得多。笔者权且定义为：一切足以给主体带来性方面的自豪感或满足感的自我形象呈现的总和，就是性风采。笔者目前的调查内容是挂一漏万。

笔者之所以要提出这个概念，其实是因为受到了学术刺激。自从有人提出“性商”以来，这种无定义的概念的无原则套用就一直甚嚣尘上。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圈子里，“经济学霸权”日益咄咄逼人，资本、资源、垄断、博弈、边际效益、贿赂，几乎每一个经济学的名词都被套用到性研究之中来了。我们是不是还要搞出一个“性的GDP”？难道我们社会学真的心旌摇荡，连自己的学术根基都快不信了？结果，一怒之下，笔者就造出这个目前还停留在词汇水平之上的术语。

性风采不等于性吸引力。它不一定需要观众，也不一定非要带来结果。它只是展示，是自娱自乐，是引以为豪。一个字，就是“酷”。它也不等于追时髦，因为它虽然来自一定的文化土壤，受到一定的情境制约，但是主要地却是主体建构，因此往往既不在乎也不服从他人与社会的看法。

这就是一种21世纪的新文化，正在由青少年反哺给成年人甚至中老年。即使在性产业中，许多“小姐”也懂得：男人来买的是风情万种或者妖娆妩媚，因此仅仅靠青春美貌或者魔鬼身材是远远不够的。在普通人之中，性风采已经五彩缤纷、万紫千红。不但有经典的帅哥靓女型，也有社会性别多元化带来的种种非性别的或者跨性别的呈现形式，还有极端叛逆或另类的反型。

这就是性社会学的生命之源、财富之海和理想之巅。每每念及于此，不禁心潮澎湃。

当然，笔者最后一定要说：国内不会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笔者也没有与外文文献进行过对照。这里所说的“新概念”，主要是对笔者自己来说是新鲜的，是自己琢磨出来的，因此哪怕仅仅是“偷着乐”，那也是真实的喜悦。

3.2　亲密消费

3.2.1　亲密开始被消费了

“亲密消费”在中文文献中是一个新概念。〔3〕它说的是：人们在收费的娱乐休闲场所中租用或者购买人际亲密行为或者其支持条件。概括地说，就是把亲密当作一种商品来租购和消费。

这一定义中存在着下列关键点。

第一，亲密消费不包括任何形式的性行为，因为那已经属于性服务与性产业了。

第二，既然是消费，那么就专指必须付费的租购活动，任何公益的、社区的或者亲友间的同样活动都不包括在内。

第三，亲密消费必须是存在于人际交往之中的，任何独自的活动都不算。当然，这里所说的人际交往并不一定发生在租购者与提供服务者之间，大多数一起去营业场所付费唱歌跳舞的人们，所享受的是同去的人之间的亲密，他们所租购的其实只是营业场所提供的各种物质条件与心理氛围。

第四，亲密消费并不完全按照身体接触的程度来确定其范畴，而是按照在该项活动中双方在人际关系上的亲密程度来判断。例如唱歌、“蹦迪”往往没有任何人际的身体接触，但是参与者不仅可以从中享受到某种程度的人际关系的亲密，而且往往就是为此才去营业场所消费。

第五，亲密消费是租购者的一种主观故意行为，因此对于服务的提供者，例如按摩师、“三陪”女等，只能说他们是在从事亲密消费的工作或职业，不能算作参与了亲密消费。

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亲密消费主要包括：歌舞（卡拉OK、跳舞）、按摩（洗脚、足疗、洗头等）、“三陪”（各种有偿的侍陪服务）。这些亲密消费活动已经遍布中国的城乡，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成为最近20年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

这种亲密消费剧增的现象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第一，亲密的对象改变了。在传统生活中，亲密是“相识、相近、相知、相亲、相爱”这一人际关系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基本上不可能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可是现在的亲密消费却颠倒过来，把亲密的对方或者所需的环境作为租购的对象，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恰恰以双方素不相识或者不结成进一步的关系为前提。

第二，亲密的产生机制改变了。在传统社会中，人际亲密只能是自然地、缓慢地、互动地、非商业化地产生与维系，基本上不可能“短、平、快”。可是目前的亲密消费却反过来追求临时的、短暂的、不继续发展的商业消费。

第三，亲密被独立了。亲密消费的要害不仅仅是把亲密作为商品来消费，而是把亲密从相对持续的人际关系中剥离出来，单独成为一种身心享受的载体。这被作家称作“玩的就是心跳”而且“过把瘾就死”。

这些改变都与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在此过程中，政府曾经试图使用法律手段来控制和管理亲密消费，只不过见效不大。〔4〕

因此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在一个人际关系至上的、传统文化异常强大的社会里，在被人们戏称为“（人际）关系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普遍社会现象中，亲密何以变成这样？何以能够被消费？何以被消费得如此之普遍？这里面蕴含着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机制做出重大解读的可能性。可惜我国学术界对此的敏感尚嫌不足，有关的研究也暂付阙如。

为了研究亲密消费，笔者在三次调查的问卷中所提的问题是：

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去收费的娱乐场所跳过舞吗？例如歌厅、舞厅、卡拉OK厅等等。

现在，许多地方都有异性按摩，而且是按摩全身的。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在外面接受过这样的异性按摩吗？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许多“三陪”服务，就是不过性生活，只是陪伴客人唱歌、跳舞、吃饭等，以此来赚钱。您接受过这样的“三陪”服务吗？（2000年未调查此问题）

亲密消费可以发生在任何性别的人之间。本节考察的是中国的完全异性恋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排斥任何同性的或者跨性别的此类活动，仅仅是因为笔者对其所知不多。

3.2.2　亲密消费，风生水起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最近短短的10年之间，亲密消费总体上都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增长，只不过在男性中的比例大于女性而已（大致趋势见图3—4、图3—5）。

图3—4　男性亲密消费的历史发展（p均小于0.002）

具体情况如下表：

图3—5　女性亲密消费的历史发展（p均小于0.005）

具体情况如下表：

3.2.3　种类增多，频率增高

上面的两个图，还不能说明人们究竟参加过多少种亲密消费。因此笔者把三种亲密消费汇总在一起，使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来表明亲密消费的范围大小。请看表3—3。

表3—3　参与亲密消费的种类数的历史发展（p均为0.000）

从表3—3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1世纪短短的10年之内，中国人的亲密消费不但发生率剧增，而且种类数也出现了巨大的增长。

此外，亲密消费的频率也是其整体状况的重要考察维度。为此笔者在2010年的调查里，询问了调查者过去12个月里的亲密消费的次数（定序数据），回答情况见表3—4。

表3—4　上年之内跳舞消费的频率（p均为0.000）

笔者也询问了接受过“三陪”服务的累计次数（定量数据）。统计结果是：在有过者中，男性平均8.72次，女性平均2.13次；18到29岁的男女平均6.59次，30到39岁的平均6.28次，最多的是40到49岁的人，平均达到14.41次，其次是50到61岁的人，平均7.15次。

在跳舞消费和接受“三陪”这两个方面，都是40到49岁的中年人发生得最多。这可能说明，这个年龄段的人正处于“性的转折期”，其欲望从直接的性交开始转向亲密接触。〔5〕

笔者没有专门询问接受异性全身按摩的频率，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值得注意的现象急需研究。笔者的问题是：“有些按摩里，包括抚摸、刺激顾客的生殖器，或者给顾客手淫。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接受过这样的按摩一共多少次？”

结果笔者发现，2010年在过去12个月里接受过异性全身按摩的男人里，有8.4％的人同时也接受了“打飞机” 〔6〕服务。具体情况见表3—5。

表3—5　男性消费过“打飞机”的情况（p均为0.000）

按照中国法规，“打飞机”服务早已被纳入“卖淫嫖娼”的范围〔7〕，因此本节暂不作深入分析。之所以要把数据列举出来是为了说明：从接受异性全身按摩发展到接受“打飞机”服务的中国男性还不算多，因此可以证明，在男性的生活实践中，亲密消费还是相对独立的一种活动，与性服务消费还是相对严格地分开的。

3.2.4　男性的亲密消费：高阶层活跃者的娱乐

上文已经揭示出：男性的亲密消费远远多于女性，这并不奇怪。笔者所关心的是：哪些社会阶层方面的因素与个人活动的因素，与男性的亲密消费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这虽然并不能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却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男性的这种行为。

为了既可以分别考察又可以整体考察，笔者首先把三次调查的数据合并在一起，分析三种不同的亲密消费，然后再把三者的分析结果汇总在表3—6之中。

表3—6　男性三种亲密消费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续前表

注：7322位男性；单位＝186；因变量：是否有过；对照：没有；控制变量：调查差异。

根据表3—6，笔者可以做出以下的分析：

其一，亲密消费的三个具体活动（跳舞消费、异性全身按摩、接受“三陪”）相互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相关。这足以证明，笔者把它们三个进行汇总与抽象，具有坚实的生活实践的基础。

其二，按照年龄组来考察，它对于异性全身按摩和接受“三陪”都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两种活动并不是某个年龄段的男性所特有的。可是它与跳舞消费却显著相关：越年轻的男性越多。

其三，男性的不同的上学程度、不同的职业与收入、不同的居住地都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的亲密消费的比例。总的来看，这三方面地位越高的男性，发生可能性也就越高，一般是最低地位的男性的1.5到2倍左右。

这表明：亲密消费在整体上主要是更高文化的、更高职业与收入的、更大城市中的男性的需求。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对于异性全身按摩与接受“三陪”这两个通常被认为“更厉害”的活动，男性的上学程度每高出一个等级，发生可能性也增加最少80％到最多6.3倍。也就是说，身体接触可能性更大的亲密消费，更加被更高文化的男性所需求。

其四，在“社会交往”这个分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喜欢社交这个因素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这个信息很重要，说明目前中国男性所进行的亲密消费，尚未完全变成即时的片刻娱乐，仍然与社会交往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其五，在“非主流性关系”这个分类中，多数性关系都与亲密消费存在显著的相关。这再一次说明：虽然亲密已经被一些男性给消费化了，但是仍然没有彻底脱离双方的人际关系。反证则是：被标榜为排除一切人际关系的“一夜情”，并没有对亲密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

总结起来笔者可以得出两个基本认识。其一，亲密消费主要是目前中国社会上层男性的需求与实践；其二，男性的亲密消费仍然处于从“关系至上”到“亲密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

3.2.5　女性在亲密消费中的缺席

在笔者三次全国调查的女性样本中，总计只有1.0％接受过异性全身按摩，只有0.8％接受过“三陪”服务。这种女性的缺席究竟是因为她们没有需求，还是因为没有条件与机会？可惜由于样本量过小，笔者不应该进行任何深入的统计分析，只能留待定性研究的突破。

但是女性有过跳舞消费的比例在三次调查中总计占到12.6％，因此笔者足以进行分析而且把结果放在表3—7中。

表3—7　女性跳舞消费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续前表

注：7765位女性；单位＝188；因变量：是否有过；对照：没有；控制变量：调查差异。

第一，从表3—7中可以看到：女性的跳舞消费与接受异性全身按摩和接受“三陪”这两个活动不存在显著的相关。也就是说，从发生率与内部结构这两个视角来看，亲密消费这个整体的概念仅仅适用于中国男性。

第二，笔者所列举的所有五类社会因素（年龄、上学程度、职业与收入等级、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婚姻状况）都与女性的跳舞消费显著地相关。总的来看，更高阶层的女性与最低阶层相比，跳舞消费的发生可能性增加最少90％到最多2.5倍。这表明，是否有过跳舞消费是女性内部的社会阶层的一种划分标准与标志。

第三，女性在社会交往方面的五个变量，都与跳舞消费显著地相关。这表明，女性的亲密消费更多地具有通过消费来实现社交的性质。

第四，女性的亲密消费，与任何一种非主流的性关系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换言之，女性所消费的其实就是亲密本身，基本上并不朝向“性”发展而去。

3.2.6　亲密何以被消费？

亲密为什么能够被消费

笔者分析发现，当事人在日常生活中需求社交，不仅与亲密消费，而且与各式各样的非主流性关系的发生，都出现了显著的相关关系。

对于这种生活现实，目前主要有两种理论解释。其一是需求产生供给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其二是消费化理论，认为由于万物皆可消费，亲密自然也不例外。可是这两种理论都显得过于宏大与笼统。

亲密是一种人际关系中的生存体验。在传统上，它被认为只能从非商业的人际关系中，而且运用非商业的手段来获取与维系。所谓“金钱买不来爱情”说的就是这一特质。那么，亲密消费的当事人究竟是如何克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尴尬，从商业化的租购行为中去获得亲密的享受呢？

北京一带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男性中流传一个描绘“三陪”服务的顺口溜：“‘小姐’摸摸先生的手，先生的心儿在颤抖；先生摸摸‘小姐’的手，二百块钱她拿走；回家摸摸老婆的手，就像左手摸右手。”这里面，没有性，也没有多少人际关系，却有一种亲密，而且只能用钱来换取。笔者在对于“男客”的定性访谈中屡屡听到他们的主述：“不一定都是做（性交），陪陪、聊聊也不错，花点钱也值得。”这就点出了“被三陪”的性质与意义。

笔者认为，亲密消费的兴起，标志着而且成就于中国民间日常生活文化的三大转折，而且主要表现在男性当中。

第一，亲密消费的本质是刻意追求身心的快乐，为此不惜破坏或者抛弃传统社会对于亲密所设定的种种前提与规则，也不惜为此而使用被传统文化所鄙视的租购手段。这种对于身心快乐的发扬，直接解构了从孔子到“文革”的那种以精神的“高尚”来压制肉体的“粗俗”的社会管理制度，成为中国整体文化中快乐主义日益兴起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第二，传统上，亲密消费与性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但是在最近20年来的生活实践中，中国人却日益把亲密从性的范畴中剥离出来，赋予亲密越来越多的合理合法的色彩与隐义，从而躲避了目前中国严格的禁娼制度。恰恰因此，它们才可能层出不穷而且欣欣向荣。这就是民间文化在与官方主流文化的持续博弈中，日渐采取攻势的重要方面之一。

第三，亲密消费的兴起与发达，离不开社会管制力量的步步“退让”。本书无意去探讨其中的种种机制，只希望指出：曾几何时，三种亲密消费活动都曾经“被非法”过。如果没有让步或者说宽容意识正在日甚一日地弥漫，亲密消费怎么可能“蒸蒸日上”呢？

消费主义：祸兮？福兮？

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最近中国学术界也开始有年轻的研究者在批判消费主义对于性的损害。从学术多样化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好事，但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前提必须讨论清楚。

第一，在事实判断的层面上，所谓的消费主义究竟覆盖了中国总人口的多大比例呢？即使仅仅看那些身家过亿、购买了全世界大约一半奢侈品的中国富人阶层，他们那是消费还是“炫富”？是享用还是“挣面子”？是自用还是用于贿赂？更何况中国整体上长期陷于消费不足的经济泥坑之中，还有相当比例的人口每日人均消费不足1美元。在这样的情境之中，把消费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来批判，岂不是无的放矢？

第二，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看，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消费都建立于自由的市场经济之中，都意味着人与人的平等和个人行为的独立。因此“消费至上”的思想自从一出现，就不断地侵蚀封建等级制度，不断地消解专制权力，不断地质疑“性的精神禁欲主义”，最终推动了20世纪发达国家的性革命。可是，目前的中国达到这样的发展阶段了吗？现在批判消费主义，是否为时过早？

第三，从发展判断的视角来看，消费主义以及它背后的商业主义，其实足以在今后几十年的中国，为“全性”做出许许多多其他人（包括笔者自己）无能为力的善事。最典型的就是：青少年是如何得知避孕套（安全套）知识的呢？最主要的并不是学校的性教育或者预防艾滋病的教育，也不是家长或传媒的宣讲，而是每个超市里都堂而皇之地摆放着的、看得见摸得着的避孕套的实物。再例如，几乎所有的大网站都是营利性质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多与“全性”有关的信息。尤其是，商业力量把这些活动搞得铺天盖地、无孔不入，这不但是“性的革命者”难以企及的，就连意识形态的规训也望尘莫及。那么，这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笔者也充分注意到，对于那些已经有足够的资格来奉行消费主义的中国人来说，它确实是一种新的社会控制的手段，会从另一个方面压制人们精神生活的自由发展。只不过笔者在两害取其轻的策略考虑下，暂不多谈。

3.2.7　按摩风行中国的性文化意义

按摩属于“身体产业”，就是靠满足消费者对于身体的想象与欲求来赚钱。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按摩日渐风行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最开始是“洗头”，然后是“洗脚”，90年代之后叫做“足疗”。与此同时发展的是异性全身按摩，全然没有性色彩的叫做“保健按摩”或者“中医按摩”，那些包括“打飞机”（女为男手淫）的则往往叫做“推油”，那些包括口交（“口活”、“口爆”）的则有许多隐蔽晦涩的、往往是地方性的称呼，其服务内容也大相径庭。有些按摩实际上包括插入式性交而按摩仅仅是其前奏，但是往往用“全套服务”或者“一条龙服务”这一类的隐语来表达。时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结束，中国的形形色色的非医疗异性按摩已经蔚为大观，堪称全球首屈一指。

这是中国特有的真问题，也是中国学者尚未注意到的本土宝藏。它至少蕴含着三个方面的巨大意义。

第一个方面，异性全身按摩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对于“性”的概念。这也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在外延上，中国人历来相信“生殖器中心论”与“唯插入论”，似乎只有阴茎插入阴道才是性。可是在异性全身按摩中，感受可以来自生殖器以外的全身任何部位，而且可以仅仅来自异性的温柔与亲密，而不是异性的性器官，也不是直接的性刺激。这就促使中国人逐渐开始明白1974年国际上发表的对于“性系统”的新认知：性的载体和感受器官不仅仅是生殖器，而是全部皮肤，尤其是皮肤与黏膜的结合处。结果，中国人的“性”也开始“身体化”（全身化）了，不再是“器官式”（局部式）的。

其二，由于外延的扩大，中国人的“性”的内涵也就不得不扩大了。中国人（尤其是男性）此前总是把性高潮视为性的唯一感受。现在，异性全身按摩所带来的舒服与亲密也被纳入了性的感受与性的内涵，否则人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收费不菲的按摩业居然能够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中国城乡？

总之，中国人的“性”出现了全新的定义与意义。这才是中国人的看不见的真正的性革命。

第二个方面，中国的各式各样的按摩，基本上都打着“中医”、“治疗”或者“保健”的旗号，但是也基本上并不包含推拿与正骨这两个传统内容。最典型的就是“足疗”。无论它多么牵强附会于经络学说，但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它只不过是获得身体“舒服”（爽）的新奇手段之一。

这就是“中西结合”，表明一切新的快乐与享受都不得不植根于最古老的传统，才可能争取到最广阔的大众认同与现实市场。进一步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还无法更迅速地接受赤裸裸的性的快乐主义，只得用“舒筋活血”的传统思想武器来遮遮掩掩。

第三个方面，中国政府从1993年就开始严禁异性按摩，而且不论是否全身的，都禁止。但是十几年下来，这个禁规早已被人们抛于脑后，知之者甚少，甚至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曾经有过这一法规。这不仅从政治与法律的层面上，反映出社会管理者与生活实践者之间博弈的历史进程，而且雄辩地证明了：中国的性革命其实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是逐步走向快乐主义的康庄大道，只不过理性色彩不那么浓厚而已。

以上的论述实在是挂一漏万。笔者近年来日益深刻地体验到，一心一意地研究“异性全身按摩风靡全国”这样的中国格外突出的社会现象，才是中国性社会学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才具有使中国性社会学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唯一可能性。可惜笔者只能把这个任务托付给后来者了。

3.3　胖瘦与性

在当今中国的大众传媒中和所谓养生保健宣传中，无论对男性还是对女性，肥胖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反对理由就是：肥胖会降低人们的性欲与性能力，对男性尤甚。但是，不管医学和生物学已经拿出了多少证据，笔者还是要从性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一假设进行全面的检验。

笔者在三次调查的问卷中都设置了身高与体重的询问。以下提到的“体重指数”（胖瘦）的计算公式均为：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kg/m² ）。目前中国通行的判定标准是：低于18的是瘦子；正常值是18到25；25到不足30为超重；30到34为轻度肥胖；中度肥胖为大于35；重度肥胖为大于40。〔8〕

下面先来看看最基本的情况。见图3—6、图3—7。

图3—6　肥胖度在增加（p均为0.000）

图3—7　越老越胖（p均为0.000）

3.3.1　什么人更胖？

根据体重指数与社会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略）〔9〕，笔者发现以下几点情况。

首先，男性胖瘦的差异仅仅与4个社会阶层因素出现了显著的相关：年龄越大越胖、总体健康状况好则肥胖的可能性增加40％、肥胖者有高血压的可能性增加1.47倍、首次遗精晚1岁则肥胖的可能性减少15％。这就是说，男性目前是否肥胖，更加可能是由于本书没有包括的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包括生物因素在内。

但是女性却不一样。她们目前的胖瘦更多的来自除了年龄之外的诸多社会阶层因素的作用。这表现为：

上过小学到高中的女性，比没上学的女性更瘦。这可能是因为“减肥”是一种文化灌输，上学越多就越容易身体力行之。

流动外出的女性更瘦。这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女性更容易找到工作或者嫁人。

尽管农村的瘦女可能都外出了，但是与那些仍然居住在农村的、可能更胖的女性相比，从县城、县级市一直到直辖市的女性，肥胖的可能性全面地增加了54％到82％之多。这也许可以证明，女性的肥胖是一种城市现象。

与那些仍然在农村劳动的女性相比，女企业家和女领导的肥胖可能性一举增加1.1倍。这恐怕与收入水平与生活方式直接相关。

与收入最低的女性相比，中高收入的女性的肥胖可能性增加57％。其道理可能同上。

上述一切都可能表明，女性的胖瘦受到社会阶层因素的影响比男性更大；或者说，女性更可能是后天被社会造就的，而不是天生如此的。

3.3.2　越胖越有“男人味”与“女人味”？

在2010年的调查结果中，笔者惊讶地发现：越是肥胖的男性越认为自己的男人味很足；女性也是一样，越胖越觉得自己的女人味很足。或者反过来说，越胖的男女就越不认同当前社会所宣扬的对于性别气质的判定标准。见图3—8。

图3—8　肥胖程度与性别气质的自我评分（最高分＝4）

此外，根据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略）〔10〕，男性越胖，自认的性风采分就越高，性态度也越开放。具体来说就是：男性的体重指数每增加1，性观念倾向于开放的可能性就增加51.5％；认为性很重要的可能性增加44.9％；认为自己的性魅力大的可能性增加14.6％。与此同时，他们认为自己的性感不足的可能性减少64.4％，讨厌“不男不女”的可能性则减少69.4％。

上述情况足以颠覆常识。它恰恰说明：中国男性实际上并没有按照文化传统的谆谆教导去生活，而是自己创建了自己的性别气质的审美标准。

近年来大众传媒掀起了一股“减肥狂潮”而且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那么，那些客观上已经超重、很重、非常重的男男女女该怎么活下去呢？要知道，减肥绝不是简单的体育锻炼的问题，它是要改变你的全部生活方式，甚至要摧毁你的全部人生经验与整个生命价值，因此实际上没有多少人真的能够做得到。

因此笔者推测，统计分析中所发现的上述情况，很可能主要来自人们这样的一种生活实践：把男人味或者女人味足仅仅作为一种心理补偿，以强调自己在性别气质方面的优秀来对抗大众传媒的狂轰滥炸。这就使得越肥胖的人反而越认为自己的男人味或女人味更足。

这种情况并不是自欺欺人，而是由于中国传统上的性别形象的判定标准还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在中国社会中，瘦小的男性不但会被认为不健康，而且会被加上不可靠、心眼多、没本事、很窝囊等等标签。反之，硕壮的男性则往往使人觉得可信、大度、豪爽、能力强。在先后两个版本的《水浒传》电视剧中，武大郎与鲁智深的强烈反差就最充分地体现了这种传统。即使在当代中国，虽然认为大胖子男性很美的人越来越少，但是如果说到男人味，那么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去赞美那些瘦小的男性。

女性大体也是如此。传统上，女性的肥胖被美称为“福态”或者“富态”，是生活优越、心情舒畅、人生完美的外在表现。反之，林黛玉固然如花似玉，却弱不禁风、非愁即苦、花年早逝，在女人味方面并不为人们所赞许。笔者在前面揭示过：女人越老越觉得自己女人味足，而越老的女人自然也就越肥胖，结果肥胖也就与性别气质更强联结在一起了。

但是，根据上述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略），对女性唯一发挥了显著作用的是：她们的体重指数每增加1，她们认为自己的性魅力大的可能性就会减少1倍。这就提醒我们注意相反的情况：“肥胖歧视”对于女性的效果更加明显。

总之，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而且能够吃饱喝足也没有多少年，因此人们在评价自己的性别气质是否足够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把肥胖当作“敦实的质感”。这就是真实的中国人的生活与观念，就是中国人对抗“传媒霸权”的生存策略，也就是笔者提出的“主体建构”学术视角的再一个充分证明。

3.3.3　肥胖阻碍着婚前性爱

笔者对三次调查中的18到61岁的未婚者进行单独分析，得到以下结果。见表3—8、表3—9。

表3—8　男性的胖瘦与婚前性爱的发生率

表3—9　女性的胖瘦与婚前性爱的发生率

表3—8表明：越是肥胖的男性，曾经或者现在恋爱的越多，说明这些男性很努力。但是他们真的有过接吻的比例却显著地更少；而且无论现在是否已经有过性生活，他们“性待业期”也显著地更长。

女性与男性的趋势基本相同。

男女出现以上情况的社会原因是：在婚前的那个年龄段上，无论男女都不可避免更多的受到社会文化的支配，不得不信奉“瘦身”那一套审美标准，因此形成了对于肥胖的歧视。

但是胖女的“性待业期”却短于那些较胖的男性。这表明，在婚前性爱这个方面，对于胖男的社会歧视超过了胖女。

最后，无论胖瘦，无论男女，结婚年龄都没有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结婚很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全面考虑，而不仅仅是身材审美。

3.3.4　胖子娶了谁，嫁了谁？

表3—10表明，越胖的男性，娶到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妻子的人就越少，但是妻子的上学年数却显著地更高，尽管双方上学年数的差距并不显著。或者说，胖男人更容易娶到才女而不是“小女”。

表3—10　胖瘦男性的夫妻对比

表3—11表明，女性的情况与男性很不同。胖女性更多的嫁给上学年数更少的男性，却更少嫁给收入比自己高很多的男性。换言之，胖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表3—11　胖瘦女性的夫妻对比

最后要说的是，在笔者调查的时候，丈夫与妻子的胖瘦程度呈现为显著的相关。这可能表明胖男与胖女之间结婚的更多；但是也可能是在结婚之后的生活中，夫妻双方要么都胖起来要么都瘦下去，也就是民间所说的“越来越有夫妻相”。

3.3.5　胖子的性生活更多？男女不同

那么，肥胖是不是会损害夫妻性生活呢？

在表3—12中，男女的情况基本上是相反的。

表3—12　男女的胖瘦与性生活状况的关系

在丈夫中，胖子与正常体重的人和瘦子相比，前者的性生活次数显著地多于后者，性烦恼程度和性烦恼种类数都显著地少于后者。但是自己使用的性技巧的总得分却没有显著的差异。

当然，仅仅靠双因素分析还是不够可靠，因此笔者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略）〔11〕中发现：在控制了其他有关因素的作用之后，胖丈夫与不胖的相比，性生活频率增加47.7％。这就是说，从总体状况来看，胖丈夫的性生活多于而且好于不胖的人。

可是在妻子中，胖子使用性技巧的总分，显著地少于不胖的妻子。与此同时，胖妻子的性烦恼虽然在种类数上显著地少了，但是性烦恼的总分却并没有显著地减少。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略）〔12〕发现：在控制了其他有关因素的作用之后，胖妻子与不胖的相比，性生活的频率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这就是说，从总体状况来看，胖妻子的性生活与不胖的妻子没有显著的差异。

3.3.6　胖子的性生活更好？

显然，在表3—13所罗列的这些方面，胖丈夫的性生活质量都显著地好于不胖的人，而且呈现为越胖就越好的趋势。

表3—13　丈夫的胖瘦与性生活质量

这个发现可能令人惊讶，但是笔者不认为这完全是生理因素使然，更可能是由于（就像中国古来所说的）丈夫“心宽体胖”，所以就更可能妥善地全面协调夫妻关系，因此才会促进性生活的更加美满。

妻子的情况呈现出相反的趋势。见表3—14。

表3—14　妻子的胖瘦与性生活质量

从生理心理满意度这个最重要的指标来看，越胖的女人得分越低。越胖的妻子自己假装性高潮的也越多。在“性外亲昵”和“丈夫很爱自己”这两个方面，都是体重正常的妻子获得最多，胖瘦之妻都少一些。最后，胖妻子“在性交中幻想别人”的比例虽然稍微比体重正常的妻子少一点儿，却仍然高于瘦妻子。

总的来看，肥胖对于妻子的性生活质量来说不是什么好事。笔者也不认为这完全是生理决定的，更加可能的是：要么她们的丈夫存在“肥胖歧视”，要么她们自己存在着“肥胖自卑”。

3.3.7　非主流的性，不论胖瘦

如果说以上的论述都在意料之中的话，那么新鲜的发现是：无论男女，胖瘦对于是否发生过任何一种非主流的性行为都没有发生任何显著的作用。〔13〕

这可能揭示出：在不符合社会主流规范的那些性关系中，人们也就不再按照社会对于胖瘦的主流价值观来寻找对象和建立性关系了。换言之，在社会上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胖瘦问题，其实仅仅是人们在结婚之前的择偶标准的内容之一。因此肥胖可以减少朝着结婚努力的婚前性行为，却没有减少无论婚前还是婚后的任何一种非主流的性行为。

说到底，胖瘦的社会标准是为了从一而终的婚姻而规定的。如果双方不打算结婚或者不可能结婚，那么胖瘦对人们的性关系与性行为就不再发挥显著的作用了。

3.4　女性减肥：“身体”的想象与管理

3.4.1　管理来自想象

减肥与日常生活中的身体管理

“身体研究”主要还是在欧美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回顾有关“身体”的理论，“有三个伟大的传统将‘身体’拖出了意识哲学的深渊”。其一是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其二是涂尔干、莫斯、布迪厄这一派人类学对于“社会实践的身体”的研究；其三是尼采、福柯的“历史与政治身体观”。这些不同的研究流派大多是围绕身—心、主观—客观、个体—社会等基本问题而展开研究的。

如果对欧美的“身体研究”做一个粗线条的梳理，那么至少存在四种“身体”：“个体的身体”（现象学思潮）、“社会的身体”（象征和结构主义思潮）、“政治的身体”（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以及一种逾越了规矩也逾越了诸多二元对立的、强调日常生活的“身体”（比如冯珠娣和洛克等人的思想）。这四种“身体”至今并存于西方学界，也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本研究的问题意识产生的理论背景。

“身体研究”在近几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不再是“缺席在场”。越来越多的西方的“身体研究”理论被译介到中国，中国学术界甚至提出了“身体转向”的口号。只是，目前的“身体”文献主要偏向哲学与理论探讨，实证性研究与经验性的“身体”还非常缺乏。

本节并不打算在围绕身心之关系而展开讨论的西方语境中分析中国社会的“身体”。反之，在中国社会中，“身体”究竟是什么？西方哲学背景下的问题放到中国环境下是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些思考引导着笔者在中国的情境与语境下考察“身体”，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身体”。

“减肥”是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的“身体”，涉及我们对于“身体”的自我想象与管理。因此笔者由此入手。

“减肥”的文献回顾

在西方，有关“减肥”的研究非常之多，大多数是在心理学与健康研究领域，以女性身体为对象来考察身体形象、减肥以及体重指数（BMI）。同时，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青少年的肥胖问题。在中文文献中，大部分有关减肥的文章是大众健康类的通俗读物，为数不多的学术类的减肥研究则基本上都是在医学领域。从社会文化角度进行研究的尚不够多，而且基本上是局限在某个年龄段（主要是女大学生）或者某个地区。〔14〕

基于减肥这种实践的“身体”的理论意义、社会与大众传媒上对于减肥的热衷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界相关研究的缺乏，笔者提出了本节的研究问题。

笔者的研究问题

本节的研究目标是要使用实证的数据分析，来检验一下中国女性的减肥情况究竟如何。具体而言，本节主要以女性的“减肥意愿”为核心，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女性真的比男性更加肥胖吗？男女在减肥意愿上有何差别？

第二，女性真的都是因为肥胖才要去减肥吗？与减肥意愿有关的社会阶层因素都有哪些？

第三，（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减肥仅仅是一种保健养生行为吗？这种身体管理背后的社会与文化因素有哪些？

关于减肥意愿，笔者在三次调查中都是这样提问：“现在，您想减肥吗？”（1．很想减肥。2．有些想减肥。3．不想减肥。）笔者把前两个答案归结为“要减肥”。

3.4.2　减肥的性别差异：女性更瘦，却更希望减肥

从表3—15中可以清楚地看出：18到50岁的男性的体重指数都高于女性，超重者的比例也都高于女性；可是在任何一个年龄段的女性中，希望减肥的人却都比男性多，在最年轻的18到29岁组里甚至几乎是男性的两倍。

表3—15　男女肥胖度与减肥意愿的比较

注：所有p值均为0.000，但是50～61岁的男女不一样，不再列出。

3.4.3　减肥的年龄差异：窈窕少女，减肥更狂

此外，在14到17岁的少年中，女孩子的体重指数的均值比男孩子小（19.47对19.74），超重的少女也比少男少（5.8％对9.9％）；但是居然有62.7％的少女要减肥，而少男中却只有39.1％。也就是说，更瘦一点的少女的减肥意愿是更胖一点的少男的1.6倍。

在女性整体中，少女的减肥意愿也是最强烈的，比18到29岁的女性多19个百分点，比30到39岁的多34个百分点，比40到49岁的多57个百分点，是50到61岁女性的整整两倍。

尤其是，少女整体的平均体重指数刚刚到达正常的水平，其中还有34.8％的少女过瘦，连正常标准都还没有达到。可是就在这些“豆芽菜少女”中，居然还有2/5的人（39.8％）要减肥。

随着年龄的增长，肥胖女性的比例从5.9％增加到14.3％，再到23.8％，再到38.1％，也就是越老越胖。但是她们的减肥愿望却从52.8％降低到46.9％，再到39.9％，再到31.1％（统计表格从略）。两者成反比。也就是说，越年轻的女性越不胖，可是越想减掉那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肥”；而越老的女性越偏胖，却越不想减掉那实际存在的“肥”。

3.4.4　女性自我的丧失？

笔者并不否认那些真的身体超重的女性希望减肥的真实性，但是发现还存在着另外两种女性。一种是自己实际上属于正常体重或者偏瘦却要减肥，权且称之为“盲从减肥”。另一种女性是实际上已经超重却不希望减肥，即“抗拒减肥”。这两种情况在女性总人口中的分布见图3—9。

图3—9　女性中的盲从减肥与抗拒减肥的历史情况（p均为0.000）

从图3—9中可以看出，在减肥文化的强大压力下，抗拒减肥的女性逐年显著减少，在2010年的少女中更是凤毛麟角。可是盲从减肥的女性却呈现为总体上的增加趋势。在减肥文化的强大压力下，抗拒减肥的女性逐年依次显著减少，在2010年的少女中更是凤毛麟角。可是盲从减肥的女性却呈现为总体上的增加趋势。结果，在2010年中国14到61岁的女性中有36.3％其实是虽然不胖却为社会文化所迫而要减肥。

3.4.5　盲从减肥：社会的日常强制

作为社会学论文，笔者并不否认减肥的个体原因的丰富多彩与千变万化；只是试图分析一下，哪些社会阶层的女性更加容易盲从减肥，也就是社会对于女性身体的强制规定，在哪些阶层中被执行得更加彻底。

从表3—16中可以依次看出以下几点。

表3—16　成年女性盲从减肥与阶层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8354位女性；因变量：是否盲从减肥；控制变量：调查差异。

第一，越年轻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越大。与50到61岁的女性相比，18到29岁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是其大约4倍，30岁组的是其大约3倍，40岁组的是其大约两倍。其原因前文已经分析过。

第二，上学程度越高，越可能盲从减肥。与小学及以下上学程度的女性相比，一上初中，盲从减肥可能性就是其大约1.5倍，上高中是其大约2倍，上到大专及以上就是其2.5倍了。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学校教育基本上仍然处于男性中心论的笼罩之下，因此与发达社会相反，学历越高不仅没有带来女性主体自觉的提高，反而使得女性愈加顺从。同时，越是受教育多就越是准备进入上层社会，因此也就越是不得不遵从主流价值观与性别审美观。

第三，居住在越大城市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越大，比村镇女性高出大约30％到40％。

第四，与已经“有了男人”（同居、初婚、再婚）的女性相比，未婚女性在“嫁不出去”的社会压力下，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当然也就显著地高出30％。

第五，不工作或上学的女性均为年轻女性，时刻准备着争取“好前程”，因此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会比有工作的增加58.5％。

第六，收入最低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下降16％。这不仅仅是钱少的问题，还是由于低阶层女性早已“上升”无望，所以追求上层社会审美标准的积极性就会显著地降低。

接下来，关于社会交往的情况很有意思。凡是不出门、不喜欢社交、每周社交少于一次、不是流动人口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都较低。也就是说，她们既然没那么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也就不那么需要去顺从社会的规定。反之，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就成为盲从减肥可能性增加的动力之一。

第七，在健康状况的三个项目上可以看到：恰恰是那些健康情况不太好和不好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反而下降了大约31.5％；同时，女性有没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都没有影响她们的盲从减肥可能性。这就证明了：女性并不是因为保健的需要才去盲从减肥的。盲从减肥是文化病。

3.4.6　盲从减肥：社会的文化规训

从表3—17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这三大因素的影响相同的条件下，促使成年女性的盲从减肥可能性增加的最显著因素是：

表3—17　2010年成年女性盲从减肥与心态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3361位女性；因变量：是否盲从减肥；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调查差异。

第一，如果女性怕老，那么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到2倍。这是因为在社会的规定中，“人老珠黄”是女性全部价值的丧失，而青春靓丽又总是以身材苗条为标志，因此盲从减肥其实意味着挽留青春的努力。

第二，认为自己的女人味已经很足或比较足的女性，反而更加可能盲从减肥，其可能性是自认很没有女人味的女性的1.67倍。这基本上是因为“瘦身”是女人味的主要判定标准之一。

第三，如果女性的异性朋友超过3个，那么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40.7％，是异性朋友少于4个的女性的1.4倍。也就是说，异性朋友越多，我行我素的可能性越小，对自己身体形象的要求越高。这就是社会通过男性对女性的规训。

3.4.7　减肥：改变了身体，还是驯化了心灵？

减肥：体现着社会因素的个体身体

首先，在社会性别这个问题上，女性无疑比男性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盲从减肥的意愿。通俗地说就是：在当今的中国，男性往往不大在乎自己肥不肥；而女性却倾向于希望减掉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肥”。

其次，大部分女性并不是因为身体真的肥胖而想去减肥。医学上所标定的“超重”与女性主观上所认定的身体的胖与瘦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这非常可能是因为，减肥不是保健，也不是养生，而是为了符合主流与时尚而对身体进行的塑造与管理。

在控制了年龄的影响之后，能促使女性的减肥意愿显著增加的社会因素主要有〔15〕：上学程度高、收入等级高、居住在大城市、有工作、未婚、社会交往多、怕老、认为自己有女人味、异性朋友多。这就是社会控制的充分证明。

减肥意愿虽然不等于实际生活中的减肥实践，但是表达的是女性在主观层面上对于自己身体的看法，或者说对于自己身体的想象。因此可以说，上述的统计结果已经实证地说明：

第一，减肥是一个社会与文化现象，而不是单纯的生理与医学现象。女性的减肥意愿，虽然是以个体的身体为载体，但是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控制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的是一种“社会的身体”。

第二，减肥，较之于以健康为中心的“感受式身体”，体现的更多的是中国成年女性对于以身材为中心的“呈现式身体”的关注。

减肥：呈现式的身体表达及自我管理背后的社会标定

笔者在以往的经验式研究中曾经提出，现代都市年轻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三种身体：以身材为中心的“外在呈现式身体”、以健康为中心的“内在感受式身体”、以气质与气色为中心的“精神体现式身体”。如果以重要性来论的话，“呈现式身体”最为重要，“感受式身体”次之，“精神体现式身体”的分量最小。本节所验证的女性的情况，尤其是大都市年轻女性的盲从减肥，与笔者以往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减肥，作为一种呈现式的身体想象与实践，突出地再现了各种社会目光（以男性审美观为主）的在场。或者说，虽然笔者并不否认女性个体对于身体的自主表达，但是，减肥所体现出的社会规定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社会对于女性的身体设置了强制的规定，体重指数（苗条程度）就是社会所标定的“女性美”。如果女性不符合这个规定，轻则恋爱婚姻困难，重则连一个好工作都找不到。因此越是年轻的女性就越是不得不按照社会的要求（而不是自己的感受），拼命向这个规定靠拢。结果，“肥”也就在年轻女性的仇视之中被转化为女性的污名，减肥则成了社会规训女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反之，50到61岁的女性已经完成了社会强加给她的人生使命——相夫教子，也因此获得了某种家庭内的老资格，这样她们才可能更加不理睬社会对于年轻女性身体的管理，“胖着并幸福着”。

其次，所谓的“女人味”是社会规定的女性价值的第二判断标准。因此那些已经“达标”的女性为了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更不能因为“肥”而因小失大，所以才会更加倾向于盲从减肥。反之，那些已经认定自己的女人味不足的女性，更加可能“破罐子破摔”，也就更少地盲从减肥。在这种社会建构之中，男性文化和传媒时尚的作用时时处处可见。

现代中国女性的减肥热也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中国人的“身体观”。黄俊杰在评介若干作品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身体观研究的三个新视野：作为思维方法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呈现的身体以及作为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在21世纪中国女性的日常生活中，一种实体的、物质的身体日渐凸显。虽然微观意义上的权力的色彩依然可见，但是以思维方式、“气”、精神修养为中心的身体则有所隐退。这个特点至少在都市的年轻女性中开始呈现出来；而西方语境中的“身—心”讨论在这里更是渺然。这种身体转向的背后因素更为复杂，笔者虽然在以往的研究中有过分析，但是需要借助历史视角在更为多元的文化时空中作出进一步诠释。〔16〕

3.5　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

最近这些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与酷儿理论的发展，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及政治主张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主流，异性恋有时反而成为一个特别的物种。不管是参加国际性学大会或者是翻阅有关性研究的国际期刊与书籍，关于异性恋的论述已经少而又少。

实际上，当女性主义者把研究焦点全部定位于同性性行为之时，她们关于性的论述有一个明显目的，那就是改变那些具有异性恋的身份认同的人的观点，改变异性恋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结果，异性恋被描绘为一种完全等同于同性恋的社会化选择，其生理的与自然的属性不再被提及，几乎变成了一种完全被社会所建构的产物。

笔者不认同上述的理论趋势，因此专门写出本节，专门研究完全异性恋的女性的身体相关的问题。

3.5.1　不谈性，哪有什么生殖健康？

自从1994年“生殖健康”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之后，青少年与女性的生殖健康日益受到重视。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更加明确了女性的生殖健康的权利与女性赋权之间的关系。

但是直到目前，有关中国女性生殖健康的学术讨论仍主要集中在人口学与公共卫生领域。关注的人群集中在未婚女性、育龄妇女、流动人口女性。关注的重点集中在避孕、孕产、流产、妇科病、性病、安全的性行为（主要是安全套使用情况）等方面。关注的出发点主要是计划生育、健康、女性赋权。从方法学上看，绝大多数的调查是集中在某个人群、某个地区的非随机抽样调查。换言之，且不论调查的质量如何，大多数此类定量调查都缺乏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

本节要描述的是中国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问题，具体为女性初潮、（害怕）怀孕、人工流产、（害怕）妇科病，并进一步分析这些重要的生殖健康问题与社会阶层、性之间的相关关系。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节的独特性体现在：

其一，在方法上，本节基于全国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而且调查在问卷设计、数据质量的把控上非常严格。

其二，本节不仅仅描述某个时间点上的情况，而且从纵向上比较了2000年、2006年和2010年三次调查的结果，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10年的时间段里的变化。此外2010年的数据还涵盖了14到17岁少女的情况。

其三，在内容上，除了考察这几个重要的生殖健康问题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之外，还把与性相关的重要问题纳入到相关分析的模型中来，考察生殖健康与性之间的关系。

其四，在理论视角与框架上，笔者关注的不仅仅是社会性别框架下的不同阶层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也不局限在健康与医学的领域，而是在“身体社会学”的框架中与“社会性别”的视角下来理解女性的生殖的身体与性的身体。这种身体不仅仅体现着女性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群体的阶层差异，也刻画着时代的变化。

本节不仅关注女性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一些事实性的身体事件（月经初潮年龄、流产情况、妇科病的情况），还关注女性对于重要的身体事件的体会与感受（对于怀孕的顾虑、对于妇科病的顾虑）。其中的理论假设是：基于关注女性的身体感受的理论关怀，在主体建构的视角看来，较之疾病本身，害怕疾病可能会给女性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大的影响。

笔者三次调查中的女性样本大小分别是1916人、2682人和3769人，总计8367人。在统计分析的时候都进行了复杂样本的加权。

3.5.2　月经初潮与绝经：时代的产物

女性月经初潮的年龄在提前。按照进入青春期的时间来划分，则可以清晰地看出：1990年以后进入青春期的女性是平均13.5岁，新中国成立前就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女性则是16.3岁。在短短40年间，初潮年龄提早了近3岁。

此外，女性的更年期也提前了。虽然在45岁（不含）以上的女性中，已经绝经的比例在三次调查中都保持在68％，但是绝经女性的平均年龄却从2000年的55.74岁降低到2006年的52.88岁，再提前到2010年的51.06岁（p＝0.000）。

表3—18说明了两种情况。

表3—18　是否绝经与性生活状况

首先，绝经女性的性生活频率显著地低于没有绝经的人，而身心不满意的比例却高于后者。这说明，“绝经之后就不应该有性生活”的传统观念一直在发挥着作用。

其次，虽然如此，但是已经绝经的女性的性生活频率的绝对值，却从2000年到2006年再到2010年依次增加。对于性生活的不满意的比例也在依次减少。这表明，越来越多的绝经女性开始拒绝传统观念，保持性生活，而且越来越多地从中获得满意的感受。

3.5.3　怕怀孕：人工流产的恶果

笔者的提问是：“有些女人，因为害怕自己怀孕，不大愿意过性生活。您自己在最近的12个月里，是不是曾经有过这种情况呢？”（2000年未调查此题。）

统计结果是：在调查之前的一年之内，经常因为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的女性，从2006年的2.9％上升到2010年的8.8％；偶尔有这种情况的，从11.3％上升到14.9％。两者相加，从2006年的14.2％上升到2010年的23.7％（p均小于0.050）。可见，在讨论女性之性的时候，必须充分重视怀孕与避孕的问题。

女性之所以会因为害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人工流产带来的心理阴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把2006与2010两年的数据相加，上次人流的时间越近，害怕怀孕的比例也就越高。如果上次人流发生在一年之内，则因为害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的女性比例超过一半（52.3％）。人流发生在两年之内的，比例为45.2％。人流发生在两年到10年之间的，比例下降为25％左右。人流超过10年以上的，则更是降低到10.3％。

表3—19进一步细化了不同情况下女性因为害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的比例，并且分析了与害怕怀孕显著有关的诸多的社会、身体与性方面的因素。这里就不再进行文字赘述。

表3—19　害怕怀孕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2006年和2010年，6390位女性；单位＝280；因变量：是否害怕怀孕；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3.5.4　人工流产：人工制造的健康问题

人工流产的历史比较

在2000年的时候，有过人流的只占全体女性的35.5％，到2006年增加到47.4％，到2010年仍然保持在46.0％（p＝0.000）。也就是说，中国女性中将近一半的人经历过人流，其比例在10年间增加了10多个百分点。

发生在最近两年之内的人流比例，在三个时间点上都占到女性总人口的10％左右。

与人流相关的影响因素

下面的表3—20更加细致地列出了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人流发生率，以及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作用之后，那些显著相关的因素。

表3—20　人工流产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2006年与2010年，5496位女性；单位＝278；因变量：是否有过人流；对照：没有过；控制变量：年龄、是否流动人口、职业等级、调查差异。

在诸多的社会阶层因素当中，与城市女性相比，农村女性的人流可能性显著地更小，是前者的57％。收入等级最高的女性，人流的发生率是58.6％，其可能性是较低收入女性的1.59倍。随着上学年数的增长，女性的人流可能性也增加24％。

与无子女的女性相比，已经有子女的女性人流的发生可能性都增加50％以上。这显然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物。

在情感方面，深爱对方的女性，人流的发生率为51.8％，发生可能性则增加51％。

在性方面，首次性行为年龄、多伴侣的情况与人流发生的可能性显著相关。自己一生中有过多伴侣性行为的女性中55％有过人流，其发生的可能性是没有过多性伴女性的1.4倍多。在认为丈夫有过外遇的妻子中，61.1％有过人流，发生可能性则是认为对方没有外遇的女性的1.7倍多。

女性的健康则与人流的发生可能性呈现为反向相关，即：总体上认为自己越健康的女性，人流的可能性越小；反之，越是认为自己不太健康的女性，人流的可能性越大。

3.5.5　妇科病：恐惧之害大于实际发生

妇科病的发生率与顾虑

2000年与2006年，笔者在问卷中没有设计妇科病相关的题目。但是在之后的定性研究中，笔者意识到女性在妇科方面的情况可能会影响到她们的性状况，因此在2010年修改问卷的时候，增加了有关妇科病的得病情况与是否担心自己得妇科病的题目。

但是，笔者的调查只可能收集到女性对于妇科病的自我认识与报告，并没有医学检测。考虑到中国女性的妇科病意识与身体检查并不是很普及，本节实际上考察的不是这些女性实际的妇科病状况，而是女性自我感知的状况，即自我认识到的妇科病得病情况与顾虑。

总体而言，9％的女性自报自己在过去12个月里有过妇科病。从年龄来看，30到39岁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得妇科病的比例是最高的，为11.8％。

此外，有接近一半的女性（42.4％）担心自己会得妇科病。其中，很担心的女性占总体的8.7％，在40到49岁之间的女性中最高（11.6％）。有些担心的女性比例占总体的33.7％，在30到39岁年龄段中最高（42.4％），其次是18到29岁的女性（40.0％）。

妇科病发生率的相关因素分析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笔者在表3—21中分析了上年妇科病的发生率以及与其显著相关的若干因素。

表3—21　妇科病上年发生率及其Logistic回归分析

注：2742位女性；单位＝99；因变量：上年是否有妇科病；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是否流动人口、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

从表3—21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情况。

第一，任何一种社会阶层因素，对于女性在上年患上妇科病的可能性都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因此在表格中省略掉了。这说明妇科病是女性中的普遍现象。

第二，如果有过性病，妇科病的可能性会增加4.6倍；有过人流则可能性增加70％。所以这些都应该属于女性的生殖健康范畴。

第三，在双方关系中，亲昵、爱情与观念开放都增加了妇科病的可能性。这可能是因为：越是关系好的男女，各种禁忌就越少，结果增加了感染的可能性。

第四，性生活越多、对方越是有性高潮，女性的妇科病可能性也增加了。这可能是出于与第三种情况相同的原因。

第五，女性的性障碍每增加1分，妇科病的可能性就增加1倍，但是集中于少数情况（障碍的种类数减少）。

当然，统计结果都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上述的某些情况反过来解释也是可以成立的。

得妇科病的顾虑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在笔者的调查中，除了自报得过妇科病的女性之外，还有占总体42.4％的女性，虽然没有得过，但是担心自己会得妇科病。

表3—22列出了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与妇科病顾虑（包括得过妇科病与担心自己得妇科病）显著相关的那些因素。

表3—22　妇科病顾虑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2010年，3191位女性；单位＝97；因变量：上年是否担心妇科病；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

居住在直辖市或者省会城市的女性，得妇科病方面的顾虑相对要小一些。这显然来源于大城市更好的女性卫生状况。

身心健康与妇科病顾虑呈现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自认为比较“怕老”增加了产生顾虑的可能性，应该是由于这样的女性认为患上妇科病就必然会变老。反之，“喝酒”与总体上认为自己“健康状态不好”却减少了产生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这可能是因为喝酒的女性与那些健康已经不太好的女性，反而不那么在乎妇科病。

在性方面有5个因素与产生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存在显著的相关。其中的“在婚或同居”、“勉强过性生活”与“童年遭遇过性接触”这3个因素，很可能是因为被认为会增加感染的机会，所以才会增加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但是女性认为“性生活次数够了”这个因素，却很可能正是因为女性存在妇科病的顾虑，才这样认为的。

此外，“男方性技巧种类少”却会减少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可能是因为遇到这种情况的女性认为，性技巧少一些更加不容易患上妇科病。

3.5.6　性与生殖、身体与自我的双重相互建构

身体是自己的，女性的怀孕、分娩与哺育都发生在这个身体上，而这一切又都是运用自己身体所进行的性交所带来的。这就迫使女性不得不思考第一个问题：性与生殖，孰轻孰重？

在传统的中国，这个问题被“女性的生育工具化”给彻底湮灭了。女人被规定为“为了生孩子，才过性生活”。时至今日，一部分女性以“为了性生活，可以没孩子”来反击传统；但是大多数女性则是采用“时间差策略”来应对，就是“该性则性，该生则生”。可惜，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可以如此得心应手，因此才产生出本节所述的种种不良情况，尤其是“因为怕怀孕而逃避性生活”的比例，“曾经做过人工流产”的比例，在中国女性中居然如此之高，令人扼腕不已。

按照社会生物学的本质主义的解释，这是身为哺乳动物的女性的必要的代价与不变的宿命。可是人类的历史实践早已证明了这种理论的荒谬：层出不穷的、日新月异的、方便实惠的各种避孕手段，其实就是女性自主建构出来的社会事实，而这一事实将会继续建构出全新的女性。

尤其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雷厉风行”了30多年，已经超出了当年所承诺的期限。如果没有这样的国策，中国女性中的人流比例怎么会这么高？怎么会有这么多女性对怀孕充满恐惧？离开它，任何对于女性生殖健康的议论（例如把婚前性行为或首次性行为的年龄与人工流产做直接的因果关系解释），要么是“脑残”，要么就是居心叵测。

正因如此，中国女性如何解读与处理自己的性与生殖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自我的建构，而且必然是最直接的社会建构。

时下的中国女性不得不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身体与自我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女为男用”的规训抹煞了对此的一切思考。除了生儿育女之外，女性的身体只不过是男性的性玩具。时至今日，一部分女性已经敢于实践“身体写作”与“身体表达”甚至“身体政治”。但是绝大多数中国女性却是“方离虎口，又入狼穴”，被以“盲从减肥”为代表的时尚所吞没。

美国女权主义的启蒙教材就是1974年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Our Body，Ourselves）。它强调的就是：女性需要建构自己所需要的身体，而不是跟着男性或者医学亦步亦趋。

本节所呈现的统计数字也揭示出：其一，担心自己得妇科病的女性超过40％，远远高于报告自己得过妇科病的比例；其二，自报得过妇科病的比例，远远低于检测出来的妇科病的实际患病率，也就是很多女性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得病了。

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目前为止的中国临床医学中，还没有意识到“妇科病”的定义其实也来自女性日常生活中的身体体验与感受，来自女性自己对于“妇科病”的认识与理解；更没有将之纳入医学知识之内。或者反过来说，中国女性仍然缺乏“我的身体我做主”的自觉，因此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无法把女性的自我加入到医学之中。

“性与生殖，孰轻孰重”与“身体与自我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问题融汇起来，就成为第三个更整体化的问题：在自己看来，女性究竟是什么？

这就是女性的双重相互建构，既包括建构自我，也包括建构社会；既包括建构出新的性与生殖，也包括建构出新的身体。

笔者不才，不仅无法给出结论，也无法做出预测，只能是作为一个问题，呈现给明天。

说到底，不仅女性，男性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切跨性别的、非主流的、被社会标定为异类的人们，一切“反常性行为”的实践者们，早早晚晚都必须解答这个问题，才可能活出自己的一片天，才可能有未来。

3.6　讨论：注意“身体”，“性的身体”！

作为性社会学家，笔者既反对“生物因素决定论”，也反对“生物因素取消论”，因此才在性研究中提倡注意“身体”。不仅应该注意“社会化的身体”，也必须注意“物质的身体”（material body）；不仅关注“健康的身体”，更要研究“性的身体”（sexual body）。

3.6.1　社会科学界的“身体转向”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提出了“身体转向”的问题，即提倡社会科学要关注通常被归为生物医学领域的“身体”及其问题。

在国际上，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于“身体”的关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仅集中于“身体”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性、文化性与政治性的各种特点，而对于“身体”的生理特性与物质特性通常不屑一顾。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逾越的身体”的思想，提倡不要继续使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解读“身体”的生理性与社会性以及物质性与文化性。研究者应该在不丧失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敏感性的前提下，去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物质的“身体”。〔17〕在这种思潮下，脑死亡、器官移植、养生、妇科等“身体问题”开始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

3.6.2　性，作为一种“身体技术”

性、社会性别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但是不能画等号。“身体”可以被理解为性行为与性实践的物质基础，性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身体技术”。〔18〕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等问题也在“身体表达与表演”的框架下被研究者大加讨论。但是，从研究的圈子与讨论的议题来看，性与社会性别的研究，尤其是关注LGBTQ（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与“酷儿”）方面的社会性别内涵的研究，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与独立性。

与“身体研究”的脉络相似，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思潮的影响，性与社会性别也历经了从生物决定论（性的唯科学主义思潮），到关注性的社会文化特征（性的社会文化模式），再到关注性的社会建构、性与性别的政治。〔19〕

最近几年以来有学者开始反思：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们似乎只谈性认同、身份政治、性政治，而对于性关系、性行为与性生理反而都不谈了。〔20〕似乎一谈性生理，就会被贴上生理决定论的标签；一谈性行为，就会被扣上客观主义的帽子。〔21〕这难道就是我们这些反对话语霸权的社会建构主义者们想达到的理想状态？

当然不是的。

我们需要把性行为以及性赖以存在的物质的“身体”重新纳入社会科学的视野。尽管不同学者的关注点肯定会有所不同，但是性关系、性行为、性心理，甚至性实验这些被归为“传统”范畴的性研究不应该被遗弃，更不应该主动出让给医学与生物学界。反之，只有在这一类“唯科学主义的根基”中分析出社会文化的作用，发现当事人这个主体的建构机制与过程，我们所主张的社会建构论才能够获得“合法性”，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

作为社会学家，我们所要挑战的只是在性这个问题上的唯生物决定论与本质主义倾向。我们所要建设的是更加多元的分析视角。我们所要拓宽的是性行为的多元化，而不仅仅是阴茎插入论；是性欲望的多元表达，而不仅仅是受到正统的性别或婚姻等各种制度束缚的结果。

本书最后所论述的“全性”的研究框架，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产生的。

3.6.3　寻找“性的身体”

“身体”有很多面向。它可以是无性的，也可以是性感的。就像“谈性”，有人是否定地谈（sex-negative），有人则是肯定地谈（sex-affirmative）。

作为提倡正面的、积极的sexuality理念的性社会学研究者，笔者致力于挖掘主体的“性的身体”。这种“性的身体”，在某些意识形态与性制度的管控之下，经常处于被掩盖、被忽略，甚至被否定的境地。

以女性之性为例。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就分析过，相当一部分被社会标定为时尚前卫的城市白领女性，在谈及自己的身体想象时，首先会从身材（美感）、健康、气质的角度来关注“身体”，只有少数人会主动谈及自己的性感的“身体”、风骚的“身体”、有性吸引力的“身体”。〔22〕这是因为，在长时期的压制女性之性的主流文化的影响下，女性被规训为不应该主动表达自己的性，甚至不应该主动展现自己的“身体”。这种思想根深蒂固。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西方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响亮地提出“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口号。现在，我们可以谈论身体了；只不过我们可以安全地谈论“美的身体”或者“健康的身体”，却不能公然讨论“性的身体”。如果女性公开展现自己的性感（例如车模们与裸模们）、公然表述自己多元的性关系（例如木子美们）、开诚布公地谈论性感受与性技巧（例如诸多的女网民们）、堂而皇之地出卖自己的性（例如“小姐”们），都仍然被标定为“有伤风化”。

研究者们的境遇如出一辙。揭露女性“被压迫的身体”，比如性暴力、性骚扰，就是“很有意义的”；可是研究性技巧、性行为的学者们则被认为“下三滥”。性病、艾滋病等议题“很重要”，但是性快乐的话题则被称为“拖文明的后腿”。

总之，“性的身体”不仅不上台面，而且饱受鞭挞。

“性感的女性身体”，直接威胁到良家妇女们的家庭安全感。因此，那种无惧于表达自己的“性的身体”的豪爽女人们为社会所不容。〔23〕即便是声称为女性争取平等地位、提倡女性自主的大多数女性主义者们，在面对豪爽女人们的时候，也开始反目相向。也正是因为在性问题上的分歧，女性主义阵营出现了分裂。激进派女性主义与良家妇女（良妇）的女性主义在“小姐”、女同性恋、色情等问题上针锋相对，水火不容。〔24〕

根据笔者的观察，近几年，中国的（异性恋）女性主义者们慢慢开始关注女同性恋的议题了，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宽容与理解。可是，她们在“小姐”这个问题上，依然是“顽固不化”，在色情问题、传统婚恋制度的问题上则更是退避三舍。换句话说，异性恋女性的主流文化最不能容忍的，其实并不是“异类”（比如西方文化），而是“异端”，即同类人群中的那些违规者（比如“小三”）。因为“异端”直接刺激了她们顽固而脆弱的神经，直接威胁到她们的情感安全，甚至直接危及她们的身份地位乃至生存价值。

实际上，在性这个问题上最能解放自己的、最能获得快乐的、最有空间表达自己的“性的身体”的，恰恰是那些五彩缤纷的豪爽女人们，恰恰是被主流文化加以边缘化的那些性的少数人群（比如LGBTQ、性工作者等）。反之，受束缚最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可怜的，恰恰是主流性文化的遵循者，而其拥护者则受害尤甚。这种“为规矩而生而死”的“良妇”们，有很大概率会忘却自己的身体感受，甚至根本就是从来没有过任何体验；因此也就有很大概率被标定为“性冷淡”。

因此，笔者从来也不担心那些性的少数人群的性快乐，因为她／他们身体力行，自得其乐，“敢为人师”。笔者恰恰替那些因为各种制度的原因而有意无意地掩盖甚至压抑了自己“性的身体”的主流人群担忧。也正因如此，笔者在深刻感受性政治与性压制的同时，致力于寻找个体作为主体的“性的身体”。尤其是在那些被主流制度所规训的大多数女性之中。

笔者深知，这种寻找极具挑战性与革命性，但是，生若如是，何憾之有？

注释

〔1〕笔者以“性风采”分别为标题、关键词、摘要、参考文献，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79—2011）中均未检索到任何文献。

〔2〕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平方和载入。男性累积百分比＝58.333，成分：魅力程度＝0.816，性感程度＝0.812，男人味＝0.652。女性累积百分比＝62.697，成分：魅力程度＝0.792，性感程度＝0.835，女人味＝0.746。

〔3〕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亲密消费”、“消费＋亲密”、“跳舞＋消费”、“异性按摩”、“三陪”为标题、关键词、摘要、参考文献，均未检索到任何文献，或者仅为通俗读物，与本研究无关。

〔4〕例如：1988年1月19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吉林省营业性舞厅管理暂行办法》、1993年4月28日公安部《关于如何对待异性按摩、博彩等问题的批复》、1994年6月6日公安部《关于坚决查处娱乐场所“三陪”活动的通知》、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第122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等等。

〔5〕这就是笔者所说的“性的社会寿命”。

〔6〕 “打飞机”专指“小姐”为“男客”做手淫。各种为女性手淫的服务，往往使用“女性私密”的字眼，目前没有统一称呼。

〔7〕参加公安部：《关于对以营利为目的的手淫、口淫等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1995年8月10日，公复字〔1995〕6号。

〔8〕 Quetelet指数法，亦称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简称BMI。通过计算人体身高与体重之间的比值大小来判断是否发生肥胖。

〔9〕 8005位男性；单位＝281；R² ＝0.122。8345位女性；单位＝284；R² ＝0.160。控制变量：调查差异、健康状况、不喝酒、不抽烟、糖尿病、高血压、自慰、首次遗精或月经的年龄。

〔10〕 2010年，单位＝97；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喝酒、抽烟、糖尿病、高血压、职业与收入等级。2596位男性，R² ＝0.151；2993位女性，R² ＝0.214。

〔11〕 5498位男性；单位＝280；R² ＝0.256；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是否流动人口、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健康状况、不喝酒、不抽烟、有糖尿病、高血压、调查差异。

〔12〕 6249位女性；单位＝282；R² ＝0.254；控制变量同注〔11〕。

〔1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74329位男人；R² ＝0.126；6935女人；R² ＝0.143；单位＝280；因变量：肥胖度；自变量：6种非主流性行为；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是否流动人口、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健康状况、不喝酒、不抽烟、糖尿病、高血压、调查差异。

〔14〕笔者以“减肥”为主题词，以2000—2011年为时间跨度，在“中文全文期刊网”上搜索到1万多篇文章，绝大多数是出自以女性为对象、以保持健康与体形为目标的大众读物。在“博士或者硕士论文库”中搜索到近600篇论文，基本上都是医学类论文，也有不少文献关注儿童的肥胖对健康的影响，没有找到以减肥为主题的社会科学类学术论文。

〔15〕 Logistic回归分析，三次调查的8366位女性。因变量：是否想减肥；控制变量：年龄、调查差异。

〔16〕参见黄盈盈：《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7〕 See Margaret Lock & Judith Farquhar, Beyond the Body Proper: Reading the Anthropology of Material Life; Duke Univ Press,2007.

〔18〕参见莫斯等人著，蒙养山人译：《论技术、技艺与文明》，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19〕 See Vance, C.S. "Anthropology Rediscovers Sexuality: A Theoretical Comment," in Richard Parker and Peter Aggleton, Culture, Society and Sexuality: A Reader. London: UCL press, 1991.

