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的道路

論解放後兩條路線的鬥爭

金寶瑜著

批判與再造社

2020年6月出版

目錄

出版序

杜繼平

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爆發危機以後，十二年來，非但沒有脫出經濟持續衰退的困境，反而愈陷愈深，舉世政治經濟的動蕩不安有增無已，氣候變化的劫難日益嚴重，生態環境不斷惡化造成土地、空氣、水的大範圍污染對人類生存的威脅更為巨大，與此相聯繫的是新型病毒層出不窮，不僅肆虐荼毒人類、牲畜，還使本已衰弱不振的經濟雪上加霜，更為危殆，凡此種種都已彰明顯著地擺在當今世人面前。可以毫不過甚其辭地說，人類再不擺脫資本主義改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只有死路一條。

但是，二十世紀追求人類解放的社會主義革命未竟全功，留下不少疑難問題有待解決；蘇聯先是在赫魯曉夫上台後變質為修正主義，至1991年，如毛澤東所預料的，全面垮台崩潰；中共則自鄧小平上台後，背棄社會主義，大搞資本主義，也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的，「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就會變成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成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成果，在中共走資派當權下，被摧毀殆盡，億萬工農勞動人民「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飽受官僚、資本的殘酷壓迫、剝削。面對這樣的大變局，右派額手稱慶，雀躍歡呼，幼稚地誤以為資本主義已大獲全勝，人類別無選擇，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是唯一的出路；全世界許多左派或灰心喪志，流於虛無；或倒退右轉，充當資產階級的奴僕，成了反共份子；或淪為無政府主義者，從事無望的抗爭。因此，要重新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正視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經驗，認真、徹底地總結社會主義實踐的得與失，實事求是地鑒別出成功與失敗之處，有理有據地反駁各式各樣關於社會主義的奇談怪論；而在馬克思主義者的陣營中，也必須展開開誠布公的深入討論，力求釐清問題，化解分歧，或最少將不必要的誤解降到最低，從而在實際的鬥爭中，逐步形成越來越強大的力量與更加緊密的團結。

社會主義革命要面對的既有數千年私有制所積澱的舊思想、舊道德、舊習慣、舊文化的頑固傳統，又有五百年來資本主義發展所形成的資產階級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力量，本非易舉；在人類歷史中，一個新時代、新制度的開創、變革，絕非一蹴可及，一帆風順的，總會遭到舊勢力的抵抗與反覆的反撲，力圖復辟，法國大革命後的資產階級革命歷史，就證明了這一點。社會主義革命要求解放全人類的目標要比資產階級革命宏大得多，遭遇的困難當然也艱鉅得多。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澤東在《丟掉幻 ​​ 想，準備鬥爭》中，總結了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定律說：「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

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俄國人民的革命曾經是依照了這條定律，中國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這條定律。」

1960年代，中蘇論戰時，中共中央於1963年6月14日發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答覆蘇共中央的來信，其中有段話說：「歷史證明，革命沒有不通過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沒有不遭受某些犧牲而能夠取得勝利的。……如果誰認為只有革命一帆風順，事先得到不會遭受犧牲和失敗的保票，才可以進行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

所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既不會為一時的勝利沖昏了腦袋，也不會被一次，甚至多次的失敗所嚇倒；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失敗與錯誤都不足懼，正如恩格斯所說：「（無產階級）要獲取明確的（革命）理論認識，最好的道路就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學習，『吃一塹，長一智』。」明代大儒王陽明也說：「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關鍵在於要能夠善於不斷總結實踐經驗，屢仆屢起，終底於成。但要作好總結經驗的工作，首先必須掌握好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而不是用形而上學的抽象思維方法，不顧客觀發展、變化的現實，直接套用既有的馬列理論；也不能僅依自以為道德、正義的立場，詛咒資本主義，主觀巴望資本主義的崩潰，而是必須深入研究客觀現實，掌握資本運動規律的必然性，再加以自覺地運用，充份、有效地發揮人的主體能動性。

恩格斯晚年針對馬克思主義盛行後，大量誤解、濫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現象，再三提醒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公式，他說：「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一九四一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也根據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指出，想取得引導革命行動的正確理論，「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

關於當前的世界形勢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現實可能性，2019年5月25日，我接受香港《懷火》網站訪問，談大陸佳士工人運動的鬥爭，在題為〈革命的道路是艱難曲折的〉訪問稿中，曾有些簡要的分析，現轉錄部份內容如下：

「從客觀現實來看，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政治經濟形勢是有利於左翼革命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無法脫出泥淖，從歐洲到亞、非、拉丁美洲的政治動盪層出不窮，此起彼落，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政治、經濟基礎都在晃動不已。

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如同組成它的每個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不平等的層級結構，由少數幾個依據實力爭逐霸主地位的強權支配；在經歷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球的政治、經濟秩序現正處在一個劇烈的重構過程之中，最顯著的變化是：美國霸權的衰落與中國大陸的崛起。這個變化有很可笑、深具諷刺意味的一面：資本主義的霸主美國現在違背自由貿易這條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基本教義，大搞貿易保護主義；而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中共走資派則成了自由貿易論最忠實的信徒，習近平近幾年在重要的世界經濟論壇上頻頻大聲疾呼資本全球化，取代美國成了鼓吹貿易自由化的旗手。

這次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重構的特點是：美國總統川普為挽回日趨衰頹的美國霸權，採取極度自利的經貿、軍事政策，不再打腫臉充胖子，提供歐、日廉價的軍事保護，同時也對歐、日施壓，要求減少貿易逆差，導致世界體系中原本以美國為首、緊密結合的美歐日統治集團出現裂痕；於是，歐、日與中國大陸一起反對川普的貿易保護政策；但美歐日也共同與新崛起的中國大陸有矛盾，都想削弱大陸資本對外擴張的力道，也都想打破仍被大陸國家壟斷資本封鎖的基本工業、金融、通訊、傳媒等重要的經濟部門，而聯手對中共走資派施壓。大陸走資後，也就不能不依循資本必須不斷擴張的邏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對外擴張（現在主要是通過「一帶一路」的方式），這就會損及美歐日的資本主義大國的利益。於是幾股支配世界體系的勢力，為了重新分割世界市場，各憑經濟、政治、軍事的綜合實力，激烈爭奪，構成多重的矛盾鬥爭關係，因而世界出現了高度不穩定的混亂狀態。」；「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美國要極力打擊對它最具威脅的中國大陸，以維護它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霸權，於是從經濟、軍事上圍堵大陸（包括挑動台灣與大陸對抗），阻擋大陸爭逐霸權。……隨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危機不斷加深，國際經濟、政治的矛盾、衝突日益擴大，世局的動盪有增無已，這些變化遠非中共走資派所能掌控；大陸的經濟惡化、資本外移、失業率上升是必然的趨勢。」

金寶瑜這本書的主旨在總結1949年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以促進中國社會主義的再革命。中國大陸是當今世界最具社會主義革命潛能的地區，也是重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最重要的關鍵所在。中國大陸的革命潛能在於它有舉世所無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豐富遺產，更重要的是，由於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偉大貢獻深植大陸人心，毛澤東的形象與思想已在大多數人民中樹立了無可動搖的崇高地位；中共黨內外的右派曾聯手合作，想效前蘇聯的赫魯曉夫鞭屍斯大林、走向修正主義之所為，處心積慮，極盡所能地造謠誣蔑毛澤東，妄圖徹底摧毀毛澤東形象及其思想，為快速、全面地大搞資本主義開闢康莊大道，但終未能得逞。2011年6月，我在答覆一位參加過朝鮮戰爭的老戰士易衍文先生的來稿時，曾說：「也不用怕會天下大亂，中國與蘇聯東歐的情況有根本的不同，那就是毛澤東思想這個主心骨依然堅不可摧，而且隨著社會矛盾的加深，威望越來越高，凝聚人心的作用越來越大，只要善加清理歷史問題，因應新的客觀形勢與條件，重樹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便不致出現潰散局面。」這個看法，隨著這些年大陸許多民眾主動把毛澤東的生日定為「人民節」，年年舉辦集會慶祝紀念而更加確信，尤其最近經新冠病毒的肆虐荼毒，大陸青年認同社會主義者大量增加，益發令人欣喜。以中國的人口之眾、幅員之廣及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的重要地位，如果重建了社會主義，無疑會像1949年那樣再度震撼世界，鼓舞全世界的左派力量，喚起各國久受壓迫剝削的廣大勞動人民熱烈響應，成為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最強大的推動力。毛澤東在生時常說，中國身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對世界人類應盡更大的責任，作更大的貢獻。中國果能重建社會主義，帶動世界社會主義的革命，挽人類於危亡之際，既能自救，也為人類作出最大的貢獻，比起中共走資派出於狹隘民族主義，高唱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才是中國人最責無旁貸、也最光榮的偉業。

金寶瑜這本書總結了她數十年來積極參與左翼運動的經驗與深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歷史的心得，廣泛運用了客觀證據，對中國與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深重危機，提出了材料豐富、見解深刻的分析；她對中共走資派何以能奪權成功與兩條路線鬥爭的解釋或不無可商榷之處，但如她在本書自序中所言：「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將我所了解的中國解放後實行社會主義的歷史寫出來，以便供大家批評、討論和補充。」她並沒有視自己的觀點為定論，而是本諸一個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提出認識、反思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有用材料與見解，供各方人士參考，為重建社會主義貢獻一己之力。我們期望本書的出版能引發嚴肅、認真的批評，乃至論辯，從而有益於尋求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好方案，那麼金寶瑜以年逾八旬的高齡，仍費數月之久，勉力完成這本著作的苦心，就沒有白費了。

2020年6月16日

於新北市新店

作者序：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金寶瑜

到了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的今天，我們都看到美國這個大帝國內外都面臨著各種嚴重的危機，因此，在客觀情勢上，現在應該是美國左派挑戰資本主義體制和改變這個社會的一個很好的機會。如果美國左派能夠起來反對美國政府在與壟斷資本結合下對人民的各種欺壓和剝削，將會對全世界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產生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是很不幸，雖然美國左派在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他們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與資本頑強地鬥爭，對改變勞工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作出很大的貢獻，包括廢除童工、降低每日工時、改善工廠裡的工作環境、提高工資和福利等等。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左派更成功地在許多關鍵產業部門中組織了工會。美國勞工史裡，有數不清的英雄，在與資本不斷的抗爭中，犧牲了生命。

但是自從二戰之後，美國的左派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變化的原因很多，重要原因之一，是左派之前成功地組織工人應該歸功於勞動階級有它自己的政黨。美國共產黨成立於1919年，是由一些仰慕蘇聯共產主義革命的人組成的，美國共產黨在組織工人上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它缺少自主性，一切都是跟著蘇共走，因此很難團結到更廣泛的有左翼傾向的組織和群眾。到了蘇聯共產黨走向修正主義時，它就完全迷失了方向。之後，五十年代在美國瘋狂反共下，右派進一步奪取了工會的領導權。美國的工會轉變了方向，成為只為工人爭取經濟利益的組織，在政治上則完全依賴資產階級的政黨。工會用工人的選票換取民主黨對工會的支持。

在新自由主義之下，隨著美國的工業一步步的外移，居住在美國老工業城市的人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在這樣的困境下，左派反對的力量變得非常被動，並且十分的無力。這裡我舉出一些具體的事件來，從左派對這些事件的反應和所採取的行動，我們可以對美國左派的實際力量作一個評估。雖然這樣的敘述將會把問題扯遠了，但是我認為會有助於認識美國的真實，然後再回去看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我在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城住了30多年，我的工作就是在這個城的一所大學教書。底特律裡所有的事都離不開資本與勞工之間的矛盾。二十世紀初，底特律城的居民大部份是來自歐洲各國移民，上世紀二十年代有大批南部的黑人北上，加入工人的隊伍。二次大戰時，底特律的汽車廠積極地投入了軍事用品的生產，它們從製造汽車轉為生產坦克、軍用卡車、飛機等。大戰時生產大量增加，雇用的工人也大量增加，因為很多男性被徵去打仗，所以女性開始在生產線上投入生產。二次大戰結束了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戰後的1950年代是美國經濟最繁榮的日子，底特律汽車生產達到頂峰，人口達到一百八十五萬 (今天人口下降了一半，只剩下九十萬人)。這時新的高速公路建設便利了新的工廠和住家從底特律城裡搬去郊區，郊區的興建也是戰後美國經濟進入極盛的原因之一。大量的投資投向郊區新建的工廠、住家、學校、商場、大型購物中心等等，從投資和消費兩頭的增加提高了郊區的GDP和就業。二戰後，汽車的生產和底特律的居民逐漸移向底特律的郊區，移居到郊區的人大部份是白人。這些白人的工作集中在工程師、醫生、教師、律師和大公司的管理階層，他們多半屬於小資產階級。留在市區的多半是勞工階級，因為種族歧視，很多黑人都無法搬去郊區。底特律城和郊區的居民之間黑白分明，不同的階級階級分明。底特律市和郊區在行政上屬於不同的城市，各有自己財政稅收和開支，各自有自己的學校。學校的開支來自房地產稅的收入，郊區的學校有各種課外活動（球隊、音樂、美術等等），底特律市的學校卻窮到連教科書都買不起。

郊區的繁榮的另一面就是底特律城的蕭條和人口逐漸下降。之後，汽車廠更進一步從底特律的郊區搬到美國南部、工會力量比較弱的一些州去生產。七十年代後半我搬去時，底特律的城裡已經很蕭條，市政府的財政困難，入不敷出，因此，必須大幅削減各種開支，其中包括公共教育的開支。在貧窮住宅區為了節省開支，連公共圖書館都被關閉；另一方面，市政府將一些公共設施，像水、交通和收垃圾費等加價。除此之外，底特律市政府更增徵城裡居民的房屋稅。到了八十年代時，更多的汽車生產從美國南部移到墨西哥，底特律失業的居民再度增加，城市的情況更進一步衰退。

1980年左右，正是汽車工廠搬離美國時，通用汽車（GM）突然宣佈要在底特律城裡建一個新的汽車工廠。消息傳來。底特律市政府和居民都非常驚喜。通用汽車要底特律市給它一塊建廠的土地。底特律城裡有許多的空地，但是通用汽車則堅持要一塊住滿居民的土地。這塊地是早年波蘭移民的住宅區，也有不少後來從南部移民過來的黑人，這個叫波蘭城（Pole Town）的社區有1500住家，144家小生意，和市政府還是把它讓給GM。市政府借用一條法律──《強制徵收法》（Eminent Domain），這條法律規定如果因為需要，政府有權強迫居民遷移。但是這裡的「需要」是指用地建學校或是道路等公共設施，而不應該是為私人營利公司所要的用地──趕走了這裡的居民和小生意，拆毀了教堂，然後把廠地清掃乾淨，交給GM去建廠。而且所有的花費都由底特律市政府負擔。在與GM的協議裡，市政府還在GM開始生產後減免它應付的所得稅。在達成協議的過程中，底特律和美國其它地方的左派認為這樣專橫無理的做法對居民太不公平，於是聯合起來反對，在整個拆遷的過程中進行干擾，當推土機已經開到教堂門口時，天主教神父還帶領著信徒們在教堂裡祈禱。這是我搬到底特律後（我住在郊區）看到左派起來反抗的第一次。

GM獲勝後，在波蘭城蓋了一個新汽車工廠。三十幾年後，2018年底，GM宣布它將關閉美國的三家工廠，其中一個就是底特律波蘭城工廠。GM同時宣布要關閉加拿大的一家工廠，GM一步步將汽車生產撤出美國和加拿大。1980 年GM毀掉了一個熙熙攘攘很有人氣的社區，今天工廠關閉後留下一大片死寂的空間，底特律又多了一個被遺棄的工廠。回頭來看，1980年反對GM在波蘭城建廠是對的，但是也是完全沒有用的。你要反對，讓你去反，我要建廠，照樣建。按照資本的規律，建建關關是合理的，不用的工廠留在那邊不去處理也是合理的。三十年後我們看到：這一次左派的抗爭雖然是正義的、但最後結果是完全失敗。

底特律已經有太多被遺棄的工廠，不用調查，也不用統計，我保證底特律被遺棄的工廠，以平方公里來算，一定是世界第一。所有的汽車公司每次建新廠就把舊廠廢了，但是因為拆毀工廠太花錢，所以就留在那邊不去作任何處理。我還住在底特律時，每次有朋友來看我，我都帶他們在城裡走一圈來參觀這些被遺棄的工廠。我教書的時候，跟兩個同事，每隔一個學期合教一門底特律的課，我教經濟，另外一位老師教勞工史，第三位老師教底特律的詩詞，詩詞中很多都是工人自己寫的形容做工時的情形。每次這門課結束前我們都帶學生去底特律城參觀，很多參觀點都是工廠的“遺址”。底特律被遺棄的工廠已經相當的有名。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網上看看這些被遺棄的工廠。（ https://jalopnik.com/the-ruins-of-detroit-industry-five-former-factories-5110995 ）

底特律有一個很有名的棒球隊叫老虎棒球隊（Detroit Tiger)。這個球隊的棒球場（老虎棒球場）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很為一般市民喜愛。它有很多便宜的硬板凳的座位，一般人可以負擔得起，過去看棒球是一個夏天的大眾娛樂休閒活動。1992 年老虎棒球隊被一個賣披薩發了財的生意人麥克．伊利區（Mike Ilitch） 買去。老虎隊的新老闆認為原來的棒球場已經老舊，要求市政府補助來建造一個新的棒球場。在美國很多城市的球隊（棒球隊、足球隊、籃球隊）對它們所在的城市都有同樣的要求，因為新的球場會吸引更多的顧客，而且新的球場可以只留少數硬板凳的便宜座位，設立更多舒服的高票價座位，賺更多的錢。如果市政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這些球隊的老闆就用要將球隊搬走作為要脅。有名球隊多半是在比較老的城市裡成名的，這些老城市一般都是因為工廠搬走，稅收不夠而財政拮据，像底特律還有一些其它的老工業城，都是這樣的情況。但是另一方面，隨著工業遷移，人口減少，一些商業也跟著離開，如果連球隊都留不住，那就真正到了末路，所以最終市政府總是答應球隊的要求，就算是用發債券來借錢，也得為球隊建新的球場。底特律的新棒球場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建成的。底特律的一些市民反對將舊老虎棒球場拆毀，他們組織起來反對，這是我看到在底特律城左派聯合起來發起抗爭的第二件。他們的反對也是正義的、合理的，底特律市的財政已經如此拮据，市民連最基本的需要都無法滿足，這時政府卻要拿錢給棒球老闆建新球場，實在說不過去。反對建新球場的抗爭運動堅持了整整十年（1987-1997）而告失敗。新的棒球場1999年建成，位於底特律的城中心，在棒球場的附近又蓋了一個新的足球場，圍著這兩個新球場，有飯館、酒吧、戲院和音樂廳，把所有的活動都集中在這幾里路方圓的城區內，來供郊區收入較高的居民來這邊消費。之後，左派在市民支持下，反對在底特律蓋賭場，仍然是反對歸反對，市政府最後還是批准於1999年在底特律建了三個賭場。美國本來只有兩個州允許設立賭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時增加到23個州。雖然大家都知道用設賭場來“發展”經濟絕對不是好辦法，但是每個州都在就業減少，稅收下降的情況下，試圖藉由建賭場來增加就業和稅收。

2001年911 之後，美國進軍阿富汗，2002年美國進一步發動侵略伊拉克的戰爭，我也跟著參與反侵略戰爭的活動，在學校裡宣傳反戰。我請了一位天主教神父到學校演講，也在街上參加示威遊行。到今天，這場戰爭已經進行近20年，阿富汗和伊拉克被破壞得滿目瘡痍，人民受到極端的苦難，當年的反戰卻半點用都沒有。

到了2008年的房貸危機，底特律的市民遭遇到最嚴重的浩劫。2008年的房貸危機是因為美國的幾個大銀行和一些房貸公司的投機引起的。這些金融機構，在房價一起一落間賺了大錢，但是在這房價一漲一落間，底特律的居民失去了他們最值錢的財產，更失去了他們住了幾十年有感情的家，失去了這個他們在這城市裡唯一可以落腳的地方。上世紀末，房價上漲時，銀行和房貸公司把握住賺錢的機會，放寬了房貸的標準，根據房屋估價公司高估的房價貸款給屋主。譬如說一所原來值六萬元的房子漲價到十萬元，按照十萬元，銀行貸款八萬元給屋主。等到房價跌回六萬元或者更低時，屋主支付貸款有困難時，銀行就將住屋收回，把原屋主趕出家門。銀行將收回了的房子拍賣，當房子在市場上拍賣多了，房價就更往下跌。到2009年和2010年時，原來價值幾萬元的房子跌到幾千元。這些房子原來的屋主都是多年之前買下來為自己退休時居住的，在房貸危機中，他們失去一切。

金融風暴發生得如此之快，左派連反對的機會都沒有。這下可好，風暴過了，左派只能留下來收拾殘局。我認識的一個研究底特律勞工的學者，他實在看不下去這些屋主受到的苦難，把拯救他們看為自己的責任。他組織了居民，在銀行收回房屋，警察來要把屋主的傢俱、用具、衣服丟到街上時，這些居民就把車道擋住，使得車子開不出去；他更帶著一些房子被沒收的屋主去法庭向銀行起訴，因為許多被没收的房子是違法沒收的。但是抗爭了多年，能夠把房子討回來的只是極少數。金融危機後底特律一眼望過去，就像經歷了一場戰爭。

房貸危機將底特律城進一步推向崩潰的邊緣。底特律城多年來財政收支的不平衡到了2013年7月終於支持不下去而宣布破產。破產數額達180億到200億美元之大，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城市破產事件。破產的細節這裡無法多說，底特律市政府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賣了還債。那一次金融危機，美國總統歐巴馬救銀行、救汽車公司，就是不救底特律的貧困的黑人居民。要救誰？不是個種族問題，是個階級問題。

我寫出這些我親身見證到的歷史，就是想說明：我所看到的近四十年來美國左派的具體抗爭中，顯示出他們的力量相較於資產階級是多麼薄弱。儘管他們在一個個具體的事件上，憑著正義感堅決反對美國資產階級的荒唐作為，但是整體來說，他們並無法對美國的資本主義提出有效的挑戰。美國的左派敗退到今天的樣子，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美國左派除了20世紀初期到中期短暫興起的工人運動之外，他們並沒有一套相對完整、得到多數工人支持的政治信念，更沒有真正能夠代表絕大多數工人階級根本利益、世界觀與政治主張的政黨。雖然早就一蹶不振的美國共產黨和從它分裂出來的許多紛雜的小宗派依然宣稱自己是真正的工人革命先鋒黨，真實政治中，美國工人數十年來只能完全依靠民主黨這個資產階級政黨，卻又一次次被民主黨政治人物背叛。就這樣，他們失去了一切。其實，說他們失去了一切並不正確，因為他們甚至無法梳理清楚自己的鬥爭歷史，乃至到今天連反省具體的歷史經驗來重新想像未來如何開展革命的道路，都很困難。

反過來看，中國左派有自己的革命歷史。中國革命的歷史是無數前輩革命家與革命群眾用他們的鮮血和生命寫下來的，是我們極為珍貴的遺產。中國革命豐富的歷史經驗提供了世界各國左翼運動思考未來發展的依據。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將我所了解的中國解放後實行社會主義的歷史寫出來，好提供大家思考未來道路時做為參考。其實，我自己並不適合來做這項工作，因為我並沒有直接參與解放後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我認識許多親身投入中國革命建設、親身經歷過那段艱辛又充滿希望的歷史的人們，他們的觀察、總結與批判都極其寶貴。但是我的有利條件是因為我在美國帝國主義下生活多年，對資本主義有相當的了解，可以藉著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來了解社會主義。畢竟，社會主義運動從來就是人類試圖推翻資本主義、邁向新社會的努力。因此，或許我努力寫出來的一些看法，可以供大家批評、討論和補充，希望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感謝詞

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接受了各方面的協助，在他們的協助下，我才能完成這項工作，藉著這個機會我在此表示感謝。

《批判與再造》雜誌的創始人和這十多年一直負責總編輯的杜繼平給了我各方面的協助，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仔細看完我的書稿，並且認真地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最後還為了寫出版序整夜未眠，他的認真和敬業精神讓我佩服，我在此向繼平提出衷心的感謝。我也要感謝比我年輕 30 歲結交了 30 年的老朋友林正慧。她對文章結構提出了珍貴的修改意見，並在出版過程中做了不少周詳的考慮和處理。我也感謝年輕朋友曾福全，他和正慧一起完成了這本書的封面設計。我的新朋友詹尤克深熟多種語言，曾把我的一本英文書翻譯成土耳其文，除了土耳其是他的母語外，尤克的中文和英文都比我好很多。詹尤克是最早看到這篇書稿的人，我感謝他的寶貴修改意見，和他對文章中所提到的資料和數據一再加以確認，以及文字上的修改。我也非常感謝范振國和劉欣恆不勝其煩的修改和校對工作。非常感謝周宸廷負責書稿電子版的編輯和排版，並幫忙紙本的付印。

最後，我要謝謝我的兩個女兒——周道良和周道遠，給我在生活上的照顧和精神上的鼓勵。

前言

二十一世紀二十年的今天，無論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人，還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的人，大部份對未來都感到一片茫然。概括地說，他們之中大多數人已經認識到資本主義這條路，已經走到了盡頭。從大的方面來看，很多人都了解世界有限的自然環境和資源，再也承受不了資本主義無止境的擴張，特別是在近三、四十年裡，資本主義因謀取利潤所造成的瘋狂浪費已經無法繼續；而由於氣候變暖，越來越多的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水災和旱災，失去了生命和財產，海水的升溫和污染使得許多魚類無法生存，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漁民已經無法繼續靠捕魚為生。許多城市裡的居民每日呼吸受污染的空氣，導致他們患上呼吸器官的各種疾病。在「全球化」 下，帝國主義更加猛力的進攻，落後國家多數 的農民，就算是擁有一小塊土地，他們也沒有現金來購買種子和化肥，因此，只能放棄耕種流浪到城市。記得有一次在馬來西亞的吉隆玻開會時，遇到一位為都市貧民工作的年輕人，她對我說，「農村破產和都市貧民本是一回事。」事實上，今天全世界的移民潮，歸根到底都是因為帝國主義在全球各地製造的戰爭和帝國主義生產浪費引起的各種自然災害；在帝國主義的襲擊下，造成落後國家的農業破產和經濟危機，它們的勞動人民失去了活路，只好寄望於逃走來謀求一條生路。

即便在全世界最富有的美國，在過去40年裡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人，看不到未來的希望。即使大學畢了業的年輕人，背上了一大筆幾十年都還不完的債之外，也很難找到一份有穩定收入的工作。他們面對的未來和他們父母輩比較，只能說是每況越下。在60年代的美國，即使是一般產業工人也都可以過著所謂「中產階級」（就是中收入）的生活。底特律城的汽車工人，經鬥爭而獲取到的合同保證了他們的收入和各種福利，工作30年退休後，每月可以有一筆優厚的退休金，免費的醫療保險，付清了貸款的住房和車庫裡的一部新車。因此，說他們是工人貴族應該是沒錯。但是在今天的美國和許多歐洲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以及亞洲的日本，眾多的年輕人對他們未來越來越不抱有希望，更不用說大多數落後國家的勞動人民，那麼在資本主義發展最快、最成功的中國呢？中國的工人和農民，他們的希望又在哪裡？

我認為今天中國的馬列毛主義者如果要繼續革命，就必須要將1949年以後，中國走過的道路加以整理，只有這樣才能從革命的立場對社會主義革命作出總結。在作總結的過程中，馬列毛主義者可以本著同一個目標和方向，經過認真的辯論，和彼此之間的善意的互相批評，來達到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共識，這樣的共識是我們整頓隊伍重新出發的起點。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發展建設所作的總結必須要從過去具體實踐出發，我們不但要瞭解從1949年到1976年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策略和具體政策，以及在這近三十年中的成就，也要了解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程中，走資派如何反擊和阻礙社會主義的策略和政策，我們更需要了解在這三十年中，毛主席如何領導無產階級和與無產階級結成同盟的農民向走資派所作頑強鬥爭，在三十年的階級鬥爭中，把革命一步步向前推進。

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成立之後的28年中，它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武裝鬥爭，1949年解放全中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成立的目的是在中國解放之後，先過渡到社會主義，再達成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與目標。在革命的過程中，共產黨對如何取得勝利，有過幾次策略上的爭執，最後毛主席的由工人階級領導與廣大的農民結成緊密的聯盟，並與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來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策略得到全黨的支持。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土地改革完成之後，中國如何向前走，來實現共產黨革命的目標，在黨內產生了分歧。事實上，在事情過去之後，我們了解到，雖然表面上在共產黨似乎同意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這個目標，但是在具體政策的執行上，無論是在經濟基礎領域，或是在上層建築領域，黨內都有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這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就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路線，還是向資本主義過渡的路線。這兩條完全相反的路線之間的鬥爭一直持續到毛主席過世。之後，走資派奪取政權成為新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勝利了，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前中國共產黨變成了資產階級專政的政黨，之後，兩條道路的鬥爭不但繼續，幾十年來，隨著社會矛盾的加深，也就越來越激烈。

俄國革命之前，革命者對社會主義只存在著一些抽象的概念，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精闢的研究分析出資本主義社會，會出現兩個對立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馬克思並且分析了，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無產階級可以領導革命推翻資產階級之後，向社會主義過渡。到了二十世紀，列寧在他的理論研究和革命實踐中，得出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壟斷階段，也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在這個新的階段，在帝國主義發展的薄弱環節，像俄國這樣的資本主義落後的國家同樣可以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建設社會主義。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給全世界受帝國主義剝削與欺凌及受本國統治階級壓迫的國家的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中國就是其中的一個。毛主席對中國社會分析得出中國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國家的結論。毛主席這樣的分析給其它半封建、半殖民國家很大的啟發。毛主席更進一步闡述了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的革命基礎，從理論和實踐中發展出中國革命的策略。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向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作了頑強和持久的武力鬥爭，取得勝利，建立了新中國，給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帶來了新希望。

蘇聯的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後，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世界的革命者才逐漸掌握了實行社會主義的一些具體的內容。但是蘇聯40年實行社會主義具體的內容，還是非常有限，特別是這樣的具體內容，在1956年蘇聯走上修正主義後就中斷了。但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卻沒有中斷，而是由中國繼承了下來，1956年之後，中國的革命者扛起了反修正主義的大旗，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特別是落後國家的勞動人民，提供了極為豐富的鬥爭理論和具體實踐內容。從1949年到1976年，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中有極為豐富和珍貴的的兩條路線鬥爭的經驗，這近三十年的鬥爭經驗是中國革命者最珍貴的寶藏，也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者最珍貴的寶藏。我們必須好好地認識在革命武裝鬥爭勝利後，這一段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歷史，從中吸取精華和教訓。

前面提到在蘇維埃建立政權之前，一個國家在革命成功後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只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我們從馬克思的理論學到，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必須一步步取消商品生產，包括必須取消把勞動力作為商品來買賣的雇傭勞動。在蘇聯革命成功，取得政權後，所實行的具體政策給向社會主義過渡填入了實際內容。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它所做的任何嘗試都是沒有前例的，也因此犯了很多錯誤，像集體農場執行上的錯誤，和在投資上過於偏重重工業而忽略了輕工業和農業的錯誤。這些錯誤毛主席都指出了，也進行了討論，並且成為中國的借鏡，蘇聯的經驗對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非常珍貴的。

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它沒有預料，可能也是無法預料到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問題，也就是出現了修正主義的問題。蘇聯的修正主義的問題是到了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上台後才揭露出來，才明朗化起來。在1956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屆大會上，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對斯大林作出全面否定的決定，中國共產黨在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發出九封批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簡稱九評）。九評清楚地確認了那時中國共產黨未來的方向，也確定了從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國所執行的一切反修和防修的政策，其中當然包括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

1998年，在慶祝《共產黨宣言》150年紀念時，艾蘭．美克新．武德（Ellen Meiksins Wood) [1] 為了要解釋為什麼社會主義失敗了，這樣說：失敗的原因是蘇聯企圖實行社會主義，但是卻不具備馬克思所說的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她的意思是馬克思認爲，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才具有社會主義發展的條件。馬克思的分析指出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生產力發展已經很前進，無產階級的人數已經很多，而且有組織、有紀律。他們可以起來進行革命，推翻生產工具私有制，建立生產工具公有制，改變按資分配的資本主義爲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然後再進一步過渡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武德認為蘇聯沒有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所以不可能實行社會主義。在這篇文章中，她隻字不提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因此，我的推測是，她認為在討論社會主義時，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沒有任何可以參考的價值。

但是社會主義革命並沒有發生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而是發生在資本主義發展仍然落後的俄國和中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我認為我們必須要從歷史事實出發，來思考這個問題。首先，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到目前為止，無產階級沒有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歷史事實，再者，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俄國和中國，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勝利，實行了社會主義，這也是歷史事實。我們不能不顧歷史事實，硬說社會主義不應該發生在資本主義仍然落後的國家，難道在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即使是革命條件已經成熟，卻不准革命？一定得等待著資本主義發展？103年前，列寧分析了因為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壟斷階段，也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這時在帝國主義薄弱環節的俄國，有進行革命的機會，俄國革命成功證明了列寧的分析是正確的。

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就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武力和經濟侵略，在長久的封建制度下，中國的生產力不能發展，清朝無法抵抗外來的侵略。清末時，多少有志青年都把希望和努力放在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毛主席就是其中的一個。但是1911年由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卻無法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和資產階級軟弱是一件事情的兩面，中國資產階級對外無法抵抗外資，對內統治需要依靠地主，因此，資產階級無法領導結束封建的民主革命。毛主席看到了資產階級無能無力領導民主革命，因此得出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國，民主革命只能由無產階級領導，這就是毛主義所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這一點在毛主席所著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分析得極為清楚。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目的當然不會是要發展資本主義，目的當然是發展社會主義。

我們既要反對只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錯誤看法，也反對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錯誤看法，因為兩者都不合歷史事實。我們也不贊成把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生產力不夠發達，作爲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不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當我們用心分析和認識中國解放後三十年社會主義的發展，我們的結論會是：30年社會主義發展是非常成功的，完全不是像資產階級所宣傳的，說社會主義是失敗的。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三十年（其實只有20年，因為前10年還是從戰爭恢復時期）不論從提高生產力（農業、工業、交通、通訊和生產技術）來說，或者是從普遍地提高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準和品質來說，包括對人民基本生活的保障和對健康、教育、文化各方面的提高，都是極為成功的。同樣重要的是，在這30年裡，中國堅持反抗帝國主義，爭取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毛主席告訴我們的，在二十世紀，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解放，只有在堅決反抗帝國主義的干涉才能完成，毛主席所說的，同樣適用於21世紀的今天。另外的一個結論，就是中國的實踐證實了，只有無產階級有堅決反抗帝國主義的決心，而資產階級總是貪圖要從帝國主義那邊拿到些什麼，拿到資金？還是拿到技術？在由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鬥爭中，中國對世界上弱小國家做了各種協助和支持，包括對它們國家建設的支持和對他們不結盟運動的支持。中國的領導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把解放全世界視為自己的責任，在1956年蘇聯走上修正主義之後，中國更領導了全世界反對修正主義的抗爭。在那個讓人興奮和驕傲的年代，中國反帝的成績，給全世界勞動人民的未來帶來極大的希望，看到了終有一日，帝國主義會從這個地球上消失。

陳述了這些之後，我們也必須承認另一個歷史事實，那就是蘇聯和中國在實行了一段社會主義後，就走不下去了。蘇聯在1956年變修了，中國在1976年走資派奪取了政權，變成新的資產階級，把中國帶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這並不能說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失敗了，我認為原因是無產階級的政權被走資派奪走了。我得到這樣的結論，是從分析解放以後兩條路線鬥爭得來的。但是得到這個結論後，又必須讓我們進一步問：社會主義時期兩條路線鬥爭的原因，以及在兩條路線鬥爭中，走資派如何在七十年代底取得勝利。我認為兩條路線的鬥爭說明了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存在著資本主義的因素，這些資本主義的因素，又跟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落後有關係。馬克思說到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要一步步地消滅，因為有商品生產就有資本主義因素。1956到1976的20年中，在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中，商品生產不斷地增加，商品生產在總量上和在生產的比例上都在增加，因此，資本主義因素不斷地增長。雖然我們不能說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也不能說如果在生產力低的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就會失敗，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生產力發展的落後，會導致社會主義發展上的困難，給社會主義發展造成許多限制和很大的挑戰。這篇文章中，我將盡我所能將這些加以分析和說明。但是我所能瞭解的有限，而且缺乏調查，所以我非常希望更多的人能夠加入討論。我不認為將當初革命者道德的墮落說成社會主義走不下去的唯一原因。

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不能期待聖人不斷地出現，早一輩革命者的犧牲和忘我是極為難能可貴的，是應該永遠受我們尊敬和感謝的，但是他們不是聖人。他們為了國家為了人民犧牲自己，原因是他們看到了中國人民和中國的國土長期受到外來的殘酷的踐踏，中國面臨著亡國的危機，而中國的統治者從滿清到民國只顧貪圖自身的利益腐敗，更根本的是中國古老的封建制度已經不能再繼續下去。毛主席的領導一次又一次的證明中國人民是可以推翻這個吃人的制度，靠人民自力更生的力量來打到一切外來的侵略和欺辱，再次建立中華民族的信心。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這些先輩革命者肯定了他們對自己生命所作的選擇。的確他們中間有些人從清廉為公轉變成腐敗貪污，但是基本上這個轉變發生在資本主義改革之後。在社會主義時期很多官員有很大的權，也掌握著龐大的資源，但是官員們沒有將權變成錢的管道，改革後情況就不一樣了，不但權可以變成錢，而且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將權變成錢合法化，合法和非法之間的界線也就模糊了，何況很多非法貪污是由上面的人帶頭在作。

