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底层访谈录

廖亦武
简介
《中国底层访谈录》上下卷由廖亦武以老威之名于2001年公开出版，引起强烈反响，50多家媒体报道并转载此书。

2001年4月19日，《南方周末》以整版发表了廖与著名记者卢跃刚关于本书的对话，引发了该报的人事地震，其主编、副主编及编室主任均遭撤职。接着，《中国底层访谈录》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查禁，勒令销毁，长江文艺出版社被整顿，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再接着，盗版泛滥，与海外种种禁书一道，流入地摊。

2002年6月，因耶鲁大学康正果先生的力荐，《中国底层访谈录》三卷全本由台湾麦田出版社推出，在彼岸文化界引起反响。与此同时，获得《倾向》文学奖。在颁奖仪式上，中国独立笔会主席刘宾雁和副主席郑义对其创作高度评价。

《中国底层访谈录》卷一　●黑牢访谈录
流沙河序：哀民生之多艰
老威在底层(代序)
作者简历
1.碎尸犯卢人标
2.逃犯崔志雄
3.死刑犯牟大路
4.人贩子钱贵宝
5.胡风牢友张广天
6.农民皇帝曾应龙
7.影子杀手赵苗苗
8.狱霸田洪
9.偷越国境者黎忆丰
10.老右派冯中慈
11.国民党老军人廖恩泽
12.老军人廖恩泽侄儿廖觉
13.色情狂梁寒
14.法轮功练习者曾氏
15.八九反革命万宝成
16.被抢劫者余桂生
17.老地主周树德
18.被敲诈勒索者胡牛
19.梦游者之妻黎英
20.吸毒者黄河
21.持不同政見者胡丁（缺）
《中国底层访谈录》卷二　●民间访谈录
1.街头瞎子“张无名”
2.蜀派古琴大师王峪
3.打工仔赵二
4.嫖客唐东升
5.嫖客耿东风
6.三陪王小姐
7.三陪林小姐
8.吹鼓手兼嚎丧者李长庚
9.招魂术亲历者何老东
10.川西神医张松
11.神医信徒瞿曲
12.算命先生孔庆天
13.风水先生黄天元
14.遗体整容师张道陵
15.民间艺人任唤琴
16.乞丐王
17.流浪儿
18.乡村老教师黄志远
19.村小老师许长久
20.老红卫兵刘卫东
21.厕所门卫周明贵
22.居委会主任米大喜
23.拆迁户罗月霞
24.朝圣者旺吉
25.下岗工人“营门口”
26.游医赵百了（缺）
27.新新人类喂小姐
《中国底层访谈录》卷三　●文人访谈录
1.赌徒周忠陵
2.酒鬼高马
3.书商万人敌
4.写手茜茜
5.同性恋者倪冬雪
6.多余的人高歌
7.演员高洋
8.北京混混周二黄
9.落魄文人阳九根
10.底层诗人赵大虎
11.食客迟福
12.老知青廖大矛
13.风流穷人雷公
14.床下作家汪建辉
15.圆明园过客王孙
16.亡诗人海子邻居孙文
17.盲流诗人蒋大器
18.专访民刊主编罗吉
19.边缘学者洪声
20.流浪汉王响
21.盲流艺人王六顺
22.藏书家冉云飞
23.李敖读者李老皮
24.余秋雨读者王多元
附录
1.刘宾雁：一个巨大的希望在中国生长起来
2.李亚东：为无权势者立命
3.《底层访谈录》书评会部分专家发言纪要(根据录音整理)
4.非如此不可——关于《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对话
5.沈励志：中共禁书始末——诗人廖亦武惹祸与《南方周末》大地震
6.唐晓渡：致本书作者的一封信
7.余杰：“边缘人”原是大多数——漂泊者与采访者心灵相交的流动历史
8.海因：异端开辟野道——老威的《中国底层访谈录》
9.给老岳的一封信（缺）
10.致四川省国家安全厅的请愿书（缺）
电子书制作说明

《中国底层访谈录》卷一　●黑牢访谈录

流沙河序：哀民生之多艰

本书中这一群畸零人，除了两位先生而外，我都不认识。本书作者从前也仅认识其中几位，且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不感兴趣，更未想过将来会采访他们。这里说的从前，是指十年前的八十年代。那些年间，作者老威正在写现代诗，已具知名度了。年轻气盛的他，逞其狂狷之态，率其豪爽之情，跑到潜意识里去打捞沉船，摸些碎片，镶嵌成既难念又难懂的长长短短句，自己觉得快活极了，哪有兴趣去关心社会边缘的畸零人呢。必待身历一场惨烈的熬炼之后，看清社会真相，他才想起该去采访他们。他悟到，写他们，这是他的神圣职责。

因为那一场惨烈的熬炼，他成熟了。其中诖误囹圄的四年，比大学更大学，一如两千年前汉朝“培养”司马迁那样，如今又用狴犴大学“培养”出作家来。四年毕业了，毕业即失业，他成为“多余的人”，也算是与世不偶的畸零人了。畸零人访畸零人，好比俗话说的“流泪眼观流泪汉”，心有灵犀可通，宜其探幽索隐，得吾人之所不得，写吾人之所不写，遂成鸿篇骏著。他目前的身份是“在野的作家”。这个身份是某个混混给他订的，见本书“北京混混周二黄”篇中。在野者，不穿制服不领薪之谓也。惭愧，我虽然退休了，写文章也不必再穿制服了，毕竟还在领薪拿补贴，仍住公家房，算不得在野。本书作者叫我写序，蒙看得起，敢不从命。那就借几寸篇幅，写几行浅见吧。

首先，我认为本书开了我眼界，使我惊叹，使我不安。这种感受，很久没有过了。十年来，我厌读那些远离现实之作，藻饰浓疮之作，涂改历史之作，贩卖乡土之作，玩弄智巧之作，更不用说瞎眼颂德之作了。这些作品，大不足以扬大我之声，抒大我之困，小不足以进小我之德，娱小我之情，根本不严不肃，却自命为严肃文学，真是笑话。本书则不然，堪称为严肃。兼且有趣，随便翻开一页，皆能引诱你读下去。用对话体写人写书，便有这点好处。记得史坦倍克《人鼠之间》便是用对话体写的。

本书中这一群畸零人，大部份或荒谬或凄凉，仅有五位既不荒谬又不凄凉，可以说是奇特人物。他们是老知青廖大矛、老军人廖恩泽、朝圣者旺吉、同性恋者倪冬雪、藏书家冉云飞，就这五位。而荒谬的列举出来就太多了，有光着屁股在街上肇事的酒鬼，有狱中的妄想狂，有专门制造假象的遗体美容师，有雇佣的哭丧者，有京城娱乐圈的混混，有口称“共同致富”会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形象问题”的暗娼，有盼望成名的乞丐诗人，有迷信卜卦的女教师，有患梦游病的作家，有为爱情而毁了仕途的老右派，有风趣横生的老地主，有骗女色出了洋的无耻诗人，有滥得可怕的所谓民刊主编，有厉害而深沉的算命瞎子，有以垃圾养猪而发财的乞丐头儿，有说“知识分子还得从头学说人话”的愤懑的副教授，有在滥俗报刊混饭吃的清醒作家，还有信巫术的文学官员、骗子神医、神医的信徒小姐、死刑犯、嫖客，真够热闹的了。至于凄凉的就要少些了，有叹惋“世风日下”的琴师，有画家村里的穷艺匠，有拉二胡的盲丐，有跑滩的穷艺人，有崇拜高尔基的流浪汉。难得的是既荒谬又凄凉的那两位，其一为失学的流浪少年，其一为已故诗人海子。海子自杀身死多年，本书作者采访海子生前一位邻居，录其凭回忆的陈述，缕细致，不时插一二句评语，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让我们了解到这位不幸的诗人很可能是名场上的牺牲品，可悲可悯。本篇还写到当年四川的先锋诗人群之江湖义气，近似旧时代袍哥跑码头，有一套特殊的联络方式。其间也不免带有虚伪性和使小坏的，彰显出名场上的竞争之激烈。这些记载，虽然一鳞半爪，作为八十年代现代诗运动的史料，甚有价值。

荒谬使人惊叹，凄凉使人感伤，本书除了这两点所谓的审美价值（这个说法实在可笑），尤以开人眼界、促人思考、导人觉醒为其旨归，倒不在乎文学上纯不纯啦美不美啦那些琐屑讲究。全书三十几篇，大半是“恶之花”，叫它怎样去纯怎样去美。关山难越，那样多的失路之人，本书作者凭着良心为他们写照，为他们悲哀。中国文学之一线生机正在此。我佩服他，尊敬他，亦正因此。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此杜甫梦李白所作也。愿本书作者平安。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在四川成都作

老威在底层(代序)

90年初，我的自杀冲动逐渐猛烈，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手脚。爲了给我治病，某社会福利机构采取了强制措施。尔后，我被迫从文学的名利场隐退，与世隔绝四年。开始很不自在，因爲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没人把我当作诗人或作家来瞻仰，没人说“久闻大名，如雷灌耳”之类既中听又肉麻的恭维话。我发觉自己一旦不写字，就被社会遗弃得太快，象一截狗屎，刚拉在阳光灿烂的街头几分钟，就被踩得不象狗屎了。我甚至连话都不会说了，在许多经验和生活常识上，一个四肢抽筋的疯子都可以冒出来教训我一顿。

开头两年我想表现自己，却没任何机会，憋坏了。我老是与人打架。医生慈父在把我电疗得像一只呱呱蹦□的青蛙之后，劝我面对现实。我不得不学说人话，此前，我同目前国内衆多先锋诗人、作家一样，只会说书上的话。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书读，没音乐听，没高雅的话题可供思考、讨论，这绝对是一个人文知识份子所无法忍耐的，但我还来不及忍耐就扛过去了。我在与疯子们的朝夕相处中，精神病有了明显好转──“心静自然凉”，我通过学箫明白这个理。

海子和顾城都是因爲“心热”而自杀，我与他们的区别是我在诗和女人之外有广泛的爱好。我无法在一种想法里跑一辈子马。我写诗写得太久，同朝秦暮楚的读者关系太近，再不发疯，就说明我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九十年代，坚持写诗并混出人样来的，都是些精明的卑鄙小人。因爲这是商业的天下，哪来的诗意？

这本《中国底层访谈录》缘起于我吹箫的经历。我师父姓司马，是个83岁的和尚，我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但我至今除了箫，对他的过去和将来都一无所知，他吹了60多年的洞箫，却什麽也说不出口。中国民间还有多少这样的人物？

我陆陆续续与我所认定的江湖中人交往了七年，并无多少功利目的。由于过去养成的记者习惯，我总是把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谈话私录下来。当然也不排除儿童式的猎奇冲动。我的朋友马松认爲，“这是本世纪前所未有的精神奇观”；而评论家唐晓渡认爲，“这是中外新闻史上都不曾有过的采访。”

我不敢作非分之想，因爲我怕名利心又会诱发疯病，而这本书中的每篇采访录都是治病的。空虚、压抑、失去人生的方向感；或者人生的方向感过于执著，乃至狂妄得不可一世的人，都可以把它当作医疗手册──我就是这麽过来的，“老威”这个长期混迹底层的名字，我直到现在还在用。

从古至今，中国都有极深厚极成熟的“底层思想”，如果将这些东西编排成小说，绝不亚于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它们都是能流传后世的具有见证意义的作品。可惜，中国作家都耻于这样做，耻于向脚下的土地汲取养分，他们追踪世界文化热的同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同一种大文化背景所复制。当然，要凭这本书改变一种时尚几乎不可能，但它至少在世纪末提供了一条“回头是岸”的老路。

这个岸，不是大家熟知的“死人传统”，而是许多活生生的人生经历。我觉得从一个影子杀手(疯子)或一个碎尸犯的口中得到的敍述，也比大批当红作家的小说、散文精彩数倍。这些文人都是标新立异、著作等身，以猛攻诺贝尔文学奖而闻名于世的。就此打住。相信读者诸君自有判断。

作者简历

1958年农历6月19日，出生在中国四川省盐亭县海门寺的一所乡村小学里。

1960年，因饥饿引起全身浮肿，差点丧命。

1966年，因文革失学，一度成为流浪儿。

1976年高中毕业前夕，因在墙上书写“反动诗歌”而遭全校批判，并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

1976年四五期间，在成都总府街张贴反动诗传单《请不要相信他们》（见成都地区四五运动的诗文集（《燃烧的泪》）。

1977至1980年，四次参加高考，均因政治、数学等科不及格而落榜。

1980年底至1982年，在川藏线开卡车，两次几乎翻车。

1982年发表诗歌，并接触到朦胧诗，随后步入文坛，发表《儿子们的年代》《大盆地》《人民》等长诗，引起轰动，几年间获得20多个官方诗歌奖。

1983年认识周伦佑、周伦佐、蓝马等大批在野诗人，步入文学黑道，参与或主编过《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巴蜀现代诗群》《现代主义同盟》等地下诗刊，进入公安机关的黑档案。

1983年到1989年，写作了《死城》《黄城》《幻城》《偶像》《杂种》《天问》《挽歌》《大循环》等一系列反叛性长诗，名噪一时，成为新诗潮的主要代表之一，并在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中遭到严历批判和围攻，曾一度被制止发表任何言论和作品。

1986年，参加抗议中国作协停办《中国》文学杂志。

1988年，参加中国新时期十年诗歌讨论会，却因姐姐夭亡而心智凄迷，屡屡捣乱会场，丑闻传遍江湖。

1988年夏，受作家方方推荐，免试入武汉大学作家班混文凭，三个月后被开除。

1988年至1989年初，受作家韩少功之邀赴海南“共创事业”，却因斗殴丑闻而离岛。

1989年4月初上北京，胡耀帮逝世时因“拒绝参加任何群众运动”而离京，在京时出席了由北岛主持的《今天》首届颁奖仪式。

1989年6月3日白天至6月4日凌晨，在涪陵家中创作并朗诵了针对天安门惨案的长诗《大屠杀》，制作成磁带，交给在场的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

1989年至1990年，在风声鹤唳中传播《大屠杀》，并筹备出逃。

1990年3月，组织、编剧、主演了《屠杀》之姐妹篇，诗歌电影《安魂》，并于同年3月16日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万夏等十余人。

1990年至1994年先后在重庆和大竹的收审所、看守所、监狱等地受审、坐牢和服刑，接触了大量的死刑犯、刑事犯和几代反革命犯。曾因违犯监规，被背铐23天，也曾因不堪肉刑折磨而自杀两次，诗人的身份几被忘却。

1992年5月之前，同案们被全部释放，“文化间谍”戴迈河也被驱逐出境，可廖作为反革命首犯，双手背铐着接受了秘密审判，获徒刑四年。

1992年冬至1994年1月，在监狱内重操旧业，开始创作长篇文学作品《活下去》，写完了卷一《汉人》和卷二《黑道》的初稿，并师从80高龄的老和尚司马，学会了吹洞箫。

1994年1月31日，因国际关注，提前46天出狱。

1994年4月，前妻阿霞要求离婚，廖光棍一条离开户口所在地涪陵，回到成都与父母住在一块。

1994年3月21日，春分，认识18岁的宋玉，稍后确定恋爱关系，并于1999年2月结为伉俪。

1994年至1995年，因衣食无着，持箫在成都各酒吧卖艺，与三教九流之底层社会厮混得烂熟，动了写底层的念头。

1995年至1998年，与宋玉一道跑推销、守茶馆，并在杂志和报纸打过工，曾自我推销地下音乐磁带《箫与啸》近1000盘。

出狱以来，参与多项人权、政治、改革方面的呼吁和签名。1998年5月，发出《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信》，反对总统先生忌月访华。其外，也曾多次单独上书当地警察机关，抗议对其生存权的粗暴剥夺。

出狱以来，被地方当局多次拘留，数度抄家，文稿流失上百万字。1999年2月26日，国安警察甚至在新婚大喜之际以“非法采访”之名拘捕了他。

1997年和1998年，主持出版了地下民刊《知识分子》，共两期。

1999年，在国内公开出版了《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书中描述了民主墙的历史，多次出现魏京生、徐文立、刘青、刘念春等人的名字，引起广泛震惊。此书在被几十位专家、学者评为本年十大好书之一的同时，被中宣部列为本年十大禁书之首。

同年，以笔名“老威”出版了《漂泊——边缘人采访录》，引起强烈反响，书评如潮，三个月中再版五次，随后被查禁。书商逃逸，印刷厂被封。

1999年6月4日前夕，冒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并为纪念六四十周年而朗诵了长诗《大屠杀》。

2000年春节前后，与《今天》派诗歌元老芒克一道，主演了由日本公司投资拍摄的地下电影《飞呀飞》，艺术重现了出狱后的生存处境，此片曾入围2000年的柏林电影节。

2001年，以老威之名公开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上下卷，引起强烈反响，50多家媒体报道并转载此书，几十名专家和几百名读者聚会北京国林风书店，展开激烈讨论。直至傍晚，移师京郊大觉寺，廖在会上吹箫并朗诵了《大屠杀》。

2001年4月19日，《南方周末》以整版发表了廖与著名记者卢跃刚关于《底层》的对话，引发了该报的人事地震，其主编、副主编及编室主任均遭撤职。接着，《底层》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查禁，勒令销毁，长江文艺出版社被整顿，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再接着，《底层》盗版泛滥，与海外种种禁书一道，流入地摊。

2002年6月，因耶鲁大学康正果先生的力荐，《中国底层访谈录》三卷全本由台湾麦田出版社推出，在彼岸文化界引起反响。与此同时，获得《倾向》文学奖。在颁奖仪式上，中国独立笔会主席刘宾雁和副主席郑义均对其创作高度评价。

同年，再次改定已写了十年之久的长篇文学作品《活下去》，分卷一《汉人》，卷二《魔界》，卷三《黑道》和卷四《证词》，约80余万字。其它还有1999年发行的地下诗集《古拉格情歌》（后更名为《犯人的祖国》）；地下随笔集《说谎的石头》；80年的诗歌集《死城》《长廊》也相继编定。

同年，开始了《中国冤案录》的采访与写作，并继连载《底层》之后，在《民主中国》上续载《冤案》。估计这项文字工程将进行两至三年。

2002年10月7日凌晨，父亲李德奎因肺癌在成都病逝，享年80岁；一个多月后，难友蒲勇也因胃癌夭亡，悲极痛极，鬓须为之添白。

12月18日清晨，因王力雄发起为“活佛爆炸案”要求司法公正的请愿签名，以及其它几项网上的人权签名，公安警察又一次突袭抄家并拘捕了廖。

2003年5月底，《底层》法文版面世，引起反响，首版了3500册，两个月间已售出2000册。《世界报》记者米福冒着萨斯，亲往成都采访作者，写出长篇报道。

同年，《中国冤案录》的法文版也在同步翻译中，将于2004年初出版。在法译中的还有《证词——从诗人到犯人》，将于2005年出版。

同年，申请出国护照遭遇挫折，这是他第四次申请护照，均因“国家安全”的原因被拒。

2003年7月，与刘宾雁、王力雄一道，获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奖，这是继1995年之后，他第二次获得此项奖励，理由是“面对种种迫害，仍以充分的勇气坚持独立的创作”。

除了文字写作，廖几年中制造并出版的地下音响CD有——《汉奴》，2000；《叫魂》2001；《大屠杀》，朗诵，2002；《情兽》，朗诵，1989年制作，2002年翻录；《箫吟》，2003。与此同时，他对民歌民谣的追访、搜求怀有浓厚兴趣。

他今后要努力完成的文学作品是《活下去》第五卷——《传与记》。

1.碎尸犯卢人标

采访缘起：

1990年8月31日，太阳把山城重庆烤得象一块焦黑的馒头，我的歇斯底里症初愈，便得一机会，去重庆某看守所拜访了28岁的杀人碎尸犯卢人标。

经过两道岗哨，我随律师抵达预审科大楼，找了一间提讯室。随后，我见着已镣铐加身的卢人标，他黑脸膛，身高仅1.58米，象未发育成熟的大孩子。接着我们开始交谈，虽天气酷热，但我听得冷汁淋漓。律师始终呆在门外，他表示不敢再重温那毛骨耸然的故事。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卢人标就被执行了枪决。据说在绑赴刑场前夜，他坐在刑床上连看了三部以琼瑶小说改编的言情录相，还意犹未尽。午夜，值班警察巡查，提醒他写份遗嘱，他充耳不闻，正如《水浒》里鲁智深所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老威：请抽烟。

卢人标：还是箭牌？多给我几支，我带回监舍。

老威：房中不准吸烟，你就在这儿过足瘾吧。

卢人标：这样连着抽，会醉的。

老威：不急，有的是时间。我和你的律师是朋友，是他带我进的看守所。他在门外。我明确告诉你，我是个好奇心极强的文化人，我想和你聊聊。

卢人标：无所谓了，反正再过十几天，我的复核期满，就要绑赴刑场上西天去。我的案子谁都知道。

老威：是吗？犯人在监舍里都互相交流案情吗？

卢人标：里面太难熬，为了打发时间什么都谈。除了外面的花花世界，有时也探讨怎么个死法。象我这种人当然不得好死。

老威：你的个头这么小，瘦骨伶仃，真有力气干那种事？

卢人标：是没力气，平常我连杀只鸡都手抖。我的爸爸去得早，是我妈把我拉扯大的。我对女性很崇拜，加之个头小，人就很自卑。我读过不少书，羡慕白马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结婚之前，我认为男女之间就应该那样花前月下地浪漫一辈子。为了把书本化为现实，我和妈妈起早贪黑地开杂货店，攒了一笔钱。我对女孩子没啥要求，只要不讨厌我就行。后来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李淑之，再后来她成为我的老婆。

老威：你说慢一点，我记不过来了。

卢人标：慢的在后头，前面开场白没啥趣儿，我就尽可能地简略，你想把我的事儿写进书里吧？

老威：我是做研究的，当然要顾及事件的每一细节，这对治疗心理疾病有用。我不写通俗的凶杀案小说。

卢人标：你做研究？我可是没病的人。

倘若有病，经法医鉴定属实，就不会负刑事责任。我们房里有个山里的樵夫，把老婆当柴劈了，还背着那捆血淋淋的“柴禾”翻山越岭去乡政府报案，后来通过县、地、市三级鉴定，此人患有狂躁性精神病，就送医院了。

老威：严格地说，我们都存在某种心理缺陷，当某种外力恰好击中了这种缺陷，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瞬间丧失理智，沦为疯子，所谓人格力量，就是对自我心理缺陷的克服。现在，你继续讲你的事儿。

卢人标：我的老婆比我高半个脑袋，很丰满。新婚之夜就骚得不行，把房事搞得象打仗一样，分第一战役、第二和第三战役，全没有新娘子的羞涩感。他妈的，即使不是处女你也要装一装嘛，可这娘们不，把门一扣，就迫不及待地自己脱了个精光，象头狼搂住我就啃，她喜欢在上面干事，第一战役还没打光，就把我浑身弄得伤痕累累。于是，她叫我“伤病员”，一把从床上兜起我，到卫生间洗鸳鸯澡，我完全在她的把握之中，全没有爷们儿的制空权。有一回，我说我不行了，你快把我压散架了，还是让我上来吧。可那娘们象暴君一般勃然大怒，将我翻转身子，轮圆巴掌就打屁股，她还把尿撒在我的脸上。

老威：男人做到这一步，不过性生活也罢。

卢人标：不过不行。我老婆一天到晚就想着这事儿。她说从小家穷，四口人住九平方米的小屋，虽然隔了布帘，但自己是在父母的交欢声中成长起来的，十二岁的时候，就习惯在半夜随着旧床的嘎嘎破响有节奏地向上挺身子。她已经有过好几个男人，怎样分手的我当然不敢过问。后来我阳萎了，成了名符其实的武大郎。

老威：你老婆是潘金莲么？人都死了，你可不能这样败坏她。

卢人标：比潘金莲还过火。潘金莲是被王婆拉下水的，她好歹只偷了西门庆一个男人，就落得千古骂名，可李淑之把我弄阳萎后，就公然把野汉子带到家里来，并把我关在卧室门外。王八蛋做到这步田地，你说好笑还是好气？偏偏我这代表男性尊严的棒槌只有到这步田地才啪地弹起！

老威：你应该找你老婆评理，如果她屡教不改，就离婚！唉，你们结婚前也太不了解对方了。

卢人标：你这是九十年代的语言，可李淑之嫁我的时候三十四岁，已赶过了趟，她只能把家庭作为幌子。她不言离婚，我也不敢开口，谁叫我那方面不行呢？剧作家魏明伦为潘金莲鸣冤，认为她和武大郎不配，才同西门庆乱来，这我赞成。

老威：你开始还说羡慕白马王子和灰姑娘呢，怎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你应该到法庭提出离婚，再找个理解你的女子，你不该放弃你的感情理想。

卢人标：“理解”？这世上最不好找的东西就是理解，于是我准备用菜刀来“理解”她。

老威：你还算条“汉子”啊？

卢人标：我在她偷汉的空隙里与她上床，天气酷热，大家都剥得赤条条的，电扇呼拉拉疯转，把屋内的摆设都卷得摇摇晃晃。李淑之从汗渍中爬起来，冲个凉，放了盘邓丽君的歌带，第一首歌是《夜留下一片寂寞》。此时已是夜里11点，李淑之还嘀咕着要拉张席子到外面阶沿睡，因为在小巷内，整个夏天都铺满了露天纳凉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我劝住她，我说我们好好谈谈。她古里古怪地笑了，我见她笑，心一颤抖，差点哭了出来。我想在邓丽君的歌里忘却一切，与老婆重归于好，于是伸手摸她的奶子。不料她一下打开我，咬牙切齿地骑上来干。我说你慢一点，温柔一点，别把性别弄颠倒了。她说怪你自己没本事。还捉住我的小鸡鸡，又搓又拔，我急出一身冷汗，她却嘲笑：“你祖上三代都是太监吧？”这下我真火了，就趁她伏下身啃我脖子时，猛一铁头功，撞中她的前额，她还以为我开玩笑呢，捂住双眼直骂娘，我弓腰摸起事先放在床下的菜刀，双手握住刀把砍过去！

老威：当时想什么了？

卢人标：想个逑。我嗡地一声头大了，那刀片子却稳稳地陷入李淑之的前额，把那大脸分作两瓣。她嗄地坐直了，眼睛和嘴都张成山洞，要把我吞下去。她自己动手朝外拔刀，在床上使不了劲，她又下床把身子抵住墙，摇那刀把。血象眼泪一般淌了下来，她终于发出了尖叫。我冲过去堵她的嘴，与她夺刀。刀拔出来了，跟着，从那口子冲出一股血。好狠的娘们，她居然还有力气从地下捡刀，并把我从里屋追到外屋，再追到厨房。情急中，我操起剁排骨的斧子一挡，刀片子飞了。现在我倒底翻身了。我骑在她身上，一斧接一斧地朝下砍，我听见了她的呻呤，既温柔又遥远，书里这么写过，只有女人在性交高潮时，才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这种哼哼声。我的棒槌变得又粗又大，从娘肚子里生出来，我还从没见过它这么威风凛凛。为了把这种快感，这种征服持续得更久，我就先挑肉厚的、不太致命的部位砍。手臂、小腿、大腿、屁股。但我舍不得弄破那乳房。这女人的肉太多了，一斧下去，开一条槽，她身上就多了条阴道。这世界，这屋子都是阴道！这种联想使我亢奋极了，我就丢下斧子，去舔她的血，还一口接一口地咬她的乳头。现在我是想做什么就什么。李淑之咽气时脑袋略略向上抬了抬，我急忙与她接了个吻。接着，我夫妻俩痛痛快快洗了个鸳鸯澡，以前，都是她主动伺侯我，动作粗得象个屠夫，而这时，她变温柔了，害羞了，软绵绵的，这才是个新娘子，这才有女人味！我翻来覆去替她洗了两个多小时，感到她变得有点僵了，就将她抱回床上。她到处都开着缝！这才够刺激！我与她交配了八次，人都累瘫了，可还意犹未尽。于是我就拣肉嫩的地方啃，我把乳头、阴唇和腋肉都生吃了。

老威：我真想呕吐。

卢人标：我当时就吐了出来，其实生肉不好吃。于是我烧了一大锅水，把李淑之的心肺掏出，煮了十分钟，再切成片，蘸姜、蒜和酱油当下酒菜，我吃了二两心片，就觉得很饱。趁着醉意，我下手割肉，并把一块块上等精肉装进五个塑料袋，冻入冰箱；骨架子和脑袋砸散之后，就地掩埋。我还把双手和双乳挂在床头，欣赏了一夜。

老威：你把杀人、烹调和性交全混在一块了。你清楚自己的行为么？

卢人标：律师也曾这样问，我说比平常更清楚一百倍！我从娘肚子出来已三十载，一直被社会瞧不起，而在那一剎那我自由了。哦，忘了，我在埋葬李淑之的骨架前，还熬了半锅肉粥，我把她的脑袋割下，端放在桌边，我给她喂粥，夹菜，我俩口子进了最后一顿晚餐，还痛哭。唉，我的灰姑娘，我喃喃唤道，李淑之的形象一下子变了，她果真穿著水晶鞋在半空中跳舞，也许我的前半生是在丹麦安徒生的童话里，我到中国是投胎投错了。

老威：你压根就不该生出来。

卢人标：这可不象心理医生说的话。其实人生有许多门坎，你没迈过去的时候，感到深不可测，于是退缩。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没翻过门坎，那即使活到100岁，也没意思。李淑之是老天硬摊派给我的克星，我对她恐惧，但也渴望战胜恐惧，因为她那长期压迫我的肉体是相当性感的。

我越阳萎，越想操她，我已在梦里把她搞得服服帖帖，我甚至已把她的皮剥下来，用鸡巴戳出一个洞。而当我真杀了人，我才觉得杀人有什么了不起？性交也是杀人，男人与女人本来就是刀与鞘的关系。

老威：你的意思是人人都该杀人，把刀入鞘？

卢人标：天晓得。我们是在隔着生死门坎谈话呢，而当我肢解李淑之时，全神贯注，每根神经都像接着电源，通过一阵阵酥麻和心灵内的光，使她的局部活转来，我在那些心肝、毛发、碎肉上，看见了她的笑容，她性交后的满足，她毫无重量地瘫在我的怀中，她就是我了。瞧你这幅相貌堂堂的公子哥儿样，是不可能铭心刻骨地爱某个女人的，你是爱自己胜过爱别人，我没你这种个头和气质，只好用全部身心去为情赌博。

老威：你又把自己想象成现代《奥塞罗》了，可人家在错杀苔丝狄梦娜之后，幡然有悟，以死谢罪，算得了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卢人标：我与莎士比亚“英雄所见略同”，杀了她，然后去爱她。

老威：一个屠夫就是这样理解世界文学经典的？

卢人标：你倒提醒了我，好作家都是潜在的杀人犯，不过，他们都把这种冲动发泄到纸上，于是就有了世代流传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从小受这些故事的骗，在现实里，在女人问题上碰壁。当我的一腔怒气被李淑之激发出来，我就把作家发泄到纸上的冲动发泄到她身上了。我在创作对吗？

老威：你是艺术家？见鬼。

卢人标：成不成家倒无所谓，干任何事都要有灵感。二战期间，有个纳粹军医曾经用少女乳房剥下来的皮做了个灯罩，那可真是举世罕见的艺术品。你想想，女孩的胸多细多嫩，而光透过针眼一般的毛孔，扩撒开去该多么的温馨！

老威：你是怎样被发现的？

卢人标：我妈回来了。本来自结婚以后，老人家就一直住在杂货店料理生意，李淑之口碑太差，我妈就有意躲着她。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我把冰箱里的冻肉快吃完了。我妈却回来了。她一进门就发觉气味不对头，我忙着熬稀饭、炒菜、可刚上桌，我妈就从稀饭里挑出一个指甲盖。

她哇地吐了。接着，老人家一声惊叫，就冲出门，我拔脚就撵。在街上，我拦腰抱住我妈朝屋里拖，她死活不进去，我急了，竟咬她的耳朵一口。我被街坊邻居扭送派出所，我妈出卖了我。也许再过两天，我把冻肉吃光，把战场里里外外打扫一遍就没事了，偏偏这个骨节眼上……

老威：你家里少了个大活人，谁都会发现的。

卢人标：她离家出走了，现在外出打工，很平常。

老威：你还挺有心计，不过你吃人好象上瘾了，拿不准你还会去杀人来吃。

卢人标：没有能超过李淑之带给我的快感，我这辈子全给她了。你是港台的恐怖片看多了吧？谁会杀跟自己没关系的人？

老威：入狱后日子难过么？

卢人标：等死当然难过，但现在如果宣布无罪释放，我也活不下去。我碎尸吃人，大家不会再与我交往，活在世上而没人理你，也同坐牢差不多。里面就不一样了，都是罪犯，非奸即盗即杀，都好不了哪儿去。我的邻铺是个强奸杀人犯，这东西竟把被害者卸了丢进公共厕所，太可恶了。

老威：这段日子你胃口怎么样？

卢人标：我天天都想吃荤，原来我以为判了死罪的人会茶饭不思，不料比猪还饿得快，睡得足，脚镣手铐不碍事，心静自然凉嘛。但愿挨枪子时遇上个好天气，有点阳光，我好与李淑之天堂约会。不知行刑的法警枪崩一批脑壳要休息多久？会不会做恶梦？

老威：如果让我马上枪崩了你的话，我是不会做恶梦的。外国电影里，常有罪犯临刑前良心发现，向神父进行忏悔的，你呢？

卢人标：你是神父吗？那么好吧，神父，请再给我买一包烟。

2.逃犯崔志雄

采访缘起：

１９９１年农历正月初七，我随一位律师朋友在重庆市某看守所拜访了江洋大盗崔志雄。其时，他的死刑复核期已过４５天。

“又白捡了一个春节！”他说。

崔犯３９岁，浓眉大眼，虎背熊腰，大冷天，仍单衣单裤，丝毫没有惯常死囚的萎顿之态，倒令人想起某部国产电影里的侦察排长。他拖着重镣，对保险柜和人都有天生的洞察。我无意中遭遇了这个逃跑故事。当我在几年后整理这段回忆时，崔犯已化作累累白骨，但我的手心仍惊出了冷汗。上帝啊，这一切真的发生过么？崔犯在鬼门关还会继续越狱么？（下文中：威：——老威；崔：——崔志雄）

威：你不抽烟？真稀罕，很少有坐牢不抽烟的。

崔：牢里规定不准抽烟。

威：按人的本性，没人愿意遵守监规，况且这是在号子外面，你就放开点吧。

崔：人的尊严比本性更重要，许多罪犯被人瞧不起，不是因为案子，而是因为放纵自己，丧失了起码的尊严。在牢里谁不想抽烟？没瘾也想抽，特别是我，犯了通天大案，在这儿等死而已。但是，一根烟有可能把你变得不如一条狗。犯人差不多都捡烟屁股，出门提讯，就东瞅西探，过道里，阶沿下，甚至痰盂上的烟屁股都捡，然后珍宝一样藏回来，用鞋底子搓火抽。也有从律师、从承办人那里带烟进来的，于是一堆人围着，像过节一样。太没自尊了。你想想，承办人的烟抽得么？你得用口供去换！说不定几支烟、几份肉就勾得你啥都说，判了死刑才后悔自己命贱。

威：捡烟屁股固然丢面子，但还没到丧失尊严的地步。我父亲文革中坐过黑帮学习班，清规戒律又多又严，每天的主要功课除了认罪书就是群众批斗会。他的烟瘾特大，也捡过烟屁股，还把铺草裹在纸卷里抽。有一次开大会，他的腰埋得特别低，人家以为他今天认罪态度好，都不知道离他两尺远有看管人员丢的烟屁股，他差点就扑上去捡了！

崔：你打的比方不恰当，你父亲又没犯罪。我的职业比你父亲的职业要难得多，必须要控制自己。我最恨人在牢里捡烟屁股，谁捡了，我就要撬开他的嘴，让他整个吞下去。

威：你别激动，我们谈谈其它的。

崔：我从不激动。谈其它的？我的案子？

威：随你的意。

崔：案子昨天刚谈过。市公安局长来了，带了两个新闻记者，还录了相。他们让我在死之前，把作案手法详详细细地留个案底，因为最近撬保险箱的案子越来越多，其中有一种手法与我很近似。公安局长没许愿“坦白从宽保脑袋”，这让我满意，至少没蒙我。你呢？

威：我怎么？

崔：看你的样子，既不是警察也不是记者，倒有点像自由散漫的和尚。大光头，眼光挺出世的。对了，你是摇笔杆子的，叫“自由撰稿人”吧。

威：你看人太厉害！职业训练出来的？

崔：我的职业是认机器不认人。栽进来了，除了罪犯和律师，登门拜访我的就是公、检、法，包括法医，过几天上路，还需要他来“验明正身”。你不属于这个行道，肯定是搞文的，商人又不可能来看我。

威：看来你不太愿意谈案子，审了那么多遍，你谈也谈烦了。

崔：换个话题，我给你摆逃跑的龙门阵。

威：你的主罪是盗窃保险柜嘛。

崔：次罪是两次脱逃，这比弄保险柜惊险多了。上帝教导我们，死之前多做善事，也包括满足你的好奇心这种善事。

威：我洗耳恭听。

崔：两年前，我第一次翻船，关在某某收审所，位置在歌乐山中。这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老式监狱，几十年过去了，看起来却比现代监狱还要结实，背靠岩壁，钢筋浇铸的大墙四角，设有岗哨亭，像一个从中间掏空的大馒头。在放风、开饭、开大会的长方形天井周围，是分两层的监区。汽车经盘山公路爬上来，直抵大门。进门是小天井，搜身之后，才准进正式的监区底楼。底楼包括提讯室、伙房、公共浴室、贮藏室、厕所；二楼是人犯监舍，共16个班，包括一个女犯班。当然干警值班室也在二楼，向阳的一面。循环回廊从监区中间穿过，黑咕弄冬，白天也亮顶灯。我关的监房天窗向外，我就地一纵，就能抓住窗栅，一个引体向上，就可以望见松林坡，国民党特务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的地方。

威：你对地形这么熟悉？

崔：天才的读书人对书本过目不忘，我是天才的贼，对到过的地方过目不忘。况且，我在收审所呆了两个多月，那儿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早化入骨髓里了。据说这牢从没跑过人，鬼才相信。石头也有缝，我撬保险柜出入了那么多禁地，谁拦得住我？最大的障碍是人，大家关在一块，各怀鬼胎，再是天才，也不可能从众人的眼皮下消失。头一个月，天天提讯，我的思路没转过来，以后把真货吐了些，承办人一有“收获”，就要组织人研究材料，制定下一步攻心战略，提讯暂缓下来。

威：入收审所都要过手续，你没挨打么？

崔：普通新犯都挨整，下马威嘛。整人的方法极多，这话长了。我是高智商的重犯，承办人就亲自找到所长，给班里打招呼，免过手续。提讯一缓，我就不由自主地苦想避开人的法子。什么都是集体行动，除了开饭，上下午放两次风，每次一刻钟。天井里，一百多犯人，四周还有居高临下的监视，要想躲开无数双眼睛，只有钻厕所。厕所与浴室门对门，光线昏暗，气味薰人，正好适合我这种孤独的人呆。

威：其他犯人不蹲坑？

崔：监舍有大马桶，半人高，平时大家拉撒都在里面，放风时，两个马桶贼就提前弄出去倒。所以，百来号人一涌入天井，不是抢着洗衣服，就是望望远处的青山白云，呼吸新鲜空气；也有暗中交换小东西的。你想想，我这种大盗，居然能单独在厕所里蹲十分钟左右，还是模范监狱呢。我总共钻了两次厕所，就定好行动方案了。我不能钻得太多，否则会引起怀疑。这厕所只有一个气窗，窗外是大墙，可谓上天无路。然而入地还是有门。我之所以犹豫，是不清楚出粪口的情况——这是未经改造的老监狱，不可能使用现代化的机械抽粪，那么露天粪口在监内还是监外？有没有粪盖？粪盖有多重？拉没拉铁丝网？在我行动的前一个星期，我曾动摇过。原因是我在集体洗澡时，从水篷头上方的窗口，望见了岩壁与墙之间的一条沟缝，这恰好是哨兵的视线死角。紧接着，我隔壁听见猫抓耗子的声音。猫都能过，我相信我扁着身体也能过——这令我兴奋了一会儿。但是，得三人集体出逃才行，首先要说服牢头，政府洗完澡之后，他有先入浴室的特权；然后由一人把门望风，两人搭人梯，扭下松动的水管撬窗栅。

威：太冒险了。

崔：对，三人三条心，比监狱更恐怖。我注定只能钻厕所。第三次蹲坑，幸运之神终于降临了：我隐约听见有人舀粪！我仔细分辨口音，绝对是当地的农民。我胸腔的血哗地一下冒上来，冲得脑壳嗡嗡了半天。嘿，我成功了，我晓得，我死里逃生了。接下来就是计算时间、路程、速度。放风15分钟，扣掉倒6个马桶的时间，剩10分钟；收监点名加3分钟；发现缺人，追查并招集警察组成追捕队，加6分钟；分兵出发，加2分钟；路上逃与追之间的时间差，9分钟。也就是说，我必须在半个钟头以内脱逃到山下，混入人烟稠密的地区。

威：给人的感觉是在演电影。

崔：电影算个屁。记得我被捕时，囚车从山脚烈士陵园绕上来，费时20分。我下坡走直线，估计同汽车爬山的速度也差不多。这样，即使我在粪坑和监狱周围耽搁8分钟，仍然胜算。监狱旁边有个技校，常有朗朗读书声传进来，这是追捕队重点拉网地。他们以为我逃不远，还会以为我会躲开人，藏入山里。

威：对呀，万一碰见上山的游客咋办？

崔：你直冲着他去，他就怕你。我已经在脑子里预演了几十次脱逃，连做梦都在跑，一直到腿抽筋才醒。事情进展得出奇地顺，我记得是90年的5月6号，离我30岁生日还有3天。下午，我把背心、短裤、布鞋和毛巾扎进塑料袋，拴在腰间，外面套一件工作服。放风哨一响，我随着滚滚人流挤入走廊，两分钟后，就被哗地一下从楼梯冲向天井。我回身把住门框，目光却瞟着二楼的监视窗，两个警察正在笑嘻嘻地聊天。我一下闪入厕所，与最后一对马桶贼擦身而过。我解裤子的动作很大，马桶贼根本没回头看，有人从门外撒了泡尿进来，我在最里的一格蹲下。再也不能磨蹭了，我脱下工作服，扁着身子下坑，我根本不看下面，一股股粪气薰得我直淌泪。蹲位太窄，我的脑袋几乎就卡在格上。两手把牢，一点点向里缩龟头，耳朵差点磨掉了。接着是悬空吊着，没想到茅坑这么深！咬牙一松手，卜通！一颗重磅粪弹。心跳得快炸了，逃生冲动压倒一切。我在臭大粪里钻，一只耗子在我背上蹦了过去，时间真他妈比一千年还长，浑身下意识地抖、抖，我两眼不敢睁。其实我没游，粪太稠了，也根本游不动，我是踩着坑底朝前扑窜，粪水只淹到颈子，可我老觉得会呛死在粪里。终于触网了，眼睛一睁，出口就在三尺之外！我面临崩溃，幸好我的脚向前探了半步——原来这铁丝网只拉了上半截。没办法，我必须埋头潜粪而出，背上被铁刺拉了两条大血口子。爬坑费了些周折，把住坑沿引体向上——我的腕力不错，这是我们这行的基本功。由于过于紧张，我以为至少在坑里泡了10分钟，其实，6分钟都不到。我两三把脱光，扯开塑料袋，用毛巾勿勿擦粪，然后换上背心、短裤、布鞋，于是，除了臭气袭人外，一个长跑运动员绕开大墙，奔下山小道而去。我逢沟纵沟，遇坎跳坎，真成飞毛腿了，我绝对破了千米越野赛跑的世界记录。我与盘山公路遭遇了五、六次，每一次都是从公路边直线往下蹦，连翻几个跟斗，居然一点没事，爬起来又跑。我在道上撞见了十来个下山客，都纷纷掩鼻让路。我老觉得背后有警车叫，其实是幻听。烈士陵园旁边是外语学院，我就直通通地冲了进去，穿过操场。我背心短裤，肌肉结实，跑姿又挺专业，所以没人注意。我钻入学生宿舍楼，在盥洗间淋浴，顺手牵羊把晾在窗口的半干衣裤笼上身，又跑出来。这儿属于沙坪坝，半站地外就有个大医院。我打辆出租车，才驶出几百米远，就故作惊慌地叫：“停，对不起师傅，我钱包忘带了。”表还没跳字，司机刚回头问：“要不要转回去拿？”我已推开车门下了。此时我听见警报，追兵已到了，而前方两百米，交警开始检查车辆。我闪入医院，绕过住院部，凭直觉找到教学实验室后面的太平间。我拔出后窗插销翻入，打量一圈，约20来平方米，6个停尸石台上挺着3个死人，还有两个死人装在有玻璃罩子的冰棺里。没办法，我只好躺下，用蓝色遮尸布盖了。五月的天本来不冷，但在石头上睡久了，寒气仍然浸骨。灯光昏黄，满屋腐臭，我旁边的死人邻居可能是车祸，地下坠了一滩血。我盼望着天黑下来，我着急得七窍生烟，可天就是不黑下来。房外树上有老鸦叫，一股旋头风把门吹得嘣的一声！我浑身发抖！如果有人进来，我就完蛋，他敢上来掀我的盖头布，我会马上伸爪，把他掐死。

威：紧张到这一步，还不如投案自首算了。

崔：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就这命，怕活人不怕死人。

威：你在太平间呆了多久？

崔：比人的一辈子还长。当我觉得该起来的时候，差不多已冻僵了。

威：你没表，怎么算时间？

崔：数自己的心跳，快的时候三下一秒，慢下来就一下一秒，后来，我居然数睡着了。醒时，隔壁有了动静，是碗筷的声音，守灵人用晚餐了。这惊动了我的胃，它一抽一抽地疼。好几次，我都想起来活动活动，转移胃疼，但又忍住了。守灵人大约对酌了两个小时的酒，临睡前还吼了几腔川剧，“隔壁杀鸡又炖膀，我俩口子还在屋头唱卧龙岗”之类。

威：你还记得住戏文？

崔：不晓得咋搞的，就记住了。从太平间出来可能是半夜12点多钟。转着找医院内部食堂，正卖夜班饭，两个护士打了饭出来，有说有笑的。我捡起一块小石子，躲在一簇夹竹桃后面甩过去，正中手腕。“谁？！”护士惊叫，饭盒翻下地。两个小姐折回去叫人，我急忙逃之夭夭，在这地盘，没一处是安全的，我只好又回太平间躲了一会儿。的确夜深人静才出来，碰见保温桶，喝了一点热水。这是我出逃以来喝的头一回水，很舒服。可当我找到几小时前打翻在路中的饭菜，抓起来吞下去时，肚子一阵剧痛。我蹲着缓了几分钟，才溜进住院大楼。我七层楼全上了，在返回五楼时，终于瞅见值班室没人，就溜进去，取了一套白大褂，当然，帽子、口罩、听诊器全要。接着，我这个假冒医生就直接去二楼妇产科，借口查房，轻而易举地连搞几批油水，加起来有1000多元钱，并且把蛋糕、奶粉、水果撑了个饱。医院隔壁是军医大学，当我在学员宿舍把军装弄到手，天都快亮了。有一辆大客车停在电教中心前，我寻了一节废铁丝，弯成两股，捅进锁孔开门上去，就在后排拉平躺倒。我太困，一下子就不省人事，直到被人掀起来，挤到角落。太阳明晃晃的，车上装满了兵，旁边的军官问我：“哪个班？”我答不上，就随手朝窗外指，“电教？”他又问，我点点头。听车上的谈话，我才想起是礼拜天。客车一路畅通无阻地开到市中区解放碑，我又看见了成堆成堆的漂亮女娃儿，我又尝到了自由！

威：你居然敢爬到军车上睡觉，就不怕被抓？

崔：医院不敢回，街又不敢上，在军校里晃荡更危险，我没当过兵，又是生面孔，一盘问就露底了，军车是唯一的去处。

威：以后呢？

崔：以后就全国流窜，变本加厉地偷。偷到后来，钱多得用不完，就想隐居，可刚在北海买了房子住下来，又觉得不踏实。做生意更不踏实，我不喜欢和商人打交道，没情趣。真的，一闲下来脑子就乱转，连梦里都站满了警察。唉，人活在世上，除了享乐，就是为了在本行上有所造诣，我已达到本行的最高境界，再要我转行干别的，肯定提不起神。

威：你成过家么？

崔：我有过情人，她喜欢童安格的歌，我也喜欢，我想娶她，但不能。因为情人可以不晓得你的职业，而老婆必须知根知底，这也是中国传统。

威：你这次是怎么落网的？

崔：脱逃已两年多，我以为不会有事了，就回到重庆，与道上的朋友打赌，把某某保险柜厂财务室的保险柜给撬了。不瞒你说，我是从正门进的，从发现到截断外部报警系统，还不到10分钟；开保险柜，8分钟。我感觉嘀哒响了一下，就从缝里伸入刀片，割断连着柜门的警报线。他妈的，这就是所谓红外线感光双保险！得手太容易了，这种想法使我的弦松下来，就背靠保险柜嚼口香糖，还吹出了几个大泡泡，开门取钱时，我已经没丝毫乐趣。这次是50万块，还有几捆股票，我一时兴起，就点火一张一张烧，还没烧完一捆股票，就被人发觉了。落网时我还微笑了一下，一颗心从高处朝下坠、坠，终于踏实了。我站起来，把手伸进手铐，到站了，我说：“咱们走吧。”

威：现在你钉上了死刑犯的铁镣子，还感到踏实么？

崔：我经常想起两年前的那次逃跑，太神了。然而，人是逃不掉命的，我就这命，身体自由了，心也不自由。我欠这个社会的太多，却没用偷来的钱，去帮助任何一个需要这些钱的人，例如失学儿童、下岗工人、下等妓女等等，这同贪官污吏有啥区别？罢了！你是文人，晓得干啥都要有激情，我已失去活下去的激情，你呢？

威：我？天晓得。

3.死刑犯牟大路

采访缘起：

1999年12月10日上午，我在重庆市某看守所探望了27岁的死刑犯牟大路。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随律师接解死刑犯了，因此显得比较放松。

牟大路更放松，他用戴土铐的手揩着鼻涕说：“我命中只该活这么大。”

他局外人一般谈论着别人的死。我晓得，如果给予第二次生命，他选择的仍然是犯罪。

老威：昨天律师把你的案子给我谈了，我感到很惋惜，因为你才27岁。

牟大路：律师，法官、公诉人都这么说，我都听烦了。27岁又啷个？我命中只该活这么大。这世上比我命短的还多，同舍的三个死犯，小的那个刚满18，一上了镣，就哭趴在炕上，像只乌龟。你猜他干了啥？他赶公共汽车，不肯给孕妇让座，人家就骂了声“傻农民”。他气不过，竟拔出水果刀，把孕妇的肚子捅漏了。送医院抢救，那肠子已淌了一大捧，两个人都搂不住。剖腹取出胎儿，母子都没气了，据说那软塌塌的小脑壳只有拳头大，还留了点刀印。这是我晓得的最小的短命鬼。

老威：你想得开就好。这烟你随便抽，法律无情，我即使想帮你，也只有说几句空话的能耐。

牟大路：能出来透透气也不错。我的律师在哪儿？我的上诉有希望吧？

老威：应该有希望吧。唐律师过一会儿到，他这几天正马不停蹄地跑高院。

牟大路：今天正好星期五，刚才提人，我还以为要上路了。大清早，电动铁栅门就从一房响过来，二、三、四，五房六房没开，跳过去了，接着七、八、九，我是十房。同舍的三个活死人都提前换成白衬衣、蓝裤子，候在门口。老犯孙鸭儿与我打赌，赢中午的肉钵，他说今天十房没人上路，用不着换新的行头，隆重得像去出席国宴。嘿，真让这臭嘴戳准了。

老威：你中午吃不成肉了。

牟大路：不行，一个星期两次肉钵，一钵莲花白里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几砣，他妈咋能让？！虽说没上路，但是老子的白血球已经被杀死了一大半，中午正好补回来。你不晓得，铁栅门一动，外门一开，三个活死人的血都不流了。都朝人背后躲。这时值班干事喊：“牟大路。”特别温柔。平常提讯的声音都凶歹歹的：“牟大路！”只有勾魂的声音才软绵绵的，我的脑袋轰地炸了，空白了几分钟，才活转来。

老威；人落到这一步，太可怜了。

牟大路：没觉得。原以为判了死的人，会茶饭不思，没想到我的胃口几天就大了，一天到晚都饿，可能是南瓜汤灌的，甜腻腻的“红军汤”，我们已经灌了三个月。

老威：啥子“红军汤”？

牟大路：我家里有盘摇滚革命老歌，特火爆，带中有一首景岗山唱的红军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米好香。”我听得烂熟，没想到，我也喝上这红军汤了。老前辈们打江山真不容易。

老威：你还很幽默。

牟大路：我判死半个月，就肥成这样，再不幽默，就只有苦着脸等着上杀场了。

老威：在里面怎么打发时间呢？

牟大路：折纸盒，装头痛粉的，你看我双手铐着，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也能弄三千个。一直折下去，脑壳就麻木了，免得儿女情长想法多。如果这样心头还难受，就把这难受说出来。比如枪毙，我们讨论了几次，一直没弄清楚打哪个部位，后心呢，还是后脑？后脑报销得快，但不太雅观，遇上开花子弹，天灵盖没了，那脑髓起码溅几尺远。法警也是人，就不怕脑浆溅一身？我觉得不会用开花弹，人家经常射人，早练成神枪手了，绝对后脑一个眼进，前额一个眼出。有人问需不需要补枪？万一没打死的话。有人回答没死当然要补，如果不补，就折根树枝，插进枪眼里搅几下，只要一见脑花泡泡咕嘟咕嘟冒出来，就完事。我估计，除了法医，没人有胆量去搅。这些都是芝麻细节，包括跪着毙还是站着毙，人前挖不挖个坑，好让你一头栽下去。屁股朝天了，即使没咽气，你除了啃两嘴土，也捣不了乱。还想回个头刺激射手，根本没门。

根本分歧还是后心和后脑，人一五花大扎，两根姆指就叉在后心部位，照准一射，直中心脏。这样差不多是个全尸，把眼儿一堵，人还是完整的。但死得没那么快，因为脑死才真叫死。

老威：这种问题没啥结论。

牟大路：所以年年争，月月争，天天争。有时脸红脖子粗，还打架。我被电捧烙了好几盘，回房还打，死都死了的人，能出多大声响算多大声响，免得哪天突然上路，不给人留点想头。我刚进房没几天，刘黑娃就上路了。春节还没过，那天早晨他正蹲在炕角角吃早餐，门外门就一齐响。值班政府特别温柔地喊：“刘忠达，出来一会儿呐？”那口气有点像村长找村民商量事情。当时刘黑娃正吞了口稀饭，把馒头塞了半截在嘴巴，一听勾魂腔，立马就懵了。值班政府又喊了一声，好像连喊了三声，最后就进来站在铁栅栏前。刘黑娃咣当一下坐在炕板上，支着屁股朝后退，政府笑嘻嘻地一招手，两个红毛就上炕，搭个手轿把黑娃一舀，死狗就仰面朝天瘫起了。他嘴巴还堵着半截馒头呢，看来到阴间都饿不死。

老威：他犯了啥罪？

牟大路：杀人罪。黑道上的老板见他扛着根棒棒在朝天门找活路，就问他干不干大买卖？他当然要干。老板就甩给他5000元钱，要他去把冤家的鼻子割下来。这蠢牛，不但割了鼻子，还把大片砍刀直接从嘴巴硬生生地切下去，那人就鼓起眼睛咽气了。

刘黑娃一脑壳血去交差，老板吓惨了，后悔不该雇民工，因为职业杀手指哪儿割哪儿，从不过火。刘黑娃说他被咬了一口，冒火了。

老威：恐怖恐怖。

牟大路：其实他在房里很温顺，彬彬有礼。紧接着他上路的是个采花大盗，鸡巴不行了就拿酒瓶子朝三陪小姐的下身捅，结果大出血。那天下午花盗盘在炕上折纸盒，还在和我比赛。门外一喊，他“哎”了一声，又“到”了一声，就急匆匆地窜下去，一溜小跑出门了。铁栅栏快关时，我才想起，马上下炕捡起他的鞋去撵。撵不拢了，眨眼之间，他就光着脚板入鬼门关。我隔着栏杆把他的鞋扔出房，打在外门，又当地弹回天井。这是性子最急的一个鬼。不行，轮到我上路，一定不能急，但也不会像刘黑娃，拖泥带水，一喊我，就响亮地答到，然后哼两句歌，与大家道个别才走。

老威：你刚才道过别么？

牟大路：忘了。

老威：哦。

牟大路：你哦个逑！轮到你也差不多。

老威：还没轮到我头皮就麻了。歇把火吧，换个轻松话题。

牟大路：轻松？屙屎轻松，我给你讲一段屙屎。前一晌我们房涨进来个大贪污犯，叫老蒋，40多岁，周身名牌，一看就晓得是社会上吃香喝辣的公子哥儿。

珍稀动物毛病多，吃喝拉撒不习惯。但他最大的毛病是当着人不屙屎。

老威：这是有教养的表现。

牟大路：要么入乡随俗，要么憋死。教养顶个屁用。牢里的茅坑是敞开的，正对大炕和后窗，你一蹲下去，就必须面对一屋苦难大众。聪明一点的，就鸡公屙屎，速战速决，屁眼儿一挤就提裤子。读过两天书的，要慢功出细货，你就看张《人民日报》，转移注意力。实在难看，你就干脆闭上眼瞎挣，丑陋的面孔就彻底消失了。这老蒋，所有的妙方都试过，屁眼儿就是紧。他憋了10来天，脑壳长毒疮，眼角起大砣眼屎，可就是下不来。每次他都愁眉苦脸一阵，然后运气提肛，感觉来电了，就朝坑上冲，可一蹲，翻两下白眼，卜卜两个臭屁就完了。有时候，他连屁都不放，像个癞蛤蟆，嘎嘎地叫。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了，就一齐围上去，堵着他耳门喊“加油！”有一回，他又来鼻血又来眼泪，大家就七手八脚地安慰他，堵鼻孔的，摸他的头叫“慢慢屙”的，老犯孙大鸟，都50多岁了，还和年轻人一道凑热闹，说：“老蒋，生头胎都这样，慢慢生。”死犯锁了镣子，手脚不灵便，就蹲在炕沿上拍手，而上面还有一层嘻皮笑脸的脑壳。坐牢太单调，除了折纸盒，连唱歌也只能在喉管里打转，所以，老蒋就是我们的开心果。开始没觉得有啥了不起，因为刚进来的，或多或少都有点身体不适。但老蒋便秘到第八天，大家就预感到看守所的吉尼斯记录要产生了，如果这时老蒋不争气，下了包袱，就辜负了群众的期望。

老威：你们觉得这样挺快活？

牟大活：当然。老蒋往茅坑一冲，房里就像过节一样，大家丢开手上的活路，摩拳擦掌就过去了。有的还陪着老蒋蹲在炕沿上屙假屎，老蒋一用劲，这边就“哎嗨哎嗨”。老蒋瞪着大家，没法，就提裤子起身，没几分钟，又上坑，连放几个屁，把满房臭了个底朝天。如果是往常，大伙肯定捂着鼻孔就躲，因为便秘的屁最臭，你想，陈年老屎在肚皮里发酵，那屁的浓度，点根火柴肯定燃，说不定一壶水都烧得开。但是，今天非同小可，因为老蒋打的不是闷屁，不是干臭屁，而是夹屎屁！再难闻，也要冒着炮火给他堵回去。于是孙大鸟和叶鸭儿，又是摸脸又是捶背，连叫“老蒋生娃儿辛苦。”老蒋拖起哭腔说：“你们到底要干啥子嘛？！”大家也拖起哭腔回答：“你下了包袱我们就不好耍嘛。”老蒋说：“屎尿有啥好耍嘛？！”大家回答：“你的屁眼儿连着我们的心嘛。”老蒋说：“狼心狗肺嘛。”大家回答：“不要侮辱我们的人格嘛。”

这个滑头的老蒋，趁大家高兴，放松了警惕，竟突然转身下蹲，把他嫩白白的两瓣大脸向着我们！这太不叫话！刚才是玩笑，这回他可真在侮辱我们的人格了！叶鸭儿是菜农，一辈子低三下四，受尽了别人的气，可也受不了这个。他抡圆巴掌，啪啪就两下。茅坑空间狭窄，挤不下太多人，所以多数同志在外干着急。老蒋两手把住铁管，任打任挨，死活不掉头，眼看几颗花生米一样的羊粪夹着血当当坠下坑，孙大鸟急出一头汗，竟与叶鸭儿一左一右，硬扳老蒋的肩，老蒋几乎被抬起来了。他尖起嗓子叫：“不，不，不要！要，要要出来了！”孙大鸟喝声：“转！”这一来，老蒋哭得像个婊子，边提裤子边说：“不屙了！这辈子不屙了，反正是死，不憋死，就枪崩死！”

老威：你们真是一群……

牟大路：流氓，恶棍，下三滥，滚刀肉。我替你骂了。

老威：都落到这步田地，为啥还要互相折磨？

牟大路：不管落到哪步田地，人和人都互相折磨。社会上天地宽，分得开，所以磨擦要少些，在牢里，一间房关十几个人，严打的时候，经常涨到二十来个，人和人挤得这么亲密无间，不寻开心咋办？今天是老蒋，明天轮到其它人，难说。总之，老蒋历经挫折，最后肯定屙屎了——并且天天屙，一天屙六、七盘。

因为正在12天头上，老蒋不得不把一条裤子罩起屙，却被路过后窗的警察发现，以为他要自杀，就喝令他“站起”。老蒋气得打抖，将裤子扯下脑壳，伸手从胯下一抹，抓出一大把鲜血示威说：“你看这个！”

警察开门唤他出去，让狱医连开三帖泻药灌下去，从此一通一百通。老蒋拉得上气不接下气，连世界观都拉改变了，过去，对糙米饭、南瓜汤，甚至肉钵都不屑一顾，莲花白叶子他要夹起对着光照，稍微有几颗虫眼也不吃，若是发现了猪儿虫，更要惊爪爪地叫唤。而今，公子哥儿一跟斗栽成灾民，一天到晚就想吃，一碗南瓜汤，他仰起脸一倒，嚼都不嚼就下肚了。他前两个月没人送钱，即使送了钱，每个月只能买12元钱副食，还不够他填牙缝。渐渐，他拉的屎也和南瓜汤差不多，金黄色，像黄河母亲的奶。大伙担心他拉出问题，就暗中轮班上茅坑，连文盲叶鸭儿也在坑上装斯文，看报纸。老蒋像匹笼中的瘦老虎，提着裤子来回跑，可总是插不进针。他哀求占坑者让一让，几乎要下跪了，并且一再闹屎滚裤裆的小儿笑话。有一回，我都瞅出情况危急，让叶鸭儿赶紧闪，那傻农民还在看报，没提防老蒋跨上坑，一转，一屁股就直朝叶鸭儿坐下去，淋了那杂种一头屎。官司打到值班政府那里，把警察都逗笑了。你也笑了？

老威：我能不笑么？这笑料太没心没肺了。

牟大路：嘿嘿，你说这老蒋和叶鸭儿，一个在天一个地在，如果在外头，恐怕永远碰不上，可偏偏在牢里狭路相逢，成了冤家对头。老蒋被气得案子都忘了，然而叶鸭儿菜农嘴脸，一天到晚没事找事，上个月卖副食，除了一人配一个午餐肉罐筒，就是重庆特产怪味胡豆。凡是折子上有钱的，都要了几大包。老蒋的钱还没送到，啥都要不成，只有欣赏大家一齐嚼又辣又麻又脆又香的胡豆，唏里喳啦的。叶鸭儿故意贴着老蒋的腮帮子嚼，还说：“老蒋，你不是几百万家产么？咋连买胡豆的钱都莫得？你这款爷分明是伪劣产品嘛。”老蒋已正常了个把星期，自我感觉元气恢复得可以，因此吞了满嘴的清口水，顶撞说：“老子的钱把你淹得死！”鸭儿说：“嘴硬顶个逑用，你叫我声爹，我赊给你一大把。”老蒋气得哆嗦，刀背脸上浮起几丝胭脂红，可没料到他还能忍，并且说：“大家都听见了？今天我就不要老脸，认叶鸭儿为爹。爹，我要亲自抓一大把胡豆，以后，爹还要管我的吃喝。”叶鸭儿万万想不到款爷比他更能降格，要反悔，又怕激起公愤，只好装可怜说：“我是所里有名的大肚皮，你忍心？”话还没完，老蒋就接了过去：“你那大肚皮是假的，我比你装得。”叶鸭儿鼻子哼了一声，老蒋说：“你那山猪鼻子哼个臭逼！今天我们就拼个分晓。”我问：“你拿啥子拼？”

老蒋说：“我的钱马上就到，买一屋子的怪味胡豆不成问题。叶鸭儿，你敢不敢把四包胡豆全部拿来赌了？”叶鸭儿说：“咋赌？”老蒋说：“一人吃两包，你赢了，我倒赔你四包，你输了就抹平。”叶鸭儿说：“等你钱来了再赌。”老蒋说：“你虚了？我就先抓一大把吃。”

这种好戏，千年都逢不到一回，满舍房兴奋惨了，都冲着叶鸭儿说：“你这回不雄起，就扒你狗日的皮！”还说：“农民始终是满脑壳红苕屎，关键时刻，连胡豆也输不起。”老蒋趁机去扯鸭儿的食品袋，还煽动说：“傻棒棒，想挨打嗦？”

叶鸭儿又怕挨打又心疼胡豆，只有应战：“这是我老叶的强项，胀死你娃该背时。”老蒋扭了几圈腰，做了热身运动，然后露出比鸡翅膀还瘦的膀子：“想农村包围城市？做你妈的苞谷梦。”孙大鸟绑了个红布在头上，充裁判，死犯用鼻音奏《运动员进行曲》，选手上场，打盘脚，面对面，眼珠子都要恨出来了。

裁判检查了四包一斤装的胡豆，在一人跟前码了两包，然后把手隔在中间，喊：

“预备——开始！”

选手扯开口袋，一把接一把朝口头填，腮帮子鼓得像大蕃茄。开头两人的动作差不多，都是一手捏一把胡豆，像公鸡打鸣一样伸脖子，咽下去，再填一把。

后来，老蒋的手上明显不如叶鸭儿，再加上嘴小些，所以速度跟不上。半个钟头后，两人都嚼了一嘴大血泡，灌了些水，那黑浆浆就顺着嘴角流了两条槽。大冷天，头上还热腾腾地冒汗。我和另一个死犯，一张接一张往他们脑壳顶放草纸，一秒钟就湿一张，揭起来再放，又浸湿。我们放了七、八张草纸，那汗都没汲干，不仅没汲干，还变稠了，纸一下去，就成纸浆，咋也揭不起来。两个人都填了一包多，脸都紫了。叶鸭儿肚皮占有先天优势，老蒋排骨伸缩性再大也赶不上，眼看不行，老蒋就站起来活动手脚，再坐下来。两个人头抵头，咔咔喳喳又疯吃了一盘，端起瓷碗喝了水，就把抹嘴的血浆搽在对方脖子上。叶鸭儿咽下一口翻上来的胡豆渣渣，叽咕说：“老蒋，你不行，投降算了。”老蒋怪叫一声，就翻下炕。想一会儿，拍拍脸，他突然埋头直接啃炕板上的东西，这办法果然灵，他三下五除二就超过去了。唉，这老蒋眼都直了，孙大鸟拿手指头在他鼻子尖晃了三回，他都没反应，只一个劲地嚼，嚼。叶鸭儿见了，也学这一招，两个人并排跪在地上啃炕板，吭哧吭哧，把大家笑得打滚、碰墙，连哨兵也觉得稀奇，在楼上观战。叶鸭儿跪了一会儿，死肚皮在地上颠，觉得眼冒金花。马上站起来，坐回炕上，一把填进去才一秒钟，嘀嘀哒哒地回出来大半把，大嘴变成了不断挤屎的鸡屁股。可老蒋越战越勇，埋头啃，像个机器，根本不看对手一眼。两人都满脸胡豆渣渣，翻了无数回，都停顿，抹胸，一点点夺下去，叶鸭儿到底不行了，最后一把没填完，全部汤汤水水地回出来，他还想再填，裁判把他的手逮住，宣布战绩：“一斤八两一钱！”

老蒋已经听不见看不见，一路猛啃，我贴倒在耳门吼：“你赢了！”他从胡豆渣渣里瞟了我一眼，还要啃。孙大鸟伸出两手，站在炕沿猛下腰，把这条疯狗往上提。他浑身软沓沓的像没有脚。大家都来搀扶冠军，孙大鸟把红布给他拴在头上。老蒋还在叭叭嗒嗒地咬空气，渐渐，才扶墙站定，推开了我们。他埋起脑壳哑了几分钟，突然向前一弹，射向厕所。叶鸭儿还蹲在坑边抠舌根，又没来得及闪，就被老蒋搂在怀中。老蒋一口喷出两米远，厕所的三面墙统统开花。两个选手一上一下地乱呕，成龟孙子了。热闹大了。这是舍房里最快活的一天；虽然大家都挨了电棒，还是快活惨了，龙门阵摆了好多天。

老威：老蒋现在没出毛病吧？

牟大路：呕了几天血，躺了几天，现在已经彻底没事了。

老威：肯定有后遗症。

牟大路：他已经上路五天了。估计已经到了阎王爷跟前，那是个专治后遗症的地方，隔一晌我也会去。

老威：你还没谈你自己呢。

牟大路：入了班房，就四海之内皆王八，谈他也就是谈我。好了，哥们儿，抽支烟告个别吧。

4.人贩子钱贵宝

采访缘起：

拐卖人口是一项历史悠久的罪恶行业，在旧中国，这种能赚大钱的买卖都由黑社会操纵，把骗到手的良家妇女高价转给发达城市的妓馆。

没想到，新社会铲除了黑帮，拐卖犯罪却由钱贵宝这种大山里的乡巴佬继承，特别是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

１９９２年４月３０日上午，我在重庆市某看守所探望了钱贵宝，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由于不准带任何录音器材，我只能在此时此刻凭记忆追述。

人贩子自有一套上不得法庭的歪理，可怕的是，他居然把这套歪理升华成一种“信念”。

但愿这篇采访能为犯罪心理学提供某种参考。

威：我看你这付样子老实巴交，不像个人贩子。

钱：我的确不是人贩子，我正儿八经做生意。

威：做人肉生意吧？

钱：同志，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妓院才做人肉生意，我不开妓院。

威：你没干过逼良为娼的勾当么？

钱：资格的良家妇女，无论你咋个逼，她也成不了娼。比如我老婆，至今还守在穷山沟里，我都成这样了，她也没改嫁，没偷人。而天下大多数女的，也同男的一样，喜欢外面的花花世界。喜欢占便宜。报上经常登某某某如何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捉摸，这个人生价值，不外乎就是花一分力气，占十分便宜；就像歌星，张张嘴儿，唱个歌玩儿，票子就哗哗朝兜里淌，所以人人都羡慕歌星、模特，因为他们张张嘴儿，扭扭胯就能赚。我是农民，为啥没人崇拜农民？就因为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花十分力气也占不了一分便宜。

你出了汗，种了粮食，可城里人吃着粮食还嫌你汗臭。因此，我干这个行当，是顺应了时代潮流，投其所好。不错，我干了五年卖了２０多个人，可这些人都是自觉自愿跟我走的，我又没拿枪逼着她们，我又不是劫匪，绑了肉票换钱。

威：你欺骗引诱，毁了人家的一生。

钱：我承认我欺骗引诱，但这世道，有几个人不欺骗引诱！恐怕只有吃糠的猪最老实，凡吃米的东西都不老实。我说我是老山里的傻农民，肯定没人愿意跟我跑；我把衣裳穿整齐点，说是广东某公司的经理，虽然样子可疑，可人家想都不想就套近乎来了。好多女娃子，都是见面熟，不用你勾搭，她也来劲。并且，怕说自己是小地方的。我发觉自己还有点魅力，刚出道时不自信，以后熟能生巧，舌头象在青油里泡过，滑刷得很，七仙女也能哄下凡。嘿，本来信不信由你，不信，你当我放屁；偏偏有那么多婆娘把我的屁当肉包子吞了，当香水搽了，活该。

威：你是咋个奔上这条路的？

钱：这类事报上登得比较多，没啥子稀奇。我是平武县小河沟的农民，平武你可能晓得，出熊猫的地方。过去，林子和箭竹都密，我们靠山吃山，捡伐木厂剩下的木头去卖，也够糊口，另外，山上的物产也丰富。可后来，老林子砍得差不多了，伐木厂也撒了，地在坡上，不好种，我们那地方你没去过，光靠种地，养不活人。２８岁以前，我超生了三个女娃子，连裤子也没多余的。村里家家户户都差不多，男人捆草裤下地，把布裤子省下来，走亲戚、见外人时穿。冬天，姑娘媳妇都光着，挤在内屋火铺里做手工活路。这样熬到９２年，村里几个壮劳力一碰头，决定把存放多年的一些件皮货拿到县城去换车票钱，然后搭伙出外打工。先是在县上盖房，以后就跟包工头到成都，到甘肃，长了见识，就不干那累死牛的重体力活了。兰州的回民对人义气，我跟他们混熟了，一起去走村窜乡，北方的地盘太大了，就是戈壁多，逑毛都不长，并且吃水也不容易，冬天的雪化在一口窖里，要喝大半年。但是，这里男人对人实在，死心踏地跟着婆娘转。因为女的太缺了，男的就攒呀攒呀，攒十来年的钱，血汗钱，一下子就用在接婆娘上。在四川，我们那地方够穷的，也没见有多少光棍，可这儿，男人见了婆娘就瓜了，恨不得马上骑上去就日。你晓得四川女娃子勤快，好看，肯伺候人，外省都特别欢迎四川婆娘。我脑壳一转，嘿，该发财了。

威：你第一次卖人是啥感觉？

钱：我第一次没卖人，我把两个女儿嫁过去了，把赔钱货变成了赚钱货。我的亲家在当地还算不错，那地方离铁路线才十几里，不算太偏僻。我把两个女儿嫁在同一个村，得了６００元钱、８只羊。羊卖给车站了，５０元一只，这样，我就有了１０００元，发了大财，人都高兴快疯了。但是没过几天，我女儿告诉我，她们村里的四川婆娘不少，都是人贩子倒过来的，一个人的价钱最低也要２０００元。我这亲家还是做亏本了。

威：你大老远把女儿嫁给一个陌生人，他们合不来么？你得了钱，你女儿的退路就没有了。

钱：农民的女娃子，又不是金枝玉叶，有啥合不来？除非男人不长鸡巴婆娘不长逼。女人是越日越好看，当然，生了一两个娃儿，就没啥看头了。

俗话说：“下崽前是金奶奶，下崽后是狗奶奶。”

威：你是咋个扩大业务范围的？

钱：最先我还老实巴交的，给家乡人牵红线。可任务太艰巨了，我费心费力，磨破了嘴皮子，成功率就是不高。山里的女娃子，一辈子从来没出过县境，你要她一下离乡背井，跑几千里以外去嫁人？嘿，死她个舅妈都不干。

没办法，我只有骗，说在北方开馆子，招服务员，管吃管住还拿工资。这一招不灵，就干脆刻公章，造证件，开皮包服务公司，招工人。吹北方牛羊多，毛便宜，适合开纺织厂，生产毛衣、地毯，想起啥吹啥。渐渐，我的骗胆越来越大，与兰州的孙大个子，银川的刘螃蟹，河南新乡的刁二娃都有了业务联系。

我负责把招来的“货”运到约好的地方，交他们的“公司”就行了。

威：还是个跨省的人贩子团伙呢。喂，你这么卖力地为家乡人民做“好事”，就不怕遭报应？

钱：报应？哄鬼，封建主义那一套。当然，我们是乡巴佬，做媒的方式有时不太文明，比如，事先没征求女方的意见。但是乡下的旧风俗，也是成婚之前男女不见面，只有进了洞房，揭了盖头，才晓得对方是巫婆还是天仙。

我父母那代人就这样过来的。

威：啥子进洞房？据我了解，纯粹是上刑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倒爽快、数了票子，把人往那火坑一推就脱手了。许多女娃子当即就被几个人按住手脚，让“新郎”强奸。还有被捆绑，被毒打得通体鳞伤的。你的新婚之夜也是强奸老婆么？

钱：强奸老婆？你咋有这种怪想法？当然罗，你是城里人，夜总会、舞厅，甚至车站、码头，都能认识女娃子，如果脸皮薄，出不了众，还可以上官办的婚姻介绍所，在报纸上打征婚广告，这回不行有下一回。乡下就差远了，很多人，一辈子只能在山沟里钻，结婚生孩子，多穷多累，有啥出息？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可离县城几百公里的夹皮沟，谁去投资？恐怕本钱都收不回来。连机耕路都不通，鸡肠小道一走大半天。中国还有不少这种地方吧？财神爷请不进去，就得自已走出来，欢迎改革开放。大山里水土好，女娃子不打扮都白里透红，而北方最缺的就是这种水分多的货。那里的光棍太多了，我把这千里姻缘一线牵，两方都找到了归宿。虽然开头不那么温柔，逃跑啦、寻死啦，喊爹叫娘啦，可这一关过了，嫁鸡随鸡，日子也就越过越红火。至于捆啊打啊，农村就这样，汉子不打老婆不算好汉子。除非老了，撵不动了。有一回，我和老婆掰包谷回家，我就想日她。她说来那个了，既使我想日，也要等到天黑。我不干，非要白天日逼，她说累了，死活不准脱裤子。我毛了，就摸根顶门杠要出脱她，她拔腿跳跑，我跟倒撵，她呼地一下子投堰塘自尽。嘿，你猜咋样？她非但没沉下去，反正坐在水头哇哇嚎丧。原来那塘水只能淹到肚皮。

我带到北方的女娃子，命都比我老婆好，常言道：“不捆绑不成夫妻嘛。”我是在帮国家解决困难，一个地方，光棍多，气候又不好，肯定容易出事，弄些女娃子去，阴阳就调和了。城里的婚姻介绍所还兴收介绍费，我与他们同行，也该收。其实除去车船费，沿途伙食费，鞍前马后跑路费，我也剩不了几个钱。有时，与那边“公司”把价讲好，人去了，男方却变卦，出不起那么多钱，也只有便宜卖，我们从不敢在人家村里闹事。

威：四川警方组织了好多次解救被拐卖妇女的行动，群众都拍手称快，想必你已看过电视了吧？

钱：当然，你们城头人是拍手称快，山里人就不晓得了。其实这边的女娃子到那边住过一年半载，习惯了，总会想法与家里通消息的，“失踪”只是一种说法罢了。从男方家里逃跑的只是个别人，而多数人是不会同自己的丈夫分开的。

威：什么丈夫？没办法律手续，就叫非法同居。

钱：民间的规矩，吹吹打打，公开请了客就算夫妻了。

威：你是法盲还是装糊涂？

钱：乡下人千百年都这样，背太阳过山，和尚的脑壳——无法。有法也用不着。

威：这回用着了，你拐卖人口，应该判死吧？

钱：我主动坦白，从轻判了无期。

威：在狱中学法吗？

钱：学。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我情愿多劳动，我祖祖辈辈都劳动人民，懂的是祖宗的家法，至于国家的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后来又包产到户，再后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总之，一个天子一个法，我一个土老坎，恐怕懂不过来劳改几年，天天都要学报纸，我增长了不少知识，也认罪服法。可说我是啥子“社会公害”，我不服气。我给政府增了麻烦，要出动那么多警察和车辆，去偏僻的地方找人，而且找到之后，还要费不少功夫，才能把婆娘从男方家里接出来。我晓得，精灵点的婆娘早就藏了，不会让警察找到，因为回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乡下不比城里，婆娘不比小娃娃，一见亲人，马上抱头痛哭，失散了多年嘛。可婆娘回到大山沟干啥？从晓得你被卖出去，哪怕老光棍骚得裤裆起火，也不会要那烂逼。北方比南方野，从电视里都看得出来。前几天晚上，四川台重播了一个打拐节目，那些村，穷得不长一根草，警察的车一开进村头，就被围住了，那些北方棒老二，像从土里拱出来一样多，硬是把婆娘接不走。后来是县委书记、公安局长都来了，鸣了枪，车才开动的。哪个愿意人财两空呢？那可是血汗钱买的媳妇啊。我的眼泪都看出来了，早晓得这么惨，我就不卖人了。我得的是昧心钱。可话说回来，我干这行当也不是一天两天，人人都晓得，为啥子还要饿痨饿虾地接我手上的货？

那么多村，那么多乡都不懂法？我又不是在外国卖人。我敢打赌，被警察解救出来的农村婆娘，多数还是要跑回婆家，一夜夫妻恩嘛。当然，也有打得太凶，同男方搞不好的，北方这方面风俗太坏，手重，不象四川，小打小闹，不伤和气。

威：别把自己形容得比佛爷还慈悲，你这种营生，历朝历代都属打击对象。不过，今天你能把心里话说出来，也算有了进步。你们这个人贩子集团很兴旺吧？

钱：有十几个人，这座牢里关了七、八个，北方的就在当地坐牢。领头的两个已毙了，我是演文戏的，没动过粗，所以排在第四被告。

威：你们还强奸被拐骗的妇女？

钱：我没有。我还劝过周黑娃，北方人保守，是原装货，出多少血人家都干，一破了处，价钱就垮了下来。可那两个挨刀的，年轻火气旺，睡倒坐倒都想搞。周黑娃长得标致，骗打工妹有一整套，经常是把人家日出感情来，再牵绵羊一般弄到约定地点交货。

威：你们不光是在农村作案吧？

钱：现在的农村地少人多，况且种地不来钱，所以外出打工的特别多。有一年春节后，我在成都火车站整整打一个星期的野铺，还没弄到票。我一见人山人海就来劲儿，这是钱哪，南来北往的，又都准备到外地，前途说不准，心里都空捞捞，所以，这种场合，一旦出现一个啥都晓得的热心肠，大家都抢着向你问这问那。看准了，想骗就骗，你吹屁股拉金子，也有人信。

威：罪过罪过，你骗这些可怜的人！

钱：我也哄过大学生，还哄过一位研究生。

威：就凭你这张老脸？

钱：不错，我天生老成，遇见这些知识分子，绝不能说招工啦，经商啦，社队企业家之类，那样，三言两语就识破了。我啥都不装，我是农民。但是我们那里条件不错，有花果山，有水帘洞，有原始森林，完全是没被开发出来的世外桃园。吹农村的物产丰富增是我的本行，凭我这条舌头，不怕这些读死书的女娃子不动心。然后，我才向她们虚心求教，表示我们那世外桃园缺的就是知识，是人才。我曾邀请那个研究生一起在天水下火车，去参观考察，有了第一印象后，回去好给我们引进些人才。我们一律高薪聘并请来去自由。无论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就是博士，也会被我的诚心打动。可惜，这种文化高的婆娘，闹的花样也多，有个女娃子被压在地窖里一个月，也不屈服。

威：如果我是法官，我就先割你的舌头。

钱：该割，该割。我哄人哄成习惯了，但愿坐牢能戒掉这种毒瘾。

威：你们的团伙有女骗子么？

钱：你说放飞鸽？那是前几年，现在行不通了。“鸽子”放入男方，过一段时间能逃回来算没事，万一没逃出来，或者被发现了，漏子就捅大了，弄不好会出人命。放飞鸽那些人已经激起公愤，我们要做，就正正经经地做。

有信誉才有钱赚，出了事，人家才会掩护你。

威：谁掩护你了？

钱：当然不能说。况且，我犯罪，我坐牢，与别人没关系。

5.胡风牢友张广天

采访缘起：

认识６３岁的张广天纯属意外，但一回生，两回熟，幸好我在四川东北部某县的一个社会福利机构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否则就不会知道胡风曾有这么一个贼眉鼠眼的“牢友”。

１９９２年隆冬的这次谈话有些随意，逮着什么说什么，同心理医生的路数相似。张广天太不像话了，对历史，对大文化人，居然不晓得敬畏，这大约是受转型期大众趣味的影响吧。所以，严肃的胡风研究者应该对这篇东西持批判态度。（以下，威：老威；张：张广天）

威：你认识胡风吧？

张：这些年已经有好几拨人打听过他的情况，是通过领导找来的，我不谈也得谈。今天你私下约我，是啥意思？你肯出点儿血么？三百块咋样？那么大的名人才值三百块。如今市场经济，我工资低，没办法。

威：没办法？老张，你可是这里面响当当的人物。在监狱进进出出，顺带替犯人交封信，捎点熟食，还有港台的光屁股美女明信片。你的油水大了。

张：还是内盘？不过，我现在是自由公民，你管得了么。我坐了２０多年牢，又留监当了十来年工人，这辈子，监狱就是我的家。我在自己家里弄些小买卖，犯逑法。

威：里面有台湾间谍，你也替他传信？

张：我比警察更了解犯人。有的警察还是我看着长大的，几寸高，就晓得在我这儿要烟抽。当然罗，监规一条条订在那儿，该不该执行？该。但是劳改场所不是中转站，犯人进来，一住十几年，咋熬的？叫化子打手虫，穷欢呗。

威：莫扯远了。我付一百元。

张：你太抠了。

威：这不算正式采访。老张，你晓不晓得，在监狱图书室有胡风的专柜？胡风夫人、胡风集团成员的种种回忆文章自不必说，还有他老先生的作品集，包括那封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倒霉的三十万言书。这十几年，全国各地报刊发表有关胡风案件的文章，至少几百篇，我若真要搞研究，直接查资料就完了。找你嘛，不外乎就是吹吹闲牛。

张：你倒是个爽快人。好，那一百元收下了，就摆摆龙门阵。你不能记录，我搜搜身，没录音机吧？失过脚的人，防人之心不可无，否则会影响我的饭碗。现在讲胡风，他坐牢的名字叫张光人，开玩笑时，大伙就喊“张光棍”。当时谁也没想到，他居然是我们这儿名气最大的犯人。当然，这儿也关过刘吉挺、张西挺两口子，四川省革委副主任；还关过二、三十个造反派头头。

重庆八·一五的造反司令黄廉，至今还在一队当卫生员，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场上练出来的顽固劲，牢坐了近２０年，还保持着从毛主席他老人家那儿学来的读书做眉批的良好习惯。黄廉讲得最多的故事，就是他指挥手下把军舰开入长江口，向据守朝天门码头的“反到底”示威，结果码头上打炮，击中了军舰旁边的运猪船，猪满江逃窜，重庆人民因此断了一个月一人半斤的供应肉。

威：张光人咋样了？

张：我又扯远了。张光人长得牛高马大，比所有犯人都高一头。他是七几年从雅安苗溪茶场转来的，到底哪一年记不清了，大约是冬天。这座监狱很大，从大门进来，是干部的家属区；再过一道岗哨，就是劳改区了。左边有一条河沟，沿着河沟走，是铸造和磨砂车间；而右边一溜长坡，约两、三百米，通往深监重地。里头有八个队、两千多犯人。

我当时在二队二组任学习组长。天刚擦黑，大红毛（劳改大组长）吹哨收监学习，教导员却站在楼上，叫我出去搬行李。我跟教导员一直走到二道岗，才接住张光人。有好几人护驾，军便服、蓝制服都有，连监狱政委都出动了。

我骇得大气不敢出，猜想可能是大官犯了错误，起码省市一级。因为普通新犯都是自己跟政府进来，几道岗都得立正喊报告，待哨兵放行，才能通过。张光人虽然也懂立正报告，但那么大个子，声音比蚂蚁还小。张光人的行李就一个铺盖卷，一个网兜。里面装些洗漱用具、换洗衣裳、几本书。一群人都爬那溜长坡，张光人在中间，看起比我们高出半截，大脑壳大眼睛秃脑门，一望就知有来头。遗憾的是衣冠不整，帽子小，外衣扣子掉了两颗，就用一根鸡肠带拦腰一捆。那风又硬又猛，从坡上一阵阵刮下来，张光人的衣领被灌风，边爬坡边咳嗽。唉，太凄凉了。

后来，张光人就分到２组。政府找我单独谈话，要求我密切注意他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还说如果干得出色，就记功减刑。犯人哪听得这个？我的神经都绷紧了，心里盼望他在我假睡的时候自杀，被我及时制止，那起码减个一年半。那时的监舍一溜红砖平房，前面有球场大的放风坝，从放风坝上几梯，就是食堂。一个院两百多号人，算大队。我们的监舍主要是水泥通铺，排排躺十几个。我睡最里头，靠着桌子，我安排张光人睡我旁边，接着是生产组长。

第一次学习，我向大家介绍新同改张光人，并传达政府训令：不准私下盘问，串通案情。然后才例行公事地总结当日劳改表现，最后学报纸。大家发言时，我吩咐张光人做记录。他在灯下眯着近视眼，脑壳习惯性地下磕，极其认真。

过去这项工作由我做，张光人来我就轻松了。你晓得，过去的运动多，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连《水浒》里的叛徒宋江也揪出来批。把孔夫子和林副主席绑在一块，挖祖坟挖出超水平了。大家发言老一套，路数跟着报纸文章走，只要把上次运动的坏蛋换成这次运动的坏蛋就行了。坐牢三件宝：劳动、发言、耳朵好。天天学习操练嘴皮功，结巴也口若悬河了——因为不发言过不了关。自从有了张光人，我们组的学习记录精彩多了，同一句表态话，他能翻出许多花样，篇篇不重复，这是真功夫。

威：对于大批评家胡风，这算小菜一碟吧。

张：我多次口头表扬他，可他谦虚，说是写检讨练出来的。我不敢多问。那年头，文人倒霉，即使没犯啥事，也能随手给自己列出十条八件“罪状”，更别说这种专吃笔墨饭的。他的本事也就这么一点点，而我花的功夫太大了。学习完十点钟，值班政府点名收监，挂上大锁，犯人各就各位躺倒。可张光人块头大，要多占半个铺。我吆喝大家往后挪，生产组长杀人前当过兵，看不惯文人，就悄悄用手拐捣他。张光人夜里失眠，死鱼眼球定在一个地方，而其他人劳累一天，一沾床就死。我也困，但不敢睡死。好在张光人翻身的动静大，总能惊醒我。

开头我见他夜夜失眠，以为有心事。文人有心事，特麻烦，他不一打架二不闹监，而是趁你迷糊时抹脖子。我向政府汇报，才晓得张光人前列腺有问题。他害怕睡死了尿床，招人笑话，就憋着。实在憋不住，只好翻身起夜。张光人的确上了年纪，每次解手都磕磕绊绊，一会是洗脸桶，一会儿是小方凳，一会儿又是劳保胶鞋。夜深人静，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何况他弄出的响动？好几个犯人都惊得从铺上弹坐起来，懵懵懂懂，以为开工了。便桶在门背后，张光人在桶前磨蹭许久，才挣扎着挤出两小股尿。监舍起夜的规矩是，屙尿不出声响，而张光人不管这些，他屙尿不冲桶壁，直通通下去。咕咕咕，隔好一阵，你都眯眼了，又是咕咕咕，那出水的动静，能把你吓出心脏病。我默算估计，他小便一次费时７分钟，也有超常规发挥，达１０分钟。有一次，一刻钟还没回铺，我探头侦察，发觉他的脑袋抵着墙，我急忙起身，却听见他的牙咬得嘎嘎响。我把他扶回来，他却犟着不肯上铺，我一松手，他又赶向便桶。唉，我看桶里不是尿，而是迷魂药！

威：张光人与你们一起出工么？

张：他留在院里干些手工活，守守监舍。每次我们收工回来，都见他腰间扎着绳子，双手抄在棉袄袖子里，定定地望天。他从来不与普通犯人搭话，醒着的时候还不如梦里说的话多。真的，后来大家对他习惯了，他起夜也有了规律。开春时，他居然胖了些。可是，在一群刑事犯中间，他肯定憋坏了，脑子有毛病了。不管刮风下雨，他能在院坝上一站几个钟头，像在等天上的什么东西掉下来。听队里的卫生员悄悄讲，张光人在和毛主席说话。他说：“毛主席，我没反对过你，心都可以掏出来看。毛主席，你受蒙蔽了，但是我认……这辈子完了！”他还骂落在身上的雪：“这些鬼！不要来抓我，我整不死！”卫生员说张光人的泪大颗大颗地流，不晓得受了啥冤枉？

有天夜里，我被一阵磕牙惊醒了，抬头却见张光人站在地下，望着后窗外发楞。我也瞟了一眼窗外，感到阴风惨惨的，我顿时起了身鸡皮疙瘩。你不晓得，这座大监狱在解放前是坟山，分好几块，墓碑东倒西歪的。有的死人连个坑都没有，就地掀几铲土，就算埋了。这儿流行过瘟病，还有灾荒。据老的犯人说，因为这儿的坟太多，把山丘都掏空了，旧的和新的，几十年前和几十年后的墓道，经常通在一处。解放后，人民政府做好事，改造旧城，顺带把城郊的坟山推平填实，依山势建了监狱。在这里关过的犯人，都做过死鬼上身的梦。一般都是又哭又叫，控诉我们占了他们的窝。我还在梦里和游魂野鬼对骂，我说我又不想占你的窝，是别人要关我进来，有逑法。

威：张光人咋样了？

张：他被鬼迷住了，他说看见了鬼，从最黑的地方划一条船，来接他回去。他说他不迷信，但这辈子只有阎王来给自己平反了。他自言自语的时候太可怕了，有个鬼在脑壳里，透过眼睛看外面。前几天，二队有个反革命半夜从上铺翻下来，把脚脖子歪了。他梦见一个秃脑门的胖大老头推他，骂他霸占铺位，我一听就晓得张光人回来了，他那个铺位过去是人家的，虽然牢房改建了，但位置没变。唉，我又乱扯了。总之，那个晚上我吓得要命，急忙报告了值班政府，管理叫来狱医，给了几片安定，张光人才踏实了。这事过去没几天，张光人就搬走了。

威：搬到哪儿去了？

张：严管队的单间牢房，关的都是有级别的人物。里面有小灶，有卧室和放风间。生活条件很好，就是太孤独，与外界完全隔绝，据说每天早上从巴掌大的窗口发一份《人民日报》。如果上面有不利于改造的文章，也要剪下来。

威：《人民日报》也开天窗？

张：单间关的都是高级文化人，脑子特别好使，有时凭一字一句，或一个先后排名，就能分析出形势的变化，所以发放的《人民日报》也要经过严密的检查。

威：张光人搬走你没感到遗憾？

张：啥遗憾？

威：你没减刑吧？

张：减刑是政府的事，犯人嘛，顺其自然地坐牢吧。我一个村小老师，就这点能耐，哪吃得住张光人？他不添乱就谢天谢地了。

威：你刚才说的我看也没什么，张光人内心痛苦，把自己折磨疯了，他也没惹谁。

张：他闯过祸呢。有一回，他把大伙的饭给弄倒了。

威：咋回事？

张：队里犯人开饭都以组为单位，每组挑出两个人上伙房，一个领饭，一个领汤，而大伙拉开圆圈，蹲在院坝里等候。领饭两人一搭，一个星期一轮换。那次恰好转到我与张光人，我点清数，把钵饭码进木条筐里，才让他端走，我随后提汤桶。寒冬腊月，才５点多钟，天就擦黑了，我一再叮嘱老头注意脚下滑，却不料他下石阶时，真卜地一声滑了下去，栽得半天爬不起来。

钵饭满院坝滚，大伙马蜂窝一样炸了，四处去撵。天刚下了些雨，院里汤汤水水的，钵儿轮着没翻当然好，可有两钵滚着滚着就扣在稀泥里了，一起上来，白饭都浸成黑饭了。还有一钵朝前疯滚，一直进了阴沟，那是特等钵，有半斤，是铸造工吃的，所以组里的李二娃手脚并用地扑了过去，抓了两把稀泥，还没按着。这咋办？伙房蒸饭都是一人一钵，计划好了的。李二娃哇哇大哭，并二话没说，捡起张光人那钵就啃。那两个吃泥饭的，冲着张光人骂开了。

大伙劳累了一天，腰都直不起来了，饭是命根子呵。我放下桶，还没来得及拉，已经有两、三个人闪过去，揪住张光人就打。那老头护住脑壳，浑身泥透了，仍没吭一声，直到有一脚踩中了腰子，他才忍不住呻唤起来。

政府出面，把打人者关了禁闭。说实话，我当时一点没同情张光人。真是个废物，就那么两梯石阶，也没站稳。伙食本来就不好，万一饭钵全滚进阴沟，大伙就只能挨饿。那是文革当中，外面搞运动，不搞生产，老百姓都凭票购买半斤肉半斤油，２６斤半米，还要搭粗粮，更别提牢里。我们常被饿醒，清口水一股一股朝上冒。

威：你们这帮人也真是禽兽，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一个老人。

张：只要有吃的，你骂什么都成。如果没有政府管着，我们早把张光人分吃了。依我说，政府对张光人还是比较特殊，生怕他出事，据说他住单间时，他夫人还来陪过。我们呢，只有成群结队趴在后窗打望，看几层墙外有没有女人经过。我是饿了好多年了。

威：人家张光人是冤案，是中国数一数二的知识分子，你们呢，永远脱不了罪犯的皮，岂能与他比？

张：管他外面有多大的本事，一进这里，都是罪犯。监狱到处都写着：“你是谁？你到了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

威：我与你扯不清。你知道这监狱图书室为啥要弄胡风专柜？因为你们的政委是文化人，他说胡风是在这儿关疯的，这是监狱的耻辱。

张：胡风就这么厉害？

威：这儿就因为关过胡风而名扬四海，不过，不是监狱的错。执行机关嘛，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也只能这么管理。

张：对，在犯人眼里，他是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稍微犯点事也不会受罚。有一次，张光人把伙房打的浆糊偷吃了好多，那是用来刷标语的。在这之前，他趁做手工活，偷吃过很多浆糊，在犯人里都传开了。如果这事犯在其他人身上，早上纲上线，与阶级斗争挂钩了；可对他，政府还是睁只眼闭只眼。有人告状，管理还解释：张光人个头大，比小个子饿得快。的确，张光人的饭量比一般人要大些，好象在我们组他从没吃饱过。

威：你其它还晓得啥事？

张：一时想不起来了，我和他相处近两年吧，彼此谈不上啥交情。他是文豪，书上写着，特别犟，哪怕憋疯也不拐弯；我呢，小爬虫一个，莫说狗洞，耗子洞也钻。现在看来，他瞧不起我们这种人是应该的。张光人给我总的印象，就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人，苦难是身外之物，哪怕突然枪毙他，依然是慢吞吞的。我们监舍耗子特别多，啃衣服，有时缺油荤，还啃人的脚趾头。张光人的脚趾头就被啃过，他坐起来，从被子下翻开脚，一点一点挤出咬口的坏血，又继续躺下睡。这种定力，一般人达不到。即使我个组长遭咬，也是惊爪爪地叫，还要满舍撵一阵才罢休。至于他后来的疯，那是我们理解不了的。这里私下说，政府也理解不了。犹如飞碟，见得再多，也不晓得那是啥东西。

6.农民皇帝曾应龙

采访缘起：

１９９３年大年初七，我在四川东北部的大巴山中的一座省级监狱里，拜访了４８岁的农民皇帝曾应龙。

大墙之下，“天子”已秃顶，但斗鸡眼中的烁烁神光依旧。他脚登解放牌胶鞋，身着劳改犯特有的蓝色短袄，袖手对我滔滔不绝地发了两个钟头的“口谕”。这是我降临人世以来，闻所未闻的宏论，但愿读者诸君看这篇采访，不要以为我在编稀奇故事。

曾应龙犯了组织、领导、颠覆等多项反革命罪，政府念其愚昧，从轻判处无期徒刑。他性情乐观，服从管理，警察和犯人们都对其印象较好，经常戏称“陛下”。我被“恩准”向陛下赞助人民币５０元，支助他读四川函授大学。（下文中：威——老威；曾——曾应龙）

威：您就是这座监狱鼎鼎大名的土皇帝？

曾应龙：应该叫陛下。

威：好吧，陛下，您是什么时候称帝的？

曾应龙：不是朕想称帝，是朕的＋万臣民拥戴朕登基的。大约十年前，在乌江中游的观音岩，爬上来一条娃娃鱼，这牲畜会说人话，而且总在月明之夜，从岩里向外唱一首童谣，什么“假龙沉，真龙升；河之南，降太平”。

后来，连三岁小孩都会唱了，于是这歌谣经过许多小孩的口传遍了九村十八沟，有位好奇的人叫马兴，是当地的风水先生，一天夜里，他带着一拨村民跟踪歌声，在“观音”的嘴里找到娃娃鱼，那牲畜见人不但不逃跑，反而啪啪扑打着尾巴，像迫不及待地欢迎人来。马兴捡起它，从它的嘴巴当众挖出三尺黄绫，正是那首童谣，而在鱼肚皮上，刻着“大有”二字。其时皓月当空，马兴出洞，望月冥思片刻，突然对天地三拜九叩，向大家举鱼布告玉皇大帝的诏示。

朕事先并不知道娃娃鱼的事，计划生育闹得厉害，乡干部隔三过五带着医生，挨门挨户地查超生子女，查出来要罚款，装在肚皮里的要拿掉，还号召育龄内男女都去结扎、安环。朕有两个丫头，还想要个龙子，就同村里许多人一样，悄悄带着没出怀的婆娘外出打工，在新疆搞建筑七个月，果然天遂人愿，有了龙子，按辈份取名延泽。联不敢回乡，就领着妻儿到了河南，在新乡落脚。可还是让马兴冶算出来了。所谓“真龙升”，正暗合“曾应龙”这个姓名，“河之南”即河南，也有坐北朝南的意思，那么“新乡”这个地名正是新天子藏身之地。乌兴领着一班臣民，千里迎驾，见着朕就取出龙袍加之，纳头便拜，山呼万岁。朕却之不恭，只好顺应天命，回乡称帝，国号“大有”，改公元１９８５年为太平元年。

威：“大有”的合意是什么？

曾应龙：大有者，你有，我有，大家有也。朕登基下的立国御旨“有地大家种，有钱大家花，娃儿随便生”，已在臣民中广为传颂。

威：陛下的疆土有多大？

曾应龙：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朕实际管辖的也就是湘、贵、川交界，有三县之地。宰相牛大全在立国之际，专门组织人丈量土地，绘制成地图，送达四川成都国，湖南长沙国和北京国政府。

威：说句不客气的话，陛下的这个大有国完全是从史书里照搬来的，包括童谣、娃娃鱼显灵、河南迎驾等细节都是陛下与大臣事先密谋的结果，真没想到，时过境迁，您老人家还在做皇帝梦。

曾应龙：放肆！朕知道你是四川成都国来的什么记者，又同狱方混得颇熟。但朕有权拒绝你的采访。

威：我不是记者，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民情研究者。如果陛下这次不愿同我开诚布公地交谈，恐怕以后就再难有机会让人了解您和您的“国家”。据我观察，您读过不少古籍，您知书达理，素怀鸿鹄之志，虽然这种远大志向有点过头，您不想永远成为世人的笑柄吧？

曾应龙：成王败寇，有什么值得笑的！您能保证如实地记录朕的口谕吗？

威：当然，陛下。我保证。

曾应龙：话说太尉马兴、宰相牛大全等一班臣民迎驾回乡后，向朕奏请起事步骤和时机，马兴认为，大有国地理偏僻，人烟稀少；乡民们受祖宗规矩的约束，传宗接代的旧意识根深蒂固，计划生育政策在这儿难以推行。更由于一些乡干部的粗暴作风，激起了人们的普遍反感。婆娘们宁愿钻山洞、吃野菜、喝泉水，过野人的生活，也不愿做人流。这种害怕断子绝孙的普遍民情是能够利用的。牛大全认为，应该让大有国的开国大臣们深人民间，在老百姓中宣传生娃儿的权利是天地祖宗给的，当然是生得越多越好，虽然养娃苦一点，但人穷惯了，苦惯了，养一个和养七个、八个也差不多，多一个娃儿就多一份盼头，谁要是连咱的盼头都要灭掉，就应该同他干。经过半年多的发动群众，大有国的基础就打好了。于是朕连续颁发几道痛斥计划生育为妖术的秘密诏书，号召大有国臣民敞开生，谁要生养十个娃以上，朕就赐封为“诰命夫人”。

正当其时，曾家沟的百岁长老去世了。在山里，百岁老人的仙逝是方圆百里的头等大事，许多人老远赶来参加送葬。风水先生作为贵宾被请到，他翻山越岭，忙乎了两天，终于期寻到一处向阳的风水宝地。逝者灵柩停了三七二十一天。请外山的和尚念经做道场，方选定出痪日。

按马兴的计算，必须要在太阳刚露头时落下桤材，百岁长老的香火才会同旭日一般，永远上升。于是一千多人的送葬队伍半夜就吹吹打打地起身了，大有国的开国臣民一百多人也混在里面，普天之下都是逝者的孝子，朕在这时也不能免俗。大家认为如果能借百年之尸·还魂立国，无疑是天赐的吉兆。绕着山梁盘桓而上的长蛇阵壮观极了，连星星也暗然失色，并且越朝上，越辩不清哪是星星，哪是火把和人群。牛大全奏道：“陛下，这一切都来自天国呀。”

于是跟着朕一道加入嚎丧的队伍。领头哪个家伙嗓音特别亮，他颂一句，上干人就合一句，把山震得嗡嗡直响：“走哇走哇丨不要歇气哇丨不要抬头哇丨到天河￣上游丨去投胎哇丨二＋年后你又来哇丨娶个大姑娘丨日牝又下崽哇……”

威：您老人家还挺有诗意的。

曾应龙：好戏还没开场呢。下葬的时辰到了，太尉马兴叉率领十几位禁卫军迎着刚露头的日头跳神，许多人不由自主地跟着跳起来。宰相牛大全趁机亮出膀子，祭起大有国的龙旗，跺几跺，摇几摇，接着从怀里掏出一把豌豆，扬手一抛，连叫几卢“变”；人们都弯腰去捡那些人土的神豆，不提防乌云从山涧底阵阵涌起，一会就遮住了太阳，霎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似有十万天兵天将杀向人间。

威：这就叫“撒豆成兵”的把戏了。

曾应龙：你还憧点行。众人被暴雨浇得鬼哭狼嚎，纷纷下施恳求牛宰相收了法术，朕自然准奏。雨过天晴之际，臣民们完成葬仪，随朕下山，一路竖起招兵旗，四方乡民纷纷投靠，＋几天聚了数万之众。

威：什么数万之众？您的判决书我看过了，也就不过几干受你们愚弄的群众。

曾应龙：君王无戏言。朕还亲率御林军攻人县城，占领了县医院，赶跑院长，将所有的避孕妖物嫂出，在院子里堆成小山，点火焚毁。这一惊世壮举，相当于林则徐虎门销烟。万众欢呼雷动，于是牛宰相马太尉率文武两班大臣，着蟒袍持玉笏，依次上朝，行君臣之礼。

威：听说陛下还拥有三宫六院，共四十名嫔妃？

曾应龙：那都是牛、马二位爱卿做的好事！朕曾下诏辞退，说创国伊始，百废待举，天子理应与众臣民同甘共苦，岂有功未成，先思淫欲的理！可众卿苦苦相劝，言从古至今，天子都是三宫六院，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陛下不＇承淫欲的精神值得万世景仰，但这排场是不能不讲的！

威：陛下的嫔妃都是哪儿选来的？曾应龙∶县医院的女护士都人选了，其它就是文武大臣的公主，但朕日理万机，连一起厮守了半辈子的皇后也无暇宠幸，哪顾得上嫔妃！

威：陛下的朝廷也太腐败了，满朝都是皇亲国戚。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把皇宫选在医院了。一是女人多，二是大有国的乌合之众根本就攻不下县政府。－

曾应龙：朕一心记着攻医院烧避孕妖物，召唤民心，把政府和公安局全忘了。后来，解放军包围了医院，朕亲率御林军迎战，不幸被虏，而马太尉却押着后宫嫔妃，投荷花池自尽殉国，可惜池水太浅，淹不了人。马卿一时兴起，竟舞起大刀片子，斩了两个嫔妃的头，唉，亡国之痛，没齿难忘啊！

威：马太尉和牛宰相不是会撒豆成兵吗？他们的法术到哪儿去了？

曾应龙：牛卿祭起大有龙旗，正要作法，肚子就挨了一枪。好个牛卿，大吼一声，又向前冲了几丈远，可还是倒下了。

威：陛下的朝廷也覆灭得太快了！

曾应龙：天命也，非战之罪也！马太尉拖了命债，被判处死刑。朕与牛卿等一干大臣均身负重罪人狱。朕就是不服北京国的法！你想想，朕祖祖辈辈的骨头都埋在这地方，朕的族谱能够上溯至宋，一干多年啊，朕还不应该承接风水，建立大有国么？北京国管辖的地盘那么大，且四方八面都要朝贺，还缺一个小小的大有国么？吾国贫穷，就是因为五谷不丰，人丁不旺，计划生育一旦落实到户，朕愧对列祖列宗呀！再说，既使要结扎、安环，做手术，也得通过朕下诏，哪有外国人跑到本国来推行他们的政策的？

威：陛下说谁是外国？

曾应龙：吾国之外都是外国。

威：那我也是外国人了？

曾应龙：然也。国与国无论大小，都该平等相处，互派大使，互通关贸，试问如果吾国硬要到你国去推行“娃儿随便生”的政策，你国能接受吗？

威：这就是陛下申诉多年的理由？

曾应龙：然也。

威：陛下的朝廷也太小了，如果都锅您这么干，哪全中国至少有几万个皇帝要登基。您大约已劳动教养了＋几年了，人民政府对您怎么样？

曾应龙：朕学过医，大队就安排朕做了卫生员，也算广施龙恩。朕每天也读报，晓得外面每天都要发生许多大事，而大有国相对封闭、落后，许多年也没有报上一天朕大事多，朕要在监狱里勤学习，争取能早日减刑出去，造福于本国臣民。

威：还想称帝？

曾应龙：穷不能立国，这是教训啊！所以说，要挖穷根，奔富裕，首先就要学习文化和科技。朕过去潜心钻研古藉，忽视了本土本乡之外的时代变化，入狱后，朕反而在高墙之内开阔了视野，还报考了函大。

威：皇上读函授大学？这倒是新鲜事。听说陛下为上学之事还下诏给监狱长和政委，称他们为“黄、王二大臣”？

曾应龙：读函大需要钱，朕的用意是在表彰黄、王二位管理监狱有功的同时，向狱方征集几百元学费，不料朕的苦心被误解。大队长亲临监舍，把朕好一顿训斥！

威：皇后来探过监吗？

曾应龙：朕已将她贬为庶人。

威：这么说您离婚了。儿女改姓了么？

曾应龙：一言难尽。朕的心情不好，不想再谈下去了。

威：但愿我能拉到赞助，支持陛下学完函大。祝君健康。

7.影子杀手赵苗苗

采访缘起：

赵苗苗的“事迹”在监狱传为笑谈，当我偶然听一位警察讲起时，不觉目瞪口呆，于是动了拜访的念头。我动用了许多关系，终于在１９９１年８月２日如愿。

当时太湖正闹水灾，据报载，某地监狱为防水患，已把犯人转移到防洪大提上。而赵苗苗倒安然无恙，一如即往地在监舍练习“射击”。赵苗苗杀了人，依律该斩，只因为犯罪动机不明，两派权威专家对其是否是疯子争论不止，所以在重庆市某看守所一住四年。他曾是杀人碎尸犯卢人标的邻居，相似的个头和脸谱，象双胞胎。据看守介绍，赵苗苗除了“射击”不止，其它行为无异常。由于做手工活卖力，他曾被评为先进人犯，多次得香皂、毛巾、牙膏的奖励。赵苗苗已３５岁了，还保留着某些儿童的不良习惯。（以下，威：老威；赵：赵苗苗）

威：你在看守所关了几年？

赵：你是我的律师么？我已经四年没见过律师了。我也从来没请过律师。我是山城第一杀手，抓我的时候，来了一百名刑警。我以为早该判死的，等了这么久，终于来律师了。哪个出的钱？我啥时出庭？

威：我也不晓得。喂，杀手，你既然那么大名气，肯定探你的人不少。

赵：我四年没在社会上混了，兄弟伙早把我忘了。半年前，我妈来过一次，我写了八封信，邮票也是借的，她才来一次，大冷天，她只给我送进来十块钱，一双长统丝袜。我穿在身上，连肚脐眼都被封了，前头还鼓一包，象个跳芭蕾的，惹得全房的贼都笑。这老疯子，我明明要她送５０元现金，还有绒衣绒裤，她偏要讽刺我，送丝袜！这是让我冷了就在房里跳舞玩。监狱里敢跳舞么？我一怒之下，就给老疯子发了封信，可管房政府给卡了，还把我狠狠训了一顿。

威：你写了什么？

赵：我悄悄带出来了，你看。我写不了多少字，只能用图表示。有些字原来也认得，久不碰面，就有些生疏，就象我们街上的有些人，我看着面熟，就是叫不出名字。你认好了，这个乱鸡窝一样的白发老太婆，就是我妈，现在已经不叫妈了。老疯子。对，老疯子举手投降，嘴里还喊饶命。她的裤子吓掉了，瘦屁眼儿淌下的这几点墨砣砣，叫屎，这几团雾，叫屁。为啥把她吓出了夹屎屁？是因为这把大号手枪抵住了她的脑门，扳机还没抠，否则上半身就全开花…！！过瘾惨了！请你把这封信带给老疯子，让她马上送５０块！最后通谍！

威：这封信还是留着，我这儿有５０元，你妈带给你的。

赵：老疯子开窍了？这一晌，我天天都在舍房里练枪法。对着电视，对着墙，对着其它贼练，好久没举行实弹演习，见着铁栅外武警背着枪，就咽口水。昨天中午，大白天做梦，与警察对射，不料上头武警却拉着枪栓，命令我站起来，原来不是做梦。老疯子不送钱，我就把每个人都认成老疯子，我每天枪毙她一万次，她肯定会有感觉。好，钱我收下了。她的伤势如何？

威：谁的伤势？

赵：我妈。

威：她没受伤。

赵：咋会送钱来？对于老疯子那种吝啬鬼，拿钱叫出血，我给你开张收条，拿回家给她止血。将就这张，我把手枪撕下来，下面写几个字：“暂时留下你的狗命。”“暂”啷个写？

威：你有毛病吧？

赵：上次的律师也这么说，于是把我送到医院做脑电图。我有啥毛病？杀人抵命，借债还钱，我又不想抵赖。

威：你说你是山城第一杀手，你受雇于谁？

赵：我杀人如麻，受雇了很多家，嘿嘿，暂时保密。人家给了钱，在美国和瑞士银行给我存了户头。这个户头，你如果答应做我徒弟，我也可以传给你。全是金条子，把重庆市都买得下来，等我出去之后，就先给乔石打电话，让他开办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兵工厂，先把下岗工人给我解决完。还有乔丹，还有戈尔巴乔夫。反正都是带“乔”的。嘿嘿，我说漏嘴了，反正带乔的都是自己人，是雇主，我是国际主义，是白乔恩。

威：白求恩。

赵：白乔恩！！！还是律师呢，张口就是逑！太不文明。

威：我叫乔脑壳。

赵：那就是组织里的人了。

威：张春桥同志还健在吗？

赵：关在秦城……他妈的！你这叛徒，都关进来了，就你还在外面。

威：你晓得５．２１枪战么？

赵：５．２１？这是暗号。每次雇主不会直接出面，都用５．２１接头。对方递一箱钱过来，叫“５”，我收下钱，回答“２１”。

威：亏你是山城第一杀手，连５．２１枪战都不晓得。江北的斧头帮和市中区的解放帮在大桥下面黑吃黑，双方的管事都被丢翻了。枪战打了一个多小时，警方才赶到。

赵：他们用的啥子枪？

威：当然是火药枪。

赵：混战没意思，挣大钱的都是单干户。

威：你到底杀了好多人？

赵：天哪么多。

威：这是吹的。据你的管房政府说，你只杀了一个人，而且还是女的。

赵：不错，是女的，住我楼上，她是双枪老太婆的后人。

威：你把双枪老太婆的后人都干掉了？佩服。

赵：你不要看我个头小，练武的人都是这样，精骨人。那婆娘就欺负我这一点。我恨她的时候，她就故意不看我。当然，不看就不看，练武的人宽宏大量，你不看我，我就懒得恨你了。可叫人气炸肺的是，她的电视天线竟然牵到我的窗外！占了我的天空，每当想到我的天空中有一根仇人的电视天线，我就失眠。我拿竿子去戳那天线，自己的电视却在抖。原来那婆娘把她的天线连到我的天线上。这是啥子意思？她莫非对我有意思？这个淫妇，娃儿都上小学了，还拿天线来勾引男人！我是哪个？山城第一杀手。看得起她？于是我戳断电视天线，大家都搞不成。可是居委会大妈又来了，后头跟了一大帮，围住我就开批判会，还把祖宗三代都连系上，说是我爸的遗传。这不是闹文革么？

老子有问题儿子也有问题。终于，老疯子回家了，承认“破坏闭路天线”的罪名。这一下，我的仇更深了。

我开始熬夜制造火药枪，床底下，有一箱子弹壳，那是我爸的遗产，文革武斗时从街上捡的。有了子弹壳，这枪就太容易造了，其它原理，同弹弓差不多。我半个月做了七支枪，又到废品站回收铁砂子，最后去杂货店买一百盒火柴，把老板娘骇了一跳。她问我：“苗苗，想做生意啦？”我点头回答：“对，军火生意。”回家后，我就上床，在被窝里打着电筒，用铅笔刀刮火药。我连干了一个多星期，把刮下来的火药用布包好。其实，一百盒火柴连一捧火药都刮不够。我又干了一个多月才把弹药储备好。

在作战之前，要进行军事演习。好在除了星期天，我妈都是早出晚归，她退休后，就卖报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把床当作战壕，我埋伏在战壕里，拿枪瞄准敞开的门。有一回，我的枪走火，把来收电费的大爷打了，幸好只是耳朵流血。我妈回来，把我的武器没收了。但她一走，我又做了七把枪。

汲取教训，我把穿衣镜搬来对着门，每天向镜子里的敌人瞄准。我百发百中，每次听到楼梯口传来脚步，我就立即躲进战壕，只露出枪口。敌人渐渐近了，我的气紧，心剧跳。终于，那婆娘进入镜子，我一扣扳机，玻璃哗拉垮了下来。

为了节省弹药，三个月，我只换了１１次玻璃，老疯了不拿钱换，我就当着她跳楼，她把我从窗台上拉下来，就狠狠咬，把肉都咬下了，还是犟不过我。１０月一过，天就凉了，有天下午，我准备关窗户，突然听见脚步声。“仇敌来了！”我立即埋伏。窗子被风吹得啪啪响，雨也斜飘进来，狡猾的敌人往往选择恶劣的天气进犯！我正在猜测，那婆娘出现在镜子里，披头散发。她不上楼，居然直奔我而来。他妈的，你敢缴我第一杀手的械！“出去！”我命令说，她不理，我甩手一枪。怪了，镜子还好好竖在那儿，镜子里头的婆娘却轰地一声倒下去！

她满身都是血，躺在门口叫唤。我换了一把枪，冲过去抵着脑门又一下。

她不呻唤了，战斗结束。我坐在她身边，等候警察来绑我。嘿嘿，太奇怪了。

我想打碎镜子时，敌人就倒下；我要敌人倒下，却只倒镜子。

威：你上过法庭吗？

赵：差点就上了。后来法院为我指定了律师，开庭前，他来了一次，接着我没去法庭，改去了医院。以后，律师和法官都失踪了。他们说我缺乏杀人动机，其实我的动机就是天线。我已经关了四年，还要关多久？

威：我也奇怪，为啥不把你送精神病院，那里有电击枪，专门对付你这种杀手的。

赵：精神病院全是疯子，我一个健康人为啥要去？我在看守所吃不愁，还可以一天折三千纸盒，混包烟钱。

威：看来你在监狱里还挺逍遥自在。

赵：就是油荤太少。杀手没油荤，如同枪膛生锈。

威：你的父亲不管你么？

赵：他也需要人管。

威：进监狱里了？

赵：进医院了。

威：这么说，你的病有遗传。

赵：我毙了你！

威：我是组织里的人。

赵：暗号？

威：乔。

赵：乔石、乔丹，还是戈尔巴乔夫？

威：乔脑壳。

赵：同志，终于找到你了。

威：看见了红星，看见了红旗。打不死的乔脑壳，我还活在人间。

赵：亲人啊，党啊，有啥任务就交给我吧。

威：组织上派我来审查你的病，是不是遗传？

赵：组织上？

威：组织上吩咐，一旦审查终结，就给你一百万美元和一百条枪，你被雇佣了。

赵：好吧，我坦白。我爸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武斗时就喜欢玩双枪，他曾经指挥军舰，攻占朝天门码头。四人帮垮台，他跟着倒霉，想不通，就疯了。做梦都喊冲啊杀啊，把我家的床和大立柜当作碉堡攻打。这下忙坏了我妈。几次找人把他朝医院送，他都逃了回来。但是，遇见街上有啥热闹的话，他就脱光衣裳裤子挤过去，把群众的眼睛吸引过来，并且发表演讲，边说边唱，边跳忠字舞。有一次，他还把煤油炉子放在我妈床下，点燃就跑，差点把我妈烧死。我平生第一个敌人是我爸，我练枪，可不敢朝他开枪，这不是我孝顺，而是不敢，他当杀手的工龄太长了。江青曾经雇他去杀华国锋，他入不了中南海，才回来的。后来我长到２５岁，觉得应该比我爸更厉害了，就在家里与他对打，把床当成战壕，我们一人占一边，对射。子弹打完了，就滚在一块互相掐脖子。好几回，他翻白眼了，我才晓得他是我老汉，就一松手；他就反过来掐得我翻白眼，我蹬腿舞手，快不行了，他才晓得我是他儿子。后来我们数一二三，一起松手。

我们亲密得象战友一样。他手把手教我枪法，教我斗走资派李井泉。把我的脑壳朝下按，还给我挂黑牌，在家里游街。我与他商量：“现在改革开放了，不是这套耍法了。”他问：“哪套耍法？”我说：“吃喝嫖赌。”他说：“你娃学坏了。”我说：“你娃过时了。”他问：“哪点过时了？”我说：“现在当杀手挣钱，你不挣钱。”他说：“阶级觉悟就是钱。”我拿出钱让他认：

“这是票子，还是觉悟？”他想了半天说：“你把这票子给我，觉悟就提高了，这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我气坏了，就骂他：“你疯个屁，见钱眼开。”他恨了我半天说：“你说我不疯？”我说：“装疯！”他又说：“你说我装疯？”我说：“是装疯！”

他一把扯住我说：“那好，我们走。”

我和他来到街上，他说：“我要脱裤子了，你敢不敢？”我说：“敢。”

于是我们都脱了裤子，引得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他说：“我要上台发表革命演讲，你敢不敢？”我说：“敢。”就上街中心的岗警台模仿《列宁在１９１８》：“反革命的烈火从东边烧到西边……他们要我们死亡……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我爸被我镇得不敢上台，只好在台下跳忠字舞。一会儿，警察赶来了，要抓我们，我们一口气跑到万福桥才停下，他说：“敢不敢跳水？”我说：“敢。”就卜通跳了。我爸跳的时候，脑壳碰着河床了，游到对岸时，满脸是血。这时候我问：“敢不敢去医院？”我爸心虚，不吭声，我就又说：“你老逑了，疯不起来了。”我爸一听，顿时火冒三丈：“你才老逑了，走！”他前头领路，杀进精神病院，不用办手续，里面就把我们收监了。我急忙声明：“我是送我爸进来的。”医生说：“你光着屁股陪他来？”我说：

“我不光着，他会来吗？”医生一想有道理，就丢了套衣服让我穿上回家。我爸不依，死活要跟我走。我只好指着过道上的痰盂说：“敢不敢端起喝？”他说：“敢。”就端起来凑到嘴边，可里面的东西太臭了，他皱起眉毛不敢下口。我一把夺过来，仰起脖子就把痰盂灌了个底朝天。我爸呆了，这个假疯子，只好跟倒医生走。

我转身跑回家，躺在床上就梦见一个大痰盂。从此，我成了我爸的爸，只要把手枪瞄准他，他就举手缴械。最后，他就安心住医院，再也不回来了。

威：你把这情况给律师说过么？

赵：这是组织秘密，不能告诉外人。

威：你妈也没说？

赵：她是哑巴。

威：我的审查任务完成了，同志，你的病不轻啊。

赵：我没病。

威：组织上让我命令你，把你刚才说的向政府坦白。

赵：我刚才说啥了？

威：你爸爸。

赵：我是你爸爸。现在你已经审查过了，该我审查你了。

威：我是你上级，你以下犯上。

赵：不行，同志，你有病。

威：我没病。

赵：你敢对抗组织？叛徒！甫志高！

威：……

赵：我代表人民。啪！啪啪！！啪啪啪！！！

8.狱霸田洪

采访缘起：

这是十年前的访谈资料，其间整理了好几次，或因为残忍，或因为恶心，或因为杂乱无绪而中断。2000年8月11日，我想结束持续了太久的底层工作，所以鼓足勇气完稿。

1990年7月17日下午3时，我在川东某市歌乐山中的一座收审所采访了28岁的田洪；大约一个月后，我又在市中区的某看守所再次采访了他，为了保持阅读上的连续性，我在整理时，做了一定的衔接与修补，这也是我在做其它谈话时的一贯方法。

某种档案是应该通过公布而永远保存，为了历史与社会的健康。再次声明，我做的不是新闻记者的工作。

老威：我觉得你不划算，本来按你的原罪判，扒窃三千块钱，最多三年，说不定还弄个劳教。可你在狱中行凶，打死了人，怪得了谁呢？

田洪：你觉得我还有救么？

老威：很难说。

田洪：我不是故意的，死者与我无怨无仇，哪个料得到他那么不经整？

那天早上，好伯伯（收审所的编外管理人员，一般都上了年纪，故被人犯们呼作“好伯伯”──老威注）开了锁，吆喝：“七班涨水！”我就应声推开铁栅门，拎贼进来。这是头肥猪，起码180斤，他一只手提一只鞋，弓着腰冲大家傻笑。这时满舍房二十多个光头贼，像少林寺的棍僧，分两排撑腰杆，打盘腿，绿眉绿眼地恨他。肥猪心虚了，双下巴抖得□□响。这叫“注目礼”，然后才是“下马威”，全房一齐吼：“贼！打死打死打死！！！”这种人造惊雷，肥猪哪听过？顿时懵了，膝盖一软，就卜地下跪磕头。我兜屁股一脚，他就顺着舍房中间的小路，一溜狗爬。四个蹄子翻得快惨了，脸眼就冲到最里头的墙角角，头抵着马桶，连叫“饶命”。

老威：监房里还留“小路”？

田洪：这是尺把宽的“界河”，把上面和下头隔开。上面是“领导层”，以老召为首，梁山好汉一般排定七个人，坐牢照样吃香喝辣，并且有人服侍。下头是毛贼，近二十条一堆，晚上打铺，上面七人的铺位宽度与下头二十条的一样。挤不下？就一头一尾地码人，各朝一个方面，腿微弯，屁股就刚好嵌合成不漏一丝缝的整体。如果哪个的狗脑壳伸出了界河，就要遭脚踢，这是“打楔子”。人肉的伸缩性大，所以每晚铺打完了，上面都要站在“界河”上弹墨线，直惨了，如果木匠锯子一路拉下去，绝不会伤着任何一顶头皮。

老威：你们这是在装沙丁鱼罐筒吧？

田洪：你说对了，人肉的味道蒸发上来，的确像臭鱼。所以，稍微会动脑筋的人，都要从毛贼堆里朝上奋斗。我奋斗了一个月，才从开水贼升为打手，专门管过手续和维持秩序。这手续人人必过，除非管理亲自出面打招呼。你想想，这传统的规矩我咋能破……

老威：谁定下的规矩？

田洪：我也不晓得。据老犯人说，自从盘古王开天地，神农尝五谷，牢里的规矩就有了。变了泥鳅你就只有在泥巴里翻，不朝上就朝下，不朝左就朝右，总之你要尽量做最大最粗的那根泥鳅，搅得其它泥鳅瞎撵着你转。在外人上人，在内鳅上鳅，社会层面不同嘛。

老威：这绕口令是什么意思？

田洪：简单地说，即使我发善心想饶肥猪，也不行，规矩是铁打的，贼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我二话不说，先纵起给他上五份“贝母肘子”，然后打出“菜单”，叫他点菜。

老威：啥叫贝母肘子？啥叫菜单？

田洪：贝母肘子就是用手拐纵起砸贼的背壳。一般先要问：“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懂几？”如果回答：“懂四（事）”，贝母肘子就要上得粑些，下面的菜也要来得温柔些。我一见肥猪吓破了胆，就晓得不是道上的，也就懒得问。菜单以川菜为主，将近100种，明写着是美味佳肴，其实全部为整人的手段。四川人客气，朋友见面，老是请吃请喝，这种风俗引入牢里，就有了“点菜”一说。不知哪个烂秀才，还给菜单糊了个封皮，写上“民以食为天”几个大字，一翻面，才是正谱。分“家常菜类”和“工艺菜类”，计有贝母肘子、熊掌豆腐、油煎二面黄、猪拱嘴、猪下巴、润喉片、红烧牛鼻、磨豆腐、红烧里脊、锯子肉片、麻辣羊肉串、蹄花汤、炖团鱼、川味烟熏鸭、滚刀肉、大众排骨汤、宫爆肉丁、铁板回锅肉、麻婆豆腐、龟壳响皮汤、乌龟含情、松山缠丝兔……哎哟，我一口气背不下来。

老威：四川人也太幽默了，画饼充饥到这个地步。

田洪：啥子“画饼充饥”？全上真的。

老威：我不信。

田洪：你这种书呆子，我们房曾经进了一个，他自我介绍说是诗人。这太稀奇了，连老召都惊得从铺盖叠的虎皮交椅上站起来，提着裤子，围着他看了三圈。老召说：“诗人？写四言八句还是打油诗？虽说四川特产中有一样就是诗人，但是老子几十年都没亲眼见过。”诗人说：“我就是正儿八经的现代派诗人。”老召说：“你背几句来听听，把老子的心肝按摩舒服了，手续就过得温柔些。”诗人说：“你听不懂现代诗。”老召说：

“那就古代诗。”诗人说：“古典诗太简单。”老召说：“你酸个鸡巴，老子就图个简单快活。”于是诗人运气提肛，挥起一只手用焦盐普通话朗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料才酸完这两句，全房20多条烂贼打雷一般接上了火：“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反而把假诗人震懵了。

老召气得飞起一脚：“你妈卖逼！啥子破诗，三岁娃儿都会背，你拿这个来蒙老子！”诗人吓得惊抓抓地喊：“我还会背其它的！古典的现代的，随你挑！我能背100首以上……”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老召说：“诗人辛苦，背诗背饿了，先给他上份猪拱嘴下酒。”我已守候多时，马上拿一双竹筷子夹他的上嘴唇，然后再夹下嘴唇。几个人把他按死在角角，由我和另外一个打手轮换夹了半个钟头，一份又青又肿的人造猪拱嘴就弄好了。诗人满身的口水、鼻涕、眼泪，嘴有半边砖头厚，除了哼哼，再也念不了诗。老召又说：“一份猪拱嘴咋个够呢？下酒菜嘛，再上份川味烟熏鸭。”这时诗人已吃了润喉片，喉管被铁砂掌砍了个包，想叫声音出不来，只有让我们剐了裤子，划火柴烧阴毛。一燃一大卷，看看要伤着肉了，急忙抓熄，淋点水，又烧。还剥开包皮，将龟头熏了，让这份烟熏鸭从外到里都焦而黑，并且透出熟鸭皮一般的油亮。老召说：“诗人生活讲究，所以菜也上得艺术点，不伤筋动骨。”

老威：怎样才叫伤筋动骨？

田洪：这次我判死，就伤筋动骨了。那肥猪180多斤，看上去像一座水塔，把上衣一扒，肥肉就直往下淌，他的胸毛还分叉。若在外面撞上，我都得闪远点，怕碰着黑道保镖了。在全舍房，就数打手容易出事，稍不留神，就整爆了。七班离值班室远，动静大点没关系，但要懂得啥子人上啥子菜。老召经常不直接发话，全由我拿捏火候，这样万一出事，他也好推。这次冤就冤在我错误地估计了肥猪，按堆头，他受几个“地震”都没问题，可他才吃了三份熊掌豆腐，脸就青了，身体顺墙朝下塌。我以为他装死狗，叫两毛贼架住，又上一份。他的眼皮一下子就上翻了。口里的白沫喷了出来，接着是鼻孔和耳门的血，止不住了。他爬在地板上乱抓，我们把他翻过来仰起，掐人中，喊报告。听说医院还没拢，就死在车上了。

老威：啥子熊掌豆腐，这么厉害？

田洪：其实就是武打里的“黑虎掏心”，让人贴着墙，一掌接一掌打他的胸口。我还捉摸这么大堆肉，非要地震几下才过瘾……

老威：啥叫“地震”？

田洪：让他变狗爬，再跃起抓住两人高的天窗铁条，收腹提腿朝下坐，踩塌那狗脊梁。我没想到肥猪有心脏病，乱整不得。

老威：你把牢房变成屠宰场了，这些警察知道么？

田洪：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七班是打击牢头狱霸的重点房。这次坐上面的判了三个，老召没发话，只判了五年，我不服！他整了那么多人，以前的旧账就不算啦？连我都被整惨了。你看，我脑壳上这大圈血珍珠，像孙悟空的紧箍咒。我刚过手续没几天，劲还没缓过来，老召就说我乱用手纸，给我上磨子豆腐。幸好不是小份，否则现在我就满口无牙，说话连风也关不住。

老威：你头上这圈肉疙瘩就是“磨子豆腐”？

田洪：对，这是大份。筷子头不断跺、跺，直到起一圈浸血的珍珠包，即用牙签一个个挑破，抹肥皂、盐巴止血。痛几天后，头箍烂成了溃疡，再挨个挤化脓的包。结疤了，就是永远的紧箍咒。小份磨子豆腐比这做工精细多了，也是用筷子头跺，门牙、尖牙和大牙，一颗颗地跺，哒哒哒好几个小时，牙血和口水牵着线直朝下坠，有时坠了一尺多长。这种整法开始不咋个疼，渐渐就加剧了，几天后，你会疼得受不了。一般牙疼吃点药，熬一熬就过去了；这种牙疼要持续到牙齿松动，摇摇欲坠。这脱牙的过程极其漫长，把人熬得啥都不想干了。恨不得一头撞死算了。

老威：亏你想得出来！

田洪：这不是我发明的，菜单上的东西，还不是烂贼东一份西一份凑出来的，咋能算在我一个身上？我也是受害者……

老威：你当受害者时，应该及时向政府反映情况。

田洪：监有监规，贼有贼道，政府听汇报，还不是先叫老召出去，况且房中的毛贼已经被驯乖了，当一次叛徒甫志高，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

老威：反抗是人的天性，咋会这样？

田洪：反抗是野兽的天性，人的天性是忍耐。收审所是中转站，人人都晓得呆不久，何必惹事生非呢？封建社会，地主剥削农民几千年，抽筋剥皮、强占民女都玩过，还不是忍了过来？清朝逼着男人留女人的大辫子，大家也一忍几百年，难道几个月就忍不下去？其实菜点过了，你就昏天黑地做根懂事的泥鳅吧，灵醒一点，瞅准上头的心思……

老威：你就是灵醒过头了，才走到这一步。

田洪：打手是一个坎，可上可下，我栽了，我认，但我要一直上诉。就是死，也要把申诉信留几份给家里，黄泉路上太冷清，我非要把老召拉来做个伴，他的屁眼儿比我黑，关五年出来，还会祸害人。

老威：法律讲证据，你是直接凶手。

田洪：他的证据已转监了。某某厂有个姓任的工会主席，犯盗窃罪，进来没几天，肋骨就被他弄断了两根。他模仿法官审案，高高在上地吆喝一声，任贼就被一顿“大众排骨汤”整了上来。由于任贼拒不交待问题，他就亲自把他的脑壳塞进大马桶“看金鱼”。那么臭，任贼居然吊起脑壳打瞌睡，把老召气个闭门，就把他的裤子扒开，一颗又一颗朝屁眼里塞花生米，塞一颗，还用筷子捅两下，把任贼舒服得满头大汗，脖子一回比一回伸得长，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这种整法，地下党都受不了。还有某某，吃过老召的“炖团鱼”，一盅接一盅开水，浇屁股，把两块大肉都烫蜕皮了。坐不得，偏要你坐，还要你端端正正。如果哼了动了，又另外“点菜”。我也是证据，我的样子长得像农民，所以手续过得狠，上了四菜一汤。一份松山缠丝兔，差点把人弄废了。你想，麻线从每根手指头密密匝匝地缠上来，一直绕到膀子，十来分钟，线就完全陷进肉里。我两条胳膊都失血得冰凉、麻痹，好久都没完全恢复。这是大份，小份是缠鸡巴，软时开始缠，然后搓硬，把人痛死。我敢说，随便把哪个毛贼脱光，都能看出点没点菜，但是，毛贼们都不敢出面。

老威：老召这么厉害？翻了天！

田洪：政府已经把老召转了房，号召大家揭发牢头狱霸，大会也开了，领导还讲了话。我们都被上了七十多斤的重镣。但这是中转站，人心散，即使检举，也是鸡毛蒜皮。哪个贼不清楚？这是下鬼门关，不死扒层皮，平平安安地出去了，还得烧柱高香。

老威：你不判死，也不会检举吧？

田洪：会，这是态度。骂人啦，政府已经处罚过的打架啦，等等。但菜单是传家宝，不会交。即使被查出来了，交了，也要多留几份底子。

老威：讲讲你在监房是怎样“奋斗”的？

田洪：我进房两个多月，从最底层的马桶贼开始，经过地板贼、洗衣贼、毛贼长到开水贼。又努力干了个把月，才正式跃龙门，跨入打手。铺位虽不是上面，可已经是迎门的第一位，行头与老七差不多。如果上面再走一个，我就升为老七了。

老威：这等级是谁定的？

田洪：大社会，小监狱，当然是外头有啥，里头就有啥。马桶贼的天职就是倒大马桶，每次放风，铁栅一开，马桶就得先出门。除了一天两次倒桶，马桶贼的另一天职就是不分昼夜地站厕所，只要有上面的拉屎，就得两人肩并肩，组成围墙挡在前头。如遇习惯蹲便的，还得把他抬上半人高的大马桶，待他蹲稳了，才转身挺立以肩头充当厕所扶手。与社会上一样，只要干的工作下贱，你的地位肯定就下贱，马桶贼没铺位，无论天气冷热，两人都一左一右抱桶睡。不怕你笑，马桶贼拉屎从不揩屁股。

老威：没纸？

田洪：有纸也不准用。在房里，手纸也有等级。老召，最高级的香水餐巾纸，我想百万富翁也不会在屁眼儿上这样浪费；上面的，高级卷筒纸；打手、管事和闲人，草纸；众毛贼，包装纸、字纸及五花八门的纸；地板贼，废纸；轮到马桶贼，当然就不用纸了。

老威：你在每个等级都干过，可谓五毒俱全了。

田洪：马桶贼才干一周，我就擦地板了，随时有可能涨水，换一泼贼你就成老贼了。我力气大，劳教过，所以会拿捏、舒背（按摩）。开水贼除了打开水，就干捶腿舒背的活儿。老召迟迟不升我，就因为我把他搞得舒服。有一回，我给他正捶得欢，墙外有女娃子说话的声音，嗲声嗲气挺性感，把他的鸡巴都听硬了。他让我给他搓，这下不可开交，上面七个人都脱了裤子让人搓。老召胀得不行，说就差那股向里戳的劲。我咬咬牙，豁了出去。我咬着他那玩意抽了几口，浆就卜地喷了，真他妈恶心，又不敢吐，只得硬吞了下去。老召坐起来，赏了我大半截红塔山。这是个信号，我晓得我熬到头了。因为在牢里，上面发烟也有讲究，一般性的立功，只赏烟屁股，吸两口就完事。如果把上面的马屁拍得顺，烟屁股就越赏越长，但最多不会超过半支。这次我得到大半截，意思是该升级了。

老威：你还感恩戴德？真他妈够卑鄙。

田洪：你也骂人？

老威：我听不下去了。但愿明天早晨醒来，我能忘记这一切。

田洪：我还指望你帮我寄几份申诉书呢。我一定把老召拉下黄泉！明年清明，你就等着烧两个人的纸吧。

9.偷越国境者黎忆丰

采访缘起：

偷渡意味着铤而走险，所以，如果没有能说服自己的明确动机，老百姓连想都不会想。而年过３０的黎忆丰恐怕算十几亿人口中挑出来的，他在“娘胎里就偷渡”。

这次采访发生在绵阳涪江边的一个茶馆里，时为１９９４年６月７日。黎忆丰刚从深圳樟木头收容站放出来，政府查清了他的住址、身份，以及从前的一系列偷渡史，发觉动机不明，就法外开恩，以教育为主。

“家乡的水好空气好，”黎忆丰赞叹道，似乎要从此打消冒险的念头。唉，天晓得。（下文中，威：——老威；黎：——黎忆丰）

威：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偷越国境的？

黎：什么时候？说不准。大约是在妈肚子里就开始了。

威：你在说笑？

黎：不是说笑。我是６２年出生的，我妈怀我的时候，我爸就丢下我们，跑到新疆。没办法，他饿得受不了，只有丢下我们去闯一条活路。他在新疆，与当地的哈萨克混，混着混着，就朝苏联跑，那一年，据说中国的饥民朝苏联跑了好几万。他从塔城出去的，结果被强制遣返。这次他一声不吭，装成哈萨克哑巴，为了不激化民族矛盾，他没被治罪，还白吃了不少大馒头。当他回到四川，不仅胖了，脸上还有了血色。那年头，脸上有血色的人非常稀少。

威：这跟你越境有啥关系？

黎：我还没说完。我爸是个不安分的人，出去几十天不打招呼，是极平常的事，我妈怀着我住在娘家，也习惯了。可我那无情的爸爸回家才几天，又悄悄跑了，这一次，他南下广州，直奔深圳。那时的深圳是个小渔村，戒备森严。我爸在草丛里潜伏了一个白天，才从离罗浮几百米的地方下水。这老疯子，他准备游过去！游向那灯红酒绿的自由世界！至于到香港干啥，别人会不会收留他，他一点也没想。当然，我不了解他想没想被抓住的后果。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在闭关锁国里，全被老毛的那一套驯得瓜兮兮的，象我爸这种出格的疯子，一百万人里也挑不出一个。总之，他才游出一百多米，就被探照灯和一梭子子弹吓回头了，岸上有一个班的边防战士等着他。他被爆打一顿，绑成肉粽子。这次投奔自由的代价是有期徒刑２０年。

威：他判的啥子罪？

黎：反革命。具体罪名就不清楚了。你想我那时还在胎中，我妈就捧着我去监狱探他了，还顺便送去一纸离婚申请。这就是我的胎教！我爸的老家是下川东的万县，一个江边城市，后来考上大学，进了省城，分在文联。这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是胡思乱想的地方。不过我爸的胡思乱想源于童年，他喜欢一个人坐江边，望过往船只。水外面还有水吗？世界外面还有世界吗？也许你会说，６２年偷越国境的人，都是因为没吃的，但是我爸好象不完全因为饿。有部美国电影叫《德克萨斯州的巴黎》，讲的是一个流浪汉的故事，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虚妄的理由，就是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找到“巴黎”。据说，那是他父母初次约会并作爱的地方，由于这次约会决定了以后他的诞生，所以他最原始的家园应该是“德克萨斯州的巴黎。”为了找到它，流浪汉抛弃了家庭、城市，一直往前走，走。这种血液里的欲望，或本能，我爸也有，我也有。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的代价要轻得多，毕竟时代变了。　威；你这个理由有些牵强，因为中国人越境要么是经济，要么是政治的原因，哪会为了流浪的本能去冒险？这是背弃自己的祖国呵。

黎：我的祖国都揣在这只挎包里，几本书，几首诗，一本《汉语辞典》，外加几张女人的照片。我晓得，现在是市场经济，只要有钱，也能通过正常渠道。糟就糟在我没钱。还有，我上哪儿凭什么要给谁打招呼？老作家艾芜的《南行记》，一直是我们教科书，他也没给谁打招呼，就一个人跑到缅甸仰光去了，可惜老头没敞开写，省略了不少精彩的段子。

威：这么说，你越境的首选地应该是缅甸。

黎：不错，缅甸是佛教国家，从云南瑞丽沿滇缅公路再往前，就可抵达边镜小镇芒市，中间要经过惠通桥，龙陵坝、潞西县的大湾，及木康边防站等关卡。我们三个人，一个自称记者，一个是乌江中游武隆县的乡干部，凑钱买通了瑞丽的一个还俗和尚，再由他引路，找到另一个独臂的云游和尚艾山。艾山是缅甸克钦族人，专干偷渡向导。他一米八几的个头，黄色袈裟在烈日下灿烂无比。我们跟着他昼伏夜出了两三天，赶了几百里山路，累得筋彼力竭。

威：这是哪一年的事？

黎：１９８９年夏天。

威：不是政治原因吧？

黎：我不是，其它两个是不是我不晓得。我想先在仰光打工，看能不能撞上发达的机会，不成，就到香港投奔黑社会，如果命运让我到金三角种鸦片也行。总之，我是利用了８９年那个时机。真他妈象梦游一般，我们沿途没见着一个兵，就踏上了缅甸的土地。当艾山用独臂依次敲敲我们的，肩打着手势要告别时，大家都没回过神。“这不行”，还是记者反应快，揪住带路和尚说，“这荒山野岭，鬼晓得是不是缅甸！”

四周鸦雀无声，我们站在一座马鞍形山梁的臀部上，透过齐腰深的灌木和杂草，能隐隐约约地望见一条河。“勐古河”，艾山用生硬的汉语说，“缅甸的河，我的事情做完了。”

“咋沿途不见一个兵？”乡干部怀疑地质问。艾山嘲笑说：“遇见兵很好吗？”

我们三人都死死缠住艾山，我甚至掏出刀来，威胁他继续带路，这陌生的土地太危险了。艾山生气了，独臂横扫一圈，三人就被摔出一丈多远。他把水和冷米饭都放在地上，指着山下说：“顺着勐古河走，没错。注意绕开游击队。”

太阳升起来了，艾山的袈裟鼓满了晨风。他撩开大步，几秒钟就不见了。

“记者”建议天黑再下山，我和乡干部都反对，因为我们已经望见了竹楼和稻田，觉得再也不能贼娃子一般困在这儿。“边防军来了咋办？”“我们已经过了边防站好几里，”记者说，“他们撵不过来。”“我说的是缅甸的边防军”，我解释说，“万一被抓住，扭送回去就完蛋。”

于是三个人商量，各自拉开２０米的距离下山，这样，一个出事，另两人总能及时躲避。我自告奋勇在前探路，开始，除自己的脚步声外，还能听见背后跟来的脚步声，渐渐，就啥也听不见了。我回头“喂喂”了几下，就敢紧猫下腰，嗖嗖地朝回窜，象拍电影一般。我把周围都折腾遍了，仍然没找到同伴，累得倒在灌木丛里，眯着眼从叶缝里看太阳。刚天亮不久，天气还不太热。

我不知不觉睡着了，临近中午，又被蚂蚁咬得跳起来，缅甸的蚂蚁太大了，稍微出点汗，脖子上就绕了一圈。我又拍又抹地清除蚂蚁项链，就继续赶路。

威：你懂缅甸语吗？万一碰上当地老乡咋办？

黎：中缅边境的老乡经常往来，能说几句汉话。六、七十年代，也有云南知青越境过去，参加人民军，搞世界革命的。应该说，老乡见着我这样的，不会有报警之类的想法，再说，人民币通用，这也许比语言更管用。

威：看来，你越境之前准备很充分。你不是因为喜欢流浪而去冒险吧？你别用这些浪漫的东西来蒙我。

黎：你又不是警察，我凭啥子要把“犯罪动机”坦白得哪么清楚？话说回来，中国人都象我，想留就留，想走就走，“英特纳雄耐尔”早实现了。政府也没这么沉重的负担。我觉得应该从蒙古开一条大道出来，穿过前苏联地区直达欧洲，你不用管，他自己就去了……

威：好啦，莫发宏论了。刚才讲到哪儿了？

黎：赶路。他妈的，根本就没路，我在灌木丛里连滚带爬，见着坡就下，我掏出表已经过了六个小时，无论如何也该到山脚了，可是，原本远远能望见的勐古河，不知到哪儿去了。在灌木丛右边百把米，出现了一片密林，一旦钻进去，绝对就出不来了。这时，你猜我想起了啥子？我想起了《山间铃响马帮来》，一部老电影，写土匪走私的，大约就演的这一带。我没遇见神秘马帮，屁都没遇见一个，但这部３０年前看过的东西，这时居然就想起了，紧接着，我又觉得周围很眼熟，“是不是早晨猫着腰转后找人时，把路走叉了？”这念头令人发毛，但更叫人寒毛倒立是一声低沉的吆喝：“不准动！”

威：是缅语么？

黎：标准的普通话。

威：你咋个绕来绕去又回来了？

黎：我也懵了，脑袋轰隆一下，浑身哆嗦起来，两个不争气地膝盖一软，就跪了下去。我抖得跪都跪不稳了，还不见人影。于是，我勉强抬头看上面，那吆喝又起了：“举起手来！不准抬头！把武器扔出来！”

威：是边防军？

黎：和边防军差不多，只是军装要破旧些。不怕你笑，我吓得尿裤子了，裆里全是臊烘烘的。我的眼睛被黑布蒙了，双手被绑在前面，象个瞎子一样，被人拉扯着向前走，而腰上被枪管硬硬地顶着。待黑布一拿掉，天已黑尽了。我发觉自己在一个山洞里，周围是一群穿七十年代中国军装的军人。

我被剥得精光，才被推到一张桌前，顶上吊着雪亮的碘钨灯，而桌边审讯官的背后深不可测，似乎还有许多小的洞口。审讯官发问说：“姓名？职业？

年龄？单位？来干什么？走私还是政治？有几个同伙？一溜儿招下来。”到了这个地步，我只好全都招了。

威：他们到底是不是边防军？

黎：两边的边防军都不是。他们是人民军、缅共的游击队。六、七十年代红火过一阵子，据说分好几个军区，有十来万人，几乎把中缅边境全占了。现在有些衰落，也是受世界潮流和红色高棉穷途末路的影响。

威：你被人民军抓住了？真是活天冤枉。

黎：我的路走偏了，瞎戳戳地撞进游击队的营区还不晓得。后来才知道，这儿离边境已十多里，我差不多脱险了。太倒霉了。更冤的是，那个胡子拉碴的审讯官还是重庆知青！１９６９年，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营地跑过去的。审到中途，他突然与我聊起家常，问朝天门码头变化大不大？他说已经打了２０年的仗，依旧很想家。

我惊喜交集，就与他摆龙门阵，谈国内的变化以及风起云涌的学潮，我们都一口四川话，并时常纠正对方的某个字眼，“你是２０年前的重庆话”，我说，“现在好多言子儿都不说了。

“你晓不晓得夜总会的小堂客叫啥子？叫瓦块儿。”知青反问：“崽儿总没变吧？”

我说：“哪当然，永远都变不了！”

我们俩都哈哈大笑，笑到后来又流下泪来，周围的人民军都莫名其妙。接着，那４０岁的老知青命令摆酒席，弄了四个菜，一壶酒。不一会儿，我就有点醉意了。老知青与我谈起格瓦拉；谈起当年的国际主义理想；谈起同来的知青战友，十之八九已埋尸异国沙场。我深受感动，就问他还打不打算回国？不料他却反问：“你都跑出来了，我还回去干啥？“我说我是迫不得已，从某种程度上，也许我和你一样，是追求冒险的理想主义者。他说：“你的理想和我不同。你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全人类。２０世纪，只有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才算剩下来的理想主义者，或者叫珍稀动物。”龙门阵已经摆到这种深度，我恳求他放我走。他叹息一声说：“我们是老乡，哪怕政见再不同，我也应该放你一条生路，虽然你前面不一定就是生路，可我这一关是应该让你过去的。可惜，太迟了。抓到你才个把钟头，上峰就已晓得了，并通知了中国边防当局。”

我的酒被吓醒了，象一条掉入冰窖的蛇，依然拼命想挣扎：“您就说我逃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我的老乡无可奈何地笑了：“周围都是兵，一条大活人，能逃到哪儿去，除非地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真的对不起。如果在上报之前，就晓得你我是同乡知己，不用你开口，我就，现在，唉！”

我卜通一声给他下跪磕头了：“我该啷个办？回去也是死路一条！不如求您看在老乡面上，马上给我一枪还痛快些！”

老知青把我抱起来说：“想开些，老乡，假如没得其它动机，单纯越境，最多不过判一两年，救你的还是自己，千万莫弄些东西往脑壳上笼起！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是团长，一有私心，兵就不好带了。不象一般军人，大不了脱这身皮，也惹不了多大的事。”

威：人家话说到这份上，你也该死心了。

黎：他妈的！我象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的代价就是两年徒刑。你看我的脸，一边大，一边小，下巴也是歪的，这些永久的记念都是在历次越境中被揍被摔的。那种刺激，才叫做人生哪！我曾被一条长绳子拴在手扶式拖拉机的后面，被拖着在密林里跑，衣裤烂得象刷把。那时，我羡慕电影里绑在木桩上出卖的黑奴，市场里的买主都有权出价，有权带我漂洋过海，到天南海北去服苦役。嘿，奴隶的生活！今儿东明儿西的浪漫生活！妈的，现在兴自己卖自己就好了，省得我挖空心思地越境。

这世上最难追求的就是自由。你饿死没人管，可是你要挪地方，变一种活法，就有人管你了。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号称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也不允许人随便去，没钱，没具体的政治原因，你说一千遍热爱自由也不行。真他妈的虚伪。

威：坐了两年牢，你的梦也该醒了。我觉得缅甸比中国还差得多。既使你越境成功，到了仰光，或者其它东南亚邻国，也有可能被当作黑人黑户抓起来，那岂不更惨？

黎：我还没坐过外国的牢，我咋晓得惨不惨？不过，我的一位诗人朋友坐过，他跟我走的是同一条道，在缅甸内地被当地人检举，下了政府的大牢，嘿，这家伙，居然同缅共的一位中央委员关在一个号子，不到一年，就学会了英语和缅语。还了解到缅共的不少机密。当然，都是些没用的机密。

威：你也想上这样的大学？

我没这个命，想也白想。我的朋友就不同了。他不仅同中央委员是难友，而且被承办人忘在监狱里了。没人审他，没人搭理他，如果不是他有一天突然大吼大叫起来，那就只有烂在里面了。

威：傻瓜也晓得吼。

黎：你吼就吼了，别人用汉、英、缅三种语言骂娘，结果，命运就改变了，他被当作劳工输出欧洲，后来在丹麦定居。这是我晓得的运气最好的偷越国境者。

威：这好象是天方夜潭。

黎：我对你来说也是天方夜谭，在和平时期，只有偷渡最刺激。

威：这么说，你已偷渡成瘾了？

黎：至少四、五次吧。不过，最具戏剧性的是刚才讲的。其它经历比较平淡，都失败了，只要在提讯时不乱说话，一般都罚款算了。我没钱可罚，也就在收审所呆几个月。最近的一次是去年，我以为香港快回归，边防就不那么严了。我花了几十块钱，在广州买了个假身份证，混入深圳。本来我是想到中英街去看看，去不了，就在街这边过过眼睛瘾也行。可是到了沙头角那地方，那的一切就象巨大的磁铁，一下子就把我吸住了。我傻戳戳地靠近了街中间的铁丝网。嘿，那哨兵，街上密密麻麻的人不管，就直冲着我来了。

我想都没想，就把装有假证件的皮包扔过了街。我还以为那是香港地界，大陆哨兵不敢踏入。不料那军人用枪指着我，然后拉开铁丝门，“出国”去捡回“罪证”。

威：你的皮包总算出了一趟“国”。

黎：我也这样对哨兵说。他说香港马上要收回，以后去玩挺方便，何必这么着急。

我在樟木头收容站住了两个月，才查清身份。太悬了，差点就以伪造证件罪判我了。

威：你为啥要把皮包朝那边扔呢？你本来没做见不得人的事。

黎：哨兵冲我来了。

威：他冲你来，最多盘问几句，赶你走。凭啥子抓你嘛？

黎：我哪有你这么清醒。偷渡惯犯嘛，本能地就要扔掉证据。

威：皮包是证据么？

黎：你说呢？

威：看来，你这块心病的确是你爸遗传的。

10.老右派冯中慈

采访缘起：

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２日上午，烈日当空，我横穿尘土飞扬的大马路，走进成都西门车站附近一个叫“杀牛巷”的地方，按门牌号码上三楼，找到了湮没无闻的老右派冯中慈先生。费了一番唇舌，终于促成这次采访。

冯先生骨瘦如柴，但神清气朗，他时年６５岁，其妻文馨与之同龄；老俩口育有一儿一女，均已自立门户。

因斗室如蒸笼，采访中，我们均汗如雨下；冯先生两次脱下背心，拧出至少两茶碗汗水。我不禁劝其赤膊上阵，遭婉言谢绝。可见读书人的斯文本色不改。

值得一提的是，曾为大学团委书记的冯先生，现在与曾是国民党老军人的廖恩泽先生为邻，双方过从甚密，似乎历史中的一切都没发生过。（以下，冯：冯中慈；威：老威）

冯：我听老友廖恩泽介绍过你的情况，可还是不明了你的来意。右派中名人不少，且经历也都非常曲折动人，你干啥不去采访呢？你是诗人，对《星星》诗刊的历史肯定清楚，白航，流沙河，石天河，白峡，这当初的四个右派编辑都健在，我建议你去采访他们。

威：我花了一番工夫才找到你，当然不可能空手而归。这样吧，我们随便聊聊，您愿意说到哪算哪，这不算正式采访，我也没资格对这段历史做啥评说。

冯：我没啥好说的。

威：就从《星星》诗刊说起吧，８０年代初，《星星》曾开辟了一个引起争议的栏目：“星星与我”。作者都是５７年受星星株连而当上右派的诗歌爱好者。

冯：我不懂诗。

威：但对当时的政治气候陡变还是有感触吧？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了解到５７年上半年大鸣大放的宽松环境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有关。苏联赫鲁晓夫上台，提倡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由此而引发的文化“解冻”也逐渐波及到我国。而一份普通的诗刊的兴衰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冯：你好象在背书。

威：反右斗争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当然除了你们的回顾，我只有背书。哦，我刚才说到“星星与我”，我就是在这个栏目中，而不是在《牧马人》那样可笑的电影中，看到不少无辜右派的真实遭际。有的人仅仅因为写信给编辑部，表达了自己对某首诗的赞许，或对某种左倾诗评的反批评，就莫名其妙的成了右派。可以说，这本不会说话的小诗刊的命运改变了许多活生生的人的命运。我们这代人，根本想象不出，还会有人为保存一套诗刊，一辈子饱经蹂躏，并且在临终时叮嘱后人：要与这套刊物同进火葬场！

冯：你觉得很离奇吧？但在那个时代，就太平常了。

威：您是有感而发吧？

冯：不，我当右派与这些无关。当时我思想积极，与党组织靠的很紧，加上我是苦孩子出身，如果政治需要，我可以立即站出来，回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威：您不是开玩笑吧？

冯：我是学校团委书记，大学二年级就入了党，反右开始时，我们正准备毕业分配，我率先倡议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组织上找我谈话，甚至透露由于反右斗争的需要，准备让我留任校刊编辑，从反动派手里夺回这个言论阵地。

威：我明白了，您可能是左的过火，激起了众怒，于是在一致声讨下从极左滑到极右。

冯：再次说明，我当右派与运动无关。现在想起来，不管在哪场运动中我都是注定要倒霉的，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

