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美国陷阱

（套装共5册）

[法]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 等 著

法意 等 译

下载资料请关注我的博客https://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目录

美国陷阱

嚣张的特权：美元的国际化之路及对中国的启示

世界秩序

民粹主义大爆炸

贸易的真相：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

美国陷阱

[法]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 [法]马修·阿伦 著

法意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引言

1.打击

2.检察官

3.第一次开庭

4.怀亚特看守所

5.回忆

6.一通电话

7.他们把我忘了

8.斯坦

9.克拉拉

10.第二次开庭

11.监禁125年

12.起诉书

13.一切都能适应，看守所也一样

14.家人才是唯一的依靠

15.从怀亚特看美国司法

16.我的量刑指南

17.A囚室

18.阿尔斯通抛弃了我

19.重回纽黑文法院

20.证据

21.检察官的“环球巡游”

22.《反海外腐败法》

23.认罪协议

24.克拉拉探监

25.解雇

26.6个月过去了

27.全家出动

28.我有一份新工作

29.4月24日的宣告

30.与斯坦的真相时刻

31.通用电气的神话

32.皮洛士式胜利

33.通向自由

34.自由

35.重回法兰西

36.与马修·阿伦的会面

37.开口或缄默

38.在股东大会上发飙

39.司法部检察官会议

40.阿尔斯通的认罪协议

41.面对议员的柏珂龙

42.最后的出售障碍

43.劳资调解委员会之战

44.无法容忍的敲诈

45.审判时刻

46.再度分离

47.再度入狱

48.暴力及非法买卖

49.国民议会调查

50.马克龙到访美国

51.终获自由

尾声

后记

附录

致谢

人名索引

本书译者团队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和孩子们

出于对隐私的尊重，本书对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的家人和亲友的名字都做了修改。

正值阿尔斯通消亡之际，我要向所有的前同事致敬，包括工人、工程师、技术员、商务人员、项目经理。几十年来，他们开发研制出了令我们的竞争对手羡慕不已的卓越产品，为确保法国能源独立做出了贡献。

但请不要误解，虽然本书曝光了阿尔斯通的许多灾难性决定，但是它的工作团队及其团结精神仍在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这里有我22年来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我想，我应该为它做点儿什么。

引言

本书讲述了一个地下经济战的故事。

十几年来，美国在反腐败的伪装下，成功地瓦解了欧洲的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特别是法国的跨国公司。美国司法部追诉这些跨国公司的高管，甚至会把他们送进监狱，强迫他们认罪，从而迫使他们的公司向美国支付巨额罚款。

自2008年以来，被美国罚款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达到26家，其中14家是欧洲企业（5家是法国企业），仅有5家是美国企业。

迄今为止，欧洲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即将超过60亿美元，比同期美国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高3倍。

其中，仅法国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就达到近20亿美元，并有6名企业高管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我就是其中一员。

今天，我不再沉默。

下载资料请关注我的博客https://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打击

突然，我变成了一只野兽。我穿上了橘色的连体服，身体被链条锁住，手脚被戴上镣铐。我几乎无法行走，也无法呼吸。我是一只被捆绑的野兽，也是一只掉进陷阱里的困兽。

昨晚，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单人牢房。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气味，我几乎要被熏晕了。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道极小的裂缝。透过裂缝往外看，我隐约看到一个阴暗的院子。我听到各种噪声、争吵声、尖叫声，以及不间断的狗吠声。这简直是一场噩梦。我已经8个小时没有喝过水，又饿又渴。自从在飞机上听到那条简单的广播后，我的生活便发生了剧变。

先来说说那条机上广播。

国泰航空的空姐用甜美的嗓音和地道的英式口音播报了一条听起来无关痛痒的消息。空姐的声音虽然温柔，但却宣告了一场灾难的降临：“皮耶鲁齐先生，请您下飞机前先到机组人员这里来。”

这时，我乘坐的这架波音777刚刚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跑道上。

我在黎明时分离开新加坡，在中国香港中转后，经过长达24小时的飞行，现在已筋疲力尽。

这是2013年4月14日晚上8点整。驾驶员对飞行计划掌控得十分完美，分秒不差。这条广播在飞机到达机场时响起。

难道当时我丝毫没有起疑？虽说已经习惯了各种长途飞行，但是因为时差，我头昏脑涨。45岁的我，先后在阿尔及尔、曼彻斯特、香港、北京、温莎（美国康涅狄格州）、巴黎、苏黎世等地任职，现在坐镇新加坡。20年来，我在全球飞来飞去，为我的公司奔波。我听过好几次这种广播，它要么是提醒我官方约会的时间被调整了，要么是帮我找回了在一次中转时丢失的手机。

因此，我没多想便来到了机组领班的面前。然而，这位年轻的空姐却满脸尴尬。机舱门已经打开，她胆怯而不自然地向我指了指门口等着我的一群人——一个女人、两三个穿制服的人，以及两个穿便服的人。那个女人礼貌地跟我核实了我的身份，命令我下飞机。几乎在我说出姓名的同时，其中一个穿制服的人就抓住了我的一条胳膊，并将它按在我的后腰上，然后他迅速地把我的另一条胳膊扭到我的背后，给我戴上手铐：“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你被逮捕了。”

我非常震惊，来不及做出反应，只能束手就擒。后来我总是问自己：如果我没有下飞机，那会发生什么？如果我拒绝下飞机呢？若是在我连一只脚都没踏上美国国土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还能这样轻易逮捕我？我一声不吭地就服从了。其实当时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帮了他们大忙。因为从理论上来讲，我们还在国际区域——机舱出口的舷梯上也属于国际区域。

眼下，我被戴上手铐。片刻之后，我回过神来，要求他们做出解释。穿便服的两人说，他们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我们接到命令，在机舱出口逮捕您，把您押送到曼哈顿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那里会有检察官向您说明缘由。”

显然，他们也不了解更多的情况。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这几句话，我也不可能有更多奢求，因此，只能跟着他们，在两个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的看管下，像个歹徒一样，双手被铐在背后穿过机场。周围乘客的目光让我觉得如芒在背。走了几米后，我意识到，为了保持平衡，我不得不小碎步地前行。我身高1.83米，体重将近100千克，这让我看起来非常滑稽。与其说是滑稽，不如说是梦幻。我仿佛穿越到了一部电影中，在扮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角色。两年前，他就像我一样被戴上镣铐，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押解下，痛苦地走在纽约街头……然而此时，我的惊吓大于忧虑。当时我一直确信，这是一个错误或者误会。他们只是错把我当作了别人，经过查证后，案件就会真相大白，一切仍会照常进行（近年来，肯尼迪机场发生的这类误会与日俱增）。

我的“警卫”直接把我带进了一个小房间。我很了解这种地方，在这里，美国当局会对可疑的外国人的护照进行仔细检查。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鉴于法国的立场——时任总统雅克·希拉克拒绝参与美军的行动——我们一群法国商人不得不在肯尼迪机场等候很长时间，直到美国官员同意让我们入境。

今天，检查的速度加快了。两名查验人员花了几分钟时间检查我的身份证件，然后将我带出机场，坐上一辆没有警用标志的警车。我终于明白了眼前的现实：显然，我就是他们等待的人，我是他们要的“实实在在的客户”。这并非像在某些荒诞故事中，某人被误认为是某个强大的恐怖分子或者在逃罪犯。至少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为什么呢？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又做了什么？

我无须花太多时间反思我的经历。就个人生活而言，我绝对无可指责。另外就是我在阿尔斯通的工作。即便这种粗暴的逮捕可能与我的职业有关，但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我在脑海中将公司近期的项目飞快地过了一遍。自从10个月前我担任锅炉部的全球负责人以来，我在新加坡职务范围内的所有业务中，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至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放心的。

但我也知道，阿尔斯通经常因腐败行为而接受调查，美国当局几年前就开始了一项调查。当时，阿尔斯通因涉嫌为取得多个合同而行贿，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一家发电厂的合同。我曾参与这个项目，阿尔斯通确实聘请了中间人来确保拿下这个市场。但是，这些事情是在2003年和2004年发生的，印度尼西亚的合同是2005年签字生效的。当初合同谈判似如烟往事，已经过去10年了！这太久远了。重要的是，我已经在内部审计时澄清了自己。这是我们的惯例。那是在2010年或2011年，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可以确信——汽车正在驶向曼哈顿，我越来越焦虑，开始费力地在脑海中搜寻往事——阿尔斯通聘请的两位律师曾短暂地对我进行了一次询问，大概持续了1个小时。他们认为我遵循集团的所有程序规定，没有任何错误，无须任何惩戒。2012年，我得到了一次不错的晋升，升任为现在的锅炉部负责人，该部门在全球有4 000多名雇员，年营业额为14亿欧元。此外，2011年以来，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柏珂龙一直打算与中国上海电气集团建立一家50∶50控股的合资企业，将两家公司的锅炉业务合二为一，他选择我来领导这家未来世界级的大企业，总部将设在新加坡。

全球总裁！全球总裁现在却被带进一辆汽车，忍受着双臂的酸痛。金属手铐逐渐割伤了我的手腕。谁能想到，我仅仅因为在2003—2005年的印度尼西亚项目中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就遭到如此待遇。我又不是阿尔·卡彭[1]！就连他的手下都算不上！我在内心深处翻来覆去地琢磨着各种解释，想象着各种可能导致此次被捕的情节。调查人员把车停在了路边。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两位探员罗恩和罗斯——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名字——觉得我“人还可以”。我还算走运。

“皮耶鲁齐先生，您很冷静，既没有喊叫，也没有挣扎。您也很有礼貌，和您这样的人打交道还是不多的。我们打算给您一些奖赏。”

很简单，他们取下了我的手铐，把我已经僵硬的双臂贴在膝盖上，然后把我的双手铐在了前面。这看上去没什么，但经历过这种不适的人都知道：与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相比，这种姿势舒服多了。今晚交通还算通畅，我们花了不到40分钟就到了曼哈顿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门口，汽车驶进了地下停车场。下车后，我们面前出现了第一部电梯。探员命令我走进去，但却要进去后背对着电梯按钮，他们对此进行了特别说明，而且一副极为认真的神态。我看着他们，有点儿摸不着头脑。1999—2006年，我在美国工作了7年，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现在我的疑问是：我真的要走进这部电梯吗？