我這裡指的走資派並不只是他們道德敗壞了，而是共產黨中有一部份人在他們入黨時就不認同社會主義這條路，他們加入共產黨是因為看到唯有共產黨可以救中國。到了解放後，他們也贊同新民主主義，和在新民主主義下執行國家資本主義。但是到了社會主義革命，他們就不贊同了。因此，他們是非常反對文化大革命，到這時他們感到革命革到自己身上來了。他們對社會主義民主，領導要接受群眾監督，以及階級鬥爭必須要繼續，所有這些都不能接受，而且極力反對。他們依然相信中國自古傳下來的「打天下、坐天下」的想法是完全贊同的。這就是兩條路鬥爭在意識形態上不可能有共同點的原因。

早在1976年之前，中國的走資派就已經對社會主義的成績進行了各種攻擊和毀謗，資本主義改革之後，他們就更進一步對社會主義進攻，不但宣傳中國社會主義失敗了，並且把對社會主義發展貢獻最大的工人和農民用「大鍋飯養懶漢」和「打破鐵飯碗才肯工作」來污衊。四十年來，中國新資產階級對內和對外宣傳社會主義失敗所造成的影響是極大的。不僅是世界上的右派，連大多數的左派也相信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是失敗的，帝國主義更是極力宣傳中國的社會主義失敗了。因此，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帝國主義提出了資本主義全面勝利的結論，宣布歷史已經終結，也就是說，除了資本主義已經沒有其他的路可走，即所謂的TINA (There is no other alternative.)。這時在跨國資本的支持下，帝國主義以新自由主義做招牌，啟動了跨國壟斷資本在全世界大幅度的擴張。與此同時，落後國家的統治階級也被迫承認他們的確是無路可走。二次大戰後，許多國家曾經想要獨立發展資本主義，但是在帝國主義圍堵下，和它們本國的資產階級過於軟弱，無法靠他們來實現二次大戰後的民族解放運動，來實現民族走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到了八十年代，這些國家必須接受一個殘酷的現實，接受留給它們唯一的一條活路，那就是必須接受在新自由主義下，跨國資本對世界生產分工的新安排。這些國家的政權在它們的國家裡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消幾乎所有對跨國資本的限制，包括對外來投資和外來貸款的限制，並且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對勞動市場的管制、取消用關稅來保護本國的工業、取消對保護自然環境和工作安全的立法和政策等等。由此可見，跨國資本和代表它的帝國主義如何利用「中國社會主義失敗」的謊言，趁機擴張它在世界上的影響。但是40年之後的今天，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的確已經走到盡頭。

在蘇聯走向修正主義時，中國的革命者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指出了未來共產主義的道路，中國反修和防修鬥爭的策略，和中國具體加強無產階級力量和鞏固工人和農民的聯盟政策，這一切給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帶了希望。但是當中國走向了資本主義之後，世界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再度失去了方向。大多數發展落後國家的統治階級都投入了帝國主義的懷抱，但是這些國家裡，仍然有革命者，追隨著毛澤東主義，英勇地堅持著武裝革命鬥爭，但是在這革命的低潮時期，他們的力量終究是薄弱的，他們急需要支援，特別是進一步提出今後全世界革命的方向，以及鑑定馬、列、毛的革命理論和發展當今的革命策略。

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之後，為什麼明明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卻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作幌子？欺騙人民？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人民，特別是勞動人民對社會主義的擁護和支持，如果走資派確認社會主義真的是失敗了，資產階級完全可以說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失敗了，現在該由我們領導來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為什麼他們不敢這樣做？另外，由毛主席創立和領導的共產黨如果真的不得人心，資產階級完全可以將共產黨解散，另建一個新的政黨，好幾個東歐國家就有這樣的例子，但是資產階級並沒有這樣做，他們的作法是利用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的擁護，把他們推行的資本主義說成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們利用人民對共產黨的信任，借著這個黨來徹底推翻社會主義，建立起資本主義。

40年之後，中國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已經認清了今天的共產黨的真相，他們看清了今天的共產黨已經不再依靠人民，已經不再為人民服務，他們親身體驗到勞動人民在改革開放後的處境，原來在社會上被尊敬的工人階級，如今成為弱勢群體，工人親身體驗到當他們的勞動力被當作商品買賣時，工人失去了生活的保障，也失去了勞動者的尊嚴。農民在人民公社被迫解散後，無法抵抗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對他們的欺壓。幾億農民離開了自己的家鄉，丟下了自己的上一代和下一代親人，出去打工以便寄錢來養活家人。 這些離家到外謀生的新工人，和被解僱的前國有工廠的老工人承受著各種艱難，工資低、沒有福利、住房難、看病難、上學難、養老難，新工人更承受了沒有工作地方的居留證，因此子女不能上學，他們被強迫承受與自己的子女和父母分離痛苦。在今天中國的社會裡，以前已經被剷除了的人剝削人、人欺壓人的事件，每天每時都不斷地重覆著。錢財不斷地往上流，往有政治權力、有資本的方向流，讓極少數人過著極為奢侈的生活，這些人把他們的子女送去國外，在美、歐、加拿大等國的大城市，他們大量買房置產、開豪華車、戴高價的珠寶，成為當地極為引人矚目的富有華人。這些富豪子女帶走的財富都是中國勞動人民辛苦工作，卻滿足不了生活上基本需要的積累（每年在數字龐大的GDP裡，中國人自己的消費只從30%多一點增加到39%）。在這樣的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兩極分化的社會裡，當政者卻不斷地提倡所謂和諧社會，難道他們真的認為有人會相信？

在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下，除了最富有的貪官污吏和私有公司的老闆外，還有不少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也過著相當好的日子，這些人生活的富裕，每年有餘錢可以去各處旅遊，他們對目前的生活是滿意的。但是這些小資產階級中多數是已經工作了多年，年紀比較大的，甚至已經退休的知識份子。年輕人為了能夠達到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水平而拼了命地努力，但是他們發現要實現這個夢想，越來越困難，他們幾乎要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比起一般勞動者他們的生活的確好多了，但是他們長期不顧自己健康的過份勞動能夠持久嗎？幾乎耗盡了生命換來的比較舒適的生活，值得嗎？

許多曾經在社會主義生活過的人對過去是懷念的，那時生活雖然清苦，但是有保障。社會是公平的，而且生活的有尊嚴、有希望。社會資源的分配是合理的，政府官員是清廉的，沒有人可以靠政治權力而致富。這些人仍然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他們中間包括忠誠的共產黨員，其中有些人基於過去對共產黨的信任，以及他們自己到目前沒有遭受生活上的各種困難，而且還能夠過著小資產階級相當富裕的生活，因此對當今的共產黨雖然不滿，但是仍然寄予希望，他們認為共產黨過去也曾經犯過錯誤，但是經過整黨，共產黨把錯誤糾正過來，仍然可以回到正確的路上去。40年過去了，在這40年裡，共產黨每一個新的領導出來，這些人都會對這位新領導寄予無限的期望，他們會細心地觀察他的言行，耐心地聆聽他的講話，一廂情願地去解讀新領導每句話的意思，他們是真心的不想要放棄對共產黨的希望，這也難怪他們，在他們的一生中，中國受盡了外國的侵略和欺辱，人民受盡了極端的苦難，是由共產黨領導的解放，給中國帶來新希望、新生活、和做人的尊嚴。儘管他們對現今社會懷著各種不滿，但是他們不認為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當今的共產黨。因此總的說來，資產階級一切欺騙的伎倆，到目前為止，對這些人來說，是相當成功的。對這個騙局我們一定得揭穿，而且一定可以揭穿。如果我們更清楚地認識社會主義時期經歷過的兩條路線鬥爭，將會有助於認識今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繼續鬥爭的事實。社會主義時期，走資派所要執行的各種政策，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工人和農民堅持抵制，堵住了他們的路，這些政策今天在資產階級專政下可以敞開地、無遮掩地實行。只要把他們所有要執行的都歸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這個口袋裡就行了，他們這樣沒有任何真實性的謊言還能維持多久？

兩條路線的鬥爭就是社會主義路線和資本主義路線的鬥爭，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要增強勞動人民（工人與農民）的力量來和資本作鬥爭，向社會主義過渡。因此，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上的一切具體政策都是根據這個目的來制定的，這就是社會主義路線。資本主義路線則是用一切力量來打擊勞動人民，以便增強資本的力量來建立和培養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為了加強勞動人民的力量，社會主義路線建立工人與農民之間緊密的聯盟，並且盡所有力量來加強和鞏固工農聯盟。資本主義路線則是盡一切力量打擊工人與農民之間的團結，並且竭力破壞工人與農民之間的聯盟。

上面說過了，無論以什麼標準來衡量，社會主義都是成功的，但是資產階級奪去了無產階級的政權。這篇文章將分析為什麼說社會主義是成功的？並且嘗試分析為什麼資產階級可以奪取政權？在社會主義實踐期間，為什麼會有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是什麼力量在支持資本主義路線？以致這股力量可以強大到奪取無產階級的政權？與資產階級相比較，為什麼無產階級的力量不夠強大，以致失去了政權？在被奪取政權40年之後，我們應該有足夠的資料讓我們回答這些問題。我在這裡作一些初步的嘗試，我不認為自己已經將這些問題想清楚了，因此可以正確地回答這些問題，而只是根據我自己的分析和思考得到一些初步的答案，寫出來供中國馬列毛主義者做參考，更重要的是要請他們糾正錯誤，並且補充內容，以便能夠正確地和完整地對待這些極為重要的問題。

解放後的兩條路線鬥爭

這一篇文章將用具體的發展策略和政策來說明在1949年到1976年中，兩條路線的根本差別，並說明兩條路線的鬥爭如何貫穿了整個社會主義的二十年，直到走資派奪取政權，成為新的資產階級。兩條路線鬥爭仍然繼續到今天，並且因為社會矛盾進一步加深，兩條路線鬥爭也就隨著資本主義改革越來越明朗化。兩條路線鬥爭從解放開始，持續到今天，更會持續到未來。這篇文章將用具體的事實來說明解放後在各個領域裡，主要是集中在生產領域裡，社會主義路線和資本主義路線之間的鬥爭，從1956年到1976年，中國社會在兩條路線鬥爭中，向前邁進，成功地完成了社會主義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上的各種建設，阻擋了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地對中國的各種干擾，獨立自主地完成了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外交各方面的建設。

在前言中，我表明我不贊成學院馬克思主義者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失敗的分析。我當然也不贊成資產階級所說的，社會主義的實踐失敗了，是因為社會主義違背人性的自私和貪婪。我從根本上就反對社會主義失敗的這種說法，只要實事求是地對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成果進行分析，就會得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是成功的結論，無論從生產力在20年內快速的發展來看，還是從在這20年裡人民生活基本需要和教育、健康、文化各方面普遍提高來看，都是非常成功的。中國社會主義的成功不僅表現在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普遍的提高，而且改造了舊社會，創造了嶄新的社會和在新社會生活的人。雖然有如此大的成就，但是我們得承認，在1976年中國的社會主義就不能繼續走下去了，不能繼續走下去的原因，不是社會主義失敗了，不能繼續走下去的原因，是走資派奪取了無產階級的政權，成為新的資產階級。

一些自稱爲馬克思主義者不顧歷史的發展，教條地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行，即使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了，他們也肯定它們沒有發展社會主義的條件。我反對他們看不到歷史現實的固執，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生產力發展不足對發展社會主義所產生的限制和挑戰。

生產力發展不足使得在中國革命成功後，沒有辦法成立一個單一的全民所有制。中國在工業上成立了全民所有制，但是在農業上只能成立集體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也屬公有制）。如果是一個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的生產已經非常集中，在社會主義革命後，這個國家就可以把大型農場接收過來，或者贖買過來，把農業生產的私有制改變爲全民所有制，但是在像中國這樣生產力落後的國家就不可能這樣做。因此，在生產力落後的國家，就只能有兩種（或者多於兩種）不同的所有制並存。在中國兩種所有制並存，造成了許多限制和挑戰。直到七十年代初，這些困難和挑戰在毛主席領導的工農聯盟的政策下被克服了，但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兩種所有制並存的矛盾卻越來越嚴重。這個矛盾，就是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爲走資派製造了奪權的好機會。這一點在這裡先作簡短的說明，之後，在文章中，將作較詳細的說明和分析。

土地改革後，全國各地農業的發展差距非常大，即使在一個地區，譬如說在長江流域農業最發達的地區，也還有較富有的省和較貧窮的省；即使在江蘇省內，也有發展程度較高的蘇南和發展程度較低的蘇北，而中國沿海地區跟內陸地區的差別就更大了。在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時，曾經有過以生產大隊（一個村的大小）作為核算單位的嘗試，但是即使以生產大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都有問題。因為在一個村規模大小的大隊，有幾十家農戶，這幾十家農戶的生產力在生產工具所有上，和在每家有多少勞動力上都不均等。如果把他們都歸在一個生產單位（核算單位），就會把他們的收入平均化，把有些家庭的收入拉高，把另外一些家庭的收入壓低，這就是當時反對「一平二調」的批評。「一平」就是把收入平均化了，「二調」就是把一些家庭的資源給調走了。因此，最後只好改為以十幾家大小的生產（小）隊作為生產和分配的基本核算單位。

走資派對集體所有制的批評是，農民在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下沒有生產的積極性，因此他們鼓吹「三自一包」的政策。「三自一包」是擴大自留地和自由市場，和農民向國家訂包產到戶的合同。他們認為用這些所謂「多產多得」的伎倆可以鼓勵農民多生產。其實，集體所有制的問題不出在生產力不能發展，而是來自生產力得到快速的發展。怎麼說呢？一方面，集體所有制對中國農業和農村的發展有極大的貢獻，普遍地提高了農業的生產力和農民的生活（這一點會在文章中作詳細的說明）。但是集體所有制有它的限制，這個限制使得在集體所有制下，雖然在一個生產隊內，每個農家的收入得到平均，在生產大隊，和人民公社之內，農民的收入有所平均，但是集體所有制不能拉平公社與公社之間的生產水平和收入，更不能拉平地區與地區之間的農業生產和農民的收入。因此，在人民公社之下，雖然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普遍的提高，但是公社與公社之間的差別卻是越來越大，也就是說富社更富，窮社卻越跟不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富的公社和窮的公社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這說明了在集體所有制下，產生了兩極分化。而農村的連極分化，非常不利於工農聯盟。

一個較為富有的公社，每年生產多，除了社員的收入多，每年的公積金也多，也就是可以用來投資的積累多，這個公社肯定比一個較貧窮的公社要發展得快。因為收入低的公社，在扣除了社員生活所需之後，所剩下的能夠放入公積金的部分不多，不能和富有的社相比。這就是為什麼富社更富，窮社與富社之間的差距會越來越大。這樣的兩極分化到了七十年代初更加嚴重。因為一些富的公社和大隊，建立了自己的工業。工業利潤，也就是收入扣除成本比農業要高，回收也比農業要快。農村工業的發展是件大好事，但是農村工業的發展也進一步導致農村經濟的兩極分化。中國東部沿海地區本來就是農業發展最高的地區，在人民公社進行工業化時，也是工業發展最快的地區。隨著工業的發展，這些公社有很多資金進行農田基本建設和農業機械化，這些公社社員除了收入高以外，能享受到的各種福利也是非常高的。相比之下，發展較落後地區的貧窮公社，無論在生產建設上，還是在社員生活上，都與這些富有的公社相去甚遠，根據一些資料說明富社與貧社之間的收入的差別，可能達到十比一之大。

對這種農村兩極分化的情形，國家能夠做的有限，因為是集體所有制，所以國家不能調動集體所有的資源，把富社的資源分配給窮社。國家規定，工業發展較快的公社應把工業所得利潤的40%用來支持農業的發展和用作公社的公益金。許多有工業的公社對這樣的規定並不滿意，因此，造成了國家與集體之間的矛盾，這樣的矛盾也就是工人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因此削弱了工人和農民之間的緊密聯盟的基礎。在勞動人民中的工人和農民不能結成緊密聯盟時，就給了走資派非常有利的奪取無產階級政權的機會。

另外，在生產力不足時，農村兩極分化不能很好地體現集體所有制內的按勞分配。因為貧窮的大隊和公社的生產不足，每年的收入除了付稅和扣留公積金和公益金之外，再扣除隊員的口糧外，剩餘不多。按照工分來作分配時，每個工分所值非常有限，所以雖然有的社員努力工作拿到的工分不少，但是換成收入卻是非常有限。這就無法實現集體所有的按勞報酬的原則，對貧窮社隊的農民會有發揮勞動的積極性問題。

這篇文章將解放後兩條路線的鬥爭分作三部份，在每一部份中再分成幾個小節來作陳述，每一部份的最後有一個總結，全文最後有一個根據三部份作出的總的結論。另外，這文章有三篇附附錄，每一篇都對重要議題的進一步討論，希望讀者能夠閱讀。我將這些討論放在附錄裡並不是因為它們不重要，而是因為不想把主文的論述過於分散。

第一部份：農業發展的兩條路線鬥爭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土地改革

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在最初發展時經歷了一場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是新生資產階級取代了地主成為統治者，資本主義取代了封建主義。在第三世界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包括1949年革命之前的中國，多少年來都無法完成土地改革，以便結束封建制度，因此無法完成民主革命，進行資本主義發展。為什麼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無法領導和完成民主革命？毛主席在他1940年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給我們作了解答。毛主席的分析不僅根據中國長久的封建歷史，而且根據總的世界情勢。毛主席這樣寫到，在1914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前，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疇之內的，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然後，毛主席接著說，在1917年之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卻改變為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在革命的陣線上來說，則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毛主席對中國社會發展和整個世界的發展連在一起作了分析，說明了二十世紀初俄國革命之後，整個世界革命性質的改變，因此，也就決定了革命策略的改變。

毛主席接著分析了在俄國革命之後，帝國主義將更加依賴蘇聯之外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才能生存，在這個新時代裡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反帝國主義，及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屬於舊式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疇，而是屬於新的範疇了。這個新的範疇就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因此，這種殖民與半殖民國家的革命不再是世界資本主義反革命戰線的同盟軍，而改變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線的同盟軍。因此，這種革命，就不能不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主席再接著說，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絕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而是要建立以無產階級爲首領的中國各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完成革命的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即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

毛主席更進一步說明了，在帝國主義時代，革命與反革命的區別，他說的完全適用於80年後的今天。他這樣說，「處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漢們，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爲革命力量的一部份。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

我們了解了毛主席對世界革命的分析就了解了，1949年後中國的土地改革是無產階級革命後取得的成績，它是爲社會主義鋪路，它不是爲資本主義鋪路。我們也同樣可以了解在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80年之後，落後國家的「英雄好漢」們即使是打著民族解放的旗號，自稱為「民族資產階級」他們還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成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因此，他們無法完成土地改革。今天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仍然是由地主和資本家結成的，與帝國主義和國際壟斷資本合作的反人民、反世界革命的力量。

新中國在無產階級的領導和與農民緊密的聯盟下完成了土地改革，結束了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統治，土地改革將幾億的農民從暴力的、殘酷的、極端剝削的封建體制下解放出來，中國的土地改革無論從土地和人數的規模上，還是從速度上來說，都是史無前例的創舉。更重要的是，毛主席所領導的土地改革並不是一般從上到下的將土地分發給農民，中國的土地改革是經過一場發動群眾運動來完成的。在廣大的農民（尤其是佔大多數的貧農和下中農）積極參與的運動中，他們深深地認識到他們世世代代所承受的痛苦根源來自地主對他們的剝削與壓迫，在土地改革的運動中，農民在意識型態上發生了跳耀性的變化，這場土地改革的群眾運動為未來農業集體化奠下了一定的基礎。

（二）中國共產黨在農業現代化上的分歧

從革命開始，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是由工人階級領導，工人與農民建立緊密的聯盟。毛主席深深瞭解在發展落後的中國，工業化尚未真正開始，取得革命的勝利，少數的產業工人必須要和中國廣大的農民結成緊密的聯盟。中國的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放中國的工人和農民，改善勞動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首先完成由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結束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制度，取消地主世世代代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在革命戰爭中，農民貢獻出他們的一切，包括用他們的生命來支持革命。沒有主要由農民組成的游擊隊的英勇戰鬥，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在參加了武裝鬥爭後，普通農民變成了革命戰士，在反帝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他們對日本侵略者和反動的國民黨作出英勇奮戰，取得勝利。在後來社會主義建設中，這些革命戰士成了共產黨的中堅幹部，他們領導了土地改革，和土改之後農業集體化，以及集體化後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的建設。

中國共產黨內對土地改革沒有爭論，因為不管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都必須結束封建制度。但是差別在中國的民主革命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因此，革命之後，只能走社會主義的路。

土地改革之後，中國共產黨內最大的爭論就是中國未來的農業政策。長久以來，耕地不足一直是中國發展農業難以克服的問題。土地改革後，每戶農民平均只擁有0.2 公畝的土地，貧農、下中農和雇農所分到的土地更小。除了耕地面積小之外，土地非常貧瘠，其中一個原因是長久以來地主只顧用收租來剝削農民，但是卻不肯花錢來保養土地，這說明封建的生產關係已經無法發展生產力。再加上長達一百多年的戰爭導致大部份農田灌溉設施（包括解放前修建的水利設施）都已荒廢。1949到1952年，除了土地貧瘠和荒廢了的農業基礎設施外，農民更缺少農具，很多貧農、下中農和以前的雇農連最簡單的農具都缺無。土地改革完成後，農民第一次擁有一小塊土地，他們盡了最大努力，雖然在短期內提高了糧食和棉花的產量。但是基於所有的這些客觀上不利的因素，即使他們有更大的積極性也無法繼續增加生產。到了1953年，糧食不再增產，棉花產量反而下降。不僅如此，一些農村在1953和1954年間還經歷了旱災和水災，個體小農戶無法抵抗這些天災。另外，五十年代初期，農民因為長期營養不足和農村根本沒有醫療衛生設施，一個家庭裡有人生病，甚至早逝都是經常發生的，但是這些天災和人禍都是個體農戶無法應付的，他們常常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不得已欠下了債，當債堆積起來之後，農民開始出賣剛才分到的土地來還債，自己再去給別人耕田。在集體化開始前，賣地的農戶和受雇的農民都在增加。 [2]  這些現象都說明了在土地貧瘠的中國小農耕種經濟是不能長久持續的。經過一段日子，在兩極分化下，土地必然會再度集中起來。而且落後的小農經濟無法滿足人民食物的需要和工業發展原材料的需要，只有將農業現代化才能解決中國面對的生產力不足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內對於中國農業必須要現代化是沒有爭議的，共產黨內的分歧在於如何將中國農業現代化。由劉少奇所代表的共黨產黨員主張中國農業現代化必須要在有了工業基礎之後，他們認為只有到中國能夠生產足夠的鋼材，和掌握了製造農用機械的技術後，中國農業才具有現代化的條件。雖然唯物主義認為在生產力和生關係的矛盾中，生產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產關係是矛盾中的非主要方面，但是在一定的條件下，生產關係可以轉變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毛主席把生產力永遠地、固定看成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主張批評為機械唯物論，也就是說機械唯物論者認為提高生產力當作作為農業現代化的唯一必要因素，他把這樣的看法批評為「唯生產力論者」。毛主席的看法和他們不同，他認為當落後的生產關係妨礙一個國家生產力的發展，像中國的封建制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時只有改變生產關係（消滅封建制度），生產力才能得到發展。土地改革之後，毛主席認為農業的發展可以進可以通過將農民組織起來，改變私有的生產關係為集體所有，把生產規模擴大，來為現代化創造條件。也就是說，在一定的條件下生產關係可以轉變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這就是毛主席的辯證唯物論。

毛主席的偉大之處很多，他最偉大的地方之一，就是堅定不移地相信人民的力量，試想看如果毛主席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他如何敢在中國發動革命？中國人民面對著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由美帝支持的國民黨，如果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只看軍事力量的對比，誰能相信小米加步槍的人民軍隊可以戰勝他們？毛主席看到在農民參加了革命後，他們已經不再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他們經過思想和意識形態上的轉變已經成為革命戰士。在革命戰爭上，毛主席不但相信中國人民可以戰勝帝國主義，而且認為中國人民一定會戰勝帝國主義。在農業發展上，毛主席同樣地看重人民的力量，他對農民的認識是從他的革命實踐中得到的，從毛主席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對農民組織的能力和他們的戰鬥決心非常佩服。農民有能力有決心組織起來與地主對抗，當然他們也會有能力和決心組織起來改造他們的生產條件，全心全力地，為改進他們和他們後代的生活而努力。毛主席看到經過集體化，農民完全可以克服作為小生產者對他們的侷限。

土地改革和農業集體化成功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制度，不管是在規模上，還是在速度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但是在土地改革完成後，雖然農民擁有一小塊土地，極少的生產工具，因此，在缺乏農具和農村基礎設施蕩然無存的情況下，只靠農民個體的力量生產是無法提高的。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正是因為毛主席對人民力量的信任，他認為當農民組織起來，通過集體所發揮的力量將是其大無比的。無論是中國的解放戰爭的勝利，還是中國農業集體化的成績都證實了毛主席是對的。解放之前，大部份中國人都是農民，在封建制度下，他們從早到晚辛苦耕耘養活著中國這大塊土地上的人，但是卻被「知識人」看成是最無知、最愚蠢的人。舊社會的「知識人」不會去想，農民之所以無知是因為他們生產的剩餘都被抽走去養活統治他們的官吏和士大夫了，農民不但沒有任何剩餘可以用來提高他們的知識和文化，更是連飯都吃不飽。但是毛主席卻從來不從「知識人」的視野來看農民，他相信農民，他相信中國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農業集體化的成績再一次證明毛主席是對的。而走資派則是跟毛主席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們從來不相信人民，他們把中國最勤勞的農民污衊爲「懶漢」，他們認為只有用「三自一包」把農民的利益分割成一家一戶，農民才會爲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努力工作。

（三）集體化中的兩條路線鬥爭

在整個農村集體化的過程中，都是兩條路線鬥爭。在農民中，貧農和下中農是最支持集體化，上中農和富農是反對集體化的。貧農和下中農佔農民大多數（60%到70%），他們只擁有一小塊貧瘠的土地，生產工具缺無，在這樣的條件下要他們獨自發展來增加生產是極為困難的。上中農，特別是富農擁有較多的土地和生產工具，他們若是單幹，可以雇用農工來增加生產，增加積累，以便購買更多的農具，也可以購買更多的土地來擴大再生產，他們是可以通過單幹來發展生產的，因此，他們反對農業集體化。在農民裡，中農則是持觀望態度，他們要看集體生產是否能增產再決定是不是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根據具體的情況作出了重要的政策決定。首先，農業集體化一定要在農民自願選擇下進行，只有這樣才會有穩定的基礎，其次，在進行集體化時，政策要堅持依靠貧農和中下農，爭取大多數的中農。因此，集體化一步步進行中，增加生產變得極為重要，不但要增加生產，而且要在很短時間內（一年或兩年內）能夠增產。當大多數中農看到集體可以增產的優越性而決定加入時，集體化就基本成功了，因為在大家都入社後，富農就是有田、有農具也雇不到農工了，因此，他們即使不情願，也只好參加了。

農村集體化從合作組開始，經過初級社到高級社，再到1958年成立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一個三級所有的農村集體組織，生產隊由約15到30家農戶（1962年平均24.9戶）組成，是三級所有制中最基層的一個核算單位。生產隊擁有土地和簡單的生產工具，每個生產隊由組成的農戶選出他們的生產隊長，生產隊長不脫產，他（她）負責籌劃每年農作物的生產，勞動力的安排，和產品的分配。文化大革命之後，每個生產隊還有一個不脫產的赤腳醫生。生產隊要從每年的收成中，拿出一部份繳付國家稅，再拿出一部份作為公積金（交給公社用來添加農具和其它的投資），另一部份做公益金（交給公社用來支付保健和其他福利），然後再從收成中給每個人留出口糧（按年齡和工作強度來決定），最後剩下來的部份根據每個社員的工分（出工的日數乘以每日所得工分）分給參加生產的人。在生產隊之上是生產大隊，大隊相當一個村的大小。1962年每個大隊平均有7.9個生產隊。再上層就是人民公社，約一個鄉的大小。1962年平均每個公社有9.4個生產大隊。

生產大隊有比較大型的農機，供給大隊的隊員使用，大隊還有用來為穀類加工的機器（像脫穀機和磨粉機）和一些便利隊員的設施（像縫衣機等），大隊還設置了豬和各種禽類的畜養場，到了六十年代中，不少大隊辦了自己的工廠。人民公社則是農村主要的行政單位，它負責管理農、工、商和所有社員的教育和醫療保健，以及為貧困和沒有子女的家庭提供五保的福利。人民公社還有自己的民兵，負責自衛。人民公社負責向生產隊和大隊收稅，繳稅給國家，負責用公積金購買較大型的農機和修建各種農田基本建設。一般較大型的灌溉建設，人民公社無法負擔，因此，由國家與人民公社合作，國家負責資金，人民公社提供勞動力。

（四）工農聯盟的新物質基礎：農村集體化與農業現代化

中國解放是建立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的，解放戰爭時工農聯盟的物質基礎是農民參與武裝戰爭。戰爭勝利完成解放後，共產黨進行土地改革，結束了幾千年來封建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土地改革奠定了革命時工農聯盟的物質基礎。毛主席說土地改革後，中國的農民已經不再滿意於只擁有一小塊土地，工農聯盟必須要建立在一個新的物質基礎上，這個新的物質基礎就是增加農業生產和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時期，通過農業集體化，建立了人民公社和國家的關係，在發展農業和農村下，建立了新的工農聯盟的物質基礎，從而鞏固了工農聯盟，在勞動人民緊密聯盟下，支持社會主義的發展路線。

土地改革和農業集體化完成後，工人和農民在這個新的基礎上進一步結成聯盟。集體化防止了農村的兩極分化，增加了農業生產。如果沒有集體化，中國的農村一定會再次經歷兩極分化，再度出現富農、中農和貧農，那麼工人要跟誰去聯盟呢？除此之外，在集體化之前，只有富農家裡有多餘的糧食，他們將糧食賣給城市裡的糧商，因此，造成富農和糧商之間聯盟的機會和條件。為了防止農村富農和城市糧商之間的聯盟，中國政府在1953年時，成立了糧食和棉花的統購統銷制度。在統購統銷的制度下，政府直接向農民收購糧食和棉花，再將它們供給工業和消費者，這樣就堵死了富農和城市商人之間的聯盟。中國土地改革和農業集體化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社會主義路線取得勝利。難怪到六十多年後的今天，還有人為地主和富農叫冤。

中國農民在長久歷史上並沒有集體合作耕種的經驗，集體化能夠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路線和正確的領導，包括共產黨堅持依靠貧農和下中農的政策；另外就是中國農民對共產黨的信任，還有一個成功的原因是農村的幹部所作出的貢獻，這些不久之前才從戰場上退下來的農村幹部，從來沒有過帶領農民進行集體化的經驗，但是他們大多數來自中國貧窮農民的家庭，他們對貧窮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和關懷，他們憑著自己的階級立場和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盡他們所有的力量來組織農民，完成黨交給他們的任務，土地改革之後，他們再一次完成歷史給予他們農業集體化的使命，在集體化完成後，這些基層農村幹部，繼續帶領農民與自然搏鬥來發展農業。

農業集體化後，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建立起關係，即農業發展和工業發展之間的關係，也是農民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關係。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工農聯盟是最重要的策略。在工業化程度尚低的中國，雖然在解放後，產業工人的人數增加得很快，但是產業工人在整個勞動人口中還是佔少數，而農民則是勞動人口的大多數，因此，只有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勞動人民才能取得向社會主義邁進的可能和勝利。代表工人階級的共產黨在工農聯盟的策略下，不能只照顧工人階級的利益，必須照顧到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

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社會主義的發展，在工業化起步時，發展的資源必須來自農業。差別在工業有了發展之後，發展的剩餘是否回饋給農業。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下，因為工業的投資利潤高，回收快，所以社會的剩餘會投向報酬高和回收快的工業，這就是為什麼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農業的發展因為投入少，要比工業發展慢得多。那麼在今天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農業發展缺少資源就更明顯了。在落後國家的發展（其實是不發展）過程中，社會的剩餘一部份被帝國主義國家抽走，而農村農業的剩餘更進一步被城市的工業抽走，所以農業無法發展，農業的停滯與凋謝，造成農村的落後和農民的貧困。在六十年代時，美國還有一些經濟學家研究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他們想說明和解釋這些國家不發展的原因，他們其中一些人指出，落後國家不能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這些國家將所有的剩餘都投向工業，而它們的工業和農業之間缺少有機的聯繫，因此，即使工業有些發展也帶動不了農業的發展，造成城市與農村之間各自孤立存在著，他們把這樣的結果稱為「二元化」的經濟，其實「二元化」的經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所以這些經濟學家也提不出解決的辦法，到了七十年代之後，經濟發展這樣的課程也就在經濟系裡消失了。

只有在社會主義下，社會的剩餘要投在哪裡不再靠市場來決定，而是靠國家的計劃，國家通過計劃來調配社會的剩餘資金。在第一次五年計畫（1953-1957）中，可用的剩餘資金稍向工業傾斜，就造成農業對工業原料供給和對都市消費供給的緊張。毛主席在《十大關係》中指出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關係，以及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的關係，毛主席指出中國雖然要將發展的重點放在重工業上，因為重工業是生產生產工具的基礎，但是不能忽略了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發展了輕工業和農業才能保證工人和農民的生活資料的供給和工業生產所需要的原料的供給。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確定了工人和農民之間互利的經濟關係，這就是工農聯盟的物質基礎。在毛主席寫了《十大關係》的論文後，具體的經濟政策就是雖然重工業的發展重要，但是不能過分注重重工業而忽略了輕工業和農業。《十大關係》說明了農業發展的重要，也就是雖然最初的工業發展要向農業吸取資源，但在取得一定的發展後，資源必須要投向農業，在計畫經濟下，國家可以特別注重對農業所需的工業品的投資。

社會主義時期中國的工業和農業之間維持著彼此支持的密切關係，農業的生產為工業提供原料和工業品的市場，為都市人提供生活資料。工業為農業生產提供農需的工業產品，主要的有化肥、殺蟲劑、除莠劑、各種農機和發電，以及灌溉的各種機械。國家計劃逐步提高對這些農用工業產品的投資，並且逐步降低這些農用工業品的價格，以便人民公社和大隊可以有能力購買。到後來農村工業發展時，城市全民所有制的工業將比較過時的機器轉給農村的工廠使用。在此之外，國家更逐步提高在農業基礎建設上的投資，因為建設大型水利系統，像大型的灌溉渠、蓄水池和水壩等，費用龐大，集體無法承擔，都是由國家投資。國家掌握著工業生產剩餘的全部，這些剩餘就用來投資在工業的擴大再生產和農業及的發展與農村的建設。從表一中的數字可以看出國家如何用實際的資源分配來鞏固工農聯盟。

表一    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之間的幾個經濟指數

1957

1978

農業投資占全部投資的百分比

7.8 (a)

12.5 (b)

農用機械的投資占重工業投資的百分比

3.0

11.1

農業稅收占國家總收入的百分比

9.6

2.5

國家對農業的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

7.4

12.6 (c)

農業／工業產品交換價格指數

130.4

188.8

（a）1953－1957；（b)1976-1978； (c) 1976-1977

資料來源：Nicholas R. Lardy， 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pp. 130-131;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1983，445-447; 許毅，陳寶森，梁無瑕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2，76

從表一的數字可以看出，從1957年到1978年，當在經濟有了初步發展之後，國家對農業的投資佔總投資的比率增加（也是實際數量的增加），國家在重工業的總投資中農業機械的投資比例的增加（實際投資數額也增加），在國家的總收入中農業稅所佔的比例下降，在國家的總支出中農業的支出比例升高（實際支出數額也增加）。另外，在農產品和工業品的交換價格指數上提高，也就是減少農業產品和工業產品在交換價格上的剪刀差。這些數字都表現出，在社會主義時期，在經濟發展有了初步的進展後，國家把在經濟發展初期從農業所抽取的剩餘，以各種方式回饋給農業。

另外必須要提的是，工農聯盟並不止於經濟上的範疇，更包括了農村的教育、保健、和文化。取消都市和農村的差別是中國社會主義取消三大差別的目標之一。這一點將在另一節中作解說。

（五）集體化下農業發展與農村建設

農業集體化的成績可以歸納成下面幾點：

1. 農田基本建設奠定了農村現代化的基礎

因為中國的可耕地少，人口多，土地改革後，每家農戶平均土地僅0.2公畝。在約佔全世界9%的耕地上，要生產供世界22%人口所需要的農產品。唯一能夠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就是盡一切人力來增強土地的生產力，提高每畝土地的產量。不僅如此，中國的農業生產常常遭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這就使修建各種農業基礎設施成為發展農業必要而且急迫完成的艱鉅工作。

