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埃德温·J. 丁格尔（Edwin J. Dingle，1881—1972），中文名丁乐梅，出生于英格兰康沃尔郡，1884年来到中国，在华生活多年，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与了解，特别注意将中国的情况介绍给西方世界。

辛亥革命爆发时，作为上海《大陆日报》的记者，丁格尔就住在汉口。他还是革命军领导人黎元洪的私人朋友。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在汉口，目睹了革命发生初期的种种情况。南北和谈在上海举行时，他又去了上海、南京，接触过袁世凯的幕僚。他利用独特的身份，穿梭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探寻政治幕后的消息，撰写了大量独家新闻。除此书外，他还著有《徒步穿越中国》、《我在西藏的生活》等著作。

译者简介

张建军（1974—），男。内蒙古达茂旗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内蒙古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北疆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学校图书馆副馆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国北京政府军事史、近代蒙古民族教育史、近代内蒙古政治史、民国绥远农村经济史等。

China's Revolution: 1911—1912 by Edwin J. Dingle

Copyright © 1912 by Edwin J. Dingl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革命：1911—1912／（英）丁格尔（Dingle，E. J.）著；张建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117-1049-9

Ⅰ．①中…　Ⅱ．①丁…②张…　Ⅲ．①辛亥革命-史料　Ⅳ．①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3261号

中国的革命：1911—1912

出  版  人　和　龑

策划编辑　贾宇琰

特约编辑　张远航

责任编辑　李小燕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　171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献出生命的志士以及新兴的群体，希望他们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将预示着新的一天的到来，为了中国的公正和真理。

作者　谨识

革命领袖黎元洪将军

作者的话

本书旨在介绍1911年10月发生在中国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那段人所共知的革命历史。由于成书非常仓促，读者很难指望从其中找到重要的政治意义。然而，在本书的讲述过程中，有着大量有价值的东西，涉及中国革命主义的新信息以及导致目前风起云涌的革命高潮的一些重大事件。虽然此次革命的重要性在目前尚难理解，但本书的写作，意在使那些不太了解中国的学者知道一些中国人生活中的动人之处。

革命爆发时，我正住在汉口。整个战争期间，我一直呆在汉口。当和谈会议在上海举行时，我离开了这个革命中心前往上海。我是革命领袖黎元洪将军的私人朋友，因此在那段时间里，我全时段地从政治幕后获得了大量独家新闻，这使我有可能写出发生在这个革命地区并明显影响这一地区的主要活动。恰在革命爆发前夕，我的一本书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1)书中包含着一些神奇的预言性话语，它给那些从未对中国政治进行过研究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总的概念：当革命使数百万青年民众认清真相时，这个国家会是什么样子。

非常感谢《大陆日报》的编辑托斯·米拉德先生（Thos. F. Millard）所在办公室人员的热心帮助。因为他们容许我自由地采用那一时期该报的所有内容，书中的很多信息就是选自《大陆日报》，尽管其中的许多文章是我在战争进行期间为该报所撰，我在其后所写的许多东西亦来源于此。

特别感谢住在汉口的热威·伯纳德（Rev. Bernard），在本书准备阶段，他曾给我以不小帮助。以“一些革命因素”为题的一章，以及以“袁世凯”为标题的那一章，出自他笔下，本书中的许多图释也得益于他的精心搜集。真诚地感谢斯坦利·冯·波克斯（Stanley V. Boxer）先生，他为本书绘制了两幅地图的草稿，并为战场略图撰写了文字说明。

最后，为我自己说几句或许还算公道的话，由于不可避免的环境关系，本书公开出版上市之前，我无法得到出版商提供的校样。

埃德温·J. 丁格尔

中国湖北汉口

1912年4月1日

————————————————————

(1) 《徒步穿过中国：内陆的生活与改革运动》（Across China: Life in the Interior and the Reform Movement），Henry Holt and Co.，New York。书价3.5美元。

战场略图

显示这幅辅助性战场略图的时候，有必要作出一些简要的图解说明。下文是我的朋友、理学学士斯坦利·冯·波克斯先生所写，因而会有一些别样的趣味：

第一场重要战役发生在10月18日，当时，炮艇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革命军躲在西商马场后面，修筑战壕，当天下午即朝十里铺发起了攻击。在行进过程中，他们遭遇到敌军巡洋舰的交叉火力的扫射，只好再次后退到西商马场。然而，就在第二天，炮艇后撤了，革命军趁机取胜，截获了几卡车军火弹药等军用物资。清军退守滠口，等候着北方增援部队的到来。

整个一个星期过去了，其间没有发生任何战斗。但是，那场致使汉阳陷落的战役，在10月27日打响了。革命军有些服软，竟让清军占领了十里铺和滠口之间的数座桥梁。革命军退向十里铺据点。加入战斗的炮艇发射出了几发比较精准的炮弹，使得革命军再次后退。清军沿着租界区的背后稳步推进，最终抵达大智门火车站。革命军夺回了这个地方，但又被赶回去了。他们撤回到歆生路，英勇地战斗了三天。在此期间，歆生路多次易手。10月30日，在汉口后面的马路和铁路路基中间，发生了许多次战斗。10月31日，那天是星期二，革命军略微占了上风，迫使清军沿着铁路线后撤。次日，即星期三，11月1日，清军开始火烧汉口。清军带着几门3厘米口径火炮到达大智门路口——这个地方距离汉口要比火车站近约1/4英里——将这些火炮安放在铁轨上。清军从这个位置炮轰全城，在当天和次日，大约2/3的城区遭到毁坏。尽管城市已成灰烬，持续的巷战仍发生在残垣断壁之间，极大地威胁着租界区内外国人的安全。这次破坏性战斗一直持续到汉阳陷落。然而，直至11月17日前，并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事情发生。

最为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自来水厂周围。黑山要塞上的炮手忙个不停。自来水厂多次易手。11月17日，革命军决定击退敌军。一大早，他们大规模渡过汉江，沿着张公堤——一个较大的弦月状堤围——向内推进。这段堤围从硚口附近延伸到3英里远的另一端博学书院。他们甚至推进到华商马场，但在那天稍晚，又被迫后撤。

黑山要塞

注：这是现代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场面。革命军英勇地防守着这座要塞。清军对这个要塞前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袭击，无一不以退败结束。第三次战斗中，清军伤亡极其惨重，汉江变为“血水”。第二天，有许多牛车吃力地拉着清军士兵的死伤人员，跨过平原进入汉口。至少有两万名士兵参加了这次战斗。

理应说，清军搬出他们的火炮，沿着歆生路一字排开，同时他们还将三门威力极大的重炮安放在棺材山（Coffin Hill）上，由此，龟山、梅子山和黑山，都处于火炮射程之内，并经常遭受炮击。但是，由于海军舰队向革命阵营的投诚，使得革命军又有了新的希望。星期日，即11月19日，值得纪念的事件发生了，鱼雷艇经受着极大的风险，巡洋舰沿着日租界和扬子机器公司之间的前岸，惩罚了清军炮队。随后，这些炮队实力大大增强，如图所示。

就在此时，攻克南京成为革命军指日可待的事情。清军也意识到，如果夺占汉阳，必须尽己之力，立刻占领该处。一支3000人的部队，从孝感向蔡甸进发，试图从后面抵达汉阳。派出这一分遣队的缘由尚不确定，但表明清军已经战败。他们的计划从未实现。

但是，清军决定另想办法。他们设法从舵落口渡过汉江，并将五门重型榴霰弹火炮带到张公堤，该处距离博学书院大约2.25英里。一阵猛烈的炮火指向汉江对岸的四座山头，这些山头正是通往汉阳的要害。部署在半山腰博学书院对面的一个炮兵连起而回击。博学书院位于火力直线距离之内，因此遭受到相当程度的破坏。由于遇到一条非常湍急的小河，清军无法沿着汉江前进，只好在三眼桥跨过小河，夺取了四座山头。从这场战斗期间（11月21日至26日）进入汉阳的伤病员人数进行判断，从随后采访时见到的坟墓数量进行判断，这里一定曾发生过剧烈的战斗。这些山头被修筑成防御工事，遍地都是采石场。但是革命军方面的武器装备却很匮乏。这些山头终被敌军攻占，后来革命军至少又夺回了其中一座山头。在整个过程中，革命军两面受敌，一面是部署在博学书院的炮兵连的攻击，一面是西北方向清军的攻击。

三眼桥

注：在汉阳以北约7英里处有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它本身是汉江的一条支流。清军迂回地向北方包抄，在上游穿越汉江后，却被这条河挡住了去路。这座桥是通往汉阳城的咽喉要道。双方在这里发生了最为白热化的战斗。革命者冒着枪林弹雨，死守着该桥及附近的山头，直到汉阳陷落，那时他们再也无法坚守。

星期日，即11月26日，革命军开始撤退。在星期六，梅子山上的炮兵连已陷于沉寂。在星期日晚上，清军从黑山进入龟山。由于从三眼桥山继续撤退，黑山一带的革命军也没了动静。11月27日，星期一，汉阳失陷，龟山是革命军最后撤出的一块阵地。

克复汉阳之后，清军保持着他们强势的渡河炮队，把他们原本部署在棺材山上的火炮上移到铁路线上，该处距离歆生路对面约1/4英里。他们在汉江上搭建两座浮桥，其中一座位于自来水厂下游，大约距离该厂半英里远，另一座在武神庙。他们还加强了龟山据点的防守力量，就像部署在博学书院的炮兵连和棺材山炮兵连那样，在外国人大楼的掩护下安放了数门火炮。这次，明德医院暴露在炮火之下。

然而，撤退开始了，其间再未发生更为激烈的战斗。铁路线上的火炮也搬走了。元旦那天，偶然会有两门榴霰弹炮和一些武器弹药被运到博学书院附近的先前位置，他们在那里坚持了三天，但这可能只是在防止革命军进入军事禁区的可能。汉口附近的战斗结束了。

引言

一、革命

发生于1911—1912年间这场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故事，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人完整而准确地讲述。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人口为世界总人口的1/4。这个国家尚未建成公路或铁路网，旅行通常是艰难而缓慢的。像所有东方国家一样，人口的膨胀成为这个国家的又一特征。因而，对于任何一个试图追踪并且广泛而准确地报道这场爆发于去年的武昌而又持续到现在的革命，进而得出清晰的政治性和国际性的观点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尽管我仔细研究，并试图去关注帝国的所有方面，我承认我无法得到中国其他部分的未公开消息，除了我的生活区域（我指的是中国的内部，因为那里有相互连接的电话线，在主要的中心城市和条约口岸之间容易保持联系），即使那些地方有公路和铁路，以及有从常理上讲可以移动到周围地区的某种交通方式，那也是不可能的。就在革命刚刚爆发后不久，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出现了仇外情绪和非法行为，禁止任何欧洲人远离条约口岸。当然，实际上，所有外国人都被本国领事强制性地限制在沿海地区。如果一个人通晓汉语，只能从中国报纸上随处可见的传闻中形成自己的判断，那将是愚蠢的。因此，只有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后，这个人才能客观公正地写作。

对于了解中国的读者，无需作进一步的解释，因为他很容易明白我的意思。他会根据经验理解中国及其人民是如何地前后矛盾、表里不一。但是对于那些从未到过中国或曾与这些富有特性的中国人擦肩而过的西方人来说，或许有必要增补一点：在中国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或阶段，都充满着那样一种难以预料的真实而美好的氛围，以至于任何关于中国的男人、女人、风俗、习惯、地方或事物的介绍，都只能是概略性的——除非他要进行令人乏味的描述。为了突出主题，当某人的讲述过于琐碎时，就必须删减，并在整体上重新解释。但是那些曾在中国生活的人都熟悉这一做法。他们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国家的这种难以理解的精神，会理解作者所写的东西，会理解哪些内容更重要，会强烈地感受到那些关于中国的事件中作者本应说清却被忽略的东西。当你写作关于中国的人们和事情的时候，你会认为你已经删掉了所有明显的不恰当的解释和描述，你会发现仍然有本应处理掉的瑕疵，你会继续删改，最终，你发现，出于西方人的思维，你经常在不恰当地解释和描述着事实，只是因为你没有用你的中国眼光，所以你的解释和描述就显得不真实了。在中国，你看到一件事情，自认为理解它，并把它记在心里，并告诉自己，不管它是什么，你已经把它搞懂了，已经有了最终的判断和话语以及正确的理解。但是不一会儿，你就会发现，按照中国式的转向思维，你不管看见、听见、想到乃至相信什么，你最终的思想、语言和正确意思都会完全改变。

这或许可以描述出革命期间的政治气氛。任何事件中都会内藏着一个恼人的悬疑，所有的国内事务都会乱成一团，然而这些注定还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出现。因此，对于那些着手要写一部详细的中国革命史，且要在连续而真实的范围内正确地判断一起事件对另一起事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人来说，当下就成了一项艰巨的工作。

本书作者要做的是，讲述他所看见和理解的东西，然后加入或多或少的关于总体情势的理性看法，并对引起去年10月的革命的形势和主要事件作出历史性的考察。这场革命虽然爆发仓促，却是经过周密计划的。“这次运动开始最终形成，大约在十五六年前，”中国最伟大的革命者孙中山说，尽管他宁愿这场运动再晚些时间到来，“三年前我们准备夺取武昌、广东和南京，但我们一直在试图控制北洋军，我们本应在学生中再工作一段时间的。”中日战争后，北京政府开始组建新军，派留学生到海外训练，以便掌握新军。显而易见，如果满人能够组织和控制一支近代化军队，势必极大地增强他们的地位，革命党立即着手破坏这种努力，在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以便当他们回到中国任职军官时变成革命者。革命的爆发本可能拖延几个月的，但却早于预期发生了。我们知道我们占领了武昌、南京和广东，但起初在广东有一次起义，去年夏天又爆发了一次。当武昌起义发生时，拖延计划已不再可能，因为清政府当局势必解除同情我们的士兵的武装。在广东，清政府驱散了全省境内我们的同情者，以致我们很难重新集中力量。如果我们按照原计划执行，就不会发生多大的战斗，广东、南京和武昌就会唾手可得，所有军队也会在必要时直接远征北京城，我们本可获得北洋军的半数支持。

孙中山如是宣称——他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满洲入主中国后，“裁制民权，抗违公意。我中华民国之智识上、道德上、生计上种种之进步，坐是迟缓不前。实行革命之目的，在于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易君主政体以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忿也。天赋自由，萦想已夙。此亦代表我国国民之公意。”

孙中山被任命为临时大总统时，在中华民国《对外宣言书》中宣布：

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故自满清盗窃中夏，于今二百六十有八年，其间虐政，罄竹难书，吾民族惟有隐忍受之。以倒悬之待解，求自由而企进步，亦尝为改革之要求，而终勉求所以和平解决之道，初步欲见流血之惨也。屡起屡蹶，卒难达吾人之目的，至于今日，实已忍无能忍。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轭。盖吾人之匍匐呻吟于此万重羁轭之下者，匪伊朝夕。今日之日，始于吾古国历史中，展光明灿烂之一页。自由幸福，照耀寰宇，不可谓非千载难得之盛会也。

满清政府之政策，质言之，一嫉视异种，自私自便，百折不变之虐政而已。吾人受之既久，迫而出于革命，亦固其所。所为摧陷旧制，建立新国，诚有所不得不然，谨为世界诸自由民族缕晰陈之。

当满清未窃神器之先，诸夏文明之邦，实许世界各国已交通往来，及宣布教旨之自由。马阁之著述，大秦景教碑之记载，斑斑可考也。有明失政，满夷入主，本其狭隘之心胸，自私之僻见，设为种种政令，固闭自封，不令中土文明与世界各邦，遂使神明之裔，日趋僿野，天赋知能，艰于发展，愚民自锢，此不独人道之魔障，抑亦文明之公敌，岂非罪大恶极，万死莫赎者欤！

不特此也，满清政府欲使多数汉人，永远屈伏于其专制之下，而彼得以拥有财富，封殖蕃育于其间。遂不恤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时拥特权，多数平民，听其支配。且即民风习尚，满汉之间，亦必严至峻之障，用示区别，逆施倒行，以迄于今。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邻掳劫。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以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妨殖产工业之繁兴。呜呼！中土繁庶之邦，谁令天然富源迟迟不发，则满洲政府不知奖护实业之过也。

至于用人行政，更无大公不易之常规。严刑峻制，惨无人理。任法吏之妄为，丝毫不加限制，人命呼吸，悬于法官之意旨；问其有罪无罪也，不依法律正当之行为，侵犯吾人神圣之权利。卖官鬻爵，政以贿成。凡此种种，更仆难数。任官授职，不问其才能之何若，而问其权势之有无。以此当政事之大任，几何其不误国哉！

近年以还，人民不胜专制之苦，亦时有改革政治之要求。满政府坚执锢见，一再不许，即万不得已而暂允所请，亦仅为违心之举，初非有令出必行之意。

因此，该宣言阐述了清朝统治政策的诸多缺陷，并继续指出：

吾人今欲湔除上述种种之罪恶，俾吾中华民国得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谊，故不恤捐弃生命，以与是恶政府战，而别建一良好者以代之。犹恐世界各邦或昧于吾民睦邻之真旨，故将下列各条，披沥陈于各邦之前，我各邦尚垂鉴之。

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

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

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

吾人当竭尽心力，定为一定不易之宗旨，期建吾国家于坚定永久基础之上，务求适合于国力之发展。

吾人必求所以增长国民之程度，保持其秩序，当立法之际，一以国民多数幸福为标准。

在此节骨眼上，我们无法核查这些革命者在多大程度上兑现了这些承诺，他们没有时间去进行深入的全国性的深层次改革，深入探讨政治理念也并非本书的目标。但是，大凡相信清朝统治已在中国成为过往的人，都不会怀疑，如果中国人拥有了极大丰富的生活常识和高质量的工厂，这个国家将会进步，并可使世界随着她的进步而进步。这一天终究会到来，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那时西方的观察家们会看到中华民族已经和全世界连接在一起，不再软弱可欺，而在国家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是独立的。他们会被平等地接纳进白种人的社会关系网中。现在他们正在自相争斗，希望能平息内部纷争，实现国内事务的有序化。他们也会犯错误，但可能因祸得福。中国人民不再被他们傲慢的西方邻居排挤的时代终究会来临，或许恰恰相反，我们自己会和这里的人民进行一场并不容易的国际性商业竞争，曾几何时我们藐视他们为奴仆，认为他们只能以手工劳动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这个初获解放的民族在向其未来发展道路迈进的起初阶段所遇到的问题，在程度上超过了任何文明国度迄今所遇到的问题。进步的迹象是清晰的，但仍不够明显。中国需要再造，致力于这场再造过程的人们可能会因为面对现有的各色样板进行选择时犯下错误。

当然，某些阶段上的进步是肯定的。我们能够从中国民族宣言的某些方面中确信，应遵循怎样的道路，注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总体而言，中国是一块难以捉摸的大陆，外人能给出的最好建议是“走着瞧”。

二、革命的后果

然而，几乎可以肯定，这场革命成果的特点之一，便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可能是百分之百，孙中山如是说。

1913年将表明，中国会以世人从未见过的速度在商业上迈出一大步。1912年可能是动荡不安的一年。若能如愿以偿，这一年的宏大计划，就是要组建稳定政府、完成内阁的选举、将干练的官员派至京城以外、平息各省的叛乱。但是1913年及随后的几年中，兴许就能在进出口方面显示出非常显著的快速跃进。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实行顽固的闭关自守政策，只是在最近的20年中，促使对外贸易和商业繁荣的种子已经种下，以至于西方在华工厂即便加班加点也难应付这种需求，也就是说，如果西方商人能够迅速抓住这一商机。本书作者认为，在此关键时刻，一个机会呈现在英美商人面前：参与和掌握中国准备促进的贸易市场，讨论未来10年中将要出现的商业发展可能。

读者也许会明白，尽管数年来大量外国进口产品涌入中国，但到目前，这只是中国贸易的一小部分，随着国家的开放，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注定会发生的。中国的市场巨大惊人，贸易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过普通家庭作坊的想象。从中国海到英属缅甸边境，从广东南部港口向上穿过所有半开放的东部省份，通过美丽的扬子江流域进入西方人未曾接触过的西部地区，辗转进入新近开放的地区，那里的住民们渴望买到外国商品，那里也就给外国制造商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商机。任何一个对中外贸易明智而有兴趣的人，一定会被这样的事实打动：中国的商品进口量并未达到其轻而易举能够实现的销量的百分之一。如果他细心考察任何一个已有外国进口商品和建立起一些外国工厂的具体的地区，观察该地区商业增长的现象，他立即就会得出一些外国贸易在中国有极大扩张潜力的想法。

甚至是最近由革命引起的服饰变化，也已显示出中国人改装易服的巨大需求。由于剪掉了辫子，人们决定抛弃小而圆的满洲帽子——一种曾在中国非常时髦的物品，同时立即产生了戴外国帽子的需求。一种商机立刻产生出来。进入这个国家，你会发现各种式样和质地的外国帽子：毡帽、布帽等等，销售量成百上千，这都得有人提供货源。中国无论如何还不能制造这种帽子。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东西，必须来自外洋。日本正在虎视眈眈，抓住了这一商机，仅在短短两个月中已实际上改变了中国的帽子市场。但是，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还可以列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商业变化的迅速。在中国境内一次7000多公里的旅行中，大部分是对条约港口没有什么感受的偏远的内地，作者在前段时间曾经作过一次商业方面的调查，试图了解现代精神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到内地，尤其注重观察英国商品在这个国家经济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因此，本章理应特别有趣，在两年半的旅行中，我去过中华帝国的许多地方，搜集到许多准确的资料。在这些地方，旅行者在中国人眼中仍属奇观中的奇观。甚至在遥远的中国内陆地区，人们也能发现生命、商业和财富——东西方观念的一种奇特的结合。四万万民众期盼文明，他们渴望快速进入文明的行列并获得设备，他们的需要正在使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他们需要所有的东西——铁路、机器、工具、枪械、轮船等等。这里有空前大宗的贸易，必须立即抓住它。近10年来，没有考虑到革命时刻的到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翻了一番；在未来10年中，如果和平降临，贸易额一定会再增一倍，尽管人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在正常发展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工业国，注定会成为西方世界重要的竞争对手，那一天还没有到来，在中国有希望成为一个重要的竞争者以前她首先要做一个巨大的购买者。

但是，我认为，西方不必因此考虑太远，这个国家只是重新获得了她的正常的环境，我们会看到贸易额非常迅速地增加。我仅仅是说她重新获得了正常的环境，是因为在这个仍有大量不确定因素的国家里，没有人会指望有持续的贸易额的增长。但是，政权相对稳定之后，我们将会看到中国秩序的恢复，以及良性贸易的开始。当下，没有人有恢复秩序所需要的力量，也没有人拥有调适的力量。在刚刚开始期待贸易发展的时代，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看到整个在华外国企业的辉煌时机的到来。对于毛织品、各种工程设备（尤其是采矿设备）、铁路供应品、千家万户的家庭日用品、汽艇，以及可使古老民族开始向近代文明转化所需要的各种私人物品等，中国都会产生大量需求。这种需求量甚至会使日本商业进步时代黯然失色。

完全可以肯定，这样的贸易一定会到来。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谁来进行这种贸易，怎样进行这种贸易？

我既非制造商，亦非中间商，不可能深入研究如何推进商业的细节问题。但我已看到一单对华贸易的好买卖，密切注视着这个帝国各地所施行的且为国际社会接受的一些新做法。我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可能有助于唤醒英美商人，使他们意识到已经摆在其面前的大好机会。不久前，当我将一份关于未来在中国工作的草稿交给出版商时，他说：“人们想要知道的是其贸易额如何增加——与知晓这个国家的自然、人文特征相比，他们更想知道如何增加贸易。写一本关于如何改进贸易的书，你的书将会畅销。”然而，极有可能最愿意花钱购买并阅读这种书的人，是英国商人的竞争对手。

当下，就这些现实贸易利润而言，据说英国可能拥有远在各国之上的最大优势：事实上，这一优势即是英国已博取了中国民众的信任。无论是商人、传教士、旅行家还是官员，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像英国人一样在中国受到信任。我这样说，无意伤害任何人的感受。在贸易活动中，中国人相信英国人，他们相信他的英国货；在革命中，战士们如果知道你是一个英国人，他们会以最大热忱祝贺你，并会夸赞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们的判断可能或对或错——我只是记下他们所说的话，这是一个普通人基本观念中相当平常的例子。但是，尽管有这种优势，英国商人亟须整体“觉醒”。但凡在中国事务方面有所认真思考的中学生，都会明白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我是一个英国人，或许会本能地快速意识到英国商人的失败之处，意识到他们在这片有着巨大希望的土地上进行贸易竞赛时的落伍之处。我知道会有许多人立刻要求我转向上海港、天津港或其他港口的船舶总量，注意英国船舶总量的优势地位。有人会告诉我，大不列颠仍旧控制着大部分中国贸易额，无需担心未来。但是，这一说法还有另一面。

某一天，走到汉口或上海的租界区，就会看见日本势力在当地正在取得的进展。进入货栈，就会看见来自日本帝国的矮个子深色黄种人及其思维方式；扫视着办公场所，德国人在里面最为勤劳地干着工时最长的活儿；全天候密切关注着进出口货物，你就会发现，即便英国人仍保持着业已持续多年的贸易额，他们也绝未再如其竞争者那样取得新的贸易份额。在过去的岁月里，没有一个国家能像英国一样在中国的真正发展方面做出很多。英国人已奠定了基础，播下了种子，他们理应收割眼前的庄稼。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贸易已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四面八方的呼声已经高涨起来：英国人不仅在中国商业兴起阶段未能抓紧中国贸易的增长机会，而且戏剧性地为德国人让开了道路，许多国家都染指于中国这块商业大馅饼，不几年之后，大不列颠注定会成为这些列强中倒数的几名。

我并非第一个为英国商业损失而悲叹的作家，但与此同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英国商人不能够维持本来很容易维持的在华贸易中的持久霸权。这只需要稍微多花一点儿精力，具备一些敏锐的眼光，尽快完成商业调整，在商务呈现增长势头的地方保持商业上的警觉即足矣。大不列颠的竞争者并未获得优势条件，他们不可能在长期竞争中将更好的产品投入市场——作为最大竞争对手的日本，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大量生产劣质产品，用廉价、肮脏的货物四处强占地盘，但是英国货和其他国家的商品总能毫不退缩。对在华英国商人而言，如在其他贸易圈中的英国商人一样，几乎总在关注海外贸易，并不考虑外人说他是否正在失去贸易机会——只要他的确不在亏损。这已经成为英国占先的例子，其他国家则并不这样。英国人过得很滋润，已经建立起与外界的联系，是社会共同体的灵魂人物，与家庭作坊们持有数量均等的订单，且能自得其乐。然而，头脑清醒的英国人，不管多么乐观地看待大不列颠在华贸易的整个局面，都不会否认英国现在的贸易与即将进行的贸易，以及与别国正在进行的贸易，都没有成比例地相应扩展。这并非悲观。乐观主义仍是英国商人的主要基调，而且大不列颠对华进出口贸易的利润，远在他国之上。不过，颇为强劲的对手——德国和日本——则要比英国商人自己承认的强大得多，已加入竞争，并且以一种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的方式展开较量。

先谈德国。德国人的成就是无可否认的。旁观者都能看得出来。每个港口都有德国商人。在人迹罕至的真正的中国内陆，我经常遇到德国人，至于是否曾碰见一个英国商人，我却记不得了。德国商人深入偏僻小道，排挤当地贸易，创造新的商业活动，在长途跋涉中忍受最大限度的困苦，以努力寻求商机。有一次，我遇到一位离开英属印度边境不远的商人，他已准确地横穿过中国，并在几个月前离开了他在上海的商务公司，正打算顺流前往仰光，再经海路绕到上海，因为从这一路径返回时更为容易快捷。这或许只是一个孤立的例子，但人们可以由此推断，德国商人在尽其所能将人们所需要的货物运入中国，在远离商业中心的地方不断派设商业代表，以向世人显示他们的能力。在天津，近几年来德国人已成为真正对手。现在，在这个重要的北方口岸，德国人的贸易额可能已与英国人等量齐观。在东西伯利亚，德语事实上是商业用语，但德国人不像从容不迫的英国人，在其眼中，不管置身中国何地，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学会使用汉语，这在中国是远比表面问题更重要的因素。德国人的成功，不靠政治影响，也不靠关税，也不靠欺诈手段，而是依靠纯粹的商业努力。他们正在正确原则的基础上，筹划一项宏图伟业，以猎取欧洲国家即将到手的日渐增长的对华贸易的最大份额，并且从英国人手中强行夺走他们曾经一直拥有的大部分权益。德国人一般都阅读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的历史、自然特征、内地人民及其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财产及需求的书。英国人则不愿搭理这些，很少学汉语，除非为着了解娱乐活动之类的事情，否则绝不会认真弄清有关中国的情况。

另一个危险的对手是日本。如果有人要详细叙述有关日本人做生意的方法，很可能最后大部分要遭到查禁。在中国经商的日本人并非荣誉的典型。人们必须警惕。这里不可能长篇大论地讨论日本商人在中国的活动，特别是在华北和满洲玩弄的无耻而阴暗的伎俩。无论是个体，还是所有人，看起来都是一丘之貉，都具有盛行于东方各国的各种秘密的集体排外的心理，亟亟于某种特别的没有操守的原则，他们还在中华帝国里得到最惠国的资格。日本人决心不择手段得到贸易。我到过中国内地的一个城市，外国商业曾在那里吃过闭门羹，但当时我却看到大街上最大的商店是日本人开的。他们为自己辩解说，那里不做生意，只是进行展览，以便同类商品顺利地从东京运来。日本人无事不为，无处不在，首先是低价贱卖，因为谈不上什么名誉损失。但是，他们却自以为与最有教养的欧洲人一样良善，并且会让你知道这一点。可是，没有一个因偏见而挑剔秋毫的人，去研究日本在中国取得的进展，并以艳羡或崇敬的眼光去看待日本人所取得的令人惊异的进步。我在内地，在云南、四川，遇见过日本人，他们不动声色地勘探矿藏，开采沉睡地下的金矿和铁矿，找出最好的开展贸易的中心点，查明当地的需求情况，标出可以通过贸易损害他人利益的战略中心。正像我所说的那样，日本人无处不在，无事不为——却很少得到人的信任。

但是，不管有多少竞争对手，我始终认为，没有哪两个国家能像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那样有希望获得中国新增的贸易机会。然而，这需要警醒。

三、整体性预测

随着中国作为共和国家的开放，它在教育方面即将取得的进步无疑也是非常巨大的。传教士会发现一块日渐扩大的新领域，他们和教育家们都能较自由地活动，并在各个地方受到更多的尊敬，在激励中国民众方面会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威廉·加斯凯尼赛西尔勋爵（Lord William Gascoigne-Cecil）曾指出，如果西方要拯救自己，就必须启发中国。他还说，除非这个大国得到和我们一样的标准，否则我们就要走下坡路。我们文明的进步，宛如我们的一个处于教堂阴影之下的老镇一样。你会发现在基督教文明国家里，村庄成片地围着教堂，城镇围绕着大教堂。最近几年中，工厂排放出的滚滚浓烟，已经将那些工厂的大烟囱遮盖得没有了形影。它们在我们文明上留下的痕迹，与在我们的自然风物上留下的不相上下。现在，一个对大小教堂几无所知的国家正要进入这种文明，除非教堂能确实找到一个机会，征服威胁西方的工业化的中国，否则各色教堂只会变成考古学家的兴趣点。威廉·加斯凯尼赛西尔勋爵接着说道：“我的意思是不仅要派出传教士，还要将基督教文明的真理和价值传授给这个巨大的工业化国家的人民的未来统治者。悲观主义者认为，这一点绝无可能。如此一来，即会敲响我们社会法则的丧钟。但是基督徒们说，世界是为了进步而创造的，能够使中国融入我们文明的范畴，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的机会，将世界建设成更加幸福的所在。如果此刻能帮助中国人尊重这些构成西方思想的高尚原则，中国可能就在基督教文明的灿烂光辉照耀下获得幸福，整个世界也可以避免出现一场工人大众从基督徒堕落为半个东方人的灾难。”

尽管清王朝的衰亡会打开这块土地通往真正进步的坦途，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于一个涉世未深而无辜的幼年皇帝，放弃他列祖列宗赢得的帝位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心酸的事。他成了中国人与清政府之间争斗的纯粹的牺牲品。然而，尽管这个事件值得同情，我们却不能让内心中对此事的哀婉掩盖了这一事件所体现的更为重要的方面，即我们不能不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皇帝的逊位，而且是守旧而虚假的中国文明在生机勃勃的西方文明面前的毁灭：庞大的中国，连同其四亿勤劳的民众，难以数计的煤、铁和其他矿产资源，儒教、道教和喇嘛教等传统信仰，都会变成西方文明的一个巨大部分。

我们这一代正看到人们在创造历史、创造奇迹。威廉·加斯凯尼赛西尔勋爵所引的如下一段文字可能是极具震撼力的预言：

我们正在打开世界历史上新的一卷，里面可能会有离奇而糟糕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可能也会包含着超出我们想象的更精彩的故事。人们多么渴望读到一二百年后史学家们所写的这卷书。它也许会写道：“从此时起，欧洲工人阶级的状况肯定会变得糟糕起来。虽然20世纪目光短浅的政客对此不屑了解，但这是世界工人数量膨胀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已习惯于贫穷的生活，以至于这里的工人们会愿意在原先西方工人义正词严拒绝的条件下工作！”或者它会写道，“西方的基督教因为奢侈而业已腐蚀，加之地域纷争带来的分隔，已陷于衰落。与此同时，因引起清朝皇帝逊位的巨大政治动荡而得到激励，且在残酷政治迫害中得到净化的中国基督徒变得更为虔诚，正是这些基督徒使得西方基督教获得新生！”

我们现在不可能把这卷书拆开，直接了解中间的内容，也无法预知其结局，我们必须随着时光的流逝，一页一页地翻下去。然而，我们必须认真了解当代历史这一页的重要性。

我们每个人都将看到，当前的中国会经历一场在社会、商业和教育诸方面的变革。诸多事件消息的急速公开，使得如果谁要从内心深处希望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就必须立即去读刚刚发生的新闻。任何一个全国性事件刚刚发生，旋即就会变成历史，我们不可能与所有的新闻保持同步。在绝大多数在华居住者不知不觉的时候，变化已悄然发生。当我们有所注意时，中国的面貌已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

我们应当好好研究一下这一导致伟大变革时代的各种行动。

目录

作者的话

战场略图

引言

第一章　黎元洪：他的新中国蓝图

第二章　冲突的开始

第三章　革命战争

第四章　十里铺的战斗

第五章　汉口大火

第六章　武昌的政治活动

第七章　黎元洪期望和平

第八章　外国人的危急处境

第九章　汉阳的陷落

第十章　伍廷芳向世界呼吁

第十一章　和谈会议——君主或共和

第十二章　孙逸仙归来

第十三章　袁世凯

第十四章　四川动乱

第十五章　一些革命因素

第十六章　结论

译后记

这是爆发中国革命的地方

注：这张武昌城的照片很好地证明了中国城市单调乏味的模式。在这些高低不平的狭窄街道里，战斗中的士兵们如同波浪般地前进。在庭堂和肮脏的弄堂的里里外外，革命军追杀他们的敌人。在起义开始的那些可怕的日子里，他们进行了狂热的屠杀，有600名旗人被杀。

第一章
黎元洪：他的新中国蓝图

“我们再也不能容忍清朝统治。”

“中国务必效法美利坚合众国，缔造共和。中华联邦务必尽快开放。为此，中外资本和劳动力必须共同努力。”

“儒教可能成为国教，但我个人喜欢基督教教义在中国的深远而广泛的传播，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

“希望在清朝统治推翻之后，政府体制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以使中外商业贸易不致中断，也可在外交方面续接起帝国时代中国和列强的既有关系。”

1911年11月20日（星期一），我有幸对中国革命领袖黎元洪(1)将军进行了独家采访。以上几点，实际上涵盖了我们交谈的主要观点。我是革命开始后第一个与其交谈的外国人，因而得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有权到首义城市武昌的任何一个地方，几乎可以随心所欲。

中国的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事件之一。如果没有黎元洪，兴许中国就可能不会有这场革命，他的名声现在已传遍了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历史可以证明，黎元洪是中国贡献于世界的最伟大的改革家。他相当正确的管理才能以及为其手下民众所做出的清廉榜样，已使新中国非常迅速地在东西方政治舞台上占据了突出位置。很少有在国家生活中默默无闻之辈一举获得至高无上的政治声誉。很少有人被赋予改变一个民族的整个社会生活发展趋势的重任，在历史上尚无人像黎元洪在领导中国革命时那样，被赋予重新规划全人类1/4人口的社会和政治观念的使命。在全世界的心目中，黎元洪是一个举世无双的人，是世界各国同辈中人里最有成效的改革家。

荫昌

注：革命爆发伊始，荫昌是清政府的陆军部大臣和进驻湖北省的清军的总司令官。

我在起义发生地武昌对黎元洪进行了采访。那一天，作为湖北省会的武昌到处显示出胜利的迹象。尽管近几天来，革命军在与由荫昌将军(2)率领的新从北京派来镇压起义的清军的交战中遭到小挫。但是我发现，和首义之初相比，武昌城内的民众怀有益发宏大的希望，领导者也益发坚定了信心。人们会感到他正在触及人性的基础，已经吸引了一批革命目标一致的人，他们打算把中国渐进地交还到中国民众手中。当一个人穿越围着城堡的街道，穿梭于那些矢志为清政府控制的中国争取自由的人们中间，他就会意识到，从前像一个沉睡的庞然大物一样沉默的中华民族的这一部分，突然发出了声音，下定决心向世界宣告，他们当下的行动意味着什么。这一地区的人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国内战争。世界上发生过许多次内战——红白玫瑰战争及另外一些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争，但当看到像中国这样巨大的国家，看到能动员全人类1/4人口的民族进行内战时，就会在脑海里慢慢确认这样一个事实：这场内战的意义或许要比以往所有的内战都要深远。这好像是一场信仰与反信仰的战争，人们以为遇到了一群纯粹关心正义与改革的本真的人。正义与改革的目的是确保四亿人的长远利益规范化，特别是谈及革命领袖们时，必须要弄明白这一点。这是人民革命的实质，建立秩序和权利政府的基石。黎元洪将军像一个伟大的国家木匠，正根据目的和用途修剪粗糙的树木枝杈。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他极端镇静，具有深邃的洞察力，这是一般军人所无法企及的。他那极端紧张的身心活动中的忍耐力，正在向世界显示他是一个天生的领袖。黎元洪将军大约有48岁的年纪，乍一看，他给人以勇敢而冷静的印象。在我和他交谈的过程中，我禁不住一再注意这位民族领袖的果断而老练的眼神，他能立即把话锋转向实际问题，并且对事情的真相有真切的洞察力。他目光专注，全心投入。他的性格与其说是热情不如说是坚强，他的话语中充满诚恳与真义。

我径直走进会议厅，卫兵接待了我。我的外文访帖先被送到外事办公室，接着，我被带入一个会客室。在楼房周围，政府人员正在紧张地工作着，来自那座楼房的命令，正改变着整个中国的历史方向。这里没有一个人是面带犹豫、三心二意的，所有的人都很活跃。

从无所事事地闲荡在门口的普通下属，到担任警卫的列兵，从将军的工作人员中最低等的书记员到将军本人，所有从事自己工作的人都有明确的目的，这一目的对于中国来说是新的。一切都井然有序，一切都平静而有条不紊。许多高楼顶上的新共和国的旗帜在晨风中胜利地飘扬着。外面的练兵场上传来阵阵军号声及部队训练时武器的哗啦声。在小镇的远处，在一块两块、十块二十块的露天空地上，新兵们正在训练队列。小山上空大炮的轰炸声不绝于耳，土块被炸得四射。炮弹划过天空时发出的微弱的呼啸声提醒我，双方的轰炸仍在急速地进行。但在将军的办公大厅里，只有随处可见的传令兵的跑动，才显示出战事正在我们周围进行。只有得到充分信任的人，才能见到黎元洪将军。有时，他的脸上放着光彩，是由于决断正确而产生的喜悦，他成功地把这种精神灌输给了这座城市中的所有人，他曾长期在这里充任普通军官。然而，我的读者不应该把我对上述革命爆发时的情景的描述理解为一个全新的中国突然间冒了出来：腐败已彻底消除，所有中国人的惯常不和、官场内的相互掣肘都已根绝。但凡关注我关于中国的作品的人，大概会像这次一样，指责我是一个最不诚实的人。但在革命发生的初期，我们确实看到一种前所未见的中国官场生活。在那段时间，黎的政府是在中国历史上所能见到的最廉洁、最勤勉，而且最有效率的政府。在旁观者看来，上述一切远未达到完美的程度，但却是中国人公共生活的大幅进步。

一位俊朗的年轻官员很快来到会客室，他戴着一副西洋眼镜，穿着一套外国军服和普通服装混合式样的制服。他敬礼后，请我跟他走。他的任务是领我去外事办公室。我即刻决定作一个抗辩，提出至少要采访黎元洪一次，我才会满意。我穿越长方形楼房第二层走廊的尽头，走进一间宽敞的房间。一个身穿军常服的体型微胖的中国绅士上来与我说话。我解释说，已经被安排与黎将军谈话，如果能按计划容许我尽快见到他，我会非常感谢。穿军常服的中国人微微一笑，平静地说：“是的，我就是黎元洪。”

黎元洪将军以中国式的儒雅，用英语和我交谈。他告诉我，愿谈多久即谈多久。他勉强坚持着用我觉得体面的语言，可能会在准确地表达他自己的思想方面有些困难。但不管我提出什么问题，他都愿尽最大努力回答。黎元洪是个英俊的中国男子，身高五英尺三四吋，已剪掉了辫子。理短的头发刚硬乌黑，眼睛微微眯起，不时闪烁着异常热切的光芒，下巴给人以无比坚毅的感觉。要不是他那军人的风度，人们很可能就把他当做一位中国富商。他热情敏锐，是个雷厉风行的领导者，全然不像那些直到起身告辞才说明会谈要旨的中国普通官员。他以他那特有的热情，轻轻地抬起手，大声宣称：“现在，全国18个行省当中，我们已经占领了13个，我们革命党人是不可战胜的。(3)我们已经在比原来设想的更短时间内使更多的省份汇集到新旗帜下，这就可以证明，中国民众早已渴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黎将军，为什么革命会爆发？请您简短地向我讲一下革命如此突然地爆发的真实原因。”

他对我微微一笑，眼光中透露出率直的个性。“多少年来，我们整个国家就一直认为，满人决不会给汉人以任何公正。他们压迫我们。虽然革命的爆发比我们预期的要早一些，但中国民众皆知革命迟早总要到来。我本人已声明自己并无领导革命之伟略，实际上，我虽然早已尽悉湖北新军中诸事进行的情况，却既不想出任领袖，也无意谋取今日你所看见的这个职位。计划革命之日，或许应该更早一些。中国一直期待着登高疾呼的首义之人。新共和政权的革命领袖无人企望大开杀戒，永远消灭清朝统治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自从我出任共和领袖之后，我已竭尽全力，尽可能不戕害生灵。”

“你确信革命肯定会全胜，整个中国会效忠于共和大旗之下吗？”

严密警戒的城门

注：在革命期间的数周内，武昌城门紧闭，只留下狭窄的一条缝儿。严格检查过护照后，笨重的铁门才打开一条仅容一人出入的缝隙放行。这幅照片显示了被黎元洪将军特别召见的掩葬队的负责人，经过检查后被容许出城的情形。

“效忠！”黎元洪孩子似的兴致勃勃地大声说道——此时，他的脸再次显得更皱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已占有了13个省及这些省境内的全部军队，还有海军。海军一部分驻在汉口，一部分派往南京(4)协助作战，一部分在上海。我们控制了长江。”然而，这位将军不再考虑把效忠共和一事视为值得注意的问题。他补充道，以一种东方和西方世界都无法比拟的极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把中国凝聚起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后，他接着说：“我本人只愿各省独立，建立各自的议会，但要统属于一个全国性政府。我们将效法美利坚合众国，设一个总统来管理各省议会事宜。”他简略地补了一句：“就像美国一样。”

“你们要隔多久才选一届总统呢？中国目前十分闭塞，缺乏发达的交通联络，难道您不觉得组织选举和其他全国性事务要比在美国困难得多吗？”我问道。

“我们每四年、五年、六年，甚至或者十年选举一次。我们的总统如果恰得其人的话，可能任期十年。无论如何，这只是我一己之见。但是，此事应与其他要事一起，都提交首届议会议决，我不愿过多干预。”

“您认为谁会有望成为总统？也许是袁世凯？”我问。

“啊，不是。”黎元洪迅速答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黎元洪曾一直力图说服袁世凯转向革命党，承担起创建共和的重任，却遭到袁氏的顽固拒绝。黎元洪说：“我们必须推翻清朝统治，我相信，袁世凯不会成为我们的总统。”说到这里，这位阁下停止了谈话。我试图多听他讲一些关于袁世凯的看法，但终枉费心机。过了一会儿，我提醒说：“袁世凯可是你的一个老朋友啊，不对吗？”

“不，我并不把袁世凯当做朋友。我本人认识他，但不大了解他，也不知道他现在对中国有何抱负。你明白，他不会听我的话。”

“这倒是真的。不过，外国报纸都在说，袁世凯会成为首任总统，因为他和你是私交。”

“是吗？我可不知道。也许将来袁世凯会在革命党中爬得很高，但现在他明摆着只想坐享其成。”黎元洪抬起手，坐在椅子上前后晃动，以帮助表达自己的意思。

把守城门的士兵

注：这是武昌城门的照片。命运坎坷的旗人企图通过这儿逃走，一部分人确实闯出了生路，但大部分人被刚刚参加起义的新兵杀死了。城门把守很严，没有特别的官方批准，任何人不得出入。

“此刻，谁是你的政治盟友？”

起初，他似乎并没明白我的意思，回答说谁也不是。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老朋友是萨镇冰统制。接下来，他颇为动情地和我谈起这位统制：“他是我的老师，当下已抵赴上海。但在战事了结后，他就会赶来，对共和国家有关海军事宜建言献策。萨统制是个好人，心地十分热诚。”在随后的交谈中，黎将军断言，目前国家已有最能干的人，尚未倒戈者几乎不值一提。黎氏极力赞扬几度担任过旧政府大臣的伍廷芳的政治家风度，希望他继续任职。此外，他还特别提到了对孙中山的敬仰。

这位将军继续说，他认为应该保留中国原有的驻外使节。如果这些官员愿意效力——当然必须是令民众满意，并经得公民投票同意后，他们始得保留原任——他决不希望变换中国内外任何一处的外交官员。“我们希望留下一切为了中国的幸福而勤勤恳恳工作的人，以使中国与全世界的商业贸易和外交联系不致中断。大体上，我们希望的方案是：

“（1）把满人驱逐到长城以外，直到蒙古去（愿意参加共和者除外）；

“（2）效法美利坚，创建共和联邦，每个省建立自治政府，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议会。

“诸此要事既经商定，我们便能从各省共和军政府中团结所有著名的改革家，组成我们的政府。届时我将辞职。”

谈到这些关键性内容，将军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他说，到那时，他应该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将中国交还到中国民众手中，并把权力移交给他人。当他谦逊地以自己的权力和中国的其他人物相比较时，他那毫不自炫的沉着风度，显示出真正伟大的情操。他正是中国的英雄，远胜于所有引导中国走向共和的领导者，并且为外交界、社会各界以及政界所注目，可他却在谈论隐退以成全更优秀的人！当我提醒说人们可能不会答应时，他仿佛从沉思中回过神来，重新转向我，回以由衷的微笑，但态度却很坚决地说：

“不，不可能有我的位置了。我乃一介武夫，而中国却有许多更好的行政管理人才。我中华人才济济。”他想了一下，接着说道：“当然，如果他们需要，我随叫随到。”他轻扣着桌子，仿佛是在随意说笑。

虽然我努力向这位阁下说明，没有他黎将军本人，革命就不会取得目前这样大的成就，但他对这一事实不以为然。他悄悄地告诉我，他本人只愿完全淡出公众视线。他急于从事的工作，就是把握夺取全国革命的最早时机，随即筹划拱卫共和、组织军队，而后不管新政府希望他做什么，他都会全力以赴。这并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他所引以为豪且深深热爱的祖国。

他似乎不愿过多谈及君主政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向来视皇帝为天子的国家，很多人都宣称君主政体是极其适宜的。黎元洪谈到英国，并将其与美国比较。他说，英国的君主政体最适合他们的人民，但这一制度未必也最适合中国民众。况且中国当下正在清除一切旧制度和旧习俗，他觉得共和政治更符合中国的需要。交谈之际，我试图提出一些即便召开议会或许仍会出现的不利于建立共和的问题，但黎将军并不继续接着谈下去，看来也不愿深谈下去。直到我说到中国的宗教问题，提及天坛里每年的祭品，询问其处理办法的时候，他的眼睛才重新闪烁出光芒。他走近我，抬了抬手，仿佛是让我确信他要讲的内容，然后慢慢地说：“大概所有的祭祀活动都要禁止。中国民众的宗教也许是儒教。”

“但是，儒教并非一种宗教信仰。黎将军，难道您不认为，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基督教会在民众中会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吗？”

“哦，会的，传教士是我们的朋友，耶稣比孔子更好。我非常欢迎更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深入到内陆省份。我们会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我们能请到的来华传教士越多，共和政府就会越满意。”

将军以十分简洁的话语继续说，他本人对所有传教士的工作非常满意，要是没有传教士进入并开发这块化外之地，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

“事实上，我们渴望尽可能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只有通过中外人士的共同努力，国家的开发才能更好地完成。我们意识到，只有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更自由地结合，我们这个新共和国家方能够开发自己的资源。我并不担心我们的陆、海军和防卫力量，也不忧虑我们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我们共和纲领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它们帮助我们增加财富。”

“那么，你赞成出让利权，允许外国辛迪加企业来华办理开矿等事宜吗？”

“我可没有这么想。今后如何举措，我无可奉告。但我本人希望外国资本可以和中国的资本与劳动力自由合作。”这时，一位参谋人员进来交给他一份战前军事文电，黎元洪突然转向那位参谋，并说：“不过，我们会有外国顾问的，所有这类事务，等以后再作决定。”他还强调指出：“我们必须统一全中国，此乃根本。”

“刚才你提到外国贷款，现在比以往更需要外国贷款吧？”

“是的，我们的共和政府将需要更多的外资，聘用更多的外国人士。革命党人深信，从列强手中得到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支持，是不会遇到什么困难的。美国早已致电表示良好的祝愿，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共和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时刻即将到来——也许中国会与美国走得更近。与向其他国家学习相比，中国将从美国学到更多的东西。”

逃离这座倒霉的城市

注：当每一列火车驶离汉口时，车厢内外都已无立足之地；火车头上的机械缓冲器都被当成了座位。孩子们被捆系在脚踏板上。

革命军的战略根据地

注：在整个革命运动期间，“人民”已经与真正的战斗联系起来。大量人口涌出汉口，拥挤在战线上，渴望看到被击败的清军。这幅照片显示了站在铁路堤基上的一些群众，以及村庄里升腾的火焰。此时清军已被驱逐出这个乡村。

“就商业而言，你认为汉口可以从这场革命中得到商业贸易方面的好处吗？”

将军手摸着下巴，沉思了一会儿，略作犹豫之后，便直截了当地说，他认为汉口可能会成为亚洲最大的城市。

会谈结束之际，黎元洪告诉我，他曾到过日本小住一年。他有五个孩子（二男三女）；他是湖北黄陂人，当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会将其送出国外读书。

“去哪里?”