〔20〕著名的性人类学家Richard Parker在2007年秘鲁的“性、文化与社会”国际会议上，着重提到了这一点。

〔21〕在当下中国，并不是没有性行为的研究；相反，在艾滋病与性病的框架下，这类研究非常多。但是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在社会建构思潮指引下的研究者中，似乎正在向这样的道路游走。

〔22〕参见黄盈盈：《身体、性、性感：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3〕参见何春蕤：《豪爽女人：女性主义与性解放》，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4。

〔24〕参见李银河：《女性主义》，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

第4章　社会化的性

4.1　性的社会寿命

性伴随着人的一生，但是性的开始与结束却不完全是生理因素决定的，而是与人们所处的不同时代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笔者称之为性的“社会寿命”。

4.1.1　性成熟与社会进步相映生辉

中国人都知道，下一代人的性发育在日益提前，但是缺乏详尽的数据。因此笔者把三次成年人调查（不含少年）的结果合并在一起来看，而且只统计那些有过该现象的人，那么情况就会更加清楚。以下的“六代”的划分是按照进入青春期时（14岁）所处的年代，而不是出生的年代。纳入统计的都是已经有过该情况的人。

下面的图4—1说的是男性的情况。首次遗精的年龄、首次自慰的年龄、首次性交的年龄都提前了（p均为0.000），可是初次结婚的年龄却没有显著的变化（p＝0.958）。

图4—1　六代男性的性发育

女性的性发育情况大体相同（如图4—2）：月经初潮的平均年龄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降低了将近3岁，首次自慰年龄提前了大约3岁，首次性交年龄提前5岁还多一点（p均为0.000）。可是初次结婚的年龄却没有显著变化，一直保持在22岁左右（p＝0.083），比法定结婚年龄还晚两岁左右。

图4—2　六代女性的性发育

4.1.2　性待业期在缩短：新一代的选择

进入青春期之后，男女就有开始性生活的生理条件了，但是法定结婚年龄却总是社会制度强行规定的。

笔者把从首次遗精（月经初潮）到首次性交之间的年月称为“性的待业期”。那些到调查的时候还没有过性交的人，则把他们的年龄减去青春期开始的岁数，表示他们的性待业时期还没有结束。这个指标主要是用来表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中，对于青少年的性行为加以禁忌的强度。结果笔者发现以下两个重要情况（见图4—3）。

图4—3　性待业期：六代人的变迁

首先，在前四代人里，男性性待业的年数一直是6到7年，女性基本是7年多一些；可是在1980年之后进入青春期的这一代里，男性剧降为4.76年，女性6.7年；到了1990年之后才进入青春期的这一代人里，男性和女性的“性待业”时间都降低到只有约2.9岁（p均为0.000）。这表明，中国社会在最近的大约20年间，对于年轻人的性禁忌已经形同虚设了。

其次，除了第一代人和第四代人之外，女性的性待业时间都比男性更长一些。也就是说，男性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就比较快地开始性生活，而女性则普遍要晚1年左右。尽管女性进入青春期要比男性早一些，但是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下，她们第一次发生性交反而比男性晚一些。不过到了最年轻的这一代，男女之间的差别几乎消失了。这表明少女中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不考虑代际差异，仅仅考察21世纪以来的总人口的情况，那么在2000年的调查中，男性的性待业的平均时间是6.63年，到2006年是6.72年，到2010年则降低为5.82年。也就是前期基本持平，后期出现较大的下降。女性的情况则不同，从2000年的6.75年上升到2006年的7.59年，然后到2010年仍然保持在7.46岁，基本没有降低。

总而言之，性待业期的日益缩短，既是中国社会越来越人性化的产物，也是其象征。任何逆其趋势而动的人、事或言论，都只能以缺乏人性理念来解释。

4.1.3　首次性交：主要是实体结婚

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详细询问了所有已经有过性交的人（3127位男性和3476位女性）的第一次的情况（见表4—1）。

表4—1　首次性交的具体情况（p均小于0.010）

表4—1反映出以下几大特征。

其一，中国人的首次性交开始得相当晚，男性平均为22.50岁，女性则更晚至22.75岁。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非当今中国莫属。至于这是光荣还是耻辱，请读者自辨。

其二，男性的63.5％和女性的88.9％其实是在中国的法定婚龄（男22岁，女20岁）过后，才发生了第一次性行为。哪怕其中有些人当时还没有结婚，但是如此之晚的性行为，人们不但不应该进行道德谴责，反而应该深表同情。

其三，在首次性交的当时，男性的约2/3和女性的约4/5其实已经确定要结婚了。随后，男性的近3/4与女性的近9/10果然结婚了。反之，后来中断性关系的，在男性中不足1/5，在女性中则只有区区6.5％。因此，中国人的所谓婚前性行为其实主要是“先上床，后登记”的“实体结婚”而已。

其四，即使在那些到现在也没有结婚的男女中，婚前性行为的持续时间也是相对均匀地分布的。只不过在这样的男性中，一次的性比较多；而在同类的女性中，持续时间最长与最短的更多。

4.1.4　性生活的递减：“老”的社会定轨

在生命历程中，任何人都会从首次性交逐渐走向性生活停止，这就是人的性寿命。这不仅仅是生理因素决定的，也受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笔者把每月少于一次性生活称为“衰减”，把上年中没有性生活叫做“剧减”，再把三次调查的数据合并在一起，分男女来考察21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变化。

图4—4中的数字是性生活频率的11个等级：0＝上年没有，1＝上年一次，2＝半年一次，3＝3个月左右一次，4＝每月一次，5＝每月两次，6＝每月三次，7＝每周一次，8＝每周两三次，9＝每周四五次，10＝大约每天一次或更多。

图4—4　男性的性生活频率（有性生活者的均值，p＝0.000）

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男性在2000年的时候平均在48.6岁出现性生活频率衰减，在平均55.8岁左右开始剧减。从那以后，出现了有趣的情况：男性出现衰减的平均年龄从2006年到2010年依次上升到50.4岁，大约推迟两岁；可是剧减的年龄却依次降低到2010年的平均52.4岁，提前3岁还多一点（大致趋势见图4—5）。

图4—5　男性“性退休”的平均年龄（p均为0.000）

具体情况如下表：

这说明，中国男性的性活跃期（每月至少一次）在21世纪中延长了，但是从衰减到剧减之间的缓冲期却缩短了。到2010年，中国男性的性生活频率在减少到每月不足一次之后，再平均过两年，就会降低到一年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了。

女性的情况大体相同。在2000年的时候，女性的衰减年龄出现于平均45.1岁，到2010年推迟到47.7岁，可是剧减的平均年龄却从52岁提前到50.2岁（大致趋势见图4—6）。

图4—6　女性衰减与锐减的平均年龄（p均为0.000）

具体情况如下表：

总的来看，无论在21世纪的哪一次调查中，无论是衰减还是剧减，女性都比男性提前大约2到3岁。通俗地说，50岁以上之所以会出现“无性婚姻”，女性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

以上情况很难仅仅用生理学来解释。如果说青春期的提前与人们获得的营养越来越多有关，而性衰减则与中老年的各种“富贵病”（主要是高血压与糖尿病）增多有关，那么为什么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从性衰减到性剧减之间的缓冲期都急剧地缩短了呢？或者说，为什么性一旦出现衰减，就越来越快地趋于消失呢？为什么不能再多坚持几年呢？形象地说，这有些类似“崩溃”，映射出50岁以上男女中的一幅深色调画卷。

这大概不得不主要地归结为：中年晚期的男女，都不得不承受着或积累起更多的社会疲劳与生活焦虑，而且随着竞争社会的急速发展，这种情况很可能还会愈演愈烈。

4.1.5　性生活的活跃期：性的社会合格

如果把性衰减的平均年龄减去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就可以得到性生活的活跃期的年数。中国男性在2000年的时候平均的性活跃期是25.3年，到2010年增加到28年；女性则从2000年的23年增加到2010年的25.2年。

可是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72岁左右，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一生中，只有不足40％的时间处于性活跃期之内。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努力提高我们的性生活质量，充分地享受“天赐之性福”。

但是请读者注意，以上说的都是所有中国人的平均数，是为了让大家对中国人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绝对不是说每个人都必然如此，更不是达到某个年龄就全都是这样。人类的个体差异极大，任何个人出现任何一种更加良好的状况都不足为奇，更不能认为是“反常”，反而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榜样。

细心的读者已经可以发现：在图4—1和4—2中，六代人的首次遗精和月经初潮的年龄都是逐代递减，越来越早；可是1950年后的男性的首次自慰、首次性交和初婚年龄却都是六代人中最晚的，1960年后的女性也如出一辙。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赶上了“文革”（1966年到1976年）。那个时代把少男少女的“裤裆之事”都给“革命”了，真是“史无前例”。这就是“性的社会寿命”的最好证明。如果不是中国人，恐怕还发现不了这一事实呢。

在国际上，尤其是预防艾滋病领域中，有一种“性的活跃期”的说法，一般规定为15到49岁。这就是最典型的社会规定。首先，它是按照生理年龄来划分的，忽视了sexuality意义上的所有内容。其次，它也忽视了不同的社会性别之间的差异。这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性研究与性的社会工作毕竟需要一个统一的年龄标准。可是这种规定也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对于多元的性别与多元的性行为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压抑。

中国古代也有这种社会规定。《白虎通德论》主张“六十闭房”，就是自觉地终止性生活。随后可以“七十复开”，但是不是为了性，而是为了让女方给自己“暖被窝”。

其实，即使仅仅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看，性也是不分年龄的。无论男女，性的标志和判定标准都是勃起。胎儿在大约三个月大的时候，在男女外生殖器尚未出现分化的时候，性的“肉隆起”就已经可以出现勃起了。直到生命最后的“回光返照”之时，人也会出现勃起。因此，性并不是年轻力壮者的特权，而是伴随生命的始终。唯一的问题仅仅是：社会为什么总是给人划出五花八门的“性的年龄线”？为什么总是把“唯生殖目的论”的性行为定于一尊？

随着全球老龄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老年男女的性需求也被提上日程。但是笔者认为，这既不是“应关怀”之事，也不是“可鼓励”之事，而是如何打破“唯阴茎插入论”的问题。换言之，人类需要重新认识“性的社会寿命”的实质，反思“性行为”的内涵与外延。现在的老人们生逢其时，也许可以带个头吧？

4.2　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性

性，也应该从社会阶层的视角来考察。〔1〕结果笔者发现，不同阶层的人，在性方面的差异实在是天壤之别，似乎他们并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之中。

以下所呈现的都是出现了显著差异的情况，就不再一一标明。

4.2.1　性发育越早，日后的社会阶层越高

人们通常认为，性发育的早晚主要是由生物因素或者营养问题造成的，而且性发育也仅仅影响到一个人以后在性方面的表现，与整个人生事业无关。可是笔者却发现了相反的情况：把三次调查的数据合并起来，性发育的早晚与日后的社会成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首先来看男性的情况（见表4-2）。

表4—2　阶层与男性的性发育平均年龄

表4—2说明：高阶层男性的三种性发育的平均年龄都早于中间阶层，更早于低阶层。由于性发育时间早于被调查时该人的社会阶层所属确立的时间，因此这种相关关系其实就是因果关系：三种性发育都最早的人，日后成为高阶层男性的可能性更大。这很可能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对于成功男性的种种要求，都只能在青春期之后才能开始培养，因此性发育早一些的男性，等于多争取到一些学习与锻炼的时间。

再来看女性的情况（见表4-3）。

表4—3　女性的阶层与性发育

表4—3说明，女性与男性有很大不同。高阶层女性的月经初潮年龄比低阶层早1岁，与男性性发育和社会阶层的情况相似；可是自慰和性生活却与男人恰恰相反，晚1岁左右。

这个情况非常有意思。它说明：女性的月经初潮早，就像男性一样，可能给她们争取到更长的学习与锻炼的时间。可是学习和锻炼什么呢？在中国目前的性别文化与教育制度中，其实就是接受“端庄淑女”的种种规训，因此她们更晚一些才能开始自慰与性生活。这当然符合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因此她们日后成为高阶层女性的可能性，大于那些月经初潮晚而且较早开始自慰和性生活的女性。

4.2.2　什么样的男性娶了什么样的女性？

高中低三个不同阶层的男性，目前处于在婚或同居状况的比例没什么差别，都在78％左右。可是他们跟什么样的女性生活在一起，却是大相径庭。

婚姻流动

在低阶层男性中，只有4.9％娶了外地女性；在中间阶层中是15.3％；而在高阶层中则是16.8％。可是，在外地女性中包括了农村女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低阶层而且娶了流入女性的男性中，有89.8％的人娶的其实是农村女性；可是在中间阶层和高阶层中却只有64.7％和69.0％。二者相差2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高阶层的男性更多地娶走了流入女性中的“精英”（不是农村女性），而低阶层男性却主要是娶了“普通”的农村女性。

上学程度的差异

在三个阶层的男性中，妻子的上学程度与丈夫一样的都是37％左右；男方高于女方的都在40％左右。这不奇怪，可是男性自己的上学程度低于女方的，在低阶层男性中只有9.6％，在中阶层与高阶层男性中则是13.3％。也就是说，中高阶层的男性更加可能娶到比自己上学程度还高的女性。

收入差异

收入高于女方的男性，在低阶层中只有21.1％，可是在中阶层男性中却是37.7％，在高阶层中则是48.3％。换言之，高阶层男性更多地娶了收入比自己低的女性，可是低阶层男性却做不到这一点。

胖瘦

最有意思的是，笔者在2000年和2006年的调查中发现，就连女方的胖瘦程度也与男方的社会地位高低有关。在高阶层男性的妻子（含同居伴侣）中，身材正常或者偏瘦的占到91.2％，几乎是个个苗条。可是在中间阶层与低阶层男性的伴侣中，这一比例却只有84％左右，少了7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说明，当今中国的婚姻仍然主要是传统的婚姻。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门当户对”仍然是结婚的主要考虑，只不过从过去的只注意对方的家庭情况，变成更加注意对方自身的条件。

从男性来看，低阶层男性有81.2％娶了同样是低阶层的女性；中阶层有55.2％的男性娶了相同阶层的女性，可是还有26.1％的娶了高阶层的女性，两者相加恰恰也是81.3％。女性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低阶层女性有73.0％嫁给了同为低阶层的男性，而高阶层女性则有62.6％嫁给了高阶层男性。

其二，“男高女低”仍然是主要的婚姻匹配方式。

高阶层男性有75.0％娶的是中间阶层的女性，男性比女性刚好高出一级。可是这就给高阶层女性带来了难题：她们当中有19.9％的性嫁给了中间阶层的男性，还有17.5％嫁给了低阶层男性。也就是说，男性的社会地位愈高，他们的婚姻选择的余地就越大，而女性则恰恰相反。

其三，“男高女低”模式压制了低阶层男性。

低阶层女性可以通过结婚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高阶层男性有15.1％娶了低阶层女性，而且低阶层女性中有23.9％嫁给了高阶层男性。可是男性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结婚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低阶层男性能够娶到高阶层女性的只有2.6％，娶到中阶层女性的也只有16.2％。

其四，“甲女与丁男”现象。

“甲女”（头等女人）就是社会地位最高的女性，“丁男”（第四级的男人）则是社会地位最低的男性。在传统的婚配模式中，这两种人都很难找到社会阶层相匹配的异性，相互之间更是难以婚配，因而形成了“富剩女”与“穷光棍”都在增加的情况。或者说，虽然高阶层的女性已经获得了相对更加有利的社会位置，但是仍然笼罩在传统婚配模式的阴影之中。

上述的种种情况，在经典社会学中都可以纳入“择偶”研究的范畴，不但学术成果有如汗牛充栋，而且几乎所有的社会理论都可以用来解释之。笔者无意评论以往的任何研究，只想从“主体建构”的视角出发，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不仅是人们的社会阶层制约了他们的择偶结果，而且人们自觉主动的择偶行为也构建了他们的社会阶层所属。在现今中国，这表现为一些男性可以通过成为“乘龙快婿”来实现“结婚改变命运”，而对于女性则有一个更为通俗形象的说法：“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4.2.3　婚内性爱：高阶层在享受性生活〔2〕

自己的社会阶层越高，对方就会更多地爱自己。在男性中，女方更加爱男方的，在低阶层男性中只有9.4％，中间阶层是16.7％，而高阶层则是20.7％。正因为如此，除了性生活以外，双方经常互相亲热的，在男性中低阶层是44.1％，中间阶层是51.3％，而高阶层则是57.7％。在女性中，双方经常互相亲热的，高阶层是51.8％，比低阶层多出10个百分点。

社会阶层越高，女方首先提出过性生活的也就越多，在三个阶层中依次是2.7％、4.0％、5.9％。同样地，女方对男方的爱抚也就越多。男方被爱抚很充分的，在低阶层中只有26.9％，中间阶层是28.9％，而高阶层则是36.0％。反之，女方一点也不爱抚男方的，在三个阶层中是依次是13.5％、10.9％、6.0％。

社会阶层越高，男女双方的性行为也就配合得越好。认为性生活的时间不长不短正好的男性，从低阶层到高阶层依次是46.9％、53.1％、56.2％。反之，认为时间太短的则依次是23.0％、20.4％、17.3％。在性生活中，双方配合得越好，就越不会要求对方做一些不喜欢做的事情，这方面也是阶层越高做得越好，强求过女方的男性从低阶层到高阶层依次是15.1％、12.1％、11.4％。

提高性生活的质量，不仅靠男方的自觉，也要靠女方的努力，因此女方首先需要懂得如何使男方更加舒服。可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是高阶层男性的女方最多，达到60.6％，比低阶层男性的伴侣多出10个百分点。

那么双方的良好配合来自何处？只能是双方的直接交谈与讨论，而不是仅仅靠猜测或者表情神态。在这方面，依然是阶层越高做得越好，双方谈论过性生活的，从低阶层到高阶层依次是34.3％、36.9％、52.9％。这表明，高阶层男性在这方面的表现远远好于中阶层与低阶层。

久婚的夫妻一般容易丧失新鲜感，觉得性生活不再刺激，自己也不再那么兴奋。可是这种情况也是在低阶层中最多，达到80.1％；在中间阶层就少一些，是73.2％；高阶层最少，只是70.8％。反之，在性生活中出现性幻想往往可以提高新奇感，可是这也是阶层化的，阶层从低到高依次是18.6％、18.8％、24.8％。这样一来，男人觉得性生活非常舒服与比较舒服的，在三个阶层中依次是65.0％、71.1％、72.0％。觉得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在低阶层中是66.7％，可是在中阶层与高阶层中却是70.6％。

社会阶层越高，对于性的态度也就越积极。在性生活中感到耻辱的男性，在低阶层中占19.0％，可是中高阶层却少得多，只有10.8％与11.9％。同样，觉得性生活中的分泌物脏的男性，三个阶层依次是34.9％、33.0％、30.8％；觉得性生活本身就脏的则依次是27.1％、17.2％、13.7％。也就是说，社会阶层越高，对性生活就越不会排斥。

在上面所说的各种情况的共同作用下，三个总结式的情况就出现了。

第一，社会地位越高，性生活的次数也就越多。每周有两次以上性生活的人，在低阶层中只有33.3％，中间阶层则是45.9％，可是高阶层却达到59.6％。如果再加上每周至少有过一次性生活的，那么在三个阶层中就依次是43.8％、56.6％、67.3％。反之，每个月不到一次的依次是26.2％、16.6％、10.6％。也就是说，社会阶层每提高一个层次，性生活的次数就会增加12个百分点左右。

第二，性高潮也是分阶层的。每次性生活都有性高潮，这可能是男人和女人的共同理想，但是低阶层的男性只有27.1％能够实现，中间阶层是37.6％，高阶层则是41.7％。性生活中经常有性高潮的，三个阶层依次是45.1％、56.5％、59.7％。

第三，社会阶层越高，性障碍的种类数也越少。在男性中，低阶层平均有过3.38种，中间阶层是3.27种，而高阶层则减少为3.05种。

总之，这些都成为高阶层男性和女性的性生活更加美好的基础。

4.2.4　阶层越高，性生活越丰富多彩

性生活次数与性高潮频率，这只是“性福”的一部分，还要看做爱究竟是怎么做的。这方面请看图4—7、图4—8（略去肛交）。为了更加简明扼要，男性也只列出高低两个阶层的情况。

图4—7　各阶层男性用过的性技巧

图4—8　各阶层女性用过的性技巧

总结起来看，在10种性技巧中，低阶层平均使用过5.65种；高阶层则是6.91种，比低阶层多出1.26种。

4.2.5　高阶层的性交往更多

从2010年的调查结果来看，社会阶层越高，异性交往也就越多。至少有一个异性好朋友的，在低阶层男性中只有27.1％，中间阶层是35.1％，而高阶层则是43.6％。在女性中，低阶阶层是32.5％，而高阶层女性却是51.9％。高阶层女性有异性好友的，比高阶层男性还要多。

男性有过多个性伴侣这种现象，在目前的中国已经无法回避了。在这方面，也是社会阶层越高，性伴侣的人数也就越多。根据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略）结果〔3〕，从一生中发生过多少次的角度来看，高阶层男性是低阶层的3.8倍，是中间阶层的两倍。从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有过几个性伴侣的角度来看〔4〕，高阶层男性依旧是低阶层的4倍，是中间阶层的1.9倍。女性中的也是同样的趋势〔5〕，只是多伴侣的发生率比男性低得多。

除了多伴侣之外，还有很多社会阶层的差异，笔者一并放在表4—4与表4—5中。

表4—4　不同阶层男性的非主流性活动（％）

表4—5　不同阶层女性的非主流性活动（％）

4.2.6　身份的作用

笔者在三次调查中还询问了被调查者是不是中共党员，是否信仰宗教，在2010年更是询问了究竟信奉什么宗教。但是由于与本书论题并非紧密相关，因此略去具体的调查结果，仅仅提供其中最重要的总结式的认识。

是否具有党员的身份，对于个人的性关系与性生活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各种非主流的性行为，即使在党员中并不比在其他人中更多地发生，也足以说明，不应靠党纪来约束个人的性行为。

是否信仰宗教以及信仰什么宗教也发挥了某些显著的作用。但是，中国18到61岁的信教人口与非教徒相比，各种非主流与非传统的性关系与性行为的发生率，出现了与笔者的假设相反的趋势。

这可能说明，中国目前流传的各种宗教并未包括很严格的性的戒律；也可能表明，信徒的虔诚程度尚未达到宗教所要求的地步；还可能表明，笔者仅用一两个提问来检验自己的这个假设其实并不充分。

4.2.7　什么才是性的社会主流？

本节的所有统计及统计分析都反映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凡是被认为不光彩、不道德的行为，一律都是低阶层从事得最少，高阶层最多。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发现。它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三个根本问题：

第一，社会管理者们目前推行的性道德，究竟代表谁？目前中国的高阶层的人们，究竟是“饱暖思淫欲”，还是在推动性道德更新？社会应该顺应哪个阶层的自主选择？

第二，为什么现在所宣扬的性道德，都是依据低阶层的情况，来谴责和约束那些高阶层男女的行为？莫非有人希望中国的所有高阶层人们都变成低阶层，都在上学程度、收入等级、职业等级、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这些方面，下降到低层次上去？这不能不令人回想起“文革”的灾难。

第三，政府和社会都无疑有责任去帮助低阶层。但是只能是让穷人都富起来，不能是把富人再变成穷人。性，亦然。

4.3　人口流动中的性

关于流动人口的定义浩如烟海。笔者的定义来自这样三道题：

您在这个社区、村子里，已经居住了多久？（1．不到三个月。2．三到六个月。3．六个月到一年。4．一年到四年。5．四年以上。）

（如果不到四年）您现在的长期户口，是在本社区、本村吗？1．就在本社区、本村。2．在本市（本县城县级市）的市区。3．在本省的其他地方。4．在外省。

（如果在外地）您在那里，是住在市区，还是农村？

从上述提问中，笔者就可以筛选出那些在本地居住四年以下的、户口在本市本县城之外的人，他们就是笔者所说的“流动人口”，然后再把其中那些住在本市本县城之外的农村的人作为“进城人口”。笔者之所以确定为“四年以下”，是为了确保2006年和2010年的两次调查的总体不至于重叠。

4.3.1　结婚流动，“性福”更多

流动人口的大多数无疑是因为外出打工或者工作变动，但是由于结婚而流动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在三次调查的问卷中都询问了被调查者的流动情况，因此可以分析“结婚流入”（婚前的户口不在本地）与“结婚进城”（婚前户口在农村而现在居住在城市）的情况（见表4—6）。

表4—6　已婚者中结婚流入和结婚进城者的比例与历史发展

从表4—6中笔者发现三种情况：

第一，从2000年到2010年，男性由于结婚而流动或者因此而进城的比例，其实并不显著地少于女性。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研究者或者大众传媒总是盯着“外来媳妇”，就有可能忽视了大约一半的结婚流动人口。

第二，女性结婚进城的比例没有显著变化，而结婚流入的比例倾向于减少了。也就是说，“农村进城的媳妇”没有增减，而女性嫁到外地的情况减少了。

第三，男性“倒插门”到外地的情况没有显著的增减，但是农村男性由于“倒插门”而进入城市居住的却显著地增加了，2010年居然是2000年的两倍还多。

这一情况可以算得上石破天惊。它说明，那种“好女不下嫁”的传统婚配模式正在瓦解。更多的城市女青年不再顾忌“打工仔”的农村户口，而是择其优而嫁之。反过来说就是，农村的优秀小伙子在进城打工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机来充分展现自己，更多地赢得了城市姑娘的芳心。

4.3.2　流动男性更“性自由”

从表4—7中可以看出，总体上，男性流动人口更加年轻，上学更多。与此同时，在总体上，流动男性在7个方面的发生率比固定男性更高，依次是：累计有过多伴侣、上年内有过一夜情、累计有过交换性伴侣活动、累计有过多人群交、上年内看过直接描绘男女性生活细节的图像资料、上年内有过多伴侣、曾经得过性传播疾病。

表4—7　男性流动人口比固定人口多出的情况

注：除年龄与上学年数外，其余均为多出的百分点。

总之，流动使得男性更加“性自由”。

4.3.3　流动促进女性的性革命

表4—8说明：总体上，与固定女性相比，流动女性更年轻，上学更多；因此她们在性的8个方面显著地更加“自由”。也就是说，中国女性方兴未艾的性革命，离不开人口流动的促进。

表4—8　女性流动人口比固定人口多出的情况

注：除年龄与上学年数外，其余均为多出的百分点。

4.3.4　流动，开辟新天地

人口流动毫无疑问会带来性道德的松散化。这是因为中国人历来缺乏宗教信仰，所以性道德的维系一直靠三大法宝：第一是通过宗族、家族和家庭的“规训”来生产内化了的“性脚本”（性的“惯习”）；第二是依靠在本乡本土进行“杀鸡给猴看”的威慑与恫吓；第三则是依赖“熟人圈”中的“社会凝视”。〔6〕可是恰恰因此，只要中国男女离开原有的家庭、社区与熟人，这些社会控制手段就统统靠不住了。有一句老话叫做“朝人送礼，背人撒尿”，就是说：只要是背过脸去，谁也看不见你是谁，那么社会规范就可以弃置脑后。

读者从本书中的一切统计分析中都可以发现：城市人口的性，在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过农村人口。可是这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因为那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在性方面往往变得更加积极与开放。或者说，人口流动把那些跃跃欲试的人更多地吸入了城市，却把固执己见的人们更多地留在了农村。这方面，“同性恋者”的表现最为典型。他们由于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小，因此在农村社会中很难遇到“同志”。这成为他们更加积极地流入城市和更加频繁地流动于城市之间的主要原因与动力之一。总之，并不完全是城市人生来就开放，而是人口流动更加扩大了城乡差异。

但是仅仅如此分析还远远不够。人口流动还给中国人进行人际交往的机会带来了几何式的增长。尤其是，人口流动迫使全中国人都不得不说普通话，不得不学习和普及几乎所有形式的人际交往方面的礼仪和沟通方法，这就极大地润滑了“陌生人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包括性的交往在内。

这样解释也仍然不够，因为无论人口怎么流动，熟人之间如果发生性行为，总还是可能带来某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于是互联网应运而生。一切基于上网而产生的人际交往，其实都是一种表现为虚拟状态的人口流动，而且更加隐秘与安全。

可是这还不够，如果治理者严加管束，那么性方面的任何变化也不会大规模地发生。可是，中国人自己创造了作为社会空间而存在的“私领域”的概念与实践，迫使治理者不得不逐步接受之，“公权力”日益退出私人活动的时空。也就是说，人口流动闯出了新天地。

总之，“树挪死，人挪活”古已有之，于今更甚。人口流动为中国的性革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4.4　“看黄”剖析

关于“看黄”，在笔者的调查问卷中是这样提问的：“现在，许多录像、影碟、图片、照片等，都直接表现性生活的详细内容。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观看过其中的任何一种吗？”也就是说，笔者调查的仅仅是观看各种图像，而且仅仅是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如果再把文字的包括进来，把一年之前的也包括进来，那么下面所有的百分比还会高出很多（见图4-9）。

图4—9　三次调查中“看过黄”的人的年龄分布

此外，笔者还询问了那些上过网的人：“在许多网站里，可以看到视频、照片等直接表现性生活的详细内容。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看到过这样的内容吗？”

本节下面的所有数据，都是把这两个提问的回答结果合并起来，排除重复的，可以全面反映人们上年“看黄”的总体情况。

众所周知，“看黄”主要是年轻人的行为，但是“看黄”比例最高的却并不是处于青春期之内的人，而是相对成熟一些的25到29岁的人。因此笔者把“看黄”定义为一种娱乐活动，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寻求性的刺激。

4.4.1　21世纪，越扫越“黄”

从18到61岁的中国总人口来看，在男性中，2000年有39.7％的人“看过黄”，2006年持平，2010年则增加到52.6％。在女性中，2000年有21.4％的人看过，到2010年则增加到30.3％（p均为0.000）。

如果只看18到30岁的总人口，上年“看过黄”的比例就更高。尤其是，在短短的10年之间，这个年龄段的男性上年“看过黄”的比例从73.6％增加到76.4％，女性则从36.5％剧增到49.6％。这就是说，仅仅在2009年春天到2010年夏天之间，就有3/4的男青年和一半的女青年都已经看过描绘性生活详细内容的图像资料了。如果再把2009年春天之前的情况加进来，那么没有看过的男青年恐怕就不多了，女青年则必定超过了一半。

同时，在2010年的14到17岁的少男中，有41.6％的人已经在过去的一年中“看过黄”；在少女中则是21.2％。这个比例虽然远远低于成年人，但是考虑到禁止网吧接待18岁以下的人，考虑到家长与社会对于青少年总是严加管教，这种情况还是很引人注目。

“看黄”的急剧增加主要是由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上的性爱视频数量多，很容易获得，更加方便，更加隐蔽，往往还可以免费，因此它正在蚕食着本世纪之初那些活跃在街头巷尾的光碟小贩的市场。

总而言之，自从1985年中国政府开始“扫黄” 〔7〕以来，尽管有关部门不断地加大力度，但是每一次“扫黄”都证明了上一次的失败，次次“扫黄”则证明它其实发挥着相反的作用。

4.4.2　2010年概述

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凡是回答说自己在上一年内“看过黄”的人，笔者接着询问了“看黄”的次数。统计结果是：不到一个月看一次的，在成年人里占75.7％，在少年中占82.9％；不到一个星期看一次的，成年人是12.5％，少年是1.2％；每周都看一次与更多的，成年人是11.8％，少年更多，达到15.9％；而且男女的差异并不显著。

这说明，虽然中国人“看过黄”的比例相当惊人，但是“看黄”的次数其实并不多，绝大多数“看黄”者不过是偶尔为之。或者说，“看黄”毕竟不是吃饭，产生这一需求的时间间隔要长得多。但是也有稍多于1/10的成年人和将近1/6的少年经常“看黄”，只不过问卷调查无法发现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做。

那么人们是通过何种途径“看黄”呢？人们可能马上就想到了上网。可是笔者的统计却发现并不是这样。在2010年之前的一年之内所有“看过黄”的男女里面，只有28.7％的人是通过上网“看黄”的，其余的人仍然是通过传统的渠道，例如看DVD或者图片等等。也就是说，虽然有关部门越来越重视网上（包括手机）“扫黄”，但是网下“扫黄”的效果其实也不过是自欺欺人。

当然，越是年轻的人，上过网而且在网上“看过黄”的比例也就越高。在50到61岁的上网者中，“看过黄”的只占12.7％，在40到49岁的就上升到20.2％，在30到39岁组占31.6％，在18到29岁组中达到51.7％，在14到17岁的上网者中则高达60.1％。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网上“扫黄”主要是针对30岁以下的中国人，那可真是愚不可及。因为这些年轻人的网上技巧也是最高超的，结果中国不断地上演着网民与网管的“星球大战”。

除了已经“看过黄”的人，还有多少人想“看黄”呢？尤其是希望通过上网来“看黄”？笔者的调查发现，在2010年的14到61岁的中国人里，还有8.5％的男性虽然没有“看过黄”却想上网去看，在女性中则是5.1％。

从年龄组来看，最老的人中只有3.7％想这样做，40到49岁的有10.7％，30到39岁的是18.6％；但是最年轻的14到17岁组并不是最高的，只有20.5％。比例最高的是18到29岁组，高达31.2％，再加上已经上网看过的14.7％的人，总计达到46％。也就是说，网上“扫黄”其实就是与中国最具有活力的那些人中的将近一半，进行一场意愿的搏斗。

从发展情况来看，“扫黄”行动无疑在节节败退，因为在“苍老师”（苍井空）带头之下，越来越多的日本女优已经“大举进入”中国，已经不仅在网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获得了中国年轻人的热捧。

4.4.3　“看黄”是高阶层的时尚

笔者把三次成年人调查的数据加在一起，发现如下一些情况（p均为0.000）。

第一，上学程度越高，上年之内“看过黄”的比例就越高。在只上过小学与以下的人里仅仅是20.2％，在上过初中的人里增加到36.2％，在上过高中的人里再增加到45.4％，在上过大专与以上的人里则高达56.8％。

第二，自己的职业等级越高，上年“看过黄”的人也就越多。在农村劳动者里只有24.3％，生产工人里是36.7％，商业或个体劳动者是44.4％，白领阶层则是46.0％。另外，正在上学或待业的人里（主要是年轻人）则达到52.5％。

第三，自己的收入等级越高，上年“看过黄”的人也就越多。在最低收入的人里是31.5％，在中低收入者中是41.8％，在中高收入者中是49.8％，在收入最高的人里则达到54.5％。

第四，“看黄”其实是未婚者的一种性替代。在未婚者中的比例是55.9％，在婚者中则减少到37.4％，而在离婚与丧偶的人里则只有28.8％。

第五，城市越大，上年“看过黄”的人就越多。在村镇里只有29.2％，在县城或县级市里增加到33.2％，在地区级城市里增加到36.1％，在省会里与在地区及城市里差不多，在直辖市里则达到41.7％。

总而言之，在21世纪的中国，“看黄”最多的是社会的上层人士。从上学程度、职业等级、收入等级这3个最重要的社会地位指标来看，上层社会里，仅仅在上一年里“看过黄”的人都达到1/2左右；而底层社会中，却只有不到1/3甚至不到1/4。

4.4.4　“看黄”有助于夫妻性爱

长期以来社会上流传着一种“黄毒”理论，就是认为“看黄”一定会危害所有的观看者。但是这是一种未经检验的假设，而且没有分清楚什么人看，对什么事情而言。

笔者的三次调查中总共有12717位当时处于婚姻（含同居）之中的男女。统计分析发现：对于他们来说，“看黄”其实有益无害。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看黄”增加了夫妻的亲密程度。在没有“看过黄”的夫妻里，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或者有时互相亲昵的是65.9％；可是在“看过黄”的夫妻里却是80.2％，增加15个百分点。

第二，“看黄”增加了夫妻性生活的频率。在没有“看过黄”的夫妻里，每个月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的多达24.2％；可是在“看过黄”的夫妻里却只有10.6％。反之，每周两次性生活与更多的人，在没有“看过黄”的夫妻里只有34.9％；可是在“看过黄”的夫妻里却高达54.6％，多出20个百分点。

第三，“看黄”增加了夫妻性生活的质量。感到在生理上非常或者比较舒服的，在没有“看过黄”的夫妻中是87.7％；在“看过黄”的夫妻中却增加到92.8％。经常感到非常兴奋的，从23.5％增加到35.5％。自己每次性生活都有性高潮的，从19.6％增加到30.5％。10种性生活技巧中自己运用过的，从平均5.54种增加到7.22种。

第四，“看黄”减少了不利于性生活美满的那些负面的心理因素。觉得性生活脏的人，在没有“看过黄”的夫妻中是34.0％，在“看过黄”夫妻中则减少到23.5％。觉得性生活羞耻的，从21.6％减少到17.2％。

总而言之，对于夫妻性生活来说，“看黄”的好处不容否认。中国人其实早就明白这一点，因此前些年出现警察夜闯民宅抓捕“看黄”的夫妻之时，社会舆论才会一面倒地愤怒声讨，而且最终迫使有关部门改变决定。

4.4.5　“看黄”增加性的想象力

如果把视野扩展到人们的各种性关系与在社会上的性活动，并且把未婚、离婚、丧偶的人也包括进来，扩大到三次调查的16420位男女，那么“看黄”的另外一方面的作用就表现出来了。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从略）〔8〕，笔者发现如下一些情况。

如果被调查者在过去一年里“看过黄”，那么与那些没有“看过黄”的男女相比，他们去娱乐场所付费跳舞的可能性增加150％，付费接受异性全身按摩的可能性增加60％，发生一夜情的可能性增加60％，找性工作者（无论男女）的可能性增加28％，与一个以上的人有性生活的可能性增加24％。

这就是说，“看黄”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们在身体娱乐休闲活动与性关系方面的想象力。

4.4.6　“黄毒”的初级推理错误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是：许多违法犯罪的青少年都“看过黄”，因此是“看黄”引发了他们的罪错。但是这种推理是错误的，是把分母搞错了，是违背了小学三年级算术老师教给我们的基本知识。按照这种逻辑，每个罪犯都喝过水，因此喝水就必然引发犯罪吗？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计算一下“看过黄”的人里面有多少比例的人出现罪错，没看过的人又是多少。如果前者多于后者，才能证明“看黄”与发生罪错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笔者的调查没有包括罪错的情况，但是希望其他学者做出这样的研究，以正视听。

4.4.7　不是该不该“看黄”，而是应该怎样看〔9〕

笔者首先要说的是，真正会毒害个人（尤其是男性青少年）的“黄”，其实只有两种。

其一，在某些A片中，女方本来是殊死抗拒、百般挣扎的，可是男方使出某些性技巧之后，女方就服从了，甚至乐此不疲。它会促使不谙世事的小伙子忽视女性的性意愿与性权利，误以为女方的拒绝其实只是“半推半就”，甚至会以为自己“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就是“强奸犯教科书”，就是所有人都应该抵制的精神“毒品”。

其二，某些A片在性过程中添加各种暴虐行为，却从来也不说明这究竟是双方自愿的“虐恋”还是一方强迫另一方。这就很容易引发那些不够成熟的男性的性暴力。

可是在现今的中国，由于不分青红皂白地“扫黄”，青少年对于以上知识竟然闻所未闻。结果，“扫黄”的屡屡失败，客观上造成了这类真正的“黄毒”畅通无阻。

笔者还需要说的是，虽然“看黄”有助于夫妻性生活的改善，但是对于缺乏性经验的人来说，不应该把它完全地当作“性教育课本”。这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在A片里，什么稀奇古怪的性行为都有，却永远不会告诉你对方是否愿意，是否喜欢这样做。可是这却恰恰是双方性生活的最起码的必要条件与行为准则。

其二，A片也不会告诉你某些性行为是否适合于你或他（她），更不会告诉你可能出现什么样不良效果，概率有多大，如何避免。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性知识，性生活岂不是变成了不计后果的盲目冒险？

其三，A片中的男女表演者都是特殊训练过的，而且无一不做假。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内情，风险就会倍增。

其四，A片演的仅仅是性，没有也不需要爱情。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如果也是如此，那就会严重地损失性给人类带来的快乐与幸福。

当然，笔者上面所述并不是反对“看黄”，而是提倡把“看黄”仅仅作为一种娱乐活动。你看了，你快活了，那就足够了，为什么非要模仿不可呢？中国人基本上都看过武打片，可是你会相信那些武林高手真的能飞来飞去吗？你会一出电影院也学着他们展翅翱翔，从楼上往下跳吗？为什么我们看武打片的时候都洞若观火，可是一看A片就莫名糊涂呢？

这就是因为，“扫黄”其实并没有“扫掉黄”，却把“看黄”的必备知识全给扫掉了。尤其是那些模仿力极强却又“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们，如果社会不给他们讲清楚这些，他们就真的可能出事。因此，“黄”并不必然地毒害与危害我们的下一代，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扫黄”，等于给那些真正有害的东西扫清了道路。

4.5　网上性爱与网下的性实践

“网上性爱”指的是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各种足以获得性满足的实践。国外学者称之为“虚拟的性”（virtual sex）、“在线性活动”（online sexual activity）或者“电脑空间中的性”（cybersex）。我国台湾学者把它翻译为“网路性爱”。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此的研究甚缺，而且可以预见会出现两大误区。

其一，如果仅仅在网上进行调查，就不可能具有总人口代表性，其偏差之大会出乎调查者的想象。

其二，如果仅仅研究网上性爱这一现象本身，就会有意无意地把它视为独立存在的活动，就会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性实践脱节，甚至可能背道而驰。

本节的基本假设是：人们的网上性爱并不是无源之水，它与现实生活中的性活动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探索这种相关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人之性。

4.5.1　“网上性爱参与程度”指标的构建

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直接询问人们的“网上性爱”情况的提问有11个：

（1）在许多网站里，可以看到视频、照片等直接表现性生活的详细内容。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看到过这样的内容吗？（简称：看“黄”影像）

（2）在许多网站或网络论坛里，可以看到直接描写性生活的小说、文章等（文字形式的）。在过去12个月里，您看到过这样的内容吗？（简称：看性文字）

（3）在许多网络论坛、聊天室（IRC）、留言板（BBS）里，可以讨论性生活方面的事情。在过去12个月里，您参与过关于性生活细节、性技巧的讨论吗？（简称：网上谈性）

（4）在许多搜索引擎网站（如百度、Google、Yahoo等），可以搜索关于性生活的文字、图片、视频。在过去12个月里，您搜索过这样的内容吗？（简称：搜索性）

（5）网上有一些色情表演的视频，需要付钱才能看到。请问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付费看过多少次？（简称：付费看）

（6）现在有一些网络上的“网上性爱”活动，如互相谈性、裸聊、一起自慰（手淫）等。请问，在过去的12个月里，这样的活动，您参加过多少次？（简称：互动）

（7）现在，有许多人通过上网，认识了新的朋友。这一般被称为“网友”（原来就认识的，不算）。这样的“网友”，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有过多少个？（简称：有网友）

（8）你跟网友的关系，已经到达哪一步了？（简称：网友有性）

（9）有些人使用网上的多种功能（如看广告、去聊天等等），去找“提供性服务的‘小姐’（‘男孩子’）”。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这样做过吗？（简称：找性服务）

（10）在最近的12个月里，平均起来，您每天大约上网多少个小时？（简称：网时）

（11）无论什么样的网友，您一共有过多少个？（简称：网友数）

这11个指标足以涵盖目前最常见的“网上性爱”活动。但是其中大多数都是属性变量，无法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因此必须将其转化为连续变量。笔者的假设与据此建构新变量的过程如下。

第一步，把上述的前9个变量按照0（没有）与1（有过，无论多少）进行赋值并加总，即可得到从0到9的数值，属性变量就被转化为连续变量。那些从来也不上网的人们的任何变量的数值均为0。

第二步，把第10个提问“网时”（0～24）与第11个提问“网友数”（0～500）这两个连续变量进行因子分析，遂生成新的变量。

第三步，将上述所有数值加总，即得到“网上性爱参与程度”这样一个新的连续变量〔10〕。它涵盖而且携带了全部11个有关变量的信息，成为笔者以下分析的目标变量。

4.5.2　什么人参与网上性爱更多？

2010年，在14到61岁的总人口中，有45.3％的人上过网，其中18到61岁的成年人中是37.3％，14到17岁的少年中占91.8％。

谁在参与网上性爱？哪些阶层里这样的人更多？或者说，网上“扫黄”究竟打击了什么人？目前，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任何文献来回答这类问题。笔者愿意提供如下的调查统计结果，数值均为14岁到61岁的总人口（样本量为8795）中的百分比，回答的都仅仅是调查之前的12个月之内（上年）的情况（见表4—9）。

表4—9　参与网上性爱的情况（％）

表4—9表明的总趋势是：无论按照哪一个指标来划分，总有一些阶层更多地参与了网上性爱，而且社会地位更高的那些阶层倾向于更多地参与。

为了检验这一趋势，笔者以“网上性爱参与程度”为因变量，以10个最主要的社会阶层指标为自变量，进行了如下的分析（见表4—10）。

表4—10　网上性爱参与程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8780位男女；R² （经调整）＝0.312。由于所有的社会阶层变量均已纳入自变量，因此没有控制变量。

从表4—10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情况。

首先，男性的网上性爱参与的可能性是女性的1.66倍。其中蕴含着性别社会学的丰富内涵，本节暂不展开。

其次，在控制了性别差异之后，大多数的社会阶层划分都与因变量呈现为显著的相关。总的趋势是：年轻、上学年数多、住在城市、城市大、职业等级高、是独生子女、是流动人口、未婚、收入高、是共产党员的那些中国人，参与网上性爱的程度总体上显著地更高。

总之，参与网上性爱这个活动，其实不是什么邪门歪道，恰恰是目前中国的主流社会（中上社会阶层）创建出的新文化。在实际生活中，这一常识其实尽人皆知，本节只不过以科学的调查数据夯实之。

在学术意义上，本研究表明：网上性爱其实并不是“虚拟的”，而是现实得有些冷酷。尽管互联网为性爱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但是人们参与程度的高低，仍然是由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基本地位所决定。通俗地说：互联网仍然是社会，并非随心所欲之地，也没有为性爱网开一面。

4.5.3　“网上黄毒”的实证反驳

所有关于“网上黄毒”的说法都建立在一个未经检验的假设之上：人们如果参与网上性爱活动，必然会引发或者促进他们在网下也进行各种非主流的性行为，甚至会引发性犯罪。

下面笔者就考察一下，这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究竟是什么（见表4—11）。

表4—11　网上性爱与非主流的性行为无关的证明

笔者设置的因变量是：从事过9种非主流的性行为中的多少种（多伴侣、“打飞机”、接受“三陪”、找性工作者、买性、卖性、一夜情、群交、交换伴侣），对2010年的3703位上过网的成年男女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R² ＝0.120）。

从表4—11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网上性爱参与程度与网下发生9种非主流的性行为，根本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谁对谁都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就证明，近年来甚嚣尘上的“网上扫黄”的假设不能成立。

4.5.4　互联网对于性的作用：民意的实证

之所以会出现“网上扫黄”的鼓吹，也是出于一个未经检验的假设：人民大众非常拥护之。而且，这种鼓吹基本上是错误地以个案来取代总体代表性。本节希望以实证的方法来检验这一假设。

本节的问卷中有这样两个提问：

有些人觉得，互联网使得人们能够更方便获得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您如何评价互联网在这方面的作用？

有些人认为，互联网增加了人们发生性关系的机会。您如何评价互联网的这个作用？

备选答案都是：“1．完全是正面作用。2．正面的作用多。3．负面作用多一些。4．完全是负面作用。”

笔者得到如下的统计结果。

对于“获得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倾向于认为互联网发挥了正面作用（前两项）的人为57.7％，倾向于是负面作用的（后两项）是42.4％。

对于“增加了人们发生性关系的机会”，对应的两个数字则分别是48.8％与51.2％。

这就是说，中国人在“互联网对于性的作用”这个问题上，已经分裂为基本上势均力敌的两大派。所以，社会管理者应该做的是鼓励人们平等交流，以理服人，即使无法“求同”也可以宽容地“存异”；而不应该片面地打击14到61岁总人口中的大约一半人。〔11〕

4.5.5　虚拟：性的前途？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网上性爱给人类提出了一个新的根本问题：没有直接身体接触的性爱活动（例如裸聊），还是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性行为”？两者之间存在何种与多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来自何方，又说明了什么？

这些问题不是没有原因。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可以用电脑创造出一个视觉上和听觉上的性的“虚拟现实”，就是利用多媒体技术，不仅使人看到和听到栩栩如生的性生活场面，而且可以由观听者自己来指挥屏幕上的“性演员”，你让她（他）怎样，她（他）就会怎样，即所谓“互动表演”，包括3D的。

如果再给人穿上特制的紧身衣，使电流适当地刺激到遍布人体表面的大约100万个感觉神经的神经元，那么，人就会产生相应的触觉，直至达到性高潮。在这样一个虚拟现实里，人不仅会一如身临其境，而且会更加觉得美不胜收。这是因为，多媒体表演以及电流的适当刺激，在强度上、可调节度上和持续时间上，都远远超过真人。

尤其是，如果能够把某个真人的相关影像都收集齐全，都制成软件，那么，你就可以与那个人在虚拟现实里寻欢作乐，而且其美好程度会远远超过真的做爱。尤其是“She never say no” 〔12〕，也就是对方永远不会拒绝你，可以让你实现那种性行为中的彻底的自私。〔13〕

早在15年前，这一切在技术上就已经可行了，一旦投产，在经济上也必将可行。〔14〕

如此这般，人类还需要婚姻吗？还需要真人之间的性生活吗？对于希望保持传统道德和生活方式的人们来说，恐怕这才是真正的“性乱”，而且其威胁更加现实，更加无可避免。

从学术上说，如果此事成真，性生物学就将卷土重来，甚至把性社会学一笔勾销。因为从技术上来说，甭管你白人黑人穷人富人男人女人，只要你进入虚拟现实，你就会见异思迁、忘恩负义，来上一段“镜中缘”，还会飘飘欲仙、如醉如痴，胜过“人间烟火”。什么社会教化，什么忠贞情爱，统统都会烟消云散。你就会脱离社会对你的一切控制，你的满足感仅仅取决于你拥有多少对方的图像资料。

其实，在性社会学看来，即使此事成真——且不论有多少人会用它来取代真实的性生活——仅仅在生理上，也只会对一部分人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是因为，人类对于外界的性刺激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其实也是一种社会行为。甚至可以说，人类的哪些部位对于外界的性刺激更敏感，也是被社会化过的。

举些尽人皆知的例子：有的男性一有外遇就阳痿；可另一些男性却是只跟老婆做爱才阳痿。过去的一些女性，奶过好几个孩子，也没发现自己的乳头跟性有什么关系；可现在的一些女性，青春期刚到就会自己摩擦乳头以便获得性高潮。这些，能说是生理的必然吗？

归根结底，那些一直被认为是生理本能的现象，那些被生理学甚至解剖学反复证明过的“性器官”，其实也是社会存在的产物，从广义上说，也是一种社会行为。

这个命题，从学术上来说，其石破天惊的意义并不亚于性的“虚拟现实”给人类实际性生活所造成的冲击。它已经是性社会学在向生物学“侵略”了，将使得人类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的肉体，不得不更深刻地质疑（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这将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当然，现在这还是一种虚拟。可是，在全世界已经拥有数百名研究者的性社会学，下一步的目标，不也正在于此吗？如果获得突破，那么它的根本价值，还会有多少人怀疑呢？

4.6　讨论：性与阶层的相互建构

性的一切虽然都是基于生理的发育、成熟与衰退，但是生物因素仅仅提供了性的必要条件（可能性），而社会因素则提供了性的充分条件（现实性），还提供了性的发展条件（可变性）。因此笔者既反对任何生物因素决定论，也反对一切生物因素取消论，只不过主张社会因素的作用大于生物因素而已。

但是，这仍然是一种决定论的命题。在实际生活中，任何一个现象其实都是同时被多种因素共同构建（动词）出来的。这就是“多元建构”（名词）的视角。笔者在本书中一贯强调的“主体建构”的视角，就是其引申与发挥。

4.6.1　阶层构建着性

早在1948年美国的金西（金赛）教授出版《人类男性性行为》一书时，由于他揭示出性的阶层（阶级）差异，就被舆论认为是“性的马克思主义”。随后，由于发达国家的社会阶层的差异日渐缩小，因此性与阶层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日益被边缘化。20世纪末以来，国际上对于社会性别与性文化的研究如火如荼，成果累累。但是在客观上，这种主流多多少少也压抑了对于性的阶级分析。只有到了20世纪的最后10年，由于第三世界的性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个问题才重新登入热点研究的殿堂。

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里，性的阶级属性很可能已经淡化了，但是在时下中国却远非如此。在最近30年来阶层变化与分化日益显现的中国，如果缺乏阶层分析，恐怕就很难说清楚“性之变”的来源与结果。

在本章的所有分析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阶层属性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都在显著地影响着人们的性。换言之，在性这样一种高度私人化的、极其个体化的实践中，阶层的作用依然非常重要。简而言之，性也是阶层的。

当然，这个命题很有风险，因为要研究性与阶层之间的关系，其实就等于预设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相对不变的，还等于认定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都是合适的。可是最近30年来，中国的阶层划分出现了数不胜数的新情况，虽然中国学者已经拿出了许多社会分层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很难锁定当前中国的阶层变化，更难以给出简明扼要的阶层定义，使得笔者这样的其他研究方向上的人常常手足无措，无法运用。

但是这个研究方向很可能足以纲举目张，足以更加贴切地解释“社会现实中的性”，而不是“生物实验室中的性”。笔者期待着后来人。

4.6.2　性也在构建着阶层

笔者在本章的分析中，故意首先采用单向度的视角，就是考察社会阶层对于人们的性的作用。可是，反过来不也一样吗？对于性的珍视、积极态度与丰富实践，难道对于人们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无足轻重？读者只需要重新看一遍本章的统计分析，把因果关系颠倒过来，就足以恍然大悟。

因此，在绝不否认任何社会制约作用的前提下，笔者可以说：性不仅是人们主体建构出来的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而且性也建构了人们的阶层属性。

其实这不仅不奇怪，也并不新鲜。在直到不久之前的中国历史中，凡是在性方面“出轨”的人，尤其是女性，不都是被当时的社会打入最低贱的阶级吗？从很古老的“破鞋”到“文革”中的“坏分子”，不都是被看作连乞丐都不如的“垃圾”吗？哪怕是处于社会顶层的人物，一旦出现“作风问题”，也会身败名裂，陷于为人所不齿的“贱民”阶层。

反之，一些“大人物”在“向上爬”的过程中，在性方面至少也应该被认为是白玉无暇的，哪怕只是自欺欺人也罢。可是一旦他们手握大权，就会反过来以性关系的“多多益善”来标定与彰显自己的地位。

性，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纯粹生物现象；可是它一旦发生在阶级的社会里，就会或明或暗地直接塑造出当事人的地位。〔15〕

4.6.3　相互建构

在21世纪日益“性化”的中国，“性与阶层的相互建构”日益普遍化与明显化。例如，每当笔者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些“农民工”或者“打工妹”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地自问：这究竟是因为他们具有低下的社会身份，所以才不会“性化”地穿着打扮呢，还是因为他们不够“性化”，才会依然困顿在低下的社会身份之中？

面对这样的生活现实，任何单方面的决定论都不可避免地理屈词穷。因此可以说，相互建构的研究视角才具有最新的与最强的生命力。

注释

〔1〕使用两步聚类方法进行分层。纳入因素：上学程度、月收入等级、职业等级、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调查差异。聚类质量均超过0.5。男性分为高、中、低三个阶层，女性分为高、低两个阶层。

〔2〕此节统计表格从略。

〔3〕 2010年，3420位男性；单位＝99；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是否流动人口、城乡差异与现城市大小。

〔4〕除因变量不同外，其他情况均同注〔3〕。

〔5〕 2010年，3766位女性；单位＝99；因变量：是否有过多伴侣；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是否流动人口、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

〔6〕基本观点来自福柯、布迪厄等人。这些观点已经成为社会学的通识，因此不再详细引证。

〔7〕参见《国务院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1985年4月17日。

〔8〕单位＝288；控制变量：性别、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是否流动人口、所属阶层。

〔9〕笔者从1988年就开始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中讲述以上知识与见解，现在终于有机会付诸文字了。

〔10〕 0～12.44，标准差为3.61。

〔11〕参见潘绥铭、黄盈盈：《网上性爱与网下的性实践之间的关系——全国14～16岁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结果的实证》，载《学术界》，2012（2）。

〔12〕国外某些性玩具上的广告词。

〔13〕参见本书第六章的相关讨论。

〔14〕参见比尔·盖茨：《未来之路》，167～16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5〕历代帝王的后宫制度与妻妾制度，都是生育制度与继承制度，而不仅仅是性关系的制度，因此不在此列。

第5章　性别之性

5.1　阴蒂知识及其作用

在三次调查中，笔者的提问是：

在女性的身体上，有一个最最敏感的地方。如果适当地刺激那里，就很容易使她兴奋起来，直到出现性高潮。这个地方在哪里，您知道吗？（1．我不知道。2．在头部。3．在臂部。4．在阴部。5．在腿部。）

如果被调查者回答了“4．在阴部”，笔记本电脑就会自动跳出一张女性外阴的照片并且接着问道：

旁边的这张图，是女性的外阴。您认为，刺激哪个地方，最容易引起女性的兴奋和性高潮呢？请您按照那个地方的编号，按一个数字。只允许按一个数字。（1．阴毛。2．肛门。3．大阴唇。4．小阴唇。5．阴蒂。6．我不知道。）

只有那些回答了第二个提问而且选择了“5”的人，才会被统计为“阴蒂知识正确”。

那么为什么要使用如此“刺激”的方法，来调查如此“敏感”的问题呢？

性知识的范围包罗万象，丰富多彩，人们的需求也因人而异，但是国际学术界早已形成共识：能不能正确地指出阴蒂的确切位置，这才是关键的性知识，无论对于男性，对于女性，还是对于双方的性生活来说，都是如此。

对于女性来说，阴蒂无比重要。

第一，它是女性体表第一位重要的性敏感部位，也是女性性高潮的第一来源；其他一切“性技巧”都是次要的或者辅助的。因此女性的自慰几乎全都是直接针对阴蒂，而且可以非常迅速地达到性高潮，远远快于男女之间的性生活。

第二，阴蒂与受孕、怀孕、分娩、哺育等生殖功能都毫无关系，对男性也毫无刺激作用。它的唯一功能就是使女性自己获得性高潮，实现自己应有的性满足的权利。

第三，阴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女性知不知道这一点，敢不敢接受它的作用与意义，敢不敢探索与发挥其功能，都直接关系到女性有没有自觉与能力去争取自己的性权利。如果女性连自己如此重要的生理构造都一无所知或者自惭形秽，性权利就连提也不要提了。

因此，国际妇女运动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阴蒂说明了一切”，就是说明了女性性权利的一切。

对于男性来说，如果不掌握关于阴蒂的知识，就无法更好地顺应女性的性需求，无法与女性一起创造与共享美好的性生活，很可能在客观上成为一个“性自私”的男性，甚至可能造成对于女性的不体贴与不尊重，美满的婚姻也就无从谈起。

5.1.1　无知者何其多

21世纪，中国人民在告别了“谈性色变”的时代之后，也日益认识到这一点。在笔者2006年的调查中，认为阴蒂知识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占77.1％，而且男女差别不大。其中20到29岁的男女，也就是性生活最活跃的人，则有多达85.4％的人这样认为。〔1〕

可是，中国人真正掌握这一知识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在男性中，2000年的时候有41.0％的男性正确指出了阴蒂的位置；到2006年增加到45.1％，但仍然不足一半。这意味着，即使所有的中国男性全都希望做一个床上的好丈夫，也仍然有一半的人不具有足够的性知识。（2010年不再询问男性）

女性的情况有喜有忧。可喜的是，女性中掌握这个知识的人在迅速增加：在2000年只有22.4％，到2006年增加到33.0％，到2010年则继续保持在32.2％。但是忧虑远远大于喜悦。在我们这样一个倡导男女平等的国家里，在经过60年奋斗与发展的中国妇女中，居然只有近1/3的女性知道这个至关重要的性知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当然，在任何一个社会调查中，都不能排除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女性实际上知道这个知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知道，因此不回答或者故意地错答。可是即使是这样，也仍然反映出一种真实的情况，就是她们不敢承认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无论中国女性真的不知道还是存在表达的禁忌，上述调查结果都表明：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性教育，仍然任重而道远。

5.1.2　女性的悲剧

那么女性为什么不知道这个知识或者不敢承认她们知道呢？笔者把三次调查的结果汇总起来（总计7174位女性），从她们的社会阶层分布中找到了如下一些原因（p值均为0.000）。

第一，历史上的性禁忌严重地阻碍了这个知识的普及。这可以从女性的年龄分布上看出来：18到39岁的女性有31.2％知道，可是40到49岁的女性就减少为23.8％，在50到61岁中就只有17.7％了。反过来看，这就是对于最近30年来中国性文化复兴的正面肯定。

第二，上学程度与知晓率成正比例趋势。没上过学的女性只有4.7％知道，上过小学的是14.8％，上过初中的上升为28.6％，上过高中的再次上升为38.4％，而大专与以上的女性则高达47.3％。更能够说明问题的是（2006年的调查），上学程度越低的女性本来就知道得越少，可是她们却越认为这个知识不重要。认为这个知识不重要的，在小学与以下的女性占到36.3％，而在本科以上的女性中却只有9.4％。

第三，越是大城市，女性知晓率就越高。在居住在村镇的女性中只占22.2％，县城县级市与地级市是36.4％，省会是40.9％，直辖市则是42.6％，是农村女性的将近两倍。

第四，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知晓率成正比例趋势。女农民只有19.0％，城市里无工作的女性是21.8％，城市女工是31.2％，而城市各种白领女性则高达45.4％。

第五，知晓率也与女性自己的收入等级成正比例趋势。收入等级最低的女性的知晓率只有22.7％，收入等级比较低的是31.7％，而收入等级较高与最高的那些女性则是41.5％。

综上所述，阴蒂知识的知晓率，其实是女性的社会综合地位高低的一个标志，女性知道这个知识，确实是具有自强自立的高素质的体现。同时，它也反映着全社会男女平等的程度，足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测度指标。

5.1.3　知识促进女性的自信

阴蒂知识对于女性个人的“性福”也非常重要，总的表述就是：知晓率越高，性生活也就越美满。

21世纪的中国女性对于自己的性权利已经日益觉醒，越来越敢于向对方表达自己对于性快乐的正当需求，越来越把性生活美满作为婚姻质量的重要判定标准之一。可惜的是，在时下广为传播的性知识中，非常多的内容其实仅仅是教导女性应该如何满足男性的性要求；关于女性自己应该如何获得自己的性快乐的知识，不但相对较少，而且往往偏重于生理调节或者性技巧。

这其实并不符合女性的实际需求。

从身体与健康的角度来看，能够阻止女性投入性生活的生理功能障碍不但远远少于男性，而且几乎不存在。因此，男性世界中那些针对“阴茎必须能够勃起”的所谓“滋补、养生、壮阳”的药物与食物，对于女性来说基本上毫无意义。在性动作方面，如果女性一直消极被动，那么对于她自己获得性高潮来说，也就毫无性技巧可言。

其实，在任何一种性关系中，女性自己获得性快乐首先需要的是自信，尤其是性方面的自信。如果有了自信，那么几乎一切生理因素都不会成为障碍，几乎一切性技巧也都不成问题。

那么性的自信从何而来？阴蒂的知识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之一。笔者使用双因素交叉法，分析了三次调查中那些在婚（含同居）的女性（6337人）的情况，把那些知道阴蒂位置的女性称为“自信女性”，把不知道的称为“无知女性”，就可以从二者的对比中，分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证明（统计表格从略，p＜0.050）。

“自信女性”对性生活的态度更加积极，因此自己的不良感觉也就更少。她们在性生活中觉得分泌物脏的比“无知女性”少8.4个百分点，有过耻辱感的少12个百分点，觉得性生活本身就是脏的少16个百分点。

“自信女性”的夫妻感情更好。在她们之中，自己更加爱对方的人与对方更加爱自己的人都显著地多于“无知女性”。她们在性生活之外也经常与丈夫互相亲昵的比例，比“无知女性”高出8.5个百分点。在性生活之中，夫妻总是相互接吻的比例，“自信女性”高出“无知女性”9个百分点。

“自信女性”在性生活中也更加有尊严。她们勉为其难地过性生活的情况比“无知女性”显著地少；自己首先要求过性生活的比例、希望性生活的时间更长的比例，都比“无知女性”显著地更高。

“自信女性”更加能够得到丈夫的平等对待与呵护。她们的丈夫首先开始爱抚她们而且做得很充分的比例，比“无知女性”的丈夫高出7个百分点；丈夫懂得如何使妻子更加舒服的比例，“自信女性”则高出11个百分点。

“自信女性”的性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她们的性生活频率更高，每个月的次数比“无知女性”多出10个百分点。在10种性动作中，就任何一种而言，“自信女性”采用过的比例都高出9到21个百分点。合计起来，“自信女性”平均采用过6.8种性技巧，比“无知女性”多出25个百分点；而且经常采用的比例更是比“无知女性”多出35个百分点。

上述这些情况给“自信女性”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更多的“性福”。“自信女性”在性生活中感到舒服畅快的比例，高出那些“无知女性”5个百分点；自己觉得兴奋激动的比例高出12个百分点；每次都有与经常有性高潮的则多出15个百分点。

总之，如果说女性属于心灵与情感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还必须有知识与自信的支撑。尤其是，恰恰是由于女性更容易在性之中遭到损害，因此在寻求性知识这个方面就更加应该是女士优先。

5.1.4　知识推动男性的尊重

与一位“自信女性”结婚，这也是男性的福气，因为与“无知女性”相比，这样的妻子首先爱抚丈夫而且很充分的比例增加12个百分点，丈夫自己的性高潮则增加15个百分点（分母是3608位在婚的或者同居的男性，p值均小于0.050）。

更加重要的是，知道阴蒂的位置对于一个男性来说并不仅仅是生理知识的增加，更可能带来对于女性性权利的了解与尊重，带来对于婚后爱情的追求，从而有助于避免大男子主义的“性自私”。其中的各项具体情况与自信女性差不多，都是各种积极的正面作用更多，消极的负面作用更少，本节就不再一一罗列。总结性的结果就是两条：

首先，这样的丈夫的性生活更加精彩。他们在10种性技巧中合计平均采用过6.7种，比对阴蒂位置“无知的丈夫”多出24％（1.3种）。

其次，他们的妻子总是有性高潮与经常有的比例高出17个百分点。

总而言之，阴蒂虽然是男性的身外之物，但是“阴蒂关怀”却无疑是男性的心中之灯。

阴蒂的位置，这样一个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性知识，居然对于女性和男性，对于双方共同的性生活质量发挥了如此之大的作用，笔者如果不是进行了严谨的调查也无法想象。

这就是性社会学的价值。它所反映出的历史进步，不但是中国人的生活现实，也应该是社会前进的方向。

5.1.5　自己领悟自己的路

现在社会上流行“知识改变命运”这样的说法，也就是仍然是把知识视为外在的、客观的事物，然后作用于人，于是就改变了人。笔者在前面也是故意按照这个思路来写的，以便首先把总体情况说清楚。

可是，知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中国“被现代化”的过程中，凡是上过学的人，都一致地认为，这个问题早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知识就是专家说的，只有专家才拥有知识，知识就是用来教育“无知者”的。

如果我们是在谈论数学或者物理学，那么这话可能并无大错。但是我们谈的是“性”，是这个蕴含了个人几乎所有喜怒哀乐的、总是会激荡起内心最深层感受的、常常令人刻骨铭心的、人类生活中最具有情感价值与激情导向的“性”。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疑问：我所体验到与领悟到的一切，那些专家们即使知道，但真的能够感同身受吗？凭什么他们说的就一定是知识与科学，而我说的却不算，而且必须被他们教育？

这并不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而是人与物的区别。只要我还被承认为是一个人，那么一切关于我的学问，都必须包括我这个主体的一切体验与感悟。如果非要把我当作一个物体那样来“客观地研究”，那么最多也只能产生“兽医学”。

阴蒂的位置这样一个知识也是如此。上面的一切统计结果告诉我们的，其实都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双向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这个知识促进了人们的“性福”，也是那些更加“性福”的人们才更加可能获得、记住与运用这个知识。因此，虽然阴蒂的位置这一事实确实是独立客观地存在的，可是什么样的人更加可能知道它，却是那些人们的主体建构。

因此笔者提倡，不仅对于阴蒂的位置这个知识，而且包括对于一切现今已存的性知识，我们都不仅仅应该学习之，更应该尊重自己的体验，努力做到：自己领悟自己的路。

5.2　性的交往与沟通

5.2.1　社会交往：性之条件

21世纪以来的中国，人们的社会交往迅速增加。笔者假设这会给人们带来发展性关系的更多机会，因此在三次调查的问卷中都设置了如下三个提问。

在过去的12个月之内，无论因为什么，您离开现在的住处，单独外出，一共有多少天？在外面过夜的才算，但是上夜班不算，到近亲家里住也不算。（1．从来没有过或者少于一个星期。2．一周以上，少于一个月。3．一个月以上，少于三个月。4．三个月以上，少于六个月。5．多于六个月。）

过去的12个月之内，在业余时间里，您平均多长时间参加一次社会交往活动？包括：应酬、聚会、访友、集体出游等等，但是跟家人或者亲属的不算。（1．平均每星期两三次或更多。2．平均每星期一次。3．平均每月两三次。4．平均每月一次或更少。5．从未参加过。）

除了工作的需要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您喜欢与外人来往、打交道、交朋友吗？（1．很喜欢。2．比较喜欢。3．不太喜欢。4．不喜欢。）

回答结果如表5—1。

表5—1　社会交往在增加（p均为0.000）

根据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略）〔2〕，男性的社交频率越高，发生多伴侣性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男性的社交频率每增加一个等级，他们去娱乐场所跳舞消费的可能性增加8.5倍，有过多伴侣的可能性增加5.8倍，前一年内有多伴侣的可能性则增加4.9倍。

可是女性的情况却不同。在同样控制了上述因素的影响之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3〕的结果表明：女性的社交频率每增加一个等级，虽然使得她们去娱乐场所跳舞消费的可能性增加10.3倍，但是发生其多伴侣行为的可能性却没有显著地增加。

除了上述提问之外，笔者还询问了人们喝酒与抽烟的情况，因为这两种活动不仅与参加社交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与结成性关系也密切相关。笔者的提问是：

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平均每天抽多少烟？（1．完全不抽烟或者基本上不抽。2．每天抽10支以下。3．每天抽10支到19支。4．每天抽1盒或者1盒以上。）

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曾经喝酒喝多了吗？（1．我从来不喝酒。2．我虽然喝酒，但从来没有喝多。3．虽然喝多过，但是很少。4．喝多过，而且不少次。）

调查结果发现（具体数字省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从2000年到2006年再到2010年，从来不喝酒的比例都显著地减少了；而曾经喝醉过的比例却显著地增加了。可是，从来不抽烟的男女却显著地增加了；相应地，每天抽烟20支以上的男女都显著地减少了。

这无疑反映出禁烟运动初见成效，但是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却被进一步“发扬光大”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的社会交往在持续增加。

5.2.2　异性友谊在增加

在问卷中是这样询问的（2000年未调查）：

现在，您有多少个关系很好的异性朋友？（1．一个都没有。2．只有一个。3．有两个到三个。4．有四个到十个；5．超过十个。）

对回答结果的统计见表5—2。

表5—2　异性好友的人数在增加（p均为0.000）

表5—2里的情况表明：最近五年来，中国人的异性友谊出现了几乎是成倍的增长。笔者假设：这种增长与多伴侣情况的增加存在着相关关系。

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异性之间的性关系，都是从交朋友开始的。因此笔者假设：异性朋友越多，多伴侣性行为的发生可能性也就越高。

对男性的分析

这显然说明，男性只要有异性好友，无论多少，那么他们发生多伴侣的可能性就显著地增加了。当然，作为相关分析，以上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也可以成立。

对女性的分析

但是女性的情况却与男性相反，在进行了与表5—3相同的分析〔4〕之后发现：女性只有一个异性好友，反而把她发生多伴侣的可能性增加了53％，可是更多的异性好友却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

表5—3　男性的异性好友人数与有过多伴侣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续前表

注：2010年，3432位男性；单位＝99；因变量：是否有多伴侣；对照：没有；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是否在婚、是否从不外出、参加社交情况、喜欢社交情况。

短评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大众传媒与网上不断有人在讨论所谓“第四类情感”或者“红颜知己”的问题。笔者并不一概反对这些说法，但是，如果有人要千方百计地抹煞其中的性的色彩，尤其是与多伴侣的相关关系，那么笔者的调查与分析足以证明：这种企图实际上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来源于心虚胆怯、自惭形秽。

5.2.3　男性的“性启动”越来越快

笔者在三次调查的问卷中都问道：“您与现在的爱人认识多久之后，开始过性生活的？”笔者把它称为“性启动的间隔”，用以标志双方交往与沟通的速度。结果如表5—4所示。

表5—4　性启动的间隔（％）

显然，男性的性启动越来越快。相识一年或者一年以上才开始性生活的男性，从2000年的将近2/3急速下降到2010年的稍多于2/5。反之，一个月以上，少于一年的从1/4急速上升到2/5。在相识一个月之内就上床的男性，从2000年的10.6％上升到2010年的16.7％，构成了显著的增长。

可是，女性的性启动的间隔，虽然相识一年或者一年以上才开始性生活的，从2000年至2010年减少了8.2个百分点，但是却没有构成显著的变化，尤其是少于一个月的，2010年仅仅是9.8％。

那么，男性的更快与女性的不变，其间的差异从何而来呢？笔者的数据中没有相应的变量，只能猜测为：由于笔者询问的仅仅是目前保持着性关系的那个人，不是被调查者的第一个性伴侣，而男性的婚前性行为又远远多于女性，因此很可能是男性后续的性伴侣与女性的第一个性伴侣出现了部分重叠，才造成双方的性启动间隔之间的差异。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传统文化认为，女性在结识之后应该更加矜持，因此至少有一些女性不愿意承认自己和对方相识不久就上床了。

5.2.4　性喜好的沟通：为什么三缄其口？

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以言性为耻”，那么在夫妻或者同居者之间怎么样呢？笔者是这样提问的（2000年未调查）：

在性生活中，每个人喜欢什么，可能都不一样。在这方面，您和您的爱人，是怎样进行交流与沟通的？（1．从来没有交流过。2．仅仅是通过表情或动作，不谈论。3．偶尔谈论一次。4．有时候谈论。5．经常谈论。）

表5—5所示的回答情况表明，无论丈夫还是妻子，能够多少开口交谈的比例都高了一些，但是尚未形成显著的增加。

表5—5　夫妻的性生活交流在增加（％）

丈夫分析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丈夫作为性生活的主导者，应该是很喜欢积极地谈论自己的性喜好的，至少应该没有多少顾虑。可是2010年调查结果却表明，丈夫谈论性喜好的仅仅占一半。因此笔者专门分析一下，那些不谈论的男性怎么回事。

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从略）〔5〕，丈夫中存在两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有7个因素可以减少丈夫不谈论的可能性，也就是增加谈论的可能性。其中有两个因素是直接关于性生活质量的，而且都排列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其一，如果丈夫觉得性生活的次数不多不少正好，那么他不谈论的可能性就会减少65％。这成为增加他谈论性喜好的第一位的因素。反过来说就是：无论性生活的次数太多还是太少，都会使得丈夫更加可能变成“闷葫芦”。

其二，如果丈夫觉得自己被爱抚得很充分或者比较充分（对照：完全没有被爱抚），那么不谈论的可能性减少54％。换言之，只要妻子对丈夫进行哪怕是不那么充分的爱抚，就可能打开他的谈论性喜好的话匣子。

第二种倾向是，丈夫如果认为自己很性感或者比较性感或者男人味很足，那么他不谈论的可能性就会减少39％到50％。这比较符合传统文化的教导。如果丈夫是初婚，不谈论的可能性也会减少45％。这可能与性经验不够丰富有关。如果丈夫在前一年内自慰，那么他不谈论的可能性减少45％。也就是说，男性在婚后继续自慰没什么可怕的，反而可以增加双方直接讨论自己的性喜好的可能性。

有意思的是，唯一增加了丈夫不谈论可能性的因素是“每天都想性”。对照于那些较少想性与根本不想性的丈夫，每天都想性的丈夫三缄其口的可能性增加了95％。笔者猜测，这恐怕主要是因为每天都想性的丈夫，一般都是内心生活更加丰富或者想象力更加发达的人。他们对于自己的交谈对象一般也更加挑剔一些。他们的妻子或者同居女友也许不容易达到这样的高标准，结果丈夫也就信奉“沉默如金”了。

妻子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女性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性的喜好，更何况谈论之。可是现今时代却有占一半的妻子在谈论。因此笔者对妻子的Logistic回归分析（从略）〔6〕转变为专门分析那些肯于谈论的人。

首先引起读者注意的是：就肯于谈论性喜好的可能性而言，妻子的阶层分野非常显著。与50到61岁组相比，比较年轻的妻子谈论的可能性增加了2.5到4.1倍；可是流动人口却减少32％，住在直辖市的妻子减少34％，初婚的则减少53％。这些情况表明，50岁以下的、不是居住在特大城市而且不流动的、同居的或者再婚的妻子，更加可能谈论自己的性喜好。

肯于谈论性喜好的妻子，在性爱方面出现3种倾向。

第一种是妻子自己的情况。如果妻子非常爱或者比较爱丈夫，那么她们更加可能处于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状态，因此谈论性喜好的可能性剧减80％。如果妻子自己不需要假装性高潮，那么说明她的性生活良好，不需要多说什么，因此谈论的可能性也就减少35％。如果妻子很喜欢或比较喜欢社交，那么她很可能觉得自己的性喜好毕竟不同于跟别人的社交，因此反而减少了32％的谈论的可能性。

第二种情况涉及双方共同的性活动。如果双方在性生活之外也有亲昵行为，如果丈夫有性高潮，如果丈夫的性技巧得分高，那么双方的性生活很可能已经达到“尽在不言中”的境界，因此谈论的可能性减少44％到55％。

第三种情况是增加妻子谈论性生活的两个因素。如果妻子在结婚或同居以后仍然有自慰，很可能是由于她在双方的性生活中无法完全获得满足，因此这就促使她谈论性喜好的可能性增加了1.1倍。此外。虽然有过群交的妻子很少，但是这会促使她打破种种禁忌，谈论的可能性剧增8倍。

5.2.5　“性福”在于息息相通

在性社会学看来，中国人不习惯或者不善于直接交流性生活的体验，既来自“中冓之言，不可道也”的传统控制，也反过来维系之甚至强化之。

可是，社会交往与夫妻之间的交流都是一种人际互动，也都是性别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节对此的一切分析与论述，归根结底是证明了性社会学在20世纪之初就已经鲜明提出的基本命题：性不是单纯的个体行为，而是存在于至少两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形式之一。

因此，交流与沟通，在性生活中就像在任何一种人际关系之中一样重要。它不是单纯地讨论性技巧或者性喜好，更不应该变为诉苦与唠叨。它应该传递的不仅仅是具体的信息，更是尊重、体贴、爱与激情。国际上的所谓“性治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只有从这里开始，才可能使双方“重新爱一次”，达到性生活更加和谐的目标。

5.3　性别气质的主体建构

5.3.1　为什么研究，怎样研究

在2010年针对成年人和少年的问卷中，笔者都询问了这样两道题：

有的男人觉得自己很有男子汉气概，就是“很有男人味”、“是个男人”。您觉得自己的“男子气概”很足吗？

有的女人觉得，自己很有女性气质，就是“很有女人味”。您觉得自己的“女人味”很充足吗？

备选答案都是：“1．很足。2．比较足。3．不太足。4．很不够。”

这两道题要讨论的，是人们对于“男人味”与“女人味”的自我评价，也就是当事人主体建构的结果，而不是所谓“客观存在的”性别气质。因此，笔者以下的论述并不涉及“究竟什么才算是男人味或者女人味”这个问题（问卷调查也无法做到）；要考察的仅仅是人们对于“男人味”或“女人味”这样的概念究竟有什么样的认识。

这种设计是因为，许多人在讨论性别气质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是首先毫无根据地咬定当今中国存在着某种性别气质（其实只是研究者自己所定义的），却不管中国人实际上是不是这样认为的，一味地大发宏论，甚至试图提出“理论”。笔者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要从根本上来考察：究竟有没有这样一种人人都认同的性别气质。

5.3.2　提纲挈领的认识

总体情况

中国男女对自己性别气质的评价见表5—6。

表5—6　男人味与女人味（p均为0.000）

由此，笔者得到三个发现。

其一，中国男女对于自己的性别气质的评价居然如此之低。认为自己的“男人味”不足（不太足和很不够）的成年男性接近30％，在少男中则高达40％；而在成年女性中居然高达60％，少女中更是达到几乎84％之多。

其二，女性对于自己的“女人味”的评价比男性的自评更低，尤其是在少女中，沾沾自喜的人简直就是凤毛麟角。

其三，无论少男还是少女，跟成年人相比，对于性别气质的评价都低得简直不成比例。

两种趋势

这三个发现都说明，对于目前广为流传的“性别气质”这个概念，中国人的自我评价中同时存在着两个相反的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缺乏自信”，就是人们过于相信社会舆论所传播的那种高标准的性别气质了，与之相比，只能自惭形秽。

第二个趋势则是“不再认同”，就是相当多的中国男女已经构建出自己的新的性别气质，而且乐于特立独行。因此他们之所以选择“不足”，其实是对传统的衡量标准的不认同。

5.3.3　男性每况愈下，女性节节攀升

总体分析

请看令人惊讶的图5—1（分越高，表明认为自己的性别气质越足）：

图5—1　对于自己的性别气质的平均评分（最高4分）

中国的传统文化总是在宣扬：男人顶天立地，盖世英雄，壮心不已，愈老弥坚；而女人则相反，青春一闪，人老珠黄，日薄西山，悄然离去。

可是笔者的调查却发现，中国人自己所表达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其一，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14到17岁的青春期里，都认为自己的男人味或女人味非常不够，而且渴望成长，急于成熟，因此他们对自己这方面的评分最低。

其二，在50岁之前，无论在哪个年龄段中，女性对于自己的女人味的评分都远远低于男人对于男人味的评分。

其三，到了29岁以后，男性对自己的男人味的评分却开始逐步下降，到50到61岁的时候已经下降到与青春期少男近似的最低分。与此相反，女性却节节攀升，到50到61岁的时候已经达到最高分，而且与男性平起平坐。

这种情况可以用本节的总认识来解释。

男性分析

那些“缺乏自信”的男性，就是因为更倾向于按照社会流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男人味是否足够，结果就出现了与日俱增的“生活磨损”。在18到29岁的时期内，他们初出茅庐，志在千里，信心十足，不知愁滋味，因此给自己的性别气质打出最高分。可是随着一辈子的打拼，他们实在是累了，撑不住了，结果在50岁以后常常会“顿悟”到：自己刚强一世，几乎全是为了名利、为了子女，自己究竟留下一些什么呢？结果就很容易从此一蹶不振、稀松邋遢、孤僻怪异。也就是说，恰恰是因为这样的男性过于相信所谓的“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的社会判定标准，他们才会出现这种“人过三十日过午”的规律。

可是，同样是在生活历练足够多之后，另外一些男性却是越老就越是不再认同所谓的“男人味”，认为垂垂老矣的自己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东西，因此心安理得地给自己打出最低分。

总之，传统社会对于男人味的判定标准，其实是按照“社会合格”的要求来制定的。因此它必定仅仅适合于那些足以作为社会骨干或中坚的中青年人，而少男与老头注定难以“达标”。区别仅仅在于：如果男性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而且敢于承认之，那么他们给自己打出的低分，就是在表达着“不再认同”。反之就是“缺乏自信”。

女性分析

可是对于女性来说，情况恰恰相反。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如花似玉、楚楚动人还是温柔贤惠、风情万种，这些形容词几乎全都是针对18到29岁的女性。可是恰恰是这个年龄段之内的女性，给自己的性别气质的打分比更老的女性要低得多，也就是说，她们基本上是对于女人味缺乏自信。

与此相反，虽然传统社会一直贬低中年及以上的女性（“黄脸婆”、“老妖婆”等等），但是这些女性给自己的女人味的打分却节节高升，直到老太太那个年龄段达到顶点。这主要是因为她们越来越不再认同社会按照少女与少妇来制定的那些衡量标准。

以上情况就是笔者多年来不断宣讲的“社会寿命中的男女互变”的重要表现之一。男女都从青春期的自卑开始成长，在男性如日中天的时候，女性相形见绌；但是斗转星移，女性老当益壮，男性却如秋风落叶。双方最终复归为“非性别状态”，也就是脱离甚至否定了此前人生中传统社会所灌输的所谓性别气质。

这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生理决定的，更与传统社会对于性别气质的规定南辕北辙。这是人们对于自己一生的体验和感受的总结，是人们自己逐步建立起来的生存策略和生活选择。它足以战胜社会所宣扬的性别气质的判断标准，足以成为人们的生活实践。从学术上来说，这就是笔者提出的人的“主体建构”的最佳证明之一。

5.3.4　自我评价的影响因素

无论是“缺乏自信”还是“不再认同”，人们的自我评价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信口开河或者吹牛撒谎。这是人们对自己的一种综合评价，与自己在性的其他方面的表现密切相关。

那么，人们实际上是根据自己哪些方面的情况来做出估计呢？这样的问题，问卷调查无法直接询问，只能依靠统计分析。在表5—7中，那些不显著相关因素都省略了。

表5—7　自我打分的多元线性回归

注：2577位男性；单位＝99；R² ＝0.241；3352位女性；R² ＝0.278；因变量：性别气质的自我打分（1～4）；控制变量：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上学年数、职业与收入等级。

在表5—7中，男性和女性的情况所差无几：性感程度、魅力程度、了解异性心理的程度、对性欲强的认同程度与整体健康的程度，都与男人味或女人味的自我认同程度显著相关。或者说，在目前中国社会里，性风采与性别气质仍然在相互建构乃至浑然一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无论男女，越是认为自己很性感的人、越是认为自己在同龄异性眼里魅力很大的人，给自己的性别气质的打分就越高。也就是说，对于男人味或者女人味的自我评价，主要来自人们对于自己的性风采的认同程度。

其二，性风采一般来说是静态的，而动态的考察则要看人们“了解异性心理的程度”与“异性朋友的人数”。结果数据分析表明，越是了解异性的心理的男女、异性朋友越多的男性，对自己的性别气质打分也就越高，成为评价自己的性别气质的两个显著相关的因素。

其三，女性的异性朋友人数是个例外。它与她们自己的性别气质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就是说，男人味足的自我认识主要来自男性的女性朋友的赞赏；而女人味足的评价则是更多存在于女性的自我肯定当中，与她们的男性朋友的评价没有显著的关系。

5.3.5　内指与外指，泾渭分明

在2010年的问卷中，笔者还询问了一道题：

现在有一些人，打扮得既不像男人，也不像女人。对这样的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1．很欣赏。2．有一点欣赏。3．有点讨厌。4．非常讨厌。5．我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统计结果是：在中国14到61岁的总人口中，有90.6％的男性和89.2％的女性，不欣赏打扮得“中性化”的人，其中非常讨厌的男女各占38.9％和37.7％（p＝0.874）。

但是笔者的这个提问并不是“普查题”，而是“相关设计”，是为了考察人们对于其他人的性别气质的看法（外指），然后把它与人们对于自己的性别气质的评价（内指）进行相关分析，看看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通俗地说就是：考察那些自认为男人味或者女人味很足的人，是不是就一定讨厌别人的“中性化”的形象。

结果笔者惊讶地发现：答案是否定的，性别气质的内指与外指居然没有显著的相关。这说明，中国人把性别气质的内指与外指分得很清楚，并不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只不过是“男女必须有别”这个传统观念在作怪而已。