威：直说吧，您为什么当右派？冯中慈∶为了私生活。

威：您有……作风问题？

冯：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关于“作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解释。现在的作风问题，过去就够枪毙的资格丁。

威：谁被枪毙了？

冯：打个比方罢了。你这么憨厚的人，还当记者，缺了点悟性。

威：我不是记者。你说私生活不是作风问题，又走什么问题？

冯：听我讲吧，小伙子，我爱人的家庭成分不好。

威：地主？

冯：不匙一般的地主，而是官僚地主。她的一个叔叔当过国民党政府的禁烟局长，在解放初期被镇压了；她的爸爸娶过一位洋学生做姨太太，因此，她的家庭包袱是很重的。在学校，她只能一门心思扑在功课上，而在个人生活中，她郁郁寡欢．没有有任何朋友。这一点恰好非常吸引我，我在集体中如鱼得水，过得太热闹了。

威：我还是不明白您为什么当右派。您爱人在政治上与您不相配，组织出面干涉等等，我都能想到。因为我姐姐在文革期间，曾经与一位解放军的连长谈恋爱，终因我家成份地主，社会关系复杂而告吹。这种外调内查的政审制度长期粗暴地践踏个人生活——人们已司空见惯，并且认可，因为组织是不会错的。但是，这就是你的右派依据吗？

冯：对。开始我是为了做政治思想工作接近她我发觉她与她父亲的姨太太关系很深，就一再警告她要站稳立场。后来，她一声不吭地把我带到一条深巷里，那女人正在巷尾洗衣服，长长的头发，纤细的手指，她站起来对我微笑，毫无血色的脸上有一种哀婉的美。她进了院子，就着这种哀婉的美弹了弹落满灰尘的钢琴，她似乎在有意讨好我，讨好当时的大好形势，所以弹的曲子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支已经被我们合唱得滚瓜烂熟的革命歌曲，经她那纤细的指头一弄，完全变了，发霉了，但是，你觉得那样深情，像落在深渊里的叹息。令我愣住了。这一愣，后半生的命运就全改变了。我，一个共产党员，-个团委书记，怎么能够这样？阶级立场呢？我想。但是，你要我怎麽样？我不可能大呼革命口号来阻止这一切发生，况且，发生了什么？人家不是在弹革命歌曲吗？

是的，我是穷孩子，我被洗过脑，可我受过高等教育，５７年以前的教育，还不完全是一种干巴巴的教条。我知道什麽是美和善。文馨对我说：“她对您没有恶意，否则，不会弹钢琴给您听。”

我转身走出深巷，这是我第一次领教一个没落阶级的诱惑。文馨跟在我身后又说：

“她已经疯了。”我猛地站住了，这是隆冬，阴森偏僻的小巷，一抹阳光涂在低垂的屋檐，这可不象新中国的街景。文馨似乎站在一段历史的深处对我讲述她二妈的经历：“直到现在，她还爱慕她的音乐教师，父亲改变不了现实，就由着她去。可惜，那位音乐教师得肺病死了。解放后，她与父亲离了婚，千里迢迢到西贯去找情人，不料已是一座荒坡等着她。两个月后，她回到成都，就一个人独居刭现在。父亲早就原谅她了。他在前年去世时，立下遗嘱，承认她仍有财产继承权。”

听完这个资产阶级的动人故事，天已晚了，我和文馨跑步赶回学校。临别时我问她为什么对我讲这些？她说：“我这是向党交心嘛。你去汇报吧，没关系。”

我感到自己受了委届，我眼泪都快出来了。我仰着头，有一种快完蛋的感觉。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姑娘，然而，这一切，可能吗？

威：组织出面挽救您来了。

冯：组织是明察秋毫的，从学校到社会，都像一张网。好在我和文謦没有过多接触。直到临近毕业，社会上政治环境较宽松，许多大知识分子都响应组织的号召，向觉提意见。开头，在毛主席以身作则的表率下，各级组织还很宽容，虚心，后来，意见越提越尖锐，过激，葚至有了结束一党天下，引进西方议会民主的呼声。我至今记得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全国１００名大右派之一的葛佩琦的“意见”一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已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是可疑。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共产觉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这种“意见”已远远超出政府所能忍耐的“度”，但党内整风侬然按部就班进行。文馨平时不吭声，也不关心政治，在我的一再动员下，就鼓起勇气提了一条意见，大概是共产党提倡民主、平等、自由，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家庭出身，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她在校近四年，却受！尽了歧视，誉家庭背黑锅。人党入团没有份，刻苦学习成缋名列前茅，大家又将她视为“白专典型”。毛主席一再教导，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只要划清界限，就要给出路嘛……

文馨发言完毕，我带头为她鼓掌，可响应的掌声稀稀拉拉，班委委员们都把脸拉得很长。我是一个机械执行党的政策的团委书记，一切都以《人民日报》社枪为准，正因为这样，颇得上级领导的器重和赏识。但在这一次在对待文馨的问题上，我平生第一次没和组织保持一致。我动员她把心里话说出来，是为了让大伙理解她，同情她，没想到结果却适得其反。在政治风浪中，我是认不清形势的瞎子，还鼓励别人去闯祸。终于在一个月后，风向陡转，毛主席公开向全国人民挑明，所谓让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是引蛇出洞，是为了让隐蕨很深的阶级敌人跳出来。大右派一个接一个落马，上面的风舌刂到下面，学校和班级就开会动员反右，组织上暗中把右派教师和学生的名额安排到各系，由大家评选。文馨的得票率在全系名列第三。觉委副书记亲自到场，领导批判右派学生的现场会。我根王茴红，属重点培养对象，副书记同志为堵大家的口，反击有关我的流言蜚语，竟当众信口雌黄说：“冯中慈同志是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去与右派学生文馨接触，引蛇出洞的。他做得很好，，没有辜负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教导，终于将一条一声不吭，却对新中国的仇恨埋在心底的美女蛇引了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斗争策略非常出色！所以，经校党委和团委研究，并准备报请共青团省委授予他‘杰出共青团干部’的荣誉称号。”

我气得晕头转向，文馨比我晕得更快。她呼地起立，目光转向我，险色死灰，接着就软了下去。我不顾众目睽睽，冲过去抱起她就朝校医室跑。副书记一愣，又接耆歪吹：

“哪怕是对阶级敌人，也应该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冯中慈同志做得对！”

我还是人吗？如果我昧了良心，顺着组织为我竖起的杆子朝上爬，这辈子也许青云直上，可是，我不愿意做畜牲！不，那个龌龊的年代，做畜牲也比做人强！我不敢等文馨醒来，就神色恍惚地离开了。团委的人找到我，要开会全面复审右派，然后上报。我不假思索地拒绝在迫害文馨的意见书上签字盖章。

先是那位副书记，然后是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来做我的工作，要我交出校团委公章。我回答不。我明知这种抗拒如同儿戏，可还是一味蛮干。党委书记警告我：“冯中慈同志，团委不是你个人的，党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应该明白组织原则。”我反问：“我什么时候接受了‘引蛇出洞’的任务？

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不搞阴谋诡计。”党委书记说：“对人民是不搞阴谋诡计。”我说：“文馨是人民中的一员，她已背叛了她的家庭。”党委书记说：“你陪她去探望过她父亲的姨太太，我们早就掌握这一情况了。”我不禁一愣，说：“姨太太？那是疯子。”党委书记哈哈笑道：“你才有些疯狂，为了一个女人，连组织原则都不要了。”我不顾一切地大叫：“组织原则不是你们用来整人的！我就是不同意把文馨打成右派，我用一个共产党员的人格担保她不是右派。”党委书记一拍桌子：“冷静点，想清楚了再说话，我最后一次叫你：‘冯中慈同志，你的共产党员的人格就用来保护反动派吗？’”我仍然犟着：“她不是反动派。”党委书记又一拍桌子：“年轻人，被感情蒙住了眼睛，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感情也有阶级性，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憧吗？”

我一时糊涂，竟吐露真言：“假如我真的爱她，又怎样？”党委书记不拍桌子了，他换了一种轻柔的语调说：“那你就选择吧，爱党，还是爱女人。”“爱女人。”我说。于是我被开除党藉，补充成了右派兼坏分子。

威：当时您和文馨谈恋爱了吗。

冯：没有，不过是彼此有好感而已。如果按自然发展，我不可能与文馨结合，因为我和她完全是两极世界的人。我感激共产觉救了穷人，挖了穷根，送我上大学，所以，如果不是物极必反，我会听从组织的劝告，断绝哪怕是一闪的儿女私情。而文馨对我的好感没有超出同学的范围，除了我，她几乎没有亠个愿意帮助她的可以称作“同学”的人。

威：可您还是承认了压抑已久的感情。

冯中慈∶我是穷孩子，有反抗压迫的天性。解放前，我到地主院门口讨饭，他们不但不给，还放狗咬我。你猜怎么着，狗咬我，我也张口咬狗，结果还是我厉害，把狗耳朵咬缺了。那一刹那，我没想到受了剥削阶级的欺侮，只觉得这个大户太混蛋。是共产党教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穷人为什么造反？阶级为什么产生？

就是因为人与人不平等，不仅社会财产分配不公，而且人格也不公平。文謦是个弱女子，有那么多觉员的组织，是不该欺负一个弱女子的，否则，又回到解放前了。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一部名为《在河流那边》的书中，曾引用了反右时期一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话说：“你难以想象这些自我批评和各种分组会议有多么痛苦。我办公室里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是送文件的小伙子，还是打扫大楼的妇女，都可以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陶傲慢劲，指责我打发闲暇时间的业余爱好，甚至在我沉默不语时，指责我默不作声我自己只能坐在那儿，接受他们的指责。有些受批判的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忍受这一切，我可是过了好些年才习惯了这些。……”

我记得书中的这些话，是因为这正是我和文謦在那些午的写照。许多人都为我一时冲动惋惜，我下意识地在组织、集体与个人之间，选择了个人，我应该有我的私人生活，对吗，小伙子？而在邓小平时期以前，中国人是没有私生活的，至少是私生活见不得人的。感谢邓小平，让我们从不人不鬼的阴影里走出来。

威：您后悔过吗？冯中慈∶没有。开始不习惯任何人都可以批判我，因为我从前是批判别人的。后来习惯了。有了孩子，就更加习惯。穷人干革命是为了有饭吃、有衣穿、有老婆孩子，我不革命也有老婆孩子。我又不可能同组织和人民结婚，电影里常说“某某是人民养育的儿子”，人民姓什么呢，人民的奶头是什么模样呢，我没见过。道理越大越没道理。

如果我昧良心把文馨朝火坑推，那才后悔一辈子。哪怕当部长也不安稳。

威：你是怎样让文馨回心转意的？

冯：我成了右派，反而踏实了，就写信向她表达爱意。当时对右派看管得很严，这样也好，否则文馨会自杀的。没人捎信，我就半夜抽空子偷跑到她二妈家，把信塞进门缝，又返回。就这样捎去了五六封长信，也不知道她收到没有。后来她被发配到新疆阿克苏，我却就地安置。这不行，我千方百计打听，过了一年，才找去了。坐了火车，又坐汽车，颠沛流离，我已经成为分文不名的叫化子了。幸好到的那天，太阳暖洋洋的，她在棉花地里，皮肤晒得黑红黑红的，看来，这劳动改造有利身体健康。我当时被当作流窜犯抓了起来，因为在她们农场的西北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只有一条汽车路通向沙漠核心的监狱。曾经有犯人爬运南瓜的汽车逃跑，靠生吃南瓜坚持了五天五夜。我说出了文馨的名字，她被唤回住地，认了我半天，才从乱蓬蓬的毛发中弄清“她的中慈”。

下面的故事就有点平庸了。我们都是右派，很平等。我这么远去找她，既使不太满意，也只好嫁我。这一次，组织很爽快，给她开了证明，准了假，我们一起回四川办了结婚证。又办于户口迁移证，一对黑夫妻就这样响应党的号召，欢天喜地支谖边疆去了。

邓小平上台，右派平反，我们领着两个在边疆出生的孩手回了四川，虽不算衣锦还乡，也算一家人苦乐与共。这辈子就这样了，我很满足。

威：冯老伯，谢谢你的故事，谢谢你对我们这代人的情感教育。

11.国民党老军人廖恩泽

采访缘起：

经老右派冯中慈的撮合，我又回头来采访了廖恩泽先生，他俩能成为好友，体现了另外一种“国共合作”。

还是西门车站附近的“杀牛巷”，我进进出出不知多少回了，我有如此强烈的亲近老人的愿望，是否说明我的心理也老了？

1997年10月1日，世纪末的秋天，世上又在流行1999人类劫难的预言，却忘了已处在劫难之中。老军人廖恩泽呢？他在想什么？

老威：老人家，听人说您的经历非常曲折复杂，能否给我这个晚辈介绍介绍？

廖恩泽：说啥子呢？从国共两朝走到现在的人，一上了岁数，经历都复杂。我把我的履历都写在纸上了，你可以拿回家看。

老威：好吧，不过我耽心这种履历看不出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您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现在，似乎各大城市都有“黄埔同学会”，你经常参加同学会的活动吗？

廖恩泽：前两年，还定期参加组织活动，主要是政府要抢救文史资料。因为黄埔同学中，绝大多数已迈过80门坎，精力不济，记忆力也衰退，再过一些时间，就逐渐成废人了。大家聚会时，一可以活跃气氛，二可以互相提醒、补充，使历史更接近真实。

老威：您认为历史不真实？

廖恩泽：这是个敏感话题。总之，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真实”，你我都无能为力。我这儿有一摞油印材料，都是80多岁的国民党老人的回忆录，没有文采，也没有政治观点，是就事论事的东西，你要都拿去，至于我，才疏学浅，淮海战役那年还不满30岁……

老威：所以您就没写？

廖恩泽：没写。这两年，抢救文史资料的劲头要淡些了，活动也就不那么定期。但在端午节、孙中山先生诞辰，形式上还是要召开座谈会。我喜欢在家里练字，别人来通知，我就去。每次去，都要少那么几个人。我没戴助听器，我的听力还好，但大多数都戴助听器了。

老威：您的身板还挺硬朗，看您这坐姿，腰直，背也不驼，双手拳胸，似乎前面还竖着一把无形的指挥刀。据说您从不坐车？

廖恩泽：去外地当然必须坐车，日常生活中可以不坐车，步行有益健康。这是张群先生的养生秘诀，他说：“日行五千步，夜眠七小时；心中常喜乐，口头无怨声。”所以他活了一百多岁。我不想活这么长，但苍桑之变我还是想看。

老威：我从您的身上就能感受到苍桑之变。现在我想问，您为什么要去报考黄埔军校？您是黄埔14期，1938年，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了。您是否和那时的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出于爱国而投笔从戎？

廖恩泽：抗战为我们这种出身平民的青年，提供了一种报国的机会，然而，当时的四川是大后方，南京沦陷后，连首府都迁重庆了。我和大哥恩山被父亲送到一家药铺当伙计，也没料到自己日后会从军。那家药铺老板特别自私，不准我们到街面上去看学生们的抗日演说和游行，他的信条是，生意人就是一心弄钱，至于国家大事，自有政府出面去打点，因为老百姓是交了税的。我记得即使已进入抗战状态，成都的市民生活还较富足。城隍庙一带小吃百花齐放，月饼拿在手上，油能浸透几层纸。只有防空警报一响，大家紧张那么个把小时。在这么一种社会小环境下，不当兵也没啥，只要响应政府号召，向前线捐款捐物就行。而我大哥恩山受不了，常说：“国难当头，谁能安心做生意？”这话被药铺老板听去，告到父亲那儿，恩山被按住打了板子，从此记恨老板。有一天，老板的儿子见了他，就讽刺说：“抗日英雄快去抓付补药孝敬少爷。”恩山气得怒火中烧，可还是咬牙忍了。少爷见这伙计居然不理自己，感到脸面下不来，就拧起柜台上的算盘砸过去。恩山一把接过，他是学过武的，想都没想就把算盘回敬转去。少爷满脸鲜血，哼都没哼就倒下了。

当时我以为出人命了，手脚哆嗦。还是恩山厉害，拉起我一口气跑出郊外，在北较场参军，刚领到两块大洋的军晌又开小差，这一下子，就搭车去重庆。恩山说：“当个大头兵有啥意思？我们去投黄埔军校！正正规规地学军事，将来才有出息。”民国27年1月到28年3月，我们学业期满，各奔东西。恩山出川，调41军，在襄樊一线与日军作战，由于战功卓著，几年之间，他就由少尉排长升到上校团长；而我留在重庆卫戌部队，曾随大部队到贵州打昆仑关战役，后调五战区22集团军总部做少校参谋。

老威：你们闹出人命，一跑了之，不拖累家属么？

廖恩泽：不跑才拖累家属。其实那少爷没死，不过是鼻梁被打塌了。

老威：您的大哥恩山还健在么？

廖恩泽：不晓得。

老威：您们从黄埔军校出来，又见了几次面？

廖恩泽：也就两、三次。45年日本投降，我军挺进平汉线，接受敌寇115师团和13独立警备旅的投降，在郑州至信阳的铁路上，与恩山相逢。互相约定，过两年天下太平，就回家长聚。当时，大家的情绪都很乐观。我俩共同给父母亲大人寄了信，还捎去了一百块大洋和20匹阴丹蓝布。岂料天有不测风云，46年我调汉口，任上校参谋，参加国共两党的和谈，而恩山的部队在和谈期间，就与解放军打起来了。联合政府的构想一破灭，天下太平也就成了泡影。内战期间，我们兄弟俩南征北战，过着昏天黑地的戎马生涯。恩山升得很快，到淮海战役前夕，他已是孙元良兵团的一个师长。时年32岁。徐州会战时，我率372团守徐州南线的禹娃山一带，被切割包围了40天，终于在49年5月10号，在肖县永城地区被虏。

当时我不满30岁，对蒋介石死心踏地，就在天黑趁重新被解放军整编时逃跑。我的勤务兵也跟我逃跑，这小子早就私下为我准备了一套老百姓衣服。我们来不及换，就一口气跑了30多里地，刚歇下来，就听见后面连连鸣枪。我的勤务兵急中生智，就将我推下深沟，一个人继续朝前跑。就这样，他被抓了回去，而我换了衣裳，辗转千里，回到了四川老家。

当时成都虽然没有解放，但周边地区的川军已纷纷起义，在南郊武侯祠，我和恩山倒底见面了。兄弟俩都成了光杆司令，乱世相逢，难免悲从中来，相与抱头痛哭。恩山说：“西南在历朝历代都是大后方，国军连西南都守不住，可见大势已去。弟弟，你有啥打算？是不是想到西昌去投奔胡宗南，收编一些散兵游勇上山打游击？”我回答说：“胡宗南是蒋委员长的爱将，绝对要直飞台湾的，你是少将师长，或许有资格搭飞机离开。”恩山说：“从淮海及其它中原战场上溃退下来的将校级军官多的是，哪有那么多飞机？况且，你我是凭战功晋升的职业军人，本该如委员长训示：‘不成功，则成仁’，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既然还苟活于世，哪有脸面去台湾？离乡背井的耻辱咽不下去呀。”我问：“哪你的意思是留在大陆？”恩山惨笑说：“我很想留下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脑袋就保不住了。”我又问：“既不留，也不走，莫非你想寻短见？”恩山摇头：“我想扮成客商，入云南，从边境过泰国，到金三角。现在还有部分国军驻扎在那儿。弟弟，如果你相信大哥，就一起去，路上也有个照应。”我沉吟片刻说：“不行，故土太难离了。这次不比上次我们去投黄埔军校，还有个盼头。这一去，天晓得啥时才回来？”恩山见我迟疑，急得抓住我吼：“万一被抓住，你就死定了！呆子呀呆子！”我的拗脾气也来了：“国土这么大，我就不信没有我的藏身之地！如果我被共产党抓住毙了，也是命，我认了！从民国27年到现在，小日本投降了又接着打解放军，原来以为，仗会很快打完，打完了之后，我们就衣锦还乡，耀祖光宗，过上普通的太平日子……。可是，这仗越打越没止境。你是师长我是团长，都是管上千人的，可是兵呢？一个也没剩下。我晓得，你天生就是做将军的料，只是时运不济，才落到这地步。可我，小日本投降不久就想脱下军装了，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被一种职业推着走。现在，老天爷自动解除了我的军人职业，我再不愿意漂泊了。我想隐姓埋名，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成家立业。唉，这个结局，虽然比原先想象的大红大紫坏得多，但还不是最坏。我们毕竟都从战火中爬了出来，也没缺胳膊少腿。”

恩山听完我这番慷慨陈辞，不禁潸然泪下说：“弟弟，记得刚从家里跑出来时，我们不过是20来岁的人，一恍，已经打了十多年的仗了。在这十多年中，除了黄埔一年多，我兄弟相聚的时间加起来才几天。可这一别，啥时才能相见？今生我们注定了要天各一方么？”我也泪流满面，但还是安慰说：“只要都活着，就还有相见的日子。说不定过两年，国军借朝鲜半岛局势，以及美国的援助，反攻大陆，你很快会从泰国回来。”恩山顿脚叹息：“命矣命矣，以后的事谁能说清？弟弟呀，长痛不如短痛，今日我们兄弟就此长别罢了！”

生离死别，从没见过两个从血盆里抓饭吃的军人流过这么多泪，终了我们兄弟立下誓愿：“无论再过多少年，只要一方还活着，就要寻找对方，活要见人，死要见坟。”

老威：老人家，你们兄弟一去一留，根子都永远扎在故土了。这是我听到的最动人的手足故事。后来呢？大陆和台湾一隔就是几十年，这是历史呢，还是一种宿命？

廖恩泽：这当然是一种宿命，历史是大人物们创造的，而对无法支配自我命运的小人物，只是一种宿命。我曾经不是逆来顺受的人。恩山走后，我也出川了，原来准备到甘肃天水麦积山，找个庙出家。可和尚不敢接纳来历不明的人。于是我又一路来到西安郊区住下来，恰逢当地发生了瘟疫，再加战乱，一个村没剩几个人。我就趁重新登记人口时，伪造姓名和履历，报上户口。两年后结婚。53年，西安铁路工程学院恢复，我顺利考取。毕业后，分配到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任技术员，半年后，晋升为桥梁工程师。1957年，我在视察一个桥梁工地时，被正在劳动改造的犯人认出，那个胡子拉碴的野人冲过来，一个立正敬礼，我定睛一认，原来正是自己的勤务兵。

我不等东窗事发，就自己拧着铺盖卷到公安局自首了。我已有儿子，将来还会有孙子，我不怕了。自己的历史自己负责，要不，迟早也是心病，我幸好没扛着假名字过一辈子。

我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甘肃的一座监狱。这下踏实了，坐就坐吧，我有文化，自学过英语和德语，在监狱里也没吃啥子亏。1975年，熬到最后一批特赦国民党战犯，我出狱，回到了家乡成都。父母是见不着了，只有二姐和七妹还在。政府发给工资，安排住处。我喜欢清静，就一个人搬到西郊，租农民房种花卖花，儿子和儿媳带上孙儿，也来住了一段时间。

我出狱时57岁，而离家投军时还不满20岁，37年的风风雨雨，眨眼之间也就过了。青史留名，光宗耀祖的梦想都成旧话，我满世界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好象哪儿也没去过。当然，这种暮年遗老的叹息，你们年轻人是听不懂的。

老威：您找到大哥恩山了吗？

廖恩泽：我今生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寻找恩山。“活要见人，死要见坟”，不负当年生离死别之约。改革开放之后，两岸关系开始解冻，实行三通。于是我就写信给台湾国防部，以一个老兵的名义，恳求他们帮忙寻找兄长。国防部很快发来封公函，称逐年封存的阵亡将军档案里没有廖恩山的资料；我马上又给有关方面写信，并投书彼岸报界，详细讲述我们兄弟诀别的情形。但半年之中，人家的回信都含糊其辞，也没说死，也没说活，只称“失踪”。我想，人家也是一片善意，害怕伤害我这风烛残年的老人。既是“失踪”，就还有一线希望，而且，恩山是个闹轰轰的脾气，冷冷清清，客死他乡不太象他的为人。

世事难测，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就要不断打听。后来，台湾老兵一批批回大陆探亲,久别重逢的好戏演了一幕又一幕，可我这一幕呢？只要碰见台湾来人，我就想方设法赶去。我觉得石沉大海并不可怕，只要的确有石头在海底。

老威：恩山将军不是说经泰国到金三角吗？听说那是个三不管地区，被国民党军队的后代把持着，您没设法从这个方向……

廖恩泽：关于金三角的传闻很多，但很少有人到过那里。恩山如果在，已经80多岁，叶落归根的意识应该更浓。最好能够去泰国旅游时，顺便到一趟金三角。香港的《明报》有毒品巨枭昆沙的报道，连那么神秘的人物也曝光了。他的部队将领中，华人占多数，其中是否有恩山的后代？难说。你看出来了，我的身体不错，我练气功，练书法，食欲好，走路比年轻人都快，为了啥？恩山会出现的！会的！这墙上的诗是我凭记忆敬录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绝笔：“葬我于高山之巅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唯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巅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世难忘！/天苍苍，水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我是十几年前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当时悲不可抑，竟失声哭了。我还以为心里已经麻木了，可一听右任先生以诗的形式留下的遗嘱，仍然感到震撼，不晓得恩山会不会有同感？

老威：苍天不负有心人吧。但愿你们兄弟团聚时，能通知我一声。最近，一家报纸登载了一对五十年前的有情人，在五十年后终成眷属，男方已近七十，也是国民党老兵，48年去的台湾。这老兵挺怪，居然为了一纸婚约，几十年没娶老婆。一直到去年，方打听到自己的未婚妻的详细情况，马上越洋赶来相会。这种事，对您也是个鼓舞吧？

廖恩泽：当然。

老威：我现在发觉，我这次访问有点偏离原定话题。我曾设想把重点放在战争时期和您的狱中生涯，可顺着谈下来，却围绕着你们兄弟的生离死别在打转。您似乎在一生中只做了一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也没完成。

廖恩泽：人生由许多阶段组成，在这个阶段，抗日是人人都必须参与的大事；抗日胜利了，载入史册，另外的大事又来临了。现在回头看，人在特定环境中是无法自己选择的。其实，我们兄弟相见在大千世界里的确算不了啥，但没办法，人得守信。

老威：我最后提一个不恰当的问题，你在狱中耗掉了近20年大好光阴，感到后悔吗？怨恨吗？

廖恩泽：那些年月，无论在哪里，都做不了啥子事。有毛主席领导，有阶级斗争路线，再有本事的人都不可能有作为。我们那座监狱，除了关国民党外，也关了许多共产党的忠诚干部，大家都是囚犯，混熟了，也能互相照应。而在外面，再混得熟，也不可能互相关心，亲不亲，路线分，为了“真理”，连娘老子都敢造反。邓小平有本事，在毛主席手里，也只好明哲保身，发誓“永不翻案”，否则，下场和刘少奇差不多。唉，算了，我扯远了，过去我哪敢这样乱说。

总之，我从心底感谢监狱，感谢共产党押我，保护我。要不，我早就死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了。

12.老军人廖恩泽侄儿廖觉

采访缘起：

1999年月24日清晨，国民党老兵廖恩泽突发脑溢血，经抢救，终不治而亡，享年79岁。

天上飘着毛毛雨，我接廖家侄儿通知，前往吊唁。面对家徒四壁中的廖恩泽遗像，内心涌起阵阵寒意。打仗，坐牢，穷途，落寞，这就是一个曾经有抱负的中国人的一生么？

全国还有多少命运相似的黄埔老人？谁也没作过统计。一个时代淹没了另一个时代，只有一些历史的残片留了下来。明天，能够证明廖恩泽存在过的或许只有几张照片，几张探监时私传的字条。

不知为什么，此刻我耳边突然响起一首日本人的歌：“你就是你/你不可能变成我/就连你在那里拼死地挣扎/我也只有远远地注视。”

愿他的灵魂在歌声中安息。

老威：老先生什么时候走的？

廖觉：前天医院停止了抢救。不，根本谈不上抢救，因为上两天上午送到医院时，四舅已深度昏迷。医生检查了瞳孔，已经放大。但当时，他的心脏还跳动着，一人高的氧气瓶立在床前，管子插在鼻孔里，抽得呼啦呼啦地响。医生说，四舅是脑溢血，一下子发作，颅内所有血管都炸了。不信，你过来看看眼睛，红得刺人，耳心和鼻孔不停地渗血。我过去，替四舅揩掉了脑壳的血斑，但又有新的血往外渗。四舅的血太浓了，滴不下来，在枕头四周堆着。他的额头熊熊燃烧着，嘴半张开，似有什么话想说。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

老威：老先生的心跳靠氧气延长了两天？

廖觉：是。

老威：可他的脑已经死了。

廖觉：他的亲生儿子在郑州，我们打了电话，就只能等。医生建议拔管子，推进太平间停两天，但是我们坚决不同意。医生就在四舅脖子上动刀，直接把管子插进呼吸道。他的儿子终于风尘仆仆地赶车来了，不到50岁，看上去比四舅的皱纹还多。四舅没对我提起过他。接下去就是办丧事。四舅家徒四壁，把破床和破桌子一撤，几平方米的空间就出来了。妹妹、表姐和宋玉最后一次为他收拾屋子，英汉字典、黄埔老人的一沓打印的回忆录，袖珍收音机的天线已经锈了。细心的宋玉发现了一叠旧照片、旧信及一些泪迹斑斑的文字残片，我都收捡在这儿。四舅的书法已练得炉火纯青，现在人去了，笔和纸还摊在桌上，他正抄录《陈立夫回忆录》上的一段话。我没有哭，但心里隐隐作痛。今年2月，他参加了我的婚礼，他是我母亲家族唯一参加我婚礼的亲戚。当时他想不出送我什么好，他太穷了。我说四舅你能喝我的喜酒，我就太高兴了。父母也说你平常对二毛好，讲啥子礼？实在过意不去就写几个字吧。四舅果然用大红纸录了苏东坡的诗送来了。

我差点说四舅你早送过了。几个月前忠忠爸爸突然弃世，我带着你的挽联去奔丧，你的大字一撑上灵棚，真有点惊天地、泣鬼神的劲：“哀鸿东去，父魂西归；天柱南倾，地维北绝。”横幅是：“限哉命乎。”这种联是写给普通百姓家的么？

也许大喜的日子我不应想到死亡的场景，但是我结婚才三个多月，四舅也走了。我蹲在地上，仰视着他的遗像，宋玉和妹妹在旁边，挺虔诚地烧着纸钱。唉，我们与四舅的孙子形同陌路，与他却有一种斩不断的血缘，难道冥冥之中，真有支配或捉弄这一切的主宰？

老威：我与老先生是忘年之交，他有健康的身体和意志力！真没想到！“限哉命乎”？这是写给别人还是他自己的？

廖觉：他的血稠，不该喝酒，也许连我的喜酒也不该喝。

老威：你别毫无道理地自责了。

廖觉：上午，我们两辆车十多个人送他到火葬场，父亲的年纪大，都没让他去。刚好下了点雨，空气湿润，火葬场的坝子显得空旷。进炉子前，妹妹和表姐他们隔着栅栏与四舅永诀，我和宋玉，还有四舅的一儿一孙进到里间。一溜五个死者，四舅排在第三，第四具尸体已有异味，并滴滴哒哒的，地上湿了一片。四舅的儿子掀开布，宋玉为他们照了像。我最后上去，看见四舅身着中山装，很安详，只是白发下的红嘴唇，显得非常艳，像柜窗中的模型。炉工身着白大褂，将肩头插向我们之间，这是一道永远的墙，宋玉拉着我从墙边朝后退。四舅从板上翻到传送带上，嘣地一声。我没料到尸体会这么硬，一刹那，四舅早年的铁血生涯涌现出来，在阵阵雾状的硝烟中，我们目送着传送带沿轨道横行，过了三个炉口，然后直行。刺耳的铃哇哇响着，炉中的大火映红了四舅的头，这个老兵，义无反顾地俯冲进去，一了百了。墙不断地增高增厚，我们败退着，太阳出来了，四舅飘动在天空中。我们还要走多久，才能抵达墙的另一面？

老威：你是个诗人。

廖觉：这不是骂我么？

老威：你别误会，经历了亲人的死亡，谁都可能在此情此景中变成诗人，像二战时期一位即将进毒气室的犹太小姑娘写的：“地上的野花呵/明天我就不能看见你的微笑了。”

廖觉：我读过你对四舅的采访，我晓得他老人家为啥喜欢你了。其实他的真名叫廖岳中，这份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名录中，有他的签字，这张合影你看，在成都的黄埔军人都在上面，这是我四舅。

老威：你给我看过的材料中，有一张老先生早年的情侣照（也许是蜜月照），还有一些特意裱糊的字条，人也险恶，他竟把这些爱情信物珍藏了这么多年。唉，可惜我上次的采访没能涉到他的感情生活——他似乎不愿意谈。

廖觉：那是与铁窗生涯联系着的一场灾难。据我母亲讲，四舅入狱，被判无期徒刑之后，四舅母一个人带着孩子，无望地等待了好几年。那是饥馑而屈辱的几年，作为历史反革命的家属，她三天两头都要去派出所报到集中，然后与一群阶级敌人一道，被押往各种场合接受批斗。

她甚至还陪过杀场，与死刑犯同时跪下去，目睹一个接一个的天灵盖被枪弹崩地掀翻，脑浆与血像鞭子一般喷起来，然后朝下落到她的身上。她惊叫一声，只一声，嘴就被捂上了。此后许多年，她能不说话就尽量不说话。

她依旧去探监，外面成片的饿死鬼。在西北的好些地区，饿死了小孩经常不埋，就丢在路边、荒郊。在寒冬腊月，有人恶作剧，把冻僵的尸孩当路标，隔十来米立一个。行人居然见惯不惊，还冲尸孩路标撒尿。四舅母探监要走很长一段这种路，她把不晓得用啥方法换来的食物藏在内衣里面，直到在雪雾中望见监狱的墙，才慢慢朝外拿。可就这样，她还被饥民抢过两回，那些瘦得像鸡爪的手直接从领口伸进去抓馒头。四舅母滚在雪地里挣扎，向监狱方向呼救，在拉锯战中，馒头刹那变成粉，撒在雪里，那些大大小小的人形动物，都趴在地上，手嘴并用，吱吱地寻觅、舔食、争抢着。

这张字条是四舅写的：“这床被面是我们的见证。见着被面，会使我忘不了当初的爱情，永生的痛苦。”另一张是四舅母的笔迹：“深切的悲痛使我哭不完痛不尽；眼睛里真的不是泪了，而是血！这多可怕啊，这张手巾里就沾透了我的血！”

老威：这近四十年以前的爱情残片，似乎还有体温呢。

廖觉：但是它们注定被埋葬，孤零零的，没有更多地东西来补充和完善。二姨妈早去世了，父母又不愿多讲。四舅的人生给我们留下了太大的空白。几十年在我们手里，就只有几张照片与字条，他曾经是一个有远大报负的热血军人啊。

老威：老先生有你这种后辈，应该算幸运的。这世上没有失败者的地位，甚至没人能记得住他们的姓名。若干年后，太阳依旧照耀，人却全换了，谁晓得你曾经活在世上？

廖觉：四舅母终于改嫁了。现实太残酷，她不得不带着孩子，随后夫迁到郑州，斩断了与过去的一切瓜葛。听说她嫁了一个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孩子长大成人，也沾光进了锅炉厂。她的命运似乎是改变了。1975年，四舅随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特赦回乡后，曾去找过她。

可时过境迁，当年的生离死别的恋情已随岁月而淡化。这儿的三封信，是已入晚境的四舅母写给四舅的，称呼仍旧是“四哥”。第一封信开头这样：“15日来信并粮票肆两，工业券壹张及布证柒尺肆寸收到，只好替你享用了。庆幸你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家乡，当你呼吸着家乡的清新空气，置身于景色宜人的蓉城时，它会荡涤你一生的辛酸，那些忘不了的回忆也会增添愉快，这是一个游子心情的人对你的祝福，愿您在家乡享尽天年。”

接下来是不少极为现实的生存建议：“你要找个工作增添补差，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成都待业青年众多，哪有什么合适的工作等待你去。即使找到工作，（也）受人歧视……发展养殖业，如养蜂、养鸡、兔是较为有前途的……不依靠人，而且对自己是一种锻炼，开始小本经营，逐渐发展……起居有规律，对健康有好处。养花也是时髦，收益大，不妨试试。”

接下来就谈“晋级考试”，四舅母此时已是个外科医生，她叹息自己：“没福气的人，就这个劳碌命。”

老威：老先生接受了她的建议么？

廖觉：他真的在金鱼村附近租了农民房子，篱笆圈了块地，开始种花卖花。父亲退休后，有此雅兴，就经常去交流种花心得。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他稍微宽裕，就将孙儿接来，亲自培养。看起来，他是叶落归根了，但他心没死，仿佛在与命运较劲。在第二封信里，四舅母终于对他剖白心迹：“我因大半生在惊恐中过来，对什么事从不敢多越一步，心有余悸啊。”话已说到这份上，四舅他能咋样呢？这信写于1980年4月，好像在这前后，两岸开禁，许多流落台湾的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掀起一股股团聚的热潮。四舅此生最大的心病被触动，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大舅的消息。有段时间还走极端，想从福建海域买通渔民，偷渡过台。他说即使找不到大舅，也可以当面向台湾国民党当局讨个说法。退到彼岸的老兵几十年来还有个旧时的家，还有绵绵不绝的思乡病，还有实现团聚梦想的这一天，有的甚至与当年的爱人重归于好，一下子就有了完整的家庭。但留在大陆坐牢的老兵的家在哪儿？成了阶下囚，注定了妻离子散。同是为党国效力的军人，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老威：老先生可以去台湾寻亲啊。

廖觉：没钱，哪儿都去不了。四舅特赦回来后，除了去郑州见四舅母，就一直在成都呆着。后来他没养花了，就搬到西门车站附近这所旧房子里。这条巷子，一下雨，就像个泥塘，东跳西窜地过去了，那楼口又如一条巨蟒的食道，黑咕弄咚迎向你。大白天，摸着在里面绕几圈，才拢右边四舅的住所。两间屋，十几平方米，四舅与他的孙儿各住一处。厨房两平方米，在过道对面。厕所在楼梯拐角处，大家合用，一户人一把解手钥匙。

四舅在这样的环境中拉址他的孙儿，此外就看书写字，偶然翻译一些英文资料。除了在我们家与表姐国蓉家走动外，他的社交圈仅限于在成都的黄埔老人。这两年，黄埔老兵们纷纷去世，四舅收集了不少讣告和未完成的打印回忆录。

孙儿读书之后工作，经常不回这个阴暗的家。四舅大部分日子怎么打发的？我也不清楚。有一天，他到白果林来，与父亲默坐一会儿，突然说：“我这辈子，就打仗与坐牢，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既没敌人，也没朋友。”父亲说：“你有亲戚呀。”就把我从北京带回来的《陈立夫回忆录》送给了他。

老威：老先生出事时，他孙儿不在家？

廖觉：他已习惯独居了。他邻里关系很好，居委会要写个什么“安民告示”之类的东西，只要在楼下吼声“廖大爷！”就行。他爱卫生，手脚也灵便，楼道与厕所的清洁几乎由他承包。出事那天他照例起个大早，下厕所倒痰盂，这么短的楼梯，居然一去不回。

厕所门敞开着，旁边丢了把断腿椅子，他歪在椅子里，整个地塌了下去。居委会发现后，二话没说先送医院，然后进屋找到桌子上的电话本。我接的电话，并与妹妹急匆匆地赶到医院，人已不行了。居委会的婆婆大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廖大爷的死因，说肯定被哪个下楼的冒失鬼给撞了，要不咋会在厕所外，还坐在一把断腿椅子上？

妹妹也说，四舅长期步行，身板硬朗，不是随便能够撞垮的，哪个狗日的不晓得用了好大的劲。有人插话说：“脑溢血说来就来，也许廖大爷没吃降压药，一弓腰就出事。”表姐反驳说：“不可能！一发病，哪有力气去坐椅子？绝对是狗日的撞了人，原想扶起来坐一会儿就没事，不料祸闯大了，赶紧溜之大吉，现在的社会风气就这样。”

我说，那就报案吧。婆婆大娘表示赞同，但觉得先要分析一番，有眉目了再报案。结果弄了半天，想不出四舅有啥仇人。“廖大爷那么好，那么受人尊敬，谁也不可能对他干缺德事。”

老威：老先生享年多少？

廖觉：七十九岁。

老威：这是1999年，他没翻过这个坎，只能解释为天意。这下子他完整地归属逝去的旧时代了。

13.色情狂梁寒

采访缘起:

梁寒看上去一点不病态，说他是“色情狂”，是针对他曾经干过的几件荒唐事。“这个世道，有几个人没干过荒唐事？”他狡辩说，“只是有的被发现了，付出了代价，而有的至今埋在我们的生活中，象定时炸弹。”

这篇采访做得相当艰难，从文字的滞塞上，读者也许能感受出来。我与梁寒最后一次聊天是96年7月29日，气候恶热。其时他从劳改释放已两年有余，铁胆功练到了一定火候。

梁寒：这是我们第八次见面，真有耐心。

老威：我喜欢故事，这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

梁寒：你从小就有窥阴癖吧？

老威：窥阴和窥阳有啥不一样？现在是开放时代，裤裆里的那点货已经不叫隐私。

梁寒：你的脸比城墙倒拐还厚。

老威：脸皮不能与你打交道？这年头，色情是大众，至少是部分较年轻的大众的追求，要不，三级黄碟通街泛滥，政府拉网清剿了几十上百回，也断不了根。如果在西方，这也叫问题？也值得你我一次又一次津津乐道？隐私的内涵变了，贪污啦，走私军火啦，政治丑面啦，逃税啦？出身不详啦，变态啦，或许能成为“隐私”，那么，窥阴在当代早进入传媒休。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代表作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其主人托马斯不到50岁，就同200多个女人作过爱，没有谁觉得这家伙不道德。而我国活了130多岁的古代药王孙思邈，在书中指出自己的长寿之道就是经常与上女性交，“采阴补阳”。你呢，长期滥交，快403，还这么精神抖擞，有啥性生活秘诀？

梁寒：听口气，你也是个老淫棍。

老威：意淫罢了。

梁寒：我没啥书本知识，就是长年累月练铁胆功。

老威：啥叫铁胆功？

梁寒：俗称卵蛋操，就是在每天睡觉和起床前，左右手各搓捏卵袋三百回合。手法类似武林高手玩健身钢球。刚练时，不能急于求成，缓缓地旋转，手劲不宜太大，否则会引起发炎，阴囊疼痛，严重时小便都困难。这是磨铁棒的功夫，练一两年，四五年都有可能。依我现在的状况，用最大的手劲搓，捏下身也没知觉，躺在床上，做功时仔细聆听，真能感觉两颗卵蛋在嗡嗡摩擦，如钢似铁。

老威：这功夫在哪儿学的？

梁寒：在监狱里。我刚蹲班房时，骨瘦如柴，一身灾病，完全一付淘空了的花痴空壳。有一个中医，50多岁，仍然细皮嫩肉。他一见我，就用娘娘腔开玩笑：“荷，到监狱治病来了！”我一下懵了，因为当时我完全万念俱灰，觉得这辈子能活着出去就算老天有眼了。

这位中医就是我的卵蛋操师傅。据他讲，人身上所有的毛病都源于胃，所谓病从口入，一个花天酒地的人，监狱就是他的疗养院，因为这儿是特殊兵营。食物简单，起居都服从命令，叫你站你不敢坐，叫往东你得朝西，长此以往，曾经被撑坏的胃就恢复了正常的功与人动物一样，应该时常保持一种饥饿感，一种生理性的警觉。接下来才是性，所谓食色性也，讲的就是胃和肾的关系。肾气充盈，则心明眼亮。所以好色之人，都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理想主义者。象我的师傅，一把岁数，依然全神贯注地把许多时间花在对付下身上，他的手法不象我这么单一、死拔，他搓、捏、拍、掐、提、拽、抹、顶，搞得血胸喷张。可以说，小小一被窝，就是他的袖里乾坤，他不玩个尽兴不罢休。

老威：什么铁胆功？手淫嘛。

梁寒：差不多，但不能射，一射，就前功尽弃。

老威：那关键是火候，手淫与练功就相差那么一点点。

梁寒：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论，成王改冠都相差那么一点点。有一次，我搞得手忙脚乱，师傅见不行了，就拉开被窝，示范给我看。不料一柱香亮的手电光当头直下，罩定那玩意。原来是哨兵，他大喝一声：“站起来！”

我与师傅都提着内裤站在炕上。哨兵训斥说：“你们竟敢在号子里耍流氓，违反临规！”我刚咕哝了一句：“自己的东西，摸两把也犯法？”就被师傅暗捏一把。是啊，没法解释，中国传说中医学太博大精深了，一万张嘴也对小小哨兵说不清，只好甘心接受处罚吧。

老威：你为啥坐的牢？

梁寒：这个嘛，嘿嘿。

老威：看你这骚动劲，肯定与女人有关。

梁寒：我学的是儿科，长期耳濡目染，对带小屁娃的少妇有深厚的感情，勾搭成奸的事时有发生，双方的身心都舒服了，也捅不了啥漏子。这样越搞越胆大，终于被院长夫人察觉了。这位尊夫人短发、高个、浓眉大眼，35岁，正处于精明强悍的欲望巅峰。有一回，我与她同值夜班，她房都不查，一门心思，粘住我讲黄色笑话，出于对院长的敬畏，我一再回避，拒不接到了下半夜，这母老虎支开护士，要我吹口琴，来点情调。我板着脸说：“医院不是音乐厅。”母老虎却说：“你是啥人我还不清楚？”我心里一凉，暗叫“糟糕”。她却等不及了，竟绕过桌子，大踏步过来将我拦腰抱起就亲。我双腿悬空，乱蹬了两下，就被那对滚滚汤的大奶子给憋熟了。没办法，只好让她把我抱到里屋，在刮胎的手术台上草草日了一回。

老威：你这么无辜？

梁寒：我他妈的对天发誓！我比她矮半个脑袋，又是她男人的下级，从生理与心理，我都丧失了制控权。这婆娘干劲十足，把我抱着，居然还能腾出一只解我的裤带，抱我的鸡鸡。我还没回过神，就已叉腿倒在手术台上，滑稽地做流产的姿式。我忙起身，直叫“弄反了”，她却来了个泰山压顶式的倒插，轰轰轰，一顿电闪雷鸣。

此后我有一种丧权辱国的感觉，就千方百计躲她，有院长在，她也不敢过分张狂。地我还是个30来岁的未婚小伙子，顶多儿女情长的小打小闹，象《红楼梦》里唱的“银样蜡枪头”，哪见过如此横刀立马的巾帼英雄？虽不至于魂飞魄散，但也被吓得产生了尽快成家立业的想法。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我还没来得及浪子回头，有一个深夜，却在楼道里和冤家狭路相逢。当时我与女朋友看了场日本电影，又挺纯情地将人家送拢家门，吻别，然后再一个人返回。不料刚上了三层楼，喘吁吁的黑影子从背后袭来，我动弹不得，可马上意识到咋回事，我嚷叫：“干啥干啥，都是知识分子！这是干啥！”

“干啥？”她浑身都在大起大落，“梁医生，没多少机会了！”

我说：“我下个星期就结婚！”

她一咬牙，把我抱进门说：“所以逮你一回算一回。”

说时迟，那时快，好疯的婆娘，进门就把防盗门反锁，冲过来三下五除二，把我的衣裳裤子全剐了。我按住内裤不让动，她一爪就撕成两片。我的绝望化作了愤怒，就拳脚相加，冲她一顿暴打，她不还手，裸体被捧得青一块、紫一块还笑。我更被激得跳脚，疯牛一般朝厨房冲，想去抓菜刀砍人。她无可奈何地叹口气，抓住我的两胳膊，足足有半个钟头，才开口问：“平静了没有？”

我说：“你这么蛮干，我咋可能与你发生性关系？”

她说：“哪我温柔一点。”

我说：“再温柔也没感觉。”

她说：“你我都是学医的，要互相理解。”

我说：“你在自己家里关押野男人，就不怕丈夫和儿子突然回家？”

她说：“院长出差开会，要耽搁一个多星期，儿子我已送去住读了。”

我说：“你已经骚得丧心病狂了！”

她说：“随你咋个骂，我爱，我无怨无悔。”

我说：“你这是犯法。”

她说：“你也晓得法？你乱搞的有夫之妇还少么？你娃算盘太精了，只准男人有要求，就不准女人有想法？”

我说：“我喊人了。”

她说：“你喊！你敢喊一声，老娘就敢喊十声！你夜半三更闯进来，你这强奸犯。”

我说：“你才是强奸犯！”

她说：“哪个相信？”

我一下子垮了，叹气说：“是没人相信。我这是虎落平阳遭犬欺。”

她闪着大奶子过来美美地亲了一个嘴说：“好，好，我是狗，是母狗，那你就拿出虎威来，欺一欺我这条狗。我把灯光弄暗点，放点音乐，我们不忙上床，你放松点，以平常心仔细看一看，嗅一嗅，我这模特身材，虽然生过孩子，可腰一点没粗，臂部也不松垮，这儿的毛一绺一绺的，我一想你，它们就湿了，摸嘛。”

我说：“既然你这么自恋，完全可以找与你与般配的性伙伴嘛。”

她说：“你的确其貌不扬，但有情调，有知识，特别是那个长得好，比我们家院长的要大很多。”

我这人有个致命弱点，怕别人夸我私处，恨归恨，东西却不争气地上弹。只好搂着见缝插针。有了一，自然有二，接着就是一泄千里。直到第二天中午才从噩梦中醒来，慌慌张张地找东西穿，却啥都寻不见，原来，那骚货把我的衣裤统统藏了。

深秋天气，我抱着光膀子，起不了床。除了洗澡，她不让下地，饭菜都是她端上床。我吃不惯这北方大妞弄的狗食，就自己披毯子下厨。唉，人间地狱呵，整整三天三夜！我与她都光头屁股，在三间房里出入。她想要就要，从不管我的情况，以至于形成了条件反射，一上床，就要阳萎，离床，鸡鸡往往出乎意料地弹起。有一次炒菜，差点戳翻油锅。而她一门心思围着我这儿转，一见动静，马上扑过来催火，一场战争下来，我就云里雾里，站不稳了。最后一次，我感到油快熬干了，就趴在她身上，昏昏欲睡。她掐一把，我才双手攀住床档，向前耸一下。这样耗了一个半小时，她的奶子已磨得朝两边分散，皮肤粘在一块，隔一阵，吱地撕开。她在下面问：“还不射？”我说：“除了血尿，我啥也射不出了。”

我终于赎回衣裤，拖着通体鳞伤，上到六楼。开了锁，倒头便睡。再也不想醒了，可非醒不可，有护士敲门催上班了，还告诉我，国庆节期间，我的女朋友上医院找了好多次，并且声称，再不见我，就要去公安局报案。

院长夫人悄悄送来很多补品，我统统扔了。我晓得，此类雌虎是难以满足的，除非我离开医院。这种失去自由的沮丧心态，再加上女朋友突然之间提出分手，使我变得歹毒起来。这一次，是我主动勾引那骚货，并在水杯里下了药。她被麻翻手，我就把一两花椒全倒入她的阴道，麻就麻个够！然后，把那惹祸的臭水沟用手术线密密缝了。扬眉吐气，伸了个自由的懒腰，然后万念俱灰。投案自首吧，没办法，这是命。

老威：你咋能干这种事？

梁寒：你说该咋办？

老威：告她性虐待。

梁寒：证据呢？

老威：这个，当然没法取证。也好，坐牢对你或许是种解脱。

梁寒：我判了8年，坐了7年，97年回归社会，这世道可比当初要乱多了。我走在街上，亮晃晃地一片茫然。汽车横冲直撞，我兔子一般逃窜着过街。唉，没多久，我母亲就一锴于车祸，接着，是暗恋着我的一个表妹。我一下子懵了，感到人生失去了支撑。坐过牢的人都清楚，今生今世，惟有母爱最靠得住。当你在牢里呆上许多年，妻子离子，儿女散了，同辈人将你彻底遗忘了，能记住你，坚持到狱中来探望你的，就剩下白发苍苍的母亲。

老威：太可惜了，你还没来得及报答她。

梁寒：我不明白。

梁寒：我对自己也不明白。我呆坐在灵棚里，其它人都要打麻将，昏天黑地的。于是我一个人走出棚，在大街上荡。到处都是死亡的气息！我感到一种空虚，没有一种东西能够抓得住，这房子，这汽车，这些醉生梦死的人，都会在某一天，说没有就没有。没办法，真的，我路过一家发廊，两点多钟，没有一个理发的顾客，可里面还是生意兴隆。小姐迫不及待拉我进去，问我按不按摩？我笑起来，这一笑，小姐啥都懂了。在里间的按摩椅上，小姐拽下内裤，拉起裙子坐上来，牵出我的家伙，在她的洞门若即若离地擦，然后侃价。我随口就出50，这是通价，这种档次的发廊，定价基本上是工薪阶层，几个月几百元工资，可以消费两三次。成都是全中国娱乐配套设施最完善的城市，高、中、低阶层都能找到自己堕落的去处，在发廊之上，是夜总会，商人、黑社会、腐败官员与各种掮客、部分白领，都喜欢在这儿出没，勾兑一位小姐，得上千，有时好几千，而在发廊之下，有城乡接合地区的小OK厅，等而下之的，还有面向打工仔的暗娼，以擦皮鞋作掩护，做皮肉生意，一般二、三千元即可成交。

小姐见我是老油子，就说自己长得好，性感，所以50元太贱。接着就哥哥、心肝的乱叫，我一反常态地充阔佬，价格一路飚升。那一夜，我一次又一次干那小姐，小姐受不了，想跑，我倒拖着她的双腿骑上去，冲锋陷阵，干得她满屋子乱爬。最后，我突然觉得心酸，就搂住小姐哭起来，我说我怕死，我想整个变成根鸡巴，藏进你的身体不出来。她也哭了，说你这种客人多遇几个，这条小命就没有了。表面上，你给钱大方，其实一个人起码抵五个人。我怀疑你是藏民，我的身体亏大了。我说我有钱，都给你，我还想在你的奶子下面躲个几天几夜，我怕死。小姐一听，吓得发抖，说先生你是不是黑社会派来收摊子的？你既是床上杀手，就要讲江湖道义，冤有头，债有主，老板娘下个星期一回来，你要日，就去日她。我说我就喜欢你，小姐说，那我混不下去，只有回乡下种地。

老威：你这样乱搞，早晚还得回到牢里去。

梁寒：里面比外面环境还干净些。人一入狱判刑，反而踏实了，环境改变不了，你不捱也得捱。劳动强度大，至于饭食，就是劣质的米面，南瓜和土豆，是主要的下饭菜，乱刀一顿剁，赶下锅煮烂，丢把盐，泼两勺浮油，我们一样吃得香喷喷的。在牢里肉吃得少，性欲也就一般，营养跟不上，就用睡眠补充。我的卵蛋操师傅说了，胃是人的大脑，一饱一饿，人的想法完全不同。从牢里出来，首先想的是满足人的胃，然后是色，然后是胡思乱想。比如一个环保主义者，就会紧锁双眉指出：我们喝茶的环境太肮脏，脚下一条臭水沟，说不定茶水也与臭水沟有关，而在十年，或十五年前，这条沟是小河，有孩子在河中摸鱼捉虾。无处不在的污染，空气、水、土地，甚至我们的每一寸肠子，火葬时，我暗暗担心母亲在天堂找不到干净的地方安息。

我自私、我脏，我在妈妈的守灵之夜乱搞。这是个开头，我只有一路逃跑下去，直到有一天被死亡捉住，我的下身还在前倾。

老威：你结过婚么？

梁寒：没有。

老威：你的消耗一定大吧？经济来源呢？

梁寒：我开了个小诊所。

老威：又他妈重操旧业？

梁寒：我原则是不搞病员，我这种小诊所，成都每条街都有。烂馆子、发廊、诊所，这是每条街不可或缺的配套服务，酒足饭饱，到发廊按摩，枪按走火了，就到诊所打“淋必治”或“疣克星”。

老威：你算是以性养性吧？

梁寒：这话说得没档次。

老威：你的档次有多高？

梁寒：虚无，虚无使人疯狂。为了赎罪，明年我准备到西藏朝拜，为妈妈的亡灵转经超度，然后，找一个藏族姑娘睡觉，在世界屋脊上彻底累垮自己。据说，在藏传佛教里，这也是一种超度。生生不息的欲望与繁衍。在高潮时，我一定放血，喷地一下。这种冲动，每次交配都有，但我担心压力不够，血喷不远。

14.法轮功练习者曾氏

采访缘起：

74岁的曾氏是我早年文学上的引导者之一，为人正直，长于理性思索，她练上法轮功，实在令人震惊。于是在2000年3月8日，妇女节的下午，有了这次谈话。曾氏说，我是练功同行之外唯一的登门拜访者。她还提醒我出门当心长“尾巴”。真是风雨飘摇，世事难料。

老威：老人家，您是什幺时候开始练法轮功的？

曾氏：97年底。那时你方伯伯刚刚去世，他活了70多岁，没过几天舒心日子，临终还摊上个肺癌。你想象不出一个人竟会受这种罪！一米七五的个头，就剩下一堆骨头架，轻飘飘的，连我这个虾米老太婆都抱得动。喘气要忍，咳嗽要忍，忍不了，轰轰出声，血就一口接一口朝上翻，手脚抽搐，把我都弄成血人了。唉，反右、四清、整风、文革，老方经历了数不清的政治风浪，已习惯了在厄运中苦撑苦熬，可这次，他几十年炼就的意志力彻底垮了。他控制不了自己，一再拔氧气管自杀。后来连护士都害怕，只有我死死地掰住他。注射大剂量吗啡，他会安静两小时。我感觉在似睡非睡之间，他眼缝里的红眼珠还在瞪我，瞪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的心在痛，老泪纵横，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我还以为泪都干了呢。

咋会这种结果？清高、正直的老方咋会是这种结果呢？

50年代到现在，文学界一直是一潭浑水，几代文人都在里面搅，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原来还指望“真理终将战胜谬误”，可后来，或左或右的运动多了，你才发觉，世道千年，甚至万年不变，总是风派人物吃香，吹牛拍马，卖友打小报告的吃香，管他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余任何党，中国人天生就喜欢这个。老方要做正人君子，没人拦，但渐渐就落得孤家寡人。平反恢复工作没几年，原来一起挨整的老朋友也疏远了。掌权的永远是掌权的，老方认了，只能成天呆在家，钻研《二十四史》。出差开会也躲，他不花国家的那种钱，大鱼大肉使他便秘。

终于熬到头了。我守了他半个月，偶尔女儿也进病房探望，她是诗人、作家，支过边，原来的作品还有真情实感，可现在，生活压力大，就埋名隐姓写烂电视剧，一集七千元，钱挣疯了，对临终父亲的安慰话也不地道，听起来像流行的台词。这不能怪孩子，我们这代人艰苦朴素，认死理，从物质上，没给下辈留下什幺，所以她们就实用一些。过去整她爸的那批人，现在都在台上，照样拉帮结伙，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因为在台上，所以就是我们宝贝女儿的朋友，一起搓通宵麻将，一起上电视谈些鸡零狗碎的休闲话题，这就叫“文化优势”，或叫“赢家通吃”。

老方去了，他坚守了一辈子个人道德，可最后连女儿也失去了。我空落落的，一个人在这大房子里转。墙上挂着老方的遗像，床头摆着年轻时代的像册，隆冬将至，就添几枝老方生前喜欢的腊梅花。这就是一个老编辑的退休生活：总是回忆、回忆；总是生病、生病；吃药、吃药。

大概有好几个月，我在家像幽灵一样，煮一锅饭吃好几天。老方的骨灰葬在龙泉驿他的老家。我老是梦见那公墓，像儿时的台阶，我坐在台阶上，感觉到处都是老方。楼下的老白，过去与我同一编辑部，退休了，渴望出名的年轻人也不登门拜访了，他就养花养猫，还写诗感叹“人不如猫”。这也叫一代老人的精神生活。

我的病越来越多，腰、腿、颈椎、心脏、血管、肾脏，轮翻折腾。这台老机器，医院有啥办法呢？换换这儿，补补那儿，维持下去：这就叫科学！老方就死于这种修理身体的科学。快崩溃了，修理不了，就打吗啡，那时医生的唯一作用就是止痛。我怕病，我不能像老方一样。在文化界没朋友，我就经常出门走走，街头巷尾，卖报补锅的，都凑过去谈几句话。

老威：你女儿与您住同一座大院，来去挺方便嘛。

曾氏：她与我楼对楼，可十天半月见不着面。几分钟的路，也打电话，给人感觉比北京还远。她在电话里总是说：“妈，请个保姆嘛。”这不是请不请保姆的问题，我还能动呢。

老威：于是您就练上法轮功了？

曾氏：有一天傍晚，我到《四川日报》后面散步，正好碰见几十个法轮功练习者，整整齐齐的几行，在一面墙前打坐。当时寒风刺骨，我身上穿毛衣、棉袄，外头还裹了件羽绒服，可仍把脖子朝里缩。练功的人中，中老年居多，他们居然都是运动服，脸色也比我红润多了。我曾经练过气功与太极剑，你方伯伯在世时，还嘲笑我，这幺没耐性的两个人，咋能练成气功？果然，我练了半个多月，就坐不下去。不是没耐性，而是心不静。你想想，经历了那幺多风风雨雨，自由、民主、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这些东西像变戏法，东一阵，西一阵，牵着我们的鼻子在时间里赛跑，最后，没人牵了，我们反而迷失了方向。真是见鬼了。不想则已，一想，或多想，就心烦意乱。而气功要求什幺都不想，只靠一个意念，强制性收摄心神。这不行，至少我不行。幸好我没继续练气功，否则走火入魔，就糟了。说不定会跳起来，给自己一刀。太极剑的原理与气功大同小异，我练了一阵子，眼睛就动白内障手术，把剑带进病房，瞎头瞎脑地练，剑头差点刺着邻床病友的鼻子。不行不行，我与这些东西没缘份。

法轮功不一样，我不知不觉站了半个多小时，被一种氛围罩住了。这时，有位中年妇女从坐垫上站起，笑着招呼我“大姐”。我说我女儿和你一般大。她说没关系，大家都是亲姐妹，我早就在注意你了。我说练功不能有杂念，你这样当心走邪。她说大姐你是练过功的？却不晓得这法轮功与传统的任何气功都不一样，它不以消灭人的意念为目的，你尽可以带着自己的心事练功。我原来也与你差不多，死了丈夫，丢了饭碗，前途渺茫，心智一堵塞，就害病，下半身麻痹，几乎就起不来床。自从练上这功，老师就在我的下腹装了一个法轮，你看墙上那张图，那就是法轮静止的模样，它一旦转动，就24小时不停，哪怕你因为杂事缠身，没功夫来这儿，法轮一样带动着你，达到“法练人”。你看我，两年多没吃一颗药，病全好了。业力消了。

我问何为“业力”？她说是前世带给你的病根。消除病根，就叫“消业”。佛教叫“恶业”，又有“孽障”之说。法轮功吸取了佛教的循环论，也吸取了道与儒的优点，但去掉其被动的因素，达到真正的“普渡众生”。不是来世，而是今生，业力在你体内，像许多虫子渐渐长大，分爬开去，啃嚼你的各个器官。再加上现实社会、环境污染、空气浑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尘土飞扬的环境更加糟糕。某一天，你突然病了，进医院，花了大把的钱，却不一定找得准病根。医院根据人体的表象，划分为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骨科、男性病科，五花八门，就像一群总是在外表忙碌的汽车修理工，油路、电路、方向盘、刹车、发动机，还有类似皮肤科的汽车美容。每个医生只负责把一部份弄得暂时不出问题就行了，他们不懂他们只解决了病的诱因，而诱因下面，是业力。外部环境每时每刻都在诱发业力，比如食物：洗衣粉馒头，工业油炸的麻花、油条，激素饲料催肥的猪，过量化肥弄出来的大米。我们的每一节肠子都是毒，早晨伸个懒腰，吸毒就开始了──空气中的粉尘。再比如电视：官僚假惺惺的笑脸，你无动于衷地听每天的谎言，也是毒。再比如车祸：发生得太频繁，只要没撞着自己，你就习惯性地围观一阵，然后走开──这种种日常生活都在增加你的业力，积累到一定的量，突然爆发──您的身体被摧垮了。没有医生明白，这是一个比他们有限的医疗知识漫长得多的演变过程。

老威：老人家，。您的记忆力真惊人！

曾氏：练功之后，我把背了十多年的药罐子砸了，有点小病小灾，也从不吃药，身体顺其自然就好了。睡眠也足，饭量也增加。以前总想自己如何，业力缠身。

现在总想着别人，想着一道练功时的和睦场景。只要一声通知，哪怕凌晨五点钟，大家也随叫随到，从来没有一人迟到早退。

老威：自从99年5月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之后，法轮功被中共中央定性为“有组织的邪教”，您置身其中，是否认为李洪志在国外遥控这一事件？

曾氏：您这种口吻有问题，法轮功注重自身的修练，讲究“真、善、忍”，会“围攻”谁？一个围字，一个攻字，都违背了法轮功的起码准则。因为某市公安局抓了四十多名无辜的法轮功练习者，交涉无效，我们只有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上访。虽然大家聚到一块，人数成千上万，但并没有闹事，只是边练功边等待上面的答复。我们找的是中央信访办，难道法律规定了“上访不超过多少人”

吗？当然，如果有一定的自由生存空间，大家也犯不着上北京找衙门。可是，诺大的中国，除了共产党官方的信口雌黄，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法轮功评理的地方，上街游行犯法，贴大字报犯法，想来想去，除了“上访”，其它营救被捕者的行为都犯法。

我不明白法轮功到底邪在哪儿？它威胁了共产党幺？它提出了颠覆政府的纲领幺？如果是这样，我也不会参与。我一把老骨头，没几天活头，一心想的就是远离政治，消业，健康起来。尽天年，无疾而终就是福，这一点，同其它练习者没啥区别。文化层次的高低在世俗社会有用，在“法轮”的世界却无用。

人类的老龄化是全球性的问题，在西方国家，经济条件、人文环境、社会福利都跟得上，所以老年人的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至少是衣食无忧的。而在中国的现阶段，信仰崩溃，风雨飘摇，弱肉强食，人人都没安全感，老年人就更没安全感。在家里，与儿女有代沟，在社会上，被视为累赘和废物；病了，没有照顾不说，还看不起病。像我还能公费报销，而许多人，病了就拖，拖得不行，一查就是绝症。大病别提了，感冒稍微严重一点，进医院就是几百元。多如牛毛的医药公司派代表驻在各大医院，直接与医生、药剂师勾兑，让他们多给病人开病方，报销又贵又劣的产品，从中吃回扣。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下，法轮功以“功”代药，以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去抵抗侵蚀脆弱肌体的百病，当然对中老年人很有感召力。法轮功练习者的年龄大都在50岁以上，大家共同练功，同在一种“场”内，发生心灵感应，这不仅是老师的力量，更是同一法轮之下的互助的力量。

“真、善、忍”是人性中的三个点，互相呼应，形成稳定个人道德的三角形。个人道德稳定了，社会也就稳定了。从国家经济利益看，还节约了大量的医疗费用。

共产党的错误就是把不以任何东西为敌的法轮功树为敌人，把弱者视为敌人，他们只看见了练功者惊人地增加，几年之间，达数千万之众。他们被这个数学吓住了，因为他们就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信奉“团结就是力量”。于是，除了在专制的旗帜下，在以某某为核心的强制性的“民族大团结”，其它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群，都必须是离心的，勾心斗角的，否则就是图谋不轨。这种丧失理性的唯我独尊恰好是邪教最显着的特点。这已经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从毛泽东开始，共产党口口声声说依靠人民，与人民打成一片，可实质上，他们除了强权什幺也不相信。这也是中国传统，“抢得了江山是王，抢不了江山是贼”，所以失败者、弱者，构成这个社会基础的“沉默的大多数”，永远应该被利用、抛弃、践踏与蔑视，他们忘了在几千年前，圣哲老子就在《道德经》里讲，弱如水，弱如婴儿，婴儿是能最终强健的，而水无处不在，再厉害的拳头打下去，也伤不着水。

法轮功与共产党的关系就是水与拳头的关系。年轻力壮的警察，小伙子们，您们可以打我，把我这个弱不经风的老年人推倒在地。我没事，我爬起来，法轮还在小腹里暖暖地转，我还在练，感谢您用拳头帮我消业、增功。您可以把我抓进监狱。世界就是大监狱，对于老年人，墙内墙外都一样，练功不择场地。您把我从北京遣送回来？感谢您，累着您啦──老师八岁时眼角多了点东西，是他师傅加在那儿的，叫“真、善、忍”，老师过了很久才悟出来。我70多岁了，却从警察的身形里看见了老师，看见了“真、善、忍”。

强者替弱者树立起了信仰，法轮功由一种消业的过程被外力超拔成具有世界性的弱者之道，也算是宿命吧。

老威：宿命？哪您承认法轮功是一种宗教了？

曾氏：法轮功是老师创立的，老师没这样宣称，我也不敢乱说。

老威：您这幺崇拜李洪志？

曾氏：老师是开了天眼的，在他的身上，凝聚了宇宙万物的精华。

老威：老人家您是怎幺啦？您们这代人，经历过反右、文革以及其它的政治运动，应该深知个人迷信给中国造成的灾难。

曾氏：老师是大慈大悲，老毛是大奸大恶。

老威：但就个人神化这一点，他们是一致的。请别打断我，在中国，一种绝对权威一旦树起来，就不容任何置疑，像“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像“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之类，都是一种形式或包装，它完全可以根据时代背景，转换成“凝聚了宇宙万物精华”的李洪志先生。在李氏自撰的著作《转法轮》里，作者追溯了“法轮功”的来历，声称从四岁开始，就接受了佛家独传大法第一代传人全觉法师的亲自传功，修练“真、善、忍”最高特性，这明显是一种文学创作。

接着的创作就是他先后跟着“隐形”和“显形”的佛家、道家、大道的师傅学上乘大法，具大神通。等到他决心“改编”法轮功时，十方世界里各门各派的二十多位上师全回来，参与了对法轮功每招每式的推敲、演炼，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无法考证的，我只能说，这是李洪志先生的痴人说梦。老人家，您也相信梦话幺？

曾氏：梦比现实更可信，这是一种超验。你是诗人，应该相信法轮功基本信条就是不打妄语，否则要遭天谴。共产党的无神论灭掉了“天”，灭掉了压在我们头上的茫茫的宇宙，使人除了怕俗世的权威、权势者，就啥都不怕。唯物主义使人心堕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为教条、灭人欲”。而法轮功没有这种非此即彼的攻击性，没有“阶级斗争”，它的最高信条，就是“真、善、忍”，人类做到了，天下不就永远太平幺？你不要问它的来历，我活了70多岁，回头去看，没有任何现实是摸得着抓得住的，一个接一个弥天大谎，每一天都在重复。

老威：我也有同感。

曾氏：80年代，许多人读不懂你的《死城》，当时你说《死城》来源于儿时的经验，是一部个人精神史，没人能破译得了。例如“我是夜夜爆发惨笑的房间”。

我还与你争论，我说：“你夜夜都在惨笑幺？你疯了幺？”你回答：“是的。”

我说：“你妻子受得了？”──现在看起来，我那时对你的误解同你此刻对老师的误解一样幼稚可笑──你是认真的，在《死城》里破译自我生命的密码；老师更是认真的，他破译了，却用平直的语言说出。

老毛的个人神化引发全民狂热，万众成了同一台战斗机器，而法轮功人数再多，也没有狂热，大家只是通过练习演译老师的生命密码，祛病消炎。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比如“达摩面壁”，比如耶稣作为一个木匠，怎幺能发明“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再比如摩西一个人圣山朝觐上帝，然后下山宣布“十戒”，等等。无神论者自己做不到，没经历过，就统统排斥，岂知天外有天，人的认识能力很有限。西藏人朝圣，一步一个长头，磕上千里路，途经传统的神山，还要加磕几倍的头。在他们看来，天是有灵魂的，具有法律的威力。他们的心灵匍匐在地，倾听神的声音。好的宗教，对人类是一种提升。我承认我在练习法轮功时，也企及了众多好的宗教，历史悠久的宗教。它们在演化发展中扬弃了血腥的，征服性的东西，保留了接近“真、善、忍”的本质。

老威：各种宗教都具有“超验”成份？那每个想象力丰富的作家都可以成为李洪志，创立某种功法？

曾氏：你能对人类有益，与上千万的人心相通幺？如果能，也未尝不可。

老威：老人家，您的确到了“人心皆佛”的境界。不过我还是对“法轮功”包医百病心存疑惑，这一段时间，国内舆论都在揭露法轮功受害者的死伤事件，各地加起来还不少。有的人财两空，就疯掉了；有的癌症患者，一练上功，就拒服任何药，结果很快就不行。

曾氏：世界上没一种东西是包医百病的，你本来就病入膏盲，作为补救，练功可以延缓病情，但把所有死、伤、疯事件都归罪于法轮功，却是共产党一贯的宣传手法。比如文革要打倒刘少奇，就把从古到今的所有屎盆子都朝他头上扣。我敢说，医院治死的人绝对比练功死掉的人多得多。

退一万步，就算有人因练功出了问题，但他在练功者中感受到的关怀与爱心绝对比医院，比其它场合要多。过去有练功点，大家在一块息息相通，如今共产党破了这个“场”，一些人心理脆弱，抗不住，但多数会挺过去。

老威：我也纳闷，以中老年为主体的法轮功咋这幺顽强？

曾氏：对于我来讲，过去是练功，现在却是招魂。这是一种仪式，不信，你学我的样子，站或坐都可以，把手心向上，双臂抬起…我不再感到孤独，时间流逝着，从里到外，法轮嗡嗡地转。我就是地老天荒，假如一种来势汹汹的邪教把世界上所有文明都摧毁，剩下的就是地老天荒。我站在这儿，为自己，为亲人，为死去的，为我不认识的人叫魂。”你不要到东方去，你不要到西方去……”回到躯壳里内心里。屈原招魂练过法轮功，不过他不知道，因为两千年后，上天通过老师的喉咙才命名了这种末日的招魂神功。中国人伯强权怕了多少年？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工资和领导。可这群无神的世俗的百姓，一旦做了这个练功的姿式，就什幺都不怕，就敢站在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是有这个传统的，有个叫孔飞力的美国人写了本书：《叫魂》。叙述了干隆年间，民间流传的剪人毛发，施以符咒的巫术。据说中了这种巫术的人，就“失了魂”，最终将害病死去。这个传说从浙江萧山开始，像瘟疫一样蔓延，引起了全社会的恐慌，因此干隆皇帝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叫魂”巫术。

我要特别说明：法轮功驱病叫魂，但不是巫术。这个民族“失魂”太久，今天，魂通过法轮功回来了，哪怕监狱，也只关得了身体。魂是自由的，伤不了，你就是砍了我的手，我心里，意念里，还在练功，还在忘我地向天祈祷。

15.八九反革命万宝成

采访缘起：

在四川北部的一座监狱里，集中关押过20多名六四良心犯，其罪名都是“反革命宣传煽动”，而刑期却两年至十二年不等。

35岁的万宝成出身红色家庭，在群体中不算突出。他是被特定的时代环境制造出来的“敌人”。

1993年大年初三，大夥闲得无聊，就在一场大雪里袖手交流案情。我是有心人，专挑万宝成问，虽然此前我已对他“了如指掌”。

据传闻，“反革命”这个罪名要取消了，这意味着“平反”的历史已不复存在──欠账不还，赖账到底──这就是与经济接轨的中国特色的后极权主义。

老威：在这座监狱的六四反革命中，您的职位算最高吧？

万宝成：不错，坐牢之前，我是某市农业银行的副行长。

老威：是吗？真有点奇怪。您对政治兴趣很浓？

万宝成：谈不上。我在行业里出类拔萃，对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很熟悉，每次下发的文件我都要细细揣摸，《人民日报》社论与行业报刊更是每天必读，这叫不叫对政治感兴趣？

老威：你说呢？

万宝成：这叫工作习惯，也叫当官的基本功。跟着方针政策走，避免出格犯错误。至于政治嘛，不关老百姓的事，尽管运动一起，大家的热情高涨。弄出了问题，就糟糟懂懂被关了进来。在这儿的六四反革命中没有精英，没有体改委，更没有赵紫阳的智囊团，犯案前，大家不过是普通人；教师、大学生、工人、打工仔、副乡长、税务员、记者、社会青年，还有作家，还有一个技术高中的学生，人狱时未满18岁。李鹏发明了一个概括性的名词，叫“社会闲杂”，我看差不多，“人民”是抽象的，“社会闲杂”才是具体的。按理说，听党的话就该叫人民，不听党的话才堕落成社会闲杂，可在学潮中，党有两个声音，把人听迷糊了。如果不发生六四，大家不过终日碌碌无为，上班下班，买菜做饭，生儿育女，恐怕一辈子也捞不上当政治犯的机会。

老威：您是不是觉得挺冤的？

万宝成：既然爱国爱成了政治犯，就没谁感到冤。不过，有点恍若隔世。说实话，啥叫颠覆国家？啥叫西方民主？过去我想都不会想这些，连在报纸上读到类似字眼，也会下意识地跳开；至于民主墙、魏京生，更像火星那么遥远。可一坐牢，生活中远与近的位置一下就颠倒了，现在，银行离我比火星还遥远。

老威：您是咋个犯案的？

万宝成：您没看过我的《判决书》？

老威：所有的《判决书》都大同小异。特别是反革命的《判决书》，更像文革大字报，“反动”啦，“气焰嚣张”啦，“阴谋推翻”啦，甚至还有“狂吠”之类的兽化字眼。涉及到犯罪情节，三言两语就完了。您好像是弄了一张传单？

万宝成：《六四目击记》。

老威：您“目击”过六四？当时您在北京？

万宝成：我到北京出差，有一笔贷款到期了。对方拖延，我就亲自去催还。本来可以派信贷员去，但考虑到当时正闹学潮，市面混乱，还是由领导出马慎重些。

老威：四川的贷款放这么远？

万宝成：他们在四川的公司撤了，收缩回北京。总之，我是5月底乘飞机去的，这可太不识时务，因为北京市面人心惶惶，那家公司里也只有值班的人，据说领导都到天安门爱国去了。我公务在身，无心凑热闹，就在翠微路附近找了家宾馆住下来。我的房间在二楼，窗户正对着十字路，每天都有市民和学生在窗外来来往往，黄昏时，就东一堆西一堆地聚会，互通消息。解放军快进城了，有人说三十万，有人说二十万，夜深人静，总能听见万寿路方向一阵又一阵机器轰鸣的声音。四川的位置还是太偏了，到了我们市，就更偏，闹学潮，顶多是游行，反官倒反腐败的标语口号满天飞。与市委派的人对了半天话，大夥也就散了。可一进北京，气氛就紧张多了，大兵压境。人们还成群结队朝天安门去，这就是真革命，其它地方，走过场而已。小道消息越听越离谱，甚至有出动空降部队的传闻。我这种死脑筋，肯定不相信。我爸爸是老八路，对党忠心耿耿，我多少受了他的遗传，既然周围的人都疯了，我就闹中取静，自己关在房间里读业务书。就这样熬到六月三号晚上，街上的市民越聚越多，整个宾馆全空了，连服务员也上街。有人站在台阶上发表演说，要拦截军车，不准解放军进城去镇压学生。群情激昂，除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场面我还没碰见过。也许您不相信，这时我依然置身局外，早早就上床了。

夜里，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戒严令已播了好多遍，可人们不管这一套，把街口都扎断了。我把窗户关上，刚一熄灯，就见玻璃上映出了火。

此时我没忘记自己是领导，不是来看热闹的，就服了一颗安眠药。

不晓得是不是做梦，总之我是听见了枪声。我这辈子简直想不到解放军会开枪射杀平民，装甲车会向着人群撞过来。文化革命的两大派武斗，也是群众之间打来打去，乌合之众，毛主席一声令下，大家都缴枪。出动正规军就不同了，他们的对手应该是美帝苏修蒋家王朝，不应该是爱国的老百姓。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服务员敲门打扫房间，一进屋，就惊叫起来。

她说先生，亏您还睡得着！我起身问怎么啦。她指着窗户说，玻璃全碎了。原来有颗流弹射进来，把床对面的墙也钻了个大洞！

我庆幸自己命大，如果我昨晚趴在窗台看热闹，很可能就血肉模糊地躺在这儿了。据说有人在十几层楼上向下探了个头，就换了一弹，当场呜乎。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还能当局外人么？

老威：热血冲上来了。

万宝成：胸闷得慌，可血还没上脑门。直到我又向窗外瞄了一眼，就这一眼，政治犯当定了。

老威：您忘了您是行长？

万宝成：狗屁。路口全是扣着钢盔的野战部队，隔几分钟，就有一辆装甲车冲过街口。我刚好瞄见，一个解放军在喝令一个小伙子站住。小伙子一慌，拔腿就跑。解放军单臂顺过冲锋枪，哒哒哒地一梭子，小伙子一个前扑，就爬在地上不动了。这一幕，我想我的八路父亲也没见过。

我呆在那儿，还是服务员把我拉回床沿。她叮咛千万别胡乱瞅窗外。

当兵的杀红了眼，非常时期被流弹打了活该。

是的，子弹可不认您是不是党员，是不是副行长。我坐在桌边，拔出笔，摊开纸，就这样写了。我以前都是写总结、汇报和计划，就这一次，我把我亲眼见到的难忘的一幕写了下来。我写得文采飞扬，自己都感动得流泪了。我天真地想，政治与我无关，但共产党员应该诚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长期做经济工作，我晓得哈叫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我写了一千多字，工工正正地誊写在一张纸上，取名《六四目击记》。我偷偷找地方复印了一百张，在回程的火车上，沿途散发。虽然当时全国像兵营一样，随时可能被盘查，但我是经济领域的干部，不容易引起怀疑。回到家，我休息了好几天才去上班。生活照旧，表面啥也看不出来，可我心里有鬼。

过了一个多月，没啥动静。我想大约是群众对六四屠杀都有看法，敢怒不敢言，所以没人捡了传单去告密。唉，国家的事，哪个说得清是非？

我自己不顾死活地弄了《六四目击记》，可在学习北京平暴的中央文件时，作为领导，我还得带头表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由于银行没职工参加游行，我们还受到上级表扬，颁发了奖金。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所以，中央文件定性六四为反革命暴乱，大家通过学习，也就统一了认识。

后来我差点把干过的事忘记了，但警察不会忘记。终于有一天，大约是8月份，行长约我谈工作。我进了他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他，还有两个陌生人。行长说，万宝成，把你干过的事老老实实向政府交待吧。我打了个寒战，本能地装糊途；我干了啥事，行长您还不清楚？不料行长一闻此言，急得面红耳赤，说话也结巴了：我，我，我，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后来我才晓得，国安警察早已顺藤摸瓜到我市，把我列为重点嫌疑人施行暗中监控。谁都不相信我会粘政治，批捕前，市委开会讨论时，第一书记还毫不客气地挡驾：“不可能！万宝成同志出身于革命家庭，他父亲是老八路，跟我同一年的兵；而他本人18岁就入党，忠心耿耿，把经济工作干得红红火火。他是在我鼻子尖下长大的，他绝不会干反革命勾当！”其它领导也纷纷发言，替我担保，有人甚至说：“这娃娃正是上升时期，你们莫又弄一柱冤、假、错案，毁了人家前途！”国安局的人被大家批得沉不住气，就把所有的证据都摊在会议桌上，包括笔迹的对比签定，住京宾馆服务员的证词，铁路沿线拾得的传单，等等。事实胜于雄辨，大家都哑了。在十分难堪的气氛中，政法书记签字批准了拘捕。

事已至此，我只能全部供认。幸好我没同案犯，案情也相当简单。但是我觉得自己无罪可认，因为我目击过的事实千真万确。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上至书记，下至行长，还有公安局的各级领导都纷纷出马，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其共同目的，就是要我认罪，要我承认造谣，或者听信坏人挑唆，编造了这个诽谤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无耻谎言。这咋行？

”我对审讯员说：“我写的都是我亲眼所见，我以一个共产党干部的人格来担保！”审讯员说：“你已被开除了党籍。”我说：“还没接到通知。

”审讯员说：“落到这一步，还死脑筋！你认个罪，争取个态度吧。”我说：“共产党员的态度就是诚实。”审讯员说：“一派胡言。”我说：“当时你又不在北京，你才是胡言，你根本没资格审这个案。”审讯员气坏了，说：“万宝成，你以为你还是银行行长，有权有势？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是强大的！”我说：“我又不是贪官，你何必吹胡子瞪眼？”他说：

“你是经济案就好了，有人会保你，将来还有翻身之日；你沾了政治，就彻底完蛋，懂不懂？你不认罪，你的老关系都不好为你活动。”我说：“瞧你那副小人得势的样子！你社会经验倒丰富，就是文化太低，不懂这政治上的罪，是不好轻易认的。我承认我造谣，就等于自己朝自己头上扣尿盆子。”

谁也说不倒我，最后，政府方面搬出我爸爸。这招太毒太损了，它彻底摧毁了我对现在这个党的多年的信任。我的案发后，爸爸气得浑身哆嗦，叫了一声“短命娃儿！”就栽倒了。中了风，经抢救，半个身子瘫痪，可脑子还清醒。公安局把他的轮椅推进审讯室外的放风院。我一见，就忍不住扑上去，抱住爸爸放声大哭。我家有两个姐姐，我是独子，又是行业尖子。他的骄傲，他晚年最后的希望和荣誉全在我身上。万宝成这个名字，也是57年宝成铁路通车时，他特意给刚诞生的我取的。表面意思是纪念宝成线通车，内里的意思却是愿我如铁路一生顺畅。

警察一见我哭，以为他们的策略奏效了，就乘机劝说：认了罪，啥事也没有。轻轻松松地陪一陪老人家，他的身体就逐渐恢复了。万行长为本市的经济发展与建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将功补过，定能得到政府和人民的谅解，从轻，甚至可能免除刑事处罚。在哪里摔跟头就从哪里爬起来，市委书记都说了，您是一时受蒙蔽，全国受蒙蔽的领导干部远不止您一个。我们欢迎您回到人民怀抱，还干您的老本行，于党于国于家，都能兼顾。

我爸爸边听边点头，还吃力地抬起手点着我说：“照组织说的办。”

我激动得大声说：“爸爸，您清楚您儿子是咋样的人！我从您身上学到的最优秀的品质，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弄虚作假。共产党咋个能逼迫它的党员承认莫须有的罪呢？诚实犯法么？”

爸爸说：“党叫干啥就干啥，没二话可讲。”

我说：“那张传单写的是我亲眼所见。”

爸爸说：“该看的看，不该看的就不看。”

我反问：“我看了我不该看的？”

爸爸说：“看了，看了又咋的？反革命暴徒，都该死。我们好不容易，打下的红色江山，难道能这么丢掉？难道能让国民党、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你好好想想，屁股，是不是坐歪了？坐到敌人那边去了？放松了世界观改造，放松了政治学习，危险啊！你好好想想，想清楚了，老老实实，接受处理，不管是啥结果，回家来，还是，还是我的儿子。”

见爸爸满头大汗，我不忍心再争辩下去。那拨警察如释重负，竟要当我爸爸的面录口供。我提醒说：“这不合法律程序。”

老威：您没熬到底吧？

万宝成：我只能承认我的行为使党和国家的威望蒙受了损失。至于“捏造事实，传播谣言”之说，纯粹是对我人格的诽谤。萧斌犯“造谣罪”，判了十年，也许是因为他夸大了天安门伤亡的人数，我又没说“血流成河”。不行。这个官司绝对没完，将来六四平反，我还要反告他们，古代有“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成语，而现在呢，你连看州官放火也不行，更莫说点灯了。

老威：您被判了几年？

万宝成：四年，《判决书》上还注明我有认罪的态度，从轻。真是胡扯，清清白白的一段历史就被弄脏了。唉，坐牢前，我还以为反革命就像小说里写的，一小撮，尽干坏事，梦想资本主义复辟。不料进来溜一圈，真相大白，所谓“政治犯”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多数人对政治的认识还停留在《红岩》阶段，写诗、写文章，不自觉悲壮起来。举一个例子，这儿曾集中关过20多个六四反革命，刑期2年到12年不等，文化程度也参差不

齐。90年初的一天早晨，天上突然坠下一只鸽子。是我最先发现的，它在上面就有些摇摇晃晃，醉酒似的，拉了几秒钟弧线，然后从一大群鸽子中栽下来，在墙上弹了一下，才落到院子里，大夥从号中一涌而出。小心翼翼地拾起。幸好昨夜下了一场雪，这小东西才没被摔死，但腿和翅膀都折了。这下有事做了，20多个政治犯的爱心轮番奉献，削了极小的竹片，给它上夹板，还裹了一层药棉。小扬到伙房去弄米，嚼了喂，鸽子咕咕摇头不吃，小扬一急，就与老候一起，把竹棍横栏着嘴壳，一点一点地灌。我与老雷还在墙角挖蚯蚓，捏烂了喂。到最后，鸽子粮应有尽有，碎玉米、绿豆、炒黄豆，小东西吃不完，就给耗子做了好事。大夥排了号，两人一组当鸽护士，一天一换。平时上工，鸽子就藏在上铺蚊帐里，垫几张报纸，散点食，它就吃喝拉撒都在铺里。因为六四政治犯待遇要特殊些，所以狱方一般不查号。如此养了一周多，鸽子伤愈了，咕咕冲大夥叫，完全是要告别的意思。大家心里挺酸的，羡慕鸽子，每个人都对它说了不少祝福的话。

鸽子在地上兜着圈扇翅膀，谁咕咕两声，它就冲到谁的面前，真是太有灵性了。小扬把它捧起来，再也舍不得放手。老雷说：“让它自由吧。

”多数人不吭声，老雷又说：“我想利用这只鸽子，把我们追求自由的心声传递出去。”

这说到大夥心坎上去了。于是我就执笔写了张字条：“我们是四川某某监狱的23名六四政治犯，推翻专制，实现民主是我们的信念，希望外界予以关注。谢谢。”

我们把字条绑在鸽腿上，全体人员在院里肃立，举行告别礼。老雷从怀中捧出那东西，手微微地颤动。这一刻，再平凡的东西也升华了。革命鸽，信念鸽，大家用心血浇出来的远方民主鸽，被一双手抛向天空。它在我们头上低低地盘旋了一圈，然后陡地拔高，向两重高墙外俯冲下去了。

当时大家忘乎所以，谁也没觉得鸽子俯冲得不对。晚上躺在床上，还七嘴八舌，开起信鸽讨论会。我根据方向，觉得它是朝东飞的，“天空是直线，现在它可能到了十堰或襄阳。”小扬说：“湖北佬养的东西不会这么通人性，我觉得是台湾信鸽协会托这边的人放的。”老李说：“你乾脆说是台湾李登辉托放的吧。”小扬说：“那有啥不可能？！”老雷边说：

“此为天意，为啥它别的地方不栽，独独栽到政治犯的院子里？可见是希望的信使。”我说：“关在这倒霉的地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点盼头，牢也好坐些。”大夥见我沮丧，立即群起安慰我：“老万，坚强些。坐牢是我们的光荣，付出的代价今后都要专制政权偿还！”

老威：这鸽子被赋予的意义太多了，可惜海天茫茫，谁知道它会咋样？

万宝成：也许它会飞回来吧。

老威：痴人说梦。你们这群人，唉，真有点像小说里的人物。

万宝成：梦还没说完呢。第二天大早，我们院子就被占领了，一个班的武警荷枪实弹冲进号子，挨铺搜查，抄了个底朝天。所有带字的东西，包括诗歌、政论、家信、读书心得、散文全被一网打尽。监狱政委亲自出面训话，追查“鸽子事件”的来龙去脉……

老威：什么？！鸽子被武警打下来了？你们小心一点嘛。

万宝成：鸽子是监狱里一位警察鸽迷养的，已经失踪很久，主人还以为……唉，不料死而复生，鸽子不但突然回家，而且还立了一功。

老威：原来是一只告密的贼鸽子。

万宝成：希望破灭得太意外了。我们几个人都被关了小间。从这以后，集体被强制解散，我们被分别插入刑事犯小组里，实行十几比一的监视改造，真是度日如年啊。

老威：您出去后准备干啥呢？

万宝成：经济工作是干不了了，况且，政府也不乐意我这种人发财。

经历了这么多事，我今后只有投身民运事业，不懂，我就学习，就多向老民运战士请教。虽然讲出来，我的反革命历史也与“鸽子事件”一样荒诞，但是，我是被我党一步一步逼到死角的。命中该我做铺路石，就豁出去了。

16.被抢劫者余桂生

采访缘起：

余桂生女士59岁，曾与我母亲同在一所小学教书，后来又搬到白果林小区，做了我们的邻居。两家经常往来。最近，余老师得知我会用《周易打卦，就迷上了，三天两头找我。不料古代的神灵也免不了灾，她于1996年3月17日深夜，被入室盗贼抢劫，惊险之极！

3月18日上午，余老师急匆匆地赶来打卦，于是有了下面这篇访谈。

我劝老人家养一条小狗，虽咬不了贼，但可以吠叫报敬警；她苦笑摇头说：“为防狂犬病，要花好几百元申报狗户口，并且一年还要交300元免疫费。”

我说：“50年代过来的人，政策水平就是高。”

余桂生：威先生，我又求你打卦来了。

老威：我记得上周才替您老人家卜过卦。《易经·蒙之四》里说：“初筮，告。再三渎，渎之不告。”这意思是，您第一次占筮，神明已告诉了您，如果您再三打卦亵渎神明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人与神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需要互相信任。

余桂生：我唯有战栗而已！上周星期二，我在您家打卦，得“震之六五”，曰：“震往来厉，意无表有事。”意思是惊番轰鸣，危险在前，但只要小心谨慎，还不至于酿成惨祸。”当时我想，这可能是一种抽象的引喻，它象征我磕磕碰碰的一生，因为每次政治运动都是“惊雷轰鸣、危险在前”，但还是让我侥幸躲过——祸从口出，我们这种教书匠，不说当然不会有祸。没料到，这《易经》里的神不玩“抽象”，不玩“人生哲理”，当晚我回到家，就下雨了，跟着雷电交加，全城仿佛在一片汪洋之中。

老威：您没关窗？雷电打到屋里来了？

余桂生：贼进屋里来了。后来听说，这贼本来准备偷楼下有钱的王家，但在撬防护栏的时候，王家的狗突然叫了，于是小王起床，拉亮客厅的灯，那贼没得手，就顺着绳又攀了一层楼，撬断两根防护栏，就钻我家了。

老威：什么时候？

余桂生：大约夜里四点多钟，雷雨停了，月光照了进来，也有可能是路灯。平常我是要扣卧室门的，那晚邪了，我意忘了扣。迷迷糊糊觉得有个影子推门而入，我以为是老头子，就问几点了，你进来干啥？脚心有点凉了，还感到那凉气一点点浸上腰部，于是我又说，老头你既然进来了，就把毛巾毯拉来替我盖上。那影子应声过来，弓下腰，把一种亮晃晃的更凉的东西抵住我的颈子，我一摸，这可不是毛巾毯，瞌睡一下给吓没了。

老威：您什么也别管，看他怎么办？

余桂生：刀架脖子的事可开不得玩笑！贼还冲我笑了一下(至少我感觉他笑了)，挺客气地说：“老太太，请把银货交出来。”我本能地抵赖道：“我没银货”，就觉得脖子一麻，嘴随既被一只大手捂住了。慌急之中，我伸手到枕头下，把三千多元钱全上缴了，那贼才松了我的嘴。我气喘吁吁地坐起来，贼又说：“把黄货交出来！”我吓得浑身抽筋，说：“我一个孤老太婆，那有黄货。我已下岗好多年了。”贼立即戳穿我的谎言：“你们老两口有一儿一女，都在外地工作，客厅墙上的全家福照片我欣赏过了，你更不象下岗女工，下岗女工家里没对联：“书山无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不错，您是活到老学到老。

老威：这贼不象打工仔，至少中学文化程度。

余桂生：我也吃了一惊，刚想接茬教育他，那刀子却抵住我的胸，我被命令下床，领他到衣橱翻“黄货”，先递给他一只石英表，那是我女儿从国外带给我的，他却看都不看，就扔到床上，我又递给他一支大号派克钢笔，那是我用了几十年的宝贝，笔尖纯金，他却被激怒了，骂我疯老婆子。一把搡开我，自己动手，弄了个翻天覆地，几次我想退开逃命，他看都不看，就伸手把我拖回来，嘴里咬着刀，背上长着眼睛。我的耳环、项链、戒指全搜走了。这样的抄家文革也发生过，红卫兵冲进来，许多就是我自己教过的学生，他们翻箱倒柜，“金货”、“银货”全没收，并装模作样地声明：这全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没料到时过20年，这噩梦又重温了，我脑袋嗡地大了。待清醒过来，那贼却已扣上门，放下窗帘，打开床头灯，让我躺着，他背对着我，并伸出只血淋淋的胳膊说：“老太太，你刚才叫了，没用，我的刀比你的叫声还快，我本来该宰了您省事。但我忍了，划了自己一刀。你这样躺着就好了，贼有贼的职业道德，除非万不得已，我是图财不害命。”

老威：这狗贼欺人太甚！

余桂生：我也这么恨得牙痒痒，但我一个老人，只能躺着，老头子就在隔壁，他已80岁，一吓命都没了。于是我只好强打精神与他谈判：“你快滚蛋吧！算我倒霉。”其实，我身下的床单全被汗水湿透了。不料贼却反叹气道：“您是老师，骂人不光彩。”

老威：现在我知道“强盗逻辑”是怎么回事了。

余桂生：贼还摊开手掌，让我给他看掌纹算命，他说知识分子都会算命，差点把人逼疯了。他见我一再重申“滚蛋”，就自言自语道：“我原来的厂倒闭了，我做了十几年钳工，就发给我一万五千元的安置费，这一辈子，就值一万五千元！您是老师，您从小是怎样教育学生的？要有集体主义思想，要有组织观念，对不对？现在，我有困难了，组织在哪儿？再就业？摆摊卖东西？都去卖东西，谁来买？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做买卖。我这双钳工的手，指头这么粗，大概只适合做抢劫。”我反驳说：“生存路子宽得很，你这么棒的身子骨，什么不能干？”贼却狞笑说：“我是天生的入室抢劫犯，这一行已做了大半年，又来钱又刺激。”我说：“您就不替你父母妻儿想想？”贼说：“又来这一套，您的话说得象国产电影台词。告诉您，我正是为了他们才深更半夜努力工作，我用我的命钱让他们活得象个人样，这世道，已经全翻个了。从前是斗天斗地斗老财，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吃大锅饭，现在是你越穷，周围越笑话你，穷人全是龟孙子，懂不懂？”我愤怒地说：“我宁愿被人笑话，也不做你这种人渣！有本事你去抢贪官污吏，你再不走，我这条老命就豁出去了！”那贼凄然一笑说：“能够与老师谈心，也是缘分，这样吧，我留一颗戒指在这儿，你让我讲个故事。三个月前，我抢了一个供销社，那也是个雷雨交加的晚上，我采好点，用焊枪切开卷帘门锁就进去了。里面有两个执班的，年轻的好对付，一拳打懵，用胶布封住嘴，再用自制的土铐把双手锁在床头就行，偏偏年老的是供销社经理，共产党员，挺不好对付。我也象对待您老人家这样，刀尖抵着他的胸，让他打开保险箱。老家伙装着埋头开锁，却一倒肘砸来，让我接着了。我再次把刀尖抵着他，发出警告，我真的不想伤害他，没想到这老人受过革命传统教育，把集体财产看得比生命重要，竟喊抓贼，我一急，就把刀尖朝里轻轻送了半寸，我真的不想杀人。可老头见血就疯掉了，不仅大喊大叫，而且双手乱挥，要夺刀，我只好叹息一声，遗憾地把刀全送进那肉里。您看，我干活用的都是这种手术刀，又薄又锋利，入口也极小，从左胸胁骨间一送，吹灰之力就点着心脏了。只有野蛮人才用匕首、菜刀等虚张声势的东西——总而言之，那共产党员老头一下子就没声了，眼睛鼓得象牛蛙。我急忙抬起左膝，将他抵在墙上，然后顺势撩起他的外衣，裹住刀锋，徐徐往外抽，我用他的衣裳塞住口子，慢慢将他平放下来，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烈士，而我，只好象报上说的‘仓惶逃窜’，一分钱没捞着。”这贼讲完这故事，临出门前又赞美“好刀”，一颗血也不沾。

老威：您就一声不吭让他逃了？他下楼还有个过程，您扣上卧室门就可以报警呼救的。

余桂生：贼知道我老伴在隔壁房，我一吱声，他狗急跳墙就朝他下手。算了吧，这哪是一般毛贼，简直杀人不眨眼。我躺在床上苦捱到天亮，去派出所报警，然后，就到你这儿来了。

老威：既然灾祸是注定要降临的，那又何必打卦呢？我承认《易经》能够给人某种暗示，我们从这种暗示中，领悟避凶就吉的方法。我们清楚地明白，世间万物都是吉凶各一半，但是一个人在被无形的凶象所笼罩之际，他往往是茫然无知的，哪怕神明在上，他也不会抬起头来仰望。

余桂生：您是不想给我打卦，还是含沙射影地讽刺我这老太婆？照你这么说，《易经》根本就不该存在，从古至今，人们也不用以此预测命运。

老威：您老人家误会了。《周易》是周文王被关在地牢里生死未卜之机，以伏羲八卦为基础推演而成的。当时地牢只有一个小天窗，文王就是通过这个小天窗日夜不停地观察天象，领悟天地日月的循环往复，而人虽然微不足道，也在其中经历了大宇宙的循环往复，世界的循环与人的循环在冥冥中的接触点构成我们的吉凶祸福，这样，命运既不可逆转，又可以探测。

余桂生：你这是宏学，贼可不认这个，贼只认钱。

老威：老师您也这样说？记得小时候，我是个调皮孩子，有一次，偷了家里十元钱，那时的十元钱相当于一家三口半个月的生活费，我爸爸让我跪搓衣板，还是您及时赶到解救了我，您托着我的光头说：“教育为主吧，教育可以感化一切，包括罪犯。”而我母亲反复讲的故事是从前有个孩子，偷了一根针回家，他妈妈不仅不谴责，反而夸孩子聪明。后来这孩子就在妈妈的纵容下，一再偷鸡摸狗，胆子越来越大，终于发展成杀人越货的强盗，被政府逮捕，并判处极刑。砍头之际，强盗要求妈妈给他最后一口奶。哪有不疼孩子的娘啊，妈妈不顾刽子手的劝阻，拉开衣襟，把孩子紧紧按在胸上，却不提防被这狼崽咬掉了奶头。强盗怪妈妈在他第一次偷针时没及时制止，以至一发不可收拾。

余桂生：所以你在这种家庭教育下不仅没成强盗，而且成了写强盗故事的作家，问题是，您能对撬门入室的贼讲刚才的故事吗？

老威：他反而给您讲了故事。

余桂生：他给我上了一课，这就是我要再次向你求卦的原因。

老威：事前真的没一点预兆？

余桂生：雷雨交加，又雨过天晴，月光如洗，我刚才已经说了。平常在我们楼下，冷啖杯鬼饮食会开到下半夜，猜拳行令十分烦闹。那晚因为天气异常，鬼饮食就早早收摊了。两点多钟雨停，一开窗，空气特别清爽，四下静得能听见树叶落地的声音，我想今夜能睡个好觉。

老威：您没听见楼下狗吠？

余桂生：那是条观赏犬，有事没事都叫，我听见小王起床拉灯，还骂狗发梦癫。就没特别在急。当时我只开着床头灯，看了几页书，这是我多年的习惯，我看的是一本蔡志忠的漫画《禅说》。

老威：《禅说》？里面有一篇讲一个贼去偷庙里的和尚，那和尚躺着一动不动，眼睁睁地看着心急火燎的贼到处乱翻，终于什么也没翻着，出家的那有啥值钱的东西？贼失望得差点哭出来，临出庙门时只好把和尚晾在窗外的唯一的袈裟也扯下了。和尚不忍，忙起身喊站住，准备将裤衩脱下一并送他，不料贼听见喊声吓得灵魂出窍，一溜烟就不见踪影。于是和尚只好抱着光膀子，站在庙外的空荡荡中叹息道：“可怜的贼！我为什么不能把天上的月亮送给你？”

余桂生：你的记性太好了！里面好象有这一篇。

老威：而且您的窗外也有月亮。

余桂生：您的意思说我应该躺着不动，或者把家当全送他？小威，你是书呆子，这贼不等于那贼，况且现实里根本没有如此诗意的贼。

老威：已经发生过的事，过去就过去吧，我是指老师您此刻的心境，还需要打卦吗？

余桂生：我不知道。

老威：《震》的下一卦是《艮》，静止如山的意思。您已报了案，没什么可想可做的了。

17.老地主周树德

采访缘起：

我爷爷就是四川盐亭县黑坪区的老地主，逝于1988年，享年84岁。他倒田地的霉，一辈子从没走出过县境。

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吝啬，腊肉、花生放上七、八年，都舍不得吃。可据说借他钱的不少，均是几角、几元，人家不提还，他也不敢去讨。我一直想问他这是什么心情？现在问不了了。

我的写作同行周鸣乐弥补了我的遗憾，他爷爷周树德也是乡村地主，现年89岁，口齿和头脑都还清梦。1998年2月3日，我与女朋友宋玉起个大早，搭长途客车，奔波几百里，终于当日下午抵达川北某县。翌日天晴，又乘车去一乡场，再步行数里，方叩访了周树德老先生。

整理录音之际，我还忍不住叹道：“全国的地主成千上万，可象周老爷子这么有趣的土老财，实属稀罕。”

老威：老人家，您晚年有啥愿望？

周树德：愿望：我都成孤老头子了。虽然养了三个儿子，三个姑娘，可现在一个也不在身边。他们都出息了，在外面工作。我的孙儿中数鸣乐最孝，他去年回来看过我两次。你是他的同事？

老威：朋友。也算同行，我们都写东西。

周树德：哦，文人。

老威：您这房子也太破了，鸣乐他爸也没花钱翻修？

周树德：他要我到潘家沟，跟着二姑娘，赡养费由他出。可哪个来守这祖宗地基？我一搬，就不是周家坪的人了，户口没了，地还划给别人种。您不要看这房子破，以前可是四合院。左厢房、右厢房、堂屋、耳朵房，下首的横房。我爷爷创下的基业，传给我爸，民国34年，我爸因操劳过度，撒手去了。他留下遗嘱，把田地、房产分作两份，我与我哥均分。那年鸣乐他爸已大学毕业，到江西跑滩去了，三兄弟中数他最野。

我哥周树贵，是个败家子，我到了阴间，也要拉他到阎王爷跟前评理。他到了几趟县城，吃喝嫖赌不说，还染上鸦片烟。你们年轻一辈的可能不晓得，那年头若是染上鸦片烟，就完蛋了，万贯家产也经不起抽。不过一两年，他先卖地后卖房，最后典婆娘。她婆娘跳了几次堰塘，都没唤醒他的追悔之心，只好找到族长，要求分开，宁愿守活寡。族长唤了一伙保丁，把周树贵捆在树下，日晒雨淋一星期，想把他的毒瘾戒掉。可一松绳子，他就一阵烟跑到我屋里来借钱，磕头、打滚，自己抽耳光，最后撞墙，还威胁要点火把祖宗的神龛烧了。我太寒心了，就写下字据，与他断绝手足之情。他划了押，夺过我手上的十个银元就不见了。你想想，这样的人哪配活在世上！连族长那样的善人，最后也逼得召集全村乡亲，宣告周树贵已不是本乡人，如果他的狗腿胆敢踏进本土一步，立即打断。

为了挣回面子，我起早贪黑，外出贩盐，我婆娘身怀六甲，还同长工一道下田。我发誓要把周树贵败掉的产业重新买回来，创业难，守业也不易。好在他的婆娘儿女都很争气，所以，我在民国37年把他的欠账还清后，仍然把她们娘儿三个从娘家接回，住右厢房。眼见一大家子，各有其所，六畜兴旺，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忙早晚上香，托祖宗的荫福。

不料好景不长，解放了。50年县里的土改工作组进村，我被划成地主。村里有五、六个地主，而族长和保长都是恶霸地主，被押到乡里开完忆苦思甜的斗争会，就镇压了。我，鸣乐他奶，还有地主、富农一大串，都陪了杀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五花大绑。唉，我也是读过私塾的，懂得孔孟之道，积德行善。我从不坑人害人，可过去你敬我让的乡里乡亲，这时都变了脸，指指戳戳地斗争我。我家的两个长工，都当了贫协的委员。领着工作组上我家登记田地、房产、牲畜。地契、房契全被搜走了，这两个家贼，我一向待他们不薄。

当然，天下的大形势就是富人遭殃，穷人翻身作主，想通了，也没啥，因为被瓜分掉财产的又不是我一家，改朝换代嘛，只要把命保住，还来日方长。所以我劝住老婆，莫寻短见；至于儿子，都大了，要与亲娘老子划清界限也好，远走高飞参加工作也罢，都随便，土改到了后期，工作组长还找我谈过话，表扬我态度积极，能配合政府。我心里肉疼，但只有点头哈腰的份。最让我想不通的，是我哥周树贵，那个败家子，居然成了贫农！当然，不管他怎样变成穷光蛋的，解放初期他的确沿街乞讨，唱莲花落了。若不是共产党，他早被饿死了。现在，天地翻了个，他在上我在下，他竟上台斗我，扇我耳光，骂我猪狗不如，不仅夺了他的地，还霸占了他的婆娘和儿女。真是活天冤枉啊，全村人都晓得是我周树德念手脚之情，积德行善，替他白白地供养妻儿老小，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我被气昏了，醒来的时候，四合院已搬进了四家人，我们一大家子，都被赶进耳朵房，还好，堂屋没拆，还可以偷着烧香。可周树贵占了右厢房三大间屋，一下子又有房有地有家室，成阔人了。哪个想得到，一个鸦片烟鬼竟时来运转！

我一见他在院子里转悠，心里就堵得慌，但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天长日久，也就认命了。私底下碰见，周树贵常问：“德娃子，你当了一辈子的牛，守住祖宗基业了？”我回答：“我是地主，你是贫农，要划清阶级界限哟。”他说：“逑，我的江山可是一杆烟枪打来的，若不是鸦片，你我都没有好下场。”

老威：你哥对你“忆苦思甜”呢。看来，要在农村找三代贫农不太容易。

周树德：败家是转眼的事，而兴家则要看某一辈里出没出能人，田产都是几分、半亩慢慢积攒来的，要攒几十上百亩田地，弄不好会花几十年的光阴，甚至几辈人的心血。可家败如山倒，说没就没了。所以，在乡下找三代穷人容易，要找三代大户才不容易。

老威：以后的日子您怎么过的？

周树德：全国有那么多地富反坏右，他们怎么过，我就怎么过。土改工作组一撒，我就一直住现在这房子。祸从口出，只要少说话，本乡人也不会太为难你。过去，这院里安有一个喇叭，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招集我们开会训话，20多名坏蛋，周围有十多名基干民兵监视。你看我坐的这只小板凳，土改那年钉的，多结实，屁股在上头磨了47年，面子蹭得比石板还滑。你看，还能照出人影子，我坐着，两只膝盖能夹住下巴。小的运动，在村里开两三次会就行了，运动搞大了，基干民兵就要押着我们，走十几里山路，到公社开会，好几万人的场面，台上坐两排领导，台下站着一窝地富反坏右，上百名，一站就是好几个钟点。每个领导讲话都很长，国际国内大好形势，中央精神的贯彻，再到省里县里，最后到公社，到具体的生产、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会，有时得开三天，天不见亮就起床做饭，烧包谷粑，尽量吃饱点，然后揣几个包谷粑坐在门坎上等广播通知，这样一出门，天擦黑才回得来，只要不点汽灯开“火把会议”，就算烧了高香了。五几年，我40多岁，长期肩挑背磨，身板结实，随便罚多久的站，我眼都不眨，随着岁数一天天高，腰就不行啦，一天天埋下去，幸好到了七几年，运动搞水了，押我们到公社的次数就少了，即使去，也允许幕间休息和解手，有时也允许坐着开，大伙对地主的态度，也好了许多，也敢来串门了，乡里乡亲嘛，山不转水转，风水几十年，也有转回来的时候。

老威：小时候，学校里常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代表对孩子们“忆苦思甜”，还吃忆苦饭，特别是参观大邑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后，受到了震动，我们都恨地主，恨剥削，不愿回到旧社会去吃二遍苦，受二道罪，您觉得我们这种阶级立场咋样？您是否想复辟，回到解放前？

周树德：你是明白人，何必用阶级斗争来蒙我？早过时了。我79年被摘去地主帽子，我感激邓小平，感激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给了我第二次做人的机会。有错必纠嘛。当然，我没那么大口气，不敢说共产党有错必纠，我是说我有错必纠。现在，我们的生活那点不比解放前的地主强？有电灯、电视，肉随便吃，人上了点岁数，就只呆在家做点手工活，这在旧社会不可能，电灯、电视不提了，肉是一星期吃一回，鸣乐告诉我，监狱的犯人一星期也吃两回肉。我爷我爸，全是泥腿子，六、七十岁，还与长工一道下田，有时牛累吐血了，人就接着拉，就这样挣来的家产，还不如现在出去的打工仔、打工妹，两手空空出乡几年，就衣锦还乡，变戏法一般，要起新房了。若按土改时的标准，村里一半人都是地主富农。鸣乐他爸在省城教书，鸣乐这娃儿上了大学，听说还是博士，过去整个县城都没听说有博士。私塾先生说，胡适是博士，连皇上都接见过他，向他请教问题，你想博士的学问有多大。真是祖先修来的福。我小孙儿是博士，住在北京，说不定，中央领导也经常向他请教问题，康有为说，海内一家嘛。

至于“忆苦思甜”，吃忆苦饭，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都想通了。古人云：“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一个老糊涂，别无能耐，就帮儿孙把罪受了。开始，我的两个长工上台控诉我剥削他们，寒冬腊月逼他们下地，工钱也克扣了。我心里不服，因为我也与他们一道下地，新社会也没说冬天就不上班。渐渐，我想通了，这是命，这天下就是由好人和坏人组成，既使做不了好人，就只好朝坏蛋堆里靠。既使我这个小小的地主不想坏了，早就没有变天账了，但是，上面还有，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时刻存在。比如高岗，比如彭德怀，比如刘少奇，比如林彪、四人帮，我都做过他们的孝子贤孙。你不要笑，文化大革命中，就有“打倒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周树德”的口号。我都不认得这些伟人，却攀上了亲戚，我还与邓小平攀过亲戚，他为我们摘了帽，别说孝子贤孙，就是做牛做马，我也情愿。

老威：龙门阵摆到这会儿，我晓得您老人家心胸开阔，知命知足，难怪能享高寿。

周树德：我今年89岁，早活腻了，可咋办，越想死越死不了。堂房里那口柏木棺材，放了20多年，我还死不了。这已经是第三口棺材啦，前面两口，被白蚂蚁蛀了，棺材都死了我还不死。风水先生来看过好几遍，连夸我这边的地势好，耳朵房正处在东南角，把西北的风水全盖了，所以我周树德一脉，虽然被划成地主，劫数几十年，但终有时来运转，这鸿运不应在我这老不死身上，也当应在儿孙辈身上。鸣乐那孩子，因为成份不好，参军招工都不准，还偷偷哭过好几回，可79年我一摘帽，他就考上大学，双喜临门，不比当兵当工人强十倍。其它孙儿孙女也不错，都吃皇粮，告诉你，我的重孙子都读小学了。

老威：您就更应该多活几年，享享清福。

周树德：你都看见了，这座四合院只剩下我一人了，其它人死的死，搬的搬。好象我在东南角把阳寿占尽了，另外四家的男丁全没迈过50岁，你不信？20多年前，那半边院子就是满门寡妇啦，为首的就是我嫂子。我哥周树贵，我婆娘周王氏都死在自然灾害，不能说是报应，因为死者为大，哪怕周树贵是冤家对头。

老威：您还是应该跟儿孙住一起，有个照应。

周树德：鸣乐他爸接我到省城住过两个月，我憋出病来了。他是中学老师，挺受尊敬，我一个乡下老头，在高楼里住不惯，鸽子笼一般，还不能随便下楼透气，因为一大帮中学生会嘻嘻哈哈围上来参观。有一回，我坐在篮球架下面晒太阳，刚拉开裤裆捉虱子，就听见周围惊呜呐喊，若在农村，哪个管这个？可在学校，周老师的爸咋能当众捉虱子？还有我抽的叶子烟，儿媳她们也闻不惯，弄得我抽烟还得下楼。唉，大城市的规矩太多，上街入茅坑也得花钱，哪象乡下方便自由，拉泡屎在院子里，第二天早晨一看，没有了，野狗舔得干干净净。我一直与鸣乐他们赌气，几个小辈一直缠着他们爸妈，要拆这四合院，对，这已经不叫四合院了，三面都塌了，我住的这面，柱子里全是白蚂蚁，晚上能听见扎扎的声音。开始听的时候，我的皮都麻了，慢慢就习惯了。这房子正在变轻，说不定哪天就全塌了，可地基是石头夯的，蛀不坏，堂屋前这对石狮子，脑壳都被我摸光了，这是百年老宅，小辈们不晓得，一搬家就要我的命，再好的房子有啥用？

老威：没想到您还这么固执。这大概是做了几十年地主，被管制，逆来顺受够了，现在要自由。

周树德：对，我最烦人管我，儿孙们回老家，都不敢住这院子，害怕跳蚤。我养着猫，先是一对，后来就好几窝，这畜牲喜欢上床，挨人睡。人老了，一夜到亮，身子总是凉的，全靠它们给我取暖，赶耗子。我经常同它们说说话，说我们这辈人的话。前年，周树中死了，他比我大两岁，经常到院子里来，摆摆旧，现在没有人摆旧了，只有养猫，它们说不定是死去的人变的。冬天，它们钻被窝，呼噜打成一片，使我想起年轻时贩盐住店，一张通铺摆十几个人。

老威：猫会传染病菌的。

周树德：我的病菌比猫还多。

老威：嘿嘿，是这话。不过，这房顶太漏，好些地面积着水呢。

周树德：只要床这块不漏雨就行了。

老威：您对生活的要求这样简单？难怪您长寿。

周树德：象我这样，死活也没啥区别。

老威：您不象个地主，倒象个守破庙的和尚。

周树德：您觉得地主应该咋样？

老威：应该有变天账呀，小学课本里就这么写的。

周树德：您在开玩笑。不过，破庙也守不了几年了，村里人常常借故到我这儿来要东西，我编的背架子，蝈蝈笼，蓑衣，斗笠等等，我的碗筷也有人偷。按迷信的说法，长寿的人死了，参加丧礼的会将他的生活用品带回家给孩子用，以添福添寿，可我还没死，人们就等不及了。

老威：您是个风趣的老人，我和鸣乐还是希望你搬进城，当然，到潘家沟他姨家也不错，社会进步了，生活改善了，到处都有长寿老人嘛，打打太极拳、钓钓鱼，猫狗也哪里都能养，您试一试与别人交往，不一定就合不来，说不定，您的故事有许多人喜欢听。

周树德：我的棺材放哪儿呢？

老威：城里时兴火葬，您老不用带棺材。

周树德：烧成灰？那不行，魂就没法还了。实话告诉你，我的坟地都选好了，就在鸣乐他奶旁边，我留有空穴，好去处，风水先生看过，它正处在来凤山的尾巴上，所谓“龙头凤尾”，地脉旺着呢。我没功夫与城里人扯谈，我活得踏实，或许等大家都到了阴间，就该我向他们“忆苦思甜”了——现在一想到死，我就乐哈哈的，就觉得这地主没白当。为儿孙造福嘛，听说现在又可以买房买地了，地主又多起来了。

老威：您认为会再一次划阶级成份吗？

周树德：你们这一辈人的事，天晓得。

18.被敲诈勒索者胡牛

采访缘起：

胡牛是成都小有名气的观念艺术家，两年前为生活所迫，挥泪下海，做鲜榨椰奶生意，却一直不在状态上。

“钱没赚两个，麻烦惹了不少。”他躺在医院里对我苦笑道。天真无邪的眼睛却闪动着泪花。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５日，秋意如诗。我的内心一阵阵发冷。“闯天下去吧，今天是个坎”，我说，“你翻过去就好了。”这种诗意的句子在现实中显得虚弱，虚伪。（以下，胡：胡牛；威：老威）

威：胡牛，咋躺进医院了？

胡：不晓得。昨晚１１点多钟，我溜回肖家河的住处，取了些换洗衣服，就接到一个复台的传呼。我打电话查询，原来又是××的留言，大意是让我放心，她会摆平一切。我心里热乎乎的，眼泪都差点坠下来，患难见真情，虽最终分手了，毕竟还是轰轰烈烈爱了一场。我情绪极其复杂地出门，下了三层楼，就被迎头一闷棒打晕了。恍惚中，我感觉有千军万马，醒来时，却睡在这儿，肋骨断了一根，这是警告，下次就没这么便宜了。

威：你报警了么？

胡：恐怕没啥用，警方重证据，而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岂能傻等着让你抓？况且，也抓不完。

威：你晓得他们是谁？

胡：晓得。每一个被追杀者心里都清楚杀手是谁，而警方又不可能成天兜着你转，许多无头案年复一年地立在哪儿，我算啥？不过，他们不会轻易取我的小命，他们要钱，就找了个理由。

威：大半年前那场生死恋？天！不是早断了嘛，你暗中与××还有来往？

胡：没有，她后来嫁人了。为了悼念那种铭心刻骨的感觉，我在夏天的一次观念艺术展中，推出了一个作品，叫《玫瑰禁忌》。透澈的玻璃里，放一把喷了漆的黑玫瑰，四周散落着一大圈花瓣，象血迹被参观者肆意践踏。所谓的爱情已经在我空空如已的胸腔中散发着工业的臭味，还有什么好说的？

威：当时我扔了把荔枝壳在花瓣中，你撵着我吼。

胡：你破坏我的作品，我的爱再不值钱，也不是食物垃圾啊。

威：她值得你这样么？我估计是现担任丈夫捣的鬼。

胡：我早打过电话，××根本就蒙在鼓里，她男人还说我打骚扰电话，反而破口大骂。我急得七窃生烟地顶回去：“那拔人对我们的事了解得清清楚楚，不是你是鬼！要钱，你就亲自出面嘛。”她男人一听毛了：“我要鸡巴钱！办你不简单，桥头雇两个民工，几千元解决问题。”

威：后来呢？

胡：我接二连三地接到匿名电话，什么“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什么“不给钱也行，留一只手下来，我们带回去向顾主交差。”还说：“不信就伸头朝楼下溜一眼，有一辆面包车停在大门口等你，要不要我们上来绑你到郊外解决？”

威：没王法了？你应该早通知我，商量设个套。你假意答应交钱，约好时间、地点、暗号，再报警。我呢，事先约一伙搞新闻的朋友，扛摄像机躲在暗处……

胡：匪警片看多了吧，老威？趁交钱的刹那，一网打尽，哪有这种便宜？你看，下岗浪潮如江河汹涌，这社会上的混混，象浑水里的泥鳅。从前搞观念艺术，纯上了天，后来为生活所迫，做了贩卖鲜榨椰奶的小老板，方从空中楼阁跌下来，脚踏实地招促销小姐，她们年纪轻轻，花招却五花八门，这也是为生活所迫。唉，这世道除政府之外，还有一种自发的无形的势力，一大批游手好闲的人是它的群众基础，这同书本上的江湖不是一回事。

威：你按江湖的“规矩”交钱啦？

胡：如果没背景，按规矩，一旦有人巧立名目敲诈勒索，你一般只能出点血了账。

可这次，他们的胃口实在太大。我的生意一直在亏，卖出去的椰奶，不太好收钱，因为酒楼也不景气。我已穷得连内裤也没多余的了。

威：他们肯定一开口就是几千？

胡：四万元人民币。

威：活抢人啦？你又不是银行。

胡：我也喊“我不是银行”！但他们说：“这年头，人人都抢劫，只是抢的方式不同。你做鲜榨椰奶，一杯成本最多一元钱，卖进酒楼就是十五到二十，不是抢劫么？谁来替顾客向你讨公道呢？”

威：你等着挨宰？等来了……这个下场？

胡：我走投无路，就打电话给一个作家朋友，他有社会影响，马上替我找了位有黑道背景的著名律师，约好第二天下午一起到永丰立交桥下吃讲茶。

威：现在还兴这个？

胡：吃讲茶的历史悠久，从明、清到民国。过去是由袍哥老大或当地名绅出面，聚会扯皮双方到茶馆，借吃茶，讲道理断公道。解放后，这种黑道风气铲除了。

我没料到现在又死灰复燃，敲诈勒索也吃讲茶！

威：这有啥公道可断？两个文人陪你不行。

胡：缓兵之计而已。我们到了茶馆，就被一些人围住了，吃讲茶成了批斗会。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是一幕现实的活剧，每个人都安排了角色，并经过精心排练。坐在我对面的是个烟灰一般的说客，说客旁边是自称武警的枪客，枪客背后是联络官，从头至尾都在打手机，仿佛随时能招来千军万马，把我踏成肉泥。

还有成都市面上的职业杀手，一个害了红眼病，穿着油渍西装的胖子，胖子的助手捧着个文件夹，似乎在准备做记录。

我那见多识广的作家哥们见此阵仗，晓得凶多吉少，就来个以静制动。果然，说客起身作揖，垮至膝盖的吊裆裤扇起股臭风：“朋友，人生何处不相逢，东西南北哪条道？”还是律师厉害，当即回答：“不是黑道是正道。我，张乾明，方圆律师事务所主任，这是我的名片，坐不改姓，行不改名。诸位若愿意与敝人交朋友的，请留下行踪。”众贼见老张气宇轩昂，且字正腔圆，毫无惧色，忙纷纷拱手说：“原来请的是两位老师，失敬，看茶！”　双方重新施礼入座，说客操起鸭公破嗓托出开场白：“黑道白道，正道歪道，讲的是个公道。丧失公道的屁儿虫，人人得而诛之。你，胡牛，正是这样犯了煞的屁儿虫。古往今来，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断人财路，抽人底火被称为四大罪恶。你居然搞了人家的老婆！”

我忙声明：“不是老婆，是女朋友。双方都有竞争的权利嘛，况且我还是个失败者。”“闭嘴！”说客打断我。七八只手顿时都伸过桌桌，戳我的鼻子尖尖，成都杀手蒲扇大的巴掌，眼看就要当顶拍下，把我的脑袋硬榨进肩背里。“如果是我的婆娘，哼，看我不血洗你们全家！”　我的两位朋友忙架住众贼，律师说：“现在不是旧社会，历史发展了，这夺妻之仇嘛，就算不了啥，我一年不知要打多少起离婚的财产分割官司！现代人，好合好散，如果我遇到类似情况，会主动提出离婚的。”枪客闻之瞪眼说：“婚要离，人要杀！我们专程从乐山赶上来，会知成都市面上的各位老大，就是为了办这事，依我说，绑跑算了。”

说客露出恨铁不成钢的神色：“胡牛呀胡牛，按说我们这种冷面杀手，应该见面就捅你几刀，让你醒点眼子，凉快凉快，偏偏我又同情你是读书人！”　我说：“就这几根筋，剐了也拿不出四万元。”　说客说：“今天你带了两位老师来，证明还是有诚意的，你能拿多少？”　我说：“最多当面向××的男人陪个不是，请大家一台客。”　说客说：“一台客？笑话。我们一泼人远道从乐山来成都，候了你几天，这差旅费、辛苦费、成都市面的打点费，就值一桌酒席？啥子山珍海味这么贵？”

我还要顶，律师忙拦住：“大家给我张某人一点薄面！我在打点官场之余，好歹同道上的朋友交情不错，乐山的周氏二虎，拖了命案的，逃到本地首先找的旧的。现在发了，开了好几家搏击学校……”　说客不认黄：“乐山的龙头，我们只认雷公，至于老的，我们没听说，也不想听说。老师有这方面的朋友，可以介绍来会一会，谈得拢练酒，谈不拢练刀，不打不相识嘛。”

律师说：“都在江湖上混饭吃，何必扯破脸面？黑道水深火热，总有要扯倒碰到的关系。不然，胡牛拿不出钱，你们把我绑去好了。兄弟为警官学校出身，同学遍天下，失踪一盘，当体验生活，让一千个警察满城拉网找人好了。”

成都杀手冷笑数声，丢出一张名片：“请神送神，交个朋友，有啥不敢？”

我忙接过来读片子上的字，顿时冒一头冷汗：“清洁社会，替广大客户伸张正义，讨回公道，维护传统的伦理道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全部的热血和生命捍卫客户的权益不受侵犯。”　在名片上面，竟赫然大书着南宋忠臣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律师此时才意识到对手不是闹着玩，说客劝住跃跃欲试的众贼，满腔激情地背了首打油诗：“下岗工人不要愁／腰间别把小斧头／街头巷尾站一站／该出手时就出手。”

威：你们咋脱身的？

胡：说客把我唤到一边，我假意同他讨价还价，最后总算“欠账”两万元，限一个星期交清。“你是逃不掉的，”有人抓住领口威胁说，“黑道的网比公安局还密，半个钟头就能把你从上千万的城市人口中揪出来。”

威：你一个穷鬼，命也不值两万元。

胡：我也有同感。因此当即就由律师的车拉着，在城里转了五、六个地方，最后找个朋友家落脚。我有家不能回了，房是租的，生意已经转手给别人，剩下的就只有书和床了。

那作家哥们曾替我求律师，让他搬出另一泼职业黑道去收拾场面，律师说：“他们也是靠这个吃饭，如果小胡出得起钱，可以由我转托，断这帮混混几只手脚不成问题，当然钱越多，摆得越平。”

威：要是我，砸锅卖铁也要出了这口恶气！

胡：我哪来的锅？总之，这两万元，不管你给哪一方，明的，暗的，不晓得有好多张老虎嘴在等着分肉。三十六计走为上，我次日就出逃了。

威：这么容易就溜了？

胡：他们还认为我有生意在那儿，其实，已山穷水尽了。这该死的鲜榨椰奶！××就曾是我招来的促销小姐。公司兴旺时，我有一桌八个促销小姐，活动在几家大酒楼，进行榨奶演示，我他妈为啥别的女人不找，偏偏找上了××。我还以为是一场真爱，在这场真爱前，我已两年多没碰过女人了。我和她有过令人回味的浪漫时光。

威：你是个蹩脚的浪漫主义者，惹了杀身之祸也不回头。唉，你既然出逃了，为啥又被盯上了？

胡：××给我打传呼，头两次我忍住没回，后来也不晓得怎么心一软，就回了。她在电话里就哭起来，说早知嫁了这么个人，拼死拼活也要跟我。她还说宁愿自己受伤害，也不愿我背井离乡，她会出面摆平这事儿。

威：你咋这么愚蠢？

胡：我是艺术家，做不来买卖，我平生就这弱点，见不得女孩掉泪。她一可怜，我就心潮澎湃，在屋里走来走去，搓手、掌脸，不知如何是好。成都多雨，她赌气就去露天淋雨，我陪她淋，一件一件脱衣裳为她遮雨，隆冬天气还亮过一身排骨。想起这些，我就不顾一切从外地跑回成都，一露面，就被绑架了。车开到郊外，抬出一架铡刀，我的右臂被固定在刀口。幸亏我急中生智，大叫：“借钱去了！”才刀下留臂。狗杂种们宽限我两天，让我回肖家河，从七楼远远望了××一眼。她把我害这么惨，可我恨不起来。　艺术，爱情，罢了罢了！这些我自以为能净化灵魂的东西都救不了我。报案，没依据，我晓得，我是小人物，命不值钱，但至少比那些社会混混要高贵些。我下不了鱼死网破的决心，那样会成为艺术界的丑闻，我不想成为顾城第二。

接着，我就住进医院了。

威：××还在欺骗你。

胡：她不会。但我直觉到她已被控制了，一只看不见的手，扼住她的喉管，逼着她充当诱饵。老威，你一定拉兄弟一把。

威：除了报警，我似乎想不出任何高招。

胡：报谁的警？你不帮我，我就只有买把大片子菜刀，压在这枕头下防身。等出院后，就把菜刀背在书包里，到了约定交钱的时间，提出来就砍。今天报载，有个民工被地痞敲诈急了，就提两把菜刀把码头上的舵爷劈了，连抓人的警察都拍手称快：“这一害终于被除掉。”

威：有人给钱，这民工就会转头砍你。

胡：也许吧，我一个艺术家，沦落到这地步，还有啥子好说的。我内心深处不愿做陈胜、吴广，但难保不被逼成陈胜、吴广。老天爷，你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么？太不公平！

威：胡牛，你别哭，我会帮你，大不了豁出去。今晚我回去，找几个朋友，给你化化妆，混出成都再说。唉，世纪末了，人人都想发横财，你看，街上荡着那么多闲杂人员，谁又比你活得好一些？你才２０多岁，正是闯天下的年纪，这是个转折点，到了下个世纪，一切都会好的，别哭。

19.梦游者之妻黎英

采访缘起:

我一直对是否有梦游者存在疑问，直到有一天，读到老诗人牛汉的文章《关于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其中写道：“由于被击打，我的颅内有淤血，血块压迫神经，使我成为一个梦游病患者，已经折磨了我半个世纪。梦游几乎成了我生命的特征。夜里梦游，白天也梦游，我成为一个清醒不过来的梦中人。”

我与牛汉是忘年之交，可他那1.9米的个头泰山压顶，使我不敢正面提及他的病症。1996年11月1日，我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黎英女士，无意间知道她的丈夫，70多岁的小说家关东先生与牛汉的经历相似，便有意同她聊起来。窗外的阳光已失去了温暖，但我依然听得一阵阵心热。谁说这不是一个历史童话呢？

老威：黎伯母您好。我曾在最近的一本杂志里，读到关东老师的一篇小说，其中有关梦游的情节，写得尤为逼真。我想知道这是不是关老师的亲身经历？他能如此完整地回忆、整理自己的梦吗？

黎英：不止一个人这样问，因为关东的梦游症是众所周知的，他早年思想进步，参加反对国民党腐败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时，同前来镇压的军警搏斗，被抓进监狱，折磨了40多天。出狱那天，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完字，就穿过黑洞洞的走廊。他感到自己的脚步声太大了，太空旷了，就尽量走得轻一点、慢一点，终于快到头了，他松了口气，却不提防一群黑影从走廊的各个部位挪了出来，他猛一回身，后路也被堵了。关东的块头大，学过西洋拳，他拿了个架式，准备迎战，可对方人多势众，并手握粗木棒。他很快被逼到墙角，大约有四五根木棒同时砸过来，他双拳一分，挡飞了两根，然而迎面的一根，却击中了脑顶盖，他大吼一声就昏倒了。醒来时已经自由了，躺在窗明几净的医院里。我在这所医院做护士，所以我知道他的病根，并情愿嫁给他。

当时，他简直成了大英雄，许多社会团体前来探望他，其中有许多著名的社会进步人士，还有一些挺有名的电影演员。他的病室被鲜花堆满了。在这种社会热情的鼓动下，关东很快就恢复了。

关东的日常起居由我负责，渐渐，彼此产生了感情。有一次，我端着药盘从值班室出来，突然听见关东的屋子里传出一声大吼：“哞——！”比火车汽笛还响，我一哆嗦，药盘掉地下了。我顾不得拾起来，急忙赶去撞开门。所有的值班人员都被惊动了。可关东面对大伙的惊愕，一点反应也没有。他当时站在窗前抽烟。我扑过去扶住他，他却拍拍我的手背，平静地微笑说：“怎么啦？这么多人到这儿来，出了什么事吗？”一个护士刚要回答，却被主治医生拦住了，“没事”，他说，“大家都出去吧，没事。”

关东见大伙有些反常，就抓住我的手追究。我以为他演戏呢，气得不知说啥好。后来，院长找我谈话，说：“你真打定主意嫁给关东了？”我的回答很肯定。“可是，”院长说，“关东的病也许永远好不了。”我急忙问：“他得了绝症，最多能活几年？”院长挥手打断我：“看你想哪儿去了。关东的病根是在监狱里留下的，国民党特务把他打成脑震荡。他颅腔内至今残留着一块淤血，以院里现有的医疗条件，是无法开颅取出这血块，所以，一旦这东西压迫中枢神经，他的记忆就会出现间歇性的空白。他在这儿治疗了一个多月，刚才是他首次发病……他大吼一声，然而记不住自己曾经吼过。”我听得愣住了，又问：“他经常这样吗？”院长回答：“心情紧张、压抑、兴奋过度都会出现病兆。不过，只要关东性格乐观，什么事都看得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北平马上要解放，以后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肯定会更安定民主进步。关东才20多岁，再过几年，医疗条件改善了，他的病根也不难除掉。”

我没想到，这病一拖就是几十年！我对他的吼叫习以为常了。可当时院长没说，这种病症还有比吼叫更加极端的表现形式——梦游。

关东平时的言谈举止很稳健，很体贴，而梦游是他生命中的另一面，无声无息，却充满激情和执着。像佛罗伊德曾经描述过的一样，所有的梦都是突兀的，残缺的，与病人早年的经历密切相关。因此，关东不可能自己回忆整理自己的梦，他连一秒钟之前的吼叫也记不得……。

他的梦游小说是我反过去向他叙述的。

老威：关东老师第一次梦游是什么时候？

黎英：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刚结婚3个多月，北平市民几乎都感觉到快和平解放了。关东大学毕业，也没个去处，就暂时住在医院我这儿。解放军进城的头天晚上，我们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因为地下党的学生组织已通知了我们，约好第二天大早去北大集合，夹道欢迎解放军。我对关东说：“你还是合会儿眼吧，还有两个小时就天亮了。”

关东体贴地抱住我说：“你也睡一会儿。咱们都不说话了，怎么样。”

我打了个盹，就感觉到天亮了。但是直觉告诉我，不会这么快。

我是护士，常值夜班，所以特别警觉。我掀开窗帘，果然满天星斗。

身边的关东不见了。我坐起来，喊了两声没回应，就拉灯四处看。终于，我听见厕所有响动，就光着脚溜过去窥视。迎面是关东的巨大背景，他正对着镜子嚓嚓刮胡须。我轻轻唤了两声：“关东，关东！”

他不理我，继续刮他的胡须，直到弄光，才无声无息地洗脸，极其缓慢地转过身。他的脖梗上淌着血，两眼直楞楞的，由于个头大，他的目光就从我的头顶越过去。我知道怎么回事儿了，就不再敢唤他。因为医护常识告诉我，梦游症患者是绝对不能在进行之中被唤醒的，否则会发生意外甚至猝死。我回到床上装睡。他紧接着过来，弯下腰，抚拍我的脸，见没反应，又吻了我的前额。这些日常动作，在正常情况下是极温柔、极浪漫的，但此时就显得僵硬、机械。我不敢喘气，心里祈祷关东快点回到床上，不料他却军操似的一个后转，直挺挺地向前走去，出了门。

我紧随其后，这条路我们都很熟悉。我怕他顺着这条林荫道绕出宿舍区，进住院部，这就太糟了。我赶紧抄近路去关了后院的栅栏门，这样，他在梦中出不去，就会结束散步回家。

我又错了。关东拢门时只咕哝了几下，就一个转身上了岔道。那儿根本就没路，而穿过两个花圃就是与传染科紧邻的太平间。我吓得手脚抽筋，但只能跟着他。前面没捷径可抄，叫值班大夫又来不及，我跌跌撞撞地疯跑，才与他保持了5米的距离。来到太平间，见门锁着，我心想这下好，他会回头了，就躲起来。不料门却开了，原来锁只挂在扣上。

关东在太平间折腾，他从冰棺里把两具遗体扶起来，与它们一起靠墙立正，然后脱下衬衣，撕成3块，一人分一块。他开始张着嘴，不出声地领呼口号，还摇动着冥冥中的小旗。我惊吓交集，急忙去敲收尸师傅的门。那师傅见过世面，在乡下就常给别人办丧事，他听完我的哭诉，就不声不响地从屋角捡了根小棍子。到了太平间，他灌了几口酒，把瓶子塞给我，示意我回家，自己的身体却一下子变得硬梆梆的。他蹭到关东身边，并排站定。这一行4人，又演了一刻钟哑剧，醒者到底趁梦者举臂的瞬间，把小棍插入他的拳头。然后牵着棍子开路了。关东乖乖地紧随其后，回到家门。但见那师傅一缩脑袋，鱼一般滑进夜色里。关东仍然直握着小棍，被无形的力量牵引而入，并在客房拐了个弯，高视阔步上床，在我身边躺下。顿时，鼾声如雷。

经历如此惊心动魄的一幕，我终于身心交瘁，天刚蒙蒙亮时反而睡着了，连闹钟也没惊醒。下午1点，我与关东不约而同蹦起身，叫声“糟糕！”就手忙脚乱地朝外面跑。满世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原来解放军早进城了。我们立即汇入群众的洪流，关东在太阳下笑得非常灿烂。真的，我爱这样百折不挠的男子汉，要不，我那天就悄悄离开他了。

后来，关东悄悄对我讲：“我们怎么可能误点呢？我整夜都在做欢迎解放军的梦。我刮了胡子，穿好衬衣准备上街，却见铁栅门关着。

我又绕了条捷径，见两个朋友还在睡，就扶他们起来，在墙根活动手脚。后来通知集合的人来了，我跟着他，却被牵回家里。我想起床，老是不行，脚都抽筋了，眼也睁不开。”

老威：这太危险了，您没告诉他实情：关东老师没在梦游时伤害您？

黎英：他从来没有伤害过谁。开始我提心吊胆，就悄悄向领导汇报，征得同意，就在他的水杯里放几粒安定片，让他不知不觉地在睡前喝下去。而后叫人从外面锁住门。这样，即使梦游，关东也只能在屋里转悠。他是个粗枝大叶的人，感觉只有点不对劲，但没深究其中有什么名堂。渐渐我发觉，这梦游同样受环境、周期等因素的影响，一个月中，总有那么几天有病兆，而平时的情绪只要不过分起伏，就没多大问题。关东爱好文艺，新政府接管和改造旧的印书局，合并几家成立出版社后，他就作为思想进步的青年骨干进去了。不料我们刚从医院搬出来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关东瞒着我报了名，要作为一名战士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我知道后，急得火上了房，可又不敢把真正的理由说出来，那对关东的打击太大了。

我只好骗他说怀孕了，他咧着大嘴笑，那年头，一切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妻子怀孕根本不能成为丈夫不上前线的理由。于是我就找医院拿出病历证明，可院长刚被怀疑有“特务嫌疑”，正关禁闭写交待材料，而解放军代表不太熟悉旧档案。待我死缠活缠，找到当年的主治医生翻出病历档案，已经又过了3天。关东刚随着大部队出发，只留了张条在家里。我急忙赶火车到辽宁沈阳，丹东去不了，要特别通行证。满街的部队和群众，哪去找啊，我只好把关东所在部队的具体番号告诉志愿军总部的一位参谋，而此时，已能隐约感觉到前线的炮声了。

关东在朝鲜干了3个月战地记者，非常出色。他不仅稿子写得漂亮，还能在关键时刻拿起枪来作战，他有射击的天赋，甚至荣立过二等功。

可不久，他却被当作“美蒋特务”抓了押送回境，原来，在一次夜间潜伏任务中，他突然从灌木中跃起，丢掉枪，大吼一声。这无异于给敌人报警！枪炮声立即大作，几座碉堡构成的火方网封锁了一切，压得潜伏部队抬不起头。眼见伤亡惨重，指挥员只好报告总部，请求炮火掩护撤退。敌人随后打出了燃烧弹，灌木丛成了一片火海。

关东小腿挨了一枪，被咬牙切齿的战友们反剪着拖了下去。医院提供的病历使他免于上军事法庭，他回到北京，懊悔不已——这几乎成了他终身的心病。然而，如果不是腿上有枪伤，他仍然记不起自己曾经吼叫过。

老威：听到这儿，我替您松了口气。关东老师知道自己的病状，他以后怎么办呢？这是否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黎英：普通人遇到这事，肯定不知所措，并且会埋怨亲人不及早告诉自己。但关东是条好汉，他最关心的永远是别人。他在家喝了几宿闷酒，老是说：“没伤着你吧，黎英？要不，咱们离婚，以免我发病梦游时伤着你。”我拿出护士的能耐安慰他：“你是真心爱我的，怎么会伤我呢？梦是潜意识的反应，你的潜意识也是善良的、透明的。”

关东的眼睛直视着我，半晌才说：“你没撒谎，也没敷衍我，从你的眼里能看出来。”接着又叹息说：“那次潜伏发病，不少战友因为我而牺牲了，可我还活在世上受良心的谴责。”我只好绕开这话题说：“关东，你一定要振作起来，我们都还年轻，你的病能治好。”关东说：“有了你，我也相信自己会健康起来。”你听听，这就是关东，这么多年过去了，这话我仍然牢记在心。

老威：对于这个物欲化的90年代，您们的这段经历像是神话。那么后来，关东老师的病治得怎样？

黎英：关东在单位人缘特别好。所以领导器重他，任他到哪儿治病，都答应，都出钱。当时去了上海和广州，也找过苏联专家，均不敢贸然做这种生死攸关的手术。国内医疗条件有限，外国又去不了，没办法，只好拖着。关东为防意外，每晚总是熬夜看稿子，待我睡熟了，才将卧室房锁上，自己住客厅沙发。在休息前，还将室内锋利的东西都藏好，反锁住门，方咕咕灌几两白酒躺下。由于关东的自我防范，所以好几年没出问题，顶多就是第二天醒来，发觉自己从沙发滚到了地上。

1957年反右，由于单位内部的同志关系融洽，所以几十号人，只划了几名右派，这显然没达到上级下达的指标。最后一批，又划了两名，但算来算去，还差一名“右派名额”。怎么办？如果不主动上面就会派工作组，帮助大家提高认识。你想，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一个在出版方面政治问题不少的地方，连10个右派也数不够？可领导就是狠不下心来整人。他甚至当着大家的面说：“实在不成，只有我老刘去凑这个名额。因为出版的终审权在我这儿，一差半错的责任都是我。”关东一听急了，说：“不行，你家里四世同堂，出了右派，拖累家人咋办？还是让我上，我光棍，没负担。”领导说：“你老婆会同意吗？”关东说：“以前我治病，你什么都答应。现在有这么好一个报恩机会，我两口子高兴不过来呢。”领导又说：“你没反党言行啊。”关东说：“我马上就当着大家伙说些反党言行。如果还不够格，我就承认在做编辑部主任期间，许多右派作者的稿子没送终审，因为我那时不知道这些人后来会成右派。”

老威：关东老师太棒了。

黎英：只棒了几分钟，就付出了20多年的代价。当了右派不久，我们就下放到河北农村。临走时，关东到单位大院去告别同事。没料到相隔两月，大家就忘记他是怎样当上右派的了，纷纷躲避。从前一个关系挺好的女同志，一见他弯下高头大马一般的腰，竟惊慌失措，失脚跌进臭水沟里。关东天真无邪的笑容凝固了，回到家中，喝了半宿白酒躺下，一会儿就起来梦游了。这一回，他破窗而出，到野外嗬嗬练拳。天亮时，有人在一棵树下发现了他。这次意外令他十分沮丧，下乡后，他白天拼命干活，晚上临睡前，总要用绳子把脚捆在床上，打成死结——这个残酷的习惯保持了很多年，直到70年代末回到北京。

老威：你们没有孩子吗？你们感情那么好，有孩子一定挺聪明。

黎英：开始治病没顾上要，后来他成右派，我随他下放到河北某县医院工作，又遇3年天灾人祸，就不敢要了。

老威：现在的医疗条件不错，出国治病也容易，关老师的病根挖了吧？

黎英：关东不肯花这钱，他说死血块在脑袋里呆了这么些年，一下子掏出来，颅腔会不会感到空？这是什么话。70岁的人了，还像孩子似的，不过，经历了若干风风雨雨，我们也看透了。外面这个小院，虽然巴掌大点，把门锁上，关东也梦游不到哪儿去。这两年，不扣房门，他都不去外面了，顶多在下半夜起床，刮刮胡子，坐进书房看看书。有一次，我悄悄起身，溜到门口窥视，不料他竟开口问：“黎英，你在那儿干吗？”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他没梦游。

前不久，他半夜读一份科普刊物，欣喜若狂地摇醒我说：“南美的这个小国有个梦游村，这儿的村民晚上工作，白天梦游。当旅行者在中午进去时，太阳昏黄昏黄的，许多人在街巷间直挺挺地出没，却没有一丝声响。两人狭路相逢，眼看要撞一块了，却又奇迹般地同时侧身、弯腰，如穿梭的鱼。这儿到处都游荡着眼睛血红的狗，长长的舌头有时也拂过树下倒垂着的人脸……只有过了黄昏，村里才渐渐热闹，鸡开始报晓，铁匠铺传出叮叮当当声，人们伸着懒腰从屋里屋外爬起来赶集，到了午夜，灯火灿烂，马戏班子进村，街上就挤得水泄不通了……”

老威：这个故事我也读过，关东老师想去旅游吧？

黎英：他不认为是故事。他现在正到处收集有关资料，说有生之年要去拜访一次。他说：“那是梦游之乡，不梦游的人就不正常。我怀疑马尔克斯去过，要不他的《百年孤独》怎么像梦话一般？一定是打着瞌睡写出来的，我曾尝试在梦中写东西，不成，明明写了许多惊人之语，可白天一看，写字桌上还是白纸一张。”

老威：看来，梦游症之于关东老师，既是祸，也是福，至少，梦游使他对这个混沌的世界保持了一种距离，一种恍若隔世感。他是应该进天堂的那种纯粹的人。

黎英：他一直生活在天堂里。

20.吸毒者黄河

采访缘起：

黄河出身于书香门弟世家，80年代又曾是颇有名头的寻根诗人，现在吸毒成瘾，堕入渊薮，真令人感慨万端。辱没祖宗么？可瘾君子都不认祖宗；自取灭亡么？可黄河咬定的“艺术”就是自取灭亡。两年前的一天，他失控斩断了自己的右手无名指。

这次访问时间为1995年6月26日下午，烈日如火。我背心短裤，手握地址，骑单车一路寻找，好不容易才抵达成都东门大桥附近的一条小街。某单元楼内，昔日一米七六的壮汉黄河已被淘成一具皮包骨头的空壳，只有两眼贼亮，灼灼逼人。

晚上回家看电视新闻，方知今天是国际戒毒日。为严肃法纪，各地又处决了大批毒贩，群众拍手称快。

老威：你为什么吸毒？

黄河：这由不得我自己。

老威：这是借口，你曾经是作家，想戒肯定能戒。

黄河：我为啥要戒？

老威：你看你，50开外的人了，还这么，丧心病狂。对不起，我找不出更合适的词汇。你的家呢？老婆、孩子呢？

黄河：我要这些干啥？身外之物。

老威：身外之物？好好，算你狠。你干脆别住房子，也别睡床，躺到大街上去。

黄河：只要有药吃，住哪儿都一样。你要这房子？卖给你吧，2500一个平方，建筑面积70平方。你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就先付一半，或者先出订金，咋样？这张床你可能不会要，床头裂了个缝，是我上次瘾发缺药时撞的。

老威：好一个铁脑壳！痛么？一张血糊糊的老脸，难看么？

黄河：挺舒服的。

老威：倾家荡产也不回头？

黄河：什么叫家？什么叫产？你是诗人，肯定读过垮掉一代的代表作《在路上》，自由的，放纵的，吸着大麻朝前走，横贯整个大陆，连女人都挡不住。你至多与她性交，而性交时耸动着身体，这也是一种走路的方式。一个人光溜溜的生下来，不是只与阳光、空气、水、食物发生关系么？为什么要与国家、社会、家庭发生关系呢？我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呢？原来我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吃药上瘾后，我不用想就明白了。

老威：你第一次吸毒是什么时候？

黄河：1985年6月31号。

老威：你记得这么清楚？

黄河：那相当于我的初夜，连妓女都记得自己的初夜。不过，第一次吸白粉毫无快感，我趴在床沿，呕了十几分钟，过后身体软溜溜的。你知道，80年代风行文学，尤其是风行诗歌，就像现代风行做老板一样，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城市人口都倾慕诗人。我也写过两天诗，还学朦胧诗人某某，遍寻中华民族之根，创造史诗。我准备先去敦煌，住下来感受一下气氛，再漫游大西北，向浩淼的沙漠索取灵感和想象。我是第一次去北方，临行前，我读了不少介绍敦煌的书，还随身带了一些西部诗人的作品。一天一夜后，我在甘肃兰州下了火车，按当时黑道诗坛拜码头的习惯，我手持四川著名诗人某某开出的路条，去叩访当地的一位边塞诗人老黑。老黑大块头，特豪放，二话不说就下馆子灌酒。昏天黑地到夜里12点，老黑又架着我，到西郊去看朋友。地上全是铁轨，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摔了无数跤，才捱拢一个小货站。那晚上的月亮特别大，还长满红红的毛，我还听见月亮在叫，声音又尖又远。老黑说，来感觉了哥们，一会儿让你抽点白粉，感觉就大了。

那货站背后是一个斜坡，我们一屁股溜下去，脚抵住两扇仓库大门才刹车。一个穿军便服的开门出来，老黑叫声“大刘哇”，就互相搂着肩进去。我也被扛进去，洗了个热水脸，才清醒了些。我感觉困，想睡。老黑说，哥们千里迢迢来会诗友，太不容易，人一辈子，互相碰不上几面，咋就要睡？即便困也得熬着。大刘嘿嘿笑道：“何必熬？抽支烟提神吧。”我不抽烟，大刘却先替我点着，然后塞进我嘴角。我迷迷糊糊地吸了小半截，就挺不住了，胃在翻，却啥也呕不出。清口水牵着线地坠。大刘说：“没想到你的反应这么大。”老黑责怪说：“你的料下得太猛吧，老黄是初夜呀！”我在下面急着，心打着急鼓，上面两张嘴在鼓点中“哈哈哈”的，像癞蛤蟆。

第二天，我才晓得这仓库是个临时收容站，里面关了不少妓女、小偷、乞丐、盲流。白粉就是从他们中搜缴的。大刘还悄悄问我搞不搞只野鸡来尝尝？我莫名其妙地反问：“北方也有野鸡？”大刘一楞，见我不是开玩笑，就开导说：“这么老实，还写诗呢。”老黑说：“哪用得着碰野鸡，多吃几回药，想什么有什么。”我推辞说：“谢谢二位的盛情，不过下午我还要赶路呢。”老黑问：“下一站是哪儿？”我说：“到敦煌朝圣呀，那是史诗创作者灵感与想象的母源，你们也一起去？”老黑问：“再下一站呢？”我说：“到吐鲁番，最远到伊犁，然后折回来，去阳关和嘉峪关。当然，楼兰是去不了。”大刘说：“这么辛苦？何必呢。在这儿多住几天，把兰州当成你的最后一站吧。”我客气说：“回程再来看你们吧。”大黑说：“兰州绝对是你的最后一站，你在这儿，啥都有。你要去的地方，不用脚，你想一想就去了。”

两人说话古里古怪的，于是我暗下决心，最多再滞留一晚就上路。

老威：80年代就吸毒，还拉人下水，这诗人当得也够先锋的。

黄河：有个朦胧诗人比我们早好几年，他到成都来，当众讲抽大麻的感受，真是美妙极了。总之是人特别放松，像面条一般软在地毯上，然后有许多彩色的方格子，像电报一般从脑门哒哒发出来。当然，现在在西方，抽大麻已较普遍，几乎称不上毒品。连大学生、中学生都围着圈子，在宿舍里抽，大伙一块飘飘欲仙。

老威：接着讲你吧。

黄河：当晚没喝酒，大刘拿出三支特制的烟。说裹成烟卷抽，劲要缓得多，也比较浪费。最直接的方法是把白粉撮在锡纸上，下面使酒精灯加热，然后用鼻子和嘴吸尽那烟。太过瘾了，不过新手不行，新手的鼻子抽不了那么快。我有些迟疑，害怕上瘾。老黑说艺术家吸毒的多了，你读读《流放者的归来》，里面到处是鸦片和大麻。况且，吸毒是为了写诗，它能使人放松，最大程度地开放人的潜意识，超现实的诗歌、小说、绘画、音乐，哪一样与毒品无关？灵感就在这支烟里，你还满世界狂跑干啥？都是写诗的，人家是好意，我就学他们的样。三个人躺在床上，用深呼吸抽进去，然后忍住不吐，直到烟自然地冒出，我又出现了干呕的症状，但两三分钟就过去。老黑不断在耳边提醒：“放松，放松。”然后我真的觉得放得很松了，老黑的声音像回音一般，我在半空中飘着，那房顶越升越高，我看见的敦煌就在太阳里面，有很多洞窟，非常飘渺的壁画。释迦牟尼睡觉了。他说他死了，却微笑起来。我亲眼见着许多诗句，像铁轨一样在沙漠中横七竖八地铺着，铁轨立起来了，我在叮叮当当的诗句中穿行，迷了路。我把铁轨一般无穷无尽的诗句拴在怀中宣告，我把所有的大诗人都盖了，诺贝尔文学奖非我莫属。

就这样我困在兰州，哪都没去就返回了。我吸了三次海洛因，上瘾谈不上，但已感到一种诱惑，那是一个太美太美的梦，一个在现实里走一辈子也到不了的梦。我想更深地进入，可又后怕。我毕竟生活在现实中，有家，有老婆孩子。

老威：对呀，况且80年代，成都市面挺干净，几乎没有吸毒的，你想吃也找不到东西。

黄河：回家三个月，我几乎忘了这件事，可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一个邮包，落款是西北某部队的番号，我拆开看，是一部大32开的精装《军事人物辞典》。我感到莫名其妙，就丢在一边。这部辞典在我的床底躺了整整两年，直到有一天，我准备处理旧书报，才重新翻出来。我无意中拿在手上惦量，突然感觉不对劲，就用铅笔刀起开发潮的精装封皮——真相大白了，两小袋白色粉末掉出夹层！估计有十多克吧。我赶紧锁进抽屉里，连呼吸都凝固了。接下来的几天，我心绪不宁，也不给老婆打招呼，就自己上了峨眉山。我打算在山上呆一个星期，让大自然来澄清一下浆糊状的脑子，可是不行，脑子越想越乱，最后都有点魂不守舍了。

老威：事情都过去两年多，咋还像热恋？

黄河：这是命，我认了。况且，女人的魅力不及毒品的百分之一。

老威：那你娶老婆干啥？

黄河：我也这样问自己，结果越问越无聊。男女热恋当然好，一旦谈婚论嫁，感情就贬值了。于是就找情人，就找三陪，就在若干的女人之间撒谎，玩平衡术。说来说去，人一辈子就为了上面的嘴和下面的嘴而疲于奔命，在两张嘴之间，才是社会为你安排的角色，不，不是安排，是逼你进入的角色。大学毕业分单位、进公司，从科员做起，如果马屁拍得顺溜，40多岁大约能干到处长。锤子！鸡巴处长！就是局长、市长、总经理、部长、国家主席又咋样？还不是被无形的绳子捆绑着做人，戴着戏脸壳做人。我当专业作家那阵，相当于处级，老婆感到很骄傲，逢人便吹。其实我写文章是为了贴金，你贴我贴大家贴，在金子和面具下面，人就没有脸了。这世道，穷也累富也累，下岗工人、打工仔、叫化子累，老板、官僚、警察也累。从来如此啊，连庄子那样的大圣贤，都为老婆的暴病而亡鼓盆歌唱，况且我辈乎？

老威：你老婆死了？

黄河：疯了。我与她同一战壕，文革武斗一个派的。围中江凤凰山与继光兵团打仗时，山上一梭子弹扫来，我老婆奋不顾身扑倒我……这件英勇事迹到处传扬，她虽然相貌平平，我也非娶她不可，无产阶级的火线生死情嘛。后来，我稍有出路，她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提醒：我这命是她给的。我承认除了父母，这条命是她给的，但这笔帐永远还不清么？