“去美国。”黎元洪回答，面带幸福的微笑。临别时，他还握着我的手说：

“在你走之前，我再说一句，”他左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微微向我弯过身子说，“请别忘记说明，此次革命之所以发生，乃在于满人对汉人极不公道，无他。”

然后，他向我告别，我便离开了。

*　　　*　　　*

这次访谈和当前革命党的整体动向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所以我把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一些事件的内幕消息已略微有些走漏，听说黎元洪的一些抱负已受到了挫折，但他所持的观点或许还是今日革命党的总目标。当我将本书稿送到出版商手中之时，我还不能准确地预测中国革命的结果。然而，无论政府采取何种政体形式，革命的结果在每位爱国的中国人心目中都会是一样的。这些人中不包括黎元洪将军。变化不定的国家局势，就像一台自动式收报机一样，在纸带上颤抖着打出它所接入的最重要的全部话题。直到那时，作为革命党领袖的黎元洪将军，他对其伟大祖国的政治状况及其需要的观点，对于所有对目前中国事务感兴趣的人们来说，仍将会保持长久的魅力。

————————————————————

(1) 黎元洪，48岁，出生于黄陂北乡，离使他出名的地区并不算太远。“黎元洪”是他的正式姓名，他的朋友们喊他“黎宋卿”。他的父亲黎朝相也是一名军人——参将。1882年，18岁时，年轻的黎元洪通过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入学考试，六年后，学成。中日甲午战后，他被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招至麾下，以现代化的枪炮守卫那座城市，并成为南京附近一个重要关隘的守将。1894年（应为1896年——译者注）他跟随张之洞去湖北，受命在一个德国教官的协助下训练新军，为时三年。随后，他又被派到日本去接受防御方面的训练。两年后，他返回武昌，被任命为鄂军马队营官。1902年，他充任江阴水陆大操指挥官，次年掌管前锋步队四营统带。两年后，他升任第二镇协统。新军组建伊始，他即被提升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兼管长江舰队，兼陆军学堂会办、兵工、钢药两厂监督。同年（应为1906年——译者注），他被选为彰德秋操的临时统制，又率所部混成协参与1911年太湖秋操。1911年10月10日，黎元洪将军参加革命，正如以后会看到的那样，他被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

(2) 荫昌将军是陆军部大臣，曾在德国受训，他有一个德国籍妻子。

(3) 此时革命仅仅爆发一个月，读者会在本书后面部分中了解到随后几个月中继续发生的变化。

(4) 经过两周的激战后，南京落入革命军手中，现在革命党计划把她作为首都。

第二章
冲突的开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中国湖北军队中的一名普通军官面无惧色地正视着一群革命党人。其中有一名叫刘公(1)，是不久前从日本回国的学生，不过是个瘦长的孩子，但实际上却负责着中国革命的工作。这场革命现已过早地、十分偶然地爆发了。刘公端坐着，似乎有些怀疑地审视着站在他面前的那个军官。那军官是个协统，他的脖子上架着六七把闪烁着寒光的长剑，被几个黑衣大汉押解着，正待命受死。随后时来运转，使他成为当今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

这个协统就是黎元洪。他的名声在后来的一个月之内传到了地球上最远的角落。

这场长期筹划、仍在酝酿中的革命提前爆发了。人们推举黎元洪为领袖，他却站在那里向强迫他接任的革命党人辩明心迹。他解释道，他并不企望获这份荣誉——当然他不。谁知道在武昌的这场小小的武装起义竟会推动全国18个省转向革命呢？黎元洪觉得出任领袖一事，一点也不值得。违抗新军军纪者斩首。黎元洪的命运当下就得决断。于是，他争辩说，敝人不才，难堪此任，还请另举贤能。冰冷的利剑愈加沉重地压到他的脖子上，仿佛只消片刻，他就要人头落地。但是，人们又给了他一个思考的机会，厉声喊道，他已是革命领袖，必须服从，否则当即处决。这位协统仍然顽固回绝。在最后下令处斩他之前，革命队伍又给了他一次选择的机会。他同意了。利剑抬起，此刻，中国起义的序幕拉开。自从那个一度使他生死相隔一线的关键之夜以来，黎元洪的行动业已证明，所有生活在这片没落天朝的国土上的民众对黎元洪的选择是明智的。因为他为使中国摆脱过去的束缚，比以往的任何人都做得更多。

然而，直至10月过后的很长时间以后，人们才能准确地探查出革命爆发的真相。持有特别通行证的新闻记者正在寻找新闻线索，抓住人们的纽扣孔，急切地打听着起义比预定时间如此提前发生的原因所在。每个睿智的旁观者都明白，一场大规模起义迟早会来到中国。其中一些人甚至知道，过不了多久，大规模的起义计划将被充分酝酿成熟——那时，起义者将发起攻击，过于强大的武装力量会使得清政府剧烈地摇晃起来，其要害部门将会受到震动。但当武装起义的信号真正发出之际，当整个湖北新军奋起革命之际，几乎每一位新闻记者、每一位曾经自诩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人，都诧异地踮起了脚尖。接着，整个世界在新闻报纸上开始了一连串的关于谁是主谋者及事态何以至此的竞猜活动，但并未搞清这起革命的原委。最缜密的猜测也并未接近事实的真相。美国的通讯记者和欧洲的新闻媒体并未置身幕后，因此对于10月初发生的事情所知甚少。他们对发生在汉口俄租界的那起小事一无所知。事实上，身处汉口的欧洲人直到看了报纸上的简短报道后，才知道此事，而且在那天早晨，似乎没有一个人对他们所读到的内容予以多大的关注。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革命党一直密谋的那个计划已经过早地夭折，当下，这场运动的领导人除了决意冒险，已别无选择——沉下去或可能渡过难关。

下面是报纸上的那则简讯。它同其他普通事件的报道编排在一起，不加任何虚饰：

昨天下午，汉口俄租界的一枚炸弹轰然爆炸，破获了此前从未觉察的一个革命机关。下午4点，在俄国工部局大楼附近的巡捕被一声巨响吓了一跳。响声显然是从德国屠宰场背后的民宅中传出的。巡捕立即向该处民宅附近地区冲去。在一个弄堂(2)的14号，发现两个中国人正向周围泼煤油，显然是正准备放火烧掉房屋。他们很快被制服。对该所房屋及其周围地区的搜查显示，这是一个完整的小型革命机关。已制成的炸弹、用来制造炸弹的酸性物质、革命小册子，以及一份与起义成员名录极为相似的名单，都证明该处房屋及其所在弄堂地区已被革命党付诸使用。

注：这是一个被捕的炸弹制造者，正是这些人导致了革命的提前爆发。

世界的贸易中心

注：这是中国人所说的繁华的汉口。前部展示了汉阳钢铁厂的一小部分。汉江是介于汉阳钢铁厂和汉口城之间的一条宽阔的河流。汉江向南不远，波涛汹涌地汇入了巨大的扬子江，结束了它从遥远的陕西开始的长距离流动。这幅图片是从现在驰名的龟山顶端拍摄的。

有人这样推测：炸弹突然爆发，房间里的人害怕巡捕光顾，试图把这里烧掉。由于巡捕房的机敏迅速，他们的企图遭遇失败。巡捕除逮捕了前面提到的两人外，还全力追捕形迹可疑的四个人，他们在爆炸后不久曾到过现场，并很快逃脱了。昨天傍晚(3)，爆炸发生一个小时后，《汉口中西日报》的一名记者在俄租界巡捕房里采访了正被审讯的二人（一男一女）(4)，他们当时试图进入那座已被怀疑的房子。同先前被捕的两个人一样，他们被移交给夏口厅同知(5)。夏口厅同知派人迅速赶到现场。湖广总督也已从武昌派出一名海军军官作为代表，会同当地官员，企图弄清楚这个与革命军营有关的神秘事件，忙得不亦乐乎。在被巡捕搜查到的诸多物件中，有革命者的旗帜，还有武昌城区地图，以及安排诸革命团体各就各位以进攻武昌城各个大门的计划。昨晚最后一个小时，出事地点附近地区是平静的，除了俄国巡捕，看不到一个人。俄国巡捕们正准备热烈地祝贺自己的发现及有效控制局势的手段。

那个由于在制造炸弹时不小心，使其在俄租界过早爆炸的人是孙武，这迫使革命党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仓促起事。孙武是一个制造炸弹的专家，身上至今还留有被炸的伤痕。他立即被朋友们带走并躲藏起来，直至痊愈才回到他的同志中间。他的同志之一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刘公，此人以后成了湖北军政府的总监察。刘公的妻子本来负责扔爆炸弹，以吹响革命的号角。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革命党似乎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胜利。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过后，向新闻记者讲述起义过程，进而重新塑造这段历史，在当时是一件最为诱人的事情。据说刘公的外表可显示出他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是一个大约30岁的年轻人，眼中露出非同寻常的渴望。他西装革履，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蓄着小胡子，当然也剪掉了辫子。刘公出身于湖北北部襄阳的一个书香门第。如果不曾去日本，刘公可能已是中国一个旧式的学者和一个捐来的旧式官员。有人私下说，刘公用于革命事业上的数千两白银，事实上是亲戚们凑给他，想让他捐一个道台的。

刘公在日本修完了法律和军事课程，参加革命活动已有10年之久。不过，他宣称，直到遇见孙中山之后，他才为革命做了一些有成效的事情。以下就是他用汉语讲述的一段个人经历(6)：

大约六年前，孙中山抵达日本。当时我正在东亚同文书院读书，所有的中国留学生以最大的热情欢迎孙先生。孙先生在我们中间组织起一个团体，叫“同盟会”，我是会员之一。该会宗旨，是唤起民众，认清异族统治的奇耻大辱，鼓动民众争取自由权利。我们出版了一份周刊杂志《民报》，揭露清政府之腐败、专制和无能，列举满虏历来虐待汉人的事实，申明汉人应当起来复仇，惟其如此，方可对得起列祖列宗。我们强调，中华民族理应奋起，争取与各国民族平等相处；昔日列强小视中国，只是由于中华为满洲奴仆的缘故。《民报》影响力极大，几乎使所有海内外读者都意识到自己被奴役的地位，并渴望实现自我解救。但这份报纸并未维持太久，因清政府不满于日本允许该报出版，日本国期与中国通好，遂压制该报的刊行。我们又另外组织了一个机构，名曰“共进会”（意为“共同前进”）。其职责是分派代表赴国内各省，以革命思潮与爱国主义鼓舞士兵、学生，并派人向海外侨胞筹募资金。我在东斌军事学校学习期间，两度被举为该会领袖。

革命党代表在全国新军军官中都有至交好友，因此在与士兵联络方面易如反掌。即使军官们不愿帮助革命，也因与革命党代表们的交情问题而不致将其出卖。所以总督和巡抚们很难顺利地拘捕到革命志士。

我在军校和法律学堂毕业之后，于农历六月（1910年7月）返回湖北。抵达武昌，方知革命代表们由于瑞澂严拿党人，迫而四散，我大为失望，不久便因病返回襄阳故里。我一直卧病在床，直至次年农历三月（1911年5月）方告痊愈。我随即来到武昌，惟过分虚弱，难以工作，不得已又回家闲住了两个月。农历五月，我重返武昌，携银万两，皆为家人所赠。我在武昌中学堂附近租了一间房。我们大家小心谨慎，严守机密，并在武昌、汉口设有多个秘密机关，总部则设在工程营营房。

孙武一直在士兵中从事活动。这些工兵和炮兵虽然足堪倚赖，但一度表现出孱弱，虽然热心于反满起事，但不愿明确承诺在确定的时间参加革命。我们多次召集秘密会议，最终发现，劝导他们中某些人参加革命的唯一办法，即是若不相从，即以炸弹相见。

我们原计划在12月起事，八省同时发动，并已造就清册，标明各省藩库资金额数，以便了解起义时所能掌握的款项。我妻子亦为一热心之党人，最近赴沪组建女兵团，依计划乔装成沿街叫卖的穷苦女贩，相机掷弹，行刺总督，作为革命起义的信号。孙武与我都擅长于炸弹制作。10月9日晚，正在制造炸弹的孙武因一时疏忽，引起爆炸，遂使计划尚未完备，即遭败露。那里是汉口俄租界。俄巡捕旋即赶到，截获了我们的设备，并把我们拟定的文告、准备派送各外国领事的急件、私人书信、党人名册和大批徽章全部缴去。那批徽章上的图案，颇似今日共和军旗的图案。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的大部分情况，已为世人所共知。

孙武脸部在那次爆炸中严重受伤，友人将他隐蔽起来，使之得到妥善治疗，直到伤愈归队。当时，刘公全家住在汉口华界，他已被人怀疑了很长时间，当爆炸的消息传来时，他的妻子和他的弟弟已被逮捕，刘公设法逃出俄租界的住处。当晚，又有一些人相继被捕。次日早晨，四名男子被处决。刘公的弟弟不在此列。总督对他严刑拷打，迫他招出刘公的藏身之地。在此四人中，两个革命领导人刘复基、彭楚藩是在10日被捕的。刘公企图在9日午夜发动起义，但失败了。刘公接着说：

我明白，我们如果不立即起事，就会全军覆没。

可是士兵们都没有徽章标志，无法举义。次日早晨（即10月10日），我写信给他们，说明如果总督发现他们的名册都列入革命党文件之中，一定会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严加处决。他们回答说，他们并不害怕，只是因为没有徽章作为识别标志，所以无法起事。我立即命令以白布缠臂为标记，务必于当晚十时起义——这也正是总督瑞澂决定处斩我兄弟的时间。

工程营士兵还未等到规定的时间，就在七时半首先发难。他们立即派人戒守各处城门。驻扎城外的炮队听到枪声，便意识到起义已经发生，冲进城内并占领了楚望台（弹药库所在地）、黄鹤楼（可俯视长江的角楼）和蛇山。炮队原想炮击总督衙门，步兵早已抢先冲入，这才知道总督已从后墙挖洞逃跑了。革命党人把守着各处城门，想必瑞澂是缒城而逃的。

工程营士兵随即到各个标营驻地，告诉他们必须响应起义，否则将兵戎相见。事实上，除了辎重营一部分人和大约250名士兵跟着张彪(7)逃走以外，其他士兵都参加了起义。

我从汉口来到武昌，我们在楚望台召开了一次会议，各革命代表决定不从自己的成员中推选都督。

他随后简短地叙述了把黎元洪推上中国革命领导人地位的方法。

*　　　*　　　*

革命刚一爆发，伦敦《泰晤士报》即报道说，后来的领导人问题如同革命使全世界惊诧得目瞪口呆一样，令人很感兴趣。全世界都已看出，中国本身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震撼中国政府根基的事变毫无准备。

《泰晤士报》社论说，武昌是湖北省的大都市，似乎将要成为中国铁路运输网和全国国内贸易网的中枢。在这个地方发生起义，显然极为严重。至于这场起义在开始及随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严重程度，欧洲十分关注，却缺乏借以作出判断的材料。我们也得不到足够的消息，来说明当前这一暴动与一个月前颇具威胁性的四川骚乱有无联系。如果它们具有重大的意义，不消说，实质上会有更大的意义。然而，即使它们只是局部性的事件，也终究是目前形势普遍性动荡不安的征兆。两年以后，中国就要召开正式国会，指定责任内阁——这一切，至少在去年11月的朝廷谕旨中已有许诺。如此巨大的改革结果，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惧。从各种迹象看来，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度，最为衰弱的东方君主国家之一，能否承受如此巨大的一场变革呢？人们对去年那张谕旨的认可，并不能说明他们对未来已达成共识。资政院曾经一致要求进行这次改革，指责谕旨许诺的改革日程过于迟缓。但是，确切地讲，对中国来说，筹组立宪政府，三年的时间肯定不算太久。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8)很有令人钦佩之处。他们认定绝对需要改革，而且其中很多人渴求改革乃出乎真诚的爱国主义。但迄今为止，他们尚无远见卓识，也没有领导和建设的能力。去年，他们当中的一个成员在与一位欧洲人私下交谈时，随口说道，照他看来，除非流血革命，彻底扫尽一切污浊，才能挽救中国。说这番话的地点，就在武昌。说这番话的人是一个下级官员，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丢掉官职。目前这场起义就是以这种方法来拯救中国的尝试吗？果真如此，那是什么样的民众力量在支持它呢？或者，除非它立即被平息下去，又是什么样的力量集结起来作为它的后盾呢？我们以及一切在远东有着利害关系的欧洲列强，在很多问题上依靠着它的答案。

————————————————————

(1) 刘公，原名刘湘，字宗耀，湖北襄阳人。——译者注

(2) 即宝善里。——译者注

(3) 1911年10月10日。

(4) 应为刘公的同母弟弟刘同（原名刘耀章，字登众）和刘公之妻刘一（字淑卿，一字文华，别字征清子）。本书照片中的那位“被捕的炸弹制造者”，应指刘同。——译者注

(5) 一个小的地方官。

(6) 见《英文楚报》1912年1月15日。

(7) 张彪是统率湖北军队的提督，参加了第一次作战，作者对其进行了采访，见后。

(8) 此处依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译出。冯书就孙中山《伦敦蒙难记》翻译问题进行考辨。孙中山自称：“余早年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之存在。此种政治运动，大可以名之曰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之形成。余以该党宗旨识见宏远，适合时势，深表同情，即报名入党。……该党原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于朝廷，俾推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旧式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中国睡梦至此，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少年中国党之设也。该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原冀皇帝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弊或可奋起。”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2—123页。本书后面的内容中，作者多次提及该党。——译者注

第三章
革命战争

中国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在开始的几天里，事件以惊人的速度一件接一件地发生，使得若按时间顺序来追述事件，变成一种非常困难的事情。

冯国璋

注：首次南征试图解围湖北的清军总指挥官。

听不到武昌城内外国人的任何音讯，只见城门紧闭，城内连日大火熏天，人们都以为事情会发展成为一场排外骚动。人们簇拥在堤岸上，用双筒望远镜焦急地盯着河面，搜寻外国人的踪影。可是，直到10月12日凌晨，一艘飘扬着美国国旗的小火轮才从武昌送来美国海伦娜号（Helena）船长克尼勃（Knepper）以及一些美国水兵和外国人士。下午，当海军军官们用蒸汽船载着所有的外国人和来自各所学校的大约150名基督教姑娘沿着汉口堤岸行驶时，人们欢呼喝彩起来。

10月13日，全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被革命党人占领。和清军难有什么区别的大批革命士兵，分编成几个分队，从武昌抵达汉阳，颇为平静地进入汉阳城内，他们佩戴着革命徽章，从事着各自的工作。革命军在凌晨一时占领了火药厂，又在零星的交火之后占领了兵工厂，并在兵工厂里缴获了至少140门3吋口径的大炮、约50万发枪弹和足够制造200万发枪弹的火药。这个数字，加上已经知道的储存在武昌附近的3200万发来复枪子弹和5000发野战炮炮弹，足够起义军支撑一段时间。不久，革命军又攻占了汉口华界。至此，革命党人发现已经占领了整个中国的三个最好的战略据点。

此后几天之内，革命党和朝廷双方都在进行最大规模的活动。革命党以极大的热情在武昌、汉阳和汉口遂行他们的意图。他们还将督署藩库内的全部银两洗劫一空，然后一把火将其夷为平地，并扫荡了所有的官房衙门。革命军驻扎在这三个城市里，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权威一度是毋庸置疑的。10月19日，两军首度交锋。不过，这只是一边倒的事件：因为指挥湖北清军的提督张彪手中兵马稀少，从一开始就无法与在数量上处于绝对优势的对手相抗衡。外国人只能把这一战争理解为局部的起义，很快形势就变得明朗起来，这场革命已经主宰了中国，湖北的起义力量很快把其他省份的革命势力团结到他们的麾下。首义初期所显示的那种团结局面，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于是，战争开始了。

初战小胜之后，革命军凯旋入城，他们及其支持者们遇到了少有的忙碌局面。战胜张彪及其随从这一事实，不仅完全击溃了敌人，而且极大地激励了革命军的士气。革命党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进行新的战斗。清军已从北京南下，人们以为这些军队会倒向革命党，但是他们没有，而是选择了战斗，艰苦的战斗。可是，就在第一次交锋中，他们却被克扣了军队应当开支、自己赖以生存的粮饷，还有保持皇位安全的弹药和其他很多军用物资，等等，他们只好垂头丧气地沿着江岸撤退到很远的地方。

10月20日黎明前夕，我驾驶着自己的汽艇，驶向革命军的基地十里铺。据说清军曾在夜间爬上来偷袭，他们似乎又重新鼓起勇气，准备进行另—次战斗。我看到一群革命军的新兵和老兵，正在兴致勃勃地用实物训练来复枪的使用技巧。瞄准的目标就是两头猪崽儿，当这两头无辜的小猪进入目标区，新兵们即瞄准射击。我从他们身旁走过，接着穿过一条曾经是车站主要通道、现在却乱七八糟的马路，走进车站。车站里，大约有1500百名士兵集中在站台和附近的场地上——一幅刚刚发生过战斗的场景。

十里铺首次交锋后的战场惨状

注：革命军在十里铺的首次交锋中，完全击溃了敌军。这是战场上的死难者。

革命党人对我和我的同伴（他代表《纽约先驱报》）极有礼貌。有两个人领我们上了站台，去到战地总指挥官坐的地方，虽然我们宁愿站着，他们却要我们坐下来。总指挥官是一个壮实的小伙子，待人周到而热情，一副典型的中国人样子。他看见我们，非常高兴。站台下边是几门野战炮和身穿黑色服装的革命军，还有一些报废了的铁路卡车。军官们的战马在路边吃草，士兵们来回奔忙，他们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没有人虚耗时间。只有作为这次战役指挥者的总指挥官，镇定沉着，彬彬有礼，如孩子般的率直，以贴切的汉语措辞向我表示问候。他坐在作战椅上，全副武装，一边和我交谈，一边等候侦察兵回来报告情况，以便筹谋当天的作战方案。

他会允许我们给他拍照吗？——当然可以。他站起来，朝镜头摆了个正脸，挥退了一个匆匆跑来的侦察兵。乘这间隙，我赶紧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他便专心听取侦察员的报告，仔细记下他们告诉他的一切情况。我建议交换一张名片——他很乐意，立即拿出名片，把自己的全名写在名片背面，递给我。他对我所牵挂的一些区区小事哈哈大笑，并向我保证，他们会胜利的。谈到作战时，他脸色变得坚毅严厉起来，锐利的目光闪烁着战斗的火花。他的副官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穿着粗花呢西服——当然剪掉了辫子——一点也不像名军官。他尽可能把所知的消息都告诉我们，还指着缴获的铁路货车和截获而来的满载于这些货车上的各种补给品，温文有礼地问我们是否能够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解决生存问题——因为，他解决不了，他认为清军也不能解决。他大力喊道，他们解决不了。然而，这只是战争初期的情况。在那些日子里，任何一个公正的外国人都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革命军在抗击参与该地区作战的斗志低迷的清军小股部队时表现出来的高涨士气。

下野的总督和武昌起义的诸领袖

注：本幅照片显示了湖北新军往日的军官群像。瑞澂总督位于前排中央，其左起第二、第三人分别为张彪、黎元洪，黎氏在革命中站在反政府一方。

就在采访革命军战地总指挥官的那天早晨，我顺利地了解到提督张彪正在顺流而下的一艘汽艇上。我立即驾艇去拜望他。不久，我就坐在这位曾被委以节制湖北新军全权的张彪的身旁。看到这位身材中等的中国人毫无军人服饰，头发蓬松，面目污垢，双眼充满血丝，我除了由衷地向他表示怜悯之外，别的实在无话可说。不久前，他还是一个身居高位的强权人物，佩戴着令人炫目的穗带、纽扣及所有说明官员身份的随身饰物。中国军界很看重这些。现在的他却垂头丧气，明白自己已经失败，各种给养均已被切断，手上只剩一支毫无战斗力的残兵，他还知道自己的项上头颅已被悬赏了5000两白银。开始时，我略费周折才登上他的汽艇，提出要见张大人，有人把我引到后舱，十多个军官正在吃早饭。一个普通教员打扮的男子朝我走过来，颤颤巍巍地伸出手，客套一番，请我进舱。他告诉我，他姓张。——他就是湖北清军的总指挥官张彪提督。

张彪体格剽悍，身高约有五英尺另六七吋，嘴形坚毅，下颏硬朗，一双乌亮的眼珠戒备地审视着我们。他跷腿而坐，这确系中国的风俗。一队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在他身旁。在我们交谈时，面前坐着衣衫不整的军官和张彪的随从，他们有些坐在翻倒过来的箱子上，有的坐在长靠椅上（这是提督休息的地方），有些坐在地板上，大家都忙着吃饭。

起初，张以明显不欢迎的眼光盯着我，然后问道：

“尔从何处来？意欲何为？哪国人？”他一口气问了这些问题。

“吾今日不拟开战，”他说，“吾之探哨遍及乡间，麾下兵将三千余众，皆为精良之士，实力远在叛匪之上，现正设伏于滠口之外。吾将恭候荫昌大驾。荫昌将军正率援军二万南来；吾亦拟恭候萨军门，萨军门正谋划弹药的补给。”

张彪没有谈到他的对手黎元洪将军，似乎也不愿谈及敌方的情况。可是，在后来简短的交谈中，他颇为同情地说起了革命党人，并且肯定他们总会为叛逆之举而懊悔。他继续说道：“吾等无需劳日费时，便可稳操胜券。无论如何，四日之内谅无恶战，然萨军门一旦补足炮弹等物，吾等再添二万精兵悍将，局势将迅为改观。”

清军从北方蜂拥而来，司令部设在滠口的一个小村庄，位于大“S”形铁路转弯处的末端，这段铁路从十里铺伸出大约六英里远。10月25日早晨，清军发动首轮进攻。革命军驻守在十里铺车站下面的官营造纸厂，这个造纸厂就在七里溪附近。人们会遥指北方告诉你，清军驻扎在那里，大约有12000至2万人，没有人知道准确的数字，纯属猜测。实际情况是，前些天，革命军的一些敢死队员深入敌后，引诱清军脱离阵地，对他们发起射击，然后向租界当局申述他们的国际主义，告诉他们清军如何射击每一个所能看见的外国人的。

数天以前，驾驶汽艇的人断然拒绝将我送到战场附近地区。黎明时分，我站在汉口的河边声嘶力竭地招呼舢板，如果有人愿意顺流而下把我送到临近战斗的地方，将会得到丰厚的报酬。经过激烈地讨价还价，我们登上了一只木船，很快就来到火线，当越过革命军基地时，沿河哨兵就我们的身份和来由等进行盘问。我们划船朝造纸厂方向驶下去，由一条支流划入主流，然后登陆。我们随意向前走了几分钟，没有看见人影，唯一碰到的是一个贫穷而可怜的独眼人，他像卖古董一样以高得荒唐的价格向我们兜售一些清军的军火及空炮弹。

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几乎把我们的耳朵都要震聋了。我们知道战斗开始了。来到一片开阔地，我们发现小股步兵在地面上呈波状起伏的掩体下，推着野战炮悄悄北移。我处在河流和铁路之间，在我附近的另一些人在伺机伏击返回的清军。他们预料，清军的炮弹会很快射过来，叫我“躲起来”。过了几分钟，一丝闪烁的火花，一小股蓝烟，一声沉闷的响声，一阵连续不断的呼啸声，这一切告诉我们，敌军已开始行动。我透过望远镜看到炮弹未打中目标，落入我们前方约500码的沼泽地，以巨大的力量溅起迷人的水柱。我把此事告诉了周围的革命军，他们发出一阵嘲笑声，仍旧趴在自己的位置上等待，好像不知道那回事一样。

战斗中的清军

注：驻扎在滠口的清军，从战争刚一爆发，即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和良好的军事训练所造成的绝对优势，越过平原地区向汉口挺进。这幅照片显示了战争初期，清军的炮兵队作战时的情景。此时，他们认为敌人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我朝野战炮群走过去，发现在一辆未载货火车的车厢里，有10尊射程较远的4吋口径的火炮，也有瑞可西机枪和马克沁机枪以及其他种类的枪炮。

用高级望远镜也看不到清军的影子。他们在滠口的营地，看上去很平静——滠口在北方相当远的距离，枪炮弹径直穿过铁路线弯成的“S”顶部射过来，又持续了半小时之久，由于未掌握好射程，清军的枪炮并未打中目标。我没有护耳垫及战斗记者应有的其他普通设备，当机枪扫射时，索性趴下写稿子。突然传来一阵比马克沁机关枪激烈和沉闷的瑞可西机枪的射击声，以后就没有声息了。起义军们欢呼着庆贺起来，宣称他们已经把敌人打哑巴了，可以前进追杀对手了。但他们毫无组织。革命军虽然有许多军官，但看上去全无秩序。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命令别人服从而反对别人的建议，没有人准备有序地将战斗进行下去。

现在他们被迫停止无组织的行为。从地面上冒得老高的敌军的蓝火焰，真正预示着危险已经来临。能听到隆隆的炮声，射向我们的炮弹穿过天空发出的嘶嘶声比以前变得更响了，每个人都本能地低下头，等待炮弹爆炸。这时，爆炸声从我们正上方的半空中传来，这使我们意识到，这一地区至少已在威力最大的一尊火炮的射程之内。在革命军的阵地里边及其周围发出一片“嘿呀”声，一些人立即站起来，把步枪背在后面，紧张地向四周寻找他的同志，准备跑，另一些人仍旧留在原地。敌人在确定他们的射程后毫不耽搁，接二连三地将炮弹倾泻在为建立共和国模式而战的人们的身上。

我弯腰躲在一座砖砌建筑物的后面，一些炮弹直接在我们前面爆炸，炸开了铁路线上的红土。还有一些炮弹在我们头顶上爆炸，榴霰弹暴雨般地倾泻下来。没有人受伤，当然更没有人被炸死。我决定与大部分革命军步兵同时前进。我沿着河岸全速冲刺，几分钟后便跑到一个合适的隐蔽处，我发现自己混在几百名乌合之众当中，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行动。有的人把步枪高举在空中，有的则把枪指向同伙，还有的把枪拖在身后，没有人维持秩序。在我们跑的同时，炸弹在周围爆炸。我们可以听见所经过的建筑物的波浪形屋顶上尖利的“乒乓”声，逃离了大炮的射程后，所有人都兴高采烈。在一块“V”字形地面下方的一个山村里，我们遇到了更多的革命军炮兵，也有逃跑的步兵。所有人都认定，自己已被打败，有的人则询问是否应该把枪扔掉，有人告诉他可以这样做。一个人以典型的中国方式，用现金从路旁的老太太那里买了价值10元的果品，在激烈的战场上为他应当给价10元还是8元而讨价还价，果品装满了他的背包。那些更为兴奋的战友则在讨论以后的作战方案。

革命军正在上船

注：战争伊始，革命军由于缺乏水上交通运输工具，遇到很大的阻力。这幅照片显示了他们通常采用的办法：一艘小型蒸汽艇推着四只满载士兵的平底式中国帆船，将他们运到目的地。

行进中的革命军

注：这幅照片显示，在穿过稻田和平原的狭窄而蜿蜒的道路上，发生了第一次战斗，军队无法快速前进。清军自始至终都占据着有利位置，不断地炮击在旷野中行进的敌人。

因而，如果这次起义失败了，也完全是被他们自己开始就着手的办法所击败的。阵地的丢失，给了他们一个宝贵的教训。

第四章
十里铺的战斗

首次交火过后，所有的人与事都变得忙乱起来。这一点非常像美国人。到10月27日，清军由于北方援军赶到而实力大增。他们虽然遭受顽强抵抗，仍然不断进攻，并很好地控制了局面。那一天接连发生的事情，也使西方世界大开眼界。战斗在拂晓打响，革命军掘壕据守，壁垒森严，人多势众，却指挥不当，结果清军大获全胜。革命党人英勇奋战，伤亡惨重。

决定性的27日

注：在10月27日，陆地上和江面上清军大炮的轰隆声说明了革命军所面临着的艰巨任务。11月27日，革命军丢失汉阳。这幅照片显示了民军从十里铺全线撤退的情景。

读者可以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详细看出，革命党曾认为，清军一旦明白了战争根由，就会加入革命行列，因此朝廷的根本对策，便是对北方军队隐瞒起义真相。如今，革命党人公开承认了他们的失望。事实上，即使北军确实愿意倒戈，也得不到这样的机会。他们的阵势是这样部署的：河南、山东的军队在前面，满洲旗人正在他们的后面。这是效忠清廷的满洲官员精心策划的一种花招，旨在确保清军的胜利。即使河南人心存异念，他们既不能放下武器，也不能转身后撤。如果试图投降，满人就会朝他们开火。满人坚持向前进攻，也防范着任何不轨的举动。目睹十里铺战斗的外国军事家异口同声地说，朝廷军队面对顽强的抵抗，一再持续进攻，并以最科学的方法，在火炮掩护下逐步推进。

革命军炮队正部署去拦截敌军

注：革命爆发之际，革命军遇到很大阻力，因为他们缺乏比本照片中所示的山炮威力更大的火炮。他们的勇敢精神值得称道，尽管他们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并对清军猛烈的射击组织了有效抵抗，但他们没有榴霰弹，也缺少重型野战炮，使其难以取胜。

我从革命军基地——十里铺车站南大约1/4英里的地方，观察了大约三个钟头的滑膛枪和大炮的最猛烈的开火。致命的战争迅速蔓延，穿过一片广阔的地带，延伸到革命军司令部的东北方，在泥泞的稻田和耕种了一半的土地上展开。早晨，寒冷灰蒙，不到7点钟，4吋口径的大炮就开火了，双方军队悄悄向前移动，都很容易用来复枪火力杀伤对方。革命军散布成直角形阵势，两端阵地都配备了较大的火炮，人数众多、士气昂扬的步兵分散在铁路北侧掘壕布防，构筑工事。他们前面是石砌的河堤，还有与车站平行、沿河生长的灌木。下面稍远的地方，堆放着亚细亚火油有限公司的储油罐。

清军相当精准地回击革命军的炮火，他们在打第四发榴霰弹时就能校准射程。革命军则要花更长的时间，而且他们只有普通的1.75吋和3吋的炮弹——他们急需榴霰弹。

滚滚浓烟弥漫在战场上，射击似已徒劳。可是，双方军队仍以非凡的斗志和精力继续猛烈射击达两小时之久，几乎没有片刻停歇。这在中国是不常见的。它说明，中国现代军队如果有什么可以稍许自豪的话，那就是在战场上无所畏惧的战士。我就在战场的边缘，用望远镜观察战斗的进展情况。后来望见萨镇冰统制的舰队慢慢溯江而上，它们已经缓慢地行驶了一段路程。起初，人们以为革命军炮阵地是在青山上（青山在河的另一边，是几乎和阳逻相对的一处要塞），那里的炮兵会向舰队开火。可是这一切并未发生，河那边整天都没有开火。炮弹以极快的速度从双方的营地飞出。清军射出的炮弹在革命军队列中爆炸，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那些志愿用热血捍卫共和的可怜的小伙子们成百地倒下。

两个多小时的滑膛枪、雷克斯机枪（Rexers）和马克沁机枪的嘎嘎作响，以及3吋和4吋口径野战炮的轰鸣之后，人们知道死亡人数必定是庞大的。可是大约半小时后，在射击的嘈杂声和硝烟中，双方军队都在挖宽大的战壕去准备新的战斗，人们无法判断哪一方更玩命。如此连续的嘎嘎响的射击声甚至在日俄战争时都是未曾听到过的。突然舰队移上来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它的移动或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在一段濒临日本租界码头的下面有一个小村子，十分安静，好像战斗离它很遥远。村民们正准备早饭，很少注意渐渐靠近的步枪射击声。我自己感到一种恐惧，不久将不得不从临时休息的地方转移。在十里铺车站下方一堆石块后面，我能看到，革命者的部队开始站起来，准备撤退。与此同时，从远处的铁路向北，正规部队的三个营正执行某项任务，秩序井然地走下来，进入那片开阔的天地，跪下准备射击。他们的目标是什么？金属环已从炮艇上取下，炮艇离我很近，裸眼就能轻松地看清他们的操作。水兵们显然是准备腾清巡洋舰的甲板，如果他们进入射程之内，革命军可用步枪射击。野战炮随着主战线向前移动，随后可看见一批步兵。

战斗中的革命军

注：尽管作战非常勇敢，革命军所受的军事训练实在是太少，他们通常都不注意隐蔽。战争的失利给他们带来惨痛的教训。如若没有他们的英勇无畏和不屈不挠的毅力，军事史上不会出现更为出彩的东西。

革命军布防在一个非常宽广的地区，从十里铺上面的河岸直到远离铁路线另一边的一个地点，整体构成一个直角，有三个主要的设防据点，彼此间配备了几个为壕沟保护的步兵营。我通过望远镜观察到，清军发射的炮弹打击到起义军的整个右角，把队列打得七零八落。渐渐地，战斗离我更近了。为建立共和而战的革命军慢慢撤了回去。首先一个营向后移动一点儿，再次跪下，全力重新开始射击。上午9点半过后不久，清军舰队显然要增强火力，企图以密集的炮火一举击溃革命军。首先是一声霹雳，撕裂云天，霎时间，周围的枪炮声沉寂下来，天空顿时出现大难临头般的死寂。接着又是一声巨响，炮弹正好落在铁路上，恰好爆炸在那个被革命军作为坚不可摧的基地并引以为豪的车站里。火焰从前面的一栋楼房升起。萨镇冰统制明白，他命中目标了。

对一支训练有素、富于现代作战经验的军队来说，努力抵御一支势均力敌的陆军和实力不明的海军，尚且是英勇的却也可能是鲁莽的举动。这支军队大部分由未经训练的新兵组成，人们对这样一支军队产生了更多的疑虑。因为在革命爆发前，他们几乎没摸过枪。当时，我是在革命军阵地上写下这段文字的。他们所指望的地面部队，只是能够在基地里频繁调遣的武装力量。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他们牢固地防守着阵地，同时也感到训练军队的必要性。此外，很多久经训练的士兵竟被自己人击毙——散布在后翼的新兵击中前面的正规军。这在整个战役里，对革命党人来说是非常遗憾的事。

战舰开始以惊人的准确度把炮弹倾泻在革命军营地上。革命军似乎已陷入无望境地，但大部分人仍然沉着地坚守炮位。

萨镇冰统制的炮弹飕飕地掠过大地，其威力令人毛骨悚然。不久，革命军就被迫后撤。置身于这种局势，只会等来灭顶之灾，他们绝望了。很多人慢慢随着队伍走过来，污垢泥泞，混乱不堪，疲惫而凄凉。他们穿过同情革命的村庄，沿着铁路撤向汉口华界，接着又仓皇离开。在其逃跑过程中，清军不断向他们炮击。北军在卓越的指挥下，以娴熟的技巧爬过堑壕。炮兵和步兵都以行动表明，他们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不可轻视。接着，他们扑向赛马场，而后被一群革命军残部暂时击退。这些革命军残部十分狂热，却缺乏战术，刚刚重新站稳脚跟。战斗重又开始。清军冒着马克沁机枪的密集火力，沿着堑壕冲上来。他们的勇猛冲击，形成了那一天战斗的显著特点。这将永载史册。虽然马克沁机枪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打倒在地，打得他们惊恐绝望，狼狈不堪，他们仍然坚持以英国军队也轻视不得的气势一拥而上。

首日冲突的受伤者

注：这幅照片是在仁济医院的院子里拍摄的，显示了一群康复中的革命军伤员。其中一个士兵坚决拒绝拍照。当被问及是否因为害怕时，他大声说：“相当害怕、害羞！看看那几个缠着绷带的人，请告诉我，他们看上去是否像是胜利之师的代表。”

“弟兄们！”他们无知地高声嚷着，“今与盗匪交战，务当竭力，匡扶社稷，勿使贼人得势！”

将近两点钟，双方的侦察队频繁活动之后，两军在靠近日租界的居民区里再次短兵相接。有人担心在第一次交战时，外国人会受到袭击。可是，租界居民都处于非常安全的防卫之下：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奥地利的海军小分队驻扎在各个地方，设置路障，采取一切措施来保护和平秩序。

在这次战役中，死亡人数当然是非常大的，但如同其他大部分情况一样，这是无法搞清的。

那天一大早，萨镇冰统制为了乘胜追击，正式通知负责外国租界防务的英国海军中将温斯罗（Winsloe），声称将于次日下午3时轰击武昌。因此，领事馆发出一份通告，强调所有的妇女和儿童都应撤离。通告还进一步指出，外国炮舰可以驶向下游，所有的卫兵必须上岸，留在租界防卫，志愿队仍要在岗执勤。

萨统制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耍了一个大花招，扬言要进行的炮击并没有发生，后来人们才知道他从来就没有这一打算。巡洋舰甲板上的弹药奇缺，官兵们公开表示极端的不满情绪。统制也无法确信炮击武昌能否促使对方投降。他认为，这是陆军内部的争斗，因此告诉清军首领说，陆军应当自强奋斗，了结战事。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黎元洪将军在武昌稳坐待变的策略丝毫没有受到严重干扰。他坚持武昌革命，这极大地增强了革命在道义上的影响力，每天都有一些省会或府县表示与革命共存亡的新闻。黎元洪卓识远见，才干超群，阻止了武昌卫戍部队急于发动的攻击，把军队集中到汉口一侧。

革命军的新兵

注：“星期二入伍，星期三训练，星期四参战”。这经常是对革命军新兵的命运的安排。黎元洪凭这些既未经训练又不懂纪律的人，与大清帝国的现代化军队进行着对抗。

战斗继续进行。战士们的勇敢表现令旁观者为之震惊。自从新军组建以来，清军是首次投入真正的战争。革命军中涌入大批未经训练的新兵，他们大多从来没见过大炮射击，发生怯战现象原本情有可原，但是他们英勇无畏，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为解放自由而战。也许这些新兵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勇敢行为已经使西方很多军团都羡慕得涨红了脸。

确实，在中国内战的最初阶段里，洋溢着激动人心和令人惊讶莫名的气氛。

到11月1日，清军已经占领十里铺和通往北京的整条铁路线。他们依靠顽强果敢的行动、良好的纪律和军事常识，又成功地挺进到位于法租界后面的大智门火车站。

那天早上，我来到车站营房。人们对外国人敬而远之。当我进入车站时，几个军官斜着眼看着我。别的军队不会不看通行证就让我过关卡，可这一次我没有证件也走了进去。我坐下来，和一群身强力壮的北方小伙子聊天，他们似乎很是悠闲自在，拥有一切想有的东西，只是香烟除外——因为他们正不断伸手索取。我真难以相信自己置身于全球瞩目的中心地区。现在，世人的目光都在关注着这场中国人之间的伟大搏斗。伦敦和纽约的各家报刊，都在专心报道这场战争的情况。中国革命处在政治领域的遥远地平线上，既影响着中国，同时也在影响着整个世界。当这些清军在军事要塞里相互庆贺自己至少获得了实战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对这场战争的重要意义却知之甚少。然而，降落在我周围的炮弹，带来了未来中国的信息。

离我坐的地方不到100尺远，有4门极具杀伤力的4吋口径野战炮。现代化的克虏伯大炮把炮弹射入汉阳，炮手以最快的速度工作。隆隆的炮声震动了整座城市，备受惊吓的孩子钻入母亲的怀抱，母亲们也害怕得不知所措。防守汉阳的革命军炮兵部队也积极还击，毫不退缩，炮弹时近时远，但从未落入铁路上清军的炮兵连队里。

不怕死的炮队

注：一开始，革命军的火炮的射程不及清军先进的克虏伯火炮。革命军冒着清军渐渐变弱的步枪和机关枪的火力，正在操作小型野战炮，并不慌不忙地发射。我很欣赏他们的无畏。这幅照片显示，革命军的炮手已撕开火车站尖木栅的一部分，准备抵抗清军的进攻。

作为一个兴致勃勃的旁观者，我坐在几根枕木上观察着双方大炮发射出的炮弹的下落点。这是偶尔的一种消遣方式。似乎没有人介意我坐在那里。炮手们会得意洋洋地介绍4吋口径大炮的使用方法，并指着龟山告诉你，他们正试图射击那座俯视着长江的庙宇，当敌方的炮弹落在附近某一地方时，就会爆发出热烈的欢笑。他们会机敏地看着一个人，微笑着，以中国特有的方式询问某人的家庭关系，如果相关的人能用家乡话跟他们谈天，他们会异常愉快。普通的军事观察家可能会断言，清军是一支特殊的军事力量，既有烦琐的中国式的日常礼仪，也有对中国人来说相当陌生的纪律，不论从仪表还是从军营生活方面看，中国军队都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我们已看到的这支中国的模范军的许多神勇表现使我们赞同这一观点。外国人经常把中国人看做是不会拿武器与他们战斗的人——他的主要攻击武器是商业，联合抵制或者信任。但今天中国军队确实没有虚张声势。如果不抱着必胜的信念卷入任何外部纷争，它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与其他国家维持和平。

我本应首先承认革命军占数量上的优势。但是，受过训练的军人才是战役中的获胜者。他们的部队中经过训练的士兵不足1/5；他们穿着真正的军人制服，走出营房，进入火线，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发射，看到自己的人在前面倒地死去，然后从后面射击。但清军只需围着营地附近闲逛，使观察家们的大多数临时雇员确信，革命军的对手的确是一支军队，会做出一支军队应该干的事情。保卫帝制的军队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人物12年惨淡经营的结果。清军是按照中国的军事天才袁世凯制定的原则创建的。袁氏没有亲临战场，但当战争进行之际，他运筹帷幄，指挥着战争的进程。

不管帝国军人们是否正在明白他们为何而战，不管大部分士兵是否急于认输，以便回家，不管他们中一部分人是否期望倒戈投降，并反戈一击，这些并不影响大局。清军只是整个帝国朝廷并不重要的部分。为了生活，他们不可能停止战斗。正如许多人说的一样，他们原本可能是三心二意的，但他们的组织却是几近完美的。

我坐在枕木上，一群士兵很快凑过来。一些人端着他们的饭碗来到我跟前，要我用他们的筷子“吃饭”。我从一个步兵碗里取了一块坚硬的面饼，并大嚼起来，以显示我毫不反感。他们都大笑起来。每个人都说：我样样都很棒。接着，我们聊起来。我问一个军官，为什么中国人要打中国人，他愤愤答道：“呸，彼乃叛贼，顶坏顶坏的人。外国租界因之骚扰不宁，今朝廷正欲将其剿灭。彼等并非真正军人，不过是一群刁民，根本不能打仗。我们（以及为之牺牲的人）才是军人。”接着，他邀我一起走了一小段路，直到我们看见数门大炮发射出炮弹。他说：“如果不久以后，他们还不束手投降，我们这里的大炮就会将他们击入长江。这就是我们的计划。虽一房一屋，也片瓦不留。此乃袁宫保之令。数日之内，战事即可了结。吾将班师回朝，休整度假。”他轻声说：“袁宫保大驾已驻抵十里铺(1)，不拟再进。宫保乃大智大德之人，洞察情势，只在相机应变。革命党以为吾等今日休战，乃怯懦之举，此大谬也。你只须等待片刻，即可亲睹屠城。吾等将杀死所有能看见的人，会杀死很多很多的人。”

清军最终占领的大智门火车站

注：革命军一次又一次地被驱逐出火车站，但经过在火车站附近的激战之后，火车站又失而复得。战后留下的惨状显示，双方对这个战略要地的争夺曾是多么激烈。

“可是，你不觉得中国人杀中国人，是十分可笑的道理吗？”这家伙把头转过去，心不在焉地笑了一下，说：“唉，那是另一码事。那些东西早已过时了。吾等身为新军，受命为新中华而战，不想使江山社稷沦入刁顽贱民之手。”

“当然，我非常明白这一点。但被你们打死的可怜人，都是好人，他们也是在为国家利益而战。……”

他打断我的话，一点也听不进去。他以为我就是革命党，停止了交谈。“这是他们告诉你的。”他最后说，“如果将来他们掌权，情况会完全不同。”

他走开了。我再次追上前去说：“恐怕你没有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那些人也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他们肯定不是你们想象的盗匪。看来你们听到的情况不准确，而且……”

“吾等绝无误会之理。诸将官精明练达，众士卒亦精挑细选。吾等为军中英杰，此即吾人受命之由。……”

*　　　*　　　*

不久，清军开始明显地向革命军施加威胁。他们首先威胁说，第一天占领汉口，第二天占领汉阳，第三天占领武昌。大家都明白，汉口很快会失守。至于袁世凯是否像传闻所说的容许所属军队焚烧汉口，另当别论。谁也不会相信他竟会容许进行如此野蛮的暴行。不过，这种威胁毕竟是个凶兆，战争期间的纵火焚烧实属平常。

海军轰炸后的结果

注：在同革命军第一次交锋之际，统制萨镇冰的舰队向这个人口众多的村子开炮射击，使之夷为平地。炮击对敌军的损害微不足道，但对一个小村庄而言却是极可怕的。

战船败退

注：十里销战斗中，一群革命家的旧式炮艇同时疾驰，形成一道如画般的风景。当萨镇冰统制的舰队朝他们开火时，一个炮弹碰巧落在距离这些木船不到1/4英里的地方，他们扬帆向武昌冲去，速度出奇地快。

博学书院的校长瑞乌·A. J. 麦克法拉尼（Rev. A. J. McFarlane），在激烈战斗的大部分时间里，住在离汉口不远的地方，他对我讲述了沿后城马路进行的一次冒险的骑车旅行。他的叙述为本书城郊附近的情况描写提供了素材：

10月29日，星期六，清军已经沿着从歆生路到硚口附近的汉江整条铁路线开出了一条路。星期六傍晚，我们第一次在校园里听到马克沁机枪的尖叫声。那天晚上，铁路线周围有九个地方起火。到了星期一傍晚，湖南部队的反攻好像使战线再次返回到大智门火车站。当地的传闻说，清军全部被切割包围，或许已经投降。从大火来看，他们显然已后退了很长一段路，我们已有四天听不到汉口的消息了，而且我们也需要银元付作薪金，并购买教职工们所需的食品，我决定在星期二尽力通过（战区）抵达租界（直到星期六，我们还正常维持了几个班，但在星期天，最后两个中国教师也走了）。

骑了三英里的路程之后，我进入了华界，发现近来所发生的战斗的迹象。我不得不绕道而行。据说，在这条路上，一些清军士兵隐藏在简陋的房子里，伏击活动仍在继续。我来到马路上，站在老城墙上，发现整个地方一片荒凉，甚至乞丐所住的土房子也是空空如也，且被烧掉了一半；平时都会有一大群过路行人、挑夫和人力车出现的地方，再无一个人影，甚至看不到一只流浪狗。汉口的华界仿佛是一座死城——直到第二天（星期三），大火方才熄灭——想必仍有成千的人躲藏在房子里。我走了大约一英里的路，沿路都是曾经发生过猛烈抵抗的迹象，炮弹在房子上炸开的洞、散落的子弹，到处都是。我碰到五六个湖南兵，他们正趴在路边的矮护墙下隐蔽着，等待着狙击清军。清军占据着大约半英里长的铁路沿线区域，这条铁路与马路平行。他们友好地向我挥手，示意我向前走，显然不希望自己被敌人发现。因此我继续独自骑车向前，跨过一具业已面目全非的乌黑的尸体，上面爬满了苍蝇；我看到一堆没曾使用过的炮弹，仿佛向世人讲述着兵败后匆忙撤退的情形。沉寂的空气里充满着死尸的气味，烧焦的人肉及木头的臭味到处都是。突然一道闪光，随即“砰”的一声步枪响从铁路边传来，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冲我来的，于是下了车，向前走了几步，表明我自己是一个外国人，但后来没有发生什么事，我骑上车继续走。不久，我又碰到了十个身穿黑色外衣的家伙，他们正趴在路边，准备着向铁路沿线近距离射击，还有几个人隐蔽在房子里，透过已毁坏的窗户向外开火。在一些损坏的破房子中间，有一两具革命军人的尸体和烧得半焦的一匹马或是一头奶牛；再向前，在路边躺着一具女尸，显然是乞丐一类的人，半裸着躺在血泊之中。当我走近水塔时，有两三个小牲畜棚打开着，几个人站在周围；我看到一小队身穿灰色外衣的军人从破房子里走了出去。守在马路尽头的英国海军陆战队战士，帮我把自行车挪到用沙袋和砖块垒砌成的障碍那边。就在那时，我们得到一份报告，内称，一门加农炮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开火。当我再次踏上充满和平与安宁的租界土地时，更感到了安全与轻松的惬意。

下午三点，情况似乎还与之前一样，我办完了事，拿到了必需的钱，顺着原路骑车往回走。几颗子弹再次从我身前身后飞过，我的心脏又剧烈地跳动起来，直到出了城，来到相对安全的荒凉的乡村地带，并受到来自学校的热诚的欢迎，我的心才又放了下来。

这是因职责关系越过租界界限的外国人的普遍感受。然而那仅仅是大屠杀的开端。

————————————————————

(1) 估计这时袁世凯应皇上的强烈要求，出山就职了。他被委任为湖广总督，肩负平叛重任。据报道，袁不在十里铺江岸车站，但确实在孝感。读者也许会留意阅读一下本书叙述袁世凯在此关键时刻活动的那一章。

第五章
汉口大火

你曾经看到过一场火——一场大火吗？

你是否曾经见过一片广阔的大草原着火，看到火焰上下跳动，来回晃动着，颇具威胁性地逼近你的情景？如果你曾看到过，才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我写的含义。你能否想象出成千的屋顶、清真寺、寺庙、教堂的尖塔等，各种不同的高度、宽度和形状的屋顶，被一片舞动着的草原大火包围时的情景？你能想象出烈焰被强烈地煽到一边，巨大的火焰带迅速地向前蔓延，接着又摆回来，继而又再次快速地向前展开，最后稳定下来，犹如把倒霉的敌人死死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慢慢折磨它，并残忍地杀害它的情景吗？你能看到如波涛滚滚般的，甚至连强劲的北风都吹不散的一团浓烟，慢慢地向前移动，再次变成白热化的“格格”射击声的巨大力量，愤怒地把它的深红的火焰送上天空的情景。透过厚厚的浓烟，你能看到不计其数的屋顶、教堂尖顶及拱形的中国建筑，好像在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躲闪着，像一支完全乱了阵脚而仓皇溃逃的骑兵团，他们在不停地跑着，却跑不了多远。他们声嘶力竭，却无济于事。他们无法更快地飞奔，忽里忽外、忽上忽上，最后放弃了所有希望，被迫绝望地倒在浓烟里，永远地消失了。

但这些屋顶不是骑兵，它们不是人。

男人们和备受惊吓的女人们及幼弱无助的孩子们、年老的父母们、病弱的人、伤残的人、瞎子、瘸子及重伤员都在两天前离开了这座城市，现在转移到乡村周围，富人和穷人几乎都无家可归。那些犹豫不决或漠不关心的人都被卷进冒火的街道上，无助地、绝望地等待着他们在这场大火中难以逃避的命运。汉口的这场大火，注定会使华人世界的贸易中心汉口毁灭在这场中国人的战争中。

大智门地区的清军炮队

注：清军的炮兵部队在“欧洲高尔夫球场”上占据了极佳位置。他们迅速地调好射程。几天以来，人们看到榴霰弹非常精准地在位于汉口城里、龟山上和西边平原上的敌人阵地上空爆炸。这些炮队发射出的以麦宁炸药制成的炮弹，使汉口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没有人能精准地说出在这座城市着火期间发生的事情。欧洲人聚集在租界的屋顶，注视着，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好像一个人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一口煮沸的大锅，想到在耀眼的火焰背后，成千的人可怜地交互做着悲哀的告别，然后死去。穷人仿佛除进入地狱之外别无逃生之所。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是无望之举。当一个人看到这一切，他似乎感受到在那些屋顶下面，一个人在历史上所能演出的最悲伤的场景正在被忧伤的眼泪书写着。他似乎感到那些男人和女人、小孩、残疾者、瞎子以及那些打算像呆在洞里的老鼠一般死去的穷人们愁眉苦脸地挤作一团。

因而，无限怜悯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

但我再次问你：能想象出所有这一切吗？如你认为能想象得出，那你能描述出来吗？我不断地观察着。火焰似乎使我与他们一样内心焦灼，正如磷在火海中燃烧一样。火苗疯狂地蔓延到右边，到左边，又重新汇到中心地带，这些我都尽收眼底。烈焰残酷地撕破这块宽广而不规则的火焰带，不久又会把它汇合起来。那令人恐惧的火焰好像分成了数段，每一段好像与另一段在进行杀戮和焚烧竞赛，使许多无法逃生的温顺的人们慢慢死去。火焰再次蔓延起来，忽上忽下、时里时外、前前后后；有时它变成更大的一团，令人防不胜防；接着又会像一只食肉的大鸟一样停下来，直到它的猎物到手，继而狂喜地再次前进。我已经问过你，是否能想象出这种情况，并把它描绘出来。我就在现场，坐在一个高耸的屋顶上看到这种情形。当我用笔墨书写我们时代的历史时，一切令人恐惧的真实事情就在我眼前发生，我的工作就是把整个事情描述下来，这就是我待在那里的原因。然而，我的笔无助地从手上滑落下来，情景实在难以形容。无法措词，词语乱塞，笔头仍动弹不得——我写不下去了。这座庞大的城市被野蛮地摧毁，变成了一座死城和一个使人流泪的地方，这显然是我知道的最残忍的事情。

城市大火

注：这幅照片本身诉说着悲惨的故事，但却无法表现出宽达1.5英里的一片火海的可怕的情景：大火扫荡了这座倒霉的城市，使50万人无家可归。对这次野蛮暴行的一个补救措施，就是以某种方式重建汉口时，可以使它更符合其商业重镇的地位。

当一个人看到在一个远远的角落里，一团深红色的浓重的火焰到处乱窜，一股细而直的浓烟冲向天际，他会以为，这是给命运之手的恰当供品。今后命运将指引这些备受蹂躏的人们走上幸福的道路。然而，这将是数年以后的事，现在火正伴随着我们。我们以自己的方式观察这次战争，讨论着这座城市的焚烧。把一座拥有50万生灵的城市夷为平地，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在中国，一座有围墙的城市几乎是靠不住的。请问阁下，如果在4亿3000万人口中有50万无家可归，那将意味着什么呢？当中国放火焚烧、进行屠杀、做着自诩为文明的人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任何事情时，她向世界显示，她在从前本来是可以控制住眼前这些我们认为是野蛮的局面的。对我们而言，违背上帝和人类的意志，处心积虑地把城市夷为平地，胡乱地毁灭价值以百镑计的财富，这是最残忍的野蛮暴行。对我们而言，这是无法想象的罪恶。但对中国而言，采取这种所谓的野蛮暴行，采取这种最为实实在在的野蛮、最为粗野的和毫无人性的伎俩，来教训那些普通人，那些劈柴烧水的人们，要他们知道必须安分守己，认清朝廷的强硬铁腕，明白必须服从老天的安排，不得倾向革命，这是一件好事。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为了他们坚持的利益而牺牲，财富遭到毁灭，这些事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所致，而是来自全国性的歇斯底里。

修补路障的能工巧匠

注：这个特别的路障经常遭到清军的马克沁机关枪和步枪的射击。一场激烈的战斗刚刚越过租界边界时，一名英国水兵在路障设置处被打伤。

有人宣称，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改革，这场改革已经使全国全民武装起来。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了解中国，以及不相信我们的所见所闻就是那场令人不明就里的改革的真实情况的人来说，看到清军把威胁付诸实施，把汉口烧成灰烬，就并不感到有多大惊奇了。不过，目睹成千上万理解民族精神的人，以及企望重复往昔叛乱的恐怖情景的人，都收拾起他们所能收拾起来的零星行李，被陆上或水里的炮火扫射得踪影全无，确实很伤心。

