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全傳

唐寶林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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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lete Biography of Chen Duxiu(in Chinese)

By Tang Ba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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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62–996–461–0(paper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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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79年，我40歲。在十年「文革」和它的前身「四清」運動中耗費了一生中最寶貴的青春年華後，由一個大學的政治教員，茫然地跨進了一個藏龍臥虎之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中國革命史研究。中科院近代史所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曾是明代特務機關、北洋政府黎元洪大總統宅第、學術大師胡適的住宅。對於自己學識水準能否勝任近代史研究最高機構的任務，我心中一點也沒有數。

       然而，我是一個幸運者。近代史所革命史研究室的領導人，是延安「小八路」出身、性格開朗、熱情提攜後人的史洛明女士。「文革」中，她看到那些過去親密無間的戰友，一夜之間翻臉不認人，都被咬得遍體鱗傷，而她自己，非但不承認莫須有的罪名，也決不捏造罪名陷害別人。她為此吃盡了苦頭，傷透了心，有點「看破紅塵」的心緒，故而要求調到研究所來，清靜地研究一點歷史，了卻餘生。巧的是，她的安徽老家，七拐八彎，與陳獨秀還有點遠親關係。幾十年來她在黨內總聽到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漢奸」、「叛徒」、「反革命」，但又始終拿不出一條證據來，心中一直疑惑不解，現在想弄弄明白。她說︰「小唐，你就與我一起做陳獨秀的研究吧！先從他的後期着手。」——因為，上述陳獨秀的罪名，都發生在他的後期。

       作此研究，談何容易！陳獨秀案是在極其複雜的年代中黨派鬥爭的產物，被中共中央數個決議所鐵定。陳獨秀與托派結合後成立了中共反對派組織，也即中共到目前為止唯一的反對黨。因此，他的後期歷史資料是嚴厲封存的絕密檔案。別說學者，就是高官，沒有特殊的理由和審批手續也是不能查閱的。陳獨秀研究成了禁區，能發表的，只能是批判，批判，再批判……老一代史學家中，個別有一點正義感的人如孫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論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客觀評價過陳在這個運動中的作用，就立即遭到批判、打擊和迫害。

       機遇終於出現了。當我們開始收集陳獨秀後期資料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各項工作包括各地的檔案管理還未完全走上正軌。我們花了約一年時間，在北京、上海、南京收集到相當完整的陳獨秀後期和中國托派的系統資料，猶如發現了一座儲藏量豐富的金礦。系統到甚麼程度？可以說：從1929年被開除到1942年去世前，陳與中共中央鬥爭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和書信；1929年轉向中國托派及1931年被選為托派中央書記後，陳與國民黨、共產黨及托派內部極左派鬥爭及呼籲聯合抗日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和書信；中國托派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在莫斯科誕生，到1952年在大陸被取締時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書信。

       為甚麼這些資料會如此全面而系統？中國托派產生及陳獨秀加入後，組織和活動中心一直在上海，由此向全國輻射。其活動完全歸結為一張機關報上的宣傳及散發小冊子和傳單，由於地下鬥爭的惡劣環境，這些材料絕大多數是手刻油印件，甚至是用印藍紙手工複印或手寫的原稿。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除少數托派領導人把組織轉到境外之外，絕大多數托派分子轉入地下，繼續收藏着這些資料。中共忙於對付國民黨殘餘勢力及整頓經濟，托派分子以為可以繼續活動，因此又活躍了起來。沒料想，其組織與活動完全被中共掌握。1952年12月22日夜，依照毛澤東的命令，全國統一行動，對大陸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實行大逮捕、大抄家。中共繼而在全國掀起肅托運動，把散落在民間及所有圖書館中的有關陳獨秀和托派的資料全部徹底地清查出來，經過整理，加以封存。

        獲得這批後期歷史資料後，為貫徹資料共用和推動全國陳獨秀全面研究的原則，我們於是聯絡安徽、上海、北京三地對陳獨秀有研究的學者收集、研究並最終編輯《陳獨秀研究資料》，共分四卷。安徽學者主編第一卷（1879–1915），即陳獨秀早期資料，陸續收集到《江州陳氏義門宗譜》、迄今發現的陳獨秀最早的著作《揚子江形勢略論》、早期創辦的刊物《安徽俗話報》等；北京學者主編第二卷（1915–1920），收集到陳獨秀在廣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時期出版的《廣東群報》，記錄了陳的大量言論和活動；上海學者主編第三卷（1921–1927），收集到陳獨秀領導的「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資料，其中在上海「三暴」時期陳主持的中共特委會會議原始記錄尤其珍貴；近代史所則利用上述資料主編第四卷（1927–1942）。這四卷資料都是綜合性的，包括陳獨秀未發表過的論著、有關各種檔案資料、親友回憶錄和各方評論等，準備交與中央直屬的，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書籍出版單位人民出版社出版。

       與此同時，不少學者衝破阻力，紛紛發表文章。有的對陳獨秀的誣名提出質疑，有的直接為其辯誣。筆者也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刊物《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16期）發表了處女作《舊案新考——關於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為「漢奸」問題》。接着又運用整理編輯《陳獨秀研究資料》第四卷的材料和心得，寫了三萬多字的論文《試論陳獨秀與托派問題》，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史學界最高權威刊物《歷史研究》（1981年第6期）上。該文批駁了陳與托派相結合是「走向反革命」的傳統觀點，獲得該雜誌優秀論文獎。

       北京的政局如初春的天氣，乍暖還寒。1984年初，《陳獨秀研究資料》四卷初稿陸續編出，第一卷已經被人民出版社審閱通過。然而此前，發生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不能成立的觀點，被定為學術領域「精神污染」的主要表現。代表中央主管人民出版社的胡喬木親自到社嚴厲訓斥︰「你們好大膽，竟敢出陳獨秀的文集！知道陳獨秀是甚麼人嗎？他是托派頭子！知道托派是甚麼東西嗎？托派是漢奸、反革命。」其實，這都是經過他這個主管大人審批的，現在卻倒打一耙。出版社負責人之一曾彥修是個硬骨頭，不服，向中央告了一狀，結果不了了之。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13號文件，宣稱︰「近年有些刊物發表為陳獨秀錯誤辯護的文章……這是很不妥當的。望告各有關刊物，此後嚴肅注意防止再發生同類事情。」並指出「不能為他被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1]致使《陳獨秀研究資料》胎死腹中。

       此前，我開始撰寫《陳獨秀傳（下冊）——從總書記到反對派》一書（此著為李新主編的革命史叢書之一，該書上冊已由叢書編委會成員之一任建樹先行接手），在「清理精神污染」運動被迫結束以後得以面世。但由於形格勢禁，為了能夠順利出版，該書在觀點上未能有較大突破，資料運用也不能不有所顧忌。儘管如此，此書還是受到歡迎，在上海圖書館的借閱率好幾年名列前茅。而且，由於陳後期檔案資料很快又被查封，並轉移到北京中央檔案館，不讓學者研究使用，這本書成了所有研究陳獨秀後期歷史的學者必閱的「工具書」。

       就在「陳傳」下冊出版前夕的1989年3月，我與十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陳研學者，在北京秘密成立「陳獨秀研究會」，決心把對陳的研究與「正名」工作推向前進。「平反」二字對當局來說太敏感，故用「正名」以減少阻力。1992年，我出任該會秘書長（後來改選為執行會長）。次年10月，我為該會創辦並主編會刊《陳獨秀研究動態》，為全國陳研學者提供一個交換新資料、新觀點的平台。由於不斷被宣佈為非法刊物，《陳獨秀研究動態》曾改名《簡報》、《信息與服務》、《陳獨秀與中國》，贈閱交納會費者，曾發送近千份。同時由我們組織，兩年一次，逢陳獨秀生日和忌日輪流在其各個歷史活動地舉行全國性的學術研究討論會，交流學術成果，並推動為陳獨秀正名的運動向縱深發展。我們陸續把「十宗罪」推倒了九宗，只剩下「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由於缺乏有力的資料，無法撼動。

       真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這個時候，1994年由俄羅斯科學院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同德國柏林大學東亞研究會聯合編輯的大型系列檔案文件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49）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有關專家陸續翻譯出版。首先出版的6卷，正好收錄的是關於陳獨秀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從1920年創建中共，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幾乎全部絕密文件。從中，人們可以十分清楚和詳細地看到，陳獨秀怎樣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指導下創建中共，又怎樣被迫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怎樣被迫接受國際命令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怎樣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放棄獨立發展中共、獨立進行革命的主張，接受史太林為首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訓令向國民黨讓步、屈服，從而成為國民黨進行北伐戰爭的附庸和助手；以及1927年4月至7月，國民黨怎樣把中共打入血泊中，史太林又是怎樣把失敗的罪責推到陳獨秀身上。所有這些，徹底地推翻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項罪名，原來是史太林文過飾非，把陳獨秀當替罪羊的產物。

       但也正是組織翻譯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檔案資料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為向中共「十六大」獻禮，在2002年出版的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繼續給陳獨秀戴着「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主持該書編寫的是主持業務的副主任石仲泉，該室主辦的《百年潮》雜誌，大肆宣傳所謂「內因決定論」，即應由中共的陳獨秀而非聯共的史太林承擔大革命失敗的責任。[2]

       筆者運用檔案中的大量事實，寫了一篇長文：《分歧已經擺明，讓歷史去評判——就石仲泉先生談「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擺擺我們的觀點》，得到了廣大學者的熱烈響應。結果，同年11月，在高壓下堅持為陳獨秀「正名」達十年之久的「陳獨秀研究會」終於被當局無理而非法地取締了，其會刊也隨之而亡。在此背景下，我們另行出版能反封禁的電子刊物《建設和諧社會學習參考資料》，繼續無償贈送給原陳研會員和一切有電子郵箱的讀者。

       除陳獨秀問題以外，本人還在多個領域從事研究，著有《宋慶齡傳》（主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100年》、《中國托派史》等，多數獲得重大獎項，並獲得「政府特殊津貼」，該獎是為那些為我國社會科學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而設。但我也因多次闖禁區、踩線而受到警告，甚至走到「嚴懲」的邊緣。有人對我說：「你是新中國共產黨培育的學者，不為現實政治服務，違背正統觀點，是嚴重錯誤。」我回答說：「我愛我師，我尤愛真理。」況且，黨的基本原則正是「實事求是」，我求真實寫歷史，無愧於黨，更無愧於祖國和人民，無愧於歷史。

       本書的寫作動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筆者企圖把自己近30年來積累的資料和思考毫無保留地奉獻給廣大學者，特別是那些在為陳「正名」的戰鬥中結為戰友的先生和女士們。同時，我也要說明，本書所以能如此全面的貢獻陳研資料和許多反傳統的觀點，是由於吸收了以上提到的全部資料和陳研會員的研究成果，故而大膽地取名為《全傳》。為了求「全」，初稿近百萬字。由於篇幅有限，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幫助下，若干內容只得割愛，減縮成現在這個版本，但與國內外幾本陳傳相比，還是最全的，所以未改書名。自然，隨着時間的推移，此書的所謂「全」也是相對的，只是指就目前國內外的研究狀況而言。所以，本著實際上也可以說是廣大有良知的陳研學者集體的創作。為此，我向廣大陳研學者，向廣大原陳研會會員，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還要指出的是，本著在撰寫過程中還得到日本京都大學石川禎浩教授、大阪教育大學菊池一隆教授、東京大學佐佐木か教授、慶應義塾大學長堀祐造教授和弘前大學李梁教授的熱情幫助。這種國際友情產生於前幾年日中關係緊張的時期，讓我十分感動。另外，我還收到邵育信先生（瑞士籍，原中國托派中央臨委邵魯之子）和原中國托派老人、已故的鄭超麟、王凡西（英國籍）先生提供的許多資料和資訊，在此也一並感謝。

       本著的撰寫，是陳研會被無理非法取締時向會員的許願之舉。但是為了照顧妻子的病體，研究與撰寫工作只得斷斷續續地進行，本來準備兩三年完成的工作，現在花了整整五年，使許多朋友和陳研會員等得太久，這也是需要說明和表示歉意的。這一點想必大家也能理解。

       我的妻子魏淑敏，為我三十年學術生涯提供了全部的後勤保障，讓我能夠專心於學術研究。為此她操勞過度，從2003年起，幾次發生腦血栓、心肌梗、股骨骨折等病危狀況，近年來發展到全身癱瘓，直到近乎「植物人」的程度，使我感到深深的歉疚。本書在出版社審閱期間，即2009年3月9日，她不幸病逝，未能見到本書的出版，遺憾之至！

       明年我將進入古稀之年，本著乃筆者的封筆之作。香港凌文秀先生為本著的出版熱情奔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提供了出版機會，為我的學術生涯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為此我對他們無比感激。我還要特別感謝本書編輯吳永熹小姐和出版社為此書延請的特約編輯胡泊先生出色的工作。出版社按國際規格，要求較高，所提修改意見對我幫助很大。我也曾努力為之，但幾十年來大陸在這方面的低規格積習已深，尤在資料的運用和注釋上限制較多，致少數地方仍有缺憾，望讀者見諒。

       2009年10月9日是陳獨秀誕辰130周年。本著恰逢此時完成，乃是對這位歷史偉人的最好紀念。

       唐寶林

       2008年10月於北京

       2009年7月修改

[1]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中宣發文第13號，1984年3月19日。

[2] 石仲泉︰〈用「三個代表」思想指導《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編修〉，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百年潮》，2002年第10期。

自序   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艱難歷程

莫須有的十宗罪

        1927年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決議、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對陳獨秀命運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三個重要決議。這些決議以及毛澤東秘書胡喬木1951年寫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文革」前黨史和革命史教育「最高教科書」），宣佈了陳獨秀的十項罪名——我們稱為「十宗罪」︰

        一、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

        二、右傾機會主義

        三、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四、托陳取消派

        五、反蘇

        六、反共產國際

        七、反黨

        八、反革命

        九、漢奸

        十、叛徒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學術界對陳獨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動重新進行考察，才發現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除了「漢奸」罪名完全是誣陷之外，有的屬於權力掌握者的「理論解釋權」（即「成王敗寇」）的產物，有的則是革命陣營中的不同意見被「妖魔化」的結果。此案是中共黨史上最早的一起冤假錯案。此外，陳案還衍生了類似「五四無陳論」與「『一大』錯誤選擇論」等謬說。現把對以上罪名和謬說的考察情況簡述如下︰

「五四無陳論」與「『一大』錯誤選擇論」的破滅

        關於「五四」和建黨時期的陳獨秀，1954年中宣部給中央的一個請示報告中指出︰

        最近，關於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後的作用的估價問題，由於這個問題涉及到有關五四運動的歷史論述和資料的編輯，因而屢次被提出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史叢刊》有一本《五四運動》，就因為不能肯定陳獨秀的文章可否選入而只得暫時把編好的稿子擱下來；《中國青年》編輯部曾經懷疑五四運動時期的歷史論文是否可以提到陳獨秀的名字；馬列學院編輯中國革命報刊史同樣遇到這個問題；最近四川武隆縣委宣傳部也來信問︰蘇聯對革命叛徒貝利亞的文章和照片統統燒掉，為甚麼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一書中還選有革命叛徒陳獨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3]為此，報告提議︰

        有關的歷史事實的敍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有關的歷史資料，可以選錄他的一部分有影響的論文，但是，應有適當的批判，或加注說明他在當時的作用和後來叛變革命的行為。[4]

        這個提議，實際上受胡喬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的影響。這本書以及50、60年代作為高校教科書普遍使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胡華著）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一般都不提陳獨秀，而只提李大釗，有的仿照毛澤東的做法，再加一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講建黨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只講李大釗和毛澤東，也不提陳獨秀。《講義》甚至說：毛澤東在1920年「為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作了思想上的準備」。實際上，毛澤東1936年自己對斯諾說︰1920年在聽了陳獨秀的一次談話、讀了陳獨秀推薦的《共產黨宣言》等三本馬克思主義的書後，才轉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寫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局書記時，也要強調「陳獨秀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以馬克思主義面貌出現，而實質上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陳獨秀被選為黨中央領導人，官方對此解釋為：「黨在初創時的幼稚所致」、[5]「錯誤的選擇」。

        1979年「五四」60周年、1981年建黨60周年，國內都舉行了盛大的學術研討會，發表了一批重要文章，提出應該肯定陳獨秀的應有地位和作用。以儒將聞名於世的蕭克在建黨6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說︰

        「陳獨秀問題，過去是禁區，現在是半禁區，說是半禁區，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觸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有顧慮。」「不認真研究陳獨秀，將來寫黨史會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紀錄片《先驅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時期的總司令和創黨的最主要人物。在創黨的鏡頭中，一出現就是李大釗。然而『南陳北李』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定論。李大釗作為建黨主要人物之一是對的，但陳獨秀應屬首位。」[6]

        1981年，《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毛澤東1945年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深情地談到陳獨秀︰

        「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

        隨後，經過眾多學者的長期廣泛的論證和宣傳，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中共主要創始人的觀點，逐步被各界人士所認知，並被官方接受。如1984年中宣部下令禁止為陳「翻案」的文件，[7]也不得不承認︰「陳獨秀在建黨時期有不可否認的功績」。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的中共黨史範本，即1991、2002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以及獲得中宣部、文化部獎項的電影《開天闢地》、電視劇《日出東方》都正面反映了陳獨秀在「五四」和建黨時期的作為。這時，才比較徹底地否定了幾十年來的「五四無陳論」和「『一大』錯誤選擇論」。

中宣部為陳獨秀漢奸罪公開平反

        抗戰爆發，中共駐共產國際正副代表王明、康生回國前後，在中共各大機關報——巴黎《救國時報》、延安《解放》和武漢《群眾》及《新華日報》上稱陳獨秀是每月向日本偵探機關領取三百元津貼的漢奸。當時輿論大嘩，紛紛要求中共拿出證據來。陳獨秀發表聲明予以批駁，並準備付諸法庭。後來由於周恩來做了許多工作，並由徐特立出面調解，再加上戰事吃緊，武漢很快失守，此事雖未鬧上法庭，卻也未了。陳獨秀頭上「漢奸」這頂帽子，一直到死也沒有摘掉。1951年出版的由毛澤東親自審定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有一條注釋完全重複王明、康生對陳獨秀的誣陷︰

        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後，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托洛斯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叛徒相結合，於一九二九年形成一個反革命的小組織在九一八事變後，他們接受托洛斯基匪賊的「不阻礙日本帝國佔領中國」的指令，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活動。[8]

        誣陷陳獨秀是「漢奸」、「叛徒」，毛澤東是不同意的，但是後來變了。1936年4月25日，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發表的《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中，[9]被呼籲的40個黨派及團體名單中就有「中國托洛斯基主義同盟」。1937年8月陳獨秀出獄時，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還發表「時評」，對此表示歡迎和期待︰「當陳獨秀先生恢復了自由以後，大家都在為陳先生慶幸，希望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伍中來。」[10]

        40多年後，學術界為陳獨秀「五四」和建黨問題正名同時，大膽地對「漢奸」論提出質疑。中國革命博物館研究員夏立平在該館主辦的《黨史資料研究》上發表《陳獨秀被開除出黨以後》一文，提出「漢奸論」不能成立。然後唐寶林等一批學者發表《舊案新考——關於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為漢奸問題》等論文，[11]進行論證。此事立即引起官方注意。1984年中宣部《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中宣發文第13號）終於明確承認︰「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

「鄧小平理論」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平反

        把陳獨秀視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者」，[12]起因是1923年陳發表的兩篇文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陳文認為︰「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緊接着又說：若有特殊情況，「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如俄國二月革命後的十月革命。但為適應史太林和中共醜化陳獨秀的需要，批判者只抓住前一個觀點，把這個觀點想當然地斷定為陳獨秀主張在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橫插一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從此，人們多不再認真去讀陳文本意，而是因循訛傳。

        改革開放後，首先是大慶師專賈立臣先生在主編《中國現代史》時，對陳獨秀做出高度評價，認為他對中國革命的兩種前途，已做出了科學的預見——「較之認定只有一種前途的觀點是很大的進步」；「陳獨秀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對革命前途的預見，對推動國共兩黨早日實現合作，起到了積極作用，對中國共產黨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作了一定貢獻。」[13]

        日本學者江田憲治更明確地指出陳獨秀是「兩階段連續革命論」。[14]因為，陳獨秀認為，不管民主革命由誰來領導（即使是資產階級領導），勝利後由誰來掌握政權（即使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緊接着無產階級有可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由於政治壓力和傳統觀念影響太深，幾十年來，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像賈立臣和江田先生那樣認真研究。直到1999年3月，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召開的編修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討論會上，筆者轉達江田先生的觀點，並問：如果陳獨秀所指的國民革命勝利後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的情況，是指俄國二月革命後的狀況——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建立了資產階級政府，但由於緊接着發生十月革命，能不能也說列寧是「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在場的眾多權威學者才承認「不能」！

        然後，筆者又指出︰現在，當我們總結蘇聯建設社會主義進而又瓦解的歷史教訓和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失敗的教訓，我們發現，在民主革命後，即使是所謂的無產階級握得政權，在社會經濟上，必須有一個長期的發展或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階段。否則，侈談社會主義就是民粹主義的空想。所以，陳獨秀在1923年兩篇文章中的思想，不是右，反而是「左」。因為他認為民主革命後，社會主義革命會緊接着很快發生，排除了有一個漫長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

        改革開放，改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起初，對市場經濟是姓「社」還是姓「資」，爭論得很激烈。鄧小平裁定：不爭論這個問題，「摸着石頭過河」，幹起來再說。也正因為如此，2001年，為紀念中共成立80周年而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及次年出版的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也不再批判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了。

新版毛選放棄了六項指控

        陳獨秀於1929年被開除出黨，並被加以「托陳取消派、反黨、反共產國際、反蘇、反革命、叛徒」六項罪名，都是因為他走上了與托派相結合的道路。但是，人們只知道陳轉向托派以後採取了與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對立的立場，至於究竟有甚麼主張？進行了甚麼活動？為甚麼是取消派、反革命、叛徒？大家是不清楚的。中共決議都籠統地說他轉向托派後，「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懾於紀律，沒有人提出異議。即使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稱陳獨秀「建黨有功」之前，也不得不說︰「後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

        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客觀原因，是所有有關陳獨秀和托派的材料都被作為絕密檔案嚴密封存。陳與托派結合的真相，也就封鎖了起來。筆者在收集陳後期研究資料時看到了這些檔案，瞭解到中國托派從1927年莫斯科留學生中產生到1952年在大陸覆滅的歷史全過程。隨後，寫出了論文《試論陳獨秀與托派關係》。1981年《歷史研究》第6期不惜以3萬多字的篇幅發表，立即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文章以大量無可爭辯的原始檔案資料，敍述了陳獨秀從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與托派相結合、爭吵、分離的複雜過程，以及在此期間他與共產黨的矛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鬥爭。指出在他出任托派中央領導人期間，曾領導托派進行過許多重大的「反蔣抗日」革命行動；抗戰爆發後，也作過許多抗日工作。托派與共產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對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托派及陳獨秀認為革命應該像歐洲那樣，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不能離開城市、離開工人階級而到農村去與農民相結合；否則共產黨就會農民意識化，革命就會像農民起義那樣沒有勝利的希望。這在馬克思主義正統理論和策略上沒有錯，只是在運用到中國實際時成了教條主義，自然是錯誤的。這個錯誤的性質是陣營內部的思想路線分歧，不應定為「反革命」。而聯繫到中共勝利至今的歷史，也很難說陳的這個觀點是錯誤的。

        陳獨秀的托派問題所以被搞得如此複雜，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托派被深深地釘在「漢奸、反革命」上。195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在注釋「反革命的托洛斯基分子」一詞時寫道︰

        托洛斯基集團，原是俄國工人運動中的一個反對列寧主義的派別，後來墮落成為完全反革命的匪幫。關於這個叛徒集團的演變，史太林同志於1937年在聯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裏，作過如下的說明︰「過去，在七八年前，托洛斯基主義是工人階級中這樣的政治派別之一現時的托洛斯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而是一夥無原則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雇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15]

        從上世紀30年代直到90年代初，中共一切文件都根據史太林的這個說法和毛澤東審閱的這條注釋，把中國托派定成「反革命」、「漢奸」。

        正是在蘇共為該國托派平反的1988年，筆者應當時比較開明的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黨史研究》主編鄭惠所約，在一年前完成的24萬字《中國托派史》初稿基礎上，縮寫了約1萬字的論文《簡論中國托派》，刊登在《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上。文章引用大量原始文件，介紹了中國托派的歷史，實際上否定了以上所有不實之詞。

        此文發表後引起了廣泛關注。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公安機關都派人來向筆者瞭解有關情況。1991年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注釋第一次承認托派是「抗日的」，非正式地為其平了反︰

        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着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造成的。[16]

        1984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封殺陳獨秀研究的13號文件，指出︰「不能為他被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黨內人物」。於是，以「分工」為名，不允許《歷史研究》再發表有關陳獨秀研究的文章。從1980年至1991年期間編輯出版的《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一至五十輯共632人，居然沒有陳獨秀！更有甚者，這份文件還把當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黨史資料》1983年第3輯和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的《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2輯兩個內部發行刊物刊登陳獨秀《金粉淚》組詩一事，說成是「很不妥當的」，《中共黨史資料》為此被迫作了檢討。其實，這五十六首詩的全部內容是以嬉笑怒罵的手法抨擊日本侵華和國民黨腐敗的，一點「反共」色彩都沒有。

        同年4、5月間，胡喬木就《陳獨秀文集》向人民出版社發難。結果，此書改稱《陳獨秀文章選編》，不能用「文集」、「文選」，更不能用「選集」之名，由1951年與人民出版社合併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內部發行」。當時，三聯書店可視為人民出版社的副牌，職責是出版「非馬列」或「力圖運用馬列但還不純熟」的著作。1986年拆出，獨立成社。《陳獨秀文章選編》主要收錄了陳一些公開發表過的文章。本來在它之後，還要在更小的範圍，內部發行一本內容更尖銳的文章補編以及《陳獨秀研究資料》，此計劃只好取消。1988年，《新聞出版署重申幾類需經專項申報的選題的通知》公佈的「嚴格控制出版」（即「出版黑名單」）的目錄中，「陳獨秀」赫然居首。此類選題「未經申報並得到批准，一律不得出版」。而「申報」的結果，往往是「不得出版」。後來，連陳獨秀研究會會刊的名稱《陳獨秀研究動態》（第23期以後）也不能使用，只能用無名氏的《簡報》。

        但是，學術界繼續沿着求真求實的道路走下去。1989年，按《試論陳獨秀與托派關係》的思路，筆者寫的《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書中不僅再次全文披露《金粉淚》五十六首並作全面注釋，而且再次全面否定了托派時期的陳獨秀是「反革命」的傳統觀點。1993年，繼1984年陳獨秀文章《補編》出版受阻以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陳獨秀著作選》三卷本，不僅再次收錄《金粉淚》，而且收錄了以上陳晚年內容更尖銳的書信和文章，並且是公開發行。1995年，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收錄最全的《陳獨秀詩集》，再次收錄《金粉淚》，並作詳細注釋。1989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收錄了筆者所寫的「陳獨秀」條目和1994年出版的《中華民族傑出人物傳》叢書（10）收錄的筆者所寫的《陳獨秀傳》，都未提「十宗罪」。

        鑒於廣大學者對「不能把陳獨秀看作黨內人物」的規定強烈反對和不滿，1994年《中共黨史人物傳》出版第51至100輯時，終於把「陳獨秀」列為第一篇。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關於「陳獨秀」的注釋，也作出了相應的改變，在寫到1927年以後的陳獨秀時，原先的「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類帽子不見了，改為︰「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托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17]

        至於反共產國際的問題，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所謂「反蘇」，就是反史太林，也是從反共產國際衍生出來的。蘇聯、史太林、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對別國革命瞎指揮，不應該反對嗎！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後的深刻教訓中體會到，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才能勝利，不能由莫斯科遙控。這一點，已經為中國革命的全部歷史所證明。毛澤東也是這個觀點，否則他也會成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式的悲劇人物。具體到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中共中央遵照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對這個涉及中國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複雜問題提出了簡單化的策略口號︰「保衛蘇聯！」，是完全錯誤的。陳獨秀對此表示反對，提出「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口號，並指出戰爭無論怎樣爆發，在中國領土上進行，受害的則是中國老百姓。這種立場和意見顯然是正確的。在中東路問題上的爭論，是定陳為「反黨、反蘇、反共產國際」而被開除出黨的一個重要根據。現在應該把這個問題說清楚，還他一個公道。[18]

「機會主義」加「投降主義」，解鈴還需繫鈴人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個問題最複雜，學術界的撥亂反正也最晚。這是因為︰

        第一，「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的結論是由史太林、共產國際定的。聯共對各國共產黨又以「老子黨」自居。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服從。共產國際雖在1943年解散了，但「老子黨」還在。新中國成立後，再加上一個「蘇聯老大哥」，「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真相還是不能揭開。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這樣寫道︰

        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即史太林，原始資料如此。本書中凡出現『史大林』和『史丹林』，也是當時對『史太林』的稱呼——引者）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19]

        第二，如1957年毛澤東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期間對南斯拉夫代表團團長卡達爾所說的，1927年以後，中共在長期對敵鬥爭中一直處於弱勢，需要蘇聯的援助；建國後，建設社會主義也需要蘇聯的援助和經驗的借鑒。為此，沒有必要去得罪史太林這個報復性極強的龐然大物。[20]

        第三，毛澤東對卡達爾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嚴重對立。為了國際鬥爭和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需要維護史太林的領袖形象。1963年，在中蘇大論戰中，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關於斯大林問題》也指出︰「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大問題」。相比之下，陳獨秀的冤屈乃是一個小問題。中共定了一個規矩，批判黨史上的錯誤，只批判我黨領導人，不批判共產國際，更不批判史太林。誰違背這個規矩，就是違犯黨的紀律。[21]1983年秋，雖然以上三條理由已不存在，北京大學向青教授等學者涉及這個問題，就被定為「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翻案」，在史學領域搞「精神污染」。這個打擊通過當日的全國新聞聯播節目傳遍全國，學術界的努力被打了下去，一悶就是20年。

        第四，1931至1945年，毛澤東與王明曲折鬥爭並最終戰而勝之，莫斯科在總體上是支持毛的。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得到史太林的「無私援助」，投桃報李，壓制黨內對史太林的不滿情緒，也在情理之中。沒有必要為了一個已經被開除出黨的陳獨秀，犧牲黨和國家的更大的利益。

        第五，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提出反對史太林的個人迷信。劉少奇、鄧小平響應，在同年中共「八大」上提出防止中共黨內的個人迷信問題，引起毛澤東的警惕和不滿。毛堅決維護史太林，稱其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斯大林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的領導人」。「我們理所當然、義不容辭地要起來為斯大林辯護。」[22]因此，更不可能揭露「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真相，批判史太林。

        第六，大革命中，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指導共產黨對國民黨妥協退讓的文件，只有其代表和陳獨秀等少數人知道。這些能夠揭露事實真相的證據被莫斯科嚴密封鎖起來。與此相反，執行這些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陳獨秀的文章歷歷在目，被反復引用。於是，當史太林把失敗責任推得一乾二淨，陳獨秀渾身是嘴也說不清，別人也無法為他說話。

        1991年蘇聯解體，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絕密檔案陸續開放。1997年後，1920–1927年聯共與國際如何指導中國革命的系統檔案也翻譯介紹到中國來。於是，在中國學術界立即引起了一場關於陳獨秀與大革命研究的革命。1999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奎松首先利用這套資料寫成《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一文，刊登在當年《近代史研究》第2期上。文章首次全面否定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傳統觀念。筆者也已經讀到公開出版的這套檔案資料，思想受到極大的震動，認識到過去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研究和批判是受了深深的蒙蔽，應該重新認識。

        恰巧，1999年3月中央黨史研究室為徵求對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1923–1927年部分修改稿的意見，邀請一些學者開了幾天座談會。筆者有幸也應邀參加，並在會上對照新的檔案資料，就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黨務整理案上的三大機會主義讓步、汪陳宣言，不執行共產國際挽救革命的「緊急指示」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向傳統觀念提出了顛覆性的意見。這引起了專家學者的極大興趣，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爭論。主持編修工作的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當場表示︰「要把陳獨秀當作正面人物來寫。」[23]

        隨後，這年12月，為紀念陳獨秀誕辰120周年，由陳獨秀研究會發起，聯合中共黨史學會、中央黨史研究室等七家單位，在北京召開了規模空前的「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人民日報》社理論部把作家袁鷹寫的為陳獨秀辯誣文章《悵望一座墓園——寫在陳獨秀誕生120周年》，冠以《應當把陳獨秀作為正面人物來寫》標題，以《內部理論動態》的形式發到全國各省市領導同志手中。《歷史研究》發表了由我撰寫的《重評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長篇論文。文章認為︰1923至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是在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此期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這些決定絕大部分由莫斯科的代表、顧問直接在中國執行，命令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貫徹。中共中央的活動範圍和實際權力是很小的。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是沒有的。

        200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80周年，全國舉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紀念活動。其中，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部組織全國著名學者合作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歷程》作為黨校系統新的黨史教材，繼1999年上海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史》以後，成了又一部放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傳統觀念的權威著作。經過中共中央書記處五位書記審批，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不得不吸收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違背斯大林共產國際的許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傳統觀念的提法，終於承認︰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並不真正瞭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佔了上風。」[24]

        1989年3月，北京、上海、安徽等地一些學者串連後成立了第一個陳獨秀研究會。接着，安慶、合肥、上海也先後成立研究陳獨秀的學術團體。他們分別於1989（北京）、1992（安慶）、1994（江津）、1997（上海）、1999（北京）、2001（溫州）、2002（南京）召開了七次全國性的陳獨秀學術研討會，還直接促成日本陳獨秀研究會成立，並在東京召開了中日兩國學者參加的一次陳獨秀學術研討會。在香港出版了三本反映目前陳獨秀研究主要成果的《陳獨秀研究文集》，還從1993年開始，在沒有經費的困難條件下，編輯出版了會刊，提供大量珍貴史料，交流中外學者研究成果和訊息。

        自然，要真正恢復陳獨秀的本來面目和應有的歷史地位，給他一個做「人」的位置，還要做許多艱苦的工作。實際上，在這個問題上鬥爭還相當激烈，甚至出現倒退現象。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修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以甚麼「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的說法，在否定「右傾投降主義」同時繼續保留「右傾機會主義」罪名，陳研會和廣大學者在會刊上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再加上十年來陳研會不斷宣傳陳獨秀的「民主與科學」基本思想，與現實政治相悖，也在2003年11月4日被突然撤銷了。但是，中國政治科學化、民主化的車輪是不可阻擋的。正如陳獨秀所說：「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

附註

        本稿於修改時傳來重要訊息︰在30年「為陳獨秀正名」運動的壓力下，中共高層被迫且戰且退，通過各種方式（如趁《毛澤東選集》再版時修改注釋、發其他文件時附加說明等），悄悄地放棄原來加於陳獨秀的「十宗罪」。2002年主持編著最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時堅持稱陳為「右傾機會主義」的中央黨史研究室領導人石仲泉，2008年在兩次重大紀念會上發表講話，戲劇性地180度大轉變，聲稱要為「徹底平反陳獨秀」、「恢復陳獨秀的黨籍」而努力。然而，1937年抗戰爆發，陳獨秀出獄在尋求與中共合作抗日時尚且表示「無意回黨」；如果地下有知，以今日中共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他能回黨嗎？必須指出︰陳獨秀是全民族的，不是一黨一派的！石先生的180度轉變是在退休後說的，這說明他在任時，有些問題上必須說組織允許的話、違心的話，即假話；卸任後才能說真心話。擔任中共領導人時期的陳獨秀也是如此。這是「輿論一律」的政黨體制下幾乎所有人的無奈。

[3] 〈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頁4–5。

[4] 〈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頁4–5。

[5]胡華︰《中國革命史講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62），頁38、54；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頁4–5，載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238。

[6]轉引自歐遠方：《歐遠方文選》（香港︰語絲出版社，2002），頁457。

[7][注7]〈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

[8]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29，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164。

[9]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檔案選編》（中）（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頁137–139。

[10]〈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解放》，第32期（1937年11月20日）。

[11]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第16期（1980）。

[12][注12]〈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布爾塞維克》，第2卷，第1期（1928）。

[13]賈立臣主編︰《中國現代史》（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頁87。

[14]〔日〕《東方學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第62冊（1990年3月），頁547。

[15]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29，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164。

[16]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270。

[17]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註4，《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238。

[18][注18]參見唐寶林︰《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45–53。

[19]〈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頁976。

[20]參見愛德華・卡德爾著，李代軍等譯校：《卡德爾回憶錄》（北京︰新華出版社，1981），頁173。

[21]參見《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紅旗》，第18期（1963）。

[22]參見《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紅旗》，第18期（1963）。

[23]唐寶林︰〈把陳獨秀當作正面人物來寫——參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修改稿討論會側記〉，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6期（1999），頁20。

[2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280。

一    早年傳奇（1879–1905）

出生書香門第「大世家」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清光緒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於安徽安慶懷寧縣城。這一年是中國陰曆兔年，在遠方的俄羅斯，10月26日托洛斯基出生，12月21日史太林出生（不過根據1990年公佈的檔案，史太林出生於1878年12月6日，也即實際屬虎）。史太林直接製造了陳、托這兩隻「兔子」的悲劇命運。此外，比陳大一輪出生的蔡元培、小一輪出生的胡適，這兩隻「兔子」則扶助了陳前半生的喜劇命運，鑄就了中國近代啟蒙運動的輝煌——新文化運動。圍繞着陳傳奇一生總共「五隻兔子」的故事，也算是一種巧合，一種傳奇。

        陳獨秀譜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後來，自己取名，用作化名、別名、筆名的，現已查明有40幾個，其中重要的有︰獨秀、眾甫、CC生、三愛、陳仲、山民、隻眼、王坦甫、致中、T. S. CHEN、撒翁、頑石、雪衣、三戶、鳦兒、孔甲、明夷等。每一個名字中，都有一個深刻的故事。本著在以下這些名字出現時，再作交待。

        懷寧歷來屬於安慶。1760年至1937年，安慶既是安徽省府，又是安慶府治和懷寧縣治所在地。所以，說陳生於懷寧或安慶均可。懷寧境內有獨秀山，陳獨秀這個名字來自1914年起的筆名獨秀山民，是否與斯土斯鄉相關，乃是一個謎。

　　獨秀山風光

        與陳獨秀共同領導中共與托派兩個風火歲月的鄭超麟先生，在1945年未完成的《陳獨秀傳》殘稿中曾提出陳家在懷寧「已有好多世代」。安徽史學家張湘炳先生正確列出了陳汝公到陳獨秀再到其兒子共20世的世系表，其研究學問的功力不小。《江州義門陳氏宗譜》載到陳父親陳衍中一代，已經「習儒業十二世矣，而功名俱未顯」。這樣的舊家，有一套嚴密的宗族制度。為族長辦事的名為「戶差」，執行族長的命令毫不含糊。同時還有一位「陰差」（閻王的差人），是專門利用神鬼迷信騙錢的。陳獨秀在自傳中說︰

        他常常到我們家裏來，說他在陰間會見了我們的祖先，我們的祖先沒有錢用，託他來要錢買錢紙銀錠燒給他們。我的母親很恭敬的款待他，並且給錢託他代買錢紙銀錠，不用說那錢紙銀錠是燒給這位當陰差的先生了。……這位陰差去後，母親對我們總是表示不信任他的鬼話。[1]

        有人稱讚我疾惡如仇，有人批評我性情暴躁，其實我性情暴躁則有之，疾惡如仇則不盡然，在這方面，我和我的母親同樣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至今雖然深知之，還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於政治上不嚴肅，不堅決，而母親的性格之遺傳，也有影響。[2]

        陳獨秀寫自傳時才明白，這種現象雖是人性的一個弱點，卻普遍地存在着，連他這個硬漢有時也不能免。比如大革命中，他違心地執行共產國際錯誤路線，多次對國民黨作出對共產黨致命的讓步，這表明了社會和人性的複雜性。陳把這說成是母親性格的「遺傳」，似乎有點道理，但也是簡單化了，因為這種情況還發生在許多沒有母親遺傳的人身上。

        關於陳出生在一個甚麼樣的家庭，學術界曾有過一些爭論，主要是陳本人在1937年發表的《實庵自傳》中說的一句話引起的。陳在其中詳論了科舉制度在舊社會的重大作用後說︰

        我們這一家姓陳的，在懷寧本是個小戶人家，紳士們向來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親時才有一個秀才，叔父還中了舉。

        於是，不少學者（包括筆者以前的論著）都說他出生於「小戶人家」。在科舉為上的社會中，衡量一家是大還是小，重要的標準是有沒有考取功名。陳出世以前，「小戶人家」的地位已經發生變化。生父陳衍中考中秀才，叔父（嗣父）陳衍庶在23歲時考中舉人，之後官運亨通，先考取謄錄館，議敍候補知縣，在山東治理黃河有功，被山東巡撫張曜保舉薦直隸州用；後調往盛京（即今瀋陽）辦理文案，又得將軍裕祿賞識，奏留奉天（今遼寧），署奉天府軍糧同知，歷任懷德、柳河等地知縣。據《懷寧縣志》記載，他為官很有才幹，以柳河署為例，「柳河固新設治，凡創建一出其手，念柳民苦，轉輸為籌鉅款，並蠲廉設局以貸，行十餘年無弊。」在一次賑災放糧活動中，「一晝夜理訟卷三百餘件，悉得民隱」。

        陳衍庶是一個亦儒亦官亦商的全才型人物。升官發財之後，就開始收藏、經營書畫古玩業，在瀋陽、北京都開設有古玩店，北京這家店名為「崇古齋」。陳出生在官宦之家，對這一點，凡是與陳交往很深的朋友都瞭解。1942年陳逝世後，鄭超麟應陳的終身至交汪孟鄒的提議撰寫《陳獨秀傳》。鄭擬出的提綱中，根據陳的自傳，有一句「陳出生於小戶人家」，汪看後很不以為然。胡適明確說「他家是所謂大世家」。[3]章士釗說︰「陳獨秀，懷寧世家子，自幼讀書有聲。」[4]最早為陳獨秀立傳的王森然則說︰

        先生本世家，其祖（有誤，應是叔——引者）若父，曾在奉天官知府。家資豐厚，為安徽懷寧之大地主。北京琉璃廠尚有其商店。……先生幼年乃一華胄公子也。[5]

        陳家在陳衍庶當官以前，由於家貧，都是自家人課授後輩。陳衍中（字象五）比陳衍庶（字昔凡）大三歲，從小帶着弟弟讀書。據《宗譜》記載︰

        先是太恭人（即陳祖母勞氏——引者）以季子昔凡幼弱，不能成立為慮，象五承母志，訓誨季弟，無微不至。距太恭人喪不數年，昔凡舉於鄉矣，而象五之心始慰。

        秀才哥哥教出舉人弟弟，可見手足情深。無獨有偶，陳獨秀也經其兄陳孟吉輔導考取秀才。陳不滿二周歲喪父後，隨即立嗣給陳衍庶。童年和少年時代實際上為陳衍庶所養育，特別是經濟上。陳衍庶在東北為官期間，一度還把陳帶在身邊，曾教陳練過字，幹過一些文案工作。陳後來一手好書法，此時打下基礎。因此，陳是貨真價實的官家子弟。不過要說明的是，陳衍庶的官並不大，最高至道員一級。

        問題不在乎別人怎麼說，陳獨秀自己卻不以這個書香門第、官宦世家為榮，更拒絕享受庇蔭，一生過着清貧險惡的生活。上述胡適在北大的講演說︰「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開的一所大鋪子（即古玩店——引者）的掌櫃聽說小東人來了，請他到鋪子去一趟，賞個面子，但他卻說︰『鋪子不是我的。』」陳後來多次宣稱他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還把這句話作為自傳中第一章的標題。

        陳獨秀為甚麼拒絕接受這個家庭出身？這個家庭是科舉制度的產物，儒家倫理道德文化的產物，把「忠」「孝」視為最高準則。「忠」即無條件地擁護統治者，特別是一生享受清王朝「隆恩」的嗣父陳衍庶，對皇上更是感恩戴德。「孝」則無條件地聽從家長的意志，特別在事業和婚姻問題上。而陳是個天生「不忠不孝」的「亂臣逆子」，在事業和婚姻問題上更是離經叛道。事業上，母親和嗣父曾寄與厚望，他卻偏偏厭棄科舉，當了職業革命家；在婚姻上更邪了，竟然在與元配保持夫妻關係的情況下與妻妹雙宿雙飛，在家長眼中簡直是「亂倫」。於是，嗣父與其脫離關係，並把這對小夫妻轟出家門。胡適的說法則是：「實行家庭革命，他家是所謂大世家，但因戀愛問題及其他問題同家庭脫離了關係，甚至他父親要告他。」[6]幸虧陳的親生父親去世得早，否則也會被活活氣煞。

「選學妖孽」蒙中一個秀才

        成年後的陳獨秀可以拒絕家庭出身，但是誰也擺脫不了早期的家庭教育。人對教育的承受一般採取兩種模式︰正面承受與逆反承受。前者若是單純的繼承，即所謂「聽話」，當「馴服工具」，一般只能培養出循規蹈矩的沒有出息的保守性人物；若在繼承上有所發揚，才可能成為傑出人物；後者的逆反承受，若無理性指導，必成為罪犯一樣的破壞者；若順應時代突變和飛躍發展的潮流，則可成為破壞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偉人。陳獨秀從小就是這樣的逆反承受者，直到去世前一天，還保持着這樣的品性。胡適送了一個「終身反對派」的諢號，他竟然樂意接受。

        在十二世業儒的家庭裏，陳獨秀從小所受的教育和期待可想而知了。自傳中說，從六歲開始，直接教育他的是三個人︰一個嚴厲的祖父，一個能幹而慈愛的母親，一個阿彌陀佛的大哥。六歲到八九歲，由祖父親自教他讀書。這位飽經風霜，一生不富，官運也不通的老者，晚年把全部希望寄託在陳獨秀身上——望孫成龍。尤其看到小孫子比大孫子聰明，更是心切而嚴狠。

        我從小有點小聰明，可是這點小聰明卻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讀書，他從來不大注意，獨獨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書》、《五經》都讀完，他才稱意……幸虧這位祖父或者還不知道「三禮」的重要，否則會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書背不出，使他生氣動手打，還是小事；使他最生氣、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令人可怕的，是我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他不只一次憤怒而傷感的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凶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7]

青年陳獨秀

        母親對他並不像祖父那樣悲觀，總是用好言勸勉道︰「小兒，你務必好好用心讀書，將來書讀好了，中個舉人替你父親爭口氣，你的父親讀書一生，未曾考中舉人，是他生前一樁恨事！」他見母親流淚，倒哭出來了，母親一面替兒子揩眼淚，一面責備道︰「你這孩子，爺爺那樣打你，你不哭，現在倒無端的哭了！」1937年，陳獨秀59歲寫自傳時還說︰

        母親的眼淚，比祖父的板子，着實有威權，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怕打，不怕殺，只怕人對我哭，尤其婦人哭，母親的眼淚，是叫我用功讀書之強有力的命令。

        不能說這時陳獨秀對祖父的對抗是針對科舉制度的，除了根本達不到不切實際的要求（恨不得一年之中把《四書》、《五經》都讀完）外，主要是兒童的興趣，不喜歡這種枯燥乏味的書和死記硬背、背不出就打板子的方法。就這樣，在這種逆反承受的啟蒙教育中度過了三四個春秋。祖父在世的時候，他不適應，也得忍着；祖父去世後，情況相反了，連續請了幾個塾師，他都「大不滿意」，辭掉了。當時的陳獨秀，雖然還是個孩子，卻由於他過分的聰明，反抗、倔強、淘氣、刁鑽古怪，一點也不老實，活像一個解除了緊箍咒的孫悟空，那些書塾老師自然對他沒有辦法。

        到了十二、三歲時，由被他稱為「阿彌陀佛」的大哥陳孟吉來授課。大哥老實厚道、善良順從，完全符合那個時代最佳子弟「孝悌」的標準，因此兄弟感情也很好。他沒有弟弟那樣的才氣，對弟弟的淘氣更是沒有辦法，又不得違抗母親的重託和嚴命。於是，只得順着弟弟的性子來。自傳這樣寫道︰

        大哥知道我不喜歡八股文章，除溫習經書外，新教我讀《昭明文選》。初讀時，我也有點頭痛，後來漸漸讀出味道來了。這件事使我阿彌陀佛的大哥夾在中間很為難，一面受了母親的嚴命，教我習八股，預備應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歡這一套……

        陳獨秀不喜歡四書五經八股文，而喜歡《昭明文選》。這種人，被正統的儒家學者稱為「選學妖孽」。為了應付考試，哥哥輔導他讀了金黃與袁枚的制藝。總之，在祖父啟蒙教育的基礎上，在成年（考秀才）前的四五年中即人生汲取知識最重要的年代，由哥哥幫助打下了堅實雄厚的舊學基礎。由於逆反承受的法則威力，反而比一般人學得更深刻。因為要反對它，必須要更深入地研究它和實踐它。尤其在書法、詩詞、文字學以及對諸子百家的研究等方面，陳獨秀造詣之深，可以與同時代一流學者相比。

        陳獨秀對哥哥的感情十分深厚。1908年陳孟吉因肺病死在瀋陽，陳長途奔喪到瀋陽，抱其遺骨歸葬故里，還特地寫了一首五言長詩《述哀》，表示對兄長的深切緬懷之情。

        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人生充滿着神奇的偶然性。按那時的規定，十七歲的陳獨秀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考秀才了。以他對八股文和考試的態度，可想而知，不會考出好成績的。故縣試、府試都是勉強通過。到院試時，宗師出了一道題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這是科舉考試中的截搭題，即是截取《孟子・梁惠王上》中的兩句話中的各半句接搭起來——「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不可勝用，……」看來，當時的孟子頗有環保和生態平衡意識。在這方面做一篇好文章，對於陳來說不會是很難的。

        可是，陳偏偏在這關係到個人命運的第一個關口，別人都唯恐認真對付也不好通過的時候，他卻開玩笑似地胡來了一下︰

        我對於這樣不通的題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把「文選」上所有鳥獸魚蟲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大哥看完文稿，皺着眉頭足足有個把鐘頭一聲不響，在我，應考本來是敷衍母親，算不得甚麼正經事，這時看見大哥那種失望的情形，卻有點令我難受。……誰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師，把我取了第一名。

        就這樣，陳獨秀蒙了一個秀才。陳一生有許多奇迹，這可算是第一次。陳用哥哥的反應來旁證那篇文章的確「不通」。但是，有的學者如馮建輝教授認為這是「對陳的很大的誤解」。因為「截搭題」是用以考察學生對四書五經的熟悉情況（即知識面），以及巧妙的構思能力和發揮議論的能力。陳能夠考中秀才，說明他對四書五經十分熟悉，古文根底很深，並且思路敏捷，議論上乘。後來陳反對八股文正是「殺回馬槍」，也正因為如此，才顯得更加深刻有力。[8]

        馮教授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些誤解。第一，說他是用不通的文章蒙了一個秀才，並不抹殺他「對四書五經十分熟悉，古文根底很深」的實際水平。因為是故意用「不通的文章」戲弄「不通的宗師」，並不代表他的實際水平。第二，陳說他那篇文章「不通」，一是可能晚年寫自傳時的自謙，二是按當時正統的標準來衡量的。而考試成績的好壞，在沒有標準答案的情況下，往往因判卷的老師不同而不同。看陳那篇文章的宗師肯定不是被「蒙住了」，糊里糊塗給了第一名的。陳說︰

        他翻開我的卷子大約看了兩三行，便說︰「站住，別慌走！」我聽了着實一嚇……他略略看完了通篇，睜開大眼睛對我從頭到腳看了一遍，問我幾歲，為啥不考幼童？我說童生今年十七歲了。他點點頭說道︰「年紀還輕，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

        這說明這位宗師認真琢磨了陳獨秀的考卷，隨後給了他第一名。這裏就有兩種可能︰一是宗師從這份考卷中的確如馮教授所說的看出了考生「對四書五經十分熟悉，古文根底很深」的實際水平。二是宗師也與陳一樣，不喜歡在四書五經和八股文中死讀書、讀死書，而喜歡《昭明文選》、《康熙字典》那樣，博覽群書。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總之，世界上的事，有些問題只能見仁見智，是不必非求統一的。說這位「山東大個兒李宗師」是第一個發現陳獨秀是千里馬的伯樂，也未尚不可。

沒有愛情的婚姻

        陳獨秀第一次考試就得中秀才，立即在親友鄰舍中引起轟動。特別是一些被認為「眼皮子淺」，看不起陳家的人們，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還造出許多神話。比如說陳家祖墳是如何如何好風水，說城外迎江寺的寶塔（安慶的標誌性建築）是陳家祖墳前一支筆，還說陳獨秀出世前夜他母親做過甚麼甚麼夢，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最有趣的是幾家富戶看中了這位新秀才，爭先恐後的託人上門說媒。母親因此「大樂而特樂」。陳說︰「他們真想不到我後來接二連三做了使他們嚇破了膽的康黨、亂黨、共產黨，而不是他們所想像的舉人、進士、狀元郎。」

        那時年青人的婚姻都由父母作主。連陳這樣有主見而倔強的青年，也對這個陌生的領域不知所措，最後聽從母親和叔父兼嗣父的陳衍庶之命，與安慶府統領高登科的大女兒高大眾結婚。高登科原是一個貧苦農家的孩子，託福於「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舉制度，與陳衍庶同科考中舉人。後鎮壓太平軍立有軍功，清廷曾賞賜黃馬褂，且給以世爵；作過南宿州的遊擊，繼任安慶統領（相當於後來的旅長），後升至副將（相當於後來的警備區副司令），家有四千多畝土地。這位軍方高官看上陳家，實令對方誠惶誠恐。於是，陳獨秀在兩親家的抬舉下，稀里糊塗地娶了一個與自己人生態度、性格興趣相差十萬八千里的妻子——高大眾。一個有着奇怪的名字的女人。

        大眾是她的乳名。不少學者說她正名高曉嵐。張湘炳先生指出︰

        當今史學界以大眾名曉嵐，其實是張冠李戴，弄錯了人。筆者曾對此作過深入調查和考證。查得霍丘確有個曉嵐，也是一家富門望族，但與高家毫無干係，霍丘縣志載她1907年尚在美國留學。[9]

       她的三兒子陳松年多次受訪問時說過︰「我的親母姓高，無名字。」[10]陳氏宗譜上也沒有，不知道甚麼人給她取了「曉嵐」這個名字，後來就流傳開來，並列入所謂陳家「世系表」。[11]其實，陳松年的說法是符合當時的風俗習慣的。中國舊式女子大多沒有名字。在娘家時，在姓後面加一個氏，她即為「高氏」；嫁到夫家後，應稱為「陳高氏」。所以，乳名「大眾」倒可能真實。為了敍述的方便，暫時以此呼之。

        高大眾比陳獨秀大兩歲，由於年幼喪母，受繼母亓氏虐待，在家中處於奴婢地位，只能穿布衣，吃粗飯，幹重活，當丫環使喚。高登科常年在外，後來知道大眾的處境後，由於自己童年時期也有類似經歷，十分同情女兒的遭遇，於是嚴斥亓氏一頓，把大眾帶在身邊，親自教養。然而，一是忙於軍務，二是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的影響，他也沒有怎樣特殊的調教。因此，大眾長大後，成了一個目不識丁、三從四德的典型的舊式女子。但是，大眾十分勤勞樸素。據她的侄媳婦鄔蘭芳回憶︰「她個條很高，總是穿着長長的大襟褂子，老藍布的或是由洋藍布做的，長褲的褲管用小繩子紥緊着，是一雙小腳。我沒有看見她穿過鮮艶的衣服。」

        陳獨秀的早期至友潘贊化對高大眾的評點是︰「完全舊式的，與陳思想相隔距離不止一世紀」。陳是一個性情中人，思想距離導致感情不融洽，話不投機半句多，「平時家庭不和，多口舌之爭。留洋，欲借其夫人十兩重金鐲作為游資，堅決不肯，時常吵嘴。」[12]大眾特別不認可丈夫在外奔波而不顧家庭。其實這是一個妻子的普通要求，只是這種要求對陳而言太文不對題了。他這時已經眼觀中國，心懷世界，小小的家庭，豈能籠住這只雄鷹？再加上婚後聚少離多，雙方都飽嘗了包辦婚姻之苦，這是陳後來浪漫情史的根源。高大眾卻只得終生不離家門一步，奉養老人，撫育子女，竭盡一個媳婦和母親的責任。在愛情和婚姻的世界裏，她一生落寞，淒涼之至。

　　潘贊化（1885～1959），字贊華，號世璧。現代知名人士、詩人

        也許正因於此，陳婚後不久寫的批判包辦婚姻的文章特別深切感人︰

        夫婦乃人倫之首，為人間第一件要緊的勾當，若無夫婦，便沒有世界。偏偏我們中國人，於夫婦一事不甚講究，草草了事，往往不合情理……原來人類婚嫁的緣由，乃因男女相悅，不忍相離，所以男女結婚。不由二人心服情願，要由旁人替他作主，強逼成婚，這不是大大的不合情理嗎？……若是配得兩下裏都還合式哩，就算是天大的幸福，但要相貌、才能、性情、德性，有一樣不合式，便終身難以和睦，生出多少參差，鬧出許多新鮮的笑話兒來……男女婚姻，乃終身大事，就是這樣糊塗辦法，天下做老子娘的，豈不坑害了多少好兒女嗎……現在世界萬國結婚的規矩，要算西洋各國頂文明。他們都是男女自己擇配，相貌才能性情德性，兩邊都是旗鼓相當的，所以西洋人夫妻的愛情，中國人做夢也想不到。[13]

        「我們中國的律例，女子不好，男子雖有七出的權利，男子不好，卻沒說女子可以退婚，這不是大大不平等的事嗎？天生男女都是一樣，怎麼男子可以退女人，女人就不可以退男人呢」；「我們中國還有一樣壞風俗，說起來更是可惡得很，女人死了，男人照例可以續弦，人人不以為奇。男人死了，女人便要守寡。若是夫妻恩愛得很，丈夫死了，女人不肯改嫁他人，這也是她的戀愛自由，旁人要逼她嫁人，這本是不通的話。但是，她自己本來願意改嫁，若是拘了守節、體面、請貞表、樹節孝坊種種迂腐的話，不能改嫁，真是冤沉苦海了。」

        從1897年稀里糊塗地接受舊式婚姻，到1904年以「三愛」筆名寫了三篇《婚姻》文章，七年中他對男婚女嫁問題，結合自己的親身體會，作了廣泛的調查和思考，在這個問題上是想通想透了。文章涉及說媒、婚禮、婚後生活等有關婚姻愛情的廣泛領域，對於封建的婚姻傳統觀念和習俗進行了相當徹底的揭露和批判。在以後的人生中，他再也無所顧忌，成為一個徹底的性解放者，做出了不少令世俗者瞠目結舌的事情來。

從「康黨」到「亂黨」，從東北到東瀛

        1897年8月與高大眾訂婚以後，陳獨秀到南京參加鄉試。若考中舉人，就可以當官了。如果說上次考中秀才是「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回該應着「有意栽花花不發」了。本來，陳獨秀是作了準備希望中舉的，倒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考個舉人以了母親的心願，「以後好讓我專心做點正經學問」，「只想考個舉人了事，決不願再上進（指進京考狀元——引者）」。為此，在中秀才後約一年的時間裏，據陳獨秀自己說，雖然多病，也還着實準備了考試的工夫……八股文也勉強研究了一番。而且，對這第一次離家遠行去考試，全家着實是隆重安排了一番，竟有大哥、大哥的先生、大哥的同學和先生的幾位弟兄同行，頗有一種保駕護航、保送考中的架勢。

        但是，這次命運之神不再照顧他，落榜了。奇怪的是，他非但不沮喪，反而有一種解放感。因為，不管怎麼說，為了應付母命，十年寒窗，讀那自己不喜歡的四書五經和練八股文的苦日子，現在終於結束了。少年陳獨秀對考試不僅厭惡，更是害怕。請看他在自傳中對這次災難的回顧︰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們要進考場了。我背着考籃、書籍、文具、食糧、燒飯的鍋爐和油布，已竭盡了生平的氣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領試卷，我便會在人叢中擠死。一進考棚，三魂嚇掉了二魂半，每條十多丈長的號筒，都有幾十或上百個號舍，號舍大小仿佛現時的警察的崗棚，然而要低得多，長個子站在裏面是要低頭彎腰的。矮屋的三面七齊八不齊的磚牆，當然裏外都不曾用石灰泥過，裏面蜘蛛網和灰塵是滿滿的，好容易打掃乾淨，坐進去拿一塊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寫字枱，睡起覺來，不用說就得坐在那裏睡……那一年南京的天氣，到了八月中旬還是奇熱，大家都把帶來的油布掛起遮住太陽光……空氣簡直不通，每人都在對面牆上掛起燒飯的鍋爐，大家燒起飯來，再加上赤日當空，那條長巷便成了火巷，煮飯做菜，我一竅不通，三場九天，總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爛熟或煨成的掛麵。

        陳在寫此自傳時，正在獄中。過去他也坐過幾次牢，從來沒有見他講述過在獄中生活如何難受到這種地步，可見這考試的「災難」在他心目中留下多麼難忘的印象。

        其三，更奇怪的是，他本人還把這次科考落榜當作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重要的轉折點。因為，他在考場上，看到一個徐州來的大胖子考生，一條辮子盤在頭頂上，全身一絲不掛，腳踏一雙破鞋，手裏捧着試卷，在如火的長巷中走來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腦袋左右搖晃着，拖長着怪聲念他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處，用力把大腿一拍，翹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本來對科舉制度沒有好感的陳獨秀，對這個怪現狀，「看呆了一兩個鐘頭」，可見，他事先作的考試準備，根本沒有發揮出來，思想完全開了小差，怎麼能考中。自傳中說：

        「不料其結果對於我意外有益。」「在這一兩個鐘頭當中，我並非盡看他，乃是由他聯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現狀；由那些怪現狀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志，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聯想到國家一切制度，恐怕有如此這般毛病；因此最後感覺到梁啟超那班人們在《時務報》上的話是有些道理呀！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一兩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往後十幾年的行動。」

        實際上，他受了1895年甲午戰敗的刺激和維新思想的啟蒙，在鄉試前，就已不再把個人與家庭前途放在第一位，而關注國家命運了。這裏說的思想啟蒙，主要是受了康梁派的《時務報》的影響。這份正好在陳參加科舉考試的1896年8月9日創刊，1898年8月8日停刊的報紙，在當時發行量達萬餘份，影響之大是空前的，特別在陳獨秀所在的江淮地區。

        鄉試結束後，他即與汪希顏、汪孟鄒、李光炯等維新派人士交往，宣傳康梁派維新主張，「談康先生及其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於域外之政教學術，燦然可觀，茅塞頓開，覺昨非而今是」。[14]對康有為受到的攻擊，「憤不能平，恒於廣座中為康先生辯護」。舌戰群儒，鬥志昂揚，意氣風發。不用說，當時的保守勢力是強大的，但在氣勢上，他們卻害怕這股新生力量的崛起。於是，陳等人就被鄉里瞀儒指「為康黨，為孔教罪人，側目而遠之」。[15]

        就這樣，陳完成了一生思想上的第一次自覺的轉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由「選學妖孽轉變為康梁派」，實際上是他生活道路上的第一次政治選擇，他成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擁護者。

        陳獨秀這時的改良主義思想，充分地表現在迄今發現的陳第一篇著作《揚子江形勢論略》中。書中首先可以看到作者對於當時中國已被瓜分、面臨滅亡的危急形勢，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認識︰

        近時敵鼾臥榻，謀墮神州，俄營蒙滿，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齊，日本覬覦閩越，英據香澳，且急急欲壟斷長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轄東南七省之利權，萬一不測，則工商裹足，漕運稅餉在在艱難，上而天府之運輸，下而小民之生計，何以惜之。時事日非，不堪設想。

        這部石刻竪排本自印的著作，署名懷寧陳乾生眾甫，撰於光緒丁酉（1897年）冬，竟然出自幾個月前南京鄉試時還沒有出過家門、一直讀四書五經再加一點《昭明文選》的十八歲的年輕人之手。設想他鄉試後親自沿揚子江從頭至尾考察一遍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在鄉試後，的確在南京安慶之間中外書報廣泛傳播的新知識海洋中，如饑似渴地閱讀着，採摘着，咀嚼着。有學者認為，對陳獨秀寫這篇著作有直接影響的是當時兩本日本人寫的關於揚子江的書︰林繁撰寫、汪國屏翻譯的《揚子江流域現勢論》；國府犀東撰寫、湯釗翻譯的《最近揚子江之大勢》。[16]

        陳獨秀此著雖是傳統的石印本，印數有限，但卻在當時的書店出售過，並且還有一定的影響。據陳獨秀的早期好友程演生說，他在舊書店看見過這本書，「後面有批語，說仲甫如何年少，如何有才有學的話。是一個老輩的口氣。」[17]

        陳獨秀在1897年參加江南鄉試以後直到1901年10月之間的歷史，由於資料不多，情況不清。國內外多部論著[18]都認為陳獨秀在1898年曾入學杭州求是書院，在彼，他受到了最初的新式教育，學習了英文、法文、天文學、造船學等。但根據何在，均無考證。後來，華東師範大學鄔國義教授在1901年4月3日（光緒二十七年二月望日）出版的《勵學譯編》第一期上，發現了兩條關於「陳仲甫先生」的訊息，很有價值︰一條是在該誌所載各代售處中，有「安慶，南門內名利棧隔壁陳仲甫先生」一處；一條是為該誌「助資諸君姓氏」名單中，有「陳仲甫先生捐銀三元」的記載。

        這兩條訊息，說明陳獨秀當時與《勵學譯編》雜誌關係密切，並且可以折射出陳怎樣由儒學轉向西學、由封建主義士大夫轉向民主主義者初期的狀況。他自己說過︰「吾輩少時，讀八股，講舊學，每疾視士大夫習歐文讀西學者，以為洋奴，名教所不容也。」[19]而不久，他成了「歐文西學」的狂熱崇拜者和實踐者。這份《勵學譯編》乃是最早對他產生影響的刊物。

        《勵學譯編》是我國20世紀初最早的啟蒙雜誌（月刊）之一，在蘇州出版，由汪郁年、戴昌煦所倡設的「勵學譯社」主辦。此前，1900年12月6日，同為江蘇人的楊廷棟、周祖培等人在日本东京創刊了《譯書彙編》，以編譯歐美政法名著、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為主，同時普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常識，設有社說、論說、學術、研究資料等欄，很受留學生和國內先進分子的歡迎。

　　當時的《譯書彙編》封面

        安慶陳獨秀——蘇州《勵學譯編》——東京《譯書彙編》之間的這種關係，有利於我們考察陳獨秀這幾年的行踪、所受的教育和思想，並足以否定多數學者所定的這一時期陳獨秀在杭州求是書院接受西學的說法，實際情況是陳獨秀是自學成材的典型。包括他後來留學日本期間。由於大戰和大地震等原因，陳獨秀五次留學日本，都沒有留下系統的資料，學甚麼科目？成績如何？等等，經過中日學者幾十年的考查，都不清楚。但有一點是清楚的，他進某一日本學校，都是象徵性的，除學一點日、英、法等外文外，主要是找原著或日人譯介的西方社會科學圖書，進行自學，不為學校的規定所拘束。所以，他後來推行教育革命時，特別強調學生的自學精神，重視社會教育和圖書館事業。

        1898年，在參加南京鄉試後回安慶、與維新派人士密切交往、並在各種新書報中如饑似渴地汲取新知識的陳獨秀，與游學各省到此的蘇州勵學譯社的成員相識。然後，隨嗣父陳衍庶到東北，住了一段時間。嗣父擅長詩賦、書法和繪畫，並酷愛收藏書畫古玩。聰明而不同樣愛好的獨秀在這裏受到熏陶，文化修養得到進一步提高。[20]

        次年，兄弟倆得到母親病重消息，匆匆南返。陳後來悼念兄長詩中，有一句說︰「南奔歷艱險，意圖骨肉全。」這裏的「南奔歷險」，有人說是在途中遇到東北的土匪「紅鬍子」劫財，要殺。後來知道他是陳衍庶的兒子，不僅歸還財物，還護送他倆入關；有人說︰陳衍庶為奉天新民府知府時，紅鬍子張作霖曾被捕判死刑。陳予以相救，並招安。[21]查張和陳的歷史，這個說法不準確。張作霖被招安收編是在三年以後的1902年。當時的新民府知府是增韞，不是陳衍庶。從《懷寧縣志》記載，這時的陳衍庶可能是任知府同級的「新民府擢道員」。由於如前所述他在東北任職期間，「悉得民隱」。對此，當時紅鬍子張作霖也表示欽佩，所以放了陳獨秀弟兄倆。這個解釋似乎更符合實際。

        因母親病逝，陳獨秀在家中未住多久，又北上東三省。1900年春天，八國聯軍入侵，沙皇俄國以「護路」為名入侵我國東北，所到之處，奸淫擄掠，製造駭人聽聞的慘案。有些情景，還為陳獨秀所目睹。1903年，他回憶說︰

        「僕游東三省時，曾目睹此情形……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婦女而且殺之，地方老紳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論，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將二百人全行擊斃。俄官設驗疫所於牛莊，納多金者則免，否則雖無病者亦置黑獄中，非納賄不效。其無錢而囚死獄中者，時有所聞」；「中國人坐火車者，雖已買票，常於黑夜風雨中無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於車中，華官不敢過問。沿鐵道居民時被淫虐者，更言不勝言。」[22]

        1895年甲午戰敗時，陳獨秀還年輕，只是聽人家說，已有觸動；這次親聞目睹，受到極大刺激。1904年，他回顧說︰

        我生長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我從前只知道，一身快樂，一家榮耀，國家大事與我無干。那曉得全樹將枯，豈可一枝獨活；全巢將覆，焉能一卵獨完。自古道國亡家破，四字相連。若是大家壞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樂了，一家也就不能榮耀了。我越思越想，悲從中來。我們何以不如外國，要被外國欺負，此中必有緣故。我便去到各國，查看一番。[23]

        這時梁啟超的《時務報》已經被查封，蘇州的《勵學譯編》等新書報，也已滿足不了陳獨秀的求知和探索中國衰亡原因的要求。於是，他從瀋陽回安慶只承擔了一期《勵學譯編》代售處的工作，從1901年5月3日出版的《勵學譯編》第二期起，安慶的代售處，改為「姚家口藏書樓何春台先生」。這位何春台，當時也是一位激進的愛國者，與陳獨秀關係密切。據當時報紙報道，何春台在這年3月24日上海張園舉行的反對俄國侵略我國東北的愛國集會上，曾發表「激昂感慨」的演說，近千人「聽者聳然拍手稱是，其沉痛處能令聞者興起」。[24]

        何春台與陳獨秀相識於何時，不清楚，但從《勵學譯編》代售處地址和名單的變更，說明上海演說後，何即回安慶，與陳聯繫上了，因此5月3日出版的《勵學譯編》才由何任該雜誌的代售。

        此後，陳獨秀準備去日本留學。他原來說要去各國查看一番，結果五次都去了同一個國家——日本。除了費用經濟和路途方便之外，主要是當時各國先進學說的圖書在日本都可以讀到。而且，日本本身是一個由落後迅速轉變為強盛的樣板。赴東瀛求學，可以滿足陳獨秀尋求救中國道路的願望。

        我們在《清國留學生第一次報告書》中，發現了由陳獨秀本人自填的留學時間是「1901年10月」，學校是「東京學校」。陳不是由國內某個學校因學業成績優異而由政府派遣的官派留學生，而是不懂日語的自費生。所以，很有可能是通過蘇州「勵學譯社」和東京「譯書彙編社」的朋友介紹（這兩社的幾位朋友本身即在東京學校讀書），進入專門為中國留日學生學習日語的「東京學校」，同時又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補習其他功課。

        入學不久，陳獨秀加入了留學生組織的「勵志會」。但是，這時「勵志會」及學生中的思想狀況已經與一年前有很大的變化。以自立軍失敗為轉機，秦力山等人拋棄改良主義而轉向革命。這些人都因《勵學譯編》的關係，成了陳的朋友。陳的思想日漸左傾。再加上戊戌政變、「勤王」起義失敗以及八國聯軍入侵的刺激揮之不去，他急於採取行動。不久即退出勵志會，於1902年3月回國，約熱血青年何春台、潘贊化、葛溫仲、張伯寅、柏文蔚等在安慶姚家口北的藏書樓拉開了安徽省近代革命的序幕。

        藏書樓是類似圖書館那樣的公共場所，1901年由當地開明士紳所創設，宣傳主要是自然科學方面的西學圖書。現在，除了原來蘇州《勵學譯編》之外，陳獨秀又從東京和上海帶來許多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平等自由學說的社會科學方面的書報展覽，於是吸引來眾多青年學子。陳獨秀還和幾位友好模仿東京留學生的做法，在張伯寅家組織了一個青年勵志學社。社員每周聚會一次，各人展示每周讀書筆記，交流讀書心得體會，發表對時局的看法。他們還每周進行一次軍事訓練，由張伯寅的弟弟張仲寅用英語呼喊排操口號。

        當時的《大公報》還報道他們擬創辦《愛國新報》，「其宗旨在探討本國致弱之源，及對外國爭強之道，依時立論，務求喚起同胞愛國之精神。」[25]這條消息，可以說是關於陳獨秀一生中進行愛國和啟蒙活動最早的報道。1902年這些活動，標誌着他自己所說的一生中第二次重大的轉折︰由「康黨」轉化為「亂黨」（即革命黨——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初出茅廬，拒俄、辦報

        這年9月，陳獨秀與潘贊化一起再次赴日，進入當時中國留學生學軍事的熱門學校——成城學校。在這裏，他結識了一大批激進的革命志士，如章太炎、鄒容、蔣百里、蘇曼殊、劉季平、湯爾和等。在冬季的一天，他們仿照意大利獨立前馬志尼創立的革命團體「少年意大利」名稱，成立了「少年中國」。後為避免清朝當局注意，定名為「青年會」。會約規定該會「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成為「日本留學生中革命團體之最早者」，會後還合影留念。[26]可貴的是，1902年冬出版的《逸經》雜誌第1卷第31期刊登了這張合影照片，其中陳的面相至今清晰可見。這是又一份十分難得而且稀有的記錄陳獨秀早期事迹的真實史料。

　　在留日學生中創立青年會，前排左起第四人（半蹲者）為陳獨秀

        青年會創立後，陳獨秀即積極參加或組織身邊的一系列反帝反清活動。鑒於當時清政府所派湖北留日學生的監督姚文甫無理壓制學生正當權利，並阻撓學生學習軍事，1903年3月31日，陳獨秀約同張繼、鄒容、翁浩、王孝慎等人，以姚某生活腐化墮落，強佔老師之妾，敗壞了中國人的聲譽，有損國格人格為由，闖入姚宅，「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發抒割髮代首之恨，並訓曰︰「你趕快回國別留在這裏給留學生丟人，你要不走，我們總會要你的命。」然後還把姚的辮子懸在駿河台留學生會館的屋樑上，上書「禽獸姚文甫之辮」，[27]使姚威信掃地。

        姚向清政府駐日本公使蔡鈞控告，蔡照會日本外務部。於是，陳、張、鄒等因此被日政府強行遣送回國。可是，他們一回到上海，立即匯入到更加廣大和激烈的革命風暴之中。

        按1902年中俄《東三省交收條約》，俄國應於1903年4月撤退在東北的侵略軍。但是，它不但不撤，反而向清政府另提出七項新要求企圖獨霸東北。消息傳出，上海士商汪康年會同蔡元培、吳敬恒主持的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等組織，在4月27日，發動千餘群眾，包括十八省籍的人，再次在張園集會抗議，並致電清朝外務部，表示︰「此約如允，內失主權，外召大釁，我全國人民萬難承認。」[28]同時致電各國外交部，表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國國民萬不承認」。[29]

        上海又與東京留學生互相呼應。據當時與陳獨秀一起回國的潘贊化回憶，被驅逐回國的陳獨秀這時也參加了上海的運動︰「留學生返國者，始在上海組織（加入）愛國學社，於英租界跑馬廳旁。蔡元培、吳敬恒、章炳麟、鄒容、陳獨秀主持之。未幾，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章士釗、陶嚴兄弟、秦力山等十餘人也來加入軍事，聲勢浩大。」[30]

        但是，可能陳在當時上海名氣還沒有別人大，並且，上海人才濟濟，他作為後來者也插不上手，也沒有甚麼特殊的行動，所以當時的報紙和其他人的回憶錄一般都沒有提到他。可是，緊接着陳獨秀到安慶響應上海、東京而發起的安徽拒俄運動，他就成了當然的領袖。而且，在當時報道的各地響應掀起的拒俄運動中，安徽拒俄運動也較為突出。

        1903年5月初，陳獨秀回到安慶，就與潘贊化、潘璿華、王國楨、葛光延等人，以「皖城愛國會同人」的名義，在各學校及鬧市區廣為散發張貼陳獨秀起草的《知啟》︰

        我神州血性男子須知︰國與人民，利害相共，食毛踐土，具有天良，時至今日，若仍袖手旁觀，聽天待斃，則性命身家，演己身目前之慘，奴隸牛馬，貽子孫萬代之羞。神州大陸，忍令坐沉；家國興亡，在此一舉。[31]

        5月17日，雖然大雨滂沱，但在陳獨秀等人的積極發動下，安徽大學堂、武備學堂、桐懷公學等校師生及其他群眾三百多人，還是冒雨來到藏書樓舉行拒俄集會。據報道︰樓內容納不下，「多立門外而聽，眾情踴躍，氣象萬千」。[32]

        報道說︰大會由陳獨秀主持。適值湖北學生轉寄來北京師範、仕學二館學生與各省學堂公函，言之沉痛。陳獨秀當場宣讀公函，更激起群情激昂。陳獨秀並當場宣稱愛國會「如辦有基礎，擬與上海愛國學社通成一氣，並連結東南各省志士，創一國民同盟會，庶南方可望獨立，不受異族侵凌，云云。」[33]

        接着在「各學堂魁傑」演說後，當場公佈陳獨秀、潘贊化等七人起草的《安徽愛國會擬章》，宣佈宗旨為︰「本社因外患日亟，結合士群為一團體，發愛國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執干戈衛社稷，以為恢復國權基礎。」此愛國會章程公佈後，「立經全體贊成」，當場在《愛國會會員名簿》上簽名入社者126人，並公推陳獨秀等七人組成幹事會，分理會計、書記、體操、報務等事宜。

        陳獨秀這次發動的安徽拒俄運動，猶如一聲驚雷，震動江淮地區。當時報紙報道就有這樣評論︰與會人員「旨趣皆相同，而規則整嚴，精神團結，此吾皖第一次大會，而居然有如許氣象，誠為難得。」[34]

        陳獨秀的演說，激起學生愛國熱情，「各學生印入腦筋，勃發忠義，走相告語，或擬請撫皖電奏，或擬公電上達政府。數日之內，紛紛告假，多有不上課者」。[35]這時的陳，真是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深為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並能與眾多知己一起參加到崇高的救亡運動中來而熱血沸騰。這種心緒，熱烈洋溢在這年8月發表的兩首詩中︰

哭汪希顏三首[36]

        凶耗傳來忍淚看，慟君薄命責君難；英雄第一傷心事，不赴沙場為國亡。

        歷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顛連；而今世界須男子，又殺支那二少年。

        （吳君茂良以事亡於海上故兼悼之）

        壽春倡義聞天下，今日淮南應有人；說起聯邦新制度，又將遺恨到君身。

題西鄉南州遊獵圖[37]

        勤王革命皆形跡，有逆吾心罔不鳴。直尺不遺身後恨，枉尋徒屈自由身。

        馳驅甘入棘荊地，顧盼莫非羊豚群。男子立身惟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

        汪希顏是陳獨秀兩位終身摯友——上海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編輯汪原放的兄長和父親。他與陳都信仰維新，二人對教育制度的改革應實行德、智、體三育並舉的方針有共識，也曾交流國家救亡與建設之種種設想，被青年陳獨秀視為一難得的知己。另外，章士釗是汪希顏在南京陸師學堂學軍事的同學。1902年3月陳獨秀拜訪汪希顏，與章士釗認識。汪希顏於這年暑期病逝，而陳與章卻結下了一輩子恩恩怨怨、大起大落的友情。

        陳獨秀在藏書樓的活動，受到當局的注意和查禁。當時報紙報道︰「聞來往是處（藏書樓——引者）之人，均係極有熱心主持維新之士。其中有數名，乃近由日本留學而歸者，彼等常在是處，談議維新之法，並在是處代售在日本所刊之某華報。其報乃為華官所深不喜而欲封禁之者，但屢行封禁，均無成效。安慶府知府桂某聞藏書樓代售是報，則大為憤怒，故當此藏書樓開會議時，該府亦往而旁聽。彼聞會議之人論及東三省之事，心甚不悅。一回署後，印簽差往拘學生。」[38]

        安徽巡撫聶緝槼親自出馬，宣佈學生不准「妄動」。否則立即「開除」，並飭令嚴緝陳獨秀等人。兩江總督端方接閱呈報後，立即電飭安徽統領韓大武︰「皖省之『勵志學社』與東京拒俄義勇隊互通聲息，名為抗俄，實為排滿，且密佈黨羽，希圖大舉，務將何春台、陳仲甫一體緝獲。」[39]藏書樓即被查封，柏文蔚、鄭贊丞等十餘人被大學堂開除。陳獨秀則險些被捕。安慶統領韓大武之文案吳汝澄是陳獨秀之友，他在接得端方電令後，連夜把電令內容通報給陳獨秀及愛國會有關人員。於是，陳及有關人員星夜逃走。次日，韓大武令吳汝澄將電令譯出，再派人去逮捕陳獨秀等一干人時，陳已逃亡上海。

        1903年上半年陳獨秀在安徽發動的拒俄運動，在安徽及中國革命史上是重要的一頁。當時報紙報道愛國會章程時評論說︰「此事於國家前途大有影響，事雖不成，其擬章實是為安徽志士之一紀念，故錄之。」[40]參加這次活動並被開除後來成為著名國民黨元老的柏文蔚在《五十年經歷》回憶錄中說︰「此時，革命情緒更一發而不可遏。」[41]1903年的拒俄運動，是陳獨秀由改良轉向革命的重要轉折點。

        陳獨秀逃到上海時，革命者正利用外國租界與清政府的矛盾，反對清政府把章炳麟、鄒容從租界引渡出來給予嚴懲的要求。東京和國內的革命運動暫時低伏。為了繼續革命，在《蘇報》被封後，章士釗正籌辦《國民日日報》。1903年8月7日，陳獨秀參與了《國民日日報》的創刊。章士釗、陳獨秀、張繼等人主編。在這裏，陳又結識了蘇曼殊、何梅士、陳去病、林獬、劉光漢（即劉師培）等一批革命志士。

        《國民日日報》接受《蘇報》被封教訓，文章「論調較舒緩」，且多不具真名。說明革命者在鬥爭中正在成熟起來，開始講究鬥爭策略。章士釗回憶說︰「《蘇報》被封後，余與陳獨秀繼辦《國民日日報》以善其敗。但論調之舒緩，即遠較《蘇報》之峻急有差」……

        該報的另一個特點是「格式多創作」。陳獨秀給《國民日日報》帶來的這種風格，以及他後來自己創辦的《新青年》、《每週評論》等報刊，與章士釗主持的《蘇報》、《甲寅》比較來看，活潑、新穎、講求宣傳實效，是陳的一貫風格。因此，《國民日日報》，因其「主張與《蘇報》同，而篇幅及取材較《蘇報》新穎」。發刊未久，風行一時，時人咸稱「《蘇報》第二」，並且比《蘇報》「規模尤大」。[42]

        陳獨秀給《國民日日報》出了多大力，發生多大影響，可以從章士釗以下回憶中深切看到︰陳獨秀逃亡到上海，就住在昌壽里《國民日日報》編輯部，與章士釗、何梅士「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談，意氣至相得」；陳、章與張繼三人主編，實際是陳、章二人總理編輯事，甚至負責全部文字校對，每天工作至凌晨，習以為常。[43]而當時他們生活條件之艱苦、工作起來廢寢忘食的情景，更是感人︰何梅士走後，「吾兩人蟄居昌壽里之偏樓，對掌辭筆，足不出戶，興居無節，頭面不洗，衣敝無以易，並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見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計。愚駭然曰︰『虱耳。』其苦行類如此。」[44]（俗話說「蝨子多了不癢」，陳獨秀窮幹實幹革命，已經到了這種地步。）

        及至1941年5月，即陳去世前一年，二人因政治鬥爭，發生多少衝突，陳多次嚴厲抨擊他並表示與其絕交，章士釗還寫詩深切懷念他與陳的這段日子︰

        我與陳仲子，日期大義倡；《國民》既風偃，字字挾嚴霜。

        格式多創作，不愧新聞綱；當年文字友，光氣莽陸梁。[45]

        章士釗在中國近代史上，不計其功過，就以其在政治、學術、法律、文壇上所達到的成就來說，不愧為一代名人。但是不管陳後來對他發出多麼嚴厲的抨擊和批判，始終沒有影響他對陳崇敬的心情和感人至深的私人情誼，這也可反映出陳獨秀是一個甚麼樣的人了。

        《國民日日報》反清革命的色彩很快被當局看出。報紙僅辦兩個月，但因其在英租界，清政府不便直接鎮壓，便發通令不准商民售閱。但是，由於當時民心所向，該報卻未被清政府壓垮。總稅務司給清廷復函說︰「如此禁忌，防不勝防。」「清廷遂不得逞。」[46]12月初，該報終於停刊，但卻毀於內訌。因社內職工連某與盧某私人糾紛，釀成該報與國民叢書社之間的訴訟，最後雖得調解，但經此風潮，該報大傷元氣，難以為繼了。

兩位特殊的早期友人

        1903年辦《國民日日報》時期，與章士釗、陳獨秀同居的是何梅士。何是福建人，擬東渡日本習陸軍未就，暫住此處。此人立志高遠，品性豪放，情趣浪漫，與陳相見恨晚。有一女子沈棋卿乃浙江名門閨秀，與何梅士一見鍾情，似膠如漆。沈家嫌何窮，棒打鴛鴦，將棋卿強行送返原籍，以斷絕二人往來。此事激起陳、章深切同情。次年，何梅士在東京患腳氣病逝世。陳、章誤以為何為沈殉情跳海，章以何、沈原型創作了小說《雙枰記》，陳則寫了情真意切的懷友詩︰

哭何梅士

        海上一為別，滄桑已萬重。落花浮世劫，流水故人踪。

        星界微塵裏，吾生彈指中。棋卿今尚在，能否此心同。[47]

        章士釗得此詩後，一面告訴陳真相，一面也百感交集，和詩兩首，並披露陳、章當時已經以「革命黨」自居。

        何沈被拆散，在陳獨秀的頭腦中產生揮之不去的悲情。他顯然把控訴和批判包辦婚姻剝奪青年戀愛自由權利的事件，看成與救亡同樣重要的革命內容。在5月《安徽俗話報》「惡俗篇」專欄中，連續發表兩篇《婚姻》的文章（第三篇發表於9月）。

        這時期與陳獨秀志同道合、情趣相融的還有蘇曼殊。陳與蘇的相處也主要在《國民日日報》時期，也是短暫的，但友誼基礎要比陳與何廣泛深刻得多。陳與何的友誼主要建立在反對包辦婚姻的基礎上，陳與蘇的友誼則建立在反對「孔子的奴隸教訓」和「搶奪他人財產」的基礎上。此外，陳與蘇還有共同的愛情痛苦、身世折磨和高傲處世、憤世嫉俗的性格。

　　詩僧蘇曼殊

        蘇曼殊也是一個怪才。父親是旅日僑商，母為日本人（另一說母是中國人黃氏），1884年生於橫濱，6歲時回歸原籍廣東香山。1898年因家道中落重返日本。他一生漂泊，未受父母之愛。有人說他與陳獨秀有共同的「仇父情結」。陳因婚姻、愛情和革命，與嗣父決裂，「拒認家產」。1904年蘇父病重去世時，蘇「拒奔父喪」。陳的第一次婚姻不幸福。蘇深愛過一個日本女子，也未成功。這些都是使二人成為莫逆之交的重要因素。

        1902年，蘇曼殊在東京振武學校學軍事時，與陳獨秀等共同發起青年會，與陳相識。後又與陳住在一起，為《國民日日報》撰寫小品。此人絕頂聰明，通英文、日文和梵文，愛讀並翻譯拜倫、雪萊的詩作和雨果的小說。他還長於繪畫和作詩，風格清麗，間有俊逸豪放之作。蘇與陳有許多共同語言，並相互切磋，共同提高。與其有深交的詩人柳亞子回憶蘇在某些方面曾深受陳的教益，甚至說蘇是受陳的影響而啟發了自己的天才。

        蘇曼殊很喜歡法國文豪雨果的名著《悲慘世界》，決定將其翻譯成中文並連載於《國民日日報》。連載時譯名為《慘社會》，作者譯為「囂俄」。這時蘇的漢文根基尚差，柳亞子談到陳對蘇的幫助時說︰

        「字字句句間為他指點、修改不少。……此後，獨秀與曼殊時在一起，常以文字相往來，過從極密，而曼殊受益亦不少。這樣曼殊就因獨秀的影響，而啟示了自己的天才，成為一個超絕的文人了」。

        蘇曼殊身世飄零，受佛教和西方悲劇作品影響，佯狂玩世。與陳一起加入「青年會」後不久，即厭世而削髮為僧，法號博經，世稱曼殊上人。又耐不住寂寞，以僧裝還俗，加入《國民日日報》工作中來。他生活無節，嗜酒暴食，1918年35歲時即英年早逝。那時的革命者中，有一些人，一面因獻身革命，飽受反動當局的迫害；一面因追求個人自由，與現實專制社會格格不入，缺少社會（包括家庭、親友、戀人）溫情，因此備受折磨。體質稍弱者，往往早逝。與陳這段時期有接觸的就有汪希顏、鄒容、何梅士、蘇曼殊、吳孟俠、汪仲尹、熊子政等。

        陳對重要親人和朋友的去世一般都寫詩或作文悼念，有的還寫長詩，並非一般應酬，而是揮灑真情。如早年寫的《哭汪希顏》、《夜夢亡友何梅士而賦此》、《述哀》（哭兄）、《存歿六絕句》，晚年寫的《挽大姊》、《蔡元培逝世感言》等。陳獨秀後來對蘇曼殊有不少感人的回憶。1926年9月6日，他對柳亞子說︰

        曼殊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真是所謂天才。他從小沒有好好兒讀過中國書，初到上海的時候，漢文的程度實在甚不高明。他忽然要學做詩，但平仄和押韻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詩要我改，改了幾次，便漸漸的能做了。在日本的時候，要章太炎教他做詩，但太炎也不曾好好兒的教，只由着曼殊自己去找他愛讀的詩……讀了這許多東西以後，詩境便天天的進步了。

        陳獨秀還講到同盟會中章太炎與劉申叔的衝突及反對孫中山的活動。當時蘇曼殊與他們住在一起，不肯隨時俯仰，只裝做癲癲瘋瘋的樣子，以佯狂免禍罷了……好在他們都當他是傻子，甚麼事不去迴避他，而他也一聲不響，只偷偷地跑來告訴自己。陳最後說︰在許多舊朋友中間，像曼殊這樣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了！

        在曼殊去世17年後的1935年，柳亞子寫詩說︰

        名揚畫虎惜行嚴，孤憤佯犯有太炎。

        要憶囹圄陳仲子，曼殊朋友定誰賢？

        關於陳獨秀與蘇曼殊翻譯《慘社會》的合作，就更富有喜劇意味了，可見二人友誼的思想基礎。

        《國民日日報》停刊時，《慘社會》只發到第十一回的一半。鏡今書局的老闆陳況全對陳獨秀說︰你們的小說沒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然你們願意出單行本，我可以擔任印行。[48]當時，陳與章、何、蘇曾在上海賃屋同住過一段日子。不久，喜歡浪迹天涯的蘇曼殊去了香港。於是，陳就接受了整理《慘社會》並接翻譯下去的工作。《悲慘世界》原著是法文的。在當時的日本，這樣的名著，肯定有英譯本或日譯本。現在不知道蘇曼殊所譯的書是法文還是英文或日文。陳獨秀在日本留學，自然首攻日文，同時也精通英文，因為幾年後他還出版了一本《模範英文教科書》。但有人說他還通法文，就無從查證了。這時，陳兩次留學日本的時間加起來已有約12個月。以他的天賦，日文和英文精通到能翻譯外國名著的程度，是可能的。所以，大概用了不到一個月時間，就把《慘社會》從十一章下半回續到第十四回。鏡今書局在這年（1904）年底印出了單行本，書名改為《慘世界》，署名為「蘇子谷、陳同譯」。

        這本書出於這樣兩位名人之手，又是我國第一次翻譯雨果名著，所以不僅以後一版再版，而且在我國翻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具有更大意義的是，蘇、陳二人並不把這當作一件純文學的工作來做，而是有意把它作為一件載體，載負上揭露現實黑暗統治，宣傳革命造反的思想。從第七回起，添加了原著中沒有的一個故事，故事的男主角叫「男德」，通過他來說出許多宣傳革命的話，這又是我國翻譯史上絕無僅有的事。這種事也只有具有這種造反精神和性格的人才幹得出來。所以，章士釗說︰陳與蘇共譯的小說，「極寫人類困頓流離諸狀，顔曰《慘社會》，所懷政想，盡與此相同」。[49]

        關於蘇曼殊譯《慘社會》，陳獨秀說過︰我曾經潤飾過一下。曼殊此書的譯筆，亂添亂造，對原著很不忠實，而我的潤飾，更是馬虎到一塌糊塗。[50]說明蘇開始翻譯該著時，陳就知道並參與了這項工作，他是同意從第七回開始添加進去這麼一個故事的。最後三回多，由陳繼續「亂添亂造」下去：第一，稱頌立志要鏟除人間一切不平的有志青年。第二，鼓吹反清革命。第三，宣傳無政府社會主義思想。第四，批判孔教的奴隸思想。

        這些「政想」是否像有的學者所說的那樣，完全代表陳獨秀的思想，也值得商榷。有人把這說成是陳獨秀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表現，顯然是誤解。當時日本流行的社會主義新思潮中，對中國留學生影響最大的是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與陳獨秀關係密切的朋友中，如張繼、吳敬恒、劉光漢及其妻子何震、蘇曼殊等，都是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和鼓吹者。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以前，人們不注意馬克思的學說，最崇拜的是克魯泡特金。至於用暗殺等個人恐怖的無政府主義手段進行革命，則信仰者更多，蔡元培、秦力山等領導的軍國民教育會甚至把「暗殺」列入綱領。所以，陳獨秀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是不奇怪的。

        但同時必須指出，如上所論，這時期陳獨秀本人所寫的文章中，幾乎沒有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文字。即使贊成個人恐怖手段，也主要發生在1905年的一個短時期內。硬把《慘社會》與陳當時的思想聯繫起來，就像把反清革命塗上「反滿」色彩那樣，是欠妥的。譯文中的思想主要應該視為蘇曼殊的思想，陳獨秀即使同意，在他當時駁雜的思想中也是次要的。同時應該肯定，這種思想表達的建立一個政治平等、反對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理想社會的主張，雖然帶有烏托邦的色彩，但在當時是具有進步性和革命性的。或許在這一點上，陳獨秀是贊成的。

創辦《安徽俗話報》——對國民性的初步探索

        1903年底，陳獨秀從上海回到安慶，經常去的地方是桐城學堂。這個學堂是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去日本考察學制後創辦的新式學校，聘用陳的兩位友人——房秩五、吳汝澄為學長。陳經常向他們宣講形勢，房秩五回憶說︰獨秀幾無日不來校，縱談時事，極嘻笑怒罵之雄，意氣甚豪。有一天，陳終於說出想法，「約共辦安徽俗話報」。[51]

        但是桐城學堂要遷回桐城，改名桐城中學。房秩五要去日本留學，吳汝澄也要回桐城授課。於是，陳獨秀即寫信商之於安徽著名人士胡子承，胡又寫信給在蕪湖經辦「科學圖書社」的汪孟鄒。胡對當時只有25歲的陳也極為推崇，信中說︰陳君重甫擬辦《安徽俗話報》，其仁愛其群，至為可敬、可仰……此事應如何應付，本社諸同志與棟老（注：汪希顏之親家周棟臣）會面時當可妥商也。經汪孟鄒與圖書社同人議妥後，歡迎陳獨秀到蕪湖辦理，並以圖書社作為發行機關。[52]

　　陳獨秀主編的《安徽俗話報》

        1904年初，陳獨秀背了一個包袱，拿了一把雨傘，來到蕪湖辦起了《安徽俗話報》。科學圖書社也創辦不久，以販賣新書報、教科書為業。陳獨秀一到，就在牆上寫了一副對子︰

        推倒一時豪傑   擴拓萬古心胸

        從此，陳與汪孟鄒及其圖書社（後改名為亞東圖書館）結下了永恒的友誼。直到陳逝世，幾十年中，汪孟鄒及亞東給了他許多極其寶貴的幫助，特別在經濟與出版上。

        開始時，由房秩五負責教育欄，吳汝澄負責小說欄，其餘各欄均由陳獨秀一人負責。陳還負責全部排版、校對等工作。[53]因蕪湖科學圖書社無印刷設備，所以由陳將稿件匯齊後，寄上海章士釗創辦的大陸印製局承印。每期出版都由陳獨秀親自動手分發，捲封，付郵。[54]不久，房去日本，吳赴桐城，報務遂由陳一人負擔。陳後來回憶說︰

        我那時也是二十幾歲的少年，為革新感情所趨使，寄居在科學圖書社樓上，做《安徽俗話報》，日夜夢想革新大業，何物臭蟲，雖布滿吾衣被，亦不自覺。[55]

        在創刊號文章《開辦安徽俗話報的緣故》中，宣布辦報的宗旨是︰

        第一是要把各處的事體，說給我們安徽人聽聽，免得大家躲在鼓裏，外邊事體一件都不知道。況且現在東三省的事，一天緊似一天，若有甚麼好歹的消息，就可以登在這報上，告訴大家，大家好有個防備。第二是要把各項淺近的學問，用通行的俗話演出來，好教我們安徽人無錢多讀書的，看了這俗話報，可以長點見識。

        此報每期重要文章都由陳獨秀親自撰寫，用「三愛」筆名發表。第一期第一篇重要的文章《瓜分中國》講道，

        把我們幾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國，當作切瓜一般，你一塊，我一塊，大家分分，這名目就叫做「瓜分中國」。照他們的瓜分圖上，說是俄國佔了東三省，還要佔直隸、山西、陝西、甘肅；德國要佔山東、河南；法國要佔雲南、貴州、廣西；日本要佔福建；義大利要佔浙江；這靠着長江的四川、兩湖、三江幾省，就分在英國名下了。

        大家睡到半夜，仔細想想看看，還是大家振作起來，做強國的百姓好，還是各保身家不問國家，終久是身家不保，做亡國的百姓好呢？

        陳獨秀並不滿足於這樣的救亡宣傳和鼓動工作，他的重點是尋找導致中國衰亡的原因，企圖從根本上來做救亡工作。探索的結果認為：

        不是皇帝不好，也不是做官的不好，也不是兵不強，也不是財力不足，也不是外國欺負中國，也不是土匪作亂，依我看起來，凡是一國的興亡，都是隨着國民性質好歹轉移。我們中國人，天生的有幾種不好的性質，便是亡國的原因了。

        為此他寫了《亡國的原因》，[56]舉了兩種不好的國民性質並進行分析批判︰

        一、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無非想弄幾文錢，回家去闊氣，至於國家怎樣才能興旺，怎樣才可以比世界各國還要強硬，怎樣才可以為民除害，怎樣才可以為國興利，這些事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至於士農工商各項平民，更是各保身家，便是俗話說的「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若和他說起國家的事，他總說國事有皇帝官府作主，和我等小百姓何干呢！越是有錢的世家，越發只知道保守家產，越發不關心國事。

        >二、只知道聽天命，不知道盡人力。天地間無論甚麼事，能盡人力振作自強的，就要興旺，不盡人力振作自強的，就要衰敗，大而一國，小而一家，都逃不過這個道理……我中國人都是聽天由命，不肯盡人力振作自強，所以一國的土地、利權、主權，被洋人佔奪去了，也不知設法挽回哩。我看日後洋人來滅中國，中國人做奴隸，扯順民旗的，少不得又是這班聽天由命的人了。

        據他對國民性質的分析，問題集中在兩個方面︰民主與科學。民主問題，當時突出表現在對「國家」的認識上︰國民的普遍認識是國家是皇帝一個人的，是政府的，不是人民百姓的。人民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也就不關心國家危亡形勢，不參加救亡運動。陳獨秀認為︰

        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主權是全國國民所共有，行使主權的是代表全國國民的政府……一國之中，只有主權居於至高極尊的地位，再沒別的甚麼能加乎其上了。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個侵犯這主權的，都算是大逆不道。

        他在解說「亡國」二字時指出︰

        這國原來是一國人公有的國，並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國，皇帝也是這國裏的一個人。這國裏無論是那個做皇帝，只要是本國的人，於國並無損壞。我們中國人，不懂得國家與朝廷分別，歷代換了一姓做皇帝，就稱為亡國，殊不知一國裏，換一姓做皇帝，這國還是國，並未亡了，這可稱做「換代」，不可稱做「亡國」。必定這國讓外國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權，被外國佔去，這才算是「亡國」。[57]

        在「革命排滿」論高揚的情況下，能用這樣明白的語言說出滿清皇帝也是中國人，滿清滅明不是亡國，是要有很大的理論勇氣的。把亡國的原因主要歸結為國民性不好，這國民自然包括漢族人民，而且主要是漢民，更要有勇氣。可貴的是，他接着還說：

        不但亡國與換朝不同，而且亡國還不必換朝。只要這國的土地、利權、主權，被外國佔奪去了，也不必要外國人來做皇帝，並且朝廷官吏，依然不換，而國卻真是亡了。

        這是多麼深刻而富有遠見的觀察！只是，真理往往曲高和寡，不為世俗所理解。在革命風潮到來時，「排滿革命」的口號，不僅比保皇派的「君主立憲」，而且比「國民啟蒙」更能吸引民眾。這大概是陳獨秀雖然參加反清鬥爭較早，但在辛亥革命中卻少有作為；與同盟會元老關係密切，卻始終不參加該組織，直到1922年才奉命加入國民黨的重要原因吧！

        從現存二十二期《安徽俗話報》上陳獨秀以「三愛」筆名發表的文章來看，內容十分廣泛，有政治、礦務、民俗、教育、歷史、地理等，說明他知識廣博；同時緊扣兩個主題︰一、政治上反帝愛國救亡；二、文化上宣傳民主、科學。對象是廣大民眾，反對國民對國家危亡形勢的麻木及思想意識上的迷信、愚昧和落後。為了改善國民性，陳獨秀向一切惡化國民性的思想、觀念、制度、習俗開火，進行了一場新文化運動的預演。

        《安徽俗話報》具有如此特殊的內容、特殊的風格，很快聲名鵲起，發行僅半年，即達數千份。全國各城市如南京、上海、鎮江、揚州、武昌、長沙、南昌等，均有代派處，「一時幾與當時馳名全國之杭州白話報相埒。」[58]特別在安徽廣大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產生強烈影響。著名革命者吳樾、朱蘊山等都從此報中接觸「新學」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從而走上革命道路。[59]

        必須指出，文化知識是在繼承中發展的。《安徽俗話報》的出現，已是中國白話運動的中期。陳獨秀看到的幾種白話報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分別是1901年6月和10月創刊的《杭州白話報》、《蘇州白話報》，還有1903年11月和12月創刊的《寧波白話報》、《中國白話報》。各報對於民間惡俗，也都痛加批判。各地惡俗都有「特色」，因此批判對象也都有差異。如《寧波俗話報》主要批判寧波流行的賽會風、厚葬風和賭博風。各報都反對迷信鬼神，主張人力，宣傳各科科學知識。對於教育也都極為重視，甚至有教育救國論者，主張德智體全面發展。所有這些觀點和主張，都比陳獨秀《安徽俗話報》上的相關內容早一些時候或前後刊出，明顯有相互影響，異曲同工之妙。內容安排上，反復宣傳中國被列強瓜分的危急形勢，「歷史故事新編」和利用小說宣傳政治主張，乃是《安徽俗話報》的先導。

        傳統的「左傾觀念」指責白話報運動是「不敢反帝、反清政府（少數排滿派除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其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如此探索中國衰弱的原因並提出種種救國方案，滿腔熱情地公開宣傳，表現了一種先知先覺的品性，是十分可貴的。

　　《安徽俗話報》合訂本封面

[1]〈實庵自傳〉，《宇宙風》，第51期（1937年11月）。

[2]〈實庵自傳〉，《宇宙風》，第51期（1937年11月）。

[3][注3]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王樹棣等編︰《陳獨秀評論選編》（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291。

[4]章士釗︰〈吳敬恒-梁啓超-陳獨秀〉，《甲寅週刊》，第1卷，第30號（1926），頁17。

[5]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頁223。

[6]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王樹棣等編︰《陳獨秀評論選編》（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291。

[7]〈實庵自傳〉，《宇宙風》，第51期（1937年11月）。文中所述陳獨秀《自傳》的內容，均引自該作，恕不一一註釋。

[8]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

[9]張湘炳︰《史海抔浪集》（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頁17。

[10][注10]參見劉祿天、李永堂訪問整理︰〈陳松年同志談陳獨秀〉，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第15期（1979）；沈寂訪問整理︰〈再訪陳松年談話記錄〉，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編︰《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1期（1980）；〈陳獨秀的生平和家世——日本學者橫山宏章訪問陳松年及有關人士的記錄〉，載張湘炳︰《史海抔浪集》，頁22。

[11]任建樹著︰《陳獨秀大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24。

[12]潘贊化︰〈我所知道的安徽兩個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安徽省革命史研究資料》，第1輯。

[13]三愛︰〈婚姻〉（上），《安徽俗話報》，第3期（1904年5月15日）。「三愛」是至今發現陳獨秀最早用的一個筆名。專用於他主辦《安徽俗話報》期間。從其用此筆名所發表的文章內容看，「三愛」似乎指「愛國家、愛人民、愛家庭」。是否如此，待考。

[14]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6）。

[15]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號（1916）。

[16]張湘炳︰〈陳的第一篇著作——《揚子江形勢論略》評介〉，《社會科學戰綫》，第1期（1982）。

[17]程演生︰《仲甫家世及其他》，未刊手稿，藏北京中央檔案館。

[18]如日本學者多波野乾一的《中國共產黨資料集成》、周策縱的《五四運動研究指南》、美國科・托馬斯的《陳與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郅玉如的《陳獨秀年譜》等。

[19]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6）。

[20]參見孫雨航︰〈胡適的白話文運動〉，《安徽文選》（季刊），第1、2期合刊（1973年7月），台北。

[21]參見《ある中國人の回想》（東京︰東京美術社，1969〔昭和四十四年〕），頁7。

[22][注22]陳由己︰〈安徽愛國會演說〉，《蘇報》，1903年5月26日。

[23]三愛：〈說國家〉，《安徽俗話報》，第5期，1904年6月14日。

[24]《中外日報》，1901年3月25日。

[25]〈紀愛國新報〉，《大公報》，1902年4月19日。

[26]〈壬寅東京青年會成立攝影〉，陸月林編︰《逸經》，第1卷，第31期（1937）。

[27][注27]章士釗︰〈疏《黃帝魂》〉，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229。

[28]〈呈外務部電〉，《蘇報》，1903年4月28日。

[29]〈寄各國外務部電〉，《蘇報》，1903年4月28日。

[30]潘贊化︰《辛亥安徽革命運動回憶錄》，手稿，安徽省博物館藏。

[31]〈安徽愛國會知啓〉，《蘇報》，1903年5月25日。

[32]〈安徽愛國會知啓〉，《蘇報》，1903年5月25日。

[33]《安徽愛國會之成就》，《蘇報》，1903年5月25日。

[34]《安徽愛國會之成就》，《蘇報》，1903年5月25日。

[35]《蘇報》，1903年5月30日。

[36]上海︰《國民日日報》，1903年8月9日。署名︰由己。

[37]上海︰《國民日日報》，1903年8月17日。署名︰由己。

[38]《中外日報》，1903年6月7日。

[39]闕名：《安慶藏書樓革命演說會》，未刊稿。

[40]《蘇報》，1903年6月7日。

[41]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資料》，第3期（1979）。

[42]馮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135。

[43]爛柯山人（章士釗）︰〈雙枰記〉，《甲寅雜誌》，第1卷，第4期。

[44]章士釗︰〈吳敬恒-梁啓超-陳獨秀〉，《甲寅週刊》，第1卷，第30號（1926），頁17。

[45]章士釗︰〈初出湘〉，《文史雜誌》，第1卷，第5期（1941年5月）。

[46]《江蘇》，第6期，頁145。

[47]柳亞子：〈記獨秀先生關於蘇曼殊的談話〉，《蘇曼殊年譜及其他》（上海：北新書局，1928），頁284、285。

[48]柳亞子：〈記獨秀先生關於蘇曼殊的談話〉，《蘇曼殊年譜及其他》（上海：北新書局，1928），頁283。

[49]章士釗︰〈吳敬恒-梁啓超-陳獨秀〉，《甲寅週刊》，第1卷，第30號（1926），頁17。

[50]柳亞子：〈記獨秀先生關於蘇曼殊的談話〉，《蘇曼殊年譜及其他》（上海：北新書局，1928），頁283。

[51]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之回憶《俗話報》〉，《安徽革命史資料》，第1輯。

[52]汪原放：〈陳獨秀與上海亞東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5期。

[53]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之回憶《俗話報》〉，《安徽革命史資料》，第1輯。

[54]汪原放：〈陳獨秀與上海亞東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5期。

[55]〈在科學圖書社二十周年紀念冊上的題詞〉，轉引自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200。

[56]三愛：〈亡國的原因〉，《安徽俗話報》，第17、19期，1904年12月7日、1905年6月3日。

[57]三愛：〈亡國篇〉，《安徽俗話報》，第8期，1904年7月27日。

[58]三愛：〈亡國篇〉，《安徽俗話報》，第8期，1904年7月27日。

[59]李正西等著：《朱蘊山》（合肥：黃山書社出版社，1988），頁11。

二   在早期民主革命中（1905–1914）

參加無政府主義暗殺團

        與陳獨秀關係密切的朋友中，許多人信仰無政府主義，主張實行暗殺的個人恐怖。此外，以孫中山為首者，則主要從事大規模的武裝起義發動。二者實際上是互相呼應、互相配合的。即，少數人想純粹靠暗殺進行革命，多數人只把它作為引發起義的一種手段。很難分清誰是暗殺派，誰是起義派，往往是一人兼而有之——既主張起義，又參與暗殺。

        陳獨秀1904年秋主編《安徽俗話報》期間加入過暗殺團，並與蔡元培（孑民）共事過一段時間。他在哀悼蔡逝世時說：

        「那時楊篤生、何海樵、章行嚴等，在上海發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織，住上海月餘，天天從楊篤生、鍾憲鬯試驗炸藥，這時孑民先生也常常來試驗室練習、聚談。」[1]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

        暗殺團成立後，首先以慈禧太后為目標。為此，楊篤生親率何海樵等六人潛入北京伺機行刺，因無下手機會，經費不支而放棄。上海愛國協會的暗殺團分會成立後決定分地區活動：北方以北京為中心，楊篤生、何海樵、張繼負責；南方以上海為中心，由蔡元培、章士釗、陶成章負責；中江（長江中游）以安徽為中心，由陳獨秀負責，成員有劉光漢、柏文蔚、李光炯、倪映典、鄭贊丞、宋玉琳等。暗殺頻頻發生，又每每失敗。其中與陳獨秀有關的，是吳樾謀炸清廷出國五大臣事件。

        吳樾（孟俠），安徽桐城人。1902年考入保定高等師範學堂，與陳獨秀少年時代好友張嘯岑同窗。得知陳在安慶的活動，對其十分敬仰。1903年回家度假時特意轉道上海，訪陳於《國民日日報》社，議論國勢大計，十分投機。後來革命黨刺殺鐵良未遂，吳便萌生了除掉鐵良的念頭，典當了衣物，購買了日本手槍，急於行動。[2]這種情緒可能被陳獨秀所察覺，託潘贊化乘考察北洋警察到保定的機會進行指導。[3]潘轉達陳的意見——努力喚醒廣大群眾，起而救亡……謹慎而不懦怯，有勇氣而不急躁」。[4]

        有證據表明，陳不主張急於進行個人的暗殺行動。但是，吳樾恰恰認為當時由於孫中山革命派策劃的多次起義的失敗，中國還不是「革命時代」，而先要有一個「暗殺時代」。他根據歐洲和日本的經驗說：「革命之先，未有不由於暗殺，以布其種子者」。吳還是一個極端的仇滿主義者。對此，陳獨秀是不能苟同的。

        不久，趙聲借考察北洋新軍之機來到保定，與吳會面。趙聲（伯先），江蘇丹徒人，1902年與陳獨秀識於南京陸師學堂，此後二人關係密切。趙的思想更接近於陳獨秀，主張以發動起義為主，但並不絕對排斥暗殺論者，反而樂助其成，因為二者的目標畢竟是一致的。鑒於此，趙聲就把吳樾介紹給了楊篤生。在楊的指導下，吳做了一系列暗殺清廷重要大臣的準備工作。1905年春，吳樾決意赴京刺殺鐵良。為此去蕪湖拜訪陳獨秀、趙聲，進一步研究了暗殺計劃。趙還與吳互爭北上任務。吳問：「捨一生拚與艱難締造，孰為易？」趙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後者難。」吳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5]於是議定，即時置酒，慷慨悲歌，如荊軻刺秦王，以壯其行。

        不久，清政府宣佈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以備實行憲政。吳樾認為，這是清廷欺騙民意。於是與楊篤生商量後決定，改狙擊對象為五大臣。一切安排妥當，吳樾寫了絕命書性質的《意見書》，連同其著《暗殺時代》交給張嘯岑保存。據張回憶，吳的囑託是：「在他完成任務以後，如果離開人世，就設法交付可以發表的人，如果仍在世間，即將其焚毀，免得牽累。萬一無法發表，便交湖南楊篤生，或者安慶陳仲甫先生」。[6]

        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陽門車站轟然一響，爆炸終於發生。由於是自製炸彈，性能不安全，因火車開動時的震動而自爆，傷載澤、紹英二人。吳樾被炸得面目全非，當場殞命，清廷一時難以查清兇手是誰。遠在南方的陳獨秀致函張嘯岑：「北京店事，想是吳兄主持開張。關於吳兄一切，務速詳告。」[7]張即把吳樾的《暗殺時代》和《意見書》寄去。陳又將其轉寄日本東京的革命黨人。此前，吳樾還曾將自己的部分衣物託人轉交陳獨秀，再轉楊篤生，以作為同謀者的紀念。陳收到後，即將其交給蔡元培。辛亥革命勝利，蔡元培在吳樾烈士追悼大會上說：「吳樾死難之後，有陳君寄一皮包至上海。內有西式外套一件，此係烈士之遺物。當時係贈楊君以為絕命紀念者。」[8]當時，陳獨秀作為安徽省代表參加了大會。

        陳獨秀寫過紀念吳樾的詩，讚揚其犧牲精神。不過，真正有遠見的政治家是不贊成暗殺這一無政府主義手段的。孫中山說過，暗殺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結果定不良也」。[9]在吳樾謀炸五大臣事件18年後，陳獨秀撰文對暗殺做過如下評價：

        「只看見個人，不看見社會與階級；暗殺所得之結果，不但不能建設社會的善階級的善，去掉社會的惡階級的惡，而且引導群眾心理，以為個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會的階級的善，可以去掉社會的階級的惡，此種個人的傾向，足以使群眾之社會觀念、階級覺悟日就湮滅。因此……我敢說暗殺只是一種個人浪漫的奇跡，不是科學的革命運動。科學的革命運動，必須是民眾的階級的社會的。」[10]

        綜觀陳獨秀1901年至1905年間的思想，反帝、愛國是主旋律。清政府腐敗，不能依靠它來救亡圖存，也逐漸明確起來。至於革命主張，就相當駁雜了。既有法蘭西共和思想，又有皇帝也是一國之人，政府代表國民的君主立憲因素；既有喚醒國民起來的大眾革命思想，又有參加暗殺團的無政府主義影響。這是正常現象，人的成長是在實踐中逐步發展和提高的過程。

辦學任教與重組岳王會

        謀炸五大臣失敗，實際結束了吳樾所說的「暗殺時代」。此後革命黨更加重視集合團體力量、準備群眾起義的組織工作。「中國同盟會」應運而生。1905年8月，集合國內十四省、代表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軍國民教育會的100多位革命黨人在東京召開了同盟會成立大會。陳獨秀則從1905年8月開始，結束了在《安徽俗話報》的工作，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安徽公學」、「安徽初級師範學校」和「岳王會」的事業中，花了整整兩年時間，為革命黨培訓骨幹。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一直沒有參加同盟會。

        陳獨秀辦的第一個學校——安徽公學的前身，是李光炯、盧仲農在長沙開辦的「安徽旅湘公學」。李、盧都是比陳大二、三十歲的教育界老前輩。李是安徽桐城人，清末舉人，隨當時學界鉅子、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考察日本教育後，萌生了教育救國的思想。1904年春，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第2期上為「安徽旅湘公學」宣傳：「我想安徽有志求學的青年，很可以到那裏去學習哩！」[11]

        這是一所被革命黨人掌握的學校，黃興及趙聲、張繼等陳獨秀的至友都來任教。如此貴重的師資，辦在湖南長沙而專收安徽人，勢必發生種種困難。同年10月，黃興等華興會骨幹策劃起義計劃事泄，安徽旅湘公學受牽連，搬到省內第二重鎮、陳獨秀所在的蕪湖市。據從那時成為其終生朋友的高語罕說：「遷校運動的中心人物，就是陳獨秀。」[12]學校也改名為「安徽公學」，於1905年2月開學。為此，《安徽俗話報》刊出招生廣告：

        「本公學原名旅湘公學，在長沙開辦一載，頗著成效。惟本鄉人士遠道求學，跋涉維艱，茲應本省紳商之勸，改移本省。並稟撥常年鉅款，益加擴張，廣聘海內名家，教授倫理、國文、英文、算學、理化、歷史、地理、體操、唱歌、圖畫等科。」「（報名者）必須身體健康，心地誠樸，志趣遠大，國文通順」。[13]

        該校聘請安徽同鄉，前駐英欽使李經邁（李鴻章之子）和淮揚道蒯光典為名譽總理，著名鐫刻家鄧石如後人鄧藝蓀（繩侯）為副總理。所聘教員多是重要的革命黨人，如柏文蔚、陶成章、劉師培、張伯純、蘇曼殊、謝無量、周震麟、江彤侯、潘贊化、潘璿華等。1906年8月，太平府知府汪麟昌對安徽公學所作的《履勘調查報告表》發現：該校「並無編輯講義」。試問，宣傳反清革命的內容，何以能編成講義呢！知府大人可能已經嗅到點造反味道，但又找不到把柄，在「總評」一項中，自圓其說地寫道：「該堂教員、管辦員及學生均各精神奮發，志氣軒昂，可推府屬學堂之冠。惟教員多因出洋剪髮，學生薰陶所及，去髮辮者甚眾，談論舉止，饒有重外輕內思想，若能歙才就範，講求倫理，尊君愛國，宗旨一歸純正，則將來造就未可量也。」[14]

        實際情況是，該校為長江中游「革命之策源地」。[15]招生不限於安徽，第一期「本省百名，外省二十名」。同時又與東京同盟會總部、南京、上海、安慶、合肥等地革命組織互通聲氣。安徽辛亥革命老人朱蘊山說：「這是安徽革命運動的序幕。」[16]同盟會元老馮自由亦稱：「皖人之傾向革命實以該校為最早。」[17]

        1906年4月，陳獨秀親自創辦「徽州初級師範學堂」。這一史實過去鮮為人知，後來發現一份與太平府報告表相似的對公立徽州初級師範學堂的《履勘調查報告表》，[18]才發現陳獨秀還擔任過該校監學，並任教育、地理、東語（即日語）課教員。各科教員幾乎全與陳獨秀關係密切，如倫理兼心理教員金紹甫（劉光漢）、理化教員潘璿華、博物生理教員潘贊化、算學教員盧仲農、經學國文教員汪宗沂等。其課程設置、教材也與安徽公學相同。報告特別指明：「教授均用新舊書籍，並無編輯講義。查經學一科，教授鐘點過少，似有背奏定章程」。因為學校已經放假，汪昌麟可能從課程表的安排和口問中發現了這個問題。

        此外，皖江中學與上述安徽公學、師範學堂情況類似。知府汪昌麟對這三校一起履勘後，表示要進行整頓。陳獨秀也在皖江中學任教或代課。關於這一點，有些學者根據1906年蘇曼殊給劉三的信和柳亞子所寫的《曼殊全集》序，認為有待進一步的證實。

        1905年夏，安徽公學基本穩定，陳獨秀與柏文蔚等走訪淮上各縣，串聯革命黨人，重建反清秘密團體「岳王會」。

        過去史家都認為岳王會是陳獨秀所獨創。有研究者經過詳細考證發現，岳王會創立於1898年冬的安徽壽縣，是豫皖間哥老會的別部，以反清為目的。陳獨秀這次不過是重組而已，較早入會者有柏文蔚、常恒芳、岳相如、範傳甲、鄭贊丞等人。名門之後孫少侯（毓筠），其祖父孫家鼐曾任清廷工部、禮部、吏部尚書及光緒帝師，看不起幫會組織，不參加岳王會，但因同情革命而予以資助。1903年，該會已處於散漫狀態。[19]

        據李光炯、柏文蔚、常恒芳回憶：安徽公學成立不久，在成立黃氏學校從事暗殺工作的同時，大家以為「排滿革命，徒從宜多，主義雖定，宣傳宜廣」。於是，陳、柏遍訪了原岳王會成員，會晤孫少侯等各路豪傑。發起重組岳王會，「秘密結合，採取燒香宣誓方式，效法岳飛精忠報國的精神，對外不發表文字，也沒有甚麼政治綱領」。[20]

在蕪湖的岳王會總部

        此後，岳王會規模迅速擴大，深入各個階層。常恒芳成立安慶分部，柏文蔚成立南京分部，皖北也成立了分部。陳獨秀則坐鎮蕪湖，任總部會長。這些分部又有周邊組織，勢力可觀，「大者聚徒數萬，小者結黨數千」。進而與同盟會結合，發動一系列重大行動。1906年春，吳暘谷奉命從日本回國建立同盟會安徽分部。他動員大部分岳王會南京分會、安慶分會成員加入同盟會，岳王會已名存實亡。有一種說法稱，同年夏，岳王會總部正式作出決議：接受吳暘谷等介紹，全體加入同盟會。但是，鑒於總部會長陳獨秀始終沒有加入同盟會，這個決議值得懷疑。岳王會是鬆散的幫會性質團體，總部與分部及會員間並沒有嚴密的組織關係，各自獨立活動。大多數會員被高舉「反滿革命」旗幟的更為激進和嚴正的同盟會所吸引，不足為奇。這些會員成為同盟會及後來國民黨的重要骨幹，有名可考者就有40多位。此後他們在江淮地區策劃了一系列反清革命事件，最著名的是1908年熊成基等舉行的安慶起義。陳獨秀未參加這些起義的具體策劃，並在1907年徐錫麟起義後避赴日本。

        人們不禁要問，鋒芒畢露的陳獨秀，為甚麼在起義不斷時卻不見蹤影？從表面上來看，一是正因為前兩年過於暴露，被清廷所注意，不得不退居二線。二是正因為當時急需宣傳群眾，培養幹部，所以他去做辦報、組校、結社等更重要的工作。除此之外，有沒有更深沉的思考？例如，對蔡元培、秦力山、章士釗、吳樾等的暗殺活動，對岳王會、同盟會一類組織及其策劃的一系列武裝起義，他有甚麼看法？

        岳王會成立後，只看到南京、安慶兩個分部與同盟會合作進行的活動，沒有看到蕪湖總部的活動和陳獨秀對分部工作的態度，好像總部被架空了。1910年，陳獨秀在紀念12位戰友而寫的《存歿六首》中，只有一位，即當時還活着的鄭贊丞曾是岳王會的幹事。柏文蔚、常恒芳這種遠在鄭之上的重要人物，卻不在詩中。同盟會那樣以「反滿」種族革命為中心的綱領，他顯然是同情而不擁護。不能說陳當時已有明確的反對態度，因為直到1924年總結27年來國民運動所得教訓時，他才明確說出這樣的話：

        辛亥革命方法錯誤之點正多，最重要的有二：

        （一）單調的排滿，雖然因此煽動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於成功；同時並未抓住社會上客觀的革命勢力，即當時商民之經濟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國帝國主義收回權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為商民所瞭解，革命運動遂不得不隨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國的產業未能隨革命成功而發展；因而，封建餘孽得勾結帝國主義者撲滅革命勢力，而帝國主義之長驅直入，革命後反比前清更甚。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敗。

        （二）單調的軍事行動，這種軍事行動之基礎，不但不曾建築在民眾的力量上面，即參加革命的軍隊，也只是被少數黨人權利的煽動，並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傳與鼓勵；因此，軍人以爭奪權利而互鬥的內戰，血污了十三年民國史。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敗，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惡。

        專做軍事行動而忽略了民眾的政治宣傳；專排滿清而放鬆了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但放鬆了，而且滿口尊重外人的條約權利，力避排外的惡名，軍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國革命而大伸，清末權利收回運動，無形消滅，借外債，送權利，成為民國史之特徵；同時軍人以兵亂政，亦為前清所未有，至如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勾結為患的局面，亦可以說是辛亥革命方法錯誤所遺下的惡影響。[21]

        這裏的總結，「單純排滿的種族革命而不反帝，單純軍事行動而不發動民眾」點中了1922年與共產黨合作前的國民黨（及其前身同盟會）的要害，似乎也可以解釋為甚麼陳獨秀拒不參加同盟會（後來對加入國民黨也不積極），也不積極參加他們領導的武裝起義，自己也不發動起義的主要原因。

學習、思考、彷徨的三年

        1906年下半年開始，清政府開始加強對安徽公學及初級師範學堂的管制，更對陳獨秀與革命黨人聯絡機關科學圖書社嚴密監視。安徽巡撫恩銘也注意到了眼皮底下的革命黨人。據說，「奸民候補道汪雲浦告密於恩銘，恩銘大怒，欲窮治之，羽書連下」。[22]於是，蕪湖偵探密佈，兩江總督端方還擬出了逮捕的名單。革命黨人紛紛離開學校，李光炯也暫避九華山。捱到1907年春，陳獨秀不得不再度赴日。

        1901至1915年，包括陳獨秀在內的大批革命黨人多次赴日留學或逃亡避難。日本是培養中國早期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的知識份子和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思想者的搖籃，而且當時的出入境手續遠沒有現在這樣的嚴格與繁瑣。留學生龔德柏回憶說：

        日本是外國，自不必說。拿現在的標準來說：赴外國留學，不知在國內先要費多少時間，辦理出國手續；並須請駐在中國的日本領事官，為我們簽證護照，方能起程。但那時候一切手續都不要。中國政府對於出國的人民，都絕對不管。只要你有錢，甚麼時候願意去日本，你就去；甚麼時候願意回國，你就回。絕對不受留難。而日本方面，對於中國人，也絕對許其自由出入，不要護照。[23]

        去日本的旅費也不貴。以1915年龔赴日為例：由上海乘日輪到日本橫濱船票，統艙，只需15元國幣。而坐船由上海到長崎，再乘火車到東京更便宜：船票7.5國幣；火車7.5日元。當時清朝國幣與日元幣值幾乎相等。

        陳獨秀這次赴日，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專攻英語。2004年，筆者應日本東京大學佐佐木か和慶應義塾大學教授長堀祐造邀請赴日訪問，曾參觀正在移地擴建中的該校，現已成為日本著名的多語種外語大學。從該校提供的歷史資料表明，陳獨秀在校期間，用的是該校創辦人自編而各個大學普遍使用的模範英文教科書。正如著名史學家王森然所述，以陳獨秀的天賦，力求創新的學習和研究的方法，不論哪門學問，只要被他用心關注，必然成績優異而且總有獨到見解。三年後，他竟然編了一部《模範英文教本》（四冊）。當時的廣告這樣寫道：

        陳獨秀著 模範英文教本

        是書英名Lesson，乃揉合會話、文法、翻譯而為之，且譯之以國文焉。蓋習外國文與本國文異趣，必於讀書文法外加讀是書，始易於曲喻而灼解也，其編制體裁，係由淺入深，由簡之繁，別為四冊。第一冊釋八種詞之要略，第二冊釋各種詞之不規則法，第三冊釋各種詞之特別要點，第四冊動詞之各種用法（mode、infinitive之類）及各種前置詞之用法，措辭嚴潔，引例顯豁，先生得意之作也。

        陳獨秀這次留學日本的時間最長，除次年秋天短期應邀回國之外，在彼約有兩年。除英文外還學習了法文，這無疑是與他獨鍾法蘭西文明，特別是法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學說有關。後來創辦《青年雜誌》（次年改名《新青年》），封面上用的刊名就有法文的「青年」，即——LA JEUNESSE。

　　《新青年》的封面上的LA JEUNESSE字樣

        過去對陳獨秀1907–1909年的行蹤不清，有人曾以為他到法國去留學了。為此，1902–1912年先後在法國的李石曾和李書華寫信給正在作《陳獨秀年譜》的郅玉如先生證明：「未聞彼曾遊學法國」。[24]日本學者中島長文在《陳獨秀年譜長編初稿》中說陳1914年在日本「雅典娜法語學院」學過法語。筆者2004年訪問該校，發現1913年其尚為東京外國語學校的一部分，開始課程是「高等法語」，次年加設初等科。正如陳獨秀所主張的那樣，該校教學相當靈活，有入門科、本科（初級、中級、高級）、專科、視聽會話科、夏秋旅遊研修課等。所以，陳獨秀在該校學習法文是可信的。

        凡與陳獨秀有接觸的名家，都說他會法文，而且水準不低：胡適說：「陳獨秀英文和法文都可以看書。」[25]王森然說：「先生書無不讀，又精通日文、法文。」[26]柳亞子甚至說：「曼殊生平第一個得力的朋友是仲甫，大抵漢文、英文和法文都曾受他指教。」[27]

        這兩年，除了參加「亞洲和親會」外，陳獨秀沒有甚麼政治活動，這是完全符合他當時思想狀況的。該會由中國人與印度的缽羅罕・保什等首先發起，日本、緬甸、菲律賓、朝鮮諸國的革命者陸續加入，是一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亞洲的聯合戰線組織。中國參加者，除章太炎（炳麟）、陶冶公（鑄）外，還有張溥泉（繼）、劉申叔（師培）、何殷振（震），即劉申叔之妻、蘇子谷（元瑛），法名曼殊等人，多是陳的好友，陳多數時間也與曼殊同居一屋。和親會約章規定：「亞洲諸國，或為外人侵食之魚肉，或為異族支配傭奴，其陵夷悲慘已甚。故本會義務，當以互相扶助，使各得自由為宗旨」；「亞洲各國，若一國有革命事，餘國同會者應互相協助，不論直接間接，總以功能所及為限。」[28]

        日本參加者有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榮等。有諷刺意味的是，山川均後來在日本大舉侵略中國時，竟然變成擁護侵華的「愛國主義者」。為此，陳獨秀30餘年後撰文譴責他的背叛。[29]

        和親會規定：會員每月聚會一次，實際上，除幸德秋水搞了一個「星期五演講會」，劉光漢與張繼搞了一個「社會主義講習會」（1907年）、又與何震夫妻倆創辦《天義》、《衡報》，宣傳無政府主義外，沒有搞甚麼活動。章太炎與張繼忙於主辦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劉光漢熱心向上海的《國粹學報》寫文章，鼓吹「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總之，實際上誰都沒有精力主持會務。該會是亞洲被壓迫民族組織國際反帝同盟的最早嘗試者。這樣的組織，只有各國政府出面，才可能有所作為；若是民間人士組織，肯定不會有結果。況且，《約章》表明這個組織是一個思想上的大雜燴：「凡亞洲人，除主張侵略主義者，無論民族主義、共和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皆得入會。」這樣，思想上就沒有共同語言，開起會來就變成「吵鬧不休的俱樂部」，怎麼可能會有統一的行動？不到一年，該會就無形消散了。

        在辛亥革命發生前的三、四年中，對於中國革命應該走甚麼道路，陳獨秀既不盲從，又無適從，處於彷徨狀態。民國理論家傅斯年說到這一時期的陳獨秀思想時說：

        清末陳氏在日本時，加入革命團體，而與當時長江革命人士一派較親密，與粵浙各部分較疏，又以他在學問上及著文的興趣，與國粹學報、民報諸人同聲之來往最多，然而因為他在思想上是膽子最大，分解力最透闢的人，他永遠是他自己。[30]

        於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國漢學和西方新學的學習和研究上。1915–1919年，陳獨秀在《新青年》時期對東西方文化、思想、學術有精深的研究和獨見，看來主要是這一時期研究的結果。具體說來有：

        ・對西方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

        ・對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

        ・對儒家思想的研究；

        ・對佛學的研究；

        ・對詩詞字畫的研究；

        ・對音韻學和文字學（古稱「小學」）的研究。

        這些研究的狀況和成果，以後各章會陸續介紹，這裏只敍述他與蘇曼殊對梵文和佛學的研究狀況。陳與蘇二人，無論從狂豪不羈的性格上，還是對佛學、文學（特別是外國文學）、詩詞字畫的興趣方面，都有共同的愛好，甚至到癡迷的程度。柳亞子說：蘇曼殊信佛，甚至削髮為僧，於是學梵文。陳獨秀送他一本英文版《梵文典》，蘇竟把它翻譯了過來，出版了，還請參加亞洲和親會的印度革命者「法學士波邏罕居士」、章炳麟、劉光漢、何震、熙州仲子（陳獨秀）題詞寫序。

        陳獨秀的學生何之瑜在給胡適的信中說：「我在仲甫先生遺篋中，發見一本《初步梵文典》的手稿，字跡很像仲甫的手筆。我就去問鄧仲純，他告訴我，他和曼殊和尚、仲甫先生二人，共同住在東京一間小房裏，曼殊向仲甫學字，學詩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詩，不僅像，好多是仲甫做的或改的；而仲甫則向曼殊學英文、梵文，每天嘟呀也呀，他很討厭，時常還因此吵嘴。」[31]可見，陳與蘇達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對佛學的興趣達到了旁若無人的程度，即使朋友「討厭」、「吵嘴」也不在乎，真是兩匹不羈之馬！

        蘇、陳這時如此癡迷地信仰與研究佛學，與參加亞洲和親會有關。和親會約章規定：「振武我婆羅門、喬答摩、孔、老諸教，務為慈悲惻怛，以排西方旃陀羅之偽道德。」即把佛教、孔教、老子的道教，視為拯教東方各國社會道德的祖傳藥方。為此，他們曾成立「梵學會」和擬建「梵文書藏」。應者廖廖，不了了之。

        陳獨秀、蘇曼殊的友誼可以說達到如膠似漆的程度。二人不僅合譯《慘世界》，合譯《梵文典》（由陳獨秀協助），共研佛學。1906年，蘇、陳在蕪湖皖江中學任教，與鄧以蟄關係密切。該年暑假，三人去日本旅遊。回國時在船上閒聊，曼殊說到在日本與女友親昵之事。陳、鄧二人開玩笑，表示不信，逼得蘇把女友的髮飾等物給他倆看。不能與心愛之人長相守，曼殊把情物拋入海中，轉身痛哭起來。陳獨秀表示同情，題詩以安慰蘇。1913年，陳獨秀從滬回皖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巧遇因赴日本江戶省親過滬的曼殊，激動不已，題詩一首：「春申浦上離歌急，揚子江頭春色長。此去憑君珍重看，海中又見幾株桑。」[32]

        蘇曼殊對陳也是情深誼長。1909年5月，蘇作《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契闊死生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僧。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33]1913年底，蘇曼殊東行，在滬巧遇困居上海的陳獨秀。這時反袁鬥爭失敗，陳「靜待餓死」，只得匆匆離去。蘇作《東行別仲兄》曰：「江城如畫一傾杯，乍合仍離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雲誰與望樓台？」[34]

事業失意，隱遁杭州

        從1902年在日本加入青年會起，陳獨秀以滿腔激情投入一系列愛國救亡、反清革命的運動之中。其結果是不斷失敗，遭到清政府的通緝，諸多戰友被殺或被迫流亡而去；所辦報紙、學校紛紛解散，岳王會的同仁幾乎是集體加入被他看不上的同盟會；自鳴清高而不能隨「俗」，陷於自我孤立；獨自探索喚起民眾、反帝反清的革命道路，又因曲高和寡而行不通……

        對於同盟會內部勾心鬥角的矛盾，陳獨秀很有看法。以與其關係密切的章太炎、張繼、劉光漢三人為例：章是光復會發起人，發表過大量極端的仇滿言論。博學的國學基礎、《蘇報》案的影響、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並領導與保皇派的論戰，其在革命派中影響之大，不亞於孫中山。在革命戰略和策略上，由於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他和張繼、劉光漢都與孫發生矛盾。孫出於利用矛盾的考慮，不主張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他們反對；孫提倡民主立憲，他們反對任何立憲；孫主張「平均地權」、「發展實業」，劉光漢主張農民群眾自發行動，「殺盡資本家」，等等。章太炎還為《民報》經費問題與孫大相齟齬，把這些矛盾公開暴露出來，抨擊孫中山，甚至醞釀改組同盟會。1909年，章太炎終於與陶成章重組光復會，自任會長，與同盟會分道揚鑣。

        劉光漢心術不正，從極端一變而為叛徒。他不僅反對孫中山，繼又與章太炎、陶成章鬧翻，與革命黨人關係全面惡化，並挑撥同盟會內部各派常起糾紛，進而提議改組同盟會總部，妄圖奪取幹事職權。此議遭到拒絕後，竟萌生異志。1908年，兩江總督端方為分化革命黨，派人到東京用官職金錢暗中收買同盟會會員。劉光漢夫妻及其姻弟汪公權（均為同盟會會員），三人隨即變節，成為密探，後來幹了不少壞事。陳獨秀雖然當時不知這些人墮落到那種地步，但對他們的為人和活動，肯定是不以為然的。1910年，他寫《存歿六首》，懷念最親密的十二位朋友，沒有章、張、劉三人。

        所有這些，使他從1907年起逐漸陷入寂寞、消沉、苦悶、彷徨之中。辛亥革命爆發前，因親愛的兄長陳孟吉、至友汪仲尹、熊子政、章谷士、趙聲等人相繼辭世，孤苦的情緒加重到極至。

        1909年9、10月間，陳獨秀由日本返國，到杭州。不久，接兄凶訊，即到瀋陽護孟吉棺木返回故里。憶及早年兄和母親撫育之恩，不禁淚如泉湧，作《述哀》五言長詩痛悼。這次不像1903年《哭汪希顏》那樣，化悲痛為力量，抒發豪情壯志，而是述說「兒命青絲懸」，[35]希望與兄同去「雙還」，表示悲傷之深，說明志氣之消沉。

        陳獨秀這次住家，時間較長，約有兩三個月時間。在此期間，他與胡淵如曾去拜訪程演生，二人結為終身友好。程與陳是同鄉，曾遊學歐洲，學識廣博。後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校長、安徽學院院長，任外交部特派員期間還先後出使法國、阿富汗、波斯（伊朗）、土耳其、暹羅（泰國）。「五四」時期，他在北京大學當教授，是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領導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支持者和合作者，曾親自支援陳對文科教學進行改革，囑陳「萬望鼓勇而前勿為俗見所阻」。[36]

　　程演生於1932年4月接任安徽大學校長，並兼安徽通志館副館長

        好像是對這十年中國最初的民主革命作總結一樣，1911年初春，陳獨秀把這一時期最親密的戰友（死去的六位和活着的六位）的懷念壓縮在一首六絕句中，權作紀念：

        存歿六絕句

        伯先京口誇醇酒，孟俠龍眠有老親。

        仗劍遠遊五嶺外，碎身直蹈虎狼秦。

        （存為丹徒趙伯先，歿為桐城吳孟俠）

        何郎弱冠稱神勇，章子當年有令名。

        白骨可曾歸閩海，文章今已動英京。

        （存為長沙章行嚴，歿為福州何梅士）

        夬公說法通新舊，汪叟劇談騁古今。

        入世莫尊小乘佛，論才慟惜老成心。

        （存為壽春孫少侯，歿為徽郡汪仲伊）

        老贊一腔都是血，熊侯垂死愛譚兵。

        蜀丁未辟蠶叢路，淮上哀吟草木聲。

        （存為霍邱鄭贊丞，歿為正陽熊子政）

        谷士生前為諍友，彤侯別後老詩魂。

        塚中傲骨成枯骨，衣上啼痕雜酒痕。

        （存為歙縣江彤侯，歿為績溪章谷士）

        曼殊善畫工虛寫，循叔耽玄有異聞。

        南國投荒期皓首，東風吹淚落孤墳。

        （存為廣州曼上人，歿為同邑葛循叔）[37]

        以上十二人中，趙聲（伯先）和吳樾（孟俠），已在前文吳樾案中說過；章行嚴（士釗）、何梅士、曼上人（蘇曼殊）、孫少侯（毓筠），也有較多的敍述。汪仲伊大陳獨秀42歲，在蕪湖辦《安徽俗話報》時，由汪孟鄒引薦，與陳結忘年交，1906年與陳合辦徽州初級師範學堂，汪任總理，陳任監學。因培養造反者，不久停辦。汪也隨之謝世。鄭贊丞與葛循叔，與陳曾共同發起安徽藏書樓演說的拒俄運動，成立岳王會，參加反袁鬥爭。章谷士是陳辦《安徽俗話報》「朝夕晤談的好友」，而熊子政曾任此報正陽關發行代辦。此詩之簡繪十二人物與陳獨秀的深切緬懷，手法之簡練，意境之高雅，輿論一時轟動。上世紀50年代周恩來見章士釗時，竟能背誦，一字不訛。[38]

        在杭州的這段清苦生活中，給陳獨秀情趣的，就是與義士劉三、沈尹默以及馬一浮、謝無量等人的友誼。除了遊山玩水、吟詩作詞之外，還觀賞和研究書畫、文字學等。

        陳獨秀這時已有較深的書法造詣，他在無意中幫助沈尹默書藝大進。沈出身於書香門第，自幼寫字，祖父和父親都擅書法。他回憶說：

        陳獨秀（那時名仲甫）從東北到杭州陸軍小學教書，和同校教員劉三友善，劉三原名劉季平，松江人，是當時江南一位著時望的文人，以劉三名，能詩善飲，同我和沈士遠相識。有一次，劉三招飲我和士遠，從上午十一時直喝到晚間九時，我因不嗜酒，辭歸寓所，即興寫了一首五言詩，翌日送請劉三指教。劉三張之於壁間，陳仲甫來訪得見，因問沈尹默何許人。隔日，陳到我寓所來訪，一進門，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

        初次見面，就直率到如此當頭一棒，也只有陳獨秀才能做得出來，而不管人家的感受如何！還好，沈先生畢竟是一個有自知之明和「大肚能容」雅量的士大夫——「這件事情隔了半個多世紀，陳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當時，我聽了頗覺刺耳，但轉而一想，我的字確實不好，受南京仇淶之老先生的影響，用長鋒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寫不好，有習氣。也許是受了陳獨秀當頭一棒的刺激吧，從此我就發憤鑽研書法了。」[39]

        據當時同在杭州，後來成為國學大師的馬一浮先生說：

        那時仲甫先生在杭州陸軍小學教史地，差不多每天都和沈尹默、劉三幾個人到他那裏去談天。他們在一起，時常做詩，互相觀摩，約莫有一二年。不過仲甫先生不論做詩吟月也好，酒醉飯飽也好，有事無事，仲甫先生他一個人，總要每天寫幾張《說文》上的篆字，始終如一，比我們哪一個人都有恒心些。[40]

        陳獨秀不僅對書法有如此勤奮的練習，而且有深入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陳的外甥葛康素，是與他青年時期留學日本和安慶藏書樓時期的朋友、又是清朝書法篆刻家鄧石如的外孫，對書法有相當造詣，對陳的書法水準和見解卻有很高的評價。1939年秋，陳獨秀在四川江津養病時，葛康素曾與陳獨秀有一段時間的接觸。陳當時「偶為人書字，然多不經意之作」；而葛「終日習書，殆廢寢食」，因而專門向陳討教書法。陳寫「論字三則」給他：

        陳獨秀書法二幅

        一、作隸宜勤學古，始能免俗。

        二、疏處可容走馬，密處不使通風；作書作畫，俱宜疏密相間。

        三、初學書者，須使粗筆有骨而不臃腫，細筆有肉而不輕佻，然後筆筆有字而小成矣。筆劃拖長宜嚴戒，猶之長槍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41]

        陳獨秀善書，可是，為甚麼在領導新文化運動、創建中國共產黨和組織中國托派時期，至今沒有發現他的詩字？有人同意李大釗的說法：「仲甫生平為詩，意境本高，今乃『大匠旁觀，縮手袖間』，窺其用意，蓋欲專心致志於革命實踐，遂不免蟻視雕蟲小技耳。」「仲甫聞此言，亦不置辯。」[42]這裏，說陳獨秀無情趣、無時間再作詩字，是可信的，而說其「蟻視雕蟲小技」，不大說得過去。陳獨秀「不置辯」，並不能說明他同意這個說法，恐有不屑一辯之意。一個以「白髮老書生」而終的人，決不會「蟻視」做詩寫字為「雕蟲小技」的。晚年他又寫了大量詩字作品，而且現在發現即使在1922–1937年共黨和托派期間，也有不少傑出的詩字作品。

辛亥舉義，執政安徽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聲炮響，打破了陳獨秀在杭州教書、吟詩、寫字這種也許是一生中最恬靜的生活。在回應武昌起義的各省光復運動中，杭州很快行動起來，陳獨秀所在的陸軍小學是革命黨人的一個聯絡機關。據光復會會員周亞衛回憶：起義工作從宣傳鼓動開始，對杭州各機關學校等散發傳單。「地理歷史教員陳仲甫起草了一篇檄文，由我用一張大紙寫好，同排長商文蔚兩人深夜裏去貼在鼓樓的門旁」（褚輔成說貼在衙署）。第二天，檄文已被揭走，原位置上改貼了撫台衙門嚴厲鎮壓的告示。但是，「省垣官吏聞之悚然」。11月4日，新軍起義，浙江巡撫增韞等官吏逃竄，第二天就成立浙江軍政府。不過，那裏沒有陳獨秀的位置。顯然，他的位置在安徽。

        12月2日，孫毓筠（即贊助岳王會的孫少侯）出任安徽軍政府都督，依靠軍政府參謀長兼青年軍總監韓衍統率的軍隊和南京臨時政府陸軍第一軍柏文蔚的軍隊打敗了清軍倪嗣沖部，裁撤各地軍政分府，實現了全省的統一。

        孫毓筠本人納資捐官三品道台，由於岳王會時期與陳獨秀建立友誼，深受影響，傾向革命。1906年，他參加同盟會，曾捐私產十多萬金充革命軍經費。後被孫中山派回國，運動長江流域各地新軍起義，被叛徒出賣被捕入獄，判處終身監禁，南京光復前恢復自由。孫毓筠十分瞭解並仰慕陳獨秀的才智，急電召陳回皖共事。陳獨秀也欣賞孫出身豪門而不保守，當即回應，辭去杭州教職，來到安慶任安徽都督府顧問。八位顧問都是當時安徽社會名流，除了陳獨秀外，還有與陳終身為友的高語罕，有《存歿六首》詩中懷念的汪仲伊老人的兒子汪律本等人。

        過去一般論著根據張嘯岑的回憶，都說陳是任都督府秘書長，實際上，根據當時的《安徽公報》（第4期）公告，秘書長另有其人，是涇縣人查秉鈞。陳獨秀等八人為顧問，在秘書長之上。不過，既然是顧問，都督府秘書科自然也在「顧問」之列，秘書科也歡迎並利用這些社會名流的影響力。所以，陳獨秀等這些顧問的名字又經常出現在秘書科對外的文件中。如1912年1月30日「皖都督府秘書科」電祈孫中山赦免釋放劉光漢的電文，署名十人中就有「陳仲」，[43]是14位「議董」之一。由於陳獨秀名氣之大，大大蓋過別人，因此，親朋好友的回憶錄，也往往把陳獨秀這個顧問當成是「秘書長」。

        從現有資料看，在孫毓筠任內，陳獨秀主要幹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賑災。1911年12月，陳獨秀在上海與13位「議董」（安徽籍名流）組成「全皖工振籌辦處」，為安徽災民募集賑災款。[44]

        第二件大事是大力推行舊官僚機構的改革。據都督府科長張嘯岑說：「陳仲甫當時提出改革的意見，大體可歸納三個方面：一，人民的生活要提高；二，舊官僚不能都敬克任用；三，對那些對革命事業有阻礙、違背革命利益的事，應大刀闊斧地將它除掉。」改革之難，遠遠超過推翻一個舊政權。陳獨秀的這次改革計劃註定是要失敗的。張嘯岑說：

        陳想在行政上作一番改革，唯性情過於急躁，想一下子就把政治改好，常常為了改革而與人發生口角。每逢開會，會場上只聽他一人發言，還總是堅持己見，孫少侯也無可奈何，還不得不從。孫少侯認為，所謂革命，就是把滿清推翻，現在滿清政府推翻了，就萬事大吉。在都督府任用人的問題上，孫少侯重用的是舊日的官僚人員，對那些留學生反不甚信用。陳仲甫的看法則不同，他的目光看得遠些，認為把滿清政府推翻，事屬破壞，今後需要建設的事則更多，且更為重要。[45]

        革命党方面，孫少侯這樣的人很多，佔了主導方面，連孫中山、章太炎也不例外，認為推翻滿清政府就是革命成功，誰來掌權無所謂。陳獨秀一個人主張改革，連革命黨都不支持，如何進行？眼看時局危急，陳不甘心失敗，到浦口密會岳王會老戰友——柏文蔚。柏是南京臨時政府第一軍軍長，是陳獨秀朋友中唯一掌握強大軍權的人。想到請其回皖主政，說明陳的思想成熟了一步——開始重視武裝力量。柏文蔚回憶說：

        是時，陳獨秀亦由安慶來浦口密商，以袁世凱用威迫利誘的手段，革命黨內部已被分化。南方留守府既取消，各軍渙散，軍事重心，已不在南京，浦口無久居必要。且少侯在安徽處境確甚困難，要我即回安徽，還可以保存一部分力量。於是返皖計劃乃定。[46]

        陳、柏對安徽及全國時局的認識一致，都認為孫中山讓出政權給袁世凱後，革命陷入了危機，他們想保持安徽的地盤。這種對當時形勢深謀遠慮的思想和行動，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柏文蔚回安徽就任都督，陳獨秀也真的當上了都督府秘書長。從擁柏回皖至選陳為秘書長，柏與陳可謂力任時艱。對此，柏文蔚又回憶說：

        本黨一部分同志主張積極擴充軍備，以防袁氏，如陳獨秀、管昆南……一部分人主張納入袁氏，以鞏固地位，代表如孫少侯（後來孫果真去北京投靠了袁世凱——引者）……此時余之秘書長為陳獨秀，機要秘書王樹笙，參謀長為徐子俊，高級參謀徐介卿。所有機要皆由四人與余密商解決。當時的方針：決定以中山先生的意志為轉移，由獨秀負責，與上海陳英士隨時接洽掌握，決不能違背我們革命的宗旨，無論何種建議主張，皆不為所動。[47]

        柏文蔚在陳獨秀等四位助手輔佐下，在安徽苦撐了一年多，進行了多方面的整頓和建設，取得了相當的成績。概括起來，以下幾方面較為突出：

        （一）整頓擴充軍備。

        （二）充實整頓都督府及所轄各行政機構，儘量安排革命黨人。

        （三）整頓財政金融，實行開源節流，緩解財政困難。

        （四）發展教育事業。

        （五）嚴厲禁煙。從英輪上查獲走私鴉片，柏文蔚下令焚燒。「英商」調軍艦威脅，索取賠償，被嚴辭拒絕，被列為一大政績。

        （六）破除迷信，將各處廟產逐漸收歸公有，限制迷信活動。

        （七）禁止婦女裹足，扶持天足會組織，幼女一律不准纏足。

        （八）開辦實業，發展交通。繼續建築蕪屯、蕪廣、安正公路，蚌埠開埠，省政浚塢，修固堤墟等。

        所有這些，無論是軍事、政治、經濟、民俗，在《安徽俗話報》上和孫毓筠督皖時期，陳獨秀都大力提倡並望實行過，現在終於得到可以實施的機會，陳獨秀當然躊躇滿志，可以說，這是他一生中施展抱負，改造社會最得意的時期。雖然只是在一省範圍，並且只有一年時間，與期望目標還很遙遠，但畢竟是人生難得的機遇。柏雖是都督，但因是武將，重在軍事，全局的綜合治理主要靠陳獨秀等人。尤其柏對陳十分信任，達到了言聽計從的程度。他在《五十年大事記》[48]手稿本中說：

        最可異者，中山先生但聽落伍者之讒言，頗不信余。余惟抱定宗旨，切實作去，一面求吾皖內之完整，一面又防袁氏之叛國。如此機要，只有陳獨秀、徐子俊、徐介卿相與計議，其他即多年之患難同志，亦不敢微露真意，蓋因權利衝突，恐其洩露告密也。

　　柏文蔚(1876～1947)，字烈武，近代資產階級革命者

        《民立報》上則說，柏文蔚所以如此倚重陳獨秀，是因為陳「學識優長，宗旨純一」，意為德才兼備，可信可用之才。所以，1913年4月13日，柏赴南京省親時，甚至把安徽民政長（相當於省長）事宜委託給了陳獨秀。陳一度為一省之首。為澄清吏治，縮減編制，皖省決定這年4月1日起，軍民分治，對都督府與行政公署進行改組。[49]看來，陳獨秀又在為他參與執政以後的改革大業嘔心瀝血了，並有「日理萬機」之感。不過，這次似乎比在孫毓筠任內遇到的內部阻力較小，因此他的心境也較好，在緊張的工作中，不乏浪漫與灑脫。如當時在安徽高等學堂教課的蘇曼殊致鄧慶初的信中談到，他常去陳獨秀處，惟仲兄忙極，又好講笑話。當時由應溥泉安排與陳獨秀家住在一起的周越然也回憶說：

        我在安慶最初的一個月中，因為我寄宿在他的屋子裏，幾乎每日必見一次或兩次。他與他的夫人（次妻）及他的新生男孩居樓上，我居樓下客房中。我到安慶的次晨，應（溥泉）先生見他（獨秀）下樓赴署辦公的時候，即為我作介紹。他長方的臉，不高不低的身子，聲音響亮，腳步疾速，一見就知道是一位多才多識，能說能行的能幹人。

        那日黃昏他歸家時，特來與我寒暄。他看了我桌上所有的書，即問我道：「周先生，你有沒有閱過江浦兒（即英國人之別名）和他的島（John Bull and His Island）一書？」我答道：「沒有」。他道：「你快去買來看，很好看的，很滑稽的。」我立即致信上海伊文思書館，囑他們向外洋代購一冊。後來看了，果然甚妙。那是一本諷刺英國的書；英國所有的風華人情，皆加以特異之見介。英國人自己也要看，看了也要發笑。

        第三日晚上，我睡得很早，大約九點之後。一覺忽醒來，聽得唱聲大作，伴以胡琴月琴，惟無鑼鼓聲。我自忖道：「這是甚麼呀？」半夜三更，為甚麼大彈大唱？難道鄰家做壽唱堂會麼？再仔細一聽，——都是女人聲，都是爛污京調。次晨早餐時，溥泉先生默默告訴我：「昨天夜裏，他（指獨秀）請客，唱戲的都是班子中喚來的伎女。」[50]（這裏的伎女，是指賣藝的歌伎。）

討袁失敗，被捕幾乎喪命

        不過，內部阻力雖小，外部壓迫卻逐步加大了。1913年4月，由於袁世凱派人刺殺國會中第一大黨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孫中山在南京召開秘密軍事會議醞釀反袁，舉行「二次革命」。皖、贛、粵、湘、閩五省回應。柏文蔚、陳獨秀主持的安徽省一開始就站在最前線。袁世凱為鎮壓革命黨，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後借款合同》，借外債2500萬英鎊。陳主持的安徽方面，以柏（當時赴寧開會）的名義，發表了一篇戰鬥性極強的討袁檄文（為此，袁曾派人到南京刺柏，未遂）。

        乘國民黨內爭之機，袁世凱雙管齊下。一方面，調兵遣將，日夜備戰，準備武力消滅國民黨；一方面則用政治手段削弱和瓦解國會內和各省革命黨力量。陳獨秀準備待變。17日，蘇曼殊致劉三信中即透露：「頃得仲兄信，有去皖之志。」果然，30日，袁世凱即免皖督柏文蔚，派其親信孫多森（孫毓筠的親戚）任安徽民政長兼署安徽都督。陳獨秀的代民政長自然也就結束。同日，陳獨秀呈請辭職。《民立報》記者說：「未待批准，留書逕去，書中有舊病復發，迫不及待等語，蓋指舊官僚政治復活，不可一日與居之義」。[51]不久，國務院代總理段祺瑞批准安徽都督府秘書陳仲甫免職。[52]陳即攜高君曼妻兒（1909年陳與髮妻同父異母的高君曼在杭州結婚同居）隨柏文蔚同遷南京。兩家同院而寓，閉門謝客。柏文蔚與陳獨秀等人幾乎每天黎明乘舟至府城橋下納涼，夜深始歸。表面上不問世事，實際上二人密謀今後的出路。

        7月初，孫中山終於說服黨內穩健派，興師討袁。12日，李烈鈞在江西打響討袁第一槍。15日，南京回應，宣佈黃興為江蘇討袁軍總司令。安徽介於南京和江西之間，對於革命黨來說，進是前哨陣地，退是重要屏障，是敵我雙方必爭之地。但是，由於柏文蔚身在南京，安徽軍事力量處於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為此，黃興在南京堅請柏文蔚出任安徽討袁軍總司令，赴蚌埠部署軍事。這時，南京柏文蔚與安徽革命黨人之間的聯絡人就是陳獨秀。黃、柏在南京積極籌劃討袁期間，陳獨秀正在安徽奔走，企圖統一安徽各派軍事力量，結果無功而返。柏文蔚說：

        此時獨秀由皖返甯，知袁家聲、岳相如、張匯滔、範光啟、龔振鵬、管鵬、鄭芳蓀、凌毅等在正陽關召開軍事會議未成。龔振鵬帶兵赴蕪湖潰散，幾遭不測，幸有岳相如派兵護送，龔始能安全到蕪。此時安徽已成一盤散沙，故在皖同志，均希望余即時回皖。[53]

        這裏提到的各位將領，多是當年岳王會成員。但是，由於陳獨秀一來沒有參加同盟會，二來手中沒有軍隊，所以，他這位昔日岳王會總會長的號召力，遠沒有分會長柏文蔚大了。

        柏文蔚接任安徽討袁軍總司令後，即與陳獨秀等人會商組織安徽討袁軍總司令部事宜，大家一致認為：「目前南方軍隊已成強弩之末，時機一誤再誤」；「不過，我們能有樹倒不亂的精神，不怕犧牲，目前的頹勢不是說絕對不能挽回，那就是我們首先要統一意見，以中山先生的馬首是瞻，不能再另有主張。本黨同志，被袁世凱所收買的大有人在，內部早已分化，應特別加以注意，如有可疑者，一定不可以付以重任。」隨後，陳即攜家至滬，安排後即與柏返皖發動。但是，這時安徽各地原淮上軍將領龔振鵬、張匯滔、范鴻仙（光啟）、張永正等紛紛發表討袁檄文，蕪湖、壽州等地宣佈獨立。27日，柏文蔚再任安徽都督，陳獨秀又任秘書長。

        這時，淮上討袁軍在袁世凱所派倪嗣沖部及豫軍聯合進攻下，連連敗北。受柏文蔚派往太湖方向作戰的胡萬泰部率部回歸安慶，與其他叛將聯合圍攻都督府。同時，柏文蔚也已接到反袁軍總司令黃興密電：「大勢已去，無能為力，弟已他往，望兄相機引退，留此身以待後用。」[54]柏文蔚、陳獨秀等只得敗走，向蕪湖方向突圍。胡萬泰即宣佈取消安徽獨立。

        這時，發生了被史學家稱為「陳獨秀第一次被捕」的事件，即蕪湖的反袁軍旅長龔振鵬差一點誤殺陳獨秀。高語罕說：

        曾記得，二次革命失敗，先生從安慶逃到蕪湖，被蕪湖駐防軍人某逮捕。這位軍人本是和柏公立在反袁旗幟之下的，不知因何事與柏不諧，而遷怒於先生。已經出了佈告，要槍決先生。先生從容地催促道：「要槍決就快點！」旋經劉叔雅、范鴻仙、張子剛三先生力救得免。[55]

        常恒芳也說，陳獨秀這次在蕪湖被捕要殺，是因為龔振鵬等旅長「始終反對柏烈武」。後因「蕪湖有張永正一旅軍隊駐在那裏，反對龔振鵬等殺陳獨秀，說要是殺了陳獨秀，他就要率兵拼命，故陳獨秀後來仍被釋放了」[56]龔與柏不諧，是因為責怪國民黨決定討袁軍事太晚，貽誤了時機。開始討袁時，柏在南京消極。待其入皖行動時，龔振鵬等已在省內發動戰事。

        對於這次生死考驗，陳獨秀表現如何？柏文蔚說陳是「飽受驚嚇」；程演生說：事後「回去的人說，當時仲甫被綁時並無屈服表示，但面色亦不能無變了。」這些說法都在情理之中。范鴻仙旅長說：「陳獨秀是社會上頗有影響的名流，殺不得。」[57]因此，8月13日，柏文蔚一到蕪湖，與龔振鵬嫌隙即消，龔親到江邊拜見柏，並接到司令部，「聚談甚歡」，面對失敗之局，共商善後之策。

        龔振鵬能刀下留人，袁世凱則不能容忍。8月28日，倪嗣沖兵佔安慶，第二天，叛軍胡萬泰進入蕪湖。安徽討袁革命終於以失敗而告終。倪嗣沖進入安慶，即飭令軍隊捕拿柏文蔚前秘書長「陳逆仲甫」及其父陳衍庶，逮不着，就抄其老家。當年嗣父陳衍庶和妻子高大眾反對陳獨秀參加「造反」而禍及家門的事，終於臨頭了。陳獨秀下一輩（即「遐」字輩，陳延年即遐延，陳喬年即遐喬）一位陳家老人陳遐文回憶說：

        民國二年，袁世凱當大總統，倪嗣沖在安徽做督軍，馬聯甲那時當統領，說陳獨秀私造槍炮子彈，帶人把家查封了，他家被一抄乾淨，把昔凡公私藏的字畫一搶而空。統領手下的人，還到處捉拿陳獨秀的兩個兒子，要除根。陳獨秀的兩個兒子，一個叫小四子（延年），長長瓜子臉，一個叫小五子（喬年），圓臉兒，小六子（松年）年紀還小。當時，小四子、小五子就從屋上跳下來，連夜跑到鄉下，找到我家。我把媽媽的床拉開，在床裏邊搭鋪，把蚊帳撐着，讓他們在裏邊睡了三夜，後來家裏來人才找到他們。據說當時沒有逮到延年喬年，卻把陳獨秀的侄子永年逮去了。[58]

        倪嗣沖通緝安徽革命黨人，陳獨秀名列首位，罪名是「柏逆文蔚、龔逆振鵬死黨，蓄志謀叛之犯」。[59]

        這一年，陳家的命運與整個革命形勢一樣，多災多難。曾給陳氏家族帶來驕傲的陳衍庶，去年與洋商合夥做東北大豆生意被騙破產，受到嚴重打擊。自歎不懂洋務，受人愚弄；不識洋文，兩眼漆黑，一病不起，於1913年5月（即陳獨秀與柏文蔚策劃反袁事宜前）去世。從此陳家也就衰敗下去。陳松年說：「倪嗣沖派兵來我家抓人，昔凡公的靈柩還停在家裏。」[60]陳獨秀的嗣母經過這次刺激，致成大病。事後，有人去上海見到陳獨秀，告以家中遭遇。陳憤憤地說：「恨不得食肉其人」，「過幾年再看吧。」[61]

        陳獨秀對這次革命失敗並不氣餒，而且從此以後，他的革命志向，集國難與家仇於一身，更加堅定徹底了。而且對於家庭的遭難，從此再也無顏見家人，至死也不再回安慶。客觀上，他作為一個革命者，在長期通緝下，也不能「回家看看」，真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困厄中的思索，攪得周天寒徹

        辛亥革命和討袁革命失敗，陳獨秀逃亡上海。當時許多革命志士在一場革命失敗後，有的悲觀失望，甚至自殺；有的消極厭倦，從此遠離政治；有的雖不屈不撓，卻只會重覆前轍，從失敗走向失敗。陳獨秀與一般人不一樣：一邊把精力轉到喜愛的文字學或其他研究的純學術領域，打發革命低潮時期的寂寞歲月，一邊總結失敗教訓，尋找新的出路。

        他不是一個一般的革命者，而是一個思想家、革命家及學者相結合的複合型人物，具有領袖與書生雙重人格。學者的求實品性，使他在政治鬥爭中具有耿介和光明磊落的作風，但不具有政治領袖所必需的策略手段；他能擦出思想火花，但他不會使其燎原，更不能創造系統的理論。這是他的人生充滿喜劇與悲劇色彩的重要原因。同時，學者的特殊生活，能使他在革命中飽受折磨和疲憊的身心得到療傷和休息，重振起老戰士的雄風。

        陳獨秀一生大部分時間裏能維持這樣革命家與學者的生活，得之於一個同鄉至交汪孟鄒的幫助。安徽都督府組建時，受舊傳統的影響，不少人靠「裙帶關係」弄了一官半職。汪見陳任都督府秘書長，也動了這個心思，特地從蕪湖來到安慶，結果碰了一鼻子灰——「都督府裏許多朋友都勸我出來做事，仲甫卻大不以為然，一定要我回蕪湖做生意」。與此同時，「他和柏文蔚商量，要幫我的忙，湊點股子，再到上海開書店。」[62]

        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他這樣語重心長地囑咐過汪孟鄒及其侄兒汪原放，不要從政和參加實際的革命鬥爭。在延年、喬年犧牲後，他還囑咐三兒子松年，千萬不要參加革命，學一門手藝過生活（後來學了木匠），為陳家留一根香火。說明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人物。果然，汪孟鄒到上海開了一家名為「亞東圖書館」的書店，主要經銷新式圖書，同時又是一個出版社，出版新式圖書。討袁革命失敗後，陳獨秀逃亡上海，利用這個關係，結合自己的知識和興趣，為其編寫書籍。

　　汪孟鄒(1878～1953)，1913年到上海，獨資創立亞東圖書館，任經理，十年後設立編輯所

        陳獨秀絕頂聰明，學識功底又很深。所以，才花幾個月功夫，在1913年冬就寫出一部文字學書稿《字義類例》。此書內容共分十類：假借、通用、引申、反訓、增益、俗誤、辨偽、異同、正俗、類似。類後有目，目下舉例。前文講過，他還編過《模範英文教本》。第一、二冊，定價每冊五角；第三、四冊，「在編著中」。以每冊五角計，全書為二元。當時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月薪才八元，看來這部書不便宜。據汪孟鄒說：這部書只出了兩冊，因為生意不好，第三、四冊一直沒有「編著」完成。陳獨秀當時在給章士釗的信中解釋說：「僕本擬閉戶讀書，以編輯為生，近日書業，銷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擱筆，靜待餓死而已。」[63]《字義類例》直到1925年才出版，《模範英文教本》的命運又是這樣，那麼，靠編輯為生的陳獨秀全家（包括高君曼及兩個兒女——1912年生的陳子美和1914年生的陳哲民即陳鶴年），自然就斷絕了生機，只能「靜待餓死」了。

        章士釗是瞭解並看重陳獨秀的才識的。1914年5月，他在東京創辦《甲寅雜誌》，特邀陳獨秀襄助，繼《國民日日報》後，二人再度合作。不過，《甲寅》出了四期、1914年8月後移到上海出版時，陳、章士釗合作的「蜜月期」結束了，二人從此分道揚鑣，後來竟然走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此後，章士釗當了段祺瑞執政府的司法總長，參與了對1926年「三一八」學生運動的血腥鎮壓。為此，陳獨秀作為共產黨領導人，多次表示與他絕交。儘管如此，在1932年陳獨秀因反蔣抗日而被捕後，章士釗自告奮勇地要求為陳做辯護律師。在法庭上，二人又演了一齣翻臉的傳奇。緩進與激進、改良與革命等基本分歧，二人一直持續到終身。

        更令章士釗和當時整個輿論界瞠目結舌的是，陳獨秀在《甲寅》第4期上第一次用筆名「獨秀」發表的政論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這篇文章是作者十幾年來為救國和革命奔波不斷受挫後的初步總結。他批評國人只有傳統的盲目的「愛國心」，沒有建立近代國家的「自覺心」。這種素質，必然導致亡國滅種。文章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當時根本沒有近代意義上的真正的國家，即「國家也，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所以無所謂亡國不亡國。

        他責問道：愛國，愛國，天下許多罪惡假你之名以行之！陳獨秀明白，要抵抗政府手裏的「愛國」武器，乞靈於法理（即區別「政府」與「國家」）是沒有用的，分別甚麼「真愛國」和「假愛國」，也是沒有用的；必須進一步檢討：甚麼是國？如何去愛？他的《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是探討這些問題的。雖然答案在第二年辦《青年雜誌》時才找到，但文中嚴厲批判了幾千年來傳統的愛國觀。

        此文一出，自然引起各方的反彈，雜誌收到十幾封信，詰問斥責陳文「以為不知愛國，甯復為人；何物狂徒，敢為是論！」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甲寅》這一號出版後，雜誌停刊了幾個月，直到次年五月以後才在上海復刊。雜誌遷移，與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有關。因為，這年5月出版的第五號第一篇論文《時局痛言》就是評論此次「國恥」的。到了8月，《甲寅》出第八號，不能再不答復讀者的抗議了。可是章士釗在答復時，除了那一句罵陳獨秀是「狂徒」的話外，只發表了李大釗的一封，顯然，這時李與陳還沒有認識。

        李信似乎不能代表大多數投信者的意見。因為信的內容寫得很委婉，雖表示抗議之意，卻無斥責之辭。信的標題用了《厭世心與自覺心》，以與陳文對應，批評陳文是「厭世」的，「傷感過甚」，「厭世之辭嫌其太多，自覺之辭嫌其太少」；人心所蒙之影響「甚鉅」；認為方今政象陰霾，眾生厭倦，「作者之責在於奮生花之筆，揚木鐸之聲，激吾民之覺悟」。同時，李大釗也似乎感悟到了陳文有「言外之旨」，但它為「未為牢騷抑鬱之辭所盡」，「欲尋自覺之關頭，輒為厭世之雲霧所迷」，於是，他試着來「申獨秀君言外之旨」。[64]

        李大釗仍舊是把「愛國」置於一切之上，認為惡國家究竟勝於無國家。李與陳從第一次文字接觸，就表現出兩種不同的風格：李是厚道而理智，陳是機智而狂飆。李的議論固然不錯，但流於老生常談。當時中國風雨如磐，正需要驚世駭俗的吶喊和狂飆，不需要厚道理智的老生常談。當然，當革命高潮到來時，機智與厚道、理智與狂飆就應該相得益彰了。

        陳獨秀的機智，就在於針對當時的形勢，採取了「正言若反」，「故聳危言」的手法，向昏睡中的國民大喝一聲。但是，這一聲能不能喚醒國民？如何讓中國人培養起「近世國家觀的自覺性」來？他自己在當時也沒有找到答案，只知道十幾年來奮鬥的經驗證明，直接、單純地從政治革命入手不行。

        其實，當李大釗的文章發表時，已是陳文發表八、九個月之後了。這時，中國論壇風氣有很大的變化，因為發生了「二十一條」事件。人們看到陳獨秀的話完全應驗了：袁世凱這個惡政府，的確是亡國的政府；這個自稱是國家的惡國家，的確甚於無國家。那麼我們為甚麼要忍受他的高壓統治呢？「自覺心」果然起來排擠「愛國心」了。

        在此期間，陳獨秀結識了三個以後對他的人生有深刻影響的朋友：李大釗、吳虞和易白沙。李大釗與陳獨秀看來是以文會友認識的，除了那篇《厭世心與自覺心》與《愛國心與自覺心》的對話外，李還向《甲寅》寫過其他稿件。作為編輯，陳獨秀當然會通過其文認識其人。後來，二人在新文化運動、宣傳馬克思主義、創建中國共產黨、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和進行第一次大革命等一系列改寫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上，攜手合作，寫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吳虞（又陵）是新文化運動中以「打倒孔家店」聞名的「蜀中名宿」。陳獨秀說，吳的一組《辛亥雜詩》就是他選載在《甲寅》上的，「且妄加圈識」。陳對吳十分「欽仰」。[65]

        易白沙與陳獨秀是同在《甲寅》的編輯。按說，陳與易應該在安徽都督府時期就認識。維持都督府的主要武裝是韓衍組建的青年軍，而易白沙是青年軍三個分隊長之一。不過，沒有留下當時二人交往的任何史料，說明即使認識，也過往不深。在共同協助章士釗編輯《甲寅》過程中，陳十分欣賞易的才識。1915年6月陳回國時，易與同往，成為陳創辦《青年雜誌》的主要助手。不過，1917年初陳獨秀赴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並帶走《新青年》時，易沒有同往，先後去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天津南開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任教。因見政治日漸黑暗，憂國憂民，不能釋懷，於1921年端午節在廣東新會投水自殺。

[1]陳獨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中央日報》，1940年3月24日。

[2]吳樾：〈暗殺時代〉，《民報》臨時增刊「天討號」，1906年4月。

[3]潘與吳樾是桐城同鄉，1902年留學日本警察科，畢業回國後，清廷賞戴花翎及知府銜，但他暗中與陳獨秀等一起從事革命活動。

[4]張嘯岑：〈吳樾烈士事蹟〉，《安徽史學工作通訊》，1957年第2期。

[5]孫傳瑗：〈安徽革命紀略〉附言，《學風》月刊，第4卷，第6期，1934年7月1日。

[6]張嘯岑：〈吳樾烈士事蹟〉，《安徽史學工作通訊》，1957年第2期。

[7]張嘯岑：〈吳樾烈士事蹟〉，《安徽史學工作通訊》，1957年第2期。

[8]蔡元培在吳樾烈士追悼大會上的演詞，《追悼吳烈士大會紀念冊》，1912年3月。>

[9]田桐：〈革命閒話〉，(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黨史史料叢刊》，第4期，1945年11月。>

[10]陳獨秀：〈論暗殺暴動及不合作〉，《嚮導》週報，第18期，1923年1月31日。

[11]《安徽俗話報》，第2期，1904年4月30日。

[12]高語罕：《百花亭畔》（上海：亞東圖書館，1933），頁35。

[13]《安徽俗話報》，第17期。按其半月刊時間安排，該刊第16、17期應是1904年12月出版，可能是陳獨秀主持遷校事宜緣故，在該刊第19期《本報告白》中，說第16期拖到1905年3月才出版。

[14]《安徽官報》，第15期，1906年8月。

[15]《李光烔先生事略》，未刊自印本，安徽省博物館藏。

[16]朱蘊山：〈辛亥革命前後的幾位傑出人物〉，《團結報》，1961年10月4日。

[17]馮自由：《革命逸史》，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62。

[18]《安徽官報》，第15期，1906年8月。

[19]參見：楊幕起：《岳王會早期情況簡介》手稿，安徽省政協藏；連蓀：〈辛亥革命前的柏文蔚〉，《皖西史志通訊》，試刊號。

[20]參見李光炯：〈安徽公學與岳王會〉，《團結報》1961年10月4日；柏文蔚：《五十年經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3期；常恒芳：《安徽革命始末》，未刊稿，安徽省博物館藏。

[21]陳獨秀：〈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

[22]許承堯口述、鄭初民錄：〈民元前徽州革命黨人之活動〉，《中華民國五十年文獻》，第1編，第12冊，頁184。

[23]《龔德柏回憶錄》（台北：龍文出版社，1989），頁11。

[24]郅玉如：《陳獨秀年譜》，頁16，香港龍門書店1974年版。

[25]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陳獨秀評論選編（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291。

[26]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頁223。

[27]柳無忌：〈蘇曼殊及其朋友〉，《曼殊全集》，第五冊（上海：北新書局，1928），附錄，頁76。

[28]約章全文刊於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1868–1918）（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243。

[29]陳獨秀：〈告日本社會主義者〉，《政論》旬刊，第1卷第22期（1938）。

[30]傅斯年：〈陳獨秀案〉，《獨立評論》，第24號，1932年10月30日。

[31]〈何之瑜致胡適〉（1947年11月5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261。

[32]〈曼上人赴江戶餘適皖城寫此志別〉，安慶市陳獨秀研究會編：《陳獨秀詩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37。

[33]柳無忌編：《蘇曼殊全集》（第1冊）（上海：北新書局，1928），頁51。

[34]柳無忌編：《蘇曼殊全集》（第1冊）（上海：北新書局，1928），頁59。

[35]章士釗主編：《甲寅雜誌》，第1卷，第5號（1915）

[36]《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年2月。

[37]仲甫：〈存歿六絕句〉，《民主報》，1912年3月9日。

[38]章士釗：〈疏《黃帝魂》〉，《辛亥革命回憶錄》（一）（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229。

[39]《五四運動回憶錄》（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頁188。

[40]1946年9月7日何之瑜訪問馬一浮記錄，轉自〈何之瑜致胡適〉(1947年11月5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260。

[41]葛康素：〈談陳仲甫先生書法〉，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7期（1996），頁8。

[42]羅章龍：〈亢齋汗漫遊詩話〉，《新湘評論》，1979年第12期。

[43]《臨時政府公報》，第2號，1912年1月30日。

[44]〈全皖工賑籌辦處公告〉，上海《民立報》，1912年2月5日。

[45]《張嘯岑回憶》，未刊稿，安徽省博物館藏。

[46]柏文蔚：〈從辛亥革命到護國討袁〉，《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1981），頁22。

[47]柏文蔚：〈從辛亥革命到護國討袁〉，《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1981），頁22。

[48]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室藏。

[49]《民立報》，1913年4月13日。

[50]周越然：〈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六十回憶》（上海：太平書局，1944），頁60。

[51]《民立報》，1923年7月8日。

[52]〈臨時政府之尾聲〉，《民立報》，1913年7月7日。

[53]柏文蔚：〈從辛亥革命到護國討袁〉，《江蘇文史資料》，第6輯（1981），頁23。

[54]柏文蔚：〈五十年經歷〉，《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3期。

[55]高語罕：〈入蜀前後〉，《民主與統一》，1946年第7期。

[56]常恒芳：《安徽革命始末》稿本，藏安徽省博物館。

[57]胡渭清：《我陪陳獨秀去壽春》稿本，藏安徽省文史資料委員會。

[58]〈陳遐文談陳獨秀〉，《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4輯，1980年10月。

[59]《陸軍上將銜陸軍中將安徽都督民政長勳二位倪令》，民國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60]唐寶林：《訪問陳松年》，1986年6月3日。未刊稿。

[61]《張嘯岑回憶》，未刊稿，安徽省博物館藏。

[62]汪孟鄒：〈亞東簡史〉，《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1輯，1980年7月。

[63]CC生：〈生機〉（致《甲寅》雜誌記者），《甲寅》，第1卷，第2期。「CC生」顯然是「陳乾生」的化名，陳乾二字的英文拼音都是C打頭。

[64]《甲寅》，第1卷，第7期（1915）。

[65]陳獨秀：〈答吳又陵〉，《新青年》，第2卷，第5號。

三   近代中國啟蒙大師（1915–1919）

創辦《青年雜誌》（《新青年》）

        陳獨秀隻身赴日襄助章士釗編輯《甲寅》，將高君曼和兒女拜託汪孟鄒照顧。高病重，汪急信催陳。1915年6月，陳獨秀回國。在船上，他見日本船警打罵被竊車票的中國窮學生，而周圍的中國人在看熱鬧，立即上前阻止日警暴行，並勸大家捐錢為窮學生補票。多有為富不仁者不屑而避，還聽到日警嘰哩咕嚕說「中國人唯暴力是從」，心被深深刺痛。6月20日，陳到上海，汪孟鄒設宴洗塵。[1]

        這時，由於袁世凱大造復辟帝制的輿論，並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條」，又激起全國反袁鬥爭的高潮。不少安徽的革命者也聚集到上海陳獨秀周圍來，進行倒袁活動。柏文蔚也從南洋匯來募捐之款，作為活動經費。但是，陳獨秀這時正籌備「自己的雜誌」，醞釀另一種革命，因為去年陳在拒絕有人責詰他的《愛國心與自覺心》時，說過一句話：「讓我辦十年雜誌,全國思想全都改觀」，所以對這樣的政治活動興趣已經不大。正如吳稚暉所說，他讓章士釗做「諸葛亮」，以章宅為活動基地，自己當「魯肅」，安排這些同志活動。

        陳獨秀一貧如洗，創辦雜誌談何容易，只得靠威望和友情。汪孟鄒想幫他，但當時力量還不足以承擔印刷、發行等事項。汪即介紹陳去找開辦群益書社的安徽老鄉陳子佩、陳子壽兄弟。二陳樂意承擔《青年雜誌》的印刷和發行工作。雙方議定：每月編輯費和稿酬二百元，月出一本。

        9月15日，《青年雜誌》創刊。由此到1917年1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都是在上海出版，由陳獨秀一人主編的。重要稿件都由陳獨秀親自撰寫，其他主要撰稿人有高一涵、易白沙、吳虞、劉叔雅、謝無量、潘贊化、高語罕、李大釗、楊昌濟、蘇曼殊、吳稚暉、劉半農、胡適等，此外還有專門從事編譯的李亦民和陳嘏。據程演生說，陳嘏是陳獨秀哥哥陳孟吉的兒子陳遐年。他翻譯的四部小說——屠格涅夫的《春潮》、《初戀》和英國王爾德的《弗羅連斯》、法國龔古爾兄弟的《基爾米里》，從《青年雜誌》創刊號起，一直連載到1917年2月1日的《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侄兒成了陳獨秀辦刊初創時的得力助手。從《青年雜誌》的作者群來看，基本與《甲寅》的編者和作者重合。可以說，陳在《甲寅》一年的編輯生涯，為《青年雜誌》以及後來《新青年》的誕生打下了思想和人脈上的基礎。

        在相當於《青年雜誌》發刊詞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陳獨秀提出了心目中具有「自覺心」的國民性的標準：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科學的而非想像的。[2]

        《青年雜誌》出了幾期後聲名鵲起，引起基督教上海青年會的抗議，說此雜誌與他們辦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應該及早更改。當時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經註冊後，遇有他人翻印仿製及其它各種假冒方法損害其權利時，可提起訴訟。其實，《青年雜誌》是月刊，《上海青年》是週刊，無論刊名、週期和內容，二者區別是十分明顯的。但是出版方陳氏兄弟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官司，由陳子壽到陳獨秀住宅商量，擬將雜誌改名為《新青年》。當時汪孟鄒也在座，贊成改名。陳亦只好同意。所以，這次改名，並非出自他本意。這從1916年8月13日給胡適信中可看出：「《青年》以戰事延刊多日，茲已擬仍續刊。依發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

　　創辦《青年雜誌》（第二年改名為《新青年》）

        於是，《青年雜誌》從1916年9月1日（即創刊一周年）起，正式改名《新青年》。想不到，正是這個名字，連同「陳獨秀」，在中國近代化道路上豎立起一塊永恆的豐碑。

        從創辦《青年雜誌》起，陳獨秀高舉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揭開中國近代化——思想啟蒙運動的序幕。他把思想啟蒙運動的重點放在批判儒家倫理學說，即倫理革命上，認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之說把國人變成沒有獨立自主人格，沒有平等自由人權的奴隸，必須徹底推倒，才能從根本上振興中華。「集人成國，個人之人格高，斯國家之人格亦高；個人之權鞏固，斯國家之權亦鞏固。」[3]

        陳獨秀認為，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只是觸動了一下政治體制，而未動搖三根支柱，自然是推而不倒。三根支柱是：一、小農經濟的經濟基礎；二、以儒家倫理思想為中心的傳統文化；三、想滅亡中國、遭到抵制後轉而支持統治者奴役人民的帝國主義。宗教迷信和老莊哲學，被他看作造成國民性腐敗墮落的最大原因之一，因此對其也發起猛烈攻擊。《新青年》從創刊到遷移北京前的上海時期，主要矛頭指向儒家倫理和佛老學說，提倡倫理革命和宗教革命。

        這一時期的雜誌完全由陳獨秀一人主編。和《安徽俗話報》時期一樣，不僅是主編，還是主筆，每期主打文章全由其親自撰寫，還寫其他文章；不僅撰寫，還搞譯作，並以「記者」為名編寫每期的「國內大事記」和「國外大事記」，同時回答讀者來信，等等。這時的《新青年》連「同人雜誌」都稱不上，帶有「獨人雜誌」的色彩。每期出現署名「陳獨秀」或「獨秀」往往不只一篇，如第一卷第一號目錄上有四篇：兩篇自撰的主打文章《敬告青年》和《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和兩篇譯作；第一卷第三號、第二卷二號、四號都有三篇；其他各期一般都是兩篇。若加上國內外大事記和通信，那麼每期發表的文字就相當可觀了。可以說，《新青年》時期是他一生創作最豐富的時期。後來將這些文章（到1922年止）收集起來出版的《獨秀文存》，其版稅收入竟成了他一生及全家生活費的主要來源。

        不過，這也反映了新文化運動發軔期陳獨秀篳路藍縷、孤軍奮戰的悲壯情景。如魯迅後來所描寫的：「不特沒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4]主要原因，是還沒有形成「新文化運動陣營」的核心——《新青年》作者群。不過，就一般情況而言，一本雜誌的影響總是慢慢擴大的。魯迅的感覺是從生活圈中觀察到的，其實《新青年》初期的情況沒有那麼糟。

《新青年》最初的作者們

        《新青年》初期的作者，除了陳獨秀外，雖然還有幾個常著的作者和譯者，緊緊圍繞倫理革命和宗教革命主題的卻只有三個：高一涵、易白沙、吳虞。當時，高、吳一個在日本，一個在四川。

        高一涵是陳獨秀主持新文化運動的第一位得力助手。高比陳小六歲，安徽同鄉，早年有與陳很多相同的經歷。幼年受過嚴格的傳統教育，中過秀才。後來進入安慶安徽高等學堂，接觸到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和同盟會的《民報》，親眼看到徐錫麟因刺殺安徽巡撫恩銘被剖腹剜心事件，產生反清思想。民國初年到日本留學，入明治大學政治系系統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在此期間被章士釗主編的《甲寅》所吸收，成為其編輯部主要人員，與陳獨秀相識。同鄉加同志，一見如故。正如吳稚暉所說：「把人物與《甲寅》聯想，章行嚴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陳獨秀。」[5]

        陳獨秀回國後創辦《新青年》，便向其約稿，他總是按要求及時供稿。高當時生活困難，後來回憶說：「余時已到日本三年餘，為窮所迫，常斷炊。獨秀約余投稿，月得十數元稿費以糊口。」[6]陳對他寫的稿子則視為雪中送炭，總是安排在自己的主打文章下面。這裏還有一個小小的傳奇故事。李大釗相識高一涵，就是通過《新青年》。據高回憶：

        「守常讀《新青年》，見余文，知在東京，訪問半年餘，終無人見告。迨帝制事起，東京有留學生總會之組織，守常見留學生總會中有余名，轉輾詢問，始得余之住所。一日房主持李大釗名片上樓，余覽片竟不知為何許人。及接談，始知守常已訪余半年矣，此為余與守常相見之始。因縱談國事，所見無不合，遂相交。」[7]

        因為這個緣故，1917年8月，陳獨秀把高一涵和李大釗一起請進《新青年》編輯部，開創後來「南陳北李」的新篇章。

        如果說高一涵注重於引進西方民主思想，那麼吳虞則注重於批判儒家倫理與佛老思想。「打倒孔家店」這一新文化運動中最富戰鬥力的口號，就是吳虞提出來的，所以胡適稱他是「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在倫理革命中，高與吳二人可謂是陳獨秀的左膀右臂，哼哈二將。1917年2月出版的第二卷第六號以後的連續五期，吳虞的文章都排在陳獨秀後面的第二篇的位置。截至1922年，新文化運動期間出版的九卷五十四號《新青年》中，如以上這樣編排高一涵、吳虞的文章是絕無僅有的。這充分表明了高、吳二人在陳心目中的地位。1916年、1919年，高、吳先後接受北大聘請，從事編譯或擔任教職。

        易白沙是跟隨陳獨秀從日本《甲寅》回國助其創辦《新青年》的主要幫手。在《新青年》的初創時期，寫的批判儒家倫理和宗教迷信方面的文章也很突出。他對諸子百家都有較深研究和中肯批評，認為諸子中值得稱道的是墨子。易白沙非儒批孔比較平允，寫過《孔子平議》。這在當時包括陳獨秀在內的新文化派比較偏激的情況下，顯得十分可貴，對因偏激而遭到太多攻擊的新文化運動是一種保護。

        陳獨秀一再申明，一是儒家倫理學說對國民素質有害，二是孔子思想不適合現代生活，並非全盤否定孔子。相反，他對儒家學說在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進化時期的歷史進步作用、反宗教鬼神思想、有教無類等教育思想等，都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以上這些，即使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吳虞也是注意到了的。如果無視這些，認為新文化運動全盤否定儒家學說，未免偏頗。還有一個原因，為推動倫理革命，陳獨秀把主要攻擊矛頭放在孔子學說消極面上，不可能同時去花許多精力闡發儒家學說的積極面。