老威：你这样看待夫妻关系？

黄河：除了三陪，男女一旦上了床，互相之间就开始纠缠了，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就这意思。他妈的，我写文章她没觉得丢人，我吃药她就丢人丢疯了！拉着儿子给我下跪，软招不灵，就吓唬说要找人捆我进戒毒所。

老威：什么时候？

黄河：89年。那时正规的戒毒所还不普及，一般都关派出所。我晓得她不敢找人，她太要面子了，她爱的是我的社会角色，而不是我这个人。我把积蓄都弄光了，又变卖东西，如果能卖人，我早把老婆、孩子卖了，这世界上的人太多，就是该流通。我这样想着，就觉得欲望在血里淌。老婆疯的时候我刚吃了药，她从厨房里操起两把菜刀，念念有词地舞过来，她唱的什么？真奇怪，那声音像一把豆子到处撒。她把菜刀架在我的脖子上，问我戒不戒？我没有力气抬手，就直直地瞪着她。我看见自己的血喷起来，溅红了她的脸，我的嘴角扯了一下。她说你还笑？我没笑，我想说老婆你从来没这么好看过。床在动荡，在海洋之中，我盼望着老婆砍我，在气管上拉一刀，我会分解成许多鱼，化入波涛。当药劲过后，我老婆终于发展到街上舞刀去。我的衣裤全被割碎了，从下到上，有54处刀口，我居然没觉得有多疼。我也懒得上医院，过了一星期，伤口全结疤了。我老婆却一发而不可收拾，从舞刀到跳脱衣舞，终于被群众扭送到精神病院。我的儿子也跑了，嘿，现代人都想摆脱家庭，我用不着离婚分财产，就光棍一条了。

老威：你太没廉耻了。

黄河：廉耻？那是你们这些伪君子的玩意，我命都豁出去，还要廉耻干啥？当然，入门时都要有借口，好奇啦体验啦，我呢，最先是为了创作。可后来，境界就升华了，没烦恼没追求也没欲望，因为自己就像上帝，要什么有什么。你要到美国？几分钟就去了，梦游似的，走在百老汇大街上，周围的人也在梦游，树啦汽车也在梦游，你迎着他们上，一下子就穿过去了。女人有啥了不起？你要和玛丽莲·梦露发生关系，几个玛丽莲·梦露就抢着搞你，要舒服多久就多久，你把她的奶子揪下来当坐垫都成。如果你在吃药前正在翻一本科幻杂志，你一会儿就到月球了，在上面骑马打猎。如果你恨谁，想揍你的上司，就把他任意剥成八瓣，当桔子吃下去。人赤裸裸地来到世上，追求的就是赤裸裸，自由，放松，满足所有欲望，把无法抵达的未来当成现实来享用，甚至享用死亡。

老威：享用死亡？

黄河：有一次我感冒了，高烧近40度，可还在街上走着找药。卖药的不肯赊帐，我就跪下求他，赌咒发誓的。他不理，我就以自杀相威胁，我说万一我死了，你就少一个长期客户。他说你这种客户我不缺。见他如此绝情，我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整整一瓶，一下子倒进嘴里，然后抱住他的腿。我已瘦成一把骨头，可不晓得哪来的那么大劲，任他手下的几个彪形大汉怎么拽怎么打，就死活不松手。没钱，我又憋了好多天，病都出来了，本来沾药上瘾的人是不生其它病的，一旦缺药生病，就有生命危险。后来我软了，世界像一个大坑，我轰地陷落进去。

怕我弄出事来，卖药的带我去医院洗了胃，还送我回家。他临出门时丢给我一小包药，说已经两清了。我赶紧趴着用舌头舔了一点，才点火把这宝贝全吸了。劲一缓，我想自己太没出息，还不如死了清静。果然，身子就飘起来，非常高，我扇着翅膀在云里飞，飞。仰着、竖着、横着，朝越来越广袤的远方射去。我清楚地意识到还躺在床上，是另一个我在躯壳的外面飞。我感到渴，就哗地俯冲向一条明晃晃的大河，我钻进水里，却感到这还是天空，我连钻几次水，都是泛着波纹的空气，一个声音在耳畔轻轻唱：“这就是死啊这就是死！你已经死过几遍，还想死么？”我说：“这不是死！我还没消失呢。”那声音唱得更温柔：“你摸摸你自己，是不是变薄了？变透明了？”我真的摸不着自己了，我的指头长在一个女孩的手上，她在从上到下地摸自己，在乳头、屁股和阴道上触得特别久，我感到快活极了，毛发都竖起了。你听说过这么舒服的死？身体和灵魂完全化掉，你只有感觉，无处不在，任何一个裸体女人的自赏自淫都能触及你的神经。

唉，老威，你这么明明白白地活在世上有啥意思？我以前看过你的文章，太实在了，你总是同别人较劲，累不累呀？还是飘着活一回，过一过从世界外面看世界的瘾？

老威：你这是意淫，吸毒就是为了意淫吧。一个人就这样被掏空了，就像被白蚁蚀透的房屋，说不定哪天就轰地垮掉，真可怕。

黄河：你是诗人，也同愚众一般见识？你晓得金斯伯格，他震惊欧美的垮掉一代杰作《嚎叫》和《祈祷》就是在毒品烟雾中诞生的，可以说，没有毒品就没有金斯伯格。

老威：如果做诗人要以染上毒瘾为代价，那宁愿不做。记得金斯伯格母亲给儿子留下的遗嘱么：“钥匙在抽屉里，钥匙在窗外的阳光下。我带着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钥匙在栅栏里，钥匙在窗前的阳光下。”

黄河：但老金还是成了著名的毒品专家。

老威：那是50年代，后来金斯伯格进入学院，成了教授。

黄河：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我进过两次戒毒所，每次都超过三个月。我做过文人，与周围的文盲半文盲不一样，只要我内心不需要麻醉了，戒起来肯定容易些。我受不了的是医生和警察都把我当作病人，当作可怜虫，除了强制戒毒，所谓的关心、照顾都显得世俗、功利。对，我一旦健康了，投入社会竞争，说不定真能发光发热，可太没劲了。这年头，健康人与病人从外表看不出。

老威：你这种“理性”已疯狂到极点。

黄河：疯狂？我没伤害任何人。缺药时，我熬不住，就自伤自残。我这右手的无名指，就是92年剁掉的，脑门上的这条槽，是刀背砸的。我的魂在跳舞，在同铐住并囚禁它的肉体搏斗，人这肉体看起来柔弱，可真经得住锤打，比钢、比黄金钻石更耐磨。世间万事万物，以人为灵长，洋房名车美女佳肴，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器官，只有毒品，是为了满足人的灵魂。简单、直接、不兴师动众，就那么一撮白粉、一管针剂足矣。毒品是对这个混乱世界的报复或逃避。说实话，我也痛恨毒贩子，他们用肮脏的交易糟蹋着人类的最后一个精神避难所，这些巫术师，控制着我们的灵魂和欲望，不择手段。唉，听说印弟安人能凭本能在原始森林里找到迷药，嗅上一点，一堆人能围着火堆舒服一天一夜，太美了。

老威：你从什么渠道弄药？

黄河：公安局已抓了好几拨，根据国家法律，上了50克就判死，可谋取暴利的活儿，总有人干。从古至今，这都是世界性的问题，清末民初，华夏大地满目皆是鸦片烟馆，清朝垮台，也是烟毒薰的，因为朝中大臣，除了林则徐那类古板清官，几乎都做鸦片生意，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就这样靠烟枪支撑。国民党时代的地方军阀，不少也以毒养兵，其中川军刘文辉的“鸦片财政”非常出名。新中国肃清烟毒，首先是从精神着手，让全国人民有事干，有盼头，运动作为集体升华的一种方式，令人远离孤独和孤芳自赏。现在，几十年一眨眼，你还是你，空虚又回来了。

老威：你还挺在乎历史？

黄河：说说而已。

老威：你的老婆疯了，你捱一天算一天，你的孩子呢？

黄河：在岳母家。

老威：几岁了？来看过你么？

黄河：15岁。他同岳父岳母一起来过，不是看我，是看房子。

老威：你不把房子留给后代？

黄河：你太滥情了吧。我想这几天把房子处理掉，吞下这房子，我就自行了断。

老威：看你几根筋，剐不到那时候。

黄河：那你就帮我剐几把，借500元钱咋样？房子卖了就还。

老威：我没带钱。

黄河：没钱你出不了这门，我陪你干吹了几个小时，水没喝一口，瘾都逗发了。

老威：这不怪我。

黄河：不说话，我闭目养神，吃一次药至少管两天；可说话太兴奋，一天都抗不过。

老威：刚才我还觉得你挺有诗意，现在这种感觉全毁了。

黄河：商品经济，啥都要付钱，真话就更值钱啦。

老威：那我告诉你真话：我没钱。

黄河：我搜搜腰包……才20多块钱？不可能吧，老威？我晓得你父母家，你打张欠条，改天我上门去讨。

老威：当心我揍你。

黄河：那我谢谢啦。

21.持不同政見者胡丁（缺）

《中国底层访谈录》卷二　●民间访谈录

1.街头瞎子“张无名”

采访缘起：

1996年12月22日，冬至夜。家中冷锅冷灶，我独自一人，想吃些热食，却懒于动手。拉开抽屉，数了数银两，就顶着寒风和城市噪音步行到王建墓一带烫火锅。几大块辣毛肚刚涮进嘴，有人从街沿右首牵出一位瞎子，怀抱二胡，摸上石阶，挨桌向食客打躬问手。我怜其年老瑟缩，遂吆喝一声，点了一曲。不料琴弓初开，即非寻常之音也。感慨系之，动了访问之念。

瞎子琴师63岁，伪称“张无名”，想来是自惭卖艺低贱，不愿透露真名。若有怀旧的慈善家肯扶危济困，请随时到成都王建墓选家露天火锅店，秉夜坐等。

老威：师父，您这二胡拉得真神！能为我再来一曲《江河水》吗？

瞎子：请您先付钱，按这一带的规矩，十块钱一曲。

老威：这是五十块，您摸好。本来琴声无价，但我只能掏这么多，我还要付酒钱。

瞎子：客官您是行家，如果想听，我可以在这街头为您一直拉到天亮。这二胡的脾气，如同你们读书人的熬夜，越到深处越来劲。《江河水》太悲了，找还是拉《空山鸟语》给您醒酒？

老威：您想拉什么就拉什么吧。

瞎子：您这么客气，我就不敢动手了。

老威：为什么？

瞎子：我眼瞎心不瞎。卖了几十年的艺，从国民党拉到共产党，我懂得这二胡有许多种玩法，对于绝大多数没长耳朵、附庸风雅的食客，弄个热闹就过去了，哪怕是悲到极点的曲子，也是手上功夫，滑把颤弓而已。而给您献艺，是要费心劲的。

老威：风挺硬的，师父，请您坐上来与我唱两杯。

瞎子：不敢造次。

老威：放下行头吧。来，我敬您。我平生最喜欢的两样乐器，一是二胡，一是箫。瞧这二胡，只有两根弦，就拉尽了人世间的苍桑。我的老家李家坪，三面靠山，一面冲着向远方蜿蜒的公路。我不知道山脚那座破败的地主小院是否还在，看见师父您，童年的一切就栩栩如生地凸现了。有一位乡村教书先生坐在门坎上拉二胡，他下雨拉，月亮升起来也拉，把我的性格拉得孤僻而伤感。现在，我只能隔着岁月听了。

瞎子：隔着岁月听？我不懂您的话，但我想哭。很多年没有哭的感觉啦，从娘肚子里出来，我就两眼一抹黑地乱抓，才三岁多，有人就把二胡恶狠狠地塞到我手里，用一根细细的鞭子抽着我拉。瞎子只能靠这手艺讨生活，哪有客官您讲的那么浪漫？我的爹妈很早就不在了，不知他们作过什么孽，我们三弟兄全是先天瞎，方圆几十里把咱家叫“一窝黑”。我的爹妈受不了这个，就双双服毒自杀了。那时我才七岁，顶着孝帕坐在尸体前，一个劲地拉琴，为爹妈讨棺材钱。这样连拉三天，尸体发臭了，人也快散架了，但我不敢停下来，总觉得头顶上悬着一根细细的鞭子。我至今对师父的印象都是贴着肉疼的鞭子。后来，我就开始走街串巷地卖艺，先在我的家乡邛崃，后来跑的地方就多了。

老威：您走路方便么？要不要人牵着您？像许多国产电影里那样，一个小姑娘牵着个老盲人，还拿着个碗，边走边声调凄凉地叫卖？

瞎子：客官您说笑了。明眼人有明眼人的社会，瞎子也有瞎子的社会，我每到一地，都要拜访当地的瞎老大，吹吹拍拍几句，交纳一点见面银子，这样，他就会指派一个小瞎子，赔我大街小巷地探路，怎样进怎样出，谁的门坎高谁的台阶低，谁是当地的大户，脾性如何，店铺区在哪儿，应该选择什么时候去，都要有个讲究。等把这些烂熟于心后，方可卖艺。

老威：你这是解放前的规矩吧？现在是九十年代，卖艺人到处都是。

唱歌拉琴卖药耍猴敲连花落，应有尽有，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见热闹就扯场子，要不治安管理就撵过来了。去年春节期间，我家门前来了五个瞎子，五把二胡一齐拉《太阳出来喜洋洋》，我只好一人分发一个红包。

瞎子：您说的是“伪劣产品”，不是真正的艺人，城市大了，他们就能这个区那个区地流动，骗人钱财。不过，民间艺人界也正在形成一套行规，大家都希望靠硬本事挣钱吃饭，江湖骗术的市场会越来越窄。

老威：你指的行规是什么？

瞎子：首先在一个地方应该有相对固定的卖艺人群，其次是卖艺人中应该有自己的老大。老百姓需要单位和政府来管，艺人也需要。比如，我在王建墓附近卖了七年艺，人家都认识我，知道我拉琴认真，就愿意点我的曲子。或许像我这样的盲艺人，武侯祠也有，春熙路或水碾河也有，但我不知道，也不想打听。我就愿意每晚在王建墓。我这种想法也是我周围一大群人的想法，他们有的弹吉他、拉提琴，有的擦皮鞋、修自行车或者讨饭。如果我们有一天想到武侯祠去立脚，就很困难，会很快被赶出来。

老威：您就不怕经济萧条？万一这一带的馆子接二连三地倒闭怎么办？

瞎子：馆子是倒闭过无数家，但食客和做发财梦的永远有那么多。

所以“倒闭”不过是换招牌而已，店铺永远不会空着。中餐垮了有西餐，海鲜垮了有火锅。这王建墓例底是埋过小皇帝的地方，风水好，人气旺。特别是夏天，火锅一片连一片，从店里摆到人行道上，搞得人连腿都迈不开。这个时候，我就满鼻子麻辣，特别担心撞到人家锅里去。

老威：这是卖艺的好时候吧？

瞎子：汤锅咕嘲嘲该成一大片，我四周吹拉弹唱的此起彼伏，二胡音量大小，压不过他们，我就只好让人给接上个喇叭，驮在背上拉。到处都是戏台子，谁在乎谁？反正是为了给食客助兴。赚钱嘛。

老威：给人感觉您是在猪圈里拉琴。

瞎子：世上像您这样懂琴的又有几个？话说回来，如果世上人都像您，我早就累死了。

老威：此话怎讲？

瞎子：我每次都要用心劲拉、一个人的心劲是有限的。

老威：您是否觉得这辈子被浪费掉了？

瞎子：这辈子？我从没想过这种大问题。对于瞎子来说，每天都一样，除非病了，撞疼了。15岁那年，我正在茶馆卖艺，突然鞭炮震天价响，把二胡声全盖了，但找还是拼命拉，直到茶博士的手抓住琴，才明白跟前已空空荡荡。外面的人们敲锣打鼓，我摸过去，方醒悟到解放军进城了。后来，人民政府发给路费，把我们一批盲流遣送回四川。我学过一年盲文，还相中过对象。

老威：怎么“相中”？

瞎子：凭两只手，大约是1957年吧，瞎子阿炳的曲子很风行，民乐的确火过一阵，我也沾光上了舞台，给群众拉，也给音乐学院的教授拉，还录过唱片呢。领导上让我带徒弟，有眼睛的我不要，因为明眼人进不了我们这个世界。

我的弟子比我小三岁，为了弘扬民族文化，跟我没日没夜地练，有天中午我打盹，总感觉有虫子在脸上爬，我挥了好几次，终于碰着一双柔软的小手，那发烫的指头一点点淌过我的五官官，一直痒到心窝里去。于是我装着继续打吨，也伸出手，梦游般摸她，她的辫子好粗啊，眼睛好大啊，睫毛好长啊，那皮肤也挺滑。我们终于抱得紧紧的。那段时间，我的二胡拉得最好，仿佛不是我在拉，而是有人在身体内外替我拉，我能在琴声中，“看见”我的恋人，非常漂亮，能带着她同游世界该多好。

老威：你们结婚了吗？有孩子吗？

瞎子：我们发生了关系，那个年代，未婚而发生关系，是要判刑的。领导考虑我们是残疾人，没法判刑、就一再逼她打胎，然后隐瞒过去，以免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我们要求领结婚证，领导说这非同一般，要开会研究。开了几次会，也没最后“研究”下来，她的肚子却出了怀。

不料，反右开始了，这个好领导成了批判对象，群众检举说，我徒弟的肚子是他搞大的，要不他为啥那么热衷于帮我遮丑？结婚证领不成，我还被批斗了几次。打成堕落分子。多亏我是瞎子，要不早整死了。而我徒弟让几个人按着，强迫流产，她更成了堕落分子加封、资、修。

老威：后来呢？

瞎子：后来就散了，这是命，您得认了，按现在的观念，瞎配瞎不更好？解决了社会问题。但那时候，整个中国像个大家庭，吃喝拉撒生儿有女都靠组织，没组织的，就找民政局和居委会。当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是例外，组织没能力来管大伙了，连组织里的人也饿死了不少。我的徒弟死于61年。造孽呀。

老威：您觉得现在比过去开化多了吧？恋爱、同居都不成问题，卖艺也没人让您办执照交税。

瞎子：谁给谁上税？社会应该给我上福利税才是。我六十年代就下岗了。如果不是那些年政治气候变来变去，说不定我也能像相声演员侯宝林一样，弄个北京大学教授当当，音乐学院有二胡专业。

老威：教授有啥好羡慕的？没您老自由。

瞎子：光棍一条当然自由，您怎么不来“享受”这种自由？

老威：您引条路，我明天来享受。我把箫带上，与您的二胡合奏，讨的钱归您。另外，希望您能帮我召集更多的盲艺人。

瞎子：干什么？

老威：我想找一位懂二胡的生意老板，出钱搞一次盲艺人的音乐会，如果您能聚拢二十位瞎子，就有戏了。

瞎子：这个主意好，我回去与瞎老大商议。

老威：还有比您更老的盲人？

瞎子：不是盲人，而是这个地盘上的头儿。我习惯旧称呼，就叫他瞎老大。这事只有他出面，到武侯、春熙路、双桥子、西门车站等码头去借些瞎子过来，不过，收费很高。

老威：您别一心钻到钱眼里，那就把我最初听您二胡的感觉给毁了。

瞎子：夜深了，还是拉琴吧？

老威：身子骨要紧，师父，心劲别太过。

2.蜀派古琴大师王峪

采访缘起：

1994年我从隐居地重归故里时，世道大变。因感念妻离子散，物是人非，所以灰心丧气，终日挟一洞箫在成都磨子桥的几家酒吧卖艺糊口。这期间，凑巧与王峪大师有数面之缘，各以琴箫会友，遂成忘年之交。

1995年10月3日和1996年1月31日，我怀着个人目的，两次造访未果。王峪大师家中无电话，只能用传书带信这种极古老的方式联系。终于1997年1月3日上午敲定，下午3点相见。

王峪大师已87岁了，家住成都羊市街与东城根街交叉口旁的一条陋巷内，路人皆知其名。他的经历见《巴蜀地方志．音乐名人传略》881至880页；他的琴音已由台湾天籁出版公司制成光碟，在海外广为流传。成都和北京等地音乐商店也在出售。（以下，威：老威；峪：王峪）

威：听罢先生这曲《山中访友》，我有点坐不住了。我还没开口采访，您就用这意境高远的琴声“访”透了我。先生，晚辈真是高山仰止啊。

峪：你还在吹箫吗？

威：“还在吹箫”是什么意思？我肯定在吹。虽然年复一年，我被生计问题压得喘不过气，但吹箫是每日必做的功课。时间紧，心气燥时，就舔舔凹口，哪怕不出声也行啊。乐器也有灵性，你不爱它，它当然就疏远你。

峪：是么？我可是许久没抚琴了。

威：先生岂能降低自己，同我这种俗人相提并论？先生即使终身不再抚琴，其仙风古韵也回旋在天地之间、殿堂内外。想当年，孔圣人游说列国，推行周礼，被一群野蛮人围困于陈、蔡交境之处达三天三夜，水尽粮绝。夫子临危不惧，在众弟子前抚琴高歌，感天动地。我经常在想，这古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士大夫的沉浮史。

峪：可以这么说。古琴是同中国的政治联系最紧密的乐器，因此历史帝王会弄琴的不少。隔着千年历史，我们无法亲聆孔夫子抚琴而歌，但我们能从《论语》中“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中辩认出其琴其歌应该是正气浩荡，凛然不可侵犯。与孔子同时代的晋国师师旷，为了专心练琴，不受四周环境的干扰，竟刺瞎了双目。据说师旷之琴，直接预示着国运兴衰及个人祸福，几近巫术。特别神的是，他能通过抚琴上天入地，呼风唤雨，重演历史。虽说古琴起源有许多种说法，但在我的心里，师旷是最早的宗师。

威：师旷有琴谱传下来么？

峪：没有。孔子倒有一首《文王操》，但也有伪托之嫌。不过我觉得这没关系，因为许多古籍都描写了师旷抚琴的场景，你可以从这些场景去想象，从白鹤翩翩起舞到天昏地暗的雷霆之怒，当琴弦终于崩断，大王手中的玉杯也摔得粉碎。这种国势陡转，天人共怒的极端，是很难用乐器表达的。

威：您的意思是世间有两种古琴，一种是能够抚奏的，一种是想象里的？

峪：对，一种是现实，象我刚才为你弄的《山中访友》，有作者，有朝代，徵、羽、宫、商、角分明，平和而雅致，令人流连忘返；而另一种本来是书里的神来之笔，后人读了拍案称绝之余，就把书中千古流传的故事搬进曲谱。人都有模仿的习性，今人模仿古人是很雅很过瘾的事，于是这些故事化的曲子也能广为流传。

威：我还是觉得想象里的好，例如“筑”这种乐器，我最早知道是在《东周列国志》里，荆轲为了酬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携徐夫人匕首及燕国地图去诈降，行刺秦王，“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之，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之。”这就是说，那首苍凉千古的《易水歌》是高渐离用“筑”来伴奏的，后来高渐离继承荆轲的遗愿，在筑里灌铅，并用两年多的时间，逐步接近秦皇，投其所好。终于在遭受挖掉双目的酷刑之后，持筑对专制者发起攻击。我一次次地根据这种故事想象筑的形状和声音，真是心醉神迷。可直到去年，我才在考古杂志上，读到在西汉古墓长沙马王堆里发现失传乐器筑的报道，里面写道：“筑身窄长，筑颈呈三角形，可以看见，以前曾有五根弦，一根压三角顶棱、两根贴着左侧的斜面，另两根顺着右侧斜面。五根弦分在徵、羽、宫、商、角；西侧的筑弦被扼住后，又分别变成羽、变宫、宫、角、变徵五声。”

峪：你说得不错，其实任何一种曲谱及乐器都是尸体，你不动它，它也就一天天地腐烂了；如果你象音乐学院的学生一样，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照搬，也没意思，你在照搬尸体呢。一个好的琴者，应该象你刚才阐释“筑”那样，把活人的精气吹灌进去，使尸体动起来，使尸体在你跟前跳舞。有人弄一辈子也只能达到琴匠的水平，教学生混饭还可以，就别谈什么境界了。

大约五年前，几十位海内外古琴高手荟萃成都，台湾、美国、欧洲的都有，我陪他们上了峨嵋山的金顶，正是隆冬，寒风怒号，天地浑然素白。当夜清月登空，云涛滚滚如万千银鱼雀跃，众高手面对奇境，却畏缩不前，我一时逞能，竟吩咐徒弟摆几于舍身崖上，老夫盘膝而坐，抚琴高歌李白的“明月出天山”，动情之处，云翻浪涌，天公陡降大雪，这是自然界的听众在哗哗地鼓掌呢！我边抚边唱边用心聆听那极为深远的回声，感觉自己一直就在舍身崖上坐着。我是一块老石头，一直在与山川对话。蓦然，我猛一睁眼，看见了佛光，那佛光象动荡的水井，在云海边一圈一圈朝上翻，在两个光环之间，我看见了盘膝合掌的佛，在佛的跟前，也摆着一张琴，我真忍不住诱惑想跳过去，抚一抚那张琴！

威：许多人就这样跳下崖去，那佛就是您自己呀。

峪：我知道，但我也知道这琴声这歌声不是我能发出的，是大自然在借尸还魂，是融入大自然的祖先在借尸还魂。我们身体在变轻变薄，终于象一具空壳在雪里化掉，我再唱“明月出天山”，我反复唱，我清醒地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刹那，我在苍海桑田中积蓄了几十年，就为了这一刹那，永恒的听众，《高山流水》的神话终于被粉碎了，愈伯牙和钟子期算什么？

威：您对《高山流水》耿耿于怀？

峪：根本就没有这支曲子，俞伯牙的境界，来源于樵夫钟子期的两句赞叹：“巍巍乎，其志在高山”；“浩浩乎，其志在流水。”这一静一动，或静与动的互相包含，涵盖了东方的全部哲理。但是在这讲得清楚的哲理之上，有讲不清楚的更高妙的东西，象《道德经》里说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古琴里的“玄之又玄”，就是听众的唯一，最后达到琴者和听众都是自己。但你又能从“自己”中触摸到众妙之门。众，大也，多也，普天之下也。那么钟子期就是另一个俞伯牙，子期病死，伯牙毁琴相祭，并发誓终身不再抚琴的真正原因是，他再也弄不下去了，《高山流水》是一支心死之曲。古往今来，没有一个高手能谱出心死之曲。

威：现在流传的《高山流水》怎么样？

峪：据说是根据失传的《高山流水》之意境重新谱写的，大约是明代的作品。我想，汉、唐、宋也应该有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山流水”，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此雅兴，也可以弄。所以社会上流传的《高山流水》的琴谱版本有五、六种之多，有将“高山”和“流水”分作两支曲子的，也有合在一块的，更可笑的还有古乐合奏曲，据说还是音乐学院的教授搞的，在剧院里演出，挺卖座。俞伯牙果真有如此众多的知音？这个社会呀，只要炒作得好，不伦不类的东西也赚钱。

威：您出的碟子也不少。前天我还在盗版碟市场上，看见了好几种，封皮上有“蜀派古琴大师王峪”的字样，照片很具飘然仙逝的味儿，我猜测可能是您在峨眉金顶让人拍摄的。

峪：你的意思是我也炒作？当然，我是人，要穿衣吃饭，前几年，我感觉精气充沛，腿脚也灵便，就到处走走，以琴会友，我还上过电视。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我这辈子只会弄琴，能卖艺糊口养家，当然再方便不过。不瞒你说，我还收过学徒，然而某个晚上，我突然从电视里看见一个盛况空前的古筝大会，大约有上百个戴红领巾的小孩，面临泰山日出，摇头晃脑地齐奏雅调，令人大开眼界。我却吃惊得半晌吭不了声。圣贤之乐竟成儿戏！而且在宏扬传统文化的名义下进行。惭愧之余，我将所有的学徒扫地出门，也搞得自己心气不畅。唉，世风日下，艺人何为？

威：我能理解先生。

峪：上次金顶抚琴见佛是我人生中的极致，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物我相忘的好时光了。如果说运作，也是别人的事，因为当时的琴声和自然之声都被录了下来，制成了光碟，在世界各地流传。整整三个小时呀，要是平常，人都冻僵了，而我却觉得一股滚烫的体液从丹田持续不断地涌出来，我的手指异常灵活，最后，雪在我的身上堆积起来，眉毛还凝着两根冰柱，然而当我在尾声引吭长啸时，雪卜地一下抖散开去……我徒弟扑过来，给我裹上棉大衣，拥我入房烤火，人们都向我这个八十二岁的寿星敬酒。

威：我记得你病过一次。

峪：对，病过一次，痊愈后骨节僵硬，就很少弄琴了。但我还是保持焚香、净手、凭几默思的习惯。这是一种姿态，面对琴，你不一定要抚它。你听听，外面多热闹，通宵不停地打桩，又一幢高楼大厦要建起来了，比左边窗外的这幢还要气势宏伟。才短短的两年时间，我这房外的僻静小街就已荡然无存，那掩蔽着小街的一棵棵大树还是解放初期栽的，不过一天功夫，全砍翻运走。我已失去了习惯已久的弄琴的环境，象你说的，乐器也有灵性呀。

威：斗胆问一句，先生今天抚琴是因为我吗？

峪：其实在我沉思默想的时候，心里已经在抚琴了，客人来访，我就应着心音动手，保持一种连续性的冥想。

威：与听众无关？

峪：何为听众？从前，敝舍周围，绿荫连绵，夜半推窗，随缘一曲，满街都能听见。那时如果你在街上路过，会以为自己走在汉、唐或宋朝的某条街上。而现在，我根本就不敢开窗，你看，有窗的地方都装成墙了。三面墙，挂了六张琴，一张为晚唐琴，一张为宋，其它都是明以下。我在家中与它们为伴，能从唐琴幽黑的纹理中，听出隐约的奔马之声，还能想象接纳百川的丝绸之路，长安郊外，各类踏青人长袖飘飘的姿态；而宋琴焦黄，严谨的书卷气却隐伏着连绵不绝的流离失所。这些年代久远的乐器，听众为谁？

威：先生可否给我讲讲蜀派古琴的渊源？

峪：这有很多种说法，我无意饶舌，挑起派内纷争，况且先师早有遗训。古琴也同文坛和政坛一样，有在野和在朝之分，有学院和民间之别，进入学院也就等于在朝，教学生、拿教授级别的俸禄，整理、讨论、甄别古谱，撰颂新篇，并编纂乐史。有时也为达官贵人演奏，成为国家级的权威；而在野也就等于民间，通过自发组织的琴会较技，自视清高，自得其乐，到后来自生自灭如我。

威：我从来不读现代人编撰的历史书，因为改动太大了，最终你不知道历史是随心所欲呢，还是有严格的尺度。比如唐韬（左弓上山下文）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大作家沈从文只有寥寥几行，大约还是汉奸文学的代表，张爱玲等人根本没写。而李季和贺敬之都占了大量篇幅，似乎只有革命立场坚定才是好作家。因此，先生您莫悲观，您想想从古至今，产生了那么多好的古琴曲，又有几支是在朝的教授弄出来的？

峪：谢谢你给我鼓劲，但我已八十七岁，朽木不可雕也。这样吧，我们结为忘年之交，我送你一盘碟子，这第一曲《广陵散》还过得去。

威：这《广陵散》也是伪托之作么？

峪：对。因为嵇康在被刽子手砍头之前，抚琴一曲，然后愤然摔琴而叹曰：“《广陵散》兹此绝矣！”遂引颈就刑，连曲作者本人都说“绝矣”，后来流传的《广陵散》当然是假借嵇康之名。不过，这支曲子同《高山流水》不一样，它似乎深得嵇康和魏晋竹林七贤之神髓，悲怆而激烈。它的另一个名字叫《聂政刺韩王曲》，聂政你知道，春秋的大刺客，为报父仇，隐姓埋名多年，终于行刺成功，与残暴的韩王同归于尽。在毙命之际，聂政怕株连亲人和同伙，竟自毁其面，令他人无法辨认。而其姐却在弟弟曝尸街头的时候挺身而出，披麻戴孝收殓遗骨，可谓大义凛然——《广陵散》叙述了这个故事，并且通过被冤杀的文人嵇康之口——他多想做一个刺客啊。

威：先生，您也是个刺客，您在这支曲子里向现代社会行刺。世代相传的汉人血脉被腰斩，被接上；再次被腰斩，再次被接上。我觉得在一次次空前的掘墓鞭尸的文化浩劫之后，好的东西都流落到民间，从《高山流水》、《苏武牧羊》到《广陵散》，都是民间的精气凝聚而成，所以《红楼梦》里也讲：“悲凉之雾，遍及华林”。而历朝历代的暴君所干的，正是肃清民间邪说，以正朝冈。天下清明，百姓都不敢讲话，民间的好东西就被烧、被封，被故意“失传”。久而久之，人们就习惯了遗忘，习惯了用朝廷规定的语气说话，奏乐。再久而久之，这个民族就没有历史，没有音乐，更没有文化。先生，您要保重，尽可能把扎根于您心中的好东西保存得完整一些。祝您长寿。

3.打工仔赵二

采访缘起：

除了北京和广州，成都算是外地打工仔最集中的城市，九眼桥一带的劳务市场长期火爆，在桥下蔓延了几站地。我曾伪装成招工老板，横贯其间，与男女讨价还价，企图以此诱出些真实民情，但没人愿在生存竞争中与我瞎扯。

赵二是我在新南门附近的巷内碰上的露宿者，40多岁，川北某县人，挖过煤，外出打工已经七年。因一起露宿的同伙皆呼“赵二”，我也就入俗套近乎，用十元钱买下这篇谈话。

时为1999年1月12日晚上9点钟，阴有小雨，气温摄氏4度。

老威：大冷天，为啥露宿街头呢？

赵二：这不是街头，你看，上有塑料雨棚，下有隔湿的油布，再铺条棉絮，把被子连脑壳带脚一裹，啥感觉都没有，一闭眼就天亮了。出门在外，贱点好，贱点饿不死。

老威：想家么？

赵二：家有啥好想的？婆娘娃儿一大堆，一想就心烦。

老威：你们老家不搞计划生育？

赵二：搞，多生一个，罚款三千。我没钱你拿啥子罚？现在又不是前几年，动不动就掀房子，动不动就满山遍野地撵婆娘，几个人按倒安环。环一塞进去，筷子都夹不出来。宋丹丹演过《超生游击队》，挖苦我们这种人带着大肚子婆娘全国到处下崽崽，她就没考虑，路费由哪个出？伙食咋解决？现在火车也不好混，即使上了车，走不了几站就被赶下来。我三个女儿都是在本地生的，计生办上门来，黑咕弄冬啥都瞅不清，朝里再跨一步，灰盆子又踩翻了。我一个女儿在吃奶，另两个女儿扭住阿姨就要糖吃，从此计生办再不上门了。

老威：穷到这份，生这么多干啥？

赵二：我穷，我背运，我认了，但鸡巴不能认。我浑身上下就这宝贝是硬的，多下种，将来好打翻身仗。乡巴佬嘛，也没钱上夜总会，我们的夜总会就在床上，黑灯瞎火没事做，就按住婆娘上夜总会。人穷虱子多，婆娘的肚皮稍不留神就大了，怪哪个？她想得儿，儿偏不来。

老威：你想省些钱寄回家吧？看你这么节约，连住店的钱都舍不得。

赵二：我有大半年没寄钱了。

老威：她们在家咋办？

赵二：自谋生路嘛。乡下娃又不是金枝玉叶，养到两、三岁，只要走路的步子稳，一般就会讨饭要东西了；再不行，舔盘子也养人。我婆娘带着她们在县城里逛，熟门熟路的，说不定收入比我可观。我发觉，娃娃越金贵越难养，白白胖胖还三天两头上医院。我的娃，风吹雨打从不生病，像树苗，你不管它，眨眼功夫又冒高一切。

老威：你这当爹的的确想得开。

赵二：我自身难保。他们至少还有个窝，我却睡街沿。这一溜十几个人，就数我年纪大。这儿离九眼桥劳务市场近，明天我得赶早去，找家餐馆打工。我的肚子又饿了，天还没黑时，我想的是上建筑工地，卖苦力钱要多些。肚子一空，寒气一上来了，我最想的就是小面馆，热乎乎的一大碗下去。从殡仪馆门口过去十几步，有家胖大嫂面馆，三元钱一斗碗，吃了还可以添面，除了潲子不能添。

前天我们一伙六个人去，都添了三次面，把老板娘吃瓜了。我把全市的面馆比较了一下，就这家最实惠。九眼桥下的面虽说只要两元，素面只要一元，但一碗挑起来就那么一夹，我连吃三碗才半饱。有一次，我饿昏了，吃了七碗面。

老威：看来你对面食比对儿女有感情。

赵二：老板，你能不能给碗面钱？

老威：给你十元钱。你莫做动作，惊动了其它人，都来要钱，我给不起。喂，你家里有多少地？

赵二：我没地，我是矿工。

老威：下岗工人？算了吧，你这样子还冒充下岗工人？

赵二：不是国营企业，是专挖国营企业墙角的小煤窑。比如大煤矿从山那边打洞，我们就从这边，远处一望，一匹山梁弄得像蜂窝煤。小煤窑的入口像狗洞，我们只能肩拖着煤筐爬进去，胳膊伸直了要碰脑壳，只能学解放军练兵，倒拐支着朝前挪。煤窑斜着下，像一个酒瓶子，只有下到底才能挖煤。唉，伸手不见五指啊。

老威：你们没有矿灯和风镐？

赵二：你是电影里见的？我们这种贼矿工没有那种矿灯帽，都在头上绑把手电筒，风镐更不能用，一发电，山体震动大，山那边很快就发现了，更要命的是塌方，洞里都是临时性木桩，经不起震。这种累死牛的活儿，我陆陆续续干了许多年，一天才挣几块钱，一张脸从来没洗干净过，有时太累了，一回家卸下行头，就倒下睡。天长日久，你看我这后颈窝，这倒拐子，黑碴碴的，洗不掉，哪怕搓层油皮下来也不行，煤印子浸进肉里了。

老威：不在家挖煤，跑出来干啥？

赵二：80年代还凑和糊口，90年代就不行了。几块钱能买啥，恐怕钻一天煤窑，连肚子都填不饱。乡上太黑了，我们偷煤他们赚钱，干部都盖了宅子。大煤矿亏损，发不起工资，帐也算在我们头上，工人一见我们就咬牙切齿。最后，小煤窑的人跑了一半多，工钱少还能忍耐，万一哪天惹急了，那边工人来堵洞子，不死路一条？唉，一个乡一个村，男的女的，只要走得动路的，都朝外跑，男的卖苦力女的当鸡，都想得开。我婆娘幸好有三个娃拖着，只能在县城荡，否则我一离开，哪个晓得她干啥去？两个月前，我在九眼桥还碰到一个熟人，天都擦黑了，还不收摊子，还在喊“擦皮鞋”，我瞅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像本村张狗嘴的婆娘，结果硬是，原来在擦黄色皮鞋。

老威：啥意思？

赵二：就是专门在天黑时出来擦皮鞋，借幌子找客户，擦着擦着，手就摸客人的脚脖子。接着边擦边砍价，能给50元钱算大老板，当然，年轻奶大的，容易成交，老点的比较困难，像狗嘴婆娘，快30了，你想想，乡下女的30是啥概念？生过娃，奶子都垮齐裤腰了。卖不起钱，20元算不错了，也有10元一炮的，这是底价，婆娘们想起都难受。我拉偏三轮那阵，还比较风光，隔三岔五打肉牙祭，10元给过，20元也给过，有一次手紧，就试着刹到5元，不提防当头挨了一鞋刷子。我想还手，那泼妇叉起腰站起来说：“把胯风给你吞两口，不收钱！”我说：“你这么老。”泼妇说：“老就贱？那你比我老得多，我倒出5元钱买你的屁眼儿，干不干？”

老威：骂得好，你他妈也太过份了。

赵二：我挣钱容易么？我刚到成都，挖楼房地基，一方土几块钱。我干一年多，才存了200元，托人买了辆偏三轮，开始还兴奋了一阵，后来就经常被撵得鸡飞狗跳，霉的时候，一天也挣不了5元钱。况且，水灵的，乖巧的，嘴皮翻得出花儿的都上夜总会，档次低的，也有发廊和卡拉OK厅。小婆娘学东西快，没几天，普通话也操起了，打粉扭屁股也会了，还有挣钱买假文凭的，听说是为了傍大款跳槽，彻底换装苞谷屎的肚肠。只有卖不起价的货，才在街上摆摊，5块钱真的差不多，九眼桥最便宜的店，就5元住一夜。

老威：你为啥不住便宜店？

赵二：刚来那阵经常住，挖土住工棚，拉偏三轮租房，几个人合租，一个月才出几十块钱。后来我的车被没收，山穷水尽，就住不起房了。今晚本想住5元店，去晚了，客满。

老威：在哪儿？这么打挤？

赵二：九眼桥旁边，好长一溜塑料棚，还有正在折迁的平房，白天摆摊卖百货，晚上围起来架成通铺。没床位，屁股大的一间，能挤七、八个，当然，十几个也挤得下，这铺有弹性，冬天人多，挤着也热和，有时，还热得蹬被子，打个屁也出汗。他妈的，老板守在门口收钱，不断叫：“再挤一点，再挤一点，都是出门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发财目标，挤到一起来了。”

老威：你没挤得下？

赵二：我挤了好几个地方，却崩地一下爆出来。昨晚我去得早，睡在最里头，不料半夜屙尿，一回头铺就没了。我挤了半天，七、八只脚将我朝门外蹬。我气惨了，拖起铺盖，想找老板退钱，可半夜三更哪有人？只好裹起被子靠门坐到天亮。还是这宽敞，如果是热天，就舒服了。

老威：你拉了几年偏三轮？

赵二：两年多。

老威：两年多才被缴了一辆车，你算有本事。

赵二：我被缴了三辆车，也不算多，好多人一年就要损失四、五辆。

老威：成都市拉偏三轮的有十几万吧，既影响市容，又抢了人家正规三轮车的饭碗。

赵二：靠劳力吃饭，总比偷抢正当。我只气不过这一行的社会待遇和小偷差不多。只要一听说警车来了，大家马上蹬起车飞逃，像一群挨了竹竿的下河鸭子，恨不得长出翅膀冲上天。我的第一辆车就是在白果林附近遭缴的，本来偏三轮都有固定的地盘，比如我在五块石、高笋塘、长途汽车站一转拉，一般就不出这个范围。人熟地熟，警车还没拢，就有人飞叉叉地沿途报信：“端窝子的来了！

端窝子的来了！”于是所有的偏三轮都掉头，见尿巷子就钻，拐进居民院脱了险，还可以锁上车，出街来看热闹。唉，我每次倒霉都是贪心，人家价钱一出高，就不晓得东南西北了。那次，从长途站到白果林，我不想去，就乱喊10元，那婆娘还8元。并且一口一个师傅，叫得人麻酥酥的。我一横心，反正是星期天，路线又是二环，就答应了。那是97年夏天，外地人坐偏三轮又便宜又凉快，虽然二环路灰尘大，但沿途观光嘛。我蹬了将近一个小时，背心湿透了，就干脆光着脊梁。那婆娘躲在遮阳伞下，还关心我感不感冒。唉，我这人贱，客人说话一平等，我的舌头就长，向人家介绍好耍的公园，省钱的商场，老地名等等，仿佛是老成都。其实我也是吹得闹热。

我绕开好几个有交警的大口子，走营门口立交桥再穿金鱼村，过交警四大队都顺利，偏偏拐过中新路口，就见摩托堵了过来，好几辆，把来回方向都拦断了。我吓得没主意，就转头朝坡上冲，冲了几盘车都倒退。最后上去了，是个居民大院，我拉着个婆娘在几栋楼房之间疯转，她也骇惨了，试了几次，都不敢跳车，就拿伞戳我的光背，背都出血了，还不停车，她就举起伞打我，脚还在下面踢，我十几元买的遮阳伞被她打成刷刷。后来，摩托还是把我堵死在墙里。妈哟，我心疼的！刚刚才把车的本钱挣回来！我死死地抱住车把子不放，泪水和汗水，在脸上都分不清了，最后，车还是被缴了。停在路边的大卡车上，偏三轮冒央央的，车屁股还挂了七、八辆。我跟着车撵了一条街，有屁的用？我只有往回走，走了好几个钟头，还没拢家，心里空捞捞，差点就弄疯逑了。怪只怪自己贪心跑长途，车没了，伞也没了，连8元力钱都没收！那婆娘还当警察面闹着要我赔偿精神损失。

老威：偏三轮的交通隐患大，不整治就泛滥成灾了。喂，你不会只跑二环路以外？

赵二：二环路外盲流多，治安复杂，经常遇到白坐车的。

老威：连三轮钱也给不起？

赵二：地头蛇，惹不起。他没向你抽人头税，就是天大的人情。况且拉贼三轮的，真碰上敲诈，也不敢报案，到了派出所，你算自投罗网。五块石一带，小偷都抱成团，金堂帮、新津帮，帮与帮还常打群架，动刀子呢。

老威：伤人么？

赵二：连肠子都挑出来了，就用我的三轮，拉到一个小诊所缝合，嘿，啥子医生，戴个老花镜，像老娘们纳鞋底一般，把线扯得呼呼响，血淌个不停，就在手术床下放个洋瓷盆，哒哒哒，把医生护士的裤脚都溅湿了。我见得多了，一般死不了。最狠的数彝胞，黑压压的一大片，在马路两旁蹲着，像秃头鹰，他们白天披着察尔瓦一蹲就是一天，好象不吃不喝，只有随地大小便，才挪动位置。半年前，五块石还是他们的地盘，内地贼帮不敢惹，只有撤退，他们管彝胞叫“乌云”。

老威：这倒很形象。

赵二：彝胞特懒，如果不是饿急了，一般不抢行人，可是专抢小偷，只要见你得手，他们就黑压压地跟上你，然后展开察尔瓦，把你围在中间，“哦！哦！哦！”一顿怪叫。识相的交出钱包则罢，若要反抗，彝胞的刀拔得比你快，并且在毒药里浸过，随便挑你一下就要感染，伤口溃烂，几个月好不了。

老威：小偷成了彝胞的打工仔了。

赵二：差不多。所以彝胞迁移到哪里，哪里的小偷和强盗就绝迹。结果，彝胞就自己动手。一般在深更半夜，彝胞像夜猫子，挨门挨户地袭击居民小区，只要一根带钩的绳子，他们就能飞檐走壁，这都是山区练出来的，只要没上年纪，几乎个个都是爬岩的高手。彝胞的特点是见啥收啥，阳台上挂的香肠、腊肉、衣服，甚至奶娃子的尿布，都一齐装进察尔瓦里，如果入了室，只要是搬不走的东西，冰箱、洗衣机、沙衣等等，都统统砸个稀巴烂，所以民愤极大。每年警察都要清剿彝胞聚集的地方，拉一大网，连耗子也逃不掉。除了有作案嫌疑的，不管男女老幼，全部遣送回去。彝胞最害怕这个，一见警察就四处乱窜，有的还朝下水道里钻。下面在钻，上面在掀石板，硬拖出来，裤子都掉了。这样整治过后，得清静20多天，贼娃帮才会卷土重来，这下子，住家户拍手叫好，过路行人却惨了。

老威：你见过扒窃么？

赵二：两年前还是单个的贼，悄悄摸人家钱包，现在结成帮，就明目张胆抢了。扯耳环、项链，几个人把女娃子的手掰开，倒抹戒指，最容易糟的是花枝招展的婆娘，挎一个巴掌大的皮包，屁股把人的眼睛都扭昏了。嘿，一眨眼，皮包带就被割断了，有时不是割，简直是硬生生地扯，你喊抓贼，谨防后脑勺挨一石头。有一次，我拉一个老板过老成摸彭路口，那老板长得像匹山，还喂喂打手机，把我累闭气了，不料从背后扑上来六、七个人，勒颈项、扭手、抱脚，差点把车子都按翻了。他妈的，老板衣裤所有的兜都被抖出来，皮带也被抽了，连内裤也伸进手去捏了个遍，最后，公文包、手机、皮鞋全被拿去，老板求把皮鞋留下，否则不好走路。贼说这盘收获不多，要把皮鞋提回去，撬底子，看彝没彝宝贝。老板被抢得瓜兮兮的，那么大个人，还捂着脸哭了半天。

老威：你是啥东西，看着大白天抢劫也不报警？

赵二：我走得开么？我腿都吓抽筋了。况且，这种事不是一次两次。我管？找死啦？

老威：那你当时咋想的？

赵二：我就想着我的车，万一摔坏了，修理还得花钱，所以在旁边干着急。那老板笨得像狗熊，看模样倒像有武功。我帮着那些人推他，他就是赖在车上。后来，我问他要车钱，他还骂人。

老威：有觉悟，真他妈有觉悟。

赵二：先生你是讽刺我吧？我这个等级的人，也值得你讽刺？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我已流落街头了，没有做英雄好汉的本钱。虽然，到处都在放英雄好汉的录相，我经常看，一块钱，看两部，还有一杯面面茶。前头巷子拐弯，就有四、五家，塑料棚子里黑麻麻坐了好几十个人，都是打工仔。这就是我们的娱乐，天天看录相，就说明运气好，工打得顺。先生，你是记者吧？记者还是有做英雄的本钱，管闲事受了伤，报纸要登，电视要演，自己不出医药费，说不定还要得奖金。

老威：你在胡说八道，我记得九眼桥和五块石都整治过好多次，警察花了大力气。

赵二：这世道穷人太多，都想发横财，我没去偷，就算有觉悟了。这雨已经下了十来天，明天会咋样呢？鬼晓得。

4.嫖客唐东升

采访缘起:

老唐是我80年代的文学朋友，而今做了书商，为了生意应酬，染上了嫖瘾。1995年8月1日夜，我与一些熟人，被招待进成都高新区的一家夜总会，本想借机采访嫖客，不料迎头撞上老唐。我与老唐八年没见了，在这种场合重逢，哈哈一笑，都把对方当成了嫖客。这再好不过，访问顺利进行。老唐比我大两岁，生活中一惯好为人师，这一次我似乎又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老威：这不是老唐么？没想到在这种场合撞见你。

唐东升：咋没想到？你不是也到这种场合来了吗？

老威：嘿嘿，你把我反问住了。是的是的，这两年我啥地方都有兴趣，像条猎狗，见洞就钻。你别误会，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个很正统的书生，模范丈夫。朋友们都私下里议论说，你的老婆挺有福气。

唐东升：你可千万别捅到我老婆哪儿去。

老威：怕了？

唐东升：有点。

老威：怕还嫖？

唐东升：入了夜总会的门，我就不是从前你在单位上见到的那个一板一眼的老唐了。现在，我下岗了，做图书批发生意，也算发了点小财。做生意嘛，免不了应酬。而今吃喝平常事，关系深的客户，还得招待人嫖。最先是人家招待我，要包间，要小姐，弄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你知道，我把家庭看得重，老婆跟我吃过不少苦，我就是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才经商的。可是换一种场合，我这人人称赞的美德就成了笑柄，一个男人，连陌生女人的屁股都没摸过，也太苍白了点。40岁以前，我的确只与我老婆睡过觉。

老威：第一次要小姐的感觉怎样？

唐东升：一场虚惊，小姐一进来就与我挨得紧紧的，把我逼到死角，说话都结巴了。小姐提议点歌，我唱不了卡拉OK那种节奏的歌，跳舞呢，当然更不会。真的枉为人生。看身边的人个个搂着小姐，啥动作都做，我怀疑是在做梦呢，若是十多年前，早被抓进牢里了，中国的变化也真大。我的朋友们都劝，老唐，你就把这儿当作自由市场买东西嘛，按质论价。我反驳说，什么买东西？这是大活人嘛。逗得嫖客和小姐都轰堂大笑。陪我的小姐说，没错，这是做生意。后来，朋友们为了我，都没开房间过夜，搞得我不好意思，觉得欠了人家的情。再后来，一帮朋友到都江堰的龙池风景区，那儿的小姐质优价廉，我一沾上手，就觉得另外一个自由天地打开了，什么家庭、责任、道德、传统，全他妈是反人性的。通过嫖，我也把自己的“丑恶面目”认清了。原来我前半生是在虚幻的道德约束中慢性自杀。

老威：你这是用自己的现在否定过去，其实哪一种生存方式更好，你也没想得清楚。

唐东升：你在玩哲学，而我是在体验。

老威：都谈不上，因为中国人缺乏宗教背景，哲学或体验就显得特别世俗。文化大革命只能算邪教，那时中国民众都将自己的性本能转移到偶像崇拜上，这是49年以来的极端理想主义的顶峰，它在消灭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消灭性病的旷世奇迹。而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道德水准在物欲的刺激下，直线下滑到动物现实主义，似乎每个人都醒悟了，原来世上还有这么多好东西没享受！

唐东升：一点不错，爱领袖不如爱自己，这也是文革反思结论之一。如果人人都爱自己，社会就进步了，因为愚弄不了谁。以前通奸，破坏军婚都是挺严重的罪，现在去留自便。再加上有明的暗的三陪小姐，解决问题方便。有钱啥不能干，何必要惹麻烦？原先我以为小姐们都是因为贫困，因为种种难言之隐，被迫从事卖淫，后来才知道，这也是工作。我第一次嫖的是一位隆昌乡下姑娘，虽然做作，但还是尽职尽责，在旅游旺季，她一个月要接一百多位客。我问她为什么进成都干这个？她回答：我喜欢这个，我感激成都人民，他们让我发财，要不，我将一辈子窝在乡下。”她还说她喜欢边干活边聊天，那样挺起兴。情绪一旦调动起来，既舒服了身体，又赚了钱，还深入了解了男性世界。做小姐的只要心细，就能从一百个男人中尝到一百种滋味，当然不会全是快活。不快活的时候也要强作欢颜。这样逆来顺受地搞几年，攒足钱，就可隐瞒历史，安装人工处女膜，嫁个好老公。我要用千锤百炼的本事把老公伺候舒服，让他天天都围着我转。国外不是讲究试婚么？当小姐就是试婚。

老威：这小姐的心眼不坏。

唐东升：岂止不坏，简直是贤妻良母的料，我敢说，做过三陪的一旦从良，温柔劲绝不下于纯情淑女。我和老婆的感情是邻里公认的，结婚前信誓旦旦就别提了，成家后也知冷知热，挑不出毛病。但这相敬如宾的夫妻关系，肯定有问题。我们的性生活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按步就班的公式。先摸哪儿，后摸哪儿，哪儿有块疤，哪儿有颗痣，我都滚瓜烂熟。稍微要创点新，也得提前商量。而且互相都知根知底，象长期周旋的两个间谍，一方翘屁股，另一方就能猜中这家伙将放那门子的屁。我心里把老婆叫“诰命夫人”，皇上赐了牌坊的。

老威：你就不能多读读《家庭医生》，夫妇共同改善性生活。当然，看些一级毛片，掉换掉换性交姿式也很必要，这是科学，不是淫荡。

唐东升:哪能教老婆这些？万一她把种种招数反过来回敬老公怎么办？她身体比我好，我就怕她性心理觉醒。

老威：你是内外交困吧？40多岁的人了，注意身子骨。

唐东升：我有伟哥，走私进来也得200元一颗。伟哥的发明是对人类私生活质量的提升，它的意义相当于人类首次发射宇宙飞船。它不象其它春药，强烈刺激器官，过度地消耗体能，而是调节人的身心，增强活力和自信，它的药效能维持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没有副作用。

老威：你成了春药广告商了。那你的性能力靠药物支撑？

唐东升：笑话，今年我才见到伟哥。今年以前，我仍然炮炮中靶，从不临阵脱逃。注意在调情时少喝酒，有的小姐职业道德差些，拼命灌客人酒，以此可以偷懒。享受生活得保持清醒，自由支配身体的每一部分，否则，就不叫享受生活。另外，接触前多搓搓自己的大腿根和脚心，向天空打几下空拳。这是在激励斗志的同时，向小姐示威。

老威：骇住对方了吗？

唐东升：活跃气氛而己。小姐见我这样，不是笑，就是做出一幅惊恐万状的样子，双臂紧夹护胸，如剥掉了羽毛的麻雀。当然，笑、恐慌、哭都能让我起兴，至少不象“诰命夫人”，在床中央坚如磐石。接着，我一上身小姐就陶醉得叫开了。叫春的水平也同身价有关，不能他妈的乱叫一气。几乎每个嫖客都喜欢让小姐吹箫，不是直通通地吹，而要卷舌头，发出啧啧的称赞声，吹得硬了，红红的枪管象要喷出火来，然后再歇一会儿，用冰镇矿泉水浸泡，吱的一声，铁匠在淬火呢，最后才是叮叮当当地打铁。让小姐在铁砧上翻，尽量做动作，多淬几次火。

老威：你太折磨人了。

唐东升：这是劳动，我做生意挣钱也不容易，消费就要优质服务。当然，碰见档次高的小姐，我也犯不着来这种“冰山烈火”。我在交配时，最怕别人赞美我的阳物，可有点文化的小姐一见，就大惊小怪地喊：“哎哟，先生！”接着就是“好大呀，我怕我受不了。”一听这类奉承，我就浑身酥麻，触电一般抖，没抽动几下就必射无疑。

老威：你在外面乱搞，你老婆就没察觉？

唐东升：我老婆是人精，一见我周围那些生意朋友，就能猜出所谓应酬是些什么内容。一味否认，抵赖肯定不行，久走夜路必撞鬼。比如老婆问：“今夜到哪儿谈生意？”你不能吱吱吾吾回答“在茶楼”“在某某馆子”“在某某家里”，否则她进一步追问，你就穷途未路了。你要大大方方地说：“在夜总会。”老婆又问：“请不请小姐？”你答：“大家都请，我也不能例外，放在一旁，当个摆设嘛。”“只是摆设？”老婆还不放心，“现在已经凌晨三点了。”你答：“哪怕五点我也要回家睡觉，我没在外过夜的习惯。”

老威：你经常撒谎累不累？

唐东升：我就这个命，瞒得了多久算多久，前天我把内裤穿反了，回家被老婆逮个正着，要死要活的，我只好斩钉切铁，称天气闷热，在夜总会的卫生间冲了个凉。事后我一头虚汗地想，真是一物降一物，老婆这么刁，我还要服她管，可见人结婚不仅仅是需要合理的异性搭配。而是需要一个家，一个能够管理自己的具体的“小政府”。绝对自由找不到，即使找到了，也没劲，因为偷鸡摸狗的乐趣没有了。有时我觉得“诰命夫人”也怪可怜的。

老威：你在这上面的开销够大的。

唐东升：只要不被扫黄警察抓住罚款，应该说还过得去。干哪行钻哪行，毛主席说，万事万物都有规律。扫黄运动和中国其它运动一样，抽风一般，这段时间抽得紧，就得避避风头，假如耐不住寂寞，你就宁愿多出点血，上星级大酒楼，最近公安局才在报上出了通告，住二星级以上的旅客，男女同宿，不查结婚证，这个方便之门开得大。不过，这是必然趋势，去年广汉的税务部门就想公开向三陪小姐征税，引起新闻轰动，终于没有结果。这一步，国家如果迈出了，三陪小姐作为一种职业就有了合法性，哪下一步，就该发营业执照了。我在这儿预言，不出三五年，中国肯定出现“红灯区”。到时候，人们的家庭观念将经受一场八级地震。

老威：这不符合中国国情。

唐东升：什么国情？祖宗的规矩么？还不是要变。社会主义的颜色么？已经变了许多，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哪种国情更符合人性，你我心中都有数。过去我们认为，妓女是旧社会的毒瘤，必须铲除，几十年一轮回，现在又绕回来了。其实卖淫是一项极古老的职业，在唐朝，整个社会都注重文化修养，因此著名青楼招收雏妓，均要进行素质投资，让其在成年接客之前的几年中，学习琴棋书画，学习待人接物。从《唐宋传奇》里看，当时的高级艺妓往往同王孙贵族交住密切，其社会地位并不低贱。现在，我们应该将大唐精神发扬光大，不能落在其它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后面。等三陪小姐合法化后，就应该先办班，文化班、公共关系学班、生理、心理卫生班、性病专科班，然后考试、拿文凭、发营业执照。当然，定期的性病检查是免不了的，这样，卖淫作为一种未来产业就会越来越正规，让客户放心。

老威：你这算是嫖客的理想主义吧？可这样一弄，成本就高了。一般工薪阶层是嫖不起“官娼”的，据我了解，嫖客中找野鸡的人数是夜总会消费者的四倍。野鸡喜欢出没在城乡结合部的小卡拉OK厅，而根据地却在周边各县、各旅游点，在都江堰下面的一个镇上，歌厅就有50多家，以小姐众多，价格便宜吸引着八方骚客，几乎成了全镇支柱产业。那儿针插不进，扫不了黄，因为有地方保护主义。

唐东升：你说的镇子我去过，离都江堰不过十多公里。价格的确便宜，坐台费50元，打炮50元，除了在街头拉客的鸡，这儿算有村有店的最低价。去年冬天，我们十来人，开了辆中巴车去考察，还故意压价，连消费带打炮，一人只花60元。这算什么嫖，白送人肉给你呢。我们都要了两个小姐，各自领入炮房，他妈的里面一股刺鼻的霉味，墙面潺潺渗水，吓得我不敢上那滑腻腻的床。两位小姐倒挺乖，自己先脱了蹲在床上，体肥腿短，象两个大白猿。即使进了战场，不打肯定不行，要打，我的枪又卡壳了。两小姐扑上来又搓又啃，只好勉强弄了。退场后，见朋友们都哭丧着脸，一问，原来我的运气算好，房里还有床！而他们去的屋里只摆着一张污迹斑斑的破沙发，连遮屁股的布也没有。有人一来情绪就扭伤了腰。还有人隐隐约约感到隔壁有猪哼哼，就出来质问老板，不料老板笑眯眯地回答：“是猪圈，买不买腊肉？土猪肉腌的，不是饲料猪哟。”这是个沉痛教训，“便宜没好货”，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说实话扫黄我是赞成的，但要在扫野鸡和黑店的同时，保护正当营业的小姐。

老威：你得过性病么？

唐东升：三次淋病，一次尖锐湿疣。出入这种场所的人几乎都得过性病。淋病好治，打两针，几天就好了；尖锐湿疣是顽症，龟头长菜花，进医院，用激光烧了，又用小砂轮磨，可没过多久，菜花又发芽了，并且比第一次的泛围还广。我只好出差到北京治病，花了上万块钱不说，又要瞒老婆，又要做生意，心理负担特别大。

老威：你可以到小诊所去治嘛，谁叫你摆阔？

唐东升：小诊所？想死呀。报上天天都在揭露私人诊所性病专科的骗局。一般人染上这花病，不好意思，只好偷偷找一家私人诊所了断，谁知越想尽快了断越了不断，钱花了几兜，病却好不了。我的观点是，什么都找大地方，华西医大、中医学院、省医院，然后才是市级医院，径直奔男性病专科，大大方方地陈述病情，快刀斩乱麻。

老威：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看来，你有整套的嫖经，瘾是戒不掉了。

唐东升：其实不搞也死不了人。同吸毒、赌博相比，这是最容易戒的。但我为啥要戒？我没有对不起老婆，我从未想过离婚另寻新欢。我只是软弱、管不住自己。话说回来，如果我真能管住自己，就做不成生意了，嫖和赌，有时就是生意的一部分，你不同这帮人打成一片，银子从天上掉下来？依我看，嫖，只要不是滥嫖，只要经济能力允许嫖，还能起到稳固家庭的作用。嫖了之后回家，总能回忆起自己的过去，老婆的种种好处，不就是要把体内多余的液体放出来么？而老婆不是接受液体的容器，而是一种习惯，你和她已经养成了互相依赖的习惯。你想想，明知是恶习都难以戒掉，更别提好的习惯啦。当一个嫖客象西门庆那样脱阳而死时，为你守灵的，肯定不是三陪小姐，而是老婆孩子。柳永写给那些妓女的艳词真的没劲。

老威：你已经炼成人精了，感到后悔不？

唐东升：对，假如我只有三十岁，我也会象宋朝的青楼女人一样，为柳永夭折而哭。

老威：哭个屁，老鳄鱼。

5.嫖客耿东风

采访缘起：

老耿戒嫖在生意场引起反响，大伙都说他标新立异，这同十多年前的标新立异简直南辕北辙。看着，世纪末的风水有可能朝回转，正如欧美经历了若干次性解放，又绕回家庭寻精神血脉了。当我1999年重阳节采访老耿时，他断然否定了我上述盲目乐观的想法。其时，成都市面时冷时热，谁也搞不准明天流行太阳、小雨还是些微的凉风？一个外地朋友说，成都的绝妙在于高中低层的人民都能找到自己享乐的去处，除高级宾馆、夜总会及旅游胜地外，发廊、药店及烂馆子几乎配套存在于每条街巷，而乡下民工进的是大棚录像馆，门票一元，看两三部港台打斗或言情片。看来，老耿戒嫖不太合时宜？

老威：听说你戒嫖了，老耿，我不太相信。

耿东风：你不信算球了。

老威：好大的火气！憋太久了吧？

耿东风：你也这么轻浮，

老威：你又不是经常出入风月场的人，干吗象苍蝇一样叮着嫖呀赌这些破事？你的精神有缺陷。

耿东风：〖HT〗你在嘲笑我？

老威：没有。我羡慕你，至少在有时候。生活单调、乏味，除了写作，除了找朋友喝茶，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我土生土长在这座陌生城市里，经常觉得自己没长大，还是含着手指头站在尘土飞扬中打量行人的痴呆孩子。我几十岁了，注定了是这种命？我就不可以寻一些刺激和变化？

耿东风：你没事找事，老威。你老婆多好，眼睛充满清纯，仿佛刚刚在打量这个暗伏杀机的世界。干什么事都有成本，家庭之所以永恒，就是两个人的结合可以把时间成本降到最低。性生活免费，情感免费，生活开支纳入长期的计划，除了养育孩子，你尽可以干喜欢的事。别打插，还不满足呀，这些年你写了多少东西！女人算啥，交配了，然后消失掉，然而你记录交配的文字留下来，你老了，再回头读这些文字，会热泪盈眶的。

老威：你是嫖客吗？什么时候提升到文学高度了？

耿东风：我是地地道道的嫖客，80年代末，全中国人民还没醒的时候，我就开始嫖了。我是个把书本当真的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描写过妓院，或婚外恋情。那么，人的本性肯定好不了。我没有老唐虚伪，有手腕，把老婆哄得一往情深，我老婆是妇产科主任，天天接触堕胎、私生子或种种妇科疑难杂症，凭本能也能把男人的德性透视得一情二楚。她与我的谈判结果是，嫖，适可而止；找情人，绝对不行。她也晓得生意场上，没一个男人下身是干净的。顺便提一句，她拜读过你的《嫖客唐东升》，竟盯住我捧腹大笑，说：“老威把你们这帮臭虫都嫖了。”

老威：你老婆是所有男人的知音，你在家咋过日子啊？

耿东风：她一手遮天，又网开一面，战争年代，绝对是女将军的料，女儿也被她训得刚强果敢，小小年纪，就是少先队大队长，还天天练一小时空手道。我在家里没地位，只好拼命做生意。书发得一般，枪倒是越打越出名。我有个怪癖，性高潮时不由自主地拍打小姐的屁股，啪啪啪，发出整齐的节奏。我曾梦想做个爵士鼓手，80年代做文学青年，曾在家练过将近一年，却无用武之地。《素女心经》里讲采阴补阳的交合节奏，应是九浅一深，九缓一急，我领会为一种鼓点。轻重缓急，深入浅出，啪，啪啪，啪啪啪，咋样？

老威：你都把嫖弄成一种“艺术”了，看来戒掉不容易。

耿东风：我已在长沙书会上当众宣布了。开始都认为我标新立异，于是大伙围着我，企图重演拉人下水的戏。盛情难却，我跟去了，大伙有意要了间大黑屋，七八对一起搞，象横七竖八的超级大螃蟹，有个鸡妹还从我的脚后跟摸上来，触到胯间，我却感到痒痒，忍不住哈哈大笑，把大家的情绪都影响了。我只好退出门，说声：“对不起，我阳萎了。”

老威：我服你了，老耿，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地。我觉得有些点蹊跷，你不是突然就看破红尘，立地成佛了吧？谁与佛做书生意呢？

耿东风：我真的很恶心。

老威：讲你的故事吧。

耿东风：那天夜里十点，我们一泼人去长沙郊外的一个渡假村，先在卡拉OK间唱一会歌，照旧，每人都要了小姐，我要的小姐叫阿红，可能是化名吧，但我听出她的川东口音。阿红有些弱不经风，不实惠，并且苍白的脸蛋有浅浅的眼袋，所以我最后点了这个剩下的。刚坐下，还没唱两曲，她就向我诉苦——父亲得了肺癌，住在重庆的医院里，下岗的母亲倾家荡产也付不起医药费，一拖再拖，已过三个月。院方警告说：他们也亏不起，再不补交费用，爸爸只好被强制出院了。我妈一个星期来几封信，钱，钱，钱，我把所有积蓄寄回去，还不够，我明明晓得这是无底洞。可他是我爸爸呀。爸爸自小对我要求很严，我考上了长沙的大专，因为穷，上夜总会坐素台，慢慢，不能拒绝物质的引诱，下水了，无所谓了。我寄钱回去，父母还认为我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如果爸爸晓得了，还不气死。她边说边抽抽答答的，太煞风景。我以为她在编故事，比这动人十倍的东西我也一笑了之。我说：“戏做得太过了吧，何必呢，高高兴兴地做生意嘛。”阿红愣了一下，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就强作笑脸来依偎我，她撒娇说：“这个月我天天满勤，今天你是第七位了。”嫖客就喜欢这个，我说：“你可以挂头牌了，小凤仙。”她说：“你温柔一点，我怕痛。”我说：“劳动嘛，伤筋动骨难免的，我花钱也肉痛。”她脸都白了，说：“给我一点时间准备好吗？求您了。”我体内涌起一种把握生杀大权的得意，就牵起这只羊羔开房去了。

老威：我有种预感，你会栽在她手里，说不定是个黑店，你撞上了仙人跳。

耿东风：仙人跳？

老威：就是女人作诱饵，进屋刚脱光衣裤，壁间蹦出几条大汉，诬你搞了他们家失踪已久的嫂子。借机敲一笔钱财。这营生解放前的上海滩较普遍，现在成都营门口一带有点姿色的打工妹，也无师自通。

耿东风：我的确被剐得赤条条的。

老威：亏你是老嫖客。

耿东风：不过不是肉体，老威呀，文学把你薰陶成猪脑壳了。80年代，某直辖市的宣传部长在深圳嫖宿被抓，那恐怕是遇上高级仙人跳了。而我老耿，是仙人跳他师傅。

老威：我低估你了，抱歉。

耿东风：这个渡假村开了十几年，是个饱经沧桑的老鸡窝，里面人才济济，官场、黑道、商界、娱乐。样样齐全，你想，若没相当的背景，能欣欣向荣到现在？我拉阿红进了房，一闩门就来个大鹏展翅。我瞅了眼手表，算时间，这是比钱更永恒的成本啊。我是速战速决的料，绝不来含情脉脉或打情骂俏那套。男女生理结构不同，哪怕是婊子，她们也下意识地注重彼此的感觉，用虚情假意作烟幕。否则，你对付的就是一块裹着人肉的木头。听说老外的职业道德普遍过硬，在东北，俄罗斯姑娘特棒，北京各大学的许多留学生也搞这特殊的勤工俭学，几个手势一打，别人自会从头舔到脚，舒服，都说我适合搞外国妞。

老威：扯远了。

耿东风：哦。刚才我说到大鹏展翅，这是优势，我手臂特长。双臂过膝就能当皇帝，我差一点，所以做了书商。阿红缩在被子里，比一只老鹰蛋大不了多少。她的奶子太吊了，好在奶头还有点上进心，在平板胸上悲愤而醒目地翘着。她脱裤子太迟缓，今人联想到祥林嫂，我急躁地催促，终于不耐烦，抓住她的裆向上一提，裤衩就飞到墙角了。她发出骇人的喊叫！接着把被子紧紧抱住。我从来没嫖得这么费力，就生气说：“你既然不愿做这笔业务，就拉倒。这种档次的服务，我连小费也不付，还要找你们经理，赔偿精神损失。”说完就开始穿衣服。阿红扑过来，拦腰箍住，连声倒歉。绝望得把指甲都抠进我的肉里了。唉，算了算了，将就着搞一盘，趁早脱身吧。我蹲下去，把脑袋搁在床沿，拿开她的手。她朝后退，我捏住双胯拖回来，她不动了。

我起兴了，半跪着上马。我嗅到了下身强烈的异味，“原来是只病鸡！”我沮丧之余，就摸出安全套戴好。不料，我招数使尽也插不进去，抬腿，掰胯，每试一次，她都痛得哆嗦，咬牙切齿，连脸都抖歪了。

她把我抓得紧紧的，尽全力配合，那门依旧纹丝不动。我朝那儿抹了大半瓶润滑剂也无效。不得已，只好拿过台灯一照，我吓傻了。她哪地方已肿得比一匹砖还厚，浓血象岩缝的溪水，源源不断地渗出。床单染了，我的玩意儿也染了。我不是嫖客是屠夫！泄气了，我准备撒退，阿红却哀求说：“再试一回。”

“抱歉，太抱歉了。”我下了床。

“再试一回！”

“你应该上医院。”

“吹一盘行不行？效果是一样的。”

“没情绪了。你呀，病成这样了还做业务，要钱不要命。”

“先生你行行好，让我做。”

“我不是杀人犯。”

“家里等着用钱，我爸爸肺癌……”

“你太无耻了，风月场中还有脸提自己的爸爸。”我说着冲进卫生间清洗，不提防阿红却大哭起来，我皱着眉头回望一眼，竟看见她边哭边疯狂地捶击自己的下身，我差点晕了。后来她哭累了，手打得血乎乎的，就使劲掐那地方。她望着天花板，一下一下地抽长气，仿佛在向一种看不见的主宰哭诉：“我就剩下这点东西可以换钱，我全身上下就剩这个了，你还不让我卖！你狗日太狠心了！爸，没办法，我莫法了……”

我打了几个寒战，接着汗如雨下。我为啥要到这儿？就是为了经历这一幕么？我掏出800元钱，她接过去，一个劲地磕头，我应该给她磕头才对。这女孩是天使，应该载入《新二十四孝》。可直到此刻，我仍想呕吐。这些年，我都干了些啥？

老威：喝口水吧，老耿，平息一下。

耿东风：已经过去了，犹如一场地震。

老威：也许，只是偶然的事故？毕竟你十几年才撞上这么一回。

耿东风：你太冷酷了。

老威：我不能被你的故事牵着走，象言情小说，两个男人相对无言。我真的有些尴尬……还能继续我们的谈话吗？

耿东风：当然。

老威：你戒嫖了，生意怎么做？还去夜总会？

耿东风：去。勾兑关系，小姐是必不可少的，聊天，唱歌，做游戏都可以，但仅此而已。大伙都笑我老了，建议吃伟哥。我还用得着药物？笑话。

老威：生意淡季呢？

耿东风：陪老婆孩子逛街，成都难得有好天，走在好天里，行人花花绿绿的，灿烂无比的阳光中，感觉不到社会还有另外一面。

老威：我有个不恰当的疑问，在这次之前，你就从来没把小姐当人看么？

耿东风：付钱买一种满足。要过这个坎，这个所谓的心理障碍物，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嫖客。记得初入道时，在深圳郊区遇上个鸡，当时穷身上只有五十块钱，买了包烟，花去四元。我还以为这个乡下姑娘爱上了我，就想借机白占便宜。谁知她脱光了才与我讨价还价。我从200把价煞到50，她说再低就不干。我咬牙答应下来，完事后，就将身上所有的票子都点给他。她一分一厘地验收，竟生气地质问我：“讲好五十元，咋只有四十五元零八角？”我回答：“买包烟四元，上了趟公厕两角。”她说：“那不行，你要把零头补齐。”我说：“零头是放在桌上的那包烟。”她说：“我带走了。”我说：“你还是留两根给我解解闷。”好没心肝的婆娘，她摇着数了数盒内说：“只剩十五根，我留一根给你，烟抽多了不好，尼古丁致癌。”

我望着枕边孤零零的烟，恨死那鸡了，但人穷志短，罢了。我挨了两天饿，第三天，才认了一位报社的同乡，找了份报童的工作。

老威：饥寒交迫还嫖？瘾够大的。

耿东风:谁也没把谁当人，老威呀，你瓜得可爱。

老威：这是你第一次下水吧？

耿东风：差不多。

老威:你戒嫖了，我倒被你激得跃跃欲试，那个世界够丰富多彩的。

耿东风：一旦文学情结用错了地方，代价就高了，稍不小心就倾家荡产。当然，你是作家，说不定哪天真能撞上杜十娘、李香君一类，可你老婆咋办？一离婚，你娃就惨了。

还是做个模范丈夫，既安全，时间成本又最低。

6.三陪王小姐

采访缘起：

据《华西都市报》载，四川广汉市税务部门正在酝酿向三陪小姐收税的方案，引起轩然大波，专家们各抒己见，见仁见智。三陪小姐在中国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只要给钱，让这些“特殊的商品”接受匿名采访容易，但要她们说实话却相当困难。1996年11月23日深夜，在成都磨子桥的一家夜总会里，我有幸碰上讲究“职业道德”的王小姐，她乐于卖淫，欢迎国家收税，这同通俗电影、小说里逼良为娼的悲剧对照强烈。王小姐自称19岁，我姑且信之。这个行当忌讳真实年龄，令人想起欧美女性也有这种禁忌。

王小姐：先生点歌吗？

老威：不点。

王小姐：跳个舞？

老威：不会。

王小姐：划拳？

老威：我从不划拳。

王小姐：那，我们猜子玩？这很简单，有或无，单或双，输了罚酒。

老威：没兴趣。

王小姐：没兴趣？哪您上这儿来……哦，我明白了，您别急呀。

老威：我凭啥急？

王小姐：先生您别为难我好不好？社会上混的人，随和一点嘛。

老威：对不起，我真的不会玩。除了工作，我的嗜好就是聊天，朋友、陌生人，我能聊，可今天这场合，我还真有点紧张。

王小姐：嘻嘻，做什么都有个第一次嘛，多来多往就不紧张了。

老威：我先付您三百元钱，您陪我聊一会儿，如果话很投机，有了感觉，下面的活儿就好做了。虽然您把肉体当生意，但我还是愿意把相互的好感放在第一位，这同自由市场买东西还是有区别。

王小姐：您可以按质论价嘛。

老威：什么意思？

王小姐：先生出手大方，莫不是喜欢上了我？

老威：睡一觉多少钱？

王小姐：过不过夜？

老威：过夜怎样？不过夜又怎样？

王小姐：不过夜我就马上把这房门反锁，您就将就着在这儿干了。我这是替您着想，免得另开房花冤枉钱，刚刚我悄悄捏了捏您的身子骨，松包肉太多，不是能一干到天亮的主儿。入洞放一炮，您得再加三百。放心，我服务周到，连裤带也替您解了，然后把全鸡全鸭端上来，弄得您的大头和小头都酥得化渣。

老威：我不想另花钱了。

小姐：那我只好替您吹箫，出水算数。

老威：咱们到街上去逛逛吧，透透气，我请您吃宵夜。

王小姐：先生想到别处开房？我提醒先生，这一晌扫黄，公安和联防隔三差五地巡夜拉网查外来人口暂住证。您最好还是在酒店里开房，安全，房价最低可打到七折。经济不景气嘛，这条街的夜总会已垮掉三分之一。

老威：您是满脑子的生意经……今晚上我为了要您这个三陪小姐，包间费几百，酒水200多，出台费100，小费300，已花了差不多1000元了。

王小姐：您是大老板罗，一个人就占一个包间。如果您觉得亏，我就再叫一个姐妹，三人一块玩。在兴头上，随您心意付一点钱就成。报上经常强调职业道德，我们这行的职业道德就是满足客人的所有要求。先生，点歌是免费的，您真的一首也不唱吗？齐豫的《橄榄树》我挺喜欢，“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很适合我们风尘女子。

老威：我平生最恨卡拉OK，日本人发明的后现代娱乐方式，把世界上所有的歌曲都搞成一种节奏，这样，蠢猪也能成为歌星。

王小姐：先生骂人？嘻嘻，太豪放了！您这样有英雄气概的老板适合清唱，我关掉伴奏，用鼻音给您伴奏吧？

老威：您这小姐这会儿才出来点情调，不过，比古代的青楼女子差远了。唐朝的诗人杜牧有诗云：“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占得青楼薄幸名”。大意是官场失意的诗人整日醉醺醺的逛江南的窑子，遭遇的都是貌美、轻盈、能在手掌中起舞的女孩。这样一恍十年，就象做梦，这个辜负了无数红尘知己心意的著名嫖客也不知不觉地老了。开始回忆、感叹人生无常了。当然，您这样20来岁，忙于三陪的小姐不会去读唐诗宋词，但是，古装电视剧总看过吧？《水浒》里的京城名妓李师师，琴棋书画样样精，《桃花扇》里的李香君，吟诗作画都会。懂点知识，从良的机会也多些。

王小姐：先生是大白天说梦话……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莫把书里戏里的东西当真。您刚才说的古代小姐，恐怕连陈希同也没玩过。当然，大人物玩的档次的确比我们高些，但是高在哪儿？高在皮肉上，高在身段、奶子和脸蛋上。中国是个农民大国，中国有十五亿人口，那么多人要工作要吃饭，而您讲的书上的小姐好象都不吃饭，她们吟吟诗，弹弹琴就饱了。先生，我没有讽刺您的意思，您想，即使我又会诗又会画又会弹琴，也没有客人耐烦听，人家花了钱，人家要得到实惠，您不能用这些虚招应付。先生，您是个好人，就是书读得有点迂，我呢，也不是坏人，就是没读什么书，我们俩个加在一块就安逸了，既懂社会又有文化。

老威：您不问我是干啥的？

王小姐：不问。问了您也不会说实话。我呢，不讲普通话，您就能听出我是自贡人。四川农村出外打工的特别多，其实，许多省份，许多城市，连自己地方上的下岗人口都解决不完哪还有多少工拿给你外乡人打？我敢说，全国所有的活路包括三陪都拿给四川人干，也能干下来。四川人特别能吃苦耐劳。我们村，青壮男女都出来了，没本事的人(老幼病残除外)才守在家。我15岁就跟同村的女孩出来，一大群，七八个，下广州。

老威：您是被人贩子拐出来的吧？被卖过吗？

王小姐：我早就知道放飞鸽的事，我没那么傻。到了广州，大家分散开去找活干，到餐馆打零工，包吃住，一个月三百元。但这种活也不太平，客人一醉，就不规矩。老板也经常揩油，摸我屁股。就这样磕磕碰碰了一年，被老板骗上手，做了他的情人。有一天，我们同村的马姐跑来说，你那老板算啥情人，他在免费占你便宜，我给你介绍一位，又年轻，又比他大方。接着马姐就把我领到东莞一家夜总会，混在一群坐台小姐里陪几个年轻人喝酒。我啥也没做，人家就给了我200元。挣钱太容易了。后来酒喝到半夜，我醉成一堆稀泥，被人在一个房间里剥光了。我虽然头重脚轻，但还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就本能地护住下身。那客人倒不粗鲁，他一边捏我奶子一边说：“另加200元炮费，怎么样？”我比了三根指头，他说：“三百就三百。”就骑上来了。第二天清醒，我感到委屈，就找马姐评理。马姐说：“你一晚上啥也没做，就净挣500块！这样弄一年回家，就可以起一栋大房子，比端盘子强多少倍？”

老威：您一干四、五年，也没退役？

王小姐：我被抓过至少八次，每次都罚款几千，您想损失了多少钱？还有坠胎啦、避孕、治病啦，也要花相当的费用，遇上扫黄打非，坐台小姐都得暂避风头。记得有一回，扫黄特别持久，我只好送货上门到厂区，为退休的孤寡老人服务，我联系了十桩业务，为期一月。也就是在一个月中，我得每天为十个广东老头提供性安慰。一人次收25元。这样起早贪黑完成了订货，我挣了7500元。

老威：什么叫性安慰？

王小姐：广义的性行为嘛。搂搂抱抱，摸摸捏捏也算，您想，六、七十岁的老头，有多少炮弹可打？他们最欢迎吹喇叭，有时我恶心死了，还得装出陶醉的样子。

老威：广东挣钱多，您为啥又回四川了？

王小姐：广东人特别精，花了钱，就想方设法折腾。搽油吃药延长交配倒在其次，他们还要求你造型，什么立式、卧式、跪式、拱桥式，像做体操。有一次，一个瘦猴捉住我的脚后跟，撑直双臂，在床沿大大分开，恨不得把我撕成对瓣。我看他在哪儿挺别扭地做动作，忍不住抗议：“你搞自己的老婆也这样？”还有一次，一个肥仔为了拖延时间，搞着搞着又起来开电视，后来瞪大眼睛看见视，也不能分散注意力，这狗日的竟从床边拾起一张过期《参考消息》翻起来，我快被压闭气了，只得一把扯了报纸，将他颠下身体。大不了退他一半炮费。

老威：我以前只知道广东人善吃，没料到还这么善嫖。

王小姐：什么善嫖？纯粹是缺乏嫖德。更加上娱乐业越来越不景气，黑社会的帮派也特别多，什么东北帮、贵州帮、重庆帮、潮汕帮，经常为争夺地盘而拼得你死我活。他们什么违法的事都做，一旦进了局子就自残，割手筋脚筋，吞烧碱。我们不但惹不起他们，而且得受他们管，成为他们的遥钱树。这种人抓了一批又来一批，而我们呢，在公安局和黑社会的夹缝里，我们心里欢迎警察整治流氓恶棍，可世道清明了，我们的生意又难做，夜总会养不起坐台小姐，有时客人与小姐的比例是1∶3，大家就六亲不认，抢生意做，直到把客人吓跑。小姐内部为争客人不知打过多少次……我看得淡，就退出，悄悄回四川。成都的治安还可以，客人也较文明。

老威：您觉得什么客人的钱最好挣？

王小姐：当然是公费三陪。这两年，工作吃喝、工作麻将、工作保龄球已逐渐平淡了，最刺激的还是公费三陪。一长溜小车停在门口，黑压压的肥佬轰进去，人人都要小姐。有时，我们全体出动也应付不了这些炮团，只好由经理传呼其它夜总会小姐救急。每逢此时，我们都象过盛大的节日，因为“老枪”们一般都醉醺醺的，抠不响，我们用不着付出肉体代价就能挣足小费。特别是整个公司、整个科室由领导带队来消费的，特爽。他们叫齐小姐，点几首歌，就像给幼儿园小朋友发糖果，一人几百。有一次，我路过某税务局大门，无意间觉得橱窗内的光荣榜中一张大照片特别眼熟，就停步仔细端详。您猜，我看见了啥？我看见了我的客人！这个昨晚才和我睡过觉的劳模，竟是税务局长！于是我好奇心发作，就上楼拜见。人家当然不认识我了。我坐在办公桌前，哈哈笑起来，眼泪都出来了，真的，我闭不拢嘴。我这个疯子到底被秘书赶跑了，可当我回到家，一摸手袋，里面又多了几百块！您说这钱多好挣？

老威：据我观察，这酒店生意的很大部分是靠坐台小姐，你们也算是这儿的“支柱产业”吧？你觉得酒店收出台费是否合理？

王小姐：酒店为我们提供地盘和客源，收点介绍费天公地道。当然，如果没有我们，这儿的歌厅、包间和客房肯定会冷清得多。可做人不能光为了自己赚钱，得有点奉献精神，这样，大家关系融洽了，就能共同致富。否则，大酒店和夜总会没人光顾，都垮了，我们就只有象旧社会的野鸡，在街头拉打工仔。总的来说，现在中国比任何时候都好，解放前，青楼女子好不容易做点生意，老鸡婆就要抢去大半钱，而且客人都是耀武扬威，瞧不起咱们；而今天，有钱为大，只有穷才被人耻笑。所以客人来了，大家是平等的，你的萝卜我的坑，还不都是一个地里出产的东西？

老威：前一段时间，有报纸报道四川某地税务部门试图向三陪小姐征收所得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很多社会及法律问题专家参与了此事的讨论。您觉得怎么样？您愿意纳税吗？

王小姐：我愿意。国家财政负担那么重，许多下岗工人只拿百把元生活费，象我这种高收入，应该尽点义务。而且，我一旦交了税，我干的事就属于正当的，就没人扫黄了，用不着担惊受怕了。为了便于管理，我们这行还应该发证，至少是健康或卫生许可。在医院检查，身体达标后，方允许从事这种行业。我知道，国外一般是划一个红灯区出来，在红灯区外从事这个活动的属于非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个形象问题，绝对不能这么做。

老威：您还很有头脑。想没想过将来改行做生意？

王小姐：怎么没想过？除非以后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周围都不知道我的来历。最理想的是在陌生的地方又遇上心目中的白马王子，那么我一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现在的医学发达，要变成纯情少女容易。不过，这说容易做到难，我还不到21岁，身上已经过了成百上千的男人，早麻木了。我还能爱上谁？再说，一处呆久了，再到另一处真有许多现实困难，别说出成都，出了这酒店我也感到空虚、渺茫。

老威：您做了这么些年，应该有些积蓄了。您可以歇一段时间，试试其它生活方式。

王小姐：生活方式不重要，关键是工作难找。没了饭碗，坐吃山空不行。任何时代都要人作出牺牲，我们付出了代价，下一代就会生活得更好。没想到，我今晚碰上个孔夫子的徒弟，我感到自己的水平也有所提高，您先生大约希望我进尼姑庵吧？

老威：好了，离谱了，我们跳个舞吧。

王小姐：您真的对我没兴趣？不要一出门就后悔。见笑，我多贪了几杯，头有点晕了。

老威：谢谢您为我开眼界。

7.三陪林小姐

采访缘起：

林小姐脸色苍白，不是做三陪的料，更为犯忌的是，她与我这个夜总会的不速之客在外面有了联络，并把这种危险的浪漫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我一个知识分子比她更像妓女，她还有纯情的梦，而我什么梦也没有，什么都能消化掉。1999年10月7日傍晚的这堂道德课，是由一个三陪小姐给我上的。人人都渴望一种平等而正常的交流，这容易么？很容易，可几乎忘记了。久而久之，我们就失去了嘴巴，失去了说出内心想法的冲动。

老威：我没想到你真打传呼了。那晚上从夜总会出来，脑壳昏沉沉的，朋友们都笑我浪费资源，只动嘴不动手。

林小姐：你的那帮朋友，哼，别提了。不过，我的确第一次给客人留真传呼。这是犯忌的，感到奇怪么？

老威：不奇怪，我们彼此有好感。

林小姐：一见钟情？还不至于。一个月前，客人中有个算命的，是和尚，据说还是五台山下来的长老，西装领带眼镜手机配齐了，很有学问。他给在场的十个小姐都看相，轮到我，就看得特别仔细。脑袋和手臂捏遍了，还要我脱袜子，鼻子抵拢嗅我脚板心。连称“怪哉”。他说我从头到脚都是大富大贵的像，咋会沦落风尘呢？必是过路的，这行道的饭吃不久。开始我不太相信，以为是这花和尚变着戏法玩，后来他扯着我的两隻耳朵，连称“佛耳”。

老威：扯蛋。和尚逛夜总会本来就够荒诞了，还算命？真是扯蛋加离奇。

林小姐：管他和尚、道士、给钱我们就接待，都是男人嘛。不过，他凑着我的耳根子说，我胸口有颗痣，必须拨掉，否则这颗娘胎里带来的钉子会钉死我。我听得肉都麻了。

老威：你胸口真有痣？

林小姐：不信你摸摸。

老威：不用了。

林小姐：和尚说，你会点化我，所以你摸一下不要紧。

老威：我的朋友中好像没有出家的。

林小姐：他形容了你的外貌，说你是“世俗中有佛性的人”。果然，你给我回了传呼，并且约我到家中做客，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客人干这种犯忌的傻事。你就不怕我打骚扰电话？

老威：邀朋友到家做客本来极其平常，你为啥要打骚扰电话？难道在行业之外，你就不需要别人相信你，把你当人么？

林小姐：你是个书呆子，简直是外星人，在这个人人都抢饭吃的骗子社会，你是咋个活的？哦，我晓得，你肯定有家庭背景，父母是当官的，你捅一个关系，把我跳出这个行道，到大公司工作好么？我答应做你的情人，和尚说这命好，谁娶我都会鸿运当头。现在流行婚外恋，情人比老婆也差不了多少。

老威：我的生活太简单，写书、吹牛，承担一定的家务劳动。我的父母都是退休教师，没任何背景。我喜欢你的坦率，象你这么有灵气的女孩子，是不愁找不到正当职业的，把你的简历告诉我。

林小姐：我是重庆石桥铺人，1979年6月16号生，这是阴历，推八字方便。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我读完初中就出来了，先做传呼小姐，一天嘴巴不停地叭叭，一个月才挣七百多块。我反应快，普通话漂亮，可天生贫血。你握我的手，象不象块冰？我一年四季都这样。我坚持干了一年，就撑不住了。还受了刺激。有一次，我传错了一个号，客户打电话进来破口大骂，婊子婊子的，我把电话掐断了，他又打进来打台长，要赔损失。我被扣了工资，那时我才16岁多，哭了几个小时也没人劝我半句。从传呼台出来，就跟着男朋友到酒店打工，第一天端盘子就砸了。当时已经12点过，可包间的醉酒汉还没离开的意思，我跑前跑后地照料，弦绷得很紧。最后，他们要了一个酸辣汤，我松了口气，总算要结束了，却不料一个大胖子站起来。厚着脸皮粘上我，那几层猪下巴几乎搁在我的肩膀上，我用倒肘撑住他，他哇地喷出来，幸好我闪得快。这人整个就是大茅坑，可我还必须陪笑，做出关心的样子。这泼人不是好东西，贼溜溜的，耗几个小时，老是有意无意地揩油，说些挑逗的髒话。我的腰和大腿被揪青了几块，也不敢吭声。熬呀熬呀，眼看要送瘟神了，可当我端汤上桌时，一隻髒手竟偷偷摸了我屁股！一慌乱，汤泼了那狗日的一身。这下祸闯大了，一伙人大吵大嚷不买单，要我赔他上万元一件的名牌西装。酒店上至经理，下至厨师和小工来赔罪，并承诺他留下地扯，乾洗了送上门。并赔偿必要的损失。那人不依，要我下跪一点点地擦，直到他满意为止。我的泪水一串串朝下坠，明明被流氓欺负了，可谁为我作主？连自己的男友都是缩头乌龟。我在汤汤水水的髒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浑身发抖，那流氓指裤裆要我擦，我拒绝，他就抓住我的手往那儿碰，周围又是口哨又是鼓掌，十几张丑恶的嘴脸快要把我埋了。我从来没听过那么多的髒话。就爬起来跑，可又被逮住按跪下，搞了几次，我气得咬了他一口，才跑脱。我在街上迷迷糊糊走到天亮真不想活了。但死了又不甘心，我刚17岁，为啥没有人疼我？男朋友不疼，父母也不疼。后来，酒店经理还派黑道杀手来找我。要我还钱，因为我把他的长期的熟客得罪了。幸好那杀手见我躺在床上发高烧，就动了侧隐之心。他给我一笔钱，望着我叹息说：“这张脸蛋的确人见人爱，你这样的女孩，漂泊在异乡，如果没有可靠的男人保护你，今后的问题还多。乾脆，你进夜总会吧，我牵线，找一个经常有大款出入的地方。你要利用自己的无形资产赚钱，免得被人白占便宜。”

我说我不出卖肉体，他说三陪不一定要卖身，你坐素台，陪那些无聊款爷喝酒、吹牛，唱歌，逢场做戏，一晚上至少能挣200元小费。况且妈咪和我都会保护你，没人敢强迫你出台。我已走投无路，就和青梅竹马的男友正式拜拜。去美领馆附近的一家夜总会上班。里面较固定也有几十个小姐，互相之间从不问底细，从不交朋友。我坚持坐了大半年素台，由于出台的人太多，我显得很孤立。

后来就遇上了你的那些书商朋友，妈咪悄悄鼓励我跟出去玩。她说这泼人过去是作家，知书识礼，不会出意外。的确，他们出手大方，从不强迫人。他们好酒如命，夜总会出来，人都飘了，还找馆子喝。有时，一个馆子一个馆子地挨着喝。直到把通宵营业的地方喝个遍。太累人了，最后我只有泥菩萨一样坐着连眼睛也睁不开了。当时心里烦，过后一回味，还挺好笑的。特别是那姓马的，撒钱找罪受，经常醉在大街上，几个人拉不起来。有一回大家实在没办法，有人就掏出手机，冲着地上的死猪拨号。姓马的还有知觉呢，他扯出手机喂了一声，听说“马儿，起来发货，广州要十件”就立刻坐起来回答：“你是哪位！”把大家嘴都笑歪了。

老威：你就一直坐素台么？

林小姐：还没确定关系，你就吃醋啦？

老威：我担心你没法混下去。

林小姐：我不是好好地在你跟前么？

老威：你的确不适合做这行，我不晓得什么适合你。唉，你受的教育太少了，而环境好的正派公司一般都要求文化程度。

林小姐：我花钱买了一个大专文凭，骗那些附庸风雅的客人。你认为我是大学生就行。现在的社会，没几样是真实的。

老威：我总不能骗朋友吧？

林小姐：善良的欺骗嘛。

老威：这个，我说不过你。喂，你做过生意没有？或许，我能介绍些关系。

林小姐：我做小姐存了些钱，就在西延线二环路以外租了个铺面，做化妆品。累了一夜，白天还得早起，上美容美发店推销。现在搞推销的太多，我这模样，又显得可怜巴巴，容易引起人的误会。所以生意越做越不没信心。没奔头，就要赔钱。我正准备退些货，把铺面转租掉。

老威：我有朋友在一家大医药公司，我介绍你去咋样？先做医院代表，然后是小区主管、片区经理，一级一级朝上做，据说收入很可观。

林小姐：又搞推销？我都厌恶了。我的一个姐妹就搞药品，跑医院，同医生、院长、药剂师勾兑，竞争太激烈了，治任何病的药都有好几十种。没关系人家凭啥在处方上开你的药？年轻女孩去同有家室的成年人勾兑，不就和夜总会卖笑差不多。更可怕是，一个秃头老色鬼与你单独约见，为了饭碗，你又不能不去。我的姐妹销了两年药，挣了些钱，但已伤痕累累，莫名其妙地打了两次胎。如今，她只有沿着这条道路下去，唉，明明是近视眼，可偏偏对着镜子练抛媚眼，何苦啊。你呀，还当作家，啥都不懂，从早到晚盲目乐观，说不定哪天被我这小女孩牵去卖到非洲做黑人黑户，你还掉过头帮助数钱。

老威：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林小姐：和尚说，你能给我带来好运。你这么高深的作家，能把我当人看，听我诉苦，并且不使坏，我已非常感激。我想做你的情人，逗你笑，而不是难过。如果你有那么大的能耐，叫我不要去夜总会了，我马上就不会去。也许我又撒谎了，我晓得，你喜欢听这种谎话。这间屋让我很矛盾，可能一出门就好了，阳光灿烂，我会在马路上哼着歌。世道太乱，我已在成都生活了四年，想一想，还是有点自豪。当小姐也没啥，既然世界上只有男女，异性相吸，当小姐挣钱还要直接些。相对一个人四处碰壁，小姐安全得多，至少一切都发生在明处，夜总会有妈味，有大量保安人员，混帐一点的客人也不敢过分乱来。唉，老天爷，如果我是风尘路上的命，我认了，如果有段缘分等着，我就烧三柱香。

老威：你一直没出过台？

林小姐：到你这儿来，也叫出台，但我不会收你一分钱。好笑，我咋这样说话？给我烟，我已累了，我躺在沙发上，你不会介意吧？我入道一年多才出的台，你信不信？是个新手。他们带着我，在宾馆开了房。那些奇怪的人，进门就与我侃文学，问我懂不懂巴尔扎克。我当然不懂，就脱光了在床上等他。他焦急地在屋里兜圈子。质问我为啥一下子脱光，没一点情调？我为啥要与他有情调？这是个老妈子型的男人，接吻还叫亲爱的，逗得我卜刺一声笑了。折腾了个把小时，他也没做得成，就换了个高鼻梁的，这是老手，做了一次还要来，我没感觉，就拒绝，他迫不及待地提高价位，加到800元，我勉强答应。他正象狼狗在我身上舔来舔去，门啪啪响得格外恐怖。跳起来躲到卫生间，原来不是警察，是第一个客人，抓耳抠腮的猴子样。两个人要我一起上，我没能力挣这钱，就穿衣服准备离开。后来，两人争得打架，新手把老手掐在地下，差点把眼珠子抠爆了。我静静地等着，他们完事付钱。咋样？我是个合格的冷面小姐吧？你们男人都有窥阴癖，我晓得，不讲出最后这一段你不会满足。认清了我的本来面目。就各走各的路。

老威：不做情人了？

林小姐：我不愿意对你讲出台的事儿，你绕着弯子让我讲。你伤害了我。你和其他客人有啥两样？

老威：对不起，小林。你可以拒绝这种问题，可你还是回答了。明年是新世纪，我为你的将来打一卦，但愿一切从头开始吧。

8.吹鼓手兼嚎丧者李长庚

采访缘起：

1994年9月2日，我随女朋友宋玉回了一趟江油，在去风景名胜窦团山游玩途中，经人介绍，认识了年近古稀的李长庚先生。

李长庚祖籍河南，虽离乡背井多年，但仍依稀残留着中原的尾音，他身板硬朗，比一般的四川人要高半个头，他说吹唢呐是一种力气活。

李长庚的黄金时期早过了，但他还凭着一股拗劲要跟上时代。这种传统精神让人心酸。

老威：老人家，您做这行多久了？

李长庚：47年了，我18岁就已经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吹鼓手了。以后断断续续干了这些年，为乡里乡亲操办红白喜事。改革开放以后，我又时来运转，红火过一阵，可现在，人们讲究新事新办，请我吹唢呐的人家越来越稀少。

老威：昨会呢？您这行当是永远不会失业的。

李长庚：原先我也这么想，可时代不同了。城里刮什么时髦风，乡下很快就会下什么时髦雨，年轻人看多了香港的录相，就跟里面学。当然，农村没举行西式婚礼的条件，但至少可以免去花轿坐花车，一个电话打到江油，披红戢绿的轿车队就租来了，那排场，比吹吹打打迎孚的旧俗要风光多了。

老威：拜堂呢？拜堂还是要唢呐闹一闹吧。

李长庚∶移风易俗嘛，许多地方不拜堂了。搞婚宴时，就顺便推举一个节目主持人，笑一笑，闹一闹，父母、亲戚、朋友都可以上台讲，学学做领导。

老威：也不完全是这样，结婚请吹鼓手的人家肯定有，只是不太时兴而已。可办丧事呢？灵堂辞亲、孝子开路、夜半招魂都离不了唢呐，因为这种乐器悲调比喜调更动听。小时候我在农村呆过，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李长庚：先生您是内行，可不太憧市场经济。我们这个乡，离江油才20多公里，交通又方便，哪家死了人，只需打个电话，搭灵棚的班子一会儿就赶来了，包括租花圈，请乐队请歌星、送葬开路……一条龙服务。死人也是热闹的事，过去要请和尚念经做道场，吹鼓手陪伴孝子；现在兴开音乐晚会，大唱通俗歌，亲戚朋友也争着为死者点歌。通俗歌曲内容五花八门，只要歌星出口时随便改改词，就嬴得满堂彩了。至于送葬，也用不着孝子扶棺，有车队呢，有西洋管乐队呢，大喇叭一放，十里开外都晓得死人了。

老威：既然形势这样严峻，您的生计昨办呢？

李长庚∶只有远离城市，到山里面乱撞找活儿。这很难，因为谁家的红白喜事，也不会先打招呼。唉，人老了，出趟门也不容易。

老威：您没收徒弟么？

李长庚：过去收过好些徒弟，都改行了，现在风气变了，没人学唢呐。

老威：可惜离得太远，要不我就跟您学。老人家，您能不能讲讲您的故事？您春风得意的时候？

李长庚：我从来不编故事。不过春风得意的时候不少，虽然已很遥远了。年轻人，吹鼓手在以前可不是下贱的行当，纨绔子弟瞧不起我们，是因为肤浅无知。其实这一行的祖师是孔夫子孔圣人，他早年为了供养母亲，不仅为人吹唢呐，还给死者披麻戴孝、扶棺嚎丧。所以吹鼓手的家里都供奉着孔圣先师的牌位。

老威：这样说来，吹鼓手不光是吹吹唢呐，也要嚎丧？

李长庚：当然。

老威：这咋可能？您自己的亲人又没去世，怎么嚎得起来？

李长庚：这是一种职业，就像演电影，演着演着就人戏了。电影有台词，嚎丧也有曲调。我刚学吹鼓手才12岁，唢呐调和嚎丧调，师傅都逼着反复练习，有了基本功，临场发挥才会惊天动地，样子做得比孝子还真。那些年，国共两军打内战，难民如潮水一般涌，可我们与难民不一样，那里死人多就往那里去。我是河南人，你从我的口音能否听出来？唉，变了，什么都变了。我16岁就到四川了。四川比中原好，没打什么仗，红白喜事办得漂亮，没多久就出名了。与九＋年代一样，那时候也兴搭班子，我爹是班主。他原是唱河南梆子的，而我师傅是吹唢呐的。中原连年烽火，民不聊生；劫道土匪、散兵游勇太多，谁也没心思听戏，所以我师傅就在我爹走投无路之际，建议两个班子合并，因为活人可以不听戏，但死人不可能不出丧。我爹同意了，两人原是结义兄弟，啥不好说？再说合并了的大班有十几人，结伴谋生，胆子也大一些。我爹不吹唢呐，但嗓门刚猛，平地吼一腔，数里外也能听见，再说唱戏的，要记那十几种嚎丧调，简直小菜一碟，比戏文容易多了。

老威∶哪些嚎丧调？

李长庚：《送魂调》、《追魂调》、《安魂调》、《唤魂调》、《辞亲调》、《大悲》、《小悲》、《封禧》、《渡亡》、《陪葬》、《下葬》、《回头》、《撕心裂肺调》、《呜呼衷哉调》。这些调式都是前人经过千锤百练，一代代传下来的，哪高、哪低、哪哑、哪扬、哪该干嚎、哪该湿嚎，哪该全身哆嗦出不来声，都很讲究。一般的死者亲属，一见尸体就控制不住，大放悲声，没几下就坚持不了，痛极攻心，还会昏迷、休克。而我们一入情绪，就收放自如，想嚎多久就嚎多久。如果场面大，收入可观，还能临场发挥。

老威：您最长嚎过多久？

李长庚：两天两夜吧。唢呐把开场调一吹，我们全班十几人，就全都扔下家伙，披麻戴孝，齐刷刷地向死者牌位三拜九叩，分作两、三轮，哭、泣、嚎。乱作一团。其实表面乱，只要有心，细细地旁观个把钟头，就能看出不乱的门道。比如你泣我嚎，相当于你休息我劳动，而哭只是过渡，准备劳动或者准备休息，嗓门是我们这行的本钱，哪怕猛一声撕心裂肺，也绝不会蚀本的。

老威∶你们这不是喧宾夺主了吗？哪有假孝子压倒真孝子的？

李长庚：唢呐也罢，丧调也罢，都是调动情绪，造气氛的。人与人之间的喜怒衷乐就象传染病一样，很快就蔓延开了。当然，孝男孝女是主角，但他们经常是一动真情就软下去了，往往到后来主角都退场了，配角好像才刚刚人戏，说白了，坚持到最后的都是假孝子。过去不像现在，灵棚一搭，几桌十几桌麻将就摆开了，守灵的人一心想着赌钱，连表面的哀悼文章都忘了做。

老威：过去也不可能一嚎到底吧？那不把人弄昏过去？再说现在人的居住密度大，你的响动搞得超过了别人的承受能力，四邻就会提意见，噪音污染嘛。

李长庚：可见人心不古，过去就没这一说。连80年代，也兴通宵打围鼓，唱的都是鬼戏。

老威：不错，观众也不少，那时一次丧仪就是一次群众集会。

李长庚∶我们这个班子也得学唱川戏，总之，要把丧事从头办到尾，才有竞争力。刚才说到嚎丧……为啥我反复对你讲到嚎丧，一是因为它的难度比吹唢呐、唱戏更大，是表演又不露表演的痕迹，二是它牵涉到这班人能否生存，挣钱多少都得看它的效果。从收殓、最后告别、封棺到下葬，每次众亲属与死者相见都是高潮。我置身事中又是旁观者，我瞟一眼就晓得有的人是真想扑过去抱住死者，有的人是做做扑的样子。这时，我们不仅要卖力气地哭嚎，而且要充当保镖，一次次地拖住别人。待他们都告别完了，我们就上前延长这悲恸的气氛，按规矩，封棺之前，我们当中至少有五、六个人扑棺三遍，被其他人死死拖住，待盖子一扣，大铁钉崩崩下去，才暗自松口大气。

老威：你们中也分主唱与伴唱吧？

李长庚：主嚎与伴嚎，对，有些选拔赛的意思，一次丧事就是一次选拔。事后，大家会聚一块，认真地评比，嗓门大还不行，还得会处理，吟诗都讲究起承转合。收、放、脸、手、肩膀都重要，全身都重要，节骨眼上的转弯更重要，从"你的一生勤劳俭朴哟"到"苦日子熬到头你却去了哟"，大伙几乎每一句都要提意见，以便改进。

老威：你说你们的班子解放前就入川了，不知怎样站稳脚跟的？按理说，四川人办红白喜事是很讲排场的，传统的民俗也不少，一个外乡的吹鼓班子……

李长庚：我晓得你的意思，开始是这样，人们习惯请本地的丧事班子。大户人家，还一边请人打川剧围鼓，一边请和尚念经超度亡灵。成都呆不住，我们就一路撤下来，途经绵阳，也不行，连江油也呆不住，只好离城20里地，在这个破乡场上扎营。为了活命，我们先分头找活儿，不挣钱，只图一日三餐。48年，这地方发生过一场瘟疫，路边都能见着死人，这瘟疫救了我们。生病是不分贫富的，再加上本地的吹鼓手都是子承父业，-脉单传，有人请，他就夹上唢呐去了，这就难以抵挡人多势众的我们。况且，北方人个头大，气血足，唢呐也吹得比本地那些痨病鬼精神。长期下来，我们几乎包揽了江油周围的红白喜事。

老威：你们的势头这般猛，为何不重振旗鼓，再进城发展呢？

李长庚：当地有袍哥组织，惹翻了就三刀六洞，哪个敢与他们挤生意？光地皮税你就交不起。

老威：乡下没有袍哥么？

李长庚：当然有。被我们抢了饭碗的本地吹鼓手曾联合找到袍哥的红旗老五，他在青莲镇上开茶馆。红旗老五叫手下人传话，要么滚出江油地界，要么被打断腿扔出去。幸好我们在这一带已有了一定名声，有一个信佛的地主，雅号张圆外，出面为我们求情，并垫付了20块大洋。于是龙头老大才发话，让双方一对一公平较量。我爹问："没死人怎么较量？"老大回答："这好办。"第二天早晨，一个叫化子就横尸在我们门口。于是只好把乞丐当王爷，隆重收殓。寿衣寿材置办好，抬到乡场上，双方才按事先协商好的搭台。本地吹鼓手、职业嚎丧户和他们的亲戚朋友，都不惜血本，凑足银元到外地请来名头响亮的高手，准备决一死战。不过半天，台搭好了，两台高耸并立，足有十丈高，而敞开的棺材就搁在两台之间。这阵式惊动了方圆百里，自从盘古王开天地，吹鼓手打擂台在当地还是头一回。先是比赛唢呐，曲子一样，都是《大悲调》，煺尺之外的看台上，分几排坐着袍哥大小管事，乡长保长，各方乡绅名流。我年轻好胜，要先登台比试，不料被师傅拉下。那阵，他老人家已50多岁，长得虎背熊腰，但见他一身漆黑孝服，孝帕在阳光下白得耀眼。他口咬唢呐，噌噌几下就上了云梯，站在台顶，与此同时，对手也上了台顶。看台上白旗一招，唢呐就双响了，简直像大刀在人们脑袋顶乱砍。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高手，斗了半个时辰仍不见胜负，激烈之处，眼尖的人甚至能瞅见喇叭口喷出的口水和血丝。但是我爹还很镇定，因为他晓得我师傅不仅底气足，而且脾气拗，老人家的小名叫"二蛮子"，有股宁死不认输的劲。斗了一个时辰，对手就只有喘着吹的份了，眼看胜利在望，不料师傅的唢呐嘎地断了。看台上白旗又一挥，这下完蛋了。只见我师傅满嘴鲜血，原来有人用弹弓暗算他。我人小反应快，来不及多想，就已攀上高台；我爹也向上爬，台子撑不起这么多人，摇晃起来，我急忙喊："师傅快下！"全班的人都守在台边，爹上不来，就急得跳脚。喊："小狗日的，找死嘛！"话音未落，对手又上台了。这次是比嚎丧。对手猛一擂胸，嗓门粗得如牛叫，台下喊好声不断。可我想的是，这回完蛋了，师傅受了伤，失去了帮手，爹也支撑不住。离乡背井跑这么远；为多少活人笑，为多少死人哭，但自己却落得如此下场！受欺负的日子何时才有个头？况且，这只是为了个叫化子，就搞得班子要散了。散了咋办？哪里去谋生？当不了吹鼓手，就只有要饭，说不定哪天和台下的叫化子一样下场……就这样越想越丧气，越想越不想活，就哭起来。向天，鼓着两只牛眼睛，满眼太阳晃也不眨一下。我啥也不晓得，啥也听不见，嚎得不成人形，还一拳一脚地乱打，像要和老天爷拼命。弹弓又瞄准我了，啪啪几下，挨一下脑袋轰一下，我尽量把脸朝上，只要脸不出血……。就这样，台下我胜的白旗已招摇几回，可我就是看不见。后来我才晓得，对手早哑了，我独自一人多嚎了十几分钟，搞得满场黑压压的哭成一片，连袍哥们都抹泪了，连连叹息说："我们也把外乡人欺负得太惨了，上头娃儿太惨了！"

老威∶真是惊心动魄！老人家，您也算是从少年英雄过来的。

李长庚∶英雄谈不上，既然做了这一行，就只有背水一战。唉，好不容易挣来的地盘，总不想随便让，全国解放那年，爹亡故，埋骨异乡，不久，我相了亲，入了当地的户，就走不了了。

老威：这么多年也没回家探亲？

李长庚：回去过好多次，老家有一大堆亲戚呢。不过我已经变成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了，这方山水养人，虽然时代变了，现在我们这行走下坡路了，但是这几十年苦中作乐也算有滋有味。

老威：解放后你改过行没有？比如破四旧、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运动中，你还能干吹鼓手？

李长庚：没有改过行。只是改过调。迎解放，扭秧歌，我们的丧事班子就摇身一变，唢呐齐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跟着来的政治运动也一样，发动群众，少不了文艺演出。领导定什么调就吹什么调，艺人嘛，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哪有那么多不满情绪。告诉你，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一片接一片，我也照吹天下太平调，孝子当多了，人就没啥心肝，这世道，干万来不得热血奔腾，今天大鸣大放，政治宽松，该你"奔腾"，好了，"奔腾"够了？劳改去吧，尾巴一夹就是几十年。所以，为人就是要没心肝。

老威：你们的班子也散伙了？

李长庚：51年就各奔东西了。以后口子就像本地吹鼓手一样，平时在家务农，方圆几十里有红白喜事，人家自会找上门来请。因为我有名气，一年四季总不会断了财路。曾经有人建议我重新拖个班子，到处找活儿，我仔细琢磨，认为不要，因为这也算个民间组织，它归哪儿管呢？没部门管的组织，在中国就是非法的，非法的下一步就是反动，我可不沾这个边。

老威：老人家，您是人精。我自愧不如。另外，我还想向您打听一件事。

李长庚∶请讲。

老威：小时候在农村，我曾听爷爷讲过吆尸人的传说，是否真有其事？

李长庚：你爷爷咋讲的？

老威：他说吆尸人在过去是一种职业。这种职业就是受人重金托付，把客死异乡的尸首从百里或干里之外搬运回家。

李长庚：对，过去是有专门的吆尸人。他们一般是晚上赶两人结伴，一前一后，像抬轿子一般牵引着尸体，行走如一路还发出嗬嗬的吆喝。

老威：死人也走路么？

李长庚：看上去，死人与活人步调完全一致，这样才能保持一种惯性节奏。如果你走夜路，与吆尸人不巧碰上，就只能闪开，要不，他们就嗬嗬嗬地迎面撞过来。这种三位一体的走法不仅别扭，而且不能转急弯。

老威：您亲眼见过吆尸人吗？

李长庚：白天见过，晚上没见过。49年，本地的一位客商，在江西做生意时被乱兵打死。那时，水陆的交通都极不方便，他的朋友又不忍心就地处置，只好重托吆尸人。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尸体果然被吆回家乡，并且面容如生。

老威：没有腐朽？简直是神话。

李长庚：这位客商姓陆，经我的手出的殡，因此绝无半句虚言。吆尸人都是白天睡觉，我们年轻好奇，舔破窗户纸去看，黑咕隆咚，只闻鼾声如雷。而到了晚上，他们就已经没影了。我们班中的小伍，想把吆尸的棍子偷出来看看，因为大伙都猜测棍上有魔法。不料刚一动门栓，里面呼地一个黑影扑过来，定睛一认，原来是只黑猫！吆尸人随行都带着猫，上路时，他们像取门板一样，把靠墙而立的尸体搬出房外，前后夹定，放猫在尸体上溜几遍，叫"过电"。过完电，三个人还要如练操一般，原地踏步一会儿，方嗬嗬出发。

老威：您这段经历，算虚实掺半吧？老人家，您可谓见多识晚辈佩服。

李长庚∶你到了我这把年纪，比我更见多识广。你的嗓音不错，很适合做这一行呢。

9.招魂术亲历者何老东

采访缘起：

何老东乃四川万县人，现年64岁，50年代参加过抗美援朝，任过团部文书。后负伤转业到贵阳，因喜欢写写画画，就被组织分配到某省级文化单位，几十年来，发表过小说、诗歌、散文、评论300余万字，并历任编辑、记者、创作员、处长和正局级领导。

由于发表作品，我与老何在80年代神交已久，98年元旦，我与杨远宏、李亚东、蒋浩等朋友应邀抵贵阳，在阴霾弥漫中，爬黔灵山，听何老东一再鼓吹招魂术，本欲亲自去见识，无奈神婆的生意过于兴隆，即使马上凭熟人关系预约，也得十天以后。

幸而老何口才极佳，令这篇采访有“身临其境”之感，众友均称“不虚此行”。其日夜，我与老朋友唐亚平不期重逢，惊喜交集，君以玉屏箫笛一对赠之。

老威：你亲眼见过巫术吗？

何老东：我昨天刚看过神婆张某，她三十来岁，在贵阳乃至贵州都有相当大的名气，如果你感兴趣，我就安排人去预约。找她的人特别多，你只能排在一个星期以后。

老威：这张某是什么人？

何老东：贵阳郊区的一个普通农妇，据说七岁的时候，突然抽风，医生想尽了所有办法也止不住，于是就请端公到家里招魂，折腾了三天三夜。烧符、化水，并在水缸内看见一男一女两个赤身裸体的小孩在搏斗，端公一剑刺去，又满山遍野地张贴拿鬼招魂的贴子。大约到了第五天的头上，已浑身冰凉、气息全无的张某突然睁眼，说见到王母娘娘了。

老威：胡言乱语吧？

何老东：开始人们都认为是胡言乱语，可突然发现，这孩子的嘴没动，所谓“声音”是从腋窝发出的，左边为男声，右边为女声，还能一问一答。这“声音”叙述了张某抽风死去，又死灰复燃的过程，她的七窍被堵塞了，灵魂出不了气，这就好象一个人被关在窗户钉死的屋子里，憋坏了，就拼命蹦达。灵魂蹦达得越厉害，身体也就抽得越厉害。后来，有人用剑在双腋戳开了两窟窿，灵魂嗖地钻出去，她的身体就不抽了，落在床板上死了。她的灵魂上天入地玩了几天，看见端公到处张帖唤它回家，正高兴得笑，却望见自家房前停放着一副小棺材，父母正张罗着要把自己的躯壳放进去。这才慌了手脚，赶回来入壳还魂，据张某讲，再晚半个时辰就装棺入土了。

老威：这太玄了，前一晌的报纸还在揭露人用肚皮、腋窝或其他部位说话是假的，专家也出面证明这是神汉、巫婆骗钱的技俩。

何老东：你信记者的话？

老威：不信。实用主义者特别可怕，为了某种新闻的需要，他们可以绞尽脑汁去论证、去判断什么东西是真，什么东西是假，而除了这种快餐式的主观，他们一无所知。我从小在农村生活，对你讲的并不感到陌生，我愿意在传统的背景下考察这些现象。

何老东：我也在农村生活过，但张某的情况同寻常的乡村迷信不同，她的双腋都有明显的疤痕，发音时，疤痕就象嘴唇一般翕张，我们这个文化机构二十多人，几乎都去看过，我还将她请到家里来当众演示，不过出场费要200元。

老威：张某到底有何神奇之处？

何老东：她最大的手段就是招魂。你只要把名字告诉她，她就开始念念有词，不一会，她卜地倒下抽风、吐白沫，然后直挺挺地站起来，此时，亡灵就附身了。四十年前，我和九岁的弟弟偷着下河洗澡，我生性胆小，不谙水性，只能挨着岸边扑腾几下子，弟弟与我性格相反，他游到河心时，一个浪打来，他摇了几下手就没了，当时我不敢去救他，也忘了叫人，只呆在岸上发抖。这事使我内疚。我做梦都想见见弟弟，向他解释我当时吓傻了。我通过张神婆招的第一个魂就是我弟弟，我一听就知道他在左腋里说话：“哥哥，你喊我来干啥子？”还是他小时候的尖嗓门！我象挨了雷劈一般懵了，下身一麻，裤裆就湿了，接着弟弟又说：“东娃子，明明是你尿的床，你偏要赖我，惹得妈打我的屁股，哎哟！”我说：“西娃子，这几十年我一直在想你哟。”弟说：“我晓得。”我说：“因为你，我这辈子再也没下过河，后来，长江里漂过一对水大棒，男的趴着，女的仰着……”弟说：“我晓得，前两年妈到阴间来就告诉我了。”于是我说：“西娃子，你不怪我么？”弟说：“我命中注定只能长这么大。”我说：“听你的话，算成熟了，怎么声音还是几十年前的？”弟说：“本来死了就不会长了，但我周围都是大人，渐渐我就学成大人思维了。”我说：“你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么？”弟说：“我是淹死的，只能住在水里，我的双腿害风湿关节炎，被锯掉了，我长了一个鱼尾巴。好在我的家叫通天河，有一次我不知不觉就游到天上去了，我在月亮上屙了泡屎，并且把屎递给那些升天堂的人，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我说：“西娃子，你还那么淘气。”弟说：“阎王爷见我乖，就逗我去捉下一个淹死的小孩，并让它的魂来代替我。前几年我不忍心，这几年没机会了，上游有造纸厂排污，河水变臭，连鱼虾都绝迹，别提游泳了。”我说：“爸妈在干啥？你让老人家来同我说话。”弟刚要回答，声音就被突然插断了，张某跌在地上喘息道：“这坏蛋，扫我一脚！”我揪住她质问：“你为啥不让我父母来？”张某道：“我不能同时让三个鬼附体。”我说：“我多给钱还不行？”张某说：“我从千里之外的万县把魂招到贵阳来容易么？”于是不再理我。

老威：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提钱呢？这不是亵渎亡灵么！

何老东：这都是市场经济闹的，后来我一再赔罪，张某才答应下次招引我的母亲。

老威：真叫人难以相信！如果你不是文化机构的领导，我会认为你在编故事呢。

何老东：那你就在贵阳多往些日子，我明天一早就去给你排队预约。你先想好，先招谁的魂，最好是直系亲属，到时你的感受会比我更强烈。

老威：很遗憾，我明天要回四川。

何老东：你认识四川的诗人某某吧？

老威：我们很熟悉。

何老东：那是个通灵的家伙。去年他到贵阳，也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我给他讲张某的招魂术，刚讲到鬼附体时，他浑身一阵哆嗦。突然电灯熄了，我摸着火柴，点了蜡烛，我听见某某喃喃地说：“我真想找找这位大仙，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听听姐姐的声音，她88年遭车祸死了，我连她的遗体也没见着，那么活生生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但这些年我一直感觉她在。”于是我答应去安排他们姐弟通话。可他又摇头说：“见着姐姐说什么呢，我没给她烧过纸，

今年清明，我和老婆一定给她烧纸。唉，巫术真是无处不在呀，阴阳相隔，阴阳界的人彼此思念对方，你感应到了，却摸不着，这是最大的巫术。”

老威：某某描述的是他个体生命中的某种仪式，在现实里，我们要预约某个人，到什么地方见面，就打电话、发传真，也可以用电子邮件，而在超现实里，这一切也演化成类似的程序，在四川巫山一带的传统巫术里，驱鬼、招魂的仪式有较强的代表性，瑞公的法术往往能调动大家的情绪，于是都沉醉其中。

何老东：不错，我们招魂的都是个体生命中虚幻的部分，某某的《死城》里有一句“赶尸人的吆喝不绝于耳”，赶尸人在哪儿？谁见过？

老威：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张某把你母亲招来了吗？

何老东：对，张某一抽风倒地，我就听见妈在埋怨：“东娃子，你少熬夜哟。”我忙说：“妈，文化人的工作就是熬夜嘛。”妈一听就气了：“工作个屁，你熬夜打麻将，把工资都输光了，还落下个胃病。”我大吃一惊：“妈，你连儿子的底细都晓得？”妈说：“以前在的时候，你在外省工作，干啥妈都不晓得，因为路途太远了，你写个信，打个电话回家，都是你说啥我和你爸信啥。你是文化官儿，也给家里人长脸。现在无所谓了，在阴间也没个省界国界，你干啥妈也瞧得清清楚楚。还骗说熬夜写文章呢，你已经大半年没摸过笔了。妈就在你的隔壁呢。去年腊月初四，你趁你媳妇不在家，干啥啦？”我心虚地应道：“我干啥啦？”我妈见我不老实，就扇来一巴掌，我屁股上一阵凉嗖嗖的：“你偷了个女人回家睡觉，还哄人家说过几天就离婚。”

老威：你妈这样明察秋毫，大概你和她只隔着一堵玻璃墙。

何老东：玻璃墙？我当时真有浑身被剥得精光的感觉，张某还在地上抽筋、腿都蹬直了，我却总觉得她站着，或者我妈就站在她的身上。我上前两步，却什么也摸不着，我妈在一片雾中，那“玻璃墙”时退时进的。唉，我忘了在母亲的眼里，孩子总是赤裸裸的。我旁边的两位朋友也目瞪口呆，幸好我没做其它丑事，要不我妈也给抖了出来。

老威：怎么会呢，母亲最疼孩子的。

何老东：阴阳界的观念不一样，阳界是文明社会，人有许多伪装的东西，因为没有大体符合社交准则的面具，就无法与其它人交朋友，君子成人之美嘛，那个“君子”又去揭人之短呢？而阴间是人类在地上绕了一圈之后的归宿，命都没了，还有啥放不开的？

老威：你母亲在阴间情况怎么样？

何老东：不愁吃不愁喝，因为人死了就不吃不喝。我问：“妈，那我每年给您老人家烧的纸钱怎么花？这两年改革开放，祭品市场也活了，还有‘幽冥银行’发行的货币，面值都是几百万、几千万、上亿，甚至还有兆亿元的，我见大家都抢着买来烧，也随大流焚了几大捆。”妈一听又叫骂开了：“你这浑小子烧假钱给我？”

老威：你妈脾气够大的。

何老东：可不，我刚要解释，张某醒了，又不满道：“你是文化人，不能与亡魂抬杠，你得顺着它们，话才能说得长。要不鬼在我身上动手动脚，弄得疼。”

老威：不瞒你说，我出生在川北农村，那里的山川地貌同贵州很类似。而且出殡仪式非常隆重，从择墓、入棺、埋葬，都要请巫师跳神。可这无法替代生离死别的感受。阴阳的鸿沟真能跨越吗？还是仅仅为一种催眠产生的幻觉？印弟安人擅长药术，据说向你的鼻孔喷一股烟，你就飘起来，看得见乳白门楣的天堂，因此印弟安巫师在世界上名气最大。

何老东：这不是幻术，张某招了二十多年，一千个鬼有了吧？我没听谁告发她作骗。亡魂的感召力虽然不如宗教，但它有抑恶杨善之功。

老威：据我所知，揭露巫婆神汉的专家和记者们也曾四处寻找张某，企图当面测试，而张某却东躲西藏，这是为什么？

何老东：所谓专门揭露某种巫术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偏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了两千多年，至今也没结果，这是因为两种东西都是人们需要，唯物强调看得见的秩序，所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但生命短促，你一辈子又能见多少？听多少？张某凭一种心灵感应，就知道记者和专家们是怀着搞垮的目的来的，他们不想招魂，也无魂可招；有了科学作盾牌，就不怕撞鬼。招魂为业的张某也怕鬼，这些现实的“鬼”会使她下地狱。

老威：你作为文化机构的领导和著名作家，你觉得这样说合适吗？

何老东：你错了，当我与你谈论巫术的时候，我既不是作家，也不是领导，而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站在天地之间，让源于远古又贯穿始终的声音层层困绕。我死去的亲人们正是这个声音链条的某一环，这一环虽然不起眼，却是不可缺少的。你仔细想想看，《易经》难道不是一部招魂术么？乾坤两卦不断繁衍，成为六十四卦以至无穷，而无穷归一又是乾坤两卦，在这个循环当中，你是否是某个祖先的化身？你说的是谁的话？你淌的是谁的血？几千年以前的人害过与你同样的感冒么？你拥抱的是否是古代的某个女人？当然这种联想张某是不会的，张是文盲，但她的确能在某一特定环境为信者打开血缘的暗道。你可能不知道，她的腋窝还能讲许多种方言。

老威：什么意思？

何老东：也就是亡灵都操着家乡土语。如果某个亡灵的家在大西北，你招它还得等好几分钟，你能感觉它急促的喘息和拍打灰尘的声音。

老威：我还会来贵阳，下次一定亲自找张某。其实在中外典籍里，由招魂而进入生死对话的描述很多，德国电影《古堡幽灵》中，鬼魂还在大街上跳舞呢，虽然这不过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套用，但也折射出人类普遍的欲求。我现在不敢断言巫术的虚实，因为我们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东西太多了。只要在房子、股票、工资、发表、开会之余，一个人偶尔抬头望一望夜空，想想那些星星是怎么回事，就会感觉到什么是巨大的孤独。科学家们在努力，试图论证与人类对应的高等智能生物的存在，他们把运载着大量人类信息的飞船推向太空，推出太阳系，还沿途播放贝多芬的《欢乐颂》。这种大海捞针式的寻求对话是多么迷人啊。

何老东：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招魂的方式，整个地球都在宇宙中飘荡，我们的根在哪儿？家又在哪儿？科学家是在为人类招魂，而张某作为一个文盲，只能为凡夫俗子招魂。人死了，就完了么，生命如此简单？我现在真切地感受到亡魂，我的父母和弟弟，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如同宇宙。对，宇宙也是活的，有感情的，不过这种“感情”大得令渺小的人怅然若失。我还会从张某的腋下听到已故亲人们的声音，我也希望张某让你享受到同样的狂喜。因为亡魂比我们率真、善良。

老威：那么暴死之人就无魂可招？

何老东：不一定。哦，忘了给你讲，张某还破过几个案子，最著名的是一起抢劫杀人案。在公安局侦破的过程中，死者亲属在别人的引荐下找到张某，于是作法招魂。不一会，死者就说话了：“好黑心罗，捅了我七个眼，现在我还在淌血。”亲属问：“谁杀的你？说出来，政府去抓他。”死者说：“当时我的眼睛被黑布蒙了，啥也弄不清，但我感觉是熟人，说不定还是街坊。你这几天去挨家挨户地摸一遍，谁最近外出不归？”

老威：案子就这样破了？

何老东：当然，鬼话不能作为证据，有人试图把这些鬼话录下来，但磁带一片空白。但巧的是，凶手的确是死者的邻居，谋财害命后逃往广州，终被抓获归案。张某因此还名声大震呢。

老威：“名声大震”也是传出来的，“招魂破案”之说与我们今天的谈话正题还不一样。有点类似包公故事或狄公案类的传奇。

何老东：那今天到此为止吧。

10.川西神医张松

采访缘起：

1998年5月21日晨，习惯睡懒觉的我破例早起，与妹妹小飞一起，受成都波洋电讯工程设备公司瞿曲小姐的邀请，驱车几十公里去某郊县乡下探访川西神医张松。柏油大道之后，还走了很长一段泥泞小路，抵达稻田环绕中的四合院。等接"体波"诊病的人们已排起了长队。我们好不容易挤入，一人交了十元挂号费，又从8点多钟等到11点多钟，方从窗口见到神医尊容。不过一普通的中年男人矣。

张神医下午歇诊，我在瞿曲的大力引荐下，终于与其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

这对纠正我的种种偏见很有用。

什么叫"破除迷信"呢？柯云路和司马南，这两个急功近利的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已打了好几年，张松会成为第二个胡万林吗？成都的一家无聊报纸已经开始炒了。

我和妹妹的身体都很健康，虽然开了张松的药，但试不出有多大的神效。倒是他的一番言语，对治疗这个社会的疾病有效。（以下，威：老威；松：张松）

威：您就是远近闻名的川西神医张松吗？您真能体波诊病？

松：也就在这个院子里，出了这院子，我就不灵了。您来看，这儿有一道后门，外面是我家的祖坟地，按风水先生的说法，我的床摆在阴阳界上，一旦入睡，我就同逝去的亲人们在一起了，他们通过托梦，把灵感给我，使我产生一种压制不住的"看病"的冲动，有的时候，我面对病人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手在处方笺上开药，脑袋却一片空白，好象有人借我的身体替人治病。

威：您感觉谁在您身体内？

松：有的时候是爷爷，有的时候是爹，但很多时候弄不清楚是谁。也许您不信，我常常自己给自己开药方，抓药。我的药都不煎不熬，我到坟地里兜一圈，这座坟头扯把草，那座坟尾刨点根子，就着泥土、蚯蚓什么的，一口口填进嘴，见效得很。

威：别人不敢这样治病吧？

松：当然，他们得按照我开的药方，排队在我药房抓药，我雇了五个伙计，还忙不过来。我每天上午７点至１２点看病，过了中午，我就疲倦了，没灵感了。

威：谢谢您在没灵感的时候接受我的访问。要不，我就不明白是在同人说话，还是同鬼说话。

松：人鬼的界线本来就不分明，这就是人经常得病的原因，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其实是病得最深的，因为不信神不信鬼，人就什么都不怕，世上没有个怕字，天下就要大乱了。人人都想发财，但国家发行钞票也是有计划的，不可能把印钞厂搬到您的家里去，人人都想当官，但国家的官帽子只有那么多，您分一顶，他分一顶，那谁来做老百姓呢？道理就这么简单，可许多人连简单的道理都不懂，搞得社会乌烟幛气，害虫横行，病啊，没治了。

威：您知道胡万林吗？

松：告诉您，如果您是小报记者，想学习司马南来搞点什么名堂的话，老子根本就不怕您，我一没偷，二没抢，三没医死过人，四没拿过别人的冤枉钱。您看看这院子周围的店铺、饭馆和旅馆，他们都是乡里乡亲，围绕着我在做生意。这儿十年前，只有我张松一家，与世隔绝，连路都长密了齐膝深的乱草，而现在，这儿有水泥路，有停车场，比公路边的小镇还漂亮，我响应邓小平的号召，与大伙共同富裕，也给国家纳了不少的税。您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威：张老师息怒，我不是新闻记者，我没任何恶意。

松：难说，记者什么卑鄙的勾当干不出来？前一晌，成都一家小报的记者来找新闻题材，为了试验我是否能体波诊病，他们乱写了一个姓名让我看。后来，这事登出来了，他们的用心就是要砸我的饭碗。现在的记者，与老百姓格格不入，却要做出一幅钦差大臣的样子，到处"明查暗访"，好象是公安局在破案。但报纸是越办越低级，除了广告就没看头了。因为记者太不是东西了。他们不敢惹有权有势的人，不敢报道那些有点背景的敏感的冤案和假案，也不敢为老百姓做主、呼吁，偏偏揪住没靠山的人不放。

威：您的思想还挺活跃。

松：您以为农民医生就没脑子？就可以任人宰割和愚弄？告诉您，柯云路和司马南的书和报道我都细细读过。

威：您没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实话说，如果不亲自来走一趟，我也很难相信体波诊病，因为再神的医生，也不可能只看一眼某个名字就如见其人，乃至开出药方。您没练过气功吧？

松：没有。

威：气功和类似的"特异功能"在我国盛行过好一阵，在柯云路的书之前，关于严新就有许多报道。国家之所以后来取缔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活动，是因为大师们有意造神，把正常的东西引向邪教，诈骗钱财。

松：谁在造神？谁把严新、张洪宝吹神的？还不是记者和文人。

威：您的药真能包医百病吗？

松：不能。但是在我的眼里，没有绝对独立的人。我把人分成几大类，这几大类都是通过母体而来，所以，哪有突发的、偶然的病？病的来源说穿了就是人体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被外界诱发出来的潜在的变化，这种病变能通过一个人的名字看出来。我有"鬼眼"。

威：总之有点玄，不把脉，也不介绍病情，还隔着丈把远，就能治病？

松：古代算命先生有望气之说，据传能在早晨八、九点钟的时候，分辨出在人的印堂中变幻的七种颜色，以此类比，我也不算神。

威：人家是算命。

松：吉、凶、休、咎不是病变么？

威：据说报道您的记者还专程带着您开的几十包药拜访了某著名的医学教授，这位权威专家仔细查过您的处方和每味药，认为您在下大包围，什么都弄点，吃不死人也医不了病。

松：这种说法我不想解释，您能否在这个院子里多留几天？多问问病人？他们才最有发言权。当然，记者可以抬出专家、教授来压我这个泥腿子，但是，有几个病人能够请得起专家、教授？这些所谓的专家、教授拿着国家的津贴，住在小洋楼里，同许多官僚差不多，老百姓没钱，请不起他们，连见他们一面都很困难。我是老高中的文化底子，以前读过一些史书，知道历史上有名的医生，象扁鹊、华佗、张仲景都不是专家、教授，而是专家、教授瞧不起的游方郎中。

他们一辈子都背着药袋，在民间奔波为老百姓看病，而从来不管高低贵贱，病员能否出得起钱等等。

威：看来您很反感学院派？

松：不敢。我生气的是他们不该与记者同流合污，借整别人来出名。其实，我除了敬神怕鬼，也没什么奇特之处，如果哪个专家、教授，特别是名牌医学院的教授能象我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扎根农村、任劳任怨地为人治病，我敢担保不出半年，他肯定成为远近闻名、万众拥戴的神医！就算我的医术臭到茅坑里去，也比他们强，因为我做到的他们做不到，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您问问这方圆十多里的乡亲，我收过他们诊病费没有？城里、外省，哪怕海外的病人来求医，我也是一视同仁，从挂号到抓药，平均三、四十元钱一个人。

威：您这些话讲得实在，也许农村普遍缺医少药才是您"神"起来的最初原因？

松：开始没觉得，后来一传十，十传百，病人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涌来，甚至外宾也来求医了，我才意识到自己有点特异功能，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我想胡万林也没料到，柯云路会进终南山找他，为他写书，后来这书为他惹了麻烦。我认为柯云路和司马南之间，本来是文人间的笔墨官司，一个说气功好，一个说气功大师个个都是骗子；一个说他发现了什么，自己伟大得不得了，在报纸上打来打去，名气就越来越响亮，但受害的是胡万林，还有那些看病的群众。

威：您觉得是柯云路害了胡万林？

松：对，柯云路和司马南本来就是老冤家老对头，柯云路吹一个，司马南打一个，老柯是作家，灵感来了，不免天马行空上下五千年地玄想，并把玄想同现实混在一块，因此漏洞不少。这次遇上胡万林，就借胡万林来证明自己的一贯思路，惹翻了司马南。司马南是记者，大报小报当然要向着自己的同行，司马南的地位提高了，新闻界的地位也就提高了；司马南一腔正气，普天下记者也就个个都成了为民做主的侠客。

但问题是，司马南既然是到终南山去救人于胡万林的"水火"之中，可为什么要偷偷摸摸？报上说他怕被人指认出来，后来被胡万林的信徒们认出，挨了打，并且还跪地求饶才捡得一条命。大伙为什么这样恨记者？因为记者从某种角度上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的。当然，您可以证明，群众很愚昧、很迷信，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您还可以证明，农村需要科学，需要科学和文明去战胜愚昧，然而，谁到深山老林去充当科学的使者？司马南说他也是苦出身，烧过窑、脱过坯，还在农场打过草、盖过房，既使千辛万苦考上大学，也是在饥饿中读完书的。他既然是劳动人民出身，又满腔热血和正气，那他为什么不回到农村、引导乡亲们发家致富？而要作为一个京城来的大记者，花一两天的功夫破除迷信？分明是自己想冒险出名。柯云路和司马南，还有两派人马搬出的大专家们，有谁敢深入偏远农村，呆上一年半载，为农民排忧解难？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不仅是神医、大师，而是救苦救难的菩萨，您让我为他为奴作马，我也愿意。中国农民，特别是未开化的农民是最老实最有情义的，胡万林在他们中间，他们觉得有责任保护他不受外来势力的伤害，他们清楚胡万林一完蛋，就没有第二个胡万林来为他们治病，您是城里人，不知道农村看病有多难！一点小病小灾，能捱就捱，如果严重了，要送医院，就得先准备几百元的押金。

威：听说胡万林给所有的病员用一种药？

松：也有人这样说我，还告到县卫生局，质问上面为什么要发给我执照？因为胡万林无照行医。

威：今年四月，我不慎由感冒发烧引发肺炎，在一家大医院门诊室开后门，输了两星期液方有所好转。我花了两千多元治疗费，幸好没接受医生劝告住院，否则费用还要翻一番。我是单身汉，暂时没家室拖累，工作两年，才勉强生得起一场病，一般百姓家庭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目前，国家处于转型期，一切都市场化，以前计划经济下的公费医疗看来会逐步被医疗保险制度所取代，张松先生，您认为您这种神医现象是不是转型期的产物？您是靠医疗价格低廉赢得名声吗？

松：价格再低廉，你医不好病，人家也不会白扔钱。当然，同样的医疗效果，我收费又比医院，甚至私人诊所低几倍、十几倍。从古至今，医生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大多数人在哪里？在农村。而大多数医院在哪里？在城市。毛主席是农民出生、懂得这个理，于是号召知识分子下乡，同贫下中农相结合，老人家最大的功德，就是在农村建立了赤脚医生制度，赤脚医生经过培训，懂得针炙，懂得一般的医学原理，治点常见病不成问题，并且随叫随到。那时农村没电话，许多地方不通公路，但只要有人来叫，赤脚医生马上背起药箱，连夜赶山路去治病。在那个时代，赤脚医生和乡下民办教师都象征着一种荣誉。而作为对赤脚医生的补充，县城和省市级医院也经常组织巡回下乡，检查示范就诊。而现在，商品经济，什么都说钱，穷人不仅不光荣，而且该死。更有缺德的医院，不见钱不开刀；还有为了敲诈红包，把纱布缝入病员伤口的，如果毛主席还活着，谁敢这样胡作非为？有多少杀多少。柯云路和司马南应该把他们打笔墨官司挣的钱捐出来，建一所乡村医院，您说胡万林是个江湖骗子，现在他跑了，您就在他的根据地建一座司马南医院，并把支持你的医学专家、科学家都请进去，胡万林的信徒一定会转而鼓吹您，拥护您。

威：假如有一天您的执照被吊销，您的处境会不会同胡万林一样？

松：即使不准我行医，人们也会来找我，酒好不怕巷子深，正神说不邪，您说中国有多少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又有几个领了执照的？但是，这行道最红火，只要算得准，哪怕您躲到深山老林，崇拜者也会象猎犬一般跟来，并且越传越神秘。我不想走这条路，虽然我从阴间的亲人那儿汲取灵感，但同巫医是两回事。

至于胡万林，糟就糟在他把治病同造神混淆了，历代农民起义领袖都以治病显灵笼络人心，这不是造反么？而我同病员没特殊关系，不收礼金，也绝不想让柯云路之类的作家来这儿找创作素材。我胆小，希望诸位记者先生看在许多贫穷的患者需要医生的份上，放我一马。

这世道本来就够乱的，大家不要再添乱。安定团结是大局，理解万岁吧。

11.神医信徒瞿曲

采访缘起:

瞿曲小姐与我有数面之交，因此这次访谈是非常随意的，她边开车边说话，也许其中有不少闪光的警句，可惜行车速度较快，录音效果大受影响。

瞿曲约30岁，是成都波洋电讯工程设备公司高级职员，白领阶层，却是从底层一步步奋斗上来的。虽很讲科学，也出过国，但极其信命。她是个热心肠的神医信徒，曾志愿驱车带领许多朋友去诊病。

这次采访时间是1998年5月21日黄昏，天气阴转晴。

老威：您是怎么知道这里有神医的？

瞿曲：经人介绍。大约是91年吧，省军区的一位退休干部患了前列腺癌，多方医治无效，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找了神医。几个疗程的药吃了，没想到还真痊愈了，把个老头惊喜得发狂，逢人便吹。当时我患了子宫肌瘤，压迫双股神经，连走路都成问题。去了几家大医院，都说必须开刀。我平生最怕开刀，加上公司正属于创业阶段，千头万绪理不清，我是挑大梁的，不能住院。在万般无奈之下，就信了老头的鼓吹，与几位朋友一起，开车去了。我下车时，下肢疼得不行，被人搀扶着来到神医跟前。

老威：还是同所有的病员一样，不把脉、不问诊，隔着寸把远吗？

瞿曲：对，也同所有人一样检药回去，特便宜，五元一包药，一个疗程七包。我大约治了一个多月，病状消失；到医院一照片，真神了，包块居然被化掉了，于是，我也同我的介绍人一样，逢人便大吹特吹。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听了，想起他在美国波特兰市的邻居，一位开餐馆和商店的华人老太太也患有子宫肌瘤。

老威：老太太也到大陆来了吗？能不能引荐一下？

瞿曲：来了就不神了。老太太有60多岁，姓李，同董事长的关系特别好。这位李老太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认为开刀不吉利，而美国的医生则认为必须做手术，切除病灶。就这样，一拖再拖，瘤子也越长越大，压迫下肢，使双腿出现水肿，后来，连门也不能出了。我们董事长要为他的异国邻居做点好事，就亲自开车，拿着老太太的姓名、年龄，由我引路去找神医。张老师仔细看了，双手发抖开了药单子。

老威：你们就把处方发到美国去了？

瞿曲：不是处方，是寄药过去。

老威：美国没有中药铺吗？你们花的邮费可能比药钱高几十倍吧？

瞿曲：就这样也划算。因为美国的中药奇贵，不是一般人享受得起的。

老威：你们花了多少诊疗费？

瞿曲：前后不到200元，治了两、三个疗程吧，老太太就行走自如了。打越洋电话过来，激动得哭。

老威：这么说，神医的药对子宫肌瘤有特效。

瞿曲：别提美国开刀要多少钱，在中国做肌瘤切除手术也得几千、上万，还得留下疤痕。而在神医这儿，几百块钱就解决大问题。我当时想，应该酬谢一下张老师，可他两眼恍惚，像不认识我一般。

老威：后来呢？

瞿曲：后来我就充当志愿军，带了许多人到这儿看病，还为朋友们免费充当车夫。我想用这种方式报答张老师。按理我一个知识分子不该如此迷信，但是人类的认识水平有限，在科学技术暂时无能为力的现状下，我们不妨虔诚一点。我们董事长是个有心人，他曾想替神医办护照，让他到外国显神通，给洋人也开开眼界。可是，张老师离开本乡本土就不灵了，他说自己怕城市，一见高楼大厦就犯病。

老威：读过某报关于神医的报道吗？

瞿曲：那种地方小报您也相信？中国人嘛，什么都一窝蜂。前几年气功热，男女老幼都练，报刊杂志也大肆渲染，要宏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后来热过了头，就有人站出来揭露，特异功能是假的，骗人的，于是，风向一转，人人都成了科学卫士。我觉得这或左或右的极端思维，都是文革余毒没肃清。孔孟之道的核心是什么？是中庸，中正之道。站在中正的立场上，就好象站在地的中心朝四面八方看，您觉得万事万物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

老威：包括异端邪说吗？

瞿曲：今天的异端邪说，明天也许就是正统大道理。这世上最没原则的就是记者，你把一年前和一年后的报纸对照着看，会发现从前被他们吹上天的，正是眼下被他们踩入地的。他们带着搞新闻的功利目的来看神医，完全是高高在上的文明人进入蛮荒之地的劲头。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乡间神医比他们更喜欢读书，更懂善待别人也就是善待自己的文明处世之道。他们居然没被感化？

老威：他们不会被感化，因为他们只信眼前的、具有新闻效应的现实，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极左极右的快餐思维正是报纸造成的。

12.算命先生孔庆天

采访缘起：

孔庆天先生是孔夫子第74代玄孙，现年88岁，文化大革命中由山东曲阜老家迁居来蓉，是成都最有名的算命大师之一。

1998年5月31日下午，我和妹妹小飞因友人引荐，入九眼桥附近一陋巷，拜访了孔老先生。大师瘦削无须，在满室古董的环绕下，犹如枯骨，唯双目炯炯有神，令人望而生畏。

据身旁命客介绍，大师解放前曾执教于南京金陵女子学院，与蒋介石的高级幕僚陈布雷有数面之交。

孔庆天：客官，请报您的生辰八字。

老威：我只能说出年和月，日和时无法确定。我的身份证上写着6月19日，但这是阴历还是阳历？我多次追问父母，他们只恍惚记得我是天快亮降生的。

孔庆天：算命又叫“推八字”，您的四柱不清，命就没法算了。不过，相面、摸骨、量掌纹也很准。您坐近一点，我好下手……哎呀，先生是罗汉下凡！这天庭……

老威：我晓得，我的脑壳很圆，自从几年前秃顶后，就更圆了，如此寸草不生的好天庭当然暗合“天圆地方”的数。

孔庆天：“数？那您的幸运数字是“1”？

老威：不错。

孔庆天：“1”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老威：请大师指教。

孔庆天：“1”是无限大和无限小的数。这就是所谓“天圆地方”。“天庭饱满”“地廓方圆”这类相术词汇，说得小是指具体某人的头部，说得大应该是江山社稷，甚至宇宙。从古至今，社会上流传的算命看相书籍多如牛毛，随便读几本，演译几回其中的算命程序和方法，再加上察颜观色的本能，就可放心摆摊营业了……因此，命相术本身算不上什么学问，然而，我们的祖先捉摸出“天人交合”的大学问，这种学问能从人的出生，人的面孔，甚至人的种种习惯中凸现出来，既玄，又具体，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嘛。人是一个小的宇宙，而眼睛、鼻子、耳朵、下巴、眉毛、太阳穴、颧骨都是自然之门，它们看似关闭，实际上都是开启的；它们就是日月星辰、江山社稷呀。当然，“天人交合”是犯禁的，因为在古代，皇帝才是“天子”，平头百姓妄论天道会遭杀身之祸，所以，命相术里的所谓“上算天道轮回，中算国运兴衰”成了绝学，只有“下算苍生百姓”在民间代代相传。当然，本朝的事不能说，前朝的事还是可以说的。

老威：请大师为我相面。

孔庆天：先生的嗓音如一口刚刚出土的钟，还有半截陷在地里，但尽管这样，已构成声势……

老威：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孔庆天：我的账房在那边，您得按规矩交纳命金。如果是一般的命，随便收点也罢，您的命非同凡响。

老威：我先后花在算命上的钱有几千块。当今中国，从京城到地方都遍布算命者，我什么没见过？文殊院门外，瞎子算命一条街您晓得吧？从街头至街尾，有数百名瞎子，我常到那儿，挤在水泄不通的香客里，感受一种气氛。

孔庆天：我算命从来不讨价。另说几千块，花上万块找我算命的人也不少。先生如果觉得自己的命不太值钱，就请回吧。

老威：您？！简直是敲诈！好吧，这兜里的三百元，全拿去！

孔庆天：哈哈，快哉！我活了88岁，第一次听明眼人骂瞎子敲诈！先生是个豪杰！今天是98年5月23日下午，我得记住这个痛快的日子。

老威：废话少说，摸吧，按您刚才说的，摸骨、量掌纹、相面、您得来全套。

孔庆天：算命就是花钱买废话听。因为命既然由先天决定，算不算都一样。就象一个性格倔犟的人决定干一件危险的事，您是劝不住的。您就有类似的经历，您这天庭看似饱满，但仔细感觉，还是有劫后余生的暗纹。我敢断言，您的相貌改变极大，在“1”成为您的幸运数字前，你一头浓发，看不到天庭，这是您人生中的黑暗时期，不，不，现在我触及到了！耳朵，两条眉尾，犯煞。童年您几乎死于天灾，后来从浮肿里复活了，您被架在一口大锅上薰蒸，您捏紧小拳头拼命哭喊，这场地狱，您是该下地狱的。25年后，您的姐姐替您下了，您的命硬，克死了她，您还会克死谁呢？人生的三大不幸您必居其一！但是，如果您姐在您的生活中一直充当母亲的角色，那这一劫就已经过了。不错，您的山根崩裂过，您坐过牢，因为做了件危险的事，您避不开，现在好了，您姐姐在天之灵保佑着您，这段时间，您不要离开她生前活动的范围，哪怕再大的名利诱惑，也不要去。今后，您也要远离名利，记住您的幸运数字。1，可大可小，大如宇宙，包容天下万物，时代苍生，人们都熟视无睹；小如微尘，自由自在地在人间进退，人们也熟视无睹。您呢，也要可大可小，远离名利，最终您将获得最大的名利。

老威：您的意思是我该出家当和尚？

孔庆天：您的灵魂早出家了，可您的躯壳还在凡尘里。您的筋骨结实，气血充盈，想法天真，像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身上有许多欲望，时间随着种种欲望在您心里倒流。然而，您的灵魂已看透了您的欲望。就象我，早就不想活了，可还活着；我爱钱，爱这些古董，明明晓得自己没几天活头了。

老威：这话我不太懂。

孔庆天：每个人都有时来运转时候，不过早晚而已。古人所谓“大难之后必有后福”，意思是“大难”和“后福”是对等的。老天爷也是公平的。比如周文王被暴君商纣王囚禁在河南羌里的地窖里好几年，不但自己的儿子伯邑考惨遭杀害，被剁成肉酱，就连自己也险些掉脑袋。这种大难，一般人是挺不过去的，而文王不但挺过去了，还通过巴掌大的泥窗，夜观天象，日演伏羲，废寝忘食地苦心钻研，终于做成了一部千古奇书《周易》。自此，天下学问之大，莫有超过《周易》者也？道生乾坤，乾坤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如此卦卦相扣，循环往复，正是永恒的天道规律。大至天道，小至古人、今人、未来的人，都在循环，至于某个人的命运，不过是天道轮回的某一点，《周易》的随机起卦，正是根据心血来潮时的个人感应，去窥测天道的。现在，我也心血来潮地对您说：“您肯定名扬天下！因为您的难与天下有关。可惜您从了文，要不，36岁就做将军了。您把刀光剑影带进了文章里面，这是文人折寿的主要原因。您得改变方向。我晓得您现在很自信，但到时候(我算是62岁)肯定改变方向！如果经商，您将具有陶朱之富，如果从政，您将立国封爵，而且，您不怕失去什么，假如流浪到国外，您将有宫殿式的大房子住，所谓“失者有其居”。古有《天宫书》云：“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九五，上下各千岁，然后知天人之际续备。”唉，老夫扯远了。请先生注意其中的变数。

老威：大师开始让我远离名利，而后又让我注意“天运变数”，弃文以谋取名利，这是否自相矛盾？

孔庆天：远离名利正好清静无为，注意“天运变数”，以取得大功利。古今中外，以隐而显的名人不少，所谓“隐”，不过是一种直达中心的捷径。中国古代很少有真正的隐士，介子推在跟随晋文公落难时割大腿肉给主人熬汤喝，功成名就想隐退，结果被大火烧死在山中；诗人李白也曾隐居，跟道士学武艺，后来长安一热闹，他就出山了；诸葛亮是个最好的例子，他隐在隆中，纵论天下大势，写了《隆中对》，就等着刘备三顾茅芦才好出山。而在此之前，要耐得寂寞，姿态要拿够。“动则王，静则圣”嘛。

老威：大师讲的是一种精妙的运作游戏，可惜我不擅此道，说穿了，我还是个性情中人。

孔庆天：性情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谁从娘胎里就有性情。如果您现在是省长，可能想不起上这儿来算命；可如果您从省长的官位上跌下来，就会自然而然想算命了。然而，您如果以出世的心情来看待这一切，命就可算可不算。

老威：佛还是要拜的吧？

孔庆天：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威：大师的说法有些机会主义倾向，我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但抓不住。您刚才讲我“大难之后必有后福”，可能是揣度着我的心理说的吧？我已40岁了，您指的“后福”应验在何时？45岁？50岁？60岁？恐怕那时老了，什么福也享不了。现在社会越来越乱，谁晓得我70岁时会不会发生战争？环境污染会不会毁灭人类？科学因素能不能预测呢？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里讲，战国时期，秦国武安君白起带兵攻打赵国，大破敌军于长平，坑杀赵军40余万。难道这40余万人都注定要在同一天被杀死？类似的惨案有现代的南京大屠杀，几天之内，30余万军民横死，难道这30余万人的命相中都有夭折的迹像？还有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

孔庆天：您别说了，我知道这样的人类遭遇灭顶之灾的例子多如牛毛，我只能用“天遣”来解释。刚才我说过，人的命相是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的，当一个人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庇护他的星座也将从他的面孔中消逝。我敢说，被坑杀的四十万赵军中，无一人有好相，因为他们都在无法摆脱的国家命运的笼罩下，象羊群一般被驱赶到前线当炮灰。所谓天无好天，地无好地，作为“三才”中的人哪来好相？发国难财的都是大奸大恶，谁让这些大奸大恶者能够得逞？再说南京大屠杀的前几日就已有城破迹象，危城之中的百姓如同放在砧板上待宰的鱼，哪来什么好相？

老威：我看过一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图片，其中不乏好相。五官端正，天圆地方者也同尖嘴猴腮，其貌不扬者一块被枪射刀劈，被丢进万人坑。一把火焚烧之后，累累白骨莫辨彼此，把什么星相、命相全消解了。当然，也有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若干年后还惊恐万状。我觉得这样的“大难后福”者也未必有好相。

孔庆天：所谓命相，不仅指五官摆放的地置，它还包括血、气、骨、肉、形、体诸多方面，一个上乘的算命者，如同一个上乘的中医，甚至国医，通过望诊、把脉就能深知一人、一家、一国的宿疾。因此，在国难当头之际，个人的命相就在其次，或者谈不上个人命相。我相信，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满城的人都被一股恶浊之气，一股冲天血光所笼罩，这难道不是一种命的劫数吗？东洋人，据说是秦始皇为寻不死之药，派到海外去的五百对童男童女的后裔，一千多年后，却从海外回来戳杀与自己同宗同源的中国人，这难道不是一种天道轮回的报应吗？覆巢之下，所有的相是同一个相，工农商学兵同命，如果您是专家、教授、学问奇才，您只能叹息自己生错了时代。连孔子、庄子、老子、荀子那样的大仁大圣大贤，都生错了时代，一生坎坷，不被当政者重用，何况尔小小的读书人乎？乱世之中，好命相者首先应具有好的心相，远离时代凶气，超凡入圣以独善其身。

老威：大师您也算独善其身吧？为什么谈吐间有忧愤之气？

孔庆天：我有忧愤之气吗？这可是算命这一行的大忌。这么多年，我这是首次谈古论今，把胸中块垒一吐为快。天道、国运，这些无形之相，本来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秦始皇坑的儒，大半是方士。方士者，异端邪说的传播者也。当社会上异端邪说盛行的时候，天下就要出改朝换代的大事了；反之，社会上如果寂静得除了当权者自言自语、发号施令就什么也听不见，说不定就会发生比改朝换代更糟的事。现在我知道您是什么人了，但我不会说出来。您不是个信命者，如果信命，您早该死了。您犯刑犯煞，能活到今天，算是奇迹。