人民公社成立後，農民用極大的勞動量進行農田基本建設。農田基本建設包括平整土地，就是將不平的土地（像小山丘）剷平，把小的河溝填平，把小塊土地連成一大片，為將來用農機耕種做準備。農田基本建設還包括修建農田的灌溉系統，建築水壩以便灌溉防旱、蓄水池則為排水防洪。為了增加畝產，農民將人和畜類的糞便加以處理後作為有機肥料，並且在氣候允許的情況下，把一年收成一次增加到兩次，兩次增加到三次，因此，常常會在莊稼的收成的時刻幾乎要同時進行播種。另外，農民還用間種（兩種不同的穀物隔排種植）來增加產量。所有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力，因此，大幅增加了農民的勞動強度。因為在還沒有農機之前，所有這些工作都得靠農民肩挑手扛，步行好幾里路來完成。像平整土地和修建灌溉系統都是農民在冬天播種和收成工作比較閒的時間進行，這樣就增加了一年中農民的勞動日。在還沒有鏟土機的時代，所有的農田基本建設都是農民，一鏟子一鏟子把土鏟起，再一擔擔用雙肩挑著把土移走的。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使農民工作的強度和農民每年工作的日數都大幅增加了。從1958人民公社成立到1978年的僅僅二十年的時間，中國農民將大量的勞動力投入土地。根據一個估計，七十年代時，農民每年投入了80億的人工日（一人投入一個工作日為一人工日）。 [3]  這樣龐大的勞動力投入，改變了中國農村的面目，為農業機械化準備好了條件。大規模提高了使用農機耕種和用電力灌溉，為農業現代化取得輝煌的成績。這樣的成績如果沒有集體化，如果沒有農民不惜辛苦的投入，是不可能完成的。

據一位中國經濟專家托馬斯．若斯基（Thomas G. Rawski）的調查，中國農民的工作日從五十年代的每年平均工作119天，增加到了七十年代中的每人每年平均工作250天，增加了一倍以上。若斯基是受世界銀行在1977年聘請到中國作調查的，因為世界銀行想瞭解當時中國政府的宣傳是否屬實，政府宣傳說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國的經濟搞到崩潰的邊緣。若斯基是研究中國專家，他把在中國的調查寫了報告，後來出版成書。 [4]  這本書揭穿了資產階級的謊言，書中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國的經濟取得極大的發展，特別是農村的發展。農村的建設解決了集體化之前農村隱藏失業的問題。一般落後國家都有隱藏失業問題，（其實不是什麼隱藏失業，而是因官方無法統計這樣的失業）也就是可以參與生產工作的人數，遠遠落在總勞動力之下。這樣的失業問題，在落後國家無法解決，使得沒有工作的農村人口不得不流往城市謀生，在這些發展落後的國家，農業不發展和都市擠滿了貧民，本是一件事情反映出來的結果。農業不發展是因為在資本主義下，農業生產利潤低、回收慢，所以不能吸引投資，投資不足，就缺少就業機會，才有農村失業的問題。

中國的農業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後，農民大量投入的農田基本建設，和之後人民公社和大隊辦起來的五小工業，解決了農村失業的問題。事實上，在人民公社解體之前，中國農村的勞動力已經充分就業。不但充分就業，而且在農忙時，有些公社和大隊的工廠得暫時停工，以便工人可以協助農民播種或是收成。

新中國成立70 年了，近些年來，許多知識分子也開始談到資本主義四十年的發展是建立在前三十年社會主義發展的基礎上。最近，我看到孫曉軍發表在《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年07期）》上的文章《改革開放前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實績研究的三個維度》，文中指出了在社會主義時期的集體農業下的許多成就。 [5] 在有關農田基本建設方面的成就，他這樣說，1949年時中國大型水庫只有6座、中型水庫只有17座，社會主義30 年的水利建設有非常大大成績，一共完成了8萬多座大、中、小型水庫，幾百萬個塘壩、大量的梯田和排灌渠道。

2. 生產技術改進與生產量提高

人民公社成立之後的二十年裡，中國的農業生產持续增加。糧食生產從1952年的一億八千一百萬噸，增加到1977年的二億八千五百萬噸。除了1959－1961年之外，糧食生產以平均超过3%的幅度增加，高於同一時期的人口增長率。此一時期的增長率打破了中國過去糧食增產的紀錄，也打破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紀錄。 到七十年代末，中國在食品方面已經能夠自給自足。中國在糧食的國際貿易只是用來平衡國內市場。例如，在1975－1977年間，中國平均每年進口約四百萬噸的糧食，僅佔總生產的一小部份，而它出口的糧食和其它農產品也是如此。

人民公社與國家合作設立了四萬多個農業技術推廣與改良站，在縣、人民公社、大隊和生產隊四級合作的網路下遍及整個農村。 這些農業技術推廣與改良站從事各方面農業生產研究，包括新種子的培殖、土壤的改造、和嫁接等技術的改良和推廣。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許多大學的研究農業的專家們，下鄉來幫助這些技術推廣站發展。這一切努力大大改善了農業生產的科技水準。在新品種培養上有一個值得一提的經驗，來自美國一個農業專家湯瑪斯．威恩斯（Thomas B. Wiens）提供的資料。湯瑪斯．威恩斯（Thomas B. Wiens）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快速地進行新品種的培育，靠的就是這些位於不同氣候區域的技術推廣與改良站之間的合作。他說：「雜交稻米異常快速地由育種進入大規模生產，這是一個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它表明中國能夠將作物培育成果以極快的速度推廣到大規模生產，速度要比它國家快上好幾年。在熱帶以外的大多數培育計畫從開始雜交到大規模生產需要8到10年的時間，因為傳統育種通常需要經過六到七代的雜交與選擇過程，才能使雜交種籽的特性穩定下來，然後在試種中進行評估，最後才是大量繁殖、宣傳與說服農民採用。中國已經組成了一個選種體系，每年可以生殖三代，這個體系通常包括三個改良站，一個在原產地省份，另一個在亞熱帶的南昌（江西省），第三個在熱帶的海南島。……再者，透過「四級研究網站」（縣、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建立，中國已逐步發展出一個體系，可以在最短時間內達成同步完成穩定、選擇適應當地條件的種籽、鑒定以及大量繁殖。」  這說明了如果沒有通過集體下的培養品種的系統，是不可能如此快速地完成各種新品種的培育的。

3. 農村工業化的發展──社隊辦工廠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不僅是要在農業生產上躍進，而且要在農村工業化上躍進。具體來說，就是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工業產品，不只依靠城市裡的工廠來供應，而是在農村發展自己的工業。最初發展的就是五小工業，包括鋼鐵、化肥、水泥、機械（特別是農機的保養和修理）和能源（包括煤礦）。「大躍進」中，農業經過三年困難時期，三年困難時期有一些客觀的因素，像水災和旱災的自然災難，也有一些在執行政策時所犯的錯誤，包括操之過急和因謊報收成而造成的過高的稅收。另外，中國和蘇聯發生了政治上的爭執，蘇聯要求中國馬上還清在抗美援朝戰爭時中國欠蘇聯的債。在三年困難時期，農村的工業無法發展，許多設起來的工廠也只好「下馬」，到了1963－1964年時農業生產恢復穩定，農村公社和大隊辦的企業快速地發展起來，在僅僅十年的時間裡，農村的工業蓬勃發展，取得了驚人的成績。

1975年，一支由十二位美國學術界專家組成的訪問隊來到中國，他们的目的是了解中國農村辦的中小型工廠。訪問隊由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杜威．波克恩斯（Dwight Perkins）帶領，十二位專家中有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農業工程學家、化肥學專家和農業機械工程學專家等。十二個人中有七人會講、會寫中文，五人曾經在中國工作過。中國方面由外交部的科學技術部門接待，由當時統計局副局長李成瑞帶領到農村各地參觀訪問。他們一共參觀了十個人民公社，五十個工廠 [6] 。這個訪問團的報告由波克恩斯負責編輯，並於當年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小型工業》 [7]  一書。在書的導言中，波克恩斯對他們參觀的工廠作了這樣的介紹：這些工廠的工人至少50個人，多至600人，它們用的技術多半是本國的技術（不是最新的或是進口的技術），這些工廠都是人民公社或大隊集體所有，它們的產品基本上是爲農業服務的。 根據這個訪問隊的觀察，這些工廠不斷地更新技術、不斷地發展新產品和擴大生產的規模。另外，參觀隊還注意到，這些工廠的重要事情，根據是否適合地方上的需要，都是由地方決定，不必通過中央審核，免去了來回幾上、幾下地浪費時間。在導言中，波克恩斯強調他們這些參觀的人瞭解到他們看到的不是一般的工廠，而是特別選定的發展特別好的工廠，但是這些優良的工廠給全國農村起了模範的作用。

訪問雖然只花了28天，相當匆忙地走了一圈，但是他們提出的報告卻不是限於表面的，而是把他們觀察和收集到的資料很詳盡地報導出來，包括將非常技術性的材料用圖表和照片加以說明，另外，在第九章「小型工業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中，這份報告作了非常有深度的全面分析，報告中說明五小工業增加了農村就業的機會，因為這些基層的工業爲農業生產所提供的農用機械，減少了勞動強度。以水稻生產爲例，農民省去了四種必須彎腰的工作，即播種、插秧、除草和收成。他們見證了，到了七十年代時，每年大量的農田基本建設和農村工業的生產，中國的農村已經達到充份就業。這可以從在農忙的時候工廠需要停工，以便工人可以幫忙播種或收割的現象看出來。這份報告中還說到因為工業可以在農村發展，紓解了對城市所造成的各種壓力。報告的第十章「對知識的普及和對思想的改造」中，觀察團總結了農村發展工業對知識普及和對思想（意識形態）改造所起的積極作用。報告指出，第一個思想的改變是剷除了農民宿命論的想法，受他們採訪的人這樣說：「以前我們是地主和機器的奴隸，今天我們是駕馭它們的主人。」第二個思想的改變是剷除了農民對技術的迷信，農民能夠對他們曾經認為高深不可及的書本知識提出挑戰。報告說他們在各地參觀時常常聽到農民用「從小到大」、「從點到面」、「從土到洋」來形容他們對農村工業發展的積極和樂觀的態度。

李成瑞過世一年多之前，我有幸見到他，他問我是否知道哈佛教授波克恩斯這個人，我說當然知道，我讀過他編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小型工業》這本書。他接著說，這個訪問隊是由他帶領到各地參觀的。我當時覺得很抱歉，因為我那時並沒有仔細閱讀導言。我對他說，這本書太重要了。後來我很快買了一本送給他，並說，這本書有很多有價值的資料，應該把它翻譯成中文。後來看到在李成瑞過世前不久的一篇報導，附了一張照片，照片裡他手裡拿著這本書，對身邊的年輕人說把書翻譯成中文的事。當然，翻譯這本書不容易，因為它有大量的技術性的材料，但是翻譯的工作總是比當初這個由李成瑞帶領的訪問隊，到那麼多農村工廠參觀收集資料，並且經過細心的編輯出版報告要容易得多。這些材料說明了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具體的成績，我們只是口頭說社會主義有優越性是不夠的。在中國廣大的農村裡進行了這麼大的、這麼深的一場生產革命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內容，我們必須特別珍惜這樣有關社會主義建設具體內容的紀錄。其實這個報告還只是冰山一角，中國還有極多的實際材料有待收集，像農村幾億的農民和幾千萬當年農村的領導人民公社發展的幹部，都還有記憶，但是我們必須要抓緊剩下不多時間和機會，把這些資料收集起來。就像很多人一直努力地在收集全民所有制下的老工人的資料一樣。

再有，很多人都熟悉毛主席所講的，在發展經濟上要兩條腿走路。毛主席說中國的發展不要只靠一條腿，而是要靠兩條腿，毛主席還說，中國的發展要大、中、小並舉和土洋並舉。看起來如此簡單的兩句話，但是毛主席卻說出了非常深奧的道理，毛主席用「兩條腿走路」說明了落後國家發展經濟要利用所有能利用的資源，中國的發展不能只依靠大的企業，不能只靠最新的（進口）技術，在資源短缺的中國必須要利用大型的企業，也要利用中型的企業，也要利用小型的企業。在技術上不但要利用新的進口技術，也要利用舊的傳統的技術。農村的社隊辦的工業就是「兩條腿走路」最好的成功的例子。

4. 集體所有制下的生產和消費

生產隊負責計畫和執行每年的生產和分配，生產隊長不脫產，他（她）籌劃和安排所有關於生產的事宜。在每年的收成中，為了保證所有隊員的食物需要給每個社員留下口糧，不管隊員是否勞動，也就是不管是老的不能繼續勞動的，還是小的還沒達到勞動年齡的，都可以分得口糧。扣除了口糧後，生產隊需要扣除交給國家的稅，之後留下爲未來生產所需要的投資的公積金和爲隊員福利所需要的公益金。在這些都扣除之後，剩下的一年收入，再根據社員一年出工的日數和每次出工所得到的工分來進行分配。

因為中國農業生產仍然很低，即使在不斷地增加，還是不能一下提高很多，在生產量低的限制下，生產隊在扣除了各種項目之後，常常剩餘不多。特別是在比較貧窮的地區和比較貧窮的公社，在扣除所有必須支付的項目後，可以根據工分來分配的部份剩的不多，因此每個工分所能換到的收入也就很少。在這種情況下，就很難體現多勞多得的結果。譬如，一個年輕力壯的人，每年出工300天，每天可得10工分，共得3千工分，另外一個年紀較大，體力較差的人，每年出工150天，每天得7工分，共得1千零50工分。但是因爲每個工分所值很低，這兩個付出的勞動量差別相當大的隊員，他們的收入差別卻並不是很大。也就是說，在生產力仍然很低的情況下，如果分配照顧到社員的需要，就不能很好地實行按勞報酬。這的確是在生產力低落國家實行社會主義的一個困難，因為多勞不能多得，會挫傷人的積極性。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困難使得一些人動腦筋，想要在別的方面多賺點錢，比如把生產的東西拿到自由市場去賣。這說明了走資派所提倡的「三自一包」，有一定的物質基礎。這就是前面提過的在生產力發展落後的國家，要進行社會主義發展的困難。

5. 初步滿足農民基本生活需要，農村醫療保健與文化教育的普及與提高

在工農聯盟的政策下，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之間在一些發展上，無論是工業還是農業，或是教育和醫療衛生都取得緊密的、互為支持的發展。因為人民公社保障了農民在基本食物上的需要，同時從公益金裡和在國家的援助下，農民的醫療保健和教育也得到了保障和提高。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都市與農村在醫療保健的資源上得到了重新分配。

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的醫療保健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1949年時中國全國只有二千六百所醫院，到1978年時，中國醫院增加到六萬四千四百二十一所。但是醫療資源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分配很不平均，以廣東一省為例，三分之二的醫院病床、70–80%的政府醫療經費和60%的醫療人員，都集中在居民佔20% 的城市。醫生與人口的比例在廣州是1:600，在廣東的農村是1:10,000。文革時，大批醫療人員下鄉，他們在農村訓練了大批赤腳醫生，每個生產隊都有一個不脫產的赤腳醫生，他（她）們了解一起生產的隊員的狀況，隊員生病時，他（她）們可以識辨病情，如果自己不能醫治，可以送到生產大隊的醫療站，更嚴重的病就送公社或縣級醫院。

江宇寫的《強國先強身：新中國的健康奇蹟》 [8] 是一篇好文章，它給我們提供了在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在國民健康上像奇蹟一般發展的重要資料，很值得我們參考。江宇在文中如是寫道：

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用了30年時間，就完成歐洲用100年的時間完成的人口轉型。所謂人口轉型，即人口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轉變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這是社會發展進步的標誌。1949年，中國的人口死亡率為20‰，出生率35‰，還是典型的傳統社會。而到1957年，人口死亡率就下降到10‰，即使是三年困難時期有反彈，也顯著低於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水平。到了20世紀七十年代末，人口死亡率已經下降到5‰ 左右，這主要是由於營養的改善、基本醫療衛生的普及等原因。

基本醫療的普及和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30年的又一個突出成就。基於新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新中國建立了一套嶄新的和獨特的醫療衛生制度。在保障模式上，主要依託國有企事業和人民公社，迅速實現保障全面覆蓋；在資源配置上，面向工農兵，以農村為重點，優先保障基本服務的提供；在服務內容上，重視面向群體的公共衛生服務，而不是像西方強調面向個人的醫療服務；在技術路線上，以預防為主，中西結合，採取低成本適宜技術，而不是以治療為主的高成本資本密集型技術；在提供服務上，即依靠專業人員，又依靠經過簡單培訓的初級醫療衛生人員，使醫療衛生和群眾工作相結合。這條道路，超越了當時西方社會醫療衛生商品化、專業化、以治療為中心的路線，實現了面向全民、預防為主，以較低的成本維護了人民健康。

江宇的這兩段話，充份地說明了社會主義如何普及全民的醫療和衛生，因此，指出了與資本主義把醫療當作賺錢的商品的基本差異，更有甚者，這篇文章也說明了在農業集體化下，農民營養得到普遍的提高，以及在醫療資源的配置上，面向工農兵廣大群眾，並且把重點放在農村。 而且正是在工農聯盟的基本政策下，依託了國有和集體所有，中國建立起來這套嶄新的保障全面覆蓋的醫療衛生制度，創造了新中國健康的奇蹟。江宇文章中也提到在1965年前中國的醫療保健工作集中在城市，1965年之後重點才移向農村。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人體弱多病，早亡，醫療健康體系缺無，被別的國家恥笑爲「東亞病夫」，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國人的健康得到難以想像的進步，我們看到那時中國年輕人，身體是那麼的健康，精神是那麼的飽滿。

在集體時代農村的教育的提高和改進是另一個奇蹟。韓東屏對社會主義下中國農村教育的發展有這樣的敘述。他說，「1949年，中國人民的文盲率，佔百分之九十，……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中國農村開始大辦教育。由於自然災害和管理不善，大躍進期間辦起來的許多民辦學校被迫下馬。後來到了六七十年代，農村教育有了第二次發展高潮。」他以自己的家鄉山東為例，結合河南、河北、安徽、貴州等地的農村考察的結果寫道，幾乎每個村子都辦起了自己的小學，農民的孩子可以不出村，免費上小學，建國之初，他的家鄉即墨縣有一千零五十個村子，七十五萬人口，但只有一所高中和七所初中，後來初中擴大到二百四十九所，平均四個村子一所。文革中他的縣的高中從一所發展到八十九所，平均每個公社有三所。韓東屏更說，他的村到了1973年之後，農村的高中已經免費了。 [9]

（六）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農業集體化建設

在農業集體化後的20 年中，農民辛苦地將大量勞動力投入土地，他們收集人和畜類的糞便以及一些沒有利用價值的植物，加以處理用來做有機肥。這是一項需要花費很多勞動力才能完成的工作，但可以改善土地的肥力以便增加畝產。中國農民還將大量的勞動力用來平整土地和治理中國的灌溉系統。平整土地是為了給農業機械化創造條件，治理灌溉系統則是為了減少自然災害對生產的影響。中國農民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中國極有限的可耕地變成高產田和穩產田，為農業的未來開闢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寬廣大道。農民的努力在短短的20 年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卻被資產階級污衊為「大鍋飯，養懶漢」。

農田基本建設的成績提高了農業耕種機械化程度，大幅減輕了農民最辛苦的挖土、播種和收成的工作。人民公社的20 年裡，土壤的改善、新品種的培植和其他農業技術的改進，使中國農業的畝產量翻了一倍，實現了中國多少年都無法達成的糧食自給自足，大體上不再依靠糧食進口。中國的集體農業建設雖然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卻沒有來得及完成當初的一個重要目標。在「農業學大寨」的運動中，周恩來總理鼓勵農民學習大寨的精神，把中國所有的農田都建設成高產穩產田，也就是說不但畝產要提高，而且在大力修建灌溉系統後，農民可以抵抗自然災難，穩定農業生產，中國人民便再也不用靠天吃飯。但是到資本主義改革時，高產穩產田還只佔農田的一半。其實完成另一半農田的高產穩產，應該只需十年到十幾年，因為到了七十年代末，農村已經擁有相當可觀的機械，可以幫助挖土和整地。但是人民公社解體後，中國的農村建設不僅不再向前進，反而急速地向後倒退。

中國農業如此輝煌的成績只有在農業集體化下才有可能完成，集體化是在中國共產黨鞏固工農聯盟的經濟政策下完成的，這就是農業在短時期內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前面說過，所有國家開始發展經濟時，因為工業化尚未開始，所以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只能從農業中抽取，這一點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社會主義的發展都是一樣的（除非放棄自力更生，鼓勵外來投資或是向國外貸款）。不同的是，在中國社會主義的工農聯盟經濟政策下，當工業有了發展後，用資源來支持農業發展。中國在工業生產的計劃中，對與農業相關的工業（各種農機、化學肥料等）在投資上受到特別的重視，不但要保證農用工業產品產量逐漸增加，而且要用低價賣給人民公社、大隊和生產隊，使它們可以買得起，只有這樣農業所用的工業產品才會逐年增加。 除了保證農業生產所需的工業品的供給外，中央政府更用增加農產品收購價格和降低工業品出售給農業的價格，來減少工業產品和農業產品交換價格之間的剪刀差。另外，中央政府更用降低農業稅的辦法來減輕農民的負擔，並且增加對農業的投資，像紅旗渠一類的大型水利建設，都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完成的。

下面這個表可以顯示出集體化所帶來的農業現代化的成績：

表二        人民公社時期農業的現代化

1952

1957

1965

1979

拖拉機犁耕面積占全部耕地面積的百分比

0.1

2.4

15.0

42.2

灌溉面積占全部耕地面積的百分比

18.5

24.4

31.8

45.2

電力灌溉面積占全部灌溉面積的百分比

1.6

4.4

24.5

56.3

每公頃所使用的化肥公斤數

0.7

3.3

18.7

109.2

鄉村地區的小型水力發電站數量

98

544

無數據

83224

發電廠的發電能量（1000千瓦）

8

20

無數據

276.3

全部農機的總馬力（10000匹馬力）

25

165

1494

18191

大型與中型拖拉機數量（千輛）

1.3

14.7

72.6

666.8

小型與輕便型（walking）拖拉機*數量（千輛）

無數據

無數據

4

1671

農業灌溉與排水的引擎總馬力（10000匹馬力）

12.8

56.4

907.4

7122.1

複合式收割機數量

284

1789

6704

23026

機動漁船

無數據

1486

7789

52225

*雖然這些原是為了農業用途，但許多被用於運輸貨物。

資料來源：Statistical Year Book of China，1983，p.186、p.197；1981年中國經濟年鑒，第六卷，13頁。

表三        人民公社時期農業機械年增長度

農用工業品與能源消耗年成長率（百分比）

農村能源消耗量，1975-78

21

小型水泥廠產量，1962-77

23

小型化肥廠產量，1957-78

22

灌溉與排水設備存量，1957-78

25

拖拉機存量（馬力），1957-78

30

電動翻土機（馬力），1970-78

50

以上三種機械總合（馬力），1957-78

24

資料來源：托馬斯．若思基（見註解2）82頁。

在下一頁，托馬斯接著說，前三種機械的總合，以土地平均馬力來說，已經超過日本1955年每公畝0.69馬力的機械化程度。

（七）農業發展兩條路線鬥爭的總結

中國的走資派有他們一套發展資本主義農業的計劃，人民公社成立後，走資派就不停地用各種伎倆來破壞集體農業。他們提倡在農村實行「三自一包」，「三自」就是擴大自留地、擴大自由市場和實行自負盈虧。「一包」是指由個體農戶直接與國家訂合同來包產到戶，也就是個體農戶在與國家所訂的合同中，向國家承諾繳納一定的農產量，如果生產超過這個定額，多餘部份歸農戶，即所謂多產多得。走資派認為這樣可以刺激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但是如果產量不能達到這個定額，農民得自己補上。

在集體化下，為什麼農民保有一小塊自留地？原因是農民可以利用自留地來種植一些蔬菜、養幾隻雞、養一頭豬，這些產品可以賣掉或者留著過年過節時自己吃。在生產力發展尚不足時，自留地是有必要的。因為對農民來說，如果他們花在自留地上的工換來的產品，多過於在集體勞動所得到的工分，他們會很情願地利用自留地來改善他們的生活。自留地的廢除要等到集體勞動所得的工分超過農民在自留地勞動所獲得產品，到那時農民就會願意放棄他們的一小塊自留地。但是如果將自留地擴大，再配合自由市場的擴大，那就只會鼓勵農民將更多的勞動力用在他們的自留地上，生產更多的產品作為商品到自由市場去賣。如果自留地和自由市場繼續不斷地擴張，最後就會導致集體生產的解散。

資產階級當政以後，終於在1984年如願地解散了人民公社。今天農民過的是什麼日子呢？我們不得不記起來毛主席說過的一段話，毛主席說，「包產到戶搞了幾千年，還要再實驗嗎？」 [10]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岡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時後，毛主席大聲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麼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麼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爲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麼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麼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麼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說：「主席，我懂了。」

我們對毛主席的遠見不得不佩服，在他過世後，他所有的預料一件件地發生了，並且還在繼續發生。毛主席這段話不但說明了，在中國小農生產無法發展農業，無法完成農業的現代化，而且在帝國主義的威脅下，如果在農業上不能自力更生，帝國主義就會乘機而入，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工業的發展就無法得到保障。這個事實不但適用於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也適用於今天的中國，同樣也適用於第三世界，說明了落後國家的小農經濟無法現代化和不能持續發展的道理。

從1958到1978的僅僅20 年中，中國農業生產力在集體所有制下，得到快速全面地發展，體現了社會主義工農聯盟下的偉大成績。這樣大的成績是中國農民支持國家的政策，無保留地付出了他們大量的勞動力來實現的。農民在冬季生產不是最忙的時間裡放棄了本來可以稍微休息的日子，付出大量勞動來平整土地。此外，還投入大量的勞動力，將人和畜類的糞便處理成有機肥，用來提高土地的肥力。平整土地爲機械化做好了準備，在社會主義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工業的生產給農業提供了各種農用機械，拖拉機、收割機、推土機和播種機等等，到了六十年代後，公社和大隊更發展自己的農機製造和維修，逐步地取代了農民最辛苦的耕田的勞動。農民投入大量勞動力修建了灌溉系統，到了七十年代有了灌溉的機器，以及農村電力的發展，逐步取代了農民用人力挑水進行灌溉的辛苦勞動。到了七十年代末，可以說農民所有的努力得到了回報，正是在農民開始減少他們的勞動量和勞動強度時，中國的資產階級發動了資本主義改革，將人民公社解散了。怪不得在人民公社解散不久後，一位農民告訴我一個他們的順口溜，「辛辛苦苦30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資本主義改革開放40年後，所有人都認識到今天中國的農民、農業和農村，正在面臨極為嚴重而且無法解決的問題，農業生產停滯、農田基本建設荒廢、種田無法維持生活、年輕勞動力不得不離開親人到都市去工作，才能寄錢回來養活家裡的老小。六千萬中國農村的兒童與他們的父母分離，他們和祖父母留守農村，在他們成長的年月裡，通常只有在每年春節時才能與父母見上一面。六千萬是個多麼龐大、多麼驚人的數字啊！這個數字的背後，更是數不清的悲慘故事，以及這些兒童未來如何面對他們身體和心理所受到的創傷。農村的資源被不斷地抽走，其中最寶貴的是農村的年輕勞動力。年輕人被迫出去工作，年紀大的人的生活人不但沒有子女在旁協助，還得照顧他們的孫兒孫女，他們家庭分散了。過去在戰火燃燒的中國大地上，有多少分散的家庭？那個年代，是戰爭將家庭分散的苦難強加在中國老百姓身上，中國今天並不處於戰爭中，從1949年到今天，中國經歷了70年的和平，憑什麼中國人還是要遭受家人分離的痛苦？這難道不是殘酷的經濟壓迫所造成的嗎？這麼多少年兒童所受到的創傷不正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奇蹟」的另一面嗎？

我們來看看，今天中國農業經濟研究專家如何看待目前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的嚴重的問題，即所謂「三農」問題。中國農業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牛若峰寫了一篇有關「三農」問題的文章：《中國「三農」問題：回顧與反思》 [11] 。牛若峰首先對中國的「三農」問題這樣形容，他認為「三農」問題集中表現在農村、農業和農民欠發達，現代化程度低，發展比城市嚴重滯後，城鄉差別和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大等等。然後牛若峰對他所指出的這些問題，解釋了它們產生的原因，他說：  

為了適應國家工業化戰略的需要，國家採取了「城鄉分割，一國兩策」體制，通過統購統銷、人民公社和戶籍制度「三位一體」的嚴密統治系統以及其他一系列配套政策，人為地割裂了農業與非農業的經濟聯繫和農村與城市的聯繫，確立了城市偏向政策，形成城市對鄉村的優勢地位，且城市與鄉村極不對稱的稱狀況日趨加劇。

牛若峰這位農業專家把中國今天農民、農村和農業的問題歸到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上去，他把工農聯盟下，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之間緊密的聯繫和合作說成「城鄉分割，一國兩策」，把農業集體化時代如此輝煌的成績說成是今天農業生產停滯、農村凋敝、農民生活艱苦的原因。今天的農業專家把今天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的問題，歸罪與社會主義下農村集體的發展，用意在哪裡？這位農業專家的說法，正好跟30年社會主義時期，農業的發展、農村的建設和農民生活的提高相反。在工農聯盟的政策下，中國不但沒有「人為地割裂了農業與非農業的經濟聯繫和農村與城市的聯繫」，恰好相反，工農聯盟的政策實現了工業與農業在經濟發展上相互支持、促進了都市與鄉村生活水平上的均衡，使生活在都市和農村的人在教育文化上和醫療衛生各方面趨向平等、大幅度地縮減解放初期城鄉在各方面的差距。社會主義時代在集體所有之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農村的建設、農民生活各方面的改進，是幾億人民所經歷過的，這樣的成績沒有任何專家學者可以把那它從歷史上抹去，我們也不允許任何人竄改歷史，屈辱中國勞動人民和否定勞動人民辛苦獲得的成績。今天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嚴重的問題，完全是農村集體化被徹底摧毀，工農聯盟政策被徹底打破而造成的，是資本主義的改革切斷了中國城市和農村的經濟聯繫，是資本主義改革把農村的剩餘抽走，造成農業生產的停滯和農村的凋敝，造成農村的年輕人必須離家工作才能勉強維持生活，造成子女和父母家庭分離的悲劇。

第二部份：全民所有制下的兩條路線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首先就沒收了在中國的外國資本、買辦資本，和國民黨的官僚資本，這些資本量的總合佔全國總資本的80%。土地改革完成後，下一步就是贖買民族資本家的私有資本，一步步把工商業的私有財產國有化，來完成公有制。1956年時，新中國成立了工業企業的全民所有制。 在公有化過程中，雖然中國共產黨內對將工商業企業收歸國有沒有不同的意見，但也不能說他們之間是沒有矛盾的，特別是對全民所有制的意義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別。另外，就是共產黨裡有人認為工商業公有化應該有一個較長的過渡期，在過渡期中，資本家私有和國家的國有可以並存一段日子，因此，他們認為全民所有制的改造進行得過快。這種意見就表現在1976年之後，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的過程中，出現了所謂「補課論」的說法。「補課論」批評之前公有化進行得過快，過早結束了他們認為本來應該經過的一個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時期。

在全民所有制成立之後，由劉少奇所代表的資本主義路線的看法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在這之後，中國的基本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係（指全民所有制）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但是毛主席則完全不同意這樣的看法，毛主席認為全民所有制的成立並不能代表什麼先進的生產關係，因為全民所有制所代表的一切，包括工人終身制以及各種的工人福利等，還只是由共產黨規定下來的，毛主席認為，這樣的生產所有制的建立，還只是建立了法定的所有制，在這之後，只有經過不斷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才能將剛建立起來的全民所有制鞏固下來。如果不能做到無產階級真正掌握了政權，而只是在法律上建立起來公有制，那麼工人階級所享有的一切就會全部喪失。他認為只能在生產關係進一步向前推進，使得無產階級在實質上掌握了生產工具，那時才能保證無產階級不會在得到他們所享有的一切之後，又再度失去。

只有這樣地去理解毛主席對改變所有制的看法，我們才能進一步認識毛主席為什麼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將階級鬥爭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也只有這樣地理解才可以看清楚在全民所有制內一直不斷地進行兩條路線鬥爭，如對工人終身制的保護或是取消，如毛主席對工人治廠的重視，更牽涉到經濟基礎之外的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的各種鬥爭。另外，當我們能夠理解毛主義對所有制的看法，也就可以判斷今天中國不同的派別對國有企業的看法是否正確。

在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之後，社會上對國有企業私有化這個議題上有不同的看法。在「國有化」或「私有化」之間產生的爭論中，反對私有化的人認為「國有企業」應該在整個經濟中佔有一定的比率，50%還是80%？他們反對將「國有企業」繼續私有化。這些維護「國有企業」的人認為只要國有企業還佔多數，那麼中國就還是社會主義，或者還保有社會主義因素。我認為我們雖然可以同意「國有」和「私有」之間是有差別的，國有企業不同於私有企業，像在國有企業中，國家有能力設置一些規章制度，這些規章制度會對企業的某些行為有些限制。

但是國有企業的存在並不代表一個制度的社會主義成份比較高，認為國有企業是有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的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在許多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裡，按照當時的一定需要，它們還是會將企業收歸國有。一般是私有企業經營發生問題，企業虧損了，甚至要破產了，因此，由國家接管下來，特別是一些對整體經濟影響較大的企業，如交通、電力、銀行一類的企業，在一定的情況下，政府會收管過來。往往在國家的經營下，企業轉虧爲盈，又再將這企業賣會給私人，這種情形時常會發生，但是這樣的國有化與社會主義無關。另外，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時，許多落後國家希望能脫離帝國主義來獨立地發展它們的經濟，但是它們的資產階級不夠強大，因此，它們也會將一些重要企業國有化，以便使這些企業增加對外國資本抵抗的能力。同樣的，這樣的國有化也和社會主義扯不上關係。如果無法將國有化和社會主義區分開來，那麼也就無法理解為什麼中國在1956年工商企業國有化之後，還會有兩條路線的鬥爭。劉少奇就是認為1956年後，中國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已經建立完成了，中國的生產關係已經是先進的了，所以中國主要的矛盾就是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毛主席就完全反對這樣的看法，他看到生產關係的改造不是只要經過一個立法的程序就能完成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必須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改變，這個改變要經歷從一個階級專政，過渡到由另一個階級專政。所以1956年絕大部份工商業公有後，到底由哪個階級專政還是個未知數。

今天，在全民所有制成立了60多年和全民所有制被迫解體的40年之後，我們應該怎樣看待1956年全民所有制的建立？這是個非常關鍵性的問題。

（一） 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過渡

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家用贖買政策贖買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企業，取消了私有制。1956年，國家將工商企業收歸為中國人民所有，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代表，決定和執行新中國的一切政策，它對全民所有制有幾項原則性的規定：全民所有制的企業不以牟利為目的，企業生產什麼和生產多少不由企業自己決定，而由國家制定的經濟計劃來決定。國家根據全體人民現在的和未來的需要，每隔五年制定一個經濟計畫，這樣的五年計劃按照預期的國家的生產能力，在考慮了人民目前的需要和將來的需要後，來決定在生產和消費之間的比例，根據這個比例來決定國家的投資。除了消費與投資外，每個五年計劃必須要包括國家的國防開支以及與國防建設相關的費用。

1956年毛主席寫了一篇《十大關係》的論文，他從整體的發展著眼來考慮如何對待當時十個最重要關係，在十大關係的第一大關係中，毛主席討論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關係。他指出，重工業是中國建設的重點，因為重工業是生產生產資料的工業。他也提到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經濟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其中一個錯誤就是在它們的經濟計畫中，過份偏重重工業的發展，因而忽略了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因此導致市場上的貨物不足和貨幣的不穩定。鑒於蘇聯的錯誤，毛主席說，雖然重工業仍然是中國建設的重點，但是毛主席提出不能過份偏重重工業，而忽略了人民生活上所需要的糧食和輕工業產品。例如，在第一個五年計劃（1952-1957）時期，偏重了工業的發展，這五年中工人的工資有了比較大的調整，結果是農業的生產跟不上，導致供應緊張。1956年毛主席的《十大關係》論文發表後，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發展的比例才調整過來。在這第一大關係中，毛主席確定了其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總方向。從此看來，經濟計劃下的公有企業的發展必須要從全局考慮，而且必須考慮到長遠的發展，以通過促進經濟全面和長期的發展來改善人民當前跟未來的生活水平為目的，以後每五年根據發展的結果來作必要的調整。

因為全民所有制的工商企業屬於全民，所以所有的企業合起來一起算賬。七十年代末資本主義改革時，資產階級把原來的社會主義企業改變成盈利的資本主義企業，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每個企業單獨設立一個自己的帳簿，企業有了自己的帳簿，才能根據市場價格和成本來決定生產什麼才最有利潤，企業有了自己的帳簿後，就開始把企業的生產目的，從為滿足社會和人民的需要的生產，改變成為自己企業盈利的生產，這一點後面還會談到。

在社會主義時期，當所有的全民企業都是一筆帳時，並且在產品的價格和原料的價格都是由國家決定時，每個企業的經營好壞不由這個企業的收入高過支出（也就是盈餘）來決定，而是根據這個企業是否能夠達到「多、快、好、省」的標準。像50年代時，手錶價格定得很高，生產手錶的企業的收入遠大於支出，如果按照資本主義來給這個企業算帳，它的「利潤」很高，但是在全民所有制下，這個「利潤」並不代表這個企業經營得好，而是因為它的產品價格高。經濟計劃中把手錶價格定得高，是因為手錶不被看為是必需品，所以手錶生產量小，價格定得高，只有少數人可以買得起手錶。生產手錶的企業將收入大於支出的部份上繳國家。再舉一個例子，如生產農機的企業，國家將農機的價格定得低，以便公社和大隊可以有能力購買，因此，生產農機的企業會入不敷出，但是這樣的「虧損」是因為農機出售的價格定得低，而不是因為企業經營不善。因此，支出大於收入部份由國家補貼。除了「利潤」上繳國家和「虧損」由國家補貼外，企業的投資多少也完全根據國家從整體發展策略作為考量來決定，而不是「利潤」高的企業可以多投資來擴充生產規模，「利潤」低的企業則得不到投資。只有這樣，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可以逐漸脫離資本主義生產所依靠的價值規律，可以按照計劃來為滿足人民的和國家的需要而生產。