大火终日燃烧，此种情景极为恐怖而奇特。心惊胆战的幸存者成群结队地逃离这个灾难的城市，无论如何也得逃离这个城市。否则，只会被等待他们的士兵射倒在地。这些极其惊恐的人们如果不能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就要被残忍地用刺刀捅死或被枪弹击毙。俨然嗜血成性的清军在街上警戒，泰然自若地狞笑着执行自己的使命。也许这是无须再说的。这种情形可能是暴君尼禄（Nera）所喜闻乐见的，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有点人性的人，甚至那些偶尔来中国、对中国人毫无同情之念的人来说，他们却认为，不应当对中国人给以宗教性的或社会层面上的干预，而应当让他们继续过着自由散漫的生活，这种干预势必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的痛苦。居民们常常走到城市尽头，希望到外国租界寻求避难安身之地。他们出门时携带的行李本来就寥寥无几，辗转途中又遗失街头。现在的他们只是希望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身家性命，试图走过租界的大门，可是这条生路也断绝了。他们被迫返回，极可能走向死亡。驻守在这些出口的英国水兵告诉我说，他们对这些不幸的人感到十分悲伤，但他们接到的指示是任何人不许外出。抢劫正在威胁着这座熊熊燃烧的城市，这是英国当局面临的最大危险。英国租界和城区只间隔一条马路，人们一旦奔逃，抢劫者就如同置身于黄金国里一般。这些恶棍们不管身在租界与否，只管劫取毛皮、丝绸、银器和各种各样的值钱物什，然后回到城区，又大捞一把。这种局面，直到必须制止中国人进入租界，才能有所改观。一段时间过后，英国当局将这项规定作了更改，由会讲汉语的志愿队员防守在大门口，盘问逃难者的职业。但数百人从一个门口跑到另一个门口，像在洞里的老鼠一样，他们知道，大火每时每刻都在肆虐着。晚上，数百人目睹了这种场景。真正令人心碎的是矗立在扬子江上的最好的城市之一正被夷为平地。夜幕降临后，大片的火海照亮了周围数英里的大地。与租界相连的仁济医院内一片恐慌，因为他们害怕这个地方会因为风向稍转而被引燃。所有的病人被从床上抬走，运到其他的避难所。欧洲人和本地人同心协力地搬运着贵重物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亲眼目睹的这些情景。民众可怜的处境，大家发誓一定要报复政府的群情激愤，以及情态之下无法从容考虑到的或联系到的更多情形，等等，这些都会久久存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驻外的英国兵

注：这个结构牢固的防御阵地，代替了战斗刚开始时水兵匆忙设立的由沙袋组成的路障。随着约克郡轻步兵混编支队的到达，居民们不再担心“暴民”的侵扰了。这支军队包括20名工兵、25名炮兵，他们携带了两门能发射10磅重炮弹的大炮。

大火发生的时候，估计已有数千人在那座现代的所多玛城（Sodom）和蛾摩拉城（Gomorrah）中死去。(1)清军有一种发疯般的战争欲望。前一两天，袁世凯为了重新夺回汉口，向部下许诺大加封赏，军队也迫切要求进行劫掠。他们的尸体被随意地堆入几辆卡车，全部丢入熊熊烈焰之中。纵火后的第二天，一阵阵烧焦了的人肉气味就飘散到租界内。这些天里，欧洲人站在自家的屋顶上目睹了—个地狱。英、法、德租界背后就驻扎着炮兵连队，清军乘胜直抵预定的目标——汉江，并且不断地从炮兵阵地上发起猛烈轰击。

毁坏的城市一瞥

注：这张照片是清军撤走那天从龟山顶上拍摄的。昔日是一个工业区的钢铁厂静静地矗立着，空无一人；跨越汉江的浮桥已被毁弃，江那边所能看到的正是剩下的“中国芝加哥”。一艘沿着江边行驶的帆船，使人联想到大地震后的墨西拿海峡的游客；这座城市仅剩下荒凉的框架——被熏黑的烧去了房顶的残垣断壁，地面上堆了几英尺高的砖头、瓦砾——只能说明那儿曾经是一座城市。

没有人会忘记这些日子。似乎是担心人们会遗忘，来自大智门的火炮又不断地加深人们的印象。炮弹铺天盖地地泻入汉阳城及士兵可能埋伏的其他任何地方。枪炮轰鸣了一个小时，接着便是死一般的沉寂，这种沉寂又被那些仍在援救受伤者及无助的人们打破了。因此，沉寂持续的时间并没多长。不久，这座城市中距离外国租界最近的角落里重新升起了数股黑烟，昭示着这场致命的战斗已然重新开始。很快，火焰再次升腾，大风把火焰吹入仍旧耸立的房子里，炮弹不时落在这些房子的附近；同样的骚乱，同样的惊慌失措，这座城市重新陷入火海。大火持续了三天之久，人们能够再次完整地看到他能想象到的草原大火的情景。

阴曹地府的怒火似乎也加在了人们身上。他们惊恐地在郊外乱跑——或许是出于愤怒，清军烧毁了所经之地的所有东西。大火灾蔓延期间，外国人接到了一份允许他们进城的邀请函，希望他们从马路边（沿着城市边缘的大路）的普爱医院里带出80个瞎眼男孩及受伤的人。最初的一些印象是这所医院和学校及所有的教会的财产都已遭到毁坏，“我们有1000英镑在布道所，”我无意中听到一个传教士说，“但这与我的失明的孩子们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与此同时，红十字会当局允许救护队进入城市。每一名志愿者都知道他自己冒着极大的风险。战斗仍旧在激烈进行。时刻都有变化发生，谁能知道那些正被火烧的瞎眼孩子们是否仍有生命的气息。然而，只有那些进去的人才知道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直至天黑仍在进行救援。

11月3日，出现了一次重要的间歇。这是中国大难临头的前奏。

清军占领了汉口，据说准备向汉阳稳定而徐缓地推进——汉阳是革命军的重要堡垒，一座几乎固若金汤的城市，有一座高高的山丘庇护着背后的城镇，只有涉过一条最窄处约有100英尺的湍急河流才能到达。革命军的大炮林立在西北方的连绵的山丘上。龟山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防弹掩体，配备有各种口径的大炮，指向任何方向。在武昌，所有的山头均设防据守。大炮沿着河的前岸排设在城镇上下长达几英里的地方。但在实际战斗中产生了一个间歇，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危险的间歇。人们确信，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预兆。中国人办事拖沓，虚掷光阴。人们相信，一些日子过后，战争便会结束，在袁世凯独裁之下的一种新制度会建立起来，或者会重新建立一种经过些许改良的帝国制度，甚至可能会出现一种比目前所见形势更加糟糕的状态。

尽管在相当程度上给清军造成了不小损失，革命军还是多次被击退，汉口城的2/3部分仅剩下一堆被烧焦的废墟，成千上万的人因无家可归和没有饭吃而到处流浪，妇女被虐待和强奸，抢劫和屠杀残忍地齐头并进。偶然的旁观者或许会得出结论，误以为革命军士气高昂。他们已经看到朝廷对付革命党的手段是极端的暴力镇压，如果形势需要，朝廷将会击溃并完全消灭他们——如果可能的话。奇怪的是，尽管处在悲惨困境之中的革命军的大部分英雄豪杰非死即伤，却在新任头领的指挥下编成杂牌武装，仍然斗志昂扬。

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武汉三镇的最中心地域，整个革命最明显的特点，兴许就是革命军队的表现。未曾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可能认为这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是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和读过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的人们都会知道，在这个国家往日的历次叛乱期间，士兵们从来不属秋毫无犯那种。这种事实世人熟知。现在情况恰恰相反。以往的反叛者往往由于大肆抢劫、盗窃、强奸及普遍流行的目无法纪而臭名远扬。但在黎元洪将军领导的革命中，毫无此等现象。整个革命期间，革命军队无论是否受过训练，其行为举止都出奇地好，给每一个关注此次起义的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中国红十字会员与黎元洪将军合影留念

革命开始的数日里，革命军张贴了不少安民告示。下面的一篇文字显示了革命领袖们的精神风范。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

今奉军政府命，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军到处，尔等勿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拯尔等于水火，振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日满贼，并非吾汉家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此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戮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昔食我等之肉，我今寝贼之皮。有人急于大义，速宜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无所差池。士农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酋。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待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律静听勿疑。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

另一方面，清朝皇帝也在同一时间发下了一纸言辞极佳的诏令：

匝月以来，各省纷扰，其中情形各有不同，应再详为分别，宣示天下。凡主张政治改革者，对于朝廷，迹虽近于要求，要皆发于爱国之热诚，激而出此。朕亦有鉴于国势之阽危，实由政治之弗进，业经迭降明谕，将实行立宪、改良政本之宗旨，剀切布告，与吾民更始，并赦宥从前一切因犯政治革命嫌疑人等，及此次革命党人，准其改组政党，收作国家之用。至于持种族革命之说者，意在离间满汉，激成仇衅，祸变相寻，必使大局糜烂而后快其私心，势不至同归于尽不止，实与改革政治、力谋国利民福者用意迥殊，判然两事。朕一秉大公，不设成见，惟以国家强盛，民生康乐为念。然必地方安堵而后宪政可以进行，若任其鼓吹邪说，肆意扰乱，以致吾民流离转徙，死亡枕藉，四民失业，全国恐慌，生计日迫于困穷，祸患将何以底止？故不惮谆谆诰诫，俾尔士绅军民人等共晓然治乱之大原。所有关心政治、急于求效之多数人民，朕亦爱之重之，推诚布公，共图上理。其背此宗旨而有心为乱者，虽属少数，实有害于公安，即为全国之公敌，当与吾民共击之。若其幡然改悟，仍应悉于宽容，不咎既往。至乘机作乱之各路土匪，毫无宗旨，专以焚杀淫掠为事，尤为情法所不容，亟宜及时痛剿，迅予扫除，以安良善。各将军、都统、督抚等暨各路统兵大员，务各仰体朕意，分明党派，相机因应。尔士绅军民人等，亦当共明此旨，审择利害，上下一心，共谋政治之进步，则吾国幸福，庶永赖于无穷。著各省将军、都统、督抚即将此旨与本月十四日谕旨一并刊刻誊黄，通谕知之。钦此。

————————————————————

(1) 所多玛城和蛾摩拉城曾是位于死海地区的两座古城，因居民罪恶深重而被上帝焚毁，常被作为罪恶渊薮的代名词。事见《圣经·旧约》的《创世纪》。——译者注

第六章
武昌的政治活动

全国上下正注视着武昌。革命党人明白这一点。他们在精心推敲的布告激励下，正在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未有过的战争。清军对此心知肚明，官兵们整日整夜都无法合眼。革命形势正在蔓延。由于无法确定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先前活动在内地省份的外国人纷纷来到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避难。外国炮舰一艘接一艘地驶来。其中以日本舰只最多，总数一度达到15艘以上，名义上统一由海军少将川岛指挥。

身处各地的外国人都在自愿地履行义务，帮助革命军堆设路障，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变化。连日来，战斗零零星星地进行着。革命军的损失要比清军大些。十里铺大战后的11天中，清军野蛮地纵火焚烧了汉口，几乎未采取任何积极有效的举措。首先他们没能引导群众去相信他们将要做什么。萨镇冰统制扬言准备进行炮轰的许诺一再落空。清军向大智门进发，并占领了它。汉口已经遭受炮击，剩下一片烧焦的废墟。50万无所倚赖的民众被迫四散漂泊，寻求安身立命之所——他们都找到了。清军向汉阳拼命地进攻，却未能将该城重新占领。武昌作为革命党的堡垒依然屹立在那里，革命前景甚至比以往更加光明。

清军占领下的大智门

注：汉口大火之后，革命军被迫退到大炮射程以外地区，清军占领了这个火车站。北方军队从武汉中心地区撤退以前，这儿一直是他们的大本营。

汉口镇主要渡口的废墟

注：这是革命军在汉口的最后一个据点。他们一次又一次向驻扎在此处的强大的清军炮兵连队发起狂轰。一次，在浓重的晨雾掩护下，革命军的一个团渡过汉江，消灭了占据这个战略要地的400名清军士兵。从这个地点，可以很容易控制汉江的入口和汉口至武昌之间的一整段江面。这个废墟是一座龙王庙的一部分，恰好象征着歪曲与欺诈的龙，在新时代精神面前倒下。

那些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的人，都对清军的作战计划感到莫名其妙。清军并未在几天之内彻底消灭革命军，对他们而言，在第一次交手之后，这是非常容易的事，他们反而磨磨蹭蹭，贻误时日。结果，他们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巨难题。革命军队由于训练有素的湖南革命党援军的赶到，部分地由于革命党人的精诚团结——这种团结精神在革命党人败北之后并没有完全消失——现在又奇迹般地振作起来。

袁世凯是所有中国人中最精明的，或许他已预见到这种局面。袖手旁观，静待时机，兴许就是他的一处英明所在。

他在观望，但几乎不知道在等些什么。他可能指望在战局的第一次大转折之后，革命军会在一定程度上士气受挫，并迅速陷入混乱。革命领袖内部发生内讧纷争，这种内讧在中国是非常常见的。过不了多久，革命军又会断绝粮饷，这样他们就势必幡然悔悟。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革命领袖黎元洪将军就是一傻蛋，早就应当挥师前进，打一场漂亮仗。这些人并不清楚这是中国人在交锋，双方都在玩弄谋略。他们以为袁世凯是一贯正确的伟人，不会做出任何错误的行动；黎元洪则不过是名受过军事训练的小兵，能知道什么东西？诚然，黎元洪的见识可能确实不多，但已绰绰够用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知道如何走好自己的棋子。每当日薄西山，他都暗自庆幸省城在握又是一天。正因为武昌仍然是革命的堡垒，其他各地的一些消息传来，说自从武昌首义后，那些地方也都纷起效仿。

袁世凯终于醒悟到这一点。他也看到，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甚至一个省份接着一个省份都纳入了革命阵营。他想出一个计划，来制止这场整体的不幸。于是他开始转向和谈，用极具和解性的语气写信给黎元洪将军(1)，答应依据宪法筹组新政府，废除皇权，赦免一切政治犯，并表示自己愿意作出任何让步。但是在他心里，他却明白自己实际上还没有处置全局的权能。他虽然力图奏出首席提琴手的音符，却不得不退居第二提琴手的角色。

黎元洪看了这封信，不禁发笑。他就该书信与其属下开起了玩笑，随即把信扔在地上，宣称自己将寸步不让。他没有让步。他答复说，他这时不会讲和。他在表达自己的友好祝愿之外，向袁世凯强调，只有在革命军挺进北京之时，而不是在此之前，谈论和约条款才是必要的和明智的。他敦促袁世凯加入革命党，指出这样可以立即结束战争。黎元洪还说，从袁世凯以往的经历看，他不应再只是一个带兵冲锋陷阵的将军。如果他愿意倒戈反正，可以出任中华联邦的临时大总统。

不过，人们不要以为黎元洪不议和，就说明他强大到足以夺取和平的地步。实际上他没有这个能力。袁世凯一接到黎元洪的回信，清军营盘里就开始调兵遣将，人们看到军队正向汉阳进发，把炮群挪移到新的位置，并将战壕快速地向前延伸。清军在汉江上架起一座浮桥，汉阳革命军的炮弹则把浮桥炸得粉碎。战斗好似迫在眉睫，不久，战役便再次打响了。没有人能够准确描述出当时的情况。战火已迫近我们的家门。卧室里，枪弹飕飕作响，弹雨从天而降，整个租界笼罩在危险之中。在堤岸或租界马路上，根本没有什么安全可言。数千革命党人生命垂危，所有的医院都挤满伤员。整个地区完全陷于灾难的深渊。

直到11月10日凌晨，战斗仍很激烈，多少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总体而言，革命军给敌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并占领了有利位置。武昌不时地遭到炮火的袭击。就在距离英租界背后那条马路不足100码的地方（这条马路把英租界和华界分隔开来），清军的三门大炮已瞄准了这座省府城市，相当阴森可怕，城里人都坐下来等着。夜袭武装的组建成为战局的一个新转机。停泊在江面两侧的炮舰每天都准时在晚饭时间进行轰击。这些日子里，清军毫无疑问地再次显示出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攻击力量的优势。革命军最大的缺陷，即在于他们基本上是由一群乌合之众组成，诸如对战争的无知已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北洋清军却毫无这些因素，相反，他们都是精兵强将，在他们身上灌输着强烈的颇受世人瞩目的军人训条。他们不知道其他东西，也不去做其他事情，只是战争的机器，他们打起仗来就像正常运转的机器一样。谈到这里，我非常清楚中国军队组织中的某些较大的缺陷，这些缺陷至今仍然存在。北洋清军是袁世凯亲自创建的，袁氏被认为是那个年代里最伟大的军事改革家，他把北洋清军中存在的缺陷降到了最低限度。每个省份的军队作为一个独立体，都有自己的打算。这一事实势必会影响到作战效率。因此，袁世凯创立的这支目前正在与革命军奋力作战的军队，并非完全是原先中国军队的延续。袁世凯依据自己的意图改造着这支军队。士兵们首先要学会的是忠诚。世界上其他军队的士兵所接受的忠诚考验绝对比不上北洋军在11月上旬所经受的那种考验。当时，他们收到的唯一消息就是很多城市已落入革命军手中，应用自己的生命去奋力镇压革命军。

他们首先忠诚于什么——随着事态的发展，这一点以后也有所变化，但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然而，他们无条件地忠诚于袁世凯。

北洋清军每座营房里都挂着袁世凯的照片，每名士兵的嘴边都念着袁世凯的名字。当我来到这些士兵中间时，他们对于领袖袁世凯的英雄崇拜，一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下要对这些军队作一番比较，人们就应该比较那些辖有本省新军的各位总督，因为这些军队都是独立的地方部队，总督会精心地把本省新军训练到他所知道的最佳水平。这就是中国新军被分隔为数支后战斗力下降的原因所在。任何了解内情的人都会承认，将两支军队并排比较，在同样的情况下，清军会轻而易举地战胜革命军。革命军可能在一百回合的射击中打不中一个目标。何况彼此的条件完全不同。然而，在这场斗争中出现了另外一个因素。这一因素恰恰又是最重要的，并且和其他因素一样引导着战争的结局。现在，清军的领导人也明白，无论他们可以在此地打赢多少次战斗，无论他们对革命党人进行怎样的大规模屠杀，革命事业注定要走向胜利。这种想法慢慢地影响着他们。军队开小差已属常事。

革命军的军用医疗队

注：在中国战争史上，受过专门训练的医疗服务，是一件相当新鲜的事情。不仅有外国医务人员的帮助及红十字会组织，对立双方也各有其军用医疗队和设备精良的战地医院。图中就是革命军方面的军用医疗队，其总部设在武昌郊外的一个寺庙里。

当人们对先前即扬言准备进行的炮轰议论纷纷之时，诸如北洋清军从北方运来的大炮的数量和型号并能随便使用之类的最为荒谬绝伦的胡说到处都是。传说北洋军有12吋口径的榴弹炮，40门口径为6吋的大炮，还有诸如3、4吋的数以千计的小炮，更多的是同一类型的。那么，他们是否真有一些7.5吋口径的施奈德加奈特炮（Schneider-Canet guns）呢？没有人可能知道，但我相信他们没有。然而，北洋清军大约有40门或更多的重炮，这些武器十分笨重，以至于把12匹最强有力的美洲马编成一队也拉不动其中一门。正如一位权威人士在最近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值得注意的是北洋新军中至少已有6种克虏伯炮，其中包括1905年式、1904年式、1888年式和1872年式，还有少量7.5吋口径的日本炮，阿姆斯特朗炮和马克沁机关枪。但当我们走到一支人数较少的军队跟前时，发现他们使用的武器一团糟：他们的武器并不统一，有1888年式毛瑟枪、1872年式毛瑟枪、曼利夏枪，还有一些李曼特佛兹式步枪（Lee-Metfords）。这些枪炮可能还得再作细分。通过这场战争，可以看到，可能是同样一门大炮，一旦被敌人缴获并投入使用，尽管还是同样的武器，但其在实战中绝对没有什么效力——因为它不适合新的使用者。

对外国居民来说，每个夜晚都是十分恐怖的。头顶上的炮弹轰轰响，子弹的嗞嗞声不断在他们周围萦绕。在英租界的街道上，有几个中国人被击毙，其他人则不同程度地受了重伤。令人惊奇的倒不是在如此的危险环境中有些人的丧生，而是竟还有如此多的人得以死里逃生。

北洋清军正向汉江挺进，他们的目标看起来完全不可能实现。他们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每天早晨，人们只需略为逛逛，就会发现成批的尸体装上卡车，沿着铁路朝北驶去，也会意识到北洋清军前进中的每一小步都正在付出相当大的代价。黄兴将军(2)现在正指挥军队同他们作战。每天都有大批受过严格训练的湖南军队加入湖北革命阵营。人们从他们的加入中看到了更大的希望。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能听到加农炮的轰击声、炸弹的轰鸣声和步枪射击的砰砰声，无处可遁。外国人不许走出租界，他们发现只要在屋外就不安全。巨大的惊吓使得他们整日如坐针毡。作为中立方的外国居民，从来没有在一个国家中离战争如此之近。但是，这场革命中本来有相当多非常有趣的事情，因篇幅所限，无法全部在本书中描写出来。中国正在创造历史。史家经常将历史上发生的战争记述下来，但像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却很少有人知道。占世界1/4人口的这个民族正在一鼓作气地向前迈进。

黄兴

注：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

湖北士兵

湖南士兵

注：这两幅照片展示了两个典型的湖北省士兵和湖南省士兵的形象。他们在相貌和军事装备上有着明显的不同。自古以来，湖北人和湖南人就有很深的宿怨。但在革命初期，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团结在一起。在战斗进行了许多天后，湖南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变成了叛徒，汉阳的灾难性陷落与他们有关。

战场从襄河左岸的十里铺向汉阳城蔓延，并从右岸的青山要塞向武昌城扩展。

人们几乎很难相信，在短短的两周内，竟会造成如此巨大的灾难。附近的村庄被夷为平地，村民们不是四散溃逃，就是葬身于废墟之中。所有的庄稼都遭到踏践，稻田被挖成战壕。当下这种灾难在村庄周围蔓延数十里。在和平时期，这几片小块的黑土地上曾经生活着一群快乐而光景兴旺的村民，但现在却都被弃置，成了废墟。这些黑土地们正诉说着这悲惨的故事。

在战争初期，我曾去那儿观察形势。我几乎不敢想象，一支自称拥有四万兵力的军队怎么可能会从这个明显地易守难攻的位置上撤走呢？况且铁路还掌握在自己手中，整个十里铺是极好的战略位置。对处于远处平原中心的清军来说，把敌人从这坚固的阵地中赶走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他们确实做到了。革命军何以要丢掉这个阵地及丢失的过程，前文已有述及。下达撤退命令的军官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自己的人砍了头。

这时，萨镇冰统制一直在坐观胜败。众所周知，黎元洪在年少时曾是萨镇冰的学生，两人交谊颇深。黎元洪邀他出任革命领袖，他避而不答，宁肯坐待时机。有消息称，当萨镇冰接到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士绅的一封长篇书信时，他变得左右为难起来。我们或许可以从这封恳求信(3)中找出萨氏转向革命事业的原因。

11月12日，萨镇冰指挥所属舰队起航。人们注意到，舰上扯下龙旗，飘扬起白旗。这一举动，意味着统制萨镇冰及其舰队已经投向革命党。

————————————————————

(1) 以下是袁世凯写给黎元洪将军的书信文字：

宋卿仁兄大人麾下：

叠寄两函，未邀示覆，不识可达典签否？顷奉谕开，刻下朝廷有旨：一、下罪己之诏；二、实行立宪；三、赦开党禁；四、皇族不问国政，等因。似此，则国政尚有挽回振兴之期也。遵即转达台端，务宜设法和平了结，早息一日兵事，地方百姓早安静一日。否则势必兵连祸接，胜负未见，则不但涂毒生灵，糜费巨款，迨至日久息事，则我国已成不可收拾之国矣。况兵者汉人，受蹂躏者亦汉人，反正均我汉人吃苦也。

弟早见政治日非，遂有终老林下之想。弟今出山，以勤抚为然。政府亦有悔祸之意，即此情理，未尝非阁下及诸英雄能出此种善道之功也。依弟愚见，不如趁此机会，暂且和平了结，且看政府行为如何。可，则竭力整顿；否，则再行设策以谋之，未为不可。果以弟见为是，恳赐示复，以上达朝廷，妥为安排。

至诸公皆大材木衰槃，不独不咎既往，尚可重用，相助办理朝政也。朝廷待弟，言听计从，阁下亦必索所深知，此次更不至于失信诸公也。并闻朝廷有旨，谅日内即行送到麾下。弟诸多要事，不敢疏忽，务乞示复，即交原人携下为祷。

敬请诸安。诸希爱照不具。

(2) 黄兴将军是这次中国革命著名的军事家，当然，眼下他的名气更大。

(3) 下文是汉阳、武昌和汉口三镇士绅写给萨镇冰统制的恳求信内容：

先生海内享誉，高风亮节，我等卑微之辈今日致函于您，望请先生读信后三思，明智决断。中国现处关键位置，民众已显示出极大热情，决心推翻满清奴役，恢复独立。但是，满人势必会反对民众的事业，因此，战争不可避免。但是，战祸是否真的无法可避？是否真的无法挽救成千上万民众的生命和财产？非也，办法自有，惟此种办法只能由先生决定。坦率而言，解救民众依赖于先生是否会加入黎元洪将军，以帮助目前革命军之所为。假如先生不愿加入革命军，他们一定不会屈服，而会继续战斗，直至他们赢得自由或全部战死疆场。“革命”一词决不会在中国民众心中抹去，和平也无法期成。如果先生不愿加入革命军，仍对革命漠不关心，兹事将何等可怕！反之，如果先生在细细品读这封信后，加入革命军，事情就可能很容易解决，而且不会有什么动静，长江流域也就不会发生内战。我等弟兄们所能做的全部，就是北伐京师，从满人手中接管中国的控制权。我们的政权将由我们自己的民众管理。先生出身高贵、一身英雄气概、富有爱国心。

如先生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应为民族独立做些事情。如先生正打算加入革命军，或许还会怀疑战士们的行动。我等能向先生保证，战士们的行为是高贵的、正义的。他们善待着他们的同胞，友好地保护着外国侨民，他们的这种做法从未出现在中国的内战史中。在这里，我们所有的同胞无论在给革命军提供帮助方面，还是在同情革命事业方面，都显示出极大的热情。外国侨民已经高度赞扬了他们的行动，承认他们的正义性，不再反对他们的合理要求。这就是明显的证据。我等决非任何一种叛乱者，而是为了解放中国四万万同胞的神圣军队。再说一遍，先生，当您认为背叛满清王朝乃忘恩负义之所为时，或许您会在加入革命军问题上犹豫不决。或许您会认为您已经从满清王朝那里获得了很多利益，但是，先生，您这些似乎得自于满人朝廷的利益，实际上是间接地从汉人手中获得的，这些汉人才是所有财富、成功和官场荣誉的源头。另外，先生，您的职责，是为大多数人谋利，而非为极少数人谋利；是拯救民众，而非摧残民众；是帮助您自己的同族而非疏远他们；是支持正义，而非助纣为虐。满人的压迫业已成为中国民众成长、发展的障碍。正是满人，不早派大量留学生前往海外升造，去接受西方的文明和教育；正是满人，不愿将归国留学生安排在适当的工作岗位；正是满人引发了义和团暴乱，这场暴乱削弱了中华帝国，使其陷入贫穷；而且，正是满人，肆行向洋人借款。他们向百姓征收苛捐杂税，不惜为个人声色犬马而挥霍钱财，诸如建筑苑囿和豪宅。他们鼓励官员贪赃勒索，恶贯满盈，卖官鬻爵，伤风败俗。

因而，萨大人，我等恳请您看在四万万生灵的安全福祉的分上，为着中国民众的自由成长和发展，给我等以广泛的同情，提出一些名言卓识，请命抗争。中国民众一旦获得自由，注定会为世界文明的更加丰富做出巨大贡献。如若您让麾下炮艇和巡洋舰放下武器，顺势而上，驶向汉口，武汉三镇的百姓势必狂喜万分，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赞誉，欢迎先生的到来。

第七章
黎元洪期望和平

“不要再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黎元洪致函袁世凯，言辞相当恳切地请求袁氏加入革命党。袁世凯如同以往一样仍像顽石般强硬，声称现在手中拥有24000人的精锐军队。黎元洪也称自己的总兵力加起来，包括受训的和未受训的，至少有4万人。黎元洪的信中充满了和解性的语气。袁世凯自从重返政坛后，处处遭受排挤。黎元洪致袁世凯函全文如下(1)：

迩者蔡、刘两君来(2)，备述德意，具见执事俯念汉族同胞，不忍自相残害，令我佩佩。前承开示四条，果能如约照办，则是满清幸福。特汉族之受专制，已二百六十余年。自戊戌政变以还，曰改革专制，曰预备立宪，曰缩短国会期限，何一非国民之铁血威逼而来。徐锡麟也，安庆兵变也，孚琦炸弹也，广州督署轰炸也，满清之胆早经破裂。然逐次之伪谕，纯系牢笼汉人诈术，并无改革政治之真心。故内而各部长官，外而各省督抚，满汉比较，汉人之掌握政权者几何人？兵权、财权，为立国之命脉，非毫无智识之奴才，即乳臭未干之亲贵。四万万之汉人之财产生命，皆将断送于少数满贼之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即如执事，岂非我汉族中最有声望、最有能力之人，核议一削兵权于北洋，再夺政柄于枢府？若非稍有忌惮汉族之心，已酉解职之后，险有生命之虞。他人或有不知，执事岂竟忘之？自鄂军倡义，四方响应，举朝震恐，无法支持，始出其咸同故技，以“汉人杀汉人”之政策。执事果为此而出，可谓忍矣。嗣又奉读条件，谆谆以立宪为言。时至二十世纪，无论君主国、民主国、君民共主国，皆莫不有宪法，特其性质稍有差异，然均谓之“立宪”。将来各省派员会议，视其程度如何，当采择何等法治，其结果自不外“立宪”二字。特揆诸舆情，满清恐难参与其间耳。即论清政府叠第七章　黎元洪期望和平次上谕所云，试问鄂军起义之力，彰德高卧之力乎？鄂军倘允休兵，满廷反讦执事究有何力以为后盾？今不见起义只匝月，而响应宣告独立者，有滇、蜀、黔、蜀、赣、皖、苏、杭、闽、粤、桂、秦、晋，沪上归并之兵轮及鱼雷艇，共有八艘。其所以光复之速而广者，实非人力之所能为也。我军进攻，窃料满清实无抵抗之能力，其稍能抵拒者，惟有执事。然则执事一身系汉族及中国之存亡，不綦重哉！设执事真能知有汉族，真能系念汉人，则何不乘此机会，揽握兵权，反手王齐，匪异人任；即不然，亦当其中州健儿，直捣幽燕。苟执事真热心满清功名也，亦当日夜祷祝我军速指黄河以北，则我军声势日大一日，执事爵位日高一日。倘鄂军屈服于满清，恐不数月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矣。执事犯功高震主之嫌，虽再欲伏隐彰德，而不可得也。隆裕有生一日，戊戌之事，一日不可忘也。执事之于满清，其感情之美恶如何，执事当自知之，不必局外人为之代谋。同志人等，皆能自树汉族勋业，不愿再受满人羁绊，勿劳锦注。至疑鹬蚌一层，读各国报纸自知，鄂军举义价值，比拟似觉不伦。顷由汉口某领事处得无线电，刻北京正危急，有爱新氏去国逃走之说。果尔，则法人资格丧失。虽欲赠友邦，而已无其权矣。执事又何疑焉。窃为执事计，闻清廷有召还之说，分二策以研究之：（一）清廷之召执事回京也，恐系疑执事心怀不臣，欲藉此以释兵权，则宜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之例以拒之。（二）清廷果危急而召之也。庚子之役，各国联军入都，始召合肥入定大乱，合肥留沪不前，沉机观变。前事可师。所惜者合肥奴性太深，仅得以“文忠”结局，了其一生历史，李氏子岂能终无余憾？昔孟子之学，全在“保民”。元洪本一武夫，罔识大义，惟常奉教于孟轲，其心得除“保民”外，无第二思想。况执事之识解，经验能力超出元洪等万万哉。所虑者执事历世太深，观望过甚，不能自决。须知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无待游移。孟子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全国同胞，仰望执事者久矣。请勿再以假面具示人，有失本来面目。是则元洪等之所忠告于执事者也。余详蔡、刘两君口述等语，除函复外，特闻。

这是黎元洪对袁世凯的最后请求。

黎元洪一直殚精竭虑地谋求避免更多的流血冲突，但他很快明白，战争非但未能避免，反而是要进行到底的，这势必带来更为悲惨的结局。度过了短暂的和平间歇的外国人重新陷入战争的围困，他们的商业活动已完全瘫痪。租界周围——俱乐部里、屋子里、仓库里，只要有外国人聚集的地方，就会笼罩在一种死亡慢慢逼近的焦虑之中。每个人都知道某种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但究竟发生什么，没有人会刻意去猜。在华界里，残余的废墟和烧毁了一半的街道、店铺尽收眼底，显露出一片凄惨的荒凉。那里有一群饥寒交迫的人正醉身于自身的存在，试图拼命地张罗招揽生意。如果有人不明智地冒险远离租界，很快就会再度折返回来，沿着码头行走，面对着平静的江面，渴望美好时光的到来。没有船，没有人，没有生意可做。租界实际上已成为绝缘地。所有的人都在等待，但在等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人们担心的是邮局何时会停业，船只何时会飘向河流下游。

这时，清军开始在汉口周围划定警戒线，忙着挖战壕，忙着在歆生路的末端到汉江两岸的平地上修筑防御工事。他们也不轻易决定该走哪条路。所有的人都不允许出城或进城，除非他持有通行证或有进出城的合理理由。没有通行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无情地驱回，往往还会被刺上一刀，作为下不为例的警告。冒险走出租界的外国人还会遭受有意的枪击。

无处不在的中国男孩

注：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的男孩子就像他们西方的伙伴们一样无处不在。清军占领歆生路后，最后离开的就是一个小伙子。面对前来的敌人，他不慌不忙地引爆了所有的弹药，打完最后一颗子弹，背起步枪走掉了。第一个返回的是一个小男孩，他来这里寻找乐趣、奇遇和财宝。

11月13日下午稍晚时分，前所未有的最为厉害的炮击突然开始了。人们一时分辨不清是向英租界，还是向汉口华界，或者是向对岸的武昌城进行炮击。落在英租界的炮弹次数，与落在华界的炮弹次数完全相当。那天晚上，天气阴郁沉闷，大雨倾盆，雨水泼向英租界背后的平坦的战场和汉口华界。清军似乎不怎么走运，恶劣的天气使得他们的士气变得沮丧起来。与他们奋力拼杀的则是一群士气高昂的湖南援军，这些湖南军队使得革命军扩充到15000人。然而，清军的战斗力是软弱而消极的。在这种死气沉沉的特别的黑夜里，人们越来越看不清汉江水的模样，却能听到炮弹从头顶上空疾驰而过。这时，一些兴奋的中国老百姓会大喊大叫起来，并深信若冒雨直接跑到我们所在的地方，一定能看到炮击，于是他们就拼命地奔跑。远在租界中的人们都在纳闷，革命党为什么要炮击英国人呢？现在，外国人的麻烦事似乎真的来了，很多人希望一旦获得机会即离开港口。炮弹穿过厚厚的院墙，落在大路上、花园里、卧室中。一位俄国海军军官正生病躺在汉口的仁慈医院里，他希望自己能快点好起来，以便能观看炮击。他躺在床上，思索着革命军何以会厌恶英国人，猜测着英国军舰把这个地方打成稀巴烂后，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但他始终也没有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理由。突然，他听到哗啦一声，一颗炮弹像闪电一样破窗而入，躺在床上的俄国军官被弄得糊涂了，眼睁睁地看着屋顶落了下来，也感觉到墙上的灰泥砸在了自己的身体上。自从战争开始后，这是第13颗落入医院病房区的炮弹。医院的屋顶上，红十字会旗帜正平静地飘扬着。

着火的城市围墙之外

注：顺着歆生路——最具决定性的战斗在这里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汉口的大火蔓延了半英里多。照片中显示的这条大道曾经是汉口最整洁的地方，如今却已遭烧毁。这场大火至少造成了2000万英镑的损失。

不远处的仁济医院，一颗炮弹穿过一扇开着的窗户，落到院子里，但未击中什么东西。一颗炮弹重重地砸在三井物产会社船舶部的一些石造物和木制品上，并将其打成碎片。该部门的一位经理正抬头看着自己的楼房，猜想着这颗炮弹会带来多大的破坏。这时他发现最好还是离开。突然，在离他不到12码处又落下一颗炮弹，把路面重重地砸出一个坑，撞在墙上，无力地爆炸了。停泊在江面上的英国军舰上的人，时常看到炮弹偏离目标落入水中。“伍德考克”舰（H. M. S. Woodcock）上的一个水兵告诉我，他并不十分担心那些炮弹，无顾忌地吐露着对革命军发炮水平的不屑一顾。但是，当他坐在甲板上读一本借来的书时，炮弹爆炸了，溅起的水花弄坏了书，因为那炮弹离船首不足3英尺！人们会沿着英租界的街道奔走相告，讲述着他们所看见的炮弹爆炸的情形，因此也担心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非常激烈”的炮战会把他们的家产撕扯成几大块碎片。激烈的炮战持续了几个小时。清军在租界背后，把三门大炮架在棺材山上——这是英租界后面的一座山丘——竭力想压制住对方的炮火。但是，他们的努力大约只有1/6产生了效力。革命军斗志昂扬，立刻发射出许多炮弹。但革命军的炮弹对外国人的财产造成的毁坏程度，远远超过了对敌军有生力量的杀伤程度。英国当局本应及时采取一项坚决措施来制止这种行为，却最终什么也没有施行。

清军最大的火炮

注：清军将三门一组的重型攻击炮布防在阵前。其中一组重型攻击炮中的一门被架在英租界背后的棺材山上。清军的炮兵可以从这个隐蔽的地点安全地轰炸汉阳和武昌。革命军的大炮射程较近，还击的炮弹落在远离敌人阵地达半英里的英租界里面，毫无杀伤力。

战争就这样持续了四天。前所未有的炮击从四面八方响起，滂沱大雨却妨碍了步兵的进攻。大炮的连续轰击是极其危险的。在夜里，尤其是漆黑的夜里，景色十分诱人。一、二、三、四……零星的几门火炮在同一个地点发出细小的火焰，这些火焰转而蹙成一小团，接下来就有一门重炮发出更亮的闪光，刹那间照亮了整个周围地区。随着那些令人恐惧的炸弹发出的奇特的呼啸声越来越近，人们的好奇心始终被这种危险所压抑着。身处异域的外国人极少爬上自家房顶上去观看战斗，但这里的外国人却如此做了。一些小地方的外国人爬上平平的房顶，屏住呼吸，观看战事的进展。在平原或湖泊中间的村镇中，人们随时可以听到来复枪的射击声，知道在黑暗中的某一处，清军正在极力平息下层民众的反抗，但没有人能说得清枪声究竟出自何处。革命军冒着激烈的炮火，胜利地渡过汉江，收复了多日以来曾经沦为敌人堡垒的硚口，正率领着一个野战炮连逼近华商赛马场。赛马场的敌人壁垒森严，竭力对付革命军的攻击，同时准备向汉江进发。革命军占领硚口后，在一个有良好掩体的阵地上设置了三门3吋口径的大炮，开炮射击。此时，歆生路的清军炮连朝着已落入敌手的华商赛马场进行了一些精准的炮击。清军还派遣大批增援部队，对革命军展开大规模的侧翼包抄。与此同时，革命军则力图越过去，拦腰切断敌军。那些日子真是恶魔般的世界。双方出动密集的步兵，在100码左右的射程之内，舍命相搏，浴血激战，试图迫使对方后退。这种情景，除了中国之外，根本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发生。马克沁机关枪的声响持续不断，在外国租界里，死伤的人不计其数，血流成河，只能说明战斗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就每一天的总体的战斗结果而言，好像任何一方都未占得先机。

*　　　*　　　*

中国鱼雷艇的大冒险

这场战争中最为紧张刺激的一幕发生在11月19日。因为我们多次听别人说过，中国人是懦夫，西方人已习惯把他们看做是那种三心二意的战斗者。十几年前，人们一度认为日本人也是那样，但日本人通过日俄战争向我们展示出他们的勇气只是暂时处于蛰伏状态。与日本人一样，中国人通过这次革命战争，也不断地向我们展示着他们的那种巨大而无所畏惧的勇气。

凡是密切注视战况的人，都目睹过好些充满英雄主义的杰出范例。不仅士兵，甚至就连市民也都从许多方面表现出光辉的英雄主义和他们认为值得为某种事业战斗捐躯的献身精神。据说，很多清军打仗仅仅是由于听从他们所拥戴的军官的命令。在一起一名军官于战场上被杀的事件中，四名以上士兵用布遮盖好其长官的尸体，两两并肩地抬着尸体向前行进时，被当场击毙。在整个战争中，我注意到很多异常英勇的事例。这是使我有理由比平常更相信中国人具有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原因，我完全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认为中华民族是懦夫的总体印象。然而，在战斗中无可比拟的极为完美的英雄事迹，在11月19日发生了，现场观战的欧洲人和中国人会永久地记住这一事实。一大群欧洲人和中国人涌到江堤，密集成行，观看中国海军的行动。连日来，人们对有关中国海军已加入革命党，同革命军福祸与共的事谈论得很多。早上，舰队的烟雾刚一呈现出轮廓，每一个人就睁大眼睛，注视着舰队的航向，猜测着军舰的下一步行动。对于那天可能发生的事情，众人看法各异、莫衷一是。这真是令人心焦的时刻。所有的注意力都好像在集中关注舰队的行动。整个早晨，两艘巡洋舰和鱼雷艇停泊在那里，与敌人相安无事。薄雾中的烟囱证明她们还在那儿，但任何人也不知道她们的行动步骤。临近正午时分，一些人开始怀疑这些军舰的下一步动机，是否确实是将为革命而战，还是与革命军抗衡到底。

海军在十里铺的第一次交战中风光无限，因为没有人能禁受得住它炮火的袭击。所有人都知道，被炮火击中的对方恐怕遭到了极为强烈的轰炸，这一炮击或许很容易招致敌军的全面溃败。

大约下午两点钟，装有两个大烟囱的“海容”号巡洋舰起锚了，开始加大马力，威风凛凛地驶向上游。每个旁观者都翘首以待，这并不惊奇。“海容”舰将要做什么——是靠近武昌进行炮击呢，还是静静地离开，去遭受北洋清军在十里铺阵地上那强有力的炮火呢？起初“海容”舰行驶得很慢，然后全速加大了马力。通过望远镜，我可以看出舰上的旗帜——革命的旗帜。可是，当她进入清军大炮的火力攻击范围内时，却没有受到炮击。显然，当“海容”舰距离武昌越来越近之时，清军炮兵正以望远镜观察该军舰的动静。渐渐地，“海容”舰自豪地抵达青山要塞附近了，与其处于平行位置，然后又越离越远，最终接近了日本码头线，脱离了危险区。当然，令人惊奇的是北洋清军竟没有炮击她的意图，而他们确实没有开炮。“海容”舰驶过武昌，向外国炮舰挥旗致意，在租界上游停泊下来。与此同时，另一艘巡洋舰则顺流而下，只剩下一艘无伴的鱼雷艇。现在该鱼雷艇起航了，考虑到大巡洋舰未受到任何攻击，显然她也希望自己能够畅通无阻。但这次她估计错了。鱼雷艇刚一开动，敌人就朝她疯狂地开炮。

几门3吋口径的大炮接二连三地朝着鱼雷艇周围倾泻炮弹，炮弹就像撒向天空中的豌豆再落下来那般密集地落在鱼雷艇的周围，眼看她就要遭到厄运。可是，就在密集的炮火之中，在很容易被击中的射程之内，没有任何掩护也没有全身脱逃的指望的鱼雷艇，却勇猛向前，充分利用煤块燃烧所造成的蒸汽动力，快速行驶。就像给她提供动力的煤块一样坚硬，鱼雷艇置身火网达15分钟之久。水兵们奋力拼搏，逆流而上，人们实在无法想象出比他们的英雄行为更值得赞颂的事迹。炮弹以三秒钟一发的速度，在鱼雷艇周围爆炸，或落在前面，或落在后面，或从上空掠过，一直没有射中。炮弹在鱼雷艇周围呼啸着。有的击中甲板上的细小部件，然后匆匆滑入水中。有一发显然击中船首的方形物，另一发击中船尾，损坏了蒸汽传动装置。那里好像是她的死亡陷阱。她拼命地突围，码头上的中国人都吃惊地看着，这种事他们以前从未见过。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第一次看到鱼雷艇的行动。当她靠近外国租界时，大饱眼福的人们发出了一阵极为强烈的咕噜声。北洋清军停止了炮火，然而青山要塞上的大炮，则一直以和驻守十里铺的清军的炮火同样的发射速度和频率，不断地反击敌人阵地，想必给对方造成了不小损失，但究竟有多大，很难说。

电报线的惨状

注：在整个战争期间，最具灾难性的情形之一，是同汉口联系的所有电报线遭到完全破坏。普通市民有许多天同外界完全失去联系。获得消息的唯一方法是利用停在江面上的战舰的无线电报，然而，即使是英国侨民也无法使用。

当下，鱼雷艇驶到租界对面的水域，速度减慢下来，似乎是想在靠岸、抛锚前喘息一下。士兵们照护着受伤的同志，一些喜欢热闹的人们大声欢呼，彼此转告着刚才的经历，以爱国主义激情相互勉励。

这真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壮举——简直是一个相当大的奇迹。因为在这艘鱼雷艇靠泊武昌江岸的地方，还奔流着一股异常汹涌的急流，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她所面临的航行困难。一些看到这场连续性炮击的外国海军人员认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勇敢的举动。当一个人慢慢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奇特的国家，中国人是一个奇特的民族的时候，他就会意识到，那些在一个月以来，为自己真心拥护的事业而战的人们正在表现出来的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这艘装甲巡洋舰远远地停在江面上游，我并不清楚她的使命。这时，她重又开动起来，往下游驶去。有人认为他能够清晰地看出这艘刚毅固执的舰船散发出的怒气。

我迅速屈身跳到一个租界区下面的大炭堆顶上，在那里我可以看到汉江的全貌和整个十里铺车站。那艘巡洋舰朝汉口码头区附近行驶过来，奇怪的是她竟会靠得如此之近。她迅速开过来，准备猛攻。每个人都屏住呼吸。外国军人对她的行为也极为钦羡。甲板上的枪炮士官长们渴望着开火战斗。巡洋舰刚刚驶过租界区，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火。舰上6门大炮齐发，其中4门是6吋口径的大炮。最先的2发炮弹在十里铺车站里面爆炸，随后3发打到前滩的清军炮群之中。接下来，又有几枚炮弹——它们速度太快，致使我没数清——使得好几栋建筑物燃烧起来。清军炮兵刻意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勇武斗志，尽可能快速地反击着对方。青山要塞朝着目标猛烈地交叉射击。“海容”号继续前进，好像一个老大哥似的正告清军——刚才她的小弟弟挨打了，现在该轮到她来报复了。的确，她也这样做了。我不知道她是否都命中目标，但她确实把雨点般的炮弹倾泻在敌人的炮群中间。

天色渐暗，舰船的甲板上发出了十分耀眼的亮光。当爆炸开来的炮弹落下时，泛黄的江水被这种强光照得通亮，呈现出怪异的图像。

从青山要塞射来的炮弹在“海容”号巡洋舰头顶上疾驰而过，“海容”号以最大速度发射着炮弹，北洋清军的3吋口径火炮也忙个不停。革命军炮队的4门大炮也连续发射着炮弹。双方的攻击都富有战斗激情。这种激情使人们以超常的行为去战斗。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得出来自三个方向的猛烈炮击。这种场景以前在长江流域是从来不曾看到的。所有沿着码头观望的中国人欢呼起来，那一幕打破了“安息日”的平静，它将长久地、生动地留在那些幸运的目击者人群的脑海之中。至于我自己，站在炭堆上的绝好位置使我将一切尽收眼底。我迫切地希望走下来，去十里铺看看那里业已造成的损毁情况，但有人告诉我说，无论如何，任何外国人绝对不能走到警戒线之外。一个卫兵告诉我当天晚上可能还会有战斗，因此我就走开了。与此同时，“海容”号已顺流而下，脱离了北洋清军炮火的射程，但她仍然持续不断地开火，炮弹落入车站周围。“海容”号之所以一直平安无事地沿江而上，是因为北洋清军没有认出她的旗帜，误将其当做是一艘外国军舰。夜幕降临，战舰上发出的闪闪亮光照亮了租界及其周围地域。人们打心底里确认，中国的革命战争绝对没有过时。这个枢纽地区的战争持续了整整一夜。

————————————————————

(1) 本函回译原文，见杨玉如编：《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4—166页。作者英译文本略有不同。——译者注

(2) 指的是蔡廷干、刘承恩。刘为黎元洪同乡。——译者注

第八章
外国人的危急处境

这段时间里，黎元洪一直留在武昌。军队在这里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操练，并在组织精干力量，准备竭尽全力攻击清军中心要塞。但是，黎元洪在内心里仍希望袁世凯会表现出一副更加明白事理的面孔。这时，我和黎元洪有着密切的接触。日日均能与他谋面的人，都认为黎元洪是这样一个人：有着极其明确的目标，从不在任何形式上专心致力于扩充个人权势财富。他的志向自始至终就是振兴社稷，恢复汉官威仪，全力倾覆清政权的统治。他相信，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稳定而徐缓地前进，这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理应具有的，也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渴望。当下，虽然有人宣称，革命政府趋向形成之际，新的共和党人势必会出现纷争和倾轧。但黎元洪将军声明，他对革命事业有着足够的信心，相信他的所有同志会放弃对个人利益的追逐，积极地把最高职位让给那些最适合的人们。这就是黎元洪受到拥戴的关键原因所在——他相信事业，忠诚于他的支持者。革命开始之际，他拒绝担任革命领袖，实际上是以中国人的方式，千方百计地考察该地位的安全系数，然后才高调地宣布他即将推行的政策。他声明，他愿意不惜任何代价，不顾个人前途，为开拓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真正坦途而奋斗。

他声明，他的抱负首先专注于推翻清朝统治，未来的行动将主要取决于形势的发展趋向。在革命党军官的一次集会上，革命党军官急于推举黎元洪担任革命领袖，并为此召开了一次集会。我认为这次集会上没有一个人想到，甚至就连刘公——他能尽其所能地把问题考虑得长远——也没有想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黎元洪这个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湖北军官，毫无天才领袖的惊人之举，竟会走到世界政治舞台的正前方。刘公肯定不相信黎元洪会如此深谋远虑、胸有韬略。

要不是由于这件普遍令人诧异的事件，可以相信，在起义之初，大家都会认定革命不会坚持许久，清军会大规模南下，杀死每一个参与革命的人们，并料定结局就是如此。刚开始，不仅在这个中心地区，而且在整个中华帝国，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仅是采取依违态度，坐山观虎斗，当任何一方给予足够优厚的条件，他们就会成为这一方的盟友而加入战斗。但是，现在革命军士气高涨，军营的每个小分队都知道他们有黎元洪领头。他们知道，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虽然不是最高统帅，却在当地素有“最好的人”这个声望，士兵们乐于在他的领导下作战。然而，除了军界以外，各界人士普遍地抱着怀疑态度。每一个人都在坐等惊人之举。没有人知道未来的前途，也无意妄加猜测。黎元洪觉察到这一切，也明白这一切，他宣誓效忠于他的政党，也希望赢得他的政党的支持。他是那种会满怀信心地执行既定计划，随时准备渡过难关的人，他也相信与他共济时艰的战友。袁世凯怀疑黎元洪，怀疑他的才干，怀疑他的政治党派，认为革命党人是一帮自命不凡的家伙。所以，袁世凯不理睬革命党人的言论，将他们恳求他参加革命党的呼吁视为软弱的征兆。尽管袁氏本人几乎没有出过什么政治差错，但是，这一下却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他宁愿充当孤家寡人，继续战斗下去，也不愿接受战场上的对手的暗示，为—个业已失败的事业而停止战斗。

形势对居住在租界里的外国人来说越发显得非常严峻了。

每一个人都在诅咒领事。租界周围交战的军队共达6万人之多，他们狂热激战，双方对外国人均无好感。法国侨民似乎已厌倦于口舌之争，当机立断地撇开他们的领事，直接向本国政府发出求援电报。下述电文说明当地的大部分外侨都怀有同样的情感。法国侨民从汉口向巴黎发出的电文如下：“法兰西侨民和在法兰西领事馆管辖下的其他人士委托我转告外交部长：我们认为，我们正处于危急处境之中。由于巡洋舰只的调走，列强地面部队已减少到只剩下500名士兵的海军陆战队。我们被总兵力多达6万的交战军队围困着，所有的人都害怕一旦放肆起来的北洋清军，也害怕那些毫无军纪可言的革命军。我们只能听任任何一种排外运动的摆布。坚决要求立即从天津或东京(1)派来军队。”

观察战役的动向

注：在十里铺战役过后，清军把撤退的革命军驱逐到距离德国（租界）的前哨基地不到150码的地方。这个前哨基地是为了保护通往德国租界的西商马场入口。幸好没有人被雹粒般落在周围的子弹击中。

一个星期之前，英国一位高级权威人士从汉口发出一封电报——对英国代理总领事而言这样做是公平的，大概他不知道这一电报发送事件——告诉全世界说，这里的外侨一切都很好。但一周之后，法国侨民无视本国驻汉口的外交官员，直接致电本国政府，要求立刻派遣军队。开战以来，租界曾经配备了足够的军队来防止交战双方中任何一方军队的冲击。第一次大规模战斗开始时，随着形势的变化，这儿似乎成了一个优良的避风港。但是当战场不断向租界后侧的华界推移时，危险就与日俱增了。所有人都相信，领事团会采取措施，有效地保护这里的侨民及其权益。清军在英租界后面架起大炮继续进攻汉阳。直到一家当地报纸披露了这一事实，并引起了世人的强烈反应，英国代理总领事才迫于英国侨民的压力，要求清军移走大炮，避免了革命军报复性的炮火殃及租界。可是，如果没有那家报纸披露的消息引起的反应，租界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在这件事情上，英国人在中国人面前丢尽了脸。“脸前”一再发生着令人愤慨的事情，领事馆当局却无动于衷。抗议是提了，我相信只提了—次——北洋清军也作出了承诺，说是大炮应该转移。可是，他们却失言了。一连好几个星期，大炮声隆隆不断。清军最大口径的火炮离英租界不到300码，这个阵地实际上恰恰就是清朝官员曾经答应乔治国王的代表要把大炮移走的原来的地点。