老威：我至今不明白信命好还是非命好。

孔庆天：当然信命好。命象一把无形的巨剑悬在空中，让人们害怕。有人说算命这一行是封建迷信，却没有想过，人是应该迷信的，这是一种强迫你自我约束的力量。要不，国家就只有靠严刑峻法才能制止人们去为非作歹。我们这行的宗旨是让人“上畏天命，下守法律”，积德行善走正道，这同官方宣传的大前提一致，区别只是报刊文章教条多些，不象我们天天面对私人，人家不口服心服就赚不了钱。

老威：说来说去还是钱。

孔庆天：您这样讲就没意思了。算命不是慈善事业，除非您的命糟得无可救药，我怕招惹晦气不敢收您的钱。您想想，在西方，还有心理治疗诊所，收费特别昂贵，而我这也算大半个诊所吧？不瞒您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命相业一天天兴旺，特别是现在，有点档次的老板、文人有点什么疑难或不顺，都兴打个卦、算个命。前两年兴起《易经》热，有关《易经》的书出了几百种，印数都上好几万。在青羊宫，还有一个挂牌营业的《周易》研究会，我去试过一回，原来会里的“专家”都是泥腿子跑滩匠，平均文化程度连初中也不够。这从反面说明了，中国老百姓从精神上开始“病急乱投医”了。毛主席有首宿命诗，里面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句子。意思是：雄关漫道如钢铁屏障，我这辈子还要过多少生死关口？惨败了，又从头开始；而前途渺渺，如海的苍山，如血的夕阳，就是已经注定又不可捉摸的天命么？多么深不可测的古意啊！这不仅是毛主席个人命运的写照，而且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暗示。再过两年，就是下个世纪，我们都处在翻越一个大的时间门坎的心境中。我已经88岁，说不定今晚睡去，明早就醒不来了，下个世纪会怎样？谁说得清楚？您说现在不稳定么？好象也没有什么大事，您说今不如昔？生活水平却大大提高了。款爷多如牛毛，花起钱来哗哗水淌，从前别提一般百姓，就连中央首长也没这样大手大脚过。像我这样的瞎子，算了几年命，居然能买房子，这在解放前连想都不敢想。可是您发觉过么，这当中有点不对劲。钱越多越不对劲，人们连老祖宗也忘了，活得不踏实。我是孔夫子的后代，我对外却从来不提家谱、血缘。孔孟之道我都一知半解，愧对列祖列宗呀。虽然《论语》里一再提到命，夫子却认为命是不可违，也不可算的。

老威：人得吃饭穿衣呀，孔夫子的学生中也有做生意的。

孔庆天：人们感到慌，无头苍蝇一样为生计奔忙，为生计你争我斗，缺乏安分过日子的心态。我敢说除了烧香拜佛的，就数算命的多。我一个礼拜工作四天累得够呛。形形色色的人，算的都是不需要算的俗事，大家都丢了魂了。那些高官、富豪、自命不凡的老板，甚至黑社会的杀手，天不怕地不怕，却到这里来，心甘情愿把命交到我这个瞎子手上。人们在遭遇不幸时，常绝望地骂“老天瞎了眼”，难道这世界真是由瞎子指路么？

老威：过去好还是现在好？穷而踏实好还是富而空虚好？

孔庆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没有什么好不好。

老威：大师，两天前，我的一个朋友做生意亏了本，债主堵到家里，他只好躲在外面。他老婆急得跳墙，只好到明清茶楼去找术士某某，某某掐指算出近日有血光之灾，因债主已花钱雇了杀手。不过，某某说没关系，只要将他画的符在门前化掉，在卧室外挂面镜子，买五条活鲫鱼向府南河放生，并且用红纸包一把米，四毛钱，在日落时丢在十字路口上，如果有人叫你，千万别回头看——做完这一切，厄运就过去了。大师您说这真的灵验吗？

孔庆天：您说的某某我认识，他把乡间巫术用到城里来了。这是一种仪式，如果您一心一意做完它，就不知不觉进入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冥想世界，产生一种通灵。您在祈祷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阻止灾祸。或许，您的朋友会因此而借到钱，还债然后转向做别的；或许债主会让步——心诚则灵嘛。但是，对于命运，可不能采取这种实用主义态度，逼急了才想着找术士化解，否则，从长远来看，这种人是没救的。

老威：大师令我茅塞顿开，小子感激不尽，刚才我掏钱肉疼，令您见笑了。

孔庆天：您的七窍通着呢，应该是您令我茅塞顿开。将来君若春风得意，请不忘随地烧香告诉我一声。

13.风水先生黄天元

采访缘起：

1998年9月5日，我与友人老谢、老田乘游船溯乌江而上，至彭水县，换乘小火轮抵龚滩嘴，离贵州苗族的地界不远了。

几年前，我作为地区的民间文化工作人员，经常在这一带从事资料搜集，如今故地重游，感慨之余，谢绝了同伴相携旅游酉阳、秀山、张家界的美意，在此逗留了三天，寻当年山中老路，竟与90岁的风水先生黄天元重逢。

这是值得一记的奇遇。

老威：老先生，我能与您摆摆龙门阵么？

黄天元：有啥好摆的？

老威：这个，这个。

黄天元：我不是风水先生，您不要听人家乱说。

老威：误会了，我不看风水。我是外乡人，即使相中了此地的风水宝地，将来骨头也葬不过来。

黄天元：你不要老跟着我，天擦黑了，这儿两条路明摆着，上坡、下河，你走哪一条？

老威：走12年前的那一条。

黄天元：路早变了。

老威：山里小路，能变到哪儿去？当年我在文化馆，与彭馆长一起沿着酉水搜集民间文学，一扎就是几个月。原来在这岔口边，有座农家院子，半爿茅草半爿瓦，当家人是位81岁的瞎婆婆，叫冉红玉，唱起山歌嗓子一下就变脆了，比18岁的大姑娘还脆。我曾经提着个录音机，守着她录了一个晚上。你肯定听说过她吧？

黄天元：她过世6年了。坟地还是我选的，就在这上面。

老威：院子呢？她家里的人呢？

黄天元：早迁走了，冉红玉命硬，阴宅当头，死人就压了活人。

老威：我能去看看她的坟么？

黄天元：天晚了。

老威：先生您还担心啥呢？12年前，彭馆长就请您看过水，那时您留个平头，胡子还没白，看上去超不过60岁。“您在一碗清水里能看见啥？”回忆起来没有？我曾经站在一边这样问您。您只回答了一个“魂”字，让彭馆长为他的父亲入土安魂。彭馆长说已经安了，您就拿冒烟的香头在碗边连敲三下说：“魂生气了。”把彭馆长吓得脸煞白，因为他父亲的骨灰盒的确还放在家里。据说您还培养了一个看水神童？

黄天元：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罗。

老威：这么说，您准备收我多少钱？

黄天元:你印堂发亮，没灾可消。好吧，既然是旧人，就给50元咨询费吧。你们文化馆已换了好几批，每次下来，都要千方百计找我徒弟“看水”算命。嘿，还是些大学生呢，被一个9岁孩子唬得一愣一愣的。我早洗手隐居了。你看，冉红玉的坟在这儿，这命有啥好算的？我比她小3岁，年轻时还追过她，隔着山沟对歌。她是方圆几十里的一枝山茶花，追她的人太多，没人能唱得过她，我只坚持了半宿就败阵了。现在咋样？还不是归了土。这茅草长得多深啊，她一辈子要强，都没跳过龙（农）门，把这一脉旺起来，所以我为她选了个好归宿，比冉土司的地脉还旺，你信不信？

老威：你和她有啥关系？

黄天元：她这辈子嫁错了人，我要通过阴宅的风水，把这错改过来。

老威：人死不能复生，咋个改？

黄天元：我要与她结为阴世夫妇。

老威：梁山伯与祝英台？！生不同房死同穴？！

黄天元：乾坤日月有方盈，母亲先死入幽冥，堂上父亲还现在，正是人尽亥时生。

老威：您念的什么？

黄天元：《南极神数》。待我寿尽归土之时，就是子孙发达之始。歌诀云：“千里游龙落笔架，三代运势起春雷。”

老威：我一句也听不懂。

黄天元：此为笔架山，你抬头望出去，仔细瞧，不止一个笔架，而是连续三个笔架。三起之落，三三得九，九九归一，穷尽了天地、阴阳间所有的变数。这块阴宅，我用罗盘测过好多次，正好朝西歇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笔架之间，从右手下退30里，就扎入乌江的龚滩嘴，俗话说：“笔走游龙”。咋样，认清楚了？

老威：笔走游龙？您在谈论书法？

黄天元：啥子书法？这正应了“千里游龙落笔架”啊。可惜这么大的气象，世世代代都没人发现、利用，所以本该出天子的地方，只出了一门冉土司。

老威：在旧社会，土司也算个天不管地不管的土皇帝。据传末代冉土司临终时，学蜀相诸葛亮，于崇山峻岭中遍布了72座疑冢。抬过棺材的人全被杀了陪葬，所以土司墓就成了永恒之谜，吸引了无数盗墓贼，不少人把一生就押在这个无底的赌注上。说不定啊，这脚下就是真墓，您认为的好风水早被盗墓贼给悄悄破了。

黄天元：风水不可能让冉土司占尽，要不他的后人中总有发了，不会这么无响无臭。况且，地脉运行，风水也是轮流转。

老威：您的后人中会出天子？

黄天元：天机不可泄露。

老威：您把“阴世夫妇”的事给家里谈了么？因为死后怎样，您可做不了主。况且冉家婆婆的后代也不会同意你们合葬吧？

黄天元：这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的事情，我肯定会给两家儿女讲清楚。这些年，大家越来越信风水，起阴宅和阳宅都要请人看，不选好日子，绝不破土动工。我这一辈子，都在为人民服务，现在90岁了，也得为自己服务一次。唉，其实我早有准备，让冉红玉先把地方占着，如果儿女不尊重我的意思……

老威：那又咋样？

黄天元：我就自己到这儿来。

老威：您不可能自己埋自己吧？

黄天元：我的阴宅早修好了。

老威：在哪儿？

黄天元：在向西的那些岩石里，你看不出来，除了我，谁也看不出。

老威：这么隐蔽？我还以为您会扒开冉婆婆的墓，连着垒座双头坟呢。

黄天元：我为啥要做给别人看？暗地相通就行了。

老威：这个，还是有点别扭，总不能一点标记也没有吧。

黄天元:我看风水的名气在外，如果为自己选地的消息一传开，这儿就不得安宁了。这几年，风水、算命越来越吃香，城里和农村差不多，稍微多挣了点银子，就急爪爪地考虑后事。去年，我少说为50多家测过风水，今年无论如何不干了。可是许多人都在传，黄老仙勘过哪匹山，哪条沟，于是就一窝蜂去，把地皮子越炒越热，基修得一座比一座大。我们乡长才50多岁，墓起得比他现在住的院子还大。我前年随便为他选了块地，他就跟着把七座祖坟从十里外迁过来，雇了石匠、泥工、砖工、基脚工一大群，热火朝天地干了三个月，把墓弄成私家园陵了。完工时，乡长请了二十桌客，我屁股一拍就躲了。人太贪，身上就带煞，我怕客气转眼就变成晦气。

老威：这风水宝地是您选的嘛。

黄天元：啥地葬啥人，该如何葬，都有规矩，您改了这规矩，乡长赶到县长，甚至省长的头里，就要折阳寿。上乘风水为阴阳五行汇集点，当不盈不冲，墓起得超出了规格，就叫满。你不晓得，乡长在墓里把行头都布置齐了：桑塔纳轿车、龙床、夜总会、卡拉OK包间、跨国公司董事会的椅子，本来还想打些小姐，可石匠的手艺不行，凿子把石头人的五官啃得稀烂，认不出男女——唉，区区风水小事就硬生生地闹成大事，电视台和报纸争着曝光。上面来调查组，乡长倒霉了，又牵出一串书记、村长、镇长和村民组长，原来没有一个清官，都是铲国家和农民的地皮，并把贪来的钱投资修墓。有领导带头，看不起风水的乡下人也晓得靠着大户边儿圈阳地，通往县城的盘山公路，向阳的一面就有几十座空墓，远远望去，还以为是别墅区呢。

老威：您没事儿吧？

黄天元：咋没事儿？祖坟被造了，乡长一肚子火，转头就咬我一口，我又成了大搞封建迷信的坏人。我藏进了阴宅，没人晓得下落，他们就拿我的看水徒弟出气——电视台拍了一集神童如何算命骗人，大家都看了，背地里对我黄家指指戳戳。当然，这跟乡长到处散布谣言有关，他说就因为信了我才倒邪霉，吃了官司，还连累后人。

老威：胡说。中国法律不兴株连。

黄天元：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官垮了，哪个尿你这一壶？

老威：这倒是实话。

黄天元：所以乡长认为我断了他家财路。乡里乡亲也不认黄，纷纷检举我。公安局找不到人，就把我家里请进去审问。这样拔萝卜带泥，又扯出20多个风水先生，一溜押到群众大会上，与人贩子站在一块批斗。劳改、劳教的都齐了。又司祖庙旁边的瞎子算命市场也取缔。当然，90岁的人，在这儿也算国宝，所以抓住我又能咋的？即使劳改了，也干不了活儿，也避不开对风水和长寿感兴趣的人，我有群众基础。文革时，打击封建迷信比现在厉害，我照样做业务。

老威：我在县城住了两天，市面很清静，看来整治之后，风水算命都萧条了。

黄天元：跑到贵州和湖南去了，几十里就过省界，现在交通又方便。四川搞运动，其它省不一定搞。如果嫌抢人家的饭碗不吉利，还可以跑更远些。福建、浙江都信四川，这边的风水先生有根基，随便露两手就把当地的歪货给盖了，这一行竞争激烈，谁的本事硬，发财就快，靠真才实学稳当。

老威：据我所知，全国都在取缔封建迷信。

黄天元：封建迷信指的是跳大神吧？前一晌，风水、算命一歇下去，陈巫婆的业务马上红火，门坎都被踩平了。陈巫婆只会一种本事：纸符化水，让人喝下去，然后就披道袍叽哩哇啦地兜圈子乱跳，说啥王母娘娘下凡附身。天晓得啥子鬼附了身。箩筐大的字不识两个，跳一盘神还收人家50元，太黑了。

老威：陈巫婆一跳就个把小时，70多岁的人，还把灰盆子（有时是篾筛）顶在脑壳上，人不人，鬼不鬼，也够辛苦的。

黄天元：你晓得个逑。农村人长那么厚的膘，丢不丢脸？她瞎跳当减肥了，哪能消灾去病，预测未来？哼，打击风水，跳神就火；老子倒霉，陈巫婆就吃香，这世道的风水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真他妈被盖里面逮耗子，这边按下去，那边又冒起来。

老威：您算个德高望众的老江湖。

黄天元：所以，我不把陈巫婆放在眼里，纸符化水，治不了病也医不好人。这阵风一过，大伙又会想起黄老仙。我自幼个读孔孟书，以后又多年研究《易经》、八卦、《梅花易数》、五行、阴阳宅基学。我连《推背图》、《天宫书》、《黄帝内经》都反复揣摸过，如果放在过去，说不定渭滨姜子牙早就逢上文王了。

老威：高寿之翁，志向还如此远大，佩服佩服。

黄天元：志向远大不顶用，我这辈子怀抱子牙之才而混迹于世，皆因祖上风水平平，还略有败象。我花了好几年功夫踩勘地理，终于寻到这块“笔走游龙”的宝地。根据命星推断：待我享尽阳寿，与冉红玉行阴间合礼始，黄氏一门，三代之内，必出王侯！封地万里，光宗耀祖。五代，游龙出海，以笔力而文治东夷，以分庭抗礼而震惊天下；至六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老威：如此了得的风水，老先生何必与外姓人分享呢？

黄天元：我阳妻病逝得早，况且自然灾害期间，遍地饿莩，哪有风水一说？我一家几口，刨土葬亲，坑还不及三尺，人都饿趴下了。由此可见，堂客她命薄，骨头轻贱，一旦迁入贵地，风水就破了。而我一人独葬，阴阳不调和，风水也不圆满。冉红玉与我的阴世缘分是天定的，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这种百年奇缘我讲不清楚，即使给你讲了，你也不清楚。但生死循环，天作之合不能违啊。

老威：老先生的学问的确高深，不仅我不清楚，天下也没几个清楚的。

黄天元：所以世道险恶，能够抽身尽早抽身。

老威：朝哪儿抽身？今天不是古代，连个隐居的地方都没有。这山，这水，早晚得开辟成旅游景点，如果生意好，在山下修个山门，再打广告，说是最新发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这样历史与自然的遗产都上档次了，人们就会乘乌江火轮，潮水般涌来，说不定您百年之后也会成为一个招徕游客的绝招。

黄天元：你的心境太乱了，我们下山吧。

老威：您不是住在这儿么？

黄天元：我住在村上，我的儿女跟孙子辈住在县城。

老威：您刚才说“曾经藏进阴宅”。看，月亮爬上第二个笔架了，这风好象来自天堂，有一股幽香，如果这时冉婆婆从墓里出来，肯定脱胎换骨了。鬼都是好鬼，美鬼，在草上飘来飘去，令人摔跟斗的鬼。老先生，我们回吧。

黄天元：回吧。我不会当着人下阴宅，我花了很多年的功夫，一个老年人，容易么。其实我已经搬家了，看风水赚的钱，我起了两座院子，儿女分了，后来又转手卖了，因为他们要跟孙子、重孙子辈去城里凑热闹，一大家子挤楼房。老人好清静，但我的儿女都跟他们的儿女享福去了。我不去，要分钱尽管分，反正我人不去。人太老，一脸的皱皮疙瘩，年轻人看久了，就不习惯。你孝顺我，为我倒屎倒尿，我还觉得是个负担。算了吧，冉红玉一过世，我的尘念就绝了，虽然还勉强给人看风水，但魂已不在这上面了。你看，那块岩石大半悬空，岩石周围还有岩石，像钢筋水泥浇的，没一条缝。只有我晓得咋进去。60年代，这山上有只虎，饿晕了，就下村里扑人。后来全村人都打着火把、敲着锣赶上山，老虎走投无路，就从那块岩石上跳下去，摔死了。人们连夜剐虎皮，露天架锅煮肉，百多口，每人分到一小砣。据说这是川黔五县的最后一只老虎。我刨出的或许是虎洞，20多米深啊。我每个月都要下阴宅住几天，有冉红玉陪着我，阳世就一天比一天淡。你嗅到的香气是陈艾、苦蒿、黄莲、白芍、薄荷、马桑、断肠草，有野生的，也有我种的。我在这一带撒了二十多味草药种子，土太肥了，春天撒种，夏天就蹭蹭朝上冒，到处窜，岩上的浮土窜满了。这比庄稼管用，心情好，折些草药压在舌根下，就感到饱，感到身体从内到外透着香。这些草药防虫、除虚、明目、解毒，能治多种病。随便扯几把配成方子，搓挤成浆，搽一搽自己的口、鼻、耳、腋下、屁眼，都能驱除邪气、浊气、烟火气,百虫不浸。现在我经常几天不吃饭,睡在阴宅里，即使吃，也不要熟食。我还剩五颗牙齿，一天能慢慢将两把米磨成浆，一点点吞下去，就很满意了。阴宅里太黑，如果有虫子钻进嘴里，我也一口含住。蚯蚓味道还好,蛇和蝎子不敢惹我。

人太毒了，比蛇和蝎子毒得多。特别是现在的人，以前是吃阶级斗争的奶，如今又吃升官发横财的奶，都练得五毒俱全、六亲不认。不相信？你捉条蛇来，隔着一层衣裳咬它一口，不出一分钟，再毒的蛇都死。过去的人没这么大毒性，因为吃简单，想法简单，粮食不上化肥。《三字经》里说：“融三岁，能让梨。”连娃儿都让水果给人家吃，难怪孔夫子要讲“礼仪之邦”。

人生先做加法，后做减法。许多人一辈子做加法，结果越活越累，累死不到头。开国帝王打了江山坐江山，坐了江山又想传给子孙万代，这就是没完没了地做加法。其实帝王与商人有啥不同呢？江山也是一笔生意，哪能永远只赚不赔。所以加法做到一定时候，就得一点点减。我90岁了，生命快减到零了。零就是自然，就是没有脾气的风水，就是金、木、水、火、土。我的后人在这上头增加一点点，都是一。

老威：丢开名利，谁也不会关心您的下落，老先生好自为之，不要急于求成，草草活埋了自己。

黄天元:这是我的家。我会享尽天年，为了黄家后人“笔走游龙”。

14.遗体整容师张道陵

采访缘起：

成都的殡仪馆在东边的群众路，我曾在里面诀别过一位诗人。殡仪馆的墙外，有一座规模不小的破茶馆，生意兴隆，百分之八十的茶客都是老年人。据说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因打麻将输钱太惨，高血压上来，身子却到了桌下，来不及送医院，就直接入殡仪馆停尸间排队了。

我就是在这里认识66岁的张道陵先生的。他曾是川东某县殡仪馆的资深遗体整容师，1993年迁居来蓉。1995年9月30日下午，秋意已浓，我在与张先生交往了半年之后，完成了这次非正式的采访。

其时斜阳红了半边天，我出了茶馆，迎头撞见送灵车队堵塞了巷头。而同一条小街的另一端美女如云，轻歌曼舞，令人想起唐代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的诗境。原来是四川音乐学院，四川川剧学校及舞蹈学校正在积极排练，准备迎接全国性的文艺调演。

牙齿已缺的张先生执意告别哀乐，去凑年轻人的热闹，我谢绝了。

老威：张师傅，你做这个工作有多久了？

张道陵：近四十年，该退休了。我是这个殡仪馆的首批职工，57年美专刚毕业，就来了。当时正反右，如不服从组织分配，就极可能成右倾。那阵馆里挺清闲，还不到十个人，一个月才烧几具尸，还包括无主的。虽然中央大力倡导火葬，毛主席、朱委员长、刘主席、周总理等都在“实行火葬，移风易俗”和为科学捐献遗体的志愿书上带头签字，但土葬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要改变很难。我在馆里派不上用场，领导就指定我负责墙报。好在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我的专长得到了充分发挥。

老威：这同你的职业没关系。

张道陵：政治挂帅是时代潮流，政治是全国人民共同的第一职业。58年大炼钢铁最火的时候，群众竟上门建议把焚尸炉改造铸钢炉，说反正你们一年也烧不了几具尸，还不如多炼钢铁为“超英赶美”作贡献。馆长解释说，两种炉子的设计不一样，群众不相信，认为炼人和钢是一回事，就以反对大跃进为罪名，把馆长抓起来，还抢着向馆里运矿石和焦炭，幸好县委书记亲自赶来，才说服大伙，并应允在院里建土法上马的小高炉。这下殡仪馆热闹了，人没烧，废铁倒炼出不少。我在人山人海中瞎忙乎，与我现在的老婆对上像了，她是共青团员，当时早忘记我是干遗体整容的。

老威：这行道什么时候热闹起来的？

张道陵：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这个县饿死了好几万人，别说埋，就棺材也做不赢，只能裹一床草席朝这儿送。60年下半年，我们就忙不赢，开始加夜班了，那时不象现在，电纽一按，就自动传送、关闸、焚烧出骨灰。那时烧死人是力气活儿，抱着朝里送，有时电刀跳闸，火苗子提前冲起来，还薰你个大黑脸，再加死者亲属在外面哭哭啼啼，使你觉得自己是刽子手。

老威：你不是美容师吗？怎么也做炉前工作？

张道陵：都是饿死鬼，美什么容呀。开始，我还把吐出来的舌头送回嘴里，塞进一砣棉花让腮帮子鼓起来，后来就什么顾不上了，你感觉那是一捆接一捆的柴禾就行了。到了61年春天，青黄不接，成百上千的人满山遍野地转悠，捡到什么都朝嘴里填。树皮、草根、野菜、甚至昆虫。当然，荒山秃岭的，能捡到什么好东西。有的人在山上转着转着，就卜地栽倒，永远起不来了。我们把县里配备的收尸卡车停在山脚公路边，等基干民兵押着一串串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上坡捡尸。五类分子也饿得不行，不发馒头就把脑袋一抱，身子一缩，任你枪托怎么乱捣也不上。于是，我们支书发明了抛尸法，即用一根长绳连好几具尸体，利用互相之间的牵引力，转翻朝下面抛，果然省了不少力气。

老威：你们没挨饿？

张道陵：基本的口粮还是能保证，但肚皮稍大点就勉强了。县里特别重视我们这种单位，人与炉子都不能出故障。到了62年初，人吃人的现象终于出现了，从山上运回的尸首，大都肢离破碎，大腿、膀子、肩背和屁股的肉都被卸去了，领导指示尽快处理掉。那时民兵昼伏夜出，也抓了几个吃人狂，判了刑。你猜他们吃人的理由是什么？不是因为人肉香，而是因为糠馍馍和观音土积在体内，下腹坠胀，拉不出屎，需要人肉润肠。

老威：你还真挺过来了，我62年害过浮肿病，差点死，所以我特别怕饿。那时我爸是干部，悄悄把口粮省回家里，自己在外面混吃混喝。他的中山装上口袋里，并排着两支钢笔，一支汤匙，只要见谁端碗，就笑嘻嘻地把汤匙戳进去尝味道。他眼睛尖，别人又躲不开他，于是给他取了个浑名叫“雷达科长”。

张道陵：你爸爸挺不容易的。

老威：我们不谈这个话题吧，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后来怎么样，你的专业荒废了吗？

张道陵：后来殡仪馆扩建了，增加了专门的追悼会堂，会堂的侧门进去，就是遗体整容室。自然灾害一过，苏修也卡不成咱的脖子了，殡葬工作也进入了正轨。当年，整容也得分挡次，文化高的，比较有钱的，要求自然就高；象普通的人，连追悼会也免了，就举行个遗体告别仪式，那么整容的程序就简化到洗洗脸，梳梳头，朝口腔内填棉花，再涂抹点胭脂了事。

老威：这么简单？

张道陵：我不是说了么，要因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而言。完全的整容要先把尸体里里外外洗个透，喷专门防腐的香水，再换新衣、理发。还得一点点按摩皮肤的裸露部分，从额头、双颊、嘴唇、脖子到双手，都要反复弄遍，直到“起死回生”，使皮肤象活人一般富有弹性，再抹上一层油，使之富有光泽；接着才是化妆美容，节奏要不紧不慢。颜色要搭配得当，眉尾、嘴角、鼻翼都挺重要但关键还是眼睛，能否给人以安详睡去的感觉。你想，一般人死了，要在家里停放两、三天，搭设灵堂祭奠，送到殡仪馆时，肢体僵硬，双颊凹陷，脸色青灰，天气炎热之际，还会有异味。这时如果家属要求举行个仪式，要化妆整容，难度就比较大。因此，干这一行，生理、心理都要特别健康，要像医生做解剖，久而不知其身在何处，你要让一个龇牙咧嘴的凶死者逐渐恢复常态，要让他微笑起来。

老威：这是勇敢者的事业。

张道陵：谈不上勇敢，这是训练的过程，弄不好，重新来就是，熟能生巧嘛。许多作家都写过停尸房的故事，我在这呆了这么些年，那有什么故事、鬼怪！“文革”当中，有人想吓唬我，就趁夜把我整过容的尸体扛出来，立在执班室前。待我半夜出门上厕所，那玩意就嗡地一下扑过来，与我啃了个嘴对嘴。我当时吓懵了，幸好是自己熟悉的东西，才没信邪。我扶住尸体打了两耳光，又把它扛回去锁好。我其它倒没什么感觉，就是满嘴的福尔马林味，害得我漱口刷牙一阵忙乎。

老威：我头皮都发麻了，你还好象没事似的。

张道陵：我天生就是做这个的材料。文革武斗当中，这儿也是够热闹的，三天两头，有裹着红旗的尸体送进来，红卫兵拿枪逼着我为他们的战友整容。有的尸体一下池子，水就成了殷红色。捞上来，把身上钢钎捅的眼用橡皮膏一贴，再换军装。有个红卫兵头头，大约是被对手当胸一刺刀，死了还咬牙切齿，眼瞪出了眼眶之外，我按了半晌不进去，只好用大号夹子把眼皮封住定型。而那嘴巴更闭得比城门还紧，我用改刀撬不开，就使出开口器，把大牙都给他顶裂了。

老威：你成钳工了。

张道陵：可不。我这钳工却差点被那鸟嘴给薰昏了。我拿牙刷一挑，一窝蛆滚了出来，原来舌头烂掉了。我急忙冲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最后才回来仔细给它刷牙，我一壶接一壶朝里面灌防腐剂，这那是整容，我在洗厕所呢。我耗了一下午，那张愤怒的面孔终于浮现出大家所熟悉的微笑。红卫兵们被我的认真劲感动了，硬把红袖章给我套上，在喊了几句“向工人阶级学习”之后，还把我发展成组织成员。

老威：我也很感动。但大凡上殡仪馆来的死者亲属，几乎都沉浸在生离死别的悲恸中，极少有人能想起你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术师，报上也很少宣传，似乎你们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生活。

张道陵：没意思。哪怕收入再高，哪怕记者们拿出捧明星的力气，也没人会羡慕这个岗位。去年我新买了商品房，迁居，换了环境，同旧的邻居，从小熟悉的一切都断了关系。现在外头没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也别拿着我的真名实姓乱嚷嚷，否则我会找你打官司。

老威：有这么严重吗？那我隐去你的真名和工作单位可以吧？

张道陵：可以，没关系就行。有一回，我儿子的女友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我干这个买卖，死活不愿再上家里来。据说她害怕得拼命洗同我握过的右手。好在我儿孝顺，懂得一家人全靠老爸的工资支撑，就没同我闹别扭。唉，每个人都要死，但每个人活着的时候，都不会想到或本能地避开死。这我理解，因为就在我自己整理遗体时，也忽略了死，而只想到工作。

老威：这么说你是超越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过着一种社会边缘人的生活？我曾在一部香港电影中，看过这么一个情节：一个守停尸房的老人醉酒之际，就数不清有多少具尸了，结果被一只死人手打了一巴掌。

张道陵：我不喜欢有关死人的电影，还是喜剧片好，笑一笑，十年少。我真正对死者动感情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小女孩遭车祸，送到这儿来时，半个脑袋都没了。我抚摸着她的小身子，感到心里挺酸的。我赶走洗尸工，还原她那可爱的小模样，用硅胶把那淘空了后脑勺填满，再把药水处理过的头皮整个蒙上去。我一根根地清理她的头发，扎了粗粗的马尾巴独辫，粉和胭脂淡淡地涂上后，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家伙光彩照人冲我笑。我还给她刷了法国的睫毛油，使那眼睛深遽得不见底。我着迷地工作，连领导敲门也没听见。你猜，我这样费尽心血创作艺术品，结合怎样？

老威：我不敢设想。

张道陵：灵堂里所有的人，都抱着这可爱的小天使，又哭又亲。我躲在一边，我不敢奢望有人想起我，给我递一杯水。我只暗暗祈祷上苍，让我的创造物留得长一些，至少再留一夜，让我独自再多看几眼，给她献点花和玩具。然而，她却那么快地进了焚尸炉！我离开她才一个小时！美是必然要毁灭的。

老威：你别伤感，张师傅。美通过死亡在你心里留下了印迹，这种印迹是不可毁灭的。世上没有几人能从死里读出美好的事物来。现在，你把这种感觉传达给了我，我们在为美的灭亡惋惜之际，它就永恒了。

张道陵：你是作家吧，这么会讲话。

老威：我说的是实话。历史上有许多无法追寻的东西，但你认定它们肯定存在过。就如霸王别姬的瞬间，你只记住了霸王穷途而歌，虞姬起舞自刎的场景，你把这种千古绝响孤悬起来，不断地赋予它新的想象、新的意义、虞姬——一个无法言说的绝美毁灭了，就象你的那个小姑娘——当然，这与世俗社会没多大关系。

张道陵：但是我老了，眼睛和手都不太准确了。我虽然不太懂你的话，可知道你是在夸我，从来没人用这么些中听而又迷迷糊糊的字眼来夸我。现在做遗体整容这一行很难。许多人不愿做，即使愿做的年轻人，也是看在挣钱多的份上。我的心劲已耗光了，退休后又干什么呢？我不会下棋打牌，聊天也不会，我满肚子都是死人话题，也没人听。

老威：你可以养养猫狗，钓钓鱼什么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玩法。

张道陵：我害怕与谁建立感情，猫狗也一样。一旦处久了，有一天它们要永远离开你了，你就会难过。那么多好人，漂亮的人都死去了，尽管我竭尽全力为他们化妆，恢复一种短暂的假象。我再不愿失去什么。人最可怕的不是死，而是不断地丢失东西，上了一定的岁数，你环视四周，会发觉已丢不起了。

我的老上级，这个馆的第一任书记年初死了，还没满70岁，是我为他整的容。这人平生就一个嗜好，年轻时收集结婚请柬，50岁以后，就改为收集讣告，整整一间屋全是那玩意。据他讲，中国人的想象特别贫乏，连讣告也是翻来覆去那几句，文章格式也就一两种，因此这种东西从古至今都不值钱。

老威：这是个怪人。

张道陵：不错，更怪的是他自己为自己写了一份讣告，在生前悄悄印了几百份，同遗嘱存款折子锁在一块。死后，这讣告无法寄，因为谁也看不懂。

老威：什么体裁的？我想应该是古代吊唁的哀词吧？

张道陵：也许是。反正全是四言八句，有一半的生字我不认识。文中还标满了抑扬顿挫的符号，大约他老先生自己念过几百遍了。可惜，他作不了主，讣告还得组织上研究、定调、写成公文散发。

老威：张师傅，你还是自己捉摸一套玩法，把心情放轻松些。我觉得钓鱼挺适合老年人，我家里有一套轻便的鱼竿，放在那里不用，已生锈了，下次我给你带来？

张道陵：小时候钓鱼还差不多，那时削一根竿子，自己装线设钩，到任何一个河沟边坐上半天，至少也要弄十几条。现在河沟全干涸了，稍大一点的河也污染严重，造纸厂的泡沫一泻千里，别说鱼虾活不下去，连人的健康也受影响。

老威：你可以到公园里去钓，反正娱乐嘛。

张道陵：没意思，别人养着鱼，让你去钓，太没意思了。我看，退休后实在闲得无聊，我还回殡仪馆当个化妆顾问吧。

15.民间艺人任唤琴

采访缘起:

1997年3月3日黄昏，春寒漫漫，我在成都白果林某大院的底楼，访问了民间艺人任唤琴。任伯母很慈祥，很热情，使出功夫，把看家本领一一展示，还主动教了我两套供“玩耍”的魔术，可谓童心未泯；然而我知道，她很寂寞，随着现代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民间艺术的末日也就到了。京剧、川剧作为民族特有戏种，尚需国家花大力气维持，哪么比京剧和川剧更加边缘化的一系列民间艺术呢？

老威：据我了解，您这个民间艺术团过去经常在厂矿和学校演出，很受欢迎，现在情况怎么样？

任唤琴：我们已经一年多没演出了，我从艺几十年，这是第一次这么久没演出，手都生锈了。现在厂矿纷纷倒闭，下岗工人问题成堆，学校也闹着要“减轻学生负担”，所以，尽管我跑断腿，也联系不到演出。百般无奈，我只好在二环路外开了个茶馆，钱是赚不了，糊口还凑和。

老威：团里的其他演员呢？您的办公地点设在啥地方？

任唤琴：我们办公地点就设在家里，团长、联系人、出纳、会计都是我一个人，您看我手脚灵便，不象70多岁的人吧？这是因为我的心年轻，长年喜欢跑江湖的缘故。我的演员都是临时性的，说明了，许多人过去就是与我一道走南闯北“扯火把”的搭挡。一有演出(当然得看规模)，我就挨个通知他们。我自己，魔术、风琴、唱歌、唱戏、报幕都拿得起。其它节目分文武场，文场有金钱板、口技、谐剧、评书、清音、三弦、二胡、板胡、笛子、扬琴；武场主要杂技和特技，如水火流星、吃火吐火、吃刀吐刀、睡钉板、车压活人等，保险看得你目瞪口呆。对于艺人来说，救场如救火，所以一接演出通知，大家都来得准时，把我的家挤得水泄不通。幸好我屋外还有个院子，演员就互相举着镜子，在院子里化妆，再把演出服一穿，等着赶事先包好的大客车。在包车上我是不惜花钱的，这是艺术团的门面，所以演员们兴奋得像过节。真的，车能影响演员的精神面貌，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档次提高了。

老威：那演员们平时在干什么？他们有工作单位吗？

任唤琴：少数几个有工作单位，曲艺团、川剧团，效益不好，工资都发不出，听说许多文艺团体都放录相，租影碟，开始“多种经营”了。而多数演员长期没单位，也不想有单位了。虽然他们与我这个团的关系是“搭伙求财”，但我还是填发工作证给他们。艺人脚野，走州过府方便一些嘛，要不，窝在家里，吃饭解决不了，连艺也荒废了。话说到这儿，您肯定认为我这个团水份太大，可是您看我的证件齐全的，文化部门特批，似乎把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都放在一个老太婆的肩上了。看来，呆在城里不行，电视、录相、歌厅、三陪，耍的方法太多太烦，搞得年轻人心浮气躁，没档次，怎能品出民间艺术的味儿来？下一步，我还得走回头路，送演出下乡。过去，我们从成都坐火车硬座到福建，几天几夜也不困，一下车就连续作战，深入渔民中去联系，我们的火把扯了几千里，若不是怕少数民族消化不了四川土特产，我们新疆内蒙也敢去。对，下一次就从成都郊县开始。

老威：那么一大帮子人下乡？别说你们上了年纪，就是年轻人也吃不消。食缩怎么解决？农民肯出多高的票价？病了怎么办？这些都要考虑。

任唤琴：您咋这么婆婆妈妈，显得比我的岁数还大，现在的年轻人爱虚荣，比老年人更不能吃苦。既然下乡，我当然要精兵简政，最好是三个人，多不能超过五人。我的最佳搭挡陈存住在三台县，我晚上就通知他。陈存比我大两岁，只要不醉酒，空心筋斗翻得象风车转。他的拿手好戏是吃火吐火，车压活人。这是硬气功，没有长年累月的修炼是不行的。开戏之前，这老陈头浑身少年英雄的装束，空翻亮相就能博得打雷般的掌声，然后，他一个大鹏展翅，从汽油桶里舀起一碗，待观众过目检查毕当众咕咚咕咚灌进嘴。再令一人点火，并把一串火球吞下肚，吐出来，又吞下去，又吐出来，烈焰呼啦啦地从他口中喷射，这不是表演，这是玩命呢！演出之后，陈存必在当晚喝得烂醉如泥，他说这是洗肚子里的汽油。酒咋能洗汽油？我担心他的肚皮哪天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开花。还有车压活人。陈存年轻时与人打睹，曾经让三辆卡车从身上碾过去，他的师傅就是这样变成肉饼的，不过不是三辆，是六辆车碾他，最后一辆在他身上熄火了，车轮硬生生地陷进他的腰里，卜地一声，肠子就出来了。当然，现在的“车压活人”，最多是摩托，载满货的架子车，陈存说跟玩差不多。

老威：我倒很想认识这位陈师傅！

任唤琴：他到我家时再通知您。俗话说，三人一台戏，我还有一位伴档是打金钱板的，50多岁，是金钱板大师邹忠新的高徒。他一出台就笑声不断，既能延长时间，又能轻松气氛。当然，我的魔术一亮相，二人都得站魔台凑趣。

老威：三人一台戏？你们合作了多久？

任唤琴：我和陈存合作了三十多年，八十年代文场老白去世，小李才加入。记得“文革”期间，城里反封、资、修，演不成，但我和陈存又熬不住心痒痒，就叫上老白，各带上行头下乡，后来小镇子也不行，就干脆走山区。平武，出熊猫的地方，我们都去过。当然挣不了什么钱，那个时代的人也不讲赚钱，只要有好饭食款待，钱多钱少没关系，艺人久了不演，就象鸦片烟瘾发作一样。我是唱京戏出身，后又半路出家学魔术、曲艺，我随便朝农家大院一站，都能折腾个把小时，别人一鼓掌，我就不晓得东西南北了，陈存的德性同我差不多，老白主要弄乐器，另外，他还会科学，例如自制肥皂和盐巴，那年头，这可是缺俏货。他的肥皂是用烧碱、石膏、皂角等熬制，然后用木格子定型，放在馒头蒸笼里蒸。盐巴用啥熬的我忘了，最缺德的是兑好颜色水，灌进避孕套里，再一颗一颗扎成水灵灵的葡萄，配上塑料叶子，其它还有蜡制的小金鱼，小螃蟹等等。当演出只混饭不卖钱时，老白象个货郎，总能瞅准时机出售货物。肥皂八分钱一块，盐巴一毛钱一斤，葡萄两角钱一大串，金鱼、螃蟹一分钱一只。有时候，农民竟直接在他的跟前挤成团，把演员给忘了。陈存气了，就挥着拳头不让老白卖。受压迫久了，老白私下最盼逢场。到镇上赶集。有一回，我们正在镇头扯火把，陈存把铜锣敲一圈，就划出一块空地，只见他甩下外衣，亮出硬梆梆的肌肉，拱手喊声：“乡里乡亲！”准备运功玩刀，不料前头发一阵喊，人群潮水般翻腾起来，原来县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送戏下乡来了。我们逃跑不及，被清场的民兵抓住。老白的货郎包被没收，并当成“投机倒把分子”，游街示众。老白文弱，吓得发抖，还是陈存有胆量，提起铜锣挡在头里吼：“我三代贫农！我三代贫农！！”把民兵镇住了。最后，我们被勒令写检查，承认误入歧途，中了封、资、修的毒。接着我们又被押到舞台下，罚站观摩宣传队的演出，先是样板戏的片段，《沙家滨》里的“斗智”是“文革”中的保留节目，那阿庆嫂长相不错，可嗓音太差了，我这正宗的京戏科班，喉咙虽痒，还克制得住。那陈存的耐性就不行，台上一跳忠字舞，他马上鼓起牛眼睛在台下跟着跳，他把《大海航行靠舵手》跳成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弄的动静比谁都大。在他的带动下，全体观众都站起来跳，民兵也跳，把枪横挎着。本来《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散场歌，大家只拍手不跳的，可那天不知吹的那股风，台上真跳了，还举着红旗，胳膊肘向前冲刺，做成大轮船乘风破浪的样子。可陈存有内功，一唱一跳，竟把十几个人的宣传队全盖了，大伙丢了魂似地跟他学，将错就错地进入那个时代的革命大团圆。

老威：不愧学员本色，到那儿都能将群众煽动起来。

任唤琴：是啊，我们不但收回了行头，还与宣传队员同吃了一顿饭。

老威：您有哪些拿手节目呢？

任唤琴：京戏唱段，当然主要是样板戏。在《斗智》里，我能同时唱阿庆嫂、胡传葵和刁德一，嗓音、眼神、派头都不一样；还有《白毛女》里，杨白劳和喜儿的对唱。如果您闭眼不看人，肯定认为是原版。就质量，样板戏都不错，错就错在除了样板戏群众什么也没有。另外，清音和魔术也受欢迎。我能从一只完好无缺的鸡蛋里，抽出一条横幅：“向贫下中农学习致敬！”博得满堂彩。

老威：您说您是“科班”，哪么旧社会有京剧学校吗？

任唤琴：我说的“科班”是正式拜师学过艺的。从古至今，也没听说为那个戏种开设过“学校”，成都有个叫川剧学校倒挺新鲜的。过去，戏子属于三教九流，虽然梅兰芳、盖叫天有名气有地位，但也必须要依附于某种社会势力，无法独立卖艺。我家世代好戏，到了我五哥这儿，就干脆拜师，潜心学戏。待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就自己撑头扯了个“任家班”，生、旦、净、末、丑齐全，开始跑江湖。我五哥是我师傅，1945年，我才12岁，就随他沿长江而下，顺水演了很多城镇。任家班每年都要巡回演出一趟，不管烽火连天，只管自个唱得热闹。我小小年纪，就能唱《西厢记》、《铡美案》、《窦娥冤》全本。到了15岁，除了五哥，我就是班里的小台柱了。不幸这一年，五哥却客死在鄱阳湖畔的一个小县，是被当地恶霸活活打死的。五哥性情刚烈才华横溢，只因小事得罪了恶霸，就落得如此下场！班主一去，戏班也作鸟兽散，我孤苦零仃之际，遇上了老李，就嫁给了他。那时我刚变卖行头，办完丧事，伏在坟头痛哭。一位着长衫的教书先生扶我起来，他四川口音，比我大十几岁，我除了嫁他，啥办法也没有。这是命呵，不知不觉过了这么些年。

老威：解放后，您也没工作单位么？我记得中央首长里京戏迷不少，国家对京剧很重视。毛主席有一次看《白蛇传》，竟拍案而起，怒斥法海，入戏入得连裤子掉下来也没感觉。

任唤琴：50年代我曾在川剧团工作过。57年我没当右派，但是被评为“小脚女人”，意思是跟不上形势。后来我就退职了，用退职费给我儿子治病。60年天灾人祸，我儿子营养不良，得了浮肿，我每天背他到牛市口，找一位民间老中医。这就样折腾了一年多，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变卖了。我男人饿得抗不住，就说：“算了吧，等你这样把孩子治好，大人早饿死了。”这话虽狠了点，可也提醒了我，于是连夜背起行头，去找陈存。那年头，到处都饿死人，谁能头昏眼花地看您演出，戏又不能吃。还是老白刁，打听到某某大山深处有麻疯院，他把假证明都打好了，说到那儿演出肯定能挣大钱。陈存搔了半天脑袋，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只好吹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现在提起这件事，我浑身还起鸡皮疙瘩。我们在林子里钻了大半天，才出现光明，首先看见的是许多墓碑。然后才是白色围墙，这儿属于军管，我们只好打着慰问演出的幌子，医院领导才出面接待。头一餐就是大白馒头、肉罐筒和野菌，把三个奄奄一息的饿鬼撑得红光满面。接着，我们打着红色横幅隔着铁丝网与病员见面。麻疯的外部症状是溃烂，先是指甲、头发、眉毛渐渐脱落，然后是肉，然后是骨头，最后才是五脏六腑变质、麻痹。所以，当我们在铁丝网这边搭台演出时，那边的欢叫和掌声都很怪。是一堆太特殊的观众，缺胳膊少腿，有的脸烂了半边，所谓眼泪就是一串串腐烂的黄水；有个女病员边看戏，边掏出小半个乳房奶一个麻疯孩子——那是个浑身脓血的小小老头。唉，真是太不幸了！

陈存表演水火流星，我表演了《苏三起解》和魔术，还教病员几套扑克游戏，供他们打发漫长的毁灭时光。一道铁丝网隔着两个世界，这边的观众是医生护士、解放军战士，他们也很久没看这么精彩的节目了，因此，再欢迎我们“再来一个”，而那边却是地狱。在我们演出的间隙，病员也出节目，非常缓慢的舞蹈，连下蹲都很吃力，但仍跳得极其认真；还有相声和快板，讽刺苏联的，这些老大哥一夜之间就翻脸卡我们的脖子，连麻疯病人都恨他们。当然也有歌颂医护人员的集体诗朗诵，热闹极了。

我们在医院呆了三天，顿顿好饭。最后，医院出车把我们送到几十里开外一个人烟稠密的小镇，人家一再叮嘱我们保密。这次，我们一人挣了一袋面粉和十个肉罐筒，还有够沿途充饥的馒头。高兴得做梦都笑。好了，这种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老威：看来您是老江湖了，讲的东西都很有传奇色彩，从解放前到解放后，虽然您也极难摆脱时代的影响，但似乎与当时的社会关系不大，您一直不关心政治？

任唤琴：我怎么不关心政治？要混饭吃，就要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编一些节目，就像写文章，先是国际国内大好形势，然后才是自己的东西。这样说吧，艺术分两种，一种是那朝那代都能吸引观众的，一种是当时演了当时就忘了的玩意，又要群众喜欢又想不被抓起来，就要二者兼备。挂羊头卖狗肉也是艺术。

老威：您不愧是团长，政策水平高。

任唤琴：吹吹拍拍没用，老了，不灵了。再这样下去，江湖艺人要绝种了。我的茶馆开张之日，我曾请了很有名的四川评书艺人来说书。我预付了他五百元，还找人到处贴海报，扯横幅。您不晓得，这位艺人火了几十年，书说得出神入化，特别是《杨家将》，过去一开场子，必坐无虚席。我计划让他一天天说下去，把茶客吸引来，再插入另外的民间艺人表演。这样，既普及了艺术，又养活了一批老艺人。唉，国宝啊，许多人都有绝活，但是现在，年轻人都做生意，恨不得今天做明天就发大财，谁还在乎你，忙不过来。现在，我们自救也不行，《杨家将》的评书只打了一个星期，就只剩下两个听众，一个77，一个80，还有哮喘病，天气一冷就不敢出门。我能埋怨谁？人家说书人已尽了力，只两个听众也把惊堂木拍得山响。茶馆左右全是卡拉OK，美容美发厅，晚上三陪小姐公然到街心去拉客。她们给我的茶馆取了个浑名叫“棺材铺”，意思是快进棺材的人才进来。

老威：这是一个浮躁的快餐式的时代，传统的艺术要站住脚，只有改革，用传统的形式来表现今天的生活内容，另外，厂矿和学校演不成，您可以组织人到夜总会演，现在许多消费场所都融吃和娱乐为一体，许多歌舞、曲艺团体都化整为零，争取串场挣钱。

任唤琴：如果只为了挣钱，还不如到街上摆摊。钱本是为了让人快活的，我何必要委屈自己，用不快活的方式挣钱呢？让我们学散打评书么？评书能散打，其它不一定能散打，要不打来打去，传统就打没了。没有传统，我们这种江湖艺人就没有魂了，没有血了，混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既失魂又失血么？骨气呢？当然骨气当不了饭吃。陈存在家教人练拳呢。我曾为他联系一家大型火锅楼，每晚出场费上百，长期演，那老头就是犟着不干。他说：“让我为吃喝玩乐的人助酒兴？太丢人！”没办法，拿“文革”的话说，这是一批封建残渣余孽。改革不了，天生的花岗岩脑壳。

16.乞丐王

采访缘起：

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车站附近和城乡结合地区，都栖着大量乞丐。他们乞讨的技俩五花八门，我在成都外来人口最为稠密的五块石遇见的这个40多岁的黑脸汉子，堪称乞丐社会中的一绝。他有头脑，梦想有一天能在省会扎下根来。这是1996年的清明节，我和女友宋玉到火车站附近的五块石办事，归途中遭遇堵车，我们在恶臭薰天的立交桥处下来，准备穿过人行桥洞，旁边闪出一“残废军人讨口”的招牌。我生性好奇，就不顾宋玉劝阻，趋近观赏。不料玩笑成真，做了采访。

乞丐王：兄弟行行好，可怜可怜我这残废军人吧！可怜可怜这两个无辜的儿吧！这条胳膊是打越南的时候负伤锯掉的，肚子还挨了一枪，你看，这个疤，里头尿泡都穿了，一喝水就流小便。这是一级残废证明，这是军功章，我该死，不该出来给首长和战友丢脸，可实在没办法。娃儿的妈跑了，被人贩子卖到西北了，扔下两个娃儿，咋办哟！呜呜，我死又死不了。兄弟，看你是个善人，只要您肯把这两个娃儿领去，为你煮个饭，提个鞋，我这辈子没了牵挂，我今晚上就去跳府南河！桂娃子，兰娃子，快给你善人伯伯磕头！

老威：叫孩子先莫忙抱腿，我看看你的证件。嘿，你这国防部的公章是自己雕的吧？你是哪个部队的？认不认识廖亦武？

乞丐王：我是某某军某某团的，在老山守了一年多猫耳洞，还参加过攻打谅山。你说的廖啥子武是啥单位？很耳熟，可部队那么大，我记不起来。

老威：你连前敌总指挥廖亦武廖司令员都不晓得？可见是骗子！在这儿损害我人民解放军的形象。走，跟我到派出所去。你这条断胳膊也有问题，是捆在身上的吧？难不难受？

乞丐王：我，我，啥时候说过我是残废军人？这证件是我捡的。

老威：你转眼就不认账了？

乞丐王：兄弟，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也是没有办法才出来讨口。那个朝代都有叫化子嘛。

老威：你要饭就要饭，为啥胡编故事？

乞丐王：讨好你嘛，激起你的同情嘛，人心都是肉长的，如果你舍不得钱，走你的路。我又没有拦路抢劫。

老威：你是那里人？叫啥名字？做这买卖几年了？

乞丐王：你又不是查户口的，问那么详细干啥嘛。实话告诉你，今天我就算栽了，被你揪进派出所，你前脚出门，我后腿就跟倒出门。警察也不会问我的来历。这年头，叫化子太多了，要关，起码还要修几千座监狱，法官也要增加五到十倍。现在健全法制，关一个人没过去那么容易。况且，讨口不犯法，警察抓我还要管吃管住，即使收容遣送，也是一大批，不会为我开专列。你是记者吧？你去调查贪官嘛，和我们计较有啥意思？

老威：假如我一定要计较呢？

乞丐王：你这是找虱子往自己身上爬。你看街边上睡的那一窝娃儿，黑咕弄咚，像不像耗子？我一声招呼，他们就会过来，吊你的手，抱你的腿，喊你老汉，跟你要吃要喝，加上我这两个娃儿，你呼啦一下子，就成了九个娃儿的爸了。这是要饭，不是抢劫，但是你可能要把身上所有的东西留下来，才走得脱路。

老威：你哪来这么多娃儿？

乞丐王：街上捡，要多少有多少，我还给他们捡过三个大妈，两个二妈。

老威：叫化婆？好，好，我给钱。交个朋友吧？

乞丐王：一元钱？不行，太少了。

老威：这叫什么话！你有行乞的自由，我有给多给少的自由嘛。

乞丐王：刚才是这样，你给不给都无所谓；现在情况变化了，你这人太不地道。

老威：你想要多少。

乞丐王：你不是说要和我交朋友么？"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今天我在落难之中，朋友你就看着办。我是九个娃儿的爸，再加上三个大老婆，两个二老婆，一共15口人，你最起码得一人赏一块钱吧？

老威：小意思。这是50块钱，零头别找啦。

乞丐王：好，今天遇上大爷了！娃儿们都过来磕头！

老威：慢！朋友，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如果你把要饭的都唤来，我就当场撕这这票子。

乞丐王：千万不要撕！钱、钱、钱，命相连啊！

老威：这就够意思了。拿去。你对着太阳照个球！不是假票子。

乞丐王：朋友莫非要让我们帮你办事？哪这点钱就不够。

老威：办啥子事？

乞丐王：你家若有哪个娃儿不争气，学习成绩不好，逃学，又怕回家挨打，就出走了，你尽管放心大胆地找我。把年龄、口音、相貌、穿戴说细一点，我在乞丐圈里为你打听。如果我都找不到，成都街面上就没有这个人。

老威：这不是大海捞针么？遇上这种事，我不会拨110？

乞丐王：人是活动的，110在街上巡逻，不可能把每座桥、每个洞、每个坎、每条巷都跑到，更别说我们的总部。光是五块石这一片，你抬脑壳望一望，这边，靠铁路边儿上，你数一数，多少个小要饭？脸都是一样黑，身上都是一股味儿，就是你的娃儿在里面，你也不一定能认出来。

老威：你咋这么肯定我的娃儿会当叫化子？他挺有志气，宁愿饿死也不要饭。

乞丐王：十来岁的娃儿一上街，两眼一抹黑，志气顶个屁。现在不是50年代，没有雷锋叔叔送你回家。你不信？前段时间，有个几岁的娃儿在鱼池边玩，不小心栽下去了，旁边那么多喝茶的叔叔阿姨，都装着没看见。后来，娃儿他妈急匆匆地找过来，才发现小孩在水里，哭得没命，哪个理她了？娃儿死了，她妈抱着尸体坐在鱼池边，那池子其实只有一米多深。唉，我都不会见死不救。我捡的那些娃儿，说不定其中就有离家出走的。现在小娃儿看武打处，看科幻片打电子游戏，啥稀奇想法没有？可离开爹妈就不灵了。我这儿算给他们的人生第一课。我叫这些宝贝疙瘩自己挣伙食，先从舔盘子开始，嘴巴甜的，会演戏的，就拉路讨口；不会这一套的，就火车站、汽车站、农贸市场去顺手偷点拿点；再不会，就到城北的大垃圾场，刨点捡点，也够糊嘴巴的。

现在的孩子比我们小时候聪明多了，我的临时老婆训练他们磕头、抱腿，不到半小时，全会了。这是从河南人那里学来的，他们曾经一拨十几个，老少都有，把火车站扫荡遍了。现在候车室安了空调，叫化子混不进去，他们就去扫荡城北汽车站、荷花池。差点就进入五块石了，我联络了一帮朋友，把他们打一顿，撵出去。我认识许多彝胞，去年，这还是他们的地盘，在桥头那边的劳务市场挨个蹲着，每个人把查尔瓦一罩，就下去了，象一群密密麻麻的乌鸦。你说怪不怪，他们能够在路边一蹲就是一天，吃饭、睡觉都蹲着，连屙屎都不挪窝。彝胞不要饭，可到了晚上，就到处转，能进嘴的，能上身的，风都要抓一把。这一带居民被偷惨了，集体告状到上面，电视曝了光，警察才出动，一网打尽，连钻阴沟的也要撬开石板拖出来，遣送回去。我估计过一晌，他们又会卷土重来。我是叫化子，我都嫌他们臭。

老威：你的眼界挺开阔的，好吧，我的娃儿离家出走了，你帮我找吧，有重金酬谢。

乞丐王：你说说娃儿的特征，不过，你先得付我满城转的路费。

老威：我的娃儿叫陈器，13岁，在资阳某某小学上二年级。于1997年11月31日离家出走，已历半年，至今杳无音讯。我娃生得浓眉大眼，平头，下巴右边有颗黑痣，出走时穿天蓝色夹克和黑色长裤，脚蹬白色运动鞋。他喜欢看武侠连环画，因此学习成绩差，专爱模仿武侠人物打班上同学，由于受家长和老师的联合严厉批评，赌气离家出走，留言要"上少林寺学中国功夫"。

乞丐王：你这娃儿的照片我见过，在火车站出口墙边贴着呢。朋友，我是干啥的？所有车站类似的寻人启事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你拿我开玩笑？

老威：这个，这个……

乞丐王：你到底有啥事？

老威：这个……

乞丐王:不好说？我猜到了。肯定你是失恋了，要报复你的女朋友。这好办，你再出100元，给顿饭钱。把那女人的地址告诉我。我带上这十来个小要饭到那儿去候着。等她一出门，特别是跟她现在的男朋友一出门，我就让娃儿们扑过去，扯住她又哭又闹地喊妈，霉得她这辈子抬不起头。

老威：亏你想得出来！

乞丐王：成交了？给钱吧。

老威：成你妈个鸟！

乞丐王：莫急嘛，朋友，办法有的是。若是你生意上的对头，我们就天天去封他的门。要不，半夜三更抬桶大粪灌他娘！

老威：公司有保安。

乞丐王：我们这么多人，一泼把看门狗引开，一泼趁机灌粪、砸窗户。

老威：你？！他妈倒是"侠肝义胆"！

乞丐王：嘿嘿，学洪七公嘛。丐帮弟子哪个不是侠肝义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象我，走遍大江南北，挽救了多少失脚青少年！朋友有啥难事尽管开口，我能帮则帮，不能帮，说几句安慰话暖暖心窝子也行嘛。话又说回来，事莫做绝，朋友，哪怕是你的冤家对头，你也不要买杀手。钱花得没有底底不说，那是犯法哟，事干得不利落把你抖出来了，倒运这段时间你完全可以打翻身仗了。怎么样？花钱不多。

老威：承蒙你的关照了，我和你一样，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交百家朋友，哪来的冤家对头？

乞丐王：除了叫化子，只有记者才吃百家饭，到处找新闻嘛。

老威：我不是记者。你看好，我没有照像机，也不带笔记本。其实，报上登的丐帮的事太多了，比你更新鲜更刺激。我还到过西藏拉萨，那儿的小乞丐能把你跟上几条街，你照像、买东西、甚至上厕所都甩不开，除非你出点血，否则他就把那小破琴一直弹下去。那是我见到的世界上最有耐心的乞丐。

乞丐王：你不是记者？其实也没关系。只要不照像，不暴露我的姓名，你尽管写好了，不过，你总不能白写嘛。你挣稿费总有我们的劳动嘛。

老威：再给你一张50，不过，要等我们聊完了付。

乞丐王：聊？哪个会和叫化子聊天？今天真稀奇，虱子拱翻了铺盖，太阳从粪坑里冒出来。

老威：听您的口音是隆昌人吧？出来几年了？怎么在成都站稳的？

乞丐王：我出来有十个年头了。先是打工、建筑、装卸都干过，还拉过一段时间偏三轮，没办法，累死累活一个月不到200块。还要受气，还要担惊受怕。这年头，劳动人民不再当家作主了，风水倒转回去了，反正下力的都贱，不如一步贱到位，改革开放嘛，我看就是男的讨饭，女的做娼，这样才能脱贫致富。

老威：你倒坦率。其实做乞丐致富又不是中国的发明，日本的叫化子骑着摩托要钱。埃及是文明古国，却有世界上最大的乞丐王国。在首都开罗，最闻名的乞丐王都是百万富翁，他们都是像你这样倒绑着一只手，披一件臭气薰天的毡子，肩上扛一个比猫还瘦的小孩，在闹市区来回挤着乞讨。这一老一小配合默契，又讨又偷，快活得跟神仙一样。您呢，生在中国，完全不能同洋叫化子比，看您那只破碗里几张脏兮兮的角票……现在的人都被骗精了，哪怕信佛的老太太，也没几个在乎您这一套。我看您还是装瞎子算命吧，到文殊院算命一条街去。

乞丐王：你太小看人了。我们村下广东的女娃子，稍有点颜色的，"打工"一年两年，就回家起幢房子，我没起房子，是因为乡下没发展。难道我堂堂男儿汉，还不如村里那些十八、九岁的卖逼娃？告诉你，这上街要饭只是第一职业。能够在五块石一带长期讨口，已经不容易了。这行道也有竞争。至于说外国叫化子，都是书报上吹的，我没见过，估计你也没见过。文人的笔上生花嘛。

老威：这么说你还有第二、第三职业？也就不过是"得人钱财，替人消灾"带着一帮小乞丐到处出人的丑吧？

乞丐王：我在叫化子圈里，也算叫得出名的人物，没有两刷子，能混到今天？不瞒你说，我在附近有一个公司。

老威：你别吓唬我，老板。

乞丐王：当然没有挂牌注册。前段时间，报上登过垃圾猪的事，你肯定有印象吧？我叫人写的匿名信，记者欢天喜地就跑来了，还采访了我。

老威：你是吹牛的吧？反正哄死人不偿命。

乞丐王：那养垃圾猪的原来也捡破烂，废纸，塑料袋，空瓶子，还有肉骨头，啥都回收，变废为宝，发了点小财。有一天，这杂种突发奇想，买了几只猪崽敞放在垃圾山上，这一下子就发大财了，一年之后，几只猪急变成了两百多条肥猪！他一颗饲料也没喂，连猪圈也不搭，只在人住的棚子隔壁，随地圈了块猪的棚子，棚顶扯了几张塑料布。每天大清早把猪轰上山，天一黑，把猪吆下山就完事了。垃圾里啥没有？潲水、油晕、骨头，还有工业废料，说不定还有放射性物质。所有这些东西搅在一堆，比刘永好的饲料还催肥。猪每天拱吃这些营养，把胃都吊高了，你就是喂它饲料也不吃。

老威：这垃圾猪和你有啥关系？

乞丐王：我曾经放了几条猪崽在那堆垃圾上，也被吆进那杂种的棚里，幸好我在猪胯下打了记号。为这事，我领着一帮弟兄和他们打了一架，输了。那些地头蛇和当地串通一气，管垃圾的、倒垃圾的、处理垃圾的，都买他们的帐。加上他们是供销一条龙，大家都能从垃圾猪身上得好处。所以我们只好撒退。临走时，我的娃儿们气不过，就涮了大堆硫酸瓶子、农药瓶子，满山泼了。你想，普通家猪哪受得了这种剧毒？可没事，那杂种一条猪也没损失；于是我的兄弟伙又悄悄去连下两回毒，照样没事。他妈的，这哪是猪，简直是一群眼镜蛇！不晓得吃的啥，也不晓得这猪肚子起了啥化学反应，反正大家都说垃圾猪肉嫩，养人。我依法泡制，在这附近的垃圾山养了几头猪，现在才三个多月，就长到百把斤了，估计让它们自由交配，年底至少发展到百把条。不花饲养钱，这肉白捡，最多到后年，我就准备用这肉钱买一套商品房。

老威：您现在住哪儿？

乞丐王：我现在也住商品房，偶尔过过别墅瘾，不过是好几年都没卖出去的，到处都有没卖出去的房子，有的周围已长出半人高的草了。猪也住、鸡鸭也住。叫化子总部设在里面。

老威：我还以为你睡桥洞呢。

乞丐王：老皇历了。

17.流浪儿

采访缘起：

我在《家教博览》杂志社做记者时，曾同失学儿童打过不少交道，应该说，大多数都不是坏孩子。孩子社会不过是成人社会的一个走样的复制品。

1998年1月16日中午，我在成都九眼桥附近碰见了这个14岁的流浪儿，令我想起高尔基的童年。

我不敢对教育提什么意见，也不敢称那些出书挣钱的教育专家是饭桶，因为我被这个小流浪儿反教育了一顿，我得承认他的生存能力比在学校里读书的同龄人强得多。

他在解构教育的意义，这也是北京大学的后现代学者们刻苦钻研的话题。

老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儿？大冷天的，你穿这么单薄，冻出病怎么办？

流浪儿：我不告诉你。

老威：那我把你交给警察叔叔。

流浪儿：我已经从派出所逃了两次，还有两次被爸爸领回家了，可我又跑出来。

老威：你这孩子真淘气。

流浪儿：我还上过电视，春节前，警察叔叔在火车站的铁路那边抓盲流，就顺便把我抓了。后来警察给我饭吃，给我衣穿，并在旁边议论把我朝哪儿送。电视台把这些都拍下来了。

老威：这不是光荣的事。

流浪儿：咋不光荣？我上了电视，你都没上。

老威：你流窜在外，父母急坏了吧？

流浪儿：他们不急。

老威：你咋晓得？

流浪儿：我不读书了。

老威：这就更不对了，你这么大的孩子，不读书，在外面会学坏的。

流浪儿：我没钱上学，爸爸妈妈都下岗了。

老威：全国那么多下岗职工的孩子都在上学，你爸爸妈妈还不老吧？完全可以另外找事做。

流浪儿：我爸爸妈妈是皮鞋厂的，厂里发不起工资，就发皮鞋抵工资，他们领了一大堆回家，自己不好意思出面，就让我和弟弟在路边摆摊卖，38元一双。我们起劲地喊人卖鞋，爸爸躲在暗处，有时候，戴红袖套的城管撵过来，其它摆摊的用塑料布把东西一兜，驼在背上就跑。我们人小跑不动，就被逮住，要没收皮鞋。我们又哭又闹也没用，那些凶神恶煞的大人根本不理，就一个劲地问：“大人呢？大人滚出来！咋个唆使娃儿干这个？”一直到最后关头，爸爸才出来，把我和弟弟一手拧一个，往城管怀里推，还拍打着胸口说：“好，无照经营又咋个嘛？你把我的两个娃儿都抓去！厂头破产了，这皮鞋就是我们一家的下岗工资，你把工资给我们没收了，我们就跟你要吃！”

城管还不依，骂我的爸爸是无赖，爸爸就让我们去抱腿，红袖套才吓跑的。

老威：你还是很懂事。你应该回家，利用课余时间帮家里的忙。这样，既晓得父母生活的艰辛，又不误了学习文化。

流浪儿：我永远不去上学了。

老威：为什么？

流浪儿：有一次，爸爸又从厂里领了些运动鞋回来，就让我到学校门口去卖。爸爸说运动鞋适合中学生穿。我犟着不去，因为同一个班的同学如果看我在卖鞋，肯定会讥笑。可爸爸说：“这不正好向你的同学推销产品，熟人更好卖。况且谋生有啥好笑的？”爸爸下岗后，常喝酒，火气特别大，我明知扭不过他，就只好挎上鞋包出门。我不敢在学校门口卖，找了个背静的地方，刚扯开摊子蹲下去，爸爸就赶到了，把我提起来就是两耳光，骂我不听话。我不服，就顶嘴说：“你们大人讲面子，我们娃儿也有面子！为了卖鞋，我连学都上不成了。”说着说着，我就哭了。爸爸太伤我的心了。他不晓得学校也同社会上一样，有钱啥都能办到，象我这种下岗职工的娃儿，越穷越遭人欺负，连老师都偏心，喜欢又有钱又聪明的学生。爸爸见我哭，就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你不去，我去卖。顺便也找找你的老师，看学校能不能帮你减免一部分学费。现在大报小报都在谈‘再就业工程’，就让他们来关心一下你吧。”这时候，我妈也撵来了，把爸爸骂了一顿。她刚去人才市场招聘了，交了押金，领了一箱“粉刺霜”回来，她抚着我的脑袋说：“娃儿，这粉刺霜很适合女中学生搽，刚进入花季的女孩，脸上的青春痘肯定给她们增添了不少无言烦恼，你揣几瓶到你班上去给女同学们看一看，让她们一个人挖一点试试，效果不错的。”我推开我妈，气得说不出话。妈又得寸进尺说：“你不好意思去，妈晚上去登门拜访。你开一个女同学的名单，把他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写详细。妈这也是没办法。人才市场兴旺得很，上百家招聘单位，可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销产品。二、三十岁的大学生都招不过来，象你妈这种四十出头的下岗女工，能够上试用就不错了。”我转身就跑，从此再也不想回家了。

老威：学校晓得你的情况吗？

流浪儿：我都上了电视，学校昨不晓得我的情况？装耳朵聋装眼睛瞎吧。我讨厌我的班主任，只与有钱的家长打得火热，对我这种穷学生却一幅冷面孔。

老威：假如有人发善心，愿意支助你读书呢。

流浪儿：我也不读，我害怕大家用那种目光看我。

老威：你这算啥？看过《高玉宝》吗？人家起三更睡半夜地替地主扛活，还一心想着读书。

流浪儿：我读过《半夜鸡叫》，老皇历啦。现在社会上的老板，没文化的多的是，一样呼风唤雨。

老威：好啦，这方面我说不过你。可我现在也看不出你有多大出息。

流浪儿：我从家里跑出来时，身上只有几块钱，我已混了好几个月了。别说娃儿，就是大人也不一定行。

老威：你在外面游荡，以什么为生？拾破烂？当叫化子？

流浪儿：我打工。

老威：你才十四岁，法律不允许未成年人打工。

流浪儿：我在餐馆端了大半年盘子，老板娘也下过岗，对我特别好，包吃包住，一个月给200元。后来老板娘让我拜她为干妈，并经常带着我到歌厅玩。有个歌厅小姐还没我大。我喜欢进迪吧，一堆年轻人挤着蹦迪，痛快得把啥都忘了，迪巴里中学生也不少，大伙都是港台追星族。

老威：你干妈对你不错。

流浪儿：嗯，她还给我灌酒，还要我和她睡。开头还一人一床被子，等我睡熟了，她就把手伸过来摸我，还摸我的雀雀。好几回，我都忍不住流水了。一流了水，我就想离干妈远一点，可她干脆抱住我不放。我怕和她睡觉，我只有逃跑。在火车站碰上另一个失学娃儿，叫谢敏，与我同岁，他是石棉人，爸爸是石棉矿的下岗工人，一家人穷得连多余的裤子也没有，他就跑出来了。我与他结拜为兄弟，一起混车到重庆去投奔黑社会。到了重庆，也不晓得黑社会在哪儿，只好成天在车站、码头游荡，打听，都快饿死了。只好主动到公安局自首，这是谢敏的主意。警察给了我们吃的，就要我们说出家里的地址和电话，以便把我们送回去。谢敏说：“我们是小偷，来自首的。”警察叔叔笑了：“这一带的小偷我都很熟悉，啷个没听说过你？”谢敏说：“我从成都一路偷过来的，准备到重庆找黑社会。”警察叔叔生气了：“娃儿家，莫乱说，你们这样跑出来，家里有多着急。”我说：“叔叔你把我们关起来嘛。”警察说：“又没犯罪，凭啥关你们。”我说：“犯了罪的，我们偷了好几百元钱。”警察问：“啷个偷的？”我说：“摸包包嘛。”警察又问：“上揣还是下揣？用没用片子？”我和谢敏都不懂，就反问：“叔叔你说啥子？”警察哈哈大笑：“连贼娃子的术语都不懂，还要摸包包？好了，今晚你们就住值班室，明天送你们回成都，转给那边的警察叔叔处理。”我和谢敏都齐声说：“我们坚决不回家！”警察气得拍桌子：“两个小坏蛋！该打屁股！”就不再理我们了。

我和谢敏咬耳朵商量，觉得还是自己回成都好，就主动向警察承认错误。第二天，他们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打了招呼，我们就免费上车了。回到成都，突然想家，就悄悄回去了一趟，还没拢屋，就听见爸妈在里面吵架，还乒乓地砸东西，太没意思了。我在大街上走了一夜，才在南门汽车站找到谢敏，他正与七八个小要饭的打得火热。见着我，高兴得跳起来说：“找不到黑社会，我们自己就创立一个！叫黑龙帮。你最大，当帮主，我们都叫你大哥。”我问：“为啥叫黑龙帮？”谢敏说：“我们都好多天没洗澡了，一脱衣裳，大家都是‘黑龙’。”小要饭们一听，全笑了，围住我就作揖。

老威：你们这么多流浪儿在一块，怎么生活？

流浪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老威：录相里看来的吧？

流浪儿：我最崇拜成龙和元彪，谢敏崇拜李连杰。

老威：你们怎么挣饭钱？

流浪儿：打家劫舍，做梁山好汉。

老威：讲来听听。

流浪儿：我是在九眼桥附近读的小学，过去，我被大娃儿抢过好几次，他们几角、几块钱都要，有时还把书包抖在地上，慢慢翻，看有没有值钱的东西。有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去川大的操场踢足球，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出几个中学生，一个个都把衣裳敞开，象录相里黑社会的打手。他们慢慢围上来，揪住我们要钱，我们说没有，他们按倒几个同学就拳打脚踢。打够了，歇手的时候，他们中的老大走出来，把我们的T恤衫全剥下，笑着说：“这些衣裳借我们穿穿。”我说：“不行。”他就扇了我一耳光。他又问：“你们是哪个学校？”李冬说：“××小学。”他又问：“是哪个年级的，认识罗大明不。”刘清说：“六年级一班，罗大明是我们班。”他嘿嘿冷笑说：“罗大明都向我们交保护费，一个月30元，他如果受了气，我们就帮他出头打回来。今后你们也必须交保护费，不交，我们就定期上门去收。”这时，另外几个中学生把我们书包里的文具盒全搜出来，装进一个帆布背包。他们还叫我们齐唱国歌，不唱要挨揍，声音小也要挨揍。接着，又让我们排队，当桩子，一人挨二十飞腿，挨完，又叫我们跑步进女厕所。当时，我真想与这帮坏家伙拼了，但他们手里都舞着刀。最后，他们就在厕所里，把我们的衣裳裤子全剥了，只剩条内裤。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恐怖了。学校教务主任领着我们去派出所报案，你猜派出所咋说？“没办法，我们警力不够，只有派一个人到学校附近巡查几天，能不能抓到很难说；即使抓到了，也只能依法办事。都是娃儿，那么小就送去劳教也不对头，学得更坏。”我当时质问他：“假如你的孩子被抢了，你也这样处理？”所长苦笑说：“我也只有报警啊。”

老威：这跟做梁山好汉没关系啊？

流浪儿：我被别人抢过，现在，我是黑龙帮大哥，要把过去的抢回来。有些学生，仗着父母有钱，就耀武扬威的，我现在也经常向他们“借”钱用，让他们也尝尝受欺负的滋味。有一次，西北中学的一个软蛋撞上我们，没钱。我们搜了半天，连几角也没有，就火了，要揍他。他连叫饶命，说这会儿正好父母不在，他宁愿领我们去他家捞一把。我说，你家我们不去，你愿不愿参加“黑龙帮”？他说“愿意”，我说那就每个月15号交100元的会费。他说我又不挣钱。我说你爸妈挣钱，你爸还是局长。他说局长也是拿工资吃饭，而且他爸爸是清官，从不收别人的礼。谢敏一听就火了，说这年头哪来的清官？哄鬼！我也说，就是你爸这种装模作样的“清官”太多了，才搞得我爸妈下岗。于是弟兄们上前，一顿暴打。这东西第二天就交来了100元会费。

老威：你们这样做是犯罪呀。

流浪儿：我才14岁，你能把我咋样？

老威：送工读学校或少管所。两年前，我在《家教博览》杂志做编辑，曾收到许多被抢劫小学生的来信，我没想到强盗就是你们这伙人。

流浪儿：全成都市象我们这种人多的是，有在校生，也有离家出走的，如果全抓起来，再建十个工读学校也不够。况且，工读学校有啥不好？有饭吃有衣穿，还强迫你读书，不交学费，不给老师送礼，也没有其它乱收费现象。我现在正努力创造条件，争取进工读学校，大不了进少管所，可以交许多朋友。录相里的英雄好汉，大半都是坐过牢的；没坐牢，在兄弟伙中就没威信。我和谢敏都说好了，争取十五、六岁进去一趟，出来十八、九岁，成熟了。

我们和其它乱抢钱的中学生不同，我们有理想，不抢下岗职工的子女，专门盯住大款子女，派人分头跟踪。他们老是被大人护着，要找单独行动的，还不太容易。可一旦撞准机会，就大捞一把。我们曾经把一个浑身名牌的小学生剥了个精光，然后照他屁股蛋踢一脚，可他不滚，嚷着要一件内裤遮羞。我们把他按在一个泥坑里就跑开了。

老威：你们简直是一群小希特勒！

流浪儿：希特勒？我太佩服了！我哪里赶得上他？

老威：你们认识成都51中的陈明志吗？

流浪儿：不认识。

老威：他就是被你这类梁山好汉给逼死的。

流浪儿：咋个啦？

老威：有人在校门口抢了他的球鞋，还逼他每月交保护费，他不堪侮辱，就跳楼自杀了。

流浪儿：没出息。

老威：咋个没出息？

流浪儿：别人抢了他，他就应该抢回来，保护费嘛，交不起就明说。

老威：咋说得通？象你，人家说不说都一样抢。

流浪儿：说不通，就拿刀出来说嘛。

老威：出了血案咋办？

流浪儿：不会，我最佩服英雄好汉。

老威：你小小年纪，就一点心肝也没有。

流浪儿：没有心肝？啥意思？难道跳楼自杀就有心肝？难道向老师向家长告状就有心肝？娃儿之间发生的事，用不着告诉大人。大人的事也不告诉我们嘛。

老威：你还没学会明辨是非。

流浪儿：我爸爸也这样说，可他就晓得让我上街卖鞋。

老威：你现在就靠抢劫维持生活？

流浪儿：我们有好久没去各个学校晃了。那样目标太大，也容易引起公愤。我们现在人手多，定期向人收保护费就够了。

老威：定期敲榨？

流浪儿：人家可是自觉自愿交的，政府都收税，学校也收费，我们也可以收嘛。收了之后，人家如果被人欺负了，就会找我们帮忙打架。我们一个月要打好几架。过去，学校收了我们那么多钱，一旦被人打了抢了，也只好同家长联系，让我们自己注意安全，起不了作用。我们比学校负责得多，要找一个人，想方设法都要找到。

老威：这些也是跟港台录相里学的？

流浪儿：对。我最喜欢看黑社会的录相，四川联大后面，一条街全是茶馆录相，两元钱一座，我们娃儿，又是老顾客，一元钱也看得成。

老威：社会上开展了好多次净化校园环境的运动，报纸的宣传力度也很大，这没影响你的饭碗？

流浪儿：中国的事儿，一阵风就过去了。

老威：你这娃儿还晓得“中国的事儿”？

流浪儿：大人常这么说，坐茶馆，耳朵都听起茧子了。

老威：你现在还想家吗？

流浪儿：他们都不想我，叫我咋回去？等将来爸妈都找到正式工作了，不下岗了，我还是要回去看看。

老威：想读书吗？

流浪儿：跟你说过不想读书。不过，如果你要收我做干儿子，我就跟你回去读书。

老威：万一明早你就跑了呢？

流浪儿：跑了还会回来嘛。我们都是自由人，谁也管不了谁。

18.乡村老教师黄志远

采访缘起：

61岁的黄志远是我父亲的同事，80年代拉家带口，擅离公职，回到故乡成都，为蔑视户口管理的所有打工仔之先驱。

黄老师黑人黑户，又要养家糊口，又要担惊受怕，其多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好在现在他已基本安居乐业，小杂货店的生意也算不错。

不过，大学是白念了。1998年10月9日下午，我爸特顺嘱我在白果林家中多布置酒菜，招待若干年不见的黄同事。“只有在你们家，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他苦笑着，客套着，我却觉得亲切，遥远的亲切。（以下，威：老威；远：黄志远）

威：您好，黄老师。

远：这不是二毛么？多年不见，差点认不出了。

威：您啥时回成都的？

远：84年。

威：这么早就退休了？

远：我自己跑回来的，公职、户口都没要。你看，一黑就黑了这么些年，凭几根穷骨头硬撑着谋生活，我起码干了五年搬运工。嘿，我学的物理，当搬运工倒挺合适。

威：这不与农村打工仔抢饭碗么？您是大学毕业的中学老师，至少代课不成问题。

远：没户口，代不了课，连高考补习班也干不成，运气好的话，偷着干点上门家教。我人老皮厚，豁得出去，娃儿婆娘就惨了。娃儿上不了学，婆娘打零工受歧视，更气人的是经常查户口。妈的，这是我自己的家乡！我倒成了外来人口！

当然，现在宽松多了，老黄历也不提了。

威：您当时４５岁，再干１０年，体面退休多好。

远：那鬼地方，多呆一天都烦。

威：磨了这么多年，还这么冲动？

远：我们这批人，到底为谁在活？一晃就６０岁了，黄土埋齐下巴了，可仔细想一想，脑子里除了运动和饥饿，啥都没有。５０年代没赶上中苏友好，６０年代没赶上文革，７０年代没赶上平反，８０年代更没沾改革开放的光。９０年代嘛，终于攒钱开了个杂货铺，可他娘的税费又多。唯一的安慰就是娃儿跟我自学成才，读完了大学，可现在找对口的工作又困难。

威：您这辈子的确艰难。

远：我刚好是６１年上的大学。如果早生一点，还可以跟苏联专家唱歌、跳舞浪漫一回，相隔多年，我会唱的苏联歌还是比中国歌多；如果晚生一点，读书时撞上文革，也能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有理，风光一回，说不定还发配不到山区去。偏偏我刚够臭老九的格，就充军到盐亭。

威：您一直都有“充军”的感觉？

远：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脑子容易热，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党团组织稍微表示一点居高临下的亲近，脑子就热得稀里糊涂，让堵枪眼也上。我家成份是“小资本”，当然应该感恩戴德地服从分配。我是表了决心的，直到风尘仆仆地下放盐亭，又由盐亭再下放到山垭公社，《决心书》还贴在衬衣口袋。老实说，初次下乡的经历虽说不上美好，但至少是新鲜的，也有几分激动。

威：您讲一讲。

远：你没听你爸讲过？

威：他是更老的一代人，跟您有差别。

远：我从没见过那么破的公路，有点像《地雷战》里日本鬼子进村时，经常挨炸的那条道。我们在这条道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天擦黑时，客车还熄火抛锚了。一时修不好，就由一个同车的山民马拉松长跑着去通知公社。我们站在路边等。

而挤成一锅粥的山民乘客们纷纷下车，各自赶路。一会儿，接我们的手扶式拖拉机出现了，我们心急火燎地坐上去，突突突地向前。头上悬崖突兀，月儿高挂，阵阵寒风刮得人直打哆嗦。突然有一艘甲板样的巨岩挡了一半道，拖拉机减速，小心翼翼地绕过去，公社到了。

白天一车人，夜里就剩我们三个大学生，像逃荒的。山垭不通电，百多米长的一条土街，只有场口修理农具的铁匠铺还亮着汽灯，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从铺板里传出，使四周显得更寂寞了。真有点像在月球上走路，连野物也是静悄悄的从我们身旁滑过去。

威：有些像梦境。

远：多年以后回过头去想，也差不多。那真是个奇怪的铁匠铺。据说原来是座庙，庙旁的岩壁，凿着个八层楼高的观音菩萨，几百年香火不断，山垭就是围绕着这庙，逐渐发展成乡场的。后来破除迷信，庙改铁匠铺了。冷落了菩萨，生意还特兴隆，农忙时，叮当声要响过后半夜，因为坏损农具总是堆积如山。

威：得罪了菩萨，也没见报应？

远：文革时，菩萨被炸了，当地老乡都传要降灾，结果不但没灾，铁匠铺还扩大为修理厂，厂里的十几个农村铁匠都升格为工人阶级，死保当权派山皇。那时山垭中学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红箍的学生们上街造反、游行、开辩论会，总要路过修理厂。于是学生们有针对性地呼口号，唱歌，有时还挺抒情。你想想，几十个喉咙在群山夕照中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还真能把自己感动得掉泪。而此时，铁匠们都丢开铁砧，亮出半身黑亮链子的肉，一人握一把长柄二锤，齐刷刷地列队门前，敌视学生娃。我从来没进去过，怕被放上砧子当农具给修理了。铁匠在学生的谣传中比吃人生番还凶。有一回，学生组织头头张红梅失踪了，大伙们怀疑重点就是修理厂。于是调集了几百人，甚至把武装部的枪硬借出来，围剿。攻了半天，铁匠们真红眼了，拉开铁栅子冲出来拼命，把二锤舞得呼呼山响，一会儿就扫荡平了一大片。许多学生中锤当场就哇哇吐血。幸好二锤皮往人的脑瓜子上砸。造反派急了，仗着人多势众，终于掀翻铁匠铺。那次还开了枪，把一个铁匠的耳朵崩飞了。嘿，你看我越扯越远。

威：没关系，我正听得上瘾。

远：刚才讲到铁匠铺。再朝前几十米，就是门口蹲着石狮子的公社及武装部。我们拾阶而上，书记领着这个简陋衙门的所有差役迎出来，为了“贵客”临门，炊事员兼值班员一手马灯一手汽灯，正准备鸟枪换炮，把会议室照个雪亮。

与公社书客套了几句，我就饿哑了，同伴张大春忙接过话头。炊事员笑嘻嘻地端来晚餐。此时已近夜里９点，书记说：“我再陪你们吃一碗。”就不客气地坐定会议桌上首。见我们发愣，他又解释：“农村人开夜饭，也是这时辰。我直到现在还不习惯五点半吃机关饭。”

水瓢大的土海碗，酸菜包谷面粥堆出了尖儿，筷子朝里一搭，婴儿拳头一般的红苕露出来，嗖嗖冒热气。我超水平发挥，没用咸菜就吞掉一碗，撑得腹大如鼓。这是踏入工作岗位的第一天，绝对不能剩碗底。张大春把胃病胀翻了。哎哟了一夜。

可书记连吃两海碗，方停箸摸烟。张大春见抽的是《春城》，忙掏出兜里的《大前门》递上，并撒了一圈。你不知道，这粥包括盐亭人民赖以为生的三大特产：红苕、包谷、酸菜。贮入地窖的红苕是农民大半年的主粮，因糖份重，常吃造成胃酸过剩，所以非与酸菜搭配着吃。酸菜的制作是将大青菜洗净，晾透水气，塞进大瓮密封。几十天后，青菜沤得发霉，呈酱色，指头蘸尝一点，又臭又酸，能倒掉人的大牙。沤得好的上等酸菜，瓮面起一层鼻涕状的“悬水”，伸手抓一把朝上提，能吊三尺多长。酸克糖，红苕吃出的毛病就解决了，但据专家考证，盐亭之所以成为全国食管癌胃癌的传统高发区，跟红苕酸菜有直接关系。

威：您对吃还很有研究。

远：那年头的伙食太次，似乎每个人都研究吃，不是味道，而是啥能吃，啥不能吃。我放在吃上的心思肯定比教书的心思多。所以，我们觉得公社书记不错，人实在，待客用大海碗。人家是三代铁匠，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钻进农具修理厂重操旧业。闹文革，铁匠们都成保皇派，跟书记打铁有直接关系。批斗走资派时，铁匠们劫了法场，从此书记在修理厂躲了一年。后来厂被攻破，造反派就将书记揪回中学，与校长关在一块，天天喊着口令，让一长串大小走资派光着脚，跑操，刮风、下雨、晒太阳都跑。学生们换着喊口令玩，时快时慢，把走资派摔得鼻青脸肿。终于有一天，书记的铁匠性子发了，就与学生们打起来，结果被揍得大小便失禁。学生们不解气，把他架在毛主席像前认罪，他死不开口，原来他把舌头尖咬断了。

唉，悲惨事说不完，书记死了好几年，我都还记得刚到山垭公社那夜，书记的分分头，像土改电影《槐树庄》里的富农。可深秋天气，他只穿单衣，一脱下来，就显出黑亮肌肉的铁匠身份，我总觉得他的脸与他的身子不协调。他曾留我们到修理厂过夜，说铁打完了还可以蹭包谷酒喝。可惜我们奔波一天，太累了。刚在招待所躺下，公社机房又接到学校电话，告之邓校长已亲自带人上公社来接新老师。

那是个热情过盛的时代，虽然书记在电话中一再说“睡了”，可校方回答“邓校长已在路上”。我们激动得倦意全无。我不是诗人，要不真要写诗了——书记陪我们站在垭口，极目远眺脚下朦胧一片的山路，一长串火把蜿蜿蜒蜒地上来——那十里开外的乡间中学就是等着我们奉献青春的地方。

我们夹在一群大孩子中间一直下坡，曲曲折折地下到底，就是山垭中学。

行李由孩子们扛着，一左一右是邓校长与杨主任。有时，路变窄了，人就排成单行，路旁是深沟，当脚偶尔踩虚时，总会有手或前或后地拽住你。接近学校时，要穿过一片坟地，火把照着人影子，一伸一缩的，与墓间的纷飞磷火互相牵引。我想起书记临别时说的话：“破太陡，机耕道也莫法修。年轻人，做好长期吃苦的准备，改造世界观肯定不像电影演的那么容易。”

威：您对那苦地方还是有珍贵记忆的嘛，至少铁匠书记不错。黄老师，我觉得您是９０年代青年志愿者的先驱。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人才，却主动申请到最穷最苦的山区希望小学教书，体验生活，一年或者两年。

远：这有啥意思？中国山区是改造不过来了，不管投多少钱，最后都变成了水里的月亮。光秃秃的山梁子，一座接一座，你在上面走半天，风景是一样的，脚和眼睛都累了。种树致富？活不了，即使活得了，人活儿样也享受不了，农民不会干这种傻事。谁都不愿脸朝黄土一辈子，能跑的都跑了。笔试时代出门要证明，人不敢跑，哪怕种着庄稼饿肚子，也认了。邓小平把一切都搞活，泥腿子比我们跑得更远更欢。

威：您读过山西作家李锐的小说么？吕梁山那么苦，农民还是眷恋自己的土地。

远：瞎编嘛。每个朝代的作家都瞎编，因为农民从来不读小说。你编得如何他们也不晓得。文革中，浩然的《艳阳天》普及得宽，还有克非的《春潮急》，里面有加钢黄蟮卖假牛的场面，挺生动。说实话，没一个中国农民真爱自己的土地，谁愿意世世代代种地？只要有更来钱的活儿，都丢下地跑了。树砍没了，水不能喝，人也会渐渐走光——在成都和绵阳，我偶尔也碰见我的学生，当官、做生意、打工、下苦力都有，走运和倒霉都有，他们共同的理想就是跳农门。

有一次，我在磨子桥一带拉贼三轮，撞上城管缴车，躯闪不及，三轮就被弄上大卡车拉走了。我绝望得两眼发黑地蹲在街沿边，正考虑下一步该靠啥谋生，后面却有人拍我肩膀。一回头，见一个胖老板冲我叫“黄老师”，我早忘了我是老师了，所以猜不出对方为谁。

胖老板硬拉我去一家夜总会坐，还自我介绍，原来他是山垭铁匠书记的老二，８０届的初中生，我当了他三年班主任，后来他去县城上高中，去绵阳上大专，进一步的情况我不晓得。我看了名片，才晓得这小子是这家夜总会的总经理。铁匠书记的儿子还是念旧的，他请我喝酒，还给城管的熟人打电话，设法把我缴去的三轮弄回来。这小子门路野，酒量也大。他一会儿就灌完一瓶红酒，醉醺醺的，一定要给我叫小姐，把我的魂都吓出窍了。他说：“黄老师，您和我爸一个城市一个农村，但命都一样的苦，这辈子太没意思。做学生的今天一定要让您享受享受。”我说：“师道尊严还是要讲的，你咋可以拉老师下水？”他说：“课堂上是师生，下来就是朋友——这都是您以前教导的。我爸死得早，老师您偏向我，经常留我在您寝室做作业，今天我非要报答您。”我说：“您虽然是好意，社会风气也如此，但你爸的在天之亡……”他哈哈大笑着打断我：“算了吧，人死如灯灭，哪有灵？老师这是迷信嘛。”不容我多话，两个小姐就上来挤着我劝酒，把这张老脸羞惨了。我的学生见我手脚无措，就起身说：“慢慢来，我这会儿去给您找个更漂亮的，把你们那代人的世界观彻底改造一下。”

我好不容易挣脱了两个小姐，冲出包间，却见走廊拐弯处围得水泄不通。

我浑身都汗湿透了，凑近人堆却见我的学生正殴打一个小姐，他揪住她的头发，手、脚、膝盖、倒拐都用上，小姐被揍成一团，满脸血，浑身打抖；旁边好几个人拉架，可这铁匠的后代力气大，无论如何分不开。再打下去肯定出人命，我不得不上阵相劝，还挨了学生一拳。我学生见我鼻子出血，一愣，酒才醒了些。他说：“这婊子嫌您老！妈的，她那逼有多嫩？起码几百男人搞过，有多嫩？”我实在听不下去，只有赶紧走。三轮也不敢去要，生怕铁匠后代再找到我。可有天读《华西都市报》，竟无意在社会新闻栏里看到关于我学生逼良为娼的追踪报道，当记者采访被拘留的“打人凶手”时，他说：“我的老师太穷了，小时候，他对我那么好，长大了，我为了他被关几天也值得。”

威：世上竟有这种“念旧情”的学生！

远：他爸在阴间还不气死！有时我不明白，老毛和老邓谁对谁错？开放好呢，还是关门好？铁匠后代不打铁，到大城市来乱使力气，结果变成害人虫。比他混得差的更是害人虫，宁愿瞎闯，也不回老家。

威：瞎闯不动的，总留在家里吧？

远：朝人多的地方搬。混出人样的，到绵阳或成都继续混；次一等的，在县城或郊区定居；再次一等的，迁往大的场镇；最差的，也靠近乡场。地再大山再高，祖宗的骨头埋得再多，但传说的风水说变就变。听说山垭中学也撤消了，房子平了，操场填了，全弄成农田。我估计原因是师资缺乏，离乡场都十多里，生活太不方便，如果不用行政命令，现在谁愿意去？

威：山垭中学教学条件咋样？

远：在当时算不错的，３０多名老师，大学文化的占一半，甚至还有你爸那样教过多年进修学校的特级教师。那年头，哪儿都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谁也不觉得山洼洼屈才。据说山垭中学还是清朝末年一个同乡举人创办的，拱式教学楼与大礼堂还有点西洋建筑风格，农忙时，教学楼前的操场就成了晒谷场，农民们甚至把风车都搬来，干得欢天喜地。学校师生要进行篮球、足球等体育比赛，得事先与生产队好言协商。而体育课根本上不成，因为农村孩子从小到大都干农活，体育课天生就该满分。

教师、学生住的大、小四合院及女生院都有几十年历史，山湾堰塘绿水幽幽，兼作灌溉与天然游泳池。我看过电视剧《围城》，这儿环境有点像方鸿渐去的三闾大学，日本鬼子的飞机根本炸不到。也许，这儿该办成五·七干校或农业大学，因为学校所辖的果园、农田与菜地都由师生耕种。７５年演《决裂》，其中有句台词：“这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以为今后大学不用考了。贫农出身的高校长趁着大伙热情高涨，擅自把全日制课程改为半工半读，并率先挑起一对大粪桶，在田地间疾走如飞。师生们争先恐后，每天下午都掀起种地热浪，以至收获季节，水果、蔬菜过剩。学校没有公粮任务，校长找公社好说歹说，才争取到义务送粮到贫困区的光荣，而水果、蔬菜吃不完，也没地方可送，好只烂掉。

威：赶乡场卖嘛。

远：学校不兴做生意，况且农村，不占肚子的东西不好卖，总之，２０年中，我可能有５年在认真上课，恢复高考，邓小平复出，学校为适应形势，才划分出教学组，整理教案。此前，我这教物理的，也教过数学和语文。

文革武斗时，山垭中学分成两派，造反派一占上风，就将以校团委为核心的保皇派撵出校园。附近农民也有组织，叫“农奴戟红色兵团”，与学生们观点不一致，校方就鸣钟集合宣布：学校操场是革命小将的练兵场，不是小农意识的打谷场，而大礼堂是排练和演出忠字舞的红色舞台，不是堆放资本主义黑庄稼的仓库——这一招太狠了，“农奴戟”抗了几天，就召集上千泥腿子沿山路游行，挺进学校，发出怒吼。几百学生娃都把《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齐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与农民对峙。

乡下人毕竟老实，胆小，不敢贸然出手伤人，而书生们伶牙利齿，利用越战越勇，“母校保卫战”持续了几天，县里造反总部来了两名特派员，声称：

“再敢围攻革命小将，‘农奴戟’将被县革委定性为保皇狗。”如此狠话出自“县里”，农民们马上作鸟兽散。

清静日子没过多久，中央号召“革命大联合”，接着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贫下中农”进驻学校。嘿，风水马上又倒转，几个学生领袖被驻校代表宣布为坏头头，“刘少奇的走狗”。经过游乡和批判会，压服了学生们的嚣张气焰后，学校变本加厉演化为农场，不仅拾掇庄稼，而且养猪养狗养鸡。深秋重开课程，学生都不能按时报到。校空了，连早已熟悉的迎接“最高指示”的游行也失去了往日敲锣打鼓的热闹，“贫农代表”跺脚乱吼，急忙去校旁的刘家大院动员乡亲，不料乡亲没有熬夜的习惯，连“最高指示”也把他们搞不起床。

威：您虽然在乡下，但热闹看了不少。

远：人像面团被搓来揉去，农民管理学校，除了监督劳动，就是忆苦思甜。你不搭理，他就三天两头找你谈心。忆苦饭更是常吃，师生都成瘦猴子了，还让“斗私批修”。农村学生很本份，都走几十上百里山路，从家里背粮食。学生食堂有口大锅，人横着躺下去只能够着锅底。下面煮水，上面架木格子蒸饭，全是学生们自带的五花八门的器皿。锅盖平时吊在房梁上，蒸饭才放下来。学生下饭顿顿是白水菜汤，没有一星油。长此以往，人会得甲亢病，学校也太黑了，师生打了那么多粮食，却一粒也不抠出来。　守着个世外桃园，我最深的感受自然是饿。一个礼拜赶一次场，炊事员早早就出门，按教师的人头买肉，一人二两。星期天晚餐，大家无一例外地聚集小食堂，把碗摆在案桌上，等待伙食主任唱名、分肉。炊事员分肉手艺已炉火纯青，片数不会多不会少，连油与菜，也尽量平均。因为此时众多鹞子眼都随着“印把子”转动，你有私心，人家总会咳嗽，以示提醒。

肉碗到手，每个人都要本能地簸一下，才伸出另一碗打饭，一碗三两。计划经济时代，２７斤的口粮定额，绝不含糊。为了改善生活，教师们成群结队夜捉青蛙，一会儿一大桶，剐皮白水煮吃，特鲜。

威：除了乱七八糟的事，您是咋教书的？

远：你问我，我问谁？那年头根本就没固定的课本，只有讲“最高指示”没错。毛主席啥都讲过，就缺物理和化学，所以我也不敢乱讲。您爸是特级教师，讲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出神入化，就凭这一条，文革开始他就成“黑帮”。唉，这辈子太落魄了，连老婆与我的共同点也是吃。她是当地农民，小学文化，管刘家大院的榨面机。我开始去榨挂面，接着就经常接受她一把面的贿赂。结了婚后，她才嫌我吸面的声响太大，“一吸里外都听得见”。

威：您一个大学生，不嫌她土？

远：我是臭老九，３０多岁了，没人要的货；而人家当时是生产队一枝花，追求者满山遍野。我们秘密好了一年多，才公开。她爹见生米煮成熟饭，还叹息“鲜花插在牛粪上”呢。还是俗话说得好：“胃口就能成夫妻。”

19.村小老师许长久

采访缘起：

这篇谈话进行了几次，最后一次是1998年11月6日，在成都百花潭公园门口的茶馆。

许长久50多岁，是下到川北某县的老知青，教过村小，在当时的文教系统还比较有名。虽然他讲的东西年代久远，几乎没人再愿听，但我还是不知不觉被感动了。

小时候，我记得有部苏联电影叫“乡村女教师”，许长久无疑是它的中国版，如今，记忆的胶片已逐渐模糊，并出现多处空白。

老威：我们谈了好几次，互相都感觉比较隔，什么原因？

许长久：我们是两个时代的人，历史背景一变，有些东西沟通就难。

老威：难在啥地方？

许长久：一时说不出来……你好象喜欢戳人的痛处……

老威：你可以反击，戳我的痛处，也许我会跳到桌子上与你吵。真的，我没感觉你比我大多少。

许长久：10岁，一个轮回吧。

老威：但你没把这世界看透，不肯豁出去，所以这辈子显得平了些。

许长久：毛主席说：“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老威：这也是你的座佑铭？不错，伟大。不过我要的不是这个。我不是新闻记者，不是圣人、领导，我对境界啦、白领啦、好人好事啦、一夜成名啦都不感兴趣，因为所有的成功者或超凡脱俗者全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连说话的语气都差不多。就像你刚才引用的最高指示，老干部、老军人、老知识分子、老工人，经过几十年风雨人生，现在离休，钓鱼或打太极拳的，都有资格这么说。虽然如今世道风雨飘摇，人心险恶，谁能完全“闲庭信步”？

许长久：你我都是小人物呀。

老威：小人物的痛才是真实的，没人理解，甚至没处诉说的。

许长久：所以尽量别诉苦。鲁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写出了《祥林嫂》。这个农村寡妇的儿子被狼吃了，她一遍一遍地找人说，结果谁都不耐烦了。任何社会都一样，只有成功者有权诉苦，名星、政客、记者和企业家，成天在电视、报纸上诉苦，老百姓反而喜欢听，还感动。例如某女歌星与男友拌嘴，掩面而去；某市长为了办实事，作表率，深夜下不了班；某企业家向山村小学捐钱献爱心，他的孩子还躺在医院里。生活中处处充满成功者的阳光。我看过《北京人在纽约》，当王起明穷途末路，准备离开纽约回北京时，他对阿春说他厌倦了，他讨厌这鬼地方。阿春却回答：“只有成功者才有权利这么说，你失败了。”好家伙，穷人连骂街的权利都没有！这资本主义一旦霸道起来，与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差不多，逼得你发狠、吃人。如果你老了，牙齿钝了，已经没有吃人的力气了，只能忍着，趴着。怎么啦？你不可能让我忆苦思甜。

老威：你的脑子还挺活跃，这很出我的意料之外。好吧，松驰一下老张。你不愿讲自己，我绝不勉强，不过今后你再难找到我这么忠实的听众。

许长久：这倒是实话。

老威：你讲讲别人也行。透过时间去看那段历史，许多东西还是有趣。

许长久：你这是绕圈子来掏我的话。

老威：这样说就没意思了，我又不是警察审案。

许长久：的确没意思。我50多岁，其中有10多年的黄金岁月被农村耗掉，等到真醒过来，啥都干不动了。

老威：听我爸说，你教过村小？文革中的村小比希望小学咋样？

许长久：差远了。希望小学虽然简陋，毕竟教师和教室还有；我教的村小，就是座破庙。据说原来还有和尚。文革破四旧，撵了和尚，砸了菩萨，改造成生产队的保管室，后来鼠害、盗贼都猖獗，保管室又迁走。大队领导商量来商量去，为了避免封建迷信卷土重来，决定在庙里办村小。这庙办村小离公社所在地石牛还有几十里，又穷又偏僻，没一个民办老师愿来献爱心。大队支书没办法，只好就地取材，起用一个解放前的私塾先生，叫张红旗，当时已50多岁了。

大队按正规手续，逐级申报，上级拖了几个月，下文只承认代课教师资格，由公社发月津贴26元5角，大队擅自克扣10元，但按当地7分钱一个劳动日的标准，张红旗算“富农”。

68年秋天，我下到石牛当知青，鬼使神差地做了张红旗的同事。本来公社的意思是让我取代张红旗，但60多个孩子，我一个人咋教？大队也不同意。支书把原扣的10元钱还出来，由两位教师均分一个人的月津贴，不足的部分拿工分弥补。

破庙建在大山脚底，早向阳，晚背阴，据说风水很好。正殿为教室，板凳和课桌一字儿地并了七排，每排坐八人，余下的六人就挤坐入殿的高门坎。班级按竖排分，两人一桌，从左至右，一、二、三、四年级。学生的年龄从4岁到18岁不等，依个头大小排前后坐次。而老师的讲坛就直接置于铲除了佛主的莲座，授课时高人一等，且目空一切。

生产队把右边偏殿隔出两间，算教师寝室兼教研室，空神龛在我这边，我顺着神龛铺床，隔着蚊帐，床后并着一口红漆老棺材。刚到时天已晚，队长领着两个人用长竿扫帚为我搞卫生，大块大块的黑灰直朝下坠，吓得我朝殿外退，却正撞见张红旗一手端油灯，一手扶一位驼背老寿星进隔壁。我上前认同事，他只咧咧嘴，就要关门。我注意到门上贴着大红喜字。心里纳闷：这人脾气怪得出奇，乡下都兴早婚，他偏独反潮流。也许是续弦？我趴在门上窥视，瞅见两人正添柴煮饭。灶前火光熊熊，我想真是个孝子，连密月新婚也顾着老娘。

老威：这情景有点像古代。

许长久：大山沟沟，百年一景，看不出有多少变化，至于某朝某代，一溜烟就过去了。比如我在爬坡时突然听到林彪在温都尔汗爆炸了，感到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班人咋会反党叛国呢？而农民就不会惊讶，甚至没有“不相信”这一说，上面的文件下来了，队长让会计在灯下念个大概，就过瘾一般大骂林秃子。干部们依次骂，把妈和祖宗都带上骂。队长一直把毛主席叫“毛太阳”，他说：“毛太阳他老人家农民出身，晓得农村人生活单调，就给我们弄些事来耍，今天忠字舞，明天样板戏，后天打倒刘少奇。林秃子更不是好东西——这样年年变花样，农村的文娱生活一下子就丰富了。”

老威：我有点不明白：四个班级都在一个教室，书咋个教呢？

许长久：张红旗教一、二年级，我教三、四年级；那边讲课，这边自习，黑板也一边一半。

老威：你教语文还是数学？

许长久：全教。政治，包括生理卫生都教，比如三年级语文、四年级就算术，张红旗也一样。那年头经常有头等大事，比如学习最新最高指示，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宋江、忆苦思甜等等，就四个班一块上。每天开课前，全体师生都要对着神龛上的主席像“早请示”，敬祝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材扎实（健康），永远扎实！农闲时，教室外围着许多看热闹的农民，牵着牛，赶着猪，嘻皮笑脸跟着吼。队长也偶尔来学学文化，与一年级娃娃一块朗读“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才是a、o、e；日、月、水、火；山、石、田、土。张红旗教过私塾，习惯用当地土话唱读，抑扬顿措，尾声拖得极长，比如把“万寿无疆”唱成“万咒无肛”，把“万岁，万万岁”唱成“万醉，万万醉”。这种教书方式极具感染力，所以我一般要等一、二年级闹腾够了，才开口教三、四年级。敲着教鞭提醒高年级莫往低年级倒退。

老威：咋会呢？你的学生比他的大。

许长久：妇女主任的娃娃四岁就上学了，坐在头排东张西望，把尿撒在裤裆里可以不管，但有一回，他坐着拉屎，老师就降成幼儿园的阿姨，给学生换裤子。张红旗的班长李桂英，16岁，读完二年级就出嫁了。而我的班长李大柱，18岁，看起来比我高，络腮胡子都长出来了。有一回，李大柱批宋江学李逵，就凭着拳头维持课堂纪律，他当着老师的面，把一个小调皮按倒在板凳上打屁股，我上去拉，他反手一挥，把我的鼻血扇得直淌。我气坏了，就当堂宣布撤换班长，并命令众学生一拥而上，逮住那目无师尊的疯子。李大柱抵敌不住，就抓根板凳要拼命。我的学生中大个子不少，有人从课桌下拿出根牵牛绳，挽个套，抛了过去。李大柱的脖子被勒住，束手就擒。张红旗拖根大竹片来帮忙，据说这是他的看家宝，从旧社会打到新社会，“黄荆条子出好人”，他说，“过去私塾出秀才，讲究的就是个打，手心、腿肚子、背和屁股，学生犯啥事，打哪里，打几下，都有规矩，现在娃娃不好教，就欠打。”

我急忙制止，问被捆在板凳上的李大柱：“认不认错？”他犟着牛脖子不认。反而骂我是宋江，害了他这个帮忙维持课堂“江山”的李逵。张红旗挽袖连抽十几竹片，李逵终于喊爹叫娘，我看不过，就解绳放他。不料他跳起来就踢了我肚子一脚，要反“招安”。

他一跑，我气糊涂了，老子是知青，如果被农民娃娃打了，就别想翻身了。我转头拧了根顶门杠，满山遍野撵。学生像一群呱呱乱叫的鸭子，跟着我捉拿凶犯。坡上干活的农民见了，也一齐围歼，李大柱走投无路，急得跳崖。幸好崖下是个水塘，没伤着人。

老威：你这叫教书育人？

许长久：我事后也惭愧，就写了辞职书。没想到第二天，李大柱的家长把孩子捆了送上门，向老师陪罪。生产队长也赶来，还送来一小块难得一见的腊肉。革命群众一致夸奖我是好老师、负责的老师。后来贫协代表还专门在课堂上训话：“今后哪个龟儿子敢与老师作对，向毛太阳保证：老子一锄头挖死他！”

老威：臭老九在农村威信挺高嘛。

许长久：自古农村就缺文化，尊敬秀才也算一种割不断的传统吧。毛主席清楚这个，所以动不动就下乡搞农会，与群众打成一片。毛主席身上肯定流着乡村秀才的血，在农民中过得自在，在臭老九中就不自在，因为他们吃着五谷杂粮却瞧不起农民。像张红旗这种变态狂，在城里肯定逃不过运动，至少都是地主阶级的走狗，说不定早劳改去了。可在乡下……

老威：张红旗怎么变态？

许长久：他搞学生的屁眼儿。在我来之前，他起码弄了七、八个小男生，结果东窗事发，家长们告到大队。还闹着要去公社。支书亲自出面劝阻。然后找张红旗谈话。

老威：这种人还配教书？

许长久：那你说该咋办？开除、劳改当然够格，但张红旗没了，村小也就没了。大队党支部经过研究，一致认为，张红旗之所以乱搞，是因为婆娘死得早，没个伴。于是由妇女主任出面作媒，让五保户李二婆与他喜结连理。李二婆高龄75，苦大仇深的雇农，自解放前丈夫被上门逼债的恶霸地主打死，就守寡至今。李二婆作为阶级斗争的活教材，经常在村小向娃娃们忆苦思甜。每次，大队支书作总结发言，总要说：“二婆的苦就是大家的苦，每个贫下中农的后代都是二婆的亲生儿女，需要出力，都随叫随到。”

据说李二婆根正苗红，万万没想到会下嫁私塾先生，开始还拿出烈女风范，誓死不从。支书只好拿起杀手锏，宣称是“组织安排”，让她随时对张红旗进行思想改造。二婆瞎了一只眼，却晓得与其成为大家的负担，不如傍死一个人的道理。犹豫两天，只好在妇女主任搀扶下，哭哭啼啼地被蒙上了盖头。支书代表他们去公社办了结婚证，花公款买了糖。没钱请客，就宣布“新风易俗，新事新办。”

老威：张红旗同意么？

许长久：出路已经摆明：不成家就劳改。

老威：这叫成家？找了个妈来养着罢了。

许长久：你咋晓得他俩不能上床？我房里棺材是李二婆的，也一道摆过来了。大家认为只要有二婆拖累张红旗，他就没空隙犯错误。没想到，这家伙一旦尝出女人的胯比男人的屁眼儿舒服，就动真格了。床被占了，他就把勾引战场扩展到玉米地里，他搞了两个女生，有回被我碰见，汇报给大队。支书气坏了，就找来基干民兵和赤脚医生，把张红旗按在阶沿上，就要动手阄割。二婆一见，要死要活地扑在花心丈夫身上，再三磕头求情。支书骂道：“你以为有红色五保户挡驾，就可以鸡巴乱戳？把二婆请开，这回非要给你长点记性。”民兵把李二婆拽住，保证鸡巴暂保留，以观后效。赤脚医生抽出手术刀，很细心地按支书命令，为屡教不改的流氓秀才做包皮手术。那场面太刺激人了，在几道手电光的照射下，张红旗的包皮被一点点地剥掉，石阶上淌了一滩血。张红旗只鬼哭狼嚎了几声，嘴就被胶布封了，李二婆大骂支书禽兽不如，支书回骂：“老封建，张红旗把你日得敌我不分了！”

老威：这大队支书太霸道。比旧社会的族长还霸道。

许长久：这叫秉公执法，其实这支书挺仗义，我在农村多亏他照顾。你想想，受害女生将来怎么嫁人？幸好肚子没大，否则真会闹出人命。

老威：中国农村的贞洁观念真是根深蒂固！

许长久：其实是愚昧。女孩十六、七岁就出嫁，此前根本不晓得自己的身体是咋回事。我班上的女生，来月经时几乎不垫卫生纸，而是缝一条狭长布袋，袋中填草灰。这样阴部轻易就感染了。后来，我不得不替买卫生纸，发给每个12岁以上的女生，但她们都含羞拒绝。那年月，男女之事为禁区，谁也不敢公开在课堂上讲，虽然也有生理卫生的课本，但能教的只是五脏六腑及消化系统。我怀疑张红旗就是钻了性神秘的空子。

老威：赤脚医生也不普及性知识？

许长久：想当流氓么？

老威：你是咋晓得女生不垫月经纸的？

许长久：有一回，一个女生肚子疼得直打滚，我只好带她上大队医疗室。我与两个男生轮换背，跑了五里山路才到。我把衬衣脱下来拧，汗水当当地滴了半痰盂。我正光着膀子捉摸这女孩有啥怪病，赤脚医生从屏风后出来，手上的止血钳夹了一块气味强烈的破布，他质问我：“你这老师咋当的？”我一下子懵了，医生又吼：“烂了！那地方都化脓了！”

等回过神，我的脸热辣辣的，那时我还是没结婚的毛头小伙。可是感到自己对不起人。老师嘛，在学生的眼里就应该啥都晓得。

老威：现在还是这种心理？

许长久：时过境迁。现在我的孩子都上中学了。这一代碰上了市场经济，一切朝钱看，与老师的感情还不如花仙子和变形金刚。唉，人生若梦啊，有时早晨醒来，真不敢相信自己活在这么个繁荣的混帐世界。

老威：你怀念教村小的日子？

许长久：其它场合不会说，就给你瞎扯一通而已。村小有啥好，一座破庙，而教过的农民孩子，像烟一般消失了。可偶尔有些场景会冷不防窜上来，如酒劲，令人慢慢回味。比如走夜路，带着一大群孩子翻山越岭去公社看电影。虽然《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已放过几十上百遍，但每次我都吹着哨子集合学生，冲着缓缓下山的夕照列队出发。天黑了，孩子们点燃火把，蜿蜒在崇山峻岭中。从高处看下去，各村各队的农民们牵着火把长蛇，向同一方向汇集，太壮观了。这是乡下人盛大的节日，孩子们一路唱歌壮胆，穿越成片坟地时，就唱时代最强音：“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往往开头学生腔，后来又加入了上百泥腿子的喉咙，真有点排山倒海的阵仗。如果当时真有孤魂野鬼，肯定拔腿就逃了。到了公社，场口早已扯起银幕，山风一刮，那巨大的布就前后哗哗像漩涡中的船帆。电影开场的永远是《新闻简报》，一遍又一遍放。接着，公社书记在广播里讲话，或念本次政治运动的红头文件。挨次点各大队的名，直到每个大队每个生产队都雷鸣般地回答：“齐了！！”方正式推出正片。

老威：手续太复杂了。

许长久：一般放正片的时间是12点左右，如遇上“跑片未到”，那就还得等。有时中间还要等。等片时学生都打瞌睡，四周农民却忙着社交。除了赶场，这时我碰上的知青最多，大伙互相递烟、聊天。两部片子放完已下半夜，我又吹哨点名，踏上归途。农民们像暴动一般，却让孩子们先上路。

有个小女孩我特别关怀，我至今记得她叫刘光明，小名“光明子”。她是富农的孙女，仅仅因为家庭成份，她参加不了“红小兵”。村小62名学生，只有3名地富子女没戴上红小兵的胸牌。当时她伤心极了。我越安慰，她越哭个没完。为了避免受歧视，我把她从中间调到第一排。这是我班上衣着最整洁的孩子，柳叶眉，扎着小辫，脸蛋红扑扑的。调皮鬼们见我偏袒她，气不过，就趁我写黑板时向她扔粉笔头，在她背上写“地主婆”。

刘光明不敢上学了，我就亲自领着学生上门。恰逢看电影，我就背着这个瘦弱的小姑娘走夜路。在阶级斗争的年月，我不能明言禁止贫下中农欺负地富子女，但我可以通过行动，表明老师的态度。我背了她好几里，光明子挣着下地，牵着我手走。遇着陡坎或坟场，就把我的手臂紧紧抱住。从来没人这么依赖我，唉。

老威：太美好了。

许长久：不晓得她后来到哪儿了，光明子，这么好的名字，该有好的前途。

老威：她会永远记得你这个老师。

许长久：她当时12岁，就读四年级了，在当地非常难得。算了吧，感慨太多了。

老威：我当时也12岁，却失学流浪，始终没碰上你这么好的老师。光明子，我几乎爱上她了。谢谢你，许老师。

20.老红卫兵刘卫东

采访缘起：

算起来，老刘也属于中国最早的一批红卫兵，造过反，串过连，下过乡，那个时代的时髦都赶过。可惜地处边缘，这辈子注定进入不了主流社会。

而今，老刘面临下岗，“这又是一趟时髦！”他冲我苦笑。

老刘的愤世嫉俗源于历史的刻痕，他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由此我担心“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民间仍有群众基础。虽然知识份子们为否定十年浩劫至今不遗余力。

这次采访是2000年6月30日下午在我家进行的，当时老刘通过熟人介绍，找我打听自己适合干什么“第二职业”？

老威：关于“文革”的历史，现在出了很多种书，您怎么看？

刘卫东：我根本没看。书价太贵，买不起。即使买得起，也没时间、没心情去看。这几年，我们厂大半职工都陆陆续续地下岗，每人每月拿两百来块钱。我在劳资科，没下岗，但也一天不如一天。听说某个私人老板正在与厂里谈判，要廉价收购，铲平那片几十年的老厂区，盖商品房，说不定明天早上醒来，我也会接到通知：永远下岗。根据土政策，像我这种78年进厂的老资格，能一次性地拿到3万5到4万。这点钱，我与老婆一点都不敢挥霍，得存起来给刚上高中的儿子，他一年读书的费用就要1万多。万一考上大学……算了，不敢往下想，这辈子就这样洗白了。49岁的人，在修理厂的岗位又是车工，要重新开始？太难了。

老威：是很难，但付出代价的又不是你一个人。

刘卫东：是啊，经历过“文革”的这批人，现在大多数都上有老、下有小，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哪来读书的闲情？80年代初，伤痕文学盛行，还要买杂志看，以后，再也没买过啥书，偶尔路过街边的书报亭，就停下来顺手翻翻，由于心里没想到买，也就不敢翻久了，怕遭人家白眼。我老婆倒慷慨，可都是买儿子瞎要的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成电视剧，实在没啥看头，连保尔都假得厉害，可儿子一吵，老婆就背着我给他买小说看。她说我们是夹缝里长大的，吃时代的亏，不能让下一代也在缝里扁着长。唉，一本老小说换个包装，就几十块钱，老婆卖小百货，这几十块就是她两三天的利润。

老威：您能给我谈谈“文革”中的经历么？

刘卫东：经历太复杂了，不晓得从何说起。

老威：您是什么时候参加红卫兵组织的？

刘卫东：1966年夏天吧，具体的日子记不清了。

老威：当时四川有名的红卫兵组织有川大八。二六，红卫兵成都部队；还有重庆反到底，重大八。一五，您属于哪一派？

刘卫东：我参加的是二。四革命造反军。您可能不晓得，因为这是个县级造反组织，它的观点与川大八。二六一致。

老威：好象书里没有记载。

刘卫东：书上记载的都是大地方，像北京、上海、广州，一有响动，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成都也有影响，但属于野史外传。再往下，造反组织多如牛毛，就有点闹农民起义的味道。不过二。四造反军在当时名声还算响的，我敢说，除了中江县的保守组织继光兵团（兵团司令为抗美援朝壮烈牺牲的英雄黄继光的母亲），就数盐亭县的二.四军了。

老威：二。四军有对立面么？

刘卫东：东方红兵团，这是个先保皇后造反的投机派别，后来被红卫兵成都部队收编。

老威：什么叫“先保皇后造反”？

刘卫东：“文革”初期，学校里刚有不安分的苗头，刘邓路线的工作组就进来了。工作组驻校，依靠的是党团组织，对蠢蠢欲动、串连造反的老师和学生实行审查，其中也包括反右、四清等历次运动中的专政物件。当时我16岁，也被审查，现在看起来都是鸡毛蒜皮的事：不守纪律、顶撞师长、与家庭成分不好的女生划不清界线等等。本来派工作组蹲点整风是我们党从延安时期延续下来的一贯方式，非常灵验，几乎都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中学生中也搞人人过关，就过分了。还有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谁要革命就跟着毛主席，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就更过分，血统论，骂娘，大约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老威：据史料记载，中央派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其本意还是平息乱子，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因为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来看，社会动乱最初的导火索往往是学校。

刘卫东：在当时人们的意识里，工作组就象征着政治运动，一搞运动，专政的物件，牛鬼蛇神都纷纷出笼。今天咱俩是同志，说不定明天就“你死我活”，人民内部矛盾随时可转化为敌我矛盾。工作组是钦差大臣，想宰谁就宰，而根正苗红的学生干部也大大发挥作用，成天帮助这个帮助那个，其实就是没事找事，挽个套让你钻。只要你向党交心，吐露真言，刀把子就握在别人手里。在五七年反右中，这叫阳谋，“引蛇出洞”，后来的大小运动，“引蛇出洞”就成模式了——反党定时炸弹就这样培养出来的。对此，大伙都心有余悸。像我们这代人，营养不良，身体发育晚，可政治上却成熟得早，父母经常用亲身经历的血的教训来敲警钟：这辈子只能一颗红心，向党靠拢，否则死路一条。

老威：工作组就是党？

刘卫东：绝对是，几十年一贯制，天大的委屈也只能咽下去，所以蹲点审查（叫党领导下的文化大革命）没多久，学生中的坏头头一揪出来，学校就恢复上课了。学校间的“煽风点火”也中断了，贴出的大字报也都是保皇观点。这咋行？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

老威：你赞成“文革”

刘卫东：赞成就是开历史倒车，这点常识我懂。但有人把“文革”的根源归罪于个人崇拜，我觉得片面。我们为啥崇拜毛主席？因为他老人家这次站在工作组的对立面，他在《炮打司令部》中数落的“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等快语，完全说到受排挤、压制、甚至专政的学生们的心里去了。既然有毛主席撑腰，就反他娘的。工作组、党、团领导整人整成了官僚，就是这批基层官僚，一贯瞒上欺下，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六一、二年，明明成片饿死人，还向上虚报成绩，称形势一片大好。唉，你太小，不晓得那时人们对工作组，对官僚主义都憋着一肚子火，毛主席在发动“文革”前，到各地考察，可能也意识到党的改造迫在眉睫。

文革一夜之间就满山红遍，工作组被撵跑，斗争的矛头直指党委，二。四革命造反军领风气之先，与之对立，过去围着党委转的学生干部也弄了个“东方红兵团”，装模作样地造反。嘿，各单位都在成立组织，审查机关早瘫痪了，所以用不着登记、批准，只要聚几个人，开个会，刻个章，把红袖章一戴，扯一面红旗上街，就登场了。盐亭小小的一个县，可能几天就成立了上百组织。太热闹了，过节一样。

老威：这么多组织谁来管理？

刘卫东：没人管理，县委已经被攻占了，书记县长被捉拿。万人斗争大会那天，盐中的操场山呼海啸，每个组织的红旗都在招展。县委一班人，文教局一班人，盐中的白校长，还有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牛鬼蛇神都戴高帽、挂黑牌，被押上审判台，批斗了一上午，下午又接着游街。围观群众呼口号，吐口水，扔石块，打得走资派满脸淌血，还有些娃娃用竹竿追着抽，大伙都疯狂，把对毛主席的爱与对敌人的恨结合在一块了。你想，县长县委书记，平常谁能见上一面？高高在上的父母官啊，但现在，有毛主席为群众打气，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了。

老威：整人就这么令你们兴奋？

刘卫东：不仅兴奋，而且高烧。这是历次政治运动栽培出来的。不同的是，过去大家是在组织的监督下背靠背地揭发，当运动员，可现在却倒过来，群起整过去运动大家的当权派，打死打伤不负责。就像在街上捉住小偷，不管丢没丢东西，你都想上去施展拳脚。法不治众，越狠越能逞英雄。我当时站在台上，负责揪斗白校长，大家一呼口号，我就与另一个红卫兵一起把那颗白发苍苍的头朝下按。白校长戴的高帽中，还加了铁丝与铅块，帽檐都陷进头皮了，我们还感觉不解恨。没几天，白校长就感觉受不了，整夜呻吟不止。有个半夜，他去解手，我守在厕所外，20多分钟仍不见动静，就进去查看，没人。我慌了手脚，忙报告总部。大批人马把茅坑搅了个底朝天，刚刚排除了自杀的可能，准备出通辑令时，有人报告，水井里有情况。我们用带钩的扯水竿子鼓捣了个把钟头，没结果。司令就派我下去“将功补过”。

我沿井壁下溜十多米，用手电筒一照，死人脸朝下泡在水中，我的毛根子汪地炸了，满耳朵都是狗叫，我急忙把铁钩搭上那衣领，自己吼着先上。不料刚把死人吊到一半，衣领豁了。那东西轰地栽回去，像深水炸弹。我只好再次下井，拿绳胡乱绕了好多道，弄扎实了。白校长终于露面，浑身青一块紫一块，脖子勒着根裤带。人家是几代书香门第，就他背叛了家庭，在上大学时参加了地下党。毕业后被指派回乡，利用教书先生的职业作掩护为革命工作，解放后，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当中学校长，埋头教学，错过了许多升迁机会。

这是一桩轰动一时的谜案，谁也说不清他是咋瞒过监管人员溜出厕所。况且上吊与投井，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自杀方式。有人谋害？可当时的白校长已成过街老鼠，谁会去悄悄谋害他？

老威：白校长是在你的眼皮下失踪的，公安局没调查你？

刘卫东：我的确说不清。不过“文革”的大形势这样，我写个材料，上面就定性为“畏罪自杀”。“文革”嘛，就是学生打老师，群众打领导的运动。连小学生都动员起来，剃女老师的阴阳头，所以某个单位的走资派一旦死了，就白死。某个区的中学校长原是农业专家，一年四季领导学生们半农半读，把校园变成了花果山。被县文教局评为走五。七道路的典型，年年都有参观团上那儿去，不愧为世外桃园。不料“文革”一起，学生们摔了粪桶造反，把勤劳勇敢的走资派校长从果园揪出来，天天斗，每个学生都上台控诉。然后，红卫兵头头就天天押着校长沿田埂跑步，不管刮风下雨出太阳，都喊着“一二三四”的军训口令，一直持续了将近半年。终于有一天，校长一头栽进稻田，就再也没爬起来。走资派这么快就见阎王，学生们感到遗憾，就把尸体支起来，开了个全校批判大会，再向上汇报。那时公安局从半瘫痪到全瘫痪，都是泥菩萨，谁为走资派立案调查，就是阶级立场问题。那年月，大伙一有机会就发泄积怨，就连小娃娃也经常扛着红缨枪，在街上拦着行人背《毛主席语录》，一旦有谁背错个把字，娃娃们就用枪头戳着你，勒令再背十条，若再错，就是对伟大领袖的感情立场问题，我在红卫兵总部，经常处理被娃娃们押送来的罪人，记下单位，勒令写检查，如果抵赖，说不定还要吃耳光，挨皮带，自己写检讨张贴出去，最后才通知你单位的造反组织来领人。

老威：这种红卫兵运动有点类似纳粹排犹或史达林的大清洗运动。

刘卫东：你有点危言耸听，其实斗走资派到后来也没劲了，人家啥罪都认，啥事都交待，很快就成了靠边站的死老虎。倒是东方红的势力不小，保皇卖乖，两头都占，还与二。四争夺胜利果实。两大派从文斗到武斗，最后升级到真枪真炮。不过东方红在人民群众中的名声臭，最终还是“失道寡助”，被二。四从盐亭县境彻底清洗出去。

活人斗垮了，红卫兵就响应领袖号召，“破四旧，立四新”，把红旗插向散布封建迷信的庙宇，盐亭虽是小县，但大大小小的庙太多，刻在石头上的菩萨更数不过来。庙好办，几钢钎把泥胎捣了，或直接把佛头敲下来，再乱砸一气，这比抄家工作量大，但比抄家简单，用不着登记反动书籍、信件、日记，作为被抄者的罪证。

刻在悬崖上的菩萨不好破，就从上面吊绳子拴人下去打，或用凿子，或绑炸药，弄完后，再刷上超级大标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最新鲜的是一所大庙里的和尚也造反，揪斗方丈和住持。红卫兵派了几十个战士到场助阵。小和尚们扯下封建主义的袈裟，也弄了身军装穿上，可惜没军帽，光着脑壳，呲牙裂嘴，像山上的棒老二。他们拽下老和尚的念珠，挂上黑牌，挨个声讨老和尚不准他们革命，只准念经学佛的罪行。一个小沙弥下山请了张毛主席像，要挂在大殿中，方丈更是不准，还说毛主席是俗人的神。小沙弥说到激愤处，竟挽起袖子扇了他师父一耳光，振臂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张和尚！刘尼姑是刘邓路线的小老婆！消灭封建迷信释迦牟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老威：这叫造反？公报私仇嘛，乱七八糟。

刘卫东：我们还必须绷着脸，想笑，用咳嗽掩护过去就完了。

老威：革命已经发展得如此荒唐，您就没怀疑过？

刘卫东：像我这种平民子弟，能在风口浪尖上这么威风，连感激都来不及，林副统帅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老威：毛主席也没说让小和尚造老和尚的反。

刘卫东：造反是时代最强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老威：不愧是红卫兵，“最高指示”张口就来。

刘卫东：我的青春、梦想、狂热与浪漫，都与“文革”有关。不管您怎么看，至少在“文革”初期的一到两年里，人民是享有充分的自由，甚至绝对的自由。不自由的，受压的是走资派，是高干子弟，是特权阶层，他们平时高高在上，漠视民间的疾苦，今天，与以往任何政治运动都相反，世界翻过来，让他们也尝尝专政的滋味。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八次接见上百万的红卫兵，这在世界共运史上都史无前例。我也在红海洋里，跟着大伙一起欢呼、流泪，我们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挥着帽子，喊：“人民万岁！”真是人民与领袖心灵相通的时代，我们整整欢呼了几个小时，不停地跳，不停地挥红宝书，要是在平常，早晕倒了，然而此时此刻，连身体最弱的女同学都一直兴奋着，嗓子都喊哑了，冒烟了。过后，许多人好几天说不出话来，真的，嗓子出不了一点声。可多幸福，大家早晨起床，互相点头，微笑，心有默契地继续串连，像一群口含蜜糖的哑巴。也许，我们一生，就是为了那一天，那一刻而活着。

老威：现在还有圣徒的感觉么？

刘卫东：我为啥要否定自己的过去？否定那段历史？

老威：请别误会。

刘卫东：我这辈子没剩下什么，除了“文革”，值得回忆的还有啥子？

老威：我理解，您继续回忆，我在听。

刘卫东：我参加大串连就两个目的，一个是搜集毛主席像章，一个是亲眼见毛主席。我们组成一个红卫兵长征队，先到成都，住接待站，凭介绍信，免费吃住，还按人头分发毛主席像章。为了多要像章，我们就虚报人数，多跑接待站，然后到成都剧场门外。那儿成天人山人海，既是观点不同的造反派别的辩论阵地，又是交换毛主席像章的集贸市场，什么样式都有，我们在里面泡了个把星期，开了眼界，结识了不少新战友。因为串连的长征队铺天盖地，各接待站招架不住，连电影院剧院的舞台都腾出来了。那年头，人民币几乎都作废了，凭介绍信，完全能跑遍全国。

我们等了若干天上京列车，太挤，根本上不去。最后，只好约了大群新老战友，一顿冲锋，终于从车窗进去了。这哪是装人的，纯粹就是装鱼的罐头，人人背贴背，连出气都困难。但熬也要熬到北京！已经9月了，老是听说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再晚就彻底没希望。

火车跑跑停停，也没个到站时间，像开着玩。每停一站，都要经受一次考验，人肉是软的，挤一挤，靠一靠，能多装就尽量多装。他妈我要是石头就好了，占了地盘就纹丝不动，没弹性，挤不坏。尽量少喝水，因为厕所绝对上不了。女同志怎么方便我不清楚，总之男同胞憋急了就掏家伙对窗外扫射，还得事先招呼领座关窗，以免“飞尿伤人”。有个娃娃脸的红卫兵憋不住大便，钻了半个钟头也到不了厕所，只好向靠窗的战友一个接一个行军礼，于是很多人道主义手臂托住他，让他站上茶桌，把不争气的屁股塞出窗外，拉了一泡极丢脸的屎。

大伙轰笑着，女战士们忙把脸转开。非常时期，都是革命战友，谁也不会取笑谁。

也许您不相信，现在两天的上京路，那时要走五六天。我一天一顿饭，憋屎憋尿，拢北京时，膀胱都出毛病了，胀得要命，可站在便槽老半天，就不出尿。经过一番挣扎，那儿象藏了根烧红的针，出尿时滋滋地响，浑身都湿透了。

接见那天，我们半夜3点就起床，出发去天安门，但就这样也晚了，四点多钟，长安街两头就封住，根本进不去，我们绕道前门，听从指挥，随大流从纪念碑右侧进入广场，月儿高挂，与华灯辉映，一望无垠的绿军装与红旗……我相信，在场的每个人都为能生在毛泽东时代而骄傲。

后来的情景我刚才讲了。人是应该有种信仰的，信仰使人变得纯洁，勇于献身。

老威：所以有了规模空前的武斗，两派热血战士都为了信仰而拼得你死我活，有的父子、夫妻也因派性而反目，兵戎相见。

刘卫东：总比现在为了一点钱而拼得你死我活强。少女为了钱，可以去当三陪；贪官为了钱，不惜以身试法，用老百姓的社保基金去作私人交易；儿子为了钱，甚至可以勒死老母亲。有信仰的乱跟没信仰的乱是两回事。两派武斗，部队支左，全国开锅了，谁平息得了？毛主席一声号令，哪个敢不交枪？盐亭是全川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县，成立大会那天，县城有83万人马，你想象得到一个总人口不足十万的小城，能装下这么多人？可咋样？就装下了，生活照常运转，因为有五湖四海的支援。我记得毛主席发表“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那阵，我们正在挖断通往富驿的公路，埋地雷，以防东方红借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兵力卷土重来。但最高指示一下，我们马上填平深坑，撤掉路障，放下了武器。

老威：据我所知，许多当年的造反派头目都在利用各方面的老关系，做大生意，像川大八.二六政委江某某，工人造反兵团司令邓某某，重庆反到底的邹某某，重庆八一五的黄某某，当年都是省革委常委，受过江青的接见，即使坐牢也效忠四人帮。可出狱没几年，就彻底改头换面，融入经济大潮了。他们中生意做得最火的，要数红成司令蔡某某，盖了整幢大楼，据说是本市最高的建筑物，还开了一所民办大学。

刘卫东：他们发财跟我有啥相干？

老威：向您提供一点资讯，仅此而已。老刘，您晓得作家张承志么？

刘卫东：不晓得。

老威：联动呢？

刘卫东：晓得，北京的贵族红卫兵嘛。

老威：红卫兵这个称呼据说是张承志发明的。

刘卫东：你晓得的还不少，可惜有些势利，眼皮朝上不朝下。说好红卫兵最终的目标是传播毛泽东思想，解放全人类，可这些风云人物，发达了，连广大落难的老红卫兵兄弟也不来解放，我三四万元了结一生，说惨也不惨。老红卫兵都当知青去了，据说现在还有许多没返城的，陷在农村，被社会遗忘了。前段时间的电视里，还播了某个茶场的知青扎根至今的现状，破屋烂衣狗食，比叫化子不如。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回到故乡，拿城市户口，吃商品粮。

21.厕所门卫周明贵

采访缘起：

年近七十的周大爷与粪便打了一辈子交道，晚年却鸿运临头，承包了成都市西郊茶店子附近的一所公厕，“这也算生意，”他说，挺精神的样子。

1997年夏日的一个深夜，我从母亲开的茶馆出来，因入厕与周大爷搭上了关系。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已互相眼熟久矣。

我鼓足勇气，才挣脱所谓知识分子的角色感将这次访问进行到底，那种豁然开朗的喜悦如一次畅快的排泻。

公厕历史也是城市历史的一部分，可我至今没见过以研究公厕著称的学者，那么，这篇文字倒填补了一段空白。

老威：周大爷，公共厕所还锁门呀？

周明贵：快12点了，也该锁门了，任何单位都有上下班。

老威：你这也算单位？

周明贵：当然是单位。我是正儿八经向环卫所承包了的，一年要上交好几千元。每人大小便一次一角，你这知识分子帮忙算算，要多少个一角才能凑齐几千？喂，你到底解手不？已经超过12点，按规矩，要加收入厕费，看在老主顾的份上，免了吧。

老威：我不解手，我请你喝茶。

周明贵：嘿嘿，你太客气了。哦，你妈的茶馆还没关？今晚上她的生意不错。你妈是个善人，平常我要口水，灌个壶，她从不收费。我做梦都在为她老人家烧高香，视这个街坊铜壶煮三口，天天客满。茶卖得越多，尿也就越多，大家的生意都搞活了。

老威：哪就请吧，周大爷？

周明贵：我一个守厕所的，就算了吧。

老威：这世上哪有高低贵贱？皇亲国戚就不拉屎？

周明贵：我没见过皇亲国戚拉屎，至少不会上公共厕所大小便。据说身份太高的人，当着众人是不会大小便的。好啦，说笑呢。我晓得你是文人，喜欢收集个素材。你该不会把啥子都朝报纸上捅吧？

老威：我是小报记者么？况且你这里面又没发生凶杀案。

周明贵：嘿，叫你说谁了。前两天，一个男的追一个女娃子，撵到厕所里来了，拉都拉不住，把解手的人吓得惊抓抓地叫。我让儿子去抱他，他刷地抽出一把刀来。结果大家都不敢上前。那家伙逮住女娃子，要破像，女娃子跪倒求饶。幸好我一尿桶泼过去。后来110来了，也没找我了解情况，就把男的女的都带走了。你猜后来咋样？才隔了一天多，那两活宝，又出现在街上，还搂搂抱抱的。我不想看他们，他们却偏偏冲过来，指着我鼻子骂：“老狗日的，你敢泼我的尿！”我不吭声，他又骂：“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你劝架么，拉开就完了嘛，搞得我们一身臭哄哄的。”我忍不住说：“不泼你，早出人命了。”没想到女娃子也帮腔说：“死了也与你厕所所长无关。我们已经要了三年朋友，他已经杀了我三盘了，出没出人命？哼，你还报110，搞得家里人捂住鼻子来接我们，街坊邻居都闹麻了。今天，我们特地来向你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现在都讲法律。”这话气得我儿干瞪眼。”吵了好几声，就顺手抓了把铜水瓢，要开打。我急忙拦住，那泼妇却跳到大街上，惊鸣辣喊“杀人了！”弄得河翻水翻。围了大群人，更可气的是，那男的居然说：“不愧是看厕所的，杀人也用粪瓢。”这太侮辱人了，我儿把水瓢砸了过去，大家却以为粪瓢来了，纷纷躲闪，其实，现在的公厕哪来的粪瓢？

老威：后来咋收场的？

周明贵：多亏你妈挤进来，把那对瘟神请进茶馆。你妈是走南闯北的艺人，是团长，水平就是高。她说：〖HT〗“这种无赖，我的茶馆一天要进来好多个，你千万莫跟他们要面子，冷言冷语打发就完。”唉，这种混混，社会上太多了，也没工作，整天在街上杀进杀出的。我听了你妈的话，发毒誓，以后再不管这种闲事了。大家都不管，免得血喷到自己身上，我一个看厕所的出面管了，反而让群众当笑话摆，封我一个绰号，叫“粪瓢雷锋”。现在，那小杂种一入厕，总要没大没小地与我开玩笑，说：“你挣钱困难，经济损失就不赔了，我们两口子在这儿免费解手一年咋样？”

老威：太混蛋了！

周明贵：我也不气了，恶人自有恶人收拾。今后，就是茅坑里栽个人来摆起，我照样认钱不认人。

老威：对，你这把年纪，自己的身子骨要紧。现在是世纪末，情况复杂，你看这条街，三百米不到，卡拉OK厅十来家，美容院六、七家，哪儿来的生意？这是城乡接合部嘛，城里一扫黄整顿市容，嫖客就都上这儿打挤来了。那个女娃子姓张，就是我妈茶馆隔壁美容院的小姐，乐至县的人，一过夜里12点，如果没有约会，就到斜对面的“在水一方”坐台去了。她的那个二杆子男友还蒙在鼓里。

周明贵：不愧文人，了解得很仔细。

老威：我的意思是说，这条街夜里的生意比白天好，卡拉OK点一首歌才2元钱，小姐唱歪了嘴也花不了几十元。

周明贵：与我没关系。

老威：唱歌嗑瓜子，口就干，而经常嫖的人，一般都肾虚尿频，你不做买卖，人家就朝街上冲了，夜里没人管，这不是浪费么？

周明贵：歌厅里有卫生间。

老威：这些低档次的角落，屁的卫生间。看，说着说着生意就来了，那鸡婆提着裤子，尿胀慌了，你一定收她五角。

周明贵：收三角算了，我明天和老伴商量，把作息时间调一下。上午的生意不好，门可以开晚点，感谢你提醒了我。

老威：你这是红灯区里唯一的公厕。

周明贵：与你摆龙门阵，精神越吹越新鲜。唉，如果倒退十几年，谁会想到靠公厕谋生？那阵，全中国解手都不要钱，厕所是公益事业，归环卫部门管。有一段时间，环卫下放到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下放到居委会，结果，这项又脏又臭的亏本事业就没人管了。现在公厕红火了，我是环卫所的退休老职工，与脏东西打了一辈子交道，还死缠了半个多月，才承包下来。

老威：现在还有不要钱的厕所吗？

周明贵：大概在老居民区还有吧，因70年代以前修的房子，家里都没有卫生间，大伙都习惯跑公厕，有时，要转好多弯，跑几条街。夜里应急，有夜壶和马桶，这是家家户户都必备的东西，红漆马桶过去还是新熄妇的陪嫁品呢，结实的马桶要用几十年。乡农市一带还有两个老公厕，一下雨，粪水就满街涨，弄得小汽车都不敢过；而一出大太阳，陈年老粪蒸发，臭气跑出一里外，薰得过路人眼泪直流。附近居民天天盼望折迁。

以前，群众都有早起涮马桶的习惯，就近有厕所则罢，没厕所就一齐候着，粪车肯定比公共汽车还准时，大家说说笑笑地倒尿，彼此的关系很融洽。

老威：你还很怀旧的。

周明贵：对，我也拉过粪车嘛。群众都尊称我为师傅，没有谁瞧不起谁。过去，夜里还有偷粪的，经常被居委会的值班人员逮住，关起来，并扣住车辆。那会儿，没经济概念，不罚款，但要写检讨书，挖思想根源。文化大革命中，偷粪贼引用的毛主席语录，一律都是“要斗争批修”，然后说，偷粪是中了刘少奇损人利己的毒。

老威：偷点屎尿也上纲上线，太过分了吧？

周明贵：一切都是国家的嘛。过去，很少有化肥，农村用的几乎都是自然肥，大粪是宝。我们是专业单位，掏出来的粪量大、质量也高，得服从组织安排，送往红光公社。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因为毛主席57年到成都，亲临视察过。那儿至今还留着当年的公社牌坊。红光公社和毛主席有关，所以是农业的榜样，种出的庄稼绝对应该是最最好的。我们得配合，确保它年年丰收，我们每年都敲锣打鼓送“争气肥”，汽车鼻子还戴特大红花。”

其它机关、学校也送肥，但地点就不是红光公社了。他们的所谓“肥”，阴沟的污泥、杂草居多，质量也就差远了，可场面还是很壮观的，一路上，各种板车望不到头，还有不少小学生拉板车的。

老威：我小时候也送过肥，走“五？七”道路嘛。周大爷，你过去在环卫所具体干啥工作？

周明贵：掏粪、送粪、打扫公厕都干过，那年头，没有价钱可讲，党叫干啥就干啥。我们的榜样就是时传祥，全国人大代表，受过毛主席的接见。我原来住在线香街，街口的公厕，有男女各三十多个蹲位，用木板起了一层楼，下面是半封闭的大茅坑。到了70年代，城里的大公厕不再用板车拉粪，改用汽车，把碗口大的管道插进坑，开动马达往上抽。有一次，管子堵住了，我拔起来伸手掏，原来里面卡了半截木棍，还有一块巴掌大的死胎，这一硬一软的两种东西缠成一团，差点把机器弄坏了。

老威：谁这么缺德？打胎的地方遍地都是嘛。

周明贵：年轻人，你说的是九十年代。过去的人，没有结婚证，哪个敢公开到医院打胎？这是道德败坏的丑事，一旦张扬出去，就一辈子抬不起头了。所以，许多一时失脚的女娃子，都是悄悄开些药，人不知鬼不觉地下掉肚子里的货。甚至还有吃错药，闹出人命的。通过文革，大家开化了很多，而在文革前，公共厕所就是打胎的医院，我还遇过昏死在厕所里的，满下身都是血，我将她抱出来，那个惹祸的男人守在外面，明明脸都急青了，还装着不认识人。我拦了辆公共汽车，他却推了东西自行车过来，自称“学雷锋做好事。”我懒得点破，也不晓得后来他驮她上医院没有，反正中国命贱。

老威：你是清洁工，可以随便进女厕所。而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女厕所就绝对神秘，街坊上曾揪出过偷看女厕所的流氓犯，游街示众不说，还要挨观众的口水。

周明贵：我有规定时间，选没人的时候进去。并且在外面立牌：“因打扫，暂停使用。”那次救人，是有女同志拉我进去的。

老威：听说在文革期间，教授也扫厕所？

周明贵：牛鬼蛇神下放到居委会，归群众管制，扫街、扫厕所，啥都干。我想干，但是造反组织不批准，只好在家里耍。劳动惯了的人，要耍出毛病，就一早一晚，习惯去厕所，给牛鬼蛇神做示范。我晓得，知识分子是受不得委屈的，虽然他暂时象狗一样毕恭毕敬，但是内心把账一笔一笔地记着，时机成熟了，再一笔一笔抖出来。古戏里有孟姜女哭长城，如果现在象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也就没有人敢写孟姜女哭长城了，也就没账可算了。共产党毛主席毕竟是仁慈的，不杀文人，连胡风也不杀，讲思想改造，”讲“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这容易吗？劳动人民知识化当然容易，进扫盲班，学政治、学历史，哪个

不乐意？可是，要让教授扫厕所，斯文就扫地了。报纸经常登这类文章，诉苦，变着法子挖苦思想改造。据说还有当时想不通，用裤带在厕所里上吊的，惨哪。唉，这也叫惨，我生来就是掏粪坑的命，就不惨。你说惨，没人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孔夫子说的，连毛主席的胳膊也扭不过他的大腿。

老威：我觉得你挺风趣的。

周明贵：谈不上，劳动人民嘛，拿得起，放得下。

老威：你勾起了我许多回忆，那种回廊式的公共大厕所，我们这种小屁娃经常在里藏猫猫，屙屎忘了带纸，就撅起小屁股在隔板上蹭。惹得大人骂。可以说，厕所是我们这代人的第二课堂。

周明贵：你把厕所叫“课堂”？

老威：差不多。因为在课堂学不到的东西，都能在厕所里找到。我第一次接触到女性生殖器，就在厕所的隔墙上，一团乱麻中的一个洞，那么直观，那么触目惊心，接下来的一幅画，是性交的剖面图，男女形象都省略了，就剩下两个嵌在一块的器官。当时我才8岁，读二年级，连课本都是红彤彤的，万万没料到在革命的红海洋之外，还有这种阴暗角落，于是就咬牙切齿的掏出铅笔，在性交图旁歪歪扭扭地批注：“刘少奇和王光美干坏事。”

周明贵：你也有乱写乱画的习惯？这不好，我也想不透是啥原因，许多人一解大手就乱来，你费心费力地擦了，刮了，弄干净了，嘿，一会儿他又给画上了。几十年，我就是这样擦了刮，刮了擦，这比扫地冲坑更难整。文革，反右，四清，政治空气浓，人人没地方发泄，就到这儿来，还情有可原；可现在，发泄的地方有的是，你还在墙上鬼画桃符。这又不是出风头的场合。

老威：有些啥内容，你晓得的一定比我多。

周明贵：我文化低，也没认真看，气都气不过来。好像儿歌，下流图画，粗话，标语，一段一段的文章，啥都有，反正这种东西的历史很长，城里、农村，只要拉的时候顺手，都来几句。文革是个例外，打走资派，打派仗的标语，直接刷进厕所，啥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保皇派吃屎”；啥子“庙小妖风大，坑浅苍蝇多”。

老威：据我哥说，他会背的唯一的儿歌就是厕所的产物，你听听：“我们两个好，我们两个好/我们两个凑钱买皮袄/你穿皮袄我烧火/房子烧了莫怪我/救火车，来救我/吉普车，来撵我/把我撵进东门派出所/派出所，关的坏蛋多/把我挤成肉砣砣/你一碗，他一碗/妈妈哭进来舔锅铲”。

周明贵：这有啥意思嘛？

老威：意思谈不上，就觉得比老师教的儿歌有趣。还有一首《厕所恋歌》：“你是天上的鸟儿/我是地下的推屎爬儿(屎克螂)；/你在云中打旋旋/我在屎里头栽筋头儿。

周明贵：你一个文化人，记这些下三滥的口诀干啥？

老威：见笑了，老人家。厕所文化嘛。你晓得，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能够写文章，并在报刊上发表的，毕竟很少，况且，发表出来的东西，也审查了又审查，不见得就真美实。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在大庭广众中的发言权，所以，厕所也算自由发表言论的地方。绝大多数情况下，写了就写了，没人追究责任。以前，我恨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告状，就在厕所里写：“王小红是地主婆！”还写“地主婆王小红与走资派日×！”这种明目张胆的诽谤在中国小孩中经常发生，并从厕所发展到外面的墙上，还由一个人骂街发展到许多人参与的对骂，直到墙装不下了，于是擦了重新开骂。而大人呢，要么不屑一顾，要么饶有兴趣的欣赏一番。没人打算破案。

周明贵：我是大老粗，没你这些想法。

老威：我是向你请教呢。

周明贵：其实，产生乱写乱画，主要是因为环境不好，过去的厕所，有木架结构、有水泥板结构，甚至还有土墙、竹篱笆那种简陋的围子，铅笔、粉笔、钢笔很容易在上面写画。以前的人，一般都随身带笔，边解手边发挥，也是忘掉臭味的娱乐方式。现在，厕所要收费，几乎都改进了。隔墙上镶了瓷砖，滑溜溜的。笔在上头不好写。屙屎看报的人比较多，打手机的比较多，随身带笔的少。不过，乱写乱画仍然有，昨天，里面还有一首纪念毛主席的诗，嘿，好记，看一遍就记倒了：“毛主席呀，您爬起来看/前面尽是贪污犯/毛主席呀，你朝右边看/右边尽是嫖娼犯/毛主席呀，你朝左边看/假冒伪劣一片片/毛主席呀，你回头看/下岗工人一串串/毛主席呀，你再朝脚下看/还有几个婚外恋/毛主席呀，您莫法看/人民想吃大锅饭。”

老威：我不想吃大锅饭。

周明贵：你当然不想，你又不是打工仔。

老威：周大爷，你的收入还行吧？

周明贵：勉强糊口。这条街比较背，街口又是体育中心，陌生人懒得朝这边逛。

老威：你可以改善一下经营环境，再提高入厕费。滨江路的高级厕所你晓得不？里面有鲜花，有电话，有吸烟厅，还卖与排他有关的小百货。例如高档手纸、卫生巾、香水、痔疮药、消炎药水、口香糖等等，大小便五角，生意火爆极了。

周明贵：厕所不存在知名度，只要肚子胀，啥地方都能屙，否则，你轿子也抬不进人来。我与老伴考察过滨江路的厕所，那儿的露天全是茶馆，密密麻麻的人脑壳。人家本钱厚，客源猛，而且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掏五角钱，进去享受了一盘，消毒水太浓了，薰得人受不了。墙上贴满了各种痔疮便秘和性病广告，彩色的明星头，眼睛直勾勾的，一门心思要赚屁眼儿的钱。我估计隔壁女厕所也少不了卫生巾和各种妇科病广告。我上下不得空，眼界倒是开了，可惜啥也没拉出来。

唉，一个月有个两三百元钱，我也就知足了。至少，我不给房租，我儿子，儿媳进城拉偏三轮，也有个歇脚的地方，活路也轻松，跟养老差不多。现在，下岗的太多了，年轻力壮都找不到工作，何况老头子。生活累啊，难啊，绷起一根筋做人，哪天筋绷断了，就完逑了。你还没瞌睡？夜猫子。文人火旺，鸡巴傲在头上。

22.居委会主任米大喜

采访缘起:

金光村是成都市最老的贫民窟之一，由于地盘偏狭，位于城建死角，所以至今没有折迁响动。我曾随母亲回去了几次，旧屋和旧邻都还在，我在这儿渡过了整个少年时期。

73岁的米主任是少年老威心中响当当的人物，虽时过境迁，但昔日雄姿犹存。当我在桌边整理这篇文字时，那个时代的马车轰隆隆地从脑海中碾过。

车辙碾得再深，终有一天，还是会被时间的尘土湮灭。可米主任这一代毕竟是存在过的，并构成一个社会最初的基础。

请世纪之交的健忘的读者记住这次访谈的日期——1996年11月4日下午2点。

老威：我找居委会的米主任。

米大喜：老的还是小的？

老威：老米主任。

米大喜：我就是，不过已退居二线了，今天是暂时在这儿替女儿执班。请问同志您贵姓？您的单位介绍信和有效身份证件呢？

老威：我不联系工作，我是二幢廖老师家的二毛。

米大喜：二毛？！长变了长变了，认不出来了。这些年，你在哪儿发财？咋不回老街坊打一头？你们家的房子可是好久没人住，房管局下来调查几盘了。

老威：我妈每个月都按时交房租。我家地势低，墙角浸水，啥都发霉了，没法住人。

米大喜：你妈绝对高傲，不与居民上打照面，你这做儿子的，也该常联系。

老威：我是想常联系，可这一带下点雨，就同水牢差不多。今天我拐了无数道弯，人都转晕了，才找到居委会。我记得原来的居委会在正街上，好风光哟，您老人家每天早晨都在门口举行挂旗仪式。

米大喜：你不愧文人，一翻就是老皇历。我刚当居委会主任才40多岁，因工伤右手残了，就从齿轮厂病退到街道。当时想不通，因为60年代，工人阶级是最吃香的，可转眼之间，人废了，还与东家长西家短的婆婆大娘们为伍。各级领导都来做工作，还把我选为区人大代表。你说的米家大院，就是派出所的汪所长和我们一起去征用的。原来住了个大资本家，开纱厂的，几个儿女都跑海外去了，就剩两个老的，乡土观念重，不愿背井离乡。公私合营后，他的厂子归国家，有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他就没事可干，整日闲赋在家了。65年下半年，虽然文革还没正式开张，但火药味已闻得见了，所以我们一去，老家伙就晓得咋回事，马上顺水推舟说他解放前剥削工人弟兄，罪孽深重，经过这十几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已脱胎换骨，洗心革面，早就想把这座祖传的剥削阶级的袱袄卸下来，奉献给国家，只苦于一旦奉献了，就要露宿街头。汪所长倒爽快，马上开了证明，叫人拿到房管所，给老俩口换了当街一间九平方米的屋。

老威：你们这是违法。

米大喜：那个时代，革命就是最高的法。再说，两个老人住那么一座十来间屋的大宅院，整天也提心吊胆的。周围全是贫民，平均每人的住房面积才几平方，就你资本家特殊，真不怕闹鬼？真不怕被群众的口水淹死？告诉你，把资本家的大院改成居委会，是全体人民都赞成的好事，要不，文革闹起来，造反派不一把火烧了才怪。

老威：后来呢？

米大喜：后来街道也造反了，居委会又改作某某派的临时军部，直到68年省革筹成立，张梁刘张当了政，市面上才初步有了点秩序。接着又是红卫兵上山下乡，所有的组织逐步解散，居委会又开始办公。

老威：办公？居委会是政府？

米大喜：居委会是政府的基层群众组织，算是最低的一级吧。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才是正儿八经的政府机构，具体管我们这段的只有一个户藉警，而办事处经常与我们打交道的是群工科。

老威：你领工资么？

米大喜：能领一点固定的补助，叫不叫“工资”？至今没个说法。我是共产党员，区人大代表，能计较报酬么？这芝麻官是世界上最累的活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要通过这儿向下传达，群众有啥反映，也要通过这儿向上汇报，当然啦，各个时期的重点是不同的。我们这段，鸡鸣狗盗之徒多如牛毛，如果没有居委会这级组织配合政府进行整治，早翻天了。

老威：米主任，您还没说居委会是如何搬出朱家大院的。

米大喜：老头的两个儿子从美国回来了，不愧是洋教授，很会说话。他们一进屋先鞠三个躬，感谢党和国家，以及街道的人民群众按政策替他家照看房产，说本应付清这些年的看家费，但考虑到居委会同志们的无产阶级觉悟高，金钱反而会损害大家的感情和形象，所以，特送“海内一家，叶落归根”的锦旗一面。