        對於新文化運動的「片面性」、「絕對化」，筆者同意陳金川先生的以下評議：對陳獨秀等五四新文化戰士而言，當時「反傳統」是有特定含義的，主要是指腐朽而頑固的封建傳統。因為當時正值民國初創之際，封建餘孽和封建幽靈仍在四處猖獗地活動，成為阻撓民主、科學精神傳播的最大障礙和社會進步的最大阻力。只有毫不妥協地與舊的傳統勢力徹底決裂並全力剷除它，才能為民主共和制度和民主、科學精神的確立掃清障礙。所以說，陳獨秀的這種反傳統主義不僅具有喚醒民眾的深刻的思想啟蒙意義，而且具有推動社會進步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雖然當時個別新文化戰士提出過廢除漢字、取消中醫、改良種族之類的過激觀點，但有這種主張的人也並非他的本意，而是一種反封建的急躁情緒的隨意發洩和矯枉過正的激將法而已。陳獨秀本人並不贊成廢除漢字，只是主張漢字走拼音化道路；雖然他提倡白話文，但並不否認中國古代格律詩詞的藝術價值；雖然無情抨擊儒家「三綱五常」的封建禮教，但對作為學者和教育家的孔子，仍表示相當之尊敬，並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罵倒。這些都充分表明，當時陳獨秀的反傳統主義有特定的內涵和指向，不可任意曲解。有人總是貌似「辯證」地挑剔其中全盤否定封建傳統所犯的「絕對化毛病」，其實這是最缺乏辯證眼光的庸人之見。如果對當時為害甚烈的阻撓社會進步的封建傳統，也持「公允」的、「一分為二」的含糊態度，還有五四精神和開啟中國現代化大門的新文化運動嗎！是否可以這樣講，在當時條件下，這種「絕對化毛病」是為了徹底反封建而在認識論上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片面性，就沒有新文化運動。[8]

蔡元培三顧茅廬請出「總司令」

        初期的《新青年》和陳獨秀是寂寞的，從嚴格意義上說，還沒有形成「運動」（這是細分而言。總體來說，所謂「新文化運動」，當然從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就開始了）。走出寂寞，成為全國性運動的轉捩點，是《新青年》編輯部移到北京。此事的關鍵性人物就是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

        蔡元培，這位曾受過清王朝恩寵的翰林學士，早就是其背叛者了。他是光復會的創始人，1905年還一度與陳獨秀等一起試驗炸藥，熱衷於無政府主義的暗殺活動。辛亥革命後，在孫中山民國政府中任教育總長。後赴歐留學、考察，着重研究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在更加堅定民主政治的同時，對西方的教育制度產生濃厚興趣，樹立起教育救國的思想。他認為教育是一國立國之本，教育發達與否，直接關係國家的強弱興衰。1916年9月，蔡在法國收到北京政府教育總長範源濂電報，促其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這為施展教育救國的抱負提供了機會。為此回國抵滬時，汪精衛、吳稚暉、馬君武等不少友人反對去北大這個是非之地。蔡答道：「吾人苟切實從教育着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9]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翻開一生中最輝煌的一頁。

        建立於清末的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後改名為北京大學，是全國最高學府，但其腐敗也是最出名的。主要是學生把它視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對研究學問不感興趣，多有常到北京前門外八大胡同（北京妓院集中地）嫖妓者，時稱「兩院一堂」（即嫖客多為參議院、眾議院議員和大學堂的教員和學生。在這方面，陳獨秀和理科學長夏元瑮也有不檢點的地方，後來成為保守派造謠中傷的縫隙）。學生對專業教員不歡迎，甚至反對；對政府官吏兼職的教員，即使不學無術，也熱情籠絡，以為將來仕途的靠山。蔡元培的教育救國首先從文科入手。文科教員中頑固守舊人物最多，崇尚宋儒理學的桐城、文選派佔優勢，亟需延聘革新思想的人物來主持和充實文科。蔡對於聘用文科學長一職特別慎重，請好友、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校長湯爾和推薦人才。

　　京師大學堂匾額

        這時，陳獨秀正巧在為「亞東」和「群益」兩書社合併之事幫忙，幫忙起草合併協議，又與汪孟鄒到北京籌集股份。在琉璃廠偶遇老友沈尹默（時任北大教授），沈將此事告訴湯（與陳在日本成城學校相識）。沈和湯分別向蔡推薦陳出任北大文科學長，並告知陳獨秀就是當年的陳仲甫，還拿了幾本《新青年》給蔡。蔡對陳原本懷有「一種不忘的印象」，特別對於他早年編發《安徽俗話報》鼓吹民主思想很是欽佩。翻閱《新青年》，更贊同其主張，認為陳「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於是決定聘其出任北大文科學長（相當於文學院院長）。[10]蔡元培誠聘陳獨秀的經過十分感人，頗有當年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的精神。當時陳住前門一家小小的中西旅館。蔡從湯處打聽到陳住處後，親自登門拜訪。據汪孟鄒1916年12月26日日記：這幾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來看仲甫，有時來得很早，我們還沒有起來。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11]

        為甚麼談了好幾天呢？因為陳獨秀起初不答應。他回滬後對安徽老鄉、老友、鄰居岳相如說：「蔡先生約我到北大，幫助他整頓學校。我對蔡先生說，我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又沒有甚麼頭銜，能否勝任，不得而知。」[12]陳又提出正編《新青年》，擺脫不了。蔡則說：《新青年》可以帶到學校裏來辦。沒有頭銜，不礙事，我瞭解你。我不搞論資排輩，只求真才實學的人。沒有教過書，可主要做教學的組織和管理工作。陳獨秀拗不過，最後答應：「我試幹三個月，如勝任即繼續幹下去，如不勝任即回滬。」[13]1917年1月13日，即蔡校長到任第十天，北京政府教育部發函稱：「貴校函開前安徽高等學校校長陳獨秀品學兼優堪勝文科學長之任，……當經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應函覆。」隨附教育部令稱：「茲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4]15日，蔡元培以校長名義發佈佈告稱：「本校文科學長夏錫祺已辭職，茲奉部令派陳獨秀為本校文科學長。」

        這個佈告引起當年北大二年級學生馮友蘭先生晚年一個回憶：蔡元培先生到了，他當時先換文科學長。「新學長就是陳獨秀先生」；「他到校後，沒有開會發表演說，也沒有發表甚麼文告，宣傳他的辦學宗旨和方針。只發了一個佈告，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就這幾個字，學生們全明白了，甚麼話也用不着說了。」

        二人一來，北大立即大變樣。「文科的教授多了，學生也多了，社會對文科另眼看待，學校是變相的科舉的觀點打破了」。學生開始覺得入大學的目的是研究學問，並不是為取得個人仕途的「出身」。就以學校的主題——教學而言，馮友蘭接着說：

        各學門的功課表都訂得很死，既然有一個死的功課表，就得拉着教師講沒有準備的課，甚至他不願意講的課。後來選修課加多了，功課表就活了。學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課表。說是選修課也不很恰當，因為這些課並不是有一個預訂的表，然後拉着教師們去講，讓教師們說出他們的研究題目，就把這個題目作為一門課。對於教師們說，功課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課，就是他的研究題目，他可以隨時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實到課程的內容裏去，也可以用在講課時所發現的問題發展他的研究。講課就是發表他的研究的機會，研究就是充實他的教學的內容。這樣，他講起來就覺得心情舒暢，不以講課為負擔；學生聽起來也覺得生動活潑，不以聽課為負擔。[15]

        從北大檔案中看到，當時陳獨秀地位之尊，竟然居蔡校長之後排在第二位。1917年12月28日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傅增湘簽署批准溫宗禹代工科學長的教育部指令文件，蔡元培校長是第一名，文科學長陳獨秀第二名，下面是理科學長夏元瑮等。在領取薪金的簽名簿上，[16]第一名校長蔡元培月薪600元，第二名文科學長陳獨秀300元，第三名理科學長夏元瑮350元。更有意思的是，在這張表上李大釗是文科教授兼圖書館長，120元。毛澤東作為圖書館助理員，8元。近20年後，毛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對此耿耿於懷：「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助理員，每月給我不算少的數目——八塊。我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致他們都躲避我，大多數人們都不把我當做人類看待。」[17]此表陳列在北大舊址（現北京市中心五四大街「紅樓」）舉辦的「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裏。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當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的地位。後來有人千方百計把毛澤東、李大釗放在陳獨秀之上，甚至「紅樓」東側五四紀念碑的浮雕頭像上有毛無陳。這是對歷史的無知和褻瀆。

        幾乎與陳獨秀被任命同時，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以「記者」筆名，發表了兩篇蔡反對把孔教作為國教的演說。這期主打文章恰是陳獨秀的《再論孔教問題》，二人觀點完全一致。而這期通信中還有讀者建議邀請蔡元培為《新青年》雜誌的撰稿人。從此，蔡元培也與《新青年》發生密切關係，不僅精神上支持，而且思想行動上也支持。蔡改革北大的一個重要思想「以美育代宗教說」就首發在《新青年》同年8月號。次年5月號發表了他的「大學改制」文章。11月歐戰結束時的那期《新青年》，竟然發了蔡三篇文章與演說，其中一篇就是代表中國知識份子新覺悟的《勞工神聖》。這表明蔡元培與陳獨秀的結合，不僅有歷史情結，還有共同的思想基礎，而且是互為影響，共同進步的。

        陳獨秀回滬後安排一下妻兒，隻身再到北京。本來是試幹三個月的（實際做了近兩年半），沒有長遠打算，也就不必遷家了。他只是把《新青年》帶到北京，編輯部和住宅合二而一，安排在北大本部附近即北大三院學生宿舍隔壁的箭杆胡同9號（現為20號）。

　　陳獨秀與蔡元培校長合影

　　陳在任北大文科學長時的住宅箭杆胡同9號

        北大原有文、理、法、商、工五科，沒有重點，蔡元培到校後重點擴充文理兩科。與文科教員接觸後，陳獨秀很快就分辨出各人的政治態度和學識水準。他把志同道合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陶孟和等都請進《新青年》編輯部。後來，又陸續增加歸國到北大任教的李大釗、高一涵、胡適以及魯迅、周作人等，正式形成以一校（北大）一刊（《新青年》）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陣營。1918年1月初，陳獨秀召集編輯部會議，作出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決定：

        一，「本誌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18]

[2]二，「採取集議制度，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19]於是從7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開始，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輪流主編。總負責依然是陳獨秀。

        這樣，《新青年》就由一「獨人雜誌」轉變為「同人雜誌」；編輯成員也不負眾望，結合自己之特長，發出一篇篇傳世之作，形成以陳獨秀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新文化運動由一人一刊為中心，變成一校一刊為中心，迅速向全國思想輿論界輻射。

        新文化運動陣營是怎樣形成的？這些「幹將」是怎樣從1917年起陸續聚集起來的？簡單介紹如下：

        4月，魯迅之弟周作人進入北大任文科教授、國史編纂處編纂員。同年，魯迅到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職，與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關係密切，1920年夏兼任北大教授。

        7月，北大文科教授兼圖書館主任章士釗推薦李大釗接任圖書館主任（11月上任）。1920年，李大釗兼北大文科教授。

        8月，在陳獨秀的推薦下，在美國尚未完成博士論文答辯的胡適出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學研究所主任。

        9月，前一年進北大給沈兼士代課的錢玄同任文科教授，成為陳獨秀的得力助手。與此同時，前一年在上海投稿《新青年》的劉半農進入北大文科預科，任國文教授。

        此外，北大教員中陳獨秀志同道合的友好，還有文科的沈尹默、沈兼士，理科的王星拱（後任武漢大學校長）、朱家驊（後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等職，去台後任總統府資政），法科的陶孟和（後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等，可以說網羅了北大各科的優秀人才。

        自然，按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治校方針，在北大也有與陳獨秀新文化運動對立的著名保守派人士，如：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陳漢章、崔適等。他們的存在和因此而來的鬥爭非但沒有阻礙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反而顯示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百家爭鳴、學術繁榮」的盛況。馮友蘭說：派別是有的，「但只有文鬥，沒有武鬥」。學生中也有左、中、右，並各有雜誌，相應為《新潮》、《國民》、《國故》，並且都發行全國。

        總之，陳獨秀於1917年1月進入北京大學，是陳獨秀一生歷史的轉捩點，也是新文化運動的轉捩點。

文學革命中的「黃金搭檔」

        就促進中國社會變革而言，新文化運動最有影響，成果最多的是文學革命，其中，最突出的是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新文學代替舊文學，以及使用標點符號（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明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這使得中國在語言文字以及印刷格式上，悉先跨入近代化大門。

        關於文學革命，人們總是說胡適提出「文學改良」，陳獨秀把它上升到「文學革命」。其實，「文學革命」這個詞是胡適首先提出的。

        1915年，畢業於康奈爾大學的胡適作為「第二次考取庚子賠款留美學生」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部。同年，在美中國學生成立「文學科學研究部」，他擔任文學股委員，與趙元任等着手研究中國文字的問題。胡在《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的文章裏，明確提出了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話的文字是活文字的觀念。此後，幾位同學好友之間紛紛作詩相送，胡在給梅光迪的詩中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然而，他關於白話詩文和文學革命的主張遭到包括梅光迪、任鴻雋、楊杏佛、朱經農等幾乎周圍所有好友的反對。楊、朱甚至這樣說：「兄於文學界能自豎一幟，本為弟所傾慕。但願勿誤入歧途，則同志幸甚！中國文學幸甚！」[20]

        胡適不為所動，堅持研究。與在美同學和朋友激烈爭論並幾乎遭到一致反對的情況下，在大洋遠隔的祖國找到一位知音——陳獨秀。胡適提出，文學革命的總目標在於創造「言文一致之語言」。這一目標被陳獨秀接受並推動，引出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改革：白話詩對古詩的挑戰、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標點符號的使用、文章自左向右橫向書寫和排版、中國文學改革和國語化運動，等等。

        二人激進的革命思想都受到周圍親朋的反對。陳獨秀的思想和主張，不僅遭遇元配妻子和嗣父反對，反滿種族革命的朋友們的不理解，更有如章士釗、李大釗及給《甲寅》寫抗議信的「愛國者」們的批評；而胡適，連在國內的二位兄長也寫信來批評他說的「中國須第三次革命」的話是「喪心病狂」，「恐國中無一人贊成」。來信痛詆革命黨「間有一二才智之士，然有才無德，根器不固。兩次革命，底已暴露」。要胡適在思想上「痛與絕之，一意力學。否則為彼所染，適以自陷也。」兩顆心都是備受煎熬，孤獨無助，但又都決不妥協。因此，雖然一個是早已著名的革命家，又是北京大學的名教授（陳大胡12歲），一個是還在美國的留學生，但是一旦接觸，特別在文學革命上，立即成為一對「黃金搭檔」。

        1915年8月，胡適把自己譯成的德國小說《柏林之圍》寄給《甲寅》，並致信章士釗。不料稿件遺失，只有信件刊登出來。信中提出了中外文明如何結合的主張，認為輸入之文明，需「經本國人士之鍛煉也。此意懷之有年，甚願得明達君子之贊助」。[21]陳獨秀覺得胡適之意與己甚合，可謂難得的知音，銘記在心。《青年雜誌》一創刊，就決定向他約稿。恰巧汪孟鄒與胡適是績溪同鄉，而且認識，就由汪首先與胡聯絡。

        10月6日，汪孟鄒接手《甲寅》銷售工作。他致胡適一信，請其代催在美各大學寄售《甲寅》書款，順便寄贈《青年雜誌》創刊號一冊，並告稱「乃煉（即汪之名——引者）友人皖城陳獨秀君主撰」，轉達陳向他約稿之意：「擬請吾兄校課之暇擔任《青年》撰述，或論文，或小說戲曲均所歡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種。煉亦知兄校課甚忙，但陳君之意甚誠，務希撥冗為之，至禱感幸！」[22]

        兩個月後，汪又寄上《青年》第2、3號，催促胡適：「陳君望吾兄來文甚於望歲，見面即問吾兄有文來否，故不得不為再三轉達，每期不過一篇，且短篇亦無不可，務求撥冗為之，以增該雜誌光寵，至禱至禱。否則陳君見面必問，煉將窮於應付也。」下一封信又說：「陳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雲霓。」

        胡適忙於準備博士論文，又與梅光迪等爭論文學革命，無暇他顧。無奈年長老友（汪大胡13歲）特別是當時已頗有聲望的陳獨秀再三催促，就在次年二月初譯出俄國作家庫普林的短篇小說《決鬥》，寄給陳。因《青年雜誌》改名糾紛，陳對胡這封信的答復拖到即將出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的時候——1916年8月13日寄出。在苦等陳回信之時，8月21日胡又給陳寫信，鄭重推出其屢遭反對的文學革命八條主張：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陳套語；

       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詩詞；

       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當時的文壇，正如胡適所說，有詩必律，有文必駢（駢四儷六，對偶排比），之乎者言，八股文獨霸。胡適的「八事」，從內容到形式，是對文壇傳統的一個全面否定。

        陳獨秀當時的想法，據胡適後來說：「想文學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後來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產生新文學。」[23]看了此信，陳如獲至寶，立即回信，希望胡「詳其理由，指陳得失，衍為一文，以告當世。」[24]胡適遵囑照辦，立即寫了一篇後來被稱為「文學革命發難信號」的文章。但是，標題強調謹慎的試驗性，稱「改良」而非「革命」，叫《文學改良芻議》。陳閱後大喜過望，即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

        同時，他考慮到當時中國舊文化傳統勢力之巨大，而胡適受閱歷地位等因素局限，「八條」尚有不尖銳和不徹底之處。因此，在下期刊物上又親自撰寫了《文學革命論》，為胡文呼號助威，並彌補其不足，恢復其「文學革命」的氣勢：「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他宣告：「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在文中，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三大主義」：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親自撰寫的《文學革命論》印刷版

        胡適後來說：陳獨秀的這篇文章可注意的是：

        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了三大主義。

       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

       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穫。[25]

        胡適更在五年後用第三人稱對自己的行為作了這樣的解釋：「他的這種態度太和平了，若照他的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了這個太持重的缺點。」接着，他用陳獨秀的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不容他人之匡正」的話，說：「這種態度在當日頗引起一般人的反對。但當日若沒有陳獨秀的『必不容他人之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26]胡適的這段敍述是實事求是的。充分說明他求真務實、謹慎探索、實驗主義的精神，與陳獨秀的烈馬嘶鳴、狂飆席捲、摧枯拉朽作風的差異與互補效應。

        一石激起千層浪。《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的發表，立即在中國文壇引起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反對者的聲音當然也不絕於耳，據陳獨秀所說，是「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最早的一篇反對文章就是被稱為「古文大家」的守舊派首領林琴南寫的《論古文之不當廢》。胡適由此得出結論：「林先生為古文大家，而其論《古文之不當廢》，『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則古文之當廢也，不亦既明且顯耶？」[27]

        舉薦胡適入北大，創辦哲學研究所並任英文科教授會主任，是蔡元培和陳獨秀不拘一格用人才、伯樂相中千里馬的又一個實例。因為當時胡适才26歲，而且此事醞釀於胡適還未畢業之時。早在1917年1月，陳致胡信說到蔡先生已接任北京大學校長，「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薦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承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歸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28]

        這年4月，胡適完成博士論文的寫作。5月博士論文最後考試（口試），杜威教授等六人組成的主試者沒有通過他的論文（此事當時知之者甚少，40年後，在袁同禮編輯的《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中才披露出來）。胡適6月啟程回國，7月到滬即寫家信稱：「聞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可於一二日內到上海，且俟他來一談，再寫何時歸里。」[29]陳因何來上海？與胡交談甚麼內容？至今材料厥如。

        胡回安徽老家後，9月北上到京，即任北大教授。21日，北大舉行新學年開學典禮，他作演講《大學與中國高等學問之關係》，給這個古老的學府吹進一股強勁的新風。接着，擔任英國文學、英文修辭學及中國古代哲學三科教學，立即成為北大最年輕最得力的教學骨幹。月薪定為280元，比陳獨秀僅少20元。胡欣喜地寫信給母親，表示今後大嫂、三嫂及侄輩的生活，「概可由適承擔」。由於倡議文學革命，他一回國就名聲鵲起，各處紛紛前來聘請演說，11月下旬就做了四次。12月，胡適創辦的哲學研究所成立，自任主任，同時兼任英文教授會主任。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陳獨秀、胡適等人大力推動北京大學的改革：革新學校領導體制，改變權力過於集中的校長領導制，仿歐美大學實行教授治校（胡適是此案創議人之一[30]）。辦法是成立蔡主持的評議會，作為學校最高的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評議員由各科兩名教授組成，實際上是教授會，蔡校長和陳獨秀等各科學長是當然評議員；廢除年級制，實行選科制（胡適稱此為「中國學制上一大革命」，亦是他所建議[31]）；在預科首先實行白話文教學，等等。

怪才與幹將

        說到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革命，除了主將胡適和掌握帥旗的陳獨秀之外，還應提到兩位幹將：錢玄同和劉半農。

        錢玄同在當時就被稱為「文學革命軍裏一個衝鋒健將」，又說他是「說話最有膽子的一個人」，後來則稱他是「在寂寞中奔馳的猛士」。在某些方面，他比陳獨秀還要狂狷和偏頗。

        錢出身於書香門第，舊學功底深厚，信仰過康、梁維新主義，轉而贊成「排滿革命」。1905年赴日後，參加張繼、劉師培舉辦的宣傳克魯泡特金思想的「社會主義講習會」，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後又與魯迅兄弟等一起聽章太炎講述中國國學，成為「國粹派」，堅決主張「師古」、「復古」、「存古」。這樣的守舊派，按常理說，必然竭力抗拒新文化運動。令人奇怪的是，錢玄同卻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反過頭來全面批判傳統文化。許多學者探索過其中原因，不得要領。筆者認為這主要是由他的性格決定的。錢是一個感情富於理性、性格外向、沒有甚麼城府的坦蕩君子，與胡適的性格完全不一樣，倒與陳獨秀有某些相似。覺今是而昨非，他在某種因素的刺激下，能夠堅決而輕易地放棄過去曾經十分堅持的立場和觀點。

        錢玄同給陳獨秀寫信，激烈攻擊了當時神聖不可侵犯的桐城、文選兩派，說他們是「選學妖孽、桐城謬種」。陳十分高興：「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全國不景從也？可為文學界浮一大白！」[32]甚至在晚年寫的未完成兩章回憶錄中，還戲稱自己童年時是「選學妖孽」。

        仿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錢玄同花兩個月時間寫出《論應用之文亟宜改良》，提出十三事：

       （一）以國語為之。

       （二）所選之字，皆取最普通常用者，約以五千字為度。

       （三）凡一義數字者，止用其一，亦取最普通常用者。

       （四）關於文法之排列，製成一定不易之「語典」，不許倒裝移置。

       （五）書札之款或稱謂，務求簡明確當，刪去無謂之浮文。

       （六）絕對不用典。

       （七）凡兩等小學教科書及通俗書報、雜誌、新聞紙，均旁注「注音字母」，仿日本文旁「假名」之例。

       （八）無論何種文章，除無句讀文，如門牌、名刺之類，必施句讀及符號之類。此事看似無關宏旨，其實關係極大。古書之難讀誤解，大半由此，符號尤不可少。惟濃圈密點，則全行廢除。

       （九）印刷用楷體，書寫用草體。

       （十）數目字可改用「亞拉伯」碼號，用算式書寫，省「萬」、「千」、「百」、「十」諸字。

       （十一）凡紀年盡改用世界通行之耶穌紀元。

       （十二）改右行直下為左行橫迤。

       （十三）印刷之體，宜分數種。

        從此內容看到，經錢玄同這樣一規劃，原來以白話文為中心的胡適文學改良主張，擴張到書寫、印刷、語言、文字改革等全面改革的方案。[33]陳獨秀見後表示：「先生所說的應用文改良十三樣，弟樣樣贊成」，[34]並很快在《新青年》和北大文科改革中試行推廣，其中大多數都已成為我們今天的習慣。

        但是，錢玄同也的確具有比陳獨秀更多的書生氣與感情用事的成份。有人說：「新文化運動諸人大都具有比較強烈的反傳統思想，但其頂尖人物則是錢玄同。」確實如此。以錢玄同提出的廢除漢字主張而言，就成了當時和以後守舊派人士攻擊新文化運動最大的口實，也是使這個運動失去許多一般群眾的一個難以彌補的缺陷。此信發表時，陳獨秀附言表示贊成，甚至用進化論的觀點認為將來廢除漢語亦是必然的趨勢。

        可見，在當時進化論和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下，陳獨秀的思想浪漫到甚麼程度。不過他畢竟已有較深的閱歷，特別是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時期進行改革失敗的教訓。在現實鬥爭中，他知道想的與說的、做的之間，應該掌握一定的分寸；更不應該把遙遠的將來可能實現的設想來干擾當前的鬥爭。所以，他沒有把文學革命引進廢除漢字、廢除漢語的死胡同，並且努力減少這種片面主張帶來的負面影響。

        1918年8月，《新青年》公佈的任鴻雋致胡適的信中，批評了錢玄同廢滅漢字的主張「有點Sentimental(傷感)」。1919年1月5日，《時事新報》發表漫畫，又諷刺錢的這個主張。7日，藍公武在《國民公報》上發表給傅斯年的信，聲稱《新青年》有了錢玄同的文章，於是人家信仰革新的熱心遂減去不少。這些批評表明，錢的主張已經嚴重脫離群眾，不止是保守派，中間派和一些革新派也難以接受了。

        陳獨秀不得不出來聲明：錢是「用條石壓駝背」的醫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贊成的」。同時也為錢作了最大限度的辯護：

        「錢先生是中國文字音韻學的專家，豈不知道語言文字自然進化的道理？他只因為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頁每行，都帶着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許多老少漢學大家，開口一個國粹，閉口一個古說，不啻聲明漢學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對頭；他憤極了才發出這種激切的議論……但是社會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駡他，譏笑他，卻不肯發表意思和他辯駁，這又是甚麼道理呢？難道你們能斷定漢文是永遠沒有廢去的日子嗎？」[35]

        中國文字的拼音化，一直是中國文字改革家關注的重大問題。1927年以後錢玄同進行反省時，對早年的激烈言論頗多後悔。但是對提倡「國語羅馬字」一事卻始終堅持，並提議從漢字注音或改用羅馬字拼音入手。陳獨秀深以為然，並在1927年後專心於此，寫出了《中國文字拼音草案》一稿。

        從以上可看到，當時《新青年》同人中，對文學革命的大業無大分歧，但在具體做法上有急進與緩行之別。陳獨秀、錢玄同等確把這當作革命來幹，為達目的可以不講究方法和手段，對舊的落後的東西疾惡如仇。而胡適等人主要視為學理上的變革和創新，因此主張以充分說理取勝，行動上雖帶有很多的書生氣，但理性思考較濃。

　　錢玄同（1887～1939），原名錢夏，字德潛，號疑古，思想家、語文改革活動家

        任鴻雋1918年致胡適信認為，錢玄同、劉半農演的「王敬軒」雙簧恐有失《新青年》的信用。胡適在給錢玄同的信中也對此不以為然。他說他找張厚載寫探討文學改良的文章，「也不過是替我自己找對方的材料。我以為這種材料無論如何總比憑空閉戶造出一個王敬軒的材料要值得辯論些。」。錢玄同對此卻十分不滿，回信說：張厚載的文章「實在不足以刊我《新青年》……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有一點不以為然之處，即對於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對外的議論，很該旗幟鮮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不知道外面罵胡適的人很多嗎？你無論如何敷衍他們，他們還是狠罵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們的氣呢？」[36]

        受到保守派猛烈攻擊和陣營內部胡適等人批評，錢玄同，這位被魯迅稱為「在寂寞中奔馳的猛士」，很快就不幹了。他深深地陷入「寂寞」中，既不「猛」，更不「奔馳」了。1920–1921年到上海、廣州的陳獨秀與胡適等北京《新青年》編輯部同人分裂時，陳還想挽救，多次催促供稿，他始終怠工。1921年2月，在胡與陳討論《新青年》是「移京」辦還是北京「別組」一刊物時，錢在致胡信中聲明：「我對於《新青年》，兩年以來，未撰一文。我去年對羅志希說：『假如我這個人還有一線希望，亦非在五年之後不發一言。』這就是我對於《新青年》不做文章的意見。所以此次之事，無論別組或移京，總而言之，我總不做文章的（無論陳獨秀、陳望道、胡適之……辦，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絕非反對誰某，實在是自己覺得淺陋）。」[37]這括弧中的最後一句話，顯然是回敬胡適的。

        劉半農也是一個怪才。四歲從父識字，六歲入塾。讀到中學因爆發辛亥革命，學校停閉而輟學。以後憑着自學，對中外文學的研究頗有功底。先後受聘為上海《中華新報》、中華書局的編譯員，從事翻譯和創作。他發表的《玉簪花》、《髯俠復仇記》等言情小說，當時很有影響，受到陳獨秀的注意。從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開始，為劉半農開闢《靈霞館筆記》專欄，連續刊登研究中外文學心得。陳進入北大後，邀請劉任北大預科教員。

        胡、陳發動文學革命，劉立即回應，先後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38]他全面闡述了對散文、韻文、詩歌、小說、戲曲等方面的改革意見，並有不少創見，彌補其他人的不足。如贊成以白話文為正宗，但認為白話中應吸收文言的優點，同時提出不用不通之字，破壞舊韻重造新韻，增多詩體，提高戲曲在文學中的地位，注意分段等，無論對舊文學的批判還是對新文學的建設，都保持着較清醒的頭腦，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他還勤奮做建設性的基礎工作，如親自用傳統風格寫了不少通俗小說、白話詩文，還徵集大量民間歌謠。他寫的白話詩、無韻詩，語言明快，內容進步，頗受群眾歡迎，一度廣為流傳；數年內，他徵集了幾千首民間歌謠，經他親自整理發表了140首，開創了研究民間文藝的先河。他還創造了「她」和「它」字的用法，受到了魯迅的讚揚。魯迅很喜歡這位戰友，說「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儘管淺，有失之無謀的地方，但「要商量襲擊敵人的時候，他還是好夥伴」。對比陳獨秀與胡適講究「韜略」來說，魯迅更喜歡半農的「忠厚」，說：「半農卻是令人不覺有『武庫』的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39]

        1918年《新青年》實行輪流編輯。3月15日，輪到劉半農編輯第四卷第三號。為了刺激輿論，擴大影響，他與錢玄同商量後決定演一齣雙簧戲：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當保守派，給「《新青年》諸君子」寫信，對文學革命提出種種責難；由劉半農出面作答，逐條進行批駁，嘻笑怒駡，激情噴發，並指名批判頑固派首領林紓。此舉果然在讀者中激起很大反響，大大改善了《新青年》初期贊成者不多、反對者也不多的寂寞處境，「固然近乎惡作劇，卻是現代中國報刊史上精彩的一筆」。[40]缺點是過分渲染了反對者的「無知」，有欠公道，因此也加深了劉半農與胡適之間的裂痕。胡適本來就看不起沒有上過大學、沒有拿過學位、更沒有外國留學背景的劉半農，現在更不屑於這種不光明的手段。

        陳獨秀處理這個事件也不夠冷靜。當保守派以「崇拜王敬軒先生者」的名義提出抗議，說「王先生之崇論宏議，鄙人極為佩服，貴志記者對於王君議論，肆口侮罵，自由討論學理，固應如是乎」時，陳獨秀竟然這樣回答：本志對於「不屑與辯者，則為世界學者業已公同辯明之常識，妄人尚復閉眼睛胡說，則唯有痛駡之一法。討論學理之自由，乃神聖自由也；倘對於毫無學理毫無常識之妄言，而濫用此神聖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隱晦，是曰『學愿』；『學愿』者，真理之賊也。」[41]這就太意氣用事了，不僅刺激對方過度地反彈，也會失去中間群眾的同情。

        當時在國外留學的張奚若給胡適的信中說：讀過《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後，「是贊成，是反對，亦頗難言。蓋自國中頑固不進步的一方想起來，便覺可喜，便覺應該贊成。然轉念想到真正建設的手續上，又覺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議論，不但討厭，簡直危險」；「但因社會不能停滯不進，而且我們總是帶有幾分好新的偏向，故到底恐是贊成之意多於反對之意」。他又指出，《新青年》等刊物的編者們，說話「有道理與無道理參半。因他們說話好持一種挑戰的態度，謾罵更無論了，所以人家看了只記着無道理的，而忘卻有道理的」。他甚至說：「你老胡在他們這一黨裏算是頂頑固了。」[42]

        且看，連胡適這種在新文化運動中比較「溫和」的人都被稱為「頂頑固了」，那麼像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在中間派眼中會是怎樣一種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魯迅寫作的引路人

        胡適、陳獨秀發起文學革命時，都懷疑中國文學界有創造新文學的能力。《新青年》創刊後，也一直注重發表譯著。但是，後來發現「吾國無寫實詩文以為模範，譯西文又未能直接喚起國人寫實主義之觀念」。[43]於是陳獨秀又熱心推動本國新文學的創作，終於點燃起又一支文學革命的火炬——魯迅。

        魯迅見《新青年》初期高喊「文學革命」，但內容卻長於議論，文學作品又只注重發表周邊的譯作，且全是文言文，沒有本國文學作品。所以，他不客氣地說自己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的發表，「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44]

        經過從醫學救國到文學救國的痛苦摸索，魯迅看到辛亥革命及其後一系列鬥爭的失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寂寞就象「大毒蛇」，纏住了他的「靈魂」，使他「太痛苦」。「用了種種辦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自己「回到古代去」，辦法就是「鈔古碑」，以使自己的生命「暗暗的消去」。[45]要不是陳獨秀的喚醒，很可能如他自己所說，將在「昏睡中死滅」。

        1917年到北大任教的周作人（啟明）不僅勤於譯寫，而且是陳獨秀與魯迅（周豫才）之間的牽線人。陳知道魯迅的才華後，即派周作人或錢玄同多次前去啟發尚處於極度悲觀中的魯迅，並一次次約稿，催稿。魯迅這才「一發不可收」。據周作人說：陳獨秀讀了魯迅第一篇小說稿《狂人日記》、《藥》後，就表示：「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認為這是真正的白話文，好極。他據此說，陳獨秀的「眼力是很不錯的！」後來又根據陳的意見，把魯迅這時期的小說「集攏來重印」，「等到《吶喊》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底編成，第二年出版，這已經在他說話三年之後了。」[46]1918年1月起，陳獨秀特邀魯迅參加《新青年》編輯部會議。1919年「五四運動」及1920年籌備共產黨，新文化陣營分裂，《新青年》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後，胡適等人不寫或很少給《新青年》投稿，陳獨秀還是一遍又一遍地表示「很盼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47]其急切誠懇之情不亞於當年請在美國的胡適寫稿。1933年，陳獨秀因進行反蔣抗日活動被國民黨關在監獄裏。魯迅在談到自己怎樣做起小說來時，還這樣說：「《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裏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48]

        從1918年5月15日第四卷第五號開始，到1921年8月1日第9卷第4號止，魯迅在《新青年》共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風波》、《故鄉》五部小說，還有四部翻譯日本和俄國的小說，以及多則隨感錄、通信等，完全奠定了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文學巨匠的地位。1920年9月28日，陳獨秀給周作人的信中表示要為魯迅出版小說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49]

        魯迅也毫不掩飾自己對陳獨秀的崇敬心情。他把自己比作一個戰士，把自己的小說稱作「遵命文學」：自己是「遵命」而作，「吶喊」向前，一掃此前的那種消極悲觀情緒。他把陳獨秀視為「革命的前驅者」和「主將」。他說：「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50]

        特別要指出的是，陳獨秀不僅推動魯迅寫小說，也帶動他寫「隨感錄」——雜文。當陳已經發表大量隨感錄的時候，魯迅還較少注意這種文學武器的形式。直到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才看到他寫的兩則隨感錄。新文化陣營分裂後，隨感錄的稿子少了。陳寫信對周作人說：「隨感錄本是一個很有生氣的東西，現在為我一個人獨佔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寫點來。」[51]

        陳講的是當時的實情。從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開始，陳獨秀帶頭，創造了一種稱為「隨感錄」的時事雜文形式的短文，針砭時弊，嘻笑怒駡，似匕首投槍，極富時效性和戰鬥力。這是其他文章形式所不能代替的。但是，翻開1920年的《新青年》，共刊出28篇隨感錄，全部署名「獨秀」，好孤獨呵！所以才有上述呼籲。可是，他沒有想到，魯迅後期成了寫雜文的「專業戶」，而其風格完全是與自己的「隨感錄」一樣的。說魯迅的雜文受陳獨秀的帶動和影響，似不為過吧！

　　周樹人（1881～1936），筆名魯迅，文學家，思想家，評論家

        從以上陳獨秀與諸位新文化運動幹將看，每位幹將都有自己特殊的才識，陳則充分發揮、運用、呵護每個成員的專長，起到了「總司令」的作用。

教育革命的呼號與實踐

        到北大前，陳獨秀在安徽高等教育學校做過教務主任（1917年北京政府的任命中稱為校長）。因推行教育改革，為保守派所阻，最後甚至被其策動的學生所驅逐。在他和應溥泉後繼任該校教務主任的周越然，這樣生動地回憶說：

        「溥泉先生的繼獨秀先生而為皖高等教務主任，不是安徽本省沒有人才，實在是本省人才不敢應召的緣故，陳獨秀是被學生趕走的。先是——在清末——先師嚴幾道（復）也是被趕而走的。清末民初安徽高校的學生真不容易『侍候』，真不容易對付，獨秀先生的離去高校，全為學生要求不遂。據說當時他與學生代表最後的對話如下：

        （學生）：我們非達到目的不可。你答應麼？——你答應也好，不答應也好。

        （獨秀）：我決不答應。

        （學生）：你竟不答應，有甚麼理由？

        （獨秀）：我不必對你們講理由。

        （學生）：那末，你太野蠻了。

        （獨秀）：我是野蠻，我已經野蠻多年了，難道你們還不知曉麼？

        於是，喊打之聲四起；同時，全校電燈熄滅，變成黑暗世界。獨秀先生到底是活潑伶俐的革命家，在此『千鈞一髮』喊打未打之際，無影無蹤的脫離高校而安然抵家了。次日，獨秀先生辭職，教務由鄭某代理，不久，鄭某辭職而由溥泉繼任，暑假前溥泉又辭職，教務由我主任。」[52]

        陳獨秀1911年因推行教育改革而被驅逐，只是第一次。以後一次是1919年離開北京大學，一次是1921年辭任廣東省教育委員長。教育革命是社會革命的一部分，社會革命不成功，單獨的教育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作為革命家又怎麼能不關注教育革命呢。所以，他一有機會就呼號、就實踐。

        陳獨秀從小厭惡舊教育，抵制為了參加科舉、當官而讀四書五經，習八股文。科舉廢除後，為了升官發財而教育的狀況並沒有改變，北京大學就是一個典型的「官僚養成所」。所以，陳獨秀首先從聯繫教育與國家命運的關係、教育與青年成長的關係這兩個根本問題上，徹底否定舊教育，提倡新教育。

        陳獨秀的教育革命思想與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學的思想吻合。蔡不拘一格聘用陳為文科學長，說是看了幾期《新青年》後贊同其主張，顯然是指雜誌上關於教育問題的見解。陳一上任，立即在蔡支持下對文科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首先，他糾正人們對舊北大的錯誤觀念：「培養官僚」——學生上大學是為了當官。強調大學的目的是「研究學理」。他在1918年9月北大開學典禮上公開發表演說指出：大學學生之三目的中，惟「研究學理」「始與大學適合」。為此，他主張方法有三：「一曰，注意外國語。」以最新學理，均非中國古書所有，而外國專門學術之書，用華文譯出者甚少。「二曰，廢講義」。以講義本不足以盡學理，而學者恃有講義，或且惰於聽講。「三曰，多購參考書。」校中擬由教員指定各種參考書之冊數、頁數使學生自閱，而作報告。[53]

        當時，陳獨秀把北大當作教育革命和整個新文化運動的試驗場。所以，這些措施首先在他主持的文科實行，例如：

        1917年春，組織劉半農等教員，首先改革北大預科課程，並且實行白話文教學。當時的北大，各科都分為本科和預科。本科大致相當於美國的研究生院。高中畢業生考入北大必須先讀三年預科，畢業後才能升入本科（三到四年）。1918年改為預科二年，本科四年。

        1917年11月，多次約請胡適、沈尹默、錢玄同、陶孟和、章士釗等開會，討論改變文科課程。

        1918年1月，加入蔡元培發起組織的「進德會」。該會入會標準是，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乙種會員：再加二戒，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丙種會員：前五戒外，再加三戒，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6月，進德會選舉評議員，蔡元培212票、陳獨秀152票、章士釗111票、王寵惠81票、沈尹默及劉師培31票當選。

        1918年2月，支持胡適等人發起的「成美學會」，捐款120元。該會目的是「協助德智優秀，身體健壯，自費無力的國立大學生」，為國家增進人才。

        6月，任北京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蔡元培），對入學考試制度進行改革。

        9月，參加北大編譯處會議，加強宣傳法蘭西文明，推動北大的編譯工作。議定陳、胡代表該處辦理加入「法文學社」手續，籌劃法國名著翻譯事項。

        又大力支持北大文科學生傅斯年、顧頡剛等創辦「新潮社」和《新潮》雜誌。這些學生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早在1917年秋就「純由覺悟而結合」，並想創辦類似《新青年》的文學雜誌，但因缺乏經費而陷於困難，求助於學長陳獨秀。陳給予了出乎他們意料的熱情支持，對他們說：「只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志願，經費方面，可以由學校負擔。」[54]

        於是，1918年11月19日，他們先成立「新潮社」，後來請胡適任顧問。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也給予支持，撥出一間房作辦公室。1919年元旦，《新潮》創刊。由於該雜誌完全支持陳獨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實行三條指導原則：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和革新的文詞，很快成為《新青年》得力助手和夥伴。加入新潮社的學生，也就成為陳獨秀、《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直接培養的第一批「新青年」，成為後來「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和學術界、政治界的重鎮，如：

        傅斯年（孟真）：歷史學家和通俗作家，後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台灣大學校長等職。

       羅家倫（志希）：歷史學家、教育家、通俗作家。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新疆監察使；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副主委、主委；駐印度大使；去台後任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等職。

       顧頡剛（銘堅）：歷史學家

       毛子水（毛准）：教育家和歷史學家

       江紹原（誠甫）：教育家、宗教史學家

       汪敬熙（緝齋）：作家、心理學和生理學家

       何思源（仙槎）：教育家；山東省主席、北平市長

       俞平伯（銘衡）：散文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

       郭紹虞（希汾）：作家、考據史家

       孫伏園（養泉）：作家、編輯家

       馮友蘭（芝生）：哲學家

       朱自清（佩弦）：散文作家、詩人

       張申府（崧年）：哲學家；中共旅歐支部創始者、周恩來入黨介紹人。任北大助教時參加新潮社。

       葉聖陶（紹鈞）：作家、詩人、教育家（並非北大學生）

        此外，還有段錫朋、許德珩等沒有參加「新潮社」的其他北大學生。以上這些知識精英，後來政治態度和黨派不同，不少人先後還是陳獨秀和共產黨的對立面。黃侃在課堂上攻擊新文化時，傅斯年、羅家倫曾跟隨之。因此成立《新潮》社時，他們一度被陳獨秀懷疑是「奸細」，後來又成為國民黨的反共健將。這種在文化與政治兩個不同領域中的分分合合，是常見的現象。分有分的原因，合有合的道理，很難說誰是誰非。但是，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和現代化做出了重大貢獻。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

        1940年蔡元培逝世，陳獨秀對此大發感言：

        我在北大和蔡先生共事較久，我知道他為人也較深。一般的說來，蔡先生乃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着，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點。自戊戌政變以來，蔡先生自己常常傾向於新的進步的運動，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長時，對於守舊的陳漢章、黃侃，甚至主張清帝復辟的辜鴻銘、參與洪憲運動的劉師培，都因為他們學問可為人師而和胡適、錢玄同、陳獨秀容納在一校；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點。

        陳獨秀又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55]這裏講的「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就是新文化運動及其在北京大學的實驗。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年齡各相差12歲，都屬兔，所以後人戲稱這次實驗是「三兔鬧北大」。

        關於蔡元培與陳獨秀改革北大、民主辦校，還有不少故事，這裏只舉一例。據當時在北大英文學門（即英文系）上學的許德珩回憶：

        「陳獨秀來北大之前，雖然不認識他，但他的文章我早就在《甲寅雜誌》上讀過了，因為他是首倡新文化運動的人物，所以給我的印象很深……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之後，和蔡元培一起，積極推動北大的改革，在整頓上課紀律當中，還與我鬧過一場誤會。

        當時我們班上有一同學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經常缺課，並叫人代他簽到。陳獨秀不調查研究，誤聽人言，就把這件事記在我的身上，在佈告牌子上公佈我經常曠課，記大過一次。我當時是一個窮苦學生，冬天穿夾衣過冬，宿舍裏沒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講堂上，就是在圖書館裏。當我見到這個記過佈告時，十分驚異，並極端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佈告牌砸碎了。

        陳獨秀性情一貫地急躁，他也大怒，對我的砸佈告牌又記了一過。我又把第二個佈告牌砸了，並站在他的辦公室門前，叫陳獨秀出來同他說理。此事立即為蔡校長所知，經過蔡的調查，才知道是陳獨秀搞錯了，叫陳收回成命，並向我進行勸慰，此事遂告平息。——這就是陳獨秀認識我的開始。」[56]

        真是不打不相識，他們二人以後的關係很好，下面有所敍述。

        傳統黨史為了政治需要醜化陳獨秀，往往把陳獨秀描寫成愛發火，拍桌子，訓人罵人那樣的「家長主義」，「兇神惡煞」。實際上，他是一個很講理，也很風趣的人。前述對沈尹默字的評論，都是如此。馮友蘭上文中也說過一個故事：

        「在我們畢業的時候，師生在一起照了一張相，老師們坐在前一排，學生們站在後邊。陳獨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謹慎，把腳收在椅子下面；陳獨秀很豪放，把腳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來後，我們的班長孫本文給他送去了一張，他一看，說：『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腳伸得太遠一點。』孫本文說：『這是你的腳。』這可以說明陳獨秀的氣象是豪放。於是就『哈哈』大笑起來」。[57]

　　1918年夏參與北大文科哲學門第二次畢業攝影，陳獨秀把腳伸到梁漱溟腳前

        沈尹默很有意思。陳獨秀對他寫的字，上門直率惡評，促使他狠練書法，對陳感激一輩子。胡適與他沒有交惡，卻把胡適說成是不肖之徒：「胡適這個人，因緣時會，盜竊虛名，實際他是一個熱衷利祿的政客，並非潛心學術的文士」。攻其一點，沒有看到胡適確有「大學問家」的一面，可見評人之難。在新文化陣營中，胡適除了陳獨秀這位「伯樂」之外，與他人如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人的關係都不好。似乎在人際關係上，胡適有點傲氣和霸氣。自然，這裏也有中國文人的通病：文人相輕。但陳獨秀則相反，在文學革命上有「不容討論」的霸氣，卻能團結各種人。這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新文化運動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裏也暗藏着將來陳獨秀一走，《新青年》陣營必然分裂的危機。

在全國培育一代新人

        1915年至1918年，以一人（陳獨秀）為首、一刊（《新青年》）一校（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已經開展了四年。特別是轉到北大後，《新青年》在全國各大城市都有銷售處；教育部又以北大教育改革為試點輻射全國學校教育。於是，這個運動在全國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大批青年甚至中老年（如北大教授、毛澤東岳父楊昌濟等）受到它的啟蒙，人生觀發生根本性轉變，成為一代「新青年」。

        這一代人，包括《新青年》編輯部成員（他們在發起和進行新文化運動的同時，自己的世界觀也得到了轉變）、《新青年》和後來《每週評論》的作者群。《新青年》雖然是一個同人刊物，主要文章多由編輯部成員撰寫，但也發表了不少編輯部以外作者的作品，其中在《新青年》一至九卷共五十四號上公佈的讀者來信，就有109封。扣除重複的21人，有88位不同的讀者。還有以學校集體或其他團體名義寫的信，那就不止88人了。此外，除了北大的學生直接受到教育的以外，像湖南的毛澤東、彭述之、湖北的惲代英、天津的周恩來（隨後留學日本）等，都受到《新青年》的洗禮。

        據統計，《新青年》的發行量從創刊初期的一千冊，1917年以後發展到一萬五、六千冊。[58]而從以下毛澤東及周恩來的敍述中表明，一本雜誌往往不是一人閱讀，而是轉輾傳閱。那麼，全國各地有多少萬人受到《新青年》的教育和影響，可以想像是相當的可觀了。許多讀者稱陳獨秀、《新青年》為「思想界的明星」、「金針」、「藥石」、「良師益友」，「青年得此，如清夜聞鐘，如當頭一棒。」[59]說陳獨秀、《新青年》、新文化運動培育了整整一代「新青年」，決不為過。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的1945年中共七大預備會議的內部講話中承認：

        「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甚麼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他創造了黨，有功勞。」[60]

        毛澤東說這一段話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他是這一代人中受陳獨秀培育和影響最大最深者之一。

        早年毛澤東有與陳獨秀相同的思想歷程。從十七歲開始，毛澤東學習「新學」，閱讀《新民叢報》等維新派書報，對他們的思想主張贊佩不已，一度把康、梁視為自己人生的「楷模」。進入長沙第一師範後，該校教員楊昌濟早已受《新青年》影響，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三綱五常和禁欲主義。他主張德智體並重、反對偏重於智、德而輕體育的思想。這些對毛澤東影響極大。他還着意栽培毛澤東，曾致信章士釗特別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懇切勸他重視毛、蔡二君，說：「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61]

        1918年，楊進入北大陳獨秀領導的文科當教授，教倫理學，與陳獨秀的關係更加密切，並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受楊昌濟的直接引導，毛澤東閱讀《新青年》，立即把最高的崇敬移到陳獨秀身上，並且從哲學思想到政治主張、文章風格，全面崇尚陳獨秀。他後來對美國記者斯諾說：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62]

        毛澤東學習楷模陳獨秀的第一個行動，同時也是受楊昌濟的教育這雙重的影響，就是採用《新青年》提倡的文風，擁護陳獨秀、楊昌濟提倡的重視體育的主張，寫了《體育之研究》一文。用「二十八劃生」筆名（繁體字「毛澤東」三字筆劃數），寄給了心中敬仰的陳獨秀。陳獨秀立即將其發表，以表示對他的鼓勵和支援。1917年4月的《新青年》雜誌，出現一篇迄今為止發現的毛澤東一生中最早公開發表的文章，並不是偶然的。所不同的是，陳崇拜西洋教育，對中國傳統教育否定過多；毛則從中國傳統教育中，肯定清初顏元、李塨「文而兼武」的思想，贊同「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主張。這實際上否定了陳說的中國傳統教育中「惟有體育一門，從來沒人提倡」的說法。

        1917年9月22日，張昆弟在日記中寫下与毛澤東一起在湘江游泳後說的一段話：

        毛君潤芝云：現在國民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國人沉鬱閉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習性。安得有俄之托爾斯泰其人者，沖決一切現象之羅網，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毛君又主張家族革命，師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見，乃除舊佈新之謂。[63]

        1918年4月，即《新青年》發表《體育之研究》一年後，毛澤東繼而採取第二個行動，與幾個朋友創立了湖南新文化運動團體「新民學會」，決心按陳獨秀提出的標準，引導大家做「新青年」。學會會章規定的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會員守則也明顯仿照北京大學進德會的內容：一、不虛偽；二、不懶惰；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當時，武漢、上海、杭州、天津等地，也受《新青年》影響出現了許多富有戰鬥精神的青年激進團體。

        10月，毛澤東為送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來到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在這裏住了約半年的時間。為解決生活問題，由楊昌濟介紹，到李大釗為主任的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在這期間，不僅如饑似渴閱讀各種宣傳新思想的書報，還拜訪了陳獨秀、蔡元培、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們，一睹幾年來敬為「楷模」們的風采。直接接觸以後，對比之下，他產生了陳獨秀「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64]的感受。從此，與陳獨秀產生了不解之緣。雙方互相配合與支持，而陳給毛更多的關照和提攜，有待以下論述。

        《新青年》也使周恩來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1917年6月，19歲的周恩來以優異的成績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靠友人借一筆錢，到日本留學。這時，他也如第一次留學日本前不願意做「只知道吃飯睡覺」的平庸之人的陳獨秀一樣，要做一個立志救國的人。他在次年2月留學日本的一篇日記中寫道：「梁任公有一句詩：『世界無窮願無盡』，我是很贊成的。蓋現在的人，總要有個志向，平常的人不過是吃飽了穿足了便以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國，盡力社會。」[65]

        但是，怎樣救國？當時十分茫然。他看到中國太弱，受前留日學生影響，流行的「軍國」思想的影響，產生過軍國主義救中國的想法。關於人生，又信仰過當時日本流行的佛教「無生」的思想，但殘酷的現實總使他痛苦。直到1918年1月，這個痛苦才漸漸的打消了。

        怎樣「打消」，走出這個痛苦絕望的境地的呢？―閱讀《新青年》！

        就在這「打消」「無生」道兒的同一天——1918年2月25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晨起讀《新青年》，晚歸複讀之，對所持排孔、獨身（指陳獨秀提倡的『獨立自主的人格』——引者）、文學革命諸主義極端的贊成。」

        進而，他回顧道：「從前我在國內的時候，因為學校裏的事情忙，對於前年出版的《新青年》雜誌沒有甚麼特別的注意，有時候從書鋪裏買來看時，亦不過過眼雲煙，隨看隨忘的。」

        與毛澤東一接觸《新青年》就像過電被磁吸一樣不同，周恩來受《新青年》的思想衝擊和影響，是另一種典型：開始沒有感覺，當摸索別的道兒着着碰壁，痛苦絕望時，猛回首，卻見她在燈火闌珊處……終於，如癡如醉地投入《新青年》的懷抱中。

        原來，從天津臨來日本時，有朋友給了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號，上有第一篇陳獨秀的《時局雜感》，第二篇吳虞的《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周在赴日途中閱讀，「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東京，又從季沖處看見《新青年》三卷全份，心裏越發高興，頓時拿去看了幾卷，於是把我那從前的一切謬見打退了好多。」該卷內容相當豐富而尖銳，其各期主打文章皆是陳獨秀、吳虞、劉半農、蔡元培所寫的攻擊孔教和佛、老消極思想，以及主張文學革命及讚揚俄國十月革命內容的。

        以此內容，就可以看出來周恩來為甚麼受振動。首先，他在1918年1月15日日記的開頭，興奮地寫下兩句詩：「風雪殘留猶未盡，一輪紅日已東升！」第二天的日記寫道：

        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上，隨着進化的軌道，去做那最新最近於大同理想的事情。修練了幾天，這個月開月以來，覺得心裏頭安靜了許多。這幾天連着把三卷的《青年》仔細看了一遍，才知道我從前在國內所想的全是大差，毫無一事可以做標準的。來到日本，所謂的「無生」主義雖然是高超了許多，然而卻不容易實行。總起來說，從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學者全都是沒有用的。從今後要按着二月二十一日所定的三個主義去實行。決不固持舊有的與新的抗，也不可惜舊有的去戀念它。我願意自今以後，為我的「思想」、「學問」、「事業」去開一個新紀元才好呢！

        這裏講的「三個主義」（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常喜歡用「三個主義」這個詞），是周在這年春節寫的日記中為自己立的三條行動方針：

        第一，想要想比現在還新的思想；

       第二，做要做現在最新的事情；

       第三，學要學離現在最近的學問。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實在，學問要真切。

　　青年周恩來

        15日以後，周恩來完全像是變了一個人，他在17、18日的日記，完全沉浸在找到真理和前進道路的興奮和激動之中。當兩個月後，發生日本帝國主義與北京段祺瑞政府秘密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事件後，周恩來立即義無反顧回國，投入救國運動，由此逐漸成長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傑出人物。

        除了保守派和中間派之外，如以上這樣受到《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深刻影響的，不是少數人，而是相當廣大。最可注意的是一位叫崔通的讀者特別寫信給陳獨秀，表示他雖已56歲，但「生平趨於革新派」，對《新青年》極有好感，常勸人購讀，有時多買數冊以贈人。該刊在日本也有很大影響。正如當時去日本的陶孟和所說：去日途中及到日後，所遇人物皆極稱讚《新青年》。[66]高一涵1918年2月在日本寫信給陳和胡，更是十分激動地說，在日本一個紀念會上，他作了一個報告，「大家仿佛得了寶貝一樣的歡喜」。會後的情況更是熱烈：「此地有許多人對於北京大學和《新青年》社同人當作天使一般看待」；「這是你們鼓吹的功勞，也就是你們無窮的不可推脫的責任，還望你們快快努力，盡你們『天使』的責任才好！」[67]

        通過新文化運動，陳獨秀從身邊的北大學生到全國的廣大青年，包括一部分海外留學生和中老年知識份子中培養了一大批革命者，為即將到來的「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和大革命的開展，準備了充分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

創辦《每週評論》，指導五四愛國運動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從列強手中收回權利的機會。陳獨秀再也不能對現實政治保持沉默了。他與蔡元培、李大釗等人接連發表政治主張，投入積極爭取國權的鬥爭風潮中，從而與堅持只做文化運動方向的胡適等人發生分歧。

        陳獨秀早就關注救亡。從18歲寫《揚子江形勢略論》和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再到《甲寅》那篇《愛國心與自覺心》，都是有力的證據。救亡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在政治救亡遭到一系列失敗以後，才獨闢蹊徑，企圖從文化革命着手，尋找新的救亡之路。從事文化運動的目標還是要解決政治問題，而且企圖從根本上解決政治問題。從創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起，一天也沒有停止對現實政治的關注，與陳獨秀在北大國史編篡處一起做編篡工作的周作人回憶說，當時復辟的嚴重氣氛，是使陳重拾政治運動的一個原因。北京故宮神武門內仍有宣統小朝廷每天上朝，每天有拉玉泉山水御用的黃車，景山前街常看到戴着紅頂帽的舊臣上朝及黃車滾滾的街景。特別是1917年張勳復辟與段祺瑞「馬廠誓師」反復辟，北京城裏一會兒掛龍旗，一會兒掛五色旗，弄得人心惶惶。而有不少人是懷念清朝一統，過安定生活的。陳獨秀見此，與《新青年》同人議論，一定要寫反復辟的文章，講清批孔與反復辟的關係，要改變「不談政治」的初衷。[68]每期《新青年》都設有「國內大事記」欄目，就是一個明證。他發表《憲法與孔教》、《袁世凱復活》、《對德外交》、《舊思想與國體問題》、《復辟與尊孔》等文章，從文化視角出發密切配合政治鬥爭。

        胡適卻不以為然。1917年7月他從美國回國在上海停留期間，「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69]看來，他是下了死心要走從文化着手改造國民性這個根本上救國的道路的。而陳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思想與他一致，但具體實踐上有較大的靈活性。這就是二人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當初胡適加入新文化陣營，二人曾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約定。

        11月14、15、16日，為慶祝協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北京各大學放假三天，在天安門外舉行演講大會。28–30日，在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舉行演講會。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發表演講。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發表了蔡元培、李大釗、陶孟和三人的演講，他們開始注意俄國十月革命對戰爭勝利的影響。蔡的演講題是《勞工神聖》，李是《庶民的勝利》，認為德國失敗「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同期還發表李的《BOLSHEVLSM的勝利》（即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文中高呼：「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蔡、李都朦朧意識到，將來的世界潮流是十月革命的道路。陳則敏感地感受到這股愛國熱情，認為《新青年》的出版模式已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要另有一個刊物更有力地推動形勢的發展。

        11月27日下午，陳獨秀在文科學長辦公室召集李大釗、高一涵、張申府、周作人等，協商決定出版一份比《新青年》（月刊）「更迅速、刊期短，與現實更直接」的週刊——《每週評論》。12月22日，《每週評論》創刊。陳在《發刊詞》闡明本刊宗旨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提出兩大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

        領導後來「五四」愛國運動的大旗，就在《每週評論》創刊這一天豎立起來了。而且，最為可貴的是，此刊一開始就把言論主題鎖定在當時全國注目的焦點——巴黎和會和山東問題上，即收回德國侵佔的我國山東的權利，實現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奪回國權的勝利。形勢強於人，與政治隔離的、純粹的新文化運動結束了。儘管如胡適和新潮社的骨幹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後來在口頭上還堅持新文化運動「不問政治」的方向，但在實際行動上還是捲進現實政治鬥爭的大潮。

        陳獨秀的思想很明確，要鬥爭就要組織起來、行動起來。在《新青年》的啟蒙和示範下，各地學生中已經出現了不少團體和刊物。如毛澤東曾回憶：「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的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70]《每週評論》創刊後，如雨後春筍，影響更是擴大。胡適說：那時，「各地學生團體裏忽然發生了無數小報紙，形式略仿《每週評論》，內容全用白話。」所以用白話，就是為了啟蒙民眾的救亡覺悟。「有人估計，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71]

        2月9日，巴黎和會表現出欺侮中國和弱小國家的態勢。陳在《每週評論》上立即發表《揭開假面》等文章，斥問和會「由五個強國秘密包辦」，將「按國力強弱分配權利」，「公理何在？」；更對威爾遜幻想破滅：「威爾遜總統的和平意見十四條，現在也多半是不可實行的理想，我們可以叫他做威大炮」而在前不久的《每週評論》創刊號上，陳還稱他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的「世界上第一個大好人」。這種幻滅情緒對國民特別是愛國學生產生極大的感染力，調動了他們鬥爭的積極性。

        隨着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上的着着失敗和《每週評論》以及其他報刊的宣傳鼓動，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偉大的運動終於爆發了。首先起來的是三年來直接受《新青年》啟蒙的青年學生。由於日本以中日密約為由抵制中國收回權利，同時又開闢一個反對賣國賊的運動，陳獨秀公開批判日本寺內首相「扶助中國軍閥壓迫人民」，「真是世界第一惡人」，[72]點名譴責曹汝霖（交通總長）、章宗祥（駐日大使）、陸宗輿（幣制總局總裁、中華匯業銀行總理）[73]——實際上發出了「五四運動」的動員令。

        4月30日，巴黎和會在大國操縱下最後作出決定，山東問題上滿足日本的要求，中國外交徹底失敗。消息傳到中國，人們震驚了，對「公理戰勝強權」的幻想徹底破滅。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不僅屬於戰勝國，而且為勝利確實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與犧牲。英法聯軍前線曾一度告急，請求中國援助。於是，從中國的直隸（今河北）、山東、江蘇等8省招募了約14萬名勞工來到歐洲前線，擔負起修築鐵路、公路，架設橋樑，挖掘戰壕甚至掩埋屍體等重苦力勞動。後來，中國對德宣戰，許多勞工還直接上了戰場。所有這些，有力地幫助英法聯軍扭轉了危急的局勢。由於戰亂與疾病，共有兩萬多名華工的屍骨留在異國的土地上。可以無愧地說：中國的貢獻和犧牲不亞於任何一個戰勝國。關於這一點，每一個歐洲人都無法否認。因為在法國土地上，現在還建有許多中國華工的墓園，其中以法國北部努瓦耶勒市郊的諾萊特華工墓園為最大，裏面長眠着842位同胞，而且絕大多數是山東人，因為當時輸出華工人數最多的是山東省。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和軍事參贊羅伯遜從殖民者多年招工經驗中知道：山東勞工不僅能耐寒冷，而且強壯能幹，因而是「最好的招募區域」。巴黎和會的決定，不僅抹煞了中國是戰勝國的歷史，更是抹煞了中國華工在戰爭中的這種巨大貢獻和犧牲。這是中國人民決不能答應的！

        北京大學學生首先行動起來。5月2日，蔡元培校長在學校飯廳召集學生班長和代表一百餘人開會，講述了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在巴黎和會上犧牲中國利益的情況，「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74]當晚，一千餘名北京大學學生和各校學生代表在與陳獨秀住宅只有一牆之隔的北大法科禮堂集會，場面無比激憤。會議由對陳獨秀十分崇敬的學生、北大學生會和北京市學聯主席段錫朋[75]主持。兩天後，「五四運動」爆發。

　　「五四運動」爆發

        陳獨秀在運動爆發的5月4日當天出版的《每週評論》上發出最強烈的憤怒與號召：「甚麼是公理，甚麼是永久和平，甚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與世界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76]

        5月11日，針對北洋政府鎮壓學生和學生運動只注重罷免曹、章、陸三人的情況，陳獨秀列數政府從二十一條、中日軍事協定到參戰借款和濟順、高徐二條鐵路借款等一系列行為，再到禁止國民集會，拿辦愛國學生，逼走大學校長（蔡元培）的種種罪惡，指出：鬥爭矛頭不能僅僅指向作為政府「機械」的三個賣國賊，而更應指向造成這些「根本罪惡」的北京政府。[77]5月18日，針對北京運動總是局限在學生階層和有人把民族的鬥爭視為山東一省的問題的錯誤認識，陳獨秀又發表文章「敬告中國國民」：

        現在日本侵害了我們的東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們的山東，這是我們國民全體的存亡問題，應該發揮民族自衛的精神，無論是學界、政界、商人、勞工、農夫、警察、當兵的、做官的、議員、乞丐、新聞記者，都出來反對日本及親日派才是。萬萬不能把山東問題當做山東一省人的存亡問題，萬萬不能單讓學生和政客奔走呼號，別的國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觀，更絕對的萬萬不能批評學生和政客的不是。[78]

        針對當局不斷鎮壓和逮捕學生，而運動中又出現妥協和厭倦傾向，陳獨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又及時發出戰鬥檄文，指出：國民要有（一）不能單純依賴公理的覺悟；（二）不能讓少數人壟斷政權的覺悟。提出了鮮明的戰鬥口號：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79]

        他又諄諄告誡在運動中受盡磨難的學生：

        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的有價值的文明。[80]

        從此，「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就成為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的座右銘。毛澤東在指導湖南學生運動的刊物《湘江評論》創刊號中，就直接引用了這句話。

        刊出此文第二天，即6月9日，為了推動運動進一步深入，也為了改變北京運動囿於學生圈子、目標只指向曹、章、陸的狀態，陳獨秀竟不顧大學教授的身份衝上第一線。他親自起草了內容，並請胡適譯為英文，印成中英兩種文字的《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到鬧市區香廠新世界屋頂花園向下層露台上看電影的人群散發，隨即被暗探逮捕。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宣言》明確提出五條「最低要求」。收復山東權利，「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表現了反日的徹底性；不僅免除曹、章、陸，還要免除當時的實權派徐樹錚（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實際掌握當時北洋政府軍權）、段芝貴（陸軍總長、京畿警備總司令）、王懷慶（步兵統領）官職，並「取消步兵統領及警備司令部兩機關」。這就把一般的愛國政治運動，導向革命的道路了。

        據1923年12月的一份民意調查，被訪問者（大多數是青年學生）心目中國內大人物是哪幾位？結果以孫中山、陳獨秀、蔡元培三人票數最多。[81]這樣的歷史地位，充分說明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中的作用。八十多年來，不少人以階級和黨派的偏見，極力貶低或抹殺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影響，甚至有人說他「不曾領導過、甚至不曾支援過五四運動」，是多麼的無知和妄說！

        6月28日，中國代表終於在巴黎和約上拒絕簽字。這個勝利，一方面是全國各大中城市廣大人民群眾鬥爭的結果，特別如上海、天津等地以工人階級為主力的包括學生、工商資產階級在內的「三罷」鬥爭的結果。陳獨秀提出的運動不應局限於學生，應該最大限度地包括社會各階層的主張，雖然在北京沒有實現，而從全國來說是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

被捕轟動各界，明星如此閃爍

        從京師警察廳檔案看，陳獨秀在6月11日被捕，並不是初次散發傳單。此前他約李大釗等已經在群眾中散發過。暗探發現傳單後即進行偵察，發現「陳獨秀等以印刷物品傳播過激主義煽惑工人等情，並在大溝頭十八號設立印刷機關實屬妨害治安」。於是，警察廳密令各區署嚴密監視陳、李。6月11日，陳再次約高一涵等上街分頭散發傳單時，自然就被捕了。[82]

        四年來主編《新青年》，領導新文化運動，陳獨秀已是全國名人。他的被捕立即引起震驚。各界人士和許多社團、機構深為憤怒，紛紛致電致函政府，要求釋放。值得注意的是，在援救者中既有擁護新文化運動的人，也有反對甚至受到新文化運動衝擊的人。如安徽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姚永概這樣評論陳：「平時激於愛國之忱，所著言論或不無迂直之處。然其學問人品亦尚為士林所推許。」安徽省長呂調元在致警察廳總監吳炳湘電中也說：「懷甯陳獨秀好發狂言，書生結習，然其人好學深思，絕與過激派無涉。」甚至在北大直接受新文化運動衝擊的守舊派教授劉師培，也為報答當年陳營救自己的恩情，在呈文中說他「誠不免有越軌之嫌，然原其用心無非激於書生愛國之愚悃……可否於陳獨秀寬其既往。」[83]新文化運動也借此機會正好檢閱了一下自己的成就，從中可以看到陳獨秀這顆「思想界明星」如此閃爍！

        一直不注意群眾運動，只靠少數人武裝起義和地方軍閥進行共和革命的孫中山，受到「五四運動」的震撼，看到了群眾運動的力量。他認識到其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給予高度的評價，從此開始改變革命觀。他說：「欲收革命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84]「欲圖根本救國，非使國民覺悟不可。」[85]——革命救國應該從思想和文化上啟發國民的覺悟入手！這很接近於陳獨秀的思想。

        孫中山是一個實幹家，一有所悟，立即行動，6月8日就指派戴傳賢以《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為榜樣，創刊《星期評論》；8月1日，又指派朱執信創刊《建設》雜誌，加入了新文化運動行列。這兩個刊物在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正在這時，傳來陳獨秀被捕的消息。與陳素不相識的孫中山立即投入營救活動。他在上海接見北京政府和議代表許世英時，氣憤地說：「獨秀我沒見過……你們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國民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證據」；「他們這些人死了一個，就增加五十、一百，你們盡做着吧！」。許世英連忙說：「不該，不該，我就打電報回去。」[86孫中山是當時廣州軍政府的精神領袖，廣州軍政府主席總裁岑春瑄也致電北京政府徐世昌和代總理龔心湛請釋陳獨秀。欲與南方謀和，徐世昌主張從速開釋陳獨秀。[87]這次陳獨秀獲釋，可以說孫中山起了重要作用。

        最能感受到新文化運動在社會中影響以及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地位與份量的，是與陳獨秀一起進行鬥爭的人們如李大釗等，還有親身受到陳獨秀聆教的毛澤東等人。

        李大釗在《每週評論》上發表《是誰奪走了我們的光明》，說有一位愛讀本報的人來信說：「我們對於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虧了貴報的『隻眼』，常常給我們點光明。我們實在感謝。現在好久不見『隻眼』了，是誰奪了我們的光明。」[88]

        同期，還發表署名「赤」的隨感錄《入獄——革新》，稱「陳獨秀在中國現在的革新事業裏，要算是一個最乾淨的健將。他也被囚了，不知今後中國的革新事業更當何如？」

        李辛白的詩《懷陳獨秀》，更是悲情訴說：

        依他們的主張，我們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張，他們痛苦。

       他們不願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們痛苦。

        上海的李達也對陳深表敬意：

        「陳先生是一個極端反對頑固守舊思想的急先鋒……他的文字，很有價值，很能夠把一般青年由朦朧裏提醒覺悟起來」；「我們對他應該要表示兩種敬意。一敬他是一個拚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個很『為了主義吃苦』的人。」[89]

        1919年3月，毛澤東從正在風起雲湧地醞釀着五四運動巨大風暴的北京，帶着遍訪新文化運動的幹將而陳獨秀對他影響最大的感受回到長沙後，立即發動並領導起響應北京的湖南五四愛國運動。從此正式地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政治鬥爭舞台。6月14日，得到陳在北京被捕消息後，毛澤東仿效《每週評論》創辦了湖南學聯機關報《湘江評論》，並在創刊號上親自寫了一篇《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的文章，充分表達了對陳獨秀精神最深刻的瞭解和最崇高的敬意：

        我們對於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陳君所說的話，頭腦稍為清楚的聽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現在的中國，可謂危險極了。不是兵力不強財用不足的危險，也不是內亂相尋四分五裂的危險。危險在全國人民思想界空虛腐敗到十二分。中國的四萬萬人，差不多有三萬萬九千萬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運，迷信強權。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這是科學思想不發達的結果。中國名為共和，實則專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這是群眾心裏沒有民主的影子，不曉得民主究竟是甚麼的結果。陳君平時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他曾說：我們所以得罪於社會，無非是為着「賽因斯」（科學），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陳君為這兩件東西得罪了社會。社會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錮加給他。[90]

        文章結尾，毛澤東情不自禁地高呼：「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並認為：「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是留着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想，使他越發光輝遠大。」

　　五四期間送給日本朋友的陳獨秀像[91]

        從這篇文章看到，毛澤東對陳獨秀的崇敬，經過了《新青年》初期的「楷模」，1918年到北京拜訪時「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已經進入到唯其獨尊的「思想界明星」的程度。1945年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陳獨秀早已被視為與托派相結合、被莫斯科打入十八層地獄，毛澤東為了不得罪史太林和遷就大多數，只能維持原案。但是同時，還講了前文引過的一大段話，為他辯護，稱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

        患難識知己，高山覓知音。這次被捕事件，最深切瞭解陳獨秀人格魅力和思想價值的要算是李大釗。陳在獄中時，李發表《是誰奪走了我們的光明》是為一證。陳出獄後，李又作《歡迎獨秀出獄》詩三首，更富激情，意蘊深遠：

        你今天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於戰不勝真理。甚麼監獄甚麼死，都屈服不了你；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

        相別才有幾十日，這裏有了許多更易；從前我們的「隻眼」忽然喪失，我們的報便缺了光明，減了價值；如今「隻眼」的光明復啟，卻不見了你和我們手創的報紙！（《每週評論》在陳獨秀入獄後的8月31日被當局查封——引者）。可是你不必威懾，不必歎惜；我們現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時奮起，好像花草的種子，被風吹散在遍地。

        有許多好的青年，已經實行了你那句言語：「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他們都入了監獄，監獄便成了研究室。[92]

謠言如刀，無奈離開北大

        關於陳獨秀怎樣離開北大，有的學者歸罪於陳獨秀的生活作風，這種觀點十分無聊而膚淺。

        陳獨秀從1915年創辦《青年雜誌》開始批判舊倫理、舊文化，到1917年以後形成一個聲勢浩大的全國規模的新文化運動。但與舊思想舊勢力對比，新文化陣營始終處於絕對的劣勢。所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陳獨秀這位「總司令」的命運，必然是「堂・吉訶德」的下場。

        新文化運動發展到1918年春，一方面，在進步青年和思想界影響越來越大，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舊派人物自鳴清高，不屑置理。於是，錢玄同和劉半農乘輪值編輯第四卷三號《新青年》之機，二人演了那出「雙簧」戲。此作果然達到目的，影響很大，把新文化運動推向了新高潮。但過分渲染反對者的無知，卻誘發了舊派人物的強烈反彈，群起而攻之，致使形勢很快逆轉，陳獨秀和新文化運動至少受到三股勢力的圍攻：

       一、反方反撲

        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也是保守派的大本營。特別是文科，代表人物有辜鴻銘、劉師培、黃侃、梁漱溟等。辜鴻溟公開作文《反對中國文學革命》，說文言文並非是「死文字」，它可以傳「道」，而白話文「使人道德淪喪」。[93]劉師培、黃侃、陳漢章及學生陳鍾凡等數十人，成立《國故》社，劉、黃任總編，主張保存「國粹」，宣揚舊文化、舊道德，與《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對壘。黃侃罵白話文是「驢鳴狗吠」。梁漱溟則反對「歐化」，主張「東方化」，成立「孔子研究會」，宣揚儒學和佛學。但是，保守派由於與新文化派同處一校甚至一系，可能是顧及面子和舊誼及維持日常的教學和生活，雙方保持各自的觀點，沒有採取嚴重對抗的行動。嚴重對抗的主要是校外的保守派。

        首先是當時的輿論重鎮《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先後推出他自己化名「傖父」寫的《迷亂之現代人心》、錢智修的《功利主義與學術》和日本的《中西文明之評判》譯文。

        杜文對「君道臣綱，名教綱常」讚歎不已，而污蔑新文化是「猩紅熱和梅毒」；錢文則認為西洋文明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影響是功利主義，於中國文明為害最大的也是功利主義，而功利主義最大罪狀是崇歐美而敗先賢；《中西文化評判》[94]主要引用德人台里烏司氏對中國當時大儒家辜鴻銘所著《春秋》大義的稱讚，承認孔子倫理優越於西洋文明，德國的君主制優越於美國的民主制。

        對於以上三文，陳獨秀首先於1918年9月發表《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東方雜誌〉與復辟問題》，提出16個問題進行質疑。杜亞泉在這年12月作《答〈新青年〉記者質問》，進行辯解，但卻對多數質問不作回答。1919年2月，陳獨秀發表《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予以批駁。

        此後，另一位著名舊派人物翻譯家林紓向新文化派發難。林年過七十，博學多才，早年曾有愛國思想，以「遺民」「清室舉人」自居，一直留着辮子。他發表兩篇小說《荊生》和《妖夢》，[95]影射攻擊陳獨秀為首的一班人。《荊生》中，說有個田必美（影射陳獨秀，從姓氏源流上說，田氏是陳氏的分支，「秀」與「美」意思相近）、狄莫（胡適，「胡」與「狄」都有蠻族和野人之意；以「莫」代「適」，據《論語里仁篇》：「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輿比。」）和金心異（錢玄同，「錢」與「金」同義，「同」與「異」反義）三人，新歸自美洲，能哲學，發人所不敢發之議論，倡白話，廢文字，詆毀孔子倫常，被偉丈夫荊生聽見，把這班人痛加毆打。《妖夢》與之類似，說某人夢見有個「白話學堂」，蔡元培任校長，陳獨秀任教務長，胡適任副教務長，非聖非賢，被一個食過太陽和月亮的怪物拿去吃了。「荊生」和怪物，暗指當時崇拜林紓的皖系實力派人物徐樹錚將軍。

        1919年3月，林紓在徐樹錚主持的《公言報》上發表《致蔡元培書》，指責北大「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蔡元培當即寫了一封長信，指出教員所反對的只是那些依託孔子以反對革新之不合時宜的言論，並非以孔子為敵；北大課卷仍用文言，但講解古書必賴白話。白話並不遜於文言，而提倡白話的教員皆博學而長於文言。蔡曲意而勇敢地捍衛了新文化運動，信末，宣佈了他在北大辦學的兩大著名主張：一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一為「教員以學詣為主」，「校外之言論，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還明確表示自己支持新文化運動，指出：「人類社會之組織與文學本有密切之關係，人類之思想更為文學實質之所存，既反對舊文學，自不能不反對舊思想也。」[96]

        儘管如此，為了保護北大，蔡還是作了一些妥協，如在1919年3月1日，召開評議會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決定暑假後實行「文理合併，不設學長，而設教務長」，其目的就在於變相免除陳獨秀學長職務。

       二、當局鎮壓

        懾於學生和公眾輿論強烈反對，國會沒有通過林紓擬議的、安福系議員張元奇提出的彈劾教育總長和北京大學校長案。但是，1919年春政府將出面干涉北大的流言卻頗為盛行。有人認為，如果不發生「五四事件」，北京大學和其他大學的新思想運動很可能受到當局鎮壓。「五四」之後，政府雖然窮於應付運動和外交，還是把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以「過激派」的罪名上了黑名單進行監視。6月11日陳獨秀上街散發傳單，即被逮捕，雖經各種勢力特殊營救，也被關了三個多月，而且出獄後還被監視。

       三、謠言殺人

        與此同時，社會上也開始流行關於陳獨秀等人的謠言，其中最嚴重的是兩個。

        第一個謠言是說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已被北大驅逐，首先出自北大法科學生張厚載之口。此生在徐樹錚辦的立達中學讀書時，是林紓的學生。進入北大後做保守派報紙《神州日報》通訊記者，兼做林紓的情報工作。他收集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派人物的言行和私德方面的誹謗性材料，提供給林紓和報刊。此人崇尚舊文化，酷愛舊戲，與主張廢除宣揚舊道德和舊戲的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嚴重對立。

        1918年6月，陳獨秀在答復張厚載用化名寫的來信時斥之曰：「夫褒貶作用，新史家尚鄙棄之，更何論於文學學術？且舊劇如《珍珠衫》、《戰宛城》、《殺子報》、《戰蒲關》、《九更天》等助長淫殺心理於稠人廣眾之中，誠世界所獨有，文明國人觀之，不知作何感想」；「至於『打臉』『打把子』二法，尤為完全暴露我國人野蠻暴戾之真相，而與美感的技術立於絕對相反之地位」。[97]

        這些主張自有一些道理，但是舊戲的各種缺點可以通過改革消除，而增強其有益的教育民眾的一面。過激的思想，促使陳等提出了「廢除舊戲」的主張。對於演劇和歌曲，胡適甚至主張「廢唱而歸於說白」（即話劇）。張厚載對此恨極，尋機報復。他一面把上述《荊生》、《妖夢》轉寄《新申報》發表，一面向《神州日報》提供謠言，說陳獨秀等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陳獨秀已經被迫辭職，蔡元培也不否認，等等。此說不脛而走，大家信以為真，同情陳獨秀的人士紛紛在各報上發表評論，表示「思想自由，講學自由，尤屬神聖不可侵犯之事」，政府不當干涉。這些言論雖是譴責政府，但反過來，又擴大了謠言。

　　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曆史家、文學家、哲學家

        於是，胡適出來嚴厲批評張厚載，迫使張進行自我檢討、謝罪，承認所寫通信是「無聊的」。[98]蔡元培發表《致神州日報函》闢謠，指出「陳學長並無辭職之事」。「文理合併不設學長，而設一教務長以統轄教務，曾由學長及教授主任會議定（陳學長亦在座），經評議會通過，定於暑假後實行」。[99]陳獨秀則撰文揭露：

        林琴南懷恨《新青年》，就因為他們反對孔教和舊文學。其實林琴南所作的筆記和所譯的小說，在真正的舊文學家看起來，也就不舊不雅了。他所崇拜的那位偉丈夫荊生，正是孔子不願會見的陽貨一流人物。這兩件事，要請林先生拿出良心來仔細思量！

       張厚載因為舊戲問題，和《新青年》作對，這事盡可以從容辯論，不必藉傳播謠言來中傷異己。若說是無心傳播，試問身為大學學生，對於本校的新聞，還要閉着眼睛說夢話，做那「無聊的通信」（這是張厚載對胡適君謝罪信裏的話）豈不失了新聞記者的資格嗎？若說是有心傳播，更要發生人格問題了！[100]

        此後，北京大學教授評議會通過決定，開除了張的學籍。

        在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譴責下，林紓和張厚載不得不公開認錯。「林琴南寫信給各報館，承認他自己罵人的錯處」。張厚載寫信給胡適表示「謝罪」。他還對蔡校長表示承認轉發林紓兩小說，「攻擊陳、胡兩先生並有牽涉先生之處……歸罪於生」。蔡則表示：「林君作此小說，意在毀壞本校名譽……受者無傷，而施者實為失德。」[101]陳獨秀乘勝追擊說：「像這樣勇於改過，倒很可佩服。但是他那熱心衛道宗聖明倫和擁護古文的理由，必須要解釋得十分詳細明白，大家才能夠相信咧！」

        第二個謠言是說陳獨秀到前門八大胡同妓院嫖妓，與諸生同昵一妓，爭風吃醋，挖傷某妓下體洩憤。此謠言最具殺傷力。當時嫖妓是較普遍的現象，妓院業是公開合法的，但道學的假面是不能撕破的。況且陳獨秀是蔡元培宣導的北大進德會的成員，「不嫖」是基本一戒。即使新文化運動的戰友和與陳獨秀私誼很好的人，在聽到「挖傷下體」的謠言後，也表示不能容忍。

        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在沈尹默、湯爾和、馬敘倫等人的壓力下，在湯家開會，沈、湯這兩位兩年前竭力向蔡元培推薦陳獨秀的謀士，「力言其私德太壞」，「如何可作師表」？蔡元培畢竟是進德會提倡者，最後不得不同意提議，決定在4月8日召開文理兩科各教授會主任會議，議決提前實施《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選馬寅初為教務長，陳獨秀、夏元瑮（字浮筠，北大理科學長，也有嫖妓問題）被改聘為教授。陳的文科學長之職實際被撤銷了。這時，蔡的心情該是「揮淚斬馬稷」吧？此後，夏爭取到經費出國遊學，陳則因散發傳單被捕，被營救出獄後自動脫離北大。

        4月11日，湯爾和回寓途中遇見陳，見其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已。1937年，湯爾和出任侵華日軍扶持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議政委員會委員長兼教育部長，1940年死於肺癌。為其致悼詞並且接任其職的，是當年新文化運動的幹將之一周作人。

        陳不怕與保守派對立，只恨無理的強權與謠言。他認為，新與舊、革新與保守的對立是正常的，而且是永恆地發展的。在那封因被捕而未及在《新青年》上發表的信中，他說過極深刻而富有哲理的這些話：

        今日的保守派，從前也做過革新派（如康南海等），今日的革新派，將來也要變成保守派。世界進化的大流倘沒有止境，那保守革新兩派的爭鬥，也便沒有止期。我想就是再過一百萬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終久是保守革新兩派對抗的世界，不過保守派也跟着革新派一天一天的進步罷了。

        革新派對於保守派，當然大聲疾呼，攻擊他的短處，就是有時動了感情，罵幾句粗惡的話，也都無妨；若是只望消滅世界上新舊並立的現象，恐怕是不可能的妄想，因為革新派自己，對於將來比他更新的革新派，就要做保守派了。如此新舊遞變，以至無窮，那新舊並立的現象何時才能消滅呢？[102]

        謠言止於智者。在陳獨秀被謠言中傷而處境困難的日子裏，在一些「戰友」為洗刷自己而落井下石的時候，胡適這位智者保持着清醒的頭腦，拒絕信謠傳謠。16年後，他在給湯爾和的信中，譴責他「為理學書所誤，自以為是，嫉惡如仇，故不免為夷初諸人利用也」；責問道：「嫖妓是獨秀與浮筠都幹的事，而『挖傷某妓之下體』是誰見來？」「小報所傳，道路所傳，都是無稽之談，而學界領袖乃視為事實，視為鐵證。」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外人借私行攻擊陳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個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墜奸人術中了。」他認為，若無3月26日夜的事，即使獨秀後來被捕，「至少蔡、湯兩公不會使我感覺他們因『頭巾見解』和『小報流言』而放逐一個有主張的『不羈之才』了」「此夜之會，雖有尹默、夷初在後面搗鬼，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議論風生，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時隔多年，胡適對陳仍表示深深的同情和義憤。對此，湯爾和承認聽信謠言，說當時是「一時爭傳其事」。[103]

[1]《夢舟日記》第一本（1915.3.20–7.30），上海歷史博物館藏。

[2]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

[3]陳獨秀：〈一九一六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5號（1916）。

[4]魯迅：〈吶喊・序〉，《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274。

[5]吳稚暉：〈章士釗——陳獨秀——梁啟超〉，《吳稚暉先生文粹》，第1冊（上海：全民書局，1929），頁316。

[6]高一涵：〈李大釗同志傳略〉，武漢《中央日報》副刊，1927年5月23日。

[7]高一涵：〈李大釗同志傳略〉，武漢《中央日報》副刊，1927年5月23日。

[8]參見：〈陳金川在南京全國第七次陳獨秀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載唐寶林主編：《簡報》（陳獨秀研究會會刊），第3、4期合刊（內部資料）（2002），頁43。

[9]蔡元培〈致汪兆銘〉（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26。

[10]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東方雜誌》，第31卷，第1號。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運動回憶錄》（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頁166。

[11]《孟鄒日記》，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36。

[12]岳丹秋（岳相如之子）：〈陳獨秀生平點滴〉，《安徽文史資料選輯》，1980年第1輯。

[13]岳丹秋（岳相如之子）：〈陳獨秀生平點滴〉，《安徽文史資料選輯》，1980年第1輯。

[14]以上教育部兩件原件皆存北京大學。

[15]馮友蘭：《馮友蘭自述》（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頁39。

[16]北京大學檔案，轉引自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影印件。

[17]斯諾：《西行漫記》，頁130，復社出版社1948年版。

[18]〈本誌編輯部啟事〉，《新青年》，第4期，第3號(1918)。

[19]魯迅：〈憶劉半農君〉，《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71。

[20]〈朱經農致胡適〉（1916年8月12日），轉自耿雲志：《胡適年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頁52。

[21]〈致《甲寅》編者〉，《胡適書信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61。

[22]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以下二信同註。

[23]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王樹棣等編：《陳獨秀評論選編》（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293。

[24]〈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2號，1916年10月1日。

[25]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王樹棣等編：《陳獨秀評論選編》（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293。

[26]胡適著：《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台北：遠東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頁137–140。

[27]〈致陳獨秀的信〉，1917年4月9日，《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1日。

[28]《胡適來往書信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6。

[29]《胡適書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97。

[30]胡適〈給母親的信〉（1917年10月25日），《胡適書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111。

[31]胡適〈給母親的信〉（1917年10月25日），《胡適書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111。

[32]錢、陳二人通信均載《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年2月1日。

[33]〈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號，1917年7月1日。

[34]〈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號，1917年7月1日。

[35]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第6期，第1號，1919年1月15日。

[36]手稿原件殘片，無日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

[37]《錢玄同致胡適信》，1921年2月1日，國家文物局藏。此信連同1920–1932年陳獨秀致胡適等人的11封信，是2009年國家文物局從住在美國的胡適兒媳婦手中徵收的。

[38]二文分別刊於《新青年》，第3期，第3、5號，1917年5月1日、7月1日。

[39]魯迅：〈憶劉半農君〉，《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74、75。

[40]陳平原：〈序三〉，《回眸〈新青年〉》（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1997），頁13。

[41]問答二信均載《新青年》，第4卷，第6號，1918年6月15日。

[42]〈張奚若致胡適函〉（1919年3月13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30。

[43]〈陳獨秀致胡適信〉，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2號。

[44]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且介亭雜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25。

[45]魯迅：〈吶喊・序〉，《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274。

[46]《周作人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495。

[47]《陳獨秀致周啟明信》，1920年3月11日，《歷史研究》，1979年第5期。

[48]《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526。

[49]《歷史研究》，1979年第5期。

[50]魯迅：〈吶喊・序〉，《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274。

[51]《陳獨秀致周啟明信》，1920年3月11日，《歷史研究》，1979年第5期。

[52]周越然：〈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六十年回憶》（上海：太平書局，1944），頁65。

[53]〈在北京大學開學式上的演說〉，《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9月21日。下引陳獨秀在北大的活動，除另有出處外，皆載該《日刊》，恕不一一註釋。

[54]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第2卷，第1號（1919），頁199。

[55]陳獨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中央日報》，1940年3月24日。

[56]參見許德珩：〈我和陳獨秀〉，《黨史研究》，1980年第4期。

[57]馮友蘭：《馮友蘭自述》（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頁39。

[58]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316。

[59]〈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1日。

[60]《人民日報》，1981年7月17日。

[61]王興國編：《楊昌濟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頁386。

[62]斯諾：《西行漫記》，復社出版社1948年版，頁127。

[63]轉自李銳：《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頁61。

[64]斯諾：《西行漫記》，復社出版社1948年版，頁127。

[65]周恩來旅日日記手稿，1918年2月6日，北京中央檔案館藏。以下所引周恩來旅日日記出處，均同此。

[66]〈陶孟和書信手稿〉，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藏。

[67]〈高一涵書信手稿〉，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藏。

[68]參見《周作人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頁306–310、312。

[69]〈我的歧路〉，《努力》，第7號，1922年6月18日。

[70]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25。

[71]胡適：〈文學革命〉，《胡適選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頁168。

[72]隻眼：《世界第一惡人》，《每週評論》，第19號，1919年4月29日。

[73]參見隻眼：《日本人與曹汝霖》、《四大金剛》、《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怎麼商團又要罵曹》、《陸宗輿到底是那國人？》，載《每週評論》第13、19號，1919年，3月16日；4月29日。

[74]何思源：〈五四運動回憶〉，《北京文史資料》，第4輯，頁67。何親自參加了這次會議。

[75]段錫朋直接具體參與領導了五四運動。北京高潮過去後，6月5日，他與許德珩等作為北京學生總代表，參加了上海各界代表聯席會議。6月16日，段又在上海主持全國學聯成立大會，並出任會長。6月21日，巴黎和約簽字在即，他又主持全國學聯與上海各界聯席會議，通過對內對外宣言，堅決反對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直到勝利。可以說，在整個五四運動中，他是第一號學生領袖。後來段身為國民黨高官，積極反共，但對陳獨秀的尊師之情一直維持着。從陳晚年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後一直到逝世期間，段對在貧病交加中的老師給予的關切、探望、幫助（包括錢和物），在同輩北大學生中是最多的。

[76]隻眼：〈兩個和會都無用〉，《每週評論》，第20號，1919年5月4日。

[77]隻眼：〈對日外交的根本罪惡——造成這根本罪惡的人是誰〉，《每週評論》，第21號，1919年5月11日。

[78]隻眼：〈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每週評論》，第22號，1919年5月18日。

[79]隻眼：〈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每週評論》，第23號，1919年5月25日。

[80]隻眼：〈研究室與監獄〉，《每週評論》，第25號，1919年6月8日。

[81]朱務善等：〈本校二十五周年紀念日「民意測量」〉，《北京大學日刊》，1924年3月4–7日。

[82]京師警察廳檔案：《外右五區警察署送案表》法字第12號，北京市檔案館藏。高一涵：〈李大釗同志護送陳獨秀出獄〉，《五四運動回憶錄》（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83]以上數件資料，均藏於北京市檔案館。

[84]孫中山：〈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1920年1月29日），《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5卷，頁209–210。

[85]孫中山：〈覆廖風書函〉（1919年8月28日），《孫中山全集》，同上，頁103。

[86]〈沈定一致胡適的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77。

[87]《神州日報》，1919年7月9日。《申報》1919年7月15日。

[88]《每週評論》，第30號，1919年7月30日。

[89]鶴（李達）：〈陳獨秀與新思想〉，《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19年6月24日。

[90]澤東：〈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湘江評論》，創刊號（1919年），頁3。

[91]關於這張照片：當時東京大學教授吉野作造，是日本民主主義運動的旗手，在獲知中國爆發五四運動消息後，馬上通過過去的學生李大劍，向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表明了願意與新文化運動合作的意願，提議東京大學與北京大學師生互相訪問，互相支持。特別邀請陳獨秀能訪問日本。但是，由於陳獨秀在散發傳單時被捕，改由李大釗和吉野作造相互率團訪問。這張陳獨秀親自簽名的照片，是在這種情況下流落到日本的。2004年筆者率陳獨秀研究會代表團訪日時，東京大學教授佐佐木か從某檔案機關中複製提供。

[92]《新青年》，第6卷，第6號，1919年11月1日。

[93]《密勒氏評論》，1919年7月12日。

[94]《東方雜誌》，第15卷，第6號，1918年。

[95]分別載於《新申報》（上海），1919年2月和3月。

[96]蔡元培：〈答《公言報》《請看北京學界之思潮變遷之近狀》〉，《公言報》，1919年3月18日。

[97]〈通信〉，《新青年》，第4卷，第6號，1918年6月15日。

[98]《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10日。

[99]《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19日。

[100]隻眼：〈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每週評論》，第13號，1919年3月16日。

[101]張、蔡兩函，均載《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21日。

[102]手稿，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此手稿沒有署名，但從內容推測應是陳獨秀所寫，因陳入獄後，《每週評論》發生變故，此稿留在了胡適手中，沒有發表出來。

[103]〈湯爾和致胡適的信和胡適的回信〉（1935年12月28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281–294。

四   創建中國共產黨（1919–1921）

獄中思索，一度信仰空想社會主義

        脫離北京大學前後，陳獨秀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既然在巴黎和會上，西方的民主主義已經被認為破產，於是大家就來尋找新的出路。而恰在此時，十月革命後產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到了中國，滿足了這個社會需要。

        就陳獨秀而言，五四時期受到的打擊和壓迫，使他自然而然地走上救亡道路。實際上，從創辦《每週評論》開始，他就已經開始了這個轉變，從啟蒙轉向救亡。陳認為，國家不獨立富強，談不上個人的民主與自由。此外，胡適等人還是不承認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軍閥統治是阻礙當時中國社會進步的主要勢力，而認為國民性的落後是主要原因，只要堅持做啟蒙工作，國民性先進了，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每週評論》第1號照片

        據胡適說，陳獨秀的這次思想轉變是從獄中悟出的。這應驗了陳獨秀的監獄是「人類文明發源地」的說法。胡適說︰「獨秀在拘禁期中，沒有書報可讀，只有一本基督教的《舊約》、《新約》……他本是一位很富於感情的人，這回讀了基督教的聖經，很受感動」；「大概獨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經過一度精神上的轉變。他獨自想過一些問題，使他想到他向來不曾想過的一條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種宗教的需要。他出獄之後，就宣傳這個新得來的見解，主張要有一個新宗教……抱着這種新宗教熱忱的陳獨秀，後來逐漸的走進那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新宗教。」[1]

        陳獨秀在出獄後一度信仰無政府空想社會主義。1919年11月2日，發表《實行民治的基礎》一文，[2]宣傳美國杜威博士的「民治主義」︰

        （一）政治的民治主義︰就是用憲法保障權限，用代議制表現民意之類。

        （二）民權的民治主義︰就是注重人世間的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類。

        （三）社會的民治主義︰就是平等主義，如打破不平等的階級，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

        （四）生計的民治主義︰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計，鏟平貧富的階級之類。

        馬恩的社會主義與其他一切社會主義思潮及資產階級思想的根本區別，是要不要進行「階級鬥爭」及「消滅資本家」。為此，陳獨秀在該文中說︰

        我們所渴望的是將來社會制度的結合生活，我們不情願階級爭鬥的發生，我們渴望純粹資本作用——離開勞力的資本作用——離開勞力的資本——漸漸消滅，不至於造成階級爭鬥。

        於是，他就與蔡元培、李大釗等人發起成立了北京工讀互助團運動，進行空想社會主義的試驗。1919年4月，北大提前實行教務長制、陳獨秀實際被解除文科學長，改聘為教授後，就不屑與小人為伍，萌生去意。到11月，據當時陳獨秀的學生陳鍾凡、楊亮功回憶，陳的早年朋友、後來成為新文化運動對立面的劉申叔病逝，陳獨秀主持喪事，在葬禮上，對陳鍾凡說︰

        校中現已形成派別，我的改組計劃已經實現，我要離開北大了。

        這裏指的「派別」主要是新文化運動內部主張談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李大釗派與主張談實際問題和實用主義的胡適派，以及在所謂個人道德作風上反對陳獨秀的湯爾和、沈尹默等人。「改組計劃已經實現」，則是指他在北大文科進行的那些教育改革的措施，這些措施並不因為他不當文科學長和接着離開北大而被取消。離開北大後幹甚麼呢？陳表示：「專心從事社會運動」。[3]

        陳獨秀所說的社會運動，首先是試驗「工讀互助團」運動。這個運動最早是外來的「新思潮」——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和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在中國青年中影響的結果。運動的最早發起人是原北京中國大學畢業的記者王光祈。他於1919年7月1日與李大釗等人一起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8月，提出把進步青年組織成一個個十餘人的小團體，在鄉村實行一邊種菜，一邊讀書和翻譯外文書籍的「新生活」設想。然後又提出在城市中實行這個設想，並給這樣的團體賦予「工讀互助團」的名稱。

        沒有想到，這個倡議立即得到衝出家庭、婚姻束縛，團聚到《新青年》陣營周圍來尋找出路者的熱烈響應，陳獨秀、蔡元培、李大釗、胡適等人也給予支持。他們在《新青年》、《民國日報》上發表《工讀互助團募款啟事》，[4]為它的盡早誕生籌集經費。互助團規定：團員每人每日必須工作四小時；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團體供給；教育費、醫藥費、書籍費也由團體供給，惟書籍歸團體公有，工作所得歸團體公有。他們認為工讀互助團是新社會的胎兒，通過逐漸推廣，可以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理想。

        當時北京互助團有四組，每組10–13人，分別設在北京大學、北京工業專門學校、法文專修館、北京師範學校、女子高等師範附近。團員多是來自這些學校的學生。所以，他們很便於得到陳獨秀、李大釗的指導。最可注意的是，毛澤東、何孟雄、施存統、俞秀松、羅漢、李求實、繆伯英、劉伯莊等後來中共的早期骨幹，都曾是互助團的成員。他們進入這個團體後，就宣佈脫離家庭關係、脫離婚姻關係、脫離學校關係，在這個團體內「絕對實行共產」。以後，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廣州、揚州等地，也先後成立或準備成立類似團體。上海的工讀互助團，就是陳獨秀到上海後在1920年3月，他與王光祈、左舜生、張國燾、劉清揚、毛澤東、蕭子璋等26人發起的。

        互助團的進行，太理想、太脫離實際了，很快碰到種種不可克服的困難。首先是經費不足，收入難抵支出，紛紛面臨饑餓。接着就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最後就逐漸瓦解。大概到1920年6、7月份，這些互助團相繼失敗，個別的堅持到1921年初。正是在這個互助團試驗失敗的過程中，陳獨秀和這些青年人逐步轉向馬列主義，進而建立當時以為可以達到理想王國的共產黨。

接受列寧的馬克思主義

        陳獨秀等人是怎樣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地說是「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前夕，馬克思主義已經分裂成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也即稍後成立的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兩大分支。前者執行馬克思晚年的思想︰通過議會鬥爭等和平手段，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後者則堅持馬克思早期的教條︰通過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奪取政權，消滅資本主義。

        日本留學時期，陳獨秀接觸到包括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思想在內的體系龐雜的「社會主義」。他迷戀於民主、平等、自由的民主主義，擁護接近第二國際主張的階級調和政策。當有人把社會主義視為「近世文明之真諦」，要陳獨秀研究宣傳時，他斷然拒絕：

        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也甚複雜，惟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於歐洲。因產業未興，兼並未盛行也。[5]

        當俄國發生推翻沙皇統治的民主革命「二月革命」，建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後，陳獨秀理所當然地表示高興，指出︰

        俄羅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國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義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吾料其未必與代表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德意志單獨言和，以其革命政府乃親德國派舊政府之反對者，而為民主主義人道主義之空氣所充滿也。[6]

        十月革命把陳獨秀稱讚為「禦外敵」、「弭內亂」、不與德國「單獨言和」的臨時政府打翻了；代之以割地100平方公里、賠款60億馬克的代價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條約》與之單獨言和的蘇維埃政府。繼而，陳獨秀在難以理解的驚訝中還未醒來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又戲劇性地很快以德國等一方失敗而告終。人們稱讚十月革命對大戰勝利的影響。1918年秋，《新青年》編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專號。蔡元培發表《勞工神聖》，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7]都是歌頌蘇維埃勞工新政權的。

        陳獨秀的心情與大家完全不同。他在11月14–16日北京放假三天慶祝協約國勝利的日子裏，即15日，寫了一篇《克林德碑》。他關心的是︰

        一、政治體制（德國因失敗君主體制倒了）

        二、中國國民性的落後與專制統治︰由克林德碑，想起八國聯軍入侵時，義和團運動以愚昧落後的宗教和統治者專制的方式去抵禦外敵的入侵，結果得到了一個恥辱的「克林德碑」。現在，由於德國的戰敗，克林德碑很容易推倒，但中國何時進步呢？——現在世界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8]

        所以，1919年日本的《日日新聞》甚至評論陳獨秀對俄國的「布爾甚維主義的潮流」是取「防遏」態度的。那麼，陳獨秀後來為甚麼明確表示接受“Bolsheviki”——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呢？

        首先，還是他的愛國主義的情愫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蘇維埃政府成立後不久，就發表了要放棄沙皇俄國過去在華掠奪的權利的宣言（雖然以後在執行時並不完全，如中東鐵路就以國民黨是「反共政權」為名，一直拒絕交還中國，這是後事）。這個宣言在中國人民中產生巨大的反響，全國三十一個社團發表感謝電。陳獨秀自然也就不能無動於衷了。他在1920年元旦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中，首次以讚賞的口吻說到︰「進步主義的列寧政府，宣言要幫助中國。」[9]

        其次，也是最主要的，就是相信列寧說的無產階級民主是比資產階級民主「高百萬倍」。晚年，陳認識到，列寧的「專政」比「資產階級民主」要罪惡「百萬倍」。關於這一點，以後再說。

東方吹來十月的風

        過去，中國史學界反復引用毛澤東的一句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認定中共的建黨思想來自俄國。其實，在此前後，馬克思主義已經分裂為兩派，即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不能籠統而言。第二，從具體接受途徑來看，在中共創建過程中，陳獨秀等最早接受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卻是來自日本，隨後是美國。對中國而言，都在大海的東方。也就是說，不是甚麼「北方吹來十月的風」，「十月的風」其實是從東方吹來的。

        在一個很長時期內，中國學者只能重複毛澤東的觀點。日本研究中共創建史的著名學者石川禎浩利用其在民主國家的方便條件，查閱日本、美國、俄國與中國的大量歷史檔案資料，進行研究，寫了一系列論文，最後總匯成一部代表性的著作《中國共產黨成立史》，[10]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新文化運動打開國外各種「新思潮」洶湧進入國門之閘，馬克思主義也隨之而來。通過日本書文介紹，比較系統瞭解「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首先對它建立起信仰。1919年1、2月，他在《新青年》第5、6號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李大釗，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大陸無論官方或民間，一致公認李大釗是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第一人。但是細讀他的代表作《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卻發現，李大釗接受的是近似馬恩晚年的思想，即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社會黨的思想——「社會民主主義」。所以他委婉地批評了馬恩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中「經濟（即物質生產）決定一切」、「階級競爭」（即階級鬥爭）是歷史動力觀點，忽視倫理、道德、人道主義、宗教等精神方面的作用。他宣告︰「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我們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11]

        究其原因，一是他的這個「馬克思主義觀」，主要來自《晨報》上淵泉譯的日本河上肇作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福田德三的《續經濟學研究》。[12]當時的河上肇，一邊介紹馬克思的學說，一邊又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存有懷疑，認為不應該只進行物質方面的改造，還必須通過倫理解放人的靈魂。所以，有人評他的思想是「靈肉二元論」，帶有強烈的道德主義傾向。二是可能李大釗自己還未真切地看清蘇俄新社會初期的狀況，特別是蘇俄政府放棄侵華特權的宣言。

        大陸論著公論陳獨秀接受馬克思主義晚於李大釗，官方與學界竭力「捧李抑陳」。因為，過早離世的李大釗對中共有功無害，而陳獨秀的後期和晚年成為中共的反對派。其實，在接受列寧的馬克思主義上，陳獨秀是中國第一人。

        1920年，陳獨秀於上海在第三國際幫助下籌建中共時，有一個日本小組，其成員是施存統、周佛海。由於資料缺乏和施存統脫黨、周佛海後來成了漢奸等原因，該組在中共建黨史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它與陳的關係，中國學術界過去很少論述。實際上，它對陳獨秀接受列寧主義和建黨思想，具有特殊的貢獻。日本小組的工作特點，是把日文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日本社會主義者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通俗文章及時翻譯成中文寄給陳獨秀，特別是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俄國維經斯基1920年4月底來華後，對這個過程起了催化劑和轉折點的作用。他先到北京，然後到上海，帶來了大量的與共產主義理論及俄國革命相關的文獻資料，代替和補充了此前零星的日文資料。這充分反映在5月成立中共上海發起組後停刊、9月復刊，實際成了發起組理論機關報的《新青年》第8卷第1號上。這期不僅在首篇刊登了標誌陳獨秀徹底轉向列寧主義的文章《談政治》，而且開闢了專門介紹俄國革命的「俄羅斯研究」專欄。

        這種變化，立即引起原《新青年》部分戰友的不滿，特別是胡適，他抱怨《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漢譯本。」這個《蘇維埃俄羅斯》的英文詞“Soviet Russia”，過去沒有引起大陸學者的注意，有的還譯成「布爾什維克」，並以此證明中共的指導思想來自俄國。其實，留學美國多年的胡適是實指美國紐約的蘇俄政府辦事處的機關刊物Soviet Russia（週刊）。後經石川楨浩在美國找到當時的幾期Soviet Russia核對，驚人地發現，《新青年》上「俄羅斯研究」專欄上的文章，絕大多數譯自Soviet Russia，內容都是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實際情況。而陳獨秀們從這份雜誌中第一次較全面正確地瞭解到俄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和列寧、托洛斯基等布爾什維克領袖的革命理論。此外，《新青年》和《共產黨》上刊登的還有美國其他雜誌文章，從美國出版寄到中國，再譯成中文，時間相當的短，表明陳獨秀和發起組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

        不僅如此，石川先生還注意到《新青年》第8卷第1號的復刊號新設計的封面上的圖案，也是模仿美國社會黨的黨徽。茅盾說︰「這一期的封面上有一小小圖案，是一東一西，兩隻大手，在地球上緊緊相握……暗示中國革命人民與十月革命後的蘇維埃俄羅斯必須緊緊團結，也暗示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意思。」[13]

        更有甚者，後來上海中共發起組創刊的黨內機關報《COMMUNIST—共產黨》，與當時在倫敦發行的英國共產黨黨刊—COMMUNIST，不僅在形式上完全一樣，而且在內容上，也有不少文章譯自該刊。簡直成了它的中譯本。

　　《新青年》第8卷第1號封面與當時美國社會黨黨徽

        這本來沒有甚麼奇怪的，因為中國先進分子接觸馬克思主義太晚了，只得從模仿和借鑒開始。這可以說「西方吹來十月的風」了！但這也說明，「維經斯基為中國的先進分子帶來了大量文獻資料」，實際上是帶來了一筆經費，使貧窮的陳獨秀們能夠從美國和西方或美國在上海的代理機構購買這一大批英文的《蘇維埃俄羅斯》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和雜誌。這顯然比維經斯基從蘇俄直接帶來蘇俄的「違禁刊物」更為安全、方便和迅速。當時的陳獨秀們懂俄文的幾乎沒有，而英文的資料當即就可以翻譯。來自日本和美國的兩股列寧主義（即布爾什維克主義）影響，從此匯合了，陳獨秀們的思想得到了徹底的洗禮。

        於是，在陳獨秀的思想中，過去的「國民」、「民眾」的觀念，逐漸被「階級」的觀念所代替，開始用階級鬥爭和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國家與社會問題。在一篇文章中，他說︰

        一定又有人說︰資本主義在歐美是要崩潰了，是可以講社會主義了；我們中國資本主義制度並不甚發達，更沒有到崩潰的地步，如何能講社會主義呢？象這種似是而非的話，恐怕很有許多人相信；其實他最大的缺點，是忘記了現代人類底經濟關係乃國際的而非國別的……各國資本制度都要崩潰，中國哪能拿國民性和特別國情等理由來單獨保存他。[14]

        過去，他竭力鼓吹中國實行西方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認為中國根本出路是「建設西洋式之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現在，他宣佈︰「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即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已經造成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了。」[15]

        過去，他宣揚耶穌的「寬恕」、「博愛」精神，現在他說︰「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來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16]

        針對當時有人用「德謨克拉西和自由」口頭禪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陳還責問︰「（一）經濟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數勞動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於『德謨克拉西』？（二）經濟制度革命以後，凡勞動的人都得着自由，有甚麼不合乎『德謨克拉西』？」[17]

        一個曾經對法蘭西民主主義思想狂熱擁護、竭力鼓吹、然後在巴黎和會和當時各國資本主義危機中看到其因虛僞而徹底破產的陳獨秀，接觸到列寧主義，能無動於衷嗎？從1920年開始，他把民主區分為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捨前者而取後者，把「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政權說成是「最民主」的政權。並且誠心誠意地按列寧的思想，從新文化運動的圈子中走出來，進入到工農群眾中去，建立共產黨。

脫下西裝和長袍，到工人中去

        1919年9月16日，陳獨秀在北京被拘禁三個多月後，終因「警廳偵查結果，終不見陳氏有何等犯法之事」，被迫准予安徽同鄉保釋。[18]但當局對這位過激分子依然不放心，規定有重大行動須得政府批准，並且在他家附近增設崗哨，進行監視。從小就桀驁不羈的陳獨秀哪能受此拘束！1920年1月底，他乘南方政府籌辦西南大學，籌辦員汪精衛、章士釗邀請他也出任籌辦員之機，擺脫監視，奔赴上海。2月2日，又由上海到武漢，連續發表講演。演講內容，除主張教育改革外，鼓吹社會主義的《改造社會的方法和信仰》最引起注意。改造方法是︰一、打破階級制度（即不平等制度——引者），實行平民社會主義；二、打破繼承制度，實行共同勞動工作；三、打破遺產制度，不使田地歸私人傳留享有，應歸為社會的共產。信仰是︰平等，勞動。[19]

　　陳出獄離京後給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的信

        陳獨秀在武漢的活動和言論見報後，先是「湖北官吏對於陳氏主張之主義，大為驚駭，令其休止演講，速去武漢」。陳獨秀則「深憤湖北當局壓迫言論自由」。[20]他秘密回京後，京師警察廳也聞訊連續四天派出巡長王維藩等四人，來偵查陳的行蹤。2月9日，陳正在家中寫請柬約胡適等幾位朋友晤面一聚，警察即來敲門盤問是否出門，並說︰你如離開北京，至少要向警察關照一聲才是，然後要走了陳的一張名片。密探回去後稟告說︰「未聽說其（即陳獨秀——引者）出京及往南省」之事；而陳這時始知大事不好，那警察一定還會回來找麻煩，所以他請柬也不寫了，便偷偷跑到胡適家。但警察知道陳與胡的關係，所以覺得胡家躲不過，因而又躲到李大釗家，最後由李大釗護送天津，由天津乘船到上海。[21]

        19日，陰曆大年三十，陳獨秀到達上海。當時北大學生許德珩正在上海等待去法國勤工儉學，接李大釗電報後，知道陳獨秀這次是到滬長期居住，就與在滬參加籌備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另一北大學生張國燾（五四運動中產生的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一起，幫助陳獨秀安排住處，最後定為原柏文蔚住宅——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2號。這時的陳獨秀，思想上正在多種「新思潮」影響下，逐步轉向列寧主義；行動上則脫下西裝和長袍，接近工人群眾。他作為長期在留學生、大學教授等知識分子小圈子中奮鬥、倍感孤獨無援的革命者，所以有此覺悟，一是十月革命後「勞工神聖」的影響，二是總結他親自參加的以下兩個運動得到的經驗。

        一、對於五四運動。他一到上海就發表談話，對北京的運動始終未能走出學生圈子，表示遺憾︰

        北方文化運動，以學界為前驅，普通社會似有足為後盾者，然不能令人滿意之處，實至不鮮。其最可痛心，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覺。以二十世紀政治眼光觀之，北京市不能謂為有一市民。僅有學界運動，其力實嫌薄弱，此足太息者也。[22]

        陳獨秀此話表明，以近代產業社會觀之，北京由於工業不發達，故工人階級基礎薄弱。所以，他這次離京到滬，不僅是工作和住址的變動，而是奮鬥方向將由學生和知識界的救國運動轉向革命的工人運動。

        二、關於工讀互助團運動。到上海後不久，他就與王光祈、毛澤東等人發起籌備上海工讀互助團。在27日的籌備會上，他還提出具體的工作意見，如工讀互助團成員可以進行印刷裝訂、種菜等工作。可是，一個月後，傳來北京和上海互助團紛紛瓦解時，他終於放棄此空想，進一步認識到要進行社會革命，必須到產業工人中去。「失敗的原因，完全是因為缺乏堅強的意志、勞動習慣和生產技能三件事；這都是人的問題，不是組織的問題。」[23]

        說幹就幹，陳獨秀一面學當年馬克思、恩格斯那樣，親自或委託朋友及受《新青年》影響的青年人，深入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長沙、蕪湖、北京、香港、巴黎（華工）等地調查工人階級狀況，內容包括工人人數、工作時間、工資、家庭生活、受剝削欺壓程度、工人來源、文化程度、幫會組織等等。這些調查結果刊登在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號「勞動節紀念號」上。蔡和森認為，陳獨秀編的這期「五一」勞動節特刊，是他「由美國（即資本主義）思想變為俄國思想」，由宣傳資本主義變為「宣傳社會主義」的標誌。[24]

        同時，陳獨秀又積極在工人中開展活動。4月18日，他參加了由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等上海各業工會代表發起的上海各工會慶祝「五一」節的籌備會議，提議當天大會定名為「世界勞動紀念大會」。最後，籌備會推陳獨秀為顧問及中華工業協會的教育主席。他還自願出任工人的義務教授，在各種工人集會上頻頻發表演講，發表通俗文章。

        5月1日，上海工人在西門體育場舉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集會，紀念勞動節，初有5,000人參加，後來人越來越多。軍警霸佔體育場進行阻止，群眾四次轉移場地，最後在靶子場舉行。會上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抗議軍閥的壓迫。由於蘇俄政府對華宣言正式傳來中國，會上及會後，各團體還發表宣言，答謝蘇俄政府宣佈廢除沙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這次活動的口號和宣言，都是在陳獨秀的指導下提出的。

        5月以後，陳獨秀開始了籌建共產黨的工作。工人運動納入共產黨的革命範圍，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傳說不實

        在中國史學界，1920年「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幾乎成了共識。

        據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和中國任武雄（上海「中共一大紀念館」原館長）詳細考證，這是子虛烏有的事。[25]筆者同意二位學者的理性思考。此一傳說的唯一依據是1927年5月22日即大革命武漢時期的高潮中、在武漢舉行的追悼南北死難烈士大會上高一涵的演講《李大釗先生事略》，[26]說陳獨秀「返京後則化裝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則計劃組織共產黨事」。

        陳、李二人在赴天津途中所說的事，高一涵並不在場，而且在國外——日本，[27]顯然是聽人所說。為了趕寫這篇演講，把聽說的材料寫進去。講後大概有人質詢或自覺沒有證據、道聽途說，所以，第二天他親手所寫的同樣內容的《李大釗先生傳略》，[28]立即把這兩句話刪除了。以至在中共掌權後，大樹特樹李大釗創建中共偉大形象的1963年，高所寫的《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出險》和《回憶李大釗》[29]二文時，還是不敢再說二人「計劃組織共產黨事」，說明已經三次修正了自己的演講中道聽途說的內容。但因為他的演講稿已經在第三天刊登在報上，於是為後世史家所誤用，也不排除有的人別有用心，將錯就錯，以證明中共不是「俄國黨」，早在維經斯基來華前，就有自主建黨的想法。

        其實，李、陳當時所談的組黨不是「共產黨」，而是與無政府主義者建立「社會主義同盟」的統一戰線組織。而這個組織也是俄國人所策動的。

        一個最有力的證據是當事人章志的回憶《關於馬列主義在天津傳播情況》[30]和眾多的佐證資料。章志當時是無政府主義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會員，1919年9月開始擔任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駐天津特派員，並宣傳天津的新文化運動，因此與從事新文化運動的人關係密切。1920年1月，他搬到姜般若家中住，這裏還住着另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這時，李大釗陪陳獨秀來到天津。據章回憶：「陳獨秀先生住在租界客棧裏，李大釗同志在河北大馬路日緯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間，李、姜、山西同志、南開學校的胡維憲同學連同我到特別一區某蘇聯同志家中集合商談京津地下工作情況約一小時。第二天天津《益世報》登出『黨人開會，圖謀不軌』的消息。李大釗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們防患於未然。」原來「姜先生」的行蹤是被政府監控着的。於是，他們紛紛離開了天津。「陳獨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參加集會」。

        這裏的「蘇聯同志」就是鮑立維（又譯作柏烈偉）。大陸不少學者稱他是俄共派在天津從事秘密工作的專員、當時的重要任務是幫助中國的激進分子建立親俄的革命政黨。當時他住在天津，一周數次到北京大學去教俄語，因此與李大釗熟悉。但是在天津，他周圍的中國人，多數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在中共成立很早以前就在中國許多省市活動。

        正如蔡和森所說︰

        在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以前，無政府主義派在中國已有相當的宣傳（在廣東及各地都有組織且發行了許多小冊子），並且在知識階級中已有相當的影響了。……因此我們開始工作時，在上海、廣東、北京等地均有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31]

        如姜般若1919年在天津成立「真社」，出版《新生命》；尉克水1918年在山西成立「平社」，出版《太平》。胡維憲、周恩來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覺悟社」也有很大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為了廢姓抓鬮，周恩來抓到5號，就改名為「伍豪」。

        鮑立維主張各派社會主義者（包括無政府主義者）聯合組建革命組織。他和當時的中國都把無政府主義者視為「社會主義者」。實際上，這次集會陳獨秀雖未參加，是因為陳獨秀當時「逃亡」的特殊身份，但不僅李大釗把這次集會的內容告訴了他，還有材料證明鮑立維的活動很頻繁，這樣的集會不止這一次，而且陳與李曾秘密會見了鮑。所以，鮑在天津企圖組織「社會主義者同盟」的事，陳顯然是知道的。因此，後來解密公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檔案資料》，維經斯基的報告中，多次提到天津的建黨情況。但陳獨秀最初的建黨活動接受了與無政府主義合作方針，卻沒有天津的代表，中共「一大」代表中，也如此。這應該是陳獨秀由接受蘇俄的建黨方針（只要親蘇的就可以接受）最終轉變為自己的建黨方針（堅信無產階級專政）有關。

        在《新青年》上曾與陳獨秀通信的無政府主義者鄭佩剛說︰「1920年3月，我接到黃凌霜（當時無政府主義者領袖——引者）的信，說他到天津與俄國朋友Broway（即鮑立維）接洽，並約同陳獨秀、李大釗等開會，成立了『社會主義者同盟』，推舉陳獨秀為領導，並說陳獨秀到滬活動，要我返滬相助。」[32]梁冰弦也回憶︰鮑立維希望俄共和無政府主義者聯絡，因此和黃凌霜等人相識。他說︰「黃氏約陳獨秀、李大釗與布氏（布魯威，即鮑立維——引者）在津在京敍話幾回，結果產生『社會主義同盟』，沒有派系壁壘，只要是傾向同一大目標的都先團聚起來，共推陳獨秀為領導人。北大和其他大學學生投身這旗下的眾多而熱烈。」[33]

        綜上所述，陳獨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8月）組織的團體，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社會主義同盟」，即與無政府主義者等社會主義者聯合的統一戰線組織。

與共產國際互助建黨

        過去傳統的說法，是陳獨秀等人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籌建中國共產黨。新近公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表明，在某種意義上說，當時的蘇俄更需要中國出現一個推翻現政府的共產黨，而且在籌建過程中，不僅國際給了陳許多幫助，陳也給了國際許多幫助。一般說，建黨事件發生在1920年。然而有資料表明，早在此前，聯共、國際及其遠東機構就開始派代表在中國積極活動，尋找合作對象，創建親俄的革命團體。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似乎使馬克思主義目標第一次成為現實，但也使蘇維埃新政權頓時陷於列強包圍之中，處於嚴重的困難和孤立之中。於是列寧利用馬克思關於世界革命的理論，於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專門從事支持、發動、幫助和組織各國的革命政黨和活動，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所謂的民族解放運動，特別關注在遠東與俄國有漫長的邊境線的中國的動向，希望中國出現一個對俄友好、至少不敵視的中立的政府，更希望中國出現有利於己的革命，出現一個「兄弟黨」和「兄弟國家」。這是「紅色帝國主義」自保並向遠東擴張行動的一部分。

　　列寧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

        可見，無論是蘇俄政府還是共產國際，對華工作的第一目標是自身利益。於是，共產國際、俄共（布）中央、俄國政府外交人民委員部以及1922年11月才加入俄羅斯聯邦的遠東共和國，各個系統的機構紛紛派出人員到中國來尋找這樣的政黨、團體和代表人物。可是，一是由於當時蘇俄遠東地區的內戰尚在進行，局勢不穩；二是共產國際、聯共、蘇俄中央政府及其遠東地區的黨政系統，不僅經常變化，而且各自開展對華工作，結果出現了十分混亂和有趣的情況，都因為沒有找到像陳獨秀這樣有威望的領袖人物，而無所成就。

        連當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副主席M．布龍斯泰因和中國科科長M．阿布拉姆松給聯共中央的報告都承認︰「從事東方工作的各個組織在行動上不一致、不協調和互不通氣」；「共產國際、中央、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局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員（這些人不是都勝任其使命的）執行獨立的任務，沒有總的計劃，不瞭解當地的情況。」例如，共產國際信任旅俄華僑劉述周，派他去中國工作。但他雖是旅俄華工聯合會主席，並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共產國際「二大」，東方民族處卻認為，「此人不具備足夠的政治素養，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遠不是與社會主義運動休戚與共的人」。上述報告還指出︰「俄共（布）中央向東方派出旅俄共產華員局，其組成人員表現出黨性不強，政治素質差，根本不能在中國人當中組織革命工作。」[34]

        而且由於把蘇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因為當時北京皖系政府追隨帝國主義推行反蘇政策，他們曾爭取直系軍閥吳佩孚。直到1922年，越飛還寫信給吳佩孚，稱其「給莫斯科留下了特別好的印象」，提議雙方合作。[35]同時，他們又對多年來一直要推翻北京政府而對俄國友好的孫中山寄予厚望，1920年曾派人與孫中山達成協議，雙方軍隊合作，從新疆方向「反對北方現時的反動政府」。[36]他們還稱福建督軍、粵軍總司令陳炯明、雲南督軍唐繼堯為「人民運動的領導人」。甚至稱讚「陳烔明是最傑出的軍人之一，是受到人民稱讚的共產主義者」。[37]

        他們自稱與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漢口、南京等地的工人和學生組織聯繫，「為共產主義組織打下了基礎。」[38]其實，聯繫的絕大多數人是無政府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即改良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者。在俄共遠東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國處派維經斯基來華通過李大釗——陳獨秀建立中國共產黨以前，蘇俄以上這些代表的工作，除了提供五四運動後中國社會主義思潮活躍的情況外，尋找代理人以組織革命政黨的努力一無成就。

        那麼，陳獨秀又是怎樣成為中共的創建者的呢？

        如上所述，陳獨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8月）組織的團體並非真正的共產黨，而是「社會主義同盟」，即與無政府主義者等社會主義者聯合的統一戰線組織。但是，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陳才最後真正成為共產國際和俄共（布）中央在中國建立共產黨所物色的對象。從新近公佈的檔案資料表明，關於陳獨秀發起籌建中國共產黨的史實，與中國學術界幾十年來的傳統說法有很大不同。比較真實的情況，應該是這樣的︰

        1919年8月，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向俄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個在東亞各國人民中開展共產主義工作的提綱，在得到批准後，他作為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的身份來到遠東。1920年3月，俄共中央正式決定建立遠東局（又稱西伯利亞局），負責領導遠東各國革命的工作。遠東局下設海參崴分局東方民族處，其成員有中國科科長阿布拉姆松及維經斯基、馬馬耶夫、埃爾傑列夫斯基、季托夫、謝列布里亞科夫等。維連斯基則繼續以外交部全權代表的身份，配合遠東局的工作。

        遠東局一成立，維經斯基即帶領兩名助手——季托夫和謝列布里亞科夫到中國來（同來的還有維經斯基的夫人庫茲涅佐娃和翻譯楊明齋），正式開啟幫助中國建立共產黨的工作，並且考察在上海成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維經斯基既是俄共中央代表，又是共產國際代表。順便說一句，這個來華代表的名單，記載在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1920年12月21日寫的報告[39]中，可以糾正中國傳統所持的陪同來華的是波林、馬馬耶夫及其夫人馬馬也娃的說法。

        1920年4月，維經斯基一行首先來到北京，經鮑立維和伊萬諾夫介紹與李大釗等接觸。一見面，就稱李大釗「達瓦里西」（同志）。李非常感愧，解釋自己不過是在學習，哪裏稱得上「同志」。維說讀了他寫的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文章，認為已達到了同志的水準。但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停留在思想上，為了實現革命的理想，就應該組織起來。一直敬佩陳獨秀思想境界和崇高威望的李大釗把他們介紹到上海，與陳獨秀聯繫。

        陳獨秀到上海後不久，北京的《新青年》編輯部發生分裂，最後大家決定《新青年》「還」給陳獨秀，移到上海編輯。於是，除了要求北京的原編著者繼續供稿外，陳獨秀在上海重組編輯部，與時俱進，又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進而成為籌建共產黨的基地。維經斯基一行到上海後，首先會見陳獨秀，並由陳聯繫在上海新文化運動中熱心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潮的人進行座談。與此同時，其他工作也進展順利。1920年5月，即與陳獨秀接觸後不久，就在上海建立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並由維連斯基任臨時執行局書記。臨時執行局下設中國科、朝鮮科和日本科。中國科第一項任務就是︰「通過學生組織中以及在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40]

        6月，維經斯基在給遠東局報告中較具體地講到在陳獨秀幫助下工作取得進展的情況︰「中國革命運動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動分散。為了協調和集中各個組織的活動，正在着手籌備召開華北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當地的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陳獨秀），現在寫信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以確定會議的地點和時間。因此，這次會議可能在7月初舉行。我們不僅要參加會議籌備工作（制訂日程和決議），而且要參加會議。」[41]

        這個報告反映出，當時俄方與陳獨秀之間在中國建黨思想上有一個重大的分歧︰俄方只求迅速建立起一個對中國現存政府不利的革命政黨，並明確認為可以容納無政府主義者，而且在天津、廣州、南京等地聯繫的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北京、上海聯繫的人中也有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上述李大釗等人天津「商討」建立「社會主義同盟」的著名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梁冰弦等，在北京和廣州都有無政府主義的社團和刊物，與鮑立維關係密切。陳獨秀則要建立信仰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所以，由鮑立維支持的「社會主義同盟」在北京、上海、廣州產生時，陳、李沒有參加。而參加這些同盟的也多是無政府主義者。

        由於陳獨秀的抵制和不現實，維經斯基計劃在7月初就召開陳獨秀「寫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派來的（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的意圖，沒有實現。這個計劃和意圖，顯然是俄方不瞭解中國情況和好大喜功的產物。

        維經斯基顯然聽取了陳獨秀的意見，變通辦法，採取在上海座談會的基礎上成立共產黨發起組的方式。他向參加座談會的人指出︰

       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成為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42]

        因勢利導提出了組織共產黨的問題，立即得到多數人的同意。也有人表示異議。張東蓀只參加一次座談就退出了。戴季陶最初表示同意，但醞釀建立共產黨時，說不能同孫中山、國民黨斷絕關係，也聲明退出了。

        7月4日，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書記維連斯基由海參崴趕到北京，5日至7日，召集在華工作的俄國共產黨員第一次代表會議。維經斯基、鮑立維和斯托揚諾維奇等10餘人參加。會議就以下問題交換了意見︰

       1、我們工作的成果；2、即將舉行的中國共產主義組織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3、出版、報道工作；4、在日本的工作。[43]

        會議認真討論了維經斯基來華的工作進展，提出了盡快促成建立共產黨的要求。7月，東亞書記處又在上海召開了「遠東社會主義者會議」。陳獨秀代表中國出席。會議再次強調在中、日、朝等國擴大共產主義宣傳，迅速組建共產黨的任務。7月19日，維經斯基在上海召開「最積極的中國同志」會議，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等出席，大家堅決主張建立中國共產黨。據8月17日維給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在這次會上或會後，他與陳獨秀等四名中國革命者組成了上海革命局，以全面領導建黨、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工會等。[44]

        但是，這封信還表明，他們還沒有放棄在天津、廣州以及漢口、南京等地與無政府主義合作的方針，在這些城市也建立類似上海革命局這樣的領導機構。他們聯繫的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沒有別的選擇，這些努力是註定不可能成功的。此外，他們的胃口很大，要陳獨秀等一起在上海和這些城市中的學生和工人中活動，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工會中央局」，在這個基礎上「完成中國共產黨的正式建黨工作」。信中說︰「這一周，我們組織部（即上海革命局組織部——引者）要召開10個地方工會和行會各出兩名代表的代表會議，成立工會中央局。中央局將派一名代表參加我們的上海革命局。」對此，陳獨秀又進行了抵制。

        陳獨秀長期住在上海，從這年2月到滬後就深入工人中間，與現有的由資本家代理人、政客、工頭、幫會控制的各種黃色工會打交道，深知在這樣的工會組織基礎上進行建黨工作是無論如何不行的。他說︰「像上海的工人團體就再結一萬個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會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裏出風頭，舊的公會公所一大半是店東工頭在那裏包辦。」他主張覺悟的工人另外自己聯合起來，組織真的工人團體，[45]而這樣的工人團體（工會）在共產黨成立以前是不可能出現的。維經斯基計劃中的各地工會代表會議和工會中央局沒有實現。

        學生工作也是如此。維經斯基等和陳獨秀曾聯繫過當時在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會並被選為評議長的龔德柏（留日學生總會代表）、全國學聯會長狄侃、上海學聯會長程天放以及東吳大學學生代表何世楨和全國學聯在滬代表及有關省市的代表。維經斯基信中承認︰這些學生及其團體大多受胡適等「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人的影響，主張「依靠民主美國來反對日本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可以通過利用外國非侵略性資本（美國資本）發展中國民族經濟的方式來拯救國家。」[46]因此，對俄國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根本不感興趣。後來，龔德柏回憶與陳獨秀的接觸時說︰

       我在上海開會期內，我個人可說是絕無活動，以為將來地步。但他人對我則設法納致，以為其黨。比如陳獨秀即其最著一人。陳氏這時住在上海，隱然以中國列寧自居。他託人約我談話。……我們兩人談話約兩點鐘，我對他很不高興。因為他總離不開欺騙。我那時已是二十九歲，常識很豐富，他的欺騙話，我完全清楚。談過後，我對他左右的人痛罵他欺騙。後來他也不再找我，我也就此脫離他的圈套。[47]

奠定中共基礎工作

        8月，以《新青年》（第8卷第1號）復刊為標誌，中國共產黨的胚胎組織上海發起組，終於成立。成員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沈玄廬、邵力子、施存統、俞秀松、陳公培、陳望道、趙世炎、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李啟漢、劉伯垂、楊明齋等。除了大部分是上海的成員外，有些是維經斯基說的是陳獨秀寫信請來的外地同志。陳獨秀被推選為黨的書記，全面負責黨建工作。

        上海發起組成立後，在共產國際上海革命局的指導下，互相幫助和共同努力，做了許多工作︰

        首先，《新青年》復刊。陳獨秀發表了《談政治》一文，成了《新青年》變為黨的理論機關刊物後的第一篇政治宣言。文章堅定地表示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主義，還用階級分析方法、無產階級專政觀點，指名批評了胡適、張東蓀、無政府黨人和上海資產階級。對於自己每一次重大的人生選擇，陳獨秀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

        《新青年》開闢了「俄羅斯研究」專欄，主要譯載當時各國報刊書籍中有關俄國革命的理論和蘇維埃政府狀況的資料，主要譯者多是上海發起組成員。發起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以「社會主義研究社」（又稱「新青年社」）名義，出版了一批馬列著作，第一批主要有︰

       《共產黨宣言》，陳獨秀委託陳望道翻譯的我國第一個全譯本，陳獨秀和李漢俊校對；

　　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封面

       《階級鬥爭》，考茨基著，陳獨秀委託惲代英翻譯；

       《社會主義史》，柯普卡著，陳獨秀委託李季翻譯；

       《馬克思資本論入門》（原名《資本論入門》，馬爾西著，李漢俊譯。

        第二、出版黨內機關報、制定宣言，正式宣佈中國共產黨成立。

        1920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勝利三周年，上海發起組創刊了內部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第一次在中國樹起「共產黨」的大旗。

        1920年8月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當時的創建者陳獨秀、維經斯基等都認為，這就是革命政黨，不過是還很不完善，思想上也比較混亂。如後來發現的發起組成員之一俞秀松1920年7月10日的日記寫道︰「經過前回我們所組織底社會共產黨以後，對於安那其主義和波爾雪維克主義，都覺得茫無頭緒，從前信安那其主義，的確是盲從的。」（安那其主義和波爾雪維克主義，即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48]8月後，初步定下來時，叫「社會黨」。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陳獨秀文章中，有這樣的文字︰

       法律是強權底化身，若是沒有強權，空言護法毀法，都是不懂法律歷史的見解。吾黨對於法律底態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樣迷信他，也不像無政府黨根本排斥他；我們希望法律隨着階級黨派的新陳代謝，漸次進步，終久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者的國家出現的一日。[49]

        陳獨秀用「吾黨」的名義表示政見，並且把「社會黨」與「勞動者國家」並列，說明當時已經公認這個發起組是一個政黨，並且名為「社會黨」。用當時參加者之一的俞秀松的日記所記為「社會共產黨」。後來陳獨秀寫信給北京的李大釗、張申府徵求意見，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黨。最後共同確定叫共產黨。1920年暑期，張申府還特意到上海與陳獨秀商討過建黨問題。[50]

        據當時毛澤東給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的信中說︰《共產黨》的創刊詞《短言》是陳獨秀所寫。在撰寫這個發刊詞前後，他還起草了第一個黨綱性質的《中國共產黨宣言》。這個宣言的中文稿已經遺失，在五十年代蘇共中央移交給中國的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檔案中，有它的俄文件。[51]這個宣言是當時作為「臨時黨綱」使用的。其內容與上述陳獨秀撰寫的《共產黨》發刊詞完全一致，分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目的和階級鬥爭的最近狀態三個部分。闡明按照俄國的榜樣，由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最後實現共產主義，建立一個沒有經濟剝削、沒有政治壓迫、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共產黨》月刊和這個《宣言》廣泛發到各地共產主義者和旅歐勤工儉學的革命者手中，特別是《共產黨》，發行量最高時達五千份。

        由於1920年5–8月中共黨成立的模糊性及黨名的混亂性（「社會共產黨」、「社會黨」），再加證據《新青年》復刊號的間接性，所以，重於文字檔案資料考證的石川楨浩認為︰中國共產黨應該正式成立於1920年11月。不僅如此，石川先生還根據對中共代表張太雷向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提供的報告[52]中提到的中共1921年「三月會議」的詳細考證，認定在這年7月被中共當局規定的「中共一大」之前，就召開了黨的代表會議，並在會上制定了正式的黨的宣言和臨時綱領，還同意最早（1971年）發現《給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代表張太雷同志的報告》[53]的蘇聯學者佩爾西茨的觀點︰「中共『一大』只不過基本上審議了『三月會議』事先準備的議題而已。」[54]

        第三、開辦外國語學社，培訓幹部，建立青年團。

        由發起組成立，在漁陽里六號（今淮海中路）開辦了一個「外國語學社」，公開掛牌，並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招生，作為掩護，實際上是中共最早的培訓幹部的「黨校」。學員主要是各地革命團體選送來的。如1920年暑假，蕭勁光、任弼時等六人，就是湖南俄羅斯研究會介紹來的。後來劉少奇、彭述之等都在此學習過。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想影響，離開家庭和學校，來到上海找新青年社的陳獨秀謀求出路，投身革命。發起組就把他們安排在外國語學社學習。學社由楊明齋負責，主要由他和維經斯基夫人庫茲涅佐娃教授俄文，隨後選拔一部分去俄國深造。學員最多時有五、六十人，少時也有二、三十人。其中約有二十多人先後分三批到莫斯科學習，其他則分配到國內各地工作，為中共早期培養了一大批幹部。

        1920年8月，上海發起組先派最年輕的黨員俞秀松負責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首批共青團員中有位金家鳳，出身富裕，五四運動時是上海學運的領導人之一。陳獨秀來上海辦「外國語學社」、建團、建黨缺經費，他託言要留法十年，向家要了六千銀元給陳獨秀。陳介紹他和妻子毛一鳴給蔡元培和李大釗，進了北大。1921年跟隨李大釗發起成立「北京非基督教者大同盟」；1922年5月與鄧中夏一起作為北京代表，出席了全國首屆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55]陳獨秀經常參加青年團的會議，上海發起組同時也是全國青年團的發起組。

        第四、建立工會，重點開展工人運動。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表明，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發起組成立後，最大的革命工作就是工人運動，把運動的重點放在籌辦工人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真正的工會上面。

        影響最大的工人刊物是8月15日創刊的《勞動界》（週刊）。此外還有面對店員的《夥友》週刊。1920年，陳獨秀在上述工人刊物上發表了約20篇關於工人運動的文章，與此同時，即開始在工人中組織工會的工作。10月3日，在漁陽里六號（即外國語學社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總部所在地）召開上海機器工會籌備會。楊明齋、陳獨秀先後發表了演說，陳獨秀還為這個機器工會草擬了章程。這是中共領導下制訂的最早的工會組織章程。陳獨秀出任工會募經處主任，為工會活動募集經費。11月21日，上海機器工會正式成立，參加成立大會的近千人。孫中山和陳獨秀在會上發表了演說。這是中共領導下第一個工會組織。

        第五，指導各地建黨。

        上海發起組是全國性的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是全國建黨活動的中心。一些成員因留學、工作或其他原因，離開上海，也帶着到各地建立黨組織的任務。如施存統和周佛海先後到了日本；陳公培和趙世炎先後到了法國。他們在各地建立組織後或籌備過程中，繼續與上海發起組保持聯繫，以不斷地得到指導。另外還有陳獨秀指導毛澤東在湖南建黨。武漢的建黨工作，先由李漢俊委託在漢的董必武發起，隨後陳獨秀又派回武漢工作的劉伯垂推動。陳還親自到廣州重建共產黨。

        濟南的建黨活動首先是陳獨秀寫信給王樂平進行的。王是山東省議員，比較開明，因欣賞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早就與陳獨秀有聯繫。上海發起組成立後，1920年10月，他在濟南開辦「齊魯書店」，出售《新青年》等進步雜誌。王燼美與王樂平是親戚。王燼美是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外埠會員，王樂平鑒於身份，不便出來組黨，於是就由王燼美與另一個濟南五四運動領袖鄧恩銘二個年輕人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組織濟南共產黨。

        1920年11月，蔡元培赴歐洲考察教育，北京大學教授張申府因赴法國任教，陪同前往，路經上海。陳獨秀給張寫介紹信，囑其到法國聯繫趙世炎，進行建黨工作。[56]當時在勤工儉學生中，陳獨秀與李大釗具有崇高的威望。五四運動期間在北京受教於李大釗並稱其為「我的導師」的趙世炎，1920年5月到上海參加了陳獨秀最早的建黨活動。臨去法國勤工儉學時，趙到環龍路陳宅拜訪。陳獨秀明確表示對類似「工讀互助團」的赴法勤工儉學活動表示懷疑，認為工讀兼顧是辦不到的。態度很堅決，沒有給趙以提問和陳述的機會，因而留下了這樣一個印象︰自信心強，判斷力強。趙到法國後，就仿照李、陳在國內的做法，先在勤工儉學生中組織了讀書會，宣傳馬克思主義，培養積極分子。他在一張李大釗與陳獨秀合影照片後面的硬紙板上，寫了一篇雜感，其中提到在工學生中流傳着這樣一首詩︰北李南陳，兩大星辰，漫漫長夜，吾輩仰承。[57]於是，張申府到法國後，先與趙世炎、周恩來成立起共產黨小組，然後組織了名為「中國共產黨旅法支部」的青年團組織，分別接受國內黨、團中央的領導。

        在新公佈的共產國際檔案中，有一份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給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和9月1日東方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維連斯基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還有6月維經斯基給俄共中央遠東局的信。由於陳獨秀在建黨工作中的傑出貢獻，這三封信毫不掩飾對他的信任和崇敬，稱之是「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58]

        第六、開創婦女解放運動。

        共產黨從成立第一天起，就把婦女解放運動列入自己的重要日程。在最初參加陳獨秀召集的組織共產主義組織的座談會中，有一位神秘的女士，一直被史學界所遺忘。施存統回憶說︰「上海小組的成立經過︰一九二〇年六月間，陳獨秀、李漢俊、沈仲九、劉大白、陳公培、施存統、俞秀松，還有一個女的（名字已忘），在陳獨秀家裏集會……」[59]陳公培的回憶中，也說在「陳獨秀家裏座談」時，除以上那些人以外，「還有一個女的和我……這次會是1920年夏舉行的，作為組織共產黨的準備」。[60]所以，後來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和李立三的《黨史報告》中，都提到這個女的，但是又說︰「這個女的始終不知姓名。」[61]

        那麼，這個女的究竟是誰呢？有人認為此女是曾在浙江紹興女子師範學校擔任過教員的上海《星期評論》社成員丁寶林。但是，當時在《星期評論》社成員之一楊之華的回憶沒有證明。李立三的《黨史報告》提供了一個線索，說此人「後來因為戀愛問題消極做尼姑去了……很早就出黨」。於是，1991年建黨70周年時，俞秀松烈士夫人安志潔披露烈士1920年6月至7月間日記內容時，這個謎就揭曉了。

        原來，這個女性叫「崇俠」，與沈玄廬一起是《星期評論》社的成員。因為共同的改造社會的理想，產生了很深的愛情。但是，當時沈已有四個夫人，他們的愛情受到四個夫人的強烈忌恨。同時，同在一個社裏的沈仲九也愛上了崇俠，而且與沈玄廬發生矛盾，一度出走，準備自殺。崇俠夾在這種種矛盾衝突中，感到十分痛苦，努力尋找擺脫這種環境的出路。沈仲九和劉大白對佛教很感興趣，在崇俠面前經常談佛論道，於是她深受影響，終於產生了出家當尼姑的念頭，時間是1920年7月。以上情況，在1920年6月至7月的《俞秀松日記》和日記中抄錄的俞致沈仲九信（6月27日）及崇俠致沈玄廬的信（7月21日）中，有詳細的記載。[62]

        如6月17日的日記說︰「玄廬和崇俠很親愛……玄廬與崇俠談天，我就加入進去，他們就對我宣佈他們倆底愛情怎樣深切。」當崇俠無法擺脫對玄廬的愛情與改造社會之間的矛盾時，想以自己的出家做尼姑來成全玄廬改造社會、在故鄉浙江蕭山衙前做農民運動的理想。所以，7月17日的日記寫道︰「崇俠對玄廬是很好一片心，伊恐怕他因戀愛以後，志氣要消暮，沒有從前那樣熱烈的努力改造社會。」7月21日的日記終於有了結果︰「上午，玄廬接崇俠來信，這是伊別玄廬的信，伊不知到那裏去做尼姑了。伊信裏有一首血書是︰『世道坎坷事齷齪，輔人意恐轉誤人。書留熱血別知己，為勉前程莫痛心。』」可見，她參加了陳獨秀5月召集的一、二次籌備共產黨的座談會後，就很快「因為戀愛問題消極做尼姑去了」，印證了李立三說法。而沈玄廬的確受了這個刺激和激勵，把中共領導的第一個農民運動——衙前農民運動搞得相當的轟轟烈烈。

        此事件，說明在當時形成的新文化風氣中，不僅中國男女平等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且女子參加政治運動也有了開頭。實際上，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和婦女參政等婦女運動，是當時陳獨秀進行建黨活動的重要部分。例如5月下旬，上海織襪女工因反對資本家施行苛刻的新章程全體罷工，女工吳蓮溪發起成立織襪工會，並拜會陳獨秀請予助力，指示進行。陳詳細詢問情況後，表示「盡力協助」。[63]10月，陳獨秀幫助成立的上海店員工會「工商友誼會」機關報《上海夥友》發表女工陳親愛的信《女工為甚麼不入會》一文時，陳獨秀親自為其寫按語，指出：「上海工人苦，女工尤其苦……我希望陳女士挺身出來為女同胞奮鬥。」[64]

　　出版于1920年的中國婦女報刊史上首份畫報——《解放畫報》

        從以上籌建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來看，從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來看，是不是當時莫斯科更迫切需要建立中國共產黨呢？在這個過程中，共產國際的確給了中國革命者許多幫助，這是主要的。但是，能成功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陳獨秀等革命者是不是也給了莫斯科許多幫助呢？答案是肯定的。

幫助毛澤東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繼領導湖南的五四運動後，毛澤東受陳獨秀影響，對社會進行革命實踐的第二個大行動是發動湖南的「驅張運動」。當時湖南督軍張敬堯對湖南的統治極其昏庸而殘暴，人民呼聲是︰「張毒不除，湖南無望。」毛澤東正確估量了當時湖南省內外形勢和群眾的憤怒情緒，決心將五四運動中形成的反日反賣國為對象的鬥爭，引向以驅逐張敬堯為中心的運動。這次行動與同陳獨秀的接觸，成了他與共產黨結緣的轉折點。

        毛澤東於1919年12月18日到達北京，向總統府、國務院呈文，向各界宣傳，揭露張敬堯禍湘罪惡。他與正在向馬克思主義者急進的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密切聯繫，開始較系統地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說︰「在我第二次遊北京期間，我讀了許多關於俄國革命的書。我熱烈地搜尋一切能找到的中文的共產主義文獻，使我對馬克思主義建立起完全的信仰。」[65]

        被稱為中國信仰馬克思主義「第一人」的李大釗，當時也剛剛接受馬克思主義不久；陳獨秀則還處在由自由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過程中。毛澤東這時雖然在北京看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書，但還是「大雜燴」。早在1919年9月1日，即李大釗與胡適爭論「主義與問題」火熱的時候，毛澤東不是站在李大釗一邊，而是響應胡適「多研究問題」的號召，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寄給北京大學的鄧中夏，刊於10月23日的《北京大學日刊》。這個章程中所列的144項問題，是對胡適文章所提到的問題的具體展示。思路和主旨與胡適基本一致。可見毛對胡的思想和主張是認真研究、衷心擁護，不是隨便附和的。

        因此，這年12月，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後，還代表「新民學會」上書並拜訪胡適，爭取胡支持湖南的驅張運動。1920年1月5日胡適日記寫道︰「毛澤東來談湖南事。」更有甚者，毛澤東還請胡適設計了在湖南具體落實胡適主張的方案。胡適1951年5月16–17日日記回憶︰「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66]毛澤東在當時給朋友信中稱︰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辦一個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裏實行共產的生活。」[67]——從他在信中的敍述來看，這個自修大學，實際上是他在北京和上海參加過的「工讀互助團」那樣的組織。所以，毛澤東承認：「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68]

        把毛澤東從思想「大雜燴」中導引出來、只信仰馬克思主義一家的主要導師是陳獨秀。可能他在北京看的馬克思主義文獻由於其他各種思想的干擾，印象不深，到上海與陳獨秀交談後，才加深了認識，所以，他甚至說是陳獨秀最早告訴他「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69]如果毛澤東從北京直接回(湖)南，不是經過上海與陳獨秀見面的話，必如傅斯年、羅家倫那樣成為一個實驗主義信徒。那麼不僅毛澤東的歷史要全部改寫，中國的歷史也要全部改寫了。

        1920年5月5日，毛澤東到達上海。一方面是為一些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送行，一方面進一步宣傳湖南驅張運動。由於利用北洋軍閥內部直、皖兩系矛盾打擊張敬堯取得成功，張倒台在即，這時已進入到驅張以後怎麼辦的討論。毛澤東提出了「湖南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國」、「和北京政府脫離關係」的政治主張。他帶着這個與胡適交談過的同樣的話題拜訪陳獨秀，與陳作了一次長談。

        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了我們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70]

        接着，毛澤東又讀了三本上述陳獨秀組織翻譯出版的關於馬克思主義基礎知識的書《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他說︰「這三本書特別深地銘記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71]

        毛澤東這裏所說的讀三本書與思想轉折時間的回憶，與實際情況有出入。因為陳獨秀組織翻譯的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到1920年8月才出版（陳望道譯，陳獨秀、李漢俊校對），而其他兩本書第二年才出版。因此，他如果是果真讀了這三本書，才「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不能說「1920年夏天……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人的思想轉變不可能從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舊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舊思想。舊思想的離去和新思想的確立，需要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兩種思想還會長期共存。這種「大雜燴」的現象，決不會從這年夏天起完全結束了。

        同時，毛澤東這時的思想方法又有自己的特點，不像陳獨秀與胡適那樣，各趨極端，而是善於汲取各種思想主張的長處，為我所用。就在毛澤東與陳交談後離開上海回到湖南後，他還是念念不忘胡適，不忘胡適為他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學章程。在他回到湖南後，立即給胡適一信表示︰「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72]隨後，毛澤東一面奉陳獨秀的教導，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籌建湖南共產黨和青年團；一面又奉胡適的指引，辦湖南自修大學。1921年8月16日，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同時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9月，自修大學開學，原船山學社社長賀民範為校長，毛澤東任教務長。不過，這時的自修大學，由於北京、上海「工讀互助團」的相繼失敗，更由於陳獨秀給了他更大的影響，它不再是實行胡適的實驗主義工讀互助團，而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為共產黨培養幹部的學校了。

        毛澤東7月離開上海，但至今沒有資料說明他參加了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的醞釀工作。只是表明他與陳獨秀關係相當密切，並且從此開始，在陳的指導下，在湖南進行建團建黨工作。據當時長沙毛最親近的朋友張文亮日記記載︰9月10日晚上，即毛澤東從上海回來後兩個月，毛澤東與張在長沙第一師範談話，次日，張就給陳獨秀發信，要求介紹俄國情況，並寄些書報來。[73]原來，毛澤東回長沙後，就學新青年社，籌備文化書社。在籌備過程中，資金嚴重困難。毛澤東就向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求助，後者立即響應。在與書社正式約定進行出版物交易的11家出版社中，陳獨秀為它作「信用介紹，免去押金」的有新青年社、亞東圖書館、群益書社等好幾家。據毛澤東起草的開業後一個月的營業報告統計，在已經銷售的書刊雜誌中，已成為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理論機關刊物的《新青年》和指導工人運動的《勞動界》（週刊）最受歡迎，銷量最多。半年後統計，這兩種刊物分別售出2,000冊和5,000冊。這樣大的銷售量，當時全國是少有的。

        說明這時毛澤東與陳獨秀關係密切的，莫過於陳獨秀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直接指導毛澤東在湖南建黨。當時湖南建黨是在原有的新民學會基礎上進行的。而這時的新民學會受空想社會主義的「工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較深，連毛澤東也不例外。所以，「一大」前，湖南的工作主要是建團，還未進入到建黨階段。陳獨秀上海發起組11月創辦的《共產黨》月刊，宣傳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批判無政府主義，給了毛澤東很大的幫助。當時受毛澤東委託在長沙進行建團工作的張文亮的日記，生動地記載了1920年11、12月陳獨秀與毛澤東在這項工作上的親密關係︰

        11月17日，接澤東一信，送來青年團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並實行社會改造，約我星期日上午去會他，並託我尋覓真同志。

        11月21日，會見毛澤東（在通俗館），云不日將赴醴陵考察教育，並囑此時青年團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從緩，不可急進。

        12月2日，澤東來時，他說，青年團等仲甫來時再開成立會，可分兩步進行︰一、研究，二、實行，並囑我多找真同志。

        12月16日，（正是陳獨秀動身去廣州的前一天，未去長沙參加青年團成立會——引者）澤東來此。青年團將於下周開成立會。

        12月27日，澤東送來《共產黨》九本。

        有了《共產黨》這個思想武器，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澤東就在文化書社，約集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召開新年大會。會議主題是「改造中國與世界」採取何種方法？從何入手？毛澤東首先介紹了旅法會友提出的五種方法︰一是社會主義政策，二是社會民主主義，三是激烈方法共產主義（列寧主義），四是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五是無政府主義。毛澤東表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74]與會者各抒己見，熱烈討論達兩個小時，最後表決，毛澤東、何叔衡等12人贊成第三種，二人贊成第二種，一人贊成第四種，三人未定。

        同樣的過程也在旅法的新民學會會友中進行着。蔡和森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組織共產黨的主張。但是，由於會友中無政府主義勢力強大，他的主張一時得不到多數人的擁護。他把這種情況分別寫信給陳獨秀和毛澤東。陳把他的信發表在《新青年》上，並答信表示支持。毛澤東也覆信重申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性，批判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的觀點。關於建黨步驟，毛澤東明確告訴他︰「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還特別說明「宣言即仲甫所為」。《共產黨》在當時是秘密刊物，「宣言」即創刊詞「短言」並未署名。此信表明當時毛澤東與陳獨秀關係之深。

        陳獨秀十分支持毛澤東發展青年團的正確方針。這年春天，他在廣州還特地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在湖南大大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共「一大」後，湖南得以順利地建黨。

新文化運動陣營分裂

        李大釗、陳獨秀先後轉向馬克思主義，《新青年》編輯部和新文化運動陣營隨之發生分裂。這是近代思想界第二次大分裂。第一次是1898年戊戌運動失敗後，孫中山革命派與康梁改良派的分裂。

        新文化運動發生後，中國思想文化界爆發了新舊之爭和東西文化之爭，陳獨秀是這兩場論戰中一方的領袖和先鋒。1919年6月11日，他被捕後，又發生了第三場論戰「問題與主義之爭」。與以前不同的是，這次論戰發生在新文化運動內部，而且陳獨秀因在獄中未能參加。

        1919年《新青年》採取輪流編輯制，陳獨秀仍是總負責。5月，李大釗主編的第6卷第5號為「馬克思主義專號」（因故推到9月才出版），集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及蘇維埃制度，引起胡適的不滿。陳獨秀入獄後，李大釗也避難出京。胡適於是接辦《每週評論》。從此，該刊改為鼓吹實驗主義改良哲學的輿論陣地，第26號還取消了原刊頭，代以「杜威演講錄」。7月20日出版的第31號便發表了胡適的挑戰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胡的文章表面上是把問題與主義對立起來，要求大家都拋開主義，只注意眼前一個一個的實際問題；實際上主張以實驗主義為指導實行改良。這是他改良主義政治態度的首次聲明，對於胡適一生思想轉變也是一個標誌。李大釗則立即作出回應《再論問題與主義》予以反駁。緊接着，胡適連續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75]他指責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養成「階級的仇恨心」，「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歷史上演出許多不須有的慘劇。」

        胡適說，當時，正是爭論正在激烈時，京師警廳總監吳炳湘把胡找去，「他勸我不要辦《每週評論》了，要辦報，可以另起報名。我答應了。此事就算完了。」[76]8月30日北京警察廳下令查封《每週評論》。31日出版的刊有《四論》的《每週評論》成了終刊號。十幾天後陳獨秀出獄時，這場論戰已經終止。於是，陳獨秀對這場論戰的態度，就成了一個謎。其實，從陳當時的文章、演說和對他深切瞭解的李大釗、胡適的評論看，這個謎還是可以解開的︰開始是「中立偏胡」，然後「偏李批胡」。

        在這場論戰前，即5月份，美國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來華講學，由胡適陪同巡迴作報告，對中國學術界產生很大影響。陳獨秀雖不似胡適那樣成為其信徒，但在文章中時有讚賞之言，說明他對實驗主義是贊成的。當時的知識分子都拿達爾文的進化論作革新的思想武器，杜威的實驗哲學也是建立在此進化論基礎上的。所以，陳獨秀接受起來很容易。

　　1919年杜威訪華時合影。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愛麗絲,杜威；後排左起:胡適,蔣夢麟,陶行知,張作平

        不過，陳獨秀一直是激進的革命派，與主張「根本解決」的李大釗心心相通。早在胡適在中國和美國學校形成改良主義思想時，陳獨秀就已拋棄康梁改良派，在腥風血雨中培育起從根本上推翻舊制度的暴力革命觀。這裏就埋下他必然與胡適分裂的根源。所以，一旦陳獨秀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階級鬥爭的革命道路之時，也就成為他告別胡適之日。十幾年後，胡適為此而感嘆道︰「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陶孟和——引者）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77]

        陳獨秀寫了一篇《主義與努力》的短文，對這場「主義與問題」的爭論作了一個總結，主要觀點如下︰

       我們行船時，一須定方向，二須努力。不努力自然達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將要走到何處去？

       我看見有許多青年只是把主義掛在口上，不去做實際的努力，因此我曾說︰「我們改造社會是要在實際上把他的弊病一點一滴一樁一件一層一層漸漸的消滅去，不是用一個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夠叫他立時消滅的。」又曾說︰「無論在何制度之下，人類底幸福，社會底文明，都是一點一滴地努力創造出來的，不是像魔術師畫符一般制度改了，對文明和幸福就會從天上落下來。」這些話本是專為空談主義不去努力實行的人而發的。

       但現在有班妄人誤會了我的意思，主張辦實事，不要談甚麼主義甚麼制度。主義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後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我敢說，改造社會和行船一樣，定方向與努力二者缺一不可。[78]

        這篇短文，概括了當時思想界的兩大弊病，既反對了「空談主義不去努力」的傾向，又反對了「不談主義盲目努力」的傾向。同時明確表示擁護李大釗的觀點（他的行船方向論是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中的觀點），批判了胡適的思想。

        陳獨秀與胡適必然分手的另一個深刻的原由是新文化運動要不要談政治，即要不要與政治相結合。已如前述，在這個問題上，二人原來是默契的，都認為中國衰弱的主要根源是國民愚昧落後，而這是舊文化毒害的結果，因此救亡應該從改造舊文化的新文化運動着手。所以，陳獨秀在胡適加入《新青年》編輯部時，同意「不談政治」的約定。

        但是，陳獨秀與胡適二人的性格如同火與冰，完全不同。陳是疾惡如仇、激情澎湃，胡則是理智冷靜到幾乎到「冷血」的程度。面對國家危亡的危機，胡認為知識分子除了讀書和研究學問以及文學改革之外，甚麼救國運動、革命鬥爭，都不應該進行。1915年他在美國留學時，日本繼侵佔我國山東後又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留學生皆極憤慨，紛紛集會抗議，甚至有準備回國參加對日作戰者。3月1日綺色佳城的留學生集會，商議反對日本的進行辦法。胡適不僅不與會，還寫一便條稱︰「吾輩遠去祖國，愛莫能助，紛擾無益於實際，徒亂求學之心。電函交馳，何裨國難？不如以鎮靜處之。」此條在會上一讀，大家都嗤之以鼻。連他的好友任鴻雋也怪他的「不爭主義」。[79]

        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發生後，陳獨秀堅決要談政治，於是創辦了《每週評論》。在某種意義上，這份周報是陳與胡第一次分裂（新文化運動要不要談政治）的產物。當時由於發生了巴黎和會和五四運動，胡適被運動熱潮所裹挾，沒有像1915年那樣對抗，但他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宣傳杜威實驗主義哲學上，並因此而與李大釗發生了主義與問題的論戰。現在，陳獨秀既然站到了李的一邊，接受馬克思主義，二人的分裂——新文化運動的分裂終於不可避免了。

        1919年10月5日，陳獨秀瞭解李、胡之爭後，在寓所召開《新青年》編輯部會議，試圖彌合裂縫。會前胡適對沈尹默等人說︰「《新青年》由我一個人來編。」反對大家輪流編輯，意在獨霸編輯權。魯迅則說︰「也不要你一人編，《新青年》是仲甫帶來的，現在仍舊還給仲甫，讓仲甫一人去編吧！」[80]於是，會議決定，《新青年》自7卷1號起，仍由陳獨秀一人主編。1920年2月，陳獨秀去上海時，就將其帶到上海。

        魯迅所以提出這個主意，顯然不是隨意一想，而是出於他對陳、胡二人的認識——陳獨秀待人的真誠品格給了他太深的影響。後來他說︰「假如將韜略比做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竪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那門是開着的，裏面幾把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適之先生卻是緊緊的關着門，門上粘一條小紙︰『內無武器，請勿疑慮』。」[81]由此看來，魯迅對《新青年》給胡適辦是不放心的，而對陳獨秀卻一百個放心。應該說，魯迅對二人的認識真是入木三分。

        但是，由於陳獨秀到上海後全面轉向馬克思主義，並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新青年》也隨着完全「赤化」。5月出版的第7卷第6號是「勞動節專號」，第8卷第1號起又變成共產黨的機關報。陳獨秀估計到北京同人必有異議，就在吸收陳望道參加編輯部後，4月26日即「勞動節專號」出版前，致函李大釗、胡適等12人，徵求《新青年》今後怎麼辦。他提出︰是否繼續出版？編輯人問題︰（一）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二）由京一人擔任；（三）由弟在滬擔任。[82]此舉顯然沒有抓住問題的癥結——思想分歧。因此北京的成員都沒有表態。實際上，胡適等人對撰稿開始怠工。

        但是，如上述，第6號編輯好後，由於出版商群益書社在「定價與登（廣）告」問題上，與陳獨秀多次發生衝突，5月7日，陳獨秀又給胡適和李大釗發去一信，催促北京對辦《新青年》的意見，並告與群益老闆的衝突，甚至說︰「一日之間我和群益兩次衝突。這種商人既想發橫財又怕風波，實在難與共事。」為此，他又提出兩個新的辦法︰「《新青年》或停刊，或獨立，改歸京辦，或在滬由我設法接辦（我打算招股辦一書局），兄等意見如何，請速速賜知。」，「我因以上各種原因，非自己發起一個書局不可，章程我已擬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請兄等切力助其成，免得我們讀書人日後受資本家的壓制。」[83]

        此信發出後，又發生一件事︰因「五四運動」一周年來臨，京滬等地一些學生，以抗議「山東問題」而舉行罷課集會等活動。胡適、蔣夢麟於5月4日在報上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規勸學生安心讀書。結果有人在上海的《正報》上發了一篇罵胡適的文章。陳獨秀乘機，在上信四天後的5月11日，又在胡適等北京諸人沒有回信的情況下，把此報寄給胡適，並附信說︰「群益對於《新青年》的態度，我們自己不能辦，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難堪；我們認真自己妥辦，他又不肯放手，究竟應如何處置，請速速告我以方針。」信中還第一次附和胡適對學生運動的主張，認為當時形勢不該輕易發動學生運動，所以表示對《正報》的罵胡文章「看了只有發笑；上海學生會，受這種人的唆使，幹毫無意識的事，犧牲了數百萬學生的寶貴時間，實在可憎之至，倘數處教會學校果然因此停辦，便更是可憎了」；並熱情建議胡適「邀同教職員請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單獨開課，不上課的學生大可請他走路，因為這種無意識的學生，留校也沒有好結果。政府的強權我們固然應當反抗，社會群眾的無意識舉動我們也應當反抗。」[84]

        半個月內，陳獨秀連給胡適三封信，說明陳獨秀真是一個硬漢子，同時又很重感情，如初交時那樣的確對胡適的才華特別欣賞，而且與他在新文化運動中與保守勢力激烈鬥爭與創新亢奮中結成的情誼，難以忘懷。

        胡適終於被深深打動，立即回了「快信」，並在6月14日追加一信，擔心經費問題，勸其不要獨立招股辦《新青年》。陳獨秀在19日，回信胡適，表示了堅決招股獨立辦刊的四條理由︰

       （1）「新青年社」簡直是一個報社的名子，不便招股。

       （2）《新青年》越短期，越沒有辦法。單是八卷一號也非有發行所不可，墊付印刷紙張費，也怕有八百元不可，試問此數從那裏來？

       （3）若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資本，印刷費從何處來？著作者協濟辦法，只好將稿費算入股東；此事我誓必一意執行，成敗聽之。

       （4）若招不着股本，最大的失敗，不過我花費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其初若不招點股開創起來，全靠我們窮書生協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信的末尾，具體解釋了陳與群益衝突的原因，加強了他執意獨立辦刊的決心︰我對於群益不滿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為六號報定價，他主張非六角不可，經我爭持，才定了五角；同時因為怕風潮又要撤銷廣告，我自然大發窮氣。衝突後他便表示不能接辦的態度，我如何能才（再）將就他，那麼萬萬做不到的。群益欺負我們的事，十張紙也寫不完。[85]

        但是，獨立自辦《新青年》，談何容易！不僅有經費缺乏，還有稿荒問題。胡適等北京諸人由於陳「一意孤行」，也只好靜觀待變，不供稿，待塵埃落定再說。陳獨秀又焦急起來，原來打算與一家叫「興文社」的出版商合作，因群益的反對也只好取消。5月25日陳又致函胡適解決辦法︰「群益不許我們將《新青年》給別人出版，勢非獨立不可。我打算興文社即成立，也和《新青年》社分立，惟發行所合租一處（初一二號只好不租發行所，就在弟寓發行），較為節省。如此八卷一號的稿子，請吾兄通知同人從速寄下，以便付印。此時打算少印一點（若印五千，只需四百餘元，不知北京方面能籌得否；倘不足此數，能有一半，我在此再設法），好在有紙版隨時可以重印。吾兄及孟和兄雖都有一篇文章在此，但都是演說稿，能再做一篇否？因為初獨立自辦，材料只當加好萬不可減壞。」

        信中的約稿，除了胡適的一篇演說稿和陶孟和夫人的一篇譯稿已經收到外，還提到張申府的譯稿、守常的文章和周作人、魯迅兄弟的小說，要胡適「分別催來」。[86]

        就這樣，以6期為1卷的《新青年》，自5月1日出滿七卷後，由於改為自辦和胡適等北京同人不供稿，作為月刊的它，停了三期。而恰恰這三個月中，陳獨秀完成了由文化救亡到政治救亡的轉變，由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轉變，並由醞釀建立共產黨到正式成立中共上海發起組。因此辦刊的經費和稿源的問題也總算解決了。因為，自八卷一號開始，《新青年》成了發起組的理論機關報，經費自然由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支付了，而撰稿和編輯的基本力量也逐漸被發起組的成員所取代。對胡適等北京同人的繼續怠工，滿懷希望和熱情的陳獨秀也漸漸失望了。這可以從7月2日陳獨秀給高一涵的信中看出︰

       《新青年》八卷一號，到下月一號非出版不可，請告適之、洛聲二兄，速將存款及文稿寄來。

       興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投股的事，請你特別出點力才好。適之兄曾極力反對招外股，至今《新青年》編輯同人無一文寄來，可見我招股的辦法，未曾想錯。文稿除孟和夫人一篇外，都不曾寄來，長久如此，《新青年》便要無形取消了，奈何！[87]

        有意思的是，這封信用的信紙，上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印刷體口號，下有「勞工神聖社制」的標記。這與文中提到的「興文社」一起，似乎是一種人為的動作，在於掩飾俄國人維經斯基出資辦雜誌的真相。因為，若讓胡適等人知道《新青年》現在在拿盧布「自辦」，那陳獨秀還有何臉面做人。

　　維經斯基，原名格裏格裏・納烏莫維奇・札爾欣，在華期間化名吳廷康，筆名魏琴、衛金等。俄國人。是共產國際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人

        直到此時，陳獨秀還想最後爭取胡適等人。8月2日，8卷1號的稿子湊齊時，他又致函胡適，望其為2號供稿，並點題說︰「我近來覺得中國人的思想是萬國虛無主義——原有的老子說、印度空觀、歐洲形而上學及無政府主義——底總匯，世界無比。《新青年》以後應該對此病根下總攻擊。這攻擊老子學說及形而上學的司令非請吾兄擔任不可。」[88]

        當時在思想上，無政府主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對手。鑒於胡適反對空談的「主義」中，包括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陳獨秀想引導胡只反無政府主義而保護馬克思主義，使胡成為反無政府主義的同盟軍。可謂用心良苦，但卻是對牛彈琴。胡適不予理睬，繼續怠工。陶孟和則寫信給陳獨秀和胡適，提議辦一日報，以《新青年》的「重要分子」為主體，多請外間專門家撰稿。主張以「穩健」為妥。初擬辦法為︰（一）專門問題請專門家擔任。（二）終年不停刊。（三）社論等皆署名。（四）無「法律編輯」，由同人中之一人立案負責。（五）擴張通信一欄，取為輿論之參考。（六）同人除必不得已外，暫不支薪。[89]

        此議顯然有取代《新青年》之意，無論就私（陳獨秀個人）還是就公（上海發起組），陳獨秀都不可能答應，故而未見陳有何答復。而由於北京同人的繼續怠工，他不得不正式吸收上海發起組成員加入編輯部。12月1日《新青年》8卷4號出版後，寫信給北京同人報告現在編輯部新加入沈雁冰、李達、李漢俊，主要編輯工作仍由陳望道負責，並告他不久將南下廣州。

        但這時陳獨秀還想維持與北京同人的聯繫，甚至不惜遷就他們的意見。12月16日赴廣州工作前再次致函胡適、高一涵，說︰「《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變內容，以後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作文章不可。近幾冊內容稍稍與前不同，京中同人來文太少也是一個原因。」「南方頗傳適之兄與孟和兄與研究系接近，且有惡評……我盼望諸君宜注意此事。」[90]

        這一下如捅了馬蜂窩，在北京同人中引起強烈反響。胡適接到1日的信後就要大家傳閱，並提示《新青年》已不准郵寄；接到16日信後，他更是火冒三丈，回信答辯與研究系首領梁啟超等近年思想見解一直相左，責怪陳獨秀竟然相信謠傳。

        但是，陳獨秀還不知北京以上的反應，就在1920年12月21日廣州致函高一涵與胡適，報告17日從上海動身，昨天到廣州，「此間倘能辦事，需人才極多，請二兄早為留意，一涵兄能南來否？弟頗希望孟和兄能來此辦師範，孟和兄能來此辦工科大學，請適之兄向顧、陶二君一商……我十分盼望杜威先生能派一人來實驗他的新教育法，此事也請適之兄商之杜威先生」。[91]

        顯然，這時陳獨秀認為《新青年》的事，對胡適等北京同人已經沒有甚麼可說了，而由於應廣東省長陳炯明聘請到廣州來辦教育，就專力思考廣東的教育建設了。殊不知，北京同人對此根本不感興趣，反而對辦《新青年》事，如上述的陳獨秀那樣，十分熱心起來了。所以，陳獨秀的這封信，有點「對牛彈琴」。

        與此同時，北京同人開會討論《新青年》辦法，陶孟和以英文名“Turexy”給胡適一紙條，贊成第三種辦法「停辦」《新青年》，並勸胡不要為陳獨秀說的他倆與研究系接近的話而生氣︰「仲甫本是一個鹵莽的人，他所說那甚麼研究系底話，我以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們兩人別為了這誤會而傷了幾年來朋友底感情。你以為然否？」但此紙條又在紙邊輕蔑地補充說道︰「廣東、上海，本來是一班浮浪淺薄的滑頭底世界。國民黨和研究系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父（應是『仲甫』，原文如此——引者）本是老同盟會出身，自然容易和國民黨人接近，一和他們接近，則冤枉別人為研究系的論調，就不知不覺地出來了。」[92]

        1921年1月3日，胡適把各人意見歸納起來復函陳獨秀，解決《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的辦法有三︰（一）聽任《新青年》流為一種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雜誌。（二）移北京，並發表聲明「不談政治」。（三）停辦（此為陶孟和提出）。此信發出後，魯迅並代表周作人聲明，三個辦法都可以，「而第二辦法更順當」，宣言「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胡適再次致函陳，強調移北京有兩種辦法︰不發表宣言或發表宣言不談政治。[93]

        很顯然，這是對陳獨秀的最後通牒。前兩種都是意味着分裂，第三種是瓦解，而陳獨秀還想維持。所以，他接信後很生氣，1月9日，立即回復，並異乎尋常地寫了致適之、一涵、慰慈（張祖訓）、守常、孟和、豫才（魯迅）、啟明（周作人）、撫五（王星拱）、玄同九人信，對「不談政治」極為不滿，認為「另辦一雜誌」的主張是「反對他本人」，聲明胡若另起爐灶，「此事與《新青年》無關」，逐條答復了三種辦法︰

       第三條辦法 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續出弟為之甚難；且官廳禁寄，吾輩仍有他法寄出與之奮鬥，銷數並不減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張如此辦法的理由何在？閱適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張停刊的並沒有多少人，此層可不成問題。

       第二條辦法 弟雖離滬，卻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絕對不贊成。第二條辦法，因為我們不是無政府黨人，便沒有理由可以宣言不談政治。

       第一條辦法 諸君盡可為之，此事於《新青年》無關，更不必商之於弟。若以為別辦一雜誌更無力再為《新青年》做文章，此層亦請諸君自決。弟甚希望諸君中仍有幾位能繼續為《新青年》做點文章，因為反對弟本人，便牽連到《新青年》雜誌，似乎不大好。[94]

        但陳獨秀還是想維持北京同人，所以在信後又附言︰「前擬用同人名義發起新青年社，此時官廳對新青年社頗忌惡，諸君都在北京似不便出名，此層如何辦法，乞示知。」

        胡見信後頗感委屈，認為「獨秀答書頗多誤解」，「我並不反對他個人，亦不反對《新青年》」。因陳生氣，他出於多年來對陳的真誠情誼和尊敬，以及他的寬宏胸懷，表示很願意取消「宣言不談政治之說」，取消「另辦一雜誌」的主張，單提出「移北京編輯」一法，並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他並抱怨《新青年》「此時在素不相識的人手裏」，「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即蘇維埃俄羅斯——引者）的漢譯本」。

        這裏，胡適再次表明他之所以仍堅持《新青年》的文化運動方向，堅持哲學文學的內容，主要矛頭還是指向馬克思主義和蘇維埃，反對《新青年》落到陳望道等上海共產黨人手中而成為共產黨的機關報。於是，北京同人又開會表決。1月26日，胡適整理表決結果︰

        贊成移北京編輯者︰慰慈（張祖訓）、一涵、守常（李大釗）；

        贊成北京編輯，但不必強求，可任它分裂成兩個雜誌，也不必爭《新青年》這個名目︰豫才（魯迅）、啟明（周作人）、玄同；

        贊成移北京，如實不能則停辦，萬不可分為兩個雜誌，致破壞《新青年》之團結︰撫五（王星拱）、孟和。[95]

        當時錢玄同比較厚道，力挽新文化陣營分裂，他致函胡適，懇切地說︰《新青年》的「停辦之說，我無論如何，是絕對不贊成的，而且是我們不應該說的。因為《新青年》的結合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結合，不是辦公司的結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盡可以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別人家不辦。換言之，即《新青年》若全體變為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甚至於說這是陳獨秀、陳望道、李漢俊、袁振英等幾個人的私產，我們也大可說陳獨秀等辦了一個『勞農化』的雜誌，叫做《新青年》，我們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斷不可能要求他們停板。」[96]

        實際上，當時北京諸人不可能讓上海的《新青年》停辦。至此，新文化陣營終於四分五裂。陳獨秀只得接受這個現實。1921年2月15日，他致函胡適︰「現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粵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問題了。你們另外辦一個報，我十分贊成。……但我卻沒有工夫幫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作文章。」同時，他又致函周氏兄弟︰「《新青年》風浪想必先生已知道了，此時除移粵出版，無他法。北京同人料無人肯做文章，唯求助於你們兩位。」[97]

        至此，《新青年》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地位才完全確立起來。《新青年》由一個文化刊物變成一個政治刊物，意味着從1915年開始的中國近代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正式結束。此後的文化改革、文藝改革、文學革命、文字改革、教育改革等，雖然從未中斷過，但作為一種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運動，特別是對於長期生活在封建主義社會中的中國人民至關重要的民主主義啟蒙運動，的確是結束了。在這個過程中，胡適曾企圖挽回，提出過重整新文化運動的綱領︰「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98]但是，一是胡適這時還遠沒有陳獨秀那樣的人望；二是更重要的，由於巴黎和會和蘇俄對華宣言這一反一正事件撞擊性慣性的推動，這時歷史潮流，西方民主主義潮流衰落長達30–40年之久，而馬克思主義潮流磅礴而來，任何個人也難以阻擋。

與胡適分道揚鑣，友誼長存

        陳獨秀與胡適的思想矛盾沒有解決。由於二人在新文化運動中結下了深厚的友情，於是，二人以後的關係發展，呈現出一條奇特的軌跡︰政治思想上不斷爭吵，個人生活和某些工作上互相關心和幫助。

        在雙方分裂，北京同人實際上已經退出《新青年》編輯部一年以後，陳獨秀還是把他們視為編輯部成員，每期出版，照樣寄送。1921年9月5日，陳獨秀給胡適一短信說︰「《新青年》已寄編輯部諸生百本到守常兄示轉交（他那裏使用人多些，便於分送）。除我開示贈送的七十本外，尚餘卅本，兄與守常兄商量示置」。信中還建議胡適或任叔永（鴻雋）任安徽省教育廳長，認為「皖教廳事，非你和叔永不會以全體贊成」。[99]

        由於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胡適對陳獨秀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共產黨總是耿耿於懷。經過約一年多的醞釀，他終於在1922年5月創辦起「另一刊物」——《努力》週刊。他也不遵守「不談政治」的諾言了，邀集蔡元培、湯爾和、梁漱溟、李大釗、陶孟和、高一涵等共16人簽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要求建立一個「好政府」，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實行計劃政治的政府。同時對南北統一、裁兵、裁官、改革選舉制度等問題提出具體意見。這是胡適要求改良政治的第一個具體綱領。[100]

　　胡適創辦的《努力》週刊

        接着，1923年1月，又因蔡元培辭職事件，陳、胡發生爭執。當時蔡因反對反動政客彭允彝出任教育總長，「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請辭北大校長。北大師生掀起一個驅彭挽蔡運動。這個運動本來是反對北洋政府的正義行為，應該同情和支持，但陳獨秀卻評論說︰「正告蔡校長及一般國民︰革命的事業必須建設在廣大民眾積極運動的力量上面，依賴少數人消極的拆台政策來打倒惡濁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

        此論確是過左，是唯我獨左的「革命萬能論」的表現，而且左得可愛又可笑。所以引起胡適過度反應，著文反駁︰「自從袁世凱以來，政府專用金錢來收買政客，十年的功夫，遂使豬仔遍於國中，而『志士』一個名詞竟久已不見經傳了！新文化，學生運動，安其那，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不可作豬仔之敲門磚！今天談安其那，明天不妨捧為政客；今天談共產主義，明天不妨作教育次長（指陳於1921年上半年曾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引者）！在這個豬仔世界裏，民眾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靠，還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為要做人而有所不為的精神。」[101]

        8月以後，二人又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短兵相接。當時發生了以張君勱等人為一方與丁文江等人為另一方的這場論戰。前者宣揚「自由意志」和孔孟的內心修養，認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後者則鼓吹科學萬能，科學能解決人生觀問題，但他們又認為人的感覺也是物質，即物質並非客觀存在，而是「覺官感觸的集合」。胡適在為這場論戰的論文集寫序時，支援後者，並明確批判陳獨秀的唯物史觀，說「唯物（經濟）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相信知識言論教育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

        陳獨秀也為該論文集寫序，答覆胡適，指出︰「唯物史觀並不是不重視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現象之存在，惟只承認他們都是經濟的基礎上面之建築物，而非基礎之本身」，是「一元論」，而非「多元論」。然後指出「適之果堅持物的原因外，當有心的原因……，像這樣明白主張心物二元論，張君勱必然大搖大擺的來向適之拱手道謝！」胡適則說︰「仲甫的答書，近於強辯，末段竟是誣人，使我失望。」[102]由此看到，二人矛盾，由信仰、政治領域，深入到世界觀。不僅如此，爭論之激烈，有時還大失學者風度，發展到人身攻擊。

        1924年9月，在紀念辛丑條約23周年時，陳獨秀曾撰文，改變過去徹底否定義和團的觀點，肯定其反帝的意義，「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悲壯的序幕。」[103]胡適立即攻擊說︰「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罵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現在也大出力頌揚拳匪了！」「這真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我們只好叫他訟棍的行為！」[104]——其實胡適攻擊和譏諷的恰恰是陳獨秀知錯必改、追求進步的精神。因為不管怎麼說，義和團運動的反帝性質是抹殺不了的。而胡適的矛頭所向，卻是借題發揮攻擊共產黨。

        1925年，胡適參加段祺瑞皖系政府的「善後會議」，被社會上譏笑為軍閥分贓的幫凶。北大一院的厠所牆上甚至有學生的咒罵，說其「賣身於段賊」，「擁戴段祺瑞為父」。陳獨秀聽到此事後，2月5日致函適之表示支持，但囑要「卓然自立」，一改前次反對蔡元培「不合作主義」的態度︰「現在有出席善後會議資格的人，消極鳴高，自然比同流合污者稍勝，然終以加入奮鬥為上乘（弟曾反對孑民先生不合作主義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後會議，可嘗試一下，社會上頗有人反對，弟卻以兄出席為然。但這裏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兄在此會議席上，必須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國近代大著作家胡適的身份才好。」[105]但他對胡與章士釗合辦報紙，效力政府的傳說，卻竭力表示反對，言詞激昂。

        胡適接信後，10日回信，責怪陳聽信關於胡適與章士釗合辦報紙之謠言。陳在23日接讀後，立即回復，表示「十分喜慰。前函措詞冒昧，特此謝罪。惟此次來函說『一時的不愉快』，此語雖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或不免有點逆耳的嫌疑罷，一笑」；「既無此事，我們真喜不可言。」《申報》、《新聞報》、《北京新聞》譏胡為段祺瑞的留聲機，列在準安福系，「我們固然不能相信這是事實，然而適之兄！你的老朋友見了此等新聞，怎不難受！」「我並不反對你參加善後會議，也不疑心你有甚麼私利私圖，所以這些話都不必道及」；「你在會議中總要有幾次為國為人民說話，無論可行與否，終要嘗試一下，才能夠表示你參加會議的確和別人不同，只準備『看出會議式的解決何以失敗的內幕』，還太不夠……」[106]

        可見，陳獨秀對胡適，在政治上還是關心的。但是，胡適卻認為自己已經成熟，在政治原則問題上，不需要陳的瞎操心，而且認為二人根本上走的是兩條路，非但毋用關照，而且要鬥爭到底。

        於是，兩人除了利用自己掌握的輿論陣地進行論戰之外，有時相聚還當面爭吵。例如對於中國近代衰弱之原因，胡適始終不承認帝國主義侵略的罪惡，只怪中國人民愚昧落後。1925年11月，他到上海治痔，住在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家。陳獨秀知道後很高興。汪的侄兒汪原放回憶說︰「這位總書記有時會在夜間悄悄地來看望這位『五四』時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見面，總是以兩人激烈的爭吵而告終。一個講社會主義好，另一個講資本主義好；一個講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講實用主義，各不相讓。」有一天，又爭起來，陳獨秀說︰「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一下子站起來，氣急敗壞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篤篤敲着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接着，他又強忍怒氣說︰「仲甫，我有事，你坐罷！」下樓去了。陳獨秀氣呼呼坐了好一會，也走了。但過不了幾天，陳獨秀會再來，重新挑起一場爭論。[107]

        這年12月，二人因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又發生爭吵。《晨報》是梁啟超研究系為背景的報紙，當時站在安福派一邊，對學生在「五卅」運動中的「過激」行動有所批評。11月29日，因北洋政府解散女師大及拖欠教師薪金問題，再次觸發學潮，數千民眾在天安門舉行遊行，要求段祺瑞下台。部分群眾遊行到宣武門，燒毀了《晨報》館。當時有人出來指責學生行動是「不守紀律、無意識、非真正民意」。陳獨秀又站在共產黨的左傾立場上為學生行動辯護，指出像五四時期學生火燒趙家樓那樣，不能這樣「抹殺」「北京市民運動」。[108]

        胡適即寫信批評陳的意見，主張︰「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表示︰「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上主張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主張一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的眼界……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109]

        很遺憾，中國以後的社會發展，應驗了胡適的這個擔心。當然，胡適的思想方法也有缺點。他也只譴責一面，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八國聯軍的暴行，沒有看到他譴責過「殘忍」和「慘酷」；對於李大釗、陳獨秀等宣傳馬克思主義，他也沒有表示「容忍」。如今對於群眾的革命行動，他卻如此嚴厲譴責，大聲疾呼，可見他的立場是很鮮明的。這就加大了他與共產黨、與群眾運動的對立情緒。

        以上種種，充分說明了陳獨秀與胡適之間矛盾衝突的性質和廣泛深刻的程度。奇怪的是，儘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如此對立，友誼卻始終維持着。古道熱腸，這表明他們都繼承了中國士大夫的一種傳統美德︰思想分歧不影響個人情誼，諍友比一般的朋友更可貴。例如，1921年10月和1922年9月，陳獨秀兩次因《新青年》「過激」、「違禁」刊物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時，胡適都積極奔走營救，請蔡元培和外長顧維鈞直接與法方交涉，並不因思想分歧而坐視不管，更不因《新青年》「赤化」而幸災樂禍。1932年10月，陳獨秀被國民政府逮捕。胡適雖是親國民黨的上層人士，還是參加了營救，為陳聘請辯護律師。陳坐牢後，胡經常去看望他，送物，送書，關心其生活，並為出版陳的文字學著作而奔走。1937年8月，為提前釋放陳獨秀，胡適也出了力。這時，國共（包括陳獨秀領導的托派）是你存我亡的敵我關係。陳還一直被視為「共黨首領」，國民黨以萬金懸賞通緝。胡適並不因黨派之見而落井下石。

        陳獨秀也是如此。中共成立後，與陳望道不靠胡適辦《新青年》的情緒相反，陳仍向胡約稿。甚至1924年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出「反對泰戈爾專號」時，也請胡適寫一篇短文，胡適雖然表示怠慢，但有時也會應付一下，在《努力》創刊前，給了幾篇詩作和一篇《國語文法的研究》。後者分兩次連載在《新青年》1921年7、8月份出版的第9卷第3、4號的第一篇。共產黨的機關刊物，把這類稿子放在首位，可見陳為爭取胡之用心之良苦。後來陳還求胡為張申府找工作，為蔡和森、瞿秋白向商務印書館推薦出版書籍等。

        1932年10月10日，聞胡適外訪回國，他還致函胡適，拜託兩件事︰一，求為李季翻譯馬氏巨著《資本論》籌措生活費。因為譯此書「所用時間必須很長，非有可靠生活費，無法擺脫別的譯稿而集中力量於此巨著」，並建議胡商之於「庚子賠款的翻譯機關」，稱讚說︰「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馬氏經濟學知識以及任事頂真，在現時的中國，能勝任此工作者，無出其右」；求胡適把他存於胡處的拼音文字草案，「希望商務（印書館）能早日付印，免得將原稿失去，且可了結兄等對商務的一種懸案；並且我還癡想在這椿事上弄幾文錢，可不必是實際的錢，而是想一部百衲本的二十四史。」然後寫了一句戲言︰「兄回到野蠻而又不野蠻的祖國，一登陸便遇着我給你這兩個難題，使你更加不愉快，實在抱歉得很。」[110]

        此信後五天，陳獨秀被帝國主義的租界巡捕房逮捕，並引渡給國民政府囚禁。又求胡適提供獄中研究用書和紙筆等；甚至再次要求幫助解決李季翻譯出版《資本論》，幫助出版他的《中國文字拼音草案》，並認為中國字實在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礙，新制拼音文字，實為當務之急；「甚至望先生（胡適——引者）能夠拿出當年提倡白話文的勇氣，登高一呼！」又勸胡從著不從政，[111]真是殷殷切切，一往情深。

        1933年11月，陳獨秀在南京獄中，胡適匆匆過寧而未能「奉看」。陳知道後十分生氣，致函汪原放表示要與胡適絕交︰「不錯。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間即和一班達官貴人拜會吃酒，已經夠忙了。」「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也。我和他僅僅友誼關係，其他一切不必談。他現在既不以友誼態度待我，不過舊朋友當中又失了一個，如此而已。」[112]

        這時的陳獨秀怪可憐的，有點剃頭挑子一頭熱的味道。但不久，又心血來潮，要作太平天國史研究，得知羅爾綱有一部書稿交亞東圖書館，借來閱後頗讚賞。因當時羅正從學胡適，他便要汪原放轉告胡適，要請羅到南京來談一談。把自己的身份和坐牢，全然不當一回事。胡適得知後笑對羅說︰「仲甫是有政治偏見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國，還是讓爾綱研究吧！」[113]胡適的意思顯而易見，認為陳獨秀必然會與毛澤東一樣，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觀點研究「太平天國」，必然是無條件地歌頌落後的農民起義，從而推動歷史倒退。就這樣，二人這種奇特的友誼，一直維持到1942年陳獨秀逝世。