未雨绸缪

注：租界背后曾经发生激烈的战斗。在那些日子里，租界担心战败的一方会为避难而自行进入外国租界。这幅照片显示了美国军人如何在保持社区利益方面发挥着他们的作用。

除此而外，11月17日，清军的一个炮兵连重新占领了大智门的原有阵地，那里也是要求他们撤离的地方。他们存心无视英国人的一切要求。

研究一下本章中所显示的战场地图，就会立即发现租界所处的位置极端不利。租界后面的清军炮兵连把炮口主要对准武昌，自然也就招引着武昌的炮火，武昌方面的革命军把目标对准棺材山的清军炮兵阵地的时候，他们发射出的炮弹更多地落入租界之内，而非其外。清军炮队把炮口也对准了汉阳，同时招引了汉阳的炮火，从汉阳发射出的炮弹极有可能会掠过租界的边界。我粗略地估计，在那个星期内落入租界的炮弹有100枚左右。但是，还有另一个危险，在他们的侧翼攻击行动中，革命军会拼命地把炮弹射到位于棺材山的清军炮兵阵地上，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炮弹会马上爆炸，但不是在租界边上爆炸，而是在租界里面爆炸。此外，还存在一个危险：如果清军被击退，他们无疑会冲租界奔来，再穿过租界逃走，正如一两天前，英国代理领事对一个英国侨民所说的那样：“希望革命军不追击清军那是很困难的。”

剩下的问题，读者很容易自我解答，一支为数500人的补给部队——那时候从停在港口的炮舰上所能集结的最大数量的防御力量——是否能在可能发生重大不测的事情时坚守住堡垒。对各国侨民来说，要求他们的领事派兵，立刻制定一个完好的防御计划来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确实不过分。然而，我在这里需要说明，我写这些，并不带着任何挑刺儿的情绪。与其他一些人一样，我没有诅咒和批判，知道在现实中这很容易变成被嘲弄的目标。我认识到在中国的这段危机期间，每一个爱国侨民都应支持他们的领事。当然，对我来说，好像不是单纯一个领事，而是所有的领事们，因为他们自始至终未采取行动，向汉口的外国侨民送出一份极坏的账单。这份账单中指出这些侨民正在汉口那里干什么。一旦中国士兵在租界里放肆乱来，人们能够容易地详细记述下他们的所作所为。对那些了解他们的外国人来说，这种可能本来就是极易为人所共知的事情。但这是令人激动的，也可能是毫无益处的。

汉口的俄国兵

注：大约有200名俄国士兵被派往汉口，以保护他们同胞的利益和生命安全。他们到达汉口时，一场激烈的战斗已经结束。但人们担心“暴民”侵犯租界，他们往往能给外国人增加一些安全感。

现在，当汉口的法国侨民致电巴黎，要求立即从天津或东京派兵的时候，法国侨民已惊恐地举起双手，这种状态急需补救。但当英国侨民几乎立刻起而效法时，很明显，那时的形势已变得相当严重了。从日本租界（离汉口华界最远）到英国租界（与华界只相隔一条30英尺宽的马路）的外国人，此时业已处于比在开战时更加直接的危险之中。从战争爆发到现在，五个星期过去了。11月18日，我想，准确地说，约有半数的护卫军队已进入港口，在最为危急的时刻，也就是在革命爆发后大约一个星期可以利用。在港口停泊的战舰上应可抽调出500名军人——其中日本人占绝对多数——能够保护这个接近于长方形的租界区，每4英里100名军人，将这点力量布防在冲突的正面，是十分荒唐的。那时从各国调来的4000名军人本来就不太多。

当租界外面的对抗突然发生时；当每天在英国租界的街道上都有一个人被惨痛地击毙或遭受重创时；当炮弹以惊人的速度落入私人的住宅并破坏英国侨民的财产时；当沿着那条一直通向整个租界的滨江路步行却发生最严重的危难时；当所有的船只被迫从日常停靠在岸边的废船中撤走时；当领事们抗议，要求清军把炮兵从租界后面的最近危险区撤走，并停止在外国侨民居住区上空发射炮弹，而这些请求遭到不断的拒绝时，下面这种情形，确实也不算是过分：期望当局作出相应的安排，派遣军队到达汉口来防止那些每个人都认为难以避免的事情的发生。也就是说，如果敌人通过租界突围，战胜的一方会追击他们。整个战事在11月18日结束，这一天，英国侨民举行了一次集会。下面这份电文便是他们在集会上对总的形势及其最佳对策进行长期讨论之后的结果：

英王陛下汉口代理总领事赫伯特·戈飞（Herbert Goffe）先生：

我们这些签名于信末的英国侨民，谨请您将下列抗议上呈内阁大臣，希望能转送有关当局：

一、10月20日的《伦敦与中国快报》（The London and China Express）说：“据官方声明，大不列颠对当前中国局势的政策，将限于采取每一项认为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她的侨民的生命与财产。”

显然，当局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天津和上海的英国侨民。可是，我们认为，汉口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事实证明，就在英国海军中将(2)本人担任汉口各军总司令期间，他自己的水兵、当地的志愿队和警察都不足以妥善地守卫英租界，还需要接受德国、日本、法国和奥地利人的友好援助。从那时起，局势日趋恶化，防卫力量却明显下降到绝对微弱的最低程度，英国炮舰也只有平常外国人通常所能见到的在港的那些力量。这说明，当权者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如果他们对能够获得或听到的情报有完全自主的采择权，这种局面本来就不会发生。

二、当局在11月17日左右发往上海的一份无线电报中，居然分别援引11月9日的《字林西报》和11月8日的《文汇报》所报道的消息，宣称“此地多日无战事”，“商业正在恢复”。我们对此表示抗议。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两则消息都是不真实的，发出这样的电文，是对大英帝国国旗的无休止的敌视。它会促使妇女和儿童返回这里，这样做无疑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憎恶这种行为。自从10月27、28日的重要战斗以来，此地并非无战事，相反却是间歇性的战斗与狙击的连续不断，每天都有很多枪弹飞入租界。虽然外国人早已逃避，但在租界的很多中国人非死即伤，其财产遭到严重损毁。至于所谓“商业正在恢复”之说，实际上自革命战争开始，商业就已停滞不前。

岸上的能工巧匠

注：英租界的居民都十分感谢水兵的勇敢和灵活。因一度找不到苦力，水兵就自己建造路障；在修筑墙垒时，没有涂抹灰泥的抹刀，他们就用手拌和灰泥。这幅图片显示了他们用东方的“人力车”代替较为常用的独轮手推车运砖的情景。

三、由于普通的电报联络完全中断，我们再次抗议英国海军司令部的规定，不许通过无线电报，为处在战争环境下的英国臣民发出这份重要的民用电报。有好几次，海军中将温斯罗拒绝发报，德国的海军上将却很有礼貌地接过电文，拍发出去。我们认为，以上抗议是正确的、正当的。因为我们一点也不能相信，皇家政府已经知道了事情真相，了解在当前的危机里，大英帝国的威望和利益已经惨遭遗忘。最后，尽管这几乎超越了英国侨民所在的汉口的省属范围，我们还是要指出，此时此刻，英国防卫力量对宜昌和长沙的保护工作同样很是糟糕。现在，这里正在发生最为激烈的战斗，炮弹就在我们头上爆炸。这一事实突出地反映出派遣军队前来保护侨民的急切需要。形势极其危急。我们诚挚地希望，不仅英国政府，还有美国、德国、法国和俄国的领事们，务必尽可能从驻中国的舰队中适当抽出更多的炮舰，立即开赴此地。至于另一个有租界在这里的国家——日本，它的使馆已经不负众望地履行完它所有的职责。

下述电文请分送驻北京的英国公使和英国的外交部：

“汉口英国侨民大规模集会，认为急需军队保护英租界。——主席皮思（Pearce）”

一份内容相同的电文请送交伦敦的中华协会，请求协会敦促政府给予救援。共有95名英国侨民出席这次会议。

现在我们对前述事件的评论只会是憎恶的。然而，尽管通讯重新恢复，读者也能确实地知道英国侨民在面对官方连续性的怠惰行为时的心情。中国军队一旦失控，汉口租界的侨民便会遭殃，这些经历过苦难的侨民也许会讲述出更为悲伤的故事。

————————————————————

(1) 东京（Tonking），当时的外国人对越南北部地区的旧称。下文提到的东京，亦指此处。——译者注

(2) 指前文提到的英国海军中将温斯罗（Winsloe）。——译者注

第九章
汉阳的陷落

海军“大逆不道”的行为已如前述。在此之前的三天里，清军为收复汉阳，发起了一场大规模战斗。革命军不但坚守住了阵地，还以一种勇往直前的大无畏气概向北洋清军逼近。袁世凯感到有些不耐烦了，拨款300两白银（相当于37.5万英镑），作为收复汉阳的犒赏。眼下，革命军正在进行着一场空前的搏斗。

11月16日，一则重要的消息传来，它以简短的篇幅叙述说山东已转入革命阵营，现在全省都飘着白旗。这个消息的重要程度不亚于在10天前清政府答应了山东人的全部要求（除满洲人退出北京之外）而产生的影响。有人认为这完全是行贿所致，但好像并非如此。显然，山东革命党人决定用那种他们的同盟者所用过的方式，将革命进行到底。

当天夜里，清军开始炮轰汉阳。对那些以足够的勇气爬上高楼观看炮击的人来说，那一幕是令人难忘的。从武昌江边的20个炮兵连，到武昌城内主要山头上的各大要塞，再到大约安置了30门大炮的龟山和右侧稍远处的四座山，经常发出微弱的光亮。在漆黑的夜里，来自远处的大炮的轰鸣声一直持续了四个小时，使人听起来倍觉凄惨。炮弹掠过外国侨民居住的房屋时发出猛烈的嗡嗡的响声，强化了人们的特别的好奇心理。空中落下的子弹已如强弩之末。在农村周围数十英里范围内，能够数清有20处着火点，所有的人都好像被烧死在屋子内外。战斗在午夜出现了意味深长的间歇，外国侨民在他们的房顶上等等看看，看看等等，在黑暗中注视着眼前的悲剧，并看得入了迷。那些微弱的蓝色光亮好像一个新生命的标志，次日早上却传来了革命军失利的消息。北洋清军率先抵达滠口，这是他们行动计划的一部分。他们计划派遣一支部队穿过湖泊，抵达汉口的汉江河畔，从那里只需半天便可到达汉阳。为了这次远征，清军已经募集了一些船只，可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计划最终取消了。后来，清军好像又重新执行了原来的计划。这次成功了。11月20日，清军占领蔡甸。蔡甸位于汉阳一侧的汉江上游，离汉阳20英里，是一个繁华的商业集镇。一个外国旅行者对清军占领下的蔡甸的情况作了如下详细的描述：

我们乘船顺江而下经过新沟后，沿途注意到很多穿灰色军装的士兵正在左岸行军，大约20人一群，时而100人一群。同他们谈话中，我了解到他们是直隶人或山东人，属于袁世凯的部队。他们的军官姓吴，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吴氏说，他指挥着有3000人的这支军队，正在向汉阳进军。我们的船超过了他们，提前到了蔡甸，我们发现它依然处在革命军的控制之下。该处江面上停泊着大约20艘战船，但没有士兵。这儿曾有1000名革命军，但在我们到达之前已向上游出发了，据说是去了安陆。我们是星期六晚上到那里的。第二天天刚亮，战船就起锚向上游驶去。北洋清军直到星期天下午2点钟左右方才到达，大约40艘本地船只满载着士兵，也运载着6头骡子，或许还有一些大炮，但这些都不容易看清楚，他们有着充足的武器装备。当清军靠岸时，革命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人打扰清军，清军也不去骚扰别人。这些人大约有1000兵力。整个下午和晚上，江面上游都有激战。有人说，是革命军在上游的新沟抄截北洋清军的后路，他们又把革命军驱逐回去。但奇怪的是，双方的军队本应都能很清楚地看到对方，这两群人是怎样在未被对方发现的情况下设法到达蔡甸的呢？我们在星期一的上午10点钟离开了蔡甸，那时北洋清军士兵都在帐篷里吃着早饭，看不出他们在当天打算继续推进的迹象。穿过汉江到汉口是不可能的，因为两岸的士兵都会向他们所看到的船只开火。我们因此越过马家湖，绕远道来到汉阳那边。这儿有大约几千人的革命军正准备从陆路开赴蔡甸，如果天公作美，他们昨晚就该到了。正是如此，他们必须等到好的天气，也许以后会从那里传来一些更令人感兴趣的消息。

勇敢的革命军炮手

注：斗志昂扬的革命军完全不注意隐蔽，这是一个短视的做法。战争初期，他们战斗时表现出哪怕在亚洲地区都属少见的勇敢精神，但被前进的清军步兵无情地射杀。直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击退并且损失惨重时，才意识到不注意有效隐蔽是愚蠢的。

这样，清军终于渡过汉江。

清军渡江期间，有史以来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斗开始了。激烈恐怖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五天四夜之久。近距离内的来复枪和马克沁机关枪的射击声，日复一日地持续着，十分可怕。革命军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掌握有战争的主动权，北洋清军死伤惨重，令人震惊。双方的炮火密集凌厉，革命军以马克沁机枪火力扫射着敌军，每天毙敌数百人。阵亡清军不计其数。每天晚上，死尸都用一节节车厢运走，伤员则被遗弃在寒冷刺骨的战场，任由其伤势惨重，饥寒交迫而逝。由于战事激烈，红十字会无法展开救护。上文提到的那支迂回进攻的清军，左边是激流澎湃的汉江，右边是湖泊，前边是一条河，还有革命军主力部队据守的一座高山。这座高山本身就是浑然天成的堡垒。在这连绵起伏的地面和密密的草丛中，架起了宛如黑莓似的密集的山炮和马克沁机枪。每一个北洋军士兵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因为他知道，一旦越过汉江，那将是你死我活的战斗。这种情景也许在每次战争中都会出现。连发的枪弹和持续不断的大炮的轰击比最近时期的任何战斗都要猛烈。清军士兵在成功渺茫的情况下放弃了努力，心情沮丧。

夺取汉阳似乎已完全不可能。实际上，清军已在考虑放弃他们的计划。

清军打算再次采取大规模的侧翼迂回运动：挺进孝感，沿一条轻型铁路直上，抵达湖北北部的襄阳，诱使革命军离开汉阳的各座山头，转到开阔的田野乡间。他们肯定以为，汉阳会一直作为革命军基地而存在。但如果有人想在11月份的最后几天里准备写一篇关于形势的准确报道，他将会面对不计其数的障碍，这些障碍会使他的努力化为乌有。26日，除了那些紧密地注意战场上事态发展的很少一些人外，租界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革命军正在稳步而徐缓地向前推进，在战场上显然占据了相对有利的位置，清军无论如何都难以攻克汉阳。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清军将领也这么认为。但是，在星期六（25日），我听说湖南革命军开始有些不满情绪。如果黎元洪将军和黄兴总司令不能成功地处理这部分湖南军队的这种新的却多少有些不可靠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我预料到局势将会有所变化。现在，11月27日，革命事业已经遭受到迄今为止的最大打击，即将降临而又还未完全预料到的打击，也完全落到革命事业的头上。

汉阳被清军占领了。以后怎么解释呢？

人们会发现，就目前的局势发展撰写一篇准确报道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的确如此，因为从今往后，局势好像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着它的外在表象，每件事好像都在朝着最坏的方向变化。中国人若在街道上相遇，便拉着长脸相互转告这不幸的消息。在众目睽睽之下，人们把死尸从阵地上拉回来，准备安葬，这种情形使这里的气氛变得尤为沮丧。城内的中外社区都在时刻关注着未来的动向。谣言满天飞，没有哪个人的话是靠谱的，确实亲眼看到的事也很少被信以为真。整个形势对革命党的军事目标极为严峻。以前，清军从未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从未取得在战场上夺取敌方阵地的主动权。现在，他们占领了龟山，很有可能会把大炮运入阵地，在三个小时之内把武昌炸得支离破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们的行动，他们已成为战局的军事主宰。所有的中国人现在能做的就是稳稳地坐着，尽可能不去介入，避开行刑者的鬼头刀，保持镇静，等待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化敌为友

注：这幅照片显示一群士兵已缠上象征革命的白布条，决心与革命军风雨同舟。在照片的前景中，可以看到他们中的一部分站成两排，欢迎不久前还同他们对抗性作战的“同志”。

然后，汉阳就逐渐陷落了。

如下的这个故事是一个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他负责应急医院。他把北洋清军占领龟山之前所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很有点意思：

早晨7点30分，我们赶到汉阳的急救医院。直到10点钟，武昌的工作还需要船只，我们一上岸，就把船派回去了。我们立即注意到这个地方已发生了某些变化，周围很少有士兵，去武昌的方向也没有什么动静。我注意到沿江的地方散落着很多废弃的子弹，很多还带着弹夹。这些至少显示着登船时的某种匆忙，但我认为这也许是夜里军队的急行军造成的。刚到医院，一位红十字会人员就对我们说道，“你们最好回去吧，这里太危险了。”然而，这里有一两个病人正等着我们的到来，因此我们立即投入工作，照料他们。过了一会儿，我们发现刚才那些一直在帮助我们的助手全都不见了，后来，我在大街上碰到了他们中的一位，正带着一包金银细软朝江边奔去。

我们中有一个人进城里办事，因此我们决定暂时继续工作，等待他带来一些有关事态发展的消息。大约一个小时后，当我把一个伤员拖上岸时，那里离渡口大约有200英尺远，顺势发现了这里不安定的一些原因。那些呆在舢板和其他船只上的人，正匆忙地把他们的金银细软堆积在一起，急切盼望匆匆离开，逆流而上，船上所有的桨都派上了用场。平民很是惊恐，他们害怕敌人早早地来到。

我无意中听到两个中国苦力的悄悄话。从他们的谈话得知，湖南新兵不能也不愿意同北方清军作战，整团整团地逃之夭夭。就在那时，从江面上游某处顺流漂下一艘战船，枪炮装置业已拆卸一空，船上只有一个人，仰面朝天，双目失明，很明显他是舵手，在划船时就被打死了。船身有着不少弹痕，船尾有一两顶帽子，我能猜得到船上其余的是些什么东西。10点钟，我看到运输船朝我们迅速开来。几乎与此同时，一群士兵已来到岸上，希望快速乘船开抵武昌。他们中的一些人待船一停住，就跳了上来。但是，我告诉他们，这船只用于运送伤员，在西门急救地点还有很多伤员正急需护送。当我们把这些伤员拖到船上时，革命军的战地医疗队把担架卷起来，他们的医药箱空空如也，走上前来，想搭我们的船，声称自己也是红十字会成员。在略费一点周折之后，我让他们乘坐了位于河上游的远一点的一只船。我们把在雇用苦力从西门或别的地方抬运伤员过程中所经历的困难告诉了他们，但他们不愿继续呆在原来那个“危险”的地区。一些野战炮被撤退的部队带走了，一名炮手搬不动自己的武器，便拔去了炮闩。军队不是溃逃而是有组织地全面撤退。在返回医院（浸礼会大楼）的路上，我遇到了一群士兵，他们刚从龟山撤下来，便朝我们北面的方向走来，正向码头行进。一名军官已经告诉过我，这支军队正在撤退。我们决定去捡他们丢下来的每样东西，药品、工具、绷带和其他，甚至每一块用以固定骨折的夹板也不落下。一旦我们雇得脚夫，就可带着那些光着身子或穿着破破烂烂的伤兵一同赶路。我们加快步伐朝运输船奔去，就在此时，射偏的子弹在我们耳边呼呼作响，随后就落进了水里。与此同时，我们听到从城西传来的嘈杂的炮火声，很明显比前几天要猛烈。榴霰弹开始在我们身后的城市里爆炸，我们是该离开了。就在我们正准备解缆起航时，看到几个脚夫抬着又一个伤员奋力朝我们走来，我们把船靠过来，接过伤员，然后加大马力离开了。离开武昌后，我们被一个“热情”的黑衣人截住了，他用枪指着我们，并说如果再走一步，他就开枪。我们使劲抛下锚，等候他的长官。他的长官走过来后，批评了他一通，要他注意前面的野战炮，因为他的同伴已作好开火的准备。我们又起锚了，再次超载。在离下游大约有50码远的一个岗哨处，我们又被一群士兵拦住，再次停下来。

火海中的油罐

注：在11月25日巡洋舰炮轰时，一枚100磅重的炮弹穿入美孚石油公司低地设施中的第3号油罐。该处距离外国租界不远。油料迅速燃烧起来，上午9点，滚滚黑烟从油罐中升腾而起，并顺着西风向扬子江下游漂移。如图显示，第2号油罐和第3号油罐都已起火，化成一片火海。7万5千英镑顷刻间为浓烟吞噬。

救出伤员

注：船下水了——一艘退役的法国炮艇被红十字会用来运送伤员，从汉阳急救医院送往汉口和武昌的基地医院。在汉阳陷落前的最后三天里，600多人因而得救。这艘船也常常受到榴霾弹和步枪的夹击。

这次是接纳一个伤员，据说是一个探子。我猜这是他们开的一个玩笑。因为我完全明白，一个人被怀疑成探子是很容易被置于死地的。这已是我们在去汉口的短途中的第三次超载。清军在中国商人的货栈周围的某处朝我们枪炮齐发，幸好绝大多数子弹都没射中，其中一些落入船一侧的水中，而船上正站着一群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此时，我们意识到那些穿灰军装的人业已再次返回到江岸。在一段时间内，武昌和汉口之间的水路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地狱。江面上停泊着很多船只，有些载满逃兵，其他的满载平民，这些船只极力想逃脱这些灰军装士兵的控制。但是，武昌方面已下达命令，所有叛逃的革命军将统统被击毙。因此，江上所有的船只都会遭到步枪、机关枪、榴霰弹和炮弹的交叉射击。我们沿着江边快炮，运走了30名伤员。过了一会儿，一些遭受机枪和炮弹暴雨般攻击的船只开始下沉，我建议我们应该驶到江中去搭救那些船，在它们沉水之前，或许会发现几个活人。这样，我们搭救了三名未受伤的士兵、六名普通百姓和严重受伤的士兵，然后把两船死尸拖到武昌那边，并把它们交给那三个未受伤的士兵。我们从船上解救出来的一名伤员差不多当即就死了。

我们又注意到有一只满载着男女老少的大船，正拼命地逃往位于江面另一侧的武昌。由于没有船桨，备受惊吓的民众用不太牢靠的木板试图拼命夺路而逃。我们刚一赶到，他们就发出凄婉的求救声。当我们的船靠边时，已接近武昌江岸，不远处有一个大木排。那一幕确实悲惨，妇女们跪在地上请求我们饶了她们；一个因受惊而精神失常的男人跳起来，摔在甲板上，然后栽进了水里。这一点令人难忘。我们竭力地告诉他们说，我们是来救护在船上的伤员的，但这是徒劳的。不久，新的困难又出现了。我们安慰着这群受到惊吓的老百姓。正当我们的努力好像快要成功时，一群革命军士兵沿着江岸冲了过来，沿着大木排，他们的枪口已作好了“准备”。一两个人从圆木排后面跳了下来，用枪指着我们，其他人则命令我们一个一个地离船，否则他们就开枪。我们站在船首，举起双手示意，但他们不认识在我头顶飘扬着的那面大大的红十字会旗，或许看不懂我的解释。在与枪口对峙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放弃了努力，交出了船上所有的人员及其东西，任由天命。我们很快便看到如下一幕：士兵拖走了他们的东西，把他们拉到岸上后逮捕了他们。显然，这些士兵正在执行不让任何人从汉阳撤走的命令。

红十字英雄的葬礼

注：毕·奥勒森（B. Olesen）博士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外科医生，战争伊始即受全国红十字会总会之命来到汉口。在武昌医院他全副身心地投入工作，在工作中染病身亡，成为在华中地区唯一一位因革命战争而牺牲的外籍人士。

红十字会经过的下一站是木排附近的一条河。我们带走了一些在那儿发现的伤员，其中一些已经被带回武昌城内那所拥挤不堪的医院里接受治疗。

通过这次经历，我大约了解了那些降临在无辜人群头上的悲惨命运。这些无辜的老百姓只是在努力寻找安身之地。一个家庭中的唯一幸存者，大约12岁花季的小姑娘，她全家出外旅行，刚出去几小时就遭厄运。我把她带到岸上，她告诉我除了自己和她父亲外，她的家人全被杀死了。她父亲也严重受伤。有一个妇女，子弹击穿了她的手掌，那时她正在拼命地保护自己的女婴——可怜的孩子，子弹击中她的头部。我把妇女和她死去的婴儿带到了岸上，然后送到了仁济妇婴医院。

*　　　*　　　*

汉阳陷落那天，许多耸人听闻的事件，连同报纸上登载的那些生动逼真、血迹斑斑的事例都展现在每个人面前。一船船孤立无援、被枪弹追逐的人们，接二连三地在江上冒险浮沉，拼命逃生。

你曾经见过在水流如此湍急的江面上行驶的船吗？你曾见过中国的平底帆船吗？或许很是笨拙和难看，此刻正顺着波涛无助地行驶着。你曾看过这样的满载着人群的货船吗？它们不知道如何靠岸，或如何寻求安全地点。那天早晨，一大群人试图匆匆跑进船舱，却被飞来的子弹打得满是窟窿。机关枪朝他们进行雨点般的射击，他们就像一群受惊的笼中鸟一样奔窜着，从四面八方狂乱地爬向遮有木篷的船尾，渴望这块木篷能够救下他们的命。他们挤得越来越紧，相互踩踏，把步枪、子弹盒以及普通辎重都扔进水里，随着船只慢慢地漂向下游而坐以待毙。30、40、50人挤坐在一起，表情冷酷，呆滞的眼神向上大张着，不知道在看着什么。就在他们坐着的时候，清军火力极其恐怖而残忍地射来，无慈悲心、无怜悯心地将这些革命党士兵炸成粉碎。现在，他们死了，还在那里坐着，互相挤得很紧。有些人侧倒在船的一旁，尸体软弱无力地悬吊在船舷上，随着木帆笨拙的行驶而来回摇摆着。一些人精疲力竭地浸在船底，头部、心脏、四肢被子弹击穿，激流穿过已成碎片的舷墙，快速地冲进船舱底部。这些革命军的尸体躺在船底，脸朝下浸在水里。他们躺着的时候就被淹死了。

命运悲惨的战船

注：这幅照片显示了沉船被拖到浅水域后，掩葬队把死人拖上岸的情形。26个严重受伤的人，连同22个未受伤的士兵都已获救。28具尸体被运。其中1人是一两天后在船下面发现的，他虽未受伤，但害怕落入敌手，悄悄地经过船舷跳入水中自杀。

另一船人，同样地无依无靠，除了这条河，他们已没有了任何希望。他们让伤员躺在船底，炮弹击穿了船尾，一些伤势较轻的人用手堵住浸入水中的洞口，试图使船前进。但这终究是徒劳。

经过一段艰苦的努力，这些木帆船被拖到英租界码头的边上，那一幕永远令人难忘。一些男人，喉咙、侧腹鲜血直流，一瘸一瘸地前行，在身后拖着一条被打成稀巴烂的腿，爬上石阶，刚爬到顶上，就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下，然后就被抬到了医院。一些妇女，忍住极大的痛苦，不理睬一切恳求，从石阶上滚下来摔死了。一些小孩子救下了一群无辜的婴幼儿，这些婴幼儿浑身是血，哭喊着要找妈妈，而这些妈妈也急需他人帮助。这些小孩子被勤劳的外国医生抬到医院，期间不断发出可怜的呻吟声。如果有人要把在这具有决定意义的27日中发生的可怕而确实使人悲痛欲绝的情景，进行一番令人震颤的描述，他能够写上好几页纸——尽管如此，也不会写得比真实景况更加贴切。这场血淋淋的冲突，给汉阳城的陷落画上了句号。

汉阳陷落后摆放在地上等待埋葬的尸体

注：这是汉阳陷落以后，汉口英租界大道上的情景。当时，败退中的革命者登上前往汉阳的船只，他们遭到轰炸并被马克沁机关枪扫成碎块。坐在被打得破烂不堪的船上，这些人无助地随波逐流，最终被红十字会船只搭救。平底式中国帆船中的情景凄惨得让人无法描述。

自从中国发生革命运动之后，要是不提对汉口进行的野蛮焚烧的话，这是北洋清军取得的第一次无法否认的胜利。北洋军胜利的原因，准确地说应归功于他们的优良装备和严明的军纪。这支军队在战争的严峻考验下表现出来的对北京的忠诚及其作战效能本身，则是头等重要的因素。当然，对于几乎弥漫整个中国的强烈的反满情绪，仍然需要认真考量，不可掉以轻心。在这种时候，如果读一下我们英国国内报刊上发表的观点，确是一种有趣的消遣。有位作者在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中，谈到中国下层社会的反满情绪以后，说：“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或者让朝廷撤离北京，或者当今的摄政王辞职，把职权交给一个汉人或摄政内阁。也可以从这个建议当中，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前几天，北京举行了一个奇特的仪式，摄政王以小皇帝的名义在列祖列宗牌位面前发布‘罪己诏’，承认了他在目前危机中所犯的罪责。这个仪式或许比一个简单的圣旨更能使一般人深切了解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这位摄政王在这份忠于新政的神圣誓言里，用很多文字，确认了大清王朝处于危险之中的事实。我们可以想象，这一‘罪己诏’对事实的承认，至少如使它产生的社会形势一样，是史无前例的。如果它果真体现出中国统治者负疚的心情，它势必会在中国广大民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民众对帝王的传统崇敬，可以上溯至太古时代的神圣习俗。尽管历史上曾有无数次革命给当时的皇位占有者造成极为严重的灾难，民众对帝王的崇敬之心仍得以延续下来，从未长久地影响到自身固有的威信。”

可是，当中国举国上下经历犹如分娩阵痛般的动荡的时候，对一个仅是常识性的宣言指望太多，本来就会是很不明智的，纵使人们在很多方面都像中国人那样异常的敏锐聪察。我们至今不能假装对这种能量的巨大威力去作出评定，这种力量可以对局势的成败产生影响。一旦自然力也介入这场运动，他们就不能轻易控制得了。袁世凯在为保留旧式王朝进行申辩的时候，他本人并不隐瞒自己的信念：王朝一旦倾覆，势必招致一连串的内乱，很可能绵延几十年。时间也许会证明袁世凯是正确的。尽管我们会希望这个世界能避免那样的一种灾难，但对未来没有丝毫忧虑，在目前是不可能的。旧世界业已成为过去，永远不会再返回。但是，如果希望通过神奇的魔杖把当下这个混乱的局面立即点化为一个稳定的新世界，这在当时是徒劳无益的。现在如果有这种想法，也是无益的。无论这所旧房子多么破烂，也不能破坏，因为新房子不会在一天之内建成。经历了大约15年的内乱纷争，近代日本才从古老的封建的日本废墟上崛起。日本不仅有幸拥有一个在伟大的爱国思想的鼓舞下愿意引导日本走上民族振兴道路的有一定影响力的阶层，而且在天皇权威恢复的时候，还拥有近代改革思想得以结晶于其表的古老的民族传统。中国是否拥有一个同样有能力去引导国家乘风破浪的阶层呢？这在以前还未见到，至今也还未见到。不幸的是，中国现在的王朝根本不可能像日本天皇政权那样，成为重振爱国主义激情的中枢，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未来只有一个，即是寻找一个有效的政权取而代之。

如同军事观点一样，再从一个纯粹的政治观点来看，攻陷汉阳给了清军一个难以估量的推动力。然而，汉阳陷落却让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2月的头两天里，作者参加了一个欧洲人的团体。其任务是监督红十字会的一支检查队在硚口附近和汉江对岸的四座山丘开展工作的情形。这些地方成为汉阳大战的一部分战场。这里是一块带状地区，实际上是一个难以逾越的浑然天成的要塞。革命军曾经在很多小丘和湖泊周围扎营筑垒，据守多日。正是在这里，革命军想必曾以较之日俄战争还称著于世的大无畏精神，英勇奋战。正是在这里，在最前沿的阵地上，他们被汉江对岸的清军的榴霰弹和来复枪弹的连日集射所击退。正是在这里，当战事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仍然勇敢地反复向敌人发起猛攻，迅速摧毁清军。正是在这里，几标营的北洋清军再三进攻，企图打开一个突破口，却绝望地遭到革命军的砍杀，差点儿不能全身而退。正是在这里，群山炮群耸立，当清军在自来水厂背后的空地上宿营时，十几发炮弹同时向他们呼啸而来。现在，这四座山丘依然浑然一体，肃穆地仰视苍天，好像在默默地诉说着英雄主义的故事。这些故事将使那些备受摧残的战士永久地活在他们同胞的记忆之中。

远眺战场

注：在这场现代战争进行到全程正中时段之际，汉口的外国人是处于独特位置上的唯一的旁观者。如图所示，平民和军人利用上了每一个便于观看的位置。这个地方被日本海军司令部租用，并装备了电话等通讯工具。整个战争进行期间，日本人始终关注着战场形势。

清军撤退的情形

注：汉口地区的战事结束后，清军决定撤走，他们乘火车很快就离开了。这张照片使你对他们撤退的情形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可是，也正是在这里，湖北军队和湖南军队发生了纠纷——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除此而外，不可能有别的原因。因为这里的地势坚不可摧。

当我在那两天内骑着小马进出这些山丘内外，穿过沼泽，绕着那些湖泊转悠时；当我站在那些死难者的坟墓旁边，我不禁猜想，要是革命军仍然保持同仇敌忾的士气，将会有一番什么局面。那便会是：北洋清军绝不可能渡过汉江。可是，到12月1日，清军已占领了全部地区。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好像是天命注定的，所有的一切都好像有了精妙的安排。北洋军队完全占领了远到汉江上游的两侧，近到汉江注入扬子江的分叉处，再到青山要塞的所有地区。

就目前情况而论，起义者已经失败，清军已经胜利。可是，如果有人绕着乡间走一圈，和那些性情平和、只靠一小块卷心菜菜地来养家糊口的人聊一聊，你就会发现北洋清军所说的他们发现有必要对这些村民采取“军事措施”的理由是令人怀疑的，因为这些“军事措施”带来的是野蛮、残忍和魔鬼般的折磨。尽管全村的村民在刺刀下被迫服从，他们都发誓要向给自己造成极大破坏的军队复仇。我们不必对村民的这种考虑惊讶。清军固持的这种残暴邪恶的行径，比起我们想象中最坏的中国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是残忍的，他们没有西方人那样起码的同情心。我们也知道他们喜欢折磨所有活生生的东西。在这个中心地区，这种粗野的非人道的行为竟得到北洋军方当局的鼓励。这几乎在迫使人要大声疾呼:中国人的残忍程度实在是深不可测。眼前悲惨的一切使人们本能地向后倒退，尽管看到的事情还不到那儿所发生的1/10。

汉阳陷落后的英租界大道

注：尸体用席子卷起来后被塞进市政用车，运到赛马场埋葬。

对寻找尸体的事，我还要多说些话。我们几乎看不到尸体，只掩埋了207具。负责指挥攻占山头的清军军官一听说红十字会正在派人寻找和掩埋尸体，立即就派他们自己的埋尸队，把死在那场恶战中的尸体挪了地方。他们把村庄夷为平地，用步枪和刺刀随意地杀掉所有的男人们，驱赶村里的老百姓去掩埋死者。这种掩埋尸体的活儿，大部分是姑娘们干的。这些姑娘们随后就被这些恶棍带走了，她们遭受的命运比那些恶棍豢养的奴隶还要凄惨。

一生的同志

注：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同志关系的精神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革命军士兵对于受伤的“挚友”绝不会丢下不管，而往往是将其背出几英里路。该照片十分典型，革命军士兵为他的倒下的同志设法弄来一块木板，并找来两个苦力把他抬走，可看到士兵握着那个受到重伤的战士的手，在去红十字会医院的途中为他鼓劲。

但最好还是让我把这个故事按顺序讲下去吧。

北洋军在汉江沿岸随处制造着可怕、残忍、穷凶极恶的卑鄙行为。如果有人能够完全不在意这些东西，他就会对清军军事训练所体现出来的英明和指挥方面的那些极其值得称赞的举措而拍手叫好。从四座高山上俯瞰汉江江面，就会使人想到革命军可以连续把桥上所有的一切障碍轰炸成碎片。敌人的主力是经由那座桥才渡江的，而那座桥的修建多少有点奇迹。江面平静如水，没有一丝激流，至少有350码宽。清军通过的那座桥是用大约150艘类型和大小不同的船组成的（本书附有照片），并用一根极为结实的小钢缆头对头依次连接起来。通过这座桥，所有的攻击部队连同他们所有的装备都过去了。从这儿到山脚下的另一个地方，大约有20里远。村民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驱散了，有的是20户人家一起赶走，有的是6户人家一起赶走。他们都经历了同一种厄运，现在剩下的只有灰烬。

战役结束后的惨状

注：这幅照片本身诉说着悲惨的故事。大部分死者是革命军人；清军的死者被聚拢起来，送回北方。

我在左手边发现了一具革命军士兵的尸体，尸体已被咬去一半，依然穿着黑色军服。尸体蜷曲在地上的一个垃圾堆中，身上有几处很明显的刀伤。他是被人从床上拉下来的，可能在床上时他已被处死了。床底下有一盏马灯，床的上面和周围有很多大块木炭和烧焦的木头，但没有烧毁屋里的其他东西。很容易想到，那些魔鬼般的人首先像捕猎牲畜一样抓住他们的俘虏，当场将其捅成重伤，再放到床上，想放火把他烧死。他们把火全部点着，不加想象地烧烤这个还没断气的俘虏，再坐下来观看他最后的挣扎。这尽管是我的推测，但也有间接的证据，这是一个看守寺院的人谨慎地告诉我的。他幸免一死，是因为他能够伺候这些穿着灰色军装的恶棍军人——这身衣服很适合那些恶棍。尸体摆在那儿，狗来了，吃掉了一条腿，咬去脖子上的一块肉，又咬掉身上的一部分。腿上的主要骨头都被扭断了，附近几条狗为享有这顿美餐而相互狂吠。

不久，我们把他埋好了，那些聪明、侥幸逃脱的看守人用温和的语气称赞说我们正在做着“好事”。

关于这场残忍的战争还有更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我不应再往下描写了。写下的这些已足以说明这场大战役发生的地点及其产生的影响。翻过一两个山头，在粪坑和死水塘附近，我们发现了12套破旧的帽子和军服，这些不幸的牺牲者都被扔进了粪坑和死水塘。成滩的血随处可见。子弹盒及子弹散落在地上，数以千计。7门被拔去炮闩的大炮，成箱未启用的野战炮炮盒，2.25吋（约65毫米）炮弹成堆地积聚在一起，在其旁边堆着一片片的尸骨、带血的绷带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这场大屠杀和战役的残酷性的极为有力的证据。有一个男人自愿领我们去看一具村民的尸体——他说，这个人是被一枚巨型炮弹砸死的，在那个地方，人们无法证明一个士兵是如何为改革事业而尽忠职守的，当我们赶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见到的只是肉食动物吃剩的一摊血和一些骨头。

远处有一位老妇人坐在废墟上，她在那儿住了40年。她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已有4天水米未进，猜想她可能很快也会死去。她的丈夫，一个可怜的老头，在清军发动进攻之前已被流弹射死了。她说她亲眼看到自己的四个善良老实的儿子，未作任何反抗就被清军残忍地杀死了，他们的妻子被带走了。“不单是我自己，”她又说道，“村里的其他老百姓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他们迫使我们家里的小男孩们剪断辫子，然后把他们当成谋叛者，这样，那些士兵就有杀死他们的借口。”“我们的小孙子，”可怜的老妇人边擦着眼泪边说，“我的姑娘们，一个14岁，一个15岁，被抓去江那边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再见他们一面。”看着老妇人痛哭的样子，我也认为他们的重逢已不可能。每向前移动一步，这场战争的残酷性留给我的印象就越发深刻。与其说这场战斗是针对军事团体的，倒不如说是针对平民的。灾难是可怕的。

你曾经注意到一个中国人在一般情况下损坏或者彻底破坏东西的速度吗？无论是在工厂里的技工，还是厨房里的厨师，抑或是在房子周围的男孩子，或者园丁、船夫、补锅匠或水手等，无法否认的是，中国人在破坏艺术乃至把一些东西彻底搞得不成样子方面，都是行家里手。人们不只在一个地区看见过，也不只在中国社会的一个阶层中看见过——在这个国家里和人民中间这是普遍的。当你横穿中国领土时，你会被一种特殊的方式打动，这种方式对你的触动远在其他任何东西之上。每件事物以这种方式进入一种相同的腐朽并且尚不至过于无用的状态。因此，在战争期间，中国人已经在告诉我们他们的天性是多么具有破坏性，他们在大肆打砸抢劫中是多么卑鄙。在汉口城周围，经历过大肆烧抢的街区绵延数英里，已感受不到丝毫苦痛。这就是这场可怕的内战导致的灾情的明证。来自北方的这群胜利者，如果能够稍作努力的话，他们本不应表现得如此之坏——这些话说得多余了。所有的残忍，所有以最粗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无耻，所有的反复无常的毁坏，所有的偷盗行为，对纯洁少女的强奸，对幼小儿童的虐杀，对年轻姑娘的绑架，等等，都是北洋清军所为。他们全体对老百姓造成的所有压迫，都会载入史册，但都不配是任何文明国家的军队所为。我明白，在写作这部分时，我可以请求很多人站出来对我进行批评，但我不理解为什么那种事情会不让公众知道。中国正在一如既往地制造着口号，宣称自己正在和西方文明并行向前。中国宣称：她已经跳出了历史发展的旧式轨道；这个世界在当下可以自信地寻找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在历史上曾经使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变得强大；自由和正义，以及其他目前还不能叫出名来的美德，存在于她当前进行的军事活动中。这场战争旨在反抗那些——就我们所能描述的——确实是在推进真正改革的人。但是，中国给我们的证据却是非常不充分的。

死难者的发现

注：许多为自由而战死的士兵的尸体，直到战争结束很久之后，农民割去高高的高粱秆以后才发现。在开阔平地上发现的大部分尸体，是被清军威力强大的榴霰弹杀死的。

结束本章之前，我还要说一件事。当我骑马绕着农村转悠时，从地里捡到一些炮弹，请求一位老人把它们放在屋子里替我保管好，以后我会回来取。他答应后，我便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当我回来时，发现四个清兵正在冲着那个老人和他的几个邻居大声嚷嚷。他的邻居们聚在一起，本希望能从这种习以为常的厄运中救他一命。清兵指责老人为造反者窝藏空炮弹，他们确信这个老人就是在窝藏炮弹，正打算扣动扳机打死老人。“是一个洋人让我替他保管的，我说的是实话。”这个已被吓坏的老头喊道。“你撒谎，你这个吹牛的老东西，就因为这个，你死定了。从屋里滚出来！”清兵大嚷道。

邻居们极力地为他从中斡旋，但没有什么用。清兵们不敢轻举妄动，担心如果不立刻收起枪，也会遭到同样的对待。但就在那时，我骑马赶到了，静静地拿走炮弹盒，并向那位老人表示了感谢，向在场人询问了有关情况。我正在打算作出解释的时候，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士兵叫我别再吱声，并告诉我他们只不过是在和那老头儿开玩笑，让我继续赶路，保证不会伤害那个老人。我走了，但不知道那个老人命运如何。

*　　　*　　　*

读者应该明白，在中华帝国所有的战略要地中，兴许没有比汉阳的地形更难攻取的了。汉阳是中国全局的枢纽。由于汉阳的陷落，如果清军继续进攻的话，武昌在实际上也已经丢失了。11月27日拂晓，战地通讯记者发来消息说，湖南士兵拒绝在汉阳作战，城市即将易手。枪炮的狂轰滥炸昼夜不停地持续了整个星期日。当晚午夜时分，北洋清军显然已经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对他们而言，扑向汉阳这座要塞城市，只是迟早的问题。每个人都曾经认为这座城市是坚不可摧的，就像人们曾经推断的那样。这时，汉阳出现了叛变行为。据说，湖南士兵已经枪杀了他们的军官，丢下山头，登上木帆船，垂头丧气地顺流而下，企图撤回武昌。可是，他们在船上经受炮击之后，在江水湾处迎候他们的，却是马克沁机关枪的扫射。

向死者致敬

注：战争初期的六个星期里，伤亡人数至少有2万，其中死亡人数至少占一半以上。湖南军队的背叛致使汉阳陷落，当时有15000人成功逃脱。一次战斗中，湖南兵的一个营在河边等待船只载运，遭到背后清军的突袭，许多人被无情地枪杀。其中不少人是先被捆绑后被杀害的。照片中所显示的是在汉阳城后的公墓区挖掘的众多坟墓之一。

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在前面已有叙述，但想象一下更好。(1)

*　　　*　　　*

11月27日，我正在穿衣服，卧室的门慢慢打开了。一个机警的中国小伙子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小心翼翼地掩上了身后的房门。他刚从耶鲁大学留学回国，是同龄人中最机灵的一个。

“哎！”他说，“一切都完了，我们就要丢失汉阳了。”

接着，这个小伙子便开始向我讲起了湖南兵叛变的经过。这的确是个悲剧，它让革命军丢失了汉阳。他走近我，两眼闪烁着诚挚，大声说：“你是一名记者，能不能帮助我们？能不能制止这场恐怖的大屠杀？城市已经完全陷落了。清军控制了山头和城区，占领了兵工厂、火药厂和其他很多地方。”

简而言之，随着汉阳陷落，革命军在这个真正的中心区域的军事行动已然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在本书中，深入分析革命军的行为方式不会有多大意义。他们中有许多胆小鬼逃之夭夭了，其他人被击倒了，但仍然勇敢地坚守职责。一些人在山顶上、山谷中、江岸边坚持作战时被粗野地刺死。他们屈辱地接受这种命运的安排。这一点，我们可从北洋清军可怕的暴行那里得到证实。北洋军一来，就像一群发疯的野兽一样进行屠杀。北洋军没有同情心。尽管战争中放下武器的人员，都适合所有的人道主义原则，但凡是被清军抓到的人，都死在刺刀下或被无情地击毙。船上所有的人都悄无声息地选择了中立态度，但同样遭受到冷酷的待遇。妇女、儿童、老人、婴儿都被射杀了，尸体随船漂流在江面上，顺流而下。很多场面惨不忍睹。年迈的男女都任由着同样残酷的命运摆布。暂时转开战争的话题。一天下午，我去码头调查红十字协会的慈善救济状况。码头上有很多尸体搭在外面，有的被击穿头部，有的被射中腿部，击中身子。所有的一切都在这场战争带来的恐惧中显得极其可怕。10具、20具、30具、40具……我看到有几十个尸体躺在那里正待安葬。一些中外人士帮忙用草席把尸体裹起来，另一些人再把尸体扔到车上。马路上到处都是丢弃的衣服和战争用品，这些死者拥有过的东西成为这场国内残杀的见证。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有人发现草地上有一群伤员，他们正等着担架队把他们抬回医院。其中，有一位母亲还怀抱着她的婴儿，婴儿已死了，那母亲也受了致命伤；另有一些人是从未参加打仗的普通市民，一些是受过训练的士兵，还有一些是临时招募的人，一听到机关枪的响声便拔腿就跑，却被子弹击中背部。一辆又一辆的运尸车渐渐地远去，车轮发出辘辘的响声。警察开始收捡带血的军服、钱袋，还有中国军人的行头中的小玩意儿。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悲伤，那么意味深长。

正在训练的民军

注：汉阳陷落后，革命军清醒地意识到，在来自北方的军纪严明的新军面前，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无组织的乌合之众。从那以后，城墙内外的每一块可以利用的场地，都变成了一个练兵场。这幅照片展示了一队新兵在黎元洪将军指挥部的院子里操练的情景。

就在此时，北洋清军的炮弹越过江面落进武昌城内，棺材山上的清军炮队发出的急剧的隆隆炮声，一次又一次地震撼着云霄。人们来来往往，低头看看一摊摊鲜红的人血，这些血水正汇流成河，在这场革命结束之前，流血是中国的必由之路。江面上没有一个人，如果有舢板在河上冒险航行，就会遭到枪击而被迫迅速地撤退回来。人们都很沮丧。

这位青年是黎元洪特意派来拜访我的，当时我还没有穿好衣服。他问我能否替黎元洪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他激动地大声说：“我们再也不愿打下去了，黎都督恳切渴望宣布和平，这场大规模的屠杀应该立即停止。虽然这次挫折使革命军士气遭受了打击，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在战场上已经失败。即便我们丢失了汉阳，也不能说明我们的战斗力已经耗尽。如果形势需要，黎元洪将军就会改变基本作战方针，其实，在昨天北洋军取胜之前，我们就开始考虑该项计划了。当北洋军未放一枪一弹就冲上龟山之际，他们自己比谁都会莫名其妙。他们占领汉阳的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这次军事占领就是完全的胜利。如果需要，我们能够从其他省份源源不断地扩充我们的军队，直到理所当然地把北洋军完全消灭为止。我们要他们以命偿命。倘若必要，就要他们一倍、两倍、三倍地偿还这笔血债。”

省议会大厅

注：汉阳陷落之前，黎元洪将军一直把司令部设在这幢大楼里，直到大楼被炮火严重摧毁才搬出。

我很遗憾，我帮不了黎元洪。

后来，我才知道，大约就在汉阳易手前一小时，袁世凯从北京致电给汉口英国代理总领事，请他通知黎元洪，说袁自己很希望听到黎就达成和解所提出的条件。就在这时，汉阳正一步步陷落。

这支湖南军队纠纷的结果如何，但凡了解湖南人的人士都不愿妄加评论。可是，湖北人和湖南人之间多少一直存在着互相看不起的现象。这一事实，可能扩大了这种军事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毕竟发生了。初步作战计划之一就是切断尾追的敌人。上星期五时，湖南人还在汉阳，几十个人在一家茶馆里就发生了争吵，他们指责湖北人在前线交接阵地时临阵退缩，这个争吵就是敌军占领汉阳的直接原因。

“我们总是被派到前线，”一个湖南人说，“所得军饷较少，付出却是更多，我们的军队损失惨重。”

这时，一个字引出另一个字，吵架的人越来越多。这群人当场动起手来，一些人捡起他们的步枪并开了几枪，一两个人受了伤。

星期六那天，革命军投入最激烈的战斗，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只好迅速撤退。革命军炮队以3吋口径大炮回击清军，力图切断追来之敌，然而，他们的炮弹却正好落在撤退下来的最前线部队自己人头上。湖南人看到自己的同志大片地倒在四周，发誓一定要向湖北炮兵寻仇。他们一进入掩体，便拒绝再打下去，几乎要立即动身返回武昌，声称打算去武昌向黎元洪都督讨个说法。就这样，革命军丢掉了全中国范围内一个固若金汤的阵地——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国的直布罗陀。当清军能够开入汉阳时，他们有生以来都没有经历过如此惊喜之事。我和一个北洋军官进行了交谈，他是带领一标人马首先冲进城内的。他告诉我，他们差点完全放弃攻取汉阳的打算，如果革命军能保持较好的内部团结而非失职，根本不会出现汉阳失守的事。清军内部也存在着不和情绪，因此承受着更大的分裂的危险，可是，他们千方百计避免把枪眼对准自己人的现象。在武昌，人们——基本上是汉人——对这次革命的失败议论纷纷，看来需要砍下好些人的脑袋，涉及战事的街谈巷议是绝对不允许的。

此时，北洋清军把目标对准了武昌。

革命党人随时可能遭受炮击。“我们还将再打几仗，但不完全指望保住这座城市。”军政府外交部的一个重要官员告诉我说，“我们的主力军将撤离到城后，再移师九江，会师南京。”可是，清军不知怎么暂时停止了进攻，似乎并不急于夺取武昌。据报道，黎元洪已经发表声明说，他认为革命已经失败，他告诉他的助手，清军肯定会兵临城下，占领武昌，砍掉他的头，杀死所有剪去辫子的人。显而易见，清军正在极力打听江那边武昌城内的所有情况。他们抓获了一个革命军的探子，告诉他如果提供出有关武昌城的内部动向，就释放他。

那个探子开始讲述他所知道的事情——黎将军以下的全体官员是如何如何恐惧，现在武昌城内大约有一万兵力，他们在前岸万炮齐鸣，尽最大可能地虚张声势，与此同时，部队正经由城的后门撤走，如果清军愿意进军武昌，立刻就能占领全城。说完后，他等待着那个不会实现的赦免。

“你还有别的话要说吗？”军官问那个探子。

“没了，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

“那好吧，”军官话锋一转，“既然这个人再没有别的东西告诉我们了”——他转过头，向负责行刑的人说，“拉出去，把脑袋砍了！”在这个曾属于革命党军的军营中，几分钟后，大刀砍了下去，这个最好的探子人头落地。

————————————————————

(1) 革命军撤退后，北洋军重新占领了汉阳的阵地。每一个从这儿经过的人都知道北洋军那惨无人道的罪行。一位作家写道：“北洋军占领汉阳后，我随红十字会的人走遍了所有的战场。经过浮桥，我骑车渡过汉江，从早晨8点出发，直到下午6点才回来。在那段时间里，我走了很多地方，看到了北洋军那惨无人道的暴行。我们遇到一群人，他们大约有四五个，带着红十字会领章，但拿着武器而不是急救箱。他们告诉我们自己也是红十字会的人，但他们的职责都是医治受伤的北洋军士兵，而去杀死受伤待救的革命军士兵。当我们试图去阻止他们杀害受伤的革命党士兵时，他们很不高兴。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人。”

“在整个战场上，只剩下受伤的革命军士兵和平民。他们躺了四五天，没吃没喝，也无人照料。我们经过一个村庄时，一个妇女把我们叫住，说这儿有两个伤员，我们就去照料那两个人，发现他们在路上的草堆里已经躺了几天了，没吃没喝，有成百的人从这儿经过，却无人伸出援手。我们发现他们严重骨折，恳求一些村民帮忙把他们抬到屋子里，谁也不愿干。我们只好亲自把他们抬进屋里，询问为什么伤员在村里这么长时间未得到任何照顾。最后得到的答案是，战争刚开始时，四个受伤的革命军士兵和一个受伤的北洋军士兵来到村里，一个妇女把他们接到自己的家里，提供饮食和住宿。第二天，一批北洋军士兵来到村里找他们的伤员。他们来到屋子里，将自己的伤员移走后，便把家里所有的人，连同受伤的革命军士兵一起拉进屋子里，关好门，放火烧了。村民说完这事后，又领着我们去看那幢房子，并看到了废墟中烧焦的尸体。村民不敢帮我们，也不愿让我们把伤员抬到自己的家里。我们只好把伤员抬到田地中间一间无人居住的小屋里，力所能及地帮他们包扎好伤口，用稻草把他们盖好。我们不能留下来照看他们，也没有担架，因此决定第二天再来把他们弄走。为尽可能地照料好他们，我们给他们每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这些由外国红十字会负责，希望所有人都来保护他们。第二天早晨，当我们回来时，发现其中一个已死了，脸颊被子弹打得面目全非。第二个人没有死，但却被吓得够呛。他说，就在我们来之前的半个小时，来了一批北洋军士兵，那两个伤员把我们留下的那两张卡片让他们看，恳请同情。士兵在上面吐了口痰，就走到门外开枪了，好像目标都对准了一个人。就由于这个原因，那人才侥幸活命，北洋军士兵在开枪后就立即离开了。有很多受伤的平民，在一个小村庄我们就救治了八个，其中有一个妇女，一颗子弹击中她的小腿，另一颗子弹击中大腿。有一位老人，大约76岁，拖着一条伤残的腿，爬了一英里，请求我们帮助。我们救治的这些人都受伤已有四五天了，由于村民害怕北洋军报复任何帮助过伤员的人，所以那几天他们未得到任何照料。撤退的路上到处都是弹药、武器、干粮袋和衣服。我想，光弹药就可以装满一车厢。”

“汉口的传教士正在照料伤员的慈善事情，教堂里的座位被当做病床。每天，教士们都冒着生命危险照顾伤员，并在战场上解救伤员。”