老威：这么说，他们要回来为国效力？

米大喜：你信他这套资产阶级的鬼话。我们前脚搬，他们后脚就开始拍卖房产。那是1985年，国家还没开放到这种无法收拾的田地，大伙基本都靠工资，打着灯笼也找不出几个特别有钱的人，所以，那院子没人要。你猜他咋办？他回过头找政府，喊出30万的天价要卖给政府，歹毒啊。换了毛主席时代，群众个个都会站出来扇他嘴巴，可现在风向转了，资本家吃香，资本家兼有海外关系的洋教授更是香上加香。政府仁慈，想借此安抚海外游子受创伤的心灵，吸引他们回来参加四个现代化，然而，这种人已被美帝国主义彻底俘虏了，拿了钱，马上走人，还说自己的家产已脏得象垃圾场。

老威：现在那种规模的宅院得卖200万吧？

米大喜：拆了。太可惜。我不是为院子可惜，我是为政府的钱可惜，当时的30万现在值多少？建10所希望小学也用不完。前面那条街正处在干道上，全拆了。这儿是死角，开发商来看了，地盘窄，又不当街又不当路，而且是穷人窝，没啥赚头。唉，拆迁全凭运气，有运气的都迁了，迁不了的，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也迁不走。很多人不明事理，按多年习惯，啥事都找居委会。我们又变不出房子来。

老威：您老人家是群众的主心骨。

米大喜：哪个又是我的主心骨呢？

老威：您可不能悲观，现在虽说不讲阶级斗争了，但外来人口多，形势复杂，缺了您这一角儿，派出所和街道办的人下来，都两眼一抹黑，他们找谁了解情况？您就是政府的眼睛、鼻子和耳朵啊。那家聚赌，那家租房，那家来人没报临时户口，那家非法同居，您都一清二楚嘛。记得小时候，街坊上的二流子都特别怕您，因为公安局要送谁去劳教，也得征求您的意见。

米大喜：现在也要征求我的意见，不过商品经济，大多数还是罚款。前一晌，我女儿领着派出所的同志挨家挨户查《暂住证》，抓了十几个来历不明的人，都送城郊的多宝寺收容所了。按他们的罪，送劳教绰绰有余，但都只关了几天，只要有人替交罚金，就放。

老威：他们犯了啥子罪？

米大喜：聚赌、嫖宿、看黄碟、不办《暂住证》或《暂住证》到期不续签。

老威：这好象不是罪吧？这叫生活作风有问题。

米大喜：你的脑壳才有问题。过去，莫说这样明目张胆地看黄碟、嫖宿，就是偷看手抄本也够劳教资格。你家隔壁的西皮娃，传播《少女之心》被人捡举，我领派出所去查抄，人脏俱获。于是挂黑牌，游街示众，还送劳教三年。罪名就是“传抄《少女之心》犯”。

老威：都是邻居，您何必断送人家的前程呢？

米大喜：好人坏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以前有部朝鲜电影叫《看不见的战线》，我连看了几遍，感触很深。就由居委会出钱，把联防队员、积极分子、义务交通员和居民小组长都请到电影院受教育，我也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唯一的法宝当然只有依靠群众，80年代以前虽挨家挨户查户口，在查之前，都由居委会到派出所反映敌情，因此表面上是普查，暗地里早有重点可疑对象。

老威：75年，我舅舅刚作为最后一批战犯特赦回来，就被您老人家查过，弄到派出所去泡过一夜。

米大喜：你舅舅是国民党，行迹可疑，容易引起误会。不过，几十年了，让我撞上的误会就这么一次。唉，过去的事了，而现在，打击犯罪的力度要大得多，一年要来好几次拉网清剿，公安、武警在全区、全市统一行动，连派出所也只起配合作用，居委会呢，也跟着跑，但同过去相比，只算得上敲边鼓。

老威：这样好不好？

米大喜：倒是痛快，可这样一来，群众的积极性就挫伤了。

老威：现在不是打人民战争的年代，依法治国，群众靠不住。当然你们这代人除外。

米大喜：二毛同志，你咋能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呢？

老威：我不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今天就不来找您了。这块地盘，过去是成都市无业人员最集中的地方，而今，这里除了小商小贩就是小偷小摸。我们的老屋被撬了好几回，没损失啥值钱的东西，不过是几瓶老酒，一台冰箱，一台破电视机。我没报案，掉这么点东西就报案，会笑掉人的大牙。米主任，您明白是咋回事，前天猫毛俩兄弟打架，老二捅了老大一刀，幸好没出人命，也私了，没报案。这地盘，就这么个传统，您不会不晓得吧？

米大喜：我晓得，要相信政府有魄力解决治安问题。唉，你着急，政府比你还急。去年夏天由居委会出头，在这门口开了个茶馆，天天爆满。我原先设想，形势变了，过去那种通过喇叭吼一声，大家就端个小板凳来开会的作法行不通了，开个茶馆，你不通知他自己就来。我们利用这个场所，既卖了茶水，又宣传了党的政策，还可解决几个闲杂人员的就业问题。一举几得。那晓得，莫说在茶馆里读文件，就是读报纸也没人听。不但不听，还要起哄。我女儿劝我灵活点，报纸没人听，就改打川剧围鼓，这是传统文化，弘扬忠孝仁义和社会主义并不冲突。这一来，老年人欢迎，年轻人捣乱，夜里一开场，就有人告到电视台，要求派记者来采访“噪音污染”。众口难调，我这个居委会主任也没主意。嘿，你没主意，群众自己有主意，打麻将，一摆就是六、七桌，还闹桌子不够。于是大伙也不请示你了，就各从各的家里抬桌子板凳，一会儿就摆了一坝，还拐弯，又有人过来接电线，牵电灯，这叫啥话，居委会变成大众赌场了。还有人建议我按桌子收钱，说：“茶喝不喝没关系，只要有麻将打就行了。”

老威：这叫财神爷进门，你拦都拦不住。

米大喜：我一个受党多年培养的干部，咋能把大家引向邪途呢？

老威：麻将也叫邪途？那成都市全体人民都入邪途了。没有一家茶馆不赌。

米大喜：不少人赖在茶馆打通宵麻将，赢了就吃喝嫖耍，输了就偷鸡摸狗。

我后悔，想关门大吉也来不及了，连女儿也劝我听之任之。然而，我是居委会主任，我要为这段的治安负责。有一回，五幢的驼背打麻将输了一万多，疯了，回去就喝滴滴畏，幸好他老婆发现得早。事已至此，我只好主动到派出所投案，报警抓赌，等于自己封自己的门。很多人都在背底里咒我骂我，因为这件事，我辞职了，派出所决定，由我女儿接任。

老威：好象还是您说了算。

米大喜：我女儿50出头，气功啦秧歌啦，专追热门，她的性格更适合与群众打成一片。

老威：茶馆垮了，您又如何开展工作？

米大喜：我让人在房顶安了一个高音喇叭，早、中、晚广播三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本来这是居委会坚持了几十年的做法，过去，居民家里没电视，个人也没订报的习惯，所以，这广播还挺受欢迎。80年代以前，我手下有专职的播音员，平时读文件和报纸，还播放音乐。搞得和中央台差不多，有时就干脆转播中央台的节目，偶尔也有街道新闻。可后来，电视渐渐普及，这广播就有点跟不上形势。

老威：让我看看您的广播室。

米大喜：就在那旮旯里，让我把电灯扯燃，否则黑咕弄冬，你摸不清楚。公家的电，能节约就节约。

老威：这么黑，平常咋办公嘛。

米大喜：我的办公桌在门口，闲人也没必要朝里面打望。

老威：嘿，完全有必要。灯亮了，这四壁上的荣誉才显得辉煌！这么多锦旗奖状！几面墙都挂不下了。哦，马恩列斯毛的大照！我记得小时候就有？

米大喜：居委会搬了三盘家，房子越搬越小，锦旗和奖状，还有大半柜子，挂不出来，特别委屈的是这五张领袖像，并排挤不下，转角又不好看，只得边角压边角。这是60年代我刚下街道时买的，纸张和印刷都特别巴适，以后的领袖像，质量就要差些，颜色也淡。

老威：看上去的确古香古色。

米大喜：30多年了。

老威：算文物了。可惜太挤了，这面墙宽，咋不把伟人请过来？

米大喜：供领袖像是有规矩的，只能在进门的正面。

老威：哪就错开一点嘛。

米大喜：你以为是贴明星照？上下左右歪着倒着都没关系？马恩列斯毛都一样伟大，只能在一条水平线上。否则会犯错误。

老威：米主任，您令我太怀旧了。这是一个博物馆，时间在里面完全停顿了，我还会抽空来，一面一面地读墙上的锦旗。

米大喜：毛主席说：“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只可惜，这些荣誉没有传人了。居委会的工作也越来越难开展。你看，这是带话筒的收录机，这套调音设备，还是80年评先进居委会时得的奖，由区委书记亲自颁发的。现在没有年轻人愿意干这个，只好由几个老年人轮流担任播音员。眼花口吃，经常出错。从前，光读报纸、文件就要三个小时，而今，时间只有缩短，早晨6点半到7点半，中午12点到1点，晚上8点到9点。除了阅读和播放音乐，还有天气预报，以及个人口头发表的观点。

老威：啥观点？

米大喜：比如早晨播完开场的《东方红》(有时是《春天的故事》)，就是提醒上班的同志，交通拥挤，骑车、走路注意安全；早饭不能马虎，防止低血糖；退休老人不能贪睡，起床的注意事项；下岗的青年同志要勤劳，莫自暴自弃。中午转播中央电视台的国内外新闻；晚上要发安民告示，提醒关门窗、关煤气、防火防盗、早睡早起；不要聚众赌博，注意陌生人。还要播火警、匪警、障碍台的电话号码，有时还播性卫生知识，老年人起夜注意要点。

老威：真是社会主义温暖的大家庭。

米大喜：一进这间屋，处在荣誉之间，就觉得自己又在焕发青春。虽然许多青年同志不理解，找上门提意见，说高音喇叭是噪音，骚扰居民。我反驳说，这也叫骚扰？那卡拉OK、黄色舞会、通宵达旦的滥酒划拳叫不叫骚扰？你多听听我的广播，多了解了解国家的经济、政治形势，心灵就净化了，档次就提高了，就有追求了。电视台来采访，也被我说服。开玩笑，我是长期做基层群众工作的人，党和国家的精神就是通过我们这类人深入到千家万户的。

老威：人心不古。想起居委会当年的风光，真令我感慨。

米大喜：我知足了，现在没几家居委会在正常运转，一般都是把办公地点腾出来开麻将馆。

老威：据说您这会址也是临时的？

米大喜：已经“临时”了十多年。房主陈银在你小时候就疯了，有一次，他把煤油炉子点燃，放在他爸的床下；还有一次，他把他爸卡得翻白眼。总之，他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老子。陈老汉被折磨死后，陈银没人管，到处追女娃子。

于是由居委会出面，将他送进精神病院。这样，我们临时代管他的房产。

老威：疯子回家了咋办？

米大喜：五花大绑又送回去，医院才是他真正的家。

老威：病好了也送回去？

米大喜：送回去，总比流落街头强。

老威：万一这一带拆迁了呢？

米大喜：就把疯子的户头换成居委会。作为集体的遗产，它永远属于全体居民。

老威：它永远属于以您为核心的全体居民。

23.拆迁户罗月霞

采访缘起：

60出头的罗月霞从市中区的黄金地段迁到化成小区已好几年了，仍然很难适应拥挤、嘈杂的环境。“人太多，都是过路的，”她说，“过去那种几代人的邻里关系已找不回来了。”城市要现代、道路要扩张，所以拆迁每年都必要。随着大量老化而贫穷的居民搬出去，我们这座古城正迅速失去历史，失去怀旧而感伤的歌谣。整齐划一的灰色楼群崛起着，人口膨胀着，我只好安慰罗伯母：“还是搬到郊外好，熟人少些，心要静些。”从罗家出来，正是1996年3月9日傍晚。街灰蒙蒙的，夕阳烧得像哮喘病人的肺，违章占道的菜农们叫卖得猖狂。

老威：罗伯母，您是从哪儿拆迁过来的？

罗月霞：线香街78号。

老威：在啥位置？

罗月霞：靠近玉带桥。一出线香街口子，就能望见“陈麻婆豆腐”的招牌。那是上百年的老店，成都人都晓得。在我的印象中，陈麻婆天天生意兴隆，许多人占不着堂里的座位，就在堂外阶沿蹲着、站着吃。还有把豆腐碗搁在地上，呷口小酒的。真是三教九流，口味不分等级。

老威：陈麻婆还在原地么？

罗月霞：还在原地，可是麻婆已经不是麻婆了。品种少，口味差，堂子弄得花里胡哨，不晓得里头是卖几毛钱一碗的豆腐呢，还是卖其它啥子稀奇。过去那一带全是平房，公馆不少，都是青石板路，经常有娃娃在街边打弹子，跳橡皮筋。还有拉黄包车的，叫卖丁丁糖和豆腐脑的，管这一段的巡官(相当于现在的户籍警)一身黑警服，都扎着白绑腿，夹根哨棒走来走去，这家那家打招呼。有时闲得磨皮擦痒，也会当街抄手一站，看娃娃玩，或者加入小孩阵营，在地上蹭来蹭去打弹子玩。唉，算了，眨眼之间，这些都不见了。上次我回去，居然在玉带桥迷了路。骡马市一座天桥，没走几步，就是座大立交桥，周围高楼大厦，都贴着大广告，桥下是迪厅与商店。那个闹！那个挤！汽车、自行车、人都不让路，密密麻麻的。才没多少年，人就像从地缝里一茬接一茬朝上冒。我一问线香街，都不晓得，嘿，活见鬼了！多少代的老街，转眼就消失了！幸好“陈麻婆”三个字我还认识，往门口一站，心才踏实了。

老威：天上一日，人间百年嘛。罗伯母，您才60多岁，应该多出门走走，适应新形势、新路段，因为这十几年，不单成都，全国每座城市都在变，拆老街，建新街。

罗月霞:新形势就是富人朝城里搬，穷人朝城外搬，现在我们都搬到茶店子以外了，还有些老街坊，听说去了九里堤，还有东郊跳蹬河。过去那儿全是农田，郊游也跑不了这么远，抗战时期，日本鬼子108架飞机炸成都，为疏散人口，开了五条火巷子，可人也没跑出环城四十八，穿城九里三。

老威：过去的线香街是啥样子？

罗月霞：铺板门一家挨一家，都做单一小生意。成都人天性闲散，懒觉睡到九点多钟才起，汲着拖鞋，打着哈欠开门，或摆摊，不求富裕，只求温饱。烟摊、糖饼、麻饼摊、锅魁、包子、小面、干杂、酱醋，店多客少，要啥有啥。解放后公私合营，不做小生意的懒虫许多进了厂，上下班当职工了。78号里多半是职工，类似的大杂院，街面上还有好几处，都是双扇黑大门，门坎高，两岁娃娃只能横着翻。

老威：夜里还关门么？

罗月霞：解放前夕，市面上太乱，一会儿兵匪一会儿游行，所以大门夜夜都关。兵匪还撞过门，把门鼻子大铜环也撬了一只。白天平安无事，学生的游行只经过玉带桥，拐不进线香街。许多巡官跑出街口，包括管我们段的，嘟嘟地吹哨子。邻里百姓都堵过去看热闹，有的还挥胳膊，跟着喊反饥饿反镇压反贪污腐败反涨价的口号。巡官吹哨子，撵大家回去。我们也掏出泥哨跟着吹，气得巡官不撵大人了，专对付娃娃。那时我没满10岁，腿短跑不快，经常被逮。巡官一只手捞起我，另一只手高高举起哨棒，然后轻轻落向屁股。我惊风火扯地放开大嗓门，又嚎又抓，巡官没法，就发一颗水果糖，作为没收泥哨的价钱。我凯旋而归，嘴里还吧吧吮着甜头，继续追游行队伍。有时队伍太长，尾巴还在玉带桥，头已到了皇城坝，甚至少城公园。娃娃们要跟小半边城，直到听完几轮演讲，才捡几张传单回家。解放后，游行都由政府组织，除喊口号，敲锣打鼓，还扭秧歌。当然，逮我的巡官倒了霉，听说发生抢米风潮时，他与其他巡官被派去守米铺，挥哨棒打伤了不少人脑壳。都鸣枪了，饥民还一浪接一浪朝里涌，终于掀翻柜台，抢空了米仓。巡官被挤在旯旮里，抱着头，差点就逃不出来。改朝换代，他因这事成了群众的冤家对头，开过大会，定为反革命军、警、宪、特，后来被镇压了。

老威：怎么判的？

罗月霞：解放军进城不久，阶级斗争形势复杂，只要群众检举，军管会核准就执行了。唉，咋不垮？官匪一家，物价飞涨，号召爱国市民用金银硬通货去换金元券、法币，最后一贬值，厚厚一沓钞票，换回来几斤米，这和抢有啥区别？好在78号院里还和睦，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知根知底，就互相挪着借着过吧。送走旧社会，精神面貌也就变了。军管会挨家挨户登记户口，成立街委会。在进大门的水井旁边，挂了块牌子，大门也就不用关了，直到文革搞武斗之前，大门20多年没关过。那时人人都爱解放军，我们78号院里有位租房的女学生，与街委会的上级，一位南下干部谈起恋爱，结果结婚了两、三年，才被清查出来，她是官僚资本家的公馆小姐，读过成都女中。南下干部气坏了，自己老婆成了剥削阶级埋在床头的定时炸弹，官肯定升不上去，婚也不能说离就离，犹为恶劣的是，她还伪装进步，涂改成份骗婚！于是俩口子三天两头打，南下干部是东北人，性子暴，一沾了点酒，就解下皮裤带，把老婆从屋里抽到院里，滚得全身泥，也没人敢上去劝。60年代生活紧张，南下干部带上两孩子，住进单位吃集体伙食，才个把月不回来，他老婆就饿死在床上。不愧公馆小姐，死也讲究。阴丹蓝对襟扣罩衣，脚登老式锈花鞋，头发梳得光光滑滑，后面挽了个髻。脸都饿塌了，还搽胭脂点口红。她的门反扣，帐子罩得严实，个多星期了，屋里没个动静，邻居就报告了。派出所撩开帐子，大伙才敢进屋。人都硬了，还好，冬天的死人不臭。南下干部赶回来，跺了跺脚，就骂：“什么鸟终归是什么鸟！”

老威：人死了还骂？

罗月霞：北方人就这脾气，况且，亲不亲，路线分，时代风气就这样。文革分派，一家人经常搞得势不两立，78号几十户人家，动不动就爆发大辨论，后来发展到动刀动枪，比南下干部饿死老婆还过分。我们家七口人，61年饿死了两口，还剩五口，分四派。我跑公交车，当售票员，随大流加入了正宗的造反派“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丈夫刘永刚在川棉厂当炊事员，也随大流加入了正宗的保皇派——“产业军”，爸死了，妈无职无业，自然是逍遥派，弟弟是老三届高中生，参加了“红卫兵成都部队”。这下热闹了，大家都在捍卫毛主席，都以为家里的其他人图谋不轨。比如刘永刚，一个炊事员，文化又低，若不遇生活紧张，填肚子第一，我一个漂亮大姑娘会嫁他？真是笨人有笨福，他自己也长期唯老娘的眼色是从。这样久了，俩口子就真拆不散了。可是文革把啥拆不散？老刘他是铁杆老产，还执迷不悟，我和弟弟要撵他，这老保就真搬出去住了。

线香街离西南局、成都军区、省市委都近，所以整夜都能听见围攻这些单位的高音喇叭，战歌反反复复地唱：“万炮齐轰西南局，烈火猛烧省市委，坚决打倒李井泉，彻底解放大西南！”公交车被借出去了一半，红卫兵站在车顶，舞红旗，举话筒喊话，下面人山人海地鼓掌。老刘一辈子就这一回，与我拧着干，结果倒了血霉。“三军一旗”大游行没多久，就被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为保皇组织，勒令解散。川棉厂是产业军的老窝，被造反派围得水泄不通，那时军队还没支左，所以基本凭原始肉搏战。我对老刘又恨又担心，万一把这条保皇狗的腿打断，我还得服侍他。弟弟参加了一线战斗，搭十几米的竹梯攻楼，结果一泼接一泼的红卫兵被石灰水浇下来，还有的进窗口就被逮住，直接抛出来的，有些学生娃娃在摔下来的过程中还高喊：“毛主席万岁！”这样一来一往好几天，双方都杀红了眼，就朝死里整了。川棉厂被攻占，弟弟挂着彩回家，一沾床就睡着了。我摇醒他，问见着他姐夫没有？他摇摇头，又睡了。两天两夜没醒。等终于醒来，他又拿起钢钎，跟大部队去攻打文殊院产业军第五军军部。保皇派大势已去，这仗只打了半夜，就胜利凯旋。快天亮时，有人敲门，一打开，是老刘，满脑壳纱布，浑身臭泥。我赶紧给他烧水洗澡，扶他躺下。解开纱布一看，右前额凹进去一条槽！我差点吓晕了，老刘说他守在文殊院后殿，红卫兵攻进来，边喊“缴枪不杀”，边拿钢钎迎面戳来，他头一偏，矛尖就嚓地擦了过去。他们都举手投降，红卫兵的前线卫生员才过来替他包扎，然后准备验明身份，集中关押。出殿时，他趁人不注意，拔腿就逃。

四面都在喊杀，没办法，他只好钻阴沟了。我说：“活该！”他说：“月霞呀，我们有5个月没见面了，形势发展得这么快，我是工人阶级，咋会反对毛主席呢？一定是他们蒙蔽了中央文革小组。”我说：“还顽固？把你交给红卫兵算了。”他说：“再顽固也是你男人，如果死在外头，你再革命也一样守寡。”我细细一想，是这个道理，就可怜起他来。

不料这头才按平，那头又翘起，产业军一垮，红成与兵团、八.二六又分裂成两派，打起来，解放军参加支左，有人暗中打开军火库，引诱学生娃娃去抢。我们俩口子与弟弟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反目成仇，他把枪都拖回来了，还是邻居拦住。武斗升级，真枪真炮干了一年多，线香街上经常能拾到大把子弹壳，娃娃们在院里赢子弹壳玩，我儿子把装小人书的木箱也腾出来，装得满满的，甚至还有没打响的整子弹，用钳子夹开，将炸药倒掉，弹头就不会意外炸了。

78号还死过红卫兵的司令，前院张姆姆的儿子，没满20岁，到中江与继光兵团作战，牺牲在郊外的凤凰山。继光兵团司令是抗美援朝烈士黄继光的妈妈，据说背双枪，八面威风。红卫兵司令在半坡挨了一梭子弹，立即成蜂窝了。他被运回来，平板车，身上覆盖着红卫兵的战旗。护驾的大小车有20多辆，堵住两边街口，然后整条街都成了灵堂，花圈、挽联、祭帐、白花、白绸，从头到尾，铺天盖地。78号的大门前，还搭了两根大柱子，撑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超大型挽联。灵柩放在门里，从早到晚，吊唁的人不断线。这么多年过去，这种规格的丧事我再也没见过了。

老威：伯母的记忆力不错，心也挺年轻的。

罗月霞：那年头的稀奇事太多，只能记个大概。

老威：其实不同朝代风尚也不同，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

罗月霞：我有点文化，晓得城市、街道变不变由不得小百姓。比如皇城坝，明朝的蜀王府，清朝改为贡院，68年城墙内还有明远楼、至公堂，可轰隆一声，成平地，只因为皇城门楼像北京天安门，连御河与御河桥都一样。这还了得，除了北京，就成都有这种皇帝风格的建筑，李井泉把四川搞成反毛主席的独立王国，这就是另立中央的铁证。

老威：太可惜了。

罗月霞：每个老成都都感到可惜，因为穿过三个门洞，里面早没皇帝。解放前，皇城坝成了扯谎坝，住着不少看相、卖唱、拉条皮、贩毒与野鸡，相当于现在的三无人员。毛主席说：“不破不立。”拆了皇城坝，在废墟上又敬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这是省革委成立时，献给毛主席的礼物。听说坐飞机朝下看，完全是个“忠”字，检阅台正中的主席像，就是“心”字中的一点。主席像基座高7.1米，象征党的生日；主席像高12.26米，暗喻领袖诞辰。非洲人民送给他老人家的芒果，转赠过来，就拿玻璃匣子供在里面的东方红展厅，让亿万人民瞻仰。我看到的是个蜡制芒果，金灿灿的，我没去过热带，因此与许多群众一样，第一次见到这么珍奇的神果。

老威：水果咋能瞻仰？放太久就烂了。

罗月霞：这是精神寄托，谁会想到吃它？你晓得人民南路的毛主席招手像原来准备垒多高？

老威：不知道。

罗月霞：比现在的像高十倍，或者二十倍。总之，要让全市人民从各个角落都能望见。

所以运“忠字石”的车辆尽夜不停朝城里开，若遇特别好的巨大石头，还要挂红布，敲锣打鼓。也许是忠心表过头了就劳民伤财，也许是垒那么高的塑像技术不过关，反正轰轰烈烈的计划停了下来，修改成目前的“万岁展览馆”。改革开放后，大楼顶上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换成各色广告，万岁展览馆又变成广告展览馆。绕皇城一圈的东西御河，在中苏珍宝岛边境之战中，响应“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领袖号召，抽干水，建成防修正主义原子弹的防空洞。那年头经常响空袭警报，政府大力宣传空防知识，但洞子一次也没使用过，后来就适应经济形势，改防空洞为地下商城，直到现在，这也是全国最大的地下商城。可惜，已关门好几年了。

老威：这算文革中最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吧？

罗月霞：应该算。

老威：皇城坝消失了，许多与它相关的掌故、习惯、文化也随之褪色。但时代潮流不可抗拒，我想年轻人还是喜欢变化的，改善居住环境正是造福于民啊。

罗月霞：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我在线香街住了大半辈子，不想动。太熟悉了。现在我住在这五楼，三室一厅，九十多平方米，电视、电话、沙发，煮饭烧天燃气，应该说比过去方便。可我住在这儿，想的全是线香街的事儿。这楼房，也没个邻居，儿子媳妇一走，门一关，就老俩口在家，像坟墓一样。还有这防护栏，与其说防盗，不如说把监狱的铁栅搬回来了。老刘退休没事，整日在家练书法，耳朵不灵，与人说话不方便，就干脆装聋卖哑。他一天最多下一次楼，20多分钟。上个月我回线香街寻古，不过大半天，老刘就出事了。他下面吃，一不留神，面汤就泼到手背上。我晚上回去，发现他在被窝里，自己用烂棉花蘸酒精裹手，我赶快通知儿媳，送他上医院，医手，顺带查病。除高血压，还有自闭症。医生建议他上老年大学，与人交往，如果性格一时改变不了，练练气功也可以。

现在啥都要花钱，老刘节约，加上厂里不景气，老是拖欠退休工资，更别提报医药费了。他穷担心的事多，连降压药都舍不得吃。我俩口的退休工资加起来，不到500块，得计划才行。米面油盐先买齐，吃菜就简单了。只要不生病，生活不是主要问题，恼火的是楼里没个邻里关系，一关门，独家独户，哪个习惯得了？一单元的陈大爷，住在七楼上，死了一个多月，都没人晓得。等到他孙儿出差回家，打开门，苍蝇嗡地就扑出来，满床都堆着蛆，把人的肉也看麻了。郊区不比城里，贼娃子牵线线，贫民窟没啥钱，就啥子都拿。自行车、电视、肉，甚至猪油，并且一偷就是好多家。你要养狗防盗呢，狂犬病办公室又收狗税来了，真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老威:你这附近有居委会嘛，把大家组织起来，开展活动，重新建立邻里关系。

罗月霞：人与人除了钱，就没关系了。居委会开麻将馆，还不是图个桌子钱。居委会主任是个贪官，光垃圾费，他一年就贪污6万多。本来环卫局规定每户每月的垃圾清运费为4元，他翻番，收8元。原先大家都没在意，是他自己在发廊搞按摩，黄色了一盘，在兴头上告诉小姐的。小姐还算有点人味，气不过，就揭发了。

老威：居委会主任也能贪污？太稀罕了。

罗月霞：社会风气如此，再低等的交椅，只要坐上了，不贪污就不正常。有权不谋私，就是瓜娃子。78号好啊，几十家在一个院里，像大家庭，磕磕绊绊的，有许多想头。多少年了，每户就一把挂锁，有粗心的，出差顺手把门带上，三五天不回来，也不会丢东西。夏天晚上，都把篾席扯出来，铺在大院里，边乘凉边吹老龙门阵。星期天，大部分人没事干，或约起逛春熙路，或听收音机。唱川戏，拉二胡，各逞所能。廖家七妹是唱清音的，四十几岁，嗓子还又脆又尖，能唱整段《毛主席去安源》。我家老张啥也不会，就混在娃娃堆里，单腿斗鸡，跳拱，拍纸烟盒。老张有几百张纸烟盒，老刀、中华、蓝牡丹、红炮台，尽是老牌子，一张起码值五十万。娃娃们老想赢他的老烟盒。可老张厉害，趴在地下瞄一瞄，张开手掌，虎口向下一扇，起码翻六、七张。他的烟盒越积越多，几乎集中了全院百分之六十的老烟盒。于是，他每逢心情好，就坐在床上数烟盒，一万两万，十万八万，四十万五十万，超过二千多万了。有一回，李家三娃偷了他的红炮台，他就叉腰站在门口吼：“哪个贼儿偷了我五十万？！”

老威：烟盒这么值钱？

罗月霞：现在叫“收藏”吧，还有存糖纸、火柴票，在娃娃们看来，老烟盒肯定比钱值价。唉，穷开心的岁月，一去不回了。

老威：当时拆迁的情况咋样？

罗月霞：一两年前，我们就晓得要拆迁了，还以为要等很久，直到某天上午，居委会开会，宣读了拆迁通知，大大的拆字从玉带桥拐弯，一直刷进来，大门也“拆”，围墙也“拆”。大家才手忙脚乱收拾东西，办理搬迁手续。我家原住面积41.5平方米，国家照还，多出的面积，就得出钱买。拆迁房修得简陋，位置又在二环路以外，所以价格算便宜，500多一平米。整个算起来，这次拆迁我们家花了4万多元，还没装修。

搬家那天，来了几个老外，要买老窗框、门柱和门楣。，上面描的金都黑了，但老外喜癫癫的，说就要这种民俗效果。三百元，我全部卖，包括梳妆台、水缸。传了三辈人的东西，一搬，就散架了。老外要了搬家公司的车，东撬西敲，恨不得把整座院子都抬走。

我一步三回头，眼泪都出来了，这是住了多少代的家，搬走了，心还在这儿。邻里互相告别，留地址，约定以后还要串门。穷人永远都是朝城外搬的命，不管哪朝哪代，都一样。

24.朝圣者旺吉

1997年8月26日清晨，我与李亚东、陈大华、宋明桂等朋友及妹妹小飞，结伴乘中国联航的飞机，从成都飞抵拉萨。

这是梦寐以求的神祗之国，我们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和震撼。在当日游历大昭寺时，烈日似火中，我同朝圣者旺吉有了以下交谈。这显然只触及到藏传佛教的皮毛。如果我再有机会去，或许会更深入一些。

佛主保佑。

老威：可以和您说话吗？

旺吉：嘿嘿。

老威：您挺高兴的。

旺吉：很高兴。嘿嘿。

老威：我们认识一下，我叫老威。

旺吉：我叫旺吉。

老威：您一开始拜佛，我就站在这儿数，您磕了81个长头。不累吗？

旺吉：不累，我们的生命都是佛给的。我佛慈悲。不累。

老威：这太阳，够火曝的，我站在这儿，头都哂晕了。我的一位同伴，在太阳下停了一刻钟，就中暑了。可你们藏族同胞，在明晃晃的阳光里，一大片一大片地磕长头，这么大的运动量，居然就没一个出问题……

旺吉：喂，您的同伴在哪里？我领他找医生，我知道八角街最好的医生。

老威：他吃了人丹，在阴凉地靠了一会儿，就缓解了。您的心肠真好，您自己的额头，还有这手，这膝盖，这胸脯，伤痕累累的，您该找一下医生，至少弄点药，要不会感染。

旺吉：谢谢您。我们藏人不会感染，我们心中有佛，佛能治所有的病，脑子里的病，也能治。这西藏，是佛的国，好大好大，离天近得很。没有污染。

老威：您是哪里人？住在啥地方？

旺吉：我的家在白云那边，他们，这些拜佛的人，家都在白云那边，白云比太阳还飘的高，您骑马也赶不上。我们藏人死了都到白云那边，鹰把我们带去见佛。佛很大，很多化身，鸟，风，太阳，或者冰雪，或者山，雅鲁藏布江，都是佛，歌声也是佛。

老威：人也是吗？

旺吉：人也是，您想帮助别人的时候，您就是佛。

老威：那人与活佛的区别昵？

旺吉：人很多时候不想帮助别人，还骗人，犯罪；活佛普渡众生，他一代又一代地轮回转世，是最大的善。现在，布达拉官没有活佛，我们只有刭大昭寺朝拜。

老威：我是第一次到西藏，感触很深，这儿是明亮的阳光之国，河流和天空都像镜子一样，人走在路上，不，哪怡坐车，也觉得是在臣大的镜子之间。我的五脏六腑被洗了一遍，肠子都透明，这脑袋有点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西藏的一部分，从风里飘来嵌在我脖子上。然后是刻着藏文的经幡。走在拉萨街头，藏族人都很友好，向陌生的汉族游客点头微笑打招呼，并教大家怎样转经，怎样祝福吉祥。旺吉，您也是好样的。

旺吉：进了佛国的，都是兄弟。

老威：看您风尘朴朴的样子，不是拉萨人吧？

旺吉：我是磕头来的，好几百里地。我是牧民，我卖了一些羊，一些牛，又用卖的钱换金子，一年换一点，五年能换好多金子。这次我全带来了，献给庙里，把佛像修得大大的。再过五年，我还能换更多的金子，献给佛。五年前，我就献过金子，那次，活佛为我摩了顶，我喜欢得哭了，我妻子，骑马伤了腿，活佛摩了我的顶，她的腿就好了。神佛保佑。

老威：您家里几口人？

旺吉：我家里五口人。－老妻，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出了嫁。我把两个儿子都送进庙里，侍奉佛。他们不识字，进大昭寺不够格，就先在我们本地寺庙呆了两年，然后进了小昭寺。太高兴了，他们不在外面薏祸、一心向佛，还学文化，每天学藏文。

老威：您把儿子都送去当和尚了，家里不冷清？

旺吉：能进寺院，是他们的造化，也是全家向佛修来的佛缘。我们藏族人，总是把家里最聪明最能干的孩子送到庙里去。

老威：人都是要老的，将来您和您妻子怎么办？

旺吉：佛自有安排。

老威：您家里富裕吗？

旺吉：除了吃的、用的和住的，财产都应该奉献给神佛。财产多余了，人就要产生贫心的念头，就会作恶。您看那根柱子下的老太太，牙都没有了，还边笑边吃糌杷，她比我还穷吧，可她活得高兴；因为她除了佛之外，就没多余的东西了。你们汉人可能不理解她为什么高兴？又脏，又无依无靠，吃东西都艰难，还高兴个啥。不相信？您过去问问她，您伸手要她的糌粑，她和糌粑的那只碗，她马上就会给您。因为您是在帮她，给她机会积德行善，这样她就接近佛，成佛了。她不会要您的钱，如果您扔在地上，她看都不会看……。她在笑呢，她知道我们在说她。她在这一带很有名，和许多外国游客照过相。

老威：老人家的眼睛非常有神，她穷得象乞丐，却笑得那样慈祥，我简单不敢看她。刚才，我逛了一回大昭寺，我没随其他游客的大流，而去走岔路，这寺里像迷宫一样，我不知不觉就沿着回形土梯上了顶，不是正殿的顶，而是靠西北角，庙后的一边。那儿没有金碧辉煌和照相留影的众多游客，连一个喇嘛也没有。四四方方的土圊子内，只有一间小屋。我在那儿足足站了一刻钟，什么响动也没听见。风渐渐大了，我刚缩着脖子要下楼，却瞅见小屋内有双亮亮的眼睛望着我。

我到底从小屋的暗处看清了那个老人，盘膝在卡垫上，面前的矮桌铺着经卷。他的白头发告诉我，他至少80多岁了。我猜想这老人抄了一辈子经卷。令我感动的依然是眼睛，像太阳下的水，一下子就涌到我的心里去了。他合掌对我说："扎西德勒！"我也回了句："扎西德勒！"他点点头，笑得跟孩子一样。不，比我们汉人的孩子还纯洁，他是天堂的孩子。那位老太太，也是天堂的孩子。

我回到了自己的家园。我是不是搞错了？我是在世俗里陷得很深的汉人，却感到那抄经老人是我的父亲？真的，这一切像梦，又太熟悉了。

旺吉：您的话我听不太懂，可您的眼睛告诉我！您有佛缘。其实，许多汉族人，还有许多外国人，都信我们的佛。不过，不少人把财产，把尘世看得太重，他们先是自己，然后才是铞，或者只有自己遇见了麻烦事，才想起佛来，这是得不了救的。

我也做得不够，还有不少尘世的俗事。神佛保佑，我和妻子感情很好。如果有一天，她先于我进入天国，我就毁了房屋，放生牛羊，到山洞里去修行。有不少人去洞里面壁，听我儿子讲，在尼泊尔，还有西方人削发进洞的，一修就是一两年，不出洞，甚至连天日也不见。我没有经济条件去尼泊尔，可我到时候，准备选一座天葬台，在天葬石下掘个洞修行。

老威：在天葬台下修行？太过分了吧？

旺吉：那儿离天堂最近。在拉萨郊外，有个女尼就整日在天葬台下诵经，已经好几年了。

老威：你们藏族同胞平时都极其和善，就是在天葬的时候很凶。昨天早晨我们去了，只想远远地感受一下气氛，藏胞们就从四面八方围过来，扔石头赶我们走。

旺吉：你们外人不应该去，天葬是神的仪式，不是供参观的。否则，升向天国的灵魂会被打扰。

老威：是啊，我们跑得非常远，才停下来，可我们还是看见一头鹰从铁青色的天幕后飞来，歇在山梁上，接着太阳从一个缺口露面，点燃了半边山和一片开阔地，鹰群飞来了，在空中盘旋，然后俯冲下去。我的毛发都竖起来了。

旺吉：如果我们早认识，我可以替你们向死者家里人请求，让你们靠近，一起为亡灵祈祷。

老威：您是个好人。我把地址留给您，欢迎您今后到成都我家做客。

旺吉：我到过成都，到过内地的其它地方。

老威：去佛庙里烧过香么？

旺吉：烧过香，但我不相信汉人有佛。

老威：您这是大藏族主义吧？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信徒嘛。内地的佛教与藏传佛教只是分支、门派不一样，但源头是一样的。芙实藏传佛教也有黄教（经过宗喀巴改革）和红教（未经改革的原教）之别。归根结底，佛陀就是普渡众生，也不是只渡藏人，不渡汉人。成都的文殊院，无论普通节假口和佛教节日，都挤得水泄不通，若遇公开讲经说法，收纳居士，佛堂根本容不下。单就信教的热情，汉人并不亚于藏人，只是风俗不同而已。

旺吉：你们汉人信佛只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健康、儿女……反正世间所有俗事，都要求佛，都要许愿还愿。

老威：内地有佛学院，专门研究经文，培养出家人。在历史上，因看穿红尘出家当和尚的名人也不少。有些明星还常去寺庙捐款，做佛的俗家弟子，他们可不为什么。

旺吉∶不为什么？先生，在佛国里是不能撒谎的。你们汉人信佛都是看破红尘，当不了官，发不了财，健康有问题，儿女不孝顺，还有男女不相好了，觉得活着没意思了，于是想解脱，出家躲起来，人在寺庙里，心在外面。女的翦头发，男的剃头，还流眼泪，一幅想不开的样子。你们把佛信得很痛苦。这是对佛大大不敬。因为西方是极乐世界，痛苦的人是永远进不去的。

我们藏人信佛很快乐，从阿妈肚子里一出世，我们就是佛的人，佛国无边，哪有"红尘"？我们把金银珠宝都献给寺庙，把最聪明最有出息的孩子送去待奉佛。我们一路磕长头来拉萨朝圣，高兴啦，心里一直唱着歌啦，头磕破了会长疤，只要身体还活着，血也没流完的时候。至于饿了渴了病了，都会过去，神佛保佑，你们汉人看不出我们心里有多快乐。

来去都一丝不挂，可你们汉人想在世上留下的东西太多，佛是帮不了忙的。你们吃的、穿的、住的都比我们好，也比我们讲卫生，可你们痛苦，因为你们的心在地狱里。

25.下岗工人“营门口”

采访缘起：

２０００年４月６日下午，我骑自行车路过成都西门外的营门口立交桥，在嘈杂、混乱的人流中，不幸遭遇了一位自称“下岗工人”的撞车者。明知是骗局，也只能自认倒霉，割肉赔款２００元人民币。

心里窝火，就拿出从前做访谈的那股忍辱负重的劲，笑里藏刀地与之周旋，渐渐，悲从中来。人不被逼到绝地，怎么会自残谋财呢？——这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

看上去４０多岁的“营门口”最后说：“只有富人才有经常激动的资本，得高血压的资本，而穷人，抱歉，穷人只能想钱想疯逑了。”

这是否可以作为马克思先生阶级斗争理论的最新注脚？（营：营门口；威：老威）

营：哎哟，痛死个天！你狗日的骑车不长眼睛嗦？

威：我狗日的眼睛雪亮。

营：亮个鸡巴。哎哟，你撞了人，还闪那么远，快扶我起来上医院。

威：撞你？我的自行车轮子还没转拢，你自己就倒了。

营：我疯了？自己倒下去把手杆整断？周围的群众评个理！你听，听，竖起你的狗耳朵好好听，人民的呼声：赔钱！医药费！当然，这位同志说了，光赔医药费不行，你的态度恶劣，还要给营养费、精神损失费。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一百天的伙食费、误工费你先预付一半。前几天报纸上登了，有个作家开车撞断人家一条腿，赔了几十万，我的命贱，你就赔个几十万的百分之一吧。太霸道了！简直比旧社会的保长还霸道，撞了人，还赖帐，搞清楚，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你横冲直撞要受到法律制裁。他妈的，你以为自己是中央首长的跟班？是钦差大臣微服私访？戴副眼镜，就冒充知识分子嗦？眼镜一取，我看你就一脸横肉，资格的杀猪匠……

威：你是扯场子卖打药呢，还是当街说评书？好嘛，我服了，坐上车来，我搭你上医院检查。

营：这附近有个诊所，几步路就到。

威：是你家开的黑店吧？进去就一竹杠把我敲晕？

营：书读得多，心理就阴暗。我明明为你着想，上大医院花钱多，还要跑不少冤枉路，哪有小诊所方便、实惠？再说骨折上夹板又不是高科技。你是担心不能报销吧？这家诊所任何医院的发票都能开。

威：你少废话，到正规医院检查了再说。

营：我还有几个同路的兄弟一块去。

威：你们是一伙么？

营：大路不平众人铲，一伙又咋个？这些朋友陪着我，防你开小差。喂，你把这破车锁在这儿，打辆出租车。

威：我不会溜。

营：说不准。哼，莫转歪脑筋，今天你不蚀财走不了路。

威：既是这样，只好叫交警来解决。

营：交警管汽车，不管自行车。

威：管这立交桥的交警是我弟弟，叫廖大毛，我去叫他过来。

营：先把医药费留下！

威：先检查，我用自行车搭你去。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把《记者证》押给你。在医院照个片，新伤旧伤，一下子就真相大白了。

营：你是记者？

威：算个耍笔杆子的，这是证件。

营：记者咋个了？又不是皇帝老子，撞了人一样赔钱。

威：我兜里有两三百元钱，可以给你，跟我走吧，这儿人越堆越多，趁街没扎断前，我们先到桥下的茶馆坐一坐，摆摆龙门阵。

营：我的手痛，没有闲功夫，哎哟，今天惨啊。

威：我看看你的手腕。

营：有啥看头？认栽了，你随便掏点票子脱手吧。

威：没有问题，交个朋友嘛。两三年前，我也和你一样，在江湖上混，耍杂技卖打药搞不来，但苦肉计还是会使的。不过你想想，骑自行车上班的一般都是工薪阶层，挣几个钱？去打他们的主意，撑死也榨不出多少油水。所以，要使苦肉计，就撞汽车，舍条胳膊舍条腿，净赚几十万……

营：你撞人不赔钱，还编个筐筐来套我？！

威：我先付你两百元咋样？我在这个血盆里抓过饭吃，我晓得，人不逼急了，是不会赌这个。老哥，你这手，还得赶快治，否则长期这样“压缩性骨折”，最后就残废了……唉，同是天涯沦落人，就坐一会儿茶馆吧？

营：好。把证件还你。你不像记者，我也不晓得你是哪条道上的。你真撞过汽车？

威：见笑了。

营：我看不像。说实话，我不是没想过撞汽车，我曾直楞楞地站在前面拐弯的路口，等车开过来。老等不到合适的时机，车速不是太快就是太慢。

过路的多数是中巴车，拢站的时候，把门的早早就一只腿吊下来，狂喊拉客。

我面无表情地拦过去，中巴却擦着我的身子刹住，把门的说：“大爷您太急了，等车等到路中央来。”我惊出一头冷汗。二环路上，小车多，藏区来的卡车也多，卡车轮子不敢垫，我就放弃了中巴去琢磨小车。

威：中巴拉客抢客特疯，出的车祸不少。

营：我眼睁睁地盯着我厂里的一个同事被中巴撞了，嘣地一声闷响，像轮胎爆了。我的同事被撞出几米远，一个鱼跃，人都飞起来了。当时是两辆中巴抢客，你追我赶，夏天尘土飞扬，人在大太阳下等车本来就烦，中巴起码五十码的速度，吱地刹过来，眨眼间就出事。半个脑袋没了，前车杠喷满了血。交警赶来处理事故，我是证人，当然出场。结果你猜咋样？拖了一个星期，责任嘛，各打五十大板。按照有关规定，事主赔了四千多元，还包括丧葬费。

威：人命太不值钱了吧。

营：按政府文件，只赔这么点，事主还骂骂咧咧的，埋怨自己找的熟人与交警关系不到位，所以又蚀财又惹了晦气。这情景太刺激，使我清醒了许多，人穷命贱，上吊也要找大树。

威：开小车的就是大树？可万一你不小心牺牲了，还不是几千元一条人命。

营：我当然不想牺牲，只认准了赌一把，断腿断胳膊最理想，上上夹板，几个月就恢复了，除掉消耗，对方的赔款还能剩不少，起码上千吧。如果只是皮肉伤，赖不了人，几十上百就打发了。这年头，富人的心眼都黑，一出车祸，能逃则逃，不能逃，撞伤不如辗死，钱还出得少些。我抹不下老脸，怕做得太明显，被人看破。有一天深夜，我睡在路当中，没想到，一辆小车在我跟前停下，就差一尺远。下来几个人，二话不说，就把我一顿爆打，然后抬起来抛到路边。我的手腕断了，浑身都是伤。回到家，老婆还以为我是醉鬼，她又哭又骂：“我辛辛苦苦上班挣钱，你却在外面鬼混！”我说：“没喝酒，我被人打了，上医院吧。”

威：你老婆干啥的？

营：她在布鞋厂扎了二十多年鞋底，现在也面临下岗。布鞋不好销，就改做运动鞋与皮鞋，还不好销，就开职工大会，把鞋折算成工资分配给大家。这一晌街头巷尾，都走动着我老婆这类皮鞋推销员。我住了三天院，就赶紧逃跑，再也医不起了。各种医疗费加起来２０００多块，我老婆要卖差不多１００双鞋！

威：你就不能找点正经的事做？

营：我在厂里是车工，在机床上重复弄同一类部件，机芯啦轴杆啦，一干二十来年，搞得除了车床啥都不懂。后来厂子被私人老板收购了，一个五十年代建起来的老厂，老先进单位，几百万就卖了。私人老板接管我们之后，原来想马上来个全体下岗，他只需要把老厂子的地皮再转手卖掉，就可以净赚千把万，但是遭到几百名职工的抵制，半数以上的工人干脆住进厂里守着，谁也不许动厂房和机器。

威：你们原来的上级领导呢？

营：厂长、经理、书记，一个都不见。他们肯定与私人老板有猫腻，得了好处，所以趁上面政策放宽，就急匆匆把国有资产处理了，历朝历代，都是剐平头百姓肥当官的。我们被死去活来拖了两年，减员百分之七十，剩下的几个月不发工资。东郊邻近的几个信箱厂矿，连年亏损，职工处境也和我们差不多，但人家级别高，人多势众，惹急了，就上街请愿。为拖欠工资问题，几千人规模都闹过几次，引来了防暴警察，两个架一个地驱散。年轻人好对付，关几天就老实了。可老头老太太满眼泪水一喊：“我们要吃饭！”连警察也心软了，提着根警棍楞在那儿。我们这种百人小厂，不敢闹，人穷，耗不下去，就只有散。我一个车工，流落到社会，能干啥，４０多岁就成废物了。文凭没有，本事没有，拿《下岗证》到人才市场登记，遭尽白眼。我十几岁进轴承厂，积极进步，入团入党当先进，把一切献给社会主义事业，转眼风向就变了，工人阶级既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反而成了被人踢来踢去的贱民。除非有特长，现在的用人单位一般要大专学历，３５岁以下。我完了，这辈子搭进去了，连看大门都没资格。如果在旧社会，我还可以赖在这里盼解放军进城，现在谁来解放我？

威：你没有退休金？

营：一次性领了两万块，一分钱都不敢用。

威：为啥？

营：这年头，万一有个病有个灾，谁管你？再说我女儿上学……

威：你女儿多大了？

营：１６岁，上高中，一学期要交好几千。

威：老哥，你真的不容易啊。

营：我女儿老实，是块读书的料，我不能委屈她。我就是砸锅卖铁，变泥鳅钻洞，也要送孩子考大学。

威：现在供一个大学生，要花好几万。

营：又回到解放前了，所以我干这个，也是迫不得已。

威：你干这个多久了？

营：三个月了。自从上次拦汽车被打断手腕，一直就吊着。

威：你玩苦肉计挣了多少钱？

营：几千块。

威：几千块？！你还要玩多久，才能挣够孩子的学费呢？

营：不晓得，我盼着有一天能撞上个大买主。

威：不可能。

营：这是乱世，啥子不可能？我那次挡车不成折断手杆，从医院逃跑，刚拢家门，就刷地穿过来一个冒失鬼，自行车笼头扯住我的绷带。这下不得了，我痛得翻了个滚，把住车轮，大喊赔钱。街坊邻居围上来，自然偏向我。

你猜咋样，不到２０分钟，那没用的小子就投降了，掏了２００元医药费。这钱到手太容易，兴奋得我灵感大发，就立即甩开老婆娃儿，躲一个背静处拆了绷带和夹板。难熬啊，伤口一痛一冒汗，内衣内裤全湿，整个人像从水里捞起来一样。止痛片都吃麻木了，看来真正见效的止痛片是精神，是挤在人堆中盯买主，只要车上身，屁股一坠地，那股要死要活的泼劲就轰地上来，钱永远都比痛重要，哪怕你现在砍我一刀，我的第一反应仍然是“拿钱来”，而不是报警、上医院，或者回敬你一刀。骨折是钱害的，猪狗不如的生活也因为没钱，只要朝深处想，假戏就越演越真。感觉到位，手伤又装不出来，进医院粗略一检查，几百元的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就有了。精神损失费往往是虚张声势，没个谱，人家能出血当然好，不出血也不勉强。软磨硬逼的讨债还价进行到最后，我往往会很慷慨地表示：“精神损失费就免了吧，下次骑车小心点。”

威：谁会吃你这一套？

营：只要拖时间，检查了，不马上照片，十有八九生意就做成了。两三天没有进账，我就心如猫抓，骨伤剧痛，吃一把止痛片也不管用。唉，告诉你，目前这手腕的痛经常在半夜三更一股一股朝上窜，前天我去骨科医院检查，专家说，骨折的部位已经变形了，要还原，就得动手术，把增生的东西挫掉。全部疗程要好几个月，费用起码上万，我治不起，只好破罐子破摔。顶多半年吧，这条膀子就报废了，丧失了劳动力，也祸害不了人。这辈子活够了，再挤在世上，就是不吃不喝，也要消耗空气。与其把老婆娃儿拖着一块儿受罪，不如跑远点，找个风景区安乐死。报废的日子不远了，我现在被一个无形的追魂讨债鬼押着，风雨无阻，日夜兼程，要把这生意进行到底。可惜这个城市，晓得玩这种把戏的越来越多，生意有难度，不保险了。前些天有个农村娃娃，为做生意，用砖头砸了手腕。可第一次上五块石扑自行车，就穿帮了。于是被过路群众打得满地爬，恐怕这辈子，那娃娃的内伤治不好了。

威：你被打过么？

营：被扭送过派出所，关几小时完事。我是真伤，与砖头、棍棒制造的伤不同；我又是资格的本市下岗工人，与来这儿抢饭碗的棒棒军更不一样，警察能咋样？

威：说得轻松！万一让你家里领人，老脸就丢大了。

营：老婆与我一条战线，把女儿瞒住就行。

威：你老婆咋看你？

营：女人家，除了哭，还有啥主见？没办法呀。这种生意，单枪匹马已干不成了，必须有帮腔的，声势才造得大，但是事后许多人都得从你手里分钱，他妈的。

威：你没尝试过干点别的？你这是团伙诈骗，够判刑的呀。

营：这年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我的帮腔之一就是个劳改犯，他说我这号的进去了，也干不动体力活，还不是养老，办保外就医。目前我啥都不怕，就怕亏了我女儿，她胆小，爱面子，我怕她将来对付不了这个人吃人的社会。本来下岗后，我去石板滩买了一辆偏三轮，准备卖体力挣钱。那天傍晚我高高兴兴的，拉着老婆回家，不料斜着横过来一辆交警摩托，不由分说要收车。我拿出《下岗证》不行，我喊“我们是俩口子”也不行，还惹起一阵哄笑。老婆又哭又闹，赖在车上不下来，交警叫来几个民工，把车端起来朝外倒。他妈的，认了认了，不就一百多元钱么。

威：这交警咋总跟偏三轮过不去？我不明白，警察每天都在搜缴，并且一缴就是几卡车，堆得冒尖尖，可这偏三轮就是弄不绝，并且还满城转。昨天晚上，二环路口全是人，把街扎断了，交通堵塞几个小时，１１０、１１９、交警大队全都齐了，可就是疏散不开。汽车拖着长龙，最后群众和警察展开了你进我退的拉锯战，连车缝里都涌着黑压压的脑袋。我和老婆刚好骑车路过，一打听，原来是一个拉偏三轮的被交警打了一顿。本来这跟家常便饭一般正常，可这个偏三轮太犟，打不服，还要缠着论理，因为他刚刚向某部门交过管理费。交警可能心情不好，被这贱民顶撞得恼羞成怒，于是就抓住那厮，二话不说就扔进一条被称作河的臭水沟——他没想到会出人命，自然一走了之。人被打捞上来，围观群众越聚越多，“惩办凶手”的呼声越来越响，可警察无影无踪。公愤无处发泄，交通就断了。“真是作孽啊，”有人这样说，“缴偏三轮的是他们，卖偏三轮的也是他们，创收创出命债了。”

营：我幸好改了行，否则这一幕让我女儿看见，她爸的老脸朝哪儿放？在路上，交警就是皇帝老子，咋能跟皇帝老子论理？找死么。

威：你演苦肉计就不找死？

营：你这样挖苦我，就还得加钱。

威：你想钱想疯逑了。

营：就疯了，咋样？你那辆破车不值钱，就留我做个纪念吧。

威：你要就拿去，我可是一分钟也不想跟你呆了。

营：这么高傲，凭什么？还不是比我多几个钱。你没落到为吃饭发愁的地步，所以容易激动。穷人的悲惨事说不完，如果你见着就激动，当心得高血压。我隔壁有个老头，偏三轮是他的命根子，车一缴，他就跳府南河死了。

打捞尸体时，电视台还拍了片子，人都泡胀了，门牙露了出来，女儿要去看看，我拦住，娃娃看了要做恶梦。我不会死得这么难看。到时我光棍一条，跑远些，越远越好，让老婆登报找我，就当失踪吧。今年大年初一，我到郊外昭觉寺去烧了香。人山人海的，几堆冲天大火，都想烧新千年的头一柱香。多数人烧香是为了求菩萨保佑发财、升官、升学、去病，总之，缺啥子求啥子。我呢，除了替老婆、娃娃给财神爷敬香，就是求佛保佑去得干净、利索。

庙里有尊新塑的立佛，我挤在人群中过去拜，没想到正看见一个守佛的老和尚在打人，被打的是细皮嫩肉的斯文人，他转到佛身后，抬手摸金光闪闪的屁股，却被发怒的和尚当胸一拳。斯文人要还手，和尚的另一拳又冲过来，斯文人搞不过，就说：“出家人慈悲为怀！”和尚答：“老子为民除害！”又说：“世上只听说拜佛，哪有摸佛的？”

虽然和尚厉害，但是大伙都一边喊好，一边趁他不注意去偷偷摸佛。佛的大腿、屁股上，金粉摸掉了不少，我也狠摸了两把。上了年代的佛，随便摸，金粉都不掉，看来这年头，佛像也有伪劣产品。

世上除了钱，啥东西靠得住？你们读书人讲信仰，可真佛造价高而假佛成本低。只有富人才有经常激动的资本，得高血压的资本。而穷人，抱歉，穷人只能想钱想疯逑了。

26.游医赵百了（缺）

27.新新人类喂小姐

采访缘起：

世纪末年我泡吧三次，前两次朋友相邀，后一次单独行动，直奔人民公园附近最火爆的迪吧。恰逢万圣节，三层楼的迪吧被挤得膨胀，服务生们戴着鬼脸，在几百群众里穿来穿去。而台上的强歌劲舞，把大家伙的情绪激化的一塌糊涂。谢天谢地，喂小姐来了，我总算有点正事可做，否则，出毛病了。

据报载，成都迪吧之多，居全国之冠，而新人类肯去与迪吧的繁荣成正比。未来是属于喂小姐们的吗？不，也许今天也属于这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

这几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正播出“财富论坛”，其中英特尔总裁先生说：“中国有句俗话，叫‘偏执狂都是不成熟的’，那我们公司的职员都是偏执狂，都不成熟。”

如此看来，这位洋富翁在中国的知音也包括喂小姐。放眼世界，新新人类难道只是一个年龄界限吗？

喂小姐：先生，我可以在这坐吗？

老威：随您便。

喂小姐：到底可不可以坐？

老威：没别人，您坐吧。

喂小姐：这样算答应了，我坐啦。请您给我来瓶啤酒。要嘉士伯。

老威：给您点酒？我又不认识您。

喂小姐：你已邀请了，再过十分钟，我们就是熟人了。我的长相不错，至少打九十分，你一个人到迪吧东张西望，不就是想认识漂亮女孩麽？

老威：你倒爽快？好吧，我请客。

喂小姐：味道不错，这牌子我喝了一年多，比跟人的交情厚，有烟吗？

老威：我不抽烟。喂，你叫什麽名字？

喂小姐：你是旧社会来的人吧，见面就问名字，苦大仇深。

老威：问名字咋个就苦大仇深？

喂小姐：发仔演的一部老片子，讲“文革”时期，大陆客偷渡到香港，被警察撵得鸡飞狗跳，好不容易站住脚，与一位小姐好上，同伙却找上门，见面就亮军装，嘁同志。你刚才的口气同电影里下模一样。我猜，你是属于苦大仇深陡一代。

老威：总该有个称呼吧。

喂小姐：你已经称呼了：“喂”。打电话开头有要“喂喂”两声，人类在一秒钟内，起码要“喂喂”几＋亿遍，我是大众情人，你叫我喂小姐吧。

老威：大众情人？你可以与任何人睡觉？

喂小姐：这也是问题？看来，新新人类和旧人类代沟很深。你色迷迷地盯我这么久，还不如直接拿钱出来，我有心情就做，没心情就不做。这同买东西，染头发差不多。比如出太阳了，我想染成金发，骑着摩托车来满街兜风；一会天阴了，我撑了一把伞，仅仅因为伞是红的，我就把头发又蚀红了，坐在家中看电视，突然觉得王菲的刺猬头很醅，马上又冲进美容院，照准了来一个，说不定，我妈都不认识我了，我购物更狂，心里不仅来电，而且熊熊燃烧，至于做爱嘛，你来电吗？

老威：我岁数太大了。

喂小姐：哪怕你80岁，我也敢上，这就是新新人类，70年代出生的人没法比。

老威：你多大？

喂小姐：18岁，今天是我生日。我与朋友，与情人一道过了许多生日，蛋糕啦鲜花啦Party啦，我已烦了，就一个人逃，我去了三个迪吧。没劲。到了这儿半小时，好不容易在人海茫茫中瞅见一个光头。皱着眉，挺深沉的老帅哥，嘿，有感觉。你首先是滇艺界的，像演录像片的……

老威：成龙、李连杰或者刘德华、洪金莹？

喂小姐：我连斯瓦莘格也看腻了，我觉得你像、你像，嘻嘻，我不好意恩说。

老威：你还害臊？

喂小姐：噜，你像《阁楼》里的某个男主角，《花花公子》看过么？

老威：美国销量最大的黄色杂志？

喂小姐：是录像。姿势动作挺到位挺优美，墅面唯一的亚裔种马就是光头，一身红T恤，你矮了点，但眉毛和额头特酷，不知长胸毛没有？

老威：操你妈！就这样与长辈开玩笑！

喂小姐：操得好！酪！你适合发火，左臂择起来，性感极了。接近新人类的审美。而你刚才笑眯眯的，像满肚子坏水的老色狼，真的，你干万不能笑，你一笑，眼袋特重，下巴也堆起来了。

老威：拿你没办法，如果现在让我与你作爱，满腔的阶级仇恨就会涌上来。我晓得社会上有你这种职业，靠陪别人聊天挣一点小费，挺不容易，你犯不着与我过不去。

喂小姐：如果你讨厌我，不给小费也行。我从小就这么说话，80年代的新人类，都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谁也没个兄弟姐妹。我是电视机前长大的，书读到中学一年级，就跑出来了，一直在社会上混。我15岁就当发廊小姐，见过的男人多、但从没与他们发生过啥，男人喜欢在女孩身上摸来摸去，摸过分了，我就吓得跑了。后来，又在迪吧当过领舞。一上台，就是两三个小时，随心所欲，倒非常开心。太累了，我16岁半就与一个男孩同居了，因为两个人租房价格便宜些。

我喜欢张信哲的歌，所以我的初夜在他的歌中完蛋。开始，那男孩赖在我屋里不走，我们对视着，他一来情绪，我就忍不住笑。后来，他冲动得历害，光着屁股猴上猴下的，我只好给他了。我戴着耳机在他身下，他要址耳机，被我一爪把眼情抓出血了。他虽然没用，只要把他想成张信哲就有用了，我在与大歌星张信哲作爱。我把眼闭得紧紧的。

处女膜就这样被一个独眼龙给破了。

老威∶你还是个浪漫的女孩嘛。

喂小姐∶追星是新新人类最大的时尚。我的偶像是张信哲，张惠姝，还有张雨生。追过张学友，但他的男子汉做得有点假，王菲呢，老了点，风尘了点，虽然是歌后。我也不追，因为我才18岁，不可能对所有的男人丧失信心。我与姓张的有缘分，阿妹好活泼，一见她就啥烦恼也没有了。张雨生，还有张信哲的假声特爽，比一般男歌手要高几度，比玻璃还脆，我一听，泪珠一个劲掉，魂都丢了。你喜欢谁的歌？

老威：我不追星。

喂小姐：连怀旧歌曲也不听？我爸妈那代四十多岁的老人喜欢邓丽君、徐小凤，你的心态和他们一样吧？

老威：我的心态与谁都不一样，我似乎只追我自己。

喂小姐：哇！真是恐龙级的腕！我在迪厅跳了这么久，追星族也不少，都不敢说只追自己，你肯定搞过摇滚的，罗琦听过么？

老威：算了吧，小姑娘。喂，你第一个男友还在么？

喂小姐：已经蹬了，人家都说初恋是如何美好，如何永生难忘，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巴不得他到外面多交女朋友，可他不，一天到晚死缠活缠。我上班，他就在下面候着，特没劲。连崇拜者送花也吃醋，领舞全靠气氛和情绪，一旦调动不上来，就要冷场，走了顾客，老板要扣工资，我一个月才一千多元钱，经得了几扣？我还得养着这个白痴，工也不打了，就守着，我又不是犯人。

苦日子过了一段，我本来想认了这个命，却灵机一动，觉得他像张信哲，我陪他到美容院把前面一绺头发染了，为他介绍了一个三四十岁的富婆。住在棕北小区，搞药品推销的，为了勾住客户，每天都浓装艳抹地在镜子前练习抛媚眼，可惜那眼鼓得如狮子头金鱼，一抛，就把男人吓跑了。我鼓励我的初恋勇敢些。因为这钱好挣。如果一个月轮换与四个富婆发生关系各两次，好几干元就到手。开始他不干，还打了我一顿。我一个星期不理他，他就下杷蛋了。我又软硬兼施，与他抱头痛哭，我说：“加紧干几年，挣房子结婚嘛”。一听这话，他像吸了毒品，精神抖擞上阵去了。

老威：你真心想与他结婚？

喂小姐：以后再说吧。况且，结婚就一张纸嘛，我还没尝结婚离婚的滋味。你起码离过几次婚吧，难怪这么成熟。社会上流行“三证齐全”的男人最有魅力：大学毕业证、劳改释放证、离婚证。你呢？

老威：你是“老江湖”噢。

喂小姐：港片里许多男主角都三证齐全。

老威：你的初恋咋样了？

喂小姐：他成家心切，成了棕北一带出名的鸭子，还在同性恋俱乐部混了几遭。以前我还以为只有女人出卖肉体赚钱容易，没想到，男人一旦放开，就火爆十倍。你想想，三四十岁的无聊富婆有多少？市场搞活了，他天天干也忙不过来。

老威：你太没心肝了。

喂小姐：我从小喜欢看卡通片，变形金刚。外星人入侵人类。机器人没心肝，一旦恋爱了，就扎扎放电。我和他从没放过电。唉，和你这样老派的男人在一块太累了。我一辈子也没想过这么多问题。

老威：想结束谈话吗？

喂小姐：不，不，现在才10点半，第一轮歌舞刚完，台上那歌星挺会煽的，弄了一大拨人来捧场，假如我在台上，你会上去献花么？我喜欢花，为我买一枝？

老威：好，来一枝红玫瑰。

喂小姐：红玫瑰？火烈鸟的爱情，三十三个男人为我买过这攻瑰，你是三十四，最短暂最老的一个情人。我是坏女孩，曾逼着男友去应征导游，黄玫瑰的特种导游，交一干多元的服装费，为香港来的一批孤募老太提供形影不离的服务，皮条机构许愿说，一个月要尽挣三万元。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兴奋炸了。没料到，这是个骗局，被报纸揭露了，好几百上当受骗的人都不敢站出来。我男友觉得太丢睑，就当着我切腕自杀，我见血就傻了。为他裹绷带。后来一道在街上走着平息情绪，不知不觉到了“廊桥”，就进去了。

里面正乌烟瘴气，在跳脱衣舞。那舞妃只剩下内裤和乳罩，可一拨醉鬼还围着喊：

“脱，脱，我再添三百！”“我加一百！”我的男友一下子推开我，鼓着眼冲入最里面，几乎就抵着舞女的下身怪叫：“我出两个五百！”这一来，没人吱声了，舞女的内裤闪电般拉下膝盖，他一边撒钱一边在那地方啃了一口，舞女的乳罩作为奖品自然塞进了他的衣领。我呆了，气得泪都出来了，就扭头冲出去。

老威：你不是啥也不在乎么？

喂小姐：我没想到男人都那样。也许，我以前错了。可是光靠我领舞的钱，是维持不了这种消费的，我浑身都是名牌，值好几千，一双袜子也是两百。我的摩托，是走私货，要一万五，新人类是绝不会落在时尚后面的，我还参加过选美，被淘汰了。不是不美，而是记性太坏，背不下名人的格言，什么托尔斯泰，我一见名字就头疼，都进了棺材的人，还背他们的话干啥。

找男孩要特别小心，我爱了一次伤害就够了。真的，我从家里跑出来，父母到处登“寻人启事”，我也不在乎。但那次我难过了好几天，接着，又是周润发在演“文革"的老电影里说的：“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们的尸体，又继续前进！”

老威：这是领袖的语录。你好像从来不读书？

喂小姐∶我天天读书古琼瑶、亦舒、黄爱东西、席娟，还有周得东；《知音》和《瑞丽服饰》，还有《时尚》、《女友》，不抓紧时间，绝对看不过来，《欢乐总动员》特棒，张延“也！”的那个Ⅴ字手势打得绝透了，我模仿了一百次也不像。我期期都看，如果晚上拉下了，第二天上午重播也要补回来。模仿阿妹的那女孩太丑，有点得罪观众。演《还珠格格》时我简直过疯掉了，几个电视台挨着播我就换着看，连班也不上，被迪吧炒了。我崇拜小燕子。喂，你是演艺圈的人吧，替我弄个小燕子的签名？

老威：听小姐一席话，这张老睑不知朝哪儿放。我居然降格到与小燕子的崇拜者成为知音。

喂小姐：你有啥了不起？

老威：我没啥了不起。但《还珠格格》太臬了。

喂小姐：你眼红吧？自己写不出来，就冒酸水。

老威：我凑巧看了几分钟，正是小燕子和其他一个什么公主被绑赴刑场处决，整个画面人山人海，似乎都是还珠格格的追星族。而那两个钦犯身着节日盛装，沿途东张西望、搔首弄姿，像现代妓女去超市的途中。要知道，清朝刑律极严醅，哪有犯人不戴刑具的？琼瑶一大把年纪的老太婆，自己卖不动了，就通过胡编乱造的电视剧卖。

喂小姐：你这人，说话咋这么毒？你该不会背后又坏我吧？

老威∶我对你印象不错。

喂小姐：真的？那就别生气。《还珠格格》挺好，小燕子的性格像我。谁都认为小燕子演的好是自己，天真活泼，管他清朝不清朝，皇帝不皇帝。赵薇是穿着古代衣卖的新入类。只晓得玩。如果我是导演，我肯定比琼瑶新潮，我还要让太监跳霹雳舞，在皇宫内设计一段选美。乾隆皇帝是总评委，亮牌，九点九分，那才热闹。哎，别绷着脸好不好？

老威：你太可爱了。今晚咋付费呢。

喂小姐：你看着办吧。我发觉，你比我还单纯，初看，你像我叔叔，看久了，你倒像我弟弟，不到我家去看看？

老威：不担心我是色狼？

喂小姐：我安有报警器，你先不忙掏腰包。谈话气氛这麽好，你付费走人，就啥情调也没有了。这样吧，到对面的西点房去买下大包。顺便带一盒金中华，一瓶王朝干红，我回家接着喝。

老威：愿意效劳。

喂小姐：一只小蜜蜂呀，飞到花丛中呀，飞呀，飞呀……

老威：你念啥子？

喂小姐：小女孩玩的击掌游戏。老蜜峰你飞呀，飞呀，飞回家去吧。

《中国底层访谈录》卷三　●文人访谈录

1.赌徒周忠陵

采访缘起：

周忠陵是我的患难朋友，我住疯人院的时候他仍然九死不悔地坚持探望，后来我发觉他也有病，这叫我太绝望了，原来在这个薄情寡义的时代，只有疯子之间的交情牢不可破。

治内心疾病的唯一方法就是互相出卖，把弱点啦隐私啦统统当众抖出来，用伤口制成美味的笑料供人品尝。他妈的，我真想把这篇东西印成传单，撒遍中国的每一张麻将桌，断了狗日的后路。

但是，就在我蠢蠢欲动的时候，周妻东南站出来控诉：周忠陵曾在摄氏43度的塑料棚下，不喝水不撒尿，搓麻一天一夜，居然没被热昏头。

老威：忠忠，千禧年之夜你是咋过的？

周忠陵：睡觉嘛。

老威：就没做点辞旧迎新的动作？例如放放鞭炮，望望夜景，大叫几声，或者看通宵电视？

周忠陵：我就这么弱智？本来想去搓几圈麻将，但记起岳建一的告诫，就忍了。唉，睡吧睡吧，这世道除了赌，就睡觉舒服。98和99年我都走背运，翻过这个坎儿，把旧世界丢在枕头那边，然后蹬几下梦脚，一睁眼就是美丽的新世界。

老岳说了，只要我戒赌，就马上转运，财运如洪水，一直发下去，到70岁也止不住。

老威：你就那么迷信岳建一？

周忠陵：老岳得道高人，我岂能不信？

老威：嗜赌如命与随便玩几圈不是一回事。

周忠陵：倒霉就是从随便玩几圈开始的，就像马疯子，原来牌都认不明白，自从去年被三缺一的妇女帮拉住凑数，入了门道后，就着迷了。除了吃、睡、印书和发书外，其它时间都耗在麻将上。还埋怨赌友说：“这么好玩的东西，过去咋不告诉我？”有一回，他把两个二筒都码反了，大伙忍着没提醒，他却在自言自语：“咋半天糊不了牌呢？”——你看，手艺臭成这样，还经常拼到底不下桌，没现钱就拿书抵，一晚上要输几件货，几百本书。马疯子的今天就是我的昨天，从89年算起，我的赌龄不算短了，你晓得，以前我除了做生意，是个特纯洁特正派的读书人，还写了不少先锋小说。我差不多已成名了，作品讨论会也开过，书也出过，评论家把我归于格非、孙甘露、余华一类，说不定我的悟性还高过这些人。正当我把文学搞得意气风发的时候，麻将来了，这是上帝的安排，我一摸就上瘾。重庆北碚天生桥一带，就那么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如果没有西农和西师两所大学，这儿就是偏远乡村。在乡村中，我读呀写呀，打电话邀约文学朋友，接着就是盼望某人风尘仆仆从外地赶来，促膝谈心一夜几夜然后分手。可平时，我一惯无精打采，老觉得身上不对头。这就是成名？不是热闹就是寂寞，而热闹短暂寂寞漫长，搞得人越发无病呻吟。自从沾了麻，我的精神面貌得到彻底改观，“十亿人民九亿赌”，我顿感朋友遍天下。我的体重只有70多斤，一天吃不了四两饭，可一上桌就目光炯炯，熬个三天三夜没问题。输赢倒是其次，我要的就是那种近乎虚脱的感觉，仿佛骨头渣子都化进稀里哗啦的牌里。最开始我也同马疯子一样，输多赢少；有时三家一使眼色，盯准我下套；还有的时候，牌友换了一泼又一泼，只有我一人坚守阵地。嘿，别看我二目射神光，眼窝深得像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可啥也看不见。只要有人与我赌，管他老幼男女、尊卑贵贱。有一次在老黄家赌到第三天早上，所有的人都感到昏昏欲睡，就我腰板笔直地钉在坐位上。老黄告饶说来不起了，我说你来不起了就去躺一会儿，换个新人继续打。老黄说：“我老婆、岳父、岳母、舅子、小姑子、小姑子的同学都轮番上过四、五盘，只有我15岁的崽儿没陪你。”我赶紧说：“既然这样，叫小崽儿也来凑个数，输赢好说。”老黄说：“他还在上学。”我说：“从小有赌兴，将来能成大器。”老黄尊敬我是作家，只好把小崽儿从被窝里掏出来，揪到桌边懵懵懂懂地坐起。又勉强打了一圈，兴趣索然，我才觉得一阵瞌睡像酒劲一样，从尾椎骨猛冲上脑门。我摇摇晃晃地出门，差点在路上睡着了。回家这一觉，嘿，睡了一天一夜。东南几次催我起来吃东西，我都毫无知觉。她吓坏了，还以为我啥事想不通吃安眠药，找来医生翻眼皮查看，被告之正常。

觉睡够了，吃了饭，就坐在窗前发愣。我突然想起我还是作家，这样浪费时间简直罪过。于是打起穷精神，拿出纸和笔，准备干正事。没料到，我才在纸上写了几行字，脑袋就重得不行。我连换了几道浓茶，依然哈欠连天，最后只好弃笔打盹。我的许多小说都这样只开了个头，就一直丢在那儿。

生活如此周而复始了好几年，你在文章里说我熬骨油，算抬举我了。对于我，文学上成名远没有麻将那么有诱惑力，不信我教你摸几把，那光溜溜、凉滋滋的小方块真的像女人皮肤一样，很有快感。打麻将讲手气，你晓得啥叫“手气”？这是超越技巧的东西，甚至超越游戏规则，你事先根本不知道手气如何，一会儿，你赢或者输，才恍然间明白啥叫“上帝之手”。若干年前，我就读到过“上帝教我掷骰子”的书名。

老威：你一年输赢多少？

周忠陵：五万多吧，特别背的时候，输过十来万。后来东南无奈，也鼓励我到北京鲁院读书兼做书生意，跳离赌博环境，她嫌我的赌友文化层次低，以为我是被拉下水的。她说，北京有文化氛围，大家都有事业做，就没人陪我消耗时间。她没料到这麻将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时尚，它的普及程度相当于清末民初的鸦片烟，官场、文化界、生意场、百姓家、甚至三陪小姐和收荒匠都玩。教授和打工仔没共同语言吧？可方城一开，就四海一家了。特别是成都，街头巷尾，除了密密麻麻的串串香小火锅，就是遮天蔽日的赌桌，警察抓了一阵又一阵，也丧失信心了，因为这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问题，而是野火根本烧不起来。唯一的办法，不是堵，而是导，干脆把麻将也列为体育项目，与象棋、围棋并列算了。嘿，你说中国处于转型期，群众生活压力大？你说竞争激烈，工作不好找？可麻将一望无涯，仿佛成都人都没正经职业。听说有家国营企业，几个月不发工资了，住底楼的下岗职工们为了自谋生路，就破墙开麻将馆，结果家家都热火朝天。后来连领导也加入了，大小都是赌嘛。

老威：你老婆放你出来戒赌，你倒赌得更欢了。

周忠陵：刚到北京住鲁院，还没怎么赌。渐渐，会朋友的热劲头过去了，就忍不住摸两把。我这么大把年纪，上逑的学，哪怕在教室门口站一站，也觉得有点像范进中举。我听不得电话响，一听就掉魂。还是搓麻将踏实，骰子是老师，掷下去认点子，课就开始上了。如此昏天黑地，瘾倒过足了，可痔疮却发了。这痔疮又叫坐板疮，跟长期练坐功，憋屎憋尿有直接关系。俗话说“十男九痔”。

但一般人发痔疮不过屁眼儿火烧火辣，出点血而已。我的痔疮不是出点血，而是像女人月经，来很多天，有时血来得猛，大肠头子就坠出一节，在裤裆里荡来荡去，像猪尾巴。嘿，真他妈像《百年孤独》里写的，布恩迪亚上校的家族发生返祖现象了。我一年要卧床好几次，肛门内塞了颗炸弹，我觉得早晚要被痔疮炸死，轰！直肠的导火索一拉，我坐自己的土飞机上天，下一阵肉渣渣雨。

老威：听说你认识一位专治屁眼儿的神医？

周忠陵：也是打牌认识的。你晓得，我这人轻信，况且这痔疮发作如十万火急，也由不得我。那神医原是写诗的，突然有一天开悟，改钻中医，半年就成名了。许多离休将军找他医过屁眼儿。据说他家的客厅还有香港船王包玉刚送的匾，上提“华陀再世”。神医平生最大的憾事，就是没能给胡耀邦治病，“便秘引发心脏病，”他经常叹息说，“我可是治便秘的专家！”他的确专家，一帖药下肚，我就一泻千里；再二贴三贴若干贴，我再也没消停。平均半个钟头拉一次，有时刚把裤子提起来，稀屎又出来了。我折腾了一个多月，不敢上街，不敢坐车，不敢见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不怕你笑，有次我打了个喷嚏，下面也卜地一口射出。我本来就只有70多斤，这样一拉，人几乎虚脱，连走路也得扶墙，挪两步，歇口气，头上直冒虚汗。

老威：这哪是治病，纯粹是下毒！

周忠陵：就是毒，大剂量的芒硝，又医痔疮又医赌瘾。我的肠子和思维都泻成直的，汲收了什么，就直接排掉。所有的朋友都劝我中断这种要命疗法，但神医在我心中的地位，不可动摇。40岁生日，我还特邀他一起过，结果他发酒疯，在大街练拳脚，把护送他回家的人打了。

老威：这么不给你面子？

周忠陵：经过一番脱胎换骨，我认清了他的真面目，与胡万林是一路货，治一百种病统统使一味药：芒硝。我记得制造炸药也用芒硝，我差点就成了这种疯狂实验的牺牲品。后来我停服芒硝，痔疮又翻了。

老威：这叫“屁眼儿的报复”，你还是改邪归正吧。

周忠陵：我从小身体就弱，不是这出毛病，就是那儿不舒服，所以对病痛的忍耐力特强。真叫我毛骨耸然的是岳建一，98年的一个夏夜，我正在都江堰打麻将，他从北京来长途，声音出奇地阴冷，他在电话里说：“周忠陵，你还在赌么？再这样下去，你有血光之灾啊！”我的心尖尖抖了一下，仍强笑说：“不算赌，就摸几把耍麻将。”老岳说：“你要绕开麻将，连看也不要去看！”放下电话，我的手都湿了，可还是依着惯性赌下去，一个通宵，手气还不错，赢了几千。

睡到第二天下午，到河边去喝茶，途中碰见一个算命老头，竟当头一句：“先生大贵之相，千万不能沾赌！否则有血光之灾！”这一来，我有点灵魂出窍了。莫非冥冥之中，真有人在安排我的命运？

老威：老岳也给我打过电话，让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劝你，他在家中烦躁不安，觉得你似乎躲不过这一劫。

周忠陵：我在许多朋友的面前诅咒发誓，今生再不沾赌，可有人一约，我就不由自主地去，像丢了魂，脑子一片空白。我经常一边摸牌一边想：“打完这圈就下桌！”心理压力太大了，我就在乌烟瘴气中自我解嘲：“岳建一说我再赌下去有血光之灾！”其他三位随口应付：“这么厉害？开玩笑吧？”我打出个幺鸡说：“老岳的话，百分之九十要应验。”我的下家说：“真的？让他给我也算算？”我说：“算个逑，老子就是让你给祸害的。”对家说：“是条害人虫。”我说：“明天开始金盆洗手。”上家说：“那今晚赌个莽的，再翻一番如何？”我正犹豫，下家说：“周哥的赌场绝笔，不搞个杠上花不收兵。”

老威：这样折腾，不出事才怪。你一把骨头在哪儿熬，全神贯注，又是烟又是茶，长年累月，连健康人也受不了。最近的报纸连登两起麻坛惨案，都是老年人鏖战太久，引发了心肌梗塞。

周忠陵：我到处宣传岳建一的预言，还算了很多次命，可一天不赌，我又憋得慌。我喜欢热闹，总想找什么东西去塞满这脑子，免得它空荡荡的。都江堰风景如画，气候宜人，倒是适合隐居。40来岁的人隐啥居？后来，我爸死了，你晓得，是场车祸。

我爸才60多岁，身体很健康。那天傍晚，他和妈从西农校园散步回来，过了马路，老俩口已站到路边了，一辆中巴车挤过来，把爸爸撞出几米远。这是一个月里，这块地面出的第四起车祸，都是中巴车为了抢客，恶性竞争造成的。我父亲，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好人就这样去了，我从北京赶回来料理丧事，心力交瘁。

此前我曾经历过死亡，我的第一个未婚妻在举行婚礼前夕，突然病倒，一检查就是晚期脑瘤，我目睹了一个美丽生命消逝的全过程。我晓得，死者对其亲属的影响远不是眼前的悲痛，而是一种无尽头的空漠，血缘崩地断了，你只能飘着活，肉体和房屋不是家园，而死者带走了你真正的家园。现在我妈信了基督教，向上帝祈祷时也在同我爸对话。我没有父母那辈人的自制力，嗜赌如命肯定跟死亡有关，我逃避，在借一种游戏淡化记忆。

老威：你爸爸的死也算血光之灾吧？你不认为这是一种预兆？

周忠陵：守灵之夜，朋友来得太多，应酬也离不开麻将。这是中国民间的风俗，我只能上桌。以后，我几乎放任自流，谁也拦不住了。

老威：你是否觉得“血光之灾”已应验过了？

周忠陵：我没仔细想，只凭一种惯性在生活。哦，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有个胖和尚还给我算命，说得也跟岳建一差不多。真是蹊跷。

老威：后来呢？

周忠陵：又过去大半年，我见没动静，就彻底放松，觉得老岳不过是出于老朋友的深厚友情，装神弄鬼吓唬我戒赌而已。一直到99年开春的一个晚上，我楼上的书商打麻将三缺一，硬要拉我凑份。当时我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但盛情难却，不好推辞。屋里四人都是大烟枪，一支接一支，一会儿就浓雾弥漫。我打了几圈，感到透不过气，就趁洗牌出门站了一下，回来接着打。精神老集中不了，平时的赌场神威不晓得跑哪儿去了。对家说：“忠忠，你的脸色咋这么难看？还没输赢嘛。”胸闷得受不了，我就站起来，灌两口水，呛住了。一咳嗽，面前冒开金花，看不见谁了。我一软就下了麻将桌。

赌友们手忙脚乱把我搀下楼，在床上躺了半个钟头，快窒息了，赶紧朝医院送。抢救几个小时才还阳，我胸肋上开了两三个刀口，浑身插管子。原来是肺泡打破了，如果晚抢救一个小时，必见阎王。

老威：太悬了。

周忠陵：还有悬的。我在病床上垂死挣扎了一星期，转危为安，于是我又浮想连翩。没办法，我天生的盲目乐观主义，活着多美好，有牛皮可吹，有钱可赚，郑州马上开书会，我的《证券法》正行情看涨。

老威：刚从鬼门关归来就想去热闹？

周忠陵：鬼门关太冷清了，我要去人多的地方冲冲晦气。

老威：你弟弟代你开会不行？

周忠陵：我是我们家唯一的交际明星，关键时刻，非我出马才摆得平，从小到大都这样。于是我预订了飞机票，去的那天还同医生发生争执，他不同意我出院，我骗他说回家静养。结果一出门，就直奔机场，临上飞机，才发觉《身份证》忘带了。

老威：你奔丧啊！

周忠陵：差不多。嘿，幸好忘带《身份证》，否则这条命就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你想想，伤还没全好，能坐飞机么？肺不炸了。我拖着浑身伤痛，连夜赶火车到郑州，没料到，第二天又租了辆桑塔纳朝回赶，全靠敖歌一路照顾，否则这条命又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了。

老威：咋回事？

周忠陵：我拢郑州的当天，肺就不行了，剧痛，找到医院，技术不过硬，不敢开刀复查。我弟弟搁下业务，陪我到火车站，突然想起刚才医生“再也颠簸不得”的警告，立即找出租车。花了一千多元，在傍晚又驶进同一个医院。这是老天的惩罚！可笑的是，我在病床上连做三个梦，都在搓麻将，并且盘盘赢，清一色，杠上花，我占全了。我还盖着麻将铺盖睡，嘿，这玩意儿与围棋有点相像，不过一个是方的，一个是圆的。妈的，人类发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原子弹、氢弹的破坏力大得多。岳建一神机莫测，我服了。

老威：不赌啦？

周忠陵：瘾小多了，可赌可不赌。以后就别当正事做，打点娱乐麻将算了。

老威：你差点从麻将桌底直接溜下鬼门关，还不戒？

周忠陵：死而后生，死而后生。

老威：你太没出息。

周忠陵：男人的出息就在于赌，我算开悟了。你以为你不赌？

老威：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

周忠陵：你在写作，埋头苦干许多年，不发表也写，这是在下注呀。你的赌瘾比谁都大，你把一辈子都赌进去了，赢就赢个鸡犬升天，输就输个血本无归。

政治家也在赌，注下得更大，甚至不是钱，不是生命，而是千秋万代，几辈人都看不见的乌托邦。文革就是个乌托邦，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也是乌托邦，结果输了，几代人的青春和理想都搭了进去。你看，这颗小小的骰子，我们这种凡人掷下去，不过在桌面打滚，而抽象的骰子掷向历史的桌面，开局的每张牌都是血腥的。而乞丐、打工仔、下岗工人也在赌，或者怀着赌的欲望。麻将、纸牌、扑克、围棋只是寻常的赌具，而活的赌具是人，到处游荡，为生存熬尽骨油的人，自己赌的同时也成为别人的赌具。

老威：你还弄出哲理了？

周忠陵：十年前，我被抓进去一次，在牢里撞见重庆大名鼎鼎的赌王张，近70岁，就赌了60多年，国共两党的赌牢都坐过，永远戒不了。承办人只草草审了一次，就让他卷铺盖滚蛋。

老威：老家伙赖帐？

周忠陵：他一竿子坦白到底，然后告诉承办人：赌博嘛，最多劳教三年，我这点数目，最多一年半。我年纪大，干不动活，只能到劳教农场看门；看门相当于养老，我犯了错误，没脸让政府养着。承办人让他写戒赌保证书，他说，我写了就是欺骗政府，几十年的坏毛病，恐怕戒不了。承办人说不写就劳教。他说劳教也戒不了。承办人说关在里面赌什么？他说见什么赌什么，没钱就赌饭赌肉赌不干活，我怕里头的娃娃跟我学，赌上了瘾，输了就偷、就抢，我的罪就大了。

承办人气得拍桌子，赌王张却大声喝彩：“一个巴掌，拍了两下，五根指头，八个点！你干脆轰我两炮，凑个满贯，我好办保外就医。”

老威：这无疑是你的榜样吧？

周忠陵：这是我听到的最精彩的赌徒故事。我？永远上不了这境界。

老威：境界？亡命徒嘛。你比赌王张更亡命，不过身体差远了，这正好挽救了你。回头是岸吧，忠忠，世上好玩的事情多，何必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2.酒鬼高马

采访缘起：

高马属狗，生于1958年，在北京一家著名报纸当了多年编辑。他嗜酒如命，曾喝遍天下无敌手，真不晓得他的编辑是怎么当的。

更令人想不通的是，高马还是诗人，出色的翻译家，虽然满脸浮肿，烂得象一堆酒糟，左看右看都不象有文化的人。

他已离过三次婚了，第四位夫人在我采访他时，就坐在旁边，她一再开玩笑说要对我的采访记进行审查，象我和高马的领导同志。

高马早不耐烦了，他一再伸懒腰，舒展着一身肥肉，为中午的酒宴做准备。

时为1994年10月3日，在和平里附近的一个公园。

老威：你已经毁了三次约了，今天好不容易逮住你。你到底愿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高马：我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过，你采访我什么呢？我已经好些年不写字了。

老威：你撒谎，前几天我还在一本杂志里见过你翻译的希腊诗歌，赛菲里斯的《桑托林》：“假如可以/你就回到幽暗的大海吧/忘记笛声，忘记赤裸的双脚/在你和他人的睡梦中踩踏/沉沦的，生命的声音；//假如可以/你就在你最后的贝壳上写下/日期、姓名和地点吧/然后再抛回大海之中……”

高马：你的记忆力还是这么好？很危险，老兄，很危险。这是个不需要记忆的时代，一个人出车祸死了，脑浆涂满的轮胎依旧要在道路上滚动。文化大革命，红色大海洋，集体的狂欢突然之间沦为集体的痛苦。痛苦吗？痛苦是为欢乐所付的门票，记忆是为遗忘所付的门票。列宁同志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背叛了，又他妈的怎样？当然不能怎样，谁能把醉鬼怎样？我说到哪儿去了？你看我这脑子，注意力无法集中。我上午不喝酒，脑筋就不转，或者转也白转，你看见我皱着眉头，以为我在挺深沉地思考问题，其实我在睁着眼睛睡觉。

老威：你刚才还在编发新闻呢。

高马：工作是一种本能，闭眼也能干，我编了十八年，报纸已化作身体的一部分。这边领导视察、讲话，那边特大车祸，家属要讨个公道，其实这种公道死者不需要，左边鲜花和儿童，过节呢，下边，脱毛霜广告。11点半下班，中午喝啤酒，边喝边做私活，效率很高，脑筋象生锈的机器开转了，开始头有点疼，咔咔响，后来喝通了，第一泡尿出来，整个身心都舒畅了，接着越来越舒畅，半个钟头一泡尿，肠子好象是直的。有人说，醉鬼没心没肺，对，我越喝越没心没肺，腰以上全没有。一张漏斗嘴巴直通尿道。你说我译过诗？现在我想起我译过诗，好象和排泻有关。我忍着一泡尿，偏不拉，这时就会本能地亲近大海，向大海撒尿太舒畅……我接着喝，直到受不了直冲厕所，这下诗的感觉没有了。我一下午要喝十几瓶，你算算一个月酒钱多少？

老威：相当于你的工资吧。

高马：你太小看我了。晚饭我还接着喝呢。白的，二锅头，一瓶半到两瓶，有一口没一口，直到半夜。有朋友陪着喝当然好。80年代，家里有许多过路客，吹拉弹唱挺高兴，开会的时候，大伙一块醉，摔跤一般抱在一块，躺在街心说悄悄话，什么永不分开。谁拉我回家我就同他急，一个狗钻裆，撞到树上，又弹回来。星星长毛了，这是诗人马松的句子，“我的毛醉了！"腋毛还是阴毛？还是月亮抖下来的寒毛？他妈为什么不在80年代被汽车碾死？我在80年代醉的最后一场酒是在和平里，与一个当兵的，大冷天，喝着喝着就开始扒衣服。你知道醉鬼与醉鬼之间就这样。我埋怨他坐得太远，其实他就在我的旁边；后来我又问他的鼻子在哪儿？他摸着我的鼻子说在这儿，我说不是，这个鼻子不是那个鼻子。他火了，扇了我一耳光，我倒在地上，看见那玻璃窗一晃一晃地扇耳光，就撑起来要去打它。当兵的说，有种的脱衣裳练，我就脱衣裳，当兵的说，有种的脱裤子练，我就脱裤子，后来我们都哭了。再后来，我的酒友纷纷戒酒，成家立业，变体面人啦。一晃八年过去，我还在喝，常常一个人喝，鬼都不上门。

老威：你也结过婚。

高马：结过三次。第一次醉了，抱错了人，恰好被我原配夫人撞见，完蛋了。第二次又抱错了人，我的次配夫人说，你哪是酒鬼，纯粹是个花鬼，你连亲了谁的嘴也不明白？我说那是酒杯呢，她说去和酒杯睡觉吧，又完蛋了。第三次，是我老婆抱错了人，她以为我醉了不知道，就跟一个男的出去了，我趴在窗台上，看见他们手挽手在雪中散步，真够浪漫。我追出去，头碰了电线杆。我不省人事，差点没冻死。我醒过来，却躺在床上。我冲守在一边的老婆咆哮：“肯定是你的野男人把我弄进屋的！"我老婆答：“哪有男人？是我把你拖进来的。”我气疯了：“你撒谎！我明明看见！"我老婆答：“什么明明看见？你一个酒鬼能看见啥？"我挥起拳头：“看见风流鬼！你骨瘦如材，岂能弄得动我这大块头？"我老婆答：“早知如此，我就不管你。”我的拳头挥到她身上：“这是我的遗产，分给你这骚婆娘！"这么一来，祸闯大了。

老威：你这种东西，结什么婚。

高马：我早有这种自知之明就好了。年轻时真好色，醉了也能干，后来就淘空了，瞪着眼看，干不了，酒令人阳萎，现在想起来，老婆即使有外遇，也没错。醉鬼有什么自尊？她偏偏同我这种人计较，转身进书房了。我继续狂喝，他妈的，但越喝越感到冷，酒里有股血腥味！酒变红了，整个屋子酒杯一般晃着响。我站起来走了两步，听见鸡叫又走了两步。我感到奇怪，五年没听见鸡叫啦，饲养场的肉鸡，三个月就肥了，不会叫。会叫的鸡让时光倒流。我推开了书房门，嗅到一股比酒更浓烈的酒精味，我恍惚记起我老婆是外科大夫。又灌了一大口，我明白，就几步之遥，但我永远走不到我老婆那儿去，钢丝床太远了，我进一步，床退一步。我老婆在床头，不，在船头，穿着白大褂，要离去了，她将融入白色，融入一座大医院。我感觉到，血在白床单下面无声地淌。

老威：我听说过，你老婆在大腿上划了一刀，血嘀嗒嘀嗒流了两小时。

高马：嘀嗒嘀嗒，象钟表一样。我醉得太厉害，居然救不了她。结啥婚，作孽呀。她的葬礼弄了三天，人潮水般涌来，亲属、朋友，还有她治好的病人。她是个好医生，以前我一点不知道，这么多人需要她。我没喝酒时，少不了挨骂。

但是我病了心慌、肚子疼得要命。不行，我这辈子交给酒呢。

老威：老婆都死了还喝？

高马：老婆不是我喝死的，是自杀的。当然，你说我借酒杀人也可以。唉，这现实太丑恶了。幸好时间不会停滞在某一悲惨时期。我再也不结婚了，孤独吧，麻痹吧，如此而已。

老威：什么“如此而已”？凭《国际歌》，无产者能找到自己的同志，你凭酒味还不能找到自己的酒友？

高马：还没喝你就说酒话了，我的酒同志都是阶级性或季节性的，哪能天天陪着喝？现在快12点了吧？我们边喝边聊，你看我这肚子，象一口缸，你相不相信，你这种不好这壶的人，我一个屁就把你醉倒了。开个酒厂吧，老威，我给你看大门，做广告，将来呜呼了，请你把我的遗体剁了装缸，埋地窖发酵十年，自然是天下最美的酒。

老威：转眼之间，你三瓶就下肚了？

高马：我一般要喝五瓶，才会撒第一泡尿，你摸我这肚子，很实在，里面象绷着弹簧，现在我有点醉意，等出了尿，我反而不醉，越喝越不醉。

老威：我可是越喝越难受，幸好不是白酒，要不早吐了。

高马：喝酒有两关，第一是肠胃，第二是心理，这是相互作用的。本身酒量好，就占了先天优势，如果人逢喜事，哈哈笑几回，酒量还会上涨许多。你喝了两瓶半就想吐？这可太不够意思了。一定是见了我心情压抑，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老威：我几乎不喝酒，我们好几年不见面，所以“舍命陪君子”嘛。

高马：我不是君子，我是高阳酒徒。

老威：怎么又扯上西汉的郦食其了？我又没让你做刘邦的食客。

高马：跟你这种现实主义者，耍不出理想主义的酒疯，饮酒要互相凑趣才够劲，你一杯，我一杯，猜拳行令说醒酒笑话。汉高祖刘邦是个酒徒，所以才会让郦食其在门外走来走去地骂街，没砍他的脑袋，反而奉为上宾，这种事在历史上太多了。老威你呀，这几年尽学些没用的东西，“人文精神”啦，“反殖民化”

啦，“本土”啦，“中年”啦。跟酒没多大关系，中国历史是被酒泡出来的，因此也跟历史没多大关系，既然跟历史没关系，跟现实就更没关系啦，因为从我们身边淌走的每一秒钟，都是历史，远一点，近一点，不是我们说了算，是天上的大醉鬼说了算。我们是他老人家的亡国奴。

老威：那什么跟现实有关系呢？

高马：酒。

老威：不行，那是你的生存方式，放到我这儿就不灵了。实话说，89年我在海南岛，醉了一次，人事不醒地横在大街，连大货车在我面前急刹也不知道。差点就血溅海口了。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行人见着这堆死肉，纷纷掩鼻饶行。从这以后，我发誓再不沾酒了。

高马：你当时灌了多少？

老威：就七、八两白酒吧。

高马：这么点就成死肉了？一定有事，你这人不会凭白无故灌这么多。

老威：我姐姐刚遭车祸去世不久，我就下海南，岛上人很多很乱，找不到工作，我反而惹了一大堆麻烦。那时，岛上挤满外乡人，都莫名地兴奋、狂躁。

高马：我猜中了吧？一般中国人都这样，遇高兴的事喝，遇不高兴的事更要喝。好象酒不是致幻饮料；而是一种发泄对象，象男人对女人，需要时就想起来，射了就完事。自己把自己当畜牲。你别打插，我胡乱说呢。女人与酒谁更可爱？我说，都可爱。你要懂得爱，爱酒或女人更胜于自己。当然，女人不这么看，她们恨酒，与酒较劲，争夺男人，她们认为男人呕吐、胡闹，死猪一样睡在垃圾里不好看，女人重视外表，酒鬼很丢面子。丢了面子可以再捡回来嘛，她们不这样看，因此她们看不透酒鬼温柔的内心，一团烂泥，还要让他说“我爱你”么？

你们四川的老杨，评论家，知道吧，他也贪杯。并且越喝话越多，他想离婚，想了20多年，女儿都20多岁了，但就是离不了。离不了贪杯也是一种活法，精神就升华了嘛。升华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就成柏拉图。柏拉图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的阳萎者。刀不磨要生锈，老杨肯定出问题啦，他的日常生活是，一苦闷就喝酒，喝了酒就骂人，骂累了就睡觉，其它时间才是读《圣经》和写充满尊严的道德文章。他的酒龄与我差不多，区别只是酒使他发泄，发泄了灵魂上的有毒物质，身体才会健康、有活力。自杀丧命的女诗人普拉斯说：“我吞吃男人像吞吃空气。”那对于老杨，吞吃酒精象吞吃女人，每一口都咬牙切齿。我没有这么多不平衡，至始至终，喝酒就是喝酒，这样，人也纯粹得同高梁酒一样透明。这么透明的柔情的液体竟会放翻一个个彪形大汉，使之露出爬虫本色，这不是老子《道德经》的含意么？

老威：《道德经》里赞美婴儿，将其同水的特性相提并论，这只是一种自然属性而已，婴儿没有母亲不行，母亲就代表一种社会属性。

高马：你说错了，母爱也是一种自然属性，婴儿哇哇大哭，母亲把乳房塞给他。婴儿能够吸引所有人去爱，因为任何监护他的人，都有权为他的将来设计蓝图。我一旦醉了，也同婴儿一样，任何比我清醒人，都有权把我抬走，以免阻塞交通。不过，我比婴儿气力大，我心里完全明白，但我管不住自己的行为。有一回在酒吧，喝到半夜，我付给三陪小姐五百元，准备回家，可那小姐看我摇摇晃晃两眼发直，硬说我只付了三百元，气得我劈头就是一巴掌，她才不吭声了。骗得了谁。还有一回，我光着屁股在街上跑，遇上一个小馆子，就坐进去，嚷着要继续喝，把所有的女顾客全吓逃了。服务员也躲着不敢出来上菜。老板只好亲自出马，劝我穿裤子，我摸了摸身上，真光着。就叫他爸爸。老板说：“疯子，我一不报警，二不打人，因为我是你的街坊王老三。我下岗快两年了，好不容易攒钱开了个饭馆，今天才开张。

既然你这么照顾我，我也不做生意了，就陪你一醉方休好不好？"我回答好，我付酒钱。谁知没喝到两盅，我爸拎着裤子撵进来，老人家70多岁，气得浑身哆嗦，我只好乖乖地穿上裤子，我爸还揪我的耳朵，嘿，40多岁了，还被揪耳朵，太过瘾了。

老威：你没觉得丢人？

高马：你太看重社会形象了，又不是政治家。“醉了一次就不再喝了”——这语气挺象个大人物。时代不同了，风气变了，每个人都在强调独立性，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以我为中心，所谓多元化社会也不是独生子女的社会。按照现在流行的行话，每个人都应该寻求适合自己的定位，即社会角色。我的定位是酒鬼。

老威：你是报纸编辑。还是翻译家。

高马：这些都是一个酒鬼的保障。自由的保障，随便脱裤子，回到童年的保障。我的先天酒量是爸爸培养的，一岁的时候，他就喜欢把我放在膝盖上，自己喝一口，再用筷子头蘸一点让我沾，这样，我逐渐成为与众不同的孩子。

老威：你这样“与众不同”，还能在报社呆下去吗？

高马：现在又不是毛泽东时代，一看家庭出身，二看政治表现。我的业务能力过得去，没有因醉误事。另外，我从不在金钱上与人计较，什么工资、奖金、提成、稿费，任何人都可以比我拿得多，我这个优点比所有优点都强。还有，单位领导请客，有我护驾，免受多少罪。实话告诉你，我人缘好着呢，光屁股在街上跑也成了善意的玩笑。我唯一碰不得的伤疤就是婚姻——酒与女人真的势同水火。

我夹在中间，充当调解人。现在，我偶尔也打打野食，但家伙不行了，酒一过量，就有点挺而不坚。

老威：你号称喝遍天下无敌手，你最喜欢的酒是什么牌子？

高马：对于酒鬼，什么酒都能喝，一般过得去就行了，很少在意牌子。家里有常年泡的老酒，好几坛，活蛇、猪板油、拐枣都能泡酒。名酒如五粮液、茅台、竹叶青、汾酒、泸州老窖当然滋润，但价钱昂贵，一年品不了几次。其实这些酒，包括一些几百元一瓶的洋酒，适合酒仙、酒圣一类的人物在场面上喝，我是酒鬼，有喝的就满意。如果你一定要我选酒牌子，就好比让嫖客选妓女，让家庭妇女逛超市，琳琅满目。不过，自然发酵的酒感觉总要醇些，而勾兑的酒要来得猛些。当然，并不是每个人的感觉都这样。几年前，四川一帮下海经商的诗人闹着要造一条载满酒的轮船，从重庆沿江直下，直抵出海口。他们取名叫“梦之船”，并选浪漫老诗人孙静轩做船长。孙静轩同四川各大酒厂关系特别好，据说他能拉到钱，赞助长达一个月的大吃大喝大吹大擂。当然在酒足饭饱之余，上了“梦之船”的众酒仙还要重评中国十大名酒，发动新一轮的广告攻势，把老字号的十大名酒给打下去。

老威：这种文人阴谋永远得不了逞。

高马：“梦之船”就是做梦而已，不过这是最对我胃口的梦。

老威：顺便问一句，你喝酒还吃饭么？

高马：我早忘记米的形状了

3.书商万人敌

采访缘起：

４０岁的万人敌是我８０年代的故交，做了多年诗歌美梦，终于壮志未酬。转而适应经济形势，改行做书商。不料一炮而红，再二炮、三炮，成了百万富翁。可万人敌天生的贱骨头，狂吃狂喝、偷鸡摸狗如昨。所有光荣退伍的文学青年都这样，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大概要支配他们一辈子。这是１９９９年国庆节夜晚，对于万人敌他们，天天都是华灯初上的节日。

万人敌：早晓得你到了北京，就朝周忠陵家打电话，没人。从唐朝一直打到民国幺年，都没人。我怀疑你是躲起来了，不想与生意人打交道。

老威：说话咋这幺酸？你是打过电话，可都是在酒桌上打的，一大堆人，灌得醉醺醺的，这时，某个客户突然问：“老威的情况怎幺样？下海了？

出国了？还是疯了？这幺多年也不见他的动静。”于是你说：“你等着，我把他叫来。”口气像我的领导。北京这幺大，我从西边赶到东边，打的也得一两个钟头。我来你们早走了。

万人敌：约好了，我们就会等你。

老威：趴在桌子底下等我吧，我不过就是个拉关系的话题。

万人敌：老威你还是这幺明察秋毫？糊涂一点，人与人嘛，能互相成为话题都不错了。８０年代写诗的哥们，有几个能经常挂在咱嘴巴上？虽然，话不一定是好话，江湖传言嘛，晕的素的都有。９４年那阵，传你疯了，在福利院追着护理人员唱情歌，结果被打了一顿；还传你随地大小便，一把一把抓屎吃；最恶心的是传你虐待其它病人，让他们跪着舔你的鸡巴，简直比法西斯还没人性。哥们听得心酸极了，愤怒极了，还在酒桌上约好，等春暖花开时，一帮旧人浩浩荡荡去探你，租架飞机去，在福利院房顶上迫降！我们要把票子装进迫击炮，去轰县长，去轰院长和委员长……虽然这个伟大计划撒泡尿就成了泡影，但能够让我们动这个念的就你老威一人。

老威：我疯了大伙都高兴？

万人敌：从心理上扯平了。万人敌下海，海子自杀，老威发疯，只有某某、某某在坚持写作。

老威：我脑子非常好用，谢谢关照。

万人敌：你是气我，还是瞧不起我？

老威：瞧不起你？这不是跟我自己过不去幺？你有钱，有房子、有车，但这些都是靠本事挣的，既没偷也没抢更没骗。我觉得这倒干净，至少比９０年代的绝大多数文人干净。老哥们，我不希望你穷，８０年代你流浪，腰无分文，凭着一手好诗就能到处投宿，远方飞翔着大鱼大肉，你啃完一个鸡翅膀又继续上路了。而现在，你，没本钱流浪了。你天性堕落，稍不留意就露出了无赖的嘴脸，绝对在“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里混不出头，再没钱，你就彻底完蛋。

万人敌：好马不吃回头草，我现在是著名书商。前途一派光明。二渠道是战场，这十来年，败下阵多少人？但我们几个哥们都稳住了。但不可能永远稳住，说不定哪天一个选题做砸了，就伤元气。人有走背字的时候，做什幺砸什幺，最后连书会也不敢去，怕批发商揪住你要钱。９７年，老宋做十七、八本书，没一本卖得动，就狂嫖了一回，准备从２０层的大楼上跳下去。我和朱胖子好歹把他拉住。我说：“你腰包里还有多少钱？”他说：“还有两万。”

我说：“那就打麻将，输光了再跳楼。”他说：“不行，这是我岳母的养老金，我已输掉一半，剩下的再不还，禽兽都不如。”我说：“你以为你比禽兽高级？百万家产赔光，还倒欠下５０万。”他说：“下辈子还。”我说：“把无赖做到底咋样？”他摇头。我说：“真他妈虚伪。”老宋跳脚说：“你妈逼，赌就赌。”结果赌了一夜，他居然赢了一千块。我说：“好兆头，你走出背字了。”朱大胖子也说：“背水一战。”老宋的一股尿劲终于胀起来，这次他想都不想，稀里糊涂地做了本《大预言》。这书十年来出过好几盘了，从来没红火过。老宋自己执剪刀，唏里喳拉地疯剪一晚上，然后颠来倒去地粘贴，复印，做样书，把我和朱胖子吓出一身冷汗，以为这屁儿虫必死无疑。朱胖子说：“你还不如直接把他推下楼痛快。”我说：“他岳母的养老金我还。”老宋一屁股烂账，他交了书号费，就把房产折子抱到印刷厂，压在厂长手里印书。３万册！我的妈！中邪了。我们以为他将在书会上当众自杀，可没料到，这本破书真火了，呼拉呼拉地卖，呼拉呼地加印，票子如排山倒海涌过来。老宋了清所有的账，还赚了４０多万。狗日的，肯定向书里发了功，把读者弄晕彩了。这一夜翻本的东西见着我和朱胖子，就又抱又啃，连叫“恩人”。然后约了十几个狐朋狗友，到磨子桥吃宵夜。我们从晚上十点开始大吃大喝，从街头到街尾，每个馆子都进了一遍。海鲜、川菜、火锅、冷淡杯、麻辣烫、广东点心，翻来覆去就这些东西。老宋说：“今晚只准灌啤酒，看哪个的肚皮最装得。”

老威：磨子桥一带少说也几十家馆子吧，你们都去了？

万人敌：都去了。有的只叫了菜，动筷子拨几下，拔腿就走。

老威：这抽的那门筋？乡镇企业家进城了。

万人敌：就抽筋，逑啃了？美好时光啊，我们８０年代盼的不就是这个幺？《水浒传》里最有名的格言，就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今天，几千年来劳动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年轻时候写诗，贯穿的就是酒色二字，至于卤鸭子、红烧鱼、回锅肉、猪耳朵，不过是下酒的菜；而白酒、红酒、国酒、洋酒、跟斗酒，不过是下色的菜，酒壮色胆，舌头壮鸡巴胆。现在都有了。我们在乱吃乱日乱写诗，这一身肥肉就是快活的诗！

老威：有完没完？

万人敌：与小姐有完，与哥们没完。那晚我们啥子佐料都不要，就一帮哥们干胀，剐掉商人外衣，回到彻头彻脑的农民大肚汉。怀旧啊。老威，记得不？８９年春节，我和老乐、老麦，每个人抱十瓶沱牌到你家，那阵沱牌才卖一块五一瓶，而现在，我一千五一瓶的酒都喝过。没有十多年前的沱牌好喝，肯定没有。要不就是舌头不行了，人兑了太多的水。老宋说，反正这钱都是白捡的，胀完算逑。天快亮时，我们进了最后一家早餐店，一上菜就恶心，都趴在桌边干呕，清口水垂起一尺长，就是呕不出来。肚皮快撑裂开了，马疯子提议晨跑，可才跑一站路，都累成人渣了。各人打的回家。老宋躺了一会儿，感觉不行，就进医院灌肠。我聪明，拢家就吞了三包黄连上清丸，一天中泻了八次，差点虚脱了。我估计傻吃的人都有下包袱的绝招。

老威：所以我哪敢奉陪你们。

万人敌：都是做生意请客练出来的。我晓得，写东西不能吃得太饱，否则就缺乏激情。伊沙说“饿死诗人”是对的，但是伊沙本人却肥头大耳，不像写好诗的。于坚属于蠢头蠢脑的那种肥法，据说他是大师？也许吧，不过他诗中的人造猪油太多了。韩东倒瘦，是江南才子唐伯虎的那种瘦法，如果在古代，他就成天练小诗为秋香题扇子去了。我亲眼见过他为某女诗人题的扇子诗：“这幺多年，你的体重不增不减。”

老威：你还读诗？

万人敌：有时凑到眼皮子底下，就忍不住要溜一眼。人都是这种德性，当年我们嫌朦胧诗太老，占了席位，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北岛他们当年的岁数，还不是死占茅坑不走人。

老威：你杂种没指桑骂槐吧？

万人敌：我在指桑夸槐！人活一口气，一部中国历史就是老的死霸茅坑，憋坏新人的历史。最近，我准备自己花钱出诗集，配大幅照片。没人吹，我就悬赏，一千元一千字，看批评家上不上。反正这年头，诗人给人的印象就是脱光裤子打老虎，又不要脸又不要命。

老威：你是钱挣够了，又想回归诗歌？

万人敌：你说到我的心坎上去了。不过一入二渠道，三、五年是脱不了身的，因为总有还没收回来的账。除非你做了特别轰动的选题，大家提前抱款，等着提你的书。就算你想得开，老账不要了，提前退休，可闲一段时间，不小心又碰上好选题，做不做？几年前顾城自杀，轰动一时，传媒热炒，大家都抢素材。我当时找到一位老诗人，想买内幕材料。我张口出５万块，把他骇坏了，连问几声“什幺”，嘴皮都在抖。接着就翻箱倒柜，忙了一个通宵。情书啦、照片啦、日记啦、诗和剪报啦，甚至纸条都不放过。我都看不下去，一再声明“够了够了”，可他还在翻，还在兢兢业业地出卖自己。最后，他犹豫了几秒钟，拿出了一件东西，你猜是啥子？居然是一件女内衣！他说：“这是我与××的定情信物，你拍不拍？”我他妈一下就被震了，这老诗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在官方诗坛也算个响当当的人物，怎幺能被５万钱把一辈子的隐私买断呢？后来这本书我没出。

老威：你也有仁慈的时候？

万人敌：怕沾晦气。

老威：你不太彻底。其实世道完全变了，隐私不值钱了。在街上随便买份报纸，几乎都有某某明星打官司、控告侵犯隐私权之类。私生子啦，绯闻男友啦，早年的三陪经历啦，三级艳史啦，甚至父母离异、身心创伤、恋父情结都闹上法庭，请法官公断，动不动就要求赔偿几十万。嘿，你这方面的书还做得少幺？茜茜与你关系密切，她说至少为你传过七、八本。

万人敌：她与所有的书商都关系密切，不过最密切的还数老家。有段时间，他把她的稿子和感情都买断了。恶棍你晓得，专搞丑女的那个，只要听说某个地方出了丑得稀奇的人物，这东西肯定日夜兼程地冲去验证，然后上床。去年他专程到昌平搞茜茜，却遭到严词拒绝，茜茜说她已是老家的人了。

老威：这幺专一？看来她适合写言情类的书。

万人敌：琼瑶、席绢、黄爱东西的书她都照着搞过好几本。最近出了一本《绝对隐私》风格的书，有点像茜茜策划的。请的是女诗人，谈的是初恋，文字和故事都雅而美。王小妮、海男，好象还有伊蕾。翟永明的那篇，标题我还记得：《十三岁，我的身体背叛了我的心》，有点像《还珠格格》里的对白。现代派女诗人从西尔维娅·普拉斯式的疯狂女权向纯情回归，也算一种新动向。

老威：世纪末怀旧又不是女诗人的专利，４０岁是个坎，无论男女，一翻过去都不对劲。你呢？听说这两天茜茜瞄准你了？

万人敌：正常业务往来。再说人长得难看又不是她的过错。我这人天生喜欢笑，茜茜老是问我笑什幺，我不能告诉她的腮帮子大，没颈项，喜剧色彩太浓了。茜茜身边还有两女孩，人漂亮，可好吃懒做。我想把三个都娶过来当偏房，不乱搞，没事就四个人坐在床上打麻将。到那时，我一定问茜茜：“一个女人咋能够没脖子？”

老威：你是越活越无聊了。

万人敌：人骨子里都无聊，只不过有人能用理性将无聊感觉硬抗过去，使自己显得有奔头。我的精神一直落魄，大把票子能麻痹器官，但麻痹不了先天的东西。恶棍发了横财，据说在办护照，要投资移民加拿大，到两眼一抹黑的风景区去寻找安全感。他完了，已经开始怕革命，怕马克思的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了，而我们的大儿童马哥，成了中国最大的伟哥用户。老威，不要硬撑了，还是来给我当写手，图个一时快活。

老威：我很快活。

万人敌：没钱没名，快活个屁。成天扛着根破箫，也没见吹出个名堂。

老威：我活该。

万人敌：好，算我多嘴。今晚喝酒吧？还是老哥们，发书淡季，都磨皮擦痒。我租房的外面，有家湖北餐馆，平常一大堆人都在那儿吃喝，味道太绝了。我的起居习惯还同８０年代差不多，房内像兵营，躺一片人，臭是臭了点，但气旺财旺。如果有谁带女的来，我马上让铺。

老威：你很少回四川吧？

万人敌：我还是不习惯过家庭生活。老威，晚上狂耍一盘嘛，宋二娃要来赌酒，老子非把他的嚣张气焰压下去。

老威：芒克三天前打过电话，说你与宋二娃已赌过了。

万人敌：还不尽兴。

老威：都脱裤子了。

万人敌：宋二娃就这德性，灌到一定程度就脱，把端菜的小姐吓惨了，他还追出去陪礼道歉。后来，朱胖子把他的裤腿点火烧了一只，他穿上后，还到处找缺了的裤腿。我有２０多年酒龄，从来没失过态。

老威：芒克说你们在比赛撕票子？

万人敌：都让宋二娃闹的。他骂我是地主，买了房子买车，买了车买楼，买了楼又挖空心思出租吃利息。现在那楼成了豆腐渣工程，利息没吃着反而背包袱，这不是花大钱买大罪受幺？真他妈哪壶不开提哪壶，都是钱害的。

于是我们都骂钱，像骂个婊子，我们把钱和婊子的祖宗八十八代都日了。可到头来，还是离不开。我提醒说：“文学搞得好好的，说是挣一把票子就赶紧上岸的。”宋二娃马上就接上火：“你上我就上。”我火更大：“龟孙子不上！”宋二娃说：“把票子撕了！”我说：“都拿出来摆在桌上！”我发誓我没醉，我一张一张地撕，先撕成两半，然后是四半，然后是八半，直到成了纸渣，我才又撕新的。我真的恨啊，又不晓得恨啥子，这世道，一拳头打出去是空的，但一收回拳头，总觉得一种无形的高压榨得人扁了，晃来晃去，四面八方都有人在监视你，等着你蚀本、垮杆、跳楼的那天，谁会挡你呢？我可能撕了很久，把大家的眼睛都撕绿了，我撕一下骂一声：“我叫你贪财！”我起码骂了几百声：“我叫你贪财！”宋二娃就没老子儒雅，他三下五除二，乱扯一气。

有一沓捆好的票子太厚了，他呲牙裂嘴地掰，没掰开，就用牙乱咬。狗日的一口钢牙，居然把那沓钱硬生生啃缺一只角，起劲嚼，当饼干吞下去了。我没啥可撕的了，连单据、发票、出书合同都粉碎，我一个念头想出家。最后我拿碗砸手机，被馆子经理抱住。我要捶他，朱胖子一汤盆扣在我头上。宋二娃早撕完了，又钻进桌子底下摸钱渣渣再撕。

老威：没人拦你们？

万人敌：大家都想撕。撕完钱就反上梁山。可笑吧，张嘴又是打家劫舍的文学幻想，唉，本来一只卤鸭子就够吃了，我何必要十只呢？

老威：一个鸭脚板就够了。而一群鸭子最好永远在天上飞。

万人敌：不可能。今天你只要一个鸭脚板，明天你连一个鸭趾甲也得不到。

老威：为啥？

万人敌：人多鸭少，还是塞进肚皮保险？

4.写手茜茜

采访缘起:

新世纪的风水一次又一次朝有利于女人的方向转，《绝对隐私》之后是《还珠格格》，美国伟哥刚刚登陆中国，《上海宝贝》就应运而生，以下三路的器官思维火透大江南北。

对此茜茜很不服气，因为她那操练了多年的笔力绝不在“美女作家”之下。“红颜薄命的古语早就失效了”，2000年4月27日晚上，在北京东四十条附近的一家日式茶道馆里，没丝毫红颜的茜茜对我叹息，“假如我能凭色相的话，早卖疯了。”

我不赞成她的愤世嫉俗，但能理解她的处境。她已做了五年多写手，二渠道兴旺发达时，为了按期交货，她曾连续奋战，每天写一万多字。据说像茜茜这样的写手，全国各大城市都不少，特别是北京郊县，分散居住着好几百。遇着风声紧，二渠道不景气，写手们就主动出击，什么业务都做，甚至包括博士论文、职称申报材料、记者的采访稿、领导讲稿、策划方案等等。

茜茜说：“女人比男人的社会风险更大，从写手到作家，一步之遥；从《还珠格格》里的公主到三陪小姐，一步之遥；从家庭主妇到另类宝贝，也是一步之遥。”

茜茜还透露：“以培养作家闻名的鲁迅文学院近年来沦为写手的主要温床。”

老威：茜茜，我们聊聊天？

茜茜：我累了，况且没啥好聊的，你不是书商，跟我没有供求关系。

老威：这样说就没劲了，我只是你男人的朋友嘛。

茜茜：你小声点，这是公共场所，周围都是耳朵。

老威：我晓得你要做业务，可也犯不着那么贱。

茜茜：我贱？

老威：别装了。你哪是写手，纯粹就是陪酒女郎，硬要吊人家的膀子，刚才酒桌上的八个人起码有四个摸你的屁股。

茜茜：12亿人民都摸我的屁股又咋样？

老威：明星屁股。

茜茜：我看你有点变态，今天到此为止，再见不送。

老威：你男人到北京找你来了，他托我先给你打个招呼。

茜茜：他在哪儿？！好吧，楼上有座，我们上去谈。

老威：听你的吩咐。

茜茜：过奖了，我是受了你的挟持，才上来欣赏窗外的夜景。可这样一来，楼下的书商就不会买单了。人家还以为我们有一腿。

老威：我请客，包括下一曲《春江花月夜》，那弹筝小姐的日本和服真不错。明天就约在这儿，你和老邓聚聚咋样？即使做不成夫妻了，也要好合好散嘛。

茜茜：求你了，老威，改改管闲事的臭毛病，千万别让他找到我。

老威：你是卖稿子，又不是卖人。

茜茜：只要不见邓大佑，你让我干啥都成。

老威：人家千里迢迢从四川起来，在京城疯找了你半个月……

茜茜：半年里他已来过两三次。这东西别的本事没有，认起路来赛过狼狗。上回他查到我的行踪，就让一个陌生人冒充书商给我打传呼，说要编一本《党的战士司马南》，我在电话里讨价还价了半天，敲定每千字40元，资料由对方提供。接着，我应邀留了地址。

老威：第一次通电话就留地址，你的胆子还不小。

茜茜：我一个穷写手，长相也不勾人，怕啥况且，我留的是住处附近四川饭馆的地址。到了约定见面的第二天中午，我还拉了合租房的两个女孩一道。饭馆很火爆，我们预订了个靠窗的包厢，隔着玻璃就能看清楚大马路上的一切。北京这城市，大得毫无道理，我住在昌平的西三旗，靠五环了。我们三个女孩耐着性子坐等，谁也没怨言。因为对方说住西客站，从那边绕过来，即使不塞车，都得耗两小时在路上，相当于从一个小国到另一个小国。肚子早咕咕叫，我们就先点两个小菜，聊天充饥。玻璃外的出租车不断有人下，司马南的人头却始终没浮现。

老威：假书商也叫司马南？

茜茜：接头暗号。因为初次见面，就在电话里约定：对方一拢馆子门，就高举某某彩报，上面头版登载篮球大小的司马南头，通栏标题为《正义战胜伪科学》。

老威：还很有诗意嘛。

茜茜：我老公就是写诗出身。80年代，还是师专诗社的负责人，后来发配到镇上教中学，他又把整班学生都发展成诗人。那时我年轻，崇拜他，死追着嫁给了他。我私下觉得，他更适合演电影，由于怀才不遇，他才经常在现实生活中来点电影情节。我没料到，这次他玩起悬念来了。他后来告诉我，他凌晨5点就出门，从西客站步行到地铁口，又在积水潭转了一趟车。拢这儿还不到8点。他见太阳明晃晃的，就躲到路边麦地里，躺着喝了一瓶啤酒。借着酒兴迷糊了一会儿，想着海子生前就住在昌平，也经常大清晨睡在麦地里喝啤酒。难怪诗人、画家和写手在这儿租房的多，恐怕都想沾点死人的灵气。他就这样心潮澎湃地给他老婆设套，成心丢人现眼到底。10点过，他钻出麦地，在街上晃荡了近4个小时，据说好几次，他就站在玻璃外与我对视，两人相距还不到三尺远。

老威：你连自己的丈夫都认不出来？

茜茜：邓大佑也这么说。可直到他进了包间我才认清楚。原来他没把司马南举在手上，而是直接蒙在脑壳上。不光我们，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个怪物，谁也没想到同自己有关，因为昌平住过几拨搞行为艺术的。当时已近下午两点，我们实在熬不下去了，才在服务员的催促下磨磨蹭蹭地点菜。这个可恶的邓大佑，他居然把司马南的眼珠子抠掉，并透过那洞贼溜溜地观察了我两分钟，才扯下纸面罩煽风，夸我血色好。我当然血色好，我差点就气成脑溢血了。想走，又被另外两女孩扯住，人家已经陪了我两个多小时，这客只有我请。点了满桌菜，我一点胃口都没有。邓大佑的全部行李，就是从路边拣的塑料袋，内装两瓶啤酒（一瓶空的）、一条内裤、一本《严新功法研究》。可他一点不自卑。我晓得，他哪怕成了叫化子也从不自卑。他说：“我是专程从四川赶来，与你一边挣钱，一边夫妻双修，这本研究严新的书，是我吃素7年，呕心沥血之作，肯定能卖大价钱。”

老威：你丈夫适合在北京混，他这把行为艺术把许多人都盖了。

茜茜：老威你心态不正常吧？寻开心是不是？

老威：不，邓大佑比我们都清醒，他这一系列行为里贯彻着非常自觉的消解现实的观念，他以编有关司马南的歪书着手约会，然后在海子故居的麦地里模拟自杀前的思考，死而复生走出麦地回到现实，用司马南的眼珠子审视外出已久的老婆，接着又是与老司对立的严新和吃素。

茜茜：可惜你不是邓大佑的老婆。

老威：据说北京郊区某村的艺术家，有一天黄昏集体上街头手淫，结果13个人全被警方拘留了一夜，引起海内外舆论的骚动。这都是被名利心憋坏了，才出此下招。“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前，曾与13个门徒举行最后的晚餐，”艺术家们在局子里这样对警察解释说，“我们13个手淫者就是耶稣门徒转世，这是一场现代的欲望晚餐，我们中的有个人只脱裤子不手淫——他象征叛徒犹大。”

茜茜：邓大佑如果有一半这种心思，也不至于在农村小学熬这么多年。当着外人我又不好煽他耳光，只有接下他的手稿，盼着快快结束这丢人的午餐。两女孩边吃边用手朝鼻子扇风，嫌我老公臭。

老威：这么不给面子？

茜茜：他的确脏，脖根子一层油泥，身上那件香港回归纪念衫已成抹布，胸前的紫荆花同油菜花差不多。我领他回去洗澡，准备等他干净后再问问家里的情况，孩子由谁带着。可我刚开口，他就倒在床上打呼噜，擂都擂不醒。一直到晚上10点他抠着眼屎起床了，到处翻东西吃。我给他下了一碗面，他轰轰几口就下肚了，然后像伟人一样背手，反拿面碗，念念有词的散步。

老威：现在他正在盲流诗人蒋大器家散步呢。

茜茜：他一直都阴阳颠倒的，本来这算不了啥，可他通宵走来走去的。如果忽然刹步了，肯定顿悟出亘古的的秘密，例如“我们正跨在时间的裂缝上”。

老威：他在蒋大器家也唠叨过这句话。

茜茜：有天晚上，趁我睡着了，他跑到大街当中拦住巡警，也告诉了人家这个秘密，结果被请进了收容所。警察问职业，他说从事严新功法研究，这可不得了，邪教啊。他被关了几天，供出我这个同伙，就领着警察上门了。幸好我三证齐全，才没出事。这回我下了狠心出钱找民工把他扭送上火车。否则死缠下去，我没法干活。

老威：你把女儿丢给邓大佑，一个人长年在外头漂，这像个母亲么？你丈夫显然受了刺激。

茜茜：谁刺激谁呢？

老威：瞧你这一脸无辜。据说你曾当着邓大佑与情夫乱搞？

茜茜：你这张吃屎喝尿的嘴！好端端的一段情被你糟蹋成这样！

老威：你太骚了，自己丈夫来了，即使有外遇也回避一下嘛。

茜茜：政府都管不了的事，你起啥子哄？告诉你，我与他的夫妻关系早就名存实亡，就为了这个，我才离乡背井的。他吃了七年素，开头我顺着他，虽然我们都是农村小学的教书匠，营养差、缺乏吃素的环境。

老威：他信佛吧？或者是个环境保护者？

茜茜：他啥都不信，他是为了诗歌才吃素的。

老威：我读过邓大佑的诗，分辨不出晕素来。

茜茜：那你太马虎，他的诗的确干净，越写越短，最后短得像日本料理，两行，或者一行就是一首，比如：“马儿长草，跑进风的排骨”。他说这是经过减肥的诗，只有素食者能写。唉，自己的男人有这么远大的理想，我岂能不支持？你不晓得，中国不比国外，有很多素食馆，品种多，做工精，说不定素比晕营养成份更丰富。中国就没有吃素的店，偌大的北京也没有。庙里的素餐，都统统取些晕名字，像豆腐亁做的回锅肉、炒肉丝等等。邓大佑是个彻底的人，那张嘴像个科研单位，每顿饭都要细细琢磨。我们在乡下，除五谷杂粮和蔬菜，就没别的可吃。一个地方的水土决定了肠胃，你不吃肉，肯定痨。痨得清口水朝上翻。红光满面的邓大佑吃素一个月，就菜青着脸；上了三个月，腰比我还细了。每当肠胃捣乱他就盘腿打坐，念念有词。核桃大的喉包和青筋呵！为了照顾他，我把女儿都送娘家了。他一门心思应付素食麻烦，性生活能力每况日下，最后连老年人都不如，一个月一次还赊账。有一回，我光着身子在床上等他，他摸过来，做了个骑马的动作就下去了，大热天还替我把被子盖上说当心受凉。我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女人，跟一个没人性，不晓得冷热的木头混日子，还不好意思出去说。

我第一次外出打工还很有报负，利用暑假到成都，想报考记者。几家报社都去应聘了，明明笔试口试都不错，却盘盘落选。经人点拨，我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原来考记者也“以貌取人”，脸盘子不亮，才高八斗也白搭。爹妈给了我这付平淡的相貌，经过修饰打扮，虽然属于“耐看型”，但太委屈自己了。正垂头丧气要认命还乡，不料熟人捎来消息：邓大佑在家辟谷，差点出人命，现在县医院抢救！我连夜赶回去，邓大佑到底从休克中醒过来。

我守在病床前等待他好转，医生叮嘱要加强营养，可他连蛋、奶也不吃，营养从何来？喂和灌都试过，他直接就喷出来，插管子输入，他就一次次反刍。这条犟牛！我气哭了，说：“你不想活为啥还要搞个女儿摆起？你不管，我也不管了！”

他说：“我辟谷七天，除了清水，粒米未进，已有点灵魂出窍，感觉轻飘飘的，啥子都看穿了。这个人吃人的社会，胖子总是占优势，那些当官的个个都像肉球，滚来滚去占大伙的空间。我一看见肉，不，一想到肉，就气紧，就累赘，太挤了太挤了。女儿也是我和你挤出来的。”

跟这种东西，还有啥好说的。我心一横，决定告别过去背水一战去奋斗。先在成都租房当写手。94年那阵，二渠道的书好发，读者就像一望无涯的猪头，见着花花绿绿的封面就哄抢。花两三天时间，用剪刀加浆糊传出来的臭书，也能呼啦啦地卖两三万。引我入门的朋友说，这世道，只有码字挣钱不认脸蛋。初次接活儿，我非常老实，夜以继日苦干，成天窝在屋子里披头散发，面包啃得牙腔出血，就这么爬了一个半月格子，20多万字，把人皮都熬脱一层，人家还嫌手脚慢，耽搁了工期。原说好30元1千字，但书商审稿罢，就开批斗会说你的读者群年龄为17岁至87岁，懂不懂？接着是构思不客观，细节不煽情，催泪弹远远不够。最后是工期拖长了，写得再好也抢不了头彩，所以要刹价。我气哭了，那色鬼却借安慰为名摸胸脯。莫办法，钱和协议都在人家那儿。天长日久，我吃亏吃出经验，速度就快了，一天硬写也一万多字，写疯了能出两万多字。94至96年是二渠道黄金时代，活儿多得接不赢，我们就几个人牵成流水线。甲专门查资料，把参考书可偷可抄可改编的东西剪下来，按前后顺序编号；乙专门想结构，写过渡，连结上下文的段落；丙全盘贯通，润色定稿。真他妈邪，你越乱整，书越畅销，一旦有认真创作的念头，肯定就卖不动啦。最近流行的《上海宝贝》，就是乱整出来的，啥子屎盆子都朝脑门扣，什么“我今年18，却有81岁的阴道”，女孩的阴道老成这样就成恐龙了……这就是卖点。

老威：《上海宝贝》好歹是创作，跟编编匠还是有区别。

茜茜：作家比写手前卫，这就是区别。我编过若干下三路的书，不敢署真名，怕丢脸。现在风向转了，没钱没胆找三陪，读《上海宝贝》过干瘾也不错。

老威：你眼红吧？

茜茜：也许。写手当久了，啥书都差不多。

老威：你编过哪些书？

茜茜：琼瑶、金庸、古龙、三毛、卡耐基、比尔·盖茨、《心灵鸡汤》续集、《猫王妙语》、《星运大全》；还有成功学、商战记实、官运、中美关系策略、卡通图书、歌迷金曲等等。《教父》火爆时，我们就传《教主》、《教皇》、《教母》、《教子》，三、四天就出一本，作者都是同一个马里奥·普佐。奥修火爆就传奥修，直接以他老人家之名大编特编，直到弄烂为止。有本《奥修》大传就是我主笔，署名却是奥修亲随门徒，印度的穆罕默德·莫迪达斯。

老威：了不起，连宗教家的传记都能编。

茜茜：只要给钱，太空人的传记也编。每本奥修的书中都有生平，有的还列了年谱，再加上甘地的、泰戈尔的，反正印度人写东西都一个调：优美快活、有悟性、有神性。逼急了，我还抬了两篇泰戈尔的小说进去。我想中国人这么变着花样捧他，奥修会很高兴。

老威：你的水平是二渠道公认的，这些年一定发了吧？

茜茜：发个屁。漂在外头，开销特别大，竞争也激烈。现在住通县的写手，许多是鲁迅文学院毕业的，操练上来了，就会爬上我们的头。书商们还喜欢找风骚的娘们，我嘛，渐渐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老威:这想法不错，我看邓大佑虽然人有点恍惚，但心肠好，对你一腔热血。你就再见一面，选成都定居嘛。你利用老关系，继续编书，他给你查资料，轻轻松松地过生活咋样？

茜茜：你刚才还是个臭流氓，咋一下子变成党支部书记了？

老威：妇联主任。你虽然长相平平，但在书商界也浪得风流之名。早把邓大佑欠的那点老账赚回来了。该收心了。

茜茜：邓大佑还会闹事。

老威：听说他已开晕了。

茜茜：上次在收容所呆了几天，被里面的牢头把肥肉用筷子捅进嘴里。呕吐要挨打。青菜全被抢吃光，连饭也用捣烂的肥肉搅拌过。这一套，连正常的回民都扛不住，何况文弱书生？邓大佑出监后特迷恋肉食，胃口越好，他的罪恶感越重。他再次进京时，我搬家了，他就直接露宿在昌平街头，要找一个散文家，叫苇岸，也是素食者。

老威：苇岸已经死了。

茜茜：我晓得，苇岸瘦得同邓大佑差不多，我看是饿死的。癌症晚期时，医生和亲友劝他开晕，补充营养以抵抗病魔棗他屈从于一片善心，倒在临终落下永远的遗憾。邓大佑将他引为知己。

老威：苇岸有孩子么？

茜茜：没有。我后悔跟他有了一个孩子。现在啥也顾不上。我不能见他，再纠缠几盘，我的业务真的没法做了。老威你发善心，为啥不把邓大佑领回家去？

5.同性恋者倪冬雪

采访缘起：

1998年6月19日夜，我几经周折，终于在两位底层摇滚乐手的引荐下，结识了同性恋群落中的先锋派人物倪冬雪。倪34岁，学历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公开或半公开的同性恋史达10年以上。

在成都磨子桥一带，各类娱乐场所密密匝匝，其中有一座内部环境清幽的酒吧，为同性恋者不定期聚会的“天堂”。倪冬雪经常浓妆艳抹地出没其间，被圈内朋友称为“俏女人”和“理论家”。

老威：我这是第一次走进同性恋者的群落，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刺激。在这个酒吧里，灯光挺暗，酒客也挺安静，音乐，是喜多郎的《天界》吧，若有若无的。这种氛围适合谈心，超越现实的谈心。我想，你，我，虽然是经朋友介绍在这儿见面，但是……

倪冬雪：似曾相识？

老威：不，两个匆匆过客。在这里见面之后，你留在这儿，我走开，回到自己熟悉的世界。我不是记者，我虽然带有录音机，可我不会让媒体炒作这件事。这个俱乐部让我挺受感动。

倪冬雪：请你不要用“俱乐部”这个词。中国还没有欧美国家那种公开的同恋者的俱乐部，我们只有一些经常聚会的场所。在这里，我们感到放松，当然我们也欢迎新朋友加入进来。

老威：可我不是同性恋者。

倪冬雪：这没关系。现在，你把手放在我的手心上，把眼睛抬起来看着我。不要回避，你不是个男子汉吗？男子汉就别回避任何东西。我在追求你，我的心里很疼，充满柔情的那种疼。我是个女人，可我母亲把我的外形错生作男人。不，我的外形也不象男人，特别是现在，我没感觉到我身上有男人的器官。

老威：你在触电？在触电中改变自己？

倪冬雪：我在颤抖，请你抓紧我的手。我不会投入你的怀抱，那样会彼此伤害。这是公众场所，我不会忘记这是第一次，不知是否还有进一步的幽会？你在怜悯我吗？

老威：我怜悯你。

倪冬雪：男女之爱不是怜悯，是互相占有，这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在结婚之前都山盟海誓，结果又怎样？家庭、孩子、财产，然后是坟墓……

老威：不是坟墓，是人类围绕世代繁衍建立的秩序。

倪冬雪：请别打断我！男女之爱首先是交配，生存法则就是建立在交配之上！而同性恋首先是怜悯，我们都是弱者，都是羔羊，我们需要从精神上依偎在一起取暖。这是一种宗教。我想在出生之前，我们就是不知不觉地依偎在一起，后来，又不情愿地来到世上。我被定性成男孩，传统和社会要求男孩勇敢、坚定，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我做不了，我的本能在反抗这要求。我从小羡慕女孩子们手挽手地逛大街，可我试图挽着男孩子的手走路时，却被甩开了。身体发育到一定阶段，我为下身那东西莫名其妙地勃起而羞愧。为遗精，我悄悄哭了许多次。后来，我开始对女性的器官发生兴趣，我抑制不住冲动，就窥视女厕所，女浴室，还偷别人晾在太阳底下的女内裤和衬衫，我一次次被痛打，被关派出所的黑屋，最后终于以流氓罪被判了三年徒刑。不知为什么，我下意识地渴望挨打，被踩在地上，胁骨痛得钻心，我却感到一种虚脱的快感。那时候，不，几乎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的同性恋意识还没觉醒，我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流氓。在劳改队那个真正的流氓成堆的地方，我原以为活不出来。不料，却得到意外的照顾。犯人组长是个大学生，喜欢研究佛罗伊德，我从他那里，才知道我有严重的身心缺陷。

我这叫“身心缺陷”吗？许多犯人喜欢看我，摸我，特别是在公共浴室，大伙都傻傻地瞅我细皮嫩肉的裸体，夸我的臀部又圆又大。我拒绝了数不清的私下求爱，自卑的同时感到满足。当然，求爱的劳改犯中，也不乏浅薄、势利之徒，有的家伙直接提出与我发生肉体关系，报酬只是一份肉或一双解放牌胶鞋，我的回答是指着伙房附近的猪圈：“找老母猪去吧！”

其实我偷偷地爱着犯人组长，可他同你一样，不是同性恋，他讨厌我的女气，我就强压着那股柔情，他的刑期是八年，我真愿意自己也判八年，厮守在他身边，为他洗衣裳，听他训话。他为人正派，小组会上的开场白常常是：“大伙业余时间可以多看看书，学习知识，争取早日回归社会，不要闲得无聊，就围着人家倪冬雪转。”听着这话，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家不围着我转，我不成了他一个人的？

有天我往工地送饭，两个同行的犯人在半路上抱住我……就这样我被鸡奸了。许多报刊都登载过猎奇文章，认为同性恋就是鸡奸的代名词，这是很混蛋的。我一点也没感到鸡奸的快乐，除非两情相悦。我从小懦弱，憎恨男人式的暴力，所以一旦被人强迫鸡奸，肯定不惜一切反抗。这一招，把不少只对我肉体感兴趣的男人搞懵了，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会快活得象畜牲那样嗷嗷叫。

我提前半年出狱，想到要和组长永诀，内心充满无法填满的虚空。临别之际，他将佛罗伊德的《释梦》送我，叮嘱我学习上进。我永远记着他的话，他是我的初恋，这么多年，我一直记着他，常给他写信寄东西，直到有一天，所有的邮件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梦成了泡影。我痛定思痛，开始自学，三年后，直接考取了心理学研究生，方从创伤中自救出来。

老威：你的故事很动人，我在逐渐被你俘虏。说实话，我以前没想到同性恋会这样，直到读了已故作家王小波和李银河合著的一本同性恋者研究，方部分纠正了对同性恋的偏见。我算个知识分子，从理性上，我几年前就接受你们了，但从生理上，我依旧排斥。我同大多数男人一样，性别意识太强，占有，霸权，你批评得对。前一晌，你肯定知道轰动一时的“人妖事件”，他们模仿泰国的人妖，在不少城市的夜总会走穴，载歌载舞倒也罢了，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掏出假乳房示众。

倪冬雪：这当然加深了公众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和敌意，可人妖不等于同性恋。人妖首先是商业的产物，“他们”一心想利用通过药物刺激而在自己身上凸现的女性特征赚钞票，这同明星走穴哗众取宠没什么两样。希望你不要用扫兴的话题来影响我们之间的气氛。

老威：对不起，请你继续讲。

倪冬雪：中国几千年都是异性恋社会。当然在志怪或市井传奇里，常有同性恋的描写，可都被当作恶习，痛加鞭笞和嘲讽。因此，我很珍惜今天这种较自由的空间，这也是商业带来的好处，谁也用不着多管谁的闲事。你看左边那一对，年近不惑，都离过婚，蓄胡须的是画家，小巧玲珑的是下岗工人，按世俗的观念，他们绝对走不到一块；前面的一对，门当户对，都是工程师，都搞建筑设计，却都没离婚，看那促膝谈心的火候，早把孩子老婆抛到脑后了；其他人要年轻一点，由于各种公开和潜在的压力，同性恋史一般不太长，一两年、三四年、几个月不等，极少有超过五年的。当然，朝三暮四的也不少，可同性恋圈子太狭窄，伴侣不可能三天两头换。我是同性恋中的“先锋派”，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同性恋倾向。

老威：我有同性恋倾向吗？

倪冬雪：我们有非常良好的开头。现在你看着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不管你把我看作什么，一个朋友，一个陌生人。你得承认，你很久没进行过这种谈话。而我，把你当作一次艳遇，两个挺弱的男人或女人，两条狗互相依偎、怜悯、嗅着对方身上熟熟悉的汗味。当然，

这是酒吧，下次，我们最好找个野外，凉风习习，我们相互拥抱着，我会背诵惠特曼的《草叶集》给你听。

老威：惠特曼将提醒我做个充满生物欲望的男人，“粗壮、肥胖、多欲，快乐地吃着喝着直到死去。”

倪冬雪那有什么关系呢？你做男人，我就做你的女人，在你这一生中遭遇过的若干女人中最特殊的女人。看你的眼睛，你没有一直刚强下去的意志，你在躲闪从我这儿开始，一道门将意想不到地开启，你走下去，你还会遇见形形色色的同性恋者，你没有一直刚强下去的意志，说不定到一定火候，你的心理会改变，你会要求变换角色，做一回女人，体验一下柔情之美，乳房和子宫的生长之美，造就你的环境终将会彻底翻过来，再没人强迫你做男人，做丈夫，承担你承担不了的社会责任。你的眼泪会多起来，对风、对云、对草、对水中的落叶流泪，像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结合体。多愁善感不合时宜，但在同性恋的圈内，你就尽管不合时宜吧。

老威：你结过婚吗？

倪冬雪：你指的是现实婚姻还是精神婚姻？现实的婚姻有过一次，是我导师的女儿。新婚之夜，我顺从生理反应，勉强行事，也没书上介绍的快感和高潮，她却怀孕了，这使我感到有罪。坐牢时我没犯罪感，但让老婆怀孕令我深感罪孽，后来我们平静分手了。

老威：在北京，纪录片制作人吴文光家里，我曾见过由男变女的舞蹈家金星，她在1995年经历了三次痛不欲生的大手术，已彻底变性。当时，我没敢唐突与她搭话，因为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她同你一样，从小就有成为女孩的潜在愿望，可最终使其斩断男缘的是舞蹈，舞蹈属于女性，要象邓肯那样跳到老跳到死就必须成为女性。不知你对这种极端荣誉感怎么看？你是否想过做变性手术？

倪冬雪：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过有关金星的报道，从肉体上变性，无异于下地狱，但赫拉克利特说：“向下的路也是向上的路”，在但丁的《神曲》里，穿过地狱和炼狱就是天堂。金星是同性恋中的英雄，她站在天堂般的舞台，接受观众的眼泪和欢呼，而现实生活呢？现实生活是否是地狱？金星说穿了还是男人，因为只有男人才把艺术、荣誉看得至高无上。而“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将顺从自己的天性向前淌。我这辈子吃的苦或许比金星多几倍，而且完全没有回报，可我将顺从天性。我的母亲，母亲的母亲都是这样，从地上淌过去，没人会记住她们。你看，我的眼泪又上来了，有时候，我真想哭，不为什么，就象个真正的女孩子，站在风里，月亮里，情人的面前，无缘无故就哭了。同性恋的世界不是通过舞蹈能够表达的，因为现代的舞蹈不象远古，可以一个人、一群人、裹着兽皮在旷野里跳到天亮，可以不要观众，尽兴地想怎么跳就怎么跳。现代的舞蹈首先是舞台和观众，这是功利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同性恋，是私下的，一对一的。我为什么要做变性手术呢？

老威：假如将来有个男人想娶你呢？

倪冬雪：如果你想要我，我有可能做。但那要很多钱，我想，即使我俩倾家荡产，也花不起这钱。我不明白，为什么男人不可以娶男人呢？欧美某些国家已有相关法律，中国早晚也会正视同性恋问题。你会提出组建家庭吗？我不反对，我还能在圈内为我们找到证婚人，甚至还可以领养孩子。

老威：两个男人长期同居会打架的。

倪冬雪：我不会还手，我乐意你打我。

老威：而且还将失去彼此的吸引力，到最后无话可说，这种“婚姻”是对精神的伤害。你的肉体对我没引诱力，但我喜欢听你谈话，喜欢你的坦率和真诚。你说我是广义的同性恋者，我不反对；可我过不了那个关口，男人与男人亲吻太……可怕。

倪冬雪：我是女人，我要为你变成女人。

老威：我有女朋友，年底要结婚。

倪冬雪：我要充当第三者。

老威：这是徒劳的，即使你有钱做手术变性。我不是一个怕惹麻烦的人，现在，我已习惯了这酒吧的氛围，让我们回到开头，两个陌生人“一见钟情”式的对话。

倪冬雪：我注定是悲剧人物。再过十年二十年，人老了，就没人与我“一见钟情”了。你看我的掌纹，一团涡流，找不到出路。但是，我会，我会珍藏每一段记忆，我爱过你，我不会恨，学也学不会恨……我的嗓子眼都被泪水堵住了，你却无动于衷，可见你有多么残忍，残忍，你怜悯我吗？

老威：怜悯。

倪冬雪：你爱我吗？

老威：是的……爱你。

倪冬雪：你却不敢承担责任，你怕社会偏见，阮玲玉就是被舆论杀死的。

老威：你冷静一点。

倪冬雪：你怜悯我吗？

老威：怜悯。

倪冬雪：上帝式的怜悯，又高又冷。你爱我吗？

老威：爱你。

倪冬雪：居高临下的爱，你吐露这个字眼时，象站在悬崖边向深渊吐一颗枣核。你对多少人说过“爱你”？

老威：不下一百人。你觉得这种谈话，还有必要进行下去吗？

倪冬雪：有必要永远进行下去，象惠特曼漫无边际的诗歌：“女性与一切属于女性的，生自女人的男人，子宫，乳房，乳头，乳汁，眼泪，欢笑，哭泣，爱的表情，爱的不安和兴奋，声音，姿势，话语，低诉，大叫，食物，饮水，脉搏，消化，汗液，睡眠，散步，游泳，臀部的平衡，跳跃，斜倚，拥抱，手臂的弯曲和伸张，嘴的不停的动作和变化，两眼周围的不断的动作和变化，皮肤，晒黑的颜色，雀斑，头发，一个人用手抚摸着肉体裸露着的肉时所引起的奇异的感觉，血液的循环和呼吸的出入，腰肢的美，屁股的美，往下直到膝盖的美，在你的身体中或我的身体中稀薄的鲜红的液汁，骨头和骨髓……”

老威：这是《我歌唱带电的肉体》！冬雪，你的声音真不错，有一种催眠的魔力……现在，想起你乞求着的爱，我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也许走出这个酒吧，我就没这种感觉了。这个社会，这茫茫沙漠一般的人群，没有怜悯，惠特曼就是怜悯……他太阳般的慈爱无所不在……原谅我，真的，你对我太好了。

倪冬雪：我可以吻你吗？

老威：好吧……就这一次。

倪冬雪：最后一次。

6.多余的人高歌

采访缘起:

高歌最早活在一首著名的莽汉诗里。1985年夏天的某个下午，他跟一个熟人到涪陵旧家来看我，一进门，就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某某诗里的那个高歌。”

后来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可关于他的种种传闻，总是在江湖上一传十，十传百，直到时过境迁，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化为泡影。

高歌和许多那个年代口头流传过的东西都化为泡影了。所剩下的，只有实实在在的生存问题，落魄的高歌为了打翻身仗来到成都，布满血丝的赌徒的双眼，令人想起发迹前的希特勒。软弱、敏感、自嘲、善良、神经质以及筋络暴突的双手，都在暗示他的血里淌着某种他自己也说不清的东西。“多余的人想做不多余的事，”1999年9月9日，一个世风日下的晚上，刚从麻将桌上撤退的中年高歌抖着瘪瘪的衣袋如是说。我赶紧如实记录，并采用做这篇谈话的标题。

老威：终于见着你了，高歌，状态咋样？

高歌：你这种问法不对，我根本就没在状态上。

老威：来成都多久了？

高歌：大半年了，我租了房子，在肖家河，那是个乌云弥漫的地方，遍地发廊和药店。我是没办法，才找妹夫从银行贷款，从几千里水路浮上岸做书生意，与老同学马疯子合作，弄《画说情歌》。书生意我摸不着门，但情歌有门，我弹了半辈子三弦和吉他，是好几位诗人的音乐师傅。

老威：这书能赚么？

高歌：肯定能，都是些骚得裤裆起火的东西，不把嫖客的钱哄些出来？

老威：嫖客都是实干家，买屁的书。

高歌：那我就自己上夜总会推销，娘卖×。其实我也不晓得这书赚不赚，马疯子是老书商，他说赚，不赚也不行。万一亏了，我就不回酉阳了，永别了，糟糠婆娘！永别了，嗷嗷待哺的黄脸儿子！我一不做二不休，我朝汶川羌寨跑，我沿着公路一直跑过红军长征的草地，我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少数民族，把藏族民歌发扬光大……

老威：你说话太情绪了。

高歌：只能这么想。老威，没有退路了。我贷了五万元，耗掉了大半，还没一分钱的回报。担保人是我妹夫。我前半生太平庸了，臭大学毕业回乡，丢掉公职，在歌舞厅鬼混，经常弹高雅的外国民歌去伺候比我平庸十倍的酒客和舞客。赌桌、酒桌、大街、单位，我在哪儿都多余。早晨起来伸个懒腰，连空气都在嘲笑我。老婆不孝敬我妈，我就满县城追着打，造成轰动，只有这时，我才显得与众不同。唉，骨头发霉的日子，我已四十多岁，该做点事了，就抱着贷款出来。二渠道做得好的书商，几乎都是南充师院的同学，80年代的文学梦没得逞，就愤世嫉俗地弄书，不小心真发了大财。这很有些号召力。在成功书商的外围是写手，我来得晚，算第三梯队。

老威：贷款的压力很大吧？

高歌：压力太大，大过头了，就没逑压力了，反正人一个，一根，把老子啃了？我后悔没多贷些，几十、上百万，只要能搞到手，就是本事。牟其中耗掉国家几个亿，明明是蛀虫，还开公司，吹嘘自己是爱国者，要为中国建第一艘航空母舰。老百姓头脑简单，牛皮只要吹破天，大伙自会热泪盈眶，人民的眼泪就是黄金白银！你有熟人吗？我再贷一点，你出关系，钱平分。

老威：话虽说得歹毒，但是高歌，你心地善良，不是骗子的料。

高歌：做横财梦的不止我一个。我在肖家河的租房，现在已成公寓，谁都可以一脚踹开，睡在床上不起来。大家都彻夜空吹，被一笔笔虚无的横财搞兴奋了，就下楼啄碗小面。比如写手张死兔，突然一擂床沿，蹦出一个探险选题，于是聚众海吹：“啊，这本书，发得好的话，绝对二十万本，我少说也赚四十几万。”大家争着考证，一致认定是这么多。于是张死兔就神了，不再是剪刀加糨糊，三天弄一本书的编书匠了，他已发财了。趁着他还没从云端里掉下来，我们一齐呐喊“请客”，因为他腰包里两千块钱定金才输掉一半。

老威：肖家河的路边店子便宜，请不了几个钱。

高歌：上边嘴好请，下边嘴不好请。

老威：还请嫖？太奢华了。

高歌：跟优秀书商学的，他们勾兑关系上夜总会，没搞也给小费两百。我们这拨穷后备军，阔气不了，上上发廊总可以。书商都是这样起步的，租房作写手，到发廊按摩。洗了大头洗小头，打盘手锤，三十；吹箫，五十，出浆才算数。必须给神经病讲好，先付账，否则他卵蛋一瘪，梦想破灭，必赖账。我楼下的发廊妹，人长得有点怪，但奶大，嘴上功夫远近闻名，连许多大款书商都借看望我们为名，去一次次光顾，××还搞起瘾了。

老威：高歌啊，你咋能同这帮小混混搅？你有妻儿老小，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高歌：一个人的时候，我也这么想，可我很少一个人呆。除了跑印刷厂，我连校稿子也眼花，我提前进入老花加青光。我整个人在飘起活，吉他也不弹了，除了赌，就是嫖，然后追悔莫及。我提醒自己要节约，可这根肉筋不肯节约，通常的折衷方式，就是几人合伙捉个鸡回来，轮着日一晚，几百元炮费分摊。唉，一个人在床上哎哟连天，几套器官围在床边眼巴巴地守候，斯文扫地。我常常感到与小年轻有代沟，当着人搞硬不起来，不得不下马。事过之后，那玩意儿又翘得比谁都高，“你不争气！你不争气！”有一次，白交了钱，我肉痛得左右开弓，扇了鸡巴几耳光。我大喊一声：“太监万岁！”吓得五个人齐刷刷地从我的床上跳起。受不了，一把年纪了，还挤在一堆臭肉中间。

老威：你还有点忧患意识嘛。做生意，首先要清理环境。

高歌：环境清理了，我还不习惯。马疯子说：“正事想不起高歌，玩就想起高歌了。”我为人随和，自然而然就成了三陪先生。前几天，我的同乡青铜追着我的脚迹也来成都，他是这儿住过的唯一一位饱读诗书的秀才，他父亲是解放前整个黔江地区唯一的清华大学学生，为了社会理想，回乡办教育。而青铜在80年代的名声绝不亚于乃父，他搞诗歌批评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坐了一把交椅，我与青铜促膝夜谈，兴奋惨了。为了他的光临，我破天荒换了床单，并用我的瘦脊梁骨筑起长城，把两个打鼾的屁儿虫隔在外头，让青铜一个人睡两个人的宽敞地方。

老威：青铜我熟悉，他的文本批评影响了一代人，不知啥原因，89年以后就罢笔了。许多朋友鼓励他出山，去年我回涪陵看女儿，还磨了一番嘴皮，他只淡淡地说了句：“九十年代没评头，被废掉了。”

高歌：我看他才被废掉了。

老威：此话怎讲？

高歌：后来才晓得，他整整在家打了十年小麻将，每晚都是十几二十元的输赢。就这样耗，不仅不读书，连大山外的变化也麻木了。看上去红光满面，比十年前还年轻了十岁，可中看不中吃。

老威：这样议论朋友？

高歌：他把我坑苦了。我是废人，别人打眼一看就晓得，偏偏他这个废人，显得有大用处。我陪他见了不少人。80年代搞文学一窝，现在既然有意入商业的伙，大家自然好酒好肉好话款待。诗人柏桦自告奋勇，充任青铜的通俗书向导：“没问题！以你青铜在80年代的名声，好多老读者都要认账，你有比天高比海深的才，搞通俗东西简直委屈了，你一入这个门道，我老柏桦只配给你鞍前马后跑腿，而一大片写手只有下课。”青铜还在犹豫：“我真有那么大的能耐？”马疯子鼓起眼吼道：“高手！哥们儿！进来搞，进来分钱，你的老套筒一挥，粗气都用不着喘，几千上万就到手了。妈哟，你哪是文人，纯粹是一个戴眼镜的抢劫犯，我们这些发书的甘心让你抢，多抢几盘，还是用不着喘粗气，一套20万元的房子就过户了。”青铜小地方来的人，哪听过这种海口，当即与马疯子、柏桦成为拜把兄弟，并挽袖跃跃欲试地请战。谁知茶楼外阵阵喧哗，原来又进了一拨崇拜青铜的书商，都是旧人，而现在拎手机、包二奶、开桑塔纳，动不动就盛情邀嫖。青铜暂别马、柏，由款爷们领着驱车去郊外黄龙溪，在经常拍电影的百年老镇连放几炮，周身通泰，险些同鸡妹产生危险恋情。幸而露半截屁股之际闻得手机响，原来是老婆催促回乡，并告之“孩子失踪”。青铜尿筋被闪断，一改温文尔雅的多年伪装，咆哮如雷：“都是你这鼠目寸光的瓜婆娘害的！早出来闯两年，房子车子都有了！”情绪调动起来了，马疯子和我在酒桌上把《画说情歌》交给青铜，嘱其点评。一共200首，每首只需几十百把字。“杀鸡用牛刀，”马疯子打个臭嗝，点了四千元，“一点小意思。”