在資本主義下，社會的資源只會投向盈利的企業，而且優先投到利潤率最高的企業，而不會投向最能夠滿足社會需要的企業。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在許多欠了外債的發展落後國家，往往因為缺少資金，無法投資在一個人民極需要的清潔飲水的自來水廠，在此同時，它們卻允許外來投資建設最賺錢的汽水廠。美國的可口可樂、百事可樂之類的有名的汽水廠，只要花很少的投資建個水瓶廠，用它們的秘密配方，加上大量的廣告，利潤就會滾滾而來。在落後國家的許多大城市裡，人們沒有清潔的水可喝，年幼的小孩們卻在街上吆喝著賣可樂。只有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下，資源才會投向社會上人民最需要的生產上。社會當前最需要的無外是人民生活上的消費品，如供給人們足夠營養的食物、清潔的飲水、住房、醫療、教育等等。人民的這些基本需要，只有在不按價值規律辦事的計劃經濟下才能得到滿足。因為在社會主義下，國家可以根據計劃把資源最優先放在人民最基本的需要上，不僅如此，負責計劃的人要精打細算地為保證人民未來的需要來籌畫投資。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下，無論一個國家多麼富有，總還是有人吃不飽飯，總還是有人無家可歸睡在路旁。因為資本主義為盈利生產，貧窮的人沒有購買力，他們無法將自己的需要變成市場上的需求（需要+購買力），因此，市場不會去理會他們的需要。美國三十年代經濟大恐慌時，糧食生產過剩，拿去燒掉，豬肉生產過剩，把豬仔殺掉埋起來，（這裡所說的生產過剩是生產多過於市場需求，不是生產多過於人民的需要）。人民雖然忍受著飢餓但是沒錢去買糧食和豬肉，城市裡失業的工人只能排著長隊，去討一碗施捨的稀湯。今天的三藩市美國是最富有的大城市之一，最大的高科技公司（蘋果、谷歌、微軟）都在它附近。在這些公司工作的人薪資很高，也就因此增加了三藩市住房的需求。原來住在三藩市的人，付不起提高了近一倍的房租，被趕了出來，導致三藩市雖然是美國的一個富有的城市，但是它的街上卻睡著許多無家可歸的人。這樣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但是爲牟利而生產的資本主義卻永遠找不到解決的辦法。

正是因為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不是為了盈利，而是為了滿足人們生活上的需要，所以當生產逐漸提高時，人們的生活可以得到普遍的改善。雖然社會主義的經濟計畫不可能考慮到所有未預料到的因素，所以在一些情況下，必須做一些調整，如自然災害等不可預料的情況，但是基本上根據人口的增長，每五年需要多少增加多少工作機會，人民需要增加多少食物，需要多少住房，健康衛生和教育需要多少經費，除了保證過去的標準外，有多少將標準提高的餘地，都是可以計算出來的，絕對不會像當今的中國一方面大量的資本無處可投，另一方面，太多的人民基本需要得不到滿足。在資本主義下沒有可能不兩極分化，沒有可能奢談什麼和諧社會。在人剝削人、人欺壓人的社會，在沒有公平、沒有正義的社會，人如何可以和諧相處？在這樣的社會裡，不可能會和諧，也不會有安寧。今天所有的國家和所有的社會，無論是資本主義發展發達的國家，還是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都處在非常不安寧的狀況中，這種現象告訴我們什麼呢？

在社會主義僅僅二十年的時光，中國人民的生活品質在各種可測量的指數上都大幅提高，大多數的人在吃飯、住房、醫療和教育幾項中的需要得到滿足，這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也是在歷史上除了中國之外，沒有任何貧窮的國家在那麼短的時間裡達到這樣的成果。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半個多世紀前，它的總統詹森就開始了消滅貧窮的計畫，到今天美國的貧窮不但仍然存在，而且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貧窮、飢餓、無家可歸的人有增無減。2008年之前，無家可歸的人多數是單身男性，其中很多是因為吸毒和酗酒而墮落的人，但是今天已經擴延到帶著小孩的母親、上了年紀的老人和有工作但付不起房租的年輕人與中年人。在美國這種食物生產極為豐富的國家，卻有許多人餓肚子，當前有四千萬美國人要依靠政府的食物補貼，他們得靠聯邦政府發的食物券才能吃飽肚子，最近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明年要削減食物券的經費。

記得在中國資本主義改革不久，改革政策是企業要有盈利，即使不能盈利，也得自負盈虧。許多醫院和診所，首先就提高了以前在中西醫結合時發展出來的低價的、便民的成藥價格。之後，在醫療制度一步步商品化下，本來是必須品藥物，卻變成了要有購買能力才能享受到的商品，這是大家都清楚的。醫療衛生的商品化、教育的商品化和住房的商品化，把本來人民普遍可以享受到的權利，變成了一般人民購買不起的商品。

社會主義時代，全民所有制內設立了八級工資、工人的終身制，以及各種福利，包括基本上免費的住房（每月只需付極少的房租和水電費），工人享有免費醫療（工人家屬付少許的費用），工人子女的免費教育，食物上的補貼，以及工人退休後生活上的保障等等。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在全民所有制工廠工作的工人，基本的生活得到保障。（所有制是指產權而言，全民所有制的產權代理者即國家政權）但農民並不享有工人在生活上的各種保障，城市的工人和農村的農民在生活上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這一個差距要再經過一段日子才能拉平，在七十年代底資產階級奪取政權時，這個差別仍然很大。在全民所有制下，國家控制了工業生產的所有剩餘，但是這些剩餘並不是只用來保證和提高工人的生活，而是根據整個國家的總需要來作全盤的考慮，其中包括國家如何利用剩餘來提高農業的生產，以此來提高農民的生活。在一個限度內，國家也經由調整工業品和農產品的交換價格（減少交換的剪刀差）來提高農民的收入，以及通過調整稅收來降低農民的負擔，這一點在前面討論工農聯盟時已經做過說明。

（二） 全民所有制在廢除雇傭勞動上的努力 （全民所有制內工人治廠與工人和生產工具之間的關係）

每個全民所有制的工廠的工人工資和福利都是由國家直接撥發，因此，工人的工資和福利與工廠的收入和「利潤」脫鉤，廠長不能像在資本主義企業裡，用企業虧損為理由來解僱工人，或降低工人的工資與福利，只有在社會主義下，國家才能保證工人的終身制和工人的工資和福利。社會主義對工人工資的看待和資本主義對工人工資的看待是完全不同的，不僅不同而且是完全相反的。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並且在可能的情況下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所以提高工資是件好事，因為工人拿到多一點工資就可以購買多一點消費品。但是在資本主義下，對企業來說提高工資是件壞事，因為一個公司提高了工資，就造成生產成本上升和利潤下降，甚至虧損，這又將導致公司股票下跌。因此，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下，工人通常得通過組織罷工或怠工的手段來爭取工資的上漲。同樣的，資本主義企業不會自動地改善工人在工廠的工作環境。1911年美國紐約市三角縫衣工廠發生大火，燒死了145個年輕的女工，主要是因工廠沒有通風設備，聚集起來的棉絮沒處可去引起的。這次的火災悲劇引起社會的公憤，經過法律程序才逐步迫使工廠改善工作環境。在資本主義下，工人的健康甚至工人的生命不被計算在生產的成本之內，能省則省。這就使我們不得不聯想到1993年深圳玩具工廠的一場大火，燒死了84個年輕工人，和資本主義改革後，中國連續發生的許多起礦難事故讓多少礦工失去了生命！在瘋狂爭取GDP高速成長的背景下，中國的煤礦成了世界上最危險的煤礦。

在社會主義時代，中國工人的工資是低的。因為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個國家的總消費加上總投資，再加上政府總支出（在貿易平衡下）必須要等於一個國家的總生產。除了美國這個超級帝國之外，所有的國家都得遵守這個規則，只有美國用它軍事上和經濟上的霸權來耍無賴，從80年代起，美國每年都用進口大於出口的方式（也就是欠債的方式）把別的國家的生產拿來給美國用。即美國的總支出（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大過於它的總生產，不足部份靠貿易的逆差（進口大於出口）來補足。世界上，除了美國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可以這樣做。從80年代到今天四十年的時光，美國可以這樣做是因為，到了二十世紀中後期，整個世界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實行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矛盾更加突出，全球的剩餘產品需要有地方來堆積，於是美國這個獅子大張口，把所有的剩餘都吞了下去，只是不付錢罷了（美國用美元記帳來付錢，出超國家就拿著美元紙鈔當作錢收下，雖然知道這些紙鈔是不可能兌現的）。多年來世界貿易不平衡的結果，使得美國這個最富有的國家在消費上要靠發展落後國家的儲蓄（生產的剩餘）。美國是靠著長久借債來維持它的支出超過生產的部份，全世界只有美國可以這樣作。 [12] 這些債權國（美國欠中國的債最多）不要期望有一天美國會還債，美國欠它們的債最後一定是賴掉，如果這些債權國要真的聯合起來向美國討債的話，那麼藉著靠美國欠債來維持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就會停止運轉，今天這樣的帝國主義體系，就是連一天也無法生存。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因為中國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食物營養上和衛生保健上都提高了很多，嬰兒死亡率下降和人口預期生命提高都使得人口增加得很快。在國家的保證充份就業政策下，城市工人人數增加的很快，在生產力仍然低落的情況下，增加就業的同時，就不能提高工資。如果在就業人數增加時再提高工資，工人消費的總額的增加過快，就會像第一個五年計劃一樣，造成工人的消費超出了農產品和輕工業產品的供應能力，導致物資供給緊張。基於這樣的考慮，當時的政策主要以增加總就業人數來保障總消費。一家人常常不只靠一個人的工資收入，因此，一家人的工資總和還是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主要是每家人的基本支出（像住房和吃飯）都非常低，住房由工作單位分配，糧食和棉布都實行配給制，價格維持穩定，甚至有 下降。人們保持著中國人省吃儉用的美德，工資雖然低，但是多數人每月還是能存下一些錢，集起來買一些像腳踏車、縫衣機、照相機、手錶、一類的大件消費品。不錯，在社會主義時期，因為生產力很低，為了要顧到投資和消費的總需要，中國工人的生活仍然相當清苦，但是與解放前相比，則是改善得太多了，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再為生活憂慮，他們不必擔心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學，也不必憂慮物價上漲、自己失業，或是年紀大了沒錢養老。另外，因為新社會在意識形態上的改變，曾經被人看不起的做工的人，解放後，他們驕傲地接納了社會上創造價值者的榮譽，工人得到社會上普遍的尊重。在全世界所有國家的歷史上，工人階級從來沒有享有過像中國社會主義時期那麼高的榮譽。

在社會主義下，工廠裡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必須要有所改變，必須要有別於資本主義，也就是說管理者（幹部）和被管理者（工人）之間的關係，必須要和資本主義的工廠裡有質的改變。在資本主義工廠裡管理者代表資本，被管理者只是雇傭工人，在生產程序中的重要事項，都由管理者決定，工人無權過問。在社會主義下，既然工廠的所有權不是哪個老闆的，而是由全民所有，那麼工人就應該可以過問生產程序上的決定，不但可以過問，而且應該要積極地參與。

解放後工廠裡的管理幹部當然是跟解放前資本主義工廠裡的工頭完全不同。一般的幹部對工人都是非常關心，對工人的生活都是非常照顧。但是中國是一個有長久封建歷史的國家，在封建制度下，「官」和「民」有一定的對立關係。解放後，很難避免的，工廠裡的幹部還會被看成「官」而工人還是會被看成「民」，這種關係不容易在很短的時間內自動地改變過來。全民工廠裡的工人在很短時期裡獲得工作和工資的保障，以及享受到上面提到的各種福利。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這所有的一切都是經過工人幾十年，甚至一百年不斷地鬥爭才爭取到的。因此，解放後中國的工人對共產黨和國家會懷著無限的感恩，他們不認為他們得到的一切是他們應得的，而是來自共產黨對他們的恩賜，因此，他們認為只有用努力工作建設國家來作為對國家的報答。雖然經過了幾次群眾運動，但是在五十年代，群眾運動的對象是國民黨遺留下來的壞份子，或是少數共產黨內不守法的壞人，當時所指的右派也還不是後來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到了1956年，蘇聯走向修正主義的趨勢明朗化後，中國共產黨對黨內修正主義提高了警覺，在這時共產黨兩條不同的發展路線已經相當明顯。上面談到農業時提過，土地改革後，面對農業如何實現現代化，共產黨內就有兩個不同的看法，毛主席主張農業發展可以經由集體化來完成，但是劉少奇則認為中國農業現代化必須要靠生產力的發展，他認為只有在中國有足夠的鋼鐵和有生產農機的技術時，才有可能現代化。這樣的兩條路線上的分歧到了「大躍進」時公開化了。

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國的工人和絕大多數群眾對於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是不清楚的，他們沒有意識到，如果有一日走資派當權，他們將會失去所有的一切，也可以說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工人和中國大多數人民對走資派的實質和策略沒有清楚的認識，應該說不可能有清楚的認識。在全民所有制之內，社會主義的路線就是如何能使工廠裡的工人團結一致來爭取工人在工廠中的地位，改變工廠裡幹部和工人之間的關係，一步步完成工人治理工廠，因為工人治理工廠是走向工人治理國家的第一步。總的來說，社會主義路線就是要工人不再是為了生活而出賣他們的勞動力的雇傭工人。而走資本主義路線的一派則是抱有完全相反的看法，他們認為增加工廠的積累是第一要務，因此，他們只關注如何降低工人的工資，和提高工人的生產效率來加快積累，以便提高生產力的發展。走資派在工業上想推行的政策和他們在農業想要推行的政策一樣，同樣依照唯生產力論的觀點。在全民所有制的工廠內，走資派想要用破壞工人的團結來削減工人的力量，用壓低工人的工資和增強工人的勞動強度來提高生產效率。走資派完全不相信在全民所有制下，工人會意識到他們的工作不再是為哪個老闆謀取利潤，而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總體利益，因此，他們會自動自覺地為增加生產而努力。相反的，走資派認為工人只有在會被解雇的壓力下，或者在物質刺激下（像獎金和計件工資）才有可能努力工作。兩條路線鬥爭在具體的政策上，就集中表現在是保護工人的終身制，還是用臨時合同工來取代工人的終身制；在工資上，兩條路線的爭論是到底工資是為保證滿足工人生活上的需要，還是要利用不同的工資形式來作為刺激工人積極性的工具。

走資派幾度企圖要用合同工制來替代全民所有制工人的終身制，他們看到中國農村蘊藏著龐大勞動力，如果能釋放出來，就可以與工人競爭，降低工人的工資，打擊工人的力量，最終取消工人的終身制。因此，將農村集體所有制解體是他們能夠走向資本主義的必經之路。在兩條路線鬥爭中，走資派就是要用「三自一包」的推廣來一步步解散人民公社。毛主席跟走資派的鬥爭中用「大躍進」來促進人民公社的成立，用「農業學大寨」來穩定人民公社。在工廠裡，毛主席的社會主義路線則是以工人階級長遠的利益為最優先考慮，一步步爭取工人對工廠的治理權，要工人階級擁護「政治掛帥」，反對走資派分化他們的「物質刺激」。

1960年時，鞍山鋼鐵公司的工人提出了對工廠管理上的改革，有下面幾條：（1）政治掛帥，（2）加強黨的領導，（3）發動群眾運動，（4）自覺地推動幹部參加生產、工人參加管理，（5）修改不合理規章制度，促進工人、幹部、技術人員的合作來完成技術創新。毛主席非常贊同鞍鋼對工廠管理的創新，號召全國工人向鞍山鋼鐵公司學習，並且將鞍山鋼鐵公司的這幾項工廠管理創新的改革定名為《鞍鋼憲法》來表示它的重要。但是《鞍鋼憲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才在工廠裡得到響應，我一直以為，原因是當時大多數工人階級對改革工廠的勞動程序不夠關心，所以毛主席的號召並沒有得到很大的響應，直到看到老田寫的《「鞍鋼憲法」幕後的故事：為什麼〈人民日報〉八年不宣傳鞍鋼憲法》，我這才了解真正的原因。文革時期，當時負責《人民日報》的吳冷西在他的檢討書中說，是鄧小平要他不要宣傳《鞍鋼憲法》的，連已經寫好的評論文都不予發表。 [13] 我這才了解為什麼《鞍鋼憲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才得到重視。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認識到，如果他們真的要當家作主，他們必須要改變工廠裡幹部和工人之間的關係，工人一定得要參與工廠的治理，如果工人不能治理工廠，如何能談到治理國家？如果工人不能治理國家，那麼無產階級專政不就成了一句沒有真實內容的空話？

但是走資派對工人治廠則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們指望著農村集體所有制解體，農民變成可以自由出賣勞動力的求職者；那麼如果工廠能夠解除工人的終身制，工廠就可以雇用到城市求職的農民，壓低工人的工資。走資派永遠都是從如何增加資本積累為考慮，他們認為只有能夠增加資本積累才能發展生產力。在他們看來，工資是生產成本，工資高，生產成本就高，積累就會下降。資本主義認為加快資本積累是發展經濟的唯一道路。釋放農村的勞動力不但會對工人的工資造成壓力，而且可以從基本上來打擊全民所有制裡對工人的終身制的保障，也就是削減工人力量的第一步。

從這裡可以看到，中國的走資派要在工廠裡實行的和在農村實行的是互相配合的。他們看到在農村裡可以用推廣「三自一包」，使農民變成自負盈虧的農戶，哪年農作物歉收時，農民為了謀生就必須要出賣他們的勞動力，其中一個出路就是到城市裡去打工。但是也不一定要等到很多農民破產，勞動力才能從農村釋放出來，只要城市工人的工資收入高過農村農民的收入，農村的人口就會不斷地到城市來謀職，因此，來城市謀求工作的農民就會與工人競爭，藉此來壓低工人的工資和減少工人的福利。

從五十年代末起，走資派就屢次企圖用臨時的合同工，來取代全民所有制裡工人的終身制，也就是要打破工人的「鐵飯碗」。他們在一些企業中，雇用合同工作為試點，在另外一些企業中，實行終身制和臨時工並存的試點。1962年1月國務院制定《關於國營企業使用臨時工的暫行規定》，以便用劉少奇所致力提倡的「合同工」來取代工廠裡工人的終身制。1964年8月22日，劉少奇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幹部會議上講話，講話的題目是「實行固定工和合同工並存的勞動制度」，在這篇講話中，他大力推崇這種固定工和合同工並存的好處。但是，在1965年3月制定的《關於改革臨時工、輪換工的通知》，把大部分臨時工、合同工都改為固定工（「我國勞動合同實踐的歷史回顧與啟示」看準網上一篇很短的報導。）報導中提到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幾年，走資派為將在全民所有制下工人的終身制改變為合同工（臨時工）作了很大的努力。

走資派除了企圖改變全民所有制下工人的終身制之外，他們還不斷地想出辦法，用物質刺激來提高工人的生產。物資刺激的具體作法之一，是用獎金作為報償，要工人為了爭取獎金而彼此競爭。物質刺激的另一個辦法就是實行計件工資，做過工的人都知道計件工資對工人最不利，因為管理者用生產最快的工人每小時能夠完成的數量來制定生產每件產品的工資，也就是把每一件的工資壓到最低，用這樣的方法來增加工人工作的速度和拉長工人工作的時間，以便增加積累。雖然人的勞動速度是有彈性的，可以加快，也可以減慢，但是不可否認，工作速度變快，工作時間拉長，人都會疲倦的，長久的疲倦對人的身體和精神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資本主義為了提高生產就把人能承受的工作壓力提高到極限，這就是為什麼福特用流水線來增加工人工作的速度，把工人能夠承受的勞動速度和強度推到極限。當工頭把流水線的速度不斷加快時，有的工人體力不支暈倒在地，工頭就把他拖走，丟到工廠門外。這就是為什麼當工會成立後，工人要求中的一條就是流水線的速度不能由工頭隨意更改。

全民所有制下廢除雇傭工人的努力，改變了工廠內工人與生產工具（機器）之間的關係。從上面所舉的汽車廠內流水線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生產中工人和機器之間的對立關係。從人開始使用工具到資本主義之前，工具都是為了協助工人生產的，一個鞋匠用刀來切皮革作鞋底，用針來縫鞋面。刀和針對這個鞋匠來說是他手的功能的延長，做人的手不能做的事，來幫助鞋匠完成製鞋的工作，刀和針也是被這個鞋匠控制的生產工具。換句話說，鞋匠這個活勞動控制著他所用的工具中的死勞動。但是到了資本主義生產工具私有之後，人和生產工具的關係，倒了過來。生產工具中的死勞動（資本）反過來控制工人這個活勞動。在汽車的生產中，這個改變有一個過程，福特最早期的工廠裡並沒有流水線的裝備，那時汽車的製造是在一大間屋子裡，屋子的中間有一塊地方空出來，作為工人把汽車零件裝備起來的地方。而汽車每一個部份的零件則由工人在這間屋子的四周進行製造，那時汽車的零件沒有很精密測量，當各個零件湊在一起裝備時，常會有不能吻合的地方，這就要靠工人敲敲打打才能將汽車裝備起來。

在流水線生產之前，汽車工人是技術工人，汽車的零件是靠他們製作的，這些工人在工作中，有時候會停下來休息一會兒，或是跟其他工人聊上幾句，他們總是有一些自己可以支配的時間。工頭看了這種「推延時間」的事會不高興，會心裡著急，但是卻沒有辦法可以對付工人。那時的技術工人有他們自己的工會，可以提出要求增加工資或其他的要求，談不攏時也可以罷工（技術工人的工會和後來產業工人的工會不同）。福特就是在這樣的壓力下，想出了流水線的這個妙招。

對資本來說，汽車工廠使用流水線生產有兩項好處：一是代表資本的工廠管理者可以通過流水線來控制生產的速度；二是流水線的設計把本來複雜的需要工人技術的部份，變成不需要技術就可以完成的簡單工作。換句話說，流水線把生產程序仔細分工後，變成最簡單的不需要技術的操作，由此把原來工人的技術從中抽走。流水線的生產不再依賴技術工人。因此，福特的流水線的生產方式對資本主義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哈瑞．布維爾曼 (Harry Braverman) 是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寫的《勞工和壟斷資本，二十世紀對工作品質的貶低》（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4] 這本書中，他對資本主義的生產程序做了極為明確的分析。在書中，作者用實際的例子說明資本家在生產技術革新時，必然會考慮到這個新的技術是否會有利於他們對工人的控制，也就是說任何新技術的採用都和資本與工人之間的鬥爭有著密切關係。70年代初，美國工人的工資和福利都達到戰後的最高點，但是工人卻非常不滿工廠對他們的各種管、卡、壓。他們用曠工、遲到和辭職等各種方法來抵抗。工人的各種反抗降低了生產效率，增加了生產成本，這就是為什麼資方不得不改變福特制的流水線的生產方式。

到八十年代，日本的汽車生產超過美國，日本豐田的生產方式開始享有提高生產效率的聲譽，於是美國和歐洲的汽車公司開始向日本學習「豐田制生產方式」，各大汽車公司用豐田制取代了福特制，所以豐田制也被稱為後福特主義。豐田制最著名的一點是它的瘦身管理。瘦身管理就是盡一切可能來降低生產所需要的資源，即勞動力、原料的庫存、機器和能源的使用等等。

本文的附錄一對豐田制的瘦身管理有比較詳細的說明。不管是福特制還是豐田制都是資本主義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減低生產成本的工廠管理策略，也就是資方用來對付工人的伎倆。很不幸的是，中國的管理學家崔之元竟然把豐田制等同與中國社會主義在工廠管理改革中提出來的《鞍鋼憲法》。崔先生寫了一篇《鞍鋼憲法與後福特主義》，在這篇文章中，崔之元是為鞍鋼憲法辯護的。他反駁汪丁丁的看法，汪丁丁認為中國必須先搞「福特主義」生產，才能再搞「後福特主義」生產。崔之元在文章中說明，福特式的生產太過於僵化，他認為福特這種以垂直命令來實現廠內分工的辦法已經過時了，已經被「後福特主義」的「豐田生產方式」取代了，他還說，「豐田生產方式」不再是用從上到下的垂直命令，而是注重「團隊合作」。他認為「團隊合作」里有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者，因此就是「鞍鋼憲法」中的三結合。於是，經過這位教授幾次等同之後，「鞍鋼憲法」就變成了「後福特主義」中的豐田制的生產方式，這是極為荒謬的事。

崔之元的錯誤就在於他認為，《鞍鋼憲法》僅僅是一種工廠管理制度，而這種工廠管理制度既可以適合於社會主義，也可以適合於資本主義，他不去分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本質上的區別。在資本主義的企業中，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要獲得更高利潤就只有增加企業的收入和減少企業的成本這兩條路。而社會主義的《鞍鋼憲法》是要工人在參加工廠管理中，走向工人治理工廠的目的。因此，後福特主義下的豐田制和《鞍鋼憲法》根本扯不上任何關係。《鞍鋼憲法》是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要對《鞍鋼憲法》劃時代的意義有所理解，就必須理解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差異，公有制和私有制生產目的的不同，工人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工廠中地位的不同。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工人是雇傭工人，雇傭工人對資本來說，是供資本榨取剩餘價值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是要廢除雇傭工人，是朝著工人治理工廠，成為工廠的主人的方向在努力的。（請參考本文附錄一：《鞍鋼憲法的劃時代意義》）

（三）全民所有制與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之間的關係

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企業與企業之間是合作的關係，而不是競爭的關係。在40年資本主義意識的宣傳下，不少人開始相信，只有競爭技術才能有進步的這個謊言，這種宣傳是不符合社會主義實踐所證明的。正好相反，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實踐證明，企業和企業之間的合作才最能發揮生產效率，最能節省資源、促進技術進步，以便加速生產力的發展。為什麼這樣說呢？

在全民所有制下，一個先進的企業可以幫助一個落後企業發展。中國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例如比較先進的煉鋼廠，包括從日本接收過來的和後來在蘇聯協助下建起來的，這些工廠有比較先進的技術和比較有經驗的工程師與工人。在這之後，新的煉鋼廠陸續建起來的時候，這些老的工廠對新建的工廠給予各種援助，包括工廠的設計和建築，工程師和工人的訓練和其它技術上的許多問題，新廠的工程師和工人可以去老廠去實習，老廠的工程師和工人也可以去新廠指導。人們用一句俗話來形容這種合作的關係：「老母雞到處下蛋。」在全民所有制下，新老企業都在一筆帳下，老企業用來支援新企業所用的資源，並不增加它的生產成本，新企業不必發愁沒有這筆錢來支付它所得到的支援。在這種合作的關係下，新中國的煉鋼事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當然，除了鋼鐵業外，其它很多工業都是在各個工廠的合作下快速地發展起來。

再有，很多人都熟悉毛主席所講的「在發展經濟上要用兩條腿走路」。毛主席說，中國發展不要只靠一條腿，而是要靠兩條腿，毛主席還說，中國的發展要大、中、小並舉和土洋並舉。看起來如此簡單的兩句話，卻說出了非常深奧的道理。毛主席用「兩條腿走路」說明了落後國家發展經濟要利用所有能利用的資源，中國的發展不能只依靠大的企業，不能只靠最新的、以及進口的技術，在資源短缺的中國（和所有第三世界發展落後國家）即要利用大型企業，也要利用中型企業，還要利用小型企業；在技術上，不但要利用新的和進口的技術，也要利用舊的傳統的技術。

毛主席所指出的兩條腿走路只有在社會主義下可以實現，在資本主義下，大企業佔有各種優勢，比如雄厚的資金、先進的技術和用高薪聘請經理等。小型企業甚至中型企業都沒有辦法和這些大企業競爭，於是總是破產，或者在破產前被大企業收購，這就是資本主義壟斷企業形成的歷史。因此，在資本主義的競爭下，總是大的吃掉小的，大、中、小並存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只就零售業來說，即使在三、四十年前，美國的每一個小城鎮都會有當地人開的的藥房、飯館、菜場、雜貨店等，這些小生意往往都是從上面幾代傳下來的。今天幾乎所有的小生意都很難維持，一般都被大型企業在全國各個城市的連鎖店給取代了，這樣的發展對小城鎮的居民的生活影響很大，因為這些大型連鎖店在開張後，往往因為銷售量過小，沒錢可賺，就又把店關掉，使得這些城鎮或是大城市裡的一些較窮困的地區，就連一家菜場都沒有，只有幾家賣零食的便利商店。這些買不到新鮮蔬菜和水果的地方被稱為「食物的沙漠」。零售業如此，中小型的製造業更是無法生存，因此，在資本主義下，要大、中、小並舉是不可能的。在中國也有很好的例子，在資本主義改革後，人民公社被解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一些人靠著關係承包了之前的社隊企業，變成了私人經營的鄉鎮企業，鄉鎮企業曾經有它們發展的空間，繁榮了一陣，農村的萬元戶基本上都是這樣發了小財，但是等都市裡的較大的企業發展起來之後，這些小企業就無法生存了。

在今日帝國主義全球化下，落後國家要實行土洋並舉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先進的洋技術總是會擊敗土的傳統的老技術，即使傳統的老技術有很多優越性，但還是會不可避免地的會被取代。當然，舊的技術（包括舊的機器設備）總是要被新的取代，從一方面來看，這本來應該是進步的標誌。不僅如此，在一些製造業上，大型的生產總是比較有效率，因為大型的新設備，減少浪費、節省能源、提高勞動生產力，但是用新的來取代舊的，大的取代小的，應該從一個國家的資源來作全盤的考慮。在每一個國家開始發展時，能夠用來投資的資金總是非常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盡量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資源，包括舊的機器和舊的設備來生產。中國的發展也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的例子，例如在解放不久的中國，所有的生產設備都非常落後，要供給幾億人穿衣，從紡紗、織布，到製成成衣，最初都靠從民族資產階級那裡接收過來的紡織廠，中國的紡織業是在小的和舊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到了七十年代，大型的紡織廠已經遍佈全國。

今天，一個落後國家在帝國主義包圍之下，不可能大、中、小並舉，也不可能土洋並舉，因為洋的總是取代土的。許多落後國家用它們極為有限的外匯來購買洋技術，也就是說，舊的傳統技術在競爭之下無法生存。雖然舊的傳統的技術和小規模生產雖然比不上大規模生產的洋的新技術，但還是能生產有使用價值的東西。因此，在許多落後國家，土的這條腿就被廢掉了，兩條腿就這剩下一條。人少了一條腿，怎麽走路呢？我們今天才更深刻地理解毛主席所提的兩條腿走路的意義，也更理解為什麼只有在社會主義下才有可能大、中、小並舉和土洋並舉。在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之後，資產階級選擇了用加工出口，增加就業來發展經濟的道路，中國加入了國際壟斷資本安排的新的世界分工。中國的紡織業的生產目標不再是滿足中國人民的穿衣需要，而是要爲滿足世界市場對衣服這樣商品的需求。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為了紡織品的出口，必須要將紡織業的設備更新。因為在世界市場上，中國出口的紡織品必須要滿足西方國家消費者的喜好，其中還要分成高檔、中檔和低檔各個檔次。這樣的生產就得用新的機器設備和新的技術，使得很多原來的紡織廠不是關閉，就是大規模翻新，大批地廢除了還可以用來生產的機器設備。

（四）全民所有制與獨立自主、自立更生的發展

今天，一些左派強調中國在政治上是獨立自主的，這樣說應該是沒錯，因為中國有獨立的軍事武力和獨立的政治路線，因此，和其它發展落後國家不同，中國並不依附在哪一個大國之下，但是在經濟上，中國還保持了過去社會主義時代的獨立自主嗎？顯然不是。

社會主義時代在全民所有制下，中國在經濟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在短短的二十年裡，中國的生產力能夠如此快速地發展，人民的生活可以得到如此大幅的改善，就是因為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堅持了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發展。毛主席對帝國主義有深刻的理解，知道只有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下，中國才可以阻擋帝國主義的干涉、剝削和壓迫。如果放棄了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帝國主義就會乘機而入。因此，獨立自主的政策是中國最重要的反帝經濟政策。社會主義時代，中國對內取消了剝削，沒有地主從生產中抽取地租，沒有資本家從生產中抽取利潤，沒有金融資本從生產中抽取利息；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下，中國取消了外來的剝削，不再有利潤和利息流向國外。因此，中國由生產所產生的剩餘可以完全用來滿足人民目前的需要和爲滿足人民未來需要的投資。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意義尚不止於取消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剝削，它在反帝上有更深的意義，這個更深的意義就是中國可以按照自己人民的需要，自主地決定發展的方向，在全民所有制下，每五年按照當時經濟的客觀狀況，來制定經濟計畫，經濟計畫保證了人民目前的基本需要：衣、食、住、行、醫療和教育等，同時考慮為了未來需要的投資，如重工業、輕工業的投資，農業基本建設的投資，國防、交通及通訊的投資等等。經濟計畫是根據能夠利用的資源，以全國各方面的目前和未來的需要作為全盤來考慮而制定的，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社會主義有計畫、按比例地發展。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奮鬥下，中國完成了糧食的自給自足。在人口眾多、耕地不足、缺乏各種資源的限制下，這是個極為了不起的成就。在解放戰爭結束，新中國成立時，美國大使離開了中國，臨走時他嘲笑道：看你們有沒有辦法餵飽中國人！這篇文章試圖說明，在二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不但人民的生活水準大幅度提高，而且在工業、農業、基本建設、教育、健康各方面的投資奠定了中國未來發展的基礎。中國在國防上的支出保衛了中國的領土主權不再受到外國的踐踏。

反過來比較今天的中國，生產是擴大了很多，可以用來投資的資源也很多，多到多餘的資本無處可去，在全國各地密密麻麻地建滿了公路，有些地方在四條線的公路上看不到幾輛車子。剩餘的資本也投到了預期可以漲價的房地產，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為了貨幣保值，瘋狂地購買房子，甚至有人買了幾套房子，把房價吵得火熱，但是一般工人沒有能力買房，所以大量的空房就這樣堆積了起來。一方面住房蓋得太多，另一方面有人沒房可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們，你們鼓吹的自由市場神奇的調節機制，如何能說服人呢？過分的修公路和各種建築把大量的土地用水泥覆蓋，毀掉了自然環境，根據一項報導，中國在三年裡（2011-2013）的水泥消費超過了美國整個二十世紀水泥的消費。 [15] 但是剩餘的資本仍然用不完，於是就往出走，沿著「一帶一路」各地投資，但是在此同時，中國國內許多非常需要投資的地方，卻被忽略，比如被忽略多年的農村基本建設：包括幾十年來失修的灌溉系統，人民公社時代建立的如今已經倒塌了的學校，卻得不到任何投資。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資本主義把生產的目的從滿足人民目前和未來的需要，變爲謀求最大利潤的商品生產，我們所見到的就是40年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是改革40年一步步走了過來不可爭議的事實。我們必須瞭解今天中國各處投資，它所用的、所浪費的全部都來自勞動人民在生產中的剩餘，這些剩餘始於勞動人民，但卻不用於勞動人民，這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勞動人民最大的剝削、最大的搶劫。

我們必須理解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更深一層的意義，那就是當資產階級把中國帶向資本主義發展時，中國就放棄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因此，我們不能從表面的、膚淺的意義上來理解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把獨立自主解釋成如果中國的高科技生產在世界的市場上能夠獨樹一幟，或者是中國可以生產自己品牌的汽車，超越日本和美國，那麼中國就是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這種說法是資本的邏輯，是資產階級的語言。每個國家的資本家都希望他們的產品在世界市場上能夠獨樹一幟，沒有別的國家的品牌可以和他們的產品競爭，他們就可以發大財，這是所有的資本家的最高願望，但是這和毛主席領導我們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完全扯不上關系。毛主席領導我們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是要中國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把國家建設起來，使得中國人可以不再受外國的欺凌和剝削，爲未來建造一個有希望和有前途的國家，使未來世世代代人民都享受到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財富。

因此，我們的結論是要實行資本主義就必須得放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毛主席從年輕時起就痛恨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因為他從來都是從中國人民的立場出發，所以他才能如此深刻地做出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只能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決策。在他的《新民主主義》的論述中，毛主席說明了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其它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一樣，他們很是軟弱，在外不能獨立於外國資本，在內不能脫離地主，所以他們無法完成土地改革，結束中國的封建制度。因此，中國的民主革命必須要由無產階級來完成。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完成土地革命，結束了封建制度，下一步當然就是走向社會主義革命。

第三部份：解放後兩條路線鬥爭總結

本文的第一部份和第二部份所談的兩條路線的鬥爭，都集中在經濟基礎方面，但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絕對不止限於經濟基礎方面，上層建築方面，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兩條路線鬥爭，同樣非常重要，或者可以說更重要。因為所有經濟基礎方面的改造，都要經過思想和意識上的鬥爭。新中國成立後，無論是土地改革，還是農業集體化和農村建設，是城市裡的反貪污、反腐敗，還是工廠裡工人和幹部的關係，甚至於從教育和文化上，到醫療衛生上都經歷了兩條路線在意識形態上的鬥爭。這各個領域裡的鬥爭都是由毛主席發動、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下進行的。毛主席相信人民群眾的智慧、勇氣、力量和決心，相信人民群眾會爲他們的前途作出最好的選擇。從另一方面看，群眾則是對毛主席的領導有著無比的信心。就是這樣，毛主席領導的群眾運動在新中國與走資派鬥爭，創出來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並在1966年達到了最高潮。