        實際上，這種奇特的友誼，除了中國士大夫階層傳統的古道熱腸之外，是20世紀20–40年代中國歷史時代的產物，是社會主義者與民主自由主義者在認識和改造世界問題上，世界觀與方法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現象的反映。在對待北洋和國民政府反動獨裁統治上，二者都有不滿而嚮往民主，這是相同的，但陳主張徹底革命，胡主張批評改良。在救亡問題上，二人都是愛國主義者，但陳先強調克服國民落後性，後強調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胡則譴責國民落後性，放過帝國主義的侵略。自然，「七七事變」後，面對祖國淪亡的危機，愛國主義又把二人聯繫起來。

        陳獨秀晚年，重新估價西方民主主義推動人類文明進化史的價值，寫下了不少文章和書信，逝世後，被他的學生何之瑜編為《陳獨秀最後論文與書信》一書，地下集資印刷。胡適閱後大喜，將其改名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與書信）》，推薦給出版社公開出版，[114]並寫序指出︰陳獨秀的這些獨立見解「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他「從苦痛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這時，倆人二十多年的分道揚鑣，又在思想上達到了一致。

　　油畫《七七事變》

在廣東的教育改革和建黨活動

        作為中國思想界和政治界迅速升起的一顆明星，陳獨秀引起中國各階層的關注。粵軍司令陳炯明當時追隨孫中山，在孫的大力支持下，於1920年10月驅逐桂系軍閥，進駐廣州。11月，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護法政府，與北京政府對立。孫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省長。

        陳炯明一上任，即電邀陳獨秀去粵主持教育，提倡新思想，發展新文化。[115]陳獨秀提出三條件︰「（一）教育獨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廣東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撥充教育經費。（三）行政措施，與教育所提倡之學說作同一趨勢。」陳炯明表示同意，擬廢教育廳，設教育委員會，聘其為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主持全省教育，並保證以全省歲入十分之一以上為教育經費，無論如何，決不短發。[116]

        接着，陳獨秀致函各地黨支部，徵求意見。李大釗等人復函支持陳赴粵︰一、可以將新文化和社會主義新思潮廣泛地帶到廣東去。二、可以在那裏發動共產主義組織。12月17日，陳獨秀偕袁振英登輪船赴粵。行前，把共產黨書記職務交給李漢俊（1921年2月由李達代理），《共產黨》月刊主編交由李達擔任，《新青年》交由陳望道主編。可能原打算走陸路，所以有毛澤東的長沙「青年團等仲甫來再開成立會」的說法。

        12月下旬，陳獨秀的輪船中途停泊香港。李義寶、林昌熾、張仁道三位青年慕名登船拜訪，並帶來他們編的《真善美》刊物。陳看後備加讚許，鼓勵他們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深入鑽研革命理論。三人欣然接受，後來，他們成為香港青年團和共產黨創始人。[117]

        29日，陳獨秀抵達廣州，輿論十分關注，《廣東群報》刊出了歡迎文章和陳獨秀的大幅照片。遺憾的是，不久被陳獨秀看好的國民黨骨幹朱執信，這時在聯絡民軍驅逐桂系軍閥時，在虎門遇害。朱執信在日本留學時，參與孫中山同盟會的創建，此後一直追隨孫中山革命。特別在五四運動後，創辦《建設》雜誌，與陳獨秀《新青年》一起，傳播、介紹馬克思主義，給陳獨秀很深刻的印象。為此，在1921年1月23日廣州各界舉行追悼大會時，陳獨秀特意送了一副挽聯，寄託哀思，並給朱很高的評價︰

        失一執信，得一廣東，得不償失

       生為人敬，死為人思，死猶如生[118]

        陳獨秀對國民黨人作如此高的評價，這是一個特例。

        陳獨秀這次赴任廣州，主要做了兩件事︰重建廣東共產黨，推行教育改革，並且使二者互為利用，互相推動。

        已如前述及新公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表明，廣東的建黨工作比較特殊而複雜。早在維經斯基到上海與陳獨秀等醞釀建黨同時，他的兩名工作人員米諾爾和別斯林，也由李大釗推薦北京大學的粵籍學生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陪同來到廣州，介紹給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梁冰弦等人。他們成立了共產國際領導的「廣州革命局」，並建立了俄國通訊社，成立廣州「共產黨」和青年團，創辦《勞動者》工人刊物。但這個共產黨的執行委員會中，除了兩個俄國人之外，7個成員全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工人中有一定的影響，《勞動者》印數達到三千份，並有兩個工人組織，每個組織各有四、五十人。[119]但是，他們在工人中卻宣傳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和工團主義。傳統黨史把這個《勞動者》與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的《勞動界》並列說成是共產黨的工人刊物，其實風馬牛不相及。

        與此同時，三位在北京大學做過陳獨秀學生的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在1920暑期畢業回粵後，分別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公立政法學校任教。在接受陳獨秀關於在廣州建黨任務後，他們經常深入學生，爭取影響了楊匏安、阮嘯仙、劉爾崧等一批青年。他們因與無政府主義者觀點不同，拒絕參加無政府主義的黨團組織。這年8月首先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120]10月，他們又在陳炯明的贊助下，創辦了一份宣傳新文化的報紙——《廣東群報》。陳獨秀在該報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敬告廣州青年》的文章。但是，由於工人中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較大，他們只在學生中活動。而且在他們的團組織中也有不少無政府主義者，包括區聲白。

        據這個材料和當時「共產黨」中七個無政府主義者之一劉石心的回憶說明，陳獨秀到粵時，廣州沒有真正的共產黨。所以，維經斯基及兩個俄國人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廣州建立了共產黨是不對的。陳獨秀到粵後，就以譚平山等人組織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為基礎，依據馬克思主義的「集權主義」，即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原則進行建黨工作。陳對譚平山等人說︰「到廣東後，聽了你們的介紹，也從別的朋友中瞭解到一些情況，我曾有這樣的設想︰現在孫中山、陳炯明在廣東已經建立了政府，正是開展民眾運動的最好機會。但是領導民眾運動，個人的領導是比不上組織的領導的，就是一個小團體也擔負不起領導民眾運動的歷史重任，為使廣東民眾運動獲得更大的發展，必須建立一個領導組織。」「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產主義集團組織，名稱就叫『共產黨』。我的意見，廣東也應該建立一個共產黨組織，去擔負起領導民眾運動的任務。」[121]譚平山等人表示贊同。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1921年春，成立了共產黨。黨員開始有9人，包括陳獨秀。米諾爾和別斯林兩個俄國人也轉了過來。最初的書記是陳獨秀，不久改為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分任組織和宣傳。隨後整頓青年團，清除無政府主義者。

        廣東共產黨建立後，陳獨秀就把廣東教育工作與黨的工作——主要是推廣新文化和宣傳馬克思主義與黨的工作結合起來。為此他制訂了一個龐大的改革教育計劃︰

       一、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學教育、幼稚園等，分期使其絕對普及。

       二、成年教育——即實習教育及社會教育。凡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劇場、影戲、音樂、一般宣傳、特殊宣傳皆屬之。

       三、專門教育——以工業教育為主，除高等專門及大學工科而外，以設甲種工業學校普及乙種工業學校為目的。[122]

        同時，又提出了《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組織法》，制定了教育經費年表等，並且把這些改革措施，多納入廣東共產黨的工作之中。主要有︰

        創辦宣傳員養成所︰在經費核算表中，養成所的經費30萬，為最大項。陳獨秀說創辦該所的宗旨是「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造就將來開展群眾工作的幹部」。實際上是要把它辦成一所廣東省共產黨的黨校。該所學員從社會青年中招收，每期五六十人，畢業後不少成為廣東黨、團組織骨幹。養成所由陳獨秀去後成立的廣東共產黨宣傳部領導，陳獨秀在北京大學時的學生陳公博為校長，陳獨秀有時也到校講課。

        開辦工人夜校︰陳獨秀認為「機器工人比較進步」，先試辦機器工人夜校，參加者有100多人，接着，幫助理髮工人成立工會，開辦夜校，發展會員千餘人。陳獨秀利用這一措施，實際上是幫助廣東黨組織開展工人運動。他尤其注重在機器工人、海員工人和鐵路工人中的工作。

        首創中學男女同校︰首先在省立一中實行男女同校，遭到汪精衛及守舊派勢力的反對。鬥爭結果，3月23日，省教育委員會議決開放女校。

        此外，陳獨秀還創辦了注音字母教導團、俄語學校、籌建西南大學、市民大學、編譯局、通俗圖書館、幼稚園等，還從上海調來沈玄廬創辦《勞動與婦女》雜誌。並且在所有這些工作中，都注意與黨的工作結合起來。

　　沈玄盧，原名宗傳,字叔言。1921年曾與譚平山創辦共產主義小組，編輯《勞動與婦女》

        從上述陳獨秀在廣東進行的教育改革實踐看，他是比較注重於中國教育的實際，不是盲目照搬西方，同時又實行社會教育，即不是單純的學校教育，而是重視一切教育機構和工具（這是與他自己自學成才的經歷分不開的），並使社會各階層都能受到教育，使社會多數人特別是下層勞動民眾受教育，而不是只為少數人服務——所有這些，都使歷來被少數人壟斷、只為少數人服務的貴族式傳統教育觀念，受到猛烈的衝擊，從而在廣東掀起一層層波瀾。

        陳獨秀是一個天生的而且是執着的社會變革家，是一個永遠的革命者，因此他到那裏就在那裏引發「地震」，在安徽是如此，在北京是如此，現在到廣東也是如此。他把自己在廣州的住所取名為「看雲樓」。其實，他不只是觀看風雲，而是倒海翻江。

        當時一篇文章指出︰「現在廣東的空氣，都充滿着反對陳獨秀的聲音。反對陳獨秀大概有八派︰一、省議會；二、教育界的一部分人物；三、一班政客；四、資本家；五、孔教徒；六、一般守舊派；七、基督教徒；八、少數自號無政府黨者。」[123]1921年3月中，他們首先策動廣東省高等師範學校舊派教職員反對省長關於該校由國立改為省立的決定。但他們卻集矢於陳獨秀一人，呈文省長︰若任令陳獨秀「操縱廣東教育之權，廣東教育前途，必不堪問。……如不收回成命，必全體辭職。」[124]同時，他們還挑動廣東高師的學生反對陳獨秀，在省議會中提出驅陳議案誣指他主張「討父」，「仇孝」，「公妻」，「婦女國有」，甚至「百善淫為首，萬惡孝為先」。

        國民黨內反對孫中山的政學系在其上海的機關報《中華新報》上公開造謠，攻擊陳提倡「廢德仇孝」、「禽獸學說」。溫宗堯所操縱的廣肇公所甚至以同樣的論調致電政府當局，對陳採取措施。北京《晨報》記者石龍因在廣東謀取第二小學校長被陳獨秀「嚴詞拒絕」，也與夏重民等造謠說陳計劃改組編輯部，收取《晨報》社，「歸陳獨秀個人主持」。[125]

        對此，陳獨秀和袁振英、陳公博等人，利用《廣東群報》、上海《民國日報》等陣地，進行了回擊。陳獨秀發表《闢謠——告政學會諸人》，奉勸政學會「不必如此倒行逆施」，應取「磊落光明的態度」。[126]《民國日報》發表《廣州特約通信——辟誣衊陳獨秀主張討父公妻的謠言》，指出了這些謠言的來龍去脈。文末附記者訪問（陳獨秀）記。陳獨秀對討父、公妻謠言覺得「又好氣，又好笑」，「稍有常識的人，必不相信」。[127]

        謠言腳短，本來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當時的廣東社會畢竟還是反動和保守勢力佔優勢的社會，決不允許陳獨秀的活動繼續擴大下去，所以，他們掀起了這一個從封建頑固派到極左的無政府派聯合起來的反陳運動，一時鬧得十分囂張，以至一直支持陳獨秀的陳炯明也動搖起來。在一次宴會上，他問陳獨秀︰「外間傳聞你組織甚麼『討父團』，真有此事嗎？」陳獨秀則正正經經地回答︰「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也沒有，因為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128]

        陳獨秀後來講到他說這幾句話後的當場氣氛是︰「當時在座的人們，有的聽了我的話，呵呵大笑，有的睜大着眼睛看着我，仿佛不明白我說些甚麼，或者因為言語不通，或者以為答非所問。」

        實際的壓迫終降臨到陳的頭上。他的教育改革的實施開始遇到障礙，原來保證的權力和經費經常受到侵犯。例如，5月中旬，廉州中學校長辭職，本來應由教育委員長陳獨秀任命新校長，但欽廉善後處擅自決定由某人接任，越過陳獨秀而得到省署的同意。又如，為了籌辦大學預科，陳獨秀連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都未去參加，但預算出來，校址擇定，經費卻遲遲不給。至此，陳獨秀頓萌退志。但是，陳炯明還想挽留他，5月中旬甚至親到慰勉，說明經費延撥等之原因，表示自己興學之決心，聲明無論經費如何困難，總之對於已批准之預算案，刻日飭廳撥交，以開辦編譯局、宣講所、第一師範，籌備西南大學等。[129]於是，陳獨秀又勉強在廣東耽了三個月。

        國民黨內有些人見陳炯明如此倚重陳獨秀，頗有醋意。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總編葉楚傖一直把廣東教育發展的成績歸功於汪精衛（廣東教育會會長）、胡漢民（孫中山大總統府總參議）和廣州市教育局長許崇清。7月28日，葉在《民國日報》頭條發表重要言論——《告反對陳獨秀的旅滬粵人》，一面為陳獨秀闢謠，一面卻說︰「陳獨秀在廣東，是教育行政委員會裏的一個委員；他所做的事，是全體委員所決定要做的事。平心而論，廣東教育無論發展到怎樣，不應歸功於陳獨秀一人。因為這是陳省長和教育行政委員會及一般熱心教育家合做出來的成績，不許陳獨秀據為己有的。」「陳獨秀不配做偶像。」

        陳獨秀清楚，葉文並非是一個人的態度，而代表了國民黨多數政要的觀點。對此，自己就難以容忍了，恰巧這時中共「一大」選舉他為中央局書記，連電催促回滬主持全黨工作。於是，8月17日，致電在廣西前線討伐桂系軍閥陸榮廷的陳炯明，堅決請辭。陳炯明還是不放，而且誠意感人，24日覆電︰「仍望以教育為重。當風獨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為要。至於一切障礙，我當能為委員會掃除之」，並在其辭呈上批示︰「該委員長貞固有為，夙深倚重，所請辭職，應毋議云。」[130]實際上，陳炯明是為了在即將到來的與國民黨正統派的較量中利用一下陳獨秀及其在廣東的力量，雖然當時不知道陳獨秀已是共產黨的領袖。

        陳獨秀終於在1921年9月11日不待陳炯明批准，請假離粵。在廣東進行的教育改革事業自然也就隨着他的離去而停止，但在當地留下的變革的精神和培養的革命種子，在以後的革命運動和社會發展中，將會發生深遠的影響。

[1]《胡適手稿》，第9卷（下），卷三（台北︰胡適紀念館，1970），頁545–550。

[2]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

[3]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未刊手稿，在1945年後為鄭超麟寫「陳獨秀傳」而寫，所以在1952年12月22日夜鄭被捕時，此稿亦被抄沒。現藏中央檔案館；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頁16，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

[4]《新青年》，第7卷，第2號；《民國日報》，1920年3月25日。

[5]〈褚葆衡來信與答書〉，《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1日。

[6]陳獨秀：〈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新青年》，第3卷，第2號，1917年4月1日。

[7]兩篇演說均發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1月15日）。

[8]陳獨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1月15日。

[9]陳獨秀︰〈保守主義與侵略主義〉，《新青年》，第7卷，第2號，1920年1月1日。

[10]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11]高瑞泉編選︰《向着新的理想社會——李大釗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頁228。

[12]河文載《晨報副刊》，1919年5月5日；福著由同文館1913年出版。

[13]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冊)（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分店，1981），頁149。

[14]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新青年》，第9卷，第3號，1921年7月1日。

[15]陳獨秀：〈談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

[16]陳獨秀：〈談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

[17]〈答柯慶施〉，《新青年》，第8卷，第3號，1920年11月1日。

[18]〈陳獨秀恢復自由〉，《申報》，1919年9月17日。

[19]《國民新報》，1920年2月12日。

[20]《漢口新聞報》，1920年2月9日。

[21]京師警察廳檔案︰〈京師警察廳中一區警察署1920年2月10、11日記錄〉，北京檔案館藏；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頁186。高一涵在《李大釗同志護送陳獨秀出險》一文中說陳在武漢回京前，他們就得到警察要逮捕陳的消息，所以就同李大釗商議派人先到車站把陳接到王星拱家，暫避一時，再設法送他離開北京。此說與胡適所說不一，本文取胡之說。

[22]〈陳獨秀君過滬之講話〉，《民國日報》，1920年2月23日。

[23]《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年4月1日。

[24]〈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7。

[25]石川楨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91；任武雄︰〈試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問題的破題〉，《黨史研究與教學》，第3期（2007）。

[26]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5月24日。

[27]1920年2月13日（即陳獨秀從天津到上海途中）高一涵還從日本寫信給胡適和陳獨秀，此信原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

[28]武昌《中央副刊》，第60號，1927年5月23日。

[29]前文刊全國政協編，《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後文刊《五四運動回憶錄》（續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30]轉引自馬模貞等編︰《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98。

[31]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一大」前後》（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77。

[32]《「一大」前後》（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483。

[33]梁冰弦︰〈解放別錄〉，北京師範大學馬列主義研究所編︰《黨史學刊》，試刊第1期（1980）。

[34]〈關於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機構和工作問題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俄羅斯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與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會聯合編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56、57。以下簡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

[35]〈越飛給吳佩孚將軍的信〉（1922年8月於北京），《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99。

[36]〈劉江給俄共（布）阿穆爾州委的報告〉（1920年10月5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4。

[37]〈外交人民委員部通報〉（1921年3月15日），李玉貞譯︰《孫中山與共產國際》（台北：台灣中央研究院，1996），頁132–133。

[38]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維連斯基︰〈關於在東亞各國人民中的工作情況的簡要報告〉（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0。

[3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50。

[4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39。

[41]〈維經斯基給某人的信〉（1920年6月於上海），《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28–29。

[42]周佛海︰〈扶桑笈影溯當年〉，《古今》半月刊，第19期（1943年3月）。

[43]《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1–42。

[4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29、31、33、35。這套檔案資料的編者註釋說7月19日的會議就是維經斯基計劃中7月初要召開的各城市革命者的「聯合代表會議」，顯然是搞錯了。這兩個會議是兩回事。後者根本沒有條件召開。

[45]陳獨秀：〈真的工人團體〉，《勞動界》，第2冊，1920年8月22日。

[46]《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34。

[47]《龔德柏回憶錄》（台北︰龍文出版社，1989），頁58。

[48]〈俞秀松烈士日記〉，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籌）編︰《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1輯（上海︰開明出版社，1992），頁297。

[49]陳獨秀：〈對於時局的我見〉，《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

[50]張申府︰〈建黨初期的一些情況〉，1979年9月17日，《「一大」前後》（二），頁220。

[51]〈宣言〉的中文載《「一大」前後》第1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5。

[52]《遠東人民》（俄文，蘇聯伊爾庫茨克發行），第3期，1921年8月。

[53]俄文列印稿，藏於當時的莫斯科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中央黨檔案館所收的「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遠東局」的檔中，內容與上述《遠東人民》上所刊幾乎完全相同。

[54]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55]《晨報》，1922年4月4日。

[56]張申府談話記錄（1961年1月27日），《趙世炎烈士資料彙編》（油印資料，上冊），頁110；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7]王漁︰〈「北李南陳，兩大星辰」之說源於何處〉，唐寶林主編︰《簡報》（《陳獨秀研究動態》續刊）2003年7、8合刊，頁942。

[5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28、31、35、38–42。

[59]施存統︰〈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一大」前後》（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35。

[60]陳公培︰〈回憶黨的發起組和赴法勤工儉學等情況〉，《「一大」前後》（二），頁564。

[61]參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材料》（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51、103–104。

[62]《俞秀松日記》複印本，上海中共「一大」紀念館藏，是安志潔1991年建黨70周年時贈送該館的。

[63]《申報》，1920年5月29、31日。

[64]《上海夥友》，1920年10月17日。

[65]斯諾︰《西行漫記》（大連︰復社出版社，1948），頁134。

[66]《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7冊（台北︰遠東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該書無頁碼，按日記日期先後排行，即日期就是頁碼。

[67]〈毛澤東給周世釗的信〉（1920年3月14日），《新民學會文獻彙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頁23。

[68]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27。

[69]〈「七大」工作方針〉（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報》，1981年7月17日。

[70]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27。

[71]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27。

[72]毛澤東致胡適的明信片（1920年7月9日）（手稿原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

[73]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頁148）。

[74]〈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2號，《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23。

[75]二文分別載《每週評論》，第36號，1919年8月18日；第37號，1919年8月19日。

[76]〈胡適鈔湯爾和日記並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288。

[77]《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282。

[78]《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1日。

[79]《胡適留學日記》（三），頁570。

[80]〈周作人日記〉（1919年10月5日），《新文學史料》，第3期（1983）；《周作人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338；《沈尹默訪問記》（1980年5月5日，林仲樹記錄），未刊稿。

[81]魯迅︰〈憶劉半農君〉，《魯迅全集》，第6卷，頁75。

[82]《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90。

[83]《陳獨秀致適之、守常信》，1920年5月7日。國家文物局收藏。此信及本書註為「國家文物局收藏」的11封陳獨秀致胡適等人的信和二封錢玄同、Turexy致胡適的信，直到2009年5月才由國家文物局從在美國的胡適的兒媳婦手中徵集到，並請筆者鑒定。因為筆者手中有236件/封陳獨秀親筆信及詩、文、字聯等原件影印件、複印件和照片，其中僅親筆信就有196封。對照筆跡、內容、簽名等各種特點，可以斷定，這11封信確為真品，而且在大陸從未公開過，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文物價值。

[84]《陳獨秀致適之信》，1920年5月11日。國家文物局收藏。

[85]《陳獨秀致適之信》，1920年5月19日，國家文物局收藏。

[86]《陳獨秀致適之信》，1920年5月25日，國家文物局收藏。粗體字「從速」，原稿為加圈。

[87]《陳獨秀致一涵信》，1920年7月2日，國家文物局收藏。

[88]同註88。

[89]陶孟和致陳獨秀、胡適的信（1920年8月17日）（手稿原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

[90]張靜廬編註：〈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7。

[91]《陳獨秀致一涵、適之信》，1920年12月21日，國家文物局收藏。

[92]《Turexy致適之的紙條》，國家文物局收藏。沒有日期，應是1920年12月下旬所寫。英文名為陶孟和，根據陳獨秀16日的信和胡適下一封1921年1月3日的信所提第三種辦法「此為陶孟和提出」。筆者斷其為紙條，不是信紮，因為一不是書信格式，而且沒有日期，用紙也是小紙片。

[93]張靜廬編註：〈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8。

[94]《陳獨秀致〈新青年〉北京同人適之等九人信》，1921年1月9日，國家文物局收藏。

[95]張靜廬編註：〈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11。

[96]《錢玄同致故適的信》手稿原件（1921年1月29日），北京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藏。

[97]張靜廬編註：〈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12。

[98]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

[99]《陳獨秀致一涵、適之信》，1921年9月5日，手稿原件，國家文物局收藏。

[100]李大釗應胡適之請在這個宣言上簽名，原因是複雜的。學術界的分析有以下說法︰一、出於胡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在當時反封建主義鬥爭中是一個應該爭取的對象；二、這個「好人政府」的改良主義綱領在當時是進步的；三、當時李大釗對贊成「好人政府」主張的直系將領吳佩孚存有幻想；四、當時李正奉共產國際之命，爭取吳佩孚親蘇護共；而且李領導的北方工人運動，也需要爭取吳佩孚的保護；五、胡適夜裏寫好這份政治主張的初稿，首先想到打電話與李大釗商量，說明他對李的信賴。李為人寬容厚道，希望保持與蔡元培、胡適等人的友誼，不致因拒絕簽名而損害。陳獨秀隨後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批評了這個主張。李大釗積極擁護，大力宣傳，並提供給胡適等人，用實際行動改正了自己的錯誤。

[101]胡適︰〈蔡元培是消極嗎〉，《努力》，第40號，1923年2月4日，頁1。

[102]陳、胡二人的序皆載《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7）。

[103]陳獨秀︰〈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嚮導》，第81期，1924年9月3日。

[104]胡適︰〈努力的問題〉，《晨報副刊》，1924年9月12日。

[105]《陳獨秀致適之信》，1925年2月5日，國家文物局收藏。

[106]《陳獨秀致適之信》，1925年2月23日，國家文物局收藏。

[107]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學林出版社，1983），頁95。

[108]〈工賊替安福派說話〉，《嚮導》，第138期，1925年12月10日。

[109]《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355–357。

[110]《陳獨秀致適之信》，1932年10月10日，國家文物局收藏。

[111]〈陳獨秀致胡適信〉，1932年12月1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143。

[112]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頁170。

[113]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50。

[114]廣州自由中國出版社，1949年6月出版。

[115]《民國日報》，1920年11月13日。

[116]《民國日報》，1920年12月12、18日；《時事新聞》，12月31日。

[117]梁復然︰〈廣東黨的組織成立前後的一些情況〉，《「一大」前後》（二），頁446–447。

[118]〈挽朱執信聯〉，安慶市陳獨秀學術研究會編註︰《陳獨秀詩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182。

[11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33。〈廣州共產黨的報告〉（1921年），《「一大」前後》（三），頁10。

[120]譚平山︰〈在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會上的答詞〉（1922年3月14日），《青年週刊》，第4號（1922年3月22日）。

[121]譚天度︰〈回首往事話當年〉，《廣州黨史資料》第1期（1980）。

[122]《民國日報》，1920年12月24日、1921年1月1日。

[123]《廣東群報》，1921年3月17日。

[124]〈廣東教育界新舊兩派之爭鬥〉，《晨報》，1921年3月24日。

[125]《廣東群報》，1921年3月3、18日。

[126]《廣東群報》，1921年3月18日。

[127]《民國日報》，1921年3月21日。

[128]《宇宙風》，第51期，1937年11月11日。

[129]《廣東群報》，1921年5月16日；《晨報》1921年5月24日。

[130]《廣東群報》，1921年9月13日。

五   主持中共初創時期的工作（1921–1923）

黨魁的特殊心態

        1921年6月，上海中共發起組代理負責人李漢俊、李達在國際代表馬林催促下向各地黨組織發出通知：派兩名代表到上海來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自然，最要緊是催促在廣州的陳獨秀回滬主持「一大」，為此還寄去了200元路費。結果，陳決定不去，而指派陳公博、包惠僧出席。理由是因兼大學預科校長，正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一走就不好辦了。陳讓包惠僧帶去致各代表的信，向大會提出四點意見︰

　　李達(1890～1966)，1921年起任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代書記

       1、慎重發展黨員，嚴格履行入黨手續，加強黨員教育，以保證黨的先進性和戰鬥力；

       2、實行民主集中制，既要講民主，又要集中；

       3、加強黨的組織紀律；

       4、目前主要工作是爭取群眾，為將來奪取政權作準備。[1]

       這四點意見，正是陳獨秀當時與無政府主義者鬥爭堅持的立場，即：不能把黨建設成絕對民主和絕對自由化的沒有集中、沒有紀律、不爭取群眾奪取政權的無政府主義的黨。「一大」多數代表贊成陳的意見，在《黨綱》中寫進了「我黨採取蘇維埃的形式」以及對黨員的嚴格要求的規定。大會通過的《黨綱》，在黨的目標上，沿用了上一年陳起草的《共產黨》發刊詞和《宣言》的內容︰

       1、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

       2、採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目的——消滅階級；

       3、廢除資本家私有制，沒收一切生產資料，如機器、土地、廠房、半成品等，歸社會所有。

       此外還規定︰「堅決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斷絕一切關係」；「必須斷絕同反對我黨黨綱之任何黨派的關係」；「除為現行法律所迫或徵得黨的同意外，不得擔任政府官員或國會議員」。這就涉及對國民黨的關係。大會討論時，雖然有人以陳獨秀在廣東政府中做官為根據，提出異議，但多數代表確認了這樣的規定。

       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參加了「一大」。由於李漢俊、李達書生氣太重，不善於與各地方及國際聯絡，臨時決定由張國燾主持。當時黨員數量少，各地組織尚不健全，大會最後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委員會，先設立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

       陳獨秀缺席被選為領袖，創建共產黨過程中的特殊貢獻和崇高的威望再次得到確認，當時沒有第二個人能與他相比。馬林和尼柯爾斯基這時還並不認識陳獨秀。這年4月21日，1919年在中國從事地下工作的俄共黨員、1921年接任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的K. H. 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向莫斯科提供了一個絕密報告，稱陳獨秀是「中國的盧那察爾斯基」，「即天才的政治家和善於發動群眾的宣傳家」。[2]

       陳獨秀和李大釗雖然親手籌建了中國共產黨，但是，召開正式成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時，二人都因他務而沒有出席。如果二人知道這事將對中國今後的發展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他們也許不會這樣。其實，即使親自參加這次會議的十三位代表，當時也沒有太看重這個事件。1938年，毛澤東、董必武在延安，都忘了「一大」開會的具體日子。於是，只好由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將其宣佈為「7月1日」。這個日子就成為法定的「黨的生日」。直到1978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新先生受命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組織一批著名學者進行了詳細的考證，才確定「一大」的召開日期為1921年7月23日。

       來中國親自促成並實際主持「一大」的國際代表馬林，也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多麼重要。相反，他認為中共是一個「早產兒（1920年誕生，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是有人過早地製造出來的）」，[3]當時只能成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他說︰「1921年7月，各地方小組代表齊集上海，並決定建立共產黨，即共產國際支部，雖然建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會更好一些。」[4]這與上一年維經斯基幫助陳獨秀成立中共發起組時的重視度、迫切性和工作熱情，完全形成鮮明的對照。

       為甚麼是這樣？從新公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中反映出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在共產國際和聯共看來，中國共產黨誕生這個開天闢地的事件已經在1920年發生，第二年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且主要是中共內部的事，沒有作為共產國際日程上的重大事件對待。上述索科洛夫1921年4月21日的報告，充分反映了這一點。他是奉命到廣州去瞭解廣州政府情況的。顯然，這個工作比在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更重要。他說︰「我從上海動身前，中國共產黨人在積極籌備召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要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迄今黨的實際領導權還在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雜誌編輯部手裏。這個雜誌是由我們資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編是陳獨秀教授。」報告接着談到一個情況雖然並不正確，但卻反映了當時他們認為共產黨已經成立的認識。他說陳獨秀去年底去廣東，是根據共產黨與國民黨中央談判的結果，「陳獨秀被列為來自共產黨方面的未來廣州政府成員，將做同國民黨的聯合工作」。

       第二，也是最主要的，這時蘇俄對華工作的重點是放在首先爭取吳佩孚，其次爭取孫中山、陳炯明這些有實力的政治軍事集團身上。維經斯基的全部精力放在這上面，馬林來華工作的目標也在於此，而看不起力量弱小、還處於萌芽狀態的共產黨。

       馬林說︰「我被派往中國，是由於我參加了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沒有給我甚麼專門的指示。我僅有的事先準備就是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的討論提綱。之所以沒有其他指示是由於沒有甚麼指示可給，因為只有伊爾庫茨克局瞭解一些情況。伊爾庫茨克局全都是俄國人。它與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國使團有聯繫。中國承認赤塔遠東共和國政府的談判正在進行。赤塔的俄國人堅信，為開展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後來因聯吳失敗才轉向聯孫——引者），他們認為孫中山是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家。他們同意支持吳佩孚。伊爾庫茨克局只與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動僅僅受俄國在華北的利益支配。」[5]

       這裏所說的「伊爾庫茨克局」就是從中國回去後任書記的維經斯基領導的遠東局。馬林說︰「從伊爾庫茨克局我得到了第一份關於中國共產主義者的情報。從他們那裏我瞭解到中共與工人階級的聯繫很少。中共只有幾個分散的小組，到那時為止，真正的組織工作沒有做多少。」「維經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間，在陳獨秀同志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小組。……這個小組劃分為7–8個中心，在全國的人數也不過50–60人。通過勞動學校（工人俱樂部）開展工作，維經斯基同志離去了，那裏沒有經費，學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辦。」[6]

       所以，傳統觀點說共產國際派馬林來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這裏順便說一下傳統黨史中「關於共產主義小組」的提法。1920年6月上海成立的黨組織，開始稱「社會黨」，11月發表《中國共產黨宣言》和出版《共產黨》機關報以後，就正式定為「共產黨」。現在，從公佈的原始的共產國際關於幫助中國建黨的檔案和中國參加者（包括陳獨秀）的回憶文章中，都把「一大」前成立的組織稱為「共產黨」，各地組織都稱為「共產黨小組」或「共產黨支部」。雖然不太統一，但都稱「共產黨」。只有馬林1922年7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在提到香港海員罷工時，說了「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但是，1936年7月，陳潭秋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在《共產國際》月刊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文，把一大前成立的黨的地方組織統稱為「共產主義小組」。從此，中國學術界就把這種說法統一沿用下來，以區別一大前沒有成立黨組織，把一大定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唯一標誌。1999年，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為建國50周年獻禮推出《中國共產黨上海史》，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不再沿用「共產主義小組」的提法，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值得肯定。因為︰

       第一，從馬林提出這個「共產主義小組」或「在陳獨秀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小組」時的思想情緒來看，他明顯是要貶低「一大」前的黨組織。表面上看，1920年維經斯基回國後，上海共產黨的活動處於停頓狀態，實際上，上海及各地黨組織還是積極主動地做了大量的工作。馬林不願意視其為政黨，只視為「小組」，顯然是一種偏見。

       第二，馬林和陳潭秋的這個提法，所以在以後被中國統一沿用下來，是因為適應了1927年以後貶低、打擊陳獨秀，抬高、頌揚「一大」參加者毛澤東的需要。

       馬林在上述1922年7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我奉命赴上海，研究遠東各國的運動，與之建立聯繫並就共產國際是否需要和可能在遠東建立一個辦事處，做一些調查。」這個任務完全與去年維經斯基的任務相同，而且維經斯基出色地完成了這項工作。但是，現在好像又重新來過，去年在上海建立的以維連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維經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上海革命局」等都沒有了，只剩下「陳獨秀同志領導下的共產黨小組」。這說明當時俄共和共產國際對華工作的混亂。

       有人分析說，認識到中國來是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是尼柯爾斯基。此人早於馬林到上海，過去都說他是受赤色職工國際派遣來華的代表，但從荷蘭保存的馬林檔案和蘇聯有關的檔案表明，他是遠東書記處的代表，「是受維經斯基的派遣來華工作的，其任務之一就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統一組織」。[7]但是，持此觀點者接着提供的證明卻是推理性的。她說︰「尼柯爾斯基在4月動身來華時，接受職工國際委託，負責在中共一大上介紹剛剛成立的赤色職工國際，並協助開展工人運動。既然尼爾柯斯基負有在中共一大介紹赤色職工國際的任務，那就說明他負有成立中國共產黨全國性組織的使命。」

       按照這個中國學術界最新的權威觀點（主筆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人員）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由於尼柯爾斯基為了向中共介紹新成立的赤色職工國際而順便帶出來的。所以，馬林「並沒有十分看重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件事」，並承認︰「實際上，遠東書記處給他的指令是必須參加中國共產黨所有會議，而馬林只是局限於幫助他執行遠東書記處的任務。」[8]

       而馬林在第二年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抱怨說︰「實際上我只是名義上參加了書記處。我從未收到過伊爾庫茨克的任何文件。」他甚至明確說︰「我和尼柯爾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間，我只局限於幫助他執行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我從不獨自工作，以避免發生組織上的混亂。」[9]這再次證明馬林並不負有到中國來成立共產黨的使命。可是中國大陸學者，總是特別強調馬林是來幫助建立中共的，一般根本不提甚麼尼爾柯斯基。

       因此，當時的聯共中央、共產國際、馬林、陳獨秀、李大釗等，都不重視「一大建黨」這件事，陳、李甚至不參加，就很自然了。

       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思想佔相當優勢的情況下，陳獨秀不急於成立全國性的統一組織，更不急於發動革命運動。他對上海方面遵照共產國際代表的要求，先是再三催促他參加「一大」，隨後又催他趕快到上海主持黨中央工作，很不滿意。

       到廣州接陳回上海的包惠僧回憶說︰「關於黨怎麼搞法，他主張我們應該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們黨現在還沒有甚麼工作，要錢也沒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盡力而為，我們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當時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朱謙之經常在報上寫文章罵陳獨秀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所以陳獨秀堅決主張不要別人的錢。「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制於人。」[10]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尖銳而棘手的問題。這個反帝反軍閥的法寶（即外國列強的「幫辦」、「賣國賊」），陳獨秀當然是常用的，也知道它的利害。所以，他在建立共產黨後，與蘇俄及共產國際的關係，自然就十分敏感。當時他還分不清西方「殖民主義」與蘇俄宣揚的「國際主義」（實為「紅色殖民主義」）的區別，也不知道像中國這樣落後的大國，很難實行所謂「潔身自好」政策。

       正是這樣的心態，決定了他一開始領導共產黨的工作具有「慢慢來」的思想，與聯共和共產國際為了使俄羅斯蘇維埃政權迅速擺脫孤立無援狀態的「急迫」心態，格格不入，這裏就埋下了日後以他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與聯共、共產國際無窮矛盾與衝突的基因︰一邊是立足於中國革命的利益，一邊是立足於蘇俄的民族利益；一邊是根據中國的國情要慢慢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一邊是根據蘇俄的要求快快幹，恨不得一個早上就使中國革命成功，建立起一個與蘇聯友好甚至結盟的國家。

       陳獨秀對包惠僧說︰「國際代表（指維經斯基——引者）走了，上海難道就沒有事情做了？李漢俊急甚麼，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中國實現共產主義遙遠得很。……我們現在組織了黨，不要急，我們要學習，要進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觀事實。」

　　李漢俊（1890～1927），湖北潛江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

       在中國，從1915–1919年的啟蒙運動到1920–1921年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和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只有5、6年的時間。中國要在幾年時間裏走完西方150所經歷的思想、革命、社會變遷歷程，顯然會遇到許多西方和俄國沒有遇到過的問題。這是對陳獨秀等共產黨人嚴峻的考驗。社會的改造，不管是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等硬體，還是全體人民思想習俗，從封建主義變為共產主義，那是絕對不能在幾天、幾年、幾十年的時間內可以完成的。如包惠僧所說︰「陳獨秀主張各種思想爭鳴，自由發展，信仰自由，讓各種思想都暴露出來，由人民群眾評論誰是誰非。」[11]

       形勢強於人，陳獨秀就在這樣的思想狀態下，從廣州來到上海，正式擔負起中共中央局書記的角色，主持起中國共產黨最初年代的工作。

與馬林的僵局因被捕而轉變

       儘管陳獨秀上任時有「慢慢來」的思想，但幹起來一點也不消極。他要麼不幹，要幹就雷厲風行。

       在20世紀50年代聯共中央移交給中共中央的原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中，有一份用毛筆寫的《中央局通告》，落款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央局書記T. S. Chen」。[12]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共中央第一個工作文件，而且從蒼遒筆跡和署名來看，證明是陳獨秀親筆起草並簽發。這個文件表明，陳獨秀回上海後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就擔負起建立中共全國組織並領導全國革命的工作。

　　陳簽署的中共中央第一個工作計劃

       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他主要是為了處理兩個很麻煩的事件，排除了兩個重大的干擾︰

       第一件︰與馬林的衝突。馬林染上當時俄共和共產國際看不起中共的毛病，在工作中表現出不尊重中共中央的傲慢作風。馬林本來對陳獨秀不參加「一大」有意見，更對陳當上中央局書記後還遲遲不回上海主持工作很不滿意。他召集張國燾、李達、周佛海、包惠僧開會，指出陳獨秀當選中國共產黨書記，應該盡到責任，不能由別人代替，共產黨領導人不能在資產階級政府裏做官。於是決定派包惠僧到廣州把陳接回來。

       陳獨秀到上海後，發現在諸如中共與共產國際關係、與國民黨的關係、黨的建設和革命策略等一系列問題上，與馬林有着廣泛的分歧。於是在兩個具體事情上，爆發了衝突︰一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派來幫助建黨工作的正式代表尼科爾斯基根據指示，提出「黨的領導機關會議必須有他參加」，馬林向國際報告說︰「中國同志不同意這樣做，他們不願意有這種監護關係」；[13]二是馬林不徵求中共中央的意見，擅自密派張太雷赴日本聯絡社會主義者參加即將在俄國召開的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又稱「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三是張國燾與馬林商定，一大後成立的專門指導全國工人運動的機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和預算，決定接受共產國際的津貼，給工作人員發薪金。馬林認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就編入了第三國際，是國際的一個支部」，要受國際的領導和經濟援助，這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的需要，「你們承認與否沒有用」。[14]這種情況，再加上張國燾利用馬林與中國同志語言上的隔膜，封鎖中國同志，更造成馬林與中國同志之間的對立。李漢俊、李達等，都對馬林的傲慢態度和張國燾的附庸作風十分不滿。

       陳獨秀作為中國黨的領導人，自尊心更是受到極大傷害，斥責張國燾和馬林的觀點是「僱用革命」，強調︰「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15]還如上所說「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革命是我們自己的事，有人幫助固然好，沒有人幫助，我們還是要幹，靠別人拿錢來革命是要不得的。」[16]他當時介紹包惠僧到重慶師範學校去教書。包說當時陳主張同志們應從獨立生活的環境中去發動革命，不要以革命為職業。

       陳獨秀與馬林的關係鬧得很僵。二人談了三、四次，總談不攏。有一次，張太雷企圖調解二人關係，勸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中國不能例外。」不料，陳獨秀把桌子一拍說︰「各國革命有各國情況，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幹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幹，決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17]說完了拿起皮包出門就走。張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請他坐下來。陳不理，很氣憤地走了。

       於是，陳獨秀幾次拒絕馬林要與他會晤的要求，並要國際撤換馬林的代表職務。張國燾甚至認為「他在那裏籌謀撇開馬林，獨立進行工作的計劃」。馬林也對陳有絕望之感，挑動張國燾來領導共產黨。他向張表示︰「陳獨秀同志回來已經兩個多星期，拒絕和我會面，他的言論又簡直不像一個共產主義者，這樣如何可以負起書記的責任。你為何不丟開他，自己領導起來。」他甚至鼓勵張像列寧當年反對普列漢諾夫那樣，「反對他的老師」。[18]

       第二件，陳獨秀再次被捕。從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保存的系統的斯內夫利特（馬林）檔案表明︰至少從1920年12月起，荷蘭政府就知道馬林「特受莫斯科第三國際派遣去東方完成宣傳使命」，「進行革命煽動」，並通知馬林護照上允許經過的各國政府設法「阻止他得到簽證」；尤其得知他將來華的消息後，更「提請中國政府注意」，「務必不使之入境」。雖然這一切企圖都未得逞，但馬林在奧地利被驅逐、經義大利、新加坡來到上海的行程，都在各國警方及荷蘭駐華公使、英國駐華公使及荷蘭駐滬總領事的監視之中。[19]因此，在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現為興業路76號）召開的中共一大雖然採取了嚴密的保密措施，中途還是被偵探侵擾，最後一天通過各項決議和選舉，不得不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舉行。而陳獨秀回到上海後，由於與馬林接觸，也引起租界巡捕房的注意。由於廣州的反陳派大肆宣傳、造謠誣衊陳主張「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也引起了上海北洋當局的注意。於是上海密探也跟蹤起陳獨秀來。看到他與馬林相會，一位密探捕風捉影，竟然編出這樣的情報來︰

廣州見陳獨秀主張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等詞句，故極端反對。全省人民請求陳炯明省長將其驅逐出境。陳不得已避居瓊島。彼處人民亦不容留。萬分無法，遂即潛行來滬與在申一般無聊政客既第一第二兩屆議員相周旋。恰有俄之過激黨徒古立脫甫（即馬林原名「斯內夫利特」——引者）來至上海，正擬傳播該項主義無人與其接洽之際，陳獨秀遂往見焉，自稱為中國過激黨首領。古立脫甫歡迎之極，接洽妥協立撥鉅款交陳，請其酌派相當之人分赴各省積極煽惑一般勞動界為入手，然後漸及軍人，以蒙俄攻至張家口，北京必致動搖，屆時彼輩為全體一致起事之期。[20]

       可以說，這個密探的想像力相當的豐富。

       10月4日，陳獨秀在家中被捕，同時被捕的有妻子高君曼，黨員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並搜出《新青年》、《共產黨》、《勞動界》等刊物。在捕房登記時，陳獨秀用假名「王坦甫」，以為掩護。但是，接着去陳家拜訪的國民黨名人褚輔成（北京眾議院副議長、上海法學院院長）、邵力子被蹲守在那裏的暗探逮捕，帶到捕房，褚一見陳獨秀就拉着他的手說︰「仲甫，怎麼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帶到這兒來了！」於是，陳獨秀的身份暴露。褚、邵二人弄清身份後放了。陳獨秀即囑咐包惠僧等人，不可說出共產黨的實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以爭取陳一人在獄，其餘人先行獲釋。因為，被捕前陳曾接到馬林一封長信，談中共工作的。他怕落到巡捕手中，可能要判他七、八年徒刑。第二天審問時，法庭企圖追查共產黨的關係，認為其餘人是陳獨秀的黨徒。陳獨秀據理力爭，說他們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婦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負責，與客人無關。

       陳被捕，在報紙上披露後，全國又掀起營救浪潮，但起關鍵作用的卻是馬林。因案子發生在法租界，馬林立即利用西方法制，花很多錢聘請著名律師巴和出庭辯護，又找鋪保保釋，並打通會審公所的各個關節。26日，法國副領事宣判︰「搜獲書籍雖多，尚無激烈言論」。惟查出《新青年》因有「過激」文字，判罰一百元了案。[21]

　　1921年，陳獨秀被捕時化名「王坦甫」的獄證

       若如張國燾所說，馬林本來可以乘此機會除掉與他不合作的陳獨秀，扶持張國燾為中共領袖的。但不知是莫斯科還是馬林的原因，卻如此大力營救陳獨秀。因為正如上述陳獨秀是被俄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十分看重的，馬林是不能憑個人好惡捨棄或不予救助的。

       由於在這次營救中，馬林出了大力，陳獨秀本是一個重感情、重實際的人，從開展黨的工作的實際出發，與馬林和解。於是，二人「和諧地會談了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適當解決」。從此，中共接受國際領導和經濟援助（據陳次年6月30日報告︰已收到「國際協款」16,655元，中共自行募捐只1,000元，半年中全部支出，主要用於工人運動和印刷宣傳)。

       陳獨秀表示︰中共中央擁護共產國際，對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議自應尊重；馬林也作了妥協，收斂了自己傲慢的態度，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負責領導，作為國際代表，他只與中共最高負責人保持經常接觸，商談一般政策。

       此後，陳獨秀對包惠僧說︰「派你到武漢去工作，負黨的責任兼任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支部主任。今後黨不開支經費，只由勞動組合書記部接受赤色職工國際的經濟支援。你的生活費由勞動組合書記部開支，你今後不要教書或當記者，做一個職業革命者好了。」[22]

       陳獨秀離開北京大學後，當然是一個「職業革命者」，但他不需拿共產國際的錢。一是他由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沈雁冰聯繫，在印書館擔任名譽編輯，工作雖然不能做太多，但可以支取一點生活費。二是他經常發表文章和演講，有稿費。三是他還不斷有著作出版，1919年，群益書社出版了他的《漢譯英文選》。亞東圖書館出版了他著的《模範英文教科書》的第一、二冊。1922年，亞東又出版了他的《獨秀文存》，主要是他在《新青年》上文章的彙編。此書十分暢銷，出版後兩個月內就售出六千冊。那時的版稅高，此書的版費，竟然補貼了陳獨秀此後大半生一家人的生活費。

       順便介紹一下陳獨秀1922年8月再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的情況。此前陳正籌備中共「二大」，雖然風聲很緊，也堅不離滬。8月9日，「二大」閉幕不久，法國巡捕闖入環龍路陳宅，以家藏違禁書籍為名將其逮捕。接到高君曼報信，中共中央立即展開營救，孫中山、蔡元培、李石曾等聞訊也向法方施加壓力。北京10餘團體為此聯名發表宣言敬告國人，長辛店工人表示要為爭取釋放陳獨秀而發動罷工。最終法國領事以「無共產黨之實，但《新青年》有宣傳過激思想」為由，判處罰金400元，交保釋放，18日陳獨秀重獲自由。這是他平生五次被捕中的第四次。

第一年的輝煌業績

       陳獨秀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共初創時期的工作，首先是建立中共的全國組織。由於馬林已在10月下旬離開上海去南方，上述中共中央第一個《通告》可以視為中共中央獨立作出的。它文字簡練，佈置各區委以下工作任務︰

       （一）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五區早在本年內至遲亦須於明年七月開大會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區執行委員會，以便開大會時能夠依黨綱成立正式中央執行委員會。

       （二）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必須在明年七月以前超過二千團員。

       （三）各區必須有直接管理的工會一個以上，其餘的工會也須有切實的聯絡；在明年大會上，各區代表關於該區勞動狀況，必須有統計的報告。

       （四）中央局宣傳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須出書（關於純粹的共產主義者）二十種以上。

       另外，關於勞動運動，議決以全力組織全國鐵道工會，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唐山、南京、天津、鄭州、杭州、長辛店諸同志都要盡力於此計劃。

       關於青年及婦女運動，請各區切實注意；「青年團」及「女界聯合會」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內寄上，望依新章從速進行。儘管黨員這麼少，但在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積極領導下，一年裏依然進行了大量工作。

       首先，利用一切機會進行宣傳，擴大影響。1922年元旦，根據陳獨秀的提議，上海共產黨全體黨員和團員，與朝鮮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一百餘人、工人五十人，在上海市內散發「賀年帖」6萬張。此貼上一面寫「恭賀新禧」，另一面寫共產主義內容的口號和「太平歌」歌詞，如「天下要太平，勞工須團結。萬惡財主銅錢多，都是勞工汗和血」；「推翻財主天下悅」，「不做工的不該吃」等。同時又在「新世界」等群眾聚集處，散發反帝國主義和本國軍閥的傳單2萬張。群眾說︰「不得了，共產主義到上海了。」[23]

       第二，全黨工作的重點在勞動運動方面，因此陳獨秀在這上面花費的精力也最多。

       中央設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並在北京、漢口、長沙、廣州設立分部，作為指導全國工人運動的公開的合法的機構。中央指示各地區委領導人直接負責開展工運工作。書記部在上海發行《勞動週刊》，最多時一期五千份。至第41期被查禁，共發16.5萬份。這時的工人運動因處於初級階段，主要是對工人宣傳教育，提高覺悟，同時發動和參加工人反對資本家殘酷剝削和壓迫、爭取改善待遇而舉行的罷工鬥爭，並在此基礎上幫助工人組織自己的工會。

       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本由張國燾負責，1921年10月後，張因率領中國參加莫斯科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離去。李達主要負責人民出版社的工作。馬林已表明不再干涉中共的具體事務，並不久就離開上海，到南方去拜訪孫中山，考察國民黨地區的政治形勢。於是全面領導工人運動的工作就由陳獨秀一人承擔。從宣傳教育到建立機構、從發動罷工時機到注意鬥爭策略、從結束罷工的談判條件到工會的建立和鞏固，等等問題，往往是由陳獨秀直接與工運骨幹、工人代表協商、佈置。

       這些充分顯示，一個從事建黨和工人運動才兩年的共產黨領袖，在理論政策和策略上，已經相當成熟，有了豐富的理論修養和實踐經驗，而沒有國際工人運動中通常發生的機會主義因素，是一個稱職的領導人。

       由於大家出色的工作，一年內僅上海就成立了煙草、機器、印刷、紡織、郵務五大工會。北京成立了京漢鐵路及京綏鐵路工會。武漢成立了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人力車夫、揚子江鐵廠和煙草工人三個工會。長沙組織了粵漢鐵路工人和萍鄉路礦工人俱樂部。在這個基礎上，陳獨秀1922年6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提出今後的打算是︰集中力量組織全國五個大的產業組合——全國鐵路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全國電氣工人總工會、全國機器工人總工會、全國紡織工人總工會；組織三個地方總工會——上海、廣東、武漢；設立四個工會職員講習所（即培養工會幹部的黨校——引者）——北京、上海、漢口、廣州。

　　陳簽署的中共給共產國際的第一年度工作報告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很快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未有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據不完全的統計，1922年全國罷工達100次，罷工工人數21萬。而且，由於如上所述，貫徹了陳獨秀提出的謹慎發動、爭取勝利的原則，再加上當局和資本家初次面臨如此規模的罷工潮，沒有經驗，驚慌失措，大多數罷工都取得了勝利。故而這年有「中華勞動運動新紀元」的美稱。

       「一大」時「只有黨員五十餘人」，「二大」時達到「一百九十五人」，超過了150人的指標。五大區委得以成立，在中共「二大」上正式成立中央委員會，陳獨秀當選為委員長。

國共合作問題上的努力與困惑

       1922至1924年，使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發生重大轉折的事件是國共合作。這也是給陳獨秀一生帶來輝煌、同時又帶來災難的事件，還是中國史學界至今爭論不清、莫衷一是的複雜問題。

       馬林（原名斯內夫利特）出生於荷蘭一個貧苦工人家庭，因此，在資本主義的荷蘭也處於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很早就信仰社會主義而投身工人運動，並同情荷屬殖民地印尼人民反對荷蘭殖民者的鬥爭，參與了印尼共產黨的建立。在鬥爭中，他獲得了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統一戰線的經驗。1920年，他又赴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以自己的鬥爭經驗，衷心擁護列寧提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民主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相結合的理論，會後被派往中國。於是，中國的鬥爭就成為他貫徹這種理論和運用統一戰線策略的廣闊的試驗場。

       1921年10月下旬，馬林由張太雷陪同，到南方去考察國民黨控制地區的狀況，並與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直接接觸。當時廣州正在舉行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及其與國民黨的關係，給了他深刻的印象。這次反英大罷工於1922年1月12日爆發，六千多香港海員參加，3月初即增至十萬人。罷工堅持56天，終於迫使港英當局讓步。在他對中國南方的形勢和國民黨的情況作了比較深入的瞭解和研究以後，1922年3月中旬，他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以黨內合作形式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建議，並要中共中央遷往廣州，遭到陳獨秀黨中央的斷然拒絕，氣得馬林在給共產國際的一封信中把中共說成是「早產兒」。[24]

       7月，他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詳細報告了中國革命運動狀況。報告顯示，他的確對中國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並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觀點進行了分析︰

       第一、關於形勢，報告說︰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工業中心，「沒有我們所理解的那種工人運動」。

       巴黎和會「在知識分子中引起的強烈衝動，已經完全消逝，學生運動的領袖們從中國政府得到了出國深造的機會。因此，學生的組織從那時起也變得沒有價值了」。「整個生活從政治上看仍在外國勢力控制下，還沒有一個訓練有素的階級能在當前這個時代指出前進方向。」

       第二、關於工人階級，報告說︰「現代產業工人的人數甚少，……仍然是中國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而且「來自貧苦農民中的勞動力卻為數眾多。到目前，大部分工人同在農村的家庭保持着聯繫」。「工人絕大部分目不識丁。」

       第三、關於農民，報告說︰「中國人口的大部分是農民，他們雖然窮，但幾乎都是小有產者。內地人同外界的資本主義幾乎沒有聯繫。」「農民群眾對政治完全漠不關心，也不會發揮任何政治作用。他們消極地忍受着頻仍的軍閥混戰帶來的痛苦。」

       第四、關於南方和國民黨︰報告說給了他另一種印象。「關於中國運動及其前途，上海給了我一個悲觀的印象。到了南方我體驗到，有可能進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會卓有成效的。有一些省城，我發現中國青年對社會主義總是非常感興趣。」認為國民黨的性質「是民族主義的」。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黨的綱領為各不同派別的人入黨提供了可能性」。國民黨由四種人組成︰知識分子、華僑（資產階級分子）、士兵（沒有社會地位，處境惡劣）、工人。香港海員大罷工期間，「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同罷工海員沒有聯繫，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支持罷工」，而「國民黨同罷工者之間聯繫非常緊密，在廣州、香港和汕頭大約有12,000名海員加入了國民黨」。報告還說國民黨領導人「對俄國革命都持贊同態度」，並願意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進行共產主義宣傳。

       第五、鑒於以上情況，馬林再次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共產黨「改變對國民黨的排斥態度並在國民黨內部開展工作」的建議，以「通過國民黨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聯繫」。同時他也強調共產黨「必須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

       一個原來不瞭解中國、第一次來中國又不懂漢語的外國人，只通過半年時間的調查，就能寫出這樣的關於中國情況的報告，應該說是相當出色的。除了他對國民黨的觀察有點表面化之外，其他情況基本符合當時的實際。

       有許多學者把後來大革命失敗歸罪於黨內合作策略的始作俑者馬林，這是不公平的。馬林對這個策略的實施是有條件的︰第一，共產黨「必須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第二，實行這個策略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使共產黨早日走出知識分子的小圈子，通過國民黨與工農民眾相結合。總之，是一種「借殼發展」的策略，完全是從共產黨的利益出發的。可是後來，這個策略被聯共中央操縱的共產國際批准並迫使中共接受後，馬林就離開了中國，接着史太林派鮑羅廷來執行這個策略過程中，弄巧成拙，被蔣介石反利用，史太林、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他們的代表，與蔣介石一起，迫使中共完全放棄了獨立性，成為國民黨的附庸；並且只是為着蘇聯的民族利益和國民黨新軍閥的利益而嚴重損害共產黨的利益，最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這個責任是不能由馬林來負責的，更不能由陳獨秀來負責的。

       馬林的這個建議在當時是大膽的創造，完全出於人們的意料之外，在國際工人運動和各國革命中也沒有先例，所以，史學界稱其為「斯內夫利特策略」。

       1922年1月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期間，列寧接見了由張國燾、張秋白（孫中山指派的國民黨代表）、鄧培（鐵路工人）組成的代表團，促進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他問張秋白和張國燾︰「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張秋白回答︰「國共兩黨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張國燾也作了肯定的回答，並表示︰「在兩黨合作的過程中可能發生若干困難，不過這些困難相信是可以克服的。」列寧很滿意。[25]

       1922年3、4月間，在馬林於中國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上加入國民黨的建議時，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前來中國幫助中共召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同時，他也奉命做中共中央和孫中山的工作，提議兩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孫中山因看到「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26]因此，他只同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中共中央雖仍不同意黨內合作，但對國民黨的對立態度有所轉變，其結果是接受建立聯合戰線總路線，[27]但還是堅持與國民黨黨外合作。

       陳獨秀聽取張國燾彙報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和列寧接見情況後，深以為然，表示共產國際、世界革命和蘇俄是不可分割的，須相依為命，互為聲援，共同發展；目前中國革命不是甚麼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只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對軍閥。環顧全國，除國民黨可以勉強說得上革命外，並無別的可觀的革命勢力。對列寧提議國共合作，陳獨秀「深表同意」，但「總覺得國民黨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易於妥協，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等」。[28]

       陳獨秀對於國民黨的情況和這些毛病，可以說是太瞭解了。從1901年參加革命起，他就與後來同盟會——國民黨的骨幹在一起奮鬥，關係十分密切，並參加他們組織的勵志社、青年會、暗殺團、亞洲和親會、歐事研究會等小團體，以及拒俄運動、辛亥革命、反袁鬥爭等一系列活動。但是，他卻和蘇曼殊、章士釗等幾個朋友相約︰不加入同盟會。他領導的「岳王會」成員，後來幾乎都加入了同盟會，唯獨他例外。所以有人說他是「不參加同盟會的同盟會員，不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黨員」。

       關於「投機取巧，易於妥協」，自然主要是指辛亥革命勝利後把政權讓給袁世凱。在力量對比上，袁世凱北洋軍閥的力量大於革命派的力量是一個客觀原因，但陳獨秀主要不滿是革命派綱領錯誤︰「誤用了不能貫徹革命宗旨的口號」——「排滿」；因此以為推翻清政府就以為革命成功了，「革命功成，革命黨消」。

       「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最明顯的例子是前述1907–1908年間在東京時，他身邊發生的章太炎、劉光漢與孫中山之間的勾心鬥角和章、劉以後的墮落。特別是劉光漢（劉師培）這位舊學根底很深的人，竟然由無政府主義者的極左很快被清政府收買，成了同盟會中的坐探，給了陳獨秀很大的刺激，直到1926年還對柳亞子談起這件事，表示他對同盟會國民黨「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的鄙夷之情。而1921年葉楚傖等人對陳獨秀在廣東教育改革成績的酸楚心情，更加深了陳獨秀的這種觀察。

       至於鬥爭方式上，「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更是孫中山的弱點。他對外依靠列強，儘管列強一再欺騙和欺壓他。對內依靠軍閥甲反對軍閥乙。戰鬥力量是依靠會黨（即幫會，往往是「土匪」）和華僑，而不依靠工農勞苦群眾。

       陳獨秀所指國民黨的這些缺點，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但也有片面性。如「排滿」口號，在辛亥革命前具有反清革命的作用，不能一概否定。分子複雜、不依靠工農，說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不是孫中山一個人能夠克服的，但其重視軍事鬥爭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是一大優點。

       因此，馬林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自然遭到強烈反對，不僅是陳獨秀，而是全黨反對。1922年4月6日，陳獨秀特地給維經斯基一信，鄭重表示︰

       馬林君提議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均加入國民黨，余等則持反對之理由如左︰

       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

       國民黨聯美、聯張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

       國民黨未曾發表黨綱，在廣東以外之各省人民視之，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

       國民黨孫逸仙派向來對於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

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同志對於加入國民黨一事，均已開會議決絕對不贊成，在事實上亦已無加入之可能。[29]

       必須指出，當時陳獨秀反對的是黨內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反對統一戰線政策本身。相反，在接受列寧關於殖民地革命理論後，陳獨秀黨中央是堅決扭轉了「一大」時排斥與資產階級黨派聯合的觀念，而樹立起明確的統一戰線觀念。6月15日發表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更是以黨的決議的方式，向全國宣告︰

       「中國共產黨的方法是要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開一個聯席會議，在上列原則（即反對封建軍閥——引者）的基礎上，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戰爭。這種聯合戰爭，是解放我們中國人民受列強和軍閥兩重壓迫的戰爭。」[30]

       可見，這個後來被毛澤東總結為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早在1922年就被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自覺地認識了。

       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似乎沒有理會陳獨秀「四・六信件」的意見，而是站在馬林一邊，在7月18日會議後，立即簽署了《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命令》︰要中共中央「立即將駐地遷往廣州，與菲力浦（即馬林——引者）同志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31]這意味着又回到「一大」後初期的情況，由共產國際給馬林這位欽差大臣一把尚方寶劍，中共的一切工作都得聽共產國際馬林的。

　　馬林（1883～1942），1921年初受共產國際委托，來到中國，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

       第二，由共產國際負責人拉狄克親自主持擬定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其派駐中國南方代表的指令》，稱共產國際認為「國民黨是一個革命組織，它保持着辛亥革命的性質並努力創建一個獨立的中華民國。因此中國共產黨人應當有以下任務︰」

       一、「訓練能保持獨立思想的黨員，未來由他們組成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這表明還是強調把國共合作後的共產黨的獨立性，放在第一位。

       二、「這個黨將隨着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子間日愈明顯的分裂而成長。分裂之前，共產黨人應該支持國民黨，特別是國民黨內代表無產階級分子和手工業工人的那一翼。」——這表明國共合作只限於統一戰線破裂以前，一旦破裂，就應該退出國民黨。

       三、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和工會內把擁護共產黨的人組織一個小組，在全國開展工作，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組織中華民國。「如果可能，這個組織的建立應取得國民黨的同意，但是又應該完全不依賴國民黨」。——這是想在國民黨內建立一個共產黨，即「黨內有黨」，這是後來造成國共合作無窮矛盾最後破裂的導火索，孫中山及其後來的蔣介石的國民黨，根本不允許「黨內有黨」。

       四、「中國共產黨人最重要的任務是組織勞動群體。」[32]

       從這四條內容來看，共產國際第一個關於國共合作的文件，是站在中共的立場上，以我為主，利用國民黨發動工農群眾進行革命，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隨時退出國民黨的靈活性。而不是後來那樣，做國民黨的附庸，國民黨屠殺時也不退出。

       第三，由於馬林同時提議「在廣州建立一個共產國際與紅色工會國際的代表機構」，負責中國、日本、朝鮮三國的革命運動，而且這兩個國際「應有一名共同的代表」就足夠了，共產國際又作出了《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發給其派駐中國南方代表的委任書》，委任馬林「代表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在中國南方同黨中央委員會聯繫，並代表我們同南方國民革命運動領導人合作。」[33]——這就是說馬林具有了相當於遠東局書記的權力了。這樣，馬林不僅是中國的太上皇，還是遠東的太上皇了。

       這裏，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這次共產國際作出這麼多決定，卻沒有一個直接令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決議，而只是又給了馬林一把任意處置中共的尚方寶劍。為甚麼不挑明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看來，第一原因是陳獨秀「四・六信件」還是起了點作用。就是說，一方面無法反駁馬林的意見是正確的，但由於另一方面中共竭力反對，強調中共的獨立性，那就在重申中共獨立性的同時，把權力給你馬林，等你回去說服中共以後，再由共產國際作出正式決議。——這個令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方針能不能通過，最後看你馬林的了。

       第二個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從當時俄國的外交利益出發，莫斯科正在做聯吳反奉的好夢。由於日本與俄國在遠東和我國東北地區爭奪得很激烈，奉系又依附於日本，而直系為了與奉系及南方的孫中山爭鬥，有意表現左傾，向莫斯科示好，爭取援助；又通過李大釗向共產黨和北方工人表示友善，特別是對於他用兵有重大決定意義的京漢鐵路線上的工人群眾。這種利用性的策略，莫斯科和中共竟然不加警惕。正如前述馬林所說︰「合作的人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而孫中山卻把掌握中原的吳佩孚視為他北伐的主要障礙。他的策略是與奉皖結成三角聯盟，先打垮吳佩孚。奉、皖也利用這一點，迎合孫中山的思想，三方互派代表，頻繁接觸。在1922年6月陳炯明背叛孫之前，他躊躇滿志，因此對馬林提出的聯俄聯共政策，不太欣賞，聲明在他「勝利結束北伐之前，要與蘇俄結成聯盟事實上是不可能」的，[34]現在只考慮與「蘇俄建立非官方的聯繫」。

       所以，共產國際這時討論馬林的黨內合作方針時，馬林都還沒有說服國共雙方同意。再加上當時共產國際執行的是莫斯科的「聯吳疏孫」的方針，當然不可能作出明確的決定國共合作的決議和指示，只能靜觀事態的發展和馬林回中國後的工作，以使莫斯科保持進退自如的主動權。

       這種態度在這次馬林回國後利用陳炯明叛孫、逼迫孫聯俄聯共，又以國際的權威逼迫中共加入國民黨之後，莫斯科還沒有轉過彎來。以至於在這年11月，召開共產國際四大，拉狄克在發言時，當着陳獨秀等中國代表的面，竟然還說出要共產黨聯吳的話來︰

       當吳佩孚同張作霖打仗時，他有長江一線和那裏的兵工廠作後盾，但他沒有掌握北方的鐵路，控制鐵路的人被日本人收買了。他是怎麼辦的呢？他向年輕的共產黨尋求支持，共產黨派了一些黨代表給他。在戰爭期間，黨代表牢牢掌握了鐵路，供在那兒進行革命鬥爭的吳佩孚軍隊使用。在中國誰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誰就是為中國革命的發展而鬥爭……後來，工人向吳佩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也使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了實現。由於這樣的支持，由於革命的資產階級力量實現了自己的使命，我們的同志在華北的工人群眾中站住腳。[35]

       把吳佩孚視為「革命的資產階級」，把反日視為革命與反革命的標準，這是多麼錯誤的觀念和荒唐的邏輯。

       就這樣，馬林一方面因與莫斯科的「聯吳疏孫」的方針憋着一股氣，同時，又以那樣的身份和「全副武裝」於8月中旬來到上海，一面命令共產黨執行加入國民黨的決定，一面做國民黨的工作。為此，他與國共兩黨領導人頻繁接觸，還把李大釗調到上海，幫助工作。因為李對孫和陳都有較大影響。這時，孫因受到陳炯明背叛的沉重打擊，處於「光棍司令」的極度困難和絕望的精神狀態中，所以，非常歡迎共產黨和青年團這批「新鮮血液」的輸入，以挽救國民黨。這也就是他非要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只同意黨內合作的根本原因。但共產黨內，除了李大釗等個別人之外，陳獨秀等絕大多數還是抵制共產國際的方針。

       於是，8月28–30日，在馬林的要求下，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共產國際的決定。會上，由於陳獨秀等多數中央委員繼續反對馬林的意見，發生激烈爭論。馬林又說國民黨不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一個「各階層革命分子的聯盟」。陳獨秀反對，強調「國民黨主要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會引起許多複雜而不易解決的問題，其結果將有害於革命勢力的團結」，「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最後，馬林只得拿出「尚方寶劍」，說這是共產國際的決定，不同意也得服從。陳獨秀無奈地表示︰「如果這是共產國際的不可改變的決定，我們應當服從」。但他提出的條件是︰孫中山必須取消按手模宣誓服從他等封建獨裁的入黨辦法，並根據民主主義原則改組國民黨。關於這一點，馬林在7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認為是國民黨的缺點，所以是支持陳獨秀的。李大釗也表示支持。但張國燾、蔡和森仍反對國際的決定。會議表決，最後多數通過了陳獨秀的意見，但沒有形成文字決議，提供中共「三大」作出決議。

       如上分析，當時共產國際並沒有正式作出令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決議。但是，馬林卻充分引用共產國際給他的權利，壓服了中共中央。陳獨秀是一個言而有信、光明磊落的人，既然服從，就決不搞陽奉陰違的小動作。於是，我們看到他在思想上仍有保留的情況下，行動上卻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積極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密切配合馬林的行動。

       西湖會議一結束，陳獨秀即與馬林、李大釗一起去拜訪了孫中山。孫聽取陳獨秀等人關於改組國民黨的意見，在9月4日召集了國民黨各省市50餘名負責人開會，討論改組問題。會後，在孫中山同意改組並取消入黨時按手模宣誓效忠於他的情況下，陳獨秀、蔡和森、張太雷由張繼介紹，孫中山主盟加入了國民黨。6日，陳獨秀等九名國民黨骨幹即被孫中山指定組成國民黨政務改進起草委員會。1923年1月21日，孫中山又任命陳獨秀、廖仲愷等21人為國民黨本部參議。4月10日，孫中山又以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的名義，發布命令，委任陳獨秀為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委員，與馬林共同制訂改組國民黨的計劃。孫中山與其他領導人討論這一計劃後，委託陳獨秀修改，制訂出一個更詳細的計劃，最後為孫中山所接受，開始改組工作。

　　國父孫中山

       與此同時，陳獨秀還發揮其宣傳、教育方面的特長，對國共兩黨內對黨內合作方針尚有疑慮或劇烈反對的黨員做工作，在多家刊物上發表闡述國共合作必要性和迫切性的重要文章，造成一種重大影響的輿論。例如，他在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重要文章，宣傳國民黨的革命性，號召大家都來加入國民黨。他認為中國現在政治狀況的特點之一是「政黨之萎弱」。因為他於這月中旬又被捕一次，剛保釋，為了對付反動派的耳目，他故意寫道︰「幼稚的中國無產階級，眼前還沒有代表他的政黨出現」，意在說明共產黨還「很萎弱」；而「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也很萎弱。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還沒有強壯的表徵。孤軍奮鬥的國民黨，我們極尊重他有民主革命的歷史，現在他還本着民主革命的精神進行，但黨員尚少，運用政黨政治來代替軍閥的力量還嫌不足」，因此要傾覆封建軍閥，反抗國際帝國主義，「只有集中全國民主主義的分子組織強大的政黨」。[36]《民國日報》在刊登此文時，特加「附識」說此文「只稱許國民黨有民主革命的歷史……，那麼中國要組織強大的政黨，最好的方法是全國民主主義的分子都來加入國民黨」。

       同時，陳獨秀的文章還針對有些國民黨員擔心共產黨來赤化國民黨的疑慮，指出︰中國階級鬥爭分為兩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資產階級對於封建軍閥之民主主義的爭鬥，第二段是新起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社會主義的爭鬥。因為中國勞苦群眾的潛勢力雖然是無限的偉大，但是他們階級的形成及意識方在萌芽時代，所以他們所表現的，只是組織工會和罷工運動，可以說純粹為他們自己階級的政治鬥爭時期還未成熟。」

       對此，《民國日報》在9月14日發表重要文章《國民黨主義並無變更》一文，解釋由陳獨秀加入國民黨引起的「種種揣測」和「殊多誤會」，稱︰「中國國民黨為民國惟一之政黨，入黨手續，中山先生已允加變通，……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黨綱，則決無所更變。陳獨秀君最近曾有《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一文（曾載本報來論欄），其加入中國國民黨，於思想上亦似無矛盾也。」

       陳獨秀對國民黨的認識明顯受到了馬林觀點的影響，改變了過去一貫的特別是「四月六日」給維經斯基信中對國民黨資產階級性質的認識。這表現了他理論上的弱點、思想方法上時有片面性，太敏感，容易受表面現象和聽信他人之言的缺點。例如，9月20日，他為了說服黨內持反對黨內合作方針者，在機關報《嚮導》上發表《國民黨是甚麼》，竟說︰「中國國民黨是一個代表國民運動的革命黨，不是代表那一個階級的政黨；因為他的政綱所要求乃是國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個階級的特殊利益；黨員的分子中，代表資產階級的知識者和無產階級的工人幾乎勢均力敵。」不過這個錯誤觀點沒有堅持太久，很快就改變了。

       由於中共中央接受了以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方式實行「國共合作」的方針，加上11–12月陳獨秀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四大」再次加以確認，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正式作出了關於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決議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關於國民黨的性質。「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國民黨，它既依靠自由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小資產階級，又依靠知識分子和工人。」——這同陳獨秀一樣，是接受了馬林的觀點，為當時國民黨的表面現象（如支持香港罷工等）所迷惑，抹殺了國民黨的資產階級性質。

       二、關於國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黨內合作的形式。「由於國內獨立的工人運動尚不強大，由於中國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於這個民族革命問題的解決直接關係到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工人階級又尚未完全形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國民黨與年青的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必要的。」「因此，在目前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

       以上兩條，從當時陳獨秀發表的文章和演說來對照，陳獨秀是接受的。

       三、關於加入國民黨的原則和目的。原則是︰

       「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黨必須保持自己原有的組織和嚴格集中的領導機構。」

       「中國共產黨應當在自己的旗幟下行動，不依賴於其他任何政治集團，但同時要避免同民族革命運動發生衝突。」

「只要國民黨在客觀上實行正確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就應當在民族革命戰線的一切運動中支持它。但是，中國共產黨絕對不能與它合併，也絕對不能在這些運動中捲起自己原來的旗幟。」

       目的是︰「組織和教育工人群眾，建立工會，以便為強大的群眾性的共產黨準備基礎。」

       站在中共的立場上，這些規定無疑是十分明確而正確的。中心思想是必須保持中共的獨立性——「獨特的政治面貌」、「自己的旗幟」。支持國民黨是有條件的︰「國民黨在客觀上實行正確的政策」。這就意味着如果違背這些原則，失去了這個條件，中共就應該及時退出國民黨。

       這就表明︰除了對國民黨性質判斷失誤外，共產國際當初制定這個方針基本上是正確的。這些正確的方面，明顯地是受了陳獨秀「四・六信件」的影響。此後，陳在宣傳國際這個決議時，還強調︰「此種聯合，純粹是兩階級革命行動之聯合，決非兩階級主義之聯合，此絕對不容混同者也。」[37]但是在1925年8月以後，共產國際受以史太林為首的聯共中央壓力，逐漸違背這些原則，剝奪共產黨的獨立性，變成任國民黨宰割的附庸。陳獨秀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落入了陷阱。

       對於國民黨來說，這個黨內合作的方針，恰如同一個懷有二心的女人結婚一樣，長遠的結果決不會好。孫中山同意甚至歡迎共產黨加入，是要接受他的領導，搞三民主義，而不是搞共產主義。這一點，他也是光明磊落的，是通過1922初《孫越宣言》（國民黨與蘇聯政府簽訂的協議）公開聲明的︰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這個黨內合作的方針，一開始就醞釀着日後必然分裂傷害一方、傷害雙方的悲劇。最可悲的是，這個方針的決定既不是國共任何一方，而是「第三者」——「老毛子」。是莫斯科，直接造成了1927年國共分裂。

莫斯科之行

       本來，陳獨秀可如當時其他中共領導人那樣，多次去朝拜馬列主義的「麥加」莫斯科。但是，他只去過一次——參加1922年11月舉行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這次中共代表團只有三個人，陳是率團的團長，團員是王荷波、劉仁靜。王是一個地道的產業工人——津浦鐵路浦鎮機器廠鉗工。建黨前就投入工人運動，建立浦鎮機器廠工會，任會長，後率此工會加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1922年6月入黨，然後就當代表赴蘇，說明當時對產業工人的重視。劉仁靜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實際上是翻譯。陳雖然英文不錯，但口語不行，在「四大」上的報告由劉翻譯。中共旅莫支部領導人彭述之，在早已與陳反目成仇後的晚年這樣回憶說︰

       陳獨秀抵達莫斯科時，已是「不惑」之年，四十歲出頭了。他中等身材，前額寬廣，留有小鬍子，牙齒整齊潔白，體態文雅，待人隨和，但警惕性極高；眼神炯炯，閃耀着智慧之光，這就是他的充沛生命力。他的儀表確是與眾不同，顯然是一位大知識分子型。有時他那悠悠自得的神情幾近乎風流倜儻。他是一位健談者，在不拘形式的談話中，頃刻間就能把對方征服。他不斷地旁徵博引，常常是妙語連珠，妙趣橫生，確實引人入勝。他能把我們所有聽他說話的人逗樂了，甚至是件小事也會逗得我們開懷大笑，直到笑出眼淚來。說他是一位地道的逗人歡樂的人，並不為過。[38]

       陳獨秀是個風趣的人。大智者多數是幽默之人，在政治和文化陣地上叱吒風雲、衝鋒陷陣的陳獨秀也有此一面，既不是面目猙獰的好鬥者，也不是整天板着臉孔的訓導士。

       彭述之感覺中國代表團沒有得到應有的禮遇。他說︰會議對「東方國家，特別是中國，在所有應予關心的問題中，卻被置於無關緊要的位置上。甚至對陳獨秀作為中國新知識分子的領袖，作為五四運動的領袖，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主要鼓舞者所代表的重大意義，也沒有認識到。同時，對陳獨秀的出席代表大會，幾乎沒有引起注意。」

　　1922年底參加國際四大時的陳獨秀

       陳獨秀對中國留學生談這次會議時，也沒有多大熱情。為甚麼？因為共產國際對陳獨秀「四・六信件」和中共中央曾經堅決抵制加入國民黨、並且總是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不滿。劉仁靜代表中國代表團所做的報告中說︰「我們黨根據這一原則（即大會主題「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引者），已決定和國民革命的政黨即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其形式是我們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通過這樣的形式，我們想要達到兩個目的︰第一，我們希望通過我們在國民黨內許多有組織的工人中進行宣傳，把他們爭取到我們這邊來」；第二，「我們打算在組織群眾和通過宣傳說服群眾方面和國民黨競爭……我們能夠把群眾團結在我們周圍，並分化國民黨。」[39]這代表了當時陳獨秀黨中央同意加入國民黨的真實思想︰以我為主，利用國民黨。

       新上任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拉狄克認為這樣想不夠，他以教師爺的口氣說︰「同志們，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過高估計你們的力量。」「我們對你們講的第一句話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產主義學者書齋，到群眾中去！」「不要事先誇耀勝利。這句話很好，正像古代中國聖賢的話一樣，應當學習和好好理解（即「學而時習之」——引者）。」並對各國代表說︰「我們的中國黨……把自己關在書齋裏，研究馬克思和列寧，就象他們從前研究孔夫子一樣。幾個月前還是這個樣子。」[40]

       彭述之說，這時的陳獨秀對加入國民黨行動上服從，思想上還有保留。「他還力圖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這樣，便遭到來自拉狄克方面的很不是滋味的、帶有諷刺意味的反駁。」可是，就是這個拉狄克，後來成為托洛斯基的得力幹將後，嚴厲抨擊加入國民黨的方針。

       陳獨秀這次去莫斯科的第二個目的是物色黨的幹部。在向彭述之談到中國形勢的前景時，滔滔不絕。彭認為：「在這一點上，證明陳獨秀不愧為一位樂觀主義者」。當時，陳最大的憂慮是如何促進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而最緊急的問題是幹部的不足。隨着黨組織健全、革命運動開展而要求的黨內思想純潔化和實幹能力的要求的提高，建黨初期的骨幹不少離去，陳獨秀深感幹部的奇缺。中央機關經常演出「空城計」，他一個人說了算，這加深了所謂他的「家長制作風」的傳說。

       1922年7月召開中共「二大」前，正好第一批留學莫斯科黨員回國，於是，他們就作為主要代表參加了會議，相應代表各省黨組織。其中有劉少奇、彭黎和、袁達時等。由於經過莫斯科黨務和革命工作者的系統訓練，他們的素質給陳獨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陳發現︰「他們一經與工人運動相結合，便顯示出既能勝任工作又能頑強鬥爭的可貴品質。」為此，覺得培養幹部，不能靠自發成才的「千里馬」，然後再去尋找。這樣來的少、慢、難，而要靠自己有計劃地培養。鑒於當時在國內沒有條件辦正規的黨校，於是，他打算連續不斷地派同志到俄國去，而且一大批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同志也要轉到莫斯科來學習一段時間，再回國。

       此事與俄國當局協商後得到允許。陳獨秀當即給在法國的共產黨旅歐支部負責人兼青年團性質的「旅歐少年共產黨」書記趙世炎寫信，勸其迅速回國。開始，趙不願去，說「法國華工很多，要搞華工運動，現在離開不好。」陳回信反駁說︰「你不要只看到法國有多少華工，應該看到中國有多少工人，現在中國需要你們回來搞工作。」趙才離法赴蘇。[41]而這時，旅歐少共也正好為歸屬國內青年團事要請示陳獨秀。

       旅歐少共成立於1922年6月，中央執行委員是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宣傳部長兼機關報《少年》主編是陳獨秀長子陳延年。10月，旅歐少共召開大會，決定加入國內的團組織，成為其「旅歐支部」，並派李維漢回國與團中央接洽。當李到達當時的黨中央所在地北京時，陳已經赴俄。少共中央當即又寫信提出此要求。陳復信批准少共加入國內青年團，但名稱應將「旅歐少年共產黨」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因為這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已改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執行委員會」。同時解釋了他們對共青團綱領的兩個誤解，指示在歐活動的方略。與此同時，國內黨中央和團中央也在1923年1月2日和29日作出回信，意見與陳獨秀相同。於是，旅歐青年團就在2月遵循陳獨秀指示進行改組，並決定立即派一批同志赴俄深造，然後回國。

       據彭述之上述回憶，在作出此決定前，趙世炎、王若飛、鄭超麟、陳延年、陳喬年等八人來到莫斯科，在呂克斯豪華旅館與陳獨秀代表團舉行了一次小小晚會。「陳獨秀主持了晚會，發表他自稱是莊嚴隆重的演說，但演說並不遂人意，他兩個兒子帶着渴望而又嘆息的神情聽他們的父親講話。然而全場卻一致鼓掌，總的說來，是沉浸在一片歡樂之中。此時，大家心裏充滿着的是同一希望，這希望也就是他曾經帶給我們的。」

       但是，據鄭超麟回憶，情況不是這樣的。在趙世炎同意赴蘇後，只是「陳獨秀在莫斯科替我們一行人辦了手續，我們才從法國動身赴莫斯科」；「1923年3月18日，延年和我們共十人，由周恩來陪同離開法國。」經過比利時、德國，3月底4月初才到莫斯科，而陳獨秀早在1月初已經回國。

       兩人說法不同，鄭說比較真實。因為他的回憶以上世紀40年代寫的《回憶錄》為基礎。而彭的說法寫於80年代的晚年。不知道彭說的陳獨秀與兩個參加共產黨後的兒子首次「歡聚」的故事，來自何處？

       對中國共產黨具有極其重大戰略意義的是，陳獨秀借此次出國之機，利用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和後來新建的中山大學，開始自覺地有計劃地為中共培養一大批優秀幹部，即中共第一代領導骨幹。這批年輕人既具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又有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精神，更有艱苦奮鬥的實際工作能力。他們和陳獨秀一起出色地領導了中國1924–1927年的大革命，而且大多數都犧牲在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包括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部分倖存者如周恩來則成為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不管這些領導人後來犯過多大的錯誤，但畢竟改變了整個中國的面貌——在評價陳獨秀的歷史貢獻時，人們不應該忘記這一點。

莫須有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

       在傳統的中共黨史、文件和論著中，陳獨秀被定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的典型代表。今天總結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這個罪名完全是莫須有的。

       此事起因於1922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這年1月，為貫徹國際「二大」精神、在莫斯科召開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和列寧對中國代表團的接見，實際上決定了兩個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建立上述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一個是當前只能進行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而不能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分兩階段進行。這兩個問題的提出，實際上糾正了1920–1921年建黨時期直接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和排斥國民黨的傾向，對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事業的順利發展是十分及時和重要的。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已如前述，採取了黨內合作方針。革命分兩階段進行的問題，是在中共「二大」上解決的。

       陳獨秀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第一次公開宣佈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綱領分兩部分︰

       最高綱領︰「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

       最低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即「反帝反封建」。當時的口號為︰「打倒軍閥！打倒列強！」

       陳獨秀根據當時歐洲各國的經驗，在闡述這兩階段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時，說了兩種可能性：「在普通形勢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若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就是一個好例。」[42]正如二大《宣言》中寫的：「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這第二步奮鬥能跟着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即刻成功的。」中共黨內和建國後的史學界，一貫「左傾」和「誣陳」，硬說陳這是主張民主革命後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在兩種革命之間橫隔一個很長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是典型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從而長期反覆批判。其實，由於中國的落後，後來的事實證明，民主革命後，不管政權落到誰的手中，都要經過一個很長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時期，才可能為進入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準備條件。

       第二年，即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和《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重申了以上內容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幼稚，必須建立聯合戰線的必要性。就在這一年，陳獨秀先後寫了兩篇重要文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43]《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

　　中共中央辦公舊址——春園(新河浦路24號)

       《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以下簡稱《資》文）指出︰「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以革命運動中主要分子而論，卻大部分不出於純粹的資產階級，而屬於世家官宦落下來非階級化之士的社會；這種非階級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資產階級親密的同情，只可以說明辛亥以來革命不易完成的原因。」

       文章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三部分:

       （一）「革命的資產階級」，即反帝反封建軍閥的；

       （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即依附於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又稱「官僚的資產階級」；

       （三）「非革命的資產階級」，多數是小工商業家、小資產階級，對於民主革命取消極的中立態度。

       這裏，陳一方面是在對國共兩黨內對國共合作尚有疑慮的人做工作，闡述兩黨兩階級合作的必要性，一方面創造性地對中國資產階級作了三部分的分析，雖然對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估計不足，但是對於毛澤東後來對資產階級的分析提供了初步的思想資料。

       《資》文最後總結以上觀點，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

       「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這明明是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認可的正確方針，即國民黨統率資產階級，「聯合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方針。後來「左」傾史家幾十年來卻硬將其倒轉過來，指責陳主張「資產階級『統率』民主革命」，「把革命領導權拱手讓給資產階級」，從而把它作為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鐵證！——這是何等驚人的歪曲！

       關於《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陳獨秀從「經濟落後文化幼稚的中國」社會的特殊狀況出發，分別分析了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優缺點，即每一個階級都有它的「兩面性」。引起後來「左」派史學猛烈抨擊的是這篇文章中對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分析。

       他一方面說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是「急進的先鋒」、「重要的分子」；一方面又指出︰「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起來，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接着他具體分析了工人階級三部分的狀況︰第一，「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家族親屬地方觀念還非常之重」，尤其是還未與小手藝小商人小農等環境絕緣。第二，「只有少數有了國家的覺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在海員和鐵路工人罷工中表現出來。第三，「真有階級覺悟並且感覺着有組織自己階級政黨的工人，更是少數中的極少數。」因此，他認為當時工人階級「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革命勢力」，而必須與其他革命階級結成聯合戰線。——這為以後的共產黨全部歷史所證明，即是後來毛澤東總結的革命勝利三大法寶之一︰「統一戰線」。

       關於農民，陳獨秀也作了兩面的分析，指出︰「農民佔中國全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但是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避難苟安，這一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然而外貨侵入破壞農業經濟日復一日，兵匪擾亂，天災流行，官紳魚肉，這四種環境卻有驅農民加入革命之可能。」

       階級的人數與階級的成熟是兩回事，革命鬥爭、政治鬥爭是有組織力量的較量，不是靠人數眾多可以取勝的。鴉片戰爭時，中國人民有四萬萬，為甚麼敵不過一小撮英國殖民者？1923年，當時的工人和農民（主要指其中的貧下中農）雖然在人數上比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是絕對的優勢，但在階級覺悟上，認識到自己階級的使命、成立政黨並組織起來進行鬥爭，還很不成熟，即陳獨秀說的「幼稚」。共產黨只有「三歲」，而且人數很少，只有420人，不能有效地組織起全國億萬工農民眾。資產階級也同樣幼稚，但國民黨，從1894年孫中山成立興中會開始已經歷了29年的鬥爭歷史，在全國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和組織機構，比共產黨更有經驗，更成熟，少一點幼稚。

       總之，陳獨秀以上兩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正確的，為當時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也為黨在國共合作初期制定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提供了依據，更為毛澤東在1926年寫作《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提供了思想材料。大革命失敗後，把這兩篇文章定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這實在是無知、歪曲和栽贓。

革命領導權問題上誤解的消除

       1922–1923年，陳獨秀為宣傳國共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寫了不少文章，在中共「三大」上也說了一些類似的話。儘管本意並沒有放棄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思想，在客觀上的確引起一些人的誤解。這一方面是他愛用「偏頗」的文字語言的缺點（同時，為了使思想明確、尖銳，也是一種優點）所致，另一方面，也是表明在當時複雜的歷史條件（特別是黨內合作的條件）下，對於保持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等問題，毫無經驗、尚待探索的狀況決定的。這個問題，即使是共產國際「二大」及據此精神而召開的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也是不明確的，因此也導致了中共「二大」的不明確。

       「二大」解決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問題，但是沒有解決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問題，以及與此相聯的聯合戰線中誰領導誰的問題。一方面是思想上不明確，另一方面現實鬥爭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即只有四百多人的小黨（小團體）談不上去領導別的黨派，特別在寄生國民黨的條件下，更談不上去領導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何況當時的普遍觀念（即傳統觀念）都是「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各國的先例，無論是法英美，還是俄國的二月革命，都是資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也只強調保持合作中的獨立性，沒有奢望中共去領導國民黨和整個革命。應該說，陳獨秀當時的思想也處於這種狀況。因此他在「二大」上代表中央局所作的工作報告說︰依據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實際情況，當前只能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只有先幫助資產階級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等到民主革命勝利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二大」沒有提出民主革命勝利時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政權問題，卻說︰「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着一些自由權利。」[44]而在陳獨秀的文章中，是把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幾個月就發生十月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作為特例處理的。於是，「二大」精神和陳獨秀的思想在當時就被一些人誤解，以為他主張在民主革命中放棄革命領導權。第一個起來批評的是剛剛被陳獨秀從莫斯科帶回來的瞿秋白。

       陳參加莫斯科共產國際「四大」期間，精於俄語的瞿秋白是中共代表團的主要翻譯，一直隨同陳獨秀口譯會議講話和筆譯文件、大會簡報等。瞿當時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執教，多次見過列寧，是1922年參加遠東勞動人民代表會議中國代表團的成員。由於所處的環境、學養和勤奮，他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原著有較深的研究，可以說在當時成員不多的中國共產黨人中，理論水準是最高的。陳獨秀與瞿秋白朝夕相處，見他熟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革命，認識蘇共領袖人物，也熟悉共產國際方面的事務，產生很好的印象。劉仁靜說︰「在共產國際四大上，他和陳獨秀談得很投機，和我關係也不錯。」再加上當時幹部奇缺，所以，陳獨秀就動員他一起回國工作。瞿秋白欣然同意。

       其實，他這次也不是初識陳獨秀，並早有敬仰之情。五四運動期間，他與鄭振鐸、郭紹虞、許地山等辦新文化刊物《新社會》時，曾與鄭振鐸等一起拜訪過「青年運動的領袖」陳獨秀。瞿秋白還把這件事寫進了《革新的時機到了》一文中，發表在《新社會》第3期上。這次回國工作，直接為祖國服務，也是他的願望。他說︰在蘇聯「研究社會哲學的理論如此之久，而現實的社會生活只有俄國歷史及現今的環境，中國社會呢？不僅中國書籍沒有，不用說現代的不能研究，就是歷史的都不成。於是決定回國一次。」[45]

       回國時，瞿秋白與陳獨秀原本同行。但此時的東北王張作霖竭力反對「赤化」，殘酷鎮壓共產黨，陳、瞿同行目標太大。於是，在到達臨近滿洲里的一個小站時，瞿秋白先下車，二人先後到達北京——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為了就近領導北方的工人運動，中共中央是在1922年10月遷到北京的。不久發生血腥屠殺京漢鐵路工人的「二七慘案」，北方工人運動轉入低潮。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遷回上海。李大釗原本準備為瞿秋白在北京大學謀一教授職位，執教俄國文學史，但北大的聘書遲遲不發下來。陳獨秀黨中央就委託他籌辦已經在1922年7月出滿九卷休刊的《新青年》（季刊），着重發表理論探索的文章，瞿秋白任這一中共中央理論刊物主編，同時，又主編中共中央另一機關刊物《前鋒》，並參加編輯政治機關報《嚮導》。這都是陳獨秀因才而用，充分發揮瞿秋白在理論方面的特長。他不僅編輯這些刊物，還抽空為《民國日報》、《東方雜誌》等刊物寫文章。據不完全的統計，從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瞿秋白所寫政治理論著述200多篇，100多萬字，大多發表在上述報刊上。這是他的政治理論著述豐富而輝煌的時期。

       最重要的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理論準備不足，瞿秋白運用他深厚的理論功底，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國國情，考察中國社會狀況，提出了較新鮮的但富有「原教旨主義」色彩的一系列教條主義的觀點，如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以及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等。在當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多、教條主義也不多的中共黨人中，就成為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宣傳家。

　　瞿秋白，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之一，參與建立上海大學，培養大批棟梁，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奠基者之一

       一個人的優點，往往也就是他的弱點。1921、1922年，瞿秋白在俄國兩年，在馬克思主義第一個勝利實驗地——列寧主義的故鄉，得以系統地學習、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造成了他與同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相比高得多的理論修養，但是，因此也付出了代價，即長時期地脫離中國現實鬥爭的實際。一方面他能從理論和原則的高度，敏感發現其他同志不易發現的黨內和革命中發生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傾向，另一方面，他的主張往往在現實鬥爭中難以實行，他本人有時也不得不屈從潮流或「潔身自愛」作壁上觀，當革命因此而遭受挫折時，他會走向另一極端——「左傾」和教條。這種風格與陳獨秀的由於理論上的薄弱而往往遷就現實、善於變化、講究策略、似乎「右傾」的狀況，適成鮮明對照。於是，二人很快發生思想衝突。

       1923年6月，瞿秋白來到廣州，與陳獨秀等一起參加了中共「三大」的籌備工作，並且主持起草黨綱黨章。在會上，他擁護馬林提出的全體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的方針，但他也聽到了馬林、陳獨秀等「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此時「沒有階級鬥爭，只有民族鬥爭」；「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獨立性此時是鬼話」[46]等言論。對於三大通過的瞿秋白起草的《黨綱》，在會後付印前，陳獨秀又作了幾處修改，例如︰

       一，原文「此革命之中，只有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最現實的、最先進的最徹底的力量，因為其餘的階級……」一句，改為「無產階級卻是一種現實的最徹底的有力部分」，並在「其餘階級」下面加了「一時不易免除妥協的傾向」。

       二、原文「……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改為「……也很難成功」。

       三、原文「無產階級應竭力參加促進此民族革命……，督促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改為「……督促苟且偷安的資產階級」。

       瞿秋白還說︰「當時確有一派同志（指陳獨秀等人——引者）無意中承認資產階級應當領導革命，認為資產階級不過暫時苟且偷安罷了。」[47]

       接着，7月1日，瞿秋白主編《前鋒》創刊，又讀到了陳獨秀寫的發刊詞《本報露布》，其中寫道︰

       我們認定國民運動是中國國家生命之救星……我們在此運動中，不敢說是領袖，更不敢說是先覺，只顧當前鋒，只顧打頭陣。

       而在《前鋒》第2號上，陳獨秀又發表上述著名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強調說︰「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農民難以加入革命」；「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等等。

       所有這些言論，就陳獨秀的本意來說，只是針對國、共兩黨內強大的反對國共合作的思想而言，說明國、共兩黨和各階級合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特別是為了避免刺激國民黨內的反對派，以使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主流派能順利確立國共合作的方針，並不是說無產階級要放棄革命領導權。他的缺點最多是說了些過頭的話。但是，這些話對於瞿秋白來說，是那樣的刺耳，不能接受，並立即產生出陳獨秀黨中央要自動放棄革命領導權、美化資產階級、喪失對資產階級動搖性背叛性的警惕、貶低工人和農民革命性的誤解。張國燾和蔡和森等人也反對，但說不出甚麼道理來；瞿秋白則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出發，因此就提起筆寫了一系列文章，辯明馬克思、列寧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批評陳獨秀這些「錯誤」思想。當然，他是抱着一種「我愛我師，我猶愛真理」的心情寫的，他對陳獨秀尊敬的感情並不因此而減弱。

       首先，瞿秋白不同意陳獨秀說的「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的觀點。他說︰「勞動階級固然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特性而尚弱，……然而資產階級之弱更甚於勞動階級」；[48]中國勞工階級雖然文化程度低，「但在『社會意識』上，卻比資產階級政治黨性高得多呢」；[49]尤其是「鐵路工人、礦山工人、紡織工人、海員等，直接與官僚軍閥衝突，感覺帝國主義壓迫最甚，而亦最易組織」。[50]

       二人觀點貌似對立，實際是視角不同，應是互為補充。陳是從當時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和組織力量出發，認為資產階級比無產階級強一些，所謂「強」，也只是相對的少一些「幼稚」，因為從1894年成立興中會、1905年成立同盟會及後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畢竟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的鬥爭，政治影響和組織力量，自然比共產黨才成立三年、尚處於「自發」狀態的無產階級強一些。而瞿秋白是從「社會地位」亦即階級性出發，認為「資產階級之弱更甚於勞動階級」，以及首先在官僚買辦、帝國主義企業中產生的工人階級受壓迫的社會地位，決定他們反抗性更強，這也是事實，也有道理。

       其次，瞿秋白不同意陳獨秀所說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的觀點。他從馬、恩、列的論述和歐洲革命的歷史出發，認為資產階級往往利於民主革命的「不徹底性」；而無產階級必須在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後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以，「由某一方面說來，資產階級革命也許對於無產階級比對於資產階級的利益更大些」，[51]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更需要這種革命。因此，他主張「為無產階級自身的利益」去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說︰「馬克思主義不是教無產階級遠避資產階級革命或不參加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教無產階級︰『因為革命是資產階級的，就放任資產階級，讓他單獨去幹』，而是教無產階級竭力引導革命到底並且全副精神去參與」，而且「在總的民權運動中勉力做骨幹。」[52]

       其實，在實踐上，二者是一致的︰當前要聯合資產階級完成民主革命。陳獨秀所說民主革命力爭資產階級參加，否則就失去「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是針對國民黨歷史上不重視爭取「革命的資產階級」參加革命而言，並不是說整個民主革命要「以資產階級為主體」。在這一點上，瞿秋白顯然是誤解。而在如何對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上，陳獨秀當時過多地考慮如何貫徹共產國際的方針，勸說孫中山特別是國民黨內強大的反對國共合作的人儘快接受國共合作的政策，就事論事地或過多地站在國民黨立場上為國民黨着想來說明國共合作的好處，並且的確把民主革命主要看作為資產階級的革命，把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自己的革命，現在既然必須在民主革命完成後才能進行自己的革命，那麼就讓我們來幫助資產階級快快地來完成這場革命吧！這是當時在陳獨秀身邊工作的鄭超麟感受到的陳的一種心情。[53]而瞿秋白則完全把這場民主革命視為無產階級（共產黨）自己的革命，給人以革命性更強的感覺。

       再次，關於民主革命的結局，如上所述，陳獨秀講了兩種可能性。瞿秋白則根據馬、恩分析德國和法國革命方法，認為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怕政權被無產階級奪取，勢必「半途而輟，失節自賣」，寧願與封建勢力妥協，使革命失敗，而決不會勝利。

       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的觀察基本上是符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狀況的。由於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有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壓迫的一面，因此他們有革命性的一面，而且他們的政治和組織力量一般地說也比工、農強（指有組織的力量），因此資產階級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領導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等等。無產階級要想奪取勝利，需要有特殊的條件，如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那樣的條件。而瞿秋白的思想，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提高對資產階級叛變的警惕性，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他簡單搬用西方國家的經驗，而無視落後國家資產階級的特點，顯然有教條主義的色彩。而且即使是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妥協而結束民主革命，也不能斷定是社會的倒退。因為資產階級畢竟比封建勢力先進，如英國、德國、日本畢竟還是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從而使社會大踏步地前進了。瞿秋白的觀點是站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立場上說的左傾教條主義，妄想跨越中國必經的資本主義歷史階段。

       這樣的兩種不同思想立場，在實踐中的表現自然是不一樣的。陳獨秀容易接受並貫徹莫斯科後來下達的與資產階級國民黨妥協讓步的路線，瞿秋白則往往不願意如此，即使組織上被迫服從，思想上卻十分抵觸或消極，因此一旦由退讓的方針轉變為進攻，他必然成為先鋒和旗手，但是也容易走到另一個極端，即混淆兩種革命的不同性質，超越民主革命的範疇，從而犯「左傾」的錯誤。

       此外，鄧中夏也表示了瞿秋白同樣的觀點，批評了陳獨秀。

       從陳獨秀方面檢討，所以在客觀上產生這樣的誤解，也應該承認不僅在語言上講述國共合作的必要性時有過頭的話，在他的思想上確有模糊之處，否則在語言上也不會走得如此遠。但是這種模糊也是當時全黨和共產國際思想狀況的反映。

       在國內共產黨人中探討這些革命道理的同時，在莫斯科也進行着同樣的工作。共產國際東方部先是根據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和遠東勞動人民大會的精神，研究中國社會和革命發展狀況後，得出了被稱為「國民革命論」的第一個結論︰中國非先經過國民革命，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能直接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

       1922年3月，共產國際用電報把這個結論發給中共中央，李達說︰「當時我們不懂國民革命是甚麼。同年夏，張國燾和十多位青年團員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帶來了國際指示，也帶回許多文件。」[54]於是，就在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上作出了當前的任務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決定。會後，共產國際東方部繼續討論研究，又得出了「國民革命論」的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必須在國民革命中掌握領導權，並且寫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中︰「毫無疑問，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55]這個文件因故在中共「三大」後才傳到中國。之後，維經斯基等人，通過與中共旅莫支部討論的方式，把這個結論灌輸給當時在蘇留學的中共黨員。[56]1924年暑期後，這批黨員陸續回國，擔任了中共各級重要的領導職務，如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長，陳延年任廣東區委書記，尹寬任山東省委書記，趙世炎任北京地委書記和北方區委宣傳部長兼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協助李大釗主持北方區委工作，鄭超麟任中央宣傳部秘書、《嚮導》編輯，王若飛任河南省委書記，羅亦農任江浙區委書記，等等。他們團結一致，在黨內貫徹「國民革命論」。同時，維經斯基也再次奉命來華，與彭述之等一起，幫助籌備中共「四大」，負責起草大會文件，保證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貫徹。這時由於貫徹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與聯共在華謀求蘇俄民族利益的方針還沒有發生衝突，因此，莫斯科沒有干擾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貫徹。

　　《嚮導》周報，第一百八十五期封面

       繼瞿秋白、鄧中夏先後批評陳獨秀之後，中共「四大」前夕，彭述之寫了《誰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一文，明確表示不同意陳獨秀的觀點，認為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要資產階級來參加國民革命，已是難能之事，若望其來作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寧非夢想」，並指出︰「中國工人階級之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革命性與覺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國工人階級天然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57]彭述之的觀點走得更遠。他後來轉向托派，成為超越陳獨秀的極左派多數派領袖，甚至第四國際的首領之一，就不是偶然了。

       彭述之後來說︰這篇文章寫成後，「把文稿送給陳獨秀，請他寫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東西，我的用意是，要他不同意我的觀點並欲批評我的這個問題上，引起公開的討論」。[58]彭述之當時已經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在共產國際支持下擺出了一副挑戰者的架勢，希望引起與陳獨秀的爭論。

       陳獨秀怎樣表示呢？作為中共中央委員長，他可以不理睬中央委員瞿秋白、鄧中夏的意見；現在，對於共產國際的決定並且要寫入「四大」文件，他不能迴避了。他讀了彭述之的文稿後，寫了題為《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的教訓》的回應文章，與彭文一並發表在同一期《新青年》季刊上。因為他作為共產黨的領導人，本來就沒有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思想，說他有這個思想是一種誤解，因此他不存在與人爭論的問題，反而可以趁此機會澄清人們的誤解。陳獨秀強調說︰「二十餘年來國民運動給我們的總教訓是︰社會各階級中，只有人類最後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階級，而且是國際資本主義天然敵對者；不但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他是主力軍，即在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之國民革命，也須他做一個督戰者。」[59]

       彭述之期望的那種情況——「陳獨秀反對革命領導權」，沒有出現。陳獨秀當時沒有採用已經通用的「領袖」和「領導者」這個詞來表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意思，這顯然是考慮到了當時共產黨的實際情況，即力量還小，又是以參加國民黨的形式進行革命，所以，所謂「領導權」只能通過「督戰者」的方式來實現，也就是要對孫中山國民黨進行監督和批評。陳獨秀在這裏既堅持了自己的立場，又避免了中共可能的分裂。

       就這樣，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在無產階級掌握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的問題上，思想達到了一致。陳獨秀以這個思想主持了1925年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各項決議，都貫徹了這個思想。陳獨秀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採用「總書記」這個名稱。

       至此，在是否放棄革命領導權問題上，黨內一些幹部對陳獨秀的誤解完全消除。以後的事實表明，陳獨秀在大革命中一直堅定地貫徹「四大」精神，以各種方式堅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對革命的領導權，當他對革命還有所影響的時候，例如五卅運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革命就取得勝利，而當他被迫執行莫斯科的妥協方針而失去領導權時，共產黨失去獨立性而淪為附庸時，革命就受挫折和失敗。從社會發展規律上說，當時中國需要發展的是資本主義經濟和民主主義的制度，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由於當時及以後一段很長的歷史時期中，共產黨領導人總是在革命取得一些勝利後，特別是取得政權後，立即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違背歷史客觀規律的。所以，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從根本上不可能取得徹底的勝利，或勝利了又得退回去。這是陳獨秀及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直到毛澤東、鄧小平等一切領導人的悲劇，而且是歷史決定的命運。

提攜毛澤東

       1921年8月中旬，毛澤東參加中共「一大」後回到長沙。10月10日，建立起第一個湖南黨支部，任書記。然後，把湖南的工作完全納入中央領導軌道，貫徹11月中央《通告》中佈置的任務。湖南黨組織與黨中央之間建立起下級與上級的關係，當時這種關係是相當融洽的。陳獨秀十分關心並支援湖南的工作，毛澤東則較出色地完成了一切任務，並積極爭取中央對湖南工作的幫助。當時湖南黨的工作重點放在以下三方面︰

       一、積極而慎重地發展黨員，提前完成建立長沙區委的任務

       中央《通告》規定明年7月前各區必須各發展30名同志，成立區委。湖南黨支部成立後，於1922年5月底就提前使本區的黨員發展到30多人，建立起中共長沙區委的機構，為中共二大的及時召開和建立中央委員會作出了重大貢獻。毛澤東本人本來是要參加黨的二大的，因忘記了開會地址，未果。1923年初，湖南黨員發展到40多人，佔全國黨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強。

       在以上湖南建黨過程中，黨中央也給了必要的幫助。為了幫助解決缺少有理論有經驗的黨的幹部問題，1921年11月下旬，旅法的蔡和森、李立三回到上海，陳獨秀與陳公培介紹他倆入黨後，在中央幹部也感奇缺的情況下，只留下蔡，派李赴湘工作。毛澤東對李特別倚重，讓李任中共湘區委員及團區委委員，並派他到當時工運中心安源去工作。李去後建立起湖南第一個產業工人黨支部，緊接着就發動安源煤礦工人大罷工。又如︰1922年5月，陳獨秀又應毛澤東的要求，派在團中央工作的張秋人到湖南任教，以衡陽第三師範為掩護，很快建立起湘南地區的黨組織，並於次年春，發動起震動全省的「三師學潮」。

       二、大力發展工人運動，成為第一次工運高潮中的模範

       由於中央《通告》指示全黨全力組織影響全局的鐵道工會，毛澤東在粵漢鐵路上幾個工會和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建設中，花了較多的精力。除了他親自深入工人中去外，他還在陳獨秀的支持下，派李立三、劉少奇、蔣先雲、郭亮等得力幹部，去各地組織工會、辦工人夜校，因此在1922年至1923年初湖南的工運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共建立了二十多個工會，會員四、五萬人。重大的工会都由區委直接領導，毛澤東還出任全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大大完成中央的任務，因為中央只是要求「各區直接管理的工會一個以上」。在這個基礎上，湖南的工人運動開展起來，到1923年2月8日，大規模的罷工達八次之多。「二七」慘案後，各地工運成果相繼喪失，惟獨湖南工運安然不動。安源工人俱樂部曾被譽為「小莫斯科」。

       在這個過程中，陳獨秀給予了許多支持和幫助。例如，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原湖南勞工會領袖黃愛、龐人銓被爭取過來，在1922年1月指導長沙第一紗廠罷工鬥爭時被軍閥趙恒惕殺害。毛澤東向中央建議派李立三陪同黃愛父親到上海向社會各界控訴軍閥罪行。陳獨秀完全支持毛澤東的建議，並決定不僅在上海，而且指示天津、北京、廣州等地也開這種追悼大會。上海的追悼大會由與陳獨秀一起開闢工人運動的李啟漢主持，陳獨秀親自參加並發表演說，接着，陳獨秀向趕來參加追悼會的毛澤東佈置了5月初在廣州舉行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的任務。毛澤東回湘後立即選派易禮容等三人為代表參加「勞大」。陳獨秀指導的這次大會特別關照湖南的運動，通過了「湖南勞工會黃、龐二君被殺及香港罷工沙田海員被殺案」，決定每年1月17日為黃、龐紀念日。

　　毛澤東為黃龐烈士特制的紀念章並親筆題寫“黃龐精神不死”

       三、認真發展青年團，成為全國青運的一面旗幟

       1922年5月5日，在陳獨秀指導下召開了團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訂了新的團章和綱領，強調「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團體」。[60]毛澤東在這年3月與陳獨秀一起參加上海追悼黃愛、龐人銓大會時，就得知改組青年團消息，立即回湘佈置，並於6月7日至15日三次致信團中央索要「千份」新團章，並說衡陽一縣，已有團員50餘人，而且「都是好的」。中央《通告》這年7月全國團員達到2,000人，而衡陽一個小縣這時已有50人；長沙一區就要團章「千份」。為此，陳獨秀十分讚賞長沙區委的工作，曾決定團的二大在長沙舉行，後來因長沙發生「六一慘案」，局勢惡化，改在南京舉行。

       湘區的成績引起了黨中央的特別注意。在緊接着召開的黨的「三大」上，陳獨秀在代表中央做的工作報告中，批評了上海、北京、武漢等地的工作，惟獨表揚了湖南。他說︰「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湖南幾乎所有擁有三萬人以上的工會，都在我們的影響之下。」[61]

       這種情況，在馬林的《工作記錄》上也有反映。他在寫給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等人的1922年10月14日至11月1日的工作報告中說，《嚮導》周報的銷售，「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青年團的「情況很糟」，中央機關報「《先驅》12期，但有5,000冊沒發出去。長沙小組最好，那裏的團員人數230，上海110，廣州40，浙江40，濟南府20，安徽15，山西20」。[62]在說到黨的經費時，馬林又報告說︰「我告訴（中共）同志們，黨務費用務必力爭自理……黨員的多數，乃至大多數都沒有收入，我經常指出，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只有在湖南，我們有一個最好的組織，那裏大約有一半開支靠當地財源，一直在爭取自給。」[63]

       陳獨秀早就有意調毛澤東到中央工作的想法。正好，由於國共合作方針確立後，一是全國工作的開展，任務繁重起來；二是由於黨內合作的方式遭到一些幹部的反對而退黨，中央工作幹部缺少的問題越來越尖銳。正好，這時李維漢從法國回國。1923年1月，中央決定派李去湖南擔任區委書記，接替毛澤東的工作。

       當時黨的主要工作是準備「三大」和與國民黨建立合作，並幫助國民黨改組。在這些方面，毛澤東成了陳獨秀最得力的助手。6月上旬，二人一起到廣州參加中共「三大」預備會議。三大12–20日在廣州舉行。會議由陳主持，討論了三大的各項決議案和中央人選。張國燾依然不同意黨內合作方式，尤其不同意全體黨員和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不同意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黨員。毛澤東根據湖南工人運動的經驗，說明搞聯合戰線的必要性，認為大批工農加入國民黨，正可以改造它的階級成份，與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是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會議否定了張國燾的意見，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五人組成中央局。陳為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二人共同主持日常工作。毛澤東這個秘書具有相當大的權力。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

       三大結束後，陳獨秀、毛澤東兩人署名共同簽發了一系列文件，如1924年的《中央通告》第十三號（關於開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紀念和宣傳活動）、第十四號（關於一致戮力申討賣國殃民的直系軍閥吳佩孚）、第十五號（關於反對國民黨右派反共排共的措施）、第十七號（關於揭露江浙軍閥戰爭的反動性質）、第二十一號（關於加強黨內組織工作）、第二十二號（關於幫助國民黨改組）等等。不僅如此，毛澤東還經常代表中央獨立簽發文件，指導地方工作，可見陳獨秀對他的信任。例如，這年8月，他曾代表中央指導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9月受中共中央和國民黨總務部的委託，到長沙籌建湖南國民黨省黨部，同時又代表中央指導團中央的工作。尤其在1924年5月兼任中央組織部長（原由陳獨秀兼）以後，他與陳獨秀的關係更是密切，這年八、九月份，又多次代表中央簽發關於籌備中共四大的文件。

       從二人在中共「三大」上的發言，和他們寫的文章及簽發的文件來看，二人在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總的來說是一致的。毛澤東與陳獨秀配合主持黨中央工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貫徹共產國際指示，幫助國民黨改組並大力發展國民黨組織；堅決維護國共合作；糾正國民黨傳統的革命方式。

       關於大力發展國民黨，原先國民黨在湖南基本上是個空白，1923年9月中旬，毛澤東即遵照中共中央決定並受國民黨本部總務部副部長林伯渠（共產黨員）的委託，回長沙籌建了湖南國民黨的系統組織。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後，毛又受陳委派，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出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文書科代理主任（主任邵元沖）和組織部秘書（部長胡漢民）。但上海執行部的重大問題，則由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和中共中央委員長陳獨秀協商決定。毛澤東為國民黨重點地區上海的組織建設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25年月10月，經中共中央批准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常務會議通過，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部長汪精衛因是國民政府主席，事繁不勝兼理），為加強國民黨中央、上海和廣東國民黨組織又付出了巨大精力。在國共合作和國民黨發展史上，陳獨秀和毛澤東都佔有重要的一頁。

       與國民黨右派的鬥爭是相當激烈的。自從1922年孫中山確立「容共」（共產黨稱「聯共」）方針起，國民黨內謝持、鄒魯、鄧澤如等人一直持反對態度。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他們11月在北京西山舉行會議，另立中央，通過一系列反蘇反共決議。以中派面目出現的戴季陶等也暗中幫助，發表小冊子，宣稱兩黨「共信不立」，要共產黨放棄階級鬥爭理論，或退出國民黨。

       陳獨秀發表了《給戴季陶的一封信》、《戴季陶與反共派運動》、《戴季陶之道不孤矣》、《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等，給予批駁。毛澤東配合陳獨秀的行動，在國民黨的一大上，與李大釗等人一起，抵制了右派提出的共產黨員不能「跨黨」的提案。1924年7月21日，就反對國民黨右派鬥爭策略問題，他與陳獨秀聯署發出《中央通告》第十五號。這個文件表明，當共產國際的指示對於中共來說較正確時，陳獨秀、毛澤東等在執行國共合作方針時，也是正確的。遵照「團結左派，打擊右派，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爭取革命領導權」方針，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毛澤東促使國民黨中央開會，指出戴書只是「個人意見，並未經中央鑒定」，並通告各級組織，「凡關於黨之主義與政策之根本原則之言論，非先經黨部決議，不能發表」。會議還通過毛澤東提議，調戴來廣州工作。

       通過這三、四年陳獨秀的提攜和工作中的鍛鍊，毛澤東迅速成長起來，特別在認識中國社會各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領導全黨和全國的革命運動方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為日後成為中共領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26年3月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就是他在這方面的一個總結。傳統觀念總是把毛澤東的這篇文章視為批判陳獨秀1923年兩篇「右傾機會主義」文章的武器，是完全顛倒黑白的。實際上，這篇文章既吸收發展了陳獨秀兩篇文章的成果，又總結了他在陳獨秀指導下的工作經驗。這時期二人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而陳獨秀對毛澤東則給予了更多的幫助，絕不是互相對立的。

批評孫中山，馬林被撤

       說1923年陳獨秀的兩篇文章及其他類似文章和講話、報告是「放棄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是誤解，最有力的證明是從1923、1924年國共合作方針確立開始，陳獨秀就旗幟鮮明地、不屈不撓堅持對孫中山國民黨的錯誤路線、方針、政策採取批評的態度，如陳所說起「督戰者」的作用。

       陳獨秀與毛澤東共同糾正國民黨傳統的革命方式，主要表現在1923年6月25日即中共三大後第五天，他們二人與李大釗、蔡和森、譚平山一起，以國民黨黨員身份，致函孫中山，指出革命要靠廣大工農群眾，「我們不能沿襲封建軍閥用武力奪取政權攻佔地盤的同樣的方針。這會給人們造成我們與軍閥一脈相承的印象。用舊方法舊軍隊去建立新中國不僅不合邏輯，而且在實踐中也絕對行不通。……我們只能用新手段，採取新方針，建立新的力量。對於國民，我們應聯合商民、學生、農民、工人並引導他們到黨的旗幟下。……我們要求先生離開廣州前往輿論的中心地上海，到那裏去召開國民會議。」[64]

       在7月2日，毛澤東與陳獨秀聯名致函共產國際，抵制國際要求把中共中央機關定在廣州的指示，仍遷回上海。信中說︰「這不僅因為上海是工業最發展的中心區，而且也便於對全國工作進行指導和傳達。」共產國際主要從蘇聯的利益出發，陳獨秀主要從中國革命利益出發的矛盾，開始明朗起來。因為共產國際希望中共中央在廣州與國民黨密切合作，儘快發動北伐，推翻反蘇的北洋政府。

       陳獨秀與毛澤東同中有異︰十月革命以城市為中心，平時發動組織工農群眾，最後發動全國武裝總暴動，一舉奪取政權，因此陳獨秀反對北伐戰爭，反對革命低潮時期的農村武裝割據。毛澤東則受了歷史上農民戰爭的影響，又看到北伐戰爭摧垮地方上舊政權，對發動工農運動有利，所以一直支持北伐；大革命失敗後更堅持在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地區的武裝割據。

       這種差異的結果，長期以來在傳統觀念上被視為孫中山和毛澤東重視武裝鬥爭，陳獨秀輕視武裝鬥爭，而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因此，這又成為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一個根據。其實這又是一種誤解，陳獨秀只是教條主義地對待歐洲革命的方式，不懂得即使在革命低潮或準備時期，也要堅持武裝鬥爭。但同時也要看到，以後的歷史表明，他從來沒有放棄暴力革命和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思想。

       不過，革命應該依靠工農群眾，不能依靠軍閥甲打倒軍閥乙，更不能依靠外國列強。這是一個分清敵我友的戰略路線問題。陳獨秀除了直接寫信給孫中山之外，還在黨刊上多次發表文章，批評、勸告孫中山，其說理無比充分，態度極為誠懇，甚至做到「垂淚而道之」的程度。他指出︰

我們一是反對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二是反對國內軍閥的壓迫，「逼迫得我們不得不做國民運動以自救」；「國民運動，就應該依賴中國國民自己的勢力，斷然不能依賴外國勢力……斷然不能依賴軍閥勢力」；「若妄想假借友邦勢力或利用一部分軍閥勢力來做國民運動，這種四不像的國民運動，其結果必然是『王婆照應武大郎』」。[65]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對照孫中山國民黨的歷史，說得更具體、更懇切、更尖銳︰

       「現在國家的大難又到了，國民黨應該怎樣做？直系軍閥之擁兵亂政，為全國所不容，然而昏庸奸猾的黎元洪，罪惡昭著的段系、奉系軍人與安福、政學等國蠹……他們雖然也都反對直系，卻不是國民黨所應該利用的武器；國民黨真的武器，只有國民——商會、工會、學生會、農民等人民團體——的力量」；「國民黨若不建設在國民的力量上面，而建設在敵人的力量上面，就是他們能夠擁戴中山先生做總統，其結果能比傀儡總統黎元洪高明幾何？」

       最後，他甚至這樣說︰

       「現在有兩條對立的戰線︰一是國民黨的戰線，一是軍閥的戰線……國民黨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勢力——國民勢力，引導國民去做革命運動以外，實無別路可走；斷不可徘徊依違於軍閥之間而終無所就，徒然失去國民之希望與同情，致阻國民革命的機運，所以我們不得不向敬愛的國民黨垂淚而道之。」[66]

       忠於依靠工農革命戰略思想的馬林，也不滿孫中山國民黨繼續推行「依靠軍閥倒軍閥」的路線，為此，在1923年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他坦率地承認在中共機關報《前鋒》上「嚴厲批評了國民黨」，並且認為國民黨會因其「領導上的種種錯誤而垮台」。[67]

　　中共機關報《前鋒》

       7月21日，馬林給廖仲愷的信中，對國民黨的綱領、領導體制到策略路線上的錯誤，更是全面地進行了坦率的批評︰

       關於綱領，馬林批評國民黨不反帝。國民黨「認為不用觸動外國在中國的勢力，就有可能建立一個新中國，由中國人自己決定中國的一切事務。」因此，「國民黨對許多重大問題（例如世界大戰、1919年五四運動、華盛頓會議召開時的運動、對京漢路大罷工的大屠殺，抵制日貨運動）採取了既不領導也不參與的態度。黨沒有成為國民運動的領導者，卻與各封建軍閥為伍。」

       關於領導體制，他說︰

       辛亥革命時，「採取了符合家長制傳統的領導方式，這種個人領導方式延續至今，對黨的發展極為不利」；那時以來，中國和世界發生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本應使國民黨產生新的思想，但是，國民黨的體制，國民黨從不召開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以及它政治宣傳工作的薄弱等都不利於黨的新策略思想的產生和發展。」

       關於策略路線，他說︰

       雖然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革命的，然而在實際行動上，卻日益封建主義化。雖然黨綱規定黨應採取新的鬥爭形式，動員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農民和工人參加國民運動，但實際上黨只依靠軍閥、依靠那些和他們在華北的敵人毫無區別的軍閥。[68]

       這封信對國民黨的分析，與去年陳獨秀的「四・六信件」基本上是一致的，完全切中要害。說明在這個問題上，馬林與陳獨秀中共中央是一致的而且是堅決的。因為這關係到能不能在國共合作中保持共產黨的純潔性和獨立性的原則問題。如果國民黨繼續走「依靠軍閥反軍閥」的軌道，那麼，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就改變性質了，而且這是毫無勝利希望的投機行為。

       當時馬林和陳獨秀為孫中山草擬的「國民黨改組計劃」，也是為了克服這些缺點。在荷蘭保存的此計劃草案中寫道︰「黨的執行委員會由21人組成」，名單在「全國黨代表大會上選舉」。「黨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執行委員會由黨的總理、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各部長和國內各地方黨部負責人組成。」或「設立由黨的總理、組織部的三名部長和宣傳部的三名部長組成的中央委員會處理日常事務」。所有這些規定，都是旨在改變孫中山一人獨裁的傳統體制。而且，在各部部長人選名單中，除了組織部長人選為張繼、廖仲愷外，全是共產黨人。陳獨秀被列為三個部長的人選︰宣傳部、聯絡部、知識分子部。

       這個名單，充分表現出當時馬林和陳獨秀執行的黨內合作方針的確是利用國民黨、掌握國民黨領導權，進而掌握革命領導權。不過，後來的實踐證明，這種「雄心壯志」是一廂情願的，不現實的。但也雄辯地證明，當初陳獨秀同意國共合作方針，沒有一點後來史太林和毛澤東所說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

       但是，正如陳獨秀給維經斯基「四・六信件」中指出的，孫中山還是那個老脾氣，只要求黨員對他絕對忠誠和服從，不允許對他的批評，「絕對不能容納新加入分子的意見」。他屢次對馬林說︰

       「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若蘇俄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69]

       當時，馬林的一封信中這樣說︰「上海的國民黨員抱怨我們《嚮導》周報上的批評太苛刻」；「孫中山告訴我，這個周報上的批評是無法接受的，如果陳獨秀不放棄批評，孫一定要把他開除出黨。」[70]當時任共產國際遠東情報部主任的斯列派克說︰「事情到了這種地步，孫逸仙想把陳（獨秀）開除出黨，原因是後者在《嚮導》上批評了國民黨的行為。」[71]後來，孫中山雖未採取此極端措施，並且看在鮑羅廷帶來的大量經濟與軍事援助份上，還指定陳獨秀為參加國民黨一大的代表。但是，二人芥蒂從此埋下，第二年7、8月份終於發生要成立聯絡委員會控制中共的事件。

       又要國共合作，又要爭奪領導權，雙方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不同的是國民黨採取了光明磊落的態度，共產黨則採取了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皮裏的策略。一向光明磊落的陳獨秀由於受到了共產國際的牽制，採取了「知其不能而為之」的態度。因此，他在整個國民革命中的表現，始終是動搖和無奈的。

       1923年6月，北京發生直系曹錕驅逐總統黎元洪事件，政局動蕩。陳獨秀主持發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提議︰「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72]同時，中共中央特別「函請孫中山赴滬召集國民會議」，但是，迷戀於依靠軍閥的孫未予理睬。致使陳獨秀感嘆這個印發了6,300（其中300為英文）份的中共宣言，除了香港各英文報發生反感外，「在國內輿論上無甚麼影響」，對孫中山的工作，「亦無結果」。[73]

       第二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重組內閣，邀請孫中山北上，同時又讓段祺瑞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搶先掌握實權。孫中山又產生幻想，企圖北上與北洋軍閥組織聯合政府。陳獨秀基於以上同樣的理由，召集中央會議作出決定，反對孫中山北上，指出孫北上是「軍事投機」，「與段祺瑞妥協」。而廣東區委則支援孫北上，認為此舉可以使革命運動推向北方發展。[74]後來見中山決意北上，11月6日，由陳獨秀和毛澤東簽署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一號》即改變態度，表示︰「現在我們對於孫中山參加北方和會並不根本反對，然我們當警告孫中山在和會中本着國民黨的黨綱、政綱及北伐宣言說話，揭破帝國主義和軍閥在和會中勾結宰制中國的陰謀。」[75]在堅持原則性的前提下，表示了靈活性。

       馬林對孫中山堅持舊的策略也很惱火，於是提議莫斯科在這種情況下，不要為孫中山「南方毫無意義的軍事行動提供財政援助」，並說︰

       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們的援助只是有利於舊策略的繼續，供養那些與革命的國民黨毫無關係的將領們，如果這種危險存在，就不要給予援助。最好是在對方保證不把援款用於南方的軍事行動之後，再開始提供援助。[76]

       7月18日，馬林離華前夕給越飛和達夫謙的信說得更堅決︰「你們看見，孫中山更希望留在廣東，而不樂意同我們接近。現在，我對他毫無辦法。你們隨時可以通過上海找到他。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指中共中央——引者）感到，不能寄希望於通過健忘的孫中山改變態度去把國民黨的宣傳推上新的軌道。為了開展群眾工作，我們的人也不能總在廣州束手以待。現在的問題是，不能為了孫氏王朝控制廣東再把200萬元塞進南方將領們的腰包，最好是用21,000萬元（原文如此——引者），幫助為數不多的共產黨人從事國民黨的宣傳，看看他們在這方面會有甚麼作為。」[77]

       在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他甚至表示︰「我堅決主張，如果國民黨因其領導上的種種錯誤而垮台，那就一定還要另建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共產黨人在這個黨裏應做的事情與在國民黨裏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同。」[78]

       順便說一下，馬林如此醉心於共產黨人做國民黨的工作，因為他堅定地認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裏，絕對不能單純進行共產國際的工作，因為在這樣一些國家裏，階級的分化尚未到達這種地步，單純進行黨的工作是不相宜的」；「因為這些被壓迫國家的革命運動在很長時間內必將是民族主義的運動。」[79]這種認識是正確的，可以醫治急於進行共產主義運動的「左傾」急性病，然而也是他雖然獨創性的提出國共合作的方針，卻很快被共產國際拋棄的主要原因之一。

       實際上，馬林與陳獨秀的上述批評孫中山意見，是與維經斯基的意見一致的，或者說是貫徹了當時共產國際主流派的意見。早在1923年3月27日，維經斯基給莫斯科的薩法羅夫（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電報中就說︰「建議在黨代會和工會代表大會（指中共三大和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引者注）結束前讓馬林留在中國，指示他不要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而要向孫逸仙提出條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與督軍建立軍事聯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國性的政黨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學生運動；第三，斷絕同張作霖、段祺瑞的聯繫」。[80]

       這時的蘇俄，由於吳佩孚拒絕承認蘇俄繼承舊俄在中東路上的特權，拒絕支持蘇俄在外蒙古駐軍要求，再加上一筆不小的俄國軍事援助被吳騙走，隨後發生1923年「二七」慘案，不得不放棄重點聯吳的政策，轉而接受馬林的聯孫政策。然而，援助孫中山的第一個條件是「孫一定要讓張（作霖）接受我們對鐵路（即中東鐵路——引者）的要求，並立即同我們締結一個關於鐵路的協定」。[81]而在這個殖民利益問題上，一直在反對西方殖民主義者、支持被壓迫民族鬥爭的環境中成長的馬林與莫斯科發生了根本的衝突。

       十月革命勝利後，蘇俄政府曾兩次發表聲明，放棄沙俄時代侵華的一切權益，自然也包括中東鐵路的權益。但是後來在與中國政府談判時，他們改變了政策，要求中俄共管，而實權仍掌握在蘇俄手中。馬林則認為，中東鐵路權益應當歸屬中國，不應該由中俄共管。

       馬林的這個主張也是為蘇俄的根本利益考慮的。在他看來，中俄共管會給人不好的印象。他認為︰蘇俄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外交政策，「即使在外表上，也絕不允許與帝國主義國家有絲毫相似之處」。「帝國主義娓娓動聽地對東方各國人民表示廣泛的讓步，在這種形勢下，革命思想的吸引力再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思想上，必須有事實作為證明」。[82]顯然，馬林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包括對中東鐵路權益問題的看法）與莫斯科確立的總的對華政策存在分歧。俄共（布）領導人（列寧病重，主要負責人是史太林）固執地堅持蘇俄在中東路的利益，因此對馬林失去了基本信任。

       蘇俄領導人決定另派鮑羅廷來執行新政策。但是，這個政策和人事上的變動，沒有一開始就通知馬林。從1923年1月開始，先是撤銷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華代表職務，並且不再由他聯絡孫中山；進而斷絕經費（包括生活費），逼迫他自動離華回國。

       其實，當時的馬林在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撤職的情況下，還是很想繼續幹下去，以便全面啟動他的「斯內夫利特戰略」實施工程。在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談到︰「孫現在已經得到巨大的支持，如果我能留在這裏專門致力於幫助國民黨的改組和開展一個強大的反帝宣傳運動，那會是有益的、重要的工作。」信中近乎哀求地這樣說︰「如果我加入了國民黨，參與改組工作（我已經替孫擬定了一個計劃），我願意同時也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國的代表，那麼我可以無償地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並能照舊完成我現在的工作。」「否則，如果換另一個人來，我的處境就會非常尷尬」。[83]

       但是，馬林的這封渴望布哈林給他「至關重要意見」的信又沒有得到回答。6月20日馬林在廣州給越飛和達夫謙寫信時說︰「自從5月31日以來，我一直在等待消息，但是毫無音訊。」[84]於是，馬林終於憤怒了！7月18日，馬林在廣州給越飛和達夫謙信中表示︰「無論如何，請回答我本月發出的電報，況且，不該讓我總這樣滯留此地，不管我打多少電報，你們還是照老樣辦事︰只寄新聞簡報，而不給我一分一文生活費用。給我新聞簡報表明你們知道我在這裏，即使一個老共產黨員，也需要錢維持生活。」[85]可見，這時的馬林過着多麼狼狽的生活。於是，他斷然決定回國，並且再也不到中國來。

       7月下旬，陳獨秀抵制莫斯科指示成功，把中共中央遷回上海。馬林隨往，繼而離華回莫斯科。後來，孫中山和蔣介石多次邀請他再來華工作，他也表示願意，但是，由於上述他與莫斯科的種種分歧，這位很有獨立見解、與陳獨秀有尖銳矛盾、但最後與他在保持國共合作上共產黨的獨立性等問題上有較多共同語言的國際代表，再也沒有被允許來華。1924年3月27日，馬林回到故鄉荷蘭定居。與此同時，鮑羅廷於1923年8月底來華。

　　1923年，蘇聯政府派遣他任中國國民黨的首席政治顧問

       馬林離華，鮑羅廷來華，是一個轉折點，意味着蘇俄與國民黨關係一個波浪的結束，又一個波浪的開始，即由若即若離，到如膠似漆；對於中共也是如此，即在與共產國際、聯共（布）的關係問題上，陳獨秀中共中央從還有一點發言權，到完全被壓服；在國共合作中，從能維持一定程度的共產黨的獨立性並爭取領導權，到完全成為國民黨的苦力和附庸。

       於是，翻開了陳獨秀歷史上最悲壯、最屈辱的一頁。

[1]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36；《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68。

[2]《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59。盧是文藝評論家、哲學家。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成為著名的國務活動及社會活動家。

[3]〈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3年6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頁243。

[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226。

[5]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馬林）談話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251–252。

[6]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馬林）談話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252–253。

[7]姚金果、蘇杭、楊雲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頁56。

[8]姚金果、蘇杭、楊雲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頁56。

[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225。

[10]《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67。

[11]《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67。

[12]陳獨秀的英文名縮寫。在後來托派時期，內部化名為「DS」，當時的翻譯不規範，所以有人把「獨秀」簡譯成「T. S」；有人譯成「D. S」。

[13]〈馬林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2年7月11日），《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2。

[14]《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70。

[15]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59。

[16]《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7。

[17]《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431。

[18]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61。

[19]「荷蘭政府與各國警方密切監視斯內夫利特東來」各件檔案，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頁2–15。

[20]《步軍統領衙門探員劉漢超等關於蘇聯共產黨人在北京、滬、鄂活動情報》，南京第二檔案館藏。

[21]《民國日報》，1921年10月6、20、27日。

[22]《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8。

[23]〈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28；〈陳望道談話記錄〉，《復旦學報》，第3期（1980）。

[24]〈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3年6月20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43。

[25]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98。

[26]孫中山與床慶齡的談話，轉自宋慶齡︰〈儒教與現代中國〉，《宋慶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頁109。

[27]達林︰《中國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112。

[28]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212。

[29]〈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15。

[30]〈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26。

[31]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39、3009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77、78。

[32]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24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80。

[33]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24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80。

[34]《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174。

[3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353。

[36]陳獨秀︰〈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民國日報》，1922年8月22日。

[37]〈民主聯合戰綫與勞資妥協〉，《勞動週刊》，第6期（1923年5月26日）。

[38]駱星幸譯︰〈陳獨秀在莫斯科〉（法國程映湘、卡達爾記錄整理《彭述之回憶錄》之節錄），載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5、17期（1999年1月）。

[3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352、353。

[4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354。

[41]鄭超麟︰〈回憶陳延年喬年兄弟〉，《懷舊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122。

[42]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前鋒》，第2期（1923年12月1日）。

[43]《嚮導》，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44]〈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0。

[45]《瞿秋白文集》，第1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頁203。

[46]轉自蔡和森︰〈論陳獨秀主義〉，《布爾塞維克》，第4卷，第5期（1930）。

[47]瞿秋白︰〈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670。

[48]〈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前鋒》，第1號（1923）。

[49]〈中國之地方政治與封建制度〉，《嚮導》，第23期（1923）。

[50]〈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前鋒》，第1號（1923）。

[51]〈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

[52]〈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

[53]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54]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一大」前後》（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7。

[5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105。

[56]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57]《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56。

[58]萊斯・埃文斯、拉賽爾・布洛克編《托洛斯基論中國》一書中彭述之寫的導言，1976年紐約版。

[59]《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56。

[60]《先驅》，第8號，1922年5月15日。

[61]〈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488、489。

[62]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93/3145號德文手稿，轉自《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87。

[63]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薩法羅夫的信（1923年7月3日），斯內夫利特檔案第300/3076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78。

[64]《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67。

[65]〈國民運動〉，《前鋒》，第1期（1923年7月1日）。

[66]〈北京政變與國民黨〉，《嚮導》，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

[67]《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96。

[68]《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301–304。

[69]轉引自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陳獨秀轉向托派後散發的手刻油印小冊子。

[70]〈馬林致達夫謙和越飛的信〉（1923年7月2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425。

[7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267–268。

[7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133。

[73]陳獨秀在中共三屆一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10。

[74]王若飛︰〈關於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瞿秋白︰〈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陳獨秀在中共五大上的報告〉，《中共黨史資料》，第3輯（1982）。

[7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234。

[76]《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97–198。

[77]《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24。

[7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60。

[79]〈關於我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在中國的工作問題——越飛和斯內夫利特的提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404、405。

[8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238。

[81]〈越飛致斯內夫利特的電報〉（1923年5月11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73。

[82]〈關於我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在中國的工作問題——越飛和斯內夫利特的提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404、405。

[83]《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59、435。

[8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20。

[8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24。

六   為捍衛中共在國共合作中的獨立性而鬥爭（1923–1926）

與鮑羅廷的初次衝突

        鮑羅廷這位帶着莫斯科新方針的國民黨和孫中山高級顧問，用鄭超麟的話說，由於口袋中帶着大量的「草」——當時國民黨急迫需要的經費和軍事援助，而且能與莫斯科最高當局直接聯繫，比馬林初來時更是不可一世。當時任蘇俄副外交人民委員的加拉罕在向孫中山推薦信中甚至這樣說：「莫斯科長期以來一直強烈地感受到我們的政府在廣州缺少一個常駐的、負責的代表（從這裏看出，莫斯科所以把馬林撤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不是俄國人——作者）。隨着鮑羅廷的被任命，我們已經朝這個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鮑羅廷同志是在俄國革命運動中工作很多年的我們黨的一位老黨員。請您不僅把鮑羅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我個人的代表，你可以像同我談話一樣，坦率地同他交談。你可以相信他所說的一切，就像我親自告訴您的一樣。」[1]

　　孫中山與鮑羅廷

       10月6日，鮑羅廷到達廣州，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把國民黨改造成俄國需要的樣子，催促孫中山立即改組國民黨。由於當時孫中山處於十分大的困難之中，而鮑羅廷手中有援助，孫中山積極回應。18日，就寫聘請鮑為中國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委任書。25日，召開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討論並落實原由馬林和陳獨秀擬定的改組計畫。會上，孫中山指派九名中央委員和五名候補委員組成的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具體進行改組工作。譚平山（中央委員）和李大釗（候補委員）兩位共產黨人參加。

       但是，國民黨內立即出現一股強烈反對共產黨加入的勢力，特別是在上海。國民黨中央委員鄧澤如甚至寫信給孫中山，攻擊國共合作是「陳獨秀的共產黨利用我黨之陰謀」。對此，陳獨秀在內心深處雖然對黨內合作的方針有些動搖，如當時一直反對加入國民黨的張國燾寫信給維經斯基時幸災樂禍地說的：陳獨秀來信表示「現在感到三次黨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我們同國民黨關係的政治論斷，不太切合實際」；「這很清楚地證明，陳獨秀和馬林同志的計劃遇到了困難，目前不能兌現。」[2]但是在行動上，陳獨秀還是努力維護共產國際的方針，對國共雙方內部的反對勢力儘量做工作，除了發表上述《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外，1924年1月8日，給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一封信中，對國民黨改組後的章程提出修改意見，主張吸收黨員「固鄭重將來，加以嚴密的規定，以慎其始也」。第二天《民國日報》在頭版頭條《言論》欄，發表《介紹一個「黨」的意見》，摘錄陳獨秀信中有關黨員資格及入黨手續修改意見，稱讚陳信「很有見解，提出了幾個有價值的意見」，「其中最有警策的一點，就是分子的選擇和審查，……沒有好分子，斷不會有好黨。」

       國民黨另一位中央委員鄒魯以及骨幹馮自由、馬素等說改組後「國民黨赤化了」，「是共產派利用國民黨做共產主義的運動」。陳獨秀駁斥說：共產黨加入了國民黨，是因為「知道革命的勢力不可分」：

       「共產主義者加入國民黨，乃是因為殖民地的中國國民革命在世界革命的重要，決不是因為想要赤化國民黨利用國民黨來做共產運動而加入的；因為共產黨的目的、使命及革命的動機，都截然和國民黨不同，是斷然利用不來的」；「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之目的與動力都截然不同，共產派的人有何神通能夠利用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黨來做階級爭鬥的共產運動？……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黨，當然不免而且應該包容許多大小資產階級的分子在內；共產派有何方法能以利用這班資產階級，來做共產運動，來革資產階級他們自己的命？共產派如果這樣頭腦昏聵，他們還懂得共產主義麼？」[3]

       陳獨秀的辯駁是合情合理，光明磊落的。

       當時的孫中山為了挽救國民黨，也不得不逐條駁斥鄧澤如的信。他以陳獨秀上述給《民國日報》的信為證據，說共產黨遵守國民黨黨綱，「陰謀」何來之有？仲甫現在處處為國民黨建成革命黨着想。你們這些自稱對黨忠誠的人，能提出這樣的意見嗎？

       由於鮑羅廷、陳獨秀、孫中山三方的共同努力，國共合作的方針，終於克服國共兩黨內部的重重阻力，得以順利執行。1923年12月25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委員長的名義與秘書羅章龍共同簽署的中央通告，首先指出當前國民黨改組中的嚴峻形勢，沒有盲目樂觀：「自大會（指中共三大——引者）議決本黨同志參加國民黨擴大運動以來，以種種障礙未能見諸實行。」然而，此時國民黨之改組已着着進行，頗有振作之希望，明年正月在廣州召集全國大會，「中局（即中共中央——引者）方努力進行復活國民黨之工作」。這裏又表現出陳對幫助國民黨的真誠心理。然後佈置中共在國民黨一大改組會上的策略如下：

       1、有國民黨組織之地方，同志們立時全體加入；沒有國民黨組織之地方，望切將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國民黨之人數及何人可以負責，報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國民黨接洽，請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

       2、在國民黨已有組織之地方，本黨地方會應與國民黨合組改組委員會，以主持目前應進行的諸事。

       3、吾黨在此次國民黨全國大會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當選一人，望各區會與地方會預商當選之同志，此同志必須政治頭腦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會中糾正國民黨舊的錯誤觀念。舊國民黨員中，我們也應該出力幫助其比較的急進分子當選。

       4、此次國民黨大會中最重要的問題是討論黨綱黨章（其草案均見《嚮導》）及對於時局之策略，代表動身前各區均應詳加討論，候各省代表過滬時，我們的同志再集合議決一致的主張。

       從這些鄭重、具體、仔細的佈置中，可以看出當時的陳獨秀黨中央對待這次國民黨改組和國民黨新領導機構的建立，是多麼的重視，表現出在未來國共合作中捍衛共產黨利益的立場是多麼的堅定，何有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味道。

　　陳與羅章龍共同簽署的中共中央通告第22號

       於是，1924年1月20–30日，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國民黨，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孫中山本意是「容共」）。大會最後選舉的24名中央委員中，有3名為共產黨人：分別為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17名候補委員中，有7名為共產黨人：分別為沈定一、林祖涵、毛澤東、于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在一屆一中全會上，推定各部人選中，譚平山為組織部長，林祖涵為農民部長，李大釗為北京執行部執委，于方舟為候補執委，毛澤東為上海執行部的候補執委。這個名單，雖然沒有完全實現馬林和陳獨秀原有的設想，陳獨秀在國民黨中央也沒有擔任任何職務。但是，受馬林和陳獨秀原有計劃影響，在新設立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党部等領導機構中，共產黨員佔了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比例。尤其是負責組織發展的中央組織部，基本上是依靠中共黨員在工作。當時中共黨員總共才200多名，差不多都但任了國民黨的發展工作。據1923年12月27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說：在國民黨一大前，哈爾濱、北京、天津、湖南、南京、安徽等地，已經建立起以共產黨人為主的國民黨黨部。

       但形勢的發展有它自身的規律，中共改組國民黨，為其大量發展黨員（提供新鮮血液），很快走到中共願望的反面。

       從1923年10月到1924年1月幾個月的時間內，共產黨自己的活動卻大大地減少了，而且黨員人數幾乎沒有增加。

       對於這種狀況，擔任國民黨中央三常委之一兼任組織部長的譚平山，感到十分不安。他對鮑羅廷說：我們的黨員無法抽出時間做群眾工作，已經失去了同工人群眾的直接聯繫。僅以廣州為例，國民黨9個區委會、64個支部，黨員7，780人，而共產黨的幹部黨員只有30餘人，目前主持9個區委中的5個，和64個支部中的13個，就已經忙不勝忙，「我們做群眾工作的人越來越少。我們同工人群眾失去了某種直接的聯繫」。[4]

       但是，一心為着蘇聯的利益來幫助國民黨的鮑羅廷卻對此還是十分滿意。他認為，這樣不僅能挽救國民黨，也可以使「萎靡不振」的共產黨「人心振奮」起來。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也稱讚共產黨人在國民黨改組中表現「十分出色」，「有高度的紀律性」，「沒有用任何左派共產主義言論……製造麻煩」。[5]

       鮑羅廷來華時，在莫斯科向馬林、加拉罕瞭解、在北京向俄國公使館瞭解、在上海與陳獨秀等中共領導人會見後，竟然對中共得出了這樣一個十分藐視的結論：

       「共產黨人有時舉行集會，好像他們總共只有40人（陳獨秀在1923年7月中共三大上說「現在共有黨員420人」——引者），他們研究共產國際的提綱，因為已譯成中文，好像這就是他們的全部活動。」

       「中央委員會並沒有給我留下一個緊密團結、有朝氣的機關印象，罷工之類的地方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面上，否則它就會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裏，事後從那裏發出指示。」[6]

       他甚至把加入國民黨而又不能暴露身份的共產黨當作是他們的「私生子」。[7]於是，他就一頭札進廣州國民黨的懷抱，為了俄國的利益，竭力扶持國民黨並與之進行一系列政治交易，共產黨只是他與國民黨領導人進行交易中的籌碼，結果總是讓中共充當國民黨的苦力、附庸和犧牲者。所以，他對共產黨在國民黨改組後如此努力為發展國民黨服務而沒有因保持獨立性及爭奪領導權鬧矛盾，表示滿意。

       對此，史太林在聽了鮑羅廷彙報後，也一度產生了同情中共的心緒，但又認為是「必然」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當時給加拉罕的一封信中說：

       「鮑羅廷最近的通報並未使我們感到滿意。第一，根據這些通報判斷，很難想像在中國存在着這個國家的解放運動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共產黨。……在鮑羅廷的通報中卻應該給予共產黨實際作用以相應的注意和位置……讓俄共和國家領導同志瞭解中國解放運動中真實力量對比」；「幾天前，在同斯大林同志的一次長時間交談中就瞭解到，在他的印象中，共產黨人已溶化在國民黨內，沒有自己的獨立組織，一般都受到國民黨的『虐待』。斯大林同志對共產黨人的這種寄人籬下的處境表示遺憾，認為也許在中國現在的這種處境是歷史的必然。當向他說明共產黨有自己的組織，比國民黨更團結，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享有批評權，國民黨本身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的同志做的等等情況時，他感到很驚訝。」[8]

       可見，維經斯基對中共的態度是與鮑羅廷不一樣的。他約在1924年4月中旬來華先到北京，在瞭解北京共產黨人發展國民黨組織的情況後發現，由於共產黨人的努力，當時北京的國民黨員已經有1，300名，但是，兩黨黨員思想上的「格格不入」卻日益尖銳。為此，他批評說：「我們的同志完成對國民黨的工作，像是履行必要的和很重要的義務。但是他們對這種義務的理解是很片面的……我們的同志必須謹慎從事，但終歸要十分明確地說明，在國民黨內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在從國民革命運動的角度看確實合適的地點和時間為他們做工作。」[9]

       為了糾正這個傾向，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到上海推動並參加了中共中央第一次擴大全會（5月10–15日）。會前，他與陳獨秀等人「不斷地開會」。陳獨秀介紹的國民黨內右派勢力強大的情況，給維經斯基以深刻的印象。會上，「關於在國民黨內工作的問題引起了非常激烈的爭論，許多工人對共產黨實際上被溶化在國民黨中表示反對，甚至有人主張與國民黨決裂」，[10]最後通過決議，改變一系列重大認識和決策：

       一、改變過去共產國際決議通過的關於國民黨是一個「包含四個階級的民族革命集團」的含混說法，肯定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黨」。

       二、改變鮑羅廷必欲把國民黨變成一個真正有紀律、有組織的革命黨的計劃，指出「國民黨依它的社會成份（階級分子）及歷史上的關係看來，客觀上不能嚴格的集中主義及明顯的組織形式」。[11]

       三、改變中共三大關於「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的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的決定，指出「宣傳更重於組織」，「我們當贊助國民黨辦好組織機關，引進思想上接近國民黨的分子，然而這不能作為我們在國民黨裏的唯一主要工作」。「共產黨的責任，就是使國民黨不斷的有規劃的宣傳『宣言』（指國民黨一大宣言——引者）裏的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要求民權的原則。決不能先求國民黨數量上的擴大，而後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也不能認組織與宣傳是「同等重要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否則幫國民黨強大了，不去反帝反封建，而轉過頭來反共怎麼辦？——引者）

       四、改變過去籠統支持國民黨的方針，應當把國民黨分析成左派和右派。而「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志——我們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伍」。我們應當用種種方法「鞏固國民黨左翼和減殺右翼勢力」。「假使現在我們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

       五、堅持共產黨的基本立場，保持對國民黨的批評自由。「我們仍要求國民黨內的批評自由，我們便能在國民運動的根本問題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錯誤（最重要的，就是回避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在我們自己的機關報上，在國民黨的機關報上，在種種集會的時候。」

       為此，會議強調：黨現時的根本任務是「在大產業的工人裏擴大我們的黨」；「組織純粹階級的鬥爭的工會」；「不必幫助國民黨組織滲入產業無產階級，不然，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12]

       很明顯，這次會議的精神是強調階級鬥爭，強調保持國共合作中的共產黨的獨立性，強調共產黨自身的組織的發展，強調團結和訓練工農群眾的階級精神和階級意識，使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參加國民革命，才能「防止資產階級的妥協，民族解放才能徹底」。一句話，就是要爭奪革命領導權。

       這就是當時陳獨秀的主要思想，並且得到維經斯基的支持，也得到共產國際執委內部一些人的支持。

       於是，陳獨秀在中央擴大會議後，馬上向廣州的鮑羅廷提出公開共產黨人左派面目、使派別鬥爭合法化的問題，共產黨也就取得批評國民黨的自由。

       但是，鮑羅廷認為：「中國國民黨宗旨最適用，中國尚可應用一百年」；所以，「第三國際認定中國革命，只能用國民黨黨綱。不能用他種主義。故使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全部加入國民黨。如有不奉命令者，則認為違反命令。」恰巧在這時（6月），因發現共產黨和青年團在國民黨內建立黨團事件，國民黨右派再次掀起更大的反共浪潮。

       1924年6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謝持、張繼，發現一本小冊子，內容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決議案及宣言，其中有關於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和團員組織黨團以指導黨團員工作的內容。於是，他們在18日以此為證據，再次向孫中山提出彈劾共產黨，聲稱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對國民黨自身的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主張國民黨內絕不宜「黨中有黨」。實際上，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後，陳獨秀等人發表的任何批評國民黨的言論，都被國民黨人看作「黨員反黨」的證據，從而接連發生檢控共產黨人違紀、進而連署反對共產黨「跨黨」的案件。在這次彈劾案之前，此類案件已有20多起，黨員達2，000餘人。7月3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召開第四十次會議，對鄧澤如等彈劾案提出三點意見：（一）須有表示態度的宣言；（二）應開中央全會討論辦法；（三）呈請孫中山作出決定。

       7月7日，由汪精衛、邵元沖起草的這個宣言發表，稱已加入本黨的共產黨人，言論、行動有分道而馳的傾向，於是反對派借此肆意挑撥，同志間遂由懷疑而發生隔閡。中央委員會鄭重聲明：「對於規範黨員，不問其平日屬何派別，惟以其言論行動能否一依本黨之主義政綱及黨章為斷；如有違背者，本黨必予以嚴懲，以整肅紀律。」這是一個明顯的反共宣言，因此在國民黨內掀起了新一陣反共浪潮。

       但是，由於陳獨秀一再在共產黨的機關報上批評國民黨的路線，這次孫中山卻不像上次那樣去反擊右派，而是站到了右派的一邊，利用反共浪潮，壓一下陳獨秀，用紀律來制裁共產黨，決定召開中央全會，討論對共產黨的彈劾案。

       陳獨秀本來把孫中山視為國民黨左派，孫中山在接受國共合作方針時也答應改組國民黨，包括改變舊的路線政策，因此，陳以為對其堅持適度的批評不至於引起嚴重問題。但是，現在看到孫不去反帝和壓制右派，而來壓制共產黨，深感意外。7月13日，他寫信給維經斯基，在講述國民黨將開中央全會「討論和決定所謂的共產黨問題」後指出：

       孫中山雖不會馬上拋棄我們，但根本無意制止反動派對我們的攻擊。

       至於國民黨目前的狀況，我們在那裏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說那裏有一定數量的左派，那是我們自己的同志。孫中山和另外幾個領導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即便戴季陶也不是左翼理論家），所以現在支持國民黨，就只會是支持國民黨右派，因為他們掌握着黨的所有機構。在他們的對內政策中表現出反工人傾向，而在對外政策中表現出反蘇傾向……您須要緊急給鮑羅廷同志發一份電報，請他提供實際情況報告。我們期待你們將根據他的報告制訂共產國際的新政策。我們認為，對國民黨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們應該有選擇地採取行動，這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應譯成「製造」——引者）反對派。[13]

       陳獨秀的話有些偏激，但指出國民黨內右派勢力之強大，共產黨（自然包括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不能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否則將是「幫助我們的敵人」，這種認識是十分尖銳而深刻的。大革命的結果，不幸而被其言中。

       其實陳不明白，俄國在中國推行國共合作方針，不管他們支持哪一方，必然引起敏感的另一方的強烈反應，最後結果必然是一方打倒另一方。這是1927、1949年悲喜劇的根本原因。

       同時，即7月21日，陳獨秀和毛澤東聯合簽發《中央通告第十五號》，作出一系列強硬措施，以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對革命的領導權。同時，從以上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和通告看出，他把希望放在對鮑羅廷和共產國際身上，希望他們採取新政策，至少是不要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

       但是，陳獨秀希望落空了。鮑羅廷雖然感受到國民黨內反共傾向的強烈，在給國際的報告中承認：「在對待共產黨人的態度問題上，國民黨內部的右派和左派，實行了一定程度的聯合，包括孫中山在內。……幾乎所有國民黨人都會參加反對共產黨人的鬥爭。」同時又認為：「不應當由此得出結論，像某些同志估計的那樣，似乎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所面臨的問題是如此尖銳，以致必須作好可能分裂的準備。」[14]於是，他非但沒有制止孫中山的行動，反而建議成立一個國際聯絡委員會來解決（控制）共產黨問題。

　　鮑羅廷在大會上演說

       這時，瞿秋白正好應鮑羅廷之邀前往廣州，並未經中共中央同意，被鮑推舉參加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與鮑一起出席了8月21日召開的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當瞿從鮑處得到消息，鮑與孫中山內定成立一國際聯絡委員會來解決國共分歧問題時，馬上專信告知上海。陳獨秀聞訊怒不可遏，立即召開中央緊急會議，通過決定，並直接致電鮑羅廷和瞿秋白，極其強硬地規定：

       一、禁止在國民黨會議上進行任何有關共產黨問題的辯論，並對此辯論不予承認；

       二、中共中央拒絕承認國民黨下屬的為解決兩黨間問題而設立的國際聯絡委員會；

       三、責成我們的同志在全會上對反革命分子採取進攻態勢，從防禦轉入進攻的時機已經到來。[15]

       但是，這個決定到達廣州為時已晚。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已經結束。在會上，鮑羅廷和瞿秋白雖然為共產黨黨團問題進行了辯解，會議也否定了右派提出的請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的提議，但會議仍贊同成立國際聯絡委員會以監督共產國際和共產黨關係的決議。決議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有關國民革命者，實有為國民黨周知的必要；中國共產黨對於其加入國民黨的黨員施以指導，使之對於國民黨應如何盡力，這與國民黨黨務、黨員紀律有直接間接的關係，本黨更不能不過問。」[16]就是要求中共將自身活動中與國民黨有關者，全部公開通報給國民黨。在當時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全部加入國民黨的情況下，接受這個決議，就意味着共產黨失去獨立性，完全接受國民黨的監督和領導。

       這裏，黨內合作方針的致命弱點就暴露出來了。一方面，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自然在路線政策上和組織上要接受國民黨的領導，服從國民黨的紀律。對此，無論孫中山還是國民黨右派的要求，都不過份；另一方面，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對於這次革命，除了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目標之外，還有自己特殊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根據歷史經驗和規律的提示，資產階級往往在革命關鍵時刻動搖叛變，所以，共產黨又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爭取革命的領導權，包括對國民黨錯誤的路線政策的糾正和領導職務上的安排。所以，實現國共合作時，國民黨必須進行「改組」。這也是無可非議的。這樣兩黨的合作勢必發生無窮無盡的日益尖銳的矛盾和衝突。要解決這個衝突，只有一方完全服從另一方，否則聯合必然瓦解。也就是說，黨內合作的形式是不可能長久的，應該根據形勢，及時調整，變黨內合作為黨外聯合。黨外聯合就自由、靈活得多，能聯合的問題上聯合，其他方面各保持獨立。或能聯合時聯合，不能聯合時各行其是。陳獨秀7月14日給維經斯基的信，也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對於蘇俄來說，國共合作這步棋剛走出，還沒有收到成效，決不允許改變。所以，鮑羅廷的態度是符合莫斯科需要的。但是，一心站在中共和中國革命立場上考慮問題的陳獨秀，根本不瞭解莫斯科的心思。所以，當廣州的消息傳到上海後，中共中央內部一片憤怒。蔡和森等人強烈要求致電莫斯科，控告鮑羅廷和他推行的損害共產黨的妥協路線。陳獨秀則十分沮喪，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稱：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已經閉幕。這次會議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孫中山等人的態度在口頭上保持中立。他們不能同我們的同志爭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動派，但實際上，他們利用反動派施加的壓力和他們的反共宣傳來壓制我們，目的在於把中國共產黨置於國民黨的領導之下，或至少使中國共產黨對它開放。我們必須反對這種行為。可是鮑羅廷同志不是站出來反對，而是建議他們成立所謂國際聯絡委員會，隸屬於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並且擁有解決（國共）兩黨問題的全權。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絕對不同意這個建議，並指出，鮑羅廷同志上了孫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給鮑羅廷發去電報，說明孫中山等人的這個陰謀，以及這個建議和我們黨絕對不承認任何這類決定將帶來的不良後果。但遺憾的是，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作出了這種決定。[17]

       然後，陳獨秀對共產國際強烈要求二點：一是提醒鮑羅廷「同孫中山打交道必須十分謹慎，否則他還會上圈套」；二是要鮑羅廷「始終要同我們黨進行協商」。

       這是中共再次向共產國際要自尊。

       維經斯基和共產國際如何答復，現在無證可查。但陳獨秀卻決不甘休，力圖挽回影響。經過一系列緊急磋商後，陳獨秀派中央委員高尚德趕往廣州，傳達中共中央拒絕國民黨全會決議，貫徹進攻路線，決心抵制鮑羅廷的妥協政策，並通過決定：鮑羅廷無權領導廣東地區黨組織的工作。

       鮑羅廷的錯誤，只能由共產國際去處理，中共中央卻可以處理瞿秋白。9月23日，瞿一回到上海，陳獨秀等就對其進行嚴厲批評，並禁止他再去廣州，接着，10月8日，中共中央召開全體會議，專門通過《就瞿秋白同志關於廣東政治路線的報告作出的決議》[18]，決議實際上不僅對瞿秋白，而且也對鮑羅廷再次嚴厲批評了他們的錯誤。決議指出鮑羅廷和瞿秋白沒有看清孫中山為代表的中派「只是想利用右派來威脅我們，使我們屈從於它」的實際情況；「也未反擊右派，抵制他們試圖把共產黨置於他們控制之下的做法，而相反，錯誤地認為，我們應當幫助中派哄騙右派……走上了向中派讓步的道路……因此落入了中派設置的圈套，結果我們遭到兩大失敗」：

       （1）我們對反動派鎮壓措施的決議案，在會議開始時沒有提出「結果我們落到被告席上而未佔有主動的地位。因此，中派得以不聲不響地回避對右派鎮壓措施問題，很順利地對我們發起攻勢，並向會議提出預先準備好的干涉中共事務的決議案」；

       （2）在國民黨內成立干涉共產黨事務的機構，現在採取了國際聯絡委員會的形式，並且已經同共產國際代表達成了協定。鮑羅廷同志和瞿秋白同志在國民黨政治局會議上默認了關於國民黨內之共產派問題的決議案。「中共中央認為，這等於共產國際和中共承認國民黨有權成立調查共產黨活動的機構，這一條將被國民黨用來作為干涉共產黨活動的依據」。

       決議最為可貴的是，借批評瞿秋白為引子，以無畏的膽識，主要點名批評了以太上皇自居的鮑羅廷在廣州犯下的一系列錯誤，特別是改變了原來陳獨秀和馬林對孫中山的批評——只「依靠軍閥倒軍閥」的單純軍事路線：

       「鮑羅廷同志犯了許多錯誤，他過高地估計了國民黨中派的作用並同他達成了妥協，還有在實行自上而下對國民黨的改造政策時犯的錯誤。特別大的錯誤是他支援國民黨的軍事行動。」因為一是「目前不僅國民黨中的許多右派分子是反動的，而且不少中派分子雖然具有模糊的革命願望，但在他們的頭腦中國民黨的老政策根深蒂固，很難使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二是「國民黨軍隊中是清一色來自反動右派的指揮員，沒有可靠的革命力量，缺乏足夠數量的革命分子在軍隊中做宣傳工作和對它施加影響。」所以，現在「支持國民黨的軍事行動，那麼客觀地說，這就會加強國民黨中的反動派，削弱對國民革命的宣傳。」

       請看，這時陳獨秀黨中央對國民黨的瞭解是多麼的深刻和透徹。

       決議最後強烈批評了鮑羅廷不尊重中國黨、獨斷獨行的作風：「中共執委會非常不滿的是，鮑羅廷同志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同黨的執行委員會聯繫很少，也不同它討論決議和對國民黨的態度的改變，而是單獨行事……破壞統一，破壞工作制度，這對國民革命運動來說是非常有害的。」

       還必須指出的是，與此同時，即10月10日，中共中央還發出了《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給遠東部的信》。[19]陳獨秀以「中國共產黨書記」的名義，再次向共產國際控告鮑羅廷：

       「中國無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應當採取聯合行動的策略，而共產國際代表同中共也應當對國民黨採取共同行動。然而，鮑羅廷同志從不同我們黨協商，好象在中國不存在共產黨。結果，對國民黨沒有採取聯合行動。」如在對於當時進行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國民黨仍堅持老政策：同張作霖和盧永祥聯合，在戰爭期間，不做任何有利於人民的宣傳」）、廣州的商團事件（港英策動的反對廣州政府的叛亂，孫中山為了準備北伐而不予鎮壓，讓胡漢民出面「向商團作出讓步」）、孫中山北伐等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問題上，鮑羅廷與中共中央不同，「堅持另一種意見」。這種「意見分歧給廣東同志造成了混亂，他們遵循的是兩種不同的意見，無法對國民黨施加影響。我們在國民黨內的工作也面臨很大威脅，所以我們希望共產國際給他提出警告。」

       同時，在財務方面，「我們給他去信，要求他把原定給國民黨省黨部的這筆錢轉給我們中共的省委，用來資助那些在我們控制之下並對國民運動的實際工作提供很大幫助的省黨部。」但是，後來的事實表明，鮑羅廷也予以拒絕。因為，他要利用這筆錢與國民黨作是否有利於蘇俄國家利益的交易，讓國民黨直接聽莫斯科的話。

       以上種種，充分表明，為了保衛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和保持對革命的一定程度的領導權，陳獨秀黨中央表現得像一頭雄獅。

       正是由於陳獨秀如此不屈不撓的鬥爭，鮑羅廷與孫中山策伐的企圖控制共產黨的「國際聯絡委員會」，胎死腹中，沒有起甚麼作用。但是，陳獨秀玩的是胳膊擰大腿的遊戲。鮑羅廷、莫斯科和國民黨的更大報復，很快就會到來。

在「五卅」運動中充分實施革命領導權

       國共合作後，陳獨秀沒有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思想，1925年的五卅運動又是一個實例。

       中共二大、三大和四大，在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正確地解決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主要是當前革命性質、統一戰線和革命領導權。五卅運動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因此，在整個運動中，中共中央能比較自覺地掌握革命領導權，並自覺地運用統一戰線這個策略。

　　五卅運動爆發

       五卅運動的導火線是上海日商紗廠的資本家任意侮辱和毆打中國工人，無故開除工人，甚至在5月15日發生槍殺工人代表顧正紅的慘案。中共就領導上海幾十家日商紗廠工人，舉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同盟大罷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同時，當時還有上海人民反對列強各國租界越界築路、蠶食中國領土的鬥爭，參加者有學、商兩界團體與地方官廳和鄉紳，一時「呈請當局之文字，當在千份以上」。還有反對公共租界工部局四提案的鬥爭。四提案是增加碼頭捐、印刷附律、交易所註冊和童工管理案。這四案若通過，將嚴重損害中國工商界和租界內廣大市民的利益，因此引起滬上各界市民的強烈反抗。上海總商會等31個團體聯名向工部局遞交抗議書，表示除童工案「為有條件的贊成」外，其他三案「無論在法律上、國權上、事實上，均所反對」。

       這三股鬥爭潮流的打擊對象，主要是日、英帝國主義；鬥爭的動力包括了工、農、學、商等各階級、階層，完全符合當時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方向。但是，鬥爭的形式卻是分散、單獨地進行着。針對這種情況，國民黨歷來對反帝鬥爭是消極回避的，況且，運動正好發生在孫中山3月12日逝世後不久，國民黨內思想混亂。於是，中共中央果斷地承擔起領導運動的責任。在顧正紅慘案發生後，即5月16、19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名義，接連簽發兩個中央通告。第三十二號通告指示各區委、地委、獨立支部的同志們，號召工會、農會、學生會以及各種社會團體一致援助：

       一、各團體宣言或通電反對日本人槍殺中國工人同胞；二、由各種團體發起籌募援助上海紗廠工人捐款；三、由各種團體名義發起組織宣傳隊向市民宣傳日本帝國主義者歷來壓迫中國人之事實，造成排貨行動；四、廣州、長沙等處應號召群眾向日本領事館示威。

       第三十三號通告指示各級黨組織：現在「形勢至為嚴重，我們在擁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上，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應該號召一個反對日本的大運動」。

       一、各地應即邀當地C. Y. （共青團——引者）組織開一聯席會議，下全體動員令，組織遊行演講隊，羅列日本最近壓迫中國人的事實，向日本帝國主義者加以總攻擊，不必以上海紗廠工人事件為限；二、運動各地各公團開聯席會議發表宣言，指斥日本人歷來壓迫中國人之罪惡，電請政府向日本交涉取消其在中國開設工廠之權利。[20]

       從這兩個通告的內容看，陳獨秀黨中央當時的指導思想很明確：一、從日本紗廠殺傷中國工人事件出發，但又不以此事件為限，掀起一個反帝反軍閥的大運動；二、以上海為中心，發起一個全國性的運動。這兩點表明：黨中央決心通過局部事件，把經濟鬥爭引上政治鬥爭軌道，從工人運動出發發動一場全民族的反帝解放運動；三、第二個通告中還有「應設法令各區分部校友和我們合作」的文字，是指與國民黨合作。這就是這場運動應與國民黨合作，而共產黨掌握領導權。

       5月30日，約3，000多名學生上街演講，發生英國巡捕發射排槍屠殺學生和市民的慘案。陳獨秀當晚主持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決定上海總工會公開成立，並聯絡上海學聯、全國學聯、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總會（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和上海總商會（代表大資產階級）組織工商學聯合會，作為領導反帝運動的公開機關，發動全市性的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鬥爭，會議還決定鬥爭策略：集中打擊帝國主義，儘量減輕華資廠商的損失及保障市民的正常生活。「三罷」鬥爭在次日得以實現。與此同時，又以「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為口號的反帝浪潮，迅速波及全國600多座城鎮，1，700多萬人參加，實現了陳獨秀黨中央的預想。

       更具有重要意義的是，運動的整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處於領導地位。中共中央通過機關報《嚮導》週報和新創辦的《熱血日報》，密切關注、及時報導運動的狀況，不斷地發表告民眾書或一系列評論，及時指明運動方向，糾正錯誤傾向，揭露敵人的種種破壞陰謀。據當時直接參與指導運動的張國燾說：整個運動由陳獨秀「居中指揮」，其他人分工是：張國燾是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主任，協助陳獨秀抓總；李立三、劉少奇代表上海總工會負責工運，李立三還負責對外聯絡，特別是北京政府和商界的聯絡；惲代英是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秘書，負責聯絡國民黨；上海區委負責人羅亦農、王一飛聯絡學界。

       陳獨秀對運動的領導，主要表現在思想路線上。

       6月至8月運動高潮期間，陳獨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發表了七個文件（有的是與共青團中央連署），還發表11篇他的署名文章，另外還在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份日報《熱血日報》（瞿秋白主編）上，發表多篇不署名文章。如6月5日發表的《中共中央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告全國民眾書》及第二天發表的署名文章《上海大屠殺與中國自由運動》，針對當時上海上流社會冒出的調和妥協和「速了」傾向，批判所謂依賴和相信政府與外國交涉、法律解決的錯誤主張，一開始就為這次運動指明了正確的方向。《告全國民眾書》指出：「這次上海事變的性質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所以，「反抗運動之目標，決不止於懲兇、賠償、道歉等『了事』的虛文，解決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應認定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一切特權為其主要目的。」又請全國憤激的人民注意：「須將這個鬥爭持續的依靠於全國民眾自身的力量，萬不可依賴和相信政府的交涉而中輟民眾的反抗」；「須知中國人民與野蠻殘暴的帝國主義無調和之餘地；更須知……在上海的外商廠主（工部局的主人）更是這次大屠殺的正兇，萬不能自欺欺人把殘殺之罪轉移於其雇用之巡捕，而反認真正的敵人為『調人』，希望他們出來講甚麼『斡旋』、『公道』和『諒解』」。[21]

       更可貴的是這份告民眾書在揭露帝國主義離間破壞政策時，理直氣壯地表示了共產黨堅決領導這次運動的態度：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農階級的黨，工農階級既不是冷血動物，又不是帝國主義的附屬品，乃是帝國主義最堅強最可怕的死敵，中國共產黨那有不參加運動的道理？假如這次運動真如帝國主義機關報之所說——是共產黨所鼓動的，那末這不僅僅不足使各階級群眾畏避共產黨而觀望不清，反而要使他們親近共產黨，並加倍勇往的團結中國民族之一致的奮鬥。因為中國共產黨只有這樣和積極努力才能使各階級群眾深信共產黨不僅為工農階級的利益而奮鬥，並且為全中國被壓迫民族而奮鬥。

       陳獨秀的署名文章則進一步指出：鬥爭的最終目的是「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國主義」，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應該是：一、懲辦兇手賠償損失；二、撤換駐上海英、美、日領事；三、取消各國領事裁判權；四、收回全國租界；五、撤退駐中國境內的外國陸海軍，禁止外國陸海軍在中國境內自由登岸。」並指出上海是這次運動的中心，但「民族自由運動是一個全國運動，全國的學生、工人、商人都應該同時起來向一切帝國主義者進攻。」[22]——可見，這篇文章與他簽署的上述兩個通告和告民眾書的精神完全一致，是徹底的反帝運動綱領。

       6月20日，當運動波及到全國，並在青島、漢口等地發生槍殺中國工人、市民的嚴重事件，並有各地局部妥協解決的傾向時，陳獨秀又發表《此次爭鬥的性質和我們應取的方法》一文，提出「我們主張：中國國民應該運用自己的團結力，立即在上海召集全國工商學兵代表大會，議決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嚴責政府宣佈執行。倘政府不肯執行此議決，立起國內戰爭，建設一個國民革命政府。」並且指出：「我們這個提議，是立腳在全民族的生存與自由之意義上面，不是立腳在某一黨派的利益上面，希望全國人民不存成見，予以公正的考慮與討論。」[23]

       這就有意把反帝鬥爭與國內革命結合起來了。當然，當時不可能實現這個主張，不可能「召集全國工商學兵代表大會」和成立「國民革命政府」。陳獨秀也不可能幼稚到有這個幻想，他的本意在於提高全國人民的革命意識。所以，6月底、7月初，當出現上海交涉破裂（英、美、法、日、意、比六國委員會與北京政府代表在上海就「五卅案」進行談判，六國委員會以中國收回會審公堂等條款與「五卅」無關，不予討論而破裂），而全國還有盛大的示威行動，省港大罷工進行得比上海更加猛烈的複雜狀況時，他在堅持「組織全國工農學商兵聯合大會，以為指導全國運動的中央機關」的同時，又提出了更加激進的革命主張：「要擴大工商學兵農聯合會或雪恥會遍於全國，成為群眾的行動機關，執行各地排貨、罷工、廢約、反抗媚外的軍閥奸商及教徒等反帝的實際行動」；「急須武裝學生、工人、商人、農民，到處組織農民自衛團，以抵抗軍閥之壓迫。」[24]這個主張，還寫進了7月10日發佈的《中共中央、青年團中央告「五卅」運動中為民族自由奮鬥的民眾書》中。[25]

       歷史還是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否定了陳獨秀中央的左傾盲動設想，五卅運動最後因當時階級力量對比和人民覺悟程度的狀況，以妥協而結束。但是，聯繫到然後廣州革命政府的成立和接着進行的北伐戰爭，應該說，他的這些主張也不是沒有意義的。

       除此之外，陳獨秀還運用自己的影響，做了一些重要的具體工作，如與上海總商會會長大資本家虞洽卿之間的聯絡。李立三奔走於他們二人之間，傾聽虞對工人運動的意見，並請他代籌一部分經費，救濟罷工工人；李立三到北京與財政總長李思浩交涉時，還請虞寫介紹信。隨着運動的深入，資產階級首先發生動搖，如上海總商會把工商學聯合會提的十七條要求減為十三條，並首先退出「三罷」等。陳獨秀一面發表《軍閥及資產階級在上海民眾運動中之影響》[26]等文章批評他們的動搖，一面還通過同鄉某某的關係，把廣東幫資本家霍守華從安徽找到上海來，在總商會中加強支持工人學生群眾要求的力量。這些說明，陳獨秀為擴大和加強統一戰線做了不少工作。

　　李立三（1899～1967），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新中國的創建者之一

       運動進展到8月中旬，以上海和省港大罷工以及南京、青島、河南、北京的局部罷工為主力軍的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如陳獨秀所說的顯示出了「極偉大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卅運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對這個勝利，陳獨秀總結為這樣幾個成果：一、反帝統一戰線的形成。由工人總罷工的帶動，「學生、手工業者、小商人，甚至於大資產階級都起來奮鬥，始則在上海，隨後更在其他各地形成了民族運動的聯合戰線」；「接着後援會、雪恥會等組織遍於全中國南北各地」；二、工會組織的廣泛建立，工人階級開始走上政治舞臺，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力。「群眾的工會組織，不但在上海是如此，其他各埠，尤其是沿鐵路一帶的大都市也是如此。中國的工人階級第一次得着這樣偉大的政治上組織上的訓練，增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了民族解放運動中極重大的動力。」[27]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還有第三個重大成果，即極大地發展了共產黨的組織，通過這次運動，共產黨實現了一個偉大的轉折：終於由一個知識份子的小團體，發展成為一個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有重大影響的群眾性政黨。黨員人數由年初中共四大時的994人，運動結束後的10月，達到了3，000人，年底更達到了一萬人，比運動前增加了十倍。這是因為中共中央趁成功領導運動而在群眾中威信大增、在運動結束時大力發展黨員的結果。8月18日，中共中央與青年團中央聯合發表宣言《全國被壓迫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旗幟底下聯合起來呵》，指出「向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決死的鬥爭」是艱巨而長期的，「這是很長期的工作，要組織得好，要有耐久的戰鬥力，要有統一的政治的指導——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指導。——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便是共產黨……大家趕快加入中國共產黨，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證我們對於帝國主義的勝利。」[28]

       另一方面，由於帝國主義和軍閥武裝的鎮壓和破壞，大、中、小資產階級在他們的壓迫下先後退出了戰鬥，陷工人階級於孤軍作戰的困境。少數先進工人想以武裝暴動來救此危機。在這緊急的關頭，如何結束運動，對年輕的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嚴重的考驗。

       這時，陳獨秀立即發表多篇文章，果斷改變6、7月份堅決進攻的策略，指導運動在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持勝利成果的情況下，轉向防禦與收縮，即「從全國性質的民族爭鬥，變成經濟的爭鬥和地方性質的民族爭鬥」，指出：

       為防禦上海、香港罷工孤立的危險起見，為保存工人階級的組織及已得的勝利起見，就改變上海、香港罷工的政策，以經濟要求及地方性質的政治要求為最低條件；至於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應該提議委託南北政府聯合組織一委員會來解決。工人群眾應該糾合全國的力量，努力督促這委員會，不准他對外讓步，使他不能不擁護民眾的要求。

       他明確否定了武裝暴動的主張，指出：「這種意見是不對的。武裝暴動，乃是群眾奮起之最高潮，並且應該是有全盤計劃的莊嚴工作，不應該在群眾恐慌之時，拿武裝暴動當做一種浪漫的『拼命』辦法，想借此洩憤，或拿他來代替現時困難的爭鬥。」[29]

       與此同時，在中共中央所發的幾個通告中，也都表示了這樣的精神，要求罷工工人有組織地「復工」：「先求達到經濟上法律上的要求，團結在工會裏面。你們既是有組織的罷工奮鬥，你們也要有組織的上工。」[30]革命形勢的發展總是曲曲折折的，有高潮，有低潮。因此領導者的策略也應該有進攻和防禦、退守。

       對照陳獨秀6、7月份發表的主張，提倡甚麼，反對甚麼，可以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實踐，已經使陳獨秀相當成熟。

       自然，還必須指出，當時陳獨秀黨中央能執行能有這樣的轉變和靈活的策略，是與當時共產國際的指導是分不開的。

       早在運動爆發前夕，共產國際及其指導者聯共中央領導人的思想也是比較激進的。1925年5月18日，史太林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演講，在講述東方共產主義者的任務時強調，共產黨在執行統一戰線政策，建立工人與資產階級聯盟時，必須「保證無產階級有這個聯盟當中的領導權」，「揭破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並與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31]

       運動爆發後，共產國際密切關注中國局勢的發展，並很快意識到中國的鬥爭具有以往沒有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親自撰寫了《上海事件的世界歷史意義》，指出：「讓外國帝國主義軍隊滾出中國去！」，這一口號，使「中國工人正在成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中一個重要因素」，「中國的無產階級正處於世界無產階級鬥爭的前哨。」[32]因此，共產國際多次作出決定，號召各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支持中國工人的鬥爭」，監督各國政府「不准干涉中國」。各國人民廣泛回應，特別是英國工黨代表大會一致通過決議，「抗議英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並要求英國軍隊全部撤離中國」。[33]

       最重要的是，共產國際還派維經斯基到中國來直接幫助中共中央領導運動。這是6月25日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的決定，給維經斯基的指示是：一、「務必推進以抵制、局部罷工和總罷工……形式進行的革命運動，不要害怕危機的加劇。」——這就是運動初期陳獨秀和黨中央發表一系列激進主張和宣言的背景之一；二、「一定要防止發生殺害和毆打外國人事件，……以使帝國主義者不便進行尖銳的武裝干涉。這種警告首先應由中國共產黨提出。」——這顯然是吸收歷史上義和團運動的教訓，無疑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注意了這一點，從而使運動一直健康地發展；三、「採取措施，使現在的中國政府對運動保持善意的中立態度，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讓政府分裂和癱瘓，以使帝國主義者無法用中國政府來掩蓋其反革命行徑。」[34]陳獨秀派李立三持虞洽卿的介紹信到北京做財政總長李思浩的工作，爭取其支持運動，就是貫徹這個指示。這個工作是有一定效果的，因此，運動高潮時，維經斯基發回莫斯科的文章說，「甚至有一些中國軍閥也參加了反帝鬥爭」；「曾同日本攜手合作的軍閥張作霖也不得不附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呼聲，以免在北京和自己老巢奉天引起眾怒。」[35]

       7月份，五卅運動到了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轉折關頭。當時形勢非常複雜，到底是把運動繼續推向前進，甚至武裝暴動呢，還是退卻？無論共產國際或中共中央都發生了分歧。陳獨秀是傾向後者。維經斯基瞭解情況並與陳獨秀幾次長談後，也轉向陳，並報告了莫斯科。據當時上海工部局偵探7月8日報告稱：

       我們的眼線說，布爾什維克分為三個階層，第一階層包括第三國際（在俄國）的成員，第三國際把代表派遣到中國來煽動罷工並指導中國的布爾什維克活動。第二階層包括中國的高級布爾什維克，其執行委員會包括如下人員：1，陳獨秀，執行委員會主席，在第三國際代表的指導下，把握中國共產黨的方向。他很少出現在公共場合，除非經過偽裝之後。他最近延長了在上海的停留；在滬期間，他幾次造訪在哈同路附近湧泉路上的中華書局。在同一地點，陳幾乎連續兩夜徹夜不眠。[36]

       這裏說的第三國際代表，顯然是指維經斯基。二人談話具體內容當然無從知曉，但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基本上可以假設為：維來華時，莫斯科的指示是推動運動繼續向更高潮發展。但到達上海時，看到運動正在向低潮轉折，於是不得不與陳獨秀多次長時間的討論與研究，最後陳獨秀說服了他。維如實地向莫斯科報告，並加以說服：應當逐步採取退卻措施。此其一；其二，雙方討論7月6日莫斯科發來的信，信中表示了同樣的疑慮：「中國事態正接近轉折關頭，現在還不能預言，轉折將以何種形式如何具體地實行？但有一點是沒有爭議的，即這種轉折在不遠的將來必定要發生，而中國共產黨應該對此有所準備。党應做些甚麼準備工作呢？」——維、陳討論的，可能就是這個問題以及信中提供的以下四點建議：力爭使党成為「群眾性的政黨」；掌握實際上的領導權；爭取農民是關鍵的關鍵（由於運動較快走向低潮，中共當時人員太少，未能顧及。但是，運動結束以後認真研究了這個教訓，利用國民黨農民部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培訓農運幹部和農民武裝）；學會從進攻轉向退卻，從公開轉向秘密。[37]

       在接到維經斯基與陳獨秀討論及運動實際情況報告後，7月28日聯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的決定更明確地指示：「來自中國的報告以及共產國際的意見，運動正在走向低潮，必須採取措施保證有組織地脫離罷工鬥爭，最大限度地鞏固業已取得的成果。要提出據以可能更有利地結束罷工的具體要求把結束罷工同準備進一步的鬥爭聯繫起來。」[38]8月4日維經斯基在北京與加拉罕研究貫徹這個指示後給莫斯科的信報告說：「今天我們制訂了一個行動綱領，根據這個綱領，我們將在上海和香港的罷工運動『剎車』。基本意思是工人繼續罷工，不用全國性口號，而用經濟性和地方民族性口號」；「我們是這樣設想以後的策略的。先提出經濟要求和地方民族要求，為同外國企業主的交涉打下基礎，然後，我們聲明（即向工人群眾說明），工人不得不退讓的主要原因……工人們宣佈自己的最低要求，一旦得到滿足他們就返回工作崗位，同時通過工作理事會宣佈，他們將支援北京政府」，條件是「它將繼續為廢除不平等條約和為滿足爭取獨立……而鬥爭」。[39]——這就是8月份中共中央幾個宣言和陳獨秀幾篇文章對運動策略急轉彎以及五卅運動逐步收束的主要背景。而且，在收束時，維經斯基還幫助黨中央「對已開始的鎮壓行動做了準備，建立了工會的地下機構，通過我們的黨團加強了對工會的領導，建立了黨團與黨的地方和地區委員會之間的密切聯繫」。[40]

       由上所見，當時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畢竟是久經鍛鍊的有豐富鬥爭經驗的領導者，所給予的指示（從戰略、策略到具體辦法），基本上是正確的。而中國共產黨則是剛剛成立四年的黨，領導如此大規模的革命運動缺乏必要的經驗。因此以上指示無疑對中共是極大的幫助，是保證這次運動成功的重要條件。尤其是維經斯基，他為指導和幫助陳獨秀黨中央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總之，五卅運動期間，可以說是大革命時期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關係最融洽的時期（這種情況與以後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為此，雖然當時帝國主義與軍閥當局竭力攻擊和挑撥中蘇關係，挑撥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中共中央非但不隱瞞和回避這種關係，反而理直氣壯地宣告：「假如帝國主義機關報所說蘇俄鼓動是真的，那末不僅不足以使各階級民眾畏避蘇俄停止運動，反而要使他們證實只有工農共和國的蘇俄是被壓迫民族唯一的摯友……中國全國民眾正殷殷的望着蘇俄及其領導的各強國無產階級有幫助中國民族如此解放之一日啊！」[41]

       最重要的是，在五卅運動中，特別是運動結束時，陳獨秀為這次運動作了最全面最深刻的總結，為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革命的理論和路線、政策和策略，為後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思想材料。陳獨秀最後總結的經驗教訓歸納為兩個方面：「（一）能正確的應用無產階級兩月以來聯合城市勞動者及小商人而爭鬥的經驗；（二）能正確的明瞭敵人方面——帝國主義及軍閥——內部衝突而利用之。」[42]具體闡述如下：

       一、運動的進行和勝利，必須結成全民族的聯合戰線，並且必須以工人階級為主力，學生是先鋒。「中國工人階級能夠得着這種勝利，是因為自己勇敢的反帝國主義爭鬥，並且和其他被壓迫的民眾聯合」。於是，工人階級「成了民族解放運動中極重大的動力。」學生也「前仆後起的以熱血和帝國主義奮鬥」；因此成了「最急進最勇敢的先鋒。」[43]——當時運動還沒有擴大到農村地區，所以這裏未談農民，並不是陳獨秀故意忽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二、為維護聯合戰線，工人階級必須照顧各同盟者的利益：「工人階級在反帝國主義的爭鬥中，不但要擁護自己的利益，並且對於小資產階級及農民，都要明瞭他們的利益，考察他們情形，竭力引導他們到反帝國主義的爭鬥裏去，隨着工人階級前進，不使他們中途退卻，這爭鬥才能繼續下去。」[44]

       三、充分認識到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妥協性和背叛性。陳獨秀對資產階級在運動中的表現多次進行中肯的批評，指出：「他們那妥協猶豫的態度，已足夠使帝國主義及軍閥乘虛而入了。自始總商會對於罷市即甚猶豫，罷市後，又不肯和民眾集中的團體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合作，隨後又在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所提十七條外，別自提出十三條……完全表現出在民族爭鬥中妥協的大資產階級之階級性。」[45]

       四、應該認識並利用各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英國是帝國主義之王，此次中國五卅事變起，美、法、日本帝國主義者，都想乘機挾制英國一下，且因此賣弄中國人心。法國在東歐在小亞細亞，和英國的利益簡直不能並立，所以首先不和在上海的英國人一致行動，並且對中國民族運動表示相當的同情；自英國保守黨執政，道威斯計劃受了打擊，英美間遂現了裂痕，加之在華商業競爭，美國一部分輿論表示對華和緩態度，並主張有條件的取消領事裁判權；即至五卅事變造因之日本，亦以單獨調解的聲浪惆嚇英國——五卅事變後一個月，英國都在此孤立狀態中。」[46]「我們也應當知道英、日與美國內部的衝突是必然存在的，我們可以利用美國對華政策，使他對於中國解放之形式的問題比其他帝國主義者容易讓步。」[47]所以，中共在指導運動中，利用這種矛盾，重點打擊英國，其次日本，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中國是多個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能這麼早就認識到並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是多麼難能可貴。聯想以後中共的領導人多次長期推行「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策略，更顯出陳獨秀這次認識的價值。同時，陳獨秀也提醒人們，利用矛盾並不是對某些帝國主義產生幻想，「我們最終目的，自然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國主義」。[48]

       五、應該認識並利用帝國主義與軍閥以及軍閥與軍閥之間的矛盾。陳獨秀對各派軍閥在運動中的表現，也作了具體分析，發現「奉張是現在第一有力的軍閥，也就是第一反動的軍閥……他的對外政策是公然壓迫在他的勢力下（從奉天到上海）的國民運動，結歡英、日以取得援助」；「直系尚有舉足輕重之力……只因他們在政治上失了優勢，壓迫國民運動還不敢像奉軍那樣橫行無忌。段派雖無實力，然佔在中央政府地位，其舉動在政治上亦頗有意義……此時因與奉張利害衝突，其實力又不足制奉，遂不得不別開生面，向國民運動及國民軍表示敷衍態度。」[49]因此，他指出首先「打倒奉天軍閥乃是去掉國內反帝國主義爭鬥之最大障礙。」[50]所以，陳獨秀在運動中，派李立三對皖系北京政府做了一些工作；而在最後收束運動時，陳獨秀又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個條件之一是：「委託南北政府合組一外交委員會，來解決全國性質的對外根本問題。」[51]這種策略，與總戰略上「打倒軍閥」的口號，是互相補充的。