“这是一项安全规定，皮耶鲁齐先生，”罗恩解释说，“您没有权利看我们按了哪个按钮。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我们不会让您知道您被带到了哪个楼层，或者在哪个办公室接受审讯。”

我被带到一个神秘的楼层。通过几扇装甲门后，我们进入一间简陋的办公室。这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墙上伸出一根长长的铁杠，警卫用手铐把我铐在上面。他们让我独自待了一会儿。突然，门打开了，一位探员走了进来。

“早上好，皮耶鲁齐先生。我叫塞思·布卢姆。我负责美国联邦调查局对阿尔斯通腐败案的调查，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的塔拉罕项目。我现在能说的只有这些，几分钟后，负责调查的检察官会亲自来审问您。”

说完后，布卢姆平静而有礼貌地离开了房间。

[1] 阿尔·卡彭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黑手党首领。——译者注

2.检察官

事情就是这样的。在车里时，我还不愿相信这一切。那些早已是陈年旧事，和当下的利害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印度尼西亚的那个魔鬼案子——苏门答腊岛的塔拉罕发电站项目——又找到我头上了。2003年，这个发电站项目开始招标的时候，我还未到新加坡任职。当时是印度尼西亚项目招标初期，我们和丸红株式会社组成联合体，参与投标竞争。当时，阿尔斯通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甚至濒临破产。这笔合同尽管看上去利润不高（1.18亿美元中只有6 000万属于阿尔斯通），但却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这座发电厂，虽说在世界上微不足道，但是它却能够提振公司的声望。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审讯室里，布卢姆向我透露了抓捕我的理由。我在等候检察官做进一步解释时，思绪回到了2003年，当时我们为拿下塔拉罕项目付出了太多心血。我无须感到羞耻：在这个时代，在某些国家，行贿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尽管表面上不被允许。而且我知道，阿尔斯通曾经求助于两个中间人。当然，他们不是我找的，但是我承认，我知道他们的存在。

我刚回忆起那段时光，门就打开了，在布卢姆的陪同下，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看起来有35岁，又瘦又小，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慢，我感觉他简直就像个暴发户。他用机关枪似的语速开始夸夸其谈：

“皮耶鲁齐先生，我是大卫·诺维克，康涅狄格州的联邦检察官，负责阿尔斯通，也就是您所在公司的案子。因行贿一事，我们已经向贵公司提起诉讼，而您正是因为此事接受质询。这次讯问由我负责。您被指控参与了在塔拉罕发电站项目中向一位印度尼西亚议员行贿。这属于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1]的管辖范围之内。3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调查阿尔斯通在许多国家的行为。按美国法律规定，当时贵公司早已收到相关通知，却仍然违背承诺，自2010年起拒绝与美国司法部展开合作。阿尔斯通没有遵守任何一条承诺，一条都没有！”

他看上去很愤怒。我很想回答他：“我既不是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也不是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诚然，我是一位管理者，但我既不是董事会成员，也不是执委会成员。我……”但那位检察官没给我留一点儿继续想的时间。

“皮耶鲁齐先生，我强烈建议您不要给您的公司打电话。我们希望您能为我们效力……”

刹那间，我的大脑全乱了。这位司法官员在要求我做什么呢？

“我们希望您能为我们效力……来对付阿尔斯通及其管理层。我们很清楚您在阿尔斯通的位置，也清楚您在塔拉罕项目中的位置。我们非常清楚，在和印度尼西亚的交易中，虽然您扮演的不是决策性角色，但是您了解一切。我们想要的，就是起诉阿尔斯通的最高领导层，尤其是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柏珂龙先生。因此，我们要求您不要告知他们您正在被质询。这就意味着您不能与他们取得联系，您要放弃聘用律师。您明白了吗？”

不，我不明白。但也可以说，我意识到他们正在开条件，正在策划一场交易。诺维克是在暗示我做他安插在我们公司内部的线人……此时的我还完全没有把时差倒过来，我已经24小时没有睡觉，还一直戴着手铐，铐在这根铁杠上，任由他们摆布。我到底需要明白什么？他一直含含糊糊，只是翻来覆去地命令我：“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但这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可能。

正当他努力地让我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自己坐在阿尔斯通为高层管理人员举办的培训会上。那是我被捕前不久的事——生活有时就是这样讽刺，其中的内涵只有参与过的人才会懂。培训会的主题是关于我们这一行的法律风险。法务专家交给我们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上面写着一些电话号码——一旦我们被捕，就拨打这些电话。其中就有凯斯·卡尔的电话，他是我们集团的现任法务总监。法务专家在会上叮嘱我们，要随身带着这张小纸片。另外，如果我们不幸要面对法官或者警察，那也永远不要违反培训会上三令五申的两条原则：第一，什么都不要说；第二，给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打电话，他会立即指派一名律师来到这位不幸的员工身边。这两条原则我牢牢记住了，而且我不会掉到那个检察官给我设的陷阱里去——那时我无论如何都坚信这一点。作为一名优秀的“战士”，我丝毫没有考虑这会让我付出怎样的代价，就执行起培训会上法务专家叮嘱我们的准则。我不能不通知我们的法务人员。

我向检察官解释：

“请您听清楚，我从未被逮捕过，我也不明白你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要求你们允许我通知我的公司，以及法国领事馆。”

检察官神情坚定，朝一位探员打了个手势，此人把黑莓手机还给了我，手机在我被捕的时候就被没收了。我立刻试着联系集团法务总监卡尔。巴黎此时是凌晨5点，电话无人接听。但是，我最终联系上了蒂姆·库兰，他是阿尔斯通锅炉分部在美国的主管。我和他原本约定第二天在康涅狄格州的温莎见面。我向他简单陈述了一下情况。他非常吃惊：

“这事出在你身上，实在不可思议，简直荒唐。我们会立刻把你从那里解救出来的。我马上给总部打电话。”

库兰的话让我安心了一些。检察官出去后，两个探员开始搜身，并且对我手提箱内的物品登记造册。我仍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权利，因此犹豫着要不要给我的妻子克拉拉打个电话，但我放弃了这个念头。何必让她担心呢？那一刻我依然坚信，这不过是一场几个小时的纠纷，很快我就会恢复自由。诺维克表现得再怎么面目可憎也无济于事；他再怎么振振有词，说阿尔斯通正遭受着长达3年的反行贿调查，说集团对美国司法部的命令置之不理，说集团对各种质询充耳不闻，说集团装傻充愣……通通无济于事。这些我都不信。更准确地说，我也不想去信。我的信念足以刻碑为证：我毫无保留地相信，阿尔斯通会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从这场危机中解救出来。我知道我可以相信我们的首席执行官。

在来纽约前的几个星期，我还和柏珂龙共进晚餐。他邀请我和几位在亚洲工作的集团领导，一起去新加坡参加一场盛大的招待会。招待会的地点是个传奇之地——滨海湾金沙娱乐城，这是新加坡最热门的酒店。这座酒店闻名遐迩。那是一座令人一见倾心的建筑，在57层有一个宏伟的露台，延展到海面之上，如同舰船上突出的船艏。集团法务总监卡尔也在场。这倒没什么新奇的。数年来，阿尔斯通在亚洲发展了大部分的能源业务，以至于柏珂龙正计划把集团总部的一部分搬迁到新加坡。2012年底，集团刚刚多租了一层楼，用来容纳来自巴黎的一部分员工，柏珂龙也频繁地来新加坡。于是集团里谣言四起，说首席执行官正在考虑将阿尔斯通的税务注册地址迁至此地（这是完全合法的）。确实，新加坡的税收政策非常吸引人（最高20%，还没有算上税收减免），而且阿尔斯通新加坡分公司的负责人沃特·凡·韦尔士在2013年初开始考察这座城市，以求为柏珂龙找一处“行宫”。他造访了很多别墅。

老实说，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我算不上柏珂龙的亲信，尽管我们之间早已习惯了以“你”相称，但还是礼貌有加。来纽约前的一周，我还陪他去了一趟印度，会见信实工业集团的领导。信实工业集团是印度最大的私营联合大企业，归安巴尼家族所有。柏珂龙是个商人，也是个举世无双的谈判高手。他毫不犹豫地只身一人跑遍全世界，只为能够当面接触他的合伙人。有时他毫不妥协，甚至近乎粗鄙，但他也会通过花言巧语来讨好和吸引客户。在工作现场也能直接发号施令，不留情面。

在滨海湾金沙娱乐城的那场罕见的晚宴上，集团法务总监卡尔——柏珂龙的众多忠实拥趸之一，曾是我所在的能源部的法务主管，与我相识多年——走到我身边，敬了一杯酒后，他悄悄地说：

“弗雷德，你还记得塔拉罕的那场交易和美国人的调查吗？为了那次调查，我们也搞了个内部自查。”

“啊，那肯定记得。怎么了？”

“没什么。你肯定没什么好怕的。一场内部调查早就把你澄清了。不过有些员工有点儿麻烦。”

我当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尽管我感觉到有些奇怪，他竟然在鸡尾酒会上跟我提起这件事，我们以前从未谈过此事，即使是2010—2011年我在接受内部审计的时候也没有。

但现在，坐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里，这场对话再次浮现在我脑海中，很可能是因为我正在拨卡尔的电话号码。

终于，第二次尝试成功了。卡尔终于接电话了。对话很短，但我记着每一个字。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这简直不可思议，”卡尔不停地重复着，听上去和我一样震惊，“我们和美国司法部正在洽谈一项协议，已经接近尾声。这事发生在你身上，太不可思议了。”

“可能吧，但是这位检察官看上去可不像是知道有这么一项协议。或许他不相信这事儿能成……这位检察官不停地跟我说，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阿尔斯通3年来一直不合作，他们已经失去了耐心。还有，几个星期前你向我保证，说我什么都不用怕。那他们为什么还抓我？”