（一）文化大革命與兩條路線鬥爭

到1966年時，中國共產黨內的兩條路線鬥爭已經進行了10年之久。毛主席從與資本主義路線鬥爭的革命實踐中，對黨內的資本主義路線有了深刻的認識。毛主席在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一些日子裡，已經看到共產黨內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有了不同的，實際上是相反的路線，但他還是一直把這樣不同的路線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對待。到了1966年時，毛主席總結了黨內10年之久的鬥爭，已經超出人民內部矛盾的範疇。這時他決定，到了這個時刻，只有通過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地投入這場鬥爭，來決定中國未來的道路。毛主席知道只有廣大的群眾清楚地瞭解兩條路線鬥爭的內容和區別，社會主義路線才可能有最終勝利，也就是只有當人民群眾瞭解了什麼是社會主義路線，什麼是資本主義路線，社會主義路線才能取得勝利。因此，除了發動人民群眾之外，沒有別的路可走；於是他才果斷地、不猶豫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10年裡，人民在參與階級鬥爭的過程中，認識了什麼是社會主義路線，什麼是資本主義路線。我們今天能夠分辨什麼是社會主義路線，什麼是資本主義路線，也是我們從文化大革命的路線鬥爭中學習到的。

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就沒有工農群眾和革命知識份子繼續在各個領域中，與走資派作頑強的鬥爭。走資派把文化大革命的10年說成是他們失去的十年，這是正確的。反過來說，這10年是無產階級最珍貴的10年，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早在六十年代末就解散了。若果真如此，那麼中國農村的農田基本建設就不可能完成；沒有了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農村辦工廠也同樣不可能。同樣地，沒有文化大革命，農村的醫療和教育的普及也是不可能的；對全民所有制來說，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工廠裡的合同工在六十年代中就會逐步建立起來，哪會還有什麼《鞍鋼憲法》和工人管理工廠的推廣？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教育上的新視野，還談什麼工、農、兵享有高等教育？統治階級就會繼續用勞動人民生產出來的剩餘供他們獲取知識，再反過來統治勞動人民，這是世界所有國家（除了占短的中國文革時期之外）自古至今一貫的作法；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腐朽的封建文化就會在新社會裡再度「發揚光大，開花結果」，找到新的紮根的土壤。總的來說，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今天就不可能談什麼兩條路線鬥爭，也就不可能在今天和未來繼續兩條路線鬥爭。因為沒有具體的階級鬥爭內容，「社會主義」 只能是脫離社會現實的空洞理想而已。

文化大革命使走資派奪取政權推遲了10年，使我們認識到社會主義路線和資本主義路線的根本區別，給了我們多一點時間，也讓我們對真實的階級鬥爭有了一些經驗。總的來說，文化大革命使我們可以分析解放後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兩條路線鬥爭，這樣的分析是爲了以後重新出發作好準備。

我們當然要面對文化大革命中所發生的一些問題，以及這些問題所引起的負面影響。近來有很多討論文革的文章，從這些文章中，我看到許多參加文革的人承認和認識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問題，並且也提出了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樣做是負責任的態度。因此，指出文革中的問題，並不會使我們因為這些問題就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價值。反過來看，右派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就竭盡所能，包括編造大量無稽的謊言來對文革進行毀謗和污衊。但是，即使這樣做，他們也無法抹去這一段歷史的真實。但他們的確痛恨在心，因為文化大革命教育了人民，使人民有了判斷力，使得資產階級即使奪取了政權，也不能隨心所欲地、光明正大地推行資本主義，而要躲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塊招牌的後面。除此之外，資產階級也會經常恐懼文化大革命會在中國再次發生。

（二）資產階級為何能奪取無產階級政權

這裡必須再次強調，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是成功的。只有走資派才會不斷地重復說社會主義是失敗的。我們不能跟著重復他們的話說社會主義失敗了。社會主義不能繼續走下去的原因不是因為社會主義失敗了，而是因為走資派奪取了無產階級的政權，過去的共產黨變成了今天資產階級專政的政黨，這個黨假借著共產黨的名，把中國帶向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個政黨雖然在口頭上仍然說宣傳「毛澤東思想」，但是今時今日，這樣的謊言已經無法繼續欺騙人民。今天，雖然中國的社會主義只存在歷史上，但是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實踐還繼續存在人民的心裡。人們不斷地拿社會主義的理想和社會主義的實踐的經驗，來比較和評價今天一切的發展。社會主義的成績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照妖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同樣可以說社會主義沒有失敗，社會主義雖然暫時退卻，但是社會主義沒有死去。

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社會主義走不下去的這個事實，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分析為什麼走資派可以奪取政權。資產階級是在他們奪取了政權之後，顛覆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國際外交的所有一切，將其改變成資本主義的。

我在這裡只提出幾個明顯的原因，每一個原因還需要進一步作更深層次的研究和探討，和革命者不斷地討論，才能作出更為清晰的分析，最終形成結論。

（1）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初期的發展中，商品生產會逐漸減少，並最後消失。在商品生產逐漸減少的過程中，價值規律也會逐漸失去調節生產和消費的功能，商品的價值規律不再決定在這個社會裡要生產什麼。在商品生產消失之後，社會的產品生產不再受價值規律的限制，而是完全取決於社會的需要。

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商品生產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在絕對量和相對量上都增加了。至於到底增加多少，應該作實際的調查和分析。在集體所有制的生產中，除了農民自己消費部份和用來向國家繳稅的部分外，仍然是商品生產。在國家與集體的交換中，大部份都是商品，因此，必須要考慮到商品的價值規律。毛主席特別指出，國家向集體購買豬肉時，就必須要使農民養豬有利可圖，因此，國家賣給農民的飼料價格要夠低，國家向農民購買的豬肉的價格要夠高，這樣農民養豬才合算，農民才願意養豬。如果集體所有制賣給國家的豬，有商品生產的性質，那就不能違背價值規律。 但是在社會主義時期，要生產多少豬，並不靠價值規律來決定的市場供給和需求，而是靠計畫。那麼集體所有制賣給國家的糧食呢？國家從集體所獲得的糧食中，有一部份是向集體買的，另一部份則是集體向國家繳的稅。到底有多少是商品？這必須要進一步好好地探討。

集體所有制中，除去賣給國家的部份，其餘很大的部份是供給自己消費的，像糧食是經口糧直接分配給農民的，其它的肉、禽類和蔬果類也應該是供社員自己消費的，所以不是商品生產。在人民公社被強迫解體之前，公社與公社之間的交換還不多，但是如果人民公社沒有解散，公社與公社之間的交換應該會多起來。如果集體和集體之間的交換頻繁起來，商品生產的量（絕對量和相對量）就會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在社會主義時期，全民所有制內的許多生產是否也是商品生產？應該說，全民所有制內的許多生產已經有「非商品」的性質。例如住房不是商品，醫療、教育也不是商品。另外，其它的許多消費品（配給之外的衣服、家庭用品、腳踏車、縫衣機等）應該還是商品，但是這些商品的生產同樣也不取決於市場供求的價值規律。隨著生產力的提高，消費品的供給會增加，因此，是否可以說商品的生產會繼續擴大？

這些發展和可以預料到的未來的發展，都說明在社會主義時期商品生產不僅仍然存在，而且在絕對量和相對量上都在增加。因此，商品價值規律必然會產生影響，這個影響就是在社會主義中存在著的資本主義因素。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因為商品生產繼續存在，而且在不斷擴大，商品價值規律也就不會消失，只能通過國家加以限制。但是當商品生產不斷地擴大，價值規律就會衝破這樣的限制，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困難。資本主義因素是在商品生產下客觀存在的，在生產力發展仍然落後的社會，商品生產還有繼續存在的必要。因此，它就會不斷干擾社會主義的前進，這也就是走資派可以奪取政權的最重要的內因。

（2）在社會主義的兩條路線鬥爭中，無產階級是領導社會主義路線的主要力量。中國的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直接參與了兩條路線鬥爭。在鬥爭中，無產階級的力量不斷地增強，作為一個階級，無產階級在不斷的鬥爭中成熟。在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的鬥爭都是開始於經濟鬥爭，從經濟鬥爭中提升到政治鬥爭。但是這一步提升往往會遭遇困難，例如美國的工會運動，最開始是由美國共產黨領導的，共產黨組織工人的目的為的是革命，美國的資產階級看清了這一點，所以工會成立之後，資產階級政權就把在工會中所有領導工會的共產黨員都趕出了工會。工會換了一批新領袖，他們帶領著工人只爭取各種經濟利益，刻意鼓勵工人滿足於「中產階級」的生活，要工人認同美國帝國主義，贊成並且支持美國在越南的侵略戰爭。與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工人運動相比，中國的無產階級不是從工會運動中成長起來的，而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成長的。解放前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開始時往往是經濟鬥爭，但是很快就會提升到政治鬥爭。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工人運動即使是從經濟鬥爭提升到政治鬥爭，他們的政治鬥爭也還是侷限於資產階級的政黨的範疇之內，比如在美國，長期以來工人運動都是依附在民主黨之下，因此，不能提升到階級的政治鬥爭，至少目前還看不出這個可能。

解放之後，所有無產階級所參與的鬥爭，都屬於政治鬥爭，而且是階級的政治鬥爭。解放後，中國的無產階級在政治鬥爭中極為快速地成長起來，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在1949年到1976僅僅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不管無產階級成長得多快，仍不能說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成熟的階級。即使如此，在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很大一部份的工人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的改革中，還是作了頑強的抵抗，但是他們的力量確實太過薄弱，無法抵抗資產階級用國家機器對他們的進攻。但是今天，中國無產階級已經在不斷的鬥爭和鍛鍊中成熟起來了，當更激烈的鬥爭開始時，他們將很快就進入階級的政治鬥爭中。

（3）本文對解放後工農聯盟的發展有較多的陳述。社會主義時期，在路線的鬥爭上，工人和農民的緊密的聯盟促使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向前邁進。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初，工農聯盟遇到了困難。我認為這個困難來自在集體所有制下，農村產生的兩極分化。

本文的第一部份和第二部份已經提到，在生產力發展仍然落後的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所面對的困難。困難之一，就是不可能有一個單一的公有制，中國社會主義實際的經驗，是在工業生產的領域裡，生產工具屬於全民所有，在農業生產的領域裡，生產工具屬於集體所有。毛主席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策略，是在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之間，建立互相支持的關係，這種互相支持的關係，鞏固了工人和農民之間的緊密聯盟。 工人和農民的緊密聯盟使得社會主義路線在與資本主義路線鬥爭中取得勝利，把社會主義建設向前推進。

但是因為集體所有制不平衡的發展，擴大了地區之間，甚至同一地區內不同公社之間的差距。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這樣的差距更因為社辦工業和大隊辦工業的發展而拉大。特別是在江南一帶，因為氣候適宜和土壤肥沃，長久以來，就是中國農業最發達的地區，「大躍進」之後，這一帶的公社和大隊首先就開始辦工業。因為這一帶離上海和一些其它的工業城市比較近，它們能比較容易地得到辦工業的信息和一些從全民所有制工廠退休的工人的技術，而這些都有利於它們興辦社、隊工業。工業生產可以獲得較高的收益，而且回收快。從一個公社和一個大隊的立場來說，辦工業能夠快速地增加收入，因此，它們會希望能把更多的錢投向工業。

我參觀過一個在江蘇省的社辦電燈炮工廠，這個廠是在「大躍進」時期開始興辦的，但是在三年困難時期，它暫停了生產（就是下馬），困難時期過去後，六十年代中，農業生產恢復，它的生產又開始了。剛開始時，只借了三間屋子，而到了1979年我去參觀時，這個電燈炮工廠已經大有發展，除了普通的電燈炮之外，它還生產包括霓虹燈和汽車車燈在內的其它各種電燈炮。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這類集體所有的工廠繼續擴大生產有困難，因為它的生產尚不包在國家計畫之內，所以它不能取得所需要的原材料。我雖然沒有機會可以調查，但是可以推想到其它集體所有的工業應該也有同樣的困難（這一點我無法肯定，應該做調查研究）。當時一些左派看到這樣的發展，把它看成是資本主義的滋生，這樣看雖然沒有錯，但是有些「左派」的作法是批評這些集體所有制的工廠，說它們在「挖國有企業的牆角」。從批評中可以看出，這句話的意思是指這些集體工廠靠關係來從國有企業取得生產所需的原材料。我的猜想是因為當時無法解決有關集體工業要發展的問題，這些「左派」找不出適合的方法對生產力進行疏導，於是只能用「堵死」這樣的發展的方法。在我去參觀的時候，改革開放的政策已經開始，就在這時，從香港來了一家生意，他們要和這個電燈炮工廠訂合同，由這商家給電燈泡廠提供生產材料，來生產各種聖誕節的燈泡，這個工廠當然歡迎這個機會。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瞭解到，資本主義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政策有它的支持者。集體企業要發展，需要原料是個實際的問題，這樣實際的問題說明了社會主義裡有資本主義的因素，這樣的實際問題不能用「堵死」的方法來解決。無論如何，阻止生產力發展是錯誤的，但是如何疏導這樣的發展呢？這是個沒有得到解答的問題。

我在這裡提到的只是從觀察一個例子裡聯想到的問題，因為沒有機會可以調查，所以不知道集體所有制中還有多少同樣的問題，但是應該可以聯想到集體所有制在中國廣大的農村的發展很不平均，富有的公社、大隊和貧困的公社、大隊面對的問題不同，需要不同的解決辦法，這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這樣的發展說明了兩種所有制不能長久並存。兩種所有制並存所產生的矛盾，也就是國家與集體之間的矛盾，使得工農聯盟在兩種所有制並存的矛盾下，難以鞏固。我們看到，一旦工農聯盟發生了問題，勞動人民抵抗資本的力量就會減弱，代表資本的力量就得到了機會奪取政權。我們可以看出在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後，1985年正式將農村集體解散，這時全民所有制下的工人失去了他們的同盟軍，不管他們拿出多大的勇氣和資本作頑強的鬥爭，最後還是被擊敗了。中國的革命和解放後的社會主義建設，是中國的勞動人民 —— 工人和農民在緊密聯盟下取得的成果。當工人和農民的聯盟產生了困難時，代表資本的資產階級就趁虛而入了。

（4）上面所提的三個原因是走資派可以奪取政權的內因，除了內因之外，還有外因。外因就是在蘇聯走上修正主義之後，中國的社會主義像是世界資本主義中的一座孤島，雖然世界上非常多受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的人民對中國爭取獨立自主的道路極為羨慕，他們也非常渴望經由革命得到解放。許多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進步人士，包括很多革命黨，不斷地來中國訪問，他們想瞭解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經驗，希望學習中國的經驗。毛主席不斷地給他們分析世界的大情勢，並且鼓勵他們對自己國家的具體情況作瞭解和分析，來策劃革命要走的道路和發展革命的策略。世界上許多半殖民國家對中國是很友善的，毛主席也曾說過中國是被這些國家抬進聯合國的。

但是走資派的人看不到這些，他們看到的只是各大帝國（特別是美國）的強盛。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對台灣能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很是羨慕。奪取政權後的資產階級推出了資本主義改革，而資本主義改革就必須配合對外開放，因為資本剝削來的剩餘價值，要在國際市場上銷售才能轉變爲利潤。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資本的快速積累，就是通過將大量的從中國工人和農民那裡剝削來的剩餘在國際市場上變現為利潤來完成的，這大量的剝削還包括對中國自然資源（水和土地）和環境（空氣、河流、湖泊和海岸）的剝削。中國如此快速地發展資本主義是一條新路，不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曾經走過的，因為在中國之前，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在10年20年的時間裡發展出那麼龐大的國內市場來完成資本積累，而中國的資本主義改革配合了對外開放，面對著全世界龐大的市場需求，在極短的日子裡，可以大幅度地擴張消費品的生產，而不必顧慮生產過剩，東西賣不出去。另一方面，中國快速的經濟成長也給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擴張了它們的商品銷路。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開始時，正是世界各大資本主義國家面臨資本積累停滯的時刻，中國的開放給了國際跨國資本極大的擴張機會。1979年時，世界汽車產業因為滯銷面臨著全面危機。不止是汽車產業，幾乎所有的產業都面臨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的危機。對資本主義來說，增加生產不是問題，二次大戰在歐洲和日本所造成的大規模破壞，不到1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復建，而生產相對市場需求（需要+購買力）過剩，商品沒處銷售卻永遠是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的問題。到了2009年中國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但是僅僅10年之內，中國的汽車市場就飽和了，2019年中國汽車銷售量下降了11%。（CNN商業報告，2019年11月26日）。

在鄧小平羨慕台灣的加工出口經濟時，台灣和其它走這條用出口加工來促進經濟成長的路已經接近盡頭。中國走向這條路後，台灣的資本家就放棄了台灣，紛紛跑到中國大陸投資，利用他們過去跟跨國公司之間的關係，繼續接跨國公司的訂單，到大陸生產。中國政府因為可以利用這些來自台灣的資本家與跨國公司的關係，所以在各方面都給他們優厚的條件，比如不要求他們對工人進行任何保護，允許這些資本家隨意對工人在生產上作各種苛刻的要求，不但同意這些資本家壓低工人的工資，取消工人的福利，還允許資方不斷地加快生產速度，卻不必負責工人因趕工而導致的身體各方面的傷害。另外，中國政府也不對這些工廠提出保護環境的要求，允許它們把生產所產生的各種廢物，包括有毒有害物質，隨便處理。中國政府這種作法符合新自由主義對資本的優待，爲資本提供最有利的累積條件。

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力投入世界資本主義的新分工的行列，在此前後，全世界的落後國家也都不得不放棄獨立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的理想，加入了國際跨國資本所安排的新世界分工。（請參考附錄二：晚期帝國主義）。它們和中國一樣，在彼此的競爭中，用犧牲自己國家的人民、犧牲自己國家的自然環境，來為跨國資本提供最優厚的生產條件。但是也只是在20年之後，這條靠用出口來刺激經濟成長的路也已經快要走到盡頭。

在中國之外的資本主義世界是中國資本主義滋生的土壤，是走資派奪取政權的一個外因。這個原因雖然重要，但是內因是更基本的。

（三）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使我們認識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

中國的資本主義實踐已經經歷了40多年的時光，相當於社會主義20年的兩倍。中國的工人和農民親身所受的一切，使他們有切身感受，對資本主義有了深刻的瞭解。中國的勞動人民瞭解到在資本主義下生產力快速的增長中，他們作了極大的貢獻，但是他們卻無法享受到經濟繁榮的成果，他們的生活反而更加困難，更加沒有保障；工人失去了工作的穩定和工資的保障，他們失去了免費的醫療，失去了幾乎免費的住房，他們爲自己的生活發愁，爲子女的教育費用發愁，爲子女成家發愁，爲自己退休養老發愁。

資本主義改革說什麼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全國人民致富。前一半做到了，少數人的確是富了起來，不止是富了起來，而且是極端的富有，但大多數人不但沒有富起來，而且在相對的和絕對的貧窮化，勞動人民失去了他們生活上最基本的保障。都市工人的工資太低，租房住都困難，更不要奢談買房。沒有住房就不能成家。農村的農民已經無法靠種田生活，大批的農村年輕人丟下父母和子女，到都市去當雇傭工人，這些農民工每月把工資寄回家，供他們的父母和子女勉強生活。

中國的勞動人民不得不把他們今天的處境和社會主義時代相比較，社會主義時代，勞動人民貢獻出他們大量的勞動力，他們過著省吃儉用的清苦的物質生活，但是他們瞭解這樣做是為了未來後代，而且他們看到社會上並沒有人把他們辛苦工作的成果拿去揮霍，拿去享受。在社會主義時期，因為沒有剝削、沒有掠奪，勞動人民心甘情願地把「公」放在前面，不爲「私」爭得不可開交，社會上沒有偷，沒有搶，沒有謀財害命，凸顯出人性善良的一面。這一切都在今天改革後改變了。因此，我們不能說因為人類的天性是自私的，所以社會主義不能成功。要責怪的是資本主義的制度，是資本主義人剝削人、人欺壓人的制度改變了中國平等的社會和中國善良的人民。

（四）從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得出的結論和我們今後選擇

毛主席在1940年寫了《新民主主義》一文。在這篇論文中，毛主席解釋了新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之間的不同。按照我的理解，毛主席所說的舊民主主義，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舊民主主義的革命是剷除封建主義，為發展資本主義鋪路。新民主主義革命則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其目的是實現社會主義。到了1940年寫這篇文章時，毛主席看到由孫中山所領導的舊民主主義不可能實現。他說：「這種革命，是徹底打擊帝國主義的，因此他不為帝國主義所允許，而為帝國主義所反對。但是它卻為社會主義所容許，而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所援助。」（毛主席這裡所指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因此，這種革命，就不能不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主席把問題說得多麼清楚。

在中國的解放抗爭中，毛主席分析了中國半封建和半殖民的社會性質，在這樣的社會中革命的主要力量來自工人和農民，主要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地主。因此，革命的策略是在工農聯盟下，與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形成統一戰線，也就是說，民族資產階級不是革命的敵人，而是站在反帝的立場上可以聯合的對象，但基於他們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他們從根本上不可能堅決反帝。同樣清楚的是由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目的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因此，民族資產階級最終將被消滅，這一點大家都是清楚的，共產黨是不做隱瞞的。因此，在反帝的鬥爭中，民族資產階級也只能是一個暫時聯合的對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9年中國革命成功，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那時許多落後國家，除了早在19世紀末取得獨立，紛紛從殖民地獨立出來，建立了獨立國家，這些新獨立的國家，從拉丁美洲到非洲再到亞洲，都希望不但政治上要獨立，而且在經濟上也要獨立。在爭取民族獨立的過程中，主要的領導力量來自每個國家的資產階級。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與中國在解放前的「民族資產階級」相似，也都因為資本主義不發達，所以資產階級很軟弱，因為資本主義不發達和資產階級軟弱本是一回事。不過，雖然他們軟弱，但是仍然認為自己的國家可以脫離帝國主義的控制，獨立地發展資本主義。這些國家中也有主張革命的，認為只有經過革命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尤其是古巴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對拉丁美洲產生了非常大、非常積極的影響。但是大多數發展落後國家，還是在地主和資產階級的領導下，想要走脫離帝國主義，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

但是在戰後70年的發展中，沒有一個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能夠獨立地發展資本主義。換句話說，它們無法反抗帝國主義對它們國家發展的干涉，無法反抗帝國主義對它們的剝削和掠奪。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是如此，到了八十年代後，發展到今天的40年的新自由主義時期更是如此。本文後的附錄二對帝國主義在過去40年的變化作了分析，分析中論述了這40年來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所遭遇的各種困難。這最近40年發展的事實，印證了在帝國主義下發展落後國家想要獨立地發展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在這40年中，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不能獨立地發展資本主義，但是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裡佔據了統治地位，在帝國主義全球化中，他們得到了極大的好處，他們的地位使他們累積了大量的財富。從這一點來看，雖然他們和國際壟斷資本之間有著這樣或那樣的爭執，但是他們的立場是清楚的，他們是一定不會反帝的。

因此，我的結論是，社會主義時期中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所帶來的最可貴的成就，是以中國靠自己的資源和人民的努力，以人民的需要為主發展了中國的經濟。中國人民不再受內在的和外來的剝削，在全民所有制之下，執行了工農聯盟的計畫經濟，用兩條腿走路，一步步朝著人民當家作主發展，大規模和快速度地發展了生產力，提高了生產技術，並普遍地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但是如此成功的發展，都在無產階級失去政權後終止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是成功的，絕對不是失敗的。新資產階級把中國帶向資本主義改革，中國的資產階級不能只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這就是為什麼有資本主義改革，就必須要有對外開放。因為資本主義改革可以使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進行剝削，但是他們剝削到的剩餘價值，只有在商品賣出去之後才能轉換成利潤。因此，有「改革」就必須要有「開放」。資本主義改革和開放就是放棄了經濟上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其結果就是中國的勞動人民受盡了剝削，中國的資源受盡了掠奪，中國的土地和河川受盡了污染。我們不得不問：中國未來世世代代的人民的希望在哪裡？

新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政權在堅決反對帝國主義下得到獨立自主的發展，經歷了40年新自由主義發展的今天，我們應該很清楚地認識到，各個國家的資產階級在新自由主義下得到太多的好處，因此，資產階級不可能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各個國家的資產階級之間會有各種形式的鬥爭，但是他們作為一個階級總是要擁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因此，美國的資產階級不會反帝，歐洲的資產階級不會反帝，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會反帝，印度的、巴西的資產階級也都不會反帝。今天世界上的反帝的力量，只能來自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勞動人民，也就是無產階級和他們的同盟農民，毛主義領導中國革命和革命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工農聯盟策略，仍舊適用於今天。40年的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和在這40年裡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所遭受的苦難使我們認識到：對勞動人民來說，只有社會主義是我們唯一可走的道路，別無其它選擇。

全文總結

從這篇文章和文章後的三個附錄中，我們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未來的世界將是全世界廣大的人民與世界壟斷資本之間的一場決戰。我們要作的選擇是要站在廣大人民一邊，與他們一起為人類的解放和人類未來可持續發展而奮鬥，還是站在少數壟斷資本的一邊，幫助他們繼續瘋狂地擴張資本積累，勞役人民、剝削人民、耗盡地球上的一切資源，毀滅一切人類賴以生存的土地、空氣、河川和海洋。這場決戰就在不久的將來，因為廣大的人民不能坐視世界壟斷資本繼續毀壞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和環境，我們必須盡一切力量，為我們的後代爭取他們的生存權而奮鬥。

附錄一：《鞍鋼憲法》劃時代的意義

在《鞍鋼憲法》誕生5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重新討論《鞍鋼憲法》的重要性是非常有必要的。50多年前，毛主席就看出鞍山鋼鐵公司黨委堅持政治掛帥，實行工人、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的改革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並把它命名為《鞍鋼憲法》。毛主席把「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新法提高到憲法的高度，可見他對鞍鋼的改革是極為重視的。50年前，我們一般人無法理解《鞍鋼憲法》的深刻意義；而今天，我們確實認識到《鞍鋼憲法》是辦好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保障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大法，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我們要深刻理解《鞍鋼憲法》，必須先理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本質上的區別。目前一些專家學者有一種說法，認為《鞍鋼憲法》是一種企業管理的方法，既可適用於社會主義企業也可適用於資本主義企業，並認為《鞍鋼憲法》的精華已被一些美國和日本企業所採用，因此現在中國也應該再度重視這種「管理方法」，不要再讓它「牆裡開花牆外香」了，好像《鞍鋼憲法》已經在牆外香了起來。事實上，日本或歐美所實行的一套工廠管理，絕對不是當年毛主席提倡的和今天所紀念的《鞍鋼憲法》。我們千萬不可把《鞍鋼憲法》看成只是一種「管理方法」。因為《鞍鋼憲法》是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中得到實施的。

本文首先要討論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資本與勞動者是對立的關係，資本與勞動者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資本家在工廠裡所用的勞工管理就是想辦法緩和這種對立的關係，以便達到控制工人來提高勞動生產效率。下面先說明在二十世紀的大規模工業化時，美國福特汽車公司是如何運用泰勒的「科學管理」來提高勞動生產效率的，和到了七十年代這種所謂科學管理是如何失效的，之後才出現福特後的豐田管理。寫這篇附錄的原因就是為了說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本質上的區別，從而認清為什麼《鞍鋼憲法》只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中才有可能得到實行。

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福特製的那套管理辦法已經失靈了，資本主義企業又爭先恐後地向豐田汽車公司學習「瘦身管理」的辦法。不管是福特制，還是豐田制，它們都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和一些專家顧問們設計出來的對付勞工的策略，用來處理資本與勞動者之間的對立關係。這種策略的最終目的，是要用提高勞動生產效率來增加對勞工創造的剩餘價值的剝削，以便獲取企業的更高利潤。本文最後一節，要進一步討論《鞍鋼憲法》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劃時代意義。

一、 資本主義制度下，針對資本家與勞工對立關係的工廠管理

泰勒的 「科學管理」是怎麼一回事？

泰勒出生在美國費城的一個富有家庭。他年輕時輟學，到他父親朋友開的工廠當學徒。泰勒當過幾年學徒後，就在一家鋼鐵廠的車床車間當技工。他說，與他一起的有二十多個人，工廠每周開工六天五夜，工資是按件計酬。按件計酬，一般對工人不利，因為工人為了多賺點工資就越做越快，加速趕工的結果是降低了每一件的工資。因此在計件工資下，工人必須團結合作，我們聯合起來儘量將工作速度降低。 泰勒曾經被邀請到國會作證，作證時他說：「我們每天只做我們能做的數量的三分之一。」泰勒被提升工頭後，很誠實地對他的工友說：「從現在起，我不跟你們站在一邊了，作為工頭，我必須從工廠管理者的立場出發，我將盡一切努力來把生產速度加快」。」以前跟他一起工做過的人對他說：「那你就成了一頭該死的蠢豬，我們不會讓你得逞。」

泰勒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說，他當了工頭之後，就用各種辦法加快生產速度，工人們也就用各種辦法抵制他。開始時，泰勒訓練幾個新工人，教他們車床工的技術，也教他們怎樣加快速度工作。可是這些新工人在結束訓練開始工作後，立刻就把速度減慢下來。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利益是跟那些老工人一致的，他們不想加快工作速度，為老闆拚命賣力。在彼此鬥爭中，泰勒的工友問他：「你若還是工人的話，你會怎樣做？」，泰勒誠實地說：「我會跟你們一樣，儘量把工作速度減慢。」這樣的鬥爭持續了兩年多，在這兩年多的時間內，泰勒決定在訓練新工人時，要他們承諾在學會了技術之後，每小時一定得做出一定數量的產品，否則就扣工人們的工資。這樣的做法，終於逼著新工人加快工作。這時，老工人也只好加快他們的工作速度。然而這場鬥爭並未結束。此後，新老工人聯合起來破壞機器，使得幾乎每天都有機器發生故障。泰勒說，他很熟悉工人這種對付工頭的伎倆，工人們是用這種破壞性的辦法來對付工頭的。他們向老闆說工頭已經把生產速度增加到連機器都承受不了的地步，所以機器壞了。這樣，就把責任推到工頭的身上了。泰勒又想出新招：誰要是破壞機器，誰就要被罰款。在廠方全力支持下，經過3年的鬥爭，泰勒獲得了成功。

泰勒在這場鬥爭中深感到，技術工人對生產有很大的控制權，資方要取得控制權，就要花太多的心血和精力與技術工人作鬥爭。有了這次成功經驗後，泰勒就致力於研究如何把技術從工人手中奪過來。因此，所謂泰勒的「科學管理」，就是研究如何把複雜的技術分解開來，成為很多簡單的步驟。這些簡單的步驟，完全可以由非技術工人來完成。泰勒還進一步研究工人，怎樣在最短的時間裡完成一個簡單的步驟。他要工人做各種不同的操作，然後用運動員那種計時器來測量每種操作需要幾秒鐘可以完成。在泰勒的研究中，他知道不可能所有的操作都不需要技術。但是，他可以用分工的辦法把技術分割開來，不讓任何工人控制一個完整的技術，這就使工人失去對生產過程的控制。

哈瑞．布雷佛曼（Harry Braverman）是一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對泰勒的「科學管理」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在1974年出版了《勞動與壟斷資本》這本書 [16] ，上面談到的有關泰勒的生平及泰勒在國會作證的陳述，就來自這本書。佈雷佛曼將泰勒的「科學管理」的基本原則進行了三點總結。下面就對這三點作些解釋：

第一，資方透過他的經理們從工人處搜集有關技術的各種資料，並藉此掌握每種生產所需要的時間將生產程序與工人的技術分開：資方經他的經理們儘量從工人當中搜集各種有關技術的資料，並掌握每種生產所需要的時間，這樣就可以對工人進行全面控制。

第二，概念和執行的分離 — —將所有需要思考的工作從生產車間移出，將所有需要頭腦思考的工作從生產車間移出， 把這些工作集中在完全由資方控制的計劃部門和設計部門，布雷佛曼說，資方為了取得全面控制，必須將原來由工人策劃和思考的部分從整個工作中分離出來，只剩下需要工人動手做的部分。布雷佛曼認為這種做法是違反人性的，因為人之所以不同於一般動物就是人在動手之前，先在腦子裡構思和計劃該用什麼步驟來完成一項工作。資方不允許工人構思和計劃，就是為了控制工人。被控制的工人則失去了工作的動力，變成一個不能有意志的、任人擺布的傀儡。

第三，當由資方雇用的經理們掌握了所有有關生產的資料後，他們只需要列出一個清單，再由工人按步驟去履行。這樣一來，管理階層就可以硬性規定工人每天要做什麼工作，工作中的每個細節，並且規定工人必須要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指定的工作。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時，美國產業工人的待遇與現在相比，要好得多。可是汽車工人和其它各大工業的產業工人，對他們工作的滿意度卻是非常低的。他們認為，每天都在忍受著單調無聊的工作，又無法改變這種現狀，工會也幫助不了他們。許多工人到汽車公司打工，就是想趁年輕時苦上幾年，多掙點錢，退下來後再找別的工作。可是總是在結了婚，有了孩子後，開銷越來越大，就退不下來了。我教書時，有一個學生曾在汽車公司作了10年的工人，他所做的是一種極為簡單、只需幾秒種的拋光研磨的工人，每天就不斷地重複這幾秒鐘的簡單工作。由於工作時吸進了他磨出來的金屬粉末，後來他得了肺部疾病。躺在醫院修養期間，他開始考慮，後半輩子是不是就這麼過下去？是不是只為了多掙點錢，繼續幹那種極為單調、無聊、又傷害身體的工作？最後他決定辭去工作，回學校讀書。他說，他比跟他一起工作有利的是，他沒有結婚，沒有家庭負擔，所以可以辭去工作。另外，所幸生了病，可以躺在醫院裡有時間思考，做出了這個重要的決定。否則，每天下工後都累得半死，吃了晚飯後在電視機面前發呆一陣子，就得去睡覺了，一天一天的就這樣過去了，沒有精神來想任何事情。

布雷佛曼書中說到，七十年代初時汽車公司工人的曠工人數持續上升。根據《財富》雜誌在1970年的一篇報導，通用汽車公司和福特汽車公司的工人，平均曠工率達5%，周一和周五更高達10%。還有很多工人遲到，工頭每天早上都得急忙地找替工。工人也常抗拒加班，並常與工頭爭執。還有些工人不高興就索性不幹了。福特在前一年有25%的人辭職，有的工人甚至一天工沒幹完就走了，或者幹了幾天後連工廠欠他的工資也不要就開溜了。巴雷曼說，1970年克萊斯勒與汽車工會簽訂合同時，資方說有一半工人還沒有完成他們90天的試工期就走了。同一年，福特在底特律郊區的一個工廠，每個月有8%的工人辭職，這個工廠為了維持5000個工人，每年必須新雇4800個工人。這些現象都表明，當工人稍微又些經濟能力後，就越來越不情願接受這種非人的工作環境。

工人的抗拒嚴重地影響到生產效率，因此引起美國政府的注意。美國聯邦政府特別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來研究美國工人對工作不滿的問題。這個專案小組對工人的不滿所引起的後果作了如下的報告：

「結果是工人的曠工率、辭職率和野貓式罷工不斷地增加 [17] ，從工人對工廠進行破壞，生產品質下降中，都顯示出工人的工作意願很低。不僅如此，越來越多的研究更加證實了工作上的問題已經連帶地引起了其它的問題，包括工人身心健康、家庭的穩定性、社區的參與和社區的凝聚等，而且使人對社會和政治的態度趨向極端化，導致吸毒、酗酒、暴力與其它犯罪不斷增加。」 [18]

這篇報告很值得重視，它顯示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者和資本之間對歭的嚴重性，因此引起了美國政府的注意。福特的「科學管理」，用盡了一切手段來控制產業工人，以便擴大汽車業和其它大型工業的發展。一方面，資產階級大量地並快速地增加了資本積累；而另一方面，這種違反人性的生產程序，卻遭到工人的不斷反抗。在資本主義大國的工廠里，經過近70年的實踐，證明了福特的「科學管理」，不再能有效地控制工人。因此，資本家必須策劃對付工人的新策略。這就是：一方面用「全球化」來為資本找到新的出路；另一方面， 就是採用豐田制的 「瘦身管理」（Lean Production）。

什麼是豐田制的「瘦身管理」？

「瘦身管理」是二戰剛結束不久，由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的大野耐一（Taiichi Ohno）所策劃出來的一套工廠管理制度，也被稱為「豐田制」。日本在戰敗後，一切物資都非常缺乏的情況下，必須得儘量節省資源，這就是「瘦身」這個名稱的由來。 [19]  後來豐田制的「瘦身管理」名揚在外，是80年代以後的事了。「豐田制」在國際上產生影響的主要原因，就是上面所說的70年代時，美國各大汽車公司面對著難以解決的勞資矛盾，以及與這種矛盾相關聯的產品品質低劣和生產成本過高的各種問題。當時國際汽車市場上，日本的幾家大汽車公司不但迎頭趕上，而且超越了美國的三大汽車公司。1955年時，日本的汽車產量只是美國汽車產量的1%，而到1980年時，日本的汽車產量已經超過美國。

豐田制生產的座右銘，就是不斷地增加效率和不斷地提高品質。增加效率就是為了降低成本，提高品質就是為了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上爭取更多的顧客，以便增加銷售量。銷售量越大，每部車子的成本也就越低。因此豐田制的「瘦身管理」的目的，就是追求更高的利潤。我們從名字上就可以猜出「瘦身管理」的意思，那就是要不斷地除去多餘的浪費（肥肉）達到瘦身的目的。「不斷地」是由日文的「Kaizen」翻譯過來的。在實行豐田制的工廠里，到處都貼滿了「Kaizen」，也就是說，不是達到一定程度的瘦身就可以滿意了，而是必須不斷地、無止境地繼續瘦下去。瘦身的範圍包括節省材料、節省空間、節省能源、節省人工等等。長期以來，通用和福特的生產都是為了使生產線不間斷，因此在各方面的資源都留有餘地。像在倉庫里總是有富餘的原材料和零件的存貨，在生產線上也會有幾個後備工人，可以在有人不來上工或遲到時補上。但是對「瘦身管理」來說，這些餘地都是多餘的浪費，都是必須減掉的肥肉。