       六、對於中間派應在鬥爭上引導教育，不應打擊。革命任何時候都有主張溫和的中間派。中國革命中經常出現把中間派與反動派一起打擊的政策。後來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甚至把中間派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來打擊。陳獨秀卻指出：「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自然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其他階級的群眾，如果還存在着用和平方法可以達到修改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思想，我們也不反對他們去嘗試一下，嘗試失敗了，他們才會走上革命的道路。[52]

       今天，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和建設已經80多年，現在回過頭去觀察，早在1925年陳獨秀總結的這些經驗教訓，是多麼可貴，多麼深刻並有預見性。

　　中年陳獨秀

[1]《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270。

[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輯（1982），頁11。

[3]陳實庵：〈國民黨與共產主義者〉（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演講集》，第1集（上海：民智書店，1927），頁42。

[4]參見：〈鮑羅廷的札記和通報——與譚平山的談話〉（1924年1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44。

[5]參見：〈鮑羅廷關於華南形勢的札記〉（1923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373；〈加拉罕給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12。

[6]〈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97；〈鮑羅廷給加拉罕的電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14。註：《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4輯為1998年出版。

[7]〈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頁137。

[8]〈維經斯基給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05。

[9]〈維經斯基給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93。拉斯科爾尼科夫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主任。

[10]〈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書面報告〉（給季諾維也夫、斯大林、布哈林等，1924年6月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496。

[11]參見：〈鮑羅廷的札記和通報〉（1924年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55。〈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231。

[12]〈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186–188。

[13]《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507。

[14]B N・格魯寧：〈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形成〉（1920–1927），《共產國際與東方》，1969年莫斯科版。

[15]〈中共中央致鮑羅廷、瞿秋白電〉（1924年8月27日），轉自楊奎松〈陳獨秀與共產國際〉，《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6]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頁72–75。

[17]〈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528–529。

[1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532–534。

[1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537–540。

[2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334。

[2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350–353。

[22]《嚮導》，第117期（1925）。

[23]《嚮導》，第118期（1925）。

[24]〈我們如何應付此次運動的新局面〉，《嚮導》，第120期，1925年7月2日。

[2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358。

[26]《嚮導》，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

[27]〈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28]《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374、375。

[29]〈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30]〈中共中央、青年團中央為堅持罷工告工人兵士學生〉，《嚮導》，第125期，1925年8月10日。

[31]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992、993。

[32]《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736。

[33]《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116。

[3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15。

[35]〈上海事件震撼着全中國〉，《真理報》，1925年6月14日。

[36]上海工部局1925年7月8日關於中國布爾什維克活動和總罷工的報告，上海工部局檔案在1949年國民黨撤離大陸前運往美國國家檔案館（NARA），1999年解密。塗作潮陳列室負責人塗勝華於2000年初查獲上述檔案並複製，2010年8月將其翻譯並贈予本著使用。在此向塗先生表示感謝。

[37]〈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740–744。

[3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43。

[3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646。

[40]〈維經斯基的書面報告〉（1925年9月2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89。

[41]〈中共中央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告全國民眾〉（1925年6月5日）；〈全國被壓迫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旗幟底下聯合起來呵〉（1925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頁353、375。

[42]〈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43]〈日本紗廠工潮中之觀察〉，《嚮導》，第117期，1925年6月6日；〈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44]〈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45]〈軍閥及資產階級在上海民眾運動中之影響〉，《嚮導》，第125期；〈我們如何應付此次運動的新局面〉，《嚮導》，第124期。

[46]〈此次運動中之帝國主義與軍閥〉，《嚮導》，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

[47]〈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48]〈上海大屠殺與中國民族自由運動〉，《嚮導》，第117期，1925年6月6日。

[49]〈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50]〈此次運動中之帝國主義與軍閥〉，《嚮導》，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

[51]〈本報三年來革命政策之概觀〉，《嚮導》，第128期，1925年9月7日。

[52]〈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七   地下生活中的家庭與愛情

父子無情亦有情

        1921、1922年，陳獨秀兩次被捕，引起了黨中央的注意：需要加強保密和保衛工作。於是，黨的工作機構進一步隱蔽化，特別是陳獨秀，決定讓他單獨隱蔽起來，其住址不告訴任何人，包括黨中央和家裏人，平時只是陳獨秀自己到黨中央機關來辦公，閱看和簽發文件，他走後誰也不知道他住在那裏。這樣，他就與高君曼和兩個孩子——陳鶴年、陳子美隔離分居了。

       如前所述，陳獨秀與高君曼，為反對封建包辦婚姻，冒天下之大不韙，姐夫與小姨子結合，曾受到很大的壓力。但是，因二人真心相愛，又一直生活在遠離家鄉的環境中，而且終日忙於救國救民的大業，因此二人的愛情生活曾相當甜蜜。1909年陳獨秀給蘇曼殊信中的兩句詩「侵晨不報當關客，新得佳人字莫愁」，是陳獨秀方面的真情表白。從高君曼方面，過去不知道她的感受，從一份稀有刊物上發現高君曼約在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前寫的兩首組詩看，其對陳獨秀的情感，也是感人肺腑的。

       由於史料淹沒，關於高君曼的為人，現在鮮為人知，甚至至今沒有找到她一張遺留下來的照片。只知道她的兒子陳鶴年在香港觀看《日出東方》電影後，對女兒陳祥楨說：「你奶奶長得比電影中的『高君曼』還要漂亮。」這應該是可信的，以陳獨秀的眼力，不漂亮是不會相好的。而且也肯定是一位賢妻良母。1920年陳獨秀離開北京大學移居上海後，君曼為了讓獨秀全力從事黨的工作，不僅承擔了全部家務和養育子女的勞作，還在陳的幫助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如1922年1月，她曾與陳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王會梧（李達夫人）、王釗虹（瞿秋白夫人）等發起「星期演講會」，邀請陳獨秀等到各個學校、團體去演講，宣傳馬克思主義、科學和民主。例如1922年4月2日，陳獨秀在上海毓賢高等小學校所作的《宗教問題》的演講，就是這個演講會組織的。

       但是，真如世界上沒有不散的筵席一樣，世界上也少有恆久的愛情。二人的裂痕最早起源於對子女的教育。

　　陳獨秀之子——陳延年

       1913年反袁革命失敗時，陳獨秀被通緝，逃亡上海。接着，因抄家，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也千辛萬苦，逃到上海，投奔父親。這兩個兒子之間的情誼與獨秀少年時與兄相似。延年個子高高，濃眉大眼，皮膚較黑，平時沉默不愛說話，一天到晚看書，無書不看，一目十行，記憶力很好，尤其是古文寫得好。「安慶老先生看了他的文章後說：可惜現在科舉廢了，要不然延年是翰林之才。」[1]但後來參加革命後，特別在大革命中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期間，忙於緊張的革命工作，無暇寫文章了。但由於他的博學深思與聰慧，演講和口述，整理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有一次他從廣州到上海向總書記陳獨秀彙報工作，一時沒見着，就由他講，麟超麟記錄整理下來後，就這樣十分感歎地欽佩他的這種才華；對於父親陳獨秀，受母親影響，對父親的薄情頗有怨氣，所以一直稱陳獨秀為「同志」。弟弟喬年相反，個子比延年稍低，但長得清秀，像個白面書生。他「性情活潑，好談笑，有朝氣，充滿着革命樂觀主義情趣，無事打打鬧鬧，一片孩子氣，天真爛漫。但後來長大後，討論問題時，則一本正經，毫不放鬆，辯論批評，絕不馬虎，是則是，非則非，正義凜然也」。[2]於是，陳獨秀與高君曼在對待子女的教育觀上，發生尖銳分歧。陳獨秀見兩個兒子是可造之材，從孩子和國家的前途着想，對延年和喬年，實行所謂「獸性」教育，「餓其饑腹，勞其筋骨，……」，就是要把他們造就成他心目中的「新青年」，而不是舊教育制度培養的纖弱無用之人。他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反復批判舊教育制度戕害青年的罪惡，指出：對比西方強國，我國青年「甚者縱欲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也不過斯斯文文一白面書生耳！年齡雖在青年時代，而身體之強度已達頭童齒豁之期，盈千累萬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紅體壯、若歐美青年之威武凌人者，竟若鳳毛麟角」；[3]「所以未受教育的身體還壯實一點，惟有那班書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搖頭擺腦的讀書，走到人前，癡癡呆呆的歪着頭，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黃又瘦，耳目手腳，無一件靈活中用。這種人雖有手腳耳目，卻和那跛聾盲啞殘廢無用的人，好得多少呢？」[4]陳獨秀認為這樣的青年將來不能任重而致遠成為優秀的政治家、軍人、實業家等等。

       陳獨秀決心按這樣的思想，來塑造自己的兩個兒子，以培養他們堅強的意志、強壯的身體和吃苦耐勞的精神。所以只給他們很少的生活費，讓他們勤工儉學，並且不讓他們倆在家裏住。學業上則出於他對法蘭西文明的偏愛，安排他倆與當時同陳獨秀關係密切的辛亥革命志士潘贊化同在法租界學法文。潘回憶說：延年兄弟倆「寄宿在《新青年》發行所亞東圖書館店堂的地板上，白天要外出工作，謀生自給，食則夸餅，飲則自來水，冬仍衣袷，夏不張蓋，與工人同作工，故顏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獨秀之忍」。[5]

       君曼更是竭力反對這樣做。她本有母性之愛，善良之心。見此情景，實在不忍。「奪夫之恨」本來就對不起姐姐，再這樣對待姐姐的兩個兒子，更有虐待之嫌；看到兩個孩子這般受苦，與獨秀多次爭吵，說不攏，就「流涕不已」乞求潘贊化：「姐姐不在，小子無辜，我是姨媽，又是繼母，他們也很訓實。我以名義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尤甚於我所生。他兄弟失母無依，視我亦如母也。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不知者誰能諒我？」至少讓他們在家裏食宿。陳獨秀卻說：「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創前途可也。」——從這細微之處，也可看到陳獨秀的人格魅力，對比現在共產黨高官在子女問題上許多觸目驚心的腐敗案例，真讓人感歎不已。

       按理說，陳獨秀如此嚴格要求兒子，並不為錯。況且他自己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這種情況看似「父子情薄」，實質骨肉情深，望子成龍，有點當年「白鬍子爺爺」教育童年乾生（獨秀）時的遺傳。自然，二人的境界是不一樣的。爺爺是想要孫子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獨秀是要兒子成為國家與革命有用的人才。但從君曼的立場和感情出發，她的心情也可以理解。真是難煞君曼有情人。儘管如此，君曼對獨秀和延年、喬年還是做了不少工作，儘量緩和父子的緊張關係。

       不久，延年、喬年勤工儉學進入上海着名的震旦大學讀書。接着，陳獨秀北上，出任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隨後，君曼也攜鶴年、子美來到京城，過起相當優裕的生活。陳的月工資是300元。但是，陳獨秀對上海的兩個兒子，還是那樣「刻薄」，只讓亞東圖書館老闆從他的稿費裏，按月支付給兩兄弟每人每月5元生活費。

       兩兄弟從小見父親不顧家庭，對於妻子即兩兄弟的生母如此薄情寡義，現在又如此嚴酷對待自己的親生骨肉，自然不能理解和接受父親良苦用心。因此，二人在參加共產黨以前，一度信仰不要家庭、不要國家等主張的無政府主義，並不是偶然的。以後，父子同在共產黨內，他們也一直直呼「獨秀同志」，毫無親情可言。

       然而，兄弟倆畢竟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都成了中共優秀黨員和傑出的革命領導人，為中共的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二人在1927、1928年，先後被「盟友」國民黨殺害時，都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慨，不愧為將門虎子，拋開黨派偏見，應該承認他們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

       1936年，陳獨秀在獄中聽到西安事變時蔣介石被扣消息時，「簡直像兒童過年那樣的高興」。當時在場的濮清泉回憶說：「他託人打了一點酒，買了點菜……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啊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子！把酒灑在地上。接着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我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他大怒，但從未見過他如此流淚。」[6]

       這時，他藏在心底的對兒子的深情才像洪水一樣崩瀉出來。

窮困生活與婚變

       獨秀與君曼在對待子女教育問題上的分歧，沒有使他們分離，但陳獨秀轉入地下與君曼分居以後，情況就開始惡化。有人說世界上最難說清楚的是一個「情」字。許多在事業上成功的人，甚至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活動中叱吒風雲的偉大人物，包括孫中山、毛澤東、魯迅、郭沫若等，一碰到這個字，都會陷於尷尬。

       分居後，陳獨秀通過汪孟鄒從《獨秀文存》的版稅中，給君曼娘三個生活費。兩人需要見面時，也通過汪約見在亞東圖書館。不幸的是君曼長期患有當時最可怕的肺結核，時稱「癆病」。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被催促回國，就是因為她此病復發，大口喀血不止。後來隨陳獨秀到北京大學，兩年多的時間，經濟條件較好，病情得到較好的控制。子女又健康活潑，一家四口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時光，洋溢天倫之樂。君曼之女陳子美晚年因受父親莫須有罪名而殘酷迫害亡命紐約時回憶說：她小時候甚受父親疼愛。陳獨秀在書房寫作時，不准任何人打擾，唯有她例外。她還記得父親的書桌最底一層成了她的專用抽屜，裏面經常放有她喜歡吃的芝麻糖、花生糖等。「父親寫個不停，把我給忘了；我也吃個不停，把父親給忘了。」[7]

       可是，好景不長。陳獨秀辭去北大教職、到上海發起共產黨後，生活條件立即惡化。而君曼的病又稱為「富貴病」。因為當時還沒有發明有效的治療藥，只有進口的藥，相當昂貴，而且平時又要吃高營養食物，再加上上海的物價猛漲，君曼的生活日益陷於困境。而陳獨秀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以後，就成為職業革命家，無論從精力上還是從工作及生活環境上，都無法再就別的職業。當時的黨組織不僅不可能給黨的幹部開工資，甚至還要靠黨員交納的黨費進行一些活動，但是，這部分的收入微乎其微。黨的活動經費主要靠共產國際（實為聯共）供給。雖然這些錢多是由陳獨秀經手，但是，陳獨秀是一個清廉之人，不會挪用這種錢，也不能挪用，因為這些錢來之不易，而且不夠黨的實際支出，黨的經費十分緊張，又有嚴格的預算決算制度。所有這些在馬林的原始檔案中，有很詳細的記載。

       在馬林檔案中，我們看到有四張陳獨秀簽署的收款條，例如兩張用英文寫的是：

       今收到上海C・維里傑同志寄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23年4、5兩月的經費：

       壹仟墨西哥元（1000墨西哥元）

       1923年4月30日

       T. C. Chen（陳獨秀簽名）

       今收到西蒙斯交來

       港幣貳仟玖佰肆拾元

       在上海折合三仟元

       中共中央陳獨秀

       1923年5月19日[8]

        說到黨的經費緊張情況，馬林在1923年6月2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說：「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已告結束。事實表明，黨現有黨員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1、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3、多數黨員沒有職業。」[9]

        此前，即5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紅色工會國際2，000金盧布的款項，要求各半用於工會工作和召開第二次勞動大會。馬林給國際書記處的信說：「對於整個中國的工會工作來說，2，000金盧布為數不算多；可是以前我們的中國朋友沒有這筆錢，所有的開支都不得不從黨的經費中支付。1，000金盧布作為第二次（勞動）全體大會的費用是絕對不夠的……這次大會應有400–500名代表出席。估計還要花費15，000–20，000。當然不可能弄到這麼多錢作大會費用；可是即令大大削減代表的數目，接到這筆款子也只夠應付準備工作。」馬林的這個估計來自陳獨秀。第二天，馬林給國際的工作報告說：「勞動大會正在籌備……黨中央同意工會國際的見解，認為鐵路大罷工失敗（指二七大罷工——引者）以後，最好舉行一次盛大的代表大會，但是現收到1，000金盧布不敷籌備大會之用，陳獨秀認為，召開一次400名代表參加的大會須有15，000墨西哥元。」[10]

        因此，這次準備在6月20日召開的勞動大會，終於流產，拖到1925年才舉行。而1915年創刊的《新青年》，創造了輝煌的新文化運動，一直火爆，但到1922年7月出到九卷六號，終於主要因經費困難而停刊了。因此，黨中央不得不向國際請求每月1，000–1，400盧布的援助。其中650盧布用於工會工作，770盧布作為政治工作和宣傳的費用。馬林對國際說：「這個數目對中國來說肯定是不會太多的」，「罷工的失敗確實使這個小黨處境艱難，我想支持中央委員會的請求，建議你們批准至少從7月到今年年底這個期間每月資助14，000盧布。」但同時，馬林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內又說：「黨務費用務必力爭自理，現在幾乎一切都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資助開支……黨員的多數，乃至大多數都沒有收入；我經常指出，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11]

        陳獨秀是個硬漢子，本來就反對拿人家的錢——「僱用革命」。聽了這樣的話，看到黨這樣的處境，內心自然很不是滋味。所以，陳獨秀在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領導全國革命運動的同時，還要親自製作詳細的預算和每一筆開支的帳目報告給國際。在馬林檔案中，就有一份陳獨秀作的「支持擬議中的國民會議進行宣傳工作所需費用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人運動每月預算表」。[12]

        黨的經費是如此的困難，陳獨秀的經濟當然也就更困難，如上述馬林報告所述，如果他真有富裕的錢，也要像那十分之一的黨員那樣，先應該交黨費。自從他離粵上任中共領導人以後，就成了沒有職業的職業革命家，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當時脫產的共產黨幹部，組織上只給每月30至40元的生活費。陳獨秀即使要了也難以維持一家四口人的開銷。他雖然常給黨刊寫文章，但那是黨的工作，是沒有稿費的。1919年五四運動後，他被聘為商務印書館館外名譽編輯，但這時，他表示月薪不必多（當時商務招聘館外名流為館外編輯，月薪高至五、六百元），編輯事務也不願太繁重。因為他主要工作是辦黨。願任商務名譽編輯，不過為維持生活。結果說定：「月薪三百。」——這說明，他要是不搞政治，不搞革命，可以過相當優裕的生活，至少像胡適那樣。說是月薪三百，他是一個無功不受祿的人，實際上他當時無力為商務編輯或寫作，商務是不會白白給他錢的，他也不會白拿人家的錢。這可以從他當時的生活常常發生困難得到證明。

        他的生活費，主要是1922年亞東版的《獨秀文存》的版費。沒錢了，他就到亞東圖書館去，但又「從不開口」向汪孟鄒要錢。老朋友相知有素，汪每次「見他坐的時候多了，總要問他一句：『拿一點錢吧？』他點點頭，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就去了」。可見，這位當年安徽都督府的秘書長、北京大學拿月薪三百元大洋的文科學長、又任過廣東省教育委員長的共產黨總書記，現在窘迫到甚麼程度。

        實際上，當時他家（嗣父陳昔凡）雖然生意破產，家底厚實，還是很有錢的。雖然因婚姻與革命，他與家裏搞得很僵，但經濟上對他是不吝嗇的。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開的一所大鋪子（在琉璃廠，專賣字畫古董的「崇實齋」）的掌櫃聽說小東人來了，請他到鋪子去一趟，賞個面子。他說「鋪子不是我的」，始終不肯進去。所以，他每次去亞東支錢，那些夥計（都是安徽人，與陳獨秀相熟）總不免要議論一番：他家有錢哩！他不管怎麼樣，再也不要用家裏一個錢，真是個硬漢子。可是他一個人當光棍硬漢子好辦，妻子兒女怎麼活，況且君曼又得了肺病。

        於是，君曼每次與陳獨秀見面就吵架。汪孟鄒多次勸解無效。到1924年，國共合作實現後，既要協調與聯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鮑羅廷的關係，又要處理與國民黨的矛盾，更要領導全國的黨務和革命運動，當時中央主持工作的幹部又少，陳獨秀更是忙得焦頭爛額，更無精力顧及家庭生活。與君曼的感情終於破裂。雙方曾一度協議離婚，後經汪孟鄒勸說，未離。大約在1924年，君曼為了節省生活費用，攜兩個孩子到南京居住。南京東廠街（今秀山公園旁）有君曼娘家的幾間破草屋。陳子美認為母親是最理解陳獨秀的，讀過許多陳獨秀的文章，「母親能成全父親，瞭解大丈夫志在四方，自己則默默地帶着兩孩子隱居他鄉，讓父親無後顧之憂」。[13]

揭開「神秘情人」的面紗

       可是，性如烈火的陳獨秀，在情字上也是一匹狂放不羈的野馬。分居後，耐不住感情上的寂寞，終於與一位女醫生發生感情。這不是陳獨秀故意喜新厭舊、尋花問柳的風流韻事，而是在地下生活被「隔離」的特殊的孤獨狀態下，碰到一個能給予溫情的異性朋友，接受這份感情，乃人的本能所為。人生猶如旅途，有時很累，很艱難，很孤獨，需要外來的溫暖、安慰和幫助。要有一個心靈的港灣，憩息、補充給養、以備繼續跋涉。所以，陳獨秀這次戀情及以後與潘蘭珍的結合，與「富貴思淫欲」有本質的區別。按照當時陳獨秀的經濟狀況，陳獨秀無力幫助高君曼，同樣也不可能有錢揮霍在情人身上。因此二人關係也是純潔的，似乎對此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從世俗的眼光來看，他先是停妻再娶，這次又拋棄在困境中的高君曼，確有「不仁不義」之嫌，所以，這種事是最難說清楚的。

　　陳獨秀與三夫人潘蘭珍

       陳獨秀的「地下戀情」，終於慢慢「失密」。先是同志們若有所感，看着他每次來看文件或開會，修飾穿着得比較整齊，猜想他一定有一個女伴照顧着他。當時在中宣部工作的鄭超麟說：彭述之猜這人大概是一個女學生，有文化，有思想，而崇拜陳獨秀的。「我們有時用話去引陳獨秀洩露秘密，但每次都失敗了。話一說到邊緣，他便閉口不談。」[14]但是，這種事還是女人最敏感。1925年10月，終於被南京來上海的高君曼識破，與陳獨秀大吵一場。

       10月13日，汪孟鄒的日記寫道：「晚8時，仲翁（即獨秀——引者）來，想見君曼女士。」

       14日日記寫道：「昨晚仲翁走後，他的夫人君曼女士來，相左未見」；她只站着和我談話，抱怨陳獨秀不管她。

       汪孟鄒和汪原放叔侄勸說道：「仲甫太忙，也沒有辦法。黨裏事務繁多，他哪有功夫問家。」

       這麼一來，君曼就忍不住把一肚子的委屈噴發出來：說她去看病，窮人害了富病了，「我到南京去是為要省一點（在上海每月百十來元），南京生活程度低。但到寧後，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給我，太少了。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嗎？」而他「倒拿經濟接濟心愛的人，過天上的好日子。」

       其實如上所述，他哪有錢「接濟心愛的人」，更沒有「過天上的好日子」，不過是苦中找樂，孤獨中找點安慰，繁重而緊張的政治鬥爭中獲得一點精神上的憩息而已。

       大約1925年底或1926年初，陳獨秀突然不來中央機關看文件了。因為沒有人知道他的地址，沒有辦法找他。中央秘書處秘書任作民首先恐慌起來，報告了主席團成員張國燾、瞿秋白、彭述之，「他們也恐慌起來」。任作民在《民國日報》上登載尋人廣告，也沒有反應。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來上海彙報或開會，見不到父親，到亞東圖書館找汪孟鄒，想得到一絲訊息，也毫無所獲，急得這個從來不叫父親、只稱「同志」硬漢子也啼哭起來。可見他也與父親一樣，並非無情，而只是把感情隱藏在心底深處。一天天過去，大家近於絕望了，作了最壞的思想準備，以為軍閥和帝國主義秘密逮捕了陳獨秀，秘密處死了。江浙區委甚至派高爾柏回松江去打聽。江蘇省長陳陶遺是松江人，與高爾柏有親戚關係，想從陳陶遺口中得到一點風聲。結果也不得要領。於是，大家都以為陳獨秀已經死了。張國燾在與工人部閒談時，甚至說：「老頭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這個下場。」說着差不多要哭出來。

       中共中央總書記失蹤了！可不是一件小事。1926年2月21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兩個頂重要的問題」：一是陳獨秀「已經月餘與中央局隔絕消息……國際來電主張中央遷移」，遷到北京或廣州。因為考慮到國內外「各種反動勢力互相配合，出全力以搜索我黨中央機關」；二是對待國民黨北伐的態度。[15]但是，中央通告說：「當會議初開，即接仲甫同志由滬來電，謂已經能扶病視事」，於是中央遷移之事暫時擱置。

       仲甫因病而「失蹤」月餘，是事後聽陳獨秀本人的解釋。當天，陳延年懷着悲痛的心情回廣州已經上船了，中央交通員立即到輪船上把他找回來，父子又一次在驚喜中相聚。陳獨秀向大家解釋說：他生了傷寒病，進了醫院，做醫生的女伴服侍他。陳為自己的冒失行為開脫說：他原先已經告訴任作民要好多天不來辦公的；他也看到《民國日報》上的尋人廣告，但以為不久就可以出院，未作理會。他就是這樣的人，有一點自由主義，不知道他這個中共總書記的重要性，以至造成這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同志們給了他批評。他當然不得不接受，答應以後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的「家」。但是，這個「神秘的情人」叫甚麼名字？是怎麼樣的人？還是不告訴大家，任作民也是守口如瓶。

       後來，陳獨秀、任作民先後去世，人們以為陳獨秀的這個謎永遠不會揭開了。不料想，半個多世紀以後，一個在新疆建設兵團工作的年輕人張軍輝，在整理原上海電影製片廠工作的母親陳虹的遺物時，意外地發現在外祖母的照片大鏡框背後，重疊隱藏着一張同樣大的陳獨秀的照片。而外祖母的名字叫施芝英，一個美麗而不俗的名字。職業是醫生。終於揭開了陳獨秀這位「神秘情人」的面紗。這個現象說明當初這對情人感情之深，施芝英的心中也一直深藏着陳獨秀這個人和與他相處的這一段浪漫生活。可見陳獨秀此人的魅力，雖然其貌不揚。

       這時的中國，由於改革開放造成的輕鬆環境解除了人們對「陳獨秀」這個名字的恐懼感，在新疆工作的這個年輕人，這時也明白為甚麼他母親當初硬要認陳獨秀為父親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迫害的原因所在。他就夥同另兩位兄弟姐妹，三人共同向中共中央寫信，說要認親——認陳獨秀後代傳人，而陳獨秀是他們的外祖父，他們是陳獨秀的外孫，做起了與他們的母親同樣的夢。又說母親陳虹和外祖母施芝英先後在文革中——1969、1973年病故。眾所周知，由於江青在30年代以「藍蘋」藝名在上海電影製片廠混跡過，為了掩蓋她在這段生活中那些不可告人的醜事（有一張坐在青紅幫頭子杜月笙大腿上的裸照），上影廠是文革中受到暴力摧殘的重災區，許多著名的演職人員，受盡殘酷迫害，有的死於非命。陳虹的死，之後施芝英的死，以及他們的子女去新疆「建設」，乃並不偶然。

       三位年輕人並不知道，陳獨秀問題的複雜性，遠遠超出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般的冤假錯案。它是中共一部左傾史的沉澱物，更涉及中共頭30–40年的主宰——聯共黨及共產國際的歷史的大問題。也就是說無論中共黨史及聯共與共產國際史，都要推翻重寫。所以，當時以憂國憂民、滿懷激情做撥亂反正、推翻了許多冤假錯案的胡耀邦總書記，雖然對陳獨秀案也給予了同情和關注，並專門派人在1979年4月26日給這位年輕人去了長途電話，表示中央將對陳獨秀功過重新評價，詢問他們現在的生活狀況及要求。[16]但是，當他們幾次提出簡單的要求時，卻再也杳無音訊了。於是他們尋求社會的幫助，向廖承志等著名人士反映和呼籲。有一份材料轉到了已過八旬的歷史見證人鄭超麟的手裏，於是，鄭超麟終於知道了這個隱藏在心中60多年的陳獨秀「神秘情人」真相，並把記憶碎片粘合起來，提供出更多的故事。

       他說：陳獨秀這位醫生女伴，看來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兩人同居要對陳獨秀的朋友絕對保密，可能是施芝英提出的一個條件。」可是，這個小家庭持續時間也不長，大概只有一年多。上海第三次暴動前不久（1927年2、3月間），陳獨秀住到中央宣傳部來，在北四川路橫濱橋南邊安慎坊今33號。「我把自己的房間三樓亭子間讓給他住，我睡辦公室去。陳獨秀在這個地方聽彙報，約見幹部（例如，顧順章指揮杭州暴動成功到上海來，周恩來就帶他來這裏同陳獨秀見面），遙控暴動戰鬥，起草《汪陳宣言》，等等。我當時以為他是為了便於指揮暴動才住到中央宣傳部來的，誰知那時他是無家可歸。這個小家庭怎樣破裂，我不知道，但後來施芝英嫁了人，丈夫名王蔚如。[17]

       「這個小家庭怎樣破裂」，其實也不難推測。陳獨秀可以向黨內同志隱瞞這個情人和這個小家庭，但是難以向這個情人永遠隱瞞他的真實身份。在北伐戰爭轟轟烈烈，一直打到上海附近時，陳獨秀為策劃並親自指揮上海工人三次武裝暴動，天天早出晚歸，行蹤詭秘，怎能讓施芝英放心。即使陳獨秀不能告訴他的真實身份，也難以說清自己每天的行蹤。如果她知道陳獨秀的真實身份，幹着「造反」、「殺頭」的最危險的事體，一個熱愛生活而沒有革命觀的女人，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她那裏知道，情況還不僅如此，這個多情的男子，乃是當局要緝拿的、報紙上天天形容是「共產共妻」、「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共匪巨首」！同樣，雖然不知道陳獨秀的真實身份，男方每天如此神秘的行蹤，也令女方沒有安全感。

       就這樣，1927年3月，上旬或中旬，陳獨秀與施芝英分手了。陳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只得住到中央宣傳部來。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在南京出獄後到武漢，因在武漢接連發表抗日演講，頻頻在媒體上露面。某日，陳虹找到陳獨秀，自稱是他的女兒。陳當面告訴她：你不是我的女兒，你是你母親的養女。從上海電影製片廠保存的陳虹檔案中看到，陳虹自填出生於1921年，到施、陳同居時（1925、1926年）已經是4、5歲的女孩了。所以，陳獨秀的說法是對的。但是，陳虹也沒有錯，因為在施芝英領養這一年中，也是施與陳的同居期，所以，陳虹也可以理所當然地把陳獨秀認作「養父」。因為陳獨秀與施芝英相好的日子裏，這個女孩還小，不懂事。以後十來年，陳獨秀又是被國民黨政府萬金懸賞緝拿的「共匪首領」。施芝英自然也不敢告訴已經長大起來的陳虹關於陳獨秀的事。現在，陳獨秀成為經常見報的「大名人」，於是，施本人因為已嫁他人不好出面，就讓陳虹來認這個「父親」，這也在情理之中。要不然，當年4、5歲的陳虹，哪還會有陳獨秀這位「養父」的印象。不過，對於陳獨秀來說：既然當初那段情戀是秘密同居，也就不好相認，況且又不是親身骨肉，再加上自己還在「浪跡」之中，前途未卜，何必接受這個累贅。對此，當時武漢的反動報紙就很感興趣，並借機渲染，說陳獨秀拉了屎不揩屁股。但是，陳獨秀既然不認此事，炒作一陣後，也就平息了。從此，無論是施芝英還是陳虹，再也沒有來打擾陳獨秀，只把那股思念埋藏在心底，像陳獨秀的那張照片重疊在施芝英那張大照片背後，鑲嵌在鏡框裏。施芝英的這點隱私，竟然瞞過了與她同床共枕幾十年的丈夫王蔚如。可見這「情」字了得！

       可是，陳虹卻萬萬沒有想到，為了敬仰陳獨秀這個名人而要求陳認她為「女兒」這件事，卻給她後半生及其子女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兒孫的坎坷人生

       說到陳獨秀的兒孫，受到衝擊最大的要算是女兒陳子美和他的兒女們、小兒子陳鶴年和他的兒女，以及自稱是陳獨秀女兒的陳虹和她的兒女。

陳獨秀之女——陳子美

       在幼年當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的女兒、有過三年美好生活回憶的陳子美，1925年因中共總書記、父親的安全，不得不與母親一起與父親分離，到南京居住。1931年母親去世時，她才十九歲，在杭州電信局工作。母親過早地離開人世，父親又不能聯絡，一下子把她拋進孤獨的深淵，不久便與比她大十歲的男子有婦之夫張國祥結婚。可是張並沒有告訴她已有妻室。婚後生了五個子女。在日本侵略的烽火中，他們轉輾流亡上海、重慶，吃盡苦頭。最後落腳在日本統治下的山東泰州。因生活困難，陳子美經常奔波於泰州、上海、南京之間，做小生意，時稱「跑單幫」。這是一種不適宜女人幹的很辛苦、很危險的工作，特別是日偽軍封鎖各交通要道的環境中，等於是在刺刀下討生活。她身上有陳獨秀的遺傳基因，膽大心細，活動能力很強，富於冒險精神。不料想如此在外奔波沒有出事，後院卻着起火來。在家的張國祥又尋新歡，一再欺騙和愚弄陳子美，她忍無可忍，毅然與張離婚，來到上海。出於母愛的本能，她本欲把幾個孩子帶在身邊，但被張拒絕。到滬後，她繼續靠跑單幫生活，後與一位叫李煥照的男子結婚。李比她小十歲，深切同情她的遭遇。二人生有兩個兒子。1949年上海解放後，新政府推行「新式接生法」，子美在重慶時學過婦產科技術，就當上了里弄裏的「接生員」，因技術好、服務態度好，頗受各方讚揚。但是，好日子不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來，這場聲稱重點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運動，竟然還要翻出「中共十次路線鬥爭歷史」，於是，「第一次機會主義路線頭子」陳獨秀首當其衝。死人走了，鬥活人，災難終於落到了陳獨秀的後代身上。中國幾千年帝王專制「株連九族」的醜惡傳統，在20世紀下半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號下，竟然還如此的猖狂。一個循規蹈矩過着平靜生活的普通老百姓陳子美，被拖到大街上，掛上「大右派陳獨秀的孝子賢孫」，遊街示眾，反復批鬥，受盡折磨和污辱。

       但是，突然而降的橫禍，倒又一次喚起她血液中的陳獨秀精神。她不願像千萬個受害者那樣，逆來順受，任人宰割。1970年，58歲的陳子美，在一天夜裏，帶着「紅衛兵」給她的遍體鱗傷，身繫五、六隻醬油桶做成的「救生圈」，在海上漂泊了十多個小時，偷渡到香港。從此，杳無音訊約27年。幾乎所有的人都以為她已經不在人世，還有人說她「自殺」了。

       1997年9月14日，中國《環球時報》發表了該報駐聯合國特派記者吳琳琳女士寫的一篇報導，終於揭開了陳子美離開大陸後的新傳奇。

       她到香港後，因躲避港英當局將偷渡客遣返大陸，又吃盡千辛萬苦，最後亡命美國。1989年加入美國籍。在這個過程中，她又把兩個在國內學校中同樣因「陳獨秀問題」受到迫害的兒子接到美國，並幫助他們成家立業。1991年以後，因年邁多病失去勞動能力，靠政府補助金過日子，到1997年已積欠公寓管理費達一萬四千美元。公寓管理公司於這年5月向法院提起訴訟，限令其交納此款，否則到期不交，她將被趕出公寓，流落街頭，後果不堪設想。《環球時報》報導「陳獨秀女兒在紐約陷於困境」後，引起國內外華人的熱情關注。筆者主持的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特別向中共中央呼籲救助陳子美，並在社會上發起募捐運動。[18]最後，老人得到了以「中華海外聯誼會」名義提供的九千美元的經濟援助，終於度過難關。老人感謝國人和華僑同胞的關懷，曾想回祖國看看，最後因體弱多病，醫生勸阻不能遠行，未能遂願，2004年4月14日，在遺憾和孤獨中客死紐約。[19]

       關於陳鶴年在父母分離、母親去世後的經歷更是坎坷。他出生於1913年反袁鬥爭之時，那時是革命連遭失敗時期，因此他也隨父母四處逃亡，特別是未離母親一步，直到高君曼去世。在這個過程中，給他最大的溫暖是偉大的母愛。因此他與母親的感情無比深切。直到90年代，他還對自己的女兒陳禎祥說：「你的奶奶不但長得秀氣、文靜、漂亮，性情也極溫和、善良，真是一位慈愛的母親。她還很有文學修養，不僅懂得古體詩，還會做格律詩，講故事。她講起故事來，娓娓動聽，總是讓人聽得入神、入迷。」[20]他與父親陳獨秀雖因母親關係頗有怨恨，但畢竟還有骨肉之情，並有過北京大學時期的美好時光，因此母親去世第二年陳獨秀被捕入獄後，立即去南京探望，並提出要幫助陳獨秀越獄逃跑的天真想法，被陳斥之為「胡鬧」。他並不因此生氣，還是經常去看望父親，並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當時他在南京《民聲報》工作。陳獨秀獄中寫的《辯訴狀》，十分精彩，他曾拿去《民聲報》秘密印刷後在社會上散發，發生很大影響。

       後來，陳鶴年為了繼續深造，轉輾到北平入致誠中學讀高中三年級，半工半讀。不久與同校女生許桂馨結婚。1935年在日本侵吞華北時，夫婦倆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陳獨秀的基因又發揮作用，他成為「北平三大領袖之一」。之後，即加入共產黨的周邊組織「民族青年先鋒隊」（簡稱「民先隊」。1936年，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青團解散，民先隊即代替共青團）。北平淪陷後，他成為中共北京西山遊擊隊的交通員，在城內做秘密工作。後來暴露，想去延安未成，一家人轉輾逃亡天津、上海、香港、桂林、桂平等地，在戰亂中，失去了組織關係，飽經苦難。抗戰勝利後，又因是陳獨秀的兒子，被國民黨當局逼走香港，考進《星島日報》工作，繼而又學父親陳獨秀自己辦了一個刊物——《少年文藝》（讀者對象主要是青年）。1949年大陸解放後，該刊站在共產黨立場上宣傳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生平事蹟和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因港英當局查禁改名為《新少年》。他們全家原本想遷回國內，但許桂馨帶着四個孩子先行回國，滿懷激情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時，卻因「陳獨秀問題」遭到不公正待遇。一說許桂馨是陳獨秀的兒媳，連工作都難找，「幼稚園都不要我」，最後到一家職工醫院先做掛號工作，後到藥房，直到退休。大女兒陳禎祥，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盡折磨；二女兒陳禎榮（陳紅）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三女兒陳禎慶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許桂馨更被誣陷為「特務」。因此，陳鶴年的暫留香港，成為常滯，直到2000年12月19日逝世。所幸他們都活到了1979年改革開放以後，看到了大陸的轉折，一切莫須有的罪名得到洗刷。

       那位自稱是陳獨秀的女兒、實為施芝英養女的陳虹，後來進入新四軍蘇南軍區文工團（現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工作，跟隨部隊（新四軍，然後是解放軍）轉戰南北，後經人介紹與在上海做中共地下工作的張燕認識，1949年結婚，解放後進入上海電影製片廠化妝組工作。張燕則在上影樂團工作，1960年病逝。陳虹「為社會主義事業勤奮工作」，並撫養三個孩子長大成人，但沒有想到，因為說過自己是「陳獨秀女兒」的話，使她和兒女以後的生活遭受許多苦難。

       她的兒子在致廖承志的信中控訴道：在「陳獨秀問題」壓迫下，「母親只有抱着立功贖罪的態度，在從事社會主義事業中勤奮努力地工作。但幾十年中冷嘲熱諷，我們同母親一起，忍受着世上的辱駡、鄙視。文革期間又因『陳獨秀女兒』受株連迫害，隔離，批鬥、勞動、寫交待，受盡欺辱。他們逼迫母親寫『與陳獨秀的罪惡勾當』。母親終於被折磨成重病纏身。他們照樣不放過批鬥、寫交代。一直到她肝硬化腹水無法下床，還讓我代替她寫交待。但批鬥會仍不放過。母親必須挺着膨脹的肚子去參加批鬥會。1969年7月21日凌晨，終於死在上海廣慈醫院。病危和火化時，廠裏沒有一個人來看望。」

       我們三個母親的子女，也因此被分配在新疆石河子農場「工作」，受盡折磨，並且至今不得返回上海。[21]

       話又得說回來，毛澤東有時還念舊情，如像在1945年說陳獨秀是「五四時期的總司令」那樣，1953年底，毛澤東視察各地乘船路過安慶時，與安慶地委書記談話，問到陳獨秀問題時說：「陳獨秀晚年犯錯誤不小，但在黨的啟蒙運動時是有功勞的，其功不可磨滅。他就是這個地方人，可能還有家屬，你們去訪問一下，若有家屬要給予適當照顧。」據陳松年說：「這以後政府給我家每季度補貼30元，後來省委統戰部通知，每月給我家補貼30元，一直到現在（1979）沒有中斷過。」[22]這筆錢，相當於當時一個月工人的中等工資。所以，在陳獨秀的家屬中，高大眾元配夫人一系包括陳松年及其四個子女，一直沒有受到衝擊。

       上述那樣家屬及關係人受到迫害，似與毛澤東本人無關，只是如他發動文革打開潘朵拉魔盒，後果之惡，他已無法控制。

　　陳獨秀的夫人高曉岚，又名高大眾

自由戀愛不能影響革命

       陳獨秀自己這樣處理家庭與愛情，作為共產黨的總書記，又怎麼樣處理黨員的戀愛與家庭糾紛呢？這是人們很感興趣的問題。鄭超麟先生在1945年寫的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戀愛與革命」寫二、三十年代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中的戀愛故事與糾紛，以及陳獨秀處理這些糾紛的情況。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大陸的「第一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1980年以「現代史料出版社」的名義出版這部「供內部參考」的《鄭超麟回憶錄》時，不得不把這一節全部刪除。後來，在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史事與回憶》中，才恢復了這一節。本書只是通過陳獨秀怎樣處理革命中同志們的戀愛問題，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反映陳獨秀處理問題的原則和人格。

       中國共產黨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且除了陳獨秀、李大釗、林伯渠等少數中年人之外，早期共產黨人都是青年人。新文化運動所提倡和帶來的思想解放，反對舊倫理觀念的束縛，受到廣大青年的熱烈歡迎，特別是性解放，反應更為強烈。青年們（主要是城市知識青年）一下子從長期的封建包辦婚姻的禁錮中沖出來，自由戀愛，自由結合，一時成為時尚，令其他的人們瞠目結舌。但由此也發生不少三角或多角戀愛的糾紛事件。這種情景自然也反映到黨內來。陳獨秀作為黨的領導人，除了領導革命工作外，也要經常處理同志們的這類糾紛。例如，尹寬是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他曾與趙世炎、周恩來等一道赴法勤工儉學，是中共旅歐支部創始人之一。1925年到山東任地委書記兼濟南市委書記。中共一大前，山東黨組織三位創始人之一王翔千有一個不到20歲的的女兒——王辯，特別疼愛，視為掌上明珠，介紹到共青團裏來，受共產主義教育，參加革命工作，對她寄予很大希望。然而，王辯與尹寬接觸後，就愛上了他。每次聽尹寬在會議上講話，那風趣而激情的話語、廣博而新鮮的馬列主義知識，把她緊緊地吸收住。她總是如癡如醉地聽着，表現出十分欽佩的神情，似乎把尹寬看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化身。山東當時的工作開展得較好，她也認為是尹寬的功勞，對尹有一點個人崇拜。尹寬很快感受到了王辯的感情，對她也多加關照。於是，這年8月，當他奉中央之命調上海工作時，臨走前夕，寫了一個紙條給王辯，要她隨同到上海去。姑娘毫不猶豫地收拾了簡單的行裝，跟他走了。結果在山東發生了一場很大的風波。

       山東的黨員同志幾乎全體鬧了起來，要求中央開除尹寬的黨籍，說他拐帶王翔千的女兒逃到上海。王翔千本人更是要帶刀來上海，與尹寬拼老命。山東的同志都支持他。

       尹寬調上海後，先是任上海區委書記，可能是這個原因，很快下台，轉任區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對這個問題感到很棘手。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陳獨秀當然不願向這種封建落後意識讓步，但此事已經在山東黨內激起公憤，嚴重影響黨的工作，也不能置之不理。做了許多工作以後，王翔千和山東的同志漸漸冷靜下來，見中央不可能答應他們的要求，便自動讓步，要求尹、王二人舉行正式婚禮，並請陳獨秀（黨中央總書記）、惲代英（團中央宣傳部長）兩人做證婚人。中央擔心開了這個先例，別人效法，也沒有答應。問題就掛了一段時間。陳獨秀雖然本人主張戀愛自由，不想插手，但他又有一條原則：黨的幹部戀愛自由，不能影響革命工作。所以，他還是積極想辦法妥善處理這個問題。

       正好這時尹寬舊病復發，也是肺結核，大口吐血。這種病有傳染性，王辯為情，毫不畏縮，盡力服侍他。尹寬一時很悲觀，想到自己會一病不起。有一天對王說：「我死了，你怎麼辦？某某兩同志還沒有愛人，你選擇一個好麼？」王辯搖搖頭說：「你死了，我終身不再愛人。」[23]於是，中央決定：尹寬離職養病，由王一飛代理他的上海區委書記兼宣傳部的工作，然後，中央任命由羅亦農任書記。王辯去莫斯科讀書。

       雖然沒有開除尹寬的黨籍，也沒有拆散尹與王的關係，但王翔千和山東的同志們也只好收場了。

       鄭超麟說：當時去莫斯科讀書的，有好幾位女同志。她們在國內都有愛人，但到莫斯科後都移情別戀。為此，尹寬寢食不安，也擔心王辯變心。當時莫斯科中國留學生男多女少，而且比例懸殊。一般女同志經不起「圍攻」。但王辯是一個例外。莫斯科回來的同志都說尹寬多慮：「你擔心王辯愛了別人，可是王辯在莫斯科是愛情專一的，心心念念不忘你尹寬，好多男同志追他，她都不理會。」事實也果真如此。可見二人是真心相愛，而且愛得很深。

       1927年，王辯回國時，正是大革命失敗後黨的困難時期。由於工作的需要和地下鬥爭的危險環境，她和尹寬先後在廣州、上海工作，卻都未能謀面。後來尹寬任安徽省委書記，倆人才調到一起。但那時工作很忙，又天天警惕着被特務和叛徒破獲，倆人雖同居一處，仍沒有工夫共敍舊情。只有一天，稍有閒暇，尹寬打了一點酒，備了一點菜，二人享受了一下生活的樂趣。這樣的革命情侶生活，在當時來說是很正常的。1926年與彭述之同居的女革命家陳碧蘭說：「在我們同居的歲月中，雖然雙方都感到青年之戀的歡樂，但由於我們的工作太忙，我們從沒有閒情逸致一同去看過電影或遊公園，即在戀愛的過程中也是如此，也從未感到這種需要。這便表現着在一個革命上升的時代，私人的生活也是與平時不同的。」[24]

       誰料好景不長。不久，安徽共產黨組織終於被國民黨特務破獲，王辯和另一位女同志被捕。尹寬還支持了一段時期，營救無效，以後也逃到上海。王辯出獄時已是1929年秋天。這時尹寬與陳獨秀等人已轉向托派——中共的反對派，反對史太林共產國際為中共六大制訂的路線，擁護聯共反對派領袖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制訂的路線。按照莫斯科的標準反對派就是「反革命派」。黨中央向王辯介紹情況後，勸她不要再與尹寬見面。但往日的情愛，難以割捨，還希望用愛情的力量把尹寬拉回來。因此，她堅持要見尹寬。某日，二人在虹口公園附近的尹寬住處相見。這時的王辯，已經成熟，失去了少女的羞澀和稚嫩，增長了中共的所謂「黨性」（卻失去了人性）。她當即與尹寬及在場的鄭超麟夫婦爭辯起來，堅決反對托洛斯基主義，勸他們回到黨的路線上來。結果失敗，從此，她拂袖而去，再也不與尹寬見面。

       癡情的尹寬，永遠也忘不了王辯的深情。曾天天到猜想是中央機關所在地的某菜市場轉悠，希望遇見王辯。直到解放後，他因托派問題入獄，遇見山東籍的還要打聽王辯的下落。後來終於打聽到，高興地對獄中的鄭超麟說：「王辯還活着，王翔千也未死，但已脫黨，在家中替人殺豬。」

       另一位女同志是中共最早的婦女運動領袖向警予。早年參加赴法勤工儉學時與蔡和森是一對情侶，後來結婚，是當時黨內幹部中革命志向上情投意合最早結婚的一對，人人羨慕他們是「模範夫妻」，「最佳情侶」。在男女關係上，她表現得很正統，很嚴肅，看不慣黨內一些浪漫事件。開會或閒談時，陳獨秀有時拿男女關係的事情開玩笑，她在場就會正色嚴詞地提出抗議，弄得老頭子下不了台。別的同志更不敢在她面前放肆。女同志也都害怕她。瞿秋白稱她是「黨內馬克思主義宋學家」。可是，1924年蔡和森調北京區委工作後，她在上海發生了情變，愛上了彭述之（中央宣傳部長）。不久，蔡又奉調回上海準備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火車站未見她來接，引起懷疑。經多次盤問，她才講出實情，說自己愛上了彭。

       第二天，中共中央主席團陳獨秀、彭述之、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加上團中央和上海區委的代表開工作會議，向警予也參加。散會時，蔡站起來說，還有一個問題請大家討論。他說了妻子移情別戀的事。一下子場上氣氛好像是凝固了似的，大家許久不能說話，因為太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最後，陳獨秀說：這要由她自己來決定。她伏案大哭，不肯說一句話。獨秀說：「你究竟愛述之呢，還是愛和森？」也沒有回答。獨秀提這個問題也的確讓她難以回答，特別是當着大家的面，而且是當着和森和述之的面，一個是丈夫，一個情人，叫一個女同志如何啟口。於是，當場開了一個特殊而奇怪的中央會議，也許是中共歷史上唯一的一次中央會議，當着三位當事人的面，討論三角戀愛糾紛，並作出正式決定：獨秀、秋白、國燾三人提議：蔡和向二人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去參加共產國際第五屆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然後留駐莫斯科；向警予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她並不反對。於是便作為組織決定執行。為了儘量縮小這個事件對黨的工作的影響，陳獨秀囑咐在場者對此事嚴守秘密。

       1925年10月，蔡和向二人服從組織決定去了莫斯科。向警予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婦女部的職務和《民國日報》副刊《婦女週刊》的編輯工作，由剛剛從莫斯科回國的陳碧蘭接任。不久，陳碧蘭與彭述之結合，由同居而結婚，後來經過了幾十年革命戰爭年代急風暴雨、是是非非、生生死死的考驗，一直白頭到老，始終沒有分離，倒是一對真正的「模範夫妻」。

       其實這些事不必忌諱或隱瞞，共產黨人也是人，不是聖人，有七情六欲，即使在情愛問題上有些不妥，並不影響一個人的總體形象和評價。如上述王辯、尹寬、向警予、蔡和森，即使發生這類戀愛糾紛，誰會抹殺他們的革命工作、玷污他們的烈士形象呢？陳獨秀本人更是如此。

       「不准自由戀愛！」這是封建倫理中的一條重要規矩——甚至訂進了家規、族規、教規等。違犯了這條規矩，重則要處死，西方有當眾吊死在十字架上的，中國則有「沉江」、亂石砸死等酷刑。主持其事者往往是家長、族長等，被稱為「家長主義」。而受害者一般至死不悔，並且堅決反抗並控訴這種不人道的封建倫理。陳獨秀的「自由戀愛不能影響革命」，也算是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他作為總書記，執行這條「黨規」，不過是暫時分離，到莫斯科學習或工作。他本來是宣導自由戀愛的，如此處理，乃不得已而為之，所以，人們說他有「家長主義作風」，也有這一層意思吧！不過，被處理者卻沒有一絲怨言，為了革命大局，自覺作出的一點個人犧牲。所以，「陳獨秀的家長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黨內青年同志自覺擁護的，而且在多數情況下是因為青年人參加革命後的稚嫩，需要陳獨秀的教誨和幫助的產物，說他「家長」、「老頭子」、「老先生」，帶有一種親昵的情感，不像是後來他被共產國際「打倒」後、有些人故意醜化他的那樣——「專橫跋扈」。

　　陳獨秀在上海舊居

[1]《訪問陳松年談話記錄》（劉祿開、李永堂整理），1979年7月25、26日。

[2]潘贊化：〈我所知道的安慶兩個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省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一輯（1980），頁15。

[3]〈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6年9月1日。

[4]〈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第3卷，第5期，1917年7月1日。

[5]潘贊化：〈我所知道的安慶兩個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省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一輯（1980），頁15。

[6]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

[7]吳琳琳：〈陳獨秀之女陳子美在美陷於困境〉，《環球時報》，1997年9月14日。

[8]斯內夫利特檔案第313/3136號，陳獨秀英文手稿，《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50–151。

[9]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31/3066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43。

[10]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30/3055號，297/3060，《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82–193。

[11]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薩法羅夫的信（1923年7月3日），斯內夫利特檔案第300/3076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78、279。

[12]《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84、274。

[13]吳琳琳：〈陳獨秀之女陳子美在美陷於困境〉，《環球時報》，1997年9月14日。

[14]鄭超麟：〈陳獨秀在上海住過的地方〉，《懷舊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227。

[15]〈中央通告第七十九號〉（192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頁46。

[16]參見張軍輝致廖承志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17]鄭超麟：〈陳獨秀在上海住過的地方〉，《懷舊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229。

[18]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特別呼籲：捐助在紐約陷於困境的陳獨秀女兒陳子美〉，《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1期，1997年10月；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為救助陳子美給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封信〉（1998年2月10日），《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3期，1998年2月。

[19]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關於陳子美在紐約解困公告〉，1998年4月30日，《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4期，1998年8月；〈紐約陳子美來信〉，《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5期，1999年1月。《陳獨秀與中國》總（41），2004年6月1日。

[20]孫其明：《陳獨秀身世婚戀後代》（濟南：濟南出版社，1995），頁176。

[21]張軍輝致廖承志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22]《訪問陳松年同志談話記錄》（1979年5月25、26日，林茂生、王樹棣訪記），未刊稿。

[23]鄭超麟：《記尹寬》（香港：春燕出版社，1997），頁64。本節有關王辯的情節主要取材於該書。

[24]陳碧蘭：《我的回憶——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顧》（香港：十月書屋，1994），頁174–175。

八   莫斯科路線的重大轉折（1925–1926）

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

        如上所述，1925年8月前，陳獨秀能抵制鮑羅廷、孫中山策劃的控制中共的「國際聯絡委員會」，又能領導「五卅」運動取得很大的成功，中共在國民黨組織內和實際運動中，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領導權。所以這樣，一個重要原因是，這時期莫斯科共產國際的路線對帝國主義比較強硬，實施進攻的策略；在國共關係上，也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

       但是，這條路線從1925年秋天以後，隨着國際和中國形勢的變化，逐漸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一是這年10–12月，德國與法國、德國與比利時先後簽訂了邊界協定，蘇聯當局認為這是歐洲吸收德國建立「反蘇聯盟」，助長了德國帝國主義的氣焰。二是蘇聯和中共大力援助的中國北方的馮玉祥國民軍，在反直系、反奉系的戰爭，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出兵干涉，於11月轉勝為敗；中共北方區委領導的乘機推翻段祺瑞北京政府的「首都革命」也遭挫折。而在國民黨內，由於中共及其領導的工農運動在五卅運動中的強大發展，中共黨員總數從四大時的900多人，9月發展到9，000多人。引起了國民黨內資產階級特別是右派和中派的恐慌。原來就一直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反對國共合作的老右派，以馮自由、鄒魯、謝持等一批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為首，在孫中山逝世後積極活動，終於在11月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所謂「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非法通過決議反蘇、反共，另立國民黨中央於上海，與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對抗。他們被稱為「西山會議派」，公開分裂國民黨。而在廣州，一方面是由於共產黨員、工人群眾和革命士兵的英勇作戰，取得兩次東征陳炯明和粉碎楊希閔、劉震寰叛亂勝利，鞏固了廣州革命根據地。7月1日將廣州大元帥府正式改組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另一方面，國民黨右派勾結英國帝國主義收買刺客於8月20日刺殺了孫中山逝世後最忠實執行三大政策的左派領袖廖仲愷，結果廣東派中實力最強的胡漢民和許崇智被懷疑而驅逐出廣州。許的國民政府軍事部長一職被蔣介石接替。蔣又是黃埔軍校校長、國民軍第一軍軍長。原來被視為「中派」的戴季陶（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長）、蔣介石等人，也開始轉變為「新右派」，對蘇俄和中共採取又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公開要爭奪革命領導權。戴季陶甚至公開散發他寫的小冊子《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叫嚷「共信不立，團結不固」；要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要麼脫離共產黨，要麼退出國民黨。國民黨的分裂，造成了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嚴重危機。

       面對如此複雜的形勢，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他們的駐華代表，在俄國外交方針和指導中國革命路線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陳獨秀黨中央也被牽扯其中，後來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首先，當時，維經斯基在幫助中共中央以策略性的退卻做好五卅運動的善後工作後，就與陳獨秀共同籌備中共四屆二中全會。他在8月19日和9月28日給莫斯科的兩個書面報告中，表示了他與陳獨秀以下共同的意見：對鮑羅廷的中共工作「一切為了國民黨」的方針不滿。他倆認為從資產階級在五卅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動搖性和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情況，以及國民黨刺殺廖仲愷的事件來看，國共關係應當調整，即「採取與迄今為止不同的形式」，共產黨要積極發展自己的力量（包括在各縣組建農民協會），而不是一味擴大國民黨的力量。[1]在9月28日的報告中，在提到他與陳獨秀商量的意見——將由陳獨秀起草的提供給中共中央四屆二中全會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關係議決案》時，更明確地提出：「我們採取的方針是，在同國民黨的關係中，要從聯盟轉向聯合。」並且，「現在就需要採取這種過渡方針」。這裏所指的「轉向」，就是變「黨內聯盟」為「黨外聯合」。為此決定，「不讓新入黨的黨員，特別是工人黨員加入國民黨」。並且說明，只有在採取這個方針的時候，中共對於國民黨才「不一定要進入領導機構」。並強調現在只做這個「轉向」的「過渡」工作。[2]

       這個思想的確是當時陳獨秀的真實思想。陳獨秀在致戴季陶的一封信中批判戴提出的在右派與共產派之間建立一個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單純的國民黨」號召時指出：

　　戴季陶（1891～1949），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早期幹部和理論家

       你如果真有這個企圖，在理論上我們當然不必反對，因為政黨隨着階級分化而演進，本應該是這樣；……然而在事實上，我們以為你這個企圖，現在或者還失之稍早。[3]

       在公開的宣傳和鬥爭上，陳獨秀必須這樣說，以維護共產國際的黨內合作的方針。但是，實際思想上，他也渴望像戴季陶站在資產階級國民黨立場上思考那樣，站在無產階級共產黨的立場上，希望共產黨能獨立，退出國民黨，成為一個「單純的共產黨」；在共同的革命活動中，可以與國民黨進行黨外的聯合行動。

       這是陳第一次公開提出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變黨內聯盟為黨外聯合。這個思想早在1924年7月13日陳寫給維經斯基信中、為反對鮑羅廷與孫中山策劃「國際聯絡委員會」以控制共產黨的鬥爭時，就有流露，指出：「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但是，這一次他明白說出這個意見，準備寫進四屆二中全會決議，並讓維經斯基報告給共產國際，結果還是沒有獲准。陳獨秀後來在《告全黨同志書》中回顧說：

       是年（即1925年——引者）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我在政治決議案委員會提議：戴季陶的小冊子不是他個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資產階級希圖鞏固自己階級的努力，以控制無產階級而走向反動的表現，我們應該即時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領導群眾，而不為國民黨政策所牽制。當時的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們一致嚴厲的反對我的提議，說這是暗示中共黨員群眾走向反對國民黨的道路。主張不堅決的我，遂亦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

       為了貫徹國際指示，四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非但沒有寫進陳獨秀原先提議、維經斯基也曾贊同的退出國民黨的意見，反而批判了這個意見，指出：「假使認為這種現象，已經是中國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國民黨脫離關係之時，那是一種很大的錯誤。」[4]為甚麼是這樣？因為莫斯科最高當局的確不會同意陳的這個提議。

       1925年8月21日，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在研究了當時的中國形勢後決定：指示中共必須對國民黨「避免加劇關係」。[5]

       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東方部政治書記瓦西里耶夫看了維經斯基的8月19日報告和加拉罕在9月16日聯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後，就給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寫信，毫不掩飾地以「老子黨」的口吻責怪當時的中共犯有「左傾」幼稚病。[6]

       接着，這位瓦西里耶夫就根據聯共政治局上述「避免加劇關係」的決定，在9月28日起草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下簡稱「九二八指示」），要求中共遵循下列原則立即審查同國民黨的關係：

       （一）對國民黨工作的領導應當非常謹慎地進行；

       （二）黨團不應發號施令；

       （三）共產黨不應要求必須由自己黨員擔任國家和軍隊的領導職位；

       （四）相反，共產黨「應當竭力廣泛吸引（未參加共產黨的）國民黨員……參加本國民族解放鬥爭事業的領導工作。」指示還強調：「共產黨的地方委員會應當在這方面細心接受指導」；「俄國工作人員尤其應在這方面接受指導。」[7]

        這個指示精神，就是以「謹慎」和「避免加劇關係」為名，不僅令中共在國民黨右派進攻面前全面退讓，而且要主動放棄在國民黨黨、政、軍內的領導職務，實際上就是放棄革命領導權。

        一個遠在莫斯科的外國人，只憑一二個書面報告就對中共和中國革命作出這樣評斷和指示，一味批評共產黨符合實際的積極的政策、而絲毫不譴責國民黨右派不反帝只反共的反動行徑。可見當時的陳獨秀黨中央原先保持共產黨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的政策處於怎樣危險的境地。

        還要指出，這個指示與一個月前《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關於中國共產黨軍事工作的指示》完全相反。這個指示強調：中共「中央委員會和大的地方委員會應當組建以這些委員會執行機構中最有威望的成員為首的特別軍事部」；「考慮到國民黨的社會和政治性質，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應當（堅定地、但又必須非常謹慎地）爭取做到，使共產黨（中央、地區、省和地方的）軍事部的領導人一定成為相應的國民黨軍事部的首腦……最好是以國民黨的名義基本上像我們紅軍所做的那樣在中國革命軍隊中進行政治工作，小心謹慎地但又堅定不移地爭取使實際領導權一定掌握在我們黨的手裏。」（黑體字是原件所有——引者）[8]而在同一天（8月21日）舉行的聯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上，作出過「中共應當通過自己的同志來保持和爭取參加並領導國民黨的軍事工作」的決定。[9]

        所以，「九二八」指示是聯共和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由強調保持中共獨立性和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激進方針，轉向中共向國民黨退讓，成其附庸、苦力、放棄革命領導權的轉捩點，也是中國大革命歷史的轉捩點，更是釀成「陳獨秀大革命悲劇」的轉捩點。因為，從9–12月，如前所述在歐洲和中國發生了一系列嚴重的事件。這條路線的「轉折」，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簡而言之是這樣的。

        10月2日，瓦西里耶夫親自向維經斯基回信說：「您8月19日來信是這樣提出問題的：無產階級是領導者，農民、知識份子、中小資產階級是基礎，是中介。應當怎樣理解這一點呢？這難道不是同我們的觀點直接相悖，明顯重複了中國同志的左傾觀點嗎！」——請看，把「無產階級是領導者」的觀點視為「左傾」，不就是再一次要中共放棄領導權嗎！接着，他重申「九二八」指示後，嚴厲批評維經斯基和陳獨秀要求改變黨內聯盟為黨外聯合的提議，指出若「迷戀於這一新方針，這可能有很大的危險。我們覺得廣州就走在這條道路上，它在不停地拆毀連結共產黨先鋒隊與民主群眾的各種橋樑，要完全孤立中國共產黨，並帶來由此而產生的各種致命的後果。」例如驅逐胡漢民和解除許崇智武裝等「都是我們絕對無法理解的」；「我們收到鮑羅廷發來的每一條新消息，都得到了新的證據，證明廣州因左傾而在陷入孤立和毀滅。」[10]14日，他在給季諾維也夫轉送維經斯基9月28日信時，又說：「我們對錯誤的政治方針的擔心是合乎實際的，……很顯然，（中共）黨內和我們的工作人員（主要指維經斯基——引者）中有一種傾向，應當與之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我認為，這裏需要我們採取強硬的路線。」[11]

        陳獨秀和維經斯基要求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採取「強硬的路線」，而莫斯科卻要對中共採取「強硬的路線」。

        驅逐胡漢民和許崇智出廣東，當時陳獨秀黨中央和陳延年為首的廣東區委認為是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一次重大勝利（雖然也為蔣介石的崛起提供了條件）。這裏再次表明莫斯科與中共在估計當時革命形勢上的巨大差異。

        在中共四屆二中全會決議中，雖然陳獨秀和維經斯基放棄並自我批評了退出國民黨的意見，但同時還保留了向黨外聯合過渡的通道，如明確指出「戴季陶等」正在成為新右派：「在國民黨內，假借『真三民主義』的招牌，提出階級妥協的口號來反對階級鬥爭——反對國民黨左派及共產派。」並說：「假使我們不注意這種右派的階級妥協的意義，也是一種危險的錯誤。所以我們應當找一個與國民黨聯盟的好的方式，最好要不但不束縛無產階級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及智識階級的聯盟，而且能擴大化。」

        為此決定：「現在我們對國民黨的政策，是反對右派而與左派結合密切聯盟，竭力贊助左派和右派鬥爭。」而「實行這種策略的最重要的一個方法，便是到處擴大鞏固我們的黨」具體說來就是：「非必要時，我們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國民黨，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黨部（完全在我們勢力支配之下的黨部不在此限）」；「在有國民黨左派勢力的地方（尤其是廣東），我們應竭誠與之合作，逼迫他們各級用全力參加民族運動……但同時在一切運動中關於階級爭鬥的理論與行動，我們對他們絲毫不能讓步。」[12]

        必須指出，這裏說的「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黨部」，是指準備實行退出國民黨的策略而言，而與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有本質的區別。

        這次會議決定把共產黨從「國民黨左派」隊伍中抽出來，共產黨只是站在「贊助左派」的立場上，讓國民黨左派和右派自己去爭鬥。陳獨秀的意思是共產黨不再包辦代替國民黨的事務，推動左派起來積極負責，也是從共產黨準備退出國民黨的過渡方針考慮的。

        對此，傳統觀點批判這次會議把中共對國民黨的政策納入了「退而不出，辦而不包」的機會主義軌道，最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須知當時國民黨左派即是共產黨，我們如果不去代替，就無所謂左派，大的錯誤就此鑄成。」這次大會是「不要國民黨的精神，是不要領導權的精神，是較大的錯誤。」

        其實，陳獨秀（包括維經斯基）對國共合作後國民黨內國共鬥爭的形勢、國民黨左派沒有力量，共產黨才是真正的「國民黨左派」，這個認識一直是十分清楚的。早在1924年5月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中央第三次擴大全會通過的《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工作問題的議決案》就明確指出：「國民黨內——對於反帝國主義，民權主義，農民問題的改良政策，對工人利益的讓步問題——便發現兩派的力量。……國民黨的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志——我們同志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因此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現在我們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13]7月13日，當孫中山決定利用右派進攻對共產黨施加壓力時，陳獨秀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更是明確指出：「至於國民黨目前的狀況，我們在那裏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說那裏有一定數量的左派，那是我們自己的同志。」[14]

        所以，導致後來「退而不出，辦而不包」，使共產黨成為國民黨苦力的根源是莫斯科的「不准退出國民黨」的總方針。

        維經斯基在11月11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還為自己和陳獨秀在中共四屆二中全會上制訂的方針——團結國民黨左派、打擊右派，準備過渡到黨外聯合，推動全國的反帝運動——辯護，認為過去幾周的運動表明，我們「正確地對待了國民黨。」因此，「現在我們面臨的任務是，幫助國民黨左派從組織上鞏固自己的影響，並在即將舉行的國民黨代表大會之前從思想上和組織上擊敗右派」。[15]

        對於上述維經斯基和陳獨秀黨中央為一方，與莫斯科共產國際執委會為另一方的分歧，在1925年10月29日和12月3日兩次由史太林主持的聯共最高當局——政治局會議上，終於得到解決。前一次會議上「伏龍芝的信」和後一次會議上史太林的指示以會議決定的形式作出，其有關內容如下：

        （一）在中國反帝問題上，「實行旨在在日本和英美之間打入楔子的方針，儘量不損害同日本的關係並容忍中國的現狀對日本有利這一意義上同它進行談判。」對此，決定附錄一《給報界和塔斯社的指示》是：「1、不突出對日本的攻擊；2、指出容忍中國新的局面對日本是有利的，有可能也有必要保持以日本為一方同以中國和蘇聯為另一方的睦鄰關係；3、不鼓吹東方對西歐和美國資本主義的威脅；4、儘量少寫蘇聯在東方事件中的積極作用。」[16]——由此看出，當時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向帝國主義陣營全面退卻。為此，中國也必須停止一切反帝宣傳和行動，以免被人談論「紅色布爾什維克的威脅」。

        在1926年4月1日召開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的《我們對中國和日本政策問題》，稱這個新政策為「喘息政策」：中國革命「由於歐洲出現某種穩定，……國際局勢變得非常嚴峻。國內局勢在最近一個時期由於國民軍的失敗和撤退也惡化了」。因此，不僅蘇聯「需要延長喘息時間，對當時蘇聯在遠東的最大對手日本「需要作出讓步」，並力求同中國現有政府「保持真誠的關係」；中國革命也要與蘇聯外交政策相適應，必須設法「爭取一個喘息的機會」，甚至擱下「國家命運問題」，「容忍南滿在最近一個時期留在日本手中」。1926年4月1日，聯共政治局通過一個重要文件，對此辯解說：這不能錯誤地解釋為「以犧牲中國的利益來調整蘇聯和日本國家間的關係」。[17]這種辯解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這是一份迫使中國革命服從蘇聯外交利益的最典型的文件。

        （二）對待北京政府和北洋軍閥：「吳佩孚正在成為核心政治領導人物，同時好像也在成為民族運動重新爆發的中心。人民軍以及馮玉祥的作用和意義在漸漸消失。人民軍、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等有必要同吳佩孚建立固定關係，這是整個形勢決定的。對中國現時政府方面也一樣。」[18]——這是重溫與吳佩孚政府聯盟的舊夢。

        （三）批評中共（包括北京加拉罕、李大釗中共北方區委、維經斯基和上海陳獨秀黨中央與廣東區委）在推動反帝運動，支持馮玉祥反對北京政府和直系、奉系軍閥，反對國民黨右派問題上，「採取了過左的方針」；「認為廣州人擬議中的北伐在目前時刻是不能容許的。建議廣州人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內部的鞏固上。」[19]

        於是，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強調作為民族解放思想最徹底最可靠的捍衛者的國民黨和人民軍的作用，並將其提到首要地位」。[20]

        這就是要中共中央徹頭徹尾地執行共產國際的「九二八」指示：在北方為馮玉祥的人民軍抬轎子，在南方為國民黨做苦力。它的出發點，一是希望與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暫時討好，爭取吳佩孚政府對蘇友好；二是國民黨鞏固和擴大，將來代替吳佩孚而建立一個對蘇真正友好的政權。為此必須使中共屈服於帝國主義、吳佩孚和國民黨。

        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拉斯科爾尼科夫在12月4日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傳達史太林上述「最高領導機關的指示」時，再次嚴厲批評維經斯基（包括陳獨秀）「太左了，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和影響，而過低估計了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以外勢力的力量和作用」，批評維、陳的「計劃在總體上和細節上都考慮欠周」為此，史太林的「最高指示」給予了「修正」。[21]

        應該指出，當時莫斯科的最高指示主要是針對加拉罕、維經斯基執行的原（1925年秋以前）聯共政治路線——支持馮玉祥反直反奉和推翻北京政府等，從當時階級力量對比來考察，這條路線的確有「左傾」的色彩，但是現在180度大轉彎，而且一刀切，連中共正在進行的民族革命的基本任務——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國民黨右派都不允許，這使中共處於十分被動的境地。

        實際上，聯共中央對當時國際與中國形勢的分析並不正確。因為無論國際或中國形勢的發展，都是不平衡的：「西方不亮東方亮」，即使歐洲出現了聯盟反蘇的形勢，並不意味着在東方就必然出現帝國主義聯合鎮壓中國革命的狀況。「五卅」運動中就是如此。「黑了北方有南方」，馮玉祥在北方的失敗，革命形勢轉入低潮，並不意味南方也是如此而必須實行退卻。恰恰相反，南方正處於革命高潮的前夜。

        所以，陳獨秀實在有點想不通！

        大陸現在內部或公開出了好幾本陳獨秀的詩集，但是，都是他早年或晚年寫的。中年幾乎沒有，筆者在收集資料時，只發現一首他1925年秋寫的詩，內容明顯表示對以上形勢特別是國際指示退讓和四屆二中全會上自己「退出國民黨」意見被否定後的不滿、消沉、失望、矛盾心緒的。

　　1925年陳獨秀詩

        羈情脈，感年芳；餘夢愔，入渺茫。

        漢世只傳方朔異，[i]南遊空歎老聃亡。

        凌秋白塔擎天立，照水枯荷抱月香。

        不為鱸魚亦歸去，[ii]黃塵京國使人狂。

        乙丑新秋夜坐偶詠

        獨秀（陳獨秀印章）

        頭兩句（12字），表示了對當時形勢惡劣和自己主張被否定後的低沉心情。「白塔」、「黃塵京國」表明作者在北京所作，應該在北京白塔寺附近，所以坐着也能看到白塔和明月。假如北方的形勢像國際所說這麼糟糕，但南方卻充滿着希望，所以，即使不如張翰那樣回歸南方吃鱸魚，我們也要回歸南方去。正如白塔在凌秋中擎天而立，枯荷在水照中抱着香月。

        但是，聯共卻從自己錯誤的形勢分析出發，指導中國革命的整個路線由進攻轉向退卻。在國共合作中，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關係，也應當如此。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先是維經斯基被迫放棄中共退出國民黨的思想，然後再迫使陳獨秀改變主張，毫無保留地貫徹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而貫徹這個指示，完成這個「轉折」的標誌，就是在1926年上半年在國民黨二大選舉、「三二〇」中山艦事件、「五一五」整理黨務案事件上一系列的讓步。經過周恩來的歸納，[22]過去人們把這「三大讓步」，說成是形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標誌。現在公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絕密檔案才揭開真相，完全是聯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所為，再強加給陳獨秀黨中央。陳獨秀曾抵制過，沒有成功。

        從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共產國際、聯共是怎樣把陳獨秀當猴耍的：先是陳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們強迫他加入；再是加入後強調要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當陳這樣做並取得一定成效時，又突然批評他左傾，又強迫他及中共成為國民黨的附庸與苦力。陳本人的悲劇一是對社會的發展沒有深刻的認識和堅定的原則，因此忽左忽右地任人戲弄；二是他領導的中共太弱小，特別是沒有武裝，也只有聽人擺佈。

國民黨「二大」——「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一

       關於國民黨「二大」，陳獨秀原來的立場是十分強硬的，而鮑羅廷是右傾的。1925年初，鮑羅廷與中共中央在上海開會，討論有關國民黨二大上選舉新中央委員會的問題。陳獨秀企圖加強共產黨力量，提議從一大時的3人擴大到7人。為此，3月20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報告談到孫中山逝世後的形勢及「我們黨對國民黨的政策」時，又決定：「準備迎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使右派在會上沒有影響。」[23]

       但是，鮑羅廷反對中共中央的提案。他在給加拉罕的電報中說：「關於在將來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共產黨員人數問題曾一度發生爭執，中央提出7人，我表示反對，為的是不嚇跑中派和不無謂地刺激右派。」最後，陳獨秀黨中央不得不作了妥協：「同意最低限額——4人」。[24]

       「不嚇跑中派和不無謂地刺激右派。」鮑羅廷與莫斯科「避免加劇關係」的聲音完全一致。

       當時在上海任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的維爾德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全文引述了鮑羅廷給加拉罕的電報，並評述說：「上周，鮑羅廷同志在前往廣州途中在這裏停留幾天，他同（中共）中央委員會開了幾次會議。會議進程、交換意見情況和相互關係，都給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感覺到互相不信任、不真誠、耍外交手腕。」這可能是上次「國際聯絡委員會」事件留下的後遺症。所引的鮑羅廷給加拉罕（當時蘇聯駐華大使及駐華全權代表，領導一切在華工作的蘇聯及共產國際工作人員）電報中，鮑還向加保證，他幫助擬定的《關於國民黨執行孫中山遺囑的宣言》（1925年5月24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不會直接攻擊右派」，但是，他卻批評陳獨秀中共中央「落後於對時局的領導」，「中央委員會並沒有給我留下一個緊密團結、有朝氣的機關的印象，罷工之類的地方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面上，否則它就會呆在自己小天地——租界裏，事後從那裏發出指示。」他甚至強調說：「中央委員會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25]似乎有改組中共中央之意。

       上述瓦西里耶夫起草「九二八」指示，除了維經斯基的書面報告之外，另一個根據是加拉罕在9月16日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上的報告。這個報告在聯共檔案中「沒有找到」，但其內容自然主要是鮑羅廷的這個電報。所以，上述瓦西里耶夫給季諾維耶夫的信及他起草的給中共的「九二八」指示，完全是一個口吻，只批評和管束中共，不譴責國民黨右派。

       其實，當時鮑羅廷與陳獨秀黨中央之間的主要矛盾是：鮑羅廷要求中共圍着他這個國民黨的顧問轉，而中共這個當時力量還不大的組織，卻必須照顧全國的工作，難以滿足鮑的要求。維爾德對此較為公正地評價說：「中央委員會與鮑羅廷同志的觀點的主要差別在於後者確信，中央委員會現在就應當把全部力量投向廣州（儘管會損害其他工作），而中央委員會則認為，它在這方面已經盡了最大的可能（張太雷、蔡和森、羅亦農以及其他許多負責人已被派往廣州從事經常性工作。此外，還向那裏的農民學校派去了70人）。如果考慮到緊急派35名積極的工作人員到馮玉祥的軍隊，又派70人去河南軍校，以及全國罷工運動的浪潮，那麼應當肯定中央委員會確實盡了一切可能。」——由此看來，鮑羅廷當時對陳獨秀黨中央的蔑視和指責，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至少是對中國情況瞭解不夠，又想瞎指揮。

       但是，8月份，在廣州發生了國民黨右派中廣東地方實力派胡漢民、許崇智策劃的刺殺廖仲愷事件。廖是孫中山逝世後，鮑羅廷和中共可以依靠的最大的左派。而在上述鮑羅廷給加拉罕電報中，「胡漢民政府」本來是被鮑羅廷「看作是向較為革命的政府過渡形式」。蔣介石為代表的中派，乘機利用廖案發生後的時機，依靠中共和左派力量，驅逐胡漢民、許崇智出廣東，進而又利用國民黨中樞出現的權力真空，蔣的勢力迅速膨脹起來。中共廣東區委也利用這個形勢，制訂了在國民黨二大選舉時執行「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即開除戴季陶、孫科等人的黨籍，爭取共產黨人的中央委員佔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方案。鮑羅廷也別無選擇地同意了這個方案。

       然而，遠在莫斯科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根本不瞭解廣東形勢變化的複雜性和嚴重性，甚至對驅逐胡漢民和許崇智都不能接受，要求中共繼續執行黨內合作的方針，為此不惜向國民黨右派讓步，更不要說蔣介石等「中派」這個新右派了。

       所以，儘管維經斯基如上11月11日的書面報告表示要在國民黨「二大」上幫助左派，擊敗右派，但是，最後，為了貫徹「八二九」指示和12月3日史太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最高領導機關的指示」，維經斯基再次被派來華「糾偏」，12月24日，在他的安排下，把陳獨秀、瞿秋白和張國燾叫到蘇聯駐上海領事館，與國民黨政要孫科、葉楚傖和邵元沖談判國民黨「二大」問題。陳獨秀被迫表示：中共並沒有包辦國民黨事務的企圖，且反對這種企圖；中共將在第二次國民黨大會上不增選中共方面的國民黨中央委員的人數。並且為了讓對方能赴粵參加國民黨二大，還告知大會延期召開。所以，在這次談判後，中共中央在執行莫斯科妥協路線的前提下，確定了在國民黨二大上「團結左派，聯絡中派，打擊右派」的方針，並派張國燾去廣州執行。這樣在對待實為「新右派」的「中派」（包括當時誰也沒有認識的假左派蔣介石）問題上，陳獨秀黨中央與廣東區委就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即打擊右派和擴大左派，沒有分歧，惟獨對於「中派」，中央是「聯絡」，廣東是「孤立」。可是，人們不知道，特別是廣東區委不知道，雙方爭論的背後，莫斯科在起決定的作用。陳獨秀對於戴季陶這位中派的反共面貌本來是知道得清清楚楚、十分深刻的，他所以取「聯絡」政策，是因為必須服從莫斯科的指示。

       結果，在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雖然由於1925年反對國民黨右派碩果猶剩，在大會秘書長吳玉章等共產黨人的努力下，使共產黨人爭取到了一些職位，如譚平山任組織部長，林伯渠任農民部長，毛澤東任代理宣傳部長等，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領導權。但在36位中央執行委員中，共產黨人只有7人，不到三分之一。左派14人，右派和中派卻有15人。大會雖然對戴季陶主義進行了批判，但仍選他為中央執行委員。最嚴重的是在中央監察委員中，右派佔了絕對優勢，共產黨員只有一人。中執委和中監委在一起開會，就形勢右派勢力大，中派壯膽，左派孤立的形勢。而且當時的所謂國民黨左派汪精衛、陳友仁等，是很沒有力量的。這就為比戴季陶還隱蔽的新右派蔣介石等上台、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開闢了道路。蔣介石在這次大會上第一次當上中央委員，隨後在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常務委員，開始跳躍式上升。不要說莫斯科因為陶醉於自身的利益不瞭解情況而沒有料到，連在上海和廣州的共產黨人也沒有料想到前門驅逐老右派，後門迎來更加貪婪、兇狠的「夥伴」。

       這就是執行莫斯科的「避免加劇與國民黨的關係」和「不嚇跑中派和不無所謂地刺激右派」的結果。而緊接着在以下兩個事件中，更加悲慘的命運在等待着中國共產黨。

「中山艦事件」——「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二

       國民黨二大後，碩果僅剩的幾個國民黨左派分享了反對以謝持、馮自由為首的老右派勝利、共產黨也同時退讓的成果，汪精衛一人身兼國民黨中央主席、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主席三職，集黨政軍最高權力於一身。共產黨雖作了退讓，也保留了中央幾個部門和重要省、市黨部的位置。特別是當時對國民黨和廣東局勢有重要影響的以季山嘉為團長的蘇聯軍事顧問團站在汪精衛和中共一邊，而且對共產黨備加呵護。

　　「中山艦事件」爆發

       為此，季山嘉明確反對莫斯科要求共產黨從國民黨黨政軍領導崗位上撤退的方針。他在1926年1月13日即緊接着國民黨二大結束後，給中共中央一封信中指出：現在中國在國民革命運動迄今所依靠的社會集團中，發生了角色的變動和變化。「實際上我們現在可以斷定，目前的中國，無產階級是以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姿態出現的，民族資產階級已開始離開領導崗位。」他特別提到「居第一位的是第一軍，即所謂黃埔『黨軍』」；「因為這個軍從最初組建時起，就把政治工作提到了應有的高度並由從中國共產黨內專門挑選出來的一些同志從事這項工作。這個軍的各個師都設立了政治機關，團和連都設有做這項工作的政治委員。……事實說明，國民革命軍的一切成就都應完全歸功於共產黨人。這一點哪怕以黃埔軍校為例也是顯而易見的，黃埔軍校是共產黨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國民革命軍最穩定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承認，我們退出國民黨為時尚早並是有害的，如果我們認為，我們現在不能做分裂或離開國民黨的宣導者，中國共產黨需要預先為此掌握群眾和為自己打下基礎，那麼我們離開軍隊……那就是幼稚的。」

       然後，季山嘉提出了與莫斯科「九二八」指示完全對立的四項「工作方法設想」：

       1、共產黨人的整個工作由（中共）中央軍事部領導，該部也主管組建工農武裝。

       2、共產黨人要進入相應的國民黨軍隊組織，參加這些組織並以國民黨名義在國民黨基層組織中施加自己的影響，目的是防止這些組織產生右的傾向。

       3、共產黨人積極參加部隊中的各種社會組織並把它們工作置於自己的影響之下。

       4、部隊中的共產黨支部不公開，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工作。[26]

        可以看出，季山嘉對共產黨的確傾注了滿腔熱情，而且正是在他的影響下，共產黨人不僅在國民黨中央及高級黨部內佔據了相當的位置，在軍隊中的力量和影響也不小。在國民革命軍中大約有一千餘名共產黨員。一、二、三、四、六軍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產黨人擔任。特別是蔣介石為軍長的第一軍三個師的黨代表，有兩個是共產黨員。9個團黨代表中，7個是共產黨員。此外，共產黨還掌握着十餘萬參加工會的工人和60餘萬農會會員，其中工人糾察隊2千餘人，農民自衛軍3萬餘人。

        汪精衛當時被莫斯科和中共視為第一個大左派。認為他繼承孫中山遺志，貫徹三大政策，對鮑羅廷也十分依順，「一切事多與鮑羅廷商談」，並曾同意國民黨二大選舉時廣東區委提出的使共產黨人和左派在中央委員會佔多數的方案。[27]

        廣東以上這種狀況，是國共合作以來共產黨人努力奮鬥的結果，特別是在兩次東征陳炯明和粉碎劉、楊叛亂戰爭中，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浴血奮戰的結果。

        但是，這種形勢也使正在迅速崛起的、最忠於孫中山而隱藏着更大野心的蔣介石與其他各派、尤其是共產黨、國民黨左派和蘇聯軍事顧問團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蔣介石在1926年3月8日日記中寫道：「上午與季新（即汪精衛——引者）兄商決大方針。余以為中國國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實權皆不宜旁落，而與第三國際必能一致行動，但須不失自動地位也。」9日日記又說：「吾辭職，已認我軍事處置失其自動能力，而陷於被動地位者一也；又共產分子在黨內活動不能公開，即不能相見以誠，辦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內部分子貌合神離，則未有能成者二也。」[28]4月9日，他在給汪精衛的信中也說：「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黨務、政治事事陷於被動，弟無時不抱悲觀，軍事且無絲毫自動之餘地。」[29]可見他心中強烈的不滿情緒。但是，他也從老右派的失敗中吸取教訓，不能公開地反蘇反共，因為他當時畢竟羽毛未豐，還需要蘇俄和中共的幫助，即利用蘇俄的援助和共產黨的努力，打倒北洋軍閥和南方其他軍事勢力，包括國民革命軍其他各軍，所以，他必須使用謀略。

        黃埔軍校中有一些自稱是「孫文主義學會」人，與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有聯繫，主張反蘇反共。他們看透了蔣介石的心思，1926年3月18日，乘一艘由上海到廣州的商輪因在海上被劫停泊黃埔港要求保護之機，由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鍾（孫文主義學會骨幹、海軍軍官學校副校長歐陽格之侄）假稱「蔣校長命令」，通知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調中山艦由廣州到黃埔「聽候差遣」。這時蔣介石不在黃埔而在省城。之後，又因聯共中央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布勃諾夫率領的蘇聯使團要參觀中山艦，李之龍用電話請示蔣介石，問可否調中山艦返省，蔣介石於是猜疑起來，認為自己沒有調令，卻調中山艦去了黃埔；而現在發現自己在省城，又把中山艦調回省城；隨即惶惶然聯想起當時「孫文主義學會」散佈的「共產黨要幹（掉）他」、汪精衛要「趕走他」的謠言，認定此舉是要「強擄蔣介石去莫斯科受訓」的「陰謀」。蔣介石起初頗為躊躇，曾想離開廣州退到汕頭他所掌握的東征軍總指揮部去，轉而與身邊親信密謀後決定，就地「反擊」。20日，他宣佈廣州緊急戒嚴，逮捕李之龍，監視和軟禁第一軍黨代表周恩來等大批共產黨人，解除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和蘇聯顧問住宅。史稱「中山艦事件」（又稱三二〇事件）。[30]

        事件發生當天，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及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向蘇聯顧問團提議採取強硬方針：動員在廣東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到肇慶集中，依靠當地駐防的共產黨人葉挺獨立團的力量，爭取對蔣介石此舉極為不滿的第二、三、四、五、六各軍，通電反蔣，指責他違反黨紀國法，必須嚴辦，削其兵權，開除黨籍。[31]周恩來也回憶：「這時，譚延闓、程潛、李濟深都對蔣不滿」，「各軍都想同蔣介石幹一下」。[32]就是說出現了「反蔣聯盟」。汪精衛更是站在這個聯盟的一邊。21日傍晚，蔣介石以探病為名訪問汪精衛，只見汪「怒氣勃勃，感情衝動，不可一世」。[33]當時鮑羅廷和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加倫正回國述職，代理團長季山嘉支援汪精衛和共產黨的反蔣計劃。但是，比季地位更高的布勃諾夫根據自己的判斷，獲得莫斯科批准後，決定對蔣取退讓方針。

        事件發生後第四天即6月24日，布勃諾夫在蘇聯軍事顧問團全體大會上做了六個小時的報告，闡明了為甚麼必須對蔣介石讓步的理由，第一條就是「不嚇跑大資產階級」。他認為事件「是由三種矛盾造成的」：1、集中統一的國家政權同尚未根除的中國軍閥統治陋習之間的矛盾；2、國民革命的基本力量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小資產階級向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方面搖擺）；3、國民黨左派與右派之間的矛盾。並指出右派「孫文主義學會」是香港「政治買辦」，「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面對這些矛盾，他強調：

       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在現在承擔直接領導國民革命的這種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務，也就是依靠自己的雙手來直接實行基本的革命措施的任務。

        他認為「三月行動無非是一次針對俄國顧問和中國政委的小規模準暴動」，「整個行動是針對俄國顧問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為此，他批評了蘇聯顧問包括中共在廣州工作特別是軍事工作中的「過火行為」，認為這些行為引起的後果是：「1、更加嚇跑大資產階級；2、引起小資產階級的動搖；3、一再復活尚未根除的中國軍閥統治陋習；4、加深和挑起國民黨左派和右派之間的矛盾；5激起在『打倒赤禍！』口號下的反共浪潮；6、造成國民政府的危機和總起來更使國民革命有遭到失敗的危險。」——可見，他為當時的廣州描繪了一幅多麼危險的圖畫，並認為這是引起中山艦事件的根源。但是，他所指的「過火行為」主要是指蘇聯軍事顧問團的行為：「實際上我們給中國將領脖子上套上了五條鎖鏈：司令部、後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顧問」；「在作戰部隊中政委有權簽發每一道命令，在軍事機關中政委有更大的權力，而且還有俄國顧問，他們常常不只是出主意而是發號施令」，等等。對此，他提議「司令部不是以俄國顧問為首而是中國將領。這個方針當然是對的。只能讓俄國顧問真正做顧問，不要出頭露面，不要發號施令，不要惹中國將領討厭」。

        具體對「3月20日」事件時的形勢，他說：「在21日夜間我們接到報告說，20日行動可能繼續進行，所以我們開了一個會，得出以下結論：廣州市內力量對比對國民政府不利，省內力量對比對國民政府有利，需要贏得時間，而要贏得時間就要作出讓步……由於作出這種讓步，我們取得了某種均勢。」[34]

        從事件發生後一度出現「反蔣聯盟」和蔣介石的冒險與心虛狀況來看，布勃諾夫對當時形勢的估計完全是主觀主義的。而且，即使蘇聯顧問團有對「中國將領」包辦太多，監督太嚴的錯誤，也不能讓中共陪綁，改正顧問團的錯誤，要犧牲中共的利益。

        蔣發動此變，本來也是在自感力量不足、並無必勝把握的情勢下的冒險試探之作，所以，20日下午，他就應季山嘉要求撤去了對顧問團的包圍，並表示他的行動不是針對蘇聯的，隨後，又向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呈書表示反省，自請處分。但是，蔣也沒有想到，他的行為竟然把這位「久經鍛鍊的老布爾什維克」嚇成這樣。於是，布勃諾夫親自出面與蔣介石談判，蔣提出俄國顧問團包辦太多等許多錯誤。布表示決定撤銷季山嘉團長及兩個副團長的職務並令其回國。汪精衛失望之極，先是隱匿不出，繼之出走他國。所謂「反蔣聯盟」立即瓦解。李之龍被查辦，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人全部被清除。蔣介石的試探性進攻得到了全面的勝利。

        對這個事件，傳統的中共黨史著述者多引用張國燾提供的謊言，說是陳獨秀黨中央制定了對蔣的讓步的「妥協政策」，並派張「趕赴廣州，查明事實真相，並執行這一妥協政策」，糾正廣東區委主張反擊的「左傾錯誤」。[35]

        張國燾的上述說法本身就自相矛盾。陳獨秀黨中央難道是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就制定了對蔣讓步的「妥協政策」，然後再派他去「查明事實真相，並執行這一妥協政策」！所以，張國燾的回憶一發表，彭述之首先揭露他這個謊言，指出當時中共中央只是派他去「查明事實真相」，並沒有派他去「執行妥協政策」。

        實際情況是，上海的陳獨秀和中共中央對廣州發生的上述事件，起初只從報紙上得到零星的消息而對真相一無所知，因此除了對蔣介石的「反共政變」感到「震驚和惶惑，對蔣介石的態度，在一段時間內陷於遲疑莫決」。[36]等到3月底，布勃諾夫回國路過上海，陳獨秀才從布的嘴裏得到一些較為可靠的消息，並聽信了布的一面之詞，在《嚮導》上發表文章，認為「三二〇」事件的策動者是「孫文主義學會為中心的國民黨右派」，示意與蔣介石無關，而蔣採取行動，是由於誤信共產派有倒蔣陰謀的謠言。而在駁斥此謠言時，又說了這樣的話：「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決不會採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誰破壞革命勢力統一，誰便是反革命！」[37]

        這說明，當時陳獨秀對蔣介石的認識與廣東區委及俄國人一樣，的確還把蔣當作是「左派」，不過是聽信了右派的謠言。其實，蔣介石是一個忠誠的國民黨員。他要捍衛的是國民黨的根本利益。開始時，他要爭取蘇聯援助和中共的支持，維持國共合作，打擊公開反共的國民黨元老派，被蘇聯和中共視為「左派」。待到蔣反蘇反共時，才把他視為「中派」和「右派」。這裏，蔣有一個由「假左」到「右」、由隱到顯的轉變過程，中共對其認識也有一個過程。這是正常現象。

        但是，事情並不到此為止。本來，事件既然已經由布勃諾夫代表莫斯科最高當局處理完畢，中共中央也就只有服從，無權改變了。問題就出在陳獨秀還不想完全盲從，對布的話還是不放心，想有一點獨立性，像過去對鮑羅廷那樣，瞭解事件的詳情，特別是自己同志廣東區委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對蔣介石的態度，再作出自己獨立的判斷，採取自己的政策，以資補救。於是，他一面決定派張國燾去廣州「查明事件真相」，一面等待莫斯科的指示，陳獨秀甚至以個人的名義，再次提議「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

        但是，張國燾去後，沒有及時回音，等到4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的詳細報告，立即制定了新的對蔣政策：

       一、盡力團結國民黨左派，以便對抗蔣介石，並孤立他；二、在物質上和人力上加強國民革命軍二、六兩軍及其它左派隊伍，以便於必要時打擊蔣介石；三、盡可能擴充葉挺的部隊，省港罷工委員會指揮下的糾察隊和各地的農民武裝，使其為革命的基本隊伍。

        為了實現這個計劃，中共中央決定在廣州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其人選為彭述之、張國燾、譚平山（均中央委員）、陳延年、周恩來、張太雷（廣東省委員）。並指定彭為特委書記，前赴廣州，組織特委，與鮑羅廷商討上述政策。

        但是，當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電報告鮑羅廷4月底到達廣州，彭述之起身赴粵到達時，鮑羅廷已經先兩天返回廣州。他根據莫斯科的指示，否定了中共中央的反蔣計劃，認為「假使依照中央的決議去作，勢必退出國民黨」；而「這個退出國民黨的問題，是我們黨和國民黨合作的根本問題」，莫斯科是不能允許的。他「極力強調廣東局勢異常危險，很有可能發生右派（指吳鐵城、古應芬、伍朝樞等代表的廣東派）的反革命政變，意在暗示中共中央的反擊政策是不合時宜的」；「在當前局勢異常危險的威脅下，只能成立一個革命的獨裁，像法蘭西大革命中羅貝士比爾的革命獨裁一樣，才能打破右派的反革命陰謀，替革命開闢一條出路……蔣介石有很多嚴重的錯誤，但在現時的國民黨中，沒有人像他有力量有決心，足以打擊右派的反革命陰謀。」因此，「我們不得不對蔣作最大限度的讓步，承認他從三月二十日以來所取得的權力」。[38]

        由此可見，鮑羅廷和布勃諾夫在執行莫斯科退讓路線上，出發點是一致的，把西山會議派為代表的老右派開除後還留剩的廣東系右派的威脅視為最大的危險，把克服這個危險的希望寄託在蔣介石的身上。所不同的是，這次鮑羅廷說出了對蔣的退讓只是策略上的，是為了利用他「儘快進行北伐，將來北伐的進展，形勢會對我們有利的」。鮑羅廷就是以這個策略說服了最初主張反蔣的中共廣東區委的。史太林後來公開把這個策略比喻為「搾檸檬汁」，宣稱最後要把蔣介石「像一隻搾乾了的檸檬似的丟掉它」。[39]鮑羅廷、史太林這個策略目的在於利用蔣介石打倒北洋政府，又使他不離開莫斯科的駕馭而成為反蘇勢力。其實他們對中共也是這個策略。不過陳獨秀經常鬧一點小脾氣，動不動要一點從中國革命利益出發的「獨立性」。對此，莫斯科用組織紀律和不給武器、少給經費以及所謂「中央委員會裏的多數」之類措施，很容易地把他制服了。但是，蔣介石厲害，他對蘇聯來了一個「反利用」，即利用莫斯科的金錢和武器壯大後「反戈一擊」，置史太林和中共於死地。史太林有強大的蘇聯作盾，輸掉一局無所謂，中共就慘了。在史太林與蔣介石之間利用和反利用的爭鬥中，夾在中間真正被雙方利用的、犧牲最大的卻是對中國革命滿懷忠誠而書生氣十足的陳獨秀及其領導下的年輕的共產黨人。

「整理黨務案」——「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三

       蔣介石在「三二〇」事件得手後，大喜過望，立即醞釀進一步打擊共產黨。在5月15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不得擔任國民政府中央部長，不得批評孫中山主義，交出加入國民黨的全部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名單。

　　青年蔣介石

       此案當然也被提出上述反蔣計劃的中共中央所拒絕。這個史實，過去為了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也被長期埋沒，1975年彭述之在批駁張國燾謊言時，才揭露出來；周恩來也在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時，無意中作了旁證：黨中央派來了彭述之來指導出席國民黨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在黨團會上，討論了接受不接受整理黨務案。彭述之引經據典地證明不能接受。問他不接受怎麼辦？他一點辦法也沒有。」[40]

       其實，當時鮑羅廷已經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接受了蔣介石的要求，並且在彭述之組織的中共「特別委員會」上申述了與在「三二〇」事件上對蔣讓步一樣的理由。彭述之能有甚麼辦法？此其一。其二，彭述之的辦法，就是陳獨秀黨中央的「反蔣計劃」和退出國民黨，實行兩黨黨外聯盟，[41]何以說「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其三，即使他沒有辦法，周恩來、毛澤東不是很有辦法嗎！又何以把這次陳獨秀黨中央無權無法改變的莫斯科的讓步，作為「罪惡」都顛倒黑白地扣在陳獨秀一人身上！

       蔣介石給莫斯科的交換條件是答應進一步打擊他們心目中最害怕的廣東系右派，逮捕了吳鐵城（公安局長），趕走了孫科（原廣州市市長、孫中山之子，赴俄與共產國際接洽）和伍朝樞（廣州市長，離粵休假），傅秉常被免去海關監督及外交秘書職務，古應芬的內務部職務也將被撤銷。而這些也是蔣介石追求個人獨裁所需要的。鮑羅廷卻得意洋洋地向莫斯科回報說這樣處理「使右派蒙受了比共產黨人更大的損失……從右派手裏奪走了他們用來反對我們的武器」。[42]

       這充分說明，蘇聯在這場交易中是如何為了他們的利益而犧牲中共利益的，而中共在鮑羅廷手中又怎樣成為他手中的一個籌碼的。

       鮑羅廷又反過來再給蔣豐厚的回報，竭力動員蔣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蔣假意「惶愧力辭」時，鮑竟聲言蔣若不就總司令一職，他自己就要辭去總顧問一職。[43]

       就這樣，通過這次交易，鮑、蔣二人的互相信任達到了別人無以替代的程度。蔣在北伐前夕，談到後方留守時，提到只有兩人可以託付，除了張靜江，就是鮑羅廷，稱「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44]

       綜上所述，所謂陳獨秀的三次「右傾機會主義讓步」，都是聯共、共產國際對蔣介石的讓步，陳獨秀中共中央曾經抵制，但是被否定了，進而出於組織紀律的原則，又不得不違心地服從。於是，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一批共產黨員如譚平山（組織部長）、林伯渠（農民部長）、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等，不得不全部辭職，而且緊接着應蔣的要求，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也全部退出了學校（從此，該校成為專門培養蔣介石嫡系將領的基地）。而蔣介石則先後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手控制了廣州的黨政軍大權，為共產黨在大革命中的徹底失敗，種下了總根。

       所以，陳獨秀後來憤怒地指出：

       我們主張準備獨立的軍事勢力和蔣介石對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面商計劃。國際代表不贊成，並且還繼續極力武裝蔣介石，極力的主張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來鞏固廣州國民政府和進行北伐。……這一時期是最嚴重的時期，具體的說是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公開的強迫無產階級服從它的領導與指揮的時期，是無產階級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資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甘心作它的附屬品之時期（國際代表公然說：「現在是共產黨應為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黨到了這一時期，已經不是無產階級的黨，完全成了資產階級的極左派，而開始墮入機會主義的深淵了。

       我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對國際報告中，陳述我個人的意見，主張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否則其勢必不能執行自己的獨立政策，獲得民眾的信任。國際見了我的報告，一面在《真理報》上發表布哈林的論文，嚴厲的批評中共有退出國民黨的意見……一面派遠東局部長吳廷康到中國來，矯正中共退出國民黨之傾向。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45]

        事後，連一位國際代表也承認：「整理黨務案」「是在蔣介石直接施加壓力情況下並且是在他的3月20日武裝示威之後通過的，不是根據同共產黨人的協定，而是為了反對他們而通過的。」[46]

        可是陳獨秀沒有想到，後來的聯共和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恰恰把這三次讓步視為「右傾機會主義」反扣在陳獨秀一人頭上，成為中共黨史上第一個大冤案的濫觴。

        經過這次「整理黨務案」事件後，陳獨秀再次向國際要求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變成黨外聯盟。他認為這時實行這種轉變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為此還公然寫進中共中央文件《中國共產黨為時局及與國民黨聯合戰線致中國國民黨書》中：本黨與貴黨「合作之方式，或為黨內合作或為黨外合作，原無固定之必要，因此政策之精神，實在團結革命勢力以抗帝國主義，凡足以達此目的者，即為適當之方法，原不拘於形式。然當本黨決定合作政策之初，曾商於貴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以為黨內合作，則兩黨之關係更為密切；本黨亦認為中國社會各階級力量之相互關係，現亦可適用此種合作方式，故毅然決定，令本黨黨員加入貴黨，同時，本黨與貴黨結政治上之聯盟。……（但是）歷年以來，迭次引起黨內一些人之疑慮猜忌，致使為反動派所乘，散亂革命之陣線，故必須先在合作方式上有所改變，祛除一般無謂之疑忌。」[47]

        但是，莫斯科再次否定了陳獨秀的這個要求和主張。

        而且，正是基於這種退出國民黨的立場，陳獨秀才在這封信中說：「貴黨『黨務整理案』原本關及貴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均無權贊否。」可是，傳統黨史論著，均以此證明陳獨秀是接受「整理黨務案」的。這是多麼驚人的歪曲和誣陷。

反對北伐風波

       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多次依靠南方軍閥進行北伐，都未出師而夭折，成為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成了他遺囑中的中心思想。對於孫中山的北伐觀，目標是建立民主共和國，陳獨秀是贊同的，但對於他的依靠列強和對軍閥「聯甲倒乙」的方法，不以為然。

       蔣介石掌握國民黨軍政大權後，自認是孫中山的第一繼承人，高唱「繼承總理遺志」，無論是統一中國，還是實現他個人奪取中國最高權力的「拿破倫式」的理想——「北伐，打倒北洋政府」，自然是他夢寐以求的目標。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打倒北洋軍閥也是它實現民主革命綱領中「打倒封建主義」的具體目標，所以，早在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的特別會議，專門討論了支持廣州國民政府北伐問題，並作出「我黨應從各方面準備北伐」的決定。陳獨秀雖因在上海患傷寒「失蹤」未參加會議，但事後對這個決定是擁護的。但會議應共產國際指示所作出的將中共中央遷往北京，在上海設交通局，廣州設臨委，「萬一不幸國民軍在北方失敗，中央遷往廣州」的決定，因陳獨秀堅決反對而未實行。

       然而，在經過了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事件後，陳獨秀改變了思想，堅決反對廣州國民政府北伐。於是掀起了一場不小的風波。據當時中央宣傳部秘書鄭超麟回憶：在1926年6月某日，中共中央在宣傳部辦公室開會，討論北伐問題，陳獨秀反對北伐，彭述之附和；張國燾反對陳的意見，瞿秋白也擁護北伐。二對二票。反復辯論了幾次，最後，陳獨秀發了脾氣，桌子一拍，張口大罵。張國燾不敢回罵，默然了。於是，通過了反對北伐的決議。

       7月7日，陳獨秀發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論述了當時不宜北伐的理由，指出：北伐應是革命的北伐，而不是為蔣介石謀取個人的權位：「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是各階級革命的民眾起來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以自求解放」；「必須真是革命勢力向外發展，然後才算是革命的軍事行動；若其中夾雜有軍事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所以，現在的北伐只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而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48]

       從中國革命的立場上來考察，陳獨秀的這個觀點無疑是深刻的，看透了當時蔣介石急於北伐的用心。這也說明陳獨秀在6月4日為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給蔣介石的一封信中說的一些話乃違心之言。為批駁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是中共「倒蔣陰謀」的「栽誣」，陳在信中說：「倒蔣必以蔣確有不可挽回的不斷的反革命行動為前提，而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如此而欲倒蔣，……這是何等反革命！」[49]

       陳獨秀在大革命中，由於被迫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多次說過這類違心之言。可是，後來的中共官方史學和眾多學者，都以此斷章取義地批判陳獨秀的右傾錯誤。

       陳獨秀反對北伐另一個考慮是，認為當時廣東與北洋軍閥的軍事力量對比不利於廣東，因為當時實力最強的佔據中原的吳佩孚直系軍閥在「武力統一」口號下，正策劃南伐廣東，所以，陳認為：「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怎樣的防禦吳佩孚之南伐。」[50]關於這一點，與當時推行「喘息政策」、主張與帝國主義、北洋政府妥協的莫斯科當局倒是一致的，莫斯科也多次表示反對北伐。在1925年12月3日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作為會議決議的史太林指示就說：「廣州人擬議中的北伐在目前時刻是不能容許的，建議廣州人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內部的鞏固上。」[51]

       直到1926年5月6日和20日北伐前夕，聯共政治局兩次會議還作出決定：「（蘇共）中央過去認為、現在仍認為分散廣州的軍事力量」，「鑒於目前出現的情況，認為可以派遣一支規模不大的遠征軍去保衛通往廣州的要道——湖南省，但不能讓軍隊擴展到該省疆界之外。」「責成廣州同志保證實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堅決譴責在目前進行北伐或準備北伐的指示。」[52]

       當然，莫斯科反對北伐與陳獨秀反對北伐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莫斯科主要是怕遭到如馮玉祥在北方那樣的失敗，大批蘇聯援助付之流水。陳獨秀主要擔心北伐加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在這一點上，維經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遠東局，與陳獨秀的心是相通的。

       8月9日，即北伐開始以後，共產國際遠東局在廣州召開的會議結論中，還推崇陳獨秀反對北伐的意見：「在對待北伐的態度上，要宣傳中央的立場，就像老頭子（指陳獨秀——引者）在黨的機關刊物上所發表的文章所表述的那樣，這樣來準備條件，使黨能在有利的時機提出具體的口號，制止軍隊繼續向北推進，因為這是與向農民徵稅和進一步加強軍事獨裁有聯繫的。」[53]

　　共產國際遠東局在開會

       但是，在「中山艦」和「整理黨務案」兩次事件中遭到沉重打擊和壓迫的鮑羅廷、中共廣東區委和國民黨反蔣派人士卻積極擁護北伐，他們想從北伐中擺脫身處的困境。為甚麼這兩個事件對鮑羅廷也是一種打擊呢！因為，在「中山艦」事件發生前，鮑對其在中國兩年的工作成績十分自負，甚至在北京對來華將去廣州考察的布勃諾夫使團吹牛說：

       當你們去廣州時，你們自己會確信，華南的思想勢力範圍乃是我們的影響。我們從那裏趕走了帝國主義，正是在帝國主義的中心趕走了帝國主義的影響。今後……還有甚麼問題我們解決不了呢？一旦我們宣傳甚麼，一旦我們提出甚麼建議，人們就會很認真地聽取。我們在那裏已經不是外人，我們毛遂自薦，並將根據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決定，以極大的成功希望來加以貫徹執行。

       在廣東幾乎沒有軍閥，沒有我們所理解的在中國其餘地區的那種軍閥……但毋庸置疑，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已完全處在我們的影響之下。

       在6個軍和6個軍長當中，可以認為有4個是完全可靠的。我們同他們未必有很大的誤會，他們當中蔣介石、譚延闓、吳鐵成（原文如此，應是李濟深，因為吳是警察局長，不是國民軍軍長——引者）和朱培德無可非議。[54]

        可是蔣介石發動的「三二〇」事件，給了他一悶棍，徹底否定了他對廣州局勢樂觀的估計和對蔣介石「完全可靠」的評價。布勃諾夫對「三二〇」事件原因的分析和對蘇聯顧問的嚴厲批評，更是對鮑羅廷這段吹牛話語的最辛辣的諷刺。鮑羅廷在受此刺激和打擊後，決心對蔣進行報復，但他一是看不起中共和工農的力量，認為中共「沒有實力，不能同蔣介石及其政治方針作鬥爭」，二是看不起國民黨左派的力量，「並不認為有真正的國民黨左派」，於是他把希望寄託在北伐中蔣介石與其他軍事集團的矛盾衝突上，把革命變成單純的在上層「玩弄權術」，搞「陰謀詭計」。為此，他為北伐設計了這樣一條路線：

        「北伐在軍事上的勝利可以認為是有保證的」，但蔣介石和「保定派」（當時除蔣為軍長的第一軍的軍官主要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之外，其他各軍的軍官主要是保定軍校出身——引者）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在北伐勝利過程中，「保定派」必定壓倒蔣介石。「為了使北伐取得成功，我將給他以一切可能的支持……可以肯定地說，北伐的結果將是蔣介石及其整個集團在政治上的滅亡」（粗體字是原有的——引者）。

        中共廣東區委受了鮑羅廷的影響，更飽受廣東系國民黨右派和蔣介石的壓迫與欺侮，積極擁護並促成北伐，企望在北伐中，來一個「我們的三二〇」，進行報復，打倒蔣介石。

        廣東地方軍政集團和其他非蔣勢力，包括國民黨左派和第一軍除外的國民革命軍各軍，也都支持北伐，希望蔣介石離開廣東或擺脫由俄國全力扶持（特別是軍事援助）的蔣介石軍事獨裁。也有少數人如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李濟深及孫科，怕蔣介石在北伐中強大起來而加強他的軍事獨裁，對北伐心存疑慮。

        所以，陳獨秀反對北伐的文章一發表，廣東一片譁然：「國民黨中派及右派左派領袖，均表示不滿」；顧孟余「直斥仲甫同志有意挑撥人民與國民政府之感情」；張靜江則請鮑羅廷「勸仲甫勿再作這類文章；黃埔特區國民黨党部則向中央黨部控告，並禁止同學購閱《嚮導》，「左傾分子不贊成，竟至用武」。「在中央黨部接受黃埔同學這個控告後，開會討論，李濟深第一個站起來說這篇文章並不錯，孫科亦然，左派諸人亦借此機會向中派發牢騷。最後，勉強敷衍由主席張靜江寫一信給仲甫結束此案。」[55]

        9月13日，陳獨秀在《嚮導》上發表駁答張靜江（人傑）抗議的復信，堅持《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中的立場和觀點，申明：「我們對於出師北伐是否國民革命之唯一先着，對於怎樣出師北伐，和你們都有不同的意見。你們一聞不同的意見便以為是攻擊，你們這種不受善言的老脾氣也仍然絲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56]

        在當時北伐已成大勢的情況下，陳獨秀能看透蔣介石北伐的用心，並力排眾議，提出反對北伐的主張，故然表現了他非凡的智慧和勇氣，但也表現了他的十足的書生氣。因為當時是否北伐的決定權，在廣東方面，主要是蔣介石、鮑羅廷及其影響的中共廣東區委方面，而不在上海中共中央手中。所以，儘管中共中央作出了反對北伐的決定，廣東國民政府還是在7月1日誓師北伐。陳獨秀7月7日發表的反對北伐的文章成了馬後炮。而且由於他追求的是革命的北伐——即發動革命群眾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北洋軍閥！所以，他不想把「打倒蔣介石」放在首位。於是，當中共廣東區委派周恩來到上海請示「在北伐中是幫助蔣介石呢，還是削弱蔣介石？」陳獨秀表示：第一，反對北伐；第二，北伐就是北伐，既不是擁護蔣介石，也不是打倒蔣介石。[57]所以，後來周恩來批判陳獨秀說：關於在北伐中對蔣介石的方針「陳獨秀說你們開個會商量商量好了。」開會時，張國燾代理主席，「說北伐中我們的方針就是，是反對蔣介石，也是不反對蔣介石。所以，在北伐戰爭中，直到國民黨三中全會前，對蔣介石的方針是不明確的，結果就是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58]

        在這裏，周恩來把北伐中幫助蔣介石坐大的罪責歸咎於陳獨秀實在是不公平，真正反對打倒蔣介石而且大力幫助蔣介石的，是莫斯科。因為，他們見北伐一路凱旋，7月12日攻取長沙；9月就攻克漢口、漢陽，莫斯科立即改變原來反對北伐的態度，就傾全力幫助蔣介石。結果，即使中共廣東區委和鮑羅廷想在北伐中來一個「我們的三二〇」、打倒蔣介石的企圖，也成了泡影。與蔣介石得到莫斯科巨額經費及武器供應相比，在上海的陳獨秀黨中央既無錢、又無武器，拿甚麼「打倒蔣介石」！

        所以，對於當時的陳獨秀來說，不是要不要反對北伐、要不要打倒蔣介石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反對北伐、能不能打倒蔣介石的問題。很顯然，在國民黨和共產國際雙重壓制下，陳獨秀不過是百無一用的書生，儘管他作為中共的總書記和他那特殊的個性，為捍衛黨和革命的純潔性還要出來頑強地表現一番，結果只能是徒勞的。

        陳獨秀當然知道是徒勞的，不過是再一次表現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硬骨頭精神！

[i]「方朔」，即漢代大臣的東方朔，傳說以怪異的方式推進改革而聞名。

[ii]「鱸魚」、「歸去」，指的是西晉大司馬張翰因不滿朝政，提出辭官回家鄉蘇州吃鱸魚去。

[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55、656。

[2]《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93。

[3]《嚮導》，第129期，1925年9月11日。

[4]《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405–406。

[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65。

[6]〈瓦西里耶夫給季諾維也夫的信〉（1925年9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78。

[7]〈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指示〉（1925年9月2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95。

[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57、658。

[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65。

[1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04。

[1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13–714。

[1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416、417。

[1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186。

[1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507。

[1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38。

[16]《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21、740、742。

[17]〈我們對中國和日本政策問題〉（1926年4月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94–198。

[1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30。

[1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42。

[2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30。

[2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43、744。

[22]〈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1943年春），《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12–124。

[23]《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590。

[24]〈維爾德給維經斯基的信〉，《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13。

[2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12–614。

[26]《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8。

[27]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82、85。

[28]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29]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0]參見：蔣介石：〈晚宴退出第一軍黨代表及CP官長並講經過情形〉，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八編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陳孚木：〈國民黨三大秘案〉，連載之三，《熱風》第70期。陳孚木當時為國民政府監察委員。陳公博：《苦笑錄》，頁75，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0年版；《歐陽鍾報告》及《歐陽鍾供詞》（1926年3月3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1]茅盾：《我走過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307。

[32]〈關於1924年至26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20。

[33]《蔣介石日記類抄・黨政》，1926年3月2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4]參見《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62–171。

[35]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99、100。

[36]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前因後果和教訓》（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5。

[37]〈廣州事變之研究〉及〈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均載《嚮導》，第147期，1926年4月3日。

[38]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前因後果和教訓》（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6、7、8。

[39]《斯大林在莫斯科黨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的講話》（1927年4月5日）。這個講話由於很快被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所嘲弄，沒有見報。南斯拉夫共產黨員武約維奇的當場記錄刊於托洛斯基著《中國革命問題》，頁389–390，紐約1932年版。

[40]《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23。

[41]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前因後果和教訓》（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8。

[42]〈鮑羅廷給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62–171。

[43]《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1926年6月3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44]蔣介石同留守後方將領們會見時的談話（1926年7月26日），〈鮑羅廷與蔣介石的談話記錄〉附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365。

[45]《無產者》（陳獨秀等最早成立的托派小組織機關報），第2期，1930年7月1日。

[4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439。

[4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頁98–99。

[48]《嚮導》，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49]《嚮導》，第157期，1926年6月9日。

[50]《嚮導》，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5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42。

[52]《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241、268。

[5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742。

[54]〈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2月15、17日於北京），《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20、140、147。

[55]〈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頁79–80。

[56]《嚮導》，第171期。

[57]參見《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頁235。

[58]《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24。

九   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上）（1926–1927）

蔣介石「將計就計」

        國共合作進行的「國民革命」是從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開始的。而共產黨所說的「大革命」應該是從1926年7月廣東國民政府北伐開始的。因為，由於北伐戰爭的順利開展，廣大工農群眾參加的大革命才得以真正的發動起來。「國民革命」也好，「大革命」也好，一開始就埋下了分裂的種子。北伐已經開始後，由陳獨秀主持、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四屆三中全會做出這樣的決議：

       本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黨，隨時都須準備武裝暴動的黨，在民族革命的進程中，應該參加武裝鬥爭的工作，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摧毀反動的軍閥勢力，並漸次發展工農群眾的武裝勢力。

       這次會議竟然根本不提北伐的事，也不制訂對策，完全是準備另一套共產黨武裝暴動的方案，把北伐戰爭讓給國民黨去進行。陳獨秀對北伐戰爭消極，就來積極進行自己的「國民革命」，俗稱「大革命」。7月12日，中共中央發表《第五次對於時局的主張》，與國民黨的北伐唱反調，提出走國民會議的道路：「現在本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仍舊主張國民會議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道路。」

       北伐戰爭，在當時被視為革命的武裝打倒軍閥的武裝，高喊甚麼召開國民會議來解決國是，真是牛頭不對馬嘴，所以，很快被淹沒在北伐軍勝利的號角聲中了。但是，依靠民眾進行工農革命的原則不能變，於是共產黨立即修正了態度。首先，7月25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對國民政府出師北伐宣言》指出：「這次國民北伐軍北伐的成功和失敗，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失敗，與中國民眾痛苦的解除有極大的關係……應該即刻下定自己的決心，極力的贊助國民革命軍，作國民革命軍的後盾，使之得到勝利。」[1]接着在31日又發出《中央通告第一號》，一改原來對北伐悲觀的估計，承認「唐生智已佔長沙，迫岳陽，……北伐軍大有長驅而下湘贛進窺武漢形勢」；「北伐軍之勝利，已喚起了全國革命民眾之注意，甚至影響到一部分小軍閥均有輸誠革命政府趨勢，所以我們可以說全國反赤潮流現已到一低落時期，而革命潮流則隨北伐軍之進展而上漲，廣東政府之北伐已成為全國民眾最注意的一個問題。」

       其次，決定把北伐戰爭與國民會議運動結合起來，號召各地民眾積極贊助北伐，同時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在北伐勝利的地方，使之成為「市民會議、縣民會議的過渡機關，即成為當地人民的代議機關。」「從地方政治的直接爭鬥以匯合北伐革命的勢力，達到全國民眾的解放。」[2]

       這是陳獨秀獨立自主制訂的路線。但這個策略生不逢時，與蔣介石追求的「軍事獨裁」目標不相容。莫斯科見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閥如此不堪一擊，被自己低估的北伐軍如此勝利進軍，也一改原先反對北伐的方針，對中共的民眾運動和民主政權不感興趣，一心想靠有軍事實力的蔣介石快快打倒北洋政府。於是，陳獨秀的路子只能是越走越窄，最後以失敗而告終。這時他正當壯年，卻走進了一生中最窩囊的年代。

       陳獨秀起先明確反對北伐，現在又連發指示擁護北伐，雖然轉變得較委婉，但始終沒有作坦率的自我批評。鄭超麟評論說：這樣，在幹部中，「對陳獨秀的領袖地位是很大的打擊。張國燾認為，當初不是我錯了，是陳獨秀錯了。瞿秋白也是這樣認為的。」[3]

　　張國燾（1897～1979），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

       這時，廣東和北伐軍佔領區內已經出現了陳獨秀擔心的情況，據當時共產國際遠東局一份調查報告——

       張太雷說：北伐前廣東農民運動有較廣泛的開展，北伐後，藉口籌措軍費，「在農民中強制分攤債券。誰不購買，就說他是反革命，說他反對北伐。當地的市政府官員成立了新的警察局，實際上是反對農民的。廣州的縣長（宋子文）為了支持豪紳到處安插自己的親信，到處對農民發起攻勢，或許不起義的農民運動就會被擊潰。」

       關守森（音，廣東區委組織部長——注：時任此職者為穆青，字樹珊）說：「在北伐的藉口下，他們想取消結社的自由」；「東部地區衛戍司令下令禁止成立農會。他宣佈，他將把反對當地市政官員的行動作為反對國民政府的行動，作為反革命予以懲處。」

       彭湃說：「在汕頭，蔣介石的走卒何軍長（何應欽）在工人代表大會上以蔣介石的名義發表演說，在北伐期間，罷工就是反革命。」

       參加這次調查的鮑羅廷也承認：「這次北伐使蔣介石發動的政變「指『三二〇』和『五一五』事件——引者）以及作為這一政變內容的整個軍事獨裁傾向神聖化了。」[4]

       於是，陳獨秀對北伐戰爭的發展更加警惕，把工作重點放在工農民眾運動上。但一心想利用蔣介石的史太林和鮑羅廷不支持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只要求工農民眾做北伐軍的帶路、偵察、修工事、救護傷患等工作，不允許進行武裝暴動奪取地方政權。北伐開始時，鮑羅廷甚至公開對陳獨秀說：「現在是共產黨應該當苦力的時代」，「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幫助並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5]鮑羅廷為此為中共規定的任務是：「應當集中精力在工會和農民當中做工作。共產黨人應當知道，蔣介石現在在前線作戰，在完成巨大的革命工作，對我們來說沒有問題要支援蔣介石。他們應該對北伐完全放心。」[6]

       進入9月份後，由於蔣介石的反共形象逐漸明顯，再加上唐生智率領的第四、六、七軍在湖南、湖北的戰場上節節勝利，實力迅速增長；而蔣率領的第一、二、三軍在江西戰場上屢屢失利，威望下降。於是，鮑羅廷為雪恥，也加緊進行所謂「迎汪抑蔣」（把還在國外的汪精衛接回來）、「以唐制蔣」活動。這種活動得到了國民黨左派、非蔣系軍官及共產黨內不少人的支持。

       「自覺自己地位之危險」，蔣介石派人到上海請陳獨秀和維經斯基赴武漢，「請C. P.勿贊成汪回」。陳獨秀不屑於鮑羅廷的謀略，向蔣介石表示中共中央的態度：「我們贊成汪回」，但在以下三個條件之下：「1、是汪蔣合作，不是迎汪倒蔣；2、仍保持蔣之軍事首領總司令地位，愈加充實蔣之實力，作更遠大的發展，決不主張別的軍人擁汪以助小軍閥倒蔣；3、不主張推翻整理黨務案。」[7]因他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以「在野黨」自居，反對共產黨員到國民黨政府中做官。對於蔣、唐關係，陳獨秀對黨內指示：「我們現時對於蔣、唐的衝突不去助長，也不去消滅，只維持其平衡，在這個平衡中，還可逼他們多做點革命工作。」[8]這樣，就把鮑羅廷和中共廣東區委原定「來一個我們的三二〇，打倒蔣介石」的設想完全否定了。

       為甚麼採取這樣的方針？除了莫斯科不允許在北伐勝利聲中倒蔣之外，陳獨秀一貫反對孫中山北伐取「聯甲倒乙」方針，認為國民黨中的別人並不一定比蔣好；另外也想給蔣一個回頭的機會。他的根本思想還是把希望放在自己共產黨和工農的力量上。9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第十七號通告指出：

       迎汪絕不是就要倒蔣，在現時內外情勢之下，採取此政策是很危險的：一動搖了北伐的局面，二繼蔣之軍事首領不見得比蔣好……主要是要產生一個左派的政綱，為我們與左派合作的基礎，……如果蔣能執行左派政綱成為左派，我們亦可不堅持要汪回來。[9]

       9月17日，中共中央致函廣東區委，通報16日中央局與共產國際遠東局聯席會議的結論：認為北伐後廣東政府勾結反動勢力摧殘工農學革命民眾，出路有三：一、迎汪倒蔣；二、汪蔣合作；三、使蔣成一個左派，執行左派政策。第一辦法太危險，第三辦法進行亦多困難，「比較最好的是取第二辦法」。[10]——可見，「蔣汪合作」並對蔣介石抱有幻想是遠東局的方針，歸根到底是莫斯科的方針，陳獨秀不過是奉命執行而已。

       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對於國民黨十月一日擴大會的意見》，揭露當時蔣介石突然提出遷移國民政府陰謀，企圖以軍挾政，要求「國民政府當注重各省自治權，各省組織自治政府，打破總司令的委任制度……減少軍事獨裁傾向。」[11]

       同日發表的《中央局關於最近全國政治情形与黨的發展的報告》再次重申「汪蔣合作」，「蔣唐平衡」，「將軍權和黨權分開，請汪精衛回粵，黨權交與汪精衛」，「仍保持蔣之軍事首領總司令地位」；「照以上辦法，既迎合蔣好大喜功之心，又使他拋棄目前和汪的爭持，及各小軍閥間的權力或者不至衝突。以蔣現在所處之地位，或能接受我們這個忠告和主張。」通告最後重申陳獨秀《論國民政府之北伐》的主要意思：「1、北伐只是一種討伐北洋軍閥的軍事行動，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2、防止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不能因北伐而犧牲民眾之自由利益。」[12]

       其實，由於北伐順利，史太林和鮑羅廷越來越信任蔣介石，所謂的「利用」，變成了「依賴」。因此到11月，鮑羅廷及其影響下的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加倫、中共廣東區委和兩湖的同志，又放棄當初的「以唐制蔣」策略，改成「扶蔣抑唐」。為此陳獨秀黨中央在9月11日專門致函廣東區委，批評他們受了蔣介石的影響，意在「扶蔣抑唐」是「非常之大的錯誤」。

       陳獨秀把希望放在自己力量基礎上（特別是農民運動）的思想，表現在10月17日給各級黨部的信中：

       我們現在都已經喊出「從研究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這一口號了；可是怎樣才能夠走到群眾的政黨呢？黨員數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個重要問題，當然，同時我們也不應忽略品質上的增加。

       我們的黨，自然以工農黨員為柱石，然而除上海、武漢、津唐、香港四個工業區及山東湖南礦工各省路工外，另外多半是苦力及手工工人，近代產業工人實在不多，最大部分的中國領土是農民世界；尤其是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陝西、江西這些省份，都已經有了農民運動，我們的黨在這些省份應該喊出一個口號：「到農民中去！」

       以上我的提議，希望各地各級黨部負責同志都能夠經過很誠意的考慮而採納，切勿冷談的嘲笑我這是一個空想！[13]

       接着，在11月5–6日給遠東局與中共中央聯席會議的材料《陳獨秀同志論農民問題》中提出：「應當號召農民加入國民黨隊伍，以防止左派向右轉，並給它以力量來同右派進行鬥爭。」[14]

       在這個材料中，陳獨秀提出了這樣的農民運動綱領。這個農民運動綱領的中心內容是「減租減息」、農村政權歸農民，帶有農村自治的「民主」性質，應該說是比較積極和溫和的、實事求是的。因此，略加修改後，被聯席會議通過。

       為此，11月中旬，陳獨秀黨中央還特別成立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簡稱「中央農委」），任命毛澤東為書記，成員有彭湃、阮嘯仙、陸沉等七人。農委在漢口設立辦事處，指導湘、鄂、贛、豫、川各省農民運動，並開辦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培訓農運幹部。11月15日，中央局決議作出了《目前農運計劃》，指出：「在目前的狀況之下，農運發展應取集中的原則。全國除粵省外，應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次則陝西、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七省亦應以相當的力量去做」，並具體地指示了各省工作的重點地區與注意事項。[15]

　　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

       中共黨史傳統觀念總是反復無數次地批判陳獨秀輕視農民的革命性，反對農民運動。其實，毛澤東就是陳獨秀培養起來並放到中央農委書記位置上的——而從當時進行農民運動的資歷和成績來說，最大的是被譽為「農民大王」的彭湃。陳獨秀反對的，只是大革命後期毛澤東式狂暴的、「過火的農民運動」和莫斯科無法執行的極左的農民運動綱領。

維經斯基「引火燒身」

       革命也好，戰爭也好，不應該拒絕計謀。當時，史太林（及鮑羅廷）與陳獨秀雙方都走入了一個誤區：把群眾運動與上層的鬥爭割裂開來，不懂得北伐戰爭與民眾運動也是辯證互動的。

       如此看來，當時對待北伐戰爭和國民革命運動，實際上存在着兩條路線、四種方法：一條是史太林和鮑羅廷的路線：依靠蔣介石的單純的軍事北伐路線；一條是陳獨秀和維經斯基（遠東局）的路線，在不反對北伐的條件下（因為北伐已經勝利展開），主要依靠工農運動和國民黨左派的路線。四種方法是：史太林的方法是利用（實為依靠）蔣介石到底——打到北京；鮑羅廷看出蔣在打下南昌後有反蘇反共傾向，開始在上層倒蔣；維經斯基是主要依靠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但為保護中共，主張以國民黨左派為主；陳獨秀在屢次退出國民黨、變黨內合作為黨外聯盟的主張被推翻後，反對鮑羅廷的策略，執行遠東局的方針，但對國民黨左派不太信任，主要以共產黨和工農運動的力量為主。就是說，他與遠東局之間也有差異。

       儘管如此，維經斯基還是比較支持陳獨秀。1926年9月22日和10月22日他兩次寫信或致電莫斯科，以北伐勝利造成的工農民眾受壓制、蔣介石軍事獨裁傾向加強的危機為理由，批評鮑羅廷對國民黨上層「無條件退讓」和「投降」，要求將其撤換，並準備推動上海工人武裝暴動，爭取建立「商人和國民黨人」的政權，堅決發動農民「反對地主和豪紳」的鬥爭，並認為只有堅決鬥爭，才「不會嚇跑國民黨左派和城市民主派」。[16]

       維經斯基此舉引起史太林震怒。因為「三二〇事件」對蔣介石的讓步正是史太林的政策，由此而產生的嚴重後果是他的一塊心病，在蘇聯國內正嚴密封鎖，不使其成為托洛斯基派反對自己的口實。此其一。其二，史太林正被北伐的表面勝利衝昏頭腦，認為自己的策略是完全正確和成功的。9月23日北伐軍打到武昌，他在度假聖地索契歡呼「漢口將很快成為中國的莫斯科」。[17]所以，史太林先後在10月29日和11月11日主持聯共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嚴詞拒絕維經斯基的主張和建議，批其為「左的幻想」，會嚇倒國民黨，「使它向右轉一定要同右派結成聯盟」；「所建議的加劇反對中國資產階級和豪紳的鬥爭，在現階段是為時過早的和極其危險的」；不准發動上海工人武裝暴動，「遠東局諸如在上海和南京發動武裝起義問題所持的輕率能度是不能容忍的」；批評發動農村鬥爭「會削弱國民黨的戰鬥力」。[18]共產國際甚至致電中共中央，指示在北伐軍佔領上海以前，暫時不應當進行土地運動。[19]

       所以，聯共政治局不僅不撤換鮑羅廷，還給鮑羅廷頒發「紅旗勳章」，進而改組遠東局，維經斯基被撤職，並置遠東局於鮑羅廷領導之下。[20]這樣，就使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在北伐中的路線與莫斯科所要推行的路線發生嚴重衝突。胳膊扭不過大腿，陳獨秀自然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維經斯基為此要求他和陳獨秀到莫斯科「報告中國情况」（進行辯解），但史太林未予理睬。[21]

       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之所以同情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是因為「三二〇事件」後，由於莫斯科認為事件是中共推行「左傾」路線造成的，陳獨秀又一次一次提出退出國民黨的主張，破壞莫斯科的基本路線，直接威脅到蘇俄在中國追求的利益。所以，在「三二〇」後，莫斯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對中共的控制。

       第一、進一步強調中國革命必須服從蘇聯的利益，用布勃諾夫的話說：對中共，特別是「對廣州要給予更多的注意，把對它的領導工作與我們在全中國的政策結合起來」。[22]

       第二、在上海成立共產國際遠東局。陳獨秀代表中共中央參加遠東局，遠東局主席維經斯基則參加中共中央和它的日常工作。中共代表「應定期向遠東局報告中央工作，必要時還應就主要的政治問題同遠東局預先進行協商」。[23]

       這就意味着中共中央的任何重大決策和行動，必須經過遠東局批准，而遠東局必須請示莫斯科。如此實行僅一個月後，遠東局的工作報告承認：「我們遠東局起了領導作用」，「變成中國黨的第二個中央，取代實際上的中央委員會，從而破壞黨的正常發展」；還發生「不經黨中央的事先決定就派俄國同志到黨的地方組織工作」的情況。這樣的文字似乎是在作檢討，但並不想改，所以遠東局三個月工作總結還得意地說：中共中央「政治生活和活動中沒有一個問題不是在遠東局俄國同志的參與下解決的」；「我們還要監督中共的軍事工作。」[24]

       但是，他們很快認識到「中國的局勢複雜，遠東局……勝任不了它所肩負的任務」。1926年7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陳獨秀的總結報告有三點使他們「感到驚訝」。比如陳認為，「與左傾軍閥勾結在一起的民族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是時局的基本特點，而不是像他們和莫斯科那樣「滿足於對個別問題的回答」（即就事論事，甚至顛倒黑白地說蔣介石的挑釁是中共的左傾錯誤引起的）。由此，他們甚至說莫斯科對中國情況「知之甚少」；「廣州的情况，要比莫斯科所描繪的複雜得多」；「由共產國際執委會領導遠東的工作也是十分錯誤的」。[25]

       越俎代庖，不尊重中國共產黨，由此導致的後果反而教育了遠東局的一些領導人認識到莫斯科的路線有問題。特別是當時任遠東局書記的維經斯基一直比較同情中共的困難處境，一度支持陳獨秀退出國民黨和變黨內合作為黨外聯合的主張。他認為「九二八指示」代表的莫斯科新路線，對於中共來說，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致命弱點。他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寫信抱怨說：既要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又要事事遷就國民黨；既要領導國民黨、爭取革命領導權，又不能擔任國民黨黨政軍的領導職務；「要實行領導但不能變成指揮、由自己（共產黨人）取代國民黨人，這是特別困難的」；「必須發展農民運動但同時又不破壞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國民黨「使用一些軍事領袖，而且也被這些領袖利用」，以致國共合作本來是要「使民主發展傾向取得勝利」，實際卻在走向軍事獨裁。

       對此，維經斯基深深感歎道：「中國的解放鬥爭是多麼的與眾不同，在這種鬥爭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麼的困難，一方面要冒陷入機會主義的危險，另一方面又要冒過左和破壞必要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危險」；瞭解了這些，「那麼就會明白，中共需要在何等令人難以置信的矛盾條件下進行工作。」[26]

       但是，陳獨秀生來就具有挑戰困難和頑敵的品性。北伐軍打到杭州，中共中央連續領導上海工人舉行三次武裝暴動，一方面固然是為了配合北伐，另一方面更有抵制莫斯科、依靠自己力量革命之意；而第二、第三次武裝暴動，更是為了抵制蔣介石到上海反共之想。這時，陳獨秀已經基本上看清了蔣介石的面目。

失敗的前兩次上海工人暴動

       1926年9月1日，北伐軍攻克漢口，揮師東進，攻入江西，與在福建作戰的北伐軍同戰孫傳芳部隊。孫兩面受敵，抽調各方主力投入江西戰場。上海防務空虛。10月16日，浙江省長夏超宣佈獨立，並率部向上海進發。這時，上海以虞洽卿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因與孫有矛盾（孫曾取消虞的上海商務幫辦、上海總商會會長等職），極希望共產黨助其一臂之力，「取得上海政權」。[27]

　　1926年9月7日，北伐軍攻克漢口。圖為北伐軍進入漢口

       曾在孫中山時期策劃過武裝起義的國民黨上海軍事特派員紐永建活躍起來，「要工人幫助他，聽他的號令起來動作」，答應暴動成功後「保護工人」。[28]由中共上海區委出面，組織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暴動。1983年大陸公佈的檔案材料說：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決定這次暴動「以商界為主體」，「以國民黨的紐永建和吳稚暉二人為主力」；在未來的市政府中「不反對資產階級為市民取得政權」，無產階級「不拿政權」；「我們只須有人參加，不必要重要的地位，我們的目的只在取得民眾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29]當時紐永建號稱有1，000人（實際只有100餘人），上海工人糾察隊只有200多人。

       10月23日，上海工人倉促舉行第一次武裝暴動。當天因夏超部隊被孫軍擊敗、紐永建及其聯繫的起義部隊臨陣動搖，工人陷於孤軍作戰而失敗。於是，傳統觀點又給陳獨秀一條「放棄革命領導權」的罪狀。其實，正如上述在這次暴動前一天（10月22日）維經斯基給莫斯科的電報所述，這次暴動把領導權讓給資產階級國民黨、建立資產階級為主體的政權，正是遠東局定的方針。陳獨秀只是在上海區委會議上傳達了這個方針而已。維經斯基的電報稱：

       南方軍隊最近取得的勝利使孫（傳芳）開始崩潰……反孫鬥爭正在上海廣泛展開，12個月前採取的在爭取商人和城市民主派自治的旗幟下將孫逐出上海的方針，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不排除在最近幾天內成立由商人和國民黨組成的、主張正式或非正式承認國民政府的政權委員會。[30]

       維經斯基主張依靠國民黨左派為主、加上共產黨和工農的力量制蔣。殊不知，國民黨左派十分軟弱。所以，他及遠東局的策略就夾在莫斯科與中共之間，力圖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而結果往往徒勞，不得不服從莫斯科，同時又同情並說服陳獨秀執行莫斯科的路線。由於他首先看出了「利用蔣介石的策略反被蔣所利用的危險」，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所以，首先遭到整肅。「大革命」後期，特別是武漢時期，他實際上成了一個多餘的人，實權掌在鮑羅廷和羅易手中。

       第一次暴動失敗第二天，中共上海區委就總結經驗，區委書記羅亦農說：「這次我們認識資產階級毫無力量，不要把他們力量看大。以後上海的運動，應很堅決的認定只有工人階級可以主動，否則一無所有。以後特別要認定自己為一切的中心。」[31]於是這個方針就成了陳獨秀黨中央指導以後兩次暴動的指導思想。遠東局在事實教訓面前，也不得不違背莫斯科指示，默認這個方針，放棄讓資產階級國民黨來領導暴動和掌握政權的計劃。

       北伐的形勢發展很快。1927年初，蔣介石公然違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決定，扣留路過南昌（總司令部所在地）的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領導人，要求遷都南昌，以實現他以軍制黨的個人獨裁，製造了一場遷都之爭，在中共、鮑羅廷和宋慶齡等國民黨左派人士反擊下，此舉未成，但革命陣營的分裂公開化了。2月21日，蔣在南昌行營舉行的總理紀念周上發表演說，提出「制裁」共產黨，驅逐鮑羅廷，推翻三大政策。隨後，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陳贊賢被殺。接着，從九江、安慶，在北伐的同時，蔣一路反共，殺到上海。

       此前的1月21日，陳獨秀借紀念列寧逝世三周年發表文章，對形勢的危急作了充分的揭露：

       「革命的中國！」列寧若到現在還活着，必然這樣歡呼。可是這裏有一個嚴重問題，即是：在革命的中國是否也會走到一種歷史的時期……一方面因懼怕工農階級及其政黨的勢力漸漸增長，一方面為帝國主義和國內黑暗勢力投機分子和平空氣所誘惑，遂至回頭和國內外黑暗、反動、右傾、一切不前進的勢力聯合起來，向前進的工農群眾進攻……以回復到不革命的中國，甚至造成反革命的中國？[32]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27年2月，北伐軍打進浙江省時，中共中央決定既不想完全讓北伐軍攻佔上海，也不等到北伐軍攻打上海時扮演配角幫助拿下上海，而是搶在北伐軍攻佔上海前領導上海工人武裝暴動；所以，暴動目的宣傳上是配合北伐，實際相反，主要是反蔣，與蔣爭奪上海政權。正如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在1月25日傳達中央指示時所說：「上海為財源之地，北伐軍如果一來，必將勾結資產階級，也許蔣介石到上海後，就正式攻擊C. P.，而爆發直接衝突。」[33]

       2月16日，在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討論舉行第二次工人暴動時，區委組織部長趙世炎說：中央「要我們趕快做反英運動」；「現在蔣介石要來，我們如無運動，他必與帝（國）主（義）妥協」。會議決定：「現在局面很緊，我們要趕快準備，表示民眾力量」；「我們現在要給民眾知道，蔣實反革命，說北伐軍、國民政府很好，而蔣不好，再將蔣之罪狀宣佈，特別是工人群眾。宣傳時，只用口頭不用文字。」[34]

       因為當時北伐表面上還在勝利進行，蔣又是總司令，所以反蔣鬥爭必須講究策略。「只用口頭不用文字」，或用文字時，也只揭露事實，不予聲討。這是當時陳獨秀提出的方針，他本人發表的以上文章就是這樣處理的；即使點到蔣的名字也是只講事實或客觀反映報紙上的報導。

       2月19日至23日，中共發動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暴動，但是，仍由上海區委出面組織，由於缺乏經驗，沒有在總同盟罷工後立即轉入武裝暴動，給敵人留有時間調集力量，結果又被鎮壓。工人被迫在24日復工。

       在此暴動期間，中共曾提出「召集上海市民代表會，組織『上海市民臨時革命政府』」的口號。但是當羅亦農、汪壽華（上海總工全委員長）與吳稚暉商量時，吳竟認為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的政府」，「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提出抗議」。羅亦農等解釋此委員會僅為對付軍事，吳才勉強同意。同時，23日，陳獨秀親自致函吳稚暉：駁斥右派散佈的「西披（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政府」的謠言，望吳「萬勿輕信」。稱「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西披絕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誰願分離，便是誰不忠於革命」。[35]

       同日，共產黨不屈不撓，不達目的誓不甘休，為了再發動第三次暴動，陳獨秀親自參加中共中央與上海區委的聯席會議，決定由上海總工會發佈復工令，擴大武裝組織，準備再次暴動。會議還決定成立指導第三次武裝暴動的「特別委員會」，簡稱「特委」，由當時中共最優秀的領導人陳獨秀、羅亦農、趙世炎、尹寬、彭述之、周恩來等八人組成。——這就堅定地表示了中共親自掌握這次暴動領導權的決心，沒有絲毫後來中共批判的「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因素。

       但是，在暴動勝利後建立甚麼樣的政權問題上，陳獨秀始終不敢提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從而與瞿秋白發生尖銳的對立，中共中央從此分裂。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早在二月中旬，第二次暴動前夕，上海區委動員暴動的活動分子會議，瞿秋白要求去參加會議，陳獨秀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則讓彭述之去，沒讓瞿去。彭代表陳獨秀黨中央在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時，沒有提出「工人奪取政權」的口號。瞿秋白知道後，提出一個新的暴動提案，指出了彭的錯誤，提出工人應參加市政府選舉及聯合小資產階級、反對大資產階級。陳獨秀和彭述之深感工人及中共力量之不足，並擔心國共合作局面的破裂（這在當時的遠東局和莫斯科都是不允許的），因此拒絕了瞿秋白的提案。他們的意思是，中共可以領導暴動，參加新政權，但只能建立與資產階級國民黨的聯合政權，不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或領導），不能排擠資產階級甚至大資產階級的代表。

       瞿秋白是要把上海暴動引向蘇聯十月無產階級革命的模式。所以，他在1923年批評過陳獨秀。現在他寫了《上海「二・二二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嚴厲指責黨在「二暴」中的錯誤策略「簡直客觀上是賣階級的策略」，即沒有竭力鼓勵工人階級「武裝鬥爭的意志，指明其奪取參政權之目的」。[36]

       但是，他不敢直接批評當時有崇高威望的「老頭子」陳獨秀，只敢批評緊跟陳獨秀的黨內第二把手彭述之。因為，他寫了《意見書》後就離滬去武漢，埋頭撰寫一部長篇文章《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又名《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中國革命中之孟什維克主義》，批評「彭述之主義」，實際上批評1923年以來的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及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推行的「二次革命論」、放棄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等錯誤。所以，瞿秋白沒有接着參加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暴動。

　　領導上海工人三次暴動時的陳獨秀與彭述之

       這篇長文章在4月中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上散發。瞿秋白的這次分裂，為在中共五大前後莫斯科尋找陳獨秀的替代者、五大後陳獨秀實際靠邊站和最後把大革命的失敗歸罪於陳獨秀，客觀上提供了炮彈。說是「客觀」上，是因為瞿當時不瞭解真情，並不想陷害陳獨秀，只是他的「左」傾思想被莫斯科利用了。實際上，在他離開上海後，陳獨秀黨中央在總結「二暴」失敗教訓後，接受了他的批評，拒絕莫斯科的「不准暴動」的指令，完全獨立自主地根據當時的形勢，領導「三暴」取得了勝利。

       早在1926年11月11日，即莫斯科接到維經斯基報告，他們遠東局支持中共中央準備進行第二次工人武裝暴動時，史太林主持的聯共政治局會議就作出決定：「遠東局諸如在上海和南京發動武裝起義的問題所持的輕率態度是不能容忍的」；「對遠東局在上述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提出警告。」[37]

       這個決定表明：莫斯科仍堅持10月29日史太林主持的政治局會議決定給維經斯基信中的立場：「廣州勝利後形成的局勢不應造成左的幻想」；「既然是指依靠廣州和浙江的軍隊來成立由國民黨和商人組成的政權委員會（指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動時，遠東局的設想——引者），那這是合適的，但要靠武裝的工人的力量在上海發動政變就有可能使上海無產階級的積極分子淹沒在血淚之中。需要小心謹慎。」[38]

       在瞿秋白與陳獨秀、彭述之發生分歧的同時，莫斯科的駐華代表和共產國際遠東局之間也發生了更嚴重的分裂。3月17日，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裝暴動前夕，青年國際駐華代表N・那桑諾夫、共產國際遠東部成員（負責指導中國共青團）N・福金、共產國際聯絡部駐華代表A・阿爾勃雪脫三人給聯共中央寫了一封很長的信，指責中國黨的領袖們「不相信中國革命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

       這就表明，這三個人是站在把中國革命做成「社會主義革命」的立場上來考察當時的國民革命的。信中列數了陳獨秀黨中央在維經斯基支持下推行「孟什維克機會主義」的一系列錯誤：「害怕群眾運動」，「反對土地革命」，「在北伐軍佔領區不發動工人罷工」，「反對武裝工農」，「反對共產黨員和工農分子參加軍隊」，等等，總之是在黨政軍內不進行「無產階級為奪取中國革命中領導權的鬥爭」。因此，他們認為中國革命處於危機之中，宣稱中共黨的領導「只能領導黨與工人階級走向失敗與投降」。

       其實，這些「錯誤」都是維經斯基和陳獨秀黨中央忠實執行史太林為首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以去年「八二九」為主要內容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結果。信中開出挽救這個危機的惟一方法是撤換維經斯基。

       「中央委員會本身現在實際上由三個人組成的，彭述之代表右派，瞿秋白代表左派，『老頭子』（指陳獨秀——引者）代表中派。我們都相信，假使能使彭述之與伍廷康（即維經斯基——引者）孤立起來，放些新鮮空氣進中央委員會，弄一些工人進去，那麼這個『老頭子』，雖然有其一切缺點，卻是比伍廷康同志高強得多的一個人；他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夠繼續成為黨的領袖之一。」[39]

       這三個人對當時中國革命的觀點，與正在猛烈批判史太林的托洛斯基的觀點不謀而合。所以，那桑諾夫立即被召回國，後兩位也在後來的肅反運動中被處死。但是，他們反映的情況，特別是莫斯科與維經斯基、陳獨秀與維經斯基之間的關係與差別，是比較客觀公道的。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陳獨秀是有保留的，但又不得不服從。

       莫斯科顯然十分重視這封信，所以不僅立即派來了羅易這位更有權力的代表代替維經斯基，而且派來一個「審查小組」，審查每一個中共中央幹部，逐個找他們談話，企圖在中共「五大」上撤換陳獨秀。結果正如這封信中所說，由於「他享有巨大的威望」沒有找到替代他的人，只得維持陳獨秀總書記的地位。這是後話了。

[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198。

[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203、207、209。

[3]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1926年9月1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第3輯，頁436、437。

[5]〈告全黨同志書〉（1919年12月10日）；〈我們的政治意見書〉（1929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471–472。

[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會與鮑羅廷會議紀錄〉（1926年8月16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397–398。

[7]〈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78。

[8]〈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71–72。

[9]《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222、223。

[1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225。

[1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229。

[12]〈中央局關於最近全國政治情形與黨的發展的報告〉，同上，頁246–247。

[13]〈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132、134。

[1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611。

[15]〈中國共產黨關於農民政綱的草案〉，《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頁150。

[1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6年9月22日）和〈維經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電報〉（1926年10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529、530、588、589。

[17]〈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的信〉（1926年9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537。

[18]以上兩個決定，分別見《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604、623。

[19]《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頁17。

[20]〈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90號（特字第68號）記錄〉（1927年3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51。

[21]〈皮亞特尼斯基和拉斯科爾尼科夫給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信〉（1927年3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52、153。

[22]〈布勃諾夫使團的總的結論和具體建議〉（1920年5月2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258。

[2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俄國代表團會議第1號記錄〉（1926年6月19日於上海），《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305。

[24]〈遠東局的工作報告〉（1926年6月18日至7月1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350、352。

[25]〈拉菲斯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工作的報告〉（1926年12月1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41、50及第3輯，頁352。

[26]參見〈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6年11月6日於上海），《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617–619。

[27]中共《中央政治通信》（1926年9月15日），中央檔案館藏。

[28]〈上海自治市的運動計劃〉（十月十七日），《教育雜誌》（偽裝本，中共上海區委油印刊物）。

[29]〈中共上海區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6年10月26日）；〈中共上海區委政治部政治宣傳大綱〉（1926年10月19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31、55。

[3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588。

[31]〈中共上海區委各部書記臨時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10月25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48。

[32]〈列寧逝世三周年紀念中之中國革命運動〉，《嚮導》，第184期，1927年1月21日。

[33]《中共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7年1月25日），上海市檔案館藏。

[34]〈中共上海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記錄〉（1927年2月16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15、118。

[35]羅家倫、黃季陸主編：《吳稚暉先生全集》，第9卷（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頁877。

[36]瞿秋白：〈上海「二・二二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1927年2月24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55、157。

[37]〈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7號（特字型大小第50號）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623。

[38]〈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5號（特字型大小第48號）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604。

[39]〈上海來信〉，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頁140，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十   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中）(1927）

籌備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

        從1927年2月23日上海工人「二暴」失敗當天成立陳獨秀為首的領導第三次暴動的「特別委員會」起，至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成功後的3月30日，特委會開會共31次，陳獨秀參加了30次，而且在會上都有重要發言，重大決策都由他拍板決定。對複雜多變又險惡的形勢估計，採取的決策和策略，陳獨秀有正確，也有失誤。但由於身處在第一線，與莫斯科基本錯誤的指導方針形成鮮明對比。例如：

       2月24日，中共中央發表《告上海工友書》，指出這次罷工「是中國工人階級直接反抗封建軍閥的第一次偉大的政治鬥爭」，「可惜上海的小資產階級及其他被壓迫民眾太軟弱沒有決心」；「在這次罷工中主要的缺點是沒有武裝準備，沒有準備武裝暴動的決心」；號召上海工人加緊團結，擴大組織，準備武裝，向新的鬥爭中去。[1]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的上海工人糾察隊

       當日晚，陳獨秀在特委會議上，再次總結第二次暴動經驗，準備第三次暴動時，又提出重要意見：「軍事運動，目標要集中，不要散漫」；「集中浦東，因浦東碼頭工人及流氓都可訓練」；浦東軍隊較少，「容易奪取武裝」；一再強調武器來源是「奪取武裝」，「要造成工人群眾奪取武裝的野心」。「要儘量發展新同志，不好的淘汰掉。部委與工會方面缺少工作人才，現要重新分配」；人才來源：「支部中之工作努力者」、「新的工人領袖之失業者」。[2]

       陳獨秀為甚麼如此強調工人「奪取武裝」？因為莫斯科由於反對工人暴動，不給武器或買武器的錢。早在1月21日維經斯基在上海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中寫道：「關於武裝城市工人的問題情況很不好，因為沒有武器，也無從獲得武器。」甚至在武漢也是這樣，「工人們將請求政府給以武器以保衛革命和國民政府，幾乎沒有希望從政府手中得到武器。」[3]莫斯科只給北伐軍武器和經費，對共產黨的要求不予理睬。

       上述陳獨秀在特委會上講話後的第二天，即2月2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聯絡部駐中國代表阿爾布列斯特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皮亞特尼斯基的信中，更是急切呼籲：上海革命形勢「非常好」，工人還「將舉行罷工、示威遊行，這場罷工也許是起義的信號」，但是，「沒有錢。急需錢。有5萬元就可以買到武器、手榴彈等，可是沒有錢」；「幾乎沒有武器。這更糟。」[4]本來，在前一天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史太林親自簽署作出決定：「撥給上海的同志10萬盧布」，但不到10天，即3月3日，中共中央準備發動第三次暴動時，莫斯科又撤銷了這個決定。

       為甚麼出爾反爾？會議記錄沒有記載理由，但顯然是因為得到了第二次暴動失敗、又要舉行第三次暴動的消息和需要購買武器的要求。莫斯科以此再次表示反對中共繼續舉行暴動。因為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還同時作出一個決定：「必須提請一切忠於革命的工作人員注意，目前中國革命由於階級力量的重新組合和帝國主義軍隊的集結，正經歷一個危機時期，只有堅定不移地實行開展群眾運動的方針才能使革命取得進一步的勝利。否則革命就會受到巨大威脅。」[5]正是這樣，逼得陳獨秀不得不讓工人千方百計地自己奪取武器，在26日的特委會議上，陳甚至說：「不要佔機關，因我們無甚實力。」「但兵工廠關係重要，仍要想法奪取」；「至於奪取武裝，可以無論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都奪取」。[6]

       陳獨秀考慮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暴動成功和北伐軍進上海後的政權問題。2月24日發表的中共中央發表《告上海工友》指出：「成立工人代表會議，參加市政府，建立民主政權。」第二天發表的《告民眾書》又指出：「由市民公會召集全上海市民代表大會，一切權力歸市民大會，實現國民政府之北伐目的——市民會議的政權。」[7]怎樣實現他的目標呢？在2月28日特委會上，陳獨秀提出：

       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改選，因吳稚暉擔心C. P.太多。我們可以申明，並不要「五雀六燕」，我們就以名單先要他圈定；可以明明（白）告訴他，要三個人（三分之一），可提出名單；北伐軍來後，最重要的問題，即為市政府問題。我們要群眾的，而他們必是要領袖的。我們要選舉的，而他們要委任的。此為重要爭點。我們應趕快做代表選舉的工作。我意在名詞上要改為民選市民政府，使民眾格外明瞭。我們要在北伐軍到來前，造成很濃厚的民選空氣，預先選好，然後與他們討論名單，結果就成為民選政府。[8]

       關於共產黨在這個政府中的作用，趙世炎在3月6日的上海一次會議上有進一步的闡述：「我們要參加政權，不是派代表參加政府就完事了，必須要在政治思想上拿住群眾。在政府中力爭民眾的利益，在民眾中要有不斷的公開宣傳C. P.的政治主張。」[9]

       這個民選政府的方案是當時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同意的，或者說是他們建議的。早在2月18日即第二次暴動前，國際代表就提出，在忠於蔣介石的部隊到達上海之前，建立保證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政權，用以抵制廣州軍隊指揮人員的右傾，深入開展革命運動，促進國民政府的進一步革命化，並稱這一政權「完全有可能和必要按照蘇維埃制度建立起稱之為『人民代表會議』的政權，基本上採取蘇維埃制度。」[10]這個建議在2月25日阿爾布列赫給莫斯科的信中得到了進一步證實，說他們遠東局的幾個人，在「前一天（即根本不知道會發生罷工的時候）」，與中國同志「討論了鑒於事態的發展是否有必要提出關於建立由工廠工人、企業職員、大學生、小商人及其他居民階層直接選舉產生的人民革命政權問題。這一建議的目的是：（1）通過對這次選舉的廣泛鼓動可以調動最廣大勞動群眾的積極性；（2）通過這個辦法可以在中國最大工業城市中把中國的革命運動引上新的道路，即不是幾個領袖和上層階層同將軍們搞陰謀勾當，而實際提出關於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領導下實行民主專政並實現工人階級的領導權的問題。」[11]但是，這個建議因暴動很快失敗而沒有實現。現在，陳獨秀和中共上海區委準備第三次暴動時，接受這個建議。2月25日，上海區委發佈《告同志書》稱：「我們應該乘孫傳芳的勢力根本動搖之際，舉行一次總同盟罷工，集中工人階級的勢力，催促孫傳芳勢力之根本覆滅，取得政治的領導地位，並奪取相當的武裝。如此，北伐軍來後，工人階級的勢力已表現並樹立起來，我們自可在政治上佔得相當的地位，引導一般民眾參加政權，防止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12]

       所以，中共為甚麼不等北伐軍打進上海就進行暴動，與其說是針對當時的上海統治者，不如說主要是針對將要來的蔣介石。陳獨秀的思想很清楚：一是要用武裝工人對抗即將進上海的北伐軍，二是用民選市民政府對抗蔣介石的獨裁政府。

建議緊急發展十五萬國民黨員

       陳獨秀關於建立上海民主政權的設想是真誠的，而且鑒於當時的力量對比和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形式實行的國共合作總方針，當然知道這個民主政權必須由國民黨人參加，並且必然以「國民黨政權」的名義出現，所以必須與國民黨上海領導人協商。恰巧當時社會上因共產黨工人暴動，說「C. P.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的政府」的謠言四起。掌握上海國民黨實權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對去協商「召集上海市民代表會，組織上海臨時革命政府」的共產黨代表羅亦農、汪壽華說：「倘若共產（黨）必欲自立名目者，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吾立國民黨地位，敢提出抗議。」[13]吳、紐、楊還對第二次起義中海軍回應者提前開炮事對共產黨不滿。

       陳獨秀聽彙報後給吳稚暉等寫了一封信：斥右派造謠「西披（即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望吳「萬不輕信」；稱「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西披絕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解釋海軍提前開炮，是因「軍閥肆意屠殺，群眾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承認這是個錯誤。[14]

       吳、紐、楊閱此信後，表示滿意。「吳說從前的確誤會，我們以為C. P.民眾仍有強姦氣，現在我們主張並無不同處。」當時穩定上海的國民黨相當重要，而其中陳獨秀憑地位與影響發揮了充分的作用，別人無法替代。為此中共特委會決定以後仍由陳與他們接洽。

       陳獨秀還有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就是還想收回帝國主義的租界。收回租界本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根本無力實現這個目標，中共更是這樣，更何況當時正是帝國主義各國向華大量增兵的時候。而2月25日發表的《中共中央告民眾書》竟說：「帝國主義以武力干涉中國革命，則中國的武裝市民及將來的北伐軍必須進入租界，『以武力回答武力』！」

       以當時中共和工農的力量，連一個已經在公開反共的蔣介石都制裁不了，還提這樣的反帝行動，簡直失去了理智。自然，作為當時革命高潮中的陳獨秀，在史太林和蔣介石的夾擊下，實在無路可走，才出此下策。今天我們無需指責他這是「左」傾錯誤，因為他如果作相反的選擇，會被某些人指責為更嚴厲的右傾錯誤。陳獨秀不過是憑着他的良知再次作了無奈的選擇而已，「知其不可而為之」。

       其實陳獨秀還是講究「策略」的，主要表現在為建立民主政權而與國民黨爭奪領導權上。如何使上海的市民政權不落在國民黨右派、特別是蔣介石手中，而實際上是共產黨領導的呢？陳獨秀和上海區委頗費心思，最後決定以發展國民黨員的名義，大量發展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人糾察隊，而為了對付像吳稚暉、紐永建、楊杏佛等的疑心，3月中旬，陳獨秀親自給他們寫了一封信。信的原件至今沒有找到，但在吳稚暉的3月15日未刊日記中卻保留了一段內容：「夜，開會，到羅亦農、汪壽華、侯紹裘、楊杏佛……會內見陳仲甫致余、惕（即紐永鍵）、杏三人書，錄一段如左：」

       稚暉、惕生、杏佛先生，頃間思及三事謹陳如左：

       上海市產業、文化均有高度之發展，故不得不取漸進方法，發展民眾政權，而同時忽視了黨的領導權也是一個錯誤。惟黨在上海之領導方式，簡單以黨的機關命令行之，已萬萬不夠（因上海民眾已有組織而要求政權了）必須黨之本身在數量上有很大的發展，黨的力量充滿了各方面，使黨的決議都能夠——在一切民眾會議中充分通過執行，如此才真是以黨治國，以如此方式領導民眾，訓練民眾，也才真是中山先生訓政之精義。欲成此種訓政方式（約五十人中有一黨員）方能運用，即在蘇省，亦須如此。然此時上海市即江蘇省國民黨黨員，均不滿萬，為數太少，馬上取得政權後不是黨不能管理政治，便是黨的獨裁，所以此時省市黨部宜發出緊急命令於各下級黨部，大大的徵集黨員，上海市以五萬為標準，江蘇省以十萬為標準（這是可能的，望稚暉先生勿以為我發瘋，要送我到病院裏去！）此時徵集黨員可以來者不拒，因為現在還在軍閥壓迫之下，不似北伐軍到後投機分子紛紛加入也。[15]

       2月24日，羅亦農在特委會上說：「國民黨毫無力量，連紐惕生的命令都毫無效力。」次日特委會上，陳獨秀則說：「左派病的病，走的走，左派現在對我們只是說，你們去做好了，沒有一定主張。」[16]3月11日特委會上，羅亦農也說：「楊杏佛現在對於市黨部很橫行，所有市黨部決議案任意更改，現在群眾很反對他，我們決不去抬他在群眾中的威望。」[17]對這種情況怎麼辦呢？3月8日，趙世炎在上海區委會議上說：「與國民黨左派的組織問題，要使左派有群眾，而且這個群眾是受我們的影響的。」[18]這就是通過大量發展國民黨員，吸收左派群眾。這些群眾，主要是工人之外的小資產階級分子。

　　羅亦農(1902～1928)，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

       3月9日，陳獨秀明確指出：「在這次運動中，我們要注意中小商人中許多領袖人才，將來上海的局面，必為右派與民眾鬥爭劇烈之地，我們要能拿住中小商人，為將來爭鬥時之要具。」[19]幾十年後，中共老資格的黨史專家胡繩在總結國共鬥爭最根本的規律時，也說過類似的話：

       「現在講這段歷史（指1919–1949——引者）的書，主要講國民黨和共產黨，講它們間的矛盾和鬥爭；論階級，這是兩極，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個是無產階級。其實，在這兩極中間，還有一大片……這就是中間勢力」；「國民黨的人只是一小撮，我們的人也很少，實際是第三種人佔大多數。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勝利，是因為我們黨把中間勢力拉過來了，如果中間勢力都倒向國民黨，共產黨就不可能勝利。」[20]

       陳獨秀建議緊急發展大量國民黨左派黨員，另一個考慮是大力發展共產黨和糾察隊，把非工人出身的先進分子拉到共產黨的週邊來培養加入共產黨。3月15日羅亦農在活動分子會議上說：

       「自然隨帶可以發展C. P.與C. Y.的組織」；「黨的內部工作，要加緊嚴密各級黨部的組織，最主要的為發展黨員的工作。從上月二十三日到現在，只發展一千多黨員，實在嫌太少了……我們要在一月內發展到一萬個黨員。此為提高黨的威權最主要的工作。」[21]

       其實，這個原則對於工人也是適用的。如趙世炎在3月19日上海區委召開的活動分子大會上所說：「在產業工人方面，則要以全體工人加入國民黨，工人群眾不能同時有兩個黨，但現在事實上工會不能不加入國民黨，因此工人加入國民黨，可以廣大的加入，只是一個名義上的關係。」[22]當時上海國民黨員七千餘人，一有號召即能立刻行動的僅有兩千人，其中一半為共產黨員。這個數字對於進行第三次起義是遠遠不夠的。在3月11日的特委會上，周恩來說：「軍事組織，自衛團可擴充到一千人，預備把他們都加入黨（指共產黨——引者），將來分配到糾察隊裏面去做核心。」[23]

       為了貫徹陳獨秀黨中央關於大量發展國民黨左派的決定，羅亦農佈置關於「國民黨的工作」時，特別強調了「要趕快發展國民黨員。上海有二百萬以上的人口，至少有一百五十萬人同情於革命，至少十萬到二十五萬以上的人口可以加入國民黨。我們要大大的開放門戶，吸收他們進來，尤其是中小商人、教職員、學生及許多自由職業的群眾。」[24]

       國共兩黨的鬥爭，從爭奪革命的「領導權」，終於發展到爭奪「政權」。但是從以上陳獨秀的思想看，根本不切合實際。一是他們沒有強大到足以戰勝國民黨的武裝力量；二是他們沒有一支足以掌握政權、管理國家的幹部隊伍。而且要在一、二個月內發展十五萬共產黨員（或「為共產黨所利用」的國民黨員），根本不可能。即使在數量上達到了，素質上根本不可能達到。要知道當時的工農分子多是文盲，在這個基礎上發展的黨員，怎麼可能掌握政權，管理好國家？所以，陳獨秀的這個主張只能說是「左」得可愛的絕望的掙扎。

領導「三暴」勝利，盛極而衰

       3月1日，北伐軍到達蘇州、松江。張宗昌為首的直魯聯軍乘孫傳芳敗退，也派出三千軍隊爭奪上海。守衛上海、松江、蘇州的畢庶澄部隊動搖，並有欲投降北伐軍的消息。當日晚，特委會舉行會議，分析當時的形勢：「普通人民非常動搖」，「上海將成無政府狀態」，「兵工廠有兵來接洽，可出賣軍械」，決定加緊準備武裝暴動。陳獨秀最後說：「以後口號要規定原則：一、不要籠統，要切實。二、要集中，不要太多——集中口號可定：收回租界，民選政府，市民代表大會政府，擁護武漢國民政府四口號。」[25]次日，中共上海區委對工人的宣傳大綱稱：

       李寶章已跑，孫傳芳已完全倒台，張宗昌的軍隊也四面受包圍，上海革命的時機完全到了；我們應急速準備大暴動，奪取武裝；帝國主義及軍閥都驚慌，一般人民都讚賞；武裝暴動響應北伐軍，把孫、張軍閥打倒後，聯合一般被壓迫人民，召集上海市民代表會議，組織上海市政府。[26]

       這些表明：當時的陳獨秀為首的中共對革命形勢估計過於樂觀。首先，北伐軍有力量拿下上海，用不着讓工人糾察隊去先奪取上海。其次，即使共產黨先拿下上海，面對北伐軍，工人糾察隊根本不可能與之對抗。所以，這次暴動雖然可歌可泣，但卻是一次沒有勝算的賭博，而受害最大的是上海工人群眾的鮮血與生命。

       3月5日，陳獨秀參加特委會議，討論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時機和指揮問題。陳將時機最後歸納為：等待北伐軍，「一、松江下。二、蘇州下。三、麥根路與北站兵（指直魯聯軍）向蘇州退。三條件有一個就決定發動」。會議討論了暴動時各區的指揮人，陳決定：「黨的方面士炎代理書記。」（士炎即趙世炎）羅亦農提出整個行動由特委指揮，緊急時由羅亦農、周恩來、何松林（汪壽華）、陳獨秀處理。趙世炎提出：「明天所有消息集中仲甫」，確定了陳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總指揮」的地位。所以，「三暴」的勝利是陳獨秀參加革命以來最輝煌的頂峰，以後就風光不再了。

       關於暴動勝利後的上海市政府，陳獨秀在會上提出：代表人數至少一千人，工人佔一半。工人、學生的負責人，「我們的要先選好。臨時把名單經群眾通過。」會議最後議定了市政府十五名成員名單，其中共產黨員有羅亦農、汪壽華、顧順章、侯紹裘等七人。國民黨員有吳稚暉、紐惕生、楊杏佛、何應欽等。工商等各界有虞洽卿、王曉籟等。[27]關於這個名單，在前一天的特委會上，陳獨秀還提出：「市民政府最後必經過市民公會的選舉，然後打電（報）到武漢國民政府請他批准，事前就用談判的方法，先求一致。」[28]這個名單後來反復協商，在3月12日舉行的市民代表會議上，正式選出，擴大到三十一人。

       實際上，陳獨秀對於當時不可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是真心誠意的。3月6日晚，他與羅亦農一起晤見紐、吳、楊。吳認為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二百年尚嫌不足」，否則「急切輕掛招牌，只是贗品」。陳答：現在那裏行共產，行共產不是瘋子麼！吳問陳：你定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是若干年？陳答：「二十年」。吳說：「如此國民黨生命只剩十九年了」，「若你們共產黨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29]

       3月19日，北伐軍白崇禧指揮的部隊打到上海南郊龍華。特委決定發動第三次暴動，陳在下午和晚上兩次參加特委會議。當日，羅亦農下達了暴動預備動員令，並開始總同盟罷工。為了吸取「二暴」時罷工與暴動、奪權脫節的教訓，上海區委制訂的行動大綱強調：「此時上海民眾的責任是：總同盟罷工、罷市、罷課、武裝暴動、回應北伐軍，用民眾的力量，最後的根本的消滅反動軍閥的統治，建立上海民眾的直接政權。」[30]次日，陳獨秀在特委會上提議：「市黨部及民眾方面，趕快派代表去見白崇禧、薛岳（同情共產黨和上海工人起義的北伐軍先頭部隊師長——引者），要他趕快來取上海。」同時，上海區委制訂了詳細的「作戰計劃」。

       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開始。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坐鎮指揮部（施高塔路四達里，原中共黨校）、周恩來（中央軍委書記）和趙世炎（上海區委第二書記兼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在前線指揮。陳獨秀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北四川路橫浜橋南，鄭超麟住處）通過交通員鄭超麟和夏之栩與指揮部聯繫，掌握情況，提供建議，參與指揮整個暴動。[31]當時的中央常委中，瞿秋白和張國燾在「二暴」後離滬去漢。蔡和森在莫斯科，只有陳獨秀和彭述之在上海。彭述之總是在陳獨秀發言後，表示「同意老先生的意見」，被黨內視為唯陳命是從、自己沒有主見的人物，沒有威信。

       由於魯軍在與北伐軍的戰鬥中潰退，上海工人暴動各區的戰鬥較為順利。先是80萬工人總同盟罷工，同時，約有二、三千工人糾察隊與魯軍潰兵及各警署警察進行巷戰。雙方激戰兩日一夜，多數地區被糾察隊拿下，敵人最後集中到北火車站、商務印書館及天通庵火車站一線，由於有白俄裝甲車及英國裝甲汽車的幫助，戰鬥十分激烈。「當各處行動開始後，總工會代表乘汽車至龍華請兵。國民革命軍東路前敵線總指揮白崇禧方遲疑間，又接駐滬軍事特務委員紐永建報告，請緩一日進兵，以待畢庶澄投降。總工會代表涕泣力請，第一師師長薛岳始率全師進攻。」[32]

       次日深夜三時，陳獨秀親自來到指揮部，見閘北天通庵火車站的敵人頑抗，工人久攻不下，犧牲很大，曾寫一字條交人送到前線，建議「把我們的武力撤退到鄉下去」，條子送到時，形勢已經好轉，此議未被採納。最後的北站潰兵大隊逃散時，薛岳的部隊趕到，完全將潰兵俘虜並進駐北站。至此，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裝暴動獲得勝利。可見，北伐軍對這次上海暴動勝利還是有作用的，不能像大陸的傳統黨史那樣完全抹殺。

       對於中共和陳獨秀來說，這是第一次由共產黨獨立領導的，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聯合其他階級階層，取得完全勝利的武裝暴動。當日，在暴動中成立的上海總工會進駐湖州會館公開活動。陳獨秀在慶祝武裝暴動勝利的大會上發表演說，讚揚上海工人階級了不起，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了軍閥的軍隊。[33]對於陳獨秀個人來說，是他從1902年加入《青年會》以來，第一次實現了自己領導的革命（雖然局限於上海這個局部地區）；這也是他最後一次成功領導的革命活動，而且是在對抗共產國際意志的情況下實現的。

       從2月23日中共特委會成立至3月22日上海「三暴」勝利，從這期間的特委會和上海區委會議原始記錄及實際運動考察，陳獨秀處於總的領導地位，羅亦農是總的執行者，趙世炎和周恩來次之。所以，在勝利後的3月25日中共上海區委召開的擴大活動分子會議上，在陳獨秀作報告後，有人提議：「陳同志是我們中國革命領袖，我們應一致表示，堅決的表示擁護陳同志的報告（一致拍掌）。」[34]但是，中共傳統的黨史觀點是：周恩來是主要領導者，羅亦農和趙世炎次之，根本不提陳獨秀，而在勝利後的退讓和《汪陳宣言》上做文章，大批「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

       從「三暴」勝利後的第一天（即23日）晚上特委會會議開始，陳獨秀每天都在考慮如何對付蔣介石，並作出一系列指示，主要是：

       1、要想法使左傾的薛岳部隊「留在上海」，並同意薛的要求：任上海市公安局長，以保護革命成果，保護工人和群眾的利益；還根據「蘇聯同志」（即遠東局）的意見，發動工人、農民、共產黨員和團員參加該部隊；選一千五百工人，幫助他擴充軍隊。但「不要把薛岳弄得太左了，只是使他存在，加緊他的政治工作，最後要弄到無論誰都不能來（代替薛），來就同他打，但應盡可能免衝突，同時準備最後衝突」。[35]

       2、整編工人糾察隊，要調得力者百餘人為幹部，作為糾察隊中心，加緊訓練；其餘複雜分子，實行淘汰；

       3、工人收藏的武器，除把剩餘的送交薛岳外，暫時不能交出去；

       4、因受蔣介石操縱，虞洽卿、紐惕生、陳光甫（大銀行家）、白崇禧等市政府委員不就職，就取消、再選，補選；政府委員要就職，並通知領事團。

       26日，蔣介石來到上海，共產黨就以上四點與其展開鬥爭。結果是：薛岳部隊被蔣介石輕易調走，代之以投降過來的舊軍閥、反共的周鳳歧部隊。為此，陳獨秀曾主張：「我們要趕快以各區黨部分頭召集黨員大會擁護留薛」，並指示「要找商界有力的領袖，與市黨部代表去找蔣說薛在滬很相安，如薛走，出了事怎辦」？但都無濟於事。陳為此歎曰：「留薛未見有效。」[36]26日，根據陳獨秀指示，上海區委發動一百萬民眾起來擁護市政府，成立市政府。但國民黨方面主要委員還是不就職。中間派委員就職了也不敢任職，市政府名存實亡。最後的衝突是解散工人糾察隊。陳獨秀和中共作了最頑強的抵抗。25日晚，陳獨秀對所傳蔣介石部隊要解散工人糾察隊事指出：「將來的糾紛問題，為糾察隊問題，如果我們不馬上動作，將來就將純全為國共爭鬥，完全失掉聯合戰線。所以我們現在要準備一個抵抗，如果右派軍隊來繳械，我們就與之決鬥，此決鬥或許勝利，即失敗則蔣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斷絕。」

       這充分說明，陳獨秀是明確主張與蔣介石決鬥的。他在上海區委會議上指名譴責：「蔣在江西贛州殺工會委員長，打市黨部，打六軍政治部，被害的都是C. P.」；南京慘案，英美打死中國一、二千人，「所以現在帝國主義與新軍閥已經進攻了，我們把這兩個問題聯合起來看，所以中央已決定準備防禦戰爭」。[37]

       但是，如何與蔣決鬥呢？陳獨秀也有顧慮。在3月28日的特委會議上，他說：若工人糾察隊與蔣介石衝突，「太階級性了」，「完全失掉聯合戰線」，即國共合作破裂。為此，他一面提出搞一個反英運動：「號召反英，要蔣反英，民眾願作後持（援）」；「反英運動要擴大，可逼蔣對民眾的進攻減少」。——所謂「反英運動」，也如陳所說只是宣傳、英廠罷工和抵制英貨。陳的設想是蔣必不反英，民眾即可反蔣——「最好要將反英與反蔣聯合一起」；並提出「口號是收回租界，撤退英國兵。」[38]但這對蔣介石是無用的。一面則請示共產國際。彭述之後來回憶：在特委會議上，大家「檢討當前極度危險的局勢，一致認為：除了堅決採取行動反蔣外，別無其他出路」。羅亦農、周恩來也是這個主張。周認為：「如果我們採取行動對付蔣介石，薛岳（他所指揮的一師駐上海閘北）和嚴重（他的軍隊分駐蘇州無錫一帶）可能站在我們方面來，但舉行軍事行動反對蔣介石，恰好是違反國際的政策。」因此，除向莫斯科請示外，陳獨秀又派彭述之去武漢，商議這個路線的重大決定。

       這三項措施，反映陳獨秀內心不可言語的無奈：真要用中共的工人糾察隊與蔣介石的右派軍隊決鬥，沒有勝利的把握。中共發動「三暴」，及其後的反蔣鬥爭，如當初的巴黎公社那樣，乃是形勢逼出來的壯舉，因此，大陸有些學者認為，這時的陳獨秀，說其是「右傾」，不如說是「左傾」。筆者認為無所謂左與右，只是做了他無可奈何必須做的事情。辦法也許是有的，如發現蔣介石要動手鎮壓中共和工人糾察隊時，立即轉入地下隱蔽起來，或撤退到農村去。但是，那時一不可能有此成熟的覺悟，二不可能作此理性的思考。所以，在拼命中流血犧牲，成了唯一的命運。

       問題在於，當時的莫斯科卻從錯誤的前提出發，作出了更加糟糕的指示。陳獨秀黨中央請求武裝反蔣的電報發到莫斯科後，3月28日，聯共中央政治局在「徵詢政治局委員意見」後作出決定：「請你們務必嚴格遵循我們關於不准在現在舉行要求歸還租界的總罷工或起義的指示。請你們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長官發生衝突。」[39]這就把中共中央逼蔣反英以粉碎其反共的策略或以武力反蔣的策略完全否定了。

       3月31日，聯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秘密會議，在「收到發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報告，說蔣介石已在上海發動政變，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並打算在這方面進一步採取行動」的情況下，作出決定，一面要求鮑羅廷「對蔣介石作出某些讓步以保持統一和不讓他完全倒向帝國主義一邊」，一面向中共中央作出指示：「（1）在群眾中開展反對政變的運動；（2）暫不進行公開的作戰；（3）不要交出武器，萬不得已將武器藏起來；（4）揭露右派的政策，團結群眾；（5）在軍隊中進行擁護國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對個人獨裁和與帝國主義者結盟的宣傳……」[40]

       平心而論，這個指示在阻止中共「拼命主義」上，有其正確的一面，但沒有指出如何正確地組織防禦，以保護上海的中共黨員和工人的力量。這是一個對業已開始的蔣介石反共政變示弱和挨宰的政策。所以，陳獨秀說：「羅亦農看了這個電報，很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41]羅還在中共上海區委活動分子會議上明確反對國際指示。他說：

       「蔣與我們爭鬥的中心問題，為解除上總糾察隊武裝問題，他要取消上海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此是國民黨與共產黨最後的決鬥」；「我們決定不收藏槍械，堅不繳械，決不投降與退卻。沒有調和餘地，我們不避免衝突，我們唯有與蔣奮鬥，我們有實力有群眾，只要策略應用得好，有勝利的希望。」

       但是，如何與蔣鬥，他也沒有辦法，只說「以民眾的力量去鎮壓蔣之反動」，「不取進攻的形勢」。[42]——顯示出當時中共的極端無奈。

       聯共政治局所以作出以上指示，一是他們最清楚這幾年來他們給蔣介石的援助之巨大與給中共的援助之少（不給一槍一彈），相差是那樣的懸殊；中共根本不是蔣介石的對手；二是他們對蔣介石不反共尚有幻想，尚有利用價值。就是這只「檸檬」的汁還沒有榨乾淨；三是對陳獨秀揭露蔣介石從南昌開始與敵人的勾結陰謀不相信。這是莫斯科遙控中國革命、不瞭解中國實情的死穴。就在這個指示作出後第三天（4月3日）史太林的反對派托洛斯基發表《中國革命中的階級關係》一文，指出中國革命分裂危機「不可避免」，主張「共產黨完全獨立」，並讚揚陳獨秀多次提出的退出國民黨的提議「是無條件正確的」，呼籲立即建立工人蘇維埃。[43]為此，史太林在4月5日莫斯科黨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在批駁托洛斯基時竭力為他的支持蔣介石的政策辯護，說蔣「是服從紀律的」，他「除了率領軍隊去反對帝國主義外，不能有其他的作為」。會議通過決議，批評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44]

簽署《汪陳宣言》，百口莫辯

       於是，陳獨秀不得不執行「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長官發生衝突」的指示，與當時乘蘇聯輪船回國到上海的汪精衛簽訂《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告全黨同志書》。後來陳獨秀也稱這是個「可恥的宣言」：「那時我又以服從國際命令，未能堅持我的意見，而且根據國際對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政策，和汪精衛聯名發表那樣可恥的宣言。」[45]

       陳獨秀從準備反蔣到簽訂《汪陳宣言》，的確是政策上的一個重大轉折。莫斯科的指示對這個轉折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當時的文件看，陳獨秀及上海區委也認為這是必要和正確的。

       汪精衛4月1日到達上海，周恩來到蘇聯輪船上迎接，把他安排到一個臨時住處後來向陳獨秀彙報：

　　汪精衛（1883～1944），原名汪兆銘，字季新，僞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

       三點水來了，我今天得到俄國同志通知第一個去看他，此時別人還不知道他站在我們方面。他問我，他於北伐以前到外國去，如今北伐勝利才回來，國內同志是否因此對他不滿？我向他解釋，說國內同志都希望他速回來領導他們。他對於俄國同志有點不滿意的表示，因為負責送他回國的同志，無論在西伯利亞火車上或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上海輪船上，都把他當作囚犯一般看待。[46]

       周恩來主張直接把汪送到武漢去，不讓他在上海同蔣介石等國民黨要員見面。陳同意周的意見。但是，上海是國民黨的老根據地，汪到上海後如魚得水，處於危險境地的共產黨再不能控制他的行動，更不能限制蔣介石等人與他聯絡。2、3日兩天，汪精衛與蔣介石、吳稚暉等召開秘密會議。吳自認為在與陳獨秀的談話中摸到了共產黨的底——早晚要推翻國民黨，因此提出檢舉中共案，要求各地北伐軍將領實行清共。此正合蔣意，蔣提出馬上做兩件事：「趕走鮑羅廷」，「分共」。汪精衛顯然沒有忘記「三二〇」事件中被蔣排擠的慘痛教訓，因乍回國，既不瞭解情況，又無實力，所以提出「緩兵之計」：暫時容忍，爭取和平解決分共問題。蔣、吳反共，一想爭取汪精衛，二要時間準備，同意了汪的主意。最後，雙方達成折中協定如下：

       （一）由汪精衛負責通知陳獨秀，立即制止國民政府統治之下各地共產黨的一切活動聽候開會解決；

       （二）對武漢中央及政府所發命令，「如有認為妨害黨國前途者」，「不接受」；

       （三）各軍隊、黨部、團體、機關對於「認為有在內陰謀搗亂者」，「暫時取締」，「制裁」；

       （四）「凡工人糾察隊等武裝團體，應歸總司令指揮」。[47]

       3日，陳獨秀與周恩來一起會見汪精衛。汪告訴他們，已經與蔣介石見了面，在座的還有吳稚暉等人。吳大罵共產黨，蔣則不做聲。陳獨秀說：「吳、蔣二人是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汪用吳的話質問陳：「共產黨已提出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並要主使工人衝入租界？」陳答「決無此事」。汪又轉達吳稚暉的話，稱陳是「口頭騙你的話，不要信他」。於是，陳被激起，答以親筆作書面宣言。當夜，陳寫了很久，即起草《汪陳宣言》——《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告兩黨同志書》。次日，周恩來拿去給汪簽字。拿回來時一看，汪的名字簽在後面，前面留了許多空白，意思是讓陳的名字簽在前面。「但獨秀拿起筆來把他的名字仍舊簽在汪的名字後面。」[48]5日，《民國日報》、《時事新報》等上海各大報普遍刊登此宣言。宣言稱：「只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而國民黨則「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

       當時各派對《宣言》的反應很複雜。宣言公佈當日，在蔣介石、汪精衛、吳稚暉開的談話會上，吳又故意挑撥說「外間誤會甚多，以為從此中國歸兩黨共同治理」。汪大笑說：「僅言兩黨誤會不可發生，未言兩黨共理中國」，「僅兩黨首領外交上友誼談而已，不關於兩黨之政策也」。吳說：「治理中國止（只）有國民黨，沒有聯了共產黨來共治之可能。」

       中共江浙區委、江蘇省委及一些群眾團體紛紛表示竭誠擁護宣言。羅亦農在6日舉行的中共上海區委活動分子會議上，指出「陳汪聯合宣言，已使許多造謠中傷的右派伎倆都將打破，許多懷疑的國民黨分子也可不懷疑」。「所有國民黨黨部及我們黨部要發表宣言表示擁護」；「要特別宣傳我們的領袖獨秀同志」。[49]陳獨秀本人當時也感覺良好，拿着刊有宣言的報紙對鄭超麟說：「大報上好久沒有登載我的名字了！」大革命失敗後，才覺悟到這是個「可恥的文件」。

       陳獨秀以為上海的局勢可以放心了。6日即登船赴武漢，因為武漢共產國際代表團和中共臨時中央，連電催促陳赴漢，認為國民政府在武漢，一切問題都應集中力量在武漢解決。10日到武漢，蔣介石則於12日在上海撕毀與汪精衛達成的協定和《汪陳宣言》，發動反共政變，史稱「四・一二」事件。傳統觀念把這次共產黨的災難完全歸咎於陳獨秀和《汪陳宣言》。因為它解除了共產黨的思想武裝。宣言的確被蔣介石所利用，但不能說在事件發生前共產黨毫無思想準備，因為有情報來源。據鄭超麟回憶：

       駐紮在閘北的第一師（即薛岳——引者）調開了，第二師調來。師長劉峙是反對共產黨的。有一天，我在我們新開的書店裏，幫着毛澤民照料生意。一個兵士買了書後不肯走，要同我們說幾句話。他在櫃檯旁邊低聲同我們說：「你們要小心，糾察隊夜裏睡覺把槍和子彈放在身邊。」我問他：「為甚麼？」他不肯說下去。其實，我們早從他處得知蔣介石進攻計劃了。有個黃埔學生蔣友諒是我們的同志，司令部召集軍官開會，政治部主任潘宜雲發表反共言論，蔣友諒起來駁他，立即被他下命扣押了，其他同學暗地放他逃走。他找到周恩來，報告蔣介石的陰謀。自然還有其他方面的報告。周恩來寫了一封《致陳獨秀蔣介石二先生信》，很長，很激昂，但未曾在甚麼地方發表。在這局面之下，我很憂慮，曾向尹寬表示我的憂慮。尹寬對我說：「蔣介石向我們進攻，即使勝利了，那也不過是一時的軍事的勝利，在政治方面說則他是失敗的，我們是勝利的。」尹寬主持的省委機關報已經開始暗中攻擊蔣介石。[50]

       請看，陳獨秀的阿Q精神勝利法——反共勝利是政治上的失敗——幾乎感染了全黨。但這是絕望中的哀號。蔣介石的最後失敗，不在於反共，而在於獨裁，在於國民黨官僚體制的腐敗。

[1]〈中國共產黨為上海總同盟罷工告上海工友書〉，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146、147。

[2]〈特委會議記錄〉（1924年2月24日晚），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51–153。

[3]〈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96。

[4]〈阿爾布列赫特給皮亞特尼斯基的信〉（1927年2月25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128–129。

[5]〈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88號（特字型大小第66號）記錄〉（1927年月224日）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89號（特字型大小第67號）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23、136。

[6]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91。

[7]〈中國共產黨為上海總同盟告民眾書〉，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67。

[8]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219–227。

[9]〈中共上海區委各部委各產總聯席會議記錄〉，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289。

[10]轉自楊天石：〈陳獨秀建議緊急發展十五萬國民黨員〉，《百年潮》，2003年第11期。

[11]〈阿爾布列赫特給皮亞特尼斯基的信〉（1927年2月25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25。

[12]〈中共上海區委告同志書〉，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70–171。

[13]《吳稚暉先生全集》，第9卷，頁877。

[14]《吳稚暉先生全集》，第9卷，頁877–878。

[15]轉自楊天石：〈陳獨秀建議緊急發展十五萬國民黨員〉，《百年潮》，2003年第11期。

[16]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41、175。

[17]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308。

[18]〈中共上海全體會議記錄〉（1927年3月8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297。