第二天，我酒醒了，一算账，平均200元一千字，算特级稿酬。可不识趣的青铜还天天打电话，要“待遇与名气成正比”。事业单位呆久了，以为名气也是铁饭碗，能端一辈子。

老威：只要写得好，这点投资也不算啥。

高歌：他回家生搬硬抠了一个月，把稿子寄来了，并严正声明“一个字不准动”。那信中口气，犹如皇上颁发诏书。马疯子连灌三天闷酒，闷屁一放，终于爆发到脱光衣裤，在街上走来走去把青铜祖宗十八代日了个遍。我念一句他的“点评”——无须考证，是唐人诗句化此歌，还是歌在先，诗在后？如此健康美丽的句子用于“强人”、“做喜”，却大煞诗情，有损歌风，亦伤民风。

老威：没错啊！

高歌：岂止没错，简直可以上国语教材了。他妈这青铜虽在党校任教，却没当过党支部书记嘛，唉，为了广大消费者，只好找人重写，一人一半，我又出了两千多元的血。认了，就当捐助希望工程。

老威：都是你们的迷魂汤把人家灌成这样！据说这几十岁的老炮耳朵一回乡，差点把老婆蹬了。

高歌：我也没少喝迷魂汤啊。

老威：你落魄惯了，人生就显得没起伏。从80年代到世纪末，你一直以不变应万变。你是一条任人宰割的癞皮狗么？可没人宰割你，李亚伟在诗里说：“二十四的高歌，已经二十四年没写诗了。”现在李亚伟也不写诗了，从外表看，似乎压根儿就没做过诗人，还是你厉害，你提前趴在人生尽头等着我们归来。

高歌：我哪有如此高境界！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人都快死了，还在检讨自己的革命错误，知识分子啊，似乎永远与当时的环境处不好关系。若要相安无事，就啥也别做。昨晚，一位著名诗人冲进我家，裤子一下褪到腿弯，他扯起鸡巴让我鉴定龟头上的几朵菜花。他染上尖锐湿疣了，就扛着根枪到处找人鉴定，荒不荒唐？他是我的偶像，至今我仍记得他的许多诗句。你别笑，老威，这世界，找不准位置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小学、中学、大学、上班、然后下岗，一切都不是自己选择的。如果人人都像你老威，自小定一个目标，诗人、作家、奔诺贝尔奖，天下就乱套了。

老威：你有最初的理想么？

高歌：做一个音乐家。

老威：你现在还可以做，娱乐场所多的是。

高歌：你以为那是音乐？有时，我真想直接扛着吉他，到街头卖艺去，又抹不下脸。我天生是瞎子就好了，对垃圾眼不见心不烦，坐在人群中，一个劲地弹唱自己喜欢的曲子，在学校时，我是吉他王，屁颠屁颠拥戴我的学生、准学生一大串。有一回，我弹日本古曲《樱花》，反反复复弄了很多遍，还意犹未尽。那是一种云端里的快活。我没有身体和大脑，只有手指，弹什么是什么，岩石洒满了花瓣，冰雪绽出笑脸来，众多赏花的美女萦绕在周围，唉，樱花，与时代有啥关系？在《樱花》中，我可以随意选择哪种活法，几百年前，几百年后，甚至混沌初开时，这是年轻的某个场景。马疯子之所以愿同我合作，可能与我以前某次演奏有关。碰见街头的卖艺人，无论多少，我都要给钱，同行啊，老威，你也是我的同行。

老威：如果不是老了点，我倒建议你去卖艺，国外的地铁口、广场、酒吧，到处都是卖艺者，小提琴、爵士鼓、印第安人的骨笛，五花八门都有。听说你还在二毛的“川东老家”搞过？

高歌：那是老石头，他在那馆子里做过大堂经理，却抱着吉他弹，为酒客助兴，大家却嫌吵，算了，现在流行的是卡拉OK，我一见那玩意就瓜了。

老威：你夜总会还去得少吗？听别人说，你是如鱼得水嘛。

高歌：进去当然如鱼得水，但出来就寂寞得缺氧。大伙栽培我，每次都替我点小姐，不要，就直接暴露了穷光蛋的本来面目，书生意就没法做了。只好逢场作戏，好歹在小姐的背上、腰上、腿上掐几把，我连奶子也不敢摸，怕误会了，人家跟你出台，灯红酒绿的夜色，到哪里去？一冲动就是600元，够两个月的房租了。幸好不付酒钱，我就朝死里灌几百元一瓶的洋酒，放翻自己，人事不醒，小费也就省了。可偏偏人穷胃贱，酒越灌人越硬，还傻笑着唱歌，唱一句，肉抖一下。娘卖×，图排场，不实惠，散伙散伙。小姐的胯夹得越紧，夜也就越深。十二点过，大家站起来，各付各的小费，我一屁股栽下去，却被小姐扯住，不由分说地掏口袋。我打开她的手，顶天立地摔出200元：“妹，拿去！”

我在肖家河喝了一夜风，临天亮才摸进屋，一觉醒来又是黄昏了。搜遍口袋，坐在床上一角、两角地把零票码齐，“又少两百！”我长吁短叹，若在郊县，够两盘炮费！想着想着，鸡巴就从裤衩中钻出来帮助点钱。唉，人这一辈子，三个字就概括完了：“妹，拿去。”

老威：我看你是没打算回酉阳了。

高歌：我还有一个发财计划：冒充希特勒。

老威：希特勒已消失几十年了，不过，你的模样倒挺像，就是瘦了点。

高歌：饿的，这脖子上的青筋，都是三年自然灾害留下的，那时我才几堆屎高，已经饿得不哭不叫，有宿命的感觉了。两眼发直，盯馒头练出来的，境界高的人，吃东西用眼不用嘴。有个日本老太太，听说是二战时期流落到酉阳，她在小学教书，“文革”中还被打成间谍，严刑拷打几天几夜，差点就没命了。改革开放后，她回了趟日本，住了一夜又回来了，她为啥回来，日本那么发达，环境像明信片。统战部门的人经常找她，她是小县城惟一的老外。她会中文、英文和日文，却拒绝用任何一种文字写材料，正面、反面的都不写。看来，她想把一切带入坟墓。对，成为一个谜而进坟墓，就是永恒。她对我的影响很大，乃至此时我突然想起她，除了偶尔对我笑笑，她同我没任何关系。这个多余的人！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我流落到阿根廷，哑口无言地生活几十年，也会同她一样吗？我为啥喜欢《樱花》和《荒城之月》？中国曲子精品不少，却没有日本古曲那种来自血缘的震撼。

老威：高歌，你是最棒的喜剧演员，至少比葛化强，可你排练的却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前程未卜啊，多余的人。

高歌：你不多余？那把不多余的地方讲出来我听听。

7.演员高洋

采访缘起:

1997年4月中旬，我应好友周忠陵之邀，上京游历，住在日渐破败的鲁迅文学院，却有不少出奇不意的巧遇。

重逢高洋便是巧遇之一。他于半年前在德国定居，现回国探亲，却在北京旅居了一个多月，他大约不会有回老家的念头。

高洋36岁，披头，风衣，很性感的欧化大鼻子，略有斜视的眼睛，均显出大艺术家的傲慢。

我与他是老熟人，并曾是他崇拜的偶像，可这次也花了相当大原功夫，才将其制服，逼其吐露真言。虽手段有些卑鄙，但也是迫不得已。

当我整理这篇文字时，仍旧冷汗淋漓。诗人无耻到这种地步，也算叹为观止。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比高洋年长4岁，但世界显然是高洋的而不是我的，因为他永远是时代的同步者。

这次采访地点是北京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儿访问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

老威：高洋先生，您是刚刚在德国定居吗？

高洋：不错，这是我的妻子汉娜，我们正在渡蜜月呢。

老威：她会汉语吗？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高洋：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酒吧，过万圣节的时候，她来了，文静地坐在角落，忧郁地看着别人唱歌、起舞。仿佛是上帝的安排，我注意到了她，然后靠过去。相视一笑之后，我就为她朗诵诗歌，诗歌内容大约是写古代汉人的爱情生活，古籍里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当然只能在想像里假设，在假设里追忆。我没料到她居然感动了，她到中国不久，只会些简单的汉语词汇，但我们连比带划地交谈上了，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一夜，我一杯接一杯喝酒，一首接一首为我的异国听众背诵诗歌，日常交谈和诗的节奏那么天衣无缝的交融，令人忘记世间的一切丑恶。

老威：你们现在交谈仍然连比带划吗？

高洋：仍然比划，不过，我在抓紧时间学德语，以后还要学英语，瑞典语，这不仅是为了适应语言环境，促进家庭和谐，更重要的是，我要试图进入德语、英语、瑞典语的文化界，将自己的诗翻译成这些语言，我觉得自己的诗之所以至今没得诺贝尔文学奖，完全是因为语种间的隔阂。中国诗人欧阳江河说：“由一个象形的人变成一个拼音的人。”我想，我也在完成这个转变。

老威：将自己连根拔起？

高洋：我们这代人根本就没根，有奶就是娘，我不管这奶是洋奶还是国奶。从某种程度上，我比白求恩大夫还国际主义，全世界都是我的祖国。

老威：那您下一个“祖国”在哪儿？幸好您的妻子不太懂中国话。依我看，您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您一点也不浪漫，或者说，您根本就不相信浪漫。在北京或其它大城市，有许多您这样披着艺术家羊皮的狼，忍饥受冻，强作欢颜地在外国人出没的场所厮混着，忍耐、窥视着。在九十年代，生存竞争环境空前恶化，人人缺乏安全感，相信浪漫爱情的中国妞日见稀少，于是，聪明人都把猎艳目光瞄准金发碧眼的外国傻妞——她们对于中国的知识是从唐诗宋词里来的。

高洋：请您从我家里出去！您这位正直的先生不该到这儿来。

老威：我这儿有一张您第一任妻子的照片，她今年38岁，比您大两岁，头发全白了，神态看上去象您母亲，还有您的儿子，因长年孤僻而得了失语症。最近，您的儿子离家出走了。要不要我把您的过去告诉您的德国妻子？

高洋：你这恶棍，想要什么？

老威：要你好好地接受我的采访。我会隐去您的真名，您是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您的诗和小说写得象翻译作品，您自己动手斩断自己的血缘，您最恨最怕的就是生您养您的母体。在先天的绝望的自卑中，您写高贵的诗，想像以高贵的诗歌氛围营造或改变出身，您像这个社会的许多源于农村的诗人一样，认外国教父，俄罗斯的、英美的、古希腊的。

高洋先生，请最后一次披露您的成名经历好吗？

高洋：我们到外面去谈吧？这附近有个清淡酒吧。

老威：好的。

高洋：我早就用鼻子嗅出您的来意了。我承认，我是一名乡村孩子，是通过个人奋斗，考上了省里一所著名的医科大学，毕业后志愿回县里行医……

老威：请问您是哪里人？

高洋：贵州赤水县。

老威：应该是贵州赤水县赤水公社红旗七队，地名是罗家沟，您的真名叫罗富贵，小名叫牛娃子，18岁那上，您高考落榜，就遵从父命，进了地区卫生学校，读了两年，就恋爱结婚，然后有了儿子，您大约有五年没给孩子寄抚养费了吧？

高洋：您没资格教训我。我是穷山沟出来的，我是叫罗富贵。正因为这样，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朝上爬，我的家乡大约几千年才出了一个艺术天才，我不能自己把自己埋没掉。是的，每年的《诗刊》和《星星》，要发表多少充满泥土味的诗歌，这样不忘本的农民诗人有什么出息？既不能出名又不能出国。天才不是书呆子，而应该以书呆子的面目出现，把天赋运用得恰到火候，路遥的小说《人生》描述了这一过程。

老威：您在公社医院工作了几年？

高洋：三年吧。真是地狱般的日子，我成天坐冷板凳，农民们信老中医，甚至宁愿找巫婆、神汉捉鬼，也不找我这个嘴上无毛的卫校后生。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座危楼上，冬冷夏热，外面一打雷，整座楼就咔咔乱响。我天生好读书，每月工资买书用去大半，就没法添置任何东西了，一家三口衣衫褴褛，像叫化子。可就这样，邻居和农民还来偷东西，没值钱的，就偷锅碗，甚至当着我儿子的面把他做作业的小木桌抢去。一位朋友曾号召所有的现代派诗人都来参观世上最穷的中国作家。他说：“高洋和邻居的关系是贫农和地主的关系，不过解放前是贫农多地主少，而现在是众多地主欺负一个贫农。”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房内也下起小雨，我和妻儿忙着把书搬进唯一不漏雨的大床，堆成了一座小山。我们围着书山打盹，禁不住悲从中来。我高洋也是男子汉，我不能拖累妻儿同我一道过这种日子！于是我疯狂地写作，疯狂地寄稿，拉关系。我要出名！我非出名不可！

老威：您第一次离婚是什么时候？

高洋：1989年冬天，文学处于低谷，我虽然已出了书，调到了省里，但仍然觉得自己象革命小说《红岩》里的叛徒甫志高，竖着大衣领在灰朦朦的大街上走。我知道大家瞧不起我，因为中国南方很保守，文人离婚往往酿成众叛亲离的事件，象乡土作家周克芹，刚有离婚的想法就背上了千古骂名。好在我前妻通情达理，知道缘分尽了就没多纠缠。我们一起到民政局领了证，然后一起从学校接孩子回家。孩子快十岁了，还有蹲在墙边看蚂蚁搬家的习惯，我说，儿子，爸爸走啦。他一声不吭，指甲一点点抠那潮湿的墙皮。我说，儿子，爸爸会回来看你的。他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老威：据我所知，您在离婚前有一段放荡的生活？

高洋：无可奉告。

老威：而且您在沉迷于酒色的同时，大写特写正气凛然的作品，您当时的代表作是《坚守阵地》和《真理与贵族》。

高洋：文化人格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兰波很放荡，兰波同样很高贵，况且兰波同样源于乡村。

老威：欧洲的田园和中国不是一回事。高洋先生，最近国内出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传记小说，其中有个人物就是根据您的原型塑造的。我背诵一段您听听：“某个诗人夜读《聊斋》，对书中人鬼狐共宿一处成好事的细节把玩再三，决意模仿。于是乘朋友外出之机，奔袭其妻及妹，不料两女忠贞不二，合力抗日，将采花贼乱棒打出；诗人落魄而归，又被乱棒打出——原来他的后脑勺上粘着一只湿漉漉的避孕套。”

高洋：这是无耻的诽谤。我保持对这本书起诉的权利。

老威：我一定把您的愤怒转达给作者，揭人疮疤是很不道德的，至少不符合文明社会的规范。我觉得您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实用主义典范，至少能一步一步脱离使您名声狼籍的环境。1989年离婚后，您马上就迁到上海了吗？

高洋：费了些周折。虽然我的第二个妻子是地道的上海人，但是要把我的贵州县份户口转进我国第一大都市，真比登天还难。我的战略是先当上门女婿，然后托关系找路子。我的恩人是上海一家大酒店的经理，同我妻子一样，是文学崇拜者。

老威：您的这位恩人我认识，他到处骂您是卑鄙小人。

高洋：他也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大人。我承认我利用他混入了上海滩，但我和我妻子也给了他精神和肉体的满足——这为我第二次离婚打下了伏笔。

老威：您的第二个前妻在哪儿工作？

高洋：上海圣彼得大学。

老威：好象上海没有这么个大学。

高洋：解放前叫“圣彼得”，现在叫××大学。

老威：您说××大学不就得了。这么说您是住在大学里？给您老婆当助手？

高洋：我写作，听音乐，散步，象老康德一样随身携带一只表，计算着散步的时间。

老威：您没具体的工作？这么说您是靠老婆养活？人家整整养了您七年，您居然就一脚蹬了？

高洋：离婚结婚都两相情愿。现代人哪存在谁蹬谁的问题？况且，我有稿费。我还同上海的许多一流的先锋音乐家合作过，写清歌剧。

老威：别蒙人了，高洋，就您那五音不全的嗓门，连唱山歌都成问题，还清歌剧呢。

高洋：您这是采访吗？您是找岔来了。

老威：我需要听到您内心真实的想法，而不是演戏。当然，人生就是演戏，但我不是一个好观众，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跑上后台，揭发演员脸上涂粉的正常举动。

高洋：您不需要涂粉么？后台是演员的私生活，警察都管不着。您的心态不对，您好好想想，中国有谁是通过结婚和离婚来尝试改变个人历史的？只有我高洋，结一次婚就刷新一遍历史，乡下人——省城人——上海人——德国人，怎么样？嫉妒得牙齿发痒吧？我的生活史也就是我的艺术创作史，喜新厌旧，或者喜旧厌新，象一个反复无常的欧洲贵族，总想领任何时代的风气之先。

老威：艺术需要诚实吗？

高洋：艺术是谎言，是改变现实社会的工具，您先一个劲地否定那无法选择的可恶的低贱出身，那淌在血管里的几千年的农民卑鄙的液体，您一次次地重复：“我不是农民！不是！！绝不是！！！”奇迹就会产生了，一种冲劲把你引向虚幻的高处，上帝给您换了血，让您一次次地重复：“我是贵族！希腊的，俄罗斯的，德国的诗歌贵族！”于是您就相信了。您真诚地骗别人，给别人以“艺术的享受”，然后双方都得到了满足。

老威：您这样“换了血”或“断了根”的贵族在中国还有多少？

高洋：没有，或者全部。国门敞开后，真相大白，美帝国主义不再张牙舞爪，台湾人民不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论是物质水平还是精神水平，我们都落后许多年，于是人人都巴不得马上换血做洋鬼子，但别人不会象我这样彻底。

老威：您还在又一次新婚热劲头上，自吹自擂很正常，也许再过若干年，您仍会萌生衣锦还乡的农民念头。

高洋：还乡？我的“乡”在哪儿？

老威：在女人怀里。您该不会象《百年孤独》里的能征善战的布恩迪亚上校，在无数行军床上搞出无数小高洋吧？

高洋：我的“小高洋”就是我的诗歌，它们比这个社会更善于撒谎，因此大家都认可它们，我这儿私下对您说，诚实和正直和真理和原则当不了饭吃；但只要肯公开这样叫板，就能当饭吃，当酒喝，当宝贝卖。

8.北京混混周二黄

采访缘起：

据说周二黄这样的“名流”在各大城市都有，不过在首都北京更为普遍，谁也不清楚他们具体弄过什么，可文化艺术的事他们都沾边。

翻翻历史，似乎每个朝代都有这样的交际名流，女的叫“交际花”，男的不可能称“花”，只好暂时以“混混”代之。当年李白奉诏入京，红极一时，常与贺之章、张旭等名流出入青楼、酒肆，放浪形骸，并称“长安八绝”，我掰指头数来数去，也凑不够八人。显然，被史家略去的滥竽充数者，属混混之辈。有了这种参照，当混混也是名垂千古的伟业。不知周二黄以为然否？我在1995年4月21日夜访问他时，他已满嘴酒气和文化箴言。可爱的人谁不需要呢？混混又不犯法，而且使世界充满温暖。

周二黄：老威，你怎么混进来了？

老威：我是打着你的旗号进来的。没想到，地下音乐会还收门票，30元一张呢。

周二黄：这不是普通的音乐会，这是“超载”，一流的摇滚乐。台上的号见过吗？比一辆汽车还长，澳大利亚土著吹的，那个加拿大胖子，我们叫他“白求恩”，负责吹号；拉小提琴的是美国人，大使馆的二秘，特别值得介绍的，还是扬琴演奏家某某，亚洲第一扬琴，大至雷劈，小至心跳，他都能敲出来。还有鼓手、电贝斯，都是空前绝后。老威，乡巴佬，今天你能混进来，真沾了咱周二黄的光了，你看周围的观众，洋人比中国人还多两倍，几乎都是各国使馆来的，一会儿幕间休息，我给你介绍介绍。

老威：我是冲着你来的，其他人就不用认识了。

周二黄：我还有很多应酬。你看，光是来来往往的笑脸，就够我点头的。我周二黄在北京，也算个名流，娱乐公司要开，酒吧要开，艺术要搞，书和广告也要写，有时，我也把这身名流皮脱了，去街头充当马路求爱者，过过穷光蛋的瘾。

老威：周二黄，今晚你他妈的得先把心收起来，应付应付我，认识十几年了，你的底我还不清楚？哪样时髦玩哪样呗。

周二黄：老威怎么啦？是不是为了那盘诗歌朗诵带？不行不行，我的公司出不了，我要推歌星赚钱，这当中的难处，咱哥俩改天再喝酒聊，好吧？

老威：你的几任老婆都是歌星，就没一个成器的。你是招歌星还是招老婆？

周二黄：你的嘴还是这么臭。老威，我们都不年轻啦，该熄熄火啦。唉，今晚我也没法听“超载”了，看样子，你是不顾老脸要缠出个结果。我们出去找个店儿吧。

老威：这才像话。我每年都到北京，每年都见你忙。别，你先别打插，你的理由总是很大，好象北京城离了你，交通要堵塞，政府机器也要停转似的。

周二黄：不折腾，我这名流还当得下去吗？这是北京城，名流象地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冒出一茬，只有我周二黄是永远的嫩韭菜，你割不完。女人需要我，流浪歌手需要我，打工仔需要我，像你这样在野的作家，也需要我。我就象征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什么都涌进来吧，我这瘦胸脯容纳得下。我出过十几趟国，什么诗歌节，什么摇滚音乐会，我都混腻了，在老外中间，也就是吃吃喝喝，谁会关心你写过什么作品，谱过什么曲子。什么叫“不朽”？生命过程就是不朽，一夜搞一个女人，直到有一天突然不灵了，就是不朽。谎言就是不朽，只要谎言能让人高兴。再过几年，我折腾不动了，就停下来做绅士，成天溜狗玩，当然书和唱片都要有，满满的几屋子，我在中间象赏花一样，不一定要摘下来看，只感受那种气氛就够了。一个贵族，有各种阶层的朋友，由于他早年的活动，大伙都尊敬他，给他面子。各个历史阶段都缺不了这样的人——哪怕你老威这么狠，将来名扬天下了，也会卖二黄的账。

老威：我喜欢诚实的人，哪怕是坏蛋，也坏得透明。周二黄，你是从哪儿发迹的？

周二黄：三里屯，那里靠使馆区，外国人经常出没，酒吧特别旺。我最先做书生意，想约人写一本酒吧故事，主人公是一位18岁的少女，从外省来到北京，在她的眼里，什么都是新鲜的，不设防的，于是她走了进来，把青春、贞操、纯朴、真情全留在这儿了。她最先遇见的就是一个三流歌手，然后是三流导演，以招收女演员为名，到处骗人肉体的那种。后来，这个少女变了，把与人睡觉当作家常便饭。当然，这是一个很俗很滥的伤感故事，上个世纪的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写过很多。可这条线索能把三里屯和圆明园画家村流传的许多黄色段子都操进去。

老威：纯情少女堕落成女混混，这是写你自己吧？

周二黄：也包括我自己的早年故事，比如有一回，我单独一人在三里屯喝酒，见一女孩坐在角落里，神态很凄美，并一杯接一杯地灌酒。你晓得，那时我年轻，怜香惜玉，就凑过去与她搭话。先谈音乐，后侃各自的经历，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下就对上号了，我提出送她回家，她抹着泪说，自己也不知道家在哪儿。我一惊一喜，就叫了出租，把她扶到我的楼上，刚准备给她宽衣洗澡，不料她包里的BB机响了，我这傻逼还把电话亲自送她手中，她接了，酒也醒了大半，然后站起来，说要下楼一会儿。我等了一刻钟，不放心，就追出去，见楼下院里停了一辆面包车，一小子正在扇女孩的耳光，挺狠的，打得女孩靠在车上了。他妈太不叫话！我想都没想就冲上去拉住那小子，可他吼道：“这是我老婆，你干吗？！”我刚要回吼他一句，脑袋就轰地大了，原来暗处还有一人，把一板砖砸下来。我昏迷了一天一夜，要不是过路的邻居送我到医院抢救，早被冻死啦。

这段教训把我的邪火浇下去大半，从此我的目光不光盯着女孩子，那没用，有了身份、地位，女孩子们会反过来盯你。你晓得，我的英语还凑和，在三里屯混个一年半载，与各国使馆的年轻人也熟了，我向他们提供了不少地下诗刊，介绍一些地下歌手，这种事干多了，阅历广了，百炼成钢，境界也就高起来。你老威想出国么？想参加诗歌节，或者当某所大学的访问学者么？把资料准备好，把钱准备好，邀请不成问题，护照和签证也不成问题，包在我二黄身上。

老威：别说大话，有了钱，我不自己去旅游？

周二黄：这不是一回事。旅游？到新马泰？你又不是农民企业家，到哪些地方干吗？出了国，镀了金，还得弄一些名份回来。名份就是无形资产，什么场合都用得着。比如我，代表中国参加过欧美的四次诗歌节，一个写作计划中心，曾在三个著名大学访问、讲学，还同著名汉学家某某、某某某对过话，怎么样？吓唬中国人绰绰有余吧？

老威：我都被你唬住了，你写过什么东西？

周二黄：我写过什么东西？老外也会这样问。我写过诗、小说、散文、回忆录，可在中国出不了。还制作过广告，因为广告画面有些反党，也不出来。汉语很深奥，很隔阂，老外不太愿意深究，只要一出了国门，给你提供一个讲坛，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连放个屁也能代表中国。

老威，你不是在写鸿篇巨制吗？拿出来我瞧瞧，介绍到外面去。

老威：我对你不放心。

周二黄：啥不放心，现在早过了“十年寒窗苦”的时代。

老威：你不会把我的作品说成是你的吧？

周二黄：嘿嘿，我只添个名字，咱哥俩合著。

老威：你这种东西，怎么没被那板砖砸死。

周二黄：开玩笑呢。老威，你把这些看得太重了，其实汉语作家在西方，就那么回事，翻译过去一本书，印数几百本，影响得了谁？我知道，你也没多少钱。我们来联手搞个出国文化致富的计划怎样？

老威：我洗耳恭听。

周二黄：我负责搞邀请，荷兰诗歌节的，哈佛大学、哥本哈根大学，甚至巴黎或牛津大学都能想到办法，还有国际笔会、爱荷华写作中心也行，你呢，负责拉几个有文化品位的商人，让他们与我们一道出国，当然，往返机票，旅行开销都得由他们全报。这是他们打国际广告的机会，商务活动也可以与文化交流同时进行，而且，他们还能弄到“访问学者”、“特邀文化代表”的头衔。

老威：这事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好的，我回四川后再给你个信吧。好，这个话题就暂时打住，我们还是回到三里屯，你的酒吧故事弄好了吗？能不能拿给我拜读？

周二黄：我曾找了好几个写手，都不灵，这不是瞎编的活儿。后来，我又找到一个诗人朋友，我花钱，领着他泡一个月的酒吧，还付了订金。可他只写了两万字，我就让打住了。不，我不是说他文笔不行，而是他纂改了我的创意。他把主人公由少女换成一只在酒吧里长大的母猫，认为以动物的眼光看人，更刺激、更自由。

老威：我也认为是这样。前苏联的布尔加科夫就写过名作《狗心》。

周二黄：我不否认“猫”的创意更艺术，说不定还能弄出后现代的经典来。但市场接受不了，市场需要煽情，以纯情少女为主角的书都能卖大钱。

老威：那你自己写最合适。

周二黄：这些年出没于社交场合，口才突飞猛进，但文字能力却退化得一塌湖涂，一摸笔就头晕，再说，后现代社会的特点是，炒作比作品本身显得重要。

老威：你可以口述，让秘书记录嘛。

周二黄：你在挖苦我，哪有这样当作家的？不过，这种“青春冲动”已逐渐平息了，不，后来又被新的刺激所代替。

老威：你的绯闻太多，讲一个有特色的。

周二黄：讲一个你感兴趣的，有一天下午，阳光明媚，我着一件印有“牛津大学”的黑色T恤去北大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刚入大门，就有一只手从背后拍我，一回头，见一位金发女郎冲我微笑，“您上过牛津？”她问。

我点头，就与她天南海北地瞎扯上了，当然，诗歌会也就不去了。小姐是德国人，有位表哥去年刚上牛津大学。我被她迷住，眼看太阳快落山，就约她一起去三里屯。

她彬彬有礼地谢绝，我就急忙与她敲定明天约会，她摇头，我说后天。最后，她不容易敲定一个星期后见面。我熬呀熬呀，几乎就动了娶洋老婆的邪念，终于到头了。我把她接到家里来，你猜怎么着了我们之间有语言障碍！她刚到中国不久，汉语不熟，说英语吧，我平时水平还过得去，可要谈情说受还差了点。你别笑，我一般的求爱语言也会，但这不是一般的求爱，我是想……这个，嗯……一宿之欢……嗨，他妈的，汉语要隐晦些，有时绕来绕去就那意思，可表达得挺妙趣横生；英语不行，要么白要么黑。我万一直露地表现我的冲动，就同找鸡婆的行为差不多，人家肯定会严辞拒绝。就这样，狗啃骨头似的对话，进行了三个钟头，还没实质性的突破。我和她开始互相打手势，太糟了，她的蔚蓝大眼睛老是那么天真，而我都汗流浃背了，她见我坐卧不安，就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问：“密斯周，您有事？打扰了。”我一听有收场的意思，眼泪都急出来了。她吃惊地说：“您病了？”

我真犯病了，我趴在她肩上嚎啕大哭，并用英语吼道：“yes！yes！我病了，在这个垃圾国家，做一个艺术家都有病！我太惨了！”这洋妞闻之一愣，同情心随之被激发出来，她替我擦眼泪，还拍我的后背安慰说：“别哭，周，您会好的。”我见苦肉计奏效，便加紧放肆：“我34岁了，从来就没好过一天，没人理解我！在我的祖国，我这样的天才艺术家连老婆都找不到！你不会了解中国人，唐诗宋词的浪漫已经没有了！这是个猪圈！您一个德国人，到这儿来干什么？来嘲笑我？我，我爱上了您，可我不是德国人。”

这一下，这妞被我的羊癫疯感动了。她抚着我的脑袋说：“没关系。”我的身子直往她的奶子上压……下一步，我们就哭哭啼啼把什么事都做了。不瞒你说，我太入戏了，差点就没硬得起来。

老威：你为了一夜风流，把祖国，把唐诗宋词，把我们这些崇尚艺术的人，全拉去垫背了。我真佩服你这名流，卵蛋一胀，什么话都说得出口。

周二黄：是人就得活下去，不亏了自己。至于祖国呀，传统呀，艺术呀，明摆着的，很伟大。伟大的有定论的东西并不因为我周二黄的亵渎就贬低了。毛主席说：“古为今用，中为洋用。”你知道，我周二黄心眼不坏，如果坏，就不会让你老威看出坏来，就不会给你掏心窝子，把丑事一件一件朝外抖。我只是软弱，太没约束。60年代出生的人，一睁眼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有理。这种阶级原则一垮，就再没东西值得信任。

老威：你就没尝试约束一下自己？

周二黄：约束？我是石头蹦出来的，父母约束不了；老婆，两三年一换；警察管不了，因为混混不犯法。哦，明白了，你是指宗教？

老威：信教也不错。

周二黄：我曾信过天主教。年前在西安的一个场合，我认识了三个女教徒，她们都有相当曲折的人生经历，可入教之后，一心向天主，渐渐就脱胎换骨了。为首的圣女叫樊音，我们对上目光后，彼此都砰然心动，她开口就称我为“上帝的孩子”，我不禁流泪了，急忙说：“我不配，我的身上有撒旦。”她说：“我们三位姐妹，今晚上会跪在圣灵之前，为你祈祷一个通宵，上帝是仁慈的，他会宽恕你的罪。”你听，这多动人，我妈也没对我说这么动听的话！于是，我就向她们忏悔，凡是能记得的丑事，都一一坦白。我还说：“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所天主教前徘徊过一天，可守门的教徒就是不让我进去参加弥撒，他用挺凶的眼光钉住我，因为我的脖子正害牛皮癣，我怀疑他已看穿了我体内的魔鬼。”然而樊音说：“这是个凶气笼罩的黑暗时期，撒旦大行其道，它有很多种化身，或许不让你参加弥撒的守门信徒就是撒旦的化身，你看穿了他，可你不敢上前与他搏斗，因为你看到的就是你自己的罪。现在，你忏悔了，那就与我们一起祷告，你将在祷告中感觉到仁慈的主在承担你的罪，洗清你，并赋与你一种信仰的力量。”

老威：这樊音真不简单。周二黄：她还说：“不是你病了，而是这个时代病了，20世纪一开始，人类就染上了一场精神瘟疫，诱惑太多了，而种种诱惑都是撒旦的化身，而上帝只有一个。虽然我父慈爱无边，但在一次次与撒旦的交战中，他退却了，几乎抛弃了人类，因为人们堕落的天性与撒旦一致。于是有了希特勒，有了南京大屠杀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人们被一副副末日图景吓坏了，又向上帝伸手。上帝因为他是造物主，他不能不为了天下苍生去降服魔鬼，下次决战在1999年，宇宙中将闪现威力无比的大十字星座。”

老威：《大预言》里也这么讲，有了这么个圣女引路，你该回头是岸吧。

周二黄：我苦心静修了三个月，酒色都戒了，一想到三个圣女为我这个陌生人祈祷了一个通宵，心里就热乎乎的，我周二黄也是对世道看穿了，才一天天混的，现在算慧根绽露，说不定将来能做一个牧师，派上大用场。于是我破天荒地写信，邀请樊音她们来北京，最好把一些好哥们都发展成教友。樊音她们果然应约来了，住在我家不出门，成天祈祷。有天下午我出门，她们也说要出去办点事，会很快回来。我把一串钥匙给了她们，自己在外面耽搁到夜里12点才回家。一敲门，没反应，我慌了手脚，把门擂得惊动了四邻也没辙。他妈天下着雪，这么晚到哪儿去过夜？跺了一会儿脚，快成冰砣子了，只好打车直奔三里屯，找个热闹酒吧。我三个月没来了，太亲切了。到了下半夜，酒吧也冷清起来，我喝得迷迷糊糊的，只好在附近找个丑得没人要的鸡婆，去她那儿将就着过了一夜。

第二天大早就回家，门里还是没反应。我熬到中午，真怀疑圣女们出车祸了。我一边报案，一边找锁匠，防盗门过份结实，连找三个锁匠也弄不开。只好从邻居家借把焊枪，在门上割个洞钻进去。圣女们的洗漱用品还在呢，这怎么办？

焦头烂额又过一夜，樊音终于来电话了，原来她们在京城迷路了，当天绕德胜门兜了不少圈。圣女嘛，一心一意迷天父，当然记不住我的地址和手机号码。她们当夜就赶回西安了，连电话都是在那边查到的。唉，现代社会有这种白痴！在她们的开导下，我周二黄几乎成了坐吃山空的蠢蛋。

老威：信教本身又没错。今后你多配几把钥匙不就行了。

周二黄：我哪经得这种折腾！特别令人恼火的是，几个月以后，我的那地方居然冒出了两朵菜花！这尖锐湿疣不痒不痛，可最难治。我花了好几千元，菜花还复发了一回。他妈的，天主那样仁慈，我一心向着他，他干吗要这么惩罚我？

老威：你那晚经不起考验，又堕落了。那鸡婆也许又是撒旦的化身。

周二黄：我的鸡巴才是撒旦的化身。看来，只有掐掉它上帝才满意。

9.落魄文人阳九根

采访缘起：

这次乘酒“诱供”显得有点不太人道，因为前几天老阳才灌得口鼻来血，医生警告他必须戒酒，“我有遗传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他说，“喝死算逑”。

老阳生于抗日战争后期，所以性格象地雷一拉就炸，可惜目标极其混乱，杀伤力也就等于零。我曾对他说：“你是文学评论界的三朝元老，又桃李满天下怕啥？”

他怕自己，心肠一软就改变主意。有的主意还是上帝通过《圣经》给他出的。1998年10月7日，我刚从北京回来不久，就心怀鬼胎地登门拜访。为了提防这德高望众的老小孩又一次改主意，我特邀冉云飞、汪建辉同往阳府混吃混喝兼作旁证。

半年以后，我对老阳朗读了这篇采访，他大为震动。其时，他刚被成都某报纸变相开除，神态激愤、忧伤而无奈——这也是贯穿他一生的三种情绪。

老威：老阳，我一直想做你一篇采访，但又怕做了之后，你老人家翻脸。你是评论界的三朝元老，又是以写诗歌方面的道德文章著称的，而我的专长你晓得，善于揭人内心的疮疤。

阳九根：随便你咋个搞。上了我这把年纪，已经不在乎什么了，也就是说，从里到外，已经被剥得精光了。

老威：那好。今天有冉云飞和汪建辉在坐，两位哥们可以作证，免得你酒喝麻了，说话不算数。

阳九根：你尽管乱问，我保证如实回答，哪怕某一天我的形象栽在你手里。

老威：我觉得你是个失败者，看看你的同时代人，很少有混得你这么差的，你的长像酷似耶稣，枯草的头发，皱巴巴的脸，浑身上下的排骨和青筋，你就敲着排骨绷着青筋在“重建诗歌精神”。因此，你的文章有的是抽象的激情，你侃起理论来，一套一套的，象射精一般。恐怕你除了写文章之外，能够射精的时候很少吧？

阳九根：我的性生活肯定没有你那么丰富多彩。我的卧室一尘不染，地面和桌面，都能照出人影子，书、笔、信件、杂志都有规定的摆放样式。我见不得脏，哪怕一丝废纸，都使我心烦意乱。我是一个清教徒，我自己把《圣经》供在醒目的地方，我信奉那么一种苦难的感觉。

老威：你有洁癖，《十日谈》里的神父都有洁癖。

阳九根：我身边没有女教徒，因此就没有《十日谈》里那种乱搞女人的环境。久而久之，对那种事就淡了。你晓得，我是酒徒，每天喝醉之后，就乱说乱动，甚至丑态百出，我不晓得醒和醉，哪种状态更真实一些。直到有一天，我喝出血了，耳朵、鼻子、嘴，一齐来血，止都止不住。我有传统的高血压，父亲，还有上一辈的好几人，都死于脑溢血。我不得不提醒自己，要节制一些。但是，我不醉又咋办？这世道太空虚了。有一回，一个多年没见的老同学来做客，我陪他一直灌到半夜。他回不去了，就摇摇晃晃爬上我的床。嘿，我最不习惯与人同睡，可是，又不能不睡。我在外面沙发上躺了一会儿，觉得不舒服，就起来拿个枕头，回到床掉转睡，幸好我的床大，两条牛都摆得平。

酒喝得过多了，我沾床就不省人事。但没一会儿，我却被人摸醒了。开头，我还以为在做梦，就想翻个身，不料翻不了，背给贴得紧紧的，还有根硬梆梆的肉在抵屁股。活了五十多岁，还没开过这种洋荤，为暗示对方不要采取过激行动，我就提腿折腰，变成一只巴在床沿的老虾子。他妈的，我本想再掉一次头，又怕得罪人。

我的同性恋同学见我有动静，就假装睡着，还发出微微的鼾声。我想，毕竟还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至于太过分吧。就放松警惕。刚一迷糊，就感觉自己的雀雀儿被捉住了。我惊出一头冷汗，下面却又捏又搓地开始动作。日他妈，成何体统！按我平时的火爆德性，早该跳起来痛斥这淫贼！但转念一想，也许这样闹翻了，同学之间就永远不会再见面，都一把年纪了，还能够有多少相见的机会呢？的确，他很失态，然而他心甘情愿在我这种最看重人格尊严的知识分子面前失态吗？

老威：你想得太多了，可人家一心舒服，没顾这么多。

阳九根：也许吧。他也没碍着我啥子。

老威：还没碍着？雀雀儿都被人逮了。你没感觉想吐？

阳九根：怜悯之心，人皆有之嘛。你想，人为啥会变态？明明知道变态的行为是不正当的，会遭到社会的唾弃，为啥他还控制不了自己？这一定是家庭生活的不幸造成的，说不定他同

我一样，长期丧失正常的两性生活。

老威：真是自作多情，你又没去摸男人。

阳九根：你没遇上这种事。遇上了会……天晓得。反正我一动没动，随便他摸。平心而论，当啥子都不想的时候，还是觉得鸡巴被人弄得挺舒服。

老威：后来呢？

阳九根：后来他天不亮就走了。唉，我这同学是个极传统的本分人，说不定都该抱孙儿了，却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这半个世纪以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国人被搞瓜了，多少都有些变态，不是这方面，就是哪方面，谁也不敢说自己完全正常。我也不正常，你之所以把我作为瞎子，算命先生，神医、农民皇帝之中的一员进行采访，恐怕正因为我不太正常吧？

老威：的确，老阳。现在笑也笑过了，我觉得有点辛酸，甚至有点悲凉。你是个好人，连这种事也能包容。你是从那个变态之夜透视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吧？

阳九根：我有两种日常生活，精神的，和世俗的。

老威：把精神的留给你的学生和广大读者吧。

阳九根：说实话，我真的不在乎有人摸我的雀雀儿，可我的同学也许再也不会来做客了。很想给他打个电话，这个苦命人，咋会沦落到这步田地？

老威：怎么啦，老阳？

阳九根：你是不会理解的，因为你有个好老婆。我没有，我想离婚想了20多年了，每次都是事到临头，又怕麻烦，得过且过。我老婆还不如我的变态同学，我和她的关系从未密切到这种程度。你不相信？

老威：你们有孩子嘛。

阳九根：孩子能说明啥问题？我与她早分居了，从我的屋到她的屋，感觉上比万里长征还远。中国的婚姻是什么玩意？孔夫子说：“相敬如宾。”也就是夫妻俩都把对方当成宾客，当成在家里暂住几夜的客人，把孔孟之道发扬光大到现代，娶老婆不仅是娶客人，而且是娶政府和娶警察。两个人拴在一块，个人隐私就彻底交待了。反党言行、家底、变天账、历次政治运动的表现，以及经常聚会诽谤朝廷的酒友，总之，所有的把柄都握在对方手中，你胆敢咋样，就给你抖出来。你了解，我这张教书匠的嘴，是从来管不住的，一沾酒，天王老子都敢骂。

老威：你是憋得慌吧？

阳九根：憋成习惯了，也就不憋了，不就一股水嘛，哪儿不能放？

老威：你在哪儿放过？据我了解，你是朋友中唯一以柏拉图式的精神恋压制欲望的圣者，你似乎还停留在中世纪。这太残忍了，老阳，我并不是赞同嫖妓，但是你的情况特殊。过两天，我替你买火车票，送你到绵阳好不好？那里的鸡价廉物美。

阳九根：你把我当成啥子人？

老威：嘿，解放前的大文豪，有几个没嫖过？胡适、郭沫若、林语堂、梁启超，那徐志摩，就干脆弄了个婊子在家里养着。我看你是舍不得钱吧？哥们几个先垫着，为你成立个人道主义基金会。

阳九根：我看就不用操心了吧。

老威：自己去？那更好。雨田认识好多你的崇拜者。

阳九根：你太烂了，啥子都嘻皮士，其实你的骨血里又不是这种人。

老威：这和“是什么人”无关。喂，老阳，真神面前莫烧假香嘛，据说前不久唐晓渡来成都，你还去过夜总会？

阳九根：那是马松做的东，邀了十几个诗人，先在馆子里大吃大喝，都灌了差不多六、七两泡酒，然后摇摇晃晃地找了家夜总会。我晓得一进去就什么都完了，想溜，却被一帮强盗扯住。我见晓渡那种正人君子都不虚，也就仗起酒胆。大堂里太闹，于是马松领头进了雅间，可是卡拉OK一开，雅间也就不雅了，再加上三陪小姐一进来，那屋子就有点水泄不通，象春熙路的公共厕所。我不是来玩的，我也不会玩，我想和晓渡探讨些问题。我和他都搞了多年诗歌评论，可从来没有坐在一起交谈过。我们内心都有那份东西，遗憾的是他长期在北京。

老威：既然这样，你们都不该喝这么多酒。特别是你，一醉就失态，哪能探讨理论！

阳九根：朋友碰面不易，岂能不喝？这也是90年代的风气，除了一大帮子在酒桌上较劲，私下交谈已越来越少了。这是最聪明的社交方式，大伙一视同仁地豪饮，也不疏远谁。但是我当时的确只想找晓渡说话。不料，石光华挡在我们中间，早接上火了。他们在争《天涯》上的一篇文章。石光华一张铁嘴，如果任其发展，那一晚上都轮不到我。我气得猛灌一杯洋酒，扯着喉咙大吼：“日你妈晓渡！”他象没听见；我又吼：“日你妈唐晓渡！”他才在震耳欲聋的卡拉OK里心不在蔫地拍拍我的肩，仍然头没回嘴没停。有人说老阳醉了，有人说老阳醉了习惯骂“日你妈的这块土地”，今天“这块土地”换成“唐大胖子”了。

我从来没感到这么累，这么失落。这世道，谁又能理解谁呢？但是你必须硬撑着。我捏起话筒，乱叫一气《黄土高坡》，我把唱软歌的杨胖子给盖了。我晓得，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嘲笑我的气喘吁吁，果然有人劝我：“老阳，不要爬坡了，爬一个三陪小姐给大家看看。”是的，我落伍了，这些人都比我小十几岁，他们早抛开“黄土高坡”进入后现代了，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不写诗的诗人，磨皮擦痒的诗人，可我还把他们当回事，写文章追溯他们的过去！我又灌了一杯酒，最后，干脆拦住屏幕。眼皮都打架了，我还想折腾，这相当可笑。更可笑的是，我被两位小姐拖倒在沙发上，紧紧地夹住。我连蹦了几盘，都被按回去。我清楚，大家都火辣辣地盯死我，准备编排个理想主义者的笑话。我豁出去了，酒壮色胆搂了小姐的腰，没有任何快感，倒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同鸡婆能谈啥子？吃喝嫖赌？不会。我搞了几十年文学，除了文学只有谈文学。于是就自我介绍，仿佛是“文革”前的恋爱幽会。接着，我指着唐晓渡说：“中国的大批评家。”还指着石光华说：“整体主义诗派的创始人。记住，都是艺术家，精英！”小姐回答：“哦，都是些伟大的名人，我们也沾光了。”我说：“肯定沾光了。”小姐充满崇敬地说：“不管啥子人，都要付小费，我们这是做生意。当然，伟大名人给钱也应该伟大。”我忙解释：“小妹妹，别误会……”话音没落，周围爆起哄堂大笑，大伙纷纷教训我说：“鸡嘛，摸就摸，搞就搞，鸡巴妹妹哟。”我生气地说：“不准侮辱人！她们也是迫不得已才干这个。”岂料小姐闻言，却把一手红指甲戳到我的眼皮下说：“啥子迫不得已？革命的分工不同嘛。今晚你多给钱，小妹妹就喊你一百声老哥哥。”真是羞死他妈！我只好给一人掏一百元才脱手。

老威：肉都没碰就损失两百元？

阳九根：以后倒给四百元我也不上套了。

老威：你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阳九根：啥意思？

老威：你是评论家，读了某些人的作品，然后按照你自己的理解替他们分配角色。你带着这套计划好的文学理论进夜总会，出于根深蒂固的人道理想，你把鸡婆认作你的小妹妹，你认为凭几句悲天悯人的话就能拨云见日，解人于倒悬，不料，人家的三陪行动早进入市场运作了，你不给钱就出不了门，打手在外面恭候呢。老阳，你还是适合放下老师架子，找一个生活之友。

阳九根：我刚离婚不久，还需要调整心态。

老威：现在你和嫂子，不，前妻，关系怎样？

阳九根：离婚之后，她没房住，所以暂时维持现状。没想到，这种失去法律保护的“家庭”反而比以前和谐、轻松。公共食堂嘛，各出各的伙食费，自己的客人自己掏钱招待。我承认她买菜做饭、操持家务都是一把好手。

老威：你的婚离不离都很奇怪。象你这个人，把许多极其矛盾的因素揉和在一块了。你写文章，教学生，以及进行大多数文学、文化交谈时，有很强的思辨抽象能力，你活在这种纯精神之中，却对构成自己悲剧性格的若干细节视而不见，你了解自己吗？

阳九根：细节把握不是我的长处，虽然今天我在你的“挟持”下，趁酒兴讲了不少细节。我只能这样做人做文，这不是分裂，而是别无选择。我已经50多岁了，按理啥都看透了，但还是常常被本能、被血性所支配，血涌上来，又做不了什么。如此一天到晚忧国忧民，象苏格拉底，漫画了的苏格拉底，一辈子，性都没得到过充分满足，因此热衷于哲学对话。唉，人一辈子生也艰难，死也粪土，哪天，血朝脑门一冲，就报销了。可就是这使人致命的过激的血，产生爱，产生恨。爱谁恨谁？年龄越大，目标越来越不具体，不甘心哪。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狗屁，就是他把任何终极目标都写得非常具体，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武林高手个个象官僚，都一心垂涎第一把手的位子。

老威：你想过当第一评论家么？

阳九根：我没有文本批评，我老是在文章中点很多名，这是一种潜在的“天下太平”的思想。其实，具体也好，抽象也罢，都将人引回源头，生命诞生的地方。我经常想起我的祖父，解放前，他在江津城里开了一家绸布庄，在当地是有声望的士绅。后来，工作组通知他去开会，临行前，气氛很压抑，连我这么个小娃娃都能感觉到。他拍拍我的头就出门了。不久，被五花大绑弄回来，插亡命标游街示众，然后在离我们家门不远的地方公审，执行枪决。祖父与当地袍哥组织交往密切，这就是通匪。我永远忘不了他路过家门时，在人头躜动中回望我的目光，专注而慈祥，我不由自主地叫：“公！”他就那样深深一眼，把一种宿命的东西留在一个娃娃的心里。

也许，这就是构成我性格的最初的因素。太阳落山了，一家人去为祖父收尸，他被绑在一架梯子上，直直地抬回来。那时电力不发达，整个县城没几盏灯火。祖父的灵魂随着鬼眨眼的灯火去了，而尸体还在家停了一夜，我从母亲的腋下瞥了一眼，觉得尸布下的目光还活着，专注而慈祥。

我已快走到终点了，因为我最近越来越多地想起这个情景。我为啥经历了如此多的坎坷？为啥热爱并从事文学这一行？为啥子与潮流不合拍？为啥从未有过健康的私人生活？

谜底已经要揭开了，真是可笑，可笑而辛酸。

10.底层诗人赵大虎

采访缘起：

赵大虎与毛主席是同乡，但长得尖嘴猴腮，面目可憎。由于没条件换衣服和洗澡，身上的异味经久不散。

我不嫌弃这位矿工的儿子，经常与其切磋写作问题。1997年5月6日中午，我与周忠陵在饭桌上同他谈话，其恶狠狠的幽默中不乏闪光的东西。

赵大虎是九十年代中国唯一的底层诗人，其诗风破罐子破摔，与八十年代“为劳动人民写诗”的莽汉诗人有血肉联系，可惜改革开放以来，忙于谋生的群众都不读诗了。

赵大虎在北京苦撑苦熬了两三年，名利欲比性欲强烈几倍，由于被学院派及官方文坛屡屡拒之门外，不得不愤世嫉俗。有人说，湖南人就这股不达目标不罢休的蛮劲，所以在历朝历代的中国政界、军界和文艺界中，都占压倒一切的优势。

那么，赵大虎没出头，是因为主攻方向错了。

老威：大虎先生，请坐过来一起吃饭吧。

赵大虎：我已经吃过了，不过，我还可以再吃。我现在能够连吃24小时，或者连睡24小时，比猪还过分吧？我只剩下饭票了，不，这两个月我从来就没买过菜票，我缺钱，遇上食堂师傅心情好，想发善心，就顺便尝给我一瓢菜。但是这段时间，北京老是阴雨绵绵，直接影响大伙的心情，因此都忘了发善心，你看我的牙齿，出血了，还有点松动……

老威：你就坐下来尽管吃。喂，我的朋友忠忠昨天才给了你十块钱的菜票，今天就没了？

赵大虎：哦，我留下了，能混就混，还有更艰苦的日子在后头。

老威：我再给你打两份肉，这儿还有啤酒。

赵大虎：哎哟，真他妈资产阶级生活！不行，你对我这么好，我要报答你。

老威：怎么报答？

赵大虎：我为你唱两首歌，你随便点，不过我最拿手的还是崔健的《苦行僧》和《回到拉萨》。这是两首走路的歌。“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要从白走到黑”，然后就回到了拉萨，世界屋脊，离上帝最近的地方！我做梦都想去。我唱啦，不，我付你酒饭钱啦，完事后我们就两不欠啦。让我灌半瓶啤酒，这样，激情上来得快些。

老威：感觉不错。你的声音好象不是从嘴巴而是从脚心发出的，充满了尘土飞扬的摩擦，也充满了脚气臭。赵大虎，你流浪了多久了？

赵大虎：我90年从家乡出来，只有前年回去过一次。我本来不该回去的，因为我曾从北京给我妈发过“赵大虎车祸身亡，已于1994年6月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的电报，我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时，差点把父母吓晕过去。接着，就遭到老俩口的合力声讨，仿佛我的死而复生令他们愤怒。于是，我在万般无奈之下，盗取了我妈用于养老的8000元存款，畏罪潜逃。途经长沙时，正遇体育场几十万人争购福利彩票，被那种壮观场面所感染，我不由自主卷入，在众人惊叹中，我把8000元全部投入，买了十几箱彩票，垒在那里慢慢抠，太阳落山了，我又把彩票背回旅馆，通宵达旦地抠，特等奖20万没中，一等奖10000也没中，却中了一口钢筋锅，两床踏花被和八双袜子。我原想中奖后孝敬父母，让这碌碌无为老矿工夫妇也经历一次人生的大悲大喜，不料美梦破灭，我只好背上锅和被子上路，我把八双袜子都套在脚上，虽然是十冬腊月，也厚得走不动路，又一双接一双脱下来。你看。我现在还穿着上次抠奖的尼龙袜。

老威：你父母多大年纪了？

赵大虎：60多岁吧。

老威：这么说，都退休了。你把他们养老钱都拿走了，他们想不通，出问题咋办？

赵大虎：出问题？我没想过。我知道，这是一种无法偿还的罪孽，而对父母的原罪感正是艺术的源泉之一，这种冲动，在现实中无法偿还的东西，只有用诗歌偿还。我不想做一个平凡人，天才总是下意识地为自己设置路障。我这张丑陋的面孔就是路障，小时候，我就试过，当自己忏悔、流泪，没人会理解、同情；只有仇恨甚至愤怒，才令人大吃一惊，虽然随之而来的是拳脚交加。

老威：你为自己设置路障，这倒是一个绝妙的比喻。赵大虎，你在北京混了几年了？

赵大虎：两年了，都住在这所文学院里。这儿的进修班一年一届，我看着他们上了两届。

老威：你的房间在几楼几号？

赵大虎：我没房间。这五楼的教室就是我的大客房，白天上正课我不能进来，晚上自习我就溜进来，找一个座看书、写作，因为有紧迫感所以工作效率挺高。大约过了11点，这教室的人差不多走光了，我就把六把椅子拼成一张床，躺着睡了。这儿的学员已习惯我了，可教师和院长不太习惯，想方设法使坏，甚至不让我进大门。前段时间，我象翻越日寇封锁线的进步学生，怀着去延安朝圣的心情，半夜1点钟爬墙爬门进教室，被院长发现，正要训斥，却没料到我先声夺人：“我是高玉宝！我要读书！”正巧，写《高玉宝》的作者高玉宝是院长的同乡兼朋友，被我一句话就感动了，可能他不愿做半夜学鸡叫的地主周扒皮吧。

老威：既是这样，你让院长免费给你安排个地方住嘛。

赵大虎：你忘了这是什么年代。商品社会，还想免费上学、住房？做梦去吧。院长也就感动了一两天，幸好在第三天头上，《创作界》发表了我一组长诗，提前送稿费来了。再加上一些捐款，我租了三个月的房，就在文学院的墙外。房东是个菜农，满脸横肉，还养着一条大狼狗，我不讨好房东，也得讨好这条狗，它坐着站着都比我的腰还高，白天还没啥，夜里一回去迟了，它就扑上来，用爪子亲热地搂我肩膀，舔我喉咙。有一次，我半夜一点回去，房东故意不开小院门，我就翻墙，可一落地，狗就上来了，幸好是熟人，它只咬破了我的裤子而不是喉咙。就这样也麻烦，我坐在床上挑灯补裤子，以免第二天不能出入社交场合，没有针线怎么办？我就用大头针把破洞锁住。

老威：听说你这段时间又没回去住了？

赵大虎：这儿算北京郊区，房租便宜，交通也还方便，所以租房的人特别多，当然，这儿不像通县、圆明园一带，住的都是艺术家，这儿是野鸡、人贩子、打工仔出没之地，三天两头，公安局扫黄打非查暂住户口。我的身份证都是临时的，哪来暂住户口？所以我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居住战术，在外头住几天，在文学院躲几天，校方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罢了。

老威：你还挺聪明的。

赵大虎：我被打聪明了。有天夜里查暂住证，我没有，联防队员二话不说，就把我的东西朝外扔，其实除了被子和几件衣裳，我只有几本书和手稿袋(里面装着我的近作)，以及发表过我的作品的三本杂志。我交不出罚款，被狠狠地打了一顿。我在墙根边躲边喊：“我是诗人赵大虎！你们打我就是打李白、打杜甫、打毛主席——毛主席也写诗！”听我出语不凡，联防队员吓得愣住了，就问：“你是诗人？有证明吗？”我拿出杂志，翻到有自己作品的那几页让他们看。他们还真研究了半天，又把名字同临时身份证对了对，才恍然大悟地给了我一耳光：“你这是抄袭吧，屙泡尿照照，你象李白？李鬼还差不多。”我反驳说：“你们问房东！”不料房东应声出来，三拳两脚就把我弄趴下了，还让大狼狗把手稿袋衔给我说：“提上你的收尸(诗)袋，滚远些吧。”

老威：这他妈太不像话了，你应该叫房东退租金。

赵大虎：过了两天，我一拐一拐想搬走了，房东却又是递烟又是陪笑说：“兄弟，我是演给联防看的，你就放心在我这儿住吧。”

老威：我说赵大虎，你为啥非要在北京城里混呢？你又没工作，据我观察，你也不适合做任何工作。你到一个小地方去呆，民风也淳朴。你是大学生，下嫁到农村更好，白天种地，晚上写诗，到了年底，还可以热热闹闹地杀猪过年。

赵大虎：我有朋友在四川巫山，三峡的神女峰脚下，所以那地方又叫“爱情县”，我在巫山呆了好几个月，写了几首超级长诗，还谈了一次恋爱，心就开始痒了。一听轮船汽笛响，我就受不了。他妈的，我又不是神女，干吗要在一个地方呆很多年呢？等什么？我看除了世界末日啥也等不到。北京当然艰苦，物价也比巫山昂贵许多倍，但这是中国的首都，最有文化的地方，在这儿，好歹也能闹出点名堂。要不，全国各地做生意、搞政治、玩文化，怀着各种理想或阴谋的人为啥都朝这儿钻？我写了那么多东西，在小地方没人懂，我又不可能自己念给自己听。我冲着女朋友口头“发表”了几次，都被她“口头”枪毙掉了。我只有到北京寻找机会。

老威：你弄出点名堂没有？

赵大虎：我在文学院有许多崇拜者，否则混不到现在。在这儿授课的名编辑和名作家不少，开座谈会时，我总能发言，引起大家关注。上半年，《创作界》继发表我的长诗之后，还组织名家讨论“赵大虎诗歌现象”，其中有北大的教授，中科院的研究员。出版社和杂志编辑以及电视公众人物。讨论记要上个月发表了，我和大评论家唐晓渡、刘恪、王一川都成了朋友，和西川也是朋友。

老威：你到会发言了吗？我似乎还没见你在公共场合长篇发言。

赵大虎：他们没请我，这使我深感遗憾。听说《创作界》还请了客。

老威：你在北京，他们为啥不请你？

赵大虎：我的诗能登大雅之堂，我的人，嘿嘿，差了点等级。其实我很想登门拜访这些名家，切磋诗艺，可他们都不留地址，害怕我赖着不走。

老威：你赖过吗？

赵大虎：只有一次，我摸到老刘家，在他家才住三天，他女儿的脸色就不好看了。我曾一边喝酒一边跟老刘侃廖亦武的《黑道》，里面讲了许多80年代地下诗人好玩的事。据说那时在江湖上混出点名头的诗人，流浪到一个陌生地方，只需按上一站同党开的路条，找到本地同党，一拱手，自报家门，递上路条，吆喝一声“打扰了”就成。大碗酒大碗肉好多天，临别主人还要馈赠路费，再开路条去找下一站英雄。真可谓“有诗走遍天下，无诗寸步难行。”

我就这样一边怀旧一边吃喝，忘乎所以，不料老刘却坐不住了，连说：“那是廖亦武编的！”就马上行动，趁醉把我送回文学院，丢进教室就不管了。

老威：眼看要出头了，你又暴露了本来面目。

赵大虎：北京城这么大，空荡荡的，可我努力这么久还是在门外。我盼望什么呢？盼望世界大战、瘟疫、地震、宫廷政变等等，反正，灭顶之灾中任选一种，外星人入侵也行。把这个捆绑人的秩序，这个铁血的扼杀人的创造性的奴隶的秩序毁一遍，高楼大厦都弄平，钞票作废，满地球都长草，那时，只有我这种最贱的生物能活，天才在这个假文明的环境里都是最贱的蟑螂，虽然在精神的荒漠中，油炸蟑螂也是一道好菜。你看，这么大个文学院，这么多作家和想掏腰包成为作家的奴才，可是，当一个诗人在文学院的门口挨打的时候，却没人挺身而出，说句公道话。还有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这些官僚和养官僚的机构，几十层高的大楼，却没有保护和救济过一个作家。我曾在中国作协门口卖唱，半天唱了近30首歌，却只卖了几块钱。

老威：不只几块钱吧，听说你在卖唱期间，爱上了一位女作家，还为她写了诗，灵感和爱情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赵大虎：不错，我迷上她了，又不知怎样倾诉内心的感受，只好她走哪儿我跟哪儿。她回东北我也混火车去东北。我不知道她丈夫是某市公安局长，总之，我又失败了。回到北京时生了场大病，在病中自己给自己放了血，燃烧我灵魂的那股火才卜地灭了。但是那道面对权势无能为力的伤痛却永远留下，成为创作灵感。我想，同是诗人，欧阳××、王××、肖××他们为啥可以活得那样体面，那样名利双收？出书出国样样有份？

老威：为什么？

赵大虎：是因为我比他们有天才，所有时代的天才都与他所处的环境搞不好关系。天才不是用脑子处心积虑去想诗。而是用器官、血液、心跳去写诗。用行动去为自己的行动制造障碍。是的，我穷，我累，我坎坷，然而中国人民都坎坷，那些下岗工人、农村打工仔、流浪汉、乞丐，谁不比我坎坷？我与他们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写诗，他们不写。我在他们中呆过，我住过桥洞，要过饭。你不相信？我撩起衣裳，你看看我浑身上下有多少疤？一个疤就是一种经历，一股气。你明白吧？我既与劳动人民有区别也同体面的文化诗人有区别。九十年代是不断引进文化浪潮的时代，而文化诗人就是这些文化浪潮的翻版，我不想成为复印机的产物，不想借助复制效果而出名。

老威：制造丑闻也可能出名嘛。不过，你的名要出到什么程度为止呢？公众人物？各种会议的嘉宾？各国驻京使馆的坐上客？经常出国的中国诗歌使者？还是文人沙龙捧出来的大师？你喜欢像他们那样，上中央电视台读书节目，向广大观众普及诗歌？那你改行吧，把脸洗干净，找个工作，边打工边到北京大学去进修，最后可以考谢冕的诗歌博士。

赵大虎：我……好像不行……人一多，我说话就结巴。我的灵魂是高贵的，可我的每个细胞都很贱，我常有当众撒尿的冲动。

老威：那你呆在这儿干啥？北京是祖国的首都，体面人的世界，不会操作最终是混不下去的。我劝你还是回老家，当然，你已不敢回老家。回四川巫山县去修炼，至少两年，不动笔，不动怪念头，忘记自己是诗人。至少在我看来，九十年代做诗人是极其卑鄙的，不管是体面还是不体面的诗人，因为我们的心已死掉了，被斑剥的血痕锈掉了。你要多想好事，于身心有益的健康事，最好下嫁到农村，娶个村姑，老老实实地种地、耕田，用辛勤的汗水换取丰收的果实……久而久之，你就会由不习惯到习惯。你这张丑脸会一天天变得漂亮、自信和体面起来，你读过书，自然懂得灵魂会逐渐影响改变外貌这个道理。当你有一天，突然又想写诗的时候，语言和环境全变了，然后你就杀头猪，腌点腊肉带到北京，依次送礼给各色文化名流，礼轻情义重，进门时不忘说：“这是我赵大虎亲自养的猪，不是饲料猪。”

赵大虎：万一我修炼成了彻头彻尾的山间老农，写不成诗呢？

老威：哪也没遗憾，你就干脆做当代李聃，倒骑水牛朝深山里钻。

赵大虎：那是70岁以后的事，老子在70岁以前还做过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也就是说，要先王后圣。我现在连著名诗人的滋味都没尝到，你就让我当农民？非憋死不可。

老威：你前后都看不到曙光，只能这样。

赵大虎：你就是我的“曙光”，我晓得你的箫和啸都堪称当今一绝，今晚上，一伙体面诗人要在北京文化宫彩排，朗诵诗歌，那种朗诵法特别贵族，背景是长裙拖地的小妞们弄钢琴，小提琴伴奏，穿晚礼服的诗人打开一个唱歌剧的本子，缓缓读诗。你记得叶芝的《当你老了》吗？

就是那种味，不过壁炉边不是诗人早年的恋人在打盹，而是满场的观众都老了。这消息绝对可靠，今晚彩排后，劳动节就要开朗诵会，据说预订票都抢购一空了。我现在就拜你为师，一会儿，我陪你去，你和导演、策划是朋友，你要求上节目，完了就顺便介绍我，我一上台唱也好，朗诵诗也好，不成功也成功。

老威：人家肯定事先都定好节目了。

赵大虎：如果没谈妥，你就把确切演出时间打听好，找一帮捧场的，我师徒直接上，闹出事故再说。

老威：会被抓起来的。

赵大虎：抓起来？成国际事件啦，下半生吃喝、出国、涮洋妞都不愁啦。

老威：行啊，赵大虎，你已百炼成钢了。吃饱喝足了？洗碗去吧。

赵大虎：你先请，我呢，从不洗碗，我的碗就放在这桌上，没人要。喂，老威，你再细致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11.食客迟福

采访缘起：

迟福鼻挺口方，凭一根舌头在江湖上闯荡，居然有了不少追随者。“人心向吃的年代，”他说“除了吃，还是吃。”

我也是追随者之一，这样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和目标。1999年1月2日，穿堂风阵阵的成都西门某烂茶铺，我与迟福在麻将桌的包围中侃吃，渐渐，我气馁了。因为迟福的确见多识广，镜界高超，我辈哪怕努力一辈子，也断难达到这种“万物皆可入口”的地步。

整理这篇文字时，我真想用一根大头针把迟福这厮的嘴缝起来，造孽呵。老威：最近又享了啥子口福，老迟？

迟福：寡淡得很，拿《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话说：“口中淡个出鸟来。”

老威：不可能吧？一看你的气色就晓得，神清目朗，声若洪钟，脑壳上的油皮都在发亮。哦哟，连两鬓的杂毛也转青了！你没满50岁，我不好吹你“返老还童”。说实话，你到底吃了哪门子补药？

迟福：你学会看相了？

老威：前一晌，我看了台湾电影《饮食男女》，又把陆文夫的旧小说《美食家》翻出来拜读，嘿，我觉得与其亲自动嘴，不如看吃，久了多少会积累一点看(吃)相的经验，你笑啥子？

迟福：我没笑，我在咧嘴。电影、小说能吃么？看顶个屁用，只有沾舌头才晓得鲜。

老威：你的确比从前气粗多了。

迟福：那当然。我这段时间经常吃人。

老威：吃人？还凶杀呢。我说老迟，一把年纪，说这种话有啥意思？我又没得罪你。

迟福：哪儿的话呢？我是瞅着你人不错，才告诉你的。如果近来性子躁，想寻刺激，我介绍你去。

老威：你看上去没毛病啊。

迟福：你才有毛病。你靠近一点，这茶馆人多嘴杂，只要漏一点口风，就会传成恐怖片。你拿我的名片，抽空出去耍一趟，沿着涪江边一直走，有许多卖“球溪鲢鱼”的路边店。有个地方，停了一长串轿车，你凭感觉下车吧。傍晚时，有三三两两的人，沿一条河沟散步，你跟着走半里路，有一大片竹林盘，里头横七竖八几幢楼房，吃喝、棋牌、麻将、卡拉OK全包，一人玩一天12元。

老威：成都周围遍地“农家乐”，跑那么远干啥？

迟福：吃人啊。你找到老板张胖子，说要尝尝羊羔肉，人家就晓得了。递不递名片无所谓，一看你风尘仆仆的样儿，肯定就冲那玩意去的。那个鬼地方，白天清静，晚上爆满，不晓得从哪儿钻出来的食客。张胖子在方圆百里，烹调都算一绝，除了那独创名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土里长的，他啥子都敢朝锅弄。我怀疑他的东西下了鸦片烟毒，毛毛菜都好吃。有时候，全部卖空了，总有不甘心的食客进厨房东寻西找，猎狗一般耸鼻子。张胖子莫法子，只好敲潲水桶叫唤：“喂，只有这喂猪的有剩，喂人的全光了！”我经常开玩笑说：“等钱赚够了，我就搬到张胖子家养老，把那唐僧肉天天吃，起码活120岁。”

老威：把人馋成这样，肯定有问题。去年《蜀报》揭露了“潲水油真相”，激起了成都市民的愤怒。因为新闻图片里都立着些一人多高的爬满苍蝇的大桶，桶里是潲水贩子从成都各餐馆回收的残汤剩水，经过熬炼，这些万人口水汤的油面被舀起来，重新出售给遍布大街小巷的“串串香”。原来，价廉物美，领导一代饮食新潮流的东西竟是一次次回收的食物垃圾，喂猪都不灵，人倒一串接一串，嚼得津津有味！

随着潲水油事件的追踪报道，窝点一个个被挖出来，串串香的生意也萧条了两个月。但随着天气的变化，又很快回升，直到现在，串串香已经火透了整个成都。他妈的，人民不怕潲水油，人民的免疫排毒功能天生发达，人民永远毒不死。我敢肯定，这潲水油里下了能刺激味觉的药，勾得大伙不见那满锅红汤就想。

迟福：火锅里下罂粟壳嘛，工商局一年四季都查，但从来没断过根。罂粟是提炼鸦片的原料，罂粟壳下锅一熬，就有异乎寻常的香，多吃一段时间，慢慢就成瘾了，你不做回头客也不行。

老威：你说的那地方，肯定是个毒源。

迟福：人多的地方都是毒源，俗话说：“吃个热闹。”

老威：卖人肉也热闹？不去端窝子？

迟福：偶尔也有警察开车去吃。

老威：你不是在创作《新水浒传》吧？人肉包子多少钱一笼？

迟福：哪有一笼？顶破天巴掌大的一个。把血丝丝仔细扯干净，放在冰箱里冷冻，算低温消毒。其实不消毒更鲜，但是现在的妇女，得各种疑难杂症的多，消了毒保险，还可以压一压血腥气。然后就放在粘土烧的瓦钵内，放点姜，用文火慢慢煨。没出娘肚子的东西，顶多一两个时辰就烂熟了，还要炖，直到全部变成一锅雪亮雪亮的汤，再放些“土人参”。当然，所谓“人参”都是脚板苕雕的，川西坝的脚板苕又大又肥，还长着脚趾拇。这是一种雕东西的好材料，假药贩子练摊时出售的“长白山千年老人参“，就是用脚板苕雕的，分男女，合在一块天衣无缝。哦，我扯远了。这种汤本来就大补，再放人参，不把人补成药渣子？所以只能放脚板苕，让汤稠一点。这样端上桌，点成火锅，肚条、鸡丝、银丝粉、藕片都可以烫。除此还有一种更鲜的弄法，就是把地老鼠剐了，洗干净，与那东西一块炖。张胖子养了十几笼白老鼠，像他妈个科学家，不过，我一见给老鼠喂的那些腐烂杂碎，就不太舒服。要点就点货真价实的地老鼠，让张胖子发动当地农民去地里掏洞，一天总能捉十几只大老鼠。老鼠剐了皮，蜷成一堆，乍一看，同胎儿一模一样，有时候，人肉早煨化了，可老鼠还没化，爪爪像没成形的手脚……

老威：你的心理真没障碍？那死胎儿不和尸体一样么？

迟福：第一次吃我根本不晓得，朋友带去，稠稠的一窝汤上来，白得晃眼睛。取调羹一尝，鲜得耳门子嗡地一响，我感到浑身都是舌头，在一伸一缩地舔。朋友连问几声：“咋样？”我都傻了。趁我傻着，朋友赶快把保护母亲河的环保捐款合同拿出来让我签。我一脑空白地签了名，这顿美味顿时升值为5万人民币。

吃上两次，我就有些上瘾。我走南闯北做生意，山珍海味尝遍，没想到最鲜最嫩最上档次的还是人肉。非洲原始部落，一直有吃人肉的习俗，中非皇帝博卡萨，还拿黑人肉冒充熊肉招待过外宾。我国吃人肉最著名的记载，就是商纣王为了试探周文王有无谋反之心，把他关在地窖里三年，还杀掉他的儿子邑伯考，细细剁碎，熬成一钵肉粥赐给他。周文王明白是自己儿子的肉，还连称“好吃”，狼吞虎咽，连盆子都舔个干净。老实说，当初读这些吃人故事，感到自己的肉也在抖。类似的描写在中国古书里太多，大家都晓得《水浒传》里孙二娘卖人肉包子，差点连武松也剐了；还有李逵将史文恭开膛破肚，一片一片割其博动的心脏下酒的细节。

三年自然灾害，人吃人的传说三天三夜说不完。婴儿生下来养不活，就一家人煮着吃。只要一个村里开了吃人的头，就一直吃下去，贫下中农吃地主，吃富农，老的肉不嫩，就选地富子女吃。那时人都饿疯了，来不及品味道。老威呀，啥事都怕开戒，和尚开了戒，吃晕比你我更厉害，吃人的戒一旦开了，绝对有成批的女性专门下崽崽供应各大餐馆。

老威：你已经开了吃人戒。

迟福：肚皮内外有别嘛。

老威：你咋察觉是胎儿汤的？

迟福：当知青时，我吃过胎盘，胎儿与胎盘是同一种味。但是张胖子手艺好，炖汤有秘方，把怪味全去掉了。最初我不敢到厨房去看，稀里糊涂喝汤。后来遇到淡季，东西缺俏，就越来越贵。跑货的晚上十点还没回来，大家都眼巴巴地等。一两六十元，遇上不足月的，最多三两重，算一百八十元。老鼠十元一只，倒不算贵。这样一锅吃下来，三四个人，轻轻松松就耗掉四、五百。当然，运气好也可能捞着个大的，六个月以上才想起流产的傻婆娘，呼天喊地张开血胯，任医生从那洞中一锄接一锄地挖出包袱来，耳朵、鼻子、嘴都齐了，连手脚指甲都有了，这种货，少说也一两斤，弄得不好，撞上临盆流产的，三、四斤也打不住。这么大一块，一锅要不完，就分成两、三锅。秤斤两，我再怕看，也要去监督，因为秤星子偏一颗米，就是好几十元。分肉也有讲究，遇特别大的，谁都想要屁股和大腿，但胎儿脑壳最大，有的占全身的一半，有的占三分之一。张老板只好把胎发刮干净，一家切一块。管他肉多肉少的部位，绝对平均主义，然后再分开下锅。

老威：这叫美食？我听起都恶心。

迟福：听与看是两回事。广西人吃猴脑是最残忍的，一进猴餐馆，服务员就把你带到猴笼前，让你挑。你想猴子多精灵，马上就意识到坏事了。一群十几只像人的东西，都眨巴着圆眼睛，惊恐万状地朝后躲，它们尽量挤在同胖身后，并互相把同伴朝前推，有更聪明的猴，伸爪子直戳其他猴向人类示意……这么惨的一幕，除了经常杀猴的屠夫，谁能看得下去？我不能看，看了就与你现在一样，心里过不去。那么多年文明教育，受到一只猴子的挑战。但是猴脑的确鲜美，当它被捆成一只粽子，嘴巴加了木塞，被固定在四周围了黑布或面板的站笼里时，除了桌面上刮净了猴毛的天灵盖，你已感觉不到任何动静。然后用片刀削开盖子，露颤动的脑花，一匙一匙烫着吃。也许猴子痛得只有眨眼睛的份，但舌头的感觉(有些紧张的感觉更加刺激！)已盖过了一切。民以食为天啊。

老威：从吃猴子到吃人，你倒是完成了一次飞跃。这之前你还吃过啥稀奇东西？

迟福：穿山甲、象鼻、熊肉、麂子肉、江团、娃娃鱼。我记不清有多少品种。总之我这根舌头该割下来，向全国人民谢罪，因为有些品种本来就稀少，吃一只就缺一只。还有些东西并不太好吃，只因为珍奇，就忍不住去尝一口。做生意嘛，勾兑关系，除了夜总会，就是陪吃陪喝。吃什么也象征着社会等级。比方请一个处长以上的官儿，总不能一般的鸡鱼鸭就打发过去吧？

老威：你是除了人肉，啥都不香了吧？

迟福：小时候的东西香，随便爬树掏个麻雀，裹一砣泥巴，烧透了，从灶里扒出来，在地上摔，羽毛粘脱了，那雀肉我长大后回味过多次，每次都淌口水。依法泡制过几盘，再也嚼不出过去的味了。也许泥巴变值了，渗了太多的工业化肥、激素，还有没完没了的生活垃圾。中国城市中，已没有一条不臭的沟，地下水又污染土层，几十年前的那种纯粹的黄泥巴已不太容易找。笋子虫你吃过么？竹林里，一天要捉十几只，用竹签插着烤，那个清香！一辈子也吃不够。当知青时，猫啊老鼠啊，都吃过，哪怕捉了条大黄鳝，多年以后也念念不忘。最歹毒的一次，就是煮猫，那可是远近闻名的飞贼，老鼠捉腻了，就偷悬在梁上的肉，据说还偷过鸡。那飞贼虽说体重十来斤，但动作比闪电还快。我与它结仇是因为一块胎盘，那是我赶场时，从公社医院搞的。那年月，这玩意没人要，我就弄回来，与一斤肥肉混炖。那晚我忙了两个多小时，胎盘总算快粑了，我就捞起来切。太烫了，下不去手，我只好放在台上晾。我打算像对付猪肚一样，把胎盘切成条，再炖一个时辰，就彻底补一盘虚。于是，我绕到灶膛前加了把桑柴。没料到，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胎盘就上天了。只听得哇呜一声，我猛抬头，隔着沸腾的锅去抢，但已悔之晚也！

我脸薰成了黑包公，衣服被燎去了一大截，幸好手还没按进锅里，否则就烫成猪蹄了。房上一阵瓦响，我跟着撵出屋，猫与胎盘都无影无踪。我气得满山遍野地侦察了半夜，头昏眼花地回来，抱着一钵冷油汤咕咕地灌。我发誓不灭此猫，誓不为人。

我在沟里抓了些小鱼，摊在锅底炕。农村的锅，又煮猪食又煮人食，深且大。我不喂猪，却日夜盼着喂猫。湿鱼在锅底渐渐变干，变得焦脆，老远都嗅着一股鱼香。我把直径一米的木锅盖用一双竹筷撑起来，竹筷连着钓鱼线，鱼线又远远拽在我手中。一连三天，我门都不出，就铁了心肠炕鱼，然后放下蚊帐，裹在被子里潜伏。我只露两个眼珠子在外头，我用人的高度智慧去骗猫。

猫来了，从房梁的老路落在灶台前，爪子灵巧地绕开了竹筷，向锅里伸。我心跳加速，可它又缩回爪，偏着脑袋向里面打探。这样磨蹭了几分钟，它卜地跳下灶台，兜个圈子，嘴喵叫了几声。它幸好没刨鱼线，就重新纵上灶台。既然招呼打过了，贼也就不客气，它一点点朝里挪身子，我已憋出一头汗，那猫身子入锅，只剩个尾巴在盖子上绕。

咬牙一拉线，怀着阶级仇民族恨。篷篷两响，锅盖塌了，跟着是猫的惨叫。我冲上去，全身扑在被猫顶得啪啪乱响的锅盖上，后来又索性坐了上去。我哈哈大笑，贼猫啊贼猫，你偷老子的胎盘，老子要整散你的骨头！

我在锅盖上坐了一个钟头，猫的动静依旧大，活捉不出来，我就抓把锄头压住，转身点火。灶膛一旺，猫在烫锅里跳得跟打雷似的，那嗷呜嗷呜的声音之恐怖，把我的尿都激出来了，裆湿了一片，我还不晓得。爆炒活猫进行了两三分钟，盖子被顶开了一下，一股焦臭呛得我背过气。可就这功夫，贼猫已从滚滚浓烟中露出脸，像一截黑炭，两眼恶狠狠地燃烧。我顺手从水缸中舀起一瓢，连瓢带水扣了过去，水雾冲天，猫一声尖嚎，像他妈个女人的声音。嘿，成精了。我压好盖，一瓢接一瓢向锅里狂灌，满屋子雾气笼罩，我感觉猫还在扑腾，但已翻不起浪了。一不做二不休，为了保险，我就架起旺火煮。在脑壳发木中，开锅了多久？我忘了。双手揭锅盖时，我莫名其妙亢奋，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

就唱了这两句时代最强音，我就刹住了：半锅黑浆中，猫像个水雷仰面开花。胸腔塌了，可肚子从黑暗中高高隆起，绽出拳头大的一块肉色。我用筷子一戳，猫肚像漏气的皮球，几秒钟就瘪了下去。一股铁红色的浊流随着漏气的卜卜声渗出来。

老威：你真下得手！了不起了不起。

迟福：你莫讽刺人，时代风气嘛，谁能免俗？为了嘴，知青都有奋不顾身的劲儿。我邻队的小子，冷不防把活牛尾巴砍回家了，痛得那牛满山乱撵乱撞，全村的壮劳力都出动去圈牛，谁都不敢近前。我不就煮了一只猫么？

老威：猫主人打上门咋办？

迟福：还没过夜，就下肚了，找鬼啊。

老威：煮成那样还能吃？

迟福：是肉就没丢的。当然，黄肥猫弄成黑焦炭，看着是不雅观，但是把焦皮一褪，腿子和屁股上的肉都完好。内脏、猫脑壳丢了，犹豫了一下，颈脖到背脊也丢，毛重十来斤的怪物，拾缀出来，不过四、五斤，煮透还要缩，最后能进嘴的两、三斤。大块白切，蘸盐和干辣椒面慢慢嚼，肉是粗了点，微微有酸味，但呷两口苕干酒就通泰了。我估计猫肉的酸是因为它刚才闹得过火，人跑久了，腿肚子也有点酸。

老威：好胃口啊。

迟福：几十年了，我的肠胃还真没闹啥大毛病。瞧，吹了半天牛，它又咕咕叫了。唉，今不如昔，哪怕人肉，也没过去的猫肉香，因为那是经过奋斗挣来的肉。

老威：你可能吃的不是真人肉吧？

迟福：笑话。

老威：成批的胎儿从哪儿弄？

迟福：全中国有多少女人？至少五亿吧？就算每个女人在一生中只打过一次胎，这笔财富，过去都白白扔了，现在还继续扔。胎盘值钱，每个医生都抢，可死胎没人要。张胖子的老婆是卫生院的，知道这个性生活随便的年头，只要收费稍低，早孕打胎的就踢破门坎。城镇的卫生院和个体诊所(还不包括游医和黑店)比天上的星星还密，只要订货，到时候打个电话，就派人去收购。越新鲜，收购价越高。你真是个猪脑壳，还提这种蠢问题！

老威：你教育得对，我是有点不开窍。

迟福：你这辈子，吃没吃好，穿也没穿好，活得没意思。

老威：我他妈自由。

迟福：没见你飞上天啊。喂，老威，别每次都喝茶喝茶，把人肠子都洗白了。

老威：本来我是要请你喝酒，可现在已经没心情了。

迟福：过两个街口，有家便宜馆子，叫“黄牛肉”，蒸炒烧炖中，蒸菜最特别，粑得透气，挑一筷子，再呷口老白干，那东西就顺着食管一路滚热地按摩下去，把人搁得稳稳当当。我再指点一下，让厨子把牛脑花、脊髓、豆花三种白烧成一盘，撮点葱丝，你品一口，眼睛肯定搞来眯起。我迟福的好处，就是上得去下得来，几块钱的东西尝得，上万元的宴席我也不推。死之前，还得去品品香港美食、日本和西方美食。所以要挣钱，为了胃口，人民币多多亦善。日本料理我没吃出味道，但就餐环境把人镇住了。听人说，在日本东京，还有将生鱼片码在裸体美女身上的吃法，搞得人硬梆梆的。真是吃无止境啊。咋样？我们换个地方，到“黄牛肉”去继续海吹？

老威：我改天请你吧，老迟。

迟福：一幅忧国忧民的样子。看来，你我算得上君子之交淡如水。

12.老知青廖大矛

采访缘起：

1998年11月3日，天气晴朗，我在四川成都北巷子24号“亦龙牙科诊所”采访了个体牙科医廖亦龙先生。他当了几年知青却没有“青春无悔”的悲壮情结，正好投合了我的某种平常的还原历史的想法。

廖亦龙现年45岁，90年代初去深圳不久，即由内地名医转为特区名医。他曾用名廖隆隆、廖亦农、廖亦龙、廖奕龙，从姓名的变化中可以牵连出一系列的时代迹迁。不过，他叫得最久的还是“廖大矛”，这是乳名，从出生到现在到将来都会有人叫。

廖大矛从母姓，这是因为父亲的家庭成份是地主，而母亲是城市贫民出身。他虽然没从这种改名换姓的投机取巧中沾多少光，但在那个年代，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也很需要。

老威：你能讲讲你下乡的经历么？

廖大矛：这个题目太大了，不知从何讲起。你晓得我下了12年乡，从1966年到1978年。开始是与一伙干部、知识分子子弟一道，在原五七干校的原址上，组建知识青年垦殖农场，到68年底，上山下乡在领袖的号召下，形成大规模的运动，农场就解散了，我们重新单独插队，我被扔到盐亭、剑阁、南部三县交界的一个地方，离公社所在地石牛还有20多里地。

老威：你参加过红卫兵吗？

廖大矛：参加过，还串连到北京，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我是在垦殖农场参加的，红卫兵组织叫“大有作为战斗兵团”。我是高小毕业就因家庭背景不好被迫下乡的，如果赖在城里，我肯定没资格参加文革。

老威：限于时间，我们这个访谈不是你整个人生经历，那得用厚厚的三大卷来描述。从某种程度说，8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个人史，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社会背景的产物。所以，希望你绕开一些时尚话题，说一些特别个性化的段子。要不，就没多大意思，你已经看到了，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各报各刊都炒作了好多特没意思的东西。

廖大矛：就依你吧。我是牙科医生，靠技术而不是靠那段经历吃饭，今天我们就随便聊聊，谈些不太入流可又记忆很深的事。

老威：正合我意。

廖大矛：刚才我说了，我落户的地方极其偏僻，生产队长在一座破庙中间砌了墙，一半我住，另一半是保管室。我一点也没感受到贫下中农的温暖，只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就成天睡懒觉。开始，队里的领导还做做面子，招呼几顿伙食，后来就不管我了，连出不出工也不过问，仿佛老天降了个瘟神下来，他们能避就避，能忘就忘。“广阔天地”，毛主席说得一点不错，这穷山沟再来一百万知青也填不满，至于能不能“大有作为”就不一定了。我睡了一个月的懒觉就软得受不了，爬起来练二胡，“扬鞭催马送公粮”，你说巧不巧，对面山腰上，也有一个知青在练二胡，象我的影子。我们隔着一道深沟喊话，他是射洪知青，叫谢红宝，19岁，我17岁。我们隔着两县交界的大沟，绿林好汉一般互相拱手，联袂共奏一曲《赛马》。那舞台可够大的，奏完《赛马》，双方的盛情也升温了，他喊我去串队，我马上行动。这下不打紧，我得下坡、绕过沟底的大水库，再喘吁吁地爬坡。一眼能望穿的距离，却要半天功夫才能过去，耍不了一会儿，又得花半天功夫回来，所以临走时，我提议每天都带上干粮下水库游泳。我们游了一个夏天的泳，水库下面有稻田，我们还捉了不少青蛙吃。

老威：这是世外桃园的生活嘛。

廖大矛：我们太年轻，心花花的，过啥世外桃园生活？再说挣不了工分，口粮也打折扣，家里也寄不了多少钱来。在队里窝着也罢了，可年轻人需要社交活动，大家混一块解除寂寞。所以到后来，赶场、串队都成风。当然，这么多人，不可能某人掏腰包，为了维持原始共产主义，大家都偷。我敢说，凡是当过插队知青的，都有过偷的经历，小至跳丰收舞，洗劫整片菜地，大至偷鸡鸭，偷猪羊，打狗。知青中当扒手的也不少，只不过现在大伙都40多岁，成家立业了，也就不重提昔日的丑事。谢红宝的绝招是蹲在树上钓鸡，我与他配合，抓一把包谷把大群鸡娃引诱到林子里，然后撒在地上。让鸡们欣喜若狂地啄食。蠢鸡当然不晓得其中有颗包谷是作为诱饵粘在鱼钩上的，一旦进口，上嘴壳就被牢牢钓住，只有扑打翅膀的份了。“渔翁”在上缓缓收线，精神和胃口都娱乐了。

老威：被农民发现咋办？

廖大矛：我在明处，谢红宝在暗处，被发现的首先是我，其实那年头，鸡是农民的命根子，灯油盐巴肥皂全靠鸡下蛋换钱买，所以知青一过路，大家都提高了警惕。我在书包中塞团报纸，鼓鼓胀胀，引鸡入林后，又鬼鬼祟祟，让贫下中农到处堵我。假贼掩护真贼，假贼的工作量大得多。

老威：这也不是长远之计。

廖大矛：除了每次招工招兵，每个知青都懂得从县里公社到大队上窜下跳地活动走后门外，我们就没有长远之计。有一次，成都一伙知青在赶场时行窃，被当场抓获，激起了众怒，乡民们红了眼，挥起扁担、木棒，一见知青就打，我们只好抱成团，抢回同伙，退到一家饭馆里闭门死守，我稍微慢了点，就挨了一扁担，我蹦起来，正好裤兜里揣着一个刚顺到手的大苹果。倾刻间，苹果就代替我的腿被砸得稀巴烂。失控的农民兄弟很快掀翻了门窗，我们只好又撒退到楼上，与他们争夺楼梯，眼看快被扯过去了，两个孙二娘一般的女知青，竟抬了一桶酱油，当顶浇了下去，这一下，更捅了马蜂窝，楼梯是抽上来了，但农民们开始在下面叠桌子，并黑压压一片喊：“打死！”楼上是饭馆的贮藏室，啥都有，于是我们又倒了一桶菜油，把首批的三个进攻者浇成油人，站立不稳，啪地一声滑下桌子。农民们前赴后继地爬桌子，滑下去一个，就被人群嗨地接住。最后，进攻者干脆不爬桌子了，直接被若干条粗胳膊举起来，我们举空桶做了个倒的动作，敌人吓得一缩一抖，就摔下去了。

知青里的中学红卫兵占绝大多数，因此一玩这种防卸游戏，就本能地亢奋，武斗时，个个都是干将嘛。可到后来，农民们全都丧失理智，竟抱来麦草捆，要点火烧房子，吓得饭馆主任跪在地上给大伙磕头，并悄悄派人去公社找领导。还好，农民们没真点火，可形势险恶，楼上该倒的已倒完了，而农民们把所有的桌子全叠起，还从外面搭梯子准备上房。

我们撒到房顶，揭瓦片乱打满街人流，只闻一片鬼哭狼嚎；而农民们也用土豆、石块，甚至用菜叶裹了粪便回敬。我们招架不住，就在房顶喊话，要求公社安置办出面调停。可是直到太阳西沉，农民大军终于攻上房，把我们五花大绑，准备游街接受众人拳脚和唾沫时，公社书记才出现。

这次事件惊动了县里，一位副书记还专程下来，为知青们开办学习班，每个人都写了检讨，我因为作战主动灵活，被回乡心切的叛徒私下出卖，记了大过，再加之家庭成份不好，我感到要通过招工招兵回城，肯定遥遥无期。而知青间的勾心斗角，更让我厌倦绝望，特别是在上山下乡后期，同一批的知青都离开了，而新来的彼此又谈不拢。

老威：和贫下中农关系也紧张吧？

廖大矛：开始紧张，后来就相安无事了。山区农民朴实善良，一点小恩小惠就收买了。不，有时不用小恩小惠，只要态度对人家好些，他们也会受宠若惊，知青毕竟是秀才呀。倒是知青办的人难于对付，社会上的一套，他们都搞懂了。我们公社有位知青，下乡五年，好不容易捞到个招工机会，还是他妈所在的单位。招工方指名要他，当然没问题，而公社知青办主任卡住不放，扬言要再看看政治表现。啥表现？这不是递点子让你快送大礼么？这位知青家里穷，一急，就急出个缺德主意。他找了两个茅台酒罐，灌了尿，原装封好。这份厚礼一出手，政治表现马上就好了，填表、体检、到县里，手续齐备。临上车时，公社那位主任拧着两罐“酒”气极败坏地撵来了，但生米成熟饭了，倒霉的是我这类后继者。

老威：你就没给他来点“真表现”？

廖大矛：我家境贫寒，母亲长年打零工，爸爸又在学习班里交待历史问题，他老人家对我唯一的援助，就是买了套理发行头，要我为贫下中农服务，自谋生路。我的小脑反映快，根据乡下特点，无师自通了三种发型：锅铲式，全部剃光，天灵盖上留撮毛，电影里的儿童团员都是这种发型；光头，当然不是刀刮，我还没学会呢；马桶盖，齐着耳朵横扫一圈，使浓发盖子一般扣住白生生的头皮，电影里的汉奸都是这种发型。我的优势是价廉动作快，一个生产队，百把颗头，我一天就弄完了。我也给公社知青办主任理过发，由于功利目的强，心里紧张，竟咬牙切齿地绞住他一块后颈皮，他狼狗般窜了两丈高，那倒毒的吃血推子却没从脑壳上掉下来！这种“真表现”的结果，我又“大有作为”了好几年。我被那狗日的盯上了，本来我剃一颗头才五分钱，可那厮硬要撵着我割“资本主义尾巴”，最后山穷水尽，我就卖掉理发行头，到处窜队混饭吃。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我们一伙知青在乡场上撞见一个江湖牙医摆地摊，就近前看稀奇，大家一时手痒，就恶作剧地偷了她几把牙钳，这可是人家谋生的命根子。她不顾一切揪住我们求情，可越这样，大家越觉得好玩，她丢的东西就越多。后来，场都快散了，牙医一见自己的工具箱里几乎空了，就抱住一位知青的腿嚎啕大哭。我不忍心，劝大家拿出赃物还她，她才抽抽嗒嗒地收摊子。我过去帮忙，顺便问她是否经常受到知青的骚扰？她默默点头。我就灵机一动，提出跟她学手艺，她扫视一圈，识时务者为俊杰，只好答应。

我师傅脸黑眼大，身板壮实，浑身上下除了胸部和臀部，没一点象女人。可她的为人的确不错。我跟她跑了一年多的滩，还到了平武县我姐工作的伐木厂。下了这么多年乡，我首次有丰衣足食的感觉。我是徒弟兼保镖，使师傅少受知青和地痞的捣乱，因此她只字未提拜师费。出师后，我在姐姐的支助下，选购了必备的牙科器械及各类药品，开始无照行医。经济上独立了，人也扬眉吐气了些。这时，我弟弟二矛也来了，他在家没人管，就到乡下给我煮饭；爸爸曾让我教他镶牙，可这东西是家中四子妹中最蠢的，只会捅漏子，没法教。

老威：看来你的生活转机开始了。

廖大矛：的确。那时拔一颗牙五角钱，我一赶场，弟弟二矛就在人流里乱钻，傻乎乎地专盯别人的嘴，一见里面有缺，就急忙赶到茶馆来报告；这种兄弟情感染了在场的知青，经常全体出动，为我满场拉客，搞得我一阵接一阵忙乱，象屠宰师傅。当然，拔完牙，洗完手，我得招待大伙进馆子。有一次，大鱼大肉刚端上桌，一个迟到的知青急匆匆地跨进门嚷嚷：“外头有个缺牙巴！”我本能地甩下筷子，提起药箱冲出门，身后却爆发哈哈大笑——原来被涮了一回。

老威：那时一口假牙多少钱？

廖大矛：满口28块，若要镶金，价格另算。单颗的又分固定和活动牙。农民不喜欢漱口，一般都要固定牙，还往往在门牙和犬齿上包金，这样一笑，就开口露富了。当时的钱值钱，对于山区农民，20多块要存好几年，因此牙科医生很让人羡慕。

老威：山区的卫生条件那么差，你没出医疗事故吧？

廖大矛：还真邪，按现在的医疗常识，一次只能拔两颗坏牙，可我挣钱心切，最多一次拔过八颗牙，把那嘴拔得成个血洞，依旧没有大出血，现在回想，真有点后怕。二矛更恐怖，我给病员注射了麻药，又用钳子敲了敲，确诊牙根松动后，就招呼他近前实习一回。不料这厮一挽袖口，还没瞅清口内情况就一钳子下去，活生生地把病员从椅上扯起来。见人家已手舞足蹈了，他还不肯松手，硬要把人家牵着在院子兜半圈。我冲过去，一个砍掌，才缴了他的械。原来，他把牙拔错了。

老威：你这个弟弟适合当兵。

廖大矛：他做了诗人。现在我明白了，诗人就是经常把别人的牙拔错的那种人，你让他拔大牙，他就拔门牙。那次事故后，我就“废”了他。他才12岁，就对做缺德事有种冲动，比如有年冬天，我们想吃狗肉，就把猎手张三爹的撵山狗逗进屋里来，二矛顺手把门拉上，兴奋得在外面引吭高歌。我骂：“你这猪，唱个逑！”他回答：“我在唱京戏掩护你呢。”冬雾弥漫，一臂之外看不清自己的手指头，我用绳套拴住狗。这狗平常与我感情很深，在我家进进出出惯了，可这次，它却把我喂它的肉吐出来，夹着尾巴退缩，呜呜的哭泣惨不忍闻。我几乎下不了手，不料二矛在外嚷嚷：“快下手哟，人要来了！你平时拔牙，屁眼儿好黑！你就当拔牙！”我说：“万一锄头敲不死咋办？”他说：“你先把它吊起来嘛。”嘿，原来这闷猪不闷，只是心思没有在正道上。

我把绳头抛过房梁，迟疑再三，还是不忍心拉，二矛在门外催命，我就把绳头从门缝塞出去。好家伙，只听嗖地一声，狗就悬空了。我打开门，见二矛小小年纪，竟象个拉大船的纤夫，把绳子背在肩上，脑壳几乎要点地了。我让松一点，他说不；我说狗都上了梁了，他把绳子绕在腰上，才回头看，狗全身都在抽动，但既没叫，也没挣扎，却见两行泪滚落下来，这是比人生动百倍的眼睛，它们听天由命，完全没乞求的意思。我让二矛放了它，二矛耍横：“那不行，它都成这样了，放下来也不得活。”我说：“哪咋办？”二矛说：“还没断气，狗有九条命呢。你找把锄头敲它的鼻子，两下就完了。”我没料到自己的弟弟这么酷，但想了想，也只好这样，就替他把住绳子。那12岁的刽子手迈进门就结束了。我们放下死狗，趁势剥皮，连肉脏一块，包一块大石头沉入大粪坑。而此时，狗的主子还在山下吃丧宴，在孝子们的哭泣中喝得醉薰薰的。

老威：你是猫哭耗子假慈悲，还不如你弟弟来得干脆。听你讲了这么多故事，我觉得好象同我们习惯了的知青生活对不上号。

廖大矛：你觉得什么才是知青生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田坎上休息读《毛选》？我不否认有的知青这样干过，或者读书、反思文革、传抄手抄本小说及违禁歌本，等等。还有种种先知先觉的情结，给本来灰暗的生活镀了一层金。但是，我没有，我既不先知，也不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而在忙于生计。生活的艰辛给人生打下如此深的烙印，以至今天还有影响。知青下乡，完全是自己教育和改造自己，可对于无辜的农民来说，知青带给他们的是一种灾难，一股祸水。知青文学，现在听上去多浪漫啊，可知青有什么可以称作“文学”的东西？我给你讲一件送礼的故事。那时候，知青们为了早日回城，一旦风闻招工，就送礼成风。这当中还出了不少女知青被强暴的事，但是她们为了今后前途，也只能忍了。我穷送不起厚礼，加之父亲一直坚持重在表现、绝不走后门的老一套，所以我只能靠自己攒钱去县里活动。记得天擦黑的时候，我敲开县知青办主任的家门，那贪官老婆从门缝里瞅见我只提了几瓶酒，脸马上沉下来，义正辞严地“拒腐蚀”。我哀求半天，才被不耐烦地“恩准”留下薄礼，待他们吃罢晚饭后谈事。我在门外楼梯下等呀等呀，大约过了两个多钟头吧，好不容易听到二楼传来涮锅的声响，就急忙冲上楼。当时心都快跳出来了，感激的话也挤满了一嘴。岂料随着门响，一阵被灯光照亮的洗锅水竟兜头泼来！我浑身湿透了，而心却燃烧起来，我冲进去就抄了把菜刀。那婆娘见祸惹大了，急忙声明“不是故意的”。我最终还是被那一屋人劝住了。为了出头之日，什么都要忍。唉，今天的人，当然不晓得挨洗锅水是啥滋味，这种奇耻大辱，谁都不会忘记。然而事隔多年，找谁算这笔帐？整我的那个人已老了，不成人样了，我见过他，没有恨，只有可怜。时间已经替我报复了他。这些人，当官时架子比谁都大，一下了台，连条狗都不如。

老威：你刚才讲的都是很好的创作素材吧。

廖大矛：什么创作素材，这是一个人的历史，当然，时过境迁，再苦再难堪的经历，也可以当故事讲。这不是忆苦思甜，因为我们没理由让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孩子去接受我们那时的荒唐，那时的贫穷和幼稚。比如我下乡时，耍了个女朋友，大家在一起搭伙。可二矛看不惯，老同她发生冲突。有次我出门，他们就在家干起来，我女朋友拿锅盖打二矛，这小子一闪过，操起锅铲就飞了过去，击中对方的头。我回来问清情况，轻轻打了二矛两下，给女朋友下台阶，不料他却怀恨在心，整整憋了半年，才在我们一块回家过春节时，向姐姐飞飞告密。我气不过，敲了他一筷子，惹得飞飞勃然大怒，一耳光扇过来，还又骂又哭：“我们家的日子这么不好过，你还在乡下学坏，交女朋友。你是坏蛋，还怕二矛揭发你？”我只好向姐姐认罪。你看，这就是我们那代人的传统教育。而现在，中学生耍朋友已是平常事，许多家长还为自己的男孩早熟，几岁就喜欢女孩骄傲呢。

老威：廖先生。谢谢你给我讲这些好玩的东西，我计划中要采访一个老知青，但进行了几次，都失败了。我一捉摸，还真让已故作家王小波说中了：“知青明星”们都缺乏平常心。把真实的经历经过一番处理，就成人物了，就认为有资本同九十年代讨价还价了。随之而起的，还有种种以知青命名的商务及文化活动。

廖大矛：我一个牙医，同这些没多大关系。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听了。

13.风流穷人雷公

采访缘起：

41岁的雷公是文学界的一个奇迹，他经常拿性命作儿戏，在这个动荡的人间乱撞。大概是因为太倒霉了，死神都不愿招惹他。

雷公自以为成名了，但那些写文学史的狗日的权威吃了他，耍了他，却经常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个重要的诗人。由于无门无派，连最末的交椅都不让坐，没办法，雷公只好省吃俭用，一本接一本自费出书——我是他多年的朋友，到头来也纳闷：“这东西凭什么硬撑到今日的？”

于是在1997年6月5号夜里9点，有了这篇对话。因为在绵阳雷公自己家中，所以他坦然、颓废、伤感。也许，白酒起了一定作用。

老威：又从鬼门关归来了，雷公？

雷公：回来了，你得请我的客。我碰见所有的哥们都这么说，赶快请我的客，否则就没机会了。

老威：不就一次车祸嘛。

雷公：人经得起几次车祸，你说？那小车眨眼就过来了，根本就没减速，我像个耍杂技的，一下子被铲起来，滚过车顶，落下车屁股，居然没事！我坐起来，拍身上的灰，皮都没擦破，那司机还算客气，主动提出送我上医院检查。我来成都办事，日程一环扣一环，根本就没空上医院。我站起，试着走了几步，看热闹的里三层外三层，不晓得从哪儿钻出这么多人。成都市面就这习惯，踩死个蚂蚁也要围一堆人。我对司机说：“你走吧，没事了。”司机忙递了支烟过来：“大哥，对不起。”周围看客马上打抱不平：“对不起就算了嗦？要他医，要他赔钱。“我说：“没撞着，你走嘛。”司机一溜，群众追着我骂“瓜娃子”。

老威：你没把车牌号记下来？

雷公：没记，所以麻烦就大了。晚上到一位朋友家，整个腰开始疼，撩开衣服，黑了一大片。朋友给我搽了一大瓶红花油，凉嗖嗖热辣辣。我不敢躺下去，就坐着与朋友侃了一个通宵的诗，然后搭车回绵阳，连家门都没进，就直接进医院，一检查，肋骨断了两根。你看我这肋腔，鸡蛋大的一个包，就是接骨的后遗症。

老威：这世上骨折的人多了，咋都没留下后遗症？就你……

雷公：医生的手艺臭，把骨头接错位了，又掰开，重新接。这刑罚，把老子的屎都整出来了，旁边的人还说：“男子汉，挺住！”我喊：“挺不住！我不要排骨！”周围的白大褂全在我的眼泪鼻涕里笑，我又喊：“刽子手！希特勒！”看来，骂人是止痛的。你不晓得，我一见医生就新仇旧恨涌上心头。89年，我发烧看病，医院为了赚钱，非要我输液，结果输进去的青霉素是过期的，感冒一夜之间就转成了败血症。那一次，我昏迷了三天三夜，做了很多怪梦，我甚至把阎王爷认作了女的，要搂着他老人家睡觉，结果被打了三百饿逼棒。满身冒火，一口开水锅在肚子里沸腾，我他妈在光速前进，那些梦像被盖，一条压一条，还没回过神，被盖就变成石板，最后，当石板又变轻时，我飘起来看我自己，乱蓬蓬的胡子，像个新疆的买买提大爷，有声音说：“雷胡子，你到底醒了！”我听出是我哥们，接着又有声音说：“是几根指头？”我雾里认花，就吐鱼泡一般回答：“三根。”

“你还晓得是三根！”那嗓门一下子就大了，原来是我老婆。“我数了一下，不是三根，一共是十三根女光棍来给你哭丧。雷公，雷骗子！死到临头老娘才认出你是个花痴！”

我没有力气解释。后来才晓得，我即将见阎王的消息作为医疗丑闻登了报，闹得满城风雨。于是，曾经与我有过这种那种关系的女娃子都纷纷赶来，好多年不见面的弃文从商卖烧腊的，已经嫁人生娃的，当然，也有死爱文学的，这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样黑压压的一群女人，都捧着鲜花，挺着粉脸，一进病房就齐放悲声，谁见过？不仅我老婆没见过，连我也没见过。可惜我那时一点知觉都莫得，否则，我一定每人亲一口，以谢患难情。

老威：你老婆才是患难情，你是文联十多年的临时工，工资不及正式编制人员的一半，还不报医药费。上次多亏你老婆拦住领导，下跪，才榨出钱救了你的命。

雷公：诗人嘛，生得低贱，死得清高。这一跪，档次降下来不说，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每个月扣一半工资，现在都望不到头。算了，不提这些倒霉事，也不要提老婆。成家立业生孩子，与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爬坡，哪天爬不动了，就彻底滚球下去——如果不离婚的话，这就是一辈子。太沉重了，哥们，老婆再好，也像你在《黑道》里说的：“像银行的存款，你不再，就始终在那儿。”而情人就不同了，你不用，别人就抢着用。

谁都不想死，谁都不想皮肉吃苦，但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之后，你觉得这一切还是值得。听说上回女娃们拥进房来，把花堆了满床，不顾体面，抱住我又哭又啃。抱手抱脚抱脑壳的，全齐了，后面的挤不上来，还急得跳，把我老婆气惨了，拦不住，反而被当作妇联干部搡出房门。为这事，她后来一直气不顺，想起就破口大骂一回。我说我跟死人差不多，她们愿意啃死人，证明我高尚。

我的确高尚，我从来没有主动抛弃过谁。我经历过无数次伤感的分手，觉得这才是诗歌的真正源头。你看，我上班八小时，还要起大早，给娃儿做饭，打扫卫生，养花，养鱼，楼顶上，我还喂了百把只鸽子。你曾经说过，我家里就差一头猪，否则海陆空全部齐了。

老威：你的社交活动也频繁。

雷公：对，并且做事认真。我打扫卫生全是跪在地上抹。你算算，单位与家中我要耗多少小时？我太忙了，可越忙，诗越是多，每年至少一两本，我不能停，一停灵感就跑掉。我一直跟你说着话，肋腔隐隐作痛，我至少在你这间屋里来回走了好几里吧？

老威：你谈情说爱也走来走去？

雷公：除了做爱不走，其它都走。

老威：写诗呢？

雷公：走不了，但两只脚喜欢在桌子底下互相搓。

老威：天才总有怪癖。喂，雷公，你是咋处理工作、家务、外交、读书、写作及恋爱之间的关系？我的印象是，你样样都不拉下。你睡觉么？

雷公：一晚睡四个小时就足够了。

老威：你是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吧？撞不死，累不垮，过期的青霉素也放不翻。

雷公：我当过兵，身体底子打得扎实，所以经得住熬。况且忙里偷闲也是种快乐。比如与情人的浪漫故事，最好发生在开会或出差期间，假公济私，又没啥花销。现在讲市场经济，空手套白狼的功夫很难施展，穷文人只剩下开文学会的出路，吃住行全包，多一人少一人无所谓，并且尽可以耍酒疯，当众逞风流，为文坛增添一些才子佳人的段子。咱们的九根先生，都50好几了，还在大会上狂追女娃子，其不愧为人文主义的一面旗帜，值得我辈永远追随。我亲眼见某某，80多岁的前辈，边接受记者，边摸另一位女诗人的屁股，那屁股粉白粉白的。当然，人家都喝醉了，在酒里干的事，跟在梦里干的事差不多，谁要追究，谁就是阴险的王八蛋。所以九根先生虽穷，只要一年四季有会开，自然就成了感情上的富翁。我与他既是诗友又是会友，懂得中国文人从古至今，都喜欢开会，如果某人瞪着电视机里的开会骂会太多，那就是他好久没开会，没到追名追利追女人的浑水里去搅了。

老威：你借开会之机搞了多少女人？

雷公：那种场合，比我有名有资历的人多，还轮不上我，有限的几个残花败柳或半老徐娘就被瓜分干净了，其他的实在憋不住，就约一个现已下海经商的文学崇拜者买单，一窝蜂出动找三陪。我这种忙里偷闲型，就把老情人带上，一起赴会，拜会些名人，多些鼓励的笑脸，让情人也亲身一下雷公在文坛的实力。

老威：你还是没变，雷公。80年代就这么一股川西老农的朴实劲。

雷公：年岁不饶人了。像九根先生，爱喝酒爱开会，为啥？就是平常活得太累太苦，过去的文人看重外部形象，分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都是做给历史看的。谁晓得困难当头的堂堂大丈夫，在私生活中是不是变态狂？而今改革开放，就是内外一起放，把知识赋予的道德约束力丢开，就其本能，文人与商人、政客、鸡或鸭子同为一路货，都是追求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有一个下午，我打发了上学的儿子，就边做家务事边约情人。下行两点半到五点半，整整三个钟头，家里都是空的，得找点东西填满。情人准时到了，我们聊一会儿天，她就到书房翻书。我说别看书了，时间紧张，该做啥就做啥。她装着不懂，我就牵手来摸肋骨上的车祸包。她问：疼吗？我说晚上疼上午疼，就这会儿不疼，所以就来感觉了。她说我成了止疼膏药了，我把她放翻在木地板上说，你就是膏药，天天贴在这儿，包肯定消了。

我忙乎半天，才把她硬绑绑的牛仔裤卸脱，大家的情绪都高，却不料有人敲门，砰砰砰的，我们马上憋住气，得平静了再快活。可门越来越响，最后，一个童音喊道：“爸爸快开门！我晓得你在屋头！”

情人慌得一跟头翻起来，我忙打手势稳住她，就提起裤子出书房问：“啥子事？”

儿子说：“我的文具盒忘记拿了！”

我气得干瞪眼，可也没法。就在抽屈里翻出文具盒，从窗口递出去。儿子一跑，我马上折回来重温鸳鸯梦，但情绪已低落了不少。正在关键时刻，狗日的门又响了，还是儿子！他喊：“爸爸快开门，文具盒里的三角板没有了！”

我差点没背过气！只有边骂龟儿子边找三角板。儿子要求进房，情人吓得钻厕所。当时的情景一团糟，可过后一想，又忍不住笑。老婆问我笑啥，我就捂住嘴更憋不住了。真是意味深长，如果偷欢成功，还有这种快活么？

老威：当心身子骨啊。

雷公：离散架还远。喂，老威，为啥不哭？

老威：我感到有些不是滋味。

雷公：其实我信仰苦难，它使诗歌显得有份量。可真要有人在我跟前回到旧社会，我又忍不住管闲事。上回派诗人芒克来四川，我们陪他上窦围山。整天游山，都是高高兴兴的，芒克还与我们比赛爬树，他说“芒克”这个笔名就是英语“猴子”的意思。可晚饭时，酒才喝到一半，芒克突然马上脸，独自端杯子到一边灌闷酒。我想起芒克的身世，当80年代他周围的今天诗人都火起来，在正统诗坛坐了一把交椅时，他却寂寂无闻，过着艰难的日子，其实他的诗非常有灵气。我望着芒克的背影，感到鼻子酸，就提着酒瓶子过去与他碰同病相怜的杯。我说：“有啥痛苦往事就讲出来，朋友帮你分担。”芒克说：“我高兴啊。”我说：“你肯定不开心，你的内心太痛苦了。”芒克说：“我不痛苦。”我说：“你痛苦。”芒克说：“你有完没完？我不痛苦！！”我说：“你才没完，明明痛苦又不承认！！”芒克差点气疯了。第二天下山，就在菜摊上与我比赛吃圆白菜，他以为自己经常出国蹭洋餐，吃生东西是强项，哪晓得我就是农村吃草长大的蛮牛。我们各抱一棵菜啃，我撕掉老叶，一头就扎到菜心里去，但不中用的芒克只嚼了几口就投降。肚子坏了，拉得青面獠牛，还说不痛苦，不痛苦做啥诗人？

老威：听你老婆说，你上一回窦围山，就在家病了半个月。拉完稀又发高烧，大热天还裹着棉袄揩地板。雷公，莫发人来疯嘛。

雷公：远客来了，自然舍命相陪，咱穷人，只能是这种玩法。

老威：那你有钱之后，就会绅士起来？

雷公：当然，有钱，情人、老婆、孩子都将舒服一些，小毛病也不会与我计较，诗的产量也会大大提高。我羡慕成都那位著名富婆诗人，开着酒吧，满世界游逛，然后才去慢慢关注女性及人类的苦难。

老威：最近你就将发一笔财，一万块。周二黄来信说的。

雷公：是I love you诗歌奖么？

老威：不算正式，是奖之外专门拨给你的救济款。

雷公：靠得住么？

老威：二黄是经风雨见世面的人物，几番甜言蜜语加愤世嫉俗，一定把那美藉台湾富婆哄得眼泪在眼眶里转。富婆可能没生育过，所以喜欢叫诗人“我的孩子！”目前她在中国的诗人、画家、行为艺术家孩子起码上百，再添你一个也不多。

雷公：我愿意做她的干儿子，不过周二黄那里，你还得替我美言几句。

老威：为啥？

雷公：二黄先生可算个大人物，在北京又开酒吧又开摇滚乐公司，白道黑道都通。上次他到成都，还是你通风报信，我就立即打他手机，邀他无论如何到绵阳看看。

老威：我还特地向他介绍四川最穷最有意思的诗人，人家虽是混混，却一点不势利，马上就答应微服私访你一把。

雷公：二黄先生一表人材，能说会道，把本地的文学土包子全镇了，大家一致认为，他除了嘴和屁眼，浑身都无漏洞。当然，干吹绝对不行，我又找人请客，牛鞭火锅越吃越见效，一会儿，周二黄斯文的伪装就剥下来，趁着醉意要睡晕觉。我手上没有现成的良家妇女，周二黄就要去夜总会。这门坎一跨就上千，没大款跟着，谁敢进？于是我哄他：“这晌扫黄严打，见嫖就拘留罚款。”周二黄酒吓醒了些，可灵机一动，又瞅准我灌迷魂汤：“你是本地名流，知道什么地方安全嘛。”

我当然清楚，就与一位朋友陪他到城郊的一座立交桥下，找一位卡拉OK老板。这老板过去写诗，长期追随在我手下，自然仗义，马上打传呼约人。周二黄见有点像黑店，就担心安全与卫生。老板拍着胸脯说：“实行三包”。

我与老板说好改天结账，看客人的满意程度。我和朋友连水也没喝，办完事就走，节约成本嘛。周二黄坐在屏风里，拿一张报假看，其实心急火燎。嘿，我以为他要干个把小时才收场，没想到我们前腿拢，他后脚就到，还一拐一拐的。我朋友忙扶着他进屋坐定，我笑着问：“搞安逸了？”

“安逸你妈个屄！”周二黄大骂，“太黑暗了，雷公！炮房就一破沙发，大冷天，连块遮屁股的布都不给！什么文明城市，文明得日逼都不盖东西，光溜溜地扑来扑去，那鸡还怕羞，死死按住那地方不松手！”我问：“哪有三陪不做生意的？”周二黄说：“当然做，你给一万元她都不拒绝。关键是我喝了酒，认不准目标，好不容易逮住，腰还被鬼沙发给闪了。忍痛插进去，才顶两下，鸡就开始盘问我：“你是雷公老师的朋友？”我哼哼两声，鸡又说：“你千万莫告诉他我在干这个。”“真撞鬼了！”周二黄大发感慨，“怎么各行各业都有了诗歌爱好者？”

老威：这鸡跟你是啥关系？

雷公：逑关系。我是偷鸡不成倒蚀把米。周二黄嚷着要我“赔偿损失”，没办法，我得罪不起，只好连夜火速动员所有的朋友挖老窖，终于在午夜12点约来两位大龄女青年。周二黄吃了若干牛鞭，刚才又闪了屁筋，更饥不择食了。但绵阳不比北京，除了三陪，哪怕再开放的女子，也不可能初次见面就剐裤子。周二黄的强项是口才，从北京到东京，再到巴黎、纽约，吹得天花乱坠，有位绰号“小雀斑”的真被他迷住了，就互相留了地址、电话，依依惜别。

老威：他哪有这种浪漫情调！

雷公：可无论也要熬到第二天。据周二黄说，他送别时，已亲了嘴，摸了奶子，约定次日上午相见。我说声“好好休息”，就安排他睡，说实话，我也疲倦了。

老威：周二黄说，他在你家几乎冻成冰棍了。

雷公：你通风报信时说，要我变得越穷越好，我生性好客，在吃喝上装不出来，只好在住宿上做。我安排他睡儿子的硬板床，并且把儿子小时候用的铺盖给他。

老威：多大？

雷公：一点五平方米，盖得了脚就遮不了肩。周二黄脸都青了，说：“这怎么过夜？”我哭丧着脸说：“实在拿不出其它东西。你冷，我心里也难受。”周二黄要去找宾馆，我说：“你这不是扇我的脸么？”周二黄说：“那你今晚成心收我的冻死骨？”我一横心，把一家人的过冬衣服全搬出来，让他盖个够。二黄发誓：一定替我挣一百条被子的钱。

老威：周二黄见多识广，居然被你给蒙了。

雷公：诗人无钱，只有耍苦肉计。

老威：你盖啥子？

雷公：我一家三口挤一床，三层大棉被，热得汗流成河。没办法，即使我要照顾客人，老婆也不愿意。第二天大早，周二黄冻醒了，出门散步，真是好习惯。

用罢早餐，周二黄才缓过来，他说四川这鬼地方，阴冷没暖气，你们怎么过？我说一家三口抱在一块就暖和了，二黄连说：“不容易不容易。”

十点钟，二黄的心上人来了，两人迫不及待进里屋，唏哩喳啦弄出了动静。刚好是星期天，儿子睡懒觉，迷迷糊糊地上厕所。他进去后，砰地一下关门；哗哗哗完事出来，把脚一勾，

又砰地一下。气得我直叫“小狗日的造反”。

我的骂音没落，周二黄的骂声就起了：“叫化子雷公！穷鬼害人啊！”

老威：你又把二黄咋个整了？

雷公：他怪我铺盖太小，还一床衣服，简直是狗窝。勉强趁热劲头上身，连裤子都不敢剐多了，老觉得背上冷风嗖嗖。抖抖索索半天，瞄准了要入冰胯，门外突然砰地一声，像新年爆竹，把女的震坐起来了。扳下去重新来，又砰地一声，女的就下床提裤子了。

这下子，二黄再不听我解释，一冲就回成都。他说：“忆苦思甜终于结束了。”啥意思？

老威：你是装傻还是演戏？天才啊，雷公。等一万块到手，就请客吧。

雷公：烂账还没还清呢，昨天还倒贴了300多块。

老威：请谁？舍得300多块？

雷公：我得了台湾一个诗歌大奖，邀请妻子，我哪有钱渡海峡风光？没奈何，只好给颁奖大会发了个贺电，简略地阐明我的艺术道路及立场，当受奖辞吧。99个字，花了300多，还打了折。

老威：你发横财了！台湾的诗奖少说十几万元。

雷公：就一座铜雕，暂时还领不回来。

老威：那跟大陆这边的民间诗歌奖差不多，评委一长串，评语与诺贝尔文学奖相仿佛，就是不拔一根毛。

雷公：这是一种精神含金量，给钱就俗了。

老威：你还没俗够？雷公，风流穷人雷公呵。

14.床下作家汪建辉

采访缘起：

汪家两口子都好客，并酷爱写作。记得在孩子出生的前几天，他们的作品产量竟出奇地高，又是小说，又是散文，书评，哲学论文，分明在提前完成定额。

汪建辉在当父亲前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是《我们——集体主义环境下的写作》，于是有了子的名字——汪壹众。“汪壹众”也是汪建辉发表评论文章时用的笔名，这是否在暗示女承父业，或者前赴后继？太悲壮了。

“老汪不出名，上帝就瞎了狗眼。”这是我在1997年12月12日下午，到成都光华村汪家探望时，所发的咒语。楼外冷雨泥泞，30岁的《成都商报》编辑汪建辉正抱着孩子苦笑。这胖子，使我想起曾住在附近杜甫草堂的瘦子诗人杜甫，穷困潦倒得出名。上帝有狗眼么？

老威：老汪，好久没见面了，心态还好吗？又写了什么小说？

汪建辉：我好几个月没摸笔了，老婆生孩子，房子又小，没法请保姆，我只有自己做保姆。老威：你会弄饭吗？

汪建辉：除了写作，其它都不算什么学问。饭么，不过就是一瓢水，几把米的事。

老威：这可不能马虎，你老婆坐月子，需要营养。

汪建辉：我老婆一直夸我炒的菜香。

老威：你家的菜可是世界上最难吃的。记得三年前，你邀我来做客，你亲自下厨，弄了一盘四季豆回锅肉和一斗碗猪血鸡蛋汤。四季豆和回锅肉都不太熟，我只好蘸猪血下馒头，一下子就饱了。后来你把四季豆回锅大肉喂狗，那条“卡夫卡”刚吃了几片就开始吐白沫。

汪建辉：你记错了，是“孙悟空”而不是“卡夫卡”。孙悟空有造反精神，象我老婆；而卡夫卡象我，有文化，有理性，喜欢直坐在沙发上思考问题。

老威：怎么没见它们俩？

汪建辉：送到岳母家了。孩子与狗誓不两立，嫉妒能使动物疯狂。

老威：你买个笼子不就完了？

汪建辉：放在哪儿？你看这屁股大的地盘，双人床只能悬在半空中，以前我俩口子睡觉都得爬上爬下。你见过在床底下写东西的作家吗？几年来，我已趴在床底下写了上百万字。现在，老婆坐月子，不能爬高，就只有把过去供狗思考、散步、锻炼和休息的沙发腾出来当床。

老威：你绝对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床底下创作的作家。我能在你的床底下打个电话吗？

汪建辉：请吧。

老威：上面怎么还有响动？

汪建辉：我妈昨天刚从安徽乡下赶来，这下我可以松口气了。要不这样熬下去，掉肉很快。老威：你还是个红光满面的大胖子。

汪建辉：这么多年，我脸上的红光始终不退，走在街上，许多人都会忍不住多看我几眼，议论“那胖子是个有福气的家伙！”算命先生也拉我看相，认定我最近会鸿运当头。于是我就觉得生活有希望，有盼头，整天哼着歌，混了一年又一年，可好事一件也没碰上。

老威：你有孩子了，这不是喜事吗？

汪建辉：对于老婆是喜事，她早就想要孩子，几年没要，她就养了两条狗。可是我，没满30岁，还想挽起袖子，拼命写几年，这一下，我的计划又得重新安排。

老威：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儿？

汪建辉：汪壹众。

老威：男孩儿？

汪建辉：女孩儿。

老威：女孩儿怎么取这个名字？

汪建辉：刚怀上就取了，我们俩决定，无论生男生女都用这名字。

老威:你这家伙有点怪。可是从外表又看不出哪点儿怪。你的小说，许多人看不懂，或者根本就看不完。学者李亚东，那么有耐性的人，在家里闭门发毒誓要看完你的《情结人》，可还是以惨败告终。你为什么要写呢？

汪建辉：要读完我的小说是徒劳的，因为它根本没有结束的时候。当然，任何东西在形式上都有结尾，但在精神上，它却是无边无际的。你可以颠过来，倒过去；或者从头到尾，从尾到头；或者从中间向两头读。这种阅读的状态也是我的创作状态。我不会编故事，因为我的记忆力太差，也从不培养自己对日常生活的记忆力。昨天发生的事，今天我就忘得干干净净，我一点不感觉遗憾，因为日常生活总是在无意义地重复，记住你今天还活着就足够了。至于昨天下雨，今天晒太阳，明天还有个女的出车祸，同去年或者前年的同类事也差不多。老威：这和你在报社工作有关吧？老是和新闻、版面打交道，每天都在重复、消磨生命，你把去年的“新闻”拿到今年，改改时间和地点，登出去，谁也不会发现什么；你把别的报刊文章拿到本报，换换标题，也照用不误。中国大多数记者只有对琐碎事物的记忆。你不认为这种“记忆”是另一种形式的健忘吗？

汪建辉：报纸也是一种消费品，同手纸一样，甚至还不如手纸。我喜欢蹲厕所的时候读报，往往手纸还没用，报就看完了。幸好我是划版编辑，与内容无关。

老威：你也做过读书版的编辑。

汪建辉：原来我怀有雄心壮志，准备大干一番，借读书版提高一下报纸的档次。因为一张20版的大报，应该照顾各种胃口的读者，成都也是文化人聚集的都市嘛。可是三个月刚过，我就下课了。报纸太阳春白雪了不行，比如我好不容易组织了一版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文章，有副主编马上就在编务会里批评说：“太高雅了，好象街上修自行车的都在读《现代化的陷阱》！”？？

老威：这本书挺热门嘛。

汪建辉:当报纸记者是不用读书的，在报社阅览室，根本就没几本上档次的文化书藉，即使有，大家也不读。大家读报倒很热情，都是功利心挺强的那种读法，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搞点东西下来，改头换面混稿费。在报社呆久了会成另一种文盲，还好，我回到了技术岗位。

老威：你绝对是个好编辑，似乎每个内行都在夸你划的版。

汪建辉：一想到要在报社干一辈子，就感到万念俱灰。我一直在梦想，通过写作，成名，并改变目前的环境。但我不能把这种“妄想”在单位内表露，我谦虚、忍让、和大家搞得一团和气，可私下又为自己这种“现实主义”羞愧。梦想和现实的冲突，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只不过有的要强一点，有的要弱一点。我也许要弱一点，小说作为对“弱”的补充，往往体现为一种非常激化的情绪。我多次冥想自杀。我小说的主人公甚至不是具体的人，而象征着与平庸现实的尖锐对立，如《人间的思路》里的路思和路德的尖锐对立。最后，路思死了，我这样写道：“路思陷入了黑暗的迷惑中，……他仿佛看到了一幅巨大的棺材。侍女死了，少女死了，爱他的人都死了。而他却仍然活着。……路思张着双臂，迈动着双脚向前走去，脚下空空的，没有任何实体，他感觉身子有些轻飘，象一只展动着双翅的鸟，在飞，一直向天国飞去。”这一段，你还懂吧？

老威:字面是懂了，但我不明白，爱路思的人都死了，他为什么就非要自杀？这世道，谁爱谁？连夫妻都是现实主义结合。

汪建辉：你这畜牲连梦也不做吗？

老威：不做。老汪，你别生气。当然你这么好的人也不会生气。我实在不明白，你是怎样把办报和写作调和起来的？

汪建辉：我一再说，我的记忆力太差。晚上8点到凌晨3点，我脑子非常清醒，因此工作到3点后回家睡到上午10点多起床，做完家务，下午写。头脑清醒的时候是不能写作的，只有当眼前的影物糊涂起来，我才提笔，梦游一般打字。昏沉沉中，只有一个字眼，或者一段话牵着我向深处去，在《情结人》里，“打回敌人老家去”一句在小说里出现了许多次。我写的是战争，也许是关于战争的精神寓言，所以“打回敌人老家去”就成了某种咒语老在笔端回旋。它是不是一句歌词？我不敢肯定，但它与我的童年有关。它是不是一句电影对白，一个命令呢？我也不敢肯定。所以，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或许就是这句“打回敌人老家去”。

老威:这是用音乐去结构的小说吧？比如古典的回旋曲或交响乐，主题旋律都要在乐段中反复出现，并烘托出不同的色调对比。

汪建辉：我没有想到这个，但文字肯定是有它自身的节奏的。不瞒你说。我对我的作品也只能整体把握。当我写完之后，再重读全篇，有的细部段落我也陌生。我很羡慕普鲁斯特30岁以前享尽荣华富贵，30岁以后就从上流社会的峰巅跌下来，一个人密封在活棺材里创作不朽名著，在追忆逝水年华中，他甚至对阳光和新鲜空气过敏。

老威：你以为你达到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纯度吗？

汪建辉:你的语气有点不对头。我很着重一个人的说话语气，它能反映人的社会角色。

老威：你还没有回答问题。

汪建辉：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陷阱，我回答“是”或“不是”都愚蠢。

老威：蠢就蠢点嘛，你正是因为不太聪明才有比较多的朋友。老汪，你经常向国内外杂志投稿吧？命中率高不高？

汪建辉：我基本是在文学圈以外，所以命中率极低。我研究过几家大杂志，它们似乎都有自己固定的作者群，新人不经过操作，就要凭空挤进去，不太可能。

老威：我觉得你的小说很先锋，从句式、行文到表达的意思，应该比格非、孙甘露、朱文、韩东他们高出一筹。有段时间，杂志上费解的东西不少，就探索的意义，你应该占一席之地。

汪建辉：《大家》主编李巍也曾这么认为，前不久，他们给我寄了20本《大家》，同时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铅印约稿信。这信大概是遍寄给全国各地主力作者的。不过，其中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老威：难道还有比你的小说更不明白的东西？

汪建辉：我读一段你听听：“我们所设想的一种新的文体，正是建立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它汲取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及在其影响下发展的文化学、人类学、现代历史学、现代美学等等学科的认识方法和‘解读’模式；以诗性的、富于色彩的语言，广泛、自由地运用小说的描写与叙述、散文的铺陈，诗的直觉、理性与穿透力、批评的分析……，一切文学创作，批评的技巧与法则，乃至种种非文学话语的因素；广泛运用包括各门自然科学的一切学科领域的成果；以文学趣味和文学审美价值为核心，同时尽可能多地包容各种语言功能；它是开放的、多向度的、风格多样的，具有极自由的结构——横向、纵向的切入和点、线、面的任意展开以及多重交织的可能——因而也是最具创造性空间又最具冒险性的文体；它关注各种“形而下”的事物，同时直面存在。‘以先锋派的技巧处理日常的知识’。它是诚实的具体的有用的(王尔德：文学是无用的。)并因此是更具诗性的。它吸取了多媒体的……”

老威：行啦，打住吧。这“文告”象一只有学问的乌鸦起草的，我耳内一片呱呱呱。《大家》鼓励的先锋实验的第一份产品大概就是这封约稿信吧，你应该好好存放，将来卖给《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汪建辉：你别太损了。其实李巍挺热情，我把一篇小说寄给他不久，就给他家里打电话，他在那边回答：“小说已读了，很有创新，虽然我不敢判断这种大胆的实验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是，我会和有关的同志交换读后感。你放心吧。我已决定重点推出你的作品。”我当时欣喜若狂，马上奔走相告了几位好友。大伙嚷着要请客，我也就万分陶醉地与众友先吃为快。我象过蜜月一般傻等了好些时候，还不见刊物和稿费寄来，就到街上书报亭去翻看《大家》，里面没有我的作品。我想，可能是下期，熬到下期，还是没有！我仍存了一线希望，可能是下下期。老婆提醒我：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于是我将听筒拿起来，但号刚拨到一半，又放下了。文人毕竟有面子啊，这样显得功利心太重了。可不打电话，功利心更重。作品是文人的命根子，李巍经常与作家打交道，说不定比我更性急的人他也能理解。我还找精通《周易》的占卜专业户李疯子打了一卦，得“未济”，爻辞大意是“小狐狸过河，打湿了尾巴。”李疯子连连摇头，急得我扳住他脑壳，不准摇，我说：“虽然打湿了尾巴，有点挫折，但毕竟过了河嘛。”……就这样，我自相矛盾地又磨了一个月，心情由过蜜月一般的新郎官蜕变成守空房的旧寡妇，终于，我按捺不住，打了个电话，李巍正好在家。主编大人热情如昔，但他显然忘了自己竭力称赞过的那篇小说。他替我着急说：“我真的没收到！如果我收到的话，我肯定会马上给你回音的！向……”我以为他要说“向毛主席保证”，可他说的是：“向邮局讨个说法，一定！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太可惜了，小汪，您别着急，您有底稿吧，复印一份再寄给我，我保证……”

老威：老汪，原谅我，这种故事其实挺心酸的，然而我还是忍不住笑。你别往心里去。

汪建辉：世上竟有比我更健忘的人，一点脾气也没有。一个作家曾说过，健忘使人类充满开拓未来，向往新生活的勃勃生机。哪怕发生大灾难，人类死掉百分之九十九，剩下的百分之一在掩埋了同志的尸体，清理完废墟后，照样在明媚的阳光下，吃喝玩乐，勾心斗角地活下去，繁衍下去——记忆和健忘都既是人的优点又是人的缺陷，世界因此而丰富多彩。

老威：你的确想得开，至少比你小说里的人物想得开。

汪建辉：他们都死了，我却活着。

老威：你当然要活着，你还要等女儿长大，把她培养成一个哲学家。“汪壹众”的意思就是她一个人面对群众，这是领袖还是哲学家？

汪建辉：听你这话，我的心里有点凉。

老威：我也凉。哪就翻盘影碟出来看。就是上次那盘演南斯拉夫波黑内战的。其中有个是铁托同志的战友，已在地下兵工厂里造了40多年枪炮，90年代钻到地面来，还在喊“打倒法西斯！”我觉得他有点象你，披头、大圆脸、红光满面。区别是他造枪炮，你造小说。

15.圆明园过客王孙

采访缘起：

1994年10月9日，北京阴霾密布，已能感觉到些许寒意了。临近中午，我特意穿过斗爿皇城，去拜访中外闻名的圆明园画家村。

在福缘门村头，撞见第一个到处溜哒的村民王孙，他自称“过客”，既不画画，也不写诗，这恰好适合做我的访谈对象。此前我读过不少关于画家村的文章，似乎缺乏这种过客式的旁观态度。

王孙爽快地与我侃侃而谈，并表示他“将因此而青史留名”。

天晓得。

老威：你是圆明园画家村的“村民”吗？

王孙：我既不画画，也不写诗，只是流浪艺人，因此算不上“村民”，只能算匆匆过客。海外《倾向》杂志曾报道，作者贝岭认为这个村最早起源于1983年成立的圆明园诗社，那时候，许多诗人，包括一些老《今天》，经常在圆明园聚会，朗诵诗歌，它的最早的居民应该是黑大春，行吟诗人，代表作就是《圆明园酒鬼》。当然，类似的传说美丽而迷人，可真正吸引我去福缘门（圆明园村址）的是美国文化批评家考利写的一本风靡一时的书，叫《流放者的归来》，里面描述的格林威治村，是20年代令人神往的圣地。先是几位落魄的艺术家相约到那儿过共产主义群居生活，渐渐名声传开了，全美国、全世界的艺术疯子、艺术骗子和公子哥儿都去朝圣。自然，格林威治村的永垂青史在于村里出过不少文学艺术大家，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我想，圆明园画家村的源头应该是格林威治村，至少给我个人的第一感觉是这样。于是，我从香港坐火车直奔北京，临行前对朋友们开玩笑：“我穿过浩浩无边的文化沙漠到麦加朝圣去啦”麦加你知道，沙特阿拉伯的首都，穆斯林圣城，据说，先知穆罕默德降生在哪儿。

老威：你这种联想很妙，不过，格林威治和圆明园还是不一样，我指的不是国家特色，而是2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环境的差异。20年代那种适合艺术家生存的浪漫环境已经被洗劫过很多遍，当今世界是商人和政客的黄金时期，所以圆明园村在时尚潮流中显得不合时宜。

王孙：不错，福缘门和东村都不像这个年代的产物，时间仿佛在这儿停滞了。清一色的郊区农民的简陋平房、墙内还有更为简陋的小院。冬天也没暖气，你很早就被冻醒了，于是，裹上棉袄缩着脖子袖着双手到小卖部打酒，你会碰见不少和你同样装束同样心情的人。偶尔还会见着癞狗在墙角交配，你能想象在北京郊区，全国人民向往的首都还有这种风景？

老威：也没个管理制度？也没个户口登记？

王孙：你干脆说那儿是抗日根据地，还查路条呢。反正我在福绿门住了几个月，没人问我的来历。说是“村”，也没村头也没村尾，连树也基本没有。空房多的是，出钱租一间住下来就成，抗过了满目荒凉的第一印象，你会发现？“风景独好”，首先房价便宜，穷艺术家租得起，其次紧邻圆明园，离北京大学也挺近，似乎又有历史，又有文化，交通也方便，从商品经济的角度看，这么多优势肯定能把外国画商和记者吸引来。

老威：你不卖画，住在哪儿干什么？

王孙：看热闹，偶尔也卖唱。由于村里多半是画家，所以诗人在其中显得突出。主要是贵州诗人，祖师爷黄翔带着老婆在这儿住了一阵，然后是有经济头脑的王强兄弟，开饭店，开小卖部，把黔驴家乡的木雕面具贩运过来卖，发了点小财就办《大骚动》，一个山区诗人和画家杂交的民刊。人们普遍认为现代画家疯狂，性欲生猛，可是一旦遭遇了诗人，特别是自大狂黄翔带出来的贵州诗人，再疯的画家都会变成正人君子。《大骚动》里的诗人笔名？“山匪、村夫、寡妇、马贼、乳无房、性无错”等。而福缘门开辟的诗歌厅也与这些笔名很配，声嘶力竭的朗诵，常常惊吓路人，以为里面发生了凶案。我也去演唱过，但底气差远了。总之，诗人在一段时间占尽了圆明园的风光，但实惠却让画家们捡了，卖掉画和由海外画商付定金包画的都不少。

老威：但更多的画家什么也卖不掉。据我所知，画家一旦扔下画笔，投身观念艺术，就能和诗人竞赛谁更疯。好了，我们还是绕开这些话题，谈谈村里的日常生活。

王孙：那儿没有日常生活，要么无聊，要么辉煌，当然，无聊的日子很漫长，懒觉可以3天3夜地睡，没人唤你。开始的时候，大家不常争论艺术的话题，画画挺亡命，后来，就没什么可争的。除了喝酒，也没什么可画的。村里穷鬼居多，冬天是忍饥受冻的日子，你在村头转悠，遇见什么人，千万别像中国农村那样，习惯性地问：“吃饭没？”否则，这人马上就会如战士报到一般响亮地回答你：“没吃！”你走哪儿他跟哪儿，还将在沿途给你招来一连串的食客。刚进村时，我就触了回地雷，结果有10张嘴跟我进饺子馆，一人一斤饺子，外加30瓶啤酒，大家一扫而光，还直？“勉强”。第二天开门，又有十几张嘴在外面恭候我……这场面让我怀旧，我还以为80年代的人才混饭呢。

老威：请描述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天。

王孙：第一天印象最深刻。我刚到北京，还没来得及去圆明园，就被接站的朋友领去参观在团结湖公园举办的“本世纪诗集版车展开幕式”，名流如云，但第筹办人马高明却是个酒鬼，因此大伙跟着沾光，全天都免费供应啤酒。圆明园画家村也来了大帮不速之客，连展厅也不进，就搭张桌子在外面狂饮啤酒。其中有个矮个子，频频起立，拧着啤酒杯到处找人碰，遇见我，也打雷般地连吼“久仰！”“诗人马贼”，朋友介绍说，但见此人浑身上下涂满花花绿绿的绘画颜料，腰间扎一草绳，一顶旧军帽反戴，帽前写“超越！超越！！”帽后写“突围！突围！！”8个大字赫然醒目，吓坏了那些绅士淑女。马贼见大伙都躲他，竟在园子里骂街耍洒疯：“我是马贼！他妈的，贵州诗人牛逼！”幸好马高明赶到，像一尊满脸烧疙瘩的佛爷，把小马贼堵回座位。

马贼四周全是落魄画家，脸色灰得像大便纸。一会儿，两个洋鬼子插进来，亮了名片，是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马贼立即借花献佛，请老外喝啤酒，还满不在乎地与他们约定明天在村里接受采访的时间。“这是新入伙的”他指着我说，“XX非非诗人？”我刚要更正，短命诗人海子的生前好友孙理波忙拦住我。还趁机为马贼捧场道：“老马是圆明园的村长。”

我偷看表，已是下午1点，参观者稀稀落落，肚子提醒我该吃午饭了，可马贼一伙都没起身的意思。诗人西川与我耳语道：“马高明在公园外请客，他让我通知你悄悄撤退，莫惊动他们。”我问为什么？西川说：“一旦打草惊蛇，这伙子就全跟去了，老马又没开公共食堂。”于是我借故告辞，与马贼约好次日在村里见。画家们醉眼惺松地挽留着，马贼不无遗憾道：“这年头，不容易敞开喝免费啤酒呀。”“啤酒不能当饭。”我委婉地劝道。“谁说啤酒不能当饭？”一个皱巴巴的画家反驳？“我们要一直喝到下午，展览结束为止，这样晚饭也省了”。

马贼领导般赞许地点点头，与我握手道别：“明天大早，我组织人马在福缘门村头隆重欢迎你，马孙。”

“我叫王孙”。

“王孙？太贵族了吧？”马贼瞪我一眼说：“好，好，马孙就马孙，马生马生，马贼所生。”

老威：这疯子！你没扇他一个大嘴巴？

王孙：没有，我反而觉得他挺可爱的，他占占便宜，充充大，却显露出真情。

老威：你能这相想，说明你也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你的口头表达很棒。你将来肯定能成为作家，至少，你是个故事能手。

王孙：如果你的意思是编故事就是作家的话，那我什么也不是。这辈子我经历过一些，过若干年，我在回忆中把经历过的？“经历”一遍，讲给别人听。当然许多细节忘了，或许我讲的不及那段生活的1%，但这1%的东西给我留下了永远的印痕。

老威：对不起，我不该打断你，请你继续讲吧。

王孙：次日上午，我给朋友打传呼，由他领路乘公共汽车到终点站圆明园，村里除了一只癞狗什么要没有，大约画画的都习惯睡懒觉。我在一面土墙上看见一个红箭头，下写“五匹狼画室由此去。”巷口拐了个弯，进一个院子就到了。

院里有好几间房，5匹狼合租了其中的大套间，画室、客厅、卧室都在里面。我们破门而入时，他们还没起床。所谓床，是两面墙之间的大地铺。马贼率先从窝里钻出来，穿衣裤、扎草绳子，然后走到外间，逮住茶缸灌了一口凉水，咕咕几下，卜地地喷出门外，还捅一根指头进嘴“刷牙”，接着又灌喷了一口水，举袖口擦把脸完事。

其他人也起床了，铺里胡乱堆着被子，马贼边泡方便面边说；“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其实别客气，你再来5个人，我们这铺也挤得下。”

我急忙谢绝他的盛情，申明自己租房的愿望。马贼不以为然：“能省就省两个。6匹狼在一窝，我朗诵诗你给我伴唱。”忙碌的社交活动就这样拉开序幕，马贼戴着他的“超越”帽，率领狼群挨次拜访画家居所，让我无数次即兴表演三弦说唱。马贼从来不懂敲门，他面对紧闭房门勇往直前，脚和肩头一直上，进去之后发觉真没人时，才大模大样地撤退。据说马贼帮助过不少穷困潦倒的艺术家，还替诗人廖胡子推销过地下朗诵磁带。

在圆明园真正的村长伊灵家里，我们终于得到了啤酒招待，并且还有少量怪味胡豆，为了答谢盛情，马贼一把抓下帽子，为主人朗诵他刚写的分行情书，他的朗诵方式是弯曲一只膝盖，让肩头倾斜下去，而后猛然顶向半空，手势的弧度也大得像拳击练习。他这样上窜下跳了一刻钟，我只好鼓着腮帮子为他伴唱，舌头弹起个大血泡。伊灵是温和的人，据说画卖得具有国际声誉，他在叫好之余，习惯性要为我慷慨解囊。我急忙谢绝，马贼遗憾地咂着嘴。

就这样折腾到黄昏，我过意不去，就招待“五匹狼”吃饺子，一人一斤。租下房子后，“五匹狼”执意要用他们的画来装饰我的斗室，我感觉自己住在山洞里。晚上10点钟，王强送来两条大鱼，马贼等人高兴疯了，就四处搞酒。那是这一生过的不多的几个美好的夜晚之一。十几个醉汉围歼鱼肉，尽情胡闹，像一群“文革”期间的顽童。记得有人还建议翻墙进圆明园，众人响应，直到书生孙理波提醒公园夜里有大狼狗方作罢。

马贼一直不停地朗诵，似乎把他这辈子学的诗全朗诵完了。画家们不善于用声带，只好拍桌子，跺脚，互相斗殴。鼻青脸肿依然觉得开心无比。马贼一再说：“可惜黄翔不在。黄翔永远没有年龄”。

我的嗓子哑子一个多星期。随身带的二胡、三弦、笛子全都被砸了，我整个成了个废人。但我情愿被这个梦想的村落废掉。这些艺术家，这些真诚的人，都是这个精神沙漠化社会的弱者，我们被市场、被现实主义观众一步步地围追到这儿，我们开心极了。

而明天，明天我们会分手吗？当你一个人在路上走的进修，许多人会在你的心里走吗？

老威：“肉体消失了，灵魂继续走。”

16.亡诗人海子邻居孙文

采访缘起：

孙文做过海子的邻居，就一如即往地朝艺术家堆里混，虽然自己什么也不写。

我是在圆明园画家村遇见过孙文的，他是贵州诗人马哲的朋友，曾一起替我挨门挨户向穷画有们推销吹箫的磁带，又一起用卖磁带的钱打酒喝，我还以为他是福缘站的居民，直到深夜10点钟，他说要赶末路车回学校，我才知道他熟悉海子。

我们互相留了电话号码，接着，在1994年10月15日，有了这次谈话。那天，贵州诗人王强要请我的客，我和孙文都借故谢绝。

这令人惊讶，特别是在圆明园，艺术家们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地方。

又有四年多没见孙文了，他好吗？电话号码变没变？现在我和他的距离相当于和海子的距离。活人不见面，也同死了差不多。

老威：您是海子的邻居吧？

孙文：应该算。当时我住海子楼上，是整幢楼唯一与他有交往的人。海子相貌平平，但性格内向，对于沉迷于诗歌幻觉的他来说，邻居是不存在的，就是整幢褛也形同虚设。

老威：您写诗吗？

孙文：我不写诗，我是学工科的，后来做了海子的同事。我喜欢和艺术家交往，因为这种交往没负担，不带功利目的。你瞧，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同贵州的诗人、画家混，他们非常朴实，与海子有共同之处。你认识马哲吗，就是腰扎草绳子，朗诵起诗就斜着肩膀朝天上窜的那个。海子的个头与他一般大小，但性格两样，王子与乞丐吧。这是不恰当的比喻。

老威：您经常与海子一起玩？

孙文：也不经常，就是喝酒的时候在一块。我们都穷，只偶尔下馆子，多数还是买点下酒莱在家里喝。海子的房内非常简陋，就桌子、床，还有个小收录机。有段时间，他墙上贴着女朋友的照片。其它全是诗稿。写着诗句的便条，整理就绪的手稿和到处堆放着的打印诗集。海子是从安徽农村考上大学，并迷上写诗的。在他的老家，也许几辈人，几百年也没出过一个诗人，因此和所有同样经历的孩子一样，他写诗也和读书一样刻苦。他渴望发表，渴望得到诗坛的承认。这是很感人的。他留校，分在校刊编辑室，应该算一份清闲的工作。可海子一天到晚都在忙。我没见过这样写诗的，亡命得像牛犁田一般趴在桌子上。自从1985年，他就半年一厚本诗，《土地》、《太阳》、《遗址》，全是天马行空，浑沌初开的事。你感觉这人不是用手用脑，而是煽着巨大的翅膀用鸟嘴在啄诗。昌平这地方，也没个玩的，也没个去处，可打印社还有几个。海子经常自己掏钱打印诗集，然后一大捆一大捆地朝外寄。现在的市场眼光，觉得不可思议，但80年代就极正常，各地的诗人都这么干。海子工资的一半，就用来干这个。另外还得拿出一部分寄回家里。只有天晓得他的日子怎么过的。当然偶尔也有稿费，但是太可怜了。80年代，海子的知名度还比较低，现在连篇累牍吹他的评论家，过去根本就对他不屑一顾。那时候，大家的目光，好像都集中在"朦胧诗"、"第三代诗"或"口语诗"，海子与这些都不搭界，所以，哪怕谢冕这种比较全面的诗评权威，也从没有在文章中提过海子这个名字。海子平时沉默寡言，然而一喝酒，就滔滔不绝，他的乡音挺重，话说快了就令人不太明了其中的意思，好在我这个听众比较没个性，说啥都点头。海子就吹得更欢了，有时还站在床上对我打比方。只是有一次，我忍不住同他争起来。我是为他好，我认为当前出名的诗人都挺入世的，而他的诗却出世得非常远，方向有问题。这下惹祸了，他跳上跳下缠了我一晚上。

老威：您不太了解情况。其实在80年代，海子在四川还挺有名的，几乎所有的地下诗刊，如《现代主义同盟》、《汉诗》、《中国当代实验诗歌》都推出过他的作品，包括我当时办的文化馆刊物《巴国文风》，也头条登载过他的《龟王》、《初恋》等六篇寓言。外省诗人能在现代诗歌的圣地"延安"有此出息，也算绝无仅有。

孙文：民间刊物顶什么用？又没稿费。

老威：四川与其它地方不一样，这儿解放前有袍哥，这种黑道传统延续到80年代的诗人这儿，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学江湖。在江湖上走动的人，是不屑于与正统文坛合作的。你若是"招安"，他没准哪天黑道性子发了，就会反出朝廷。事实上，80年代的许多诗人，都满足于在地下诗刊发表作品。因为"江湖"比"朝延"更有吸引力，更实在。流浪诗人马建、郁郁、万夏、李亚伟都曾在我家免费食宿多天，来的时候一拱手，报上大名，出示某江湖朋友开的路条，就安营扎褰了，走的时候还得把酒饯行，奉送路费，开路条给下一站好汉。可惜海子没赶上好时候。

孙文：海子也到过"延安"，可结局是什么？1988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坎，这年，他怀揣几万行诗，绕了大半个中国，他这辈子从未走这么远，虽然在诗中，他已抵达了银河系，太阳诞生的瞬间。他歌颂过屈原，把自己看作是屈原在几千年后的化身，可是屈原是极其人世，极其政治化的，这是被报国无门所造就的诗人。而海子的国比屈原的国更大更虚无，也更不堪现实的打击。他在外"游历"几个月，回到昌平后，人都瘦变形了。我看得出来，他没找到知音。当然回想四川之行，他竟哭了起来。你说得不错，四川诗人有袍哥习气，你到哪儿，得一一拜码头。成都的小街小巷众多，比八阵图还复杂，海子没出过远门，在灰蒙蒙的环境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自己神交已久的某某人，不料对方虽然推崇他的诗，却不会把赞词挂在嘴边；四川诗人自我感觉好，不会在乎任何人，因为诗坛的三大主要流派"整体主义"、"非非主义"、"莽汉主义"都出自四川。海子遭冷遇，或者被某个码头的舵爷上课都是意料中的事。可在作品中多次称王的海子受不了，他语言不通，举目无亲，既然不能像列宁同志说的那样，"凭国际歌找到同志和朋友"，那就只有坐在街沿上，面对异乡的街景流泪的份。几万行诗从离京开始就一直在他兜里，几个月了，从北到南，在诗人像农民起义一般纷纷揭竿而起的年代，竟没谁提出要看他那以东西方的历史渊源为背景的宏伟史诗。一位成都的非非诗人曾请海子喝酒，并趁着酒兴，当面夸他的史诗才能，称之为中国独一无二；海子闻之欣喜若狂，立即引为知音。不料几个月后，这人在小报上发表文章，把海子奚落得一无是处。海子沮丧极了，他没想到人心如此险恶。可以说，此次旅行为他日后的自杀埋下了伏笔。

老威：您的意思说，四川应该为海子之死负一定责任？

孙文：向灵魂投毒是比较高级的谋杀，虽然在法律上不构成证据。前不久，你们四川的那个"鸟巢"学者，不是自称是死者的朋友及知情者，写几万字的悼念文章，挣稿费吗？其实他和海子八竿子打不着。不管你吹嘘现代诗的延安也罢，黑道江湖也罢，总之，我对四川人没一点好感，太势利太肉麻了。

老威：我也肉麻吗？

孙文：对。

老威：您好像在替海子出气。如果您是西川或骆一禾，那种与海子同宗同源的诗人，我就和您干了。除了通过两封信，我又没见过海子……罢了，难得您这么心疼他。

孙文：他死了五年多，谁会料到这么多不相干的人会冒出来捧他，掀起"海子热"。

有些小青年还奉他为鼻祖，到他的出生地去寻根，北大还举行过不少纪念活动。女大学生们，一提他的死，一提骆一禾、戈麦的死，就潸然泪下。还有死在前头的朱湘和老舍。我不管这种前仆后继的自杀传统光荣还是耻辱，我只知遭海子生前如果得到目前的＋分之一的热闹，就不会自杀了。他想得通吗？与他同种路数的西川上了中央电视台？他才二十几岁，怎么可能看透爱情、荣誉这些东西？那次游历，他还专程去过西藏拉萨，那儿神圣而清澈的风光，与他的"大诗"相配。然而，海子却没留意种种圣迹，他愚蠢地爱上一位女诗人，人家已有孩子丈夫，从年龄上几乎可以做他母亲了。他撒着酒疯追到人家的卧室，结果被赶了出来。丢丑呵丢得不值，若遇上90年代的小报记者，早把这花边新闻炒得沸沸扬扬了。海子不能沾酒，一沾就失态，与平时的老实巴交形成对照。有一次，朋友招待他泡酒吧，他见有人唱通俗歌，就按捺不住要朗诵诗，还缠着老板要用诗稿付费。搞得朋友们都挺尴尬，只好把他硬拖出来。人年轻，当然不习惯孤独，不习惯穷，但许多人都在熬。写诗的前几年，也没见海子有什么反常啊，可后来，他有幻觉了。这种幻觉一旦进去，就不容易退出来：几个朋友的高度评价，仿佛不断向烈火浇油。他的诗越写越大，越写越远，这虚幻中的激情使他抛弃现实。这方面，我承认他是想象力的大师，可这种想象力和凡人没关系，凡高超前，然而他的画是直接在每个人的眼前爆炸，你来不及思考，就被过分的光芒所刺痛。海子称凡高是他的"好哥哥"，凡高教会他想象却没教会他"承受苦难"。苦难是地里长出来的，海子才二十多岁，还来不及长出苦难，长出苦难的孪生姐妹——对人类无怨无悔的爱，他的想像力是空的。诗是要人读的啊，而读诗并不是人的第一生理需要。在诗中是神，在现实里，他却需要凡人的荣誉和爱情。昌平是不毛之地，又没名胜没名人，海子住这儿算最大的名人，所以，除了几张烂熟于心的面孔，没人专程赶来喝西北风。在寂寞之中，海子也练过气功，结果由于方法不当，练出了幻视和幻听。

老威：你见过海子的女朋友吗？

孙文∶远远地瞅过几眼，好像是黄昏散步回屋，女孩走前面，他落后好几步，低头吊在后面。海子腼腆，女朋友一来，就照面也不打。当然，也可能是关系不太牢靠，他不愿意介绍。女孩在城里读书，他们平时见面也不容易，只有放假会到昌平呆几天。后来不知为什么，他们分手了。听说这女孩是一位评论家的表妹，崇拜海子，因为她的引荐，海子在内蒙的《草原》和《诗选刊》都发表过不少长诗，其中追念屈原的诗剧《遗址》很受读者喜爱。看来，真正欣赏他的还是蒙古人，其中有个叫阿古拉泰的，至今还在呼和浩特当编辑。

老威：这女孩是海子的知音吧，真可惜。

孙文：女孩的表兄也是海子的知音，前几年，也去世了。这冥冥之中，有一种捉弄人的力量，仿佛海子和他的知音都不属于这个时代，他们提前走了。这是另外一种人生。

老威：海子临走前你见过吗？

孙文：那天很早，他就来敲我的门，一声不吭坐在哪儿，然后站起来告别。我说："告什么别，你又不是不回来。"他说："我要出远门了。"声音怪怪的。我本能地打了个寒战，可仍没意识到会发生什么，就问："你想调回城里吧？"因为那段时间他老往城里跑。我听说芒克、杨炼和唐晓渡他们搞了个"幸存者俱乐部"，印了刊物，还搞过大型的诗歌朗诵会。北京是首都，什么都挺正规，包括这种民间性的自由组织。海子与芒克、多多、杨炼相比，只能算小字辈。但他还是定期大老远地跑去，参加作品讨论。有一次，大伙对他的几部长诗进行批评，口气武断了点。他嘴笨，辩驳不了，只好抱着他的命根子闷闷不乐地回昌平，失魂落魄了好几天。我感觉，这对他的打击比四川之行还大。那是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诗人们有很多事情要做。除了四川的袍哥诗人锐气不减，北京的芒克、多多、林莽、一平、杨炼、田小青也写出了数量可观的长诗，比资历，比才气，比活动能力，谁又在谁之下呢？这很不好评判，至少那个时代在北京的评论家没作出评判。这显然动瑶了海子的信念。他在诗中写道："与其死去，不如活着！"而现在他凭什么活着？天下这么多自命不凡的诗人，何时才能出头？这是我以后才想明白的，而那天早上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走。那是1989年3月26号，天气晴朗，海子身穿白衬衣，蓝裤子，肩挎一个军用书包，发也是新理的。我从没见他如此整洁过。我站在窗前，目送他在人流中穿行。