“所以我跟你说，我也不明白。我们明明已经快要达成协议了，我几个小时之后就要坐飞机过去了！他们今天还在华盛顿等着我跟美国司法部签协议呢！不过，刚刚发生了这么多事，我很犹豫要不要去美国。我先去跟我们的律师谈谈……但是你放心，尤其是要保持冷静。我和我们的法律顾问取得联系后，就会给你派个人过去。在此期间，你跟那个检察官什么都别说，跟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也不要说。今晚有些迟了，但明天一早我们就会把你保释出来，之后我们再看看要采取什么策略。”

说完后，电话挂断了。对我来讲，毋庸置疑，次日凌晨我会得到他的消息，他不会丢弃我，他会站在我这边直到事情结束。我为之效力许久的公司不会对我弃之不理。只有疯子和偏执狂才会去设想相反的可能，哪怕只想几秒。但我既没有疯，也不是偏执狂。

卡尔鼓励我的话语还在耳畔回响，检察官就回到了审讯室。

“您不想跟我们对话？没关系。这是您的选择。”

“不，我准备澄清一下我在这笔生意中扮演的角色。在这笔生意里，我觉得我没什么可自责的。但是为此我需要一位律师陪在我身边，因为一方面，我不了解美国的司法运作方式；另一方面，我也不清楚我的权利。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这样做。”

我的争辩在检察官诺维克那里不起作用。他毫不动摇，接着说：

“之后我会把您转交到曼哈顿的一所监狱里，您将在那里过夜。明天您将在康涅狄格州法院的一位法官面前出庭。开庭前您有权利面见您的辩护人。法官将判决是否对您继续实施拘留。如果您愿意，您有权利跟家人打电话告知此事。”

保持冷静——这是卡尔对我的忠告。沉着镇定——此外我也没有别的选择。我该不该给我妻子克拉拉打个电话？检察官似乎在鼓动我打电话，但他可能是在极力瓦解我的防线。我妻子肯定会担心到发疯的，她的恐慌会削弱我的抵抗力。这是个心理压力方面的经典理论。我后来了解到，警察称之为“情感感化法”。我快速思考着，心想最迟明天晚上我就会被释放。这个国家连因杀人被指控的辛普森都准许保释，对于我这个法国公民、外国企业管理者，用检察官的话说就是个被美国司法部盯上的、在塔拉罕项目里“没有决策权的小角色”，他们总不会继续关着我。所以算了，我不给妻子打电话了，我情愿出去后再跟她讲述我这段虎口逃生的经历。我有礼有节地拒绝了诺维克的建议，不过，我要求他向法国驻纽约领事馆方面通报此事。诺维克马上照办，用他的座机拨出了一个早已预存的电话号码。显然，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周日晚上，午夜时分，时间这么晚，该给领事馆的哪个人打电话，他再清楚不过了。

他把电话筒递给我，接电话的很明显是个“值班的”。对方问明我的身份后，说他只能做个“记录”。之后诺维克又拿过话筒向领事馆方面表明，明天周一纽黑文法院的法官会听取我的辩诉。就这样，检察官这晚的工作结束了。

接下来，罗恩和罗斯又登场了。他们开始清理我的所有物品（电脑、手机、滚轮拉箱里面的衣物），再次通过那几扇装甲门，采集十指指纹，照相，他俩忙了足足半个钟头。由于我不能看按钮，我依然是返回电梯背对按钮。接着，我们上了一辆汽车，朝曼哈顿的监狱开去，两个地方距离非常近。

在入狱手续办理过程中，那两个探员跟我寸步不离。离开之前，罗恩悄悄地跟我说：“晚安，皮耶鲁齐先生。跟您说下面这些话有些奇怪，但请您明白，明天早上您会非常高兴再见到我们的。”

我不知是否该从这些话语中领会到什么，是些许的恶意，还是友善的提示。我还从没踏进过监狱一步。在入口处，两个狱警命令我脱衣服。他们收走了我所有的东西：手表、婚戒、鞋子。我已经赤身裸体了！我彻底晕了，连英语都不会了……“Turna round，squat and cough.”狱警命令我，口音难以听懂。

cough就是咳嗽，嗯，懂了。但是squat是什么？我忘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

“Squat and cough，”狱警很恼火，“Squat and cough！”

看到我一脸错愕，他向我演示该怎么做。我应该蹲下，两腿分开，然后咳嗽。我按照吩咐去做，狱警坐在我的身后，他要确认我肛门里没有东西掉出来！“Squat and cough.”我记住这套流程了。我不得不屈服于这套让我感到羞耻的流程，在我入狱的这段时间，我重复了十几遍。那晚，我感觉美国的监狱让我仿佛陷入了精神病人一样神志恍惚的“第二状态”。狱警要求我套上一件橘色的连体服，直挺站立着，双手铐在背后，我就这样忍受了两个小时。监狱里居然没有英文入狱手册！西班牙文的、中文的都有，但没有英文的……拿到相关的表格并填好后，我被带到一间单人牢房。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我当时是“进洞”了，这里是用来隔离最危险的犯人的。当时已经接近凌晨3点，一个狱警把我推进了牢房，我顿时陷入一片昏暗。这里说不上是黑暗，更确切地说是……灰暗。一只小氖灯发出凄冷的微光，狱警关上了门。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手一直都铐在身后。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到害怕，心里一阵恐慌。他们打算让我这样被铐上一夜！突然，我听到了一阵短促的声音。牢门上有一个小翻门打开了，狱警吼叫着命令我倒着往后退。我照着做，倒着走到他跟前，他通过小翻门解开了我的手铐。这可真不容易。

罗斯和罗恩说得对。入狱后的第一宿是非常可怕的。牢房里充满恶臭的气味，狭窄的空间令人窒息……我什么都看不见，但我听得见，四周围绕着咒骂声和可怕的叫喊声。看来整层楼的人都在互相厮打、自相残杀。自从被关押后，我粒米未进，滴水未沾，无法入眠。不过，这次被关押应该只是个插曲。于是，我尝试着用夜里这段时间回忆一下与10年前那份塔拉罕合同有关的事，并且要重新安排我的日程。因此，第一天上午在康涅狄格州的会面我就失约了。这倒无关大局，还可以弥补。我在头脑中一一浏览着日程表的每一页：这个会谈只需把它改到上午的晚些时候，那个会议可以挪到下午早些时候。谨慎行事的话，用不着48小时，我可以在24小时内完成所有日程。我将在3天后到达新加坡，按预定日期于星期五返回家中。然后，周末我就能带上我的双胞胎女儿（7岁的拉斐拉和加布里埃拉）去庆祝小伙伴的生日，再带我的龙凤胎儿女（15岁的皮埃尔和蕾娅）去参加足球赛。现在看来，当时去想这些着实愚蠢。但在当时，这些想法让我轻松了许多。蒙眬之中，我居然睡了几分钟。

[1] 《反海外腐败法》（FCPA）是美国联邦法律之一，于1977年制定，旨在禁止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

3.第一次开庭

谁能相信，当清晨再次见到那两位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时，我竟然很高兴。在脱得精光，又被人搜过身后，我戴着手铐被转移到距离纽约两个小时车程的纽黑文法院。一路上，我感到自己仿佛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罗恩和罗斯给我带了咖啡和一些百吉饼。他俩都是35岁，相谈甚欢。罗恩有3个孩子，他身材魁梧健硕，酷爱潜水。罗斯有1个小女儿。他俩都很想畅游法国。最后我们一同聊了起来，好像熟人一样。

到法院后，罗恩和罗斯把车停在外面，等候指示。我们来早了，所以坐在车里等了1个小时，直到纽黑文法院的工作人员告诉羁押我的两位探员，庭审地由纽黑文改为布里奇波特——在另一个方向，开车要半个小时。于是我们又出发了。在把我交给法警之前，罗恩把车停下，罗斯把我的手机还给我。我明白他的意思：倘若在庭审中发生不测，这就是我最后跟某位亲友通话的机会。这里正值中午，而新加坡却是午夜。我选择打给阿尔斯通美国锅炉部门的主管库兰。我想向他通报昨天晚上我和卡尔的谈话内容。别忘了，卡尔白天的时候就应该抵达华盛顿了。我想，库兰肯定会和法务总监一起关注形势的变化。无论如何，我都会要求他这么做。

罗斯和罗恩跟一位法警交接后，我向他俩告别。然后，法警把我关进法院的一间小牢房里。法庭将会审查我的获释请求。庭审即将开始。因为获准提前和阿尔斯通委派的律师对话，我被带到一个小隔间，和来自戴·皮特尼律师事务所的莉兹·拉蒂夫进行首次会面。

莉兹是一位年龄在35~40岁的女士。交谈几句后，我就被她惊呆了：她在刑法方面的经验一片空白，对我的态度也十分冷淡，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新手气息。不仅如此，她对阿尔斯通的业务也一无所知。最致命的是，我被控违犯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对于这项控罪，她此前根本不了解。根据这部法律，无论任何人，无论国籍，只要涉嫌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只要该罪行和美国有一丝一缕的联系，美国司法部即可将他投入监狱。[1]莉兹跟我说明了几个情况：

“皮耶鲁齐先生，阿尔斯通的律师今天早上联系了我们律所，要求我们为您辩护，因为他们不能亲自负责。”

“为什么？他们来接手我的案子，岂不是更合情合理？”

“那是当然！不过你们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

“我不懂。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案子，阿尔斯通正在和美国司法部做交易。那把我也算作交易内容之一就行了，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我和阿尔斯通之间哪有什么利益冲突？”

“皮耶鲁齐先生，事情没这么简单。但请您放心，您的辩护费用，阿尔斯通同意支付。您很幸运！”

幸运？接下来我试着从莉兹口中了解有关我被控罪名的细节。在这个专为被告人和律师见面而设置的小隔间里，我们之间隔着一层铁丝网，谈话非常困难。她拿出几张纸，把它们紧贴在铁丝网上。不用说，我肯定看不清楚纸上的字。更意外的是，我发现她都没有读过起诉书。她轻率的态度把我惹火了。

“我到底为什么被指控，您总该看几眼吧？”

“贪污案，外加洗钱。”

洗钱？这个罪名一般都是给军火贩子和毒品贩子的！这么荒唐的指控，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