第十章
伍廷芳向世界呼吁

汉阳虽然失守，革命却没有完全失败。这一点，聪明的读者很容易就会明白。在过去的六周里，改革者奋力拼搏，使得共和政权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列强的承认，特别是得到美国的友好承认。伍廷芳博士的讲演传播到全世界，引起了深远的影响。全文如下：

致各友邦请承认中华民国电

中华以革命之艰辛，重产为新国，因得推展其睦谊及福利于寰球，敬敢布告吾文明诸友邦，承认吾中华为共和国。盖诸友邦之俯赐承认，足使敝国得遂其以正直之政体，和洽之通商，亲睦之交际为立国之基础，而此后之岁月，得共享平和及愉快之福也。

吾中华国民，于自治制度非全无结练者。吾民之自治也，由来甚久，其遵守法律之程度，尝渐进至超绝等伦。非他族所能望见之地位。又尝阐发美术及农工业，而和平之可爱，知足之可乐，又吾民所深晓者也。

不幸天降鞠凶，为外来好战之蛮族所蹂躏，中华人民被制迄今，不克脱奴隶之束缚者二百七十年矣。今者吾民振臂一呼，群起而争自由，于是纷纷尘扰、奄奄将亡之王族朝代中，实有一种自由而开通之民族崭新发现，此即吾全国四万万人之民主精神也。

吾民之所好者，为共和政体；故其所择者，亦共和体，窃谓其所择固不失为智也。盖中国无贵族阶级，亦并未尝承某王族为足继垂覆之满清，此即伟大之民主精神也。为官者皆起自田野，而一旦引退，则仍返为平民。华人之中并无所谓亲王、贵族及大公之类。满族之朝代既止，则民主之共和国即继起身，况省议会及全国议会，吾民则已有之矣。共和国敏干之官员，吾民亦有之而不患其缺乏矣。

吾国宪政大会议筹备已久，不日即见实行，各省负有全权之代表皆将预于此会。而性质最开明之宪法，即于此会采择，临时政府一切之新人员，亦即于此会选举。于是，而按照宪法所定之条件，即将继以各省选派及全国选举焉。

欲使商业不至于久滞，则吾中华今日之政体，列强自当及今承认。吾国除汉口一地外，余虽到处太平，然必俟列强欢迎此新共和国之后，而商业始得以进行。吾人之所欲求列强承认者，盖若是则吾人身世上之新气象可以发展，外交上之新睦谊可以联结耳。吾人之所以欲求列强承认吾共和国者，盖以此共和政体乃事实耳。

伍廷芳

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兼议和代表。

吾国十八省中已宣告与满清政府分离，而致盟谊于共和政体者已得十四省，然其余四省不久亦将同循是途辙矣。满清权力已具消亡，其一线余气所发，仅如登场之傀儡而已。当其将亡之际，乃不惜自剥大权，而以已颁布之草定宪法，许人民以实行。

自吾中华有史以来，惟今日最为光荣，而此最光荣之篇章，则又以不蘸血之笔缮成之也。

外交代表　伍廷芳（署）

革命军正朝着这种结局而努力奋进。战争期间，每天都会有某省份或一省的某些地区独立的消息传来。汉阳陷落后，黎元洪和他的助手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更坚实的道义支持。军事上的失败只是很小的挫折，因为中国人是向往民主的，每天都会提供更多的道义上的支持。

朝廷虽然没有垮掉，但同意了革命者的其他一切要求，皇帝本身已丧失了权力和威信，被迫按照资政院的意愿行事。尽管我们必须牢记，中国人在诺言和妥协的遵守这一点上，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差，但纸面上的退让表示还是显得非常彻底的。这时，袁世凯被授予至高无上的特权。他立即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和全权指挥镇压长江流域革命军队的陆海军总司令。从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着想，我们希望这些中国人能被来自双方的真诚的渴望所鼓励、激励，最终达成谅解，不再发生流血冲突。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经常运用欺骗性的谈判，以作为争取时间的手段。在目前的紧要关头，我们至少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即双方领导人都自以为时间掌握在自己这一边。过几天之后，人们希望袁世凯集团会表明它在平息造反各省的活动中会施加何等影响。独立省份的数目不断增加，至少已有一些事例说明，它们的独立运动深深地带有强烈的趋向割据的自治色彩。

中华帝国的形势，确实像《泰晤士报》的一个作者形容的那样，“像一口鼎沸的大锅冒着气泡”。不过，经过果断处理，相当多的水泡会以令人惊异的速度消退下去。然而，在中国，古老的君主政体的倒台已成必然，并将一去不复返，这种政体在崩溃过程中也会拖下很多殉葬物。它已经存在太久了，远远超过了它应有的年限。它的奴仆，就像《古兰经》中的希伯来国王所罗门的奴仆那样，拥护着一具躯壳，号召王公贵族对它效忠。可以说，只要这具躯壳矗立在那里，这些王公贵族就会向它俯首称臣。但是，蠕虫最终吞噬了它赖以存在的物质，使他面朝下地倒在灰尘之中。世界陷入混乱。

随着汉阳的陷落，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在那段时期里，主要在谈论或思考一个问题——造反者的结局终究如何。许多其他人也在埋头思考这个问题。依据推理，造反或许会马上被迅速地镇压下去；或许在经过一段长期的国内战争之后屈服于对手，但那时已经削弱了本已毁灭殆尽的国家资源，商业活动部分地出现停滞不前乃至混乱的现象，给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巨大破坏。结果会是这样吗？或许，革命军会很快地打败北洋清军，在取得胜利后获取支持和资源，用新政权取代现存的北京政府。结果又会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新建立的政府会是什么类型的呢？

人们即便不赞成革命党人的事业，却能理解并在某种程度上同情革命党人的行动和主张。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需要改革，但就改革的方法的认识上却存在巨大分歧。有两种总体性改革设想似乎可以行得通：在当今君主制度和君主王朝的基础上，实行立宪政体；或者彻底消灭当今的君主制度，开创新的君主政治。

除非这种政治性变革意味着中国的进步，否则改换朝廷就是毫无益处之举。即使当今朝廷应予推翻，用什么来替代它？是代之以另一个王朝，还是代之以一个共和国？在目前情况下，一个新的王朝会以某位受欢迎的领袖为君主。因为没有一个汉族王室适合这一位置。这也许能改善中国的现状，也许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在当前条件下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成功的共和国，何况共和政体是否适合于中国和中华民族，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中华帝国里根本不存在任何真正共和主义的基本原理。革命党的所作所为正受到密切的关注。他们为自由开战，现在，随着汉阳的陷落，他们在军事上似乎已经失败。世界各国都关注着中国的命运。有一个强国——美国，已经在制订各种措施，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防止意外事件和不和谐的国际干涉的发生。《泰晤士报》也在阐发革命行将失败的观点。目前的迹象表明，这种看法是颇有根据的。不过，即使革命失败，它也必将在目前这个朝廷内部、在中国人和全世界民众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心灵印记。

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

*　　　*　　　*

12月2日，电报传来如下消息：“南京失陷，外国人平安，革命党进城。”很多天来，南京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极具决定性意义的战斗。革命党人因为汉阳失守，士气益发激昂，他们竭尽全力，攻克南京，成就了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无法实现的功业。攻克南京弥补了汉阳失守的损失。每个人都很了解南京，它是中国的古都，也许是比汉阳更具有政治意义上的重要性的古都——它将被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因此革命者认为这样仍然能在谈判中占有主动权。我们无需详述那场可怕的流血战争，在人们的印象中，正是满洲人的屠杀和极度野蛮才导致了南京的陷落。但有关南京陷落的事，仍有很多重要的方面需要叙述。

南京城门外尚未埋葬的旗人

注：革命初期，满洲人遭受了一场可怕的灾难。这是在南京被砍头的尸体放在城外等待埋葬的情景。被包卷起来的死者大多是旗人。这里的战斗从未像汉口战役那样激烈。

湖北革命正规军的一个班

注：这张具有中国特征的军人照片，展示了一组刚从战场下来的湖北军人，它典型地代表了为国家的自由而团结战斗的人们。

南京紫金山的顶峰

注：革命者成功地占领了这个最具战略价值的位置，这对攻占南京是至关重要的。革命军攻打南京的同时，清军正在夺取汉阳，如果不是革命军占领了南京作为平衡，汉阳的陷落可能会招致革命的失败。

“这个预料已久的事发生在早晨7点”，12月2日，一位美国记者写道：

城市已被攻陷，星期五一大早，战斗已接近尾声。前天夜里，下关、太平门、南门，尤其是雨花台门外的战略要地周围都发生了激战。负责指挥清军的张勋将军，要求城里的外国人予以配合，答应弃城投降的条件具体如下：

（1）不杀害城里的老百姓和旗人；

（2）不杀害他的士兵和军官；

（3）保证他自己及其手下安全离城，经过浦口北去。

把这样的条件送给一支已经瓦解敌方士气、胜券在握的军队，我们很是犹豫不决，绝大多数革命党军官也不愿意就此认输。况且张勋将军和其他任何一人都不知道谁在指挥革命军，更不知道在哪儿能够找到他们。可是，张勋立刻就给我们作好了出南门的安排。半个小时后，曹先生，美国驻华使馆副领事吉尔伯特（Gilbert），我，还有张勋将军的四个贴身侍卫就一同出发了。我们在正午12点穿过了南门，几个忠诚的士兵驻守在南门、通济门、洪武门和朝阳门，轮流地传达着不要向我们开枪的命令。我们沿着墙角走，试图发现革命党军队。我们举着美国国旗和一面白旗，路边上有几处茅草屋被烧了，很少能看到战争的迹象。当我们靠近朝阳门时，炮弹在上空呼啸而过。这些炮弹是从革命军占领的紫金山半山腰上发出的，是射向城内的清军和满城的。若非离我们还有一些距离，我们的感觉就不会只是兴致勃勃了。直到走进明孝陵时，我们才发现革命军。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在山顶上，我们朝一处较矮的山麓小丘走去，上面有一群革命军士兵。大约在下午2点钟，我们走到了那里。这群士兵好像由一个沉默而有自制力的军官指挥着。当我们向他询问总司令在哪里时，他回答自己就是(1)。我们非常幸运，立刻就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前两个条件很容易接受，然而，第三个条件当然是不可能接受的。我们又得到他提出的要求对方投降的条件，具体如下：

南京紫金山上被拆散的清军大炮

注：南京是中国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城市之一。然而，如果在这儿建都的话，未来赋予这个城市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她的历史意义。这是本书作者在革命军占领南京后的留影。

（1）张勋必须投降，可以居住在由他挑选的城内任何一处地方，（暂时拘押起来），完全保证他的生命安全，直到中国当前的危难时局完全解决为止。

（2）张勋的所有部队必须集合在城里的某一地点，放下武器，一个接一个地徒手走出太平门离城。

（3）张勋控制的大约80万两白银必须如数交给新政权。

（4）以上条件必须在12月2日8点钟，也就是第二天早晨开始服从。

愉快地话别后，我们又返回了张勋将军的衙门，那时大约已是下午5点了。张勋将军明确地拒绝考虑这些条件，声称会战斗到死，任何人也不能使他改变主意。我们告诉他，这样的话，我们在他的保护下感受不到安全，要求出城寻求庇护。张勋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些要求，并且还为那些并不绝对需要红十字会医治的人在第二天一大早离城制定了一个计划。然而，大约在10点钟，张勋将军的幕僚又来了，说张将军及其部分亲信已通过仪凤门离城了，准备渡江到浦口，再夺路北遁。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证实了这个传闻是真的。曼克林医生（Dr. Macklin）(2)与张勋将军的一名高级军官私人关系很好，这位军官未随张氏同去，曼克林很理解那位军官当时的心境，知道他及其士兵——大约有1000人——愿意在天明时升起白旗投降，因此我们决定不离城。大约5点钟，曼克林医生和这位军官去了太平门。在那里，美国驻华使馆副领事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战斗早在天亮之前就开始了，这时已相当激烈。革命军司令一看到白旗和美国国旗，就发了一封电报询问何意。当他得知是前天的和谈代表，并且城内的清军士兵也愿意投降时，这位司令希望那位清军军官、副理事、曼克林医生和加里特（Garrett）先生出城商谈具体的细节，他们立即照办了。林将军——革命军的首领、赵将军——城内清军的高级指挥官之一(3)都宣布停火，作出了令双方都能接受的安排。其具体内容并未完全泄露。赵将军责令其手下放下武器，然后徒手离开。从那天所有的迹象来看，解除其他清军武装的活动进行得十分顺利。不久，狮子山要塞、鼓楼和其他一些地区便挂起了白旗。革命军涌入城内，按照原来的计划分别驻扎在各自的位置上。没日没夜的漫长的煎熬之后，城区又重现生机。整个大白天里，偶尔也还会听到一声枪响，但也许几乎所有的人都赞成从道德层面去影响那些想在夜里趁乱抢劫的人。

那天以后，南京城内发生了很多变故。但是，任何一位新进入南京的人，从这些所有的变故的表象中应该看不出什么。绝大多数革命军士兵都进入城中，大量的警察在街道上频繁地巡逻着。市民一如既往地忙着自己的事务，秩序井然。革命党丢失汉阳，攻克南京，据守武昌；清军丢失南京，占领汉阳。这就是盼望和平的人们所面临的形势。11月底，我作为上海《大陆日报》的一名代表，受黎元洪之邀，向全世界发表了一项集中体现黎元洪意愿的声明。声明内容如下：

敝人窃望停战，俾联络共和各省，确定继续交战或与立宪人士协商调解事宜。

敝人始终期望了结自相残杀、流血痛苦、毁坏财产之局面，以免招致列强干涉。

为此，特声明愿作出任何让步，以确保停止残杀。窃以为应由共和党人与朝廷双方宣布休战，使双方代表得以洽商。

共和各省议决继续交战，敝人甘冒矢石，作战到底。

因此，现在的问题好像是关于君主专制政府还是民主共和政府的问题——每个人都认为清朝专制已被永远地废除。在这个紧急关头，袁世凯在几天前发布了一个正式声明。这个声明的出现，可以使读者对北京的政治形势有一个较明确的了解。声明如下：

中国数百年号称专制，其实即专制亦不完全，致民人不知尊敬政府，民人亦不明白政府应担责任。现在所以鼓动民人，而民人乐从者，无非曰不纳税、无政府耳，此亦由国无责任政府，数百年于兹之故。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

除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各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和，或且发生瓜分之祸！

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

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急进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故我所兢兢者，在改革之实行。明知所担责任宏大，顾余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但欲为中国恢复秩序，意在有益于中国，使无波折耳。故余仍望和议有成。凡民人意在保全中国者，务使其各党满意，恢复和平，建设一坚固之政府。余知国民意见明通，当不愿目睹其本国之破坏，故欲进共和党人与人筹议方略，使终战局，破除各种情意暌隔，而将从前种种不便于民者，一概除去。至各省纷纷独立，余观之与和议亦不甚暌离，当时政府之权力，既不能行于各省省会，其省会中必有数人宣布近于独立之政体，其实非全然独立，有数省权尚在保守派之手，则迹近中立耳。其题目在推翻专制，其目的在保持治安，保护人民财产，愈言共和，愈见中立。故余拟召集各省之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

此问题既如此重大，故凡事应心平意和论之，不可靠一时之热忱。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

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于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

余之志愿即如是宏大，必有误解余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击，是非不知之，顾余必不因稍受波折，遂更变余最高应尽之责。盖余之所为，盖为完全保护这个免于分裂计也。

大约是这一次，和平的曙光让我们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在攻克汉阳之前，袁世凯一直在——据来自北京的报道——谋求和谈。他对未来局势也有所担心。

*　　　*　　　*

首次休战，和平前景

12月4日，应被那些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看做是这场战争全过程中最重要的时刻。因为从当天上午8点起，为期三天的休战开始了。清军和革命军双方的高层当局都宣布十分希望停战能产生有关达成和平的具体条件。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一直到星期三早晨8点。——那么三天以后将会发生什么呢？

面对中国的情况，只有那些无思考能力的人才会愚蠢地认为自己是个预言家，甚至是人们所最真切期望的那种预言家。能对前线的形势有个总体认识，或许是一个人力所能及的最好的事情。那些天来，我在交战双方的营地中，同他们的高级军官进行过几次谈话，也许比大多数普通民众能够更多地了解事态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从第一次交谈开始，我就认定，如果和平谈判得以成功的话，我就会有一个不小的惊奇。我经常进入交战的兵营。就革命党来说，即使他们建有军营楼房，如今业已所剩无几，金碧辉煌的省谘议局大厦被一场大火烧成废墟，黎元洪将军和他手足无措的伙伴已经把他们的办公室迁到武昌一个更为隐蔽的小地方。但这个地方对他们获取消息极不方便，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北洋清军未来的意图。他们已作好全面安排，准备撤退，对挽救武昌的安危已没有什么指望，相信袁世凯的军队会把他们消灭得一干二净，因而不相信袁世凯呼吁和平的诚意。

一天早晨，我走访大智门车站正下方的官厅，和袁的幕僚——一位叫做黄开文(4)的先生——交谈，他全权负责这里的事情。一看到黄先生就会让人感觉到他是那种考虑问题极其周详全面的人。黄一直警惕着你，那双极富有穿透力的眼睛看着一件东西时，只需一瞥便知大概。黄很精明，不易被欺骗，坦诚，有点中国人的圆滑。他与你说话时，两眼都直盯着你。总之，袁世凯让他留守在这里，全权负责战后事宜。黄开文的身上看不出多少军人的影子，实际上他也不知道如何带兵打仗，但也并不是只会做诸如签署公文之类的简单事情。黄看上去就像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深蓝色的棉袍、普通的圆顶帽、中国式的鞋袜、小辫子，还有说话时便会若有所思地捋捋他那细长的小胡子，这所有的一切以及其他许多特征都表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外表看他没有任何西洋式的东西。黄用的东西都是中国的国货。简而言之，黄开文是一个文雅的中国士绅。但当他说话时，却说一口极流利的英语，他知道的西方礼节同我们本国人了解的一样多。这就是他留给我的粗略印象。我遇到黄开文时，他正在清军阵地附近的一个私人寓所的小后屋里，就在刚刚夺取汉阳之后。

黄开文的身边有一些随从。在距离军营不足100英尺远的地方，面对我这个外国人，他们每个人都洋溢着一种难以压抑的极度兴奋。情报人员进来了，静静地站在一旁。黄先生同我谈话时，多次从椅子上站起来，急奔过去听取探子的汇报。尽管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且进展顺利，但因手下太多，所以仍显得很忙。运输军火弹药的车队正向汉阳出发，从汉阳运输战利品的车队正在开来，都用防水帆布盖着，没有人发现。与此同时，清军军营里流传着谣言，说袁世凯已被刺杀，双方正在和谈。袁的幕僚黄先生正在阅读着袁世凯的军事文电，按着袁的旨意行事。

为继续战斗而做的大量热切的准备工作，与正在协商中的和谈计划陷于僵持状态。接下来还会继续打仗吗？——哦，谁知道？讨论这样的事是不明智的。极其难堪的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但谁又能想出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方法呢？想不出来。从黄开文先生那里得不到什么消息，但黄有意透露一些零星细节，使人立即认为袁世凯集团并不赞成和议。清军已经占领汉阳，似乎很快就会占领武昌，把革命事业置于死地。

于是，我转回到革命军的营地，顿觉双方存在很多明显的差异。走进黎元洪的官邸，宛如步入半欧化的衙门。办事员身穿欧式服装，没有留辫子。绝大部分人戴的帽子是美国毡制品，多少会讲些英语，很多人曾在美国的大学受过教育。他们以西方礼节接待你，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你，使你觉得他们是值得信赖的。他们明白而且也承认在军事上已经失败。但是，当我一问到革命的最后结局，他们就显示出极强的自尊，援引我们英国的某一段历史，反问我是否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有重演的可能。他们对北方的排外骚动和陕西西安府发生的杀害外国人事件，表示出深深的悲痛。他们也觉得，帝国境内的这些土匪流氓是一个难以妥善处置的问题。

我感觉到这些人的赤诚。他们的热情感动着我。我认为他们是一群年轻的改革者。其唯一的过失不在于他们的能力，也不在于他们的决心，不在于他们对未来计划的信念，只在于他们稍许欠缺的稳定和团结。他们相信中国现在必须改革，但不是清政府本会进行的那种改革，而是一种真正的改革，是使大多数民众地位上升并把中国带入世界最前沿的改革。当我同他们谈话时，也感觉到中国确实应该进行这种改革。但目前面临的困难是略微缺乏稳定。他们需要领袖人物。革命党一刻也不愿削弱黎元洪将军那沉着远见的非凡力量和优秀的工作能力，正是这种能力和才干，在革命遭遇失败的难堪岁月里维持着整个革命党的团结。但他们还需要在旧政权中担任过公职的领导人，他们在行政管理和国家重建方面都是新手，需要一些干练人才来指导他们的政治征程。但是，如果他们失败了，那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做正确的事情，也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做，而是因为他们过于缺乏实践经验，他们无法对目前自己正在经历的形势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他们就站在这里，一个坚强的领袖，所有的人都充满信心地望着他，就如同一群学生和一位老师，学生每做一件事都寻求着老师的指引。

就在汉阳刚刚失守之后，武昌革命党人立即慌乱起来，担心城市会遭到清军的炮击，他们会人头落地。然而，48小时内，他们又重振士气。11月30日，我坐着船驶入江中游，船夫和蔼地告诉我，因为毕竟是冒险航行，应给他三倍费用——他告诉我，清军正在狙击江上行驶的所有船只，让我知道这些，只是出于他自己的聪明和他与我双方交易的公平。他正说着，我听到一颗子弹呼啸而过。几分钟内，武昌那边的重炮也朝这边开火，一发炮弹从我头顶掠过。汉口那边朝我们开炮的是一个极其拙劣的野战炮炮手，这发炮弹在离我小船前几英尺的地方落进了水中，没有爆炸。但是，小船的另一面没有再受到枪击之虞。传闻满天飞，大意是说革命军正在从武昌撤走。尽管人们还像往常一样在江岸边造船、补网，但是，哪怕是一个不如斯宾塞一样的头脑的人，也能注意到，自从汉阳陷落以后，这个城市不久便已发生明显的变化。一个星期前，我去过武昌，大街上和商店里的人们的各种活动，以及商贸活动的兴隆和过于自信的人群，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剪掉了辫子，正在短褂和丝制帽的行业经营着一门兴隆的生意，这些衣物都是仿效西方的样式做的。他们颇为自得地穿戴着，蔑视那些小圆顶的旗人帽子。西式的帽子随处可见，街道两旁的货摊上面的墙壁上挂的满是这种帽子。过去，一顶帽能卖七毛钱，眼下两毛钱即可买到。顾客们把洋货都扔了，退而改买有红珠顶子的那种圆帽子。街道上的商店，有一半关门停业，另一半则做些小买卖，同时准备运走绝大部分值钱的存货。大宗货物堆放在门外，以便于忙碌的苦力们一有空就运走。老人们把所有的家当收拾进小筐篮里，挑着担子吃力地行走。现在，城门洞开着，岗哨处不再有过于自信的一班士兵。城市居民源源不断地匆匆拥出城门，迁徙乡间。武昌城内的这种场景持续了一段时间。在这些天里，中国人逃难的方式，几乎到了令人非常畏惧的地步。也许有些家庭曾经好几代人都居住在这里，现在却被迫得在几个小时内撤离。年长的老人领着孩子们，儿子们肩挑着很多笨重的家具，儿媳抱着孩子在后面蹒跚而行。他们默默地走出城门，好像一支送葬队伍。

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城里正在发生灾难，他们不愿意冒险被炮弹炸死，或被活活烧死在自己的小屋里。在江面对岸的汉口，他们成千上万的同胞已遭受了这样的厄运。

我进城时，肯定是从这5000多人中间穿过的——绝大多数都是六七个人一小群，经岗哨处走出大炮的火力发射范围。我帮不了他们，只能同情地看着。他们的脸拉得很长，显现出极度的失望。他们是占中国人口多数的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喜欢成群结队而行，喜欢用一个声音说话。两周以前，武昌的革命党还在战争中占优势，要求所有的人都会聚在它的麾下，因而，这座省府城市中成千上万人未经任何思考即欣喜地成为革命的忠实支持者。但是，现在，他们的态度好像暂时发生了转变，他们每天都被逼得走投无路，一场接一场的灾难好像就要悲惨地突然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当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集体慢慢撤离时，多么希望曾经在坚决拥护革命之前再仔细地考虑一下啊！茶店几乎都撤走了，米店也不营业了。人们感觉到革命党的军事行动已是虚张声势，武昌突然变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城市，居民十分失望。省谘议局大厅的外面，革命军旗随风飘扬，几乎没有迹象能表明里面的形势已发生很多变化。我走上台阶，出示了我的证件，并要求见到黎元洪将军。那些参谋官满腹狐疑地斜眼看着我，彼此讨论着我是不是德国人，并告诉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是完全不可能见到黎元洪将军的。但是，当我在他们的办公室中来回走动时，不可否认我有点儿佩服他们。因为此时，革命党已处于不利的环境，进而使得他们收复汉阳的努力注定是失望之举。在此情况下，政府官员仍能心情平静地去做自己的事，保持着这种尊严，并深信他们的事业不会马上就失败。

有个大约24岁，显然曾在美园受过教育的小伙子告诉我，他们大家完全相信，他们现在所处的局势仍然和以往一样。

“汉阳失守，”他说，“绝对不幸，但我们正在缔造一个崭新的民族、崭新的国家。——我们不再进行军事较量了。现在已经没有继续杀人的必要。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建立一个新政府，我们也渴望和平。袁世凯……”说到这里，他恰如其分地称赞起袁世凯的能力，尽管他不会毫无缘由地去颂扬袁世凯在政治上的公正。他继续说：“既然袁世凯说自己不想交战，如果他是出于真心，为什么不立即撤走军队，实现和平？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撤往上海，可能在那里，我们要为筹组临时政府举行首届代表大会。这样，我们就可以向世界表明，我们决不渴望以屠杀自己的同胞来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如果袁氏希望开战，全世界所有人就会马上明白，战火不息，不是仅仅因为我们是革命党，而是因为袁世凯仍然是个侵略者。我们撤出武昌城，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战争可以因此停息。这是站在人性立场上向全世界的间接呼吁——因为战争是双方的事。”

但是，这种说法是非常牵强附会的。因为革命党本身同样强硬地表明，他们并不打算承认失败。夺取南京的胜利，随即以一种战斗精神重新鼓起了他们的士气。他们希望南京的革命军将乘胜开抵武昌——尽管这在后来证明是误传——但这消息毕竟是对革命党人革命豪情的一个新的刺激。“他们不是新兵，也不是临时招募的，而是真正训练有素的士兵，”一般人都这样大声说，“可以和北方军队最好的补充兵媲美的那种精兵。”消息迅速地口耳相传开来。兴奋劲头刚刚过去的士兵又慢慢地变得焦虑起来，因为他们担心双方的领导人如若这么快就取得和谈的成功，他们会再无仗可打。

一个勇敢的清军侦察兵

注：此次战争中，清军情报机构工作的卓有成效令人惊羡。北方军队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侦察兵们。他们骑在强壮而风尘仆仆的矮种马上，勇敢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

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关于和平到底离自己有多近的确切消息。

与此同时，汉阳及其上下游的城镇都在修筑最坚固的战备工事，汉阳成为大本营——只要看一看就会让人相信——然而这是困难的，因为只有一些获得正式特许的人才可以从这里通过，然后渡江。汉阳地区乱哄哄的，北洋清军正渴望着再来一场战斗，整个地区为作战而完全军事化。龟山成为绝对坚不可摧的要地，各军营间用电话或电报联络。北洋清军正心无旁骛地集体忙着自己的事情，他们完全明白未来的局势。

牢不可破的龟山

注：这张照片惟一令人感兴趣之处是作为背景的龟山。山顶上一度不满了革命军的野战炮，其中最迷人的风景便是大炮在夜间开火时所喷发出的闪光。它是扬子江畔的一个战略要地。山顶上的那个庙宇是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

北洋清军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军事专家指出，只要驻守汉阳的清军大炮能够把榴霰弹倾泻入革命军军营中，革命军就会毫无藏身之处。革命军会切断铁路线，北洋军的供给当然也就会被切断。如果那样，革命军或许能将清军围困在汉阳城内，但那样将是极其乏味的。巡洋舰，即使它们有充足的弹药，在目前的状况下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汉阳城内4.7吋口径大炮在攻击革命军时占有绝对优势，可以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即把革命军压制得悄无声息，而且这种大炮所在的位置极其隐蔽，甚至连清军也难发现自己的炮队。革命军的大炮会给汉阳可能造成的损失是极其微弱的。总体来说，北洋清军一直会稳操胜券。大敌当前，只要汉阳仍是北洋清军的主要阵地，革命军一想到打仗，其纯粹的革命热情就有些欠缺了。

清军的情报人员在执行任务

注：这幅照片显示，训练有素的清军侦察人员包围了敌人占领区内的居民。清军参谋人员能充分获得革命军行动的消息。探子无处不在，无所不知。一种性能极好的野外电报和电话系统使他们可以随时与其司令部保持通畅联系。

但是，革命军自身并未轻视他们的这次机会。他们决心已定。在士兵中间，战争的狂热使他们无法觉察到所有可能失败的迹象。

为了表明继续战争只会满足一些极度愚昧的清军领袖的嗜血的欲望，我或许已经说得够充分的了。在共和军领袖当中——黎元洪及其集团，显然不同于那些普通军官——我相信，他们对于立即停战的渴望是真诚的。黎元洪将军已向世界表明了他所说的意思：人们不能只盯着他的某个公共场合上的言词，认定他在自己的职位上始终没有履行他所许下的所有承诺。黎元洪是一个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的人——谈不上辉煌，但坚决、正确、有见解，在清晰而公开表达自己观点方面，不惧怕任何一人。在这可怕的多事之秋，不光在一件事情上，而是在许多事情中，黎元洪已表明心迹：如果他没有兑现他的承诺，不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够始终如一，而是因为他的军队中的叛变活动和他的战友中的不安定。他已坦白地表明了他自始至终所需要的一切，为获得早晚都将到来的目标的实现，准备付出一切。

如今，他宣布谋求和平——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为了重建和平，为了保证可怕的流血冲突不再发生，他准备作出妥协。黎元洪将军的全部行动，仍如原样，并未因本党其他成员的任何不协调的话语而遭到损害，他那坚定不移的目标使他与其他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黎元洪的这一表现震惊了全世界，也说明他是说话算数的。他在保证自己会受到各方面的尊敬方面——有来自朋友的，同样也有来自敌人的——有着足够的自信心。因为他清正廉洁。现在，他需要和平。

就在这时，汉口很多最有影响的外国人都在为和平的实现尽其所能。商人、传教士、官员和其他人等，都渴望通过他们的影响帮助促进和平。如果战争以及由战争引发的所有的屠杀、流血和野蛮暴行，再次威胁中国这一中心地区，它就只会导致前所未见的更加恐怖的局面。而这正恰好就是清军的意愿。

战争是否会继续来临呢？过去漫长的八个星期里，人们已亲眼目睹了许多事情，这些向人们显示，如果人类选择武力来解决双方分歧，将会带来何许的破坏和社会的彻底不幸。杀人、放火——这些都是野蛮行径，却绝不算是最坏的。与魔鬼般的战争来临之前的恐怖相比，这些几乎不值得一提。杀戮对于那些抛尸疆场的人来说，毕竟没有什么不幸，不幸的是他们身后的人。那些寡妇们带着颗米未进、衣不蔽体或者根本就没有衣物可穿的孩子，无家可归，饥肠辘辘，无亲可靠，夜间露宿野外，头顶除了寒冷刺骨的天空之外，并无半砖片瓦——他们才是受苦的人。整个乡村以及村中所有的这一切——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人们，残垣断壁，烧毁殆尽的小屋和家园，遭受践踏的稻作物，清军肆行无忌地强加于其上的残忍的浪费行为——在令人厌倦的荒凉中声嘶力竭地呼唤着和平。如果战争停止，人们会认为，过去几个星期的流血冲突会成为文明的强有力的推动力，这种文明会把中国重铸为一个新的国家和新的民族。但在那个非常沮丧的国家里，进一步的战争只会使军队情绪变得更加强烈，彼此之间的仇恨更加深刻。

就在这时，和议仍然悬而未决。一个为期15天的停火协议业已达成。到那时，人们期待着和平会议能够最终将事态引向一个和平的结局。

*　　　*　　　*

唐绍仪

注：清政府的议和大臣和中华民国内阁总理。

唐绍仪阁下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沉着稳重，充满人性，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有着与生俱来的清廉品行。当他被任命为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出席和谈会议时，革命党人感到很高兴。因为大家都知道唐绍仪是个有着极端自由主义观点的人，行为稳健，对真正的改革不会不同情的。他在海外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从袁世凯那里获得了谈判的全权，一来到汉口，便受到极其盛大的欢迎。在大英工部局里，唐绍仪有一套房间，他在汉口休息了几天以后，才去上海，因为双方同意在上海举行和谈。

必须交代清楚的是，汉阳刚一陷落，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中国外交家伍廷芳博士就在雄心勃勃的革命党中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大家都认为，伍廷芳博士是代表革命党参加和谈的最佳人选。1911年12月18日，他率领几个秘书、顾问在上海会见唐绍仪及其随从。这次会谈成为整个文明世界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一天在未来的历史中，将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和平、和平”的呼声带来了传奇。它不仅关系到人类1/4人口，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以及他们的荣誉和自由。拥有一双真正精确的、具有先见之明的眼睛的人，就能注意到这一变化将会影响到文明世界的最边远部分。人们认为，这次和议即将塑造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的未来，该次会议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也是无限的。以伍廷芳博士、黎元洪将军这些从根本上震撼中国国民生活的革命运动的杰出领袖为一方，以唐绍仪、袁世凯这些全人类中最陈旧派别的代表为另一方，他们身上肩负着世界级的重任。这种重任很少会降临到所有普通人头上。

“和平，和平，不惜任何代价，让我们拥有和平！”敌我双方似乎都在真诚地呼唤着。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双方都是认真的。所有了解黎元洪——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英雄——的人，都能够通过对他日趋增多的了解，越来越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黎元洪除了希望中国摆脱满族的奴役统治之外别无所求。否则，他将放弃建立和平——哪怕这种和平能给国家带来富裕，哪怕这种和平是永久性的和平，并将以一种无可替代的作用使得整个中华帝国结合在一起。了解伍廷芳的人都知道，他是有着现代理念的杰出领导人，他认为政党的目标应是积极进取，他真诚地希望所做的一切能引导出一个文明的中国，能使中国屹立于世界东西方民族之林。唐绍仪凭借自己那种与生俱来的真诚和身处高位时表现出的真实的谦恭，赢得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信任。他一如既往地做着一名真正的和平使者。他爱他的国家。

最后要说的是袁世凯。所有的人都认识袁世凯或对他有所了解。有人赞颂他，而另一些人对他的诅咒可以算做是对其伟大的一种惩罚。对他来说，“中国”与他的名誉或生活一样值得珍爱。国家有两种结局：一个和平安定，从所有的民族苦难中摆脱出来，得到世界上所有强国的支持，并勇敢地开创新纪元的中国。——另一种呢？一个自身极度绝望，充满新仇旧恨，有更多流血冲突的中国。所有已经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的人，所有亲眼目睹12000多名母亲的儿子被他们那些狂怒的同胞砍劈、殴打致死的人，他们心中只会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当和平会议正在进行之时，我南下上海并留在了那个城市。从充满纷扰的华中抵达上海，意味着一下子从战争的持久喧嚣中进入了和平的寂静、未受任何惊扰的文明世界之中。的确，任何一个经历过汉口危机的人，都难以真切体会到上海这座中国的大都会的宁静——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种宁静会灌输给世人一种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已然到来的印象。这里的人们未赶上加农炮的炮击，未看见彻底的毁坏和普遍的痛苦，也没有见过整个村庄中被焚烧殆尽的房屋和那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

据说，在唐绍仪拜访黎元洪的时候，他对如许极少的人仍站在这位革命领袖的一边而感到非常惊讶。——当然，好些代表已经启程前往上海。他估计革命党人被迫顺理成章地接受君主制只是个时间问题。革命领袖们通过新闻报刊或其他途径，一而再、再而三地报道着这样的消息：黎元洪及其支持者为了国家的总体福祉而愿意牺牲个人的抱负。当唐绍仪准备乘船前往上海时，我在汉口采访了他。唐氏似乎相信，这只是中国人的虚张声势的做法，他宣称，革命派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预感到如果除去诱人的冠冕堂皇的外表，他们的支持率将大打折扣。

在汉口附近，充斥着成千上万无衣无食的人，他们不知道怎样在即将来临的寒冬维持生存。一些更传统的守旧派已开始怀疑革命是否得不偿失，尽管过去很糟，但依然以那样旧的生活方式过下去是否比现在更坏？他们兴致勃勃地投入革命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却是一场可怕的噩梦。我认为，他们像往常一样消极地支持着变革，但绝大多数人对于似乎遥遥无期的美好时光的到来感到极度倦怠。所有这一切使唐绍仪感受到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沮丧。但在与黎元洪将军会面时，唐绍仪显得相当豁达。他觉得，黎元洪在非常成功地实行革命总原则时表现出来的热心、公正无私和能力，黎所遭受的困扰和他的军队给他带来的污辱，以及黎在各种环境下表现出来的坚定信念和特立独行，这一切早就理所当然地对所有民众的同情心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普通民众因房屋被毁、家产一空，业已遭受到沉重打击，他们的情绪不可避免地沮丧起来，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成为过去，只要和平能够到来，他们愿意交出所有的东西。因此，所有的人都热切巴望着和谈代表们。革命党人都在坐等和谈的结果，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具挑战的时刻。这一片刻的间歇，为和谈空出了一点儿时间。在武昌，革命党人相互猜疑，部门之间、个人之间相互争权夺利。有些人认为黎元洪都督最好离开武昌，亲自出席和谈，而另外一些人却主张黎元洪不能离开，因为革命党不能让他走。

然而，唐绍仪不愿就总体局势发表太多的见解。他告诉我他知之甚微，并说，我会比他更了解过往的事情，认为我能对未来的事情作出相当好的估价。他还说，尽管他是袁世凯的首席和谈代表，他也摸不清袁世凯的真实想法。“你明白，”他轻声地继续说道，“当下，既然双方都在如此热切地谋求和平，依我之见，和平问题的彻底解决并不太难。我认为他们（指武昌革命党）是相当强大的，因此我们不能不作出很大让步。战事肯定不可能继续下去，如若每个人言而有信，准备尽其所能去实现最佳的共同利益，我认为我们很快就能够结束这场和平会议。”

唐绍仪这时注视着壁炉中的火焰。我们两人沉默了一阵子，他用皮袍盖住患风湿病的胳膊。然后，他抬起头，把话题从政治学理转移到一般的小事。

当和平会议安排就绪之后，革命党的代表们打定主意，决不妥协。我和黎元洪的三位和谈代表乘坐同一条船前往上海，途中很荣幸地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从这次采访中，可以归纳出革命党就这次和谈的态度和目标所持的基本准则。三位代表中，首要人物是胡瑛。他的主要陈述如下：

我们对袁世凯的态度可概括为一句话：如果他顽固地支持清王朝而反对人民的意愿，那么他注定是要失败的。他也许可以在短时间内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但却没有一个人能阻挡得住人民。

我们不希望这是一次武装冲突，我们知道要和清军握手言和尚待时日，但我们知道有全世界半数国家支持我们。

正是这个胡瑛，几年前在一次他自称为革命的冒险行动中差点儿丢了性命，而他更为激进的伙伴都在那场行动中掉了脑袋。当我对他进行采访时，胡已是湖北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是缔造未来共和之梦的运动的总发起人之一。作为一位坚强的革命者，多年以来，他却一直在狱中号召难友们研究革命的策略。革命爆发之时，他仍待在武昌的牢房之中，因此，如果不是世事巨变，他只会在正常状况下度过自己悲惨的余生，一边还梦想着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正是他当下希望去帮助实现的。他对黎元洪坚信不疑。革命党派出了几位代表，去与伍廷芳联手陈述共和派立场，与唐绍仪及其助手展开辩论。胡瑛仅是其中一位。他们都代表着黎元洪将军并透彻地理解他的想法。胡瑛和另外一名代表——一位名叫王正廷的先生，他毕业于一所美国大学，并负责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秘书长事务——是经各个起义省份代表在武昌共同推选出来协助伍廷芳的。胡瑛是一个身材短小却相当坚毅的中国人。他坦率地告诉我，因为自己根本就不会说外语，感觉有些紧张。乍看上去，人们不会认真地把胡瑛当做是能够规划中华帝国外交政策的人。确实，在外国人面前感到紧张——当然，这或许是长期的监狱生活使然。当他开口说话时，相当胆怯地向上看着，他的钢质眼镜框耷拉在眼下。他以一种乐天派式的坦诚笑着，并拿自己开起了玩笑。他的那顶洋式毡帽多少有点儿讽刺意味，这是他试图使自己的国家西化的唯一标记。

就像他过去戴那顶小圆帽那样，他的洋式毡帽戴在后脑勺上，他把眼镜相当靠前地斜搭在短而粗的鼻梁上，参差不齐的牙齿并没有使他的外表更好看些。从头到脚打量过去，胡瑛整个外表的细节中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那几件做工精致的毛织绸袍。天气寒冷，他穿了三件这种衣服，最外面的一件是亮闪闪的印花蓝袍。他也有点儿近视，略显佝偻，没长出胡子，没有了辫子，脑袋上长着骇人的蓬乱的头发，看上去不像一名政治活动家。但他就是政治活动家。

当胡瑛在谈及自己国家可能的前途时，透过他那双黑黝黝的眼睛，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不可泯灭的火焰般的热情。他也许正是那种所谓的典型的革命者。他们从自己身上除去了一切中国的传统，虽然在内心、在言论、在想法上，他们自身仍都是中国人。这一点在上海或其他沿海地区也许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但是在武昌镇中心，你一眼就能判断出谁是那种狂热的革命分子——满是头发茬子的头上带着洋帽，脚穿洋靴，身穿所谓的洋装及其他珍稀衣饰，不中不西。以上这些打扮方式彼此根本搭配不在一起。这就是这批人明显的特点。

“好些年前你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了吗？”我问胡瑛。

是的。他答道。几年前——他面带些许羞涩地看着我，似乎不太确定我的提问是否是一个恰当的采访话题——他的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被砍了脑袋。我希望他能更坦率些，希望他在思考他的国家进步方向的同时，义无反顾地径直行动起来。他不太愿意讲呆在牢中的事情，尽管在整个谈话中他回忆起牢狱生活的几个片段时，曾为自己当时完全的无助而放声大笑了几回。他当然认为那是最不公正的。既然已经出狱，并被委以制订新中国对外政策的部分重任，胡瑛十分清楚自己的责任就是竭尽全力地工作。他告诉我他完全愿意这样做。在此关键时刻，那个业已牺牲的毕业于文华大学的年轻人本应也是一位相当不错的人才，只是这个可怜的伙伴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想，每一个坚信自己国家和自己民族的中国人都会是一个革命者——无论我们属于共和派、立宪派或者其他任何派别，我们首先是改革者。我们应该爱自己的国家，如此一来，我们一定都是革命者。”

他随后多次评说起清王朝，却没有任何赞美之词。我在这里提及此事，没有别的目的，旨在说明武昌的革命党人对中国的旧统治者的仇恨是何等深刻。在我们的谈话期间，他向我介绍了他的伙伴孙发绪先生。孙发绪是一个有贵族气质的绅士，他穿着最新流行款式的整洁洋装：绿色花呢长大衣，一顶垂边布帽，一副手套，一根拐杖和其他可能提到的一切。孙先生一直是黎元洪将军的得力助手，对革命军法庭里所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是那些唤醒世界的全部革命法令的草拟者，也被看做是革命阵营的学者。他浑身上下都显示出贵族气质，说话声音不高，语速很慢，总在沉思状态，不时用打手势的办法补充着他要表达的意思，以使他的意图用汉语得到清晰表述，当别人搞懂他论据的要旨时，他会大加赞许。这两个人在其言谈中表现出对政府里的每一个人的慈悲之心，赞扬了其中一些人，始终没有让我相信他们愿意说任何一个人的坏话。他们说他们只是在诚实地向我讲述他们的想法。我向他们询问和谈会持续多长时间，我说人们对那些理应到来的美好时光，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认为，大多数中国的普通民众明白事情的症结所在。

孙发绪先生带着一副金边眼镜，在太阳底下熠熠发光。他从上到下打量着我，然后正视着我，略微加重了语气，开始说道：“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没有别的民族像中国人一样爱好和平，具有良好的天性和忍耐性。然而，中国人一旦被激怒，他们将进行有力的反击。很少有民族能够忍受满洲人的妄自尊大和腐败不堪，我们对他们已忍受了200多年，那足以证明我们的耐性，但是”——他伸出细嫩的手指，微微一晃，表明他此刻的感受——“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战斗现已打响，中国成百上千的爱国者将不会放下武器，直到将清王朝彻底消灭，中国人民再次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这时他停下来，他自己的想法稍稍引起了他的愤怒，他又看了看他那一声没吭的伙伴。

“但是，如果说清朝做一些坏事，你一定得承认它已经教育了民众，即无论以任何方式，都得去捍卫和平、热爱和平吧？”我追问说。

孙发绪反驳说：“中华民族的许多落后，已都归咎于满清王朝的暴政。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也承认这一点。满洲人的第一条原则就是想方设法让中国人民尽可能地保持无知和贫穷。因为，中国人民一旦获得知识和财富之后，就会削弱满人那至高无上的权威。清王朝就像拦路抢劫的匪徒一样，倚仗绝对的力量一直保持着这种权威。因而，中国的解放意味着一个富有而文明的中国的出现。世界上除一两个像满族一样喜欢领土掠夺、战争屠杀的国家外，我们相信整个世界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进步的、文明的国家。”

“但是你认为革命党以现有的力量，是否强大到足以营造出一种能永远地促进和平和真正进步的氛围呢？”

胡瑛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相信他们能够营造出那种氛围，即使一开始时状况不尽如人意，但若假以时日，他们一定能做到。他接着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已就代议制政府给全世界上了极好的一堂课——革命运动将朝着他们的指引而迈进。我们旨在推翻一个衰落的朝廷，建立一个让人民满意的政府。我们十分清楚，为了建立这样一种代议制政府，年轻的中国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所有的中国人都承认，没有一所学校能这样高效地……”

胡瑛正在斟酌着一个词，这时第三位代表——一位从一所美国大学毕业的学生，一位新政府的渴慕者——对胡瑛所言作了解释：“实践锻炼的学校，经受挫折的学校”——他的话逗笑了周围的人。

“并且，”胡瑛继续道，“只要我们有学习的机会，10年20年后，整个世界将要见证我们人民施行代议制政府的可能性以及在这方面的聪明才智。”

“你们认为，双方在和谈会议中难以达成一致看法的主要分歧点是什么？”我问他们三人。

他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张口回答，然后就让孙发绪先说。他很有分寸而又郑重其事地问答说，革命党决不退让的只有一点，这就是废除清王朝。因此，这三位武昌革命党代表对这一根本问题抱着同一坚定的主张，革命党或许可以放弃其他要求，但这一点决不退让。他们是坚定不移的。我提醒说，如果无法达成和平条款，也许他们连这一点也得放弃。可是，他们说，他们不会这样做。假使清朝统治卷土重来，他们就决然重新投入战争，虽然他们并不希望这样做。果真如此，在他们重新屈服以前，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丧生。

“当推翻清王朝这一问题解决之后，”孙发绪颇有魄力地说，“其他所有的问题就十分好商量。一切都以这一点为转移。我们正在为把民众从清朝奴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战。”

“在武昌，你是否也会一如既往地强烈要求共和政体？我知道黎元洪将军也渴望共和。可是，你认为宁愿共和、不愿其他政体的人很多吗？”

“采取君主立宪制抑或共和制，我们准备留给民众裁决。彼之所愿，亦吾之所愿。我们准备由民众投票公决这一问题。就我们而言，我们力主共和政体，这是因为民主乃中华民族之天性，中国人民也有民主的习惯。即使在君主独裁制度下，关心中国政局走向的仔细的观察家们也认为，中国政府本来推行的是民主政治，却由君主制取代了。换言之，帝制并非中华民族政治传统的自然发展的结果。它之所以能在以往岁月中存在，只是因为中国人民还未找到更好的政体取而代之。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取代帝制的办法，这就是设立总统，一个对国民恪尽职守的总统，在非常时期，可以行使比以往任何帝王更大的权力。”

“你认为袁世凯会出任首届总统吗？”

孙发绪先生沉默了一阵子。我把这个问题又问了一遍，尽管如此，他仍似乎不大愿意表态。最后，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们对袁世凯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如果他违抗民意，顽固维护清廷，那么他注定会失败的。他可以践踏民意于一时，无论一个人多么能干，也不可以挡住人民前进的道路。另一方面，机会已呈现在袁世凯面前，如果他顺乎民心，一举推翻清廷，就会得到民众的千秋传颂。如果袁世凯能做到这一点，方为明智之人。我们知道要和北洋清军握手言和尚有待时日，但全世界半数国家都支持我们。”

上述观点或许可以视为革命领导者对和谈会议所持的代表性立场。这些迄今还不为世人所知的改革者——伍廷芳和唐绍仪这些人除外——正在大规模地创造历史。他们是崭露头角的改革家。他们的全部过去，充分体现出他们一直在为中国改革和进步的伟大时代而奋斗的情操。

*　　　*　　　*

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关于这次和平会议的概要，它在大多数方面都是不尽如人意的。

————————————————————

(1) 此人应为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译者注

(2) 曼克林时任南京鼓楼医院美籍院长。——译者注

(3) 此处的林将军、赵将军，应分指攻打南京的镇江军总司令林述庆、守卫南京的清军防营统领赵荣华。——译者注

(4) 原文英译名为Wong Kai-wen，应为广东人黄开文。按：“开文亦娴英语文，素受知于唐绍仪，荐诸袁世凯，供职北洋，官至道员。”“辛亥，鄂事起，世凯督师，荐授江黄德道，道兼江汉关监督。”见沃丘仲子：《现代名人小传》，崇文书局1918年版，第126页。又按，12月1日，清廷命署汉黄德道黄开文兼办武汉交涉事宜。见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66页。——译者注

第十一章
和谈会议——君主或共和

和平会议于12月18日在上海召开。

伍廷芳博士，革命派方面负责谈判的首席代表。他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曾在香港受过新式教育，此后他在英格兰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他在香港实习过一段时间，并担任治安法庭法官，后来效力于中国政府，入李鸿章侯爵幕府。1896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并两度被任命为清廷商部侍郎，后又出任清廷外务部侍郎。1906年，伍廷芳任刑部侍郎，受命修订中国法律章程。同年，伍廷芳请辞，并于1907年再次以中国驻美公使身份赴美。他是合理节食的严格信徒，曾是广受欢迎的上海禁烟运动和合理饮食协会（Rational Diet Society）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革命派另一位代表温宗尧同样来自香港，20多年前从该殖民地的官立中央书院毕业。此后，他任职于省立天津北洋大学堂。1905年至1908年间，他在广东入前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幕。1908年6月，他被任命为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并于前任达赖喇嘛奉诏退位后离职。王宠惠是从美国一所学院毕业的广东籍学生，他同样在欧洲学习过并且精通法律。汪兆铭因试图刺杀前摄政王载沣进而被判入狱，所以受到人们的赞颂。最近清廷发布的对所有改革者和政治抨击者的赦令，使汪兆铭获得了自由。王正廷是一位自美归国的学生，他和胡瑛都是黎元洪将军任命的代表。

截至手稿送往出版社之时，我未能得到有关清政府代表的特殊资讯。然而，关于唐绍仪，我们知道得很多——他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毫无疑问他将稳妥地筹划着清廷事务，使其朝安全的方向发展。当唐氏受命代表袁世凯出席和谈会议时，他占有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此时，清廷仍能从所有官员群体中找到一些最可能不会犯政治错误的人。作为一个外交家，唐绍仪的职业生涯是极为成功的。正因为如此，唐绍仪被从中选拔了出来。他是当今中国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之一。

谈判桌的座次安排如下(1)：

这两个广东人——伍廷芳和唐绍仪——以及他们的同伴们在上海南京路的议事厅举行了四个多小时的秘密会谈。其间，他们主要就和平条件的确定性目标进行了商谈，此一条件涉及未来中国究竟采取何种政体，因此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结束之际，双方在如下声明上签字，作为当天会谈的备忘录：

1．双方使节换验文凭。

2．唐使同意致电袁世凯，以转达共和派的要求。共和派认为，袁应饬令清军坚决停止在湖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江苏、奉天诸省的攻城略地；直至从袁世凯处得到满意答复，会谈才会继续进行。

3．伍使同意致电湖北黎元洪将军和山西、陕西的共和军队，命令他们停止对当地清军的战斗和进一步攻击。

和平谈判开始之时，唐绍仪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说，自己受命前赴上海参加和谈，希望谈判取得圆满成功。随后，他向伍廷芳出示了自己的证件。伍廷芳检视后，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希望会议能给中国带来美好前景。他把自己的证件递给了唐绍仪。会议开始。尽管他们的随员都获准参加会议，但对议题没有发言权，这两个全权代表单独进行谈判。唐的随员不能直接对伍氏谈话，伍的随员也不可以径直与唐对话。如果有什么建议，他们可以通过便条告诉他们的上司或轻轻耳语。

对于伍廷芳提出的共和要求，唐绍仪表示了他个人的欢迎，但只有与袁取得联系后他才能就此问题作出一个具体的答复。双方同意将停战协定续延一周至12月31日。此外，官方声明将此和平会议的结果以“今日和平会议真实报告”为名发表。其内容如下：

1．双方同意停战协定续延一周，即从12月24日早晨8时延长到12月30日早晨8时。

2．伍廷芳博士认为中国有必要建立共和政体。他相信中国对全新的共和时代的到来已有充分的准备。他如是说：

今日中国人之程度，可以为共和民主矣。今各省谘议局、北京资政院，皆已由民选，则选举大总统何难之有？

满人完全无力治理民众，已267年，务必下台。一国政府宛如一实业公司，如若其总办庸碌无能，败坏信用，致使业务亏损，势须辞职，众股东亦得新选总办。共和派无意驱逐满人，亦无意对其凌虐。恰恰相反，满人可与汉人平等相处，共享自由、平等、博爱之福。

官方对于事件进程的说明，正如见诸中国报端的那样，实际上与外国媒体所报道的是相同的。但唐绍仪阁下在官方声明中作了如下补充：

“就个人而言，我赞成共和。因为它是目前危机的惟一解决办法。但在今日之和平会议上，我等务必不能忽视满洲、蒙古、西藏与其他地区的完整性。”

对此，伍廷芳回答说：

“共和并非意味着只是内地十八行省的完整和联合。”

唐绍仪就此作答：

“关于共和问题，我须致电袁世凯请示。”

这次北京政府和南方革命党的全权代表和平会谈，是一次对中华民族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会议。确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为中华帝国命运之转机。全世界将非常集中地观察事件的进展并对事件的结果提出自己的看法。对立两派的首席全权代表唐绍仪和伍廷芳，可能获得文明世界的赞誉，也有可能因为没有把握住将中国命运紧紧地设定在进步的轨道上这个机会，而遭受谴责。异乎寻常的特殊的复杂环境给对立两派提供了这么一次机会。