[19]〈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1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301。

[20]《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3。

[21]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331。

[22]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251、340。

[23]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311。

[24]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251。

[25]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247、249、251。

[26]〈中共上海區委宣傳部對工人宣傳大綱〉，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257。

[27]〈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5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278–284。

[28]〈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5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277。

[29]《吳稚暉先生全集》，第9卷，頁810–811。

[30]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347。

[31]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32]施英（趙世炎）：〈上海工人三月暴動紀實〉（1927年3月），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421。

[33]《徐梅坤回憶錄》（未刊稿）。徐是參加「三暴」共產黨骨幹分子。

[34]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403。

[35]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387。

[36]〈中共上海區委會議記錄〉，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390、392。

[37]〈中共上海區委會議記錄〉，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390、392。

[38]〈中共上海區委會議記錄〉，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390、392。

[3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69。

[4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頁167。

[41]《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托陳派小組織散發的油印小冊子，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42]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448、450。

[43]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年），頁16。

[44]蘇聯《真理報》，1927年4月6日。但是，史太林講話中為蔣辯護的話，沒有見報。此話保留在南斯拉夫共產黨員武約維奇的當場記錄中，後披露在托洛斯基著：《中國革命問題》一書中，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1932年紐約版，頁389–390。

[45]《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托陳派小組織散發的油印小冊子，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46]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當時鄭超麟在場，陳獨秀就住在鄭的房子裏。

[47]〈國民黨連日會議之要點〉，《申報》，1927年4月8日。

[48]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49]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449。

[50]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十一   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下）（1927）

「不堪回憶武昌城」

        陳獨秀晚年在給友人楊鵬升夫人和平女士寫的一首七絕詩中寫了這一句，這充分反映了他對1927年武漢大革命時期的深刻反省和所受委曲的憤慨，可以說這是他一生中最窩囊的時期。作為總書記，受到多重包圍和擠壓，既不能作主，又不能有所作為，最後還要代人受過，為大革命的失敗負責。

       首先，由於受到「四・一二」事件及其後廣州「四・一五」政變的打擊，陳獨秀在黨內威望急劇下降，開始失寵於莫斯科。先到武漢的張國燾回憶說：

　　上海「四・一二」事件時的情景

       過了幾天，陳獨秀先生也到達武漢，他比任何人都面臨着更多的困難。他從上海斷羽而來，對於上海廣州北京（李大釗等人雖然躲進俄國大使館兵營，還是被軍閥張作霖的軍警搜捕，於4月28日殺害）一帶大批同志的遭受慘殺，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內部的種種責難，紛至遝來，蝟集於他的一身……他對同志們的責難，都沒有心情置辯，他極力想找尋一個補救方案，但又力不從心、奇跡沒有從天而降。他終日在那裏苦思焦慮，勤勞工作，但苦惱之魔總是糾纏着他。

        鄭超麟在回憶當時中共情況時說：

       中央形成了一個三人集團：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每次開會，他們三個人唱了一樣的調子，最後按他們三個人的意見通過。彭述之被踩在腳底下，陳獨秀如同小媳婦。一次，黃文容（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到武漢後做陳獨秀秘書，旁聽中央會議——引者）告訴我，張國燾在中央會議上拍桌子大罵陳獨秀，而陳獨秀不敢還罵。[1]

       而在此前，「拍桌子大罵」的是陳獨秀，「不敢還罵」的是張國燾。所以，鄭又說張「這是報復了討論北伐那次所受的屈辱」。可見此時陳獨秀受氣的程度和地位之卑微。

        鄭在談到在武漢第一次旁聽中央工作會議時，還說：

       我有異樣的感覺。照舊是陳獨秀當主席，列席者照舊是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張國燾，不錯還有譚平山、李立三，以及其他的人。但是，這些人的神氣多麼不同！獨秀已經不是有威權的領袖了，不過是一個普通主席，一個人，中央委員會中的少數派。他的意見只有彭述之贊成，別人則一致反對他。別人「一致」得太奇怪了。後來，回上海，袁昌頤才告訴我，那時一切重要會議以前，平山、秋白、國燾三人都先商議過的。他常住在他們三人常會面的屋子，但是這三人回避他，說話不讓他在旁。[2]

        造成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武漢早已成為共產黨的實際領導中心。中央常委中，瞿秋白在上海第二次暴動失敗後，去了漢口。張國燾和譚平山跟隨北伐軍也到了漢口。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了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也在這年4月隨羅易、湯曼、多里奧一路經廣東到了漢口。這幾個人，不等陳獨秀到來，就在漢口成立了中央，指揮一切。所以，陳獨秀已經成了「多餘的人」。二、莫斯科正在醞釀中共「五大」並計劃撤換總書記陳獨秀。鄭超麟回憶：有一次聊天，羅亦農說：「你們知道麼？莫斯科有個決議，擬撤換陳獨秀，找一個與國民黨接近的人做領袖。」據鄭分析：那時陳獨秀代表的傾向已經失敗了；他反對北伐，但是北伐勝利了；他長久拒絕把中央從上海移到廣東來更密切地同國民黨合作，北伐軍到武漢，又不肯把中央移到武漢。現在他不得不來了，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主張，服從鮑羅廷的主張。但從過去經驗和倔強性格看來，他不會服服貼貼執行「國際的」路線的，必須撤換。為此，莫斯科派人專門考察中共高級幹部，找人談話，發現能夠代替陳的人只有三個：與國民黨接近的譚平山、提出強硬新理論的瞿秋白、中國工人運動元老——兼任湖北省委書記的張國燾。「譚平山想當總書記，瞿秋白也想當，張國燾也想當。他們三個人都想搶這個位置。」[3]但是，全面綜合後又覺得陳在黨內外的威信還是最大。在這風雷激蕩的時期，公開攻擊並撤換他，是不合時宜的；同時，這三個候補領袖也各有問題且不相上下。

        結果決定，保留陳的總書記位子，但剪除一切羽翼，使他不再能發揮作用。這就是古代「清君側」的策略。中共「五大」最初提出來的新中央名單中，既沒有過去與陳獨秀接近的人，也沒有過去在上海區委和北方區委的負責幹部。「改朝換代」的傾向太明顯了，以至國際代表團主席羅易不得不站出來說話：「像彼得洛夫（即彭述之）和布哈洛夫（即羅亦農）兩同志，這名單裏面竟沒有列入。他們過去負了如此重要責任，即使錯誤了，新領導機關仍須他們參加的。」[4]所以兩人仍被選為中央委員，但畢竟還是被排擠出了決策層。「五大」後，他倆和其他原來接近陳獨秀的人，都被派到地方工作，如彭述之去北京，代替李大釗的位子；羅亦農任江西省委書記，王若飛去上海，尹寬去廣東省委任宣傳部長，鄭超麟為湖北省委宣傳部長。

        實際上，陳獨秀本來就沒有決策權，只是貫徹莫斯科的路線而已。雖然有時還想鬧點獨立性，但一般均被否定，現在連中共黨內的具體決策權也沒有了。鮑羅廷和羅易不再把陳放在眼裏，有事多與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等人商量，作出決定後再形式上通過一下陳獨秀這個總書記。正如後來毛澤東在跟斯諾談到武漢地區的土地革命時所說：「鮑羅廷站在陳獨秀右邊一點點」，羅易「站在陳獨秀鮑羅廷兩人左邊一點點」。[5]

        當時莫斯科、特別是史太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是神聖不可批評的，陳在提出異議後往往被迫違心執行莫斯科的指示。而且，紀律不允許他向全黨和外界宣示來自莫斯科的命令、決定、指示、訓令等，於是，甚至黨的高級幹部也以為一切路線、決定都來自黨中央甚至於陳獨秀本人。即使極少數知道點內情的人，也只敢指到遠東局。例如，4月18日特委會討論中共中央對滬區工作決議案時，認為失敗雖為客觀環境所造成，但主觀上也有錯誤，「不但是上海黨的錯誤，而是整個黨的錯誤」。這個錯誤就是，第一沒有堅決認定對於大資產階級鬥爭的策略；第二沒有擴大無產階級的領導影響於小資產階級。周恩來提出錯誤的責任問題，批評「中央政策動搖，指導無方，對於前次廣東與上海都如此，中央對於爭領導權沒有決心」等；對於這種錯誤，「中央完全承認才能領導全國……此次運動東方局也要負責」。[6]

關於執行國際執委「七大」路線的爭鬥

       毛在回答斯諾提問大革命失敗「誰應負最大的責任」時說：「陳獨秀應負最大的責任，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繼續妥協顯然意味着災難的時刻，使黨失去了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線』。」對於鮑羅廷，毛澤東認為「僅次於陳獨秀」，說鮑在1926年是贊成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1927年竭力反對。[7]吳玉章則說：有一次，陳與吳及汪精衛商談局勢，有人反映，農民押着某某司令的母親遊街，農協扣留了政府的糧米，汪暴跳如雷：「這不是造反嗎，豈有此理！是政府管農會，還是農會管政府？」陳也附和說：「是誰在湖南搞的，簡直是亂搞！」[8]

       這裏牽涉到大革命中後期複雜的理論、路線、政策和責任問題。對這些問題，全黨思想極其混亂；這個混亂本來是共產國際造成的，而由於共產國際的干涉，又更加劇了混亂。

       為了澄清混亂，統一全黨的思想，召開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上了議事日程。但是，醞釀和主導五大的指導思想，完全由莫斯科制定的。甚至連時間地點、參加人數、議事日程、大會文件的起草，到政治、組織等一系列決議原則的貫徹，等等，都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旨意執行的。可以說，這是中共誕生以來，共產國際介入最廣、最深的一次代表大會。陳獨秀在這次大會上，除了挨批，就是被迫服從。而在會前的準備期間，他曾作了相當激烈的抵制。

       首先，五大的指導思想是1926年11月至12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上決定的。這次會議通過的《關於中國形勢問題的決議》，為中國國民革命的發展制訂了一條180度轉彎的左傾路線，與「八・二九」指示制訂的右傾路線完全相反。

       這條左傾路線的要點是：（一）、莫斯科對形勢的估計，原來是反對北伐，現在卻被北伐的勝利沖昏了頭腦，認為北伐軍打下武漢後，「帝國主義的統治實際上已在一半國土上被打垮了」，革命在整個中國已經勝利在望；（二）、對國民黨的政策，原來指示中共在黨政軍中放棄領導權，現在則強調無產階級要從已經變得十分強大的資產階級手中奪取革命的領導權，特別在軍隊中共產黨要「擔任某些領導職務」；（三）、對統一戰線，原來強調要聯合資產階級，現在則說：「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這就把資產階級排除了。但又自相矛盾地批評陳獨秀多次提出的「共產黨應該離棄國民黨的這種主張，乃是錯誤的」。而且，「共產黨人應該參加廣州政府」，原來指示不要參加國民黨政府；（四）對土地革命，原來不准進行阻礙北伐的農村鬥爭，現在強調革命的「重點是土地革命」。否則「就會失去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五）對革命性質和前途，原來強調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現在則提出革命發展的前途將「超越資本主義」，「走向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史太林說：「更確切些說，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政權」），建立與蘇聯結盟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的國家」。上述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精神，完全根據於史太林11月30日講話。[9]

       這樣就使參加革命的人們的思想完全搞混亂了。當時任中共中央婦女部長向警予秘書的陳修良回憶這種混亂以及陳獨秀靠邊站的情況時說：

       共產國際執委七大後，對中國革命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走非資本主義道路」。這個口號不大明確，是指立即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作為一個目標奮鬥，當時都不瞭解，只有一個模糊的理解。我曾問過向警予同志甚麼是「非資本主義道路」？她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她只是說：「當時中央有兩種不同的估計，一種人說：中國處在俄國的二月革命時期。還有一種人說：中國已經到了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爭論不決。」當時由於對革命的階段問題不明確，後來又對於蘇維埃政權口號不理解，到底是搞無產階級革命，還是搞民主革命，說不清楚。

       瞿秋白當時是中央的宣傳部長，他對農民問題特別關心，經常講這個問題，市委的幹部訓練班上也講這個問題。他說：「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民權革命，也就是農民革命，任務是打到地主階級，奪取政權，走非資本主義道路」，看來也非當即要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這個問題一提出，對於城市工作的任務是甚麼？就有爭論了，城市裏應當建立一個甚麼樣的政權，革命的主要對象是誰？有分歧了。但這個問題在當時的黨中央沒有聽到公開的辯論，我們聽到的就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團所提出的「走非資本主義道路」。在實際行動上是組織工會，領導工人向資本家要求增加工資的鬥爭，在政治上的口號還是「國共合作到底」，其實內部的大分裂早在「四一二」事變後明朗化了。不過武漢還沒有公開化，黨內也並無甚麼組織上措施，在七月十五日汪精衛正式宣佈反共以前，人們思想上還沒有準備……甚至有不少在武漢政府工作的黨員，大吃大喝之風相當盛行，女同志多喜歡找軍人結婚，因為他們錢多，其中有許多是黨團員。無怪1928年周恩來同志在莫斯科時對我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他說：「當時武漢不少的同志大吃大喝，生活腐化，武漢政府不失敗才是怪了。」可知人們思想的麻木到了何種程度！

       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之後，陳獨秀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瞿秋白很活躍，如在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報告，俄國人——國際代表特別活躍，常常公開做報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和王明，他們都說：「中國革命正在高潮中，中國的前途是非資本主義道路。」[10]

        從理論上講，當時的「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是革命的發展有自己的規律和慣性力；二是，由於蘇聯有野心，總想在中國建立「蘇維埃中國」式的「友好鄰邦」——「紅色殖民地」，三是中共和工人農民的不成熟，一旦革命發動起來，也時時想在行動上超出「國民革命」允許的範疇。就農民運動而言，北伐戰爭的進行必須要由農民群眾的幫助。而農民一起來，首先要求「減租減息」，進而要求土地革命，實行「耕者有其田」。這本來是合乎邏輯的正當要求。但是農民要從地主階級手中奪取和保住土地，又必須摧毀舊政權和舊武裝，建立農民自己的政權和武裝。於是一場尖銳劇烈的農村革命就必不可免。而當時情況最為複雜和微妙的是，由於北伐軍官家屬絕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出身，工農群眾一起來鬧革命，就直接觸及到他們的利益。曾在廣東幫助毛澤東主辦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後任中共湖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的陸沉，在當時就對維經斯基說：

        「常常發生私自審判、處決豪紳的事件。在新陽縣處死了45名紳士，部分是農民自己處死的，部分是交給縣當局，在農民的壓力下由縣當局處死的。最近省農民協會處理了165名因從事各種反農民的活動而被農民逮捕的紳士。在該省中部和東部的一些縣、村政權實際上掌握在農民協會手裏。」[11]

        不僅農民運動是如此，城市裏的工人運動也出現了相當左傾的狀況。劉少奇後來在給張聞天的一封信中談蘇區工人「左傾」問題時說：

　　劉少奇，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開國元勳之一

       一九二七年前武漢、長沙、廣州工人的「左傾」錯誤比這嚴重到十倍：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作時間到每日四小時以下（名義上還有十小時以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搜查輪船火車，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是極平常而普遍的。工會是第二個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這些事幹起來，而且是越幹越厲害，企業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和逃跑，物價的高漲，貨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與農民的反感（當時有許多小城市的工會被農民搗毀，而且是農民協會領導的），軍官與國民黨人的非難，就都隨着這種「左」的嚴重程度而日加嚴重起來，而工人運動在當時是共產黨負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在共產黨身上。人們並不責備工人，而責備這是出於共產黨的指使，這就影響共產黨與各方面的關係。[12]

        很奇怪，工農運動自己也分裂了，農民協會到城市中來搗毀過左的工會。這說明真正的農民並不是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亂搞的。所以最後的失敗，與其說是國民黨反共，不如說是共產黨自己打敗了自己，或者說工農打敗了共產黨。

        這就出現了一種諷刺性的情景：一面是在前方，北伐軍與北洋軍浴血奮戰；一面是在後方，工農群眾革北伐軍軍官家屬的命，甚至農民革工人的命。簡直是亂透了。所以，陳獨秀說這「簡直是亂搞」，非常正確。這樣的革命怎麼可能持久？怎麼可能勝利？更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革命失敗後，被派到上海工作的陳修良說：「我到上海後一個很大的感覺，就是上海人擁護國民黨，不擁護共產黨，上海工人也並不擁護共產黨，他們對共產黨好像共產共妻的謠言很多，我很不開心……覺得非常孤獨。」[13]說明大革命後期，由於搞左傾，已經失去了人心。而莫斯科及在中國的國際代表和已經沒有陳獨秀的中共中央，卻自我感覺良好！

        在這種情勢下，怎麼可能去貫徹國際執委會七大會議的路線呢？而且，這條路線本身就有三大致命弱點：第一，上述一系列轉變，都必須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去執行，而國民黨是不可能接受「自己打倒自己」的路線的；第二，《決議》本身自相矛盾，一面要共產黨員去掌握革命領導權，同時又強調「不企圖以共產黨分子代替左派之領導工作」；第三，國際的決議作出後一個月，又給中共一個指示否定決議的精神，強調「中共應進行鬥爭，反對任何分裂國民黨的圖謀，反對把右派過早排出國民黨的倉促步驟」。在接着通過的《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決議中，更是自相矛盾地規定：「共產黨決不應把自己的建議強加給國民黨機構，更不應取代國民黨機構」；「黨應設法使黨員擔負黨（國民黨——引者）內的領導職務，但決不能容許把共產黨的人選強加於人。」[14]

        就這樣，共產國際執委七大路線和莫斯科為執行它而發出的一系列指示，使陳獨秀黨中央和國際在華代表處於一種無所適從的境地。所以，陳獨秀開始採取了抵制的態度，再加上當時中央委員和各級幹部為了領導緊張劇烈的革命運動，也很難集中，他主張推遲「五大」的召開。對此，從當時的鮑羅廷、遠東局和羅易到後來的中國黨史界，一直指責陳獨秀在黨內「不傳達」「正確的國際七大執委決議」，對其持消極怠工的態度。這是毫無道理的。實際上，連布哈林在國際七大執委會議上的報告也承認：「問題難就難在我們不能瓦解已有的革命政府、革命軍隊和革命地區」，最後只能「在我們主宰的地區通過漸進的改良辦法解決這個問題」[15]（粗體字是原有的——引者）。然而，由於前期推行右傾妥協路線的結果，在當時右派掌握國民黨黨政軍大權的情勢下，改良也是行不通的。

        就以共產黨人參加國民政府為例，連國際執委七大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也承認，當時國民政府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國民黨右翼手中（六個委員中五個屬於右翼）」，所以共產黨人參加政府是不受歡迎的。維經斯基坦率地表示：在蔣介石掌握國民黨領導權時，共產黨「沒有參加政權的可能性」。[16]武漢成立所謂左派政府時，通過了共產黨人參加政府的決定，讓譚平山和蘇兆征分別擔任農民部長和勞動部長時，他們卻長期受到排擠，連一張辦公桌和工作人員都沒有，因此根本無法工作。最後，為了緩和緊張的國共關係，不得不「辭職」。

        但是，執意來貫徹這條路線的羅易和多里奧（與羅易一起來華的法國人國際代表）向莫斯科告狀說：「黨的領導狀況不佳。在陳獨秀來到這裏之前，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委員主張立即召開代表大會，以便建立集體領導，並定在（4月）25日召開。陳獨秀到來後，藉口省裏的工作需要，要求將代表大會無限期推遲」；「儘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產國際的提綱（指上述國際執委七大決議——引者），但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委員，特別是陳獨秀不同意這個提綱並想避開討論。」[17]

        陳獨秀終於獨木難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1月，「經過詳細討論與辯難之後」，十分勉強地作出了接受國際決議的決定。請注意「辯難」二字，說明通過這個決定，是經過了激烈的鬥爭的。不僅如此，決定還異乎尋常地強迫地提出：「不必俟第五次全國大會之討論，一切政策及工作計劃，即須依據（國際）此提案的方針與戰略而進行」；同時，此決議又顯然保留了陳獨秀反對的痕迹，在指示各級黨部討論國際提案時强調：「每個同志如有疑義或意見，都可寫寄黨報登載……因為國際此提案之執行，影響到我們黨的政治生命非常之大，不在乎盲目的一致接受，而是要全黨同志都能懂得此提案的全部意義。與其由盲目一致而到實際不一致，不如由意見不一致而得到實際一致！」[18]——在中共的决議中有這樣的似「反對派」的文字，是異乎尋常的。

        但是，革命局勢的發展卻不出陳獨秀所料，危機隨着北伐的勝利更加明朗化了。2月，由於蔣介石在南昌開始公開反共，3月3日，莫斯科又把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進一步具體化，並令中共立即對「政策和工作制度作必要的改變」。史太林這天簽署了聯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九條決定，其主要內容是：（一）改造國民黨。「吸收工農群眾加入國民黨」；「在這一基礎上實行排擠國民黨右派的方針。從政治上使他們聲譽掃地並有步驟地自下而上地撤銷他們擔任的領導職務」；（二）改造軍隊。「必須堅決加強提拔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員擔任軍隊、軍校、重要軍事技術等部門幹部職務工作」；「必須堅持把軍隊從個別軍閥的僱傭軍變為革命政府的、聯繫群眾的常備軍的方針；實行掌握軍隊中重要職位的政策」；「必須加強軍隊中共產黨支部的工作」，「凡是沒有支部、能夠建立支部的地方都應建立支部」。[19]

        這個「三・三」決定，似乎摸到了中國革命危機的癥結所在，即由於此前推行莫斯科的錯誤路線結果，黨政軍的領導權沒有掌握在共產黨手中(實際上是聯共和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不讓共產黨掌握領導權)，現在，一下子要共產黨改造國民黨黨政軍領導機關，奪取領導權，無疑是水中撈月。掌握軍隊者則用屠殺和「禮送出境」的辦法，驅逐那些不聽話的共產黨人，雖然他們有些當了軍「政治部主任」等職，只能做軍事長官的幫手和苦力，如瞿秋白所說「政治部是姨太太」。[20]

        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和「三・三」決定另一個致命弱點是，必須通過武漢國民黨政府來執行。特別是「四・一二」之後，史太林用汪精衛代替蔣介石作為依靠對象，稱武漢成了「革命中心」，國民黨成了「沒有右派分子的革命的國民黨」，「將逐漸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機關」。與中國的實際情況根本不符。於是，國際新路線還來不及貫徹，形勢就急劇惡化，發生了上海和廣州等的反共政變。武漢地區內部也不斷發生軍官叛亂的事件。

        對此，羅易等人不敢去追究莫斯科的錯誤和責任，卻倒打一耙，把氣撒在陳獨秀身上，又向莫斯科告狀說：「機會主義的和極左的錯誤根本不是來源於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議，而是來源於俄國反對派在中國的思想上追隨者——右傾的彼得羅夫（即彭述之——引者）和布哈羅夫（即羅亦農——引者）、機會主義者陳獨秀……及庇護他們這些人的維（即維經斯基——引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沒有很好理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新提綱」，「仍舊受到自己的舊政策的束縛，無法執行時局所要求的新政策。」甚至說：「共產國際執委會在中國執行了唯一正確的路線，但反對派的中國信徒破壞這條路線」，陳獨秀為首的中央「經過戰鬥」才最終「理解了決議」，「但把它壓了一個多月時間」（到3月初）。並說他們在關鍵的幾個問題上「持保留意見」：拒絕參加政府和國民黨機構；不同意讓工人大批地加入國民黨，也就是隱蔽地退出國民黨；藉口廣州軍隊是軍閥軍隊，不同意爭取軍隊；認為工人代表蘇維埃的思想是與國民黨所贊成的上海國民代表大會相對立，等等。[21]

        從羅易的這個告狀信中，可以看出，陳獨秀內心深處還是堅持「國民革命」的理論和「退出國民黨」的方針。

        但是，羅易、瞿秋白、毛澤東以及上述寫《上海來信》的三位國際代表等，不想用「國民革命」來限制當時的運動。後來由於毛澤東勝利，於是，「大革命」的提法就代替了「國民革命」這個當時普遍使用的詞，成為中共對這段歷史的傳統觀念。這就完全掩蓋了這場革命的性質，也掩蓋了毛澤東當時的左傾錯誤。《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個極左的文件，就成為《毛澤東選集》中的經典代表作，而與此對立、比較實事求是的陳獨秀則一直被釘在「右傾機會主義」恥辱柱上，直到現在。

在中共「五大」上處處挨批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漢口舉行。結果是剪不斷，理還亂，使中共更加陷於混亂，最終導致失敗。大會仍由陳獨秀任執行主席，並代表中共中央作兩年來工作報告。報告檢討了以他為首的黨中央過去反對孫中山北上、主張退出國民黨、沒有積極地堅決地幫助北伐，以及上海暴動時沒有估計到敵人的力量，馬上想在上海實現民主專政等問題上的一系列錯誤，表現了一個領導人勇於承認錯誤，不搞文過飾非的光明磊落的態度。在中共黨史上，黨的第一把手，在代表大會上能作這樣的自我批評，是極為罕見的。

　　舉辦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舊址

       在這個檢討中，由於國際的壓力和黨內不明真相，也有不少委曲求全、忍辱負重之言。例如談到「三二〇」事件時，他說：

       「黨的意見是，當時不僅有戴季陶主義思想，不僅有蔣介石的武裝力量，而且在他們後面還有整個資產階級。我們的力量不足以鎮壓蔣介石。因此黨中央堅決主張採取退守——讓步的策略。這就是說，我們允許資產階級力量留在聯合戰線裏。我的意見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力量，當時的確不能夠鎮壓蔣介石；況且蔣介石也還沒有公開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會輿論也不會同意對他進行鎮壓。因此，我認為黨中央的策略是正確的。」——前述國際絕密檔案表明，這些想法大革命前期的那些路線、政策、意見和措施，都不是陳獨秀的，而是莫斯科及當時處理事件的布勃諾夫為首的蘇聯考察團及鮑羅廷的。因為他當時被迫同意了這個退讓方針，所以，他必須為它辯護，否則就是「反國際」了，這在當時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他不能或不敢在這個問題上說明真相，但是，他又機智地暗示當時的退讓方針是國際決定的，而自己當時曾提出「退出國民黨」的策略是正確的。

       關於退讓方針，他明確指出：「鮑羅廷同志堅持認為，共產黨員要退出黃埔軍校，甚至今後也不要在軍隊裏進行工作。」這實際向全黨暗示，「三・二〇」事件甚至「四・一二」事件前向蔣介石的整個退讓方針都是莫斯科決定的，黨中央不過是執行而已。

       關於退出國民黨，他大膽地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這不僅是3月20日事變中的策略問題，而且是無產階級與整個資產階級聯盟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應當如何退出同資產階級的民族聯合戰線，甚麼時候我們可以不要資產階級的援助而獨立地進行革命，甚麼時候我們可以公開進攻資產階級等等的問題。」——這是一個深刻的思想，是當時年幼的共產黨的領導人的寶貴探索，而這也就是當時他向國際提出「退出國民黨」策略的真實用意。

       陳獨秀檢討性的政治報告，非但沒有引起同情，卻遭來文過飾非的人們更大的鄙視。在會上，他卻活像一個傀儡。首先，蔡和森說：「獨秀在五次大會政治報告，其大綱是魯易（羅易——引者）規定的。」[22]羅易本人也直言不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與中共中央聯席會議經過長時間的反復磋商決定」了這個中共中央的政治報告。請注意他這裏用了「長時間的反復磋商」，說明陳獨秀黨中央進行了相當的激烈的抵制，但是無效，因此，在「五大」上，陳不僅進行了自我批評，還處處受到批評。大會上爭論集中在土地革命、革命發展（包括北伐）方向問題上。

       在土地問題上，陳獨秀一貫主張實行溫和改革的「減租減息」的政策，後來由於兩湖地區已經出現農民奪取土地的自發的土地革命運動，他就在同意沒收大地主、軍閥和劣紳土地的同時，「反對農民運動過火」，反對沒收小地主和北伐軍官的土地，制止亂捕亂殺。早在1926年12月13日陳獨秀主持的有鮑羅廷和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又稱政治局與國際代表聯席會議）上，陳獨秀就與多數同志一起堅持這個主張，反對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鼓吹的急進的土地政策。為此，會議還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農民政綱草案》，其中明確規定只「沒收大地主、軍閥、劣紳及國家宗祠的土地，歸給農民」；在1927年4月26日（即五大開幕前一天），他在由國共兩黨成員組成的土地委員會上發言說：

       這個問題甚複雜，牽涉甚大，全部的問題，現在在革命的理論上，財政上，社會問題上，各方都要求解決土地問題。土地問題成了重要的輿論了。但是到了實際問題便發生困難，如軍人的土地問題，中小地主問題，策略問題等等，都有困難，各方面都不能滿意。我的意思，方法與原則是可以相符的。

        接着，他提出了個人對土地問題的七條意見，其中強調「沒收小地主及革命軍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給農民」。[23]在當時武漢地區和兩湖農民運動高潮中能保住如此清醒的頭腦，難能可貴。因此，在接着舉行的中共「五大」上通過的《國民革命中的農民政綱》，基本上貫徹了這個原則，規定：

       甲、無代價的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經過土地委員會，將此等土地交諸耕種的農民；

       乙、屬於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

       丙、革命軍人現時已有的土地可不沒收。[24]

        實際上，正如他在上述「土地委員會」會議上所說，考慮到當時的主客觀條件和兩湖地區已經出現的過火情況，他認為這些土地革命的原則「不是馬上實行的」。因此他又在「五大」上提出先進行北伐，等打到北京（軍閥政府）後，再進行土地革命主張。這被稱為「先擴大，後深入」的方針。鮑羅廷也是這個主張。

        所以，中共五大雖然吸收了陳獨秀的土地革命的意見，卻還是處處挨批。因為，國際執委會七次擴大全會後、帶着史太林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七大新方針的羅易，主張在北伐軍佔領地區先進行深入的土地革命，以鞏固革命的根據地，再談北伐。這是「先深入，後擴大」的方針。這個方針得到瞿秋白和毛澤東等人的擁護。

        這樣，在中共上層及國際代表方面，兩種意見始終尖銳對立，不能形成統一的指導意見。

        實際上，在激進兩湖地區，已經形成類似歷史上農民起義的自發的土地革命高潮；而在其他地區，則由於反動派及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強大，連「減租減息」的政策也不能實行。造成這種複雜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絕不是陳獨秀的責任。因為，他的主張基本上是正確的，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從共產黨方面說，主要是當時共產黨成熟的程度決定的，即從事農民運動幹部的數量和政策水準，根本不可能把農民運動引上正確的軌道。

        請看聯共（布）、共產國際提供的檔案證明：

        在「三・二〇」事件前，鮑羅廷自認為掌握了廣東大權可以無所不為時，也對廣東的農民運動無能為力。當時廣東有92個縣，4，000萬人口，60萬農民已經自發組織起來。但當時全國共產黨員只有4，500人。鮑羅廷說：即便有100名甚至500名「職業共產黨員」做這60萬農民的工作，也「不能控制住這種自發行動」，「這意味着必然發生內戰，因為我們無法控制住農民。即使有更多的共產黨員，我們也無法制止農民為實現自己迫切的要求而進行鬥爭。」[25]

        當時陳獨秀與毛澤東之間、鮑羅廷與羅易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就是這種「內戰」。前者要想控制農民運動，後者則崇拜農民運動的自發性、狹隘的報復性和盲目的破壞性。

        1926年9月，北伐軍佔領武昌後，國民政府轄區達四個省約1.5億人口，共產黨員雖然有了大發展，達到1.5萬多名，但在這麼廣大地區開展農民運動，維經斯基說：中共「要根據客觀的條件來開展工作，既缺少人手又缺少經費」；「中央因缺乏工作人員而喘不過氣來」。[26]譚平山則指出：新黨員60%是工人，來不及進行培訓就投入鬥爭，「大多數同志還缺乏必要的政治素質」；「我們一直保持着對農會的領導權，但是黨太小，有許多農民組織是在反對地主、土匪和政府軍的鬥爭中自發產生的，黨還不能完成在這些農民組織中的主要工作。」還有一個中共中央無法解決的困難是，由於國民黨右派掌握着地方政權，竭力破壞農民運動，經費問題，「黨無力獨立地加以解決」。[27]1927年1月，共產黨員的人數達到5萬名，維經斯基更是感歎道：一年多來「黨大約壯大了10倍。沒有足夠的力量用來改造最近幾個月湧入黨內的群眾」。[28]

        至於說陳獨秀「反對武裝工農」，已如前述，既然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又是中共在幹部和經濟上的必然的困境，那就決不應歸罪於陳獨秀。陳本人是很想武裝的，要不然他怎會親自領導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動。但是，一介書生，力不從心。正如他後來所說：「中山艦事件」時，「我們要求把供給蔣介石、李濟深等的槍械勻出五千支武裝廣東農民，國際代表（鮑羅廷——引者）說：『武裝農民不能去打陳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國民黨的疑忌及農民反抗國民黨』」，因此遭到拒絕。[29]

        關於革命發展方向，當時有兩層意思：一是北伐戰爭向何處去？二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如何發展。由於當時史太林和共產國際把革命完全依附於北伐戰爭的發展，這兩個問題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對這個問題，五大上出現了四種意見：一、繼續北伐，與馮玉祥的國民軍呼應，向河南省推進，直搗北京；二、東征蔣介石。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人持此意見。他們致信黨中央，指出：「即使武漢北伐，能直搗京津，而蔣之政權已固，繼蔣而起者亦將大有人在，日帝國主義在北京亦未嘗不可與國民政府成直接衝突。」[30]三、南進廣東，打倒李濟深，重新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四、向西北發展。這是鮑羅廷和陳獨秀的意見，認為東南反動勢力太強大，向西北發展可以接受蘇聯援助。當時這種意見被斥為「向西北逃跑」的機會主義路線，後來紅軍長征後期，卻被毛澤東等領導人採納，企圖打通與蘇聯的通道，以便接濟即將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據地，結果因馬家軍阻止而遭到慘敗，這就是「西路軍事件」。

        由於羅易實際上操縱了會議，所以，會議通過的決議嚴厲批判了鮑羅廷、陳獨秀的「先擴大，後深入」的主張和向西北發展的路線，決定了先在武漢地區深入土地革命的路線。這樣正在走向低落和困難的大革命，只能在武漢等「死」了。

        而且，最要命的是「五大」必須遵守莫斯科的死命令：無論是改造國民黨、深入工農運動、還是爭奪革命領導權，都必須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去執行。所以，它又狠批陳獨秀關於共產黨必須退出國民黨才能執行獨立政策的主張，宣稱：「四年前中國共產黨在兩種條件之下，加入中國國民黨，（A）保持組織的獨立性；（B）有批評的自由，以執行其擁護工人階級利益之政治主張……但是，本黨在國民黨中，以前只有離開國民黨而求所謂『獨立』的政策，而實際上並未能將真正獨立的工人階級之政策執行起來。」[31]

        就這樣，中共五大，雖然通過了一個左傾的決議案，企圖統一思想，挽救正在走向失敗的革命，但實際上甚麼問題也沒有解決。

明確抵制莫斯科的「緊急指示」

       陳獨秀消極抵制國際執委七大路線和莫斯科「三・三」指示，已經被羅易和遠東局中的激進派視為機會主義者。但是，真正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是他和全體中央委員和國際駐華代表共同抵制所謂莫斯科挽救大革命的五月「緊急指示」。

       中共「五大」閉幕後不久，1927年5月18–3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在莫斯科舉行第八次全會，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史太林和托洛斯基都參加了會議，雙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托洛斯基在發言中着重批評了史太林和布哈林繼續依靠武漢汪精衛推行的中國路線，順帶也點名批評了陳獨秀的兩個思想：「將土地革命延遲至疆土在軍事上已有保證之後」，「將政治改組延遲至軍事勝利之後。」[32]他堅決主張保衛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發展工農武裝，成立蘇維埃，開展土地革命，並要求把反對派對史太林的中國政策的批評公諸於眾。這表明雙方鬥爭已經白熱化。但他畢竟是少數派，他的主張遭到大會的拒絕，並被斥為「反黨罪行」。全會通過特別決議，譴責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的分裂行動，撤銷了托洛斯基共產國際執委的職務。這就減弱了國際中支援陳獨秀退出國民黨主張的力量。

       史太林受到托洛斯基攻擊的刺激，決心堅決捍衛他的「國共合作」路線，並進一步向「形左實右」的傾向發展。早在中共五大結束後的5月13日，史太林主持的聯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給鮑羅廷、羅易和陳獨秀發去電報，提出三點建議：一、在「保護指揮人員財產和分給士兵土地」的前提下，「在共產黨的積極參與下由農民實際沒收土地」，口號是「一切權力歸農會」。這裏雖然有陳獨秀反對農民運動「過火」時的主張之一「反對沒收北伐軍人的財產」，但是，沒有明確對中小地主的政策，實際還是沒收一切土地；二、「開始組建8個或10個由革命的農民和工人組成的、擁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師團。這些師團將是武漢在前線和後方用來解除不可靠部隊武裝的近衛軍」；三、「加強在蔣介石後方的工作，對蔣介石部隊的瓦解工作。」[33]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斯基（1879～1940），蘇聯共産黨、第四國際領袖

       現在沒有材料說明這個電報是否發出，陳獨秀對此有甚麼反應。但是，它卻是緊接着發出的著名的「五月緊急指示」的雛形。因為，正是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期間，5月21日，武漢國民黨第35團團長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反共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民眾。中共湖南省委發出指示，組織長沙附近農軍於30日圍攻長沙的叛亂部隊。汪精衛得知後大發脾氣，指責事件是由農運「過火」引起的。鮑羅廷怕國共破裂，主張國共雙方組織代表團赴湘，「一面查辦許克祥的叛變，一面查辦農運過火」。[34]陳獨秀為此召集政治局會議緊急磋商，作出《對於湖南工農運動的態度》，也一面批評國民黨領袖的工農政策「動搖」，一面批評「貧農幼稚行動」。同時指出：「土地問題尚須經過相當宣傳時期，並且必須先行解決土地問題之先決問題——鄉村政權問題，因此我們即須：（一）擴大土地問題在各方面之宣傳尤其在軍隊中。（二）着手建立鄉村自治政權及縣自治政權。」[35]於是，陳獨秀簽署了中央致湖南省委的信，命令取消進攻長沙的計劃，避免公開衝突，把問題轉移到武漢來解決。同時，鮑羅廷率領國共代表組織的代表團，去長沙查辦許克祥，遭許的恫嚇而折回。此事引起中共黨內激烈爭吵。陳獨秀、張國燾、李維漢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一度通過蔡和森提出的強硬方針——《兩湖決議案》，號召農民依靠自己的勢力解決許克祥，自動沒收土地，發展五萬以上農軍，推翻代表土豪劣紳的國民黨中央。

       這說明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確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要麼支持農民的土地革命，而不顧國共合作破裂；要麼維護國共合作，而阻止農民革命。但二者莫斯科都不會同意。

       總之，在當時群眾運動高潮的形勢下，再加上共產國際忽右忽左的政策干涉，共產黨的理智決策與感情用事，很難達到統一。真如當時陳獨秀的秘書黃階然後來回憶的：當時陳獨秀十分苦惱，白天去開會，「晚上在房子裏轉來轉去，直到深夜一、二點鐘才睡，」還不斷地對天長歎：這種政策「究竟叫我怎麼領導？我這個領導怎麼領導法？」[36]

       正是在這革命危機的情況下，5月30日，即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會議在處理了托洛斯基問題後，聯共中央書記莫洛托夫在徵詢政治局委員意見後，決定給鮑羅廷、羅易、柳克斯（蘇聯駐漢口總領事）發去了被稱為挽救中國革命的「五月緊急指示」的電報：

       1、我們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佔領土地；

       2、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同這些階層的聯合是必要的。只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勢需要，暫時可以不沒收中地主的土地；

       3、應該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務必更新國民黨上層人士，充實在土地革命中脫穎而出的新領導人；

       4、應當消除對不可靠將領的依賴性。要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要利用軍校學員做指揮人員，要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

       5、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繫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農的軍官；

       6、務必報告你們是否收到了電報和採取了甚麼措施。[37]

        這個指示中，第二條因與陳獨秀的主張相符，比較理智，過去的中共黨史論著，都予以閹割。而這樣做的始作俑者，卻是史太林本人在這年8月1日（即大革命失敗後）所作的題為《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38]演講中披露的內容，顯然是為了嫁禍陳獨秀的需要。中共的黨史作者就此作為依據，批判陳；而且，把這個指示的直接接收者——三個外國人，說成是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

　　約瑟夫・維薩裏奧諾維奇・斯大林，又名史太林

        這個指示中的第4條——要共產黨「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中共傳統黨史一直作為史太林重視中國武裝鬥爭，陳獨秀一直反對武裝鬥爭的重要證據之一。其實在此前，莫斯科一直不允許共產黨組建自己的軍隊，甚至不允許武裝工農。這裏有一個複雜的過程。早在大革命初，莫斯科領導人對共產黨人掌握軍隊，似乎有所考慮。1925年5月5日，聯共政治局會議上，史太林曾提出「在廣州組建新的可靠部隊」。為此，會議還作出了向廣州派遣200人的教官隊和提供50萬盧布、2萬支步槍、100挺配備子彈的機槍、一定數量的擲彈炮和手榴彈的決定。可是，不久就改變方針，改由大力加強對「國民黨將領」提供軍事援助的方針。因此這年出現了共產國際給中共「九二八」指示中這樣的文字：「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軍中的工作」，不是「瓦解它，削弱它的戰鬥力和為未來無產階級紅軍準備幹部」，而是「鞏固和加強軍隊」。為此，「應該準備取消軍隊中建立共產黨支部」，而且「決不允許突出共產黨人，讓共產黨人佔據太重要的職位，試圖取代最高指揮人員和政工人員」。從此，莫斯科就千方百計阻止和限制中共領導的工農武裝的發展。

        後來，維經斯基等國際代表多次向莫斯科呼籲，要求武裝工農，特別「在農村，很難說究竟有甚麼樣的武裝力量」，要求莫斯科提供武器或購買武器的經費。[39]但莫斯科始終不予理睬。如前所述，在國際代表一再要求下，莫斯科原擬答應撥款10萬盧布，但因反對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臨時取消了這批撥款。[40]只是在3月22日的上海暴動取得勝利後，24日舉行的聯共政治局會議才作出一個事後追認的決定，致電鮑羅廷並轉國民政府：

       建議頒佈關於根據工會的倡議在工業中心城市建立為數極少的工人糾察隊的法令。首先在上海建立。[41]

        這說明，在莫斯科看來，中共在上海接連三次武裝暴動和武漢收回英租界時建立的工人糾察隊是非法的，現在被迫承認，也用「為數極少」來限制它。

        莫斯科為甚麼如此害怕工農武裝呢？主要是害怕中共的武裝會嚇跑國民黨資產階級，破壞統一戰線，此外，還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思想是：認為只有國民黨的正規軍和正規戰爭才能戰勝北洋軍。在國民黨軍隊紛紛叛變時，1927年5月13日，史太林還公開宣稱：「在目前，用新的軍隊，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暫時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代替它。」[42]

        但是，5月30日的「緊急指示」，卻突然要中共組建由共產黨員和工農組成的7萬人的「可靠部隊」來代替用史太林的話說「不可能」、「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代替」的「現在的軍隊」，顯然十分荒唐。

        6月3日和6日，史太林聯共中央政治局，又兩次致電鮑羅廷等，同時也帶上了陳獨秀中共中央，強調「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為都是犯罪」，並點名武漢的張發奎部隊，可以視為「可靠的部隊調作武漢的後備隊，趕緊補充工人和農民，或把它們作為主要支柱留在武漢，或令其向南京蔣介石的後方推進，或利用它們去解放廣州」[43]——這就是後來大革命失敗時，造成工農武裝湧進張發奎部隊和「八一」南昌起義時打「國民黨」的旗號，擁護張發奎，向廣州發展，最後又遭失敗的最早最高的指示。這種「遙控」，不僅遙遠，而且具體，害得中共增加多少失敗和犧牲。

        鮑羅廷、羅易等，見聯共最高當局的這個緊急指示，自然不敢怠慢，催促中共中央政治局於6月7日專門召開會議討論落實。

        在會議上，陳獨秀大膽、直率批評「莫斯科不瞭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並逐條分析批駁了「緊急指示」：（一）關於土地革命，陳認為「長沙的政變不只是反對土地革命，而且也是由過火行為引起的」；「沒有過火行為，反動派的統一戰線不會這麼容易形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談及土地問題」；（二）關於改組國民黨領導機構，陳指出：「國民黨的領導機構是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的。現在我們怎麼能改變它呢……如果像莫斯科希望的那樣撤換老領導人，那麼國民黨就會變成工農黨」；（三）關於組建工農新軍，陳認為「當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難」，因為根據莫斯科的指示，我們必須要「同軍閥進行接觸」，「進行談判」。在「我們不能同這些將領斷絕往來……的情況下我們沒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四）關於組建革命法庭，陳認為「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此，陳獨秀的結論是：「我們衷心贊同指示，但問題是我們黨未必能夠貫徹執行。」[44]這是陳獨秀主持中共以來第一次明確抵制莫斯科指示。

        陳獨秀的這種態度完全是實事求是的。問題的關鍵是兩個：一、由於受到工農運動的衝擊，武漢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控制在反對工農運動以至反共的軍閥、政客手中，想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來貫徹緊急指示，等於讓他們自己打倒自己，簡直是癡人說夢；二、如果讓共產黨依靠工農的力量去執行，實質就是讓共產黨去打倒國民黨，但是，由於北伐以來國民黨新軍閥獲得大量的軍事援助和北伐戰爭的勝利成果，共產黨一直受到莫斯科和國民黨的壓制，國共雙方力量對比懸殊，沒有成功的可能。

        這種情況，在中國的每一個中共領導人和蘇聯、共產國際代表都十分清楚。只有遠在莫斯科的領導人不清楚。所以他們才憑主觀想像和蘇俄革命的經驗，發來以上形左實右、矛盾百出、無法執行的指示。在這次會議和以後幾次國際代表與中共中央的聯席會議上，陳獨秀一直堅持以上態度，甚至說：「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瞭解這裏發生的事情。」[45]鮑羅廷、譚平山、周恩來等都認為無法執行莫斯科的指示。[46]

        只有羅易一人認為可以執行緊急指示，只是他認為莫斯科的指示「有點晚了」，必須採取「果斷的組織措施」，即撤換鮑羅廷和陳獨秀，才可能「挽回局面」。因為如他在6月5日和17日給史太林和布哈林的電報所說：「現在的危機是鮑羅廷過去實行的政策造成的」，甚至說：「共產黨領導的令人可悲的狀況是近四年來實行錯誤政策的結果」；而「鮑不同意你們的指示，並且公然對抗這些指示」，還對羅易進行封鎖——「莫斯科的電報，除了我堅決要求給我一些摘錄外，都沒有給我看」；「我沒有錢，甚至黨的預算也在上海（蘇聯領事館——引者），我控制不了。」但是，鮑羅廷恰恰因為執行「過去的政策」的成功，曾在去年北伐高潮中，獲得了史太林頒發的「紅旗勳章」，深得聯共中央的信任。所以，羅易不敢明說撤換鮑羅廷，只說：「所有俄國的負責同志都認為局勢危險，並反對鮑的政策。情況不正常。一個人無視最高領導機構的指示，而所有其他負責同志都不能監督他……鮑應當服從黨的命令。」而接着對陳獨秀則完全不一樣了，羅易用嚴厲的口吻說：「應當把陳獨秀清除出共產黨領導機構。這裏必須創造條件使你們的指示得到有力貫徹。共產黨領導應當服從（共產）國際。」[47]——即使從羅易自己彙報的以上情況來看，造成革命危機「主犯」是鮑，陳不過是「脅從」。

        這裏，在大革命失敗問題上，羅易創造了「放棄主犯，專打脅從」的模式。因為鮑羅廷的政策實際上是史太林的政策，這就註定了羅易的最後失敗。但是，他創造的這個模式，卻接着被史太林及各屆中共中央領導人與中共黨史學者紛紛模仿。大家都來把全部髒水潑在陳獨秀身上，而把史太林視為「完全正確」的化身。

        羅易在上述電報中批評譚平山遵照鮑羅廷的主張而率考察團（鮑羅廷也參加）去長沙解決「馬日事變」時指出：「陳（獨秀）比譚更壞。他的領導無疑有害於黨。」誣陷陳「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完全支持國民黨鎮壓湖南『過火行動』的政策，這實際上是向農民進攻。」為此，他不僅主張撤換陳獨秀，而且首次提出：「陳應立即召到莫斯科去。」甚至取消中國共產黨，由共產國際直接領導。他說：「中國共產黨現階段的領導很軟弱，共產國際實行直接領導是完全必要的。」他的具體建議是：「在國民黨內設共產國際的代表機構」；「由擁有同樣全權的鮑、加（倫）和共產國際代表（自然是羅易自己——引者）組成的三駕馬車應對整個工作負責。」他強調：「儘管有莫斯科的正確指示和極大幫助，但當地的領導如果沒有一些明確的組織措施，就會喪失一切。」[48]

        在對待緊急指示問題上，柳克斯也贊同鮑羅廷、陳獨秀的意見。這樣，「不能執行」緊急指示，就成了多數。但是，講實話，對莫斯科說「不」，鮑、柳二個俄國人深深地知道，會遭到怎樣的命運。於是，書生氣十足而又不設防的陳獨秀被人引進了圈套：本來應該由三個外國人向莫斯科報告的任務，卻由陳獨秀一個人來承擔。

        6月15日，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會議和聯席會議討論的情況，致電共產國際再次詳細解釋了暫時不能執行「緊急指示」的原因：他指出，土地革命能否開展是能否得到軍隊的支持聯繫在一起的，因為國民革命軍的「大多數軍官來自中小地主階級，因而反對土地革命」。但他們用來反對土地革命藉口的，不是沒收土地，而是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如：軍官們家裏的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屬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罰款；禁止運糧；強迫商人攤款；農民私分糧食，吃大戶；士兵寄回家鄉的小額匯款被農民沒收和瓜分等。「這些過火行為迫使出身中小地主階級的軍人與土豪劣紳結成反共反農民的聯合戰線。那些家中遭到衝擊的軍人更是憤怒。」

        陳獨秀畢竟「高高在上」，瞭解情況不深，實際情況比這嚴重得多。如湖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陸沉除前述農會私自處死大批紳士外，還說：「過去由縣司法機關審理的所有訴訟案件現在幾乎都在農村就地解決，縣司法當局抱怨無事可做」；「地主和豪紳大批遷居城市，他們當中最反動者的財產（包括土地）被農民沒收。僅陽新縣就沒收這種財產達100萬元。湖北全省所沒收的財產（包括土地）的價值，據省農民協會計算達2，000萬元」；「在羅田和黃岡兩縣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地主自己自願去農民協會，建議農會收走他們的土地。這一方面是因為地主害怕農民，一旦暴力沒收，農民可能不僅沒收土地，而且拿走所有財產。」[49]

        當時國民黨著名學人陶希聖因不滿武漢工會、農會做法，曾幾次勸阻農會濫殺無辜農民，而被農會捕走。陳獨秀得施存統報告，下令釋放了陶。後來陶希聖投桃報李，陳獨秀從國民黨監獄出來後，生活困難，陶曾聘陳在他主持的藝文研究社刊物上寫稿。

        一是當時武漢地區的農民運動處在高潮之中，一是共產黨又處於幼稚階段，沒有力量和正確的政策加以引導。所以，農民運動出現上述「過火」的現象是必然的。問題是對其應該採取甚麼樣的態度。毛澤東在當時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此採取了歌頌和縱容的態度，說「好得很」，稱那些製造過火行為的農民領袖和骨幹分子為「革命先鋒」，而他們多數並不是真正的農民，而是對社會破壞性很大的無業遊民，不少還是地痞流氓（特別是被毛澤東譽為「革命先鋒」的那些人，既無地，又無錢。一聽毛澤東說：「你們要地要錢嗎，跟我來，去！打土豪，分田地，搶錢財！」於是一哄而起，而那些世世代代的貧僱農，由於幾千年的道德傳統，起先是不敢造次的。後來才被裹脅或引誘而入，造成了土地革命和農民運動真像狂飆一樣，席捲着被北伐軍摧毀舊政權的地區。特別是毛澤東親自指導的兩湖地區，更是出現了「矯枉過正」、打擊面過寬的傾向（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最初發表時，有「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打倒一切的文字，後來出版《毛澤東選集》時，自覺醜陋，把它刪除了）。

        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他的思想卻在另一個極端上。他竟然說：「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運動都是由饑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資產階級發動的」；「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後進行」；[50]為此他多次建議馬林要蘇聯在中國北方出兵，說：「要幫助中國開展運動，唯有靠俄國的積極支持（外交與軍事上的支持）。」[51]可是現在毛澤東跳到另一極端，頭腦發熱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完全高估了農民運動的力量，他說：「很短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甚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52]

        於是，在毛澤東等農運幹部的領導下，原本正義的、合乎邏輯的造反行動，違背了共產黨革命是為了解放全人類（而不是階級報復）及團結大多數、打擊少數的勝利原則，變成了歷史上地地道道的農民起義。這種必然的階級局限性，需要共產黨去正確領導，才能脫出失敗的命運。但是，當時年幼的共產黨，不可能提供這種正確的領導，更沒有大批的足夠數量的幹部去實施這樣的領導。這些所謂「革命先鋒」的農運幹部，不懂得甚麼是「革命」，他們的行動實際上是無政府主義，不僅剝奪大中小一切地主，也損害民主革命中同盟軍如富農、中農的利益。

        陳獨秀給國際的報告就以湖南為例子說：湖南農民運動發展迅速，但「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個軍隊對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都抱敵意。夏斗寅叛變和長沙事件是這種普遍敵意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是國民黨，就是共產黨也必須採取讓步政策。必須糾正過火行為，節制沒收土地的行動……否則，將立即引起與大部分反動軍隊的衝突，與國民黨發生分裂，而我們將變成一個反對黨」。

        最後，陳獨秀為了照顧莫斯科的面子，又要說服他們放棄錯誤的指示，簡直做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他說：

        你們的指示是正確而重要的，我們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設法要建立民主專政，但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實現。用改組的辦法驅逐汪精衛尤其困難。當我們還不能實現這些任務的時候，必須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將領保持良好關係。我們必須吸收住他們的左翼領導人，並達成一個共同的政綱。如果我們同他們分裂，要建立我們自己的軍事力量將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沒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沒有廢止，也沒有禁止農民自己起來沒收土地。「我們的迫切任務是要糾正『過火』行為，然後沒收土地。並揭露言過其實的反動宣傳，以中止軍官和國民黨左派間引起的恐慌，從而克服農民運動道路上的障礙。失業、無地的農民是湖南農民運動中的動力。他們不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分配一切財產，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農之間的衝突。這一點必須改變，貧農必須成為運動的中心。」[53]

        這裏，陳獨秀再一次表示了兩個與莫斯科完全對立的立場：緊急指示行不通；汪精衛不可靠。

        第二天，羅易給聯共中央政治局的電報，告發陳獨秀「只是表面上接受」國際指示，「共產黨答復中的一些說法是不對的」，並逐條駁斥了陳獨秀的報告：

　　羅易，第一代印度共產黨人之一

       第一，國民黨土地委員會（有共產黨員的代表參加——引者）只是原則上作出了沒收（土地）的決定，但把沒收的具體實施時間作了無限期的推遲；

       第二，湖南的將領們多數不是中小地主，而是大地主；

       第三，關於過火行為的說法基本上是虛假的，是為宣傳目的偽造出來的；

       第四，國民黨在夏斗寅叛變前就反對土地改革；

       第五，湖南多數農民協會不是由流氓組成，而是由佃農和貧農組成的。當然無地的農民更為革命；

       第六，平分土地的要求不具有普遍性，而只是一些例外。昨天，在共產黨政治局會議上，鮑（羅廷）和另一些人不同意沒收大地主（土地）的要求。」[54]

        被「四・一二」之前的「勝利衝昏頭腦」，繼而又被急轉直下的挫折撞得頭破血流，同時又因托洛斯基反對派猛烈攻擊而歇斯底里的以史太林為首的莫斯科最高當局，已經完全失去理智。他們哪聽得進陳獨秀的苦口良言，反而因此把拒絕執行「緊急指示」——拒絕挽救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部推在陳獨秀一個人身上，製造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個中共黨史上第一個大冤案（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又把其升級到「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

        莫斯科見羅易借批判鮑羅廷而否定「四年來」的政策，當然不能聽他的話而撤換鮑羅廷。羅易於是我行我素，在6月5日，私自把緊急指示的副本直接給汪精衛看，想依靠汪來挽救局勢，並且說：「你如接受電報的要旨並給予執行的便利，共產國際將繼續同你合作，否則就將同國民黨一刀兩斷。」汪見後「非常吃驚」，指責說：「你們破壞了協議。」陳友仁得知其內容後，面如土色，說：「這意味着國民黨同共產黨之間的戰爭。」於是，他們加快了「分共」「自救」的步伐。擅長情報和統戰工作的周恩來報告了從國民黨內部透露出來的羅易向汪精衛洩露國際指示的消息，大家都怔住了。鮑羅廷立即向莫斯科報告了這個嚴重事件，以報復這位多次向聯共最高當局告他狀的印度人。共產國際不得不作出了撤職、「召回」羅易的決定，批評羅「違反了紀律」，「因為他給國民黨中央的一些委員看了只發給鮑、羅、柳三同志而無論如何不能給其他人看的電報」，並任命紐曼來華接替他。[55]

        自以為忠於莫斯科的羅易，被這一悶棍打得暈頭轉向。他在6月28日打電報給共產國際，表示強烈抗議（雖然他必須服從國際的決定）：「以違反紀律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驚訝。這裏必然造成這樣一種印象：雖然我嚴格按照共產國際決議和你們的指示行事，共產國際卻否定我的看法。不是我，而是另一些人違反了紀律，無視和否定共產國際的決議。我將在莫斯科證明，對我的指控是荒唐的。」然後，他又說「共產黨政治局正在逐步走取消主義的道路」。「陳（獨秀）聲稱，莫斯科不瞭解情況，發出了不可能執行的指示」，局勢非常嚴重，「在這種危機的情況下，共產國際卻要召回自己捍衛了正確政策的代表。」[56]

        看來，羅易也被莫斯科混亂的政策耍弄得滿腔悲憤。

        面對羅易造成的更嚴重的危局，鮑羅廷「垂頭喪氣」；陳獨秀「認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無法善後」，開始消極，並再次主張「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57]

        其實羅易深諳莫斯科的心意——依靠武漢國民黨來拯救革命。不過他的行動如毛澤東後來的評價是「冒失鬼」而已。於是，羅易被撤後，出現了更具諷刺意味的事情：史太林就親自出面直接向汪精衛做工作。汪精衛這位狡猾的政客，摸到了莫斯科的要害，於是就獅子大開口。他曾對羅易表示：「同意此項計劃，只要必需的援助能及時到來」，[58]並要求1，500萬盧布。羅易被撤的第二天（即6月23日），聯共中央政治局直接作出決定，致電汪精衛：「懇請您運用您的全部威望對國民黨的其他中央委員施加影響，支持土地革命的農民……我們認為，通過國民黨民主化、更多地聯繫群眾、停止領導層內的動搖是可以挽救事業的。」同時給汪提供200萬盧布的援助，並說明「現在我們無法滿足」1，500萬。但第二天史太林得到武漢回答，不提供1，500萬「就拒絕立即反對蔣介石」。莫斯科立即回復：「再給武漢國民黨政府匯款200萬盧布」，同時指望第一筆匯款能用於「組建由工農組成的並擁有革命軍官的可靠的忠於革命的部隊」。30日的聯共政治局會議記錄稱：「6月29日已寄出100萬美元，日內我們還將寄出50萬美元。」[59]史太林在蘇聯南方索契休養地向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寫信解釋這種「金錢外交」時說：「我擔心，武漢會膽怯，屈從於南京……要千方百計堅持不讓武漢屈從於南京，只要還有這種可能的話。因為喪失武漢這個獨立的中心就是喪失某個革命運動的中心，喪失工人自由集會的可能性，喪失共產黨公開存在的可能，喪失公開出版革命刊物的可能，一句話，喪失公開組織無產階級和革命的可能。請相信，因此給武漢追加300萬到500萬是值得的，只要有所依靠，武漢就不會向南京無條件投降，錢就不會白花。」[60]值得注意的是，信中談到了蘇聯承認蔣介石的問題。史太林說：「三年前我們承認了張作霖。如果問題發生在現在，我們就不會正式承認他。現在承認蔣介石，就是打擊武漢（武漢還存在）和向張作霖挑戰（請回憶一下中東路事件）。同蔣介石的關係問題最好等一等，要維持現狀。」

        請看，這哪裏是在甚麼支援中國革命，簡直是在賭博，是在做一筆大買賣。在這筆買賣中，中共的利益完全被忽視了，在「四・一二」時就出賣了，因此這次連提也沒提一句。而對給了中共巨大打擊的蔣介石，連一句譴責的話也沒有，反而要承認他，現在只是考慮武漢國民黨的面子問題，暫時等一等，看來，早晚是要承認的。

        說句公平話，羅易倒真是想挽救革命的。所以，他在6月29日直接給史太林的信中，這樣諷刺地說：

       儘管有對我的荒唐指責，我還是對於我執行了正確的革命政策而感到滿意，這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整個活動時期可能是第一次。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忠實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莫斯科最近的指示只是證明，從我到這裏時起，我始終執行了正確的政策。共產國際在借助荒唐的指控損害我的名譽的同時，承認我的所有建議都是正確的，並根據這些建議採取了行動，這個事實令人振奮。[61]

        是的，羅易是最有資格對史太林，對共產國際說這種諷刺話的。因為，他一直在忠實執行莫斯科的政策，即使在幹給汪精衛看緊急指示的蠢事時，也是如此。甚至所謂挽救革命的「緊急指示」，實際上也是在採納了羅易5月28、30日的兩個報告中的意見後作出的。在報告中，羅易說：武漢和南京之間「沒有多大差別」，「汪（精衛）是中央委員會內唯一的左派」。這就是莫斯科既要改組武漢國民黨，又要依靠汪精衛的主要根據。羅易又說：「所謂的國民革命軍（大部分）是反動的，然而它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影響卻在日益增大。」這就是要中共以大批工農群眾組建「可靠部隊」或改造國民革命軍的主要根據。羅易說：「武漢政府的武裝部隊總數約10萬人，其中5萬人集中在湖南湖北兩省，名義上隸屬於國民政府……實際上是獨立因素，當國民政府符合它們的利益時，它們就支援，但它們隨時都會不知羞恥地起來造政府的反。」這就是緊急指示中能提出具體數字——「要運動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並成立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的主要根據。

        但是，羅易畢竟是一個初來乍到的外國人，帶着一心堅決執行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決議和後來「緊急指示」的執着，對中國的國情和當時的形勢沒有深切的瞭解，就與莫斯科互為影響，把大革命引向了最後的失敗。直到7月8日，莫斯科終於不得不承認在中國的失敗。這一天聯共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寫道：「儘管我們一再提出忠告，但是國民政府實際上不僅不支援土地革命，而且還放開了敵人的手腳。解除了工人武裝、討伐農民……唐生智在長沙槍殺革命者，這些行動都是反革命的公開表演。武漢以唐生智為首的主要武裝力量事實上已成為同蔣介石半結盟的、也可能是直接結盟的反革命分子的工具。」接着，指示中共採取兩項應急措施：

        一、退出國民政府，但不退出國民黨：「退出國民政府並不意味着退出國民黨。共產黨人必須留在國民黨內，並在國民黨的組織中和擁護它的群眾中……進行堅決的鬥爭。」

        二、批判陳獨秀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錯誤：「中國共產黨應該召開（最好是秘密召開）緊急代表會議，以便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糾正黨的領導所犯的根本性質的錯誤。」[62]

被史太林當作大革命失敗的替罪羊

       與此同時，當時被蒙在鼓裏的陳獨秀在鮑羅廷和國際代表的監督下，對來自莫斯科的有些指示和訓令還是儘量執行，並設法努力減少黨員和工農民眾的犧牲。為此，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中共中央召開了一系列重要的應變會議。

       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共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的莫斯科指示。陳獨秀說：「不僅要退出國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國民黨」；「武漢國民黨已經跟着蔣介石走，我們若不改變政策，也同樣是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了。」鮑羅廷說：「你這個意見我很贊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許。」周恩來說：「退出國民黨後工農運動是方便得多，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瞿秋白「表示與其自動退出，不如讓國民黨開除我們。」[63]瞿秋白總是緊跟莫斯科。俄羅斯著名的研究共產國際和中蘇關係專家潘多夫（A.Pantsov）在2004年6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學術演講，介紹他看到的一度開放又很快封閉的莫斯科秘檔時說：「夜裏，瞿秋白很虛心地與陳獨秀討論領導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白天，他就按照國際代表的意見批判陳獨秀。」——這裏，不是說瞿秋白是個兩面派，而是說瞿秋白經常是個矛盾的人。直到最後犧牲前寫的《多餘的話》，他敍述了在這種矛盾中工作和生活所受的巨大精神折磨和痛苦，令人震憾。

       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再次表現了陳獨秀、瞿秋白等這幫人書生氣的可笑與窩囊。當時，不管是中共退出國民黨，或是退出國民政府，決定權都不在中共中央手中，而在莫斯科手中，最後又取決於國民黨。莫斯科已經指示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中共如何抗拒！汪精衛若像蔣介石決心分共，哪由你不退出！所以，結果是先服從莫斯科退出國民政府，後被汪精衛趕出國民黨。

       還有一個可笑的是討論攻克鄭州後的北伐戰爭的去向問題。鮑羅廷、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主張東征蔣介石；羅易、譚平山主張南伐廣東李濟深；蔡和森主張先解決兩湖問題，認為：「兩湖反革命大暴動不解決，而高唱東征、南伐，只是一句空話！」這種爭論所以可笑，因為軍事決定權根本不在他們手中，而在即將反共反蘇的軍事將領手中。

       6月23日，陳獨秀召集李立三、蔡和森、張國燾舉行「中央常務會」，討論通過了蔡和森提出、吸收了陳獨秀和李立三的意見起草的《提高反帝運動通告》，並以中共中央秘書廳名義發出《致上海區委的信》：加強反帝運動以刺激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然後「在抵抗武裝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來猛烈的實行土地革命」。[64]真是煞費苦心，想曲線救革命，貫徹莫斯科的緊急指示。

       但是，這個通告和信發出後，蔡和森又「自己感覺不正確」——「顯然表示一種沒有出路的冒險主義拼命主義的精神，於是又提議政治局全體參加的常委擴大會議復議。但是，陳獨秀兩次召集擴大會議，均遭抵制，「二次都只有獨秀、和森二人出席」。可見，陳獨秀此時的威信，已是何等的低下。陳本人倒是坦然地說：「反帝運動是我們的經常工作，何必再三討論。」在蔡和森的堅持下，28日在政治局會議討論此問題時，還未離華的羅易（中共還不知道莫斯科調離羅的指示）嚴厲批評致上海的信「非常危險」，是「要用反帝鬥爭取代階級鬥爭」；「這不是領導無產階級去爭取勝利，而是去遭受屠殺」。但當會議決定否決這封信時，秘書廳說已經發出。

　　蔡和森，著名革命先驅，早期理論家，新民學會創建人之一

       其實，這封信發出不發出，都毫無意義。因為這信發出後的第三天，即6月26日，陳獨秀的大兒子陳延年調到上海重整被「四・一二」破壞的黨組織，成立以他為書記的「中共江蘇省委」時，與組織部長郭伯和、宣傳部長韓步先一起被捕，然後，由於韓的叛變，陳、郭身份暴露。陳從獄中給汪孟鄒寫了一封信。汪立即到南京請胡適設法營救。胡表示「我一定營救他」。但與陳獨秀同樣書生氣十足的胡適，卻把信交給了吳稚暉，說明他根本不瞭解吳。對共產黨和陳氏父子恨透了的吳稚暉立即報告蔣介石（一說密報上海警備司令楊虎），並說延年比其父親陳獨秀還更可惡，催促迅即處決。

       7月4日，陳延年、郭伯和即被殺害。而且，接替陳延年任代理書記的趙世炎，也在7月2日被捕，19日被殺害。對於中共來說，像陳延年、趙世炎這樣的幹部，是當時在第一線戰鬥的最優秀的高級領導幹部。真是損失巨大。

       第一線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在不斷地流血犧牲，中共中央、聯共及國際代表則越加分裂，以致於癱瘓。羅易走後，鮑羅廷雖然是羅易冒失行動的第一個犧牲品——6月17日被武漢國民黨中央解除顧問職務。而黨內在土地革命與北伐問題上，繼續爭吵。——但他在漢口的住宅還是相對來說是比較安全的地方，於是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經常開會的場所。鮑借此經常發洩對羅易和其他國際代表的不滿。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鮑又發表長篇演說：「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羅易十倍以上的革命」；中國「在客觀上無產階級本有取得領導權的可能……可是我們主觀的力量沒有成熟，我們不能領導農民（是地痞領導的），我們不能真正領導工人，我們不能組織廣大的失業軍，所以我們不能取得領導權」；「斯大林主張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對的，可是斯大林他所接受於季諾維也夫（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前是國際主席）的遺產太壞了。以季諾維也夫及其在中國的代表只教我們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武裝中國資產階級，未教我們武裝工農，準備與資產階級決裂。所以現在斯大林的政策難於實行」。[65]這裏，鮑羅廷也在搞文過飾非。實際季任國際主席時，史太林的政策與國際政策是一致的。鮑羅廷也是積極執行了的。不過鮑的這些話卻道出了國際執委七大前莫斯科在中國政策的要害：「只教我們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武裝中國資產階級，未教我們武裝工農，準備與資產階級決裂。」

       陳獨秀在鮑羅廷與羅易之間左右為難，同時，為了執行退出國民政府的指示，又在國際代表、中共黨內以瞿秋白、蔡和森、毛澤東為代表的激進派之間受盡了隔板氣、在國民黨與革命群眾之間受盡隔板氣。但是，他是一個負責任的人，只要他在位一天，就要積極奮鬥一天。

       6月4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名義，致函國民黨中央，提出削平湖南反革命的「六項要求」：立即下令，由唐生智派兵討伐長沙叛亂；武裝農民以防禦反革命叛亂等。[66]14日，又以中共中央和中央農民部的名義發出通告，指出：「分地運動是貧農要求解決生計問題的迫切表現，其起源則在減租減息的運動，但我們黨不能放任他們自由做去。分地雖然是必不可免的階段，但在將來革命已有新的發展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了鞏固的聯合戰線時，可由沒收而均分，然後再走上土地國有的道路……至於現時的聯合戰線，還不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真正聯合戰線，國民政府及其軍官之中還包含有中等地主，甚而至於大地主的少數分子在內。現在減租減稅的運動和解決一部分貧農的生計問題，都是將來解決土地問題之準備而已」；「鄉村中之聯合戰線，當以貧農為中心。領導中農富農並吸收小商人手工業者。同時，對小地主革命軍官讓步。農民協會對這些同盟者的利益亦須儘量擁護。領導他們向大地主土豪劣紳鬥爭」，這樣才不會「使他們站在反革命的方面去」；至於農民內部，應注意「會黨」問題，「農協中不應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排拒會黨」，但不能放任他們永久留在封建式的領袖之下，更不能放任他們遊民式的思想和政策，反而來指導農協的運動。」[67]

       在當時的農民運動高潮中，在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思潮相當氾濫氛圍中，出現這樣一個文件，提出如此理智的形勢分析和策略，實在是難能可貴。與當時毛澤東所寫的無條件歌頌過左的農民運動「好得很」，特別歌頌主要是流氓無產者（遊民）組成的農民領袖「革命先鋒」，形成鮮明對比。因此，這個《通告》又遭到來自左的方面的責難，而無法落實。

       就這樣，在無休止的爭吵中，6月29日，終於等來了又一個武漢重要將領何鍵的「反共訓令」：呈請武漢國民政府及唐生智總司令，「明令與共產黨分離」。[68]驚惶失措的鮑羅廷和中共中央，立即在第二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為了拉住武漢國民黨，阻滯其急驟右轉，通過了一個「十一條政綱」的決議：承認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兩黨聯席會議是「協商決定共同負責」，「不含聯合政權的意義」；參加政府的共產黨員「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執行國民黨決議和國民政府的法令；「工農武裝隊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為避免政局之糾紛與誤會，可以減少或編入軍隊」；「工會及工人糾察隊不得黨部或政府之許可，不得執行司法行政權，如捕人，審判及巡邏街市等事」。[69]

       這個接着被莫斯科派來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八七會議」）稱為「退讓投降」、「機會主義」「集大成」的十一條政綱，王若飛說是陳獨秀起草的，張國燾說是鮑羅廷根據莫斯科的電令起草的，蔡和森說是瞿秋白起草的。不管是誰起草，應該說既貫徹了莫斯科的有關指示（如工農武裝編入張發奎的軍隊），又考慮到保護工農武裝的利益，是比較理智的選擇，但是，它顯然不符合「緊急指示」的「拼命主義」「冒險主義」的精神。所以，共青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在7月3日的會議上，贊同共產國際的指示，反對中央的路線，於是與陳獨秀吵了起來。陳獨秀說：「共青團根本沒有權利提出政治決議案」。任弼時說：「青年國際代表在場，他可以說一說，共青團是否有這種權利。」陳獨秀說：「青年國際不應當干涉，他在這裏是客人，他不應當進行干擾。」當時許多同志在討論中，「對黨的缺點進行了批評」。陳說：「這不包括在議事日程在內。」[70]

       於是，傳統黨史就把陳與任的這次吵架反復渲染，以說明陳獨秀的「家長主義」作風和「右傾機會主義」罪惡。請問，任弼時不過是重複了上述羅易和共產國際的意見，有操作性嗎！能挽救革命嗎！

       7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舉行常委擴大會議，陳獨秀與毛澤東、張國燾、蔡和森等討論反動到來時如何保存湖南省工農革命力量問題時，會議記錄如下：

       仲甫：省黨部應特別注意各軍招兵問題。他們要辦工會或農會，我們可以不客氣的多將群眾送給他們，但要保存與農會的關係以維持階級性革命性。每個招兵告示出來應與農會接洽，因各軍政治部我們都有人。這樣我們可以使農民武裝化，不然我們只是空叫農民武裝化。

       毛：省農協二策略：1、改成安撫軍合法保存，此條實難辦到。2、此外尚有兩條路線：a、上山，b、投入軍隊中去。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給養可以賣槍。

       特立（即張國燾）：以為可以上山，但不必與C.P.發生關係，可以搶富濟貧。

       仲甫：不能如此。槍藏不了的可以上山。招兵工作省黨部應用大力來作。

       毛：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

       和森：可以留的仍要留。1、送入軍隊，2、保留，3、上山。

       仲甫：當兵最好。

       和森、特立：同上（即同意陳獨秀的意見——引者）。[71]

        這個記錄，是對6月30日所謂「機會主義集大成」政綱的最好的註釋：說明後來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最大的罪狀即「解散工農武裝」，實際上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工農武裝力量，以待東山再起，而且是中共中央的集體決定。正因為有了這一步驟，才有以後的「農村武裝割據」。同時還說明，在「八七」會議前，陳獨秀並不反對「上山」打遊擊。所以，以後的中共領導人講話和一切黨史論著，都以此狠批陳獨秀以解散工農武裝來向國民黨投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奇怪的是，恰恰這個蔡和森，在後來最早最猛烈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時，在自己不作任何自我批評的情況下，批判上述自己也同意過的「六三〇」決議和陳獨秀7月4日會議上的意見。

        鮑羅廷見自己已被國民黨解除顧問職務，陳獨秀在黨內的威信也降到最低點，革命失敗已經無法挽回，善後工作也基本安排，終於在7月12日，宣佈曾經由羅易提議而由聯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共產國際訓令」，改組中共中央，成立以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為成員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陳獨秀被停職，「不再視事」，並被召去莫斯科與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但是遭到陳的拒絕。這個改組訓令早在6月下旬即已發來，被稱為「駝背毛子」的國際代表還說「不遵守國際訓令者，剝奪其在中央之指導權」。鮑羅廷有一種兔死狐悲的感覺，暫時把訓令壓下，這時才宣佈。[72]其實陳獨秀此前已經提出辭職，指出：「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73]

        7月13日，沒有了陳獨秀的中共中央發表對政局宣言，一改陳獨秀時代的軟弱狀態，譴責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推行「限制群眾運動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動不受任何懲罰」，「近日已在公開的準備政變」。這種政策「實足以使國民革命陷於澌滅」；聲明：中國共產黨「決不能對於國民黨中央現時這種政策負責」，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但「共產黨員決無理由可以退出國民黨，或者甚至於拋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74]

        汪精衛早已摸透了史太林的心思，見共產黨終於攤牌，就在7月15日召開國民黨中央第二十次擴大會議，進行「分共」。中共的大革命終於失敗。

        幾年來，陳獨秀多次要求退出國民黨，史太林不允許，現在還是由汪精衛裁定了。但是，史太林還要撒賴：還讓中共留在國民黨內，只是退出國民政府，真是「單相思」。

        面對中國革命無可挽回的失敗，特別是托洛斯基的猛烈抨擊，史太林絞盡腦汁尋找解脫自己的出路。羅易多次攻擊鮑羅廷和陳獨秀的電報，成了他最好的盾牌。鮑羅廷雖然抵制「緊急指示」比陳獨秀更明確而堅決，但因是在大革命前期和中期忠實執行他的路線而獲得他頒發的「紅旗勳章」的人，否定鮑豈不否定了他自己。不僅如此，他甚至在7月9日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一封信中無恥地為鮑辯護說：「中共中央是否執行了這些指示呢？沒有……羅易為此怪罪鮑羅廷，這是愚蠢的。鮑羅廷不可能在中共那裏或者在中共中央那裏享有比共產國際更高的威望。」於是，陳獨秀成了唯一的替罪人選。就在這封信中，史太林對陳獨秀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進行了最嚴厲的攻擊：

       我們在中國沒有真正的共產黨……中共中央能提供甚麼呢？除了「一整套」從各處收集來的、與任何路線和任何指導思想毫無聯繫的一般詞句外，不能提供任何東西。

       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階段的涵義。中央沒有一個能理解所發生的事件的內情（社會內情）的馬克思主義頭腦。中共中央不善於利用這個與國民黨合作的寶貴時期，去大力開展工作……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國民黨養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組織的自由，但它沒有做任何工作，以便促使被錯誤地稱之為政黨的各種人物的大雜燴變成為一個真正的政黨。

       中共中央喜歡在與國民黨領導人和將領的幕後交談中消磨時光。中共中央有時也奢談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但是，在這種奢談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這樣一個情況，即它對領導權一竅不通（粗體字是原有的——引者）。[75]

        對照大革命真實的歷史，史太林的這些話，除了污蔑，沒有一句是符合事實的。其中最大的謊言是說中共中央整整一年「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組織的自由」。實際上，在聯共和共產國際的統制和國民黨的擠壓下，中共中央毫無自由可言。僅從1993年起，俄羅斯公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翻譯的、不完全的聯共（布）、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系統檔案資料表明，1923年至1927年，指導中國革命的最高決策機關是史太林為首的聯共中央政治局。在這期間該局為討論中國問題共召開122次會議，作出了738個決定，從大的決策（如令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對待國民革命的總方針、北伐），到小的決定（如何時結束五卅罷工、何時派誰去與蔣介石談話、談時要注意甚麼問題，等等），指示得十分具體。甚至在所謂「緊急指示」後第四天（即6月3日），聯共政治局緊急會議還對「北伐戰爭」作出決定並拍來電報指手劃腳道：「讓唐生智、馮（玉祥）向北京和濟南府推進，切斷蔣介石的去路，進而在山東和北京站穩腳跟」；將張發奎的部隊「作為主要支柱留在武漢，或令其向南京蔣介石的後方推進，或利用它們去解放廣州，然后从南京向福建推進」。[76]蘇聯最高當局這樣的決定，簡直是胡言亂語的夢囈，與當時的中國實際相差何至十萬八千里。

        然後，這些大大小小的決定、決議，通過兩個管道在中國執行：一是命令他們派駐在中國的代表（包括駐華使館和領事館官員加拉罕等、駐國民黨顧問鮑羅廷、加倫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維經斯基、羅易及駐上海的機構遠東局等)，在中國直接執行。一是由共產國際再做成國際的決議、決定、指示、命令、訓令等，命他們上述在華人員和機構直接執行，或由他們的代表佈置給中共中央並監督其執行。

        所以，在大革命中，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革命的實際權力和工作範圍是很有限的，大量的工作實際上是在「國蘇合作」的前提下進行的。共產黨的一切工作也必須服從「國蘇合作」的方針。表面上的「國共合作」，掩蓋着實質上的「國蘇合作」。因此「國共合作」對於共產黨來說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蘇聯和國際一直以犧牲中共的利益來實現和維持「國蘇合作」。國民黨的領導人從孫中山、胡漢民到蔣介石、汪精衛，也是這樣來處理國共關係和國蘇關係的。

        如此，在蘇聯和國民黨再加一個共產國際三重壓迫下，陳獨秀中共中央哪有「自由」可言。稍有一點不同意見（如陳獨秀在中共受壓迫時多次提出的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就遭嚴厲批評和否定。

        對史太林的這種文過飾非行為，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的領導人自然緊跟。於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就被生生地釘在恥辱柱上了。

        自然，當時有良知的人還是有的，批評史太林、布哈林這種行為很不道德，為陳獨秀抱不平，指出使中國革命失敗的真正責任者是誰！7月6日，時任蘇聯「不許干涉中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的沃茲涅先斯基寫信給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拉斯科爾尼科夫指出：「我們這些有罪的人在想，最近兩年，中國的條件非常有利，但農民運動卻很少發展，這種情況多少是由於我們的錯誤造成的，因為許多同志，其中也包括您在內，都認為，促使共產黨到國民政府和馮玉祥政府地區開展運動是不合時宜的」；「國民革命運動剛剛開始時，我們把它看作是革命運動的高潮；反帝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剛剛開始時，我們把它看作是革命已轉入『社會主義軌道』。我們錯了」；昨天在您這裏的宣傳標語上，把陳獨秀「說成是人民英雄，而今天卻被說成是『壞蛋』、『叛徒』等等」；「現在的這種歇斯底里又從何而來的呢」？[77]——當然，它來自史太林。

        七十年後（1996年），俄羅斯和德國學者在聯合編輯新公開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這批檔案時，也指出史太林這樣批評陳獨秀中共中央是「不公正的」，「這表明他是把莫斯科方針遭到失敗的罪責推到中共身上的首倡者之一。」[78]但是，這絲毫也未能改變陳獨秀在母國的處境，200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根據這批檔案編寫出來的至今最新版本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人稱「欽定黨史」），依然堅持七十多年的傳統觀點：「在大革命後期，作為革命中堅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79]對大革命的失敗負「主要責任」。[80]如此冥頑不化、睜眼說瞎話，明目張膽地歪曲歷史，令人不可思議。

        綜上所述，陳獨秀在大革命中，在聯共和共產國際準備的全部條件下，被迫進行了對中共與革命的領導工作，但是又被迫接受聯共與國際的領導，最後成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替罪羊，是因為他沒有實行把中國變成親蘇的「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國家。具體來說，他沒有執行毫無可能的、莫斯科最後的「緊急指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完全是聯共針對托洛斯基反對派的黨派鬥爭的產物，完全是錯誤的。實際上，在「緊急指示」以前，陳獨秀被迫領導的革命工作，包括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裝暴動，都是「左傾」的表現。因為，從當時中國社會狀況來說，根本不具備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條件，也根本不具備建立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和「上海市民政權」的條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而硬要去做，除了左傾、錯誤、失敗之外，不會有別的結果。而其總根源是蘇聯在中國推行民族利己主義政策的失敗；從中國社會發展史的視角來衡量，企圖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級，更是反動的。

        就這樣，陳獨秀像一個傀儡與打手一樣，違心地渡過了他一生中最窩囊的時期。

　　晚年陳獨秀

[1]鄭超麟：《懷舊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20–21。

[2]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3]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4]轉引自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5]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38、139。

[6]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461、467。

[7]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38。

[8]吳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憶〉，《中國青年》，1961年第9期。

[9]〈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268。

[10]陳修良：《我走過的道路》，1989年，未刊稿。

[11]〈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的報告〉（1927年6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328。

[12]〈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華全國總工會編：《劉少奇論工人運動》（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3），頁213。

[13]陳修良：《我走過的道路》，1989年，未刊稿。

[1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第5號記錄〉（192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的決議〉（192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71、85。

[15]〈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1。

[16]〈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93–95。

[17]〈羅易和多里奧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電報〉（1927年4月2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09。

[18]〈中央政治局對於國際第七次擴大會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14、15。

[19]〈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89號（特字第67號）記錄〉（1927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35–136。

[20]《瞿秋白文選》，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393。

[21]〈納索諾夫、阿爾布列赫特和曼達良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5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71。

[22]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102。

[23]中共中央農委編：《中國農民》，第2卷，第1期，1927年6月。

[24]《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55。

[25]〈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21、122、129。

[26]〈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6年9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539、542。

[27]〈譚平山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9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549、551、553。

[28]〈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99。

[29]《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油印小冊子。

[30]《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6。

[31]〈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44。

[32]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頁19，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33]〈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102號（特字第80號）記錄〉（1927年5月1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52–253。

[34]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76。

[3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105。

[36]辛平：〈陳獨秀秘書黃玠然談大革命前夜的陳獨秀〉，《炎黃春秋》，1997年第1期。

[37]〈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07號（特字第85號）記錄〉（1927年6月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98–300。

[38]《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頁30–32。

[39]〈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的報告〉（1927年6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41。

[40]〈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88號（特字第66號）記錄〉（1927年2月24日）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89號（特字第67號）記錄〉（1927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23、136。

[41]〈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92號（特字第70號）記錄〉（1927年3月2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57。

[42]《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頁239。

[43]〈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第108號（特字第86號）記錄〉（1927年6月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07。

[44]轉引自〈羅易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27年6月8日於漢口），《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08、309。

[45]〈希塔羅夫關於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聯席會議的報告〉（1927年6月26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61。

[46]以上各人的發言，分散在〈羅易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27年6月8日）等五個文件中，篇名太長，恕不一一列出，請見《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09、321、357、361、427。

[47]〈羅易給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電報〉（1927年6月5和1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02–303、322–323。

[48]〈羅易給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電報〉（1927年6月5和1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01、302、303。

[49]〈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主席團會議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28、329。

[50]〈斯內夫利特筆記——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國共合作問題的討論〉，《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36。

[51]「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64/3179號英文筆記手稿：〈關於京漢鐵路工人運動調查記錄〉，《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13–214。

[52]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13–14。

[53]〈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意見致共產國際電〉，羅伯特・諾斯、津尼亞・尤丁編著：《羅易赴華使命》(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81)，頁325。

[54]〈羅易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27年6月16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18–319。

[55]〈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秘密會議第30號記錄〉（1927年6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44。

[56]〈羅易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電報〉（1917年6月2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71、372。

[57]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251、252。〈羅易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電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72。

[58]羅易：〈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國際新聞通訊》，第7卷，第42期，1927年7月21日。

[59]〈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2號（特字第90號）記錄〉（1927年6月23日）；〈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6月2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3號（特字第91號）記錄〉（1927年6月2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114號（特字第92號）記錄〉（1927年6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45、346、352、364、375–376。

[60]〈斯大林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6月2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66。

[61]〈羅易給斯大林的信〉（1927年6月2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74。

[62]〈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第116號（特字第94號）記錄〉（1927年7月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97、398。

[63]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頁263、266。

[64]《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頁91。

[65]轉自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頁97。

[66]《嚮導》，第197期。據羅易後來說：這封信及信中六條「提議」，並未得到中共中央的正式批准；《羅易赴華使命》，頁113。

[67]〈中央通告農字第八號——農運策略的說明〉（192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頁159、162、163、164。

[68]《國聞週報》，第4卷，第29期。

[69]轉引自〈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同志書〉，《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頁255、256。

[70]〈中共中央武昌會議記錄〉（1927年7月3日），〈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91年第10期。

[71]《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記錄》（1927年7月4日），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72]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98。

[73]《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油印小冊子。

[74]《嚮導》，第201期。

[75]〈斯大林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7月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405–409。

[76]〈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第108號（特字第86號）記錄〉（1927年6月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98–300、306–307。

[77]〈沃茲涅先斯基給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信〉（1927年7月6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93–394。

[78]〈國民革命的危機和共產國際與國民黨關係破裂〉導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93。

[7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281。

[80]石仲泉：〈用「三個代表」思想指導《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編修〉，《百年潮》，2002年第10期。石是當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負責人，主持了這次新黨史的編著。

十二   探索革命新路（1927–1928）

缺席撤職，舔吮傷口

        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無數共產黨員和工農民眾流血犧牲，陳獨秀也被莫斯科之鞭抽打得遍體鱗傷。

       鑒於武漢形勢日益嚴重，陳獨秀離開中央工作崗位以後，就從中央機關「六十一號」搬出，與秘書黃文容另租房子隱蔽起來。據時任湖北省委宣傳部長、與陳聯繫密切的鄭超麟介紹：

　　鄭超麟，時任湖北省委宣傳部長

       每天還同國民黨要人見面。他一人綜合各方面的秘密消息。每夜臨睡前口授黃文容記下，用複寫或油印發給黨內重要同志，省委（湖北）有一份，我每天可以看見。這雖是無系統的、瑣細的消息，但若有一份留下來定是當時最好的史料，其中有許多關於國民黨要人的態度和私下言論，因為我們在這些要人身邊都佈置了密探。[1]

       可見當時共產黨雖屬幼稚，情報工作已經相當成熟。後來，陳一度隱藏在長江印刷廠新創辦的「宏源紙行」樓上，這個地方只有創辦人陳喬年和汪原放（當時公開身份是《民國日報》營業部主任，內部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出版局局長，兼管長江書店、長江印刷廠）等少數人知道。陳獨秀還說：「紙店的招牌取得很好，千萬不要用時髦的字樣」。他讓陳喬年轉告汪原放到柏文蔚任軍長的三十三軍去搞一位置，意思是要一張「護身符」，準備白色恐怖的到來。「七一五」汪精衛分共後，陳成為被公開通緝的「共匪首領」，就藏進了工人住宅區。汪原放回憶：

       有一晚，喬年對我說：「今天父親對我說，要你去一去。明天我和你一道去罷。」我們去了，走到一個一樓一底的門口，一張竹床上，有一個人面孔朝屋內、頭靠着門躺着。喬年和我進了門，他一頭坐了起來，肩上披着一條粗夏布的大圍巾，手上還拿着一把芭蕉扇，說：「來了？」我才知道是仲翁……差不多在走時，他笑着說：「剛才你來時，看見我像一個工人罷？」我道：「這一帶是工人住宅，湊門乘涼的，我看見很多。朝裏躺，更好。」[2]

       後來，陳獨秀又讓陳喬年轉告汪原放，「不要再幹了，還是把店（指《亞東圖書館》——引者）事做好要緊」。[3]這時的陳獨秀已經48歲，飽經鬥爭磨難。他的經驗對於年輕人來說是多麼寶貴，關係到革命者的生命。

        1927年7月23日，代替羅易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來到武漢，德國人紐曼為其副手。羅手中拿着批判陳獨秀的尚方寶劍，在清算陳的同時還要強行貫徹「緊急指示」，為挽救莫斯科在中國的「革命」事業作最後的努力。羅首先與瞿秋白、張國燾談話，宣佈中共中央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拒絕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因此決定正式將其改組。陳獨秀不能再任總書記，而應到莫斯科去總結經驗教訓（實為接受批判和懲罰）。於是，決定在8月7日召開中央緊急會議。

        8月4日或5日，羅明納茲和紐曼到長沙，在麻園嶺蘇聯領事館內召開當時農民運動最發達也最受摧殘的湖南省委臨時會議（由領事館英文秘書饒漱石任翻譯），動員批判陳獨秀，還組織倒陳簽名。省委代理書記易禮容不同意這樣做，他說：

       為甚麼要打倒陳獨秀呢？革命連續失敗，同志犧牲慘重，黨組織多遭破壞，一時創巨痛深，不易活動；陳獨秀在社會上有聲望，在黨內有號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來領導；革命失敗不能說是他一個人之過，共產國際對中共不斷有指示，還派來了代表監督執行，難道就沒有責任？而且，也不宜以下級組織簽名方式來撤銷黨的總書記。

        易還主張土地革命不該打倒中小地主。會議開到第二天早晨，雙方爭執不下，不歡而散。[4]於是，在「八七」會議上，羅明納茲即批判湖南省委書記「代表地主階級思想」。

        在一些基本問題上，易禮容與陳獨秀是一致的。1922年湖南建黨，毛澤東是湘區區委書記，易是委員。1926年易任省農民協會委員長，曾主持制定了《湖南農民運動目前的策略》，贊同陳獨秀的先進行國民革命，然後才開展社會革命的觀點，主張實行減租減息和耕地農有，不贊成沒收富農和中小地主土地，贊同刪掉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詞句。1927年被選為中共「五大」中央委員。5月21日「馬日事變」，易在武漢開會。24日，陳獨秀約見時告訴他：湖南白色恐怖嚴重，原省委書記夏曦、代理書記郭亮均已被迫離開，現省委無人負責，中央決定要他回湘主持工作。易於28日化裝潛入長沙，逐漸恢復起被破壞的黨組織。因此，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當場反駁羅明納茲說：「湖南省委書記等人做了許多艱苦卓絕的工作，他們在前線血滴滴地同敵人鬥爭，你們卻坐在租界裏說風涼話。」不過，會後黨中央還是撤銷了易的職務。

        八七會議在漢口舉行。陳獨秀是中央委員，人也在漢口。但是，在該地的中央委員都參加了，惟獨陳除外。李立三說：「臨時的中央還主張他加入，國際代表非常反對。」[5]大家瞭解陳的剛烈性格，若把大革命失敗責任全推在陳一人身上，他必抗辯，臨時中央的成員也無顏以對。不知是羅明納茲和中共中央為了避免矛盾，還是為了在背後整人，違背光明正大的原則，總之對陳缺席審判，在中共黨史上開了惡劣的先例。歷史給陳獨秀開了個諷刺性的玩笑。1921年，他因人在廣州，被中共「一大」缺席選舉為中央局主席；1927年，他近在咫尺，卻被八七會議缺席（未被點名）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並未作決議即被實際撤銷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後來，周恩來、毛澤東不得不承認這樣對待陳獨秀是錯誤的。[6]周說：

       「八七」會議的主要缺點是：一、「八七」會議把機會主義罵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義來反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樣具體辦，沒有明確地指出，以作為全黨的方向；二、「八七」會議在黨內鬥爭上造成了不良傾向，沒有讓陳獨秀參加會議，而把反對機會主義看成是對機會主義錯誤的負責者的人身攻擊。所以發展到後來，各地反對機會主義都找一兩個負責者當做機會主義，鬥爭一番，工作撤換一下，就認為機會主義沒有了，萬事大吉了，犯了懲辦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也說：

       鬥爭方法有缺點：一方面，沒有使幹部在思想上徹底瞭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後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着重了個人的責任，不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引為鑒戒。

        大會通過《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同志書》，由羅明納茲起草，瞿秋白翻譯。主要內容是兩項：一、批判中共中央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成立了瞿秋白、李維漢等七人臨時中央政治局。二、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方針。但是，無論在政治上或組織上，文字上或口頭上，都未點陳的名。在這一點上，顯然是中國同志進行了廣泛的抵制。按照聯共的做法，如此嚴厲的處置，肯定是不僅要點名，還要明確作出撤職的決定。這至少說明，當時陳在黨內還有相當威望，並且人們對共產國際把大革命失敗歸罪於陳一人不滿。甚至表面忠於莫斯科，代替陳而實際上成為中共第一把手的瞿秋白，在內心深處也保留這樣一種矛盾的東西。約一個月後，黨中央遷到上海。據鄭超麟介紹，當時的情況是：

       此時反陳獨秀的空氣落下來了。過去其實並沒有明白反對陳獨秀的文件，只有空泛反對「機會主義」。八七會議議決案未曾提起陳獨秀姓名。下層同志也許莫名其妙，但與中央工作接近的人都明白：武漢失敗責任不能歸獨秀一人擔負的，獨秀退出領導機關，完全出於國際命令。秋白到了上海後，自己也是這般相信，至少表面裝做這般相信。他一到上海，二三日內，即去訪問獨秀，態度又是很恭敬的。[7]

        陳獨秀對未被邀請參加八七會議倒並不計較，但把革命失敗責任全由他一人承擔，並到莫斯科去接受懲罰，堅決不答應。瞿秋白和李維漢一起到陳獨秀住處，告訴他關於「八七」會議的情況，並勸他接受國際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他堅決不去，表示共產國際也有責任。[8]

        經歷了無數次打擊後的陳獨秀，早已成了一個硬漢子，而且很會排遣痛苦與寂寞。他的辦法是，暫時退出政治，而進入學術，研究喜愛的文字學。這裏的「文字學」，不是狹義的文字學，而是如古稱「小學」的文字學，即既包括研究「字音」的音韻學，又包括研究字形、字義、字源及其演繹等的狹義「文字學」。大革命之後陳獨秀研究的，是與「音韻學」有關但又有區別的中國文字的拼音化問題。

        為甚麼研究這個問題？後來稿成後，陳獨秀在《自序》中說：用現在的文字——衍音的象形字，「不能夠使多數人識字寫字」，「加造新字很不自由」；還由於中國文字長期以來被官僚文人用來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現在的文字，代表現在的語言，敍述現在的生活，便自然感覺到中國的文字已經破產了。」「文字只是代表語言的符號，中國許多語言只能說出，不能寫出，它不成了有語言而無文字的國家！」他還指出，現在有許多人努力推行平民識字運動，但所謂平民千字課絲毫不曾注意平民日常生活之所需，所以，其中平民日常所需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沒有，「教他們識了這些字又有甚麼用處！」

        雖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提倡和創新，當時我國文字改革運動的阻力還是很大，只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但陳獨秀認為當時的注音字母還不如日本的假名便當：「注音字母不能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點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製造注音字母的人們，既然沒有把它做成拼音的決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的方法，方法太簡陋，不成其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沒有人肯用了。」

        為此，陳獨秀決心率先向舊的傳統宣戰，為後繼者掃除前進的障礙。他說：「有人譏笑製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倉頡第二，其實想做倉頡第二並不是甚麼可以被人譏笑的事；中國文字當然不是甚麼倉頡一人所造，是從遠古一直到現在無數倉頡造成的，今後需要許多倉頡來製造新的文字。」[9]

        當時，為了進行這項工作，只要有人到他家去，寒喧幾句後，他就會提出這個問題來，遇見湖北人時，他問這幾個字湖北音怎樣讀；遇見廣東人時，又問那幾個字廣東音怎樣讀，等等。由於當時共產黨人來自四面八方，與他來往的人也是如此，所以，他做這樣的工作比較容易，很快就把中國幾個典型方言調查清楚。

        對於陳獨秀進行這項文字研究工作，人們有種種議論。有人認為他像《漢書》中的曹參一般，人家去見曹參有所建議，曹總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議者之口。陳獨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學的研究來回避政治問題，並掩蓋他在黨的路線問題上與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真以為他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了。[10]

        不管人們對從事這一研究工作的動機作何種猜測，誰也不否認，陳獨秀對這項工作的確到了入迷的程度。1929年3月，寫成《中國拼音文字草案》一稿。[11]此稿分五部分：包括（一）自序及說明；（二）北京話；（三）漢口話；（四）上海話；（五）廣州話。他還請周恩來夫人鄧穎超校核北京話，項英校核漢口話，沈雁冰和王一飛夫人陸綴雯校核上海話，楊殷和羅綺園校核廣州話。這些都是地道的當地人或者很熟悉相關語言者，可見其做學問之認真。

        在《說明》中，陳獨秀講了為甚麼不用當時流行的國語，而用四種地方話做標準語，主要是他認為當時中國還不曾達到國語成立時期。「現在的所謂國語，或所謂的普通話，人為的性質太過分，離開實際語言太遠了，它不能夠叫做國語」；一種國語必須有一個地方語做標準，現在真正國語未成立以前，應該以有最大影響的地方作標準語來過渡。於是他採用了北京、上海、漢口、廣州四個地方語。「這四個地方都是中國產業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都市；這四個地方語，確能代表全中國大多數人的實際語言，並且它們都有相當的文學作品。」

        《拼音草案》內擬定的單聲母和單韻母共43個，採用的字母形體「大致是比較完備的國際音標，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尤其是因為「中國結合聲母的語言特別發達，國際音標不盡適用」，於是，陳獨秀依據音理參照國際音標及各國字母，創造了九個結合聲母及三個單聲母。

        此稿完成後，售給商務印書館。陳獨秀是被通緝的「共黨首領」，書稿當然不可能出版。但陳獨秀畢竟不是一般的作者。於是，他在政界和學術界一些很有地位的朋友、學生和商務印書館的老闆張菊生、王雲五、胡適之、傅孟真、趙元任等共同捐贈了稿費千元。當時共產黨處於最困難的時期，無力關照他的生活。《獨秀文存》當然也不敢再印，不能再以其版稅收入來維持生活。這筆稿費使他渡過了一次難關。

　　《獨秀文存》封面

        1942年陳獨秀逝世後，大革命失敗後一度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曾受北京大學同學會的委託照料過陳獨秀的晚年生活的何資深（又名何之瑜）負責收集、編輯並出版陳獨秀遺著——《獨秀叢著》。最後與商務印書館簽約，分兩部出版陳獨秀文字學方面的全部論著：第一部取名為《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共收入他音韻學方面的七篇論文；第二部是他所寫的六篇文字學（狹義文字學）方面的論著及《中國拼音文字草案》。結果，第一部的清樣出來時，上海解放，這位當時已被共產黨定為「大罪人」的著作也成為被嚴禁出版的對象。直到2001年，原已是清樣並由何之瑜核校完畢的《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在我本人的努力下由中華書局以繁體字出版，並聽取我的意見改名為大家好懂的《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還由我寫了代序，交待了陳獨秀一生研究文字學的情況。《中國拼音文字草案》還是靜靜地躺在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中，並嚴密封鎖，很難讓學者使用。

        其實，以本人粗見，由於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各地方言極其複雜，要想用一種統一的拼音文字來統一，的確是一件難事。我至今也難以理解，陳獨秀為甚麼做這樣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也許他的思想比我們更深遠。不過，如今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普通話」在包括港台在內的中國大地已相當普及，又與各地方言並存，成為全國通用語言，而且說話與文字基本統一。而這正是陳獨秀做拼音文字的初衷。

建言無效，繼續受批

       陳獨秀拒絕到莫斯科去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想擺脫國際，自己獨立思考，探索革命的新出路。1927年9月10日，他請汪原放向其叔汪孟鄒探明上海租界相對安全後，與黃文容（玠然）、汪原放、陳嘯青（亞東圖書館職員）在武漢秘密登船前往上海。晚上到九江，正值中秋之夜，半夜之後，甲板上人少了，陳獨秀出來憑欄賞江月。一路上，一個揮之不去的思想總在頭腦中縈繞，不時沉吟道：「中國的革命，總要中國人自己領導！」[12]

       這個思想其實早在1920、1921年建黨時就有了，為此還與馬林吵過一架。即使後來被迫接受共產國際領導，陳獨秀還是不忘中國人自己探索革命理論和道路的念頭。約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他把當時黨內領導人所寫的探索革命的重要文章用《中國革命論文集》為書名，以「新青年社」的名義出了一本小冊子（因是內部學習材料，無版權頁，印行時間是根據所收文章發表在正式刊物上的時間推測的），供黨內閱讀研究。筆者1998年訪問日本時，有幸在豐橋市的愛知大學「霞山會館文庫」見到了這本珍貴的小冊子。

       大革命失敗後的陳獨秀，思想上並不消極，進一步探索中國革命經驗，勤於思索；也不計較個人恩怨，把反對或批判過他的人都視為同志，覺得不過是在共同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上產生了一些分歧而已。他多次向臨時中央貢獻自己思考的意見，其主要精神是認為革命已經進入低潮，策略應該是退守和防禦的。

       但是，這與當時莫斯科及其代表羅明納茲與瞿秋白等人的思想完全對立。後者的思想充分表現在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文件中。其邏輯是那樣的奇怪：一方面承認「南昌暴動及南征廣東的革命軍隊失敗」，「廣東兩湖的農民暴動一處也沒得確定的大規模的勝利」；另一方面卻說：「單是敵人的屠殺進攻，不但還不是革命的潰散，反而證明革命潮流之高漲。」而且，為此造出一種「不斷革命」的理論（當時稱「無間斷的革命」）：「中國革命雖然簡直還沒有開始其民權主義任務的解決，但是現在的革命鬥爭，已經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急遽的進展；中國革命的進程，必然要徹底解決民權主義任務而急轉直下的進於社會主義的道路。」[13]

       後來周恩來說：「『不斷革命論』是那時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提出來的，我們當時並不知道」；[14]其實，所謂「不斷革命論」真正的精神來自聯共政治局和史太林。不過，史太林不用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這個詞，而用「蘇維埃」這個詞，即：既消滅地主階級，又打倒資產階級。於是，一系列顯示高潮的「暴動」出現了，一切地主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富農甚至中農和小資產階級都成了革命對象。

       如此極左的戰略和策略，一是被國民黨的屠殺政策所激憤；二是被莫斯科過去推行（表面上表現為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所執行）的對國民黨一再退讓的政策所激憤；三是由本來就極左的莫斯科的五月「緊急指示」被羅明納茲極端發展的結果。它不僅與「四・一二」、「七・一五」事變後走向低落的國民革命形勢相違背，而且與陳獨秀比較穩健的思想與策略格格不入。

       11月11、12日，即中央臨時政治局通過極左綱領《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的第二、第三天，陳獨秀連續兩次致函中共中央，毫無顧忌地直抒衷腸：

       一、關於當前形勢：「國民黨雖然不能長久統治鞏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潰，因此，我們以群眾力量掃蕩它們奪取政權的時機尚未到來。在實際行動上若取時機過早的政策，更是錯誤。」

        關於這一點，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王若飛有一次到陳家去，談到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時有一次爭論。王若飛堅持中央意見，認為革命形勢還是「向上漲的」；陳說是「向下落」。陳問：「這幾天上海的外國兵大部分撤退回國，你以為中國革命還在高漲時候，帝國主義肯把軍隊撤退麼？」王恍然大悟，回去後起草了一個「江蘇省委決議案」的文件，批評瞿秋白為代表的中央「左傾」盲動主義錯誤（這個決議案未及省委通過，王即赴蘇參加中共「六大」。決議譯成英文，當做中國問題的文件在六大上散發）。

       二、關於革命性質：「所有政治的經濟的政綱，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十月革命的政綱，且明言『武裝暴動的工農革命』」，而不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綱，要求迅速確定「現在的革命性質及吾黨政綱」。

       三、關於以暴動奪取政權：如果「農運非暴動恐難發展」，「只能以暴動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為目的，此時尤不可以存『以暴動奪取政權的幻想』」；「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動，暴動失敗了，我們甚麼都得不着；並且還會因此使農民離開我們。」

       四、關於奪取江蘇上海城市政權問題：「若飛對於江蘇運動，偏重在奪取城市的政權（有些似毛潤之的意見）他且幻想會佔得滬寧。我當時曾表示不贊成。略說了幾句，他似乎還不大以我的意見為然。這如果是他的自己的意見，望常委急需糾正！如是常委的意見，我提議要切實討論估計，萬萬不可隨便做政治的暴動，尤其是上海。」

       五、關於當前策略：「我提議用『四不』口號（不交租，不完糧，不納捐，不還債），更簡單明瞭容易喚起廣大的農民瞭解，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國。」

        陳獨秀擔心這些意見不一定為黨中央所接受，所以最後表示：「我見到於革命黨有危險的，我不得不說，我不能顧忌你們說我是機會主義者。」[15]

        指導「八一」南昌暴動及全國各省的秋收暴動而連連失敗的國際代表和瞿秋白根本聽不進陳獨秀的意見。12月9日復函陳獨秀，逐條批駁了他的意見。12月11–13日，國際代表和瞿秋白發動廣州暴動，紐曼親自參加了暴動的指揮。

        陳獨秀獲得此訊後，在13日午前，緊急致函黨中央，認為「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並提供五條建議，企圖正確引導：

       「在廣州非戰鬥人員悉數遣到有農民暴動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動」（以助廣州的城市鬥爭）；

       「工農平民代表會議政府」，似較妥當，不可用「工農政府」、「獨裁政府」、「蘇維埃政府」的口號，因為「蘇俄政制精義是無產階級獨裁，離此，則蘇維埃並無特殊意義」；

       「可以在贊成土地革命的條件之下，與任何國民黨一派或個人黨外合作……即譚平山（南昌暴動失敗，陳獨秀求情無效，譚被開除黨籍，後參加『第三黨』——引者）如以國民黨地位或另組他黨而能從事土地革命工作，我們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們不可持『黨外無黨』的謬見」；[16]

        他雖然反對這次暴動，但暴動已經起來，還在一旁反對，潑冷水，非但無濟於事，也不厚道。所以，他學馬克思對「巴黎公社」那樣的態度，說「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但是，他又料定這次暴動肯定是要失敗的，所以，關鍵是如何使其減少損失，那五條建議，正是出於這個用意。自然，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是不會接受的。

        在廣州暴動領導人中，總司令葉挺曾提出與陳獨秀相同意見：由於敵人援軍就要到來，而暴動部隊消耗很大，提議撤退到海陸豐革命根據地，但卻被國際代表紐曼所否定。紐曼說馬克思主義的暴動原則是「進攻，進攻，再進攻」，指責葉挺向農村撤退的主張是政治動搖。最後，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大量到來，寡不敵眾，總指揮張太雷也在戰鬥中犧牲。餘部不得不撤出廣州市區，暴動失敗，一部分部隊還是走上了陳獨秀指引的方向，與海陸豐農民武裝相結合。

        但是，廣州暴動的失敗，並沒有使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吸取教訓，反而使他們走向更加極端。12月下旬，正是廣州暴動失敗後的餘部向東撤退之際，中共中央常委會就廣州暴動問題復函陳獨秀，稱廣州暴動雖敗，「其他各鄉之暴動可以趁軍閥混戰而形成多部分之割據與再行匯合的局面」。關於革命性質與目標，仍強調：「民權主義的獨裁」在中國「其勢非以共產黨一黨政權表現之。」[17]

        陳獨秀的意見非但沒有被採納，而且從已經成為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兒子喬年口中得知，中央還把他的意見「當作笑話到處宣傳」，受到很大的刺激。回上海不久，因黨中央人手不足，瞿秋白又把陳的秘書黃文容調走做鄭超麟助手，編輯新的中央機關報《布爾塞維克》。陳獨秀真的有些心灰意冷了，十分痛苦和孤獨。還好，喬年經常來看望，同情父親的遭遇，也贊同父親的某些意見。但對陳獨秀與黨中央之間的矛盾，也感為難，便勸告不要再給黨中央寫信了。於是，約有一年半的時間，陳不再出一謀。

        不久，陳喬年與史靜儀結婚。兩位都是在當時革命者中「最漂亮的人」，人人稱羨，又生了一個名叫「紅五」的男兒。陳獨秀很喜歡這個孫兒，也算有了一點天倫之樂。可惜孩子不久夭折，陳喬年又在1928年6月6日被捕犧牲。兒媳史靜儀曾任中共北方區委婦委書記，為考慮安全，由組織安排，把喬年犧牲後生的遺腹女陳鴻寄養朋友處後，再次赴莫斯科學習。[18]陳獨秀在政治上、生活上的接連打擊之下，重又陷於空前的寂寞與悲痛之中。

　　陳獨秀之子——陳喬年

        孫女陳鴻後來也丟失了，直到他去世還沒有找到。史靜儀在莫斯科與李國琛結婚，生有一男一女。史1939年回國後，設法尋找陳鴻，始終杳無音信。1969年彌留之際，囑咐李氏兒女繼續尋找。終於在1994年12月，在福州找到已經63歲改名為苗玉的陳鴻。她是已參加革命四十多年的新四軍離休幹部，生活美滿幸福。這也算是給陳氏父子在天之靈的一點安慰。

兩個「六大」及國際共運的分裂

       為總結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等一系列失敗的教訓，制訂新的政策和策略，1928年3月共產國際作出了4月在莫斯科舉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其中有一條，就是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必須參加。當時的白色恐怖下，一個月內把散在全國各地的共產黨領導人作為代表送到莫斯科，是完全不可能的。於是，大會不得不推遲到6月召開。

       陳獨秀再次拒絕去莫斯科。黨中央為此做了許多工作，除瞿秋白親自出面邀請外，還通過關係親近的人勸說，如王若飛、鄭超麟、黃文容等。陳堅持認為：大革命及其後一系列暴動的失敗主要是莫斯科瞎指揮的結果，反問勸他赴蘇的人說：「中國人的問題是中國人瞭解，還是外國人瞭解？我是中國人，我要研究中國問題，為甚麼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19]王若飛同情陳獨秀的處境，雖然奉命來勸說，但也擔心蘇聯正在反對托洛斯基，「他去時一定堅持自己的意見，反對國際意見，那時人家一定為了打擊托洛斯基原故來打擊他。」所以，在內心深處，不能不說陳獨秀也有警惕的一面，即對莫斯科完全失去了信任。莫斯科的邀請猶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黨內許多同志勸他不去莫斯科，彭述之也採取了與之同樣的立場。

       共產國際東方局副局長索洛維約夫向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透露過，在大革命勝利高潮的1926年秋天和1927年春天，共產國際提出過請陳獨秀來莫斯科的建議，那時是想真誠聽取陳獨秀意見的。但是，史太林認為自己的路線完全正確，因此給鮑羅廷和加倫頒發了紅旗勳章，「沒有同意讓陳獨秀來莫斯科。」索洛維約夫說：「很可能，如果當時陳獨秀來莫斯科，就可以和他一起制定中國黨較為正確的路線。」[20]

       這個估計是否成立，暫且不說。但卻說明，應當請陳獨秀去的時候不請，實際撤銷陳獨秀總書記職務後幾次三番再請他，其用心何在？要知道，包括托洛斯基在內，其他幾乎所有與列寧、史太林共同戰鬥過的老布爾什維克（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等等）都因曾與史太林發生過不同意見，先後被害。可能是史太林對當初把托洛斯基驅逐出境、使其在國際更大範圍內組織進行反斯反共產國際的活動、後來甚至組織「第四國際」感到後悔，此後消滅對手全部在國內解決。所以有人說，陳獨秀不去莫斯科參加「六大」是逃過一劫。

       不過，陳獨秀拒絕參加「六大」時也表示，不再參加中共領導工作，也不為自己辯護，更不出面批評別人；可如往常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會成績不錯，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將不持反對態度。[21]他預料「第六次代表大會能改正瞿秋白這種明顯的盲動錯誤」。[22]所以，對此寄於極大的希望，希望它成為一個歷史的轉捩點。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大會檢討了大革命時期和瞿秋白時期的「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僅批評了陳獨秀，也批評了共產國際的代表鮑羅廷、羅易等。當然，共產國際和史太林是不會作自我批評的。大會再次確認了反帝反封建，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民主革命的綱領。從這個意義上說，六大的確成了中共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但是，由於左傾的基因未除，為以後發生更嚴重的左傾錯誤路線種下了根子。

       關於陳獨秀問題，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及其後緊接着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7月15日至9月1日），發生兩個插曲，成為國際共運公開分裂的濫觴。一是對陳獨秀有親切友誼而為人正派的王若飛，在對於大革命時期右傾錯誤的責任問題上，不同意有些人搞文過飾非，把錯誤全推在陳獨秀一人身上的做法，認為應該黨中央集體負責。在大會發言時，他批評了陳獨秀和瞿秋白的錯誤；同時對自己在擔任中央秘書長期間的工作也作了自我批評。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還提名陳獨秀當候選人。這實際上是在向史太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挑戰。這在當時當地的情況下，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的。他的正氣凜然，感動了大家，終於取得了上風。這場鬥爭的複雜與激烈，充分反映在瞿秋白所做的總結報告中：

       講到機會主義的責任問題——陳獨秀的問題。大家提及了這個問題，使我不得不來說一說。是否責任由他一人負呢？大家說不應該，又說他應負一點。這是法律的觀點。他的思想是有系統的，常有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政治意義上說，是他要負責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國革命中始終是偉大的。在武漢他有機會主義的政策，妨害了甚至於出賣了工人階級，這是不錯；但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負責的。至於過去，則「五四」運動的《新青年》雜誌以來，他對中國革命有很大的功績。現在，只說他個人做了錯誤，在政治上，機會主義應由政治局負責。[23]

        顯然，這段話基本上是同情陳獨秀的，但是又不得不照顧到控制大會的共產國際及其主席布哈林的面子。所以講得很「累」。瞿秋白是一個有頭腦的人，與鮑羅廷、維經斯基和羅易關係那麼密切，自然知道陳獨秀的錯誤與共產國際、史太林有關。但是，又不得不避開這個「地雷」。這種情況，反映了當時中共黨內在陳獨秀問題上的思想混亂，這勢必引起黨內的進一步分化，催化「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那些人的活動。

        第二個插曲是，在共產國際「六大」上，被流放在阿拉木圖的托洛斯基向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提供了一個名為《共產國際綱領——對根本原則的批判》的文件，並要求在大會上散發和恢復其黨籍。這個文件是批判史太林和布哈林搞的新《共產國際綱領》的。文件分三個部分：（一）「世界革命的綱領，還是一國革命的綱領」：以托洛斯基發明的「不斷革命論」，批判史太林的「民族改良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綱領；（二）「帝國主義時期的戰略和策略」：詳細論述了共產國際歷次大會的錯誤策略，和在這個策略指導下各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三）「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把中國大革命及其後一系列武裝暴動的失敗，作為批判史太林的重磅炸彈，全面總結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的錯誤。史太林只在大會上印發了（一）、（三）部分，並規定了嚴格的紀律：閱後收回，不准帶回國。

        但是，參加大會的中國代表和中國留學生工作人員（如王文元即王凡西）中傾向於托洛斯基的一些人，看了後大受鼓舞，特別是《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他們設法截獲了下來，別的國家的代表也有不顧紀律私自帶回國的。此後，不少國家的共產黨開始分裂成兩派：擁護共產國際的共產黨和擁護托洛斯基的反對派。這對於中共黨內出現反對派，無疑成為一種巨大的推動力。

        《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所以成為中國托派的基本綱領，是因為托洛斯基在其中為其規定了一些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可以歸納在他以很長篇幅詳細論述的兩大問題中：

        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革命性問題。托洛斯基認為只有反動性，沒有革命性，因此，工人階級永遠不能與它結成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

        陳獨秀在領導中國大革命的過程中，也感受到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但是，他不能對它作出理論上的概括和深刻的認識。於是，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論創造和對中國革命的領導地位，只得讓位於毛澤東。對中國資產階級兩面性的理論創造和與此相聯繫的統一戰線策略，成了毛澤東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也是使陳獨秀離開中國革命主航道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中國還有沒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及與此相聯繫的「工農民主專政」問題。托洛斯基認為，由於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經濟佔統治地位、資產階級沒有革命性和農民的私有本性，中國不再有民主革命階級，「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

        在中國，到底是城市領導（支配）農村，還是農村領導（支配）城市？陳獨秀和中國托派為一方，與中共一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並由此衍生出兩條根本對立的革命路線：一條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傳統，即以城市中心、以工人群眾為主力的路線；一條是以農村為基礎、以農民群眾為主力，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路線。而前者的觀點，就是在這裏由托氏為他們規定的鐵律。當毛澤東在農村掀起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時，陳獨秀則完全離開了中國革命的主航道，在革命實踐上，再也沒有甚麼作為了。

        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制訂的綱領，與中共的「六大」綱領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依然是一個極左的綱領。主要的區別是，共產國際和中共的綱領是：現在是兩個高潮中的低谷，而在「六大」後很快就走出了低谷，正在走向新的高潮，於是又開始準備發動全國性的暴動，以直接奪取全國政權，至少要奪取一省或數省的政權。托派則認為還是處在低潮時期，應該開展「國民會議」為中心的民主運動，推動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雙方都否定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誰也沒有想到，像中國這樣政治、經濟落後的國家，必須要經過一個長期的政治上民主主義、經濟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資產階級，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在這個階段中的進步作用是不能抹煞的。

        顯然，托洛斯基主義是極左的理論和戰略。但是，在革命形勢估量和行動策略上，比較關照到現實，而決不盲動。所以，他為中國革命提出的路線是：現在處在低潮時期，即反革命時期，策略是退卻與防守，口號是要求開展國民直接參加選舉的「國民會議運動」，主要進行要求民主的合法鬥爭，在這個鬥爭中爭取群眾，等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到時就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在各大城市發動武裝暴動，一下子奪取全國政權。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

[1]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2]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27。

[3]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31–137。

[4]《易禮容訪談記錄》（唐寶林記錄並整理，1983年7月16日），未刊稿。

[5]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266–237。

[6]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71–172；毛澤東：〈學習與時局〉，《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961。

[7]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8]李維漢：〈關於八七會議的一些回憶〉，《黨史研究》，1980年第4期。

[9]陳獨秀：《中國拼音文字草案・自序》，手稿，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藏。

[10]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11]藏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

[12]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30。

[13]〈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369、370。

[14]《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72。

[1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頁448、449。

[16]中共中央內部機關報《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1927年12月。

[17]中共中央內部機關報《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1927年12月。

[18]參見楊纖如：〈喬年烈士有女天涯何處〉；苗玉：〈給黨組織的一封信〉；李文：〈我相認苗玉姐姐的經過〉，均載《陳獨秀研究動態》，第20期（2000年6月），頁26、27、28。

[19]黃玠然：《黨的「六大」前後若干歷史情況》，手稿。

[20]〈索洛維約夫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的信〉（1927年9月5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北京：北京圖書館人民出版社，1997），頁33。

[21]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366、367。

[22]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365、367。

[23]〈政治報告討論之結論〉，《瞿秋白文集》（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610。

十三   組織中共黨內反對派（1929）

轉向托洛斯基主義

        如果說，陳獨秀在1920年因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的民主」而誤入了列寧主義；那麼，1929年，他又誤入了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內民主」相結合的托洛斯基主義。自己沒有獨立的理論，只得盲從他人，充分顯示了他的致命弱點。

       中國托派首先產生於莫斯科。史太林與托洛斯基的理論和路線鬥爭，以及前者對後者的無理處置，使聯共內部從領導層到下面黨員群眾分裂成兩派，互相鬥爭十分激烈。大革命時期陸續到蘇聯留學的大批中國學生，也相應分成兩派，有的還加入了蘇聯托派，甚至像梁幹喬這樣的共青團員，還受到過托洛斯基的接見。1927年11月7日，蘇聯舉行十月革命勝利十周年大慶。遊行隊伍在經過主席台時，托派群眾突然打開「反對史太林，擁護托洛斯基」、「公佈列寧遺囑」等標語。兩派群眾扭打起來。這個事件後，托洛斯基遭到了一系列的撤職、開除、流放等處分。隨之，斯大林在蘇聯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肅托運動」。蘇聯托派分子受到嚴厲鎮壓，轉入地下。中國留學生中的托派分子除了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之外，一部分人被驅逐回國。1928年12月，這些人在上海陸一淵家中，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托派小組織，取名為「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出版油印刊物《我們的話》（刊名取自十月革命前托洛斯基主辦的革命地下刊物）。他們的主要活動是在刊物上連篇累牘地翻譯托洛斯基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歷次批判史太林和共產國際的文章和文件，把托洛斯基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終於造成中共的一次大分裂。

       此外，中國起先還有一批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當初，陳獨秀被撤職，並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罪名，黨內中上層幹部中一大批同志不服。於是，他們逐漸形成反對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反對派。由於共產黨內不許進行派別活動，所以，這個派別開始是隱蔽的，其多數主要成員在中共「六大」前擔任着中央和地方領導職務，如：彭述之先後擔任中央宣傳部長、順直（今河北省）省委書記和北方區委副書記，其妻陳碧蘭在中央婦女部工作，並兼上海區委婦女部書記。尹寬先後任山東地委書記、中央局秘書、江浙區委書記兼宣傳部長、安徽省委書記。何資深做過湖南省委書記（大革命失敗後，何送給毛澤東《水滸傳》和一張湘贛邊界的郵路圖。也許這是毛走上「農村武裝割據」的兩筆起家資本）。鄭超麟長期擔任中央宣傳部秘書，編輯中央機關報《嚮導》、《布爾塞維克》，還做過中央出版部部長。蔡振德做過湖北省委委員、江蘇省委委員。汪澤楷先後做過江西省委書記、湖北省委組織部長。馬玉夫做過上海區委委員兼碼頭工委書記、江蘇省委委員。劉伯莊做過北京地委書記、北方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順直省委「前委」書記。任旭（任曙）擔任過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湖北省委代理書記。陸沉做過安源地委書記、中央農運委員、湖北區委農民部長、省農協委員長、江西省委書記，等等。

       他們起初是為陳獨秀受到的批判和處理不滿，企圖為恢復陳獨秀在黨內的領導地位，而反對瞿秋白為首的新中央，所以，自稱為「陳獨秀派」。在「六大」以前，由於這些人還擔任各種領導職務，大多又分散在各地，所以活動比較緩和、隱蔽，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更主要的是，陳獨秀不支持他們。據鄭超麟說，他們曾爭取陳獨秀來領導他們的活動，但陳獨秀表示「不參加，而且反對這種活動」，如他那樣，有意見，光明磊落地直接向中央寫信或訴說，不在背後做小動作；「他是希望秋白、亦農等人，同他一般客觀，坦白，大公無私，可以漸漸接受他的意見，而恢復過去的工作精神。」「相信莫斯科是真誠革命的，雖然對於中國問題認識錯誤，將來在事實證明之下，仍能覺悟接受他的主張。」[1]

       歸國留學生王平一，原是山東的中共黨員，在莫斯科轉向托派，回國後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直屬支部工作，同時又與「我們的話派」關係密切，把托派文件傳入黨內。這時，原「陳獨秀派」成員，大多數在六大後丟去原來的領導職務，先後集中到上海閑置起來，不滿情緒膨脹。1929年4、5月間，彭述之、尹寬、鄭超麟等人見到歸國留學生帶來的托洛斯基文件後，一方面自動組織起來，進行系統的學習，並且完全佩服和接受托洛斯基的一切思想和主張，甚至平時勤於觀察與思考又深而不露的鄭超麟後來也回憶說，他第一次看托的文章的印象是，「仿佛有甚麼電光閃過我的頭腦。」

       另一方面，他們鼓動陳獨秀出山，反對「六大」後黨中央繼續推行的左傾路線。本來，由於瞿秋白盲動主義路線的停止，全黨工作有一點起色。陳獨秀想遵守諾言，不為自己辯護，不再反對中央。所以，當汪澤楷[2]勸他起來鬥爭時，陳獨秀拒絕。但是，面對黨內日益嚴重的左傾現象，加上閱讀了托洛斯基文件，陳獨秀一年多來苦惱的問題，終於得到答案，並且找到了知音。他在大革命時期多次提出的「退出國民黨」主張，與在莫斯科的托洛斯基不謀而合。於是，他認為終於找到了大革命失敗的根源——黨內合作的國共合作路線。由此，對托洛斯基也產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意，而對史太林則更加厭惡，完全贊成托氏在《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中關於大革命失敗主要是史太林和共產國際錯誤指導的論述：

       過去五年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機會主義領導之害有如中國共產黨那樣酷烈的；

       蘇聯布爾什維克黨和共產國際的權威，始而完全幫助蔣介石，反對中國共產黨之獨立政策，繼而又去援助汪精衛為土地革命的領袖；

       當反對派宣佈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陳獨秀）在共產國際錯誤指導下進行一種機會主義的政策時，就說我們是「誣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們當時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無疵的。

       不過，看重於中國實際情況的陳獨秀除在大革命失敗根源上接受托洛斯基主張外，在其他問題上，接受很慢。特別在革命性質問題上，他一直持保留態度，不像其他人一下子全面倒向托洛斯基主義。據當時一起參加學習的鄭超麟回憶說：

       當時陳獨秀常到昆明路提籃橋監獄對面一幢房子裏去，那兒住着彭述之和汪澤楷兩家人。「陳獨秀派」那幫人都聚集在那兒閱讀討論托派文件。陳獨秀就與他們一起學習，但他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見，然後就同尹寬、彭述之、汪澤楷等人辯論。問題如此之多，如此之複雜，陳獨秀很難一下子接受托洛斯基的全部論斷，儘管經過尹寬等種種解說，每次辯論完，他還是不能接受。但是下次來時，他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見，反而以尹寬的意見（即托洛斯基的意見）為基礎，提出新的不同意見。如此一層一層討論下去，到其餘人都百分之百地贊成托洛斯基觀點時，他還有不同意見。[3]

　　彭述之（1895～1983），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經過約三、四個月的學習和討論，陳獨秀在基本上接受托洛斯基主義但有些保留的思想狀態下，正式轉變為托洛斯基主義者，並且很快被擁戴為中共黨內反對派即托派的領袖。於是，他打破了一年多的沉默，在8月5日，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貢獻「一年來慎重考察的結論」。陳獨秀以他能接受了的托洛斯基觀點，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對於中國革命的意見，猛烈抨擊「八七」會議和「六大」以來的共產國際指導中共的路線是「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官僚集權制」等等，並要求「把這封信在黨報上全部發表出來，以便公諸全黨討論」，企圖挑起全黨性的大爭論，表現出托派路線戰勝共產國際路線的強烈信心。

        除了贊成托洛斯基路線之外，促使陳獨秀轉向托派的第二個因素是痛切呼籲黨內民主。連續出任中共五屆第一領導人的陳獨秀，深感中共在共產國際統制下日益「史太林化」，尤其在八七會議後，為了推行錯誤路線，黨內民主完全抹殺的狀況。他指出：

       「一聽到同志中和你們有不同意見，不管他的內容如何，便簡單的用『小資產階級觀念』『非無產階級意識』『觀念不正確』如此等類沒有內容的抽象名詞來排斥他；更或者給他戴一頂帽子，如『反對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來鎮壓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免開尊口；這便是有意或無意的阻住了黨的進步。」

       「德謨克拉西，是各階級為求得多數意見之一致以發展其整個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創無產階級民主集權制之一要素，沒有了他，在黨內黨外都只是集權而非民主，即是變成了民主集權制之反面官僚集權制。在官僚集權制之下，蒙蔽、庇護、腐敗、墮落、營私舞弊、粉飾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現象。」[4]

        陳獨秀這些思想，從此伴隨他的後半生，其中許多思想，永放光彩。但有些內容，則是錯誤的。

        從1901年參加革命開始，陳獨秀已經奮鬥了28年。這28年充分表明他是一個思想家，但不是一個理論家。他能敏感地接受外來思想，如西方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托洛斯基主義，等等。但是，自己不能創造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系統完整的理論。所以，總是以為找到了最好的救國和革命的道路，實際卻從一個陷阱走向另一個陷阱。托洛斯基提出的革命策略暫時符合當時中國革命低潮形勢的需要，但所主張的戰略目標，如「無產階級專政」、「暴力革命」、「不斷革命」、「世界革命」等，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史太林主義、毛澤東思想，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托洛斯基本人始終以「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自居。在這樣的基本理論下，他宣導的所謂「黨內民主」、「國民會議」（即民主選舉國家領導人），根本不可能實行。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民主基礎的國家中。所以，托洛斯基主義不可能像陳獨秀等人想像和希望的那樣，給中國革命帶來出路，更不要說勝利的希望。

        從思想理論上考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應該說陳獨秀派的主張比莫斯科和中共的主張正確得多，實事求是得多。而且如此揭露和批判中共黨史上第一、第二次左傾錯誤，與後來四十年代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劉少奇對三次左傾路線的批判，在事實上甚至在語言上，完全一致，而時間卻相隔了十幾年。說明陳獨秀他們是先知先覺者。但是，他們得到的報應卻是「取消派」甚至「反革命」，而毛澤東、劉少奇後來這樣做時，卻成了「正確路線的代表」。

中東路事件，鶴立雞群

       正在陳獨秀等人轉向托洛斯基主義的時候，又發生一個特別的事件——中東路事件，加劇了他與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的對立。

       中東鐵路原是沙俄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東北的產物。依照《中俄攻守同盟密約》、《中俄合辦東清鐵路合同》（1896年）、《中俄續訂東三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1898年）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還明確由中國清朝政府出股金500萬兩，沙俄政府修建經營。1897年7月動工，1901年11月竣工，與俄國境內西伯利亞大鐵道相連。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俄政府曾發表聲明，廢除沙俄在華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各種特權，還明確表示：中東鐵路「歸還給中國，不受任何報酬」。[5]但是，這條當時曾激起陳獨秀等無數中國人感激蘇俄政府，因而促使他們由嚮往西方民主主義向蘇維埃「一邊倒」的表示，列寧在世時沒有落實，史太林上台後，顯然出於狹隘民族主義或「紅色帝國主義」的考慮，立即食言了。以至後來出版的《蘇聯對外政策文件彙編》時，竟將「歸還中東鐵路……」這段文字刪除了。殊不知已經載入史冊的文件，豈能由人為刪除，不過是暴露欲蓋彌彰的醜陋而已。

       他們這樣做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認為當時的中國政府是反動的，若把中東鐵路交還給中國，不利於中國革命。所以，不交還中東鐵路，反倒成為革命行動。這對於已經歸屬於共產國際（實為蘇聯）領導的中共及其領導人陳獨秀等人來說，也不能說一個「不」字，只得吞下這個苦果。對於當時的北洋政府來說，「弱國無外交」，也無力交涉促其履行宣言。

       於是，1924年5月，雙方簽訂《中蘇協定》時，按照蘇方旨意，該路暫由中蘇「共管」。1926年3月，蘇聯曾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托洛斯基任主席，成員有伏羅希洛夫、捷爾任斯基和齊采林。據托洛斯基說，該委員會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代表的同意下，作出了一個決議：「為了保障在『第二時期』（所謂第二時期，即指中國革命還未勝利的一段時期——托洛斯基註）中東路不至為帝國主義所奪取，必須將該路的管理權保留於蘇維埃政府之手。」[6]

       1927年「四・一二」事件後，蔣介石轉向親美反蘇反共，在國內製造一系列反蘇事件。致使蘇聯政府被迫撤回駐廣州、上海、武漢、長沙等地領事館和商業機構。1929年5月，蔣介石指使張學良挑起「中東路事件」：派軍警包圍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進行非法搜查和劫掠；然後又調東北軍沿蘇聯國境線佈防，作出武裝進攻蘇聯的姿態，並用武力接管了中東路，逮捕、驅逐蘇方人員，致使蘇聯政府於7月17日宣佈對國民黨政府絕交，撤回蘇聯政府任命的一切駐華外交、商務及在鐵路等方面的供職人員，並保留《中蘇協定》中一切權利。

       蔣介石的反蘇行動升級到這個程度，目的何在？討好美、英、日等反蘇國家，以得到他們的援助，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另一個更隱蔽的目的卻不易為人所知，即為了削弱異己的張學良東北軍勢力，以便進一步控制東北。因為，以當時的國力無論如何是不能與蘇聯開戰的，讓東北軍與蘇軍打仗，無疑是以卵擊石。果然，雙方接觸了幾下，東北軍傷亡慘重，張學良不得不求和。

       在「中東路事件」過程中，蘇聯假借共產國際這個工具作出決議，指示各國共產黨組織人民群眾開展一個「保衛蘇聯」的運動。中共由於受共產國際領導，又與國民政府敵對，在機關報上發表一系列宣言、決議和文章，如《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宣言》、《中央通告第41號——中東路事件與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2號——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9號——目前形勢中的兩大任務——擁護蘇聯與反對軍閥戰爭》、《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李立三）、《反對國民黨向蘇聯挑戰》（惲代英）、《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要開始了》（羅綺園）等。[7]蔣介石製造這個事件，是打着「保衛民族利益」的旗子。中共在以上文件和文章中，不識事理，對這個關係到中國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複雜問題，採取了簡單化的策略，竟然提出了「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甚至說：「反對國民黨進攻蘇聯，成為中國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務」，正好落入蔣介石的圈套。

       在行動上，中共還強行組織群眾遊行罷工，甚至號召「以廣大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8]這說明當時群眾並沒有這種要求，完全讓黨員去強迫群眾作「革命」和「反帝」運動。這種完全脫離群眾的做法，自然應者了了。於是，黨員就進一步暴露，造成更大的損失。

       中共中央所以如此，除了積極執行共產國際指示以外，實權掌握在李立三手中的黨中央，對當時的形勢作出了錯誤的估計。他們認為：

       「現在世界大戰的危機日益迫切，而中國在帝國主義戰爭與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卻是最嚴重的地方，所以我們必須堅決的去發動廣大群眾起來……然後才能執行在世界革命中的任務」，即「準備以國內戰爭消滅帝國主義戰爭，變反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戰爭」！[9]

        這種認識和情緒，反映了黨中央對革命低潮形勢的不耐煩，希望這次危機引起世界大戰，早日促使革命高潮形勢的到來。

        陳獨秀對於黨中央在中東路事件上的這種策略頗不以為然。他終於打破一年多來的沉默，在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東路問題的宣傳上，要考慮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應該把矛頭緊緊指向國民黨政府的誤國政策。因為，不管是對蘇聯的戰爭，還是蘇聯退讓後帝國主義各國間為爭奪東北的戰爭，都要在中國做戰場，「在戰爭中最受直接蹂躪的自然是中國人民。」他深刻地指出：「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政府，對於收回中東路的宣傳，是戴着民族利益的假面具來欺騙民眾，並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資產階級的群眾，甚至有許多勞動群眾也受了欺騙……這種情形不用說是於我們不利的。」

        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陳獨秀認為「我們如何宣傳才能獲得廣大的民眾同情」，要特別慎重！他直率地批評中央拿「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做動員群眾的中心口號，「太說教式了，太超群眾了，也太單調了」；「離開具體問題說教式的單調宣傳，只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群眾，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只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10]

        中共中央最嚴重最荒唐的錯誤，是至今還不敢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公佈的第42號《中共中央通告》，其中有一段話說：「帝國主義對蘇聯戰爭開始的時候，毫無疑問的要引起本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這便是中國革命更有利的條件，而更可促成全國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陳獨秀譏笑這種宣傳，使同志們會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結論：「原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還有這些好處，我們讓他趕快向蘇聯進攻吧！」所以，他建議中央趕快補發一個通告，以取消第42號通告。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8月3日，中共中央在給他的覆信中，認為陳獨秀與中央的分歧，「不只是部分的策略問題的討論，而且包含了很嚴重的原則的問題」，反過來指責陳提出的「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誤國政策」口號，是資產階級左派（如改組派、第三黨）的口號，「走上了資產階級觀點，忘記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11]

        更加荒唐的是，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的王明，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一篇長文，猛烈批判陳獨秀的意見。攻擊陳是「反共產國際」、「反蘇」、「機會主義」。他列數陳的意見有七大錯誤後，攻擊陳獨秀「不相信進攻蘇聯的戰爭會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來，事實上就是不相信在進攻蘇聯的戰爭中，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會有『擁護蘇聯』的直接行動」。王明的文章，是第一次直接攻擊陳獨秀。從此起，他對陳就咬住不放，直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後，他奉莫斯科之命，誣陷陳是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津貼的「漢奸」。

        陳獨秀於8月11日再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意見，並指出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宣傳方法，在戰略上有兩個缺點：

       （一）未曾用群眾所瞭解的事實、而不僅是我們主觀上的理論，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加以正確的詳細的解析及打碎國民黨的假面具，能夠使群眾減少民族偏見，不至為國民黨所欺騙而接受我們的宣傳的領導；

       （二）「只是」擁護蘇聯這一口號與宣傳，在事實上只能動員無產階級最覺悟分子，而未能在實際利害上激動無產階級以外廣大的群眾，尤其是比較意識落後的群眾，把這些廣大群眾放在鬥爭戰線之外了。

       他又辯駁說：

       7月28日我那信，不是討論黨的一般宣傳問題，而是專指對於中東路這一特殊問題的宣傳方法，特別指出其中關於宣傳方法的缺點。我的意見也並不是主張跟着群眾的落後意識跑，去跟着他們說要收回中東路，而正是要打破群眾的幻想，打破國民黨的假面具，把群眾拉到我們這邊來，在我們口號之下，向反革命的勢力進攻。缺少戒心與注意的宣傳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眾跑，卻也不能爭取群眾。而且鑒於中央如此不可理喻，把這個具體問題上綱到路線原則問題，陳獨秀也不客氣地猛烈抨擊中央的錯誤不是偶然的，正是你們簡單化和純粹主觀不看事實的盲動主義精神之表現。[12]

        這樣，本來是一個具體問題上的宣傳方法和策略上的分歧，就很快嚴重升級和大大激化了，以致成為陳獨秀很快被開除出黨的一個重要原因。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中東路問題上，托洛斯基和中國托派，也是持「保衛蘇聯」的立場。事件一發生，這位1924年主持簽訂中蘇共管中東鐵路的《中蘇協定》的托洛斯基，這時也把國際主義精神拋棄了，親自指示蘇聯、中國及各國托派組織：「要完全犧牲自己來保護十月的勝利」，[13]並在8月4日的文章中，引證他在1927年8月1日蘇共中央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講演說：「我們反對派對保護社會主義的祖國……一點也不懷疑。我們不特自己要保護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護它」；「我可以總結一句話：我們擁護社會主義的祖國，但不是擁護斯大林的路線。」[14]於是，「反對斯大林，保護蘇維埃」，就成為他們的著名口號。托氏在文章中，還批判了德、法等國托派中認為中東路事件是「蘇聯侵犯了中國自決權」的觀點。[15]

        真理是超越時空的，最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這個事件58年之後，即1987年7月，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馬列主義研究院在莫斯科舉行共產國際歷史研討會。研討會一致認為，過去對共產國際歷史的研究，由於信奉「歷史就是面對過去的政治」（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歷史為現實政治服務」——引者）的公式，虛偽地理解黨性原則和見風使舵，嚴重地影響了客觀的研究工作，出現了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導致在許多問題上，歪曲事實，混淆是非，掩蓋真相等等。研討會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撥亂反正、重新評價的歷史問題，其中之一是：「需要論證共產國際東方政策的成就與失誤，填補這一政策個別方面現有的『空白』」。在論證這個問題時，特別強調了中國學者近來對共產國際活動的評價變得更客觀，所述的一個突出事例即「中東路事件」，說中國學者指出：「把『保衛蘇聯』的口號當作共產國際的頭等任務，不符合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利益。」[16]但是，研討會沒有注意到，最早提出這種見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國學者」，而是半個多世紀前，當「保衛蘇聯」這個口號一提出就進行批評的陳獨秀。

與國際及中共衝突尖銳化

       為甚麼在中東路問題宣傳上、策略上的分歧，會上升到原則和路線上的分歧呢？原來在陳獨秀給中央以上兩封關於中東路問題的信的中間，即8月5日，陳獨秀還給黨中央一封一萬多字的長信，即前述用托洛斯基主義系統論述中國革命、反對中共「六大」路線的「八・五」信件。

       陳獨秀等人轉向托洛斯基主義後，自以為真理在手，在向中央反映、要求改變全黨路線的同時，又在黨內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爭取黨內同志的支持。陳獨秀本來就是領袖人物，於是他就駕輕就熟地開始指揮起這些活動來，指導那些原來「陳獨秀派」的成員，在各自接近和熟悉的黨員中，閱讀托洛斯基的文章，宣傳托派的主張以及陳獨秀給黨中央的信。他們的工作極其認真，以致不放棄任何一個關係，拉共產黨員轉向托派。例如：

       馬玉夫（又稱馬禹夫）是江蘇省委委員中長期負責工人運動的上海碼頭工委書記，與許多工人及工人支部書記的關係密切。此時，他在因反對中央盲動路線而製造的「江蘇省委獨立事件」失敗後已經退出省委，但黨內關係仍存在。於是，他利用這種關係，爭取了《時事新報》社工人支部和一個綢廠支部整個地轉向托派；又爭取了許多個別工人同志，有鐵路、電車、紗廠、印刷、建築等多種行業的工人；還爭取了外地黨組織長駐上海工作的幾個幹部。

       屠仰之，《時事新報》社原共產黨工人支部書記，浙江省海寧人。大革命時期在杭州活動，失敗後來到上海，他首先受馬玉夫影響，後還想把整個支部拉過來，理論功夫比較深的鄭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仰之在報社大廳裏召集了幾次報館支部全體黨員會議，20多人全參加，鄭超麟在會上就結合黨的歷史，特別是大革命和幾次武裝暴動的事實，批判共產國際和新中央的錯誤路線，宣傳托洛斯基的正確主張。聽者多數人表示附和。中共中央知道後，立即解散了這個支部，開除了屠仰之，於是，這個支部就被「托陳派」接管。為了鞏固托派的這塊新陣地，馬玉夫與鄭超麟商量後，帶着屠仰之和兩個支部幹部去拜見了工人們十分仰慕而難得見面的領袖陳獨秀。陳獨秀熱情親切地接見了他們，講了許多勉勵的話，使他們十分感動。不久，與陳獨秀關係很好的「托陳派」骨幹薛農山又進這個《時事新報》社任總編輯，該社更成為托派的一個據點。「托陳派」組織成立時，薛出任法南區（法租界和南市區）區委負責人。

       當時的中國工人，生活十分貧困，絕大多數是文盲，雖然少部分人經過大革命的洗禮，有一些要求解放的覺悟，但也不懂得理論，更不知道如何爭取解放，只知道跟着共產黨走。過去的革命，犧牲了許多人，錯誤在哪裏？他們也不知道。現在，原來的陳獨秀等革命領導人，說找到了新的出路，他們也就懷着樸素的熱情，進入了「托陳派」小組織。他們並不關心、也不懂得甚麼是托洛斯基主義，甚麼是機會主義，主要靠陳獨秀這位老「總書記」的個人影響，但是，傳統的共產黨組織畢竟還在，這個影響總是有限，因此只拉過來一些支部和黨員。

       一個綢廠工人支部書記是杜培之，江蘇鹽城人，也受馬玉夫拉攏轉向托派後把整個支部全體成員拉了過來，並且也受布哈林要求中共多培養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思想的影響，把杜培之作為工人代表，吸收進「托陳派」小組織的領導成員。

       在外地來滬的黨團員中活動的彭述之和汪澤楷也小有成績，拉過來幾個人；甚至通過馬任之，把影響較大的滬濱書店也爭取了過來，使該店成為他們的一個活動據點。馬任之原名馬軾材，湖南寶慶人，與彭述之是小同鄉。這個人的經歷很複雜，帶有傳奇色彩。大革命時，他加入共產黨，隨北伐軍到福州，領導那裏的左派國民黨工作。「四・一二」後福州也很快反共，他逃到武漢，「七・一五」分共時被捕。1928年出獄後到上海，受黨組織委託辦了滬濱書店,

       實際上是一個黨的工作機關，他任經理，楊獻珍為編輯。彭述之利用小同鄉的關係，首先把馬任之拉過來，當運動楊獻珍時，遭到拒絕。於是，滬濱書店就全由馬任之控制，成為「托陳派」的一個支部，出版過一些托派分子寫的書。

       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儘管中共作了很大的努力，實行黨員工人化和幹部工人化，中共「六大」時只有百分之十的工人黨員，而到這時，「更縮小到百分之七」。[17]這麼一點點工人基礎，現在竟然被「托陳派」挖去這麼一大塊，怎能不引起中共的震怒！不過，「托陳派」也東施效顰。後來在選舉領導機構時，也刻意選了兩位工人代表，結果他倆很快去當土匪，被槍斃了。

       其他托派成員也都利用自己的關係，積極在有關人員中做爭取工作。如鄭超麟在印刷工人和鐵路工人的幹部中建立了一些關係。他的妻子劉靜貞是雲南人，因此在駐上海的雲南同志中進行活動。但是，總的來說，這時的托派多數是知識份子，相對而言，主要在知識份子中工作，在工農中沒有甚麼基礎。

       中共受聯共影響，既不允許個人反對中央，更不允許黨內任何派別活動。早在1929年6月，即陳獨秀等接觸托派文件之初，中共中央就在六屆二中全會上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在會議通過的文件中指出：

　　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會址

       「國際上之托洛斯基反對派，最近在中國黨內已經開始有了活動」，「這一點值得整個黨之嚴重的注意。全會並不誇大反對派目前在中國之政治上與組織上的作用，只是在黨內政治水準低微與黨歷史糾紛尚有殘餘的條件之下，反對派在一般落後的消極的離開工作的黨員中，可以有他暫時發展的機會。「客觀上定會走向一切反動勢力的收買與指導之下作為破壞中國共產黨破壞中國革命的工具。因此，中共必須堅決的向全黨指出這個前途，並堅決的與之鬥爭。」[18]——可見，中共一開始就採取了與聯共中央一致的明確果斷的態度和措施。把陳獨秀等人的活動，當作「反革命」對待，一點也沒有討論和調和的餘地。這一點是完全出乎企圖在黨內進行反對派活動的托洛斯基、陳獨秀們的意料的。

       幾乎與此同時，共產國際方面，也發出了托派在中國活動危險的警告，指示中共克服這個「危險」。國際東方部副主任米夫在6月7日給他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遠東局的信中說：

       今天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機關刊物《我們的話》的譯本。從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國托派把工作集中在共產黨人中間，在共產黨內部有隱蔽的托洛斯基分子在做瓦解工作，並將黨的全部文件轉給托洛斯基分子。在中國大學（即莫斯科的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引者）截獲了這個刊物（是通過符拉迪沃斯托克寄來的），這證明托派建立了某種聯繫。據我們所知，除了上海，他們在香港還有鞏固的基地。請速告，為克服托洛斯基主義危險，黨在做甚麼工作。[19]

        對此，中共中央當然不敢怠慢。8月13日，專門發出了第四十四號通告——《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指出中央發現反對派「在黨內與黨外有他的秘密組織，有他的秘密出版物」。通告稱：「我們與托洛斯基反對派鬥爭的，主要的是思想上理論上的鬥爭」，並敘述了托洛斯基的主要錯誤。這就發生了一種奇怪的現象：托派在戰略上的極左（社會主義革命觀及徹底否定與資產階級建立任何革命聯盟）與策略上的清醒（低潮的形勢觀與民主的國民會議運動），與中共的戰略上的清醒（民主革命觀及與資產階級建立革命聯盟）與策略上的極左（總罷工，武裝暴動等）「交相輝映」，爭鬥激烈。因此當時站在第三者立場上的人，對這場爭鬥很不可理解。其實很容易理解，因為二者都是錯誤的，而且錯誤得絕對荒唐：無論在戰略上或策略上，互相對立，你左我右或我左你右。這就讓思維正常的人看不懂。通告規定：

       如果發現某一部分同志有反對派的思想宣傳，有任何小組織的秘密活動，黨除掉對於其思想給以嚴重駁斥外，並須將其活動的領袖毫無留戀地開除出去；對於參加這一組織的分子，主要的是用教育的方法，說服其自覺地向黨聲明退出這一組織，並承認其錯誤，如被勸告而無效，則黨必須予以嚴重的制裁以至開除出黨。[20]

        8月28日，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代表約陳獨秀談話。據陳獨秀說，對方擺出一副十分傲慢的態度：

       一切重要的政治問題都拒絕討論，單純的責備我不應該向中央發表不同的意見，堅決的說中央絕對不能容許把我的信（指8月5日的信——引者）公佈出來；並且堅決的說中央政治路線沒有原則上的錯誤，加之時局緊張，任何同志都不許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

        陳則憤怒地說：「用這樣的專橫態度來掩護錯誤，用這樣不合理論不合事實的藉口來阻止中國黨內政治問題所急需要的公開討論……我只感覺真如反對派（托洛斯基派）所指摘國際領導機關在政治上組織上官僚化之一證。」[21]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利用組織威權，向「托陳派」發起了全面的進攻。進攻的信號首先來自莫斯科。

        9月7日，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東方部副主任米夫和庫丘莫夫（東方部工作人員）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的信中就指示要催促中共中央反右傾、反托派和處理陳獨秀：

       「春季我們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刊物（指《我們的話》——引者）。黨對它作出反應沒有？無論如何不能讓托派組織發展……但是我們要提醒你們，採取揭露和徹底消滅托派的各種措施時，還是要十分清楚地提出這個問題：現在在黨內右的危險是主要危險。從中國寄來的所有文件都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右派的立場明顯暴露出來了。在黨內必須加強同右派的鬥爭」；「建議（以中央決定的形式）陳獨秀立即就黨的策略問題作出表態。繼續不明確態度的做法是不能允許的。必須要麼爭取使他在徹底承認錯誤和接受黨的路線的基礎上實際參加黨的工作，要麼決定他的黨籍問題。」[22]

        9月12日，黨中央派宣傳部秘書長惲代英召集（中央直屬）支部幹事會和中央、（江蘇）省委、區委各代表參加的聯席會議，解決彭述之、汪澤楷反對中央路線問題。彭述之三次發言，與惲代英辯論。他反對中央以「機會主義的大頭銜」加於陳獨秀，更反對在黨報和黨員群眾會議上「公開宣傳獨秀同志是機會主義者」，並把「機會主義派的名詞與反對派的名詞並立起來」。他認為大革命時期「整個的機會主義指導是國際的，但在中共一面說，每個負指導責任的人都不好只圖塞責，學那『功歸於己罪卸於人』的市儈行為。何況像秋白、立三、維漢、恩來等同志，不僅是機會主義負責者，並且同時是盲動主義，即另一種機會主義的負責者，更應該自己明白呢」。他責問說：

       在過去機會主義時期中（特別在五次大會至國民黨破裂前——一九二七年四月到七月的時期中）是否只獨秀一人指導黨的工作，在黨內專政呢？是否除獨秀同志外，當時參加中央指導機關，特別是參加當時中央政治局的人都不負主要責任呢？……我個人認為獨秀同志在機會主義時代的確是黨內負主要責任的一人，不錯，獨秀同志在過去確有錯誤……但參加當時政治局直到現在還在黨內負責重要指導責任的人，如秋白、立三、恩來、維漢、忠發等同志，是否在當時都是一塵不染的布爾什維克呢？從我所知道的事實看來這些同志與獨秀同志在過去同是一樣的機會主義的執行者，其程度只有過之無不及。

        然後他列舉大量事實說明這些同志所犯的錯誤。接着，彭講述了現在黨內的機會主義：

       「我們的黨確有很嚴重的機會主義存在着。但這種機會主義恰好與中央所指的相反，恰好就在黨的領導機關裏，就在中央本身。」其表現：第一，中央認為資產階級是「能解放」農民的；第二，中央（李立三）認為富農（農村資產階級）「當然」是能革命的，便作出「聯合富農」的策略；第三，「對於目前革命形勢的估量以為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或革命開始復興，因而主張不斷的示威，主張從每一個小的罷工鬥爭必須要擴大到廣大的政治總罷工以至於暴動鬥爭，這都是十分明顯的盲動主義的表演。」[23]

        辯論到最後，惲代英最後以「紀律」手段，要彭述之對反對派問題表態，企圖壓服對方。彭述之認為：「布爾什維克黨之紀律，決不是機械的無條件的」；「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沒有與廣大群眾相聯繫，沒有正確的政治領導，變成了妨礙群眾革命思想與行動之銬梏。」反過來，他要求惲代英向中央提出四點要求：（一）、重新審查自己的政治路線；（二）、發表獨秀同志的政治意見書；（三）、公佈反對派的一切文件，讓全黨黨員自由討論自由判斷；（四）、停止對於黨員之一切機械式的紀律箝制，恢復黨內應有的民主。[24]

        於是，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專門會議，通過了《關於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決議》指出陳獨秀的信，「完全推翻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一貫的列寧主義的路線；完全推翻六次大會與中央對於目前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可恥的取消主義！」它並且逐條批駁了所謂「托陳派」的取消主義觀點。「托陳取消派」的名稱，從此在黨內廣泛流行開來。然後宣佈他們的罪名是：「公開的反共產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黨的路線。」

        組織措施也同時跟上，決議指出托陳取消派的罪名是：「不只是故意的煽起黨的討論而且實行了他們的小組織的行動。反對派已經有他們的秘密刊物，在黨內傳播。獨秀同志也在未經中央決定以前，把他寫給中央的信，自由在同志中間宣傳，這是列寧黨所不能寬恕的破壞黨的行為。」

        因此，中央在組織上有下面的決定：

       一、各級黨部如果發現了這樣的小組織必須馬上解散，對於參加的同志須與以組織上的制裁；

       二、經過討論以後，仍然固執他的取消主義的思想，不執行黨的策略，不服從決議的，應毫不猶疑的開除出黨；

       三、獨秀同志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25]

        人們注意到，這個決議還稱陳獨秀為「同志」，企圖最後挽回。第二天（10月6日）中共中央向陳獨秀發出「書面警告」：「在黨的組織原則上不容許有兩個路線同時存在，尤其不容許有少數同志與黨對立，破壞黨的組織系統。」「你以及和你的意見相同的人，在上海黨的下層組織中有超越組織的活動」，「必須站在黨的利益上立即停止這種活動。」最後，中央決定陳獨秀「在黨的政治路線之下，在中央擔任編輯工作」，還要陳作一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並編入中央直屬支部參加黨的生活。

        其實，據陳獨秀說，在8月28日共產國際代表與陳獨秀談話時，最後也「拿開除黨籍的話來威嚇我，阻止我發表意見」。陳獨秀很覺可笑。這一次他見黨中央要動真的了，於是就拍案而起，10月10日，他以給中共中央常委會寫信的方式，給以嚴厲的回答：

       我現在正式告訴你們：在你們，絕對沒有理由可以開除發表政治意見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為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利益，結合下層的革命群眾和機會主義上層領導機關奮鬥，而不計其他！我還要告訴你們：黨內的重大政治問題即領導機關政治路線根本錯誤的問題，決不應該用組織紀律（列寧曾說，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紀律，是要有正確的政治領導為先決條件方會實現，否則一定變成廢話；你們忘記了沒有？）來掩護所能解決的；若用這樣方法無理由的開除同志，如果由此造成黨的分裂，是應該由你們負責的！[26]

        幾十年後解密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絕密檔案，證實了以上陳獨秀對中央的批評是對的。當時駐中共的國際代表在給莫斯科的信中說：「我們有一些優秀能幹的同志，但沒有任何經驗，常常不聯繫群眾，不瞭解群眾，不善於對基層組織裏的辯論、爭論等現象作出反應。」信中提到中共中央總是輕易地進行反對「右傾」的鬥爭，「在這方面好象政治局委員起了帶頭作用，李立三混淆『左右兩種傾向』。在他們那裏所有人都是『右的』，他們唯一的手段是壓制，或者訴諸紀律。」[27]

        陳獨秀10月10日的信，反過來對中央作「最後的警告」，說了以上一些激烈對抗性的話，尤其反感奉命作文，指出：你們命令我「一周內作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你們既然代我決定了意見，還要我做文章發表意見做甚麼？我真想不到你們現在竟至發狂鬧笑話到此地步！這種現象已充分的說明了由黨員群眾合法的討論和公開的自我批評來糾正領導機關之錯誤的政治路線，是絲毫沒有希望的了！」

        彭述之的妻子陳碧蘭，自1922年入黨以來，已經八年了，一向把黨當作生命寄託之所。她不願僅僅為了與彭述之的伴侶關係而失去自己的政治生命和生命的寄託之所。因此，她得知陳、彭將被開除黨籍時，內心非常矛盾、痛苦、煩惱和苦悶，甚至想到離婚的念頭。為了想傾瀉胸中的苦悶，有一天，她獨自到陳家和他專談此事：

       我從某些同志中得到一個消息，說黨中央準備開除你和述之。假如述之被開除，一定會跟着開除我，但我絕不願意跟着他而被黨開除，因為我開始幹革命時，並不認識述之，我既不是跟着他而參加到革命隊伍裏來的，當然也絕不願意跟着他而被黨開除。因此，我現在陷於極度矛盾和痛苦的狀態之中，我想請教您，怎樣才能解除這種矛盾和痛苦。[28]

        獨秀聽了此話，「用很簡單的話語誠懇而又堅決的態度」回答說：「假如我們被黨開除，並不是因為我們背叛了革命；而是由於黨的墮落，它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原則和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傳統，這是黨的錯誤，如果黨開除我，我是不在乎的。」陳碧蘭回憶道：「頓時便提醒了我，使我打破了過去對黨的那種機械觀念。我想，如果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有錯誤，黨員是有責任起而批評和糾正的；為了使批評和糾正的意見發生效力和有力量，在黨內集中一個有力量的反對派也是需要的。」

        中共中央10月5日的決議，特別看重黨內出現「反對派小組織」，因為這將直接危及黨的生命。所以，中共中央對陳獨秀10日信的直接反應是，在17日機關報《紅旗》上公佈10月5日通過的《關於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中，將全部稱陳獨秀為「同志」的二字，全部刪除。而這時的陳獨秀的確已經在黨內成立了小組織。

　　機關報《紅旗》

正式組織反對派組織

       在陳獨秀給中央「八．五」信後不久，「托陳派」就決定正式組織起來，起先是向歸國留學生托派小組織「我們的話派」表示，希望加入他們的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但是，沒有想到這些年青人（其領導機構稱為「總幹事會」）心胸相當狹隘，不僅表示不歡迎，「而且很厭惡」。他們以水泊梁山上王倫的眼光看待這些黨內「老幹部」的行為，認為是「沒有出路的老機會主義者向我們托派投機了」。於是他們採取了「揭穿那些機會主義領袖們的『卑鄙動機』，爭取其下層群眾」的策略。[29]總幹事會提出了讓陳獨秀派個人分別加入托派的方案，以便排斥老幹部的加入。

       為甚麼這些青年托派也把陳獨秀們視為「機會主義」呢？因為，他們認為陳獨秀給中央的「八・五」信中，有以下問題：

       第一、認為陳獨秀沒有檢討和承認自己在大革命中的「機會主義」錯誤。導致大革命失敗的機會主義總根源是史太林為首的共產國際，但是陳獨秀也有錯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關於這一點對陳獨秀的指責，有一半是與中共一致的；

       第二、與托派的「無產階級專政」及中共的「工農民主專政」不同，陳獨秀提出了獨特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青年托派認為，這實質上還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機會主義口號。而托洛斯基反對「工農民主專政」，是反對與資產階級聯合和在革命勝利後的政權中有資產階級的位置。他們不懂陳獨秀的口號，無此之意，而與托洛斯基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一致的；

       第三、在「中東路問題」上，沒有執行托洛斯基的指示——「保衛蘇聯」，而提出「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的口號。

       關於這一點，實際上又是與中共對陳獨秀的批判是一致的；

       第四、「遷就『六大』決議案」。這是陳獨秀在10月10日致黨中央信中說的一句自謙的話，為了說服黨中央能夠接受他的意見，根本改變路線。其實無論是「八・五」的信，還是「十・十」的信，在原則問題上，一點也不「遷就」；

       第五、「還在堅持二次革命論的機會主義觀點」。[30]這是因為陳獨秀最後對托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觀點，還有自己的一點不同於托派的理解，即不同意下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而認為總有一個那怕是很短的時期，主要解決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務。例如抽煙，把前一支的煙蒂，接續在後一支香煙上抽一樣。如果在先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情況下，這樣做，與托洛斯基的觀點也是一致的，如十月革命初期的情況。

       所以，青年托派排斥陳獨秀派完全是無理取鬧找藉口，是怕陳獨秀加入後替代他們的正統地位的狹隘的宗派主義情緒。

       對於他們提出的以個人名義，分別履行加入他們組織的方案，從來不計較個人名譽得失的陳獨秀倒是無所謂，表示同意。但是，彭述之、尹寬等人堅決反對。他們也有另一種宗派主義情緒，認為留學生托派「都很年輕，沒有政治經驗，不能領導我們這些參加過大革命的老幹部，只能受我們領導」。[31]這些所謂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革命者，還沒有奪取政權，就如此看重個人利益，可以看到他們未來的發展前途了。

       恰在此時，在莫斯科留學時轉向托派的劉仁靜，繞道土耳其拜訪被蘇聯驅逐出國、流放在普林基博島的托洛斯基後回到上海。他在島上時，托氏親自為中國托派起草了綱領，托他帶回。綱領原名為《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32]後來收進托洛斯基著作《中國革命問題》時，改名為《中國布爾雪維克——列寧派（反對派）底政綱》。[33]據劉說，托洛斯基還給他起名為「列爾士」（Lels），讓他當托氏與中國托派之間的聯絡員。於是，他到上海後就以「老托代表」自居，來調解青年托派與陳獨秀派之間的矛盾，推動兩派統一。

       劉仁靜在中共建黨時期是「一大」十三位代表之一，一度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1924年又與陳獨秀一起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可以說與陳關係相當密切。這次到上海後住在法租界，先是鄭超麟和尹寬經常去看望他，講述了陳獨秀和他們轉向托洛斯基主義的情況，並介紹當時黨內及青年托派與陳獨秀派矛盾局勢。於是，他首先是做青年托派（即「我們的話派」）的工作，說服青年托派吸收陳獨秀派。他與鄭超麟約好，某日在東有恆路餘慶里鄭超麟家中會見陳獨秀。這幢房子是新租的，除了鄭家，還有蔡振德家，成了托陳派新的活動中心。起初是非正式聚談，後來就正式召開會議。劉與陳相離多年，再次見面，倍感親切。現在又有了托洛斯基的共同語言，雙方談得很投機。

       首先，劉仁靜出示托洛斯基寫的三個文件，即上述已經在流傳的《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和新寫的《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但這次三個文件都是俄文列印稿，比原流傳的完整、準確。當場決定，由劉仁靜和鄭超麟分工翻譯，儘快出版。

       關於組織問題，陳獨秀委託劉仁靜向「總幹」表示，他（陳獨秀）將公開承認大革命時期的錯誤，接受托派的理論和策略；提議雙方共同組織「聯合委員會」。[34]劉仁靜表示支持，並建議兩派代表直接談判。

       幾天後，陳獨秀派的代表陳獨秀和尹寬與劉仁靜領來的青年托派代表史唐和宋逢春，來到法租界一幢兩層樓的房子的樓上，開始談判。這房子是尹寬的家。劉仁靜則列席會議。

       據宋逢春後來回憶：那天，陳獨秀穿一件墨綠色嗶嘰長衫，前額已經光禿，兩鬢尚有黑髮，面色黝黑，小眼睛炯炯有神，一副教授學者的派頭。人到齊後，陳就拿出幾塊錢來，從飯店叫來幾盤菜，邊吃邊談。當宋逢春問大革命失敗情況時，陳獨秀搖搖頭說：「很慚愧！很慚愧！」接着說：「唉，老毛子懂甚麼？懂甚麼！」

       聽劉仁靜介紹說，莫斯科回來的青年托派，大多數生活問題沒有解決，睡水泥地（上海話「水門汀」），穿單衣，像野狗一樣到處蹲飯吃，撿香煙屁股抽，但還是堅持幹革命，了不得。陳獨秀很受感動。[35]

       談到正題時，陳獨秀向對方提出兩個要求：（一）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斯基論中國革命的文件和文章，雙方共同討論問題；（二）陳獨秀派取消，全體加入托派組織。[36]

       史唐和宋逢春表示可以接受陳的條件，但需經「總幹研究決定後，作出正式答復」。然而，這時的青年托派總幹事會也發生分裂：以史唐、區芳、陳亦謀、張特等人為代表的一派主張有條件地吸收陳獨秀派加入；以梁幹喬、張師、陸一淵等人為代表的一派堅決反對陳派加入。特別是被稱為「大喬」的梁幹喬，在蘇聯時就加入蘇聯托派，受到過托洛斯基的接見，比劉見托還早，以中國托派「正統」自據，認為是中國托派的當然領袖，深怕陳獨秀等一批老幹部加入進來會危及他的地位，所以，他與總幹宣傳部長張師（1929年初接替陸一淵而代之）硬說陳獨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對派是「陰謀」，主張不要理他們。區芳等人則主張在陳派承認「我們的話派」是正統地位的前提下，「分別地而非集體地經過審查，加入他們的組織」。[37]

       於是，他們就（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在史唐、區芳主持（區芳在大會上取代張師任宣傳部長）下，討論通過了吸收陳獨秀派的三個條件：「一、公開宣佈史太林的領導是機會主義的；二、公開與真誠地批判自己過去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承認反對派政綱的正確；三、公開解散自己獨立的小組織。」[38]宋逢春因同意陳獨秀的兩派合併的意見，被總幹說成是「投降主義」而被「開除」。[39]

       三個條件，對於陳獨秀來說，並不苛刻，第一、第二條，他已經做到；第三條他也同意，他甚至通過列席總幹會議的劉仁靜向總幹表示，陳獨秀派可以以個人名義分別加入組織；但是三個條件中表現的「我們的話派」那種頑固的、狹隘的「正統」排外傾向，使人感到壓抑。此其一；其二，三條件是「我們的話派」內區芳派與梁幹喬派鬥爭的產物，但梁派勢力仍然很大，說明「我們的活」派中存在着不利於陳獨秀派的變數；其三，彭述之等人堅決不接受三條件；其四，以中國革命老資格和「老托代表」自居的劉仁靜，也看不起「孩子們胡搞」的「我們的話派」這個小組織，提出另行召集臨時代表大會，修改「二代會」的決議案，改組「總幹，以吸收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加入領導」，並對總幹說：「我們的統一運動，只可以說是全為陳獨秀個人，其餘諸子，碌碌不足道也。」[40]但是，陳、劉二人的提議均遭拒絕。

       於是，陳獨秀派果斷拒絕了總幹的「三個條件」，決定自行組織獨立的托派小組織，取名「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推選陳獨秀、彭述之、尹寬三人組成「臨時領導小組」，成員分成三個組，進行活動。[41]會議還通過了尹寬起草的決議，譴責「我們的話派」排斥同志的「門羅主義」；還請劉仁靜起草綱領。

　　劉仁靜（1902～1987），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就這樣，1929年9月，以陳獨秀為核心的中國托派第二個小組織便誕生了。

雙方忍無可忍，開除及決裂

       陳獨秀派與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在政治路線、策略口號和組織觀念上如此全面而尖銳的對抗，終於走向破裂。

       1929年10月25日，中共江蘇省委與上海各區黨團書記聯席會議通過了《江蘇省委為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及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的決議》，並請求中央開除陳獨秀。第二天，陳獨秀即與已經被開除的彭述之二人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對中央的路線和策略再次進行猛烈的抨擊。

       當時發生南京中央政府與廣西桂系之間的戰爭、並且醞釀着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張發奎、俞作柏等南北聯合反蔣的形勢。中共中央採取了利用矛盾，發展革命根據地的策略，派鄧小平等人打入俞作柏部隊那樣，分化瓦解軍閥部隊，爭取一些中間勢力為我所用，取得了一些成績，南方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有所發展。但同時也高估了當時的「有利形勢」，部署了一些脫離實際的左傾口號和行動。信中說：「這樣的口號，在實際行動上等於一根鴻毛拋在空中，落在地下，一聲也不響」；天天示威「也不能激動一個群眾爭取一個群眾」。

       信的最後，陳獨秀、彭述之公開打出反對派的旗幟，向中共中央示威說：

       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對革命對黨負責的反對派，堅決的不和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威嚇手段欺騙手段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污，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階級的利益，為了黨的利益，而絕不計及自己個人的利益，儘量的發表正言讜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在中國有一線之延，使全黨黨員及全無產階級的群眾不至對黨完全失望！[42]

        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如此蓄意開除陳獨秀時，共產國際及其遠東局也在緊急討論這個問題，不過在方式和時間問題上，與中共中央發生了分歧。

        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發來一信，意見完全相同：「在一切鬥爭生活中，首先要反對取消派主義陳獨秀派及托洛斯基派，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的聯盟向黨進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肅清自己隊伍裏暗藏的陳獨秀托洛斯基派。」[43]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遠東局專門作出了一個「決議」，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談陳獨秀與中東路問題，重複了9月7日米夫和庫丘莫夫對待陳獨秀的觀點，認為陳獨秀同志「表達了最右傾機會主義的，而且常常也是反革命的觀點」；特別是在中東路問題上，「反對提出保衛蘇聯的口號和就此問題由黨組織群眾大會和示威遊行」……決議認為：

       「陳獨秀和他的擁護者的錯誤不是暫時性的，相反，它們還在沿着反共、反黨方向發展」；「因此，陳和他的擁護者只有在承認和糾正他們的傾向、承認黨和共產國際的路線的正確性並接受和執行黨和共產國際一切決議的情況下，才能繼續留在黨和共產國際隊伍內。」[44]

        正是這最後一句，表明共產國際在這個開除陳獨秀問題上持謹慎態度。他們似乎在效法對於開除托洛斯基前的辦法，給對方較多的回轉的餘地，希望把陳獨秀留在黨內，甚至明確說這並非「已經沒有希望」。[45]因此他們對陳獨秀問題的性質，只上到「反共、反黨」的高度，沒有上到「反革命」。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急於要推行極左路線因而要開除陳的中共中央，終於再也不能容忍，既不能容忍托陳派如此張狂，又不能容忍共產國際遠東局心存幻想。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特地作出了《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46]指出陳獨秀屢次拒絕共產國際及中央決定，拒絕中央指派他的工作。決議認為，在其最後兩封致中央的信中，「公開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整個的黨之一貫路線的旗幟，公開地承認已為共產國際及聯共所開除的托洛斯基為同志；這充分證明陳獨秀彭述之等已經離開革命，離開無產階級，客觀上就是已經開始轉變他們的歷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但是，開除陳獨秀的這個決議並不是最後的。因為陳獨秀不僅是中國的，也是國際的人物，是共產國際「四大」時當選的執行委員。雖然這時共產國際對他已經十分厭惡，但是開除出去的手續還是要走走過場。據鄭超麟回憶說：在中央作出開除陳獨秀前，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前幾日，中央派了汽車來接陳獨秀去一個地方同國際代表（應該是當時國際駐中共代表團團長雷利斯基——引者）談話。國際代表坐在寫字枱背後，有人引陳獨秀到寫字枱面前，國際代表坐着，毫無禮貌，說了幾句話，態度很不好。翻譯站在他的旁邊，把他的話翻譯給陳獨秀聽，態度同樣不好。不像同黨內的同志談話，卻像法官審問犯人。陳獨秀於是掉過頭來，向房門走去。見面就此結束。[47]

        其實代表的態度一點也不奇怪。史太林控制下，共產國際對待各國兄弟黨一貫以「老子黨」自居，根本不尊重兄弟黨，更不要說已經「很不聽話」的陳獨秀了。

        經過國際代表談話後再作出開除的決定，這是「很高」的待遇了。然後，還要申報莫斯科審批。陳獨秀終於成為托派，顯然在莫斯科引起很大震動。早在中共「六大」時，史太林在接見中共領導人，曾擔心陳獨秀多次拒絕到莫斯科「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和拒絕邀請參加「六大」的對立情緒，會不會導致另行辦報和另行組黨，進行反對派的活動；並認為這關鍵是看陳「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錢和獲得其他的條件」。張國燾當場說：「陳獨秀辦不起一張有力量的報。」但他的理由主要不是錢，而是陳獨秀的身份。因為「他做了這麼些年的著名的中共領袖，其他的社會關係早已斷絕了，現在似乎沒有人敢於支持他辦報。在我們看來，他也許不再追隨共產國際，但一般人看來，他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著名共產黨員，因此，他之不能從事公開的政治活動是很顯然的。」[48]史太林聽了「頗為滿意」，以為陳獨秀並不能在中國作反對共產國際的有力活動。

        因此，1927年底莫斯科多次召陳獨秀去蘇而遭拒、盛傳莫斯科將開除陳獨秀時，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稱關於開除陳獨秀的報告「是惡毒的謠言」。[49]第二年7月，陳獨秀拒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時，米夫再次邀請陳，並「保證他能夠從事理論工作和返回中國」。[50]

        看來，莫斯科原來是想採用「瞿秋白方式」——軟禁、訓練、認錯、返回中國，或是「開除前的托洛斯基方式」——認錯、不在群眾中造成影響、留在黨內。現在，陳獨秀既不怕沒有錢，更不怕「白色恐怖」和「紅色恐怖」的打擊，堅決要成立一個「反對派」。對此，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一時十分恐慌，從解密的莫斯科秘檔案看到，他們在為甚麼要開除陳和如何開除陳的問題上發生了分歧，衝突曾十分激烈。主要表現在，共產國際遠東局想仿照聯共中央對托洛斯基處理方法，給予儘量多的機會和時間，要求陳獨秀承認錯誤，希望他繼續保留在黨內。最後同意開除，主要是因為陳在中東路事件上否定「保衛蘇聯」的立場，不能容忍。而中共中央則更看重於陳轉向托派對本黨的影響，即反對中共「六大」路線並成立小組織分裂黨。因此一開始就認為他不可救藥，急於開除出黨。

        1929年10、11月，從醞釀到執行開除陳獨秀黨籍時，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似乎沒有分歧。所以，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以後，共產國際遠東局向莫斯科表示：「我們認為這是正確的，並請求給以批准。」[51]但是，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討論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次全會決議時，雙方的分歧就暴露出來了。

        李立三說：

       決議（指上述遠東局的關於共產國際第十次全會的決議的決議）涉及陳獨秀的最後一節，證明遠東局還是對他抱有幻想。陳獨秀及其一夥實行取消主義路線，而且成立了叛徒集團。遠東局的同志同陳獨秀談過一次話，結果很失望。但是現在遠東局寄希望於陳獨秀回到黨的正確路線上來。這只是證明遠東局一貫堅持「右傾」方針。

        周恩來說：

       在遠東局的決議中和在我們以前同他們所進行的辯論中，他們始終表露出了對中國問題的調和主義思想……遠東局不把中共反對右傾的鬥爭作為前提，所以常常指出中央在一些問題上反映出了「右的」錯誤，而遠東局自己只指出機會主義者，甚至期待陳獨秀回到黨內。

        溫裕成說：

       始終對陳獨秀沒有堅定的立場。這證明，遠東局是布哈林第二，是調和派。他們不僅不能幫助中共反對取消派，而且相反，充當調和派。[52]

        對此，雷利斯基（即奧斯藤）駁斥道：

       在米夫和庫丘莫夫簽署的共產國際9月2日來信（即前述要求陳獨秀立即就黨的策略問題作出表態……），我們執行這個要求了嗎？我們同陳獨秀談了嗎？我們建議他寫關於對黨的態度的聲明了嗎？他寫文章反對黨。你們同我們商量後把他開除了。我們把這個決定告訴了共產國際。你們怎麼說我們幻想他能在12月份即你們已經把他開除之後回到黨內和承認自己的錯誤呢？你們在陳獨秀問題上的說法是在反對共產國際，而不是反對我們。[53]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採取嚴重步驟，直接向莫斯科最高當局控告，在給遠東局並送聯共中央總書記史太林和政治局委員莫洛托夫等人信中，再次批評遠東局的關於國際執委員第十次全會的決議：「這不過是在減輕陳獨秀及其追隨者的右傾錯誤」，對陳獨秀們仍然抱有幻想，是「在客觀上否定中央把他們開除出黨的決定」，只能是調和主義。[54]

        17日，在上海舉行的遠東局與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聯席會議上，遠東局的成員們對中共中央的指責進行了反擊。

        羅伯特（當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駐華代表——引者）駁斥說：

       看來，李立三和政治局在力求駁斥我們的批評時，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陳獨秀的犧牲品……由於我們在決議中指出，陳獨秀的主要錯誤是他對保衛蘇聯的態度問題，所以李立三同志攻擊我們的決議，這個情況也是他忽略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主要矛盾有關。……我們曾同他詳細地談到如何在黨內從思想上和組織上開展反對陳獨秀的運動，他開了個輕浮的玩笑，說我們對陳獨秀抱有幻想。

        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辯解說：

       你們只指出了陳獨秀在中東路問題上的口號，沒有指出他和他們反對黨和共產國際路線這樣重要的東西，沒有指出他和他的信徒組成了幾個小派別和破壞我們的組織系統的情況。你們沒有提及整個這個情況。我們不能接受你們的意見，而相反，應該反對你們的意見。我同意奧斯藤同志的建議，將這個問題提交共產國際解決，因為在這裏，我們知道，我們無法解決這個問題。[55]

        中共中央立即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進一步申訴並明確與遠東局的分歧，批評遠東局的錯誤，指出：

       在取消派（陳獨秀等人）開始活躍時期，中央認為這是黨內的重大問題，堅決號召全黨同志反對取消派，反對一切右傾危險。此外，在黨的報紙上還發表了政治局的提綱和對陳獨秀信的批評意見。遠東局發表了不一致的觀點，認為中央過高估計了取消派問題，不該在《紅旗》上為這種文章提供版面。（遠東局邀請陳獨秀談話後），陳及其一夥的反黨活動更加活躍了，並在群眾中發表自己的觀點，公開攻擊共產國際和中國黨的路線。這清楚證明，他們已由黨內反對派變成了階級敵人，當然毫無疑問，陳獨秀被立即開除出黨。

       當中央向遠東局報告關於把陳獨秀開除出黨的這個決議時，遠東局的同志說：「中央開除陳獨秀太不謹慎了。」中央當然反對這種看法，並竭盡全力解釋了這樣做的絕對必要性。遠東局依然說：「開除陳當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事先做更長時間的工作就更好了。」同時作為例子，援引了聯共（布）對托洛斯基採用的方法。中央再次解釋說，陳獨秀已經變成了階級敵人，這就是他與當年托洛斯基的區別所在。對此遠東局沒有作出答復……非常清楚地表明，它對取消派抱有幻想。[56]

        1929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又指責「遠東局從根本上忽略了中央旨在反對右的傾向的基本路線和工作，遠東局在陳獨秀問題上猶豫不決，搖擺不定。」由於遠東局不理會中共的抗議，會議決定「把這個問題提交共產國際解決」；「至於如何發展中國革命，這個問題我們也需要在莫斯科解決。」(與陳獨秀相反，毫無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意識，一副奴才相——引者)[57]

        於是，1929年12月30日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召開政治書記處會議，作出決定：「主席團認為中共中央關於開除陳獨秀的決定是正確的。把這個決定通知中共中央，並給陳獨秀在兩個月期限內向國際監委提出申訴的權利，讓他自己來說清楚問題。」[58]然後，把關於陳獨秀的材料分送給主席團的各位委員。

        1930年1月18日，國際又根據史太林、莫洛托夫等16位主席團委員「飛行表決結果」作出《中共中央轉陳獨秀》的電報，全文如下：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部，決定予您機會來參加本政治書記部審察中國共產黨中央開除你的黨籍的決定的會議。

       共產國際政治書記部討論這一問題的會議，將於兩月之內舉行。共產國際政治書記部將這一決定轉告給你，請你盡可能的快點經過中共中央轉告此間你是否願意前來參加。

       如果你對此提議置之不理，不來參加這一會議，或得不到你的答覆，這一問題將提到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會議日程中去討論。

　　陳獨秀被開除黨籍

政治書記部

       在沒有移交給中國的俄羅斯國家檔案館館藏檔案中，還有一份這個文件的初稿，其中最後一句話是：

       如果您未在兩個月的期限內到達莫斯科，此問題將在您缺席的情況下審議。[60]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月8日轉達給陳獨秀時，又提出：「這是共產國際的來電，希望你於一星期內給以書面答復，好使我們有所準備，並對國際有所回答。」[61]

        陳獨秀當然不會上當，並且故意拖了一星期，於2月17日，寫了回信。信一開頭就以辛辣的口吻說：

        中國向忠發、李立三、周恩來、項英等早已緊急地宣佈我為「托洛斯基主義者」、「取消派」、「反革命」、「新工賊」……企圖這樣一次決定我的前途。同時，你們在去年十月二十六日給他們的訓令也就教導他們：「在一切鬥爭生活中，首先要反對取消主義陳獨秀及托洛斯基派，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的聯盟向黨進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肅清自己隊伍裏暗藏的陳獨秀派托洛斯基派。」然而現在你們突又來電給我，要我到莫斯科參加你們的會議，專門討論我們的開除黨籍問題，你們這種思想，我很不容易瞭解！[62]

        對開除陳獨秀事件，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最後陳述是這樣的：

       陳獨秀就中東路問題給中央寫了幾封信，他在信中墮落到國民黨立場上去了，在中央給他答覆和我們跟他談話後可以看出，他不會從那條路上回來了。於是才提出把他開除出黨的問題。我們建議作最後一次努力。在報刊上和在組織中開展對陳獨秀反黨反共產國際立場的無情鬥爭，要求他作出聲明，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承認中央路線是正確的並加以貫徹執行，我們說否則就把他開除出黨。情況果然如此。陳獨秀沒有這樣做，就被開除出黨了。[63]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處理陳獨秀的過程中，遠東局曾努力把陳獨秀的「取消派」（承認革命低潮形勢而主張退守策略）與轉向「托派」加以區別，因為前者更不利於他們向中共推行左傾路線。直到上述1930年1月30日給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的信中，遠東局還說：

       陳獨秀考慮到他的取消主義立場已經破產，竭力爭取充當托派的領袖，因此正尋求與托派的組織聯繫；但中國同志從中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他們近來在與我們交談時和在黨的文件中想採取這樣的方針：「陳獨秀向托派投降了」，根據這樣的想法，同志們反對我們關於明確劃清陳獨秀集團中托派和取消派界限的意見。這些先生們活動的結果當然只能是一個，即結成反黨反共產國際的聯盟。但在鬥爭中，尤其是在思想鬥爭中，抹殺兩者之間的區別「包含着」危險，中央和全黨可能會看不到目前最危險的取消派傾向，這是首先應該與之進行鬥爭的傾向。[64]

        把他們所說的「取消派」與托派加以區別，如果在1929年春天以前還有點道理的話，那麼，在這之後，完全不對頭。因為，這次陳獨秀起來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以至最後被開除出黨，恰恰是在他與托派結合以後的事。這就再次證明，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是多麼脫離中國實際，在1928年之前與陳獨秀共同工作過七、八年的他們，對陳是多麼的不瞭解。直到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發表後五天，又發表陳獨秀等八十一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等於是公開公佈他們的托陳派小組織，嚴正要求「召回托洛斯基同志等反對派，釋放在獄中和流放在西伯利亞、土耳其士坦等處的聯共及其他各國反對派同志，恢復其黨籍，並恢復托洛斯基同志的領導工作」，又得到陳獨秀拒絕到莫斯科參加討論他被開除黨籍的會議的答覆之後，遠東局才對莫斯科說：

       「陳獨秀寫了告全體黨員的公開信，矛頭指向中央（故意抹殺或減輕陳獨秀主要批判莫斯科的份量——引者）；陳獨秀在他最近發表贊同托洛斯基意見的聲明後，竭力要在組織上建立與托派分子的聯盟」；「你們可以從附上的陳獨秀的聲明（即陳對共產國際主席團邀請的答覆——引者）中看出，他不想去莫斯科。我們認為共產國際應儘快發表批判他的正式聲明。」[65]

        但是，在共產國際最高領導機關中，顯然有同情陳獨秀的人。1930年3月23日，國際政治書記處會議討論以米夫為首的國際東方書記處請求批准關於將陳獨秀開除出共產國際的決定並在報刊上公佈時，會議卻作出了否定的決定：「在不削弱對陳獨秀的思想鬥爭的同時，必須遵守給陳獨秀的考驗期限。」[66]

        可是，目前解密的莫斯科秘檔表明，由於中共中央接着發生以李立三為代表的第二次左傾錯誤路線，並成為又一個莫斯科的替罪羊，陳獨秀開除黨籍的問題再也沒有提到共產國際的議事日程上。就這樣，1929年11月15日的開除決議，成了陳獨秀被開除的既成事實。

        陳獨秀被開除黨籍，引起一南一北兩個曾與陳有特殊關係的人物絕然相反的反應：一個是建黨時期的夥伴楊明齋，一個是得到陳獨秀特殊提攜、中共「三大」後一度與陳共同主持中央工作，並與陳一起署簽中央文件的毛澤東。

        楊明齋當時在冀東豐潤縣車軸山縣立中學教國文課為掩護，繼續進行革命工作。他在得知陳獨秀被開除黨籍的消息後，執意要去上海，說要調解黨中央與陳獨秀的矛盾。後來，經王德周（大革命時期曾是順直省委負責人之一，時為中學教務處主任）再三勸告——「黨中央與陳獨秀之間的問題不是偶然的誤會造成的，也不是僅僅在某些政策上的分歧問題，而是重大政治路線的鬥爭，是不能靠調解解決的」——他才沒有立即走。

        可是到這年冬天，他又決定偷越國境到蘇聯，去做共產國際的工作。這次他不聽勸阻，終於在1930年1月，「未經黨的許可，在走私者的幫助下，非法越過中蘇邊界」。但他一直未能接觸到共產國際。他先是在遠東的哈巴羅夫斯克掃盲站當中文教員，後又轉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紅星報》和無線電台工作。1931年被當作「叛逃者」流放到托木斯克，在那裏當勤雜工。1934年8月，流放期滿後設法到了莫斯科並進入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後任投遞員、校對員。這時陳獨秀不僅被開除、當了中國托派領袖，而且因反蔣抗日坐在國民黨的獄中，當然已經不存在到共產國際為其辯護的問題。他於是希望在蘇聯安度晚年，可是，在1936–1938年的蘇聯大恐怖運動中，楊明齋終於難逃厄運，1938年2月，他「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並於同年5月被害。[67]陳獨秀始終拒絕去莫斯科，想不到耿直到迂腐的楊明齋，卻為他抱不平，自投羅網，屈死在異國他鄉。

        遠在南方瑞金根據地的毛澤東在得到陳獨秀被開除出黨的消息後，則寫信給中央表示完全擁護。信中說：「獨秀近來行動，真豈有此理，中央駁議文件已經到此，我們當普遍地宣傳。」[68]

        以上二人相比，可以明顯地看出，楊明齋注重於對陳獨秀的品性的瞭解和私人的友誼，而且俠肝義膽，能為朋友和正義犧牲自己的一切；毛澤東則已經完全功利化、政治化和組織化，一切從組織觀念和個人的利益出發，恩情私誼是第二位的。

        另外，當時還有人出來對陳獨秀、中共中央甚至共產國際做工作，希望不要走到這種地步。

        陳獨秀的同鄉老友朱蘊山是一個老好人，曾勸過陳不要走此極端。二人關係一直很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建立共產黨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朱蘊山在安徽的革命活動，一直受陳獨秀的指導。這次，陳獨秀特托高語罕送三本托洛斯基言論集給朱，望朱加入托派。朱說不參加，讓高把書還給了陳，並囑陳不要搞托派這個名堂。朱指出，陳是中國共產黨的「開山書記」，宜慎重。蘇聯和國際的事，我們弄不清楚，冒然捲入是非漩渦，很難拔出。陳當然認為自己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轉向托洛斯基主義的，不聽所勸。從此，二人就不談政治，只有私交了。[69]

        另外，當時被捕後關在國民黨監獄、自知必死無疑的四位共產黨高級幹部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8月24日就從獄中寫出信來，對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有所建議：「望黨內對於反對派的鬥爭要多從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黨」，反對採取簡單的懲辦手段。[70]