莉兹看到我的脸都气白了，赶紧试着安抚我：

“不管怎样，今天这些都不是事情的关键。我只要求他们释放您。我会提议用10万美元保释，这笔钱足够说动检察官。请您记住，大陪审团已经对您提出了指控，但一直到您被逮捕的那一刻，此事都在秘密进行。现在它不再是秘密，今天美国司法部肯定会向媒体通报。另外，请您明白，您不是阿尔斯通第一位被起诉的高管。之前您在美国工作的同事大卫·罗斯柴尔德已经被起诉，并且经过了庭审。他同意认罪，随即他争取到不超过5年的监禁量刑。”

罗斯柴尔德服罪了？获刑不超过5年？这下，我的脸彻底吓白了。我突然意识到控罪的严重性，尤其是给我和我的亲朋好友的生活可能带来的灭顶之灾。但我还没来得及细想这些，就接到了执达官[2]的传唤。庭审开始，主持庭审的是加芬克尔法官。她首先问我是否听得懂英语，接着就请我的辩护律师开始陈述。用了不到1分钟时间，莉兹按照计划辩护发言，称希望支付10万美元保释金并佩戴电子手铐，以换取我的有条件释放。接着轮到代表美国政府的检察官——诺维克，这位来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探视过我的人开始陈述。诺维克简直要杀人，他坚决反对把我释放，并狂怒地陈述了理由。厚颜无耻的他完全推翻了此前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办公室里对我说过的那番话，他用肯定的语气说：

“皮耶鲁齐先生在阿尔斯通的管理层中身居要职。他涉及的这笔行贿交易问题极其严重。该公司向印度尼西亚的一名议员行贿，以求其提供方便。我方已经立案，指控文件确凿有力。大量的证据和证人证实，皮耶鲁齐先生参与了一起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犯罪活动。”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在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我拒绝了他的要求，诺维克现在要让我为此付出代价。紧接着，他从我的个人处境方面进行攻击：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美国无亲无故。他在美国工作时，已获得绿卡（永久居住权）。然而，非常可疑的是，2012年他又将绿卡退还给有关部门。我方已询问过当时接受皮耶鲁齐退回绿卡的员工。他告知我们，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当时行为古怪，令他十分惊讶。”

我简直要晕过去了。2012年，那是我多次美国之行中的一次，不再需要绿卡的我借机把它还了回去。何况我那时马上要迁居新加坡，至少要在那里工作几年，所以何来可疑之处？但是诺维克继续说道：

“如果本庭将此人释放，其必定会出逃。法官大人，您非常清楚，法国不引渡其公民。此外，此人在已遭受指控、逮捕证已经下达的情况下，仍未向当局自首！”

这位检察官用心之险恶，令我震惊。美国司法部封锁了对我签发逮捕令的消息，就是怕我躲在法国逃避追究。我对此毫不知情，又何谈向当局自首？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早知此事，那我很可能先向律师咨询，以确定是否可以前往美国出差。这一切简直可笑。尽管如此，加芬克尔法官看起来似乎被说服了。她说：

“本法官可以确信，当局呈交的起诉书很翔实。如想让本法官释放其委托人，辩护律师应起草一份更具说服力的缓刑意见书。拉蒂夫女士，本法官愿意给您一段时间准备新意见书。您认为何时能够完成？”

“法官大人，下午完成。”

“啊，这个时间不可能，因为不巧我一个小时后要离开，我已经与一名医生约好见面。我建议，咱们两日后再见。”

庭审即将结束，法官转过身问我：

“皮耶鲁齐先生，您要做何种辩护，认罪还是无罪？”

“无罪。”

整个过程，我只被问了一个问题，而且只回答了两个字。我这才明白：我仍须在监狱里待48个小时。被带回牢房之前，我被送回法院的那个小房间，双手仍被铐在身后，和我的律师聊了几分钟。我的案子目前看来十分令人担忧，我恳请她立即将情况告知卡尔。

两个小时之后，狱警把我从那个小房间带了出来，并把我用链子拴起来……我就像一只野兽。

的确，我已经成了一只野兽。没有比这更形象的词了。我戴着脚镣和手铐，上半身被一条大粗链子捆住。这条大链子与手铐和脚镣一起被一个大锁锁住，大锁垂在我的肚子上。之前我唯一一次瞥见像这副样子的人，还是电视报道的关塔那摩监狱里的犯人。因为被这堆链子捆住了双脚，我无法正常行走，狱警有时候逼着我双脚并拢蹦着前行。我们去找法院地下室停着的一辆微型囚车。这是一辆配有防弹玻璃的囚车，窗外覆盖着粗粗的铁丝网，很像特种部队使用的特种车辆。

车内还有两个犯人坐在我旁边：一个亚洲人和一个大块头黑人。我试着跟他们搭话：“你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但我听不懂他们的回答。他们讲的是监狱里的黑话，还用倒错词说，外加很多江湖黑话。我精疲力竭，不再问下去。我已经快两天没有合眼。我再也撑不下去了，变故一场接着一场，我快晕倒了。在这辆囚车里，在这个装着轮子的牢笼里，在这密不透气的小箱子里，我感觉自己像猎物一样被人揪住了脖子。我累坏了，睡着了。5个小时后，我醒了。我们到了罗得岛州的怀亚特看守所。

[1] 参见第22章《反海外腐败法》。

[2] 执达官是一种司法辅助人员，是设在法院专门从事送达法律文书和实施民事执行行为的公务人员。——译者注

4.怀亚特看守所

怎样描述怀亚特看守所呢？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座看守所都只是一座普通的五层高的行政大楼，与周围的建筑物相比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我们越走近它，就越会发现它是一座真正的碉堡、一具混凝土制成的石棺。建筑物正面没有窗户，取而代之的是15厘米宽、80厘米高的细小缝隙。这些缝隙让人觉得浑身冰凉，看着它们，我不禁想象，在里面看到阳光是多不容易。仿佛一旦走进去，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怀亚特看守所与世隔绝，它被双层围墙围住，四周布满铁丝网，每10米装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进出的都是装甲车辆。怀亚特不是一般的看守所，而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羁押中心。

美国把监狱的安保分为4个等级。一级安保的监狱称为“营地”，通常是给那些因经济犯罪而被判刑的白领犯人准备的。这些拘留营有配套的健身房，通常还有网球场，没有几个狱警，监控措施非常少。二级安保的监狱则是供短期徒刑和非暴力罪犯使用的。再下来是看守所，被称为中等级别，划入第三级，但其实是拥有高度安保的监狱。怀亚特就属于这一类，汇集了来自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缅因州和佛蒙特州的各路头号危险犯人。在等待受审期间，他们就被关押在这里。怀亚特并不隶属于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辖属的监狱关押的是已经被判决的犯人。而管理怀亚特的是一家私营公司，该公司处于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的监督之下。看守所平均收容600名囚犯，按照美国的惯例，根据不同的标准（是否属于帮派、年龄、危险性、种族等）将犯人分配到不同的牢房里。根据怀亚特管理部门的年度报告，2013年收容的囚犯中，39%的犯人是拉美裔，36%的犯人是非裔美国人，25%的犯人是白人。这份报告还强调，2013年有人揭发了犯人之间发生的几起性侵案，但是还没有查清楚。同时，两个犯人被发现死在这里。这些事件令人十分恐慌，以致受害人家属决定投诉。

这就是美国司法部决定关押我的地方：一个超级“安全”的看守所。但我既不是惯犯，也不是危险的犯人，所以美国司法部的这个选择违背了任何一条收监的逻辑，但是没有人跟我解释这是为什么。

2013年4月15日，我们的车队穿过大门，在第一个安全检查通道停下，铁栅栏打开后，我们继续向前，到达第二个安全检查通道。他们让我从装甲车里下来，说着我一个字都没听懂的监狱行话，车上那两个人也跟着一起下来了。这都无关紧要，我们还得继续往前走。由于一直被链子拴着，我一路蹦跳着，依次穿过三个装甲门，最终到达楼内的犯人交接室，这里负责管理犯人的出入。房间里有一个柜台，后面坐着负责犯人交接事宜的监狱总管；有一扇像我们在机场看到的那种电子安检门，用来检测犯人是否带有金属物；有两个用于搜身的小隔间；还有一把专门用来固定暴力犯人的椅子。狱警解开我们的镣铐，我们再次把自己脱光。自被捕以来，这已经是我第四次被搜身了。我从新加坡出发后，已经两天没有洗澡，身上难免会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但奇怪的是，我竟一点儿也不感觉害臊。48个小时已经足够让我把最基本的羞耻心抛诸脑后。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我飘啊飘，仿佛飘移到了另一个空间……

狱警递过来一个背包，我才猛然醒悟。在怀亚特看守所，新来的犯人的囚服是卡其色的，和所有美国联邦监狱一样，除非被关到黑牢里，那里的囚服是橘色的。我们还分到四条内裤、四双袜子、四件T恤、两条长裤、一双绳底帆布鞋、一双人字拖鞋。除了鞋子，其余的衣物都是旧的，被人穿过且有破损。狱警还递给我一张胸卡，上面有我的照片。照片是他们刚刚在一扇标明我身高的铁栅栏前面拍摄的，那场景就和电影《非常嫌疑犯》里的一样。胸卡上写着我的编号：21613。

现在要填写一张入狱调查表，其中包括一张联系人清单，要把他们的电话号码都写上。突然，我竟然想不起来任何一个我周围人的电话，甚至想不起来克拉拉在新加坡刚换的电话号码。我再也没有办法联系上我的律师了，恐惧感突然涌上心头。那个不专业的辩护律师莉兹也没给我留联系方式。我能电话联系上的唯一的美国“官员”就是布卢姆，那个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接待过我的探员，因为他当时很聪明地给我留了张名片。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应该和他联系，告诉他我的情况，让他知道我在哪儿。“坚决不行！”狱警很生气，他是个尖嘴猴腮的拉美裔。我执意如此。我试着跟他解释清楚情况，但这让他更生气。他把我和车上另外两个人一起关在一间牢房里。一个小时之后，他又回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改变主意了。他允许我打电话，但只能打一个，而且要长话短说。我祈祷布卢姆接电话，他果然接了，但我的好运也到此为止。他说他正在从纽约回华盛顿的火车上，还没来得及给我莉兹的联系方式，电话就断了。布卢姆给我的时间只够我跟他说清楚我的问题！因此，我要求狱警让我再打一次电话。