首先得考虑，如果双方敌意再起，形势可能会变得怎样。现在，长江大致上成为朝廷与革命党控制区域的分界线。长江以北的一些地方发生过起义，但大部分地区显然满足于朝廷答应的让步，重新对清王朝表示效忠。他们显然对政府的让步感到满意，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倾向。我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假设：这个国家一旦开始内战，势必会以扬子江作为总分界线，分裂为南北之争。

北京政府有得到外国承认的有利条件，只要它继续占有北京及其周围相当广阔的地盘，就可以继续得到外国承认。它几乎拥有全部用现代化方法训练过的军队和大部分训练有素的军官，他们的军事装备也更为精良。清政府依然控制着北方的官办铁路、京汉铁路及津浦铁路的绝大部分。因此，与革命党军队相比，朝廷能够在沿江或者在长江以北地区的任何一点更为容易地集结军队。还有，北方已笼罩在寒冷的气候之中。北洋清军惯于耐寒，也配有耐寒装备。

革命军中的炮兵

注：这幅照片显示了一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军炮兵在战役刚刚开始时的情形：队列仍旧是混乱的，胳膊上的白布条必不可少；一匹骡子正拉着野战炮向前走；站在铁路敞篷货车旁的是被雇来搬运军火的苦力。

革命党能够将什么样的兵力派入长江以北战场进行作战，现在还没有人能确切地了解清楚。除了几千名受过训练的士兵以外，所有旨在进军北京或者阻止北军南下的南方军队，都是由毫无作战经验的军官所指挥的新兵组成的。这种军队不适宜派到北方地区去发动冬季攻势。派一支革命党军队远征北京，却未曾提出讨论，这种企图完全可以视为一种痴心妄想，无须进一步的分析即应摒弃。除非北洋清军叛变和抛弃朝廷，则另当别论。但是，这种设想在眼下却是毫无实际根据的。袁世凯，一支始终对他非常忠诚的新军的创建者，依然受到士兵的尊敬。新军及其将领对北京政权旧秩序不满是一回事，设定他们对自己以往与现在的长官袁世凯所主张的政体形式不满，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那支军队了解袁世凯，也知道自己该对袁有何种期望。

除了零星的一两个人之外，北洋清军并不了解革命的领导人，他们也不知道革命政府建立后将会如何处置他们。如果北洋清军依然效忠于袁世凯，那么南方革命党军队实际上就不可能尽早占领北京。即便能成功占领，也得经过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战争。北洋清军或许无法插入长江以南地区，但保全自己所掌控的区域却并不太难；一旦南方阵营分裂，清政府就有可能趁机在所有省区恢复自己的统治，这是革命派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国家的分离和民众的不满几乎都一起朝着有利于革命党的态势发展。

因此，对抗过程的延长，似乎正预示着中华帝国将暂时地或永久地分裂成两部分，也预示着国家和人民将笼罩在一种必定与这种两败俱伤的争斗相随的恐怖和灾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祸患即将来临是很明显的。这种气氛如果持续6个月，也许就会在革命省份中催生出一支反革命力量。北方的情况也会有些类似，但或许还不至如此糟糕。因为，朝廷还能牢牢地控制住各类事务，还能够有效地约束非法行为。当然，这种讨论只是基于一种假设，即中国是在未受外国干涉下的内部争斗。如果双方的敌对状态无限期延长下去，势必引起外国干涉，这种干涉会给中国带来它自己的危险和问题。以上这些问题都是由于选择战争而引起的。

这是全权代表们都不得不慎重考量的一些主要顾虑。

新政府是承袭君主制，还是实行共和制，这似乎是唯一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如果选择前者，这或许就意味着当今的王朝会继续保留下去，尽管也许会变更国号，因为无论革命党还是君主派都没有另立一个新皇帝的提议。如果决定实行共和，即将组建的政府只会在名称上不同于君主立宪政府而已。这种情况下，双方争论的焦点更多是在名称的选择而非实质内容。反对保留君主制的理由是两个基本理论。一个理论是，在清朝统治下，中国人民的自由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必须推翻清朝，将都城迁出北京，永久根除旧式王朝的影响和联系。

另一个理论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袁世凯会成为实际上的独裁者，而后，他会利用手中的权势即位称帝。人们都肯定袁世凯在某些方面有此野心。——正如—个中国人所说，袁世凯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而不愿当中国的乔治·华盛顿。不过，如果袁氏确实有此野心，在中国建立必要的共和，也应是他的确想要的。拿破仑就是从一个共和党人而发迹的。如果袁世凯希望称帝，马上接受共和国总统职位是他最愿意采取的途径，就像拿破仑一样静待良机，在世人的见怪不怪中开始实施政治上的倒退，这样转为帝王就会变得相对容易。反之，如果清王朝和帝制延续下去，即使袁有称帝之心，这种想法也会遇到阻力，因为这种称帝野心，不仅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有效地削弱朝廷的行政管理，反而成为效忠君王者的众矢之的。假如袁世凯在这一问题上作出让步，赞成共和制，情况又会怎样呢？

像君主立宪制一样，实施共和制也会遇到同样的难处，这些难处足以难住中国最能干的政治家们。

即便和平实现，中国仍会遗留下各种各样的足以使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站不起来的大难题，灾荒和这场革命的后果会使这些问题更为严重。共和制能立竿见影地解决这些问题吗？甚或是君主立宪制会有更好的前景吗？如果要在支持两种政体时有所区别的话，采取君主立宪制或许可能遇到的困难要少些。笔者认为，因民众诉求的无法满足，共和政体会在努力恢复秩序及在常态基础上限制行政管理权方面遇到相当大的阻碍。为此，政府就不得不去搞钱。共和新政府会迫不及待地举借外债，而这却是革命党人一直据以抨击北京政权的政策。新政权会被迫延续贷款的很多形式、条件和过程，而这却是革命党人曾经用以批判清王朝、并使人民以为所有这些都会立即废止的东西。新政权会不得不在很多地方重新征收赋税，而这些地方的革命刊物却曾经让人民相信赋税会减少或完全免征；新政权在制定新法典并付诸实施之前，还不得不实行现行的旧式法典。简而言之，共和政府会完全被迫地做很多事情，而这些事情是革命政权的领袖曾经一直指责清政府所许可的。新政权不得不清算大批暴富的领导人及其亲信，他们全都指望在新政府中得到好位置。

在和平谈判这段时期，没人可以预见共和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眼下将会是什么样子。

尽管革命问题依然是一团疑云，但和平谈判伊始，人们就能够较明显地认识到革命的原动力的本质与力量。显然，中国的这场革命运动不单单甚至不主要是由一种推动改革的热望所引起的。这场改革被腐败的清政府无限期地拖延。

人们要求废除清朝统治的普遍呼声，也不仅仅是甚或不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清王朝革除暴政传统的能力或意愿的不信任。民众的这种不信任并非空穴来风。宛如野火的这场革命在北起直隶、南至广东的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它很显然是一场被当做是削弱外族统治的汉人的全国性起义。他们借用了西方自由世界的政治呼声。在革命政权成功建立的那些中心地区，它用共和政府的形式装点了自己，但它的原动力却起源于一个民族在清朝奴役下300年来不屈不挠地抗争的传统情结，最起码在那些无知的民众中是这样的，对他们而言，立宪政府只是一个没有丝毫意义的名词。没有什么能比他们无论何地都采取的第一种解放运动——剪掉辫子——这一点更清楚地说明问题了，因为17世纪清廷强令推行的全国百姓剃发蓄辫，被当做——是臣服于清朝的一种象征。

革命一开始，各地民众就剪掉了辫子，尽管清朝一项敕令容许人们在蓄辫或剪辫中任择其一，但清军还是杀死了成百上千名安分守己的百姓，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了辫子。

这场革命在一系列的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全国性起义中发生了。正如在本章后一部分中会看到的那样，这一革命并非毫无意义，它精确无误地在那些沿海省份获得了它最为引人注目的初步的成功。在那些省份，已被推翻的中国大明王朝的拥护者不断涌现，长期抵抗着清朝篡位者。伦敦一家杂志社的撰稿人认为，如果这场革命呈现出一些新鲜的形式，这是由于业已发生变化的状况的紧急需要。1850年广西地区爆发起义，拥立一个名为“天德”的皇帝——“来自天国的美德”——一个据说是代表着末代明朝的青年。后来，这场运动转向衰弱。就在此时，令人望而生畏的洪秀全将那位冒牌皇帝扫荡干净，寻求外国的关护，宣布自己是一名基督徒，并且在攻占武昌和南京之后，自称天王，是太平天国的始皇帝。这位撰稿人继续引述道，洪秀全十分丑恶的暴行，以及一种对于神灵的自然本性的尤其怪诞的描述——一种试图打动传教士的“幻想”，使他疏远了所有外国人的同情。在洪秀全取得完全成功的前夕，他的权力被由“中国的戈登”组织和率领的清军彻底摧毁。他的权力的秘密在于，当旧明王朝正统的“天子”不在的时候，洪氏吁求成为一位新的天帝代理人。(2)

如今，黎元洪将军及其周围的亲信没有发出那样的呼求。年轻的革命者大多在西方学校受到训练，他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恳请外国的同情。此时，人们很难预见，在一个长期浸润在儒教政治哲学的民族中，民主共和的观念对中国民众能有多久的吸引力。儒教政治哲学认为，应该以父权和孝道观念作为政府统治的基础。

的确，到目前为止，在北起直隶南到广东，东起山东西至四川的各省，赞成施行共和的呼声业已合法化。那时，革命党似乎没有找到前明皇室的年幼后裔。中国人本来可以在一位民选总统的领导下，安心于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创建。若是这样的话，推测是否可能通过保留一个仪式意义上的“天子”，来避免与过去过于明显的断裂，正是令人感兴趣的。这种“天子”，就像雅典的巴塞勒斯执政官（the King Archon）(3)或罗马的祭司勒克斯（the Rex Sacrificulus）一样继续为“权力之源”（the Fountain of Authority）提供传统的神圣性。

去年12月的和谈会议确实召开了，但留给世人的却只有失望。

那些全权代表本人在实际上已就这一得失攸关的主要论题达成了共识，他们的方案却被袁世凯否决。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每天都在频繁地通着电报，所有人都等待着上海方面对和战的最后态度，共和国似乎已经诞生，上海大街小巷挂着五色旗，宣告了共和时代的来临。但袁氏却顽固得像头骡子。最后，在对时局无休止的讨论后，袁世凯剥夺了唐绍仪的权力，声明唐氏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权定夺，尽管唐所持的文书凭证可以说明唐是由袁授予全权的——最终，谈判仅以失败告终。

下一幕将把孙逸仙推向共和派的政治舞台。文明世界希望孙中山能解决这个棘手的政治难题——他完全赞成共和。孙中山眼下已经到达上海，他的出现改变了整个局面。

以下这篇文章，出自查尔斯（Charles Spurgeon Medhurst）的手笔，它发表了有关共和与君主的主张，刊登于1911年12月12日的上海《大陆日报》。在这关键时刻，阅读一下这篇文章是很有益处的：

建立—个以清朝后裔——未必非得是一个小皇帝——为首的代议制政府，还是建立一个与旧式王朝毫无关联的代议制政府，这是关系到中国和战的问题。然而，就国家的自由而论，这两种理念之间的分歧，宛如生长在英格兰西部那些古老优质的英国粗皮黄褐色苹果，和生长在太平洋西部坡地上的吊钟花种苹果之间的区别一样，两者都是好吃的苹果。具体哪种更好吃，只是口味问题。人们几乎可以确定地说，君主派都是共和派人，共和派也全是君主派。这是因为共和派就像他们的兄弟君主派一样，强烈要求中国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威权。共和派急切要求由民众掌控国家政务，君主派则为之拍手喝彩，引以为同道。伍廷芳博士近来谈及另外一件事时，曾使用过—个形象的比喻，瓶子虽然不同，所贴商标却是一样。我们这里可以借用一下。每一方都保证除了国家自治之外，不再实行任何威权统治。实际上，君主派与共和派的区别仅在于形式，而不在实质。对这一事实的整体性了解，可以净化政治空气，更容易体察到当前的迫切需求。中国民众热衷于未来黎明的崭新前景，使我们很多中国的朋友错误地认为民主就是西方人献给东方人的最伟大的礼物。明白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来说更为急切。然而，在今天截邮之前，我们收到伦敦圣保罗教堂主持牧师英金（Inge）博士的一封信，他认为民主或许是现代社会中最愚蠢的一项崇拜。因此，大凡赞成这位主持牧师意见的在华外籍人士，都要责无旁贷地在当前关键时刻进行公开宣传，以免我们的中国主人盲目走上一条迂回曲折而又险象丛生的道路。孙逸仙在一次最近的演说中暗示，给予男女普选权，是与未来共和国的政治曲调相合的音符。回想起这次演说，我们这些在华外籍人士的职责就更加明显。

要想从普选制中得到好处，就必须提前进行若干年的普及教育。即便如此，民主对大多数人而言，只不过是一场幻梦，一句动听的流行口号，是不可能实现的政治。各国立宪政体目前尚未完善，我们所拥有的最好东西就是对尚未意识到的现实的适应性。像我们目前进行的其他事情一样，它就是妥协。妥协的办法并不意味着终结。在世界各国都行得通，中国也一定能行得通。妥协是对现存环境的适应。中国人比谁都更清楚这一点。他们认识到，彼此在思想上实行合作性的妥协，是一切秩序的基础。“阴”、“阳”之间的转变会有其他形式吗？如果它们不能协调，势必造成混乱。同样，唯有共和派和君主派合作共事，中国才能出现和平。独裁王朝业已遭受谴责，却不应成为共和派以民主制度取而代之的理由。正如伦敦那位主持牧师先生所观察的那样，民主国家中很多人一开始就认为，民主的前提就是一种错误。革命已经表明，为了国家的意愿，中国的政务管理需要进行一种变革。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和谈会议上，君主派没有理由不与共和派进行合作，弄清彼此间有无可能逐步形成比现存任何一个政府更为美好的行政机构，从而提高自己在世界上作为最古老民族的自豪地位。双方都是中国人，为何不能面对面坐在一起，给后世的文明国家在处理内政问题上树立一种榜样呢？

如果说，民主是一场幻梦，自治就是一种幻觉。以前从来没有，将来也绝不会有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可以实现自治。甚至连穿着衣服，我们自己也不能随心所欲，还得听由时装太太裁剪布匹，购买布料。政府——用法兰西语来说——总是“两方面的事”。正如恋爱也是两厢情愿的事一样。同样地，自尊不是自己尊敬自己，而是我心中较低之神性对于我心中较高之神性的赞许；自控不是自己控制自己，而是我情感的本真对于深藏于我内心深处的神灵的服从；自治不是自己治理自己，而是一部分人治理另一部分人，即称职者治理渎职者，阶级治理群众，受教育的人治理未受教育的人。除此之外，一切都是不能胜任的、不公正的、不自由的。在老子自相矛盾的言论中，存在着很多真理，“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很多民主的崇拜者已经对民主这个偶像不再敬仰，当供奉民主的庙宇在中国建立之前，应该让人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中国所需要的是一种恰当的独裁政治，而不是一种以血统、金钱为旨归的独裁，也不是咋咋呼呼的独裁，中国需要一种独具特色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能力才干的独裁。这要求中国的强者设计出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而不只是模仿西方宪章，这就是中国的光荣。

如若上述所言能够顺利成功，这些和平的创造者们在即将举行的和谈会议上就要不断改变先入为主之见。共和派必须记住，设想没有压迫的民主是没有意义的。君主派也必须考虑，干涉他人权利是错误的。共和派决不可忘记，每一个民主政府都是由大多数人来统治的，一旦对少数人的意见视而不见，独裁便已错误地取代了民主。君主派也决不可无视这一真理：即压制政策不是来自一两个在职官员，而是来自对立的政治集团，因此套在失败者身上的枷锁是不那么容易忍受的。任何一种高压都会招致暴乱。双方都应认识到，明智并不常与大多数人同在。历史业已提供过很多关于少数人正确、其余多数人都错的例证。正确者很有可能埋没自己并迎合多数人的意愿，但不可能强迫改变他的主意。如果民主是对的，那么压制定然是错的，不管这种压制是由个别人还是由大多数人来执行。

对民众共同利益进行有序安排的适当基础是：所有相关的人都应该用一种友好的方式进行讨论，以期达成某种一致。如果不可能达成一致，那么作为一般原则（根据可以改变的常识的判断），就该问题作出决定为时尚早，如果可以的话，应暂缓讨论。如果政府实行党治，诸如完全处于立宪政府统治之下的各种情形一样，这个政府是合理的，如果一个政党因为其强大就有理由向其他政党施加压力，因为其弱小就得向其他政党俯首听命，那么这或许就会变为正确的。那样一来，共和派和君主派只得继续战斗，直到一派击溃另外一派为止。那样一来，因这种持续冲突而利益受损的列强便将插手干涉，并且利用他们的力量，所谓的“正确”一方就会受到尊崇。然而，如果力量总是罪恶的，如果立宪政府对于少数人的所有举措都是错误的，那么接下来，在目前的斗争中无论哪一方拒绝妥协，就都是错的。因为这种拒绝相信妥协的可靠性，正是以武装力量为后盾而非以“真理”的力量为基础的。

在任何情况下，让残酷的战争做裁判，以此决定诸如民意至高无上之类的问题，这是颇有讽刺意味的悖论，至少在这时是这样的：尽管那些居住在交战地区的老百姓的财产业已遭受到战火无可避免的毁坏，当局主持下的投票选举已在进行，并已取得这些老百姓的认可。由于中国不实行征兵制，因此，士兵的地位无需考虑。目前，是极少数人代表多数人说话。南北双方的领导者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下属，大多数人不敢声张。我不能设想有人征询过每个普通人对这场革命的看法，也不能设想这种看法对本话题的影响。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成千上万的人们根本没有机会表示赞成与否，这就是那少数几人对此芸芸众生造成的极大的过错。他们的余生暮年会比在最专制的君主统治下还要悲惨。倘若有人争辩说，这种“罪恶”是不可避免的，而革命战争的残酷是必须的，那么我们的答复就是，应该尽可能快速地结束这场“罪恶”的战争，必须给受难者以补偿。以战争的名义或因为战争而犯下的每一个错误，如若不给受难者以补偿，势将成为新政府甲胄的薄弱点。

如果认为以上数段文字只是无法实现的理想建议，那么它们至少强调了这么一个事实：一旦继续开战，就会给正义造成可怕的伤害。和解、顺从、妥协，这才是真理和自由的基础，是社会每个角落中颇有约束力的力量。拒绝逸出常规，并非一种强壮，而是懦弱的表现。最勇敢的人并不害怕前后不一的作为。正如米歇尔·伍德（Michael Wood）所说：“羞愧是上帝的力量：每件事情的力量都值得拥有，这并非卑躬屈节，这是强壮。它是可以看得见的一种真实，它正使你的价值观变得正确，它知道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什么东西是应该抛弃的垃圾。”或者如雅各布·伯麦(4)所说：“如果对于一个人来说，时间老人就是上帝，上帝就是时间老人，那么这个人就不会受到任何纷扰。”一言以蔽之，民主只能在大家都具有贵族风度的地方才得以成功推行。现在，南北双方领导者都应以屈就对方的姿态，来表明自己具有贵族风度和统治才干。在这方面，中国一直是全世界的楷模。在这毫无疑问将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难忘的光辉篇章展开的前夕，中国一定不孚众望。

————————————————————

(1) 左席为清廷代表，右席为革命党代表。——译者注

(2) 本段文字，与我们目前关于洪秀全太平军起义的史实有些出入。——译者注

(3)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编第12章“罗马人的库里亚、部落和民族”，在古代希腊罗马时代，雅典共有9个执政官，其中之一为巴塞勒斯执政官，总辖宗教事务之权。这与古罗马的祭司勒克斯一职所拥有的权力相似。他们都是不掌握政府实权的国家最高祭司。——译者注

(4) 雅各布·伯麦（Jacob Boehme），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第十二章
孙逸仙归来

孙逸仙

注：革命运动的组织者，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首任大总统。

多年来，孙逸仙一直被当做中国革命最有影响的人物而闻名于世。多年来，孙逸仙一直担任海外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毕生致力于周游欧美列国，使背井离乡的同胞能够及时、精通地掌握中国最近的政治风云变幻。

和谈会议期间，形势变得非常紧张，很多派别都竞相争取主动权——这大概出自最好的动机——因此，似乎必须有一个强势人物出面来妥善指导革命事业。孙逸仙便是这位强势人物。据了解，和谈举行当日，孙逸仙正在新加坡。连日来，人们一直都在盼望他。由于他不在中国，大家纷纷表示失望，这种情绪在上海特别强烈（他在上海最有名）。似乎他就是在自己能为国家作出最大贡献之际，故意躲开的。可是，和谈破裂之后，孙逸仙回到了上海。群众立即给予他以衷心的拥护，认为他是在眼下足以有力量组建一个稳定政权的人。

孙逸仙不能算做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只能算是一个标准的、极其能干的新派中国人。他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海外。早年在广州时，孙逸仙随他信仰基督教的父母一道加入了伦敦差会，与国外的人和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前所述，孙逸仙整个一生，特别是从1895年之后，实际上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人中间最为积极的革命活动家。他多次逃脱中国政府的追捕。多年以来，他一直被驱逐于海外，清政府曾悬赏缉拿他的项上人头。他获救逃生的事迹令人叹为观止。

在他流落海外期间，世界各国媒体记者对他采访不断。我认为孙逸仙总统已众所周知，不必在此就其总体品性多加笔墨。孙博士曾在一篇写得非常精彩的故事中，讲述了自己的国家之所以发生起义的原因。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或许会更有意思。(1)

孙逸仙写道：

1895年10月，我在广州领导的起义，是必须在我国取得最终胜利以建立宪政的一系列事件之一。在中国，除了那些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暴行谋求财富和权力的朝廷官员以外，全体人民都支持我们。善良的、享受着良好政治的美国人民，不难理解生活在中国本土的上万中国民众，以及流落异乡的成千外乡华侨何以对自己的祖国怀有此种情感。中国各省都有英国人称之为总督者，但却没有诸位所了解的法律。各省督抚自行私法，每个官吏的意志就是法律。人民噤口无声。无论此种纯为官员或督抚一己之私而制定出来的法律有着何等不公，在其执行过程中有着何等残忍，老百姓都没有反抗的吁求。督抚毫无例外地欺压百姓，榨取民脂民膏，藉以饱其私囊，使万民陷于赤贫。诸如美国人所理解的合理税收，在中国未有所闻。我们一般人只纳田租，督抚胥吏却多立名目，搜括民钱。每逢各省督抚及地方官吏走马上任，首先查明辖境内所有富庶之家，和献媚之徒与抗逆之人。其视为异己者，则强迫亲己者随意诬以罪名，将异己者逮捕入狱。这当属于荒谬之举。督抚每每以刑肥己。其所知之唯一法律，即大清律例。这套法律使他们有权任意将他人之物占为己有，每个被捕受罚的人，常常被抄没全部家产。被捕者无处上诉，无人为其辩护，亦无知情权。他们一闻罪名，即遭严刑逼供，屈打成招。

这种断案程序上的酷刑枉法，举目可见。地方官员或主管官员从未将如此刑罚施及帝国权贵。相反，那些与当地官员有关系之辈，或者仅是该官员之一走狗，仅因为一己仇怨，即可抓捕任何一个为其所不满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捏造罪名，将该人拖至地方官府面前进行指控，要求予以惩处。受诬之人无法上诉，无人辩护，只得面聆诬控。一旦否认有罪，即遭三日拷打。三日将尽，该人若仍不认罪伏法，官府即依据原告的权势和官府是否需要息事宁人的程度，决定惩处。但凡人犯遭受指控，从少许偷盗起，几乎一律处斩。斩首既可节约监狱开支，又可制服被告。满人恣意孤行，漠视百姓，以致于朝廷官吏之劣迹，熟视无睹。如若有人向其提及，竟拒不相信。另有些人之所以不愿相信诸如此类之事，乃出于害怕忤逆官府之缘故。苦难民众深明真相，学子贤达察晓其衷，海外侨胞明白由来。仇视朝廷、痛恨官员的情绪，弥漫于中国诸省。巨大的民主力量存于国中，热望和祈求着自己组织的高效完善、清廷的倾覆，及代之以立宪政府的时刻的到来。

虽然夺取广州的密谋遭到失败，但是我等充满希望。我们最大的希望就在于以《圣经》和教育作为晓导苦难同胞的办法，就像我等在旅居欧美之后逐渐明白的那样，使其了解上帝的怜悯存在于公正的法律之中，苦难的解脱发见于文明进化之途。我们千方百计，努力以不流血的手段来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政府。我认为，我们会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这样做，我注定要失望的话，我们就会毫不犹疑地诉诸武力，以求达到目的。我们四万万同胞必须要，也一定会从残暴野蛮的专制暴政中解放出来，在仁慈、公正的政府领导下，在文明的治理艺术下，共享天伦之乐。

虽然夺占广州的密谋遭受失败，但仅是暂时的挫折，并未减弱我们的热情。这次密谋举义的简要过程和我本人的险遇，或许多少反映出我们至今仍然面临的困难，而且我们也明白，时机一到，我们就会克难攀险。当时，我们有总办（a head）、魁首（a chief）和一个领导集体（a body of leaders），都是赤诚、睿智、勇敢之士。他们是根据我们这个团体的章程民主推选产生。我们开会时，必需秘密进行。我们在各省设有分会。领导人开会的房间经常更换，集会地点也经常变动。广州各地设有革命机关三、四十处，一旦起事，各处最少可以调集一千人，接掌该地公共事务。各处机关之间的联络由信使传达。我们无意攻击个人。

中国除权贵世家可以在督抚或各级地方官府纵容下，假借名义，遣兵逞暴之外，概无政府、无组织、无法制、无行政管理机构。我们不可能像欧洲人所理解的惯例那样，占有统治机构，控制衙门官员。我们业已选拔出受过宪政教育的成员，只要一声号令，各地即拟夺占官厅，实施宪政。士兵们常年饱受专制压迫，像穷苦百姓一样备受煎熬，故亦乐意相从。

如今，我们的主要困难即在此处。在中国，发动革命易，约束民众难。民众向不知法，向未习惯于任何正当的纪律，混沌迷乱，一旦骚动，就会危及生命财产。士兵来自最下层的级，难免惹是生非。他们如若觉察秩序变动，定会肆行抢掠。

如何约束民众，稳定秩序，同时建立政府机构；如何防止骚动，查禁暴行，同时教诲民众认清难熬的专制统治已被推翻此一事实，这是我们为了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必须解决的唯一问题。我们花了数月光景，以努力完善我们的计划。当下情况是：三十余名领导人各配备武装卫队百人。这就要求我们得有三千武装人员，另外还有三千人将在预定日期从另一个省赶来汇合。如能有如此武装，不以之袭击官吏，只用以约束民众，使之服从我们的法纪，我们早应在几个时辰之内，直捣腐朽的王朝。

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应付我们内部可能发生的异变。有人非常害怕监禁拷打，甘愿与清廷同流合污。然而，起义万事俱备，日期业已确定，就在一八九五年十月某日。我们这些领导人接到香港方面机关的一份电报，内称一切就绪，三千援军业已出发。与此同时，他还包租一艘汽轮，驶入广州河道，运输武器给那维持治安的三干人员，并雇来七百苦力，担负装卸搬运工作，并于实施组建政府计划时供以差遣。我们会集广州，应差各员各就各位。信使赶到，说明一切就绪。我们派人通知各机关集合待命，焚毁文书，分成若干小队，以便各自遂行既定任务。我们还未及走散，复收到又一消息，说是“情况有变，三千人无法到达”。此时，信使已经出发，无法召回，只好听任各机关自行决断是否等候奥援。当时我们唯一能做之事就是暂避嫌疑，电告香港成员，召回苦力。不料对方误解此意，苦力抵达广州，无人接应，四处游荡，不知所措。

如此一来，密谋事败。信使非难众人，引起议论纷纷。有人向总督告发：“事将有变。”他并不相信线人，如若苦力不来，消息无法证实，诸事自当早已安堵。朝廷并未惊恐。总督缉拿苦力，多人被戮，起义领袖被迫四散，内有逃入内地者。朝廷派出宫府侍卫搜捕首事要人，十六人被捕罹难，惟内中仅七人与此事有所牵连，其余诸人则是被怀疑为我们提供秘密聚会之所的房东。领导人全部四散，我也坐上自己的汽艇驶往香港，在当地停留一周光景。身陷朝廷官员追捕之中，我曾在街上多次与其擦肩而过，终未暴露身形。周末之际，我安顿好家事，让妻小、母亲跟随于我。我在愚蠢的追捕者们的眼皮底下，登上汽轮，毫未引起对方的注意。在整整一年的东躲西藏之后，我抵达伦敦，首次被捕。但这并非英国人民之过错。实际上，我正是在英国人民的襄助下才得从必死的窘境中解救出来。如此崇高的精神，的确确令我感激涕零。

英国人民对我的营救，赢得了我们千百万惨受虐待的民族每个成员的敬爱，增强了我们在未来某日必可建立正义政府的信心。贵国政府已经使贵国伟大强盛，我们享有这种幸福的日子也会很快到来。

英国朋友们在那个时候曾警告孙要远远地绕开中国公使馆，因为在那里，他将被认为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而可能遭到逮捕。但是这些朋友或许忘了告诉他公使馆在哪儿，抑或是孙中山忘记了这些英国朋友所指的方向。无论哪种情形，下面这一事实发生了。有一天，当孙逸仙走过某条街道时，两个中国人走上前与他攀谈，邀孙与其一道去他们家里，去讨论革命问题。当他正踌躇不定之际，这两个中国人架住他并把他推进附近一座房子里，这儿正是中国公使馆！

公使馆的白人英籍参赞马格里爵士（Halliday Macartney）告诉孙逸仙说，他已被逮捕，并将被秘密带出伦敦押往广州。他将被锁在公使馆顶楼的屋子里，直到官方把绑架事宜安排妥当为止。孙逸仙尝试着将一些便条包上硬币后扔出窗外，但其中一张便条被公使馆的一名佣人捡到，并交给了中国公使，结果窗子被钉死了。

孙逸仙决定孤注一掷，他设法收买了一名在公使馆服务的英籍佣人，托他带出一张便条，把自己身陷囹圄的困境告诉了朋友康德黎博士（Dr. Cantile）——他的一位朋友。康德黎博士抢在马上就要采取行动的政府前面，安排好了营救事项。然而，这座房子被密探和警察严实地包围着，康德黎博士没有办法把犯人偷偷带到一艘轮船上去。最后时刻，眼见长时间的关押仍然无效，中国公使释放了孙逸仙。

这个鲁莽的、身材单薄的医生径直回到远东，并开始酝酿一场新的革命运动，反对他的敌人。

这次军事行动，他是从日本发动的。但是由于他对日本某些商业规则不甚清楚，他准备用募捐所得的款项来购买武器，结果这些钱都被一个名叫中村(2)的日本人骗光了。

他离开日本，前往新加坡居住。他再一次潜回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起义。这次起义时机不当，使许多爱国主义者在刽子手刀下头颅落地。

孙逸仙设法化装成一个盲人乞讨者，沿低洼边界逃入安南(3)。刚刚越过边界线，他便又开始鼓动革命了。他从中国的一块藩属地到另一块藩属地，在安南，在东京，在英属海峡殖民地(4)，在菲律宾群岛，一直在鼓吹革命。

1898年，康有为——孙逸仙曾经联合过的改革者之一——在努力争取那个傀儡皇帝（即光绪帝）时步伐走得太快，据说被袁世凯出卖了，不得不逃命。此后，慈禧太后在她的权力所及范围内严厉捉拿所有改革者。孙中山又一次逃脱了。随后发生的义和团起义事件，和孙逸仙的活动完全没有干系，孙氏也没有给予其任何同情。在该起义事件之后，慈禧太后似乎被改革的总体观念所刺激，因此她作了很多承诺，并点燃了中国新的希望。但正像清王朝所作的其他誓言一般，它们从来都是不可靠的。

在美国的训练

孙逸仙又回到美国，他在宣传中增加了一些新的细节。他在斯坦福大学认识了一个年轻人——荷马李（Homer Lee）(5)，这个人疯狂地痴迷于军事，并且偶尔也热衷于中国的自由问题。李被选为一个革新训练班的头儿，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旧金山的中国青年，他们有自己的制服和枪械，在租来的几间屋子里，整夜整夜地进行着“左脚、右脚”的训练。

革新训练班的观念从旧金山传到了美国的其他城市和马尼拉。革新训练班成为流布极广的一个组织。他们聘请了美国教官为教练，进行射击训练和阅兵演习。

中国清政府的代表一度试图说服旧金山城市，希望当局解散这个组织，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直活动在美国领土上的华侨武装组织。他们的努力失败了。

这就是孙逸仙，一位可能已经在中外世界里变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的人。时机一至，孙逸仙即被南京临时政府宣告为大总统。

孙逸仙，这个来自全世界最保守国度的革命者，这个在最狠毒、最残忍的追踪者阴影下流亡15年之久的人，他保留着一种奇特的秘密会社的精神，这种秘密会社的分支机构已经有如鼹鼠爬行一样，遍及所有华人活动区域。如今，他被南京临时参议院推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孙逸仙，这个清瘦而结实的中国人，曾为密谋推翻清朝统治而摸爬滚打10多年之久。这种密谋的本质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如今，革命的中国走出了地下密谋阶段。一个新的国家形象忽然跳了出来，引起了世界的注目。在过去的岁月里，孙逸仙，这个长着圆圆的脑袋、满头黑发的中国人，生活拮据的苦行僧，会偶尔出现在世界的一些地方，一会儿在新加坡，一会儿在伦敦，一会儿在旧金山。

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很少宣传过这位鼓动家和过激派。当时，他正和北京满洲宗族那坚不可摧的堡垒进行对抗，宛如以卵击石。中国革命爆发后，孙逸仙的名字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即便在这时，海外人士还嘲笑他是骗子、江湖庸医，把他理解为是妄图利用国内动乱谋取私利的小人。

但是，就在一夜之间，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第二天早晨，全世界人民就在早餐桌上获悉，一位领袖已经从旧中国的革命动荡和喧闹中崛起，并且要把这个古老的国土置于新政府的管理之下。事态逐渐明晰，这场肇始于中国心脏地带并且在全国各地一致行动的革命，犹如一串粉末似的迅速传播开来。这场革命的领袖和这位多年来一直在世界上东躲西藏的小人物就是一个人，而且是同一个人——事情确实如此。

孙逸仙发动了很多次起义，且一次比一次激烈，但每一次都收效甚微。最后一次——密谋起事和作战的路线目前还不知道——成功了。孙逸仙是当时中国的焦点人物。

尽管孙逸仙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仍有人以70万两白银悬赏他的项上头颅。这种奇怪的情况给他的人生经历带来一种浪漫色彩。15年来，地方各省督抚和北京中央政府悬赏缉拿他的人头。如今这一奖金仍未取消，尽管人们对清政府是否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感到怀疑。

在辛亥革命前夕的数年中，孙逸仙仍在进行革命活动，并以他那瘦弱的肩膀承受着许多重担。他的人头在清政府看来可值数百个银元宝。这一事实，只是其中最为无足轻重的负担之一。他长期碰着运气，很显然，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是他挺过来了。

我相信，孙逸仙年轻时，曾在香港受一个英国医生指导学习医学。随后，他到了英格兰，在一所预备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从医学院毕业，并返回中国。他试验用新的药方治病，在诸如澳门、广州和香港的一些地方，人们都对新药怀有一种强烈的偏见。

袁世凯

注：满清政府内阁总理和中华民国的首任正式大总统。

孙逸仙今年43岁了。他刚够25岁时，便开始奔走于中国各地，向国人传播革命精神。至于他具体从哪儿开始宣传革命和他当时有什么物质条件，则只有他最亲近的战友们知道。

孙逸仙最初的想法似乎是，如果汉人能够感化妒忌、保守的满洲统治者，就通过和平的手段进行改良。于是，这位小医生在具有进步思想的南方汉族青年中组织起团体。

1912年初的一段时间里，事情似乎进展得很是顺利，孙逸仙总统似乎也已顺利地赢得了袁世凯的信任。孙逸仙给袁世凯发去了多通电文。就在这时，其中的一份电文引起了各国新闻媒体（特别是伦敦的《泰晤士报》）的纷纷反对，其势如炸弹爆炸。这一点加强了清廷方面的力量。原先本已明确议定的清室退位事宜未能实现。好几个满洲亲王拒绝退让。连日来，北京、上海、南京和武昌的复杂形势，很难使人预料到结局终会如何。

不过，朝廷终于退位。政权处于真空状态。此后三个月间，北京一直持续着一场骚乱，到1912年3月，大动乱终于发生。——士兵不守纪律，到处抢掠，似乎连袁世凯也完全不能控制局势，整个国家仿佛就要沉沦。此时，袁世凯已经宣誓就任大总统，孙逸仙体面地逊位。围绕首都地点问题，南北双方展开了大辩论。正当袁世凯准备前往南京上任，进而解决有关问题的时候，北京兵变使这一切都归于结束。但这只是政治上的麻烦之一。一些人调整了自己，另外一些人却没有。他们缺少钱花，士兵没有薪饷，无视军法，大肆抢劫。盗匪势力大大崛起。官场作风滥行，被斩首者甚众。到3月底，中国内陆已经完全处于无秩序无法律的状态之中。在沿海的一些地区和大城镇中，社会秩序相对容易维持，官员们则忙于制定法律和进行改革。一些地方以改革为目标，而其他地方则处于绝对的混乱之中。旧的秩序已经被打破，却没有更好的东西能填补好这个真空。

但是，要对人们当下的所作所为作出一个正确而综合的估计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中国在变——有些地方在变坏，有些地方在变好，但都在不可重复地改变着。只有等到最后平静下来，我们才可以看清时局的结果如何。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

民国建设，造端伊始，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举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大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八日，袁世凯

以下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详细说明——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

第二条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第三条　中华民国之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

第四条　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二章　人民

第五条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第六条　人民得享有下列各项之自由权：

一、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

二、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三、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

四、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

五、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

六、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

七、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第七条　人民有请愿于议会之权。

第八条　人民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

第九条　人民有诉讼于法院，受其审判之权。

第十条　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利权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

第十一条　人民有应任官考试之权。

第十二条　人民有选举与被选举之权。

第十三条　人民依法律有纳税之义务。

第十四条　人民依法律有服兵之义务。

第十五条　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人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之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

第三章　参议院

第十六条　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

第十七条　参议院以第十八条所定各地方选派之参议员组织之。

第十八条　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参议院会议时，各参议员有一表决权。

第十九条　参议院之职权如下：

一、议决一切法律案。

二、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决算。

三、议决全国之税法、币制及度量衡之准则。

四、议决公债之募集，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

五、承诺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四十条事件。

六、答复临时政府咨询事件。

七、受理人民之请愿。

八、得以关于法律及其他事件之意见建议与政府。

九、得提出质问书于国务员，并要求其出席答复。

十、得咨请临时政府，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事件。

十一、参议院对于临时大总统，认为有谋叛行为时，得以总员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员四分三上之可决，弹劾之。

十二、参议院对于国务员认为失职或违法时，得以总员四分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员三分二以上之可决，弹劾之。

第二十条　参议院得自行集会、开会、闭会。

第二十一条　参议院之会议，须公开之，但有国务员之要求，或出席参议员过半数之可决者，得秘密之。

第二十二条　参议院议决事件，咨由临时大总统公布施行。

第二十三条　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如否认时，得于咨达后十日内，声明理由，咨院覆议。但参议院对于覆议事件，如有到会员三分二以上，仍执前议时，仍照第二十二条办理。

第二十四条　参议院议长，由参议员用记名投票法互选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

第二十五条　参议院参议员，于院内之言论及表决，对于院外不负责任。

第二十六条　参议院参议员，除现行犯或关于内乱外患之犯罪外，会期中，非得本院许可，不得逮捕。

第二十七条　参议院法，由参议院自定之。

第二十八条　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

第四章　临时大总统、副总统

第二十九条　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以总员四分三以上之出席，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二以上者为当选。

第三十条　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

第三十一条　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

第三十二条　临时大总统，统帅全国海陆军队。

第三十三条　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议决。

第三十四条　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第三十五条　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

第三十六条　临时大总统，得依法律宣告戒严。

第三十七条　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

第三十八条　临时大总统，得提出法律案于参议院。

第三十九条　临时大总统，得颁给勋章，并其他荣典。

第四十条　临时大总统，得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但大赦须经参议院之同意。

第四十一条　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判之。

第四十二条　临时副总统，于临时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得代行其职权。

第五章　国务员

第四十三条　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

第四十四条　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

第四十五条　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

第四十六条　国务员及其委员，得于参议院出席及发言。

第四十七条　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覆议一次。

第六章　法院

第四十八条　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院之编制，及法官之资格，以法律定之。

第四十九条　法院以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但关于行政诉讼，及其他特别诉讼，别以法律定之。

第五十条　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但有认为妨害安宁秩序者，得秘密之。

第五十一条　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第五十二条　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惩戒条规，以法律定之。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

第五十四条　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第五十五条　本约法由参议院参议员三分二以上，或临时大总统之提议，经参议员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员四分三之可决，得增修之。

第五十六条　本约法自公布之日施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于本约法施行之日废止。

人们迟迟不肯承认袁世凯的权力。狂热的共和派长篇累牍地鼓动人心。有人认为一些新闻报馆受到了金钱收买，因此仍把全国性的话题的正反两方面争论作为报导目标。然而，袁世凯当上总统后，政府在努力获取金钱援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当读者从国际视野接触西方时，他或许会确切地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情。然而，这里依然存在两派，一派以孙逸仙为首，另一派以袁世凯为首。袁世凯的行事模式与孙逸仙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将在下章读到袁氏的自传提纲。在此之前，观察一下民众自身如何对袁产生兴趣是十分有趣的。下面这封在纽约出版的私人信件，摘自一个美国人的日记——

1884年我去中国的时候，袁世凯正好接任清政府总督，掌管自1882年交涉事件后中国派驻汉城的军队。1884年暴乱事件后，他把日本人从朝鲜赶了出去。1885年10月3日，袁世凯拜望了他的靠山李鸿章，随即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回到朝鲜，自封为“监国”（“Resident”）——其含义有如英国人在印度的那种称号，表明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

袁世凯没有受到太多的教育，在这方面甚至不如普通的中国百姓。他对英文一窍不通。朝鲜是他曾经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但在当地的10年使他获益匪浅。

我看到袁世凯时，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残忍的、敏感的、喜欢热闹享乐的中国人。因手握大权，他常常把中国赌棍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人抓住砍头。我就是袁世凯在街头纵情享乐的一个不情愿的见证人。袁世凯把那些不肯让出祖上遗留地产的朝鲜士绅关进监狱，袁用这些地皮来扩建自己富丽堂皇的中国公使馆。袁氏不让医生用截肢的方法救活在平息暴乱中受伤的士兵，他曾扬言：“只有一条手臂的士兵还能顶什么用？”但是，当一个士兵被救活后再也当不了骑兵时，他发给他们抚恤金。他反应极为迅速，毫无畏惧感，很是轻率；当然，他也听从唐绍仪或其他人的建议，所以他也愿意把事情办得合情合理。他完全没有什么操守，但他对自己的靠山李鸿章绝对忠诚，对于朋友也基本上能做到这一点。他会要了他的敌人或任何一个拦路者的命，但他也愿为他的靠山李鸿章肝脑涂地。

从1884年至1894年，任何一个不了解袁世凯的人都无法理解“目中无人”这个词的含义。他的性格就是那样。他不愿意与列强驻朝鲜使节交流，也不愿意会见这些使节，除非这些使节承认他的王者地位，就像他们只是藩属国派来拜见袁氏的使臣。当他应邀参加朝鲜国宴时，他总是坐在桌子末端的那个位置上——这样便成了头头。

————————————————————

(1) 见上海《大陆日报》，1911年12月8日。

(2) 原书中此日本人姓氏为Nakimura，疑为Nakamura之误。——译者注

(3) 安南（Annam），越南东部一地区的旧称。——译者注

(4) 英属海峡殖民地，是英国在1826—1946年间对位于马来半岛的三个重要港口和马来群岛各殖民地的管理建制，最初由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三个英属港口组成。——译者注

(5) Homer Lee在当时文献资料中或译堪马利、和玛礼、花默黎、郝门李、郝末李、李郝末、李哈麦、李赫麦、李何默等，后人亦译为荷马李。荷马李为孙中山著述中所用译名，兹从孙译。——译者注

第十三章
袁世凯

Ⅰ

在中国，对四亿中国人在与人口只有自己的1/10的日本人对阵时所表现出来的手无缚鸡之力感触最深的人，也许就要算“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这位名士了。此前，掌握驻朝军队的袁世凯被清政府擢升为中国驻朝代表。新旧思潮的影响，以及自傲的大清军队在与军纪严明的日本近代化军队对垒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点微弱的抵抗能力的全部瓦解，这一切都使袁世凯确信大清帝国业已摇摇欲坠，最终将土崩瓦解——除非中国能像日本一样，吸收西方世界的知识和文明。用一句中国话说，这个教训使他“刻骨铭心”。

从那以后，袁世凯即着手改革。他的改革目标极其直接而明确，从不突然改变，以致人们公认袁世凯为改革者。由于日本人对他的不信任和清政府对他的疏忽，他在偏远的温州过了一段单调乏味的日子。(1)直到1898年，袁世凯才得官复原职，并得获准独自觐见光绪皇帝。因此，袁氏在维新运动中获得了第一份军事指挥权，有望升任兵部侍郎。在新的环境下，袁世凯获得了发迹的机会。他随机应变的能力证明了他确实是块儿真材实料。从控制一小部分经过现代化训练的兵士起，袁世凯即开始着手筹划中国军队的逐步现代化事宜。这支军队与武昌新军在汉口附近进行的战役中所体现出来的优势，说明只有经过恰当的训练，装备精良、军纪严明的中国士兵才是可以倚靠的军事力量。在他生命中的这一阶段，袁世凯把其对目标的忠贞和单一结合起来。他采取英国皇家海军的老船长（sea dogs）式的态度治军——他对属下直截了当、坦诚相见，并与他们一道干活儿。他自己诚以待人，也十分注意使其下属军官也廉正诚实。外国人予以袁世凯高度的赞扬。当他出任山东巡抚后，所有的文明国家都认为他会超越李鸿章所能达到的高度。在此关键时刻，袁世凯走到了人生和事业的岔路口。他让世界上的人明白：尽管他是一个胸襟开阔、强有力的、雄心勃勃的、强烈要求国家改革的政治家，他依然是个中国人。在追求改革的过程中，袁世凯曾与那个年幼的光绪皇帝共同擘画；但另一个时机也摆在袁的面前，即这个军事改革者务必得选定服务的对象——跟随改革维新派和光绪皇帝，抑或服从于保守派及其领袖人物慈禧太后。

为了施行变法维新，光绪皇帝应该控制住北方的新建陆军。当时，这支军队掌握在直隶总督荣禄手中。为了控制这支军队，光绪皇帝首先得排斥荣禄。1898年8月5日，袁世凯秘密觐见皇上，搞清了皇帝计划的所有细节——包括利用袁氏军队诛杀荣禄，派兵捉拿慈禧太后。随后，袁含蓄地对皇帝表示了服从。（他向皇帝保证，如果皇帝需要军队，他将尽其忠诚。他说，“奴才将倾力报答皇恩”，虽然为臣所能干之事只是沧海一粟，但只要一息尚存，即愿为陛下效犬马之劳。）(2)

口头上还在信誓旦旦，袁世凯实际上却义无反顾地背叛了皇上。他是一个中国人，似乎选择了最有利于达到自己目的的那一派。此事件的结果是个历史问题。但我们必须记住，袁世凯给了改革派致命的一击，并为1900年中国的莫大耻辱埋下了伏笔。

中国人把袁世凯当成一个未必对他本人有利的人。他们认为，袁氏任职“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期间的种种恣意专断的行为，和对日本那场灾难性冲突有着极大的关系。他们谈论着袁氏对维新变法事业的背叛行为。他们指出，袁世凯所有的大阴谋迟早会给他们带来灾难并使国家蒙羞。对于这些事情，袁世凯或许有负罪感，或许没有。一个旁观者很难理解中国的外交家们玩弄的宫廷阴谋游戏规则。旁观者看到的是不上斤两的事情，尽管有时候他们真正看到了问题之所在，却往往认定他们的判断不过是原发事件给他们的偶然启示，而不能看到该事件在现实政治中的分量。然而，当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帝国时，袁世凯却是能够控制局面的强势人物，他能避免整个国家一边倒。自从慈禧太后及其由腐败的宦官控制的朝廷重掌政权后，袁世凯的权势得以提升。一份向全国谕示义和团骚乱已被平息的帝国诏令特别地提到袁世凯其名。袁世凯被擢升为头品顶戴总督，出任直隶总督和京师重地的守护者；清政府赐予他黄马褂和其他各种殊勋，他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一人。

袁世凯不仅在平息义和团运动过程中发挥了不小作用，还拯救了很多洋人的性命。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博得了设在北京的各国公使的尊敬和艳羡。并因这些外交官们称颂，袁世凯也赢得了整个文明世界的尊敬。

宣统

注：清政府的末代皇帝。

秋季到了。一个撰稿人在《中国公论西报》中简明扼要地写道：“1908年，袁世凯阁下庆祝他本人的五十大寿。他大宴宾客，并且收到很多馈赠礼物，其中包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赏赐的礼品。北京的达官显贵们向来都以选择最为昂贵稀有的礼物相互攀比为能事。这次寿宴却非常显眼地缺少了那些谦恭的行为。醇亲王请了一段时间假，没有到场，所以他未给袁送礼。导致袁世凯被开革的事件值得详细的讨论。袁世凯寿宴后不久，军机处召开一个特别会议，讨论光绪皇帝帝位的继承人选。慈禧太后主持了这次会议，宣布提名一个皇族子嗣继承帝位的时间已经到来，随即又称自己业已选定，只是希望听听军机处大员们的意见。庆亲王和袁世凯提议由溥伦亲王继位，如果不行的话，则由恭亲王继位。然而，慈禧太后宣布说，她很早以前就准备把醇亲王的长子——慈禧撮合着让此人娶了荣禄的女儿，以表彰荣禄一生中对她个人的忠心耿耿——立做皇位继承人。军机处大员们就慈禧太后的这个想法纷纷发表看法，她把自己的意见当成最后的决定，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虽然如此，但仍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袁世凯坚持认为溥伦亲王具有继位的优先权，如果大清遵循祖制，袁世凯的观点当属正确。然而他的意见被驳回了，结果便是宣统帝成了现在的中国皇帝。

“不久，光绪帝的死讯传来。其遗诏中云：‘袁世凯必须对过去十年来的不幸负责，另外……我希望将袁世凯当场正法。’然而这个虔诚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但是，当前的摄政王载沣刚一掌握实权，即将他手下这位最有能力的政治家当场解职，以此慰解了他兄长光绪帝载湉的在天之灵。”

袁世凯回到他河南的出生地，他的一些外国朋友想尽各种办法希望清政府把他召回，但都无果而终。袁世凯的前途似乎已近黄昏。

Ⅱ

敕令袁世凯、岑春煊总督鄂、川，执该地方惩暴安民事，剿抚兼施。卿等速往就任，毋需常入京城。

这一枯燥无味的事实陈述，来自1911年10月14日——也就是武昌起义爆发后三天——的一道上谕，向全世界表明北京的朝廷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但还是那样狡黠。只有一个人可以应付这种时局，在与南方革命党军队对垒时，北洋清军只会忠实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被贬的袁世凯。起初，袁拒绝接受这个送上门的荣誉。18日，指挥清军的荫昌将军面晤袁世凯，袁随即正式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并挥师南征。这是一个充满重大变故的时代。改革家袁世凯与革命者黎元洪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攻心战（就像枪战一样）中谁将成为强者呢？本书的前一章中我们已叙述过袁世凯的情况。

11月10日，袁世凯被召回北京，五天后，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担负起绥抚国家建立双方大多数人都满意的革新政府的艰巨任务。一名在京撰稿人当天写道：

据特别高层权威的消息报导，袁世凯已经制订了一项有关事件进展的周详计划：

首先，袁世凯将就清王朝是继续统治，还是废止，而由另一个政府替代这一关键问题上尽量稳定国人的情绪。最后，袁世凯会马上从全国各地召集一大批杰出的代表人物，再加上那些由旧日颁布的诏书圈定的人员组成国会，然后由这个各省代表组成的国会来决定民众到底是真心希望组建一个共和政府还是君主立宪政府。

袁世凯本人非常倾向于建立一个君主立宪政府，严格限制皇室权力及其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袁世凯准备将自己的影响力实施到底。然而，他会遵守这项按照这个有序的方案达成的民意。

自袁世凯重新出山以来，他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并组织着支持者。毫无疑问，他对整个北洋军官兵群体对他的忠诚绝对放心，他也在和黎元洪将军和谈。他派了两个特使去征询黎元洪的意见。

昨天夜里，袁与资政院达成了一个彻底的谅解，这可能是他得到资政院认可的原因之一。因为袁世凯不愿在那个方面陷入对抗状态。如今只要遵守承诺，袁氏将得到充分、绝对的支持，而没有被干涉的危险。无论他的努力的最终结果如何，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似乎已迫在眉睫。如果从积极角度说，朝廷政府已经决定在和谈期间放弃任何攻击性举措。然而，如果革命党军队发动攻击的话，清军自然也会予以回击。

从那时起，袁世凯的政策即使对于从最近距离观察它的人们来说，也是一个难解之谜。他最热心的崇拜者也被他搞得云里雾里。在他重返政坛后的过去短短几个月中，袁世凯阁下获得了很多头衔。他似乎准备规划他的政策，因此被称为独裁者、贻误战机者、拥立皇帝者——中国的“沃里克伯爵”(3)。人们相信他的愿望一贯是真诚的，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从整体上谋求国家和民众的最大利益。无论从哪个角度，全世界的人们都承认，在北京政权中，具有强烈的个性和具有综合领导素质的那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在北京的第一个行动是精明的，但失败了。他那个打算调停各派势力的内阁实际上还未组成就解散了。连资政院也觉得自己除了只是举手通过一些决议外，并无任何权力。不过，几年前迅速罢免袁氏的摄政王被迫告退，成了这位内阁总理大臣对满人的第一个大胜利。12月8日的《大陆日报》很好地叙述了“告退”的经过——

皇太后这道允许摄政王“告退”的秘而不宣的诏令，构成这场政治大动荡中所有事件里最有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它反映出改革势力在贬黜满人的计划中已经有了巨大进展。这件事除了它本身那实实在在、具体而重要的意义之外，还说明了促使摄政王退职的袁世凯和摄政王之间的关系另有一番意趣。如果总理大臣袁世凯隐藏着某种报复心理，当下必在幸灾乐祸，因为摄政王在短短三年前使袁氏丢官返籍，蒙受耻辱，如今袁完全战胜了对方。

谁也不知道，至少谁也说不出这件大事是怎样促成的。可是，袁世凯似乎一直为此活动，时间长达好几个星期。他得到庆亲王奕劻的鼎力支持。他们二人对摄政王本人和隆裕皇太后说，为了解决当前帝国的动乱局面，摄政王应当隐退。摄政王不甘心退让，但终于还是屈从了这一要求。从此，他完全退出了公众视野。袁世凯及其追随者和赞助者们希望，这一步骤会大大有利于朝廷，并有望与反叛者达成和解的可能。他们说，他们认为这会是事实。可是，其他人，尤其是一些外国人认为，这一步骤如同其他很多步骤一样，或许已经来得太迟；而且南方的骚乱分子会把这看成是朝廷方面软弱的征候，因而会鼓起勇气，继续作战。这些中国人说，事情不会如此。从中国人的争辩来看，中国人的心理似乎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这一问题。外国人从逻辑上推断这一步骤的结果及其对反叛者心理的影响。他们的观点表面上合乎情理，但并不恰当。