        綜上所述，陳獨秀1929年11月15日被開除黨籍的原因是很複雜的：主要有：

        第一、在中東路這個涉及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感情問題上，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保衛蘇聯」的方針。在這方面，陳獨秀是正確的，並得到史太林後前蘇聯學者高度評價和讚揚。

        第二、反對黨的六大路線，主張接受托洛斯基主義的路線。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有正確的一面：如承認大革命失敗，革命進入低潮，應取防禦方針，以保存黨和革命的有生力量。缺點是不懂得利用中國土地廣大和統治階級的矛盾等條件，在農村存在着「武裝割據，建立紅軍，堅持革命根據地」的可能性。但其擔心黨長期在農村生存發展，會被「農民意識化」，長遠看，是一個偉大的預見。

        第三、反對當時李立三中央正在發展的左傾錯誤。這一點也完全正確，而且很快為中共第二次左傾路線的形成所證明。

        第四、反對以執行「紀律」為名，推行命令主義，扼殺黨內不同政見者；主張實行黨內民主，允許不同意見存在。這一點也完全正確，而且為全部的中共黨史所證明。由於不接受陳獨秀的這條意見，中共走了那麼多本可避免的彎路，付出了多麼巨大的代價。

        所以，總的來說，開除陳獨秀這個事件，誰是誰非？今天來看是很清楚的。而造成這個事實，是共產黨實行沒有民主的黨制的產物。因此，至今不能翻案。正因為如此，與其說是共產黨開除了陳獨秀，不如說是陳獨秀離開了極左的共產黨，而且再沒有想回到黨內來。現在的一些學者，在研究陳獨秀為其正名時，竟然提出為陳獨秀翻案，恢復其黨籍的主張，實在是對陳的不瞭解——非陳所願！

        但是，組織上被開除「不在乎」，原則上的是非，他決不含糊。陳獨秀見在黨的機關報上公佈的開除自己黨籍的政治局決議後，怒不可遏，立即在12月10日散發了自己油印的長文《告全黨同志書》，對開除他的那些理由進行批駁。

        文書一開始就表示：

       我自從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隨諸同志之後創立本黨以來，忠實的執行了國際領導者史大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機會主義的政策，使中國革命遭到了可恥的悲慘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抵過；我固然不應該效「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誇口吻，把過去失敗的錯誤而將自己除外。任何人任何同志指摘我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我都誠懇的接受。「我絕對不願為要擁護我個人的錯誤（自從『八七』會議到現在，我不但對於政治的批評不加掩護，即對於一切超過事實的指摘，也以為是個人的細故，默不答辯），而使過去無產階級付了重價的苦經驗埋沒下去，得不到一點教訓。」「我深切的認識，任何個人任何黨派，想免除機會主義的錯誤，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長期追隨列寧學習的如史大林與布哈林，現在也犯了可恥的機會主義；像我輩這樣淺薄的馬克思主義者，更何可自滿，一旦自滿，便是自己阻住自己的進步。」

        最後沉痛地表示：「我寧願受今天被李立三等少數人開除我的黨籍，而不願眼見黨的危機而不力圖拯救，將來要受黨員群眾的責備。我寧願心安理得的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受惡勢力幾重壓迫，不願和一切腐化而又橫暴的官僚分子同流合污。」[71]

        這篇八千多字、擺事實、講道理、情智並茂的文書，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極其罕見的特殊文獻。中共中央一直不敢發表。以至中國大陸1993年出版的《陳獨秀著作選》在收錄此文時，不得不採用1930年4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即「中統」前身）的查獲件——上報蔣介石的傳抄本。實際上，這篇文書在當時曾油印成傳單廣泛散發過。筆者手中就有這樣一份原始的傳單。

　　《陳獨秀著作選》封面

[1]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2]《文史春秋》，2003年第6期，又見《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頁14。汪在大革命時期曾任中共豫陝區委書記，繼任駐馮玉祥國民革命軍司令部政治部少將組織處長。大革命失敗時，調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毛澤東領導的秋收暴動失敗而迷茫時，曾寫「密信」派宋任窮送到前線，指示毛澤東率部向井崗山發展，對毛澤東的成長，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過去由於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汪後來又因轉向托派而被開除黨籍，因此這個史料長期被埋沒。

[3]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4]陳獨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油印件。

[5]蘇俄政府〈第一次對華宣言〉（1919年7月25日），載《新青年》，第7卷，第6號。

[6]托洛斯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16。

[7]載《紅旗》，第31、33、34、49期。

[8]〈中央通告〉，第41號，《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329。

[9]〈中國共產黨為八一國際赤色日宣言〉，《紅旗》，第34號，1927年7月27日。

[10]《紅旗》，第37號，1929年8月7日。署名：撒翁。

[11]《紅旗》，第37號，1929年8月7日。署名：撒翁。

[12]《紅旗》，第39號，1929年8月20日。

[13]托洛斯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13。

[14]托洛斯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18。

[15]托洛斯基：〈保衛蘇聯與反對派——「列寧團」走的是甚麼道路——極左派與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19。

[16]《蘇共歷史問題》（俄文版），1987年第10期。

[17]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文件〈組織問題決議案〉（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頁231。

[18]〈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綱要〉（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頁192。

[1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121。

[2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頁351–352、353。

[21]《給中央常委的信》（1929年10月10日），筆者看到的是大陸某機關檔案室保存的手刻油印件，顯然是托陳派當時散發的材料。下面10月26日的信同此。

[22]〈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綱要〉（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頁162。

[23]〈評中共第六次大會及其決議案〉（1929年12月20日），《彭述之選集》，第1卷（香港：十月書屋，1983），頁29–298。

[24]〈評中共第六次大會及其決議案〉（1929年12月20日），《彭述之選集》，第1卷（香港：十月書屋，1983），頁258–287

[2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頁394–402。這個《決議》本來應該是「10月5日」，但由於1959年中共中央直屬的人民出版社在內部出版的《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3冊上首次刊登時，把時間弄錯為「10月15日」，所以，大陸幾乎絕大部分的陳獨秀論著，都寫成這個日期（包括本人的《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現在應予改正。

[26]陳獨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

[27]〈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第2號信〉，《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115、116。

[28]陳碧蘭：《我的回憶》（香港：十月書屋，1994），頁284。

[29]《雙山回憶錄》（香港：周記行，1977），頁143。

[30]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油印件），1930年3月出版。

[31]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鄭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國托派早期歷史》，手稿，中央檔案館藏。

[32]《無產者》，第1期，1930年3月1日。

[33]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頁235，春燕出版社1947年出版。

[34]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1930年3月。

[35]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1月12日。唐寶林訪問記錄於宋宅）。

[36]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頁235，春燕出版社1947年出版。

[37]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頁235，春燕出版社1947年出版。

[38]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頁235，春燕出版社1947年出版。又見「我們的話派」1929年11月15日致托洛斯基的信，原載俄文版《反對派公告》1930年2、3月合刊，轉引自雙山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16。這是遵托洛斯基遺囑在他死後40年開放的檔案（美國胡佛大學收藏）中發現的有關中國托派的信翻譯後，由香港托派組織自印小冊子，沒有版權頁。以下所引《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同此，不再絮述。

[39]〈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決議〉，《反對派內部生活》（「我們的話派」內部機關刊物，油印件）之二，1930年6月15日出版。

[40]區芳：《反劉仁靜政綱》；劉仁靜：《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1929年油印小冊子。

[41]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鄭超麟回憶錄》（附錄），頁283；陳碧蘭：〈回顧我和彭述之的歲月〉，《彭述之選集》（代序），第1卷（香港：十月出版社，1983），頁17。

[42]《陳獨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0月26日），手刻油印件。

[43]〈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問題的信〉，《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5）（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頁413。

[4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決議的決議〉（1929年10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195。

[45]〈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58。

[46]《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65。

[47]〈陳獨秀與托派〉，鄭超麟：《回憶錄》附錄，頁285，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出版。

[48]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425、426。

[49]〈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20號（特字第120號）記錄〉（1927年8月1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諾羅夫的電報〉（1927年10月1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頁70、121。

[5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頁513。

[51]〈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9年11月21日於上海），《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21。

[52]〈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45、247。

[53]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57、258。

[54]〈中共中央政治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的信〉（1929年12月1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71。

[55]〈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信〉（1929年12月）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第三次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305頁。

[56]〈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信〉（1929年1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339。

[57]〈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記錄〉（1929年12月2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311。

[58]〈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30號記錄〉（1930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319。

[59]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二，陳獨秀主編：《無產者》，第2期（1930），頁107–108；並參見〈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飛行表決結果作的第24號記錄〉（1930年1月1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31–32。

[60]《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全宗495，目錄2，卷宗162。俄文打字稿。

[61]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一，陳獨秀主編：《無產者》，第2期（1930），頁107。

[62]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一，陳獨秀主編：《無產者》，第2期（1930），頁101。

[6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38–39。

[6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49。

[65]〈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49、73–74。

[6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47號記錄〉（1930年3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83。

[67]〈宋敏之對楊明齋歷史情況的一點補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又見〈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吉塔連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致余世誠教授的信〉（1989年2月8日），《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4期。

[68]〈毛澤東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69]朱蘊山：《關於陳獨秀的幾點回憶》，朱世同整理，未利稿。

[70]周恩來：〈彭楊顏邢四同志被敵人捕殺經過〉（1929年9月14日），《紅旗》，1930年8月30日。

[71]傳單，油印件，中央檔案館藏。

十四   促進中國托派小組織的統一（1930–1931）

領導托陳派小組織——「無產者社」

        共產國際不想公開發表譴責陳獨秀和批准開除其黨籍的聲明，中共中央卻採取堅決態度，繼1929年11月15日開除陳、彭等五人之後，又陸續開除一大批跟隨陳獨秀的黨員。以聯共為榜樣，拉開肅托運動的序幕。

       陳獨秀等人見狀，也不再抱有幻想。1929年12月10日以陳個人名義發表了《告全黨同志書》，而且決定把組織進一步健全，與中共決裂。在陳獨秀主持下，開了一次「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會議，正式選舉了領導機關——「常務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常委彭述之、尹寬、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去做強盜，被捕槍斃，由羅世藩替代），秘書長吳季嚴（陳的外甥，留蘇生）；討論了政綱——《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此政綱是請劉仁靜在托洛斯基所寫的中國托派政綱基礎上起草的，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落款日期是1929年11月15日。然後在黨內徵求簽名者，次年3月公佈（散發）時簽名者81人。據簽名者之一鄭超麟說，其中約三分之一用的是假名，以張聲勢，實際只有五、六十人。

       之所以用假名，一是根本沒有其人，如第一名王阿榮。陳獨秀的意思是，中國習慣，注意第一名，責任大，弄個假名字，而自己則簽在第47位。可見陳獨秀有時也很講究策略，耍點小聰明，使人想起《汪陳宣言》的簽名；二是有待發展的對象，簽上名字時本人不知道。但是，有人即使被簽上名，後來還是不參加托派。李季在1921年曾隨陳獨秀去廣州做教育工作，創辦《勞動與婦女》雜誌。後留學德國、蘇聯，回國後在上海大學教經濟學。他同情陳，贊成托洛斯基觀點，但要做學者，正在埋頭寫《馬克思傳》，不想參加黨派活動，見簽名後很有怨言，說妨礙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後來李季沒有參加甚麼托派活動，只是在與共產黨展開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竭力以托派觀點說明中國的歷史與經濟。

　　李季著《馬克思傳》封面

       然而，這五、六十名真正的托陳派畢竟多是過去黨內中、上層領導幹部。所以，意見書一散發，在昔日同志中造成很大震動。中共中央將此定為「托陳取消派綱領」（中央檔案館所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即以此為副標題），立即在機關報上進行批判，把簽名而未開除的黨員分批開除，從1930年3月起又掀起一個開除黨內托派分子的高潮。開除的方式很奇特。因在白色恐怖下，組織與黨員不便聯繫，而要處理的黨員又如此眾多，於是就在中央機關報上點名集體開除。

       托陳派小組織為甚麼沿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稱？——這是表示不承認被開除，把自己定義為黨內的一派，以遵守托洛斯基關於要求留在黨內以奪取領導權、改造共產黨、進而改造共產國際的設想。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廂情願的空想——有嚴密的組織性紀律性控制的共產黨，決不可能被所謂的「黨內民主」折磨得始終處在四分五裂、軟弱無力狀態的托派所代替。後來的蘇聯共產黨被自身的專制與腐敗擊垮時，代替它的不是托派，而是真正的民主資本主義。

       陳獨秀及其戰友們自以為被正確的理論和信念力量所驅使，滿懷信心地開始做「取代」中共的瓦解工作。與留學生托派小組織不一樣，他們是已經很有經驗的成熟的革命者，工作起來可以說是駕輕就熟，如同建黨初期那樣，首先從宣傳和組織兩方面展開。在宣傳方面，首先把流散傳閱的托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的文章收集起來，翻譯出版了兩冊《中國革命問題》。如前所述，托洛斯基從1923年起在各種場合，對史太林共產國際的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行不斷的、嚴厲的、尖銳的批評。這兩本書，把這些批評文章按時間順序編排出版，可以說是托洛斯基論中國革命問題文集的最早版本。自然，按當時的譯者的經濟力量和需要，印數很少，筆者先後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和日本訪問時，見到過這套書。從版權頁上看到，這套書出版於1929年11月7日，定名為《無產者叢書》。這個日子，這個名稱，顯然是紀念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因為，列寧在1905年5至11月日內瓦地下工作時主編的刊物的名稱就是《無產者》（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鄭超麟和王文元後來回憶說，那時都很崇拜列寧和托洛斯基，所以許多作為都模仿列、托的歷史活動。

       外來理論總不那麼貼切現實，因此，又讓尹寬起草了一個「宣傳大綱」。雖是大綱，卻寫得很長，油印成一本好多頁的的小冊子，作為陳獨秀派內部討論、統一思想的依據和對外宣傳的材料。但其內容無非是形勢和任務、戰略和策略，觀點則是以上陳被開除前後所寫的各種文章和文件中表達的，這裏不再贅述。

       作為政黨雛型的另一個重要標誌，是1930年3月1日創辦機關報《無產者》。在討論刊物名稱時，鄭超麟提議用《無產階級革命》，直接表達托洛斯基主義的中心思想。最後決定，沿用出版托著《中國革命問題》時的名稱《無產者》——從此，托陳派小組織被簡稱為「無產者社」。當時的習慣是，他們都以各派的機關報名稱來簡稱各派的名稱。在然後發表的文件和陳獨秀等寫的文章中，也經常稱自己是「無產者社」或被稱為這個名稱。後來鄭超麟等托派老人寫的回憶錄及學者論著否認「無產者社」、「十月社」、「戰鬥社」的說法，硬說是「無產者派」、「十月派」、「戰鬥派」，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無產者》（月刊）的創刊，又使陳獨秀找到當年創辦《安徽俗話報》、《新青年》時期的感覺，不受操縱和掣肘，想說甚麼就寫甚麼，天馬行空，特立獨行。不僅由他主編，而且每期主導文章，都由他親自撰寫。創刊號很精彩，為顯示忠於馬克思—列寧—托洛斯基路線，刊登了兩篇托洛斯基的文章，第一篇就是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寫的政綱《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另一篇是《中國發生甚麼事件？》（後來譯成《中國發生着甚麼事？》），借「南昌暴動」部隊向廣東進發一事，批判史太林推行盲動主義路線。後一篇是《馬克思列寧名言錄》。當然，最精彩的是陳獨秀自己寫的《本報發刊宣言》和貫徹托氏政綱而作的《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

　　陳主編的托派小組織機關報《無產者》

       《宣言》一開頭就不承認大革命失敗是由於共產黨方面是「敵強我弱」的基本前提決定的，而認為完全是主觀上的機會主義造成的。陳獨秀顯然受對史太林的不滿情緒所激動，不能客觀地全面分析大革命失敗的原因。雙方都誇大了主觀方面的因素。怎麼辦呢？《宣言》接着說，就是要從失敗中退卻：

       恩格斯說：「革命黨若錯過了革命的環境或遭遇嚴重的失敗。必然有一相當歷史時期要退出政治舞台」，「有一個很短的休息期」。中國無產階級現在正處在這個休息期。讓那些官僚們去賣弄手腕，企圖包辦革命以挽回他們的厄運罷！讓那些餘興未盡的英雄們去組織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府罷！

       這說明，陳獨秀的承認革命暫時失敗，實行退卻，不僅受托洛斯基的影響，還有更深的理論根據。所以，中共至今還給陳頭上扣「托陳取消派」，是沒有道理的。雖然當時的南方一些受大革命影響的農村還存有局部進攻的形勢，但總的來說，還是應該採取承認低潮，進行退卻的策略。當時在井岡山鬥爭第一線的毛澤東則有更深切的感受，他說：

       「現在全國是反革命高漲時期，被打擊的中間階級在白色區域內幾乎完全附屬於豪紳階級去了，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1]

        可見，在當時對形勢的估量上，毛澤東與陳獨秀是一致的，毛澤東的聰明在於即使在這種低潮的形勢下，還在這樣艱苦的農村環境，開闢出農村革命根據地，成為未來革命的起點——星星之火。

        創刊《宣言》則更注重於理論上的總結與探索。它根據列寧的「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的教導，指出：

       過去的革命完全是一哄而來，一哄而散，並且在機會主義的長期薰陶及官僚主義壓制與腐化中，中國共產黨黨員一般的都養成一種牢不可破的淺薄意識，不但對於無產階級戰術的基本知識茫無所知，並且尚不以為重要。這樣決不能應付未來的革命的急風暴雨！為打破這種淺薄的意識，我們首先要解脫機會主義的領導，斬斷史大林主義的羈絆！

        這期「雜碎」一欄中，署名「實」發表的一組短小的雜文，以嘻笑怒駡，諷刺挖苦的口吻對史太林和中共中央進行批判和反駁。這是陳獨秀的拿手好戲，別人是寫不出來的。如《究竟是誰造謠》，反駁所謂「托陳取消派」的指責，指出：「我們分明提出過渡時代四個民主的要求口號：『召開國民會議』、『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和『民族獨立』。他們說我們：『在理論上策略上，主張取消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取消土地革命，取消八小時工作制鬥爭』，因此說我們是『取消主義與取消派』。」《好一個「絕對正確」的路線》則指出：「中央的路線絕對正確」，一年以來這句話叫的多麼響亮；所以，「絕對正確，毫無疑義，不要動搖」這一諷刺語在同志間已經流行開來了。然而最近政治局通過的接受國際第十次會議的決議忽然說：「中央一年來總的路線……在政治的分析上，過分估量了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在農民問題上，對富農的認識不清楚與策略的動搖；在職工運動上，主張在黃色工會之下，不能建立赤色工會等，都是極明顯的犯了右傾錯誤。」

        如同創刊號所展示的豐富多彩的內容一樣，一是對中共路線、特別是連續兩次極左錯誤路線的批判，二是宣傳托洛斯基主義理論及促進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兩大任務。具體來看，中國托派小組織統一前，共出版十二期《無產者》（1930年3月至1931年3月），分析其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批判中共的錯誤路線。除了第一期上的內容外，第二期有托洛斯基寫的《國際錯誤之「第三時期」》和陳獨秀寫的徹底否定中共的紅軍運動因而引起各方強烈反對的《關於所謂「紅軍」問題》；第三期則以總共27頁全期的篇幅發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致《中央委員會轉全黨同志》，全面系統批判中共標誌第二次左傾路線形成的綱領性文件《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和武裝暴動奪取長沙失敗的事件。

        二、結合重大事件批判國民黨。陳獨秀認為當時是反革命時期，主張採取退卻和防禦的策略，尤其反對武裝鬥爭，但並不是中共所斥的取消革命，放棄一切鬥爭。如1930年春夏發生蔣介石與桂、馮、閻、汪反蔣派軍閥及政客大混戰，並以張學良的奉軍入關挽救蔣介石反敗為勝時，他們即發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對時局宣言》稱：

       每次戰爭爆發時，國民黨的中央政府為掩飾其羞顏起見，總是對人民說：「這是最後一次戰爭，最後一次肅清反動勢力」；這次戰爭結束以後，就是本黨的統一建設及對外取得民族獨立與自由。然而實際上，每一次戰爭結束後，接着就醞釀下一次更大的戰爭。

        《宣言》最後提出了陳獨秀派的全面政治主張和要求，共計15條：

       1、取消帝國主義在華一切特權與利益，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

       2、取消過去一切外債；

       3、實行真正的絕對的關稅自主；

       4、停止軍閥戰爭，各系軍閥均須受國民會議的裁判，以實現統一；

       5、取消國民黨的「訓政」及軍事獨裁；

       6、中國境內各小民族均有完全自決權；

       7、保障人民身體、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

       8、釋放一切政治犯；

       9、一切政黨之政治自由；

       10、切實施行八小時工作制；

       11、嚴定工廠法，特別保護女工及童工；

       12、實行勞動保障與失業救濟；

       13、無償沒收地主土地歸貧農；

       14、取消高利欠債；

       15、恢復對蘇聯的邦交，與之建立友誼的反帝國主義聯盟。[2]

        從內容看，是追求獨立、民主、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而非消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完全符合當時陳獨秀的思想，而與青年托派不同。所以，陳獨秀派在當時對國民會議的鬥爭是極其認真的，接着還特地發表了《為國民會議運動告民眾書》和《通告第四號》。[3]不過，這15條綱領只有宣傳性的策略意義。

        三、反對一切中間勢力，表現出「打倒一切」的極左傾向。在上述《時局宣言》中，除了抨擊國民黨外，還抨擊反蔣派各政黨派別，同時攻擊汪精衛、陳公博等改組派，譚平山、鄧演達等第三黨。這表明，陳獨秀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轉變。此前他還建議中共中央團結譚平山等中間派勢力，不能搞「黨外無黨，黨內無派」，而今已與把中間勢力當作「最危險的敵人」的王明左傾路線相差不遠了。這再次表明，托派當時對中共的批判實際上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在運用統一戰線策略方面，又遜於毛澤東。任何革命或改良，如果不能團結全國各階級、階層中的大多數，都是不能成功的。這是陳獨秀在後半生和中國托派始終沒有甚麼作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刊登托洛斯基和托派臨時國際推動中國托派統一的來信，宣傳「無產者社」特別是陳獨秀本人的主張。

        但是，這個托陳派小組織一開始就面臨經費短促的困境。離開了共產國際的津貼，一群沒有職業的革命家唯一的收入是沒有保障的翻譯和寫稿的稿費，生活都難以維持，哪有錢來維持刊物？《無產者》說是月刊，第一期出了後，第二期到7月1日才出，而且接着因負責印刷的工人王成偉被捕，稿件沒收，10月出版的第三期，不得不改成油印。實際上，「無產者社」的整個活動經費主要利用陳獨秀的社會關係籌措。如陳曾派好友李仲山到西北，向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和西安警備司令馬青苑籌款。李仲山是陝西潼關人，為人俠義，曾參加辛亥革命，光復陝西；1924年又參加馮玉祥的「首都革命」，歡迎孫中山北上，曾任馮部第二軍（軍長胡景翼）駐滬代表。大革命時傾向共產黨，與陳獨秀關係密切，對蔣、汪不滿，後來與陳失去了聯繫。1929年4月，李營救被捕的鄭超麟，想通過鄭重新與共產黨接近。當時，一般人惟恐避共不及，可見此人風範。但此時陳、鄭等正好轉向托派，於是就把他帶了過來。其實，他不知道托洛斯基主義為何物，只崇拜陳的為人。這次他受託到西北籌款，搞到了一筆錢。但不久，其托派的身份暴露，楊虎城就叫他離開了。後來，李看到托派沒有甚麼發展前途，就去投靠胡宗南，做了西安參議會議長。

        這件事表明，革命陣營，如果不是靠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和革命的不斷勝利，而單靠領袖個人的魅力影響，是難以維持和擴大的。陳獨秀由於信仰托洛斯基主義這種在總體上脫離中國實際和群眾的理論，不再有如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那樣的「總司令」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雖然還是一個黨派的領袖，還在領導一個方面的革命工作，但實際上正在向思想家和學者型的人物轉化（這樣的人物永遠是「孤獨者」）。不過自己卻不自覺，還想固守革命領袖和活動家的角色，夢想總有一天一呼百應，再度掀起翻天覆地的革命浪潮。他的後半生，除了還有一些驚世駭俗的思想閃光和學術上取得不俗成績之外，在革命事業上，不可能再取得值得誇耀的成就。

        如果以一個人代表一個時代的話：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到1914年反袁鬥爭失敗，可以稱為「孫中山時代」，亦即中國民主革命前期（亦稱「舊民主主義革命」）。從1927年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到1949年奪取大陸政權，從共產黨方面可稱之為「毛澤東時代」（自然，真正的「毛澤東時代」應該從1935年「遵義會議」開始），即中國民主革命後期（亦稱「新民主主義革命」）。而這兩個時代之間，即從1915年到1927年，則可稱為「陳獨秀時代」。因為，這個時代以《新青年》雜誌為陣地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五四愛國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中國共產黨成立、國共合作以及北伐戰爭和國民革命運動，沒有一個人的影響超過陳獨秀。這個時代的特點，是國民黨沒有完全喪失領導革命的能力，而共產黨還沒有取得領導革命的能力，處於訓練時期。經過了這個成長期，共產黨才走上了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這個時代以陳獨秀發動新文化運動和連任中共五屆最高領導人為主要標誌。1927年以後，陳獨秀必然逐漸淡出政治舞台，離開革命的主航道。畢竟，從那以後共產黨方面是毛澤東時代，國民黨方面則是「蔣介石時代」了。

        身在江湖，身不由己。陳獨秀既然登上了托派這趟列車，一時就難以脫身了；何況，他被新思潮、新道路激起了熱情，也不想脫身。1929年12月，陳獨秀找到了剛剛被黨開除的何資深擔任「無產者社」的秘書長，對組織進行了整頓。此時，托陳派成員已經發展到120人(其中老黨員知識份子居於多數)，也像中共那樣設置了上海滬東、滬西、法南（法租界和南市）三個區委，在紗廠和碼頭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在北京也建立了一個支部，擺出一副與共產黨全面抗衡、企圖取代的架勢。

        這樣工作了六個月，果然成績不凡。在1930年6月無產者社代表會議上，陳獨秀作《關於中國反對派過去及目前工作》的報告並付諸決議，宣稱：半年以來，我們「總算草創了一條新的道路，並團結了一些重要部門的幹部分子」。決議在攻擊中共重視農村武裝鬥爭是「機會主義」之後，強調要進行城市工人運動，領導群眾作防禦的鬥爭，整頓內部組織，培養工人幹部，除上海外，在廣東、武漢、天津、青島及東三省各個工業中心區域發展工作。[4]不過，後來由於共產黨的打壓和忙於與青年托派爭鬥，這個計劃落空，只在香港建立了一個支部。

飽受回國托派組織的排擠和打擊

       陳獨秀等人意料不到的是，被共產黨打擊開除，滿腔熱情轉向托洛斯基主義，要求加入或聯合從莫斯科回國的青年托派組織時，竟然飽受排擠和打擊。

       1929年4月舉行的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作出在聯共黨內清黨的決議，莫斯科中山大學也不例外。6月，中山大學召開黨員大會，許多學生被指有參加托洛斯基派活動的嫌疑。由於證據不足，有些托派分子被送回國內。但是，從秋季學期開始，聯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派出清黨委員來到中山大學，採取逼供信手段，致使一位負責留蘇中國托派秘密組織工作的學生自殺時交出了一份留蘇托派學生名單。[5]王文元（即王凡西、雙山）說此人是趙言卿，名單有三百人，其中三十人已回國（盛岳說，交出八、九十人名單的是李萍）。由於接受上次驅逐回國的托派學生催生了中國托派組織並影響到陳獨秀等一大批黨內領導幹部轉向托派的教訓，蘇聯當局這次把這些托派學生幾乎全部發配到西伯利亞服苦役。除極少數經過千辛萬苦逃回中國外，絕大多數在那裏被折磨而死。

　　王凡西，原名，王文元，筆名雙山，中國老一輩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領導人

       同時，聯共也不放過名單中已經回國而遵照托洛斯基的旨意繼續隱蔽在中共黨內的人，立即把此名單通知給中共中央。中共考慮到白色恐怖的實際情況，而且這些托派分子在工作上表現良好，也是國民黨捕殺的對象，因此採取了謹慎的辦法：「向（莫斯科來）信內所指出的同志，分別的發出了通知，要他們負責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對托洛斯基反對派的意見，以及是否參加反對派活動的情形」。[6]

       接到通知的有些人回了信，從《紅旗》上摘登的這些人的信看，有的的確不是托派分子，只是由於在莫斯科反對過王明，才被誣為托派，如惲雨棠等。因此，他們紛紛發表聲明，否認自己是托派。有的是托派，但是為了繼續隱蔽在黨內，也否認自己是托派，如濮德之（又名濮清泉）、張穎新夫婦。由於都鄭重表示擁護中央的路線，否認與反對派有任何聯繫，並與之作過鬥爭，因此一時得以瞞天過海，中共表示：「從這些聲明中，中央認為這些同志沒有反對派嫌疑的真確證據。」有個別則表示悔改，聲明脫離托派，如趙醒民在《紅旗》上發表了《我對於政治的認識和態度——脫離托洛斯基反對派的聲明》。[7]但多數人對通知不予理睬，並積極進行反對派的活動；有的在做了個別談話的爭取工作後，還堅持托派立場。於是，在清除簽名於「八十一人聲明書」的托陳派分子的同時，又成批地開除這些莫斯科回國進入黨內的托派分子，出現了肅托的又一個高潮。

       有些托派分子如王文元，回國後分配在中共中央組織部當幹事，吳季嚴為中央宣傳部幹事。為長期留在黨內進行反對派活動，對工作表現得都很積極。用王文元的話說，「我的態度是：拼命工作，盡少說話。」因此深得組織上的信任和器重。所以，當中共負責人在莫斯科來信中得知其政治傾向時，十分驚訝和遺憾，更加耐心細緻地給他做爭取工作。王文元回憶：

       「此時我正病倒在醫院裏。周恩來（時任組織部長——引者）發見名單上有我的名字，找我談了一次話。他的態度很友善，大意說：他滿意我幾個月來的工作，所以希望我為自己的『革命前途』，作一書面聲明，放棄托派意見，在《紅旗》上登載；這樣，他可以保證我依舊留在黨內工作。」「我沒有說甚麼話，只答應寫聲明。第二天，部裏的交通來取，看了很是失望和難過，因為我所寫的完全不是他們所希望的。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意見，聲明我不同意黨六次大會所作的關於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關於目前局勢以及前途估計的種種決定；但我同時指出：過去一時期的工作已經證明：我並不曾因為自己的不同意見而在工作中違反多數的決定；我要保留自己的異見願意繼續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路線下為革命服務；因此我希望黨也應該遵照列寧的組織原則，容許我仍舊工作。」[8]

        但是，王文元很快發現自己是太天真了。周恩來、李立三即使能有「列寧式的寬容大度」，但在史太林的命令下也決不敢做。「我知道，組織不會再來找我……幾天之後，我被開除黨籍的通告登出來了。」[9]同樣情況的共有三人。1930年5月14日出版的《紅旗》上，刊登了這樣的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開除吳季嚴、王文元、周崇慶黨籍事通知全黨》。

        從莫斯科回來的劉仁靜是個特殊人物，一向是「反對派中的反對派」。回國時自知自己的情況不會被中共接納，就違反隱藏在黨內的原則，向中央代表惲代英公開表示不同意黨的路線，並將提出自己的書面意見。隨後就隱居起來，不再參加黨的任何工作和活動。接着，在策劃「我們的話」與陳獨秀「無產者社」的聯合失敗後，惱羞成怒，在1929年11月5日油印印發了一篇題為《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的小冊子，敘述了他推動兩派聯合及失敗的經過，激烈攻擊兩派對托派的「統一運動」沒有誠意，使運動以「失敗」而「告一段落」，毫不掩飾地蔑視青年托派，同時又攻擊陳獨秀。

        對於青年托派即「我們的話派」，劉仁靜批評其領導機關「總幹事會」不吸收陳獨秀派的原因是「完全是為了地位」，「懼怕那些有能力的人」。[10]而且對他拿回來的托洛斯基起草的中國托派政綱不加討論，更不在1929年9月舉行的「二代會」上作出決議。在對待中共的態度上，批評「總幹」僵死執行托派在黨內活動的原則，主張「注重在黨內進行反對派的工作」，同時又應該獨立組織，在黨外積極開展活動。他還認為，「我們的話」在「二代會」政治決議案中關於革命形勢「正在復興」的提法與中共的觀點相似，執行的是「投降派路線」。[11]

        至於陳獨秀，劉仁靜對其寫的《論中國革命的性質》（學托文件心得，只在托派同志中傳閱過，沒有公開發表）、1929年10月10日給中央的信、《告全黨同志書》及《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等文則進行了更為猛烈的批判：

        一、「不徹底承認自己的錯誤」，實際上企圖「脫卸過去革命失敗應負的責任」，「表面上承認錯誤，實際上反執之愈堅」。[12]劉仁靜和所有青年托派認為，陳獨秀是「自覺地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而不是像他自己說的「違心地執行」；

        二、不提托洛斯基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而別出心裁地提「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這「將成為民主專政者之最後遁窖」；[13]

        三、獨立成立自己的組織，談判聯合時，又不願意解散它。

        為此，劉仁靜宣佈，陳獨秀派是「假藉反對派的招牌」，「實際是舊貨貼了新商標」，變成了「右派反對派」，而不是「左派反對派」。他甚至這樣嚴厲地攻擊陳獨秀：「我們最初對於陳獨秀曾不乏幻想」，「短期合作」後，發現他「離開革命立場，精神衰敗」，「墮落成為一個失意的政客」、「一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集合於他周圍的……都是些欺詐失意的政客」，「我們應當丟掉他」。[14]所以，當他幫助起草的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發表時，劉仁靜斷然拒絕在上面簽名，並聲明這個意見書比他原來起草的稿子「擴大了許多」，「沒有一點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陳獨秀鞏固他過去的錯誤」。[15]

        劉仁靜的《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小冊子被中共發現後，認為是在組織新的「反黨聯盟」，[16]12月29日公開致函劉：「限你於閱報（紅旗）後三日內正式用書面答覆中央」，着令劉在中共中央與托派路線之間作出抉擇。[17]劉未予理睬，隨即自動脫黨。當時不少托派分子都是這樣自動脫黨的。

        1930年1月，劉仁靜與王文元、黎白曼、宋逢春等九人另行成立一個托派小組織，發表長達約一萬七千字的《告同志書》（小冊子），起名《中國左派共產主義者同盟》，並在該月30日出版機關報《十月》，於是他們被人稱為「十月社」。

        《告同志書》兩面開弓，一面嚴厲批判陳獨秀，在重複以上劉仁靜幾篇文章中的觀點批判陳獨秀的同時，又增加兩條：1、批判陳獨秀與彭述之1929年10月26日致中共中央信中某些說法「與布哈林對殖民地經濟發展的估量是完全相似」；2、批判陳獨秀勉強接受國民會議口號，實際持有的觀點是「真正的國民會議之召集為不可能」和「對於國民會議本身不能有一點幻想」；而不是通過為國民會議鬥爭揭露資產階級，團聚革命群眾，過渡到蘇維埃，奪取全國政權。因此宣佈：「陳獨秀派是戴着左派反對派的假面具在那裏逐漸形成他們的右派反對派。」

        另一方面，系統地批判「我們的話派」，指其1929年9月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違背托洛斯基的「中國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與史太林派觀點一樣。於是宣佈「總幹」「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已經死亡」；「我們和這些分子無絲毫的政治的和組織的關係，這些分子沒有原則，反復無常，佔着領導地位只有污辱反對派的旗幟，損壞反對派的信仰。中國的反對派組織不僅是在與史大林主義奮鬥中團結形成，而且須從自己的隊伍中逐出這些史太林的走狗。」

        在《告同志書》上簽名的人隨後又被中共開除出黨。有人用的是假名，如「黎白曼」即黎彩蓮，還有王文元的妻子葉英。1930年5月7日的《紅旗》上登出了中共中央組織部致黎彩蓮、葉英的信：「你們許久失去了與黨的關係，不自動的積極的找黨，這是一種有意離開黨的表現，中央不知你們住在何處，無法與你們發生關係，希望你們速設法將自己的地址交來，否則這是有意離黨，黨在組織上應給以最後的處分。」這表明，中共當時清除黨內托派分子的運動是相當堅決和徹底的。

        富有戲劇性的是，「我們的話派」的「總幹」，也作出了一系列開除決定。「十月社」成立後，他們譴責「反革命機會主義反對派劉仁靜等人向我們——反對派嚴重進攻」，並將劉仁靜、王文元等人開除。[18]同時，內部在對待陳獨秀派問題上，也發生分裂。由於史唐、區芳、張特主張在「三個條件」下可以吸收陳獨秀派，梁幹喬攻擊史唐等「受了陳獨秀金錢收買」，煽動「廣東省幹會市幹會各支部各組長聯席會議」寫信要脅：「誓死不同陳獨秀派妥協，否則香港區全體同志脫離反對派」[19]（當時香港托派組織屬於廣東省幹事會領導——引者）。梁還席捲該派與國內外通信地址，截留外國寄來的文件，斷絕該派的經濟來源。為此，「總幹」作出了開除梁幹喬和張師的決議。[20]後來因為區芳在工人運動中被捕，並不久死於上海漕河涇獄中，梁幹喬又回來成為「我們的話派」的領袖。

        劉仁靜與「十月社」的合作也不長久。因為他在批判陳獨秀時，堅持認為1923年國共合作時他和張國燾主張的「加入國民黨而對國民黨怠工是布爾什維克路線」的觀點，於1930年7月19日被「十月社」開除。[21]

        與此同時，在陳獨秀派不接受「我們的話派」的三個條件並自行成立「無產者社」小組織，出版機關報《無產者》後，「總幹」加強了對陳獨秀的批判。1930年7月，發表了《給無產者社一封公開的信》，系統嚴厲地批判了陳獨秀的六大錯誤如下：

       （一）「不勇敢的承認自己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所犯的機會主義錯誤」

       （二）「誤國政策的錯誤」（中東路問題）

       （三）提出「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實際上是「工農民主專政」

       （四）「對於群眾運動消極的傾向」

       （五）「估計目前時局的錯誤」

       （六）「對農民問題可恥的態度」（「紅軍就是土匪」，沒有勝利前途）

        從以上「我們的話派」批判陳獨秀的六大錯誤來看，他們與中共所謂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方法上，實在沒有甚麼大的區別。托派內部之間的鬥爭，其意並不在革命路線的區別，而在於乘大革命失敗的危機，企圖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正如托洛斯基想取代史太林、托派國際取代第三國際一樣，不過是權位之爭。這也從根本上註定了他們不可能有發展和勝利的前途。

        鑒於以上各小組織之間「混戰」的情況，另外一些莫斯科回國後還在游離狀態的托派學生又在共產黨和已有的托派組織之外，成立了第四個托派小組織，這就是趙濟、劉胤等七人組織的「戰鬥社」，機關報《戰鬥》。陳獨秀派曾爭取他們聯合，為此，幾次秘密會見趙濟。趙濟回憶見面時的印象時，十分感歎革命歲月的磨練對陳造成的深刻變化。他說：

       第一次見面是在上海提籃橋尹寬住處，按照約定的傍晚時分，我到後不久，陳獨秀也來了，坐定後，他從懷裏掏出一個麵包。我問：「老先生，你還沒有用過晚飯？」他說，他長期害胃病，近來尤甚，每天只能以麵包充饑。我看他雖然害胃病，但精神與我想像的不同，我覺得他熱情而又和藹，這和我以前見他時大不相同。在大革命期間，我前後見過他三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黨代表大會，我列席會議，我見過他。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下旬，我到廣州對楊希閔軍隊進行策反工作時見過他。他對我和趙適然、吳少默、陶光潮四人親自作了指示。第三次是同年六月中旬，廣東楊（希閔）劉（震寰）叛亂事件解決後，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派我回上海，向黨中央口頭報告事變解決經過及區委工作情況。他聽後勃然大怒，大罵陳延年，倒使我弄得不知所措。所以他過去給我的印象是家長作風，專橫獨斷，盛氣凌人。這次見面，那些現象在他身上完全消失了。[22]

        趙濟接着說：在談話中，他流露出對第三國際的不滿。他認為中國革命失敗，第三國際不能沒有責任。他之不滿是說中國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都推在他的頭上，他是不服氣的。但他也說這不是服氣不服氣的問題，而是如何從失敗中取得教訓的問題。

        這次見面後，趙濟和劉胤二人曾搬到尹寬的院子內同住了一個月左右。在這一段時間，陳獨秀來過三、四次。彭述之、鄭超麟、羅漢等人也來過，顯然要爭取他們加入托陳派。但是，趙濟發現：陳獨秀等人除了不定期出一油印刊物外，「沒有更多的活動。因為他們每個人為使自己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能生存下去，就不得不以更多的時間、更多的精力忙於個人的生活。從尹寬身上可以看出他忙於寫作，生活是相當艱苦的」。因此，「我和劉胤當時不想和『無產者社』的人過分接近，也不想入他們的『夥』」。再考慮到其他兩派的狀況，「我們也想到這些派別不會長期單獨存在下去，不是自生自滅，就是勢必會趨向統一，因為這些派別所抱的同樣是托洛斯基的觀點，到時在統一商談中及統一組織中我們也可以佔一位置」。於是，就在1930年12月，聯合王平一等共七人成立了「戰鬥社」。[23]

        這種不斷分裂的混戰狀況，充分表明了中國托派先天不足和黨派偏見的狹隘性，當然，從大的環境來看，在白色恐怖下，還能共同信仰托洛斯基主義這樣一種理想，也有值得敬佩的地方。正如王文元後來回憶時所客觀評論的那樣：

       現在回憶起當時派別間的「鬥爭」情形，只覺得五花八門，烏煙瘴氣；但若仔細想想，這也正是每一個政治思想在運動初期的共通現象。個人與派別偏見，和革命思想的真誠差異交織在一起；時常會表現得非常怪誕。崇高的與卑劣的動機往往會用同一方式表達出來；而各個人品質上的賢與不肖，當事情還只限於說話或文字之時，也總是混淆不清的。光就轉向反對派的動機說，已經是頗不一致了。有的，為了黨內不易得志，企圖到新的方面去找出路；有的，在白色恐怖的倡狂中害怕了革命，把反對派看作了向後退卻的一塊墊腳石；又有一些人，只想利用反對派的更左的名義，藉以掩飾自己的消極，使自己的脫黨能心安理得……不過儘管有這許多卑鄙不純的動機，我卻還應該說，當時的最大多數反對派分子，都是由於真純的革命動機，即由於真誠相信託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比之於史大林們所定的路線，更符合中國革命的利益；因之，不顧他們既得的「利益」或已有的地位，都願全心全力地為反對派鬥爭。[24]

        當時陳獨秀主持通過的《接受國際委員會來信之共同意見——無產者社的提案》，對此現象則從客觀條件上進行了分析：「在整個共產國際分崩離析的狀況下，左派反對派在各國都不能一開始就達到統一的組織，在中國更遇到特別困難的環境。中國共產黨在國際機會主義的領導之下，差不多自始就未受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它的理論基礎非常薄弱。這次失敗之嚴厲的打擊，又使黨的基礎瓦解並處在極端的白色恐怖之下，再加上史太林派官僚制度先期對於反對派之極端無理的壓迫……在這種種打擊之下，中國左派反對派在開始的時候就很難從一個成熟的政治派別形成一個統一的組織。現有的各小組織都是在分散的狀況中各自成立起來的。因為有各自成立的小組織之存在，就不免具有小組織的排他性；各不相下，甚至互相攻奸，真正政治問題的討論都難免別生枝節。」[25]

        應該說，在當時這些反對派中，陳獨秀是動機最真誠、最純潔的一個。

異國有知音，支援來自托派國際

       中國托派小組織在互相傾軋的同時，又都向托洛斯基寫信、寄材料，標榜自己，攻擊異己。托洛斯基如同史太林一樣，始終關注着中國的革命運動，並把其視為自己理論的一塊重要「實驗田」。他對於來自中國的信件和材料，無不認真閱讀，及時回覆。只是當時郵路落後，上海至他住的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信需要「共費三十五天工夫」。他回信到上海，「至少也要費這許多日子」。[26]我們從托洛斯基1940年被蘇聯克格勃特務用斧子砍死後根據其遺囑40年後（1980年1月）才啟封的托洛斯基私人檔案的密封部分裏，發現從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他給中國托派及陳獨秀寫的信有22封，其中直接談陳獨秀問題的就有17封之多。

       起先，托洛斯基聽信劉仁靜片面之詞，對吸收陳獨秀加入托派組織採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劉仁靜一方面反映陳在基本立場上已經傾向托派，批評「我們的話派」拒絕陳獨秀派；但在革命性質問題上仍有保留意見：認為下次革命總有一段時間（即使很短）要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不同意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陳主張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也與「無產階級專政」不一樣。對此，托氏在1929年11月給劉的信中，批評劉不應該與「我們的話派」分裂：

       你說他們（即「我們的話派」——引者）反對陳獨秀到他們的隊伍中來，為了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自己分裂的。如果太性急地與陳獨秀統一，然後又跟他分裂，那簡直是罪惡。我們與他之間，在過去的歧見（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間沒有事先的鄭重考驗，不可能統一起來。無論如何，現在就搞左派統一，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與他們決裂，那是魯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說陳獨秀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是站在R立場上的，並不與我們一致。可是這個問題卻是基本的。現在與堅持「民主專政」的人搞統一，便是不可饒恕的輕率。[27]

        這裏的“R”即拉狄克，曾是聯共托派骨幹，大革命時期曾任共產國際執委、書記、東方部部長、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等職，中國留學生多數是受他的影響而轉向托派的。但他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與托洛斯基有分歧。1927年被聯共開除後，表示悔過，承認「工農民主專政」等觀點，1930年恢復黨籍。因此，他被托派視為變節者。但是，後來他又被聯共開除，並在1937年的「托布（哈林）反黨聯盟案」中被鎮壓，死後恢復名譽。在這裏，托洛斯基顯然擔心陳獨秀成為拉狄克那樣的「變節者」。於是，劉仁靜受此影響，從1929年11月至1930年3月，寫了以上多篇批判陳獨秀的文章。

　　卡爾・伯恩哈多維奇・拉狄克

        「我們的話派」也在1929年11月15日致函托洛斯基，報告因為陳獨秀不接受「三個條件」，繼續自己的獨立立場，因此「我們認為陳獨秀不曾脫離機會主義，我們決定像反對一切機會主義者那樣反對他」。[28]12月22日托洛斯基覆信，對陳趨向托派表示「很歡迎」；同時他又說：「我很知道他（陳獨秀——引者）在革命那幾年中的策略是史大林、布哈林、瑪爾丁諾夫的政策。」而對「我們的話派」說陳還沒有放棄機會主義，則表示「現在我還沒有讀過陳獨秀任何綱領式的聲明書，所以沒有可能在此問題上發表意見。」為了幫助他們分清大的是非，托在信末提出了他與史太林分歧的十五個問題，作為衡量陳獨秀和其他人「與我們是否原則上一致」[29]的標準。這十五個問題，就是以上陳獨秀被開除前後所發表的文章和文件中經常談到的與中共中央的分歧。

        1930年1月25日，劉仁靜同時與陳獨秀派及「我們的話派」決裂以後，又寫信給托洛斯基報告情況。2月24日，托洛斯基回信同意與陳獨秀派決裂，但不同意與「我們的話派」分裂。他重複了去年11月回信中因聽信劉的反映而對陳的批評：

       關於陳獨秀派，因為這一派繼續的站在「民主專政」的主張上，換言之即對於最根本的問題站在史大林及瑪爾丁諾夫的主張上，這就決定了問題，假使陳獨秀直到現在還不瞭解這一所謂「布爾什維克」的口號在中國的作用是掩蓋純粹的孟什維克的政策，……那是很壞的；同他統一組織，全然談不到，因為他的軟弱，同他作實際的協定，是沒有意義的。關於對陳獨秀派的估量，「我們的話派」比較的正確。現在這種不同的意見，已經消滅，因為你十分正確的對陳獨秀派採取了完全不可調和的態度。[30]

        托洛斯基為甚麼對「民主專政」口號如此深惡痛絕？因為這個口號在史太林和共產國際的辭典中，就意味着承認「資產階級有革命性」，因此，無產階級必須與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而其結果就是中國1925–1927年大革命那樣失敗而結束。當接到劉仁靜2月21日批判陳獨秀等「八十一人」意見書的信後，托洛斯基開始疑惑起來。4月3日覆信，他要劉把這個意見書「忠實地翻譯出來，寄給我。此事很重要，我請您翻譯得盡可能完美確切」。[31]

        托洛斯基不愧是精明的政治家，不太相信別人的轉述，而要親自閱讀譯文，作出自己的判斷。從以上四封信來看，他在掌握到陳獨秀轉向托派的第一手材料——親自撰寫的聲明和文章以前，對陳獨秀的態度是十分審慎的：既歡迎，又有警惕。這說明托是一個原則十分堅定的人。看到「無產者社」寄去的已翻譯成英文的1929年12月10日發表的《告全黨同志書》之後，他的態度就十分明朗而熱烈了，甚至要求中國托派向陳獨秀學習。而對於托派之間的分裂，則更持批評態度。實際上，這種分裂，使本來就弱小的托派力量，更容易受到摧殘。1930年8月17日，「總幹」致托洛斯基轉法國托派機關報LA VERITE編輯部的信中，承認很久與外界通訊斷絕，「原因是中國反對派受到了白色恐怖以及內部組織分裂的雙重打擊」，表示出對分裂的危害性開始有所認識，並說幾個月內要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32]

        1930年8月22日，托洛斯基分別致函劉仁靜和「我們的話派」，熱情讚揚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是一篇極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採取了完全清楚與正確的立場；特別在民主專政問題上」；陳獨秀被中共開除前後對中共中央的批判，顯然深深地打動了托氏，他說：

       「陳獨秀有很多的政治經驗，這些經驗是大多數中國反對派同志們所未有的」；「當我們有了像陳獨秀那樣傑出的革命者，正式與黨決裂，以致被開除出黨，終於宣佈他百分之百同意國際反對派——我們怎麼能夠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許多像陳獨秀那樣有經驗的共產黨員嗎？他在過去犯了不少錯誤，但他已經明白了這些錯誤。對於革命者與領袖來說，明白自己過去的錯誤是很可珍貴的事。反對派中許多年輕人能夠而且應該向陳獨秀同志學習！」

        陳獨秀是國民黨「懸賞萬金」通緝的「共黨首領」，隱蔽得很深，托對劉說：「我怕我這裏的陳獨秀的地址不能用，請你代我向他問候，並請告訴他，讀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歡喜。我堅決相信我們在將來是能夠一起工作的。」[33]

        對於中國托派組織，托洛斯基認為：「並沒有綱領上的戰略上的分歧意見，有些細節上的歧異，你們（指『我們的話派』——引者）和劉仁靜都拿來異常地誇大了。我決然看不出所有這三派（當時「戰鬥社」還沒有成立——引者）有甚麼各自分立的理由」。更有重大意義的是，托洛斯基特別嚴厲地批評了「我們的話派」的正統自大心理，指責他們「要其他兩派都須向你們承認錯誤，然後你們允許他們加入你們的組織……這種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們的特色」；「我無論如何是不同意的！」

        信的最後，托洛斯基要求三派加速統一：「共同擬訂一個簡短的統一綱領，並依照人數為比例，召集一個統一大會。」

        與當時劉仁靜及青年托派比較，托洛斯基的確具有不同凡響的卓越的政治素質和豐富的鬥爭經驗。他懂得怎樣使用原則，怎樣抓住問題的實質，怎樣識別人才和使用幹部。

        接着，9月1日，托洛斯基給「十月社」和陳獨秀的信中（對「十月社」7月17日的回信），更加明確地表示：

       （一）國際局（托派國際——引者）的立場，並不袒護中國左派反對派的某一派來反對另一派，因為我們的所有的材料未證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嚴重的分歧意見。

       （二）因此任何中國左派反對派的那一派都不能認自己是國際反對派的代表，以反對另外的派別（這一條等於宣佈劉仁靜不是「老托的代表」——引者）。

       （三）對於陳獨秀同志這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們曾接得譯成英文的十二月十日陳獨秀同志公開信。在這信中，陳獨秀同志對於所有根本問題之立場，完全與我們一般的立場相同。因此我未看出為甚麼幾個中國同志繼續的稱陳獨秀同志的一派為「右派」的理由」。

        關於統一，這封信提出了一個更加具體而切實可行的辦法：四派組織協定委員會以擬就政綱和統一的組織方法。[34]

        這表明，托洛斯基雖然對各派平等看待，但對陳獨秀格外垂青，有一種求賢若渴、伯樂相到了好馬的心情。用王文元的話說，陳獨秀過去因不被「我們的話派」和「十月社」承認，受盡奚落和侮辱，「妾身未明」；現在則被托洛斯基奉為掌上明珠——中國托派的領袖了。後來，托見到陳寫的其他文章，甚至直接寫信給陳獨秀，更是推崇備至，說從這些文章中看到：「儘管中國革命遭到了潰敗，而馬克思思想卻依舊活着，而且在發生作用。」他並產生一個想法：單單為了能親自閱讀陳獨秀的作品，「我就該學習中文」。[35]

        與上述托洛斯基9月1日信的同時，托派「臨時國際書記局」（托洛斯基等各國托派首領簽名）發表了《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並寄給中國，系統地重申托洛斯基對於中國革命各種問題的立場，催促中國托派各派小組織早日統一。[36]

        於是，青年托派各小組很勉強地派出代表，與陳獨秀派的代表組成「協議委員會」，進行協商。但是，由於思想問題沒有解決，協商時，各派又各施招數，發生爭執。如無產者社的代表吳季嚴、馬玉夫的一篇聲明所說：各派代表「各懷鬼胎，沒有討論問題的誠意」。因此，一討論政治問題，便大家「王顧左右而言他」；「一逢到組織辦法問題，便一人一篇演說」。[37]而且，由於青年托派三個小組織的代表站在一起共同對付無產者社，他們又控制了協委秘書處，使無產者社處於不利的狀態中。

患難見真情，托洛斯基再次援救

       「我們的話派」受了托洛斯基的批評，傲慢氣勢有所收斂，在1930年11月24日召開的本派上海積極分子會議上，作出決議，承認「統一是當前刻不容緩的任務」；「應即刻免除組織的成見，開誠佈公地努力促成統一，在最短期內，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同時，區芳也表示，過去反對陳獨秀派等不良傾向的鬥爭有錯誤，「神經過敏」，採用了「對待敵人的方法」。[38]但是，由於區芳很快被捕入獄，並病死於獄中，梁幹喬主持該派，為了在統一後的組織中保持正統地位和領導權，他們提出了統一大會名稱應該沿用「我們的話派」兩次代表大會後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並且對本派成員報大數的辦法，說本派有300人，等於其他三派的總和（其實最後約定下來，只有120至140人）。

       以王文元為首的十月社繼承了劉仁靜的傳統，死摳住陳獨秀政治問題上所謂「錯誤」不放。9月29日，他們與「我們的話派」的北方區組織首先聯合起來，成立了「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反對派）」，發表《接到托洛斯基同志的信後我們對於統一的提議》，對陳獨秀仍以挑釁的口吻說：

       我們沒有認整個的「無產者社」為左派反對派，因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領導作用的陳獨秀同志，在許多嚴重問題上，還沒有與左派反對派的意見一致，如1、對於革命性質問題，據其最後發表的政治主張（《論中國革命性質》一文）以為「是由徹底的民主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因之中國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即俄國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引者）；2、政權問題，他堅持「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3、國民會議問題，他始終說它是「一個簡單的主觀的策略」，不把它當成目前政治的總口號；4、「紅軍」問題，他認為是純粹「流寇土匪」，沒有一點出路；5、對中東路問題之錯誤，即迎合小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所謂「誤國政策」的口號。[39]

        這完全沿襲了前述「我們的話派」批判陳獨秀「六大錯誤」的做法，不過在內容上，他們認為更加抓住了陳獨秀反托洛斯基主義錯誤的要害。因此，在第一次協議會上討論議事日程時，「十月社」及「戰鬥社」代表就提出：「要對過去的爭論問題，首先加以討論」，要「無產者社」代表負責答覆。同時，他們又與「我們的話派」聯合提出「統一的兩個基本原則是：第一，統一必須以政治為基礎；第二，政治的討論則不能妨礙組織上的統一。所以主張「提高協委本身的職權，取消各派機關報，停止各派領導機關的活動，混合各派組織」。[40]

        「無產者社」代表「立即提出嚴重批評」，認為這是「算舊賬主義」，「過去那種以要求對方承認錯誤為統一先決條件的辦法，根本要不得。我們根本反對拿出這種條件來談判統一」。於是提出「無條件統一的口號」，即先成立協委，而那些爭論問題等到協委成立後討論到綱領問題時，再予以解決。雙方妥協後成立了協委，討論過去爭論問題時，雙方初步進行了交鋒，擺出了各自的觀點，但多數各自保留了自己的觀點。

        協委的任務是三種：「起草共同政綱，召集大會，應付臨時事變」，並推選王文元起草的《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草案》。草案仍然強調「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批判「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是「反動口號」。無產者社代表吳季嚴批評說：「這個口號的內容，已充分表示出階級關係的變化與革命性質的轉變，不能把它和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等量齊觀」；「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領導城鄉貧民專政」、「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這三個口號是屬於同一範疇的，不能彼此對立。」這個問題爭論歷時二小時之久。「後來趙濟同志和王文元同志總覺得這個口號在字面上『含義模糊』，可作左右解。」最後還是修改為「要嚴厲的批評含義模糊的口號——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於是，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又保留下來。在各派組織如何混合、將來代表大會的名稱是否用「第三次代表大會」、參加統一大會的各派代表的人數等問題上，都爭論不休或各說各的。

        這樣，托洛斯基的來信，本來想和稀泥，促進中國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卻反而把各派的矛盾，主要是三派與陳獨秀派的矛盾，弄得更加明確和尖銳化了。於是，托洛斯基在1931年1月8日，又寫來一封長信，力圖調解：

　　托洛斯基，攝于1917年

        一、革命性質問題：托洛斯基沒有像青年托派那樣批判陳獨秀，而是引了陳獨秀等人《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中的一段話，其中有一句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之完成，應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然後，托洛斯基說：「我認為這樣說法是完全正確的，而且絕不能引起誤會。」托氏的這個回答很機智，也很微妙。因為所謂「十月革命的道路」，既可以理解為從俄國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開始到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也可以理解為單純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而當時陳獨秀與青年托派的爭論，恰恰在於下次中國革命「一開始」是甚麼性質。

        陳獨秀這時的認識還比較模糊，認為：「中國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而是「由徹底的民主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後來則明確說：「中國第三次革命將開始於民主主義的鬥爭，而非開始於社會主義的鬥爭。」[41]但前提是像十月革命那樣，這兩種革命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即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進行。青年托派則強調「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托氏的回答，意在不要糾纏於一開始是甚麼性質的這種無聊的爭論。着眼於大原則——「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這兩種革命，排除資產階級參加或領導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而不糾纏枝節，這是托洛斯基當時調解中國托派小組織爭論的基本態度。在這裏，充分表現出陳獨秀與托洛斯基一樣，具有政治家的寬闊高遠的眼界。陳與當時其他托派人員相比，的確是鶴立雞群。

        二、政權問題：托洛斯基說：陳獨秀提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並不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相衝突，而只是補充這個口號，並使這個口號通俗化……這個口號與『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絕無相同之點。」托氏的這個回答，使中國青年托派十分意外，因為托洛斯基主義的核心就是所謂「不斷革命論」，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並不斷地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上去，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在民主革命時就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以保證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他與青年托派認為中國大革命失敗，就在於沒有及時提出這個口號，而共產國際及中共六大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還堅持這個錯誤，對資產階級參加民主革命抱有幻想。

        他們一直猛烈抨擊「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口號，認為這個口號把「工農並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確定在專政當中真正的領導地位是工人所有的，還是農民所有的」；還因為「它表明是『民主的』，而非『社會主義的』」，因此根據俄國「二月革命的經驗」，必然導致「資產階級專政」。[42]中國托派中反陳派也就抓住陳獨秀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不放，說它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根本對立，而與「民主專政」的口號「接近」，「妥協」。經過托洛斯基上述「裁判」，反陳派就「閉口無言」了。

        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與遙遠的托洛斯基的確是心聲相通的。因為「工農民主專政」中的「農」，在俄國革命中主要是指「富農」，即農村資產階級。他們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政權的鬥爭很激烈。而在中國主要是指「貧下中農」，特別是貧農，那是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這是中共提出這個口號的本意，在中國富農的力量很小，政治上的影響也極其微弱。托洛斯基和中國托派包括陳獨秀在內，都對這個口號有誤解，所以，陳獨秀轉向托派後，一面批判這個口號，一面根據中國的特點（尤其是大革命中農民運動的經驗）提出「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的確如托洛斯基所評價的那樣，是使「無產階級專政」口號「通俗化」，即「中國化」。青年托派批判這個口號是毫無道理的。

        三、國民會議問題：陳獨秀所以在開始時不把「國民會議」當成目前政治的總口號，是因為托洛斯基在1929年12月22日的信中才提出「國民會議」作為「中心政治口號」的指示，而此前，陳獨秀看到的文件，都是把這口號與「八小時工作制」等其他口號並提的。所以在1929年12月10日《告全黨同志書》中，陳獨秀還認為黨中央批判他把國民會議作為「總的政治口號」是冤枉的。隨後不久，陳獨秀終於接受了這個提法，成為他與中共的主要分歧之一。但他與青年托派長期爭論的卻在另一方面：這個口號能否實現？陳獨秀認為可以實現，應該為此而奮鬥；青年托派則認為它不過是反革命時期「團聚群眾」、對抗資產階級的一個策略，也與中共的「蘇維埃」口號相對立。這說明陳獨秀在接受這個口號後，走到了另一極端。對在國民黨獨裁統治下實現國民會議決定國是，抱有幻想，顯然是天真的。在這一點上，陳獨秀對托洛斯基主義有教條主義的色彩。

        其實，托洛斯基本人從未把這個問題說死，他說這是個「猜謎式的問題」，「只能做種種假定」。所以，他說過「立憲會議不一定能召集成功」的話，也說過「這絕不是說：資產階級民主政制在兩個革命的過渡期，是沒有可能的」。[43]在1月8日這封信中，托洛斯基重複了上述觀點，仍然強調「沒有任何可能，來預先猜測事變在實際上究竟怎樣進行」。就這樣，托洛斯基出了一個謎，讓中國托派來猜，於是造成了中國托派內部、主要是陳獨秀與青年托派之間長期的無休止的爭論。

        四、紅軍問題：這是陳獨秀被青年托派抓住的一個最要害的問題。問題的引起是陳獨秀發表的一篇長文《關於所謂「紅軍」問題》。文章從所謂西歐和俄國革命的經驗出發，認為紅軍的成分「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和潰兵）」，「其前途不外是（一）統治階級的內戰一時停止，『紅軍』便要被擊潰，或為所收買；（二）因自己的內哄而潰散；（三）逐步與農村資產階級（商人與富農）妥協，變成他們的『白軍』，或為他們的經濟手段所壓迫而潰散。」[44]

        陳獨秀這個論述，顯示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針對當時中共被迫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後來終於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以農村根據地為中心，以農民為主力軍，進行革命，陳獨秀堅守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模式——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城市為中心，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不能離開城市和工人去農村搞農民運動，尤其不能去搞「軍事冒險」。否則，黨就會蛻變成為「農民黨」、「小資產階級的黨」，甚至是「土匪黨」。這裏，陳獨秀再次暴露出教條主義的色彩。而這是整個托派與中共在革命模式（道路）上的根本分歧。

        二、把紅軍說成「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和潰兵）」反映了部分事實，特別是紅軍的先鋒隊和領導人。大革命中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反映的情況，證明了這個觀點。但是，後來紅軍擴大，中共最後奪取大陸政權依靠的軍隊主力，主要是廣大貧下中農。這一點，陳獨秀沒有預料到。

        三、對「紅軍」前途（即中共的前途）必然失敗的預測，主要是根據歷史上農民起義的經驗和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經驗，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沒想到它有可能推翻國民黨政權，並且新建立的政權能維持相當長的時間。這表明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又戴上了經驗主義的眼鏡。不過話又說回來，根據中共勝利60年後，黨內特別是領導層腐敗空前嚴重而難以清理，這個黨很可能將亡於腐敗。從這一點上來看，陳獨秀的話又可能成為英明的預見。

        四、由於紅軍的先鋒隊和領導人主要是「遊民無產階級」，所以，他們在1949年勝利後建立的政權，必然走上報復性的、無法無天的、專制獨裁的道路，缺乏人道主義的精神。這就必然與他們所宣稱的馬克思主義的目標相背離，其結果很可能被當年的陳獨秀所言中。從這個長遠意義上看，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又有深刻的預見性。

        由此看到，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實際上是托派理論的邏輯發展。文章的基本觀點也來自托洛斯基。托氏說過：「賀龍、葉挺的起事（指中共的「八一」南昌暴動——引者），即令他們放棄了機會主義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險及假共產主義的、馬黑諾[45]式的行動；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別的沒有其他道路。」他甚至宣稱中共在大革命失敗後發動的農民起義是一種「罪惡」，「缺乏集中指導的農民，這裏一堆那裏一堆的騷動起來，但沒有勝利的真實機運」。[46]

        直到1930年9月，托洛斯基起草、托派臨時國際通過的綱領性文件——《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務》中，還宣稱：「必須等到無產階級統治了國內諸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然後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組織紅軍以及建立蘇維埃制度於鄉村裏面。誰不明白這點，誰就是不懂得革命。」（這個觀點，與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史太林的觀點是一致的。）

        鄭超麟《回憶錄》中說，當時對陳獨秀的這篇文章，無產者社是「全體同意的」。因此，在《無產者》第3期以整期篇幅發表的一個長達二萬多字的文件《中央委員會轉全黨同志》中，對這個問題作了更全面、更明確的闡述。陳和無產者社的觀點，來自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驗和托洛斯基親手創造蘇聯紅軍的情況，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青年托派理應也是應該擁護的。但是，當時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鬥爭畢竟是生死搏鬥的大前提，托派與中共之間的理論矛盾是小前提。陳的文章，明顯地有利於國民黨，再加上中共對此文進行批判和紅軍勝利發展，蔣介石則將陳文「大量印出來，在江西散發」的事實。[47]青年托派就抓住這一點，打擊陳獨秀派。托洛斯基在1月8日回信中，也不得不表示：「……將『紅軍』同土匪混為一談，如果真有這件事，那是應該糾正的。」接着，他修正了自己過去完全排斥紅軍的觀點，說：「革命的農民武裝，自然有遊民無產階級分子和職業的土匪加入，但整個運動則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國農村條件裏頭，將來無產階級專政也是應當依靠在這個根基上面的。」

        實際上，陳獨秀（包括托洛斯基）後來一直攻擊中共在農村「武裝割據」的路線，沒有機會自己在農村組織軍隊，所以，看不出他的觀點有改變的跡象。陳獨秀在1932年被捕後的審訊中，還宣稱共產黨在掌握政權之前不應組織紅軍。

        五、中東路事件：陳獨秀的立場無疑是正確的。他的民族感情更應得到尊重。托洛斯基作為蘇聯人和有頭腦的政治家，即使不同意陳的觀點，也不好意思讓陳放棄原來的立場，來保衛他的祖國——蘇聯。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發表過多篇文章、充分表明了自己觀點、對中國托派有問必答的托洛斯基，這次明智地保住沉默。

        托洛斯基的以上「一・八」來信，再次斷定：「現在進行統一的諸派別間果然是完全沒有原則分歧的。」最後，他懇切地呼籲：「親愛的朋友，你們的組織和報紙，今天就確定地合併起來吧！」很清楚，托洛斯基的態度依然是支持同情陳獨秀而批評其他各派的。於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談判桌上來，協定統一。

整頓「無產者社」，促使托派統一

       人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來，「無產者社」卻翹尾巴了。主要是二把手彭述之，因有感於那些青年托派對他沒有好感，怕在未來的統一組織中不會奉他為領袖，於是出來作梗。彭是個矮個子，操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戴一付深度的近視眼鏡，道貌岸然，青年托派稱他為「孔夫子」。長期以來，他沒有甚麼業績，又一直在陳獨秀身邊，自然相形見絀，給人的印象是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看了一本布哈林寫的《共產主義ABC》，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居，認為「搞革命還得靠我們這些老幹部，這些小孩子只有讓他們自生自滅」。[48]這種觀點與陳獨秀完全相反。

       大革命時期，彭被黨內同志視為陳獨秀指揮下的「第一把小提琴」，忠實執行陳獨秀路線（實為史太林路線），並處處挾陳自重。「老先生的意見同我一致」，是他的口頭禪。而且在中央常委會議上，幾乎每次陳獨秀發表意見後，他都要替陳做註解，長篇大論地為陳找根據，話說得既長，又空洞，使與會者十分不耐煩，而他卻還洋洋自得，很不自覺。有時還狂妄地認為，中國共產黨領袖除了陳獨秀以外就是他，宣稱中央常務委員會四人（本為五人，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莫斯科當中共駐國際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術人才，張國燾是高等事務人才」。言下之意，惟有他是「高等政治人才」。

       大革命失敗後，彭參加了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活動，為恢復陳獨秀在黨內的地位以恢復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奮鬥，結果失敗。與陳一起轉向托派並另成立組織以後，又重燃起他的領袖慾之火。他一面愈加抓緊陳獨秀，利用當時白色恐怖下地下工作的紀律，藉口保護陳，控制陳的行蹤和住址。當時國民政府「懸賞萬金緝拿」陳獨秀，陳與共產黨決裂後，從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籃橋居住，但不把新地址告訴除彭之外任何人。別人要與陳獨秀聯繫，包括給陳閱讀托洛斯基文件，都要通過彭。所以，大家又都把他視為陳的「總理」。他依然認為，必須依靠陳才能恢復自己的領袖地位。另一方面，又竭力利用往日在黨內的地位和關係，把一些支部和黨員拉入托派，以擴大在托派內部的組織基礎。陳獨秀由於特殊身份、地位和處境，很少做具體的組織工作。這樣，彭很快就掌握了「無產者社」中的多數。在常委中，除了陳獨秀、尹寬和何資深外，馬玉夫、杜培之、羅世凡、吳季嚴等，都是他的人。因此，他就對陳和其他人搞封鎖，操縱托陳派的某些活動。

       以上對彭述之的評論，都是青年托派和以後托派少數派的看法。雖然也是事實，但公平地說，彭述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以後又一直是托派多數派的領袖，1948年流亡國外，歷盡艱險，到巴黎成為第四國際書記處成員，並寫下大量論著，說明絕非庸碌之輩，而是有較高理論水準、政治經驗和組織能力的。

       在托派統一問題上，彭述之主張以「無產者社」為中心，這是違反托洛斯基來信指示平等原則的，其他三派也當然不能接受。於是，他就背着陳獨秀指揮「無產者社」參加協議委員會的兩位代表馬玉夫和吳季嚴，千方百計延宕和破壞統一，提出要對過去政治原則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清誰是誰非」，其他三派要檢討和放棄過去攻擊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成見之後，才能夠談組織上的統一，並且列出了「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中共最初加入國民黨是否正確」、「中東路問題上的誤國政策」、「在反革命階段中資產階級內部戰爭與其政權穩定」、「國民會議」、「農民問題（包括『紅軍』、『蘇維埃』、『農民協會』及農村中的武裝鬥爭與經濟鬥爭等）」、「經濟復興與階級鬥爭」等一系列要討論統一認識的問題。還強調「這次統一，必須求得政治原則上的完全一致，同時此種原則上的一致，絕不能僅限於各派的上層分子，必須普及於各派下層群眾。換言之，這次的統一，必須建立於政治原則上的完全一致，與群眾的完全一致上面」。同時，在組織上，他們還要檢討「過去『十月社』與『我們的話』的分裂，以及後來梁幹喬等所領導的一部分同志與區芳等所領導的一部分同志的分裂問題」。[49]

       如此苛刻的條件，自然激起了其他三派的強烈不滿，致使協議工作又受到阻礙。而他們在「無產者社」內部，卻說是其他三派沒有統一的誠意，使陳獨秀等關心統一的人感到心灰意冷。尹寬從青年托派那裏瞭解到彭述之操縱馬玉夫、吳季嚴阻撓托派統一協議的真相後，報告了陳獨秀。陳於是出來做促進統一的工作。因為他是真誠希望統一的，厭惡過去出於「派別成見」的爭論，更鄙視在組織內搞陰謀詭計。於是他連續發表文章和書信，企圖扭轉形勢。1930年12月15日，他讀了最早起來批判他、分歧意見最多而看了托洛斯基及托派國際來信有所進步的劉仁靜寫給他的兩封信及四篇文章後，回信明確表示：「統觀你的信和文章，固然有些見解我不能贊同，但在每篇文字中，都感覺到你有可驚的進步，至為欣慰」；「我們過去的爭論，本來不十分重要，我以為只要大家理論水準稍稍增高，便自然冰釋，犯不着把我們中間咬文嚼字的爭論來代替對史大林派的鬥爭。就是需要爭論，也必須大家屏除成見才有結果，否則徒增糾紛而已，所以我始終取了沉默的態度。現在你也認為過去的爭論有些是『基於誤會』，『有些是說法不同，現在沒有一點政治上的意義』。我以為現在到了稍加解釋作一結束的時機了」。[50]

　　尹寬，原名王競博，參與陳獨秀、彭述之等組織中國托洛茨基派小團體《無產者社》，出版《無產者》雜志

       但是，陳獨秀起先採取的態度有點像托洛斯基的和稀泥的態度，如尹寬所說的：

       「仲甫同志在內部生活中所採取的態度，據我看是『人人可與為善』的態度，因為他自己是真心為着革命，他也要求『我們大家都好好來幹』」；「仲甫同志很少注重黨內傾向的鬥爭及各個人的根本的一貫的立場，在一切問題的討論上，他仿佛不求把各個人的根本觀點弄明白，而務要做出各人的意見『相關不遠』的結論。」對此，尹寬評論說：「在他也許認為這是避免糾紛，殊不知這正是培養後來的積重難返的糾紛。」[51]

        也許是接受了尹寬的這種批評和建議，1931年1月，陳獨秀召集「無產者社」開了一次會，通過了《接受國際委員會來信之共同意見——無產者社的提案》。《提案》極其誠懇地指出：

       當然，我們各派個人過去對於左派反對派根本原則的解釋和目前政治問題的觀察，確有一些不正確的意見。但這些不正確的意見都是初期一些不成熟的意見，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提這些零碎的不成熟的意見來找出某一派或某一具有根本不同的傾向，做為分裂的理由。關於這種不成熟的意見，各派之間也許可以不分孰多孰少或孰輕孰重，但這是不必要的。因此我們應取消「算舊賬」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認錯誤的辦法。過去的錯誤只有在現在尚可成為問題的情形之下，才有重新提出之必要。一切討論都必須從積極方面，拋棄成見，注重於問題本身之得到正確的解決。

        這個《提案》最可注意的是特別強調當時中共危機造成的機會。在當時（1931年1月）中共第二次左傾路線破產，第三次即王明左傾路線在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書記米夫支持下非法上台、因而造成黨內極度混亂的情勢下，特別強調托派小組織迅速統一的重要性，以代替中共對中國革命的領導：

       現在正是正式黨的領導陷於破產，黨內同志及一切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都感覺無出路的時候，雖然反對派政治路線已一天一天的由事實證明其正確，但反對派的四分五裂，已喪失群眾的同情。這就絕對需要我們各派屏除不必要的紛爭，迅速統一起來以集中力量並建立反對派在群眾中的信仰。

        說實在的，當時形勢的確為托派代替中共提供了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良機，但是，正如1920–1922年「國民黨正在死亡」（孫中山語）時，共產黨還未壯大而不能代替一樣，托派也錯過了這次良機。所不同的是，共產黨以後還有機會，而托派則因其綱領的極左錯誤及組織的始終弱小的分裂狀態，卻永遠沒有機會了。這是以後要敘述的歷史。

        為此，《提案》提議：「以最簡捷了當的手續，完成統一工作：用共同起草的統一的綱領，由四派代表簽字公佈出來，即根據此共同簽字的綱領，依照各派比例的人數，召集統一大會。」並具體提議協委的工作是：

        一、立即把已經起草並經過各組織討論的綱領作最後審查，並由各派代表簽字正式公佈出來；

        二、立即開始作召集統一大會的準備，各派人數的審查，代表人數的審定，經費的籌劃及其他一切應行準備的事項；

        三、準備大會中政治、組織、職工、農民等決議案的草案，各草案的起草委員會應立即開始工作。[52]

        陳獨秀這次態度的堅決，充分表明在緊接着在2月5日召開了「無產者社」常委會議，公開討論批評了「我們無產者當中，也有人在國際所指示的辦法以外，提出了枝節問題」，「認為要統一須以無產者社為中心……和那些卑鄙齷齪的分子根本不能合作」的觀點；指出：「據國際來信明明不曾認為中國各派中任何一派能夠代表左派反對派而排斥其他一派，我們無產者社若以中心自居，這分明和別派的正統觀念，同樣的不正確，同樣的要阻礙統一。」[53]這個討論，最後形成「常委」的《第六號通告》，在表決時，五人中陳獨秀、尹寬、羅世凡、馬玉夫同意，彭述之一人反對。所以，在「可以由述之同志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付諸全體同志討論」的情況下，這個《通告》以多數決定為基礎，「仍用常委的名義發表出來」。[54]

        但是，這樣一來，托陳派內部的矛盾就表面化了，彭道之（彭述之弟弟）首先在閘北區委和學生支部散佈反對第六號通告的五點意見，說「第六號通告是尹寬個人的意見」；「尹寬主張無原則的統一」；「馬玉夫開始所提之意見本來已經大家完全同意——當時反對尹寬個人之意見；後來因仲甫又同意尹寬的意見，反對執委決議案」，等等。[55]於是，閘北區委和學生支部致函常委，表示「驚異之至」，要求澄清事實。

        與此同時，曾在表決時同意第六號通告的常委羅世凡也寫信給「常委」，抱怨第六號通告把「無產者社」「鬧得烏煙瘴氣了。這些烏煙瘴氣實發源於常委本身。我們如還要對革命負責，對於這些關於反對派內部生活問題——即反對派生死存亡問題，若果置之不理，乃是自殺之道」。所以，他要求重新討論統一問題，「否則，述之、尹寬兩人的個人傾向，將發展到不堪收拾，以致絞殺革命」。[56]對此，常委答信批駁彭道之的意見「完全不是事實，完全是任意造謠」；「布林紮維克黨內應有批評與討論的自由，然而不許有造謠和任意推測的自由。」[57]

        克服這種「烏煙瘴氣」的狀況，大家都寄希望於陳獨秀的影響。尹寬發表文章寫道：

       無產者社無論在名義上或在實際上，都是以仲甫同志惟一的領導者；過去的無產者社差不多算是過去了，未來的中國反對派還是需要仲甫同志負極重要的責任，我希望仲甫同志本着他的「革命到底」的精神，拿出革命的熱情，堅決地擁護正確的意見，有偏有袒的獎勵並提拔好的幹部。這樣所失的只是那些「老先生的恭維者」（把老先生捧在上面，他們在底下做「實際工作」！）但是所得的是革命——革命下有的是「群眾基礎」！[58]

        見此「烏煙瘴氣」情形，陳獨秀拍案而起。因為他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廣、更遠。結合當時國內和中共內部的形勢，又看到托洛斯基及托派臨時國際多次來信催促統一的態度，更是激動萬分。他說：

       在國民黨以分區工會法消滅工人階級組織與罷工的今天，在國民黨包辦國民會議以欺騙群眾的今天，在群眾得不着我們黨一點領導與幫助的今天，在正式的黨陷於空前混亂、停止工作的今天，我們反對派各派小組織還未能迅速的統一起來，集中全部力量來對付擺在面前的鬥爭，這已經是罪惡了！我們若不痛改前非，若仍舊要搜索枯腸，發明一些在其狹隘意識中似乎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條件，來阻礙統一，這是罪惡之罪惡！

        他在重複托洛斯基最近來信催促統一的「十分懇切」的意見及其批評奧（地利）國「反對派每一派在一年中都充分表現他們寧可放棄國際反對派的思想和原則，而絕不願放棄各自小團體的自尊心」的話語後驚呼：「這些說話是如何的沉痛！我們聽了若仍舊毫不動心，便是莊周之所謂『心死』！」

        托洛斯基來信中還說：

       與奧國反對派相反，中國反對派不是從陰謀詭計小把戲的基礎上發生的，而是從那機會主義領導機關所葬送的偉大革命經驗基礎上發生起來的，偉大的歷史使命，使中國反對派負起特殊職任。這裏，我們大家希望中國反對派肅清了小團體的精神並全身站立起來，去進行它所應負的任務。

        陳獨秀寫道：「這幾句話更使我們慚愧無地！」他以超脫的立場批評各派、特別是「無產者社」中阻礙統一的壞主張：

       在現時幼稚的環境中，各個小組織或者是各個小組織中某些分子，很難說能夠免掉錯誤甚至很壞的傾向，即以「無產者社」而論，若有人意見搜索它的壞傾向，特別是個人自由的壞傾向，連團體帶個人，足夠寫成一本小冊子。這些壞傾向，不用說應該糾正，並應該嚴厲的糾正，但是糾正的方法，一般都應該首先從政治上下手，從組織上下手，已經落後了一着（如彭述之、吳季嚴、馬玉夫所主張的——引者）……我們為整個的反對派運動負責，就應該從大處着眼，從政治出發來快刀斬亂麻的解決過去及現在的糾紛，才是正當的辦法；若不此之圖，並且相反的各派相互搜索一些口實，相互以糾正他派的或他派中某些分子的壞傾向為統一的條件，並且各自號召其組織內的同志為這一條件而鬥爭；這樣只有製造無窮的糾紛，只有加深派別的成見，只有使還未統一的現有各派更加分裂。

        最後，他對彭述之控制「無產者社」多數的惡劣環境挑戰說：

       我個人是徹頭徹尾贊成國際意見的，我應該把我自己相信合乎真理的告訴所有的同志，並且為真理奮鬥。我的義務如此而已。我從來不願意把真理摔在一邊，企圖從陰謀詭計小把戲的基礎上團結同志做自己個人的群眾；……我毫不顧慮我的意見會在「無產者社」中是最少數，少數未必與真理絕緣，即使是人們所預祝的甚麼「光棍」和「孤家寡人」，於我個人是毫無所損，更無所慚愧！[59]

        尹寬的估計沒有錯，由於陳獨秀的崇高威望，他一下決心，事情就好辦多了。不僅「無產者社」內部的烏煙瘴氣一下子澄清下來，而且，他還親自出馬，做其他三派的工作，找他們的領導人談話，宣講托派統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對理論上反對陳獨秀最強硬的「十月社」領導人王文元說：「統一是中國反對派當時的絕對必要。如果不統一，則不但其他三派沒有前途，『無產者社』也必然死亡，因為，反對派今後的艱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輕的革命者來負擔，而『無產者』中則『老人』太多了……」[60]

        同時，陳獨秀還採取果斷措施，召回了參加協議委員會的本派代表馬玉夫和吳季嚴，由自己和尹寬二人代替之；任命完全擁護他的何資深為中央常委秘書，代替吳季嚴；鄭超麟任滬東區委書記，代替擁護彭述之的劉伯莊；馬玉夫見勢也被迫退出了中央領導機構。[61]這樣就大大削弱了彭述之派的力量，為貫徹陳獨秀的主張掃清了道路。

        而且，陳獨秀還把以上托洛斯基及托派臨時國際的歷次來信、無產者社及他對於促進托派統一的主張、他與劉仁靜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相互通信及文章，他和尹寬等人對於彭述之派錯誤的批評等文章，集中刊登在1931年1至3月出版的《無產者》第9至12期上，在青年托派面前，表示出貫徹托洛斯基及托派國際指示的極大誠意和決心。

        陳獨秀的這些言論和行動，終於深深地打動了各派代表。連對陳獨秀最為挑剔的王文元也同意由陳獨秀來修改他起草的托派政綱草案。這個政綱草案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綱領》，基本上全盤否定了王的草案。為此產生的《修改說明》還針對青年托派對陳獨秀幾個政治理論問題的批判，按托洛斯基文件和來信的觀點，進行了擺事實，講道理的合情合理的闡述，既堅持了原則，又令人折服。

        最初以老托代表自居、傲視並批判各派的劉仁靜，在托派小組織的統一運動中沒想到卻被各派所排擠。而且，托洛斯基在1930年8月以後催促統一的來信，竟然批評他而肯定陳獨秀，更是出乎意料。於是，他立即見風使舵，在1930年11月20日寫信給陳獨秀表示：

       關於過去我們間的爭論，已由老托來信解決，我完全承認老托之正確，尤其對於統一運動之態度（基本說來）及對於革命性質之估量，我與你完全同意。最近看到你們《無產者》第四期關於時局宣言，我也完全同意。我以為我們中間已經沒有重要爭論，使我不能和你們共同工作。關於過去教訓的估量，以及關於國民會議及工農運動策略之解釋，我們有些說法不同，但是現在沒有一點政治上的意義……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們的組織，請你們提出討論。[62]

        但是，他見托洛斯基不僅批評自己也批評青年托派小組織，於是在轉向陳獨秀派的同時，又嚴厲批評起「我們的話派」和「十月社」來。在統一問題上，更是繼續指責這兩個組織：「現在反對派運動的離心力傾向太利害，對於一組織內部小小的矛盾而肆意分裂，這是不對的（關於過去十月社與我們的話之分裂，這是我們的話史大林工作方法的結果，又當別論）。」[63]這種投機行為，自然遭到各派的鄙視。

        然而，當他向陳獨秀靠攏時，陳卻又前進了。陳於1930年12月15日回信說：「你現在贊成我以前二月十月之和的意見，以為中國下次革命的初期還要經過二月，我則不能贊成了。」陳還不同意劉關於國民會議的意見：

       你過去以為「提出了國民會議的口號沒有將它與中國將來的議會制度發生聯繫，這是沒有前途的」。現在又聽說你以為「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公式」，如果你真有這樣的說話，則我以為你對於國民會議的本身，始終都沒有正確的認識。[64]

        劉仁靜的這個觀點，導致他進一步認為通過「國民會議」和平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因此他一直被托派罵為「議會迷」。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有相同點：二者都認為國民會議有實現的可能；又有相異點：陳獨秀認為國民會議即使能夠實現，也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即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

        同時，關於劉仁靜要求加入「無產者社」問題，也遭到了拒絕。陳獨秀在以上信中回答說：「你的要求，我們已經提出討論過，一致以為現時已距統一不遠，希望你不必加入『無產者社』，以免別派誤會，使統一運動發生小小的阻礙。」於是，劉仁靜惱羞成怒，1931年元旦一個人成立「明天社」（包括他的妻子，猶如「夫妻店」），出版64開本手刻油印袖珍本機關報《明天》，以爭在「明天」的統一組織中一席之地。但是，當他要求以獨立的一派參加「協議委員會」時，又遭拒絕。要求准許列席托派統一大會，[65]也被拒絕。在給「協委」的一封信中，他遺憾地表示：

　　創辦機關報《明天》的劉仁靜

       獨秀同志已向我轉達了協委對我們（包括他妻子——引者）的請求之答覆，意思是不承認「明天社」為左派反對派的組織，只許列爾士個人隨時貢獻意見。這即是說，不許我們與聞參加和影響協委的各種決定（制定政綱在內），只許我們在決定既成事實後，發表一些無補於事實的意見。我們在接得這種答覆，並讀了協委最後通過的政綱草案以後，實覺有無上之惋惜！

        就這樣，這位以老托代表自居，並以老托賜名「列爾士」為榮、在托派中一直以此為筆名發表了大量文章的劉仁靜，一直被托派領導集團所排斥和冷落。於是，他進行各種搗亂活動，被稱為「反對派中的反對派」。

批判中共第二次左傾路線

       陳獨秀在促進中國托派統一活動的同時，並不忘記進行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路線的鬥爭。

       1929、1930年，國際和國內局勢發生很大震盪。國際上，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空前的經濟危機，這些國家的工人鬥爭有所發展，一部分知識份子引用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論，認為資本主義臨近崩潰而紛紛左傾，轉向於社會主義。國內，新軍閥混戰，使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發生嚴重的統治危機，各城市的共產黨組織有所恢復和發展，工人鬥爭也有所活躍，而南方數省的共產黨紅色根據地和紅軍也乘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對於這種新形勢，共產國際首先發生了錯誤判斷。1928年共產國際以及中共「六大」前後，史太林等人就對中國的形勢逐漸產生左傾的估計。6月9日史太林在接見瞿秋白、周恩來等人時就說：（1927年的）廣州暴動「不是盲動主義」，「是革命臨時退後的一個動作，現在準備一個高潮」。[66]所以，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通過的在中共「六大」決議案中，有這樣的提法：「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數省重要省區之內勝利。」[67]

       此後，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即「立三中央」以「強迫罷工」、節假日必須上街示威遊行、命令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等手段，不斷製造「革命形勢」。共產國際更是推波助瀾，不斷發來錯誤的指示信和決議案，特別是1929年10月26日的指示信，[68]明確認定「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現在已經可以並且應當準備群眾，去實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而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並具體指示城市工人要準備總政治罷工，紅軍鬥爭應統一起來，重申要首先反對中國黨內的主要危險即「右傾的機會主義情緒和傾向」。

       1930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中央關於與機會主義取消派鬥爭給各級黨部及全體同志信》，終於把陳獨秀批判的左傾錯誤發展成為全黨性的左傾路線。李立三認為，「現時革命鬥爭的發展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勢」；它的標誌是農村暴動的廣泛發展、工農紅軍的迅速擴大、兵士的動搖與嘩變事實的增加、軍閥混戰造成的統治階級的嚴重危機。在這樣的基礎上，「只要是在產業區域與政治中心爆發了一個偉大的工人爭鬥，便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勢」。[69]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終於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標誌着左傾路線統治了全黨。

       為此，中共中央決定「目前戰略的總方針」是：「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並認為「全國的統治階級動搖與崩潰的形勢是一樣，而動搖崩潰的程度卻有差別」，而「在目前的形勢看來，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客觀條件更加成熟」。於是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漢等城市的暴動準備工作，同時命紅軍進逼武漢，進取南昌、九江，進攻柳州、桂林和廣州。為執行這個計劃，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武裝暴動的最高指揮機關；停止黨、團、工會的正常活動，把其各級領導機關合併到各級行動委員會中去。

       以上，第二次左傾路線執行的結果，使中共在十幾個省的省委機關被破獲，一些重大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紅軍也受到很大的損失，根據地大大縮小。在計劃執行過程中，7月27日，紅軍曾一度攻下湖南省省會長沙，但佔領僅10天，被迫撤出，[70]犧牲慘重。

       見此形勢，共產國際立即急轉變，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擴大會議於7月23日，作出《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雖然仍堅持很多左傾的觀點，但卻改變了1929年10月給中共指示信中對中國形勢的錯誤估計，說暫時「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並致電中共中央稱：「我們堅決反對在目前條件下在南京、武昌舉行暴動以及在上海舉行總罷工（但仍強調『8月1日要舉行遊行示威』）。」[71]史太林見此情形，又使出文過飾非一招，在8月13日致電莫洛托夫說：

       中國人的傾向是荒誕和危險的。在當前形勢下，在中國舉行總暴動，簡直是胡鬧。建立蘇維埃政府就是實行暴動的方針，但不是在全中國，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國人急於攻佔長沙，已經幹了蠢事。現在他們想在全中國幹蠢事。決不能容許這樣做。[72]

        共產國際派瞿秋白和周恩來立即回國，於1930年9月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立三路線緊急剎車。但是，三中全會的做法不符合國際繼續左傾的精神，於是在國際東方書記處書記米夫的作用下，又批判瞿、周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錯誤。米夫和其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王明來華，聯絡「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打起「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要求徹底改造黨的領導機關。

        1931年1月7日，米夫以非常手段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強行改組中央，把不久前被捕洩露黨的機關、疑有叛變行為而受到處分的普通黨員王明（在獄中託巡捕送信到中央宣傳部要求營救），一下子塞進中央候補常委並任最大最重要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不久，又乘向忠發被捕被殺，由王明的親信博古擔任總書記。米夫為了「保駕」，在中國駐留長達半年左右，終於使中共中央的實權完全掌握王明集團手中。此舉遭到大批幹部強烈反對，如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羅章龍團結一批幹部另立中央，結果都被開除出黨；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反對四中全會的另一批幹部，在召開全國第一次蘇維埃代表會議時被出賣，全體被捕，23位骨幹血濺龍華警備司令部。

        更為可怕的是，米夫、王明集團的中央，不認為李立三錯誤路線是「左傾」，而「是用『左傾』詞句掩蓋着實際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右傾依然是目前的主要危險」，並以此打擊更換各級領導幹部。於是，中共向更嚴重的左傾錯誤路線滑下去，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機。

        與此同時，托派小組織卻在托洛斯基及其臨時國際的指導下，克服混亂，逐步走向統一。首先表現在對中共左傾路線的批判上，1931年1月21日，先是陳獨秀在《無產者》上發表〈國際路線與中國黨〉，指出：「國際現在的路線和所謂『李立三路線』並沒有甚麼原則上的不同，和他自己以前的路線也根本沒有兩樣」；「站在盲動的國際路線上反對盲動的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只有使黨比立三時代更加混亂無出路。」[73]隨後，「我們的話派」終於放棄類似立三路線那樣的左傾觀點，1931年3月，各派討論後，同意陳獨秀撰寫的《告全黨同志書——立三路線與國際領導的破產》長篇宣言，以「中國左派反對派統一協議委員會」的名義散發。[74]這是當時中共黨內的正義力量受到共產國際和王明集團嚴重壓制的情況下，成為系統批判共產國際在中國不斷作惡的檄文。

        《宣言》一開頭就揭破當時國際的王明集團散佈的一個謊言，指出「四中全會在組織上完成了巨大的變化，直接在米夫領導下的陳韶玉（即王明——引者）小組織取得了黨的最高領導機關……黨已在組織上及在政治上克服了一切危機，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實際上是「完成了黨的解體」。

　　王明，原名陳紹禹，又名陳紹玉

        《宣言》在逐條對比李立三的錯誤與共產國際決議與指示後明確指出：李立三這條「反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製作人，是共產國際自己」。這次與以往反對陳獨秀、瞿秋白的路線一樣，為了保住共產國際的「面子」，立三路線「只是作了國際路線的替身，與一九二七年在二十四小時內宣佈中共中央的模範領袖為孟什維克，作了史太林、布哈林的替身，並無二致」。「我們有權利向全體黨員同志宣佈：共產國際宣佈『立三路線』，完全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破產；『立三路線』的錯誤，根本就是共產國際的錯誤。」

        但是，《宣言》在論述國際與中共的路線錯誤時，卻完全從他們托派、特別是陳獨秀的「反紅軍」的觀點出發。陳獨秀的思想邏輯很簡單：工人加暴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農民加暴動，是機會主義的。前者，俄國的十月革命似乎有點像，但是，十月革命後幾十年執行的史太林式的「無產階級專政」，除了個人獨裁以外，哪裏有一點「工人」的味道？哪裏有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味道？至於說到中國，由於工業的極度落後，像歐洲和俄國那樣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根本沒有，農民卻有幾千年「造反」的傳統。所以，綜觀中外所謂革命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分知識份子利用和組織一部分工人或農民奪取政權的歷史，而一旦出現有利形勢奪取了政權，只是重複歷史上的任何一次變遷一樣，只是養肥了另一個官僚主義集團，廣大工人、農民能得到多少利益，是微乎其微的。於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又逐漸尖銳起來，醞釀下一場的「革命」。如此循環往復而已。所以，陳獨秀以上對共產國際和中共路線的批判，雖然不乏「為工人謀福利」的真誠目的，但卻是十足的書生意氣，可悲的教條主義。

        那麼，挽救中國革命的出路在哪裏呢？《宣言》開出的藥方，就是托派的國民會議運動，要求召開「普遍平等不記名投票直接選舉的國民會議」。

        《宣言》最後強調：「現在改造黨的政策及黨制已成了刻不容緩的任務了」。為此提出以下四條建議：

        1、規定日期召集全黨的代表大會，對於政策及黨制加以根本改變——必須完全採取左派反對派的路線；

        2、在大會之前，把一切重要問題在一切會議上及機關報紙上發動黨員群眾之討論，不能拿任何罪狀作開除的理由，以保護討論的正確進行；

        3、一切事實及經驗證明左派反對派路線的完全正確，沒有理由把我們排斥於黨外，我們應當選舉代表參加大會，並且在會上討論左派反對派恢復黨籍問題，使我們得立刻回到黨內來；

        4、公佈歷來為領導機關隱藏的左派反對派文件，及對於大會的提案。

        這份《宣言》，充分說明陳獨秀及中國托派對於當時替代中共抱着極大而迫切希望，也暴露了他們嚴重低估了中共自我克服危機的能力。就陳獨秀個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次重大失誤。真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由於他已經走上了托派之路，這是必然的結果。從現在看來，這個宣言和最後的四條建議，是多麼的天真、浪漫和荒唐。但是，在當時，陳獨秀和托派卻是多麼莊重和認真。

當選托派中央書記處書記

       托派四個小組織「協議委員會」的工作，正是在中共立三路線破產、王明集團奪權，極度混亂，被托派認為即將瓦解、將被替代的情況下，再加托洛斯基和陳獨秀的積極推動，終於順利進行的。主要的工作是起草統一大會的文件，協商結果：中國托派綱領和《土地問題決議案》（草案）改由陳獨秀起草，綱領名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此綱領，為了避免爭論，是以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起草的政綱為藍本的，內容分五部分：（一）過渡時期中反對派之總任務；（二）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三）「過渡時期與我們的策略」；（四）中國革命的前途；（五）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派及反對派目前的任務。

       在內容上，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點：

       《綱領》竟然聲稱：「中國共產黨差不多一走上鬥爭的舞台就在機會主義領導之下。」這種文字出自曾主持創建中共、並擔任第一至第五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的陳獨秀之手，殊屬驚人。再次表現出他愛走極端的思想方法。其實，在1926年以前，中共的發展基本上是成功的，為1949年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綱領》規定托派對中共的策略是：「它絕不與共產黨的活動隔絕，它在每個問題中採取它的態度，它在示威罷工等鬥爭中無情的批評正式黨領導之政策的錯誤，並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對正式領導作任何讓步。」——這就規定了托派始終是中共反對派（反對黨）的性質。

       《綱領》根據大革命失敗的經驗，「鄭重宣言」：「無論何時和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無產階級的政黨均不能加入別一階級的政黨或同別階級混合組織。無產階級政黨之絕對獨立，是共產主義政策之基本和先決的條件。」從內容上說，這一條對於共產黨無疑是正確的。可悲的是，對於極左性質的托派來說，在後來的實踐中，被引伸為拒絕與任何別的政黨、團體建立聯合戰線。而當革命形勢到來時，陳獨秀主張建立這種聯合戰線時，卻被托派中的其他勢力所抵制。所以，《綱領》中的這條規定，從根本上決定了托派永遠自我孤立，永遠沒有發展，因此也永遠沒有勝利的可能。

       《綱領》對於「紅軍」問題，吸收了青年托派的意見，說法全面了一些，但基本上保留了陳獨秀原來的觀點，說它「是中國革命具有內心勢力和廣大可能性之證明」，但又斷定，「在工業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沒有勝利的機運」，「企圖依靠鄉村的遊擊隊來組織紅軍並創立蘇維埃政府，以對抗國民黨的統治，這是官僚主義冒險政策」。

       對於資產階級革命性的估計以及與其建立聯合戰線，對待「紅軍——農村武裝割據」道路的態度，這兩個問題上的根本對立，可以說是托派與中共的根本對立。二者以後的歷史，也是圍繞這兩大對立展開的。所以，這兩大對立，最鮮明地顯示出中國托派與中共是怎樣劃清界線的，而二者的前途為甚麼那樣的大不一樣。

       為了避免爭論，在革命性質、國民會議等問題上，《綱領》都引用了托洛斯基的原話。所以，這個綱領實際上是四派小組織在托洛斯基的壓力下，互相妥協的產物，也是經過七、八個月激烈爭論、誰也說服不了誰後的妥協。如陳獨秀在後來一篇文章中所說：

       在統一綱領起草時，所謂「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又由另外幾個同志提將出來；經過好些爭論，始終並未曾得到很明確的解決，尤其是在堅持此種意見的幾個同志的意念中。他們只最後讓步到這樣說法：將來的革命固然會由民主主義鬥爭開始，然而經濟的發展也會由社會主義開始。他們忘記了經濟發展不是一件神速的事，如此只有把第三次革命推遲到較遠的將來。[75]

        所以《綱領》在1931年5月1日統一大會上順利地通過。有人回憶在統一大會上，各派對這些問題「發生了爭論」，[76]不是事實，顯然把協議委員會時期的爭論放到統一大會上去了。但是，陳獨秀與其他托派在革命性質上的分歧埋伏了下來，造成了以後托派思想上的分裂和陳獨秀領導工作的癱瘓。

        統一大會在1931年5月1至3日秘密舉行三天。由於陳獨秀等較具實力，大會的籌備（會場和經費）由「無產者社」「獨力承擔」。[77]會場佈置，由該社秘書長何資深具體執行。陳獨秀的好友和崇拜者李仲山拿出一件猞猁皮大衣，典當得二百多元，解決了大會經費問題。他們在上海偏僻的大連灣路租了一幢石庫門房子，讓王茨槐帶着妻子、女兒住進，掩護開會。這些措施事先都絕對保密，開會當天，代表到達時才知道。王茨槐原是中共黨員，鐵路工人，轉向托陳派後，任「無產者社」法南區委委員。大會採取嚴密的保密安全措施：除了陳獨秀一人之外，所有代表都住在會場內，開完會之後才能出去。

        各派代表名額的產生關係到統一後托派中各派的利益分配，曾經發生激烈的爭鬥。後來妥協下來：20人出1名代表，由各派自己推選。「我們的話派」定為140人，代表7名：梁幹喬、陳亦謀、宋敬修、張九等香港四位工人代表。「無產者社」定為100人，代表5名：陳獨秀、鄭超麟、江常師、蔣振東、王茨槐。在推選這五人代表時，曾發生激烈鬥爭。由於在統一協議過程中，尹寬與彭述之尖銳對立產生的矛盾，原來兩人都不做代表。彭的勢力畢竟很大，據鄭超麟回憶，開會後臨時加了一個代表彭述之，第二天才參加大會。曾為「無產者社」及這次統一立過很大功勞的尹寬只得飲恨落選。陳獨秀是一個講原則、顧大局而在非原則問題上能妥協和寬容的人，沒有因為尹寬與自己觀點相同，而硬把他拉進代表中來。「十月社」定為80人，代表4名：王文元、羅漢、宋逢春、濮德志。「戰鬥社」40人，代表2名：趙濟、來燕堂。

        大會頭兩天討論和修改協議委員會提供的各項文件。開幕時陳獨秀致詞，接着做了一個政治報告。由於在一年多的爭鬥和協議中，各派的意見已經說盡，統一又顯得那麼迫切，所以，除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以外，大會上還順利地通過了「協議委員會」提供的以下幾個文件，尹寬起草的《職工運動提綱》、梁幹喬起草的《組織問題決議案》、王文元起草的《國民會議問題提綱》。在會後油印的這些大會文件最後一行都注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統一大會通過。」但是，由於在紅軍問題上尚有思想分歧，派性一時也不能完全根除，於是，在討論陳獨秀起草的另一個文件《中國土地問題決議草案》時，沒有通過。在該「草案」最後印了這樣一行字：「一九三一年五月統一大會決議，交特別委員會繼續討論。」[78]據宋逢春說：由於該草案中仍有稱紅軍為「土匪」的意思，所以青年托派三派代表串連後，決定搞一下「老先生」，不予通過。[79]

        大會決定中國托派的正式名稱，仍沿用「無產者社」用的名稱，即「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以示他們仍是共產國際及中共內部的一派，而不是有人說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那個名稱到1935年才起用。

        大會選舉了全國「執行委員會」十三名（其中包括九個正式委員和四個候補委員），正式委員是：陳獨秀（書記處書記）、陳亦謀（組織部主任）、鄭超麟（宣傳部主任）、王文元（黨報主編）、宋逢春（書記處秘書）、羅漢、張九（香港工人）、彭述之、濮德志等。前五人相當於「常委」組成「書記處」。大概組織還太小，沒有自稱「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書記處」。這個名單，根據王文元、鄭超麟、濮德志三人回憶綜合而成。各人回憶互有出入，鄭超麟說委員中沒有羅漢，候補委員中有彭述之和宋敬修；還有一個委員區芳在獄中。後來，流亡在英國的王文元，從美國胡佛圖書館1980年公佈的托洛斯基檔案[80]中，發現當年統一大會時發給托氏的電報[81]上，有書記處五人的簽名，所以，前五名「書記處」的名單是可以確證的。

　　中國托派組織統一後陳為首的五人書記處致托洛斯基的信

托派四分五裂，走上顛撲無盡的不歸路

       當時，全國托派人數約500人，主要在上海；其組織仿效中共的系統，設滬東、閘北兼滬中、滬西、法南（法租界和滬南）四個區委。另有北平為中心的華北區委和以香港為中心的華南區委。華南區委的特點是帝國主義企業中洋人資本家與中國工人的矛盾尖銳，因此主要在工人中活動。北平的學校較多，華北區委主要在大學中活動。這就是陳獨秀書記領導下的全部組織和人馬。

       從「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變成「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書記處書記，又一次表現了陳獨秀性格的多變和思想的活躍——決不為任何信仰所拘囚，一切以他的感覺而轉移，並且自以為是為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奮鬥！正如他在統一大會閉幕詞中激情滿懷的說：「中國人民正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一天也不能忘記，他們在期待我們，我們應擔當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82]5月9日還給托洛斯基拍去一份電報，喜氣洋洋地告訴他：「中國反對派的統一引起了反動派的注意，也引起了工人大眾的注意。我們相信，在國際左派反對派的領導下，它定能完成它偉大的歷史任務。」[83]

       但是，由於他們中的不少人並不具有像陳獨秀、鄭超麟、王文元那樣純真的信仰和為人民利益而鬥爭的品質；統一又是在外部壓力下妥協和湊合的產物，再加上組織上主張黨內派別活動的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動，所以，這個組織缺乏起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也就缺乏凝聚力。這樣的組織本來就經不起任何鬥爭的考驗，更何況他們還處在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最強大、最嚴厲的中心城市，曾經相當強大的中國共產黨都不得不退出這些城市。於是，當「執行委員會」躊躇滿志地開始為他們的「歷史任務」而工作時，背叛、瓦解、破敗的危機，一個又一個地襲來，把他們置於難以招架的境地，開始了他們永無休止的苦難歷程。

       首先是在執行委員會中，青年托派委員對陳獨秀還是不買帳，開會時經常吵架。由於陳獨秀寫過攻擊紅軍是「土匪」的文章，這是他們唯一抓得住的把柄（連托洛斯基也站在他們的一邊），統一大會上又未通過陳起草的土地問題決議案，所以，大家對他寫的文章不放心。認為陳已經是大家的「書記」了，外面會把他的觀點視為整個組織的觀點，因此要求他寫的文章，最好讓大家看看，同意後再發表。陳獨秀對此大發脾氣，說：「文章像人一樣，要有個性。大家同意，就沒有個性了，還寫甚麼文章！」[84]

       在組織上，托派的致命弱點是它的無窮的分裂，始終沒有真正的統一。統一大會後，先是曾為統一作出過較大貢獻的尹寬，由於受到「無產者社」內部彭述之為首一幫人的排斥，連大會代表都沒有當上，成為繼劉仁靜後又一個托派「邊緣人物」。於是，他利用原來的關係，首先糾集幾個人，控制了幾個支部，進行反對「中央」的活動。而馬玉夫這個為「無產者社」的成立立過汗馬功勞的人，自以為是當然的「中央委員」。但是，先是被撤「協委」代表，十分不滿，憤而退出「無產者社」領導班子；繼又未當上大會代表，更未當上「中央委員」。於是，壞事做絕，竟到國民黨龍華警備司令部告密，企圖一下子置新生的托派組織於死命，致使統一大會後還不到一個月——1931年5月23日，托派（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即遭破壞，除陳獨秀、彭述之、羅漢外，其他委員全被逮捕。五個常委，捕去四個，整個組織陷於癱瘓。陳雖然因馬玉夫不知道他的住址而倖免逮捕，但這一背叛引起他的極大震動和痛苦，頗有寇准錯用丁渭之悔，哀歎：「我不識人！」陳常有感情用事之時，他見馬玉夫平時作風流里流氣，還自稱是「工人代表」，就對人說：「搞革命，當領導人，還是知識份子，工人不懂！」[85]

       其實，觀察一個人的品質，套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而衍生的出身成份論，根本是唯心主義的。當時托派和共產黨內部都有唯成份論的影響。中共「六大」，受布哈林的指使，選了一個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當總書記，實際卻是個擺設，實權卻掌握在知識份子、職業革命家李立三手中。托派因為寄希望於唯一的城市工人運動，更強調工人出身這個「教條」。但是，托派的全部歷史表明，中國的「工人階級」並不接受他們的革命綱領和路線。

       陳獨秀走到另一極端，搞革命要靠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又怎樣呢？其實馬玉夫也不是甚麼工人，梁幹喬等人的背叛，更否定了陳獨秀的說法。以中國托派「元老」自居的梁幹喬，自認為是統一組織後當然的「中央委員」，但在「我們的話派」中的表現，使他聲名狼藉，徒然代表最大的一派參加協議委員會參加統一大會，最後卻落選，甚麼也不是。於是，惱羞成怒，與陸一淵等四人以黃埔同學的身份投靠戴笠。當時戴正奉蔣介石之命，籌建「軍統」前身「復興社特務處」。於是，梁就與戴等人結成「十人團」，並被稱為復興社的「十三太保」之一，成為軍統特務組織最早的骨幹。[86]給國民黨的第一份禮物，就是發表反共聲明：聲稱共產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他說參加托派統一大會後，「沒有看見一種鮮明的足為建立健全無產階級政黨的要素，因此感到『懷疑』和『失望』」；[87]陸一淵則說：「中國工人群眾在資本主義下尚未孕育成無產階級意識，社會主義的政治要求絕對引不起他們的興趣。」[88]

       陳獨秀不承認開局失敗，不像共產黨那樣退出城市，轉向農村，而是堅持在城市鬥爭。於是他着手重整托派事業，吸收尹寬、宋敬修、蔣振東等人加入中央常委，但到8月，又遭打擊。一天，尹寬受陳獨秀之托召集會議於上海英租界振華旅館，以中央組織部長身份代陳主持會議。是夜，與會者又全體被捕。就這樣，「陳獨秀想收拾殘局，重振旗鼓，但很長時間也收不攏來」。[89]所謂「中央常委」，一直只有他和彭述之二、三個人。即使如此，陳獨秀與彭述之之間也團結不了。

       托派小組織協議統一期間，由於陳獨秀採取堅決措施制止了彭述之企圖破壞統一的行動，1924年以來兩人親密合作的關係破裂，連私人間的友誼也不存在了。陳獨秀是個性情中人，喜怒形於色，而彭述之是內向人，人稱「孔老夫子」，城府很深。這樣兩個人，一旦破裂，就不會像陳獨秀與胡適、陳獨秀與章士釗那樣——曾經肝膽相照，政治上決裂後，還有久遠的私人友誼。陳與彭在政治上幾乎沒有分歧，就是在個人作風和氣質上，二人難以容忍。如鄭超麟說：「陳獨秀是富於意氣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過分估量所信任的人的價值，可是對這人失望之後又容易走到另一極端去。」從此，他對於彭述之的厭惡恰好同過去的信任一般，流於過火。當時何資深議論彭述之，說他是個「紙老虎」，表面張牙舞爪，在「無產者社」中勢力很大，戳穿之後，空無所有。陳獨秀則說：「不是紙老虎，是爛西瓜。紙老虎裏面不過是空無所有而已，爛西瓜表面很好看，剖開之後噴出一陣惡臭。」[90]

       因此，「無產者社」期間，「常委」開會幾乎每次都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成為「烏煙瘴氣」的污染源。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統一實現、「無產者社」自然消亡時為止。可是，二人之間的惡劣關係，卻並未因此結束，而是帶進新時期、新領域中來，繼續發展。

       在陳獨秀有決定意義的推動下，協議委員會終於停止爭吵，達成協議，決定各派組織開統一大會時，彭述之卻揚言「代表下層反對上層勾結」，繼續反對統一。陳獨秀諷刺說：「別人代表下層還可以說，你彭述之代表下層就有點不象了。」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彭述之因未當上代表，給陳獨秀寫了一封長信，斥責這次「統一」是「虛偽的」，「無聊的」。他「誓死不承認」。陳讀信後十分氣憤。然後，在臨開會時，彭述之又被補選上代表，參加了大會，並在選舉時，當上了「候補委員」。所以，5月5日，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時，陳獨秀當場拿出彭的信來給大家看，並當面責問他：「今天還認為此次統一是虛偽的、無聊的等等嗎！」問得彭述之「滿臉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91]

       陳獨秀就是這樣的人，在這種場合，一點面子也不給別人，像過去對待沈尹默那樣。於是，在托派中央連續遭到鎮壓，只剩下他們二、三個人的情況下，更是冤家路窄了。二人又常常爭吵，因為陳的涵養沒有彭好，往往吵得拂袖而去，不歡而散。有一次，陳獨秀又發火了，他穿起長衫，高聲大叫：我不願和你們這些資產階級在一起爭論，我不要甚麼群眾，不要你們；我幹我的，你們幹你們的好了，說着就走了。大家跑去拉他他也不管。彭述之就對大家說：「他就是這種脾氣，過去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也是如此。他這種家長式的作風，是永遠也改不了的。」[92]

       兩人的矛盾，後來終於發展到政治路線上的分歧。因為，晚年陳獨秀因為拋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竭力推崇「民主主義」和贊成國共合作抗日的統一戰線，彭述之控制的托派中央又罵陳是「老機會主義」，曾一度要開除他。陳去世時，彭寫的悼念文章，還罵他「晚節不保」。這是後話。

       在國民黨強大勢力的絕對打壓下，托派組織四分五裂、日漸衰敗。陳獨秀不消極，不退縮，仍努力維持托派中央的工作。但在大革命失敗初期表現出來的對形勢的清醒估計卻明顯的消減了。這其中自然有與中共「農村割據」「對着幹」的因素，也有對共產主義革命歐洲模式教條主義的執着。

       首先，由於書記處中負責主編機關報的王文元入獄，1931年9月5日，陳獨秀便親自創辦了托派中央機關報《火花》，顯然表示了「星火燎原」的嚮往；12月，又創辦了托派內部理論機關報《校內生活》。托派把他們的組織視為一座「學校」，注重於學習和宣傳，而且其主流始終沒有走出這個領域。這兩個刊物都是油印的。可見經濟困難，比《無產者》時期還嚴重。據當時擔任《火花》刻印工的曾猛說：他的住房（又是工作間）的房租、伙食費，以及臘紙、油墨、紙張等的費用，「都是由陳獨秀一人負擔」[93]如像主編《新青年》或後來的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一樣，在這兩個刊物上，每期的重要文章都由陳獨秀署名撰寫，還有他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常委」名義起草發表的宣言、決議、通告之類的托派文件；它們以傳單的形式廣為散發，頑強地表現托派組織在中國的存在和在政治方面特殊的影響，企圖引起國民黨、共產黨和社會各界的注意。

　　陳主編的托派中央機關報《火花》

　　陳主編的托派內部理論機關刊物《校內生活》

       大概對共產黨「機會主義」的批判已經說盡，或是因為對托派的嚴厲打擊主要來自於國民黨，統一以後的托派終於不再兩面作戰——批判中共路線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而把攻擊的重點對準國民黨獨裁統治，以推銷他們「召開國民會議解決一切國是」的政治主張。1931年8月6日，中國托派統一後首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發表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告民眾書》，[94]開頭就大聲呐喊——「全中國工人們、農民們、一切被壓迫民眾們：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中國，已經四年了，他們過去做了些甚麼？現在正在做甚麼？民眾還不應該起來制裁他們嗎？」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與共產黨及青年托派爭論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國民政府的建立，能不能實現中國的穩定與統一？哪怕是暫時的。受托洛斯基影響，陳一直持肯定的答覆，認為在帝國主義支援下，國民政府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穩定與統一。由於連年的軍閥混戰，他終於改變了看法。在與上述《告民眾書》同時發表的陳獨秀署名文章《國民黨與中國統一——統一是中國進步的必要條件》一文中，明確指出：帝國主義與軍閥制度的存在，是國民黨不可能實現統一的兩大根本原因。要實現中國的統一和獨立，首先要打倒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這個觀點顯然與當時中共的觀點、特別是毛澤東的觀點是一致的。

       那麼，「中國往何處去」呢！陳獨秀因觀點有差異，一年多來對正宗托派觀點與中共之間爭論為核心並涉及到國民黨一些人士參加的、十分熱烈的關於「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一直保持沉默，現在則公開發表一篇文章《中國往何處去》，[95]批判戴季陶從所謂的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出發，只是以「三民主義」代替或冒充「社會主義」的觀點，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根本是反動的」。這就不僅否定了蔣介石、戴季陶的「三民主義」，連孫中山也否定了。與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相比，又是一個180度的大轉變。

       但文章也同時批判這場論戰的托派中的代表人物任曙[96]說的「中國經濟已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見解，指出：「二者根本錯誤的共同點，都是從純經濟觀出發，而不是從不斷革命論出發。」文章認為中國的出路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運動」。這個觀點倒是他轉向托派後的一直堅持的觀點，即「無產階級領導（或專政）下的民主主義運動」，再不斷地發展到「社會主義」。在這裏，陳獨秀力圖使托洛斯基主義與中國的國情和革命實際相結合。後來中共1949年的勝利和勝利以後的歷史，多少驗證了他的觀點，亦是毛澤東的觀點，但這是錯誤的觀點。因為，歷史應該在「民主主義」階段將停留很長一個階段，而不是人為地、不停頓地發展到社會主義。關於這一點，陳獨秀到晚年才有所悟。

[1]《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75、82–83。

[2]〈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宣言〉，《無產者》，第4期，1930年10月30日。註：《無產者》除第1、2期鉛印外，其他十期均為手刻油印件。

[3]均刊於《無產者》，第7期，1930年12月。而且整個這一期只刊登了這兩個文件。

[4]〈代表會議對臨時委員會報告的決議〉，《無產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5]參見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頁193–195；《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頁164–166。

[6]《紅旗》，第87期，1930年3月26日。

[7]《紅旗》，第80期，1930年3月1日。

[8]《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161、167。

[9]《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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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劉仁靜、王文元、宋逢春等九人：《告同志書》，單行本，1930年1月；中國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者（反對派）全國總幹事會：〈給無產者社一封公開的信〉，《我們的話》，第19期，1930年7月30日。

[11]1929年9月劉仁靜給托洛斯基的信。信的原文未見到，此處轉引自11月托洛斯基給劉仁靜覆信中的轉述。《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3。

[12]列爾士：〈一篇虛偽的和可憐的文件——評陳獨秀12月10日的《告全黨同志書》〉，《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

[13]列爾士：〈評陳獨秀同志雙十日給中央的信〉，《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手刻油印小冊子，附錄。

[14]列爾士：〈一篇虛偽的和可憐的文件——評陳獨秀12月10日的《告全黨同志書》〉，《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

[15]列爾士：〈一篇虛偽的和可憐的文件——評陳獨秀12月10日的《告全黨同志書》〉，《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該文附言。

[16]文同：〈新的「八月聯盟」〉，《紅旗》，第63期，1929年12月20日。

[17]文同：〈新的「八月聯盟」〉，《紅旗》，第63期，1929年12月20日。

[18]〈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決議〉，《反對派內部生活》之二（「我們的話派」的內部手刻油印機關報），1930年6月15日出版。

[19]〈廣東省幹會市幹會各支部各組長聯席會議致總幹的信〉（1930年3月24日）；〈總幹致梁同志函〉（1930年4月25日）；〈總幹致張師同志信〉（1930年4月25日），均載《反對派內部生活》，1930年4月25日。

[20]〈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決議〉，《反對派內部生活》之二（「我們的話派」的內部手刻油印機關報），1930年6月15日出版。

[21]〈十月社對於劉仁靜同志的決議〉，《十月旬刊》，第2期。

[22]趙濟：〈三十年代初托派組織在上海的活動〉，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2期。

[23]趙濟：〈三十年代初托派組織在上海的活動〉，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2期。

[24]《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173–174。

[25]《無產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

[26]〈托洛斯基同志的答覆〉（1929年12月22日），《反對派的內部生活》（「我們的話派」內部機關報，手刻油印件），1930年4月25日。

[27]〈托洛斯基致劉仁靜的信〉（1929年11月）。該信是答覆劉9月去的信，《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3。

[28]〈托洛斯基致劉仁靜的信〉（1929年11月）。該信是答覆劉9月去的信，《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16。

[29]《反對派內部生活》，1930年4月25日，手刻油印件。

[30]《十月旬刊》，1930年7月15日。

[31]載《反對派內部生活》之二，手刻油印件。

[32]匈牙利學者Kun-Miklco提供的土耳其托洛斯基檔案中該信的影印本。

[33]載《建立》（中國托派少數派油印機關後），第1期，1947年5月出版；《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23。

[34]載《十月之路》，第1期，1930年10月26日，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反對派）出版。這是《十月旬刊》停刊後「十月社」的又一份手刻油印機關報。

[35]〈托洛斯基致陳獨秀的信〉（1931年4月7日），《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42。

[36]《十月之路》，第1期，1930年10月26日，手刻油印件。

[37]吳季嚴、馬玉夫：〈對於協議委員會的第三號通告的聲明〉（1931年1月17日），《無產者》，第10期，1931年2月1日。

[38]區芳：〈談談統一問題〉，《我們的話》，第15期，1930年5月，手刻油印件。

[39]《十月之路》，第1期，1930年10月26日，手刻油印件。

[40]第三號通告：《協議委員會對於無產者社來信的決議》，手刻油印小冊子。

[41]頑石（陳獨秀）：〈對區白的《我們之間不同意見》的批評〉，《現階段的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三》（下冊），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中央宣傳部1934年出版。

[42]意因（鄭超麟）：《不斷革命ABC》（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23、24。

[43]托洛斯基：〈論國民會議口號——致中國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249。〈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同上書，頁215、220。

[44]《無產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45]馬黑諾是1918年烏克蘭農民遊擊隊領袖，反對烏克蘭和德國佔領軍；後來受無政府主義派、富農和反動分子影響，拒絕參加集中化的紅軍，妨礙了對反革命的鬥爭，最後被蘇維埃軍隊所消滅。

[46]托洛斯基：《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188。

[47]王學文：〈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戰線的一些鬥爭情況〉，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3輯。

[48]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0月12日），唐寶林訪問整理。

[49]無產者社：〈給「協議委員會」轉「我們的話派」、「十月社」和「戰鬥社」的一封信〉，《無產者》，第6期，1930年11月25日。又參見尹寬：〈「烏煙瘴氣」——由何而來及怎樣掃去？〉，《無產者》，第12期，1931年3月15日。

[50]獨秀：〈答列爾士（即劉仁靜）同志〉，《無產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

[51]尹寬：〈「烏煙瘴氣」——由何而來及怎樣掃去？〉。

[52]《無產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

[53]無產者社常委：〈通告第六號〉，《無產者》，第11期，1931年2月30日（原文如此——作者）。

[54]無產者社常委：〈通告第六號〉，《無產者》，第11期，1931年2月30日（原文如此——作者），〈通告第六號〉「附註」。

[55]〈常委答覆閘北區委及學生支部的信〉（1931年3月6日），《無產者》，第12期。

[56]轉自尹寬：〈「烏煙瘴氣」——由何而來及怎樣掃去？〉。

[57]〈常委答覆閘北區委及學生支部的信〉（1931年3月6日），《無產者》，第12期。

[58]尹寬：〈「烏煙瘴氣」——由何而來及怎樣掃去？〉。

[59]獨秀：〈對統一運動的意見〉，《無產者》，第11期，1931年2月30日。

[60]《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187。

[61]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手稿，1980年8月。

[62]〈劉仁靜給陳獨秀的信〉（1930年11月20日），《無產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

[63]〈劉仁靜給陳獨秀的信〉（1930年11月20日），《無產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

[64]〈關於革命性質問題的討論・（一）獨秀同志的信〉，《明天》（手刻油印刊物），第1期；〈答列爾士（即劉仁靜）同志〉，《無產者》，第9期。

[65]〈中國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明天社）給協委的一封信〉（1932年3月2日），《明天》，第4期，1931年3月25日。

[66]〈周恩來對史太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81、478。

[6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4）（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179。

[68]《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頁422。

[69]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諸問題〉，《布林塞維克》第3卷第2、3期合刊，1930年6月15日，頁32。

[70]〈別爾津和圖梅利陶關於中國軍事政治形勢的書面報告〉（1930年8月5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297。別爾津當時任中國工農紅軍參謀部第四局局長，圖梅利陶任三處副處長。

[71]〈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29年7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225。

[72]〈史太林給莫洛托夫的電報〉，（1930年8月1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300。

[73]《無產者》，第9期，1931年2月1日出版。

[74]據何之瑜《獨秀著作年表》（未刊稿）記述，該文件由陳獨秀撰寫，在1931年3月以手刻油印小冊子的形式散發。

[75]獨秀：〈我們的爭論之中心點〉（1931年10月19日），《火花》，第1卷，第5期（陳獨秀被捕前共出9期《火花》全部是手刻油印本），1931年11月7日。

[76]濮清泉（當時名濮德志）：〈中國托派的產生和滅亡〉，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集》，第71輯。

[77]《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189。

[78]作者有幸收集到當時統一大會後散發的這五個議案的手刻油印件，字跡還十分清楚。

[79]《宋逢春談話記錄》，唐寶林訪問整理（1985年10月12日）。

[80]1940年8月，托洛斯基在墨西哥住宅內被蘇聯克格勃特務刺殺，留下遺囑：40年後公佈他的檔案。

[81]電報的英文原稿影印件及中譯文，見唐寶林著：《中國托派史》，頁355、356，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

[82]宋逢春談話記錄，唐寶林訪問整理（1985年10月12日）。

[83]電報原件影印，見前註拙著《中國托派史》，頁356。

[84]宋逢春談話記錄，唐寶林訪問整理（1985年10月12日）。

[85]宋逢春談話記錄，唐寶林訪問整理（1985年10月12日）。

[86]梁幹喬由於來自共產黨營壘，在特務組織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稱，由於他們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務處南京總處書記長，主持特務組織的內務工作。但此人的個人野心不改，抗戰爆發後，他任特務處鄭州辦事處主任時，企圖發展個人勢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箝制，遂跑到西安，投靠胡宗南，任該部政治部主任，專門從事對延安共產黨中央所在地的破壞活動。

[87]梁幹喬：〈可回憶與展望〉，《蘇俄評論》，第1卷，第3號。

[88]陸一淵：〈以前種種〉，《蘇俄評論》，第1卷，第3號。

[89]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

[90]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91]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92]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

[93]曾猛：〈關於《火花》的情況〉，1951年4月23日，未刊稿。

[94]《火花》，第1卷，第1期，1931年9月5日。

[95]《火花》，第1卷，第2期，1931年9月28日，手刻油印件。

[96]當時是托派北方區委領導人，在論戰中著有《中國經濟研究》一書，是代表托派一方與中共對立的代表作。

十五   反蔣抗日的旗手（1931–1932）

提出抗日「持久戰」第一人

        在托派統一頑強地為「國民會議」而奮鬥的時候，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救國」成了當務之急，但陳獨秀的觀點是要「救國」必須更要「民主」而不是「救亡壓倒民主」。這是他從「五四」運動後的歷史經驗中總結出的反傳統觀念。但在宣傳和鬥爭上，畢竟要作一些調整。

       對於陳獨秀來說，這個「調整」是很容易的。由於國民政府起初對日本侵略推行「不抵抗」政策，托派就很自然把反蔣與反日結合起來，也就很自然地把反獨裁的「民主」與反侵略的「救國」結合起來，實行「反蔣抗日」。全國抗日民主運動在第二年「一・二八」抗戰中發展到高潮。在這個運動的鼓舞下，陳獨秀興奮異常，鬥志昂揚，以為「等待」、「期盼」的革命時期終於來到了。於是奔走呐喊，奮筆疾書，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特別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名義起草了一篇篇政治宣言，積極參加到政治生活中來。據現在收集到的不完全的資料統計：1931年9月至1932年7月，他在《火花》、《校內生活》、《熱潮》雜誌及傳單上，以個人或以托派組織的名義發表的文章、宣言、決議和書信等達64篇之多。主要有：

       1931年9月24日「九．一八」事變後，立即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名義，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滿洲告民眾書》，[1]號召像「五卅」運動那樣，建立反日聯合戰線，「立刻自動組織各地方國民會議預備會，領導反日鬥爭和準備普選的全國國民會議之召集！」「反對屠殺農民和對日取不抵抗主義的國民黨政府！」

　　「九一八」事變紀念碑

       10月1日，撰寫《抗日救國與赤化》一文，[2]針對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顏惠慶講話，抨擊國民黨對於日本侵略的「不抵抗」和「力持鎮靜」的政策，批評資產階級妄想的中間道路，鮮明地維護中共和托派以及蘇聯的「赤化」立場，指出：

       「我們敢斷言：赤化是全中國最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所樂為的，不樂為者只是少數的軍閥、資本家和地主而已。」「全世界已經只有兩大營壘；一面是赤化的蘇聯，各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革命民眾；一面是反赤的帝國主義、各國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此外所謂中間勢力，或者不存在，或者等於不存在」；「專就此次抗日救國運動這一具體問題而論，也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國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眾結合起來，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蘇聯及各國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眾援助之下，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持久殊死戰，以期獲得最後勝利；一是服從反赤化的國民黨政府之統一指揮，對日本帝國主義退讓，或求救於其他帝國主義，使中國不亡於日本即爪分於列強，此外沒有第三條道路。——這裏再次劃出一條線，把托派放在蘇聯和中共一邊，與帝國主義、國民黨、資產階級對立。他這時提出的抗日救國聯合戰線思想，包括「全國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眾」，不包括還沒有表現出抗日救國行動的資產階級。這些思想與當時中共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明顯表示出一種排斥中間派的左的傾向。與這篇文章同期發表的還有《對於現在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最堅定的戰爭》，進一步闡發了武裝民眾進行抗日民族戰爭的思想。

       10月2日，撰寫《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道》，[3]稱中國借助美國抵制日本侵略的政策是「以夷制夷」政策的繼續：

       用外交政策牽制某方面敵人，使有利於自己之鬥爭，有時固宜行之，然自己若沒有鬥爭之決心與實力，專依賴外交來以敵制敵，這不但是妄想，不但是奴性，直是引虎自衛，仰仗一面敵人之保護以拒絕另一面敵人的危險政策，菲律賓之依賴美國，朝鮮之依賴日本，便是弱小民族苦的經驗。害怕以民眾的革命勢力對付帝國主義，仍沿用前清「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即迎合美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野心，依賴美國帝國主義勢力來抵制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的侵略。因此日本帝國主義遂亦急乘美國和英國遭遇空前的經濟危機無暇和它競爭以及中國政府消滅了民眾運動的機會……突然出兵佔領滿洲。

       那麼，「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道」是甚麼呢？陳獨秀說：

       在此次反日救國的運動中，只有「排貨」和「對日宣戰」這兩個主張，不但是多數民眾的意志，而且比較的正當。只有由工人和學生組織大規模的檢查隊，然後排貨運動才能收實效；殖民地或落後國家對帝國主義宣戰，和尋常兩國間的戰爭不同，這是一種革命戰爭，是需要革命的民眾武裝參加的……若沒有廣大武裝民眾持久的殊死戰，單靠國民黨政府一點脆弱的軍隊，不足予日本帝國主義軍隊之一擊。要實現民族革命戰爭，要獲得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勝利，只有中國第三次革命復興，以革命的民眾政權，代替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領導全國的革命民眾和兵士……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持久戰。

       陳獨秀提出建立抗日的「武裝民眾」及「持久戰」的思想，被後來的事實證明是正確的。托派抗日救國的主張是與中共基本上一致，在其宣言、文章中都是譴責國民黨「剿赤」和「屠殺農民」罪行，聲援中共的。但是，失去理智的，已經退出城市而又走上極左道路的中共中央，卻在機關報上連續發表文章大批特批上述兩篇文章，把真正的敵人放在一邊。

       10月25、30日，《紅旗週報》第21、22期連續發表署名文章《是對日宣戰？還是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滿洲事變中之取消派》、《陳獨秀的「康莊大道」》，批判上述陳獨秀及以托派中央名義發表的文章和宣言：「陳獨秀在『康莊大道』上做着第二個五卅運動的夢」；主張「工農商學聯合起來」是在「幻想第二個五卅的民族統一戰線」，「事實上是要和資產階級妥協，要引誘工人去投降資產階級，屈服於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和豪紳地主」。

       其實，對於陳獨秀及其領導的托派和中共來說，無論是建立沒有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參加的抗日聯合戰線也好，還是「民眾自動武裝抗日」也好，當時都是唱高調，沒有實現的可能。有諷刺意義的是，當1935年以後中共提出建立抗日聯合戰線，並最終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時，已經不做托派中央書記的陳獨秀卻表示擁護，而沒有陳獨秀的托派中央卻以上述中共那樣的態度竭力加以攻擊。由此表明，陳獨秀對於建立抗日聯合戰線的理念始終是一致的。前後大變的是中共，其次是失去了陳獨秀領導的托派。

       如上所述，其實雙方都在「空談」——唱高調。但陳獨秀在外敵入侵、民族危機的時刻畢竟表現出了「護共」、「和共」的誠意；後者卻不顧大義，專打「內戰」。

創辦《熱潮》，推動抗日民主運動

       陳獨秀是一個講究實際而且富有鬥爭經驗的人。出任托派中央書記後，首先想到的是「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時，他憑一份《每週評論》和《熱血》小報，曾對運動的發展起過重要的作用。於是，在1931年12月5日創辦了鉛印的《熱潮》週刊。當時的托派中央機關報《火花》和《校內生活》還是手刻油印的月刊，可見他對《熱潮》傾注的熱情和寄予的厚望。

       12月5日，「九・一八」後開始的各地學生赴京請願團第一次受到血腥鎮壓。先是富有愛國傳統的北大學生300余人在南京示威遊行，高呼「反對政府出賣東三省」、「打倒賣國政府」等口號，遭憲警鎮壓，185人被捕，1人被打死，33人受重傷；然後南京中央大學學生千餘人結隊至衛戍司令部要求放人，交涉代表反遭扣留，激起更大民憤。汪精衛改組派、國家主義派以及孫科、胡漢民等滬粵反蔣派乘機利用形勢，逼迫蔣介石在15日發表下野通電。

       在《熱潮》發刊詞中，陳獨秀明確宣告托派要干預時局，宣稱：

       「二十世紀是兩種熱潮的世紀，一種是廣大的勞苦饑寒奴隸向一班寄生蟲算帳的熱潮，一種是幾十種被壓迫民族向帝國主義算帳的熱潮；這兩種熱潮，雖是時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騰，其結局將無物能與之抵抗，特別是兩種熱潮之合流終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今日正是中國民族的熱潮和帝國主義的兇焰開始決鬥時期，在這一次決鬥中，將是他們的兇焰薰涸我們的熱潮，還是我們的熱潮淹滅他們的兇焰，這就要看我們的努力了！」「本刊之發行，便是要為熱潮做一小小記錄，也要供給熱潮一點小小動力，或者為內外兇焰所毀滅，或者浮在熱潮中向前發展，這就是它的命運！」「我們相信，民眾的熱潮具有大炮飛機以上的力量；被壓迫民族能夠而且也只有拿這一力量來淹滅帝國主義的兇焰，淹滅它一切的敵人！」

       為了擴大影響，《熱潮》在廣告啟事中稱「本刊為供給反帝熱潮動力而發行，舉凡工人團體、學生團體、一切民眾團體以及各地公眾圖書館、閱報室，欲置備本刊者，請開示詳細地址並備足郵資，本刊即按期贈閱一份」，並且還「招請外埠代銷人」。可見陳獨秀辦此刊物，雄心勃勃。

       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自辦並主編的刊物。截止1932年1月23日，《熱潮》共出了七期。據當時應陳獨秀之邀經常以「胡年」筆名在上面發表文章的劉仁靜說，也就出了這麼幾期，「一・二八」抗戰後就停刊了。這七期刊物共發表評論文章48篇，其中陳獨秀以「頑石」、「三戶」為筆名發表的文章有12篇，而每期首篇都是「頑石」的文章。劉說，陳獨秀所以取「三戶」筆名，用的是「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個典故，以示托派當時力量雖小，將來定能推翻國民黨龐大的統治機器，[4]可見其革命氣慨不減當年。此外每期還都有一組似匕首投槍類的「時事短評」，共102篇。劉說也都出自陳的手筆，別人寫不出來的。

　　陳在抗日民主運動中主編的《熱潮》週刊

       陳獨秀在《熱潮》上的文章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聲討和譴責日本侵華罪行和英、美袒護日本、欺壓中國的行徑，主張「對日絕交」、「對日宣戰」。11月23日，國聯第三次會議通過日本代表芳澤提出的「派遣中立調查團」來華的提案，國人對此產生幻想，以為日本侵略東北事件可以得到公正的解決。陳獨秀立即發表文章《國聯第三次會議後的局勢》，指出「帝國主義強盜所組織的國際聯盟和美國，都是被壓迫民族的敵人，不是我們的朋友」；要人們放棄「美國是中國之友」的幻想。

       二、抨擊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和出賣民族利益。東北三省很快淪陷，中國駐國聯代表顧維鈞提出設立中立區國際共管天津等方案，消息傳出後政府怕激起民憤，放出空氣說是「日方向國聯的要求」。陳獨秀立即在12月12日出版的《熱潮》第二期封面上以醒目大標題形式提出《警告》：「大家還不醒覺嗎？！政府為避免和日軍衝突，不惜提出中立區和錦州撤兵這種賣國政策。」中日就「滿洲中立區問題」談判，陳獨秀又撰文抨擊：「犧牲東北的政策實現了！」「城下之盟實現了！」[5]並號召國人自動起來，武裝抗日。[6]

       與此同時於12月10日，又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的名義發表《為日帝國主義侵佔滿洲第二次告民眾書》，指出：「國民黨政府絕不能且不願抵抗日帝國主義的暴行……」、「國際聯盟和美國都不能幫助中國，只能扶強抑弱幫助日本壓迫中國，乘機奪利。」宣言認為，「滿洲事件發展已走到一個轉變點了，一個極嚴重的危急關頭了！」現在擺在全國民眾面前的只有兩條路：「或是為國民黨所謂『反動分子』、『赤化』所嚇倒而跟着它投降帝國主義，準備作『亡國奴』」，或是直接的徹底的抵抗日帝國主義，以至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壓迫，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但要走上第二條路，首先必須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投降政策堅決抵抗國民黨政府對反日運動的一切壓迫，以至根本推翻國民黨的統治。」

       宣言表現出「反蔣抗日」——「抗日必須先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強烈色彩：

       國民黨反動統治之存在，不但是日帝國主義此次兇殘地進攻中國和堅持強硬態度之唯一原因，不但是國聯和美國此次對日妥協、夥同壓迫中國之重要原因，而且是繼續阻礙中國民眾抵抗日帝國主義之唯一障礙物；此障礙物不掃除，在中國任何反帝國主義的運動都不會有甚麼真正效果的。民眾現在應該有明確的認識：抵抗國民黨政府乃是抵抗日帝國主義之前提！[7]

       蔣介石是「攘外必先安內」，中共和托派是「抗日必先反蔣」。雙方都把民族共同的敵人、最大的危險放在一邊，熱衷於打內戰。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下野，汪精衛聲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有人寫文章歡呼「接觸到民主政治的曙光」。陳獨秀指出：在對日避戰求和和偷安政策和對民眾反日運動的高壓手段上，「汪精衛政府和蔣介石政府將沒有甚麼不同。」[8]果然，震驚全國的「一二・一七血案」發生。當時先後到南京請願示威的，有平津京濟蘇皖各地學生萬餘人。12月15日，上海學生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當時中央委員正在開會，推代理行政院長陳銘樞和蔡元培接見，「大致其訓詞，答非所問，並嚴詞詰責學生，一時群情憤激」，有人打了陳、蔡。當場逮捕學生11人（有的說70餘人）。次日，《中央日報》稱學生為「無理搗亂」，一時群情憤怒，無可遏制。17日，各地在京學生萬餘人整隊赴中央黨部質問《中央日報》記載不實和要求釋放被捕學生。黨部閉門不納，學生砸毀大門黨徽，逕赴中央日報社，衝進報館，搗毀了部分設施。政府急派軍警前來鎮壓，傷30餘人，被刺刀戳傷者，血流滿地，慘不忍睹。更有上海學生楊桐恒死於刺刀之下，屍體被拋入報館門前河中。而河上有座珍珠橋，橋面狹窄，又有多人被擠踏落水。因此，「一二・一七血案」又稱「珍珠橋慘案」。

       血案發生後第三天，《熱潮》即出版「一二・一七血案專號」。陳獨秀、彭述之（筆名「南冠」）、劉仁靜（筆名「胡年」）分別撰文。陳獨秀在文章中進一步揭露：

       在此次血案發生前二日，所謂「民主政治」的新政權之主腦人物汪精衛，已開始痛哭愛國青年是「少數不良分子」，欲假借對外問題以危害黨國，譬諸敗群之馬，「自無許其有存在之餘地」……不許其存在，自然便是屠殺！所以此次血案，便算是汪精衛所謂「民主政治」史上光榮的第一頁。

       國民黨當時確有犧牲東北以阻止日本南下的企圖。日本利用蔣介石剿共而無暇「攘外」的機會，堅決向中國擴大侵略。蔣、日、共三者之間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發展的結果，先是日本利用國共鬥爭，收漁利而佔領了中國東部半壁江山，掠奪中國無數財富；繼是共產黨利用日蔣矛盾，也收漁利而奪取中國政權。陳獨秀嚴格地以「黨內反對派」的原則行事的。對內，無情批判中共各種錯誤；對外，堅決維護共產黨利益。這與當時中共把「托陳取消派」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來打擊是完全不一樣的。在1932年10月陳獨秀被捕前很長一段時間內，國民黨和社會各界始終不明白托派與共產黨有何區別！

       三、指導學生救亡運動。

       《熱潮》每期都有報導和評論學生運動的文章。早在北京大學學生到南京示威時，陳獨秀就發表文章，警告「時局到了轉變點」：「政府如果不願公開的露骨的撕下欺騙人民的假面，只有退出國聯和對日開戰；如果繼續任國聯接受日本的要求，其勢必須對人民取高壓手段。站在人民方面，或站在帝國主義方面，它立須選擇其一，再不能在現狀之下含糊敷衍下去了」；人民方面也立須選擇：「或者是服從政府安心當亡國奴，或是起來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血汗來決定自己的命運。」

       血案發生後，國家主義派所領導的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會，一面致電蔡元培，一面致電赴京示威學生，宣告「北平學生對外交部搗毀文件，又赴中央黨部毆擊蔡陳兩先生，本會……對於此類不辨是非利害之舉動，認為不當」。同是國家主義派所組織的上海市教育界救國會也發出《勸告學生復課書》，認為錦州中立，天津共管「暫時或不至實現」，而蔣介石氏知國是難巨，急流勇退，通電辭職，「我青年學子，處此時機，當決然躍出漩渦，歸潔其身體，約束其思想，潛修其德業……勒馬峻阪，返動為靜」。於是，學生中一部分人產生了動搖和妥協的傾向。

       因此，陳獨秀對初期的學生和平請願，既抱同情，又持否定態度，指出他們「聲勢似乎是很浩大，而在行動上還是學生孤軍獨戰，大多數民眾雖有奮起之可能，實際還並沒有起來；即學生運動雖已開始左傾，而到處仍不免表現出懦弱與妥協」。當學生搗毀國民黨黨部後，陳獨秀熱情地稱讚：「學生運動走出了『只問外交不問內政』的迷魂陣，由反日運動走到反國民黨，這本是運動發展之極自然的邏輯。」[9]

       他在多篇文章中批駁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和一些保守派集中攻擊的學生「越軌行動」的罪名：

       站在愛國民眾反日救國的立場而言，學生搗毀國民黨黨部，喊出「打倒國民黨賣國政府」，因封存和沒收奸商的日貨而「侵犯私有制和干犯法律」等等「越軌行動」，都是「必要的」，「必需的」，應該大幹「越軌行動」；「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人類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軌行動」。可以說，沒有「越軌行動」，便沒有人類進化。我們應該高聲大喊「越軌行動神聖！」[10]

       當學生運動在自身的圈子中徘徊，尤其在遭到鎮壓而停滯不前時，陳獨秀又引導說：

       向政府示威，搗毀阻害反日運動的黨部，毆打妥協賣國的官僚……還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道路，在現狀看來，只有由反日的學生與市民，把對付政府的黨部的力量，轉到工人與兵士中去，「越軌」的學生市民和「越軌」的工人兵士結合起來，再和「越軌」的農民結合起來，直接行動，隨地驅逐暴日勢力和袒護暴日的勢力；經過了「一二・一七」血案，學生運動，當然要自覺的轉換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時間、精力和熱忱於工人、農民和兵士方面來，只有這一新方向之轉換，才能使反日運動進到更高的階段。[11]

       但是，他從轉向「亂黨」分子以來，「革命萬能論」的思想慣性具有左傾的色彩；再加上托洛斯基主義極左理論的影響，總希望任何一個群眾運動都走上推翻政府的革命道路，這是不現實的。所提出的具體的「反日反國民黨」綱領，有以下致命的弱點：

       崇拜自發性。鼓吹民眾自發起來推翻國民黨政府和抗日救國。陳獨秀在文章中，反復強調抗日救國只能依靠中國人民自己，尤其是「下層的勞苦民眾」「奮起自救」，「千萬不要依賴現在的統治者」。[12]當廣大工農民眾在國民黨政府壓制下表現出一盤散沙、麻木不仁的時候，他就哀歎道：「中國人民之不能及時奮起自救！也就是中國民族之真正危機！」[13]

       抱住不能實現的「國民會議」不放。這時期的陳獨秀論述中國出路的每一篇文章，幾乎都要歸到他們托派主張的「國民會議」：

       在反日反國民黨的高潮中湧現出一個和賣國的國民黨政府對抗的國民會議，這一革命的國民會議，是不能而且也不會由國民黨政府召集的，它應該是全國反日民眾代表自動集合的總機關，同時也是組織和領導全國民眾反日鬥爭的總機關……是組織武裝組織國家，以徹底反抗帝國主義，徹底肅清帝國主義的一切走狗的總機關。[14]

       但是，在推翻政府之前，「民眾代表」怎麼可能「自動集合」湧現出這樣一個「國民會議」——他所嚮往的像「一七九三年法國雅各賓黨人領導的國民會議」。當時的中國除了國民黨代表的大資產階級、中共代表的農民之外，只有十分微弱的幾乎不存在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根本沒有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黨代表的左傾而強大的小資產階級群體。即使後來國共合作實行抗戰，也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國民會議」。

提出建立「抗日聯合戰線」第一人

       1932年1月28日，蔣介石復出。同日，日軍在上海發動進攻。蔣光鼐、蔡廷鍇指揮的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上海各界民眾群起支援。蔣介石30日遷都洛陽，派其嫡系部隊第五軍參加上海抗戰，致使日軍受到重創。但是，這次蔣介石的抗戰是被動消極的，只求阻滯日軍推進的速度，以爭南京政府後撤的時間。所以，沒有全力支援第十九路軍的抗戰。相反，政府卻以其違命抗戰為由，給予處罰：停發軍餉，截留全國人民支援十九路軍的抗日捐款，並命令其避免與日軍決戰，以便政府再次與日軍妥協，致使第十九路軍最後彈盡糧絕被迫退出上海。同時，民眾抗日救國熱情繼續高漲，如「一二・一七」慘案後第三天，周建人、胡愈之、郁達夫、丁玲等30餘人發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1月14日，上海農工商學各界舉行聯席會議，通過一系列抗日主張，決定於17日召開市民大會，並實行罷課、罷市、罷工、罷稅、罷崗、罷操。此日，30餘民眾團體舉行市民大會，通過反對國民政府出賣東三省、反對政府壓迫民眾運動等14項議案。

       「一・二八」上海抗戰爆發之後，陳獨秀對形勢作出了越來越激進的估計。他認為當時的形勢與1929年他與中共決裂到任托派中央書記時的形勢完全不一樣了。那時是革命處於低潮，他反對中共採取武裝奪取政權的策略，主張非暴力的「國民會議」運動。蔣介石下野，政府發生統治危機時，他便認為：「目前是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已由動搖走向崩潰，民眾已經開始抬頭的新時期，形成了無產階級進攻的客觀環境，反日的民族鬥爭已經成了武裝民眾的特殊機會。」為此，提出了「武裝群眾打倒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等口號，並以「決議」的形式，要求各地托派組織執行：「我們一秒鐘也不能放鬆抓住目前這一階段的實際環境和機會，鼓動工人群眾起來為這些口號而鬥爭，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勢。」[15]

       1月17日上海舉行市民大會及遊行示威被警察驅散事件發生，陳獨秀更認為推翻國民黨政權的直接革命形勢已經到來，從而提出了建立「革命的民眾政權」的口號。20日，他寫了題為《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16]的長文，先行在群眾中「緊急」散發（然後在28日刊登在《火花》上）。文章一開頭就說：「我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用了列寧《兩個策略》第一章的標題，當時他所指的『一個緊急的問題』是甚麼呢」？就是列寧說的：「我們目前所處的革命時期有一個問題就是召集國民大會的問題。」接着，他大段徵引了列寧在1905年7月寫的這篇文章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後，指出：「我證引這許多話，並不是說當時俄國的歷史條件和目前的中國完全相同……而是說目前的中國和當時的俄國局勢有某些類似的重要點即列寧所謂「政治已開始恐慌和革命開始發展」，我們應「採取當時俄國多數派同樣的態度」，即「從速推翻國民黨政府，全部政權交國民會議，實現『革命的民眾政權』」。

       「因此我們左派反對派應當覺悟到不僅限於『國民會議』之形式的口號，僅予以民主任務……而要加以實際的條件，使這個會議認真能執行它自己的責任……即要求全部政權交國民會議。」「我們認為蘇維埃和國民會議並不是兩個絕對不能相容的東西，我們應該為創造我們的國民會議而鬥爭，當然還應該為創造我們的蘇維埃而鬥爭，只有在兩個鬥爭過程中，看那一個真是我們的，我們才發出全部政權交那一個口號，實現我們的『十月』。」

       陳獨秀從這樣的形勢估計和新的口號出發，於1932年2月10日，起草了常委《政治決議案——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並在上海各區委書記聯席會議上表決通過：多數同意，少數反對。

       值得注意的是，決議案提出了兩個偏離托派傳統觀念的策略：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和與中共合作領導運動，包含建立超黨派抗日聯合戰線的思想，雖然還不包括聯合蔣介石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在內。陳獨秀是提出這一思想的第一人。從主觀上來說，反日反國民黨運動的來潮形勢洶湧，陳獨秀深刻感到托派自身力量的衰弱，難以擔當領導運動的重任。

       中國托派誕生時，根據托洛斯基的說教——中國資產階級沒有任何革命性——確立了一條基本政策：不與資產階級及其政黨作任何聯合。但是，由於上海十九路軍抗戰及一些資產階級的支持，《政治決議案》提出：

       在民眾反日反國民黨的鬥爭向前發展中，如果無產階級還沒有可能奪取政權的時候，如果小資產階級的黨派，甚至向左盤旋的自由資產階級黨派還未放棄對日戰爭的旗幟而企圖推翻國民黨政權，我們和他們可以在共同行動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眾之最兇惡的敵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

       陳獨秀在後來解釋為甚麼有這個策略轉變時，強調正是由於「九・一八」後的形勢，所以1931年5月托派統一大會上通過的政綱「已經不適用至少是不夠了，當然只有重新決定目前的任務」。[17]

       至於與中共的關係，陳獨秀開始主動與黨和緩對立的情緒，呼籲合作。1932年1月1日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名義發表《告全黨同志書》，[18]苦口婆心地指出：「目前的反日運動雖在表面上聲勢浩大，而在行動上還是學生的孤軍獨戰。只有工人群眾很快的起來充實這一運動，領導這一運動，才能夠使這一運動走上革命的道路，即在這一點，我們黨的責任是何等的重大而迫切呵！」與此同時，陳獨秀還與彭述之、羅漢三人一起署名，直接寫信給中共中央，提議「合作抗日」。[19]

       在1月20日寫的《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中，他也對托派內部做工作，改變過去激烈攻擊中共及紅軍的立場，加以積極的肯定：

       「我們還應該承認，南方農民爭取土地和反國民黨的武裝鬥爭，在國民黨的內部戰爭中，特別是在最後一次蔣馮閻戰爭中，大規模的發展起來，已經不僅是過去大革命之餘波……同時，也不能否認南方的武裝農民已經是威脅國民黨政府而為它不能消滅的勢力，並且還未繼續削弱它的軍事勢力……這些都是一九〇五年的俄國所沒有的，都會說明中國工人革命得到俄國一九〇五年較有利的環境」；「我們也應該承認，我們的黨，固然還是很弱，而比之一九〇五年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各有其所長與所短……在政治水準上，中國黨自較俄國的黨為低，而在農民和軍事勢力方面則較強。」——這種說法，與他1930年《所謂「紅軍」問題》一文的觀點，完全相反。

       在《政治決議案》中，陳獨秀更進一步地指出：

       我們的黨——中國共產黨，雖然做過不少的錯誤，畢竟還是在群眾中有權威的黨。它不但是無產階級的黨，並且應該站在民族領袖地位；它此時即應號召民眾自動的建立全權人民代表的國民會議，來代替國民黨政府領導全國的反日鬥爭……紅軍一與某一工業城市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漢）民眾運動匯合起來，即應在那裏召集國民會議，做反日反國民黨鬥爭之總機關。

       在「我們的任務」中，還說：「在已有農民蘇維埃的省份，城市蘇維埃或義勇軍一經成立，應即匯合蘇維埃區域的紅軍佔領地方」；「……積極要求我黨的領導機關改變策略，召集緊急會議，以謀整個黨策略上組織上的統一，在未統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動上的合作。」

       所有這一切轉變，表明陳獨秀是一個很善於根據形勢改變策略的政治家，而不是一個僵死的教條主義者。自然，以上對形勢的估計和策略的轉變，也帶有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當時的國民黨並不如他估計的那樣脆弱，民眾的抗日運動和中共的力量也不如他估計的那樣強大。恰如大革命失敗時他批判中共中央：「國民黨政權決不會像你們所估計的那樣快崩潰，群眾的革命情緒也不像你們估量的那樣高昂。」更不幸的是，這一次轉變本身遇到了托派內部極左派和中共第三次左傾路線兩個真正的「教條主義者」、而且是極左的教條主義者的反抗。急切的愛國熱情和浪漫的革命激情非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反而受到冷酷的奚落和堅決的抵制。

　　陳獨秀詩稿一幅

批判托派內部極左派的干擾

       陳獨秀的思想和綱領已經有了左傾的色彩，但是，托派內部還有一股更左的極左派。在這次「反日反國民黨」運動中，發出鄙棄「民族主義」、「愛國運動」和「抗日救國」、「對日宣戰」等口號的論調；荒唐地認為「工人無祖國」，「我們不應該愛資產階級的國救資產階級的國」，「籠統的反日和對日宣戰，救國，愛國，都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不是我們的階級的立場」。陳獨秀指出；「如果這樣的立場這樣的意念用在此次反日運動的戰略上是完全正確的，那麼我們的綱領，我們的民主要求口號，便根本成了問題。」為此，陳獨秀在以重力指導「反日反國民黨運動」的同時，又不得不分心與內部的極左派鬥爭。首先，他在理論上進行說服工作，系統地講了以下道理：

       第一，極左派違背了馬列主義的辯證法：

       「一切政策與口號，若不擇空間和時間一概採用或一概否拒，都是站在形式邏輯的觀點上，對辯證的馬克思主義加以譏諷。例如馬克思、恩格爾斯和列寧，對於民族主義運動，都曾表示過贊助或反對兩種不同的態度，這已經是馬克思主義的A、B、C……」

       第二，托洛斯基也是肯定中國的民族民主口號的：

       在托寫的中國反對派任務中，給我們以民主民族的口號：「召集國民會議」、「保證中國的國家獨立」等，正是由上述的觀點出發。「如果我們否認這一出發點（被壓迫國的民主民族運動是革命的），則國際左派反對派所給我們的綱領和口號，便根本成了問題……或者幻想中國資產階級會自動採用民主政制和實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則民主民族的口號對於無產階級便沒有一點革命的意義。」

       第三，嘲笑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就是放棄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

       「資產階級，比有些共產主義者更知道，假如要真正實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必須要提高革命的群眾，這首先便是對於它本身的危險；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中國資產階級已經不能擔負民族解放的任務。因此領導中國的民族運動以至完成民族解放，已經是無產階級自己的任務，不能看做是別個階級的任務，更不應對之加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嘲笑，這樣高貴的嘲笑之結果，沒有別的，只有把自己任務和民族領袖的地位拱手讓諸別的階級。」

       第四，極左派空談社會主義革命，不瞭解民族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我們號召領導群眾鬥爭……必須有一個總的政治口號即政治旗幟，能夠召集比較寬廣的群眾參加全國性的鬥爭，走上革命道路。這樣的政治旗幟……在落後國幼稚的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只能採用民主民族的，而不宜於社會主義的。如果人們不能肯定的說要用社會主義的旗幟，同時又不屑於用民主民族主義的旗幟，那麼，用甚麼旗幟呢？這必然陷於沒有任何旗幟的混鬥。」

       陳獨秀甚至這樣諷刺這幫極左派：

       「我真不懂得，我們在此次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中，必須咬文嚼字的向抗日救國和對日宣戰的口號放幾支冷箭，才算是無產階級的立場……那末，只有讓這班社會主義者坐在亭子間裏，靜候中國無產階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上取得政權，再請他們出來到社會主義者的元老院中去。」

       第五，極左派是教條主義者，指出：

       「我們要知道馬克思主義永遠不是教條，無論如何正確的理論，倘不能正確的用當其時其地，都會變成不完全正確，甚至於完全不正確。」「『工人無祖國』，是從消極方面指出一般的事實，即是說還沒有一個『國家機關』是擁護工人利益的，並不是說在任何條件之下工人都應該不要祖國；所以更須從積極方面（特別是被壓迫國家）號召工人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它正在出賣的國家，以創造工人的祖國，在這樣意義之下的救國愛國，正和資產階級的賣國是對立的……」

       第六，「抗日救國」是貫徹「總的民主口號」的「特別口號」，不因它有「毒素」而排斥：

       「我們固然應該在綱領中規定總的政治口號，以為一切政治鬥爭的旗幟；然而僅僅這個還不夠領導整個革命鬥爭的發展，必須在總的旗幟之下，從日常環境中隨時得出特別活潑有生氣的口號，才能夠在實際鬥爭中領導群眾。如果我們雖然採用了總的民主口號（國民會議），而對於日常環境中發生的特別的民主民族口號（抗日救國）加以排斥，並且這類特別的民主民族的口號隨時都會發生，若隨時加以排斥，則總的民主口號便變成了一個偶像。」

       第七，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傳統，遠過於民主主義運動：

       「我以為民主主義固然包含了民族主義在內，而後者在中國更特別重要，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沒有傳統的民主主義運動；在現代民族主義運動之尖銳化更遠過於民主主義運動，主要的如五四、五卅運動和現在抗日救國運動，都是全國性的運動。這一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即愛國運動，不但吸收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並且吸引工人；『抱中國人的義氣』『反對外國人』，這是在五卅運動中從廣大的工人群眾裏自然發生的兩個普遍而有力的口號……」[20]

       第八，極左派是過去「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論」的繼續。

       「此次日帝國主義強佔滿洲的事變發生，有些反對派的同志唯恐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玷污了他們的清潔，指斥已成為普遍運動的抗日救國口號為虛偽的民族主義……只應該加以鄙棄」；「他們認為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似乎不必借重甚麼民主主義了，那末國民會議當然只限於反革命時期的灰色運動……認為將來的中國革命性質既然是社會主義的，便沒有甚麼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了，像民族解放和沒收土地，都應該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民主主義的，仿佛一沾染民主主義，便有沾染機會主義的嫌疑。」

       為此，陳獨秀反復引用托洛斯基的話來說明，只有用國民會議口號，徹底領導民族民主運動，才能走上奪取政權和社會主義的道路。

       《政治決議案》通過後，立即遭到上海最大的托派組織「法南區委」、北方最大的托派組織「北方區委」和以托派理論權威自居的劉仁靜的猛烈批判和抵制。以陳岱青為書記的上海法南區委以區委擴大會議的名義，逐條批判《政治決議案》。

       應該說，當時陳獨秀有點過熱，而極左派則有點過冷。但陳獨秀主張積極推動反日反國民黨的形勢，雖然在期待上有點浪漫主義的空想色彩，思想行動上是積極的；極左派則是完全消極等待革命高潮的到來。殊不知反帝反封建，推翻反動統治，完全靠等待是等待不來的。在這個問題上，極左派是真正的「取消派」——只尚空談，取消一切革命行動。陳轉向托派後，完全處在這樣的極左空談派的包圍之中，還會有甚麼作為呢！

       此外，北方區委的赤聲（即任曙）反對「組織群眾與武裝群眾聯繫起來」的口號，說：在目前「武裝群眾的口號，只是為資產階級擴大武裝力量，無產階級從這裏得不到甚麼」。劉仁靜認為「中國現在還沒有人數眾多的無產階級，必須經過經濟復興才能談得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所以批判陳獨秀提出「組織蘇維埃」是「空談」。[21]

       對於這些指責，陳獨秀一方面貫徹民主精神，在內部機關報《校內生活》上一一公佈，同時給以堅決的駁斥。除以組織名義發表《常委對法區擴會意見書的批評》、《常委批評法南區委對告民眾書的意見》、《常委批評列爾士同志對於政治決議案的意見》、《常委對仁靜同志〈論中國前途〉的批評》等文件外，還以他個人名義，進行說服教育、批評和制裁。

       首先，他苦口婆心地從馬、恩、列、托的理論出發，闡述他的意見和策略。為此，他專門發表了一篇名為《反極左錯誤》[22]的長文，一開頭便寫道：

       列寧曾教訓德國和英國反機會主義的左派共產主義者說：「……這是不可辯駁的真理，但是再往前多踏一小步——似乎仍照原來的方向——真理便變成錯誤。」錯誤和真理相隔只一小步，布爾塞維克政治鬥爭策略之下砍掉運動，不是一件很簡單容易的事呵！

       中國左派反對派，因為過去革命失敗，很慘痛的反對史大林派機會主義的錯誤，很自然的會多踏幾大步，走到另一極端之左傾的錯誤。這些錯誤，在組織問題上，已經很明顯的給年幼的左派反對派不少的障害，在政治問題上，如果不立刻糾正過來，其障害將來比過去及現在更厲害若干倍，故不得不就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問題（即根本否認革命過程中任何階段和根本反對革命鬥爭中任何階級聯盟，特別是和資產階級任何聯盟。）指摘出來，以供全黨同志的討論。

       應該說，這時的陳獨秀為了民族生存的大義，拋開原來的黨派之見，主張與資產階級「共同行動」、與中共聯合「反日反國民黨」，是難能可貴的，表現了一個政治家和愛國者的偉大風範。但是，他沒有考慮到，在這樣的聯合戰線中，究竟由誰來領導？各階級各黨派爭奪領導權的鬥爭肯定是很激烈的，他所領導的托派有沒有力量來實行這種領導，從而實現他們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中去的綱領？陳獨秀的「野心」很大，但是絕對沒有實現的可能。所以，這時的陳獨秀猶如大戰風車時的堂・吉珂德。

       至於「恐資病」的民粹派思想，則是這時陳獨秀與中共（包括當時三次連續左傾路線領導人和後來的毛澤東）所共有的。而其根源即是從馬克思到列寧、托洛斯基的思想。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陳獨秀對中共和托派內部極左派的批判，實在是「五十步笑百步」。陳獨秀到晚年才完全擺脫這種教條主義的桎梏。

       自然，對於一個革命者來說，形勢到來時，應該積極投入，否則就會像劉仁靜、陳岱青等那樣，無所作為而對救國鬥爭消極怠工。陳獨秀的偉大，就在於他是一個血性漢子，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他的人生特點，就是抓住一切歷史機遇，去積極參加鬥爭，而不考慮鬥爭的後果（而且歷史的發展有許多偶然性，後果也很難預料），更不考慮個人的得失。

制裁托派內部的極左派及托洛斯基的複雜表態

       由於托派本身是建立在極左派思想基礎上的組織，所以以上陳獨秀的批評教育，簡直是對牛彈琴；而且他們根本不尊重所謂「常委」、「政治決議案」的權威性。在上述法區擴大會議《意見書》中就宣稱：「反對派自統一以後，對於一般政治局勢之發展及策略之應用，並無最高大會的政治決議可以領導機關的根據，同時在反對派執委破壞以後，實際負責者只有二三人，且限於環境不能召集全國會議來根本解決政治上一切問題。在此過渡時期內，常委對於一切基本政治路線之決定，必須多吸收一般同志的意見，俾可使政治上錯誤不易發生，一方面積極準備在最短期內召集大會。」

       法南區委不僅一再公開發文[23]批判常委《政治決議案》，而且在行動上拒絕散發中央的《為日軍佔領淞滬告全國民眾書》，並屢次不接受常委的「警告」。5月21日，「常委」向區委、特委及全體成員發佈了《通告第六號——為小陳及法南區委破壞組織原則》，稱「自滿洲事變發生以來，特別自上海事件發生以來，在我們反對派內部曾發生了一些不同的政治意見和不正確的政治傾向」，批評法南區委書記陳岱青的「取消主義傾向」和「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傾向」，並取消陳岱青法南區委書記的職權。[24]25日，陳獨秀又委派彭述之代表「常委」召集法南區委會議，解釋2月10日常委決議案。彭述之稱：「政治問題保留討論，待擴會（即常委與區委書記擴大會議——引者）解決，但在政治問題未得到結果之前，法南區委必須執行常委區書聯席會議上通過的政治決議案及一切日常的決議」；否則，區委須「停止工作」。彭的意見遭到區委反對，彭當即宣佈「解散區委」。法南區委不服，29日，區委發文《趙濟、陳其昌、王平一、陳岱青、李特聯合致函「常委」》，譴責彭述之在5月25日會議上的行為，請求「恢復區委」。6月4日，在《常委復函法南區委》一文中，常委重申只有接受常委政治決議案，承認錯誤，「常委才有再度考慮的可能」。[25]

       劉仁靜更如前述連篇累牘地批判常委《政治決議案》的文章，而最令陳獨秀痛心的是處在反日民主運動第一線並曾是托派寄希望的工人運動重心的北方區委，也因為反對常委的路線和政策分裂成兩派，以汪澤楷為首的「舊臨委」和以任曙為首的「臨時工作委員會」。陳獨秀以「常委」名義，三次作出決議，批評前者從右的角度對常委《政治決議案》取「取消主義和等待主義路線」，批評後者從極左的角度抵制常委及分裂組織的錯誤，命令二者在糾正錯誤的基礎上，立即無條件地合併統一起來，積極開展工作。但又遭到雙方的抵制。為此，陳獨秀派劉伯莊為常委「特派員」到北京取消「北方區委」，成立「北京特委」，企圖另起爐灶，重振北方托派組織。但是，由於離不開那些舊成員，還是受到抵制，兩度改組「北方特委」。最後，不得不提出對於常委的決議，必須絕對執行，誰在組織上行動上不服從該決定，常委就認為誰是不想留在反對派組織之內，有意破壞反對派的組織，必須予以最後的制裁……誰不願意參加新特委，必須書面聲明理由，以憑常委審查處置，否則即以違反紀律論」，[26]「誰表示不幹，就讓誰滾出去……決不姑息地紀律制裁之」。[27]

       由於深受1929年中共中央沒有黨內民主而制裁黨內不同意見同志的苦害，陳獨秀這次處理極左意見的黨內同志，採取極其慎重的態度，並充分貫徹民主精神，首先把他們的意見，都原原本本地刊登在機關報上，也把「常委」批評他們的文件和書信同時刊出，進行平等的光明磊落的爭論。同時，又一直沒有採取最極端的措施——開除。這是陳獨秀一貫的領導作風，1921–1927年他任中共中央第一領導人時，沒有開除過一個共產黨員，成為中共黨史上的一個特例。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所以這樣處理，當然包含着因為陳獨秀為首的「常委」及托派組織太衰弱了的因素。如此弱小的組織，再開除這些骨幹，就成為空殼了。然而，悲劇就在於托派組織不是一般可以「爭吵不休的俱樂部」和「百家爭鳴」的學術團體，而是要取代中共、領導中國革命的政黨組織。這就需要有強大的凝聚力，即高度集中統一的意志和嚴格的紀律。「絕對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是一服砒霜。上述法南區委在受到「常委」制裁後，竟然不服，反過來致函常委：「現在沒有高過常委及我們間之最高機關——例如全國臨時的代表大會——是無力解決我們間之一切政治紛爭的。」「自今天起，我們離開了一切區委的職責」，「一切問題得留到代表大會和國際方面去解決」。[28]這又回到統一前各小組織紛爭的狀態中去了。而且在這種狀態下，「代表大會」又如何能召開？召開了又能解決甚麼問題？托派國際已經行使了一次權威，即促成托派小組織的統一，現在又如何來「解決」。

       1932年春天，在受到法南區委攻擊所謂「常委」「只有二、三個人」，沒有權威性的刺激之時，陳獨秀決心健全常委機構。但他決不吸收極左分子，而把因獄中時疫流行、保外就醫的原托派中央委員濮德志（又名濮清泉、化名西流）、宋逢春請進來。二人本來已經心灰意冷，而且又是監視中的「保外就醫」，因此不願再「入彀」。但經不起陳獨秀幾次三番的盛情邀請和催促，勉強「入閣」了。陳獨秀終於建立起比較健全的五人「常委會」：陳仍為書記，委員彭述之、羅世藩、濮德志、宋逢春、秘書謝少珊。

　　老年彭述之

       極左派提出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或「國際解決」與陳獨秀「常委」的矛盾，前者當然不現實，對於後者陳獨秀自認為可以。所以，在6月15日以中國托派中央的名義致托洛斯基，報告了中國托派重整組織的情況，以及「九．一八」後採取與左傾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及中共領導的蘇維埃紅軍、義勇軍「建立聯合戰線」（「共同行動」）的策略、還有托派內部的爭論，請求指示。

       9月22至26日和10月3日，托洛斯基認真地給托派中央寫了兩封長信。[29]之所以花這麼長時間和精力寫這樣的長信，一是由於對中國情況不甚瞭解，他只能謹慎地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從戰略上表示意見，並作出種種可能，提供給中國托派同志參考。二是，也是主要的，對陳獨秀在抗日反蔣運動中的政策和策略，很難表態，從他的思想原則出發，恐怕很難表示完全支援，但他又不願讓他喜歡又十分脆弱的陳獨秀及其中央受到傷害。寫這兩封信頗費心思。

       首先他為中國托派中央的重振表示高興，並抽象地肯定陳獨秀在「九．一八」後抗日民主運動中的政策和策略：「隔了許久，我們收到了六月十五日的信。中國左派反對派經過了最殘酷的破壞之後，又復活與復興了，我們的歡樂是無需要說的。雖然我們所得到的消息極少，就我們在這裏所能下的判斷說，你們信中所表示的立場是和我們的立場相合的。」

       信中重點談了三個問題：

       一、如何對待中共領導的農民蘇維埃紅軍問題。托氏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大談這種策略的危險性，並提出警告：工人與農民結合時，會發生嚴重的衝突。托洛斯基寫道：

       「農民運動已經創造了它自己的軍隊，奪取到很多的地域，並且有了它自己的制度……這一運動將要和城市大工業中心聯繫起來，而且經過這一個事實，它將和工人階級直接接觸。這個接觸將是怎樣呢？是不是一定和平而親密呢？不幸，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讓我且說到俄羅斯的經驗：在俄國內戰那幾年中，國內各地的農民創造了他們自己的遊擊隊，這些遊擊隊時常發展為整個軍隊。」「國內戰爭的痛苦與經驗，指示我們在紅軍佔領一個地方消除了白軍，必須立刻解除農民遊擊隊的武裝，大部分的遊擊隊，都要維持自己獨立的存在，時常與蘇維埃當局引起直接的武裝衝突……有許多農民隊伍，為了反對地主的復辟，作過充分而輝煌的戰鬥，在勝利之後卻變成了反革命的武裝。」

       這的確是俄國的情形和經驗，但他直接教條地用到中國。他說，在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在國內大部分的地方奪得了政權，鬥爭領導權是握在一個堅強的精練的黨的手中，中央集權的紅軍的全部指揮機關，是在工人手中」，「在中國情形根本不同，且完全不利於工人。中國最重要地域的政權，是在資產階級軍閥手中，另一些區域是在武裝的農民之手。無產階級的政權還沒有……其結果是中國的革命農民，經過它的統治層的仲介，似乎預先取得那在本質上是應該屬於中國工人之政治的與道德的價值。所有這些價值，在某一個時候會轉成反對工人的東西。」

       托氏的這個意見，意在提醒陳獨秀托派中央對中共紅軍的聯合政策，要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

       「那末，結論應該怎樣呢？」托氏自問自答道：「我們必須大膽地公開地照着事實的原來樣子來看它。農民運動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因素，因為它是反對大地主、軍閥、農奴制和高利貸者的。但是在農民運動本身，是有着很強的私有性與反動傾向的，並且在相當階段，它會仇視工人的，因為早已有了武裝，會更增加這種仇視。誰忘記了農民兩重性，誰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二、如何對待容易被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利用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問題。托洛斯基意見的立場：當然是托派代表工人階級；中共代表農民、小資產階級；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和反革命。這個立場與中國托派的立場完全一致。在當時，他們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出發，都自以為這樣的立場是正確的、真誠的。

       托洛斯基認為資產階級、特別是東方資產階級是絕對的反革命，所以，他是不會贊成陳獨秀的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的策略的，但是，為了保護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直接談，而是借題發揮，旁敲側擊地講了這樣一句話：

       「在日本進攻上海的事件上，國民黨提出了『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這是著名的史太林和馬爾丁諾夫的『四個階級聯盟』」；「現在，這是很明顯的，我們有實在的根據，來表示一個希望——在正確的政策之下——工人及城市運動，和農民戰爭打成一片，是可能的，而這將構成第三次中國革命的開始。」

       關於目前的鬥爭策略和口號，托洛斯基基本上支援陳獨秀。他認為日本的侵略和農村中進行的土地革命證明，「再沒有比革命的民主的口號更適合於中國革命前夜的政治形勢了」，再加上國民黨「軍事獨裁的無力和軍閥集團的分裂，在議事日程上提出了政治的民主口號」。於是，他根據俄國許多年革命中匯合的兩個口號——「打倒沙皇！」「立憲會議萬歲！」肯定了陳獨秀托派中央實行的「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的口號。這無疑是對因不同意「打倒國民黨」的方針而堅決反對陳獨秀常委《政治決議案》的極左派最大的打擊。

       三、關於日本侵略引起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問題，托洛斯基的觀點也是與陳獨秀的「反蔣抗日」立場一致的。他強調說：「布爾什維克以革命的方法擁護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是用其全力來援助民眾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僅是反對帝國主義，而且反對民族主義的國內的資產階級剝削者，如國民黨。」這顯然與中國托派極左派鄙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相對立。所以，作為一個偉大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托洛斯基和作為一個偉大愛國者、革命家和思想家的陳獨秀，二人的心是相通的。

       托洛斯基的這兩封信，可以說是繼《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中國布爾雪維克——列寧派（反對派）底政綱》之後的第四個給中國托派的綱領性文件。它的基本精神，不僅規定了中國托派與國民黨以及資產階級的永遠對立，也規定了被他們視為「農民黨」的中共的永遠對立。其極左的色彩十分強烈。儘管它在表面上是支援陳獨秀的比較靈活的策略和積極進行革命工作的精神。

       有意思的是，這兩封信的極左精神被陳獨秀以後的托派領導所繼承。因為在這兩封信寄到中國以前，包括陳在內的托派中央全部被捕，陳獨秀也因此永遠離開了托派領導崗位，於是他在擺脫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以後，又擺脫了托洛斯基及極左派的羈絆，更加天馬行空，特立獨行了。

[1]《火花》，第1卷，第2期，1931年9月28日。

[2]《火花》，第1卷，第4期，1931年10月28日。

[3]《火花》，第1卷，第3期，1931年10月8日。

[4]《訪問劉仁靜談話記錄》（1980年7月12日），唐寶林訪問整理。

[5]三戶：〈直接談判之途徑〉，《熱潮》，第1期，1931年12月5日。

[6]頑石：〈國聯第三次決議後的局勢〉，《熱潮》，第1期。

[7]《火花》，第1卷，第7期，1932年1月28日。

[8]頑石：〈真正的危機〉，《熱潮》，第3期，1931年12月22日。

[9]頑石：〈由反日到反國民黨〉，《熱潮》，第7期，1932年1月23日。

[10]頑石：〈談談「越軌行動」〉，《熱潮》，第5期，1932年1月7日。

[11]三戶：〈「一二一七」與改組派及國家主義派〉，《熱潮》，第4期，1931年12月29日。

[12]《熱潮》發刊詞。

[13]頑石：〈真正的危機〉，《熱潮，》第3期，1931年12月22日。

[14]頑石：〈中國民眾應該怎樣救國即自救〉，《熱潮》，第6期，1931年1月13日。

[15]〈常委對於北方問題的決議〉（1932年1月7日），《校內生活》，第2期。

[16]《火花》，第1卷，第7期，1932年1月20日。

[17]「常委」為公佈〈法南舊區委同志答覆常委的信〉加的按語，《校內生活》，第4期，1932年8月1日。

[18]《火花》，第1卷，第4期，1931年10月28日出版。

[19]〈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的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25日。

[20]獨秀：〈被壓迫國的無產階級應不應領導愛國運動〉，《校內生活》，第1期，1931年11月28日。《校內生活》是托派中央辦的內部機關刊物，手刻油印件。托派把自己的組織視為學校，團是中學，黨是大學。1948年建黨前，由於成員太少，沒有成立團組織，只有週邊組織「讀書班」。

[21]列爾士：〈中國前途〉、〈對於政治決議案的意見〉，均載《校內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另轉引自獨秀：〈反極左錯誤〉，《校內生活》，第5期，1932年9月1日。

[22]《校內生活》，第5期，1932年9月1日。

[23]〈法南區區委擴大會議對於常委最近政治通告——目前局勢與我們的任務的意見書〉及3月14日法南區委給常委的信，均載《校內生活》，第3期。

[24]〈常委通告第6號——為小陳及法南區委破壞組織原則〉，《校內生活》，第4期。

[25]兩個文件均載《校內生活》，第4期。

[26]〈常委對於北方問題的第三次決議〉（1932年6月27日）；〈伯莊對北方問題的報告〉，均載《校內生活》，第4期。

[27]〈常委給北方特委的信〉（1932年7月25日），《校內生活》，第4期。

[28]法南區委陳岱青等5人：《致常委的信》（1932年6月22日），《校內生活》第4期。

[29]托洛斯基：〈再給中國左派反對派的信——論無產階級與農民戰爭〉；〈是行動的戰略不是揣測——給中國同志的信〉，均載《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01–306、307–312。

十六   在獄中（上）（1932–1937）

最後一次被捕

        陳獨秀進行反蔣抗日鬥爭，沒有給敵人任何打擊，精力卻消耗在內鬥中，同時又暴露了自己。堅持在城市中進行革命活動的托派組織終於遭到了難以復興的毀滅性打擊，這是陳獨秀始料未及的。

       許多大人物有神奇的「免害」力。陳獨秀一生多次遭遇被捕甚至槍斃的命運：1913年在蕪湖被反袁部隊逮捕，幾乎誤殺；1919年在北京被捕，震動全國；成為中共領導人後，1921、1922兩次在上海被捕、短暫羈押；組建托派以來，托派中央已有兩次被破獲，唯獨他倖免；1932年平生最後一次被捕，並被判刑八年之久。

       1932年10月15日，新的托派中央「常委」四位委員彭述之、羅世藩、濮德志、宋逢春在上海虹口區有恆路春陽里201號秘書謝少珊家開會。被國民黨中統機關偵知後，與法租界巡捕一起聯合行動，五人全部被捕。

       這次事件，必然中又有偶然。說必然，城市是國民黨統治的中心，當時特務機構已相當健全。共產黨在城市中難以進行革命活動，除秘密工作者以外均退到農村；而托派囿於原則，死守城市，成為甕中之鼈，早晚成為盤中餐、俎上肉。此其一；其二，在大革命高潮中入黨的年輕黨員和未經考驗的留莫生大批回國，很容易成為出賣組織和同志的叛徒；說偶然，是由於這次托派中央被破獲特別是陳獨秀被捕，有許多意外的因素。

       濮德志保外就醫並參加「常委」後，實際上仍處於國民黨特務監視之中。有一天，他的夫人張穎新在路上碰到了過去在莫斯科留學時的同學費克勤。不料想，此人回國即被捕。接着經不起酷刑折磨，便如當時中統負責人徐曾恩所說：「寫了一張效忠保證書」——叛變了。但她不知黨內機密，無可出賣，於是與已叛變的原托派小組織「戰鬥社」骨幹徐乃達、解叔達等人加入中統組織，專門搜捕共產黨人，包括托派分子。張約費到家裏來玩，那天正好陳獨秀借濮家約見友人，讓費見着了。事後濮批評夫人粗心大意，第二天就搬了家；但是，情報很快傳到徐曾恩手中。10月15日，濮到謝少珊家中開「常委會」，特務跟蹤而至，來了個緊急搜捕。[1]

       與前兩次托派中央被破獲一樣，這次陳獨秀又因病未出席，本可再次倖免。但是，由於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謝少珊叛變，晚上陳終於在家中被捕。1998年，陶希聖的女兒在香港《爭鳴》雜誌上發表回憶父親的文章說：陳獨秀「遭中共整肅後，一直在上海隱姓埋名，躲避國民黨政府的追捕。後來中共黨內反對派把陳獨秀抓起來，送到國民黨政府治安機關去。」[2]——這就完全搞錯了，以下是當時上海市長吳鐵城給南京政府的兩個密電：

　　香港《爭鳴》雜誌

       筡日（即17日），陳獨秀被捕後的第三天電報稱：「……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在滬活動，前經與租界當局特別交涉，協同捕房偵查月餘，茲咸日（即15日）在虹口破獲共黨常委會議機關，捕獲共黨謝少珊等五人，按謝供地址，將陳獨秀捕獲。」[3]

       19日的代電講得更詳細：「……據共犯謝少珊稱甘願自首，並可將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拘捕到案等語，即於當日下午7時，帶同該犯至岳州路永興里十一號樓上將共黨首領陳獨秀拘捕……」[4]

       不僅如此，謝少珊還供出了五名常委（包括陳獨秀）的真實姓名和身份以及托派中央另外幾處機關，其中有與外地組織的聯絡站、《火花》印刷所等。於是，這些機關又相繼被破獲，並逮捕了另五名托派骨幹分子。謝少珊叛賣有功，免於起訴；感恩戴德，加入「中統」（後轉入軍統），並改名「謝力功」。1938年9月30日，他奉命與兩位軍統同事以買古董名義，在上海法租界武康路一幢花園別墅內，用利斧劈殺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唐紹儀。唐在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後，原擬避居香港，因得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戴季陶、居正之囑，暫留滬上試探日方要求和談的條件，故而與日本大特務頭子土肥原、原田有所接觸；而另一方面，大漢奸梁鴻志、溫宗堯也的確在拉攏他，企圖組建傀儡政府。軍統利用謝力功（當時用名謝德盤）與唐的「同鄉好友」關係，錯殺了這位78歲的民國元老。由於拿不出有力證據，引起國民黨內部極大不滿。為平息風波，蔣介石下令撥付唐的家屬5，000元喪葬費。安葬時，向國民黨所有元老都發了唁電，並命國史館褒揚其功績。法租界巡捕房很快偵知謝德盤等三人是兇手，想方設法搜捕。謝惶惶不可終日，精神失常，被秘密送進重慶一家醫院。又因疑神疑鬼，總覺得有人跟蹤他，住院還帶了一把手槍自衛，引起醫院懷疑，向警方報告了情況。重慶衛戍司令部派了另一位共產黨叛徒、偵緝隊長王克全前往觀察。不料謝以為「仇家」已到，舉槍瞄準，卻被王先發制人，一槍擊斃。

視死如歸，轟動一時

       國民黨仍把陳獨秀看作「共黨首領」。雖然已從偵獲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和1929年12月10日的《告全黨同志書》中得知陳組織了「反對派」，但將此視為共產黨內部矛盾。當局把陳在「九．一八」、「一．二八」時期進行的「反日反國民黨」活動看作與共產黨在農村進行的蘇維埃運動一樣，對托派的定性則是：「該黨專事赤化」，「嚴令警務人員密查拿辦」。[5]「久緝未獲之共產黨領袖」陳獨秀被捕，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廣東省黨部、湖南清鄉司令何健、新疆省主席金樹仁以及全國許多縣黨部、軍隊師黨部等紛紛致電黨中央，列數陳的各種「罪狀」，「懇請嚴辦」，「迅予處決」。[6]陳獨秀等人被捕後，在租界捕房法庭上進行反對引渡失敗後，10月18日就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拘押。次日晨八時，即被押解到南京，並經國民黨中央黨部接洽，拘押在軍法司，準備「按軍法處置」。

       陳獨秀在各界有廣大的朋友、學生和敬仰者，援救的力量比要求「嚴處」的勢力似乎更大些，而且檔次更高。如翁文灝（著名地質學家，國際地質學會副會長，受蔣介石敬重並欲聘為準備設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胡適、羅文幹（外交部長兼行政司法部長）在22日致電蔣介石：「請將陳獨秀案付司法審判」，不由軍法從事。次日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等八人更以快郵代電致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營救陳獨秀，曰：

       此君早歲提倡革命，曾與張溥泉、章行嚴辦《國民日日報》於上海；光復後復佐柏烈武治皖有功；而五四運動時期鼓吹新文化，對於國民革命尤有間接之助……顧其反對暴動政策，斥紅軍為土匪，遂遭共黨除名，實與歐美各立憲國議會中之共產黨議員無異。猶望矜惜耆舊，愛惜人才，特寬兩觀之殊，開其自新之路。[7]

       此外，柏文蔚等人也進行了積極的營救活動。甚至當時被全國人民敬為「國母」的宋慶齡，還專為陳獨秀事，由滬抵京，旋飛武漢，拜訪蔣介石夫婦。[8]

       於是，在「嚴懲派」與「營救派」以及中間派之間，又發生一場激烈的爭鬥。如陳獨秀在北大時期的學生傅斯年（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兼北大教授），雖是「擁蔣反共」的堅定分子，卻公開發表文章，稱陳是「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主張處置陳案應「考慮陳氏一生的行跡，及近二十年來中國革命歷史」，建議：「能夠（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國二十年來革命歷史的意義；（四）及國民黨自身的革命立場。我希望政府將此事交付法院，公開審判，……不妨依據法律進行特赦運動。」[9]

       《大公報》發表的短評《營救陳獨秀》，則比較瞭解陳獨秀的性格：

       陳獨秀是一個領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風格，所以只須給予他機會，叫他堂堂正正地把主張意見，向公眾公開申述，這正是尊重他愛護他的道理。如果用哀懇式的乞憐，感情式的緩頰，在法律以外去營救他，倒反轉辱沒了這位有骨氣有意識的老革命家。

       短評認為蔡元培等「矜憐耆舊，愛惜人才」的話，是「多此一舉」；主張「大家應當成全陳獨秀」，即作為「領袖」，「有真誠信念，不變節，不改話，言行始終一致」。[10]

       「嚴懲派」在如此強大的營救聲勢面前，有人變得瘋狂，不僅要求嚴懲陳獨秀，而且要求懲辦營救派人士。11月1日，國民黨南京市黨部以書面警告蔡元培、楊杏佛等，謂其「請寬釋陳獨秀」之電，「徇於私情，曲加庇護，為反動張目，特予警告！」廣東省黨部也電請中央「嚴辦陳獨秀，並請懲辦出名保釋之人」。湖南清鄉司令何健甚至連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稱「共黨首領提倡赤化，麻醉青年……連日報紙所載，竟有不顧大義者曲為庇護」，仰懇「當機立斷，迅予處決」。有的則提出另一個條件：只有陳獨秀「繼續反共」，才能赦其不死。國民黨中統局主辦的《社會新聞》發表與《大公報》對立標題的署名文章《清算陳獨秀》稱：陳獨秀是「近代政治怪傑」，但「陳雖是共黨取消派，然而他是赤匪的創造者、首作俑者……照現行法規，似應正法，而無活命之可能。反轉來說，陳雖是共黨，卻是反對共黨現行暴動政策者，而且還是一個學者，只要他繼續反共，似可不至於死。」

       在托派及共產黨那邊，陳獨秀的被捕卻引發另一場爭鬥。

       未被破壞的托派北方地區最大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北方區委」呼籲共產黨營救陳獨秀。在其機關報《先鋒》上發表《致中共河北省委一封公開信》稱：「審察其過去對陳獨秀同志所加一切非議誣衊之錯誤，接受反對派的政治路線，並為援救陳獨秀同志而鬥爭。」同時號召各界掀起一個「援陳運動」，口號是「起來！起來！援救中國革命領袖陳獨秀！」「中國的革命群眾和一切左翼的社團，一切革命分子都應立即起來，遊行、示威、通電、開大會，堅決不拔的為援救陳獨秀而鬥爭！」[11]

       殊不知，此招正中當時心胸狹窄的中共領導下懷。瑞金出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發出一系列評論，充分表現出幸災樂禍、落井下石的心態。該報第37期先以《取消派領袖亦跑不了，陳獨秀在上海被捕》為標題加按語稱：「蔣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力網開一面許以不死」，接着又說：「或者還會因禍得福做幾天蔣家官僚呢！」[12]陳被捕後，一度謠傳他要晉謁蔣介石，第38期又以《不幸而言中，陳獨秀要當蔣介石的反共參謀了》為標題，進行抨擊。蔡元培、蔣夢麟等以其是中共反對派為由營救時，第41期又以《陳獨秀——取消派》《叛黨！反共！》為標題，報導評論說：「陳獨秀叛黨以後，投降到資產階級去作走狗，充當『反共』先鋒，這個我們並沒有誣衊他，他的老同事蔡元培、蔣夢麟都替他老實不客氣的說出來了，這就叫取消派。」