那么究竟什么社会阶层的人们更加讨厌或者不讨厌“不男不女”呢？

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从略）〔7〕可以发现：自己的上学程度高、居住的城市的级别高、自己的职业等级高、人到中年，这些社会阶层因素都会显著地减少对于“不男不女”的讨厌。也就是说，整体上的社会地位越高，就越容易宽容“中性化”的打扮。

可是，身为独生子女或者流动人口，却会增加讨厌“不男不女”的可能性。这非常值得整个社会加以注意。

5.3.6　性别气质，谁在评论谁？

上述统计分析结果的学术意义在于：任何一种先验地树立起一个所谓“传统的性别气质”的靶子，然后再口诛笔伐或者歌功颂德地“抽样议论”，都只能沦为一种文字游戏。

这就是“应然”（理想状态中应该如此）与“或然”（现实生活中实际如此）的关系。两者不能互相否定，但是也不能互相取代。也就是说，出于价值观，笔者当然一直非常支持而且积极参与对于传统的性别气质的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笔者去严格调查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

更为重要的是，生活和历史、概念与思想，都是中国人自己构建出来的或者选定的。即使我们假设中国现在仍然存在着一个“传统的性别气质”，也必须首先检验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全面统治了所有的中国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一切批判就都成了无的放矢，至少也是剑走偏锋。

可惜，中国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研究者在自说自话，既不去调查民众在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也不考虑自己的论断是否具有代表性。

反其道而行之，笔者经过调查分析的结论是：性别气质方面的多元化已经开始出现，因此人们的自我评价也开始出现两种趋势，不但存在着“缺乏传统的自信”，也存在着“不再认同传统”。后者非常具有革命性，很可能成为未来的社会主流。

5.3.7　“中性化”趋势，一个伪问题

这就不得不涉及一个很吸引眼球的问题：当今中国，尤其是青少年中间，是不是出现了一种“中性化”的趋势？

表面看来，这种说法有根有据，故事多多。君不见，无论是服饰还是“春哥”等词语，无论是形象还是举止，年轻人越来越不像上几代人了，乃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人不断大声疾呼“寻找男子汉”。

可是，如果这就是所谓的中性化，那么中国人在短短的30年之前的“文革”中，岂不是更加彻底地被中性化？那时候中国人被形容为“蓝蚂蚁”，男性和女性不但穿着打扮不辨雌雄，甚至就连言谈举止、行为做派和音容笑貌都如出一辙。

尤其是，这些人或者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儒家与道家都信奉阴阳互补的思想，因此并不把男性与女性作为截然割裂的、不可模糊界限的对立极端，反而赞赏“男人（有）女气，女人（有）男气”，认为这至少是建立婚姻与夫妻相处的最佳状态。在社会主流阶层中，对于男女的形象与气质的要求更是趋于近似：男性是“儒雅、谦和、平心静气”，女性则是“端庄、温顺、不苟言笑”。请问，这难道不也是中性化吗？

因此说，目前有些人大肆炒作的所谓中性化，实际上是拿阿波罗那样的男子汉形象与维纳斯那样的美女形象来作为衡量标准。可是，这样的男性与女性的形象与气质，其实仅仅存在于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之中，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占据过主流。所以这些人所说的中性化其实就是“不够希腊罗马化”的意思。

之所以有人糊涂至此，或者是因为他们过于脱离生活，或者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去中国化”了。

5.4　多元的社会性别与性取向

5.4.1　不是新现象，而是新理解

多元性别

进入21世纪，中国人已经逐渐知道，在社会性别方面，除了男性和女性，还有其他一些社会性别，例如同性恋、易性者、易装者、变性人、阴阳人等“跨性别” 〔8〕，再加上不认同任何一种性别的“酷儿”，共同构成了多元的性别。

因此，笔者在问卷一开始询问对方的性别的时候，就增加了男性和女性之外的第3个选项：跨性别或其他。随后，在问完所有一般问题要开始询问性生活细节的时候，笔者再次提问：“请您对自己的性别加以确认。（1．男。2．女。3．跨性别或其他。）”

结果，在18到61岁的成年人中间，有22个人确认自己属于男女之外的跨性别；在14到17岁的少年中有3人。虽然他们只占调查总体的2‰左右；但是，这就是给他们表达自己的生活留出了空间。这样的问卷设计不仅很可能是中国第一次运用多元性别理论的实证研究，而且是笔者提出的“主体建构研究视角”的自我贯彻。

通俗地说就是：增加一个选项，世界就变了。

多元的性取向

性取向并不完全等于社会性别。它主要说的是：把自己的性爱与性活动，指向多元性别中的哪一种或哪几种。

也是在21世纪之始，中国的各种非异性恋的性取向日益浮出水面，尤其是男性同性恋（gay）更是广为人知，甚至“爆菊”这样的词语也已经开始在网上四处流传。本节就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基本数据，以便人们更好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异性恋者

本节所说的完全异性恋者，不包括那些自我认同为任何一种跨性别或者同性恋的人，也不包括在所有性关系中有任何一种是与同性的人或者跨性别的人发生的人。

这样的完全异性恋者，在2000年的调查中是3709人，2006年是5133人，2010年是5950人。

这种划分绝不意味着排斥或歧视其他任何一种性别或性取向，而是为了以实地调查的数据，打破那种认为世界上只有男女异性恋的顽固思维传统。

通俗地说就是：知道天外有天，才不会坐井观天。

5.4.2　性取向：主体建构的成长

如果说中国对于少年的教育在整体上有什么特色的话，那么首先应说到的是：固守天下一统，强求千人一面。在社会性别的培养方面也概莫能外。下面是2010年的调查结果。

首先，笔者专门询问少女：“您觉得自己喜欢‘耽美’吗？或者属于‘同人女’或‘腐女’中的一种吗？”备选答案与发生率是：“1．是的，我符合上述任一情况。”（3.4％）“2．不是。”（22.5％）“3．我看不懂这道题。”（74.1％）

这表明少女中的“耽美”、“同人女”或“腐女”已经开始显露出来，预示着社会性别多元化的历史进程将随着下一代的成长而加速发展。但是这同时也表明，还有3/4的少女仍然不知道这些概念。

笔者估计，大多数读者更为关心的可能是表5—8所示的问题。

表5—8　少年与青年的性取向的对比（％）

从表5—8中可以看出：少女中的同性倾向远远多于18到29岁的成年女性；反之，少男中的却少于成年男性。

从女性来看，很可能是由于女性的同性性活动类似于亲密的友谊，因此在少女的成长阶段中，比例更高的女性会认同自己是“拉拉”（女同性恋）。但是随着女性长大而且不得不结成异性婚姻，其中的一些女性便修正了自己对于性取向的自我建构，把自己纳入异性恋的社会分类。

但是男性的情况恰恰相反，很可能是由于中国传统上并不排斥少男之间的亲密接触，因此比例更高的少男并不认为自己具有同性恋的倾向。可是随着少男成长为自立于社会的男性，尤其是面临异性婚姻的催促，更多的男性开始意识到并且确认了自己的同性恋的取向。

这足以说明，所谓“同性的性取向”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主体建构和自我修正的结果，而且在此后的一生中仍然可能继续修正下去。

以上说的是社会建构理论的主要思想，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笔者从主体建构论的视角出发，希望提醒读者：不论一个人以后将会变成什么样，都不能据此把他（她）此时此地的存在状态扭曲为“一时冲动”或“偶尔为之”或“年少无知”。

具体来说就是：虽然笔者调查到的这些具有非异性恋取向的少年们，会有一些人以后改变了；但是在此时此地，他们确确实实就是非异性恋，绝不允许以所谓的“境遇式的同性恋”来加以缩小。其中的逻辑推理其实很简明：不是也有一些目前认为自己是异性恋的少年，后来选择了非异性恋吗？怎么就没人敢说异性恋者也是“境遇式的”呢？

5.4.3　支持“同性恋平权”是高阶层表现之一

在是否支持“同性恋平权”与个人素质的关系方面，笔者在调查问卷中询问了这样3个问题。

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同性恋”，您知道得清楚吗？（1．非常清楚。2．还是比较清楚。3．不怎么清楚。4．很不清楚。）

在您所认识的人里面，有“同性恋者”吗？（1．有。2．没有。3．我说不清。）

有人说，“同性恋者”应该与其他人完全平等。您的看法是什么？（1．非常同意。2．比较同意。3．有些不同意。4．非常不同意。）

表5—9反映出：中国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已经越来越多地认识了同性恋者（这当然主要归功于“同志出柜活动”），但是清楚同性恋定义的人却并没有增加，赞成同性恋平等的人的比例也增加得不多。

表5—9　对于同性恋的认知（％）

中国人的这种态度与他们的社会阶层所属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请看表5—10。

表5—10　三次成年人调查中各社会阶层对于同性恋的态度（％）

续前表

注：除了住地级别的三个p值是不显著之外，其他p值均为0.000。

这已经一目了然地反映出：了解同性恋、赞成同性恋平权是当今中国人的高阶层的表现之一。

5.4.4　“同性恋”的呈现

在调查问卷中，关于同性恋的呈现，提问是这样的：

有些人，曾经与男人接过吻。您是这样的吗？（1．是的。2．不是。）

有些人觉得，自己很想与男人过性生活。您是这样的吗？（1．是的。2．不是。）

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您是这样的吗？（1．是的。2．不是。）

您曾经与男人有过性生活吗？请注意，这里说的是男人，是与您自己性别相同的人。（1．是的，有过。2．不，没有。）

在最后的提问中，如果被调查者是女性，那么每一处“男人”都可以由电脑程序自动替换为“女人”。这样笔者就可以调查女性同性恋的情况了。所有问题的回答情况见表5—11。

表5—11　同性恋问题的回答情况（％）

在表5—11中，虽然在10年之间，四种情况都出现了一些增长，但是都没有构成显著的差异，因此只能定性为“基本持平”。

异性恋者可能都非常关心中国究竟有多少同性恋，可惜笔者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笔者不知道所谓“同性恋”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国内外有上百种定义，笔者无法一一分析，只能把笔者所调查到的4种情况统统列出来，您认为哪几种应该算是“同性恋”，就请您自己加起来。

这并不是投机取巧，而是更加严谨的研究态度。其结果见表5—12。

表5—12　三次调查的男女中的同性之间的情况（％）

注：18006位男女；单位＝97；卡方检验结果不显著。

除此之外，对于有过表5—12中情况的人，笔者还询问了首次发生的年龄、总的人数、上年之内的人数、对方的基本情况等7个问题。但是由于有过以上情况的人的比例很小，很可能因此而不再具有总人口的代表性，所以笔者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此处也不再列出。

从“论方法”的角度来说，对于任何一种小概率的社会现象，随机抽样和问卷调查方法并不适用；如果勉强为之，往往是自筑陷阱。

5.4.5　性别的多元化已经来临

增加一个选项，世界就变了

笔者在询问各种主要的性关系的时候，都询问了对方的性别，而且在2010年的问卷中，除了“男人”和“女人”，都设置了第三个选项：“跨性别或其他（例如变性、双性、易装等）”。因此笔者可以把性别多元化的情况总结在表5—13中。

表5—13　三种性取向的情况的百分比（互不包含）

注：表5—11和表5—12中的“认同为同性恋者”比例在此表中拆分出“认同为跨性别”，因此数值上有微小变化。

从表5—13中可以看到下列重要情况。

其一，各种非异性恋行为在迅猛增长。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这些行为真的增长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宽容度的增加，当事人更加敢于承认自己有过这些行为了。

其二，在各种非婚性行为中，非异性恋的比例也更多。这表明，虽然主流社会仍然相信中国目前的异性婚姻固若金汤，但是实际上，它至少已经很难再控制住非异性恋行为在婚外的发生。

其三，在找性工作者的行为中，有稍多于1/3是非异性恋的。但是这种情况以及这种类型的性产业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更缺乏学术研究。

其四，在买性、群交、卖性这三种行为中，有稍多于1/2到2/3是非异性恋行为。这些比例不仅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也是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

比例的增加，来源于视角的革命

笔者上述的调查数据，在中国是首次发现，但是它仅仅是来源于视角上的两个革命，也就是笔者提出的两个新的假设：其一，各种性关系都有可能不是发生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其二，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认同自己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其他的性别。

这两个假设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稀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知道这两个常识。但是从学术上来说，它却是货真价实的革命。这是因为，传统的问卷调查都是研究者用自己设定的尺子来测量社会现实，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剪裁生活。例如，传统的调查从来都仅仅设置男性与女性这样两个备选答案，这就专横跋扈地删除了生活中一切“其他性别”的存在。再例如，以往的问卷中从来也不调查性关系的对方是什么性别，似乎它必然发生在男女之间。这就无可挽回地排除了一切非异性恋的性行为。

笔者所做的，就是贯彻自己提出的“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就是承认被调查者自己对于性别的认同是第一性的和本位的。无论研究者对于被调查者的这种认同有什么样的评价，都必须首先去调查被调查者的认同究竟是什么样。这才能够反映出人们自己创建出来的生活实况，而不仅仅是研究者管窥的世界。

5.4.6　什么人是完全异性恋？

大多数异性恋者经常讨论的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成为同性恋？但是，讨论这个问题的资格应该是：首先要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是一个异性恋。笔者的分析见表5—14。为了简明扼要，不显著相关的因素都不再列出。

表5—14　完全异性恋的自我认同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2010年，3422位男性，3766位女性；单位＝99。所有社会阶层变量均已纳入，所以不再设置控制变量。

从表5—14中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首先，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年龄与完全异性恋不存在显著的相关。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所谓“非异性恋越年轻越多，越老越少”的情况。

其次，与完全异性恋行为出现显著相关的社会阶层划分主要是：高中以上（含）上学程度的男性、城市的男女、有固定异性关系的男性、从不外出或者从不社交的女性、信仰某个宗教的男性。

这些都表明：那种“天下唯有男女”的“性别二元论”，主要存在于中国的中上阶层里。据此笔者可以推测：性别二元论是维护主流社会阶层切身利益的一种思想武器。

5.4.7　“男男性行为者”辨析〔9〕

定义

在本节中，所谓的“男男性行为者”（men have sex with men，MSM），是指自己14周岁以上、拥有男性外生殖器（阴茎与睾丸），而且与拥有男性外生殖器的人发生过触及外生殖器的各种性行为的人。仅仅是为了简明起见，本节中把两者都称为男人，但是实际上包括其他认同的人。

这一概念至少包括以下8种性关系，却并不局限于此。

（1）直接确认自己曾经与男性性交过，无论何种情况；

（2）目前的性伴侣是男性；

（3）最近的那个性伴侣是男性；

（4）首次性交是与男性；

（5）群交是与男性；

（6）与职业的男性性工作者性交过；

（7）买性的对方是男性；

（8）卖性给男性。

研究的8个光谱式维度

研究多元的性取向的8个维度见图5—2。

图5—2　研究多元的性取向的8个维度

笔者认为，所谓同性恋或MSM，其实只是对于多元的社会性别这个光谱式地带的一种人为的截取。因此笔者应该首先确定光谱的可见的两个极端，把目前尚不知晓的各种情况作为“紫外线”和“红外线”，虽然并不排除其存在，但是也不包括在研究范畴之中。〔10〕

“光谱式思维方式”说的仍然是同一个轴线上的情况；可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至少可以从8个方面来考察所谓的同性恋现象。这样一来就可以形成一个研究的路线图，也就是应该从这8个维度上运用光谱式思维方式，才能把研究推进一步。（其中的第4项与第8项更主要地运用于艾滋病传播的视角。）

MSM也是多元的

MSM是多元性别的组成部分，但是MSM本身也是多元的。在目前中国相关信息极其有限的条件下，笔者只能首先提出下列一些人群。

单一性别环境中的MSM

这里指的是在相对封闭、女性相对缺少的性别环境中（监狱、部队、矿山、建筑工地、男职工集体宿舍、宗教场所、远洋船舶等）发生男男性行为的男性。其中的一些男性会形成“性的互助合作”，因此在性行为方式上更趋平等，比如1（插入方）与0（被插入方）的互换可能更加普遍。在单一性别环境改变之后，这种情况可能继续发挥作用，乃至决定一个人的终生的性取向；但是也可能不再发挥作用。这方面的研究，国内暂付阙如。

与女性结成性关系的MSM

这里指的是自己是男男性行为者，却与女性结婚、同居、发生性行为的男性。在以往与当下的中国，女性往往对他们的真实性取向并不知情。

这种情况往往被称为“双性恋”，但是笔者一直不愿意使用这个概念，因为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许多结了婚的“男同志”绝不是因为既喜欢男性又喜欢女性，而是迫于种种家庭与社会的压力的无奈之举。

SM人群

SM（Sadomasochism）即虐恋，是一种将性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活动。所谓“痛感”有两个内涵，其一是肉体痛苦，如鞭打导致的感觉；其二是精神的痛苦，如统治与服从关系中的羞辱所导致的感觉。

其中S（Sadism）指虐恋中的施虐方，行话叫做“主”；M（Masochism）指虐恋中的受虐方，行话叫做“奴”。

“夫妻奴”指男女两人同时作为“奴”参与虐恋活动，接受“主”的调教，又称为“绿帽奴”或“戴帽奴”。“夫妻主”指男女两人同时作为“主”参与虐恋活动，共同调教别人。在“夫妻主”与“夫妻奴”的虐恋活动中，可能同时发生同性性行为与异性性行为，因而形成类似桥梁人群的艾滋病传播模式，从而增大了被感染的风险。

“1/0主”指在同性肛交中既做过插入方也做过被插入方，在虐恋活动中仅作为施虐方的男性。“1/0奴”指上述活动中作为受虐方的男性。“1/0主奴”指既可以做施虐方、也可以做受虐方的男性。

“1主”指在肛交中作过插入方而且仅作为施虐方的男性。“1奴”指仅作为受虐方的男性。

“0主”指做过被插入方且在虐恋活动中仅作为施虐方的男性。“0奴”指仅作为施虐方的男性。

SM中也存在着有偿服务与群交的现象。

男男性工作者

MB（Money Boy）〔11〕即向男人提供有偿的性服务的男性。

他们具有更高的经性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这是由于他们在权力关系的安排中处于劣势地位，因而在性伴侣的选择与性行为方式的选择上更加缺少自主权。

MB究竟是作为插入方还是被插入方，更多地以客户的偏好为中心，因此在MB群体中，既做“1”也做“0”的情况（“1/0”）是主流。但是一些具有独特条件的男男性工作者（例如外貌较好、文化素质高、性功能强等），在交易中十分受欢迎。如果供不应求，就会形成卖方市场，他们就可能获得相对多的自主权，可以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角色。这便是MB中同时也存在“纯1”与“纯0”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由于MSM人群在整体上呈现为“0”多“1”少的状况，因此对于“1”的服务需求大于对于“0”的服务需求，所以能做“1”的MB（包括“1/0”与纯“1”）就会具有更大的市场。这就推动了MB中“以卖养嫖”现象的出现。

跨性别

主要是指那些不认为自己属于他们的“生殖器性别”的人，其中最常见的是拥有男性生殖器却男扮女装的人，也可以称之为“易装者”。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与男性从未发生过性行为，因此不应该包括在MSM之内；但是也有一些人由于自认为是女性而与男性发生性行为。

此外，大约从2005年以来，有一些男性并不是“跨性别者”，并不反叛自己的男性身份，仅仅是假装成女性去从事性工作。行话把这样的男性叫做“妖”（“人妖”的简称），学术语言则往往称之为“易装的性工作者”。

异性群交中的同性性行为

这里指的是多个男性同时同地与一个女性发生性行为，而且男性之间也相互发生性行为，或者至少是程度较低的性的接触。

变性人、两性人

这里所说的变性人只指原本为女性，经手术改变外生殖器（人造阴茎）的人。两性人指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两种生殖器官的人。如果他们与男性发生性行为，那么也应该纳入MSM的范畴。

无明确的性取向

那些没有确定自己的性取向的男性，也可能与男性发生性行为，在未成年人中更为常见。认同为“酷儿”的男性（往往是成年人）也是如此。

异性恋者的同性性行为

一些认同自己是异性恋者的、对男性也没有性爱或性兴趣的男性，也可能通过与男性的性行为来获得性满足。

5.4.8　对MSM概念的质疑

在几乎整个预防艾滋病领域中，MSM这个概念都是从唯科学主义的客观测量的视角出发的。也就是说，无论当事人认同还是不认同，也无论对当事双方产生了什么样的意义，只要双方都是生理上的男性，也发生了性行为，那么此人此事就被强行标定为MSM。从艾滋病的性传播的角度来看，这自有其道理，因为病毒不会由于当事人不承认自己是MSM就不传播。

但是对于人文社会的诸学科来说，要研究的是整体的“人”而不仅仅是“病”。因此，主体的认同与这种认同的主体建构过程都时时处处不可或缺。这是因为，主体的不同认同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及其结果，或者反过来说，同样的行为并不一定必然造成同样的人（详见本章相关讨论）。

总之，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如何去认识生活，而在于我们为什么要去认识生活。

如果是为了“改造同性恋”，那么MSM的概念就可以而且应该贯彻于人类的一切领域，因为“行为改变”毕竟还是有可能做到的。反之，如果我们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尤其是少数人群）的人权而去做研究，那么我们务必要把主体认同作为我们获得知识的第一来源，而且根本就不存在“谁改造谁”的问题。

5.5　讨论：性，不应有别

国际上关于“同性恋”的研究成果不仅硕果累累而且山高水长，这曾经屡屡吓阻笔者去涉足这个领域，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更是曾打算对此一言不发。因此笔者此处所论，仅仅是为了抛砖引玉。

笔者一直主张：性与性别是相互建构的。〔12〕但是从逻辑上来说，如果性与性别相互建构得浑然一体、完美无缺，那么原来的两者还能够独立存在吗？如果非要再从水乳交融之中划分出性和性别，还有意义吗？

5.5.1　性，真有性别之分吗？

无论男性、女性还是跨性别，生物学和行为学意义上的性（sex）都同样是从勃起到摩擦到高潮到消退的一个过程。无论摩擦的或者被摩擦的是阴道还是肛门，无论对方是人还是动物，无论是单独“自摸”还是使用替代品，都可以达到高潮。也就是说：“性快乐不问来源。”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性本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性别之分。只是在人类社会进入性的“唯生殖目的论”与“异性婚姻专制”的时代之后，人们才开始去分辨性行为有没有对方，是什么样的对方，才会出现“同性恋”与“异性恋”这样的社会文化的划分。

对此，笔者可以举出这样的实例。

早在1993年，笔者就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北京有一些男性去“男同志”的“点儿”上，要求别的男人给自己口交，可是他自己却碰都不碰另外那个男性。访谈中得知：他们压根不喜欢男性，更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他们只是需要有人给自己口交，根本不在乎对方是男性还是女性。

也有男性和女性主诉过：自己就是喜欢为别人口交，也不在乎对方是男性、女性还是“阴阳人”。

近年来，在笔者对于“易装的性工作者”的了解中获知：他们身为男性却假装成女性，去给男性提供性服务，反而往往比真女性能够更多地“做生意”。这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恰恰因为易装者并不是真的女性，从小没有被培养成“端庄淑女”，因此才能够做出风情万种、妖娆淫荡、招摇诱人的种种姿态与动作。

其二，也是因为易装者并不是真的女性，不必遵守“男主动、女顺从”的性的传统规矩，因此他们可以从一开始就主动给“男客”人口交，往往可以在“男客”人发现他们身为男儿之前就已经“结束战斗”。

反过来看，也有一些“男客”可以发觉“易装者”其实是男性，但是其中相当多的“男客”却安之若素，只要对方的“动作到家”就OK。甚至有些“男客”觉得这也很新鲜，乃至于乐此不疲。这些“男客”根本就不是所谓的男同性恋者，甚至连MSM也不是，因为他们本来是来找女性的。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男客”与易装者发生性行为这件事，一点儿也没有影响他们作为“标准男人”去从事异性性行为，因为其中一些“男客”接着又去找真女性了。

在这样的生活实践中，性就是性，哪里有什么性别之分？

这就是说，如果有些人仅仅需要生物学或行为学意义上的性而且自我认同、自得其乐，那么研究者与社会制度非要给他们戴上某个性别或者“××恋”的帽子，究竟是谁错了呢？

5.5.2　异性恋也并不必须“男女有别”

其实，更加普遍而且最通俗易懂的实例，恰恰来自异性之间的日常的性生活。

在几乎一切民族的语言中，异性性交从来都被描述为“男人肏女人”，也就是“阴茎插入阴道”。可是，它为什么就不是“阴道吞没阴茎”呢？尤其是在“女上位”的性交中，往往是女人主动把阴道套在阴茎之上，难道这还不是“吞没”吗？

中国古人很注意这一生活实践。在明清之际的性小说中，屡屡使用“套弄”这个动词来描述某些女人主动进行的性交，也就是阴道主动地去吞没和玩弄阴茎。问题仅仅在于，为什么在现代的中国，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老祖宗的这个概念与哲理，更没有人去发掘其中的文化意义？

“性交必须男女有别”的潜意识，有两个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来源。

其一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社会身份主宰论”。简单来说就是：随着“男尊女卑”的身份制度的确立，“卑”的阴道就再也不被允许去吞没“尊”的阴茎了。反之，“阴茎插入阴道”的概念的确立，不但成为男权中心社会的支柱，而且成为排斥异性性行为多样化（例如口交、肛门性交等）的思想武器，更是压制同性性行为的法宝。

其二，中国古代的祖先崇拜集中体现为性的“唯生殖目的论”，就是规定性的一切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结果，唯一可能带来生殖结果的“阴茎插入阴道”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并且唯我独尊。

这样一来，男女之间的性交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定规与礼仪，即所谓“伦常”。并不是因为我在生理上是男性才去插入，而是由于社会首先把我规训为“大男人”，所以我才会信奉和贯彻“性就是我插入”，绝对无法容忍“性也可以是我被吞没”。

反之，社会如果把我培养成“淑女”，我就很难承认性交是“我吞没他”，即使这样做过，也绝不能这样想。本书后面还将会揭示：直到21世纪，中国夫妻中采用过“女上位”的比例也仍然不高。这并不是因为这种体位对于性交及其效果有何优劣之分，而是因为传统的男女很难接受这种“乾坤颠倒”的、“男不男女不女”的、“变态”的、“有失身份”的性。

总之，虽然男性和女性确有很大的生物区别，但是在“阴茎与阴道结合”这个特定的行为之中，性别其实只是性的社会角色，而不是性的必要条件。

5.5.3　性，请取消性别这一划分

以上说的都还是依托于生物人体的那种性（sex），可是“全性”（sexuality）的新概念却包含了情感、体验与意义等诸多身心合一的内容，而且强调其情境化与发展化。在这种定义之下，性与性别不但更加不应该割裂，而且根本就无法划分了。

许多认同自己为同性恋者的人曾经主述道：自己仅仅是爱同性，其实与同性之人从来没有过任何身体的接触。同样，“耽美”中的“同人女”或“腐女”，虽然身为女性，喜欢的却是男性中的同性恋者的某些形象。这样的实践究竟应该算作什么性别之间的“恋”？这样的人又应该算作什么性别呢？是女性还是男性还是同性恋者？结果，传统的“性”与“性别”这两个概念，在这些实践的面前一筹莫展，自己把自己搞得糊里糊涂。

说到底，这是一个单一视角还是多元视角的问题。生物学的“性别”完全取决于从染色体到外生殖器的身体构造的不同，而不管个人从事了什么样的性行为。行为学的“性”则完全取决于两个不同个体之间如何发生性行为，而不管双方是什么性别。可是作为全面整体化的“全性”，却更加广泛地包括了个体的全部情感、体验与感悟，因此既不能仅仅局限在传统的“性别”之内，也无法再用经典的“性（行为）”来囊括。

现在，随着多元的性别、多元的性取向与多元的性行为方式在中国日益浮出水面，人们终于可以认识到：用性行为的方式来划分性别其实是以偏概全。例如在男性与男性之间的肛门性交中，被插入者并不意味着就是所谓“扮演女人”，尤其不意味着他就永远会这样。

同样，用性别来划分性行为也是一叶障目，因为无论发生在什么人之间，只要摩擦足够，那么性的感受都可以如出一辙。尤其是，性爱的对象已经不再必然是人，而是可以无限扩展；不仅可以是为人所知的“动物恋”（兽交）与“享用性玩具”，也可能是中国古代“房中术”里的“神交体不交”，还可能是即将来临的“虚拟的性”。在这类“非人的”性活动之中，哪里还有什么“性别”？

以往的社会制造出“性别”这个概念，现在的人们则用自己的实践创造出将其消除的条件与机会。因此，笔者的价值理想是：在一切与性有关的考虑中，把目前所说的“性别”这样一种划分，完全彻底地清除掉。〔13〕

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跳出“性（sexuality）与性别（gender）谁包括谁”这个老圈子，才能避免“谁决定谁”的无聊纠缠，才能贯彻“主体建构”这个新视角，开辟新的天地。

说到底就是：性本无别，人误加之；若要平等，有性无别。

注释

〔1〕此题在2000年由于尚未提出假设而没有调查。

〔2〕 7360位男性；单位＝280；R² ＝0.131；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是否流动人口、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3〕 7794位女性；单位＝282；R² ＝0.146；控制变量同注〔2〕。

〔4〕 3768位女性；单位＝99；因变量：是否有多伴侣；对照：没有；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是否在婚、是否从不外出、参加社交情况、是喜欢社交情况。

〔5〕 2612位男性；单位＝98；因变量：是否有过语言交流；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婚姻状况。

〔6〕 2010年，3362位女性；单位＝97；因变量：是否有过语言交流；控制变量：上学年数、职业与收入等级。

〔7〕 7202位男女；单位＝100；因变量：是否讨厌；对照：讨厌；控制变量：性别、年龄组、月收入等级。

〔8〕我国台湾的何春蕤教授首先提出的概念。

〔9〕以下两个小标题的研究是笔者与郭雅琦及其团队共同完成。

〔10〕关于“光谱式思维方式”，可参见潘绥铭、黄盈盈、王东：《论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的整合》，载《中州学刊》，2009（2）。

〔11〕 Money boy与MB都不是来自英语，而是中国的“男同志”群体创造出来的口头表达，说英语的人们反而听不懂。这足以显示出主体建构的强大力量。

〔12〕参见潘绥铭：《性社会学》，第5章“性与社会性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3〕与“酷儿理论”之异同，暂不展开讨论。

第6章　关系中的性

6.1　爱不分先后：婚前性行为

婚前性行为是最近30年来中国大众最为关注的性现象之一，相关的争论经久不衰，而且往往夹杂着强烈的道德情绪。可是，无论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争论者们往往根本不去搞清楚自己所反对或者支持的“婚前性行为”究竟是什么内涵、什么外延。这个问题如果搞不清楚，争论就会停留在情绪发泄或者指桑骂槐的极低水平之上。

笔者在本节中所说的婚前性行为定义是这样的：

“婚前”指的是第一次领到结婚证（不包括订婚或者定亲）之前，无论是否举办过婚礼。

“性行为”仅指阴道性交与肛门性交。

“当事人”仅仅指那些到调查的时候仍然从来没有领到结婚证的人，不包括那些先斩后奏（先上床、后登记）的在婚者，也不包括那些再婚者、已经离婚而尚未再婚的人。

“性交对象”则包括：网友、性工作者，以及“以性换利”、“以利换性”、一夜情、互换性伴侣、群交、不情愿、被迫性交的对象，也就是尽可能地涵盖目前可知的各种性关系。

6.1.1　未婚：无性交不等于无性

下面先不去讨论婚前的直接的性交，而是看看这些数字。

在全国18到61岁的所有未婚而且没有与任何人性交过的男女中，已经与异性接过吻的人，从2000年的40.5％显著增加到2010年的45.6％；已经有过性爱抚的人，从2000年的30.6％显著增加到2010年的40.8％（p均为0.000）。

从接吻与性爱抚的差距来看，2000年，在接吻过的男女里，有10％的人是仅仅接吻而没有进一步的性爱抚；但是到了2010年，两者仅仅差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双方一旦接吻，就有95％的人接着进行性爱抚。

这就给传统的性道德提出了一个令其尴尬的问题：在婚前，如果没有过插入式的直接性交，但是除此之外什么行为都做过，那么究竟算不算“失贞”呢？有些性爱抚不但非常深入而且足以使双方达到性高潮，这也不算吗？甚至连口交或肛门性交都不算吗？

性爱抚不但是人类所独有的行为，不但是爱情的充分表达，而且同样可以带来性高潮。如果这都不算是“有性”，那么只能说明那个所谓的“贞操”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毫无关系，仅仅是卫道士的借口。

说到底，传统的“婚前贞操”要求的其实就是一个处女膜完整。可是这等于说：除此之外什么都可以做。这种道德难道不荒谬吗？

6.1.2　未婚性交：方兴未艾

在全国18到61岁的未婚总人口中，有过性交的比例（男女合计，无论什么情况）在2000年是37.7％，2006年为37.0％，基本未变。但是到2010年则显著地增加到49.1％。

图6—1、图6—2里分别包括三种情况，说的都是在仍然未婚者中的比例。其中的“同居”说的是双方已经住在一起超过6个月；“多伴侣”说的则是无论什么情况，与多于一个人性交过。但是这两者并不互相排斥，因此不可以相加，也不等于“有性总计”。

图6—1　男性的婚前之性

具体情况如下表：

图6—2　女性的婚前之性

具体情况如下表：

从图6—1和图6—2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第一，在10年的发展中，男性和女性中未婚同居者的比例都一直保持在20％上下，虽然有所减少，但是并没 有构成显著的差异。

这说明未婚同居是一种非常理性、非常必需的行为，双方不同居已经不行了，其中没有多少性道德的色彩，因此也就不受社会变迁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于全体未婚者中至少20％左右的男女来说，现行的结婚登记制度并不适合于他们的需要，因此他们也就对之不屑一顾。尤其要注意的是，笔者所定义的“未婚同居”实际上已经跟结婚没有任何性质上的区别。它仅仅是不符合结婚登记制度而已。〔1〕

第二，男女的“有性合计”在10年中总体上都出现了显著的增长，但是增幅还不算最大。由于其中的同居比例是相对恒定的，因此这种增长说明未婚者的非同居的各种性行为显著地增加了。中国社会对于婚前性行为的争论，其实也是主要说这一情况。

第三，男性“有性合计”的比例在10年间上升11.2个百分点，到2010年的时候已经超过一半，所谓的“处男”已经少于半数了。女性的这一比例虽然一直少于男性，但是在10年间的增幅却达到12.8个百分点，多于男性。

这说明两方面的情况：一个是女性在这方面的变化比男性大一些；另一个则是社会上那些所谓“天下无处女”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而且这种“骂女不责男”是欺软怕硬的双重性道德标准的体现。

第四，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未婚者有过多伴侣的比例，在男性中短短10年就从约1/6直线上升为将近1/2；在女性中则从2000年的近乎于无，一举跃升为将近1/3。这种情况是中国传统性道德最不能容忍的；可是，它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剧增了。

第五，更加令传统道德恐慌的是：到2010年的时候，无论男女，未婚而有多伴侣的比例，已经接近于“有性合计”，男性尤甚。通俗地说，这就是“没有则已，一有就不是一个”。笔者真心地发愁，不知道传统道德还能祭出什么样的法宝应对之。

上述的增加幅度相当惊人，但是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来看，其原因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未婚者越来越敢于承认自己婚前有性，甚至有多个性伴侣。

6.1.3　什么阶层依然在“婚前守贞”？

如上所述，既然中国人里的婚前性行为已经如此之多，那么我们社会学家就不应该去研究“谁有过”这样一个老掉牙的问题，而是应该反过来考察一下：什么样的人还没有过？

笔者把三次调查中所有的未婚者合并在一起，考察“婚前有性总计”的比例，得到如下显著相关的结果（p值均小于0.050）。

在男性中，首先可以看到：职业等级越高的人，发生婚前性行为就越多；越低则越少。在上学或待业的男性中只有30.0％，在农村劳动者中增加到42.9％，在生产工人中是45.1％，在商业或个体工作者与白领阶层中则增加到66.9％和63.9％。

这并不是性道德的问题，而是社会阶层的问题。中国的体力劳动阶层的男性，与其说是更愿意遵守“婚前贞操”，不如说是更不容易寻求到婚前之性。反之，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居住在城市的、职业等级更高的男性们，更多地具备了发生婚前之性的各种相应条件。他们之中婚前有性者的比例已经或几乎达到2/3，显然已经创造了自己的新的性文化。

其他方面的显著影响因素还有以下这样一些（统计表格从略）。

男性流动人口比固定居民的婚前性行为多出17个百分点（66.3％对49.0％）；有过自慰的比没有的多11.5个百分点（55.5％对44.0％）；有异性朋友的比没有的多13个百分点（54.1％对41.0％）；抽烟的比不抽烟的多20个百分点（61.2％对41.3％）；喝酒的比不喝酒的多出将近25个百分点（62.7％对38.0％）。

这些影响因素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不那么循规蹈矩的男性，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可能性更大。人们可以把这叫做堕落，也可以说是潇洒，但是笔者宁愿认为，把这看作主体建构可能更加合适，因为这不是社会道德的落实，而是被调查者们自己的选择。

下面来看看女性的情况，因为在中国传统中，所谓“婚前贞操”更多地针对女性而不是男性。见表6—1。

表6—1　女性仍然坚守“婚前贞操”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1299位未婚女性；单位＝258；因变量：是否至今仍然没有性交；控制变量：城乡差异、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对于女性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发挥最显著作用的因素是她们的年龄。从18岁开始，每长大一岁，仍然能够坚守婚前贞操的女性就减少14％。这意味着，所谓的婚前贞操其实主要是少女情窦初开之时，对于性与性别差异的一种莫名的恐惧而已。随着年龄增长和与异性交往的经验不断丰富，女性越来越明白为什么自己也需要性，因此在30岁之前已经有77％的未婚女性放弃了社会强加自己的所谓“婚前贞操”。具体情况请看图6—3。

图6—3　未婚女性的年龄与有性的百分比

发挥作用的第二位显著的因素是女性的上学程度。可是与人们的想象和大众传媒的宣扬恰恰相反，越是上学程度高的女性，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可能性不是越大，而是越小。与那些上过小学及以下的女性相对比，上过初中的女性坚守婚前贞操的可能性增加6.6倍；上过高中的增加9.6倍；上过大专及以上的则增加14.6倍。也可以反过来说：越是上学程度高的女性，婚前性行为越少。具体情况请看图6—4。

图6—4　未婚女性的上学程度与有性的百分比

图6—4中的情况并不奇怪，而且主要地并不是性道德问题，而是女性的人生发展的需求。上学程度初中以上的女性，往往试图以接受更多的教育来对抗女性就业与成功越来越困难的当今社会，因此她们更加不愿意由于婚前性行为而“因小失大”。〔2〕

最后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是女性有没有异性朋友。但是这已经不需要论述了，如果连一般的男性朋友都没有，那么坚守婚前贞操的可能性当然就会显著地增加。

当然，从统计分析和主体建构的视角来看，上述回归方程中的某些相关很可能是互为因果的，甚至有可能是反向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缺乏坚实的定性研究成果，此处不再展开讨论。

6.1.4　婚前有性≠“性混乱”

中国人一谈性道德，就最容易概念不清，对于婚前性行为也是如此。很多人和许多传媒总是把婚前性行为归入“性混乱”，甚至把它与预防性病联系在一起，根本不知道只有“多伴侣的性行为”才有可能传播。因此笔者把在婚者与未婚者加以对比，看看究竟谁的“非主流性行为”的发生率更高。

根据省略的交叉表（7794位男女）：无论男女，大多数非主流性行为都与婚前之性呈现为不显著相关（p均大于0.050）。这包括：有长期性伴侣、上年“以性换利”、有一夜情、曾经有性病、曾经找“小姐”、曾经有多伴侣、上年接受“三陪”、上年“以利换性”、上年有多伴侣、曾经有交换性伴侣。

只有“上年有跳舞消费”和“上年‘看黄’（包括网上）”是未婚者显著地更多，在婚者则更少。但是这一点也不稀奇，它们仅仅是未婚者的性替代而已，并非直接的性行为。

此外，“上年有交换性伴侣”和“上年有群交”这两个指标也出现了差异，但是这两种情况的参加者的比例都少于2％，因此不足以进行比较分析。

这就是说，在笔者纳入分析的总计14种非主流性行为中，至少有10种是未婚者与在婚者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因此笔者可以说：21世纪中国男女的婚前性行为，并不比在婚者更“混乱”。

6.1.5　“不婚同居”的道德创新

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法律规定，男人22岁才能结婚，可是18岁就能当兵。这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做人比杀人难；二是过日子比打仗难；三是对付女人比对付敌人更难。”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却敏锐地揭示了一个人权的基点：所谓的“婚前”之性，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

21世纪以来，城市青年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不结婚而同居”的现象，就是双方自愿地不以结婚为目标却共同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在从农村进城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们中，这种性关系形式更多。它的主要特征是“萍水相逢”、“自己做主”和“互不纠缠”。

许多人把它视为“道德败坏”，可是：

第一，“不婚同居”在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中，空前地、充分地尊重对方的权利，真正实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否则，纵然有万千的“自己”巴望着“不婚同居”，又岂有一个“对方”会答应？反之，在当今中国，夫妻暴力与婚内强奸何其多。相比之下，究竟哪一个才更道德一些？

第二，“不婚同居”在自己与其他相关者的关系中，实行“我活，也让别人活”。因此才互不纠缠，也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并不去侵犯自己和对方的配偶、恋人、父母、亲属等人的权利。反之，那些非要“棒打鸳鸯”的父母，那些大打出手或者冷若冰霜的夫妻，那些因为离婚而鱼死网破的配偶，可知道还有这样一种道德？

第三，“不婚同居”遵循爱情的定律，既做到了在过程中与特定时段中的“专一”，又不搞“从一而终”。如果这还不算新道德，那就太短视和浅薄了。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会在一生中多次结婚，次次专一而且多次离婚、多次再婚、次次合法。在离过婚的人已经占到城市总人口的4.5％的今天，难道我们还不应该为这种“连续专一多偶”现象多少做一些道德准备吗？

第四，“不婚同居”把性放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既不那么可怕又不那么宝贵，顺其自然而已。反之，那种鼓吹“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传统道德，难道还要让它继续谋杀所谓“失贞”者吗？

当然，就像它不是一坏全坏一样，“不婚同居”也不可能是一好百好。问题是，如果只知道它破坏了什么，却看不出它建设了什么，那可就是观察者的失误了。

6.2　“无性婚姻”行将逝去

笔者2000年的性调查结果中有这样一个数据：在全中国20到64岁的、在婚或者已经同居的（统称为“夫妻”）、被调查时仍然生活在一起的男女女女里面，每个月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的人超过了1/4（28.7％），在最近一年里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的人则占到6.2％。当时笔者的著作中把这称为“婚内乏性”。

可是这一结果发布之后，大众传媒大加炒作，将其命名为“无性婚姻”，后来居然有些大城市的婚姻介绍所开展了专门介绍“无性婚姻”的业务，最终被当作笑料放进了2010年的贺岁电影。

6.2.1　性生活与日俱增

那么10年过后，现在的情况如何呢？笔者专门统计了那些在婚或同居的而且最近一年内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三次调查总计10027位男女）〔3〕，结果发现：在过去一年之内，他们之间的性生活频率出现了显著的增加。“无性婚姻”日益减少，行将逝去。

更细致地来看，在任何一个年龄段中，都出现了低频率者减少、高频率者增加的局面（见表6—2，中间状态的数字基本不变，从略）。

表6—2　上年的性生活频率（夫妻的百分比，p均为0.000）

从表6—2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中老年人当中，主要是频率低的大幅度减少了；而在中青年当中，则是高频率者大幅度增加了。

如果笔者把性生活频率分成11个等级，把最近一年之内都没有过的设为0级，把每天一次或者更多的设为10级，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夫妻（18～61岁）的平均等级是5.39级，到2006年增加到5.72级，到2010年再次增加到5.97级，大致相当于每个月三次左右（p＝0.000）。

这样的显著增长，可以列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应该是中国夫妻日益认识到性生活对于自己的身心、对于婚姻的美满所发挥的巨大促进作用，因而产生了更大的性的积极性。

那么，中国夫妻对于目前的性生活频率是否满意呢？在丈夫中，认为性生活次数太少的，从2000年的39.8％减少到2010年的27.3％（p＝0.000）；在妻子中则是从23.8％减少到21.4％（p＝0.096）；而认为次数太多的夫与妻都没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是说，中国夫妻对性交的频率也越来越满意了。

6.2.2　紧张与压力是性生活的杀手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的性生活最多或者最少呢？（p均小于0.010）

第一，年龄当然非常重要，这在本书前面已经说过了。

第二，上学程度也很重要。高频率过性生活的人，在最高上学程度者中比最低者多出42.7个百分点（见图6—5）。

图6—5　上学程度高，性频率也高（夫妻的百分比）

第三，性生活频率最低的是在农村劳动的男性和女性，其中高频率的人只有40.4％，比城市人口少11.4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城乡文化生活的巨大差异造成的。

第四，性生活的多少，与居住城市的大小直接相关，而且是城市越大，高频率过性生活的人反而越少（见图6—6）。

图6—6　城市越大，性频率越低（城市夫妻的百分比）

这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城市越大，生活就越紧张，闲暇时间就越少，心理疲劳也就越多，性生活频率自然也就越低。反之，县城、县级市里的生活节奏是最松弛的，因此性生活才能更多。

第五，与上述情况类似，城市人口的职业压力越大，性生活也就越少。最放松的职业是商业或个体，其中的性生活高频率者占62.0％，各种白领工作则降为54.7％，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只有52.5％，而各种企业家和各级领导干部则仅仅是49.5％。

第六，性生活频率与自己的收入等级直接相关。可是与人们通常的想象相反（见图6—7）。

图6—7　收入越高，性频率越低（夫妻的百分比）

这其实也是由于收入等级越高的人，生活也就越紧张，心理压力越大。

6.2.3　婚姻磨损

最后，笔者希望提请读者注意“性生活的婚姻磨损”。

在人们所推崇的始终如一、白头偕老的婚姻状态中，男性和女性的性生活频率都是最少的，性生活高频率者只有49.0％。可是在再婚者中却是58.7％，在未婚同居者中是59.7％，未婚或离婚却仍然有性关系的人则高达70.0％和70.5％（p＝0.000）。

即使仅仅统计40岁以下的男女，其趋势也是一样的：在未婚或离婚却仍然有性关系的人中，性生活频率高的人占到73.2％和75.0％；可是在初婚、再婚和同居中都少于前者，只是在66.9％到68.1％之间（p＝0.007）。

在Logistic回归分析（从略）〔4〕结果中，在控制了社会阶层的影响之后，只结过一次婚的男女，高频率地过性生活的可能性，比其他婚姻状况的人少18％。

那么，“婚姻磨损”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原因当然很多，本节暂且只分析性生活中的情况。

对于高频率地过性生活的可能性来说，发挥积极作用的因素主要是：对丈夫爱抚得很充分（增加23％）、自己兴奋（增加33％）、对方很爱我（增加36％）、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亲昵（增加62％）、双方都经常有性高潮（增加79％）。此外，每增加一种性技巧，高频率的可能性也就增加16％。

会减少高频率可能性的消极情况主要是：双方谁也不主动要求性生活（减少22％）、双方打架（减少27％）、对方缺少性高潮（减少28％）。

显而易见，性生活的多与少，虽然跟许多生理状况有关，但是双方的相互协调也非常重要，归根结底要看双方的爱情是否足够深厚、激情是否仍然持续。

婚姻之所以能够磨损性生活，恐怕并不是纯粹因为“审美疲劳”，而是因为婚姻太保险了，即使性生活不好也很难解除婚姻，因此许多人也就“不思进取”了，不再努力地建设它。其结果就像温室中的花朵，不但抵御不了外界的竞争，反而使得自己日益枯萎。

6.3　夫妻爱情与“性福”

6.3.1　夫妻爱情在减少

在笔者的三次调查中，除了性生活之外，考察相互感情程度的提问有4个：

目前，您自己对您的爱人，感情有多深？目前，您的爱人对于您，感情有多深？（1．非常深。2．比较深。3．不太深。4．感情已经破裂了。）这两个题合并为“互爱程度” 〔5〕。

您觉得，目前您与您的爱人之间，谁更爱谁？（1．我更加爱对方。2．对方更加爱我。3．双方的爱差不多。4．双方谁都不爱谁。）

在过去的12个月之内，除了性生活以外，您与爱人是不是经常互相亲热？包括亲吻、拥抱、抚摸。（1．经常。2．有时。3．很少。4．从来没有。）

您的爱人，懂不懂怎么样才能使您感到舒服、满足？（1．完全懂。2．懂一些。3．不太懂。4．完全不懂。）

结果笔者发现，在10年之间，夫妻感情的程度在这4个方面都显著地降低了（见图6—8）。

图6—8　感情程度在降低

注：p值（性之外经常亲昵）为0.024，其余3项的p值均为0.000。

这个调查结果，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出乎意料的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大众文化一直在后浪推前浪地大力宣扬爱情的无比重要，而且恋爱、择偶与结婚的机会与空间都更加天高地广，那么夫妻感情程度怎么会反而下降了呢？

情理之中的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夫妻双方的个性日益棱角分明，相互协调简直犹如山叠水障，可是生活压力却日甚一日。所以，过去那种“两只小白兔相拥互暖”的夫妻恩爱，越来越多地走向“两只刺猬被塞进一个洞”的“窝里斗”。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2010年的中国夫妻对于“什么是夫妻爱情”、“应该如何评价之”，已经产生了新的判定标准。10年前的调查问卷也许已是明日黄花。

6.3.2　“性福”却在增加

虽然夫妻互爱在减少，可是最近10年以来，中国人对于“性福”的呼唤与追求却日益强烈。笔者的调查也表明：在实际生活中，夫妻对于自己的性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一直很高，没有显著的差异。如果把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人加在一起，那么在2000年、2006年和2010年的三次调查中一直占到90％左右，不太满意的则从10％减少到7.4％，很不满意的则一直没有达到2％。

但是这并不值得乐观，因为人们所需要的“性福”不仅仅是“比较满意”而应该是“非常满意”。所以本节专门来分析那些对自己的性生活非常满意的“性福人”（见图6—9）。

图6—9　性生活非常满意（p＜0.010）

夫妻合计，“性福人”在逐渐增加。从2000年的26.8％增加到2006年的29.5％，到2010年的时候则增加到33.3％。这主要归功于最近10年来整个中国社会对于“性”更加重视，夫妻更加主动地寻求“性福”。但是直到目前，经过10年的努力，中国成年夫妻中也不过只有1/3的人达到了非常满意的境界。这充分说明了“性福人”难能可贵。

分性别来看，丈夫中非常满意的人在10年中总计增加了4.4个百分点，增加的幅度不算大。可是非常满意的妻子却总计增加了8.7个百分点，增加幅度明显地高于丈夫。也就是说，虽然妻子中的“性福人”的比例到2010年的时候仍然少于丈夫，但是在最近10年里，妻子的进步更大一些。

那么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虽然每个人必定都有每个人的经验，绚丽斑斓，不拘一格；但是笔者还是可以通过回归统计方法，专门考察三次调查中50岁（不含）以下的夫妻，把其中的主色调提取出来，以便给同一条路上更多的人提供参考。

6.3.3　丈夫，性由心生

首先笔者要说的，也是分析中最令人惊讶的发现：丈夫对自己的性生活是不是非常满意，与他的性交频率的多少、10种性技巧运用过几种、运用的程度如何，全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性生活的“多多益善”、性行为的“十八般武艺”虽然不会减少丈夫成为“性福人”的可能性，但是也不能增加之。

这可能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但是却有着深刻的道理：男性其实不大可能把“性生活次数很多”作为“非常满意”的标准。这是因为出于生理的限制，男性的性交次数不可能无限增加，而且次数太多带来的往往是烦恼而不是满意。

男性也不大可能用“性技巧的多少”来衡量是不是“非常满意”，因为多多使用性技巧虽然会带来种种好处，但是也需要男性更多地投入。因此可以推测，中国男性所说的“性生活非常满意”，基本上说的是“恰如其分”，而不是“贪得无厌”。

那么丈夫们究竟做了一些什么，才使得自己成为“性福人”？下面，在控制了社会因素的影响之后，来看看50岁以下的、目前有性生活的、异性恋的丈夫的情况，考察一下究竟哪些情况会增加他们非常满意的比例（Logistic回归分析过程从略〔6〕）。

首先来看丈夫自己这方面的情况，说的都是丈夫非常满意的可能性：

●性生活的时间正好，增加40.7％；

●与妻子相比，丈夫更加爱妻子，增加40.1％；

●丈夫非常爱或者比较爱妻子，增加61.8％；

●在性生活中，丈夫自己能够充分地兴奋起来，增加62.4％。

以上情况说明，除了第一条之外，丈夫达到非常满意的可能性，最主要地取决于他自己对于妻子的感情的程度。尤其是第四条表明：丈夫必须对妻子爱得足以使自己高度兴奋，而不是应付差事，更不是“交公粮” 〔7〕。

中国社会中长久以来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在性生活中，男人似乎根本就不需要爱情，仅仅需要生理上的释放，就可以非常满意了。因此男人是“生物的”、“动物的”，而女人才是“情感的”、“精神的”。可是笔者的调查却揭示出：丈夫其实也同样是感情第一，即使在性生活中也是如此。社会上之所以会产生“男人重生理”的误解，其实仅仅是因为许多丈夫不善于表达自己的爱情，尤其是不善于在性生活中用言语来表达。这是一个应该被谅解的弱点，当然也是丈夫应该努力改善的缺点，但是绝不是百分之百的男人的一成不变的“本质”。

尽人皆知，在性生活中“一个巴掌拍不响”，因此也要来看看妻子的表现对于丈夫非常满意的可能性，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妻子懂得如何在性生活中使丈夫舒服，丈夫增加32.7％。

●丈夫被爱抚得很充分，增加63.1％。

●妻子有性高潮，丈夫增加71.4％。

●妻子非常爱丈夫，增加72.5％。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虽然妻子的性技巧（前两项）也会增加丈夫非常满意的可能性，但是最大的推动力却来自妻子对于丈夫的爱。其实说到底，如果妻子对于丈夫的爱少一些，那么她们也不可能对丈夫做出前两项活动（懂得性技巧与充分爱抚）。因此，上述四种情况集中表达的就是：妻子越爱丈夫，丈夫非常满意的可能性就越大。

社会上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似乎女人在性生活中其实并不需要做什么，只要不拒绝，男人就会很知足，就会很满意。甚至有人认为：男人根本就不需要女人爱自己，只要能过性生活就可以了。这些说法都被笔者的调查数据否定了。笔者反而发现：丈夫在性生活中需要妻子做的，并不仅仅是性技巧，更是情感上的“非常爱我”，否则丈夫就很难达到非常满意。

6.3.4　女性，依人依旧

中国传统性文化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陷：总是倾向于把男性与女性描绘为截然相反的两种人，甚至是水火不相容。在涉及性生活的时候，这种黑白对立的思想就表现得更加严重，例如所谓的“男人如火、女人如水” 〔8〕。

可是笔者的调查结果却揭示出：在“性生活非常满意”这个方面，丈夫与妻子的情况基本相同，并不存在鸿沟。且让笔者来一一道来。

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妻子是否非常满意，与性生活次数的多少、使用性技巧的频率与种类的多少、性生活时间的长短，都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或者说，无论这些情况是多还是少，虽然不会减少妻子非常满意的可能性，但是也不会增加之。

这与男性的情况基本一致。也就是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不是根据性交次数或者性技巧多少来衡量自己的性生活是否非常满意。社会上流传的许多说法，例如“性生活越多越满意”、“性技巧越多越满意”、“时间越长越满意”等等，无论是说男性还是说女性，都经不起调查数据的检验，都应该被视为无稽之谈。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中国人根深蒂固地信奉着古老的“阴阳协调”的思想，坚定地相信，无论性生活次数还是性技巧的使用，都要避免物极必反。所以任何一种“多多益善”的说法，只能是一些人的希望，却不可能成为大多数中国男女判定性生活非常满意的标准与实践。

那么，妻子的性生活非常满意的可能性，究竟来自哪些因素？以下是妻子自己这方面的情况（Logistic回归分析过程从略〔9〕）。

●双方的爱差不多，增加33.4％；

●妻子非常爱对方，增加58.3％；

●妻子在性生活中能够充分地兴奋起来，增加67.3％。

这三项情况都是妻子自己的感情程度的表达。这表明，妻子对性生活非常满意的可能性，不仅仅取决于丈夫的表现，也同时取决于妻子自己是不是爱对方。尤其是妻子非常爱对方所发挥的作用，要大于双方互爱的作用。再进一步看，如果妻子能够把这样的爱落实到性生活中（自己充分地兴奋起来），那么自己非常满意的可能性就可以得到最大的推动。

对于性生活的满意度，中国部分女性中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妻子当然都是爱对方的，当然已经尽心尽力了，关键要看丈夫是不是爱自己。可是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的认识，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对方。笔者的调查数据分析有助于克服这种不佳情绪，也就是鼓励无论妻子还是丈夫，自己首先投入到爱之中，让爱来调动自己的生理反应，而不应该仅仅依赖对方。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目前中国，男强女弱仍然是一种很难迅速改变的现实，因此笔者的数据分析也就发现：丈夫的表现如何，对于妻子的性生活非常满意的可能性，确实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性生活中，妻子依赖丈夫的局面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在性生活开始之前，丈夫充分地爱抚妻子，妻子非常满意的可能性增加34.7％；

●丈夫出现性高潮，妻子的可能性增加37.4％；

●丈夫非常爱妻子，妻子增加39.6％；

●丈夫懂得如何在性生活中使妻子舒服，妻子增加62.8％。

上述情况比较符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感觉与总结，与丈夫中的情况也类似，笔者就不再赘言了。

6.3.5　鞋合适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在当今中国日益复杂多变的、压力剧增的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男男女女开始把爱情作为自己最后的港湾或梦想。社会舆论与大众传媒也越来越突出地宣扬爱情的伟大作用。这些都有利于中国人把性与爱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上述的种种调查结果才可能出现。

“性爱合一，以爱促性，以性固爱，共生共荣。”这其实是中国人在生活实践中的浩荡主流。本节愿意成为读者的一篇励志之作。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本节所论述的内容涉及一个根本的问题：所谓的“性生活质量”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情况来加以判定？

国内有的学者主张：存在着一种客观的判定标准，就是把所调查到的各种变量运用统计手段汇总起来，然后就可以“客观地”判断人们的性生活质量是高还是低。

可是笔者从主体建构的视角出发，坚决不同意这样的做法。原因很简单，人不是物品，人有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判断。人是根据这样的感受与判断来行动的。因此一切所谓的“质量”首先要由人自己来判断，而不是由别人来测量；否则就是一个伪问题。例如“乞丐与富翁谁更幸福”这样的问题，其实只不过是幼儿园的游戏，根本谈不上学术研究。

所以笔者拥护国际学术界的另外一种研究方法：所谓“性生活质量”其实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那就是被调查者所给出的对于性生活满意度的自我判定。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因为：所谓的“性生活质量”并不是一种可以客观测量出来的非我的存在物，而是人们自我建构与相互建构的结果。

6.4　性关系中的性高潮

在西方性研究的历史上，性高潮一直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性学派”研究的中心目标。笔者研究的虽然是“全性”，但是反对“生物因素取消论”，因此也要对性高潮做出分析。

本节只分析在婚或同居6个月以上的完全异性恋者在双方的性生活中的情况，因此简称为丈夫与妻子。

在2000年和2006年的调查中，笔者曾经给出了性高潮的经典定义，然后询问被调查者是否知道“性高潮”这个词语是这样的意思。如果不知道，那么后面的提问就不再出现了。这是因为当时笔者觉得，由于性知识在中国还不够普及，总会有些人看不懂这个词。可是在两次调查的结果中，男性不懂的只有不足4％，女性稍多，也不过是不足7％。尤其是笔者2010年在纳入主体建构的视角之后，关注的恰恰是人们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所谓的“客观判定”，因此就直接使用“性高潮”这个词语来提问了。

6.4.1　性高潮频率：丈夫不变，妻子增加

在2000年和2010年，丈夫每次性生活都能够达到性高潮或者经常能够达到的分别是68.3％和68.6％，没有显著的变化。但是妻子则从28.0％上升到34.4％，显著地增加了（p＝0.001）。尤其是，其中每次都能够达到性高潮的妻子从5.0％增加到10.9％（p＝0.000）。但是与此同时，妻子中从来没有过性高潮的分别是7.7％和6.9％，很少有的是12.4％和14.0％。两者相加，就是说一直有1/5的妻子至少是缺乏性高潮。

按照“从来没有过”＝0，“很少有”＝1，“有时有”＝2，“经常有”＝3，“每次都有”＝4的赋值方法来加总〔10〕，那么丈夫在2000年和2010年分别是2.95级和2.96级，没有显著变化，妻子则是2.05级和2.17级，显著地增加了（p＝0.001）。

然后再看对方的情况。双方评价情况如表6—3。

表6—3　对方的性高潮频率

续前表

表6—3非常有意思！

虽然丈夫和妻子自己都认为自己的性高潮频率在最近10年当中至少并没有显著地减少；但是无论是丈夫看妻子，还是妻子看丈夫，总体上都认为对方的性高潮越来越少了，而且形成了显著的差异。

尤其是妻子觉得，丈夫总是有和经常有性高潮的比例逐次减少。如果从纯粹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丈夫有性交却没有性高潮的情况，应该是少而又少。可是中国的妻子显然并不这样认为，到2010年之时，她们当中认为自己的丈夫每次性交都有性高潮的人，居然少到只剩下13％。

当然，不应该排除性知识贫乏的情况。可是，说不清对方有没有性高潮的人所占比例，在丈夫中和在妻子中并没有显著的差别，证明上述情况很真实。

这就是说，丈夫和妻子对于自己的要求没有大变，但是对于对方的要求和衡量标准却提高了。尤其是妻子，简直是在扇丈夫的耳光。

这是夫妻更加重视和珍视性高潮的表现，但是也预示着将来的夫妻在这方面出现矛盾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这尤其是在预警那些相信自己天生就是百战不殆的丈夫们。

从学术上来看，这一个小小的分析却能够反映出笔者所提出的主体建构的视角有多么重要。丈夫或者妻子自己对自己的性高潮频率的评价固然是一种主体建构；但是由于夫妻处于共同的性关系之中，所以在评价这个关系的时候，就不能仅仅看夫妻各自的自我评价，还要看双方对于对方的评价如何。也就是说，在任何一种双边关系中，其现状是由双方的相互评价共同构建出来的。

6.4.2　高阶层，高潮多

作为性社会学家，笔者更加关心的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夫妻，在性高潮频率这个方面，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表6—4说明：丈夫与妻子的差异并不大，都是比较年轻的、上学程度更高的、城市里的、整体健康与精神状态良好的人，在夫妻性生活中获得更多性高潮的可能性显著地更大。

表6—4　性高潮频率与社会阶层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三次调查的4849位丈夫与5940位妻子；单位分别为279、282；因变量：性高潮的平均等级（连续变量）；R² （丈夫）＝0.188，R² （妻子）＝0.157；控制变量：调查差异。

简而言之，性高潮不仅是生物的与心理的，更是社会的。

6.4.3　事在人为

虽然某些社会阶层因素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是尽人皆知，性高潮的多少更加可能来源于性生活状况的好坏。因此笔者在控制了上述的各个社会阶层变量的影响之后，得到如下的分析结果。

丈夫分析

表6—5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只需要从上到下地看“自己情况”这一栏就可以。上面的11行都是可能增加性高潮频率的因素，下面的6行则是可能减少的因素，都是按照显著度的大小来排列。“估计”那一栏说的则是，如果“自己情况”的回答为“是”，那么性高潮频率增加或者减少的可能性，是回答“否”的人的多少倍。

表6—5　丈夫的性高潮频率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5179位有性生活的丈夫；单位＝278；因变量：性高潮等级（连续变量）；R² ＝0.265。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住在直辖市、收入最高、不抽烟、情绪好坏、调查差异。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丈夫在性方面越是积极、主动、热情、好学，他们的性高潮频率的增加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减少自己的性高潮频率的可能性就更大。

妻子分析

表6—6也是一目了然。上面的11个影响因素都会增加妻子获得更多性高潮的可能性，而下面的5个因素则会减少之。

表6—6　妻子的性高潮频率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续前表

注：5870位有性生活的妻子；单位＝282；因变量：性高潮等级；R² ＝0.375；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每周社交情况、健康状况、生活愉快程度、调查差异。

妻子与丈夫最显著的不同是：对于妻子获得更多性高潮的可能性来说，两个爱情的因素（丈夫更加爱妻子、妻子也爱丈夫）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可是对于丈夫却并没有。

尤其是，增加丈夫性高潮频率可能性的各个因素中，只有两个是来自妻子的配合，可是对于妻子来说，却有三个因素来自丈夫的配合。多出来的正是丈夫更加爱妻子这个因素。这就是说，性与爱的共生共荣，对于妻子更加重要。

6.4.4　妻子的性高潮为什么更少？

既然笔者已经转化出被调查者自己的和对方的性高潮频率的量化变量，那么可以得到一个量化的“双方性高潮频率的差距”的新变量，就是用“自己”减去“对方”，差数呈现为从-4到4的分布，主要集中在-1～1之间。

表6—7说明两个问题。

表6—7　双方性高潮频率的差数的均值

注：由于是夫妻配对调查，因此双方的差数不相等。

首先，无论哪一次调查，丈夫的性高潮频率都多于妻子的，总计起来丈夫比妻子多出0.8个等级，而妻子则比丈夫少0.35个等级。这与其解释为丈夫获得性高潮的能力强于妻子，不如说是由于目前中国夫妻的性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情况。〔11〕

其次，尽管如此，在21世纪中，妻子与丈夫之间的差距总体上呈现为缩小的趋势，而且差异度显著。这就印证了本节前面的揭示：妻子的性高潮频率在增加。这也是笔者提出的“女性的性革命已经开始”这一命题的诸多证据之一。

那么妻子的性高潮为什么更少呢？社会生物学（本质论）把它解释为：女性的生殖角色注定了她们并不需要更多的性高潮，而是需要长期稳固的性关系，来迫使男人帮助自己抚养后代。笔者无意在此展开全面的批判，只需要以下列的分析结果作为反驳的证据（见表6—8）。

表6—8　性高潮差距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回答了自己与丈夫的性高潮频率的4848位妻子；单位＝282；因变量：性高潮等级（丈夫与妻子的等级差距，即平均值减去0.35）；R² ＝0.579；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每周社交情况、健康状况、生活愉快程度、调查差异。

这说明，在控制了社会阶层与生活状况的影响之后，妻子如果在性生活中兴奋起来，那么她们的性高潮频率与丈夫的差数就减少可能0.23个等级，也就是自己的频率增加了，与丈夫的差距缩小了。反之，如果妻子在性生活中曾经觉得耻辱，那么她们与丈夫的差数就可能会增加0.14个等级。其余的变量也是这样来解释。

这就是事在人为，就是主体建构，不仅是批判社会生物学的例证，也是妻子之所以应该在性生活中加强自己的独立性、积极性、主动性和感受性的原因。

6.4.5　性高潮的价值与意义

无论男女，性高潮都是人类性反应的巅峰与目标，也是走向性过程结束的标志。在性高潮中，人会暂时处于“感受空白”的状态，因此被解释为体验到从“假死”到“复生”的生命过程。这种生活实践在历史上曾经催生了众多的文化表现形态，例如模仿性高潮的音乐与舞蹈、“爱与死是文学的永恒主题”等等；也是几乎所有宗教得以产生和确立禁欲主义原则的来源之一。

性高潮是人类无可替代的享乐，而且几乎是唯一可以自我实现的享乐。所以中国明代的小说《肉蒲团》在开篇里就把它表述为：“人生在世朝朝劳苦事事愁烦，没有一毫受用处，还亏那太古之世开天辟地的圣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与人息息劳苦解解愁烦，不至十分憔悴。”赞赏还是贬低性高潮的价值，这曾经是历史上快乐主义与禁欲主义的斗争焦点。时至21世纪，贬低性高潮的人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但是对于性快乐的恐惧只不过是摇身一变，成为对艾滋病的人为恐慌，成为这种人企图整肃性道德的最后的思想武器。

可是另一方面，随着经典性学的发展，对于性高潮的过度崇拜也传播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结果就出现了“性高潮焦虑”，其实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所以在笔者前面的一切分析中都请读者不要忘记，还可能有另外一种原因造成了现状，那就是：由于人们把达到性高潮的标准给拔高了，所以认为自己或者对方的性高潮较少的人才会有如此之多。

在生理学与经典性学看来，性高潮是一个类似珠穆朗玛峰那样的可以测量的客观存在，不仅有着严格的生物学的标准，而且只能由科学家们来测量，然后再来教育芸芸众生。可是，人们在性生活中所获得的放松、欣慰、钟爱、关注、感恩、温暖、融合等等一切美好的感受，难道不是与性高潮的那些生物学指标同样重要吗？如果没有了这一切，人类的性高潮就被异化为简单的生物排泄了。或者说，只有感受到这一切，性高潮对于人类才具有了正面的意义与价值，才值得人类去寻求。

性高潮的生理属性使得它成为经典性学的核心堡垒，但是它也是“全性”的出发点。“全性”这个新概念丝毫也不想损伤性高潮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是希望给它填补更加坚实的基石、更加广阔的外延、更加主体的评价和情感更加丰富的表述。

6.5　性行为革命：性技巧的社会禁忌之瓦解

国际学术界对于性技巧的研究，历史久远，硕果累累。但是直接针对中国人的性技巧的调查结果，仅有劳曼与白维廉两位作者的论文，而他们二位恰恰是笔者2000年的第一次调查的合作者。除此之外，无论英文还是中文，统统一无所有。

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严重的“性技巧禁忌”的最好证明。

21世纪以来中国已经进入“性化”的时代。但是由于“扫黄”，大众传媒与公众舆论往往只能讨论人们在性关系方面的变化，却不被允许揭示人们在性技巧方面的急剧发展。

在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中，“性交”一直被解释为夫妻之间为了生育后代而进行的一种严肃的仪式。道家把“性交”解释为一种得道成仙的修炼手段。佛家则把它解释为一种“苦”。这三种主要的意识形态都在客观上抑制了异性之间的性爱抚与性技巧。

在20世纪初，中国人在西方医学的影响之下，开始把性交解释为一种来自人的生物属性的本能行为，客观上也强调了“阴茎插入阴道”，抑制了性行为的其他各种方式。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年轻人开始使用从英语直译过来的“做爱”一词。到现在，至少在部分人中，“做爱”已经被理解为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我们做的是爱，而不仅仅是性”；另一个意思则是“爱是需要去做的”。这两个意思逐渐成为中国人的思想武器，瓦解了传统的性技巧禁忌，因此中国人的“床上生活”才会变得如下所述的那么丰富多彩。

因此，本节的研究目标是：

第一，检验2000年以前是否真的存在着一种性技巧方面的文化禁忌。

第二，检验这种禁忌到2010年的时候，在多大的程度上已经被瓦解了。

第三，探索这个瓦解的社会文化原因。

6.5.1　枝繁叶茂　欣欣向荣

本节所要分析的是：三次调查的时候与性伴侣生活在一起的、在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曾经有过性生活的、双方都是完全异性恋的人。因此本节的样本量少于调查总体。〔12〕同时，本节中所有的性技巧均为“在过去的12个月里”的情况（见表6—9）。

表6—9　性技巧百分点（p均为0.000）

续前表

表6—9可能过于复杂，那么就转化为图形（不再分男女）。见图6—10。

图6—10　性技巧的使用率

把10种性技巧加起来，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有性者平均使用过6.6种，到2006年增加为7.1种，到2010年再增加到7.5种（p＝0.000）。

一言以蔽之：“床上的革命”才是更深刻、更“实惠”的性革命。

6.5.2　雷池犹在

但是，上述调查结果同时也可以证明：时至今日，禁忌犹在，而且出现了鲜明的5个等级。按照从最宽容到最禁忌，排列如下。

最宽容的第1级，中国人对于接吻几乎是毫无禁忌，在性生活中有过的人在三次调查中的平均发生率高达84.5％。

比较宽容的第2级，如果仅仅是手的动作就非常宽容，无论是抚摸乳头还是抚摸外阴，做过这四种动作的人的平均发生率是77.1％。

中间状态的第3级，对于全身的动作和姿势（女上位与男后入位）的宽容与禁忌几乎是半对半，平均发生率是56.4％。

比较禁忌的第4级，对于口交，中国人非常禁忌，三次平均发生率仅仅是29.7％，比对于变换体位的宽容度一举降低了将近一半。在2000年的时候仅仅是1/6到1/5。

最禁忌第5级，肛交是中国人很难容忍的，平均发生率仅仅是7.5％。

反过来看，从2000年到2010年的禁忌的瓦解过程，也可以证明上述禁忌的等级的真实存在。

首先，性生活中的接吻与四种抚摸的比例，都已经上升到至少有3/4的人做过。全身动作（体位变换）的比例虽然稍微少一些，但是增加的幅度却高达25个百分点左右。这表明这些禁忌已经基本瓦解了。

但是，男对女的口交和女对男的口交，一直到2010年也仍然只有不足2/5，而且增加的幅度只有19个百分点左右。肛门性交更是到2010年仍然不足1/10，而且从2006年到2010年没有增加。这表明，这三种禁忌是最稳固的，很难被瓦解。

6.5.3　什么人的性技巧更加丰富？

性技巧的丰富程度的测度

笔者把所调查的10种性技巧赋值如下：“从来没有这样做过”＝0，“有时候这样做”＝1，“经常这样做”＝2。然后把10个数值加总，形成一个从0分到20分的整体上的性技巧的丰富程度的连续变量。总分越高说明性技巧越丰富，其分布情况见图6—11与图6—12。

图6—11　性技巧得分在增加（p均为0.000）

图6—12　性技巧得分的年龄组分布（p均为0.000）

检验假设

本节之所以集中讨论社会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社会在最近10年当中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变化。它是否对于个人的性技巧丰富程度的变化发挥了作用，以及哪些社会因素发挥了作用，这不仅是中国学者也是中国普通人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检验结果的分析

表6—10清楚地说明：男性、年轻的、上学程度更高的、居住在直辖市的、职业等级更高的、收入最高的、参加社会交往的、喝酒的、没有糖尿病的那些中国人，性技巧的总分也就更高。

表6—10　性技巧得分的多元线性回归

续前表

注：11433位有性生活的男女；单位＝284；R² ＝0.276；因变量：性技巧得分（0～19，连续变量）；控制变量：是否流动人口、调查差异。

一言以蔽之：地位高则技巧多。反之，则少。

6.5.4　性技巧推动性高潮

普通人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很可能不是笔者上述的分析，而是“性技巧越多，性生活是不是就越美好”。

男性在上年内的情况

男性的性技巧与性高潮之间的关系见表6—11。

表6—11　性高潮频率的多元线性回归

注：三次调查的5271位男性；单位＝279；R² ＝0.159；因变量：性高潮频率（连续变量）；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显然，男性的性技巧与他的性高潮频率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

从正面的意义来看，男性的性技巧的总分越高（意味着越是经常地使用，而不是偶然或者不使用），那么获得更多性高潮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可是，男性使用过的性技巧的种类越多，高频率性高潮的可能性反而越小。简单一句话：花样繁多，事与愿违。这就从最基本的层次上打破了部分男性中流传的“性技巧多多益善”的迷信。

那么，是不是越复杂、越新奇的性技巧就会带来更多的性高潮呢？请看表6—12。

表6—12　性技巧与性高潮频率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三次调查的5008位男性；单位＝278；R² ＝0.265。因变量和控制变量情况同表6—11注。

表6—13说明，只有最普通、最普遍的三种性技巧，才会显著地增加男性获得更多性高潮的可能性：在性生活中接吻、男方抚摸女方乳头、女方抚摸男方外阴。其余那些性技巧（在表格中均已省略）与男性的性高潮频率都不显著相关。

表6—13　女性性高潮频率的多元线性回归

注：5941位女性；单位＝282；R² ＝0.202。因变量和控制变量情况同表6—11注。

这就进一步打破了“性技巧多多益善”的迷信。

女性在上年内的情况

表6—13表明：在女性中，性技巧的总得分越高（越是经常使用），获得更多性高潮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是女性究竟使用过几种性技巧，却并不显著相关。

从表6—14可以看出，与男性中的情况类似，女性获得更多性高潮的可能性也不是来自新奇的性技巧，而是来自最基本的三种方式，其余的性技巧（在表格中均已省略）并不能增加女性的性高潮。

表6—14　女性性高潮频率的多元线性回归

注：5683位女性；R² ＝0.199。因变量和控制变量情况同表6—11注。

6.5.5　互爱高于性技巧

从古代的“房中术”开始，中国的多数男性就始终不渝地坚信：性技巧越多、越新奇甚至越怪异，自己与女方的性高潮也就越多。这不但是对于“房中术”的误解（它其实是为了“固精”），也是对于人类的性快乐的扭曲。