关于摄政王退职的诏令，使得袁世凯拥有了空前的权力。如果局势可以挽救的话，他必定就是那位挽救者。虽然这一点现在还不大清楚，这里的外国人也在纷纷推测隆裕皇太后的安置处所的问题。看起来，皇太后只会作为傀儡保留下来，这是一致的看法。那份诏令有一点提到，今后官员任命与政府行政的“全权”由内阁总理大臣和各部大臣负责。因为袁世凯是总理大臣和内阁的合一，内阁成员当然由袁自己选定的人组成，袁便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隆裕皇太后与新政权的行政和立法机构毫无关系。太后显然受到上述诏令的文字约束，即“所有颁布诏旨，应请盖用御宝，并觐见典礼，予率同皇帝将事”。这就好比让皇太后和皇上作为中国主权的象征，但他们却毫无立法和行政的职权。外国公使来到中华帝国的首都北京，坐在皇位上接受国书的仍是皇太后。一般来说，她仅仅作为国家首脑的对外象征，此外什么都不是。

袁世凯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妥善安排，使清廷的退位看上去顺理成章；与此同时，以众人皆知的却又了无意义的和谈会议，与共和派进行敷衍周旋。这位政坛老手的意图昭然若揭。在一段时间里，双方对他似乎既信任又怀疑，但他成功地结束了实际上的敌对状态——这或许本来就是他的目的。

1912年1月21日，一位驻京记者在报道中写道：“自从中国当下的这场动乱开始以来，形势似乎极其复杂，超出了所有世人的理解能力。现在比以往更趋复杂。不仅是革命党和朝廷之间的抗争仍在继续，且日益激烈，而且在满洲营垒内，由于亲王之间对皇帝退位这一重大问题产生了决定性的分歧，还出现了纠葛纷争。据了解，上星期五（1月19日），原本被预定为颁布退位诏书的日子。皇帝已经准备彻底下台。袁世凯已经得到隆裕太后和主要的亲王们对这一行动的完全赞同。朝廷立即退位并撤至热河，似乎已成定局。然而，由于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今天仍不能完全肯定皇帝马上就会退位。舌战蜂起，没有人能明了未来的局势。袁世凯依然告假官邸，深居简出，大大加强了近身卫队的兵力，显然是害怕再遭行刺。有些皇室宗亲和其他一些血气方刚的贵族明确宣称反对皇上退位，企图以武力相抗。他们中很多人把袁世凯斥为叛逆，各种谣言不胫而走，如果其中有些可信的内容，袁世凯面临的某些满人造成的危险，并不会少于来自革命党的炸弹威胁。

“当下的形势正处于非常时期，人们很难理解，也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因为那些对泄露出来的秘密真正知晓的人们保持缄默，不愿透露消息，而那些假装知道内情的人，却散播着各种内容迥异而又耸人听闻的报导。我只能断定，所有的一切背后肯定有某种东西，没有一个外国人清楚这种东西。所有人都认为，袁世凯正在玩弄深邃莫测的把戏。有人说，袁世凯在期待着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制度的最终实现，他的内阁总理职位会成为袁氏登上总统宝座的阶梯。毫无疑问，这位总理大臣近来的声望在曾经十分赏识他的外国人当中下降了不少，他常被斥为耍滑头。这或许对他并不公平。但是即使如此，他也应该自责。毫无疑问，他并没有充分利用他所得到的机会。”

袁世凯那惊人的个性，和他的军事天才与性格，对其周围外国人宛如磁石的吸引力，这些都势必会极大地影响当前事态发展的结果。这种影响力的程度到底如何，袁世凯在这场革命中扮演角色的相关全部内情怎样，这仍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来叙述，才能揭示袁世凯这个兴许是当今中华帝国最伟大的人物的动机、抱负及其成就的内在本质。如何分析他最近的外交动机之谜，已经超出了西方人的理解能力。萨镇冰统制在十里铺颇为奏效地炮击了几个回合之后，并没有彻底消灭已被击溃的革命军，而是退到下游。这个时候的萨镇冰是否在执行袁世凯下达的明确指令？攻占汉口之后，萨镇冰决定炮轰武昌，进而结束战争。这个时候，又是谁阻止了萨氏执行这些有效的提议呢？是袁世凯吗？还有，后来，11月27日，当汉阳失守、武昌似乎岌岌可危的时候，是谁阻止了部队的前进，给黎元洪重整旗鼓之机？即使在那时，是袁世凯在收紧他对满洲政敌的包围圈吗？同样，是袁世凯将北洋清军撤出武昌中枢，听任革命军一枪不发、兵不血刃地重新占领那个好不容易才攻打下来的阵地吗？后来的事件仍然紧紧围绕着这些谜底。不过，毕竟有人弄懂了所有这些行动，注意到了一个政治家的所作所为。这位政治家十分渴望掌握整个国家，他也能够掌握整个国家，与此同时，他也能为自己向腐朽的清朝廷中的政敌报仇雪恨。

————————————————————

(1) 1893年，袁世凯补授浙江温处道，但仍留在朝鲜，并未南下赴温州。——译者注

(2) 《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第203页。

(3) 沃里克（1428—1471），诨名“拥立国王者”，英国贵族，在红白玫瑰战争期间，先拥立约克家族的爱德华四世（Edward IV）于1461年登基，后又使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六世（Henry VI）恢复王位，终被爱德华四世（Edward IV）杀死，称号为沃里克伯爵（Earl of Warwick）。——译者注

第十四章
四川动乱

远在革命爆发之前，四川就处于动乱的苦痛之中，这种动乱早就预示着各方面都达到了最危险的警戒线。

事情的起因是修建铁路。四川要求本省从整个国家的铁路国有计划中剥离出来。文人和学生担负着这场运动的主力军。他们果敢地宣称本省应该自己修建铁路，不久，整个四川省便陷入混乱之中。鉴于篇幅有限，我只能对这段混乱的始末略作陈述，只是当动乱达到顶峰时，曾出现过一股严重的排外情绪，所以还是有必要在这里对该事件作一简要的回顾。

在中国，多年以来人们早已习惯北京朝廷经常发出的令人惊讶的告示。关于政府意欲如何处理在整个中国境内修建铁路的问题，关于国家的开放将会带来什么后果的问题等，朝廷的告示也不外如此。然而，在过去几年中，人们认为中国已经觉醒，徒然地为那几条颇有争议的新铁路线等待着，每次省谘议局开会时，议事日程中的主要议题之一总是铁路问题，这一议题也往往止步于此。议员们对这个议题的讨论已经变得麻木，他们只是本能地讨论着这个话题，实际上他们对铁路的实际情况不能期许任何具体结果出现。

1911年春季，朝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这一政策似乎已经随着端方出任铁路督办大臣而成为过去。端方在任时，或许作为仅次于袁世凯的人物，人们把他当成官员中的公侯，他以在处理所有涉外问题时体现出来的策略和能力而闻名于世。端方受到世人高度的尊敬，他机敏狡黠，富于远见，有着最为实实在在的进取心，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未来新中国的国家栋梁。但在已故皇太后慈禧的葬礼那天，正如我们在下面的脚注(1)中看到的那样，端方非常不幸地触犯了一项最为重要的帝国礼仪。朝廷大怒，降罪于端方，不由其分说，即专横地将其解职。端方只好收拾东西，毫无颜面地被扫地出门。

然而，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中国此后迅速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过程，端方也顺时而变。现在，朝廷重新起用了他。他直接负责即将修筑和业已开工的铁路的管理等事务。因此，现在我们很有理由预测中国在修建铁路方面会取得一些进步，也许并没有工程计划所表现出来的进展速度那么快，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铁路对于国家的进步而言，是一种公认的特别需要的附属物。在当时中国整个政治舞台上，没有其他人比端方更有能力应付诸如修筑现代铁路这类的事件。在中国，铁路问题是极具重要的。仅就轨道尺寸一项，中国如想要完成所提出的修筑铁路的计划，就得寻求世界上所有已经修筑铁路国家的帮助。中国的铁路修筑正好触及建筑技术难度和启动资金两大问题。铁路和社会与实业之间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一阶段尚未到来。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铁路事业都还没有涉及诸如利率和票价的竞争、铁路各系统的联合、交通联营和公私所有权等诸如此类的令人困扰的问题。当下中国的普遍情况是历史演进的结果，而不能把它看做任何一项政策的产物。在中国，只要路基上铺设了铁轨，你就可以明确称之为铁路——中国对此已很满足。中国政府总是成为经济形势的受害者，这种形势完全受着过去的黄金时代的引导，而没有对将来的黄金时代作出明智的展望。中国拥有的铁路，可能除了沪宁线以外，过去总是，现在也仍然被用来作为“为何铁路不能运营起来”的最为声名狼藉的例子。对中国这样一个曾经宣布尽力摆脱守旧主义束缚的国家来说，铁路曾经是一种耻辱。投资的股东失去了钱财，铁路却处于你可以想象到的那种最坏的状态，最后完全成了一堆烧钱不少而又无用的累赘。但人们在过去几年中修筑铁路时的那种精神却吸引了政府。华东、华北地区一些开化的省份，人们谈论着铁路，思考着有关铁路的问题，他们梦想着拥有铁路。随着端方担任铁路督办大臣这一事件的来临，这些中国人似乎开始修筑铁路。关于开发这个神奇的帝国的必要性，是个老生常谈的故事，没有必要在这里复述。人们知道，中华帝国西部每一个省份的地下都蕴藏着财富，这些财富也许到时可以让中国在自然资源方面与美国比个高下。为了内部交流和产品交换，中国首先需要铁路。如果出口的增长要同顺势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成适当比例，中国必须拥有一个铁路网，以保证把本国产品快速运到沿海地区。中国所需要的东西就在那里。得到四国大借款后，中国就可以阔步前进了（似乎从1911年开始）。如今中国有了钱，又选择了合适的人进行管理。人们只是希望，获得新中国重要使命的端方阁下不会被古老中国的保守势力捆住手脚，因为这股守旧势力依然顽固地守着那种短视的“独立”观念。

早在为铁路国有化而拟定计划之时，我们可以看到四川省与湖南省不愿追随其他省份。

在华中地区几个省份，士绅和文人对列强给中国贷款的不满是这段时间中无法解释的现象之一。由于清政府的决断失当，很多地方已经处于动乱的边缘；在一些地方，人们对于朝廷借款修路的方法有着明显的憎恨。令当今中国社会形势的观察者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大量的在各地干活儿的工业劳动力大军的存在——如果不做工，他们将无以为食。这个庞大帝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大量的田间劳作都是以人力或畜力作为动力来完成的。中国——指的是中国的普通民众——还没有学会如何利用自然界的巨大动力来推动工业进步的车轮。从孩提时代起，中国民众便被灌输着一种想法，他们相信：如果引进一台可以节约劳动力的机器，中国民众的协同劳作就会被大机器取代，这就会使许多人开始挨饿。中国人睁圆眼睛，却一直没有找到土地中所蕴含的财富所在。美国的机械总动力从1870年的200万匹马力增加到1900年的1200万匹马力左右，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人民财富与日俱增。——中国也可以在机械总动力增加的同时变得更加富有，不必太在意一般老百姓的看法。中国人以一种非常基本的方式辩论讨论着。他必须养活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工作等着去做，即便所有要干的活儿都是通过手工劳动完成，仍然会有数以千计的人忍饥挨饿，如果引进可以节约劳动力的机器，几百万失业人口又该怎么办呢？(2)普通的中国民众在诸如此类问题上进行着争论。为了不使问题弄得更糟，中国民众坚决反对引进外国机器。这就是劳动阶级对利用铁路开放国家的态度。然而，变化注定是要发生的，尽管四川人民明确表示他们将竭尽全力攻击铁路国有政策，以求得完胜——四川百姓对于铁路修筑问题了解甚少。政府的态度似乎也十分强烈，表示他们将努力推进铁路修筑事业。当然，这个问题对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来说，是非常紧张刺激的；对于整个东方和西方世界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在先前一段时间中，四川民众曾经有机会自己修筑本省铁路，就像欧洲和美国的私有公司所做的一样。他们不动声色就把铁路国有政策拒绝了，他们认为这种邪恶的革新是与国家的福祉直接相悖的。多年来，朝廷也一直认为铁路国有是不对的。但当中国已经部分地觉醒时，朝廷以商业手段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摆进了世界上其他列强的行列，没有丝毫犹豫。中国必须拥有铁路，但光靠自己是无法办成的，因为她缺乏资金。欧洲和美国可以修建铁路，因为他们有钱。欧洲和美国正在做着许多事情，一些理性的国家会赋予这些事情以亲切友善的特点（尽管不能完全排除个人私利的因素）。中国政府有责任采取强硬手段对付那些歇斯底里的不良民众，这些不良分子傲慢的短视行为使他们成为国家的一个危险因素。

骚乱最初的几个月中并没有发生排外活动。一个自诩为“同志会”（One Aim Society）的组织成立——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废止铁路借款。许多著名士绅被推为领导人，他们在引导这场运动时，采用的是一种非常文明的手段，而不是那种诸如破坏公共建筑的古老形式，并对此颇为满意。对于存在反对传教士及外国人的骚乱的地方，该组织的领导者积极介入，鼓动进而成功地使这些平民头目的人头落地。有人写有一篇活页文章，散布在成都郊外方圆几百平方英里的地方。该文章大意是说“不允许触动外国人的一草一木”，作者继续写道，“如果那样做，我们只会伤害自己的事业，就会给列强以干预并瓜分我们中国的口实。……这与任何国家的传教士都没有丝毫关系。如果列强有钱外借，而中国需要借款，他们非常有权利以其所能获得的最好条件向中国提供贷款。因此，我们不能责备外国人，而只能怪我们的政府。”

然而，这只是运动发起者的权威立场，这个国家还有许多目无法纪之徒，这些人不断地进行着反对政府和外国人的斗争，他们希望浑水摸鱼。据说，一些古怪的议事记录最终公之于众，出版机构处于失控状态，一些反对外国人的漫画令人生厌——其中一幅漫画的内容是，中国士兵被捆绑在树干上，外国士兵朝他们开枪，其旁注的文字说明称：此画描述的是中国士兵在片马地区所受的英国士兵的虐待。另一幅画的是俄国士兵用刺刀将犹太人驱入大海。还有一幅画的是一个英国人把一对夫妻强行分开，旁注有颇具煽动性的文字，说这就是英国人对待印度人的方式，等等。诸如此类的即兴而作的漫画很是不少。这种情绪慢慢地萌发。叛乱之初，人们也许认为保护外国人可以为他们遍及全省的野蛮行为挽回声誉，随着其认识的深化，他们完全明白地看到帝国的强大力量超出了他们的原本估计，这时，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一种非常危险的排外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也许已经得到验证。好在还没有发生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大屠杀，外国人便幸运地退出了四川省。当我在写作此书时，还不知道外国人的财产是否能够保持得完整无缺。

武昌起义爆发后，四川的情况急转直下。犯罪事件盛行于各地。

端方和张彪

注：这是一张有着张彪将军和端方合影的珍贵照片。张彪是湖北军队的提督。端方被认为是“外国人的朋友”，他在去四川平息叛乱的途中被部下杀害。张彪被打败后逃到国外。端方被杀事件，是整个动乱中最令人伤心的事件之一。端方和张彪二人都是政府高官。就在革命爆发前，端方还被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大臣，办公总署设在武昌。照片中坐者为端方，穿着戎装站在其右的就是张彪。

大规模的屠杀在进行着，省会成都已被围困了几个星期。外国人奉命撤出该省，在历经诸多困难后才得以逃脱。四川总督赵尔丰被杀，只有专制和不法行为充斥该省全境。当事情闹到最糟糕时，端方奉命前往四川平息叛乱。这个好人去了四川，却再也没有回来。当屠杀满人的事件在继续时，端方被自己人杀了，头颅被带到武昌。

在我写作此书时，四川省处于如此一种混乱和完全无组织化的状态之中，以致我根本不可能判断一年之内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也就是说这里是否有可能还有真正和平的希望。一些传教士回到四川。但是，即便拥有那种中国人所拥有的强大的恢复元气的力量，四川要恢复正常的秩序也得花上好几年光景。因为四川不同于中国的其他省份。各省的困难各不相同。中国民众——尤其是种族因素——使中国官场芒刺在背，不断带来麻烦。本书行文至此，考虑处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因素或许是有趣的。要确实认清中国的时代征兆，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困难。种族因素在西方以外的国家中所起的作用，要比我们通常所设想的大很多。

旨在建立共和政体或其他某种奇特的政府体系的革命，已经改变了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整个面孔。不管人们会如何看待目前事件的转变，以及所有这些变化对改变中国的国家生活和中国人的性格所造成的可能的影响，一些人对孙逸仙、袁世凯或来自中国各进步党派中的其他诸人在追寻中国的改革措施中受到威胁的可能性作出了合理的估计，他们又明智地用这种合理的估计来调剂他们对中国革命和改革激情的关注。有些威胁来自外界，然而大部分威胁来自当事人自身。目前，对那些最了解中国的人来说，有一点非常明确，即新中国的最大希望就在于摆脱她自己。

这场革命似乎催生了一个新中国，这个中国会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国有着完全的不同。这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新中国，任何对今日中国怀有一种温和的理解心态的观察者，都不难看到，中华帝国的各个部分已对文明事物颇有了解，这种了解恰恰形成了革命的良好的预兆，以及一种普遍性的冲动的真实状态。这种冲动与努力摆脱过去的阴影并切入未来深处的那种顽强的坚持相联系着。这种观察是超出中国古代的花苑和游廊而达到一个神奇的黄金时代的惊人一瞥——如果共和派有幸的话。

这个少年中国党注定要经过一轮巨大的国内外政治危机，如果共和派引导有方的话，少年中国党的全国行动纲领中的古怪习惯，可能会使古老的中国成为国际事务的一个强有力的参与者。当下，全世界必须承认中国的改革精神尤其是实实在在的，由于这场革命，中国本身已成为今日世界政治最动人的特写。

但事情的全部应该如何概括呢？可以概括为许多方面。我们必须记住，中国正在享受着自然到来的有利条件，但她依然是个古老的国度。人们看到时代传奇在当时持久难熬的事件中和在笼罩中国几个月的巨大冲突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日常生活中的每个象征，普通民众的每个行动，在这片国土上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意味深长地指向那些十分重要的持久的事件。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一直给我们提供着他们所涉猎的绝大部分事情的证据——革命本身也许是最显著的结果之一——这些证据提醒我们，它将上升到这个民族本应达到的位置。我们可以在那些似乎不可改变的普通民众生活中，追溯一个伟大的难以抗拒的改革故事。在许多地区，改革触及了从日常生活中最些微的细节到政治与社会阶层的最高一级；在过去两年中，我曾经穿越内地一些地方，人们生活状况的总体趋势，让你片刻也无法相信中国的变化即将到来——即便通过革命。

中华民族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严重滞后的中世纪阶段。但是总体来说，人们不得不承认，在那场骇人听闻的冲击中，这个民族已经融入世界政治的洪流之中。在目前革命亢奋般的晕眩中，在行将席卷中国的商业洪流的冲击中，这种革命洪流的力量也许使日本在世界贸易中的早期活动黯然失色。在这个奇怪民族的国家生活的表层，我们看到了一束光亮，它预示着一个更伟大的日子的来临。甚至我们这些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在惊喜中迷失。外界的人发现自己不可能对这束光亮的价值作出一个合理的估计。这个中华帝国是如此之大，其人口是如此之多，大部分地区的日常生活依然是如此不和谐和荒唐至极，以致我们这些与中国人并肩生活的人发现，要将任何一个给定的问题凝练出具体的观点是十分困难的。

拖住中国后腿的一个东西就是“龙”。我们外国人不能有效地理解中国人，是因为我们不能理解“龙”。在中国，“龙”已经主宰了好几个世纪。盘根错节地隐蔽在中国的个人生活和国家生活之中，“龙”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它统治着一种假说和事物的表象，以及别的文明的民族不可比拟的与生俱来的虚伪和空洞。因为“龙”，中国人有史以来一直把自己束缚在奇怪的模式中，文明世界还不知道能对它做些什么，对它的外形非常生疏。但是现在，革命告诉我们，中国及其成百上万的子民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它——我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这种改变是如此之大。要不是因为有“龙”，这种变化也许会变得更快更好。“龙”的长牙深深地刺入了国家生活，给年轻的共和派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平衡力。

一种令人扼腕叹息的事实，给少年中国党(3)即将着手进行的改革构成了另外一个平衡力。这个事实是：在很大一部分孤立的帝国领土中，我们可以找到中国依然处在蛰伏时期的许多证据，这部分领土远离容易受到改革运动的影响范围。在那里，我们发现了社会的无组织状态，也看到许多力量是以一种浪费和堕落的方式盲目地起着作用。我不是说革命之前国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为在清末改革发展到某个阶段时，即便是在中国最偏远的角落生活的人也无法置身事外。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的军事、鸦片和其他某些大众教育有些夸张之处，我们便很难找到与理应早在进行的改革的呼声相对称的东西。这种呼声足以劝服一些人。这些人尚不知道整个中华帝国为了领先前进而正处于一种铤而走险的状态，也不知道新生的中国业已彻底毁灭了古老的中国。

在刚刚逝去的岁月里，除去那些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作过认真研究的外国人以外，普通的外国人相信中国人正对他们越来越友爱，这种想法是可以原谅的。我相信中国对外国人的确是越来越友爱的，只不过这种友爱实在是来得太慢了，太慢了。

革命军的步兵

注：参军热潮席卷了三个姊妹城市，成年男子和男孩们同样渴望为国家的自由而战斗。一些新兵在上前线前，甚至没有用步枪或卡宾枪发射过一粒子弹。

我个人的观点是，直至今日，在中国的很多地方（至少在1900年以前），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那种毫无掩饰的感情一直没有改变。但是目前，我无事可做，我相信这场革命不会再展示给我们更多的故事了——就像有人告诉我们的去年冬天发生在西安府的事件(4)一样——读起来令人沮丧。在海陆军战略、教育知识、艺术、科学、商业以及一切她下决心向外界学习的东西方面，中国都获得了而且在继续快速地获得力量。但由于实行保守主义政策，即“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这一政策，中国的许多文士从内部削弱了这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也许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赔礼道歉。正像四川的纷扰业已有力地向世界证明的那样，中国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使自己的国家保持秩序。

如果读者摊开中国地图，他会看到西部省份领土的大约1/3，准确地说是1/4，以及向北更远的领土都标明未经勘察，那里绝大部分领土都由未被朝廷征服的、处于独立和半独立状态的部落民众占领。我可以断言，中国最大的潜在威胁的地区就在其中——它是孙中山的最大敌人，袁世凯的最大敌人，或许是某些即将登上中国最高权位的政府的特殊（少数民族）支系的敌人——但是这种威胁的特殊性极少为人所理解。这是中国人自身没有认识到的一个威胁。

我完全相信，我的论点将会开拓全新的视野。在我的脑海中，过去10年期间，中国政府业已遭遇麻烦的可能性，诸如在四川遭遇内陆省份土著居民一样，从来就没有人在有关中国改革的任何著述里讨论过这一问题。

我意识到，有必要向普通的中国事务研究者提出一个问题，他们轻视地指认这只是个不重要的问题，并千方百计地摆脱对它的讨论。因为各国研究者仅仅通过那些浮在政治表面的事件来认识中国。这的确是有关中国的文献中的最大失误。但是，我如若没有第一手的材料作依据，是不会说话的。我在中国跋涉了大约7000多英里，其中大部分地区是没有任何其他外国人到过的；我在野外居住了好几个月，除传教士外，没有别的人可以联系得到——所以只有传教士才能写出这些有关当地的情形，而这些情形在平时是很少写的——或许可以认为，一个以某种明确的形式出现的观点至少是合乎情理的。我的目的是对该问题作一专门研究。

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生活着部落民众，普通的外国人无法进去。如果你愚蠢地让带卫队的“省”、“府”官员知道你准备启程的话，他们绝不会让你出发。但只有通过在这些地区的实地旅行，你才可以获得对当地的真实情况的精确认识。一个靠主要交通要道穿行中国全境的人，并不就能证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得当的。沿交通要道随处旅行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他在那里所看到的与部落有关的东西却相对少得可怜。有些人可能会提及近些年在中国抬头的爱国主义，并发出这种疑问，即如果爱国主义精神蓬勃发展的话，这种威胁是否还有继续的可能。我承认某种特殊的爱国主义的确在中国人中间抬头，但在我所注意的那些地方，地处中国最西部的遭受风沙肆虐的、未开化的农村，并不知爱国主义为何物。那些一直在观察四川动乱——远在全国革命爆发之前即已发生——的人们已经能够知道这里存在着何种形式的爱国主义。在当地普通的大多数民众中，仅有一种颇具共性的流氓主义精神；在绅士们中间，仅有一种令人惊诧的全能精神，时少时多。这种情况存在于这些地区的中国人中间，但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部落种族的情况，这些部落种族对于政府的仇恨要比其他人更为深刻得多。

这些土著民族，或其中大部分都几乎毫不例外地在某一时刻曾被某些巨大的帝国占领过。他们认为汉人政府都是由一系列极度邪恶的、没有操守的人，最大的戒律破除者，特别危险型的人物组成，但他们又不得不向其臣服。他们对革命和改革一无所知。他们对汉人怀有强烈的恶感，报复精神在他们胸中沸腾着。在未来的10年中，中国不得不应对这些人。如果中国与其他任何一个强国发生争端，这股来自部族的危险就会变得令人畏惧。即便天下太平，当革命向前推进的时候，力图把中国所有的人和事都纳入政府统治之下的任务，必须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才能完成。

就目前的形势而论，一个屡遭搁置却始终寻求不到解决方法的问题凸显在中国面前。为了征服本国国内的部落，中国面临着一个比她自己所知道的更重要的危险，一个比西方世界所能想象到的更大的危险。

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来详细描述有关部族的情况及每个部族的特殊性，只需说在中国西部的每个部落（他们的数量之多，可以从仅云南一省就有20多个得到证明）完全不喜欢汉人和满人就够了。倘若在西藏边界、缅甸边界、东京边界、蒙古边界发生任何骚乱，与此相关的民族问题及其处理办法，将使中国当局在考虑问题时陷入不安——中国担心失去西部偏远地区的领土，担心历史再一次重演1855年云南回民起义那样可怕的事件，并且接二连三地发生类似事件。云南有可能脱离中国而归附法国，西藏有可能脱离中国而归附英国，蒙古有可能脱离中国而归附俄国。这将是最复杂的事情。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常常感到担心。而且，只要该问题一日不解决，就得一直担心下去。此时此刻，大部分相互倚赖的边陲地区纷纷宣布独立，这种恐惧显得更为明显。官方无力控制中华帝国边远角落的局势，也无法掌握那些只与当地经验有关的地方事务的情况，这都使得中国在与境内未征服民族的你死我活的冲突之中，深感力不从心。这种敌对感远在中国对西藏实施冒险政策之前即已开始，而且数年以来一直在加剧着。无论中国在其对西藏问题的意图上是多么善于欺瞒欧洲人，也不管她在本国维持稳定的策略是多么娴熟老练，北京政府肯定还没有意识到，或者不会意识到在其国内的偏远西部地区（这儿暂不涉及西藏）存在着罪恶的东西：在她名义统治下的成千上万各族民众并未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社会生活还处于蒙昧状态。西藏容易发生骚乱，就像多年以来随时都在发生的那样，这些情况在甘肃、新疆、四川和云南都曾发生过——当然，我们已经见识过发生在四川的暴乱。

在中国的这些省份中，对其中任何一省的严重混乱，中国的防范准备工作都可谓严重不足。清廷的军队能否继续效忠于她，都是一件十分值得怀疑的事情，即使清廷调遣军队，在困难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乡间辗转行军之后，终于赶到事发地将骚乱平息。在中国西部没有铁路可言，在此文中提及的那些地方绝对没有铁路，华西地区唯一一条铁路是从东京开进云南省的心脏地区的，但它起不了什么作用。

中国的主要铁路干线在穿越乡间时，从出发地到可能最先受到（骚乱）影响的地区有许多天的艰难的陆路行程。暂时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决定在1911年片马之战中抗击英国，或者假定云南要爆发一场内战（上述两种情况，若考虑到云南人品性中的进攻性，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需要进行军事援助的话，四川和湖南的军队就有可能被动员起来。但是从四川省会成都到云南省会昆明至少需要33天的时间，而从湖南省会长沙到云南省会昆明则至少需要50天。而且在计算以上两种情况的完整距离时，我们还得考虑是步行还是征用当地民船，以及海拔从海平面直到大约1200英尺的乡村地区这些因素。在偏远的西部地区，如果有另外一个势力抬头并卷入这场骚乱，那么四川将处于可怕的动荡之中，其后果可想而知。

一般来说，中国偏远的西部地区的部族问题，类似于现在正吸引着世界目光的中国与西藏之间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尼泊尔人决定与达赖喇嘛祸福与共，便将使中华帝国在当地的政策发生突然中断。随着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变得清醒，他们向西藏派驻军队，以保证其最高统治权，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大不列颠是如何把他的军队直接派遣到比印度国界更远的一些地方，这意味着英国力图保持现状。在当地，中国被英国监视着。中国在西藏的行动似乎使我们看到西藏和印度的毗邻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对和平的威胁。就在英国从印度一边觊觎中国时，法国，正如我们所提到过的那样，在滇南边界上对中国虎视眈眈。必须记住，法国在远东殖民扩张的岁月里一直保持着难以压抑的冲动，并怀揣着把云南合并到印度支那的梦想；不管他犯了多少错误，也会有些许失望，但他的扩张激情却一直未减。法国放弃了对占有领土的梦想，现在开始努力和迅速地寻求贸易，并用成千上万的军队保护自己在东京边界的利益，而且已修筑好了自己的铁路。在整个云南，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反法情绪。法国人不受欢迎，多年来一直是人们争论的题目。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人们就会怀疑中国是否真正有能力在西藏设立能使国家避免内乱的政府组织。迄今为止，必须承认，中国做得还算不错，但是革命之后她面临着如此之多的危险，以至于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件极为困难的政治任务。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改革力度如果过大，麻烦似乎不可避免。

除此之外，还有部族危险。

人们还没有普遍认识到，在这个生活着不同民族的大花园里面，有很多部落，分布在从缅甸一直到中华帝国北部，其南部远到东京和广东等广大地区，都属于藏缅语族、西番语支（Hsi-fan group）和诺苏语支（Nou-su group）（这是我独创的理论，其他几种理论已为人所共知）。诺苏语支分布很广，属于倮倮人（the Lolo）一类(5)——它本身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汇，这些大家族中的许多其他部落也是如此。从广义上说，我可以肯定，所有这些部族在种族上或宗教上都是有联系的。众所皆知，在这些部族文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中，没有一个说过汉人的一句好话，在中国西部省份中，这些部族很可能拥有绝对的优势。现在，没有人会去做一名政治预言家。中国的革命业已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政治可能性的预言格外地具有偶然成分。人们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人都无法断言这些非汉人不能战胜英国人。我个人认为，他们很轻易就可以做到。

可以想象，这场大革命必将引起东亚的政治革命，如果中国的正规军有必要全部开赴帝国东部，西部的部族就可以趁机发动内战，并对业已面临着严峻形势的政府公开反叛，从而创造出一个局面。中国必须经过几年时间，才能征服这些民众，并获得他们道义上的支持。

这个新的中华共和国政府不得不为自身去寻找中国自身的弱点。但凡到过这些荒野地区的那些善于思考的人都不会怀疑：部族危险问题是中国最大的弱点之一，人们理解越深入，越会发现其更大的危险性。新政府面临着比清政府准备认识它时更大的一个问题。

在对四川动乱的回顾中，作者感觉到他已在相当程度上徜徉于一段编年史之中。但是，刚刚写下的这些文字中所包含的信息，是对保持中国西部和平的极为重要的方面。

————————————————————

(1) 1898年，端方任职工部郎中，此后他的迅速晋升主要得益于朋友荣禄的支持。作为一个满人，端方的观点是非常进步和开明的。1900年，端方护理陕西巡抚，彼时义和团运动正迅猛地传播，暴力活动日趋升级。荣禄对义和团运动的害怕，使他对义和团断然采取了越来越明确的镇压行动。端方按照荣禄的劝告谨慎行事。尽管在百日维新期间，端方曾随机应变，使自己与改革者划清了界线，并保全了自己，他上了一道高度赞扬孝道的古典式奏折，这被普遍认为他在委婉地责备皇帝不对老佛爷表示应有的服从，但是，他在老佛爷手中从未得到特殊的恩赐，他也从未获得太后老佛爷所经常赋予她亲信的那种私下的友好关系。在个人生活中，就像在政事管理中一样，端方总能认清国家的变局，并尽量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他是第一批把自己的子女送往海外接受教育的满人之一。起初，端方明白无误地同情康有为及其变法追随者，但当他看清康党的反清本质时，他疏远了他们，因为他当然不同意反清举动。1900年7月，端方护理陕西巡抚，他清醒地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和义和团运动成功后注定会带来的危险，于是他在本省颁布了两项文告，严正警告人们戒除暴力活动。毫无疑问，这两项告示救了很多传教士和其他孤处中国内陆的外国人的性命。他的奏折中有一个精妙的片段，他在公开指摘义和团后，接着说道：“义和团的信条没有新的东西，在先帝嘉庆年间，朝廷曾经处死过大批的类似这种乱匪的追随者。今日义和团却诡称扶清灭洋，以防我们提及过去。当我们接受他们的‘好意’的时候，我只是想问，我们真能相信他们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和‘刀枪不入’的把戏吗？难道我们可以相信充斥在北京至天津海口之间的乡间的那些尸体只是些伪装的义和团团民，而只有那些活命者才代表着真正的教义吗？”

在预言义和拳将遭到回民起义和太平天国叛乱同样的命运后，端方向国人发表了他的看法，旨在打算阻止对外国人的屠杀行为，同时保住他的爱国者的声誉。既然端方倒霉的日子已经来临，记住他在非常困难的下所做的善事就显得非常重要。他的告示如是说：“尔等陕西百姓皆为忠勇爱国之辈，对此我并未须臾生疑。一旦获得机会，我知尔等将体面地为国家而战。我知尔等加入义和拳，自是出于爱国的动机。然而，我还得提醒尔等，我们的敌人是那些入侵各省都会的外国军队，而非那些居住在内地的外国传教士。如果皇上命令尔等拿起武器保卫国家，作为本省巡抚，我定会与尔等共享那种荣光。但若尔等一意孤行，全凭己愿地去屠杀大量不构成危害、手无寸铁的传教士，则尔等定是受到了抢劫财富的欲望的驱动，尔等所为不仅毫无光彩，邻里亦当蔑视尔等，国法亦会惩罚尔等。”

“值此之际，朝廷军队正从帝国各省涌向首都。天堂的复仇之剑指向了入侵者。局势既已如此，很难想象朝廷在此时竟需要尔等前来报效。尔等只需静守家中，急尔所需之事。此乃尔等简明之职责也。保护民众乃朝廷官员之责，尔等身家性命全可依赖本抚。至于上年皇上所颁上谕，责令各省组办团练，仅系作为本地自保计。孟子曰：守望相助。”

稍后，端方又提及慈禧太后发布的懿旨（她两面下注的第一次努力）。该懿旨首先即引用《春秋》中的典故，以指代列强驻华外国公使们圣洁的天性。端方以该懿旨为前提，强调外国在陕西的几个传教组织的成员都与当地居民相处极是融洽。他还进一步指出如下事实：陕西受灾地区的许多难民和散兵游勇业已越过省界。他担心这些不法之徒会组织起来攻击外国人。他再一次发出警告，决不容许对与人友善这一神圣原则有任何违逆。该省已经开始感觉到给陕西本省带来极大痛苦的旱灾的影响，有人引导迷信的下层阶级把这种灾难归罪于上帝以及这些民众没有加入义和团。巡抚端方着手矫正他们的这种想法。

“如若天降甘霖，未得及于尔等贫瘠之土地，”端方说道，“如果干旱之魔侵扰尔等，必定是因为尔等听信错误之谣言，误入歧途，并酿造暴力事件。如果尔等幡然悔悟，并返归和平之途，雨水必当及于尔等农田。尔等须当注意，天灾已经降临直隶、山东。我现在之所以警示尔等，是因我不想令尔等重复他们的命运。我等岂非同样是大清帝国的臣民？难道我等不应效命朝廷？如若本省遭遇外敌入侵，尔等自会本着朴素爱国主义，不惜自家性命和财产以拒敌。如若尔等突然疯狂过度，屠杀一二毫无奥援之洋人，则尔等昏聩甚矣。此举不仅于社稷无益，且只会给朝廷增加新的麻烦。尔等良心暂时会因自己的不光彩的行为而感到懊悔，到头来必将遭受家破人亡的惩罚。当然，尔等陕西民众乃相当开化之辈，且守国家法纪，自不会堕落到如此低下之境地。我知道尔等当中或有一些邪恶之徒，以爱国之虚名，敌视洋人和教民，企图以抢劫洋人而自肥。但本省仅有若干基督教礼拜堂，内中可得战利品极少。我敢断言，那些人起初会抢劫洋人及教民，随后势必会对尔等富户人家施行抢劫。如果你纵火焚烧洋人家宅，大火势将蔓延及于自家住处，许多无辜百姓将遭受到与被戕教民相同的命运。抢劫者会携带所劫之财逃之夭夭，愚昧的旁观者将会成为他们的替罪羊。每次反洋教运动的发生都会给相关区域那些愚蠢的、无辜的百姓带来不同程度的不幸。难道这一事实不是众所周知的吗？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吗？至于我嘛，我既不在意受到褒奖也不在乎受到指责，我在陕西鼓吹和平的惟一目的，就是把你们——我的子民从毁灭和破坏中解救出来。”

端方是1905年出洋考察团的成员之一，曾获得几个欧洲国家颁发的勋章。在私人生活方面，他与别人的不同，突出地表现为他不拘于繁文缛节。他是一个和善好客的人，朝廷赏赐使其生活优遇，对新式机械发明怀有兴趣，而且比较喜欢开玩笑。正是他，在两江总督任内，组织了国际博览会。在直隶总督任上，他负责慈禧太后奉安大典的安排事宜。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仪式活动结束后的一个星期，即有人弹劾端方“恣意任性，不知大礼”。朝廷颁布谕旨，指责端方在奉安大典时，擅自允许下属官员朝送葬队伍拍照，甚至将帝陵围墙内的某些树木借用为电线杆。数罪归一，端方被朝廷革职，此后他就赋闲在家。端方所遭弹劾或属实情，但是，我们仅凭常理即可知道，使端方颜面扫地的真正原因，与其说是奉安大典的礼俗失当问题所致，倒不如说是宫廷政争的作怪。端方是摄政王载沣的保护对象之一。他被革职是叶赫那拉氏一派在与光绪皇帝载湉的弟兄们日渐增长的权力和影响的斗争中，为表现出显赫威望而和出的某种示范。该注转引自博兰德和巴克豪斯两位先生（Messrs. Bland and Backhouse）的著作。

(2) 必须说明，我指的是普通的中国人而非少年中国党或那些受过外国教育的阶层。——作者注。关于少年中国党的简况，译者已在第二章末段注释中介绍。——译者注

(3) 此处原文为the New China Party，依据上下文，其应指少年中国党。——译者注

(4) 我指的是战争白热化状态时期陕西发生的对传教士的大屠杀事件。

(5) 倮倮人，是对彝族的旧称。——译者注

第十五章
一些革命因素

在这个国家的许多伟大运动中，革命都具有地方性的特色。当下，一种能影响敏感的老百姓的感情的特殊精神在一些偶发性的暴动中体现出来，这些偶发的暴动似乎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缘由；这种精神在流传更广的那些巨大的突变中再次表现出来，这种动乱我们称之为起义——一种流产的革命。但是，这些时起时伏的小规模的突变正在不时地积聚着巨大的能量。随后，被唤醒的民众激情的狂潮就会冲破所有的束缚和界限，国家政权在这种来势凶猛的洪流中被彻底冲垮。所有的往日的权威都不复存在，火与剑成为“唯一的权力”。无数儿女的鲜血深深地浸润着大地：当狂暴的洪流消逝过后，大自然重新用新的外衣来装饰自己，新的住房和无数村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的权威开始运作，并逐渐得到扩大。世世代代都这样轮回。清王朝也不例外，像它所取代的那个衰弱不堪的政府一样，经历了漫长的衰老状态，步履蹒跚地走到了它那可怕的尽头。

即使是粗心的观察家也意识到，这最后一幕的最后一个场景也正在我们眼前缓缓结束。帷幕即将全部落下，大清王朝将成为历史。它早已恶贯满盈。

500年前，也有某种类似的情况。那个时候的皇帝是惠帝。他还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完全没有能力引导国家这艘航船安全渡过宫廷阴谋的兴风作浪。他的叔父，燕王朱棣，是那个时代的“袁世凯”，多年以来一直在训练军队，积聚战争物资，千方百计地准备夺取政权。公元1400年，时机似乎已经成熟。这年8月，燕王率领4万名精壮士兵进入山东。明惠帝派遣至少30万名亲信士兵到山东去镇压他。燕王的叛军虽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受过良好的训练，又有正确的指挥，因此，燕王朱棣的军队彻底击败了由耿炳文将军率领的部署失当的大批人马。这只是一场长达四年的残酷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大部分在中国的北部和东部省区进行，包括山东、直隶、安徽和江苏四省，战争一直把明惠帝赶到四川（在这儿，惠帝成了一名佛教住持）。燕王称帝，是为明成祖。

军用骡车

注：北方军队的涌入给华中居民带来很多奇特的景观。几百头骡子和北方的大车与新军一起到来。清军在这一方面也远胜过革命军。良好的交通设备对他们在华中的战争中保持绝对优势，起过很大的作用。

这场革命，一点儿也没有影响到明朝的统治，虽然内部有诸多的起义，外部有蒙古人和日本人的劫掠，这个王朝还是持续统治了250年。然而，在这一整段时期内，中国的历史是由国内的动荡以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腐败、堕落所构成的漫长的篇章。与此同时，宦官专权如同致命的见血封喉毒树一般，给当时的整个宫廷生活投下了毁灭性的阴影。总是有起义的发生，在解决分歧时总会有剑拔弩张的争吵，总是笼罩在一片接一片的愁云之下，越走越黑。王朝随之而结束。

一场动摇了明朝帝国统治中心的起义在陕西爆发，并迅速蔓延到邻近的省区，不只陕西省，而且山西、河南、湖北也卷入其中。起义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说也奇怪，这场起义也是由一个被称为“李将军”的人——李自成策划领导的(1)。明朝军队占优势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准确地说是在1634年，起义军的最高统帅李自成被包围在山谷绝境之中，似乎毫无摆脱困境的希望。起义军的失败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由于不了解起义军的力量，明朝军队的指挥官接受了李自成的投降条件。结果，让明朝的将军大为懊恼的是，李自成带着手下36000人逃走了，他们只不过丧失了兵器。

这是明朝当政者们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几乎与此同时，有蒙古军队加入的满洲军队入侵了明朝的北部边境。明王朝也已失去了国人的信任，横行多年的腐败和暴政使得明王朝的官僚体制已是不堪一击。李自成抓住这个时机，其他起义军的首领也带着起义部队加入到李自成将军的队伍中。战争进行了10年，在这期间，中国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2)我们可以仅仅举出一个因战争而引起的大屠杀例子就能说明问题：李自成在1641年初企图攻占开封府，却没有攻下，但他占领了南阳。就在这一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李自成率领起义队伍乘胜向开封进攻，结果被开封守军击退。进攻中，李氏还被一支箭射中，失去了一只眼睛。第二年，李自成又围攻这座看起来牢不可破的城市，开封守军进行了长达9个月的顽强抵抗。最后，李自成恼羞成怒，引黄河水淹没了这座注定要倒霉的城市。死亡是可怕的，据说有几百万的生灵在泥泞的洪流中死去。这股洪流漫过平原，水位高达20英尺。李自成本人也被迫仓皇撤退，这一次撤退使他损失了1万人。

1644年初，李自成取得巨大的胜利，他登基称帝，定国号“大顺”，任命各级官员管理国家事务，授予显赫的人以特权，对所有忠臣给予奖赏。人们普遍认为帝国以及帝国的皇位全都是李自成的了。起义军首领们一路浴血奋战，进逼北京，不久占领北京。他们发现崇祯皇帝已经用自己的腰带自缢身亡。革命似乎已经大功告成，此生的荣华富贵已尽在李自成的掌握之中。

然而，还有一个敌人未被征服，这就是一个名叫吴三桂的人。吴三桂是宁远要塞的总兵，他的军队数量并不多，军需品也很有限。对于那支一路凯歌行进直抵北京的起义军来说，只需几天的战斗就可以把吴三桂彻底打败。李自成本人领导着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所向披靡的胜利使得起义者信心倍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更加强大。然而，爱情的力量也是强大的。这种爱被吴的对手无情地剥夺了，这在吴三桂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种仇恨比他为国复仇的渴望还要强10倍。吴三桂深爱着的一位美丽的爱妾（陈圆圆）已经被一个起义将领强行攫夺了。吴三桂知道自己很弱小，请求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帮助他进行复仇。大约270里外就是满洲人的军队，他们一直急切地等待着时机南侵，并已经为此准备了很长时间。吴三桂肯定知道为了泄愤而求援于满洲人的后果，向他的国家的死敌求援，这无疑是对国家蓄意的背叛。仇恨有它自己的方式，而且往往以它认为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来发泄。

在随后的战争中，起义军遭到突然袭击，全线溃败。李自成是最先逃离北京的人之一。他的力量崩溃了，军队垮掉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已经确立了它在中原的统治。满洲人的时代到来了。

随着满洲人对北京的占领，李自成对帝国的征服也结束了：在北京，满洲人开始了对中国的征服，经过37年之后，满洲人才完成了征服与平定叛乱的工作。之后，这个国家出现了短暂的安宁。

我们从1911年12月2日的《英文楚报》的一篇有趣的文章中引述了下面一段话：

从满洲人征服了中原那一刻算起，中国已有170年没有发生严重的内乱了。在这17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清王朝不仅是强大的，而且是能干的和开明的。前四位清朝皇帝中，有两位伟大的皇帝，具有领袖的才干，且在位时间较长。在位期间，他们分别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以巩固王朝的统治地位。清朝的第二位皇帝，即了不起的康熙帝，于1661年——那年他才8岁——登基称帝，在位时间长达61年。他的法令一直是非常英明而强有力的。康熙的继承者雍正帝并非无能之辈。然而，他在位仅短短13年，没有新奇的政策转变，也没有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他的功业远没有他的父亲和继承他皇位的儿子出色。第四位清朝皇帝的在位时间本来可能比他祖父要长久些，但是在位60年之后，他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办法退位了。关于这一点，人们也许会评议说，退位的事例在中国和欧洲的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而在日本的最近的1000年里，只有一位君主在位时逝世，那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清王朝第二个皇帝康熙（1661—1722），是在中国行使统治权最伟大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而他的孙子，清朝第四个皇帝乾隆（1735—1796）甚至比他更伟大、成功。1735年，25岁的乾隆继承了皇位，这样，当他在1796年退位时，他已是一位86岁的老人。然而，甚至直到那个时候，乾隆帝还保持锻炼身体的习惯，这个习惯是他青年时养成的。乾隆帝的大部分朝政都是在凌晨4点开始的，在他退位前不久拜谒过他的欧洲人非常惊奇地发现：在早朝时，这位德高年劭的家长对于商业活动非常敏锐和热切。乾隆没有忽视培养或者至少试着去培养继承人。史书记载，他于1796年退位，但是在他退位后三年时间里，他一直密切关注着他的儿子、帝位继承者嘉庆，尽一切努力地向嘉庆反复灌输着一个健全的王朝应有的正确原则。然而，结果却丝毫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乾隆死后的半个世纪里，一些著名的反满人士对中国所作出的叙述确实是耸人听闻的。这些说法告诉我们，政府衙门腐败，逐渐失去了民心。一时间，良知和刚正不阿在这个国家已不复存在，一两个人的名望和才能只会更为明显地凸显整个统治阶层的缺陷。正义无从发现，司法裁决总是有利于那些出钱最多的人。对于那些富有的死刑犯来说，找人代其受刑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官职也被出售给那些根本没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以及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官职的唯一价值在于它是敲诈勒索的工具。敲诈和贪污已发展到极端。嘉庆初年，当宰相和珅被宣布有罪并因侵吞财物而被处死时，人们发现他积聚的财富已达到8000万两白银——如按当时的银价兑换，足有2600多万英镑。官员们用非法获得的财产来增加他的财富，一些人甚至积累了巨额财产。人们对政府衙门的评价自然越来越低；与此同时，衙门的办事效率当然也就日益下滑了。

此时，中国特有的文官处(3)既是大清帝国的中流砥柱，也是大清帝国最脆弱的地方。这个机构需要完全听命于一个严厉、正直而机敏的皇帝。乾隆帝本人也知道军机处的弱点，不止一次地考虑去寻找严厉的补救措施。但是，当皇帝问及补救措施之时，就连最能干最忠实的大臣也坚持说，没有补救的方法。“这是不可能的，皇帝本人也无能为力，弊端无处不在”。毫无疑问，皇帝会派出钦命全权大臣去处理骚乱和民愤忧天的场面，而这些大臣只会更多地搜刮民脂民膏。下层的地方官吏为了保住职位，自然会向上司行贿。此时的皇帝却被告知，所有的一切都很好，尽管是每件事都真的很糟糕，而穷人们正在饱受压迫。

因此，乾隆几乎不得不完全依靠别人做他的“耳目”。说到皇帝身体力行并考察每一件事情，倒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在一个诸如大清帝国那样的国家里，事实上这是完全办不到的。然而，他不知疲倦，精力充沛过人，使他的属下忠心耿耿并恪尽职守——尽管是他们分内的事。然而他的继承者嘉庆（1796—1821）既不强硬，也不勤于朝政。清王朝在嘉庆时期开始了衰败。到了主观愿望良好但却生性软弱的道光帝时期（1821—1850），朝廷迅速衰败。结果，在伟大的乾隆帝退位后不到半个世纪，清王朝就不得不面对一场全国性起义，这次起义把这个王朝直接推到危难的境地。

下坡路是那样陡峭，速度是那样飞快。这就是腐朽清朝的写照。像5个世纪以前的明王朝一样，朝政的急速衰败造就了一场大有可为的政权更迭比赛。“上帝想毁掉谁，就首先让谁发疯”。目空一切的大清帝国试图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是天子的奴仆。这种行为的结果就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那种令人激愤的交往以及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战争。但是人们希望，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广开言路，普遍地采纳较明智的建议，也希望中国人能学会尊重外国人，或者至少恐惧他们隆隆的炮声。但是，“中国士绅和统治阶级对有关外国事务一无所知，以至于人们相信，中国根本不把外国人放在眼里。”战争没有使中国人得到半点儿教训，中国的官员们和以往一样妄自尊大。行政官员既不能处理也不能指导国家事务。事实上，我们所回顾的这个时期的帝国的情况，和去年10月10日革命风暴在武昌爆发时的情况有相似之处，正如在本书前面一部分所应看到的那样。

到处都有秘密会社，许多人宣誓结盟去反对“篡位的满人”。一些反叛者不时地举起起义的旗帜，并把所有的邻近地区的心怀不满的人及土匪聚集在自己周围。这是人们秘密结社的好机会。“中国者，中国人的中国”的口号被提出来，爱国的情感被激发起来。但是，秘密总会早在那些将要成为革命者的人准备好之前从领导层泄露出来。在上个世纪，人们经常能看到这些场景的不断重现。《南京条约》签订后的10年，有消息称，一位名叫洪秀全的人在中国南部山区要塞之中，组织一伙人创立了“拜上帝会”。他自称是那伙心怀不满的人们的首领——由于官府的迫害，他们被迫发动起义，并四处击败清军。洪秀全登基，自称“天王”，而且把他的新王朝命名为“太平天国”。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开创了自己黄金时代的事业之中。他非常渴望自由，深受异族专制势力压迫的人们也非常向往来自国内的解放，他们被迷信和自我塑造的偶像崇拜所诅咒，渴望宗教自由。他们清楚鸦片的过度吸食摧残了他们强壮的身躯，因此，他们一直为国人的道义上的解放而战斗。战争中，所有的满人被无情地杀死于剑下，庙宇和神像被彻底捣毁，鸦片的运输和吸食被严厉禁止。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早期阶段，一种基督徒的道义上的力量，似乎支配着太平天国民众思想及这场运动领导人的最高目标。这种力量，即所谓的宗教主张，使没在中国的那些传教士和基督徒们认为中国将从被异教徒信仰所破坏的废墟中崛起，沐浴于美丽的基督教光环之下。朝廷得到的奏折使皇帝相信起义军已全线溃退。实际上，太平军取得了全面胜利，他们所向披靡，横扫广西和湖南，然后兵锋直指繁华的商业中心——湖北汉口。在汉口，太平军获取了大量战利品，将其分装于1000艘帆船之上。他们浩浩荡荡地顺江东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兵临古老的明朝首都——南京城下。经过短暂的围困之后，他们攻占了南京。随着南京城的攻克，建立新王朝的最初准备工作也得以完成。如果——也许这场运动失败的原因就存在于这个假使之中——如果这位新封王已经知道在他完成破坏工作之后怎样去重新建设的话，也许就会有一场持续的革命，而不是一场几乎被人遗忘的造反运动。当时在中国的一位权威人士说，运动非常成功，一方面将领导人的原则和太平天国的道德准则引向错误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吸引了许多下层群众参与到运动中来。马丁博士在他的《中国的轮回》中写道：“他，天王洪秀全，允许抢劫和暴力的发生，并亲自践行一夫多妻制，这一范例受到其属下的热切追捧效法，这些人无所顾忌地将敌人的妻女迎娶为自己的女眷。”海外列强对这些反叛者们的看法也由于一群秘密会社的暴行而愈加恶劣。这群秘密会社属于“三合会”，他们有时被称为“红头贼”(4)。这些人被认为是太平军的一个分支，虽然他们实际上和太平军并没有联系，和太平军领导人的目标也不一致。“三合会”占领上海期间，他们的那些让人恐怖的凶残行为及血流成河的杀戮，不仅使得法国人起而驱逐他们，而且也使许多外国势力不再同情太平天国运动。另一个事实也应该被提到，那就是外国商人们也对起义者持有偏见，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大清帝国1/3地区的贸易都处于停顿状态，而且，这些地区也是交通最为发达的地方。与此同时，严禁鸦片的法令也使一些同情太平天国运动的人转而反对这个运动。起先，美国人华尔（Ward）将军组建了一支由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组成的军队，并向清政府显示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所能做的事情。随后，戈登（Gorden）将军也被英国政府推荐给清政府。清政府收复了一座又一座城市，经过长时间的围攻之后，最终占领南京，天王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叛乱运动终结。

从去年10月爆发的这场革命初期开始，革命军政府坚决地而又不失礼貌地要求列强保持中立。这是中国内部事务。中国人希望能以斗争的方式解决国内问题。与听之任之地静待迟来的和平相比，外国列强要过早地去弥合这样一场大冲突只会导致更大的灾难。这次运动是一场人民群众的运动。中国在此问题上有她自己的想法，而且一心一意要看到她的愿望实现。这一愿望可以被引导到正确而安全的渠道上来，通过外部干涉来阻挠这一愿望的实现，就会像妄图用大坝拦阻长江水一样——是一项所有卷入其中的人们都得面临着可怕的灾难的行动计划。