“这里不是宾馆，你这个蠢货！我说过只能打一次，不能打两次！滚开！”

我匆忙跟他解释，差点儿就去哀求他，但都没有用。

“只打一次！你要是再在这里废话，我就把你扔到黑牢里去！”狱警吼道。

我几乎忍无可忍。但是这个狱警说话的神情凶神恶煞，不容反驳，我只好作罢。

在离开那个“报到室”到达指定区域之前，每个犯人都被分配了一支牙刷、一小管牙膏、一块肥皂、一小瓶洗发液、两块毛巾、一张5厘米厚的塑料床垫、两条床单和一条栗色的毯子。我被关在D区，监狱里最破烂的监区之一。在怀亚特，监区都被安排在一个公共大厅周围，大厅四周被牢房环绕着。D区有20多间牢房，每间牢房能容纳4名犯人。我和同坐一辆车来的那两个人一起住在19号牢房。我们三个要和睦相处，因为看守所里的规定是，在我们被关押的前72个小时里，我们不许走出牢房，除非是吃早饭、午饭和晚饭，时间分别是7点50分、12点20分和17点20分。在被关押的第一站里，除去往返于食堂公共大厅的时间，我们三个都得在这11平方米的空间里，每天一起被关上将近22个小时。

牢房里配备了一张小铁桌子、一个洗手盆、一间厕所、两把固定在地上的凳子和两张双层床。牢房建造时是按照每间容纳两个人准备的，但是因为收监人数过多，现在只好每间牢房里住4个人。厕所没有装隔门，上厕所时唯一能够保护隐私的方法，就是等到吃饭的时候，狱警启动牢房门的自动开启模式。这样，狱友就可以在走廊外面等几分钟，给里面留一片暂时的清静……

那个亚洲人的铺位在我上面，那个大块头黑人的铺位则在我对面。幸运的是，我的狱友都很有教养。他们发现我对他们讲的事情一言不发，就放慢了语速，注意用词。他们分别叫赵和梅森。我们靠互相讲述自己的遭遇打发时间。赵的命运十分传奇，他是一名来自越南的政治难民，从马来西亚地狱般的临时难民营里逃出后，最终在1991年流亡到美国旧金山。他用微薄的积蓄开了一家饭馆，继而开了第二家，后来在餐饮业发了大财。

“我最后攒了200万美元！”他说道，“之后我便为所欲为，在赌场里狂赌。我把所有东西都输光了，为了挽回局面，我开始制造假信用卡。”

赵第一次被捕后，被判了两年监禁，在加利福尼亚州服刑。出来以后，他又堕落了，直到在赌桌上输了个天文数字——1 200万美元！他又一次因巨额诈骗罪被捕，现在可能要面临10年刑期。

梅森的个人经历则“传统”得多。他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一个黑人社区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个无名小卒，他的母亲是一个“瘾君子”。梅森加入黑帮的时候才14岁，在得克萨斯州开始沾染可卡因交易。他的第一段铁窗生涯长达6年，出去之后就成了“666”的一员，那是个专门面向黑人发展信徒的所谓“伊斯兰教分支机构”，对白人公开推行种族主义，甚至表示在监狱里都得实行戒律。后来他又被判了8年。但是在这两次服刑期间，他完成了两年之内使4个女人生了4个小孩的“壮举”。他向我们讲述那是4个“绝佳”女人的时候，神情十分自豪。

“第一个是监狱的女狱警，第二个是博物馆安全部的女职员，第三个是麦当劳的女服务生，第四个是哈特福德一个俱乐部里的脱衣舞娘。听好了，下面才是重点，”他兴奋地接着说，“没有一个人管我要抚养费！”

在怀亚特看守所的第一天，我的狱友还向我传授了监狱守则。当我在洗手盆上方俯下身去刷牙，往水盆里吐口水的时候，梅森开始对我大喊大叫，甚至骂我：

“你不许吐口水，你没权利这么做。要吐你到厕所里吐去。你不能在我们洗脸的地方吐口水！”

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犯人在卫生问题上严格照章办事。

“你小便的时候也要注意，你得像女人一样坐着小便，”梅森教导我，“你懂吗？你不能尿得到处都是，你不能站着尿。如果你想放屁，也是一样，你得去厕所，并用水冲了，让水把臭味吸走。你听明白了吗？”

话到意到。他说的这些规则也有道理，我会一步步学习的。根据他们的经验，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病了，那么传染的风险非常高。怀亚特看守所的医疗救助手段基本为零。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而且还是我自己交的“学费”。飞来纽约之前，我在参加最后一场网球赛的时候——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的右脚踝内外侧韧带严重撕裂，所以上飞机的时候，我几乎走不了路（所以可以想象，当我戴着镣铐不得不蹦着往前移动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到达怀亚特看守所的时候，尽管我反复要求，但除了一片阿司匹林之外，我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治疗。

就算赵和梅森易于相处，但是刚开始的几个小时对我而言依旧度日如年。没有音乐，没有电视，没有本子，没有钢笔，没有书，我唯一能看的资料就是莉兹在法院给我的起诉书摘要。读着读着，我的思绪又回到了21世纪初，那时候，这个可恶的印度尼西亚的项目合同还在谈判之中。就是那一纸合同，给我惹来了这场被囚禁于11平方米房间的牢狱之灾。

5.回忆

说起来讽刺的是，那段时间我正打算从公司离职。那年我31岁，在北京做阿尔斯通能源部门的中国区商务经理已经4年（1995—1999年）了，我希望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确，自从加入阿尔斯通以来，我在事业上做得非常成功。然而，我只有一个中游水准的工程师学院文凭（普瓦提埃的法国国立高等机械与航空技术大学），我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很快就要撞到“玻璃天花板”。我明白，想要在一家特大型企业里晋升，我还是缺点儿什么。所以我决定离开阿尔斯通，去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当时我已经被录取了。

1999年，我就这件事情和妻子克拉拉讨论了很久。在此之前，她同意放弃自己的工作，跟随我来到北京，她在1998年生下了我们的龙凤胎皮埃尔和蕾娅之后，还获得了神经生物学的博士学位，因此，她非常渴望能重新开始工作，希望我们尽快回法国定居。

现如今，回过头看，当初没有坚持这个决定让我追悔莫及。虽然不知道那个未来会带给我们什么，生活会不会更加幸福，但有一点我可以断定，那就是原本我是绝不可能被抓到这里，被关进怀亚特看守所的！

但是那个时候，阿尔斯通明白怎样做才能留住我。或许，公司认为我是一个拥有远大前程的员工。离开中国之后，我被授予在美国的一个重要职位：锅炉部全球市场营销经理。为了能彻底说服我，我的上级甚至多给了我一些自由时间（隔周的周五，外加一年之内的几个星期），去攻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哥伦比亚大学是最令人向往的美国大学之一，也是著名的“常春藤联盟”成员。阿尔斯通还同意全额支付我的入学费，总计10万美元。这样的挽留条件没人能够拒绝。

于是，1999年9月，我前往康涅狄格州温莎镇。又过了两个月，克拉拉和孩子们也赶去那里与我团聚。但自从我到了那里后，才发现实际情况比预期艰难得多。

2000年初，阿尔斯通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公司濒临破产。1年前，领导层同ABB集团结成联盟，那是一家瑞士与瑞典合资的对手公司。但很快，这场工业界的联合变得后患无穷。阿尔斯通掌控了ABB的燃气汽轮机技术，便以为自己简直是做成了一笔世纪交易，殊不知这笔订单的签署正是公司历史上最为灾难性的一次决策。当时，这个汽轮发电机技术根本没有发展成熟，而且发生了多起技术性故障。事后阿尔斯通只好向客户赔偿损失。阿尔斯通为此付出了超过20亿欧元的赔偿金，公司负债比高得惊人（增加了2 000%）。当时，公司宣布其财务赤字创下53亿欧元的纪录，因此失去了银行的信任。

也是在这个时期，董事会决定辞退皮埃尔·比尔热，将掌管公司的大权交给了柏珂龙，以期他能力挽狂澜，带领公司走出困境。这个决策在公司内部深得人心。柏珂龙属于精英阶层，而且是精英中的精英。他是一位“X-Mines”[1]，跻身于一个“小型贵族圈”，这个团体由每一年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和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院前20名最优秀的学生组成，甚至可以说是共和政体下的寡头。200年来他们控制着法国最重要的公司，影响着法国的经济走向。柏珂龙在普基集团完成职业生涯的第一段旅程之后，在2001年成为阿尔斯通的董事，2003年1月1日成为总经理，并最终成为首席执行官。掌权后的几个月，他为了避免公司被法院宣布破产，全力挽救这家公司，甚至亲自站在巴黎的商事法庭上辩护，还要亲赴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游说，更要说服法国政府援助阿尔斯通。阿尔斯通内部付出的代价就是企业业务和人员组织的重组——超过200名高管要被打发回家。在这场生死攸关的行动中，柏珂龙得到了一个人的鼎力相助，那就是尼古拉·萨科齐。这位法兰西共和国未来的总统，当时还是经济财政部长。他知道法国人民有多看重自己的大企业，他可不想像某些人一样袖手旁观，眼看着为数不多的法国跨国公司中的一家被“瓜分”。他成功地使这家公司重新部分国有化——法国政府回购了阿尔斯通略超过20%的资产。尼古拉·萨科齐可以欢呼胜利了：他和柏珂龙联手拯救了阿尔斯通！

但对我而言，当时战斗的司令部在阿尔斯通总部和法国政府内部，我离那些地方足有几个光年之远。

一到美国，我就掉进了钩心斗角的龙潭虎穴。我领导的康涅狄格州温莎镇美国总部的工作班子，全都是1999年末合并过来的ABB的人。更有甚者，我发现自己要直接面对一位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的公司高管，即盖里·巴尔齐科夫斯基。