笔者在26年的笔耕中，不断地论述性生活中双方互爱的重要性，现在终于可以运用调查统计的方法来检验笔者的一贯说法。为此，笔者使用前文论述的“夫妻互爱程度”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请看表6—15。

表6—15　互爱高于性技巧：性高潮频率的多元线性回归

注：11458位男女；单位＝285；R² ＝0.296。因变量和控制变量情况除控制变量中加性别外，其余同表6—11注。

表6—16雄辩地说明：无论属于什么社会阶层，也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性高潮的第一位的推动力都是双方互爱的程度：双方互相爱得越深，获得更多性高潮的可能性就越大。互爱每增加一个等级，可能性就会随之增加16.8％，是性技巧得分所发挥的作用的两倍。

6.5.6　“唯插入论”是一种文化霸权

人类的最主流的性都发生在某种关系之中。几乎所有的性技巧与性协调，其实也都是朝着调解双方关系的方向努力。可是这种理想状态却屡屡遭遇一种文化的狙击，那就是：相信一切性行为都应该以阴茎插入阴道为中心〔13〕，似乎唯有这种方法才是正宗与正统，除此以外皆为“变态”。

这种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是从最古老的阴阳交合的思想中发展而来的。其后，皇权社会出于维护“男权中心论”和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的需要而不断地强行灌输，终于把它建构为中国人的一种思维定式与性的习俗。

这种观念否定和排斥一切其他的性行为方式，不仅把人类之性退化为动物的交配，而且树立和巩固了男性中心论，甚至就连男同性性行为中的肛门性交也被牵强附会为“1”（插入者）就是“男人角色”，“0”（被插入者）则是“女人角色”。

下面，笔者以数据分析为据（统计表格从略），检验这种文化对于普通人的性生活是否发挥了作用。

在2000年的调查结果中，在当时50到64岁的男女总人口中（出生于1936年到1950年之间的那一代人），双方虽然过性生活却从不接吻的，居然高达接近1/2；从不抚摸对方外阴的占1/3；从不抚摸对方乳头的则占到1/4。这种情况可能让现在的年轻人目瞪口呆：不做这些活动，双方却性交了，真是高难度动作啊。

随着性革命的成功，中国人的爱抚日益增加。总人口中在性生活中从不接吻的比例从2000年的21.8％减少到2006年的17.1％，再减少到2010年的8.6％。从不抚摸乳头的人则从12.4％降低到10.2％再降低到8.2％。从不抚摸外阴的则是21.4％到15.5％到10.5％。

相应地，在50岁到61岁的人口中，在性生活中从不接吻的人从45.8％下降到30.4％，再减少到23.4％，也显著地减少了。可是传统依然顽固不化，因为从不抚摸乳头的人只不过从25.1％降低到23.2％，而从不抚摸外阴的人反而从35.6％增加到42.3％。〔14〕

对于上述的趋势，笔者并不排除其中可能包含“越老越懒”的因素。可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越老的人更应该越少插入才对，因为插入更辛苦一些；但是笔者在这里列出的这些不接吻不爱抚的人，却宁可更费力地去插入。由此推论，还是“唯插入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当然，以上分析并不是说就不应该插入，而是说它不应该被当成排斥任何其他性行为的唯我独尊，更不应该成为霸权。尤其是，一般中国人都会同意：接吻与爱抚更多的是在表达着爱情，而插入则更主要是一种纯属“性”的行为。因此，对于“唯插入论”的态度，实际上反映着对于性生活中的性与爱之关系的看法。

最后要说的是，肛门性交虽然也是一种插入，却被传统文化“恨死”，因为它脱离了阴道，脱离了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然而在当今中国，依据笔者定性调查的资料，最能够阻挡男性去做的却主要是“脏”，对于女性则主要是“疼”。结果，肛门性交就变成“变态”。这就是中国性文化的既成事实，而且无法预测它的发展趋势。〔15〕

6.6　讨论：性生活不和谐的根本原因

以上所分析的都是调查数据能够直接反映出来的情况。可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之中，如果性生活不和谐，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自私与无私的矛盾。

什么叫“自私”？性器官长在我身上，我需要什么样的刺激，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只有我自己知道，很难表达，也很难与对方沟通。所以在性生活里，我就必须非常“自私”，必须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才能够获得性高潮。也就是说，对方必须一切为我服务，完全以我为中心，对我来说这个性生活才能过得好。

可是，我又处在一种性关系之中，不得不照顾对方的需求与感受，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刻意地为对方服务，所以不得不“无私”一些。即使仅仅是为了维系这个性关系，我也不能完全彻底地“自私”。可是这样一来，我就很可能分散了注意力或者削弱了自己的感受，可能就会觉得性生活不够和谐了。

这样一种无可避免的矛盾，在以往的社会并不突出，仅仅是因为传统的女性不大可能去要求和争取自己的“性福”。她们过性生活仅仅是尽义务，仅仅是为了满足男性，自然就会处于“无私”的境地。结果，单方面从男性的角度来看，性生活普遍良好，基本上不存在和谐不和谐的问题。

可是时代变了，人也变了，在爱情主导下的任何一种性关系中，女性不再是那个样子了，促使男性也无法依然故我了。这就使得性生活不和谐这个问题浮出水面，甚至成为人们私下议论的热点。

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为什么有些夫妻性生活一点也不少的男性却仍然去找“小姐”？他们花钱买什么？不是性交的机会，而是“小姐”的“无私”，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自私”。因为只要价格合适，“小姐”不但可以“无私”地提供“男客”所需要的任何一种性服务，而且“男客”完完全全不需要给“小姐”一丝一毫的关注或者照顾。换句话说，至少有一部分“男客”，他们买的就是“全自私、被伺候”。

这样的需求造就了相应的供给。有些“小姐”拉客时会招呼：“老板，‘打炮’吗？”这是针对那些缺乏性交机会的男性。有些则是说：“老板，‘休闲’吗？”这是招呼那些购买“仿婚关系”的男性。“老板，‘寂寞’吗？”这就是在推销亲密。如果“小姐”说：“老板，我很会伺候人的。”那么这就是为了解决“自私”与“无私”的矛盾，而且其功效往往足以超越心理咨询，堪比行为治疗。反过来说，“小姐”为了挣钱所付出的，不仅仅是身体的使用权，也包括“自私”的权利。

在日常的性生活中解决这个根本矛盾，不能仅仅依靠爱情，因为这恰恰会使更加爱对方的那一方不自觉地陷入“无私”。这也不仅仅需要性技巧，更需要的是双方都主动投入、激情交汇。也就是古人在明清小说里经常描绘的那样：干柴烈火，钟鼓齐鸣，昏天黑地，物我两忘。在这种状态之中，双方都会不由自主地“无私”，“相互服务”这一理想境界也就会水到渠成。

人类之性，不是本应如此吗？〔16〕

注释

〔1〕参见潘绥铭：《关于结婚的法理思考》，载《粤海风》，1999（2）；后来改写为：《质疑“不登记就是无效婚姻”》，载《中国青年研究》，2001（2）。

〔2〕自从1991年开始，这种情况在大学生中就已经被调查到。参见潘绥铭、曾静：《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240～2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由于本书采用复杂样本的加权计算，所以某些数字与2006年发表的有所不同。

〔4〕三次调查的10027位男女；单位＝280；因变量：是否每周至少有一次性生活；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收入等级、域乡差异与域市大小、调查差异。

〔5〕因子分析的结果，提取平方和载入的累计为90.1％。

〔6〕 6161位男性；单位＝275；因变量：性生活是否非常满意；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职业与收入等级、域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调查差异。

〔7〕中年男性里的流行说法。即把夫妻性生活视为对妻子的应尽义务，而不再是自我享受。

〔8〕形容在性交中，男人好像烛火，一点就燃，一吹就灭；女人则好像烧水，热得慢，凉得也慢。

〔9〕 6699位女性；单位＝275；因变量：性生活是否非常满意；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职业与收入等级、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调查差异。

〔10〕这种赋值方法很有争议，却是无奈之举。

〔11〕前一种说法自从1948年美国金西教授的《人类男性性行为》一书出版以来，一直被标定为“性的生物因素决定论”（本质论、先天论）的代表观点。后一种说法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性别研究的基本理论，属于“社会因素决定论”（建构论、后天论）。

〔12〕 2000年为3186人；2006年为4009人；2010年为3776人。

〔13〕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某位医生发明了“边缘性行为”的说法，就是指除了阴茎插入之外的所有性行为，结果造成谬误流传。

〔14〕 p值均小于0.050。

〔15〕如果其中一方携带艾滋病病毒，那么在肛门性交中比在其他方式中传播的可能性更大。

〔16〕以上见解，最早发表于1996年《南方周末》潘绥铭的专栏“性与你”。

第7章　健康的性

7.1　上网与身心健康之关系

目前中国关于互联网使用情况的调查，绝大部分是网上调查或者电话调查，小规模的网下问卷调查很少，若干地区的随机抽样调查更是凤毛麟角。尤其是迄今为止，没有研究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过具有总人口代表性的随机抽样调查。

此外，虽然有很多调查涉及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网民的心理健康问题，但是没有专门就“上网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进行过基于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的社会学分析。〔1〕

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本节将利用2010年的数据，探讨在14～61岁的总人口中，哪些社会阶层的人在上网，并重点分析成年人与青少年这两个人群的身心健康是否因为上网这个因素受到影响。

7.1.1　网民总数超过官方统计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对网民的定义为：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6周岁及以上中国公民。

2010年6月，该中心报告称中国有4.2亿网民。2010年12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称截至2010年11月底，中国网民总数达到4.5亿人，年增长率为20.3％；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达33.9％，已经超过了30％的世界平均普及率。

笔者的调查却发现：截至2010年9月1日，在14～61岁的中国人口中，在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每周至少上网一次但不到一个小时的人占18.5％，每周上网超过一个小时的占26.8％。总计在上述总人口中有45.4％的人在上年里上过网。

由于笔者调查的年龄段比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定义更为狭窄，因此按照后者的定义来统计的话，网民总数应该多出很多。

7.1.2　高阶层上网更多

目前几乎所有的数据，比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历年发布的报告，都只能说明现在的网民中各个阶层所占的比例，也就是网民的内部结构，却无法回答一个对互联网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谁在上网？哪些阶层上网更多？

本节提供如下的调查统计结果（见表7—1）。

表7—1　各个社会阶层上年内的上网情况

续前表

注：8795位14～61岁的男女。回归分析的控制变量均已纳入自变量。线性回归的R² ＝0.415。不显著相关的均未列出。

从调查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些情况：

第一，青少年上网的比例最高、时间最长。

从14岁到61岁，年龄每增加一岁，上网的可能性就会减少9.8％。尤其是14到19岁和20到29岁的人，已经有74％到82％的人上网。上网时间最长的是20到29岁的人，平均每天达到2.7小时。

第二，上学程度越高，上网的比例越高、时间越长。

上学的年数每增加一年，上网的可能性就增加1.3倍，每天上网的可能时间增加9.1倍。其中，本科及以上的人（其中5/6都是已经毕业并参加工作的人）上网率达到83.7％，每天上网时间则达到平均3.3小时。

第三，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的上网比例更高、时间更长。

城市人口上网的比例是农村人口的1.8倍，上网时间的预测值则是8.3倍。流动人口比固定居民更多更长时间地上网。

第四，白领阶层与中高收入等级者，上网的比例更高、时间更长。

第五，婚姻是上网的拖累，离婚更甚。未婚者的上网比例是在婚者的2.7倍，是离婚者的4.3倍。每天上网时间的预测值，未婚者则是其他两者的11倍。

总之，到2010年9月底为止的网民，其实就是中国社会的中坚与发展的带领者。他们的上网，某种意义上切实地改变着中国的一切。

上述结论虽然在日常生活也会感觉到，但是本节使用网下的实际调查数据来对之加以证明，保证了其科学性。

7.1.3　成年人：上网时间与身心健康无关

自网络流行以来，尤其是从大约2007年网民数量剧增以来，一直有些人担心上网时间过长会影响网民的身心健康，尤其是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2〕对此本节进行如下的两步检验：

第一步，把每天上网的小时数（从来不上网的人，小时数＝0）与最基本的15个身心健康指标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这可以考察出上网时间的长短对身心健康究竟是否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或者说，上网时间长的人与时间短的人，在身心健康方面究竟有没有显著的差异。

第二步，把每天上网达到或超过4个小时的人（956人）单独分出来，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考察他们与其他人在身心健康方面究竟有没有显著的差别（见表7—2）。

表7—2　18～61岁中国人的每天上网时间（网时）与身心健康的关系

注：7202位男女；单位＝99；控制变量：性别、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线性回归的R² ＝0.415。不显著相关的均未列出。估计值也均未列出。

第一，上网不但没有减少人们的社会交往，反而促进它的增加。每天上网时间每增加一个小时，每周都社交一次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将近6倍半。如果每天上网达到4个小时或更多，则增加1.5倍。

第二，除了上述的“上网使得社交更加积极”这一现象之外，只有“经常喝醉酒”与“无缘无故感到疲劳”与上网出现了相关关系，而且显著度都不高，属于弱的相关。

第三，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身心健康指标与上网时间以及网时是否达到4个小时以上，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无论上网还是不上网，无论每天上网多长时间，也无论每天是否上网4个小时以上，人们在身心健康的11个方面都没有出现任何显著的区别。

7.1.4　青少年的上网与网时：并不比成年人特殊

当今中国的主流文化对青少年“情有独钟”，总是从成年人的利益与立场出发，依据一些未经检验的假设，以“园丁”自居，去“修剪”青少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上网恐惧症”大肆流行。

对此，本节仍然采用类似检验成年人的统计方法来揭示真相（见表7—3）。

表7—3　14到17岁中国人上网、网时与身心健康的关系

注：1593位少年；单位＝99；控制变量：性别、城乡差异、年龄、是否还在上学、上学年数；线性回归的R² ＝0.169。不显著相关的均未列出。估计值也均未列出。

表7—3雄辩地说明，对于14到17岁的中国人来说，无论上网不上网，无论上网的时间长短，在身心健康的16个方面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只有一个不那么显著的相关：上网的少年具有远大志向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一言以蔽之，对少年上网的恐惧，是杞人忧天，与科学研究无关。

最近甚嚣尘上的所谓“上网成瘾”的说法，不论讲出多少生动的故事，都仅仅是一种个体现象，绝不是一种普遍的规律，更不具有总人口的代表性，因而不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

如果有人到处套用，甚至上升到社会与文化的层次上去，那就只能怀疑他们是居心叵测。

7.2　性烦恼

在临床医学中，通常把本节所分析的情况称为“性障碍”。但是笔者另有自己的看法（见本节结尾的讨论），因此统称为“性烦恼”。

笔者调查了在过去12个月里仍然有性生活的男女在性生活中的烦恼（男性7种，女性4种），其中“担心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表现不好”已经在本书前文详细分析过，本节不再重复，只是在计算总分的时候仍然把它纳入。

7.2.1　总体情况

表7—4和表7—5说的都是：在过去12个月里有过性生活的人里面，至少是偶尔有过性烦恼的人的比例。

表7—4　男性的性烦恼

表7—5　女性的性烦恼

表7—4、表7—5中的每一种情况的答案都是：“从来没有过”＝0，“偶尔有过”＝1，“有过两个月以上”＝2。把上述的各种情况加起来，笔者就可以得到每个人的“总分”。男性的最高分是14分，女性最高分是8分。分数越高说明烦恼越多。

从总体来看，最近10年以来，中国人的性烦恼是先增后减，呈现为山丘形状，波动显著。男性在2000年的性烦恼总分是3.54分，到2006年增加为3.97分，可是到2010年又下降为3.88分。女性的性烦恼总分在相同的年份则分别是2.20分、2.68分和2.37分（p均为0.000），也是先增加后减少。但是从10年的周期来看，无论男女，2010年的性烦恼都比2000年增加了。

这表明，从2000年到2006年，人们的性烦恼急剧增加了。这应该主要是生活节奏加快和工作压力加大引起的。但是到了2010年又有所缓解，这应该主要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的产物。

当然，笔者不排除任何营养上、生理上或体质上的变化，只不过生物变化很难解释性烦恼为什么会先是增加后来又减少。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人们的性烦恼其实是一种周期很长的现象，因此笔者在短短10年之间的调查也许不足以反映其发展过程。

最后一种可能性则是：人们对于各种性烦恼的定义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此外，自己的整体健康水平高低也与性烦恼的多少呈现为显著的相关。在男性中，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非常好的人，性烦恼的总分只是2.96分，可是认为自己健康状况很一般的就增加到3.92分，认为自己健康状况不太好的人更是高达4.85分。在女性中也是一样，分别是2.20分、2.66分和2.96分（p均为0.000）。这就是笔者反对“生物因素取消论”的依据之一。

7.2.2　男女有别

年龄对于性烦恼的作用不容忽视。在18到29岁的男性中，性烦恼的总分仅仅是平均2.98分，到30到39岁上升到3.36分，40到49岁再升到3.82分，到了50到61岁则高达4.51分（p＝0.000）。也就是说，男性的性烦恼肯定是越老越多，虽然可以缓解，却无法消除。

可是，女性的性烦恼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为稳中有降的趋势。从18到29岁的平均2.21分开始，到50到61岁的时候反而降低为1.86分，但是尚未达到显著相关的程度。

这种男女差别很有文化意义。

首先，回答性烦恼的提问的男女，都是目前仍然有性生活的人，因此可以排除“女性由于已经没有性生活了而减少了性烦恼”这种可能性。

其次，在中国文化中，男性对于性烦恼的敏感、担忧与恐惧远甚于女性，而且愈老愈甚。这种心理暗示很可能已经强烈到足以诱发现实的性烦恼的地步。反之，中国女性由于婚前受到性知识方面的严厉禁锢，所以婚后初期的性烦恼会多一些，但随着性生活逐渐习以为常，女性的性烦恼就不会再增加，反而会出现略减的趋势。

归根结底，如果男性一直被塑造为“性的永动机”的形象，而女人则始终按照“性的顺从者”来生活，那么，在性烦恼方面“男人日薄西山，女人岿然不动”的局面就不足为奇，而且会天长日久。

如果我们不甘于注定的命运，那么，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

7.2.3　性烦恼也是分阶层的

以下各个方面的p值均为0.000，就是都出现了显著的差异。笔者同时也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3〕，以下所分析的都是显著相关的因素，但是为了简明扼要，均未列出表格。

第一，上学程度越高，性烦恼越少。

在男性中，没上过学和只上过小学的是4.10分，性烦恼很多；上过初中的下降到3.70分，上过高中的下降到3.55分，上过大专的只有3.22分，而上过本科与以上的则低至3.07分。这可能是因为高文化的男性更容易运用知识或情感来化解可能的性烦恼。

女性中的情况却不是如此。没上过学和只上过小学的女性反而性烦恼最少，只是2.20分；上过初中和高中的女性性烦恼最多，是2.58分；而上过本科的女性又减少到2.25分。这恐怕就是教育对于女性的“双刃剑效应”的表现之一：没文化或者高文化都更可能没烦恼，文化不高不低却更可能使得女性烦恼丛生。

第二，城乡差异对于男性的影响很大。

农村男性的性烦恼（3.94分）多于城市男性（3.51分）。在城市男性中，居住在直辖市的男性最少（3.17分）。从出现性烦恼的可能性来看，农村男性比城市男性增加1倍。

第三，男性的职业等级越高，性烦恼也就越少。

烦恼最多的是农村劳动者（4.10分），其次是第一线的工人（3.69分），再次是商业服务业或个体劳动者（3.51分），而白领男性则降低到3.45分，企业家与各级领导干部则最少，仅仅是3.32分。

第四，收入的等级越高，性烦恼就越少。

在男性中，收入等级最低的人的性烦恼高达4.04分，收入等级中低的就下降为3.53分，中高收入等级的再降低到3.35分，而收入等级最高的则仅仅是3.21分。线性回归分析则发现：收入最低的男性发生性烦恼的可能性，要比收入中高和收入最高的男性增加2.7倍到3.8倍。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性”好像也差不多。

第五，再婚的人的性烦恼最多。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再婚后的性烦恼都多于初婚与同居的人。这很可能主要是因为再婚的双方在以前的婚姻中已经养成了一些性生活的习惯，再婚后比较不容易协调。

总而言之，除了总体健康状况与年龄的作用之外，性烦恼同时也来自人们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尤其是在最近10年中，那些低文化、低职业、低收入的人们，感受到更大的生活压力与社会压力，而这会潜移默化地削弱他们全面的自信心，而且渗透到他们的性生活当中去，直接增加性烦恼出现的可能性。

本书前面的分析曾经发现，社会地位高的人也会产生较大的压力，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性。这似乎与这里的分析自相矛盾。但是笔者认为，这两种分析其实都是对的，而且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生活压力给高阶层的人带来的更多的是紧张，因此更多地影响到他们的性的精神与情感的方面；可是对于低阶层的人们来说，生活压力带来更多的是沮丧与失败感，因此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性的功能方面，形成所谓的“生理障碍”。

所以说，性的良好状态（well-being）往往是“功夫在性外”。如果需要解除或者减少自己的性烦恼，应该努力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7.2.4　性烦恼与不良情绪相关

以下分析的p值均小于0.010。

首先，社会交往活动越少的人，性烦恼的总分就越高。很喜欢社交的男性的性烦恼总分仅仅是3.59分，比较喜欢社交的就上升为3.69分，不太喜欢的人再上升到3.82分，而完全不喜欢社交的男性的性烦恼则高达4.25分。

其次，根据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略）〔4〕，笔者还发现：如果经常出现情绪低落的情况，那么性烦恼增加的可能性在男性中会增加73％，在女性中则会增加63％。如果经常无缘无故地感到疲劳，男性的性烦恼增加的可能性就会增加84％，女性则会增加56％。如果经常容易生气，男性会增加50％，女性则会增加66％。反之，如果自己觉得生活很愉快或者比较愉快，那么男性的性烦恼增加的可能性会减少36％，女性则会减少26％。

当然，性烦恼可能是来自心理焦虑，但是也可能是反过来：心理焦虑来自性烦恼。这两者互为因果，不是一个必然决定另外一个。

7.2.5　改善性生活，减少性烦恼

根据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略）〔5〕，笔者发现：在婚内性生活中，下列情况都是大忌讳，都会增加发生性烦恼的可能性。

●如果在最近一年内曾经打过架，那么丈夫增加32％。

●自己曾经勉强地过性生活，丈夫增加74％，妻子增加91％。

●自己在性生活中觉得耻辱，丈夫增加46％，妻子增加41％。

●觉得分泌物脏，丈夫增加31％，妻子增加60％。

●觉得性生活本身就脏，丈夫增加34％，妻子增加31％。

●丈夫认为自己的时间太短，增加88％。

●妻子等着丈夫首先要求，增加46％。

●如果自己假装达到性高潮，则丈夫增加100％，妻子增加71％。

反过来看，改善性生活的下列方面，也可以减少性烦恼发生的可能性。

●如果自己主动提出过性生活，那么丈夫减少11％，妻子减少37％。

●能够提高自己的兴奋程度，丈夫减少23％，妻子减少31％。

●丈夫觉得心理上很满意，减少22％。

●性爱抚很充分，丈夫减少20％，妻子减少24％。

●对方有性高潮，丈夫减少46％，妻子减少12％。

●性技巧的得分（0～19分）每增加1分，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会减少3.2％。

总而言之，性生活不仅仅是生物活动，更是一种精神生活。事在人为，海阔天空。

7.2.6　性烦恼与生理因素之关系

仅仅从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来看，疾病与不良嗜好确实都可以减少性生活频率而且增加性烦恼可能性。这在男性中更加明显（见表7—6）。

表7—6　男性的双因素分析

但是，上述的统计没有考虑到任何其他因素可能出现的影响，仅仅是“就病论病”的管中窥豹，很容易产生盲人摸象的偏差。

笔者把大约15个社会阶层因素与性生活因素都加进来，而且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来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以便得到上述的这些因素（抽烟、喝酒、高血压、糖尿病）的纯粹贡献。那么可以发现，对于人们出现性烦恼的可能性，它们就都不再发挥显著的作用了（见表7—7）。

表7—7　性烦恼总分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三次调查的4599位男性；单位＝278；R² ＝0.336；控制变量：年龄、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职业与收入等级、上学年数、是否流动人口、婚姻状况、性生活状况（性技巧得分、身心满意度、性技巧种类数）、相关活动（上网、“看黄”、有一夜情、接受“三陪”）、发育状况（首次遗精年龄、有自慰）、调查差异。

三次调查的5158位女性；单位＝278；R² ＝0.182；控制变量：年龄、职业与收入等级、上学年数、是否流动人口、婚姻状况（首次夫妻性交年龄、双方年龄差、双方职业等级差）、性生活状况（假装性高潮、觉得性生活脏、有耻辱感、经常兴奋、身心满意度）、发育状况（初潮年龄、自慰）、调查差异。

当然，上述的分析并不是试图去否定现有的医学知识。它是为了说明以下三点。

其一，生物因素确实在发挥作用，但是这表现为性烦恼与总体健康状况很好与比较好之间的显著相关，以及在男性中与体重指数的显著相关，而不是与抽烟、喝酒、高血压、糖尿病。〔6〕这说明，医学知识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

其二，男女的性烦恼的形成因素，在数量上远比医学所设想的要多得多，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也复杂得多。把医学知识放在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来考察，它就不再正确了。

其三，这绝不是说人们就可以不治病或不戒烟酒了，而是说：在解决性烦恼的过程中，如果不去处理好其他那些发挥了显著作用的社会因素、生活因素与性的因素，如果仅仅依靠戒除烟酒、治疗高血压和糖尿病，那么其效果并不显著。

从学术上来说，这不仅是性社会学的安身立命之本〔7〕，也是它能够为个人的日常生活所做出的直接贡献。

7.3　性病与风险行为

7.3.1　如何调查的？

在笔者的问卷中是这样来提问的：

目前在中国，得过性病的人已经很多了。请问，到现在为止，您曾经被确诊过患有性病吗？例如淋病、梅毒、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非淋菌性尿道炎等。

其中的第一句话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诱导，但是在目前的中国，性病仍然背负着强烈的道德歧视，因此非常有必要用这句话来打消被调查者的顾虑。同样，正是由于道德歧视的存在，笔者才假设人们不会夸大性病的发生。

其中之所以使用“性病”一词而不是标准的“性传播疾病”（STD），更不是专业的“性传播感染”（STI），是因为这是总人口调查，必须使用低文化人口也能够看懂的名词。

其中“被确诊过患有性病”的用语，在2000年的问卷中曾经表述为“是不是有正规医院里的医生告诉您得了性病”。但是笔者在其后的定性调查中发现，至少在从事性服务的“小姐”与“男客”（嫖客）中，非常多的人根本不去正规医院，而是去私人门诊。因此如果用2000年这种表述，就会遗漏一些性病发生的数据。此后2006年和2010年的表述所强调的是“是不是有医生确诊您得了性病”，也就是只要能够排除各种自我怀疑即可。

综上所述，笔者这里所得到的，是被调查者自报的性病发生率。它显然不能直接作为性病流行率来使用。笔者之所以调查并分析这一指标，主要是由于以下三大原因。

第一，它是基于总人口的调查，从而具有全国代表性，尤其是可以涵盖那些根本不去任何医疗单位而是自己吃药的性病患者。它应该与医学监测所发现的流行情况存在某种函数关系。

第二，由于笔者的问卷基本涵盖了中国人的社会阶层与性关系、性行为的所有方面，因此才可以把“自报性病”这一现象放在更加宽广的框架中，使用更多的视角来进行分析。

第三，自己报告自己得过性病，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于性病的认知程度与应对策略的体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助于切实地开展性病预防工作。

在目前的中国，性传播疾病的流行情况，几乎完全依赖于门诊报告与哨点监测，上述的三项学术意义都没有条件去实现。因此本节的讨论意在拾遗补缺，而不是替代。

7.3.2　性病的增多也是阶层化的

对于性病与艾滋病的性传播，我国公共卫生机构和研究者已经做过大量的调查与分析，甚至已经超过了对于其他任何一种传染病的研究。笔者所能做出的贡献仅仅是采用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的样本进行分析，揭示各种医学领域之外的影响因素（见表7—8）。

表7—8　2010年各阶层的自报性病发生率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7202位男女，自变量已经包含了复杂加权与社会阶层的各个因素，因此这里直接加权且不再设置控制变量。

表7—8中的性病发生率非常惊人，远远超过国家所掌握的数字。如果按照2010年5.4％的累计发生率来推算，中国就可能有大约5000万人在一生中曾经得过性病。如果按照1.4％的上年发生率来推算，则2009年中国存在过大约1000万性病患者。

笔者的数据与国家数据为什么存在如此之大的差距？由于笔者的数据是被调查者自己报告的，因此不能排除其中很多人是误报。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由于国家的数据主要来自正规医院与监测机构的报告，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医疗单位，尤其是那些个体医生或地下医生。再加上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怀疑自己有性病之后，根本不去看病，仅仅是自己找药吃就完事。国家数据无法包括这些人，而笔者的数据却涵盖了他们。

此外，笔者的数据可以发现以下一些重要信息，都是国家数据所缺乏的。

第一，性取向（是否完全异性恋者）这个社会阶层因素，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医生门诊中都很难直接观察到，更难以确定。但是它不仅是最显著相关的变量，而且在非异性恋者中，自报性病的人已经达到1/3，其可能性则是完全异性恋的22.6倍。与笔者2000年和2006年的调查结果相对照，2010年的性病自报发生率之所以会出现大幅度提高，相当程度上来源于此。

第二，女性的自报性病比例虽然与男性差不多，但是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其发生可能性仅仅是男性的64％。这至少部分地是因为男性中的非异性恋者的比例更高。

第三，在30岁以下年龄组里，自报性病比例为7.7％。从18岁开始，年龄每增加1岁，自报性病的可能性就减少2.6％。

第四，与在婚者相比，离婚与丧偶的人自报性病的可能性是在婚者的5倍。这非常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人更加可能去寻求各种非主流的性行为。

第五，与上学程度最高者相比，上过初中者的自报性病的可能性是前者的2.9倍。上学程度的作用在整体上倾向于：低者自报性病的可能性更大。这既可能是因为他们难以分清自己究竟是否有过性病，也可能表明他们的发病率确实更高。

第六，城市中的任何一种职业等级的自报性病可能性，都非常显著地高于农村劳动者。其中，商业服务业的普通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各种企业家和各级领导干部，其自报性病可能性都非常显著地更高，高出1.8倍到2.6倍。

第七，收入等级的多少、是否流动人口，与其自报性病的可能性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此外，在2010年的调查中还有这样一个提问：“在最近12个月里，您担心自己得性病吗？”结果，在男性中有8.5％很担心，有5.2％比较担心，合计13.7％；在女性中则分别是5.1％和4.0％，合计9.1％。

这些很可能就是性病风险更大的人，其比例已经相当惊人，而且是国家数据中所缺失的。

7.3.3　哪些行为的性病风险更高？

2010年的问卷中，关于风险行为与自报性病发生率的情况见表7—9。

表7—9　2010年风险行为与自报性病发生率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7140位男女；控制变量：性别、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不显著相关的各种性行为包括：触摸舞女阴部、上年异性按摩生殖器、以利换性、以性换利、上月有其他性伴侣、上年有多个性伴侣、上年有新的性伴侣、上月有新的性伴侣。

表7—9给了笔者重要的启发：

其一，风险最高的性行为其实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男人找“小姐”的嫖娼（它仅仅排列在最后，即第6位），而是上年有群交、吸食新毒品、交换性伴侣、婚外性伴侣与一夜情。后四者都是非商业化的、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的多伴侣性行为。这些行为在总人口中的发生率虽然并不高，但是对于自报性病的可能性却发挥了名列榜首的显著作用。

性病预防工作应该开始考虑如何干预这些行为。

其二，买性（为性交而提供钱财）与卖性（为钱财而提供性交）都类似于所谓的卖淫嫖娼，据说也是风险很高的性行为。可是两者与自报性病的可能性都没有出现显著的相关，因此风险无法被证实。

其三，一些艾滋病研究者假设：那些最近的、新开始的、相互交叉的性伴侣会增加性病的感染机会。但是这一假设在笔者的调查中没有得到确认。这四种行为与自报性病的可能性都没有出现显著的相关关系。

7.3.4　性病二次传播的风险

在2010年的问卷中，对于已经得过性病的311人，笔者增加了下列追问（见表7—10）。

表7—10　性病的二次传播可能性（％）

续前表

以上情况表明：

第一，3/5左右自报的性病患者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传染的，因此他们即使非常希望预防性病，恐怕也无法提高针对性。

第二，只有区区8％的自报的男性性病患者曾经告诉女方自己得了性病，其余的绝大多数男患者都没有这样做。因此对于他们的性伴侣来说，预防二次传播就很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第三，无论男女，自报的性病患者中有一半的人，在患病后自己一直没有使用安全套，对方没有使用的也占到44％，而每次都用的人只有可怜的6％。这就是说，使用安全套来预防性病的二次传播，直到现在也仍然停留在理论上。

总而言之，虽然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行预防性病的各项工作，但是既没有抑制性病的首次传播，也没有制约二次传播。这应该是近年来中国性病剧增的主要原因之一。

7.3.5　性病的意义因人而异

在当今中国的大众传媒中，尤其是在涉及性的公共卫生领域中，性病，尤其是艾滋病，已经被宣传得似乎是所有中国人都面临的第一位的、最重大的威胁。

这是性的医学化与唯科学主义的典型表现之一。它遵循的是生物学的“物种同一性”的思维逻辑。它的大前提是：每个人都属于同一个物种，没有例外；小前提是：性病危害人类；结论是：性病对于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危害。

可是，这种推理方法忽视了或者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另外两个迥然不同的逻辑。

第一个是社会分层的逻辑。其大前提是：人跟人不一样；小前提是：社会分层造成不同的生活实践；结论是：同样是患性病，对于不同阶层的人却带来不同的意义与作用。

第二个是意义排序的逻辑。其大前提是：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的意义是不同的；小前提是：人们都会力争意义最大的那个方面，不惜损失其他方面；结论是：对于意义的不同排序，造成了不同的生活策略与选择。

这方面最鲜明的例证就是“小姐”们。她们在“做生意”中处于弱势的地位，被“男客”传染性病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按照“物种同一性”的医学逻辑，“小姐”们就应该是预防性病的“急先锋”与“大模范”，但是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尽管多年来公共卫生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干预工作，但是双方的逻辑一直相互冲突甚至水火不容，因此“小姐”们预防性病的积极性至今依然不高。

这就是因为，在大多数“小姐”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排序与意义排序中，她们的行为逻辑只能是：最重要的是挣钱，而且是“以命换钱”，因此她们普遍把性病的风险看作这个职业的“必要的代价”。尤其是，性病、艾滋病的危害其实往往是最小的，远远比不上来自妇科病的不能生孩子、来自嫖客的被偷被抢被伤害、来自警察的被抓被罚被打、来自老乡以及社会的被羞辱被歧视被隔绝。

当然，也有少数专业化的“小姐”，由于社会地位相对更高，也由于她们的意义排序已经有所改变，因此可能奉行另外一种生活逻辑：一旦被传染性病，她们不但要损失挣钱的时间与机会，还会额外付出治疗的费用，更会被业内的其他人所排斥甚至驱逐。这种恶性循环的危害已经大于其他方面，因此她们才可能更加积极地、机智地主动预防性病。

当然，这绝不是说“小姐”们就可以不去预防性病了。问题仅仅在于，目前中国几乎所有从事预防性病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对医学化与唯科学主义的思维逻辑坚信不疑？尤其是，为什么会闭目塞听，几乎没有发觉在逻辑上，自己与“小姐”们其实是“驴唇不对马嘴”？

就具体预防工作而言，它为什么仅仅是医学知识的单方面灌输与性行为的单纯“干预”（戴套）？为什么不帮助“小姐”解决生活中其他更重大的难题（哪怕仅仅是略施同情也好）？为什么预防工作直到现在也主要是依靠公共卫生人员，而不是面临风险的人们自己？

7.3.6　使用安全套：中国人已有初步自觉

三次成年人调查中安全套使用情况见表7—11。

表7—11　安全套使用情况（％）

续前表

这个表格充分说明：中国人并不是傻子，更不是不知道应该预防性病、艾滋病。因此，从夫妻性生活到男人找“小姐”，随着对方传播性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人们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也就越来越高。

人们经常摇头叹息的是：中国有性病、艾滋病的人为什么这么多？可是笔者最喜欢问的却是：在中国人的性关系已经如此开放的今天，它们为什么这么少？

就是因为，人们的安全套使用率实际上是随着风险的增加而增加的。这虽然不足以百分之百地预防性病、艾滋病，但是却可以减少其绝对数字而且降低其增幅。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自觉选择的应对策略，就是主体的建构。

这种情况，笔者早在2000年第一次调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并总结出来，并且在2001年的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上报告了。可惜直到今日，某些社会活动家仍然把中国人假设为蠢得连保护自己都不知道的人，因此他们除了声泪俱下地大声疾呼预防艾滋病之外，仍然很少对预防的具体操作方法进行细致的讨论。

总之，虽然中国人距离“百分之百地使用安全套”这一远大目标还差得很远，但是也不应该否认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巨大进步。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发扬光大之。

7.3.7　忠贞与爱情：使用安全套的天敌〔8〕

笔者在对于13个“红灯区”的超过1000位“小姐”的定性访谈中屡屡发现：大多数“小姐”虽然在“做生意”的时候要求对方戴套，但是在与她们的老公或者男朋友一起过性生活的时候，她们却绝不会提起安全套的事情。

现在我们发现，在“男客”中间也是几乎一模一样。只有一点点区别：那些找“小姐”的时候戴套的“男客”，在与情人做爱的时候，仍然有一些人也戴套，但是很少有人会在跟老婆做爱时戴套！

也就是说，艾滋病跟中国妇女开了一个大玩笑：如果丈夫有艾滋病，那么，堂堂正正的良家妇女，被丈夫传染上的可能性反而大于那些“狐狸精”，更大于那些“臭婊子”。

为什么？因为夫妻之间除非一开始就使用安全套来避孕（由于计划生育国策，这样做的中国夫妻很少），否则，任何一方如果突然主动戴上安全套，那就等于不打自招，等于承认“自己在外面有事”。反之，如果任何一方突然要求对方使用安全套，就等于宣告“我怀疑你在外面有事”。无论哪一种情况，这个婚姻就完蛋了。或者说，想离婚，就戴套。

这就是说，如果希望靠《婚姻法》里“夫妻有相互忠诚的义务”来预防艾滋病，那么当然有可能把所有本来已经相互忠诚的夫妻全都管得死死的；可是却在客观上迫使那些不忠诚的男人和女人，宁可把艾滋病传播给对方或者被对方所传染，也不敢使用安全套。

这是一个天大的圈套：鼓吹忠诚不渝＝放纵艾滋病传播。

我们所访谈的“男客”，基本上都中了这个圈套。他们没有一个想离婚，也没有一个把“小姐”看得比老婆还重要。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很少跟老婆做爱时戴套。这就等于是：亲亲热热地把艾滋病风险送给了自己的老婆。

在这些接受调查的“男客”中，有几位确实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绝大多数人却仍然将不戴套归结为其他的原因。例如有些人说：“老婆已经上环了”、“老婆不喜欢我戴套”等等。更多的人则是过于自私，根本没有想到过戴套主要是为了保护老婆，反而惊讶地问：“跟老婆为什么要戴套？她可没有别的男人。”

更进一步说，“男客”们为什么跟情人也较少戴套呢？就是因为他爱她。

爱情的基础是相互信任。在各种各样非婚性关系中，相互信任的重要性，比在夫妻之间还要大得多，因为非婚性关系不如婚姻那么牢靠。试想，如果一个男人明知道这个女人第二天一早就会把自己的姓名、单位与家庭情况公布出去，那还有几个男人敢冒险与她搞试婚、婚外恋或者一夜情？

使用安全套就意味着或者自己不信任对方，或者是自己不值得对方信任。这个意思比发生在夫妻之间还清楚、还深刻。尤其是对于“男客”们来说，对自己的情人使用安全套，就意味着自己把对方当作了“小姐”，至少也是当作了“乱搞”的女人。这，别说多数“男客”们自己不愿意，他们的情人也很难容忍。

我们一定不要以为，“乱搞”的男人们是“什么都无所谓”。其实，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之所以在找“小姐”之外还需要有情人，就是因为他们也同样需要爱情，哪怕是自欺欺人也罢。例如，一些“男客”的情人其实还是“小姐”，要按时间收费或者收礼物的。但是这些“男客”们自己却坚信那些女人是情人而不是“小姐”，仅仅是因为双方有了一定的感情。

也就是说，只要有了爱情的加入，不管是什么样的性关系，双方都很难再把它看作卖淫嫖娼，因此也就很难使用安全套。

因此，在我们访谈的“男客”中，那些与情人做爱时也戴套的人说：戴套主要是情人要求的，主要是因为她们没结婚或者没有上环，害怕怀孕。当然，也有不多的“男客”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养成了戴套的生活习惯，但是这些“男客”们也说：需要对情人好好解释这一点，情人才能接受。

严格说来，借助“百分之百地使用安全套”来预防性病、艾滋病的做法，仅仅适合在性产业中实行。即使是对于“小姐”与“男客”，在他们与情人或者与配偶的性关系中也很难奏效。

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出：爱情，这是个足以进行研究的问题吗？它能够被干预吗？

至于如何进行干预，答案倒是现成的，也是非常残酷的：对于相当多的中国人来说，再也不能假设对方是忠贞的了。爱情，不得不与信任相对分离，安全套才能被使用。

这将是中国社会的巨大改造，因为我们不得不赋予女性这样做的足够平等的社会地位与个人权力（power），不得不修改一切与此不符的法律、制度、道德与生活习惯。笔者所说的“艾滋病是中国社会重组的标志与契机”，就是这个意思。

7.4　新毒品，新威胁

对于新毒品〔9〕的使用已经有一些研究，但是都是局部的、小规模的、没有总人口代表性的。本节使用2010年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的调查结果，试图分析中国人使用新毒品的总体情况以及与风险性行为、自报性病之间的关系。

7.4.1　新毒品何其多

根据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全国现有登记在册吸毒人员1335920人，其中滥用冰毒、氯胺酮合成毒品人员36万。

在笔者的调查结果中，报告自己使用过新毒品的人，占18到61岁总人口的1.91％（136人，标准差0.137）。但是其中最老的是50岁，因此在18到50岁的年龄组中占到2.47％（标准差0.155）。

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18到50岁的总人口是52389万人。如此计算下来，其中的新毒品使用者就应该达到131.0万人。考虑到5％的抽样误差，最低数字也应该是124.4万人。这一数字，是政府的数据的3.46倍。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所说的“登记在册”的数字，其实就是警察抓获的新毒品使用者的人数，但是众所周知，这样的人很难抓获。

上述中国政府的数据中，女性吸毒人员占15.4％。笔者的调查数据中是16.9％，比政府数据略多一些。这也是因为警察更难抓获女性新毒品使用者。

在中国政府的上述数据中，35岁以下人员占58.1％。但是在笔者的调查数据中，新毒品使用者的平均年龄是29.6岁（标准差7.70，中位数29），其中18到34岁的占75.1％，远比政府的数据反映的平均年龄更为年轻。

7.4.2　使用者：男性、年轻、无婚、有钱

由于笔者的调查数据中，新毒品使用者最老的是50岁，女性中只有0.8％的人使用过新毒品，因此本节将只分析18岁到50岁的男性总人口的情况。

笔者把社会学研究中最常用的8个社会阶层变量与是否使用过新毒品进行卡方检验，首先得到交叉表，然后再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以便发现哪些社会因素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其结果见表7—12。为了简明扼要，不显著相关的均已省略。

表7—12　男性使用新毒品与社会阶层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续前表

注：2979位男性；社会阶层的诸因素均已纳入自变量，所以不设置控制变量。

通过表7—12的分析笔者发现，在8个常用的社会阶层变量中，只有年龄、婚姻状况与收入等级这三个社会因素是显著相关的。也就是说：18到29岁的、不在婚姻之中的、中等以上收入水平的男性，使用新毒品的可能性显著地更高。

反过来说则是：在职业等级、上学程度、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是否流动人口这4个方面，新毒品的使用可能性已经大同小异了。

7.4.3　新毒品增加性病风险

这包括三种情况：多伴侣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性病的自报发生率。

从表7—13中笔者发现，新毒品使用者的高风险的性行为不但显著地更多，而且在笔者所考察的所有性关系中无一例外。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

表7—13　使用新毒品与各种多伴侣性行为（p＜0.010）

续前表

在上面的表格中，按照p值从高到低排列了新毒品使用者的各种风险行为。其中，排在最前面的那四种性行为（交换性伴侣、群交、同性性交与以利换性），恰恰就是传播性病与艾滋病的可能性最大的那些行为。也就是说，新毒品的使用给性病、艾滋病传播带来新风险的程度，很可能比笔者这里列出的各种数字还要大得多。

表7—14说明：新毒品的使用者仅仅在长期的性关系（婚内与同居）中才更多地使用安全套，在三种非婚的性关系中，是否使用安全套则没有显著的差异。可是，他们参与各种非婚性行为却比其他人显著地多，因此他们目前的安全套使用程度，很可能并没有降低他们感染性病的可能性。

表7—14　使用新毒品与安全套的使用的交叉分析

因此结果就不奇怪了：新毒品的使用者在一生中曾经有过性病（不含艾滋病）的人占32.8％，而不吸毒的人只有4.8％；在调查前的一年里，新毒品的使用者有性病的占15.3％，而不吸毒的人只有0.9％（p均为0.000）。

总之，新毒品的使用极大地增加了性病与艾滋病的传播可能性。

7.5　讨论：性的“医学化”与“病态化”批判

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曾经总结过当前中国社会流行的三种性方面的话语：性的“医学化”、女性身体的被压迫说、性革命的话语。〔10〕其中，首要提到且定于一尊的就是性的医学化。

7.5.1　何谓“医学化”？

有国际学者指出，“医学化”是指这样一种趋势：医学通过它特有的思考方式、模式、隐喻、价值、机构和设置，对社会生活这个领域施加实际的或理论的重要影响。还有学者分析道，医学化的行为逻辑是：用医学的术语来定义一个问题，用医学的语言来描绘它，然后不仅用医学的框架来理解和解释它，还用医学的干预来治疗它。

在笔者看来，这其实就是有人把医学强行越界，强加于人类生活的整体。这不仅是学术上的错误，也是社会中的“犯规”。

大多数西方社会在医学标准支配了大部分日常生活以后，就已经被“医学化”了，甚至是被“过度医学化”了。这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不仅个人的，而且整个社会的判定标准，都几乎完全归顺并臣服于医学，而人们自己的经验、领悟与认知都被彻底地贬低与排斥。结果，人被变成一个客体、一个对象、一个被动的物。

医学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健康”这个话语在20世纪末被推出并被热捧。可是，人究竟要成为什么样，才能算作“健康的”？是医学定义上的“无病”或者“不会得病”或者“有病也查不出来”，还是社会意义上的“良好状态”，还是作为人类永恒梦想的“幸福安康”？尤其是，“健康”究竟由谁来加以判定呢？医生说了算，还是“患者”我行我素，还是双方互动与协商，还是符合社会规定即可？

说到底，所谓的健康其实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符合社会对于“身体”与“生命”的硬性规定，只不过现在不是用习俗与法律来强求，而是用一整套医学的知识与话语来控制。虽然笔者从来也不否定医学中的自然科学的成分，也从不低估医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但是它一旦跨越了自己的学科界限，插手到人类的社会现象之中，那就是“医学化”，就成为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

在“医学化”的框架下，自从20世纪以来，性就一直是医学重点加以治疗和干预的一个范畴，而且被极其严重地问题化和污名化了。比如一提到性，不是“性障碍”（阳痿、早泄、性冷淡等）就是“性变态”，而“性权利”与“性快乐”则荡然无存。最新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性成瘾”，在宗教传统深厚的地方，这种所谓“医学研究的成果”已经成为打击一切性的异端的思想武器。

“医学化”的认知，必然带来医学的“矫正与治疗”，甚至会成为唯一的解决手段。比如对于同性恋、虐恋、恋物以及一切“性反常”或者“性偏离”的现象，都曾经被或者正在被“医治”，不仅是心理和药物的治疗，还常常被认为应该直接动手术。这样一来，手术刀就开始“移风易俗”了，甚至开始“改造中国”了。

说到底，医学化其实就是社会试图通过医学的理解模式与治疗手段，来规范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与实践，尤其是要剿灭一切异端。

7.5.2　艾滋病时代：性的“病态化”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医学化”与“科学化”为特征的性学（sexology）虽然作为一股“热”在中国开始流行，但是性学本身并没有成为研究的主流（尤其是在非医学界）。近几年来，另外一种社会力量却使得有关“性”的讨论更加主流化与合法化，这就是对于艾滋病的高度关注。官方和大众传媒都在鼓吹：中国已经进入了空前的艾滋病时代。

所谓的艾滋病时代不仅是指艾滋病的增加，更是指随之而来的相关研究及其附带物正在爆炸式地增多。结果，当今中国呈现出一幅光怪陆离的风俗画：一方面“扫黄”铺天盖地，就连网上和手机里的“黄段子”都几乎无处藏身；可是另外一方面，只要披上预防艾滋病的“虎皮”，就几乎百无禁忌，连肛门性交这样的话题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宣讲。因此，与艾滋病有关的“性”研究（包括再度成为热点的性教育、生殖健康等）开始进入主流文化。

这虽然也应该被视为一种进步，但是这种对于性研究的表面上的开放，实际上潜伏着把性推向反面的危机：人们要么不许说性，要么只能从负面来说性。或者说，这种艾滋病时代已经把性给“病态化”了，也就是：仅仅把各式各样的病患与性联系在一起，却闭口不谈性的权利与快乐。结果，中国的性革命，刚刚把“性道德”的紧箍咒撬松了一些，马上又掉进了“性健康”这个大瓮。

在这个大瓮里，性被强行与“高危”联系在一起的，属于被控制的对象。某些道德家们与某些科学家们联手，以艾滋病来恫吓大众，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性的存在合理性，甚至抹煞其存在的现实，巴不得人人无性，六根清净。正因如此，某些社会势力才大肆鼓吹所谓“ABC式的性教育理念”（最好是禁欲，其次是忠诚，万不得已才使用安全套），试图把“洁身自好”的道德观念规定为进行性教育的前提。

还有些性教育的项目虽然并不公然提倡禁欲，但它们的立论基础还是对性的否定与规训，而不是积极地建设正面的“性福”。例如，有的机构居然在宣传手册的首页就写上“婚前性行为会导致艾滋病”，好像艾滋病病毒是婚前之性自己生产出来的。

结果，性，而不是“无保护的性”，在艾滋病时代重新被妖魔化了。或者说，传统道德借助艾滋病来达到规训“性”（尤其是青少年之性）的道德目的。因此，所谓的“性健康”被建构为性的唯一内容和绝对的判断标准。“性权利”与“性快乐”则刚刚摆脱了生殖的束缚，又被“性健康”所淹没。其实说白了，这种所谓的性健康其实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性的专制。

这其实是古老的“因果报应”的性禁欲的思想武器在当代被变相地应用。其行为逻辑就是：只准说性的风险，不准提性的快乐；把风险说得越大，才越能吓阻任何越轨。其思维逻辑则是儒家古老的“防患于未然”的无限制的推理法，就是把本来只是在某一侧面上存在一定可能性的风险，无限扩大为百分之百的、必然的、无解的危害，根本不顾“事物的发展必须有必要条件加上充分条件”这一生活常识。

尤其是，性的“病态化”故意把性的健康与快乐、性的安全与享受、性的自卫与发展，都绝对地对立起来，搞得两者似乎是黑白分明、不可调和、非此即彼、只取其一。

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中国人两个都缺，尤其缺少二者的和谐。这才是中国性文化在21世纪中所遭遇的最大挑战，也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

7.5.3　老根何在？

以上描述了性的“医学化”与“病态化”的种种现象，但是问题远不是如此简单。

支撑着“医学化”的柱石是“生物化”的思维逻辑。它的大前提是：无论社会如何沧海桑田，人终究是一种生物；小前提是：生物的问题必定来自生物因素；其结论则必然是：生物学足以解释和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

这种思维逻辑在历史上本来自有其道理。在人类认识自己的初级阶段中，为了避免无穷无尽的烦恼，人们只能把一切未知的与无解的问题，都归结为某种已知的却又高度简单化的根本来源。在原始时期是“万物有灵”，到后来演变为“生理本能”，其对立面则是“疾病”。君不见，直至今日的中国人，仍然常常把自己无法理解的一切人与事都用一个词来形容：“有病！”

从19世纪开始，西方自然科学蒸蒸日上，又给“医学化”和“病态化”带来一根“擎天柱”——唯科学主义的推理逻辑。其大前提是：人是物质的；小前提则是：物质是有规律可循的；于是结论就必然是：人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其实都是违背规律的“反常”。这就给“生物化”开拓了发展空间。于是，好事皆为“本能”，坏事都是“变态”。接着，这又推动了“医学化”与“病态化”的战车滚滚向前，于是一切所谓的治疗也就都变成了“纠偏”。

看清楚这种一脉相承的逻辑之后，相信读者就不会再误认为笔者批判“医学化”与“病态化”就等于主张“有病不就医”或者抗拒一切治疗了。

“医学化”与“病态化”的危害主要有下列几种。

第一是“越界犯规”，就是无视人的社会属性，硬要拿生物学来解释人类的一切。这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决定论，诸如神经内分泌、脑电波与脑构造、基因等等，几乎每一项生物学与医学的进展，都曾经被拿来解释人类行为与社会文化。

第二是构筑自己的学科霸权。这就必然会排斥异己，打压其他的理念与行为模式，直接阻碍多元平等社会的诞生与发展。

第三则是建立与巩固医学对于人的专制统治，而且日甚一日地试图全面控制人们的理念、思维与日常生活。这就必然抑制主体的欲望表达，尤其是会阻止任何一种不一样的欲望表达。毫不夸张地说，“医学化”与“病态化”的极端结果，便是缔造出一个可能没有病患，但是也没有人性的“机器化”的社会。

第四个危害是“治疗万能论”，在预防艾滋病领域中则演变为“唯干预论”。这纯粹是把人当成小白鼠，把自己视为“开大药方”的救世主，把“干预”扩张为“拯救”，把医学扭曲成“灭火器”，把预防艾滋病的善事偷换为“整肃性道德的最后一战”。

但是笔者最后必须说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信奉“医学化”。反对“医学化”的人们，也并不仅仅是人文社会研究者，甚至不是他们首先开启的。是医学界中的有识之士首先提出了“从单一的生物模式转向生物、心理与社会相结合的新模式”的主张，而且征服了越来越多的医生的心。

这也可以证明，“医学化”与“病态化”之所以荒谬之极，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违背了人文社会研究的立场与准则，更是因为它们首先就背叛了医学的发展方向，造成了医学的故步自封甚至是“开倒车”。因此，首先揭竿而起的，恰恰是堡垒内部的“自己人”。

7.5.4　性在中国的腹背受敌

以上所说的“医学化”与“病态化”，主要是从西方传入的，笔者批判得已经够狠了。

可是在中国，在被西医“医学化”的同时，性，还不得不在传统文化的“天网”中拼杀出血路，甚至比对抗“医学化”还要艰苦卓绝。

以中医某些理论为代表或者为旗号的那种宣扬“滋阴壮阳”（尤其是壮阳补肾）的“养生之道”宣称，只要充分“滋补”，就会身强体壮，而且浑浑噩噩，全然不必思考什么生存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因此可以把它称为“苟活化”。

近年来，以“养生”为招牌的“身体产业”林林总总、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基本上都是来源于或者借助于这种“苟活化”的理念。其中不仅包括了对于身体的各种规训，更是渗透了上述“养生之道”。在五花八门的“气功”与“修炼”之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苟活化”的内核。

这就是“延年益寿”的千年梦幻，就是以贬低精神上的价值意义来换取肉体的苟延残喘。同时，这更是两千年来的臣民社会的无奈产物，只不过被现今的“屁民”给消费化了。

这种“苟活化”的首要管制目标就是性，而且对性形成严丝合缝的天罗地网。因为“苟活化”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大前提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小前提是“劳色伤身”；于是结论必然是“万恶淫为首”（不仅指性关系，也指性生活）。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仅仅在“传宗接代”这个唯一的意义上承认性的存在合理性，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把性生活视为长生不老的“克星”，因此才会生产出“房中术”那种“固精不泄”的种种性技巧。

如此这般，直到21世纪的中国，至少根据笔者的定性调查资料来看，“惜命保精”仍然是部分男性逃避夫妻性爱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的基本动力之一，就连部分女性也因为相信所谓的“阴气不可外泄”而“甘为活寡”。

如此这般，“性权利”从何而来？“性快乐”何以立足？性的多元选择与自主发展又从何谈起？

当然，上述的性的“医学化”、“病态化”与“苟活化”，究竟有多大成分来自“西学东渐”，又有多少来自“老树新花”？这两者究竟是并驾齐驱，是分而治之，是相辅相成，还是相生相克？这些问题亟待研究。

尤其是，“苟活化”与中医某些理念是什么样的关系？它究竟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内化的？其衍生物及其作用又有哪些？与“医学化”相比，它仅仅是一种文化特质，还是生命哲学与社会精神的分野？这些，恐怕才是更值得为之殚精竭虑的本土问题。

注释

〔1〕笔者以“网络＋健康”为关键词以2000—2010年为时间跨度，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到的129篇文章中，几乎都是有关“青少年上网心理健康”、“网络成瘾”、“网络道德”等内容，一小部分关于“如何利用互联网对青少年进行有效疏导和教育”。总之，基本上都是发表议论的文章，极少有实地调查的报告。

〔2〕笔者检索到的2000—2010年的相关文献，几乎都是涉及心理健康的议论。

〔3〕有性生活的6855位男性和7140位女性；单位＝278。经调整的R² ：男性为0.176，女性为0.163；因变量：性烦恼总分。控制变量均已纳入自变量。

〔4〕有性生活的6841位男性和7131位女性；R² ：男性为0.293，女性为0.213；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调查差异。

〔5〕 R² ：男性为0.181，女性为0.168。其余情况同注〔4〕。

〔6〕医学研究经常假设性激素水平与性烦恼相关。但是本研究无法进行检测，因此并不涉及这一假设。

〔7〕参见潘绥铭：《性社会学基本命题的实证》，载《社会学研究》，2004（6）。

〔8〕此说得益于Michael L.Tan，“Love and Desire：Young Filipinos and Sexual Risks”，潘绥铭首次宣讲于2003年11月1日—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社会科学与艾滋病——理论和实践研讨会”。

〔9〕中国政府的数据是：在滥用新型毒品的人群中，使用冰毒和氯胺酮的人占主流，分别占滥用者的47％和36％。参见人民网，社会频道，2009-05-31。

〔10〕有关三种流行话语的分析，参见黄盈盈：《身体·性·性感：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第8章　少男少女之性

8.1　“性化”时代的中国少年

8.1.1　要研究的问题

21世纪以来，整个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性化”的时代，就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事物被与性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日常生活中性的色彩越来越被凸显。

这样一种成年人的时代风尚，对我们的下一代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主流的社会舆论认为这是“毒害青少年”，因此每每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可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这就是本节所提出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于2010年4月到9月随机抽样调查了全国14到17岁的总人口。具体操作方法已经在本书前文详述了。

之所以研究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而不是采用国际上以及其他研究中比较常见的15到24岁的年龄界定，主要是因为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里，18岁以上的青年与18岁以下的少年呈现出非常大的差异。除了已经成年之外，18岁的人已经可以上大学或者开始工作；而14到17岁的少年则大多数还在初高中阶段，两者整个生活的环境不可同日而语。如果非要混杂在一起来考察，反而有“唯年龄论”之嫌，尤其是“唯生物决定论”的失误过于明显。笔者选择14岁作为下限的考虑则是，这个年龄段的少年大多数已经上初中，已经进入青春期，独立回答问题的能力与心理上的自主性已经比较强，可以作为调查对象。

8.1.2　调查方法与特色

近年来，有许多研究者调查过青少年的性，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学校里调查正在上学的在校学生，而且往往并不是随机抽样的，更不是全国范围的。与此相对，笔者调查的创新意义在于（见表8—1）：

表8—1　本调查的独特之处

第一，本次调查对全国14到17岁的总人口具有总体代表性，优于任何非随机抽样的或局部的调查。

第二，本次调查涵盖了全国各种少年的总体，而绝不仅仅是在校生。笔者的调查中包括失学辍学的8.4％、已经毕业的11.1％，总计占到19.5％。按照工作状况来看，不工作的占6.0％，正在工作的占10.3％，在种地的占3.2％。这些少年都是以往的其他调查所缺失的样本。

第三，实现了最强的保密性。笔者在学校之外，采用同性别、一对一、在封闭空间中、使用笔记本电脑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的方式。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有利于获得真实回答的方法。

第四，最充分地贯彻了社会调查的伦理原则。

●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少年，笔者要询问性方面的问题。

●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也允许中途退出。

●笔者专门在回答问卷的不同进程中，分别7次设置了这样的问题：“下面我们要问一下您自己在××方面的一些事情，可能有些敏感，也可能涉及您的隐私。虽然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您是谁，因此完全可以为您保密；但是我们还是要征求您的意见。您愿意回答吗？”如果被访少年在任何地方选择了“不愿意”，则电脑程序自动跳过该部分的所有问题。

第五，允许家长一起来，但是调查开始后家长必须退出访谈室。

第六，在电脑问卷中使用技术手段，设置了测谎功能与回答条件的限定。

上述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少年的顾虑，保证了最高的调查质量。也就是说，笔者的调查数据是科学的、权威的。

8.1.3　少年的基本社会特征

以下引文是问卷中的提问和备选答案。p是少男与少女之间差异的显著度，只有小于0.050才算是存在显著的差异，不显著的就不再加以解释。

周岁年龄：14岁占13.3％，15岁占23.2％，16岁占24.6％，17岁占38.9％。（p＝0.991）

现在居住在村镇的占21.1％，在县城或县级市的占34.4％，居住在地级市的占28.8％，居住在省会的占13.8％，居住在直辖市的占1.9％。（p＝0.005，居住市以下行政区划的少男远多于少女）

现在在上学的占80.5％，已经毕业了的占11.1％，以前上学，现在不上学了的占8.5％。（p＝0.435）

（在不上学者中）最近一个月里，您是在工作或者劳动吗？（无论长期的还是临时的，做任何一种有收入或者能挣钱的事情，都算在工作，只要做过一天就算在工作。）从来没有工作过的占30.7％，在工作的占52.9％，在农村劳动的占16.4％。（p＝0.246）

在您现在的生活中，有“帮派”、“团伙”、“老大”这样模仿“黑社会”的情况吗？有占31.9％，没有占44.1％，说不清占24.1％。（p＝0.570）

“帮派”、“团伙”、“老大”，跟您有什么关系吗？生活中无帮派占68.1％，参加过占4.8％，没参加，但有朋友参加占11.2％，没参加过，被欺负过占1.7％，没参加，也没被欺负过占14.1％。（p＝0.991）

您最后上学上到什么程度？不论是不是正式毕业，只要上过就算：初中占70.8％，高中占29.2％。（p＝0.193）

在过去的12个月里抽烟的占6.9％。（p＝0.000，少男远多于少女）

在过去的12个月里从来不喝酒的占69.1％，虽然喝酒，但从来没有喝多的占22.3％，喝多过的占8.6％。（p＝0.000，少男远多于少女）

以下问题只询问在校生：

在学校里，您曾经当过任何一种学生干部、社团成员、文体骨干吗？当过多长时间？曾经长时间当过占37.4％，经常短期当占13.3％，偶尔当过占35.3％，从来没有当过占14.0％。（p＝0.256）

本学期到目前为止，除了上课之外，您的课余时间中，纯粹用于学习的大约占到百分之多少？（平均值：少男，48.13％；少女，54.05％；总体，50.94％）

在上学期间，您曾经在校外打工、兼职、勤工俭学吗？（有收入的才算。）打过工的占20.0％。（p＝0.039，少男打工的多于少女）

8.1.4　少年与父母的关系

单亲家庭何其多

笔者首先惊讶地发现：实际存在着的单亲家庭与无父母家庭，远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多（见表8—2、表8—3、表8—4）。

表8—2　“在最近的12个月内，您的爸爸妈妈，一直和您住在一起吗？”
（即使曾经分开，也不超过半年）

表8—3　（在分开者中）“父母为什么没有和您住在一起呢？”

表8—4　（在分开者中）“现在，您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与谁住在一起？”

这就是说，中国人视为理想状态的那种父母与孩子同住的情况，其实并不那么多。反之，父母一方或者双方没有与少年共同生活的，在少男中占到1/4还多（26.6％），在少女中则更是多达1/3（33.3％）。

这种情况主要是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动造成的。越来越多的父母外出打拼，把自己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留在空荡荡的家里，或者甩给祖父母（外祖父母）来“隔代抚养”。这就给中国社会提出了一个严重的新问题：缺少父爱、母爱或父母之爱都缺少的下一代，在身心发育与社会成熟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新情况？他们究竟会更加独立自主还是会更加孤僻柔弱？中国的父母与整个社会又应该用什么来弥补这种缺失？

亲子关系良好，除了“性”

笔者的第二个发现是：少年与父母的关系普遍是良好的。这主要来自现在至少有一半的父母已经抛弃了“打是亲、骂是爱”的传统管教方式。因此在少年的心目中，认为父母对自己的管教方式是温和与民主的，已经占到多数（见表8—5）。

表8—5　亲子关系好，但是反对早恋、不谈性

可是，这种温和的民主的相互关系，却并没有扩展到家内性教育的方面。父母不谈性，最主要的顾虑是害怕孩子因此而“误入歧途”地发生性行为。因此反对、禁止、担心、戒备孩子的异性交往的父母占到将近一半。而且妈妈对女儿的看管尤为严厉，已经形成显著的差异。调查中具体提问是：

总的来说，您和父母的关系好吗？（1．非常好。2．比较好。3．不太好。4．很不好。）

总的来说，您觉得，父母对您的管教方式属于哪一种？（1．管，严格。2．管，温和、民主。3．不管，让我自由发展。4．不管，因为他们不在乎我。）

现在父母对您与异性交往的态度是什么样？（1．反对、禁止。2．担心、戒备。3．他们不知道我的事。4．他们不表态。5．理解、宽容。6．赞赏、支持。）

您与父母，谈论过性方面的话题吗？（1．从来没有谈过。2．谈过一些。3．谈过比较多。4．经常谈。）

8.1.5　少年性格的“老龄化”

少年性格的“老龄化”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笔者在少年问卷中是这样提问并设置选项的：“您的主要性格特征是：1．善感多思。2．中间状态。3．乐天无忧。”结果在少男中，回答自己“善感多思”的达到36.1％，比少女（27.2％）还多；回答自己“乐天无忧”的少男仅仅是19.5％，少女仅仅是16.2％。

笔者还询问道：“您的为人处世方式主要是：1．言行谨慎。2．中间状态。3．我行我素。”回答结果是：少男认为自己“言行谨慎”的是40.0％，也多于少女（34.2％）。反之，认为自己“我行我素”的少男只有11.1％，比少女（15.4％）还少。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个性的：“您的日常生活态度，基本上是：1．非常现实。2．较现实。3．比较浪漫。4．很浪漫。”回答结果是：87.4％的少男和88.3％的少女都认为自己倾向于现实；只有12.7％的少男和11.7％的少女倾向于认为自己浪漫。

第四个提问是：“您的人生设计，主要是：1．志向远大。2．希望有所作为。3．乐于平凡。4．得过且过。”回答结果是：77.4％的少男和79.0％的少女说自己“志向远大”或者“希望有所作为”；认为自己“乐于平凡”或者“得过且过”的少男只有22.6％，少女只有21.0％。

上述4个方面的情况反映出常常被忽视的两大类情况。

第一类情况是，14到17岁的少年正是花样年华，应该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可是在笔者的调查结果中，“乐天无忧”的少男只有1/5，少女则仅仅占1/6。

同时，这个年龄段也应该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时期，更应该是充满幻想与浪漫情怀的时期。但可悲的是，敢于我行我素的、倾向于浪漫的少男与少女，居然都只有可怜巴巴的1/10多一点。

这不禁使人感叹：究竟是什么把本应风华正茂的他们，变成了“人不老心老”的一代？这绝对不是什么“少年老成”，而是“超前老朽”，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正在悄然流逝。

第二类情况是，少男们居然比少女更加倾向于“善感多思”与“言行谨慎”，而且同样地缺乏浪漫。也就是说，少男们普遍具有“林黛玉化”的性格倾向。

从社会性别多元化的发展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坏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在目前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各式各样的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男性仍然被赋予“成家立业、养家糊口”的社会责任，如果少男这种怯懦的性格特征不足以承担之，就让我们来迎接“男主内、女主外”时代的到来吧。

8.1.6　萌动的春心＋“被闭嘴”的青春期

春心萌动，势不可当。到14到17岁的时候，中国少年的爱情已经如火如荼，请看下列情况（见表8—6、表8—7）。

表8—6　春心萌动，爱情如火（％）

表8—7　“被闭嘴”的青春期（％）

表8—6中的情况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中国法律规定：14岁以上的少女就拥有了“性的承诺权”，16岁的男女少年就拥有了劳动就业权，18岁就拥有公民权了。那么，这期间的恋爱，为什么还要被贬称为“早恋”？为什么一定要遭到成年人的反对呢？“不下水就学不会游泳”这个真理，难道真的不适用于下一代的爱情吗？

但是笔者发现，目前中国少年之间对于爱情与性的交流与讨论却相当少，而且除了少男的性压抑多于少女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出现显著的性别差异。

这种“萌动＋‘被闭嘴’”的状况并非好事。它并不会必然地“防患于未然”，反而增加了出现意外情况的可能性。

进一步来看，少男少女们究竟在顾虑什么呢？是什么剥夺了他们的“童言无忌”？这恐怕就不仅仅是性与爱的问题了，而是当今社会自由思考与平等交流不足的表现之一。

8.1.7　身心发育中的烦恼

至少部分地由于“被闭嘴”，少年们在身心发育中所遇到的烦恼无法互相倾诉、交流与调节，造成了表8—8中这些不良状况。

表8—8　成长的烦恼：生理发育

从表8—8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代少年在生理发育中遇到烦恼的人，仍然远远多于感到振奋的人。也就是说，在人生必经的这个阶段中，我们的下一代仍然更多的遭到打击与挫折，而不是喜迎新起点。这在21世纪的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

相对于生理发育中的烦恼，中国少年在心理成长方面的烦恼更为严重（见表8—9）。

表8—9　成长的烦恼：性欲

表8—9反映出：首先，虽然许多少男少女已经开始了自慰，但是认为自慰不好的少男仍然超过70％，少女则更是超过3/4。最近30年来，中国科学界的主流力量一直在宣传自慰无害，可是为什么科学的声音却仍然没有普及到我们的下一代的心中呢？

其次，少年们显然是以性欲更弱为荣，其比例居然高达接近4/5和接近9/10。这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如何看待自己的性欲强度的问题了，而是少年们的整体自信心是强还是弱的严重问题。在这样一个应该朝气蓬勃的年龄段里，如果连自己与别人一样都不敢承认，非要标榜自己更加弱小，这究竟是少年之错，还是社会之过？

8.1.8　网上的一代

中国人都知道青少年最喜欢上网，甚至担心他们会“上网成瘾”。可是对于14到17岁的少年在网上的具体活动，恐怕就知之不多了。笔者的调查结果集中在表8—10中，说的都是在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所发生的情况；如果加上一年以前的，那么这些数字还会高很多。

表8—10　网上的一代

在表8—10中，最令人惊讶的首先是：虽然社会、学校与家长都在严防死守，但是在中国少年中，居然仍然有将近1/3的少男和将近1/4的少女，能够坚持每天上网平均超过1个小时。这是何等强烈与执著的需求啊。

表格中第二行与第三行的情况可能更加惊人：仅仅在调查之前的一年之内，就有大约2/3的少男少女，曾经在网上搜索过关于性生活的文字或图像，而且有一半的少男与2/5的少女真的在网上看到过直接描写性生活细节的文字。

这说明，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少年获得性信息的最普遍的来源。这是不是已经取代了或者弥补了学校与家长所进行的性教育，笔者尚不得而知。但是这至少说明，某些家长所大声疾呼的“网上扫黄”其实并没有成功。

互联网也已经成为少年的普遍交友途径，已经有一半左右的少年结交了网友。今后，那种“同处一室，却只在网上聊天”的情况，那种“宁可网上聊一天，也不对爸妈说一句”的情况，只能是越来越多。中国的父母与整个社会都不可能阻挡这一趋势，只能是赶快适应与改善之。

8.2　青少年心中的性与爱

性与爱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不仅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在思考与争论的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也是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种人生选择。对这个问题做出不同的解答，非常可能影响到他们做出的行为。

8.2.1　“天不变，道亦不变”

笔者在1991年和1995年调查了北京地区的大学生，在1997年、2001年和2006年调查了全国范围的大学生，2010年又在其居住地调查了全国14到17周岁的总人口。这6次调查都是随机抽样的，足以代表被调查人群的总体情况。

在调查问卷中，笔者的提问是：“您认为，爱情与性交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备选答案见表8—11的表头）经过加权统计，笔者得到如下的结果。

表8—11　青少年对于爱情与性之关系的看法（％）

表8—11说明，在最近的20年间，尽管社会在剧变，尽管大学生或青少年的性行为在增加，但是他们的观念却基本没有变化：相信“先有爱，才有性”的人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其次是“爱与性可以同时有”；两者在大学生中总共占到90％左右，在2010年的全国少年当中也超过80％。

这些调查数据告诉我们，中国年轻人的主流观念其实是相信爱情应该是性的基础；只有在爱情的统领之下，至少在爱情的参与之下，才可以发生性行为。也就是说，青少年中性行为的增加，实际上是爱情的喷薄而出，爱情在制约着性，而不是所谓的“性乱”。

8.2.2　爱情或控制

笔者的调查发现：越是相信应该“先有爱，才有性”的少年，实际上发生性行为的越少（p均小于或等于0.001）。

首先看少男。在认为应该“先有爱，才有性”的人里面，有过性行为的比例仅仅是14.1％；在认为“性与爱可以同时有”的人里，这一比例上升为18.8％；而那些认为可以“先有性，后有爱”的人里，则高达44.4％。

在少女中，这一情况更加明显。在三种性爱观中，有过性行为的比例分别是8.4％、36.0％与50.0％。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实际上在抑制着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恰恰是对于爱情的崇拜与尊重，是用爱情来衡量和指导自己的行为。

当然，上述情况也可以反过来解释为：那些已经有过性行为的少年，性爱观更加不同于主流。但是接下来的另一个侧面的统计结果可以证明，还是“观念推动行为”这个结论的解释力更强。

在少女中，认为自己在性方面很开放的人，其实只有19.0％的人真的发生了性行为；可是在认为自己非常传统的少女中，也有15.2％实际上已经有过性行为了。两者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别。也就是说，传统的性道德对于2010年的少年已经很难发挥作用了。

少男的情况就更加令人惊讶：那些认为自己非常开放的少男们，其实只有13.6％的人真的发生过性行为，可是认为自己非常传统的少男中，真的发生过性行为的却几乎多出一倍（26.5％，p＝0.000）。

这就是说，如果不讲爱情只讲传统道德，那么对于少女没有显著的作用，对于少男则会显著地出现相反的效果。

8.2.3　主流的爱情观

在2010年的少年调查中，还包括了以下一些关于爱情的内容（回答情况见表8—12）：

表8—12　上述提问的回答情况（％）

有人说，完全为了寻求快乐，也可以与别人有性生活。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有的人认为，为了爱情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您觉得，这样说对吗？

有人说，浪漫的爱情只是一种幼稚的错觉。您觉得，这么说对吗？

这反映出，中国少男少女的主流爱情观，实际上既中庸又含蓄。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距离真去发起或者获得爱情还很遥远，因此他们的爱情观更多的是一种憧憬与猜想，还无法真的确立自己的立场。

当然这也与中国性文化的现状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成年人中的爱情崇拜如日中天；另一方面，却对青少年的爱情闭口不谈，仍然习惯地以“早恋”来打击压制之。

8.2.4　性道德观

在性道德的观念方面，中国少年们的开放程度可能超出了某些卫道士的想象。调查结果见表8—13、表8—14、表8—15。

表8—13　贞操的意义（％）

表8—14　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表8—15　如何对待“包二奶”、“做二奶”（％）

调查时的问题以及部分答案和结果如下：

总的来说，在“性”方面，您认为自己是什么样？［很传统占12.9％，比较传统占29.8％，比较开放占39.5％，很开放占17.8％（p占0.421）］

您认为，对于一个人的整个人生来说，性生活很宝贵吗？［非常宝贵占31.3％，有一些宝贵占34.4％，不太宝贵占21.3％，没什么宝贵的占13.0％（p＝0.622）］

总的来说，您认为，性很重要吗？（即使您还没有性生活，也请回答。这里问的只是您的看法）［很重要占21.6％，比较重要占35.9％，不太重要占35.5％，非常不重要占6.9％（p＝0.279）］