“外部势力对一场革命的打压总会使历史前进的车轮发生逆转：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个例子中，谁能说出那种外来的镇压已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过程推迟了多少个世纪……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给了我们不少启示。带着这种启示，回顾过去漫长的历史，我们仍然会问，如果推行一项不同于当时的政策是否可能会对中国更为有利。要是列强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际迅速地承认太平天国领袖，可能就会缩短那段拖延了至少15年的恐怖时代，那段恐怖时代是以捻军和回民起义失败告终的，还造成了5000万人民生命的丧失。……不止一次，当起义者即将取得胜利时，那些心存偏见的、目光短浅的外交家们就决定去镇压这些起义，又一个良机因此丧失了。诸如此类的良机1000年也不会出现一次。”(5)这些岁月与历史事件的其他见证者们以一种相似的语调进行着评说。另一方面，人们也会想到天王洪秀全已经意识到重建一个新王朝的需要，却似乎缺乏运用胜利成果的能力。清政府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持续了14年光景（1850—1864）。外面世界已经忘记了——如果它曾经记得的话——那段恐怖时代的波及范围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景况。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下面的场景并不值得大惊小怪：1911年10月，当黎元洪的军队开始对武昌城内的满人实施可怕的大屠杀之时，无论老幼、贫富，穿戴着他们的服饰，携带着他们的东西，默默地四散出逃，其中80万人逃离了注定要倒霉的汉口。因为有很多人仍旧记得那次非常可怕的太平军的到来，一想到武昌城外的“七万人之坟”，他们仍旧会战栗发抖，他们仍旧记得50年前那次背景相似的出逃。他们也知道，太平天国起义曾经使得中国南方九省片瓦不留，荒无人烟。城市村镇只留下一堆堆废墟（就像此刻的汉口），野生动物们在这些残破的废墟中掘穴而居，而大约20万的民众已在那场可怕的国内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牺牲。

几乎与太平天国运动同时到来的是由阿古柏领导下的大规模的回民叛乱。在此时期，伊斯兰教徒不止一次地试图因妄自尊大的汉人对其的侮辱而进行报复。一次毫不起眼的起义在云南爆发了，当地的班赛人（Panthays）(6)趁太平军起事之机，在苏丹·素莱曼(7)的率领下，攻占了云南省西半部，以大理府为其都城。(8)这次回民起义，源起于东土耳其斯坦，掠过天山山脉，进入伊犁，穿过甘肃，进入陕西省。无论在持续时间还是影响力方面，都显然是中国西北部最大规模的起义。

如果曾经有一段时间，似乎对革命事业有利的话，那就是这个时候。太平天国运动尚未遭到镇压，中国又与英国发生了纠纷，起义军领袖能够一路凯歌行进，而没有遭到强有力的抵抗。阿古柏在他的“圣战”过程中取得了如此令人艳羡的成功，以至于他被穆斯林世界尊称为“冠军之父”（Champion Father）。最终，阿古柏这个人出现了，在真主安拉的保佑下，涤荡着“忠实信徒”盾牌上那些侮辱性的污渍。确切地说，好像一个永久性王朝已经矗立在“世外桃源”（the Flowery Land）西北部一样，这位新兴的领袖人物似乎即将成为一长串穆罕默德诸王中的第一个。这时，一个出乎意料的变动发生了。我指的是，这种变动对于马马虎虎的中国事务观察家来说是出乎意料的。大约10年的时间中，从首次叛乱爆发以来，精神颓废、备受打击的阿古柏的势力在遥远的伊犁(9)地区逐渐衰弱下去。因为他的对手是著名的军事将领左宗棠，以及由其率领的一支在与太平军战斗中经受过艰苦训练的军队。当一支毫无纪律的狂热的游牧部族军队朝他们猛扑过来之时，左宗棠的军队实际上是非常顽强的。随着一座接一座的城池失陷，至1878年，阿古柏叛乱最终结束。流逝的岁月在那些曾经亲历沙场又幸免于死的将士们的记忆中，只剩下一个可怕的梦魇。

这里，必须简要地提及这一系列伟大的政治运动的尾声，就是众人皆知的义和团运动。像太平天国运动一样，追根溯源，那种曾经在南、北方之间表现出来的仇恨情绪在义和团运动之中业已出现。这种南、北方之间的斗争，从未像刚刚在中国发生的这场伟大的运动期间所表现的如此明显。当人们提到在袁世凯和黎元洪各自领导下对立的军队时，正是汉口民众在日常说法中使用的“南方军队”和“北方军队”这些称谓保证了这些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在《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这部对义和团历史真相的揭示作出颇有价值的贡献的著作中，作者详细地解释了这场发生于南、北之间的不断的争论。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把这种争论附带地提供给读者。事实上，发生在1898年的维新运动就是因为多才多艺的南方维新派学者强烈地影响了年轻的皇帝的思想，并引导他颁布了令人称赞的改革法令。另一方面，由于狡猾的北方保守派妒恨南方的维新派对手，因此，他们利用对荣禄和慈禧太后的影响，发动了一场政变。这场政变实际上废黜了皇帝，也是一系列倒退事件的开始，这些倒退事件又是以太后得到“一致爱国的团练”（义和团）的帮助而告终的——目的是把可恨的外国人赶出中国。

自从太平天国运动以来，一种新的争论因素势力已经悄无声息地进入中国政治生活之中——外国人，不论是传教士还是商人，银行家还是外交家，“外国人”现在都是一种举足轻重的力量。在这一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会注意到所有导致革命爆发的这些因素是怎样为这一场——也许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的爆发铺平道路的。离山东冠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秘密会社(10)，因有一个委婉的称呼“梅花拳”而沾沾自喜。已故的端方在他发表的著名的布告中声称，在他的省内，所有传教士都应受到保护，他把这些义和拳拳民比做白莲教(11)，白莲教曾多次举势，并在14世纪促成了元朝的垮台。

但是，在这些“梅花拳”中，存在一种比一般鼓舞秘密会社民众的精神多得多的东西。重新被唤醒的爱国主义精神，仅仅是一个词语或是一种想法就可以吸引全国的学生。中国在那场与日本——向来被瞧不起的“倭国”——短暂而激烈的甲午战争之后，彻底惨败，使得大清帝国尊严尽失。我问一个刚完成学业的青年学生：“现在你想干什么？”回答来得迅速而毫不犹豫：“我要去日本学习军事战术，以便救国(12)。”——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但是对梅花拳来说，在他们能够理解那个青年学生“救国”一语背后深层的思想之前，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他们”是拯救中国的人。他们刀枪不入，有着天赋的使命和正义的事业，可以战无不胜，拯救国家！

以咒符和魔法(13)来鼓舞这些狂热的人们献身于他们的盲目信仰的这种精神也影响了日渐开明的光绪皇帝。中国正面临着被瓜分豆剖的危机。德国实际上占领了山东，俄国强占了辽东，日本根据条约赋予的权力占领了福摩萨。(14)列强正不慌不忙地讨论着“势力范围”。他们对中国人的性情了解得很少，正如中国人对他们的性情了解得很少一样。年轻的皇帝和他的谏臣们意识到知识的某种力量，因此发动了那场维新变法运动。近代中国的眼光已从对僵死的过去的注视转向快速地学习世界各所大学里生动而最佳的知识。1898年9月22日的政变暂时地阻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慈禧太后开始采取反动措施。义和团的共同目标就是驱逐清王朝，拥立一个汉族皇帝。精明的太后利用他们的“爱国”热望，巧妙地破坏了秘密会社民众反对朝廷的图谋，与其合谋去彻底消灭在华洋人。义和团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一些较明智的建议一度占着上风。山东的清军严密地控制着这些“爱国者”，通过武力破坏了一个由寺院住持领导的义和团组织。虽然一些狂热分子遭到枪杀，还有一些人被地方督抚处决，以此来验证义和团是否真的“刀枪不入”，但是，清政府最后还是情愿地接受了这个表面上强大的同盟者。“作为一支作战力量来说，他们也许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是他们对魔法的宣传将使洋人闻风丧胆，而他们的热情也会激励正规清军的士气。”这就是那个诡计多端的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的微妙心理。木已成舟，慈禧太后选择了与这些义和团团民——这些在前几个月中还一直渴望吸吮她的骨血的人——福祸与共。

诸如荣禄、袁昶、许景澄(15)这样的英雄人物，他们曾经试图去使这位已经着了迷的统治者从她那致命的政策中转变过来，但都无济于事。袁昶、许景澄这两个人还救了许多外国人的性命（包括本书作者在内），他们把通电全国的上谕中“杀死”一词的中文字义改为“保护”。但是，当慈禧太后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后，将他们处以极刑。“把他们全部五马分尸！”她叫嚷道。

就这样，义和团被怂恿去对付中国教民和外国传教士。屠杀、掠夺、焚烧急速地进行着。但是，在这个可怕的年代里，最为悲惨的景象也许是发生在太原府的一幕。1900年的7月9日，在山西巡抚毓贤的衙门里，毓贤亲自杀死了55名传教士及其家属——男人、女人以及孩子。

不包括长江南部，仅在华北和满洲地区，就有大约200多名传教士及其家属（基督教徒及罗马天主教徒）遭到血腥屠杀。同时，数千名中国教民也和他们的外国牧师一起死于非命。

这些导致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因素，我们这里只需略微提及一下。他们也已成为历史问题，近来却又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大沽炮台守军向几艘外国小型炮艇船投降了——八国联军占领了天津。由15000名精壮士兵组成的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发。在不到两个星期的进攻中，联军就取得了胜利。8月14日，一些外国人以及公使馆全体人员——这些公使馆人员自从6月20日以来一直被一群凶残的义和团团民和清军围攻着——获救了。北京被强行攻占。中国的皇室宫廷(16)乘坐三辆普通的骡车，从德胜门仓皇逃往远在陕西的西安府。义和团运动以失败而告终，正如它的开始就是一个错误一样，令人痛惜。人们认为这场运动毫无精神主导，只是充满了对血腥的渴望。人们和朝廷都认为，列强正在“吞并”中国。在狂乱的时刻，他们也相信，拯救自己以及拯救国家的唯一方式就是彻底消灭在华洋人以及属于他们的一切东西。

这种快速的审视——涉及这个国家的每一次剧烈的心脏跳动的诸多显著特征——都向我们显示了导致1911—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些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导致太平天国起义的事件已经说明，中国变革的条件已经成熟，果实里的内核已经腐烂，果实就要从树上掉落下来。就像明王朝的垮台一样，取代明王朝的清朝也是如此。李自成将军领导的农民起义，由于外部势力的介入而使胜利成为泡影。外部势力攫取了胜利果实，扑灭了这场起义，推翻了“大顺”王朝，而且统治了整个国家。天王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也以同样的方式遭到镇压，这次革命爆发后，清政府也乞求列强援助。但是，列强并无多少征服欲望，只是给中国政局带来了应当认真考虑的一种新生力量，即拥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日本军队彻底击败了中国军队，举国上下纷纷渴望了解中国之所以战败的全部根由。这都促使中国人开始觉醒。“让我们去和外国人一道上学，让我们研究他们的著作”，成为这个民族的口号。这时，太多的国家财富、权力和声望被清政府割让给列强。惊恐、怀疑、可怕的仇恨，还有义和团运动，都发生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平息，由于列强对中国的宽宏大量——尽管反面的批判声不绝于耳——中国真正需要的觉悟意识出现了。从此，中国把青少年送到“洋人”学校上学。数千学生出洋留学，其中赴日留学的相对较多。人们确信朝廷是腐败无能、无可救药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萌发在国民的心中，还主宰着每一个学生的灵魂，甚至连乡巴佬也富有这种爱国意识。经过和外界接触，对各国进行比较研究，就每个国家与中国进行比较研究，这样，导致中国革命爆发的第三种必需的力量——觉悟的、训练有素的人才出现了。

人们普遍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学堂和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这次革命的爆发。有人指出，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也起了一定作用，它促使中国人由衷地产生一种愿望，即从他们的头脑中去掉虚伪和不忠。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所有这些进入年轻学生生活中的新的力量，一定会使他们对旧事物产生强烈的不满。已故的慈禧太后似乎绝不会在乎这种由传教士和新式教育的影响所造成的趋势，她试图消灭传教士及其所代表的一切，这种努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此。

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为振兴中国出力，这一定是遍及中华帝国全境的巨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目的和意愿。今后几年之内，中国将要大大依赖于学生群体的建设能力，那些怀有美好愿望的中国人，都会欢迎每一个有助于中国青年学生实现其理想的诚挚的努力，而不仅仅是要在他们今后的生活中，去执行各种各样的义务性的诉求所提出来的政策，这种诉求来自于业已觉醒的良知。出于这一原因，中国肯定也会欢迎西方人在引导本国发展更高水平教育的方法上所作的各种努力，这些教育就像在新设的香港大学和即将在武汉市区中心建立的大学所进行的教育一样。

“今天的学生，是明天的主人”，这句话在任何国家都不及在中国更为真切。政治家兼传教士们总是提倡将教育作为深入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最妥善的办法，因为其他阶级都把学生阶级视为引路人。谁能赢得学生的心，谁就能赢得民众的耳目。学生在中国的影响一直很大，但在将来可能更大。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既然学生能够支配民众，那么谁来支配学生呢？因为除了少数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之外，很少有人的受教育程度能够超出英国六年级学生的水平。可是，在这些学生首度开始热爱自己的学业的关键时刻，他们却极少得到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中国需要大批的学生队伍，但更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人，需要具有领导能力的人，需要那些因受过较高水平教育而拥有更为广阔视野的人。

为了满足这些需要，有关当局制定了统一的大学教育计划。这种纯粹的教育计划完全不受地域的限制。因而，人们建议把这所大学建在武汉市区中心——中国的心脏地带。这所大学将把中西各国最高水平的教育，以及旨在培养基督教坚强性情的各种力量和影响结合起来。英、美两国的大学将给它配备教职员，各个传教会也将在校园里建造宿舍，学生们必须住在宿舍里。这样，中国学生就能受到如同西方大学一样的教育，与此同时也能接触到基督教人士，他们所有人原本容易遗忘的自身职责就会因此得到加强。人们必须清楚，仅仅由于开销问题，一个教会不可能单独承担这笔开支。但是，这所大学的规划，不仅不会使学生脱离教会学校的影响，而且能使学生完成学业。在这儿，学生有机会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作好准备。因为这所大学既有哲学课程，又有技术课程。这所大学确实旨在给学生以完备的教育，就像他们留学海外所能接受的教育一样。同时，这种教育，正如上文所述，是和一种使人崇高的基督教精神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不能永远地依赖外国。的确，新中国经常表示她情愿自行管理本国事务。我们外国人在华的影响，还可以维持好几年。我们怎样才能培养出人才，使中国在不需要我们的时候，这些人才能够继续发挥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发挥的影响，以便让我们的影响更好地为人所了解呢？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外国人为获得以上问题的答案，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辛亥革命刚一爆发，黎元洪将军提出的保护本国及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严厉措施，以及革命者在贯彻这些措施时表现出的公平公正的精神，已经让世界惊奇不已，黎元洪将军本人也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共和国领导人首次颁布的一个令人称赞的公告，其内容如下：

本都督驱逐满虏，恢复汉族，凡我同胞，皆宜谨守秩序，勿违军法。所有刑赏各条，开列于后：

藏匿满人者斩。藏匿侦探者斩。

买卖不公者斩。伤害外人者斩。

扰乱商务者斩。奸掳烧杀者斩。

邀约罢市者斩。违抗义师者斩。

乐输粮饷者赏。接济军火者赏。

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

率众投降者赏。劝导乡民者赏。

报告敌情者斩。维持商务者赏。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八月十九日

一些人对革命党军队随后的行为进行过最为密切的关注。他们将通过严格公正的途径，使这一法令的各项条款得以贯彻执行。无论是掩盖事实真相，还是政府官员官衔的高低，都不能使任何违反者逃避惩罚。黎元洪表示他说话算数，表示他在整个革命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信用的。有一个例子可证明一切。当革命军占领汉阳后，他们设置了一个知府官缺，以一个叫李斌(17)的人充任。李斌曾经因为结交著名的维新人士康有为而被清政府判处10年监禁。在监狱里，李斌遇到了一个姓曹的犯人，两人不久就成了朋友。李斌刚被革命军释放，即出任汉阳知府，并安排曹某担任自己的秘书。曹某负责接收支持革命事业的捐款。捐款总数达3万两白银，曹只上交了其中的2万两，其余的则据为己有。不久，曹氏的劣迹败露，当即遭到逮捕。仅仅两天半后，曹某即被处以死刑，他的头颅悬挂在城西门外。

————————————————————

(1) 黎、李同音。——译者注

(2) 参见《中华大帝国史》（Imperial History of China）。

(3) 指军机处。——译者注

(4) 清咸丰四年（1854年），三合会响应太平天国，投入反清斗争。义军会员头扎红巾，故又称“红巾军”，清军官兵则称之为“红头贼”。——译者注

(5) 马丁博士（Dr. W. A. P. Martin）：《中国的轮回》（Cycle of Cathay）。

(6) 班赛，是缅甸语中对穆斯林的称呼的变音。——译者注

(7) 素莱曼，《古兰经》中的故事人物，为安拉使者之一。苏丹为某些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的称号。此处的苏丹·素莱曼应为当时回民起义军首领杜文秀的自称。——译者注

(8) J. O. P. Bland and E. Backhouse，“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William Heinemann，London，1911。

(9) 原书中，Korla疑应为Kulja，为伊犁地名旧译。——译者注

(10) 此处应指梨园屯。——译者注

(11) 人们加入白莲教的表面目的是偶像崇拜，特别是希望得到“观音菩萨的慈悲”，然而，其真实的目的却是政治性的。对韩山童（一个引人注目的白莲教教徒）来说，乡村被鼓动起来的状况似乎为反叛阵营规模升级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在一次鼓动聚会上，韩山童声称，观音菩萨将以人的外形来到人间，把人们从受压迫的处境中解救出来，而现在正是他们向蒙古人宣战的时候。这一说法得到了民众最大程度的热情接受。为了求得上苍的保佑，他们用一匹白马和一头黑牛来祭天，并用一块红头巾裹在头上作为他们明显的标志，发动了反抗元朝政府的起义。——马丁：《中华帝国史》。

(12) 原书为SAVE MY COUNTRY，各字母全为大写黑体。——译者注

(13) 每一个义和团团民的身上都带有吉祥物或辟邪物：一片黄纸，上面用红墨水印着没有脚而只有四个光环的如来佛头像。作为咒语，纸上的表意文字被不时地反复吟念。据说，已故的慈禧太后在一天中就把这个咒语重复念了70遍。每重复一次，一个管事太监就大声地喊：“又赶走了一个外国恶魔。”

(14) 即当时的台湾。作者沿用了16世纪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台湾的称呼。——译者注

(15) 袁昶任职太常寺卿，许景澄为前驻俄公使、时任吏部侍郎，他们和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都被处决，后人称其为“五忠”。实际上荣禄不在其列。荣禄无心反对太后，只是在随后奉命率军围攻公使馆时大放空枪。荣禄之所以被本书作者称为英雄人物，或是笔误及其他。——译者注

(16) 这里指的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她的一些亲信臣仆。——译者注

(17) 即李亚东，字斌。——译者注

第十六章
结论

Ⅰ

1912年2月13日，我得到了著名的清帝退位诏令(1)的副本，这个重要的法令如今已在中华帝国颁布。

在中国曾经颁布过的所有法令中，这个法令是独一无二的。在所有的政治文件中，这份法令也许可以看做是一件令世界中心都会为之震惊的文件——如果它被付诸实施的话。这一诏令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如果那些和作者一样处在中华帝国中心位置的人们，还想努力去分析这个法令到底意味着什么的话，都是没有意义的。中华民国——就是现在的这个共和国——将来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这只有将来才能知道，远非今日任何活着的人所能预见。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有一位作者坚毅地指出，在这个政治灵活性很高的国家里，今天出现的一切都是不可动摇的事实。我认为这种言论是荒谬的。只有完全褪下预言家的神秘面纱，计算出整个中国革命从它的每一天经历中所获得的进步，人们现在才可以自信地说，这个国家将以前有未有的步伐走向世界。

隆裕太后同意退位并赞成共和，还提出一项秘密法令，要求袁世凯着手组建一个临时政府，拟定一个初步计划并将其付诸实施。一月间，袁世凯召开了几次会议，结果通过了下列方案：

第一条　皇帝退位后，统一的临时政府接收政权，必须维持社会现状，控制外交。国会选出总统后，临时政府解散。

第二条　皇帝退位后，仍居住在紫禁城内，以便维持北京的和平。

第三条　总统的住所建在北京，或者把新近完工的摄政王官邸改成总统居所。

第四条　鉴于目前财政枯竭，以及军兴以来南京政府的存在，临时政府组建以后，不仅应为南方诸省设法谋取财政收入，也应该满足北方诸省的行政开支需要。

第五条　北方和南方各省应取消偏见，协助中央政府，并给中央政府提供大量的合理的财政支持，以支撑危局。业已遭受重大损失的省份的税款可以推迟上交。

第六条　在北京的所有的政府行政官员应忠于职守，由于临时政府资金短缺，所有的薪俸将推迟六个月发放。

第七条　最近几个月内，将发放南方和北方军队的军饷，各级军官仍各司原职。

第八条　列强承认统一的临时政府之后，外交关系应直接对临时政府负责。

第九条　政体决定后，将支付所有到期的外国贷款以及战争赔款，各省应继续上交经常性税款。

第十条　政府即将印刷出来的皇帝退位诏令及其复本须颁行全国。退位诏令也将下发到军队，以使其明白内情，防止哗变。

如今共和中国已处于世界列强之列。

新生的共和中国如今已获得了自由，开始了对人类而言充满希望的生活。对中国人来说，如果他们能像我们相信的那样去渴望成为聪明良善之辈，并因而成为聪明良善之辈，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在世界东方的地平线上看到这样一个国家。她的力量将会是世界上极其强大的，世界的和平无疑有赖于她的统一。同时，如果共和党人成为这个民族中最杰出的人物，如果他们得到了由于他们无与伦比的政治行动而理应得到的外国支持，如果他们成功地消除了内部的争权夺利和卑鄙的妒忌情绪，总之一句话，如果他们达到西方国家期望他们能够达到的权力顶点，他们就可能在比日本明治维新还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国家——尽管已是一个大国——变成远东地区最伟大的国家。就在我进行这番叙述的时候，列强正以往常那样锐利的目光，密切注视着中国。在最近的六个月中，中国就像昔日曾受到关注的其他任何国家那样，受到外国的注视。中国以惊人的速度，业已完成了她那伟大的民族性的戏剧的演出。她现在正上气不接下气。由于获得新的解放而产生了巨大的信心，中国正紧张而猜疑地注视着西方。中国知道，所有的列强都在用政治望远镜密切地审视着她的一举一动。既然已经破釜沉舟，中国知道，列强希望她能最终摆脱漫长的动荡岁月，现在她几乎就要跳出自己民族的灾难深渊了，却还在对列强半信半疑。中国知道，列强并没有对她表现出一种毫不含混的友好态度——因为有些列强会快速劫掠她，如果无可倚靠的话——中国唯有亲自注视自己遥远的政治地平线，这是其职责所在。汉人对于统治中国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清王朝的反抗斗争，已遍及中国每个角落。这种斗争没有像当初所预料的那样，仅限于一个或几个人口稠密的城市，相反，它在汉人居住地都得到了普遍支持。这场革命当下已迫使中国从中心向四周扩散。在人类革命史上，人民的情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一致，业已建立起的政府从来没有如此迅速地认可这种情感的正义性。

起义的炮兵部队

注：当查尔斯·白瑞斯弗德勋爵（Lord Charles Beresford）参观汉阳兵工厂时，对工厂生产的小型武器赞不绝口，同时批评了该厂出产的野战炮及其生产设备。战争的结果证明，他的评论非常正确。

当年在英国，查理一世（Charles I）企图通过战争来捍卫他的皇位，结果却不得不向才华横溢的克伦威尔（Cromwell）屈服。(2)路易十六（Louis XVI）想通过令人屈辱的让步来达成与其政敌的和解，结果却丧失国民对他的尊敬。这两个皇帝都被人民推上了断头台，一个是由于他的虚伪，另一个是因为他的懦弱。迄今为止，全中国的革命者还没有表现出对杀人流血的肆无忌惮的渴望。在处决政敌方面，革命者已经表现出一些令人厌恶的残忍行为。但是，这种情况仅仅发生于相对较小的范围之内。一般来说，他们的行为举止还是不错的。他们受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民众生命与财产的安全，他们的领导人——黎元洪将军、伍廷芳、孙逸仙以及其他有同样想法的人——的声明都是和他们承认要考虑的革命的伟大的终结相称的。美国对西班牙宣战是因为西班牙对古巴人民的暴行，然而，汉口的大火以及报道中的南京与其他地方的屠杀行为，跟西班牙士兵在古巴所犯的任何非人罪行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些事情也许将会预示着中华民国的未来前景。现在，共和政体已经取得了胜利，领导者们确信美好的时代已经来临，这种信心是从来都没有过的。

典型的革命者

注：以上这幅照片所反映的或许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战士三人组。中国革命给世界上了实实在在的一课，那就是人们热爱祖国和渴望自由的力量，能够使一个饱受压迫的苦力变成一架威猛而富有激情的战争机器。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因恐人们会谴责共和国领袖以及缔造者们表现出来的信心，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这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业已掀起了一场改革，而其他一些为自由而战的国家只有在经历了数年的恶战之后，才开始进行改革。我们对中国人的这些期望或许已经高过我们自身所能达到的程度，因此我们可能会去嘲弄那些共和派人的努力，会去相信所有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仅仅是一场政治作秀。我们或许会几乎完全不相信共和派人士的能力，这些共和派人士绝大多数是从这个国家的平庸之辈中脱颖而出的。在这几个月的战争里，人们用悲观的眼光注视着变化中的中国，我承认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是，既然革命的关键时期已经过去了，甚至在中国最为谨慎的欧洲人——我所说的谨慎是指那些抓住漂流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政治稻草的行为——如果他不偏不倚，他也一定会承认历史所展示给我们的，与现在每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我完全清楚，共和派目前的许多抱负是不可能实现的。我知道，他们的领袖强烈反对的许多陈规陋习和腐败行为，这些中国社会本质性的东西将来还会继续下去。然而，我不能嘲弄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们的满腔真诚，他们全心全意为了同胞谋福祉，勤奋而踏实地工作，以求为国家谋得永久性利益。这些人是真正的改革家。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的真正改革家，但却在国民面前对于自己的能力和优点等保持着谦逊谨慎的态度。世人对于他们了解甚少，常常把他们当做国家的危险因素。在报刊舆论上，他们曾经备受贬斥。清廷一直在搜捕他们，无论如何，也决意这些领袖人物处死。然而，数以千计的地位低微的人曾被派送海外去点燃革命的导火线，但他们归国之后却都不露锋芒。总体而言，随着教育的发展，这些留学归国人员的努力已初见成效。今天，回顾以往的岁月，能够看到中国开明的知识分子历经艰辛的成果体现于皇帝退位的诏旨中，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自从1898年的变法诏书颁布以后，中国出版的英文和中文报刊都刊登了大量文章，其中关于教育的内容要远比其他方面多得多。讴歌教育业已成为一种时尚——在中国，人们高度推崇教育，似乎为此不知烧了多少炷香。教育是赢得这场革命的手段，如今受过教育的人就要执掌全权。对他们来说，祖国正在前所未有地期待着正确的指导。中国一直就指望着她的学究们的指导，不过这是一群新型的学者，具有新的学识。

然而，正如一位作者对中国时局所评论的那样，教育好比一种树，可以结出两种果实——善果和恶果；教育好比汽油，可以促使个人或国家沿着进步的道路快速前进，也可以给车辆和飞机上所有的乘客带来爆炸性的灾难。弥漫于许许多多先进民族心中的普遍的不满情绪，都可以直接溯源于教育的广泛发展。当今的产业阶级与以往相比，薪酬更加优厚，衣、食、住诸条件都有改善，劳动时间也有所缩短。但在受过教育之后，他们要求更为舒适的待遇的意愿就有了10倍的增长，要求获得这些待遇的决心也日趋坚定。

这位作者说：“有一天，我们问一个革命领导者，将要派往各个内陆城市担任行政职位的新人来自何处。我们猜想他们大多数来自重新起用的旧式官员，可是那位领导者说，‘不是’，他们大多是接受过现代教育并经过考核证实称职的年轻人。他说，要是没有他们，便不会有革命发生。他们以前有的是由朝廷支付学费，有的由各省负担学费，很多人则是自费学习，不过大家都怀有在日后谋取一官半职的心愿。他们未能谋得官缺，因为官职只给那些能够花银子买得起的人留着，因此，他们决心取得官位，如今业已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并不是希望进行官职的瓜分，而是像拿破仑那样，认为工具应该回到工人手里，即官职应该给予那些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他们认为，与那些满人和守财奴们相比，自己能够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他们希望取代这些家伙。”

两个年轻的革命军官

注：革命期间，许多学生参军。照片上的两人是富家子弟，其中的一个告诉作者，他只有17岁。

于是，教育已在中国被证明是革命的代名词，而革命则意味着改革。改革者们的机运已经到来。我们必须等待他们的改革。现在就彼此谈论我们是否会看到一切可以预期看到的情景，为时尚早——这种时候终会在适当的时机到来。但是，我们知道，即使这些真正的改革者在国内不露锋芒，他们也已成功地使改革的字眼成为中国每个人的口头禅。这一结论是从广泛的意义上得出来的。在以往的15年间，每个人都一直在恳求别人作出改革，人人似乎都在给改革指明正确的道路。这就是改革者们活动的结果。他们在力量颇为悬殊的情况下，艰难跋涉，出生入死，现已全权在握。可是，改革的本质是什么？什么因素可以保证改革的成功？著名的德国哲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尤肯（Eucken）教授写道：“改革的中心问题通常在于建立一个有实质意义的、原创性的、顺应天性的基础，而这一基础承担着清除世间的虚饰、累赘、混乱状态的任务。”这番话是真实的。我们可以看到昔日的改革者在改革的基本准则日趋显而易见之时，都会返璞归真，回到较为简单的境界。所有的汉学家都清楚，当中国统治者只想到民众的利益，孔孟儒家经常会誉之为古代的三皇。美国人民在反对大不列颠的压迫斗争时，试图恢复像他们在宗主国中那样应享有的市民权利，为昔日撒克逊人的自由而战。接着，他们便开始进行改革。

中国人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首先，他们必须建立一个有实质意义的、原创性的、顺应天性的基础——自由和正义的基础。当然，如果把几世纪以来西方行之有效的思想主张、行为方式、风俗习惯以及其他东西移植到中国来，这种做法在中国未必能为民众谋求到他们所能获得的最大程度的幸福。中国的国情和这些西方的东西会相互抵牾。西方世界为西方人设计了最好的教育模式，但若仅仅按这种模式来教育中国民众，未必能保证成为引导中国前进的最好办法。一定要把西方世界提供的最好的教育办法，和那些经过多少个世纪的辉煌历史无可置疑地证明是最适合中国人的教育办法，混合起来。在教育中国人的时候，如果只以西方课程来敲敲打打，这或许是现代教育家的错误，或许不是。因为，这种单纯的西方知识的灌输，不仅不能保持中国教育事业中的优良传统，而且会公开阻断这种传统的延续。我认为，牺牲中国民众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过分企求西方式的教育，这是共和派宣传内容中的缺点之一。共和派的所有看法都受到西方的影响，每个革命者都表示持有西洋观念——也许，这种观念早晚会成为与中国的千百万大众格格不入的观点。

不过，就革命领袖们迄今所走过的道路而言，他们并没犯有什么大的过错。无论如何，改革者们如今都获得了显露身手的机会。如果他们真诚地宣布赞成共和，那么似乎美国就是合适的榜样，只要在细节上作些必要的修正，便可以临摹因袭。清朝皇帝已经表示无力统治各省，大清帝国的各省，与美洲殖民地——后者从大英帝国政府分离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颇为相似。

不管中国改革者选择何种模式效法，实际上，在这个国家里立即着手制订改革计划绝非易事——他们能够把任何一项计划坚持到底，似乎都是困难的。

Ⅱ

在当今的政治旋涡之中，我们无法预言共和派的目标。

正如共和派所坚持的那样，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恢复中华往日的荣光。一言以蔽之，共和派对中国的理想就是为中华民族争得世界公民的权利。伍廷芳博士在对外国人的演说中巧妙地说：“我们正为成为世界公民而战，正在为结束一种暴虐专横的、滥施淫威的统治而战，这种统治已给中国带来无穷的贫困和耻辱，已经阻碍并蔑视着西方列强，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

人们在这本书里已经看出——确实，无须告诉每一个研究中国事务的专门学者——最近20年里，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为中国的未来进行着准备工作，仅就这种准备工作的实质及其涉及的范围之广而论，都是令人震惊的。确实如此，正如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中国一直坚持做的那样，她已经向我们显示，现在她所面临的不是是否应该变化的问题，而是如何保持以使这种变化不要走得太快的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我一直待在中国内陆的一些地区，在这些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看不到一丁点儿改革的迹象。在一些乡村背后，总是可以发现一两个士绅，他们已经具备某种改革的精神，虽然他们还不能设计出一个乌托邦时代，这种乌托邦时代曾经在他们一直阅读的革命性文学作品之中广受宣传。许多年来，中国这个国家一直笼罩在乌托邦阴影下。乌托邦思潮的防水闸门的开放即将成为可能，一个乌托邦时代随之来临。在中国各地的旅行中，我经常被那些革命者所吸引。在革命政府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这些革命者看起来就好像是误入歧途的狂热分子。正是由于清朝官吏的严密监视，这些革命者在公开寻求革命策略、制定自己政党的改革计划方面行动迟缓，他们经常为这种改革计划的制订困扰着。在革命爆发的前六天才出版的另一部有关中国的著作(3)中，作者以一种总结性的笔调写下了如下的一段文字：“我已经逐渐意识到现代精神已在何种程度上渗透进中华帝国民众的内心深处……无论视线多么朦胧暗淡，人们都必须得开始感受那些正在起作用的因素。在中国内地，由于欧洲人的到来，交通业正在逐渐完善，这种结局不是事物本身渐次进化的自然结果，即并非内在的推动的产物，恰恰相反，而是在与生俱来的本能、历史传承下来的传统、天然的倾向性、个性与天资、种族与个人的这些艰难的冲突之中的一种人为的产物。以旧式学堂中的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在极其古老的生活习惯中产生的这些变化实际上并没有改善什么，相反却败坏了许多优良的传统——对上苍和人类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空洞的、乏味的、百无一用的。在许多地方，古老中国的那些庸俗的毫无价值的外在生活方式仍然保留着，在很多地方仍保持着原本模样。但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内在精髓正平稳踏实地经历着最后衰退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有些缓慢。然而，通过内部改革而非外部压力的驱使来实现的国家的适度开放，到目前为止，在帝国的广大地区几乎还没有开始……我不得不承认，在我旅行期间，大部分地区有明显的改革迹象，也有一些地方，这种改革的迹象非常明显——当然，我说的是那些中国的边远地区——这些地方有一些深谋远虑的官僚，他们切实渴望摆脱屈辱的国际地位。很明显，在有关欧洲和西方的每一件事情上，作为一个整体，民众和政府官员在办事拖沓耽搁的方式上是一致的，这种方式对中世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在这些地方，人们也以奇特的方式反对欧洲主义。这种主义自从现代史开始以来，已在世界东方留下了明显的印迹。”

要是重访那些使我形成上述观点的地方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我也许仍会写出与今天同样的观点。也许会有一点不同，但那点不同之处也将由于今天遍及各处的革命者引人注目的出现而消失。以前，革命者秘密活动着。现在，他们可以公开地活动了，不再担心遭到杀头。远远地站着，我们就能通过中国观察世界。如果我们能看到一盏革命主义的信号灯（指改革），能正确评价在民族主义主张上的重大分歧，这些民族主义主张是革命者在他们的宣传中经常提到的；如果我们也能看到未来，想象着朝一个共同的终极目标不断迈进的中国，那么，毋庸置疑，我们将会发现这个民族在政治上是强大的，正如今天她在人口数量上是巨大的一样。

但是，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中国出现吗？读者自己肯定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真希望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们能，我也希望我们能。一个国家确实需要更加精心的指导，否则根本不能出现这种结局。

然而，我衷心希望中国人不会证明他们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惟其表达出这种希望之后，我才能给这本著作的写作画上句号。今天的中国，有很多人欣赏中国人身上存在着的很多令人钦佩的民族情操，愿意付出很多的牺牲，在最真诚的意义上振奋中国的民族精神。可是，他们也不能不看到，年青一代身上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对大众福祉来说是极大的危险。中国需要强者，但这些强者有很多是热情奔放的年轻人，他们在目前许多大事情的处理上显然缺乏经验。他们需要保持强健的体魄，更需要始终坚持真理(4)。改造全人类1/4人口的国民民族性，仍然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只有依靠坚持真理和坚持正确原则才能做到这一点。惟其如此，他们才能在民族改革和争取国家最大利益的进步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否则就会堕落和失败。那时，中国的末日就会令人震惊地日益临近。

下面是德龄公主接受某家报纸记者怀特夫人（Mrs. T. C. White）采访时的口述片断(5)：

清王朝垮台的原因是什么？

说来话长，很久以前人们就希望清王朝垮台。当然，在北京，许多人对此一点儿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家也知道。至少中国中日战争以后，我父亲就知道。他说：“10年或15年之内，中国会爆发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将结束清王朝的统治。要是清政府能立即进行改革的话，结局也许还行。否则，到那时，他们只好结束自己的统治。”那时清政府还没想去改革。在许多事情上，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改革朝廷。但是慈禧太后——那时她执政——痛恨改革，她非常保守，只要她活着，她就不会去改革。我们希望，要是她死了，光绪皇帝就能即位执政，他本来是希望改革的。但是我们知道他可能活不长，也许在太后死之前他就死掉了。那个朝廷的方方面面都是很神秘的，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讲完。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古老的、保守的国家。中国人坚守着古老的礼制。当然，老一代人喜欢这样，因为这对他们有利。只是到了今天，那些曾呆在国外并接受过西洋教育的青年人向往着西方的文明和自由。如果他们没有看过任何更好的东西，他们将不会知道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东西。但是，他们已经看到，美国的文明与自由是多么的美好，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生活又是多么艰难。我不会因为他们发起了这场革命而责怪他们，我自己也会这样做的，我痛恨旧式的风俗习惯。我们的家庭是最为进步的家庭之一。事实上，我可能会说，在满人家庭中很少有像我们家这样的。

我的父亲希望改革。甚至在我只有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听到他谈论改革话题。他首先让我们学习的就是英语。我们一直住在长江边上的沙市，后来住在汉口，他送我们到教会学校学习。他所有的朋友都反对他这样做，说他太激进，是想把国家出卖给外国人，这才是希望他的孩子接受外国教育的原因所在。那时，他们管他叫“叛徒”。他非常进步，这并没有使他有些许的犹豫。他想让我们学习，我们就学了。

政府是不公平的，只为它自己，没有好的大臣。在北京，许多衙门的头头脑脑都是腐败的，最腐败的就是慈禧太后，那时她还活着——正像她腐败那样，每个人都很腐败。他们敲诈百姓。在中国，每一个职位都是捐来的——每一个官职——包括所有的总督和道台。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是宰辅大臣，我拿许多钱给你想得到某个官职，你说“可以”，你拿走了我的钱，这时另外一个人也想得到那个官职，给了你更多一点儿钱。你既拿了我的钱，也拿了他的钱。他们让正直的人没有官做，而把官职给了那些不正派的人，这就是革命的原因。革命者要求得到公平的待遇。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或应当有机会入仕为官。但是，只要是满人统治，事实上是摄政王的统治——除了那些付钱给满人的人，没有一个人有机会做官。

这些满洲王公和高官为什么如此无能？

满人不想学习，他们非常骄傲自负，没有头脑，他们认为他们要什么有什么。最初的满人不是这样的——大约80年前满人退化了。80年前，他们都很有才华，能够公平地裁决。现在的这些满人根本不想知道任何东西。他们非常自负，你无法和他们交谈。

这些满人无能的主要根源是什么？——是不是在于他们的性格、教养或习惯？

当然是教养。每一个人都赞扬他们，你也看到了。他们想要的就是享乐，皇室中的青年子弟只考虑享乐。摄政王不想学习，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兄弟们也不想学习，他的父亲曾常常为此发怒。但是，他的母亲站在他这一边，她没有送他去学习，而是带他去玩了。当然，另一方面，摄政王本人也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他根本没有个性。我是从个人的经历来说这些的，我多次和他聊过。

在皇宫里，人们是如何把他们培养成人的？这种培养方式对他们有关政府的看法产生了什么影响？

在中国，培养皇帝的方式根本就不对。已故的光绪皇帝就很值得大加称赞。皇帝是在非常排外的紫禁城里被抚养长大的，他根本看不到任何受过（西式）教育的人，只能整天和太监们在一起玩儿。太监是中国最最普通的一种人。在那种培养方式中，皇帝也不可能有任何机会和有经验的人谈话，所以他不能做一个好的统治者。虽然光绪皇帝也是以那样的方式被抚养成人的，但是他仍然有改革的思想，所以我认为他值得大加称赞。宫廷的规矩很是严格，孩子们必须尊重父母的奴仆，小皇帝也必须对太监有礼貌，否则他们会向慈禧太后报告。那是很坏的习俗。如果用那种方式培养小皇帝，他将不会有大的作为。现在的皇太后(6)是一位很仁慈的女性，当然，她也接受过一些中国教育。这种情形要是在几年前就好了。但是现在我们想要新的东西，不同的东西。再去拜读几千年前书写的古籍，已没有用处。我们现在想要的是一种新的文明。当然，那时清政府闭关锁国，把所有的外国人都挡在门外，以免他们骚扰我们。现在政府不能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要有新的东西。

烦请您追述一下皇太后在朝廷中的作用，并说说为什么她能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

这是按照宫廷的规矩办的。如果皇帝很小，太后就替他统治，她拥有所有的权力，他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即便她退下来了，就像慈禧太后那样，皇帝也不得不走到她面前，听取她关于国事的意见。外界一直认为圣裁都出自皇帝，可实际上是出自太后，如若遇到重大事情，皇帝还得去颐和园向太后请示机宜。已故的慈禧太后权力欲极重。在清王朝的历史上，她是唯一的著名的皇太后。现在这位皇太后不关心国事，她知道她不能操纵这些事，所以她也不关心。

现在的皇太后是哪种类型的女性？

她是一位温柔和善的、少言寡语的、谨小慎微的人，对什么东西都有点无所谓。她非常清楚地知道她不能和她的婶母——也就是已故的慈禧太后相比。

如果国家在立宪政府或汉族人统治下，小皇帝仍能在位的话，皇太后可能会起什么作用？

要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谈这个问题，她情愿退下来，什么也不管。我在宫里的时候，当一些事情发生后，我们就会问她的主张。她总是说：“我什么也不想说，因为我认为这样做不对。”“我没有能力告诉你们什么，也根本不能说出什么东西来。”她根本不想去管理政府，这点我确信。她想要的仅仅是平平安安而已。事实上，她的一生受尽磨难，虽然她是老太后的侄女，但老太后用一种很刻薄的方式对待她。

她有实权吗？

没有，她也不想有。有一天，我们正在谈论各种事情，当时，老太后正在会见外使夫人，让她送一些点心给她们。那次会见结束后，我问她，要是老太后死了，她到了太后的位子上以后，她会怎样做。她回答说：“这要看情况，如果我是中国皇后，我会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作为一名皇太后，我什么也不会去做的。”那就是说，如果她丈夫是皇帝、她是皇后的话，她会有些实权。“如果我有儿子，我情愿依靠他。我没有儿子，如果情况准许的话，我会收养一个，然后就像老太后和光绪皇帝那样。”

请您描述一下前摄政王和他的兄弟们的个性特征好吗？

前摄政王载沣，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人——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极其守旧。没有人能和他谈论改革的话题。有一个人曾像开玩笑一样，试着和他谈了一次，他说：“我们的祖先从没有那样做过，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当然，他支持守旧派。他的两个兄弟并不是像他这样的。他们也都在海外，一个在欧洲，另一个在美国。但是，他们当然也并非聪明过人之辈。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三个缺乏心智的人。这两个兄弟，只知道享乐。我想说一件事：当我在国外时，一个青年王爷——载振——来参加英皇爱德华的加冕典礼。路过巴黎时，他来看我们。我非常惊奇。那时，激进的人很少。四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发现他已变成另外一番模样，和前摄政王的两个兄弟没有什么两样了。当他们在国外时，他们满脑子都是中国的改革，希望中国像欧洲和美国一样。可他们一回到中国，他们对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又表示满足了。我对此非常惊奇。有一次，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不得不以那样的方式生活，不得不感到满足。”

接下来，在满人贵族中谁会握有实权？

那要看现在。现在没人有实权。人们猜测前摄政王有，因为他是头儿。

满人有能力光复中兴吗？

这很难说，他们也不想去复兴清王朝。事实上我和我母亲做了我们所敢于做的全部事情。我们真的敢去劝说皇太后，让她信服我们关于改革的观点。比起其他人，我们能说更多种语言的事实自然会使出入宫廷的人们心生妒忌和怀疑。他们确信我们正试图影响老太后，去采取一些我们在国外期间接受的主张。我们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那桐亲王，告诉每一个人，说我的母亲是一个女“康有为”。

重要的一件事是：他们必须用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来培养满人的后代，送他们去国外学习，那样可能会有一些复兴的希望。这些年轻的一代，像前摄政王一样，有着共同的血缘。摄政王及其两个兄弟的母亲是前摄政王的父亲醇亲王的侧福晋。这个女人是个奴婢，没受过教育。醇亲王死后留下年幼的孩子。自然，他们不会有任何机会。他们身上流着母亲的血液，因此只能像他们的母亲一样没有地位。这一代人全部是庶出。

我的意思是，只要中国人还要纳妾，那么，他们就不会进步。这是常见的血统问题。我主张，改革首先就要废除纳妾制度。我们这样说吧，很多官僚有女儿，他们总不会希望自己的女儿去做人家的妾吧，他们必定是要做正房的，所以妾都是由奴婢或坏女人做，那么，他们又怎样能培养出优秀的儿子？他们的血缘都是相同的。当然，皇宫的嫔妃们都是从满族官僚的女儿中挑选的——这些女孩子来自一等或二等的显贵，不会低于这些等级的。她们认为她们在皇宫里就像奴婢，那种生活是可怕的。已故慈禧皇太后就是一个嫔妃。她17岁被选入宫。因为她有了一个儿子，所以她会拥有太后那样的权力。她的儿子就是只活了19岁的同治皇帝。我了解老太后的少女时代。有一天，我会把它写出来的，她进宫后受尽磨难。

在中国，进行真正的改革，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从家庭开始，首要的改革就是废除蓄妾制度。接下来的重要改革，如果不是最为重要的改革的话，就是全面革新官僚体系。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由于各级官僚的巧取盘剥，政府失去了3/4的财政税收，而这些是它本应该得到的。将进入官僚私囊的钱财转入政府手里，政府便有足够的资金去进行一直希望实施的其他项目改革。第三，就是把中国的财政放在银本位或金本位上，不管哪种，也许都是对国家最有利的，还要有一套统一的货币体系，从而给中国商人减少大量损耗。这些损耗是在不同的货币之间持久的内部交换过程中造成的。

你认为这个小皇帝能够培养出治国能力吗？

那要看如何去培养他了。如果他们用培养老皇帝的方式培养他，不让他见任何人，只有太监陪伴左右，那他只会和其他皇帝一样——他将什么也不知道。

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教育与氛围？

这个吗，你必须从孩提时代起即开始训练他的思维。在宫廷里长大的人，心胸都非常狭窄。那些太监，不管已故的皇帝做了什么，都称赞他、宠他，为的是从老太后那里得到赏识。把小皇帝当做一个平常的小孩子进行培养，简单的教育就是这样开始的。如果他知道他将来要做皇帝，而人们又这样夸赞他，他会变得自大的。现在这位皇帝只有五岁，虚岁六岁。我真为这个小皇帝担心。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他的母亲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外祖父地位还可以，是清朝的一个大官僚。但是他的外祖母是一个从扬州买来的婢女。那使他母亲——前摄政王的福晋——血统也变得不纯了。当然，我们就“血统”这个词谈了许多，如果他在这些人中被培养成长——这个家庭不知道任何事情——他就不能获得很多知识。他们都非常无知。

在立宪或共和政体下，各阶层的满人将扮演什么角色？

我知道许多人也许不同意我的观点。共和党人非常强大，满人也许会走到某一个角落，保持沉默。他们缺乏战斗的勇气。他们会走开的。谁会去反对这种事情呢？前摄政王和他的两个兄弟应该会反对，可他们除了吵吵嚷嚷什么也不敢做。在这个家族里，没有坚强的个性，他们都非常胆小，那就是我为什么担心小皇帝的原因。

你认为什么样的政府对目前局势有利？

我的主张当然不是一个共和政体，我更希望是一种有限君主制——一个君主立宪制更适合目前的情况。我只反对共和制，是因为国内派系太多——那么多的省份，那么多的政党。虽然现在他们团结在一起，但他们在得到各自所需要的东西以后，就会分开，相互残杀。这是中国人的秉性。这一代人过后，年轻的一代人都接受了教育。到那时，实行共和制的时机就成熟了。

可否请您给我讲讲小皇帝的家系问题，看看他有没有一点汉族血统？

他是前摄政王的儿子。前摄政王有一半汉人血统，因为他母亲并非满人。小皇帝的母亲大约有3/4的汉人血统：小皇帝的外祖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人，小皇帝的外祖父有一半汉人血统。因此，小皇帝的母亲有3/4汉人血统。小皇帝的汉人血统比他的满人血统要多一些。最近40年左右，血统杂混得很是厉害，因为他们都要纳妾。前摄政王的哥哥是光绪皇帝，他是醇亲王的福晋——老太后的妹妹——唯一的儿子。

袁世凯有理由去爱戴满人吗？

没有。我认为他不会去爱戴满人。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看清了形势。他知道什么东西对国家最为重要。我不能说他爱戴满人，尽管他是已故慈禧太后的宠臣。她一直信任他，知道他是一名干才。已故的皇帝(7)想改革，但他不知道怎样着手去做。袁世凯知道怎样去改革，他是激进人士之一。

如果君主得以保留，宫廷生活会有哪些改革？

他们还没有去想这个问题。隆裕皇太后将会吸取教训。她是一个消息相当灵通的人，她读过一些被译成中文的外国历史书籍，她愿意学习并培养皇帝。我主张像一个外国人一样培养他。你看见了，在中国，他们从不教导皇帝去爱他的子民和他的国家。他们并不那样做。我主张，应教育皇帝去爱他的子民和国家，让他知道他对这个伟大的国家负有责任，他必须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当然，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应该这样做，教导他对他的人民负责。这会更多地依赖于他娶一个什么样的人做皇后。我觉得目前还没有合适的女孩。他不得不娶一个旗籍女子，而旗籍女子都没有受过教育，任何一个旗籍女子都不适合做皇后。我的意思是，不管她们如何变化，她们必须得保持那点过时的传统。他们不会立即废除这些传统。我知道一些多年在美国生活的满人。甚至在美国生活了多年以后，他们还认为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是最好的。他们怎么能那样认为呢？我是一个满人，但我用不同的眼光看问题。从我10岁或12岁起，我就是这样看问题的。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做人上之人。我的父亲总是对我说：“你只是和其他人一样好而已。”

这个宫廷和其他任何宫廷都不同。人们不习惯新鲜事情，那些会花时间。首先他们必须有品德学识高尚的公主。原来的那些公主们什么也不知道，她们想要的就是权力，可她们又不知道如何行使权力。对权力，她们能怎样运用权力呢？任何受过教育的公主都不想和这些无知的公主呆在一起。她们不得不时时抗争着。呆在这儿的时候，我的生活一点儿也不甜美。这个朝廷就像一个中国式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有那么多愚蠢的举动。现在，人们还用旧式的教育方法培养这些可怜的女孩子。当然，她们是满足的，因为她们不知道还有更好的东西。当她们出嫁后，就去丈夫家，遭受婆婆的虐待。你知道，中国人的教育方式与别国就是这样不同。它总是教育女性要学会忍耐。当然，就一个女孩来说，如果父母把她送到外国学习，当她回国时，她已是另外一种女孩了。她母亲不喜欢她这样，因为她可能不会再听母亲的胡言乱语了。在这个大家庭中，他们做了一些愚蠢的事，让保守派反对激进派。我的朋友们就是那样，这些可怜的姑娘们非常痛苦，真希望她们从未接受过外国教育。

————————————————————

(1) 这份著名的清帝退位诏令全文如下：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国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人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政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久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2) 原文中此句位于上段文末，根据上下文语意，将其移于此处。——译者注

(3) 《徒步穿越中国：内陆的生活与改革运动》。

(4) 原书原文为Truth，故译文以黑体标出。——译者注

(5) 如下对话中，宋体字是记者怀特夫人的提问，楷体字为德龄公主的回答。——译者注

(6) 指的是隆裕太后。——译者注

(7) 指光绪皇帝。——译者注

译后记

本译本实际上并非第一个中文译本，却是目前最完整也最忠实于原书的译本。

本译本的接手是因中国人民大学萧延中教授的引荐。当获悉莫世祥先生曾有摘译本（发表在《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2002年复有陈红民教授主持翻译的《辛亥革命目击记》（中国青年出版社）时，译者曾与出版社负责本书的贾宇琰先生谈过个中详情，贾先生在和出版社主编交流后仍决定重新组织翻译，这样，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就开始了。

在翻译过程中，我认真品读了原书两遍，即着手翻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不少专有名词和历史典故。为此，我查阅了黄光域先生编著的《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和孙修福先生编著的《近代中国华洋译名大全》以及其他一些工具书，对当时的武汉及邻近地区的学校、机构等，进行了准确的对译。尽管作者曾指出，“由于不可避免的环境关系，本书公开出版上市之前，我无法得到出版商提供的校样”，实际上，全文并未因作者未来得及再校而出现文意含混之处。如果说有一丁点儿瑕疵，仅是七八处的文字略显粗糙，全部如下：

第151页（所指为原书，下同）：hove to and cast anchor应为 hove to cast anchor

第233页：hour 应为honour

第270页：profered，应是proffered

第247页：nakimura，应是nakamura

第287页：antideluvianism应为antedeluvianism

第300页：sinking 应为sinkiang

第345页：inate应为innate

需要指出的是，原书中脚注均标注为“*”。译者在翻译书稿时对某些地方标注了一些解释性脚注，为行文方便，将原注和译者注全部按顺序改为脚注。译者自认是本着认真的态度来完成本部译稿的，呈现在诸位读者面前的是一部最为符合作者本意的完整的译本，但因能力学识有限，内中势必还有一些不足，望有识者不吝指正。已经尽力的译者只想在此处说，这个译本终于可对得起丁格尔先生的在天英灵了。

在翻译过程中，得到本系同仁郭永胜、丁晓杰两位先生和韩澍同学的帮助，以及内蒙古图书馆忒莫勒先生的点拨。此外，还参考了莫世祥、陈红民先生的两个译本。在此一并谨表谢忱！

张建军

2011年9月19日正午

出 版 人：和　龑

策划编辑：贾宇琰

特约编辑：张远航

责任编辑：李小燕

封面设计：田晗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