早在1年前，也就是1998年，我们俩还是竞争对手。他为ABB效力，我则代表阿尔斯通的利益。我们曾经为了拿下中国当时最大的发电站合同而竞争，那份合同在当时堪称全世界锅炉厂商的头等大事。竞争到最后一刻，中方客户决定在ABB和阿尔斯通的报价之间取舍，最终我方大获全胜。因为这次失败，我的这位在温莎的同事失去了晋升锅炉部门全球负责人的机会，所以他对我怀恨在心。但是，那个职位最后给了ABB的一位前任管理者——汤姆·帕尤纳斯，而他正是盖里的连襟——还是我的新老板！

总部要求我们提供一份完整的全球签约中间人名单和相关合同复印件，于是我和盖里的关系更加无法挽回。要知道，2000年9月，法国在批准并签署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协议之前，利用中间人来获取国际市场项目是一个被容许的惯例。贿赂之举越是在法国领土上被禁止，就越是在国外被纵容。每一年，法国企业的高管都会跑到位于贝尔西的财政部，提交一份公司的“特别费用”清单。直白点说，即为了能在国际招标中中标，最常见的方式是经由中间人行贿。按照规定，这部分费用必须以正规程序列出，以便之后从企业缴税中扣除。这无非就是以一种极其实用的、受法国管控的方式，把违法的行为合法化。

但是，2000年9月以后，情况变了。法国与其他采取行动的国家一样，承诺向国际腐败行为发起斗争。因此，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必须全盘了解ABB与其中间人签署的所有承诺合同，以使公司的行为符合法国最新法律。帕尤纳斯把这个棘手的任务安排给了我。我很快就拿到了阿尔斯通方面锅炉业务部门的名单和聘用合同。但是，那些前ABB集团（其中就有盖里领导的温莎美国总部）聘用的中间人，情况可就大不相同。虽说两家公司已经合并，但是这些部门并不合作，不愿披露它们的中间人关系网。不仅如此，在每个国家，ABB所属的公司都像地方诸侯，完全独立于公司总部。尽管如此，我还是列出了一个初步名单。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合同，每份合同条款不同，有些内容甚至非常荒诞可笑。有些中间人经过艰苦的谈判获得了公司的承诺，甚至得到了按月划款条件，而且居然没有合同期限。他们获得了终身行贿的权力！

那段时间，为了展现高层加强程序合规性（符合规定和尊重法律道德）的决心，阿尔斯通的领导制定了新的准则。自那以后，公司开始实行严格的中间人审批流程。首先，如果想要保留一位中间人，则需要至少13个人签字。其次，每一份聘用合同都必须附有“项目清单”，清单上要强制性地列出中间人的佣金数额，以及付款条件（付款周期和付款进度）。这份清单必须经过3个人审阅和签字：第一位签字人是拟定该项目报价的部门高级副总裁，第二位签字人是负责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的高级副总裁，第三位签字人是在项目所在地负责国际关系部的地区高级副总裁。

最后，所有超过5 000万美元额度的交易都必须直接报告给包括财务经理在内的风险委员会并获得批准，该委员会直接对集团首席执行官负责。对于锅炉业务而言，几乎没有额度低于5 000万美元的交易。

此外，集团内部成立了一家新公司——阿尔斯通普罗姆，总部设在瑞士，负责起草、谈判和最终签订几乎所有与中间人之间的合同。因此，这家公司由阿尔斯通的合规部总监领导，他本人还肩负着要求员工在公司里遵守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不过，不要对这一切产生误解。阿尔斯通在2002—2003年实施的这套流程，只不过是用来粉饰真相的。公司内部从未真正想开展一场“净手运动”。真正终止腐败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停止使用中间人。然而公司最终的选择根本不是如此，相反，从表面上看，“项目清单”“审核流程”严苛无比，但背地里聘用中间人的行为在柏珂龙的领导下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唯一的改变就是，贿赂行为更加隐蔽。

从表面上看，阿尔斯通确实是在一丝不苟地遵循所有规章制度，所有的合同里都列上了两则条款：一则详细阐述了现行的反腐败法，另一则提醒中间人必须遵守不行贿的承诺。法律专家把这两则条款看作一旦被起诉时的保全之策。然而，在这冠冕堂皇的面具下，阿尔斯通继续付给中间人酬劳，以求对相关的实权人物如工程顾问、专家和评标委员会成员施加影响。如果风险看上去过高，与其求助于中间人，集团更愿意购买当地分包商（如土木工程公司、安装公司等）的服务。这样，来自反腐败机构的限制就会小得多。而且阿尔斯通并不是个例：许多同样使用大型国际事务所作为中间人的跨国公司，都采用了类似的障眼法。

负责遵守规章制度的合规部门，自然对这些行为有所耳闻，企业的最高领导层也是如此。其原因自不必说，这些制度本来就是他们一手制定的。

[1] “X-Mines”代表法国高等教育中一类特殊的精英群体。——译者注

6.一通电话

在怀亚特看守所的第一晚，我异常烦躁，几乎没怎么睡觉。梅森打起鼾来就像火车开起来一样响。一到早餐时间，我们就像解放了一样。终于可以走出牢房了，尤其是终于能冲个澡了。我是第一个到达公共浴室的，脱光衣服开始洗澡，但很快就遭到一名犯人的训斥：“这里不能光着身子洗澡！必须穿着短裤和拖鞋！这样才不会污染这个地方。”显然，这里的一切都需要我去学习，而且要尽快学。事实上，在怀亚特看守所的几乎都是惯犯和累犯，所有人好像都知道看守所里的规章制度和人情世故，只有我是个初来乍到的“菜鸟”。如果上不好这个“速成班”，我怕自己会成为大家嘲弄的对象。

我还必须想办法联系上那位行踪难觅的律师莉兹。我再次请求看管监区的狱警允许我给布卢姆打个电话。“这些话请您跟社工说，”他回答道，“她午饭过后就来。”起码我正在培养耐心——铁窗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品质。午饭时间一过，社工就到了。但是大家一拥而上，都急着想要和她说话。等来等去，再等来等去——监狱的第一要义就是“等”——终于，轮到我了。那位社工接待了我，之后令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在给布卢姆打电话倾诉我的无助与绝望时，尽管电话信号被干扰，但这位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还是听明白了我向他提出的请求。更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他又给怀亚特看守所打了个电话，要求狱警通过社工把莉兹的电话号码转交给我。表面上看，这位善良的布卢姆比我自己的律师都更加关心我的辩护！

但是在和莉兹取得联系之前，我必须克服一个新的困难。要想顺利使用公共大厅那4部壁挂式电话机中的1部，就要先走一遍极其烦琐的流程。作为一名“新人”，我必须通过社工向怀亚特看守所的狱警递交一张清单，列上我“在住”期间所有需要联系的人。这张单子必须经过正式审批，而且由看守所当局记录在册。第一个问题：除了莉兹的电话号码（社工刚刚给我的），别人的电话号码我一个都记不住了。第二个问题：想要打电话，就必须付钱！每个犯人都有一个食堂账户，可以用它支付电话费用，通话费用高得离谱。但是我的钱包和信用卡等都被没收了，保管在莉兹那里！这简直就是一出在康涅狄格州上演的卡夫卡式悲剧。社工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破格”准许我使用她办公室的直线电话打给我的律师莉兹。

我终于能给她打电话了。她知道了我被关在哪座看守所。

“但是您的看守所在什么位置啊？”她虚情假意地问我。

她甚至都不愿意花力气去查一查这座看守所的地址！到底是她原本就无知透顶，还是她对我的事漠不关心？接下来的谈话更是让我无法安心。

“好吧，皮耶鲁齐先生，消息都不太妙……我打算向法院交10万美元的保释金，但他们认为这远远不够。很明显，美国司法部还想继续扣留您，检察官会把要价抬高。告诉我，您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

我脑海中快速地计算着。

“所有钱都加在一起，可能有40万美元左右吧。”

“嗯……这些估计还是不太够。您搞不到更多钱了吗？”

“搞不到了。虽然我是高管，但是我不是有钱人。我在巴黎郊区有一套房子，是零首付贷款买的，也就这些。不过，发生这件事可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阿尔斯通呢？我也算是因为它而入狱，我想集团会介入吧？”

“有可能……好吧，您听好，我争取到了明天上午再次开庭的机会，审理您的保释请求。所以很快我们就会有结果的。您别太担心，我们会想办法的。”

“但愿。把这个消息也告诉卡尔，他是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我希望他在华盛顿和美国司法部会面结束以后，能来怀亚特看看我。”

我们的谈话结束后，莉兹查了我的黑莓手机，将我的妻子克拉拉、我的妹妹和父母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向她交代了我信用卡的密码，请她尽快在我的食堂账户里存入50美元，以备随时需要。按照我的习惯，尤其是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我总是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思考。这是要归功于我受到的工程师教育，还是出于我对数学的兴趣呢？面对所有复杂局面，我都采用运算的方式处理。我先排列出加号、减号，再做加法和减法。

有一条好消息：我在这个地狱般的看守所里的苟且生活没有几个小时了。明天一早，即使需要我抵押房子做保释金，法官也会裁定将我释放。在这样一个连杀人案的嫌疑犯都能释放的国度，任何其他的裁决结果对我而言都是天方夜谭。还有一条不太好的消息：作为将我释放的交换条件，负责裁决我命运的那个法官可能会禁止我在等待最终审判期间离开美国领土。从家庭和工作角度来看，这样的情况自然远非理想，不过也不算是个灾难。2006年返回法国之前，我已经在康涅狄格州工作7年了，对美国分公司非常了解，所以就算是我身在美国而不在新加坡，至少几个月之内，我也应该能继续领导锅炉业务不出大的差错。当然，这需要我的公司能授予一个为我量身定制的职位。但是，因为公司的缘故，我遇到了这么多麻烦，公司应该会比较通情达理，这是我能期待的最起码的结果吧！