有人说，如果一个女人还没有结婚，那么贞操就是她最宝贵的东西。（贞操，就是从来没有与别人发生过性关系）

有些人在恋爱中跟对象发生了性关系，但是两个人后来又真的结婚了。那么，这算不算道德问题呢？

有些结了婚的男人“包二奶”。您认为，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男人？

有些女人“做二奶”，您认为，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女人？

上述各种情况，不仅是目前中国少年中的客观存在，而且是成年人中性关系日益松散这一客观存在的必然反映，不能单纯地指向少年们。

当然，上述的提问都是抽象的或者指向别人的，如果是直接询问自己的事情，那么中国目前的少年还是相当传统的。

这就是说，在性关系道德方面，中国少年的主流已经开始走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现代公民意识。

8.3　独生子女与“单性别成长”

8.3.1　史无前例的“单性别成长”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对于下一代成长的巨大作用。但是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严格推行，中国出现了在数量上和人口比例上都前所未有的独生子女家庭。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犹如汗牛充栋，但是却很少有人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研究一下：独生子女的性别意识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还能够寄希望于家庭内培养吗？

独生子女在成长期内一直处于“单性别成长”的生活环境之中。父亲或者母亲虽然具有不同的生理性别，但是对于未成年的子女来说，爸爸和妈妈都仅仅是一种家长的身份，不但实际上没有“性别”，而且也绝对不能成为“异性”，否则乱伦禁忌就无法在耳鬓厮磨的家庭生活中得以维系。因此，除了极其有限的与家庭外儿童之间的社会交往以外，独生子女实际上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年龄相仿的异性，而城市中的“单元房式居住”更使得他们如堕井中。

在传统的大家庭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其实是靠着自己与异性的兄弟姐妹的家庭内交往，才能够逐渐了解异性，反过来才得以确认自己的性别的。例如，男孩子只有在与姐姐妹妹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明白应该怎么对待女性，自己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男子汉”，与女性进行交往的能力才可能日益提高。女孩子亦然。

尤其是，家长也是靠着对于儿子和女儿的不同态度，靠着日复一日地调节不同性别子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才可能教会子女应该如何对待异性，才能够成为社会认可的男人或者女人。正因如此，在中国的漫漫历史长夜中，那些大字不识、远离孔孟的老百姓才可能把“男尊女卑”的性别道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可是对于现在的独生子女来说，上述的一切都荡然无存。那么，他们的性别意识与异性交往能力（且不论对错）到哪里去学习和实习呢？如果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希望他们成为男女平等的而且尊重性别多元化的一代人，那么他们的参照系和协调机制又如何可能获得呢？

对此，笔者在2000年的认识还很肤浅，没有在问卷中设计关于这方面的提问，直到2006年以后才补上：“您有兄弟姐妹吗？（1．没有，我是独生子女。2．只有兄弟。3．只有姐妹。4．既有兄弟，也有姐妹。）”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是从70年代末才开始执行的，此前的独生子女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不大，因此笔者的这个提问仅仅询问30岁（含）以下的人。

调查结果是：如果不分城市农村，那么独生子女在18到30岁总人口中的比例，在2006年是21.6％，在2010年是18.8％，在2010年的14到17岁的少年总人口中则是38.0％。三者的总平均数是25.4％。如果只看城市人口，那么这三个数据分别是36.9％、34.9％和40.4％，平均为38.2％。这就是说，在2006年以后，中国14到30岁的人口中独生子女已经达到1/4，在城市中则接近2/5。

但是笔者惊讶的是，独生子女为什么这么少？笔者所调查的14到17岁的人口，应该出生在1993年到1996年之间。那时候，计划生育政策至少在城市里已经严格执行了十几年，已经严厉到违者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地步；可是笔者所调查到的城市独生子女却仅有约区区40％。真想不出来多达60％的那些城市父母们是怎么逃过这一关的。

笔者原来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性文化，现在，这一数据迫使笔者不得不缩小其影响程度。

8.3.2　独生子女之性并不独特

独生子之性

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从略）〔1〕结果，对于男性来说，是不是独生子，仅仅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差异：独生子住在自己（父母）家里的可能性增加79％。这就是说，在性的方面，独生子其实并不独特。

独生女之性

独生女在中国历史上相对罕见，因为几乎家家都会想方设法地有一个儿子。目前中国如此高比例的独生女，完完全全地、彻彻底底地是最近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直接批量制造出来的。

独生女在性方面与非独生女的显著差异很多，详见表8—16。

表8—16　独生女的独特性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续前表

注：2393位女性，单位＝206；因变量：是否独生子女；控制变量：年龄、城乡差异、上学年数、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从表8—16中可以看到以下一些发生可能性上的显著差异。

●独生女与非独生女之间的差异多达8个方面，而独生子与非独生子之间的差异却只有1个方面。

●在调查之前的一年里，独生女生活愉快的可能性减少64％。因此，她们究竟是无忧无虑的“千金”还是“林黛玉”，真的很难说。

●她们很了解男性的性心理的可能性，比非独生女减少85％。笔者真不知道她们怎么才能获得更好的爱情与婚姻，甚至一夜情。

●反之，也许是在上述多种情况的作用之下，为了更早地寻求“坚强的肩膀”，独生女目前在婚或者已经同居的可能性也增加1.2倍。

●但是，她们有更多的性伴侣的可能性也增加21％，也就是更加不遵守传统的“贞节”。

●她们从不抽烟的可能性增加2.3倍。大概是因为父母对独生女的管束，只能集中在抽烟这个最难以隐瞒的行为上。

●独生女的月经初潮更晚的可能性也要减少17％。

综上所述，独生女在性方面的表现很难用“更加开放”或者“更加保守”来形容。但是她们的上述8个特征，很可能都或隐或显地指向一个共同点：缺乏与异性进行正常交往的能力。

8.3.3　单性别成长：人为的障碍

总体情况

除了独生子女，其他没有异性兄弟姐妹的人，其实也处于单性别成长的家庭环境之中，只不过恶劣程度要比独生子女轻一些而已。独生子女加上单性别成长的人，实际上已经占到18到30岁的总人口的接近一半了，而且在最近的10年间没有显著的变化。但是在城市中却达到52.9％，在2010年的14到17岁的少年中更是高达57.2％（见表8—17）。

表8—17　单性别成长历年的各种情况（％）

续前表

注：总计5430位男女。2000年无此题。

男性

虽然笔者假设，单性别成长的人的状况与独生子女差不多，但是在对男性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之后发现，单性别成长的男性与混合性别成长的男性，在性方面的表现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显著的差异，因此不再列出。

这很可能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对于男性的成长有着相当一致的要求：不论我是不是独生子，是不是单性别成长，也不论我的异性交往经验与能力如何，反正我也得按照这个定轨走下去，最终成为一个“男人”。

这里面很可能还潜含着传统的父权制社会的一种“性别傲慢”：跟卑微的女性打交道，根本不需要什么交往能力与技巧，所以男性也就无须学习与锻炼。

这种情况居然一直延续到2010年，应该是社会的悲剧。尽管时下的年轻男性们越来越需要平等地与女性交往，但是在社会教育本来就缺乏的状况下，再缺少家庭内的异性交往的培训，性别平等的状况的提升在中国真的令人忐忑不安。

女性

可是，女性的单性别成长（含独生女，以下简称“单女”）却是另外一番模样。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从略）〔2〕结果，“单女”与“混女”（混合性别成长的女性）之间的主要区别有如下一些。

●“单女”月经初潮更早的可能性，比“混女”多出15％。也许这是因为女性的月经初潮可以相互影响，姐姐来例假也许促进了妹妹初潮的提前。但是笔者也需要指出社会文化的可能影响：由于没有男孩，父母很容易倾向于把男孩子的责任加之于女孩，客观上等于催促她们的成熟。

●“单女”上年“看黄”的可能性，比“混女”降低40％。这也许是因为家里没有那些总是积极“看黄”并且乐于传播的男孩子。

●“单女”身为瘦子的可能性，比“混女”显著地多出89％。可是这个因素对于独生女与非独生女之间的区别却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

这也许令人惊讶，却符合生活的逻辑：在农村，父母总是更加重视儿子的营养，所以“混女”的营养虽然相对较少，但也可以沾光，在绝对量上很可能超过“单女”。在城市中，更加可能的原因是来自盲目减肥的社会狂潮，单性别成长的姐妹们更加可能互相攀比，甚至一争短长。反之，独生女没有这种压力，所以胖一点也无所谓。

●不过，“单女”具有“从不怕老”的心理状态的可能性也降低了35％。这可能是由于没有兄弟来吓唬她造成的。

●“单女”更加了解男性的性心理的可能性，是“混女”的4.4倍。可是独生女的这种可能性却急剧变小。这可能不得不归功于姐妹之间或真或假的日常传授与讨论，比独生女那种迫不得已的闭目塞听要好得多，也强于混合成长中存在的“男女大防”。

●“单女”自认为性的魅力很大的可能性，比“混女”多出99％。可是在独生女的这个因素却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这究竟是因为姐妹一团的女孩子更少知道男性对自己的评价呢，还是也来自姐妹之间的相互竞争与促进？

●虽然不是最显著的差异，但是却是人们可能最关心的，就是“贞节”了。“单女”曾经发生多伴侣性行为的可能性，比“混女”多出70％；可是有过更多个性伴侣的可能性却减少了18％；在调查之前的一年之内有过的可能性更是减少62％。

这就是说，“单女”更加可能有过多个性伴侣，可是人数却更可能较少，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更可能短一些，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也更小。

但是独生女却不同。与非独生女相比，她们曾经有过多个性伴侣的可能性更高，有过的人数更多，而且直到调查前的一年里，发生的可能性与更多对象的可能性，都没有显著地减少。

综上所述，单性别成长对于女性的作用，不仅远远超过对于同龄男性的作用，而且不同于对于独生女的作用。其作用的强度与复杂程度都令人叹为观止。这一情况不仅涉及少女的性教育，也关联到青年女性的婚恋和性交往。

这才是中国的本土的真问题。笔者真诚地希望更多的社会性别的研究者能够对此做出更好的研究。

8.4　成年人眼中的性教育

中国的性教育举步维艰，据信很大程度上来自家长的阻力。为了检验这一假设，笔者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这样问道：“有的父母，不让未成年的孩子接触到性方面的信息。您觉得这样做，对吗？”备选答案与回答结果见表8—18。

表8—18　成年人对性教育的态度（％）

8.4.1　谁赞成，谁反对？

从表8—18中，首先，可以看到，男性与女性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虽然出现显著的差异，但是差异的程度较小。其次，从合计的数字可以看到，赞成性教育的男女占到58.5％，虽然已经超过反对者，但是优势并不明显。

那么，赞成与反对的成年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由于男女的差异较小，所以笔者可以把男女合并起来进行分析，结果见表8—19。

表8—19　赞成孩子接受性信息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6375位男女；单位＝99；因变量：是否赞成孩子接受性信息；控制变量：性别、是否流动人口。

从表8—19中，从上到下可以看到以下一些情况。

●上学年数最显著地影响着成年人对于性教育的看法。上学每多一年，赞成的可能性就增加11％。也就是说，上学年数越多的人越可能赞成性教育。

●喜欢社交的成年人与不喜欢的人相比，赞成性教育的可能性增加44％。这可能是因为喜欢社交的人更容易意识到青少年也需要这方面的教育。

●那些自认为“讨厌不男不女”的成年人，赞成性教育的可能性增加36％。显然，他们心目中的性教育，很可能包括培养孩子的“男人味”和“女人味”。

●从年龄段来看，与40岁以上的人相比，30到39岁的人的赞成可能性增加27％，构成显著的差异。18到29岁的人的赞成可能性虽然也增加了20％，但是尚未达到显著的差异。这可能是因为，30到39岁的人的孩子将要进入青春期，因此他们更加倾向于赞成性教育；而18到29的人则可能因为尚无孩子或者孩子很小，尚未意识到性教育的紧迫性。

●没有异性好友的成年人，赞成性教育的可能性减少26％。这不奇怪。他们可能根本就不喜欢男女之间的交往。

●从不喝酒的成年人，赞成的可能性减少25％，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太严肃了。但是从不抽烟的成年人的赞成可能性却增加28％，也许是因为他们希望性教育也包括禁止抽烟的内容吧。

●自认性观念很开放的成年人，赞成的可能性增加32％。这不必解释了。

●与住在农村的成年人相比，城市人的赞成可能性增加13％到27％。尽管其中的地级市的居民尚未构成显著的差异，但是也可能足以证明，未成年人的性教育是城市文明的必备内容之一。

8.4.2　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笔者一直有一个疑问：成年人自己在性方面的状况，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对于青少年性教育的看法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笔者保留了上述的各种社会阶层因素，然后把成年人自己在性方面的表现加进去进行分析（见表8—20）。

表8—20　成年男性之性的作用的Logistic回归分析

1770位男性；单位＝99；因变量：是否赞成性教育；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是否流动人口。

表8—20首先告诉我们，如果成年男性自认为对于女性的性心理非常了解，那么他们赞成青少年性教育的可能性就会减少76％之多。可是这也可以反过来解释为：他们认为很了解女性的性心理这件事非常重要；如果解决了，那么性教育也就不必要了。

其余的影响因素都表明：那些自己的性生活更好一些的男性，赞成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可是女性的情况有所不同（见表8—21）。

表8—21　成年女性之性的作用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3259位女性；单位＝98；因变量：是否赞成性教育；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是否流动人口。

表中，前3个影响因素分别会把成年女性赞成青少年性教育的可能性减少43％到24％。其后的两个因素（担心妇科病与怀孕）则增加赞成的可能性57％和22％。

这5个因素都是成年女性在性方面的负面情况或感受。只不过前3个因素可能表明女性的传统观念总是倾向于全面发展，因此减少了赞成性教育的可能性。后两个因素则可能是因为感同身受的女性倾向于痛定思痛，幡然醒悟，因此赞成性教育的可能性也就大增。

成年女性在性方面唯一的正面情况是：如果她们觉得男方懂得如何满足自己，那么她们赞成性教育的可能性就会增加44％。这种情况是不是表明：她们倾向于认为青少年的性教育应该包括性技巧，尤其是男方的性技巧？

8.4.3　何必预制明天？

上述的林林总总，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成年人自己的生活状况，决定着他们对于青少年性教育的态度。成年人其实并不是根据孩子需要什么，而主要是根据自己能够接受什么，来决定自己是反对还是赞成性教育。这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强制。

这是非理性的思考，但又是生活实践中的现实存在。可以说，性教育的发展程度其实受制于成年人的整体生活状况。因此，性教育的发展程度，确实可以作为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的标尺之一。

中国成年人对于青少年的一切讨论中，都渗透着浓厚的“接班人情结”，其实就是幻想通过控制下一代来实现“永生”。与祖先崇拜相结合，这就是汉民族的生命观。

笔者认为，这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徒劳的。笔者主张的是“跟护”：我支持孩子朝任何方向走，我只是告诉你前面可能有什么，而且跟在你后面保护。如果你真的掉到坑里了，我负责把你拉出来。然后，你还可以再次选择，我也一直跟护到我的最后。

8.5　性教育的效果

当前中国的性教育相当匮乏，青少年的性知识谬误甚多，这些已经被许多社会调查所证明，也已经成为公众的共识。但是本节将以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来揭示两者令人惊讶的程度。

8.5.1　令人愤怒的现状

提问的方式

笔者一共调查了5个性知识，每一个都由3道题组成。

第一题的基本形式是：“在学校里，老师或者医生给您讲过××的知识吗？无论在什么课程里，只要是讲过，就算。（0．我不知道这个名词。1．完全没有讲过。2．讲过很少。3．比较多。4．讲过很多。）”

第二题是同样的形式：“父母、家里人给你讲过××的知识吗？”备选答案与第一题相同。

第三题是测验题，就是结合上面所询问的性知识，列举一种社会上的说法，看看被调查少年是否同意。备选答案都是：“1．完全对。2．比较正确。3．我说不清楚。4．比较错误。5．完全错误。”

这种设计是为了不仅考察少年究竟真的受到多少性教育，也要看看他们目前的性知识究竟是否正确。下面笔者逐一地分析6个性知识。

遗精与月经

对于男孩子遗精（梦遗）这个性知识，少男接受过学校讲授的占21.6％，父母传授过的占6.7％，还有8.1％的少男看不懂“遗精”这个词。少女接受过学校讲授的占23.2％，父母传授过的占4.6％，有6.0％的少女不懂这个词。

测验题是：“有人说，男孩子的遗精（梦遗）会损害他的身体健康。您觉得这样说对吗？”结果，回答“对”的（实际上这种说法错误），在少男中占50.5％，在少女中占32.8％。

对于月经，少女接受过学校讲授的占33.2％，父母传授过的占47.2％，只有1.3％的少女不懂这个词。在少男中，这三个比例分别是13.3％、3.6％和9.2％。

测验题是：“有人说，如果一个女孩子来月经（来例假）不规则、不规律，那么她怀孕的可能性就比较小。您觉得这样说对吗？”结果，有34.0％的少女和27.0％的少男回答“对”（实际上该说法错误）。与遗精的知识相比，少男少女对于月经与怀孕的关系的知识正确率普遍差一些，少男差得更多。

总起来看，尤其是对照下面几项的结果，遗精与月经知识的教育状况及其结果还不是最差。也就是说，学校和家长至少还是进行了这两方面的教育。但是可惜，最多也就是这两个方面。

自慰（手淫）

关于自慰（手淫），在少男中接受过学校讲授的只有区区7.6％，少女只有8.6％；还有多达19.6％的少男和27.9％的少女看不懂这个词。父母也不肯传授关于自慰的知识。少男只有6.4％从父母或家人那里听说过；少女反而多一些，占10.1％。由此看来，中国的父母家人真有点奇怪，难道他们不知道少男的自慰多于少女吗？怎么反而给儿子讲得少呢？这恐怕还是“性乃无师自通”的传统文化在作怪。

测验题是：“现在有的人认为，自慰（手淫）是一种坏习惯。您觉得这样说对吗？”其回答结果令人痛惜：少男回答正确的（该说法错误）只有23.7％，少女只有20.1％，合计是22.0％。也就是说，时至21世纪，在日益强大的中国，仍然有78％的青春期少年处于“手淫是恶习”偏见的压抑之下。整个20世纪中，整个人类的性研究的整个阳光，仍然被传统文化的阴霾遮挡掉将近八成。

避孕

避孕知识教育方面的情况更加可悲。

对于有可能成为意外怀孕受害者的少女们，只有区区5.1％曾经听到过学校中的讲授，只有6.7％从父母家人那里听到过（可是已经多于学校了）；而不知道什么是怀孕的却是8.8％，比前两项都高。“家有少女初长成”，这本是为人父母者和为人师表者的一种非常传统的喜悦，为什么没有树立起“避孕知识不仅是保护更是爱”这样一个普世价值观呢？

少男也必须获得避孕知识，因为他们有可能造成女生意外怀孕。可是接受过学校讲授的只有6.0％；父母家人传授过的只有2.7％；还有11.2％看不懂“避孕”这个词，远远高于前两项。笔者不得不怀疑：莫非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对于少男们造成女生意外怀孕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全靠亡羊补牢？

在这种状况下，对测验题的回答结果可想而知。“有人说，男人和女人如果只是过一次性生活，那么女人就不大可能怀孕。您觉得这样说对吗？”结果，回答“正确”（该说法错误）的少男刚刚达到四分之一（25.7％）；而少女则连五分之一都不到（18.5％）。

少女理应享受社会对未成年人、对女性和计划生育的三重保护，理应拥有最充分的知识来免于意外怀孕之害，所以，上述的局面不是令人难以接受，而是令人无法忍受。

性病、艾滋病

有关性病、艾滋病的知识，接受过学校讲授的，少女与少男一样多，都占23.6％；父母家人传授过的，少男占16.9％，少女占15.0％；至少有一个词看不懂的，少女占6.9％，少男占9.8％，不算多。看来无论学校还是家长，对于性病与艾滋病的威胁还算是重视。只不过这是出于保护健康还是为了控制性行为，笔者的调查不可测知。

测验题是：“有人说，只要在性生活中正确地使用完好的避孕套（安全套），就不会被传染上艾滋病。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可是令人奇怪的是，正确回答（该说法正确）的少男占23.8％，高于接受过学校讲授的比例；可是少女仅为9.9％，连接受过学校讲授的比例的一半都不到，也远低于受过家长传授的比例。由此笔者可以推测，学校和家长对少女进行性病、艾滋病的教育，恐怕更多地是以此来进行恐吓，才使得她们连正确的预防知识也不敢相信了。

避孕手段

对于避孕手段的知识，笔者没有询问学校和家长的教育的多少，而是直接测验少年们现有的知识：“有人说，只要去街上的药店、超市、计划生育用品店、成人用品店，都可以买到口服避孕药、避孕套（安全套）。请问，以前您知道这个情况吗？知道多久了？（1．从来不知道。2．在一年之内知道的。3．早在一年之前就知道了。）”

少年们的回答结果使得笔者唯一一次松了口气：少女中有38.9％已经知道了；少男更多，占48.4％。这是上面所有的性知识测验中正确率最高的，而且它也是最实用的。虽然从知道如何获得到真的使用还相当遥远，但是毕竟是可喜的第一步。

不过据笔者所知，在目前的中国，敢于公然告诉少年们上述知识的学校和家长，绝不可能很多。因此，这个最高正确率，恐怕还是要更多的归功于广大推销商的不懈努力。

8.5.2　你不教，我怎么学？

学校与家长讲授的汇总情况

笔者把接受5个性知识教育的程度得分（每个都是0到4分）汇总起来，就得到一个可以反映性教育总体程度的平均得分（0到4分），见表8—22。

表8—22　少年受到性教育的平均得分

从表8—22里可以清楚地看到：

首先，少年接受过的性知识教育少得可怜，平均起来大约在1.5分左右，相当于处在从“1．完全没有讲过”到“2．讲过很少”的中间。从具体情况来看，学校讲授低于2分的（连“很少讲授”都达不到）在少年中竟然高达73.5％，家长传授低于2分的则更是高达86.6％。对此，笔者只能再说一次：这是不能容忍的。

其次，少女受到的性知识教育比少男还多一些，尤其是家长的传授更多一些。这对少女自然是好事，可是少男为什么被相对忽略了呢？也许是因为成年人普遍认为少男自己会去寻求性知识，所以才掉以轻心。但是这不也是一种失职吗？

少年的性知识测验得分

对5个性知识的了解情况更加令人担忧（见表8—23）。

表8—23　平均得分

表8—23表明：首先，在5个性知识里，至关重要的避孕知识的平均得分是最低的，尤其是少女的得分平均仅仅2分，也就是相当于测验题里的选项“2．比较错误”。

其次，除了月经知识以外，其他4个知识以及总计得分都没有达到3分，也就是还没有达到测验题里的选项“3．我说不清或不知道”。说白了，这其实就是糊里糊涂外加偏错。

这是2010年的中国应该出现的局面吗？我们的下一代自己愿意这样吗？成年人的社会对此视若无睹，是不是一种失职甚至是一种损害？

8.5.3　谁来教育更有效？

虽然教育部已经三令五申要求学校开展青春期教育，但是人们仍然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争论：性教育究竟是由学校进行好，还是由家长进行好？在众说纷纭中，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仍然暂付阙如。

笔者把少年对于5个性知识的回答是否正确作为因变量，把学校讲授与家长传授的平均得分（0到4分）分别作为自变量，对5个性知识分别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最后把所有的模型效应检验的结果集中在表8—24之内，省略掉不显著相关的因素。这样，读者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笔者的检验结果，从而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科学的认知。

表8—24　性教育效果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续前表

注：1568位少男少女，单位＝179；控制变量：性别、出生年月、上学年数、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

表8—24告诉我们：第一，对于少年对5个性知识的回答正确率的平均程度发挥了最大作用的，是家长传授遗精知识的平均程度。如果家长的传授增加1分，那么少年正确回答的可能性就会随之增加39.8％。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少男出现首次遗精的年龄参差不齐（10到17岁），学校讲授很难掌握最佳时机；而家长在朝夕相处之中却可以送上“及时雨”。

第二，家长传授预防性病的知识的平均程度也发挥了比较显著的作用。如果家长的传授增加1分，那么少年正确回答的可能性就会随之增加65.9％。这主要是因为学校的预防性病教育必须是科学严肃的，常常令少年们觉得味同嚼蜡；而家长的传授往往借助于现实生活中的鲜活事例，生动直观。

第三，对于月经知识，学校讲授的平均程度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它每增加1分，少年正确回答的可能性就随之增加65.5％。这主要是因为在一般中国家庭中，传授月经知识的主要是母亲，而母亲在这方面的科学知识显然远不如学校里的老师或者校医。因此即使每一位中国母亲都传授过月经知识，但是孩子记住而且生效的，依然主要是学校的教育。

第四，自慰知识也与月经知识类似。学校讲授的平均程度每增加1分，少年正确回答的可能性就随之增加50.7％。

总之，笼统地讨论“谁来教育更好”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笔者的发现是：按照不同的内容，父母或家人传授遗精与预防性病的知识更为有效，而学校讲授月经与自慰知识更为有效。

但是笔者还遗留下一个问题：无论学校还是家长，无论讲授得多还是少，对于少年的避孕知识的正确回答的可能性都没有发挥显著的影响，其实就是无效。这主要是因为无论学校还是家长都把避孕教育视为险途，或者绝口不提，或者任其云山雾罩，当然注定无效。可是，笔者也无法发现有效的教育途径究竟是什么。这是问卷调查的先天缺陷，只能留待更多的研究者去探讨。

8.5.4　性知识与性行为无关

众所周知，有关我国性教育发展的最主要顾虑是：害怕青少年的性知识多了就会“越轨”。笔者并不准备专门谈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个实证结果可以提供给读者：在控制了性别、出生年月、上学年数、是否还在上学这些变量之后（1559位少年，分层＝2，单位＝179），在常量为0.369的情况下，少年的性知识正确程度与其是否性交过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显著度是0.145，R² 仅仅是0.029，也就是不构成显著的相关关系。

这就告诉我们：性知识的正确程度不会增加少年们发生性交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应该放心大胆地开展性教育。但是，它也不会降低发生性交的可能性，因此凡是希望把性教育作为“灭火器”的想法与做法注定会让人大失所望。

其实，任何一个少年如果发生了性交，肯定有众多的原因与考虑，也需要众多的条件与机会，还有赖于众多方面的能力与经验；而性知识的多与少，只是其中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因素。因此凡是把性知识与发生性交这两者直接联系起来说事，不是心智欠成熟就是别有用心。

中国性教育应该坚定不移地把目标置于此处：保障青少年自己的权利、快乐与健康。唯此而已，岂有他哉？

8.6　少年的性爱

对于少年，人们其实最关心的是：他们“性解放”了吗？

8.6.1　总体情况

总体情况如表8—25所示。

表8—25　经典的性行为发生率（％）

统计表中之所以会有下限和上限两个数字，是因为笔者在问卷中分别两次询问了这个问题。如果被调查的少年两次都回答“有过”，那么他就属于“下限”，也就是说，至少有过这么多。如果只有一次回答“有过”，那么则属于“上限”，也就是说，可能有这么多。考虑到少年的思维还不够成熟，因此本节使用的都是下限。

这个数字是目前中国所有调查14到17岁少年的结果中最高的。这是因为，笔者的调查对象包括了那些已经不在学校里上学的少年，而其他的调查却没有包括。这些社会上的少年们发生性交的机会更多、能力更强，因此发生率当然要比那些在校的中学生更高。

如果把表8—26中的数据与本书其他章节的数据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少年中的非主流性行为的比例，远远低于18到61岁的成年人。这并不奇怪。因为任何一种性行为是否会发生，绝不是仅仅取决于当事人的道德水平，还取决于是否具备合适的对方、自己的资格与能力是否足够多、时机是否适当等诸多条件，而少年在所有这些方面当然都远远逊色于成年人。

表8—26　非主流的行为（％）

除了上述的简单发生率之外，作为性社会学的专著，笔者应该深入分析究竟是哪些因素，对于少年的性行为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为此，笔者提出几个方面的假设，下面一一道来。

8.6.2　个体的社会特征与少年的性

在这个部分，笔者假设相关的18个变量（不再列出）与少年的性行为有关。但是经过检验，显著地影响了少男的因素非常简单，少女却复杂得多（见表8—27、表8—28）。

表8—27　少男的性行为与个人社会特征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813位少男；单位＝155；因变量：是否有性；控制变量：年龄、是否上过高中、是否流动人口。

表8—28　少女有过性行为与个人社会特征的Logsitic回归分析

注：739位少女；单位＝150；因变量与控制变量同表8—27。

对于少女来说，最可能促使她们投入性行为的因素如下：

第一批因素是自己的魅力与性感程度。

第二批因素则是接触过学校以外的世界。

第三批因素则是自己认为自己学习好，还有就是曾经长期做过学生干部。这与人们通常假设的“问题少女才有性问题”截然相反。

此外，在表8—27里反映出，少男如果长期做过学生干部，那么他们的性行为发生可能性也会显著地增加。这就是说，无论少男还是少女都是如此。

笔者认为，与其把这解释为学生干部的培养有什么问题，还不如解释为少男少女在长期当干部的过程中培养和锻炼出了自己的鉴别能力及与异性交往的能力。

8.6.3　亲子关系与少年的性

问卷中关于这方面的提问及其回答结果都在本书前面章节里，这里仅进行相关分析（见表8—29、表8—30）。

表8—29　少男的性行为及其与父母关系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822位少男，单位＝155；因变量与控制变量同表8—27。

表8—30　少女的性及其与父母关系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756位少女，单位＝150；控制变量较表8—27增加两项：与母亲的关系、母亲的上学程度。

无论是对于少男还是对于少女，读者都可以发现：如果与父亲或与父母不住在一起，那么少年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就会显著地增加，这应该不难理解。

同时，如果儿子与母亲谈过性方面的话题，或者女儿与父亲谈过，那么少男和少女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都会增加。但是这更加可能是一种反过来的因果关系：已经有性的子女，更可能与异性的父母讨论性方面的事情。

8.6.4　性的自我建构

这个部分是探讨：少年的社会交往、性发育与性爱感受，与他们自己的性行为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具体分析见表8—31、表8—32。

表8—31　少男的性与其活动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续前表

注：816位少男，单位＝155；因变量与控制变量同表8—27。

表8—32　少女的性与其活动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747位少女，单位＝150；因变量与控制变量同表8—27。

少男的情况不出笔者所料。有恋人与异性好友多这两个因素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其余的因素也都反映出少男在性爱方面更加积极。

少女的情况与少男迥然不同。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排列在最前面的那三个因素，而且其作用的强大程度，在其他的回归分析中非常罕见。

首先，少女最可能发生性行为的年龄其实就是15岁与16岁这两年，比14岁和17岁的可能性增加125.6倍。这也并不是完全由生理发育决定的，因为在这个花季中，少女的月经已经开始了3年到4年。笔者认为爱情的作用更大一些，也就是说，“情窦初开”这一成语确实言之有据。

其次，少女的痛苦失恋，真的“伤不起”，使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增加70倍。原因也许是被人“乘虚而入”了。

最后，少女的自慰使性行为的发生可能性增加33倍。这不会是生理决定的，而是少女通过自慰认识了性，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性。

8.6.5　对少男的全面分析

以上笔者分别分析了少年的4个方面的因素与其性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后，笔者把它们综合起来进行分析，也就是控制住它们相互之间的作用，探索出那些发挥了“纯作用”的因素（见表8—33）。

表8—33　少男的性的全面Logistic回归分析

注：645位少男，单位＝148；控制变量：年龄、是否流动人口。

非专业的读者只要查看估计值这一栏就可以算出，有过上述情况的少男，比没有的人，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具体增加或者减少了多少。

社会因素作用强大

城市少男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比农村少男多出16.4倍；只上过初中的少男（包括不在校的）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比上过高中的减少87％。这两点都符合人们通常的认知，说明少男虽然年龄小，却已经被纳入了社会约束之网。

增加少男之性的因素

这方面的几乎所有因素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包括现在有恋人、认为自己的气质与人格有魅力、上年想性的次数多、认为女性的贞操不宝贵。

其中令人奇怪的是：如果少男赞成父母严格管制孩子，那么他们有性的可能性增加6.2倍。莫非这些有性的少男心存愧疚？目前笔者还没有很好的解释，期待着定性研究的成果。

降低少男之性的因素

这些因素也都不足为奇。异性交往的知识越多、越是赞成仅仅由学校来进行性教育、上年中谈论爱情（而不是谈性）的次数越多、曾经爱上仅仅一个异性、爱上的异性中只有一个后来成为恋人、仅仅是单相思，那么少男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些分析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对于少男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来说，专一的爱情（哪怕被骂作“早恋”）不仅不是推动力，反而是抑制力。

8.6.6　对少女的全面分析

按照分析少男的同样的方法，笔者分析少女的情况如表8—34。

表8—34　少女的性的全面Logistic回归分析

注：752位少女，单位＝150；控制变量：年龄、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是否上过高中。

表8—34非常全面地反映出少女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爱情无比强大

少女的恋爱情况对她们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发挥了最显著的作用，但是却与人们的通常认识和大众传媒的鼓噪恰恰相反。

其一，早恋并不必然带来性行为，因为只有在15岁和16岁爱上异性的少女，其性行为的发生可能性才增加5.8倍，而14岁就爱上的与17岁才爱上的却并不显著相关。也就是说，少女最可能发生性行为的年龄段是15到16岁，而不是更小或者更大。这说明，少女太不成熟或者过于成熟都会降低她们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而15岁到16岁，不管传统如何贬低，也不管大人们如何惊恐万分，时下的中国少女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个年龄段才是真正的花季。

其二，曾经“乱爱”也并不必然导致性行为，反而会减少之；因为那些曾经爱过两个或者更多异性的少女，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反而比其他少女降低99.2％。同样，只要是仅仅爱过一个人，那么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就降低了89％。这两个分析的结论趋于一致：少女的专一爱情才是推动她们发生性行为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这是因为既然她们已经准备好“从一而终”，那么“以身相许”也就顺理成章了。反之，少女爱得越多，选择能力也就越强。

其三，没有失恋过，会使少女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降低87％；相反，痛彻心扉的失恋使得性的可能性剧增71倍之多，是所有纳入分析的因素中作用最强大的。这表明，失恋过的少女更加容易把发生性行为作为下次爱情关系的维系手段与保障。虽然社会既不可能阻止她们恋爱，也无法预防她们失恋，但是社会应该而且必须反对那些造成少女痛苦的失恋。在当今中国的情境之中，谁都知道，少女的痛苦失恋主要来自男性的不平等对待与少女缺乏选择的能力。中国社会与其徒劳地反对“早恋”，不如在这方面认真扎实地做事情。

少女的主体建构

这方面的分析结果也与人们通常的认识大相径庭。

其一，如果少女在自慰中获得良好的感觉，那么有过性行为可能性增加46倍，是所有纳入分析的因素中发挥作用第二位大的。证明那种所谓“手淫会使得少女沉溺于自我”的说法与事实相反。

其二，已经有过性行为的少女认为自己不再需要性教育了。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目前中学里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性教育，对于已经有过性行为的少女早已过时；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是有过性行为的少女，对于性的理解仍然过于狭隘和浅薄。

其三，如果少女认为自己志向远大，那么她们并不害怕“因小失大”，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了12倍。也就是说，所谓“只有不思进取的少女才会有性”的说法，其实是说话人自己错了。

其四，不出所料，认为女性的贞操并不那么宝贵的少女，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增加9.2倍。但是这一因素的作用却并不是最显著的。因此如果将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仅仅归因于少女的观念变化，也是缺乏根据的。

其五，如果有人认为生活浪漫的少女更容易“出轨”，那么他们就错了。这样的少女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反而降低了90％。其实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少女的浪漫非常可能与爱情直接相关，但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中（正如前文所述）爱情与性更加可能相互排斥。

其余两个因素（学习成绩好、不抽烟）的作用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就不再赘述。

8.6.7　少男少女之别

第一，少男的性的影响因素基本上没有超出人们通常的认知，可是少女的绝大多数影响因素却出人意料甚至与人们意料中的情况南辕北辙。

第二，爱情对于少女的作用远远大于少男。

第三，社会阶层归属对于少男的作用更大。可是无论少男还是少女，他们自己的主体建构的作用都大于社会与父母的影响。只不过少男的情况为人熟知，而少女的鲜为人知而已。

第四，倾向于多爱的少男更加可能发生性行为，但是少女相反。

8.7　讨论：未成年人的性权利

8.7.1　获取性的信息的权利

在当前的中国，几乎一切主张对未成年人进行性教育的言论都是出于“需要论”，也就是完全建立在“青少年需要性教育”这个唯一的假设之上。

与反对性教育的言论相比，这是巨大的进步，也是最现实的策略，但是从理想状态来看仍然远远不够。

获取全面的性知识，这是未成年人的基本人权，尤其是必须由未成年人自己来决定自己需要获取什么范围的和什么程度的性知识。国家、学校、教师以及一切公权力的唯一职责，就是提供各种条件来保障未成年人实现这个人权。

所有不同意上述主张的说法，都是来自“未成年人缺乏判断能力”这个假设。这可能是善意的误解。因为这种说法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无论什么信息来了，青少年虽然都有可能跟着跑，但是也同样有可能因为无法判断而不跟着跑。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尤其在底层社会中，很小的孩子甚至幼儿有时候也会模仿成年人的性交。这不能说司空见惯，但也屡见不鲜。可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不是一种游戏；也没有证据可以检验，这对孩子来说是不是具有成年人那种“性”的意义；更没有证据判断，这样做过的孩子是否就在成年之后出现了性的不同。

相反，中国历史却提供了证据，足以推翻上述假设。在仅仅30年以前的农村社会里，成年人的性生活很难避开孩子的耳目。可是那个时代培养出来的一代又一代人，恰恰在性的方面基本上都是循规蹈矩，很少越过雷池一步。这表明，单纯的性知识，哪怕是直接的性交的知识，也不可能单独地支配任何人的性关系与性行为。

其实，所谓“未成年人”的说法，主要是指他们还缺乏足够的能力，去从事那些必须对其结果负责的人际关系与社会活动。因此，需要社会来治理的，既不是未成年人获取性知识，也不是他们发生性行为，而是性可能带来的、必须为之负责的或者必须自我承受的怀孕。因此，教会他们如何避孕，这才是性教育最亟需的内容，也最符合保护未成年人这一目标。

发达国家的成年人社会早已心知肚明：所谓《未成年人保护法》，其实并不意味着自己因此就拥有掌控未成年人的权力，而是直接承认他们还有多种多样的权利。否则还保护什么？因此，保护他们的这些权利就变成了成年人社会必尽的义务，否则成年人就违法了。说白了，这个法律不是限制未成年人，而是限制成年人的任何失职；不是禁止未成年人去做什么，而是要处罚成年人不去做什么。

尤其是，未成年人总有一天会拿起这个武器，伸张自己的权利。因此，恰恰是在西方各国通过《未成年人保护法》之后的10到20年，那里的性革命就发生了，尤以青少年为主力军。

8.7.2　问责的权利

一切从“青少年需要论”出发的对于开展性教育的呼吁，都是一种“乞求”，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在中国人日益从维权走向问责的今日，如下的一些常识应该得到普及。

性教育是义务教育

这个命题说的不是未成年人必须接受性教育，而是公权力必须提供这样的教育，否则就是失职。

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在当今中国要想让多一些的人听懂，有时候真是难于上青天。这绝不是什么“素质低”的问题，而是因为这种理论没有多少人敢听。

人人有权问责

我国台湾实行《性别平等教育法》已经有近十年的历史了，它规定：任何一个教育机构如果不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任何人，都可以提起诉讼，司法机构也必须立案审理。问责的结果，也绝不是轻描淡写的“批评教育”。一旦被法院判决违反了《性别平等教育法》，就会受到法律的处罚。

8.7.3　自主发展的权利

对于未成年人的性的一切保护，都应包括这样的思想：保护主体应进行自我构建，保护未成年人走向自己所选择的前景，哪怕这一前景并不符合成年人社会的希冀，但是只要没有侵犯他人的权益，公权力就必须为之提供一切便利条件。否则就是失职。

注释

〔1〕 2006年和2010年18到30岁（含）的1973位男性；单位＝213；因变量：是否独生子女；控制变量：年龄、城乡差异、上学年数、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2〕 2006年和2010年，18到30岁（含）的1852位女性；单位＝214；因变量：是否单性别成长（含独生子女）；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调查差异。

第9章　非主流的性

9.1　男性的多伴侣

9.1.1　定义与辨析

定义

“多伴侣”是一个随着预防艾滋病的需要而产生发展的新概念，以性行为对象的人数为判定标准。它是指在专一对偶之外的任何一种性关系或者性交行为。也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例如是否异性），无论性交次数多少，无论同时发生还是先后发生，无论结果如何（例如是否结婚），只要是曾经与超过一个人发生过性交，就算有过多伴侣。因为这种情况具有传播艾滋病的潜在风险，足以而且必须区别于从一而终的性关系。

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与民间舆论中，只有“非婚性关系”、“婚外性关系”、“婚前性关系”这些术语。它们都是以是否结婚（领结婚证）为判断标准的。可是从学理上来看，结婚其实只是一种社会的强迫设置，而专一对偶的同居才是“婚姻”的自然的生活实体。〔1〕

从社会现实来看，中国目前的婚姻状况已经非常复杂，未婚而有性、不婚而同居、处于再婚或多次结婚之间的性、离婚或丧偶之后的性等等，都在与日俱增。按照传统定义，这些情况都无法指称。因此，传统定义其实只是某些宗教或传统道德的激进的价值观与闭目塞听不求甚解的思维方式的产物而已。

分类

多伴侣又可以分为几个主要指标：到调查时为止的终生情况（累计多伴侣）、某个时期之内的情况（时段多伴侣）、某时某刻与多人存在着性关系的情况（同时多伴侣）、到某一时点仍然保持着性关系的情况（持续多伴侣）、某个时点之后发生的情况（新发多伴侣）、对方也是多伴侣状态的情况（交叉多伴侣）。但是这些指标主要用来考察疾病的性传播。

多伴侣的判定是一个非常复杂与精细的学术工作。调查者固然可以直接询问对方有没有多伴侣；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被调查者往往并不是故意撒谎，而是忽视了某些情况，或者对于多伴侣这一概念的外延的理解不同于问卷设计者，因此回答结果很不准确。例如大多数中国男性在说到“多伴侣”的时候，都不会把自己找过“小姐”这件事包括进去，因为他们不认为“小姐”也是一种性伴侣，甚至连一种性关系都算不上。

这不仅是一个语义推敲的问题，也不是如何翻译英语中“partner”一词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名分原则”给现代研究者带来的困扰。中国人看待人际关系，往往并不是按照双方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样的行为来定义，而是首先需要确定对方的身份，然后才能给双方的关系确定一个合适的名称，否则就无所适从。例如同样是指称性生活，发生在夫妻之间的叫做“敦伦”（实施人伦）；如果有任何一方非婚，就会被称为“苟合”；如果是找“小姐”，则是“嫖娼”；如果是强奸，则是“糟蹋”。

现在，为了预防艾滋病，需要把任何一种性关系都囊括进来，结果汉语就无能为力了，迫使笔者不得不使用“多伴侣”这样一个词语。可是从另外的视角来看，如果这个词语能够得以流传，那么也算是笔者对于中国性文化的一种主体建构。

多伴侣的情况很多，本节仅仅包括完全异性恋男性的下列8种情况。（从第3到第7种情况的定义，请参看本书以下各节）

（1）目前的其他性伴侣。在问卷中是这样询问的：“下面请您说说，除了与您住在一起的爱人之外，现在跟您有性生活的那个人，或者是跟您开始性生活的时间离现在最近的那个人，就是最新的那个人。”

（2）以前的其他性伴侣。在2000年与2006年的问卷中还细分为三种情况，但是在2010年的问卷中合并为：除了目前的配偶（含同居）之外的任何一种性关系。

（3）一夜情。

（4）群交。

（5）交换性伴侣。

（6）与职业的性工作者性交。

（7）以利换性。

（8）以性换利。

另外，对于其他各种情况，在问卷中是这样来询问的：“在您的一生里，您一共跟多少个人有过性生活？哪怕只有一次也算。无论什么人都算。包括结婚的、没结婚的、离婚或分手的，也包括临时的、偶然的（例如‘小姐’），还包括同性。”如果对方回答“1人”，或者再婚者回答“2人”，三次婚姻者回答“3人”，他们就不属于多伴侣的情况；反之则被纳入。

以上8种情况可能会出现重合，因此也就不存在算术加总的关系。这是因为被调查者是在问卷中不同的地方，分别回答每一个提问；因此他们当时只能考虑自己有没有这个具体的情况，无法顾及自己前面所回答的总体情况，更无法保持这8种情况的一致性。

但是这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回答的总体真实性。例如有人可能在回答多伴侣的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找“小姐”包括进来，因此回答说自己没有；但是当看到找“小姐”这个具体问题的时候，他又如实回答了。因此笔者把8种情况汇总起来，只要有过其中的任何一种，就算有过多伴侣。

由于多伴侣情况是调查的关键点，因此笔者在三次调查中都设置了重复询问式测谎的机制，就是在问卷的不同地方，在询问了目前的性伴侣之后，再次询问：“除了您刚才回答过的现在的爱人之外，在您的一生里，您跟多少个人有过性生活？哪怕只有一次也算，无论什么人都算。包括分手、分居、离婚、去世的人、没结婚的人、情人、朋友，也包括临时的人、偶然的人、‘小姐’，还包括同性。”（未婚而且未同居者的提问里没有“除了您刚才回答过的现在爱人之外”这一字段）如果对方的回答大于0，或者未婚未同居者的回答大于1，则属于多伴侣的情况。

然后笔者比较两次回答的情况，只有两次都回答“有”，才算是多伴侣的“下限”。也就是说，中国成年人中至少有过这么多的人有过多伴侣。如果只在一个地方回答“有”，就属于“上限”，也就是说，最多会有这么多。考虑到当今中国的社会舆论对被调查者的巨大压力，本节使用的都是上限。

当然，肯定有人隐瞒不报。但是，不仅目前为止的社会科学对此无能为力，恐怕老天爷也无法知道。

笔者在统计分析时，不包括任何一种非完全异性恋的性关系。这不是歧视或排斥，而是因为那是性质不同的情况，需要另外的研究。

鉴于目前中国的配偶间的艾滋病传播情况尚不清楚，因此本节所说的多伴侣，均不包括那些再婚或者多次结婚的人。

也就是说，笔者在下面所公布的多伴侣的数字，指的都是那些不符合专一对偶原则的完全异性恋的男性。

9.1.2　多伴侣在增加

在21世纪里，中国18到61岁的完全异性恋男性中，一生中累计有过多伴侣的在总人数中所占比例已经增加到大约一半，仅仅在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有过的，也达到稍多于1/7，均构成了显著的增加（p均为0.000）。见图9—1。

图9—1　多伴侣的累计发生率

在2010年，上年有新的多伴侣的男性占总体的11.5％；上个月有过多伴侣的占8.2％；上个月里有新的性伴侣的占4.9％。也就是说，在最近一年之内有多伴侣的男人中，有新伴侣的占到3/4；在上个月有多伴侣的人中，有新伴侣的也占到3/5。这说明男性的多伴侣主要是一种“现在进行时”，而不仅仅是“过去完成时”。

与此同时，在累计有过多伴侣的男性里，累计有过的平均人数也在显著地增加（p＝0.000），但是最近一年里的平均人数却基本持平（见图9—2）。

图9—2　有过者的性伴侣平均人数

此外，在2010年有过多个性伴侣的男性中，上年有新伴侣的人，平均有过性伴侣0.28人；上个月有过的性伴侣总人数是0.13人，其中是新伴侣的平均为0.07人。

总而言之，如果按照“一夫一妻、白头偕老”的传统道德来看，那么现如今的中国可真是“礼崩乐坏”了。

9.1.3　什么样的男性更可能有过多伴侣？

从累计发生率来看，具有什么社会特征的男性发生多伴侣的可能性更大？笔者把三次调查的数据合并在一起，以求反映21世纪以来的时段特征（见表9—1）。

表9—1　累计有过多伴侣与社会特征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7368位男性；单位＝280；因变量：累计是否有过多伴侣；对照：没有；控制变量：调查差异。

从表9—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显著地增加了男性有过多伴侣可能性的社会特征是：50岁以下（尤其是18到29岁的人）、离婚或者同居或者再婚、外出过夜时间较长、每周社交一次与以上、每天抽烟20支或更多、职业与收入等级是中阶层或高阶层、日常生活不太愉快、上学程度较高、是流动人口、居住在城市。

以上的分析结果可能不足为奇，但是综合起来可以说：年富力强的、婚姻偏离主流规范的、社交活跃的、中上阶层的男性，发生多伴侣的可能性显著地更大。

9.1.4　上年之内，什么样的男性更可能有多伴侣？

上年内，什么样的男性更可能有过多个性伴侣？

这可能是人们更加关心的问题。笔者分析2010年的数据，以便更加具有现实感（见表9—2）。

表9—2　上年有多伴侣的Logistic回归分析（2010年）

注：2957位男性；单位＝98；因变量：上年之内是否有多伴侣；控制变量：年龄、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

表9—2说明下列问题。

第一，无论年龄大小，住在城市还是农村，是不是流动人口，男性上年有多伴侣的可能性都没有显著的差异。

第二，男性每周社交一次（含）以上，或者喝醉酒过，上年发生多伴侣的可能性就增加1.2到3.6倍，而且排列在诸因素之榜首。在男性世界中，社交与喝醉酒两者紧密相连，标志着男性的社交活跃程度，是第一位的影响因素。

第三，如果男性当时已经有性伴侣而且住在一起，多伴侣的发生可能性就可以减少54％。反之，如果男性单独居住，多伴侣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3倍。换言之，与女性的共同居住成为抑制男性的多伴侣的强大力量。

第四，没上过学的男性，在上年中几乎没有多伴侣；上过小学与初中的男性的多伴侣可能性则剧增10.6到12.1倍之多；可是上过高中与以上的男性的可能性却减少了。在职业与收入方面，阶层越高，多伴侣可能性就越大。这两者结合起来考虑可以认为：那些文化不太高而职业与收入却比较高的男性，上年内发生多伴侣的可能性更大。

总而言之，在2009年前后的中国男性里，无论年龄大小，也无论城乡差异和是否流动，只要是在社会上活跃的、不跟女性生活在一起的、读书不多但挣钱较多的男性，那么他们发生多伴侣的可能性就会高于其他的男性。

9.1.5　男性多伴侣的主体建构

虽然笔者是社会学家，但是也不能把一切多伴侣行为都归结为社会的作用。男性自己建构出来的自我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见表9—3）。

表9—3　上年男性多伴侣的Logistic回归分析（2010年）

注：2280位男性；单位＝98；因变量：上年是否有多伴侣；对照：没有；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

表9—3说明：在控制了社会阶层因素的影响之后，男性自己选择的生活状况与自己的观念态度，都与上年内发生多伴侣的可能性之间呈现为显著的相关关系。表格中的数字已经一目了然，因此不再赘言。

9.1.6　男性之性，多元多样

读完本节之后，请不要形成对于男人的刻板印象，认为男人没几个“好东西”。但是也不必反过来使用这样的刻板印象说：你这是诬蔑男人。

至少在当今中国30岁以上的异性恋男人世界中，一直存在着三种迥然不同的性方面的“光辉榜样”。

其一是皇上，是三宫六院、占尽天下美色、似乎拥有完全的性自由的最高统治者。这个榜样也可以“现代化”为有多伴侣的贪官或者富豪。它引领中国男人试图退回一百年前。

其二是关公、孙悟空这样的义薄云天、不近女色、坐怀不乱的男性民间英雄。它把性别自豪感与优越感赋予中国男人，引领他们傲立于被认为是江河日下的尘世之中。

其三是爱情的偶像，其化身则是万紫千红、争奇斗艳。既可以是多情种子，也可以是独行大侠；既可以承载“撒向人间都是爱”，也可以专注于“不爱江山爱美人”。这是一个勾魂摄魄的梦，引领中国男人走向爱情至高无上的境界。

至于最年轻的一代男人，笔者孤陋寡闻，尚不足以总结出他们的“性榜样”究竟是何方神圣。但是不管怎样，中国男人所接受所遵循的性文化绝对不是“独此一家”，更不是铁板一块，因此他们的性关系与性行为也不可能是千人一面。

同样，虽然笔者作为社会学家必须主要地分析不同阶层的男人的不同的性，但是也请读者不要对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形成刻板印象。

总之，森林里没有一片相同的叶子，也不可能都是系于一根。这才是性社会学的迷人之处。

9.1.7　“包二奶”辨析

“二奶”并不是“死灰复燃”，因为“二奶”绝对不等于1949年之前的妾（“小老婆”）。其主要区别有三：

第一，1949年之前的“小老婆”不但是合法的，而且符合当时的婚姻制度。现在“包二奶”（并带有重婚性质）至少在广东省已经被规定为违法的了，“包二奶”的男人可以被劳动教养3年之久。

第二，以前的“小老婆”居住与生活在丈夫的家里，与“大老婆”（正妻）生活在一起，而现在的“二奶”则基本上都是分开居住，类似于1949年之前的“外室”。

第三，以前的“小老婆”虽然地位低于“大老婆”，但是社会也有一套规矩来保障“小老婆”的基本权益，例如“小老婆”生的孩子并不是私生子女，基本上能够享受与嫡生子女区别不大的各种权益。但是目前的“二奶”却没有这样的社会保护，反而会受到种种迫害。例如2005年有传媒报道：一个男人去世后，法庭本来判决那个生了孩子的“二奶”可以获得一部分遗产，但是当地一些“群众”因此大闹法庭（这时候没有武警维持秩序），迫使法庭改判。结果那个“二奶”以及那个孩子都没有得到任何遗产，不得不远走他乡。

因此说，“二奶”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当事人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之下的一种具有反叛意义的生存策略。

“二奶”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男女不平等的延续与加剧。

最近30年来，男性获得更高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机会与可能性，远远多于和大于女性。尤其是，男性可用的方法与手段，更是远远多于女性。通俗地说，现在的中国女性还能怎么样？就算读完了博士，也仍然比男博士更难找到工作。莫非让中国女人都成为居里夫人，才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对待？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当二奶”这个方法来改善自己的地位，就必然成为一些女性的最佳选择。虽然她们为此不得不付出某些代价，但是在她们的世界中，“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所具有的力量，远远超过社会灌输给她们的那些神圣的道德。尤其是，这代价往往并不比真的结婚嫁人更大。在笔者的定性调查中，曾有一位“二奶”这样说：“我当了‘大奶’又能怎么样？他还不是要再包一个‘二奶’？”

因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即使在女领导干部或者“富婆”群体中，也仍然会有少数人去“当二奶”。这就是因为，即使是这样的“女强人”，与同阶层的男性相比，提高已有地位的机会与方法也仍然要少得多。她们不得不与更高阶层的男性做交易，而且不得不主要是通过性。

随着社会热议的升温，执政党开始禁止自己的成员“包养情妇”。这显然可以争取民意，但是在走向法治的中国，在这个文件里，“包”、“养”、“情”、“妇”这四个字，没有一个被清晰地定义。

“包”：从时间上来看，天天24小时都控制对方才算“包”，还是“每个月在一起两个小时，除此之外一概不管”就算“包”？从双方的关系上来看，我不许对方再跟任何别的男人上床，才算“包”，还是她仍然有老公，也算我“包”她？

“养”：从金钱上来看，我负担对方的一切开销才算“养”，还是只要给了一分钱就算？从实际效果上来看，我一分钱不给，却提拔她升官，算不算“养”？

“情”：从程度上来看，我对她的感情要有多深才算？难道没感情的就不算？从双方的关系上来看，如果她根本就不爱我，还算是有“情”吗？

“妇”：莫非可以“包养情夫”吗？而且，“小姐”算不算“妇”呢？

尤其是，在现实生活中，这四个字又有哪一个能被定义得清晰呢？

9.2　女性的多伴侣

本节仅仅包括完全异性恋的女性的情况，多伴侣的定义与男性相同。

9.2.1　理论背景与立意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在性关系方面的变化，成为中国性革命的主导方面。〔2〕这是因为，如果中国仅仅是出现了男性单方面的“性解放”，那么充其量也只能推动“性交易”的增加；唯有普通女性的多伴侣性行为的增加，才有可能带来更为全面的变化。〔3〕因此，研究女性的多伴侣性关系，就成为理解当前中国社会及其发展走向的一个重要侧面。可惜，我国学术界对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暂付阙如。

与此同时，艾滋病在当今中国已经被建构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4〕性传播已经被认定是主要的传播渠道。按照“性的社会网络”理论的分析，在女性的多伴侣性关系很少的情况下，她们实际上就是性传播网络的终端，成为最无辜的受害者；可是倘若女性的多伴侣增加，则她们又会成为性传播的新起点，推动艾滋病的更广泛流行。请参见图9—3。

图9—3　性的社会网络示意图

这个示意图表明：那些涉足性交易的男性作为性传播的“桥梁人”群，把艾滋病带给了他们的女性伴侣，结果，中国女性的“贞操”就在客观上成为了阻止艾滋病的堤坝，也就成为解释“中国的艾滋病为什么这么少”这个问题的钥匙。这究竟是中国女性的功劳还是悲哀，应该留待社会性别研究者去判断。笔者所主张的仅仅是：中国女性的多伴侣现象，无论从社会网络理论的高度，还是从预防艾滋病的工作层面，都十分值得加强研究。

9.2.2　十年内的显著增长

在21世纪短短的十年之内，中国成年女性自报的累计发生过多伴侣性行为的比例出现了显著的增长（p均为0.000）。见图9—4。

图9—4　女性累计有过多伴侣性行为的比例

除了上述比例之外，在2010年的女性总体里，上年有过新增加的性伴侣的占3.0％，上个月仍然有过任何性伴侣的占2.3％，上个月有过新增加的性伴侣的占1.1％。

这是笔者提出“中国女性的‘性革命’也已经开始”的主要依据。

9.2.3　社会因素与个人选择的作用

在一般社会舆论中，女性的多伴侣行为往往被认为是个人的道德选择。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确实基本如此的话，那么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快速增加而且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以后，就不得不从多种视角来重新加以认识了。

假设

作为一种探索式的研究，本节假设：女性的多伴侣行为是一种社会因素与个人选择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结果。因此本节主要分析：三次调查总计起来，究竟哪些因素与之呈现为显著的相关关系。

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见表9—4。

表9—4　女性累计有多伴侣情况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续前表

注：6454位有性生活的女性；单位＝278；因变量：是否有多伴侣；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经常社交、健康状况、抽烟、喝酒、体重指数、是否想减肥、是否党员、调查差异。

解释

在社会阶层因素的影响被控制住之后，第一类影响因素是女性的社会处境。

首先，“流动使人自由”的历史经验得以证实。

如果是流动人口，那么女性发生多伴侣的可能性增加56％。但是请读者注意，本书所说的流动人口并不是农村进城人口，更不是农民工，而是所有那些在本地居住不满4年的人，包括在不同城市之间流动的城市户口的人。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流动都会增加女性的自由，包括性自由在内。

其次，女性的生殖革命的作用在此彰显于世。

曾经做过人工流产的女性，发生多伴侣的可能性增加65％。同样地，害怕自己怀孕而逃避过性生活的女性，多伴侣可能性增加40％。但是这两种情况都并不是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也就是说，很可能是发生过多伴侣的女性，为了避免私生子女的出现，做人流的可能性更大，怕怀孕的可能性也更大。

笔者自从1985年开设“性社会学”课程以来，每年在讲课中都会强调：传统中国没有避孕和人工流产，这才是制止女性发生任何非婚性行为的最有效武器，远比孔夫子的教导要有用得多。因为女性一旦产下私生子女，任何“奸情”都必然败露无遗。所以说，计划生育国策带来的避孕与人流的正常化甚至是强制化，客观上迫使中国女性进入生殖革命。由此，性革命也就喷薄欲出了。现在，笔者终于得到了统计学分析的证据。

再次，婚姻是“围城”的统计学证明。

如果女性结婚了或者同居超过6个月，那么她们的多伴侣发生可能性就会减少39％。这表明，长期固定的性关系成为对女性的强大制约。反过来说就是，女性的多伴侣对于传统婚姻的冲击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这更多地发生在未婚或者未同居的女性中间。

第二类影响因素是女性自己选择的社会活动。

在调查前的一年之内，如果女性“看黄”，那么多伴侣可能性增加54％；去娱乐场所花钱跳舞则增加35％，接受男性的全身按摩则增加2.2倍之多。可是，这也很可能是一种相互作用关系，也就是那些有多伴侣的女性倾向于更多地从事这些活动。可是即使是相互作用也可以说明，中国社会中方兴未艾的“亲密消费”与女性冲破传统的趋势，两者已经“强强联手”。或者说，女性“做不做什么事”所起的作用，至少不比“是不是什么人”更小。女性通过自己的选择完成了她的主体构建过程，或者是她的主体建构结果促进她去作出这样的选择。

不显著相关的分析

在许多情况下，回归分析中的那些不显著相关的因素往往更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首先，无论女性上学的年数是多还是少，无论住在农村还是大中小城市，无论职业与收入的等级是高还是低，无论是否经常参加社会交往，对于她们的多伴侣发生可能性都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这就是说，多伴侣既不是高阶层女性的专利，也不是低阶层女性的偏好，而是具有与社会阶层无关的普遍性。

其次，无论女性的整体健康状况如何，无论是否抽烟喝酒，无论体型胖瘦，无论对于年龄相仿的男性的吸引力大小，无论是不是想减肥，她们发生多伴侣的可能性都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因此，民间所谓“乱搞的女人都是狐狸精”或者“狐狸精才喜欢乱搞”的假设，无法得到证明。

9.2.4　价值判断

21世纪以来中国成年女性中所出现的性革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可以用社会学来进行解释的。如果笔者所列举的诸多社会的、身心的与主体选择的因素都发生了巨变，那么仅仅带着道德愤怒来谴责“女人乱套了”，显然是无的放矢，甚至可能火上浇油。

进一步说，如果上述的一切因素的变化都是正面的或者不可阻挡的，那么研究者与全社会就不得不去寻找新的衡量尺度与新的价值判断标准。

在这方面，作为中国女人，台湾的何春蕤教授已经讨论了多伴侣背后的女性性自主的意义，提出了“豪爽女人”和“女性情欲解放运动”的主张。笔者举双手赞成。有心的读者可以自行上网查阅。

9.3　婚外之性

在笔者此前对于多伴侣的分析中，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婚外性行为的情况。但是在当今中国，人们并不熟悉“多伴侣”这个概念，最关心的还是“婚外之性”。因此笔者在问卷中专门对那些处于婚姻之中（含同居6个月以上）的男女提问：“您和（目前这个）爱人〔5〕保持性关系的期间，您自己还跟别的人有过性生活吗？哪怕只有一次，也算有过。”

本节所说的婚外性行为就是这个定义。

它当然可能包括了任何一种非主流的性行为，因为只要是在婚的人，任何非主流性行为都必然是婚外性行为。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并不把找商业的性服务、买性（以利换性）、卖性（以性换利）这类事情包括进来，而是仅仅想到普通人之间的非婚性关系。因此本节中婚外性的发生率低于非主流性行为。但是反过来说，本节所说的婚外之性也并不等于普通人之间的婚外恋，因为毕竟有一些人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包括了某种非主流性行为。

此外，笔者一贯主张，所谓的“在婚”其实只是一种社会设置，而“已经同居6个月以上”才是婚姻的生活实体。因此在本节中，笔者一概使用“丈夫”和“妻子”这两个称呼。

9.3.1　十年回顾，风起云涌

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婚外性呈增加的态势（见图9—5）。

图9—5　婚外性在增加（p均为0.000）

详细的分层情况请看表9—5。

表9—5　婚外性行为的发生率（％）

续前表

注：这个表格仅仅反映男女各自的发生率，因此不再列出p值。

调查结果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是：

第一，虽然丈夫的婚外之性一直远多于妻子，但是两者在短短的10年之内都翻了一番。

第二，无论男女，发生率最高而且增加幅度最大的都是30到39岁或者40到49岁之间的人，而不是更年轻的人，当然也不是更老的人。

第三，在丈夫与妻子的所有阶层中，婚外性减少了的只有三种情况：直辖市的男女、女性流动人口、收入最高的妻子。这是否表达出一种高阶层女性向传统复归的苗头，尚无法定论。

第四，从上学程度、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是否流动人口、职业等级与收入高低这5个最主要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来看，在前两次调查中，高阶层的男女都倾向于发生率更高；但是到了2010年的调查，这种趋势已经很不明显了。这就是说，婚外性的阶层差别正在日渐消失，正在走向全民化。

9.3.2　丈夫的婚外之性

与丈夫婚外之性相关的因素见表9—6。

表9—6　丈夫婚外性行为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5527位丈夫，单位＝280；因变量：是否有婚外之性；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在表9—6中，相关程度最高的是曾有性病，但是它显然是一种反向的因果关系：婚外性更加容易得性病。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男人有钱就变坏”。可是笔者的统计分析却表明，除了“上学年数”以外，丈夫的其余所有社会阶层变量都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性别的整体倾向”而不是“阶层选择”。

第一类显著的影响因素是丈夫的各种社会活动。其中的接受“三陪”和跳舞消费，把婚外性的可能性增加了1.8倍与80％。可是喜欢社交与曾经外出过夜，却把婚外性的可能性降低了50％与42％。这应该是因为，这些因素与婚外性之间都是互为因果的。可能是它们增加了或者降低了婚外性的可能性，但是也可能是婚外性促进了或者抑制了各种社会活动。

第二类显著的影响因素就是夫妻双方的感情、关系与性生活了。

第一，如果妻子有婚外性或者被丈夫所怀疑，那么丈夫发生婚外性的可能性也就增加近3.5倍。但是，问卷调查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所以笔者也不知道究竟是丈夫还是妻子首先引发了这个相互作用。

第二，性生活质量与操作很重要。如果丈夫在性生活的过程之中，幻想着自己是在跟另外的人过性生活或者觉得性生活的时间太长，那么他们的婚外性可能性就会增加109％和95％。反之，如果夫妻除了性生活以外，经常互相亲热，那么丈夫出轨的可能性就会降低31％。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那些有婚外性的丈夫出现前两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而出现第三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小。

第三，双方的爱情当然也很重要。如果双方打过架，那么丈夫出轨的可能性增加71％。同时，作为一个反向的因果关系，出轨的丈夫对妻子的爱更少，因此才表现为“妻子更爱丈夫”这个因素与丈夫的婚外性的可能性出现了显著的相关。

第四，丈夫首次性交（不一定是与妻子）时的年龄每晚一岁，后来发生婚外性的可能性就降低12％。其原因，笔者只能推测：莫非这样的丈夫的性的主动性更差？

第五，最有意思的是两方面相反相成的情况：一方面，如果妻子懂得怎么样才能使丈夫感到舒服、满足，就会降低他1/3的婚外性的可能性；可是另一方面，丈夫使用的性技巧每增加一种，他发生婚外性的可能性也就增加6％。这很可能表明夫妻之间在使用性技巧方面的矛盾：在一定限度内，妻子可以使用性技巧来满足丈夫，而且她的努力可以促进丈夫的专一；但是丈夫所采用的性技巧却往往超出了妻子的这个限度，结果反而削减了丈夫的专一。

最后一个相关变量很容易理解。有了孩子，就会把丈夫婚外性的可能性降低一半。

纵观之，对于丈夫出轨的可能性来说，夫妻爱情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然后才是丈夫的社会交往程度。中国俗语说：“苍蝇不叮没缝的蛋。”看来它在21世纪仍然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

9.3.3　妻子的婚外之性

与妻子婚外之性相关的因素见表9—7。

表9—7　妻子婚外性行为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6218位妻子，单位＝282；因变量与控制变量都与表9—6相同。

在表9—7中，妻子与丈夫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作用于丈夫的婚外性的那些社会活动，对于妻子却全部没有显著的影响；反而是对丈夫无效的两种活动——“接受异性全身按摩”和“上年‘看过黄’”，使得妻子发生婚外性的可能性增加了56％到2.3倍。这很可能是由于在传统上女性很少参加这两种活动，结果反而使得它们的催化作用愈加强烈。当然，因果关系也可能相反，即：有过婚外性的妻子，更加喜欢投入这两种活动。

妻子与丈夫的情况有许多相同之处，发挥作用最显著的也是关于夫妻爱情的那些变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过婚外性的妻子对丈夫的爱更少。在上面的表格中，反向地呈现为：“丈夫更爱妻子”这个因素增加了妻子出轨的可能性。

比较奇怪的是，夫妻性生活次数每增加一个等级（0到10级），妻子有婚外性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10％。对此，有一种说法是，这其实是反向的因果关系：有婚外性的妻子可能出于愧疚，才会更多地与丈夫过性生活。但是由于问卷调查在方法论上的天然局限性，笔者无法仅仅通过数据分析来解释这种相关关系。

9.3.4　最近那个婚外性伴侣的性质

2010年的调查问卷是这样提问的：

下面请您说说，除了与您住在一起的爱人之外，现在跟您有性生活的那个人，或者是跟您开始性生活的时间离现在最近的那个人，就是最新的那个人。

表9—8中这一组数字的分母，就是那些愿意回答自己的婚外性伴侣的具体情况的那些人。还有一些人虽然承认自己有过其他性伴侣，但是在这个提问之下却没有回答，就没有被包括进来。因此，表9—8中的数据仅仅是为了进一步了解细节，并不一定足以代表所有婚外之性的情况。

表9—8　婚外性中，双方的关系

续前表

婚外之性的性质

其一，在中国男女的婚外之性中，双方都已经结婚的占到2/5左右，如果再加上不清楚对方婚姻状况的，就达到3/5左右。这就是说，大众传媒最喜欢报道的那种在婚男性与未婚女性之间的性关系（所谓的“小三”），并不是婚外之性的主要形式，更不是唯一形式。

其二，婚外性的持续时间呈现为比较均匀的分布：其中不到1个月的占大约30％，从1个月到1年的占大约2/5，1年以上的约占1/5，超过4年的也占到大约1/5。同样地，虽然女性中持续1年及以上的人比男性多5到6个百分点，但是并没有构成显著的差异。

正是由于上述的分布状况，所以在婚外之性中，到调查的时候双方仍然有性生活的只有36％到38％。也就是说，其余的都已经终止了。可是反过来看，婚外之性也并不全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还有许多持续下来的。

总之，婚外之性既不是短暂的，也不是长久的，仅仅是没有规律可循而已。

其三，婚外之性主要是一种性生活，而不是性关系。因为其中只有13％的男性和19％的女性认为自己与对方已经确定了性关系。75％的男性和70％的女性（差异显著）则认为，这种婚外之性谈不到确定关系的问题，言外之意也许就是：婚外之性根本就不需要确定关系。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所说的婚外之性中，各种临时的与短暂的情况比较多，因此人们并不认为这足以成为一种性关系。

首次性行为的情况

其一，在有过婚外性的人中，有55％的男性和58％的女性是从自己结婚之前就开始与这个性伴侣发生了性行为，而且一直持续到自己结婚之后。

这种“藕断丝连”的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比较常见。在笔者所知的民间口头叙事中，那时候结婚要讲出身、讲政治，很多自由恋爱的男女被棒打鸳鸯，因此婚后仍然与婚前恋人保持性关系（哪怕对方也已婚），形成了当时所谓的“通奸”。可是笔者没有预计到在21世纪的中国，这种情况依然在持续。斗胆推测一下，这应该是对于现今的婚姻日益物质利益化的一种反动。

其二，在双方首次性交之前，认识对方刚刚一两天（类似一夜情）的男性有23％，而女性则只有6％。反之，认识对方超过1年的人，在男性中占41％，在女性中则占到60％。也就是说，在发生婚外之性的过程中，男性倾向于更快，女性则更慢。

其三，男女在“当时愿意吗”这个方面也出现了显著的差异。女性中不太愿意和完全不愿意的比例显著地高于男性。也就是说，在婚外之性中，男性强制发起的更多。

“包养”极少

自从21世纪以来，对于“包二奶”、“养小蜜”和“傍大款”，人们的关注度与议论频率节节升高，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

在婚外之性中，男方一直给女方钱财或经常给的，只不过是7％和9％；而完全不给的却超过一半。男性中认为自己“很少给”（也就是多少给过）的更多，男女构成显著的差异。这可能是双方对于究竟什么叫做“男方给女方钱财”有着大相径庭的认识。例如，有些男性可能把请对方吃饭也算进来了，而部分女性则可能认为，连收到钻戒都不算。

那么什么样的男性在给钱财呢？按照女方的回答，在给女方钱的那些男性中，是老板或者客户的只有3人，是上级的只有1人，其余的都是普通男性。与此相类似，在男性中，给她钱的女性中只有4人是“二奶”，14人是“小蜜”，其他的也都是一般女性。这就是说，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包养情妇”现象虽然确实存在，但是发生在普通人民大众中的却很少。

感情与珍视

在这个方面，由于婚外之性不大可能拥有婚内那么多的爱情测定指标，因此笔者靠表9—9的两个变量来反映。

表9—9　婚外性中，双方的爱情

续前表

在上面的表格中，“无话不谈”这个变量的回答情况表明：女性在婚外之性中显然更加投入，倾心相待的比例显著地多于男性。

可是在对“在乎分手”这个变量的回答中，无论男女却都并不格外珍惜，从“一点儿都不在乎”到“很在乎”，对各种情况的比例几乎是平均分布，都在1/4上下。但是这也许并不能完全说明双方缺乏爱情，很可能是因为在当下中国的婚姻制度笼罩之下，男性和女性对于婚外之性的可持续发展，都很难具有信心。

9.3.5　对比：婚外之性并不更好

人们一般都假设，婚外之性，且不管爱情有多少，至少在性生活中应该是更加美满，否则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去做呢？

但是表9—10反映出的情况可能令人惊讶。

表9—10　性生活状况的对比

续前表

第一，婚外之性的频率显著地少于婚内，这并不奇怪。但是男性在婚外性中的生理舒服和心理满意都比在婚内显著地更差和稍差，女性则是相似与稍差。反正都不比婚内更好。

第二，虽然男女在婚外性中感到兴奋与激动的比例显著地高于在婚内；但是有过耻辱感和觉得对方的分泌物脏的比例也比在婚内显著地更多，觉得性生活脏的也并不显著地更少。

第三，无论男女，自己在婚外性中达到性高潮的比例，都显著地少于在婚内。

第四，在“对方懂不懂应该如何满足自己”这个方面，婚外女性比妻子稍好一些，而婚外男性与丈夫却基本持平。

总之，所有数据分析都表明：就性生活质量而言，无论男女，在婚外都没有获得更佳状态，在许多方面反而还比在婚内显著地更差。

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多数婚外之性都不大可能像夫妻那样无所顾忌、形影不离、长相厮守和率性而为，因此整体状态就非常可能与婚内性生活相比相形见绌。

可是，既然如此，那些有过婚外性的男男女女们，在婚外之性中究竟寻求什么呢？是不是因为男女在婚外性中使用了更加丰富的性技巧呢（见表9—11）？

表9—11　性技巧的对比

表9—11清楚地表明：除了女性为男性口交和肛交这两种行为的比例，婚外的显著地多于婚内之外，婚外性中使用的其他性技巧都不比婚内更多。这就是说，最多也不过是男性为了更多地获得口交与肛交才投入婚外之性。

正因如此，人们在婚外性中非常满意的比例都低于在婚内：男性是32.0％对33.0％（差异不显著），女性是30.6％对44.9％（差异显著）。

这就使得笔者在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更加微妙：那么，婚外之性究竟是在寻求什么？

问卷调查这种方法无法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从逻辑推理来看，如果婚外之性并没有获得更好的性生活和更多的快乐，而且前面已经论证过也不是为了获得钱财，那么另外一个原因的可能性就大增了——为了爱情。

9.3.6　婚外恋

笔者倾向于认为，2010年的中国普通民众中的所谓“婚外之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其实就是“婚外恋”，女性尤甚。它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被社会所关注所热议，21世纪的情况只不过是“更上一层楼”而已。

婚外恋当然主要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为只有在爱情的旗帜之下，男女才有可能突破现存的专偶制的一统天下。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这其实是中国那些婚外恋的实践者的自我建构。虽然中国的几乎所有大众传媒都在夜以继日地、铺天盖地般痛斥着婚外恋，但是这些男女却仍然以自己的实践，开辟出性关系多元化的一片天。

从逻辑上来说，婚外恋可能需要冒着更多的和更大的风险，其结果也更加不确定，因此如果敢于和肯于投入其中，那么无论男女或同性，其情其爱未见得就一定少于结婚。

反过来说，在当今中国这样众所周知的苛刻条件下，是否投入以及如何驾驭任何形式的婚外恋，至少需要更加勇敢或者更加具有掌控能力。结果，这与其说是一个道德好坏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成年男女的人生能力高低的问题。

9.3.7　马太效应

以上分析的都是那些承认自己有过婚外恋的人，情况也许已经令传统性道德触目惊心了。

可是，就是在这样的人中，有29.8％的男性和15.4％的女性承认，自己还有过第二个婚外性伴侣。不仅如此，还有19.2％的男性与17.6％的女性认为，自己的第二个婚外性伴侣另外还有别人；35.1％的男人和33.7％的女性则猜测对方有。