他太显小了，像个去春游的中学生。我不知道他已经将遗嘱留好了，除了整理好的200多万字的诗、散文、小说和日记，还有一张特别声明的纸："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接下来的细节许多杂志都披露过，他搭车于当日下午抵山海关，并在最后一班归程车开走之后，独自在站台徘徊了儿个小时，并沿着铁路朝郭家营方向走。天色渐暗之际，一列货车缓慢地过来。他让到一边，然后从列车的中段钻入，顿时被车轮碾成两截。

老威：你参与了海子遗物的整理吗？

孙文：我虽然是海子的邻居，但不是你们诗歌圈的人，因此无权接近海子的遗物。

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后来，那场风波开始了，大伙都冲动起来，忙着游行、上街，诗人之死就显得平淡了。当然，诗人们也自发组织了悼念活动，许多人还捐了款，但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大伙去做，况且，海子毕竟是小字辈，号召力远不及北岛、芒克。

老威：你参加过海子的悼念活动吗？

孙文：参加过一次，小型的，也就是校内几个同事。当时海子的母亲来了，一个农村老大娘，已经气糊涂了，见着我们就下跪磕头，我们急忙扶住，凑了一笔钱给她。唉，太惨了！海子本名查海生，家里世代务农，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北大毕业又分在京城工作，这一下，全家的精神寄托都成泡影了。这海子！临死也不想想家中亲人会怎样！

老威：海子的死对你有没有影响？

孙文：开始没感觉出来，因为凑热闹的场面太多。随着岁月的流逝，日子还得像从前那样一天一天地捱。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楼下曾经住过一位叫查海生的诗人，小个子，大眼睛，两道浓眉。他留平头时，有点像日本的留学生。唉，这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天。他说他要出远门，我习惯性认为他准会回来。现在，他啕房子已经住了另外一个人了，我不可能再串门去找他了，这种损失别人体会不到。海子不回来，昌平也就没意思，我不久就搬回城里了，离圆明园不远。

老威：去年顾城杀妻之后，也自杀了，倾刻间，海内外掀起了"顾城热"。有的文章把顾城之死和海子之死进行比较，认为……

孙文：我评价不了这种事。我同海子是邻居，天天见面，尚且不知道他要去死，我怎么可能了解顾城呢？他死在外国，风景妯画的新西兰，比海子浪漫多了。可他干的事不太浪漫。他得到女人的爱太多，一旦别人不像过去那样百依百顺，他就受不了。妯果把顾城得到的宠爱，得到的机遇分丁点给海子，他至今还欢天喜地地活着呢。就是死，也没有公平可言——我是俗人，只能说这种俗话。

17.盲流诗人蒋大器

采访缘起：

我初识蒋大器是1995年初夏，那时他刚从大学毕业，到成都打工兼写诗，书呆气与农村孩子的淳朴劲都一览无余。由于双方均穷途末路，我们一见如故，成了一道混饭吃的忘年交。

做写手，搞家教杂志，报假发票，为涨工资同资本家作斗争，然后逃窜，然后顾影自怜……

我看见蒋大器一天天鼻青脸肿地成熟起来。

终于，他的翅膀长硬了，私下操练多日的四川焦盐普通话也有了一定火候，他为寻艺术真谛，到北京闯荡去。

好样儿的，不过一年，就已熟知圈内掌故，收获了不少虚荣与世故。“生活所迫啊，”蒋大器叹道，“你28岁的时候在外头飘么？”

这是1999年10月中旬，我这个永远飘着的老江湖反而被新秀蒋大器牵着鼻子满北京跑，拜码头，学文圈行规。我不知不觉“采访”了他若干次，反复整理弄成一篇文字。也许，这意味着我们之间情感上的诀别？

祝这个盲流兄弟衣锦还乡。

老威：大器，在北京还混得下去吧？几个月不见，人都长出境界了。面窄胡须长，还从耳根子一路披挂下来，嘿，你这京戏胡子留得太地道了！像杜甫，如果不是朝代不同，他与你就是一个妈。

蒋大器：还是这一套！老威，你落伍了。站在你面前的蒋大器已不是昨天在成都混饭吃的蒋大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老威：真把老子的尿吓出来！

蒋大器：老威，你迈出来吧，都一把年纪了，趁还有余勇，出来垂死挣扎一盘。再窝在成都那弹丸盆地，成天傻吃傻喝，糊糊涂涂，你吹我拍，夜郎自大，要信息没信息，要机会没机会，恐怕你这辈子就划句号了。你看看周围，与你同辈的有出身的老诗人，几乎都移师北京，或安营扎寨，或以北为跳板，一次次留洋，代表汉语诗歌挣国际影响去了。肖开愚，四川中江县农民的孩子，80年代后期还没摸到现代诗的火门，据说还是你给他启的蒙，带他入江湖闯荡。可现在，他先上海后德国，散步到哥德的家里去了。他与故乡唯一的精神联系，就是一首长诗，叫《向杜甫致敬》。我在杜甫草堂旁边租过房，我晓得诗人，特别是流芳百世的诗人，一生下来就有点老。我20多岁，有个40多岁的爹，我们父子俩走到一块，我的背比他还驼。我与肖开愚都汲收了杜甫的灵气，但又不能被老人家一生的晦气罩住，所以得远走高飞，最好在洋人地盘上去不断向杜甫致敬。只要中国文化的根不断，老外就佩服得不得了，大把马克拿出来，听说当代杜甫老肖就靠德国的各种小基金会(相当于中国的县文化馆级别)轮番养着。诗人说穿了，就是寄生虫，我正在向虫努力。做虫做得完全彻底的要数欧阳悬，先施展形而上的思辨优势，把朋友的情人安娜拿下，然后与老肖一样，休掉糟糠老婆及国种儿子，再婚，进军美国，在某某名牌大学当了几年哑巴，卧薪尝胆，杀回马枪。现在美藉台湾人安娜是美国某大公司的北京代理，年薪几万美元。诗人欧阳悬终于如愿以偿地吃上软饭，在郊区买地盖大宅子，隔三差五开名流party，我还被邀请过一次，那洋酒呵，那点心呵，那一拨接一拨的当红名人呵，那大奶子洋妞呵，那歌那唱呵，我眼睛都忙不过来。我见着了西川，我与他边呷酒边谈诗，旁边一位人民文学的编辑想插进来，我们理都不理。诗人中，就我和西川大气。我还朗诵了诗。

老威：四川话还是普通话？

蒋大器：当然普通话。我一读，全场都感动，都静静地望着我。真正的诗，都是直接念。欧

阳悬也念，我觉得他的诗句已炉火纯青，接近大师。诗人就是要养，要游手好闲，才能最终出新。欧阳悬拿着绿卡，脚踏两个国界，呼风唤雨，要啥有啥……

老威：有个逑，那小子阳痿，听说安娜借passt招野男人，公开在家姘居，三天两头换。两口子还定了个欧式口头协议，欧阳悬不得干涉安娜的私生活。若要回家，必须提前一天电话通知，否则就踢出门去。

蒋大器：岂不更好？鸡巴软了，麻烦也就少了，身心更加解放了，像你老威，硬得穷凶极恶，也没见日出响动来。还有80年代比你差好几个等级的老王老孙，都经常出国混，然后回来在各大学各沙龙开信息讲座，把名声搞得如雷灌耳，估计在文学史上开个专章的本钱都够了，你别小看这换不来银票的本钱，你的儿子都可以用，说不定孙子重孙子也照用不误。现在许多名人之后，自己不写东西，或经常写臭东西，全靠祖上的庇荫，甚至还能骗钱开文学馆，当馆长，攻入国家五个一工程，给作家、歌星、杰出科技青年发奖。当然你老威清高，拒绝仕途，但至少老王老孙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到北京来！瞅准傍定一个汉学家，要不了两年，你也能在郊区买地盖房，弄个车开，这是西方的白领生活方式，住在郊区某村某店，一般的崇拜者无法上门找麻烦。如果要见面，得提前两天预约，要不人家开车气气派派来接你，要不就在城里找个咖啡厅，谈完事，拱手告别。君子之交淡如水，西方白领见面都只喝水不吃饭。

老威：诗人过西方白领生活？你在造谣吧？老王老孙老欧阳的诗我都经常拜读，那你卖啥钱。诗人在国外都特穷，精神白领还罢了，谁能靠诗发财？

蒋大器：现在的西方慈善家多，诗没卖相，但披着诗人的高雅羊皮就有卖相。其实我打听过，北京郊县的荒地大片大片空着，风沙大，长不出粮食，几万元就可买一亩，用50年。加上盖房筑院买车的钱，也就20来万。而一套同样大的别墅，得翻十倍。当然，你们那代老谋深算的人，赚钱都各有邪招，这些招数放在其它人身上不一定适用。但是，好事令人眼红，今年一开春，两泼诗人就眼红得打起来了，一泼“知识分子写作”，一泼“民间立场”，或者一泼北京一泼外省，找了个风景区“论剑”。外省诗人于坚、韩东等人虽经常进京捞名捞利，搞得欢声雷动，但毕竟不如住扎在北京方便、实惠。诗都写得泥鳅鳝鱼一般齐，读的书也差不多是德里达、福柯，机会都不均等。俗话说，吃屎吃头泡，占山头占第一，谁要最先抢个眷顾中国文化的黄毛白种孤独得要命的富婆回家，谁就一夜之间发了。于、韩二人一直想pass北岛、顾城，从二十几岁pass到四十几岁，如今还壮志未酬，关键之关键，就是没吃到头泡屎。人家七十年代末泡老外的时候，于坚还在云南挖山芋，韩东可能还穿开裆裤，站在江南街头看别人点秋香呢。汲取了“落伍三个月，后悔三十年”的教训，所以两泼人非在世纪末决出死活。两派文章我都看，可能是因为于坚年龄最大，所以也最沉不住气，他在《黄河》99年1期的对话里说：“并不是分赃不均，比如去某个国际社会上争取一个名额。我的一个德国朋友告诉我，四川那帮诗人写信给他，说怎么热爱德意志什么的。(我从)诗歌节回来时，他们让我推荐一个中国诗人参加下一届诗歌节。我打电话给韩东，韩东说，不要推荐我，我不去。这要放在那伙‘文化派’诗人身上，还不感动得涕泪交加？”

血泪控诉啊，真正“涕泪交加“的说不定是于坚自己。因为知识分子诗人们善于与国际勾结，甚至还与80年代的对头北岛杨炼勾结，几乎承包了大部分洋人基金与国际会议。

老威：大器小子，真行啊，短短数日，就晓得这么多文化动态。我真落伍了，即使扎到北京，也出息不了。脸不厚腿不勤，成天瞎写，在哪儿不一样。《黄河》上的对话我拜读过，据说还有《北京》上的问卷，这一套跟台湾的泼皮文人李敖学的，说：“《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小圈子，你想庞德、乔依斯、卡夫卡全在这个圈子里，这是一个圈子吗？如果是小圈子不可能爆炸那么多巨星。”还有，“《他们》影响了整个当代文学的方向……各个时期最优秀的作家都曾经在此出入……光芒四射……黑暗中的光明……超越了所谓的时代……”等等。我小时候读过一本英国连环画，书名好像叫《吹牛大王历险记》，太逗了！我不行。不是我脸皮没有韩东、于坚厚，而是我天生绷不下脸，我一卷起舌头胡吹，就想哭，再一联想韩东文弱书生装酷的样子，或者于坚那少数民族的厚嘴巴皮，就更笑得欢。我曾把这篇谈话朗诵给很多人听，都觉得这群口相声段子精彩，我哥问：“这咸鱼(韩东)是不是马季的化名？”我答不上来，我哥就自问自答：“马季有个段子叫《吹牛》，最后是：‘我高！我高！我上嘴皮沾天，下嘴皮沾地——哪脸呢—我们吹牛的人是不要脸的！’”我解释说：“人家很认真！真的……”话还没完，四周就一顿爆笑，我也忍不住，我家小娃儿都尿裤子了。

蒋大器：我觉得没啥好笑。地方小，见什么都乐，在京城诗歌圈一趟，一切平淡无奇。

老威：我觉得你也挺逗，绷着个小脸，比左拾遗杜甫还刚直不阿。已混成人物啦？什么时候？我咋不知道？蒋大器，你在成都借过很多哥们的钱，你不提还，大家也没开口要啊，小地方哪点对你不好？记不记得上京之前跟着亚东操练普通话的事？

蒋大器：不是朋友不仗义，是地方的问题，成都人文环境太差，是个猪圈，大家都齐齐喳喳地吃、吃，然后是麻将，然后是小姐，剩下的就是小市民的狗眼看人低。

老威：什么好酒好饭，纯粹是借饭桌开批判会。我一个人哪招架得住十来张快嘴？我有意识多谈北京，多谈最近看的新书，比如克尔凯郭尔，继尼采与叔本华之后，西方最牛的哲学家，我写过他的书评，简直服气惨了。老克是个清教徒，生在丹麦一个极保守的传统贵族之家，却写出了极具现代意味的《诱奸论》。

老威：花花公子？

蒋大器：克尔凯郭尔一生只有两次真正的性，他的《诱奸论》完全是想象的、思辨的，并且设计了无数男女精神方面的可能性。老威你听，这是多棒的一个知识分子话题，探讨一晚上都不够。可老李张口就开黄腔：“蒋大器，你那点文化底子我们都清楚，吃啥屙啥。最近又诱奸了哪个女生？是不是在为自己不道德的行为寻找理论依据？”

老威：太过份了。

蒋大器：老廖更过份，他劈头就问：“大器哇，在首都没卖假文凭？”我忍气吞声地回答：“早洗手不干了。现在我堂堂正正地写作。”他说：“写作？哄鬼吧，我觉得你是做文凭贩子的料。”他妈的，这叫人话吗？士可杀，不可辱，我气得拂袖而去，又被笑嘻嘻地拉回来。我总共只卖过几份文凭，就成了永恒的话把。这个老廖，出了名的毒，我还帮他哥搞了一份70年代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凭，结果不像，他闹着要退款。

老威：70年代哪有文凭？

蒋大器：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时代，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整顿教育，招了，不，推荐了一批大学生。我起先也不相信，后来人家借了个样本，上面还有毛主席头像和“最高指示”。我拿着这份文物去找人仿造，结果假的出来，真的倒差点弄丢了。老廖与我合伙，“向资本家讨还血债”，收了他哥5000多元钱的“工本费”。砸了锅后，人家几次三番找老廖他哥，说要不回宝贝，就报案。老廖一急，就押着我，深夜还在大街上晃荡，找上家。老廖说：“钱赔了，其宝贝得要回来，否则就扭送你到派出所，把一串文凭贩子全牵出来。”他心狠手辣，啥事都敢做。我只好接二连三打传呼，东跑西颠，才找到上家，索回东西。

老威：钱没退？

蒋大器：老廖抵挡住他哥，回头又找我算账，我钱没分着，倒赔了4000块。饥寒交迫的日子啊，你说这事已过去了一两年了，他还要提，无情无义么。

老威：你是误入狼群了。

蒋大器：老汪要温柔些，借钱给我，还招待我好多顿。在成都就他的温暖送得多，我是他最欣赏的诗歌天才，如果一段时间没上门借钱，老汪还不习惯，到处打听我是不是被当作“三无”人员给抓起来了。还有九根老师，也是我蹭饭的根据地，他比我爹还大，不允许我失去尊严。上次回来，我们还一道去成都最豪华的假日酒店参加一个酒会，九根老师腰挺得笔直，在灯红酒绿中如世俗的耶稣，而老廖老李那帮人，趁人不注意，每人都偷了一捆银叉子。我告别了过去，当然与他们合不来，恰好手机响，我就蹲下去，摸膝盖以下的布兜。这时，两个势利眼的保安冲了过来，一人逮我一只手。我挣不开，急忙喊：“手机，不是炸弹！”保安还不愿放手，九根老师立即挺身而出，大骂：“什么玩意！穷人就打不得手机嗦！”唉，成都，成都，令我伤痕累累的地方！同样这身打扮，在北京是艺术家，在成都就是叫化子。5年了，我从市区到郊区，搬了十几次家，一次比一次更加沉沦、背运。最后，我实在找不到净土，搬到远郊。那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房价便宜，不查暂住证。半夜写作困了，还可以去野地免费欣赏月亮和鸡叫。唉，我以为自己回到了古代，可以写一西部惊世之作，可没想到才入村一个星期，农民们就找借口串门来了，追根问底像公安局审案。在他们眼中，除了逃犯，只有精神病跑这么远租房。我对人一律装哑巴，对老鼠却没法装，它们与我太亲了，剩饭的锅碗丢在地上没多久，它们就急不可耐地从门坎底下挤进来。有一次，我见到一只和我一样骨瘦如材的灰老鼠，太稀奇了。因为如今的老鼠社会与人类同步发展，胖子居多，粗腰暴发户居多，很少有瘦的。我同情加好奇，就被子蒙脑袋，趴在床上露眼观察。那小可怜埋头啃碗，然后坐在碗边，用爪子搓那两颗爆门牙。还叽叽直叫，埋怨碗底留得太少，接着，它纵上锅盖。太过份了，锅里的余粮还够我吃一天的，我不得不轰跑它。第二天晚饭，我想起一身排骨的同类，就心酸地留了不少人道主义碗底，把那瓜得可爱的老鼠撑了个肚儿圆。它舔着嘴站直了，两前爪捧着个大肚皮叽叽叫，柔情惨了，我理解为“谢谢”，就眨眼表示“小意思”。老鼠歪歪倒倒地原路返回，谁知门坎底的洞太窄，肚皮一卡，它就出不去。我又帮不上忙，它只得后退，并上窜下跳向我示威，仿佛我不该拿剩饭伺候它。好个泼妇老鼠！它一下子冲上房梁，荡着秋千朝下坠，把锅盖啪地砸翻了。大冷天，我起来赶了它三遍。这无赖，在我的桌子、床、锅碗瓢盆上跳够了，才瘪着肚子从原路逃窜。

老威：捡条狗来养，也比养耗子强。

蒋大器：养不起。当晚后半夜，老鼠又光临寒舍了，这回不是一只，而是一群，男女老幼总动员。看来，老鼠准备把家搬来吃垮老子。我赤条条地撵到天亮，耍了一夜打鼠棒，结果贼没打着，锅倒擂扁了。没想到，成都的耗子跟人一般势利，但这东西不是人，不可能同它赌气。我只好骑车直奔市区，把朋友和半朋友都排一遍，轮流投宿，饱尝白眼。你看我多有爱心，简直是绿党，连床铺都让给小动物了。

老威：唉，落到这步田地，成都是没啥可留恋了。大器哇，成都人民麻辣，对不起你，可成都姑娘的多情，在全国都有影响，你这种天才诗人就没个红粉知己？

蒋大器：我人穷胃大，耍不起女朋友。后来，终于遇上一个重人才不重钱财的，我又不敢当面说。我每天都给她写情书，半年后，就形成了习惯，不写就有感冒症状。我想将来汇集成一本《大器情书》，一旦发表，杜拉斯的《情人》就黯然失色了。

老威：艺术情书？这倒别致，能不能拜读两封？

蒋大器：她收到一封烧一封，连拆都不拆。这个笑眯眯的冷面杀手，毁了我，也成就了我，我上北京也与她有关。

老威：现在你以啥为生呢？能够成名出国当然好，但在这之前，总得有个工作，如果你愿意到文化单位打工，我倒可以引荐。

蒋大器：天下乌鸦一般黑，与其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给自己打工吧。曾经去过一家家教杂志，月薪800元。在北京这地方，800元只够糊口。更不能容忍的是，主编一家人都是矮子，平均身高一米五。他喜欢昂着脑壳，招集全体编辑人员到他家开会。有一回，我与同事开玩笑说：“一个矮领导一群高人。”不巧有人汇报了，我当天就被炒鱿鱼，接着，我就写书评。多跑几家报刊，缠着编辑问清要术，然后拿回书，把内容简介，开头结尾翻了，马上写几百字。这样的书评我一天写十来篇，一稿多投，广种博收。最近，我又与人合伙，买个电脑，开始设计书封面，一个封面最多个把钟头功夫，就几百上千的，划得来。

老威：你什么时候学会用电脑的？

蒋大器：我这合租房里还有一人，投资者，电脑操作者。我这种天才，只需要守在房边，关键时刻出点感觉，封面立即就上档次。老威，你认识的书商多，帮我拉点生意嘛，要不晚上我还得出去，妓女拉客一般拉客户。

老威：劳动好啊。

蒋大器：成天埋头劳动，不搞国际主义社交，出名的机会就少了。老威，来北京一块干嘛，你来了，我的五年计划起码缩短三年。我们也到郊区买地盖院子，把北京市的文化社交中心都抢过来咋样？还有一招，就是把食指从福利院接到家里，让他天天朗诵，哪个崇拜者要欠这块现代诗的活化石，得先过你我这一关。

老威：我看你应该进福利院去给食指做邻居了。

蒋大器：我是诗疯？好吧，花岗岩老威，回四川养老吧，哪天憋死逑了，我给你悼词。哦，球赛开始了，对不起。

18.专访民刊主编罗吉

采访缘起：

罗吉居然混成人物了，并且是北京文化圈里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

十几年前，我们一起办过民刊，那时，大家很文学，很穷酸，乃至愤世嫉俗，后来年龄一天天大了，成名成家就顺理成章。现在，我已记不清楚罗吉到底写过什么作品，但他却办过十几种民刊，并且没有停止的迹像。

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８日下午４点，太阳天却刮着阵阵冷风，我应约在北京亚运村安惠里的一幢拨地而起的公寓楼里，拜访了故交罗吉。人过中年，乍一相逢，彼此险些没认得出来。好在罗吉没有大师幻觉，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但愿这篇采访不会败坏“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胃口。（威：老威；罗：罗吉）

威：我找罗吉。

罗：你是谁？

威：我是老威。

罗：老威？怎么成光头了？你的毛呢？你原来可是大名鼎鼎的大胡子诗人呵。

威：全变样了，隐居四年，这世上的风水不知转到哪儿去了。听说你还在办《汉语贵族》？

罗：感觉如何？

威：我读过一两本，感觉不太好。上面发表的东西，在公开刊物也能发表，这样，就失去了民刊的真正意义。记得８０年代初期么？那时我们多年轻、多纯洁。我们写诗、写小说，一次次投稿，一次次被退稿，由于石沉大海的回数越来越多，我们变得愤世嫉俗，开始自己编印自己的作品集，然后投寄出去。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几个月，我们通了几十封谈诗的信。后来你千里迢迢地跑到成都，带来一大包稿子，都是些陌生的作者。我们的第一本民刊就这样诞生了，印了一百本。取名为《弃儿》。其实，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正是民刊闪光的地方。包括文革当中的大量手抄本小说、诗歌及“黄色歌曲”，都是被当时的社会主流所拒绝和抛弃的。这是一条源远流长的在野文化之河，它甚至可以上溯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以及百家争鸣时期。那时候，在官方正统的标准之外，民间自有标准，这种在野的文化力量甚至能够反作用于朝廷。

罗：从文化的本源讲，是这样。可惜老威，你已经落伍了。我呢，很矛盾，我既有与你相通的一面，也有特别世故的一面。你想想，８０年代，我们办了多少民刊？从最初印数一百本的油印集到最后印数三千多本的铅印集，还发起了那么多诗歌流派和运动，结果又怎样？我们自以为是人物了，全国各地的大杂志也逐步接受并隆重推出我们的作品了，评论家也跟着凑热闹了，结果呢，轰轰烈烈一场，到头来什么都没捞着。你现在连个工作也没有，我呢，与你一样没工作，可比你混得好。

威：你凭什么比我混得好？

罗：凭办民刊。我这《汉语贵族》，自己又不掏腰包，但我可以借这个说事，掏那些附庸风雅的大款的腰包。你可能知道，现在办公司发财的这帮人中，有不少８０年代的诗人和作家，或至少是文学爱好者，后来，由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拳打脚踢也没混出名堂，只好含泪投笔下海。

现在，拔他们九牛一毛也是给他们一个弃恶从善，重温旧梦的机会。另外你想不到的是，这些民刊赞助人中也包括洋大款，组织、个人都有，关键是找对门道。其实在国外，赞助办刊已经非常普遍了，大学里刊登短篇小说、纯诗的小刊物，印数几百上千，卖不了钱，只能供市场外的免费交流。这种赔本买卖一般只能靠大公司赞助。美国最著名的华文杂志《知识分子》，一年出四厚本，装帧非常精美，就是金融杀手索罗斯长期资助的，后来索罗斯认为这份杂志太缺人间烟火，就卡断经费，《知识分子》也就无疾而终。

威：你一年能拉多少赞助？

罗：请原谅，我不能透露。

威：但我还是能参悟一二。递一本杂志过来。你看你这个编辑委员会，全是国际国内文学艺术界的当红名流，他们也在上面发表作品……好些还是旧作，十几年前写的，也拿在这上面重发……这首十四行诗，有一个比诗长得多的注，注里面还有注：“见我的某篇散文……”还有这篇小说：“一只金丝雀死了，全镇的人都去为它送葬，连镇长也参加了……”这类童话也叫非官方文学？为啥不发在《儿童文艺》上？其实，这帮名流根本不愁发表，只愁社交活动太多，把写作时间挤没了。你这种办刊风格使我想起《南方周末》上的一篇娱乐通讯，叫《话剧、时装和大雪》，几百字的行文，在朝和在野的名人达几十位。罗吉，你这不是绑票吗？

罗：我绑谁的票？

威：绑这些名流的票，然后用这把票去换赞助。

罗：这也叫“绑票”？那我巴不得天天有人绑我，多绑几回，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也好有我一份。老威，你是嫉妒了吧？拿点作品，我推你一把。唉，无响无臭地熬了这么些年，也够可怜的。

威：我嫉妒个逑。改日我自己印个刊物不就成了。

罗：还蒙在鼓里？老兄，再象８０年代那样胡闹不行。从前，你我都嘲笑过大使馆诗人和party诗人，他们成天冒着风雪，抱着私印诗集在使馆区转悠，见着有什么二秘、三秘或文化参赞偕夫人出现，就拼着老命朝人家怀里塞诗。在这一惊天动地的过程中，还得伴以浑身哆嗦和莹莹泪光。多凄惨的一幅地下诗人形象！至于party，纯粹就是展示诗外功夫的战场，你不要怕表演得过火，因为在洋人眼里，中国人都一幅熊样——你我都嘲笑过类以闹剧，我们是艺术豪杰，要坚守书桌呕心沥血，然后自产自销。

威：对，销不了就自己放着，安慰自己的灵魂。

罗：那你怎样糊口呢？

威：可以用一半时间谋生，做与写作无关的事。

罗：那你为什么写作呢？

威：为了使自己活得高尚。史铁生说，他是为了不致于自杀而写作。

罗：谁知道你活得高尚呢？

威：自己知道。

罗：这能维持多久？人是软弱的动物，需要互相依偎，互相取暖，这种取暖不光是肉体，而且是精神。你不可能老是自言自语：“我写作，我高尚；我写作，我高尚……”你写作的目的是要让别人知道你高尚，并且为你这种高尚感动、付钱。中国人民太势利，感动他们不如感动老外。

威：汉语和其它语种的隔阂你是知道的。我的朋友戴迈河告诉我，在他的家乡加拿大，人们把汉学家叫做“外星人”，你能感动外星人吗？

罗：能。８９年４月，我列席过《今天》派的聚会，主题是把第一届《今天》诗歌奖授予朦胧诗元老多多。北岛从国外赶回来做主持人。那真是一个中外盛会，地点是在一家豪华的咖啡厅……我至今无法说清内心的感受……大伙依次发言，给多多以相当高的评价。我想，他默默写作了很多年，为什么没被历史忘记（即使暂时忘记了，也要在一个有众多老外参加的时机被隆重挖掘出来）？这是因为他是７０年代地下诗歌的元老，在他的写作背景上，有思想解放运动，有《今天》，有朦胧诗的一大群人。

这群人已被或正在被世界文坛所接纳，而国际社会对中国艺术家的首肯至今夹杂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成分。所以，即使多多的诗比瓦雷里还纯，“地下诗人”也当定了。海子就没这么幸运了，也许他和多多同样优秀，但他没办过民刊，只出过个人诗集，一个缺乏背景的纯诗人的自杀，在当时不可能引起多大的关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诗人下场对我震动很大，海子自命为太阳王，比你高尚吧？可他为什么活不下去？因为别人并不承认他高尚，逼得他以死证明。而多多，不用自己开口，人人都觉得他高尚。一刹那，我似乎什么都悟透了。办了十年民刊，爬了十年格子，他妈还是一张白纸！于是，我开始从头学做“大使馆诗人”和party诗人，比自己曾经嘲笑过的那些“前辈”更疯，也更有耐心。与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不同，９０年代的诗和小说已经被抽空了，什么也没有了，只有靠操作，借助民刊这种形式，借助艺术家在水深火热中的形象才能捞取一些现实的好处。

威：我曾在国外许多中文报刊上，看到列举的中国大陆“地下诗人”和“地下诗刊”，其中你和你的《汉语贵族》位置非常突出。我想问你到底印了多少本？出了多少期？为什么在国内文学圈里几乎见不到？

罗：我首先要满足国外市场。各大使馆，著名学府以及知名汉学家，然后才是国内赞助人、各界名流和研究机构，至于文学圈里的同行，送不送无所谓。能不送尽量不送，免得被人看破机关，群起效仿，竞争对手就多了。

威：你是机关算尽，供销对路。

罗：送谁不送谁是一门学问，这关系到下一步的国际知名度。唉，你我８０年代，一年要写１００多首诗吧？除了偶尔发表混点稿费之外，还得赔钱办民刊，我从来没做过出国梦。而现在，我一年只写十几首诗，却已经跑了十几个国家，参加了五个诗歌节，得了三次国际奖，当了两回访问学者，自己没掏一分钱腰包，还白赚一个美籍台湾老婆。不错吧，老威？现在我是两岸四地跑，大陆、美国、台湾、香港。人生就象玩牌，在大陆时，我玩美国牌，玩欧洲牌，访问学者、什么鸡巴奖的得主，谁谁谁的评价等等，唬得人一愣一愣的。我已经出了几本诗歌、散文集，还搞过签名售书，上过中央电视台的读书节目，此外，我一年之中要做无数次文化晚会的特约嘉宾。而在美国，我玩中国牌，异见诗人，受官方压制，不能发表作品的诗人，民刊编辑者，地下文化火种的传递者，民主自由战士等等，也唬得人一愣一愣的。国际文化基金会、写作计划、文学讲坛总拉不下我；可在台湾和香港，我就大陆牌和美国牌一起打，时而爱国时而反共，时而夹杂两句“yes”“no”。他妈的，我终于迎来了骑着民刊“作威作福”这一天！

威：怎么，你把民刊当作马骑？

罗：不错，人一旦被公认高尚，你想不高尚也不行。我这刊物上名流如云，我就骑他们，我什么私货也不发，我白给他们办刊。只要马屁拍得快活，你要我给你发专集、配大幅照片、规格搞得同大师并肩我都干。混到这份上，人就应该宽容，理解，积点口碑。

威：我觉得不少官办杂志都比你这类以诗歌为主的民刊更激进，比如《天涯》《东方》《收获》《方法》《读书》《花城》，甚至大众化的《南方周末》。这些报刊也面向海外，并且还上了国际互联网。

罗：你的意思是老外会把官办杂志与民刊放在一块进行比较？

威：对，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判断。绝大部分民刊上的绝大部分作品（甚至百分之百）能通过官办杂志发表，除非艺术质量存在问题。中国作家有极强的双栖性，黑白两道的好处全不放过。罗吉，你玩这种民刊魔术，就没穿过帮吗？

罗：民刊是一种形式，同一个作品，在民刊发表和在公开刊物发表完全是两回事。公开刊物是社会机构内部的一种常规文化操作，即使作品出了问题，也是经过审查制度的，属正常批评范畴；而民刊本身就象征着一种反常规的自由表达。这两者的区别，西方人是很看重的。有的时候，由于几十年意识形态思维的惯性，他们乐意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看成是一个，比如前苏联和中国。苏联一解体，对付它的一整套方法就挪向中国，包括传统政治背景下的文化对抗，而民刊正是文化对抗的产物。在前苏联，帕斯切尔纳克、茨维塔耶娃、曼杰尔斯塔姆、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以及布罗茨基等人的大量优秀作品，都曾经只有以“地下”

形式保存和流传。《古拉格群岛》被作者分藏了若干个地点，最后才辗转偷运出国，公开发表引起世界震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因写诗和游手好闲的罪名，被判几年苦役，他一生只在前苏联的官办杂志上发表过四首翻译诗，而大量的作品都通过地下杂志流传到国外。当美国和欧洲出版他的诗集，好评如潮时，他正在劳改地孤独苦闷得要死——西方人乐意把这一切意识形态笼罩下的艺术家劫难图照搬到中国。他们忽略了改革开放２０年来，上述苏联异端作家、诗人的生平和作品已为中国文化界所熟知。翻译出版界做了大量工作，《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等对抗文学的代表作，在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都有好几种版本。

有了这种参照，民刊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除了反人道的制度的苦难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西方人对中国当代文化的批评就缺乏基本尺度，就处于普遍失语。于是，悟性极强的先锋诗人们，其次是先锋作家们，群起投机。由于汉语的隔阂，造成中国作家在西方成名难，但谁要说他是中国的帕斯切尔纳克、中国的阿赫玛托娃、中国的米沃什、以及中国的布罗茨基，成名肯定要顺畅得多，这至少为吃汉语饭的汉学家们提供了一种研究套用方向。而这些中国特色的“前苏联作家”是应该受迫害、受压制，只能在民刊上发表作品的。

形式比内容更重要，姿态比作品更重要。一个广告泛滥的后现代社会，是不认可“十年寒窗苦”的。唐代诗人贾岛的名言是“十年磨一剑”，现在的人马上会问：“你磨来干啥？有磨剑的功夫，不如去研究信息爆炸。

研究定位。”再优秀的作家，没有定位，就没法包装和炒作。比如我的定位就是民刊主编，我能造出一批接一批的民刊诗人，大伙利益均沾，绑在了一块，就通过互相吹捧的文章结成“大师同盟”，凡进入这个圈的都是大师。动不动就搞中外对话，如答皮特教授几十问之类。其实“皮特教授”说不定就是他老婆、舅子。

威：罗吉，你倒是一个明白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罗：我想每个人在成名操作之初，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旦骗术得逞，出国去泡几趟，就真以为是那么回事了。比如有人写关于卡夫卡的诗，初衷或许很简单，崇敬、追思、怀念之类，可后来因操作得当，不小心去了奥地利，说不定就会觉得卡夫卡的魂儿缠上身，一路打着大师摆子回国，最终就是中国卡夫卡了——这很占便宜，中外人民不动脑筋就记住他了。

威：模仿大师还有这好处？

罗：当然。例如我向某某机构或某某人推荐你参加明年的荷兰诗歌节，或柏林庇护作家写作计划，我连比带划解释半天，对方也搞不懂你为何许人，所谓辉煌之作的重大意义。可只要我说：“他是中国的卡夫卡，写的是中国社会的《城堡》，对方马上就会ＯＫ，ＯＫ地翘大拇指。这就是他妈的东西方文学交流！

威：你说到这儿，我倒想起三年前的北京“中国魂诗歌朗诵会”，那次，中国的帕斯切尔纳克某某作为特邀主持人上台，向观众频频颔首致意。这小子在深秋天气里，裹了一件帕氏的长风衣，并且给十来岁的儿子也裹了一件，就是在莫斯科郊外别墅幽居时，老帕常穿的那种式样。当这一大一小两种型号的“帕斯切尔纳克”大步流星地提前退场时，欢众席传出阵阵赞叹。可没料到，我的一个朋友不识趣，竟自称是中国的波德莱尔，拦住中国的帕斯切尔纳克，请求他引荐自己上台朗诵中国的《恶之花》。

中国老帕勃然大怒，指着他的鼻子大骂：“太无耻了！竟敢亵渎大师！”

中国老波不服，顶撞说：“你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中国老帕说：

“你没有资格！”中国老波一拳过去：“这就是资格！”于是会场秩序大乱，椅子腿横飞。中国老帕经常出国，有贵族风范，自然不屑于和无赖纠缠，就捂着一嘴血撒退了。——其实模仿大师又不是某个人的专利，我当时不明白他为啥发火。

罗：模仿的人多了，大师就不值钱了。其实这个中国帕氏，在国外打工几年，也够苦的，还曾为了偷打国际长途被房东赶出门，不知为什么变成这样。

威：还不是你的民刊把这些人宠坏的。今年他还刚从你这儿捞了一个奖，仪式搞得和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差不多。

罗：不过是文字功夫而已，又得不到一分钱。好啦，老威，今天的话，哪儿说哪儿丢。你一定要捅出去，我也拦不住你。不过别用我的真名，否则我不认帐。

威：好吧。

19.边缘学者洪声

采访缘起：

拜访洪声之前，我很犹豫，因为他已做了学者，就不再是底层人物了。是另一位学者李亚东纠正了我的偏见，他说：“我在成都一个畜牧单位做了几年学问，还离‘中心’远得很，更别提洪声了。”

至今，洪声没出过书，如果不是教书和外文水平都很高，他升教授肯定困难，他早过了不惑之年，同事们却多次建议他找机会留洋。

1996年9月13日下午，我与李亚东，蒋浩等朋友搭人货混装的公共汽车去成都效外的某大学见洪声，暑热未退，尘土飞扬，我们在途中盼望洪声，犹如在沙漠中盼望甘泉和绿洲。

老威：在出发之前，我研究过关于您的资料，发现您一再强调“边缘性”，这个名词在当下使用率很高。由于您的行文风格有些晦涩，因此我不明白您的“边缘性”与别人的“边缘性”有何区别？这样想着想着了离开了成都，一路颠簸来到这儿。破公共汽车真有些象《围城》里方鸿渐等人搭着去三闾大学的那辆，人货混装，沿途抛锚，幸好不是战争年代。我终于悟出点门道，所谓边缘是否就是“地缘”？或许地理位置决定了您的研究方向？

洪声：您的比喻很妙，我任教的这所大学的确是九十年代的“三闾大学”。您看到了，学校周围都是农田，连到乡镇去也得走好几里。钱钟书先生博古通今，他书中的三闾大学典自屈原被放逐时的官职“三闾大夫”。不过，祖代的流放地已同几千年相去甚远。

老威：您的价值取向是屈原还是方鸿渐？

洪声：您这种问话方式我很为难。我是搞文学理论出身，89年后，转向了哲学，兼顾社会科学。就学科来说，我应该想法设计钻进北京，至少在省会，那样能多交朋友，多汲收国内外信息，而现在，我只能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好在有电脑，有互联网，能够捉摸一点时代信息的尾巴，但这毕竟很隔。生存环境是极重要的，加勒比海诗人沃尔科特说：“你要改变你的语言，你首先得改变你的生活。”我的生活就这样，至少在本世纪内改变不了。您说我做屈原？真可笑。莫说报国无门，就是有门，我也不想去报。并且屈原爱国也爱得荒唐，现在楚国在哪儿？在湖南省，屈原就是为了湖南省被兼并投的江。做方鸿渐，更可笑，人家好歹留过洋，有这种背景的人，在今天让人羡慕死，还会从上海滩节节败退到三闾大学去做副教授？

老威：我指的是做精神上的屈原。八十年代，朦胧诗人杨炼就有“屈原”情结，他曾经给自己一本重要诗集命名《礼魂》。

洪声：这怎么可能呢？屈原的《楚辞》是有空前绝后的才华，但是你把它读得再透，也做不了屈原第二。屈原的诗源于一个致命的错误情结，他的思想很糊涂，生活作风很混乱，他把报国无门的问题、山川神鬼的意象，以及失落的自恋幻觉揉和到一块，竟产生了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激情。从现代文明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激情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不犯致命错误就成不了伟大诗人，精神上的升华必须以现实的挫折作为代价。你发过疯吗？你吃过屎吗？你是头猪吗？你被宰过吗？您如果这样问一般群众，准打架，只有伟大的诗人才对此回答“不！”或“是！”

老威：您的诗人只有到医院去找。我看见过一位，他刚从医生手里逃出来，躲在走廊角落，端着一只痰盂喝得津津有味。

洪声：但他不写诗，也不狂妄。

老威：看来您的研究的确“边缘”。

洪声：跟您闲扯呢。其实我指的边缘是针对中心话语而言。中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也有“坐而论道”的传统，那么论的什么道呢？当然是关于天下的大道。孔孟是入世的，朱程也是入世的，他们维护正统的忠、孝、仁、义、礼、乐、爱，沿袭至今，形成了一套精深博大的种族文化，另一方面，同样精深博大的老庄，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主要论述的是超凡入圣的大问题，大宇宙。因此，无论是儒道互补中的“进则兼济天下”，还是“退则独善其身”，都是非个人的。既使在这种文化中有大量具体、细节化的个人修为描述，也是作为某种抽象的、集体的前提，或论据出现的(当然，我这里所言不包括野史、传说、小说等“乱性”的东西)。五四运动为什么要提出“打倒孔家店”？我想主要是针对其“存天理，灭人欲”的部分。可惜，五四运动流产了，它发生的时机不成熟，它真正的内涵至今没被人认识。本世纪以来，我们依然同我们的祖先一样，被大问题，大抽象所感召，我们只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从来没问“天下”是什么？谁的天下？从古至今，天下有兴亡吗？唐朝灭亡，五代十国分疆裂土，宋朝统一中原，天下不还是“寡人的天下”么？元朝灭掉宋朝，清朝灭掉明朝，还不是一样的“各民族大团结”么？与你，与我，有何关系？过去了许多年，改朝换代的“血流成河”在历史书里就感受不到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年复一年靠这些“历史和文化积累”搞课题研究，写文章发表，以此换取工资和稿费，这就是“坐而论道”。

把具体问题抽象化，把社会问题理论化，长此以往，我们将失去作为人的感知。我们不是人。对，传统文化这样回答，你们不应该满足于做被七情六欲支配的“小人”，而应该做社会公认的“大人”，大人者，现代社会顶天立地的英雄也，大人因为某种契机，从我们这群凡夫俗子中走出去，在舆论的一再宣传强调下，离我们越来越远。大人逐渐失去了作为人的缺陷，成为一个抽象的完美的目标，我们终身向往这个目标，被精神上的道德崇高感笼罩。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破了“四旧”，捣毁了许多寺庙和古代像，但就其实质，依然没有走出传统文化的范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这“敌人”是谁？为什么不说“凡是刘少奇、邓小平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因为敌人的范围比刘、邓大得多，凡是不顺眼的人都可以是你的敌人，或者说“红色司令部的敌人就是你的敌人，至于敌人与你有无恩怨，你为什么要混在大群“我们”中去“拥护”和“反对”，就不用考虑了。还有“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什么“国家大事”？他干吗不说“我的大事”呢？古代帝王说：“朕即国家”。专横而坦率，可在这儿，却以“国家大事”这样抽象的、泛指的概念来代替个人的、具体的争权夺利，这种词语的转换无论在中国文化还是政治中都非常关键，所谓统治术完全是语言游戏。因此正义、真理、公道永远是强权和阴谋的栾生姐妹。

汉民族在人间大道上走着一条漫长、曲折、黑暗的路，今天，人道主义开始复苏了，我们开始回到人的本身了，但社会却因此失却了主心骨。中国已习惯了运动，政治、文化或经济运动，运动就是压倒一切的热点。人们习惯被运动卷着走，一旦改变了，让其在市场中去“主宰自己”，就变得惶惶不可终日。知识分子同样具有这种“民族特点”，怀着“失重的危机”，他们寻找并握出能在知识界引起共振的“中心话语”，形成“主流意识”。在这里，话语权利至关重要，联络一帮文化精英垄断话语权利，就能掌握天下的“生杀与夺”。

老威：但秀才毕竟是秀才，这不过是他们的幻觉而已。

洪声：这种急功近利的幻觉吸引着大批学人，令其沉不住气，学问也就象社会形态本身，沉渣浮面。其实我觉得，操作热门话题本身并不重要，例如鲁迅热，胡适热、林语堂热，顾准和陈寅格，人文精神的讨论，本土化与殖民化，后现代，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人权、国情与民主进程，历史、遗忘与个人内心真实等等，热点一个追着一个，每个人都有权参与讨论，哪怕一个中学生，一个打工仔，只要他偶然翻阅了相关书藉，都可以谈谈看法。问题的关键不是谁是谁非，谁的观点最发人深思之类，而是话语方式，你用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样的词汇什么的句式结构来表达你的观点？弄得不好，你会不知不觉地用一种垄断式的语气去肯定民主，用“文革”的词汇去反思“文革”，用一种欧美哲学或文学化的句式结构来谈论“回归本土”，因为大的抽象的传统已化作血液、动作、思维习惯，离开这一切，你就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一穷二白“文盲”，你谈论纯诗、纯理论、纯学术时，却被一种“潜政治”所支配。

老威：谈到话语的习惯，我现在有一种“四面楚歌”感觉。除非有大的灾变，例如坐牢、流亡、生离死别等等，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是极难改变他的语言习惯的。特别经历过“文革”的那代人，现在至少四十多岁了，他们是承先启后的一代，从他们身上能铲除意识形态影响？

洪声：因此要作些清理。首先是记忆的清理。因为我们现在的语言方式是记忆的一种积累。今天回首解放以来的种种运动，我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拉线木偶，没有家庭，没有私生活，因为家庭和私生活都是时代文本复制下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吗？世界上哪个民族的历史是无形的大复印机弄出来的？我这样想着，感到心里有泪，却淌不出来。我把记忆情感化，这样会影响它的真实。我从我个人开始，一点一点地清理。这样，在冥想中，我或许会花三年以上的时间，写成一本书，它将否定我以前那些“才华横溢”的东西，我在吃力地学习说话，学习表达和领会记忆。我是个婴儿，向长眠的母亲怀里走去。唉，时光真能倒流多好。

老威：您觉得知识分子还没有学会说话吗？

洪声：我觉得知识分子还得从头学说人话。

老威：那您说的什么话呢？

洪声：“边缘人话”，如果别人不感兴趣，就当它是自言自语吧。

老威：“自言自语？”如果您成天自言自语，您凭什么当教授，凭什么拿工资和带研究生？

洪声：我们讨论的不是职业，心灵的独白与职业无关。我是一个称职的教授，带着研究生钻研大课题，抽象而无用的课题。现在的年轻人聪明，引证适当，确切，论文不用修改也能过关。

老威：您在从事职业欺骗。

洪声：可以这么说，但这能帮学生解决现实问题。

老威：您刚才对沿袭至今的传统的批判非常有力，可我感到有……我一时没想透有什么。您仿佛从您的批判对象的另一面在施展“权利”，纯抽象、纯具体；大、小；天下、个人世界好象由两座对抗的峰巅组成。

洪声：这是什么意思？

老威：我按您的意思打个比方：大的，抽象的，天下的历史和现实使命，是由全体人民一齐承担的，真实，落实到个人，谁也没有承担什么。因为大家都参与的活儿是最好偷懒的。

洪声：对。

老威：如果人人都这么抽肩膀，天下也没有，国家也没有，甚至家庭也没有——因为一结婚，就意味着您将承担丈夫和父亲的角色，紧接着，要维持家庭，就必须工作，进入社会角色。再紧接着，您要想挣钱多，有地位，给老婆孩子长脸，就得更多地介入世俗社交，做顶天立地状。仅这一点，知识分子同凡夫俗子没啥区别。所谓“区别”，是在精神领域。“士可杀不可辱”，这就是您刚才叙述的正统历史的另一面，嵇康在临刑之前，整冠奏《广陵散》，以成绝响；阮籍歌啸山林，“白眼对青天”；伯夷、叔齐饿死不食周粟，不仅展现了为后世所认可、所称颂的书生气节，更重要的不为世人所认可、所称颂的个人孤独，源自肉体的大孤独啊。在这里，没有边缘和中心，庄子混迹于乱世，自称“无用”到连老婆也养不活，老子骑黄牛出函谷关时，被官吏扣押，被迫留下买自由的五千字，从此杳无踪迹，他们边缘么？可读《逍遥游》、读《道德经》，您感到宇宙的中心就在这儿，每个人都是中心。这种具有切肤之痛的出世的、自甘堕落的大孤独向时间深处弥漫，于是有了《红楼梦》，有了王国维和朱湘，“悲凉之雾，遍及华林”啊，在一派茫茫中，您承担的是谁的使命？个人还是集体的？

洪声：这同我的论述是两回事，我在清除历史记忆中的障碍，您在强调个体的自由本能。这同现实非常脱节。

老威：我承认有点脱节。有时候，您感到既与老百姓脱节，也与知识分子脱节，由于环境的恶化，现代社会没有隐士，除非您很有钱，又能耐寂寞。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知识分子先是惊诧、苦闷、失语，而后，开始疏离意识形态，闭门读书，强调“私人性”——这是贯穿在九十年代文化中的一条暗线。虽然操作中的文化热点一个接一个，可“私人性”逐渐发展成文人写作的主要倾向，琐碎、具体、不厌其烦，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种后现代时期的“多元”充分体现了市场写作的优越性。

洪声：市场？“自言自语”和市场有什么关系？

老威：昨天我从一张旧报上，读到一个擅长“内心独白”的作家已辞职单干。据说他依然保持着上班的习惯：早上八点，提着饭盒出门，到几里外的工作间，用电脑写字到12点，吃了午饭，打个盹，下午继续“内心独白”到6点下班。这样，一天至少写个5000字的短篇，如果1000字挣100元，那他一个月能净赚15000元。这相当于多少下岗工人的工资？可此人还在一家刊物上发高级牢骚，把顾准和陈寅格热形容成“呼啸而过的噪音”，并不对“真正的写作构成影响”。

洪声：您居然在我们的谈论中插入这么无聊的例子？可见讨论该结束了。

老威：才刚刚开始呢。先锋作家、诗人嘛，总有些不同凡响，一年至少“不同凡响”两三次，否则大家真把他们忘了。

洪声：响个屁。

20.流浪汉王响

采访缘起：

王响40岁，长得天圆地方，非一般意义上的流浪汉。

他无职业，无家室之累，向往古代汉人的浪荡生活，因此至今保持着一种走路的心态。我于1998年12月31日在白果林我父母家采访了他。我似乎一直在等这么个人，作为这本底导访谈的结尾。

诗人马松已经成家立业了，可在一次酩酊大醉时，竟搂着一条垃圾桶里钻出的野狗痛哭——自由的野狗啊，到底谁可怜呢？

这事可以做王响的注脚。

老威：你流浪了这么些年，是为了什么？

王响：为了走路。

老威：走路？这有啥好说的？流浪汉当然要走路。

王响：人生只有三种姿式，躺、坐、走。其中走路最有意思。

老威：站算不算一种姿式？

王响：站只是过渡，准备走或准备坐。

老威：好吧，我猜你是在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可开始流浪的时候，你不一定只为了“在路上”。你是为了一种理想，一个现实的目标，例如成名成家之类。单纯的功利目的，或许幼稚、可笑，然而它非常青春、美好。你我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王响：你的确老了，老威。

老威：我操你妈！

王响：怎么？戳中痛处了？时间就是永不愈合的伤口。你还象在《黑道》里一样，没人知道你的真实年龄？

老威：我40岁，还能对付许多女人，但生理上只需要一个女人。我还没学会宽容、理解。记得十年前，我大吼大叫地朗诵诗歌，两个多小时也不觉得累……

王响：我们都来老一回吧，一起提前怀旧吧。我83岁，你81岁，与我们相好过的女人全都住进坟墓里了，即使没住进坟墓的，也老得不叫话了。你我儿孙满堂，德高望众。可有啥意思？大家巴不得离我们远一点，因为你的口水一天到晚淌个不停，让人忍无可忍。

老威：你的哮喘也叫人非常绝望。

王响：差不多。那么我们怎样让年轻人忘记你的口水和我的哮喘呢？

老威：一个人呆着。

王响：不行，人老一，一个人呆着，还不如自杀。

老威：自杀败坏名声，后代也跟着受连累。

王响：对，你这老头还不糊涂。

老威：那就锻炼身体，争取长寿。

王响：为保命而拚命折腾？折腾完了还不是死？

老威：那就朝年轻人堆里挤，让他们以我为核心？

王响：成为年轻人和中年人的核心？哪不累死，听说有位将军接见外宾时，一激动，连流尿了也不晓得。

老威：你太糟塌老年人了，其实我觉得许多老年人比年轻人可爱。

王响：可爱在啥地方？

老威：好象，这些老头，特别慈祥，特别善于倾听。

王响：还有呢？

老威：特别会说话。

王响：应该说特别健康，平和而健康。他们讲故事的语调……

老威：我晓得了，你老了，就成了一个卖流浪故事的家伙。

王响：我没多少流浪故事。你刚才猜对了，我的确想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我不想提前到站，因为女人和家庭在给我稳定、和谐的归宿感的同时，也在暗示道路的终结，人生的终结。我有目的吗？对，我开头有现实的功利目的，我最崇拜作家是高尔基。他的《人间三部曲》至今是我的座佑铭。最早诱惑我流浪的就是做一名高尔基那样的作家，走遍人间的每一个角落，他在伏尔加河上的一条客船上当小工，整日洗盘子，累得死去活来，但却结识了一位相貌凶恶、内心善良的胖厨师，这个厨师为了保护他，竟把两个堂倌的脑袋揪住，发疯地互相撞。就这么一个野蛮人，却喜欢听高尔基读英雄加里波弟的传奇小说。当听到加里波第被抓住，打入死牢，等待行刑判决时，厨师的泪珠子一个劲地掉，终于忍不住痛哭失声……在中国，这样的苦难还少吗？为什么中国人天生缺乏这种具有历史厚重感的苦难？于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渴望象高尔基那样离家上路。伏尔加河，伏尔加河，这条我从未见过的遥远的异国河流，在我的脑海里，比长江、黄河要深远得多，因为高尔基曾经站在岸边，目睹一船船苦役犯在远行西伯利亚之际，与父母妻儿诀别的情景。天空、河流、岸和人们都是铅灰的，一阵阵告别的深长的歌声与撕心裂肺的嚎哭交织着，与镣链的叮当声交织着……我也在寻找我灵魂里的伏尔加河，这是最初的文学目的。中国绝大多数文人一辈子只有最初的目的，他们为了震惊世界，挖空心思地虚构，挖空心思地博览群书。写呀写呀，他们那些伟大的情感和道德感，或者这种东西的反面，都是编写出来的，挖空心思地设计出来的。在这些书里，只能读到以文字为目的的故事或非故事，而摸不到文字皮肤里的血管。他们总是热衷于讨论“中国作家为什么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幻觉越大越愤愤不平，于是组成作家代表团到国际讲坛上去毛遂自荐：“中国作家已不止一人有资格获诺贝尔奖……主要是语言的隔阂，翻译的不过关。”

老威：没想到你的文学情结这么重。

王响：这是我流浪的初衷，就好象我的初恋。高尔基就是我的初恋，他救了一个苦孩子，为这个没有教养的社会底层的苦孩子树立了一个高大的目标。成了作家，我就可以不受欺负，而在成为作家之前，必须流浪。文革开始时，我才8岁，我爸是个普通中学教师，就因为把陶铸的散文《松树的风格》教得特别好，就成为黑帮分子，挂上黑牌遭批斗。我小学只读了两年，当出身地主的爸爸倒霉时，我们在出身城市贫民的妈妈怀里找到了安慰。我小小年纪就晓得努力表现，背《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并在大街上拦住大人背。有两位医院的护士背错了语录就拨拉开我们，逃之夭夭，我们一直追到医院，并且以几个战斗兵团的名义贴了大字报，逼得人家公开哭鼻子检讨。

我觉得自己很争光彩，与爸爸划清了界限。不料有一天，老师率领全体小学生，倾巢出校门，到川剧团开批判坏分子的大会。几千人把剧场挤得爆了，可还有不少人企图进来。我们小学生被提早安排在剧场二楼，高瞻远嘱，把被好多盏射灯照得雪亮的戏台看得清清楚楚。坏分子被押着，鱼贯上场，“打倒！”“砸烂！”的口号震得天摇地动，我也憋红着脸，举着小拳头投入这怒海狂潮。十只垂头丧气的死老虎排成一溜，把戏台站满了，我以为都齐了，可口号还在呼啸着，突然，第十一名坏分子被几个红袖章拽上台，她反抗着，几次都企图扭身而去，但幕前幕后，台上台下，都站着收拾她的人，群众怒吼着：“老实点！”“狗日的！”“整死！”她终于被制服了，双臂反剪着，专政者揪住她的头发，使她的脸仰起亮相。我愣住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周围的同学已经叫开了：“那不是王响他妈妈么？！”“王响的妈是坏分子！”“王响的妈乱搞男女关系！”我蔫了，真想钻到椅子底下去，可台上专政者又领呼口号了：“打倒投机倒把犯廖××！”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可小拳头还是迟疑地举了起来，嘴角抽动着。

我的小学教师是个年轻姑娘，她不仅没安慰我，还一脸愤怒地质问我：“王响，你妈为啥要投机倒把？”我回答不上来，接着又听见“哼”的一声。这叫什么老师？他妈的，现在提起来我都想强奸了她。后来我才知道我妈的罪状就是把亲戚给的六尺布票卖了钱，正在私下交易时，被盯稍已久的市管会人员当场拿获。那年头，这就叫“投机倒把”。

虽然我明白妈妈是因为要养活我们才这样做，然而我觉得再也没脸上学。就离家出走。

老威：这是你最早的流浪？

王响：对。兜里揣了一块钱，那是我一分、两分，积了大半年的成果。还有两本连环画，《西游记》和《在人间》，《人间三部曲》之二。我爬汽车，到过四川北部的三台、盐亭、中江。我曾经去河里帮人背沙背卵石，供修筑公路，一天能挣三毛钱。那时候的三毛钱，很管用。我还到烟厂为烟叶上焦油，一口黑糊糊的大锅，围着十几个打零工的孩子，都左手拿烟叶，右手持碗从锅里舀粘稠的浆汤浇下去，晚上就睡烟草堆。我唯一的娱乐就是看随身的两本连环画。别的孩子的梦想都是当解放军，开飞机，开大炮，只有我，迷上了连环画里的高尔基。稍微长大些后，我又到农村给当知青的哥哥煮饭。在哥哥的薰陶下，读了一本文革前出版的《高尔基中短篇小说集》，其中《伊则尔吉老婆子》里，有两篇寓言故事，一是《鹰之歌》，另外一篇名字忘了，但印象深刻，是一个叫丹柯的英雄青年从胸内抓出自己燃烧的心脏，当火炬高举着，率领在森林里迷路的人们走了出来。这两篇浪漫主义作品令我激动了一年多，觉得献身文学是非常崇高的事。这期间，我又从哥哥那里出逃了两次，到处爬车。

老威：你一再提到高尔基，难道除了这个无产阶级作家，其它作品就没有给你影响？

王响：知青里流传着许多手抄本小说，我哥一窜队，我就偷着看。《第二次握手》、《在社会档案里》、《塔里的女人》我都看得废寝忘食。我看《少女之心》是72年回成都的时候。由于我哥的犯禁小说我基本上都看了，所以语文功底比一般上完小学的孩子扎实，我小学只读了一年，停学五年，就直接上了初中。刚入课堂，我省略号不知道打几点，我总是打整整一排省略号，因为我总是觉得文章写不完，有很多意思没包括进去。好了，扯远了。嗯，我是上初中读到《少女之心》的，它是隔壁一个失学少年借给我的，它的另一个名字叫《曼娜回忆录》。我躺在床上，放下帐子，看得上气不接下气，即舒服又意犹未尽。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本性爱教科书，可那诗情画意中的幽会与交合令人一阵阵地颤栗！接下来的几天，我都莫名其妙地亢奋，下意识地乜视班上的漂亮女生，她们也和曼娜一样成熟了。从这本禁书中，我第一次知道了性爱除了其它书中描写的拥抱、接吻与正面交合外，还有那么美妙、繁复的前戏和事后的满足，还有男在下、女在上的游戏。

老威：这时你还记得高尔基和其它作家给予你的道德教育吗？

王响：全被扫得干干净净。要知道，我还是个14岁的孩子啊。

老威：这很危险。

王响：对。它诱使我在同女生的交往中，有了强烈的性联想。不过，没有几天就开始“扫黄”了，那时的“扫黄”就是收缴手抄本。小说，文革前的诗歌和爱情歌曲，俄罗斯爱情民歌，港台歌曲，都在收缴之例。借给我《曼娜回忆录》的那个失学少年被抓了。游了街，脖子上挂着黑牌，上写“传播《少女之心》犯”，他被送去劳教了。我担惊受怕了几天，就外出流窜了，我怕他把我咬出来。

老威：我看你是属免子的，撞见危险的信号就逃，你的流浪习性就是这样养成的？

王响：差不多。似乎每次逃跑都在改变我的人生。

老威：有没有不逃的时候？

王响：有逃不掉的时候。比如文革后期，我传抄、张贴《总理遗嘱》，被莫名其妙关了两年。这事我给你说起过。别人传抄、张贴东西都有社会目的，就我这傻瓜，天生养成了这么个传播“谣言”的习惯。那年我18岁，刚刚够格就进去了。我还到过劳改监狱，那儿关了许多反革命，还有一个是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已劳改了几十年，反动弯子还没转过来。我就是在里面跟一个老和尚学会吹箫的，他说他教了十几个徒弟，只有我敢在吹法上欺师灭祖，因此能成大器。虽然至今我不晓得自己成大器没有，可我的确靠这管箫在流浪途中混了不少饭钱。我到大使馆去吹过，也出过黑磁带，也险些成为一个著名酒吧的职业吹手，只因我有一次带了十几个朋友去白玩白喝，老板发牢骚，我才罢吹的。你看，我又扯远了。我这是典型的流浪汉，走到哪儿黑在哪儿歇，说话也一样。我在牢里除了劳动，就是吹箫；除了吹箫，就是在操场内兜圈子，越走越快，一天要走好几十圈；自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东西，你尽管走，一直走下去，就感觉不到是在监狱里。而吹箫是练丹田之气的，我坐牢两年，筋骨和内气都练了，并且随心所欲地想象比在外面还要深远，这是一种最为愉快的流浪方式。比如我的和尚师傅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我问：“为啥不如肉？”师傅答：“肉就是整个身体。你只有把整个身体当成一管箫，才能练好这根竹箫。”我又问：“肉箫和竹箫的区别呢？”师傅答：“竹箫是一气到底，肉箫则分吟、唱、啸。我再问：“何为吟？”师傅答：“古有《吟之十二法》，深吟、浅吟、显吟、暗吟……以此类推，有《唱之十二法》与《啸之十二法》。”这种对话你们门外汉或许不明白，但它已使我的脚迹上溯到历史之外。你记得“响遏行云”这个成语吧？它讲的就是一个名扬天下的大歌星慕名去深山拜隐者为师的故事。这个隐者在大歌星跪了三天三夜之后，点头收其为徒，可又只教他爬山、砍柴，把他当作苦力使唤。他忍气吞声了三年，总以为师傅能突发慈悲，教他一些出奇制胜的技法。然而，这徒有虚名的隐者象哑巴一样，三年不吭一声。大歌星悲怨交集，再也不愿忍受这种野人般的学艺生涯，终于不辞而别。他飞奔下山，连翻几道坡，也不觉得气紧，就加快步子，他太想念过去被万众崇拜的世俗活法了。

正当他已翻过十几道山梁，脚力稍缓时，倏然，当顶炸响了一个巨雷，他下意识地抬头，见晴空灿烂，而雷声还在滚滚而来，四山回应，连天边的白云也被遏制不动了。他恍然大悟，转身就朝回跑，当重归师门时，他的师傅已经杳无踪迹。

“师傅，我错了！”他大喊道，泪如雨下。而回答他的是一个比雷声更空洞的声音：“去吧，为师已教过你了。”

老威：你的经历的确不凡，你坐现代的牢，却通过你的和尚师傅流浪到了古代，甚至古代之外。在这一生中，你的吹箫师傅对你影响最大吧？

王响：我再也没见过他，一恍20多年了！有时，我真有点怀疑自己的经历，这老和尚存在过吗？是否是我的一种幻觉？但我的箫声还在。现在我给你讲一个比我师傅实在的人。这人是57年反右时判的刑，反革命罪，无期徒刑。由于坐牢坐成老资格，再加上懂点医，就成了队里的卫生员。你可能不清楚，牢里的油晕很缺乏，更别说大鱼大肉了。按规定，一个星期吃两回肉，有时是辣椒回锅肉，一人一瓢，当然辣椒占大半；有时是莲花白炒肉，肉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小砣。我讲的这人姓杨，当时65岁。每次吃肉时，他都厚着老脸，让犯人组长给他多分肥一点的，而后，他端起肉钵回到卫生室，关上门，点燃酒精灯，把挑选出的肥肉片或肥肉砣放在灯火上炼油。他只能炼出很少的一点油，他把这辛辛苦苦得来的猪油一滴滴刮进一个瓶子，才端起碗，把剩下的油渣和菜吃掉，还舔碗。

老威：这人也够深谋远虑的，万一断了肉，他还有油解痨。

王响：你错了，他把这三个月才能攒满的一小瓶化猪油(大约三两多吧)捎给他母亲，几十年都这样。当时他妈快满90岁了，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

老威：这是圣人啊！

王响：不错，“三尺之外，必有圣贤”，这是孔夫子说的吧？

老威：没印象。唉，你在牢里收获可真大，出来之后能适应吗？

王响：相当于从传统回到现代。以后，我又当过汽车司机，去的地方越多，文学的情结越淡。

老威：这就怪了，经历是搞文学的本钱啊。不过，我听了这么久，也没听到一个完整的流浪汉故事。

王响：走之前和走之后有故事。在路上的故事肯定有，但比走路精彩的不多。我这个人，也许开始流浪的时候，有很明确的功利目的，可当我豪情满怀地走在正道上，路旁突然窜出一条疯狗，咬我屁股一口就跑；我的天性受不得气，就去撵这条狗，欲除掉而后快。然而，过了一会儿，狗不见了，我却找不到回去的道，只有照一种惯性走下去。不料路旁又窜出一条疯狗……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狗咬人，人追狗的戏，我离自己最初的正道越来越远。

老威：这就是你的流浪故事？

王响：对，那狗就是命运吧。

21.盲流艺人王六顺

采访缘起：

王六顺，按民间的说法，这是取“六六大顺”的意思，３２岁，大庆人氏。此公喜欢挎一像机，在京城文化艺术圈中穿梭，天长日久的熏陶，使之成为一个上不去下不来的人物。

王六顺照了许多上好的人头，其中的神品，第一数我，第二数老周。影像本是虚幻之物，但老王的确用这虚幻之物搞得我俩兴奋莫名，平添了几分自恋。

王六顺好激动，说话经常不上档次，但嗓门亮，能把一首首烂歌唱得情意绵绵，像石油里泡出来的校园歌手。只有在我这把箫的引诱下，他方露出叫驴本色，令听众猛吃一惊。我也猛吃一惊，原来我竟同一头驴子厮混了个把月！

２００１年开春，我在京逗留月余，其间亲密接触了无数思想精英，可文化水平却在直线下降。３月２４日午后，离京前夕，与王六顺等人共谋录制《喊魂》，方恍然明白什么是“自恋使人愚蠢”。王六顺，亲爱的盲流，鸦片烟，马屁精，不学无术，乱插嘴的鹅，让我变成蠢货的就是你吗？（王：王六顺；威：老威）威：你又喝高了。

王：我就半杯啤酒的量，今天为了和你做《喊魂》，豁出去灌了一两多二锅头。这劳动人民的酒劲大，一下子就把我撂倒了，再被你的箫声一勾，我差点吐。

威：你是一半喊魂，一半喊酒。

王：还有一半叫老娘，整个身体烂泥一样往下淌，受不了。这是一种气场，你一唤“顺”，我满头满脸轰隆一下就湿了，不知是汗还是泪。你看咱王六顺多崇高，都这样了，还绷起一根筋做艺术。我是扛到最后才失去知觉的，你呢？

威：我多坚持了半个钟头，弄另外一段。都成行尸走肉了，老梁还不断用鼓、用琴刺激我，赵的声音也越来越响，我不知道我与她的声音纠缠了多久，总之，我在现场睡着了，箫还抵着嘴唇，一副挺敬业的外表。

王：我俩都沾酒醉。

威：别把我和你扯在一块。魂喊成这样，怪酒没用，还是挖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浅薄、滥情、文化低，就凭一幅天生的驴嗓子在世上混。

王：我浅薄？！我文化低？！咱老王好歹做过文化局的干部，哪像你，考四次大学都落榜，第五次走后门，靠姐们推荐去上了，还被开除。嘿，甭以为出了一厚本《底层》就成他妈的学者了。这几天，我借捧场之机，早把你的底牌摸清：骰子摇来摇去，响动再大也不过幺二三，气粗个啥呀？

威：你与赌徒老周勾结紧密，当然把我的点子摸清了，现在轮到我摸你的。

王：你随便摸。

威：不敢。先从这张旧照下手吧。

王：这是离开大庆时拍的，不算旧照，翻黄效果是我有意弄的，咋样，历史一下子就倒退逑了吧？这条铁路，还是王铁人时代建的，如今成了文物，枕木都长青苔了。那天傍晚，我拎个相机打这儿路过，麻雀在肩头飞，突然，荒凉中冒出个道岔工，蓝帽子、蓝工装、解放牌胶鞋，手提马灯，像王铁人他家的农村亲戚。嘿，闹鬼了，我双眼一亮，觉得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降临，于是花言巧语换下这老哥的时装，穿戴登场——一幅不朽之作刹那诞生了，吓人一大跳吧，老威？

威：不错，土得好，连放屁都充满油泥味。

王：马灯，憨笑，大肉脸，是不是老王家亲戚？

威：不是，倒像刚学会腐败的村干部。如果你将来出摄影集，我建议用这张伪旧照做封面，配上小黑字：“我要沿着这条铁路走下去，到省城，到北京，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天黑不住店，刮风不躲闪，我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马灯。”

王：这话不腐败，不过，就这么定。咱到京城来，就是为了活出人味儿，所以无论咋的都不能沿着这铁路再走回去，我讨厌石油，伊拉克、拉登、阿富汗，中东石油里面出暴君。

威：家里人呢？

王：老婆离了，就剩儿子让我牵挂，没办法，自由和家庭如同忠孝，不能两全。

威：外面的人对大庆的了解，至今仍是铁人王进喜的豪言壮语：“石油工人一声吼，大地也要抖三抖。”我上小学时，课本上就有这两句。后来时过境迁，这面工业战线的红旗同革命时期的许多文物一样，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于今日的新新人类，大庆同外国差不多。

王：那我是外国人？

威：毛和邓，还有现在的江，一朝天子一朝臣吧，几十年一过，给人的感觉还不如美国、俄国、欧洲近。听你的口气，还是有点恋旧？

王：王铁人有两张风靡一时的照片，一张是井架上操杆的工作照，工装、鸭舌帽，标准的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自豪微笑，四人帮，或者反四人帮的一部文革后期电影，名字我忘了，就是根据这张照片进行主角造型的；还有一张是老王在大冷天赤手空拳跳下被冻住的泥浆坑，拼老命浑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带动了无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朝下跳，据说这是为赶时间出油献礼……感人么？不瞒你，咱老六就是在类似一个接一个的感人场面里长大成人的。成人的标志是啥呢？是用自己的脑子，而不是国家的脑子想问题，所以，那个时代大庆人也同全国人民一样，都住在简陋的幼儿园里，性功能是成熟了，会生儿育女了，但还跟孩子似的，被政治的阿姨一逗一吓，不是哭就是笑。我对摄影的兴趣肯定与王铁人的照片有关，那时照相机太珍贵，平常百姓家遇上太重大的事，诸如结婚、祝寿、老友重逢、全家福大团圆等，才盛装上相馆来一张纪念。我想铁人家再有名，也不至于配相机，钻井队更不可能在干活儿时捧个相机，直到惊天动地的一瞬间，咔嚓。那么照片咋出的？肯定就是采访记者领了树典型的任务下去，经过精心设计拍摄的。包括大寨陈永贵，老农民当副总理，他的发迹也靠记者拍的剧照，高举锄头修梯田，缠头毛巾和土袄都是新崭崭的，谁敢怀疑他们的表演？反革命。老威，出门造个坑朝下跳吧，多蹦达几回，我的王铁人就是你了。

威：我愿意做你的戏子，反正我最好的照片是你拍的。

王：我不搞造型，我的长处是抓拍。

威：你抓拍男人，对女人嘛，你专攻造型。这墙上，侧着身子的，戴苏联红军帽的，脸藏在竹帘后的。扬下巴的这张挺别扭，你费了不少苦心去掰她的脸吧？

王：像册里还有，上不了像册的，就全堆在床下，要饱眼福，你一天一夜翻不完，天下女人都好这壶。

威：这种造型照，影楼水平吧，高一点，奶油小生肖全的水平。你的才华不在这儿，老王。一个色迷迷的死憋的单身汉，见着文化女性，眼睛里都喷火，自然影响审美。如果进一步引诱上床，恐怕连审美期待也没有了。

王：咋话题越来越下流，老威同志？告诉你，我对摄影是非常严肃的，那是一种特高级的境界。

威：太自恋了吧。

王：还是这语气！当然我马上驳不倒你，这屋里的女人照不够震撼，但我经历过震撼，你信不信？

威：你记录了么？

王：记录了，但没留下来。有次拍一位摇滚女孩，浅黑色的皮肤，卷毛，据说是从青海大草原来的，崇拜诗人昌耀。第一次见面我就被镇住了，她即兴摇滚了两首昌耀的诗，其中有“我们的婆母依旧要腌制过冬的咸菜，我们的胎儿依旧要在血光中临盆”之类。

威：这是昌耀的早期作品，晚期更耀更精彩些……

王：当然，晚期他得癌，不愿窝囊地死去，就跳楼自杀了，这比任何诗都精彩。老一辈的中国文人，最讲究逆来顺受，很少这么有尊严的。那女孩人不大，开口就唱这个，我能不对她产生好感吗？哪怕她不会王洛宾，不会青海的《花儿》也不碍事，艺术这东西，就一种感觉，我想都没多想，就为她拍了很多张照片。我的手快，没找到感觉时，就喜欢机械地按快门，照片不能修改，不像油画。当然好的油画也不能修改，这就是说，艺术是浪费出来的。我拎一像机到北京，就是打定主意浪费来了，哪天把过去积蓄的老本挥霍光，我就成名了。我知道这女孩身上能出好东西，没被污染的东西，但要快，抓紧时机，赶在她成名成家之前。一旦她学会跟风媚俗，挑逗大众，就不值几个钱了。我不是她情夫，虽然关系偶尔暧昧，也不能昼夜把镜头瞄准这种变数很大的货色。

威：别绕弯儿，你和她咋了？

王：拍照片。有家时尚杂志的美编盯上了她，对于边远地区来闯天下的女孩，这可是绽露头角的良机。她借了很多套花花绿绿的时装，自己找个背静的公园，有水有树有假山的那种地方约我。艳阳高照，还有啥说的，高一张低一张地浪费呗。

拍了一上午，没有兴奋点，她载歌载舞地挺开朗，我却越来越压抑，为了避免不欢而散，我提议就地用午餐。我边啃面包边盯她，他妈的，这脸描得太花了，你演给谁看呢？你干吗要用衣服一层又一层地包裹自己呢？！连腿都弄得香喷喷的，像商店里卖的假腿，没一点肉味！这就是模特，还没嘴里的面包有味道。我肚子里就这样骂了一阵，突然来了情绪，一把将她抡起来，二话不说就拍。我像一头狼，一会儿扯掉她的袖子、裤腿，一会儿扒下她的衣领，“露一点！再露一点！”我大呼小叫，“肩头，半边奶！”她还没反应，我又扑过去撕衣服，“别动，我要干了！”这就叫“状态”，老兄。我在她身上耗了多少胶卷，等的就是这最后一卷，相当于最后的晚餐。我神了，被钉上十字架了。“他妈的绝对封面！”我边拍边吼，神经末稍一颤，下面就出湿漉漉的感觉。“绝对封面！”我起码叫了几百声“绝对封面”，从镜头里射出的那股气，那股精，绝对把女孩也搞兴奋了，她哪见过这种抢劫风格的摄影。于是我俩很配合，后来不用我动手，她自己就做动作、扒衣服，还哎哎地叫。她的每一步都恰到好处，都美到荒诞的地步。游人全被我们惊动了，先是一个几个，后来我充血的眼里黑压压一片，保安也来了，警察也来了，警察的帽子后头，练气功的老头老太太在收拾家伙，准备逃跑，这一切，全都进入了我的视线，成了背景。我疯狂地按快门，在假山上下跑，俯冲着拍，冲锋着拍，驴打滚、跪、躺、单臂前伸、撩开裙子朝上、脚丫子遮镜头、入裆……我做了无数惊险动作，按了几百下快门还止不住，女孩都累瘫在草地上，一动不动了，我还在抽风，直到一根变形的捅破天的大警棍横在眼前，我还叫：“绝对封面！”我抠开后盖，哗地一声拉出胶卷，举在头顶看效果，耳边却炸一声惊叫：“王六顺！你干啥呢？！”我愣住了，但已晚了。这是一场谋杀，“绝对封面”毁于一旦，特别是隔在镜头和女孩之间的警棍，弄不好，要进入摄影史。完了，周围被我们刺激起来的人民群众，执意请我们去派出所的保安和警察，完了；还有不干白不干的封面女孩和单身汉王六顺，全完了。

威：精彩精彩。

王：关键时刻我咋就早泄哩？

威：泄得好，这一泄，把摄影史刷新了。你想想，世界上一流照片多如牛毛，每张后面似乎都藏有煽情故事，你这一张，全盖，就一曝光的胶卷与传说中的抽风摄影师。

王：京城名嘴冯小哲也这么说。但我不可能扛一废胶卷到处参展，并在展出现场重复一百遍这故事吧？

威：俗。你刚才还超越常识呢，一泡尿又落入俗套了。

王：客气啦！这是艺术家鑫的口头禅，好事坏事全“客气啦”，命中注定留不下传世之作，也客气啦。寻我的开心，老威？太客气啦。

威：我的确开心。还有啥更客气的事？

王：没有。

威：鑫揭发你拍过法轮功。

王：我还拍过李洪志，你信不信？

威：无风不起浪嘛。

王：那天没风，但也起了大浪，怪谁呢？孩子和她姥姥从大庆来，嚷着要瞻仰天安门，我只好陪着去。天气真好，我挎着相机，给孩子和她姥姥拍照。背景都是最大众化的，天安门城楼、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从文革到现在，几辈人都兴这么拍，我也翻不出啥新来，只要她们高兴就行。其实我知道，自从李洪志在海外发表《忍无可忍》的元旦文告之后，广场特别敏感，坐出租车，司机也会告诉你，别在那儿停留太久，更别东瞅西溜，手也尽量别朝怀里伸，当心出事。特别是我这种长相不伦不类的东西，一出场就引人注目，我来北京这么久，一直回避那地方，太革命太历史太传奇太他妈的客气啦……

威：据说广场上平均四块地砖就站一个警察？

王：我当时没看出来，我只顾享受天伦之乐。因为是周末下午，人还不少，孩子摆姿势摆疯了，我呢，完全被她牵着鼻子跑。唉，我要是永远被她牵着，那天就不会出事了，可偏偏在我拍女儿的时候，镜头里嵌进“法轮大法”四个字。我抬起头，前方喧闹起来，人头像从地砖里拱出，层层朝纪念碑方向涌动。我分明看见有人奋力高举“法轮大法”、“最后圆满”两条横幅，我的肩头被从四面八方扑过去的便衣撞了很多次。我突然一哆嗦，不由自主地向前钻。我已听不见女儿的惊叫，她姥姥拉扯我，我一下子就甩开她了，两眼发直地猛跑。我人高腿长，刹时就超前冲到离法轮功几米远，警察吹哨，呼喊，挥警棍，人们抱头鼠窜，我却与他们逆向而进。我已经不是老六，如果是现在坐你面前的正常的老六，肯定挟起女儿，再拽上她姥姥就逃。我他妈太不负责了，端着像机，像扫射子弹一样嚓嚓嚓地拍，我伸、拉、全景、特写，变换着角度，嘴里还念念有词：“绝对历史！他妈的，绝对时代！”嘿，老威，来电了，我的心就在像机里，嘣嘣嘣的，那阳光，哗！一下来一大片！太时代了，那光像绸子一样，一闪一闪的，警察在我的镜头里抓法轮功，有个老太太跌下地，还爬起来笑，警察拦腰一抱她就走了。“法轮大法”的横幅躺在地下，被践踏着，还有钢盔，在镜头里像玳瑁，一束光打下来，那来自宇宙的力度！关键的几秒钟，人的一生，有时就这几秒钟管用，没文化，没思考，咱老六来电了，干！

威：我都听得来电了，一鸣惊人啊。

王：你也忘了故事发生在啥地方？说来话长，我当时的高烧也就发了几秒钟。刚拍完一卷，还没盖镜头，斜刺里就杀出三位便衣，为首的一个一把擒住我的手腕，厉声喝令：“交出来！”我又一哆嗦，这回不是来电，而是被吓的。四周全是警察，十几个法轮功分子已被拽往不远处的大面包车。“你交不交？！”便衣又吼，那声音太狠，你我这种人从来想象不出那种狠法。我瘫了，急忙认罪：“我错了，我拉胶卷……”“不是胶卷，是像机！拿过来！”他们开抢。我只好拱手相送。那可是七千多块钱啊，有啥法子？宁愿钱吃亏，不愿人遭罪嘛。我以为交出像机就没事了。“跟我们走。”警察又命令。

威：你关了几天？

王；我溜了。

威：在便衣的眼皮底？你可真有两下。

王：警察架着我没走几步，身后又骚动了，“法轮功在那儿！”有几个声音同时喊。警察们立即丢下我，扭身去抓新一轮敌人，我随着惯性一回头，卫士们已同几个老弱病残者斗成一团。又一辆警车开过来，法轮功被押上去，其中一位还突然转体，正面向外，对大家挥手致意。“这镜头太有价值了，”我想，“可惜没法拍了。”这时孩子她们找来了，“还不快跑。”她姥姥说，我才彻底清醒过来，溜了。

威：胶卷没收，像机该要回来嘛。

王：我不是法轮功，我不想坐牢。

威：警察是有意吞你像机吧？

王：也没辙。我刚才说了，咱老王注定留不下传世之作，咋样，还开心吗？

威：没法开心。

王：我是容易一下子被点着的那种人，事后，还是后怕。我害怕死，害怕血腥和暴力，但又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比如一听说哪里出了车祸，就热血沸腾地想去看，不是一般的围观，而是把头埋到车轮下面，近距离盯住血，盯住破碎的肢体、脑浆和骨头渣子，甚至想舔一舔，认认那种味。然后，许多天，总是梦着那情景，那漂亮的女孩之死，感到怕，感到被压得喘不过气。我不认为法轮功怎样高明，但还是被那种极端的碰撞镇住了。我看见过一幅自焚的照片，人已烧焦得面目全非，可还盘着腿，双拳抱在胸腹，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支撑着这个法轮功分子以如此方式“圆满”？我弄不懂，我没有缘分拍这种高级的状态，引诱人去接近、去记录的状态。

威：我有个诗人朋友叫阿曲强巴，搞过民运，坐过牢，现在推销阴宅，就是墓地。

他经常在与朋友酒酣耳热之际，向大活人推销墓地。他说这世界的大趋势是死人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所以只有阴宅是永远看涨的股票，稳赚不赔。

王：你的意思？

威：你要认识死亡，就跟他倒阴宅去。

王：我千里迢迢从大庆赶到北京，就为了干这个？

威：北京的开销挺大，拍照片开销就更大。你要艺术和挣钱都兼顾的话……

王：咱老王能挣钱，在大庆，还开过夜总会。我一旦热爱上摇滚，就把崔健请到大庆演唱，那可是石油城破天荒的头等盛事，轰动得一塌糊涂。咋样，够劲吧？

不是呼风唤雨的地头蛇，能干成这个？嘿，没意思，生意做得顶破天，也没有艺术家那种，那种自我感觉。比如老崔，平常人挺温和，可在音乐中，总在与啥看不见的东西较劲，虽然歌词明明白白，但肯定有另一种东西，我说不上来，我为他赔了四十万，也值。

威：咋会赔呢？崔健应该火爆嘛。

王：当然火爆。开演之前，我做梦都激动，我要改写大庆自王铁人以来的精神史，制造了传奇还能趁机赚一把，你说谁撞上这类好事不晕彩？唉，怪只怪我对工人阶级的热情估计不足，演唱会那晚，票只卖出去几百张，然而石油工人的后代们像陈胜吴广那样揭竿而起，呐喊着从四面八方涌来，把会场围了个水泄不通。演出还没开始，混票和翻墙进去的就占大半，等到台上乐器一响，崔健那万众熟悉的破喉咙出头一声，人民就急了。大庆这地盘，下岗职工多如牛毛，生存都成问题，哪有闲钱听摇滚？再说老毛时期，上面下来的慰问团一泼接一泼，歌舞都免费，老崔不免费，不是瞧不起大伙吗？１１０、交通、消防、武警全调来，拉成几道防线，管屁用，上万人一齐喊“崔健！一二三！！”撞大门，没几个回合，门就倒了。大伙像破城的义军，欢呼着进入，整个场子满满的，开了锅。我这演唱会功臣一下子就被卷入漩涡中央，胡乱扑腾才稳住阵脚，鞋被踩掉一只。早知这样，还不如统统发招待券。唉，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场面真可怕。

威：后来呢？

王：我赔了血本，与崔健成了朋友。再后来，就回到刚才那张“旧照”，咱老王拎着像机单身闯北京来了。感谢上帝派崔健砸了我的饭碗，看来以后有啥造化，也得由他老人家说了算。

22.藏书家冉云飞

采访缘起：

冉云飞来自乌江中游的酉阳县，是土家族，一个边远少数民族的后代千里迢迢来到成都，做了蜀中才子，且藏书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人都多，当然稀罕。

我与冉云飞来往多，晓得他善于自吹自擂，因此在这次采访中显得被动。他首先就谈到小时候的苦，大意是挨扳子多，受表扬少，我暗自醒悟他的自恋源于童年。

冉云飞爱收旧书，一次我将多余的擦便草纸画些古怪符号，送他收藏，他也瞪着眼睛辩认了半天。他害怕被人告密，所以撰写《中国告密史》，殊不知告密也是一个人的隐私(法律是保护隐私权的)，它比嫖妓、卖淫、颠覆国家、贪污受贿更无法公开。

诗人石光华把杀父、夺妻、断财路、揭老底列为人的四大罪，前三项冉云飞没能力做，于是借藏书之机，坏人名声。

老威：我单刀直入，你为什么喜欢读书？

冉云飞：小时家穷，时常“吃不饱，穿不暖”。后来在读忆苦思甜课文时，就觉得像在说自己。于是就骂粗话，改编成下流顺口溜：“吃个，穿个卵；饿死你，我不管”。因此老师就让我在讲台上“表演”双手抬平打直举扫帚的“硬”功，以示惩罚，好在还没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家乡落后，啥都落后，你说日怪不日怪？连去年才通的电都忍不住要落后，白天来电，晚上不来电。更日怪的是，自从上小学起，我受到的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之类画饼充饥式的幸福美好生活的预告。但哪里实现了呢？五岁那年，家中的堂屋被村里拿来当作村小的教室，来了一位叫廖太良的工办老师，我也跟着那些上学的小孩子“哇啦哇啦”乱叫，瞎起哄，因为我既不做作业，也不背课文，算不得正规学生。每到晌午，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去偷吃廖老师正在煮的白米饭，而我偷吃的米饭时常是半生不熟的，吃了就去跑毛坑(厕所)，得了一个“子炮”(小时玩的一种后一颗子弹塞进去前一颗子弹被弹出的游戏，子弹是用红木儿树结的籽做的)的绰号。气愤不过的廖老师干脆就骂我是“造粪机”，我就回喊他为“廖大娘”，以示羞辱。

母亲狠狠地教训了我。我就问，要啷个才吃得到白米饭？母亲说，要好好读书——母亲还不知那时读书是没有用的。于是母亲就将自己几次淋着瓢泼大雨(只有如此才不出工)去挖的麻芋子(学名“半夏”)拿去卖，得了两元钱，就给我了了个名。气愤的廖老师自然不收我，就只好到离家五里地的完小念书，一读就还喜欢。再加上天天都梦想吃白米饭，所以就一直读。我的境界明显比高玉宝差，高玉宝说，我要读书。我只说，要吃白米饭。当然待遇也不能跟他比，譬如没人让我给他们做忆若思甜报告。更重要的是，时代不同了，他生在旧社会，我生在新社会，我去向谁控诉？自己又饿得要命，只恨没生在旧社会，否则现在好歹还可以给下一代作点报告。后来，结识了莽汉诗人二毛，他有首诗叫《在旧社会》，完全是高级忆苦思甜报告，“在旧社会，人们身上的血只够跑百把米/在旧社会，女人身上长不出乳房。”狗日的二毛，她歹毒，比高玉宝控诉的旧社会还要坏一百倍，但他究竟不是高玉宝。我至今也没搞懂是啥原因，不把二毛弄去搞政治思想工作。我想我有向上级举报人才的义务，可是没人理我。我吃白米饭的“理想”，后来才知道，古人早已说过，算不得我的发明。他们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他们不同，他们是古人，他们放的屁都要古雅些。因此你的问题应该是，我为什么喜欢吃白米饭？

老威：你很怪，收藏这么多书，大概有两万多册吧。又喜欢读书，但你对书的态度却很调侃？

冉云飞：有点夸张的人进了我的屋子就说，哇，你这么多书啊？我说这并没什么，就像你走进一个屠夫的家，看到他家里到处都摆满了亮晃晃的杀猪刀，总共有几百把，你奇怪吗？你会称他是藏刀家，还是屠夫？也许你接着就会说，你看人家疱丁解牛，一把刀就足以应付裕如了。我说，是的，钱钟书不是吗，学识渊博，但别人家里并不堆许多书；老威你不是吗？你目中无书，不也照样写大气磅薄、才华横溢的诗篇吗？一个杀猪的屠夫，摆那么多把刀干什么？还不是自己底气不足，手艺孬，猪杀得不利落，为自己壮胆压阵脚罢了。也就是说，屠夫对没有值得你羡慕的资本和理由。你可心说，我没见过这样形式主义的屠夫。但是我要说，是的，如同你或许没见过像我这样形式主义的读书人一样，因此经常有人问，你这么多书，读得完吗？我真是无言以对。的确，真正的屠夫有几个是形式主义者呢？真正的天才又有几个是靠满屋子的书来给自己拿脸的呢？所以，你应该怜悯我而不是采访我。

老威：你这么多书，横七竖八的，到处都是，写作时怎么查找？

冉云飞：老威，你很鬼。你在引诱我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我可不干，我一贯立场坚定，而且——正确。尽管我现在住房仍很隘湫——不是“挨球”(读音要正确，这也是个立场问题)——但我相信曙光在前头。你说没有这词汇，是我生造的，应该是湫(jiao)隘，读湫(qiu)时就不与“隘”字组合。哎呀，老威，大势不好，看来你今天认真了？说实话，我的书这么横七竖八的，实在是迫不得已。但我可以马上给你换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水至清则无鱼。但更实在说法是，我就是喜欢混水摸鱼。我敢向毛主席保证，我一摸还十拿九稳，因此经常可以从书堆中“海底捞月”，并不影响干革命工作，更不影响当臭老九。

老威：别耍贫嘴了，来点正经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买书藏书的？

再云飞：我刚才说的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指作家刘恒新近创作的同名小说——老威注)。守着一堆破书，还乐呵呵地跟你说怪话，和张大民差不多吧。我读高中的小县城，书籍很少，钱比书更少，因此从大学开始才买书。大学时，我享受的是系上优等助学金，虽然不够吃饭，但至今感谢纳税人。我不爱听课，听不得有些老师在讲台上“坑蒙拐骗”，天天钻图书馆看些与中文系功课无关的东西，如很累人的康德、黑格尔，乃至大爆炸宇宙理论等等，自然得不到奖学金。我有一个坏习惯，一看书就喜欢在上面勾勾划划，有时还搞些眉批、旁批，往往都是些“搞球不懂”、“狗屁不通”之类，反映出我看书爱走极端。前一名句说明我知浅薄，又看不得别人学问比我高深，实足心理有病，嫉妒成性；后一句说明我有痞子倾向，匪性难移，尽管现在已经被文化骟掉了大半。家里面寄的一点零花钱，除了帮助吃饭，添置一点衣物外，看到好书，也只好兴叹而已。于是我就去勤工俭学，给系上各年级的学生分发报纸，每月可挣八元钱。别小看它，可买多少本书，我不是统计学家，没算计过，但肯定不比现在一百元所购的书少。那时，学校天天有演讲会，人人都委身于让人头大的哲学、美学，于是哲学、美学书籍摆了我一床，直到把蚊掀破，不知有多少。但是搞懂了的很少。

老威：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也只能算是“搞球不懂，狗屁不通”。

冉云飞：老威，你真是明察秋毫。老威：你收的书说得好听一点，是品种繁多；说得不好听，就是杂乱无章。你好像并没有搞一般藏书家那样的专题收藏？

冉云飞：的确，只要是有意思的东西我都想收，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哲学、科学，以及其它不能归类的诸方面，靡不搜罗，无所不网。但也并不是无所选择，比如高等代数，英文之外的其它外文文种，我是不收的，我没有那些附庸风雅的人神经健全，完全搞不懂的东西，弄到屋里来堆起，实在是对自己智商的讽刺与无谓的考验。

一般说来，我不会像古代藏书家，譬如黄丕烈、陆沁源那样为获得一本好书，找朋友雅聚，或者焚香祝祷，或者专写藏书跋文以记载其来历。不是没有这雅兴，而是没有这时间。当然特殊情况下，我也会像他们那样玩乐一番的。事实上，每次看书，我都有专门的书帐和简约的藏书说明文字，以记录其来龙去脉，以志当时得书的心情，以什么样的价格从什么人手中获得。只不过少了许多繁文缛节。当然，也不能说我完全没有专题收藏，只是这种收藏都与我的研究和写作有关。比如几年前，我就曾打算花十年的时间，读完二十四史及其它诸多野史笔记，以便钩稽出其间的告密史料，撰写一本名为《中国告密史》的书。因而我至今收集的检举、揭发、诬告、诽谤、奏折、坦白书、悔过书、具保书、交心材料、间谋案例等，实物已达几十件之多。从卧底的线人，从崇奸婆的钩钩，各色人等，无不联袂来到我的藏书里“演出”。比如前几天就还在浣花溪的四川文物市场，收到五十年代关于成都的“敌特”蔡文敏、田少卿等人一系列群众对他们的告发材料、坦白书、悔过书、具保书等完好的实物，同时还收到一整本记录完整的《灌县青龙乡土改笔记》(第一集，1951.11.31—1952.1.21)，笔录人为刘全任，记录之详细，举凡镇反、土改包括清算地主恶霸敌特之类的检举揭发材料应有尽有，大有档案文献之功效。另外，曾收到西南民族学院教育工会，吸收工会会员时让入会者范瑞玲写的“交心材料”及其档案实物。交心材料是很十足的国特色，可名之曰“自告其密”，他国是很少有的，这是法律系统中的“有罪类推”和“无罪推定”的较量与区别。告密史的研究绝非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谴责，而是制度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是炮轰专制制度的有力弹药。

老威：我看到你墙上贴有有关教育的“毛主席语录”和奖给“学毛著积极分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奖状，好像你对“文革”的物品也在着意搜求。你收这些东西的动机何在？

冉云飞：现在的“文革”物品经过媒体的俗滥炒作，已成挣钱的一个热门行当，但并没有几个人像徐友渔这样训练有素的学者在进行认真研究。但我志不在此。我收的“文革”物品，大多与告密揭发、检讨和教育的材料有关，因为这些都是我的研究范围，你就可以看出我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收藏者，所谓藏而用之的人。因为我最近正在写作一部长达三十几万字的《教育要革命：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可以说，它是自从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以来，最全面、最深刻、最猛烈的批判当今中国教育的书，对当今的奴化教育、精神专制，进行了生猛的抨击。你刚才说的有关文革的教育资料，只不过是《教育要革命：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这本书要附的几十张有关教育的图片里，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这本书所附的图片中，将有各个年代有特色的教材课本、学生与老师奖状、学生毕业证包括学位证、学生训诫(类同于学生手则)、老师的聘书、名校名师的罕见图片，使其在生猛批判现今教育弊端的同时，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老威：除了一些研究性和实用性的收茂外，你有那些趣味的藏品？

冉云飞：有趣的当然不少，只有随举几例，否则说不胜说。先说英文藏书。比如我曾在二仙庵文物市场收到五种英文的黄色书。Erotica有黄色、欲望的意思，其中有社会学者李银河在研究虐恋文化一书中，所附的一节《O故事》(《Story of O》)的英文全本，还有女性所写的黄色书籍精选本《女性所写的黄色书——从萨福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Erotica——Womens Writting from Sappho to Margaret atwood》)，这些书籍背后都有“诚品书店”的售书标志，大抵是从台湾或香港的书店里流传进来的。我既收到过曾攀上世界七座高峰的美国探险家迪肯·贝斯的《第七座高峰》(《Seven Smmit》)签名本赠书，也收到过1925在伦敦出版的英文毛边本(uncut)《中国园林》(《Chinese Gardens》)，还收到过上百种美国《国家地理》、《纽约客》、《出版周刊》之类的杂志，甚至包括图文并茂的美国文学和历史教科书，如四册《美国文学精华》(《Highlights of American literature》)、《自由的遗产——美国简史》(《Heritage of freedom——A brie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等等，不胜枚举。再说古典典籍。我曾收到清光绪年间，广德堂翻刻的顾嗣立秀野堂刻本《昌黎先生诗集注》四册，纸墨精良，雪白可人，字迹方整厚朴，铁划银钩，三色相套印刷。后因欲得1929年聚奎小学刊布的《白屋吴生诗集》，而易手给淘书斋老板蒋德森。易书之日，虽不忍，然亦无可如何。但还不至像清代著名藏书家钱廉益民说，去书之日，如亡国之君挥泪对宫娥。老蒋将《白屋吴生诗集》两册定价400元，我欲讲价，他不肯，无论如何不卖，只要我用《昌黎先生诗集注》四册换。后来我将是书换回。四川许多近现代人物的书籍，我已收得不少，颇成气候。对吴先生的东西更是久有罗致之志，并取得一点成果，因想将来如有余裕之时，欲作《四川近现代文化流变》一书，以阐发四川文化如何在当今不如往惜之因由。再者，吴先生的孙子吴泰龙先生曾是我的数学老师，某虽不才，数学尤糟，但师恩总是难忘的。听家乡师范学校的退休教师王可夫先生讲，吴芳吉先生的大儿子吴汉骥，曾收得众多吴芳吉先生的旧物，但多半已在“文革”中抄家时毁坏，令人扼腕。所以对此书，我是必欲得之而后快。只好把自己的颈脖伸给老蒋，心甘情愿地让其“猛宰”。

最让我高兴的是，收到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封疆大吏吴大徵写给另一位金石学家陈介祺的书信——《吴斋尺牍》线装五册(完本为七册)，我曾两次撰文谈该书，一次为《卖文搜书》(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著《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另一次为《成都书林记》(收入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拙著《手抄本的流亡》)中写道：“其书写各体文字的高超能力，配以精美得无以复加的自制笺，简直是非比寻常的享受。就连为该书作跋并编辑《吴陈两家尺牍编年表》的明清史研究专家谢国桢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期也说该书：‘久已编印行世，早已绝版。’(《文献》第11辑)”。像这样的书，一生得遇一次，已属有幸矣。

老威：我发觉说到古书的时候，你娃就故态复萌，古书的影子就在你身上频频进了，乐在其中。你曾经分别为两位西方文学大师里尔克、博尔赫斯，撰写过两本国内第一种研究他们的学术评传——《尖锐的秋天：里尔克》、《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又作过明代散文家张岱所著的一本小型百科全书《夜航船》的校点工作，这两种东西是怎样古怪地集于一身的？

冉云飞：说到古书，我收藏的许多好书还来不及给你细说，否则你的采访就会没完没了。说句实话，这两方面，我做得都并不完美，留下的遗憾不少。但我这人喜欢挑战，别人没做过的东西，我就喜欢；别人已做过的，我就喜欢走偏锋。如研究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对人的摧残伤害，我的研究就是从检讨和告密入手的，我比较喜欢出怪招。我不喜欢大家都争着去做同一件事，那就太抬举那件事了，比如全民经商或挣钱什么的。我的意思是说，挣钱也要找准自己的方式，就像打日本鬼子，不必都去肉搏，不得万不得已，不使这“绝招”。你说我将两种东西古怪地集于一身，我听得出来，你是在粉碎我，高级的说法叫做中西贯通，我自知无法做到，你小子损着呢。

老威：你曾得到过那些比较有名的人赠他人之书，或他们曾经收藏过的旧物？你自己的书也有流散之日，怎样安妥你这些“宝贝”？

冉云飞：我收到过别人签名或用过的书，较出名的人计有：诗人流沙河送其同事的诗集《故园别》(上有签名)；语言学家向楚收藏的顾实著《汉书艺文志讲疏》、章太炎翻译的线装两册《社会学》(二书上均有其印章)；书法家李半黎收茂的《稚荃三十以前诗》(线装，上有其旁批)；学者谢桃坊(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为勉励他学生岳珍而送的，词学大师唐圭璋弟子王兆鹏所著的《张元干年谱》(上有其殷殷勉励学生语)；学者白敦仁(成都大学教授)送人之《陈与义年谱》(上有签名)；诗人钟鸣收藏的台版《郁达夫南洋随笔》(上有签名并盖章)；学者陈力(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送徐亮工的《四川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有签名)；张大千结拜兄弟张目寒赠给川剧表演艺术家周企何的《蜀中纪游》(线装，封皮有毛笔签名并盖章。系藏书家李仁弟兄贻赠于我)；诗人吴芳吉于192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新群》杂志当编辑时所购的《丁尼生诗选》《Tennysons short poems》，上有其印章和题署。为书法家徐无闻先生弟子向黄兄贻赠于我)；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1947年5月3日赠送给陆品麟的《结婚十年》(上有其印章关签名，书后有受书者跋语，述得苏青赠书之由来)；学者李思莼(故前曾任四川文史馆馆员，系诗人戴望舒同学)收藏的《察荃斋诗集》(线装，上有其印章)等。说到书籍之聚散，我曾在书老板蒋德森处看到一套线装《楞严鸿科》，永历朝刻本，分提纲、阿、弥、陀、佛五册。永历朝气数之短暂，自不必说，该书于每册后面均刻有“祝我大明万万年”之类的东西，相当我们曾经猛喊的“万岁！万万岁”，但实际情况如何，就毋须再说了。一个国家如此，书籍何尝不是这样呢？关于书籍，一个人的控制能力是有限的，否则上述名位均可称为爱书之人，亦无法使子孙宝爱，他人珍惜，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不必去想它。何况我现在正是火力充足，创造力极好的时候，还想继续收藏，慢慢摩娑研究。因此，曾有一书商至我家中欲出高价收购一套古书时，我跟他开玩笑说，找我买书，就相当于找虎要皮大衣，换成成语便是与虎谋皮。听得他哈哈大笑，声震屋瓦。

老威：你是否该讲的都讲了，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冉云飞：该放的屁都放了。是我把你安排得这么被动，使你难以发挥。这只是个角色问题，改日我们互换过来。对你这样的无助和被动，我深感抱歉。

23.李敖读者李老皮

采访缘起：

36岁的李老皮对李敖不满久矣！但一直找不到机会发泄。

“这世道，泼皮也能出大名。”他感叹道。

我认为李敖是痞子味很重的传统文人，可还没降格为泼皮。

泼皮俗称“滚刀肉”。李先生金丝眼镜，西装革履。他都这样子，你李老皮怎么称呼？

老皮答：我是正规的流氓，脏水也能喝，清水也能喝，家在鞋子里，而精神上，横着一道迈不过去的门规。李敖无门规，谓之“泼皮”。泼皮从文，小人得志，搅屎棍被当作栋梁材了。

我闻之掩鼻。其时夕阳西下，北京地坛公园遍地黄金。我校正钟表，为1999年11月11日下午５点31分，天气晴，有微风。

老威：据报载，台湾文人李敖最近正积极准备竞选总统。你觉得奇怪吗？一个文人突然对总统宝座感兴趣。

老皮：李敖玩什么我都不奇怪，因为他是个混混，一辈子的终极目标，就是变着戏法吸引公众的注意。假如脱裤子能惊动世界，他不仅马上脱，而且要站在最高的地方脱，还要立个功德碑，上刻“李敖到此一脱”或“天下第一脱李敖”。这是他做人做文的主流. 他把这种赤裸裸叫做道德力量。如果有人不同意，或者脱裤子的动作慢一点，李敖就瞅上了，两眼贼亮贼亮地，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

老威：把自己赤裸裸地交出来有啥不对？我看，至少台湾民众喜欢李敖式的坦率和真实。台湾新闻真相网曾花两年时间，播《李敖笑傲江湖》，有400多集呢。李敖自己的评价是：“这是唯一说真话揭真相的节目，天下只有李敖方能为之。”

老皮：一个人在公众面前，说了400多集“真话”，你相信吗？看电视节目上瘾的人，一般来说智力都比较低，因为电视的节奏使人不可能更深地思考问题，长期不思考，脑子就报废了。如果说，李敖这种所谓的“每日真话”都能麻翻全岛、信口雌黄到底的话，台湾人就太弱智了。李敖如果在大陆这边，只能算三流文人，文革中打派仗的骂阵文章，哪一篇不比他有气势。

老威：你有偏见。

老皮：我承认。但我在偏见之外，能认清自己的流氓本色。不象李敖，总是不断变换知识份子和流氓的角色，以挑逗的姿态媚俗。现代社会讲多元，什么花样没有？国外有裸体海滩，只有怪物才穿裤子进去；台湾本岛也有裸体登场明星，据说引起轰动，警方都出动了。读李敖的文章常令我想起街上地痞的口头禅：“这几十百把斤全交给你啦！”你不要也得要，否则就不够义气。作为读者，要什么、怎么想，是我的权利，你凭什么强加于人？其实，这种绑票式的“坦诚”也是一种商业运作，在运作中，脱，脱到哪一步，都有讲究，都有利润，同知识份子的真实毫不沾边。李敖的欺骗性在于他披着社会良心的外衣，却把裸露灵魂和裸露器官混为一谈。敢脱裤子的人就坦诚真实吗？那《花花公子》和《龙虎豹》上的脱星，个个都称得上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份子，还要大学干什么？还要精英和瑞典皇家科学院干什么？直接把所有的文化机构建在妓院里不就行了。

我手上有一本李敖著的《中国性命研究》。你听听下列篇目：

《〈易经〉中的性交文字》

《〈战国策〉记性交姿式》

《佛经中的性交文字》

《政治与生殖器》

《头大、头大、两头大》

《屁股、屁股、翘屁股》

《国民党与私窑子》

……

咋样，满目皆性吧？这就是说，李敖看人看物，万变不离其宗，就一个字：“操”。这自然非常快活。但对于一个正常的人，哪能无时无刻都“操”？又不是铁打的鸡巴和钢铸的阴道。就算是铁打钢铸，还有个时间和金钱问题。李敖先生操了几十年，现在一大把年纪了，依然生猛，真非凡也。非凡过分了，就成了一种病态。现代科学研究证明，20岁左右，性欲发展到巅峰，鸡巴向上斜刺，日日交合也游刃有余，自此开始走下坡路。男人一旦过了40岁，鸡巴纵然勃起，其坚硬度也大不如前。而更年期之后，一个月能够自然勃起交配三次，就算合格。李敖一个60多岁的老花疯，还有多少灯油可熬？除非用药，用传统的按摩术，使自己处于假性亢奋状态。

老威：啥叫“假性亢奋状态”？

老皮：意淫，以嘴上功夫代替实践。李敖有句著名的格言叫“国民党手淫台湾，意淫大陆”。

老威：同许多传统的文人一样，李敖被逼急了，只能以性作为武器去——抨击国民党的专制。他坐了好几年牢，在坐牢期间，情人又离——他而去。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当自由被随意剥夺，文人就剩下——嘴和笔了，李敖又不可能拿枪杆推翻政权。

老皮：世上坐过牢的知识份子不少。他们往往把专制的牢房当作一种修练、一种苦难的功课。捷克总统哈维尔通过坐牢，写出了——《无权势者的权力》。在他看来，坐牢，也在行使一种无形的权力，也在“发言”。他与作家昆德拉有一次著名的争论。昆德拉认为，历史是由少数人通过讨论来决定的，只有挤到圆桌边，取得了所谓凌驾于公众之上的资格，才有讨论历史的权利。简言之，历史就是争夺发言权的战争，没有公正可言。正是透过这种历史虚幻，昆德拉创作小说，获得一切灵感的母源。而哈维尔站出来说，昆德拉没坐过牢，他不懂什么叫具体的历史。在牢里，饥饿、毒打、侮辱，什么都能忍受，唯一不能忍受的是被人遗忘，被你为之坐牢的崇高的目的所抛弃。这就叫历史吗？有人在大墙外，在面对媒体发言，你的苦难倒成了他谋取名利的素材和资本？哈维尔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历史，哪怕是小人物，也有参与历史、并从这种历史中获得尊严的权力。我再以犹太作家威塞尔为例。他从纳粹集中营里逃出来，在长达几十年中，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证人、一个苦难记忆的保存者。他在《大屠杀之后的艺术与文化》中，引了一个叫玛莎的小女孩临死前写的诗：

“这些天里我一定要节省。

我没有钱可节省；

我一定要节省健康和力量，

足够我支持很长时间……

我一定要节省流下的泪水，

我需要它们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一定要节省忍耐，在这些风暴肆虐的日子。

在我的生命里，有那么多需要的，

情感的温暖和一颗善良的心。

这些东西我都缺少。这些我一定要节省。

这一切，上帝的礼物，我希望保存。

我将多么悲伤，倘若我很快失去了它们。”

我不想再引证下去。我觉得谈李敖的时候引证这些是一种亵渎。李敖身上，有一种中国文化中最糟糕的东西，即把苦难当——作资本，并用这种资本去赚取名利、女人和永垂不朽的幻觉。其实坐牢本身，并没有厄运之外的任何附加值。世界上的犯人岂止百万，如果每个出狱的人都要以“曾经失去自由”为借口，向社会疯狂索取、报复，这地球早乱套了。李敖自己声称，他是个有仇必报的人。国民党关了他，也成就了他。至于怎么“成就”的，请读他“二进宫”时写的诗：

“隔世的没有朋友，

别做那隔世的人，

隔世别人就忽略了你，

象忽略一片云。

离开你了——柔情媚眼

离开你了——蜜意红唇

什么都离开了你，

只留下一丝梦痕……”

三流通俗歌词，让人一读就起鸡皮疙瘩。李敖把这叫做他的“坐牢聚散哲学”。我看他是除了胯下的，只懂得哲学。这不是骂人，因为李敖除了器官，不懂得女人。他对付国民党和对付女人用的是同一根，在它的支配下，还能找到所谓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吗？蒋介石的口头禅是“娘希匹”，而李敖也从“娘希匹”里，演变出“鸡巴学”、“鸡巴中正”、“屁股功夫”、“性交诗”、“从小就舔女人”之类。你比较一下，李敖是不是他所攻击的老蒋的孙子？他是不是在坐他爷爷的牢？专制政体是骂不垮的，李敖也不想骂垮它。因为，他就靠骂国民党起家，如果国民党垮了，李敖的政治抱负、文史理想、交配哲学都将一文不值。

老威：为了采访你，我也读了《李敖回忆录》。虽然层次不太高，但他对朋友、对情人，还是有特别人性的一面。大陆、台湾隔绝这么多年，也许你我对台湾人的心理还缺乏了解。李敖表达情感的方式……

老皮：李敖是个可怕的实用主义者。他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当他要博取台湾名影星胡茵梦的欢心时，竟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如果有一个新女性，

又漂亮又漂泊、

又迷人又迷茫、

又优游又优秀、

又伤感又性感，

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时，

一定不是别人，是胡茵梦。

老威：这不是琼瑶小说里的女主角吗？

老皮：李敖斥骂琼瑶粉饰现实，看不见劳苦大众。而他自己除了骂架，还不是琼瑶那一路的货。回想一下，这20年大陆从台湾引进了些什么？开始是台湾诗歌，痖弦、商禽的，算上了些档次。轮到余光中和郑愁予，就有些疲软了。郑愁予的“你哒哒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你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曾红遍大江南北。跟着是野性而纯情的三毛。再跟着是柏杨的“酱缸文化”。到了琼瑶和李敖，就已经惨不忍睹。琼瑶是李敖的另一面。一个稍微有点脑子的人，看了那一系列美女如云的小说和电视剧，不仅激发不出欣赏或审美的乐趣，相反会涌起一种破口大骂的冲动。因为，这老太婆在糟蹋美女，让美女一说话就抽筋，就流泪。在《还珠格格》中，把公主赴刑场演成了婊子逛超市、搔枝弄首接受愚众崇拜。琼瑶的电视剧能把任何一个知识份子变成李敖，满嘴想“操”；而李敖，下意识地却把琼瑶当作教母，学写滥俗的歌词：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不看你也爱上了你，

忘了我是谁”

之类，并四处猎取被这种廉价感伤煽得潮乎乎的弱智女孩。两人都酷爱猎艳。琼瑶是为了表演、赚钱。李敖是为了交配、炫耀。一旦失去了炫耀的价值，李敖就弃旧艳如破鞋。被他以琼瑶笔法粉饰过的十全美神胡茵梦，竟成为“缺乏真知、走火入魔，终落得脸蛋满分、大脑零蛋”的白痴。

老威：男女之间的事很难讲清楚。

老皮：但这能说明一个人的心性。

老威：这是档次，不是心性。李敖写的诗和情书文化品位的确非常低下。我也承认这20年没从台湾引入多少好的东西。但这并不能借此否定李敖的一切。他对他早年的启蒙恩师严侨，一直非常尊敬，不管严侨入狱也好，落魄、遁世也罢。他痛惜严侨晚年“误信了邪教（佛教）”，并写下《我最难忘的一位老师》纪念他。严侨死后，其妻生计艰难，李敖又从与辜振甫打官司赢来的钱中，分出10万台币送给“严师母”。李敖说：“她收下了……人间绝无仅有的李敖式的正义。”

老皮：好一个李敖式的正义！他打着“为恩师算二、三十年的旧帐”　的道义幌子，从辜振甫手中索到200万台币，却只分给求告无门的师母20分之1！这是一个暴富名人对穷人的施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蒋介石的孙子，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因脑溢血沦为植物人后，李敖为他捐款700万元，并借此打广告：“刚才捐出的700万元，证明我李敖多么爱蒋介石的孙子，现在发表的这部书，证明我李敖多么恨章孝慈的爷爷。”章孝慈有权有势，既不缺钱治病，也不差钱办学，因其开明，邀李敖上了大学讲坛，李敖就借此炒作自己。章先生一出事，李敖即出巨资，把自己的前程与台湾最大的两个名人捆在一块，其名利回报率起码上涨10倍；而救助一个默默无闻的严师母有啥回报？请你记住：10万与700万，一个是无偿帮助过青年李敖的恩师遗孀，一个是替新闻人物李敖打开学院大门的权贵伯乐。孰轻孰重？正义也是一种权衡啊。

老威：你的眼光太毒了。李敖给了钱，还留下这么多话把。假如他一分钱也不给严师母，谁能拿他怎样？

老皮：那道义的前提就被取消了。李敖活学活用了一句中国古话：“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名妓和名人都这样。我读《李敖　回忆录》，发觉此人为传统关系学中的人精。他的主攻方向为蒋氏父子和国民党。为了保证自己长期公开叫阵，他骂遍天下，却很少骂媒体、骂趋炎附势的俗众。因为，传媒是他自己的衣食父母。另外，他竭力张扬自己与胡适、钱穆、殷海光等思想泰斗的私交，甚至连一张便条、一个签名都适时公布。在这种边拉关系、边攀比的低劣文风中，还不时夹杂一些自吹自擂的评语。意思是：我李敖这种天才，20多岁就看得比胡适那样的老朽更深、更远；钱穆浅薄到没看出国民党是奸党，我李敖早看出了。李敖学过法律，知道什么叫一面之词和死无对证。反正胡适等人早已作古，不可能从土里拱出来指出书本的谬误。任何人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如果我有李敖那大把年纪，我还可以说胡博士去台之前，向我请教过台湾的英文拼法。你说我胡扯？拿出证据来，拿不出？就法庭见。媒体一炒，又是借名人抬自己的免费广告。

李敖的书，本本都是广告。广告的基本要素就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建议，大陆所有的广告公司都停业整顿，直接把李敖请来讲课。李敖以骂人出名，但仔细一看，不是骂人，而是骂人的性器官。按西方人的观念，所谓“操”是对人的赞美，是说明男人阳刚、女人有魅力。若你口口声声“操你妈”，纯粹是对敌手母亲的极度称赞。她的年纪比你大几十，还勾得你那么冲动，真是天仙下凡或者宝刀不老了。除了攻击性地赞美专制的器官，李敖的词汇就太贫乏了：什么“鞭蒋介石之尸”、“谬种流传”、“加速打倒蒋家余孽”、“奴才”、“荒唐”、“笑话”等等，与大陆的文革语言如出一辙。我刚断奶时，母亲抱我去参加群众批斗牛鬼蛇神的大会，但见几千颗拳头起伏，大家齐喊：“打倒国民党残渣余孽某某！”、“刘少奇的奴才某某！”、“绝不让反革命谬种流传！”等等。直到现在，骂人的伎俩还在中国民间发扬光大，分晕骂和素骂、拐着弯子骂和捶胸顿脚骂、骂人不露脏字和满嘴脏字又不是骂人，早突破了李敖千篇一律式的性骂。如果台湾人民需要，等实现了“三通”，尽可以从大陆这边引进成千上万个超级李敖。或者互通有无，让李敖来大陆讲授广告，兼拜师傅，60多岁还不太晚。李敖上的第一课，就是改“操”的职业化叫法为“屁儿虫”。这比“操”的学问高深。屁眼儿为何生虫？你猜。

老威：留着你自己猜吧。其实李敖的自我推销术已相当深入人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读者，并不记得李敖是如何“祸台”、如何研究、在文化、政治甚至社会、经济方面有哪些成绩、私生活怎样等等，却忘不了他为《独白下的传统》创作的广告词：“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却为我供了牌位。”

老皮：一般认为，中国人以谦虚为美德，所以《易经》中的谦卦，爻爻都吉利；《道德经》里也有“满遭损，谦受益”的劝诫；而——西方人以自我张扬，解放内心为美德，所以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一直到现在，都有当众演讲的传统。人们以这种尺度观李敖，自然尊他为反传统的勇士，以为这种口喷白沫的疯牛形象，会如自由神，带领人民踏过旧世界的废墟，进入民主大同。人们忘了完美的社会除了浪漫，还有法律和理智。其实在“谦虚为美”的正统之外，中国民间历来有成王败寇、“人不要脸，鬼都害怕”的说法。而历朝皇帝，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子天下第一。原来李敖自吹自擂的狠劲，依然没有跨越传统的雷池。他反专制的一切手段都源于专制。正因为这样，他习惯于用武断的语气论事、论物。恐吓、威协、利诱等潜台词都隐伏在貌似正义的句子中。一些读者认同此类语言暴政，或把语言暴政等同于硬汉精神。吹牛能成为英雄吗？肯定能。当某个特定环境，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大伙就需要李敖来领呼口号，来把个人的自吹自擂扩张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自吹自擂。于是，希特勒就出现了。李敖广告词的走红与卷土重来的文革热，源于同一母体。劫难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劫难的阴云笼罩着，专制的基因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血流淌着。这肉体掩蔽下的血，有一天会不会泼溅论敌的脸？李敖骂蒋介石“强奸民意”，他却比老蒋更变本加厉。谁为他“供了牌位”？一旦被供了牌位，这尊能吃能拉的家伙就成菩萨了，免费享受公众的供果。这就是需要我们日日上供的李敖菩萨。如果他有一天登基当总统，会比蒋介石更专制得随心所欲。台湾的监狱要扩大十倍才够用。

老威：我是在一张地摊小报读到李敖的“惊世广告”的。在他之前，真还没人这样自吹。当时，我有种本能的反感。后来，这种搞法多了，我连反感都麻木了。感谢你今天刺醒了我的神经。

老皮：李敖在大陆传人无数。继他的“前三名李敖、李敖、李敖”后，出了一大把诗人和小说家。首先是伊沙，见一再大炒特炒　仍市场疲软，就干脆将自己与鲁迅、李敖并列，加上一句“不读伊沙你可惜了”，其无耻的程度堪称“李敖第二”。接着，又是以写小诗著称的《他们》群体，先后在《黄河》、《北京文学》等杂志发表多篇对话，称《他们》是“天才聚集”的地方，“庞德、乔依斯、卡夫卡全在这个圈子里”。《他们》“灵光照耀，与李白杜甫灵光照耀是一样的”。令人觉得《他们》深得李敖师傅的真传。《他们》主将于坚肥硕且口齿不清，是云南省文联的专业创作员。当被台湾诗人黄粱问及，为什么以“民间立场”的身分、又要在官方杂志发表作品时，于坚答：所有的官方杂志都是厕所，我需要排泄，发作品相当于排泄。这种典型的李敖式作秀，令李敖的同胞大吃一惊，进而肃然起敬。众所周知，于坚的许多同行在官方杂志工作。他们出于对朋友坚持写作的尊重与信赖，编辑、发表其作品、评论，为于坚挣名、挣利，却不提防成了于坚的茅坑。亲近的是他的肥臀、而不是头脑。《他们》另一主将韩东聚一帮江南小才子，开记者招待会称自己已写出“中国最好的小说”。进而有先锋小说家借媒体发誓：“中国作家没得诺贝尔奖是因为西方的偏见，是语言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前三名李敖”的吹牛变体。跟风的自然是新潮中国报刊。于是，十大作家、本世纪中国五十名杰出诗人、四大期刊、“《大家》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摇蓝”之类的搞法，充斥文化市场。企业界也不甘落后。几大老板、点子大王、“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高峰会议”、亿万富姐、中国首富、“骗得惊天动地”等标题擂鼓上——阵。诗歌大国成了吹牛大国，李敖应该申请专利。

老威：老东西，你这张嘴够损的，也应该申请专利。

24.余秋雨读者王多元

采访缘起：

王多元先生隐於闹世，同许多传统的成都人一样，有坐茶馆、睡懒觉的嗜好。我搞不清他到底以什么维生，只觉得此翁言谈举止之间，有一股颇为荒唐的忧愤之气。

老王在余秋雨初出茅庐之时，曾预言“此戏子必然红遍海峡两岸”，我不以为然。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澳门回归，大名人余教授继续在外游山玩水，兼思想问题，我却在阵阵穿堂风中，与王多元鬼混於白果林附近的烂茶馆。众茶客抗不住寒，早散了，四十多岁的王二杆子却於凉椅之上，脱袜亮出香港脚，边搓边接受我的访问，丝毫没有瑟缩之态，足见其文化内劲充沛。

脚是臭的，话还是香的，虽然话中挟裹着毒刺。我迄今认为，让高人王多元来批余秋雨，有点浪费资源，但世纪末的文坛如斯，只好委屈他了。

老威：余秋雨是戏子？你批得太过分了，已超出学术争论的范围。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检点自己的心态，别瞅著人家出了大名，就一肚子火。

王多元：我就一肚子火，咋样？其实你对余秋雨也一肚子火，可你小子虚伪，不敢发出来，这样憋久了，就会变态。不，我不是指生理，而是指文化上、精神上。中国知识分子习惯於憋，明明心怀不满已到破口大骂的分，偏偏先要挤出外交家的客套笑脸，然後咬文嚼字地偷袭对方，以博取智者的美名。

老威：你这是文革遗风，那时候，大字报、大辩论，大夥都不憋，结果就打派仗。

王多元：文革爆发的社会原因恰恰是群众憋过了头。罢了，我不与你讨论文革，我想强调，只有余秋雨这样的戏子才不憋，才在任何时代条件下部活得如鱼得水。据说七零年代，他非常活跃地跻身於四人帮在上海的理论写作班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摇旗呐喊，效了犬马之劳；而八零年代，他不露痕迹地摇身一变为中国文化史学者，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入载英国剑桥的《世界名人录》；到了九零年代，他在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上开《文化苦旅》专栏，一炮而红，至今如日中天，被媒体炒作为“余秋雨现象”。据我所知，在长达三十年的截然不同的历史环境下，都能立於不败之地的文化角色，属凤毛鳞角。按传统的说法，余秋雨是开了天眼的，他知道怎样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使自己永远处於醒目的位置。京戏名角出场时，都先在聚光灯下摆个姿式谓之亮相，以吸引观众的注意。余秋雨身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和教授，其妻又是黄梅戏的名角，当然对舞台效果有非常独到和精深的研究。

老威：他的职业、家庭与文章有啥关系呢？况且，你不能用揭老底的方式损人。你想想，在八亿人民八个戏的文化专制年代，有表达个人思想的空间么？我主编过《沈沦的圣殿》，采访过不少七零年代地下文学的写作和传播者，固然可歌可泣，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冒险方式，你不能强求人人都去冒险、去反叛，那就太不民主了。文化人要活得不那么窝囊，必须融入他所处的时代，成为一块煤、一把铲子，一部大合唱中的帮腔。你要余秋雨怎么办？能够被吸收进钦定的左派写作班子，在那时是多高的一种荣誉！不仅文人羡慕，连全国人民都眼红！

王多元：他的个性在哪儿呢？

老威：没个性，“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嘛。

王多元：戏子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个性。性格演员就是演啥像啥。梅兰芳创立了梅派京戏，他最拿手的是《霸王别姬》，这是个艺术形象，与现实中的梅兰芳毫无关系。舞台上的虞姬美艳绝伦，在丈夫兵败，穷途末路时，边舞剑边与霸王合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尔後挥泪自刎殉情；现实中的梅兰芳却从没动过自杀的念头，他在新旧社会都是个极有影响的名角，与达官贵人为伍，盛宴华堂，红透大江南北。舞台的悲剧为他奠定了现实中的喜剧基础。余秋雨是散文世界里的“梅派传人”，在他九零年代的代表作《文化苦旅》开篇的（道士塔）里，有如下的台词：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这不是叙事散文，而是一段正气凛然的戏剧朗诵，—个身着中山装的声音洪亮的演员，指着舞台深处的历史布景控诉道。我们的读者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他们被一股源自历史腹心的虚无的爱国情绪所牢牢控制，他们被煽起来了。而在此之前，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到敦煌游览，留连忘返，莫高窟四周都是浩大的戈壁，日出日落，似乎只有我们的余教授从凄艳的晚霞中，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这就是《文化苦旅》命名的真意所在了。

在文化风景名胜地，普通人玩就玩了，而背著文化十字架的“苦旅者”却望著沙漠沈思。他戴著金丝眼镜，面色红润，是个善於保养的江浙人。中国一半以上的巨商出在江浙一带，而蔑视金钱的余教授内心起伏澎湃，他进入了角色，在大自然的戏台上，整个民族的伤口通过他的笔尖淌出鲜血。

写进书里的演出是永恒的，还有什么比这更过瘾？时光不可能倒流，於是，近百年前的那个靠乞讨维生的文盲王道士被名教授余秋雨钉在审判席上，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是剧情的需要，在文化英雄的脚下，肯定匍伏著败类。然而，假如处在同一种生存环境中，余教授和崇拜他的读者们，会做得比王道士更好么？那时没有大学，连小学也不普及，莫高窟周围几十里外才有人烟，同伴们都逃光了，只有王道士凭著单纯的信仰，守著破庙，饥寒交迫地捱日子。一个饿得发疯、寂寞得要吃人的老道士，你凭什么要他守注偶然发现的整个民族的宝藏？

老威：中国传统注重气节，总不能为了填肚子就啥都卖吧？

王多元：填肚子是为了活下去，只要活著，就有许多事可做，我觉得余秋雨没有资格拿王道士开刀，在文革中，他并未出现生存危机，只是为了出人头地，就可以投靠那样无耻的写作班底，以此类推，一旦真要命，他啥不卖？中国被廉价收购的何止一个敦煌？八国联军打进来，慈禧老佛爷屁颠屁颠西逃，连北京城都白留给人家了。被余秋雨的戏文煽起来的广大读者们，谁有资格谴责王道士？在敦煌劫难前後几十年中，比这可怕百倍的悲剧一个接一个，这难道与我们的祖先、祖先的祖先没有关系？我们的血管里淌着怎样卑贱的液体！八年抗战，做伪军的起码几百万；反右，文革分派，互相揭发、同室操戈的起码几千万，为什么至今就没有汉奸学、反右学、文革学，三年自然灾害学？一个习惯於遗忘的民族终於通过文化市场选出余秋雨这么一个煽情代表，他满面热泪地诉说，本来属於我们自己的世界最伟大的宝藏被外国人抢走了，记住这耻辱呀！

老威：八十年代，我读过作家方方的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与普通人无异的患者，越远的事，他记得越清楚，越近反到越糊涂，身边的事简直漠然不知。这可以作为余秋雨《文化苦旅》系列的另一种导读指南。

王多元：不对，余教授对身边的事应该了如指掌，否则戏演给谁看？

老威：余秋雨以著名学府院长的身份，国内外八方游览风景名胜，所到之处，恐怕都有上档次的接待，快活死了！还吹自己在“文化苦旅”呢。不晓得他的差旅费报不报销？按国内一般老百姓的平均收入，一年出省旅游一次都很勉强，更别提连续跑多处风景区。要是大夥都效法余教授去“苦旅”，只有借助公费。反正花国家的

王多元：现代人比古代人胖个二、三十斤属於正常。余教授的“苦旅”有减肥的功效也不错。

老威：那中国的权威文学杂志《收获》也有减肥的冲动么？它为余秋雨开了近两年的专栏。

王多元：《收获》编辑们的市场感觉挺棒，但余文的轰动不仅仅是炒作的成功，在这种现象背後，还是有普遍的种族潜意识。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靠政治运动旋转，在运动中，人人都是演员，先是被动的演员，後来就响应号召主动出击了，因为这样才能保证立场鲜明，不滑到敌人那边去。余秋雨的成功在於他无意间投合了这种运动造就的集体表演欲，那种熟悉的民族主义语码能够将任何一个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导向一种幻觉，换句话说，多数读者通过余文的字正腔圆，接受了催眠的训练，开始某种心理表演——这同《中国可以说不》的戏剧化效果是一样的，民族感情成了可以被二渠道书商所操作，并赚取上干万利润的东西。

文化产品最基本的要素是语言，而《收获》在开余秋雨专栏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却是引导社会或文化倾向的意义，戏子的骗术在文化的腹心开场，知识分子的现实责任感、良知以及对真实的承受力，部在相同的旗号下被瓦解了。——一切都可以是谎话，只有语言是骗不了人的，当一个暴君用武断的语气来谈民主、自由和博爱时，民主本身就成了他的手段，他暗伏着杀机的恩赐，而余教授的语言是否为这种互否传统的延续呢？

加勒比海诗人沃尔科特说：“你要改变你的语言，首先得改变你的生活。”文革结束—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我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精神生活呢？文化传统呢？是否就由《收获》、《读书》及余秋雨、金庸这样一些传媒化的现象来决定？那种专制的、戏剧的、夸大的、迎合集体的语言已成为深入骨髓的习惯，不经过脱胎换骨的煎熬，余秋雨不可能改变，这个名扬四海的“学者”还不会说话，说另一种真实的、客观的、个人的，准确描述事物的话，一种知识分子观察这个时代的行话。

老威：你对说话的要求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以这个标准，九十年代的热点人物差不多是文盲。我记得两年前，北京大学的某个新锐教授曾发起评选本世纪十大中国作家的活动，金庸竟名录第四。这也许代表了世纪末群众对文化的某种生理要求。与此相关的看法是“批评失语的九十年代”，你认为呢？

王多元：我对读者和批评家的低能有思想准备，而对北京大学烂到如此地步却茫然失措。直到读了余秋雨的《苏东坡的突围》，才感到市场和平庸是这十年的主要特徵，北京大学也不能突围。

老威：《苏东坡的突围》影响相当大，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王多元：这是《文化苦旅》续篇《山居笔记》中的代表作，按通常的炒作方式，也在《收获》连载过，据作者自己说，反譬更加强烈。此文评述了宋朝诗人苏东坡因遭受在朝小人们的诬陷，下了“乌台诗狱”，受尽灵与肉的折磨，终被流放到湖北黄州的经历。这段著名的历史，曾是古今中国文人们用之不竭的作品素材，借古讽今者有之，借古引出个人命运者更有之，而玩味苏东坡，把诗人的才智与苦难转换成一种解乏闲话的，更大有人在。而余教授另辟蹊径，称苏氏的黄州流放为“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对话。”

每当读到这种从历史苦难中升华出来的豪言壮语，我都忍不住笑，类似的台词还有：“长途押解，播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束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是皇帝要流放诗人，是苏东坡政敌要治他的罪，与整个民族有何关系？民族、朝廷、百姓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写《神曲》的但丁被他的政敌流放到异国十四年，我们不能说意大利丢了十四年的人吧？楚怀王流放了屈原，难道楚国的老百姓都是昏君的後盾？朝廷本是一言堂，每做决定，无论好坏，都不会公民投票，况且，愚昧也是一种人权，饥寒交迫的百姓有权利不认识诗人苏东坡，有权利不买“世界级伟大诗人”的帐，因为诗人的级别是由余教授这种闲适的上等人定的，而老百姓只认政绩，只认太守苏轼是否好官，订了哪些繁荣经济的条款。

余教授生於一九四六年，写《苏东坡的突围》时约四十七岁左右，而苏轼流放黄州时，恰为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这是暗示还是巧合？余教授说，《赤壁怀古》和前、後《赤壁赋》等千古杰作马上就要产生，把读者们搞得蹦蹦心跳，以为余教授就是苏东坡再世了——古与今，两个时而混淆、时而分开的影子在自省，在受难中大彻大悟，今人在绑古人的票，并且不由分说，蒙冤受辱的苏东坡的确让戏子余秋雨提高了境界，并藉此狠赚—笔。余秋雨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山间居舍创作此文的，这也是一种很摩登的精神流放，坐飞机从上海流放到香港专事写作，安静是有了，寂寞也来了，只有窗外翻卷的海潮作伴。环境如此幽雅的大宅子，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少说也值几千万港元。余教授苦旅至此，又按到台北《中国时报》打来的越洋采访电话，谈到《文化苦旅》在岛上行情看涨，幸福得精神越发孤独了。此时，苏东坡来了，成了电话热线里的佐料，把两岸男女情感胃口调得越发一致，余教授写道：“心裹立即替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著，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山阻隔，素昧平生。”

苏东坡当然高兴，因为他能替一千多年後的余教授拉拢记者小姐，是通用电码，是不用付工资的公关部经理。接著，还要做导游，带余教授去黄州流放，最後被逼著突围－这种武断地对待古人、古事的行文风格，得益於文革的培养，令人想起批林批孔批《水浒》的往事。《苏东坡的突围》是一篇不伦不类的戏文，它在一批幸福得苦难起来的文人中引起共鸣，游山玩水是苦旅，住在风景区里创作是流放；海鲜撑坏了肚子令人“乡关何处”，如果一个深夜长屁引起脱肛呢，会不会又是时间老人的叹息加祖国在危急中？

在《山居笔记》的“台湾版後记”中，余教授终於有了一次实质性的“苦旅”，他要到台湾去访问，却因手续繁琐滞留在香港，他写道：“车水马龙间，我比匍匐在泰山绝顶、塞北荒原还要艰难，这次几乎把我耗到了生命尽头的攀援是以这样的对话结束的。”

唉，上等人的灾难呵，要去彼岸名利场搏击，却因区区手续问题陷入绝境！这样赫赫有名的作家，在国内至少市长级待遇，为啥就没有个跟班或机构代办手续？太不叫话，让人才这样受累，人家又不可能把“名人”二字刻在脑门上！

老威：他妈这种绝境我愿遭遇一百次！

王多元：没出息。人家还是绝处逢生，去了台湾，把两岸“三通”的紧迫感留给我们。

老威：今天你把余秋雨砍得血淋淋的，痛快。你就等著教授先生接招，或者打官司吧。

王多元：公众人物占尽名利，皮厚脸黑，应该有对打击的承受力。每个公民都有对社会道德形象质疑的权利，所以，余秋雨只是个代码，我揭露的是这个代码背後的伪道德传统。戏子怎么啦？做戏又不算坏事。在超时空的法庭上，余秋雨是古人古事的公诉人，我是律师。可惜我是无名鼠辈，精彩的辩护段子没人愿听。

附录

1.刘宾雁：一个巨大的希望在中国生长起来

在广州出版的最受国内人欢迎的南方周末周刊，发行量达到二、三百万份，今年春天被中共变相封闭了。为什么说变相呢？因为刊物还在出，可是编辑部的几乎所有人员都被撤换，编辑方针和内容完全变了，所以可以叫做换药不换汤，这家刊物实际已经遭到几次改组，这一次是最彻底。起因就是4月19日那一期登了关于一本书的笔谈，书名叫做《中国底层访谈录》，作者是廖易武，另一个原因就是发表探讨了那个作恶多端的犯人张军，怎么样变成犯罪分子的过程和原因的那个文章。

今天我们只谈廖易武这个人。他是一位诗人，八十年代已经很有名了，1989年6月4号大屠杀那个早晨，他创作、朗诵和录制了抗议大屠杀的一部作品，后来他又去创作和组织了拍摄电视片《安魂》，并因为这个而被捕、判刑四年。出狱后妻离子散、生活无著，只能到酒吧里推销卖艺渡日，在异常艰难境地下，他仍然继续斗争，他既没有钱又没有自由，但是居然能够在1999年到2001年中间连续出版了三本书，一本是《沉沦的圣殿》，写的虽然是朦胧诗和地下文学的历史，却把一个被隐满了二三十年的历史真象揭示出来，因而被1999年度被评为十大好书之一，但却反而受到当局的追究，认为这本书是反动书籍。想不到这一年的九月廖易武又抛出第二本书，叫做《漂泊》，三个月里再版五次，被认为写出了另一个中国，那就是被人遗忘的那个多数人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不饶过他，本来那一年二月廖易武结婚大喜日子里，警察局就拘留他，没收了他全部的手稿。他的境遇是难以想象的，他自己写道：我象一条狗一样，咬著一块骨头，就不松口，那怕人家赶你，骂你，用棍棒打你，要和那块骨头同归于尽，写了这么多年，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有时候兜里只有几块钱，连门都不敢出，想越境逃跑，又不知道怎么个逃法，时刻记住一点，谁也救不了谁，你在孤军奋战。他说他撑不下去了，可在这一年他就出了两本书，每一本都震憾中国，自然震惊了中共，到2000年1月他又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收录了六十个人的人生记录，四十多万字，十几家出版社都不敢出，最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悄悄出了，全国五十多家报刊重点评价了这本书，转眼间北京一个图书中心召开了《底层》这本书读书讲评会，三十几位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生物学、新闻学专家和学者教授出席、发言，气氛非常热烈。北大生物学一位教授说：不管你怎么封杀，民间的声音是压不完的，是杀不绝的，总是有后继者，为什么？因为生活太残酷了，太不人道了，把人们的所有的东西都给剥夺光，但是人们还是要说话，舌头总还没有割掉吧？在这会上大家都抢著发言，矛头对准官方，这就把主办单位给吓坏了，但由于大家兴致很高，虽然天色已晚，他们还是转移到郊区的大学舍继续开会，这个时候，书的作者廖易武才出来给大家见面，他推销、朗颂纪念亡灵的诗，全场肃然起静，大家感动得挥泪鼓掌，很多人上台讲话，对廖易武表示衷心的赞赏。

关于底层人物，国内也不是没有报导。为什么廖易武的这本书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其中必有原故，我想一定是跟作者人格、感情、他深入的思考分不开，总之廖易武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和那样一个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他能够坚持下来，本色不改，作出这样了不起的贡献。那么我们就必定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他身上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我想那就是中国毕竟变了，中国人不会再屈从任何强威了，在廖易武身上，在他的背后我们能够见到一个巨大的希望，正在中国生长起来！

2.李亚东：为无权势者立命

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它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这是一部底层生存的选集。

一座为小人物修造的碑林。

“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欧阳修这样概括他《新五代史》的“义法”。我想顺着他的话，指出《中国底层访谈录》是为无功、无德、无言的底层人物立命。

近些年，世上流行人类劫难的预言。本书提出，“即将”云云不过掩盖真相。事实真相是，我们早已沦入无底的深渊。

本书展示深渊、揭露真相、发现历史、洞察人性。见得真、写得深，揭示了生活的水深火热，透露出生命的荒诞凄凉。而有一种残酷的美，让人震惊颤栗。即以那种“冷的美学”为标准，自有显见的美学价值。

当然它是“热”的。当然它更有伦理价值、历史价值。真相和美，哪一种更永恒？高明者见智，沉潜者见仁。底层的生命贱若蚂蚁，但也冬去春又来、野火烧不尽。天地间有种刚正之气，即使被压车轮仍要旋转、升腾。确认这一点，跟指出他们赴告无门、力不从心一样真实。哲人说：所谓乱世，先乱在我们的心上。

所以哀告，所以呻吟，所以疼痛，所以倾听。微观心理学与宏观历史学相互交织，精神治病与人性复归相互推动。两眼向下，立定自身，我命由我，拨乱反正。

主耶酥说：“凡你们为这些卑微者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

是为立命。

一

一叶而知秋。

一口海水包孕着大海的滋味。

小人物身边淌走的每一秒钟，都是历史。本书的历史从旧社会写起。“在旧社会，人们身上的血只够跑百把米；在旧社会，女人身上长不出乳房。”所谓穷则思变，历史掀开新纪元：抗战爆发，少年投笔从戎。谈判破裂，内战爆发。地主下地，学生游行。瞎子卖艺，解放军进城。梦游者梦游。巡官挨枪子，地主被分家。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不爱组织爱女人，自投罗网当右派。小高炉，殡仪馆，饿死鬼，麻疯院。新疆出境好几万，人吃人的故事讲不完。红卫兵满山红遍，走资派满脸淌血。抄家，串联，武斗，游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校长投井，教授掏粪。广阔天地偷鸡摸狗，罗湖下水奋不顾身。《沙家浜》“斗智”，梁山上批林批孔。……这是一部“底层人物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只有纪传，没有大事编年。我想只要愿意，读者可以在自己脑海里整理出编年来。作者自称整理访谈时，那个时代的马车轰隆隆地从脑海中碾过，这也是我在阅读过程中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历史事件多次出现，如1958、1959、1960那场被称为“大跃进灾难性后果”的“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不但集中出现于《食客迟福》、《遗体整容师张道陵》、《民间艺人任唤琴》、《老军人廖恩泽侄儿廖觉》诸篇，在《风水先生黄天元》、《拆迁户罗月霞》、《多余的人高歌》、《梦游者之妻黎英》、《藏书家冉云飞》等篇也有它的阴影。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世界的主宰者是饥饿。古人说，“一身之遭逢，其小者也，盖亦视国家之运焉”。是的，你可以说无辜的小人物同祖国一起受难。可几十年过去了，国家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三千万生灵却一去不返。

这令人心里不好受。为什么回忆这些？列夫？托尔斯泰如是说：“如果我害过一场重病，治好了，根除了，我将永远会高兴地回忆这件事。只有当我的病情依然如故或日渐沉重，当我想欺骗自己的时候，我才不去回忆。如果我们回忆旧的暴行，敢于正视它，我们今日的新的暴行也将暴露无余。”

今日？——跨世纪的门槛上，横卧着流浪儿、打工仔、乞丐王、吸毒者、人贩子、色情狂、碎尸犯、三陪小姐、民间神医、厕所门卫、算命先生、下岗职工、街头艺人、农民皇帝、居委会主任、黑社会杀手……。真正的三教九流，“沉默的多数”。用法国人福柯的说法，它们是“无名者的生活”。福柯把“无名”分为假的无名和严格意义上的无名，前者虽也卑贱，却借助了某异乎寻常的事而得名，“这件事要么圣洁辉煌，要么罪大恶极”。后者才是十恶不赦的无名，其中“既没有混入暧昧的丑闻，也没有产生私下的崇拜，没有掺杂任何荣耀”。应该说，本书主要聚焦后者。比如厕所门卫、遗体整容师、吹鼓手兼嚎丧者……那等人，说他们是边缘的边缘，底层的底层并不过分。当然，书中也写了些边缘文化人，如底层诗人、无名学者、不得志的作家、被敲诈的行为艺术家，他们像鲁迅笔下的孔已己，属于“穿长衫站着喝酒”的一类人。他们也是我们社会的弱势人群。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大家一齐见证生存空间的险恶。

在今天，我们的生存环境确实在急遽恶化。诸如失学、贪污、吸毒、车祸、红灯区、黑社会、性虐待、看病难、入室抢劫、环境污染、计划生育、见死不救、下岗工穷困、北方农村光棍、民间艺术濒临绝种……等等，好比雨后春笋，人们已见惯不惊。也有未必纳入公众视野的，譬如“邪教”问题、狱政问题、皇权回归问题、城市失忆问题、文学变质问题……等等。总之形形色色的人，带出光怪陆离的问题。“你的记忆力还是这么好？”书中的酒鬼告诫：“很危险，老兄，很危险。这是个不需要记忆的时代，一个人出车祸死了，脑浆涂满的轮胎依旧要在道路上滚动。”我也觉得危险，进而佩服作者的道德勇气。

当然我最关注的，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态。世道太乱，书中人说，中国人开始病急乱投医了。彩票、酗酒、吸毒、色情、麻将、算命。麻将成为20世纪末中国最大的时尚，其普及程度不亚于上个世纪的鸦片。“输赢倒是其次，我要的是那种近乎虚脱的感觉”，赌徒袒露。“我不醉又咋办？这世道太空虚了。”酒鬼为自己辩护。“虚无，虚无使人疯狂”，色情狂呻吟。“这世道，穷也累富也累，下岗工人、打工仔、叫花子累，老板、官僚、警察也累。”吸毒者偶尔清醒。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有头有脸的官方诗人，为5万元钱不惜把自己的一生卖断，什么情书、照片、日记、剪报、纸条，甚至作为定情信物的女人内衣……全部拱手转让。人们摇曳在怎样一个无根底的空间啊。我们是否有命可救？我们去找瞎子，算命先生说：“难道这世界真是由瞎子指路么？”我们去世界屋脊，西藏的朝圣者说话不客气：“你们痛苦，因为你们的心在地狱里。”

作者是否刻意写史？如果是，这种写法能否让历史学家满意？我不敢肯定。不过心里还是有所触动。为小人物立传，主观上写人，客观上写史。“以人带史”并不新鲜，自司马迁《史记》以来汗牛充栋。不过太史公作传的多是大人物，即使小人物也有其精神上的“大”（如侠客悲歌慷慨、伯、叔不食周粟）。本书写严格意义上的小人物，他们不光身份低微，兼且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他们何时有权述说历史？他们的述说有什么价值？作者未予正面回答，只说“我觉得从一个影子杀手或一个碎尸犯的口中得到的叙述，也比大批当红作家的小说、散文精彩数倍”。这当然类似挑衅。挑衅表明作者美学上的自信，他说透过时间去看那段历史，许多东西还是有趣。

这是一种“历史之美”吗？那么美从何来？因时间的距离。有别的因素吗？访谈者跟人议论：从某种程度说，8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个人史，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社会背景的产物。所以，要尽量绕开时尚话题。又说自己不是新闻记者，对境界啦、白领啦、好人好事啦、一夜成名啦不感兴趣，因为，“所有的成功者或超凡脱俗者全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连说话的语气都差不多。”这足以见出他趣味的独特、眼光的独到。独特的趣味必然对历史有独到的发现。比如你看，梦游者关东成为“右派”，竟是有感于组织上对自己照顾，要报恩、要替领导分忧解难；再看，团委书记反右中的“失足”，竟最早起因于听到一首钢琴曲后的反应：“……你觉得那样深情，像落在深渊里的叹息，我愣住了。这一愣，后半生的命运就全改变了。”不知别人怎么看，我认为这种细节更近历史。有史实，也有史情、史意、史魂。历史本是偶然、感性、甚至荒诞的，哪有那么多理性成分、逻辑推理？更何况作者选择了失败者。套用那句有名的话，成功者都是相似的，失败者各有各的不同。选择了“不同”，就选择了更高的审美价值。古人说了：“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

尽管如此，主要不是美学问题，甚至也未必是历史问题。如果单对历史感兴趣，你可以选择看其他著作，《二十五史》、《乌托邦祭》和大量“解秘”书籍。如果单是为了写史，本书也可以用别的写法。主要是当代问题，是良心问题、道德问题，是我们生活的真正处境问题。这些问题血肉模糊，掐一把就痛，我们如何能够背过眼去？你看这样的细节描写：“……妈约，我心疼的！刚刚把车的本钱挣回来！我死死地抱住车把子不放，泪水和汗水，在脸上都分不清了，最后，车还是被缴了。……我只有往回走，走了好几个钟头，还没拢家，心里空捞捞，差点就弄疯毬了。”（《打工仔赵二》）类似“疯毬了”的情景，我亲眼见过。本书第543页上方那张照片，画家曾循拍摄的时候我在场。那是某年的冬天，一个蹬三轮的老人车被没收，想不通就跳了府南河。尸体出水时，两岸观者如堵。再如《偷越国境者黎忆丰》中的描写：“……那种刺激，那才叫人生哪！我曾被一条长绳子拴在手扶拖拉机的后面，被拖着在密林里跑，衣裤烂得像刷把。那时，我羡慕电影里绑在木桩上出卖的黑奴，市场里的买主都有权出价，有权带我漂洋过海，到天南海北去服苦役。嘿，奴隶的生活！今儿东明儿西的浪漫生活！……这世上最难追求的就是自由。你饿死没人管，可是你要挪地方，变一种活法，就有人管你了。”

连电影里的黑奴都羡慕，我们活在怎样的世上？写到这儿，我想起了去年，因漂洋过海而闷死在闷罐车中的中国偷渡者。58名偷渡者活活闷死，欧盟峰会立即中断，发表联合声明，称这是“人类的悲剧”；《世界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多佛惨剧是全球共同的耻辱”。当然这里“人类”、“全球”不包括我们。我们这边有人在报上写文章，说死者往国外跑，是“要钱不要命”，差一点没说他们活该。唉，这世上没有小人物的位置。你活得低贱，草木尚且有荣辱；你死得耻辱，九泉之下有余辜。我们活在怎样的世上！

● 二

这是一部失败的故事汇编。

失败是人类恒久的故事，更是小人物专有的别名。造化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在底层，更身不由己。高尔泰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无力感”是东方社会显著的意志特征，也是东方人普遍持久的心理体验。无力，是由他们命运被控制、不能自主决定的。底层小人物可谓失败者中的失败者。他们活得力不从心，死后更被历史灭口。本书做的，是类似“挽回活口”、“抢救史料”的工作，即小人物见证大历史。虽然所见证的，顶多冰山露出的一角，甚至一角也不算。

应该指出，说小人物见证大历史，不等于他们的个人经历加起来构成“宏观叙事”。从严格意义上讲，小人物没有历史、只有宿命，只不过是宏观叙事的看客，或者刑场陪斩的陪客。国民党老军人廖恩泽说：“……历史是大人物们创造的，面对着无法支配自我命运的小人物，只是一种宿命。”我想，他道出了实情。在动荡不已的时代，许多风云一时的人物尚且有力不从心之感，不要说底层小人物了。失败是他们的别名，无力是他们的本质，朝不保夕是他们的现状，没有历史是他们最大的历史。我想，这样说虽然残酷，却接近真实。如果不这样写，那就不真实了，更谈不上深刻。“生活累啊，难啊，绷起一根筋做人，哪天筋绷断了，就完毬了。”这位小人物表述的，不是专属于哪一个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感受、普遍的现实。

作为失败的缩影与象征，我想指出，本书一组以监狱生活为背景的访谈，具有更高的认识价值和欣赏价值。它们是：《胡风牢友张广天》、《死刑犯牟大路》、《影子杀手赵苗苗》、《逃犯崔志雄》、《碎尸犯卢人标》、《狱霸田洪》、《色情狂梁寒》、《农民皇帝曾应龙》。

监狱的事情，对一般人来讲显得神秘。在中国，自古以来似乎是一种禁忌、禁区。不用说，从来很少有作家真实、全面地写它，但我们读者呢？难道我们不在自觉不自觉回避？人们不想影响自己的生活，不愿破坏自己生活的安宁。还用说别的吗？在这样的土地上，当然不能指望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产生。“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这是真理，却不是现实。真理何时成为现实呢？1990年，本书作者他因失声嚎叫而沦落地狱，有缘跟那些杀人、强奸、贩毒、碎尸犯为伍。如果说他曾有短暂的委屈，那很快就想通了。事实上从那时起，他一直在为本书做准备。“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我们读到本书，不知该感谢作者，还是感谢老天的相助？

西方人但丁说，地狱的入口处，写着：“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在监狱的入口处呢？东方人牟大路说：“入了班房，就四海之类皆王八”。

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据狱霸田洪介绍，自从盘古王开天地，神农尝五谷，牢里的规矩就有了。变了泥鳅你就只有在泥巴里翻，不朝上就朝下，不朝左就朝右，总之你要尽量做最大最粗的那根泥鳅，搅得其它泥鳅瞎撵着你转。在外人上人，在内鳅上鳅，社会层面不同嘛。“大社会，小监狱，当然是外头有啥，里头就有啥。”

这个社会信奉“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是写在菜单上的话，菜单是牢里的传家宝。“菜”的花样很多，谦虚地说，地下党未必能一一消化。总之，在“上菜”的幽默下，牢房变成了厨房，厨房变成了屠宰场。幽默冷到我们的脊梁，也冷到了历史的脚板心。愿人们放下书后，忘掉这一切。但有句话不容易忘、也不该忘的，就是那位狱霸自辩的话：“……这不是我发明的，菜单上的东西，还不是烂贼东一份西一份凑出来的，咋能算在我一个身上？我也是受害者。”他肯定在开脱自己。都不当刽子手，怎么会有死刑？没有他那样的“厨子”，“菜单”又有什么作用？但我担心，即使他被枪毙了，“菜单”却可能不会消失，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我的担心并不多余。事实上饥饿并没有完全消失，在这个星球上有些地区，它甚至在扮演主要的角色。它有时被作为需要创造出来。古拉格群岛史的编纂者索尔仁尼琴就发现，到今天，人们还在用饥饿改造那些不慎落水的同胞。这些同胞们做梦也只梦见面包。在这种情势下，谁还会反对“民以食为天”呢？当然不会。索氏进一步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捷克政治家、作家哈维尔有类似的观察，他说：“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据此而言，饥饿或者说败坏，不只属于“被统治者”，更属于人性全体，它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

败坏使人堕入地狱。而在地狱的底部，也还是有对于人性的追寻，哪怕它以扭曲的形式出现。这一点，没有经验的人可能难以想通。比如你会问，“都落到这步田地，为啥还要相互折磨？”死刑犯牟大路解释，不管落到哪步田地，人和人都互相折磨。社会上天地宽，所以摩擦要少些，在牢里，一间房关十几个人，严打的时候，经常涨到二十来个，人和人挤得这么亲密无间，不寻开心咋办？何况坐牢太单调，除了干活，连唱歌也只能在喉管里打转，谁不需要“开心果”呢？需要，所以囚犯的赛吃居然构成“舍房里最快活的一天”。它是生活中的味精和盐，使坐牢充满令人回味的温情。没有牢狱生活经验的人，谁能理解？所以光怜悯不顶用，还需要设身处地的理解。而如果你理解，你就会明白：人性的败坏与自由的丧失密不可分。

人性与自由不可分，人性与社会也不可分。“监狱”不过是一个观察窗和方便的法门。监狱小社会，社会大监狱。狱内有狱，狱外有狱。有形的狱，心造的狱。虽然它们外延不同，内涵却高度一致。比如那位“最小的短命鬼”，不过18岁。“你猜他干了啥？他赶公共汽车，不肯给孕妇让座，人家就骂了声‘傻农民’。他气不过，竟拔出水果刀，把孕妇的肚子捅漏了。”天底下有这样的事？我们的人性多么脆弱。用精神分析眼光看，“我们都存在某种心理缺陷，当某种外力恰好击中了这种缺陷，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瞬间丧失理智，沦为疯子”（见《碎尸犯卢人标》）。还应考虑社会环境。良好的环境有助于人们抑制缺陷，而另一种环境则相反。就像上述故事中，那位怀孕的妇女至死都不明白，“傻农民”一语对那位愣头青，竟然是骆驼背上最后的一根草？！

“想不到”，于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应该想到的。如果说以前想不起来，则本书是一种提醒。我们需要这种提醒，我们应该为社会、人性的健康建立档案。人性的档案上写着：“这世上哪有高低贵贱？皇亲国戚就不拉屎？”“谁晓得国难当头的堂堂大丈夫，在私生活中是不是变态狂？”“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论，成王败寇都相差那么一点点。”在社会的卷宗里，记载着关于黑暗和死亡的故事：“我的罪名是热爱黑暗”；“我们在脑髓里讨论死亡/在永恒的日光灯下/讨论死亡/跪着去还是站着去/子弹是穿过后心还是后脑/刽子手的枪法如何/浆汁溅往哪个方向/灵魂出窍的刹那/是否还来得及回眸一笑/当屁股朝天栽入土坑时/腿会不会象旗杆高高地竖起”（参见《死刑犯牟大路》）这些残酷的文字，难道不使你感到眼前发黑，感到无法可想、无路可走？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谁信他的话。不是绝望，谁说出那样的话来？这世间谁不畏死？谁真正不畏？谁愿意主动赴死？谁感到生不如死？谁觉得生也难死也难？……我不能再说下去。

作者80年代是诗人，我没怎么读过他的诗。也一直没想到找来读读。可本书第27页那幅母亲的照片，以及旁边配的诗，我一见就喜欢：

只有从嘴里吐出来的人才不动感情

而我们是从阴道里生出来的

知道疼

再坏的家伙也有母亲。

为什么喜欢？我也怕疼，我也有母亲，我更怕死。依我看，“怕”其实包含人性。有人性才产生共鸣，有人性才产生悲悯，有悲悯才感到疼痛。有人性、有同情、有疼痛才反躬自问，拥抱众生。并注视自己的脚下，观看生命的源头。常言道，急来抱佛脚。黑暗使我们心向光明，厄运使我们亲近上帝。尼采说，“一切祝福者都向下看”。一位俄罗斯军官说：“索尔仁尼琴回来了，古拉格就不会回来。”《中国底层访谈录》则明确表示：

“某种档案应该通过公布而永远保存，为了历史与社会的健康。”

地狱是小人物的快乐老家，其中不乏零落的英雄。

胡风就是这样一个英雄。——然而是怎样的“英雄”啊？本书开宗明义一篇访谈《胡风牢友张广天》，通过一位普通囚犯张广天之口“反英雄”。这里没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胡风狱中的表现可能让有的读者失望。“自从有了张光人，我们组的学习记录精彩多了”，这是大批评家的用武之地。可他的无能却很突出：“有一回，他把大家的饭给弄到了”，为此他挨了一顿烂打。“如果没有政府管着，我们早把张光人分吃了。”还有什么？他偷吃……浆糊！