与之相反的是，对我们全家来说，这将会是一场噩梦。2012年8月，我带着克拉拉和4个孩子到新加坡定居。这次迁居亚洲，对全家人来说都受益。我们夫妻二人克服了很多困难，新加坡的生活象征着新的开始。我们赌对了。孩子们在那里过得很快乐，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环境。他们非常喜欢就读的国际学校，已经交了许多朋友。我现在仿佛还能看到那一幕：我们抵达新加坡后的第一周，加布里埃拉举着自己的平板电脑穿过整座房子，为她爷爷举办了一场虚拟的新居之旅。她当时的神情是那样自豪、那样快乐，其他孩子也和她一样。从那时起，我和克拉拉在新加坡的生活也步入正轨。

对克拉拉而言，我已失联近72个小时。虽说我出差时的确很少和家人电话联系，但是时候把实情告诉她了。我和律师已经商量好，明天开庭之后就会告诉她一切。那时我将重获自由，对她的打击就不会那么强烈。但是我该怎样向她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呢？如果我被迫滞留美国几个月，等待判决结果，那接下来的生活我们该怎么安排？难道要再举家搬迁一次吗？凭着神经生物学博士学位和工作经验，克拉拉刚刚被新加坡的一家大型法资企业雇用，她很喜欢自己的新工作。也许我自己一个人在波士顿住上一段时间会更好。但是克拉拉能忍受这样的分居生活吗？孩子们呢？

躺在牢房的床上，我反复思量着。这些无解的问题萦绕在我的心头。我重读了一遍起诉书摘要，试图理顺塔拉罕项目中相关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但那实在是太久远了……开庭预计是在明天上午11点，考虑到提审需要的时间，狱警应该会在天亮之前就把我叫醒，大概从凌晨4点就开始。按理说，我应该睡一会儿，但是床那么窄——宽度不超过半米，塑料床垫又那么薄，我怕自己睡觉的时候会掉下去。狱友们向我展示了防摔妙计：用绳子把床垫、毯子和床单打个厚厚的结捆在一起。这个方法很奏效，但是我感到实在透不过气来。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烤肉，被绳子捆得死死的，想合上眼休息一下都是奢望。我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等待着。

7.他们把我忘了

从踏进怀亚特看守所的那一刻起，狱警们就把我的东西全部没收了。没有婚戒，没有手表，我失去了时间概念。天快亮了，阳光轻柔地穿过那条小小的缝隙。每一分钟都拉得很长，而我仍然耐心地等待着。我侧耳细听每一丝声响，每一次都希望狱警是过来找我的，要把我带上法庭，但是一个人影都没有。现在至少是早上6点。他们是不是把我忘了？我敲了一下门，没有反应。我再敲，越敲越用力。终于，有一个狱警肯听我说话。但这一次，我从他脸上读出来的不是恶意，而是惊讶。他向我信誓旦旦地说，不光他自己没有，同事也都没有收到任何指令，说要把我从囚室带到纽黑文法院。但是他愿意再去确认一下。

他回来了，向我确认没有这样的指令，绝对没有，日程表上没有写要提审我。我备感沮丧，感觉像要疯掉一样。我拼命让自己不被妄想吞噬。会不会是律师对我撒了谎？是不是她跟检察官串通一气？毕竟我对她一无所知，是阿尔斯通指定了她。我怎样才能相信她？我从未感到如此被动。我再一次用力敲打着门。狱警把头探进牢房，但他的同情心已经被耗尽了。我据理力争地向他解释着，那种疯狂劲儿任何人看了都会觉得我精神不正常。狱警显得非常不耐烦。我告诉他，我必须和律师通个电话，这至关重要，这里肯定有个天大的误会，我必须出去，本来我应该被法官传讯，他将会把我释放。现在这一切都很荒唐，他应该帮助我！狱警转过身去，再次离开。1分钟后，他带着缓解我压力的一剂良方回来了——一本书。

这本书竟然是怀亚特看守所内部守则！这本50来页的书内容很多，其中规定在何种情况下，犯人才能向看守所管理人员提出抗议。我真想狂呼高喊，他们想怎么样？想把我逼疯吗？给我套上拘束服？慢慢地，我冷静下来。除了沉默和等待，我别无选择。过了很久……一直等到临近傍晚，我才和莉兹通上电话。

“怀亚特的狱警，”她对我说，“干了件大蠢事。他们把要提审您的事情彻底忘了！按照原定计划，庭审的确按时举行了，准备裁定您的有条件释放请求。但是法官发现您没出庭，所以决定把开庭延期到两天之后！”

挺住，深呼吸，直面现实。

“莉兹，事已至此，您一定要通知我的妻子。她肯定会担心的。”

“我马上去办。请您放心，皮耶鲁齐先生。另外，明天我会和我的老板一起去见您，还会带着起诉材料中的关键材料。我们需要一起看一遍。”

我被指控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我终于能一探究竟了。48小时之前莉兹交给我的那份起诉书摘要，我读了之后一无所获，上面留给我的问题比答案还要多！我们的通话结束了。我又被押送回牢房，孤身一人待在这里，前景一片渺茫。对我这样一个精力过剩的人来说，这样下去实在难以忍受。我无事可做，为了打发时间，我把怀亚特看守所内部守则读了一遍又一遍，上面事无巨细地详解了一番看守所生活。其中有一章题为“和外界的联系”，写了很多页。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位社工最后同意我使用她办公室的电话时美其名曰为“特例”，好像这是个了不起的特权一样。向外界打电话的具体流程似乎是由美国中情局制定的，其中规定：不仅打电话的犯人需要向看守所管理部门的领导上交一张电话号码清单，由他们来决定是否批准，而且那些被批准和犯人联系的人也要在网络平台上注册，先从在美国开设银行账户开始。对外国人而言，这可真是让人头疼。说实话，这套流程走下来，少说也要花两个星期，但看守所不会给予这两个星期的时间。

其他事情也一样！在这座看守所里，一切都需要付钱，甚至包括犯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香皂、牙膏、牙刷、淋浴时穿的凉鞋和喝水用的塑料杯子！在怀亚特看守所，塑料杯子可是个宝贝，因为在这里能喝到的饮用水只有一种：冰块。直到今天，我仍然想不通这是为什么。为了喝到水，你必须先离开牢房（当你有这个权利时），走向公共大厅，他们提供冰块（免费的），但冰块只有一箱；然后你把冰块放到塑料杯里，塑料杯需要提前向看守所餐厅付费订购。其他任何容器都不允许使用，何况也没有其他容器。当手中的塑料杯里装满了冰块，你就要到房间里仅有的一台开水机那里去，把杯子倒满水。如果没有冰块（经常没有），那就要等着再送一箱新的，每天配送一次。最幸福的事，莫过于你在口渴难耐的时候，终于带着一杯水回到了牢房。原因很简单，这样的融化活动一天中只能在几个特定时间进行。

我很快就发现，那间兼做食堂的公共大厅，是D区生活的核心区域，也是D区唯一的生活区域。饭菜——虽然不配称作“饭菜”——装在一个栗色的、分为4个小格子的塑料盘子里。第一个格子里放两片面包。第二个格子里放绿色蔬菜——但经常是空着的。第三个格子里放主菜——一种每天更换、颜色不同的糊糊。糊糊是用什么做的，这无法形容：不仅没有味道，而且没有气味。我们吃的是什么，无从知晓。最后一个格子里装的东西，理论上被称作甜点，但雷打不动的只有一种——糖煮苹果。怀亚特看守所是一座私营看守所，饭菜价格锱铢必较，总价不能超过1美元。所谓私营看守所，就是企业，就意味着它要赢利。这不仅不能让犯人花掉机构的一分钱，而且要让他们给管理看守所的人赚钱。看守所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看电视图像是免费的，但听电视声音就得付钱——需要在看守所商店购买收音机和耳机。花钱，永远都在花钱，在美国的看守所里，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公共大厅的墙上挂着3台电视，每个角落里有一台。其中有一台是给黑人准备的，里面精选了《爱与嘻哈：迈阿密》这类令人倒胃口的真人秀，成天播放的是一群用硅胶隆胸的半裸美女。如果你是拉美裔，那就围在另一个屏幕前，那里只播放环球电视台的墨西哥肥皂剧，有时候也有足球赛。还有一台电视是属于白人的，滚动播放着篮球赛、美式橄榄球赛，或者武术格斗节目《勇者无疆》，除此之外每天早上一开始的时候会播放一个小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新闻节目。当然，原则上讲，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坐在他想看的电视机前，但是那些“雅座”，也就是那些正对着屏幕的座位，要默认预留给“拥有”这台电视的种族群体，他们会理所应当地坐在那里。而且，如果在自己的族群之外看电视，那就不能要求换台。另外，掌管遥控器使用权的是狱警，因为囚犯经常争抢遥控器，而且有时候会很暴力。这间兼作食堂的公共大厅，同样处于3台监控摄像器的全天候监控之下。食堂里那4部壁挂式电话机前，排队等待的队伍永无尽头。通话没有任何隐私，每个人都能听见他人的对话（最长20分钟），更不必说每一次通电话都会被怀亚特看守所监听并录音，之后传给检察官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最后要说的是紧挨着公共大厅的公共淋浴间，里面有两个淋浴头是坏的。犯人脚踩人字拖、穿着短裤走进浴室，不仅是为了卫生，也是为了防止性侵害。

欢迎来到怀亚特看守所！

8.斯坦

“您好，我是斯坦·特沃迪，康涅狄格州前总检察长[1]。”

我的新律师这样介绍自己。他身材高大、头发花白，62岁，带着一抹好莱坞式的微笑，他还有多得数不清的荣誉头衔。这次就对了，阿尔斯通终于给我派来了一位学识渊博、专业而且精干的律师，一个能够应付挑战的人。斯坦为美国一些500强企业做过辩护，还出版过六七本法律专著，这为他赢得了美国“最佳律师”的荣誉。

“我先向您说明，”这是他的开场白，“我供职的戴·皮特尼律师事务所接受了巴顿·博格斯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而后者正在为阿尔斯通的行贿案做辩护。我方律所的酬金由贵公司全额支付。”

我细细咀嚼他的一字一句。坐在旁边的莉兹和他相比，简直如云泥之别，这时候她只有静默和敬仰的份儿。斯坦显露出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他语气坚定，用词准确，错综复杂的局面并没有让他迷失方向。之后他继续说：

“您的公司保证支付您的辩护费用。但是如果您被判刑，阿尔斯通则会要求您偿还这笔费用。”