读者稍加回忆就会发现，这些百分比已经高出夫妻中有过婚外恋的比例了。这就是说，“山外青山楼外楼”，那些投入婚外恋的人们，有一半还多的人又在婚外再次遭遇了“婚外恋”。换言之，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婚外恋呈现出马太效应，就是多的越多，少的越少。通俗地说就是：婚外恋很可能一发而不可收。

行文至此，读者可能期待看到统计学对此的分析与证明。但是很可惜，由于问卷的容量有限，笔者没有再追问下去，因此无法曲径探幽。

从文化分析的视角来看，这种马太效应并不奇怪，凡是在争夺稀缺资源的时候，“赢者通吃”的局面虽然并不必然，但是出现的概率却并不低。性亦如此。在某些传统道德规训已经进行了如此之久的社会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一旦跨进婚外恋的门槛，总会有很多人不但更加“一往无前”，而且日益“游刃有余”，最终成为“别有洞天”中的赢者。

9.3.8　婚内婚外之共存

在2000年修改的《婚姻法》中，新规定了夫妻双方有相互忠实的义务。但是笔者却发现下面这样一种情况。

三次问卷中的提问都是：“您（目前的这个）的爱人，在你们保持性关系期间，是不是跟别的人有过性生活？哪怕只有一次也算。”回答结果统计于表9—12。

表9—12　对方有婚外性的估计（p均小于或等于0.006）

表9—12寓意深刻。在21世纪的中国夫妻中，有3％左右的人，明知道对方已经有婚外性却仍然没有离婚；还有大约16％的夫妻怀疑对方可能有，也没有离婚。两者相加，到2010年的时候，在中国现存的婚姻中，有1/5已经切切实实受到了婚外性的威胁。可是，这些夫妻却仍然没有离婚！尤其是，这种情况在21世纪之中显著地增加了。

这究竟是中国夫妻对婚外性越来越不在乎了，还是由于婚姻越来越难于解除，迫使至少有一方不得不“忍为上”呢？究竟是他们学会了如何在猜疑之中相处，还是他们仍然不肯或者还没有学会把离婚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

可惜，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无法回答以上问题。但是笔者至少可以说，现在社会上流传的“婚外之性必定破坏婚姻”的说法，对这1/5的夫妻并不适用，因为他们到被调查时为止并没有离婚。

9.3.9　“离婚难”与“婚外恋”成正比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夫妻的婚外恋的比例看来还会增加。但是一切谴责它的舆论，都没有去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会有1/5的中国夫妻，明明至少已经怀疑对方有婚外恋，却仍然没有离婚呢？

对此，大众传媒可以给我们讲述无数个故事，却无视一个基本事实：现在的中国夫妻如果要离婚，还是太难了。不是法律手续的困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顾虑实在太多。不仅是财产分割的问题，还有精神创伤、姻亲关系、再婚贬值等一系列情感上的高昂付出。尤其是计划生育国策，不仅使得夫妻对现有孩子的争夺战更加惨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双方再生孩子的可能性。因此，至少有1/5的婚姻，其实是在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生活哲学。

这是纯纯粹粹的历史倒退。至少在那1/5的夫妻中，实际上否定了“爱情是婚姻的灵魂”这个中国人在一百年前就选定的现代社会的基本准则。

因此，离婚便利远比离婚自由更加重要，其逻辑就是：离婚越难，“脚踩两只船”的婚外恋也就越多。反之，如果人们真的可以非常容易地离婚，那么一旦移情别恋，情况就会转换为：跟这个人离婚，再跟那个人结婚，那么相当多的婚外恋也就失去存在的必要了。

因此，所有压制离婚的社会势力，客观上都是在推动婚外恋的增加。

9.4　一夜情

2000年的时候，“一夜情”这个词还不流行，因此笔者是在询问1个月以下的短期性伴侣的时候，询问性关系持续了多久，其中有一个选项“只持续了1天”；在询问性交次数的时候也有一个选项“只性交过1次”。两者相结合，就可以判断一夜情是否存在。

在2006年的问卷中，由于当时这个词已经开始流行，但是人们对它的定义不够统一，因此笔者在提问中增加了解释：“‘一夜情’说的是，原来互相不认识的两个人，在短暂的接触之后就上床（发生性交），而且往往只有这一次，也没有任何金钱交易，然后双方就分手，不再相见。请问，您有过这种情况吗？”

在2010年的问卷中，笔者的提问仅仅是：“现在许多人有过‘一夜情’。您有过吗？”这是因为，笔者此时已经努力在贯彻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因此不仅希望知道究竟多少人有过此事，更希望通过增加的细节追问来考察一下，在当事人的心中，他们究竟认为什么样的情况才算是一夜情。也就是说，在2010年，笔者是故意不再给出“一夜情”的定义。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2006年与2010年的定义有可能不一致。因此笔者在统计分析2010年的数据时，把它分为“纯粹一夜情”（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与“所有一夜情”（包括原来就认识的人之间）。

本节仅仅涵盖完全异性恋的情况。

9.4.1　“纯粹一夜情”情况

2000至2010年的10年间，“纯粹一夜情”增加情况见图9—6。

图9—6　“纯粹一夜情”在增加（p均为0.000）

从图9—6中可以看到：

首先，“纯粹一夜情”显著地增加了。如果把2010年的“所有一夜情”也纳入考虑，那么增加的幅度就会更大。

其次，在男性的“纯粹一夜情”中，大约60％是发生在过去的12个月之内；女性则是大约70％。这表明一夜情的发生率在加速增长，越来越快。“纯粹一夜情”发展的细节见表9—13。

表9—13　“纯粹一夜情”发展的细节

续前表

9.4.2　2010年“所有一夜情”的细节情况

平均次数

在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有过“所有一夜情”的人，男性平均有过2.02次（标准误＝0.242），女性则平均有过1.07次（标准误＝0.037）。这说明一夜情仅仅是偶尔为之。

如何结识

问卷中的提问是：“您最近的那一次‘一夜情’，是怎么认识对方的？（1．在生活中原来就认识。2．通过互联网、手机认识的。3．在娱乐场所里认识的。4．通过另外的人才认识的。5．是通过其他途径。）”回答情况见表9—14。

表9—14　上年“所有一夜情”的相识途径

注：由于这已经是总体之下的多级分层，代表性已经散失殆尽，因此不加权。以下这类情况都同样处理。

其他分类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p＞0.050），因此不再列出。

分析如下：

●在有过一夜情的中国人之中，男性的接近2/5和女性的一半，其实原来就认识对方。这相当令人惊讶。笔者猜测，可能是双方都不愿意结成长期的性关系，因此才采用一夜情的方式。

●女性或者年纪大的人，倾向于寻找原来就认识的人发生一夜情。

●60％左右的一夜情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这应该属于“偶遇式的性交”。

●在偶遇性交中，在娱乐场所中相识这个途径的比例最高。根据笔者的定性调查，这主要并不是“顾客”与“服务人员”的相识，而是不同的“顾客”之间的相识。

●问卷没有列出的其他相识途径也占到1/6左右。根据笔者的定性调查来看，主要是在各种业务来往中互相认识的。

●通过别的人才相识这种途径，主要是朋友介绍朋友。

●通过互联网或者手机相识，比大众传媒所宣传的要少得多。这主要是因为上网的人还不够多，而且人们对于网上交友仍然不够信任。

涉及金钱？

提问是：“您最近的那一次‘一夜情’，牵扯到钱了吗？”回答情况见表9—15。

表9—15　上年“所有一夜情”是否有金钱来往

分析如下：

首先，笔者调查到的情况，呈现出一般中国人对于一夜情的定义和共识：一夜情是没有金钱来往的。90％报告了一夜情的人都是这样的。至于那些回答“我给对方钱了”或者“对方给我钱了”的人，在笔者的定性调查中发现，往往在一夜情结束之后才发生，而不是事先谈好价钱，给多少钱也没有规律，因此不应该纳入“买卖性”或者性工作之内。

其次，男性、年纪大、上学程度低、农村的、在婚与曾经结婚的人，倾向于在一夜情中发生金钱来往。这恐怕更多地来自这些人所处的文化环境，在这种环境中，金钱往来被视为一种感情的表达，而不仅仅是商业交易。通俗地说就是：给钱才是对我（他）好。

后来呢？

提问是：“后来，您和这个人还有联系吗？”备选答案：“1．还有过性生活”（男人7.0％，女人6.0％）；“2．还有联系，但是没有性生活了”（男人26.6％，女人20.4％）；“3．没有联系了”（男人66.5％，女人73.7％）。

分析如下：

首先，有大约1/3的人，在一夜情过后还有联系，但是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一夜情有40％是发生在原来就认识的人之间。双方一般不会因为有过一夜情就断绝来往，或者可能是做不到这一点。

其次，再次发生性行为的人也非常少，只有6％到7％。这表明，中国一般人已经对一夜情的规矩达成了共识：互不纠缠。

9.4.3　男性发生一夜情的可能性

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无法发现任何一个现象的形成原因，只能考察哪些因素对于该现象的发生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下面分析的都是2010年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有过“所有一夜情”的情况。为了简明扼要，不显著相关的变量都没有列出显著度与估计值（见表9—16）。

表9—16　男性上年有过一夜情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续前表

注：2010年的2908位男性；单位＝98；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是否流动人口；不显著相关的因素：已婚或同居、上年多伴侣人数、累计多伴侣人数、上年“看黄”、上年找“三陪”次数、上年找“小姐”次数、上年买性次数、交换配偶、群交、上年性病、曾有性病累计、用过新毒品。

分析如下：

●在男性的社会阶层划分的变量（从略）中，一夜情仅仅与两个变量呈现为显著相关。也就是说，一夜情并不是某个特定阶层男性的特有活动。

●“不喝酒”会把发生一夜情的可能性减少71％，即所谓的“酒是色媒人”。反之，抽烟厉害的男性的一夜情发生可能性却是不抽烟者的2.7倍。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男性中，喝酒多、抽烟多意味着社会交往更加广泛。

●自认性观念非常开放的男性，一夜情的发生可能性是非常传统的男性的3.9倍。这表明，中国男性的一夜情是在开放的性观念指导下发生的，而不仅仅是性欲望的简单实现。

●在性的社会交往方面，男性如果有其他长期性伴侣，那么他们发生一夜情的可能性就会增加8倍。反之，如果男性连一个异性朋友都没有，则会降低70％。可是这并不是“马太效应”，因为男性累计的与上年中的多伴侣的总人数（从略），都没有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男性的多伴侣的人数是多还是少，都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他们发生一夜情的可能性。

●在笔者所调查的9种非婚的而且往往是短暂的性关系（从略）中，除了下面将要分析的3种之外，都没有显著地影响男性的一夜情的发生可能性。这表明，当前中国男性的一夜情并不是商业化的性交易的副产物，也不是共生物，而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性关系类型，而且基本上每次都是一对一地进行。

●只有接受异性全身按摩这一项活动把一夜情的发生可能性提高了1.8倍。反之，自己以性换利（卖性）却把一夜情可能性降低了45％；去营业场所跳舞消费，则减少64％。对于后两种活动的作用，笔者可以解释为：“卖性”由于具有明确的赚钱目标，因此很难同时去寻求一夜情；跳舞消费则并不是寻求一夜情的最佳途径。但是对于接受异性全身按摩这项活动对于一夜情可能性的促进作用，笔者的解释可能有些牵强：它是一种人际关系相对更加密切的活动，又是直接刺激男性的身体，因此在其中或者其后，按摩的双方就更加容易发生一夜情，或者更加容易推动男性去寻求与其他女性的一夜情。

●男性的一夜情与曾有性病、曾用新毒品没有显著的关系。〔6〕

9.4.4　女性发生一夜情的可能性

2010年统计的女性上年发生一夜情的可能性情况见表9—17。

表9—17　女性上年有过“所有一夜情”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2010年的3301位女性；单位＝97；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不显著相关的因素：未婚、离婚或丧偶、累计多伴侣人数、上年多伴侣人数、上年“看黄”、上年接受异性全身按摩、曾交换性伴侣、上年有群交。

分析如下：

●女性的几乎一切社会阶层变量，都与她们的一夜情发生可能性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只有未婚同居的女性的可能性增加7倍。这可能主要是由于未婚同居的状况既可以使得女性习惯于性生活并且需求之，又缺乏足够的性关系束缚力量，所以促进了一夜情的增加。

●性观念很传统会把女性的一夜情可能性减少83％；性兴趣强烈则会提高1.5倍。这不言自明。

●自认为性魅力小的女性，一夜情可能性是不这样自认的女性的3.7倍。这应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也就是说，参与一夜情的女性，更加可能是在寻求性交的外衣之下，实际上寻求的是替代或者弥补自己的很小的性魅力。

●与男性中的情况一样，女性的一夜情可能性并不在于多伴侣人数的多少，而是受到有其他的长期性伴侣的推动。

●跳舞消费可以把女性的一夜情可能性提高1.6倍。这很可能是因为，在娱乐场所中消费性地跳舞，是女性接触陌生男性的最自然、最方便、最不引人注目、最可以进退自如的途径之一。

●与男性不同，曾经有过性病的女性，发生一夜情的可能性增加了接近4倍。但是笔者尚不能判断，这究竟是一种“破罐子破摔”，有过性病就百无禁忌，还是因为性病一旦过去，该女就容易更加开放。

9.4.5　路漫漫

一夜情的研究刚刚开始，笔者已经发现一些需要改善的方面。

首先，最出乎意料的是：一夜情通常被定义为陌生人之间发生的，但是中国的一夜情却有40％是发生在已经认识的人之间。也就是说，在中国大众的心目中，一夜情这个概念中的“素不相识”这个要素并不重要。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目前的性道德认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非婚的、一次的性交”这个内容。由于事先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笔者问卷中缺乏对于这方面情况的追问。

其次，由于事先没有估计到一夜情的发生率已经如此之高，因此：

●为它所设计的提问还不够多。

●对于人们在一夜情中的相识途径，问卷设计还有不足，使得回答“其他途径”的人的比例较高。

●事先没有估计到农村中的一夜情的比例也相当高，因此没有设计出专门针对农村人口的适当的提问。

●没有询问一夜情之中使用安全套的情况。

9.4.6　一夜情的社会文化意义

性的人权道德方面的意义

一夜情是嫖娼卖淫吗？是拐骗诱奸吗？是第三者插足去破坏原有婚姻吗？都不是。它只是两个独立自主的个人，在明白自己的与对方的权利的界限的基础上，出于自觉自愿的性需求，经过平等协商，达成了共同过一次性生活的协议并且执行了这个协议。它既没有损害当事双方中任何一方的权利，更没有侵犯任何其他人的同样的权利。因此，它不可能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危害。它最完美地实现了性的人权道德，却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道德。

凡是出于传统道德而反对一夜情的人，说到最后，其实只有一个理由：一夜情损害了另外的人的情感。这里所谓的“另外的人”，可以包括一夜情里的任何一方的配偶或者恋爱对象，也可以包括任何一方的亲朋好友，甚至可以包括所谓的“社会大众”。

这种“损害情感论”，其实是一个不小的社会进步，只是这样说的人们未必都意识到而已。在以往，非婚性行为都被视为“有伤风化”，就是损害了“社会秩序”，因此可以被作为“公诉罪”。可是，现在却被认为是不同个体之间的情感冲突，已经与“社会秩序”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变成了“民不举，官不究”。这是性革命的成果之一。

把道德规定为仅仅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它所牺牲掉的，其实是人们生活更加美好的可能性。21世纪了，我们已经可以不再做这种道德的奴隶了。

可是，“损害情感论”的致命伤在于：两个人恋爱或者结婚，就必定意味着情感上的互相独占与垄断吗？任何一方如果逃离了这种独占，就必定是对另一方的损害吗？

笔者认为，凡是相信这种理论可以成立的人，其实都是把爱情与婚姻混为一谈了，也把理想状态与现实存在混为一谈了，尤其是把性关系误解为两个独立个人的“合二为一”了。

这些人很可能忘记了：如果双方真诚相爱，那么必定专一，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切“道德”都毫无用处，就算是强迫他们违反，他们也做不到。道德恰恰是说，如果有一方不再爱对方了，那该怎么办？

可是在我们中国，这种“爱情道德”其实恰恰是最缺乏的，因为我们在历史上一直很少有真正的自由恋爱，大多数与自由恋爱有关的道德，其实仅仅是婚姻道德的派生物，甚至根本就是别无二致。例如，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哪怕仅仅是介绍对象，一个人也不应该“脚踩两只船”（同时与两个人保持接触），这不是专偶制的婚姻道德吗？可是，爱情难道应该与婚姻一样地独占吗？因为我爱你，所以你就不许爱别人，你爱了别人就是对我的伤害，这不是等同于人身强制，甚至是奴隶制？

其实，这种感情纠葛，恰恰是运用人权道德才最容易解决。甲不爱乙了，可是乙还爱甲，那么甲在脱离乙的情感独占的时候，就应该充分地为乙多加考虑，应该寻找和采用最不容易造成冲突的方法，包括经济补偿在内，而不是自顾自地“发动内战”。同样，乙也就不应该以“占有权”为后盾而发起冲突，而是应该明确自己所需要的具体补偿并且争取之。君不见，这些年来离婚的与恋爱分手的越来越多，但是酿成悲剧的却在减少。也就是说，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人正在自己摸索出情感方面的人权道德。如果谁现在还来鼓吹“严惩负心者”，那么至少在都市年轻一代里，人们会笑话他（她）的。

总之，传统道德其实并不能制止分离，反而会给我们造成悲剧；人权道德并不想制止分离，却会为我们减少痛苦。

在此基础上再往前走一小步，一夜情就获得了某些合理性：它事先就约定了必须分离，因此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反而可以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权利与需求。反过来，那些处于“离婚大战”中的夫妻或者情人，不但失掉了“性福”，而且基本上无法换来“破镜重圆”。这到底苦了谁，害了谁？

哲理意义

一夜情并不是最新发生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就有“露水夫妻”的说法，形容那种仅仅持续一夜的、早晨随着露水的消散而各奔东西的性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性关系也已经被大众传媒所报道，只不过还没有出现“一夜情”这个专有名词。

一夜情在最近10年来之所以会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因为它的性质是基于性快乐主义的“性的纯粹化”。它公然信奉“不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不仅颠覆中国传统的性道德，也挑战五四以来以爱情为标准的性道德判断准则。因此在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中，它几乎总是受到一面倒的谴责。可是谴责一夜情的人们常常忘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设立过通奸罪，因此一夜情是不违法的。如果谁真的用行动去阻挠或干涉它，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反而有违法之嫌。

坚守爱情崇拜的人们认为，在邂逅相逢、一夜欢愉、再不持续的一夜情之中，怎么会有任何爱情的色彩？这些人甚至不承认这也是一种性关系，因此只能从金钱买卖与动物式的发泄这两种“下流原因”来解释一夜情的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笔者听到许许多多在性的其他方面相当宽容甚至相当开放的人，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容忍一夜情。这就是说，一夜情所蕴含的“非爱情化”的价值倾向，挑战了中国目前自恃为“中产阶级”的男男女女的道德底线。

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许多人都认为：女性在发生一夜情的时候，其实往往希望建立与发展长期的性关系；但是男性恰恰相反，认为这仅仅是一次性交的机会而已。一夜情往往并不是“约定的不再持续”，而是无法持续，因此它仅仅是一种“男权压迫”的客观结果。但是，这种说法其实还是“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历史传说的翻版。它从根本上否认了当代女性出现多元化发展的任何可能性。也许，这就是其目标。

“爱情控制论”其实就是整肃性道德的最后的思想武器，而且直到目前显然非常成功。

从性哲学的高度来看，一夜情所提出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应该坚持“性由爱生”，而在于人们是不是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不在于爱情本身是好还是坏，而在于如果不寻求爱情只追求快乐，是不是就罪该万死。说到底，在于性的快乐主义可以不可以成为多元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哪怕它的发生率并不高。

在今后的20年内，中国人不得不来讨论这个问题。

9.5　多人的性行为

无论是婚前、婚外还是一夜情，毕竟还是一对一进行的。可是还存在着多人之间的甚至同时进行的性行为。

9.5.1　交换性伴侣

在当今中国，这常常被叫做“换妻”或者“换偶”。但是在这种性活动中，相互交换的往往不一定是妻子或者配偶，也可能是偶遇者或者性工作者，因此笔者使用“交换性伴侣”这样一个相对更加严谨的称呼。

在2000年，由于这种情况还没有引起社会关注，笔者也就没有调查。随后，在2006年和2010年的问卷中是这样提问的：“有些人互相交换配偶（或者性伴侣）来过性生活。您有过这种情况吗？（1．有过。2．没有这样做过。3．我看不懂这个问题。）”

在暂不分析非完全异性恋者的条件下，2006年总共有1.5％的人有过交换性伴侣，男性与女性相等；到了2010年总计为2.0％，而且男性和女性也几乎相等。这两次调查的结果没有构成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基本持平，未见增长。

从总体上来看，在交换性伴侣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在30到39岁的男女中最多（2.0％），18到29岁的和40到49岁的都只有1.3％，50到61岁的则只有0.7％。这已经构成了显著的统计差异。

其他因素的作用比较复杂，需要男女分开来分析。

男性分析

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从略）〔7〕，笔者发现：

其一，男性发生交换性伴侣行为的可能性，与任何商业化的性行为都没有出现显著的相关。这表明，交换性伴侣更多地发生在普通人中间，而不是在性产业当中。但是男人接受“三陪”例外。这很可能是因为交换性伴侣的双方，往往是在娱乐场所中相会或者一起娱乐，因此才可能出现和接受“三陪”，甚至可能包括“三陪者”在内。

其二，对男性发挥作用最显著的社会因素是上学的年数，但是却是呈现为反比例的趋势。在大专或以上上学程度的人里只有0.6％，在高中上学程度的人里是1.0％，初中是2.2％，小学与以下的人里则是3.3％。这主要是来源于“性的爱情控制”，也就是：受教育越多的人，就越相信爱情的存在及其对于性行为的制约作用。

其三，“在婚或同居”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表明男性们所交换的性伴侣，有更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们自己的配偶或者同居者，而不是临时的性伴侣。虽然如此，但是那些不在自己家中居住的男性，发生交换性伴侣行为的可能性也显著地更大。这里面的自相矛盾之处，笔者目前还无法给出满意的解释。

女性分析

女性的交换性伴侣行为，发生的机制与男性有很大不同。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从略）〔8〕，发挥了显著影响的因素是下列这些。

其一，每天抽烟20支或更多的女性，发生交换性伴侣行为的可能性增加两倍。这与生理因素可能无关，而是因为女性抽烟多，很可能是我行我素而且交际广泛的重要表现之一。

其二，有过一夜情的女性，发生交换性伴侣的可能性增加1.6倍。这表明这两种性活动的共同特征就是冲破“性的爱情控制”，而且尤其对女性有效，因此才会相互产生显著的关联。

其三，发生率最高的是30到39岁的女性，达到2.9％，而18到29岁的和40到49岁的女人则都只有1.6％，50到61岁的更是少到0.7％。这应该不奇怪，笔者就不再赘述。

其四，对于女性发挥了显著作用的社会因素，比男性要多一些：“每周社交一次以上”、“不是收入最高的女人”、“不是流动人口”这三个因素，都使女性的交换性伴侣的发生可能性增加84％到112％。这说明，与男性相比，女性交换性伴侣这种行为，受到的社会制约更多，而不是随便什么女性的率性而为或者胆大妄为。

9.5.2　群交

群交，在一些人中间也称为“3P”，就是至少三个人在一起性交的意思。

在2000年的时候，这种现象还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因此笔者也没有调查它。到了2006年，它已经浮出水面，因此笔者开始调查而且在2010年继续调查。

问卷中的提问是这样的：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性活动，就是三个人在一起过性生活，或者更多的人在一起。您有过这种情况吗？（1．只跟“性服务”的“小姐”或者“先生”这样做过。2．与其他类型的异性这样做过。3．跟同性别的人这样做过。4．没有这样做过。）

群交这种现象在任何民族的历史中都并不稀奇，但是在中国却是最近10年以来才成为一种凸显出来的社会存在，而且开始有了自己的名称。但是“群交”与“3P”这两个词在普通大众中并不普及，更多的是地方性的或者临时性的称呼。例如在性产业中往往称之为“双飞”，一般是指两个性服务“小姐”同时与一个“男客”性交，两个“男客”同时与一个“小姐”的情况则很少。

2006年在完全异性恋者中，有过群交的人是1.8％，2010年是1.5％。也就是说，群交在中国总人口中是小概率现象，而且在4年期间并没有显著地增加。

分性别来看，两次调查中女性有过群交的只占0.4％，而男性则是2.9％。因此笔者下面只分析男性的情况。

在有过群交的男性中，只跟性服务的“小姐”这样做过的占52.1％，其余的男性与其他类型的异性做过。可是这种简单的百分比并不能揭示更加深入的情况，因此笔者进行回归分析（见表9—18）。

表9—18　男性有过群交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5546位男性；单位＝278；因变量：是否群交过；控制变量：年龄、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从表9—8中可以看到，就社会阶层而言，其他因素都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只有男性的上学年数例外。其中，发生率最高的是上过初中的男性，达到6.4％，而小学及以下的男性和大专及以上的男性只有4.8％和4.9％，已经构成显著的差异。至于为什么会这样，笔者目前还不敢妄加评论。

从个人特质来看，在众多的相关因素中，只有“从不外出过夜”和“情绪良好”这两个变量会减少发生群交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群交更可能发生在那些外出过夜的、心情不很好的男性中间。

更加显著的作用来自商业化的性行为。找过职业“小姐”的男性，发生群交的可能性增加2.6倍；有过买性（以利换性）的则增加4.1倍；接受过“三陪”的增加1.8倍。

此外，有过交换性伴侣的男性，发生群交的可能性增加7.4倍，在诸多因素中发挥了最显著的作用。双因素统计表明：在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发生过交换性伴侣的男性中，有87.8％也发生过群交；反过来则是60.3％。这就是说，这两种行为相互促进，而且两者都发生过的可能性很高。或者说，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中，多人的性交是一道坎，一旦跨过就很可能是左右逢源、来者不拒。

9.5.3　“多人”的意义

在经典的或者普通的性行为中，人们之所以赞美一对一而谴责多人在一起，并不是简单的性嫉妒的问题，而是专偶制的历史文化的沉积使然，就像饮食中的各种地方风味一样。

可惜，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笔者不可能知道当事人为什么会投入交换性伴侣与群交，也不可能知道双方之间的权势关系与互动过程，更无法知道其结果与后续作用。同时，也是因为问卷调查本身就不太适用于分析任何一种小概率的现象。

可是，如果因为群交与交换性伴侣都是小概率现象就斥之为道德败坏，那也就不需要任何社会科学了。反之，尤其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如果夸大其规模与社会影响力，那也与社会科学不沾边了。

我们需要的是首先承认现实，进行事实判断，然后再去讨论任何一种实践或者主张。我们更需要反思，需要坚定地说出自己独特的意见，才能够推动社会不断走向“和而不同”的多元化存在。

9.6　讨论：异性专偶制

在笔者看来，一切人类活动都有两种存在方式，一个是“生活实体”（人们自己的生活实践），另外一个是“制度设置”（政权对人们的要求）。在性方面，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别人有了性生活，建立了某种性关系，这就是生活实体；而“法定婚姻”则是政权对于人们的性活动的强制管理，这就是制度设置。这两者不一定处处势不两立，但一定时时迥然不同。

研究者究竟是要研究生活实体还是制度设置，究竟把什么视为第一性，究竟为谁说话，这不是一个操作方法的问题，而是价值立场的体现。本书义无反顾地站在生活实体这一边。

9.6.1　专偶制度的来历

人们惯用的“一夫一妻制度”这个术语，早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就被中央编译局改称为“专偶制”。笔者不纠缠于此，而是希望说清楚：它在中国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在历史上，这种“专偶制”大多存在于基督教统治的那些地区和时期。伊斯兰教文化没有，古印度没有，中国也没有。即使是欧洲自己，在古代希腊罗马时期也没有。中国到了很晚的时候，文学中才开始出现才子佳人小说，开始显露对于一夫一妻状态的追求。但是请注意，那是“才子佳人”的要求，或者至少也是丰衣足食的自耕农的要求（例如“牛郎织女”的传说），与社会阶层的两个极端或者性取向不同的人们毫无关系。

到了五四时期，当时的西化的知识分子把性给高度地政治化了，把以往那种可纳妾的婚姻制度丑化为“陈规陋习”与“丑恶现象”，把它归结为近代中国一切民族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反之，他们把一夫一妻制度美化为“精神文明”的内容之一，似乎只有实行这个东西，才能建立新政权，汉民族才能复兴与崛起。结果，他们一方面高唱“妇女解放”，另一方面实际上剥夺了“小老婆”、“小姐”、同性恋等一切边缘人群按照自己意愿去生活的权利。

1949年以后，这种理想扩大地实现了，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一夫一妻制成了一种法定的制度。所谓“男女平等”变成了妻子与她们的丈夫之间的平等，而“小三”、“二奶”、“小姐”与“红杏出墙”的女人们，以及一切非完全异性恋的人们，则被当作道德上的罪人，甚至有被纳入《刑法》惩罚的犯人之列的风险。

9.6.2　社会性别分析

作为一种制度，所谓的“一夫一妻”，从字面上就确立了异性恋的霸权，排斥了任何一种其他性别结成合法性关系的权利。非完全异性恋者从来就被认为是违反法定婚姻的“另类人”，甚至根本就被禁止结婚。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女性、男性还是同性恋、跨性别等等，任何一个社会性别都可能冲决专偶制。男性也可以做“二爷”或者“鸭子”，女性也可以主动发起非婚性行为，而其他社会性别更不用说。问题仅仅在于：为什么大众舆论总是偏偏揪住“小三”、“二奶”、“小姐”这些身份的女性，而且乐此不疲呢？为什么它们往往把实际情况偷换为“两个女人之间的争斗”呢？为什么还有人贬斥那些并不希望争取结婚权利的同性恋者呢？

9.6.3　为什么强求白头偕老？

在中国，专偶制里还有一个本来与它毫无关系的因素，那就是对于白头偕老的强求。

在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早就想清楚这个问题了，表现为离婚和再婚的比例越来越高，一生中多次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在每一次婚姻中双方都可以做到专一。这就是所谓“连续婚姻制”，其实就是“一次式专偶制”：虽然一生是多偶的，但是随时都是专偶的。

可是在直到如今的中国，白头偕老却是一种强制的道德评判标准，甚至往往被搞成了“终生唯一专偶制”。

如此糊涂的想法，其实来自农业社会。仅仅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周期至少需要一年，经验与财富的积累则更是需要一生一世。结果，中国人的婚前恋爱时间也是平均大约一年，以符合春种秋收的农业生产周期。然后，一旦结婚则都企盼白头偕老，以适应农业社会的生命周期；往往即使双方打得头破血流，也不肯离婚。〔9〕

这也无可厚非，但是这遮住了国人的双眼，使他们看不到“一次式专偶制”的最大好处：极大地减少了婚外恋。这是因为，一旦不再强求白头偕老，那么如果爱上婚外之人，自然就是解除原有的婚姻，再与那人结婚，根本就缺少偷偷摸摸搞婚外恋的需求。

当然，这必须来自法律上与生活中的充分而且现实的离婚自由。中国实际上仍然缺乏这个，因此至少有一部分人之所以不离婚而是搞婚外恋，很可能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无奈之举。当事人不愿、不敢、无法为“毁约”而付出应有的代价，只好采取“两害取其轻”的生存策略。这其实也是专偶制的必然产物。

9.6.4　专偶，不应该是制度，不应该是前提

以上谈的都是社会的问题。可是其背后有着强大的个人情感动力的支撑，因此需要搞明白下述的生活哲理。

第一，专偶是一种生活状况，就是专一地爱一个人而且生活在一起。它是一种生活实体，是个人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不应该是一种排他的、强制式的法律制度。

例如在中国的某些婚外恋中，在婚的那一方其实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对婚外那个人的爱，在婚内只不过是在履行婚姻义务，甚至连夫妻性生活都没有了，这难道还不算专一？仅仅因为这种专一的爱情越出了婚姻之轨，才会被专偶制破口大骂。

第二，对于个人生活来说，“专偶”这种状况说的其实是“爱情终归会走向专一”这样一种人类现象。也就是说，一夫一妻的实现和保持，只是爱情的结果，而不应该是爱情的前提。

如果双方真的爱得死去活来，那么想不专一都很难。反之，越是把专一变成一种制度，越是首先就用这种制度来约束对方，往往就越是容易损害爱情。通俗地说就是：忠贞无大用，不爱必移情；只有爱得深，专一才成真。

9.6.5　错的不是专偶

说到底，专偶仅仅是为了保护那些有资格有能力获得与维系一夫一妻婚姻的人，却断绝了其余所有人的生路，更消灭了一切非完全异性恋的性关系的存在理由。

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对于一夫一妻制度的需求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更加推崇一对一的爱情，而不是为了剿灭异端。可是，在后来直到如今的专偶制之下，爱情恰恰是最没有地位的，被紧紧地套在婚姻的框框之内。司空见惯的是：未婚者如果不以结婚为目的，那么他们的爱情就会被认为不是恋爱而是“乱爱”。在法律上，结婚登记并不需要爱情的存在，离婚诉讼又很难证明它的消失。尤其是没有几个人会承认婚外恋也是爱情。这些都表明，专偶制不仅没有张扬爱情，反而把它的生存空间给人为地大大压缩了。

例如，日渐浮出水面的“同妻”（同性恋男性的妻子）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在专偶制之下，夫妻双方都是既不能或不愿寻求真爱，也不能或不愿拆散婚姻，这才会形成一个烦恼，然后才被当做一个问题。而相当多的“同妻”并不这样处理生活，结果也就没有烦恼，更不会成为问题。

有些人认为，“二奶”或者“二爷”或者非异性恋的一方，是侵犯了夫妻互有的“专有权”。可是这恰恰证明了专偶制的必然恶果：婚姻本来主要是“共同生活的义务”，却被错误地扩大为“对于配偶的整个人身的占有权”。它的逻辑错误在于：如此说来，一方提出离婚，不也是破坏对方的“专有权”吗？法律为什么还要允许离婚呢？

举一反三，几乎任何一种涉及法定婚姻的性关系悲剧与性行为焦虑，莫不来自专偶制对于天下有情人的绝无例外的统治。

因此，笔者并不是要否定一夫一妻这种性关系本身，而是反对把它变成天下一统的、绝不通融的社会制度。

笔者主张它必须网开一面。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可以提倡所有的人都应该做到异性专偶，但是同时也必须宽容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人与根本就不愿这样做的人，不仅包括这样的女性或者男性，还必须包括任何非完全异性恋的人。社会可以劝导他们，却不应该压制他们，更不能惩罚他们，反而应该保护他们所拥有的获得更好生活的权利。

无论对于社会制度还是对于个人生活来说，专偶的性关系（哪怕是终生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如果没有被制造成一种法律制度，如果不加上唯异性的条件，如果听任人们自由选择与变更，那么，只要爱情还存在，大多数人在现实生活中终究还是会去建立与维系专一。

注释

〔1〕婚姻的社会强迫设置与自然的生活实体之间的性质区别，是我国研究界的跛足。本书对此不展开论述，可以参见潘绥铭：《质疑“不登记就是无效婚姻”》，载《中国青年研究》，2001（2）。

〔2〕参见潘绥铭：《当前中国的性存在》，载《社会学研究》，1993（2）。

〔3〕中国明清小说中已经有“男人偷情隔重山，女人偷情隔层纸”的说法，意思就是如果女人不“放开”，那么男人的偷情也就很难成功。

〔4〕参见潘绥铭：《中国艾滋病“问题”解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1）。

〔5〕电脑问卷中可以自动替换为“丈夫”或“妻子”、“男人”或“女人”。

〔6〕但是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性病和新毒品都与一夜情有显著地相关。这是因为这三个地方进行统计分析的分母不一样。

〔7〕 5543位男性；单位＝220；因变量：是否有过交换性伴侣，对照：没有；控制变量：年龄、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8〕 5899位女性；单位＝218；因变量：是否有过交换性伴侣，对照：没有；控制变量：年龄、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9〕天主教也禁止离婚，但是这在中国普通人里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尚缺乏研究。

第10章　交易中的性

10.1　非商业的买性与卖性

“买性”与“卖性”是笔者提出来的新概念。前者的性质是“以利换性”，后者则是“以性换利”。

在三次调查的问卷中，笔者的提问是：

现在有些人，给对方一些钱财或者其他好处，换取跟对方性交。也就是“买性”（但是“小姐”、“鸭子”、恋爱，都不算）。请问，您买过性吗？哪怕只有一次，也算是买过。

现在，有些人跟别人过性生活，是为了获得对方的钱财、好处、利益。请问，您有没有用这种方法来获得钱财、好处呢？哪怕只有过一次，也算是有过。

买性卖性与商业化的“嫖娼卖淫”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买性的对方或者卖性的主体，都不是职业化的性工作者，体现为笔者在提问中专门强调“‘小姐’、‘鸭子’都不算”。

其二，现金交易是“嫖娼卖淫”的最主要特征。但是买性所支出的与卖性所获得的，都不一定是直接的现金，而是提问中所说的“为了获得对方的好处、利益”。

其三，卖性的提问，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来看，有可能包括了“小姐”。但是在三次调查的随机抽样中，一次也没有抽取到包含“红灯区”的居委会，因此几乎没有可能抽取到任何职业化的“小姐”。也就是说，回答说自己卖过性的所有人，都不大可能是职业化的。

总之，笔者希望调查的，是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的、虽然有利益交换却不是现金交易的、非营业的、非职业的性买卖。

这种定义在中国现在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有必要，而且非常欠缺。现在，几乎人人都知道“包二奶”、“傍大款”、“援交”（专指少女学生的卖性）、“性贿赂”这些名词，也都知道它们不同于“卖淫嫖娼”；但是不同之处究竟何在，人们往往不明就里。

当然，笔者的提问内容不可能是“白玉无瑕”，但是，即使其中可能混杂了一些“嫖娼卖淫”，毕竟也最大限度地囊括了除此之外的性买卖。尤其是，由于缺乏家喻户晓的统一称呼，笔者在短短的百字之内，试图把“买性”与“卖性”说得尽量清晰，已经是竭尽所能了。

10.1.1　发展趋势

由于同性之间的性买卖属于“天外有天”，因此笔者以下仅仅分析完全异性恋者的回答结果。

在2000年的时候，有5.3％的男性曾经买性，到2010年的时候增加为6.4％，呈现出增加的趋势，但是增幅并不显著。这与其他各种非主流性行为的增加趋势相一致，不足为奇。

女性的买性由于比例一直低于1％，不足以进行统计分析，仅仅可以提醒人们：买性并不是男性的专利。

在卖性方面，2000年在男性中占1.4％，到2010年增加到4.4％。在女性中则从0.1％增加到1.6％。都构成了显著的增长。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只有女性才可能卖性，而且会比男性中卖性的要多得多。那么为什么笔者的调查数据却反映了与此相反的结果呢？

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来看，这主要是由于在性方面，男性和女性对于性方面的“买”和“卖”的理解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在传统文化影响之下的女性，容易倾向于把自己收到钱财或者其他好处看作天经地义，因此会不自觉地减少“卖性”的自我报告。可是在传统文化中，男性是不应该靠性来获利的，因此如果男性因为性而得到哪怕一点点钱财或者好处，就更加容易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卖”了，就会不由自主地多报。

此外，在2010年对于14到17岁少年的调查中，承认曾经买性的少男是2％，少女是1％；承认卖性的少男是2.7％，少女是0.9％。两者都少于成年人中的比例。

10.1.2　对男性买性的分析

表10—1把三次调查的数据合并起来进行分析。

表10—1　男性买性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7980位有性生活的男性；单位＝374；因变量：有没有买过性；控制变量：年龄、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男性的买性，不出意料地与找“小姐”显著相关（可能性增加15.8倍），与上年“看黄”显著相关（可能性增加2.3倍）。但是它与男性的卖性也显著相关，而且可能性增加13.4倍，这就需要解释了。推测起来，最可能的情况就是：相当多的男性所谓的买性与卖性，其实就是一回事，说的也是同一个女性，其实就是在非婚的、非商业的性关系中，男女双方存在着钱财或者好处的互相交换。只不过男性在这种关系中，倾向于在承认自己是买性的同时也认为自己其实也卖了。

接下来的影响因素是男性的性关系的基本情况。读者可以从表10—1中发现：如果男性是在婚或者同居，那么他们买性的可能性，不但没有由于受到约束而减少，反而增加了92％。与此相同，如果男性已经有非婚的长期其他性伴侣，那么他们也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买性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了1倍。这就等于说，与女性结成相对固定与持续的性关系这一事实，不但不能阻止男性买性，反而可能促进之。

当然，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为：那些已经被性关系所约束的男性，可能不得不更多地靠提供金钱或好处，才能寻求到婚外的女性；而不大可能寻求那种相对更加爱情化的婚外恋。这也反映为：男性的群交也使得买性的可能性增加1.8倍。因为对于身边有女性制约的男性来说，群交这种事，很可能不得不花钱来买，或者给好处来换。

最后，男性的职业等级达到白领或者更高，反而把他们买性的可能性降低了50％。这与人们通常的认识相反。很可能是因为白领与以上的男性阶层更加不需要直接地买性。或者反过来说，较低阶层的男性不得不更加倾向于用钱财与好处来交换性交的机会。

同时，男性上学的年数每增加一年，买性的可能性就增加10％。但是这个情况不可以直接简单解读。因为从交叉表来看，这种增加主要发生在高中（含）以下上学程度的男性中间。如果达到大专与以上，那么可能性反而下降了。其原因，与上一自然段的分析略同。

总之，男性的买性既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他们个人的主体选择；既与他们的性关系现状相关，也被他们的社会背景所影响；既是商业化性交易的补充，也是婚外恋的替代。

10.1.3　女性的卖性分析

女性卖性的比例虽然不高，但是还是值得分析的（见表10—2）。

表10—2　女性卖性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8053位有性生活的女性；单位＝374；因变量：有没有卖过性；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是在婚或同居、调查差异。

从表10—2来看，女性的卖性可能性的影响因素，没有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复杂。

首先，群交与一夜情会使得女性卖性的可能性增加2.1倍到5.9倍。这很可能表明，女性参加这两种性活动，与其说是为了寻欢作乐，不如说是在寻求利益。

其次，与通常的认识相反，流动女性的卖性可能性反而下降了55％。这是因为，此处所分析的女性卖性并不是商业化的卖淫，更不是职业的“小姐”，而是发生在普通人中间的有偿的性关系。这种事，恐怕还是长期居住于某地的女性拥有更多的机会与可能性。与此相应，喜欢社交的女性的卖性可能性增加1.4倍。这是因为即使是卖性，也需要有寻求机会或者遭遇机会的相应愿望与能力。

总之，女性的卖性比男性的买性更加纯粹，就是为了获得好处或者利益，只不过不流动的和喜欢社交的女性更加容易做到而已。

10.1.4　性为什么不应该买卖？

最近几年来，随着大众传媒开始报道某些少女学生的“援交”（就是卖性），中国人不得不思考一些其实非常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性只要一跟钱沾上边就不道德了呢？为什么要房要车要存款的结婚就不是卖性呢？为什么人们总是盯着女性的卖，好像所有男性从来都不卖似的？

其实对于“性可以买卖”的社会恐惧，仅仅来自人类捍卫自己那残存的最后一点自尊心的背水一战。在历史上，哥白尼已经把我们视为母亲的地球“贬低”为宇宙的沧海一粟；达尔文又把我们奉若神明的列祖列宗“贬低”为猿；弗洛伊德再把我们引以为豪的精神世界“贬低”为潜意识；爱因斯坦更是把我们安身立命于斯的时间与空间“贬低”为相对的不可靠。因此，除了性爱，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证明自己这个物种的存在价值？

与此同时，在滚滚凡尘之中，我们生活的几乎一切内容也已经被商品化了，而且几乎都是非“我”所愿。于是性爱就不得不成为至高无上的精神家园。这一切，在西方至少经历了两百年的发展进程，但是在中国却如同“飞来横祸”。中国人的焦虑怎么可能不更加严重？

随之，我们的自信心也正在土崩瓦解。按理说，不管别人怎么买卖性，只要自己不去做，不就可以了吗？可是不，相当多的人却非要“各人自扫门前雪，专管他人床上事”。这种本来非常可以理解的个人的情感体验，被社会制度趁热打铁地挑动成形形色色的道德义愤，被牢牢捆绑在某种大目标的战车之上。

性的买卖，不是一个分清是非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接受不接受多元化社会的问题。性的买卖，至少在当下的中国也不是一个可以理性讨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应该不应该“我活，也让别人活”的人生信仰的问题。

在逻辑上，接受一种社会现象绝对不等于赞成之或者支持之，更不等于自己也要这样做。接受还有许多不同的程度，例如，从不闻不问，到见怪不怪，再到仅仅是不破口大骂，都可以算作某种程度的接受。可是中国人在“大一统”的世界中生活惯了，被驱使着去追求“道德洁癖”，好像如果我骂得还不够狠，就足以证明我自己也这样干过。因此，几乎人人都必须“表态”，一个比一个偏激，直至形成“文革”那样的全民癫狂。

这就是本书早早就开始讨论“制度的情感动力”的原因。

性的买卖，只能从性的人权的角度来解决。只不过“我的身体我做主”这一革命思想，已经用不着笔者再来重复了，因为赞成的人早已自我实践了，而且在社会舆论中正在占有越来越多的份额。至于那些反对的人，虽然他们作为多元之一和言论自由的主体，有权大声疾呼，但是笔者的态度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只要双方都在人权的范围之内，那就再各说各话几十年吧。

10.2　“男客”分析

按照中国的法规，“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都属于卖淫嫖娼行为” 〔1〕。

“男客”就是嫖客，只不过既然“小姐”已经被称为“性工作者”或者“失足妇女”，那么嫖客也需要有一个不那么带歧视意味的称呼来替换。

10.2.1　“男客”在增加

笔者在问卷中是这样询问的：

现在有一些“小姐”、“鸭子”、“少爷”等等，收了您的钱，就会给您提供“性服务”，不但包括性生活，还包括手淫、口交。请问，提供“性服务”的人，您找过吗？（提示语：无论是不是您自己花钱，都算。）

男性的回答情况是：2000年为6.3％，2006年为6.1％，2010年为8.0％（p＝0.329）。并没有构成显著的差异。

此外，笔者在2010年还询问了男性们找“小姐”的意愿。结果，承认自己“只是想想，没有真去找”的占4.6％；“没找过，但是想去找”的是3.1％；“找过，但是没有成功”的是0.5％。这就是说，除了“男客”之外，还有8.2％的男性有可能去找“小姐”，而且与真的找到过的男性数量相差无几。

10.2.2　找“小姐”的细节

除了上述最关键的提问之外，如果被调查者真的找过“小姐”，那么2006年与2010年的问卷还会继续询问细节情况（都是找过的男性中的比例）。

●您找过的卖淫的人，是男人还是女人？

“是女人”为87.7％，“是男人”为11.0％，“是跨性别、异装、双性、变性”等为1.3％。

●您最近一次和“小姐”过性生活，是在多长时间以前？

“两个星期之内”为21.7％，“三个月之内”为20.6％，“半年之内”为24.7％，“一年之内”为21.3％，“四年以内”为6.6％，“超过四年以前”为5.2％。

●最近一次，您是在哪里找到那个“小姐”的？

“在本市的市区、本县的县城”为67.9％，“在本市的郊区、本县的乡下”为10.5％，“在本省之内别的市、县”为9.9％，“在别的省”为11.6％。

●您最近那次找的那个“小姐”，是怎么找到的？

“去娱乐场所里”为44.4％，“去街上、公园等公共场所”为11.5％，“住店时‘小姐’主动联系”为25.5％，“通过上网、手机短信、小广告等”为0.7％，“别人介绍的”为12.1％，“通过其他途径”为5.7％。

●您最近那次与“小姐”过性生活，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路边、公园、空地、车站等”为12.1％，“一般的旅社、旅店”为26.2％；“小发廊、小洗脚屋、小酒店等”为8.5％，“歌厅、舞厅、KTV、餐厅、娱乐中心等”为7.2％，“桑拿、洗浴、按摩、美容美发等”为25.2％，“高级宾馆、饭店、酒店”为7.2％，“去‘小姐’住的地方”为4.4％，“带‘小姐’到我家”为1.3％，“以上都不是，是其他地方”为7.9％。

●最近那次，您与“小姐”做爱多长时间？

“不到15分钟”为45.8％，“15～30分钟”为33.6％，“30～45分钟”为12.7％，“45～60分钟”为2.9％，“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为3.8％，“大约两个小时”为1.0％，“两小时以上”为0.2％。

●最近那次找“小姐”，您是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去的？

“和同事”为21.2％，“和领导、上级”为8.6％，“带着客户去”为6.4％，“和我的朋友一起去”为25.9％，“和老乡一起去”为3.9％，“和其他的人”为7.4％，“就我一个人”为26.5％。

●您最近一次与“小姐”过性生活，自己花了多少元钱？

平均为140.72元。

●有些人找“小姐”的时候，仅仅要求对方为自己手淫，然后并不真的性交。您也这样做过吗？

“最近一次是这样”为18.7％，“以前经常这样”为5.5％，“以前偶尔这样”为21.0％，“从来不这样做，都是真的性交”为54.8％。

●您与“小姐”做过下列的哪些事情？凡是做过的，请您都选择。

“阴茎插入肛门（肛交）”为9.6％，“阴茎插入‘小姐’的阴道（性交）”为52.4％，“‘小姐’给我口交”为38.3％，“我给‘小姐’口交”为6.6％，“我与两个‘小姐’（或更多）一起玩”为5.6％，“‘小姐’跳艳舞给我看”为6.9％，“‘小姐’给我洗澡”为16.6％，“还有其他的活动”为2.8％，“以上的都没有做过”为5.7％。（由于是多选题，因此加总后大于100％。）

●您第一次与“小姐”过性生活时，您自己是多少周岁？

平均为23.96岁。

●在最近12个月，您与“小姐”过性生活，总共有过多少次？

（这里问的是次数。例如，找同一个小姐10次，就算是有过10次。）平均为3.94次。

●与“小姐”过性生活，每次都使用避孕套吗？

“每次都使用”为64.2％，“经常使用”为15.4％，“偶然使用”为13.1％，“从来没有用过”为7.2％。

在罗列了问卷中的提问与发生百分比之后，笔者必须加以解释。

第一，笔者所调查到的“男客”的比例，仅仅是下限，其确切含义是：中国成年男性中间，至少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承认自己嫖过。至于实际上嫖过却不愿意承认的男性有多少，别说社会调查无能为力，就连“老天爷”也无计可施。

第二，笔者在设计2000年的问卷的时候，预计不会有多少男性敢于承认自己找过“小姐”，因此仅仅设计了一个提问。但是没想到获得6.3％的承认率。所以在2006年和2010年的问卷中增加了细节提问。可是笔者还是过高估计了中国男性的勇气，结果，所有的细节提问的总体代表性，都由于承认的男性很少而大打折扣。

第三，上述情况提示人们：在现今的法律与文化环境中，其实“男客”也被严重地污名化了，与“小姐”相比，他们受到的道德压力与舆论谴责恐怕并不少。这就挑战了在这方面的“男女双重性道德标准”的理论（所谓“男人对嫖娼都津津乐道”），预示着这种说法其实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种未经检验的假设。

10.2.3　什么因素在促进找“小姐”？

虽然在18到61岁的男性总体中，“男客”的比例并不高，但是如果从社会阶层来看，情况就不一样了。三次调查合并起来，在城市男性中是8.7％，在40岁以下的城市男性中上升到11.2％，其中30到39岁的男性是13.7％，在城市40岁以下的男企业家与领导干部中则达到23.8％。

但是这样的百分比分析仍然不足以揭示男性找“小姐”的内在机制，因此笔者进行了如下的分析（见表10—3）。

表10—3　男性找“小姐”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7288位男性；单位＝280；因变量：是否找过“小姐”；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在表10—3中，第一类影响因素是男性的社会交往。

首先，如果男性不喝酒或者不参加社会交往，那么他们找“小姐”的可能性就会减少57％到60％。反过来说就是：喝酒与参加社交的男性更加可能找“小姐”。

其次，令人惊讶的是：在婚男性反而比单身者更可能找“小姐”。在婚或同居的男性，找“小姐”的可能性增加62％。从性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表明：婚姻本身并不是阻挡男性找“小姐”的天然堤坝；反而很可能是婚姻中的种种不足，使得丈夫更可能去找“小姐”。从预防艾滋病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非常危险。丈夫去找“小姐”，增加了把艾滋病传染给妻子或同居女友的可能性；他们自己也就更加可能成为“桥梁人群”，联结了性产业与普通人。

第二类影响因素是男性的各种非主流性行为。

如果男性有过长期其他伴侣、上年曾“看黄”、上年曾接受“三陪”、曾以性换利（卖性）、有过一夜情、有过群交，那么这些活动无一例外地都会显著增加他们找“小姐”的可能性，从增加1.5倍到增加5.2倍。

这就是男性的性关系的“马太效应”，就是性关系越多的人就越多。

第三类因素就是：找“小姐”与“曾有性病”，呈现为显著的相关关系。不仅是找过“小姐”的男性更加可能得性病，而且有过性病的男性找“小姐”的可能性也增加5.1倍。这也是预防艾滋病工作中的一个难题：曾经得过性病，并不能阻止男性继续找“小姐”。

10.2.4　在婚男性为什么要找“小姐”？

表10—3已经呈现出：在婚（含同居）的男性找“小姐”的可能性增加62％。因此笔者下面专门来分析一下这些男性的情况（见表10—4）。

表10—4　丈夫找“小姐”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注：5500位在婚（含同居）的男性，单位＝280，其他情况同表10—3。

在表10—4中，在婚（含同居）男性所特有的影响因素排列在前面，而且基本上不出所料。

爱女方会减少58％的找“小姐”可能性；双方打架则会增加1.5倍的可能性；在性交之前丈夫被充分地爱抚，可以减少35％的可能性；男方觉得女方的分泌物脏，则会增加48％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双方感情与性生活的不协调，会显著地增加男性找“小姐”的可能性。

唯一可能令人费解的是，如果男性的性技巧得分高（使用的种类多而且频率高），那么得分每增加1分（0～19分），找“小姐”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5％。这可能表明一种趋势：那些习惯于使用更多的性技巧的男性，也许在婚姻或同居之内难以得到足够的满足，因此可能会去找“小姐”，以便寻求也拥有更多性技巧的女方。这是一个很古老而且很普遍的传说，笔者在定性调查中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实例，但是在中国现存的性产业中（尤其是中低档的），足以在性技巧方面满足“男客”需求的“小姐”，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仍然应该被视为一种假设。

其余的影响因素，对于丈夫与男性总体的作用非常类似。其一，各种非主流性行为都会显著地增加男性找“小姐”的可能性。其二，喜欢社交使得找“小姐”的可能性增加2.3倍之多。

10.2.5　官方统计数据的解读

图10—1是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公安机关受理、查处治安案件数”中的“卖淫嫖娼”的情况。

图10—1　被抓获（受理）的卖淫嫖娼案件数（万人）

以上数据并不可靠。

首先，有相当数量的这类事件，虽然被警察发现了却没有被抓获（受理），或者私下处理了却没有上报。

其次，在上述长达15年的时期内，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卖淫嫖娼的人数有任何明显的增减，可是《中国统计年鉴》却告诉我们，总的趋势是减少了10万多人。

因此，这个数字所反映出来的，其实是警察抓人和上报的积极性的升降。

这就太有意思了。请看：2000年、2001年和2002年这三年的抓获数字是最高的，然后到了2003年就陡然下降。从2006年到2008年再次较大幅度地下降。这种升降与性产业本身的发展变化没有任何的关系，完全是因为如何处理被抓获男女的内部政策的变化。

最后，2009年的数字又陡然上升了。它反映的其实是2008年的情况。这却是大形势的产物，因为那一年发生了影响几乎所有人的几件大事，如奥运会，如汶川地震。

《中国统计年鉴》在同一个标题下还公布了一个数字：“侮辱妇女及其他流氓活动”的抓获数。在“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及构成”中则公布了强奸的立案数字。这两个数字可以用来检验一个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卖淫嫖娼可以减少强奸。”

统计分析（从略）表明：强奸与性产业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p＝0.820），反而是侮辱妇女与强奸显著相关（p＝0.016）。当然，这也可以视为一种逻辑质疑，再次说明卖淫嫖娼的抓获数字具有其他方面的含义。

10.2.6　“禁娼”何以无效

中上层男性更多地找“小姐”

在笔者的三次调查中都发现：嫖娼比例高的与次数多的，恰恰是那些居住在城市的、30到39岁的、收入等级高的、职业等级高的男性。

所以说，决策者需要认真地思考一下：如果“禁娼严打运动”真的比较见成效了，那么被抓起来的男性将多数是这样的“精英”。

当然，由于这些“精英男性”拥有一般男性所不可能获得的权力、财富、声望与社会关系网，因此已经产生了如下的几种结果：

第一，“精英男性”很少被抓获，更少被处罚，而他们又是“小姐”的主要顾客，因此才会出现“越扫越黄”的局面。

第二，即使受到处罚，在这些男性的雄厚资源中，也占不到多大的比例，因此基本上不会产生威慑与吓阻的作用。

第三，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早就知道这些情况，因此他们从来也不相信“禁娼严打”会有什么效果。这又反过来使得“禁娼严打”真的就没有什么效果。

有1/4的人并不认同“禁娼”的处罚力度

这个情况前文已有提及，说明中国人的两个社会态度的倾向：

首先，至少有1/4的中国人已经清楚地知道了“需求产生市场”的浅显道理，不认为应该像现在这样来处理。

其次，至少有1/4的中国人民其实是看到了“禁娼严打”的无效，才会越来越不认同其处罚力度。也就是说，他们意识到，处罚的加重，并不能使得“禁娼严打”更加有效。

上述情况表明：至少有1/4的中国人更加了解社会生活实况，更加善于科学地看待社会现象。

进一步说，缺乏了这些最优秀的中国人的积极支持，仅仅靠公安部门的努力，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增加“禁娼严打”的效果。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缺乏了这些人的自觉支持，“禁娼严打”才会如此地不见效果。

除了数据说明的情况之外，笔者的定性调查也发现，同情“小姐”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性产业相关的那些当地社区的租房、卖衣服、开小吃店等等行业的人不希望“禁娼严打”，认识“小姐”的一些社区里的人也认为不应该这样抓这些“小姐”，甚至有不少当地人帮助“小姐”逃避警察的“严打”。

总而言之，“禁娼严打”的民意基础，其实并不像决策者所想象的那样坚实，因此也就不可能获得决策者所希望的那种“顺应民心、一呼百应”的社会效果。

10.2.7　定性研究：找“小姐”的建构

由于找“小姐”不但犯法而且丢人，因此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很难发现深层次的情况。笔者下面引用潘绥铭、黄盈盈、王洁、刘中一在2005年进行的定性研究的成果。〔2〕

找“小姐”行为的建构

时机：从预谋到随缘之间

在夫妻之间，性生活往往无法预计，更无法计划；可是在一般的非婚性行为中，策划与准备就不得不多一些，往往需要挑选时机、地点、保密与安全条件等等，还需要格外强烈的动机。由此，人们完全可以据此类推说，找“小姐”都是预谋好的。

但是我们所访谈到的“男客”中却有相当多的人并不认可这一点。他们指出了至少另外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被朋友拉去的，甚至就连请客的主人一开始也没有准备“点小姐”，可是后来却真的发生了。在低阶层“男客”中，相当多的人自己第一次“找小姐”就是这种情况，甚至有人自己就是那个后悔死了的请客的人。

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些“男客”每天都泡在某个场所中，但是只是偶尔地找“小姐”。

第三种情况是，何时去“找小姐”，一些“男客”并不是根据自己性欲强弱，而是根据其他因素，例如自己觉得烦恼或高兴、工作劳累或轻松、遇到悲事或喜事等等。这些都是很难预谋的。

以上这些情况都说明，这些“男客”并不是探险家。至少在一些时期内，至少在一些情况下，找“小姐”这件事仅仅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并不像局外人出于道德考虑而认为的那么举足轻重或者意义深远。这就像富人喝一瓶人头马与穷人喝一杯白开水没有多大区别一样。

这提示我们：如果一定要寻找“男客”与其他男性之间除了找“小姐”这件事之外的其他区别，或者一定要把“嫖娼”视为一种特殊的性行为，那么我们的研究就很可能走偏，偏差到“唯道德主义”上去。

“男客”去买什么？

一般人都会认为，男客去找“小姐”，当然是去买性。只不过有的男性（例如光棍、离婚、丧偶、单独外出的男性等等）是去买性的机会，有的是去买性的技巧（例如体位变化、口交、肛交等等），有的仅仅是为了“尝鲜”等等。

这些情况都存在，这些解释也都不错。但是它们并不全面，也不够深刻。

如果说是去买性机会，那么，那些有老婆或者有情人或者有一夜情的“男客”显然并不属于这一类。尤其是，他们为什么不自慰，却非要去找“小姐”呢？

如果说是为了买性技巧，那么在他们挑选“小姐”的时候，性行为还没有开始，他们一般不大可能知道“小姐”在床上的表现如何，他们究竟是根据什么来选择不同的“小姐”呢？

如果说为了“尝鲜”，那么“鲜”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仅仅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女性吗？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男客”还有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去“买”自己所需要的某种类型的女性。（严格来说，“男客”不是“买”，仅仅是“临时租用”。）

在“男客”的主述中，有的人主要是挑选“小姐”的外观，就是年龄、身材、外貌等等，倒不一定非要超过他自己的其他性伴侣，而是要求两个极端：要么很相像，要么很不同。也就是说，这些“男客”主要是从“养眼”的角度，参照了自己的其他性伴侣，首先给自己建构出一个理想模式，然后再按图索骥。他们挑选的是女性，是“美女的标准像”，而不是“性”本身。

也有一些人是挑选“小姐”的“味道”，或者“风情万种”，甚或是“妖艳淫荡”。这通常包括“小姐”的风度、气质、神情、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等等。即使在那些低档茶馆的顾客与三轮车司机里面，即使“小姐”的收费仅仅是20元到30元，这种情况也同样部分地存在。这些“男客”往往也是挑选两个极端：要么最接近良家妇女，要么最像风骚荡妇。他们挑选的也是女性的形象，是“性别气质”，是“女人味”，而不是“性”本身。

还有一些人是挑选“小姐”的“亲和力”，就是看“小姐”会不会说话（聊天），会不会哄男人等等。挑选到的“小姐”往往也是两个极端：要么会打情骂俏，要么会温柔体贴。许多低阶层的“男客”也是如此。他们也不是去买性，而是去买“舒心”，去买“性别关系”。

当然，总会有一些“男客”是专门去“租用”性技巧的，那么他们只有把自己的要求转换成上述的三种“格式”，才可能在上床之前作出选择。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准备好一些“计算公式”，例如“漂亮＋风骚＋活泼＝性技巧很高”或者相反，然后据此进行挑选。许多“小姐”也会自我推销，但是一般来说作用不大，因为那些“租用”性技巧的“男客”往往更加挑剔，一般不会仅仅听“小姐”说一声“我会做”就挑选她。也就是说，这样的“男客”，实际上必须首先“租用”女人的综合实力，然后才能“租用到”作为其中一个部分的性技巧。因此，他们“租用”的也不是“性”本身，而是“性别素质”。

综上所述，无论“男客”最终与“小姐”做了些什么，他们在去找“小姐”与挑“小姐”的时候，其实首先考虑的都是性别，是寻求一个符合他们所需要的“女人形象”的“小姐”，然后再与这个女人发生性行为。所以说，“男客”与“小姐”之间不仅仅是性关系，更是性别关系。

“男客”所需要的“女人形象”，最主要地来自现实生活中一般女性在一般意义上的不平等，来自我们这个社会对他们进行的男性中心倾向的熏陶与规训。例如，我们所访谈到的“男客”，曾经给我们描述出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女人形象”；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男客”说，自己需要的是类似“工作中的平级女同事”那样的女人。相应地，在性产业中，尽管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小姐”与五花八门的性活动，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发现过，“男客”与“小姐”之间曾经按照“平级同事”来相处。

不过，我们并不因此就认同所谓的“性剥削”论，更不认同那种“只抓嫖客不抓妓女”的昏话。因为“男客”与“小姐”是一种“尽管不平等却相依为命”的关系。任何自命为“女性主义”的人，只应该反对第一个要素“不平等”，而不应该反对后一个要素“相依为命”。就像只应该反对夫妻不平等，却不能反对人们结为夫妻一样。否则就只不过是“好女人主义”而已，与历史上的“女道学”没有什么两样。〔3〕

男性之性的社会建构

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关系配置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着“妻妾婢妓尼”的性关系制度。对于条件足够的那些男性来说，妻子是“贤内助”；小妾是“秀色可餐”；婢女是性的“备用品”；娼妓，高级的是“红颜知己”，低级的是“公共厕所”；尼姑则是“贞操女神”。这五种角色是当时妇女的唯有的性关系选择，共同维系着专制皇权的延续。〔4〕

我们本次所访谈到的一些“男客”，实际上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只不过他们自己并没有如此清晰地进行理论总结。

但是他们确实是这样来安排他们那复杂的多重性关系的。他们有老婆，有情人，也找“小姐”，还有网恋与一夜情。与历史上唯一不同的，大概就是婢女少了。这数种女性，在有的“男客”那里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有的“男客”则是搞得一塌糊涂，自己只能“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这在历史上也很常见）。

问题不在于声色俱厉地批判这种现象，而在于发掘一下：仅仅出生于欧洲一隅的而且不超过2000岁的“专偶制”，如果非要在中国坚持实行，我们究竟还缺乏了哪些与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尤其是，究竟有什么必要去排斥和打击任何一种非一夫一妻的性关系呢？

找“小姐”只是男性之性的镜像之一

对于男性之性，研究甚少，而且仍然如同雾里看花，或者被其崇拜者与批判者分别建构为截然相反的神像与神话。

本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但是可以初步地提出：崇拜者与批判者通常所描述的那种男性之性，其实只存在于崇拜者与批判者自己眼中，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男性之性其实只是映射出来的许多镜像的建构式的会合，而且只能由主体来加以解释。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只有搞清楚主体究竟是如何把找“小姐”建构为一个什么样的镜像，而且如何来解释这个镜像与其他镜像的相互关系，我们才能加深对它的理解。

性行为的具体方式是男性之性的重要镜像之一，也是男性主体很注意的“性问题”之一，常常来自而且影响着男性的个性。这非常明显地表现为：在我们的定性访谈资料中，男性与不同性质的性伴侣过性生活的时候，会采用不同的性行为方式。一直具体到“打飞机”、口交与肛交这样的行为方式，他们往往并不是对所有的性伴侣都做同样的事情。

男性之性还有一种很重要的镜像，那就是对女性与性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在这方面，似乎我们访谈的大多数“男客”都是专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而且常常信誓旦旦地表白：“我这是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纵观对他们的访谈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至少有许多“男客”恰恰是根据这些自我解释，来确定自己的性关系选择、性行为策略，乃至挑“小姐”的标准。

上述两种情况都可以说明：社会性别问题，并不是外在于男性的，而是嵌入或者渗透在男人的主体之中的。也就是说，男性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隔绝的社会性别来对女性发生关系与发挥作用的，而是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男女两大性别集团的相互关系现状中来判断与行事。其实，女性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社会性别问题，只有以双方的相互关系为主要视角才能有所挖掘，单纯地谴责任何一方都不会有多大的意思。

此外，从男性本身来看，无论什么样的具体性行为，无论与什么样的性伴侣来做，男性都会产生不同的感受。这些感受与他们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境相互作用，就会促使他们对于自己的整体的“性”作出不同的解释。有时候，这些解释大相径庭，甚至自相矛盾，但是却可以共时态地或者历时态地存在于同一个男性的心中，并且指导着他的下一步行为。例如在我们的定性访谈中，“男客们”对于“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嫖娼”就给出了五花八门的定义与解释。这就是男性之性的另外一种常见的重要镜像。

10.3　“小姐”为什么能生存？

由于总人口随机抽样这种方法的固有局限性，笔者无法抽取“小姐”这个特殊人群的有代表性的样本，因此也就无法反映出她们的总体情况。可是，“小姐”活生生地存在于中国，对于中国当今的性文化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如果缺失了她们的情况，本书就难以呈现出中国人的性实践的全貌。

恰巧，正在笔者2010年的全国调查正在进行的时期内，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规模空前的“411专项行动”（俗称“严打”），而且引起全国舆论的重视。笔者趁此机会，对“小姐”的生存状况与“严打”的实际效果进行了一次定性调查。这可以反映出2010年的情况，因此纳入本书，作为对于中国性文化全貌的重要补充。

卖淫嫖娼在中国是非法的，公安部门每年都会打击。但是，随着2010年北京著名的娱乐场所“天上人间”的被查扫，全国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不仅力度空前并且比以往的持续时间更长。

但是，对于“严打”的实际效果却没有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因此笔者就是要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来评估运动式“扫黄”的效果。笔者关心的问题是：

“严打”是否减少了卖淫嫖娼？它是否使得“小姐”真的停止“营业”了？

“严打”对于性产业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是否使得“小姐”改变了“营业”方式，增加了不使用安全套的有风险的性行为？

“严打”是否加速了“小姐”在地理范围上的流动，从而增加了传播性病与艾滋病的风险？

10.3.1　研究方法与策略

笔者在2010年8月到9月期间，以社区考察（同时使用实地观察、访谈、聊天、旁听、体验的综合方法）的定性研究方法，在全国的8个地区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笔者一共访谈了170位相关人员。其中性工作者107人，小组志愿者24位，“妈咪”和“老板”26人，艾滋病防治一线的外展工作人员13人。具体情况见表10—5。

表10—5　2010年8到9月实地调研场所、人群分布

续前表

笔者还组织并主持了为期3天的性工作研讨会，与来自9个小组的22位经验丰富的志愿者以及知情人就相关的主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本次研究的实地调研，主要依靠笔者在以往的研究和工作中，与性工作小组的志愿者、外展工作人员、“小姐”、“妈咪”、“老板”等人建立的各种关系，因此能够迅速地进入“红灯区”，迅速地取得丰富的信息。

笔者及研究团队自1998年以来就从事性产业的定性研究。到2008年为止，完成了7个研究项目，一共对全国各地15个“红灯区”进行过深入研究。〔5〕这些经验不仅为本研究的质量提供了保障，尤其有助于笔者从纵向维度来理解十余年来性产业的变迁，以及历史地探讨禁娼法律的实施效果。

10.3.2　“色胆大于贼胆”：“严打”，打不掉客人的需求

只要有客源，有市场，“小姐”就不会减少。

不管是从笔者在“红灯区”观察到的结果来看，还是基于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二十多年的“扫黄”并没有减少“男客”的数量，即便是在这么严厉的“严打”期间，坚持找“小姐”的也大有人在。

因为，性的需求不会因为“严打”而泯灭，诚如一个老年“男客”所言：“色胆大于贼胆。”

根据笔者的观察以及对“小姐”、“妈咪”的访谈，在那几个月的“严打”期间，有一些类型的客人有所顾忌，至少暂时不愿意冒很大的风险出去找“小姐”。比如：部分大中城市在当地找“小姐”的居民，家在大城市平时到附近中小城市找“小姐”的男性，部分有正式工作的香港“男客”。这些“男客”一般是担心被抓之后被拘留、被通知单位或者家人。一个中小城市的“小姐”说：

“严打”，××（省会城市）客人少了；警察发单子到家里去，老婆闹离婚。原来经常5到6个人一起下来，现在一个都不敢来了。

但是，大部分“男客”即便在“严打”期间，仍然会出来找“小姐”。

为满足基本需求的客人不会减少

比如在某个城市，外来人口多，单身的多，民工多，他们有性需求。“有个捡垃圾的，凑够100块钱就去找。”（站街“小姐”说。）

一个小发廊的老板娘告诉笔者：在“严打”期间，由于“小姐”不敢接陌生客人的生意，使得有些“男客”比较难找到“小姐”，几乎是恳求“小姐”帮他做。“男客”自己说：“我是不是犯贱？查得这么严，可是到了门口，还是就要进来。”

“严打”也没有影响早上出来找站街女的那些退休老头。笔者就亲眼观察到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客人在早上出来找“小姐”，他们关心的是价格，并不担心警察。

还有一些残疾人也仍然去找“小姐”。只是在“严打”期间，“小姐”们不太愿意做这些人的生意，因为怕时间太长增加被抓的风险。

这样的“男客”是性产业的一个构成部分。几乎所有的“小姐”和“老板”，以及笔者与之闲聊的出租车司机等等，都认为性产业的存在解决了这些人的基本需求。如果没有“小姐”，那么“强奸、性压抑的肯定会增加”。

熟客不怕“严打”

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告诉笔者，熟客不受“严打”的限制，从而成为“严打”期间支持性产业的主力军。熟客与“小姐”、“妈咪”或“老板”之间都是直接用电话联系，不需要冒着被警察抓的风险去发廊找“小姐”。即便现在去宾馆不是那么方便（一般的宾馆确实查得很严），客人可以去“小姐”的住所，甚至去他们自己的住所。如一位“小姐”说：

“小姐”多少都有几个熟客。

来我们这歌舞厅的，有三四成是熟客。

这段期间不敢随便跟陌生人搭腔，所以主要做熟客的生意，比较安全。

这一带很多香港人包“小姐”，周末就过来，或者直接打电话。所以不怕抓。

隔壁的今天做了十来个生意，6个是熟客的。（路边店）

还有不少“小姐”表示，如果再坚持这么“严打”，就先找个男的，被包养一段时间，等过了风头再出来。

因此，这个类型的“男客”不会因为“严打”而减少。相反，他们是“小姐”的后盾，而且如果“严打”时间持续，为了避免风险，“小姐”去找熟客、求包养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多。

老外“男客”、五星级夜总会也不怕“严打”

除了个别地方之外，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档的那些夜总会和五星级宾馆并没有受“严打”的影响。只是，在最严的时候会接到通知，关几天门。如一位“小姐”说：

我在××宾馆（５星级酒店）的夜总会，星级酒店查得不严，感觉没有多大影响。“小姐”也没有见减少，客人也差不多，有会议啊或者大型活动啊人就多。熟客比较多，好多国际机构、公司常年驻在××的老外，来了几次就认识了，有时候就叫你上去喝喝酒，比较大方。

在一个中等城市的大型夜总会，笔者在傍晚过去的时候，看见“小姐”都有生意（坐台）。“严打”期间并没有影响生意，只是现在轻易不“出台”，主要是“坐台”。如果只“坐台”，那就查不了。

10.3.3　“‘扫黄’年年有，‘小姐’就不走”

“小姐”不会因为“严打”就不干了

2010年的“严打”，最多只把性产业的规模压缩了不足20％。笔者能一眼就看到的“小姐”确实少了，有些店面确实关门了。有些场子“被罚得都要亏本了”。一部分胆小的“小姐”暂时不敢抛头露面，小部分人乘机回家休假，或者在家里打麻将，或者临时找个超市或者正规按摩的工作，等有机会了再兼职做“小姐”。但是几乎所有的“妈咪”和“小姐”都坚信：即使是那些怕“严打”暂时不做了的“小姐”，“没钱了她们肯定还会出来”。

尤其是，这并不代表着这些“小姐”就彻底转行不干了，甚至也不代表“门”确实关了。大部分“小姐”在“严打”期间还是“坚守岗位”，只是需要更多的策略，更加小心谨慎、更加隐蔽。部分“小姐”改为早上去站街，下午去发廊。正如绝大多数“老板”和“小姐”告诉笔者的，“小姐”不会因为“严打”而不干，即使要“出行”，那也是因为要嫁人了，或者有个别的攒够了钱，回家去开店。

“严打”力度不一，有些地方不受影响

从地区的角度来看，该次“严打”触及的主要是大城市。在中小城市，有的地方比较严，有的则不严。在县城和镇一级，“小姐们”往往都不知道在“严打”。

即便是在大城市里，也总是有些场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另外一些则影响非常小。

在Ａ城市，当地的政策是抓到了之后不罚钱，直接拘留，或者按手印、照相之后放人。但是，各个片区的派出所的“严打”力度和具体做法却很不一样。例如在某个“红灯区”，警察连同协警、联防天天来查，大多店面都把门帘关上了。但是，在距离不远的另外一个“红灯区”，各个巷子里却是繁华依旧，“小姐”和“妈咪”都坐在门口。因为在这个地方，只要不出治安事件，派出所平时不会干涉，所以这个“红灯区”并不受影响，除非特殊的日子被通知关门，其他时间照常营业。

在Ｂ城市，发廊层次的“小姐”被查得比较严，但是当地派出所的政策基本是：只要把灯变亮、不站街拉客、不闹事，基本上就不会来抓。可是警察还是会来巡逻，会影响到客人，生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在另外一个准五星级的夜总会，生意依然兴隆。笔者去的时候，所有的“小姐”全部都在“坐台”（有生意）。而且据知情人介绍，那些被关掉的发廊里面的“小姐”，有一部分转移到了夜总会。只是在“严打”期间，在场所里面，“小姐”们只是“坐台”，而不轻易“出台”，至少表面上如此。