我们问：这样写“中国数一数二的知识分子”是否合适？把他放在一本以底层人物为对象的书中，是否合适？莫非“钦犯”胡风也是底层人物？莫非真的“凤凰落架不如鸡”？我们会摆出许多道道：人当然有价值上的高低，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就算是四海之内皆王八，“王八”总要分个大小、等级吧？政治王八跟刑事王八总不该是一回事。同时，良心未完全泯灭的坏人，和一念之差而做了坏事的好人总该不同。我们继续引经据典：完美的苍蝇总归是苍蝇，有缺点的英雄毕竟是英雄。即使虎落平阳被犬欺，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等等。我们的发问义正词严，没人能够驳倒。好了，这种人可以合上此书，继续睡他的觉去。

以本书观点，犯人张光人（胡风原名）跟张广天们，不同却也没甚本质上的不同。自其异者言之，天下哪有两片相同树叶？自其同者言之，入了班房，四海之内谁不王八？人为地区分大王八、小王八有什么意义？不看僧面看佛面，黄泉路上无老小。“管他外面有多大的本事，一进这里，都是罪犯。监狱到处都写着：你是谁？你到了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来到这里，你就既来则安，提什么当年勇？英雄失路跟贩夫走卒失手杀人，有什么区别？都是身不由己、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你是“好人做坏事”，谁又像中世纪魔鬼罪不容赦？而且说白说黑，“外面”的乌鸦有什么不同？……庄子说“齐物”；佛祖说，众生皆苦；西方人说，自由不可分割。一切分割的思想，排他的原则，都导致了冷酷、无情、自私、暴虐，成为我们精神上的芥藓，并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政治与道德痛苦的根源。我们刚愎自用、礼令智昏了。这样的人群、民族要想得救，比骆驼通过针眼还困难。他们有成王败寇，却不配有自由。

古人讲究“礼辨异、乐和同”。《中国底层访谈录》对“辨异”不感兴趣。作者其实缺少做那种讲究的勇气及资本。十年前，他感叹“阳痿的警察，用他的电鸡巴，把我这个知识分子的后路给抄了”。十年后，他更不敢轻易戴“知识分子”的桂冠。也罢，“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作者失去的只是一张皮，得到的却是千载难磨的心，可能更接近“知识分子”本义。在人生阴霾密布的黑森林里，他忍看活人变新鬼，推敲着“新鬼和旧鬼，政治鬼和刑事鬼，是不是同一个鬼？”再由鬼及人，想到哪怕流氓、恶棍、下三烂、滚刀肉，再坏的家伙也有母亲。失去儿子的母亲，晚年多么凄凉。想到这里，他就没来由感到心酸：“我的心经常发软，控制不住怜悯坏蛋的冲动”，他甚至喊出“发明监狱的人类，我多么爱你们”那样的傻话。傻近乎仁。仁者爱人。《被抢劫者余桂生》篇引述了《禅说》一则故事：一个贼去偷庙里的和尚，那和尚躺着一动不动。眼看着贼到处乱翻，一无所获，只好把和尚晾在窗外的唯一的袈裟扯下了。和尚不忍，忙起身喊站住，准备将裤衩脱下一并送他，不料贼听见喊声就不见踪影。于是和尚只好抱着光膀子，站在庙外的空荡荡中叹息：“可怜的贼！我为什么不能把天上的月亮送给你？”

这，就是悲悯情怀，就是人道主义。高尔泰先生有句名言：“人道主义是没有被意识到的美学。而美学，从本质上来说，则应当是被意识到的人道主义。”确实如此。人道主义、或人道情怀，是现代美学的发源地，也是它最坚实的根基。如果没有主义、也没有情怀，美感与文学能够像猴子一样从石头缝迸出来？果真那样，我们也就见不到这一部“恶则恶矣、趣实趣也”的作品。不错，这是一部人类惨败的记录。然而，悲情与怜悯在，它们是本书真正的主角，它们隐身于叙事背后、现身于字里行间，而成为天寒地冻中、温暖我们心灵的不绝如缕的光辉。

呜呼，魂兮归来！

● 三

招魂即立心。

本书为底层人物立心。

古人抗议：“昊天不惠”，“昊天不平”。没有这一抗议和激愤，不会有本访谈录产生。可只有这个，访谈录也还是产生不了。因为一味怨天而不反躬自问，谈不上什么道德感和人的尊严。人应该有道德感有尊严。即便在世界东方，即便大山般的“超稳定结构”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天生一人，必有一人之用”。历史虽然不听小人物的发言，而无力者确有他的力量。他的力量不容易为别人认可，其实也不容易为自己发现。完全是“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还要提到，对历史中的许多人来讲，命运就是承受；对另外一些人来讲，性格就是命运，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江山易改而秉性难移。人性的败坏是事实，事实还有其他方面。

索尔仁尼琴提出：“把在严寒的气候中会变凉的房子一座座地历数一遍有什么意思，指出那些在严寒的气候里仍能保暖的房子不更使人惊奇吗？”

应该看到“使人惊奇”的故事。

——先说胡风，即使身陷牢狱，他的心志却未被完全摧毁。记得文革初起，当局要他揭发周扬、立功赎罪。他拒绝了，说：不管报上说得怎么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问题是怎样就说怎么样。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像这样来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我们不用“英雄”这个词称他，也要公正地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胡风的表现不愧为真正的人。《胡风难友张广天》也承认：“他是文豪，特别犟，哪怕憋疯也不拐弯；我呢，小爬虫一个，莫说狗洞，耗子洞也钻。”“这里私下说，政府也理解不了。犹如飞碟，见得再多，也不晓得那是啥东西。”

还有老右派冯中慈。1957年，如果他稍微少一点人性，顺着别人搭好的梯子往上爬，他本来可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但他有个弱点，就是太有良心、太有人性了。这害了他。他看不惯“有那么多党员的组织，欺负一个弱女子”，他这一生就此注定。奇怪的是，他不为当初的选择后悔。“我不愿意做畜生！不，那个龌龊的年代，做畜生也比做人强！”这是一个怎样的傻瓜呀？！

类似的傻瓜还有：梦游者关东“一直生活在天堂里”；黄浦军人廖恩泽表示，“自己的历史自己负责”，他为自己没有扛着假名过一生而庆幸；偷越国境者黎忆丰为了追求自由“九死其犹未悔”；甚至“天才的贼”崔志雄也有人的骨气，他说“人的尊严比本性更重要”。我固执地认为，我们的社会中，许多道貌岸然的人灵魂很肮脏，比不上一个“天才的贼”。他们的故事看得人心热。他们那样的人，在全中国究竟有多少？

最震撼我的，是下面一个故事：

……这人是57年反右时判的刑，反革命罪，无期徒刑。由于坐牢坐成老资格，再加上懂点医，就成了队里的卫生员。你可能不清楚，牢里的油荤很缺乏，更别说大鱼大肉了。按规定，一个星期吃两回肉，有时是辣椒回锅肉，一人一瓢，当然辣椒占大半；有时是莲花白炒肉，肉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小砣。我讲的这人姓杨，当时65岁。每次吃肉时，他都厚着老脸，让犯人组长给他多分肥一点的，而后，他端起肉钵回到卫生室，关上门，点燃酒精灯，把挑选出的肥肉片或肥肉砣放在灯火上炼油。他只能炼出很少的一点油，他把这辛辛苦苦得来的猪油一滴滴刮进一个瓶子，才端起碗，把剩下的油渣和菜吃掉，还舔碗。……他把这三个月才能攒满的一小瓶化猪油（大约三两多吧）捎给他母亲，几十年都这样。当时他妈快满90岁了，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

（《流浪汉王响》，本书327页）

这个故事，我曾听作者当面讲起。难以形容我听后的震撼。当时，我半晌说不出话来。久违了，让人心热的传奇。好比大旱时的云霓，沙漠中的甘泉，因为久违，我们怀疑它的存在，怀疑它的真实性，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夏虫不可语冰，我们不可语天堂。久而久之，我们见日月而起吠；久而久之，我们见死水而倾心。善恶成为上帝的成见，撒旦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倾心后现代，不惜伤天害理；我们膜拜洋祖宗，费耶阿本德说，“怎么都行”。却忘了独自一人时扪心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有朝一日，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种水样的透明沁入我的内心：“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是两千多年前孔子说过的话。

刹那间，我觉得、我懂了孔子。

话到这里，感到语言难以为继。

但还是要讲。

究竟，我们的头顶有没有命运？我们的命究竟由天定、还是由自己决定？小人物该怎样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历史和作用？……这些，都是大得无边的问题，世界任何地方都有数不清的议论，这种议论还将继续下去。“你我都是小人物呀”，小人物许长久说，“所以尽量别诉苦”。是这样吗？不，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讲“安身立命”。按下安身不表，命如何立？从孔子“知命”，墨子“非命”，孟子“立命”，庄子“安命”，到后世王充、张载、二程、王夫之等，人言言殊、各有侧重。似乎也有一种“家族相似”的色彩，即不废命、提倡知命而更重人事。什么造命在天、立命在人啦；什么我命由我不在天啦；什么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福祸无门、惟人自召啦；什么太上立命、其次制命、再下听命啦……，中国思想中的几大家有相近、相似的观点。似乎儒家表现得更积极，“立命”主要是他们的说法。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程颐说，“在天为性，在人为命，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又说“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数，直到不得已处，然后归之于命可也”……他的话明白得不能再明白。

西方人说法跟我们不同，他们喜欢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唯名”与“唯实”之类语言。不过，似乎问题的性质差不多，结论也有跟我们相仿的。我不打算引经据典论证，只谈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对人的兴趣比我们更浓。而且似乎越到现在，对人的自由问题越强调，对其他问题采取“存而不论”立场。限于篇幅，我不全面、系统地举哲学家的的例子，还是举文史方面现成的两例：《古拉格群岛》和哈维尔。在逮捕成风的岁月，索尔仁尼琴意外地发现：即使劳改营，也不能败坏一个具有坚强内核的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毕竟是可以做到的”。哈维尔则标举“无权者的权力”，向我们昭示在真实中生活的可能。他说：政治没有理由只是专家的事，随便一个人，例如一个电子工程师，只要心术正，懂得赞美能使他超越和无所惧怕的那种力量，一样可以影响他的民族的历史；另一方面，“没有只为理想而死的英雄，是万人坑的第一步”。

《中国底层访谈录》也在关注这些问题。一方面，向我们揭示了底层民众真实的生活处境；另一方面，指出自我负责的必要性、可能性。作者不是专家学者，他说不出“重建本体论”之类话，何况他在骨子里是怀疑论者。怀疑论者不相信任何乌托邦，老实坦白着“我不明白信命好还是不信命好”。不过他显然厌恶虚无主义，不过他显然想坚持一些东西，可能是做人的一些基本东西罢。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我们的祖先讲“敬天知命”、“不诚无物”，它们维系了我们这个没有坚实信仰的民族几千年。但现在不作数了，物质主义宣传摧毁了它。我们几十年鼓吹的物质主义，不是最原始、最粗鄙的虚无主义是什么？经过它的摧枯拉朽，现在哪里寻心灵的甘泉、信仰的绿洲？人们活得惶惶不可终日像丧家之狗，不是很自然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连人贩子都知道“报应？哄鬼，封建主义那一套。”夜总会老板嘲笑老师“讲迷信”：“人死如灯灭，哪有灵？老师这是迷信嘛。”我们活在什么样的文明社会、礼仪之邦？人们除了“奇里斯玛”和严刑峻法，“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什么样子？川西神医张松说：“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其实是病得最深的，因为不信神不信鬼，人就什么都不怕，世上没有个怕字，天下就要大乱了”。另一位风水先生对“人”心有余悸：“人太毒了，比蛇和蝎子毒得多”。

“信命好，”书中的算命先生对人们说，“上畏天命，下守法律”不是封建迷信，是积德行善走正道，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个人。但“信命”不等于一事不做、听天由命。那就同样违背了圣人的教导。按孔圣人的教导，命是不可违也不可算的。应该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一个人对他的命运感到无能为力时，庇护他的星座也将从他的面孔消失。这位孔夫子第74代玄孙说：“一个人在被无形的凶象所笼罩之际，他往往是茫然无知的，哪怕神明在上，他也不会抬起头来仰望”，比如，被坑杀的四十万赵军中，无一人有好相。他们都在无法摆脱的国家命运笼罩下，像羊群一般被驱赶到前线当炮灰。所谓天无好天，地无好地，作为“三才”中的人哪来好相？发国难财的都是大奸大恶，谁让这些大奸大恶者能够得逞？再说南京大屠杀的前几日就已有城破迹象，危城之中的百姓如同放在砧板上待宰的鱼，哪来什么好相？总之，“覆巢之下，所有的相是同一个相，工农兵学商同命”。（《算命先生孔庆天》）由此引出“天谴”思想。当然，你可以说，“天谴”是反科学是唯心主义，我不愿回答。只想说，人不该放弃自己。古人说，天作孽，犹可逭，自作孽，不可活。什么是“天谴”，自作孽就是。哈维尔表达过近似的意思：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这个自我定向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剥夺他们自身的最深刻的本质。这并不是因为对历史的不可思议的误解，也不是历史误入歧途。这更不是冥冥中某种高超的神明不知何故来让人类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这种情形之所以得发生，就是因为显然在现代人类之中有某种与之相呼应的东西，人们思考和容纳这个东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图都被瓦解。人类被迫在谎言中生活。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具有这样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此，现制度不仅使人类异化，异化了的人类同时支持这个制度，以此为他们必然的纲领，成为他们蜕变人性的现象，为人类的自身失败的记录。”

总之，异化就是自弃。自弃就是作孽。作孽必遭天谴。从这里能够引出什么结论？就是：人应自负其责，自立其命；人之立命，象树立根。人应忠实于自己，尊重自己的历史，不管别人如何看。“独立生活最重要的中心是高度的内在的解放。这样独立生活犹如一叶小舟，在任人宰割的生活的汪洋中，虽然在风浪中颠簸飘摇，但总能不断浮起，在为在真实生活看得见的使者，为受压制的生活目标仗义执言。”内心解放的人不媚俗，不随波逐流、逢场作戏。对于他来说，不论环境如何恶劣，自由都是可期的。孔子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佛经说，“性名自有，不待因缘。若待因缘，则是作法，不名为性”。萨特说，在纳粹的牢狱中，人也可以实现内心自由。而如果做不到这个，则世界再大、宇宙无垠，对他而言也不过是硕大无垠的囚房。

这个道理难懂吗？我们举两个现成的例子：“我经常想起两年前的那次逃跑，太神了。然而，人是逃不过命的，我就这命，身体自由了，心也不自由。”这是“天才的贼”、逃犯崔志雄的自白。他逃出了有形的监狱，却对活下去感到了厌倦。流浪汉王响与之不同：他说自己经常兜圈子，一天要走好几十圈。“自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东西，你尽管走，一直走下去，就感觉不到是在监狱里。”禅说：“脚在哪里，我就在哪里。”王响就是如此。他身在大墙之内，心却跨越了巴士底狱。这是一种精神的越狱，他成功了。

常言道，心想事成。只要你的心在想，怎么都不算失败。

——有多少这样想的人呢，中国？

四

这样想的人似乎不多，向上的、使人惊奇的故事总体嫌少。在我们的生活中，多而又多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打着底层民众幌子的“小人物”如过江之鲫、招摇过市，另外一些人打着“为人民”的旗号为自己牟利。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是孔子说的“乡愿，德之贼也”。与此同时，就有人明火执仗地攻击英雄，对向上的英雄做毁尸灭迹的处理。这年头，与忧患做斗争，与命运做斗争的真正英雄越来越少，他们一意孤行、应者寥寥；精神的芥藓却在大面积疯长，腐败却如青苔、渐行渐远还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演员高洋》里，写一位无耻诗人传授心得：“……诚实和正直和真理和原则当不了饭吃；但只要肯公开这样叫板，就能当饭吃，当酒喝，当宝贝卖。”在精神领域跟物质领域一样，也有假冒的真理和主义。在真实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时，抽象的人民是我们的图腾。现在草民们的生死没人管，“为穷人的主义”却依旧大行其道。即以人民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对每一具体的公民实施绑架。就像前苏联夏达尔的雕塑作品《圆石块－无产阶级的武器》，据介绍，乃是“通过普通人物的塑造来反映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表面的普通人物其实一点都不普通，“普通人物”像骊山的刑徒被武装起来，向真实的个人发起一次次冲锋。这是一种借鸡生蛋、铸犁为剑的把戏。

我们看一眼文学领域。前些年，有几个作家在那里“抵抗投降”，除了众多的反对者以外，也确实博得一些由衷的喝彩。包括我自己，一段时间都被他们瞒过了眼。但是经过长期的“听其言而观其行”，越来越感到怀疑，越来越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就说作家张承志吧，他标榜以“骑手歌唱母亲”的姿态歌唱人民，断定“山野之民最高洁、王侯上流最卑污”。1993年，我曾跟几个朋友通过对话向他表示致意。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标榜“为人民”的他何曾作过一、两件具体的事情，比如为哪一个草民的利益抗争，并因这种抗争同“王侯上流”、同食利者发生冲突？我想不起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类似的现象还有。前不久，小剧场里瓦格拉在声嘶力竭，荧屏上保尔？柯察金为“壮丽的事业”燃烧生命。我进不起小剧场，只是根据生活的经验和阅读，知道“壮丽的事业”与“古拉格群岛”脱不开干系。算了，导演。算了，编剧。托克维尔说：“当世界由个别有钱和有权的人把持时，这些人喜欢大肆谈有关人的责任的崇高理想。他们津津乐道忘我的品质如何值得赞美，为善又如何不该希望报答，就该像神的为善一样。”

朱学勤有篇访谈，叫《文人发嗲》，揭发“为穷人的主义”的伪善。他说，有史以来富人剥夺穷人，“为穷人的主义”也在剥夺穷人，而且是更彻底、更无情的剥夺，篡改他们的记忆，剥夺他们的历史。这种“为穷人”的呼声，本书那些底层生命能够听见吗？即便听见，他们能感受到有人在“为”自己吗？大概不会。底层人物不是那么没头脑的。举一个例：《川西神医张松》中，农民医生张松质问世人：“你以为农民医生就没脑子？就可以任人宰割和愚弄？告诉你，柯云路和司马南的书和报道我都细细读过。”他的看法是，柯云路同胡万林其实没多大关系。柯云路同司马南是对头，柯云路吹一个，司马南打一个。柯云路遇上胡万林，想借他证明自己的一贯思路，却惹翻了司马南。后者是记者，大报小报当然向着他，“司马南一腔正气，普天下记者也就个个都成了为民做主的侠客。”所谓神仙打架、凡人遭殃。现在江湖骗子戳穿了，乡下人到哪里看病？那些为民做主的记者管不管这些？司马南他们难道不该把打笔墨官司挣的钱捐出来，建一所乡村医院？——“您说胡万林是个江湖骗子，现在他跑了，您就在他的根据地建一座司马南医院，并把支持你的医学专家、科学家都请进去，胡万林的信徒一定会转而鼓吹您，拥护您。”

农民医生的话当然偏激，但是否也有几分道理？

如果“为人民的主义”高调登场，则文艺领域的“小人物”则姿态很低。其实它也是一种“为人民”，如果说前者是假冒的为人民，则后者是伪劣的为人民。假冒与伪劣其实不可分，高调与低调经常两极相通。而从效果来看，后者有更大的欺骗性：它宣称自己写真实的凡人。写小人物是文学史上的宝贵传统。好多世纪了，据福柯介绍，西方17世纪开始写小人物。一般人提起“小人物”一词，总要联想到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名字，他们以写“被欺凌和被践踏的小人物”著称。我们中国呢，如果说对《诗经》是否在写“小人物”有争议，至少汉乐府已在明确写他们。“惟歌生民病，报得天子知”，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也同样？五四以来作家，有多少没在底层社会呆过？“新时期文学”不也是？像《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不也看得过去吗？这一传统不该中断，是吗？作为读者和观众，我们对“小人物”有先天的好感，对他们今日的粉墨登场应鼓掌才是。

然而不然，揉揉眼睛，你看见了怎样的“小人物”？与其说那就是“小人物”，不如说是仿冒小人物商标的大人先生或侏儒。变了，全变了，变样了、变味了。中央电视台有个《生活空间》，据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谁在讲述呢？摄像机和扛摄像机的人，以及电视台的编导加上把关的领导。在影视界，从冯小刚到张艺谋都纷纷青睐小人物，大家说“小人物换来了高票房”。同时，一部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渲染普通人的情感故事、欲望追求，看得大家如痴如醉、欲罢不能。我还见到一则报道，说中国21世纪传记文学的走向是“淡化历史责任转向普通人”。原因呢？写伟人、领袖总要有所忌讳，写普通群众作家就更放得开。原来如此。我本以为传记作家爱他们，原来作家们有一本难念的经。写普通人真的没有忌讳？写他们真能够逃避“生命之重”？我怎么都觉得像缘木求鱼。当然，作家用心我领会了：是想“淡化历史责任”。淡化谁的责任？作家自己，还是那些普通人？语焉不详，那就兼而有之。

我们看到了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表演。欢跳在小说、传记、影视的舞台的“小人物”，一半是活人一半是木偶，一半是真实一半是戏说。表面上是真实的普通人，是柴米油盐交响曲，是流水账烦恼人生“众生皆苦”，其实表达的不过作家自己。经常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写小人物的作家同样如此。他们有的热衷于表现“痞子”，有的热衷于表现“小日子”。是怎样的小人物、小日子呢？早已有批评者先我提出了自己的怀疑，指出：“所谓小人物的银幕行迹和穿街走巷贩盗版贺岁片的一样可疑”。我同意这一判断。你看，《没事偷着乐》的主人公“贫嘴张大民”在亡父遗照前怎么说的：“我们活得不比别人好，也不见得比别人差，大伙正咬着牙往前奔呢”。几乎是基层干部向下岗职工做安抚工作。我们还欣慰地看到，张大民主任喜气洋洋乔迁新居。

这就是银幕上的小人物，他们经过了包装和美容，就像那些严重亏损、濒临“摘牌”的公司，经过了资产重组成了金凤凰。这些资产重组的小人物，怎么看都不是真正的小人物。电影是电影，生活是生活。如果你了解真实的底层，如果你有平民立场具同情心，如果你不愿自欺欺人，你其实知道真实的底层是怎样的，知道底层人物过着怎样的日子。在我们身边，小人物的处境要不老样子，要不更加恶劣。局部的改善掩盖不住总体的恶劣。尤其最近十年，真实的生活并没多大的改善，一变再变的是包装、是标语。为什么不正视这些呢？你的眼睛没瞎你的耳朵没聋，为什么做鸵鸟自欺欺人？天道福善祸淫，说假话是失德早晚要丧身的。

我反感“小人物”借壳上市，反感对他们进行包装和强奸。人们容易看透强奸，却不大容易识破包装。其实包装最常见最普遍最有麻痹性。包装就是人们的意识形态。我们以前用“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包装苦难，现在用“向前看”的小康理想掩盖卑微。小康与大同固然有别，作为包装它们有共同的效果，它们都是障眼术、麻醉药、以及“能指”的游戏。障眼术使人们看不清真正的现实，对真实的苦难能够甘之如饴。用哈维尔的话说，它是人人能用的藉口，有时冠冕堂皇地为上上下下正名和开脱，有时用来掩饰自己的失落和卑琐——“帮助他遮掩一下他惟命是从的可鄙境界，同样掩盖了权势的可鄙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包装也是“偷换”。索尔仁尼琴揭露说：“就像魔术师几乎不用方巾遮盖就立即把母鸡换成橙子一样，他们偷换了整个群岛，使群众看到的已不是小说里描写的古拉格群岛，而是比它要美好得多的完全另外一个群岛了。”如果说，画布上有时也有几笔真实，那不过是作者“为了取得读者信任”。

为了换取读者信任，包装者也要说一些常见事实。你不能说它完全在编造、在宣传。但是可否说，这其实是一种更高明、更巧妙的宣传？“高明的宣传与阿谀有时也不是撒谎，而是投合权势的需要，只说出一种事实，不说另一种事实。”而“另一种事实”却更说明问题。比如，如果你稍微留心，或者时常翻翻《南方周末》等报纸，就能得出结论：在我们的生活中，像“贫嘴张大民”那样“活得不比别人好、也不见得比别人差”的人，已经够幸运、够吉星高照的了。君不见许多活得比他好的人，命运却比他惨得无比。顺手举几例：活活闷死在车中的58名偷渡客，烟台海难中死去的280多个同胞，还有洛阳火灾中烧死的那么多人，他们是不是普通人物、或者“小人物”？法院干部到水库游泳，将农民的孩子扔到水中活活淹死，被淹死的小孩是不是“小人物”？因口角纠纷引来杀身之祸的研究生，他是不是“小人物”？山西岚县的青年被关押他的警察割了舌头，被害青年是不是“小人物”？……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我只是一株野草，低贱而卑微的草，任人弋割践踏的野草。谁都可以任何神圣的名义把我粉碎了做饲料。没有谁关心我是活生生的人，我可以在微凉的清晨感觉风的存在，我因为爱而受的伤害，我被刀割破皮肤的时候会有鲜血流出来，我是在这世界上真实存在的，而且独一无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人能够替代。”——这是洛阳大火后，我从网上见到的一段话。作者为无名氏。我要提的问题是，类似的事情在我们周围屡见不鲜，有多少在我们的电影、电视、小说、传记中得到了表现？《生活空间》几时邀请他们中的幸存者面对镜头讲述？那些以“底层”、“民间”、“小人物”相标榜的先锋作家、先锋导演，几时把这些“被侮辱被践踏”的人纳入视野？偌大个国家，有多少“专家、学者”、多少“院士、博导”为他们拍案而起、仗义执言？没有，要不就是他低声咕哝，我们听不到。但是，就有人代表他们说，没什么大不了，大伙正在往前奔呢，等等。

人道洛阳花似锦，依我看来不是春。

作假的“小人物”可以退场了。中国底层民众过得够难了，如果你不能帮他们，至少不要打他们的主意，把他们当作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刽子手要杀人，你阻止不了，那也不要当帮凶，并替刽子手粉饰现场、铺撒花瓣，行不行？你在往活人的灵魂上投毒。世界上没什么事比这可怕。孔子明白这一点，他强烈地抨击“乡愿”，因其“同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实皆说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之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他之所以厌恶乡愿，胜过公开的恶人，因为“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对今天的“穷人秀”、“小人物秀”，难道不该说同样的话？

你见过吗，什么是“毁尸灭迹”？

向上的人被毁尸灭迹。

只讲一件事。几年前，有家不错的杂志登了一篇陈寅恪、王小波比较谈的文章，标题是《从圣贤到凡人：中国人文精神的蜕变》。文章认为，陈代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王则代表“凡人时代的人文精神”。同样是人文精神，陈属于过去、王属于现在。按一般的理解，“属于过去”就是不合时宜，即使不明说“反动”，总该自己退出历史。果然，作者讨伐起那场人文精神讨论，说凡人时代知识分子虽也批判，但不“犯禁”更也不怂恿别人“犯禁”，等等。读了这篇文章，我想自己领会了作者的“微言大义”，期期然不敢赞同，就写了一篇短文，指出王、陈两种人文精神的区分，不过是重复历史上“宋、明儒”和“清儒”人格类型的区别。并针对该文的“醉翁之意”提出批评：

……章太炎指出：“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谲。”刘师培提出：“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于应世，清儒之学，用于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陈寅恪，我们知道他是“新宋学”的倡导者；至于“王小波”，我不好说；如就人们为他描绘的肖像而言，我以为属于典型的“清儒”。我们处于后清学时代。处于这一时代的我们，看惯了陈寅恪、胡风、顾准那帮“想凭奇骨在这一代求得贯彻”的“糊涂人”，怎样“不自量力”而“飞蛾扑火”。相形之下，“王小波”则显得平易可亲。作为良民，我不能不认可“王小波”的机智，却不想过于赞美。基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点粗浅认识，我更不敢轻易抹煞别人“犯禁”的成就。我们不能饮水忘源。何况，据说现在是多元社会。既是多元，则“凡人”、“英雄”，也如萝卜、青菜。你当农夫好了，犯不着诋毁海员；更不用说对“海员”做毁尸灭迹的处理！

（《不读王小波》）

现在我持同样的看法。多元时代，萝卜青菜。你当你的农夫，犯不着诋毁海员，更不必犬吠他们，否认他们的存在。这样提要求，跟“应然”无关，仅仅是“退而求其次”。可事实上，在自由准则消失的地方，连退而求其次都办不到。普遍的情形是，人们以“凡人”自命，却避而不谈凡人也是“人”，凡人也有理由活得像个人。事实上，不少人把太监当作人的标准，把侏儒的高度当作人的平均值。如果你不同意他们，他们就说你想充好汉、当英雄。他们开始疏远你，像疏远麻风病人。结局呢？上帝死了，谁杀的？尼采。人死了，谁杀的？凡人。“凡人”长什么样？太监的嘴脸、侏儒的身材。我们忘了凡人究竟是人，“英雄”只不过是不想当奴隶的人。英雄上天堂，人也就下地狱。要说区别，区别只在这里。难怪哈威尔说，“没有只为理想而死的英雄，是万人坑的第一步”。索尔仁尼琴痛切陈辞：“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天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谁只要不手懒，谁就可以从我们这里取得，取得，取得这些无穷无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在普遍的溃败中，我格外看重向上的故事。看重它们就是看重人性，看重人的尊严，看重生活本身，看重获取自由的信心。在今天，重建信心非常困难，但是应该。人应该对自己怀有信心，而不该被轻易摧毁。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中。我说，人生而枷锁，却无时不在向往自由。自由的、富于道德意味的故事数量不多，却每每产生一以抵十、甚至一以抵百的效果。这也难怪。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所谓“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尼采说，“谁喜爱深渊，必须有翅膀。”哈维尔则提醒：

“我们只有先沉到井底，才有指望看到星星。”

五

天上一个星。

地上一个人。

本书写灿若星河的中国底层民众。真实的他们什么样？当然不着统一的制服。由于长期以来，政治、道德、历史、文学、审美的目光疏远了他们，一般的读者要不歪曲地理解他们，要不顶多有模糊的印象。那情形，就像一个老外和中国人初次相交，浅尝辄止谈不上理解。而如果你生活在他们当中，自然会发现他们一个跟一个不同，他们有美学价值也有道德感。就像在本书中，即使作者戴有“绿色眼镜”，还是似真地描摹出了他们。哪个人没有“绿色眼镜”呢？

可能因为视界比较融合，我觉得真实的中国底层生活大体如本书所写。而且，真实的底层人物同前述影视“小人物”大不相同。即使你用同一个名称，叫他们底层人物、民间人物、或小人物，事实上内涵很不同。依我看，其间的不同远大于表面的相同。比如：真实的底层人物是无权势者，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而影视小人物虽也置身于“基层”，他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这个社会的主人，有时他们自己如是宣称。真实的底层民众活得无望，活得喘不过气来，有时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影视小人物虽也“活得累”，气还出得赢，他们的视野里没有死亡线，他们是革命乐观主义。在他们看来，困难是暂时的，历史是前进的。而真实的底层生命则根本不信“进步”这类鬼话。他们搞不懂深沉的理论，只相信自己的感觉。感觉告诉他们，古代的帝王没有见过冰箱、彩电，自己见到了，不等于自己的生活赛过帝王。那不相干。真实的底层小人物凭本能生活，凭“好死不如赖活”的生命天性支撑自己；而影视小人物却为自己的生命赋予诸多说道，什么“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啊、什么“青春无悔”啊之类的。那是读了几本小册子的导演让他们说的，我们怎么都感觉到一种酸腐和狐假虎威的味儿。真实的底层草民活得艰辛，却不想辜负老天、辜负生养自己的父母，只要有机会就要“黄连树下弹琴”，强做的欢颜让人觉着酸心；而影视小人物却没有什么“生命之重”，他们顶多“没事偷着乐”，本能地实行精神胜利、自欺欺人。在我看来，“强颜为欢”与“精神胜利”之间，存在着一条明显的鸿沟。

另一方面，真实的底层生命赴告无门，他们经常用“草民”来称呼自己，这并不等于他们自轻自贱。事实正相反，就像本书写的那些偷渡国境者、遗体整容师、三陪小姐一样，虽然身处下贱却不失人的尊严，有着真正的梦和纯情。那些影视中主角哪能谈得上这些？影视小人物骨子里就是“雇佣军”，没有自我没有精神没有灵魂，在他们的“大脑”中安装着冰箱、彩电、房子、职称……等遥控程序，和“奔小康”、“希望工程”、“再苦不能苦孩子”之类冠冕堂皇的假话、空话、大话。那是官员、报纸和导演命令他们说的。他们被洗脑了，不，他们其实压根儿就没脑，有的只是机械装置和中央处理器。所以，我在这里说“他们”是不确切的，严格来说是“它们”。真实的他们被挤在边缘、蠕动在底层，而底层之下还有底层，边缘之外还有边缘。尽管如此，他们并不安命、不认命，在不断努力、不断追求、不断抗争，有时成为主流社会的“麻烦制造者”；而影视的“它们”基本是皇军的良民，是安分守己的齿轮和螺丝钉。总之是天生的贱种、万劫不复的奴才：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一颗红心交给你，叫奴家干啥就干啥。……

底层的他们和荧幕的它们：对上述区分可以继续说明下去。但也可以打住了，相信上面的话已足以给读者一个明晰的印象。最后只想交代一点：如果你愿意继续分析，则底层的真相还包括：底层之下有底层，边缘之外有边缘，就像陨星在太空中坠落，不可能有止境；而抢夺了无数眼球的影视“它们”，却从来不告诉人们这个。“它们”存在的本意和合法性，似乎正是为了抹杀“另类”事实。我想打个比方来说明：影视的“它们”自居于中国底层的“主流社会”，它起初说自己代表底层社会，后来宣布自己就是底层，“主流”之外别无“社会”；而“真实的他们”呢，好比那些不争气的厕所门卫、遗体整容师、吹鼓手兼嚎丧者一样，他们即使在底层社会也不足以前排就座。有时在底层也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别人代表他们，在麦克风前发言、诉苦、表功、博得掌声，后来索性抹杀了他们。而他们自始至终对此一无所知，也不觉得那麦克风跟自己有何关系。他们并非出于谦虚，而是发不出声音。这就是“沉默的多数”、“无声的中国”。对于他们的命运，启蒙主义者有所察觉，并做过初步的描述。比如胡风，他在为《生死场》写的后记中如是写：“……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存，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

我想说，对于冒名顶替的“它们”来说，《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出现肯定不是吉兆。好比说，野心家杀死了国王，篡位娶妻、快活如蚁。多少年以后，真正的国王却浮出海面，他高唱着“打不死的李尔王，我还活在人间”。本书有类似的性质。它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坛，拿过麦克风，面对台下观众，面对千秋万世，一字一顿：

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人。我看到，我作证。

我为之欢欣。

本来，我们该把目光对准他们。理由不言而喻。中国自古以来的社稷观念，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我们现代追求的国家观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说，属于全体中国人，而不是少数中国人。那为什么不写他们？我说的是真实地写他们，如其所是地书写他们；既不歪曲他们的面貌更不抹杀他们的存在。可为什么没写呢？

我知道，存在大于本质，生命大于注解。但也知道，没有合法性就难以生存，没有效果就很难有历史。前后两句话是否矛盾呢？不矛盾。未能进入历史，首要原因是未能进入现实。没有今天奢谈什么明天？没有自尊哪能让人尊重？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尚鬼的墨子说：“执有命者不仁”。不仁的人背叛了自己，跟历史又能建立什么关系？关键问题是存在合法性，天生一人必有他的权利。什么立德、立功、立言都以此为前提。换句话说，立命是一切的前提。哈维尔提出，有荣誉感的人想过一种历史生活。但所谓历史生活说到底只是当代生活。不能把握自己的权利，无权势者就永远进入不了历史。怎样把握自己的权利呢？对于“沉默的多数”来讲，意味着开口说话。如果不开口，活着就像死去，更何待死神来“灭口”。自己早把自己灭了。——当然，这里“开口说话”只是一个比方，并不是说，立命只等于开口、等于立言。不是那么回事。立命首先意味着立心，在此前提下才有立德、立功、立言等等。立命可以体现于传统的“三不朽”，也可以有更多延伸和表现，比如人们常说的“见证”。相对而言，对于普普通通的“他们”，古代所谓“三不朽”确实显得迂不可及也高不可及，而今天的“见证”则容易实现得多。

见证是小人物的一种参与形式，也是底层生命自我实现、自我提升的一种途径。见证是一种“为己之学”，为己才能为人。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他处”，他就无从见证。所以，见证意味着为己，意味着真实的生活，意味着生活在真实中。“《易经》难道不是一部招魂术么？”书中的算命先生孔庆天讲，“乱世之中，好命相者首先应具有好的心相，远离时代凶气，超凡入圣以独善其身。”我不认为他的思想消极。能够作到这一点，其实已经不容易。但是，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清醒，即使你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你也能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有血有肉地过好每一天，最后成为一个时代的积极证人。

不是所有的人能够有效作证，没有灵魂无法作证，没有言语、没有血肉作不了证。有灵魂、有言语、有血肉，这就是你，每一个人，包括本书的作者。“见证”一头拉着现实，一头伸向历史。在未来与现在的连接中，底层人物获得了满足和自尊。如果说，算命先生“下算苍生百姓”，则本书为“苍生百姓”立命。命不可算的，立命或者招魂却是办得到的。“亡魂的感召力虽然不如宗教，但它有抑恶扬善之功。”从这层意义上讲，立命云云，既是心性之学也是社会哲学，既是道德哲学也是历史哲学。当然，也不妨碍它成为一种叙事学，一种热的美学。我要说，作者通过这本书所做的事，你我用其他方式也能做。难道不是吗？法法是心，尘尘是道。

“脚下的石块沙沙作响，我们在向上……”

作者说，此书起于他学习吹箫的经历。他师父是个83岁的和尚，他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但除了吹箫一无所知。中国民间还有多少这样的人物？在书中，这个问题被一再提起。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医生，像扁鹊、华佗、张仲景哪一个是专家、教授？从古至今那么多好的音乐，有几只是在朝教授弄出来的？“我觉得在一次次空前的掘墓鞭尸的文化浩劫之后，好的东西都流落到民间，而历朝历代的暴君所干的，正是肃清民间邪说，以正朝纲。”“礼失而求之野”，这一思想来自孔子。作者不以此为满足，进一步提出：从古至今，中国有极深厚极成熟的“底层思想”，如将这些东西编排成小说，绝不亚于高尔基《人间三部曲》、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等。本书可谓他从“精神江湖”上采到的鲜果。

我欣赏作者“求诸野”的努力，也非常看重寻找工作取得的成就。不过，对于中国底层思想“极深厚极成熟”的说法有所保留。我是这样考虑的：底层是相对上层的概念，底层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与权力、与社会控制有关的思想，底层人物的确切含义是“无权势者”。这是我受福柯启发引出的结论。福柯这人喜欢从权力角度分析一切问题，有时我感到他有些故作艰深。但是他有一句话我不敢否认，亦即：“命运表现为与权力的关系，要么与权力并肩作战，要么对抗权力，这不正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吗？”（《无名者的生活》）是啊，真正的化外之地（如果存在）能有什么底层思想？在社会控制相对松懈的地区，我想底层思想也成熟不到哪里去。传统中国的情形可能正好如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非常古老的话了，但也应分朝代具体分析。根据梁漱溟的研究，中国自古以来由于政权不下县等原因，社会控制其实不是那么一律，有时甚至网开一面。古代士人讲究“有道则出、无道则隐”，有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本身就透露了个中消息。在传统中国，“隐逸”之类思想异常丰富，但我所理解的“底层思想”则未必算得上。

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今天的社会控制空前严密，完全到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地步。不要说找不到一块净土，想要沿袭“有道则出、无道则隐”的行为模式也很困难。甚至那种划分本身都类似胶柱鼓瑟。你想隐？能“隐”到哪里去呢？这同时意味着反弹。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说，“底层思想”主要是一种当代思想。由于社会控制的空前严酷，由于阶级、阶层意识的普及和差距的拉开，底层人物到今天才真正获得自我意识。底层思想和无权势者的自我确认到今天才浮出海面，获得更加自觉、更加实际的意义。还有，几十年来，一方面是控制的加密，另一方面是社会参与渠道的单一，使我们的社会渐渐“野有遗贤”，所谓“三尺之外，必有圣贤”；像本书写的那些古琴大师、算命先生、监狱卫生员等，他们是底层意识的体现者，也是底层思想得以深厚、丰富、系统的因子。我们看重民间社会的意义在此，我们对目前中国“民间社会”的发育程度保持清醒，也在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精神江湖”同样。我不主张用它指代一些确定的人。在我看来，“精神江湖”固然有它的所指、有它的实体成分，本质上不是什么实体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功能化的词。它跟中国哲学中的“道”一样，用来指示一种确定的价值、标准、原则、精神。从而精神江湖、底层人物、无权势者这类词，也具有更多的功能而非实体的成分。它们代表安身立命，就像几千年来的“道”，成为古中国人立身处世、评估万事万物的标准：无论“有道则出”、“无道则隐”，抑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们一以“道”为自身进退取舍的标准。在大道沉没、西风东渐的今日，我们不能不考虑熔铸新的标准。

标准不是标签，精神江湖不是言诠，更不是制订好了让人遵循的戒条。而是一声呼喊、一种方向、一种导引，帮助人们认清自己真实的处境，促使人们重视自己的历史，确认自个的权益和使命，脚踏实地创造自己的明天。就是说，它具有社会动力学的意义，而不简单是人群分割、自我定位的用处。我们一再看到，就像“戏说”不是历史，却在不断杀死真正的历史；影视“小人物”不是真的小人物，却取代了真的小人物；甚至，“民间写作”不是真正的民间，却败坏了人们对于“民间”的感知。可能我担心得太多，我觉得“底层人物”一词也可能被人们当作标签。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但我还是有一种恐惧。怎么办呢？起用哈维尔“无权势者”一词吧，相对来说，它在而今眼目下不易过早滥用。

“无权势”是无权势者的自我意识及心理感受。谁有了这一意识和感受，他就接近了我们所说的底层。所以，我说的无权势者主要是心理、价值概念，而非物理、社会概念。不，不是说它没有社会学意义，而是说它的主要意义在精神方面。传统那种朝与野、官与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两分法不宜被简约为“权势者”和“无权势者”的对立。我们每一个人既是无权势者，也应该认识到自己本有的权利。用哈维尔的话讲，每个人都参与了奴役和被奴役，不管大家参与的程度如何不同，生活与控制的冲突却在每个人身上发生。“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老实说，某种物理的处境与身份已不足以说明一个人。一个体制之内的人，一旦他疏离权力并开始从民众角度提问题，他就成为我们的“无权势者”；一个寄身海外的人，如果他享受着民主制度的好处，却心存汉阙而忧其君，他很可能是统治者的后备。

基于这一立场，我不大赞成“还原精神江湖”的说法。说“还原”，不如说“熔铸”、“唤醒”。精神江湖何处寻？固然在一些底层精英的身上，更在无权势者的意识中。底层意识在底层者的心底，好比荷塘月色在朱自清的心底。

由此形成本书的叙事个性。

首先是用了对话体，由底层人物自己说话，而不是由作家代他们立言。虽然在实际操作中，不能完全避免“拟言”的可能，但由于有了“我口说我心”的意识，使本书总体上不同于那些借鸡生蛋的叙事。其次，本书叙事角度也很耐人寻味，从中可以透视出作者的主体意识和价值标准。这里涉及的，不单是一个叙事学的问题，而是美学问题；也不单是美学问题，说到底是精神向度的问题。

从来作家跟他的对象有仰视、俯视、平视三种视角，分别体现出作家与对象所处的三种不同关系。在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学很多时候被规定只能写人民大众。也还是有一个“怎么写”的问题。提倡“群众崇拜”，势必采用“仰视”式叙述；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势必采用“俯视”式叙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有民粹主义立场的作家跟一个启蒙主义者表现完全不同。本书什么“主义”？“生活之友”主义。就是说，大体上是平视，局部有一点俯视和仰视。概括的讲，平视中略带俯视；细致地讲，七分平视、两分俯视、一分仰视。就是说，跟民粹主义、启蒙主义都不同，基本是特立独行。如果你一定要问他跟何者更近？回答是略微靠近“启蒙”，也只是略微靠近。谁说平视就等于“零距离”呢？本书采用平视略带俯视的角度，取决于访谈者对于自己访谈对象的态度，即：因同情而写，在同情中批评，在批评时同情。套用鲁迅的话，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只不过同情、悲悯成分大于批评不满、和改善的期望。这也其来有自。在知识分子一步步边缘化的今天，“怒”显得不合时宜，但人活一口气。

作者也有他“一口气”，在我看来理所应当。比如，面对人贩子的巧舌如簧，你难免产生割他舌头的冲动。面对居委会主任那以自我为中心的霸道，你觉得好笑又好气忍不住讽刺几句。面对那个说起吃人肉津津有味的食客，你难道不会产生“用一根大头针把这厮的嘴缝起来”的念头？面对“披着艺术家羊皮的狼”、那个长于演戏的无耻诗人，你难道在赞叹之余不会产生上前揭发脸上脂粉的恶意？甚至，对自己的一些朋友，因其积习难改、或沾染上世故，你也忍不住要揶揄几句，开玩笑、揭隐私、甚至添油加醋布告天下，以图“断狗日的后路”，这不也很正常吗？古人说“畏友”、“诤友”就是如此。当然，好诗不过近人情，你要“下猛药”也要考虑人家能否接受。要不，总有一天我们要为作品喜、为作者忧。都是吃五谷、生百病的人，谁没有弱点、缺点甚至劣根性？你没有吗？你的屁股就很干净可以照镜子？那你先照照自己吧。水至清则无鱼；中国人讲究立身与作文分开；哲学家在标榜“极高明而道中庸”，你为什么不想他们学习？你未必想让朋友们远离你？……尽管如此，也不觉得“妖魔化”了哪个。

“文人火旺，鸡巴傲在头上”，厕所门卫周明贵如是说。但总地说来，访谈双方的关系平等而隐忍，他们相互平视对方。所谓乌龟看王八，大眼盯小眼。书中写了“落魄文人阳九根”，他是一位柏拉图式的男人。鉴于他近乎自虐的性压抑，作者不顾自己在读者心目中形象可能受损，而以狐朋狗友身份“挑唆”他去嫖妓。“老阳，你还是适合放下老师架子，找一个生活之友。”“生活之友”——这是作者对于自我身份的圈认。这一身份在本书中多有流露，比如，为实现采访而跟对象讨价还价、“花钱肉疼”。我们开眼界了。我同时注意到，底层群众接纳了他，把他当成跟自己一样的人：街头瞎子答应为他引路，再邀一些瞎子一同搞个街头音乐会；吹鼓手兼嚎丧者对他说，“你的嗓音不错，很适合做我们这一行”；同性恋者倪冬雪向他示爱：“你做男人，我就做你的女人。”色情狂梁寒跟他惺惺相惜：“听口气，你也是个老淫棍。”嫖客老唐也把他当成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他不想澄清反而暗喜：“这再好不过，访问顺利进行”。

有趣的是，“狗咬狗”的事时有发生。比如别人不买他的账，访谈过程中唇枪舌剑，就像街头吵架的小品。色情狂讽刺他说话没档次。他回敬，你的档次有多高？食客迟福教训他：你这辈子，吃没吃好，穿也没穿好，活得没意思。他反驳：我他妈自由。对方一句话噎得他喘不过气：“没见你飞上天啊。”三陪林小姐对他又爱到恨：你绕着弯子让我讲，你伤害了我，你和其他客人有啥两样？落魄文人老阳大骂：“你太烂了，啥子都嬉皮士，其实你的骨血里又不是这种人。”他无力地辩白：这跟是什么人没关。……类似的细节很有喜剧色彩。打是亲，骂是爱，可见访谈对象跟他“彼此彼此”。

也有仰视。主要体现在《蜀派古琴大师王峪》和《老右派冯中慈》等篇。对前者，他似乎有点必恭必敬：“晚辈真是高山仰止啊”。他祝愿大师保重、长寿，把扎根于心的好东西尽可能保存得完整。在后者面前，他也执晚辈之礼：“冯老伯，谢谢你的故事，谢谢你对我们这代人的情感教育。”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他的仰视有节制，仰望里面有平视。就是说，表达了崇敬也体现了理解，“迷信”与他无缘。他的仰视，不是自信心丧失而是增强。就是说，仰视之处曲折流露出“主观战斗精神”。这不容易。现在，除了那么几个声嘶力竭的“战士”外，多数中国作家精神状态不很好，普遍现象是“排死节、否正直、轻仁义、贱守节”。当然，那种现象不是凭空产生的。古人王夫之说，“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外国人约翰？密尔说，专制使人变成犬儒。尽管如此，“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的古训不可忘记。马克思讲，“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惩罚”。他的话也值得人们三思。

人活一口气，作家尤其应有自己的主体意识。作家也有一个自我启蒙、自我立命的问题。我们的现实异常沉重，有时又感到“难以承受之轻”。乌托邦破灭了，我们看清了现实。看清了现实，人们觉得理想、梦想、意义那些东西不仅奢侈，更多时候还是陷阱。如果你不愿与狼共舞，最好远避它们。哈维尔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出，荒谬感可以同意义感连在一起。“在我的理解中，荒谬感决不是对生命的意义失去信念的表现，恰恰相反，只有那些渴求意义的人，那些把意义当作自己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人，才能体验到缺乏意义是痛苦的，更准确地说，只有他们才能领悟到这一点，在令人痛苦的意义缺失状态，它反而比在其理所当然、无可置疑存在时更真切地呈现出来，就像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身体好一样。”本书作者是同样的情况。他是一个怀疑论者，怀疑一切乌托邦，自称连梦都不做。另一方面，他对天命有敬畏心理，该他承担的他不敢逃避。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摒弃乌托邦，同时拒绝一个后现代上帝。

六

说一点“写史”话题，可能不是多余。

前面提到，本书“以人带史”。不管主观上如何，客观上一个作家闯入历史学家的领地。这能否让人家满意呢？我说没把握。你殖民了人家还要人家谢你，天底下有那那样吃力又讨好的事？信手举数例，足以交代作家“非法越境”的不受欢迎：“文之与史，皎然异辙”（刘知几）；“文人不可与言史事”（章学诚）；“断不可以文学手段去做历史工作”（何炳松）；“历史而以文学出之，令人迷乱，不知所谓，不可不谓为幼稚之史学也”（朱希祖）；“天下人有文学趣味者多，懂科学方法者少，所以虽然满口客观，其实读起记事一类书来，欢迎主观的叙述。喜读稗史而厌正史；喜前四史而厌宋以后史。殊不知四史等的叙述，全以主观为主，时代愈后，则客观的成分愈多。”（吕思勉）

但我想，应允许这东西存在。我无意于鼓励众人“不务正业”，而想说史无定法、亦无定式。你说它“幼稚之史学”也罢，“有史心而缺史德”也罢，这种亦文亦史的东西自有其价值，那就是“写心”价值。历史要写事、也要写心。龚自珍很明白地讲：“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寻。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我还注意到，也有历史学家认可它的价值。历史实际分为“艺术化之史”与科学化之史两类，它们的目标都是“显真”，但“前者之所显者为真相，后者之所显者为真理。”历史本身具有宗庙之美、百宫之富，故讲求历史之美学价值，并非对史学的背叛（张荫麟）。更有人热衷搞“诗史互证”，比如用唐诗证唐史，这样做的人大家都知道，是大名鼎鼎的陈寅恪先生。当然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终究是你们历史学内部的事情。“诗文皆史”的说法本身，不正是史家对“诗史”的一种有条件认可吗？

不仅如此。我还想提醒人们，文史不分可是我们文化的一大传统。文史不分不等于文史合一。有人批评文史不分，指陈《战国策》为“小说家言”，《史记》为“太史公文集”；甚至整个前四史，都被指责为主观的历史。可人们就喜欢它们；而且批评的人也不能断然下结论，说前四史跟“历史演义”相同。“《史记》、《汉书》亦仅文词之工，记事亦有不事处。”这是康熙皇帝的批评。但“亦有不事处”一语本身表明，它们总体讲是信史。人们承认《三国志》有“小说笔法”，不过谁会把它与《三国演义》混淆呢？大概不会有人那么聪明。当然你说，客观点不是更好吗？向后世那些正史学习不是更好吗？史书应该是主观成分越少、客观成分越多越好。我不能反驳你的意见。我深知后世历史失实的问题不少，自有当行之人考证、讨论。作为非当行出身的我，坚持五十步有理由笑百步。只不过对“客观主义”史观本身，我不敢轻易点头。蒙谁呢？

限于本文性质，我不能扯得太远，不想太多引证解释学之类，说历史与写史像两条平行伸展的钢轨、永远并不拢。写史当然要力求客观，可任何写史都不能没有标准。如没有价值标准，就算你本人“没有主义”，你的著作没有“义法”，可你连材料的罗列也完不成（天地间何物非“史料”？）。所以问题不是该不该有标准，而是选择怎么样的标准？孔子编《春秋》，以此“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司马迁写《史记》，在大军出发、旌旗飘飘的阵候，穿插进“螳螂挡车”的伯夷、叔齐，若不是史家别有怀抱，两个“小丑”以何德何能进入一部中国大历史？！欧阳修写《新五代史》，用了那么多“呜呼”，不是价值观作祟又是什么？我知道，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可能对他们看不上眼。今天的人偏爱客观、偏爱宏观叙事，但什么时候说自己要拒绝“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能说，热爱“大历史”的人，世界观跟我们不同。可怜的小人物，你不仅没有历史价值，你的历史存在本身都没有真实性！在许多人心目中，历史正是这样的。易言之，表面讨论的是“客观”、“真实”，其实还是“成王败寇”的价值标准。在此等标准的裁制下，我们的史学不能不瘫痪。人们说，历史被修改得太多，已没有一个权威的版本。如此写史，连基本的“修辞立其诚”都办不到，有什么真理性、客观性可言？由它宣讲“真实”，岂不笑掉人的大牙？

打开天窗说亮话：客观云云，只是一种逻辑要求，只是一种理想境界。否认它、不向着它，历史则不成为历史。但任何人类的写史活动都不能完全让它满意。史不是天地之心，而是为天地立心。人世间没有一部人写的历史不带“心”的印记。如果有，那只能是神的所为。我们不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说自己还原了天地之心。完全还原根本做不到，我们只能真诚书写。我们明知不能还原，还要哼哧哼哧写，就像人带着镣铐跳舞，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人世间许多事都无可奈何。历史活动中的人“知其不可为而为”，历史写作中人同样“知其不可为而为”。这不是要人放弃“朝向真实”，而是说，非此不足以达到真实，哪怕只是有限的真实。古人说，“不诚无物”。我们所能要求于史家的，就是真诚。人通过真诚达到真实，而不是与真诚无关的什么真实。人的品质的高低由此见出，史家、史学品质的高低亦由此见出。

此外，有更好的方法吗？我想不出。

我说本书写史，有两层含义：一是“以人带史”，小人物见证大历史，前面说多了。这里要指出，它不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作为看客的小人物，能够见证什么历史？顶多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一部没有历史的历史，好比一出发不出声音的话剧。“今天回首解放以来的种种运动，我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拉线木偶，没有家庭，没有私生活，因为家庭和私生活都是时代文本复制下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吗？世界上哪个民族的历史是无形的大复印机弄出来的？我这样想着，感到心里有泪，却淌不出来。”这是《边缘学者洪声》里的议论。真正的“历史”当然不该如此。真正的历史是走路，而不是收藏留下的足迹；真正的历史是“独自行走”，而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真正的历史是和声，而不是什么大合唱；真正的历史是使人活，而不是使人死。真历史就是立史。

本书为无权势者立史。一方面，为无权势者立传，为真实的中国底层“写心”，为“普普通通的依万”、银河沙数般的“柳如是”立传；另一方面，自觉地“为往圣继绝学”，使我们民族中断已久的精神血脉再相连。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可否说，这是一部特殊的《春秋》？

写史，本质上是抗拒虚无。真正的写史，促使人对自己恢复信心，同时导引出今后的路来。顾名思义，写史就是“写”历史。那何为历史？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及其活动轨迹。在时间的洪流中，活动使人成为人，书写使历史成为历史。所以重要的是“活动”、是“书写”，而不是超出人的“活动”、“书写”之外的什么东西。超出人的活动之外的一切，包括所谓“历史规律”在内，只不过是虚无。对于真诚的、勇于负责任的史家来说，“历史规律”之类没有好处，反而是瘫痪自己生命的东西。真正的史家重视人，尤其一个一个个人。只有个人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值得一提的是，重视个人“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大观点，也可说是中国一番绝大的历史哲学，而且亦是中国传统学问中一绝大精神”。据历史学家钱穆介绍，至少从《春秋》起，个人就在我们的史书中占了上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着眼的是事情背后的人。中国史书重视列传体，常记载一些没有事功的人，比如伯夷、叔齐，他俩居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还有颜渊，也没有丰功伟绩。但颜渊这一人在历史上有他不可磨灭的地位，东汉以下人就特别看重颜渊。宋明时代人讲理学，也特别看重颜渊。怎能说他不是一历史人物？既是一历史人物，就该上历史。所以司马迁以人物来做历史中心，创为列传体，那是中国史学上一极大创见。“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此，”钱穆先生说：“纪传体的伟大，也伟大在这里。”

我感觉，《中国底层访谈录》继承了中国古人的传统。“所谓古者何？古之书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明？宋濂）比如，你不觉得有其中《史记》的影子？同为纪传体，同为没有事功的底层小人物。甚至，曾感动过太史公的一些人和事，在这里也顽强地露出他们的身影：像周文王，伯夷、叔齐，孔子，庄子，老子，师旷，荆轲，聂政，高渐离，项羽，阮籍，嵇康……等，本书屡次提到他们。这不是偶然的，作者有他的深思熟虑。我甚至觉得，上述人其实正是作者的精神教父。亏了上述过时的英雄或小丑，“世代相传的汉人血脉腰斩，被接上；再次被腰斩，再次被接上。”今天做同样的工作是否徒劳？作者说不。——在《遗体整容师张道陵》里，他劝老人不必为美的毁灭而伤感：“历史上有许多无法追寻的东西，但你认定他们肯定存在过。就如霸王别姬的瞬间，你只记住了霸王穷途而歌，虞姬起舞自刎的场景，你把这种千古绝响孤悬起来，不断地赋予它新的想象、新的意义。”

当然，除了上述古人，作者的精神教父还有。比如，前苏联伟大作家索尔仁尼琴、当代捷克政治家、作家哈威尔。从前者身上，他吸收了为历史做见证的意识，对“古拉格群岛史编纂学”有所领会。他说，刽子手制造血腥的现实，诗人制造血腥的文字；“是的，许多人都死了，我还活着，并且还将继续活下去，活到底。为了给儿孙们留下一份真实的个人见证。”从后者身上，他最大的感触是小人物该重视自己，重视自己的历史。常言道，“贵人多忘事”。我们既然不是贵人，当然要记住自己的历史。无权势者应该发现自己的权利，脚踏实地刷新自己的历史记录。天助自助者。有志者事竟成。这也是主对我们的恩宠。《圣经》说：公义使邦国高举。这里的“公义”就包括，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让无能者显出大能，以卑微者成就大事，等等。

写史，首先意味着写当代史。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我们非常热衷。却很少有人从另一个角度、非接受美学地提出：当代也该进入历史。我的见闻当然有限。据我观察，除极少数人外，大多数浑浑噩噩活在当代的人（包括“历史学工作者”），不思考自己对于当代史有什么责任。人们只在过活，而无暇对“过活”做人文反思；人们生活在“当代”，却把“当代史”的书写重担推给后人。有人会振振有辞，说中国传统是“隔代修史”，否则难以客观公正。我说你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稍微留心一下，就会注意到我们古代，其实一直有著当代史的传统。钱穆先生提出：《春秋》是孔子时代的现代史，《西周书》是周公那时的现代史，“我们此刻，主要也该是讲我们的现代史”；“今天我们都不再写历史了，明天的人考些什么呢？岂不连考都没有了？我们的历史岂不要从此中断？”这是史学的衰落。但，哪里仅是史学的悲哀？！

史学问题不是史学家的问题，它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

当代无史，根本原因是当代无人。人的存在更多体现为生物性、动物性而非精神性、社会性。这是人性的死亡，人性的死亡不能不造成历史的中断：历史意识的中断，历史写作的中断。让我们重温一下福柯的论断：“命运表现为与权力的关系，要么与权力并肩作战，要么对抗权力，这正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谁能否认这一点？谁能说回避现实，与回避写当代史不是一个意思？对历史的冷漠，当然源自对现实的冷漠。人们不能面对现实，对自身感到无能为力，如何对历史产生真正兴趣？深入分析其精神，则：一个人把持不住今天，他就不再试图把持。一旦把持的能力瘫痪，他发现明天也不属于自己。对不属于自己的一切，人们怎能产生真正的兴趣？有心无力——无力无史——无史无心——无心更无力……这一过程相互发明、相互推动，恶性循环、没有止境。虚空的坠落永远没止境。人死了，谁杀的？虚无。历史死了，谁杀的？“历史规律”。虚无杀死了生命，“历史规律”杀死了历史。虚无扎根于我们“万物之灵”的内心，这是“当代无史”的深层原因。

不能不指出，虚无的病毒也污染着我们民族一些精英人物的内心。恕我不恭，想举高行健先生为例：高先生去年刚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在题为《文学存在的理由》的获奖演说中称：“人类的历史如果只由那不可知的规律左右，盲目的潮流来来去去，而听不到个人有些异样的声音，不免令人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正是对历史的补充。历史那巨大的规律不由分说施加于人之时，人也得留下自己的声音。”看到这样的论述，我暗暗吃惊并略感伤心。他认可那“不由分说施加于人”的“历史规律”干啥？难道他不觉得，“历史规律”不过是“第二十二条军规”或“皇帝的新装”？我不承认有这样的东西，不承认形形色色决定论。根本不承认。规律是生命的敌人，它消灭、戕害了多少人啊。它似乎也在戕害着高行健的灵魂。我不反对他为文学辩护，但事情显然有其他方面。我明白了：一个认可规律的人怎么不可能安命？一个安命的作家如何见证、能见证到哪里？一个致力于见证的作家怎么会倡导“冷的文学”？一个对历史见证三心二意的作家，倡导一种新隐逸文学，不是很自然吗？

可能，有人不同意我的判断。他们会说，怎么会“当代无史”呢？不是事实嘛。我们有那么多历史考证，有多么多史学讨论，有那么多关于前天和昨天的书籍。谁说我们忘记历史？谁说人们对历史没有兴趣？历史不能忘记。忘记就是背叛。我们在抗拒遗忘，同时也在荆轲刺秦王。你难道没看见？我承认它们的意义，也认可他们的无奈，并且深知，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背对现实。确实，有人在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默默做着他们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著作不为一般人所知。我说“当代无史”的论断不包括他们。同时我还是感到，已有的工作似乎还是太少。相对于那么多的事情、相对于那么多的人（包括历史学家），现有的一切都少得不成比例。我们有那么多历史学从业人员，他们在忙些什么呢？忙于“抗拒遗忘”？抗拒遗忘能成为另一形式的遗忘。《床下作家汪建辉》中议论：“你不认为这种‘记忆’是另一种形式的健忘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人历史感过分沉重，就会不知不觉丧失对于现实、对于今天的感知。钱穆先生提醒：议论当代问题、尤其政治，其实是中国人的传统。

他们在干什么呢？在完成选题、晋升职称？我知道选题是怎么回事。《中国底层访谈录》写了一位吹鼓手兼嚎丧者，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一片接一片，我也照吹天下太平调。孝子当多了，人就没啥心肝。这世道，为人就是要没心肝。”这是他的生活阅历。如果他吃历史学那碗饭，他兢兢业业完成的“选题”就是如此。这等选题摆在书店里货架上，除了另一些想应付考试或完成选题的人，谁会感兴趣、谁会关心？他们在干什么？现在“戏说”风行，人们“戏说”这、戏说那，戏说清代的皇帝也戏说饿死的外婆，越戏说越上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开始戏说奥斯威辛古拉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什么都不相信、不认真，从一部历史里得出“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遮不住，依旧夕阳红”的结论。历史学家，你们为什么不制止？你们坚守自己的原则、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未尽到责任，怎么说当代有史？不仅如此，所有历史都会被消解。玩世不恭必然玩史不恭，很自然的。

我的话似乎耸人听闻，也近乎杞人忧天。但愿是，我却不认为自己在“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历史跟每个人有关，跟自己有关，怎么是“多管闲事”？我还有个观点：有史不乱世，史与治相连。那位俄罗斯军官说得对：“索尔仁尼琴回来了，古拉格就不会回来。”中国传统思想也是同样。孔子作《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欧阳修著《新五代史》，“以治法而正乱君”，使大大小小“冯道”无所存身，而使我们民族重新迈入正道。类似的例子不少。史家不仅被动地记载历史，也在能动地影响着历史走向。50年前，大军包围北平。自由主义史学家杨人缏劝告守城长官：“如果傅作义将军能为北平免于战火作贡献，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将来在书写历史时，一定要为傅将军大书一笔”。这位历史学家的自尊、自信、从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以，我对于中国史学传统素有敬畏，对今天的史家则有更深的期待。虽说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城也非一手一足所能建成，《中国底层访谈录》当然有它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我还是不敢贬低“当行”之人。孟子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为什么这样？因为“古史即诗”，反面说就是“史蕴史心”，算不上成熟的历史著作。那好，请你们拿出著作来，以成熟的“春秋”之作促使“诗”安分守己，不是很顺乎情理吗？

历史学家，你在哪里？

七

回头说作者。

“老威”是化名，我还是用他的真名，喊他“老廖”。认识老廖是1994年，他刚刚流放中归来。他那时英雄失路，我红尘失语，朋友都很少，于是惺惺相惜，“叩寂寞以求音”，就像丰子恺那幅《冬夜工毕》的漫画。我们常在昏黄的灯下吃喝。《中国底层访谈录》这书也跟我有“缘分”，不仅因为许多有趣的故事听他当面说起，其中有些篇章还跟我有关。那次，在贵阳的阴霾中听人摆“灵哥、灵姐”的故事，我就在场。去西藏也是沾了老廖的光，坐的是“中国联航”免费飞机。《朝圣者旺吉》中提到此事，同时提到大昭寺深处那位抄经的老人。他的眼睛像孩子，也像太阳下的水，我们当时就深受感动。

书中的乡村教师说，胃口一致能成夫妻。可能朋友同理。但怎样才算“一致”呢？我们在一块主要是吃，可他的“吃道”比我精深多了，《食客迟福》一篇就是有力的证明材料。我甚至觉得，“吃”是他的世界观及本体论。有时边涮火锅我边纳闷：这家伙对吃的一往情深从何而来？后来知道，“三年自然灾害”中他差点饿死。再就是1990年他的“进宫”，那可是培养食欲的好地方。本书有句话：公子哥儿一跟斗栽成灾民，一天到晚就想吃。“穷人胃大”，老廖也时常把它挂在口上，嘲人更兼自嘲。真的，让人怜悯。

他因此算不上美食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类跟他无缘。一个饿汉，也不能指望他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有所贡献。确实，这家伙口味太粗了，能进口不能进口的都往口里放。我拿不稳的是，他的审美趣味变得粗俗是否与此有关？你看这本访谈录，说得好听一点，是大千世界、林林总总；说得不好呢，那是医院的痰盂、食堂的潲水桶、城市里的垃圾山。老廖喜欢庄子，经常拿《逍遥游》说事。庄子还有篇《德充符》，是古今畸人的大本营：“劈头出一个兀者，又一个兀者，又一个兀者，又一个恶人，……令读者如登舞场，怪状错落，不知何故”。本书有同样的偏爱，全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举一例：这年头谁不青睐靓女？偏偏老廖变态，谁不好写偏写公认为“丑得稀奇”的茜茜。也有不同，庄子的畸人“德有所长而行有所忘”，可本书呢？有几个心灵美的，大多数不美。现代人的适应力、消化力比古人可强多了。我不知道是坏事还是好事。“方今之时，仅免刑焉”，能够活得安然无恙的，哪个不是狗崽子？

《流浪者王响》一篇，有作者精神自传成分。流浪者说，自己是钻垃圾桶的野狗，“肉体消失了，灵魂继续走”；又说自己是“没有教养的底层孩子”。我欣赏他的没有教养。百无一用是书生。而且，我从自己、从许多人身上发现，读书人的“儒雅”、“斯文”往往跟世故、自阉之类纠缠不清。大学问家钱钟书说，“认识字的人，未必不是文盲”，包括他自己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有一句话，我以为说得千真万确：“人性的堕落与他的文化或社会背景并无关系。一个人可以向活靶子射击却又欣赏一首诗的音韵、一幅画的构图。”……例子么，免了。

但老廖却不是没教养的人。“教养”比较笼统，那就说“学养”。《藏书家冉云飞》篇中，冉云飞当面吹捧老威：“……你目中无书，不也照样写大气磅礴、才华横溢的诗篇吗？”这话容易让人生厌，不过也不全是“猪八戒照镜子——自我作揖”。从本书，我惊奇地发现，老廖居然懂很多东西：命相学啊、风水术啊、艺术史啊、变态心理学啊、饮食文化啊、厕所文化啊、性文化啊，……远远超过了孔子提倡的“多识草木鱼虫之名”。不光是罗列学问，他更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如《流浪儿》，提出“中国教育向何处去”这等大问题。依我看，许多读书专业户、“两脚书橱”正缺少问题意识。以前竟把他看扁了。

本书更有若干篇，立意跟“治学”直接有关：如《碎尸犯卢人标》（犯罪心理学）、《厕所门卫周明贵》（城市史），作者单刀直入表明，想要填补学术上的空白。学术界会买账吗？未必。但学院派本身不也问题多多？我就见识过若干少壮派“学者”，非汉非宋、不古不今，门径未必摸到，自我感觉却好得不得了，没有“白首穷经”的真精神，却摆出一派“垂垂老儒”的姿态。我不明白他们良好的感觉哪里来？如果不是沐猴而冠，就只得归因于“路数”不同。还怎么想呢？“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清人张问陶这首诗，诉说着老廖“入学”的门径。

显然，在这人心向吃的年代，老廖除了吃有着更广泛的爱好。他爱吹箫。“虽然年复一年，我被生计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吹箫是每日必做的功课。”在本书里，他劝好友忠忠戒赌，话头是：“世上好玩的事情多，何必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他好奇，喜欢在街头看叫花子打手虫。他有对于自由的深入爱好。他说为了写书，自己像条狗见缝就钻；同时干的营生跟叫花子差不多，都在“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交百家朋友”。这还不算，根据本书坦白，有次，他跟一位三陪小姐在夜总会外面见面，“危险的浪漫”维持了一段时间（《三陪林小姐》）。这显然逾越了常人的“游戏规则”。不过也说明了，他跟访谈对象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人人都渴望一种平等而正常的交流，这容易吗？很容易，可几乎忘记了。久而久之，我们就失去了嘴巴，失去了说出内心想法的冲动。”

我想，问题出在这里。小人物的痛是真实的，没人理解、甚至没处诉说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确实跟我们放弃诉说、呐喊得不够有关。我们信奉内外有别：契柯夫的小人物向马倾诉，我们流泪；祥林嫂向人倾诉，我们耻笑。中国人真的不如一匹马吗？久而久之，连嘴巴都两极分化：权势者喋喋不休，我们噤若寒蝉。人们感到人微言轻，于是沉默。沉默得久了，人们渐渐失语。失语到最后，人们弄不清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哀莫大于心死。所谓“沉默的多数”、“无声的中国”，跟普遍的心死是同一个意思。

不能这样下去了。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们应该学会开口，应该鼓起勇气说话，努力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不是别人教会我们的台词。人的嘴巴不光是用来吃饭的。人的大脑也不光是用来接收指令的。真正的说话是人际沟通，而不是关起门自言自语。索尔仁尼琴懂这个理，他提醒会说话的哑巴们：“必须把它说出来。说出来是为了求得改变！如果只是说说，不谈实质问题，不能使人有所作为，那么这种话有什么用？那不是无异于僻乡黑夜里远方的犬吠声吗？”

老廖生活在底层。他跟多数中国人一样，吃饭问题都未能得到解决。生活压力之于他，跟贫困农民、下岗职工一样具体。尽管这样，他不孜孜于追物逐利，为生存不择手段。而是志于道、据于德、游于艺，像蚂蚁一样勤奋劳动。他写煌煌巨著《活下去》，为当代史作见证；编《沉沦的圣殿》，寻访诗歌江湖的“根”；《中国底层访谈录》则通过平等交谈，唤醒小人物的记忆，开启小人物的嘴巴，使哑巴说话、铁树开花，让濒死的心灵重新苏醒。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我认为它近乎积德，善莫大焉。

天道酬勤，福善祸淫。老廖分明也在为自己立命。

“在当今文学界，‘呐喊’正遭受奚落；但是，对于那些被压在车轮子底下的活人来说，对于那些被禁锢在刚硬沉重的物结构中的桀骜不驯的灵魂来说，不管怎么样都不得不呐喊。这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一种情不自禁的绝叫，奚落不掉的。”高尔泰先生这段话，我以为很适于说明老廖。本书也就不是文学梦想驱使下的名山事业，而是五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血肉模糊的当今现实，是车轮下发出的绝叫，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一种情不自禁的呐喊。也像飞船在太空播放的《欢乐颂》，奚落不掉的。不是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祝福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福音书如是说。

2001年阳春三月，写于成都

3.《底层访谈录》书评会部分专家发言纪要(根据录音整理)

时间：2001年3月4日下午

地点：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

主办：北京某文化单位

整理：陈帅 夏榆

雷颐（中国社科院现代史学家）：《中国底层访谈录》是我最近读到的极具震撼力的一部书，它虽然不是按照所谓问题或者焦点组织起来的，但有一个追问在里边，比如生命究竟是怎么回事，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不断的通过对一些社会底层人命运的描述试图求解，但是它又无限敞开并不作答案。

从历史学的意义上看，你和社会下层或者说社会底层的人，无论是乞丐还是妓女，当你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作家的身份或研究者的身份，有意识的带着采访机或摄像机去采访他们的时候，只要面对录音机摄像机，他们谈的很多东西就会不真实，这是难以避免的。尽管现在口述史学很重要，但对着录音机的谈话总会有修饰的成分。而这本书的写作不是采用的这种方式，因为它的作者本身是身在江湖和他们血脉相通，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和他们在一起共同的生活。所以他能够以自己的真实获得被访者的真实。

这部书写的都是最底层所谓的芸芸众生，记录他们最平常最日常的状态，也是生活最本真的状态。这是很难得的。我始终有个观点，就是说很多发生过的事情如果不形成文献就很难成为历史，因为历史学的规范是只有成为文献，才有人记录，才会成为历史。当没有成为文献的时候整个生活就像没有发生一样，所以从为历史留痕这个意义上看就很重要了。这部书为历史留下一个活生生的记录。这是个人的历史，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我总觉得我们从前的史学只是关注一些大的历史事件，大的运动，而这部书更加注重日常的生活，比如一把胡椒的价格，一张招贴画，这种东西被记录下来，实际上也就是把他们的日常生活记录下来。当你作为外来者正而八经的去采访的时候，他给你说的都未必是真实的，但你跟他天天朝夕相处就不一样，很多内心最隐秘的最私人的东西都会讲出来。

从学术的意义上说这部书也是有意义的。我们以往只有社会的历史，没有个人的历史。这部书让我们看到个人在历史中的价值的意义，同时也让我们从个人的历史看到社会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

我看了这部书感觉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曾经也做过好几年的知青，经历过多年的底层的生活，跟农民一样去扒车往返家乡，那时候的盲流都是坐货车流动。随着自己后来的命运的改变跟底层就有了相当的距离了。而这部书又让我看到小人物的生活，看到他们的悲哀他们的欢乐和不幸。

也许有人会批评：这部书没有一个重点，没有一个焦点。我却认为这就是这部书的特色，它不像那些焦点访谈的节目或者报纸杂志围绕一个焦点问题，围绕一个社会问题，哪怕是一个社会底层的问题来展开。这部书不是，它是全方位的，反映社会底层，反映各种各样的人，甚至就不是什么问题，就是一种生活，一种状态，一种经历，里边有牢骚、有欢乐、有痛苦，我觉得它给人的感觉就是来自沉默的大多数自己的声音。

很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喜欢回忆历史，我在《乡村老教师黄志远》中看到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我是搞历史的，看到这些就比较敏感，黄志远作为中学教师，当年因为将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讲得好，到文革开始就因此而遭难，其实不经历过那种年代的人就很难想象，没有办法理解这些。实际上当初中学课本选的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还是不错的，写得极有文采，很容易讲得声情并茂，但这就成为一个罪状。另外，他讲到看电影的时候，每一次看电影都是新闻简报。我多少经历过那个年代，看到这个细节就激活了过去的记忆。当时有很长时间就是这样，我们还真是没电影可看，每一次都是新闻简报，当时有一个顺口溜叫做“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后来到72、73年像拍样板戏一样拍了一些样板电影，比如《战洪图》、《青松岭》、《艳阳天》、《火红的年代》等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放电影就是新闻简报，我觉得像这样的很小的生活细节都很有价值，这些细节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

这部书还有一个特点，它没有角色的预设，不管是学者、记者或者任何的外来者，作类似的谈话不可能没有预设。包括费孝通，还有其它一些人类学家到一些地方考察，例如到印度尼西亚等等荒僻的地方，一呆多少年，但还是无法成为那其中的一分子，别人也始终不能把你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你自己也不能完完全全的融入其中，始终隔着一层。但老威不搞研究，如果说有追问，他只针对细节，这样，它就为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后代，提供了正统历史所回避的鲜活的时代文本，人性的文本。我的印象里，还有第二本书采取彻底解构作者身份的态度，这一点，使它成为一个“见证性”的孤本，而进入历史典藏文库。

丁东（作家、当代民间思想史家）：每个社会有底层就肯定有中层、上层，另外还有江湖，与江湖对应的还有庙堂。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有话语权有写作能力有发表机会的人，总的来说都是在上层，或者说在中层，在庙堂这个环境里生活或发言。高踞上层或者中层或者庙堂的知识分子写底层社会的生存实况的书每个时代都有，从二十世纪初就有，五四时期建国后各个时期都有。但是在上层的知识分子在写下层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带着上边的观念，上边的价值观念价值体系，是从上往下看，是一种居高临下，一种俯瞰的姿态。

老威的这本书就不一样。一个事变把他从文化精英浪漫诗人的立场打下去了，打下去之后你别无选择的身在江湖，你就可以进入底层了，你自己的江湖身份、江湖的体验再和江湖的人打交道，然后就可以对话了，这种对话我觉得你既是了解对方的命运，同时也是反观自己的命运。这一点我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访问就获得了一种平视对等的交流。不管是小偷、妓女、囚犯、吸毒者还是流浪诗人、民间乐手，作者他不是在居高临下的跟他谈。而是平起平坐，我觉得这种状态比较重要，要没有这种状态就没有办法真实的对话。没有办法听到真实的声音。

从我个人来说，我没有那么长的底层经历，但我以前也插过队，和这个比插对不能算底层，但和自己的生活经历比插队应该就是底层。我在插队第二年头上，有一回我和两个同学扒车，扒火车想出去玩，结果给漏下了，让人给关到收容所里，从河南押到新疆，又从新疆押到长治，这一个月你的自由也被剥夺了，你周围的人都是要饭的、小偷、盲流，这个时候，你的人生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这样的生活只有一个月，但这一个月的感受和我五十年的人生感受就不一样了。因为年轻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感受，所以我一看到这样的底层经历就把记忆唤起来。

王小波有一个说法叫“沉默的大多数”，就是说不管底层也好江湖也好，这个群体在中国属于大多数，他们在总的人口所占的绝对数量相当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也没有办法进入现代传媒和社会公众的视野。就是说你确实是感到是他们在说话，这确实是很难得的。在这样一部书里这些从来没有话语权利的人获得了表达和言说的权利。这些从来没有发出过声音的人现在发声了，我觉得这是这部书的价值所在。

现在写底层老百姓的书我们也看到过，就像《南方周末》的记者采访，他写的也挺多，但是你能看到记者本人的影子，你感到他的姿态和那个焦点访谈那个拿着话筒采访的没有区别，就是说他自己作为一个采访者充满了自信，他觉得我是代表公正的，我来报道你，我来说你。另外，就题材来看，这些东西在别的作家那儿其实也有，比如冯骥才写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张辛欣写的《北京人》等等，但这个我觉得还不能体现这部书的特色，我说的特色还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平视的眼光。不管是张辛欣也好、冯骥才也好，他始终有那个作家的架子。他那个架势背后蕴涵着一个什么呢，就是人应该怎样生活，历史应该怎样前进，社会应该怎样建设，这个在他那里是有一套的，但是这一套在社会底层的这些吹鼓手啊、招魂士、算命的等等全不一样，他们那一套跟你知识分子的那一套根本不是一回事。但老威就把这些架势全都不要了，就是我和你一样。就是说我和你是一样的人，这样他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是他的独特性，我觉得要是不讲出这一点，光说他表现了底层，或者说写了别人没写的没注意的东西还不能说明什么。人家都可以举出例证说他写的什么东西，人家哪儿哪儿也写了。不一样我觉得就在这儿。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容易，你要光会底层这一套你也写不了，因为老威还有过去精英文化那一套想法。有了那个再被打下去之后你看人看问题就不一样了。

就过去的历史而言，还没有来自底层的声音，没有来自江湖的声音。最近河北省政协有一个《文史精粹》杂志，他们编了一套史料丛书，挺大的规模，有中国禁烟史料、土匪史料、娼妓史料，但是他们都是由各省政协系统征集的文史资料，都是由各种专业工作者回忆整理的，在这些史料里你可以看到当年的数据，当年的情况，但你就是不知道当年这些人他们怎么说，只有别人按照某一个理念或者某一个历史的价值观总结他们，评判他们，概括他们，你听不到他们自己个人的声音。

我觉得这部书让我们看到了以前从没有的东西。

唐晓渡(诗歌评论家)：我知道作者八十年代是个相当有影响的先锋诗人，我跟他是多年的朋友，这本书的写作我知道得很早。作者老威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确实是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他自己在序里面也谈到了，从向往精英到追求精英式的这种立场把目光转向了底层，这很多人都知道了。我想谈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这个工作也有连续性。关注诗歌的人都记得作者在八十年代写作过长诗《死城》、《黄城》、《幻城》三部曲，这里面，包括他的写作方式，现在回头去看，实际上也蕴含了他现在的这种转向。怎么去看这个“底层”，从社会的这个阶层，从他们的身份，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都是一种说法。可是，我们来看这本书呢，也不尽然如此，里面也涉及到很多文化人、诗人，包括他们先后的转变。刚才丁东先生也讲到了，“底层”是相对于中层、上层，也是相对于“庙堂”，但在我看来，从我对作者的了解，或者我愿意看到的作者的变化来看，那么我更愿意把“底层”理解成是生命的真象，这种“底层”实际上我们人人心中都有，我也相信，也正因为如此，不同身份的、不同层面的读者，他们读到这样一本书才会产生一种共鸣。从生命底层，从人的欲望、本能，一种没有经过意识形态语言组织过的现实，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活的真象，这是我理解的“底层”的含意，我觉得作者老威是从这个角度进入底层的生活，进入底层人的灵魂、内心、情感。这也是一个诗人的工作，一个诗人的工作就是要把没有经过意识形态组织过的，和我们在报纸、电视节目等各种媒体背后，被他们所遮掩的遮蔽的，以至于在我们生活过程中被遗忘的，或者故意遗忘的这些生命真相，把它们揭示出来。也可以说作者把他作为诗歌世界的对个人的内心的关怀，生命状态的关怀，投射到了社会层面上。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这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裂变、转折，另一方面也有它的连续性。八九十年代之交之后，应怎样选择自己的方向？这种选择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必然的，必须如此的，但确实在这多种多样中，有一种准则、维度，那么作者老威是选择了这种方式，我不想把它说得太严重，但他确实有一种下地狱的心态，就是在精神上自觉沉到生命最底层去，也只有这样才会做出这样的事。一个普通的记者，因为工作需要也可以做这样的事，但一定做不到这个程度。我觉得这本书，我称之为生命的丛林，尽可能揭示了它原生的状态——丛林状态，这个工作肯定是不可或缺的。另外，这本书也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记忆，包括雅文化的东西，这儿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我就不用多说了，我就是想强调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工作，一个诗人的情怀，这样的关注，既有他断裂的一面，也有他连续的一面。

摩罗（学者）：老威先生这本书我非常有兴趣的在读，这几天一边读一边在跟朋友们聊。但我得先说一个意思，老威最打动我的还不是这本书。大概在一年前，我得到一本老威先生自编的东西，那是一些书信，他在一个特殊环境里所写的书信，还有一些诗歌，也是在特殊环境里所写的诗歌，我看了觉得非常的震撼，觉得老威先生在一种非常独特的境遇里，对非人存在的痛苦，对人的这种境遇的体会，或者说是一种绝望感吧，非常深地打动了我。前几天又听了老威先生不是文字的创作，是关于他吹箫的录音，这对我比看他自编的小册子又有着更深的打动。所以我觉得读这本《中国底层访谈录》更多还是从这些文字背后去体会老威先生所要表达的东西。他要表达的比他文字所表达的要多得多，这个访谈录虽然很丰富，采访了这么多人，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但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其中一篇采访狱霸田洪的故事。这个故事对我的打动就像看他的诗，听他的箫一样。这个田洪在监狱里，刚进去的时候受别人欺负。那是一个大约住了二十多人的牢房，最后他成了头，他成了头后对待别人跟当初别人虐待他没有什么变化，一模一样。就像我们看历史那样，一遍又一遍地循环，重复，即是说，被压迫者感到不平、造反，造反以后自己也变成压迫者了。在这儿我想跟读者介绍一个细节，书中写到一种刑法，就是用一根线，把你的身体某一部分缠起来，慢慢地缠，一道一道地缠，缠了之后，你的肌肉发生变化，线就完全嵌进了肉里面，让你周身疼，当缠你的手时把它叫作一道什么菜，如果你要反抗的话，就缠你的生殖器。你的生殖器在软的时候就开始缠，缠好之后有人帮你搓得发热，涨起来，一涨起来线就更深地嵌进肉里面。这是狱霸折磨人的方法之一，而书里还介绍了很多别的折磨方式，也很触目惊心。我觉得这样的篇章写出来，可以很深地揭示人内心里比较阴暗的东西，恶的东西。当然，一个人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步，我们可以说其中有非常客观的原因。就像卢梭所反复强调的，每个人只要自然地发展，就是一个好的人，人之所以变坏是由于社会的原因，是社会扭曲了人，使人变成了坏人。但是社会又是谁做出来的？又是谁依据什么东西做出来的，我觉得社会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做出来的，在人诞生之前没有这个社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自己做成了这个社会。人是根据自己对自己的理解，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做成这个社会，所以这个社会既体现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也同样体现了人性中罪的一面，恶的一面，黑暗的一面。尽管是社会扭曲了人，使人变坏，受到伤害，但社会在我看来它不是原因的原因，它虽然在扭曲人的时候是原因，但它同时也是结果。它是谁的结果？它是人性的结果。特别是我们生存在这个环境下，可能对一些好的东西觉得自然，不太去关注它，比如我们每分钟都呼吸空气，但我们没注意到空气的存在。但只要憋气十分钟，你就会感到这种环境对你的迫害，对你的摧残。我们对好的东西感觉要轻淡一点，对罪恶，黑暗的东西感觉要强烈一点。所以，我们对社会中罪恶的东西感觉强烈，但我的意思是，仅仅从社会的层面上来了解人受难的根源，可能不够。同时还要从人的内心来找。我觉得人的很多苦难是自己给自己加的。我们对庞大的社会无能为力，可是在那么一个二十多人的牢房，一个二十多人的小社会，每一个人都占了二十分之一，占的比例很大，可是这二十分之一就没想到要来改变这个牢房的现状，改变这个牢房里自己加给自己的凌辱，纵是你想到，可是你没有力量来把它做成，所以人就在这么一个状态下不断伤害自己，这是我的一种体会。我们要摆脱人所承受的这种苦难，这种不幸，仅仅从社会层面找答案，做努力，可能不够，我觉得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本身不可能通过自己的社会创造来解除人自己的苦难，恐怕还有更多的东西，或者说是更高的东西，对人做一个更透彻的审视，然后获得一个光明的启示来引导人摆脱苦难。关于这方面的思考，我这几天老是跟我的朋友任不寐先生讨论，但我们都被老威深深打动，我确实是有点儿热泪盈眶了，任不寐先生在这方面比我有更丰富的想法，他表达得会比我更清楚，下面还是让我和大家一起来听任不寐先生接着讲。

任不寐（学者）：谢谢摩罗先生的抬爱，关于这本书，我们确实有很多交流。我首先得感谢作者和出版社给我们献出这样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很像地下室里面的一盏灯，它照亮了自己所处的位置，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就在地下室里，我自己也在底层，那么怎样理解“底层”这个概念呢？我想从两个层面来谈谈我的想法。第一，这个“底层”——以这本书为个案来讲，显然不完全是政治权力的“底层”，也不完全是经济权力的“底层”，他更像是话语权力的“底层”。这些人并不是边缘人，他是在我们整个这个话语权力世界里面，一直处于无法言说自己的这种生存状态。第二，我觉得这个“底层”是精神状态的“底层”，这一点刚才唐晓渡先生也谈到了。精神状态从两个层面来讲，它是否是我们这个民族里一种假文化，还是一种普遍的存在的精神状态，这完全是可以探讨的，也许它并不完全是假文化，可能内在于它，来自于底层的，受伤害的，被伤害的痛苦。被伤害人对社会、对自己的敌意，那么可能内化于我们的灵魂中。另外从这个民族的精神层面或者说从知识分子层面来讲，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在人类精神的体会上就是处于“底层”，我们的主观自由，我们的精神自由，是不是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是不是唯物主义的博大精神，已经成为了我们灵魂的全部的内核，吃饭的幸福是不是构成了我们精神追求的主要目标。追求安全而不是自由，是不是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精神是不是处于一种未开化的状态。在白银时代俄罗斯有很多知识分子反省本民族的精神状态，他们意识到俄罗斯知识的精神状态跟欧洲相比还处于一个“底层”状态。这是我对“底层”的理解，非常希望大家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再就是我想谈这本书对我的启示。这种启示有三个方面，一是从叙事方式上来讲，我感觉到它发现了另外一个中国，那么我们日常生活的普遍状态是否是我们的真实状态，或者我们言说的状态是否是我们真实的状态，那么通过这本书，我们发现还有另外一个中国，而那个中国离我们并不远，我恰恰就在其中。同时这本书还照亮了历史的真象、现实的真象。大历史的叙述不仅掩盖了历史的细节，而且也掩盖了历史的真相。第二点启示是，在这本书里，对“底层”人话语权力的剥夺彻底被解构了。这一方面是口述史的言说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底层人物的言说来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第三点启示是一种“底层”关怀。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对“底层”关怀这个问题，由于两种言说方式给我们带来了混乱，一种是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说方式，一种是所谓“激进主义”的言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言说方式也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们对启蒙话语的批判，对弱者的关怀提出一种警惕，说这种关怀有可能导致一种救世主的情结。那么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激进主义”倾向，恢复传统的倾向，他们对“底层“的关怀，给弱者送东西的时候，那么你像打了一张欠条，这在毛泽东时代已完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困境，弱者显然是存在的，他们无法，或者无力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进行自我帮助。我们是否因为害怕”救世主“的情结而不去关怀，如果我们关怀了是否就因此成了所谓的救世主？这个问题在当下是非常有冲击力的。在我看来，这确实需要一种新的精神资源，这也是我和朋友们在一起经常探讨的一个话题。好，谢谢大家。

白烨（中科院文学评论家）：这本书和我们过去看过的类似的访谈录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过去看到的这类书，作者多少带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意思，或者是正常的人去访问另类，或者是文化人访问非文化人，总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那么，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作者老威的叙述态度不是这样，他完全是深入进去，深入到采访对象里面去，跟他们平等对话，在这种对话中交流，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不加掩饰的真实。这种赤裸的真实一方面是采访对象原生的生活状态，还有就是很本真的生活态度。里面最打动我的是谈胡风狱友的那篇文章，我由此也看到”社会底层“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进入了社会底层，我觉得胡风就是。当时胡风得了很重的病，每天都很痛苦，有一次在小组领饭时从台阶上摔倒了，还被几个犯人痛打一顿。书里还写到胡风话不多，经常在院坝上站着发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真是为我们中国一流的理论家、评论家感到悲哀。从这本书所写内容来看，我觉得我们社会的某个时期对个人生命的摧残，也许仅一次，但这个生命也许永远也翻不了身了。随着历史的向前，我们可能把这个个体生命都遗忘了。而有些人可能现在还在承受被摧残过去的伤害。看了这些，对我心灵确实很有触动，我们真是要反省我们这个社会，怎样把个体生命当生命来对待。另外，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各个行业变化都很大，没有变化的就是新闻。我是去年十月去了一趟美国，我对那片土地最大的感受就是精神空气充分自由，只要你能想到的就可以说。我在纽约的时候，看见电台在采访克林顿，有一个记者去捏克林顿的脸，我问旁边的朋友怎么回事，朋友说是记者在替克林顿纠正口音。记者可以捏总统的脸，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现在的新闻没法看，新闻联播三分之二是领导人开会，去哪儿考查，全是一些没用的正确废话。也不调查一下我们真实的感受。国内的报纸也基本上是关注怎样过好小日子，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很难看到我们国家真实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威的这本书真不仅仅是一本书，非常值得广大读者去阅读，特别需要新闻工作者去体会作者的写作态度，把真真实实的新闻、真真实实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作为公民来讲，我们都有知情权。但事实是，现在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情，所以我对作者表示敬意，对出版社表示祝贺。

岳建一（出版家）：我感觉这本书像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是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地狱的澡堂里，然后有一群各种各样的灵魂，这些灵魂都是裸体的站在这个镜子面前，非常逼真，我是这么一种感觉。看这本书以后，我的评价是，如果我们的新闻环境，我们的文化生态，如果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环境的话，这本书能够，也必然会影响中国新闻写作，以及纪实写作的形式和进程。我觉得这本书的写法，它的意义超过了这本书本身，它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在采访这些底层人时，把新闻采访者的身份，全部拿掉了，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与被采访者对等的，而且是平民化的，很关注对方的，和对方嬉笔怒骂，同时在这种采访中透出一种犀利的眼光，一种智慧，一种直逼灵魂的拷问，你不能不回答。被采访者通过这种采访，也感受到了自己对采访者的一种信任，一种毫无顾忌的，不讳言的，把自己最隐秘的，最精神的，最生命深处的经历表述出来。另外，我认为这本书一个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它在书中流露出来的民间记忆的品格。这种民间记忆恰恰是我们现在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所需要的品格，刚才朋友们也谈到了现在新闻的索然无味，和对它的真实性的怀疑，那么这本书恰恰以它民间记忆的方式还原了生活的真实，社会的真实。而我们现在多是在一种统一的叙述、纪实，统一地记忆，没有个性，苍白，圆通，只说好，不说坏，缺少生动，缺少对于事物的、生活的、社会的直逼本质的那种拷问，而这本书的作者做到了。我想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我们的学者，通过这本书的启示，应该意识到我们要恢复民间记忆的伦理、民间记忆的品格、民间记忆的禀赋、民间记忆的常识。什么叫民间记忆？我认为民间是一切历史记述，一切新闻记述的灵魂，民间记忆是具有血性的，具有个性的、灵性的，尤其是具有品性和骨质的，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任何意识形态，任何权力，任何金钱不可代替和更改的。民间记忆它本质是自足的、自尊的、自立的、自强的、自由的，它是个性化的、多元化的、多层次的，它是丰富的。因为有了民间记忆这种精神，我想才有了老威的这本书，民间记忆只要还活着，它就意味着我们社会的良知还活着。因此，我感谢作者老威。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最近三个月我闭门不出，这会儿突然来到人群当中就变得不会说话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人的心经常是被各种各样的东西遮蔽的。我读了这本书觉得它最有意义的是它把一部分被遮蔽的声音给显露出来了，我们听到了。我是研究历史的，我们过去的历史从来是写大人物的历史，写英雄人物的历史。而从来不写普通人的历史。我们写历史从来都是写大的历史事件，而不写个体生命。比如我们谈反右怎么怎么，但就不谈某个具体的右派分子，他的个本生命是怎么样的，而且我们写历史只写事件，不写人的心灵，人的心灵是看不见的。那么这样一种历史观，使很多个体生命的声音，普通人的声音，特别是他内心深处的声音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是看不见的，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就被遮蔽了，但有些人是被剥夺了发出声音的权利，我们更加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我觉得老威的可贵在于他关注到了个体生命，他写了一个一个个体生命的历史，而且是一种心灵的历史。看了这本书后我想，假如我去采访，我是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的，就是每个人是不是能够把他内心的声音说出来，也很难。因为中国人已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们有很多面孔，只要把录音机一放到他面前，说出的就是大众需要的语言，或者是某种意识形态需要的语言，而把自己的声音给遮蔽了，而下层人的谈话，流浪儿的谈话，他们都还是按着游戏的原则说话的，不把真实的话说出来。不仅我们知识分子是这样，普通老百姓也是如此，所以很不容易。不完全是外在的原因，我想还有内在的原因，使我们内心真实的话说不出来了。所以我要说，大家读老威的书也别上当，书里人物也不完全把自己内心的声音说出来了，这个真实是有限的。第一，被采访对象本身就没把真实的话都说出来，很明显有所保留，读也读得出来，很多保留，很多话没说。另外，老威在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一些声音。看了这本书，我们不能老实的说这就是真实的声音，只能说部分的真实。但说实话，在中国有这样一个部分的真实也非常不容易。说得更深一点，人不可能完全把自己的内心都说出来，这有更复杂，属于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所存在的一些内在矛盾。即使在一个很理想的社会，人也不完全都想把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说出来。所以，时时刻刻，我们的声音总是被遮蔽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读老威这本书受到最大的启发也在这儿。

余杰（学者）：老威的这本书比他的第一个版本更加全面更加充实，我重新看后受到很大的震撼，我今天想谈两点：第一点我想从地域文化这个角度来切入，因为我跟老威都是非常亲近的老乡，都是四川人。我从这本书里读到很强的地域文化的色彩。就是从这些人物生长的自然环境、社会背景，那些山山水水，到他采访的这些人物的言谈举止。因为这是一本口述实录的书，所以，我从这些人物谈话的语言中，可以发现四川方言中很特别的幽默感，他的这种语言的丰富性是其它地方语言没法比拟的。他突出的地方语言的特点，使我想起去年获诺贝尔奖的高行健，他获奖的一个最重要的作品《灵山》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以黄河文明为代表的这种中国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来的发展，到今天已成一种腐败的、衰亡的状态，所以，他希望去发现一种更有生命力，更有想象力，更接近于人性的自然状态。所以，高行健在80年代中期到中国的西南西北，特别是西南地区，像湖北神农架，湖南湘江、四川阿坝，彝族的、藏族的、苗族的居住区……这个思路和老威这本书的思路有相似之处。第二点，我想这本书可以放到三个坐标系中去探讨，一个是文学的座标系，一个是历史的座标系，一个是新闻的座标系。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有为小人物立传这样一个传统，但这个传统一直被主流话语所压抑，比如在先秦诸子的一些著作中能够零散地看到，在《史记》中我们能够看到，在唐人的笔记中也有一些，然后到了晚明，然后到了晚清，晚清是个笔记谓为壮观的时候，在这种笔记中有很多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但不幸的是进入到二十世纪以后，由于一种宏大的历史观，这种东西越来越少见了，零星的，像郁达夫是一个典型的写底层、写小人物的作家，到四九年以后，这条根就被拦腰斩断了。所以我觉得老威是把这条中国传统很细的命脉结连上了。从历史来看，尽管中国有很深远很丰富的史学文化传统，但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中国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没有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我看过法国一位汉学家谢特耐写的南宋的日常生活，他的书做得非常细，虽然是一个学术著作，但是非常可读，比如他研究南宋当时杭州的人民生活是怎么样，他们的厕所是怎么修的，他们地下水的系统是怎么样的，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普通人家的日常开支，根据很多史料来发掘，这样的著作是我们现在缺乏的，因此，老威这本书对我们正统的历史学也非常有启示意义。第三个层面，就是把它作为新闻来看待。前段时间我把这本书送给一位新闻界的朋友，他是卢跃刚先生。卢跃刚先生是当下中国做新闻最好的一个记者，不论是从他的知识结构还是从他的人格魅力来说。当时卢跃刚先生看了这本书后跟我有一些交流，他对这本书有不同的评价，我觉得他们两位的表述都可以称为新闻，只不过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比如卢跃刚最著名的一部作品《大国寡民》，是通过陕西民女的一个案子来剖析中国乡村的黑暗，从古代以来的宗法体制跟现在的这种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相结合所构建的一个暗无天日的事件。我觉得卢跃刚先生只是把所叙事件做为一个引子，背后想谈的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他想对中国社会结构做一个深入的分析。而老威先生是从另一个角度深入，他关注的就是一个一个的个体生命本身，他没有把他做为社会事件来分析和研究。我就谈这么多。

姚仁杰（北京大学教授）：刚才有朋友谈到个体生命所负起责任的问题，我是搞生物学的，最近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科学成就，就是把人的基因图谱描绘出来了，从这个公认的成果来看，人在自然禀赋上的差异是极小极小的，我们人类东方的黄种人跟西方的白种人或非洲的黑种人互相比较来说，自然给我们的差异不到万分之一，也就微乎其微了，就是在自然赋予我们的东西面前，我们可以说，人是平等的。但社会学上很难实现这个人是生而平等的。我觉得关键问题在这儿，所以刚才大家提到的问题也好，就新闻所关注的，和新闻所缺失的东西实际上都是社会造成的，要是我们把社会的结构想象成一个金字塔，那么统治者是高高在上的，塔尖下，不同受压的人是在不同层次，要是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只是统治者的喉舌，你怎么要求他去描述底层人的生活？有个定位的问题。所以在一些讨论会上，一些搞社会科学的朋友，他们说有些问题反而你们搞自然科学的人敢说我们不敢说，什么道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换饭票不是靠红头文件，而是靠我们的学术和我们的技术，而人文科学，包括新闻记者，他饭票本身就是要作喉舌去换得。这个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刚才有人也谈到说真话的问题，从自然禀赋来说，从基因的遗传基础来说，人没有说假话的习性（听众掌声），之所以要说假话是社会逼迫他这样做的，他的生存状态要求他这样做。所以要改变说假话这个不正常的状态，不能从自然科学方面去寻求，去寻求改良，或者说它缺失了什么东西，我增加一点东西（听众大笑），一定要改良我们的社会，取消压迫人，叫人不敢说真话的社会因素，而不是自然因素，这是我的第一点意见。第二点意见，就是这位作者是我昨天刚认识的。他是我老乡，并且很有幸，我们中学是一个学校。刚才有位朋友说，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来，因为他个人的命运曾经就沦入底层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我要说明作者的可贵，还在说真话。我也下过底层，所以我同意“底层是流动的”这个观点。特别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流动性在知识界是非常大的。一朝是座上宾，一朝就可能变成阶下囚。而变动以后，要是能够有所觉悟，社会就会更快地进步，要是到了底层，只是怕了，而不是觉悟了，或者反过来，像书中写到的，自己在牢房被欺压的地位变成可以欺压人的小组长的时候，而不是觉悟：人不应该欺压人。那么社会永远不能进步。那只是走马灯一样换一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我觉得书的意义在于，不管你怎么说，民间的声音是压不完的，人是杀不绝的，总还有后继者，为什么？因为像书里描写的那样，生活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把所有的一切全给你剥夺光，但是，人们依旧活过来了，耻辱地活过来了，还要说话，舌头还没有被割掉。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管做什么工作的朋友，特别是青年朋友，不管做什么事，读一本书，写一本书，或者科研发表一篇论文，希望能够促进整体社会的进步。我是搞自然科学的，为什么我对人文学科的文学、历史这方面很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当前中国的病不是仅仅科技能够兴国的，必须要有中国整个文化的提升，重新启蒙人民，重新提升人民的觉悟，从素质上提升人民，有现代意识，中国才有希望。

李辉（作家）：我觉得把这本书称为新闻史上的奇迹还不是那么准确，准确地说它含有社会学的工作，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任何真实都是相对而言的。过去我也做过人物访谈，知识分子多一些。人的回忆，不管是民间记忆也好，个人记忆也好，当进入记忆这个阶段就不可能是绝对的真实，全部的真实。只能说从某一角度可能提供了他愿意告诉我们的那一部分真实。所以每个读者最好不上作者的当。也许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不是故意的，但实际上是这样存在的。当别人在对你谈话的时候，在对你回忆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必然有所选择。三点是祝贺作者提供这么一本全面认识中国现在，包括过去的，每个阶层的书。但对“中国底层”这个概念，我觉得它缺乏相应的排它性，“底层”的排它性是什么？这还需要探讨。总的说来，这本书在细节上还是相当很大的冲击力。

4.非如此不可——关于《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对话

……前几年，托马斯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时候，他想着对特丽莎的爱，默默对自己说：“非如此不可。”一过边境，他却开始怀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后来，他躺在特丽莎身边，回想起七年前发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把他引向了她，现在又把他带回了一个不可冲破的牢笼。这意味着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吗？

——［捷克］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这天阳光明媚，一个“新闻事件的目击者”与一个“社会底层的见证人”相遇了，他们的相遇具有某种戏剧性的巧合，因为他们的相遇已经间隔了１５年，这１５年已经使当年的先锋诗人或者先锋小说家，变成了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阐释的稀有的另类。

●我们都生于１９５８年

卢跃刚：如果这次见面提前到１９８５年，那该多有意思！那时你是有名的先锋诗人，而我写小说，并且都是丁玲主编的《中国》的作者。

老威：我们都生于１９５８年。还有吴滨、邹进、周忠陵、王朔，都属狗，狂吠着文学梦，非常青春，可惜，眨眼功夫大家都４０出头了。

卢跃刚：你现在还写诗吗？

老威：这是个没有诗意的商业炒作的时代，如果还坚持写诗的话，我就成了卑鄙小人。１９９０年初的一次突然的转折，我被抛出文学界，经历了漫长的苦熬，脱胎换骨，与文坛彻底没关系了。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写作其实就是一个诗人的角色被抹掉之后的产物，我熬了十年，变成今天这样一个“记录者”。

卢跃刚：你的“底层访谈”我两年前就看过一些，当时感到诧异，在我的印象中，诗人是相当主观和自恋的，很难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有的评论家称你的这种写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可我觉得有炒作之嫌，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就新闻采访的“原生态”向你提出质疑，如果这部书不从新闻学角度而从文学角度来定位，我认为它的内在解释的空间与张力就大得多。

老威：这个意见你通过朋友也给我转达了。说实话，它很难操作。你知道劳动人民的语言是非常松散的，他们没有经过语言训练。你做采访是带着新闻记者的身份下去，谈的话题相当集中，比如说调查案件，你促使对方围绕案件来谈，对方也知道谈什么事。但是，这套记者方式对我不适用。特别是你作为中央大报的记者，一旦切入武芳被毁容一类的冤案，就带有伸张正义的道德色彩……

卢跃刚：不是这样，我只是觉得如果每个人面对社会邪恶都无动于衷的话，同样的事情说不定哪天会突然落到你我的头上。

●无权势者无历史

老威：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种力量。像我，没工作，没角色，曾经混迹于底层，靠吹箫维持起码的生计。我与人交往，不能带笔和录音机，一旦动了采访的念头，或许就啥也得不到。人的本能都想展示成功和辉煌的一面，我唾弃这种可怜的成功与辉煌，我往往是一次又一次地与底层的人交谈，更多的时候是听他们倾诉，过程太漫长了。或许一次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能让你脑门一震的，有时候就是那么一句话，或者一个细节。我曾与遗体整容师谈过八次，你相信不？我还为他吹过箫。我就是个会吹箫的无用的混混，但是能为与死尸打交道的人吹一曲我很荣幸。人是渴望倾诉的，但因其角色的卑微，没人肯听肯相信他的倾诉。久而久之，没人肯倾诉，大家都学一些政客、明星、商人，戴着假面具过日子，到最后连说出内心真实的欲望也没有了，或者已经忘了自己还有内心。无权势者无历史，武芳如果不被毁容，如果不被披露出来，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道她人性的另一面。在我看来，你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哪怕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吧。而我呢，八十年代主动选择过，比如做精英倾向强烈的诗人，但后来，却不得不沦入被埋没的无声的历史中。我知道失去言说权利是个什么滋味。嘴长来干啥？难道只为了吃饭、喝水？

卢跃刚：我是八十年代中期进入新闻界的，以前迷文学很深。文学这套观察的方法我觉得毫无疑问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事情，不论是体验、写作都是个性化的。我认为八十年代整个的情况是启蒙和精英写作。我们都知道精英写作有一种使命感，当然这与我们自身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代人，一旦进入社会，是有特殊价值的。因为在一个总体的历史感下就是记忆，记忆要显现、要恢复、要复原，就是说它的文献性超过它的文体本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就是记录历史，记录我们正在发生的历史。如果有的东西不去记录，很快就会消失。这些东西是很有价值的，哪怕一句话、一个眼神。另外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还有社会的背景。你刚才谈到的写作方式使我为之心震，也许，你不单是记录事件，更是记录人的灵魂，或许是卑下的、残忍的、赤裸的、虚伪的，但的确是构成这个社会历史根基的活的灵魂。如何保持文本以后的价值？这是你的问题，也是我自己１０多年一直在想的问题。这个问题严格来讲与我们的记者行为是不相干的，我对很多事件调查的方法也不完全是新闻的方法。

●见证性永远超过文学性

老威：无论怎样，你是一种主动的重新的选择，我们以前都搞文学写作，而在选择过程中的差别又如此大。像欧阳江河、王家新、于坚他们基本上延续了八十年代的那种状况，如何通过哪个渠道出国，或争取更大的文化上的名声，都有了驾轻就熟的路数。人到中年有一种理性的操作在里面，包括写小说的余华、莫言、李锐等人，当他们面对世界发言时，这种操作的成分是非常明显的。可在我这里，我觉得还是一种被动，我八十年代有很大的文学野心，诗也写得无限度的长，意义非常复杂，这是一种自我选择。当一个人突然面对一个事件，觉得心灵上过不去，结果啪的一下被摔下来，这以后文化环境全变了。社会太冷漠、太势利，除了上面谈到的操作层面上的诗人、作家外，剩下的朋友现在基本上都在做书商，多出几趟国，多出一些书。过去有追求的这帮人的确是跌下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比如《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商兼作者张小波，他在八十年代就是一天到晚琢磨如何发表诗，这个人如今却能把这本书操作出来，还操作得特别成功，当很多学者去反驳他时，这个人暗中笑得很欢。因为其代表中国说不可以赚票子啊！这帮人玩技巧可以玩到这种程度，的确叫人心里发冷。莽汉主义的万夏，一套《黑镜头》，赚了近千万；还有×××，当时做《魂断激流岛》，一次性５万元买断了某个当事人的全部资料。包括通信、照片、日记、甚至爱情的信物。他们现在就是这个状态。而我在１９９４年时，的确所有的生路都给堵死了，如果有那么一点出路，我也不会选择沦落江湖。除了周忠陵我没有任何一个朋友，要重新混入文坛是不可能的事，当时也有很多故交在编辑部，但很少有人发表我的东西，带出国的手稿都杳无音信，听说发表了不少，结果至今我一分钱都没有得到。我整个人生存压力和精神压力都特别大，妻离子散，我觉得自己是个无能的人，只能呆在家里靠我父母。为了生存，我必须把原有身份扔掉，我是没有办法才选择这样的生活，在江湖上卖了一年多艺，我觉得卖艺非常好，我也看开了，原来我就是这么一个民间艺人的角色。偶尔碰见八十年代的诗歌老友，他们老是怀旧，回忆过去。钱多没用，青春买不回来。我做这种选择是非常被动的，后来读了一些哈维尔的东西，才隐隐感觉到自己付出的代价，它把我八十年代的文学观念翻了一个底朝天。我认为：见证性永远超过文学性，文学趣味会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的改变而改变，文学性会消失。可当我们在回顾某一个时代的时候，它是永远存在的，这一点可以肯定。再过几十年，后人要研究我们这段历史，凭借什么？难道还是根据统一口径编纂的地方志？或者虚构出来的“××乡”之流的小说？不是，“文革”式的宏大历史观该结束了，我们该回到每个具体的生命中，回到真实的细胞、肌肉、血泪里。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历史，否则，我们永远走不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那一套。“文革”浩劫十年，我们却出不了一部《古拉格群岛》，所接触到的“文革”回忆录，大多是上层斗争、派别之战，偶尔有名流落难的故事。我们已淡忘了“文革”中普通家庭的悲欢，忘记了一人配给半斤肉、四两油的“幸福生活”。不管宏大历史的乌托邦是如何令如今的新新人类向往，但一个正常的人绝不希望因思想有问题而被批斗，因观点的不同而被打入牢房。当下的时髦青年对革命的理解往往是一部话剧《切·格瓦拉》，浑身鼓满注水肌肉，他们早忘记老红卫兵刘卫东如今已下岗了。

●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

卢跃刚：你这类访谈一不易得到，二不易模仿，三就是它的表现，这是一种无限拉伸的过程。

老威：你的人生是主动的，也是让人钦佩的，实际上很多人没有这种身份和机会，他们的选择都不是主动的。比如刚才说到的那些人，很多还是想跳出商海，继续搞文学，文学的梦还是没有灭，只是书商开销很大，你想回去就变得越来越难，所以说生命中的被动选择是普遍的，主动选择的却非常稀少。

卢跃刚：听到这里我很辛酸，人的生存落差带来的无力和无奈，这是很难描述的。你是在一种被迫的状况下进入了一个底层群落，开始是无意识去做，以后慢慢发现有意思。哈维尔是一个作家创造出一种哲学典范，从而支持了一个国家，完成了天鹅绒革命。他的过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两者进行比较，你会发现西方的知识分子和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东欧和前苏联有一种宗教，它始终没有断过，无论是一个社会制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实际上这种信仰是没有间断过的，它的一整套或许不为当局所容，但是始终存在着，并且形成了某种文化上共识的、融入血液里的东西，它支撑着一切并对某种价值给予认定，他们有自己的逻辑。同样是处于这种状况，我们就会比较被动。实际上哈维尔他们是没有被压到最底层去，他还有一个群体，政治上无论处于一个怎样的景况，他始终有同志，这些同志中有政治家、艺术家，还有学者，他们始终保持着联系，并形成一种共识。当一个重大事件发生时，东欧、前苏联的知识分子与我们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智慧在于追求语言的闪烁不定，把某种东西作为人生哲学的标志，并把这种哲学灌输给你。总之，我觉得老威你不得已做了这样的选择是很悲哀的。

老威：我不悲哀，卖艺生涯使我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荷马不也是唱诗卖艺的么？

●心中有一个意念，看谁耐得久

卢跃刚：老威你被边缘化以后与过去的生活不相干，你进入了另一个群体。在这种情景下你的写作中的一种描述就是强迫从无意识进入，觉醒到一个东西的见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像与将来不相干，实际上是相干的。这个群体是不被重视的，是被抛弃的，虽然他们有自得其乐的一个生存的小环境，有非常狭隘的空间。这让我想起哈维尔，他影响了很多人，九十年代初在北京看到他的翻译手稿，对我震动很大，你会发现同样的生存处境为什么他会这样想问题，而这种想问题的方法是包容性的。这种东西看起来起点很低，但做到却非常的艰难，需要一大批人取得共识后才能获得那种社会效果。在成都生活是安逸的，那种绵绵的、稀松的、疲软的东西，成都人把追求这种东西作为一种价值，侃起来津津乐道，把无聊当有趣。灰蒙蒙的天空下，那些毫无表情的、忧郁的眼神，生活的精细，在我看来也是很虚假的。这种虚假年复一年，能泡烂人的骨头。

老威：茶馆、麻将、遛鸟这些方式，成都人可以玩得非常精细。这个城市有这样一个特点，高、中、低层次的人都可以找到他享乐的去处，这里有消费非常高的夜总会；也有中档的歌厅；也有低档的发廊和卡拉ＯＫ，提供性服务，一般消费在５０元，一个工薪阶层每个月可以去泡几次。还有更低的，九眼桥一带就有擦黄色皮鞋的，擦皮鞋的时候摸你的脚脖子与你谈生意，３０元钱勉强放一炮。我写的那个打工仔，他想发泄又没钱，就不断杀价，最后刹到５元钱就想放一炮。群众的腐化由此可见一斑。建筑民工每挪到一个地方就会带动那儿的繁荣，面摊呀，录像厅啦，１元钱可以进大棚看几部录像，你要深入“敌后”，就得降低姿态。庸俗化的东西也可以成为一种深入人性的道具。开端后，可以一次次与他们交往。

卢跃刚：与人交往，然后将进入的意识呈现出来，后来这个观念越来越强，有的篇目能看出前期的意识明显不够，然后要成篇，就会发现它的体系不对称，形成文本后，你要对这种不对称进行弥补，这种弥补的痕迹是有的。

老威：耍了一些手段，你要想办法让你的对象有一种陶醉感，实际上文人与这些人是一样的，他们或许在面子上否认自己的无耻，但他本质上是欣赏这种东西的。这一点非常可怕。我也知道我的弱点。在理性上我力图化解这种东西，但我的本能又会表露出来，你说的不对称我想是指这种东西，叫人不寒而栗。比如高洋说：“良心和正义和道德当不了饭吃，但只要敢公开这样叫板，就可以当饭吃，当酒喝，当宝贝卖。”

卢跃刚：这种无底线才真正叫人绝望。老威，当初你对精英有过预期么？我有过，当时我的整个精神状态是比较低沉，现在看来，社会发展恰恰与我当时的预料是不一样的，我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会主动选择以新闻切入个案的方法？这与我当时的预料有一定的关系。

老威：改变我、选择我的主要是生存，我已经被挤压得不可能再干别的。像“遗体整容师”，尽心尽力将一个遭车祸的小女孩恢复原貌，他用爱去描绘，将她打扮得如花似玉，可两小时以后，这个艺术品就被焚尸炉吞噬了……我倾听着，复现着这一过程，自己也变了。有一点我觉得很欣慰：这部访谈录对那些最恶的人与事都保持着克制和怜悯，如果能给他们好一点的环境，如果每个人都有公平表达自己话语的机会，他们或许就不会这样。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我还保持着一种健康的精神和身体，我每天晚上都要坚持长跑五公里。

卢跃刚：心中有一个意念，看谁耐得久。你访谈的每个人都事先不确定角色，而且有被你主观化的痕迹，不够真实。你的“底层”总让人觉得后面还有东西，如果有一套后续的大作品出来，我就觉得老威你没有辜负这些年的磨难。

老威：本名廖亦武，八十年代写诗，主要作品有《死城》、《黄城》《幻城》等。九十年代退出文坛，浪迹江湖卖艺。主要著述有《中国底层访谈录》、《活下去》等。另出有音乐光碟《汉奴》、《叫魂》。

卢跃刚：八十年代写小说，后转入《中国青年报》社。曾获“中国报告文学奖”，著有《大国寡民》、《创世纪荒诞》等多部作品。因追踪武芳被毁容案而成为中外瞩目的新闻人物。

《南方周末》2001年4月20日

5.沈励志：中共禁书始末——诗人廖亦武惹祸与《南方周末》大地震

1.《南方周末》地震

二零零一年“六四”前夕，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幕终于降临：在大陆民衆中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以大胆揭露社会真相和坚守民间立场而著称于世的大型周报《南方周末》爆发政治地震，几乎全军覆没。广东省委省政府以“经济损失巨大”爲由，一再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请示汇报，并开展了一系列私下斡旋。讨价还价的结果，总算保住了这块“报业第一金字招牌”，然而，遵照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的指令，《南方周末》主编一名，副主编二名，副刊部、新闻部主任各一名被撤职处份。另有待证实的消息称，该报部门以上的负责人均遭撤换，此外还有一批记者被除名。

因爲前所未有的换血（去年初，《南方周末》创办主编江艺平也因类似的问题被撤职），编辑部人人自危，陷入混乱。年仅二十七岁的新主编仓促上任，召开数次编务会议，均无法确立日后的新闻方向。但从五月三十一日出版的报纸看，《南方周末》已由原来的二十四版缩减爲二十版，所谓“负面报导”销声匿迹，而以江氏“三个代表”定音的阳光新闻一统天下。这表明独裁政权一旦恼羞成怒，就可以踢开任何形式的社会监督，践踏自己制定的宪法，彻底扼煞言论与出版自由。

2.中宣部的红头文件

根据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正式下达的红头文件，《南方周末》遭此横祸的罪状有：

①严重违反新闻纪律，在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写作版上，整版发表了四川著名民运分子廖亦武（化名老威）与《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跃刚的《关于〈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对话》，该文透露出“六四”情绪，对党和社会充满敌意，并公然吹捧已被明令查禁的反动书籍，借所谓“底层人”之口，编造谣言，诬蔑和歪曲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别有用心地提出“无权势者无历史”；

②在同期头版、二版、三版，推出《张君案检讨》，以探讨重大犯罪的社会原因爲由，爲犯罪分子开脱罪责。妄图一笔抹煞湖南省委和公安干警在破获罪案，维护人民群衆生命财産中的功绩，并且认爲张君等人铤而走险、危害社会是无路可走，是环境造成，是“他们被推到社会边缘”。此文发表后，造成极大的混乱，许多党员干部和群衆致信有关部门，对《南方周末》在中央统一布署的“严打斗争”中的立场提出批评，认爲社会主义的舆论阵地应该弘扬正义，痛斥邪恶，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③在同期解密版上,整版发表歪曲历史，引起思想混乱的文章：《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爲造反派鸣冤叫屈。

文件认爲，三篇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长文在同一期报纸均作爲重点发表，肯定经过精心策划。特别是前两篇，都披著学术外衣，不约而同地大谈“底层”“边缘”。仿佛每个被抛到“边缘”“底层”的人（而且这种人占社会的绝大多数），都可能成爲第二个，第三个张君，杀人越货，危害一方，最终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作爲“文本证明”，同一期写作版还节选了《中国底层访谈录》中的《人贩子钱贵宝》，钱贵宝与张君一样是农民，一样因贫穷，因生存环境的恶劣，及其它社会原因而被迫犯罪。

3.言论管制的日常细节

《南方周末》东窗事发，互联网，以及民间私下的评论与猜测甚多，但在公开的媒体上，却不见一个字的报导。这种掩耳盗铃的治乱方略，同毛时代的下放与大批判，邓时代的反自由化运动大相径庭，因爲丧失了精神领域的权威，以及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的世界性潮流对国门的冲击，江时代“独裁气短”，只能采取黑箱指令，俗称“卸掉关节”。在大陆媒体呆过的人都知道，每个星期，甚至每天，均会接到来自上面的五花八门的指令或者批评，很多时候是打给主编的一个电话。称自己是省里的，市里的，或者中央的，然后指出某年某月某日某版，发在什麽位置的文章，有时爲新闻、消息，甚至某一句话的提法，有悖于中央精神，有政治错误，不利于社会稳定等等。主编洗耳恭听后，旋即将在会上传达，提醒大家小心避开雷区，以免集体下课。除了这种黑社会式的直接了当的遥控、恫吓，中央和地方也通过传统的下文，有时一个星期下达的多种文件里，不能报导的禁区多达几十上百处，比如工人下岗，街头闹事，黑社会报复，教会活动，某国企的内部情况，某本书的宣传，某个名字，某些敏感的引起人们情绪波动的字眼等等。今年元旦，李洪志发表文告，其中有最后“圆满”的提法，于是“圆满”一词一度被明令禁用。

要实施这种日常细节化的新闻、出版管制，从中央到省市的宣传出版管理机构均设有党性极强的读报员，每天专门逐字逐句地检查，然后圈点有问题的文字上报，像《南方周末》这种发行上二百万，黄金时期甚至突破三百万的大报，从下至上，每天至少有几百老布尔什维克在进行文字过滤，因此每年接到的“黄牌警告”不计其数，部门主任至主编所作的“深刻检讨”也不计其数。好在广东近十年一直是中国大陆新闻最开放的省份，是对外的窗口和引资的招牌，《南方周末》一再利用省里和中央某种微妙的人事关系，得以发展，可花在勾兑关系上的“黑箱资金”却一直是未知数。

除了上述管制细节，媒体负责人也经常应召进市、省或北京开会，听取对新闻出版违禁事件的处理结果。去年青海人民出版社“非法出版”法轮功读物和北京的改革出版社“非法出版《新官场秘笈》，都属轰动一时的新闻。爲了配合中央部署，对前者的处置有关人员判刑并处罚金，出版社停业整顿允许正面见报；而对后者更爲严厉的处置作者、书商判刑并处罚金，出版社社长、总编、责任编辑撤职查办，取缔出版社则不准媒体泄露一字。

类似的兴师动衆，今年四月份也有过。以出版世界当代名著而声誉日隆的广西漓江出版社，因推出学者何清涟的专著《我们仰望星空》而被停业整顿，险遭灭顶之灾；湖北的《今日名流》因发表了社会贤达李慎之、戴煌、方方等十人联名关注河南一冤案的公开信而被取缔，《书屋》等一批人文社科杂志被严重警告。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一系列文化打压均属秋后算账，法轮功读物与《新官场秘笈》更是几年前的旧书，当时法轮功正风行，谁也没想到它日后会成“邪教”。

戴晴等学者认爲，《南方周末》此次换血，标志著独裁者的言论钳制进入了更加精密的时期，这种暂时保留媒体外壳，更换内部关节的控制方法，将被推广成一种秘而不宣的日常行政手段。笔者曾与《南方周末》一位资深编辑交谈，他说，“《南方周末》在国内的影响，相当于《纽约时报》在美洲大陆，我们擅长对社会敏感问题进行追踪报导，并且有深度，有代表性。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有起码的良知，不与丑恶同流合污，必然会得罪一批权势者，他们自以爲掌握了对历史和现实的生杀大权。”他还说：“这只是一个藉口，因爲上面整肃《南方周末》的动机由来已久。如果这次侥幸过关，肯定会有下一次。况且他们找的藉口也比较勉强，我们怎麽知道老威（廖亦武）是民运分子？他头上又没刻字，六四过去这麽多年，当局还是如此敏感，只能说明政权的虚弱。”他还透露，由于读者好评如潮，违禁的三篇文章曾被报社内部评爲当月好新闻，有关编辑还拿了奖金。

4.百分之一的新闻真实

因置身事中，这位编辑的话有一定情绪色彩。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开，就会看到世界末日的硝烟滚滚而来：法轮功天安门自焚，石家庄大爆炸，张君案，成克杰、胡长清巨贪案，厦门赖昌星走私案，渖阳政府与黑社会勾结案，四川资阳、宜宾黑社会火拼，网路犯罪，乃至最近的《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在海外推出，江泽民上台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等等。中国真是个新闻大国，《南方周末》的报导，说实话，还不及每天发生的轰动级新闻的百分之一，可就这百分之一的敏感的真实，说不定就会成爲专制大堤上的一道裂缝，将逐渐深入，并在某一天引发洪水泛监。作爲对《天安门文件》海外版的应对，中共除要求地方厅级以上，部队师级以上干部轮流观看官方内部纪录片《六四大事纪》，以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外，江泽民还重点宣布“反五毒”，即台独、疆独、藏独、法轮功和民运，其中民运、法轮功又是“重中之重”。

舆论的放与收一旦上升爲江山社稷是否稳固的高度，《南方周末》的命运就注定了。据中宣部文件透露，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爲四川省新闻出版局。他们在发现本省的民运分子上报的同时，又接到成都市国家安全局的敌情通报，于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机构先联手查验省内文化市场，搜缴《中国底层访谈录》并集中销毁，然后上报北京，状告《南方周末》与出版《底层》一书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于是，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在半个月内三次下文两家违禁单位，并在全国范围严查并销毁《底层》。两家单位的负责人还被招到北京，深刻检讨严重错误。在《南方周末》换血之际，出版社还等待著上面的最后文件，除销毁禁书带来的钜额经济损失外，停业整顿在所难免。出版社某编辑说：“只要不全面换人砸饭碗就谢天谢地了。”

看来，告密者的“斗争技巧”已相当圆熟，一上手就抓住了“民运分子廖亦武（化名老威）这一关键字，触痛了被《天安门文件》闹得寝食不安的中共最高权势者的神经。

5.廖亦武其人其事

廖亦武，诗人，八十年代名噪一时，是所谓新诗潮的主要代表之一，因在八九年六四□晨创作、朗诵、录制抗议惨案的长诗《大屠杀》，以及创作和组织拍摄电视片《安魂》，而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煸动罪”判刑四年。出狱后妻离子散，生活无著，曾一度沦落到社会最底层，靠在酒吧吹箫卖艺渡日。廖亦武在一份自传里写道：“由一个诗人坠入犯人，又由一个犯人坠入这个社会的沈默的大多数。他们是人生的失败者，所以他们的声音、智慧、敍述历史的方式，甚至血泪都被取消了，在这一点上，政治、文化、经济精英们，诗人、作家、学者们与当权者达成了默契或共谋，‘赢家通吃’不仅仅是商业法则，也成了其他领域的法则。廖亦武所做的工作就是按照他所特有的方式蛮干，搜集底层见证，并把这些东西一点点汇集，最终瓦解权势者的法则。”

从字面上看，廖亦武的文化角色已经由呐喊的诗人转化成底层见证者，“我是个人行爲，与民运组织没关系。”他写道。却忘了自己因坐牢而被打上了民运分子的烙印。况且，廖亦武从来不是个逆来顺受的人，当安全部门老是找他麻烦，扼断其谋生的岗位与渠道时，他就只有不计后果地抗争。从一九九五年开始，他多次参与要求政府平反六四、推进民主的请愿；而在一九九八年六四发出的《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公开信》，则爲他在民运与西方舆论界赢得了广泛的名声，文中写道：“克林顿先生，当您在这个月下旬抵达具有千年苍桑的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您是否敢于像35年前的甘乃迪总统那样，宣布您也是北京人？是证人？死者？或政治囚犯？

“如果您仅仅爲大国间的交易而来，那麽，当我某一天站在白宫前的时候，我将宣布我是美国人，是反对派，是出卖理想的克林顿的牺牲品。”

一九九九年六四，天安门惨案十周年，廖亦武不顾安全部门的再三威胁，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并朗诵了写于十年前六四□晨的长诗《大屠杀》，作爲对沈冤多年的亡灵的悼念。这个朗诵作爲特别节目，在六四前后播放了两周，六四当天，重复播放了四次，産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是廖亦武与民运有关的大概事迹。此外，他还数次以个人名义对警察的迫害提出抗议，难怪他要感叹：“在中国，我几乎是与警察打交道最多的文人了。”

6.以文犯禁之路

廖亦武是地下出版的老手，八十年代就因出地下诗刊，一再与公安部门打交道，有“记录在案”的前科，出狱后，故态复萌，出过《知识份子》两期和一本《古拉格情歌》，此外，还出有黑磁带与黑光碟，主演过黑电影。他同朋友谈到：“我终生追求的是言论与出版自由，能够钻空子，冷不防正式一回当然过瘾，如果铁板一块，没缝隙可钻，就只有把稿子收回来，自己印，免费发出去，图个阿Q的精神胜利法。”

带著钻空子的想法，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一年，廖亦武先后与不明底细的书商或出版社合作，正式出版了《沈沦的圣殿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漂泊边缘人采访录》以及《中国底层访谈录》。三本书均被查禁，并且都有安全部门的直接插手。

《沈沦的圣殿》问世于一九九九年五月，首版一万五千本，悄悄发放到市场，尽管出版姿态低调，但事隔一个多月，仍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全面查禁。在一党专制的国度，查禁一本书本不算新鲜事，避过风头，大家或许就忘了，可偏偏此书给读者留下的印象难以磨灭，乃至于同年十月，被全国最大的民营书店席殊书屋（有三十多个连锁店，近二十万读书俱乐部会员分布于各地）的首届书评会推爲“中国一九九九年度十大好书”之一。由于这一殊荣经读者投票，七十多名思想文化界的专家集体推荐，因此在国内外産生了广泛的反响，一致认爲“乞今爲止，这是研究朦胧诗和地下文学最权威的著述”。廖亦武爲了完成这本书，单枪匹马作了大量的搜集、采访、整理，因此其中关于收藏家赵一凡，关于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关于白洋淀地下文学的传播，关于《今天》及民主墙时期的资料，等等，都是首次在国内公诸于世。编者执意要还原历史，所以在书中，令人震骇地多次出现徐文立、刘青、刘念春、魏京生、周舵、芒克、北岛、赵南、李南、周眉英、陈迈平、马德升等民运或异议人物的名字、大量史料、及民主墙时期的民刊和照片。廖亦武认爲，他并不是要有意犯禁，爲当局的政敌树碑立传，而是尊重历史原貌，“这是编历史类书籍的常识，否则没法弄。”

《沈沦的圣殿》爲当局所不容，当在“情理”之中，出版单位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均遭撤职，而将“反动书籍”评爲“十大好书之一”的席殊书屋也险遭灭顶之灾。又是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批示：将《沈沦的圣殿》这样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东西评爲“十大好书”，是预谋的，背后有势力支撑的集团行爲，必须严查严办。

席殊书屋的网站停办，面临吊销执照的危机，席殊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向上面一再书面汇报、检讨，并且将读者、专家的选票与结果一一展示，证明这一事件纯属偶然。最后，某席殊之幕后人物出面，找到曾经是江泽民上司的较爲开明的汪道涵，方通过私下渠道平息了事态，然而席殊总部已搬迁，决定缩小规模，长达两月的担惊受怕，已使席殊经济损失达数千万人民币，元气尽伤，至今心有余悸。而作爲主编的廖亦武，被中宣部列爲不准出书的重点物件，先后三次被北京和四川的公安机关传讯审查。

一九九九年九月，廖亦武同二渠道书商合作，化名老威，借用他人身份证件，再次出版了《漂泊边缘人采访录》，这是《底层》的节选本，学者任不寐认爲：“这不仅是生活状况的底层，而且是话语权利的底层，是被这个时代的作家所遗忘的‘另一个中国’。”

《漂泊》刚出就引起关注，书评如潮，三个月中再版五次，各地报刊更是竟相连载。但好景不长，国安局和新闻出版署联合调查了出版单位中国戏剧出版社，旋即，《漂泊》被全国禁售，印刷此书的书商被通辑，印厂被封，书版被毁，存书被没收。

面临取缔的危险，戏剧出版社被迫赖帐，竟谎称《漂泊》是盗版书，并在《新闻出版报》上登出“严正声明”，方侥幸过关。然而“正版书”又在何处？书商在外流亡了几个月，连喊冤枉：“没想到国家出版社也耍无赖！”

读者更想不到的是,在“底层采访”过程中，尽管廖亦武隐匿其身世，却一直受到特别关注。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廖亦武结婚大喜的日子，警察竟以“非法采访”的名义拘留了他，并没收了他的大部份手稿。廖亦武这些年所遭遇的困境，是绝大多数海内外文人难以想象的，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没有任何安全感，不可以相信任何人，像一条狗，咬死一块骨头就不松口，哪怕人们撵你，诅咒你，用棍棒痛击你，也要与骨头同归于尽……

“写了这麽多年，我撑不下去了，有时兜里只有几块钱，连门都不敢出。想越境逃跑，却不知道爲何逃跑。我到语言不通的地方能干什麽呢？继续写《活下去》？当然用不著把写好的稿子东塞西藏了，用不著面对警察死撑到底了，因爲谁能懂？……

“时刻记住谁也救不了谁，你在孤军奋战。中国没有哈维尔，没有索尔仁尼琴，既使有，也早被消灭了。因爲没有朋友，没有珍惜他们思想与才华的人，大家内心都害怕，仅管也写些颇具正义感与良知的文章，却在个人行爲上，心照不宣地恪守某种官方尺度。连西方来的文化、艺术大师接见的也是中国作协安排的可靠文人，虽然在形式探索上，这些文人可能属于先锋派……

“地下文学传统自生自灭，因爲国际汉学界被官方当红的文人所垄断，连马悦然也喝了蒙汗药，著魔似地推荐所谓乡土作家。他哪知道中国早没有沈以文时代的乡土了，连农民都堕落了，撒谎、卖人、连眼皮都不眨……。”

7.一部书的奇迹

这种类似控诉的文字虽然令人心颤，但事实却证明了廖亦武作爲文化游击战士的机智和顽强，因爲二零零一年一月，他化名老威再次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六十人本，上下册，四十多万字，虽然这仍不是七十余人的全本，但在独裁大国已堪称奇迹了。

近几年，我总是在北京的一些地摊上，看见若干港台版禁书的盗版，其中有《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国太子党》、《魏京生论民主》、《叫父亲太沈重》、《秦城春秋》、《江泽民和他的幕僚们》、《王丹回忆录》、《徐文立狱中家书》，等等，品种繁多，价格几元至几十元不等。高行健一获诺贝尔奖，成都马上就有《灵山》盗版，三十元一本，后来印得太多，就降到八元，甚至五元也能到手。据说盗版书商一旦查获，肯定判重刑，直至枪毙，然而爲什麽盗版，特别是“反动书”的盗版屡禁不止？

这完全是利益的驱动，如同贩毒，风险再大，也有人铤而走险，并且前赴后继。廖亦武认爲，同盗版相比，他的书风险小得多，看来，自由思想在中国大陆唯有同金钱结盟，才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

《中国底层访谈录》辗转了十几家出版社，均无人敢接招。长江文艺社当时的心理同盗版商颇相似：这肯定是各阶层读者都能进入的长畅书，风险大，利润就高。

出版社选择春节前夕出书以降低风险，所作的宣传也仅仅限于在地方报刊发些书讯。但《底层》这样不可多得的“抓人”的书，一旦投放市场，必定会引起社会反响。在《南方周末》事件之前，已有《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图书商报》《文化时报》《当代》《中华文学选刊》《读书》《母语》《天涯》《北京晚报》等50多家媒体重点评介《底层》，地方杂志擅自节选书中篇章或连载的，更不计其数，一时间，“关注底层”成了热门话题。3月4日，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召开了《底层》读书讲评会，钱理群、沈昌文、白烨、丁东、雷颐、摩罗、余杰、任不寐、徐晓、岳建一、李辉等30余位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生物学、新闻学专家、教授和学者到会并作了发言，首都20多家新闻媒体现场采访，数百名读者旁听并踊跃提问。

主持人爲冯小哲，大名鼎鼎的被禁思想杂志《方法》主编，他一再提醒大家爲《底层》多披几层“学术外衣”，但知识份子们压抑多年的愤懑，均借《底层》朝外喷射。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说：“我们现在的新闻没法看，新闻联播三分之二是领导人开会，去哪儿考查，全是些没有的废话。也不调查一下我们的真实感受。国内报纸也基本上是关注怎样过好小日子，各种各样的说法，却很难看到我国真实的一面。所以，老威这本书，已超出一本书的意义，非常值得读者，特别是新闻工作者去阅读，并体会作者的写作态度，把真真实实的新闻，真真实实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因爲作爲公民，我们有知情权……。”北京大学生物教授姚仁杰说：“我觉得这本书的意义还在于，不管你怎麽封杀，民间的声音是压不完的，人是杀不绝的，总还有后继者，爲什麽？因爲像书里描写的那样，生活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把所有的一切全给你剥夺光，但是，人们依旧活过来了，耻辱地活过来了，还要说话，舌头还没被割掉……。”

据参加过书评会的某记者描述：“局面越到后来越不好控制，大家抢著发言，矛头对准官方，把主办单位吓坏了。后来大伙见天色已晚，又移师京郊的大觉寺，以尽其兴，这时作者老威才出来与大家见面，吹箫、呼啸，并朗诵了纪念亡灵的诗。全场鸦雀无声，继而肃然起敬，继而挥泪与鼓掌，很多人都上台讲话，由衷地赞赏老威。这个光头的流浪汉，不知所措，就与摇滚乐手何勇合作了一首《阳关三叠》，老威吹罢两叠，然后柱箫长吟，余音回绕，泪水把嗓子都堵住了。”

8.知识份子的根本权利

在中共心脏地带举行异端色彩如此鲜明的活动，居然没出问题！这的确令许多人后怕，有人认爲是法轮功帮了忙。但一周之后，情报还是抵达了有关部门。于是新闻出版署派出稽查大队，把位于北京大学附近的国林风总店搜了个遍，并勒令停业检查，上交所有参加会议者的名单及发言记录。“今后举办任何活动，”稍后下达的文件道，“都必须报经主管部门批准。”

追查尚未结束，全面销毁《底层》的指令则已下达，接踵而至的就是2001年4月19日的《南方周末》事件。

一个作家公开出版的所有著作均遭查禁，这在当代出版史上也属罕见，所幸的是，官方应对类似“文化事故”的措施总处于置后，这就给自由思想进入市场，以打破意识形态的一党垄断提供了空间。廖亦武认爲：哪怕存在一丝缝隙，也要尝试钻过去，渐渐，缝隙就越来越宽。“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本名不能用了，就用化名；化名也禁了，再想其他法子。知识份子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言论，因种种危险而自动放弃话语权利，就取消了自己作爲人活在世上的理由。”

六四之后，曾经改良心切的知识界对一党专制彻底绝望了，流亡海外，隐匿书斋，投身商海，拒绝合作，但苦闷的心结一直纠缠著。这些年，我们经历了若干《东方》《方法》等精英刊物的停办事件，书的查禁也成爲屡见不鲜的景观。有多少人爲此付出过代价？其中的操作细节又如何？我想，恐怕不亚于一部文化战争史。可惜，随著时间的无限推移与淡化，这将成爲永远的谜团。

现实使我们失去了哈维尔式的乐观和理想。因爲禁书在海外的出版也相当困难，那些精明的商人们，一直等待著廉价收购。而大陆符合官方口味的热门书（虽然有些先锋技艺上的争议）也是汉学界竞相翻译、“研究中国文学”的热门书，对于中国和前东欧、苏联，海外在文化和艺术上显然采取了双重标准。

在这里，我对在夹缝中出版禁书的单位和个人表达敬意，不管出于什麽目的，异端因之而面世；我还对《南方周末》等媒体表达敬意，仅管付出了代价，但对抗的资讯得以大面积传播，并且不会由此划上句号。

禁书永存。

2001年6月于中国北京

──原载《北京之春》

6.唐晓渡：致本书作者的一封信

老威：

你嘱我为你这本《底层采访录》写评，思之再三，感到无从下手。虽然你强调这仅仅是出版操作的需要，似乎我没有理由不站出来，给你一个比较公正的评断——在我看来，这种评断还为时太早太早。

说实话，无论是作为编辑、批评者或朋友，我都无法单独面对你的作品。从80年代到现在，值得清算的东西太多了，为你写评无疑是对我自己的清算。或许从理智上，从多年的知识训练上，我难于认同你的种种偏激，但是，强大的本能把我一次又一次推到你的面前，你在用你的肉体做镜子，直接把我灵魂深处的锐利和懦弱照得清清楚楚。亲爱的朋友，人总不能老是活在紧张的真实中，在真实的拷问之外，与朋友们轻轻松松地喝杯酒也不错，人类是群居动物呀，需要互相取暖呀。

是的，我儒雅、坚忍，这些可卑的优点注定了我总是为别人活着。我和这个时代的所有优秀诗人都有过较密切的交往，而现在，他们中不少人已远不满足我对其“保守”的评价——将近20年的朋友关系就因为我吝惜几个肉麻的字眼而毁于一旦，接着是表演和谎言。

这一切有什么意义？累死累活有什么意义？当我翻开你的《底层采访录》方从可笑可叹的人际纠缠中脱出身，不由自主地这样问自己：老威，你已经不是诗人了，从三卷本的巨著《活下去》到《沉沦的圣殿》到这种系列的底层采访，你已经由那个颠覆性的诗歌撒旦转化成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历史的还原者，或底层思想的挖掘者。你说90年代耻与诗人为伍，可我的内心却觉得真正的诗人就是你这样的。

没有谁做得比你更好，虽然十年来你没发表任何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你在《天劫》里写道：“生存如刀尖，他所能选择的只有下海、自杀、写作三种。”

你明明知道你选择的那种写作方式要很多年以后才能面世，可仍然在遗忘和喧嚣声中蛮干，了解种种你不为人知的经历之后，也许再客观的批评家也不能为之动容。你这本底层采访从一个碎尸犯开始，展现了一种疯狂而邪恶的天才力量，卢人标对普通夫妻间的理解嗤之以鼻，他说：“理解？这世上最不好找的就是理解，于是我准备用菜刀来‘理解’她。”

这也是你在某一阶段的环境危机吧？你和碎尸犯的区别仅仅是你的肢解社会和个人的冲动局限于纸上。这本名为“采访录”的个人语言风格因此形成，你是在利用“采访”这么一把菜刀“理解”书中所有的人物，包括朋友。所以谁读了都会产生淋漓尽致的生理、心理双重快感。马松的直觉不会错，即使没有任何人的评价，这种系列采访也会拥有相当可观的市场，因为在其“刀刀见肉”的本能化叙述的背后，有一种被这个时代的先锋作家忘却已久的催人泪下的悲悯。我不能说它很对我这类知识分子的胃口，可它的确是近年来中国人写的少有的奇书，说它是新闻史上不曾有过的采访也不为过，因为它最有价值的恰恰在于“反新闻性”——利用新闻体裁讲述亘古不变的人生经历。

让人上瘾的巫术力量！你可以拒绝接受，但不能否定它的存在。面对底层的某种悲剧，你却忍不住要笑——可这道德吗？符合知识分子的身份吗？无法评判。

我不能用好坏善恶，而只能用“真实”来概括这本书。它远离知识分子阶层，却是我们这个急功近利时代海底的最真实东西。它与新闻操作无缘，倒接近于某种“精神审讯”。你是底层中的一员。因此你把这种私下的审讯推向了普通，使之产生了一种涵盖社会的意义。

其实，从80年代中期，《死城》之后，你都有意无意地在这样做，你涉猎过的诗歌、小说、自传、随笔、采访及其它对抗意识形态的体裁中，都贯穿着一条线，在被自己所唾弃的现实之上，重造一个自生自灭的精神江湖，在这个可以上溯到屈原、荷马、荆轲、老庄的源远流长的江湖中，走动着瞎子、酒鬼、算命者、神医、民间艺人，他们虽然卑贱、自谑、蒙昧、甚至有些可笑，却忠于自己的人生理想，这种“人生理想”往往导向旁门左道，倒是暗合了艺术就是错误的生命哀歌的法则。

你曾不止一次说过：“从古至今，没有一部名著是名牌教授写出来的。”凭着这种在底层人物中逐步学习、修筑炼出来的豪迈，你可以不写诗而成为诗人。你已经不屑于像80年代那样，与做大师梦的诗疯子为伍了。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世纪末的文坛试图摆脱一批你这样打着沉重烙印的写作者，如同摆脱一系列充满耻辱的往事。似乎从所有的出版物上抹去一些人的名字，我们今天的本土、人文讨论及知识分子“自律”才显得一点也不虚伪。

老威，原谅我这么草草收笔。其实你在写了这么多有份量的东西之后，朋友们的评价已远远不及万一。保持在路上的心态，向前走吧，这个时代的匆匆过客。扛着你的箫，去更多的地方，会更多的人，但愿你永远用脚而不是用脑子想问题！脚的回忆令人眷恋，因为它总是与越来越宽广的天空、大地相连，与生根、发芽、繁衍相连，就像这本“底层访谈”。我不知道“老威”还要采访多少人物，但我希望它不会就此完结。它应该是一部由多卷组成的永远读不完的亦正亦邪的人生大书，对于外国人，它或许只是一部了解中国历史、社会的另一面的资料集，但对于我们，它就是与我们血肉相凝的另一种不该忘却的事实。

你的朋友 唐晓渡

1999年4月21日

7.余杰：“边缘人”原是大多数——漂泊者与采访者心灵相交的流动历史

《中国底层访谈录》是近年来我看到的最有意思的一本书。它是一本原生态的采访记录，作者名之曰“边缘人采访录”。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有些问题。书中的几十个人物，表面上看确实都是社会的“边缘人”，但在更本质的意义上，他们才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正是他们构成了金字塔的底座，构成了坚韧的、沉默的、卑微的中国“人民”，真实的中国、“活”的中国体现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本书的副题与其叫“边缘人采访录”，不如叫“中国底层社会的真相”。被采访的主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从杀手、神医到乞丐、酒鬼，从卖笑小姐、买欢客人到流浪画家、民间艺人……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我们不熟悉却又似乎很熟悉的世界。主人公也许离我们很遥远，也许就在我们的身边。当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们悠闲地坐在咖啡馆里醉眼朦胧地看着玻璃窗外的灯红酒绿时，八十年代名噪一时的诗人廖亦武却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民间、走向底层，集数年心血完成了这部“中国新闻史上从未有过的采访”。我想，这本书的作者不仅是廖亦武（老威）一人，而是他与被采访者们共同用心灵完成的。

●爱比原则重要的普通人故事

《中国底层访谈录》中有许多苍老的人生，流动成另一部历史。有一篇是采访老右派冯中慈的，读着这个普通人的故事，我忽然想起鲁迅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与忘却，孰是孰非？正是在这一悖谬之中，真相才得以展开。冯中慈本来是“根正苗红”的革命青年，组织上把他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没想到他却爱上了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女孩，也就是他以后的妻子文馨。一九五七年，引蛇出洞的阴谋正在进行，文馨因为提意见被“选”为右派，党委书记命令担任团委书记的冯中慈与之断绝关系。如果当时冯中慈顺着“组织”竖起的杆子往上爬，这辈子也许就青云直上，可是他不愿意做背信弃义的小人。冯中慈在“爱党”与“爱女人”之中选择了“爱女人”，结果被开除党籍，补充成右派兼坏分子。后来，两人结为夫妻，双双发配边疆。待到“平反昭雪”的时候，已经是青春不在、白发苍苍。这种沉甸甸的爱情，在今天已经不多见了。而在当时，又有几个人会坚持“爱”比“原则”重要呢？另一篇采访录，主人公是八十九岁的老地主周树德。他起早念黑挣下一份家业，在四十九年以后却被划成“地主”，遭受残酷的对待。而他那游手好闲的鸦片鬼兄弟反倒因为是“贫农”而变成了人上人。周树德说：“我的两个长工上台控诉我剥削他们，寒冬腊月逼他们下地，工钱也克扣了。我心里不服，因为我也与他们一道下地，新社会也没有说冬天就不上班……我爷我爸，全是泥腿子，六七十岁，还与长工一起下田，有时牛都累得吐血了，人就接着拉，就这样挣来的家产，还不如现在的打工仔、打工妹，两手空空出乡几年，就衣锦还乡，要起新房子了。”当我面对这样活生生的口述实录时，自己从历史课本上背下来，中国现当代史的条文和从政治课本上学到的有关地主的定义都失效了。周树德一语中的：“听说现在又可以买房买地了，地主又多了起来。地主嘛，无非是土地的主人。”书中的每个篇章都自成一个世界：老右派、老地主、老艺人、老医生、老军人……其实，每个人所体验到的历史，比空洞的、由大事记组成的“大历史”更加重要。我想起卡夫卡的日记，在德国入侵的那一天，他却认认真真地描写自己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他认为日常生活才是不可忽视的。长期以来，我们太相信由“大事件”建构成的历史，而那不过是“伪历史”而已。读读这些普通人的生命吧。

《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很大一部分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们的意义更多的是“文献学”和“考古学”上的。而我更加关注的是那些直接参与和创造“这个时代”的人们的表达。例如，所谓的“三陪小姐”，她们当然是“边缘人”，但从人数上看，她们已有数百万、上千万之众，绝非“一小撮”。而我们对她们除了蔑视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态度。因此，我很敬佩采访者对她们的关注——她们与我们一样，是可怜又可悲的“人”。倾听她们的声音，比起飞天玄妄地在书本上谈论“自由”来，才是真正地向“自由”表达敬意。

●三陪：当小姐就是试婚

书中有一位“三陪小姐”的倾诉，王小姐坦率地说：“我没文化，更没本事，大道理讲不出来，只希望平平安安度日，多挣些钱。”在谈到未来时，她说：“最理想的是在陌生的地方遇到心目中的白马王子，那么我一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现在医学发达，要变成纯情少女容易。”而另一位小姐更赤裸裸地说：“我喜欢这个，我感谢成都人民，他们让我发财，要不我将一辈子窝在乡下。”她还说喜欢边干话边聊天，那样挺起兴。情绪一旦调动起，“既舒服了身体，又赚了钱，还深入了解男性世界。”她表示，做小姐的只要心细，就能从一百个男人中尝到一百种滋味，当然不会全是快活，不快活的时候也在强作欢颜。这样逆来顺受地搞几年，攒足钱，就可隐瞒历史，安装人工处女膜，嫁个好老公，“我要用千锤百炼的本事把老公伺候舒服，让他天天都围着我转。国外不是讲究试婚么？当小姐就是试婚。”看一个人如何理解“小姐”，就可看出他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对于这样一些本真的表达，我们用不着进行任何价值评判和理论分析——我们面对的是生活本身。

●因为真实而永恒

时下，知识界津津有味地谈论关于后现代、后殖民、国学、全球资本主义等等宏大的话题，我毫无兴趣，因为这些大而无当的话题与特定时空中的“中国”无关。这些文章是夹杂着英文的方块字，印在苍白的纸上。相反，我愿意对廖亦武先生的选择和实践表示衷心的敬意。这一“非新闻”甚至是“反新闻”式的纪录，因为真实而具有了永恒的生命。在这个时代，写诗是件过于奢侈的事，所以天赋极高的廖亦武也放弃了。然而，这些底层民众充满悖谬的、最清晰却又最含混的表达，却在另一个意义上接近了诗歌。

8.海因：异端开辟野道——老威的《中国底层访谈录》

●“冷面刺客”老威

无可避免老威在写作《中国底层访谈录》时自己也在漂泊中，浮现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个影子与声音，在他亲历的时间、地点与人物的采访线索里，一个又一个被他叙述得充满愉悦快感。老威在开篇《采访古琴大师王峪》中颇让人玩味地说道文人嵇康，“他多想做一个刺客啊！”在漫长的漂泊中，老威是否试图做一个“向现代文明的弊病行刺”的冷面刺客呢？我是说老威以文字叙述的语调、节奏、铺陈以及尽量成为“对话”展开故事迷团的某种幻觉程度，“快感”是老威的调性，里面已不包含任何渲染恻悱和复杂的意绪，像禅说里言及的一道道“公案”，它的结果不会只在两极徘徊——是与非，对与错等等，蛇不会只呈现“善与恶的花园”里的那种轻浮的判断。故事与人物本身的错节纠缠，已经很难清理，这也不是老威的立场，一个个生命危机，一段段悲情故事，将繁复而震撼的人生，社会真相轻挑出一个口子，让我看到“撕给你看的价值”，痛却又是微不足道。老威在前言里提及自己的一场“凶恶的诗意”——曾经濒临疯掉的边缘——我从中觉察到一个从前的“人文知识分子”，在个人关注与写作之间产生的细微摩擦，其质询的况味在“漂泊里”缓慢蜕变的巨大而令人惊怵的内在张力，将他转化为一个“民间老威”的零度写作所竭力挥斥的但又挥之不去的“前度经验与审美气息”，“一旦不写字，就被社会遗弃得太快，像一截狗屎。”老威完成的蜕变，也许像他自己所言“心静自然凉”，而海子等人的自杀皆因“心太热”的缘故，自恋倾向也是一种热，焚烧的热。因此，老威在《中国底层访谈录》中试图冷漠，他的目光是冷的，表情是冷的，声音是冷的，体温也是冷的。在他的鸷视下，哪怕是坏蛋，如混混周二黄，主编多吉一类，也会“坏得透明”，在老威的形同审问的“逼供里”去进行“无耻的自白”。老威不可能遗忘早已在他身上积渐形成的东西，也不可能彻底脱胎换骨。他的“冷”，还有地方仍在不为人知地侧隐着，节制但却分外灼痛。街头瞎子张无名的悲凉琴声，令他收住脚步驻足细听，即使老威发出“现在，我只能隔着岁月听了”这样深具诗意的感喟，也决不会让我异讶。我既目击了他卑微的一面，又承担了他傲慢的一面，在他克制着不动声色的抽茧剥丝中，我首先感受到他自己的颤簌——手、心、脑，还有灵魂。不强烈却足以让人体会到温暖。

●是叙述者更是揭示者

他称这篇篇采访都是“治病”的，不讳言先治自己的病，治病求快。不自觉地，《中国底层访谈录》中的叙述上的张驰快感显而易见，连同选材方面也难以用“缺少廉耻”一言以蔽之。也因此剥夺了他对书中人物的怜悯与感情讹诈的任何迹象。而只显现了难以平静的哑默和低调的嘲讽意味。由于行文的低温状态，我触及到老威的冷冰冰的一瞥。在这不多见的一瞥中，既有对炎凉世态的疾走如风，又有痛陈人生的快刀一闪。这是他疾行的原因。漂泊是在命中神秘的、深藏着的首要冲动吗？老威赋予了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以宽敞的遭遇方式。这种“宽敞”展现的道路以白的即景式，和相约已久的成熟的邂逅，其准备的深度与容量显然具有不同层次：猎奇与偷窥的隐秘地带与哀感顽艳的身世之感同样不可同日而语；个人命运与历史的交汇；沉沦与觉醒；弱小善民的哀愁与美丽和见证现实的悲与欣；冒险与失意；高雅与俗媚；昏暗的镜子与黑色的喜感……共同交织为广阔而活色生香的阅读背景。但我隐约可闻老威在语言的声音里溅起的轻谑与哂笑的烟尘。这个陈旧而又悲悯的旁观者形象，适时地将自己“出席”、“缺席”或“告退”于任何时空。只要他愿意，只要他需要，我毫不怀疑，他将会逾越时令、物候、法则、疆界，拜访任何人与事，这场《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向导，以他个人的意趣与向度向我们推荐一个个形色各异的漂泊者，我不敢确信老威是怀着象征性的企图来构造这本采访的，好在老威从不指望让我们一味伤逝，他是叙述者，更是提示者。置身于时代的喧嚣之中，与其说《中国底层访谈录》是部充满冷冰冰光芒与药草幽香的书，不如说它闪烁着“抑揄的智慧”的开示之作。我以为，抑揄，是老威的一种最安妥的方式。对嘲讽而言，它显得宽厚而坚忍了许多，尤其采访对象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是他的故交；抑揄，含有善意与内敛的慈悲，又有敲击与俏皮的洒脱。如果说老威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是一条混杂着呻唤悲吟、高歌与呼啸的原声之河，其中不乏精神失乡者与肉体离所者，那么，《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叙述就是删去杂质，让人物尽可能保持原有质感与厚度，不漂亮却真真正正。让我的内心时时忘记自己处于阅读的身份，驻留那种人类难以名状的忧郁与哀伤。

9.给老岳的一封信（缺）

10.致四川省国家安全厅的请愿书（缺）

电子书制作说明

本电子书应该是网上能找到的最全版本了，一共70篇访谈录，缺2篇，200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只有60篇。附录部分，根据博讯网列出目录辑录8篇，缺2篇。

做这本电子书真不容易，手上没有台版扫描版，只有200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扫描版。文章来源于网络下载到的chm或exe电子书，大多篇目参照博讯网的栏目《廖亦武作品选编》的台湾版目录，搜索互联网然后补上，感谢便捷的互联网。可是，仍有两篇没能找到。目录也有不太合理之处，有些出现错字，例如《老地主周树德》，写成了“老地方周树德”。有些文章只见于一个网站，该网站还比较恶心，过滤了很多敏感词**，用**代替。还好，这个网站的文章都来自于2001年出版的《底层访谈录》，我进行了校正。本电子书优化了网络文章的排版，根据2001年长江文艺版补上部分文章缺失的“采访缘起”，文本未进行详细校对，难免有个别错别字、错误标点等，有待进一步完善。

希望大家阅读愉快！

**注：特辑录部分词语如下：“禁书、奶子、乳房、性爱、毛泽东、邓小平、鸡巴、插进、民主、人权、我操、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狗日的、专制、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