       陳獨秀本人卻安之若素。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時，還玩笑說：「嗨，原以為就我一個人被捕，沒想到你們都來了。這下我可有伴了，可以鬆快鬆快了。」談到謝少珊叛變時，陳獨秀卻表示了與上次馬玉夫不同的諒解態度，說：「這孩子膽子小，上一回逮捕，他就表現出來很慌張，很不成熟。」[13]然後，他們開展了反對由租界「引渡」給國民政府的鬥爭。由於當局早已與租界勾結好，鬥爭自然失敗。10月19日，乘夜車被押解南京，在滬寧列車上，陳獨秀「鼾睡達旦，若平居之無事者然」，到南京時，還未醒來。[14]處危不驚，置生死於度外，一時傳為佳話。

       陳獨秀等人被拘押到軍法司待審。十餘箱抄沒的文件則交國民黨中央黨部檢查。22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派員赴武漢，「報告捕獲陳獨秀經過，並攜去幾個捕獲的各種文件，呈蔣審核」。[15]時已深秋，天氣漸涼。被捕時帶的衣被不多，「函請當局添購衣被」。中央黨部准請，撥洋一百元。25日，全國援救陳獨秀的輿論已入高漲，國共合作大革命中還沒有資格與陳對話的軍政部長何應欽不敢造次，在軍政部會客室以「半談話，半審問」的方式傳訊陳獨秀。

       陳獨秀據實表示自己與湘鄂贛等省暴動行動「毫無關係」，只是要求召開「國民會議」決定一切國是；對於抗日問題，「仍須聯俄方為有利」。傳訊畢，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在肅殺氣氛嚴重的軍政部內，竟有「許多青年軍人紛紛持筆墨和數寸長的小紙條」，四面圍着陳獨秀，「索書紀念」。陳也提起精神，欣然揮毫，草成數書：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注：據包惠僧說，這一條是寫給何應欽的。）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

       最後，「幸而墨盡，才得解圍」。[16]

       陳獨秀借此既抒發胸懷和威武不屈的氣質，又勉勵青年做抗日英雄。此情被報紙廣泛傳播後，更在社會各界人士中獲得廣泛同情和尊敬。

       蔣介石、何應欽、陳立夫通過研究搜獲文件，調查叛徒，傳訊陳獨秀本人，確證陳與湘鄂贛各省武裝暴動的共產黨沒有聯絡關係，並且「反對史大林派在中國現況之下採用紅軍策略」。蔣於是在輿論壓力下作出將陳獨秀案「交法院公開審判」的決定。國民黨中央討論蔣來電時認為：「陳等所犯之罪，係危害民國之生存，國家法律對於此種罪行，早在法律上有明白的規定，為維持司法獨立尊嚴計，應交法院公開審判」，並為此作出決議。[17]何應欽即據此宣佈：「陳等雖屬危害民國罪犯，但以其非現役軍人，且犯案地點，又核與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七條前段規定不合」，「本司無權管轄」，遂令軍法司備文將陳等轉送江蘇省高等法院，公開審判。[18]

       「援陳派」取得了第一場勝利。陳獨秀、彭述之等一行轉到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拘押。

       這是1932年10月30日《大公報》刊登的陳獨秀與彭述之在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的照片，旁邊的文字寫道：「共產黨陳獨秀、彭述之解送江寧地方法院，在候審室攝影。左為陳獨秀，右為彭述之。時陳、彭態度，均頗從容，二人皆着灰色棉布長袍，黃皮鞋，棕色布褲，頭戴青灰色半舊呢帽。陳面容憔悴，兩鬃已斑。彭雙目赤紅，眼疾頗重。」

　　在江寧看守所的陳獨秀與彭述之

       此後，11月14日出版的《國聞週報》在〈時人匯志〉專欄中截取左邊半張照片，介紹了陳獨秀的簡歷。可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社會調查科(中統局前身)辦的《社會新聞》雜誌，不知為何，卻截取了右邊半張照片——彭述之，作為「陳獨秀」刊出，介紹說「囹圄中之共產黨取消派領袖陳獨秀仲甫氏」。[19]

       於是，彭述之的照片，就作為「陳獨秀」的照片訛傳下來。1965年，台灣中共黨史專家王健民先生在他的巨著《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一編編首的照片「中共第一次大會代表之一部」及「中共之五代首領」中，把當年《社會新聞》截取的這張照片兩次誤為「陳獨秀」，赫然列出。1977年5月，台灣最大的近現代史資料及研究雜誌《傳記文學》第30卷第5期，封裏刊登的陳獨秀各個時期的照片中也出現了這張以訛傳訛的照片。

       在大陸就更怪了。1982年2月，中國學術出版社翻譯出版的載有400餘幅珍貴歷史照片的大型精裝本著作《斯諾眼中的中國》第68頁，把右邊半張照片單獨列出，說其是「陳獨秀」。1991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中共中央組織部與中央電視台聯合攝製的大型紀實電視片《中流砥柱》第6集，也把這張假照片作為「陳獨秀」介紹給觀眾。筆者當即寫信指出錯誤。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呂楓很重視，特別派人到我處索取資料，第二次放映時進行了修改，並告訴我在錄影帶上也作了修改。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幾十年來那半張一直被埋沒的真正的陳獨秀照片，這時終於出現時，卻又被當作為「彭述之」，刊登在當時為紀念中共成立70年由中國革命博物館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巨型豪華本《中國共產黨70年圖集》第164頁上。真是假作真來真亦假。事情到此還沒有結束。1997年《炎黃春秋》第1期刊登辛平寫的《陳獨秀秘書黃玠然談大革命前夜的陳獨秀》一文時，又一次以彭為陳，將照片放大刊出。

       對以上訛傳情況，儘管筆者曾一再作出糾正，後來各種媒體上還是一再出現，真是糾不勝糾。

堪稱傳奇的審判與辯護

       一方面不少軍政要員要求嚴辦陳獨秀，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開明人士和社會名流紛紛營救陳獨秀，法院對此頗感棘手。直到12月31日，才由江蘇高等檢察官提出起訴書，稱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組織以危害民國為目的之團體或集會，均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合依『刑訴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一項，提起公訴」。這個起訴書直到第二年4月法庭開審時才公佈。可見為審理此案頗費心思，慎之又慎。

       「營救派」蔡元培、胡適等在取得交付法院審理的鬥爭勝利後，紛紛向陳獨秀推薦著名辯護律師。摯友章士釗自告奮勇擔任陳的義務律師，陳接受了。轉向托派後，陳本來就主張「合法鬥爭」。因此對這次法庭鬥爭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才有以上在巡捕房、滬寧列車、軍法司時的特殊表現。在接受法院傳訊時又表示：「願尊重國家法律，望政府秉承大公，不參加個人恩怨，法律判我是罪有應得，當亦願受。」[20]

       1933年4月14、15日，陳獨秀等被捕半年後，江寧地方法院第一次開庭審理此案。先是法庭調查，陳獨秀不亢不卑、光明磊落地宣佈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在回答為甚麼被中共開除時說：「因意見不同。」主要在紅軍問題上，「先要有農工為基礎，等有政權，才需要有軍隊」；「照現在狀況尚用不着紅軍」。因此「與皖湘閩贛等省共黨不能合作，是因政策不同」；同時毫不隱諱地宣佈其根本主張是：「推翻國民黨政府，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並申述三點理由是，國民黨政府：一、刺刀政治，不合民主政治原則；二、軍閥官僚只知集中金錢，人民則困苦到無飯吃；三、人民主張抗日，政府步步退讓，不抵抗。「根據以上三點，人民即有反抗此違背民主主義與無民權實質之義務」，宣稱托派最終目的是「世界革命，在中國需要解放民眾，提高勞動者生活。關於奪取政權，乃當然的目的」。在法庭要求他檢舉別人時，以不作「政府偵探」為由，拒絕指認其他被捕之人。

       20日，法庭第三次審判陳獨秀，並進行辯論。檢察官朱雋指控陳獨秀等與中共一樣，「主張打倒國民政府，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都是危害民國」。起訴書把矛頭特別指向陳獨秀，以其「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中央執行常務委員首席，是一黨之主腦」為由，說「其個人行動及發表之反動文件應負責任……即以中共反對派名義刊行之反動傳單、宣言書及其指揮之行動，亦應由其完全負責」。然後列舉了托派中央常委通過的文件及以陳個人名義發表的文章，指控陳獨秀「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傳共產主義，一面則對於國民黨政府冷譏熱諷，肆意攻擊，綜其要旨……推翻國民政府，由無產階級專政」，「組織以危害民國為目的之團體或集會，又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21]

       章士釗律師起而辯護，認為陳獨秀主張以「法定之選民投票」取得政權，「何得為罪？」「國家與主持國家之機關（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範疇，因而攻擊機關或人物之言論，遂斷為危及國家，於邏輯無取，即於法理不當」。然而，章士釗接着以國共兩黨的歷史關係進行辯護時，就暴露出有點一廂情願了。他說：陳獨秀鼓吹的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不但不衝突，「而且是一個好朋友」；陳獨秀當初曾與國民黨「合作」並任職（指1921年廣東國民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且在《汪陳宣言》中苦口相勸「主張打倒國民黨的人」不作此舉；陳獨秀與中共分裂組織托派以反共，「有功於國民黨」，等等。因此，章士釗提議「托洛斯基派與國民黨取犄角之勢以清共」。

       陳獨秀的反應是可想而知的。他毫不思索地拍案而起，立即發表聲明：「章律師之辯護，全係個人之意見，至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文件為根據……我與中山私人雖有交誼，主張並不相同。」他宣讀了2月20日就寫好的自撰《辯訴狀》，堂堂正正地宣稱：

       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落後的中國，外困於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內困於軍閥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決非懦弱的、妥協的上層剝削階級全軀保妻之徒，能實行以血購自由的大業……惟有最受壓迫、最革命的工農勞苦人民與全世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官僚的無產階級勢力聯合一氣，以革命怒潮，對外排除帝國主義之宰製，對內掃蕩軍閥官僚之壓迫。然後中國的民族解放、國家獨立與統一、發展經濟、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

       陳獨秀說，這就是「五四」以後「組織中國共產黨之原因」。自然也是終身奮鬥的目標。他光明磊落地申明：「共產黨之終極目的，自然是實現無剝削、無階級、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會」；並宣稱為實現這一終極目的，「中國共產黨目前的任務」是：「反抗帝國主義以實現中國獨立」；「反抗軍閥官僚以實現國家統一」，「改善工農生活」，「實現徹底的民主的國民立憲會議」。並表示他過去、現在及將來「所思所行，亦此物此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息尚存，挺身奮鬥！」。

       在這裏，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武裝暴動的蘇區共產黨外，另一個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共產黨及其領袖的風采。這個俗稱為「托派」的共產黨，通過這個陳獨秀的《辯訴狀》，終於為全國人民所認識。而在這之前，因為隱藏地下，只有極少數人知道。

       接着，陳獨秀從法理和歷史事實上，闡述了何為「國」，何為「民國」，雄辯地論證了何為「叛國」和「危害民國」：國家是「土地、人民、主權之總和」；賣國於外敵，毀壞民權之內政才是「叛國」。「若認為在野黨反抗不忠於國家或侵害民權之政府黨，而主張推翻其政權，即屬『叛國』。則古今中外的革命政黨，無不曾經『叛國』。」孫中山等「曾推倒滿清，推倒北洋政府，如謂推倒政府就是危害國家」，那末「豈非已叛國兩次」！

       然後，他把矛頭一轉，猛烈抨擊國民黨：

       對日本侵佔國土，始終節節退讓，抵抗徒托空言，且制止人民抵抗……而予則主張由人民自己擴大其組織與武裝，對帝國主義進行民族解放戰爭，以解決東北問題，以完成國家獨立，試問誰為「叛國」？

       國民黨政府，以黨部代替議會，以訓政代替民權，以特別法（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軍法逮捕審判槍殺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權利……試問誰為「危害民國」？最後，陳獨秀大聲宣佈：

       今者國民黨政府因予始終盡瘁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並令其檢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國」及「叛國」之罪，予不但絕對不能承認，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與予所思所行相反。

       若於強權之外，復假所謂法律以入人罪，誣予以「叛國」及「危害民國」，則予一分鐘呼吸未停，亦必高聲抗議。

       陳獨秀慷慨激昂，《自辯狀》義正辭嚴，邏輯嚴密，合情合理，一時震懾庭堂，全場鴉雀無聲；達到了把自己變成原告，把法庭變成戰場的目的。法庭三次公開審訊，旁聽席之擁擠一次甚於一次。尤其是20日發表《自辯狀》這一次，報導稱：有遠自鎮江、無錫、上海等地專程來南京的，「惟庭地不敷容納，後至者多抱向隅」；「有立於坐次兩旁者，有立於記者席之後者，亦有立於室外者」，總計有二百多人。陳獨秀在法庭上「態度安閒，顧盼自若，有時且雋語哄堂」。[22]

       陳獨秀的目的是瀟灑地達到了，給社會各界卻出了個難題。首先是國民政府，原以為可借此改善一下自己的法西斯形象，卻碰了一鼻子灰，形象暴露得更加醜陋了。從此結束了公開審判共產黨人的做法，一般都在逮捕後秘密處死。最為尷尬的是「營救派」，原想利用「托派」、「反共」迎合法律，以達營救目的。不料想弄巧成拙，被陳的「反彈」弄得兩面不是人。

       陳獨秀是「打倒國民黨政府」的革命者，這一點毫無商量的餘地。由於要洗清中共所加、「營救派」所用的「被國民黨利用反共」的污垢，他必須兩面作戰。得知亞東圖書館準備出版《陳獨秀案書狀匯錄》，他特別致函汪原放，要他與章士釗商量，把《辯護詞》中那一段「托洛斯基派與國民黨取犄角之勢以清共……」的文字刪去，即：

       清共而後，獨秀雖無與國民黨提攜奮鬥，而以自己為幹部派擯除之故，地位適與國民黨最前線之敵人為敵，不期而化為緩衝之因。即以共產黨論，托洛斯基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紅軍少一人，如斯輾轉相輔為用，謂也，便無不可。即以此論功罪，其謂托洛斯派有功於國民黨也且不暇給，罪胡為乎來哉？

       其實，類此內容的電文及各種文章，早已遍及各界視聽，刪除這一段，何以消除其影響？作為當時著名出版社的亞東圖書館，也不可能不經著名大律師章士釗本人的同意就刪除已經為傳媒廣泛報導的辯護詞。按理說，一個人被捕後，若有勢力人物的曲意營救，應該接受。但是陳獨秀把人格和信仰看得比生命還重要。這使許多朋友很不理解。於是，發生一些傳奇的情節：他要別人改變辯護詞，別人則要他改變口供。老友柏文蔚在事後對陳松年說：「你父親老了還是這個脾氣，想當英雄豪傑，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幫他的忙，給他改供詞，他還要改正過來。」[23]

       4月26日，江蘇高等法院作出判決，宣稱陳獨秀：

       研究社會主義誤入歧途……反對史丹林派利用土匪潰兵領導鄉村農民為武裝暴動，時時加以抨擊……審按情節，尚可矜原，自應量予減科；以危害民國為目的組織團體，並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乘日本之侵略，妄詆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國名義，欲將建設中華民國之國民黨國民政府推翻。

       因此，將陳獨秀、彭述之各處有期徒刑13年，褫奪公權15年。其他被捕者，各判5年、2年半不等。陳獨秀理所當然地表示不服，當場起立大聲抗議：「我是叛國民黨，不是叛國！」然後向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提出上訴。吸取教訓，不再委託律師，親自在6月15日寫出《上訴狀》，駁斥所謂「政府即國家」，批駁法院的判罪是「莫須有」；「侵害思想言論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實現」，「於理於法兩具無當」。[24]

       6月22日，檢察官做出《上訴答辯書》，批駁陳獨秀的上訴是「牽引他國政制，圖卸罪責，其理由自不成立」。[25]陳與彭又立即寫出《再抗辯書》，提出兩點辯駁：（一）以辛亥革命推翻數千年之君主專制，改建民主共和，其為效法歐美政制，和袁世凱以「中國特別國情」而復辟，毀壞民主共和之正反兩例，闡明近世各國政制皆「擇善而從」，駁斥所謂「一國有一國之政制，未可強為比擬」之謬說；（二）再次以政黨、國家、政府「三者界義各別」為理，駁斥所謂反對國民黨就是「危害民國與叛國」。

       6月30日，最高法院終審判決書終於下達，陳獨秀、彭述之「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各處有期徒刑8年。比原判減少了7年，約一半。這個變化自然包含着多種因素，除了陳獨秀抗辯有理、著名人士營救之外，主要還是考慮以後企圖利用陳獨秀反共。

冠蓋雲集的探監者

       陳獨秀等被判刑後，押解到南京第一模範監獄（因挨着「老虎橋」，當地人稱「老虎橋監獄」，現已拆毀）執行。監獄當局，藉口收監陳獨秀這個名人，特地申請了很大一筆款子，把原來關押公開職務為「泛太平洋產業同盟辦事處」負責人、實為共產國際遠東局秘書牛蘭的牢房翻修一新，讓陳獨住一間，其他人住普通牢房。

       陳獨秀被捕和在江寧地方法院候審期間曾胃病復發，一度不能進食；判刑入獄後，又完全失去自由，而且不准親友探監，不准通信，不准讀書看報。因此曾表示不堪牢獄生活，不如立處死刑。在看守所時就寫信給胡適說：「以弟老病之軀，即久徒亦等於大辟，因正式監獄乃終日禁閉斗室中，不像此時在看守所中尚有隨時在室外散步及與看守者談話之自由，獄中購買藥品和食物當然更不方便，所以我以為也許還是大辟爽快一點。」[26]

　　南京老虎橋監獄，現已拆除

       陳獨秀判刑後無所畏懼，視死如歸，與監獄當局的「三不」惡法進行堅決鬥爭，甚至絕食。他對典獄長說：「你們執行惡法，我拼老命也要抗議。」典獄長說：「惡法勝於無法。」陳說：「惡法就要打倒！」最後，鬥爭勝利，「三不准」成了「三允許」，[27]甚至「每日接見親友，從不間斷」。[28]

       為了滿足陳獨秀的讀書要求，牢房裏放了兩個大書架。陳就通過親朋，搞來大量書報，把兩個書架塞得滿滿的，又過起他說的「把監獄當研究室」的生活。同時還允許從上海請來的著名中醫黃鐘來給他治病，還安排同獄的濮德志、羅世藩輪流看護他。後來甚至還允許他的第三個妻子潘蘭珍每天到獄中照料他。從此，陳獨秀在獄中過着「特殊的優待」生活。

       後來，親自部署抓捕陳獨秀案的中統負責人徐恩曾回憶說：

       他精通很多的中國書，他有中國讀書人的傳統風度，他有堅強的民族自尊心，他完全不像排擠他的那些共產黨徒那樣甘心出賣自己的祖國而以蘇俄為祖國。他在一九一九年中國新文化的啟蒙運動中所作的貢獻，至今仍受着青年們的景仰。所有這些，使他有別於一般的共產黨人。同時，也使我多生自信，以為可以使他放棄過去的政治主張，而踏上純正的民族主義道路。

       可是接談之後，我的信心動搖了。我發現他的態度相當倔強，他雖然堅決反對效忠於蘇俄的中共黨徒的賣國罪行，但仍不肯放棄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他雖已被中共開除黨籍，但仍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命……我自己勸說無效，又邀請一九一九年前後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許多老友向他進言，但他仍是這個態度。我們為了尊重他的信仰，以後便不再勉強他，只留他在南京過着寧靜的讀書生活。這一段生活，對他以後的思想的發展影響甚大。在他最後的著作中，他指出他的思想變遷，是經過這五、六年沉思苦想的結果。

       陳獨秀被捕之後，托洛斯基派在中國的活動，從此解體。此事我做得是否算好，現在想來實很懷疑，因為我在無意中替毛澤東立了一個大功，替他剪除了一個不共戴天的仇敵，從此他就減少了一個「內部之憂」了！[29]

       過去，大陸學者寫《陳傳》，對國民黨公開審判陳獨秀和獄中「優待」，一般都強調國民黨為了利用他「反共」。自然不排除有這方面的因素，但是沒有看到國民黨對待陳獨秀這個特殊人物的確有「無奈」的一面。

       陳獨秀這次被捕坐牢，牽動各方人事。除已退到江西蘇區的中共中央表示幸災樂禍外，他人多表現出感人的親情和友情。

       在朋友中，最早來探視的是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1932年10月31日，陳獨秀被拘押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時，他就來贈書和水果。當然，這不僅因為陳曾任過北大文科學長。

       在潘蘭珍來獄中前，擔任陳獨秀與獄外聯繫最多的是趙健及其夫人劉夢符。趙是陳獨秀老友柏文蔚部下的軍官，那時在中國慈善協會工作，住在南京。為對付當局，他們可能用了化名。因為在調查報告上這樣寫着：「另有住娃娃橋六號謝紉清、許守貞（女性）亦間常探望陳氏。」

       另外，來的次數最多，給陳獨秀幫助最多的要算是段錫朋了。這位在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中在江西為適應蔣介石反共需要並由蔣圈定、創立「AB團」（「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英文字縮寫）的極端反共人士，由於北大師生關係和「五四運動」導師與學生領袖的關係，對陳獨秀十分崇敬，幾乎成了陳的獄外秘書。陳獨秀對案子的一些重大要求、與外界的聯繫，一般都委託段處理。

       陳在一封致胡適信中說：段書詒（段錫朋）「常來此探視」，並代為轉信。[30]在陳獨秀案轉法院審理後，蔡元培、胡適等都向他推薦著名的辯護律師。11月3日，陳接見來訪的段錫朋時託其致函胡適：「辯護事已委託章行嚴及另一位彭先生」，不宜煩請律師過多。判刑後，陳獨秀與獄外的書信往來頻繁，起初的聯絡站是段家，都由段轉交陳或由段發陳的信。後來，陳爭取了一位名叫季傑的原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主任。此人因與陳「接近之故」，於1934年9月被辭退，其住所「院門橋糯米巷十七號」就成了陳的通訊機關。[31]軍統的報告中則說：陳獨秀「在京建立一通訊機關，地居長樂路408號季推事公館季傑轉（前第一監獄職員），凡陳氏各方往來信件，均由該處轉遞」。[32]

       此外，蔡元培、胡適、劉海粟、汪原放等對獄中陳獨秀的關心和幫助，都有感人的「故事」，下面將會寫到。這時出現一個中國特有現象：多位過去因政治分歧已經「絕交」的朋友，又來幫助陳，而陳也欣然接受。有人說這是中國古代傳下來的優良傳統：古道熱腸。

　　胡適與陳獨秀

       章士釗是一個典型。他是陳早年諍友。1903年《蘇報》案後，兩人曾創辦《國民日日報》以代《蘇報》，堅持反清鬥爭；1914年陳又到日本襄助章辦《甲寅》，進行反袁宣傳。這兩個時期，兩人朝夕相處，志同道合，可謂十分融洽。所以，陳曾在著名的懷舊詩《存歿六首絕句》中，用「章子當年有令名」的字句讚揚章士釗。後來章士釗當了段祺瑞執政府的司法總長、教育總長後，兩人就分道揚鑣了。1926年北京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三．一八」慘案，章士釗充當了段政府鎮壓學生的幫兇，對此，陳獨秀十分氣憤，給章寫了一封快信，說我們從小一道革命，你現在怎麼這樣糊塗，「我和你絕交」。[33]從此，兩人似乎一直處於「敵對」狀態。

       這次陳被捕，章士釗卻不計前嫌，主動出來擔任他的辯護律師；陳也不計前嫌，表示接受。章是當時全國著名的大律師，又是毛遂自薦做已經與自己「絕交」的人的辯護律師，主要是出於對陳獨秀為人的欽佩，希望重建二人的友誼。這從他這次到南京寫的一首詩中可以看出：

       龍潭血戰高天下，一日功名奕代存；

       王氣只今收六代，世家無礙貫三孫。

       廿載浪跡傷重到，此輩青泥那足論？

       獨有故人陳仲子，聊將糟李款牢門。

       此後，二人的確恢復了往昔的友情。陳在獄中生活三年，經常得到章多方面的照顧。1934年初冬，章士釗又應陳獨秀獄中消愁之求，給陳寫了一張條屏，詩中表達了更加深沉的情感：

       夜郎流客意何如？猶記楓林入夢初。

       夙鄙諸生爭蜀洛，那禁文網落潘吳。

       議從刻木威奚在？煎到同根泣亦徒。

       留取心魂依苦縣，眼中台鹿會相呼。

       三十年前楚兩生，君時捫虱我談兵。

       伯先京口長轟酒，子谷香山苦嗜餳。

       昌壽里過梅福里，力山聲雜博泉聲。

       紅蕖聚散原如此，野馬風欞目盡迎。

       （佛羅伊德畫一囚室，其人目送窗櫺間，日光一線，生平夢想事件均浮動於中）……世亂日亟，衣冠塗炭，如獨秀幽居著書，似猶得所。奉懷君子，不盡於言。

       士釗甲戊初冬[34]

老夫少妻重晚晴

       有人說陳獨秀是個「情種」，總有女性追求她，而且不忌違背常理和輿論的壓力。與妻子不離婚的情況下，與妻妹結婚（當時沒有「重婚罪法」）；生病時與護士有婚外情；晚年已經是「老頭子」了，又結成「老夫少妻」。雖然，社會上這種情況往往被看作是「不正經」，少有善果，但陳獨秀與妻子及情人都有過純正而感人的情感（除了家庭包辦又性格格格不入的元配夫人之外）。這也算是陳獨秀的一大傳奇。

       1930年下半年，陳獨秀領導「無產者社」期間，為躲避通緝又一次搬家，遷居到熙華德路（今長治東路）一座石庫門房子的前樓。而一牆之隔的後樓，就住着潘蘭珍。

       潘蘭珍，1908年生於江蘇南通一個貧苦農民之家。4歲時，隨父母逃荒來到上海。父親先在外灘碼頭幫助上下旅客提拿行李，掙點小錢，後進入英美煙草公司做工人；母親撿拾煤渣用以燒飯防寒。豆蔻年華時，家裏又添了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為了分擔父親的負擔，她去紡織廠當了一名童工。童工勞作不比成年人輕多少，工資卻不到一半，還要動不動受「拿嬤媼」（工頭）的責打。受盡壓迫和剝削。長大後，她受一個流氓的欺騙生了一個孩子。不久孩子夭折，她也被拋棄，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帶着一顆淒苦的心獨居到這個小樓上來，時年23歲。

       這天，陳獨秀化名為「李先生」、「南京人」（南京與安徽口音相似）的「新房客」搬來，給這個小樓帶來了一絲溫暖。雖然他很少出門，而且只有一個神秘的人（秘書）有時來看他，但他與潘蘭珍隔窗相望，朝夕相處，不僅生活上互相照顧，陳獨秀有空還教她識字讀書，進行啟蒙教育。陳本來就是一個教育家，教育得法，再加上潘也是一個聰明人，不久，她便能粗讀書報了。就這樣，二人漸漸萌生愛情。潘蘭珍重新點燃起對生活的希望，而陳獨秀在多年地下生活的孤獨後，果然渴望得到愛情雨露的滋潤。但看到她比自己小29歲，起初不敢奢望。潘蘭珍倒拿出了常人沒有的勇氣，對陳說：國父孫中山與國母宋慶齡不也是老夫少妻嗎？於是，兩顆飽受過煎熬的心，終於結合在一起，同居了。

       恰好在陳潘結識前不久，1930年7月17日，陳獨秀的第一個妻子高大眾在安慶去世，享年53歲。因與一個漂流四海的「造反者」結婚，一生落寞；再加兩個兒子先後追隨父親造反而犧牲，給她帶來了多少難以忍受的痛苦！這個時候去世，也許是一個解脫。在南京困境中掙扎的高君曼得到姐姐去世的消息，不再顧忌世俗的責難，毅然第一次攜兒帶女回安慶奔喪，以示對姐姐的愧疚。多年的貧困折磨、對陳獨秀的怨恨與姐姐去世的刺激，使她從安慶回到南京後不到一年患子宮癌去世。因身處「地下」，兩個妻子去世，陳獨秀都未在場，未能提供任何幫助和一個丈夫應負的責任。倒是他的學生陳公博，看到高住一間草屋，傢俱破碎不全，絮被支離散爛，臥病在床，淒涼不堪，接濟了一些錢；高去世後，又託潘贊化買地安葬在南京郊區（今雨花台區農花大雨罩村）。後來，他到獄中探望陳獨秀談到此事，後者只得歎息一聲，並對此表示感謝。[35]

       潘蘭珍是個忠厚樸實的女性，對陳十分信任。到陳被捕前，竟然與這個藏有巨大秘密的人物共同生活了兩年時間，卻未對他有一點懷疑（也是陳掩飾得天衣無縫）。1931年有一天，潘蘭珍聽樓下一個鄰居說，樓上住着一個「老西」（即共產黨），潘也不在意，竟把此話傳給陳獨秀，因為樓上住家不止他們二人。陳獨秀卻聽了有心，立即決定搬家，由鄭超麟幫助，搬到周家嘴路一條弄堂的底頭裁縫鋪的前樓；後來又搬到岳州路永興里11號的樓上。每次覓新居，他都要樓上，以防不測時有個迴旋的餘地。

       說也湊巧，陳被捕這天潘正好不在家。二人有時難免發生口角，一個月前因為一件小事爭執起來，她生氣回了浦東娘家，得以倖免。當從報紙上看到消息和照片時才恍然大悟，驚訝地說：「這不就是我家的老頭子嗎？」那個時代，老百姓在白色恐慌下談「共」色變，惟恐避之不及。潘蘭珍本可乘機遠遁，但是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她竟是一個女丈夫，逆流而上，毫不猶豫地跳進漩渦，跑來與陳獨秀共度難關。

       陳獨秀也是一個重十分感情之人。被捕後，亦處處為潘着想，懇切委託高語罕做善後工作。從1932年11月至第二年3月，多次寫信給高語罕，對出於無奈向潘隱瞞真實身份達兩年之久表示歉意，請高問潘：「對於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被捕後半個月還要高再到他家尋覓潘的財物，說在其書桌抽屜內藏有一小袋，「係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的積蓄，盡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對她不起」。自然，對於潘蘭珍，最為牽掛而只能做到的是以後不能再牽連於她，提議從此與自己斷絕關係，自謀出路。當時托派的成員還想幫助潘，陳則說：「潘女士她浦東有父母，她能在香煙廠做工，不需要我的幫助，並且事已揭開，她必不願受我們幫助也。」沒想到，她卻不尋常地不避嫌，不怕險，還要求來探望陳獨秀。陳立即托高勸阻，說自己「案情無大危險，免她懼慮」；「婉言勸她不必來看我」。[36]

       潘蘭珍的深情和執着十分感人。她看到陳獨秀本來生活清苦，又有病痛折磨，入獄失去了自由更需要人照顧，別人可以不管，她則責無旁貸。於是，陳獨秀判刑後不久，把與陳同居後領養的女兒安排在娘家後，隻身來到南京。她先借住在教育部次長段錫朋家裏，後租一間小屋，化名「王素芬」。每天五時，必到獄中照顧陳的生活。[37]有了這樣條件，陳獨秀浪漫無羈習性再次發作，又做出令人驚訝的怪事來。

       一天，典獄長把同監的濮清泉叫去，說「當年我也是崇拜陳先生的一人，以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範，現在看來，他的文章雖好，道德有限」。後者「摸不着頭腦」，不知出了甚麼事？典獄長叫看守退出，把門關緊，說道：

       我今天把你找來，有件事要你轉告。陳先生在我們這裏，我們沒有把他當作犯人看待，上面叫我們優待，我們也儘量給他以優待。但是優待也有個界限，這裏是監獄，不是旅館。陳先生近來忘記了他在坐監獄，把我們這裏當旅館，這是使我們很為難的。……根據看守人的報告說，陳先生和那個姓潘的女士，在他的監房裏發生過肉體關係，這怎麼行呢？這事情傳出去，豈不要叫我同他一樣坐牢嗎？請你婉言轉告他，要為我的處境想一想。面子要雙方來顧，如再有這樣行動，那就莫怪我無情了。

       第二天濮清泉把此話轉告了陳獨秀。陳起初「神色自若，毫無赧顏」。濮批評說：「你是一個政黨的領袖，對婦女問題，沒有正確而嚴肅的態度行嗎？」陳自知理虧，沉默良久然後說道：「在建黨以前，在這方面，我是放蕩不羈的，可是建黨以後，我就深自檢點沒有胡來了。」[38]言外之意，他這次不屬於「胡來」範圍。說來也是，他們已經是同居兩年的事實上的夫妻了，不過場合不合適而已。現在典獄長既然如此說了，「面子」還是要給的，而且是「雙方的面子」，從此不再發生這樣的事了。

       就這樣，潘蘭珍一直照顧到陳三年後出獄。患難識知己，日久見人心，陳獨秀深受感動。特別是出獄後對陳的始終如一的照顧，也感動了高氏姐妹所生的孩子，他們對潘氏由不解、不滿，到接受和尊敬。對於潘蘭珍來說，看到眾多達官貴人和社會名流來探望並饋贈各種衣物（僅貴重的皮袍子就送來八件，陳用不了就轉送獄中難友）和錢財，也大開眼界，明白這個「老頭子」的價值和地位。於是兩人更加相親相愛。

　　陳獨秀與夫人潘蘭珍在石院牆居住的臥室，右側為陳獨秀的書房

獄中的研究工作

       陳獨秀長期過着動盪危險的「地下」生活。其實，就其個人愛好而言，他更熱衷於學術研究工作，尤其是文字學。現在入獄，要坐長達八年之久，於是更認真安心地要把這監獄當作研究室，開展情趣昂然和緊張的研究工作了。用他的話來說：要在監獄這種環境中，爭取「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為人類創造「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39]於是，他擬訂了一個龐大的著述計劃，揚言「擬謀中國學術長足之進展」，「創造中國五十年新政治學術之結晶，以謝國人」。[40]

       他的計劃是：除了繼續文字學著作外，在二、三年內準備研究撰寫以下論著：

       《古代的中國》

       《現代中國》

       《道家概論》

       《孔子與儒家》

       《耶穌與基督教》

       《我的回憶錄》

       根據當時向胡適、汪原放索要書的信，他在獄中所讀的書有以下幾類：

       政治理論：《列寧的組織論》、《倫理與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方法論》。這三本都是日文版的。英文版的有亞當．斯密的《原富》、李嘉圖的《經濟與賦稅之原理》。此外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如《反杜林論》、《經濟學批判》、《價值、價格及利潤》。還有《盧森堡致考斯基書信》，托洛斯基的《中國革命問題》及何禮著的幾本主張共和國政治的小冊子。

       歷史與傳記：《古代社會》（摩根著）、《殷虛書契》（羅振玉著）、馬可波羅的《東方遊記》、《中亞細亞遊記》、《廿四史》、《廿五史》、以及《第一國際史》、《中國革命史》、《馬克斯傳》、《達爾文傳》、托洛斯基自傳《我的生平》等。

       文字學：《殷虛書契》（它既是記載中國遠古時代的歷史書，又是研究中國文字最早起源的甲骨文的教科書）、《漢晉西陲木簡彙編》、許慎《說文》等中國歷代重要的文字音韻學著作。他在這方面興趣之廣泛，竟然還要日本出版的亞洲地區的一些小語種小叢書，如蒙古語、西藏語、緬甸語、暹羅語、朝鮮語、安南語、馬來西亞語、土耳其語等。此外，還有為學習馬恩原版書需要，他竟然還要學德語，因此託人購買《英德字典》、《德英字典》和《德語文法教程》。

       當然，由於經濟條件的限制，以上書也並不是都買得起。如羅振玉的《殷墟書契》，他很需要，但每部要232元。他說：「如此之貴，當然不能買……只得設法託人借一部來看看。」有的如《漢晉西陲木簡彙編》，「太重，郵費太貴，不合算」，也只得放棄，或「託便人帶來」。[41]

       從以上不完全的書單已經可以看到，陳獨秀這次在獄中的確作了長期研究的準備，真正做到博覽群書，精深研究，廣積薄發。若能持之以恆，他必能成為中國近代著名的學問家。所以，胡適和陳的學生、後來成為著名學者的傅斯年、王森然都為他把過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而惋惜。1934年，王森然在獄中探望陳獨秀，看到他在獄中刻苦讀書、潛心著述時十分激動地評論說：「先生書無不讀，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學，求無不精；其文理無不透；雄辯滔滔，長於言才。無論任何問題，研究之，均能深入；解決之，計劃周詳；苟能專門致力於理論及學術，當代名家，實無其匹。」

       但是，陳獨秀畢竟首先是一個政治人物，救國救民時代的迫切性，使陳獨秀沒有成為王森然期望中的人物。於是，王又評述說：「惜仍以指揮行動之時多，精心研究學術之時少，雖有專一、有恆、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學理論之中心。使先生終為政治不能成為革命理論家，可勝惜哉。」[42]

       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陳獨秀在獄中實際只有三年，龐大的研究工作沒有按計劃完成。然而即使如此，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並且實現了個人思想史上一個偉大轉折：由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徹底的民主主義者。關於這一點，本書以後將作專門論述，就其實際取得的學術成果而言，關於孔子、道家（老子）等領域，都有論著，而且多有獨到、精闢的見解。限於篇幅，恕不能全面介紹。如《孔子與中國》一文。從內容看，可以看出歲月的積累，使他有了明顯的成熟和進步。陳獨秀這次冷靜思索後，對孔子採取了比較全面的、歷史的、客觀的分析態度，認為人們不應當「絕對的或相當的崇拜孔子」。「科學與民主，是人類社會進步之兩大主要動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於科學的。孔子的禮教，是反民主的，人們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冷宮，把建立禮教的孔子尊為萬世師表，中國人活該倒楣！」「請看近數十年的歷史，每逢民主運動失敗一次，反動潮流便高漲一次；同時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這是何等自然的邏輯！」[43]

《自傳》之「瑰寶」與遺憾

       陳獨秀《我的回憶錄》的寫作，頗為曲折。胡適等老友和托派同志都積極推動他寫自傳。胡適在1933年6月27日寫的《四十自述》序言中，大聲呼籲蔡元培、陳獨秀等都來寫自傳。他說：「我這十幾年中，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我盼望他們都不要叫我失望。」與陳依然保持着密切聯繫的托派同志，更希望他仿效托洛斯基寫的《我的生平》和《俄國革命史》，以及他寫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及《告全黨同志書》那樣，通過寫自傳，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同時寫《中國大革命史》。獄內外的托派同志都答應為他提供材料，大家都認為他是寫這兩部歷史的最好人選。

       但是，陳獨秀卻沒有把寫《自傳》和《大革命史》列為獄中寫作的首選。主要原因是經濟問題。當時，除了個人的開支之外，高君曼生的兩個孩子（哲民和子美）的生活費一直由他負責。他的經濟來源除了親朋好友偶有接濟以外，主要是亞東圖書館的稿費和版稅。高君曼原先每月從亞東領取30元。1931年她去世後，陳哲民在上海讀書的學費和零用錢也在亞東支取。所以，陳獨秀入獄後發現自己欠亞東的錢「實在不少」；汪原放來探監時，陳表示「心裏很難過」。[44]於是建議：一是重印《獨秀文存》，二是打算先着手寫《自傳》。但是由於他的政治地位及牢獄的處境，不僅已經完成的拼音文字稿一直未能出版，《獨秀文存》也不能登報銷售。所以，亞東對接受《陳獨秀自傳》頗為猶豫。這給他的寫作積極性很大的打擊。

       入獄之初的1932年12月22日，他在給高語罕的信中說：

       自傳一時尚未能動手寫，寫時擬分三、四冊陸續出版，有稿當然交老友處（指汪孟鄒——引者）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時印行，則只好給別家。自傳和《文存》是一樣的東西，倘《文存》不能登報門售，自傳當然也沒有印行可能。若寫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將來，則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45]

       後來，具有遠大目光和較有實力的群益出版公司得訊，表示願意接受陳獨秀的自傳稿，於是陳又積極起來。在法庭審判前的1933年2月7日，他寫信給高語罕說：「自傳稍遲即可動手」，「曹聚仁代表群益公司來索此稿（大約稿費每千字二十元，每月可付二百元）。曹為人尚誠實，惟不知該公司可靠否？望託人打聽一下。」就在這封信裏，他表示急欲得到托洛斯基的《我的生平》、《不斷革命論》和《西方革命史》、《法國革命》等書，說明他真的要寫《自傳》和《中國大革命史》了。同時，他又覺得這樣做有點對不起老朋友汪孟鄒和亞東圖書館。他的確是一個非常講究義氣和重感情的人。所以，還是希望亞東出。3月4日，他在給高語罕的信中，又說：「自傳尚未動手，此時是否急於向人交涉出版？倘與長沙老友（即汪孟鄒——引者）一談，只要他肯即時付印，別的條件都不重要。」

       但是，汪孟鄒是一個膽子非常小的人，一直沒有回應已是重犯、命在旦夕之人的近乎請求的詢問；再者陳為應付審判，不服，上訴，又被駁回，情緒壞極，特別是令他不堪回首的大革命史和他在其中的表現，以及法庭上被人廣泛誤解的托派的「反共」作用。若寫自傳，這些內容都是不可迴避的；而且胡適約他寫自傳，強調傳記的「文學性」，更使他望而卻步。倒不是不會在傳記中寫出「文學性」，而是當時的心境不允許產生「文學性」。1933年10月13日，正是判決八年徒刑後不久，他給汪原放寫信說：

       自傳尚未動手寫……我很懶於寫東西，因為現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讀書，不能寫文章，特別不能寫帶文學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沒有文學趣味了！……你可以告訴適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寫自傳，一時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我以前最喜歡看小說，現在見了小說頭便要痛，只有自然科學、外國文、中國文字音韻學等類乾燥無味的東西，反而可以消遣。[46]

       一拖就是三年，直到1937年7月上旬出獄前夕，《宇宙鋒》雜誌主編陶亢德託汪孟鄒約陳寫自傳時，才真正動起筆來。但仍不願全部寫出來，表示只寫到五四運動，內容亦以能出版為止。7月8日給陶亢德的信中說：

       許多朋友督促我寫自傳久矣，只未能以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動手。前次尊函約寫自傳之一章，擬擇其一節以應命；今尊函希望多寫一點，到五四運動止，則範圍擴大矣。今擬正正經經寫一本自傳，從起首到五四運動前後，內容能夠出版為止，先生以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內容有無窒礙，究竟能寫至何時，能有若干字，此時尚難確定。[47]

       數年的牢獄生活的確使他改變了性格，從一個為革命理想而奮鬥的激進主義者、舊世界的批判者，變成了一個與現實體制妥協的合法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如果執政者不再反動，他是準備容忍和合作的。尤其是日本侵略、強敵當前、民族危機的情況下。他的自傳準備只寫到五四，應該也是出於這種考慮。若寫到五四以後，必然對國民黨與共產黨作出褒貶，發生新的糾紛。自然，這裏還有很複雜的情況。因為在與國共兩黨關係中，也有他自身的許多不好說的尷尬事。要知道，陳獨秀是一個愛面子、不太習慣作自我檢討的人。

       為甚麼這時他對寫自傳積極起來，顯然他受到了前一天「七七事變」的刺激，覺得在獄中安靜讀書寫作的時間不多了。於是奮筆疾書，月底就寫出兩章：第一章題為「沒有父親的孩子」；第二章題為「由選學妖孽到康梁派」（發表時改名為「江南鄉試」）。兩章約一萬字，敘述了少年時期痛惡八股，喜讀《昭明文選》，氣煞嚴厲教育他讀四書五經的「白鬍子爺爺」，戲弄以迷信騙人的「陰陽先生」和院試蒙了一個「秀才」，南京鄉試未中「舉人」，卻看到了「所謂掄材大典」，「簡直是隔幾年把這班猴子、狗熊搬出來開一次動物展覽會」的鬧劇以及曾把康梁改良主義當作人生楷模，等等；其文筆之風趣、潑辣、尖銳和深刻，足以令人看了噴飯，淋漓酣暢而又深思。

       在他出獄兩個多月後的1937年11月11日至12月1日，自傳在《宇宙風》（十日刊）雜誌上連載時名為《實庵自傳》。顯然，在當時抗戰初期全國人民鬥志高揚的時候，他已經不願意太張揚「陳獨秀」這個名字了，因為人人都知道「陳獨秀」這個大人物，而幾乎沒有人知道「實庵」是誰；陳獨秀自己考慮：也許在這兩章自傳內容中，還沒有1914年才產生的「陳獨秀」這個名字。但是，儘管如此，《自傳》的發表還是引起很大的轟動。《宇宙風》力拔頭籌，更是欣喜無狀，大登廣告，稱之為「傳記文學之瑰寶」。可見，當年討厭「文學性」的陳獨秀，現在已經文學氣十足了。雜誌編輯部在編輯後記中還由衷地感謝說：「陳獨秀先生除為本刊寫自傳外，還俯允經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陳先生是文化導師，文壇名宿，擱筆久矣，現蒙為刊撰文，實不特本刊之幸也。」

　　《實庵自傳》封面

       陳獨秀此傳雖是速成，但畢竟醞釀已久，而且在取材和寫法上，可謂深思熟慮。自傳一開頭就借用休謨的話說：

       一個人寫自己的生平時，如果說的太多了，總是免不了虛榮的，所以我的自傳要力求簡短，人們或者認為我自己之擅寫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種虛榮；不過這篇敘述文字所含的東西，除了關於我自己著作的記載而外，很少有別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於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並不足為虛榮的對象。

       接着，陳獨秀表示：

       幾年以來，許多朋友極力勸我寫自傳，我遲疑不寫者，並不是因為避免甚麼虛榮；現在開始寫一點，也不是因為甚麼虛榮；休謨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於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敗，也並不足為虛榮的對象。我現在寫這本自傳，關於我個人的事，打算照休謨的話「力求簡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見所聞的政治及社會思想之變動，盡我所記憶的描寫出來……也不濫抄不大有生氣的政治經濟材料，以誇張篇幅。

       ——看來，還是當年出版《獨秀文存》時的那個思想，寫自傳不是為了炫耀自己，乃是記錄「政治及社會思想之變動」。因此，這部自傳具有永恆的價值。

       「力求簡短」又能寫出具有如此社會價值的自傳，自然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接着提到另一種寫自傳的方法，說佛蘭克林寫自傳時喜歡搜集先人一切瑣碎的遺事，為此而長途跋涉，遍訪親戚故舊。「我現在不能夠這樣做，也不願意這樣做，只略略寫出在幼年時代印象較深的幾件事而已。」

       但是，自傳的「瑰寶」在此，遺憾也在此。面對期望已久、方興未艾的全國抗戰爆發，他又激發起極度興奮的政治熱情，無暇與沒有那種心情來從事與戰局無關的自傳寫作了。正如他在1937年11月3日，上海淪陷前夕還對反復催促他寫自傳的陶亢德所說：「日來忙於演講及各新出雜誌之徵文，各處演詞又不能不自行寫定，自傳萬不能即時續寫，乞諒之。」

       第二個考慮是，不願意粗製濫造，他是一個一貫做事認真的人，特別是文字上語不驚人死不休，要寫必須是精品，這在當時戰亂年代寫自傳幾乎也不可能的。所以，他對陶又說：

       弟對於自傳，在取材、結構、及行文，都十分慎重為之，不願草率從事，萬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從容為之，能在史學上文學上成為稍稍有價值之著作。世人粗製濫造，往往日得數千言，弟不能亦不願也。普通賣文糊口者，無論興之所至與否，必須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觀。望先生萬萬勿以此辦法責弟寫自傳，倘必如此，弟只有擱筆不寫，只前二章了事而已。

       第三個顧慮應該是他複雜處境中與國共兩黨及蘇聯、共產國際的關係。這是他自傳中的敏感問題。正如他以上致陶信中透露的：「雜誌登載長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須每期連載，自傳偶有間斷，不但現在勢必如此，即將來亦不能免。佛蘭克林自傳，即分三個時期隔多年完成者，況弟之自傳，即完成，最近的將來，亦未能全部發表，至多只能寫至北伐以前也。」

       不過，在給陶寫這封信時，還沒有完全放棄續寫自傳的打算。翌年（1938年）3月，亞東圖書館將其兩章自傳出單行本時，他還向汪孟鄒表示打算完成其自傳的全部，並允許各章繼出單行本。可能是受了這時發生的中共誣陷其是「每月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300元的漢奸」的刺激，對中共完全絕望而徹底破裂，寫自傳已經無所顧忌了。然而，這個「打算」由於至死沒有完成另一部學術著作《小學識字教本》而沒有實現。當時他入迷似地研究文字學，撰述《教本》。汪孟鄒多次催促續寫自傳。但他認為寫《教本》比寫自傳更為重要，答應此書寫好後考慮自傳的續寫問題。沒有想到《教本》沒有寫完，他就病逝了。所以，《實庵自傳》這兩章，成了自傳絕筆，沒有寫到波瀾壯闊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

嘔心瀝血的文字學著述

       陳獨秀把文字學的研究和著述看作比寫自傳還重要，主要是他認為漢字的落後將貽誤子孫後代。應該說，他這個想法起源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當時激進的如錢玄同，曾主張廢除漢字，陳獨秀則主張漢字拼音化，並在1928年終於完成《中國拼音文字草案》。他曾滿懷希望此稿能出版，許多朋友也都幫忙促成，但終未能如願。於是他退而求其次，研究漢字形成的規律，企圖解決漢字的難認、難記、難寫的問題。

       監獄的環境和朋友的幫助，給了他繼續研究這個純學術（遠離政治）問題的良好條件。所以，這是他一生中從事文字學研究和著述時間最長、收穫最多的時期。他也希望那些「書生氣」的朋友們學他——「棄政從著」。他曾為魯迅議政而中斷小說的創作而惋惜，也曾為胡適從政而中斷文學革命而可惜。1932年12月1日，他致函胡，說胡「著述之才遠優於從政」，並贈以「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詩句相勉，望其從著不從政重新煥發「五四」時期文學革命的青春；甚至具體建議胡從推廣拼音文字入手，要其幫助早日出版他三年前著的《中國拼音文字草案》。他天真地認為，自己既已被捕，當局就不應再怕他，商務印書館「可以放心出版了」，或者由崇拜他的學生傅孟真掌管的國立中央研究所出版。希望此書能起到「引龍出水」的作用，「引起國人批評和注意，坑人的中國文字，實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礙」。為此殷殷囑告胡適：「新制拼音文字，實為當務之急，甚望先生能夠拿出當年提倡白話文的勇氣，登高一呼」，掀起中國拼音文字的運動。[48]

       但是，胡適對此沒有回應。除了對文言文和愚昧落後的國民性深惡痛絕外，對漢字的改革，胡適似乎不感興趣。其實，在這個問題上，胡適是比較理智的，陳獨秀倒有點像堂．吉訶德。因為，一種文字是一個民族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公器，特別是漢字，是幾千年的傳統產物，要改成像西方拼音文字那樣的東西，豈不與「廢除漢字」相同。這個工作決不是一二人「登高一呼」或搞一二個運動所能解決的。漢字與西方拼音文字相比，孰優孰劣，直到今天還是個頗多爭論的問題。特別是有了電腦以後，漢字的優越性，似乎在某些方面還佔了上風。所以，「漢字改革」的聲音越來越遠去了。

       陳獨秀最後似乎也理解到這個道理，生命的最後幾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探索漢字規律上，幫助人們如何較方便地掌握漢字，也就是寫一部通俗的「漢字入門」書，碩果累累。歸納起來，成果可以分為兩大類：

       音韻學方面，寫就《連語類編》。此稿隨作者輾轉跋涉到四川江津，因北大同學會資助其晚年生活費，1941年春將此贈北大以為報答。但因戰時困難，社會難顧這類生僻的學術著作，到他去世時也未出版。《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在獄中寫了初稿，1944年初重訂，作自序，油印25份，徵求文字學家魏建功、陳鍾凡、顧頡剛（均是陳獨秀北大時的學生）意見，得到評價甚高。抗戰中一直在研究音韻學的魏建功說：「余惟先生實為檢討向來古音分部結果而有此作，其要旨具詳自序，銳思精斷，非依違章（太炎）高（本漢）所可夢想。」（章、高是當時音韻學家最大的權威——筆者）

       還有其他音韻學論著，一共七種，在陳獨秀逝世後，由何之瑜彙編成第一本《陳獨秀遺著》，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取名《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它》。1949年3月，該書排出清樣，大16開本，共271頁。但因改朝換代，共產黨不容已逝世八年的陳獨秀，該書胎死腹中。不過手稿和清樣一直完好地保存着。1993年，筆者把清樣稿推薦給中國最著名的古代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該書領導慧眼識珠，當即決定正式出版。由於在政治思想上陳獨秀一直被當局揪住不放，再加上該書稿不僅是繁體字，而且有許多已經不用的古文字，製版甚難，2001年才得以出版，改名為《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人們終於看到了陳獨秀研究音韻學的全貌和高深的造詣。該書首印3000冊，很快就銷售一空。

       文字學方面，先後完成《甲戌隨筆》、《干支為字母說》、《實庵字說》、《誤字初階》、《隨筆》等稿。其中《甲》稿出現最晚，人們都以為此稿遺失了。從內容上看，此稿內容相當雜亂，應是1934年（甲戌）（陳獨秀在以上研究音韻文字學時，隨手寫的心得筆記。後來可能由陳自己或何之瑜稍作整理、歸類，並把陳晚年整理的房東楊魯丞文字學著作作為「附錄」一起編入，取名《甲戌隨筆》，以作為《陳獨秀遺著》之一種流傳下來。陳逝後先由其至友方孝遠保存，後其子方繼孝秘藏，待陳獨秀遺著及音韻文字學著作相繼出版之後，它才撩開神秘的面紗，2006年11月，以很不貼切的《陳獨秀先生遺著》這個總稱為書名出版了。實際上，在何之瑜編的《陳獨秀叢著目錄》中，它排在倒數第二位，即遺稿中的第十一種。應該說是陳獨秀文字學著作中的最次要部分。自然，如此說並非要貶低此稿，因為陳獨秀從不「無病呻吟」、「無得而作」，而是以其讀書研究中的偶有心得，記錄下來的，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所以稱為「隨筆」。自然，由於是陳獨秀的心得，它的出版還是有價值的，而且值得紀念，尤其要感謝收藏者方繼孝先生在整理此稿、奔走出版的工作中，做出的極大的努力。

　　《陳獨秀遺著》封面

《金粉淚》滄桑

       陳獨秀在進行以上公開的政治鬥爭和學術研究之外，還進行了一些隱蔽的鬥爭和文學創作活動。這在他這次被捕之初給何應欽和看守人員的題字中已有表現，後來則集中表現在秘密創作的《金粉淚》五十六首組詩中。

       《金粉淚》是一組七言絕句，全詩感時傷事，情思悲憤。「金粉淚」的命題旨意，是因南京乃舊時「六朝金粉」的繁華古都，而今達官貴人不顧國家民族存亡，人民卻在痛苦呻吟。組詩以嬉笑怒罵的方式，從讀報和接待來訪人員中所見所聞的事實，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廣闊領域內，淋漓盡致地揭露、諷刺、痛斥、控訴。試分類舉例如下：

       飛機轟炸名城墮，將士歡呼百姓愁；虜馬臨江卻沉寂，天朝不戰示懷柔。（「名城」即錦州——引者，下同）

       長城以外非吾土，萬里黃河慘澹流；還有長江天塹在，貴人高枕永無憂。

       人心不古民德薄，中夏亡君世道憂；幸有安排謝鄰國，首宜統一慶車郵。（「慶車郵」諷刺政府與偽滿簽訂通郵協定）

       兩載匆匆亡四省，三民赫赫壯千秋；中華終有新生命，海底弘開紀念周。（「四省」指東北三省加當時地跨長城內外的熱河省。「三民」指三民主義。「海底」乃諷刺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告熱河將士書中說：「諸君打倒哪裏，子文跟到那裏，……諸君打到海裏，子文跟到海裏。」）

       健兒委棄在疆場，萬姓流離半死傷；未戰先逃恬不恥，回鑾盛典大鋪張。（「回鑾」指蔣介石於「一．二八」上海抗戰起第三天，匆忙宣佈遷都洛陽，《淞滬協定》簽訂後，又回到南京。）

       開門閉戶兩爭持，佝僂主人佯不知；幸有雄兵過百萬，威加百姓不遲疑。開門閉戶謂英美與日本之爭持也（英美主張門戶開放，日本主張閉門獨佔。佝僂主人不去抗日，只知殘害百姓。）

       木鞋踏破黃河北，救國三民有萬能；革命維新皆反動，祭陵保墓建中興。（「木鞋」批日本。「三民」即三民主義。「祭陵保墓」指考試院長戴季陶等到陝西祭奠周陵、茂陵。）

       四方烽火入邊城，修廟扶乩更念經；國削民奴皆細事，首宜復古正人心。

       人心一正般般古，四裔夷酋自罷兵；中國聖人長訓政，紫金山色萬年青。

       德賽自來同命運，聖功王道怎分開；懺除犯上無君罪，齊到金剛法會來。（「金剛法會」，當時報載戴傳賢在北京雍和宮舉行「時輪金剛法會」，邀請班禪主壇念經。一些國民黨要人和社會人士還在報上刊出大幅《啟建時輪金剛法會啟事》，宣稱定期在杭州靈隱寺舉行法會。）

       庶人議政干刑典，民氣消沉受品彈；莫道官家難說話，本來百姓做人難。

       民智民權是禍胎，防微只有倒車開；贏家萬世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來。（「贏家」指秦始皇。）

       感恩黨國誠寬大，並未焚書只禁書；民國也興文字獄，共和一命早嗚呼。

       法外有法黨中黨，繼美沙俄黑白人；囚捕無須煩警力，殺人如草不聞聲。（「法外有法」指南京政府的法律外還有《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黨中黨」指國民黨中還有CC和藍衣社這種特務組織。「黑白人」指沙俄時代反動組織「黑白黨」。）

       嚴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遲亦大方；暴虐秦皇絕千古，未聞博浪狙張良。（張良曾遣人用鐵錐狙擊秦皇於博浪沙。現代秦皇蔣介石的暴虐千古少有，卻沒有聽到像張良這樣的人去刺殺他。）

       此外，陳獨秀還給蔣介石集團中幾乎每一個重要成員畫了像，以詩注的形式，公開點名的有汪精衛、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何應欽、胡漢民、戴傳賢、吳敬恒、孫科、陳公博、張人傑、陳濟棠、李石曾、楊永泰等，如：

       珊珊媚骨吳興體，書法由來見性真；不識恩仇識權位，古今如此讀書人。謂汪兆銘也（「吳興體」，浙江吳興趙孟頫，宋朝翰林學士，元朝封魏國公。他的書法以嫵媚著稱，謂「吳興體」，貶之者說「沒有骨氣」。）

       艮兌成名老運亨，不虞落水仗天星；只憐虎子風流甚，斬祀汪汪長歎聲。吳敬恒以子有惡疾繞室長歎，曰吳氏之祀斬矣！（「艮兌」是八卦中的兩個卦名，這裏指宦侍婦妾之行。吳敬恒，即吳稚暉。）

       故宮春色悄然去，無私王冠只一端；南下明珠三百篋，滿朝元老面團團。故宮盜寶案乃李石曾、吳敬恒、張人傑合夥為之。（陳獨秀逝世時，吳稚暉悼詩罵陳是「阿Q」、「跳樑」小丑，但也不得不承認陳有「高明」和功業之處，說陳「思想極高明，政治大失敗；對社會有功，於祖宗負罪」。[49]）

       《金粉淚》其他點名國民黨官吏的詩句，多數是揭露他們貪污、腐敗等各種惡行的，而他們對革命者的殘殺和人民的橫徵暴斂卻一點也不手軟，如：

       貪夫濟濟盈朝右，英俊凋殘國脈衰；孕婦嬰兒甘拚命，血腥吹滿雨花台。（「朝右」位列於朝廷之右，指大官。「雨花台」位於南京中華門外，是屠殺革命志士的刑場。）

       虎狼百萬晝橫行，興復農村氣象新；吸盡苛捐三百種，貧民血肉有黃金。

       五四五卅亡國禍，造反武昌更不該；微笑捻鬚張大辮，石頭城畔日徘徊。蔣介石謂五四運動為亡國禍（「張大辮」即張勳，一個瘋狂的保皇復辟派。本詩以反話斥責蔣介石，捍衛了辛亥革命、五四、五卅運動的正義性。）

       陳獨秀頗具匠心地安排第一首為：

       放棄燕雲戰馬豪，胡兒醉夢倚天驕；此身猶未成衰骨，夢裏寒霜夜渡遼。（「燕雲」即河北、大同。歷史上的「五代」時期，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給外族契丹，成為賣國求榮當兒皇帝的典例。）

       最末一首為：

       自來亡國多妖孽，一世興衰過眼明；幸有艱難能煉骨，依然白髮老書生。

       這樣首尾相通，互相呼應，把顯然是平時陸續寫成的五十六首詩，組成一個整體，在「胡兒」（日本）深入國土，國民黨「妖孽」橫行，民族危亡的背景下，自己參加並領導過的革命組織（一個是在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和第三次左傾路線雙雙摧殘下的中共，一個是在極左思潮下爭論不休、力量極度衰微的托派）又那樣不成器，自己又被束縛在獄中，因此無奈地只能在夢裏去做「渡遼」抗日除妖的戰鬥了，無論於國於民，於黨於己，真是滿紙悲憤；所幸是自己「猶未成哀骨」，而且「艱難能煉骨」，這兩個「骨」字，點出了這組詩的靈魂。

       陳獨秀對我國古代詩詞有很深的研究。他自己愛作五言、七言詩，但不喜歡字句定型的詞牌。就是作詩，他有時也不規矩，七言詩中會偶然冒出一個八字句來，如諷刺張學良、何成浚、張群在日軍深入國土下發起「武漢射騎會」——復古倒退，意志淪喪的《金粉淚》第六首：

       抽水馬桶少不了，洋房汽車沒有不行；

       此外摩登齊破壞，長袍騎射慶升平。

       這裏的第二句，「沒有」二字，雖然用小字拼在一起，以示是一個字，讀一個音（安徽方言）：miu。但用在七言詩中，總有點「不守規矩」。詩如其人，無論他不喜歡詞牌也好，詩中添字擴方言也好，都反映了他那天馬行空、獨往獨來、自由奔放、放蕩不羈的性格。

       這組詩作，在民國時代當然屬於「反詩」，不可能公開發表。但在1934年寫好後長期放在獄中作者的身邊，也不安全，於是，就給了去探監的摯友汪孟鄒保存。汪本來是一個膽子很小，只重生意，遠離政治的書商，沒有想到這次竟敢接受此作。1953年，汪把《金粉淚》陳獨秀手跡原稿作為革命文物捐獻給了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中共「一大」紀念館前身）並附信說：

       一九三六年，或是一九三七年，我因事到南京，便到監獄裏去看托匪獨秀（原文如此，蓋格於當時形勢也——引者），他拿這金粉淚五十六首給我看。後來我和他說「你給我拿了去，讓我的侄輩和同事都去看看吧。」他便給了我。這個冊頁，有一個時期，很不容易收藏，只有東收西收的，有時連自己也記不得是藏在哪裏了。今天檢出十分難得，故把來歷寫下。獨秀不曾署名，也無印章，我也應該為之證明。請給我一收條。

       中共「一大」紀念館原副館長任武雄說：《金粉淚》入藏後「命運」不佳。根據上級部門的規定：革命紀念館藏品應分兩類，一是文物或革命文物，二是參考品，凡是價值不大的或是反動者的墨跡、手稿、實物與書刊等均編入此類；而參考品閱讀、借用較方便，一般不須要上級審核。陳獨秀當時還戴着「托匪、漢奸、反革命」的大帽子，於是《金粉淚》便被打入數萬件價值不大的參考品的「冷宮」中。除任武雄與當時個別經手的幹部知道外，無人知悉。[50]再加上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陳獨秀還時不時被拉出來鞭屍，連知曉《金粉淚》內情的汪孟鄒侄子汪原放也不敢提起這件事。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任武雄考慮到是否發表《金粉淚》的問題。他反復讀了《金粉淚》每一個字，認為56首沒有片言隻語談及共產黨，也沒有一字半句說到托派，只是冷嘲熱諷國民黨高官要員的昏庸腐朽，流露出強烈的抗日救國熱情，並不涉及中共政策法律所禁止或限制公佈的範圍，完全可以公之於世。

       當時還有一個情況促使任先生考慮《金粉淚》的發表。紀念館的庫房是借用河南路延安中路口的原上海博物館的四樓，上海博物館幾次提出要他們搬遷，以便將四樓收回自用。庫房大搬遷是最令人頭疼的事，紀念館原先已經過幾次的搬遷，倘若文物資料萬一有所遺失損毀，那是無法彌補的損失（過去有過這種情況）。而當時黨史學界的學術空氣比較活躍，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黨史研究資料》與上海的《黨史資料叢刊》等開風氣之先河，刊登了許多有價值的回憶錄與突破傳統觀點的研究論文等，深得史學界讀者的歡迎，但也需要重要的文獻資料，以作為研究者依據的第一手資料，所以，應當力爭發表。

       恰巧有一天，汪原放突然來找他們問：「《金粉淚》還在嗎？仍在你們館裏嗎？有沒有遭破壞？」答覆：「安然無恙」。汪說：「那就好了，我就放心了。假如過去不交給你們保藏的話，可能我們被抄家，砸四舊，早已付之一炬，灰飛煙滅了。」[51]於是，任武雄將《金粉淚》影本交給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編《黨史資料叢刊》的郝盛潮、周琪生。

　　汪原放先生，現代出版家、翻譯家。軍閥、軍事家

       郝等看後，非常高興。但《金粉淚》多是狂草手跡，很難辨認，且有些典故，不僅字難認識，也不懂詩意是甚麼，所以便請國學根底很深的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旭麓先生為《金粉淚》詮釋，陳欣然同意。經過潛心研究，幾易其稿，於1981年底交來《簡釋〈金粉淚〉五十六首》一稿。隨即打出清樣，準備在《黨史資料叢刊》上發表。

       當時意識形態統制權仍在堅持所謂「毛澤東思想」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左派」手中，嚴禁發表陳作的規定絲毫沒有鬆動，規定必須上報，請示有關部門批准。實際上往往借「審批」為名，不得發表或出版。所以一般的出版社遇到此種問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但上海人民出版社比較有膽識，鑒於《金粉淚》無違禁內容、史料價值珍貴，決定上報試試。然而，事隔半年多，得到的口頭答覆是：地方出版社無權出版。為陳獨秀《金粉淚》和陳旭麓《簡釋》的發表，郝先生寫信給當時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史學家廖蓋隆先生。廖先生分管中央級出版刊物《中共黨史資料》，他一面是「黨官」，必須遵守黨紀而不免有官僚主義習氣，自然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另一面他又是一位很有學養的學者，保持着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見到陳獨秀這樣好的詩作，也十分讚賞，推薦給《中共黨史資料》，公開發表在該刊1983年第四期上。接着上海的《黨史資料叢刊》1983年第4期也發表了《金粉淚》，而且配上全詩的墨跡。於是闖下大禍。

       1984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專門發出第13號通告《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內容不長，不妨全文錄下：

       陳獨秀自一九二九年因與托派勾結，成立反黨組織，並拒絕黨中央對他再三勸告，而被開除出黨。陳獨秀在建黨時期有不可否認的功績，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但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他仍拒絕黨中央對他公開聲明脫離托派並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以後甚至公開撰文詆毀我黨游而不擊破壞抗戰，則當然不能為他被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黨內人物。近年有些刊物發表為陳獨秀錯誤辯護的文章，有些內部發行的黨史資料刊物，把他在一九三四年被國民黨監禁時所作詩五十六首，不但全文發表和詮釋，甚至還刊出全部手書墨跡，這是很不妥當的。望告各有關刊物，此後嚴肅注意防止再發生同類事情。

       這是共產黨掌權以來，第一次以文件形式承認「陳獨秀在建黨時期有不可否認的功績」，並承認「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乃是一個進步。但是「不能為他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云云，十分荒謬，「更不能把他看作黨內人物」，更是無知與霸道！一位該黨創始人，又連續擔任過該黨五屆最高領導職務的人（是目前該黨最高職務任屆期數最多的人——毛澤東也只有四屆），如果不能看作黨內人物，1920–1927年陳被開除前的共產黨歷史豈不成為一段空白！成了沒有領導人的政黨了。至於斥責發表上述《金粉淚》「很不妥當」，更是一個嚴重的自我暴露性的表態：當年反對和嚴厲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東西，共產黨也害怕了，豈不證明共產黨也成了同類了！

       於是，廖蓋隆受到批評，《中共黨史資料》進行了檢討，郝盛潮也受到多次斥訓。任武雄是始作俑者，被責令作書面檢討後，免去了「一大」紀念館黨支部書記與副館長的職務（當時無館長）。

       隔了幾年（1989年），筆者撰寫的《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動派》一書出版，發表了全部《金粉淚》，並根據陳獨秀的歷史處境，參照陳旭麓教授的解釋作了更詳細的闡述。後來《陳獨秀著作選》、《陳獨秀詩集》等書又收入了全部《金粉淚》56首。到上世紀末，過去連「文物」資格都沒有的《金粉淚》，終於被評為「國家一級文物」。

       陳獨秀諷刺國民黨的詩，竟讓共產黨害怕！筆者至今不明白，究竟是出於無知，還是反動，抑或兼而有之。這真是：莫道神州多妖孽，人間正道是滄桑。

[1]參見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徐恩曾：〈我和共產黨鬥爭的回憶〉，轉引自沈雲龍：〈有關陳獨秀生平的補充資料》〉，台灣《傳記文學》，第31卷，第2期，1977年8月。

[2]沈寧：〈陳獨秀一二事〉，香港《爭鳴》，2005年第3期。

[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院密第1277號。

[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天字第16034號。

[5]〈滬上共獄陳獨秀被捕記〉，《晨報》，1932年10月31日。

[6]這些電報、文件都保存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7]原件藏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8]參見《申報》，1932年10月25日；《晨報》，1932年10月26日；《大公報》，1932年11月1日。

[9]傅斯年：〈陳獨秀案〉，《獨立評論》，第24號，1932年10月30日。

[10]《大公報》，1932年10月28日。

[11]《先鋒》，第4期，1932年10月22日。

[12]《紅色中華》，第37期，1932年10月23日。

[13]唐寶林：〈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0月12日），未刊稿。

[14]尉素秋：〈我對陳獨秀先生的印象〉，台灣《傳記文學》，1977年（第30卷）第5期。

[15]《大公報》，1932年10月23日、11月1日。

[16]參見：《申報》，1932年10月27日；《晶報》，1932年11月9日；〈陳獨秀致王靈均信〉，轉引自汪原放《亞東六十年》（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中國革命博物館主辦《黨史研究資料》，1979年第8期。

[17]《大公報》，1932年10月25日。

[18]《申報》，1932年10月27日。

[19]《社會新聞》，第1卷，第12期，1932年11月6日。

[20]《大公報》，1932年11月1日。

[21]《陳案書狀匯錄》（上海：亞東圖書館，1933）。以下所引陳案文件，除另註出處外，皆載此書。

[22]〈陳彭案辯論總結〉、〈陳獨秀案公開審判〉，《申報》，1933年4月15、22日。

[23]劉祿天、李永堂整理：〈陳松年同志談陳獨秀〉，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1979年第15期。

[24]《法制週報》，第1卷，第33期，1933年8月13日。

[25]《火花》，第2卷，第1期，1933年12月5日出版。陳獨秀托派中央被捕後，新的臨時委員會這時恢復中央機關報《火花》，稱為「第2卷」。

[26]〈陳獨秀致胡適的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中），頁143。

[27]參見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

[28]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訓令，訓字第2750號附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報告：《第一監獄共犯之現狀與活動》，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29]徐恩曾：〈我和共產黨鬥爭的回憶〉，轉引自沈雲龍：《有關陳獨秀生平的補充資料》，台灣《傳記文學》，第31卷，第2期，1977年8月。

[30]〈陳獨秀致胡適的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中），頁143。

[31]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覆函，司法行政部訓令訓字第2750號《令江蘇高等法院院長朱樹聲案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計局函開「為據報第一監獄男女共犯、尚萌故態、鼓動煸惑、函請轉令制止，嚴予防範》之附件，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2]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訓令，訓字第2750號附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報告：《第一監獄共犯之現狀與活動》，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3]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頁102。

[34]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頁172。

[35]參見陳公博：《寒風集》（上海：地方行政出版社，1944），頁263、264。

[36]汪原放：《亞東六十年．獄中書信》，未刊稿。

[37]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訓令，訓字第2750號附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報告：《第一監獄共犯之現狀與活動》，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8]參見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

[39]〈研究室與監獄〉，《每週評論》，第25號。

[40]轉自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頁223。

[41]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頁163。

[42]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頁223–224。王森然（1895–1984），河北定州人。青年時結識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受到孫中山特別召見，由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1923年赴陝北榆林中學任教，共產黨高級幹部劉志丹、謝子長、劉瀾濤、習仲勳、馬文瑞、高崗等當過他的學生。後入大學任教，《近代二十家評傳》脫稿於1932年秋，尤稱力作，《陳獨秀先生評傳》則是此書上佳之篇。這時陳獨秀正被關在獄中，可見作傳者的過人膽略。

[43]《東方雜誌》，第34卷，第18、19號，1937年10月1日。

[44]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頁168。

[45]以下所引陳獨秀致高語罕的信，除另有出處外，均引自《亞東六十年》未刊稿。

[46]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頁163、165。

[47]陶亢德：〈關於《實庵自傳》〉，《古今》，第8期。1942年10月1日。

[48]《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144。

[49]吳敬恒：〈挽陳仲甫先生〉，重慶《新民報》晚刊，1942年6月8日。

[50]任武雄：〈也談《金粉淚》滄桑〉，唐寶林主編：《陳獨秀與中國》，總58期，2006年9月出版。

[51]任武雄：〈也談《金粉淚》滄桑〉，唐寶林主編：《陳獨秀與中國》，總58期，2006年9月出版。

十七   在獄中（下）（1932–1937）

行無愧怍心常坦 身處艱難氣若虹

        「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這副對聯，是陳獨秀寫給劉海粟公開表白的心態。關於這副對聯還有一些故事，其中最突出的是他與繪畫大師劉海粟的往來。

       陳獨秀自小受到嗣父陳衍庶影響，對以清代王石谷為代表的「王畫」有深刻的見解。嗣父當時是此畫派一個著名畫家，收藏甚豐。有人認為：「陳獨秀原本是極有條件成為畫家的。」「詩畫」相連，陳獨秀早年創作的詩作甚多，早年在蘇曼殊畫作上題過詩句與跋文，有這種說法並不奇怪。不過，現在還沒有發現一幅陳的畫作。在新文化運動中有一項「美術革命」。從他對美術革命的闡述，既可以看到他對國畫的深刻瞭解，更可以看到他不願涉足畫壇的根本原因。

       1918年歲暮，正值新文化運動高潮時，陳獨秀接到一位名叫呂澂的信，感到此信「對於美術——特於繪畫一項——議論透闢，不勝大喜歡迎之至」，並說「本誌對於醫學和美術，久欲詳論；只因為沒有專門家擔任，至今還未說到，實在是大大的缺點」。這說明他對於美術革命早在考慮之中，並非一時衝動，心血來潮。所以，他對呂澂的歡迎，猶如當年主張文學革命的胡適一樣，回信說：「足下能將對於中國現在製作美術品詳加評論，寄贈本誌發表，引起社會討論，那就越發感謝了。」接着，他把此信和他的回信一起在《新青年》上發表。他的回信中，完全貫徹新文化運動的六原則（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等），大力提倡西洋畫的寫實主義，批判中國畫「專重寫意」及「臨、摹、仿、撫」的崇拜偶像的復古主義。他以當年提倡文學革命那樣的勇氣大聲宣佈：

       說起美術革命，鄙人對於繪畫，也有點意見，早就想說了；如今藉着這個機會，正好發表出來，以供國內畫家討論。

       若想把中國畫改良，首先要革王畫的命。這是甚麼理由呢？比如文學家必用寫實主義，才能夠采古人的技術，發揮自己的天才，做自己的文章，不是鈔古人的文章。畫家也必須用寫實主義，才能夠發揮自己的天才，畫自己的畫，不落古人的窠臼。

       他敍述了中國畫自南北宋之初到清代的發展後，指出：

       人家說王石谷是中國畫的集大成，我說王石谷的畫是倪、黃、文、沈一派中國惡畫的總結束；

       我家所藏和見過的王畫，不下二百多件，內中有「畫韙」的不到十分之一；大概都用那「臨」「摹」「仿」「撫」四大本領，複寫古畫；自家創作的，簡直可以說沒有；這就是王派留在畫界最大的惡影響。倒是後來的揚州八怪，還有自由描寫的天才；社會上卻看不起他們，卻要把王畫當作畫學正宗……像這樣社會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實是輸入寫實主義，改良中國畫的最大障礙。[1]

        當時陳獨秀的早年革命摯友潘贊化曾贖出一青樓女子張玉良，繼之納為妾，改名為潘玉良。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那一年，二人舉行了婚禮。此女子有繪畫的天賦，並有執着的追求，陳獨秀讚賞二人追求戀愛自由的叛逆行為，並為成全潘玉良的願望而努力。與潘贊化商量後，介紹她先從師上海美專油畫教授洪野，接受啟蒙教育。三年後，終於考入上海美專，成為劉海粟門下少有的女弟子，後來成為國際上著名的油畫大師。可是，美術學校中以人體模特兒教學已震驚輿論，女子學洋畫，描繪裸體，更不為社會所容。所以，潘玉良的成長之路極為艱難，不得不長期寄居並終老在法國。

        1928年，潘回國先後任教母校上海美專和南京大學藝術系。她的畫作屬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後印象主義現代畫派之一，是相當前衛的。因此，她成為我國留法歸國學子向國人系統傳授這一畫派的重要教授之一，對中國繪畫史的發展有重大貢獻。但是，由於家族（主要是潘贊化的大夫人不見容於潘玉良）、社會和政治落後產生出來的壓力，總是越加摧殘天才。潘玉良在國內和法國感受到天地之別的不同生活，1937年不得不再度移居法國，1977年病逝巴黎。這次赴法前，她特意去南京獄中探望陳獨秀，並出示其幾幅近作，請陳批評和題詞。陳獨秀特意在兩張裸女素描作品上題了詞，此舉充分表明二人心靈相通之細和彼此信任之深。

        這兩幅素描現藏安徽省博物館，改革開放後，曾隨同潘玉良的其他作品在幾個城市展出過。在一幅題為《側身背臥女人體》的畫上，陳獨秀作了以下題詞：余識玉良女士二十餘年矣，日見其進，未見其止，近所作油畫已入縱橫無人之境，非復以運筆配色見長矣。今見此新白描體，知其進猶未已也。另一幅《裸女》的題詞是：以歐洲油畫雕塑之神味入中國白描，余稱之曰新白描，玉良以為然乎。廿六年初夏獨秀。

        潘玉良的成功，加深了劉海粟與陳獨秀之間的友誼。劉海粟1935年6月25日歐遊回國，同年11月遊黃山作《古松圖》、《孤松圖》等。下山後，即攜《孤松圖》至獄中探望陳獨秀。又聽到陳法庭鬥爭的傳奇，劉十分激動，快步上前，又握手，又擁抱，並大聲說：「你偉大！」陳也很興奮，搶着說：「你偉大！敢於畫人體模特兒，和封建勢力鬥爭……」，接着大聲抗議說：「蔣介石要我反省，我反省甚麼！」就這樣，兩人都忘了是在獄中，似旁若無人，天南海北，談笑風生。臨別時，劉從皮包中取出事先準備好的紙和筆墨請陳題字留念。陳不假思索，一揮而就，寫下一副這樣的對聯：

       行無愧怍心常坦 身處艱難氣若虹

　　陳在獄中為劉海粟寫的對聯

        劉海粟得到這副對聯後欣喜異常，躲過後來兩個朝代種種劫難，終於保存下來，現在已裝裱得相當氣派，存放在劉海粟後人家中。

        對於《孤松圖》，劉畫的題記中寫道：「乙亥十一月遊黃山，在文殊院遇雨。寒甚，披裘擁火猶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院前有松十餘株，皆奇古。劉海粟以不堪書畫之紙筆，寫其一。」可見作者此時孤苦伶仃的心境。陳獨秀看了此畫，也觸景生情，大發感慨，竟揮灑出一首打油詩來：

       黃山孤山，不孤無孤，孤而不孤；

       孤與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圖。

       此非調和折衷於孤與不孤之間也，

       題奉 海粟先生 獨秀書於金陵[2]

　　陳在《孤松圖》上題字

        與贈劉對聯的意境相似的還有另一副。安徽同鄉朱燦樞當時是南京高等法院的見習書記官，久慕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聲名，更在法庭上領略風采，因此以同鄉之名多次探監。陳獨秀感其誠心，也給其寫了一副對聯相贈：

       氣概居貧頗招逸 文章垂老益縱橫[3]

        到獄中探望陳獨秀的人向他求字的人不少。可惜，幾十年來的政治迫害，使這些得字人不敢長期收藏，所以現在能見到的不多。汪原放回憶說，一次去探望他，也求他有空時寫一張小屏。不久，陳獨秀送汪兩張條屏：一張是《古詩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也是表示在孤獨中保持節氣的。一張是含意深刻的題字：「天才貢獻於社會者甚大，而社會每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緩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類進步之所以為蟻行而非龍飛。」[4]短短數字寫盡了現代中國專制制度扼殺天才的罪惡。中國精英到國外學習或工作，往往成為天才，甚至獲諾貝爾獎，而在國內只能是蠢才或奴才。

繼續反極左，企圖遙控托派

       托派中央全體被捕以後，對於托派組織以極其嚴重的打擊。真是雪上加霜，本來就十分衰微破敗的托派組織，頓陷群龍無首，一片混亂，似乎消失了。真如陳其昌等三人一年後寫的文章所說：

       在去年十月事變以前，因獨秀同志個人的威信與經濟之維持，上海各區機關勉得飄搖存在，反對派機關報亦經常發行，雖然內部已生腐蝕，但以空架子的存在，社會上還不失有潛勢力。可是事變以後，組織的惡劣面目便充分暴露無遺了！區委機關有的無形消滅，機關報無法出版，同志與區委、區委與領導機關之間，連過去的散漫關係也斷絕起來了。[5]

        後來許多托派骨幹以中央全體被捕為標誌，說中國托派就此滅亡了。如濮請泉、趙濟就如是說。這個說法大多出於後來中共把托派誣成「漢奸」、「反革命」後，為洗刷自己而編出來的，是站不住腳的。事實是，這次被捕事件後有些托派同志認為組織不能沒有最高領導機關，應該緊急再建。於是「幾天中即有同志作再組活動」，由滬東、滬西、法南三個區委書記高恒、寒君和陳岱青秘密舉行緊急會議，協議拼湊幾個人：劉仁靜、陳岱青、嚴靈峰、陳其昌、任曙，成立「上海臨時委員會」，劉仁靜任書記。陳其昌得知此消息後強烈表示反對，認為「現組（領導機關）雖屬緊要，但以極審慎的態度來計劃再組更屬必要」，應由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期選出之人能負起目前的責任」；對於如此草率的舉動，「試問他們有甚麼理由來遞奪同志的選舉權？無恥之至！」[6]

        由於各委員堅持己見，力爭自己是「馬克思」，各不相讓，相爭不休，「上海臨時委員會」「一事不能作，鬧了幾個月，於是不得已而改組」。劉仁靜和陳岱青退出，北方來的任曙接任書記。1933年9月任曙從北平和廣東召來幾位代表，舉行「全國緊急會議」，補選了幾個外省委員，就把「上海臨委」，改名為「全國臨委」，「便這樣的從上海地方臨委的主腳而一躍為全國臨委的主腳了」。又引起陳其昌等上海同志不滿，「政治運動倒不做得，政客的手腕倒學會了」，聲明這次選舉「事先毫無預聞，跡近包辦，不予承認」，並提議開上海大會解決之。上海方面認為：「上海無論如何在人才上政治上都是全國組織的中心，我們當從本地情況推進工作，不可對別處存過大幻想」。對此建議，新臨委「理也不理」。

        任曙臨委的第一個動作是，解散作為托派基地的上海三大區委（滬西、滬東和法南），成立「上海市委」。但「解散」是真，「成立」是假。於是，上海組織和工作完全癱瘓。於是，都指責任曙是繼承了「比史大林派官僚強千百倍的內部獨裁精神」，[7]群起而攻之。有人甚至宣佈：「我們毫不遲疑地宣佈過去的反對派已經死亡！以後的新生命應該『從頭做起』。如果要拿『商定』的、『非法』的、『野雞臨委』等名義再來號召一切，則我們毫不客氣宣佈它是工人的叛賊。」[8]任曙就撒手而去，到北平當大學教授去了。托派臨委再次改組，蔣振東、李平等人加入，劉伯莊任書記。約在1933年年底，又因「工作無計劃，無辦法」而再次改組，從而成立起比較穩定的三人小組——陳其昌（書記）、蔣振東、趙濟。由於白色恐怖肆虐，中央全體被捕的恐懼症，三人小組未開過一次會，實際上是陳其昌「一個人唱獨腳戲」，自然是「忙得要死」。即使如此，由於托派組織的弱小和衰微，也開展不了甚麼活動。後來，尹寬出獄，參加了臨委。

        1932年冬，陳獨秀利用「優待」條件，通過經常到南京軍人監獄探望鄭超麟的劉靜貞（鄭的妻子，當時化名吳靜如），與「臨委」建立了聯繫。陳委派劉為他與臨委之間的交通員，一、二個月來一次，傳進臨委的文件、刊物和書信，帶出陳的文章、意見和信函。陳原本想以這樣的方式遙控獄外的托派組織。但是他任中央書記時，尚且未能有效領導組織，現在又有誰能聽他的遙控呢？於是就出現了更加混亂的狀況。

        1933年9月29日，陳獨秀在獄中為臨委起草了一個名為《目前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的綱領性文件，遭到獄中彭述之和獄外劉仁靜等人的強烈反對，更有許多更左的托派分子反對陳、彭、劉的主張，並把歷史上的爭論也扯出來，於是爆發了一場時間很長很激烈的爭論。各人都以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的權威解釋者自居，罵別人是「機會主義」。臨委原想整頓已經癱瘓了的組織並積極開展活動，現在思想這麼混亂，怎麼整頓組織？又怎麼能開展活動？不得不先集中力量組織討論，把思想統一起來。

        這場討論首先從1933年11月23日出版的《校內生活》第7期「組織問題專號」上開始。這時任曙離職不久，陳其昌等人還未上台。這期內部刊物刊登了陳獨秀以「雪衣」為筆名寫的《目前形勢和反對派的任務》，同時登出陳其昌等三人寫的《我們對於目前工作的意見》和陳其昌個人寫的《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還有四篇署名文章《反對派危機和同志間應有的覺悟》、《目前應該做甚麼》、《一個提議》、《我們怎麼幹》。可見這一期的全部內容是檢討托派目前（包括過去）的危機和尋找新的出路的。就在這一期的署名「昔冠」的文章《一個提議》中，明確提出：「一切關於某些根本問題及策略問題上因解釋或主張不同而發生之分歧，則應容許在內部討論，最好是每個有意見的人對某幾個要點簡潔明確地寫出來，一面交內部公開討論，一面彙集某幾個不同的要點請國際指示。」

        此前11月20日發生了一次重大事件——因「一．二八」抗戰被蔣介石排擠到福建去「剿共」的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陳銘樞與李濟深等反蔣勢力聯合，發動「福建事變」，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與共產黨、托派進行聯絡。如何認識和對待這個事件，引起托派內部的熱烈討論。臨委採取陳獨秀提出的「與向左盤旋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的策略，派委員嚴靈峰參加了福建政府。

        臨委特請陳獨秀起草了一個「宣言」——《福建事變之原因與其意義》。[9]在「一．二八」事變中，他以常委名義作出與「向左盤旋」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並聯合中共紅軍、首先推翻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決議案失敗後，再度表現出「反日反國民黨」的亢奮。這個宣言，完全是「一．二八」事變時起草並通過的「常委決議案」的翻版。

        臨委派出宣傳委員嚴靈峰參加「福建人民政府」。共產黨為了擺脫被「圍剿」的困境，也派去了代表潘漢年表示支持。托派的目標只在於想利用這兩方面的勢力來壯大自己的影響而擺脫孤立的困境，推動城市革命運動復活起來，各方並無合作誠意，成為這次事變失敗的內因之一。不過，三方能夠走出這一步仍然帶有歷史的進步性。特別是托派，在陳獨秀不再主持中央的情況下，能接受陳的思想，改變不能與資產階級有任何「共同行動」的策略，走出自己組織的小圈子，值得肯定。

        彭述之借助陳獨秀與獄外建立的聯繫，也積極寫文章，為托派如何應對「福建事變」出謀劃策。開始時，對「福建事變」的評價與陳獨秀及臨委相似，相當之高。劉仁靜起初也表現得相當的樂觀和積極。但是筆鋒一轉，批判陳獨秀（以筆名雪衣）發表的去年九月政綱，斥問「雪衣是否堅持它（指蔣政權——引者）是在穩定？」[10]

        陳獨秀對這次事變的態度，如上述他給臨委起草的宣言那樣，是全面的，既有樂觀其成的一面，又看到其根本的弱點而會失敗的一面，因此提出了幾條促使它向成功方面轉化的主張。其實，當時的托派臨委，由於力量和影響的極度衰微，除了派嚴靈峰去發表一些大家不能接受的極左言論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作為。即使陳獨秀來親自指揮，也不會兩樣。「福建事變」的失敗，沒有出於陳獨秀的預料，反而更證明他的九月政綱的正確。各派都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劉仁靜更擺出一貫正確的架勢，猛烈批判臨委的觀點和策略，同時又批判陳和彭，從而導致臨委的再一次改組。由陳其昌等人組成的新臨委點名批判了各方對於「福建事變」的意見（包括前臨委）。陳獨秀受到特別的重視，而成為新的討論焦點。

        3月15日新臨委以「中共左派反對派宣傳部」的名義，編發了《福建事變與反對派——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一》，把各種意見都彙集起來，並加以評論。到這年10月，除了《校內生活》七、八、九、十期之外，還共出了三個討論集（均是手刻油印件），共計46篇文章。陳獨秀以「雪衣」、「頑石」筆名撰寫的有10篇之多。

        這場大爭論，又是圍繞着陳獨秀在上述《目前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一文進行的。這篇文章主要觀點如下：

       1、國際形勢：「以現在國際關係，各強國間一有戰爭，遲早必然國際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機未成熟前，簡單兩國間的戰爭是很難想像的，況且歐洲進攻蘇聯的聯合戰線已經解體，美俄之日漸接近，日本未必敢於單獨向蘇聯武裝進攻。」

       2、國內形勢：陳獨秀認為經過「九．一八」、「一．二八」和華北事件三大危機後，「大資產階級已一致擁護國民黨消極對日讓步，積極依賴英美的政策……工人群眾在消沉狀態中。農民除少數特別區域外，最大多數除悲歎駐軍、土匪及苛稅雜捐之厄運外，還沒有別的舉動。」

       3、托派的近期目標：「在這樣的國際和中國的形勢之下，至少在一九三五年以前，世界上幾個主要國家如果沒有意外的大的事變發生，這二三年中，還只能是反革命抬頭，革命低落時期。在此革命低落期下，不應該採用過高的自欺的口號，如『蘇維埃』等。」

        應該說，陳獨秀的這個政綱除了「國民會議」是空想外，比較切合當時托派組織的實際情況，同時又是托派在極度衰微的狀態下無可奈何的選擇。這個政綱寫得既簡明扼要，又全面具體，表現出他遙控托派領導工作的殷切心情。因此受到臨委的極大重視，首次發表在《校內生活》第7期後，又在1934年5月12日出版的《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三——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中重新發表。

        而且，從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出版完三集《政治問題討論集》為止，臨委像走馬燈似的換了幾次，但對陳獨秀的意見都十分重視。為了發揚民主，劉仁靜（筆名「列爾士」）、彭述之（筆名「區白」）的文章也較多。對此情況，托派內部也不是沒有意見，如蔣振東曾寫信給臨委批評：

       「反對派內部討論問題之傳統錯誤——即只是少數幾個同志說話，大家處於旁觀者地位。黨完全忽視下層同志的反映。因此一切問題雖討論經年，下層同志的領會程度實是很有限」；「國際只有託同志文件介紹，國內只轉來轉去發表少數同志的舊皮襖之文章，因此前者尚不過使人感覺偏枯，後者簡直使人討厭。」[11]

        新臨委為此辯解說：

       如果有同志對於少數政治認識高的同志的意見，因其常發表便覺得「討厭」這種情緒是應當制止的。直到現在，內部討論的各問題，都是必須解決、或將來在事實上要遇到的。這些討論任何同志都不該輕視。

       對於常委，原則上當知道常委有權：（1）不發表無教育意義的文章；（2）先發表重要的文章。[12]

        由此可見，陳獨秀的文章在當時托派領導者眼中的確是「政治認識高的重要文章」，因此得到了臨委的重視，從而總算起到遙控托派的作用。

        其實，這場大討論早在1933年9月陳獨秀提出托派新政綱《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之後第9天就提出了。10月8日陳以「雪衣」（獄中文章多以這個筆名發表，無非是說明清白而蒙冤）筆名寫的文章《幾個爭論的問題》[13]實際上已提出了討論提綱和托派內部長期爭論的五大問題：

       （一）民主運動問題

       （二）「民眾政權」口號問題

       （三）國民會議問題

       （四）經濟復興問題

       （五）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問題

　　托派內部油印的討論集之三下冊

        此文發表後如同引爆了一枚炸彈，連同九月政綱，受到了被他點名的劉仁靜、彭述之及其他極左派猛烈反擊；陳也進行反駁。同時，劉與彭以及極左派之間，也互相批判，形成了一場大混戰。每人都說自己是「真正的托洛斯基者」，罵對方是「可恥的機會主義者」。1934年1月16日，陳在一篇文章末尾為托派的發展總結出三條路線：

       （一）「胡年的路：經濟復興，主要的是抵制日貨以開闢國內市場。」

       （二）「區白的路：反蔣就是執行民主民族鬥爭任務。」

       （三）「雪衣的路：國民會議鬥爭，在這一鬥爭中打擊國民黨軍事專政以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發展中國經濟。」

       「我們走哪條路呢？」[14]

        彭述之等還是不服，27日撰萬言長文，猛烈抨擊陳獨秀的《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一文「將蘇維埃儘量說成一文不值……而用刷子將國民會議刷成最光輝美麗的顏色」；[15]劉仁靜也回擊陳獨秀，批評陳對資產階級的估量是動搖的，一到資產階級向左盤旋時（如十九路軍之抗日），「就對它不免發生幻想」；而對形勢的估量，「比我更不如」。[16]同時，劉又完全同意陳對彭的「單純倒蔣」策略的批評，但又說陳過去也犯有彭同樣的錯誤（如反蔣問題上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表揚彭「已承認了一九三二年的錯誤」（指主張「組織蘇維埃」——引者），而陳堅持錯誤。[17]

        對於這種無聊的爭論，陳獨秀實在感到厭惡，2月10日，他以《應該這樣答復嗎？》[18]為題，指責彭述之只會「亂造謠言和亂抄革命文件」，避而不提辯論的中心問題，而「滿紙的題外遊詞，這樣的答復只是他表示自己沒有爭辯能力」。然後，反駁劉仁靜，堅持認為「一．二八」時「路線是正確的」，「福建事變」時自己起草的宣言也是如此。[19]

        此後，這種名為「討論」，實為錯誤思想之間互相「攻擊」的爭吵，一直持續到1934年7月份。陳獨秀最後聲明自己的基本觀點是：「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不但是我們的基本路線，並且可用為在現時的宣傳口號。」[20]——陳以這一簡單的界線，劃清了他與劉、彭及托派中一切極左派的立場。

        這種「爭論」，由於沒有一方掌握着完全的真理（陳獨秀只在民主問題上掌握着部分的真理），皆沒有說服力，因此不可能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只有更加離心離德。於是，一個旁觀者——尹寬致函陳獨秀勸阻結束這樣的「爭論」。信抱怨「五、六年來，反對派尚停滯在小團體的狀況中，尚未得着發展」，現在是「不僅還沒有鬥爭的基礎，並且還沒有端正方向，還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之中」。尤其是「一．二八」事變及「福建事變」中所存的一些幻想遭到失敗，完全陷於「消極狀態」；表示自己不願「加入現時爭論的漩渦」，因為這種爭論「太濫費了，急待結束」。[21]

        實際上，由於兩個外國人和北方一批年輕托派分子到滬，這場爭論早在4月份就開始轉向了。

極左派發動內部政變

       陳獨秀這次被捕入獄和托派中央再次被破獲事件，引起僑居在土耳其進而轉移到法國巴黎（1933年7月）的托洛斯基和托派國際的嚴重關切。但直到1934年，他們通過在上海《密勒氏評論》週刊的副主編和《達美晚報》編輯格拉斯（C. Frank Glasse，中文名字李福仁，在《密勒氏評論》週刊的地位僅次於親共的斯諾），與中國新的托派臨委取得了聯繫。

       李福仁是英國人，曾去南非做新聞記者，加入共產黨，旋又轉向托派，後來到美國，參加美國托派組織。據王文元說，他早在1931年初就從南非來過上海，想參加中國革命，特別想參加托派活動；但因當時托派組織一再遭受破壞，因此在1933年11月離開上海到紐約，與美國的托派同志會晤，同時和蟄居在法國的托洛斯基通信，討論如何辦理由美國人伊羅生（原名Harold R. Isaacs）在中國主持的《中國論壇》，並取得了與中國托派聯繫的地址。因此，1934年2月他來到上海希望幫助重振中國托派組織。

       恰巧與此同時，原任中共中央週邊報紙《中國論壇》（表面上是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機關報）主編的伊羅生，由於不同意中共中央宣傳部指示的辦刊宗旨——在白色恐怖下宣傳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以及莫須有地批判所謂托派罪惡（即中共中央要他寫一篇批判左派反對派的文字，他認為是誣衊而拒絕），也轉向同情托派。[22]這兩個外國人首先結識劉仁靜，受劉的影響較大。與陳其昌為首的新臨委接觸後，格拉斯首先認為陳因中央連續破壞，推行的工作方針太保守，建議增加年輕成員。於是，把未遭破壞的北方托派組織骨幹史朝生（又名施頌德）、劉家良、扈煥之（又名胡文華）、王樹本（又名王耀華）等，先後調到上海。他們首先控制了上海滬西區委，作為他們的據點。

       陳其昌為首的臨委比較傾向於陳獨秀的九月政綱，主張運用民主口號與廣大群眾發生聯繫，反對中共組織「赤色工會」與國民黨的「黃色工作」對抗的「盲動主義的工運策略」；充分利用一切公開的、改良的甚至反動的工會，作團結群眾及反國民黨反資本家的鬥爭。行動口號是：召集普選、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認為正確的「聯合戰線」是「布爾什維克的策略」。[23]因此他們曾要求參加宋慶齡主持的上海「反帝國主義戰爭和反法西斯大會」，[24]表示：「同意這個會議，我們特地為這個會議準備了一個宣言。我們熱誠地動員我們的一切組織，去執行這種工作。」但同時又聲明：「我們在會議中必需堅持我們對於參加的一切黨派的理論、政策、行動之討論和批評的絕對自由！」[25]對這個在白色恐怖下進行的反帝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示威的會議，他們要求對「一切黨派……批評的絕對自由」，這不是去吵架，去分裂嗎！而大會又是共產黨佈置的，自然他們不可能獲準參加。

       但是，格拉斯和北方來的年輕托派是一批更加極左的份子，也影響到劉仁靜在思想和行動上更加左傾起來。他們聯合起來，反對陳其昌為首的臨委及其支持者陳獨秀。他們從政治和組織上同時發起進攻，早在1933年12月，劉仁靜和史朝生曾為托派臨委起草關於「福建事變」的決議和意見，就認為軍閥內部有無戰爭是民眾運動漲落的標誌，福建獨立是老蔣完結的開始，並認為如果在此時運用國民會議策略是幫助蔣介石政府，並且反對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和「共同行動」。同時，由於自感力量太弱，中共的紅軍運動又在第三次左傾路線領導下日漸衰落，因此他們又把革命再起的希望寄託在國際突然事件上，如爆發世界大戰。所以，他們又反對國際上和國內宋慶齡領導的「反戰運動」、「反戰大同盟」等。

       於是，在當時開展的內部理論與策略的討論中，他們一方面支援討論，以便統一認識，產生一個比陳獨秀九月政綱更左的新政綱，另一方面，把主要的興趣卻放在組織的改造上，企圖奪取托派的領導權，甚至組成一個「新政黨」。因為1933年由於史太林指示德國共產黨支持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希特勒上台，托洛斯基宣佈共產國際已經「死亡」，改變了「挽救」共產國際及各國共產黨的方針，號召各國托派另立新黨。這些青年托派就提出放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稱，提議組織新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格拉斯、史朝生、劉仁靜等人，從政綱和組織兩方面，同時發起攻擊。

       鑒於目前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陳獨秀也認為1931年托派統一大會上通過的綱領，已經不適用，應該起草一個新的綱領。他1933年提出的九月綱領，就是為新綱領的誕生作參考的。所以，陳其昌臨委委託劉仁靜起草了一個《政治決議草案》，並在1934年2月20日臨委會上通過。這個草案又受到史朝生為首的滬西區委、彭述之、羅世藩等人的嚴厲批評。但陳獨秀看了這個草案後表示：

       政治草案我讀了一遍，覺得大致可以用得。我老早即認為民眾運動的開始抬頭而又低落下去的現在，正需要適合現狀的這樣一個政治決議案。我去年第一次向臨委建議就是這個意思。或者有人就不能退卻和消極，消極固然不可，依客觀的形勢，退卻有時是必要的，而且有時是革命的。退到我們能夠站住腳的地帶，能夠積極的為準備進攻而站住腳的地帶，比任何激烈的詞句都要革命些。

        同時，他也對臨委通過的《政治決議草案》提出了幾條重要的修改意見，如：「滬西區委的意見，頗有價值，應該值得注意，有許多地方很可以採納的。」

        他提議，在決議案中，「應該說到——明確的說到國際運動的總口號應該是『打倒法西斯蒂的工人聯合戰線』，而不是『擁護蘇聯』（『擁護蘇聯』是某一時期某一環境的特殊口號）；中國運動的總口號，應該是『打倒國民黨，實現徹底民主的全權的國民會議』；而不是『倒蔣』。『倒蔣』只能是某一時期某一環境一種特殊的臨時行動口號，等於『打倒資產階級的十個總長。『打倒十個總長』若用為中心政治口號，豈不荒唐！」

        對於國民大會，由於劉仁靜熱衷於他的「經濟復興論」，所以「草案」沒有提及。陳獨秀認為「草案」不應忽略：「在沒有革命運動的現在，國民黨準備召集國民會議頒佈憲法，這些現象，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問題。一個革命的政黨對此置之不理，那便是自己表示不存在了。如果應該不理，亦必須向群眾指出應該不理的理由。草案對此太過疏忽了。」

        陳獨秀的最後意見是希望托派內部思想儘早能統一起來：

       《火花》最好自然是又不缺又不濫，然目前只應「寧缺不濫」，集中力量發行討論集及《校內生活》。因為主要的意見不一致，誰都無法在《火花》上做文章；因為它必須是集體的意見，不應各人說各人的道理。我早已對同志們說過，沒有集體的意見，一切工作都無從進行的。特別是政治宣傳呵！[26]

        史朝生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集中攻擊「常委對總的問題——特別是重要的政治問題，準備得太緩慢和太不充分」，「常委在政治上沒有代表全體同志的意見明白規定我們目前的政治路線，且沒有作經常的政治分析和指導；在組織上則日漸失去同志的真正信仰或期望」；這是因為「過去五個月之久一切問題幾全由常委三人決定」，[27]因此要求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儘快召集代表大會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4月12、17日，史朝生發起突然襲擊，分別致函陳獨秀和陳其昌，前信批評陳被捕後的托派中央只注重上海的組織，忽視全國的工作，而且沒有及時組織討論，統一思想並召集全國代表大會；「只把眼睛往上看」，「單純的仰望幾個『老成』和『有能力』的同志」「挽回危局」，弄得上海的組織「幾乎潰散」，各地的組織「極無生氣」；主張在全國範圍上去集合一切優秀的堅決分子，召開臨時大會，推舉「特別委員會」，代替「臨委」，以籌備全國代表大會並擔負過渡時期中全國性指導工作；還提議臨委做一個關於目前爭論問題和組織工作的草案和大綱，發到各地及下級討論。[28]後信則直言譴責陳其昌為首的三人常委「工作方式好像是個保姆或教授，一切重要的工作問題不能儘量用民主方式……來解決」。要求「常委自身應速將各種重要的政治問題作一扼要的總的討論和大致的決定」；「在最短期內（大約一二個月）」召集廣東、北平、山東這三處的代表「來滬共同討論，並決定幾個重要的任務（如籌備全國代表大會及幫助推動目前工作）」。[29]

        與此同時，當陳其昌常委準備修改政治草案時，他們又急忙拋出一極左的《提綱》，要求代替《草案》，理由是「修改太麻煩，提綱比草案好」。但提綱「經過常委多數反對後，他（朝生）又攻擊常委不修改草案」。[30]

        5月15日，史朝生列席「常委」會議，提出事先準備好的《當前推動組織的步驟》，重複了以上二信中的意見，強烈要求常委與各地代表「成立一全國反對派大會籌備會」，「建立比較滿意的領導機關」；「一切消極、悲觀乃至對組織採取絕望的情緒或傾向，必須和它堅決鬥爭，並予肅清（用說服和紀律制裁）」。[31]真是氣勢洶洶，咄咄逼人。

        一向以穩重著稱而被大家尊為「大哥」的陳其昌，受了這些抨擊，也跳了起來，被迫撰長文予以反擊，逐條批駁史朝生的指責後指出：「應該絕對排斥無計劃的急進主義——如主張盡可能的多開活動分子會、臨委擴大會等……而應盡可能的少用大會或小會，不要引進可懷疑的群眾」；文章無情揭露了朝生在修改常委提出的《目前形勢與任務》草案問題和等待國際來信問題上出爾反爾的兩面派手法後，斥責朝生的「民主」，「實際是搗亂組織的辦法！無政府主義的辦法！小資產階級傾向的表現！」「只能使組織更加混亂！」[32]——陳其昌的這種思想和工作作風，正是汲取了陳獨秀時代的經驗教訓。

        同時，對史朝生、胡文華、王振華三人起草的《提綱》，陳其昌也斥之為：「不但文字技術拙劣，使它許多地方辭不達意或意思含混或顧此失彼，而且到處都是內容的錯誤，甚多前後矛盾。而對於一個政治決議所負的中心任務，即指示形勢和鬥爭策略，一點也未告訴我們……不配代替草案。」[33]

        陳其昌的反擊，正中蓄意奪權的極左派之懷。史朝生又連續寫出長文逐點批駁陳其昌的文章，斥責陳其昌：「官僚主義受人批評時，常不肯虛心考慮問題，而企圖用威名來抵制下級同志……這種家長或上司或史太林粗暴的態度，實際是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之某種意義上的反應」；「天曉得這些『計劃』或『辦法』！！政治上怎樣發展？計劃哪裏來？怎樣使計劃完善？水準怎樣提高？計劃怎樣才能整齊？」

        最後他提醒說「數月前某次宣委會上不但我堅決主張另行起草『提綱』，即仁靜同志也明白的答覆：『我贊成老施的意見，另草提綱，不必修改我們起草的草案』」，並「改變等待國際來信四個月」召開代表大會的主張，要求儘快籌備大會，[34]稱與陳濟棠、胡漢民、馮玉祥等「反蔣」政派建立「首先推倒蔣介石」的「聯合戰線」，「那是最大的機會主義幻想。決議案上如果這樣補充上去，只有斷送共產主義同盟的生命」。[35]

　　馮玉祥，民國時期著名軍閥、軍事家

        陳獨秀在「聯合戰線」問題上，明確站在陳其昌一邊，來信表示：

       只要有接近群眾的機會，不但急進的小資產階級之運動應該參加，即反動的資產階級機關（如基督教青年會）亦應該參加。如果因為毫無力量與運動，空口和福建獨立的政府黨去談判合作這種無聊的政治之失敗遂盲目向左邊跑，跑到拒絕與幹部派（指中共——引者）、第三黨的社會運動（並不是建立政權）合作，即是禁止同志參加孫夫人的某種運動，這顯然是一個錯誤。這種錯誤不用說，是中了劉仁靜反對任何形式共同行動之毒。這種危害於我們的運動，將不在機會主義之下！[36]

        因此，史朝生他們照樣按他們的既定目標急進。在組織上進攻的同時，政治上也發起攻擊。他們以「滬西區委意見書」的名義，在12月5日，發表了《我們目前必須確定的幾個重要問題》，強調「有幾個極嚴重的政治問題或原則問題，必須馬上作一個明確的解決」：

        甲，「根本反對『與上層（無群眾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黨建立反帝反戰反蔣反國民黨聯合戰線』的思想」（着重號為原文所有——引者）。

        文件特別認為宋慶齡、胡漢民等的「抗日」或「反蔣」完全限於口頭的、紙上的虛偽的作用，「所以誰如果希望這些政派和上層分子會接受我們的政綱，能和我們共同行動……那只是在我們內部散佈十足的機會主義幻想，替胡漢民宋慶齡李杜等軍閥政客作說客」；如果自己不「努力與下層群眾找聯繫」，「而將希望寄託在上層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集團上面，這樣悲觀的右派路線，我們要堅決的反對和徹底的肅清。」

        乙，「贊成國民會議策略」。

        文件稱：「國民會議口號是我們在目前的中心策略。」但指出：有的同志（暗指陳獨秀——引者）認為除了喊叫『打倒國民黨，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外，不能有別的方法，「是不利於革命運動的發展的」。我們在實際行動中，亦可以發動群眾罷工示威，向國民黨政府要求，立即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

        丙，「確定我們對目前革命形勢的認識及我們的革命工作的中心」。

        文件指出：目前革命消沉主要原因，除了客觀因素外，「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正確而努力的領導，亦是必要和主要的因素之一」。因此主張規定新的基本綱領，「原來的《反對派綱領》（即陳獨秀中央時的綱領——引者）已經不夠了」；對外要用一切方式與工人群眾發生聯繫，發表重要的綱領及宣言等。

        丁，「實現黨的民主」。

        格拉斯、史朝生、劉仁靜等人，圖窮匕見，終於亮出殺手鐧，說：「這一年來，上海的組織是一個民主的和有充分準備的擴大會議都不曾召集過，一切政治問題及組織問題的決定操在二、三個常委的手裏。假使他們把政治路線和組織工作弄得很糟，我們將怎麼辦呢？那除非全體或多數同志起來幫助它糾正它。這就叫做實行黨內民主。」

        ……

        就這樣，雙方矛盾終於不可調和，到1935年1月2日，格拉斯、史朝生、劉家良、劉仁靜等人，盜用「常委」名義，向全國各支部發出了《臨委緊要通告——關於召集上海代表大會》的文件。[37]

        通告一開始便稱：「目前我們面前擺着許多嚴重的政治問題和工作問題，解決的辦法……就是召集上海的代表會。」接着提出了幾個「必須解決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批判「聯合戰線」（「共同行動」）問題，認為「政治上最嚴重的就是所謂『聯合戰線』的問題，這個問題不但關係於我們的策略問題，同時關係於我們的階級立場。現在組織內以及我們臨委內顯然存在着兩個絕不相容的思想和路線，並指出是「雪衣、商起士、莊、昌」的觀點——「認為我們可以和自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派共同行動，首先推翻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或『在抗日、反戰、或倒蔣這一點上共同行動』。他們因此主張『為了提高反對派的政治地位，我們應該正式參加宋慶齡、胡漢民及史大林派所發起的武裝抗日大同盟』、『反戰大同盟』和他們『合作社會運動』、『合作機關報』等等。」而他們（史朝生、劉仁靜、滬西區委等）「根本反對這種意見」。因為「中國任何的自由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政派都與帝國主義及軍閥勾結，他們不會實現反戰、抗日或與民眾共同舉行政治革命，推翻蔣介石的軍閥政權。」通告還提出「國民會議的策略、革命形勢的估計及我們工作的重心、『反戰』『抗日』是中心口號與否等重要問題，我們都必須提出來予以明確的決定」。

        通告的中心問題是指責臨委故意拖延召開代表大會和臨委的改組，說「臨委原十人，現只剩四人，常委亦只剩下二人，且常委本身關係甚薄弱，支部生活只靠臨委或區委中個別同志領導等」，因此，「現在臨委決定十日內召集大會」，要求各支部限於十日內選出代表一人參加。

        事後，陳其昌揭露此《通告》出籠的不光明的情況是：「自從老何同志失蹤以後，常委二人幾乎事事對立。我曾主張由我和胡（即胡文華，代表北方青年托派參加臨委常委——引者）同志各提出二位候選人，交各同志選補一常委。但胡同志不同意，他要召集上海活動分子會議改選。我同意了他，並規定了議事日程，由他負責妥找開會地址。我正在等待着找好地址開會，忽然發現了《臨委緊急通告》。這通告不但把活動分子會議名稱改為上海代表大會，並且所規定的議事日程和討論的內容，也完全和以前規定者不同，極大部分是我素來所堅持反對的。」[38]

        陳獨秀知道陳其昌派是擁護自己的，但的確也有史朝生派指出的某些缺點，因此他不想袒護任何一方——把組織推向公開的分裂。於是，他如同以往，把反對自己和擁護自己的兩派，都視為同志，出於組織統一和愛護同志的善良願望，企圖調解雙方的矛盾。在1月5日，他復函陳其昌和史朝生等，首先要求「暫時停止爭論，立即召集代表大會來解決」；「我在《校內生活》上觀紀施（即陳其昌和史朝生）二人的爭論，未免太瑣碎了，像這樣爭論下去，有甚麼好結果呢？我認為草案和提綱同樣不高明」；尹寬起草的另一《政治草案》「簡直是中國的『近代史』或『黨史』」，「陳詞濫調，毫無生氣……決不能在同志中發生必須讀完的興趣」。他認為「指導政治行動的決議案，永遠不宜做從昆侖山發脈的政治經濟大文章」因此，他主張「草案」與「提綱」都不用，「由代大另行起草。我並且現在寫了一草案貢獻於代大」。

        這裏，除了史朝生與陳其昌兩派外，陳獨秀無意中又提到尹寬也有一個《政治草案》。加上陳獨秀的「草案」，當時只有幾十人的托派竟有四個政綱，可見思想混亂和分裂到甚麼程度。轉而，陳獨秀批評了昌兄「濃厚的實際工作派的觀點」，指出：「我們的政治鬥爭的中心口號和日常鬥爭的口號不同，有時不能遷就群眾的政治水準，實際工作派往往根據某些群眾的見解來觀察批評先鋒派的政治理論，有時很容易走到機會主義，史大林就是實際工作的大將。」但是，陳信的重點是批評史朝生起草的「滬西區委意見書」中關於聯合戰線、國民會議、革命形勢、黨內民主四個重大問題上的錯誤，警告史朝生等人：「至於整紀和清黨，應該『行之以漸』和『去之太甚』，並且必須於代表大會後舉行之，目前萬不可操切！！！」[39]——陳獨秀用三個警嘆號表示對這個問題的嚴重關切。

        這封信表明，陳獨秀這時還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托派「總書記」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水準無疑是高出於各派之上的，但他沒有意識到，他的威信和地位卻早已不如往昔了。

差點被托派中央開除

       但是，史朝生派對陳的信和他提出的綱領不予理睬，甚至認為陳獨秀的綱領和「指定名單命令他的人召集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張，感到非常可笑，認為陳太不識時務了。1935年1月13日（《臨委緊要通告》發出後的第十一天），史朝生們終於緊急召開了「上海代表大會」。會後發出的《中常委通告第一號——關於最近上海代表大會及決議》[40]承認，由於某支部代表因故缺席，法南支部及書記其昌等人棄權，只有七人參加。又稱大會由S（即史朝生）同志和W（胡文華）分別作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後，全體代表熱烈討論一致通過十項決議，而第一個最重要的決議就是所謂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共同行動」問題，點名批判陳其昌、尹寬等持此主張的同志，是「徹頭徹尾史大林的國民黨政策，是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說客，大會認為只有與這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及分子作無情的鬥爭，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才能前進」。

       不僅如此，此決議還全面攤牌，把陳獨秀、陳其昌、尹寬等有意無意中表達過的思想或根本沒有的觀點，全面批判並威脅要作組織處理——開除。宣稱：「目前一切公開或秘密的保留與自由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共同抗日倒蔣，反戰反帝，說『紅軍』是『土匪』，說『黨的民主現在談不上』，說蘇聯不是工人國家而且日以『和平』轉變為資產階級的國家，以及認為新黨在中國不一定必要，將來也許仍舊用『反對派』方式改良史大林派等原則上意見錯誤的分子，應作最後一次的談話，假如他們重新考慮之後，放棄這種意見，我們是同志，否則立即開除出黨。」這裏例舉的「說法」主要是陳獨秀的，有些是他原來的觀點，有些則是新的，如「蘇聯已經不是工人國家」的觀點，嚴重違背托洛斯基的教誨，因此托派特別不能容忍。據王文元回憶說：

       總的來說，除了蘇聯國家性質之外，陳獨秀在1936年以前基本上還是一個典型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即使蘇聯國家性質問題，陳獨秀的思想也只停留在口頭上，還沒有見諸於文字。如王文元所說：「進了南京監獄，離開了實際鬥爭，陳獨秀的思想開始發生了一種後退的醞釀。最初是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發生了疑問。他覺得當時的蘇聯已經不再是工人國家，也不能像托洛斯基所說的是甚麼墮落的工人國家。他以為，工人階級一旦被逐出於統治機構——即國家機關以外，這個國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階級的。因之，他認為史大林的蘇聯只能稱為官僚國家，決不能被描寫為任何種類的工人國家。不過陳獨秀的這樣的意見，那時也還只是感情的，直覺的，未嘗深思的，他不曾為此作歷史的與社會學的研究，也沒有明確的自己意見，因之不曾正式用文字寫下來。」[41]

       決議的另一個內容是：「應立刻改變『左派反對派』的名稱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對國際而言則為『國際共產主義同盟（布列派）中國支部』」。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這是中國托派繼「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之後的第三個名稱。如上所述是為了響應托洛斯基指示各國托派獨立建黨號召的。

       大會還決定「改變全國領導機關名稱為中央委員會，不復用『臨委』名稱」，並推選劉家良（書記）、史朝生、胡文華、邵魯[42]、李福仁、（格拉斯）等九人和香港一位（空缺）共十人組成中央委員，前三人為常委。

       這次代表大會，對於中國托派來說，無疑是一場小小的政變。因為緊接着發出了《中常委第二號通告——常委為撤銷陳其昌、商起士（即尹寬）黨籍及要求其他同志表示最後態度事》，宣稱：「中央委員會根據上海代表大會的決議案（一），已與陳其昌同志作最後談話。陳正式表示：原來的路線主張是完全正確的，一點不能更改。中央認為陳其昌犯下列各種嚴重錯誤，三五月來經過多數同志口頭的努力說服，始終沒有效果，因此決定將他開除。」

       接着列舉陳其昌三大錯誤：「（a）陳其昌完全保持過去史大林派出賣工人階級的孟什維克路線，主張聯合宋慶齡等資產階級左派『在反日反帝推翻南京政府的民主綱領底下共同行動』，組織或參加『武裝抗日大同盟』，『合辦不批評三民主義的報紙』。」（b）陳其昌的思想和行動是一個十足的跋扈的官僚資本主義者……(c)「陳其昌對『紅軍』及『新黨』等原則問題始終保持自己的取消主義成見……」

       陳其昌然後發表聲明，說史朝生們造謠，他們主要以「聯合戰線」問題為藉口，綁架臨委，藉以打擊與他們意見不同的同志。

       第二號通告為甚麼還要開除尹寬呢？因為，「中委認為經過同志們多次口頭的和文字的說服以後，他仍保留……在『抗日、反戰、反軍閥或援助農民暴動等一般民主任務綱領底下建立聯合戰線』，合辦《中國論壇》式的機會主義報紙，及成立『國民黨』式的『大同盟』，因此，本決定取消他的黨籍。」

       通告還點了原中央委員趙濟、朱崇文、賀希、孫後之、秦鑒、蔣振東、念茲和陳亮的名，指出他們或同情陳獨秀、陳其昌的路線，或表面上同意新中央的路線，私下又同情陳其昌等，「中委不過藉口政治問題，排除異己」等，「現在首先撤銷其中央委員的資格」。

       與此同時，劉仁靜由於公開放棄了眾所反對的「經濟復興論」得到了史朝生派的歡迎。劉的聲明說：「我已決定放棄過去所說經過民主鬥爭以實現經濟復興的前途。因為這個前途是最不可能了……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愈見衰弱，自動的經濟復興愈少可能」；「因為在國際方面還有許多有利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因素。……革命也會隨着爆發戰爭（假如不是革命）必然鬆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束縛而有利於革命運動。」[43]——國內悲觀後，寄希望於世界革命和戰爭。這是當時托派與中共一樣的心態。

　　劉仁靜談會見托洛茨基的經過

       可見，他們開除陳其昌、尹寬的主要理由是一樣的，就是陳獨秀在「一．二八」和「福建事變」中提出的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共同行動）的思想。因此，這個開除陳其昌、尹寬的通告，對於陳獨秀來說，雖然沒有點他名，卻是「殺雞給猴看」，即要陳獨秀「表示最後態度」。

       陳其昌為此特意趕到南京向陳獨秀彙報了這一嚴重事件。陳聽後悲憤已極，立即寫信給陳其昌、尹寬、史朝生等人：

       一切不樂觀的現象殊令我不安！一月二日所發臨委通告內提的聯合戰線問題並且說到我的意見，後一半都非我的意見，而亦混合一起，這是甚麼用意呢？這一問題及其他問題，都急需召集全國性的代表大會解決，不宜草率決定，尤不可由少數人搗亂後，盜用組織威權來解決，尤不可採用開除人這種滑稽手段。我們學史大林不可學得這樣快！你們兩方面都不應該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發起分裂運動，一切候代大及國際解決。……大家的不同意見，應公開的辯論，切勿希圖利用組織威權來箝制異己，像這樣破壞組織的行動是不能容許的！

        鑒於他深切痛感大革命失敗於俄國人和共產國際的干涉，他特別痛恨李福仁的插手，指出：「外國同志倘在中國鼓動分裂運動，如果他算是國際代表，最後國際必須負責（望你們將我這句話明白告訴他！！！），分裂運動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兒戲的，特此提出警告！」[44]

        陳獨秀的這封短信，也中了史朝生的下懷並被他們所激怒。他們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立即在25日給陳寫了一封長達九千字的類似文件性質的極其嚴厲的長信《中央委員會給雪衣同志的信—關於表示政治立場及怎樣解決組織問題》。[45]信中除了說陳獨秀的錯誤路線是「組織內一切機會主義思想和分子的發動機」之外，列舉了「五大錯誤」，並說：「你的這些意見，不斷的引起組織內部機會主義思想或分子的發生」，然後列舉1932年陳其昌、趙濟等；1933年舊臨委劉伯莊、嚴靈峰等；1934年陳其昌、尹寬等的主張和行動，得出結論：「你的這些嚴重錯誤，無疑的起很大的影響。幾年來『反對派』可以說是在你的路線之下工作」，「許多機會主義的路線和分子不斷的藉你的『權威』和藉你的這些錯誤發展起來。」最後威脅說：「上面幾個重要問題請你明確的答覆我們。在你未決定最後態度以前，我們願和你繼續討論，並供給你一切材料。我們希望我們仍能在一個布爾什維克的（而非中派主義的）組織內一起工作。」

        這是陳獨秀自從遭到史太林共產國際和中共攻擊開除、托派小組織攻擊、「一．二八」事變中托派劉仁靜、陳岱青及法南區委等極左派攻擊以來，第四次最嚴厲的攻擊，而且是引述陳獨秀的文章、文件，有計劃、有步驟的精心策劃的攻擊。

        1934年底，第一屆托派中央五個常委之一王文元出獄到上海，瞭解此情況後也致函劉家良、史朝生呼籲：「在目前中國這樣黑色的氛圍中，我們這點點快等於零的力量，應該要相當加以珍惜的」；與陳獨秀的意見不謀而合，提議將不同意見提交全體討論，大會解決，特別是「請國際解決」；在解決前，「不要進行組織分裂和制裁。」[46]

        但是，被極左思潮沖昏了頭腦的新中央，根本聽不進陳獨秀的這些逆耳忠言，王文元的意見自然也不被理睬。而且在上述開除陳其昌、尹寬的決定中指出，如果陳獨秀不檢討「聯合戰線」等「重大的機會主義錯誤」，也要開除。據王文元回憶陳獨秀當時的確是被「開除」了：史朝生、劉家良、王耀華、扈煥之與李福仁「組織了一個臨時領導機關，在理論上，這幾位新出山的青年領袖受着劉仁靜的指導，所以他們一經登台，立刻就來清算監獄中的陳獨秀，把他早已由托洛斯基為之刷清的甚麼『機會主義』、『侮辱紅軍』……舊罪名，統統搬將出來，加以鞭笞，而且還通過決議，列舉罪狀，要南京監獄裏的『老頭子』承認，否則『開除』。陳其昌和當時剛出獄的尹寬等，見了此種狂妄可笑的行為，竭力反對，史朝生和劉家良等便將他們也一併『開除』了」。[47]

        但是後來，王文元在美國哈佛大學遵照托洛斯基遺囑（死後40年開放）開放的托氏檔案中，發現一份《勞勃茨同志——（即伊羅生——引者）向國際書記處提出的備忘錄》（有關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現狀的口頭報告——限於事實方面）。這個備忘錄於1935年8月3日寫於巴黎，王當即將其翻譯出來。其中有關陳獨秀被「開除」部分，與王的回憶有出入：

       去年，陳獨秀在他讀過托洛斯基同志《蘇聯與第四國際》那本小冊子之後，否定了蘇聯的無產階級性質，這是陳獨秀同志所做的許多事情的最後一件，表示出他基本上與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毫無共同之點了。他的關於資產階級和關於紅軍的立場，他對組織事項的態度以及他對蘇聯的意見，這一切加在一起，充分表明出：在政治上，陳獨秀正如美國的俗語所說，是“washed out”（完蛋）了。他是精疲力竭，已經完場大吉。他是一位具有大勇與極度忠實的同志，作為戰後（第一次大戰後——譯者）中國年輕一代的領導人，他將被人民永遠紀念的；但是，他始終保存着當年幫助中共扼殺中國革命的那些思想而不能自拔，今天他是落在我們後面了。去年，組織開除了陳其昌及其一夥之後，新的中央委員會給陳獨秀寫了一封相當長的信，說明他與目前的組織之間存在着的鴻溝。那封信乾脆對他宣佈：除非他徹底改變立場，我們的組織與他之間不可能再保持任何關係。這封信始終不曾交到陳獨秀手中，因為當時原擬前去送信的人始終不曾去成。以後也再沒有機會，跟着不久，便發生了（二次）被捕事件。[48]

        與上述根據當時托派的油印刊物（文件）所敍述的歷史比對，伊羅生備忘錄敍述的情況是符合事實的，並填補了一些空白。就是說，新中央對陳獨秀的「開除」決議，來不及執行（未及送達陳獨秀），所以說陳獨秀這一次是差一點被托派組織所開除。而且，備忘錄提供了另一個重要線索——陳獨秀晚年思想的一個偉大的轉捩點。

        陳原來只是反對「保衛蘇聯」或「擁護蘇聯」這個口號，1934年讀了托氏的《蘇聯與第四國際》小冊子後，認定蘇聯不再是「工人國家」，這是他晚年思想的一大轉變。由此將得出一系列重大的論斷，從而形成「晚年思想」，呈現出他一生中最偉大的思想光輝。

        還需指出的是，「聯合戰線」所以成為陳獨秀與青年托派爭論和決裂的根本問題，是由於托洛斯基對大革命失敗教訓的總結，引起了太多不同的解讀。托洛斯基一再譴責大革命中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方式—即一黨服從另一黨的綱領，並混合組織，受其領導和宰割，是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聯合戰線」。對此，陳獨秀、陳其昌等人認為，如果兩黨獨立，在某個問題上「共同行動」的聯合戰線，並不違反托洛斯基主義；但是正如陳獨秀所說，劉仁靜及許多托派成員，從托氏的話「走向另一極端」，否定與資產階級左派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集團作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或「共同行動」。

        如上述，伊羅生在給托派國際的《備忘錄》的同時，還提供了列爾士（劉仁靜）這位陳獨秀的「反對派」寫的《五年來中國的左派反對派》報告，伊羅生在備忘錄中敍述了1935年1月13日的「上海支部代表會議」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新的中央委員會立即行動起來……情緒高漲，因為終於擺脫了那件與資產階級結成聯合戰線的累贅的行李了。新中央開除陳其昌、尹寬；「陳獨秀寫了一封怒氣沖沖的信給上海的人，斥責那次代表會議」，並對開除陳、尹二人「表示非常憤怒」；「並且他做得如此過分：竟提出一張自己假定的名單，要大家接受作為新的中央委員會。他提的新名單包括組織內所有敵對的人，一種無法成立的雜湊。」

        ——這個情況，在托派留下的檔案中，沒有記錄。但因為伊羅生是當事人，陳獨秀當時又主張維持組織的團結，因此他提出這樣一個「新中央委員會」的名單是可信的。

        伊羅生寫完這個《備忘錄》後，把劉仁靜寫的《五年來的中國左派反對派》報告提供給了巴黎的第四國際書記處東方部負責人Sneeviet（荷蘭托派領袖），然後就到挪威奧斯洛拜見托洛斯基本人，宣講他的上述《備忘錄》，以爭取托氏對他、劉和極左派青年托派的支持。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托氏與陳獨秀卻從未謀面，但從這次聽伊羅生的彙報托派內部鬥爭後的態度表明：托氏與陳真是靈犀相通，而對劉仁靜這位自稱的「真正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卻一直很不以為然。

        1935年8月8至13日，托洛斯基讀了伊羅生寫的《備忘錄》和他帶來的劉仁靜寫的《五年來的左派反對派》後，四次接見伊羅生，暢談中國托派內部的這場鬧劇，特別談陳獨秀問題。根據伊羅生的筆錄，有關內容如下：

       他對於劉仁靜自命為中國運動中布爾什維克傾向的代表的那種驕傲態度，頗覺有趣；關於同資產階級聯合戰線問題：對於劉仁靜所說的陳獨秀機會主義，托氏絕不相信，他覺得把問題說得太不辯證了，太傾向於不加分別地使用含渾的名詞了。例如他覺得必須把（混合組織的）「聯合戰線」和「共同行動」區別開來；假使我們這樣地採取一個呆板的公式那我們就有趨向於教派與機會主義的危險。他着重地說：「共同行動」，純粹插話性的共同行動，一定得同向資產階級投降，混合組織，或不為任何具體任務而建立一種永久組織的「聯合戰線」分開。

        ——這恰恰是陳獨秀在與劉仁靜極左派爭論時的觀點。托氏立場鮮明地站到了陳獨秀一邊。

        關於紅軍問題，托氏只說：「它的發展證實了反對派的一般的預言：如不得工人階級運動的領導，則它的命運就會依賴於其存在區域中的上層民眾（商人與中、富農），即被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優勢兵力所壓服。」——這個觀點也是與陳獨秀一致的。

        關於國民會議問題上的爭論，伊羅生介紹：「劉仁靜說群眾把國民會議和無產階級專政『當成一個東西』（即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之通俗公式），托氏就打斷了我的話，他說：倒不如這樣說更對些，就是劉仁靜把他自己心裏的東西和群眾心裏的東西『當成一個』了。他接着說，在英法等國的發展中，民主主義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長時期，是延長了幾世紀的時期……在中國，『民主』時期極短，也許完全不存在。這都是完全可能的，但這不是說，群眾把國民會議或民主的概念和無產階級專政『當成為一個東西』。」

        ——這個觀點也是與陳獨秀批判劉仁靜的觀點一致的。

        最後，關於因這些爭論，中國托派新中央決定開除陳獨秀，托氏鮮明地表示：

       我現在還沒有完全瞭解這些爭論，所以還不能表示意見。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說的。我想即便陳獨秀具有某些機會主義的成分，但他畢竟多活幾歲，有更多的經驗。他把這一切都在生活中體驗過了。他比別人能在更為具體的形式下去知道這些。他能貢獻我們許多好的意見。而劉仁靜可怕地把不同意見誇大了……我相信和陳獨秀的分裂是不允許的。我們絕對需要留他在第四國際總委員會中與我們合作。[49]

        托洛斯基深深信任和倚重陳獨秀，就在與伊羅生第三次談話後，即8月10日，他立即給在上海的李福仁寫了一封信，堅決防止再出現「開除」陳獨秀的事件。首先不得不默認中國托派組織的變化，「中國支部也已成立其自己的中央委員會，與陳獨秀及其一派不相干了」，「那些思想分歧，我暫時不表示意見」。而對陳獨秀態度卻十分鮮明，毫不掩飾地竭力推崇陳獨秀「是知名的，而且業已證明為絕對可靠的」。「他是國際的人物，他現在被監禁在牢內。他不僅仍舊忠實於革命，而且仍舊忠實於我們的傾向。」

        ——這裏，與伊羅生的談話一樣，實際上已經明確表示了對兩派爭論的意見。托氏也不顧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最後甚至以「你們不要我要」的態度說：

　　左起：史沫特萊、蕭伯納、宋慶齡、蔡元培、伊羅生、林語堂、魯迅

       陳獨秀可以而且必須有其位置在第四國際領導機關之中；我們現在正在創立第四國際，以總理事會為領導國際的理論機關和諮詢機關……我認為，無疑，陳獨秀同志是應當加入總理事會的，不管他和中國支部有甚麼重要分歧；我們如果拋棄了陳獨秀的合作，那對於第四國際的威權將是一個嚴重的打擊。[50]

        這表明，托洛斯基在陳獨秀最困難和受屈辱的情況下，給了他又一次最大支持和「榮譽」。二人之間相互尊重的關係，一直繼續到托洛斯基1940年遇刺身亡。

        托洛斯基在挪威聽取了伊羅生的有傾向性——讚揚劉仁靜而批判陳獨秀——的報告後，還能對遙遠的中國發生的情況作出這樣的反應和與陳獨秀一樣的判斷，可見他與陳獨秀一樣，的確具有同樣的偉人品質。而且，這件事發生在上次托氏與陳獨秀的托派中央失去聯繫近兩年以後，顯得更加難得。

        雖然二人這時在思想理論的總體上來說，依然是左傾的，即中國經過短暫的民主鬥爭，就應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實際上中國需要的是漫長的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在這一點上，陳獨秀後來的思想，終於擺脫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變相的托洛斯基主義的羈絆，超過了托洛斯基，即超越了教條主義而回歸理性，從而使他成為不朽的偉人。

晚年思想轉變的濫觴

       陳獨秀被托派開除所以沒有成為事實，主要原因是因為托派中央在1935年3月又一次被全體破獲。中國托派從陳其昌時期的穩健保守（實際上是無所作為）型，轉變為極左派新中央的激進型，急於佈置各地組織，在日本蠶食華北的嚴重形勢下開展革命宣傳和擴大組織，宣稱：「不應該像史大林派那樣誇大，但亦不應該成為尾巴主義。」在六個月工作計劃中，規定做八項工作：（一）《火花》至少出六期，應作一次募捐運動；（二）進行黨內教育的《校內生活》至少出四期，並寫出新的《政治綱領》，重要原則問題，對過去作一個初步的結束；（三）通俗小冊子至少出三種（1、國民會議運動；2、過去革命教訓；3、國際「左派反對派」十年鬥爭史）；（四）上海黨員至少應發展一倍；（五）上海至少應發展三個群眾團體，參加三個群眾團體；（六）派人整頓廣東組織，恢復北平、青島組織關係，準備全國代表大會；（七）國際通訊至少有兩次；（八）成立青年團委員會。

       如此大膽行動，其結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實際上，托派的動向已經被特務所掌握，正如伊羅生向托洛斯基彙報提綱中所說：特務曾向劉仁靜表示：他們「幾時要他來」，便幾時可以捉他。劉仁靜如此，實際上整個托派的處境也如此。伊羅生在托派新中央成立後認為工作走上了正軌，於是僱用劉仁靜當翻譯，一起去北平搜集資料，以便寫一部真實的《中國大革命史》。劉仁靜化名為柳鑒明，每天到伊羅生住的東城大羊宜賓胡同一號收集各種報紙上關於政治、經濟、農村共產黨和國民黨等新聞譯出供伊羅生使用，重要的還做成剪報資料。1935年3月22日早晨，劉仁靜攜妻陸慎之及幼兒二名回湖北應城縣原藉省親。到達前門火車站，警探也隨之而來。搜查行李時，正如伊羅生所說：劉仁靜「表示出惶恐緊張。因為非常緊張，竟致將一些可以入罪的文件帶在身邊。」這裏說「可以入罪的文件」，就是托派內部關於「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刊物、傳單和如何「推翻」的討論集。警探於是認為抓到了共產黨，把劉仁靜一家人帶到局裏審問，然後移送到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拘押。北平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得訊，立持公函把劉仁靜調到該會審理稱：「貴院寄押共犯柳鑒明。在偵查期間經敝會提出詢問線索關係，傾奉中央電令為柳鑒明即共產黨托派領袖劉仁靜，案情重大，着敝會負責押解送京辦理。」[51]劉夫婦先轉送北平市公安局，5月8日直解南京。黨務整理委員會函稱：「貴局之共犯劉仁靜、陸慎之一案，現奉中央電令解京訊辦，茲特派員赴貴局將該劉陸兩犯提回。」[52]

       劉仁靜在與陳獨秀爭論時，本來就認為只有經濟復興後才有條件搞革命，後來受陳反復批評和譏諷及青年托派極左派的壓力，才勉強放棄觀點。在政訓人員的開導下，重撿中國現在應該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觀點。轉入南京反省院後，以其理論知識做別的犯人「開導」工作。出院後投奔原「我們的話」托派骨幹梁幹喬主持的訓練班，該班是包圍延安的胡宗南所辦，專門從事反共宣傳並對投奔延安的青年進行「政訓」。然後再把個別「政訓」過來的人派赴延安。據此，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中共「鋤奸部」負責人康生在毛澤東支持下，借「抓特務」之機實施黨內清洗，迫害大量從國統區投奔「革命熔爐」延安及各地根据地的知識份子，造成無數冤案。不少人自殺或被殺，還美其名曰「搶救運動」！

       劉仁靜在北平被捕四個星期以後，在上海的托派組織由於一個混進水電工人托派組織的國民黨特務告發，史朝生等四名常委在一次開會時又被一網打盡。[53]托派中有人說兩個外國人李福仁和伊羅生也同時被捕，因為他們的「洋人」身份，打了一頓後放了。筆者曾把這個情況寫進由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出版的《中國托派史》。現在看來有誤。新發現的伊羅生向托派國際提出的備忘錄中說：「G同志（即李福仁）與警方之間也發生了一點糾葛，警方早知道他和我們組織有關係，不過直至目前（即1935年8月）為止，他們不曾對他採取任何行動。」

       伊羅生在北平的活動由於劉仁靜的被捕，北平員警多次上門盤查，現在北京檔案館裏還有多件盤查記錄，但沒有逮捕的記錄。一是伊羅生持有美國護照，中國不敢輕易冒犯，二是可能聽信了劉仁靜的口供：「伊羅生當日曾輔助共產黨工作，出刊《中國論壇》，現在已早與共產黨脫離關係……現在的思想及其論述對各共產黨之工作情形不當之點，均有批評，故其現在只可云同情共產主義竟不滿意於國民黨，在客觀地作一學識上之探討。」[54]他不久離華，回國寫了一本《中國革命的悲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托洛斯基十分具體的幫助、指導、審閱和修改，這是一本比較客觀的、貫徹托洛斯基思想的中國大革命史，與蘇聯及國際代表竭力掩蓋和歪曲真相的中國大革命史觀形成鮮明對照，一時成為轟動世界的暢銷書，尤其為反蘇的西方國家所歡迎，也是中國托派竭力推崇的一部經典著作。

       中國托派再次受此重大打擊，使新中央重振組織的一系列計劃和努力又付之東流。組織又陷於一片混亂之中。李福仁找到陳其昌，問至少為了恢復一些實際工作（出版《火花》等），是否願意合作。李對陳的態度很奇怪，「對他聲明：這是為了共同工作把組織搞活；但在政治問題上，他（陳其昌）的被開除仍舊有效」。[55]這哪是甚麼合作，簡直是侮辱。於是自然不歡而散。

       幸虧這年夏天，王文元在鄉下養病後又回到上海。他看到：

       此時劉仁靜劉家良們合演的悲喜劇已經收場。易洛生走了。李福仁還在。領導機關根本沒有，那時全上海大約只有二十餘個反對派同志。大家覺得非重新組織不可。[56]獄中的獨秀對組織很關心，他寫信出來，主張由陳其昌、趙濟和我，暫時成立一個三人委員會，着手整理工作。

        李福仁也從這次事故中汲取教訓，似乎瞭解到一些中國國情和鬥爭的特點，主動前來與陳其昌及尹寬和解，經常與他們見面，也極盼組織能夠儘快恢復，以彌補過去冒失造成的損失。但是，開始時，陳其昌因受了太重的打擊，不太願意出山。尤其是陳獨秀，撫摸着「老毛子」史大林及其來華代表們強加的傷痛，對「毛子」外國人李福仁的惡劣作用更加不可原諒，甚至「萬分厭惡」，「接連寫出信來，力阻我們再和『毛子』合作。」王文元瞭解這種情況後，與李福仁推心置腹地談了一次話。結果發現：「這是一位很忠厚老實的同志，絕非官僚，亦非冒險之徒。他只是一心要想參加工作，希望趁他在華之機，能給組織以多少幫助。可惜的是，過去他的熱心卻讓劉仁靜的野心給利用了，以致未能成事，抑且敗事。」

        通過這次談話，中國托派還弄清了李福仁的真實身份，即並不是劉仁靜等一向所說的「國際代表」，只是一個國際朋友。李向王鄭重聲明，他只因職業關係來中國，因為是托派一分子，就要找組織參加，他從不曾向誰說過他是甚麼「國際代表」。所以，他得知劉仁靜等一向把他說成「國際代表」，抬在肩上，在中國同志中招搖撞騙，「非常氣憤」。

        經過這次溝通，以及伊羅生與托洛斯基見面後，托氏與李福仁及中國托派重新建立了緊密聯繫，李福仁與中國托派的關係得到了改善，對今後工作的進行取得了一致的意見。王文元就決心推動恢復組織的工作。他說：「不久，從一次上海現有同志的代表會議上，推出了一個臨時中央委員會，其中包括陳其昌、尹寬、蔣振東、李福仁和我。此時獨秀方面，因得其昌、趙濟和我的不斷解釋，總算對『毛子』的合作也諒解了。」[57]

        王文元以上的回憶，與1980年解密的托洛斯基檔案中發現的一份會議記錄有點出入。這份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臨時委員會會議記錄」[58]的檔案表明：這次會議召開於1935年12月3日晚，出席者除上述當選的中央委員外，還有原臨委成員賀希、邵魯。

        這年8月伊羅生向托派臨時國際和托洛斯基彙報時，曾按照托派中央決定，推薦列爾士（劉仁靜）、史朝生二人參加將要成立的第四國際領導機構——「總理事會」。由於托氏堅持陳獨秀參加，變成了三人。現在劉、史二人已經被捕，又傳來劉已經自首，進入「反省院」的消息，而史朝生又是大家痛恨的人物。於是，會議着重討論了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是否合适的問題，出現了兩派激烈的長時間的爭論：

        李福仁指出，托洛斯基雖然知道陳獨秀與中國托派其他同志之間存在着種種分歧，但「仍然堅持提名陳獨秀」。

        尹寬堅決反對地說：「陳獨秀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假如我們考慮選他基於他的威望和影響力，我們就歡迎他做候選人……但是我們應當討論他的政治意見，判定他是否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陳其昌說：「中國同志中沒有一個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要把這兩個問題分開，第一個問題：我們能否選陳獨秀同志進總理事會。第二個問題：陳獨秀是否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現在我們應當只討論第一個問題。」

        蔣振東說：「陳獨秀的政治意見不能代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因此聯繫到他夠不夠當代表。兩個問題一定得合起來討論。」

        李福仁指出：「創建第四國際的任務，不止包括布—列派，應該包括所有那些見到第二和第三國際破產而需要第四國際的人們……現在的目的是聯合所有贊成建立第四際的革命派到一個組織裏來。」

        李福仁正式提議：本組織贊成托洛斯基的提議，即陳獨秀由國際書記處提名參加第四國際總理事會。

        尹寬提出了如下的方案：我們接受托洛斯基的提議，同時我們告訴托洛斯基：我們（中國布—列派）不承認陳獨秀的政治領導。

        陳其昌說：「我們接受托洛斯基提議陳獨秀作為總理事會候選，不管陳獨秀與我們政治上有多少分歧。我們必須僅僅從第四國際的大原則來考慮這個建議。」

        李福仁說，我們還不能說我們不接受陳獨秀的政治領導，我們立場的方案尚未做出。這決議案只能簡單的贊成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的提名，無任何保留。我們不希望為了未來的工作先疏遠陳獨秀。接受建議不需要加上甚麼保留。

        雙方爭執不下，最後投票表決四票贊成，三票反對，通過決議案：「我們贊成托洛斯基的提議，提名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尹寬還是保留說：「如果委員會舉行投票，那得讓全體同志們批准。」

        然後，會議正式選舉了新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李福仁為書記兼司庫，宣委王文元（包括出版理論機關報《火花》；另出一份政治機關報《鬥爭》（週報），主編為陳其昌，組織委員尹寬。

        尹寬為甚麼說「陳獨秀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強烈反對陳參加第四國際的總理事會呢？因為以前就反對陳獨秀1933年9月為托派起草的綱領。在托派中央被破獲後，1935年7月10日，陳在獄中又為即將成立新的托派中央機構起草了一份綱領式的文件《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決議草案》，又遭到尹寬的強烈批判。尹寫了約一萬五千字的長文《評雪衣的〈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決議草案〉》[59]和兩封《給雪衣的信》。[60]文章開宗明義地說：陳獨秀的草案「代表史大林派的極左主義之另一極端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是史太林、共產國際、中共及史朝生們給陳獨秀戴「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後又一頂新帽子；而且這個給他戴帽子的人是與陳獨秀一起渡過大革命、轉向托派、被黨開除、促使托派由小組織走向統一的老戰友、老下級。對於陳獨秀來說，自然是刺激很大的。

        陳獨秀的許多政治主張，多從實際出發，較少考慮將來的估計，因為將來到來時，他又會拿出新的對策來。但是尹寬卻指責說：「在我們，蘇維埃是目的，國民會議是鬥爭的策略和方法。但右派的愚蠢是把策略和方法當作根本路線，把國民會議本身當作唯一可寶貴的東西。」他甚至還說陳獨秀「專門擴大反動的局勢」，完全抹殺革命發展可能的條件，因而「根本取消了革命的鬥爭，只剩下空洞的『民主的國民會議』」。

        問題的嚴重在於，這份1935年9月4日寫的「萬言書」與陳獨秀的草案一起，以鉛印小冊子的形式散發，表明了新臨委的整個態度。實際上，這是整個托派中央的觀點。甚至與陳獨秀關係最密切的原臨委書記陳其昌，也以一貫謹慎的態度保持沉默。這就意味着，陳獨秀的思想正在與托派新臨委乃至整個托派醞釀徹底的分裂。

        陳獨秀看了這份萬言書後的氣憤和厭惡，是可以想像的，並且他認識到他與托派內部佔優勢地位的極左派之間在革命性質與任務及「國民會議」口號問題上長期的爭論，焦點逐漸明確地集中到民主的問題上。於是他對自人類由氏族社會以來民主主義發展史作了系統的研究，以「孔甲」筆名發表《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61]一文。

        這篇文章又在執着於托洛斯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托派內部發生軒然大波。被陳獨秀譏為在莫斯科「蔑視民主主義」的空氣中薰陶出來的青年之一王文元回憶說：

       在我第三次入獄之前（即1935年夏至1937年5月——引者），我們新建的理論機關報《火花》，記得只出了兩期……值得提出來的是陳獨秀的一個提綱，關於民主主義的。它表示出這個中國啟蒙大師思想上的新轉變，他在不斷躍進後的倒退。他比較鄭重地研究了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結果他達到了這樣的一個結論：人類的歷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發展史……民主是社會進步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標，它本身並不含有階級性，更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社會主義者若在民主頭上扣上某某階級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則是反動而非進步的。他認為一個真正的工人國家絕對應該比任何資產階級更加民主。

　　1936年陳民主思想昇華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起始文章（署名：孔甲）

        鑒於這種情況，托派臨委決定在機關報《火花》上，針對陳獨秀的文章，開展一場「關於民主主義的討論」。編輯部在前言中說，孔甲的文章登載以後，「已引起許多同志的迴響。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使同志們和一切革命者對它有清楚的認識起見，我們認為應該進行一場廣泛而公開的討論」。[62]在這一期《火花》上，發表了四篇討論文章。第一篇文章題為《思想上的重新武裝》，署名「學文」，對陳的觀點進行了闡述與發揮。「學文」很可能是陳獨秀的又一個筆名。因為，當時他在托派刊物上用的「頑石」、「雪衣」、「鳦兒」，大家已經知道是陳獨秀，再用一個新筆名也是無所謂的事。況且以此可以造成還有人同意他的觀點的影響，而不是大家認為的那樣「沒有一個人同意」而被冷落。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陳獨秀在與劉仁靜、彭述之、史朝生等青年托派爭論的同時，還在多篇文章中點了商起士（即尹寬）的名，批判他把「國民會議」的民主口號與奪取政權的「蘇維埃」口號對立的思想。尹寬也有上述「萬言書」應戰的表示。所以，上述「學文」文章，越看越像是陳獨秀所作。王文元說陳獨秀的民主觀點，在當時托派中「沒有一個人同意」，也許是事實。還因為當時能批判尹寬者，除了已經入獄的史朝生等外，只有陳獨秀一人。

        在以上關於民主的理論層面上，陳獨秀與托派開始分裂外，在政治層面，即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也醞釀着分離。由於侵略東北後日本又企圖蠶食關內的「華北事件」，全國反日運動又趨高潮。托派中央多少改變了以前陳其昌臨委的保守做法，較積極地參加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來。特別是這年冬天發生的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北平學生為中心的反對日本侵略華北的「一二．九」運動，席捲全國時，華北的不少托派學生也參加了南下要求國民黨政府抗日的請願。此外，他們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名義，散發了大量鉛印的傳單，提出他們的主張。

        所以這時有條件進行「鉛印」，是因為他們設計奪取了原伊羅生主持《中國論壇》用的印刷機。據王文元說：新領導機關成立後，「第一件工作是建立一個自己的印刷工廠。伊羅生本來留下一架小印刷機給組織的（這架印刷機本來是中共的，用於印刷《中國論壇》報的，伊轉向托派時，帶了過來——引者），但在史朝生等當權時出賣了，換來的一筆錢，也當作工作經費花去了。」

        那時他們沒有能力買機器，就憑幾個印刷工人的智慧，製作了最原始的「木架鉛印機」，單單買一些鉛字來，就能夠印出兩種顏色的漂亮報紙來，以致魯迅見了誤會托派是拿了日本人的「骯髒的錢」來辦報的。從此，中國托派組織擺脫了「油印時代」，進入了「鉛印時代」。為了維持這個「印刷工廠」，還發生過一個小插曲：這個工廠起先由兩個工人管理，後來一個姓粟的叛變了，企圖霸為己有，對組織實行要脅。於是，臨委來了一次突然襲擊：李福仁化裝成租界裏巡捕房的「三道頭」，邵魯與另一個同志扮成「包打聽」（上海話，即便衣偵探—引者），直入粟寓，將木架鉛印機搶出。[63]

        有了這架鉛印機，托派的宣傳效果大大地提高了。在一張1935年12月22日以上述托派組織名義散發的《告革命學生書》[64]中，在總結了五四與五卅運動的經驗後，他們向學生提出了「到民間去」的口號，「從事群眾的革命運動，做工人和貧農的訓練員」（請注意：這個口號，與當時中共口號完全一致），並明確指出：「你們的運動只是群眾的革命運動之發動，如果不把你們的運動與工農大眾結合起來成為一種真正群眾的革命運動，那你們的運動一定要失敗的」；還指出反日鬥爭必須與推翻國民黨統治相結合：「中國的命運取決於中國民眾之解放的鬥爭。為能自由地做民族解放的鬥爭必須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的軍事專政。」為此，向學生供獻三點意見：一是「各校組織真正代表群眾革命意志的學生會，並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以統一指揮」；二是「鬥爭對像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三是「把你們的運動與工農大眾結合起來」。最後提出15條口號，除「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和「第四國際萬歲」，表示托派特色外，還有一條——「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等人提出的「八一宣言」開始的中共正在醞釀的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生對抗。陳獨秀開始也是這個立場。

        托洛斯基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流派，與史太林派沒有本質區別。陳獨秀參加托派內部討論的基本立場和觀點，批判極左派，還是用的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目標是暴力革命推翻國民黨統治。這一點集中表現在1936年應茅盾《五月二十一日》徵文寫的文章《中國的一日》中。文章宣稱：

       在階級的社會裏，一個國際主義者的頭腦中，所謂世界，只有兩個橫斷的世界，沒有整個的世界。……若有人企圖把整個的世界這一抽象觀念，來掩蓋兩個橫斷世界之存在，而和緩其鬥爭，這是反動的觀點；如果有人相信這利害不同的橫斷世界及橫斷社會，可以合作，可以一致，這不是癡子，便是騙子。不要做癡子，而受騙子的騙。[65]

        他的意思是世界上只有階級的對立和鬥爭，沒有民族的對立和鬥爭。因此也沒有甚麼階級合作的統一戰線。以此批判共產國際和中共提出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及正在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陳獨秀一貫的方針是，雙方保持獨立的前提下，在某一問題、某一事件上的「共同行動」或「聯合戰線」，反對一個屈服於另一個或一個政黨加入另一個政黨的「聯合」。

        然後，7月1日，他以一個奇怪的筆名「鳦兒」寫的又一個綱領性的文章《我們在時局中的任務》，[66]用更明確的語言闡述上文的思想。他猛烈地指名抨擊「八一宣言」和朱德、毛澤東聯名發表的《為兩廣出兵北上抗日宣言》提出的「聯合陣線」的策略是與各種反動派合作「欺騙民眾」，而不是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

       心胸狹小的馬克思和列寧，當然在醉夢中也想不到如此高明的革命戰略（據他們自己說是戰略）！然而，在這一丟醜的文件中，丟醜還不徹底，因為還有「南京賣國政府」、「人面獸性的敗類蔣介石……出賣我領土」和「蔣賊」這些不合時代的詞句，還是一個缺憾；果然不久以後，這一缺憾便彌補起來了，在朱德領銜的中國紅軍致全國各省軍事長官要求團結一致的快郵代電中，「南京蔣總司令」的頭銜，也赫然列入了。

        可見，經過「九．一八」、「一．二八」、華北事件，日本瘋狂侵略，民族矛盾已經明顯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陳獨秀的思想在這一方面還是相當落後的，落後於正在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的中共。同時也說明，這時的陳獨秀的左傾思想與他批判的托派內部極左派思想，不過是程度的不同。

        據濮清泉說，陳獨秀的這種思想，直到這年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才開始轉變。開始傳來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扣蔣消息時，他的表現是：

       簡直像兒童過年那樣高興，他託人打了一點酒，買了一點菜，對我和羅世凡說，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為了國仇家恨，我要痛飲一杯。他先斟滿一杯酒，高舉齊眉說，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於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啦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我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他大怒，但從未見過他流淚。

　　陳為上海托派臨委起草的革命文件，企圖繼續遙控

　　1937年春陳在獄中自題的照片

        當蔣介石獲釋回到南京時，「他又一次像兒童一樣發出奇談。他說，看起來蔣介石的統治，是相當穩固的，不像我們分析的那樣脆弱」。[67]實際上，陳獨秀真正開始感覺到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的確是民族矛盾壓倒了階級矛盾。這一次，他的政治敏感度雖然慢於中共（實為共產國際），但卻遠遠快於托派其他人。結果陳獨秀終於走上了由反蔣抗日，向擁護蔣介石領導抗日的一個轉折。

被打成漢奸及魯迅評托派

       1936年，對於中國托派來說，還有一件致命的事件，就是被史太林策劃的陰謀誣陷為漢奸，同時也殃及陳獨秀。

       1934年12月1日，時任聯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的基洛夫在斯莫爾尼宮走廊裏公開被刺殺，兇手當場被擒。但是，接着在審訊過程中，包括兇手、知情人，一個一個被殺死，使此案成為千古之謎。以此為開端，蘇聯當局實施了歷時數年的大逮捕，大清洗，大屠殺。

       據當事人回憶，外國共產黨在莫斯科的代表絕大多數被殺，中共的王明、康生為了自保，在陳獨秀和「托派即漢奸」的問題上大做文章。根據聯共編造的托洛斯基宣稱「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的罪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的機關報《救國時報》上連篇累牘發表文章多達40餘篇，指「托陳派」為「漢奸」，短則千字，長達半版，如「肅清日本漢奸陳獨秀」之類。對此，國內無人相信，包括長征後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特別點名提到「中國托洛斯基主義者同盟」，呼籲共同「創立抗日的人民陣線，以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盜匪們的長驅直入」；「互派代表同我們與我們的地方組織共同協商具體進行辦法……」[68]

       政治鬥爭的骯髒就在於為了需要，可以不擇手段。陳獨秀不是漢奸，雖為國內各界所共識，但「托派即漢奸」的輿論卻很快被國內各派所利用。於是，不僅托派受害，其他一切政派都以「托派」為罪名加之於與托派毫無關係的一切政敵，甚至魯迅也捲入其中。

       隨着日本侵華步步深入，共產國際開始調整政策，王明奉命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於1935年8月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各黨派包括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在內，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魯迅剛剛從「局外人」轉到同情與支持共產黨的革命立場上來，自然難以接受，於是就與翻筋斗似地跟着王明一起轉過來的上海文化界共產黨領導人周揚等人發生了一場「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之爭。

       內戰起因，是周揚在1936年春天按莫斯科王明的指示，突然解散「左聯」，另組一個包括上海文學界各種頭面人物的「文藝界協會」，並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取代原先的「無產階級文學」。問題是他們事先竟不與身為「盟主」的魯迅商量，只是派茅盾將這個決定通知他。魯迅對如此粗暴無禮的做法，有一種被利用的感覺，實在難以接受。於是他對茅盾說：「對他們這班人，我早已不信任了！」[69]

       托派臨委負責人陳其昌瞭解到魯、周的爭論之後，誤以為魯迅也是反對聯合戰線的，就以陳仲山假名給魯迅寫了一封信，並送上托派中央機關報《鬥爭》、《火花》等刊物，企圖爭取魯迅。

       陳其昌有點一廂情願。因為，魯迅與周揚關係弄壞，只是他與共產黨王明派的幾個人關係不好，特別是創造社、太陽社中的幾位「宿敵」。而他與整個共產黨，特別是他與身邊以馮雪峰為代表的共產黨蘇區毛澤東派的關係，依然良好。二是，他與周揚的關係，畢竟是「盟友」，大敵當前也不願徹底翻臉。而且魯迅對他們的尚有「自行改正」的期待：「事實會證明他們到底是甚麼人，但倘使他們真的志在革命與民族，而不過心術的不正確，觀念的不正確，方式的愚笨，那我就以為他們實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70]三是，王明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在上海的執行者，初期雖有右的缺點，但大方向是正確的。魯迅畢竟是一個愛國者，對此基本上是擁護的；他與周揚們的分歧，只是策略性的，並不是反對不反對聯合戰線的分歧，而是魯迅擔心「國防文學」的口號太含糊，會在聯合戰線中失去領導權，像大革命中那樣再次被人「吃掉」，所以他提出「民族解放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來補充。

       另外還有重要的一條是，陳其昌的信是站在連陳獨秀都不屑的極左立場上寫的。信中首先攻擊中共的「抗日民族聯合戰線的新政策」，「放棄階級的立場……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眾的劊子手『聯合戰線』」。信中承認現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無不歡迎中共的「新政策」，但又說新政策「越受歡迎，中國革命便越遭毒害」。進而又說：「我們這個團體，自一九三〇年後，在百般困苦的環境中，為我們的主張不懈的鬥爭……幾年來的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信中要魯迅支持他們：「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餘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鬥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為光榮。」[71]

       魯迅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對如此不顧大局、赤裸裸地攻擊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共，又吹捧、拉攏自己的信，他的厭惡是可想而知的。而中共繼瞿秋白走後，為爭取魯迅對處在極端困難中的共產黨的支持，又派胡風、馮雪峰等人長陪在魯的周圍。如紅軍到達陝北時，促使魯迅與茅盾聯名拍電報祝賀；馮甚至自作主張以魯迅的名義買了火腿，作為禮物送去陝北，事後告訴魯迅，魯表示同意。所以，接到陳信後，1936年6月9日，馮雪峰趁魯迅病重不能執筆的機會，代寫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進行報復性反擊。信中一面以托派刊物印刷品質好為由，懷疑托派「下作到拿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一面竭力吹捧共產黨：「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72]過去，此信一直被稱為魯迅「病中口授」。後來，親歷此事的胡風發表回憶錄《魯迅先生》一文披露真相如下：

       口號問題發生後，國防文學派集全力進攻。馮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勢壓一壓。當時魯迅在重病中，無力起坐，也無力說話，連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謠言，竟以為這是可乘之機，就給魯迅寫了一封「拉攏」的信。魯迅看了很生氣，馮雪峰拿去看了後就擬了這封回信。「國防文學」派放出流言，說「民族解放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托派的口號。馮雪峰擬的回信就是為了解消這一栽誣的。他約我一道拿着擬稿去看魯迅，把擬稿念給他聽了。魯迅閉着眼睛聽了，沒有說甚麼，只簡單地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

        到病情好轉、恢復了常態生活和工作的時候，我提了一句，「馮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語氣倒很像」。魯迅淡淡地笑了笑，說「我看一點也不像」。[73]

        這封答托派的信，與其說是魯迅的答信，不如說是一個崇拜毛澤東的共產黨員馮雪峰的答信。自然，在向魯迅讀信時，魯「只是簡單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也是事實，這與當時所有的中國人一樣，一是在不瞭解事實的情況下，對已經形成社會共識「謠言性的輿論」的無奈與勉強的認同；二是對托派反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否定。

        王文元則說：在南京獄中的陳獨秀知道此事件後，「大發脾氣，問我們為甚麼會對魯迅發生幻想。他認為，魯迅之於共產黨，無異吳稚暉之於國民黨，受捧之餘，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74]

        我始終懷疑王文元轉述的這段話，因為這與陳對魯的一貫評價不一致。吳稚暉是陳最痛恨的「反共老賊」——「四．一二」政變的主要策劃者，陳延年就是吳出賣催促所殺。陳再糊塗，也不會把魯迅比吳，實際上，陳與魯二人互相讚譽的情感至死未變。

        陳獨秀被共產黨加以「反革命」、「叛徒」、「托匪」等種種最惡毒的罪名，又被國民黨以「危害民國」罪關進監獄時，魯迅卻不避忌諱，1933年3月5日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高度讚揚陳獨秀是文學革命的「主將」，是自己的啟蒙導師。同時在另一文章中，讚揚陳獨秀是一個「一目了然」的光明磊落的人。

        魯迅逝世一年之後，即全國抗戰爆發後，陳獨秀也贊成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公開發表《我對於魯迅的認識》，[75]對魯迅作出他的評價，依然如《新青年》時期那樣，讚譽備至：

       「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啟明，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然而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

       「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

       「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仿佛魯迅先生從前是狗，後來是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最後，陳獨秀說：「魯迅對於他所接近的政黨之聯合戰線政策，並不根本反對，他所反對的乃是對於土豪、劣紳、政客、奸商都一概聯合，以此懷恨而終……在這一點，這位老文學家終於還保持着一點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於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1]〈答呂澂的信〉，《新青年》，第6卷，第1號。「撫」，原意為輕按，也有循據之意，即崇奉遵循。

[2]陳獨秀的題詩未署日期，劉海粟題記是「乙亥年十一月」應是陽曆11、12月，由此可推算，題詩日期應該是12月。

[3]向寧：《堪稱獨秀不愧風流——陳獨秀聯語瑣談》，未刊手稿。作者是中國楹聯學會及江津市作協會員。

[4]轉自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頁189。

[5]昌、文、涅：〈我們對於目前作的意見〉，《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6]紀它（陳其昌）：〈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7]紀它（陳其昌）：〈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8]工軍：〈目前應該做些甚麼〉，《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9]《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一——福建事變與反對派》，1934年3月15日，手刻油印小冊子。

[10]列爾士：〈福建獨立之前途〉（1933年11月23日），《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一——福建事變與反對派》，1934年3月15日。

[11]振東：〈對於宣傳工作的意見〉，《校內生活》，第9期，1934年7月31日。

[12]〈常委答復振東同志的一封信〉（1934年6月15日），《校內生活》，第9期，1934年7月31日。

[13]《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國民會議與蘇維埃》，1934年5月12日。

[14]雪衣：〈我們走那條路》，《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國民會議與蘇維埃〉，1934年5月12日。

[15]區白：〈評雪衣的《國民會議與蘇維埃》——再論十月革命的經驗〉，雪衣：〈我們走那條路》，《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國民會議與蘇維埃〉，1934年5月12日。

[16]列爾士：〈經濟復興與民主鬥爭——答雪衣同志〉（1934年2月3日），雪衣：〈我們走那條路》，《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國民會議與蘇維埃〉，1934年5月12日。

[17]列爾士：〈評區白的政治意見〉，雪衣：〈我們走那條路》，《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國民會議與蘇維埃〉，1934年5月12日。

[18]《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國民會議與蘇維埃》，1934年5月12日。

[19]頑石：《讀列爾士〈評區白的政治意見〉後》，《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國民會議與蘇維埃》，1934年5月12日。

[20]頑石：〈我對於幾個問題的意見〉（1934年5月12日），《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三——現階段的形勢與反對派任務》（下冊），1934年10月22日，手刻油印小冊子。

[21]《給雪衣同志的信》（1934年12月2日），托派內部油印小冊子。

[22]參見〈堅決反對《中國論壇》上偷運反革命托洛斯基私貨〉（提綱），中共中央宣傳部主辦：《紅旗週報》，1934年1月；伊羅生：〈為《中國論壇》事給中國共產黨的信〉，《火花》，第2卷，第4期，1934年5月20日，手刻油印。

[23]紀它（陳其昌）：《全體起來，制止無理的分裂組織》，油印小冊子，1935年2月6日。

[24]這個大會是總部設在法國的「世界反帝大同盟」安排的。該同盟是國際統一戰線組織，由各國著名的進步人士參加組成，如英國的肖伯納、馬萊爵士；蘇聯的高爾基；法國的古里久、羅曼．羅蘭；中國的宋慶齡、魯迅等。1933年9月，大會召開時，大同盟還派來了馬萊、古里久組成的代表團。會後成立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為了避免國民黨特務的破壞，大會是中共突擊佈置、秘密召開的，9月30日只開了一天。因此托派自然被排斥了。

[25]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為號召全中國被壓迫人民參加上海反帝大會宣言〉，《火花》，第2卷，第1期。

[26]頑石：〈對政治「草案」和其他問題的意見〉（1934年4月6日），《校內生活》，第8期，1934年4月30日。

[27]朝生：〈目前反對派的政治路線是甚麼？怎樣健全和開展我們的工作？〉，《校內生活》，第11期。

[28]朝生：〈與雪衣同志論召集代表大會問題〉，《校內生活》，第11期，1934年9月29日，手刻油印。

[29]朝生：〈給常委的信——論推動組織問題〉，《校內生活》，第11期。

[30]紀它：〈批評朝生同志的組織意見〉（1934年8月1日），《校內生活》，第11期。

[31]《校內生活》，第11期。

[32]紀它：〈批評朝生同志的組織意見〉（1934年8月1日），《校內生活》，第11期。

[33]紀它：〈評《國際國內形勢及我們的任務討論提綱》〉（1934年10月8日），《校內生活》，第12期，1934年12月11日。

[34]朝生：〈與反對派內部殘餘的官僚主義作思想鬥爭〉（1934年8月12日），《校內生活》，第11期。

[35]胡（文華）、朝生、王（振華）：〈關於「提綱」與「草案」——並答復對「提綱」的批評〉（1934年11月18日），《校內生活》，第12期。

[36]〈雪衣來信論對宋慶齡史大林派集團的策略〉（1934年11月25日），《校內生活》，第13期。

[37]《校內生活》，第13期，1935年2月8日。

[38]〈常委書記為目前組織糾紛事告全體同志〉（1935年1月19日），《全體起來，制止無理的分裂組織！！！》，手刻油印小冊子。

[39]〈雪衣給其昌、趙濟、朝生的信〉，《校內生活》，第13期。

[40]《校內生活》，第13期。通告的日期是1935年1月20日；同時參見：《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召開上海代表大會》，《火花》，第2卷，第7期，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中央委員會出版，1935年4月。

[41]《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頁242–243。

[42]原名趙志誠，化名邵魯，山東泗水縣人，1928年起在美商上海中國電話公司當工人，1930年經賀希介紹參加托陳派小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並負責該公司的支部工作，發展托派成員。陳獨秀主持托派中央期間，負責《火花》等刊物的印刷工作。這次任新中央委員後，以做李福仁和伊羅生的司機為掩護。

[43]列爾士：〈關於經濟形勢及其他〉，《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

[44]〈雪衣最近來信〉（1935年1月15日），《校內生活》，第13期。

[45]《校內生活》，第13期。

[46]連根（即王文元）：〈對目前組織問題的意見〉，載《全體起來，制止無理的分裂組織》，手刻油印小冊子。

[47]《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頁221。

[48]《勞勃茨同志向國際書記處提出的備忘錄》（1935年8月3日於巴黎），王文元翻譯稿影本。

[49]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31–334。

[50]《建立》（托派少數派機關報），第3期，1947年9月出版，手刻油印件。

[51]《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公函》，特字第11號，1935年4月22日，北京市檔案館：全宗號J186，目錄號4，案卷號198。

[52]《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公函》，特字第11號，1935年4月22日，北京市檔案館：全宗號J186，目錄號4，案卷號198。，特字第14號，（1935年5月8日），北京市檔案館：全宗號181，目錄號17，案卷號2590。

[53]《勞勃茨同志向國際書記處提出的備忘錄》（1935年8月3日於巴黎），王文元翻譯稿影本。

[54]《柳鑒明（劉仁靜）口供——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檢察處民國二十三年度偵字第八號》，北京市檔案館檔案J186-4-198號。

[55]《勞勃茨同志向國際書記處提出的備忘錄》（1935年8月3日於巴黎），王文元翻譯稿影本。

[56]《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頁225。

[57]《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頁225–227頁。

[58]香港中國托派史料編輯室譯發（1984年8月21日），複寫件。

[59]《肅清機會主義》鉛印小冊子，1935年9月4日。

[60]《給雪衣同志的信》，手刻油印小冊子，1935年11月15日。

[61]《火花》，第3卷，第1期，1936年3月10日。

[62]《火花》，第3卷，第4期，1936年9月25日。

[63]《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頁229。

[64]作者收藏的傳單原件。

[65]茅盾編：《中國的一日》，生活書店，1936年9月。茅盾是通過去獄中探望的汪原放約陳獨秀寫此稿的。

[66]《火花》，第3卷，第3期，1936年9月25日。據鄭超麟和濮清泉說，他們在托派內部刊物上，讀到不少陳獨秀用「鳦兒」筆名寫的文章。何之瑜也將「鳦兒」的文章列入《獨秀著作年表》。「鳦兒」即燕子、玄鳥。相傳「陳」姓第一代是殷商時代的胡公。周滅商後封胡公於今河南淮陽一帶，國號「陳」，首都宛丘。傳說商是契的子孫，而契是其母吞燕卵而生的，即「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所以一些姓「陳」的知識份子，常以「燕」、「鳥」為雅號。陳獨秀取「鳦兒」為筆名，是不是也是這個意思呢？

[67]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

[68]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頁137–139。

[69]茅盾：〈我和魯迅的接觸〉，《我心中的魯迅》（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頁129。

[70]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之附文，《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頁550。

[71]陳仲山：〈致魯迅的信〉，《魯迅全集》，第6卷，頁608。

[72]魯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頁610。

[73]《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1期。

[74]《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頁238。

[75]《宇宙風》十日刊，第52期，1937年11月21日。

十八   抗戰初期的奮鬥與挫折（1937–1938）

始終拒絕悔過，得以無條件出獄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為實現其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野心，8月13日出動大批飛機轟炸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陳獨秀所住牢房被震坍屋頂，他躲到桌子底下倖免於難，還與去探望的陳鍾凡（時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學中文系主任）「談笑自若」。陳鍾凡耐不住，便與胡適、張伯苓等商量聯名保釋。國民政府的條件是除了有人保釋，還需要本人具「悔過書」。陳獨秀聞之大怒：「我寧願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並且拒絕人保，且宣稱：「附有任何條件，皆非所願。」他要的是「無條件出獄」。[1]

　　日本全面侵華

       當時的情勢已經萬分危急，全國學界及國民黨中原北大出身的官員紛紛為釋放陳獨秀而奔走。最後，行政院長汪精衛與蔣介石協商，不得不令司法院「設法開釋陳獨秀」[2]——因為拒絕寫「悔過書」，所以要「設法開釋」，政府自己要找一個台階下，這也算是陳獨秀的又一個傳奇。

       8月21日，司法院長居正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遞了「請將陳獨秀減刑」的公文，內容說：陳獨秀原「處有期徒刑八年……該犯入監以來，已愈三載，近以時局嚴重，愛國情殷，深自悔悟，似宥其既往，藉策將來。擬請鈞府依法宣告將該犯原處刑期，減為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寬大」。[3]

       「愛國情殷，深自悔悟」，就是自找台階下的託詞。為了儘快甩掉陳獨秀這個包袱，國民黨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既然「愛國情殷」，何需「深自悔悟」？此其一；其二，這個說法又與當年判罪理由「借反日救國名義，欲將建設中華民國之國民黨國民政府推翻」相矛盾。不管怎麼樣，當局也顧不得這些了。所以，21日當天就把呈文批下，向司法院發出了「國民政府指令」。「指令」只把「呈文」「近以時局嚴重」一句圈掉，以更加突出「愛國情殷，深自悔悟」，其末尾稱：「呈悉。應予照准。業經明令宣告減刑矣。仰即轉飭知照。此令。」[4]司法院接到「指令」後，當日「訓令」司法行政部部長王用賓，稱「現值時局緊迫，仰即轉飭先行開釋可也」。[5]

       請看，「時局緊迫」，「先行開釋」。自然，「悔過」之類的手續也不用辦了。從「呈文」到「指令」、「訓令」，以及見報的「明令」，竟然在一天之內就完成了。第二天，即8月22日，「宣告陳獨秀減刑」的「國府明令」就在《中央日報》等各大報上刊登出來，宣稱：「將陳獨秀原執行有期徒刑八年減為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寬大。」

       與此同時，監獄當局也向陳獨秀宣佈了這個「明令」。陳當然不能接受「深自悔悟」的不實之詞。照顧他生活的濮德志和羅世藩勸他發表聲明：「愛國情殷」可以默認；「深自悔悟」必須更正。但是，一向「實話實說」、快人快語的陳獨秀，既沒有像當年法庭上那樣極力抗爭，也沒有像讓他寫悔過書那樣強烈抗議，似乎是「默認」了。濮德志後來回憶說：「陳獨秀這個人是非常怪僻的，新聞記者來見他，本可乘此機會講講自己的主張，但他避而不見，把我和羅世藩氣壞了。」其實，陳獨秀是玩了一個小把戲：認為經過上次抗爭和朋友幫忙，政府已經不讓他寫「悔過書」了，這次再拒絕，怕生枝節，耽誤出獄大計，爭取先出獄再說。

       於是，8月23日，陳獨秀一生中最後一次出獄，從而在大半生秘密地下生活後，獲得了人生的自由。出獄後第3天，他就給《申報》寫了一封聲明信，批駁「政府聲明」中的「深自悔悟」。此信不長，文字極為精彩，是《獨秀文存》之外的稀有佳作，全文如下：

       鄙人辛苦獄中，於今五載。茲讀政府明令，謂我愛國情殷，深自悔悟。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誣以叛國。夫叛國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與內亂罪是也。通敵之嫌，至今未聞有人加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當然不能構成。邇年以來，國內稱兵據地或企圖稱兵據地之行為，每役均於鄙人無與，是內亂罪亦無由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謂冤獄。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獄之賠償，亦希望社會人士尤其是新聞界，勿加我以難堪之誣衊也。以誣衊手段摧毀他人人格，與自身不顧人格，在客觀上均足以培養漢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遠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獄感想見詢者。蓋以日來都中有數報所載鄙人言行，皆毫無風影，特發表此書面談話，以免與新聞界諸君面談時口耳之間有所訛誤。

       陳獨秀（章）

       八月廿五日[6]

       這樣一封妙文佳作，竟被湮沒約半個世紀。《申報》是當時上海歷史悠久、印張最多、影響最大的民營報紙，所刊報導和評論比較客觀。當年報導陳獨秀案的審判就是如此。陳獨秀自撰的《辯訴狀》在法庭上曾引起轟動，上海各報攝於國民黨的高壓，隻字不敢刊載，獨有《申報》別出心載，在「地方通訊」欄內用「蘇州通訊」的形式，發表了《辯訴狀》的要點。陳欣賞該報的膽識，這大概是投信於它的原因，以此聲明天下，了卻這樁公案。但是，這次他卻未能如願。

       接到此信後，《申報》編輯部主持言論的胡仲持即與總經理馬蔭良商量。二人一致認為，以「危害民國」罪判陳入獄，可以說是一種「冤獄」，應予「平反」與「賠償」。現在說他「深自悔悟」，真是豈有此理！陳的信中表明兩點，無不言之成理，在《申報》發表，自無問題。但是採取甚麼形式發表，用「書面談話」，還是用「讀者來信」，一時不能作出決定。怕處理不當，或是「新聞檢查官」通不過，或為讀者所忽略，都不能達到陳獨秀的目的，所以遲疑不決。同時，馬、胡二人對於托派情況毫無瞭解，為了慎重起見，他們託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聽聽共產黨方面的意見，瞭解到彼方態度比較淡漠，認為是否發表此信，可由《申報》自己決定。

　　陳出獄時批駁「深自悔悟」的信

       從郵戳上看到，此信是在戰局緊急的9月9日陳獨秀撤離南京逃亡武漢前發出的，正是上海抗戰最激烈之時。新聞熱點已轉向戰況報導，而且受戰爭影響，上海各報都縮小篇幅，《申報》由五、六大張，改為一張半，又多為軍事報導所佔，陳獨秀出獄的新聞並不引起重視。於是編輯部決定「暫不發表」。11月10日，上海淪陷，12月13日，南京失守，15日，有民族骨氣的《申報》因拒不接受日方的新聞檢查，自動停刊。[7]陳獨秀的這封信，就再也沒有機會公開發表了。44年後，上海《黨史資料》雜誌從博物館中挖掘出這封信並披露時，人們才知道他在這個問題上並不妥協，確是硬骨頭。

對國民黨態度的轉變

       這次出獄，結束了陳獨秀長期隱蔽、緊張、危險的地下生活和牢獄生活。許多親朋好友前來迎接，當然包括他實際上的第三任妻子潘蘭珍及元配高大眾所生第三子陳松年。協商後，陳獨秀決定先住學生傅斯年家，傅時任國立中央研究院語言所所長。幾天後，因附近房屋被日機轟炸，又於月底移居到陳鍾凡家。南京畢竟已是危城，雖吉人天相，兩度免難，也實在太被動。於是9月9日乘輪船遷往武漢。經朋友幫忙，最後落腳於武昌城內雙柏廟後街26號。

       據王文元說，這住所原是一桂系軍人的舊式平房，但頗有庭園風味，最適合陳獨秀這類大文人居住。在流亡途中能住上這樣的房屋，陳也比較滿意。落難總有貴人相助，表明「名望」是一個人的特殊財富。而「名望」不是天生的，也不能搶來騙來的，而是靠自己實實在在的、大公無私的奮鬥得來的。

       陳獨秀出獄前後，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而複雜的變化。蘇聯一邊大肆製造冤案，殘殺異己者，嚴重削弱國內有生力量，一邊為自保，先後與法國、波蘭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同時利用第三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精神，號召各國共產黨人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雖然意在保衛蘇聯，但對各國共產黨，特別是對中共路線的轉變，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王明為首的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1935年「八一宣言」中發出「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呼籲。12月中共中央舉行的「瓦窯堡會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並通過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捉蔣兵諫），最終實現了從「反蔣抗日」到「聯蔣抗日」的轉變。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

       一向對政治形勢有敏銳觀察力的陳獨秀，思想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由「打倒國民黨」，轉變為「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

       抗戰之初，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抗戰情緒極度高漲。國民政府也較積極，國共合作較為融洽，先後出現了「平型關」、「台兒莊」那樣的勝仗，北平「七．七」及上海「八．一三」抗戰，雖敗猶榮。陳獨秀見此，很受鼓舞。因此先後在南京、武漢多次發表演說，撰寫文章說：「這一次抗戰，軍人確是盡了他們最大的力量，勇敢犧牲的精神，是可欽佩的」。[8]他對抗戰的前途也是相當樂觀，而且感染了一些失敗主義情緒嚴重的人。

       還在南京時，他與胡適、傅斯年談論形勢，傅很沮喪地說：「我對於人類前途很悲觀，十月革命本是人類運命一大轉機，可是現在法西斯的黑暗勢力將要佈滿全世界……我們人類恐怕到了最後的運命！」陳獨秀說：「不然，從歷史上看來，人類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動物，到了絕望時，每每自己會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時各色黑暗的現象，只是人類進化大流中一個短時間的逆流，光明就在我們的前面，絲毫用不着悲觀。」他甚至以半個多世紀的深刻的歷史經驗和觀察，這樣自負地說：「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們幾個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夠自信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力量。」當時傅斯年被他的話深深打動，說：「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們比他年紀輕，還沒他精神旺，他現在還是樂觀。」[9]

       所以對抗戰有如此的認識，一是看到由於國共合作的形成，出現了空前的團結，一致抗日，結局必勝的景象。陳獨秀多次留學日本，深知日本國土之小，資源之貧，想滅亡中國如蛇吞大象，最後必敗。二是對這次抗戰的意義有了比「救亡愛國」更深的認識。他認為這次抗戰是「被壓迫的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壓迫束縛的革命戰爭」；它不僅是「進步的」，而且是「革命的」；不僅是「反侵略戰爭」，而且是中國「六七十年來改革與革命的大運動之繼續」，[10]「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戰爭之繼續」，其意義不僅僅是趕走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是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宰割，完成國家獨立與統一」，[11]「由半殖民地的工業進到民族工業，使中國的政治經濟獲得不斷的自由發展之機會」。[12]為此，他在自己的「抗戰綱領」中寫道：「以推翻帝國主義者所加於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障礙為此次抗日戰爭之最終目的。」[13]

       要實行這樣的抗戰，承擔這樣複雜而艱巨的任務，必須在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有一系列的綱領和政策，並有組織實施力量，就是全國要有統一的領導。領導過共產黨和托派十幾年的陳獨秀，現在已經超脫於黨派之外，手中也沒有群眾。他考慮的是：誰能領導這樣的戰爭，就擁護誰，為此聲稱：「此次抗日戰爭，無論是何人何黨所領導，任何人任何黨派都應該一致贊助。」[14]「誰能夠有實力有決心來領導這一戰爭，完成國家獨立（即收回以前所有喪失的主權）與統一，並且能夠解決農民問題，誰便能夠安然掌權。」[15]當時，除了國民黨，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沒有這個力量。這就是他擁護國民黨領導全國抗戰的基本出發點。

       同時，他對國民黨本身的認識，也與「九．一八」、「一．二八」時不一樣了，不再罵國民黨政府是「不抵抗」，「投降賣國」的政府，而說：「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氣彌漫了全中國，政府也有了二三年的軍事上的努力，於是乃有今日的抗日戰爭。」[16]他甚至稱國民黨政府是「堅決抗戰到底的政府」，「我們應該相信政府確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國人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協即千古罪人』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人民不應該再懷疑政府了。」為此，一直處於反對黨地位的陳獨秀，一再強調「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呼籲全國民眾，尤其是「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以在野黨的資格絕對擁護抗日戰爭；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於抗日戰爭之軍事最高統率權」。[17]並且提議：「政府要抗戰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夠抗戰到底……人民要政府抗戰到底，必須趕快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18]

       請看，陳獨秀簡直成了忠誠的「國民黨員」了。可以看出，這時的陳獨秀對國民黨滿懷着期待，對國民黨抗戰的積極性，估計甚高。他還一改過去譴責政府壓制民眾自動起來抗戰的口吻，詰問說：「有人懷疑政府不許民眾自動的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我以為這是過慮，難道政府不許人民抗敵救國嗎？」在言論上愛走極端的陳獨秀，還本末倒置地說：「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這兩句話，我相信政府更能夠抗戰到底，不會中途妥協而言和。」[19]

       所有這些，說明陳獨秀的確是個胸懷寬廣，不計前嫌，光明磊落的人，不考慮個人的得失和面子，只從民族大義出發，滿腔熱情地號召人民支持國民黨領導抗日救國戰爭，對國民政府的有所作為表示一種很大的期待。

       同時，他畢竟對國民黨有着幾十年的深刻的瞭解，因此在許多原則問題上也作了保留和謹慎的態度。當時，國民黨千方百計拉攏他。出獄時，中統局處長丁默村迎接，要把他安排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招待所暫住，顯然是「虛位以待」。他拒絕了。胡適、周佛海等請他參加國民政府諮詢機構「國防參政會」；蔣的親信朱家驊（時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長和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甚至答應提供「十萬元」經費和「國防參政會」五個名額，要他「組織一個新共黨」。他也拒絕說：「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在大敵當前，國共二次合作，既然國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20]對於親日派周佛海等人，更有警惕。在南京時，周等舉行所謂「低調談話會」，散佈抗戰悲觀妥協論調，多次請陳獨秀參加，交換政治意見，陳始終一言不發。而在他發表的文章和演講中，卻狠批這種論調，甚至有一篇文章的標題就是「言和即為漢奸」。

       陳鍾凡見此情景，給陳獨秀贈詩曰：

       荒荒人海裏，聒目幾天民？俠骨霜筠健，豪情風雨頻。

       人方厭狂士，世豈識清塵？且任鸞鳳逝，高翔不可訓。

       陳獨秀率筆和曰：

       莫氣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騁郊邑，兼之懲塵頻。

       悠悠道途上，白髮污紅塵。滄海何遼闊，龍性豈能訓。[21]

       可見，政治主張有所改變，但他的硬骨頭品性沒有變。

       其實，他所改變的也僅僅是在抗日問題上，而且是策略性的，在民主與獨裁的原則問題上一點也沒有鬆口。所以，在以上期待的同時，又強烈要求改變一黨獨裁的統治，實行民主政治，減輕人民負擔。他批評國民黨，「提出思想信仰之統一為黨派合作抗戰的條件問題，這未免太過幻想了，而且對於各黨派合作抗日是一種有毒害的幻想！」[22]在「國共摩擦」問題上，他批評國民黨「未能拋棄招降的態度」，主張：「國民黨承認共產黨及其他在野黨派，都公開合法存在，要求他們全力抗日，而不採取招降的態度，並且不妨礙在野黨對政府黨政治的批評。」[23]主張「全民抗戰」，「在野各黨派及一般人民都應有政治的自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解除人民痛苦，如：減少工人工作時間，解決貧農耕地問題，限制高租高利，廢除苛捐雜稅和保甲制度，停止徵工、拉夫等」。[24]

       由此看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他把抗日與民主又結合起來了。如同他在1920年主持創建中共時，把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誤認為爭取「多數人的民主」一樣。真到他晚年和去世，「民主」是貫穿他一生思想的一條主線。

       陳獨秀的民主主張，說明他的「全民抗日」的思想沒有變化，他對敵後遊擊戰更給予崇高的評價：「即令我們的正式軍隊節節失敗，即令敵人能夠佔領中國的幾大城市，只要全國廣大民眾無束縛的自由組織起來，活躍起來，敵人便無法摧毀這到處蜂起的幾千萬武裝民眾，這幾千萬武裝民眾之遊擊隊的洪流，不但能夠使政府的正式軍隊有反攻之可能，並且使敵人已經佔領的地方，一夕數驚，不能統治。」[25]

       但是，隨着抗戰的發展，他看到殘酷的現實是國民黨獨裁專制的本質和軍事上的節節敗退。於是，又由抗戰初期的樂觀論者變成悲觀論者，甚至「亡國論」者。他說：「政府軍一敗塗地，日本軍佔領了全中國的大城市，即亡了國。」連這篇文章的標題也用了《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26]為抗戰曾經描繪的美好藍圖被一一撕碎了：在野黨一致承認國民黨最高統率權的主張，變成了國民黨「溶共」和統制各黨派的最好藉口；「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的良好願望也為「無錢者出錢」和「抓壯丁」的殘酷現實所代替。他抱怨政府「把救國公債的負擔，加在僅能養家活口的小職員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負各種捐稅已經困苦不堪的農民身上」；對於城鄉壯丁，「依靠拉夫形式，拿繩子牽着來強迫服役」[27]等等。

       由於沒有活到抗戰勝利，因此他的晚年對國民黨的期待是失望的，而對民主政治更加渴望。

支持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同時拒絕「回黨三條件」

       對於共產黨，陳獨秀也由反對其宣導的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為擁護這條戰線。

       如前所述，陳獨秀一面與托派內部極左派激烈爭吵，主張在某一問題或運動中與非托派政治勢力建立「共同行動」式的聯合戰線；一而又激烈抨擊王明等中共領導人提出的類似第一次國共合作那樣的抗日聯合戰線。形勢強於人，他終於意識到非全民族聯合，難以抗日。救亡意識終於再次壓倒階級鬥爭和黨派之爭。出獄後，陳獨秀即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籌備處向葉劍英、博古等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雙方相談融洽；後又與葉劍英單獨相談過一次，向葉鄭重聲明：「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為任何黨派所拘束。」

       陳獨秀轉向托派以來，與中共八年對抗。現在以民族大義意識和主動行為得以緩解，這是大家風範，一般人難以企及。隨後中共的反應，先是希望陳「回黨」，[28]後又提出苛刻的「合作三條件」，最後又誣其為「漢奸」，企圖借國民黨之刀而誅之，使陳無比失望。

       實事求是地說，起初中共在民族危亡面前確也表現出相當的進步。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中，有「中國托洛斯基主義同盟」的名稱，並且名列第六位。接着，在與國民黨談判國共第二次合作，要求釋放政治犯時，也並未對獄中托派落井下石，甚至發生「八辦」主任葉劍英幫助羅漢尋找托派獄中難友王文元的感人事情。當時，王文元因被單獨關在「秘密拘留所」裏，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獄，他卻蹤影全無。羅漢到南京為營救獄中托派朋友時，就請葉幫忙尋找。大革命時期，葉、羅二人同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中做政治工作。葉對羅這位著名托派分子仍以老友相待，親自陪他到南京各監獄找了一圈。雖無着落，卻留下一段佳話，使「頑固」的王文元念念不忘。[29]

       陳獨秀出獄後，中共中央理論刊物《解放》，還發表「時評」表示尊敬、歡迎和期待：「當陳獨秀先生恢復了自由以後，大家都在為陳先生慶幸，希望他在數年的牢獄生活裏虛心地檢討自己的政治錯誤，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伍中來。」「時評」還注意到把陳獨秀與其他托派加以區別：

　　中共中央理論刊物《解放》

       陳先生出獄後，在武漢的第一次講演中說到「……這次抗戰是一個革命的戰爭，全體民眾應當幫助政府，世界也應當幫助中國……」這與中國的托洛斯基派的主張已大有差別。托派在目前抗戰中主張打倒南京政府，狂吠「左的」民族失敗主義，這完全是漢奸理論，完全做着日賊別動隊的作用。[30]

       周恩來在進行這種區別時，還對羅漢說：「所謂中國托派，事實上亦很複雜……我可以大約將其分為四派：一派是贊成抗日的，你和獨秀屬之……」，並表示：「以後對陳獨秀這一派的人，可以將『匪徒』二字停止不用。」[31]

       這似乎使托洛斯基和李福仁所說的國共合作後共產黨將要求殺死獄中陳獨秀等托派分子的預言落了空。但這只是王明、康生自莫斯科回國貫徹蘇聯肅托精神前的一小段時間，之後就完全不一樣了。不幸而被他們言中，不過不是在國民黨的獄中，而是在獄外以「托派即漢奸」的罪名。

       從以上《解放》的「時評」文章，到周恩來對羅漢談話中，同時也可聞出不這樣一股味道：當時中共把自己放在「至尊」的位置上，而視陳獨秀等一派主張抗日的人為「欽犯被赦」，雙方完全是不平等的。一直在家鄉從事陶瓷製作業、為人憨厚老實的羅漢，不解其意。到南京要求中共「八辦」幫助營救獄中托派朋友時，竟然在未與陳獨秀商量（當時陳已經離開南京去武漢）的情況下，重提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戰時提出的與中共「合作抗日」的提議。博和葉表示歡迎，事關重大，必須請示中央。葉即一面電告中央，一面囑羅漢親自到西北走一趟，與中共中央直接聯絡，並給羅開了介紹信和旅費。羅漢先到西安，「八辦」主任林伯渠親自接待並電詢中央。相談中，林說：「陳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黨的歷史上有比別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棄某些成見，回到一條戰線上來工作，於民族於社會都是極需要的。」王若飛則說：「自信與陳獨秀共事較久，深悉其倔強個性，但中央看重組織問題，亦係黨內自來之原則，第三國際的支部，決不允許第四國際或第四國際有關係的分子攙入，這乃是自然的事實，所以他極端希望獨秀等幾位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氣魄，站在大時代的前面，過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無須再費筆墨唇舌去爭辯。」[32]

       在中共各階段的歷史上，經常有像葉劍英、林伯渠、王若飛這樣保持理智，善良正直的人，可惜他們一般不掌握實權，因此左右不了局勢。

       因山洪毀路，羅漢被阻西安，未去延安。中共中央接電後，毛澤東認為中國托派不能與蘇聯托派相提並論，表示「可以與陳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但條件是：「陳獨秀托派如果表示悔改」。[33]總書記張聞天也這樣主張。於是，二人簽署向南京和西安發出了中央決定，同意陳獨秀等在以下三條件下合作抗日：

       （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

       （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34]

       當時中共作為第三國際支部、蘇共的附屬黨，能這樣對待中國托派已屬不易。而中國大陸許多學者竟然把此解釋成中央要陳「回黨」的條件，並把陳獨秀在南京「八辦」的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行為和羅漢的西安之行說成是陳獨秀等「要求回黨」的表示，真是牛頭不對馬嘴。「合作抗日」與「要求回黨」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

       陳獨秀起初不知道羅漢的活動，知曉後，既不「予以鼓勵」，也不表示反對，[35]顯然是等待結果如何，再作表態。博古恐怕「三條件」會引起獨秀反感，囑羅漢「不妨口頭傳達」。不出所料，在北洋政府、國民黨、共產國際和共產黨面前從來不知「悔過」為何物的陳獨秀，在武漢得知「三條件」後十分不滿：「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36]又說：「現在亂哄哄的時代，誰有過無過還在未定之天，不寫，有甚麼過可悔！」[37]對於公開聲明脫離托派，他認為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於是寫了封回信和七條「抗戰綱領」，讓羅漢給葉劍英和博古，作為他的答覆。博古認為陳的抗戰綱領與中共中央的綱領「並無不合」，提議待周恩來、董必武到武漢再與陳獨秀「交換意見」。董必武果真親自登門拜訪了陳，因為已有中央三條件，自然無結果而散。

       社會上常有這樣的事：有人為了某種需要，揣摩大眾心理、捕風捉影編一些真假難辨的「史料」，混淆視聽。在學術界要求實事求是，恢復陳獨秀歷史真相的強大潮流下，不少出版物流傳着1938年8月周恩來到獄中探望陳獨秀的故事。

       故事的最早來源是這樣的。1979年上海社科院挖掘出一位叫黃理文的老人，知道早期中共中央及陳獨秀一些鮮為人知的資料，於是就請他寫了一份回憶錄，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上述他陪同周恩來等人去獄中探望陳獨秀的情況。接此材料後，我們難以判斷真偽，[38]就由延安時期與胡喬木有交情的另兩位同志出面寫了一封信，請其向葉劍英求證，信的全文如下：

       喬木同志：

       您好！好久沒見到您了，身體好吧，念念。我們在現代史研究所[39]的革命史研究室工作，最近收集研究陳獨秀問題的資料中，接觸到黃理文的一篇談話記錄（黃原是陳獨秀的交通員，「四一二」前後給周恩來同志當交通員，後被捕，叛變），其中談到這樣一件事：

       1937年8月，周恩來同志和朱德、葉劍英同志由廬山到南京。一天上午，恩來同志約黃理文（當時黃在中蘇友好文化協會當秘書），陪同他和劍英同志去看望「反省院」中被關押的同志；下午，又要黃陪同去南京老虎橋第一監獄看望了陳獨秀。恩來同志對陳講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後，陳表示：「黨的路線完全正確，我完全同意。」陳還表示：「我願意到延安去接受教育。」恩來同志聽了很高興：說：「這樣最好，親屬也可以帶幾個人去。」臨別時，周說：「我和蔣介石交涉，你就可以出來。你出來後，家裏如沒有別的事，可以到延安去。」但在周請示報告延安後，中央不同意陳獨秀去。為此，陳痛哭流涕。

       另據其他一些資料，陳出獄後，他本人及羅漢曾同葉劍英、博古等同志多次商量「回黨工作」或「合作抗日」問題。但由於王明、康生回國後極力反對，康生並發表了文章誣陷陳獨秀、羅漢是領取日寇津貼的「托派漢奸」，挑起一場論戰，關係由此破裂。

       我們認為，黃理文所述事實如何，對研究陳獨秀晚年思想、政治動態，對搞清陳晚年同黨的關係，是重要的。這件事，現在只有葉帥可以證實了，但我們無法去請示他。我們也知道您很忙，但此事只好向您求助，請您在便中請葉帥核實一下這件事，即：1937年8月，葉帥是否曾和恩來由黃理文陪同去獄中看望過陳獨秀？黃理文所述有關陳獨秀可去延安的談話情節，是否基本屬實？謝謝。

       敬祝

       健康!