「瘦身管理」的「零庫存」，就是要將生產時所需要的材料和零件的存貨降到最低，最好是能做到在開始生產需要原材料和零件時，貨車剛好把它們運到，馬上能上生產線。因此，在豐田汽車公司的生產地（豐田城）的公路上，每天早上都擠滿了運零件的大型卡車，準備給豐田送貨。有人說豐田把公路當成了它的免費倉庫。事實上，完全沒有庫存是很難做到的。因為原材料和零件的供給商很難剛好準時地把貨送到。但是「瘦身管理」把這個難題交給供應商去解決。供應商為了預防萬一，只好留一些餘地，但是這個費用只能由供應商來負擔，由他們來傷腦筋。豐田保持「無庫存」就省去了倉庫，也省去了因保持庫存所占用的資金。豐田在加拿大所設的工廠也是用公路作為它的倉庫，每天早上大卡車在公路上排長隊，準備送貨。有一次這家工廠的工人與廠方發生糾紛，許多工人的家人就起早開了車把公路擋住，使大卡車無法準時把貨送到，這時豐田才嚐到零庫存帶給他的苦頭。

「瘦身管理」在生產程序上把工人分成好多個小組，並且將每個小組工人的人數降到最低，一般小組內有4個到6個工人，並規定每個小組必須在一定時間內完成一定的指標，不留任何餘地。所以如果有人曠工或是遲到，小組裡其他人必須負責加快工作，才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完工。這樣就使得工人不敢曠工或遲到，因為他們怕會給組裡其他人增加負擔。資方這樣做，就把工人曠工和遲到的棘手問題轉嫁給工人。工人怕給組裡其他人帶來麻煩而受到一起工作的工友責備，因此，即使生了病也常常勉強帶病上工。

「瘦身管理」剔除了任何與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人員，用「瘦身管理」的話來說，就是剔除任何與直接增加價值無關的工人，比如機器的維修工人或是清掃工人。在福特或通用汽車這些工作都專門有人負責，但是「瘦身管理」把這些工作都交給工人的小組負責。每個小組有個小組長，小組長的事也很多。他（她）要安排工人的工作時間，如果有工人不來上工，小組長要自己來替補，他（她）還得負責紀錄工人的工作時間和安排工人加班，就連工人上廁所也得小組長認可；小組長還得負責品質管制，安排機器維修和解決生產上的任何故障。

渡邊勉（Ben Watanabe）是一個在日本從事工運的積極份子，他在底特律見習時，我邀請他來我的課堂上演講，他給學生介紹了豐田制的工廠情況。他說，工廠裡各處都設有顯示燈來反應生產進行的狀況。如果生產運轉順利不發生故障，會有綠色顯示燈出現。這時負責管理的人就要注意了，因為如果老是出現綠燈，那就可能是資源的安排過多了，這時必須再抽走一些資源，譬如說，再減少工人人數，或將流水線的速度再加快。但是如果工人人數太少，生產線的速度調得太快，因此引起了生產上的故障，顯示燈會出現紅色，那也不理想，因為生產故障會耽擱時間。「瘦身管理」認為這兩種情況都不理想。最理想的是把生產的速度儘量調快，但又不至於發生故障的程度，在這個最理想的速度下顯示燈出現黃色。「瘦身管理」就是要把生產線維持在顯示黃燈的速度。這樣工人就得在生產即將發生中斷的威脅下，緊張地工作。在日本汽車生產大量增加後，生產管理不斷地瘦身的結果，不但因工作引起的傷害增加，而且更多的工人的精神和體力再也支持不下去。渡邊勉說，因爲工作勞累過渡而猝死的人不斷地增加，日本的社會福利部門還特別設了一個電話熱線。由此可見，因過度勞累而猝死的人已經不是個案。從另一個統計資料中，也可以看出工人在「瘦身管理」下工作，比福特制下還要緊張得多，在福特制工廠中，平均每一分鐘內，工人完全不停的工作有45秒，而在豐田制的工廠中，每一分鐘工人不停地工作達57秒。對實行豐田制的工廠來說，無止境地瘦身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但是它們把這樣做的惡果轉嫁到工人身上。

日本的工廠能實行「瘦身管理」，有它一定的社會基礎。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後，統治階級要日本公民加倍努力，用生產上的優勢來征服世界，以便清洗國恥。日本政府還用國家資源有計劃地來支持各種工業的發展。到了50年代，雖然日本企業已經是現代大型企業的組織，但是這些現代企業也繼承了不少戰前日本家族企業的傳統。只是企業主替代了家族的家長，他們向工人灌輸企業與工人本是一家人的思想，企業主用終身雇用換取工人對企業的忠心。從戰後到80年代的40年間，日本的工業生產從紡織業、到汽車業，再到電子業，不斷地超越歐美，產品征服了世界市場。在出口不斷擴張的情況下，日本的企業主可以實現他們的承諾。所以，戰後日本第一代工人享有終身職，不怕被公司辭退；但是也只有大工廠的正式工人才享有終身職，在其它小的做包工的工廠，工人多半不做全工，而且可以隨時被解僱。大工廠的工人為了表示對公司的感激，也為了自己工作的保障，就忠心耿耿地為資方效勞。日本能在短短的20年間就一躍而成工業強國，一大半都應該歸功於日本工人的勤奮。

到了80年代，日本的各大工業就存在著大量過剩的產能，這時日本的資本就大量轉移到東南亞投資，多餘的資本就投向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到了80年代末，日本股票市場和房地產的泡沫破滅，從此日本的經濟陷入不能自拔的長期危機，直到今天危機尚未終了，日本的資本家也進一步將生產移向國外。在本世紀初，次級房貸危機引起的全世界經濟蕭條後，日本的各大公司再也無法維持工人的終身職，日本的經濟和社會在這些年中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動，企業與工人本是一家人的神話從此破滅了。當日本公司移到北美生產，就更難維持這樣企業和工人本是一家人的神話了。

資本主義的任何工廠管理都不可能解決資本與勞動者之間的對立關係。在網上看到崔之元的一篇舊文《鞍鋼憲法與後福特主義》。在這篇文章中，崔之元是為《鞍鋼憲法》辯護的。他反駁汪丁丁的看法，汪丁丁認為中國必須先搞「福特主義」生產，才能再搞「後福特主義」生產。崔之元在文章中說明，福特式的生產太過於僵化，並且以垂直命令來實現廠內分工的辦法已經過時了，已經被「後福特主義」的「豐田生產方式」取代了，他還說，「豐田生產方式」不再是用從上到下的垂直命令，而是注重「團隊合作」。他認為「團隊合作」裡有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者，因此就是《鞍鋼憲法》中的三結合。於是經過這位教授的幾次等同之後，《鞍鋼憲法》就變成了「後福特主義」中的豐田制的生產方式。

上面已經說明了豐田制的生產管理，並不是與福特式完全不同的管理。近年來，「豐田式生產方式」之所以得到資本主義管理學者的讚賞，主要是因為這種生產方式可以降低成本和提高產品質量，在降低成本方面，除了提高工人的生產效率之外，就是使用零庫存的方法，來降低了資金的占用。另外，這種生產方式對多樣的產品和不穩定的市場銷售量有較靈活應變的能力。許多西方的管理學認為，從成本和質量上的考慮，這種生產方式與福特制相比有它的優越性，也是日本汽車公司能夠戰勝美國汽車公司的主要原因。

崔之元所犯的錯誤在於他認為，《鞍鋼憲法》僅僅是一種工廠管理制度，而這種工廠管理制度既可以適合於社會主義也可以適合於資本主義，他不去分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本質上的區別。在資本主義的企業中，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要獲得更高利潤就只有增加企業的收入和減少企業的成本這兩條路。在市場競爭更加激烈的今天，增加收入不容易，所以減少成本就更加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比起福特制來，豐田制裏是分秒必爭。崔教授的文章中還提到瑞典的Volvo汽車公司的創新，這家公司的兩個工廠在勞動程序上作了相當根本的改革，特別考慮到如何便利工人工作，來減少工人的壓力，他們取消了流水線式的生產，並給工人很大的自主權，工人對這樣的改革非常滿意。這是唯一的一家汽車公司在它的兩個工廠內能做到的，但是這家公司的兩廠已經相繼在1989年和1994年關閉了。

在資本主義的企業內，無論用什麼辦法也不可能做到工人把工廠當成是自己的。資本家為了謀求利潤而生產，向勞動者購買勞動力，工人在工廠中給資本家工作8小時或是10小時，就是把這8小時或10小時賣給資本家了。資本家從工人的手、腦、腿、腳中所要的，是最大的剩餘價值 —— 也就是要工人在工作時間內創造最大的價值，但要工人領取最小的報酬（工資加福利）。不管是福特制還是豐田制，代表資本的管理階級都必須用各種辦法，從工人體力和腦力上擠出最大的剩餘價值。如果做不到這點，就不可能被資本主義管理學所稱讚。這就是豐田制的「瘦身管理」在資本主義國家會紅得發紫的根本原因，崔之元教授這位管理學專家應該了解到這一點。但是資本主義國家是勞資對立的國家，有代表資本利益的讚美也必然就有代表勞工利益的批評。本文就是從工人立場上對福特制和福特後豐田制的批判。

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要了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還得從所有制談起。目前有不少對體制改革的批評是不正確的，一般是從國有企業私有化的角度出發，有些人用「國退民進」來說明社會上許多矛盾的起因。當然，我們理解從這個角度來批評體制改革是有其道理的。因為在體制改革進程中，工人們所遭受的苦難大部份是由於私有化造成的。人們都看到了，當企業屬於老闆私人所有時，企業主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就不惜一切手段來壓榨工人。但是國有制並不等於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因此只用國有還是私有來分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不正確的，因為國有制也可能是國家資本主義所有制。

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個別企業不是一個單獨的核算單位。個別企業生產所需的材料、能源、廠房、機器設備等都在國家的經濟計劃中統籌辦理。國家根據當時和將來在經濟發展上的需要來決定要優先生產什麼、各種產品的數量、品種來制定五年計劃。在實行經濟計劃的五年中，有時要作一些調整。經濟計劃可以將有限的資金、生產材料以及所需勞動力等作合理的安排。

在資本主義改革之前，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生產資料的價格和產品的價格都不由價值決定，也就是說價格不反映價值。企業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需要支付的工人工資（包括各種福利）全部由國家提供。全國各地企業的工人都一律享有八級工資，和應得的健康保險、住房、子女教育、食物補貼等各種福利。少許工資上的差異只是根據各地生活費用差異所作的調整，工人的工資基金由國家直接撥發。

因為價格並不反映價值，所以個別企業帳目上的利潤多少和有無虧損並不反映企業經營得好或是不好，也不決定一個企業應該擴張還是縮減，甚至關閉。企業的擴張或縮減是根據計劃，不是根據一個企業是盈利還是虧損。舉例來說，當時國家為了促進農業機械化，就在計劃中將農機的價格定得很低，這樣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才能買得起農機，因此生產農機的企業在帳面上是虧損的；另外，當時因為物資缺乏，在社會主義計劃下，有限的物資必須優先用來保證大多數人的基本生活，不鼓勵人們在基本生活之上的消費。所以一些不是完全必要的消費品的價格就定得較高，比如一隻手錶可能要賣一百元人民幣，以當時的工資來說，這個價格是很高的。把手錶價格定得高，是因為在當年國家物質條件下，不鼓勵每個人都要有手錶，不像今天手錶價格低到有些人有好幾隻手錶。因為手錶價格高，生產手錶的企業在帳目上會呈現出很高的利潤。但是，生產農機的企業不會因為「虧損」而減產或倒閉，生產手錶的企業也不會因為「利潤」高而擴張。虧損由國家補上，賺錢則將利潤上繳國家。

一國企業經營的好壞，有效率或無效率是不能以企業是否賺錢來衡量的。評估一個社會主義企業的經營是否有效率，是以多、快、好、省為標準的。而且每個企業都用它過去的紀錄作基礎，再進一步努力，繼續創歷史新高。雖然不能說每一個社會主義企業都經營得非常有效率，但是至少大多數企業的效率是很高的，一些落後的企業也在努力追趕先進的企業。

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因此，工人生活上的各種需要，包括吃飯、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都是作為生產目的而得到保障，工資和福利都由國家直接撥發，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保障，就是社會主義優越性中的重要一項。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論一個國家多麼富有，也無法保障充分就業，因此工人階級從來沒有得到工作保障和免於失業的安全感。在本世紀初（2008年）的經濟危機中，美國有許多工作了幾十年的工人、工程師，甚至許多管理階層的人都被解僱。按照官方統計，在經濟危機最嚴重的3年中，美國失業的人數增加了800多萬人，並且在失業人中，有40%的人已經失業了6個月以上。事實上，實際的失業人口要比官方的統計高出很多。從80年代初美國實施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以來，勞動生產效率不斷地提高，資本的利潤猛升，但是工人的實際工資停留在原地不動，甚至下降。與此同時，許多大公司除了將生產移向國外，還開始用大量的臨時合同工來取代以前的正規工人，許多大公司將工作大量外包，以求降低成本。承包商也多半雇用不必付福利的臨時工。臨時工在工作忙時拚命加班，公司的生意淡下來時，就幾個月失業。這些年來，工人階級只好用加班、做兩份工和借債來維持生活水平不下降。其實，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工人的絕對貧困化」的貧窮化。在這次經濟危機的3年間，大批的失業工人到了不能維持生活的地步，他們曾在大量廣告的宣傳下，靠借錢來消費，失業後無法應付大筆的債務，連房屋貸款都無法支付，房子被銀行收走拍賣，一家大小無家可歸，許多人每天只能靠一頓救濟午餐來維持，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工人階級的絕對貧窮化。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面對著一個永遠不能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資本與勞動者之間的基本矛盾。資本要增值，就必須在生產過程中取得利潤，因此資本家必須購買勞動力。利潤是靠勞動者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獲取的，就是勞動者所創造的總價值減去要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那部分（即此時勞動者必需的生活資料），這就是資本家要付出的工資和福利。要增加剩餘價值，一方面必須增加勞動力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像進一步自動化、延長勞動時間、加強勞動強度等；另一方面就是要降低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工廠管理者的做法必然和工人的利益相反。所以，雖然資本主義有一大堆企業管理的理論，資本主義大學裡的商學院有專門設立的管理學系，每年都要製造出許多管理學的碩士來，但是這些管理論述總是不出如何從工人身上壓榨出更多剩餘價值的範疇。企業老闆和他們雇的經理還請了心理學家來協助他們，心理學家們也有不少企業管理的論述，他們的主要貢獻就是利用他們對人心理的研究，想出一套辦法可以使工人高高興興地接受剝削，而不起來反抗。但是要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資、更少的福利、更長的工作時間和更高的工作強度，只有在一個條件下才可能達到這些目標，那就是工人不得不依靠這份工作才行。因此，必須有一支龐大的產業後備軍。只有在失業率高，工人找工作難時，工人才會忍氣吞聲地按照資本家的要求去勞動。即使這樣，也無法保證他們不起來反抗。

要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不能只靠個別的資本家和經理，它需要一個適合於資本積累的經濟和社會的大環境。這個大環境就是要靠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來創造和維持。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一方面企圖調和資本與勞動者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另一方面還要調和資產階級內部彼此之間的矛盾。為了便利資本的積累，國家的任務也包括修橋樑、建公路和鐵路、建海港和機場，改進交通和通訊系統。資產階級國家更需要設計一個金融和信用管理體系，還需要一種適合資本主義運轉的教育制度。要維持一個適合資本積累的大環境，就必須有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機器來鎮壓工人的反抗、維護資本主義的秩序，還要一套適合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教育制度，即保證能再生產出具有知識、技能而又馴服順從的勞動力的機制。所以，要維持資本主義再生產，就需要建立一套龐大的國家機器體系。

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工業快速發展，美國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不允許產業工人組織工會（除了由技術工人的小型行會組織外）。當時許多產業工人開始組織起來進行非法罷工。特別是到了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時，產業工人組織工會已經達到空前的熱潮，發展到資產階級國家無法鎮壓的地步。資產階級逐漸認識到，如果允許工人組織工會，反而有可能比較容易控制工人的行動。工會可以將工人的行動正規化，可以明文規定只有在與資本家談判達不到協議時才准許罷工，這樣將不會徹底攪亂、破壞生產，反而有助於資本家維持生產的秩序，有利於資本積累。因此美國等資產階級國家就通過法律將組織工會合法化。社會上很多的改變都是經過這樣一個過程：先鬥爭，鬥爭勝利了，原本不合法的行動就變成合法了。但是在美國的產業工人工會成立後，政府就千方百計地控制工會，把領導組織工會的積極分子，像美國共產黨黨員趕出工會，使工會一步步失去了左派的領導，工會頭子代表工人與資本家妥協，爭取經濟利益，這些工會頭子依附在民主黨下，享有各種權力和利益。工人階級可以過得上「中產階級」的生活，失去了鬥爭的能力。

二戰後的五十年代，經濟發展得很快，失業率低，就在各工會為會員爭取到較高的工資增長，和在福利方面的改善時，美國國會就趕緊通過了對工會不利的法律。各大公司像福特、通用汽車公司、各大鋼鐵公司等都加緊進一步自動化來取代工人，使得工會會員不斷減少。到了七十年代，一方面大企業用提高產品售價的方法把高工資的負擔轉嫁給消費者，另一方面因為美國侵略越南戰爭帶來的政府預算和國際收支的赤字，使得美國的物價上漲失控。這樣的發展無利於資本積累，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初，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帶頭重新整頓世界資本主義的秩序，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是由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來為美歐壟斷資本打頭陣，利用由它們所控制的世界金融、貿易組織，來迫使全世界國家放鬆或取消對資本的管制，使資本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按照它的意願自由流動。美國的資本家便可以加速把生產遷移到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從墨西哥、南韓、台灣到中國大陸。這時美國的各大公司都不用再去理會工會的要求了，他們隨時以把工廠遷移到別的國家作為要挾，來迫使工會讓步。在資本帝國主義全球化下，全世界沒有工作的人都成了美、歐、日資本的產業後備軍。與此同時，美國的工人階級逐漸進入了絕對貧窮的困境。

三、1960年毛主席宣布《鞍鋼憲法》誕生的劃時代意義

正如許多在社會主義工廠中工作過的工人和幹部認識到的，《鞍鋼憲法》的實質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社會主義國家就應當是由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國家。而工人階級要真正當家作主，他們不但要在企業、工廠擁有當家作主的權利，還必須能夠管理國家大事，包括國家的內政和外交。在內政方面，工人階級應當管理經濟（工業、農業、交通運輸、通訊、金融、貿易、國家及地方的預算等等）、軍事、社會各項事宜，以及文化、教育等等。在外交上，工人階級也應當擁有獨立自主權和主動管理權。工人階級要管理那麼多、那麼複雜的事，不可能在短期內完全做到。因此，在短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的大事，很大部分只能由工人階級的代理人來運作，那就是共產黨。我們說，短期內無法完全做到，並不是說永遠都不能做到。因此，社會主義國家成立後，必須立即開始朝著工人階級全面當家作主的方向進行努力。工人階級可以首先在他們的工作所在地，即工人們所在的工廠裏當家作主，開始處理各種重要的事情，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合理的。《鞍鋼憲法》就是給工人首先在廠內當家作主提供了若干關鍵性的具體步驟。

為什麼「兩參」那麼重要？「兩參」是幹部參加勞動和工人參加工廠管理。這樣做，並不只是為了工廠能夠更有效率地運轉，更重要的是為了逐步取消幹部與工人之間的界限。在資本主義國家裡，管理階層與工人之間始終有一道鴻溝。其根本原因是：管理階層是代表資方的利益，而資方的利益是與工人的利益相對立的。就像前面講的泰勒經驗，當泰勒一旦升為工頭，他就對他的工友說，從此他必須站在資方的立場來管制工友。在更現代的資本主義企業中，管理階級分成好多層次，有關廠裏的各種事情的決定權在哪個階層手裡，都有很明確的規定。而且不同的管理階層的職位，都要求有一定的管理經驗和一定的學歷。因此管理階級一般都是有權的，他們所掌握的權力的大小，決定於他們的階層的高低。管理者意味著他們有學問、有知識。雖然在工廠的實際工作中，他們不見得比工人懂得多，可是普通工人是被看成無權、無學問和無知識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管理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永遠都存在著不可打破的界限。從最初開始，任何一個美國的工業城市，都必然存在著工人住的社區與經理們住的社區之分別（高階層管理者與低層管理者，又有居住社區上的分別）。儘管在「瘦身管理」的小組運作中，用了各種方法要淡化管理階級與工人之間的區別，並加重「團隊精神」，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管理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那道鴻溝是永遠無法彌補的。有著這道鴻溝又如何「團隊」得起來？因為這道鴻溝正代表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基本矛盾。

新中國成立後，工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工廠中的幹部對待工人已經不再像解放前工廠內工頭對付工人那樣，可以說已有天壤之別。但是幹部與工人在職位上的分工還是繼續存在的。幹部（管理者）與工人（被管理者）之間的區別仍然是存在的，如果不去改變它，這種區別就會固定下來。而且，如果工人階級在他們的工作所在地都不能當家作主，不能管理工廠的各項事務，那他們怎麼能夠掌管國家事務呢? 如果工人階級不能掌管國家事務，那他們怎能稱得上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翁呢? 因此，《鞍鋼憲法》中的「兩參」確實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與「兩參」連在一起來看「一改」，就不難理解「一改」的重要意義了。「一改」就是改革工廠內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任何大型工廠的運轉都需要有規章制度，但是在資本主義工廠里的一套嚴厲的規章制度，主要是用來對付工人的。在早期福特的工廠中，工頭對工人可以隨意指使，工頭的話就是制度。到了工會成立後，工人的處境改善了不少，工廠與工會所訂的合同中，將工廠內的規章制度一條一條地列出來，並且明文規定：如果工人違反這些規章制度，將會受到什麼樣的處罰； 如果工頭錯待了工人，工人有權向工會提出訴冤，工會和廠方代表再想辦法解決這些訴冤。因此很難想像，如果沒有一套嚴厲的、主要是針對工人的規章制度，資本主義工廠如何可以運轉起來。

當然，為了確保生產的順利進行和工廠、員工的安全，在社會主義的工廠企業裏也必須有規章制度，只是必須改革或取消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尤其是必須改革只針對工人的、束縛工人們當家作主的監管制度。資本主義企業的那套規章制度，是用來強迫工人順從私人老闆、為私人老闆賣命的苛刻法規。這樣嚴格的法規在中國資本主義改革後的新工廠中充份地在執行中。在社會主義企業里紀律不應該是由外部強加於工人的，而是工人自覺地遵守企業生產經營所必須的規章制度。《鞍鋼憲法》的實質，就是要工人們當家作主，使工人們意識到，所有社會主義工廠企業，都不再是資本家用來牟取利潤的手段，而是成為給所有的工人們提供生活和福利的基礎。《鞍鋼憲法》從而激發工人內在的生產、革新的主動積極性和創造性，自覺地遵守各項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們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性，就會像孟泰、王崇倫、王進喜、郝建秀等勞動英模一樣地發揮出來，從而創造出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來。所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不是《鞍鋼憲法》的本質，而是《鞍鋼憲法》得到實行後所必然產生的結果。

「三結合」是在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上，由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群眾一起合作來推進。這一點與前兩點同樣是對工業企業的社會主義創新。在較早的資本主義工廠中，生產必須依靠技術工人。在產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工人們在技術研發上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他們還組織自己的數學研究協會，可以說那時還沒有工程師與工人之間的分工。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初之後，在福特制的現代化的生產方式下，資方刻意把工人手中的生產技術奪走。因此，在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大企業中，工人不參與任何有關技術的改革。任何的技術改革都完全操縱在企業主及其管理階層的手裡，比如福特汽車和通用汽車設立的技術研發中心都在遠離工廠的地方。泰勒主義就是故意把生產分隔成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兩部分，由資方完全控制腦力勞動部分。泰勒認為，這樣工人就會像一個木偶一樣，完全聽從資方的支配。但是作為人，就是不要被當作木偶，決不甘心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這就是為什麼泰勒主義從開始就是註定要失敗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就是要逐步消除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逐步廢除由腦力勞動者來指揮、控制體力勞動者的壓迫制度。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截然分開的社會，就會變成孟子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黑暗社會。

「三結合」的技術研發，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可以促進科技的發展和生產工具的改進。從表面看，好像所有的科學技術都是沒有階級性的，但是從本質上看卻正好相反，所有的技術都打下了階級的烙印，如福特研究的流水線操作技術就是專門為了對付工人的。要求工人參與技術的研究，就是要剔除那種專門對付工人的技術。此外，「三結合」還有更重要的意義，那就是要逐步消除工廠內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在工廠內如此，在社會中也是如此。一個理想的社會，必然是要求能夠促使人全面發展的、具有最大潛力的社會，必然要求使每個人都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一個理想的社會，決不容許一批專門用腦力的人來策劃、指使、壓迫被他們認為沒有腦子的、愚蠢的人。

很顯然，《鞍鋼憲法》的實施，必然會遭受持有資產階級偏見的人們的強烈抵制和反抗。因此，《鞍鋼憲法》首先要求社會主義企業的工人和幹部，努力提高政治覺悟，堅持政治掛帥和以階級鬥爭為綱。只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前提下，《鞍鋼憲法》才有可能得到推行；也只有遵照《鞍鋼憲法》的要求，不斷改革企業裏的不合理規章制度，逐漸取消生產指揮者與生產勞動者之間的區分，《鞍鋼憲法》才能夠得到切實的推行。《鞍鋼憲法》是毛主席領導的社會主義改革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毛主席領導的所有社會主義改革都是創新的，都是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嘗試過的，《鞍鋼憲法》也不例外，世界上從來沒有過任何國家的工廠做過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嘗試。因此，《鞍鋼憲法》和其它社會主義革命一樣，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目前資本主義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嚴重的、並且將會持續很久的危機。這次危機不僅是經濟上的，在美、歐、日國家內也正在經歷著政治的和社會的危機。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資本主義大國借「全球化」之名，加強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將它們的危機加速地轉嫁給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在這40年中，落後國家的人民受盡了一次次危機的襲擊和歷次危機帶來的苦難。落後國家的廣大人民進一步認識到，他們的苦難來自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本國統治階級的壓迫。他們看到中國革命成功後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在未來的幾十年中，世界將會經歷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決戰，在這個決戰過程中，落後國家的廣大勞動人民和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是取得社會主義勝利的主要力量。中國革命的歷史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包括《鞍鋼憲法》在內，都是革命者珍貴的寶藏，都將再度大放光輝。

附錄二：晚期帝國主義

1917年，列寧所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出版，至今已經103年之久。在這100年中，世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兩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革命。二次大戰後，許多殖民地在多年的戰鬥後，脫離了殖民統治，獲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但是獨立之後，這些國家卻又發現它們並沒有真正獲得政治上，或是經濟上的獨立。老式的殖民主義在歷史上消失，但是卻搖身一變，出現了新式的殖民主義。直到今天，我們所熟悉的在舊殖民時代人民所受到的各種痛苦和剝削，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變本加厲。

列寧在俄羅斯十月革命前夕出版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分析了，帝國主義是從壟斷金融資本取得統治地位時開始，發生了質的改變。因此，列寧是繼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開創性的著作後，為我們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理解，作出了重大貢獻。1917年的俄羅斯革命，和1949年的中國革命，證明了在帝國主義時代，被壓迫國家，受奴役的人民，確實能夠解放自己，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從而獲得經濟和政治的獨立及社會的發展。這兩個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也證明了革命理論以及由革命理論衍生出正確的革命策略的重要。

當列寧在103年前，寫到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壟斷，說明了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它的最高的、最成熟階段，也就是帝國主義。雖然，在100年前，資本主義就已經進入成熟階段，但是世界上的事物總是會不停的改變，我們是否可以說，在過去這100年中，已經達到成熟的資本主義仍然不斷地在發展？發展到更成熟，甚至達到了衰敗？ 因此，雖然今天的帝國主義跟列寧時代相比在本質上沒有改變，但是卻更成熟了、更衰敗了。這樣來看，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之後，是否可以分成不同的「期」，像前期、中期和晚期？如果可以的話，我們是否可以說今天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最高階段的晚期？這個晚期應該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到今天已經有40年的時光，也就是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時代」的40年。是否能夠這樣分，我們可以仔細研究，但是我們應該可以同意在不同的「期」裡，資本主義的本質雖然沒有改變，但是帝國主義有了新的形式和新的策略，原因是帝國主義在長期的發展中，資本積累不斷地發生困難，在困難中資產階級和代表資產階級的國家，必須不斷地策劃出新的資本積累的策略。把帝國主義分成不同的「期」來討論，完全沒有意思要否定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只是要說明列寧之後的這100年中，帝國主義仍然不斷地繼續發展，不斷地更成熟和進一步走向衰敗。帝國主義在不斷地成熟和衰敗的過程中，壟斷資本不斷增添征服世界的新策略，所以雖然帝國主義的本質沒有改變，但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的帝國主義與過去相比較，有了新的內容。我認為瞭解這些新的內容，會幫助我們為反對晚期帝國主義找出新的對策。

七十年代的後半，資本主義陷入了自三十年代經濟大恐慌之後最嚴重的危機，這時世界性的資本積累發生問題。可以說七十年代時，晚期資本主義開始，到了八十年代帝國主義國家為了挽救資本主義的危機，推出了一系列有利於它們國家壟斷資本擴張的政策，其中包括我們熟悉的「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這一套政策的背後策略是由帝國主義國家進一步協助它們的壟斷資本在世界各地擴張。40年來新自由主義發展的結果，證明了這一套策略對壟斷資本極為有利，但是同時卻給世界上的勞動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自八十年代以來，從短期來看，暫時延緩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但是到了21世紀初的2008年，大規模觸及全世界的危機發生了。那次的危機幾乎搞垮了整個資本主義經濟。我認為過去的40年直到現在應該是屬於帝國主義的晚期。那麼在這40年中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有些什麼變化？有些什麼新的特徵？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出版後，許多前殖民地爭取並贏得獨立，獨立之後，它們才發現事實上，並沒有獲得政治或經濟的自主權，來發展可以滿足人民需要的經濟。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是不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交戰，二戰結束後，所有的戰爭，從韓戰、越戰還有美國一系列或公開的，或隱蔽的，對其它國家的軍事侵略和政治與經濟的干涉，以及美國對阿富汗、伊拉克武力入侵後持續將近20年的統治，都是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暴行。更過分的是，二戰後許多取得獨立的國家，依然內戰不斷，原因多半是在過去的殖民時代所造成的許多階級和族群之間的矛盾，和當前各個帝國主義國家根據本身的利益，對它們不斷地干涉所導致。戰亂與災荒使得世界各地大量的人口無法過安定的生活，他們遠離家鄉，創造了近代史上最巨大的難民危機。

1976年，我們目睹了中國轉向資本主義的改革和對外開放，一步步被整合進世界資本主義的體制內。1991年，蘇聯在35年的修正主義之後，全盤瓦解，東歐國家經濟相繼破產。其它發展中國家，即使老的殖民結構逐漸消逝，但是人民遭受的痛苦和剝削，仍舊持續不斷，甚至更為強烈。過去一百年，資本主義不斷經歷了更大規模和更深刻的危機。

當我們研究晚期帝國主義，焦點應該置於何處？怎樣的探討可以有助於我們瞭解晚期帝國主義與世界各國人民在過去40年的處境，和今後世界人民策劃反抗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是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嗎？中國與其它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之間的對抗，會如何展現呢？我們是否應該將主要的關切放在帝國主義之間的相互的對抗關係中？

即便中國與其它帝國主義間的關係是個重要的論題，我卻不認為是今天我們討論帝國主義的重心，也不是本文的焦點，本文主要關心的是要瞭解晚期帝國主義的發展，因為正確理解目前的帝國主義，才能使中國和全世界人民分析出對抗帝國主義的策略。設定正確的反帝途徑和策略，才能將帝國主義消滅。

爭取世界人民的自由和解放是研究帝國主義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有關帝國主義的分析一定不能限於帝國與帝國之間的關係，或者只限於帝國和發展落後國家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們的目標是推翻帝國主義使得世界人民得到解放，可以過著免受剝削、免受壓迫的生活，那麼，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每個國家內部的階級關係。

毛主席在領導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時，就主張要對中國的階級作出清晰的分析，得出在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最主要的力量來自哪裡，也要分析出在這場反帝的鬥爭中，誰是人民的朋友？誰是人民的敵人？

進一步瞭解晚期帝國主義，我們需要瞭解晚期帝國主義跟前期或中期的帝國主義有哪些顯著的不同，這篇附錄就是要將晚期帝國主義這些顯著的特點，分成幾點來說明：

晚期帝國主義的第一個特點：壟斷跨國資本擴張到世界每一個角落，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七十年代中期後，資本主義經濟成長率下降，資本積累停滯，資本主義體系的矛盾變得更為明顯。1980年, 美國總統雷根和英國首相柴契爾為了挽救資本，合力促成各大帝國之間的合作，以便使資本可以順利向全世界擴張，藉此來緩解資本積累的危機，這就是現今惡名昭彰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帝國主義國家執行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全球化、自由化（liberalization，或取消管制de-regulation）和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經濟與政治政策，這一系列政策就是由帝國主義國家協助世界壟斷資本對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施加壓力來迫使這些國家消除一切對資本的限制。戰後初年，許多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因爲寄望於發展更為獨立的經濟，抗拒外來資本和其它經濟勢力的侵入，實行了一些抵制外來的經濟壓力的政策，其中包括，限制外來投資、外來貸款，和另外一些保護它們自己國家資本的政策，其中包括將本國的一些重要產業（像交通運輸、通訊、能源等企業）國有化，以便抵制外資收買。到了帝國主義晚期，國際壟斷資本在帝國的保護下，來勢兇猛（到了八十年代初，這些國家受了它們所欠的外債壓力，下面會加以說明）它們無法繼續抗拒國際壟斷資本一系列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晚期帝國主義時代，取消管制給跨國壟斷資本更多的自由，像取消對資本跨國界投資的管制，取消要求跨國資本保護勞工的條例，放寬對資本要求保護環境的措施等等，因此，到了帝國主義的晚期，壟斷資本可以隨意擴張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壟斷資本擴張和滲透的程度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期。今天世界的壟斷資本不但有權決定什麼東西在哪裡生產，而且這些跨國公司策劃了一個複雜的彼此互相關聯的系統來將生產細分成很多步驟，把每一個步驟設置在生產成本最低的產地，分佈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這樣的分工就把高耗能、高污染的生產，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落後國家。

為了爭取跨國的投資，落後國家之間彼此競爭，給投資者提供最優惠的條件。這些國家的政府盡量提高工人的教育和技能訓練以便增加工人的生產效率，它們也盡量作基礎建設的投資以便降低運輸成本，互相競爭以便給外來資本提供稅收上的優待和放寬環境污染的管制。除此之外，這些政府還嚴格限制工人組織工會，以便能夠壓低工資。所有這些政策都為了爭取更多的外來投資。

二次大戰後，五十年代開始的「綠色革命」最初只是在墨西哥和印度作初步的實驗，但此後由帝國主義國家所主導的「綠色革命」導致人類幾千年來食物的生產與交換傳統的最後終結。「綠色革命」就是將農業生產工業化。到了八十年代，帝國主義國家的大型農業企業的壟斷資本，把新的農業生產方式，一步步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擴張到資本主義尚不發達的國家。在這個擴張的過程中，世界的大型農業企業公司（Agri-businesses）一步步控制了全世界農業的生產，這些大型農業企業公司，一方面控制了世界各國的農業生產資料（包括種子，化肥，殺蟲劑，除莠劑，飼養動物的飼料，農耕機器等），另一方面，它們控制了世界重要穀類的交易，把食物的生產大規模商品化。更有甚者，大型食品飲料壟斷公司（包括可口可樂、百事可樂、雀巢食品公司等等）改變了長久以來，人類的飲食習慣，這些公司在全世界強力推銷它們的各種加工食品（processed food）和飲料，這些食品中有各種對人健康有害的成份，像過多的糖、鹽、脂肪、防腐劑及人工染色劑等等，引起人的各種新疾病，像過份肥胖症、高血脂和糖尿病等，在一些發展中的貧窮國家，像墨西哥，連許多未成年的兒童都患上了糖尿病。這裡介紹並且非常推薦一部紐約時報推出的短片，這影片說明雀巢這個大型食品公司如何深入巴西的窮鄉僻壤來推銷它的加工食品。 [20]

二次大戰結束時，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總合起來是穀類的淨進口國，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是穀類的淨出口國。但是到了八十年代，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在糧食上已經無法自給自足，必須依靠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二次大戰後，美國用「美援」的方法來解決它自己的農業生產過剩問題。美國用它「剩餘」的小麥作為對貧窮國家的「援助」，韓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從1956年到1979年韓國接受了8億美元的「美援」，其中以小麥為主，這樣的「美援」導致韓國的小麥種植面積從四十年代的58萬英畝，下降到1968年的不到4萬英畝。韓國農民本來生產足夠自己人民吃的小麥，但是今天韓國的小麥生產可以說全軍覆滅。另外，有許多從來不吃麵粉的國家的人民，因為「美援」的小麥，都從吃米和吃雜糧改變成吃麵粉，「美援」停止後，這些國家就變成了美國小麥出口的最好顧客。 [21]  而今天世界小麥的價格與一些其它糧食相比，超過一倍。美國除了用「美援」來解決它的糧食生產過剩問題之外，八十年代之後，美國更為解決它的糧食過剩問題，用各種壓力通過《世界貿易組織》和各種的「自由貿易協定」來強迫別的國家進口它的糧食，特別是對與美國貿易在製造業上出超的國家（或地區，像韓國、台灣和今天的中國大陸）施加壓力，強力迫使它們進口美國的小麥和其它糧食。