在Ｄ城市（省会城市），“严打”的总体力度是很大的。笔者访谈到的“小姐”有不少被抓或被罚，大多场所被通知关门一段时间。比较低档的“摸摸舞厅”被查得更为严厉，不允许暗着灯，生意一定程度上受影响。但是高档一点的舞厅以及五星级夜总会或酒吧之类的地方则基本不受影响，“小姐”没有见减少，客人也没有减少。

在Ｅ城市，“严打”影响比较大的是小发廊，因为警察抓得严，不少小店面都关上门。但是公园里站街的以及最高档的夜总会没有受到影响。

在Ｆ城市，因为当地“红灯区”非常有名，影响很大，所以“严打”触及到了各个阶层“小姐”的生意。而且有上级暗访的情况。

在Ｇ城市，比较多的小足浴与站街“小姐”受到影响比较大，中等按摩店则基本不受影响，但是做生意会更加谨慎一些。

在Ｈ城市，路边店的生意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小姐”也没有减少；但是当地警察通知三个月不能开门。实际的做法是，白天可以开门，但是晚上不能开灯，也不能开门，只能站在大街上。

总体而言，虽然是全国“严打”，但是各地的力度不一样，触及的场所也不一样。有些区域、有些场所基本不受该次“严打”的影响。

“小姐”并没有走：前门不开后门开

从笔者所了解到情况来看，虽然在“严打”比较厉害的地方，不少发廊和卡拉OK厅把门关上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中断营业。

在几个地区，小发廊把门帘拉下来，但是留着缝，这样客人就知道还在营业。当客人进来之后，再把门关上，防止有人来查现场。

有些地方的卡拉OK确实把门关严实了，但是当有熟人带着笔者敲开门后，里面却是莺歌燕舞、热气腾腾。客人从后门进出，原来的十来个“小姐”也悉数出场。据几个店老板娘说，“严打”虽然担惊受怕，但是因为有些店面转移了或者关掉了，所以他们这里的生意反而比原来更好了。当然，大部分来的是熟客，或者熟客带来的客人。

Ｈ市的路边店一条街，也是通知三个月不让开门。但是实际上“小姐”白天开门，晚上关掉店门，改成站街。因此这条街上的“小姐”也不见减少。一个“妈咪”说：

“扫”也“扫”不掉。打得严了，找个男的包个月什么的，风声过了再出来。平时，卷帘放下去留个缝，干完了，从后窗跳出去。取缔那是不可能的。……想取缔，客人需求在那儿，还不是到处找。

为了吃饭，“刮风下雨也要去”

在某地，跳“摸摸舞” 〔6〕的“小姐”们告诉笔者：她们都是40多岁的中年妇女，家里有小孩要上学，有不少人家里有病人。她们赚的钱要支撑整个家庭的经济。由于“严打”，“摸摸舞厅”的灯不允许暗，只能亮着灯，而且经常来查，生意比原来要难做，“跳不来钱”。但是，对于她们来说，即使“严打”影响大，也不会改行：

老公生病，两个孩子，有一个要高考了。没有办法，刮风下雨都要出来。就是希望他们不要抓。不去赚钱怎么办。她们几个（其他“小姐”）都挺照顾我的。运气还算好，总有好心人。（我）有几个常客。我们都40多岁了，没有文凭，没有技术，电脑也不会，找不到工作，政府应该解决我们的就业，不应该抓我们。

又没有文化，不会电脑，能干什么？我们又都是城里的，干不了那些苦活。有时候“求你，大哥，跳一个吧”。不“扫”的时候一天100来块，好的200到300。现在没有了，有的时候连门票都挣不来，也就是８块５块的。“出台”会被警察抓，不敢。但是熟人叫，照样出台。管他什么害羞，最重要的是不要被警察抓住。

有个“小姐”小孩子５岁了，（自己跳舞的时候把小孩）带出来，把小孩子放在卖票的口上，自己进去跳。小孩子不带出来，没有人帮忙看，没有办法。

还有的到50多岁的还在跳，没办法，跳个菜钱。

有个四川来的，哥哥在建筑工地被砸了，瘫痪在床。后来母亲去打麻将，下楼的时候滚下来，也瘫痪了。她在舞厅里乱来的，20到30元就给客人口交。旁边坐着别人，她就做口交。她对我说：我跟你不一样，我只有这两个亲人，都在床上等着我的钱，经常打电话来要钱。你有什么不愿意做的客人，都介绍给我，多少钱都可以。

对于她们来说，生存是第一法则。她们都有过被抓的经历，也知道最近“严打”很厉害，也感受到“严打”带来的影响，也害怕被抓；但是，她们不得不冒风险去赚这个钱。

攒的钱足以度过“严打”

有一部分“小姐”害怕被抓，“严打”期间暂时不出来做，靠以前攒的钱来度过“严打”期。大家听到的消息是“严打”要到年底。对于这部分“小姐”，尤其是中高档的“小姐”来说，现在的存款足以度过“严打”期。

最近5天我都没有去酒吧，想休息一下。我有房子，生活不困难，不怕“严打”，可以坚持很长时间。过生活还是可以的，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还是有的。再说也有几个熟客，他们会给我打电话的。（酒吧女）

笔者访谈到的高档“摸摸舞厅”的“小姐”或夜总会的“小姐”也是这样认为，如果一段时间通知关门，那么她们可以乘机休息一下。更何况在“严打”期间，顶多也就是不去场所了，熟客的生意照样还是做的。所以哪怕收入比原来少一些，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一个害怕“严打”的“小姐”说：

我两个星期没有去了，害怕。但是这期间与熟客出台6次到7次，都是熟客打电话来叫的，都是去客人那里做。

“小姐”没有改行，而是打擦边球

“严打”确实减少了某些场所的“小姐”。但是笔者同时也了解到，大多数“少掉”的“小姐”并不是真正下决心不干了，而是存在下面这样几种情况。

发廊抓得严的地方，那些“小姐”暂时不在发廊里面做生意（风险相对比较大），而是去歌舞厅，尤其是能“坐台”的那些歌舞厅。因为“坐台”并没有“性服务”，所以不会轻易被抓。

也有的“小姐”以前学过按摩的，就暂时去正规的桑拿店或者按摩店，或者还在本场所但是改做正规按摩，也不轻易“出台”。比如：

现在抓得严，客人来，问什么什么服务，我都说没有，只做按摩，告诉客人说我这边按摩很正规。碰到能聊天的就聊天，不能聊的就按按。按摩，公安又不能怎么样。看人，公安和当过兵的能看出来，眼珠子到处看，所以不一样。还有年轻的要小心，很可能是公安。年纪大一些的一般没有问题，熟的客人没有问题。

相当多的“小姐”在“严打”期间虽然不去场所了，但是在家等“妈咪”或者熟客的电话。一位发廊的“小姐”告诉笔者：

现在主要是在家等电话，熟客的，老板娘打电话来，正好乘机休息。不可能在“严打”的时候改行，没听说有人改行，有也是找了个男的结婚了什么的，才改行。

“小姐”不是关门回家，而是下乡了

更常见的情况是：大城市“扫”得厉害，就转到小城市，甚至转到周边的乡镇。有的是因为知道哪里“扫黄”不是太厉害，有的则是盲目走串，到处碰运气。

洗头房里的一些“小姐”，原来来自路边店，干了3到4年都不回去。现在生意不好，又去路边店了。

“小姐”下乡去了，新地方客人傻，多给钱；公安也只会来看看就走，不会抓的。所以有××镇一天就多出20多家场所，每家20多个姑娘。

到处串，到别的城市去；××县就抓得不严，一晚上４到５个台，赚几百块，除去各种费用，能净剩下150元。

也有的跑得远一些，到别的城市，甚至想到境外去。

有些小姑娘怕了，不来了，到别的地方，不会改行。

有个别“小姐”是回家了，或者打算回家待一段时间，但是“最多待两个月就又会回来了”。

胆大的照样做

在笔者到过的几个城市，除了跟警察打擦边球、斗智斗勇以外，有些胆大的“小姐”敢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做生意，甚至是在警车的灯光下做生意，“离着警车几十米就干”。

“妈咪”也很难转行

不少“妈咪”有过转行的经历，但是最终又回到了性产业。

干了这行，再想不干也难了。我一九九几年的时候就开过歌厅，后来觉得不体面，儿媳妇知道婆婆开这个的，总是不好，所以就装修改成饭店，结果亏了。又开“黄店”。弟弟介绍过来的，弟弟有好几家正规发廊。表妹开“黄店”，现在都开上宝马了。干这行没有什么，都是生存，谁也不是天生就想干这个，生活逼到这分儿上了。

有的发廊尽管这段时间可能会亏钱，但是抱着“熬”的态度，做一个生意算一个。某个中等城市的东北发廊的老板娘讲道：

这两三个月亏本生意了，生意明显少了，一天一个“小姐”一两个生意，有的还做不上。先熬段时间看看。干别的也不容易。还有几个“小姐”怎么办？都是东北带出来的，不能不管，只要能维持就可以了。“小姐”现在连新衣服都不买了。这边居民都是靠我们养活的，房租、店面，所以不希望被“扫掉”。现在客人少了，没几个客人，但是还要熬到天亮，怕万一有客人来。做一个是一个。

另一个遭“严打”的发廊一条街上，老板娘的店里只剩下一个女孩子坐着，其他的都暂时在家里待着，或者到别的地方去了。

都还要挺着。真不行了，那就换个形式，租房做。

干这行，在很多老板娘看来，除了担惊受怕一点，还是有利可图。

怎么“扫得”掉？只要有个电话，有个凳子，就能干。

“严打”期间，还有新的“小姐”入行

即使在那么严厉的“扫黄”期间，笔者还碰到过有“小姐”刚入行的。有一些年纪稍大的“小姐”，往往因为家庭负担比较重，所以抽空兼职做“小姐”。

两个（“小姐”）刚来没有多久，半个月不到，不是太了解状况，也没有碰到过“严打”。一个平时不在这里上班，在家那边给别人卖衣服，一个月800来块。因为现在放暑假了，孩子奶奶带着，就出来这边赚点钱。有人介绍的，都是周边（地区）的。年纪小点那个，如果家里有事来电话，就回家帮忙，忙完了又出来，断断续续，个把星期回家一次。……有的老乡真是把老婆送过来做的，送到别人那里怕丢人，我是他老乡，所以拜托我。他自己生病了，家里又没钱，所以送老婆来。

若干个地方的老板娘告诉笔者，现在十几岁的女孩子新出来做的挺多的。尤其是过完年，有些“妈咪”就从家里带出一批可能初中刚毕业的小姑娘来。

总而言之，不仅20多年的“扫黄”并没有减少“小姐”的数量；就是运动式的“严打”，也没有让她们改行。虽然各地方的“小姐”采取的策略不一样，但是，因为“严打”而不干的人非常之少。“严打”在这个目标上是无效的。

10.3.4　“严打”下，性产业进行结构调整

在2010年“严打”中，为了减少被抓与被罚的风险，“妈咪”和“小姐”都在不断地采取对策，改变形式，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至少促进了性产业结构以下几个方面的改变。

更多地运用电话或网络联系生意

“严打”的主要方式是到场所去查扫；或者联防在娱乐场所附近蹲点，如果碰到客人跟“小姐”谈妥了上楼，就进去抓；或者跟踪到宾馆进行查扫。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便衣去钓鱼。因此，“到场所找‘小姐’”这种形式的性产业风险在加大。相应地，为了降低风险，很多客人、“小姐”与“妈咪”之间就转为电话联系或者网上联络。

比如在某个地方，大众网吧开始成为新形式的场所。“妈咪”带着“小姐”在网吧里，如果有客人打电话给“妈咪”，就直接带“小姐”过去。同时在网上发布信息，哪里需要“小姐”，联系上之后就传送视频。如果合适，就谈好地点再出去。尽管网吧也被查扫过，但是在笔者进去看的时候，上百台电脑几乎坐满了人（当然也有社会上其他人员）。

正如不少“妈咪”所说：性产业“只要有部电话，有些人脉，就能维持下去”。因此，“严打”期间，即便把门关掉了，也依然能够做生意，而“小姐”，“只要在家待着等电话就可以”。

加强组织化程度

“小姐”被抓之后，除非自己有较硬的“关系”，大部分需要依靠“妈咪”或者“老板”来找“关系”（罚款还是自己交）。有的“妈咪”有“关系”，在“小姐”被抓之后，出钱交罚款，救人，算是“小姐”借的。“小姐们”就会都来跟着这样的“妈咪”。

在某市，站街的和小发廊都有一些老板并不负责介绍生意，而是收取保护费，使得“小姐”免受一些客人的骚扰，更主要的是被抓之后帮忙找“关系”。当然，还有的老板比较有“关系”或者能处理“关系”的，可以保护“小姐”不被抓进去，因此在“严打”期间还能照样上班。

无论是“小姐”还是老板都认为，会不会被抓，跟老板的能力非常有关。也是因此，为了不被抓进去拘留，绝大多数“小姐”需要寻求“妈咪”和老板的保护与“捞人”，这就进一步促成了性产业的组织化。

熟客生意或包养关系有所增加

在“严打”期间，熟客是支撑性产业的主要客源。他们有的人留有电话，也有的没有，但是因为来过多次，所以没有风险（不是便衣）。

一位妇科大夫（志愿者）反映：

一个40多岁的男人，要每月500元包一个“小姐”，来我这里要求给“小姐”查体。“小姐”不想跟他结婚，先过了“严打”的难关再说。有一个场所的40个“小姐”，有十几人被包。

这就是说，由于“严打”，找熟客与包养的形式会有所上升。但是这使得“小姐”与情人或“二奶”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尽管大多数“小姐”很清楚，即便是包养，自己要的是钱，不是情，因此“被包的期间，也还可以出来做散工”，但是她们觉得，不少男人会慢慢模糊这个界限。

兼职“小姐”有所上升

兼职“小姐”主要是原来在发廊里“出台”的“小姐”，“严打”期间暂时减少“出台”，转移到“坐台”或经营正规桑拿、按摩等的场所。但是，如果有客人要求“出台”，而且“不像便衣”，她们还是会继续“出台”。

有一些“小姐”在“严打”期间，白天去找其他的工作，晚上会继续做“小姐”。

那天我去那超市，一看，那个姑娘就是上回在发廊碰到的那个。（志愿者报告）

价格总体持续下滑，但是部分场所反而上扬

较之十来年以前，性产业的整体价格在下降。同一个地区的中小发廊，1999年的价格是250元，2010年的价格降到130元。这次“严打”期间，有些地方，尤其是小发廊、站街等场所，客人乘机压价。也有些比较大规模的桑拿，由于警察经常来查，生意受到影响，价格从原来498元降低到现在的350元。

但是笔者也碰到若干中等的卡拉OK厅，生意更加好，价格也有所上扬。妈咪说：

现在因为“严打”，从前开价150元，最少100元也可以；现在开价200元，一般都可以拿到。客人也知道“严打”，所以不太还价的。最少也要150元。“小姐”会跟客人说的，“严打”嘛，你也要多付出一些啦。

做生意的地点多样化

“严打”增加了“小姐”在发廊直接做生意或者去宾馆开房的风险。因此“老板娘在门外的街对面把风，一有事，就赶紧打电话给上面。现在都不敢在楼上做，一抓肯定死定了”。在这种情况下，“炮房”的形式开始多样化，也更加隐蔽。

汽车是一个选择：

有的有车，尽量就在车里面做了，不到宾馆去……带到野外在车上做，熟人，安全。

或者带到“小姐”住所做：

熟客带到家里安全一些。

或者租房做：

如果拐两个弯都没有“老派”（公安）跟，就安全了。以前租房做过，进进出出的，邻居举报。所以尽量要避开人。再过一阵还是这样（“严打”），就租房做。

性交易的网络在扩大

“严打”之下，不同类型的“小姐”人群互相交叉的情况越来越多。部分“小姐”早上去站街，下午去小发廊，晚上可能还去歌舞厅坐台，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固定在某些场所。即便是同一个类型的场所，场所之间的流动也在加大。尤其是经常遭遇“严打”的发廊“小姐”，就会往别的地方走。

有些“小姐”则被赶到了周边的县城或者乡镇，开辟新的市场。有些“小姐”跑到别的城市，如果那里“扫黄”厉害，则再次流动。

不管是上述哪种形式的流动，其实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以性交易为中心的性网络。

包夜减少

“严打”期间，如果去酒店做生意就要格外小心，时间不要太长，因此包夜就很少了。一个“妈咪”说：

每天巡逻，几个月了。××来的客人少了。楼上只有快餐，不能包夜。包夜到宾馆，宾馆查得严，（警察）跟车去抓。现在包夜很难，抓了要罚3000块，还要拘留，老板也要拘留。所以，“小姐”没有少，但是不敢轻易上街拉（客），也不喜欢包夜。

查禁“冰台”更为严厉

大部分地方的“妈咪”和“小姐”（尤其是高档夜总会、歌舞厅）都提到，最近几年坐“冰台”的“小姐”在增加，大部分是客人要求“小姐”坐“冰台”，就是与“男客”一起“溜冰”（吸冰毒）。如一位“小姐”说：

high药的被查得比较厉害。

下午（夜总会）开会的时候，突然警察进来把我们都带走了，也没说什么，让憋尿，查，有一个人被查出来就留下了，其他的让回来了。

是吸毒的“小姐”就不敢出来了。

总之，“严打”下，性产业的结构在总体上受到了影响，但是性产业也更加组织化、隐蔽化，从而会增加卫生部门外展干预的难度，也埋下了加大疾病传播风险的隐患。

10.3.5　分析与总结

从笔者的定性研究中可以看出，在全国“严打”的背景下，性产业结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这些调整虽然是“小姐们”和“妈咪们”用来应对“严打”政策的，但是客观上大都增加了性病与艾滋病传播的风险与隐患，不利于疾病的预防。这主要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性产业的进一步地下化与隐蔽化，不利于健康促进工作的开展

原本靠门面来做生意的场所，在“严打”之下关上了前门，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电话联系、网络联系的增加也使得这些人群更不容易被找到。

由于“严打”，“小姐”对于圈子以外的人更加警惕，也更加不容易接受“外来者”的宣传资料，尤其是安全套。

这些情况无疑会加大疾病宣传与控制的难度。

流动的加强使得原本建立的健康服务关系被破坏

“严打”加速了性产业的内部流动。“小姐们”为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会跑到其他的城市或者周边的县镇。这样，原本建立的健康服务网络很容易被打破。

Ｅ市某药物的实验研究，原来有40多个“小姐”参加，现在剩下十多个，还得不停地打电话催。有些换号码了，有些跑到外地去了，很多找不到了。

Ｆ市的外展妇科大夫的记录告诉笔者，从前每月有140个到150个“小姐”新来办体检卡，总计已经一千多人；现在每月只有20到30人来，只有1/5。从2010年1月1日到8月18日，头一年年办卡628人，这一年才318人。以前每月来150多人查血，这一年7月只有75人，还包括男的。

性交易网络的扩大为性病传播埋下隐患

不同层次的“小姐”之间的流动，站街、发廊、桑拿、歌舞厅之间的“小姐”的窜动，把原本不怎么交叉的性交易的网络联结在一起。

那些被扫到县镇的“小姐”，也扩大了性交易的网络。这样，一旦存在病原，一旦网络内部没有采取安全措施，那么疾病的传播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某地妇科大夫告诉笔者，在对县镇做外展的时候，查出来患梅毒的人数明显上升了。

安全套被再次作为证据

相当多的发廊“小姐”、站街“小姐”、“妈咪”都告诉笔者，现在都不敢接受别人发的安全套了。因为，接受安全套，就等于说“我们这里有出台的”。

坚持用套的“小姐”采取的措施是：用完了赶紧把套处理掉。

也有些“小姐”更加谨慎，把安全套藏在身体里，以免被发现。

为了防止被抓，有的时候，

这条街上，这家原来生意最好。坚决要用套。现在也算了。公园那边50块30块的，不戴套的多，（因为）安全套就是证据。（发廊老板娘）

这种情况肯定不利于营造安全的环境，包括安全套使用的环境，更不利于安全套的推广。

笔者也听到了这样的信息：有些场所里，原本还有不“出台”的“小姐”，但是生意太差，客人不愿意点“坐台”的，结果逼得所有的“小姐”都“出台”了。

新的风险

熟客生意与被包养是性产业活下去的一条路。虽然很多“小姐”坚定地跟笔者讲，在她们看来，无论是跟熟客还是包养的人，都是要付钱的客人；但是，根据笔者以往的研究，熟客与情人之间的安全套使用率往往会比较低。这种界限的进一步模糊，可能会成为阻碍安全套使用的一个新的因素。相当多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些风险的增加会加速性病、艾滋病的传播。

10.3.6　本研究的特色和创新

2010年春夏的全国“严打”，是最近20年以来最严厉的一次。本研究直接调查“小姐”、“妈咪”、场所经营者、外展工作者、志愿者，直接用第一手资料来总结这次“严打”的实际效果。这是以往艾滋病预防工作中从来没有过的。

本研究直接进入各种营业场所，直接访谈各种涉及人员，直接看到了“严打”的具体过程，证明了性产业中的各种人员实际上受到影响不是很大。

这样的研究与调查，即使在预防艾滋病领域之外，也从来没有人做过。

本研究的结果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国内外学者进行过多次交流，取得了很好的评价，并且引起了相关学者的注意与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尤其是，相关论文在2010年哈佛大学的“亚洲性工作”会议、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举办的“艾滋病的跨学科研讨会”（广州举行）上进行过宣读。

本研究仅仅针对2010年春夏以来的情况。可是实际上民间早就有这样的说法：“‘扫黄’年年有，‘小姐’就不走。”因此如果条件允许，建议持续地进行这样的研究，最好每年一次。

基于本次定性研究的若干发现，可以进行新的设计，开展更加深入和更大范围内的研究。〔7〕

10.4　讨论：卖淫不是性

10.4.1　“禁娼”怎样走到今天的？

在最近30年来的中国，对于“卖淫嫖娼”的处理与讨论大体上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上级下令”。

从1981年6月10日颁布的《公安部关于坚决制止卖淫活动的通知》开始，到1991年9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再到1993年9月4日，国务院颁布了《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最高管理层一直明令“禁娼”。

第二个阶段是“警察玩命”。

在随后的10年间，执法部门几乎使尽全身解数，从“扫黄”到“打黑”，从“治坏人”到“治警察”，从“政治挂帅”到“金钱刺激”，从“加强领导”到“守土有责”，从“治人”转向“治场”，从“治场”再到“封杀”，可是仍然收效不大。直到2002年11月1日，《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中规定：公安机关不再对娱乐服务场所的设立进行治安审核、审批。这意味着，盲目加码的“禁娼”冲动开始有所控制。因此，本章的图10—1表明，恰恰是从2002年开始，警察抓捕“卖淫嫖娼”的官方数字直线下降了。

第三个阶段是“民间发声”。

从2002年开始，一些大众传媒陆续报道了各种各样的“处女卖淫案”。借助互联网的发展，中国民众第一次大规模地关注这些案件，并且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但是这些声音基本上还是从“保护好人”出发，还没有直接涉及评价性产业的论题。

第四个阶段是“民意见效” 〔8〕。

2006年11月29日，深圳警方将100名涉嫌卖淫嫖娼的人员游街示众。这立即引发了网上的抗议声浪，不仅波涛汹涌，而且“没完没了”，终于迫使公安部于2010年7月下发通知：坚决制止对卖淫嫖娼人员游街示众。这表明，中国人破天荒地开始“保护坏人”了。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进步之中，对于性产业合法化的讨论，日益成为网上的热门话题，而辱骂“小姐”的帖子则往往被网民们“围殴”。

到2011年底为止，至少在网上的讨论中，这样一种思想正在日渐传开：“小姐”是公民，不仅其人权理应受到法律与国家的保护，而且她们自己就是法律与国家的合法性来源的组成部分。如果不从这样的常识出发，那么一切关于“小姐”的讨论都会莫名其妙甚至南辕北辙。那种“坏人无权利”、“坏人不是人民”的潜意识，只能把我们拉回到“文革”的悲惨时代，而且终会伤害到每一个自以为“不是坏人”的人。

10.4.2　关键何在？

笔者不准备重复自己历来的论述，也不准备直接评论网上已有的讨论内容，而是希望能够点出问题的深层症结，也就自然会发现“解决卖淫嫖娼问题”的关键究竟是什么。

此前的一切讨论都存在着一个元假设：无论正方还是反方，都先验地认为“卖淫嫖娼”无疑是一种性行为，甚至是夫妻性生活那样的性。也就是说，所有那些不是真“小姐”的人，都没有首先去理解“小姐”的真实生活，而是从自己的假设出发，把“卖淫嫖娼”强行标定为一种性行为。因此双方只能在性道德的层面上针锋相对，结果，背后的“情感动力”就不可避免地大发作，双方往往都只会暴跳如雷，无暇思索。

可是，果真如此？

本书所依据的问卷调查结果并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笔者及团队从1998年起到2010年夏天为止，定性研究过中国的23个“红灯区”，访谈过1132位“小姐”、239位“妈咪”或老板以及212位嫖客，因此，虽然并不想代表一切，但是却具有足够的资格来讨论这个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嫖娼是“男客”的性，卖淫却不是“小姐”的性。

在通常情况下，“男客”只有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性满足（往往是射精）才会付钱，因此对于“男客”来说，嫖一次就是一次货真价实的性行为。

但是“小姐”呢？在绝大多数“小姐”的绝大多数卖淫过程中，她们在生理上都不会出现任何性的反应，不会血压升高、心跳加快、面色潮红、阴道有分泌物，至少绝对不会像她们跟所爱之人的日常的性生活那样。反过来说，如果哪位“小姐”确曾如此，那么她也不可能“长此以往”，更不可能“多多益善”，结果也就不可能持续地从事性工作。

这就是说，“小姐”卖的并不是“淫”，更不是“性”，而是身体接触，仅仅是把自己的身体或器官暂时地加以工具化，再短时“出租”。因此，所谓的“性工作者”其实连“性”也没有，就是纯纯粹粹、地地道道、普普通通的“工作者”。

10.4.3　“小姐”动了我们的什么？

笔者在前面论述了“情感动力”的新概念，其实放在这里才是最合适的，因为我们不仅需要研究“‘小姐’究竟是什么”，更需要反思：“小姐”究竟激起了人们的什么样的情感，又激发了人们什么样的动力。下面分别来看。

时下中国，最强大的是“严打派”，就是坚决主张“禁娼”的那些人。在他们看来，“小姐”几乎代表了最近30年来一切不如意的事情，成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笑贫不笑娼”等等“道德滑坡”的集中体现。人们深受其害，因而义愤填膺，唯独把发泄对象给搞错了，或者只能是指桑骂槐。

“严打派”还有另外一种情感动力，就是所谓“救救孩子”。他们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地散布“‘小姐’毒害青少年”的说法，确实激起了许多身为父母的人的恐慌。

“严打派”最强大的法宝是“‘小姐’破坏家庭”。它简直足以引发道德情感的山呼海啸。

与上述主张针锋相对，中国最近也出现了“合法化派”的声音，就是主张修改法律，或者实行“罚嫖不罚娼”，或者实行“一楼一凤” 〔9〕。应该说，与“严打派”相比，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从精益求精的角度来看，这种主张仍然远远不够，其背后的情感动力仍然是出于“守旧”这样一种总体上的心理需求。

为什么要主张“罚嫖不罚娼”呢？没有嫖客，“小姐”怎么生活？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主张者的心灵仍然被“良家妇女优越感”牢牢地盘踞着。他们仅仅是在超然度外地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对“小姐”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在这种情感动力的支配下，他们必然丧失理性，根本不可能发现：“罚嫖不罚娼”就像“只吃饭不喝水”一样的荒谬。

那么为什么又有人要主张“一楼一凤”呢？恐怕还是因为害怕“淫气外泄”，希望“眼不见为净”，所以还是不要“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为好。这其实还是一种出于恐惧的情感动力。

笔者主张的是“非罪化”，其理论基础就是前面所讲的“卖淫不是性，而是工作”。因此这一派对“小姐”没有任何恐惧、焦虑或者自大。我们主张自主选择与多元平等，主张“我活，也让别人活”，因此唯一的情感动力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容。

当然，目前中国的大众舆论还没有开始讨论如此深入的问题，笔者只是抛砖引玉。

10.4.4　“小姐”的风险来自“被有罪”

很多人反对“性工作非罪化”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性工作首先损害了“小姐”们自己。这种说法可以列举各式各样催人泪下的故事，可以自然而然地占领悲天悯人的道德制高点，可以挟带雷霆万钧的舆论力量。

但是笔者一句话就可以驳倒之：男人下井挖煤，首先损害的也是自己，甚至丧命的概率都很高，那么人类为什么不反对和禁止采煤业？

这就是因为，采煤业的种种弊端都不是来自挖煤这种工作本身，而是来自缺乏各种保障制度与具体措施。反之，至少在发达国家里，在基本解决这一切之后，挖煤过程中的任何一种悲剧与损害，就都可以减少到不仅挖煤的人自己可以接受，而且全社会也可以容忍的微乎其微的地步。

同理，笔者认为，如果“小姐们”能够享有煤矿工人那样的完整全面的人权，那么现存的一切危害与风险，也同样可以被减少到足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可是，要实现这一切，“非罪化”恰恰是唯一坦途。

注释

〔1〕公安部：《公安部关于对同性之间以钱财为媒介的性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2001-01-28。

〔2〕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专项基金研究：“嫖客的风险行为研究与干预模式的探索”，2004-TS-C2-012（11.5）。在4个城市访谈各个阶层的186位“男客”，其中深入访谈162位。研究成果为潘绥铭、董盈盈、王洁、刘中一：《“男客”的艾滋病风险及干预》，高雄，万有出版社，2008。

〔3〕对于这方面的问题，何春蕤教授有博大精深的论述，请读者自行上网查阅。

〔4〕具体论述可以参见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第一章，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5〕参见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潘绥铭：《生存与体验——对一个“红灯区”的追踪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潘绥铭等：《“小姐”：劳动的权利——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北城市的对照考察》，香港，香港大道出版社，2005；潘绥铭、黄盈盈、刘振英：《情境与感悟——西南中国三个“红灯区”探索》，高雄，万有出版社，2005；潘绥铭、黄盈盈、王洁：《呈现与标定——中国“小姐”深研究》，高雄，万有出版社，2005。

〔6〕 “摸摸舞”也称为“黑灯舞”或“磨砂舞”，就是在跳交谊舞中关灯或让光线极暗，“男客”可以触摸舞女外阴，收费极低。个别情况下也可以当场性交。

〔7〕笔者在资料收集的过程中，得到以下个人的大力帮助，她们是（按地点排列）：陈琳、唐唐、Leo、陈良、陈燕、覃美容、杨姐、张宁、彬彬、小马、蓝蓝。出于对本次研究所涉及的地点和被访者保密的原则，笔者在这里不列出性工作者小组、志愿者和被访者的名字。

感谢参加“性作为工作——从性别视角与地方实际出发探讨干预对策”研讨会的所有性工作者小组的代表。

当然，最应该感谢的是170位参加本次研究的“小姐”、“妈咪”、“老板”。

〔8〕 2009年轰动一时的“邓玉娇事件”，其实是民众对于强奸的愤怒，不直接涉及“小姐”的问题。

〔9〕据目前香港实行的制度，一个“小姐”在一个单独的空间中“做生意”是合法的。

第11章　性的防护

11.1　童年的性接触

11.1.1　总体情况

这是一个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从美国传入，开始受到中国社会的关注。

某些西方的研究往往把“童年”定义在18岁以下，但是笔者在调查中的定义要窄一些。对于“性接触”的定义，并不仅仅指成年人意义上的阴茎插入行为。笔者在三次调查（含少年）的问卷中都是这样提问的：

请问，在您自己14周岁以前，有人带着性方面的企图，对您进行过“性接触”吗？这里说的“性接触”，包括性交（同房、做爱），也包括生殖器（阴部、下身）被抚摸、被刺激，如果您是女性，还包括乳房被抚摸。

但是在中国民间，甚至在当代大城市里，成年人有时候也会善意地接触儿童的外生殖器，尤其对于男孩子更为多见。因此笔者在2010年追加了一个提问来排除这种情况，而且只有那些认为自己确实遇到过性接触的人才会进入这个提问：

刚才您说的14周岁之前的“性接触”，对方是在表示喜爱、开玩笑、玩耍、做游戏吗？（1．肯定是。2，也许是。3．绝对不是。4．我说不清。）

笔者下面所论述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认为肯定是或者也许是善意接触的那些人。遇到过童年性接触的比例如图11—1如示。

图11—1　遇到过童年性接触的比例（p均为0.000）

在短短10年间，童年的性接触的发生率显著地增加了。根据双因素分析（具体过程从略）的结果，童年性接触在年轻人中更多，在大城市里更多。

11.1.2　性接触并不必然是伤害

所有反对童年性接触的人都假设，这样的遭遇会给受害者带来很大的伤害，而且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下，人们都假设这种伤害会在受害者的一生中永远隐隐作痛，不仅难以根除，而且会严重损害受害者的一生。

可是，笔者从调查数据中发现的情况却很不一样。

笔者的提问是：

在您自己14周岁之前发生这样的“性接触”，对您后来的生活，有没有伤害？（1．有很大伤害。2．伤害不大。3．基本没有伤害。）

在三次成年人调查中，在总计1089位遇到过童年性接触并且回答此题的男女中：49.2％认为基本没有伤害（女人中44.1％，男人中52.8％）；21.6％认为伤害不大（女人中27.4％，男人17.6％）；认为有很大伤害的是29.2％（女人中28.5％，男人中29.6％）。

在2010年对于14到17岁少年的调查中，在遇到过童年性接触的人里面，有23.5％的少男和37.4％的少女认为自己受到了很大伤害。也就是说，少男少于成年男子，而少女却多于成年女性。

总之，在遇到过童年性接触的人中间，只有大约30％在日后的生活中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这一数据并不能用来说明童年性接触的危害程度就一定小，而是需要运用主体建构的视角来分析，为什么被调查者会做出这样的估计。

笔者的第一个假设是：认为自己日后受到的伤害很大或者很小的人，可能具有某些共同的社会特征，才会做出相对一致的评价。但是，笔者把调查问卷中所有27个关于社会阶层特征的变量都与受害程度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表格从略）〔1〕，结果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因素出现了显著的相关。显然，这个假设无法成立。

笔者的第二个假设是：岁月会逐渐抚平心理的创伤，因此那些刚刚遇到童年性接触不久的、不足18岁的少年更加可能心痛犹存；而18岁以上的人却慢慢地舔干伤口继续生活。可是这个检验即使能够成立，也仍然不能揭示，为什么有的人是如此，而另外的人却并非如此。

笔者只得提出第三个假设，那些遇到过童年性接触而且日后受到很大伤害的人，并没有诚实回答笔者的有关提问，也就是隐瞒了自己的遭遇。这一假设来自日常生活实践：那些受伤害很大的人，如果真实地回答笔者的提问，就等于再一次揭开自己内心的伤疤，再一次经受精神的煎熬。所以肯定有很多人会因此而拒绝回答这个提问，只不过笔者无法使用现有的数据来检验之，也无法知道基于这种心理而回避的人究竟有多少。

这个假设实际上涉及社会调查中的伦理准则：调查者有没有权力这样来诱导对方重温噩梦、再受煎熬？即使对方回避了，也很可能会黯然神伤，这算不算对于被调查者的一种二次伤害？至少，算不算是不够尊重？笔者目前尚且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就教于读者。

笔者的反思还涉及“社会调查何谓真实”的方法论问题。在明明已经假设有很多人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之后，还应该继续进行统计分析吗？读者从前面的论述中一定可以品味出：笔者不愿意这样做。

正是出于以上的两个考虑，笔者一直没有使用中文写作这个问题，在2006年的调查报告中也没有公布这方面的统计结果。现在发布出来也是尽量简略，仅供参考，欢迎“拍砖”。

正是由于上述的种种情况，所以笔者坚持使用“性接触”这个术语，而不用“性侵害”一词，因为笔者的调查证明，后者只占前者中的大约1/3。〔2〕

11.1.3　主体建构视角的解释

获知与定义的互动

在目前中国几乎所有反对童年性接触的社会宣传中，其定义都不够清晰。这使得一部分民众不知道宣传者究竟要反对什么，或者只知道其内涵却搞不清其外延。可是反过来，也有相当多的民众并不知道还存在着童年性接触这样的事实，因此同样搞不清那些人究竟在反对什么。笔者以下面的数据为证。

在2010年针对14到17岁的少年的调查中，由于直接询问对方太敏感，所以笔者首先这样提问：“有些人带着性方面的企图，对青少年的身体进行侵犯，尤其是抚摸青少年的生殖器（阴部、下身）或者女孩子的乳房。请问，您以前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如果对方回答“听说过”，才会接着询问对方是否真的遇到过。

调查结果是：回答听说过的少男仅仅占31.3％，少女则仅仅占35.6％；合计仅为1/3（33.3％）。

直观地来看，这个数据说明中国少年很少接受到反对性侵害的教育，因此2/3的少年都不知道还存在着这样的事情。这可以成为反对性侵害的宣传者的锐利思想武器，据此可以大声疾呼。可是从社会调查的设计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主体建构视角的运用，包含着以下两层意思。

首先，笔者尊重并且贯彻这样一个原则：对方已经获知了什么样的事实，这才是第一位的和决定性的，而调查者所给出的定义则是第二位的，是依从于主体获知的。通俗地说就是：如果对方不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微博”，而研究者却非要去调查对方是否上过“微博”，那就不是被调查者的愚昧，而只能是研究者的愚蠢。

其次，笔者的假设是：如果对方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那么他们自己也一定没有遇到过，或者即使遇到过，也无法在社会调查中回答出来。

这就是反对所谓的“客观测量主义”。按照客观测量的思路，不论少年怎么想和怎么说，只要某个情况确实曾经存在过，那就是有过。可是笔者所倡导的主体建构视角却认为：这样的客观测量只是一种学术游戏，对于我们理解当事人以及他们的生活世界却毫无意义。通俗地说就是：如果我们已经身处险境却浑然不知，那么客观存在着的危险无论多大，我们也只会依然我行我素。如果有人来调查，我们也不可能回答说刚才很危险。

具体到童年的性接触这个现象，笔者上述的方法论立场，逻辑地引出下面的论述。

认同与回忆的关系

童年性接触这样一种行为，几乎不大可能被当场发现，也几乎不可能依赖儿童及时举报。因此从社会调查的角度来说，只有靠被调查者自己来回忆，才可能获知这个行为是否曾经存在过。可是，难道被调查者自己就不成长？他们日后的人生经历与接受的信息，就一点也不影响他们对于当年经历的回忆？总之，他们现在所报告的情况，怎么可能一定就是当年的实情实景，而不是自己这么多年来逐步修正的结果？

笔者有些证据，且列举一二（见图11—2、图11—3）。

图11—2　女性的上学程度与报告童年性接触的比例（p＝0.000）

图11—3　女性的职业等级与报告童年性接触的比例（p＝0.000）

图11—2和11—3说明：越是上学程度高、职业等级高的女性，回答说自己在14岁之前遇到过童年性接触的比例也就越高。如果这种情况是“客观真实”，那么在逻辑上就是说，这一经历有助于她们“登上社会的顶层”，而那些没有遇到过童年性接触的女人，到现在却“混得很差”。如是，童年性接触岂不是对于女人的大恩大德？

更加可信的解释其实是：唯有那些现在已经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女性，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与知识，来判定自己当年究竟是否遇到过童年性接触，才可能具有足够的自信来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才可能不会因此而受到二次伤害。她们所报告的童年性接触的发生率再高，也更多的是反映出她们在现在的社会地位之上的一种主体建构。说白了，在高阶层女性中，不一定是真的遇到过童年性接触的人更多，而是善于思考和总结的人更多，敢于报告的自信者更多。

因此笔者建议，必须这样来看待本节所发布的一切统计数字：

按照高阶层女性的标准来衡量，实际发生过的童年性接触，很可能少于现在笔者所发布的百分比。反过来说：由于低阶层女性尚不具备足够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她们无法完全认同所谓“童年性接触”的概念，结果她们当中实际上曾经遇到过的人，很可能远远多于笔者所发布的百分比。

这一说法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最近10年中，社会越是反对，童年性接触反而越多。这其实是一个宿命：至少在短时期内，社会越是宣传反对童年性接触，人们的整体生活质量越高，它的报告发生率就会越高。以下列举的调查结果也莫不如此。因为社会的反对的舆论，本身就是一种诱导甚至是灌输。通俗的比喻就是：100年前，人类还不知道癌症这个概念，因此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是死于癌症。现在呢？用流行的说法是不因癌症而死，已经很难了。

笔者在这里愿意提醒那些大声疾呼反对童年性接触的好心人，目前这种“越反越多”的局面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的。任何“一扫就光”的想法，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容易推迟思维成熟。

最后要提请读者注意：本节中的所有统计数字都表明，男性在14岁之前遭到童年性接触的比例高于女性。关于这个问题，请看本章的讨论部分。

11.2　暴力与性

反对性暴力，不仅仅是反对使用暴力来获得性交的机会，也包括反对在性行为中使用暴力。这不仅是笔者的一贯主张，也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本节所包括的中国男女，都是完全异性恋的、在婚（含同居）的那些人，简称夫妻。如果涉及性生活，那么还要再筛选出那些在最近一年中有过性生活的人。

11.2.1　夫妻打架在减少

笔者的提问是：

不论什么原因，您的爱人曾经动手打过您吗？在什么时候？（1．打过，在最近12个月之内。2．打过，在12个月以前。3．不，对方从来没有打过我。）

无论哪一次，您的爱人打您，曾经打得很重（青了，肿了，流血了，受伤了）吗？

您自己曾经动手打过您的爱人吗？在什么时候（不包括开玩笑和闹着玩）？（1．打过，在12个月以前。2．打过，在最近12个月之内。3．不，我从来没有打过对方。）

在上述三个提问中，被打与打人有时候是交叉的。笔者把两种情况汇总起来，就得到夫妻打架的总体情况（见图11—4）。它可以更好地反映全貌。

图11—4　打架的总体情况

注：丈夫打妻子，p＝0.000；妻子打丈夫，p＝0.436（不显著）；互相打，p＝0.002。

具体情况如下表：

图11—4的全景令人欣慰：妻子打丈夫并没有上升，而丈夫打妻子与双方互相打却都显著地下降了。这说明，中国夫妻与同居者之间的性别平等在增强，其中近年来社会的大力宣传教育功不可没。

但是也需要说明，在任何一次调查中，在所有夫妻打过架的中国人里面，夫妻“互相打”的都占到一半左右，大约等于“夫打妻”加上“妻打夫”的总和。

这主要是因为，时至今日，甘愿被打而绝不还手的妻子越来越少了。可是这也说明，如果中国的社会舆论仅仅反对“打老婆”，却不去考虑如果夫妻对打该怎么办，那就太脱离生活实际了。

11.2.2　性生活中的勉强在减少，但是强求在增加

在三次成年人调查中，笔者都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些人自己不想过性生活，但是为了满足对方，只好比较勉强地过性生活。在过去的12个月之内，您自己有过这种情况吗？”调查结果见图11—5。

图11—5　上年被勉强过性生活

注：丈夫，p＝0.071（不显著）；妻子，p＝0.044。

具体情况如下表：

“有些人要求对方做一些对方不愿意做的事情、动作。在过去的12个月之内，您的爱人，有没有这样要求过您？”调查结果见图11—6。

图11—6　上年被强求性动作

注：丈夫，p＝0.029；妻子，p＝0.663（不显著）。

具体情况如下表：

图11—5、图11—6表明：

首先，在中国18到61岁的在婚者（含同居）中，妻子被勉强地过性生活或者被强求做某些性动作，这两种情况都没有显著的变化。从伸张女性的性权利的角度来看，在最近10年中这方面几乎没有进展。

其次，丈夫被勉强地过性生活的情况减少了，但是被强求性动作的比例却显著地上升了。这很可能表明：男性正在日益积极地投入性生活，却还没有同样积极地运用性技巧。当然，这既可能是他们自己确实如此，也可能是被认为如此。

11.2.3　被迫的性与暴力的性减少了

被迫的性

“到现在为止，您自己不愿意，却不得不过性生活；这种情况有过吗？”笔者把这个情况简称为“被迫的性”。这包括了所有的被调查者，而不仅仅是在婚者。调查情况见图11—7。

图11—7　被迫的性在减少（占总体的百分比）

注：男性，p＝0.802（不显著）；女性，p＝0.028。

具体情况如下表：

该图表明，男性的情况没有显著的变化，但是女性中被迫的性却显著地减少了。

可是在14到17岁的少年中情况却更加严重。在回答自己有过性行为的少年中，有过“被迫的性”的少男占24.4％，少女居然高达40.7％，合计为30.0％，均高于成年人。这主要是因为少年男女在性方面的独立自主程度、拒绝的勇气和能力，都远远低于成年人。

这组数据的社会意义在于：按照人权的准则，无论发生在什么样的人之间，只要是被迫的性，就都属于被强奸，对方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处罚。因此，上述数据在两个意义上非常惊人。

其一，在2010年，在中国18到61岁的总人口当中，居然有多达1/4左右的女性和1/10左右的男性，曾经被强奸过。

其二，可是，中国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立案的强奸，却从1995年最高的41823件逐步减少到2009年的33286件，还不到18到61岁的总人口的1/2000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受害者们都不去报案，或是公安机关很少立案，还是中国目前对于强奸的法律定义过于狭窄？是那些受害者觉得被强迫其实无所谓，还是国人仍然没有觉悟到被迫的性交就是被强奸？

什么人在强迫？

在三次成年人的调查问卷中，笔者还追问道：“使您不情愿地过性生活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结果，在遭遇过此事而且回答此题的1857位男女中，有71.1％的女性与36.5％的男性是发生在夫妻之间；22.4％的男性与14.9％的女性是与陌生人；被老板或上级强制的，在女性中是6.9％，在男性中是8.9％；其他情况非常少。这说明，在女性中，最主要的被迫还是来自丈夫，而男性的情况则很分散。

这就是说，立法处罚“婚内强奸”，已经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问题，而是现实生活的一种迫切需要。

此外，如果被迫的性行为是来自夫妻之外，那么即使按照中国现行的非常狭窄的法律定义，也已经属于被强奸了。可是，人们自己报告的比例，与公安机关的立案数之间，同样存在着笔者无法解释的鸿沟。

暴力的性

在问卷中，笔者对于那些回答说遭到过“被迫的性”的人又追加了一个提问：“别人威胁、打骂、使用暴力手段，强迫您过性生活，这种情况有过吗？”笔者称之为“暴力的性”，其分母也不局限于在婚者。

无论男女，暴力的性都显著地减少了（见图11—8）。这表明，中国人的性的人权道德在最近10年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中国社会的伟大进步。

图11—8　暴力的性在减少（占总体的百分比，p均为0.000）

唯一的问题仍然是：即使到2010年只有1％的女性遭到过暴力的性，那也在95％的程度上代表着有大约500万受害者。可是，为什么公安机关的强奸立案数却只有区区3万多？

11.3　性骚扰

反对性骚扰的思想与社会实践，无疑来自普世价值观的引入与不断普及。笔者一直为之鼓与呼，而且从来就认为，哪怕还有一个人受到性骚扰，反对之声就不可绝。〔3〕但是，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说，性骚扰究竟严重到什么地步了呢？这可不能永远用讲个案来替代。

11.3.1　觉悟提高，被害减少

在三次成年人的问卷里，笔者都询问了这样三个最主要的问题。

性骚扰说的是：在您自己不愿意的情况下，别人对您做出性方面的动作，或者说一些性方面的话，使得您很不舒服。平时，您觉得您自己是否可能受到别人的性骚扰？（1．非常可能。2．比较可能。3．不大可能。4．不可能。）

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有没有人对您说过性方面的、使您很反感的话？（1．有过。2．没有。）

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有没有人带着性方面的意图，对您做出性骚扰的动作？（例如：动手动脚、耍流氓、占便宜等等）（1．有过。2．没有。）

总的回答情况请见表11—1。

表11—1　性骚扰的整体情况（占总体的百分比）

从表11—1里面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笔者把具体数字转换为下面的连续三张线性趋势的统计图（见图11—9、图11—10、图11—11），就会使读者一目了然。

图11—9　对于性骚扰的恐惧在增加（认为自己可能被性骚扰者的百分比）

图11—10　现实中，言语的性骚扰在减少（确实遇到者的百分比）

图11—11　现实中，动作的性骚扰也在减少（确实遇到者的百分比）

图11—9、图11—10、图11—11非常重要，它们证明了反对性骚扰的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机制：在社会舆论的大声疾呼之下，普通人对于自己被性骚扰的可能性越来越夸大；但是这种夸大恰恰就是日益提高的自我警惕，也就对性骚扰形成了日渐有效的社会警告。结果，现实发生的性骚扰也就不得不趋向于减少。

但是，作为一种外来的概念，无论专家学者给出什么样的定义，也无论这些定义的普及程度如何，中国人在回答自己是否可能受到或者是否真的受到性骚扰的时候，所运用的一定是他（她）自己对于“性骚扰”这个词的理解，而且注定是千差万别、莫衷一是。因此对于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学者来说，不仅需要抽象地论述性骚扰的定义“应该”是什么，更需要去了解，在中国人的心中，性骚扰“其实”是什么。否则就很可能陷入闭门造车甚至裁剪生活的悲剧中。这就是笔者贯穿本书的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

下面笔者就来具体地完成这种视角的研究。

11.3.2　言语的性骚扰：谁在说？

性别问题

绝大多数反对性骚扰的人士和传媒，都主要指的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性骚扰，甚至默认只有男性才能性骚扰女性。笔者为了检验这一假设，在问卷中问道：“在过去的12个月里，对您说过性方面的话，说得最厉害的那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为了使研究问题更加集中，笔者在此没有包括那些非完全异性恋的男女，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她们）之间就没有。回答情况见表11—2。

表11—2　受到言语性骚扰中，来自同性别的百分比

从表11—2中可以看出几个趋势。

第一，由于中国的大众传媒几乎从未报道过遭受同性别的性骚扰的现象，因此在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中，这种情况的比例，肯定远远多于人们的想象。也就是说，中国的成年总人口在实际生活中，其实并没有把性骚扰仅仅局限在男性对女性。可是由于人们的信息已经被传媒所垄断，所以他们自己也并不知道这种情况居然会如此之多。

第二，中国男性所说的性骚扰，居然超过一半是发生在男性与男性之间。女性受到女性的性骚扰的比例虽然少于发生在男性之间的，但是也达到了1/10到1/4之间。

这就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

这究竟应该不应该算作性骚扰？那些仅仅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的人，究竟应该固执己见，还是应该承认和尊重中国男性和女性的主体建构？

在中国男性与男性之间、女性与女性之间，而且都是在完全异性恋者之间，究竟什么样的话语言谈，会被至少一方认为是性骚扰呢？可惜，在中国的日益增加的研究性骚扰问题的文献中，这个问题甚至还没有被意识到。

第三，在三次调查中，认为自己遭受过同性别的性骚扰的比例，呈现为显著的减少趋势。但是新问题接踵而来：这究竟是由于同性别者之间的性骚扰现象真的越来越少，还是因为在大众传媒的宣扬之下，人们越来越相信性骚扰只“应该”发生在异性之间，因此越来越把发生在同性别之间的事情，排除出性骚扰这个概念？笔者倾向于相信后者。

阶层问题

至少在美国当今的主流文化中，“性骚扰”指的并不是公共场所里的“耍流氓”，而主要是指那些在工作场合中利用职权“占便宜”。那么，中国人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为了加以检验，笔者对那些报告说自己受到过言语骚扰的人提问道：“在过去的12个月里，对您说过性方面的话，而且说得最厉害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回答情况见表11—3。

表11—3　　被什么人用言语性骚扰了？（受到过者中的百分比）

表11—3表明：且不管美国的性骚扰的概念是否正确，笔者的调查证明，它并不适合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国人所说的性骚扰，最多地发生在基本相互平等的同事、同学或者熟人、邻居、有业务关系的人之间。两者相加，在女性中达到46％到57％之间；在男性中则高达65％到74％之间。尤其是，老板、上级、领导、老师、对自己有恩的人这些最容易使用职权来进行性骚扰的人，所占的比例其实几乎是最少的，甚至微不足道。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生活现实呢？

某些“恨铁不成钢”的好心人，可以把这归结为人们的愚昧和不觉悟，没有意识到有权有势的人总会乘机下手的，或者是下属们其实真的遇到了性骚扰却不敢报告。

权力的中国特色

可是笔者却倾向于认为，这是由于在中国还存在着一种“厚德权力”。

绝大多数有权有势的人，仅仅靠正式的官衔来领导下属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需要不断地凸显和维护自己的道德优越性（而不是简单的镇压），来弥补和加强那种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而不是社会制度上的）、主要是针对直接下属的（而不是其他大众的）、潜移默化的（而不是规章制度的）“潜权力”。因此他们不得不格外推崇“正人君子”、“德高望重”、“亲如父母”等等为人处世的道德信条。简而言之就是：我厚德，我才有权。

这就是中国传统“德治”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运作机制之一。这种德治，一方面使得大众对于那些利用职权进行性骚扰的达官贵人格外义愤；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抑制了权贵，使他们不会轻易地“因小失大”。

这就是说，在中国，在工作场合中利用职权进行的性骚扰，真的有，可是也真的没有那么多。

11.3.3　动作的性骚扰：谁在做？

性别问题

笔者的提问是：“在过去的12个月里，对您进行性骚扰（动手动脚）最厉害的那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回答情况见表11—4。

表11—4　被同性别者动作式性骚扰的百分比

首先，来自同性的动作式性骚扰的比例有所上升，但是由于发生率一直很低，因此没有构成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其次，女性中的同性骚扰，不但在2010年比男性中的还多，而且增长幅度也大于男性中的。

对此，笔者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女性对女性究竟做了些什么动作，就会被至少一方认为是性骚扰呢？可惜，中国方兴未艾的女性研究，甚至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阶层问题

笔者的提问是：“对您进行性骚扰（动手动脚）最厉害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回答情况见表11—5。

表11—5　动作式性骚扰来自什么样的人？

总而言之，言语的性骚扰与动作的性骚扰，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笔者也就不再赘述。

11.3.4　性骚扰总计

把言语的与动作的加在一起，性骚扰在总体上呈现为显著减少的趋势（见表11—6）。

表11—6　性骚扰：言语与动作的汇总

屡遭性骚扰的问题

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问道：“在过去的12个月里，一共有几个人，曾经对您进行性骚扰（动手动脚）？”回答情况见表11—7。

表11—7　被多人性骚扰（2010年）

上述回答结果提示我们：中国社会中可能存在着某些特殊的情境，容易出现两三个人都对同一个人进行性骚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对于问卷调查来说，由于提不出元假设，因此目前尚无可行的方法来调查这样的新情况。

11.3.5　“性骚扰”这一概念，就是一种主体建构

笔者一贯强调，社会调查所得到的，其实并不是“客观真实”，而是被调查者给调查者呈现出来的某种主体建构的结果。因此，笔者在这里运用自己的理论来探索一下。

从研究视角上来看，由于“性骚扰”这个词在中国并不普及，定义更是五花八门，因此被调查者在回答说自己曾经遭到性骚扰的时候，其内容肯定是千差万别，甚至是千奇百怪。如是，研究者就绝不应该把所获得答案当作“客观的真实”，而是应该视为被调查者在他们自己的定义之下，在调查当时情境之中，所做出的互动式的呈现，最多也不过是研究者在自己的定义之下，对社会现象进行测量的结果。所以研究者更加应该去探索那些被调查者究竟是如何建构出自己的回答的。正是为此，笔者才在2010年的问卷中增加了下面这样一个提问。

在询问了性骚扰的所有问题之后，笔者接着对那些遭到过的人们问道：“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呢？请回答当时最严重的情况，无论具体的手段是什么。”这是一个总结式的提问，只要回答自己遭到过任何一种性骚扰，无论言语的还是动作的，电脑都会自动跳到此题来。笔者在统计中未加权，以便保证相关分析中两个变量的载体都能够一一对应（见表11—8）。

表11—8　做了什么就叫“性骚扰”？

续前表

从表11—8中笔者有两个发现。

第一个发现是，在中国成年人里，无论是男还是女，无论在异性之间还是同性之间，人们的“身体警备圈”其实非常敏感。在认为遭到性骚扰的人里，有42％到49％的人把“故意接触我的身体”视为性骚扰。

如果女性这样说，别人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但是男性也是基本如此，这就需要很好地进行解释了。其背后的学术意义在于：男性或者女性，在面对异性或者同性的时候，究竟如何管理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展现？人们划定自己的“身体警备圈”的具体标准究竟是什么？如果被别人接触了，自己又是如何来判断对方是故意还是无意？又是如何决定做出何种反应？可惜中国现有的研究文献甚至还根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待志士仁人大展宏图。

第二个发现是，遇到过性骚扰的人中，有1/5左右（17％到21％）把“讲性”看作性骚扰，仅次于故意的身体接触，排在第二位。尤其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发生在异性之间和同性之间，这样认为的人的比例都相当一致。

如果仅仅是男性对女性“讲性”，那么女性持有这样的判定标准尚可理解；可是男性与男性之间又怎么了？一般人会认为：一个大老爷们对另外一个男子汉讲了一些性方面的话，怎么就会被认为是性骚扰呢？在方兴未艾的反对性骚扰的社会舆论中，男性不是一直被标定为“黄段子发送者”和“一聊就是性”吗？他们怎么会像女性那样，把“讲性”归入性骚扰呢？

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至少有一部分男性，在“讲性”这个问题上，与女性的想法和看法基本一致，因此才会感到自己被性骚扰了。

归根结底，笔者的反思是：一定是笔者自己过于相信传统上那种男性与女性从来就是黑白分明、截然对立的性别观，才会对表11—8中反映的现实大惊小怪。

11.3.6　什么样的女性被动作骚扰了？

在各种性骚扰中，动作式的“故意接触我的身体”被普遍认为是最为严重的。那么谁最容易遭到这样的骚扰呢？笔者的研究目标是：在2010年的不加权数据中，那些被对方故意接触自己身体的人，与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人，究竟有什么样的显著差异（见表11—9）。

表11—9　曾经被故意接触身体的女性的Logistic回归

注：3756位女性；因变量：是否曾经被故意接触身体。（出于笔者的学术选择，此处不加权。）控制变量：上学年数、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是否遭到过其他性骚扰。

在表11—9里，排列在最上面的因素就是相关程度最显著的。也就是说，那些发起性骚扰的男性，最有可能对这样的女性下手。具体来看，年龄越大、性观念越开放，被性骚扰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其他那些因素都会增加被性骚扰的可能性。

但是这仅仅是表面现象，还必须深入地讨论。

在国际上，不仅对于性骚扰的社会争论非常多，学术研究成果也有如汗牛充栋，而且绝不仅仅是女权主义这一个流派。〔4〕

国际上有些关于性骚扰的论文，主要是分析了究竟什么样的女人更容易受到性骚扰。但是笔者对于这样的研究思路一直是满腹狐疑。原因包括两方面。

第一，从笔者的价值观来说，性骚扰是发起者的主观故意行为，而且往往是因为他们色胆包天。这根本就不可以归结为受害女性具有某些个人特质，不应该假设“被害者引来了害人者”。更重要的是，事发现场的情景、机会、后路等等因素，可能都更加有利于肇事者，他们才敢下手的。例如“在工作场合中利用职权”的性骚扰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不是不可以单方面地研究被害女性的情况，而是应该充分地意识到：这样的研究结果，很容易误导读者，错误地把被性骚扰的责任归于受害女性。身为性社会学的研究者，笔者认为，既然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中，研究者还没有把握来避免这样的误导，就不仅不应该发表这样的研究成果，而且应该义无反顾，即使个人利益受损也在所不惜。

第二，即使统计分析能够确认那些受害女性的社会特质与心理特征，那么从主体建构的角度来看，所关注的问题也绝对不应该是“受害者客观上存在什么样的吸引力”，而是“为什么只有具备这些特征的女性，才会把对方这样的行为定义为‘性骚扰’”。

笔者初步的猜测是，只有这样的女性，才可能对性骚扰保持着更高的警惕，往往既不会轻易地相信那些潜在的性骚扰发起者，也不会轻易地误解对方的企图。因此只有她们才可能更加敏锐地发现、定性和报告自己所遭到的性骚扰。结果，这样的女性在遭到过性骚扰的总体中的比例，无疑就会增加了。

总而言之，笔者这里的分析绝对不可以解释为“因为受害者是这样，才会受到性骚扰”，而是“这样的受害者更加容易识破性骚扰”。

11.4　讨论：主体建构视角的最佳例证

11.4.1　谁来判定“性侵害”？

笔者在本书中时时处处都在强调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现在终于说到其最佳例证了。

本章所发布的一切统计结果，其实都在遵循着这一个基本假设：任何一种不平等的性行为，判断它是否发生过，应该首先完全由其中相对弱势的那一方说了算，然后才能进行必要的核实与评判。童年性接触、勉强的性、被迫的性、暴力的性、言语的性骚扰、动作的性骚扰，概莫能外。

从其社会效果来说，这个基本假设的建立就是人权思想的伟大胜利。它就是要保护一切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的性权利，而且应该由国家来负责执行。

从思维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个基本假设的意义更为重大。

在传统社会里，一个人是否受到了性的侵害，其实完全是由局外人来判断的。这样的局外人，可以是从见证人或者亲友一直到记者或者法官的任何人。他们虽然都不是当事人，却居然都能够判定当事人是否真的受害了。

这种思维逻辑的背后潜含着更深层次的两个元假设。其一，某个事件的性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无论当事的双方怎么说，它也不会改变。其二，局外人比当事人更能够中立客观地评价这个事实。因此，对于性侵害的判定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在众多的局外人当中确定最佳的那一个。

可是在最近几十年的社会发展中，尤其是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强力推动之下，旧的元假设被否定了，新的建立起来了，人们和整个社会的思维逻辑也就随之而变了。

新的元假设，从人类的认识论这一更深层次来看，就是说：主体（当事人）的感受是作出判定的第一位的来源，而其他的一切权衡与考虑（包括侵害者的辩护），都仅仅是为了审定（包括否定）主体的这种感受。但是在判定的过程中，绝对不容许忽视主体的感受，也不可以将其仅仅放在次要的位置上。

正是由此出发，笔者在论述“童年性接触”的内容时，从来也没有使用“性侵害”这个术语，可惜，直到现在，很多研究所谓“性侵害”的人，已经把“天上地下”的几乎所有影响因素都研究遍了，却偏偏没有去调查或听取“被行为者”自己的判定与评价。

笔者坚决反对这种“他人的客观判定主义”。细心的读者马上就会联想到，这恰恰也是笔者在本书中一贯强调的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

11.4.2　我们了解男性这个主体吗？

本章中的统计数字表明，男性在14岁之前遇到过童年性接触的比例高于女性，认为自己可能遭到性骚扰的比例也高于女性。在其他几个方面，男性的发生率虽然低于女性，但是也都占到一定的比例。

对此，相当多的读者会大吃一惊。有些人会觉得这些男性完全是在性幻想，也会有人认为这是男性在夸大事实，反正一下子就相信的人肯定不多。这是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男性想象为一生一世、时时刻刻都在跃跃欲试的“性侵略者”或者居高临下的“性主宰者”，因此很难相信他们也曾遇到过不平等的性行为，更难以想象男性遇到的会比女性多。

可是，我们（无论学术界还是社会舆论）真的了解男性的世界吗？如果认为这些男性是吹牛或者撒谎，那么依据何在？相关的研究成果与传媒报道何在？

笔者2012年2月7日使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儿童＋性＋侵害”为题名或关键词进行检索，结果只得到7篇文献；其中基于社会调查的只有1篇，而且仅仅是分析其家庭因素，对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无益。笔者再分别搜索“男＋性＋被迫”、“男＋强奸＋受害”、“男＋性骚扰”，虽然得到了多一些的文献，但是其中讨论异性恋男性成为受害者的，居然连一篇也没有。

这就是对于男性的一种刻板印象。它严重压抑了那些确实遇到过不平等的性行为的男性的主体呈现，反过来强化了“男人都是得便宜卖乖，没有真受害”这样的刻板印象。

说到此，笔者愿意重复女权主义带给全人类的一个宝贵的思想财富：任何一个性别之内的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都大于不同性别的整体之间的差异。通俗地说，这个女性与那个女性之间的区别，大于所谓“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区别。这可以简述为“个体差异大于整体差异”。

这种思想虽然来自女权主义，但是也适用于男性或者同性恋或者跨性别。那些确实遇到过不平等的性行为的男性，其实并不符合“男强女弱”或者“男尊女卑”这个两大性别之间的整体差异。与所谓“纯爷们儿”相比，他们就是弱势人群，而且比作为整体的“女性”更加弱势，甚至都不如那些正在日益争得自己应有地位的“男同志”。因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也很少呈现自己，结果只好在笔者这样的严格保护隐私的社会调查中一吐心声。

如果要检验笔者所发布的这些统计结果，唯一的方法就是去研究男性在这个问题上的主体建构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究竟如何回忆自己的性经历？把什么情况算作性？又把什么纳入了不平等的性？为什么会这样？

只有首先知道了这些，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去分析和评价。不管其结论是什么，我们只有在思维逻辑和研究视角这一深层次上先“革自己的命”，才可能避免把“性革命”的崇高理想蜕变为建立另一性别的新霸权，才能真的走向多元平等的世界。

注释

〔1〕 446位男性；单位＝182；405位女性，单位＝171；因变量：受伤害是否很大；对照：伤害不大或没有；控制变量：调查差异。

〔2〕这方面，何春蕤教授有很多精彩的理论论述，请读者上网查阅。

〔3〕参见潘绥铭：《捍卫个人尊严——反对性骚扰的本质意义》，载《百科知识》，2003（3）。

〔4〕参见潘绥铭、黄盈盈：《性社会学》，第25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还可上网查阅何春蕤教授的相关理论分析。

第12章　论调查方法

12.1　整体真实度：减少问卷调查失真的新方法

12.1.1　问题的提出

问卷调查结果的真实性是社会调查的生命，对于敏感问题的调查尤其如此。如果对于其真实性缺乏充分的检验与论证，就难以为人所接受。对此，目前国内主要采用下列两种检验方法。

第一种检验方法是进行信度与效度的检验。但是这种方法常常会在三个方面难以满足其前提条件。

其一，信度与效度检验只能针对连续变量来进行，可是大多数社会调查的主要指标都是定类变量，也难以转化为连续变量，因此无法进行量化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其二，信度与效度检验的前提是，被检验的所有变量都必须是正态分布的。可是非常多的社会调查的变量并不符合这一前提，例如性别、职业这样最重要的变量，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正态分布的情况，因此也无法以量化的方法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

其三，信度与效度检验只能针对最主要的变量进行（往往只是一两个变量），无法反映出整个问卷的回答真实度。

第二种检验方法是在问卷中设置测谎功能，主要是使用逻辑检验与重复检验这两种手段。但是这也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测谎绝不可能很多。

其二，一旦在任何一个提问中出现谎答，调查者就只能删除该样本，也就是删除该人的全部回答。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该人的其他回答非常可能并不是撒谎，结果调查者的这种删除就很可能是以偏概全，严重损失了信息量。反之，即使在最主要的一两个变量上通过了测谎，也并不能证明该人的所有回答都没有撒谎。

总之，目前所采用的上述两种方法都存在着“见木不见林”的缺陷。可是对于针对敏感问题的社会调查来说，调查者实际上最关心的是整个问卷的结果的真实程度。如果整体真实度受到质疑，那么所有的调查结果都无法成立。可惜，信度效度检验与测谎都无法给笔者提供这样的信息。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根据自己的调查经验提出三种新的检验方法，以就教于读者。由于主要是方法的介绍，因此笔者的统计过程就不再列出。

12.1.2　被调查者的自我评价

笔者的第一个假设是：由于上学程度低、时间紧迫等原因，那些越是不明白问卷中的提问的被调查者，就越可能出现并非故意的错答。据此，笔者设计了这样的提问而且放在问卷的最后，括号里的百分比是复杂样本的统计分析结果。

调查马上就要结束了。前面，我们问了您很多问题，您全都明白问的是什么吗？明白问题的具体意思吗？［（n＝17988）1．大部分不明白（2.2％）。2．有些不太明白（4.3％）。3．大部分明白（18.9％）。4．全都明白（74.6％）。］

笔者的第二个假设是：越是认为问卷中的提问敏感的被调查者，出现谎答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据此，笔者设计了这样的提问。

前面的问题，您觉得，对您自己来说，敏感吗？［（n＝17908）1．非常敏感（17.3％）。2．比较敏感（29.3％）。3．不太敏感（33.8％）。4．不敏感（19.6％）。］

上述两个提问是从被调查者自述的角度来考察问卷的整体真实度。

12.1.3　调查员的现场监测

被调查者总是面对调查员来回答问题的，因此调查员的现场观察就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客观监测。为此，笔者设计了下列的提问，都由调查员在对方离开之后填答。

笔者假设：其他人的在场会减少回答的真实度，因此设计了关于调查情境的两个提问。

访谈时，有孩子在场吗？（n＝18006）1．有（1.1％）。2．没有（98.9％）。

有其他人在场吗？［（n＝17968）1．有（1.7％）。2．没有（98.3％）。］

笔者假设：需要再次动员的、需要很多帮助的、喝了酒的被调查者，其真实度会下降，因此设计了调查员观察结果的4个提问。

调查过程当中，对方是否需要再次动员？［（n＝17989）1．需要多次动员（1.4％）。2．很少需要（24.7％）。3．不需要（73.9％）。］

被访者在回答问卷过程中需要帮助的程度［（n＝17949）1．经常需要（1.6％）。2．有时需要（15.3％）。3．很少需要（17.7％）。4．不需要（65.4％）。］

被访者前来的时候，是不是喝了酒？［（n＝17953）1．喝得很多（0.6％）。2．喝了一些（5.5％）。3．没有（93.9％）。］

据你观察，被访者的回答，诚实吗？［（n＝17550）1．很不诚实（0.5％）。2．不太诚实（7.2％）。3．诚实（92.3％）。］

上述总计6个提问都可以作为推算被调查者的整体回答真实度的依据。

12.1.4　回答时间的检验

笔者使用笔记本电脑进行调查，可以暗中记录下每位被调查者回答的总时间，再根据所回答的提问的个数，就可以推算出回答每一个提问的平均时间。如果需要，还可以专门测量回答关键问题的时间。

笔者假设：在回答时间的平均值的某个区间之外，回答问题的平均时间越短，意味着被调查者越不认真；反之，回答时间越长，表明被调查者或者难于理解或者犹豫不决。这两种情况都会增加他们谎答或者错答的可能性。因此笔者把平均答题时间作为检验整个问卷的真实度的手段之一。

以笔者2010年的调查数据为例，按照回答提问的个数来计算，每个提问平均用时1.81分钟（标准差＝1.07；均值标准误＝0.012）。有了这样一个新变量，笔者就可以使用各种统计方法来处理，以便从回答时间来估算该样本的回答认真程度。

12.1.5　整体真实度的确定与意义

如上所述，笔者使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获得三个方面的总计9个新的变量（自述的理解度与敏感度、现场监测的6个变量、平均答题时间）。笔者就可以使用各种统计方法来得出一个综合的整体真实度的变量。笔者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把各个变量进行“是否”（0或1）处理，然后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到累计解释率为85.88％的因子值。这也就是对于整个调查的整体真实度的测量结果。

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具体的统计方法，按照笔者的上述思路，总归可以得到一个量化的变量来标志整体真实度。在随后的进一步统计分析中，只要我们把这个真实度作为一个变量纳入分析，或者作为加权数，或者作为控制变量，就可以对分析结果进行真实度的修正，以便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情况。本书已经进行了这样的工作，但是为了简明扼要，均未列出。

这种方法对于信度效度检验方法的改善是：它可以适用于社会调查中最常见的定类调查结果，而且非常直观，易于解释。它对于测谎检验方法的改善则是：既不需要删除某些样本，又可以控制其非真实的程度。

最重要的是，信度效度检验方法与测谎检验方法都只能针对问卷中的最主要变量来进行；而笔者的新方法则可以反映出该调查的整体真实度，而且不仅仅是“是否真实”的性质的判断，更是可以加以统计运算的、量化的、真实性的“程度”。

12.1.6　努力提高关键提问的真实度

在本书中，读者还看到过“下限”与“上限”的说法。但是这并不是统计学所说的平均值的标准差的那种下限和上限，而是调查方法中努力提高回答真实程度的一种尝试。

成年人是否有过多伴侣，少年是否发生过性行为，这是举足轻重而又高度敏感的关键提问。尽管笔者已经安排了最大限度地保护隐私的回答情境，但是仅仅询问一次仍然不足以使笔者放心。因此笔者在问卷中前后两个地方设置了两次不同文字的提问。如果对方在两个地方回答都说自己有过，那么他（她）就计入“下限”，就是肯定有过；如果仅仅在一个地方说有，那么则属于“上限”，就是很可能有过。

这种做法其实就是给那些有可能坦诚相告的被调查者一个回心转意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在第一次欲说还休之后，在第二次吐露真言。因为多伴侣和少年有性行为这种事情毕竟不那么容易做到坦诚相告。

12.1.7　真实＝减少失真

笔者1986年刚刚进入社会学界的时候，就听到过别人对于社会调查的批评，那就是“假数真算”，就是不顾数据的真实性，一味以使用高级统计方法为荣。这个警告促使笔者一贯去努力提高真实性，否则，如果拿回一堆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数据，那么再高级的统计方法也只不过是自欺欺人。

这一点，就连社会学的许多学生们都懂，因为他们是调查员，知道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猫腻”，甚至有的学生因此而不愿意从事统计分析工作，认为“对不起良心”。

可惜，笔者从事社会学研究期间，反而是教授们几乎从来没有提到过“假数真算”这个批评，更谈不到作出回应。

当然，从“论方法”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某种可以客观测量的“真实”。问卷调查其实就是研究者按照自己的尺度对于生活的某种剪裁。但是即使是从这样的要求出发，哪怕不可能追求到“真实”，研究者也应该做到：努力减少问卷调查中的各种不答、误答、错答与谎答。

12.2　属性变量的量化转换初探：“有条件赋值法”

12.2.1　问题的提出〔1〕

在对于社会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当中，人们最常遇到的难题是：调查结果中大量的属性数据（定序变量或者定类变量）无法转化为连续变量，也就无法运用大多数高级统计分析方法。

可是对于社会调查来说，这又是无法解决的。例如最基本的变量“性别”，即使像笔者这样在男性与女性这两个选项之外再增加一个“其他”，也仍然无法作为连续变量来统计，而且在调查设计的时候也无法设定出一个数值型的备选答案。类似的重要变量还有很多，例如职业等级、婚姻状况、城乡与城市大小等等。

对于这样的定类变量，无论是作为因变量还是自变量，无论使用Logistic回归还是多元线性回归，只要它们存在着多个选项，就只能人为地降低为二分变量，才能进行统计分析。可是这样做不仅必然丧失大量的信息，而且无法对这些变量进行转换、汇总、提取等等最基本的数据发掘工作，严重阻碍了分析的深入。

这种尴尬局面不仅严重阻碍了社会调查数据的科学分析，甚至由于无法运用高级统计方法而阻碍了社会调查的实施与推广。许多学者试图解决这一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期主要是讨论定类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21世纪以来则是讨论如何运用各种数据发掘的方法来解决之。

笔者无意评价上述的进展，只是希望报告一种在属性变量的统计分析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有条件的赋值法”，以求把定类变量转化为数值型变量。为了方便就教于读者，特以笔者的一次分析实践为例，进行简化的解说。

12.2.2　赋值过程

笔者的研究目标是“网上‘看黄’的积极性”与被调查者的职业等级之间的关系。前者的既有变量是：a＝在网上“看黄”的情况（定序变量：从未、偶尔、有时、经常）；b＝在网上搜索“黄色”信息的情况（定类变量：不会搜索、不想搜索、没搜索到、搜索到过）。后者的既有变量是c＝被调查者的职业等级（定类变量：农民、工人、白领、领导干部）。

在上述情况中，首先，由于a与b无法汇总为一个因变量，因此“网上‘看黄’积极性”这一整体研究目标就缺失了载体。其次，自变量c也只能分类地生成四个二分的虚拟变量，无法反映出“职业等级”这个变量的整体作用。总之，直接使用这样的三个既有的变量根本就无法实现上述的研究目标。

对此，笔者进行了如下的“量化转换”。

首先，确定自己的“预期因变量”。在上例中就是a与b的汇总。

然后，在既有的其他变量中，寻找并检验一个与“预期因变量”相关程度最高的连续变量。在上例中笔者发现“每天上网的小时数”（0.1到22.0小时）符合这一要求。它与a和b显著度检验的p值均小于0.001；因此把它作为“赋值变量”d。

以d的实际值作为权数，对所有纳入分析的定类变量进行加权。这就相当于给a、b、c三个变量的各个分类进行了赋值，转化为三个新的数值型变量，而且重新命名为a₁ 、b₁ 、c₁ 。