       附：黃理文的回憶錄

       （簽名）

       1981年1月21日[40]

       此信發出不久，胡喬木回話說：問了當時任周恩來秘書的童小鵬，黃理文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因此我與林茂生教授共同編著的《陳獨秀年譜》（1988年出版）沒有收入這條內容。

       黃的回憶有編造之嫌。他分別做過陳、周的交通員，後因「叛徒」罪名，被摧殘得病貧潦倒。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以優厚的待遇把他請來做報告，寫回憶錄，於是順桿爬，把周恩來到反省院探望政治犯，陳獨秀出獄時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與葉劍英、博古等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態度等事，演繹成周到獄中探望陳，並把「合作抗日」偷換成「陳獨秀要求回延安」，還把因延安不同意而「陳痛哭流涕」等有轟動效應的故事。這既是捕風捉影，偷樑換柱，而且是醜化陳獨秀。

       後來不知是誰把此故事捅到社會上，於是，許多學者和作家著文寫書，以訛傳訛，擴大開來。以至筆者主持的「陳獨秀研究會」會刊多次糾正，有人以陳獨秀在中共的名冊上始終列在黑名單之首為由，竟以童小鵬之否定有為周恩來洗刷之嫌，而對黃理文的說法採取「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態度。嚴肅的學者，對於屬於「孤證」的史料，應該慎之又慎。歷史上的許多千古之謎，大概這是產生的原因之一吧？

不舍托派觀點，深陷書生議政誤區

       由極左派組成、以彭述之為首的上海托派中央，聞知羅漢上述行動後極為憤怒，並遷怒於陳獨秀，1937年10月1日專門發表一個重要聲明宣稱：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一貫地認為，要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壓迫下徹底解放出來，必須無產階級起來，本階級鬥爭立場領導全國民眾，實行抗日。現在中國史大林黨所執行的「聯合戰線」政策，其本質就是階級合作，其作用是民族解放鬥爭的制動機。因此史大林黨本身已成了中國革命的巨大障礙物；今後匪特無與史大林黨政治妥協之可能，相反，不根本粉碎它的革命制動機作用，則中國無產階級與民族的徹底解放鬥爭，絕不會勝利。[41]

       可見，托派與中共確是你死我活地對立着。雙方都出於一種狹隘的本黨派的功利立場，沒有把日本侵略危機和國家存亡放在最高地位。這是陳獨秀處境狼狽，在中共眼中始終被打入另冊的複雜原因之一。

       《聲明》接着說到羅漢之事：

       近有羅漢其人，以含糊的「托派」名義，在南京在西安，向史大林黨的上層分子接洽所謂抗日合作。按羅漢從前雖曾與左派反對派（本同盟的前身）有組織的關係，但五年以前早已脫離；既非本同盟的一員，自無代表之向史大林黨接洽合作的資格，其行動亦與本同盟毫無關係。至於其接洽內容之違背上述一貫主張，當然無加駁斥之必要。恐外界誤會，特此聲明。以後或今後，如有與此類似的任何個人行動，皆與本同盟全體無關，合併聲明。

       羅漢當日就給彭述之一個絕妙的回答：

       弟自仲甫同志與兄等被叛徒背賣，遭受縲絏之厄後，對於一些言論似左行為可疑的同伴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們陸續叛變出去，還未完全弛懈，因此五年以來自己事實上與組織脫離關係，且亦不悉組織之如何組織也。此次赴京，純本朋友之誼而圖援助幾位貞堅卓絕的革命老戰士出獄，而西安之行亦為此而抗辯一串無稽之謠誣，並申述吾儕老友，最早主張發動全國武裝抗日之事實，尚有「一二八」一役時三人簽名所提出之合作綱領可為考證。昨日在兄寓所，晤趙濟、獨清二位，說彭兄代表現在組織，因洛甫、澤東為商討聯合抗日問題致弟私電開列三條事件，決定弟寫一申明文獻刊佈，以免世人誤會上述弟一己經歷之事件，與現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者有纏夾不清之觀測。弟亦因與此一嶄新組織陌生到不曾知悉其何時成立。以故如此一節申明，亦惟有煩兄設法轉達也。[42]

　　蔡元培（前排左二）、陳獨秀（前排左三）、梁漱溟（前排左四）等合影

       羅漢的信與陳獨秀一樣，不僅說明了他的活動與托派無關，而且表示了對其的蔑視，不知其為「何物」。

       陳獨秀也在當時回信上海，予回痛斥：

       羅漢為人固然有點糊塗，你們亂罵史國（即中共與國民黨——引者），尤其是罵史，雖然不是原則上的錯誤，政策上則是非常的錯誤。如此錯誤下去，不知將來會走向何處去！……我對於史合作，在原則上是可以的，可是現在談不上，合作必須雙方都有點東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對象不得不互相接觸時，此時並沒有這樣的條件。「合作」自然是胡說，羅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們又何必神經過敏呢？至於互相造謠臭駡，自然都是混蛋。都為教派所限，不曾看見共同的敵人。[43]

       陳獨秀在說這話時，實際上是十分悲哀與無奈的。當時中共已經是有幾十萬黨員並有軍隊的第一大在野黨，而陳身邊只有幾個人，甚至是孤家寡人。即使任托派中央書記時，也沒有幾個人能聽他的。這就是他說的「雙方都有點東西」，而他手中沒有「東西」，如何與人家「合作」？羅漢的奔走，自然是自討沒趣。至於他說的「同一工作的對象」，恐怕主要是指抗日武裝。當時除廣東和山東個別托派分子曾自發地拉起過一小股抗日武裝又很快被消滅外，連托派中央都無武裝，陳手中更無一兵一卒，如何與八路軍、新四軍合作，共同打擊日本侵略者。

       這是陳獨秀離開中共後，第二次表示出要與中共和解，也是最後一次。由於種種主觀與客觀的原因，又沒有成功。其實，這原是陳獨秀一貫的思想，即在一定階段、一個特殊問題上（即抗日），雙方「共同行動」，而不是「全面的政治同盟」，更不是一個吃掉一個式的「回到黨內」。這是因為在革命的理論和路線問題上，陳獨秀堅持原來的托派立場（所以以上他說托派中央「罵史……不是原則上的錯誤」），與中共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例如：

       （一）仍然反對中共關於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論斷，認為中國「當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居領導地位」，「沒有甚麼一半一半」。[44]他的邏輯是：只有說中國是「初期資本主義國家」，或「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封建殘餘的舊國家，而企圖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的新興國」，才能解說中日戰爭的起因及抗戰的勝利」；「如果中國社會真如共產黨所說，還是封建或半封建，則對於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還沒有勢不兩立的衝突，對日抗戰匪獨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農業國之生產力，絕對沒有能力對工業國戰爭，尤其不堪比較長期的戰爭。」[45]

       （二）仍然低估共產黨的力量，說「中共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然亦只是些知識份子和沒有一點工人基礎的武裝隊」。所以，他主張由托派來做「重新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46]他沒有估計到佔人口80%的農民，一旦被中共有效地組織起來，其力量足以推翻政府。

       出獄後，他口口聲聲自己是無黨派人士，實際是為了聯繫廣大群眾的一種策略，因為十幾年的黨派之爭，削弱了國力，招致日本的入侵，老百姓對黨派之爭十分厭惡，陳獨秀敏感到了這一點。況且在黨派之爭中他始終是一個失敗者，不管是對國民黨，還是對共產黨。但在給托洛斯基的信中，又暴露了他還是一個黨派主義者，還是一個忠實的托派分子，離不開那些主義的教條。

       （三）反對中共「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還是從中國是初期的資本主義社會觀及政治經濟上「城市領導農村」出發，抨擊中共「沒有認真的瞭解和正確的把握住這一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時代性……所以才有超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幻想，所以才鬧出『山上馬克思主義』的笑話，所以才有依靠農村攻取城市的錯誤路線……這一大串頭腳顛倒亂雜無章的政策」，「遂至忽左忽右的亂跳，而進退失據」，並揚言：「必須把所謂『山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昏亂思想從根剷除，因為近代的一切大運動都必然是城市領導農村。」[47]

       在這個問題上，又表現了陳獨秀的教條主義的偏見。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及其指導下的各國革命來看，的確沒有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政權的先例，但是，中共原先的道路也是從城市到城市，如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曾親自領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暴動，在北伐軍的配合下奪取了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如所謂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及其失敗後的南昌、秋收起義和廣州暴動等，並一度取得勝利。但是，中國畢竟是一個農業經濟為主的落後大國，由於城市中反動統治勢力十分強大，共產黨難以在城市取得勝利。

       （四）反對中共的獨立自主的抗日遊擊戰方針。他說：「抗戰一年了，農民仍舊是隔岸觀火」；如果「跟着以最前進政黨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論』，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來，皇軍便要發抖的法螺』……中國永遠還是農民無知、商人無恥、士大夫無知而又無恥的中國」。[48]他甚至說：「我們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現在，在今日的中國，現政府如果失敗，別的黨能夠支持一省或數省政權繼續抗戰。」[49]「唯武器論」與「城市中心論」相結合，使他得出一種荒謬的結論，改變了抗戰初期對遊擊隊和遊擊戰的評價：

       幻想專靠遊擊隊來保護國家，便是天大的錯誤。就是正規軍的遊擊戰術即運動戰，亦不可濫用……過去所謂「紅軍」及山上的「蘇維埃政府」為甚麼到處失敗，也正因為在軍器上，在經濟上，在文化上，農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夠獨立存在。在此次戰爭中，如果我們執迷不悟，過分的估計遊擊隊和遊擊戰術，無意識的幫助敵人更容易的佔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遊擊隊佈滿了全國的農村和小城市，甚至避開敵人的勢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50]

       當時由於敵強我弱，再加上國共兩黨都想保存實力，以恢復或奪取全國政權，所以都採取了保守的戰術，等待國際和戰爭形勢的變化。國民黨代表國家，又有大量正規軍，抗戰後，被迫打了幾次大規模的陣地戰，但也都失敗了，最後也走上了遊擊隊和遊擊戰術為主的道路。陳獨秀反對遊擊隊和遊擊戰術，可是又能提出甚麼高明的辦法呢？在這裏，再次暴露出書生議政的弱點，顯然帶有托派的偏見。

最後一次救國實踐及其夭折

       要說陳獨秀一點辦法也沒有，倒也不是。他在書生議政大寫抗日宣傳文章和講演後，決心要做一點書生從政的事，試驗一種新的救國道路。

       陳獨秀決心要擺脫「合作抗日」中的無力、無奈與悲哀，使自己手中要有點「東西」。於是他與新來武漢的王文元協商，如何重新奮鬥？政府撤退、獄中人員作鳥獸散，王最後一個從無人看管的監獄中出來，歷盡艱難找到武漢陳獨秀處住下。他提出首先要在武漢辦一種刊物，被陳立即堅決地否定了。他認為：「不但無可能，而且無必要」；「舊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拋棄，今後如果還想在中國的政治鬥爭中起若干作用，必須採取新的方法，走新的途徑」；「坐在租界的亭子間裏喊抗戰，沒有在實際行動上跨前一步，沒有鄭重地投身於政治的乃至軍事的鬥爭。不論任何時候，任何條件，總是將革命之所有能事歸結於辦一張可憐的報紙。」[51]

       那麼，新途徑、新方法、新出路在哪裏呢？陳獨秀起先也沒有想好，而是在與王文元的交談中，逐漸清理出一條道路來：

       他說，抗戰失敗的結果是喪失了工業城市，潰散了無產階級。如果戰爭延長，西南一帶在美國支援下，可能發展點新工業，但無足以抵償東南沿海的損失。因此，在抗戰中，他以為決不能爆發我們所想像的革命，更不能以我們所設想的方式爆發出來。（農民的騷亂）只要國民黨一天抗日，這些騷亂便不可能生長成打倒國民黨統治的革命。將來，變化是多的，城市與鄉村的不滿也將日益增長，可是誰能領導這些運動呢？據他想，只有那些主張民主和自由，同時又擁有武裝實力的黨派。因此，舊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傳，藉此組織起來，實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須拋棄。唯一可行的辦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寬廣政綱去團結反國而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則積極跑進抗日的武裝隊伍去，為未來任何變化預先取得有利於革命的可靠保證。[52]

       從以上王文元零距離觀察到的陳獨秀思想變化，反映出陳對托派傳統革命路線和共產黨農村根據地方針的否定。雖然與上海托派中央比，他的思想方法是正確的，不為任何教條主義所束縛。正如他對王文元常提到的，認為列寧最了不得的地方就是不被馬克思主義的現成公式所束縛，在不同的時間和環境，大膽地決定不同的政治口號與鬥爭方法。更可貴的是他的一顆愛國心強烈地跳動着，在當前熱烈沸騰的抗日怒潮中，「我們絕不該再以背誦『教條』為能事，必須設法實實在在地投身進去，積極地起作用」。但是一個致命的弱點是高估了第三種（中間）勢力即民主黨派的力量，而低估了國共兩黨反民主勢力的力量。

       歷史真會捉弄人。當陳獨秀為以上思想急於尋找實踐機會的時候，機會竟然出現了。

       當時陳獨秀認識了一位師長何基灃。此人原是宋哲元部下的陸軍第一二〇旅旅長。「七七」盧溝橋事件時，打響中國全面抗戰爆發第一槍的吉文星團便屬於該旅所轄。事後，何被擢升為一七九師師長。因作戰掛彩，在漢口養傷。所以，陳獨秀對該部的愛國熱情是很欽佩的。另外，這個軍人還有一些特點給陳獨秀很好的印象：他無任何不良的嗜好，更無軍閥的粗獷習氣，也沒有虛矯的架子。夫婦倆住一個廂房樓裏，連勤務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陳瞭解到，何堅決抗日，對國民黨領導無力深感痛心；半年來在華北的抗戰實踐使他深深懂得，不將部隊的政治認識提高，無法有效地抗日，更無法取得勝利。因此，在漢口養傷期間，他幾乎讀遍了漢口所能買到的全部有關抗日乃至一般社會科學的書籍，對陳獨秀的抗日圖書和演講，自然也十分欽佩。二人相處十分投緣。學習和思索的結果，何決心要從漢口邀請一些革命青年，去到他的部隊裏，對兵士進行政治教育工作。而這正是陳獨秀夢寐以求的好機會。

       於是，二人很快就商定一個方案：以有限的土地改革來發動群眾，藉以增強軍隊的力量，謀取抗日的勝利。這也就把陳獨秀抗戰綱領中有關減輕人民負擔，以使人民支持抗戰，「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體化了。但是，王文元及後到的濮德志對這種做法心有餘悸，怕重演大革命時期共產黨的政治工作人員替軍閥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劇。陳獨秀則認為毫無理由把目前的行動當成「軍事投機」，批駁說：

       「情形是根本不同的」；「我們是窮光蛋，不是第三國際，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人家欺騙。其次，我們進入他的軍隊，目的雖然不在『篡權』，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變成革命……可能會真心轉向革命的，倘如此，則不難使這不小數量的武裝力量置於我們的政治領導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們既然一開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與行動方針，自不難進退隨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損害。」[53]

       王文元、濮德志終於被說服。最後，陳獨秀與何基灃落實的計劃是：派王文元、濮德志和另一個河南青年馬某某到何的河南內黃師部去，王任秘書長，濮與馬為參謀。陳給他們的指示是：到軍隊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眾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眾的革命環境，即在轄區內盡可能發動土地改革運動，以便使軍隊同時革命化。[54]

       與此同時，陳獨秀也進行籌劃第三種勢力的工作。京滬戰線潰退之後，戰場西移，武漢成了臨時首都，一時冠蓋如雲，各種政治勢力的代表人物為抗戰事業所激發，彙集到這裏進行緊張的活動。同時，武漢的地理位置和戰爭形勢的迅猛發展，也時時提醒着人們，這種情況是短暫的。陳獨秀利用自己歷史上形成的個人威望，緊緊抓住身邊出現的這個特殊環境，積極和章伯鈞、章乃器等第三黨、救國會以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接觸，企圖組成一個新的聯合戰線，以在抗日陣營中獨樹一幟，不擁國，不阿共，為努力抗日，勝利後建立獨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為共同目標。[55]

       這個努力又有一個特殊的背景。共產黨利用國民黨因抗戰連連潰退在國民中威望直線下降的時機，在武漢的中間勢力中大肆活動，並由孫中山夫人宋慶齡襄助，獲得了相當的成功。各民主黨派也對中共產生了愈來愈多的期待。陳敏感地覺察到這個形勢，認為：「我們（他表面上否認托派，而言談中卻仍以托派自居）必須參加這一運動，藉以擴大我們的影響；打破我們自建的與人築的圍牆，且使這個普遍而真實的反國民黨的群眾運動不為史大林黨利用了去。」

　　孫中山和宋慶齡

       陳獨秀聯絡中間勢力，主要目的還是想通過他們去爭取群眾。但是，這個努力又遭到教條主義者王文元、濮清泉的堅決反對。他倆認為，要爭取群眾，首先要打破群眾對幾個所謂民主黨派可能發生的幻想。「要打破他們的幻想，我們必不可與他們締結聯盟，必須保持獨立。在具體問題上儘管可以和他們採取共同行動，但在思想與政治上，我們卻必須對他們進行批評。」為此，又提出要辦一張報，以便發表「我們」獨立的主張和對同盟者進行批評。

       陳對此「非常生氣」。他覺得王、濮太重教條，太不懂政治，一點策略也不懂，與上海的托派是一丘之貉。而陳的性格特點是：一旦決心已下，就堅定不移，不容別人置喙，或者勝利，或者頭破血流也不悔。王、濮不得不讓步，試着走走看。於是，陳派王、濮代表他去出席第三黨、全國救國會、桂系反蔣派和陳獨秀派的「四派會議」。陳的考慮是進退自如，如果談判成功，他再進一步出面；如果失敗，他就不出面了。用的是進退自如的策略。可是王、濮是何許人也，人家看重的是你陳獨秀的名望，到這個時候你還拿架子。所以，「代表」二人先後被拒絕。接着，羅漢來到武漢，陳又派羅出席「四派會議」。羅去了兩次，也告退了。隨後，陳又派濮德志去開封請羅章龍，函招長沙的高語罕，希望這兩位比較著名的被共產黨開除又不投靠國民黨的老相識能支持他的「復興事業」……為了開闢一條有效的抗日道路，真可謂煞費苦心。

       可是，以上軍事謀劃與政治努力還沒有結果，在國共兩黨的夾擊下，很快就煙消雲散了。何基灃這位非嫡系軍人的活動，時時都在蔣介石特務的監控之中。當王、濮等人賣好車票，準備到何的河南內黃師部去的時候，蔣介石果斷地掐斷了這根線，免除何基灃的師長職，「着毋庸回任」，使陳、何的精心策劃頓時成為泡影。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陳獨秀對何基灃個人的看法沒有錯。國共「淮海戰役」中，1948年11月8日何與張克俠部隊戰地起義，致使蔣介石嫡系黃伯韜兵團被圍，從而輸掉整個戰役。至於去請羅章龍，遭對方斷然拒絕；高語罕接到函請，遲遲不予理睬。隨後，中共製造的「漢奸事件」則使民主人士對與陳合作視為畏途。

       就這樣，1938年7月，在武漢失守之前，陳獨秀打發走王、濮、羅等，隻身一人，進入四川，度過他孤獨的暮年生活。這時只有他的思想閃光，不再有任何的政治活動。就是說，一生轟轟烈烈的政治活動家生命，隨着武漢努力的流產而結束了。

「漢奸事件」——與中共徹底決裂

       抗戰爆發以後，王明、康生在巴黎《救國時報》上營造的「托派即漢奸」的輿論開始影響國內。除地方上軍閥利用這個罪名殘殺異己者外，共產黨內的肅托鬥爭也主要是在這年11月王明、康生回國以後開展的，不知冤殺了多少抗日精英！

       王明、康生回國後，得知中共中央曾企圖與托派抗日合作、甚至傳說要讓陳獨秀回黨，在12月9–1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聲色俱厲地表示，我們和甚麼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斯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可以與蔣介石及其下屬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王明、康生聲稱：「陳獨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有人當場指出：「陳獨秀與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說陳獨秀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王明堅持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56]

       早在「中東路事件」時，王明就在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長文攻擊陳，陳未予理睬；1931年王明上台後，曾通過一個決議，說陳獨秀為中央的托派是「最危險的敵人」，陳也未予還擊。現在，康生在武漢公開發行的中共中央機關刊《解放》上發表長文說：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我們的東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由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斯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了，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於是中國的托匪和托洛斯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雙簧戲。」[57]

       如此有鼻子有眼的造謠陷害是聳人聽聞的，奇怪的是，受害最大的不是陳獨秀，竟是中共自己。因為，康生文章的發表猶如引爆了一顆定時炸彈，立時輿論大嘩。不要說反共人士，就是非共和親共人士，也群起為陳獨秀抱不平，質問中共造謠中傷的罪惡，並理所當然地把此文當作中共的主張，社會影響極其惡劣。

       首先，為陳獨秀抱不平的最具影響的，是1938年3月16日開始，先後在《大公報》、《武漢日報》、《掃蕩報》相繼刊登的王星拱（武漢大學校長）、周佛海（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傅汝霖和梁寒操（均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員）、高一涵（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張西曼（國民政府立法委員）、陶希聖（國防參議會議員）、林庚白（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九人聯名發表的公開信，指責說：

       中國共產黨內部理論之爭辯，彼此各一是非，黨外人士自無過問之必要。近來迭見共產黨出版之《群眾》、《解放》等刊物及《新華日報》，竟以全國一致抗日立場誣及陳獨秀先生是漢奸匪徒，曾經接受日本津貼而執行間諜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獨秀先生平生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為國人所周知。且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鄙人等現居武漢，與獨秀先生時有往還，見聞親切，對於彼蒙此莫須有之誣衊，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為此代為表白。凡獨秀先生海內外之知友及全國公正人士，諒有同感也。

       王明見了九人公開信，非但不思退守，反而更加進行反擊，從公開信後第二天（3月17）開始，指示《新華日報》連發數篇短評說：「陳獨秀是否為漢奸問題，首先應該看陳獨秀是否公開宣言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58]

       陳獨秀再也不能保持緘默，立即在當天寫了一封《致〈新華日報〉的信》。信中敍述了出獄初期在南京和武漢與葉劍英、博古、董必武的接觸情況，指出：

       從未議及我是否漢奸的問題，並且據羅漢說，他們還有希望我回黨的意見。近閱貴報及漢口出版之群眾週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週刊，忽然說我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頃見本日貴報短評，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評可以看出，你們所關心的，並非陳獨秀是否漢奸問題，而是陳獨秀能否參加反對托派運動問題。任何人發現漢奸，只應該向政府提出證據，由政府依法辦理。你們造謠誣衊的苦心，我及別人都可以明白了……我明白地告訴你們：我如果發見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否則含沙射影血口噴人地跟着你們做啦啦隊，我一生不會幹這樣昧良心的勾當。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問題，決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漢奸組織和反對漢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滅。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決不應該如你們所說：「陳獨秀是否漢奸，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來武漢後，為避免增加抗戰中糾紛計，一直未參加任何黨派，未自辦刊物。我所有的言論，各黨派的刊物，我都送去發表。我的政治態度，武漢人士大都知道，事實勝於雄辯，我以為任何聲明都是畫蛇添足。你們企圖捏造漢奸的罪名，來壓迫我做這樣畫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們做啦啦隊，真是想入非非。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着你們牽着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59]

       與以往愛衝動、發脾氣的陳獨秀不一樣，這封信寫得十分克制，入情入理，但相當有力。中共的報刊當然不敢刊登，於是，此信就在其他多種報刊上出現了。隨後，武漢各報圍繞着以上康文、九人公開信、新華日報短評和陳信，掀起了一場對中共的輿論討伐戰，多數在陳獨秀以上觀點及由此涉及的民主、人權問題上展開論述。正如當時一本小冊子的序言所述：

       本編各文中有一個大體一致的意見，即是站在法律觀點上，道德觀點上與抗日需要上，要求原告共產黨提出「陳獨秀是漢奸」的事實根據，向政府控告陳氏。這辦法自然是最好的辦法，因為這可確實地判定到底是陳氏的人格破產，還是共產黨在有組織地誣陷異己。[60]

　　陳在武漢題字論「真理與強權」

       這些為陳辯誣的文章內容主要如下：

       （一）、認為中共此舉對抗日陣營的損害甚大。

       日寇攻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後，矛頭直指武漢，全國人民正同仇敵愾進行武漢保衛戰最熱烈的時候，而王明、康生卻在抗日陣營內部大搞破壞，實際上他們才是真正幫助日寇侵略中國的「漢奸」。這在客觀上削弱了抗日陣營的力量。陳獨秀出獄後，已聲明以無黨派的公開的身份出現，到處發表抗日演講，連續發表抗日文章，再加上他的歷史影響，已經成為具有重大影響的抗日人物。現在一下子把他打成「日本間諜」，使人們幾乎不假思索地認定這是中共對陳明顯的栽贓和誣陷。這不僅是對陳獨秀的嚴重傷害，也是對整個抗日陣營的損害。

　　陳的抗戰文集

       正如當時一份國民黨的報紙社論所說：

       過去慘痛的事實，我們不堪回憶，以後的事體，我們也不希望再會重演，要避免這種危機，只有大家能顧全大局；在這個國難嚴重的今日，我們還有甚麼可說？我們認定只有大家衷誠團結，只有民族利益高於一切，融合各黨派的勢力集中救國的力量，大家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奮鬥努力，始足以救亡圖存。到現在倘使還不曉得覺悟，竟日終年的潛心於內部的摩擦，並且由內部理論的鬥爭而反映到外面來，我們覺得異常的無謂，異常的可惜；關於黨派問題，最近中央宣傳部有個通知，希望大家少談，以免影響社會人心惶惶不安，而現在又把這一套提出來討論，這也是不應當的；關於目前這樣嚴重關頭，大家認定只有抗戰才是死裏求生的出路。今天一個刊物，明天一篇文章，汗牛充棟，書鋪充斥，掛羊頭，賣狗肉，破壞抗戰陣線，混淆國家思想，這也不是抗戰時期中所不應當有的現象。

       該文最後驚呼：

       我們認定大家既然許身黨國，應當大家徹頭徹尾的加以反省，「應該痛定思痛，認清敵友，待罪立功；萬不可稍存意氣，重蹈以往的覆轍，骨肉相殘」而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時急矣！寇深矣！華北數十萬方里之土地，已經被敵人侵佔；東南富庶的資源，也已經被敵人攫奪；無數萬的民眾被敵人殘殺；大好河山，瘡痍滿目，我們還有甚麼心腸來鬧內部無謂的糾紛！我們希望大家「以大局為重」！[61]

       中間人士敢於仗義者也不少，最早研究馬克思主義者之一、親共的張西曼教授就是。他簽署九人公開信後，在共產黨壓力下，曾給《新華日報》一信，補充說明「為甚麼敢負責為獨秀先生辯護」的理由，並說明在簽署時曾有過「將內容酌加修改」的要求。但《新華日報》在發表此信時，竟然昏頭昏腦地發表一短評，對張極其責備、教訓和諷刺之能事，[62]氣得張生病一場。這樣親共的人士都團結不了，真是太昏庸了。此外，長沙著名人士吳國璋也公開發表文章向共產黨呼籲：

       從前有些人因為暴日侵略日亟，曾向國民政府提出停止剿匪的請求。現在日寇業已深入我國，我敢大聲呼號，希望中國共產黨不要再製造「托匪」新名詞，來增加國內糾紛！在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書報雜誌中，時常看到「托派匪徒」一詞，說他們是漢奸，首領是陳獨秀先生。我以為很懷疑，以為陳氏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首領，現在中共骨幹許多重要分子，都是他介紹入黨並提拔訓練而成的，如果他也做了漢奸，那麼中國共產黨還有人靠得住嗎？如果事出誣陷，則中共幹部分子在道德上言，既屬負義不仁；在政略上言，又徒造人人自危的恐怖；在抗敵上言，則又未免陷於自相殘殺的絕境。大敵當前，為甚麼他們要開這樣大的玩笑？[63]

       （二）、中共此舉在道德上對自身損害最大。

       王明、康生的誣陷果然使陳受到重大傷害，如使其爭取中間勢力的努力付之東流。這些「不擁國不阿共」的民主黨派，雖然明知是誣陷，但也不願得罪正在坐大的共產黨，紛紛離陳而去。但實際上，中共本身在人們特別是民主黨派中的威望受到的損害更大。當時周恩來正利用國民黨當局的腐敗和潰敗做統戰工作，已經取得很大成效。王明、康生反為國民黨贏得幾分。簽署公開信的九人多數是國民黨員，他們首先出來為陳抱不平，表明國民黨的黨格正氣猶在。正如以上雷宇同的序言所述：

       陳獨秀是中國並帶世界性的文化與政治的偉人，而原告共產黨則是中國並帶世界性的大政黨，至所涉及的問題又是民族抗戰中的最嚴重的道德問題。以如此兩造所引起的如此問題，自然有其重大的意義。因為這不僅關係一個人的道德，而且關係一大政黨的道德。假如陳氏果真是證據確鑿的「漢奸」，則他的歷史人格即最後破產；假如事實並不如共產黨之所攻擊，則中國共產黨便無法卸脫其有組織地迫害與誣陷異己之罪。

       國民黨報紙《大漢晚報》發表署名文章，理直氣壯而帶有輕蔑的口氣教訓中共說：

       「凡人作事，應當光明磊落，不可鬼鬼祟祟，玩弄手段，然後才能得到人家的同情；否則絕對不會不失敗的」；「我們是具有幾千年文明的中國國民，我們作人，尤應有泱泱大國的風度……切不可學習落後民族那種狹隘、殘忍、刻薄、兇狠、尖刻、毒辣等非文明人類所應有的胸襟——以恨為出發點的胸襟；否則，人類社會只有一天天的開倒車，而仍然回到野蠻的原始社會去。」[64]

       兩天後，該報又發表短評說：「夫尊重他人，即所以尊重自己。如政見之爭牽涉人我之爭，或竟不擇手段，肆意誣衊，此則不足以言政治，徒損一己之政治道德而已」；「以自詡革命黨人出此下策，言之痛心，良深浩歎！」[65]

       （三），此舉在法律上使中共變成了被告。

       王明、康生當然知道，一旦「日本間諜」「漢奸」罪名成立，在戰時立即要處決的。在蘇聯，他們親眼看到許多著名人士，甚至那些與列寧在一起戰鬥過的老布爾什維克，一旦被誣陷就處決了，而且根本不要甚麼證據。在中國，他們也知道抗戰初期的王公度、張慕陶也並非托派。王公度在桂系反蔣獨立運動中曾立下汗馬功勞，被稱為桂系中的「第四號人物」。桂系轉向「聯蔣抗日」，王公度不識時務，堅持原來的立場，再加上在內部爭權奪利鬥爭中遭妒被殺。但是殺了之後如何向外解釋，桂系煞費苦心，最後決定給按上「托派」的帽子。[66]張慕陶原是中共骨幹，只因執行第二、第三次左傾路線遭到必然失敗被開除黨籍，與托派風馬牛不相及。之後投奔山西軍閥閻錫山，表現出相當大的活動能力。中共統戰組織「犧盟會」曾想爭取他「歸隊」，張因對共產黨絕望而拒絕。於是，中共竭力造謠中傷，說他是「托派漢奸」。晉系出於桂系同樣原因，要把張甩掉。後來轉到蔣系手中，終因他堅持「反蔣抗日」立場，被以「托派漢奸」罪名處決。所以，在中國也存在着無需證據，誣陷其「托派漢奸」罪名就可槍斃的事例。這是蘇聯「肅托運動」再加上王、康在巴黎《救國時報》上反復宣傳在中國造成的惡劣影響。

       1938年2月，在康生國內拋出《鏟》文同時，巴黎《救國時報》同時拋出一篇報導式的文章，以陝甘寧特區政府公審大會的名義表示：「我們要求政府當局效法廣西槍決王公度及延安公審三匪徒的辦法，用槍決韓復榘的毅然手段，以鐵一般的國法和軍律，來搜捕、公審和槍決陳獨秀、葉青、徐維烈、張慕陶、梁幹喬等漢奸匪徒。」[67]

       當時陳獨秀真是命懸一絲。要是在延安或其他中共的根據地，早就成了康生負責的「鋤奸部」刀下鬼了。幸虧陳當時在武漢國統區，又有那麼多著名人士仗義相救，不僅倖免一死，而且進行了勝利的反擊。正如當時輿論所指出的：

       今日共產黨的行為……不與政敵作理論上的討論，憑真理來戰勝別人，而用造謠的辦法罹人於罪，誣之為「漢奸匪徒」，企圖借國民黨的刀去殺自己的敵，這是多麼陰險，多麼卑鄙，多麼無恥的勾當呵！這實在是他們十年來盲動的結果，以致政治破產，理論破產，道德破產技窮力竭的表現。[68]

       而有的報紙更是提出了陳獨秀可以「反坐」中共，變被告為原告：「指人為漢奸，固為一時快意，不知此舉不惟有違政治道德，更觸犯法律森嚴……吾不知法庭相質，攻訐者又將何辭以對？」「法律應予反坐。」[69]有人也明確地指出：政府有「懲治漢奸條例」，現在各報所討論的陳獨秀事件，「若他罪證確實，自當處以應得之罪；否則說他是漢奸的日報雜誌等，自亦構成誹謗之罪」；「陳獨秀自可依刑法第三百十條起訴於法院」。[70]

       （四）此舉洩露了中共「民主」的虛偽性：

       抗戰開始以後，共產黨一直打着「民主」旗號，反對國民黨獨裁，號稱要建立獨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並以此吸引全國有為青年投奔延安，籠絡人心，曾收到很大效果。可是，善良的人們卻沒有注意到，早在這個時候（1935–1938）的《救國時報》、《解放》、《群眾》、《新華日報》時期的中共，把陳獨秀等人和整個托派誣陷成「漢奸」並要求槍決時，已經洩露了其草菅人命的本質。

       有人從中共印刷機關「解放社」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一書及《群眾》雜誌、《新華日報》的文章中，列數出國民黨和在野黨、無黨派著名人士中，被中共加上「漢奸」、「托匪」、「賣國賊」、「親日派」四項罪名的有17人之多；[71]如果加上《救國時報》、《解放》雜誌上被點名的人數，達到約30人左右。但是，這些人竟然全不是「漢奸」，全是中共的誣陷。其中一位大學教授鄭學稼，在其給中共黨員的一封公開信[72]中，說到自己在1927年後，從未參加任何黨派，只因「要求中國共產黨停止無出路的暴動，將『紅軍』交給政府改編」等主張，卻被中共屢次罵為「托匪」、「漢奸」。但他從未予以答辯，並說：「我不徒能容恕中共的造謠，我還希望唾棄者，也容恕『中國共產黨』。因為，一個政黨不用光明正大的政治道德作政治的鬥爭，而用陰謀詭計和造謠的手段，後世之人，會給他以一個公平的評論。」陳獨秀事件發生後，他不再表示沉默，寫了這封公開信，用更深刻的思想指出：

       中共今日的政治道德系建立於陰謀詭計及造謠欺騙之上，這給中國共產黨黨員諸君以一個反省的良機。所謂共產黨也者，是推動人類歷史的政黨，不是造謠欺騙的集團。所以，真正的共產黨在政治鬥爭中，用着給大眾批判與接受的政綱，在對政見不同者論爭中，用理論去克服，決不會如今日中共之所為。暫不言中共的行為，無補而有害於中國的歷史發展，而且她的政治道德，將收日後不良的結果……這種生活，給我們證明：中共的上層人物，已失去政治領袖的資格，中共在此輩領導之下，已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派別，而且也不成其為政黨了。

　　當年的《救國時報》

       接着，公開信徹底揭露了中共的所謂「民主運動領導者」的假面具：

       中國共產黨之失去政治道德，給她的黨員以及國人的教訓是如此：中共系今日中國民主運動的敵人及阻礙者。為甚麼呢？所謂民主也者，是指自由平等而言。真正民主主義者，不僅為大眾爭民主，自己還以民主待人——也就是對於政見不同的人或政黨，取着自由與平等的態度。現在，自稱「共產黨」者，對於政見不同的人，用「托匪」與「漢奸」之「莫須有」的污名，侮辱其人格，蔑視其人權；對於非己同類的人，任何出版與言論的自由，都剝奪殆盡——誰能夠在中共勢力的延安中，發見一本關於批判中共主張的刊物或書籍呢？與中共政見不同的人，誰能夠安步於膚施市街之上呢？但它卻樹立民主的大旗號召國人！世界上有一個不知民主為何物，而且極力濫用其文化力量視民主如草芥的政黨，會充當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嗎？

       此外，事件的另一個受害人羅漢也發表了一封給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的很長的公開信，以自己的經歷，駁斥了《鏟》文對他的誣陷。羅漢指出，博古曾對他說：「據我自己觀察，獨秀的意見很少有和托洛斯基相同之點，故中央刊物近來已不把托陳並列一派。」後來羅漢責問周恩來，為甚麼在武漢出版的《群眾》雜誌署名漢夫的文章，竟加獨秀以「匪徒」的稱呼？「恩來兄說，那篇文章的『匪徒』字樣，他的確曾經勾去，後來不知怎樣又被手民誤植上去了。」[73]

       不過，當時人們，特別是非共產黨人和非中共高層領導人的確不知道，陳獨秀被誣事件乃是王明與毛澤東爭權過程中的一個插曲。王明這次回國，自認為可以把毛澤東打下去。在他擬定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的名單中，總書記張聞天放在第六位，自己放在第二位，僅在毛澤東之下。接着，他一是把早在莫斯科與康生夥同炮製出的「陳獨秀漢奸」罪名拋出來，原想是抓住此前毛澤東違背莫斯科的肅托精神，與陳獨秀、羅漢等托派分子聯繫作為把柄。二是在負責長江局工作中，處處推行違背毛澤東在國共合作中獨立自主、保存中共實力和以農村遊擊戰為主的方針，提出「一切通過統一戰線」。對王明這個「新來戶」，毛澤東依仗自己在黨內的雄厚基礎，進行堅決的還擊。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王明的錯誤，撤銷了長江局，建立了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方局和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原局。

       陳獨秀事件使中共威信掃地，不得不做些挽救工作。周恩來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對各方面人士做了許多工作，並多次託人去看望陳獨秀，並囑陳在當時「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74]以免事態的擴大。在共產黨內很有威望的老人、與陳獨秀關係亦好的徐特立當時任長沙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也在陳獨秀的學生何之瑜陪同下特意到武漢慰勸。再加上武漢保衛戰迫在眉睫，各路精英紛紛準備後撤，才使這場風波平息下來。陳的晚年書信中，稱周恩來這位大革命時期的老部下為：「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然亦為群小劫持，不能自拔也。」[75]通觀周的一生，此評價確是入骨三分。

       由於是非不清，冤案未了，陳獨秀仍耿耿於懷。他只答應暫時休戰，準備將來「算總賬」。他在當時給何之瑜的信中說：

       徐老先生所說：「事情是解決了的。」真使我莫名其妙！羅漢的事，有他自己與你們的信，我不願多說。關於我，恐怕永無解決之一日。他們自己雖然沒有繼續說到我，而他們正在指使他們漢口及香港的週邊，在刊物上，在口頭上仍然大肆其造謠污蔑。我在社會上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社會自有公評，他們無情理的造謠中傷，於我無損，只他們自暴其醜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暫時置之不理，惟隨時收集材料，將來到法庭算總賬……[76]

       接着他流亡入川，隨後病逝，沒有得到「算總賬」的機會。在中共眼中，還是帶着「漢奸」這個罪名入土的，可謂遺憾終身。直到1984年，中國學者為平反陳獨秀運動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還想繼續高壓的文件中，才不得不承認「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77]

對托派極左派的再批判及思緒的回歸

       陳獨秀出獄後擁護國民黨領導全國抗戰，擁護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在武漢開展新局面的努力，是違背托派傳統路線的。因此，一開始就遭到上海托派中央強烈的抨擊，因為他們依然教條主義地對待托洛斯基的指示。

       抗戰爆發後，托洛斯基與第四國際對中國托派路線有明確的指示。1937年8月，第四國際通過關於中日戰爭的決議案，提出了兩個「打倒」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78]托洛斯基在致友人信中也表示，中國抗日戰爭是正義戰爭，但蔣介石的抗戰是違反自己意志的，是「被人推向前」的，「明天，他又要背叛」。他指示中國托派：「對於蔣介石和他的黨，以及整個中國統治階級，我們無需要存絲毫的幻想」；對於抗戰，一面要「積極參加」，「一面政治上準備推翻蔣介石」。[79]對於第二次國共合作托氏更是極力批評：「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遵照着莫斯科的命令，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接受了反動的與學究氣的『孫文主義』，加入了國民黨，服從它的紀律……在目前的對日戰爭中，又在重複着這個同樣的致命的政策。」[80]

       陳獨秀出獄後不久，其他托派也先後被釋放。彭述之由於在托派運動中的嚴重爭吵，不像鄭超麟和王文元、濮清泉那樣與陳見面，而是歷盡千辛萬苦回到已成日寇統治中心的上海，從此與陳訣別。這時上海托派只剩下10個人，他與另一個從監獄出來到滬的劉家良一起加入臨委。臨委書記仍是陳其昌（不久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員有李福仁、寒君和邵志誠（又名邵魯，對外充當李的司機）。根據托洛斯基和第四國際的指示，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後，召開了一次「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上海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目前抗戰中我們的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提出了托派的抗戰綱領。

       決議認為，國民黨抗戰，一是「不能不以『應戰』來維護其統治權，一是以『應戰』作為達到它妥協投降目的的手段」。托派的政策是：「全體民眾自動組織和武裝起來參加抗戰……立刻召集緊急的普選全權國民會議以領導徹底的抗日戰爭」；對於國民黨各派，「號召群眾監視他們的行動，並準備力量推翻他們」。對中共執行的民族統一戰線，他們更是杯弓蛇影，稱之為「徹底投降」——「今天的『國共合作』，不僅是1925–1927年國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覺的叛變。斯大林黨已經完全墮落為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它今後只有依附於一派資產階級以反對另一派資產階級……成為資產階級欺騙和壓迫民眾之天然工具。」[81]

       陳獨秀斥責上海托派臨委的主張是「極左派」，不屑一顧。轉向托派以來，他與這種傾向作了不懈的鬥爭，寫了無數的文字，實在已經倦了，現在終於出現了擺脫他們的機會。他對上海托派的厭惡之辭是：「總是將革命之所有能事歸結於辦一張可憐的報紙」，已如上述。

       托派中最有理論修養、被稱為陳獨秀「忠實學生與同志」的鄭超麟1937年8月29日出獄後，曾到陳的住處（陳鍾凡家）看望。鄭明確反對陳擬的幾條抗戰提綱，特別是反對暫時對國民黨「休戰」，並從理論到實踐各方面預測共產黨會解散組織加入國民黨。陳反駁了鄭的觀點，堅決支持共產黨聯合國民黨一同抗日的政策。鄭很克制，沒有大吵大鬧。他太瞭解陳了，吵也沒有用。話不投機半句多，第二天就離開了。這一對從1924年以來在腥風血雨中結成深厚情誼的同志，就這樣再也沒有見面。此後陳在文章和書信中，經常批評鄭把中日戰爭看作是蔣介石與日本天皇之戰，應當採取「失敗主義政策」等荒唐觀點。鄭活到1998年，壽數98歲，經歷了共產黨勝利後給他的49年思想改造，包括27年監獄生活，其托派信仰始終未改。

       陳獨秀知道，在抗戰初期表示的抗日主張及在武漢與何基灃的接觸及與第三種勢力的聯絡，必不為上海托派中央所容。所以，在南京和武漢「廣泛聲明」，不再代表任何黨派，並於1937年10月21日致陳其昌信中明確告訴托派臨委：「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獨立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不能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82]

       這個聲明引起托派臨委驚慌。他們有的主張「公開向外聲明，D. S.同志的意見不是我們共產主義同盟的意見，有些同志甚至主張與他決裂」。[83]代表年輕人的托派中最極端的極左派劉家良說：「陳獨秀及其附和者對中國資產階級存在着強烈的幻想……據我們觀察：這個機會主義者（一個標準的機會主義者）是沒有希望了。與他決裂只是一個時間問題。」[84]

       最後，臨委在多數人的贊成下，通過了一個叫《我們對於獨秀同志的意見》[85]的提綱，嚴厲指責陳獨秀發表的「與任何黨派沒有關係」的聲明，稱其：

       「完全採取了『超黨』的，即『超階級』的立場。他自『八一三」以來所發表的一切文字，正由這一立場出發，因此一貫地充滿了機會主義的精神，即充滿了站在各黨派之間、站在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調和主義精神，這是根本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對階級』的基本觀點」。

       接着，提綱逐條批駁了陳獨秀的主張：

       1、「D.S.主張『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這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因為『民族』是抽象的，在現代的社會裏，真正代表民族利益的往往是一個最進步的階級（是現時的無產階級）……又必須是一個真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黨。所以單純地說：『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實際上即等於否認無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的領導權，這根本是反動的思想。」

       2、「把國民黨政府這次應戰的革命意義儘量加以誇大，同時不僅自己擁護國民黨領導抗戰，又公開叫民眾『要相信政府有抗戰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了』，這完全是替國民黨政府作宣傳筒，結果即是欺騙民眾。這與我們的基本政策毫無共同之點。」

       3、「D. S.所說的『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應以在野黨的資格擁護抗日戰爭，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抗日戰爭之最高統率權這一事實。不要把開放黨權和開放政權混為一談』。這裏十分明顯地是主張維持國民黨的軍事專政，是完全放棄了以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代替國民黨的軍事專政之原來的政治主張。」

       4、「不但不嚴正反駁史大林黨之對於我們整個組織的無恥誣衊，反而公開地宣佈他與『托派』沒有任何關係，即公開宣佈他已脫離了『托派』，這完全表示了，他放棄了自己多年來所堅決擁護並為之奮鬥的革命旗幟，這等於叛變了組織，叛變了自己。」

       5、「D. S.所以遠離第四國際的基本立場，在最重要問題上走到了如此的機會主義，主要是由他自出獄後希圖無條件地保持自己的『公開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國民黨政府妥協，不得不向史黨表示讓步……放棄了自己原來的革命立場，然而這正是社會民主黨及一切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墮落之根本原因。」

       提綱最後提醒說：「D. S.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隊伍裏來，首先必須考慮他所幻想的『公開地位』，進而考慮他近來全部思想錯誤的根源，否則他的錯誤將跟着時間前進至於不可收拾。」但在「附言」中，又以和解的口吻表示：「我們希望D. S.同志能站在革命的利益上來互相討論和批評，以便最後獲得共同一致的正確結論。」

       托派臨委這種思想僵化，抱殘守缺，不可理喻的狀態，使陳獨秀深為絕望。他明白，極左的根子在托洛斯基那裏，於是，採取了一個徹底的辦法，直接向托氏寫告狀信。由於向托氏寫信，又不得不用「我們」即整個中國托派的名義來自稱，說明陳還是希望托氏運用其聲望來挽救中國的托派事業。

       信一開頭就敍述中國抗戰潰敗的局勢及中國托派由於「極左派」路線的錯誤造成組織衰微，因而對這種局勢處於惱人的無能為力的狀態。他哀歎：「我們當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戰爭中有很大的發展。然如果政策比較的正確些，也不致像現在這樣衰微。我們的集團，自始即有極左派的傾向。」然後例舉自己在與托派鬥爭中對方的極左觀點說：「這些極左派的傾向在組織內部的宣傳起了很大的作用，遂決定了對中日戰爭的整個態度，沒有人能夠糾正，誰出來糾正，誰就是機會主義。」這就是他的心酸之處，自己就被說成是一個「老機會主義者」，並一度被開除出托派。

       更使他痛心疾首的是，由於托派的這種極左派錯誤，使史太林、王明、康生的「托派即漢奸」的宣傳也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他說：

       在戰爭中，這般極左派的人們，口裏也說參加抗戰，但同時卻反對把抗日戰爭的意義解析得過高，他們的意思或者認為只有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戰爭才是革命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譏笑「愛國」這一名詞，甚至有人認為此次戰爭是蔣介石對日本天皇的戰爭。有人認為工人參加戰爭是替資產階級當炮灰。他們認為誰要企圖同共產黨、國民黨談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誰便是墮落投降。群眾眼中所看見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動，而是在每期機關報上滿紙攻擊痛駡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漢奸」的宣傳在各階層中都得到了回聲，即同情於我們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對的究竟是誰。從開戰一直到今天，這樣狀況仍舊繼續着，不但未能獲得群眾，簡直無法和群眾見面，因此使他們的意識更加狹窄，竟至有人造出一種理論說：一個革命黨員，社會關係越簡單越好。

       為此，他給托派下的結論是：「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的小集團（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能夠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的障礙。」

       最後，為了打動托洛斯基的心，陳獨秀把托派在中國的發展與第四國際的威望聯繫起來。他把中共與托派對比，如數家珍似地報告托派的力量：「中共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然亦只是些知識份子和沒有一點工人基礎的武裝隊。我們在上海、香港二處有組織的人共計不滿五十；其餘全國各地游離分子大約在百人以上。」

　　托洛斯基在閱讀報刊

       然後，他提出今後正確的工作方針及托派應徹底改變現狀：

       我們不應該幻想着把工作推遲到收復失地以後再做；應該立即準備在日本繼續佔領的環境中開始在當地狹小範圍內從頭做起……只有組織上獲得數量眾多的工人群眾，政治宣傳行動上無保留的以百分百的力量用之於民主民族鬥爭的小集團，才能夠得上做重新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在組織上努力接近工人，加上民主民族鬥爭的宣傳，這種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佔領區域或國民黨統治區域，都同樣是應該採取的方針……現時遠離現實鬥爭的極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覺悟過去輕視民族民主鬥爭的錯誤，大大的改變態度，如果不是每個人都低下頭來在上述工作方針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舊說大話，擺領導者的大架子，組織空洞的領導機關，妄想依靠第四國際支部的名義閉起門來自立為王，那麼除了使第四國際的威望在中國喪失外，別的將無所成就。[86]

       這真實地表達了陳獨秀對中國前途的憂慮與希望：對國民黨的失望，對共產黨的蔑視和在武漢獨立開創政治局面失敗後，對托派極左派傾向的痛心及無奈中又有一絲希望。這種思緒與抗戰初期對抗戰形勢的樂觀，對國共兩黨的擁護，對托派表示「已不隸屬」的關係，進而與中間勢力的聯絡等思緒與行動，形成顯明對照。說明一年的抗戰生活，使他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刺激和變化。為甚麼會有這樣大的變化？

       第一、只反對托派的「極左派」傾向及托派領導集團，不反對托派組織。

       在信中，陳獨秀把「我們的組織」與「極左派小集團」是分開的，譴責後者，而對前者表示希望。從私人關係上說，這個「小集團」，那時實際控制在他長期厭惡的彭述之、劉家良和尹寬手中，無疑更增加了與「小集團」的對立情緒。如他所說：「關於老彭和長子（尹寬），即使意見相同，我也誓不與之共事，況且根本意見相差很遠。」[87]因此，他可以在實際上脫離極左派領導的托派，不接受托派臨委的任何約束，宣稱與其沒有「隸屬」關係，以至被人誤會他已「聲明脫離了托派」，實際上他一再拒絕作「脫離托派的聲明」，譏其為「畫蛇添足」，更不能公開反對它。

       第二、只反對托派的「極左」路線和政策，不反對托派的理論基礎和基本原則。

       信中批判托派極左派在革命性質、國民會議、共同行動等問題上傳統的錯誤，這些錯誤也是他與托派的傳統分歧。但在反對階級聯盟（如第一次國共合作那樣的黨派混合）、城市中心、工人為基礎等基本原則，與托派臨委沒有分歧。如他在最早向臨委宣佈「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的信中就曾批評他們「亂罵」共產黨和國民黨，尤其是罵中共執行「聯合戰線」政策是「階級合作」，是中國革命的「制動機」和「障礙物」時，認為「不是原則上的錯誤，政策上是非常錯誤」，因為「不曾看見共同的敵人」。而在給托氏的信中，他所以蔑視「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的中共，就是因為中共沒有工人基礎，不以城市為中心，所以，決不是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的政黨。而在這些原則方面，托派（即使是極左派）一直沒有放棄。

       第三、想做「無黨派人士」失敗後的思想回歸。

       抗戰初期，他想利用在國民黨監獄中出來的、公開身份的條件，以無黨派人士的面目，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以換取公開活動的身份；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試圖謀取合作抗日、為國報效的機會；接近中間的民主黨派及軍人，以謀取自己開創獨立政治局面的可能。總之，根據當時複雜的局勢，他需要觀望、揣摩、嘗試一下，決定新的朋友。如他對王文元所說，今後他再不屬於任何黨派，「陳獨秀只代表陳獨秀個人，至於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得在新鬥爭的分分合合中決定了」。[88]他在給陳其昌等人信中也說：「你們都是史大林主義者，都是老彭的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侶……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89]

       那麼，他一年來的觀望和努力得到了甚麼呢？

       一是對國民黨的希望完全破滅：「開戰前國民黨政府沒有作戰的意志，倉卒應戰，最不可少的準備太不夠，甚至某些部分簡直沒有。開戰後，復以反革命的方法來執行民族革命的任務，所以軍事失敗。」

       二是對共產黨滿肚子怨恨，出爾反爾，竟然無中生有，把他誣成「漢奸」。

       三是那些中間民主人士太經不起風浪，國共一擠壓，都離他而去。而且在「漢奸」事件中，為陳獨秀辯白的九人公開信署名者，林庚白與張西曼在《新華日報》一個無理的反駁後，發表聲明表示動搖，前者竟「特鄭重聲明，本人於該函之內容，完全不能同意，應不負責任」；後者也表示在簽名時「曾要求過將內容酌加修改」。[90]兩人的公開信一發表，又引起一片譏嘲聲。說明要團結「不擁國不阿共」的勢力開創一片新天地，是多麼不切實際的幻想。

       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面對這種風流雲散的悲涼處境，煢煢孑立，形影相弔，無限悵惘。尤其是1938年7月，不得不在日本的炮火下隻身流亡四川後，生活上又一次飽受磨難。正是在這又一次嚴重失敗和從未有過的孤獨之中，上海臨委派了與他有深厚情誼的陳其昌長途冒險來到他的身邊，與他交換意見。在這種情況下，他寫了給托氏的信。信中流露的那種感情和立場，也就很自然了：他不得不承認他的基礎還是托派，也只能是托派。

       但是，要他放棄自己的原則，與托派極左派小集團和解，也同樣不可能。因為它不僅「沒有發展的希望」，「反而是中國革命的障礙」。這是一種多麼痛苦與無奈的心情。所以，他給托洛斯基信中提出的由民主民族革命「從頭做出」的設想，既是一年來努力受挫後的呻吟，又是不甘失敗的掙扎。

       大陸學術界有人拿劉仁靜提供的情況證明陳獨秀已經與托派脫離關係。劉在1938年到武昌找陳獨秀，「陳獨秀開始對我很客氣。第二天去見他，他就不見我了，還給我留下一封信，那封信表示和我絕交，劃清界限」。[91]其實，劉仁靜後來自己出來糾正說：「有人說陳獨秀那次不見我，是表明他與托派劃清界限。實際相反，因為我當時已是被托派開除的人，所以他不與我交往。」[92]

       原來，劉仁靜在1935年3月北平被捕、押往南京判處徒刑兩年半、進入蘇州反省院執行後，擔任了這個反省院犯人「自治會」主席。他在反省院辦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發表了多篇文章，繼續宣揚被陳獨秀批判過的先「經濟復興」、後「發動革命」的理論，宣稱：「現在民族復興的途徑只有靠階級調和，一致對外。」「就中國現狀看來，在中國想實現社會主義或非資本主義，乃是一種人道主義者的幻想」；主張中國應該「節制私人資本，即是創造國家資本……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93]

       在獄中的陳獨秀看到了這位老冤家劉仁靜的文章，火冒三丈，立即建議托派臨委開除劉仁靜。1981年，筆者在收集陳獨秀資料時，在某單位檔案處保存的「陳獨秀手稿」卷內，發現了一份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臨時委員會」名義寫的手稿——《開除劉仁靜黨籍啟事》，啟事寫道：

       劉仁靜於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後，未能保持革命者堅決的態度，後入蘇州反省院，更顯出動搖的傾向。最近我們在蘇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讀到了他所投登的幾篇論文如《節制資本芻議》[94]等，竟公然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宣傳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他整個思想，無疑已投降於反動的孫中山主義之前。為此，我們鄭重聲明：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決不容許抱有這樣思想的分子，繼續容留在他的隊伍中。

       這個《啟事》寫於1935年11月17日。後來經過臨委核實修改後，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開除劉仁靜黨籍通告》刊登在托派機關報上，《通告》一開頭與上述《啟事》一樣，說他被捕後動搖，接着說：「惟當時僅憑同志口傳，本同盟不能率爾置信。」——這說明劉仁靜問題的發現及處理意見，確是陳獨秀首先提出。然後寫道：「近聞江蘇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見有劉仁靜投登的長文《讀〈資本論〉芻議》、《讀〈西洋史論〉》等篇，完全證實其思想的反動與叛變……為此，本同盟正式宣佈劉仁靜為共產主義叛徒，開除其黨籍。」[95]

       後來，劉仁靜向李福仁問起這件事，李對他說：「當時開除你，是獄中的陳獨秀支持的。」所以，他出獄後，先到上海，要求恢復與托派的組織關係，未成；他又在1937年10月29日寫信給當時在美國的李福仁和伊羅生，要他們轉信給托洛斯基，請求幫助解決其恢復組織關係，同時報告陳獨秀在武漢的言論說：「全體同志對他表示失望了。」[96]但是，托洛斯基在1938年2月23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對陳獨秀仍然表示關懷和尊敬，而對劉仁靜卻明確表示蔑視：「至於劉仁靜，我不願給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勢太緊張，我無法確定他是否在玩兩面手法。」[97]

       劉仁靜就到武漢來求救於「老冤家」陳獨秀，如同1931年四個托派小組織統一時那樣。但又如上述，遭到了陳獨秀的冷遇。所以，陳獨秀冷遇劉仁靜，非但不能說明陳獨秀與托派脫離關係，反而說明他為了維護托派的「純潔性」，拒絕變節過的劉仁靜再回到隊伍中來。

       在回到托派失敗後，劉仁靜公開倒向國民黨。1939年他去西安投到軍統頭目、第十戰區政治主任梁幹喬麾下，任戰區政治部宣傳科長，專門對延安進行反共宣傳。歷史真會捉弄人，中國托派中兩位都見過托洛斯基、因此一度自認為是「元老」的人，八年之後不僅重新見面，還都投進了當年發誓打倒的「國民黨反動派」懷抱。

　　老年時的劉仁靜與家人的照片

       現在再來談陳獨秀致托氏的信。如上所述，這封信是在上海托派臨委之一陳其昌（與鄭超麟、王文元一樣，不同意陳的思想，但維持着對陳尊敬的情誼）1938年秋繞道香港到重慶探望陳，向陳展示臨委通過的《我們對於獨秀同志的意見》後，由陳獨秀所寫，託陳其昌帶到上海，請李福仁轉寄托洛斯基本人的。當時大半個中國已被佔領，陳其昌再繞道香港回上海時，已經是1939年1月。

       上海臨委見此告狀信，立即通過了長達11，000多字的第二個對陳的決議《臨委給國際的政治工作報告》，[98]進行反駁。反駁是那樣無力，反而證明陳獨秀是完全正確的，如不得不承認抗戰爆發後，在臨委的刊物上還出現「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這對於外面曾經發生了一些誤會和不好的影響」；但又辯解說：「其原因，一部分是由於疏忽，一部分是由於當時的負責者中有一人還堅持保留這一口號以為宣傳之用。」然後又自吹上海失陷後即1937年11月通過的托派抗戰綱領（包括對中共的攻擊），稱其是：

       完全正確的，因為這不但是根據過去俄國及中國革命教訓，根據列寧與托同志最近關於中日戰爭所發表的許多文件（特別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三日寫給里維約同志的信）的意見相符，並且由中日戰爭一年餘來的事實，也從反面證實了我們所採取的路線之正確。

       《報告》也承認：「我們的政治路線並沒有能給予這次抗戰以多大的影響。換句話說，我們並沒有能根據我們的政治路線去鼓動民眾，組織民眾起來干涉這次抗戰，轉移這次抗戰，以至抗戰不斷失敗。」「但這不是我們主觀的過失，更不能以此誣衊我們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像D. S.同志歸咎於我們的。這是一大串的客觀原因所形成起來的……至於要說到我們的錯誤，也不是沒有……但同時也必得知道這是由於我們的組織太弱小太孤立了……」

       《報告》在今後工作的打算中，一面堅持陳批評的做法：「盡可能地經常維持我們的刊物出版」；一面又採取陳的建議：「盡可能使組織接近群眾，在工人及農民中建立新的群眾組織。」這樣的工作最後還是如陳批判的那樣，把一切「歸結為一張報紙」。因為，如果「刊物」上滿是痛駡國共兩黨的文字，那麼就不可能「接近群眾」。

殷殷關注——來自托洛斯基的深情厚誼

       陳獨秀的告狀信和上海臨委極左派自我辯駁的報告，都寄給了在美國的托洛斯基，要求「最高裁決」。這對一直關心着中國如同關心着自己的祖國，特別關心中國托派，而又遠離中國根本不瞭解中國國情的托氏來說，顯然是一道棘手的難題。

       但是，托洛斯基畢竟是一個形成了自己理論體系的革命家，對陳獨秀也有較深刻的瞭解，這兩點是不可能輕易改變的。抗戰爆發後，托洛斯基密切注視着陳獨秀的命運與動向。他與托派臨委李福仁的談話與通信中，陳獨秀始終是一個重要話題。1937年8月，托洛斯基在墨西哥考約奧岡寓所接見李福仁，要李回中國發起一個「護陳運動」。當時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托氏根據自己對史太林的觀察，認為史、蔣可能合作，「盟約一簽定，他們將殺死陳獨秀：我們一定要為他發起一個運動，你可以發起這個護陳運動。」[99]12月，當李福仁把陳獨秀的抗戰主張告訴托洛斯基，猜測陳是投降了國民黨才出獄，並表示支持彭述之和劉家良等人與陳決裂時，他回信要李「避免作出魯莽的判斷」，指出：「戰爭初期，特別是民族戰爭的初期，總是給革命黨造成最大的困難。即使是布爾什維克黨——不是在一場民族戰爭而是在沙皇帝國主義戰爭的頭幾個月中，也完全癱瘓了。它的有資格的代表們發表了一些十分可疑的與模棱兩可的宣言。後來逐漸地，在群眾變動的情緒壓力下，他們才回返到革命路線上來……」

       托氏不同意李福仁對陳獨秀作的「投降」猜測，認為這只能作一種假設，即在抗日問題上，「可能在一方面的蔣介石和另一方面的我們的同志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但是，他卻「完全同意」李說的「史大林派現在可能要暗殺陳獨秀的想法」。「正為了這個緣故，我相信他最好到美國或墨西哥來」——這是托氏最早提出讓陳獨秀到國外去的建議，而且態度極為誠懇和堅定。

       他要李以他的名義立即給陳去信談這個問題：「這對陳獨秀來說是一個生死問題，對第四國際說則是一個巨大政治意義的問題，至於他能參加（第四國際成立）大會所能帶來的好處，那就更不必說了。」在當時第四國際籌備會的人物中，像陳獨秀這樣的重量級人物——曾是中共創始人並連任五屆最高領導人，在共產國際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是一個風雲人物，最後脫離中共加入托派，給史太林和共產國際以重大打擊——的確是鳳毛麟角。

       1938年2月5日，托又致函李福仁，催促他設法把陳「弄到美國來」。信中說：

       可以以出國宣傳、使外國工人運動贊助中國為理由，要求當局授權放洋。如果蘇聯參戰……到那時我們所有同志會被消滅。我們必須在這個意義上對他們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讓陳獨秀出來，無論對於他或對於我們，同樣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國際中可以起到片山潛[100]在莫斯科給第三國際所曾起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陳獨秀還能比片山潛給革命事業帶來更多的好處。[101]

       托洛斯基猜對了一半。國民黨一則出於陳獨秀是共產黨反對派，二則內部有許多陳的學生和朋友為其求情，沒有殺陳，反而拉攏陳，監視陳。倒是共產黨千方百計誣陳為「漢奸」，要求槍斃他。正好與托提出這個警告同時，王明、康生在巴黎《救國時報》上大肆炒作「陳獨秀是托匪，應該槍斃」的論調，並且出現在延安《解放》雜誌上，掀起軒然大波。

       由於通訊不便，過了4個月，托氏才知道陳獨秀在中國拒絕發表「脫離托派」的聲明。而他的擔心，也被共產黨誣陷陳為「漢奸」，要求「槍斃」他的各種消息所證實。於是，他再次極其鄭重地給李福仁寫信：

       我非常關懷的問題是陳獨秀的人身安全。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我毫不懷疑史大林會在戰爭期間暗殺他……他應該到美國去，如有可能，應取得中國政府的同意……陳獨秀如到美國，能為中國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展開很有效的宣傳。他以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個老革命家、且以一個獨立的政治家資格來進行這種宣傳，對於美國工人所能發生的影響比莫斯科的代理人們所發生的要大一千倍。

       同時，陳獨秀發表的「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的聲明被中國托派誤認為是「脫離托派」的聲明，對他表示強烈譴責。而托氏對此卻表示充分理解：

       陳獨秀對我們中國支部保持很謹慎的態度，我絕對能夠理解。他在中國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動都受着當局的管制……在這樣的情形下，陳獨秀很容易被牽連到某種臭名洋溢的司法羅網中去，如果發生這種事情，對他將是致命的打擊，對第四國際也極為有害。他的處境如果尚非絕難忍受，卻已是極端困難的了。他無論如何得跑到外國來。這是我最深的信心。[102]

       這封信後，由於陳獨秀隻身入川，與上海托派失去了聯繫，托氏有大半年沒有陳的消息，很着急。1939年2月23日，他在給李福仁的一封短信中問：「陳獨秀的近況如何？他在幹甚麼？他的思想如何？」現在，李福仁終於把陳的信和臨委的反駁報告寄來了。一方面，托氏不得不承認，中國托派臨委的抗戰路線是基本上符合他的思想和指示的，另一方面，對陳信中的意見，也不能不重視。於是，採取折中方法，調和兩個極端，十分審慎地表示：「我很困難形成一種確定的見解來判斷我們的同志們的政治意見，或判斷他們極左主義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斷我們老朋友方面對於他們的嚴斥是否正確。」

       托氏不可能像陳獨秀那樣批評中國托派，但他對於陳仍忠於托派事業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針，顯然深受感動。陳提出的當前只能進行民族民主鬥爭的主張，與他提出的中國在「過渡時期」以國民會議為中心的口號並無不合。陳看不起中共組織，提出使中國托派成為「創造無產階級政黨中心勢力」，更是托氏一貫的願望。在1932年9、10月間他給陳的信和1937年8月與李福仁的談話中都強調了這個願望。他對陳獨秀表示了較多的諒解和支持：「我非常歡喜，我們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舊是我們的朋友，雖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見，我以為在本質上是正確的，我希望在這個基礎上能夠同他經常合作。」[103]

       關於陳獨秀與中國托派臨委的矛盾，基於他對陳的一往情深和一貫的建議，認為很好解決，就是把陳獨秀調離，到美國來參加第四國際的工作。這樣既解決了陳與托派臨委的矛盾，又解除了他認為陳留在中國危險的擔心，更遂了他多年來要陳來與他合作奮鬥並提高第四國際威望的願望。真是一舉三得。可惜的是，他在一點上還是不瞭解陳獨秀：陳首先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在祖國危難時刻，決不會離開。托洛斯基在寫了此信的第二年即1940年，自己被史太林派的克格勃用冰斧刺殺。托氏的殷切期望沒有實現，陳獨秀少了一個能深切交流思想的知己。

       陳獨秀逝世後，王文元寫過一篇題為《托洛斯基與陳獨秀》[104]的文章，對前者為甚麼幾次三番在後者與其他托派鬥爭中對之袒護，有這樣的評述：「將近十年來，如果沒有托洛斯基的『保護』，陳獨秀大約已不止一次地被托派中的某些『英雄』開除，宣佈『自動脫離』或宣佈『變節』了！」又說：

       托洛斯基在1927年5月7日第一次提到陳獨秀時說過一句名言：陳獨秀同志根據他自己觀察來估計局勢，與我們根據理論思考而估計局勢，恰恰說着同樣的話；這個評價決定了托洛斯基對陳獨秀的態度，直到最後。他至始至終十分珍視那有經驗的革命的陳獨秀，而不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陳獨秀。所以每當中國的年青托派或因意氣、或因理論上的吹求、即或因正確的批評而攻擊陳獨秀時，托洛斯基所採取的態度總是袒護的甚至「曲宥的」。

       文章還說托洛斯基所以特別看重陳獨秀，是要陳參加第四國際，「正因為如此，他不斷地要獲知陳獨秀的思想發展。自從一九二九年以來，陳獨秀思想上的一切錯誤——無論真實的或虛幻的——托洛斯基沒有一件不知道」；「托洛斯基比任何人更明白陳獨秀的錯誤，但他也比任何人更明白他的長處與價值，因而他比任何人更不願做出陳獨秀『變節』的結論」。文章甚至認定：托洛斯基相信當革命局勢來臨時，陳獨秀還會與他們「說着同樣的話」；「真實的革命將使我們之間的意見消滅於無形，陳獨秀還會回到革命的第四國際的立場來，他仍舊要在中國革命中起着巨大作用。」

       上海托派臨委見到托的回信後，對托氏在陳獨秀問題上採取調和主義立場極為不滿，他們又專門作出一個《臨委給國際的報告——關於D. S.同志問題》，[105]實際是憤怒地駁斥了托氏對陳的袒護立場，不接受與陳獨秀調和：

       「D. S.同志自出獄後便一貫在政治上採取機會主義立場，在組織上採取取消主義的觀點」；「我們不可否認的聲明：D. S.同志與我們之間在抗戰過程中有根本不同的兩條路線：一條是向孟什維克乖離的路線，一條是不可調和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路線。」

       《報告》再次否認陳獨秀的批判，鄭重地發表「最後負責的聲明」：「D. S.攻擊我們為極左派所列舉的罪名沒有一條是真實的！」——這簡直是耍賴皮了，其實陳獨秀對他們的批判條條是真實的，而且是至始以來長期如此。就連《報告》也不得不承認：「我們這個團體一貫處境孤立……一貫與群眾沒有保持密切的聯繫，因此不能及時反映出廣大群眾心理的轉變。」

       陳在《告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資本主義在中國》、《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等文章和演說中，在堅持帶有托派色彩的「中國此時還是一個『初期資本主義國家』」觀點的同時，強調「資本主義在中國，還有大發展的餘地」。所以，他叫人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還說：「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經濟成熟，自然是無稽之談；有相當力量的工業及其政黨，只有在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夠生長起來……」「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中國目前的問題，不是甚麼『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而是『本國的資本主義，或外國資本主義的殖民地』。」

       在這裏，很有諷刺意味的是：以上觀點原本是陳獨秀批判的劉仁靜的觀點，而現在卻輪到托派臨委來批判他了。據此，《報告》認為：「他對中國無產階級力量及社會主義的信心已根本動搖，他之屢屢鄭重『無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於民族民主鬥爭』並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斷革命論的觀點上來提出這個問題。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發展已接近了『階段論』的學說。」

　　陳獨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後排右四）、劉仁靜（後排右五）等，攝于1922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

       托派這裏反對的所謂「階段論」，是指資本主義以前的、落後的國家，先進行民族民主革命，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即把托派堅持的「不斷革命論」或「一次革命論」，即經過一次革命完成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種任務分成兩個階級來完成。所以，托派批判這種理論為「機會主義的階段論」。中共歷史上三次左傾路線錯誤，都與托派的「不斷革命論」相似。毛澤東在批判他們時，提出了「新民主主義論」，實際上就是以上陳獨秀說的這種「階段論」。但是他對民主革命的長期性還是估計不足，1949年奪取大陸政權不久，又在落後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反對資本主義的發展，結束了民主革命，而急於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違背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遭到慘敗。中共不得不實行「改革開放」，重新發展資本主義。由此可見，陳獨秀的「階段論」（即在目前相當長一個階段內實行民主資本主義制度——引者）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正確理論。

       在組織問題上，托派臨委更反對托洛斯基的「調和論」。《報告》說：

       自從他出獄後對我們組織所採取的冷漠、輕蔑甚至敵視的態度，他對某同志表示「各人各幹各人的，將來再說」的觀念，甚至他在敵人面前公開表示他和「托派」無關的聲明，這些都足以覘知他的取消組織的觀點。因此我們應該繼續聲明，即在組織問題上我們與D. S.同志的取消觀點也陷於不可調和的地步。

       就這樣，無論陳獨秀或托派臨委，雙方都認為已經分裂。只是臨委中王文元、鄭超麟（1940年從鄉下養病後回到上海，加入機關報《鬥爭》編委會）、陳其昌、樓國華等少數人，出於與陳的私誼和一廂情願地認為以後時局變化、他能回到托派隊伍中來的期望，「完全同意」托洛斯基對陳的「寬容」，反對對陳採取極端的措施，如開除等。[106]為此，又是以「多數」通過的這個《報告》抱怨說：「有極少數的老同志往往以道德的感情的觀點來回避這一鬥爭……辯護他並未離開我們的立場。」於是，托派臨委本身，也開始醞釀新的分裂。

       最後，《報告》還是屈服於托洛斯基的壓力，被迫同意陳獨秀「留在第四國際內，是很有意義的」；「我們現在仍繼續誠懇的要求D. S.同志和我們，和國際組織恢復正常的關係，進行徹底的討論」，「我們自得到托同志的意見後，我們更希望他能到美國去。」但同時，卻又威脅說：「我們認為改正一個領袖同志錯誤的最不可少的辦法，還是對他的錯誤不可調和的鬥爭……假如他仍堅執成見，把我們視為『極左派』以保留他一貫的機會主義路線，則我們始終是無法接近無法合作的。」這也說明，這次如果沒有托洛斯基親自出來「保駕」，如果不是王文元、陳其昌等人出於感情的「辯護」，彭述之、劉家良這兩位陳氏宿敵控制的臨委，又要演出「開除」陳獨秀的鬧劇！

[1]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手稿，1947年7月，藏北京中央檔案館。

[2]汪精衛致胡適信（1937年8月19日），原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

[3]國民政府司法院呈文，呈字第260號，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4]國民政府指令，第1844號，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5]國民政府司法院訓令，訓令第594號，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6]上海博物館藏。該信原無標點，但近年來有些書刊（如上海人民出版社《陳獨秀著作選》）加標點發表時，往往把「……是內亂罪亦無由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謂冤獄。」點成「……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不知「周內」是「構陷」之意也。

[7]馬蔭良、儲玉坤：〈關於陳獨秀出獄前寫給《申報〉的一封信〉，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1期。標題上的「出獄前」，應是「出獄後」。

[8]陳獨秀：〈抗戰期中的種種問題〉，《抗戰》週刊，第1卷，第6期，1937年10月16日。

[9]陳獨秀：〈我們斷然有救〉，《政論》，第1卷，第13期，1938年6月5日。

[10]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武漢：華中圖書公司，1938），頁5。

[11]獨秀：〈從第一個雙十節到第二十六個雙十節〉，《宇宙風》，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

[12]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武漢：華中圖書公司，1938），頁5。

[13]獨秀：〈抗戰中應有的綱領〉，《我的抗戰意見》，頁28。

[14]獨秀：〈從第一個雙十節到第二十六個雙十節〉，《宇宙風》，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

[15]陳獨秀：〈抗戰與建國〉，《政論》，第1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

[16]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武漢：華中圖書公司，1938），頁5。

[17]陳獨秀：〈抗戰中的黨派問題〉，《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5集（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

[18]獨秀：〈言和即為漢奸〉，向愚編：《抗戰文選》，第3輯（武漢：戰時出版社，1937年）。

[19]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武漢：華中圖書公司，1938），頁5。

[20]〈黃理文談陳獨秀〉（吳信忠1981年訪問整理，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二），《黨史研究資料》，1979年第5期。

[21]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手稿，1947年7月，藏北京中央檔案館。

[22]陳獨秀：〈各黨派應如何鞏固團結〉，《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5集。

[23]陳獨秀：〈抗戰中的黨派問題〉，《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5集（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

[24]獨秀：〈抗戰中應有的綱領〉，《我的抗戰意見》，頁28。

[25]陳獨秀：〈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我的抗戰意見》（武漢：華中圖書公司，1938年），頁32–33。

[26]《我的抗戰意見》，頁31–36，華中圖書公司出版，1938年3月。

[27]陳獨秀：〈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宇宙風》，第52期，1937年11月。

[28]陳獨秀：〈致《新華日報》的信〉（1938年3月17日），《血路》，第12期；《武漢日報》，1937年3月19日。

[29]參見：《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頁262；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25日。

[30]冰：〈陳獨秀先生到到何處去〉，《解放》，第24期，1937年11月20日。

[31]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25日。

[32]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25日。

[33]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331。

[34]轉引自：葉劍英、博古、董必武給《新華日報》的信，《新華日報》，1938年3月20日。

[35]《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64。

[36]高語罕：〈陳獨秀入川後》，南京《新民報》晚刊，1947年11月13日。

[37]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18期。

[38]高語罕：〈陳獨秀入川後》，南京《新民報》晚刊，1947年11月13日。

[39]當時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李新牽頭，準備成立「現代史研究所」（現代史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起點），公章和經費已經撥下，但因沒有房子，暫時留在北京東廠胡同的近代史所。後來由於與近代史所的種種矛盾，特別是近代史所所長劉大年與李新的矛盾尖銳複雜，在學術上，劉主張現代史以1949年10月1日為起點。結果劉大年勝出，「現代史研究所」胎死腹中。

[40]打印件，未刊。

[41]〈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緊要聲明〉，《鬥爭》（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機關報），第3卷，第9期，1937年10月2日。

[42]羅漢致彭述之的信（1937年10月1日），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43]陳獨秀：〈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23。

[44]陳獨秀：〈資本主義在中國〉，《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1集。

[45]陳獨秀：〈我們為甚麼而戰〉，《告日本社會主義者》（單行本），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年印行。

[46]〈陳獨秀給托洛斯基的信〉（1938年11月3日）。大陸出版的最有影響的《陳獨秀著作選》，根據鄭超麟提供給何之瑜編的《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一書的日期，定為「1939年3月×日」。而在美國1980年開放的托洛斯基檔案，該信英文檔案顯示日期為1938年11月3日。經筆者查閱該信最早在托派多數派的小冊子《保衛馬克思主義》之一「附錄一」上發表時，未刊日期。而根據托洛斯基回信時指出李福仁在上海轉信給他的日期是1939年「1月19日」來推算，陳其昌在那抗戰風火歲月中繞道香港去四川，再從原路返回上海，那麼，「1938年11月3日」這個日期，應該說是正確的。所以，鄭超麟在筆者主編的《陳獨秀研究動態》第6期（1995年11月）上，進行了修正。

[47]陳獨秀：〈五四運動時代過去了嗎？〉，《政論》旬刊，第1卷，第11期，1938年5月15日。

[48]〈民族野心〉，《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年發行。

[49]〈抗戰一年〉，《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

[50]〈論遊擊隊〉，《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

[51]《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66、268。

[52]《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66–267。

[53]《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72–273。

[54]《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73。

[55]《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74。

[56]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418–423；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2），頁191。

[57]康生：〈剷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斯基匪徒〉（以下簡稱〈鏟〉文），《解放》週刊，第29、30期，1938年2月。

[58]〈陳獨秀是否托派漢奸問題〉，《新華日報》，1938年3月17日。

[59]陳獨秀：〈致《新華日報》的信〉（1938年3月17日），《血路》第12期；《武漢日報》，1938年3月19日；《掃蕩報》，1938年3月20日。

[60]雷宇同編：《中國共產黨攻擊陳獨秀等的反響》（廣州：新東書局，1938），頁3。

[61]〈以大局為生〉，武漢《大漢晚報》，1938年3月19日。

[62]張西曼：〈致〈新華日報〉的信〉及《新華日報》的短評《不容含糊和小心上當》，均載《新華日報》1938年3月18日。

[63]吳國璋：〈陳獨秀，漢奸？托派？〉，《民意週刊》，第15期，1938年3月19日。

[64]漢生：〈「拉」與「打」〉，《大漢晚報》，1938年3月21日。

[65]〈提高政治道德》，《大漢晚報》，1938年3月23日。

[66]程思遠：《政壇回憶》（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1982），頁98。

[67]〈托陳漢奸匪徒賣國通敵到大後方陝甘寧特區政府公審托陳匪徒〉，《救國時報》，第151期，1938 年 2 月5日。黃公度即王公度，如上述，他不是中共黨員，也與托派沒有關係。其實，張慕陶、徐維烈也都不是托派。梁幹喬是早期的托派，1931年5月托派小組織統一後不久，即投靠國民黨，這時也不是托派，更沒有當漢奸。

[68]李武：〈九個人拆穿了一副西洋鏡〉，《抗戰嚮導》創刊號，1938年3月19日。

[69]〈提高政治道德〉，《大漢晚報》，1938年3月23日。

[70]徐樂如：〈最近陳獨秀事件的法律觀〉，《民意週刊》，第16期，1938年3月22日。

[71]志痕：〈《指鹿為馬》——造謠耶？卑鄙耶？〉，《抗戰嚮導》，第4期，1938年4月15日。

[72]鄭學稼：〈給中國共產黨黨員一封公開的信〉（1938年3月13日寫於珞珈山），《抗戰嚮導》創刊號。

[73]羅漢：〈給周恩來等一封公開的信〉，《正報》，1938年4月25、26日。

[注74]《黃理文談陳獨秀》（吳信忠整理），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周欽岳談陳獨秀》（周祖羲訪問整理，1982年12月）。周欽岳抗戰期間任重慶《新蜀報》主編，在武漢和重慶，與周恩來及陳獨秀都有來往。

[75]陳獨秀複楊鵬升的信（1940年6月12日），中央檔案館藏。

[76]陳獨秀致賀松生的信（1938年4月8日），未刊。賀松生即何資深、何之瑜。

[77]《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中宣發文第13號，1984年3月19日）。

[78]〈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局關於中日戰爭決議案〉，《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272。

[79]托洛斯基：〈論中日戰爭致里維拉的信〉（1937年9月23日），《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51。

[80]托洛斯基：〈伊羅生著〈中國革命悲劇〉序〉，《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64。

[81]《「托派」對於抗戰的主張》（油印小冊子），頁13。

[82]《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頁24。

[83]〈臨委給國際的報告——關於D. S.同志問題〉，《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頁28，1946年托派多數派所印的油印小冊子。

[84]〈劉家良致李福仁的信〉（1937年11月21日），《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69，譯註一個。

[85]《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頁7。

[86]陳獨秀〈給托洛斯基的信〉（1938年11月3日）。這封信最早刊登在1946年托派多數派油印的《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的「附錄」上，取名為〈DS給國際的報告〉，但是沒有注明日期。1948年何之瑜把陳獨秀的部分遺著編輯成小冊子《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時，請鄭超麟回憶，註明為「1939年某月」。1993年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陳獨秀著作選》時，根據鄭超麟的回憶，註明為「1939年1月」。流亡在英國的王文元見後，告訴鄭超麟，他在托洛斯基被刺殺後40年開放的托氏檔案中發現：陳獨秀寫的原信，註明為「1938年11月3日」。於是鄭寫了〈陳獨秀致托洛斯基的信是哪一日寫的〉一文（刊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6期，1995年11月），進行了糾正。

[87]仲：〈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的最後論文與書信》，頁24。

[88]《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64。

[89]仲：〈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的最後論文與書信》，頁23。

[90]林庚白、張西曼致《新華日報》的信，分別載《新華日報》1938年3月16日與18日。

[91]史斌、蘇晏整理：〈訪問劉仁靜談話記錄〉（1979年3–4月），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4期。

[92]唐寶林整理：《訪問劉仁靜談話記錄》（1980年7月22日）。

[93]劉仁靜：〈讀《資本論》芻議〉，《半月刊》（南京反省院內部刊物，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第3卷，第11期；《讀〈西洋史論〉》，《半月刊》，第3卷，第21期。

[94]可能為《讀〈資本論〉芻議》之誤。

[95]《鬥爭》，第14期，1936年12月15日。

[96]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4，註4。

[97]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3。

[98]《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頁10–20。

[99]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4，註4。

[100]片山潛（1860–1933）：日本社會民主黨主要創始人，曾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同情蘇聯十月革命，曾協助美國共產黨的建立，為共產國際做了許多貢獻。

[101]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1。

[102]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8。

[103]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28。

[104]連根：〈托洛斯基與陳獨秀〉，《國際主義者》（手刻油印件），第3期，1942年6月25日。連根是王文元的筆名。1942年中國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王文元、鄭超麟、陳其昌、樓國華為首的少數派。《國際主義者》是少數派油印機關報。

[105]《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頁21。

[106]連根：〈托洛斯基與陳獨秀〉，《國際主義者》（手刻油印件），第3期，1942年6月25日。連根是王文元的筆名。1942年中國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王文元、鄭超麟、陳其昌、樓國華為首的少數派。《國際主義者》是少數派油印機關報。

十九   「終身反對派」與不變的人生追求（1938–1942）

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

        1938年2月，陳獨秀有意離漢。陳鍾凡推薦他到武漢大學教書，被拒絕。陳說：「撫五（即王星拱，武漢大學校長——引者）與我至好，我所學亦無以教人」。[1]實際上有難言之隱︰一是離開北京大學時受到同行潑給的恥辱揮之不去。大學是知識分子集中之處，左中右雜處之地，像他這樣政治上多次大失敗的知名人物，若到大學去，不知會有多少人造出多少謠言來。尤其是「日本間諜」事件前，「托派即漢奸」的輿論已廣泛流傳。他雖然一再聲明「不再隸屬於任何黨派」，但歷史是抹殺不了的。在國共兩黨及其他各政治集團都在抹黑托派的情勢下，他在大學中是很難待得下去的。二是幾十年來已經習慣於搞政黨政治和革命運動，當領袖受人敬仰，怎麼能適應去當一個教書匠？

　　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王星拱

       陳獨秀也一再拒絕托洛斯基請他到美國創建第四國際的邀請。除了不願離開危難中的祖國、要為救國盡一分力和對中國托派的極左傾向表示痛惡並因此對「托洛斯基主義」產生懷疑外，還有具體的困難︰健康狀況不好，高血壓和胃病時常發作。國民黨一直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批准出國的可能，可以說絕對沒有。老朋友、老下級陳其昌，請汪孟鄒致書已到美國當大使的胡適，為陳在美國大學謀一客座教授職位。信發出後，未見回音。看來胡適也覺得不好辦，或是太瞭解陳獨秀是不會離開祖國的。抗戰初期，胡適擔心陳在國內會有甚麼麻煩，在美國聯繫了一家圖書公司，請他到美國寫自傳。當時許多人也有這個建議，陳不肯去。在武漢嘗試「新途徑」失敗後，王文元等建議去香港，他也不考慮，理由是：「我們擁護與參加抗戰，就無論如何得留在抗戰地區，利用人家不得不給我們的合法身份來作公開批評；一去香港便自動放棄這個身份了。」[2]

       何之瑜陪徐特立到武漢調解所謂陳獨秀「日本間諜」事件後，陳應何之邀，打算去長沙嶽麓山下專心著述文字學。後來又改變主意，說︰「湖南非樂土，城市將難免為戰區，鄉間亦不無土匪侵害，故決計入川也。」[3]他送王文元回上海時約定︰至多半年後再到「大後方」相聚，「一起打開更有效的工作出路」。但他不願意王回上海後繼續原來托派那樣的活動方式，若那樣則是「『三個月活動，三整年長監』一定不會有好結果」。[4]這說明，他所以不願出國，還是希望在抗日和改造托派方面有所作為。

       陳獨秀入川，可謂是一波三折。本來，他打算1938年2月動身。2月11日在給何之瑜信中說︰「弟一星期後，當可動身入川（羅漢、季嚴亦勸我往）」。但是由於發生飛來橫禍「日本間諜」事件，被迫停下來，打一場筆墨官司。6月16日，準備乘當時在國民黨做事的包惠僧為他安排的差船離漢，闊別三十年的大姐攜家逃難，突然到了漢口。姐弟患難相逢，悲歡交集。陳對包說︰「老姐姐來了，我怎能撇開他們，自己先行！」[5]這位「老姐姐」也是一個女能人，很受人尊敬。她嫁給了商人吳向榮，其兒子吳季嚴一直追隨陳獨秀，又一起轉向托派。陳獨秀一直與這位姐姐關係很好。這樣，就拖到7月初，和姐姐一家搭上了「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個銀行包用的專輪，上行四川。

       陳獨秀受無端陷害，在民主人士中得到了廣泛的同情。這些人都是政治上要求民主，反對一黨專政，經濟上要求發展資本主義，反對國家壟斷的。陳獨秀在與他們的交往中，思想吸取不少營養，生活上也得到許多幫助。「不再隸屬於任何黨派組織」的他，現在只有依靠這些新朋友了。這次入川，他曾在一次宴會上徵求章伯鈞的意見，章當即問重慶《新蜀報》主編周欽岳︰「仲甫入川怎麼樣？」周表示歡迎並提供方便，「居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問題，我都可以負責」。

       夾在國共兩大政黨之間的民主人士也有軟弱的一面。周欽岳為保持與共產黨的關係，根據共產黨的意見，希望陳獨秀入川後，「千萬不要活動，更不要發表甚麼東西」！[6]但是，陳獨秀是一個天馬行空，言論不羈的人。7月2日一到重慶，就在27日寫就上述《論遊擊隊》，[7]繼又發表《資本主義在中國》和演講，抨擊中共的觀點。這些思想在大後方的態勢下，言之有理。像《資本主義在中國》是在當時中國著名的民營企業「重慶民生公司」的演講，從理論上闡發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很受民主人士歡迎，也就顧不得中共方面的感覺了。

       陳獨秀到渝，周欽岳、高語罕等前往迎接，暫時安排住在上石板街十五號川源公司樓上。[8]這是禁煙委員會李仲公辦事處。《新民報》、《新蜀報》的朋友張恨水、張慧劍、周欽岳等為他設宴洗塵。然而，重慶成為國民政府陪都後，特務橫行，國共角力，經濟上的重壓也很難讓陳一家長期生活下去。加上重慶天氣悶濕，很不利於他日益嚴重的高血壓病。而且大量沿海地區逃難民眾集中此地，已很難找到合適的住處。所以，陳在重慶只住了短短一個月時間，在名醫鄧初（仲純）和江津國立九中校長鄧季宣兄弟（均為陳的同鄉、同學和老友）幫助下，於8月3日移居距重慶上游水程約180里的江津縣城。[9]高語罕說，陳本不願意離開重慶，他關心時局，江津太閉塞。但是，「政治的和物質的條件不容許，他只好退居人事比較閑適、生活比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10]

       江津當時約有80萬人，是川東大縣。沿海和中部地區的大批難民逃亡到這裏，原安徽國立第二中學由教育部批准立案後改名「江津九中」，遷到此地，收容淪陷區疏散到重慶的安徽教職員和學生。這樣的人員及其家屬不下數千人，形成一個「小安徽」的氛圍。陳獨秀因這種非親即友的關係，帶着潘蘭珍和老母親（即嗣母謝氏，陳昔凡之妻）及三兒陳松年一家幾口到此。靠朋友的照顧，陳松年在九中做了一名修理校舍的木工。起初境況十分狼狽，陳在給兒子的信中說︰「不但用具全無，屋也沒有了。」這是指原來說好到江津後住老友鄧初之宅，但因事先對鄧妻工作沒有做好，她竟「閉門謝客」。陳懊喪地說︰「倘非攜帶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慶矣。」幸蒙舊交方孝遠同情，才在一客棧暫棲下來；8月7日又得東門郭家公館（實為客棧）房東憐憫，挪出樓房一間住了進去，「聊以安身」。陳嘆道︰「出門之難如此。」[11]

       過了幾個月，做通鄧初妻子的工作，再加資助鄧開設「延年醫院」的江津望族鄧蟾秋、鄧燮康叔侄的照顧，陳獨秀勉強住進鄧初開的「延年醫院」後院——「黃荊街八十三號」，與鄧家夫婦分住一宅。由於曾遭「閉門謝客」，陳獨秀精神上的不快與彆扭可想而知。很快，潘蘭珍就與鄧妻鬧起矛盾來。於是由陳北大時學生、江津縣長黃鵬基幫助，住到江津一中校長施明璋家「施家大院——延陵別墅」。月餘，因江津中學教員楊賓淑要求陳獨秀幫助整理其祖父楊魯承的遺著，陳又遷到距縣城約20里的偏僻山村——鶴山坪石牆院的楊魯承舊居「楊氏山莊」，直到去世。不過由於與鄧初情誼深厚，他仍常去鄧的醫院治病。石牆院可能不通郵或通郵困難，陳晚年通信的地址始終是「黃荊街八十三號」。上世紀80年代發現的1939–1941年間陳獨秀給楊鵬升的40封信，全是這個地址。

       陳獨秀入川，可以說是受盡顛沛流離之苦，雪上加霜的事還不斷襲來。首先，在鄧宅時，他十分尊敬的嗣母謝氏去世。在給友人信中，他說︰「弟遭喪以後，心緒不佳，血壓高漲，兩耳日夜轟鳴幾於半聾，已五十日，未見減輕，倘長久如此，則百事俱廢矣。」當年反對封建迷信的旗手，在感情與習俗的壓力下，現在也表示要遵守「喪制」，以盡孝道︰「先母撫我之恩等於生母，心喪何止三年；形式喪制，弟固主短喪，免廢人事，然酒食應酬以及為人作文作書，必待百日以後。」[12]

　　陳晚年的住房「石牆院」

       其次，1940年3月尊敬的師長蔡元培去世，使他「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觸！」在給友人信中說︰「弟前在金陵獄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無數傷痕中又增一傷痕矣！」並專門撰文《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13]文章敍述了他與蔡先生的歷史接觸和「四十年來社會政治之感觸」，精練地概括了蔡元培「令人佩服」的「兩大精神」。一是「大事堅決而又溫和」精神，「一般說來，蔡先生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着，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二是「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文章還借題發揮，批駁了對五四運動「廢棄國粹與道德」的批評︰

       凡是一個像樣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說他的國粹；在全世界文化洪爐中，合民族有價值的文化，即是可稱為國「粹」的而不是國「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毀……問題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滅亡了，甚至還未滅亡，他的文化即國粹乃由別的民族來保存，那便糟透了；「保存國粹」之說，在這點是有意義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離開全世界文化孤獨來看待……在保抱殘守缺的旗幟之下，閉着眼睛自大排外，拒絕域外學術之輸入……抱着國「渣」當做國「粹」；這種國粹家，實在太糟了。

       再次，這年春天，得知大姐病倒在江津上游約40里的住地油溪鎮，立即去看望。手足同胞四人，惟其二人還在，但是都被老與病相纏，相見相別，兩情依依。不料想，6月果然傳來大姐去世的消息，使他懷念傷感不已，特作一首五言長詩。

       重感情，重友誼，這是陳獨秀品性中的一個顯著特點。但是，一般人往往只看到他「固執己見」，疾惡如仇，如王森然所說，「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輒不見容於人」，[14]卻忽略了他重感情、重友誼的一面。正如程演生所說︰

       仲甫和朋友要好的，歡喜隨便談談，或是說笑話。有些不知他的人，以為他是暴徒式或不近人情的人，其實他是極和藹極親切的人，又有熱情，不過負氣，好鬧脾氣，但事過也，就若無其事的。我見過他和朋友因說笑話或頑皮而致變臉而致相打，然過了一天又和好了。不過這是些極相好的朋友。[15]

       親友一個個去世，給了陳獨秀極大的精神刺激。早在1937年，聽到被稱為「中國托派中最傑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蓮」逝世消息時，他就開始承認「老」了。給趙濟信中他說︰「彩蓮的死使我很悲傷。一生中我遭遇到這樣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從來不曾如此難受過，也許是我老了……」[16]這種無奈和無能為力的痛苦，又使他回到青年時代革命低潮時曾有過的志不遂願的「屈原情節」。1941年7月，聽說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靜農、魏建功等於屈原祭日聚飲大醉之事後，忽然也激動萬分，作了一首詩給魏建功曰︰

       除卻文章無嗜好，世無朋友更淒涼；

       詩人枉向汩羅去，不及劉伶老醉鄉。

       但是，他還是慶幸自己一直保持着不願隨波逐流的獨特的風骨。一天，與早年留學日本時的同鄉好友葛溫仲的長子葛康俞相遇，又勾起濃濃的鄉情與從小就養成的秉性，贈詩曰︰

       何處鄉關感亂離，蜀江如幾好棲遲。

       相逢鬚髮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17]

       1940年可以說是陳獨秀晚年的一個倒運年，大姐去世不到兩個月，「鄉下盜風大熾」，災難也落到他的頭上。大概盜賊聽說他是個大名人，一定有財，8月2日「竊去衣被十餘樣」。[18]盜賊所得無幾，陳獨秀損失巨大。在武昌時楊鵬升贈送的心愛之物篆刻陽文「獨秀山民」四字章，以及晚年專心研究的尚未完成的很大一部分文字學著作草稿，也隨之失去，使他十分痛心。後來失竊衣物大半追回，惟印章與手稿「去如黃鶴」。[19]

       由於年老，加之他的名人身份，敏感的政治背景和戰爭的環境，不可能找到有固定收入的職業，入川後陳獨秀的經濟狀況變得相當的複雜。據現有資料記載，除了有時報刊上（如《政論》、《抗戰與文化》、《中央日報》、《民主與統一》等）發表一些文章有一點微不足道的稿費收入外，主要靠親友接濟，具體是︰通過原「無產者社」成員薛農山的關係，任《時事新報》名譽主筆，每月領一點少得可憐的津貼。北大同學會經常給一些生活費，有的說每月300元。大姐家在困難時也給一點幫助，因為姐丈是經商的，侄女是個中學校長，侄女婿是一個珠寶商，經濟較寬裕。此外就是好友蔡元培、鄧蟾秋叔侄、楊鵬升私人資助，連印有「獨秀用箋」和「仲甫手緘」的信紙信封，也全由楊鵬升包贈。

       楊鵬升與晚年陳獨秀的關係密切。但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劫後倖存陳獨秀給他的40封信，人們不可能知道在陳獨秀眾多朋友中還有一位如此肝膽相照、俠義感人的好朋友。

       楊鵬升，四川渠縣三匯鎮人，比陳獨秀小21歲。「五四」運動前夕，經北大校長蔡元培推薦，楊鵬升師從文科學長陳獨秀，結下深厚的師生情誼。此後兩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陳獨秀創建中國共產黨，楊鵬升留日歸國後在軍界任職。但是，黨派之見絲毫沒有影響兩人的情誼。

       說來真巧，1937年陳獨秀輾轉流落武漢。稍後，楊鵬升也因得罪蔣介石被調往武漢任警備司令部少將參謀兼辦公廳主任。楊費盡周折找到陳，為其安排了固定住所，兩人過從甚密。1938年，兩人又一前一後來到四川。楊因對國民黨不滿，寓居成都修建「勁草園」沉溺於書畫，而陳獨秀內遷至江津。據史料記載，兩人雖同在蜀地，卻從未見面，只是以書信往來。1939至1942年，陳生命的最後3年，寫給楊信竟達40封之多。書信最長的有3頁，最短的只有幾十個字。雖然陳獨秀曾經為師且年長一輩，但每封信的開頭均稱楊為「老兄」，楊夫人為「嫂夫人」，落款均為「弟獨秀」。從信中看到，楊得知陳生活艱難，先後6次寄錢4，500元，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最後一封信是陳去世前兩個月的1942年4月所寫，對楊多年的資助，陳表示「卻之不恭而受之有愧」。陳辭世後，楊悲痛不已，在其所寄信封的背後寫下「此為陳獨秀先生最後之函，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於江津，四月五日書我也。哲人其萎，愴悼何極！」[20]

       到江津後不久，陳獨秀得到一個重要的朋友羅宗文。1940年9月，羅調任江津縣長。到任之初，照例拜訪當地知名人士。陳獨秀略事寒暄後，十分關切民生問題，問︰「現在米價飛漲，怎麼辦？」可能陳知道羅在鄰縣永川花費最大力氣，把米價控制住，從6月半到9月一直保持穩定，軍民相安。羅說︰「省府最近的命令是要各縣將當地糧價壓到7月半的水準，不許自由上漲。」陳說︰「壓也不是辦法。」大約半個月後，陳步行兩華里到縣府回訪羅。羅回憶說︰

       陳老坐下後說︰「孫哲生又在放大炮了，你看見沒有？」我說︰「看見了。」孫哲生即孫科，孫中山之子，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在中央紀念周作《抗日時期的經濟政策》的報告，其中說到重慶的米價已漲到150元一擔。如果糧食由國家來經營，操縱囤積等弊端就會一掃而空……。原報告在報上發表了。陳老接着說（大意）︰「這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的農民很分散，生產規模很小，是小農經濟，每年秋收以後，自己就把糧食保存起來，連罐罐、罈罈，都是他們收藏工具，遇到需要錢的時候，就拿一部分出來，自己設法加工成米，或者舂，或者碾，或運到鄰近的水碾去碾。全家動員，肩挑背負，運到鄰近的米市去賣，然後買回所需要的油鹽、農具和其他日用必需品。這就是說，他們的家，既是倉庫，又是糧食加工坊；農民既是倉庫保管員，又是加工工人，又是搬運工人，又是銷售商人，是十分方便的。如全部由國家來包乾，既要修倉庫，又要修加工廠，又要組織運輸，又要設店銷售，要花多大的人力、財力、物力，哪裏是容易辦得到的啊！不比在蘇聯有集體農莊，美國有大農場，是機械化耕種，生產規模大，辦起來方便。」[21]

       此外，近年從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中，還發現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保存的六封與陳獨秀有關的信。國民黨乃至蔣介石用朱的名義於1940年7月17日、1941年3月6日、1942年1月27日，先後三次向陳資助1，000元、5，000元、8，000元。六封信中，三封是朱致陳告有資助，並派張國燾送去。兩封是朱與陳佈雷的通信，陳佈雷告訴朱︰「日前所談仲甫近況艱困，經呈奉諭示一次補助八千元，以吾兄名義轉致。」朱則報告已派張轉贈。最後一封是陳給朱的回信︰

       騮先先生台鑒：

       國燾兄來津，奉讀手教，並承賜國幣八千元，遠道轉來，不敢辭卻，無勞而領厚賜，受之實深慚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簡單，去年賜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誠屬過分，以後如再下賜，弟決不敢受，特此預陳，敬希原諒，並謝高誼，餘不盡焉。

       弟獨秀啟。一月二十九日卅一年[22]

       在此之前，大陸學術界根據鄭學稼所說的話，認為陳獨秀晚年曾明確拒絕國民黨官方甚至蔣介石的資助。鄭說︰朱贈陳5，000元支票一張，他拒之；朱又託張轉贈，又遭拒之；張再託鄭學稼寄贈，還是不收。[23]所以，以上六封信的披露，引起大家的討論。

       首先，5，000元的問題，到底是朱家驊和陳獨秀的信上說得對，還是鄭學稼說得對？發生了矛盾，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和考證。或者是兩者都說得對，可能還有另一筆5，000元的資助，陳拒絕了？因為陳回朱信中沒有明確說收到的款額數量。另外，還有一個直接經辦人也有與鄭學稼類似的回憶︰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四川省銀行總行省庫部收支課工作。一天，我收到中央銀行國庫局一件支付書，命在江津縣代辦國庫業務的四川省銀行辦事處付給陳仲甫一筆數目可觀的錢。這筆錢是由蔣介石匯給陳仲甫的。我想，陳仲甫是陳獨秀的號名，一般人都不甚知道，所以我特別注意這筆庫款的下落。

       可是過了六七天，仍不見省銀行江津辦事處寄回陳仲甫的收據。國庫局派了一位襄理大員來查問，並催促儘快將這筆錢送交陳收。

       又過了兩天，省銀行江津辦事處回電說：「辦事處主任張錦柏親自去見陳，他還是不收，只好將原支付書退回。」我們當即通知國庫局：已將這筆錢原封退回。[24]

       其次，六封信中，1941年朱致陳告知資助5，000元的信、1942年朱致陳告知資助8，000元的信和同日致陳佈雷報告8，000元將「以弟名義」轉送陳獨秀的信，都加了「密」字，說明贈送者不願意讓陳和外人知道這兩筆資助款的來源。朱家驊是陳獨秀在北大的同事，以其個人名義資助，而且贈送時寫的信又極為誠懇，陳卻之不恭，才予接受。然而，陳可能不會一點也不知道這些錢的來源，所以收得很是勉強。

       再次，朱家驊、陳獨秀信中所述的贈款數與何之瑜的記錄有出入。何之瑜在《先生逝世前後用費收支》表中記載逝世前的醫藥費收入部分︰第一位是蔣先生5，000元。這自然是蔣介石，看來何是知道這筆錢來源的，只是瞞着陳。陳既逝世，也就不必隱瞞了。對照朱家驊和陳佈雷的信，應該是8，000元，少了3，000元，又是一個待考的謎。第二筆是朱騮先先生5，000元。這就與朱信中的那筆錢對上了，也證明鄭家稼、許伯建說的那筆被陳獨秀退回去的錢是另外一筆錢。另外，何之瑜的記錄並不齊全，因為楊鵬升的贈款一筆也沒有記錄，看來有些贈款未經何之瑜之手。

       有人認為，陳獨秀晚年得到這些「巨額贈款」，說明生活並不貧困。但是，當時物價特別是米價飛漲，這些贈款又像打水漂一樣飛去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後方辦過23個國立中學，收容敵佔區和交戰區的流亡學生。一位在四川國立六中讀書的學生回憶說︰當時的國立中學都實行公費制，學生有飯吃，伙食費隨米價漲而漲，沒有下落過︰1939年2–11月，每人每月6元，可是到1941年8月，漲到了每月133元，大漲22倍。[25]陳獨秀在致楊鵬升的信中也有不少記載︰1940年10月19日的信中說︰「此間米價30餘元一斗，每斗60斤……前次歐戰中德國危機，乃物資天然不足，今中國人為居半，穀物暴漲則全屬人為。封鎖討伐又加奸墨橫行，此事無法解決也。」這年12月23日函稱︰「數月以來，物價飛漲，逾於常規，弟居鄉時，每月用二百元，主僕三人每月食米一斗，即價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寬裕（其時一斗米價只三元，現在要七十元）。長此下去，實屬不了！」1941年9月6日函稱︰「弟月用三百元（生平所未有，居城中當多一二倍），已覺駭然，兄在成都用度竟多至十倍，倚薪俸為生者，將何以堪！物貴由於幣賤米昂，幣賤乃自然之理，無法可設；米貴則大半由於人為，挽救之法甚多，政府何不急圖之以自救耶！」

       同年11月22日信中又說︰「此時弟居鄉亦月需費用六百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兄竟至多我數倍，如何可支！」（其實早在這年1月26日的信中就說過︰「物價如此高漲，吾兄每月虧空如此之多，奈何？奈何？」）為此，陳獨秀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再連累朋友的生活，產生過「出川」的想法︰「黔、湘、桂之生活費用都比川省要少一半」，因此，雖然朱家驊的資助1941年增加到5，000，1942年1月增加到8，000，哪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和醫藥費的開支？俗話說︰救急不濟窮。因此有時親友接濟不上時，不得不靠典當度日。柏文蔚送給他的一件灰鼠皮袍就進了當鋪，還賣給房東楊魯承家一些衣物。他與潘蘭珍在石牆院的住房一為臥室，一為書房。二房上無天花板，下是潮濕的泥地；若遇大雨，滿屋漏水。

       如此窮困潦倒的生活，又使他的腸胃病和高血壓更加惡化。1941年冬，正是米價大漲的又一年，他在向著名佛教大師歐陽竟無借《武榮碑》字帖時，以詩代柬，透露了他那十分清苦的生活︰

       貫休入蜀唯瓶缽，臥病山居生事微。

       歲尾家家足豚鴨，老饞獨羨武榮碑。[26]

　　教育家歐陽竟無

       1922年歐陽竟無在南京成立支那內學院，抗戰時流亡到江津重建。此人對書法有很深的造詣，與陳獨秀過從甚密。「貫休」是唐朝高僧，稱禪月大師，善詩，兼工書法。其書人稱「姜體」（他姓名姜德隱），自成一派，得到後世許多名家的讚賞。他也曾入蜀，並有詩云︰「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表示老年只有一瓶一缽的清苦。陳寫此詩，自比貫休，不僅被疾病折磨在床上（不能親自上門拜訪），而且「生事微」——家用匱乏。快過年了，家家都備足了豬肉和雞鴨，而我只得向你借《武榮碑》來解解饞了。

       安徽同鄉老友朱蘊山聽說了這件事，買了幾隻鴨子去探望他，見他胃病發作，痛得在床上打滾。朱曾勸他不要搞托派，後又受周恩來之託勸他到延安去，他都未聽從。所以，陳逝世後，朱寫詩曰︰

       掀起紅樓百丈潮，當年意氣怒沖霄；

       暮年蕭瑟殊難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一瓶一缽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死到頭終不變，蓋棺論定老書生。

       到去世的那年——1942年初，生活的窘迫和「川省地勢海拔較高」對病體不利的影響，終於使他作出了移居貴陽的決定。1月9日和2月12日給楊鵬升的信中，提到︰「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雖未好，或可冒險乘車往貴陽，以彼處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但「終以病體不勝跋涉」而作罷。而在這兩封信之間，即1月27、29日，恰恰有了朱家驊贈送經蔣介石「諭示」的8，000元。於是，不冒去貴陽的風險，也暫時有了經濟上的支持，並且支撐到他逝世的那一天。

       陳獨秀晚年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許多親友都來幫助他，資助他，但是，他並非一概都接受。第一，「素無知交者，更不願無緣受賜。」[27]第二，國民黨著名官僚或共產黨叛徒贈送的，即使出於同情而並非政治拉攏，他也堅決拒絕。如羅家倫、傅斯年等親自送錢過來，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尷尬。臨走時，陳對他們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救濟。」陳獨秀主持中共時期著名的共產黨活動家、後被捕，別人槍決時陪綁、嚇掉魂魄而叛變的任卓宣曾匯給他200元，被退回。陳說「你比我窮」，任不解。其實此話意味深長，乃指人格而已。第三，「無功不受祿。」他的音韻文字學著作《小學識字教本》，曾得两次預支稿費共10，000元，因與教育部長陳立夫的書名改名糾紛，未能出版，一直沒有動用。

       對於朋友的資助，他也儘量寫一些字聯和詩詞贈送。陳獨秀的書法，特別是小篆，很有名氣，一般人是一紙難求的。「北大同學會」先後派羅漢（在1940年重慶遭日機大轟炸時喪生）、何之瑜照顧陳獨秀晚年的生活，還每月補貼300元生活費。這對於陳晚年生活的穩定非常重要。陳就把書稿《連語類編》贈給北大，以資報答。

       對這種近乎靠別人施捨度日的狀況，給他這個早年提倡「獨立自由之人格……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28]的自尊性極強的名人來說，精神上帶來無比的痛苦。如在致楊鵬升的一系列書信中，充滿着這樣的字句︰「由於醫藥費，曾與編譯館約過一稿，可以支取應用，不應以此累及友好」（1940年1月31日）；「接行嚴轉來匯票三百元，不勝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實慚惑無既，辱在知己，並感謝字亦不敢出口也」（1940年2月26日）。在接到印有獨秀名字的信箋信封時，又說「屢承厚賜，何以報之」（1940年4月7日）。還有在接到千元兌票一紙時說︰「屢承吾兄掛念鄙況，既感且漸，無以答雅意，如何可安」（1941年8月6日）。直到他逝世前一個多月給楊的最後一封信，還在說「復覺慚愧無狀」，「且感且漸」（1942年4月5日），等等。

       陳獨秀畢竟是一個歷經磨難之人，屢受迫害、打擊之外，被捕、坐牢甚至槍斃的威脅也經受過。他卻善於苦中尋樂，對所處困境能泰然處之。在暫居郭家公館時，曾與早年同鄉好友胡子穆一家同居一宅，陳給胡寫詩一首曰︰

       嫩秧被地如茵綠，落日銜山似火紅；

       閑倚柴門貪晚眺，不知辛苦亂離中。[29]

       在石牆院，除了老友鄧初常來外，還有一位為他看病的程里鳴大夫，時間一長，兩人相交甚篤，無活不談。有一次程笑問︰「陳老先生，我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陳表示︰「有話直說。」程說︰「人們都說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陳搖頭嘆息道︰「你行醫，不懂政治。你為我治好了病，無以答謝，給你寫副對聯吧。」於是，陳獨秀為程寫了以下一聯︰

       美酒飲到微醉處；好花看在半開時。[30]

       江津縣長羅宗文說︰「他的字寫得很好，我十分欣賞，我調離開江津時，求他寫了一副對聯，他寫的是︰『還師自西旅，祖道出東門。』並在邊上題雲︰『宗文先生，長斯邑年餘，今調赴銅梁，出紙索書，因集《散氏銘》以贈，即乞正之，獨秀』。」

       下聯是為羅餞別的意思，但上聯之意甚深，在於近而求諸遠︰當時全國有志之士，都湧到西南，堅持抗日戰爭，艱苦異常，都渴望早日勝利，從西方班師回到各自的家鄉。羅說：「《散氏銘》共僅350字，要從中選出10個，集成一聯，既反映群眾渴望抗戰勝利、結伴還鄉的心情，又突出群眾為我餞行惜別的深情厚意，信手拈來，聯成妙對，足見陳老國學功底的深厚。」[31]

《小學識字教本》及其坎坷命運

       陳獨秀對音韻學、文字學的研究有特殊的愛好。每當政治上受挫，他就專心致志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晚年在國民黨特務的監視下，又與各政黨脫離了接觸，對正在進行的抗日戰爭也無能為力，只是偶然對國、共、托三黨及戰爭形勢發表一點看法，此外主要精力是放在進行最後的文字學研究和撰述上。

       1913年反袁鬥爭失敗後，他寫過一部《字義類例》的文字學稿子。在南京獄中，又以其二十年代常用的筆名嵌入書名寫了一部《實庵字說》。這部著作正式開始了他對漢字的逐個解析，但側重於有關聯誼詞的釋例。之後，全面研究每個漢字的形成規律與音、形、意的組合特點，以幫助人們「識字」。因為瞭解了這個字的形成歷史和特點，自然印象深刻，比不知其然的死記硬背好得多，所以，取名《識字初階》。但此稿在獄中只完成部分初稿，晚年就以主要精力修改、補充、重訂此稿，並改名為《小學識字教本》。

       陳獨秀撰寫此稿的原意是想匯畢生研究音韻學和文字學的成果，致力於尋找漢字的規律，以解決漢字難認，難記，難寫的問題。此乃是他大革命失敗後竭力鼓吹漢字拼音化運動無人響應後的另覓蹊徑之為。陳認為，漢字的確存在着「三難」問題，但是只要找到漢字的規律，也就不那麼難了。從《字義類例》、《實庵字說》、最後到《小學識字教本》，終於找到了漢字的整個發展規律，形成了一個完整獨立的體系。

       據何之瑜介紹︰「按仲甫先生於三十一年（即1942年——引者）五月十三日上午著稿至此『拋』字時，適人過訪，旋即臥病，到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乃成絕筆矣。」下篇計劃中的第2章，留下了空白。陳臨終前對何之瑜說︰「本書體系業已完成，即上篇亦可單獨問世。」對有人提議請代人續寫以完成書稿，他說︰「學力太差者，不能寫；學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見解，又不願意寫也。」[32]

       這部書稿的命運與作者一樣坎坷，寫到「拋」字絕筆是意味深長的巧合。1939年，在國民政府教育部所屬國立編譯館工作的陳獨秀好友台靜農得知他在從事文字學的研究，就介紹該館約請陳編一部教師用的《中國文字說明》，並預支5，000元稿費。後來，陳把已經自成體系、可以單獨出版的《小學識字教本》上編交給了編譯館，囑先行出版。編譯館館長陳可忠見稿十分讚賞，在1940年5月13日，向教育部報請陳獨秀續編學生用的《中國文字說明》，並申請再預支5，000元。教育部長陳立夫在報告上批示︰「前稿（指教師用《中國文字說明》——引者）已否交來？照發。」[33]

　　陳的文字學著作《小學識字教本》油印本

       陳獨秀的《小學識字教本》還未完成，已經得到了一萬元的預支稿費。但是，由於發生了他與陳立夫之間關於書名的爭執，去世前「教師用」的「前稿」卻不能完成和出版，「學生用」的後稿自然也未動手。陳囑家人不得動用預支稿費，並表示「若教部有意不令吾書出版，只有設法退還稿費，另謀印行」。[34]

       陳立夫看了陳著，也讚揚備至，同意出版︰「大著小學識字教本揚古今諸家學說，煞費苦心，閣下己見亦多精闢，自宜付梓，以期普及。」但對《小學識字教本》這個書名（「小學」在學術上是音韻學與文字學的古稱，陳著總結了自己在這兩方面一生研究的成果，故用此名），認為「實屬程度太高」，要求改為《中國文字基本形義》。陳獨秀回信說：「拙著識字教本意在訓蒙……以其內容高深，不便訓蒙者，朋輩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種乃為教師參考而作，兒童教本別有一種。」[35]

       陳獨秀認為對於老師來說，這個書名應該是可以接受的，但陳立夫不予理睬。1942年2月，陳獨秀在堅持己意的原則下退而求其次，致函陳可忠說︰「拙稿雖未盡善而創始不易，弟頗自矜貴希望能於足下在館期間，油印五十份（弟需要二十份，分贈朋友）分寄全國。此時雖有原稿一份副本三份，一旦川中有亂，難免紛失也。區區之意請勿再過慮而忽之。」[36]

       對此結局，熱情此事的陳可忠，也甚為遺憾。為有所彌補，很快遵陳之囑，把《教本》油印了五十冊，分贈學術界人士特別是對「小學」有研究者，包括陳獨秀的朋友章太炎、梁實秋、王撫五等。此事由當時寓居四川江津白沙鎮的台靜農和魏建功主持，使這部珍貴之作得以存留下來。

       經過幾十個春秋的國共兩黨封鎖、凍結和壓迫之後，1971年梁實秋保存的教本油印稿在台灣首先影印出版並再版。書名改為《文字新詮》，趙友培題簽，梁實秋作前言，卻沒有「陳獨秀」的作者名，陳作的序自然也不用了。此事從政治上考量，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梁先生對此書的出版採取了十分嚴肅的學者態度。如他在「前言」中所述︰

       影印本初印五百冊，較原稿縮小。其原來模糊之字跡經重描後雖已經清晰，但相形之下，原來清晰因係油印，反而模糊。且其中有若干處亦有因油印及重描而致訛誤者。為便利讀者經趙友培教授就影印本加以校閱改正，後請李立中先生費十個月時間將全稿重描，使之清晰無誤，並決定照原樣十六開本再行影印發行。

       到上世紀80年代，章太炎在台後人把《教本》油印本交給陳獨秀的外甥吳孟明。到了1995年，才在大陸第一次出版《教本》，所據的是嚴學宭教授所抄存的王撫五收藏的油印本。但是，由於校訂者進行了「改換」和「刪削」，於是就出現了陳獨秀臨終時擔心的憾事︰「學力太差者，不能寫。」吳孟明把巴蜀版《教本》與油印本對照後發現，前者「從原書的『自敍』到全部正文，均有較大數量的改動……」；「由於被改動的地方實在太多，從字句的改動，到內容的刪減或刪改，幾乎每頁都有。」全書300多頁，僅開始10頁的改動就達12處之多。

       梁實秋為人誠實可敬．臨終前囑託女兒梁文薔，要在適當的時候把陳獨秀的這部重要著作捐贈給大陸著名的博物館。並說，台灣影印出版時，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未署作者陳獨秀的名，也未刊陳寫的序言，想必大家都能諒解。2003年8月，移居美國的梁文薔親自把其父保存的《小學識字教本》和影印本《文字新詮》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再加上上海魯迅博物館收藏的《教本》油印本，大陸學者研究《教本》原件，就比較容易了。

與蔣介石國民黨的「不合作主義」

       國民黨甚至蔣介石本人屢次通過朱家驊給陳獨秀「巨額資助」「醫藥費」，表面看來是沒有政治用意的，純屬「人道主義」。陳獨秀逝世時，在何之瑜的《先生逝世前後用費收支》表中，還有這樣的記載︰

       賻（殯）儀費收入部分︰

       蔣先生 5，000元

       陳立夫先生 2，000元

       ……

       這種現象，一方面不能不說明蔣介石有過人的「氣量」，對自己的政敵有如此的「仁愛」之心，同時也可能有蔣介石一廂情願的「報恩」因素︰因為畢竟在大革命中陳獨秀被迫執行的莫斯科政策，幫了蔣的大忙。特別是「四．一二」前後，陳曾答應蔣的要求，堅決反對過左派提出的「迎汪倒蔣」和「迎汪抑蔣」方針，《汪陳宣言》的簽訂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成就國民黨統一中國的大業。而陳卻因此被中共開除，最後又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不能不使蔣動一下惻隱之心。

       另一方面，陳獨秀1932年被捕，1942年去世，這10年間國民黨在他身上下了不少功夫。獄中生活的優待，出獄時的重諾拉攏之外，還要其另建或與張國燾合作建立「新共黨」，並一直暗中監視着他的行蹤。陳晚年已經「躲」到石牆院這個偏僻山村，朱家驊等國民黨人還對他的病貧狀況瞭如指掌，及時地、想盡一切陳獨秀難以拒收的辦法提供數筆贈款，在當時黨派鬥爭如此敏感而激烈的時代裏，上述舉動乃有所圖，應該是可想而知的。但也不必完全排除「人道主義」的因素，世界本來是複雜的，非此即彼的簡單邏輯往往是不着邊際的。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1939年國民黨採取過的一個特殊行動。張國燾向蔣介石提議︰派國民黨知名人士公開訪問陳獨秀，將陳的抗戰言論編輯成冊，來對付共產黨在抗日宣傳上的影響。於是，蔣即派兩位心腹愛將胡宗南和戴笠帶上禮物，親自來到江津訪陳。而在「禮物」中，有一件特殊的東西——去年3月由傅汝霖、段錫朋等人在《大公報》上為陳的所謂「漢奸」事件辯護啟事的剪報。他們以為這是提供陳大罵中共的最好材料，可謂用心良苦。

       正如1933年在法庭上表現的那樣，陳獨秀對共產黨的抨擊出於自己的立場和理論，與國民黨的「反共」完全不同。對國民黨的十年拉攏，他始終採取「不合作主義」，猶如當年蔡元培與北洋政府當局那樣。雖然當時站在革命左派立場上的陳獨秀並不贊成蔡的做法，曾寫文章進行抨擊，引起胡適的反擊與譏諷；現在，他自己卻被逼到這個立場上，真是歷史的諷刺。

       陳與胡、戴一見面，第一句話就直捅二人的背後，問是不是蔣介石關照要他們來的。二人答是。陳原以為他們是來審查他的行動的，而自己自出獄後被國民黨監控，也早已察覺，所以，陳早有思想準備，當即表示，自己逃難入川，雖以國事縈懷，卻並不與聞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動。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然後就詢問他們的來意。胡宗南一面讓陳閱看帶去的「啟事」剪報，一面說︰

       受到人身攻擊一事大家不平則鳴。傅汝霖、段錫朋諸先生是陳老的學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諸先生為陳老恢復名譽的辯護啟事，乃國人之公論，民心之所向。今天特來求教，請陳老談談對國事的看法。值茲二次大戰爆發，德軍席捲歐陸，波羅的海四國乃蘇俄前衛邊沿，被德軍閃電一擊，不一周而盡失，眼看蘇俄處於極不利之局。國內國共問題，由分而合，由合而鬥，大戰當前，如國策不能貫徹，前途實堪隱憂。當今之計，陳老意下如何？[37]

       胡宗南的意思很清楚︰國際國內前途堪憂，你又受到中共的惡毒誣陷，還不起來大罵一番！這種場合下，應酬的話是要講一點的。於是，陳獨秀沉思良久後，慢吞吞地說出了這樣一番話︰

       蔣先生的抗戰決策，是符合國人願望的。弱國強敵，速勝困難，只要舉國上下，團結一致，則任何難關都可渡過。延安坐井觀天，謬論橫生，我本人多遭誣衊，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報啟事一則，足可證明。列名為我辯者，乃國內知名人士，有國民黨的，有非國民黨的，有以教育家聞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訴，因見代鳴不平的公啟，乃作罷。先生等對我的關註，深致謝意。本人孤陋寡聞，雅不願公開發表言論，致引起喋喋不休之爭。務請二君對今日晤談，切勿見之報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形勢，大不利於蘇，殊出意料。史大林之強權政治，初敗於希、墨極權政治，蘇聯好比爛冬瓜，前途將不可收拾。蘇敗，則延安決無前途，此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改變。請轉告蔣先生好自為之。[38]

　　「西北王」胡宗南

       當時國際形勢錯綜複雜，英美等國竭力引誘德國東侵蘇聯，蘇聯則以與希特勒妥協對付之。這種政治手法的詭詐，直線思維的書生陳獨秀怎能理解？從個人經歷或托派立場出發，說出以上那些話，是很自然的。

       囑「切勿見之報刊」，說明陳不願意為國民黨所利用。早在1938年4月23日，張國燾自延安逃武漢而未經國民黨安排與陳會見時，《新華日報》和親共的《大公報》就造謠說陳獨秀「會見叛徒張國燾」。當日，陳立即給在長沙的賀松生（即何之瑜）寫信闢謠︰「張特立到武漢事，你們想已在報上看見（今天的新華及大公），我並未遇見他，有人造謠他已來見我，真可笑！」[39]因為當時賀松生與長沙八路軍辦事處的徐特立有聯繫，所以，此信實際上是對中共的抗議。

       蔣介石對陳獨秀這種軟硬不吃的獨立人格，既惱又尊。惱的是至陳死也未能把他爭取過來，助其反共一臂之力；尊的是，被其爭取過來的中共高級領導人物有的是，如張國燾、顧順章等，都曾為其獻計獻策。陳已劇烈反中共，為甚麼不能為其所用？除了他的人格比那些被中共稱為「叛徒」的人崇高之外，沒有別的可以解釋。所以，看了胡宗南、戴笠寫的訪陳報告後，蔣說︰「陳的見解深刻，眼光遠大。」讚嘆之情溢於言表，並認為陳與張、顧「過來」之人，不可同日而語。於是，不僅通過朱家驊和何之瑜向晚年的陳資助巨額醫藥費，陳逝世時，還資助殯葬費。但也許正因為如此，再加蔣畢竟是個多疑之人，恐其以後再被延安爭取過去，因此至陳死也沒有放棄對他的監控。

       據1939年春至1943年春先後在重慶衛戍總司令部任第二科中校副科長和黨政組中校組長的易嘯夫說︰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後，各方人員湧入重慶，不久成立了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其下設有稽查處。稽查處對各黨派的監視，分為「監視對象」和「注意對象」兩種。據易回憶，由軍統交下的監視對象黑名單約有百人之多。對監視對象要派專人跟蹤，並規定不准離渝。列入被監視的黨派人員有共產黨、救國會、職教社、生教社、鄉建派、平教會、福建人民政府、民盟、第三黨、托派、青年黨、國社黨、汪精衛系等方面的。列入托派的有陳獨秀、高語罕二人。[40]

       陳也看透了蔣的心思，1941年3月5日，陳獨秀在給江津第九中學任教的何之瑜信中，談到國民黨密探到該校，囑何「不必謹慎過度」，「他們願探的三件事︰（一）我們與幹部派（指中共——引者）有無關係；（二）我們自己有無小組織；（三）有無反對政府的秘密行動。我們一件也沒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聽甚麼呢？」[41]

最後的思想輝煌

       陳獨秀對蘇聯和中共的批評，有些意見出於托洛斯基理論的黨派偏見，不盡正確，如中共發展的前途（能否奪取大陸政權），蘇聯最後與同盟國聯合打擊法西斯等，都沒有說對；對中國抗戰前途，由於當時處於最艱苦的時期，表現出悲觀，情有可原。當擺脫黨派偏見而獨立思考時，他的驚世之言和偉大預見就會大放光芒。這些思想，是在最後幾年與上海托派極左派領導集團的爭論中發表的。

       陳獨秀入川後，國內外戰爭形勢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變化。國內，武漢、廣州相繼失守，國民黨軍隊大潰敗。蔣介石把重慶定為「陪都」，憑藉川、雲、貴天險，防守待變，其軍事實力受到嚴重削弱之後又繼續衰弱下去。而在各地與共產黨的摩擦事件如「皖南事變」等不斷發生，加劇了民族危機，並且不關心民眾疾苦，任物價特別是米價飛漲，逐步喪失民心。中共則深入敵後日佔大城市及交通線以外的廣大農村和小城市，實行減租減息又交租交息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權（共、國、中間勢力各佔三分之一的抗日聯合政權），利用「民主」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籠絡廣大中間勢力和知識分子，為它日後的壯大奠定了基礎。國際上，自稱社會主義的蘇聯為自保，對付英美的「慕尼克陰謀」，不惜與魔鬼握手，1939年8月和11月，先後與德國、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在這年冬天（11月30日）又藉口邊防安全（保障列寧格勒），大舉入侵小國芬蘭，引起國際公憤。[42]1940年9月，德日意結成軍事同盟。1941年6月，希特勒發動侵蘇戰爭。12月，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始終關心政治和人類命運的陳獨秀，在專心進行文字學研究的同時也不時發表議論，有時在報刊上直接發表，有時是他給表弟（時在雲南某師範學校教書）濮清泉（筆名「西流」）信與文章並由其轉給上海的托派朋友王凡西、鄭超麟等。這些後來被稱為「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的文字，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戰爭與革命、民主與專政及與此相關的抗戰前途和蘇聯問題上。

       第一、關於戰爭與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寧執行使本國政府在戰爭中失敗的「失敗主義」，從而引發統治危機，造成革命時機，奪取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托派中央堅持所謂列寧的「失敗主義」和「以國內戰爭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的路線和口號，宣揚在抗日戰爭中引發社會主義革命。

       陳獨秀在給西流的信和《我的根本意見》等書信和文章中反復批判這種論調。意思是，不僅十月革命式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發生，「民主革命」也不可能發生。他列出以下幾條理由︰

       （一）「不會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都有革命局勢。最荒謬的是把反動的局勢，說成革命局勢……我們必須駁斥『人民愈窮愈革命』的胡說。『壓力愈大反動力也愈大』這一物理現象，雖然也可以應用於社會，而必以被壓迫者有足夠奮起的動力為條件。」

       （二）「無產階級的群眾，不會在任何時間都傾向革命，尤其是大鬥爭遭到嚴重失敗之後，或社會經濟大恐慌之時。」

       （三）「無產階級沒有適合於其社會條件的充分數量，沒有經濟的政治的組織，和別的居民沒有甚麼大的不同。（經驗）使我們不能把現時各國無產階級力量估計過高，使我們不能輕率宣佈『資本主義已到末日』，沒有震動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戰自然不是資本帝國主義之終結，而是它發展到第二階段之開始，即是由多數帝國主義的國家，兼併成簡單的兩個對壘的帝國主義的集團之開始。」[43]

       （四）「各國的革命力量，已為史大林派摧除乾淨」，「各國的資產階級有了一八七一和一九一七的經驗。」[44]

       陳獨秀認為，中國抗戰只能寄希望於英美等民主陣營的勝利︰

       「在今天——英美和德國兩大帝國主義互爭全世界奴隸統治權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戰爭，無論由何階級領導，不是完全失敗，便是更換主人。」[45]「美國勝利了，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污，有可能恢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46]

       上海托派中央在1940年6月看到陳獨秀囑西流轉寄的上述書信時，火冒三丈，「覺得在政治責任上不容許再事沉默」，作出了「決議」，[47]指出︰「DS同志在三封信中所表現的根本思想是︰這次世界大戰決非帝國主義重新分割世界的戰爭。因此，他公開站在民主的英法帝國主義方面，反對革命的『失敗主義』，反對『以國內戰爭去轉變帝國主義的戰爭』」——這反而證明陳獨秀對他們的批判是正確的。所謂「失敗主義」和「在戰爭中引發革命」的策略既不現實，又違背全國人民的意願。

       第二、關於民主與專政

       陳獨秀在給西流信中說：

       現在德、俄兩國的國社主義及格柏烏政治，義大利和日本是附從地位，是現代宗教法庭，此時人類若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這個比中世紀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國社主義和格柏烏政治。[48]此次（大戰）德俄勝利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民主。[49]

       陳獨秀特別聲明︰「我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了今天的意見。」這些意見是︰

       一、民主是自從古代希臘、羅馬以至今天、明天、後天，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抗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並非僅僅是某一特殊時代的歷史現象。近代民主制的內容，比希臘、羅馬要豐富得多，實施範圍也廣大得多，因為近代是資產階級當權時代，我們便稱之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其實此制不盡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的。

       二、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如果說無級（即無產階級——引者）民主與資級（即資產階級——引者）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瞭解民主之基本內容（法院外無捕人殺人權，政府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權利等），無級和資級是一樣的。

       三、如果不實現大眾民主，則所謂大眾政權或無級獨裁，必然流為史大林式的極少數人的格柏烏政制，這是事勢所必然，並非史大林個人的心術特別壞些；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展。試問史大林一切罪惡，哪一樣不是憑藉着蘇聯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而發生的呢？

       四、所謂「無產階級獨裁」（中共稱「無產階級專政」——引者），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50]

       五、以大眾民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是進步的；以德、俄的獨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間接有意或無意的助成這一退步的人們，都是反動的，不管他口中說得如何左。

       六、民主國與法西斯之顯然限界，請看下列對照表︰

       七、許多年來，許多人，把民主和議會制度當做一件東西，排斥議會制度，同時便排斥民主，這正是蘇俄墮落之最大原因……俄國的蘇維埃，比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議會還不如。獨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為用之殺自己。

       八、第一個是莫斯科，第二個是柏林，第三個是羅馬，這三個反動堡壘，把現代變成了新的中世紀，他們企圖把有思想的人類變成無思想的機器牛馬，隨着獨裁者的鞭子轉動……[51]

       九、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十、無產階級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虛僞、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麼社會主義。

       以上見解，已被當時至今的中國和世界歷史所證明，是他一生思想發展的最高峰。用胡適的話來說︰「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這是1949年4月14日夜，胡適在共產黨奪取大陸政權而逃難在太平洋一隻輪船上、為推薦正式出版《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小冊子[52]而寫的長篇「序言」中的一句話。

　　《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影印本

       胡適的「序言」特別強調以下幾點︰

       （一）在介紹陳獨秀關於大戰誰勝利與民主關係時，胡適說︰

       「他這裏提出了一個理論︰『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眾民主』——這個理論在一切共產黨的眼裏真是大逆不道的謬論。……托洛斯基失敗之後雖然高喊着黨要民主，工會要民主，各級蘇維埃要民主，但他實在沒有徹底想過整個政治民主自由的問題，所以托派的共產黨也承襲了二十年來共產黨攻擊『資產階級民主』的爛調。」

       （二）胡適特別注意陳獨秀提到的民主政治的「真實價值」，也不厭其煩地把陳四次所述的民主政治的基本條款，用陳的原話一一列出，有時歸納為七條，有時為三條，有時為五條。他評論說︰「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制的基本區別就在這裏。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的自由。」

       「反對黨派之自由」是胡適和陳獨秀最大的共同心願。二人無論對於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是站在「反對黨」的立場上的。比較而言，從行動上看，陳獨秀追求反對黨派的自由最為堅決和徹底，最後甚至成為「托派共產黨」和「列、托主義」的反對派，所以胡適說他是「終身反對派」。

       （三）胡適還注意到陳獨秀對於史太林罪惡的分析。眾所周知，胡適與陳獨秀一樣，是激烈反對和批判史太林罪惡的。但是二人又同時在這個問題上持冷靜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這是非常可貴的。

       大陸許多學者，受錯誤導向影響，認為陳獨秀晚年的這種民主見解，表明他回到了1920年建黨以前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時期，即「回歸五四」。這是對陳晚年思想的無知。陳晚年的民主見解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民主思想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它是陳一生艱苦奮鬥經驗教訓的思想結晶，也是包括中共和托派無數革命者和烈士奮鬥犧牲經驗教訓的總結，更是蘇聯及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總結，還是歐美民主制度和法西斯獨裁制度發展歷史的總結。這樣的思想，在五四時期怎麼可能產生？再說，陳獨秀兩個時期的民主思想反對的對象也是根本不同的︰五四時期的民主思想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晚年的民主思想升华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對黨內、革命陣營內和人民內部不同意見者的專政。

在國、共、托圍攻中離世

       以上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多數是1939–1940年發表的。一貫隨着「時間性和空間性」的轉移而與時俱進的他，生命最後一年半中，在基本觀點（主要是「戰爭不能引發革命」及以上的民主觀點）未變的情況下，有些意見（主要是戰爭形勢和前途及蘇聯方面）有所改變，因為世界形勢在1941年發生了重大變化。如在他最後第三篇論文所述︰「歷史決不會重演，此次大戰使各方面發生巨大變化，或已發生巨大變化之萌芽。」[53]

       1941年6月22日，德國在橫掃歐洲大陸，謀取英國未遂（英國本土不斷遭到德機大轟炸）後，突然東侵蘇聯。7月，蘇聯終於改變對德妥協的方針，與英國簽訂對德協定，加入了英美等國的反法西斯陣營。12月7日，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美國也被迫放棄「觀戰」——「不加入」方針，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天英美發表對日宣戰。接着中國國民政府也對日宣戰，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中共自然也進入這個陣營。

       世界形勢如此巨大的重新組合，突破了陳獨秀原來的有些估計和論斷，於是，國、共、托三方都按照各自的政治需要，來攻擊陳獨秀的思想。

       國民政府檢查機構針對陳獨秀1942年3月21日在重慶《大公報》上發表的《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一文下手。此文雖然沒有再把蘇聯列入德、意、日法西斯陣營進行攻擊，但因為那時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尚處於下風，如陳文中所說「以現狀觀之，自然是德、日佔優勢」，所以，陳妄估此次大戰結果時，雖然「假定」了三種可能—一是雙方「不分勝負而議和」；二是「勝利屬於英、美」；三是「勝利屬於德、日」—但在闡述時，較傾向於第三種，並且說如果「勝利果然屬於納粹，它竟至支配了半個地球，這佔人類半數的人民，在政治上將受到整個時期窒息的大災難」。在這篇文章的續編《再論世界大勢》中，他更明確地說「我們估計此次戰爭德、日勝利的可能較大」；「則將來法西斯蒂專制會和以前的專制一樣，普遍的發展，而且形成歷史上一整個時期。」[54]這種觀點與後來的實際相比，太不着邊際。奇怪的是，他還說在這個法西斯統治時期，「在經濟上和英、美勝利一樣……會有一大進步，例如由幣制統一減輕關稅壁壘、物資集中等等」；「這在客觀上為將來社會主義世界開闢寬廣的道路，加強物質的基礎，這本是資本主義在血的罪惡中產生進步的慣例」。

       這種論調，與中共李立三、王明路線時期所說的世界大戰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托派中央在戰爭中引發社會主義革命相比，何其相似乃爾！而其觀察問題的視角還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儘管他自稱要「跳出一切圈子」。

       陳又說，若是上述第三種，則戰後將形成德、美為「領導國」的兩大集團圈對立的世界；若是第二種，則形成英、美「領導國」的兩大集團圈對立的世界。然後在這種對立中，醞釀下次的世界大戰。而其他國家都附屬於這四個領導集團，如「日本之於德國，蘇俄之於英、美」；「現在的蘇聯，不但他的生產力不能勝任領導國，它自身早已離開社會主義了。」而中國的前途，已如前述︰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就是英美的半殖民地，不可能有更好的前途。

       以上言論是在當時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最困難的時期發表的。雖然不合時宜，但用意是好的。類似1914年寫的《愛國心與自覺心》，即正言若反，以激勵人們更努力地奮鬥。陳獨秀說︰

       與其以樂觀的估計構成海市蜃樓來自己安慰自己以至鬆懈了事前的戒備；不如拿可能的悲觀的估計，以警策自己，以喚起別人，加緊事前之努力。與其閉着眼睛否認將來會只有帝國主義的天下；不如睜開眼睛，看清可悲的趨勢，承認將來還有法西斯蒂的帝國主義專制會普遍發展而形成歷史上一整個時期之危險。因此加緊主觀上之努力，在此次大戰中，徹底擊潰希特勒及其夥伴的勢力，而加以嚴厲的懲戒，以民主自由的巨大潮流，淹沒法西斯蒂的思想，使之不能在戰後勝利的國家內，以別種形式而復蘇，而蔓延，使人類近代的進化史，走向另一道路，即……由資產階級民主制，直接走到未來世界更擴大的民主制。即令不可能，也要用「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影響下一代的青年，繼續努力縮短將來的法西斯蒂黑暗時期至可能的極限。

       但是，第一，陳獨秀的這種思維太複雜，不僅脫離了當時各黨派的認識水準，也脫離了廣大民眾的期望，所以如1914年那篇文章那樣，引起了廣泛的誤解。因為無論是世界人民，還是中國人民，已經處於「五更寒」，受盡了法西斯的苦難。他們需要將走向光明前途的安撫和激勵，不能再用更加黑暗和漫長的法西斯前途去打擊他們的鬥志；第二，與1914年相反，那時他的觀點很快被事實（如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證明是對的，所以發生很大影響，成為他發起新文化運動的前奏；但這次他發出以上言論後，第二年（1943年），戰爭形勢就轉折了。法西斯陣營開始走下坡路，中國抗戰也出現黎明，戰後的世界格局，也不是陳獨秀所說的那種格局。這表明陳的這次預言是錯誤的。

       其實，陳獨秀這次失言並不奇怪。1914年，他因參加早期民主革命的全過程，又較透徹地研究法蘭西民主主義學說，又在《甲寅雜誌》社工作，對世界與中國形勢特別是中國社會病根瞭如指掌，所以能一言中的。而1942年，他自己說︰「久居山中生事微」，在那偏僻的石牆院小山村中，不要說全國抗戰的形勢知之甚少，對世界大戰的形勢，更是「盲人摸象」，又帶着對蘇聯衰敗的某些偏見。在這種情況下，還做《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再論世界大勢》的大文章，自然是「自不量力」，「力不從心」了，哪有不錯誤的道理？於是，各方責難和批評紛紛襲來。

       首先是國民政府，為維持與蘇聯的「盟邦外交」，禁止《大公報》刊登陳的《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下篇）。因為此文較長，故分兩次發表。有的鐵杆國民黨員就乘機打擊陳。同月29日，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紀念日，江津縣長羅宗文在江津東門外體育場舉行盛大的群眾大會，有學生、工人、機關職工、人民群眾約四千人參加。羅主持大會，號召大家學習烈士們的革命精神，不怕犧牲，在各個崗位奮發努力，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講畢，雙目失明的安徽大老凌鐵庵由其女扶到前台，厲聲譴責陳獨秀亂寫文章投稿，散佈悲觀情緒，大大影響群眾的抗戰積極性，應群起而聲討之，云云，言詞異常尖銳激烈。羅宗文回憶說︰

       散會後，《江津日報》社長張西洛（進步報人，解放後任全國政協委員，《光明日報》經理，是我支持他在江津辦日報的）問我︰「凌鐵老的講話，上不上報？」我說︰「沒有必要。」後來，重慶衛戌總部派遣在江津縣稽查室的李主任（江西人），曾問我︰「羅縣長為啥偏袒陳獨秀？」可見特務還是時刻盯住陳老的。我聽後一笑置之。[55]

       事不止此，4月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函告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根據四川新聞檢查處呈送的成都《新新新聞》緩登稿——陳獨秀的《輪廓》做出指示︰該文「內容乖謬，違反抗戰國策」，要求電飭各新聞檢查處室「注意檢扣」。次日，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即覆函，答應照辦，並已「通令各省市圖書雜誌審查處一體注意檢扣」。[56]這月19日，當得知陳獨秀撰寫續篇《再論世界大勢》後，竟然驚動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出來禁止刊登，理由是︰「顧慮對蘇外交。」

　　成都的《新新新聞》封面

       共產黨在誣衊陳獨秀「漢奸」事件受挫、未承認錯誤、賠禮道歉的情況下，又把另一罪名「右傾機會主義」，上升為「右傾投降主義」。

       1938年7月，剛入川的陳獨秀對中共餘怒未消，接連寫了四篇全面抨擊中共基本理論和路線的文章或演講稿︰《民族野心》、《論遊擊隊》、《說老實話》、《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在重慶民生公司的演講》。在延安的毛澤東秘書陳伯達，立即在中共中央理論機關報《解放》上發表長達12，000多字的重頭文章《評陳獨秀的亡國論》進行回擊。首先從批判陳的《說老實話》切入，因為陳在此文中一開頭便說︰

       全民抗戰、各黨合作、全國精誠團結、民眾奮起、殲滅敵人、最後勝利，如此等等，成了抗戰八股大流行，而不容許我說我所應說的老實話。政府使人不敢說老實話，事情已經夠嚴重了；社會不容許人說老實話，則更糟。至於純潔的有志青年，也不願聽老實話，而樂於接受浮誇欺騙的宣傳，尤其盲目信從在野黨的胡吹亂道，那便是無可救藥了！[57]

       《評》文批駁陳獨秀攻擊的所謂「抗戰八股」，「是中國民族從極苦痛的歷史教訓中得出的真理，中國的獲救，必將是因為堅決執行這些真理，而不是甚麼八股」；「中共黨人從來以『做實事，說真話』的德行為矜尚，而在民族危亡的時機更不斷地以此互相督責，以此互相勸慰……」。

       進而，批判陳獨秀在《論遊擊隊》一文中所說的「老實話」————「城市中心論」。針對陳說的「敵人……佔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遊擊隊布滿了全國的農村和小城市，甚至避開敵人的勢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沒有大城市，便沒有國家。」指出︰「在抗日戰爭一定時期中，由於本來敵強我弱，由於我方的進步還不夠，大城市的暫時陷於敵手，本來是抗戰中大家是預料到的，然而大家始終沒有認此即等於亡國；反之，卻認為是抗戰勝利、存國建國之不可免的一段艱苦過程……如果說失掉大城市即等於亡國，這也就是等於說︰抗戰就不可免亡國，也就是抗戰亡國論」。

       《評》文以此斷定陳獨秀是「抗戰亡國論者」，又無限上綱說陳「文不對題地對於目前抗戰遊擊運動進行混亂是非，企圖使同胞們對於遊擊隊和遊擊戰灰心失望……『這正是敵人所求之不得的事』」；「而其一切目的就是歸結在於執行托洛斯基對其徒弟有名的指令︰『不阻止日本侵略中國』。」——這就又把莫斯科審判中逼供信搞出來的假材料，把陳獨秀和中國托派打成「漢奸」了。更有甚者，在接着批判陳的演講《資本主義在中國》中表現的「亡國哲學」和「亡國論的中國社會觀」後，竟然把陳說成是「全民族的公敵」、「國共兩黨的公敵」！最後，《評》文總結說︰

       從陳獨秀上述的整個觀點看來，從陳獨秀對於中國前途觀點看來，他是反三民主義的。所以，在事實上，陳獨秀不但是共產主義事業的背叛者，而且是民族的背叛者，而且是中國文化的背叛者；他在現在的一切言論和行動，完全是於日寇有利的，完全是為日寇服役，並且是假借反共的名義去在實際上反對國民黨的。這樣，陳獨秀還不是全民族的公敵！還不是國共兩黨的公敵！[58]

       陳獨秀在中國抗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途問題上有失察之言，原因除上述因在閉塞的小山村，孤陋寡聞之外，還因為一生光明磊落、不願沉默、不顧對錯、有感即言的性格決定的。如他自己所說︰「我不懂得甚麼理論，我決計不顧忌偏左偏右，絕對力求偏頗，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說不錯又不對的話。」[59]他不是明知錯誤而說，而是囿於主觀判斷和客觀條件的限制。

       不過話又得說過來，當時中共對抗戰何時勝利，也是十分悲觀的。據當時在根據地工作的曾彥修先生九十歲時回憶說︰

       日本佔領了東三省十四年，把東北變成了它最大的軍事基地。它正在把華東和部分華中地區變成它更大的戰略基地。甚至想據中國大陸以抗美軍。抗日戰爭的前途還是很艱難而遙遠的。日本投降之前的整整二年，田家英和我二人就在胡喬木的耳提面令下主要編了兩年高中語文教科書，專供根據地農村使用，精神上已準備好還要在山溝裏呆一二十年，我從未聽說過要準備大反攻的半句話。原子彈一丟，便一切都變了，忽然如夢一般，日本投降了！單靠中國的力量要把日本打到無條件投降，是很難的。[60]

       1942年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署名李心清的文章《斥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理論》，重複陳伯達的邏輯，批判陳文「否認蘇聯社會主義，否認中國三民主義，否認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否認反法西斯陣線的存在和力量，否認戰後任何光明前途」，是「漢奸理論」，甚至血口噴人地說，反映了「陳獨秀的漢奸本質」。更有甚者，文章還責問，這樣違背「抗戰到底的國策」、違背「三民主義」的文章，「為甚麼堂堂的《大公報》能為之刊載呢？為甚麼堂堂的檢查官能為之通過呢？」——這又重複了上次王明、康生的伎倆︰企圖借國民黨之刀殺人。

       上述已經說明，早在4月國民黨中央訓練部已經命令全國各報禁載陳獨秀這類文章，表明在這個問題上果真達到了「國共合作」。於是，這大公報上的半篇文章，就成了陳獨秀一生中逝世前公開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

       上海托派中央對陳獨秀的攻擊更加厲害了。

       1941年1月10日，中央常委會專門通過《關於DS對民主和獨裁等問題的意見的決議》，對陳的「民主與專政」的見解進行系統的批判，批駁陳獨秀否認在這次大戰中有發展任何革命可能的觀點，重申列寧在第一次大戰中的「全部政策（如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失敗主義，前線雙方兵士聯歡等）完全是正確的」。《決議》最後寫道︰「DS 對於戰爭與革命的意見，對於民主與專政等問題的意見，現在已經發展到了完全離開第四國際的立場，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離開了無產階級的立場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立場上去了。現在的問題是︰不是DS完全放棄他的立場，就是他離開第四國際，離開革命，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61]

       這個決議與其說是做給陳獨秀看的，不如說是做給鄭超麟、王文元、陳其昌、樓國華等人看的。因為他們知道陳不會「放棄他的立場」，而且決議對遠在大後方的陳獨秀沒有任何約束力。而這幾個人在理論觀點上是與彭述之等基本一致的，但由於感情上的關係，在組織上反對對陳採取極端措施——制裁和開除。所以決議的核心是最後一句︰「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

       為甚麼是這樣的呢？

       鄭超麟回到上海後積極寫作，為托派的極左傳統觀念提出一系列理論根據，大力宣傳中國抗戰的「反動」性質，大力呼籲對國民黨領導的國共合作進行的全國抗戰實行列寧的「失敗主義」策略，堅持「在戰爭中引發革命」。甚至說︰「中國對日戰爭自始即沒有客觀的進步意義」；[62]「無論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愛國主義都是反動的。」「我們第一步應當破壞資產階級政府機構和軍隊系統，即是應當實行失敗主義。『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列寧這個舊口號恰合新中國的需要」；「『先安內而攘外』，蔣介石這話說得比中國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高明……我們只有徹底解決中國的國內問題，才能排除外國的侵略。」「我們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樹起來！這個大旗將為中國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點。」[63]

       恐怕在當時的中國很難找到如此把極左的言論與極右的結果相結合的典型了。儘管他解釋說所謂「失敗主義」並不是在對日戰爭中使中國失敗，而是使國民政府失敗，以造成他們進行十月革命式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他是堅信在這次戰爭中是能引發革命的。正如他在批駁陳獨秀的一封信中所說︰「你把『革命的失敗主義』誤解為禿頭無字的失敗主義了。『革命的失敗主義』並不是說本國失敗比敵國失敗好些，而是說︰本國戰爭失敗對本國革命是有好處的。L.D.(即托洛斯基——引者)給革命的失敗主義下了一個『足夠的定義』說︰徹底實行階級鬥爭不必顧慮本國戰爭勝敗。」[64]陳在論述「戰爭與革命」和「民主與專政」的問題時，多次提到鄭的名字，進行批判。所以，鄭的這封信，對陳的意見也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分析與批駁。

       不過，如果把戰後的三年視為「抗戰」的延長，鄭超麟的說法似乎也有道理。眾所周知，國民黨的確是在抗戰中被嚴重削弱的，而共產黨則是在抗戰中「坐大」的。在廣大敵後淪陷區特別是共產黨所在的廣大農村，在日軍燒殺搶掠極其野蠻的罪行面前，組織群眾反抗本是應有之義。但共產黨的目標並不只在抗日，還有推翻國民黨。1949年，共產黨終於實現了目標，奪取了全國政權。雖然這次革命的勝利並不是屬於托派的，但誰也不能否認這是一種變相的「戰爭引發革命」的現象。所以勝利後，毛澤東在接見日本友人時，半開玩笑實是真誠地向日本人表示感謝他們打敗了蔣介石，幫助中共奪取了全國政權。

       彭述之則堅持原來的「保衛主義」立場，即承認中國抗戰的「進步性」，執行「保衛中國抗戰」但「以國內戰爭轉變帝國主義戰爭、準備在戰爭危機（即失敗）時，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國民黨」的策略。為此，他們把主要精力放在在機關報上揭露導致抗戰不斷失敗的國民黨腐敗無能和共產黨的「背叛」上，反對國共合作。

       鄭超麟的「革命失敗主義」主張提出後，就出現了「保衛主義」與「失敗主義」的對立。但所謂「保衛」，由於力量太小又沒有行動，也只是說說而已。彭述之原來處於少數。1941年初，李福仁根據托洛斯基指示精神，起草了一個決議，由「第四國際太平洋書記處」的名義通過後，帶到中國，支持彭述之的立場。[65]於是情況發生了變化，劉家良等人轉向彭的一方，使「保衛主義」成為「多數派」，控制了托派中央臨委。而王文元原屬多數派的，1941年世界大戰發生轉折時，發明了「中國抗戰變質論」，認為中國抗戰由原來保衛中華民族的正義戰爭，成為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爭奪殖民地戰爭的一部分，失去了原有的進步性。於是，他與樓國華、陳其昌等人，轉而加入鄭超麟的「失敗主義」陣營。但他們在托派內部，還是「少數派」。[66]1941年2月23日，彭述之控制的中央臨委會發出《通告》，要求在4月底以前，在托派內部，就抗戰性質和是否應該取「失敗主義」等問題進行討論。通告還附上以上陳獨秀和彭、鄭兩派的文章。兩派激烈爭論的結果，7月13日，彭述之、劉家良等人，在排除鄭超麟等4人的情況下，召開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支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31年5月初的托派統一大會被稱為第一次代表大會），發表了大會宣言，自吹自擂地宣稱︰

　　年輕的鄭超麟

       中國四年來抗戰所以遭逢失敗，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沒有一個能真正代表中國廣大工農群眾利益的革命黨……今後只有集中力量創造一個新的無產階級政黨才能夠保證抗戰的勝利和工農的解放。而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始終堅守無產階級革命的政綱……沒有向資產階級作過任何妥協，我們沒有在反動的「階級合作」輿論之下低頭，因此只有它最有資格擔當新黨的組織任務。[67]

       這也算是對陳獨秀所說的這次戰爭中不能引發革命的一個主要原因——「沒有一個革命黨」的回應吧！但是，在遠離抗日戰場和國民黨統治中心的、被稱為「孤島」的上海租界裏，幾個人發出如此狂妄的聲音，的確如後來陳獨秀所說的「令人發笑」。

       大會重新改選了新的領導機構，由彭、劉、李（福仁）、蔣（振東）、毛（鴻鑒）等人組成新「中央委員會」，樓國華、陳其昌從原臨委中被排擠出來，鄭超麟、王文元被排擠出《鬥爭》報編委會。他們提出抗議，並要求繼續討論政治問題，也被「新中央」拒絕。於是，他們也召開自己的代表大會，並另出版一個機關報《國際主義者》。從此，中國托派再次正式分裂成兩派︰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又稱「鬥爭報派」；鄭超麟、王文元為首的「少數派」，又稱「國際主義者」派。以後中國托派再也沒有統一。後來在1948、1949年大陸易幟時，分別成立「中國革命共產黨」和「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均隸屬於第四國際。然後把領導機關遷往國外，國內留下潛伏組織。

       1952年12月22日夜，毛澤東一聲令下，中國大陸的托派組織及許多同情者被一網打盡，只留下香港組織和流亡到巴黎任第四國際書記處書記之一的彭述之繼續活動。至今香港的組織還可以以合法組織的身份，參加香港「特首」選舉。當然，由於「內部安排」，他們是不可能被選進領導圈的，僅僅是表達民意而已。

       不過說句公平話，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出現一個真正的為工農勞動群眾利益奮鬥的「無產階級政黨」，那些自稱是這樣的政黨，不過是少數知識分子精英利用工農群眾謀取私利的組織。一旦奪取政權，立即把工農群眾打入最底層。現在真正還能為工人說話的，也只有香港和各國的托派組織。雖然他們的組織有不切實際的左的傾向和特別衰微的致命弱點。而這種弱點是因為人類有史以來還不具備建立真正的工農國家的時代局限性造成的。

       總結以上陳獨秀與托派兩派的意見，可以看到以下奇怪的現象︰

       多數派與少數派在戰爭與革命、民主與專政及蘇聯問題上，意見基本相同，目標也相同，即在戰爭中引發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對當前抗戰性質（一是進步，一是反動）和策略（一是保衛，一是失敗）有些差異，二者就鬥得昏天黑地，但都限於口頭上，行動上誰也沒有跨出一步。少數派罵對方是「頑固的機會主義」、「愚蠢的機會主義」；多數派罵對方是「極左派」、「教派主義」、「長了鬍子的幼稚病」、「反陳獨秀機會主義上的中派主義、調和主義和折中主義」、「最無骨頭的機會主義」等等。而兩派與陳獨秀的對立，才是真正實在的。

       彭述之罵陳獨秀是「機會主義的民主白癡」。少數派出於與陳私誼，只講理辯論，不扣帽子罵人。他們認為對多數派的批判，也就是對陳獨秀的批判。少數派與陳獨秀觀點對立嚴重，但態度比較溫和，限於說理；多數派與陳觀點距離較小，但態度比較粗野，主要是背教條謾罵，而且用語相當刻薄、下流，極具侮辱性，於是更加引起陳的反感。一封至今未見公開發表的信——1941年12月7日陳獨秀致某某的信中談到托派分裂時說︰

       文元等幾個人在上海開甚麼全國大會，已夠令人發笑了；他們（指彭述之等人——引者）以全國代表大會的名義，排斥別人是少數派，這是史大林派的態度活現，這更加令人發笑。他們自以為是多數派即布爾什維克。其實布爾什維克並非馬克思主義，乃是俄國急進的小資產階級亦即法國的布朗基主義、德國此時的納粹主義，即舊的普魯士與新的布爾什維克之混合物……弟將繼續為文說明布爾什維克的橫暴、欺詐等罪惡，有機會即公開發表。[68]

       從以上國民黨、共產黨以及托派中央對陳獨秀的批判情況看，陳獨秀真是四面楚歌，好不孤立！特別是來自組織內部的孤立，是從來沒有過的。真是成了孤家寡人。如當時站在彭述之一邊的李福仁後來在《第四國際》雜誌上所提供的證言︰「一方面在四川鄉村中的陳獨秀，另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員會，用書面進行爭論，結果陳獨秀居於單獨一個人的少數」；「陳獨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國組織內找不到一個擁護者。」[69]尤其是與他私交很深的鄭超麟、王文元、陳其昌等人，也不得不承認︰「我們非但不擁護陳獨秀的主張，而且與他進行了最不含糊的爭辯，以致最後，這位『老人』發了脾氣，與我們絕交了。」[70]

       陳獨秀不怕孤立，這是作為一個思想家的基本素質。如果同流合污或從眾而趨，就不是思想家了。早年，他寫過一首《感遇詩》，讚頌「夸父追日」和「精衛填海」的精神。他的一生執着地體現了這種精神，為了自己認定的真理，一息尚存，奮勇向前，即使是「孤軍奮戰」，也不退縮。

       當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轉折，蘇聯加入英美反法西斯同盟時，陳獨秀在生前最後一篇所寫的文章《被壓迫民族之前途》中，修正了對蘇聯的一個看法，即只從民族利益還是從世界革命的利益出發，對蘇聯採取了歷史的分析的態度，肯定了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及「前期蘇聯」，依然否定史太林的獨裁統治的「後期蘇聯」。

       筆者訪問現存的中國托派老人，發現他們以此說明陳獨秀最後還是擁護列寧主義，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因此仍是托派的同志。其實，陳獨秀只是講了列寧時期蘇聯的一點好話，肯定十月革命勝利後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對被壓迫民族的支持（如當時對中國放棄沙皇時期侵略的特權），也肯定了那時對俄國農奴解放的「三大旗幟」。至於在擁護民主、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他沒有也不可能作任何修正。

       第一，把內容豐富的馬克思主義歸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恰恰是列寧，十月革命後建立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也是列寧。而陳獨秀一年前說過，制度是決定一切的，是這個制度產生了史太林，而不是史太林才產生無產階級專政制度。這個制度不改變，「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

       第二，他對列寧領導時期的「前期蘇聯」根本沒有實際的瞭解，十月革命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對象，雖然列寧宣稱說是「被打倒的、企圖復辟的敵人」，實踐上根本沒有也不可能局限在這個範圍內，而且「被打倒的敵人」也並非都是企圖復辟的敵人。例如俄國沙皇家庭數百人，早在二月革命時就被推翻，但在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竟然對這些人（包括無抵抗能力的老人、婦女、兒童和僕人等）不經審判，「不受法律約束」（列寧之語），不分輕重，「一律就地槍決」、至於對新制度還不理解、不適應的如孟什維克派、資本家、富農中農等廣大人民範疇內的人，也多被這樣「專政」了，為史太林的暴政，做出了榜樣。

       第三，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歷史與現實告訴我們，一切暴力革命的結果都是「以暴易暴」，暴政者必獨裁，在暴政—獨裁體制下，是根本不可能分清甚麼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切與獨裁者不同意見者都在「專政」之列。所以，陳獨秀不可能重新擁護列寧、托洛斯基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不可能回到托派的隊伍中來。

       陳獨秀逝世時，托派朋友對這篇文章很感興趣，並給予高度評價。由於陳在文章中強調：「只有和全世界被壓迫的勞動者，被壓迫的落後民族結合在一起，推翻帝國主義……」鄭超麟認為他至死也堅持托洛斯基的「世界革命」的原則，說陳還是一個「世界革命的老戰將」；他們與陳之間「有意見分歧」，但仍「視他為領袖」，「最有經驗的、最忠誠於革命的、最富剛強性格的領袖」，並且這樣總結其一生︰

       「陳獨秀同志能夠從盧騷主義，進於雅各賓主義，進於列寧主義、托洛斯基主義。這個繁複而急劇的過程，完成於一個人的一生中，而且每個階段的轉變時候，這個人又居於主動的領導地位。」「從盧騷到羅伯斯庇爾和巴貝夫相隔半個世紀；從羅、巴諸人經過傅立葉到馬克思也相隔半個世紀；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托洛斯基又相隔半個世紀。但歐洲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國於半個世紀之間就可以過盡了……但中國這個發展縮在一個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幾年。」因此，陳獨秀「不愧為法蘭西十八世紀末葉的偉大思想家和偉大人物的同志」，「不愧為俄羅斯二十世紀初葉的偉大思想家和偉大人物的同志，不愧為列寧托洛斯基的同志，不愧為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托洛斯基黨的領袖……第四國際中國支部曾以中國這樣一個偉大思想家和偉大人物為領袖，是足以自豪的！」[71]

       鄭超麟當時能這樣評價陳獨秀，表現出他有一種豁達的胸懷，因為當時他與陳獨秀在戰爭與革命、民主與專政問題上，分歧依然。33年以後，即1975年12月，王文元在英國某大學歷史系演講時，進一步發揮上述鄭的觀點，在時間差距的估計上，比鄭說的更為巨大，他說︰

       「先進國從啟蒙運動的年代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經過幾百年（如英法）。不夠先進的國家（如俄國）也經過了八、九十年。但是在落後的中國卻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實現在一個人身上」，「現代中國思想的躍進清晰地反映在陳獨秀的身上。」「給陳獨秀做一個總評價。照我看來，陳獨秀這個人，雖然政治上是失敗的，理論上有局限，但是他不僅是中國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歷史上偉大的革命家之一。」[72]「假使『天假以年』，陳獨秀獲見中國第三次革命的來臨，那末，不管他今天懷着的思想是多麼錯誤，在事變的刺激之下，他仍能顯出一個正確而光輝革命家來的。」[73]

       以上兩位陳獨秀「晚年民主見解」的反對者，由於排除了陳晚年的「反托時期」，對托派時期的陳獨秀情有獨鐘，基本上是出於私誼的，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把陳獨秀與盧騷—托洛斯基相比，意在讚揚，卻是貶低。因為陳獨秀晚年的民主見解，意在否定列寧、托洛斯基、史太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與盧、托不能相比。雖然在政治上，陳獨秀自己承認︰「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敗」。「我奔走議會運動，奔走革命運動，三十餘年，竟未能給貪官汙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擊，說起來實在慚愧而又忿怒。」[74]但評價歷史人物是不能以成敗論英雄的。

       自然，還有另一類評價，其中以毛澤東和彭述之為代表。二人的共同特點是，都肯定早期的陳獨秀而否定後期的陳獨秀。毛澤東的那段話是在本著「代序」中所引的1945年中國共產黨「七大」預備會議的內部講話，毛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創造了黨，有功勞」。

       這一段評價的歷史時期，正是陳提攜青年毛澤東的時期，因此雖然明顯地帶有他個人的情感色彩，但也忠於歷史事實，應該說比較公正，評價也是高的。但是，他接着又說，大革命「末尾一段，我們黨搞得不好，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後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這段評價是黨派偏見，毫無意義，而且危害極大，影響了幾代共產黨領導人，使陳至今沒有得到徹底「平反」。

       彭述之妒嫉陳獨秀的威望，仇恨陳對他的厭惡，所以對陳評價最低，並且多用侮辱、謾罵的文字。他認為陳獨秀「有始無終」，「以一個光耀的民主主義者踏上中國的政治舞台，而以一個最不名譽的民主主義者鑽進他的墳墓裏去」；「從革命的無產階級陣營退到反動的資產階級陣營」；「我們確是無情地批評他，攻擊他，因而在情感上厭惡他，乃至仇視他……為了挽救他免於悲慘的墮落。關於最後一點，我們失敗了。」[75]

       以上鄭超麟、王文元、毛澤東、彭述之對陳獨秀的評價，有兩個共同點︰一是都從個人好惡的私誼出發；二是都否定陳的晚年見解，特別是「民主見解」。而恰恰在這一點上，大半生與陳獨秀對立的胡適，如前所述，以理智的方式，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並且越來越被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病貧交加中在四川省江津縣石牆院小山村寓所逝世，於6月2日下葬。墓地在江津縣大西門外鼎山山麓之康莊。這裏是鄧蟾秋家的塋地。陳獨秀生前為躲敵機轟炸，曾到此康莊樓屋住過。這裏背依青山，山上萬樹桃花，遍地桔林；面對長江支流几江，江流湍急，日夜奔騰澎湃作雷鳴，風景十分優美。因此之後，陳獨秀每年春秋必偕友人來登山，憑眺觀賞，這成了晚年的最大樂趣。好像有先兆似的，這年春天，陳夫婦偕江津白沙鎮聚奎中學校長周光午夫婦到此觀賞桃花，陳俯瞰大江風騷上下，流連不忍離去。主人鄧蟾秋看出了他的心思，出於對他的敬重，就在他逝世後慷慨獻出墓地。如果說，陳獨秀活着時，如詩中自吟的「筆底寒潮撼星斗」，[76]那麼，現在葬於此地，乃是「足下奔雷地底傳，江山風月此長眠」了。

　　陳獨秀之墓

       在當時十分困難的戰爭條件下，下葬儀式可以說相當隆重。據當時楊魯承家傭人吳元珍回憶︰

       埋葬陳獨秀那天，來了好幾百人，有當官的，也有大戶紳士。雙石鄉公所還組織了上百個鄉丁來沿途護衛，一路放火炮，點沖天銃。從石牆院到埋陳獨秀的「康莊」要走30來里路，隊伍拉了好長好長。陳松年端着遺像走在最前頭，後面是八人抬的黑漆棺木，衣衾棺木都是白沙鎮的大紳士鄧蟾秋送的。陳太太一路上哭得死去活來，由楊二太太和吳白林的堂客扶着，我們這些當下人的就打起花圈，跟在後頭走。陳先生活着時我們沒覺得他有啥，死了，才曉得他了不起，連縣長那麼大的官，鞠躬時，還只能站在最後頭。[77]

       這個情況與高語罕當時的記述是相符的：參加葬儀者，有朝野名流三、四十人。「左右鄉鄰壯丁不期而會者一、二百人，沿途護衛，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別之意。」[78]

       又經過半年時間，陳獨秀墓落成，從以下墓道奠基時留下的合影可以看出，墓景也相當的堂皇。「獨秀陳先生之墓」的碑文，是由著名書法家葛康俞親自鏨刻，「書刻均具古法，頗有古姿也」。[79]

　　陳的墓道落成照

       許德珩後來成為北大著名的學者。抗戰時期，陳獨秀寓江津時，許曾三次去拜訪。陳去世後，他有次乘輪船過江津幾江時，憑欄遙望河岸上那座顯眼的新墳，不僅感慨萬千，寫了這樣一首白話詩︰

       得知陳獨秀，養病在江津。

       船行到白沙，過此都停輪。

       便道去探望，拜訪此老人。

       別已十餘年，重見百感生。

       今非昔所比，白髮老病身。

       坐了五年牢，戰起得為民。

       今住小山村，僕僕感風塵。

       無人與往來。鄧初照顧頻。

       曾談文字學，對此興趣真。

       獄中有著作，此情實可欽。

       拜訪已三次，師友結親情。

       誰知三年後，客死在孤村。

       陳獨秀在晚年兩篇文章中，承認自己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而且「失敗」了。但是，另一個著名的學者、與陳獨秀有近30年昆弟交情的程演生得知逝世消息後，給了這樣的評價︰「他是一個爽直坦白有熱情的人，他絲毫沒有功名利祿的思想，是一個愛國者，是一個為中國找出路的人。他痛心中國政治的不良，社會的污濁，學術的不長進，士風的鄙陋，想要一一洗滌之。他現在死了。他一生努力的成績，是存在的。」[80]

       陳獨秀的學生及後來成為文字學同好的陳鍾凡寫的挽聯，洋溢着一股悲壯情意︰

       生不遭當世罵，不能開一代風氣之先聲；

       死不為天下惜，不足見確爾不拔之堅貞。[81]

       陳銘樞將軍可能感念陳獨秀在獄中還支持他的「福建事變」壯舉，也寫了挽聯。他請在書法上有很高造詣的佛學大師歐陽竟無書寫此聯，在葬儀上被稱為「雙美雙絕」：

       言皆斷制，行絕詭隨，橫覽九洲，公真健者！

       謗積丘山，志吞江海，下開百劫，世負斯人！

       與陳獨秀終身為友的同鄉高語罕，則看得更遠些，他在陳逝世前一年，就看出「老仲之病甚險」，並在致汪孟鄒的信中，預寫的挽聯曰︰

       桐棺雖蓋，論定尚須十世後；

       彗星既隕，再生已是卅年遲。

       （彗星云云，紓傅斯年昔年論彼語）[82]

       高的說法還是激進了。陳逝世至今已經52年，還沒有得到徹底的平反，更不要說公正的評價了。

       陳獨秀去世時，思想上是極其孤立的。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6月，他的三兒子陳松年遵其遺囑，將其棺木遷回家鄉安慶時，有人得知故舊和文化界「並無發動往接意思」，十分感慨︰「世界仿佛早已忘記了這個人」；說陳獨秀「江津寂寞，安慶亦寂寞」。[83]

       其實，思想家必須擁有超越那個時代芸芸眾生的觀察與思考，所以肯定是「寂寞」的。但是，他最終又是不寂寞的。其思想必然為廣大民眾所接受，並發揚光大之。但是，這個過程實在是太長了，而且是在中國被人為地拖長的。直到1979年，即陳獨秀誕辰100周年，也就是「改革開放」以後，人民才從壓迫深重的歷史深處發現這顆思想明珠。然後是至今已30年、在高壓下持續不衰的、一浪又一浪的「為陳獨秀正名」運動，並且得到了眾所周知的顯著的成績。本稿的撰寫，可以說是對這一運動的小小紀念。筆者相信，隨着歷史的發展，陳獨秀這顆明珠，必將發出更加光輝的異彩！

       陳獨秀有「終身反對派」的一面，反對清王朝，反對北洋軍閥，反對國民黨政權，反對史太林，反對第三國際，反對屈從於史太林第三國際的中共，最終反對列寧—托洛斯基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甚至表示「久擬寫一冊《俄國革命的教訓》，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84]

       同時，他也有一生追求不渝的信念︰從憂國憂民到救國救民，高舉「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而且，他是從提高國民性（即人權自覺）和國家決策科學化這兩個根本問題上來救國救民的。如果不抱黨派偏見，「不以成敗論英雄」，應該承認，陳獨秀是中國近代史上偉大的愛國者、民主主義者、革命家、改革家與啟蒙思想家。

       陳獨秀的主要生活在20世紀上半葉前40年，必然也刻上這個時代的烙印。這個時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和法西斯的國社主義風行一時的時代，也是民主主義式微化的時代。同時也是「革命萬能論」橫行一時，改良主義被邊緣化的時代。因此，陳獨秀在兩個主要時期——共產黨和托派時期，雖然與極左派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但他自己卻一直在「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左傾圈子中打轉，從失敗走向失敗，最後才在民主主義的覺悟中，騰飛而起。

[1]陳獨秀致陳鍾凡的信，轉自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手稿。

[2]王文元譯注︰《托洛斯基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4。

[3]陳獨秀致賀松生的信（1938年2月11日；7月8日），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4]王文元︰《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81。

[5]陳獨秀致陳松年的信（1938年6月14日）及陳松年的說明，未刊稿，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6]《周欽岳談陳獨秀》（周祖羲1982年12月訪問並整理），未刊稿。

[7]《青年嚮導》，第4期，1938年7月30日。

[8]陳獨秀致陳松年的信(1938年8月9日)，未刊稿，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9]陳獨秀致陳松年的信(1938年8月9日)，未刊稿，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10]淮南病叟（高語罕）︰〈陳獨秀入川後〉，南京《新民報》（晚刊），1947年8月3日。

[11]陳獨秀致陳松年的信（1938年8月9日），未刊，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12]陳獨秀致楊鵬升的信（1939年5月5日），未刊，北京中央檔案館藏，本著所有陳致楊的信皆如此，恕不一一註釋。

[13]（重慶）《中央日報》，1940年3月24日。

[14]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頁244。

[15]程演生︰《仲甫家世及其他》，手稿。

[16]轉自《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316。

[17]轉自葛康素（葛康俞之弟）︰〈談陳仲甫先生書法〉，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7期（1996），頁9。

[18]陳獨秀致楊鵬升的信（1940年12月13日）。

[19]陳獨秀致楊鵬升的信（1940年8月3日）。

[20]抗戰勝利後，楊調往重慶任衛戌總司令參議，1949年在川西起義，解放後任教於西南美專，1954年因反革命罪被渠縣人民法院判刑20年，1968年病逝於獄中。1983年法院撤銷原判決。1980年，渠縣檔案館在清理各單位檔案時，從法院《楊鵬升案卷》中意外發現了陳獨秀40封親筆信。

[21]羅宗文︰〈江津三晤陳獨秀〉，唐寶林主編︰《陳獨秀與中國》，總55期（2006年2月號），頁6。

[2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全宗號301，宗號395，冊號2。

[23]鄭學稼︰《陳獨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台海《傳記文學》，第30卷，第5期。

[24]許伯建︰〈陳獨秀拒收蔣介石捐款〉，中央文史館、上海文史館主辦，《世紀》，1994年6月號。

[25]熊安東︰〈陳獨秀晚年是「清苦」的〉，《陳獨秀與中國》，總58期（2006年9月），頁7。

[26]上海《革命史資料》，第7期（1987）。「武榮碑」是「漢故執金丞武榮之碑」的簡稱，民國時期出土，書法介於篆隸之間。

[27]陳獨秀致楊鵬升的信，1940年1月31日。

[28]陳獨秀︰〈警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9年9月15日。

[29]上海《革命史資料》，總第7期（1987年8月）。

[30]《贈程里鳴聯》，安慶市陳獨秀學術研究會編注︰《陳獨秀詩存》（山西︰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189。

[31]羅宗文︰〈江津三晤陳獨秀〉，唐寶林主編︰《陳獨秀與中國》，總55期（2006年2月），頁7。

[32]陳獨秀致魏建功、台靜農的信（1942年5月1日），手稿，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33]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4]陳獨秀致魏建功的信（1941年9月19日），《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1949年商務印書館清樣稿附件。2001年中華書局正式出版時，把附件部分刪去了。

[35]〈教育部陳部長致陳獨秀先生函〉（1941年10月11日）及陳的回信（13日），影印件，台靜農先生遺稿及珍藏書札編輯小組︰《台靜農先生珍藏書札（一）》（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頁270、271。

[36]〈陳獨秀致陳可忠〉，1942年2月26日，〈教育部陳部長致陳獨秀先生函〉（1941年10月11日）及陳的回信（13日），影印件，台靜農先生遺稿及珍藏書札編輯小組︰《台靜農先生珍藏書札（一）》（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頁273。

[37]轉自沈醉、文強︰《戴笠其人》（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頁207–210。

[38]轉自沈醉、文強︰《戴笠其人》（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頁207–210。

[39]陳獨秀致賀松生的信（1938年4月23日），手稿，北京中央檔案館藏。所以，4月底國民黨只得令武漢市公安局長蔡孟堅秘密會見張國燾，爭取合作建立反延安的新共黨。陳堅決拒絕。

[40]易嘯夫︰〈重慶稽查處內幕〉，《重慶文史資料》，第37輯（1992）。

[41]此信手稿原件存北京中央檔案館。

[42]這次戰爭，俗稱「冬戰」。芬蘭作為小國，曾進行奮力抵抗，但終於難擋強敵，至1940年3月13日，芬蘭被迫向蘇聯割讓土地4萬平方公里。此後，蘇聯的史太林時期一直詭稱戰爭是由芬蘭挑起的。直到1989年11月30日冬戰50周年時，蘇聯外交部發言人尤里．格列米斯基才承認蘇聯過去對此次戰爭的「事實有所歪曲」；同日，蘇聯歷史學家鮑里斯．索科洛夫在《莫斯科新聞》也發表文章說︰「冬戰從芬蘭人的角度來講是正義的，芬蘭是為保衛自己的自由和獨立而戰。」

[43]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1940年11月28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2。

[44]陳獨秀給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37。

[45]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1940年11月28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5。

[46]陳獨秀︰〈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1942年2月10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15、13。

[47]〈臨委對D.S.來信的決議〉，《保衛馬克思主義》（油印小冊子），頁29–31。

[48]陳獨秀給西流的信（1940年4月24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30–31。

[49]陳獨秀給西流的信（1940年5–6月），《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31–32。此信原附在4月24日信之後，未署日期，據胡適在《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一書所寫的序言說「同年（即1940）給西流的信，約在五六月之間）」。大陸出版的目前最全的《陳獨秀著作選》沒有收入這封重要的信。

[50]以上三條，均載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1940年11月28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3。

[51]以上三條，均載陳獨秀給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36–40。

[52]《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經胡適推薦，由廣州自由中國出版社1949年6月出版，書名改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和書信）》，突出了胡適的「序言」思想。在編排上，把原按論文與書信分類編輯的順序，改為按寫作時間先後的順序。

[53]陳獨秀︰〈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1942年2月10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15、13。

[54]陳獨秀︰〈再論世界大勢〉（1942年4月19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14。

[55]羅宗文︰〈江津三晤陳獨秀〉，唐寶林主編︰《陳獨秀與中國》，總55期（2006年2月號），頁6。

[56]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檔案新指字第8452號公函，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57]陳獨秀︰〈說老實話〉（1938年7月27日），《青年嚮導》，1938年第4期，1938年7月30日。

[58]陳伯達︰〈評陳獨秀的亡國論〉，《解放》，第61期。

[59]陳獨秀︰〈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22。

[60]〈曾彥修致唐寶林的信〉（2005年6月6日），唐寶林主編︰《陳獨秀與中國》，總51期（2005年8月），頁12。

[61]《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油印小冊子，頁32–35。

[62]意因︰〈論中國對日戰爭有無客觀的進步意義〉，《校內生活》、《火花》，第3卷第5期合刊。

[63]意因︰〈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之下〉，《校內生活》、《火花》，第3卷第5期合刊，1941年4月16日。

[64]〈意因寫給獨秀同志的信〉（1942年立春節），《國際主義者》（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國際主義派）機關報），第3期（1942年6月25日）。作者在按語中說︰「以上是我寫給獨秀先生的一封私人的信，為了郵寄困難，至今未曾發出。」所以，此信在陳獨秀去世前沒有收到，但它的價值是說明陳獨秀當時與被他稱為「極左派」思想分歧更加明確了。

[65]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68。托氏在1940年8月被蘇聯特工用斧子砍死。

[66]〈意因寫給獨秀同志的信〉（1942年立春節），《國際主義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

[67]《校內生活》、《火花》，第3卷第5期合刊（1941）。

[68]油印小冊子《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附錄《D. S.來信》，頁20。

[69]《第四國際》（第四國際中央機關報，美國出版），1942年7、8月號合刊，頁241。

[70]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國際主義者派）︰《致美國〈第四國際〉雜誌編輯部的信》（1947年10月20日），《第四國際》（第四國際中央機關報，美國出版），1942年7、8月號合刊，頁241。

[71]意因︰〈悼陳獨秀同志〉，《國際主義者》，第3期。

[72]雙山講述，方丈譯︰〈陳獨秀的生平和思想〉，香港《新觀察》，第6期。

[73]連根︰〈托洛斯基與陳獨秀〉，《國際主義者》，第3期。

[74]陳獨秀︰〈實庵自傳〉，《宇宙風》十日刊，第51期（1937年11月11日）；〈敬告僑胞——為暹邏〈華僑日報〉作〉，《告日本社會主義者》（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

[75]犀照︰〈悼陳獨秀〉，《鬥爭》（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機關報），第6卷，第1期。

[76]取自《夜雨狂歌答沈二》一詩，

[77]《訪問吳元珍記錄》，1994年10月8日，未刊稿。

[78]高語罕︰〈入蜀前後〉，《民主與統一》，1946年第7期。

[79]葛康素︰〈談陳仲甫先生書法〉，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7期（1996），頁9。

[80]程演生︰《仲甫家世及其他》，未刊手稿，藏北京中央檔案館。

[81]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手稿，藏北京中央檔案館。

[82]高語罕致汪孟鄒的信（1941年4月21日），藏北京中央檔案館。

[83]史述隱致何之瑜的信（1947年6月8日），未刊件。

[84]《陳獨秀先生晚年致鄭學稼教授原函墨蹟》，台灣《傳記文學》，第30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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