在帝國主義晚期的今天，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的農業生產經歷了質的改變，導致這些國家的農業生產進一步依賴農業生產資料的進口。一個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的農民即使擁有一小塊土地，也無法生產足夠的糧食讓家人吃飽肚子。因為農業生產的改變，農民如果沒有足夠的現金，就無法購買他們種植所需的種子和肥料。另外，因為貿易的自由化，落後國家被強迫降低糧食進口關稅，並且被迫降低或取消政府對農業生產的補貼，落後國家的小農不但無法與廉價的進口糧食在市場上競爭，就連種點糧食給自己吃都不可能。幾千年來，墨西哥生產世界上品質最好的玉米，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就被美國透過政府補貼的進口玉米頂替而絕種了。 [22] 很多小農不得不離開土地，到城市的貧民區勉強掙一口飯吃，也有很多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的農民不得不為了生存，冒著生命危險，移民到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以最低的價格出賣他們的勞動力，他們忍受著各種欺辱，以便能夠靠出賣勞力，掙一點錢回去養活他們的親人。落後國家農業的破產給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就跟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廉價進口勞動密集的產品一樣，為壟斷資本進一步壓低工資，增加資本積累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這些年來，韓國農民的艱苦在2003年世界貿易組織在坎昆（Cancun）開會時，暴露於世，開會時韓國代表 Lee Kyung Hae 當眾刺胸自殺。Lee是一個農民，也曾經是韓國國會的議員。他在自殺前發給大家一份報告，報告中說，「在不受管制的大型跨國企業和少數《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的主導下，《世界貿易組織》執行一套對人非常不利的全球化政策。這套政策缺少人性，摧殘自然環境，而且沒有民主。」 [23]  韓國的反帝運動和菲律賓一樣，他們的反帝運動是和反官僚、反腐敗和反專制運動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很有力量。2005年，《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在香港開會時，各個國家都有反《世界貿易組織》的人參加遊行，韓國的抗議遊行隊伍，每走幾步，就跪下來，然後站起來繼續向前走，他們所表示的誠心很是感人。

晚期帝國主義的第二個特點：壟斷資本與知識財產權的保護

到了晚期帝國主義，有一件極不公平的事，那就是一方面國際壟斷資本要求所有國家的政府都取消一切對（外來和本地）資本的管制，但同時，同樣的國家機器卻必須允許國際壟斷資本加緊它對所有財產權的保護，其中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資本大幅加強了它對「知識財產權」的保護。雖然早在19世紀，資本就設立了對它所發明的技術的專利權，1883年，11個國家在巴黎簽訂了有關設立專利權保護程序的協議，這個協定規定，每個國家有權設定它授予專利的條件，但是任何國家都不能要求別的國家遵守它的專利權。如果兩個國家同意，它們可以達成協議來彼此保護對方的專利權。因此這樣的協定並不強制別的國家遵守另外一國的專利權。 [24]  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對保護知識財產權的制定發生很大的變化。1967年，國際知識財產權組織（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成立 ，到2013年時，有175個國家參加。但是美國一直不認為這個機構對保護知識財產有足夠的強制執行能力，美國主張將知識財產權的保護移到國際貿易組織內，這樣美國就可以通過貿易的制裁，強迫別的國家尊重美國公司的知識財產權。在此之後，其它的帝國主義國家也同意，1989年時，在《關稅貿易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中，「與貿易相關的知識財產權」被移到《關稅貿易總協定》中，當《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後，「與貿易相關的知識財產權」就變成《世界貿易組織》的一部份。從此，世界壟斷資本靠著帝國主義國家的協助，用它作為征服世界的武器。

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開始，保護知識財產權的法律在美國經過了非常大的變化。 1980年，通用電力公司（General Electric, GE）的一個研究員發現了一種可以吃石油的微生物，這個微生物給了GE帶來未來賺錢的潛力，因為如果有一天載運石油的船發生意外，把石油流散到海洋中，這種吃石油的微生物就可幫助清理。因此，GE就去美國授予專利權的機構（US Patent Office）申請專利，但是GE的申請被否決了，原因是到那時為止，美國的專利只能授予「發明」（invention），但是這個微生物不是一種「發明」而是一種「發現」（discovery）。GE 被否決之後，它就把授予專利權的機構告到法院，這場官司一直打到美國最高法院，最後GE獲勝。GE的例子對美國授予專利權產生了極大的改變，一個是GE獲得專利權不是因為發明了什麼東西，而是發現了這個微生物，另一個改變是活的、有生命的東西也可以申請到專利，成為私有財產。繼GE的微生物獲得專利後，哈佛大學腫瘤研究者發現了一種特別的老鼠，這種老鼠有特別的基因，使得它對治療腫瘤的藥物與其它的老鼠有不同的反應。有GE獲得微生物專利權的前例，哈佛也就獲取到這種老鼠的專利權，此後，任何使用「哈佛老鼠」作治療腫瘤的研究實驗的人或是機構，都得付專利費給哈佛大學。從此之後，不但是有生命的動物或植物可以經由獲得專利變為私有財產，而且，跨國壟斷公司使用高科技，將有生命的植物和動物作基因改造，也可以把改造基因後的植物和動物用專利權變爲私人財產。這樣有關專利權的發展，就成了《世界貿易組織》制定「與貿易相關的知識財產權」的基礎。

壟斷資本利用寫在「與貿易相關的知識財產權」的條列來竊取屬於公眾所有的東西變為私有，用來作為牟利的商品。一個例子就是大型食品公司把幾千年來世界各地農民培育出來的種子稍加基因改造，就變成屬於它們私有的基改種子。也就是說壟斷資本竊奪勞動人民長久所積累下來的耕耘知識，把他們培育出來的優良種子據爲己有。譬如，上世紀末，孟山都把玉米的種子基因改造成可以抵抗它自己製造的除莠劑（商業名為Roundup），Roundup的主要化學成份是對人身體極為有害的草甘膦。孟山都把轉基因的種子從玉米，擴展到大豆、棉花、油菜籽油、洋芋、木瓜等。孟山都先把改造過基因的種子在美國推廣，再銷售到其它農業生產的大國，包括巴西、阿根廷、中國和印度。 [25]  孟山都最早是個生產化學藥品的公司，越南戰爭時，美國政府向它購買了銷毀樹林和其它植物的橙劑（Agent Orange），美國用飛機把橙劑撒滿在戰地上，將植物殺死使得解放士兵沒有可以躲避的地方。直到今天越南的許多土地還是極度的污染，無法種植任何穀物。在越南為美國打仗的許多士兵也因中了橙劑中的二惡英或稱戴歐辛（dioxins）的毒引生疾病。這些退役軍人聯合起來向七家生產橙劑的化學藥品公司起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孟山都。1984年這七家些公司總共賠款1億8千萬美元。孟山都這些年來在法庭上不停的對農民興訟，它控告農民保留了轉基因種子種出來下一代的種子。孟山都也被許多因使用Roundup 除莠劑中毒的人控告。 2008年德國公司貝爾（Bayer）收買了孟山都，貝爾是個名譽不錯的有156年歷史的老公司，在和孟山都合併後，概括承受了孟山都極多的被告案件。 [26]  

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中最有名的就是將原來的玉米和大豆的種子經過基因改造後，種植出來的玉米和大豆不怕孟山都的除莠劑（Round Up），因此在種植的過程中可以大量使用Round Up 殺死雜草，省去清除雜草的很多人工。這樣雖然孟山都一方面可以出售轉基因種子，但是長期用大量的除莠劑後，雜草產生抵抗力，變得又粗又大，更難處理。另一方面Round Up的毒性很厲害，對耕種的農民造成身體上的傷害，近年來因Round Up 中毒向孟山都提告的案子非常多。另外，還有一種棉花的轉基因種子叫Bt 棉花，這種棉花種子可以殺死一種吃棉花葉子的肉蟲，因此，可以減少用除莠劑。最初在印度使用這個轉基因的種子，後來在中國也用，根據2006年的一個報告，中國棉花農民在用了這個種子7年之後，發現它雖然對防止肉蟲有用但是對其它害蟲卻沒有用，因此還是得噴灑殺蟲劑增加了農民的成本。 [27]

大型跨國農業企業除了靠《知識財產權》來保護它們的轉基因種子外，一些出售農業機械的企業，也靠《知識財產權》來控制它們的農業機械。現今農民花很多錢買一部農機，但是這些大公司卻控制著操縱農機的軟體，過去如果農機發生故障，農民可以自己修理，或是找會修理農機的人幫忙，但是今天這些農民卻失去修理農機的權，農機壞了，出售農機的公司不給農民軟體，農民就不能自己修理，得又花很多錢找專門代理公司來修理。美國的農民爭取他們有修理他們的農機權已經有10年的歷史，原因就是壟斷農機公司，不給買農機的農人修理農機必須要用的軟件。就像今天的修理汽車一樣，沒有軟件就無法修理。今年三月就有一位農民向農機公司約翰迪爾（John Deere）提告的事件，這位農民花了80萬元買了一部John Deere的農機，但是農機壞了John Deere卻不給他修理所需要的軟件，如果要修理就得請John Deere的代理公司，修理起來又是一大筆開支。看來這一類的官司以後會是沒完沒了。 [28]

孟山都積極地向世界各地推銷改基因的種子，很可能導致有一天世界上的農業生產從多種種子的種植，變成單一種子的種植，而這唯一的種子就控制在孟山都的手中。如果真的到那天，世界上的種植只靠孟山都所控制的單一的種子，那時孟山都的權力有多大？而且，當農業種植發生問題時（像發生病蟲害），災害將無法限制在某些地區，而是影響到整個世界的農業生產。除了將種子做基因改造，大型藥品跨國公司派人到許多國家去收集古傳的藥材，經過同樣程序，變成它們的私有財產。大型跨國公司聘請了知識財產權的專家利用它來保護它們的利潤，創造出一大批靠「保護」知識財產權的高薪律師。事實上，《世界貿易組織》的「與貿易相關的知識財產權」條例就是由這些律師寫成的。1997年，我參加了在溫哥華舉行的反帝鬥爭大會，那次反帝的目標就是針對《世界貿易組織》。我們這個團體在《世界貿易組織》開會前早到兩天，反帝活動的組織者告訴我們，一個專門服務於大型企業的律師團正在撰寫和修改當時在《世界貿易組織》內的有關知識財產權的條例，以備在世界貿易組織開會時，把修改過的「與貿易相關的知識財產權」條例由他們的政府寫進《世界貿易組織》中。在這個時代，大型跨國公司非常依賴這些專門研究知識財產權法的律師，壟斷資本靠他們來撰寫、解釋和辯護知識財產權的各個條例，靠他們代表公司來起訴，來保護公司的超額利潤。知識財產權的保護，除了農業生產的種子和製藥公司的藥的發明或改進，更包括高科技電子計算機的運作程序，甚至包括外科手術上一些程序的專有權。

到了晚期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對知識財產權的保護起了質的改變。19世紀時，甚至到了二次世紀大戰結束時，美國農業技術的研究主要是由美國政府主導的，那時每個州都有州立大學專門致力於農業技術的研究，它們研究的成果對美國農業的發展有極大的貢獻。除了農業之外，美國聯邦政府也大力支持有關醫療技術的發展，包括疾病的預防和新藥品的發明，因為新的醫療技術和藥品在研究階段要花大量的經費，但是研發成功，藥品的生產只要用極少的成本就可以大量生產，廉價供給大眾。但是所有這些，到了晚期帝國主義都改變了，今天所有的技術，像農業技術、醫療技術、高科技電子技術都完全控制在壟斷企業的手中。這些大型企業用頒發研究經費的方法收買了有名大學的研究室，私立或公立的大學都靠著這些經費來買器材和僱請研究人員，那麼研究出來的成果就屬於某大製藥公司、食品公司或其它高科技公司。這些公司就可以通過知識財產權來控制它的新技術。目前各大藥材公司在競爭兩種藥的發明，那就是醫治癌症的藥，和醫治老年癡呆症的藥，這時哪個公司對這兩種病有任何小小的研究成果，它的股票價格就會大漲，如果在研究的過程中，遇到任何挫折，升上去的股票又會大跌。於是就有知道內幕消息的人從中獲利，但是這些人又會被控告。大家告來告去，給律師製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為了取得暴利，各大藥廠之間激烈地競爭，一個藥廠的研究員絕對不可能把他研究的一點成果，或者失敗的經驗與別的公司的研究員分享，以便大家一起把技術向前推進。有一本書：「誰控制了我們的未來？」（英文是Owning the Future），作者是斯德舒曼（Seth Shulman）。 [29]  根據書中的資料，用貨幣數額來計算，今天知識財產權所控制的財產額已經超過了真實的財產額（像生產工具、土地、礦山等等），而且少數公司對知識財產權的壟斷程度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

一方面，跨國壟斷資本將原本屬於公有的東西據為私家佔有，並且用法律進一步加緊控制它所佔有的東西，但是，另一方面，在「取消管制」的政策下，人民失去了保護他們生活所依賴的自然環境的權力。資本把在生產中所造成的污染物丟到屬於大眾所有的空氣、土地、河川和海洋中，結果是因此所產生的嚴重污染，造成全球氣候的變化，使得世界上很多本來人居住的地方，和他們從事生產的地方變成了荒地、死河和死海。資本為了謀求利潤，剝奪了人生活的空間和人生產所需的自然資料。

晚期帝國主義的第三個特點：壟斷資本控制下的新國際分工

國際壟斷資本在對它最有利的條件下，將世界的生產重新分工，也將世界商品的銷售重新安排。以謀取最高利潤爲準則，來決定生產什麼和在哪裏生產，在哪裡銷售。我們比較熟悉的是製造業的分工，跨國公司把勞動密集的製造業，像紡織、成衣、製鞋等，以及能源消耗最高和最污染的生產，像粗鋼、電子等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移到資本主義發展尚落後的國家。除了製造業的分工，壟斷資本也將農業生產按照對它最有利的情況加以分工。雖然在殖民時代，處於熱帶和亞熱帶的殖民地就生產大量的農作物，像蔗糖、咖啡、熱帶水果（鳳梨、芒果、香蕉等）供給殖民者國家中收入較高的家庭消費，但是今天在農業生產上的分工有了質的改變。這樣的分工更進一步把資本主義尚不發達的國家的農業產品商品化，剝奪了這些國家的人民用他們的勞動力、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來生產供自己消費的產品的權利。

新的農業生分工開始於七十年代，應該可以追朔到六十年代時美國的農業工人運動。1965年美國農民組織成農業工人工會（United Farm Workers），開始提高了農業工人的工資，於是美國許多需要較多人工的農產品就移到墨西哥生產，結果許多墨西哥生產的蔬菜和水果，墨西哥人自己却吃不到，蔬果的價格因為出口到美國而提高，只有中等收入以上的人才買得起。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劃和協助下，1973年時，智利的大獨裁者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用軍事政變奪取了智利民主普選選出的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總統的政權。在「全球化」中，皮諾切特趕在最前面，積極參與了農業生產的世界分工，大規模種植專門為出口的水果，在水果種植園中，農業工人因為承受了大量的殺蟲劑而生病。另外，智利有很長的海岸線，長久以來，智利人很多都以捕魚維生，海產也曾經是當地人民食物中蛋白質最主要的來源，有名的貓糧公司普瑞納（Purina Cat Food Company）在智利設立了分公司，用智利的魚生產專門為了出口的貓食。另有一家世界知名的法國皇家（Royal Canin）寵物食品公司，這家公司 70% 的生產都在法國之外，2000年，它在印度設了新廠。在印度這個滿布飢餓、營養不良人群的國家，除了拿糧食和肉類製造寵物食品之外，也不斷輸出黃豆給歐洲國家作動物飼料。另外，巴西的貧窮人家的兒童普遍營養不良，但巴西卻是世界最大的黃豆出口國。巴西出口的大豆都是被用作餵牲口的飼料。

一方面，發展中國家變得愈來愈依賴從更大的糧食生產國進口糧食，另一方面，許多發展中國家將它們自己的土地、水和其它的自然資源，以及更多的勞動力去生產蜂蜜、雞、魚、蝦、動物飼料、寵物食品、水果、蔬菜、花生以供出口。全球壟斷資本把曾經自給自足的農民、漁夫，變成出口商品的生產者。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結果迫使曾經是積極生產者的數千萬，甚至上億的人民放棄了他們原有的生活方式，被迫接受各種出口工作的微薄工資，憑這點工資，他們無法購買自己生產的食物，更不用說其它的生活必需品。貧窮國家豐富的資源，原本是用來生產糧食和人民生活所需的物品，如今卻大規模地被轉向生產在世界市場上出售的商品。我們可以想像今天世界上有這麼一個大的食物市場，市場裡有最上等的牛排、最新鮮的蔬菜和水果、各種精緻的甜點、奶酪、堅果等美食，甚至家裡擺設的鮮花（哥倫比亞除了出口咖啡外，也出口大量的鮮花），其次就是各種糧食，其中包括飼養雞、羊、豬、牛的飼料，和餵家裡寵物的貓食和狗食。在這個供給極為豐富的食物市場，人可以隨便將各種食物放進自己的菜筐子裡。但是要能拿著東西出去，必須在門口用現金或信用卡付帳。沒錢付帳的人只可以在市場裡轉，但是什麼也拿不走。發展中國家的窮人為了生存所需要的基本食物，要和富裕國家的貓、狗、豬、牛競爭。

帝國主義利用經濟發展落後國家之間的互相競爭，給壟斷資本提供最優厚的條件，這些國家壓低了它們國家工人的工資、取消了工人的福利、阻止工人組織工會、政府頒布對環境最寬鬆的保護條例，以便吸引外來投資和增加出口。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的統治階級在與國際壟斷資本的合作中，獲取到優厚的報償。這一點跟前期的或中期的帝國主義有很大的差別。之前，半殖民國家裡的資產階級（往往被稱為民族資產階級）受到外來強大資本的擠壓，得不到發展，因此，他們會對帝國主義有所不滿，因此有反帝的可能，在民族解放戰爭中，他們可以成為聯合統一戰線的一部份。但是他們知道因為社會主義革命最終要消滅他們，因此，他們不可能成為無產階級的盟友。在今天晚期帝國主義時代，國際壟斷資本給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發展空間和充裕的資本積累機會。這就是為什麼今天許多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統治階級）可以成為國際排行榜上的大富豪。這些富豪只會盡他們的所能來維護帝國主義，他們完全沒有任何可能要和無產階級站在一起反對帝國主義。

通過新的世界分工，壟斷資本改變了帝國主義國內的階級關係。壟斷資本用它隨時可以將生產移到國外作為要脅，迫使發達國家的工人作各種退讓。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工人面對著隨時可能被解僱的威脅，放棄了二次大戰後，幾十年中，通過工會所爭取到的工資增長和福利的增加。因此，從1980年開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工人的（實質）工資停止增加，工人曾享有的福利如果不是不斷地下降，就是被完全取消。可以說，在二次大戰後，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經過不斷地與資本抗爭而得到的「和平相處」的契約，在帝國主義的晚期，資方通過生產外移，把它撕毀了。在資方的壓力下，工會同意將工人分成幾個梯層，像在汽車廠裡，資方不斷地壓低新雇的工人的工資和減少他們的福利。另外，在一些零售、飲食等服務業工作的人，僅僅能掙到最低工資，而且沒有任何福利，就連生病請假也會被扣除工資。這些工人即使每週工作40小時，甚至在40小時之上再加班，或者同時作兩份工作，也難以維生，更不要說養家。特別是在住房緊張的許多大城市裡，每個月必需的生活費用不斷地增加，生活越來越難維持，如果再遇到生病或是失業，就只能靠借債。近些年來，美國家庭的信用卡債和買車借的債都不斷地增加，再加上很多人讀書時，為了付學費所欠下的學貸；最近兩年來人們因為生病而欠下的醫藥債也不停的上升。

除此之外，在帝國主義主導的全球化下，壟斷資本更進一步滲透到原屬於政府管轄的一些一般稱為公共事業的領域，像交通，運輸、水電、教育、公共衛生等等都被私有化，把原來由國家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務變成可以販賣的商品。上面已經提過跨國農業企業公司藉助新的強化了的知識財產權法，透過它們的基因工程，壟斷了好多全世界重要的植物種籽。

除了製造業和農業生產，服務業的生產（在可能的範圍內）也已經全球化。《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服務貿易總協定最終在1995年1月1日生效。雖然，這個協定在理論上承認每一個國家有權決定要開放哪一個服務業部門，但實際上，每一個國家，在WTO和區域貿易協定以及各種雙邊多、邊貿易協定的壓力下，被迫將服務業部門不斷開放。一個國家，一旦開放了某一個服務業的部門，就必須採用國民待遇的規則對待所有外國企業。這意味著，它對本國企業的協助不可以凌駕外國公司之上。所謂服務業的項目非常廣，包括：商業服務（像法律、會計、稅務、工程、計算機、房地產、廣告、銷售、保安、保險、包裝、攝影等等），通訊，建築，批發與零售，教育（從小學到大學），環境保護，金融（銀行和證券），醫療，旅遊，娛樂，和交通（飛機、鐵路、和公路）。這些項目中間有很多都已經全球化了。其中， 最重要的是金融、教育、娛樂、通訊和物流。 [30]  服務業的全球化意味著跨國壟斷資本將一步步佔據這些大大小小的服務業。

在「全球化」時代的帝國，必須為它們的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創造最有利的條件。跨國公司利用各國工人之間彼此的競爭，以最低工資雇用有最適當教育和技藝的勞工。跨國公司並且享有低的公司所得稅，和現代基礎設施，寬鬆的勞動法規，以及無限制地將利潤匯回國的種種優惠。同時，跨國公司還可以無限制地將它們製造的垃圾棄置在生產地。現階段帝國主義的貿易與投資制度加上美元霸權，對國際化的生產和積累極為方便。發展中國家為了經濟的成長，必須維持出口不斷上升，因此，當他們從貿易的剩餘，收到愈來愈多的美元時，為了避免自己的貨幣升值，只好不用美元來换取本國貨幣。而被迫將美元（或購買美國政府的債券）存入本國的中央銀行。這些國家持有美國政府債券所得的利息很低，償還外國的投資報酬率卻極高，這就是另加一層的剝削。在全球壟斷資本控制下，幾乎將所有世界上生產活動都國際化，是這跨國資本積累新策略的基礎。而這個全世界生產活動的整併過程，如果沒有美元的霸權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崩潰，再加上中國投身與全球壟斷資本的合作，是不可能成功的。這個資本積累的新策略已經證明對全球壟斷資本極為有利，對發展中國家和包括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和農民在內的全世界工人、農民卻極端有害。

晚期帝國主義的第四個特點：國際金融組織和貿易協定在晚期帝國主義的功能有了質的改變

1944年時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美國就帶頭重新整頓戰後新的經濟次序。在其它帝國的合作下，成立了兩個國際金融組織和達成一個貿易協定。這裡所說的金融組織就是：1944 年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國際重建與發展銀行》，簡稱世界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World Bank）。1947年，經各帝國的同意，又在它們之間簽訂了《關稅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這兩個金融組織和一個國際的貿易協定是爲了避免再次發生二戰前經濟大恐慌時，各大帝國之間的惡性競爭。國際貨幣基金穩定了各國的貨幣，世界銀行為戰後經濟發展貸款，關稅貿易總協定則大幅降低了各國的進口稅率。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是世界資本主義到那時為止最嚴重的危機，每個資本主義大國都無法解決自己國家與生產相比較需求不足的嚴重矛盾。像美國糧食生產大量過剩，一方面糧倉裡的糧食堆積如山，另一方面人民卻吃不飽飯，只能在街上討一碗稀湯。 [31]  生產豬肉的農人把豬仔養大賣不出去，乾脆就先把豬仔給殺了埋起來。牛奶賣不出去就倒在水溝裡。為了解決這樣的矛盾，每個資本主義大國都想用出口來解決自己的生產過剩，和因生產過剩引起的失業問題。於是，由美國領先，一方面提高進口關稅，另一方面，將自己的貨幣貶值。1930年胡佛當政時，通過Smoot-Hawley Act來提高進口關稅，隨後，二十五個國家也都提高了它們的進口關稅。各國相競爭提高進口稅和將貨幣貶值導致匯率不穩定，因此，國際貿易在1929年至1934年間，下降66%，貿易大幅下降，把已經衰退的經濟帶入更嚴峻的危機。二戰結束後，國際貨幣基金和關稅貿易協定，降低了各國的關稅，穩定了各國之間的匯率，促進了國際貿易，世界的商品流通順暢，對戰後經濟復蘇有很大貢獻。

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成立時，隸屬在聯合國的社會和經濟委員會（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之下。1944年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的目的就是將各國貨幣之間的匯率固定下來，作法是將美元與黃金維持一定的比例，每一英啢黃金訂價爲35美元，然後每個國家的貨幣都與黃金掛鉤，這樣就定下了各國貨幣間的匯率，匯率一旦固定下來，除了有特殊原因不得更改。大戰結束後，美國儲存了全世界70%的黃金，美國承諾所有持有美元國家的中央銀行都可以用35美元換取一英啢黃金，從那時起美元就取代了長久以來黃金（或其它稀有金屬）作為國與國之間的交易媒介。到了六十年代底，美國經過了二十幾年的國際收支不平衡，它每年的進口，加上它對外（歐洲、日本和世界各地）的投資，再加上它龐大的軍事開支，超過了它出口所賺取的外匯。美國經濟入超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它戰後所存有的黃金陸陸續續被在國外的美元兌換成黃金，到六十年代底，美國已經無法繼續它的美元換黃金的承諾。1971年8月。美國尼克森總統宣佈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從此之後，美元就成了沒有黃金支持的紙幣。到了今天，聯合國對《國際貨幣基金》完全沒有權過問。參加基金的每個國家根據它們國家的經濟實力被分配一定的投票權，美國的投票權約佔總投票權的17%左右，每件重要事情的決定，需要有85%的票數才能通過，因此，在《國際貨幣基金》決定事情時只有美國掌有否決權。

到今天，美元不但繼續是國與國之間交易的媒介，而且繼續作為所有國家中央銀行的外匯貯存，同時美元也作為所有國際商品的價格單位。即美元是所有國與國之間交換的每樣商品的定價的單位。美元在國際貨幣基金成立到1971年，再到1971年之後，一方面是美國聯邦儲蓄銀行印刷出來的紙鈔，另一方面，卻被所有國家當成它們在國際交易上所用的媒介，和每個國家中央銀行的外匯貯備。美元雖然只是美國的紙鈔，但卻變成了國際通用的世界貨幣，這樣的發展有極為重大的和深遠的意義。因此，美元在晚期帝國主義發揮了非常獨特的功能，有非常深遠的意義。對這一點，下面會作進一步的說明。

在美國帝國之前，殖民時代的帝國，像大英帝國、西班牙帝國，在極盛的時期都握有大量的貴重金屬（像黃金和白銀等）。這些貴重金屬一部份是靠在貿易交易上換取來的，另外的則是靠搶劫來的，如18世紀和19世紀西班牙等國到南美洲搶劫來的黃金和白銀。

現在先要說明的是：在八十年代，帝國主義進入晚期後，這兩個國際金融組織和一個貿易協定承擔起了協助國際壟斷資本在全世界擴張的作用。 [32]

《國際貨幣基金》成立後，它維持了世界各國貨幣交換的匯率，匯率一旦訂了下來，除非一個國家在國際收支上長期不得平衡，就固定不變。在一個國家發生結構性的外匯收支不平衡時，基金允許它將自己的貨幣貶值。在一個國家外匯短缺時，可以向《國際貨幣基金》申請貸款，但是在向基金貸款時，就必須接受基金的貸款條件。除了需要付利息之外，接受貸款的國家還要接受基金提出的其它條件，條件之一就是要這個國家縮緊財政支出，另一個條件是必須一方面增加出口，另一方面降低進口來減少在外匯上的需要。這樣的條件就使得《國際貨幣基金》可以用貸款來干涉欠債國家的內政。在七十年代之後，更多的落後國家靠向基金借債來補外匯的不足，這也就使《國際貨幣基金》可以債權者的身份來操縱借債國的內政。到了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開始，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外債開始累積後，基金對這些欠債國更是掌有生殺大權。

1980年初，拉美國家經歷了危及它們生存的外債危機，外債的起源是因為1970年石油出口國家聯合將石油減產來提高石油的價格。它們控制了市場供給而導致國際石油價格上升，大量的美元流入石油出口國家。這些國家把它們收入的美元存進美國和日本及德國的跨國銀行。此時世界經濟蕭條，大型公司並不踴躍向這些銀行借款。石油輸出國家存在這些銀行快滿溢出來的錢，急迫需要貸出去。 [33]  這國主義國家藉著這些國家欠債為理由，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為工具，用結構性調整（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SAP）來迫使他們的經濟自由化，私有化，以便將這些國家的一切資源、財富壓榨出來，來償還外債。SAPs強迫這些政府縮緊開支，這時一些發展落後的國家一方面需要進口高價的石油，另一方面需要進口高價的小麥（這時國際小麥價格因蘇聯減產而上升）。它們就成了向跨國銀行借款的顧客，帝大幅削減醫療教育的支出，取消對窮人食物與交通費用等各方面的補貼。SAPs也逼迫這些國家取消對外國資本的限制，讓資本擺脫管制。亞洲國家1970年代底以及隨後的危機期間，也遭受了同樣的惡運，經過了幾個回合的經濟重整，飽受通貨膨脹和失業之苦，不再有任何選擇或能力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他們別無選擇地和剛開始資本主義改革的中國連在一起，被完全整合到世界帝國主義體系之內，並且積極參與由全球壟斷資本設計的國際化生產和新的國際分工。

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在石油危機中，向帝國主義國家的跨國大銀行借錢，實際上是幫助了整個帝國主義的經濟。在石油出口國家將石油加價後，大量的美元就停留在跨國大銀行中，上面提過這時經濟蕭條，各大國際企業都沒有借錢的意願，所以這些大銀行才想盡辦法借錢給一些發展落後的國家。把錢貸給拉丁美洲國家後， 這些國家就用借來的錢去買進口石油、糧食和一些工業品，於是，錢就從新恢復流動，活了起來，解決了銀行資金不流動的問題。到了八十年代初，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因為前一時期經濟萎縮時的放鬆銀根而引起了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這時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就鎖緊銀根，將基本利率（prime rate）提高到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18%。此時，跨國銀行給落後國家的貸款也跟著提高了。這才發生這些國家無法償債的問題，導致外債危機的爆發。根據美國聯邦銀行的行長吳克（Paul A. Volker）的報導，八十年代初，世界中心的最大的銀行給拉丁美洲的貸款總額，高達這些銀行的資本的兩倍半。也就是說，如果欠債國家還不了債，世界上各個最大的銀行都會破產，連帶著整個資本主義銀行系統都將破產，後果很不堪設想。這時G－7國家與《國際貨幣基金》進行搶救，美國帶頭以援助欠債國家為理由，用納稅人的錢貸給欠債國家，並規定由這些「受援助國家」保證，把收到的錢最先用來償還借錢給它們的跨國銀行。名義上用來援助欠債國，實際上是援助了世界最大的跨國銀行。        

我們可以從下面的一些數字計算出，八十年代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在外債危機中遭遇到多大到損失。蘇珊喬治（Susan George）的一本書：《債務飛旋鏢》（Debt Boomerang）中說：從1982年到1990年的8年中，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付給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本金加利息，一共是1兆3450億美元（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從發展落後國家流到先進國家的利潤、股票分紅、專利權使用費等項）。從這個1兆多的資本流出減去9270億美元的資本流入（包括外來投資、援助、新的貸款等），從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流向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淨額是4180億美元。以1948年的幣值來計算，是當年美國援助歐洲國家的馬歇爾計畫的六倍。到了1990年，發展落後的國家欠先進國家的外債比起1982年時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61%。 [34]  這代表了晚期帝國主義時代，富有的帝國向貧窮國家吸走的人民的血汗。

八十年代中，東南亞國家開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推行了國際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為國際壟斷資本剷除了進入亞洲這些國家的各種障礙。它們將自己的貨幣與美元維持固定的匯率，因此外資進入不必承擔當地貨幣貶值的風險。並且提高本國的利率，這時美國的各種互惠基金在東南亞新興起的股票市場投資的收益率高達30%到35%。很容易看出這樣高的收益率不是從投入生產中獲得的，而是由投機獲得的。房地產的投機、股票的投機導致這個氣泡越吹越大，氣泡爆炸是必然的，只是時間上的問題。1997年8月時，氣泡果然爆炸，先從泰國的泰銖不能兌換美元開始，這次的危機蔓延到馬來西亞、菲律賓、南韓、香港和台灣。

九十年代亞洲國家的危機尚未終了，危機就又回到拉丁美洲，美帝國再一次將新自由主義推向墨西哥，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來打開墨西哥的投資市場，迫使墨西哥減少進口稅。給墨西哥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1993年1月年NAFTA簽訂，次年1月美國總統克林頓去慶賀週年，就在克林頓發表祝賀演講時，墨西哥的〈扎帕蒂斯塔革命軍〉（Zapatista）發動了反墨西哥政府的武裝叛變。

晚期帝國主義的第五個特點：金融資本的擴張與金融危機

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已經說明到了二十世紀初，金融資本已經在資本中佔主導的地位，但是在1980年之前，金融資本尚沒有過去40年來如此的神通廣大。二次戰後，資本金融化更進一步發展，到了帝國主義的晚期，金融資本通過了新的傳播技術，更進一步操縱了全世界經濟，金融資本到世界各地投機，導致金融市場的泡沫，當氣泡越吹越大時，金融資本找到適當的時機，把氣泡刺破，在這一吹一破的過程中，金融資本獲取到巨額的利潤。壟斷金融資本掌握了將危機從世界的某一部份轉嫁到另一部份的能力。從最近幾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中，我們看到金融資本可以將大量的財富，從貧窮的國家轉移到富有的國家，特別是轉移到帝國之首，握有金融資本霸權的美國。在一個國家內，通過金融資本的操縱，一般市民一生積存的少量儲蓄化為烏有，他們在危機中失去僅有的最重要財產，像他們居住了多年的房屋，在危機中因為付不起房屋貸款，房子被銀行收回，原來的屋主被警察趕出家門，就這樣把財富從一般人的手中，轉移到少數大型金融機構和控制這些機構的億萬富豪的手中。

從1980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開始，金融機構和金融交易的自由化、取消管制，使得金融資本從政府的管制中解放出來。藉助新通信技術的操作和帝國主義國家機器的力量，金融資本獲得從來沒有的自由。近年來，壟斷金融資本的力量成幾何級數增長，為了爭取更大的收益，金融資本擴大了資產的流動性，使各種金融資產可以隨時買賣。高流動性的資產湧進世界金融市場，一方面，膨脹了資產的價格，另一方面，擴大了債務，因為資產的價格和債務是同樣事情的兩面。從而製造了越來越大的金融泡沫和潛在的危機。從1980年到2020的40年中，我們親眼目睹到的危機，不僅不斷地重複發生，並且日益深化。

1980年之後，拉丁美洲的危機連續不斷，一直延續到今天。1990年初，日本因金融泡沫破裂，引起房地產的破產，把經濟從極端的繁榮打到谷底，經濟蕭條延長了10年之後，直到今天尚未完全復原。九十年代，亞洲經濟一連串的危機直到2008年全世界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開始，在危機尚未結束時，接著就是南歐一些國家，特別是希臘、西班牙，面臨了國家主權債的危機，在這期間，這些國家的政府在被逼債的過程中，屢次緊縮財政開支，大幅削減社會福利的支出，人民的生活陷入極端的困境。金融危機的另一面就是在金融資本迅速擴張中，點燃了住房和商業建築的投機。休閒渡假區、高爾夫球場、高檔旅館，還有各種的旅遊設施，在全世界以瘋狂的速度大規模展開。這些建設侵占了農地、森林、草原和海灘，摧毀了農民、漁夫、牧人還有其它自產自足者的生計。金融泡沫的擴大及隨後的破裂，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傷害之大，不下於全面的戰爭。當金融資本沉溺在上下起伏的波動時，資本家獲得難以形容的巨大財富，一般百姓承受著如同戰爭一樣的苦難。

很難想像的是在這40年整連續不斷的危機中，不但沒有搞垮金融霸權國家的貨幣（美元），反而鞏固了美元在帝國主義中的地位──至少短期上如此。美國透過印製更多的鈔票、短期國債等，進一步擴大了美元在金融市場上的流動性。美國對外貿易持續的入超，使它能夠持續揮霍其它國家為了自身發展而節省下來的儲蓄，這是對其它國家最大對剝削。全球各個國家的美元外匯儲備從1980年的1兆，增加到2017年的10兆。所有這些美元，都是美國欠下的外債。 [35]  在晚期帝國主義期間美國所享受的特權，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方面，美國利用美元的特權把資本主義尚不發達的國家生產的剩餘吸乾，另一方面，因為美元的特權，其它帝國主義國家也不得不對美國退讓三分。從另一方面來看，今天帝國主義能夠繼續維持也可以算做美元所作出的貢獻，這一點在後面晚期帝國主義的第七特點（也是最後的特點）中還將再作分析。