最后，使用它们进行任何一种高级统计分析。在上例中，a与b使用提取主成分的因子分析方法，就得到“网上‘看黄’积极性”这样一个新的数值型变量而且可以作为多元线性回归的因变量。同时，“职业等级”这个原来的定类变量也被转化为数值型变量，可以反映出职业等级这个整体因素（而不是各个职业之间的差异）所发挥的作用。

12.2.3　赋值的机制

赋值之后的新的数值型变量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各个分类的构成，例如c₁ 这个新变量仍然维持了原有“职业等级”变量中的四个分类。但是c₁ 的意义已经从原有的“职业等级”转变为“不同职业等级的每天上网小时数”这样一个数值。

笔者假设这样的分类的数值可以被视为连续变量中的节点。但是这一假设尚需要请读者进行检验。

以新的数值型变量做出的统计分析的结果，不能再解释为原有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是c₁ 与a₁ 和b₁ 的关系。这就要求人为选定的变量d必须确实与a和b呈现为高度的相关。也就是说，本“赋值法”的解释有效性，取决于用以赋值的那个连续变量与研究目标的相关程度。这个程度应该可以制定出下限及其偏离程度（权且命名其为e），但是其具体做法还要请教读者。

如果上述一切都得以顺利解决，笔者的统计分析结果就可以表述为：在d变量的赋值下，a和b的汇总与c之间的关系具有e程度上的解释。

12.2.4　“赋值法”的条件

这种赋值法虽然可能成为数据挖掘的方法之一，但是它不局限于单纯的统计方法，因为在既有的社会调查数据中，分析者很可能找不到一个能够与a、b、c都高度相关的d，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连续变量可以用来对其他变量进行赋值。因此所谓“赋值法”其实是对于问卷设计的严厉要求，必须至少做到以下两点。

其一，必须是明晰的假设—检验式的调查问卷，而且其中的因变量也必须确定不移。也就是说，那种仅仅为了摸清楚分布状态的“普查式问卷”根本就无法使用“赋值法”，因为它没有需要加以检验的假设。

其二，在确定的因变量之外，必须假设出另外一个与之高度相关的变量而且把它设计为连续变量（姑且称之为“预期的赋值变量”），以便在统计分析中用它来进行赋值。进行这一工作的自觉程度，直接影响“赋值法”的有效程度。

当然，即使笔者做到了上述两点，在统计分析的时候仍然很可能出现“预期的赋值变量”与因变量不够相关的情况，那么“赋值法”只能停止使用。

12.2.5　讨论

本节所提出的“赋值法”可能遇到一种逻辑的质疑：如果笔者能够在问卷中设计出一个与因变量a和b都高度相关的“预期的赋值变量”d（也就是说d足以代表a和b），那么笔者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作为连续变量的d作为因变量，却非要去设计出作为定类变量的a与b呢？

这完全是出于社会调查的实际操作中的如下苦衷。

生活实践中的许许多多现象，调查者问得越多越细越深，反而越是得不到真实的回答；越是设计为连续变量，被调查者越是无法回答。例如对于“收入”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现象，调查者从统计学的需要出发，当然希望能够精确到角、分，时间跨度扩大到最近10年，涵盖范围包括彩票中奖，行为主体最好把夫妻子女都分得清清楚楚。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有足够的能力而且愿意花时间来回答如此精细的“收入”的人，绝不可能很多。笔者的实地调查经验是：被调查者不善于拒绝，却善于撒谎，尽管有时是善意的。因此这样追求细节真实的调查的结果，失真的程度反而更高，甚至可能蜕变为“假数真算”。反之，如果设计为类似“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这样的定类变量，人们的回答就会更加真实、准确、明晰、可行，还更加可能化解某些人的“隐私屏障”。

这就是说，在社会调查的数据里，定类变量很多而连续变量很少，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往往是真实程度更高的主要标志。因此社会学家往往不得不在问卷中设计出更多的定类变量，不得不经常把因变量也设计成定类变量而不是连续变量。对于上例来说就是：使用定类变量a和b的真实性与应答率，都高于直接使用连续变量d。

正是出于这种实践的考虑，笔者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愿意以本节作为敲门砖，呼吁统计学尽快给我们提供处理定类变量的更多更好的统计方法，以避免整个社会调查事业的裹足不前。

12.3　隐蔽人群的规模推算

12.3.1　“参数推算法”的需求〔2〕

在社会人文研究的很多领域中，人们希望调查的各种目标人群往往隐蔽的，其规模也往往无数据可查。这使得许多“发生率”的分母或者不清楚或者不准确。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实际工作。

在国内文献检索中，一共有33种对于“总体规模”的估算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方法：“直接调查法”、“间接估计法”与“算术计算法”。

各种“直接调查法”都面临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如果把调查对象确定为“某个人群本身”，那么基本上还没有可行的方法可以把他们从普通人群中鉴别出来并且加以调查；如果“以其行为定其身份”，就不得不在更大的人口范围内进行普查，才能鉴别出他们。

各种“间接估计法”的偏差过大而且无法确定其区间，显然无法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

各种“算术计算法”主要运用于经济学领域，就是使用现有的数据进行四则运算，以便估计研究对象的规模。例如从已知的经济总规模中减去各种已知的经济活动的规模，就可以得到“地下经济的规模”。但是在许多其他领域中，我们就连足以进行算术计算的基础数据也基本上没有。

在目前可见的文献中，类似于本节的参数推算法的，首推“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法”。但是这种方法需要拥有大量的相关数据才能得以实现，对于估算隐蔽人群的规模并不适用。其次是“层次分析（外推）法”（AHP法）；但是它的参数来自专家的估计，减低了其可靠程度。

笔者在这里创立的“参数推算法”，在中文文献中尚未检索到。它可以有条件地运用于推算各种人群的规模。

12.3.2　研究目标

笔者的研究目标是：

创建一种新的高度简便的参数推算法，既能够避免各种实地调查的高成本，也能够避免各种间接估计的大偏差。

确定最少而且最容易得到的参数，就可以仅仅根据当地统计局必然会拥有的几个统计数据，推算出当地某个人群的规模。

足以运用于市级及以上的任何一个地区。市级以下地区由于人口基数少，因此推算精度差，不宜运用。

笔者所创立的参数推算法，就是为了免除任何一种费时费力的实地调查，免除复杂深奥的计算过程，比如，仅仅使用6个最基本的社会因素的数据（任何一个县级统计局都有而且对之不保密），直接推算出当地乃至全国的“男性非完全异性恋者”的规模。

本节使用的基础数据就是笔者2010年的总人口调查数据。

12.3.3　具体过程

先用基础数据中的“上学年数”这个变量对6个原始变量进行赋值〔3〕：职业等级、调查地点的行政级别、是否流动人口、婚姻状况、每月收入等级，年龄的10岁分组。赋值之后，进行主成分分析（统计过程省略）。

前4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0％，已经可以充分地提取原始变量的信息了（系数矩阵从略）。

把前面的4个主成分综合成一个主成分。公式为：

其中m表示原始变量的个数，也就是6。λi 表示的是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Ci 表示的是每一个观测在对应的主成分上面的得分值。这里选取的k应该使得k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在80％左右。这里取定k为4，把前四个主成分综合后的变量记作target。

接下来对“男性非完全异性恋者”的行为总类数（MSMsum）和新变量（target）进行建模。在18到61岁的中国男性总人口中，有过1种这类行为的占4.4％，两种的占1.1％，从3种到7种的占0.4％。

使用加权最小二乘回归的方法（采用的加权变量为target的绝对值），去建立模型（具体见表12—1、表12—2、表12—3）。

表12—1　方差分析

注：预测因子为前四个主成分的综合。因变量为MSM总行为数。

表12—2　回归系数

注：因变量为MSM总行为数。

表12—3　决定系数

这个加权最小二乘法得到的模型，最后的系数全部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D-W检验表明，残差的异方差现象已经消除了。

“男性非完全异性恋者的行为总类数”变量与前4个主成分之间的综合变量的关系如下：

MSMSsum＝0.032target＋0.095＝0.0057x₁ ＋0.011x₂ ＋0.00488x₃ ＋0.0071x₄ ＋0.0052x₅ ＋0.00596x₆ ＋0.095

其中的各个变量都是标准化之后的随机变量，并不是原始的随机变量。

使用基础数据对模型进行的验算，没有拒绝原假设，也就是没有拒绝残差为0，所以用这个模型来对三次调查的数据进行预测的效果很好（具体过程从略）。

12.3.4　规模推算的结果

基础数据的直接分析结果

男性非完全异性恋者，在18到61岁男性总人口中的发生率，包括这样8种情况：直接确认自己曾经与男人性交过、首次性交是与男人（或跨性别，下同）、以前的性伴侣是男人、非商业的性交易的对方是男人、目前的性伴侣是男人、群交是与男人、与职业的男性性工作者性交过、对男人“以性换利”。其总计为5.9％。〔4〕

按照《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09》的数据，截至2008年年底，18～61岁年龄段内的男性人口占全国总人口（132802万人）的比重为33.06％。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预计2010年的人口总数将不超过13.7亿，因此2010年此年龄段之的男性人口总数应该在45292.2万人。因此，2010年全国18到61岁的男性非完全异性恋者的规模为2672万人。

考虑到总计5％的抽样误差，可以表述为2605万人到2739万人之间，其近似值则为2600万人到2750万人之间。

参数推算的结果

推算公式为：

MSMsum＝0.0057x₁ ＋0.011x₂ ＋0.00488x₃ ＋0.0071x₄ ＋0.0052x₅ ＋0.00596x₆ ＋0.095

把所考察的人口范围的有关参数代入此模型，即可得到该范围之内的人群规模。

上述“行为总类数的频数”的均值为1.446（1.40到1.49，标准误＝0.044），即每个“男性非完全异性恋者”平均有过1.45种性行为。这样就可以反推计算出有过者的总人数。但是笔者的定性调查发现，这个人群中那些社交活跃者的极大值非常惊人，因此应该采用其上限值1.49。

因此，得出推算公式：

y＝（0.0057x₁ ＋0.011x₂ ＋0.00488x₃ ＋0.0071x₄ ＋0.0052x₅ ＋0.00596x₆ ＋0.095）/1.49

中文表述为：该地区“男性非完全异性恋者”总人数＝（0.0057×职业等级＋0.011×该地区的行政级别＋0.00488×流动人口的比例＋0.0071×婚姻状况＋0.0052×人均每月收入等级＋0.00596×年龄的10岁分组＋0.095）/1.49

其中6个社会阶层变量都是指该地区的统计数据，而且都需要标准化，可以根据变异系数（均值与方差的比值）计算出来。

12.3.5　应用检验

理论论证

本节所创立的这个参数推算法所依据的基础数据，不仅覆盖全国，而且在抽样误差不超过5％的条件下具有对于18到61岁总人口的代表性。这就超越了任何一种局部地区的、一次性的、非随机抽样的调查，也是目前中国唯一能够得到的准确数据。

国内外大量的文献都表明，男性非完全异性恋者绝不是单纯的生物分布。本节所创立的参数推算法恰恰考虑到了6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符合现实情况，也符合推理逻辑。

应用检验：与广西某市的实地调查结果的对照

笔者之所以要对该市进行检验，是因为笔者曾经在2008年7月对于该市进行过市区总人口的性的随机抽样调查，有效样本为852人。〔5〕

这一精确调查的结果，足以对本节的参数推算法进行检验。

以下数据来源于《××市经济统计年鉴2009》。

2008年年末，市区总人口102.82万人。其中男性52.46万人，占51.02％。

职业等级：农村各种占1.2％；工人占63.9％；商业服务业占15.1％；个体户占5.8％；各种白领占14.0％。

调查地点级别：地级市。

是否流动人口：外来人口59.0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57.44％。

每月收入：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017元，每月1334.75元。

年龄：14～17岁占3.9％；18～29岁占19.8％；30～39岁占16.2％；40～49岁占13.5％；50～64岁占21.4％。

婚姻状况：未婚占21.68％；初婚占66.76％；再婚占4.11％；离婚占0.98％；丧偶占6.47％。

上学程度：没上学占3.11％；小学占20.66％；初中占37.02％；高中占29.34％；大专占6.81％；本科与以上占3.05％。

参数推算的结果

按照上学年数赋值后，分别计算该市市区的流动人口、婚姻状况、调查地点、职业等级、收入等级、年龄组这六个变量的标准化的值，然后加总，再乘以相应的系数。

最后推算出：该市市区的加权的“男性非完全异性恋者”的行为总类数是0.0806×52.46万＝4.228万。

根据实地调查结构，该市有过非完全异性恋行为的男性的平均类数为1.84（1.63到2.05，标准误为0.21），据此反推，总人数为2.06万人到2.59万人；也就是在该市中，这个人群的规模为男性人口总数的3.93％到4.94％。

验证：根据抽样调查计算得到的男性非完全异性恋者占样本量的加权比例是4.91％（标准误为0.0104），这两个比例不存在显著的差异（p＞0.050）。

应用检验：对于北京市区的测算

以下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北京市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城镇常住人口1491.8万人，其中男性757.23万人，占50.77％。

职业等级：农村各种行业占0.5％；工人占31.2％；商业服务业占32.0％；个体户占7.9％；各种白领占28.4％。

调查地点级别：直辖市。

是否流动人口：外来人口509.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4.1％。

婚姻状况：未婚占22.48％；初婚占70.84％；再婚占1.34％；离婚占1.52％；丧偶占3.82％。

每月收入：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738元，每月2228元。

年龄：14～17岁占5.1％；18～29岁占22.3％；30～39岁占17.9％；40～49岁占17.2％；50～64岁占17.3％。

上学程度：没上学占3.17％；小学占13.21％；初中占30.80％；高中占22.73％；大专占12.22％；大学及以上占17.87％。

参数推算的结果

对于北京市区的预测，采用的是和广西某市预测相同的方法，计算出北京城镇男性总人口的非完全异性恋行为的总类数是0.108271×757.23万＝81.986万。

按照全国的类数均值的上限1.49来反推，加权的总人数为55.02万人。也就是“男性非完全异性恋者”的总人数大约是北京市区男性人口总数的7.27％。

这一比例显然高于上述的广西某市的比例（3.93％到4.94％）。但是这非常合理，因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就是：大城市中的男性非完全异性恋者的规模大于中小城市，更大于农村。因为他们倾向于更多地向大城市流动，他们比完全异性恋男性多一层动机：增加寻找小概率的同类人的可能性与现实机会。

12.3.6　应用条件

任何应用都依赖于至少有一次总人口随机抽样的调查结果，修正也有赖于再一次同样调查。但是依据笔者的实地调查经验，每个随机抽样的样本只需花费大约150元人民币。这在当前研究经费日益充足的情况下有望解决。

本节的基础数据的调查问卷并不是专门针对男性非完全异性恋者的，因此还需要继续发现那些与这个人群更加相关的其他社会因素。

个人意愿等主观因素的作用尚无法排除。或者说，由于很难获得这方面的调查数据，因此即使能够控制这些主观因素，也不具有可推广应用的意义。

由于基础数据中的因变量还不够多，因此尚无法推算出这个人群内部的层次分布。

一些假设条件，目前尚没有足够的数据与研究成果来加以论证。

“参数推算法”绝对不是理想模式，更不可能完美。它仅仅是由于现有数据与研究成果过于缺乏，仅仅是由于直接调查法成本太高而间接估计法又偏差太大，才不得不强行开发出来的一种可接受的方法之一。其条件虽然苛刻，但毕竟是一个选择。

12.3.7　规模推算的意义

在目前的中文文献中，估计MSM人群规模的成果已经很多，但是其中所谓的MSM，其实说的几乎全部都是那些“社交活跃的、认同自己是同性恋者的男人”。这些人不仅只是MSM中的一部分，更是“男性非完全异性恋者”中的一部分。因此本节所给出的人群规模，当然地大于以往的任何估计。

到目前为止，任何此类调查都只能采信被调查者的主述，没有任何客观监测的方法。

由于没有任何数据与研究成果可以做到分年度地确定这个人群的规模，因此本节无法考虑调查时间的差异；不得不把上述三次调查的数据合并起来使用，并假设它代表了2000年到2010年之间的“时段共性”。

笔者假设：即使三次调查中的比例增长了，也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群的规模就真的扩大了，而是由于在笔者所采取的最为尊重隐私的调查方法之下，当事人越来越敢于说真话。

最后要说的是，本节是纯技术的讨论，绝不意味着对“男性非完全异性恋者”有任何偏见，也不是针对任何个体，更不意味着应该把他们都“查出来”。这种技术手段的唯一用途，仅仅在于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性”的全貌，把“男性非完全异性恋者”纳入“中国人民”这个整体概念之中，进而反对忽视他们，更反对排斥他们。

从性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所谓MSM实际上仍然是传统的“生物构造决定论”与“行为决定论”下的称呼。这在本书前文中已经批判过，这里不再赘言。

附录：现有中文文献中人群规模估算的33种方法

直接调查：捕获—再捕获法、CMR法、乘数法、枚举法、普查法、提名法、多次采样法、除数法、分组法（分组模式）、活动单位法。

间接估计：专家法（Delphi法）、关键知情人法、HIV感染率估计的工作簿法（Workbook法）、快速综合评估法、经济理性（市场主体）法。

算术计算：多目标决策的可能—满意度模型（P—S法）、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法、层次分析法（AHP法）、差值法、物量投入分析法、供求差额法、数据比较法、劳动力投入分析法、要素分配法、功能点估算法、泰兹模型、截线法、分支模型、C—D生产函数估计法、消耗反推法、货运量模型、收支差异法、通货需求模型。

12.4　网站调查批判

12.4.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提出问题的背景

在互联网上的某个网站发布、仅仅由上网者主动登录该网站并且主动回答的定量问卷调查〔6〕（网站调查，web survey，web-based survey），至晚从2005年开始就在我国呈现为几何式的增加〔7〕，其调查结果往往被大众传媒广泛地、放大地传播，不但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公众的认知与价值判断倾向，甚至影响到政府行政与立法，就连被认为应该是科学性要求最强的医学领域中，居然也有人堂而皇之地使用这样的网站调查的结果。

在“性”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生产避孕套（安全套）的杜蕾斯公司2004年公布其网站调查结果说，中国人的性伴侣人数达到平均19.3个，是世界上最多的。经大众媒体广泛传播之后，引发了中国公众的极大困惑与争论。尽管该公司的网站调查负责人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就是想尽一些社会责任，了解人们性生活全景，并和社会来分享信息。这个报告和商业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会为商业而用。”但是从其社会效果来看，人们仍然很有理由认为，这个网站调查其实从一开始就可能仅仅是该公司的一种促销手段而已。

虽然国际上已有研究，虽然我国的一些学者在泛论式的研究成果中也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国学术界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专门针对这种大行其道的网站调查的论文。〔8〕

问题的提出

网站调查既没有一个调查总体，也不可能进行随机抽样，因此其结果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代表性。这是学术界一直坚持的共识，某些网站调查的主张者也敢于公然承认这一点。

但是，网站调查的这种非随机抽样方法究竟产生了多大程度的样本偏差，这种偏差又造成了调查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的失误，我国学术界目前尚缺乏实证的研究成果。这不利于对网站调查方法及其结果进行科学的评价，不利于引导公众正确看待各种网站调查的结果，客观上可能造成学术界放弃引导公众之社会责任。

笔者尤其希望论述的是：网站调查的这种样本偏差为什么值得学术界高度重视？其方法论层面（而不是操作层面）的意义是什么？笔者又主张什么与建议什么？

研究方法

为此，笔者设计了这样的一个研究方案。

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笔者于2006年8月到12月完成了一项全国18到60岁总人口的多阶段抽样问卷调查。然后，笔者从2007年8月开始，将同样的问卷，在保留所有基本提问，删除细节追问之后（题量大约是原来的一半），以Web格式挂在一个公共网站上。到2008年12月1日为止，共获得18岁到60岁的2593人的有效回答。（以下简称为“网站调查”）

笔者将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便发现其差异。其中总人口调查的数据已经按照抽样方案进行加权。本节下列的所有统计表格中的所有变量均进行了交叉表的卡方检验与独立样本的t检验，其p均为0.000（下文中不再一一列出）。

可比性论证

由于笔者进行的是对比分析，因此将两种调查方法的可比性进行论证如下：

2006年笔者所进行的全国总人口问卷调查，采用笔记本电脑辅助的调查方法（computer survey）。这种方法与网站调查实际上已经具有完全的同质性，当然可以作为评价网站调查结果的对照标准。〔9〕

笔者的调查内容对于本论题的特殊意义

笔者的这两个调查都是针对性行为与性关系的高度敏感问题。调查这样的内容，网站调查往往被认为具有大得多的真实性。姑且不论这一点，笔者的假设是：如果网站调查的样本偏差程度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那么众多的个体的真实回答汇集起来的恰恰就是总体认知上的谬误。

问题的提炼

综上所述，笔者所进行的笔记本电脑辅助的实地社会调查，在操作方法上与网站调查并不存在性质上的差异，那么对于调查结果来说，唯一的差异只能是来自是否进行了随机抽样。也就是说，笔者所设计的对照研究，不仅足以检验网站调查的样本偏差的程度及其后果，而且是检验的最佳途径。

12.4.2　网站调查样本的社会阶层分布严重偏离实况

与总人口的偏差

在现实生活中，网站调查的实施者经常把大规模的样本量当作标榜其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的最重要的指标，有时甚至是唯一标准。

我国的绝大多数相关的研究成果都已经指出了上述说法的荒谬。笔者的实证对比研究也清楚地表明：在笔者所设置的30个社会阶层特征指标中，与全国总人口调查的结果相比，网站调查结果中基本持平的指标仅有7个，而其余的23个指标相差可以达到58个百分点，甚至相差20倍（上过大学或者研究生的比例）。这就使得任何在统计技术层次上进行的矫正都失去了可能性。

与全国网民总体的偏差

在大众传媒领域中，虽然尚无直接的理论论述，但是在使用过程中相当多的人认为，网站调查虽然不能代表中国的总人口，但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的网民。这成为网站调查结果被广泛传播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但是，笔者把全国总人口调查中的网民抽出来与网站调查结果进行对照却发现：即使仅仅针对网民这个群体，网站调查的对象也系统地偏向于城市的、30岁以下的、大学以上上学程度的、中等以上收入的科技人员与知识分子。其间的差异可以达到49个百分点，甚至5倍左右（上过大学或者研究生的比例）。显然，网站调查无法代表全国的网民总体。

与城市男性网民总体的偏差

网站调查的样本，就连特定的网民小群体也无法代表。笔者把两个调查中的“城市男性网民”这样一个总体单独抽取出来进行对照分析，发现网站调查在其他社会阶层特征上的差异仍然很大，而且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即使网站调查中的某些社会阶层的数据，恰巧基本符合了随机抽样的总人口调查的结果，它也仍然因其在另外那些重要社会特征方面所存在的偏差，而无法代表那些数据恰巧基本相符的社会阶层。

网站调查的样本偏差带来的认知谬误

那些在网上回答笔者调查的人，其实大多是那些性活动非常活跃而且不遵守传统性道德的人们之中那些表现欲强一些的人。可是，即使是仅仅针对这些特定的人，网站调查的结果也仅仅是表现出这些人的共同倾向，仍然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代表性。

如果学术界任由这样的网站调查结果在大众传媒中扩散，就会夸大“性自由者”的比例，就会扭曲城市男性网民、全体网民乃至全体中国人的性的存在状况，甚至可能引来社会管理方面的决策失误。

12.4.3　网站调查兴旺及其恶果的社会文化原因

网站调查得以兴旺，最基本的社会推动力来自中国公众的“统计数字饥渴”。

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的统计数字一是过于官方化（唯有官方机构在调查与发布），二是过于物质化（主要是调查与统计各种可测量的客观存在物）。对于普通人所关心的常人生活中的各种生动现象与人们的实践活动却极端缺乏调查与统计，造成了供给不足所引发的需求旺盛。

另一方面，在集体主义文化的长期灌输之下，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一种“中国人幻象”，也就是一种抽象出来的、绝对整体化的、不需要证伪也不能够证伪的“中国人”。人们格外关注这种“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也就是需要把这个幻象加以“人格化”，因此往往会把本来应该基于客观实证的统计数字，当作自己主观上的“构图要素”来需求。于是，在社会传播中，人们总是倾向于把任何一个百分数都看作“中国人”的发生率。因此，网站调查所得到的非随机抽样的各种百分数，就很容易满足人们的需求并且误导人们的认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两方面的社会力量共同造就了网站调查兴旺的现实。

首先，“无知者”与“无良者”自觉合谋的“统计数字经济学”，是大约21世纪以来中国的独特产物。它虽然来自“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the economy of attention），但是在当今的中国，这往往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合谋行为：一些缺乏社会科学基本训练的IT从业者，持续地、商业化地、批量化地生产出各式各样的非随机抽样的网站调查结果，再由一些力图吸引眼球的传媒商人包装为五花八门的耸人听闻的“统计数字”来赚钱。他们还发出豪言壮语：“网络调查必将取代传统的调查方式，这是调查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结果，中国公众在信息供不应求的同时，还不得不蒙受另外的灾难：信息的商业化选择，甚至是公然造假。

其次，中国社会科学界在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方面的专业化程度不够，而普及程度更差。网站调查对于公众的误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该归罪于社会科学家既没有积极抗争“传媒的话语霸权”，也没有用日常语言把社会调查中随机抽样的必要性给公众讲清楚。结果，象牙塔中学者的洁身自好在当今中国的消费主义化的情境之中，很有可能蜕变为犬儒主义之举，甚至可能为虎作伥。

12.4.4　网站调查的非科学性

表面上看来，网站调查与总人口调查之间在代表性方面的巨大差异，来源于网站调查既没有调查总体也无法进行随机抽样。因此，许多网站调查中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努力接近随机抽样，不断地提出各种解决方法，例如“正确界定目标总体”、运用IP地址限制技术、Cookie技术等等。一些专业学者也试图进行评估与控制，或者矫正各种抽样误差，或者在统计技术层面上进行弥补。还有一些学者则是提倡规范网站调查的应用范围，或者提倡“网络调查与传统调查相结合”。

但是笔者认为，上述努力都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其实，网站调查与总人口调查之间所具有的方法论层次上的根本区别，或者说，是否进行随机抽样之所以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决定性，在于前者是依赖于调查对象主动地去寻找调查问卷，而后者则是研究者有目标有设计地去寻找被动反应的调查对象。

这是网站调查无法克服的根本缺陷。这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步步深入地来看。

第一，任何网站，即使是仅仅针对网民，也不可能具有起码程度的涵盖性。这说的是：任何网站调查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极高比例的无应答误差（这往往被刻意隐瞒了）。它的来源，并不是潜在的应答者看到了问卷而不回答〔10〕，而是他们根本就看不到发布问卷的该网站，或者看到了而根本不去点击。这是因为互联网上永远也不会有一个人人必须点击之的网站，哪怕是最大的门户网站或者搜索引擎也是如此。

第二，网站调查的抽样框永远无法涵盖人口总体。无论科技与经济如何发展，只要人类还存在着各种差异，那么互联网使用者就永远也不可能覆盖任何一个较大规模的人口总体。这是因为，这不仅是能不能用上互联网的问题，更是愿不愿意用的问题。总会有人不上网的，而这种偏差又是非实地调查而不可测定的。所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站调查的代表性会日益提高”的说法其实只是以假设来代替前提的谬误。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对主动应答者无法进行任何抽样。也就是说，只要调查对象是主动地、任意地参加的（这常常被认为是网站调查最重要的优点），那么任何一种抽样（哪怕是非随机的）就不可能实现，任何程度的代表性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在现存的网站调查中，别说抽样，就连那些根本不适合回答本问卷的应答者也没有去阻挡，夫复何言？

归根结底，网站调查与实地调查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的样本规模与代表性完完全全掌握在被调查者手中，无论调查者把问卷或者抽样方法（如果有的话）设计得多么科学多么巧妙，都无法控制调查实际进程的任何一个环节，甚至连最微小的影响与干预都无法施加。反之，在笔者所进行的电脑辅助的实地调查中，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这一本质区别标识了网站调查方法的非科学性。

网站调查的方法论的实质是“招募式调查”，是守株待兔、愿者上钩。这违背了任何一种问卷调查的最基本的原理。

社会科学中的问卷调查属于方法论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范畴内的科学主义流派，来源于对于自然科学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的“受控条件下可重复的试验”的模仿。后者要求“我”（调查者）必须主动地去研究被动存在的“它”（调查对象），才能得到对于“我”的假设的检验。

在社会调查中，经典的实地调查方法由于是调查者自己需要进行“试验”（实地调查），因此不得不主动地追求“受控条件”（总体界定）与“可重复”（随机抽样），结果客观上也就达到了模仿自然科学的效果，实现了自己的科学性。

可是网站调查却恰恰相反。由于它一开始就没打算进行“由调查者来操作的试验”（实地调查），而是依赖于应答者“自投罗网”，所以根本不需要任何主动寻找调查对象的设计与实施，结果也就不需要“受控条件”、“可重复”这两大原则。也就是说，招募调查对象的网站调查，绝不是在总体界定与抽样方法方面做得不够，而是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这就是它的非科学（不是反科学）的性质，任何基于科学性的统计技术都无法改善之。

进一步说，正是由于“招募式调查”这一实质不可改变，因此网站调查被认为所拥有的一切优越之处（方便、及时、廉价、时空广泛等等），统统都会因其调查结果在代表性上的谬误而变成“助纣为虐”之举。

更进一步说，经典的实地问卷调查是客观测量的方法，是调查者主动去收集被动存在的数据；而网站调查所使用的招募调查方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主体建构”，是应答者们主动创造出调查数据。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已经超出统计技术与调查方法的操作层次，实际上是方法论层次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焦点，甚至需要从认识论层次上来进行分析。本节仅希望指出双方的不同质，不再展开论述。

12.4.5　发展建议

由于“招募调查对象”这一方法论上的本质，网站调查不应该再朝着总体代表性这个无望的方向发展，而是应该朝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前进。

第一个发展方向仍然在问卷调查的范畴之内，是把网站调查作为实地调查的预调查（试调查）。

这样的网站调查绝对不是寻求任何绝对数与百分比，而是用来修订调查问卷，用来提前发现问卷设计中的缺点。这样，网站调查的各种优点（方便、及时、廉价、时空广泛等等）才能真正变成正向的长处，才能极大地弥补实地调查中的预调查成本高、耗时长、时空狭小等缺点。

第二个发展方向是把网站调查所发现的小概率的社会现实转化为定性的表述。

招募式调查不可能实现代表性，却足以反映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存在。它所得到的任何数字的意义，并不是某种情况在某种群体中占百分之多少，而是在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种情况。因此网站调查应该努力去揭示那些发生概率很小甚至极小的各种现象，这才是其最大优点。

这是因为，一方面，随机抽样的实地调查的最大缺点，恰恰是很容易筛选掉这样的小概率情况；另一方面，对于任何一种小概率情况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它有多少、占百分之多少，而首先是它究竟有没有、存在不存在。

例如，在笔者所进行的网站调查中，有些应答者一生中的性伴侣人数达到了4位数。反之，有些年轻夫妻虽然没有任何相关的障碍，却可以在上一年中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因此网站调查实施者应该这样来发布自己的调查结果：尽管发生概率很小而且出乎大众的意料，但是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

这样的表述是一种定性的认知，不但应该舍弃任何寻求绝对数与百分比的意图，而且应该在表述中刻意把具体的数字模糊化。

这种定性认知其实非常重要。它可以打破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各式各样的刻板印象，促进公众首先在思维方式上实现多元化，从而发挥社会调查的积极社会作用。

说到底，即使是随机抽样的定量统计数字与相关分析的结果，最后其实也只有被当作定性认知来使用，人类才能够思考。因此在这一点上，网站调查恰恰可以以其对于小概率现象的强大的发现能力，在定性认知上开辟捷径。

第三个发展方向是把网站调查彻底转变为定性调查的工具。

定性调查追求的并不是测量社会现象，而是发现与理解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因此不寻求代表性，而是追求资料的深度。尤其是定性调查不但不排斥反而非常欢迎调查对象的各种主动呈现。这不仅恰恰符合网站调查的性质，而且其所有优点更有用武之地。研究者完全可以运用各种文化感召与技术手段，把网站设置为某一主题的“磁铁”，去吸纳那些日渐增多而且“送货上门”的“网上自白”。

尤其是，在实地的定性调查中，合适的调查对象常常可遇而不可求，或者只能沙里澄金；而网站调查的“招募”性质及其相对更容易做到的大“应招”量，却恰恰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解决这一难题。

笔者猜测，恐怕仅仅是由于定性调查的理论与实践在目前中国尚不够普及，所以众多的网站调查才会舍优择劣地去进行问卷调查。这恐怕又要归结于学术界的不作为或者少作为了。

12.5　讨论：研究方法反思

12.5.1　定量调查不适用于非理性生活

在笔者的调查问卷中，有很多关于人们的认知、感受与见解的提问；本书也作出了许多的统计分析。可是笔者仍然忐忑不安，乐于反思。

由于任何一个标准的社会调查问卷都是社会学家们设计出来的，都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因此无论问卷多么严格与精致，很可能都无法用来测量被调查者在非理性范畴之内的各种情况。这可以分为4个层次来说。

第一，人类是否可以把非理性内容转化为理性的认知？

在笔者的“全性”概念的设计中，人们的体验与感受是至关重要的内容。例如“自己觉得目前的性生活怎么样”，可以假设每个当事人都会心有所感，基本上不可能无动于衷。但是如果一个被调查者要回答笔者的所设计的“是否满意”这个提问，他（她）就不得不把自己这种模糊的、弥散的、情境的、即时的感受，转化为“满意”这个抽象的概念，然后才能够加以衡量和判定。但问题是：即便所有人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难道一切非理性内容就一定都能够被这样转化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诗歌还会存在？或者说，“诗情画意”这样的人类感受，究竟如何才能转化为理性认知呢？

第二，被调查者的理性转化与研究者的理性思维可能一致吗？

即使所有非理性的内容都可以被所有人转化为理性判定，但是由于被调查者形形色色甚至千奇百怪，绝不可能与问卷设计者一模一样，因此他们在理性转化过程中，不自觉地运用或参照的各种概念与标准及其转化结果，不仅不可能与问卷设计者的理性思维结果相一致，而且不同的被调查者之间也会大相径庭。例如，在笔者的问卷中，“性生活非常满意”这个概念意味着“好得不能再好”，但是，天知道选择这个答案的那些人是怎么定义的！天知道男性农民工的定义与女性城市企业家的定义区别何在！

第三，理性转化就是剪裁生活。

问卷调查是强制回答的，因此它实际上就是研究者把自己的理性认识当作剪刀，强行裁剪被调查者的丰富多彩的非理性生活，这不但会损失大量的信息，而且有可能扭曲了生活本身。

第四，非理性内容应该创建自己的呈现方式。

调查问卷之所以无法反映非理性的生活，绝对不是因为后者不重要，也不是因为前者故意弃之不顾，而是因为“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这样一种呈现人类非理性生活的最佳方式，迄今为止还无法与模仿自然科学的那种理性思维方式相互接轨。

更具体地说就是，以“反映人类非理性生活”为己任的定性研究方法，还没有创造出一整套关于记录、整理与表述的操作方法及其规范，尤其是尚无基本的概念体系。当然，这主要是由于问卷调查在20世纪“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强劲推动下日益僵化与霸权化（即所谓的规范化），严重压制了定性研究在方法论层次之上的进展。

我们应该把对于人类的非理性生活的调查与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纳入学术殿堂。这绝对不是不可为之，只是革命尚未开始，同仁尚需努力。因此，读者在看完本书的一切调查数据与分析之后，千万不要忘记，问卷调查仅仅是无奈之举，是迫不得已而采用的调查方法，绝对不是最佳选择。

12.5.2　统计数字：情况变了，社会变了，还是人变了？

笔者在本书中列举了大量数字来说明，在21世纪，中国人的性关系与性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历史的变化，一定同时包括下列三方面的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是：人们的性行为真的增加了，或者性观念真的开放了，而且与统计数字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例如，在2000年，有过一夜情的人还很少，到2010年的时候确实增加了。

第二个可能性却是：有过一夜情的人，从2000年到2010年其实并没有增加多少，只是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有过的人不敢说，不敢真实地回答笔者的问卷，所以发生率（百分比）才很少。可是到了2010年的时候，真的有过的人的性观念更加开放了，更加敢于承认了。结果，即使实际上一夜情并没有增加，但是发生率却增长了。

第三个可能性则是：从2000年到2010年，人们对于性的各种认识也在不断地变化，这也会影响统计数字的大小。例如，即使同样是“一夜情”这个概念，即使是同一个被调查者，在2000年的时候他（她）可能认为自己的某次性行为不应该属于一夜情，因此回答说“没有过”。可是到了2010年，同样是这个人，他（她）的看法却改变了，认为自己的这次行为应该属于一夜情，所以回答“有过”。这样一来，一夜情的发生率也就随之增加了。

上述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一点儿不奇怪。比如，国家发布的历年的GDP数字的不断增长，既可能是中国人民真的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也可能是人们对于与此有关的概念产生了新的认识，还可能是因为某些官员更敢于数字作假。

本书中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虽然各种非主流的性行为都增加了，可是唯有男人找“小姐”的比例却没有显著地增加。为什么？一种可能当然是因为中国男人真的没有更“变坏”。但是也有第二种可能：因为打击“卖淫嫖娼”的力度从来没有减弱，因此哪怕“男客”比例真的增加了，可是敢于承认的人却依然如故。第三种可能性则是：有一些情况，男人们不再认为那是找“小姐”了。

总而言之，虽然本书是基于问卷调查的结果写成的，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方法，但是笔者却要坦诚相告：千万别迷信包括本书在内的任何问卷调查的结果。它们充其量只能反映出问卷设计者眼中的世界，与现实生活必然存在着差距。这是问卷调查这种研究方法与生俱来的、无药可医的缺陷，最理想的状态也不过是努力缩小其间的差距。

对于研究者来说，知道不知道和承认不承认这一点，不仅是研究水平高低的问题，更是有没有学术良心的问题。本来，任何统计数字的发布者都应该向人民大众讲清楚，自己的调查结果有哪些不足，还有哪些可能性；但是实际上几乎没有人这样做。这可能是因为一些人根本就不懂这些，也可能是因为害怕别人怀疑自己的调查结果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还可能是因为涉及发布者的切身利益。如果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地明知故犯，就需要专门写一个小册子：《如何用统计数字来“忽悠”别人》。

读者很可能会问：如此说来，我们到底应该不应该相信你所发布的这些数字呢？笔者正在努力，试图分清楚所有数字中的“真实变化”、“应答态度变化”与“定义变化”究竟各占多少。但是这绝非易事，更非一年之功，所以在这里笔者只能提醒读者：对于任何统计数字，首先，要看它们究竟是怎么调查出来的。如果发布者根本就不告诉你这个，那么宁可不信，也不要轻信。其次，要看发布者有没有说清楚各种可能性。如果没有，那么一定不可全信，因为这要么表明发布者才疏学浅，要么就有自欺欺人之嫌。

12.5.3　偏见足够多，真实才能有

在本书中，笔者一点也不隐瞒自己的价值观，但是这经常被别人指责为“有偏见”，言外之意就是“不真实”。

这种指责的元假设是：“无偏见与真实”的调查结果只能由研究者给予读者，因此研究者自己必须对此负全责，而读者则只能“恭候喂养”。

可是实际上，没有一个研究者真的能够得到“无偏见与真实”的结果，大概也没有一个读者会真的照单全收。读者总会作出自己的鉴别与筛选，即使进行强行洗脑，人们也还可以用遗忘来加以筛选。因此，学术研究不是不应该追求“无偏见”的境界，而是既不应该把这个责任强加给研究者，也不应该把读者视作群氓。否则，“无偏见”的苛求就很容易把书写者变成针对读者的霸权主义者。

解决之道唯有学术自由：每个研究者都尽可以自由地抒发自己的价值观，哪怕全都是“偏见”，但是只要研究足够多，“偏见”足够多，读者就可以有充分的空间与机会去进行鉴别与筛选，“全面的真实”就会出现。

简单一句话：全面与真实是由读者来判定的，而不是某一个作者输出的，因此不能用这个标准来强求作者。

其实，现代学术界一直实行着这样的原则。广义来说，人文社会研究中的每一个学科与学派的划分，其实对于“研究人类”这个整体来说都是“偏见”。可是，只有首先建立起这些依靠“偏见”安身立命的学科与学派，才有可能获得整体的全面与真实。

所以笔者总是怀疑，有些用“有偏见”来否定别人的调查成果的人，其实是试图否定该作者的价值观。

注释

〔1〕 12.2.1由笔者与韩丽涛合作而成。

〔2〕 12.3.1由韩丽涛与笔者合作而成。

〔3〕具体方法见12.2.2。

〔4〕这里的百分比是总体中的，与本书第5.4节中的分母不同。

〔5〕指中国人民大学与北卡罗来纳大学合作的“性病区艾滋病防治中的社会科学与公共卫生的结合”项目（UNC-CH 5-50481）。问卷是一致的，但是该次调查的数据不具有全国的代表性，因此并没有包括在本书之中。

〔6〕通常所说的“网上调查”或者“网络调查”还有其他内容，本节暂不论及。

〔7〕例如2009年1月23日在中文Google输入“网上问卷调查结果发布”就可以获得大约68.8万个查询结果。

〔8〕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包括其派生的“世纪期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没有检索到任何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9〕虽然两者并无性质上的差异，但是电脑辅助的实地社会调查在“回答的真实程度”上仍然显著地高于网站调查。笔者将另文论述，这里不再展开。

〔10〕有些学者试图从技术层次来解决“网络调查的回复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这样一个伪问题。

第13章　总论：“全性”

13.1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反思

13.1.1　经典的社会分层不适用于女性

笔者在本书各节的统计分析中屡次发现：中国社会学界通常用来测量人们的社会阶层的那些指标，例如“五朵金花”（年龄、上学程度、职业等级、收入等级、城乡差异）等等，对于男人都非常合适，往往可以做出很精致的统计模型；但是用于女性分析则往往会出现乱七八糟、莫名其妙的结果，有时甚至根本就做不出什么结果来。在本书最为关注的一些论题中，女性的行为与她们的社会阶层所属之间，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显著的相关，仅举出下列的突出例子。

本书的9.2节反映出：无论女人的上学程度是高还是低，无论住在农村还是大中小城市，无论职业与收入的高低，无论是否经常参加社会交往，无论是不是党员，对于她们的多伴侣发生可能性都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

本书的9.3节反映出，妻子与丈夫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显著地作用于丈夫的婚外性的那些社会活动，对于妻子却全部没有显著的影响。

本书的9.4节反映出：女性的几乎一切社会阶层变量，与她们的一夜情发生可能性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

按照经典的社会统计理论，这不仅是社会实况的反映，而且是发现了“真相”。可是笔者却认为，这其实就是最典型的“研究者霸权”，就是唯我独尊，拒不反思。

其实，上述统计结果完全有可能来自另外一个原因：现在所通用的那些社会阶层划分指标，很可能主要是根据男性世界的情况总结与发展起来的，很可能对于女性世界是文不对题的，至少也是遗漏了某些在女性世界中举足轻重的因素。或者说，在女人对于自己行为的主体建构中，有某些因素笔者一无所知，或者与笔者的假设南辕北辙。

为了检验笔者的上述假设，笔者专门对男人和女人的社会阶层所属进行聚类分析，以便考察双方的分析结果究竟有没有显著的差异。

笔者把三次调查中的5个因素（上学程度、收入等级、职业等级、调查地点的行政级别、调查差异），使用聚类分析的方法进行处理。〔1〕结果可以得到中国男人的5个社会阶层，而且相互之间的分布比较合适，离群值的比例也很小（见表13—1）。

表13—1　男人社会阶层的两步聚类

可是，对女人进行同样的聚类分析，却只能得到两个分类（见表13—2）。也就是说，使用目前社会学界通用的那些指标，只能把女性区分为低阶层与高阶层这样两个分类，其间的一切差异都被抹杀了，而且离群值较大。

表13—2　女人社会阶层的两步聚类

以上分析表明，同样的5个最主要的社会阶层指标，用来聚类男人的时候很有效，可以更加细致地反映出男人的阶层所属；对于女人却很不适用，只能聚类出高与低这样两个社会阶层，对于认识女性世界基本无用。

由此，笔者建议：无论调查什么内容，都再也不能把男人与女人混在一起进行分析，都不能仅仅按照男人的社会分层来分析女人，应该尽快地探索出那些主要作用于女人的社会因素究竟是些什么。

13.1.2　女人的性伴侣数为什么少于男人？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在本书的许多统计中，尤其是多伴侣性行为的发生率，男人都高出女人相当多。这就引出一个疑问：在一个足够大的人口总体中，男人和女人的多伴侣发生率应该相差无几才对。例如，如果每个男人都有一个其他的性伴侣，那么女人也应该平均每人有一个，否则，男人的那些其他性伴侣都是谁呢？总不能都是抽样框以外的“小姐”、外国人吧？更不会都是同性恋吧？

早在1995年，美国的劳曼教授等人首次发表全国随机抽样的性调查结果的时候，一些生物学家就提出了这个质疑，而且据此嘲笑社会学家“不科学”。

其实，这些生物学家纯粹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中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如果问到自己有没有性伴侣，那么全天下的女性，有几个人会把强奸自己的那个男人计算进来？

在传统的“唯科学主义者”看来，这无疑是一种狡辩，因为他们认定：只要性的行为确实发生过，那就是有过性伴侣，才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可是，这是又一次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女性不计入强奸犯的做法才是最真实的，因为那个男人“插入了”、射精了，当然是他的性行为；而女性却没有丝毫的性反应，因此这次行为当然不是女人自己的性。

由此一直推广到最常见的夫妻性生活，那些完全是给丈夫尽义务而自己却无动于衷的妻子，有多少人会认为自己还有性生活？

性，绝大多数发生在人际关系之中，因此恰恰是按照生物学的严格定义，如果任何一方没有出现应有的性反应，那么该次性行为只能算到有性反应的另外那一方的头上。这真的很难懂吗？

也就是说，那些鄙视社会学的生物学家们所违反的，恰恰是他们自己学科的概念定义与研究方法。

回到多伴侣这个问题。女人判定某个男人算不算自己的性伴侣，甚至自己是不是与他有过性行为，其实是根据女人世界中的行为逻辑，可以有近乎无穷的理由与标准，而且非常可能与男人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水火不容。因此，女人的计数必然不同于男人的。尤其是，由于绝大多数女人比男人更加重视和认同性关系的感情性质，更倾向于排除那些自己没反应或没感觉的性，因此如果女人的计数少于男人，那才是真实情况，才是人类社会的真实，而不是生物学的统计结果。

问题仅仅在于，社会学家目前对此知之甚少，而那些生物学家则更是彻底外行。女人目前暂时也还没有主动呈现出自己的这一面，因此“唯科学主义”才得以大行其道。

说到底，社会调查所能够得到的所谓客观真实，其实只不过是研究者的尺子与被访者的认同之间的一种互动结合而已。

这就是笔者极力提倡“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的重要意义。如果研究者缺乏这样的视角，那么别说理解生活，就连统计数据也会误读。

笔者在这里说的是女人；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划分之下的任何一个人，难道不也是如此吗？我是我自己的我，我构建了这样一个与你不同的我。如果你不想了解这些，那就别调查我！

最后，笔者愿意为此贡献一个1987年亲身经历的小故事。

询问：你有过婚前性行为吗？

女答：没有。

询问：那你还是处女啦？

女答：也不是。

询问：那是怎么回事？

女答：因为我爱过。

13.2　“全性”新概念：本研究的全面设计

作为规范的问卷调查，笔者在2000年和2006年的调查设计中提出三大假设：针对所有人的“性脚本”理论、针对在婚者（含同居）的交换理论、针对有过多个性伴侣者的性的社会网络理论。

时至2010年，笔者对于社会学调查方法的认识已经深入到“论方法”的层次，对于“性”（sex）的理解也已经深入到“sexuality”的境界，无法再满足于前两次调查的初级层次。为此笔者重新进行了问卷的整体设计，在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有的提问的基础上，提出了“sexuality”这个“元假设”并且据此构建问卷的系统构成。

13.2.1　全性

“Sexuality”这个概念，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从学者的书斋中走出来，成为英语中的大众语言。它对应于主要是生物学和行为学意义上的“sex”，包括“sex”，但是更加强调它在社会学与心理学意义上的现实存在状态，例如关于性的话语、想象、仪式、幻想、身体等等。

翻译

对于中国人来说，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中文里没有一个现成的合适的词来表达“sexuality”的意思。〔2〕为此，中国学者展开了将近10年的讨论，提出了许多翻译方案，例如“性存在” 〔3〕、“性现象”、“社会性”、“性状况”、“性相”、“性经验”、“性态”、“性征”、“性素质”、“性本性”等等。时至2005年，华人学者们初步达成共识：仍然使用目前的“性”这个字，不再改变，而是随着文化的进步，逐渐使人们知道，“性”的定义已经改变了。〔4〕

笔者从2010年开始，推荐把“sexuality”翻译为“全性”，就是“全面之性”的意思，以表示它不仅包括传统的以生物学为主的“sex”，也包括人文、社会、心理、历史等方面的诸因素，还包括笔者目前还认识不到的一些其他因素。这样翻译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可以在后面随意加上“尾巴”组成新的词，例如“全性心理”、“全性教育”、“全性文化”等等。虽然还是有些别扭，但是至少中国人还是可以明白的。

定义

“全性”这个新词就是一场革命。性社会学，其实就是不断地探索这个新词的内涵与外延，并且据此开拓不同于经典“性学”的新的研究领域。因此，笔者无法单独一人拿出一个完善的“sexuality”的定义，而是要靠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在短时间之内也无法拿出，而是要靠长久的琢磨与提炼。

此外，“全性”的概念与另外一个国际新概念“社会性别”（gender）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因此国际学者对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众说纷纭。

美国学者卢宾首先提出“性／社会性别”（sex/gender system）的理论体系，认为性与社会性别是被交融在一起加以运用的。我国台湾的何春蕤等学者开创地建构了中文的“性／别”这一词汇以及蕴含其中的深厚理论，认为“性别”与“性”在这个名称中合为一体，以表达两者之间的复杂关联，但是这个斜线也指出了两者不可以合二为一。〔5〕

13.2.2　全性调查问卷的设计

笔者接受上述的理论，并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进行了下面的设计（见图13—1）。示意图中的编号仅仅是为了便于整理与阅读，没有特殊含义。

图13—1　全性概念的结构示意图

对于图13—1，笔者需要做出如下的进一步解释。

技术解释

在示意图中，黑体字表示“全性”与“社会性别”这两个范畴中相互作用而又不可合一的一些基本概念。方框内的字表示研究的不同范畴。宋体字表示问卷的全部指标，其中可能包含多个提问。

这个示意图仍然很像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框架，但是在笔者的心目中，“全性”应该是浑然一体而且如云似雾般的一种存在。只是因为笔者目前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呈现方法和描述手段，更缺乏相应的表达工具，因此不得不暂且如此。

学术解释

第一，笔者的基本假设是：“全性”与“社会性别”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而且制约着人们认同为“性”（sex）的那些现象的总体。也就是说，在调查之前，笔者已经根据相关文献与自己以往的研究，预设了核心与边界，然后再搭建问卷的体系。这当然有很大的风险，但是笔者自信，以30年来的学习与研究的积累，还是足以担此重任的。

第二，全性绝不是“生物因素取消论”，当然应该包括经典的“性”（sex）的概念中所有的因素。但是由于笔者尚不具备相应的技术手段，因此无法调查纯粹生物学的指标，例如性激素水平等等。在2000年的第一次调查中，笔者与合作者一起，曾经通过化验尿样检测了中国成年人的4种性传播疾病的水平。但是这种化验耗资巨大，在其后的调查中笔者没有申请到如此巨资。

第三，笔者主张“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也信奉定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因此在2010年的问卷调查中试图贯彻这两种主张。也就是说，笔者绝不是沿着“唯科学主义”的思路，把目前中国人的“全性”视为一种可以加以客观测量的存在物，然后按照笔者自己的主观假设去裁剪生活。相反，笔者把问卷仅仅视为一种合适的工具，把调查对象的一切回答都视为他们在特定情境之中所做出的一种呈现，而且是经过他们自己的建构的、与调查问卷互动过的呈现。

从这些主体呈现中，运用某些统计手段，笔者应该有可能发现，中国人在“全性”这个问题上究竟如何思考、如何选择、如何定义。这样一来，就有可能把经典的、以测量为目标的问卷调查，向以理解为目标的定性研究靠拢一步；把经典的客观考察向意义解释的方向推进一步。

第四，笔者在前两次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增加了相当多的询问自我评价与自我感受的提问；在针对少年的问卷中，则再增加了一些关于性发育史的提问。这些新增加的提问不仅被设计为相关分析中的自变量，而且其中许多也可以产生独立的、有意义的发生率（因变量）。这是因为，生活是有意义的，人是有选择的。时至2010年，笔者绝不能仍然囿于纯粹客观行为的或者社会决定论的调查，而必须考虑“人”这个主体的能动作用与建构过程。

第五，笔者的问卷设计的最终目标有三个层次。

其一是呈现出中国人的“全性”的总体状况，尤其是进行2000年、2006年与2010年之间的比较，发现其发展趋势。

其二是统计出中国人里“全性”的独特程度的分布。

其三则是把总体状况和独特程度作为因变量，以社会因素为自变量，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在理论上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本书中，大多数统计分析都没有涵盖非完全异性者的情况，这是因为他们的“全性”的存在状况与运行机制与完全异性者有很大不同，因此需要另外讨论，绝没有歧视或忽视的意思。

13.2.3　变量的整理

笔者的问卷涉及“全性”的方方面面，有10类、26项、73个指标，总计147个变量（见表13—3）。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回答所有的提问。笔者把人们分为三大类情况，他们各自回答了不同方面的、不同数量的提问。

表13—3　全性的变量组成

续前表

续前表

无性者：一生中从来没有过任何人际的性行为的人。其中，无性男人最多回答64个提问，无性女人则回答67个。

有性无婚者：虽然有过人际性行为，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与任何人共同居住在一起。其中，有性无婚男人最多回答88个提问，有性无婚女人最多90个。

在婚者：已经结婚或者同居的人。其中，在婚男人最多回答138个提问，在婚女人最多134个。

在变量整理中，笔者采用0与1的两分法给所有的变量重新赋值。所有不良的或不佳的情况与状态，所有不开放的态度与倾向，均赋值为0；所有良好的情况或者开放的倾向都赋值为1。这样赋值之后，相加得出的总分越高，就表示该人在性方面的情况与倾向越良好，越开放。

当然，这样的赋值方法会损失很多的信息量。因为问卷中的大多数提问都是定序甚至定比的四分等级，还有一些提问是连续变量（例如各种性行为的首次发生年龄、次数等等），分为0与1的两极之后，就无法分析深入细致的情况了。但是这实属无奈之举，否则就无法获得笔者所预期的“全性”总分这样一个统计目标。

经过这样的系统建构之后，笔者就可以开始分析了。

13.3　“全性”总分

在进行了变量赋值与整理之后，笔者把相应的变量值进行简单相加，就得到“全性”总分。

这里首先要说明，统计学有很多更好的方法来进行这样的加总，或者构建出相应的指数；对于笔者这样的简单相加也有许多不同的意见。笔者并非我行我素、一意孤行，而仅仅是希望在本节中呈现出一种整体研究的思路，提倡一种进行全面考察与分析的方向；并不是要把下述的统计结果定于一尊，更没有认为它是最佳方法。笔者诚挚地希望统计学家对此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退一步说，即使笔者是不自量力甚至有所误用，那么也存在另外一面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给我们提供或普及某些足以进行整体研究的统计技术呢？

13.3.1　2010年的情况

回答情况分析

在表13—4的任何一种情况中，人们的总分都没有达到笔者所设计的“‘全性’总分的最高值”，也没有出现最低值（应该为0），而且相去甚远。

表13—4　2010年男女的“全性”总分

注：男女之间均值的差异的p值均为0.000。

这既可能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不存在最极端的两种情况，也可能是因为笔者对于“全性”的设计仍然过于宽泛，需要进一步修订；既可能是问卷调查这种研究方法所固有的局限使然，也可能是因为被调查者对于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

指数分析

笔者使用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中的计算公式进行处理：指数值＝（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其数值为0到1之间的小数。在笔者的计算中，最大值为理论上的“‘全性’总分的最高值”，最低值为0。这样就得到表13—5中最下面一行的“指数均值”，以便进行直接的比较。

第一，在任何一种情况之中，男人的指数都高于女人。在无性者中男人高出0.063，在有性无婚的人中男人高出0.086，在婚者中男人则高出0.059。这说明男人的“全性”，在整体上比女人更加良好与开放。这非常可能来自中国女人的“全性”在整体上仍然处于传统的更大影响之中。

第二，在三种不同情况之中，那些有性无婚的男人比女人高出得最多。或者说，女人进入婚姻与同居状态之后，与男人的差距就缩小了。

第三，处于有性无婚的状态之中的男女的指数均值是最低的。这可以从两方面的比较来解释。

与那些无性的男女相比较，有了性生活就意味着：产生性烦恼与不良感受的可能性增加了。而根本无性的男女则不可能有这些负面的影响。

与那些在婚男女相比较，有了性生活却没有结婚或同居意味着：通过婚内的日常相处来相互协调并且减少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就减少了。

这样一来，就“全性”总分的指数均值而言，那些有性无婚的男女就必然处于最低水平之上。

第四，与在婚者相比，有性无婚者中的男人的指数均值只减少了0.050，而女人却减少了0.077。这说明，上面分析的有性无婚的状态的缺陷，对于女人发挥了更大的影响。

13.3.2　历史变化

要考察一段较长时期内性方面的变化，主要有两种假设：其一是“总量增减论”，就是认为所谓的性革命其实就是人们的性活动总量增减了，例如性生活越来越多；其二是“途径增减论”，就是相反地认为，性活动总量并没有出现巨大的增减，而是人们的“性释放”的途径变化了，例如，如果婚外之性增加了，婚内的性生活就相应地减少了。

为了检验这两种假设，也是为了回答人们可能最关心的问题：中国人的性究竟怎么啦？笔者首先从问卷的所有变量中，挑出那些在三次调查中都询问过的提问：

无性男人：S2性病、S3滋补、S4发育、Z1心理年龄、Z3功能、Z5自慰、J4想性频率、L2兴趣、L4情色、L5消费、Q1贞操观、Q4公正、Q5多元、Q7魅力、P3被骚扰、P4童年接触、W4行为、T情况。最高可能得分40。

无性女人在前面的变量之外再增加：Q6女权。最高可能得分41。

无妻男人增加：P1不愿、P2被迫、W6结果、B4多伴侣、B7买性、B8卖性、B9性产业。最高可能得分57。

无夫女人再增加：S5怀孕／人流。最高可能得分58。

有妻男人再增加：S1障碍、Z4高潮、P5打架、W5关系、G1程度、G2互爱、G3知心、G4满意、G5亲昵、G6沟通、G7主动、G8勉强、G9伪装、B1频率、B2技巧、B3幻想、F1.1满意度、F1.2满意度、F2兴奋度、F3耻感、F4.1脏感、F4.2脏感、F5担心、F6不适。最高可能得分104。

有夫女人再增加：S1障碍。最高可能得分100。

笔者把它们进行指数处理（方法同上），然后进行历史的比较（见表13—5）。

表13—5　三次调查的“全性”总分的指数均值

注：各组变量之间的p值均为0.000。“小计”一列为几何均值。

这里2010年的数据与表13—4的不同，因为这里是三次调查的比较，纳入计算的变量减少了。

情况分析

从总的趋势上来看，表13—6表明如下一些情况。

第一，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中，也无论在哪一次调查中，男人的指数均值都高于女人。这在对于2010年情况的分析中已经论述过，就不再赘言。

第二，无性者的指数均值没有出现增加，其中的女人反而呈现为减少的趋势。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最近10年的巨大变化中，如果自己的性的良好状况与开放态度出现了提升，就很难再坚守在无性状态之中。对于女人而言，则需要更为传统一些，才能“保持处女之身”。

第三，在婚男人的指数均值在趋势上增加了，女人却基本上没有变化。这表明，在婚内生活中，男人越来越多地获得了各种性方面的收益，促使他们的指数均值呈现为上升趋势；而女人则没有从中获益更多。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发现：在三种情况中，从2000年到2006年再到2010年，唯有“有性无婚”的男女的指数均值都增加了，尤其是其中的男人的增加幅度更大。由此可以推论：性，一旦开始而且没有受到固定的性关系的制约，那么其良好状态与开放态度会在最近的10年中得以提升。

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统计数据上看出来：在笔者的具有总人口代表性的调查总体中，有性却无婚的人群所占的比例，从2000年的4.5％增加到2006年的7.1％，再增加到2010年的18.8％。反之，处于婚姻（含同居）之内的人的比例却从89.3％下降到79.9％，再下降到74.4％（p＝0.000）。

这就是说，有性的人越来越多，可是结婚或者同居的人却越来越少。这应该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之一。整个中国社会所感觉到的那种性文化之变，应该主要是来自那些不在婚姻之内却已经有性生活的男女，在性的良好状态与开放态度上的显著提升。

检验假设

对于上述的“总量增加论”与“途径增加论”这两个理论假设，笔者的数据分析结果应该说，这是一种复杂的混合情况。

中国人的“全性”总分的指数均值还是趋于增长的，只不过并没有呈现为线性的增长，其变化的幅度也不显著，因此至少在这短短的10年当中，还无法证明“总量增加论”的正确。

对于“性途径此消彼长论”，笔者在前文分析婚外之性的时候发现，妻子如果有婚外性，婚内之性就会不那么显著地减少，但是丈夫却没有这种情况。因此也不能证明此论的正确。

笔者认为，这样一个不够明晰的检验结果，其实来自这两个假设都过于宏大。它们都不仅忽视了处于不同状况之中的人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更是错误地假设：不同的人群在确定的时间段内，都会出现同样内容的与同等程度的变化。

笔者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同时否定了这两种宏大假设。或者说，这两种力求宏观与普适性的理论，其实并不适合于解释具体的生活实践。甚至可以说，它们仅仅存在于理论家自己的脑海中。

13.3.3　社会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全性”总分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所以需要继续分析。下面的分析使用2010年的数据。但是为了简明扼要，也因为本节主要是为了展示分析的思路与方向，而不是显示统计技术的完美，因此在表13—6里，凡是不显著相关的因素的统计量均省略了。

表13—6　社会因素对于全性总分的作用的多元线性回归

相关因素的分析

第一，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也无论哪一种情况，年龄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通俗地说，性就是年轻。

第二，全面地、显著地发挥了作用的是：社会交往的程度、是否上网（其实也是一种社交）与外出的时间。通俗地说就是：性存在于人际交往之中。

第三，与此相对应的是：上学程度也比较全面地与“全性”总分呈现出显著的相关。通俗地说则是：性的良好状态是一种素质。

第四，“全性”当然与健康状况存在关联，但是与人们通常所想象的既相同又有所不同。

整体健康状况不佳与使用新型毒品，都会显著地减少“全性”的总分。

喝酒本身问题不大，但是喝醉了就全面地减少“全性”的总分了。

其余一些指标，如情绪不好、抽烟、肥胖、有糖尿病等，都只对某种特定的人群发挥作用；而“有高血压”这一因素则根本没有进入上面的表格，因为它与任何一种人群的总分都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不相关的分析

尤其重要的是，笔者发现，许多非常重要的社会因素与“全性”总分其实并不相关。它们包括：职业等级、收入等级、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是否流动人口、是否党员、是否信仰任何一种宗教、是否单独居住、是否单性别成长、是否在减肥。

这是相当惊人的情况。无论从社会学专业出发还是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人们都可以假设，这些非常重要的社会因素必定会影响人们的“全性”总分。可是它们却偏偏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

这很可能反映了真实的生活，也就是人各有志：某种社会身份已经不再能够控制人们的性了，甚至连显著的作用都没有了。

但是也很可能是因为，笔者现在所使用的这些社会因素，基本上都是用来测量以前的社会与人，现在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了。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社会因素都是经典社会学的看家法宝，但是它们却并不适用于来测量人类的“全性”，还需要我们性社会学自己来不断地摸索出新的相关因素来。

当然，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来看，另外一种可能性也许日益重要起来：生活中的人们对于这些社会因素的定义与表述，其实与社会学家们并不一致，只不过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其间的差异究竟何在。

13.4　开放与保守：“全性”的倾向

对于“全性”的总体状况而言，人们可能也很关心：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更加传统或者更加开放？本节就来解决这个问题。与前一节一样，这里也并不是要确立统计分析的结果，更不是要发明一种新的统计方法，仅仅是希望呈现出一种总体研究的方向与思路。因此笔者欢迎一切关于统计方法的商榷。

13.4.1　独特程度的统计构建

所谓更加传统或者更加开放，其实就是一个人在茫茫人海之中的独特程度的大小，只是走向传统还是走向开放这样两种方向相反而已。这在笔者的数据分析中就表现为：每个人的“全性”总分偏离人群的均值（代表中点的状态）的程度，也就是把每个样本的实际值减去其所在的子总体的均值。它的正值代表趋于开放的程度，负值则表示趋于传统的程度。

经过这样的简单运算就得到表13—7所示的结果（2010年的情况）。

表13—7　“全性”总分的偏离情况

在表13—7中，极小值就是那些最为传统的人的“全性”总分；极大值则是最为开放的人的总分；间距则表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从这里可以看出，无性的男人之间只相差27分，无性的女人之间也仅仅相差25分，两者没有大的差异。这表明，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无性”都是一种同样的状态。

可是一旦有了性生活，无论结婚或同居还是没有固定的性关系，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差距（62与72）都远远大于女人内部的差异（39与59）。通俗地说就是：性的开始使得男人剧烈分化，或者日益保守或者日益开放，呈现为两极分化的趋势；可是女人的分化程度则没有那么大。

13.4.2　历史变化的倾向

从“全性”总分中，可以计算出偏离均值（0）的程度。在图13—2中，负数表明低于总分的均值，也就是倾向于保守；越是接近0就表明越是倾向于开放。

图13—2　从保守走向开放

图13—2充分表明：虽然中国人的“全性”总分并没有显著地增长，但是无论考察哪一种人，无论男女也无论是否结婚，数字都从负数向0（总分均值）的方向增长，只不过不一定构成显著的差异而已。

这就雄辩地说明，在21世纪开始的短短10年间，中国人的“全性”，已经全面地从倾向于保守走向倾向于开放。到2010年的时候，各种人的总分都已经接近于最高值。这意味着三点：

其一，“全性”的开放已经不再是少数现象，也不再是异类，而是行将成为社会的主流。

其二，倾向于开放的人与倾向于保守的人，已经形成了大体上势均力敌的局势。

其三，中国成年人更加有可能在性方面出现一半对一半的分裂，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紧张与竞争也会愈演愈烈。

13.4.3　社会因素的作用

表13—8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了社会因素的作用。但是省略了那些不是显著相关的因素的数值，也省略了所有的p值，列出的都是参数估计值。它们表明，与对照因素相比，这个因素的作用如果是增加了，就是正数，表明更加开放；如果减少了，就是负数，表明更加传统。其数值则是传统或者开放的程度。

表13—8　全性独特程度的多元线性回归的参数估计值

续前表

从表13—8中可以看出以下一些情况。

第一，除了无性之人，只要性一旦开始，年龄的作用就是最大的。

第二，无论对于哪种情况，上过网与社交频率高都使得人们更加倾向于开放，而且增加的幅度很大。

第三，上学程度所发挥的作用很有意思。对于那些有性却无婚的男人与那些无性的女人来说，上学增加了开放的程度，而且增幅非常大。但是对于在婚的女人（绝大多数是法定的妻子），只要上过初中与以上，性方面的良好状态与开放程度却反过来出现了降低的趋势，也就是更加传统了。

这种情况恐怕只能从婚姻对于妻子的意义来解释了。一方面，妻子很可能觉得任何性方面的开放态度都会威胁到自己的婚姻，因此拒绝之；另一方面，妻子在婚内更加可能遇到性的不良状态。二者归一，妻子们就更加向传统的方向偏移了。

其他的影响因素，笔者就不再一一解释了。这是因为，笔者在这里所做的统计分析，主要是一种示范，为了表明“性的独特程度”这样的设计思路与分析方向，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可行的。至于具体的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完全有可能使用（或者呼唤着）其他的更好的技术。

13.4.4　性的阶级的设想

人们最关心的，恐怕并不是上述的学术分析，而是希望知道：究竟什么样的男女，在性方面可能更加保守或者更加开放？

笔者的3次调查，由于具有该年龄段总人口的代表性，因此应该可以根据人们在“全性”的方方面面的表现与实践，总结出各种不同的类型。这其实就是性方面的阶级划分。1995年美国劳曼教授等人在他们出版的《性现象的社会组织》一书中，就把1992年调查时的美国人划分为“娱乐型”（开放型）、“中间型”与“保守型”这样三个“性的阶级”。

如果再把性的阶级与人们在其他方面的社会阶层所属进行相关分析，就可以考察出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例如，城市工人阶级在性方面的实践可能是大同小异，那就说明性的阶级与社会的阶级趋于一致，两者是一种相互建构。但是两者也可能大相径庭，那就可以考察一下，性的阶级与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究竟有哪些不同，差异的程度究竟有多大。

但是可惜得很，笔者的统计分析发现：无法把性的三种类型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阶层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按照人们通常划分的农民／工人／职员或者穷人／富人这样的社会阶层来看，笔者无法明确地指出究竟是哪个阶层更加开放一些。换言之，如果仅仅使用人们最熟悉的阶层划分的标准，就无法判断其中哪个阶层更开放。

这提示我们三点。

第一，经典的社会分层标准很可能并不适用于性的方面。也就是说，性开放的人或者保守的人，在任何一个现有的阶层中都同样存在。既不是“城里多农村少”，也不是“白领多蓝领少”；既不是“有钱就变坏”，也不是“贫穷则保守”。

在学术上这表明，在性方面，单纯的“社会决定论”难以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

第二，笔者不相信社会阶层会不发挥强大的作用，也不相信上述情况仅仅是由于统计技术的欠缺。猜测起来，完全是因为对于性的独特程度而言，笔者还无法假设出究竟哪些社会阶层因素可能相关，因此也就无法进行检验。

第三，既然除了年龄与上学年数之外，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因素都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那么推论只有一个：中国人的“全性”从保守走向开放的趋势，是全面的，是全民族的。

13.5　中国性文化的走向

13.5.1　21世纪以来的回顾

概况

性革命的第一步的冲击对象是“文革”的无性文化（性的政治化），发展方向是建立性的“人性论”（自然主义），理论基础是性本能论，标志则是“因性可离婚”。

第二步的冲击对象是改革开放前留下来的“革命文化”（性的秩序化），发展方向是建立性的“选择论”（个体主义），理论基础是天赋人权思想，标志则是“非婚性行为”。

这两个阶段的性革命已经成功。表现为：一是以快乐主义为旗帜，以自然主义为基础，基本破除了精神禁欲主义；二是不反对性革命的人及其力量与日俱增；三是中国人创造出了自己的新话语与文化标志。

进入21世纪，中国性革命进入第三步，也就是本书开篇所说的“性化的时代”。它的冲击对象是五四以来的“浪漫爱情主宰”与“性的纯情化”，发展方向是性的“激情主义”、性的“纯粹化”，理论基础是“主体构建论”，标志则是一夜情、“身体写作”、奇特性行为等。

战略形势

“立法崇拜”的盛行，使得似乎一切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立法来解决，小到衣着暴露，大到性骚扰风险。

商业力量的加入，把性的展现与无限联想加以公开化与合法化，而且水银泻地般传播开来，至少对于青少年来说，任何正规的性教育恐怕也赶不上性方面的商业广告的影响。

传媒与网络所放大的，不仅仅是性的信息，还有性的实践经验。这已经使得一切性教育的问题转化为：网上的性知识那么多、那么容易获得，究竟是什么在阻碍着人们去寻求呢？

本土化运动（例如“守贞运动”）论者深知：性问题是最具煽动力的武器之一，因此他们由于驾驭了许多人的情感动力而左右逢源。

“激情主义”则仍然处于大逆不道的境地，就连某些冲击传统的人也仍然小心翼翼地把性快乐叫做“性愉悦”。

“性化”的意义

“性化”已经成为社会的时尚，至少是很少受到反对。

对于刚刚从“文革”的“无性文化”中走出来的中国人，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目前的主要危险已经不再是20世纪80年代的“性禁锢”，而是甚嚣尘上的“性时尚”。

于是，性走出了禁区，也走下了神坛，可是也带来了认同的焦虑。中国人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烦恼。可惜，有些以“性解放”标榜自己的正面人物，仍然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水平之上，仍然淹没在“反对禁欲主义”的小池塘里而不可自拔。

目前中国的真问题

在性的社会偶像的笼罩之下，在大众传媒的话语霸权之下，“我”到哪儿去了？

在把“性”用来消费的大潮中，爱情将何去何从？

没有“性福”，就是不健康？就不是人？

“性别”之“性”，究竟是同质的，差异的，还是对立的？

“性”，能承载什么？能承载多少？

13.5.2　发展的可能性

中国性革命，还缺什么？

目前的大多数自称为“社会性别”的研究与社会运动，仍然局限在男人与女人之间，甚至仍然仅仅是女人控诉男人。女性自己的性革命仍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性别的多元化还存在“胎死腹中”的可能性。尤其是，已有的工作成果也仍然是“小家碧玉”，远远没有成为“大众情人”。

目前的性研究（包括笔者自己的）依然主要依赖西方的后现代思潮的成果，本土的性哲学的创建尚未提上日程。

因此，笔者的展望也只能依据对于中国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可能性来做出。它们可能都与“全性”暂且无关，但是又都是“全性”的发展的前提条件。

第一，其他方面的挑战的力度如何？公民社会本是“全性”的多元化的载舟之水，可是它离我们还有多远？笔者虽然无从估计，但是从历史经验中得知一条：其他任何一个方面的社会危机，都会给“全性”带来灭顶之灾。

第二，第二代独生子女将做什么？他们面对着祖父母4人、父母2人，一共6个成年人，将更加可能“揭竿而起”，还是更加可能“低眉顺目”？

第三，出生性别比继续升高的后果是什么？莫非真的会迫使一夫一妻制丧失其存在的人口基础？还是迫使包括女性在内的中国人，不得不接受“性关系的女性选择原则”？还是会破除白头偕老的梦想，带来“连续婚姻制”？

第四，“初级生活圈”还会怎样变化？当“无性生殖”与“虚拟性生活”都日益普及之后，性还是现在这样的性吗？

13.5.3　笔者的价值立场：“三国演义”

总体上来说，笔者主张：中国的性文化应该从工具理性走向全然的彻底的快乐主义，从阶级斗争式的革命走向平等基础上的多元，从争取自由走向构建自我，从伸张人权走向能力建设，从冷漠走向宽容。

这种立场应该属于自由主义范畴，但是在当下乃至以后的中国，笔者仍将处于性方面的“三国演义” 〔6〕的情境之中。

一方面，传统性文化仍然貌似铺天盖地、坚不可摧，仍然拥有令人生畏的制度力量与情感动力，就像《三国演义》中曹操的百万雄师。另一方面，性方面的改革力量正在面对传统前仆后继地直闯过去，就像刘备的义无反顾。而笔者既冲击传统，又质疑革命，就好像是孙权的两面作战。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笔者既坚决地反对性研究中的任何基于本质主义的“生物因素决定论”，反对“唯插入论”，但是也同样坚决地反对建构主义思潮中很容易潜含的任何一种“生物因素取消论”，反对那种不谈月经、怀孕、生育、妇科病的“妇女研究”。同时，笔者一方面抨击“唯科学主义”而且大力推进定性研究，但是也自觉进行问卷调查以获得总体认知而且努力改善之。

当然，这种价值立场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如果套用别人的名言就是：“在鸡蛋与石头之间，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但是同时也会分析：这个鸡蛋是不是臭的。

笔者的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多元化。唯有在多元存在之中，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等一切才能够得以开始。换言之，笔者反对一切“百分之百”，反对一切唯我独尊，也不断地反思自己。

这种价值立场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两头不讨好，很可能被认为是“在革命的背后插一刀”，甚至在两虎相争之中被当成“饭后小点心”。可是这一状况并不是尴尬，而是永远的边缘。

自从20世纪80年代笔者开始研究性问题起，就一直处于传统社会的边缘；在学术圈子里虽有成果但也还是身在边缘；在未来的自由主义或者自然主义的社会中也仍然将会是边缘，因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会全都集中于“全性”这一点之上。

现在，笔者在21世纪中国的“性化”的大潮中，再一次自觉地选择成为边缘。从笔者所主张的研究视角来看，这就是笔者自身的“主体建构”。

注释

〔1〕距离测度为log-likelihood，聚类准则为BIC，预设分类数为最多15个。

〔2〕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就连“sex”这个概念也并不存在，只有“情”与“色”两个最接近的字。

〔3〕笔者从1991年到2005年一直使用“性存在”这个翻译法，但是由于它很难组词而终于在2005年放弃，改用“性”。

〔4〕在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上达成的共识。

〔5〕参见：http://sex.ncu.edu.tw。

〔6〕我国台湾的宁应斌教授2009年在与笔者团队的交流中，首次提出这个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