晚期帝國主義的第六個特點：各大帝國之間的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

我認為今天許多對帝國主義的分析中，可能過份側重了各大帝國資本之間的競爭關係，而不夠重視各大帝國資本之間的合作關係。前兩年，中國的一些左派對中國是否已經是帝國主義產生很大的爭議。認為中國已經是帝國主義的一些人，也同時認為如果各大帝國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化，可能再度發生帝國與帝國之間的戰爭，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一樣的情況。當然，沒有人可以保證帝國之間的競爭不會再度引起世界大戰，但是今天帝國與帝國之間的關係應該和上世紀1914年和1941年時不同。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我認為在40年前開始的帝國主義全球化中，各個帝國的資本之間是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各國的壟斷資本看到除了競爭之外，彼此之間的合作也會為它們爭取到非常大的利益。現今我們如何決定某家公司是屬於哪個國家的？是否一家公司在哪裡上市就決定了這家公司是那一國的公司？或者一個公司的大股東或者總經理是那一國人，這家公司就是那個國家的公司？

譬如，阿里巴巴在美國紐約股票市場上市，馬雲是中國人，阿里巴巴是中國最大的網上購物公司， 那麼阿里巴巴是中國公司還是美國公司？幾年前，美國製藥公司Pfizer要收買英國製藥公司Astra Zeneca，因為這家英國公司有很大的研發新藥的潛力，在談判中，有計畫將未來的新公司總部設在英國，因為英國的公司所得稅比較低，後來這兩家公司合併的談判沒有成功。今日在國際上，大型跨國企業的收購和合併每日每時都在發生，除了收買和併吞之外，各國的企業還有各種辦法用合資、技術合作的種種辦法取得合作來征服市場，因此，今天要分辨一個企業是屬於哪個國家還不那麼容易。以前有個說法，說要知道一個企業是哪一國的，就看保護它的是哪個國家軍艦，今天如果還是這樣說，就有點荒謬了。

也就是因此，資本家沒有祖國這樣的說法也越來越接近現實了，這一點轉變在美國看得很清楚，在早年美國工業化時，國內修建各種基礎建設，包括鐵路、公路、大小橋樑，即使到二次世界大戰後，五十年代時，美國還建了暢通全國各州的公路網（Interstate Highway）。到了新自由主義時代，美國不但不再造新的公路、鐵路，即使橋樑也是年久失修，大半以上的橋樑有倒塌的危險。一個城鎮上最常見的工程就是建新的監獄。五十年代時，二戰退役的軍人享有各種福利，包括上大學的獎學金，和國家低利購屋的貸款，到了今天，徵兵制度已經被廢除，從阿富汗和伊拉克退役下來的軍人，不但找工作困難，甚至會有不少退役軍人因為失業或者健康有問題（包括心理失常）而變得無家可歸。美國政府就連國民教育也都放棄了，教育變成可以牟利的私有企業。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國民教育是為了訓練一個有知識的產業軍，到了工人進入工廠做工時，不用從ABC學起，今天美國的資產階級已經不再依靠本國的工人賺錢，又何必在乎這些工人的教育？

我們也應該回頭來看看資本主義發展仍然落後的國家的資產階級。毛主席在中國革命中，為中國作了階級分析，毛主席指出中國社會存在著一個力量薄弱的民族資產階級。這個力量薄弱的民族資產階級無法領導革命，但是因為在帝國主義下，他們無法發展，革命者應該把他們和買辦階級分開，作不同的對待，無產階級可以將他們作為可以爭取的統一戰線的對象。但是到今天呢？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是否還存在這樣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全球化的今天，在世界生產的新分工下，這些資產階級是否在世界壟斷資本控制的新分工下有一些新的發展機會？因此，他們還會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嗎？這是各國革命者需要認真對待的一個問題。

晚期帝國主義的第七個特點：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享有霸權的地位。美元的霸權一方面延續了帝國主義的壽命，但另一方面也注定帝國主義必然走向滅亡。

今天越來越多的人看出帝國主義日益深化的矛盾。帝國主義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內在的不可協調的矛盾。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和生產設備，但是反而給資本主義帶來幾十年戰後的繁榮。資本主義不怕戰爭帶來的破壞，戰爭造成的大規模破壞卻給資本創造了新投資的大好機會。當戰後歐洲和亞洲國家都急待重建就給資本提供了世界各地投資和資本積累的好機會。僅僅在10年內，戰爭所造成的破壞就修建完畢，而且新建的生產設備比之前有更高的生產效率。到了七十年代中，世界生產商品的能力再度超過了市場的需求（需要＋購買力），生產過剩，多餘的商品無法在市場中銷售，因此，在生產中資本獲得的剩餘價值無法實現成利潤，資本積累無法持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再度面臨戰爭的危機。

二戰結束之初，在歐洲和日本重建中，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中唯一享有貿易順差的國家。它在貿易上的順差超過了美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和美國政府在全世界軍事基地的費用。因此，在國際收支上保持平衡，也就沒有很多美元回到美國換取黃金。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底，美國商家的對外投資和美國在世界各地的軍事支出已經超出它貿易上的順差，此時流出去的美元，開始回到美國兌換黃金，美國的黃金儲備因此一天天減少。甘迺迪總統當政時，為了美國的黃金儲備持續流失而非常憂心，曾經短期限制美元出境。到了詹森總統當政期間，美國在越南的侵略戰爭擴大，更因此造成大量的貿易赤字。引起許多歐洲國家（尤其是法國）的不滿，因為美國不用去管它在與歐洲國家在貿易上的逆差，因此，歐洲國家通過貿易上的順差承擔了美國在越南戰爭的費用的一部份。到了尼克森總統時，經過了幾次美元貶值之後，終於在1971年8月時，美國政府宣布單方面廢除美元兌換黃金的承諾，美國賴帳了，所有世界上持有美元的國家只好拿著美元這個沒有內在價值的紙幣。

在1971年之前，美國對國際收支上赤字的大小還有所顧慮，因為如果美國境外的美元過多了，就會回到美國兌換黃金。為了不再損失黃金儲備，貿易上的赤字對它還有一點約束能力。等到1971年美國宣布美元不再兌換黃金後，美國就不需要在乎它的國際收支赤字有多大。八十年代初，美國貿易上每年的赤字就高達500億美元，主要來自美國與日本貿易上的逆差。美國貿易上的赤字從那時一直持續到今天，從對日本在貿易上的逆差，轉變成對中國貿易上的逆差。

為什麼美國欠債越來越多，但是美元卻越來越享有別的國家貨幣所沒有的特權？這一點需要加以說明。六十年代，美國政府為了防止美元外流，曾暫時進行資本管制，限制美元的流出量。當時已經有大量的美國跨國公司在歐洲做生意，這些公司需要用美元投資或進行日常交易；由於資本管制，把美元從美國轉帳到歐洲並不那麼方便，於是這些公司就決定把它們在歐洲賺到的利潤直接用美元存入歐洲（大多在倫敦）的美國銀行。1970年後，美國公司存在歐洲銀行的美元（所謂的歐洲美元Euro-Dollar），每年成長率超過25%。歐洲美元從1971年的850億到1984年的22000億，隨後在1988年時更高達4兆美元。這些美國境外的鉅額美元，是建立美元成為國際貨幣的開始。 [36]  當美元大量湧進其它國家，美元就變成了這些國家的交換媒介，尤其是在有一些國家中，自己的貨幣幣值不穩定，就用美元來支持本國的貨幣。更重要的是美國利用它的霸權要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國，像沙特阿拉伯等國家出售石油時只接受用美元付款，美國用繼續出售軍事武器給這些國家的條件。除了國際上石油用美元作為交換媒介外，另一項國際上的交易就是美國出售武器的交易時當然會只接受美元付款。此後的十年中，歐盟（EU）與日本也希望能夠擴展張它們國家的貨幣影響，以便能在國際金融領域和美國競爭。但是卻因為歐元和日幣在境外的流通量不夠大而失敗。這就是美國如何利用它的特權將美元變成世界貨幣的手段，因為幾乎所有國家都需要進口石油和美國製造的武器。

在美元和黃金脫鉤之後，美國國際收支赤字不斷地升高，美國境外的美元數量也大幅增加。除了1960年後期美國曾對資本作短期的管控外，它一直維持了一個開放的資本市場，因此，資金可以很輕易地在國內國外之間自由流動。除此之外，美國更有一個龐大的證券市場，供給其它國家的政府、企業、私人在任何時刻將它們的美元股份存入或取出，美元就因此成為世界上最流動的金融資產。因為金融市場變動無常，對很多人來說，保存這種流動性大的資產比較放心。美元也同時構成全世界外匯市場的大半交易 ，2014年，一天的平均交易額5.3兆美元。這些每日鉅額交易的美元，大多並非為了貿易，而是為了使美元成為流動性極大的資產，持有美元的個人或生意可以在任何時候將它轉換成其它貨幣或別種資財。1971年之後的10年，起初被視為弱點的美國赤字與債務，竟變成美國強大的武器，美元獲得了目前沒有任何貨幣可以相比的霸權的地位，以及其它國家貨幣從未享有過的特權。美國境外所有的美元都是美國的債務，但是美國卻是世界上唯一沒有還債義務的國家。

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當美國的赤字持續升高，美元卻不弱反強。美元的霸權意味著，美國身為債務國仍然能夠不去管它在國際收支上的赤字。目前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是中國和日本，其他債權國包括德國、南韓，還有像墨西哥、阿根廷、印度、泰國和中東石油出口國家。他們因為要維持貿易上的順差，被迫繼續借更多的錢給美國。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必須依靠貿易的出超才能維持成長。它們在貿易上的出超，是用不斷地借錢給美國來完成的。所以雖然美國的債務堆積如山，卻能充當世界貨幣。如果說美國在越南的侵略戰爭的部份費用是靠歐洲國家借錢給美國來支付的，那麼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戰爭的部份費用，包括美國政府每年的赤字開支則是靠日本、中國和其它借給美國錢的國家來支付的。美元在七十年代時不斷地貶值，成為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持有的貨幣，到今天卻變成所有國家的央行、企業、私人緊握的貨幣。

資本主義永遠面對的就是生產過剩的危機。在新自由主義時代，許多本來製造業發展落後的國家，工資也被壓得很低，以便利用出口來增加就業。於是除了中國之外，還有大量的出口商品堆積了起來，這時靠了美國這隻獅子大張口，把這些多餘的商品都吞了下去。美國用欠帳的方法（美元鈔票）進口了大量商品，解決一部份世界生產過剩的問題，使生產過剩的危機暫時得到舒緩，居然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恢復後又拖了一陣。

今天帝國主義的經濟是靠由美元欠債所「製造」出來的總需求維持的。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今天帝國主義的「繁榮」是靠一個虛擬出來的假象，這個假象的背後是空的。還說明了什麼？說明了這個假象不可能繼續維持下去。我們要認識到在這帝國主義敗落的時期，一方面太多的多餘的商品堆積起來無處可去，太多的汽車、太多的名牌手錶、皮包、化妝品、運動器材、iPad、iPhone等等；另一方面，無可數計的人被剝奪了他們生存的權利，連最低的生活必需品，像飲水、食物、住房、醫療衛生和教育都被剝奪了。這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人民之間無法解決而且日益加深的矛盾。

在這帝國主義敗落的日子，壟斷資本還在分秒必爭地急速擴張，與它對照的是在美國敗落的工業城市裡和在世界各地為出口建起來的廠房和機器，都變成了廢墟。在這帝國主義存在的100年中，它對世界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摧毀超過了人類歷史的任何時期。所有這些都說明了帝國主義的不可持續性。但是我們不能等待帝國主義自然走向滅亡，因為我們必須要盡力爲人類的後代保存尚存的資源，和自然環境，為此，人類不能等待著帝國主義將資源耗盡與它同歸於盡，我們必須盡所有的力量來加速消滅它。

附錄三：沃勒斯坦與《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

剛剛過世不久的沃勒斯坦是美國一個非常有名的社會學家，他在美國、歐洲和其它很多國家的學術界有相當可觀的影響力。他在美國有名的學府任教和做研究工作已經有半世紀以上的歷史，他的大批學生和追隨者也都在學界有一定的聲望。在以歐美為主的社會學的學界中，沃勒斯坦的影響不是一般學者可以超越的。這裡對沃勒斯坦提出批評，是因為他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分析在中國一些左派中有一定的影響，並且引起左派之間的爭論。另外，想要對沃勒斯坦所讚許的《世界社會論壇》提出批評，因為這個組織對近些年來的反體制運動有負面的影響。

沃勒斯坦所談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有什麼不同

沃勒斯坦認為今天所存在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經有五百多年的歷史，這個資本主義體系的特徵是它的是為了營利，而非為了生產有用的東西。沃勒斯坦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分析跟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不同，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開始於生產者與他們在生產時所用的生產工具分離，生產者失去了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生產者賴以生活的資料）；生產資料包括勞動資料（生產工具與廠房、運輸工具等必要的物質條件）與勞動對象（原料、土地），所以勞動者只能靠出賣他們的勞動力為生，他們是勞動力的賣方，掌有資本（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的資本家必須要購買勞動力才能生產，因此是勞動力的買方，勞動力的買方和賣方相遇，達成勞動力買賣的交易是資本主義的開始。同時，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的剝削與資本主義之前的社會經濟形態不同，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是：資本家購買勞動力這項商品（即雇用工人）後，勞動者在生產商品的勞動過程中，新創造出的價值在抵補了他們的勞動力價值後，還有剩餘，即剩餘價值，也就是資本家的利潤；而他們的工資（勞動力價值的貨幣表現）則是決定於維持他們和他們後代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因此，雖然自古以來在原始公社之後的私有制，所有的社會都生產出為統治階級所掌握的剩餘產品，但是馬克思所指的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則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中產生的，資本是通過在生產過程中取得剩餘價值來剝削工人的。在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世界裡，商品生產（目的是為了將產品出賣的）是主要的生產方式，勞動力本身就是可以買賣的商品。

沃勒斯坦所講的資本主義跟馬克思不同，沃勒斯坦的資本主義體系包括所有為營利而生產的方式，在他的資本主義體系中從事生產勞動者可以是奴隸，也可以是其他被殖民的人，這些人在生產中也是被剝削，但是他們不一定是馬克思所指的以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的雇傭工人，這是沃勒斯坦世界體系中所指的資本主義體系和馬克思所定義的資本主義不同的地方。沃勒斯坦所指的資本主義體系是資本必須不停地積累。因此，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之後的世界是商品生產消滅後的世界，商品生產消滅之後，剝削就將終止。而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之後的社會應該是資本停止積累後的社會，但是除此之外，他並沒有其它明確的說明，他最多也不過是說資本主義之後的社會應該是「比較公平的」和「比較民主的」社會。

沃勒斯坦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的國家依照它們的發展程度分為「中心國家」（就是一般說的帝國主義國家），「外圍國家」（就是一般所說的「殖民地國家」），和「半外圍國家」（介乎兩者之間的國家）。「中心國家」從「外圍國家」和「半外圍國家」吸取剩餘。「半外圍國家」的剩餘一方面被「中心國家」抽走，另一方面卻抽取「外圍國家」的剩餘。「中心國家」從「外圍國家」和「半外圍國家」抽取剩餘，所以能夠發展它們的經濟。「外圍國家」的剩餘被「中心國家」和「半外圍國家」抽取所以不能發展。「半外圍國家」處在兩者之間。沃勒斯坦用剩餘的分配而決定了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或不發展，也就決定了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一個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地位是會改變的，中心國家可能喪失支配地位，外圍與半外圍國家地位也可能躍升。

沃勒斯坦是反對這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他看到這個為營利而生產的體系對人的剝削，也看到在這個體系內一些國家的剩餘被其他國家抽走，使得這些國家無法用自己的剩餘來發展經濟。但是沃勒斯坦對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評價基本上不是正面的。這裡所指的革命就是蘇聯1917年的革命和中國1949年的革命，當然也包括古巴的革命和朝鮮、越南一些國家的革命。沃勒斯坦對這些國家革命的評價的背後有一個主要的根據，這個根據就是在他所指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不可能同時有個別的社會主義國家存在。只有在整個的世界體系由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之後，才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可能。沃勒斯坦對社會主義的定義是生產的目的不再是爲謀利，而是為使用，世界不再有分工，而且在這個世界中只有一個政府。但是沃勒斯坦並沒有具體說明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如何能轉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世界體系。如果不是經過一個一個國家的革命來完成，很難想像這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如何可以轉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世界體系。

即使如此，沃勒斯坦也必須要對這些革命後具體存在的國家和社會給予評價。我從一篇由高任（Zeev Gorin）所寫的文章中獲得初步的理解 。高任寫了《評判性的调查》，文章中首先说明了沃勒斯坦不認為在一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可以有個別的社會主義國家存在（335頁）。在同一頁中，高任解釋說沃勒斯坦認為當今的世界體系內不存在社會主義社會，就跟他認為在這個世界體系內不存在著封建社會一樣，因為現今的這個世界體系內只能有資本主義。

之後，高任將沃勒斯坦對由馬列政黨領導革命成功後的社會分為三種不同的評價，在這三種評價中的一個極端是沃勒斯坦認為：這些由馬列黨領導成功的革命不但不會挑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而且對維持這個體系是有幫助的，高任解釋了沃勒斯坦對社會主義革命完全否定的原因，是他認為在這些革命後的社會做了一些調整，這些調整會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有穩定的作用。

沃勒斯坦對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二種看法是比較正面的，他認為這些革命成功的國家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可能會有反體制的功能，這種反體制的功能，對未來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向世界社會主義體系轉變時可能會有幫助。我找到沃勒斯坦一篇對社會主義革命正面評價的文章 ，沃勒斯坦對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國家給了這樣的評語：「當一些國家消除了生產工具的私有制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在一定的程度內它對世界上消費起了再分配的作用。」另一個影響是在意識形態上，打破了世界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的不可動搖性，並且證實不是只有私人企業才能夠提升生產效率的這種謬見。他更進一步說這些革命的成功使得半外圍國家可以享受到世界剩餘中較大的一份，因此對世界分配有反兩極分化的作用。這是我看到的沃勒斯坦對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國家最高的讚揚。

沃勒斯坦對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的第三種評價介乎第一種和第二種之間，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因此是模糊不清的。上面已經指出，沃勒斯坦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理論和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是不同的，這裡還要提出沃勒斯坦反對列寧組織政黨的方式來進行革命的。他說：「一個自己宣稱為先鋒隊的政黨，之後又建立起政權只可能是一個專制的政權。」沃勒斯坦主張反體制的運動要採取橫的組織而不是列寧式的政黨。這裡需要說明的一點是，今天在西方國家的左派運動中，如何看待列寧式的共產黨組織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分歧，幾乎是一個不可跨越的鴻溝。在北美和歐洲的一些國家，主要的一些反體制的運動是反對列寧式的政黨組織的，而且這種看法從西方國家影響到世界各地。沃勒斯坦反對列寧式政黨的組織，他主張反體制的運動要採取橫的組織而不是列寧式的政黨。沃勒斯坦支持二十一世紀發展起來的《世界社會論壇》這樣的橫的組織。

上面提到，這篇文章對沃勒斯坦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提出批評，是因為它對當今中國的左派產生一定的影響。這幾年左派間發生了對今天中國是否是帝國主義的爭論。作者寒流急認為中國已經是帝國主義，而遠航一號則認為中國不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這樣的爭論應該是健康的，但是我認為不幸的是，遠航一號在否定中國是帝國主義的同時，把當前的中國定位為一個「半外圍」國家。「半外圍」國家在沃勒斯坦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有一定的定義，因此，如果要用「半外圍」給中國定位，那麼就必然要接受了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分析。

我認為沃勒斯坦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論跟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理論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如果接受沃勒斯坦的理論，就不可能同時是馬、列、毛主義者。中國的馬列毛革命者肯定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他們肯定在解放之後，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一個嶄新的社會，他們也肯定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成績，不僅如此，他們對未來的革命抱有樂觀和積極的態度，這一切都是跟沃勒斯坦對世界體系的分析截然不同的。這一點使我感到很困惑，因為遠航一號完全可以認為中國雖然已經不是像第三世界國家一樣的未發展國家，但是中國還不能算另一個帝國主義。這樣的看法有助於如何將中國在世界上定位的討論，但是遠航一號採用了沃勒斯坦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語言，而且不僅如此，遠航一號也接受了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不可能同時有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存在，這個看法使遠航一號認為中國在1949年到1976年間雖然發展了生產力，但是中國這一段的發展仍然是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的一部份，而不是社會主義。  

列寧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蘇聯解體之後的幾十年間，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反體制運動中，無政府主義者（Anachists）佔很重要的地位。無政府主義者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無論是所謂後馬克思主義者，或者是曾反叛墨西哥政府的扎帞蒂斯塔（Zapatista） 都屬於無政府主義的範疇。無政府主義者非常適合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個人主義，對個人主義至上的人來說，他們抗拒一個組織對他們個人加以任何限制，而無政府主義者同時認為只要有組織，就會有人當權，人在有了權之後，就一定腐敗，因此防止腐敗的唯一辦法就是沒有人可以有權。但是任何運動都必須要有組織，都需要有人領導。無政府主義蔓延的結果，就發展出所謂橫的組織，橫的組織就是一個組織內不應該有人領導，參與者之間完全平等，組織內的任何決定也都要得到所有參與者的同意，在不同的組織之間也都是完全平等的，不允許一個組織在其它組織之上，或對其它組織產生什麼影響。在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中，就充份地表現出這樣組織的弱點，雖然參與運動的人每天都開會，但是開會時，很多時間都花在討論一般生活上的問題，卻商討不出「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基本目的和運動所應採取的策略，以及這個運動和其他運動之間有什麼關聯，結果這場好像會產生一些影響的運動，最後就草率收場了。  

美國和一些其它國家的反體制的運動者對沃勒斯坦是很擁護的。這些反體制運動家絕大部份屬於民間非政府組織。這些運動者在反對帝國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起過一些積極的作用，從1999年，西雅圖反世界貿易組織的遊行，到2000年初，美國華盛頓的反對世界金融貿易組織的大規模遊行示威，都顯示出美國群眾對「全球化」所提倡的新自由主義的不滿。西雅圖反對世界貿易組織的主要力量來自美國工會和美國環境保護團體的合作，而不只是一般的非政府組織。我也參加了這次遊行，遊行經過的馬路的兩旁站了很多辦公室工作的人，他們利用午飯的時間出來站在街旁向遊行的人表示歡迎。但是有幾個無政府主義者穿他們招牌的黑衣在西雅圖的商業區出現，這幾個人砸破一些店面門窗，他們的作法不是為爭取群眾的支持，而是為吸引一般人的注意，這樣沒有目的的破壞，招來的是一些市民的反感。

有一位加拿大的毛派J. Moufawad-Paul（JMP）對這些橫的組織的人提出很好的批評。他寫了一本The Communist Necessity，從哲學的觀點來瞭解毛澤東的革命理論和實踐。 這本書很嚴肅地批評了這些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運動者，JMP把這種橫的組織的運動取了個很合適的名字，叫運動主義（Movementism）。運動主義可以解讀成「為運動而運動。」                                

在這一連串的反帝國主義全球化的示威遊行之後，2001年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由拉美國家的運動者和法國的ATTAC（Association for Taxatio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and for Citizens）即主張將金融的交易像股票和債券的交易一樣加以課稅的組織。由他們的合作成立了《世界社會論壇》。《世界社會論壇》給反對「全球化」（也就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人提供了一個進行討論的平台和空間。《世界社會論壇》受巴西政府的支持，當時巴西的總統就是盧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簡稱Lula）。《世界社會論壇》提出的口號是：「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但是他們卻從來沒有說明這另一個世界將是什麼樣的世界。《世界社會論壇》開始時每年開一次會，2013年後，改為每兩年開一次會。每個非政府組織經申請都可以加入《世界社會論壇》，但是這個論壇不允許革命組織參加。

2004年初《世界社會論壇》第四次會議在印度的孟買舉行，我正好去孟買參加印度毛派組織辦的《抗拒帝國主義侵略大會》（Mumbai Resistance），兩個會隔了一條很寬的馬路，我就來回跨過馬路去參加兩邊的會。《世界社會論壇》的確執行了所有參與的人都可以不受限制的發言，所以每一個議題（譬如，像環境污染）就有好幾個討論會同時進行，另外，因為要討論的議題很多，所以總共大約有一千個小討論會（workshop）。每個參加的組織自己決定參加哪一個討論會。每個會的討論主持人都給參與的人發言的機會，但是不試著從討論中達成任何協議，當然也沒有作任何總結，因此，也就更談不上採取聯合一致的行動。孟買的《世界社會論壇》在一個設備齊全的大場地（16公畝）上舉行。大會中演講的，有得諾貝爾和平獎的Shivin Ebadi（伊朗人），和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Joseph Stiglitz。在這個相當大的場地上，有很多間像教室一樣的房間，各種民間組織分別在不同的教室內進行議題的討論。另外，有一個大的房間，裡面放了好多張桌子，桌子上陳列了各種書、雜誌和宣傳資料。我看了一下，書刊雜誌中，以印度甘地非暴力和平運動為主。除了教室和大廳外，場地上有很大的露天空間，在那裡每個時刻都有好多人（有很多印度的原住民）又唱歌又跳舞，好像是個熱鬧的廟會，卻不知他們到底在慶祝什麼？碰見一個我認識的人，她大聲說，「這是個多麼美好的世界啊！」當地的英文報紙對《世界社會論壇》每天都有詳細的報導，從報導中看到原來參加會議的有好多名人，除了上面提到得過諾貝爾獎金的名人外，還有來自南非的曼德拉夫人，他們都住在好幾個星星的旅館裡。《世界社會論壇》沒有給我很好的印象。

我在印度同時參加了《抗拒帝國主義侵略大會》，這個大會和《世界社會論壇》有很鮮明的對比。它是由印度毛派組織主辦的，參加的人大多數是印度的農民，這些農民從各地步行而來，除了農民之外，還有少數進步的知識份子，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農民和工人反帝組織的代表。 這個大會在一小塊空地（佔地僅1.6公畝）上舉行，沒有任何建築物。會議的組織者在這塊空地上搭起一個可以容納一千個人的大帳篷，會議就在這個大帳篷裡舉行。我們每個人都脫了鞋進入帳篷，因為晚上遠地來的農民就睡在帳篷裡的地上。開會時，有不同的領導人上台講話，演講的人分析了印度在帝國主義全球化中的處境，和印度革命的大形勢，台下的人全神貫注地聽著。之後，有個打著赤膊的表演者，他用引人入勝的笑話來譏笑印度的政治人物和宗教人物，引起全場大笑與喝采。我聽不懂，靠旁邊的人給我翻譯。在帳篷外面，組織開會的人搭起了臨時支架來展覽人民的繪畫和詩詞，這些人民的藝術充份表現出他們的創造力，和毛主席提倡的藝術為革命服務的精神。我記得有一幅漫畫，畫出一個瘦小的貧窮人坐在電視前面，看著一頓美味的大餐。漫畫下面寫著：「可惜沒辦法將這些美食下載。」 第一天的大會結束，第二天參加開會的人分成好幾個小組，每個小組有不同的專題討論，來自不同地方的小組討論主持人彼此都認識，而且有過一起工作的經驗。在小組開會中，主持人報告他們目前工作進行的狀況，再商討未來的工作計畫。只有兩天的時間，我就感受到這兩個會完全不同的目的，和他們所代表的不同的未來。會議結束後，本來開會的人要一起集合去孟買的美國領事館前抗議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戰爭，後來因為沒有得到許可，這個反對美國武力侵略的會只好在一個公園裡舉行。

2010 年《美國社會論壇》（US Social Forum）在我住的底特律城裡開了個會，我為了對社會論壇增加瞭解，也去參加了。這個會給我的印象和印度《世界社會論壇》的會相同。它也是有一千多個小會（workshop），也是大家各說各話，同樣的是每個人暢所欲言，同樣是不去作結論，也同樣是沒有得出任何工作計畫。這樣形式的會議和工作方式，不得不使人懷疑他們真的能夠產生任何影響嗎？真的能創造出一個他們所說的美好的「另一個世界」嗎？

我之所以將我所知道的《世界社會論壇》提出來談，並且用革命組織所辦的《抗拒帝國主義侵略大會》來作比較，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過它來進一步瞭解沃勒斯坦。因為沃勒斯坦不但對《世界社會論壇》有高度的讚揚，並且對它抱有極大的希望。沃勒斯坦認為《世界社會論壇》是今天唯一可以改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組織，也是世界上唯一有希望的組織。他自從2002年《世界社會論壇》第二次開會起，到2016年他寫有關《世界社會論壇》這篇文章時，每年都參加，而且都公開對這個論壇給予支持。《世界社會論壇》從2001 年成立之後，到2004年在印度孟買開會時達到頂峰，在那之後，還繼續維持了好幾年，到了2013年，《世界社會論壇》已經無法每年開會。2019年時，羅波．斯維歐（Robert Savio）發表了一篇文章「與《世界社會論壇》告別？」的文章，斯維歐是《世界社會論壇》國際委員會的一名委員，他對這個組織在2001年成立後18年的歷史作了陳述和分析。斯維歐在這篇文章中，很誠懇地檢討了《世界社會論壇》的一些重要問題。他指出因為組織論壇的人的中心思想是懼怕「權力」，所以用橫的組織形式來對抗垂直的組織形式，但是堅持用橫的組織的結果，導致《論壇》缺乏行動的能力。這種橫的組織甚至造成沒有人可以代表《論壇》發言，因此，連媒體都對它失去興趣。斯維歐的另一項批評是《世界世界論壇》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議題，這些過於分散的議題，無法集中成一個總的中心議題作為團結人的基礎。因此，在《世界社會論壇》成立後的十幾年中，參加的民間組織不能發揮出力量，斯維歐指出這是今日從歐洲、到亞洲，再到拉丁美洲，以及最反動的美國右派猖獗的原因之一。斯維歐這樣的批評和反省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時至今日，這個最被沃勒斯坦推崇的反體制的組織已經不攻自滅。

沃勒斯坦是反對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的，他也反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存在著的剝削和壓迫，因此，他被認為是左派。近些年來，沃勒斯坦認識到這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危機越來越深，這個體系的解體也指日可待，他的估計大概是40年到50年的時光，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將會解體。但是他對當今的這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崩潰後，將會由什麼樣的社會來取代卻沒有明確的說法。他只是說這個資本主義體系後的世界應該是比較平等的、比較民主的。 但是問到在這個資本主義體系終結後，人類所面對的將會是什麼樣的社會呢？他說他也不知道，大概有一半的機會是更好的社會，另外有一半的機會可能是更壞的社會。這樣對未來不可知的展望，如何能夠給追隨著沃勒斯坦的人希望？又如何使人能致力於這個舊社會的解體和新社會的誕生？

我認爲中國受沃勒斯坦影響的一些左派必須要整理他的思想，加以批判。最重要的是清楚的指出沃勒斯坦的理論和分析與馬、列、毛的理論和分析，是完全不相同的。因此，一個人不可能同時贊同沃勒斯坦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分析，又同時是馬、列、毛的信仰者。

作者簡歷

1936 生於北平（今日北京）。

1950 隨父母遷居台北，同年考入北一女初中。

1956 考入東海大學生物系，後轉學至經濟系。

1961 赴美就讀於 Bryn Mawr 大學經濟系研究所，接觸民權運動

  和反越戰運動，1979年獲Bryn Mawr 大學經濟學系，博

 士學位。

1965 在紐約，參加從台灣到美國留學生的讀書會，學習中國歷史，

  讀《毛澤東選集》。

1968 先後移居巴爾提摩和田納西，兩個女兒相繼出生。

1976 移居底特律。

1977 在底特律城  Marygrove 大學任教。

1979 初次到大陸各地參觀訪問。

1981 參與在美國發行的《台灣思潮》雜誌。

1994 於東海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1997 於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

2003 以 Marygrove 大學榮譽教授頭銜退休，參與台灣左翼發行

 的《批判與再造》雜誌。

2013 移居加州灣區至今。

自1993起開始積極參與國際左翼運動，先後於德國、菲律賓、加拿大、馬來西亞、印度、香港、巴西、阿根廷、荷蘭等地參與反帝國主義以及反全球化集會遊行並發表演說。

金寶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論述、美國宰制下的帝國主義經濟批判，以及中國社會主義經驗的探討，她的主要著作包括：

1. 《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台北：巨流出版社，2005。

2.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hina’s Countinuing Class Struggle since Liberation》《革命與反革命─中國自解放後繼續的階級鬥爭》菲律賓： IBON 出版社，2012。

3. 《Rethinking Socialism》：Paris,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18， 與已過世許登源合著。法文版，Soleil Rouge, 2018

4. 《From Victory to Defeat: China’s Socialist Road and Capitalist Reversal》Paris: Foreign Language Press，2019。土耳其文版（Onurcan Ulker 翻譯）：Patika Kitap, 2019。

[1]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fter 150 Years, Monthly Review , May 1998

[2] 見蘇星：「土地改革中的兩條路線鬥爭」經濟研究1965年第七期，24頁。

[3]   見Shi Bing, “More inputs to Promot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 1 (1987) 8. , 同時參考：Alexander Eckstein,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l,” in Chinese Economy Post-Mao, A Compendium of Paper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88

[4]   Thomas G. Rawski ,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A World Bank Research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1979, 有關農民每年工作日的資料在第7頁和第8頁。

[5]   孫曉軍所指的三個維度是：（一）前30年農村集體經濟對工業化資金積累的貢獻，（二）前30年農田農村農田水利建設的成就，（三）前30年農業和社隊企業的發展成就。

[6]   這個參觀隊從北京出發經陝西、河南、到東部無錫和上海一代到廣州。（見xi頁地圖）

[7]   The America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Delegatio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197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8]   江宇《強國先強身：新中國的健康奇蹟》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9/10/409178.html

[9]   韓東屏，《中國的農村道路：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關於未來的思考，來自瑩燭察今公眾號：2019-7-17，人民食物主權轉載。

[10]   民族復興網，MZFXW.com, 2019-06-3

[11]   牛若峰：《中國的「三農」問題回顧與反思》，《古今農業》 2003 年第 4 期

[12] 一些發展落後國家短期內如果總開支大於總生產，可以暫時靠借外債來補足生產的不足的部份。在80年代和90年代經濟危機時，許多發展落後國家被迫借了許多外債，但是除了美國例外，借外債是要還的，而且除了要還債的本金部份，還有加上利息，甚至利息上的利息，最後償還的總額往往超過當初借債數額的一倍、兩倍或更多。

[13]   老田《鞍鋼憲法幕後的故事：為什麼〈人民日報〉八年不宣傳鞍鋼憲法》 http://www.haizi.name/index.php/reading/129777-2018-11-14-03-49-44

[14]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15]   美國華盛頓郵報，2019年，四月2日，Sanson,Ana, “How China used more cement in 3 years than the U.S. did in the entire 20 th  century.”

[16] 布雷佛曼：《勞工與壟斷資本》（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17]  野貓罷工（wildcat strike)是指不在工會與資方簽訂的合同之內所允許的罷工。

[18]   布雷佛曼：《勞工與壟斷資本》第31頁。

[19]  參考： Lean Work, Empowerment and Exploitation in the global Auto Industry , edited by Steve Babson,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第一章，7

[20]   美國紐約時報影片：How Big Business Got Brazil hooked on Junk Food,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7/09/16/health/brazil-obesity-nestle.html

[21] 二戰後美國對落後國家的「援助」是用它為了支持小麥的價格而收買和囤積起來的小麥，運到「受援」國家，在這些國家的市場廉價銷售，把銷售所收到的當地貨幣作為「美援」給當地政府。這樣一步步使得本來不吃麵粉國家的人民改變了他們的消費習慣。之後，這些國家就成了向美國進口小麥的顧客。見：Harriet Friedman, “Distance and Durability: Shaky Foundations of the World Food Economy”, The Global Restructuring of Agro-Food System,   Philip McMichael, editor, Chapter 11, 259-262,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94

[22]  NAFTA +US Farm Subsidies Devastated Mexican Agricultu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4KRd7Qjyys 。也請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_XHabnqQ0

[23]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3099568.stm

[24]   經濟學人，2002年9月14日，75-76

[25] 孟山都幾乎控制了所有的轉基因種子。世界上轉基因種子的播種面積從1996年的1.7百萬公畝增加到2015年的179.7百萬公畝。2015年時，世界上有28個國家使用轉基因種子，佔全世界耕種面積的10％。以農作物用轉基因種子的作物來說，土地面積來說，世界的83%的大豆，29%的玉米，75%的棉花都已經是用轉基因的種子。資料來源：   Royalsociety.org 。也 請見食物安全報告：

[26] https://www.centerforfoodsafety.org/files/cfsmonsantovsfarmerreport11305.pdf

[27]  這是Cornell Chronicle 根據中國科學院研究，2006年7月25日所作的報告: Seven-years Glitch : Cornell Warns Chinese Cotton。這個報告很不清楚，國內的關心認識，應該，取得科學院的材料作進一步調查。

[28]  請見: Bloomberg  Businessweek, 2020年3月5日

[29]  Owning the Future, Inside Battles to Control the New Assets – genes, Software, Databases, and Technological Know-How- that make up the lifeblood of the New Econom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9

[30] 世界服務業出口從1995年的1.2兆到2005年的2.5兆美元，2014年達到4.9兆美元。

[31]  經濟大恐慌時，美國挨餓的人在街上排隊為了討一碗稀湯。美國的左派特別作了一首諷刺窮人討碗稀湯喝的歌。

[32]   這裡因為避免將這個附錄拖得過長，對世界銀行對帝國主義發展的貢獻沒有作敘述和分析。

[33]  這就是後來廣為人知的石油美元再循環。

[34]  Susan George, Debt Boomerang, Pluto Press, 1991, XV-XVI

[35]   The Economist February 11 th -17 th,  2017 .65 .

[36] 這些額外的歐洲美元可以擴張的原因是，這些被稱作無國家銀行的銀行（stateless banks）並不像一般銀行那樣對歐洲美元的儲備有任何的限制，但是這些銀行的儲備和貸款卻被美國和英國政府承認為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