我没听错吧？我是在做梦吗？斯坦继续往下说。他表情沉着冷静，一旁的莉兹一直缄默不语。

“事实上，您极有可能要偿还这笔费用，前提是您决定应诉但是最后辩护失败，或者您决定终止应诉，同意认罪。”

哦，我听明白了。几秒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我是醒着的，用不着再掐一下自己。我愤怒地说：

“简直可耻，完全不能接受！我做的一切都是以阿尔斯通的名义进行的，我在工作中一直严格遵守一切内部流程。”

“不论您能不能接受，如果需要我们为您辩护，阿尔斯通要求我们必须提前向您说明这些条件！”

难以置信，他们居然如此厚颜无耻。但我又一次幻想着是我自己理解错了。

“您清楚您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吗？现在公司正在跟美国当局谈判，他们一定会承认罪名并且就罚款讨价还价。那么对我而言，如果我也走他们那条路，按照您的说法，我就会变成孤身一人，阿尔斯通就会把我丢下不管！这无法解释！”

“皮耶鲁齐先生，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这么解释，如果您是在一家美国企业供职，那么您应该早就被开除了！”

他居然把我当成罪人一样训斥……不过，斯坦是唯一能把我带出怀亚特看守所的人，所以我放下姿态，压低声调。他拿出一份按照阿尔斯通的要求准备好的文件，递给我一支钢笔，要求我签字。我义正词严地拒绝了。

“我想先跟卡尔谈谈此事，他应该还在美国，让他来怀亚特看守所看我。”

斯坦保证他会向卡尔转达我的要求。尽管我拒绝在文件上签字，他依然继续和我对话。他终于要讲到我最关心的主题：我的保释问题。

“请您明白，皮耶鲁齐先生。自从您被捕以后，对方的要价一直在上涨。时至今日，我和莉兹认为，要想把您带出这里，需要支付的数额会非常大。”

我咽了一下口水，提出了我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唯一的问题——我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美国非常重要。

“多少钱？”

“阿尔斯通方面同意支付150万美元，至于您这边，我们认为您提供40万美元保释金就足够了。此外，贵公司还同意租用一套公寓，并且支付两名负责监视您的看守的薪水，防止您逃回法国。”

“看守？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我的家人和我？”

“没错。这也是强加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的释放条件，在对他的犯罪案件进行预审期间，他一直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待在纽约的。也请您不要抱有幻想，即使法官接受我们的出价，我们也需要一些时间筹足保释金，给您租一套公寓，还要雇用看守，因此，两三周之内您是无法离开这里的。如果一切顺利……”

说什么“如果一切顺利”！这家伙知不知道我在遭受什么样的罪？真是见鬼了，我可是在看守所里，而且是美国最破烂的一座看守所。“两三周”，他的口气好像是在解决一个简单的管理问题、一个微不足道的烦恼，或是一场始料未及的小风波一样。阿尔斯通的管理层呢？谁能相信他们就这样放任一位高管蹲在看守所里而毫无作为？他们肯定不会白白付佣金给斯坦的，斯坦肯定会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就像看护火炉上的牛奶一样。他们给斯坦施压，他们……律师突然打断了我的思绪。“皮耶鲁齐先生，您得明白，我们和阿尔斯通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这样做是被禁止的。我们不能和您的上司对话。美国司法部担心贵公司会向您施加压力。我们只能和巴顿·博格斯律所的同行交换意见，他们为贵公司的利益辩护，委托我们负责您的辩护。”

我脑海中浮现出的画面，就是我在不停地向下坠落。每次斯坦一张嘴，我脚下的地面就下沉一截。如果他和阿尔斯通一点联系都没有，那他如何为我辩护？我又怎么能弄到那些内部证据和资料来证明我的清白？又有哪个法官能查明，在给阿尔斯通惹来指控的那起行贿案中，我是真的扮演了什么角色，抑或是什么角色都没有扮演？我的律师一定是对形势的复杂程度判断不足。他这么沉醉于自己的律师文凭，但他真得补补课。

“斯坦，”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我被指控的罪名，就是知晓阿尔斯通为了拿下合同而利用中间人的行为。但是，决定雇用中间人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阿尔斯通有着严格制度化的内部流程，按照流程，需要更高层下达指令。”

“皮耶鲁齐先生，”他很快打断我，“现在讨论这些细节都为时尚早。当下重要的是，尽可能充分地准备您的保释请求。”

“但是，我在此事中只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我既不是客户，也不是那个找到中间人的人，更不是那个批准去招募中间人的人。如果您不向法官解释清楚这些，那您怎么能为我的案子做辩护呢？想要招募中间人，需要13个人签字，还需要3位最终签署人中的两个人签字，再直接呈交给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柏珂龙。我们公司必须把这些文件交给您，尤其是关于塔拉罕项目中雇用中间人的那些文件。从今天起，您就应该去讨要这些文件。”

就在我继续向斯坦解释公司的几位领导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哪一位，也就是在首席执行官柏珂龙直接领导下的那一位（他的直接下属）时，我发现他一个字也没记。他只是看着我，表情越来越无奈。我甚至感觉到，他简直把我当成了一个蠢货！

最后我闭上了嘴，样子非常尴尬。接下来大家沉默了很久，我们互相凝视着彼此，终于……我恍然大悟，律师把我当作蠢货情有可原。我怎么能有一丝一毫的妄想，认为阿尔斯通会把集团内部广泛采用的行贿系统的证据交给美国检方呢？当然，这些证据会证明我确实没有什么责任。但与之对应的是，这些证据会迫使集团——从集团的几位最高层领导开始算起——自我指控、自我揭发，承认集团实施的那些合规流程都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我简直傻透了，竟相信阿尔斯通会冒着这样的风险来营救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很明显阿尔斯通什么都不会做。有哪个公司会以招认自己的罪过和承担刑事责任的自我牺牲方式，去营救一个管理人员？在此之前，我还从未以这种角度看待过这些事情。我太天真，或者说是太自负，我不想再用更差的词来形容自己。现在我必须承认，我的处境确实非常危险。而且从今以后，我就是孤军奋战。

我用苍白无力的声音再一次问斯坦：

“您查看过起诉书了吗？收到检察官的其他文书了吗？我最坏能被处以什么样的刑罚？”

“现阶段我们很难回答您的问题。我们和您一样，也只是读了起诉书的摘要。”

“但是那里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有罪。”

“我也愿意同意您的这种观点。确实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您没有任何邮件提到可能发生的行贿事件。但是检察官会给我们送来150万份文件。”

“150万份文件？”

“是的。另外，他们说，他们手上有两个证人能证实您参与了这场犯罪……”

最后，为了能够获得律师的帮助，我在公司交给律师的那份文件上签了字。阿尔斯通强加给我的条件令人愤恨，但是我别无选择。

[1] 美国的总检察长与法国的检察长相当。

9.克拉拉

我突然发现，与斯坦的傲慢和自负相比，莉兹那股漫不经心的“菜鸟”气息反而就像是蜜一样柔和，她身上还有点儿人情味。她在返回办公室时，建议（尽管这种行为通常是被禁止的）在怀亚特看守所的我和在新加坡的克拉拉通一次电话。我终于能和我妻子通话，能听到她的声音了。这一刻我既期待又忐忑。莉兹还特意向我说明，昨天晚上她已经跟我妻子讲了我被逮捕的事情，那时已经确定我的保释审判要延期48小时。

“因为有时差，我给远在新加坡的克拉拉打电话时，她刚刚到办公室……当然，这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但是您希望我能以最快的速度告诉她。”

“她是什么反应？”

“刚开始她非常恐惧，以为您遭遇了事故或是心脏病发作了。今天早上她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我向她说明了怎样才能进入怀亚特看守所管理部门授权的人员登记名单，这样她就能跟您通电话了，不过这需要一段时间。”

“不能加急办理吗？”

“不，绝对不可能。”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开始直接通话？”

“这要视情况而定，有时候要花上3天时间。但如果是外国人申请，那很可能时间要更久，可能要一个星期，也可能要两个星期，在此期间可能还会需要重新办理。但是我们无能为力，这就是程序，我们只能照章执行。”

美国人对自己的“程序”非常自负，我在康涅狄格州工作时就注意到了这个名词。美国人钟爱“程序”，他们在工作中很少表现出想象力，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遵守“程序”。多棒的制度啊！

我和斯坦、莉兹告了别。4个小时后，我又能走出牢房拿起看守所的电话了。我拨通莉兹的手机，她很快就帮我转接到了克拉拉那里。

“喂，弗雷德！总算是……”

一听到她的声音，我就感受到了她的疲惫和慌乱，尽管她表现得充满热情。过去的24个小时里，尽管她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尝试、一遍又一遍地登录怀亚特看守所的网络平台，不断地给看守所打电话，但始终没能成功给我的账户汇款，因为她的银行卡未被识别！这让她非常绝望。不难想象这些天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她还要若无其事地完成那些必须要处理的工作，而我的母亲刚刚到新加坡看望我们全家人，要住上两个星期，还有那4个孩子，克拉拉肯定对他们只字未提，不能让他们无谓地担心。在向她讲述了自己被捕的处境后，我试图尽力让她安心，甚至不惜编造出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故事：

“被捕后，我很快就和阿尔斯通锅炉分部美国的主管库兰和我们的法务总监卡尔通了电话，他们跟我解释说，阿尔斯通正在和美国司法部协商，而他们肯定会把我这起个人案件作为协商的一部分来对待。明天我就会被释放，事态也就会更明朗，但暂时我们还是需要保密。”

“保密已经不可能了，”克拉拉对我说，“《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你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被逮捕的消息。《世界报》也就这件事做了简短的报道。但是你别担心，没人注意这些。你母亲和父亲也没有看到这些消息，阿尔斯通那边也没有人联系我。”

“嗯，那就默默祈祷吧，之后别再有什么风声了，我可不想在一个无比沉重的氛围里重新开始工作！孩子们呢，都还好吗？”

“目前他们还毫不知情。昨天，加布里埃拉和拉斐拉为了迎接奶奶的到来，准备了一个节目，两个人都打扮成了公主，拉斐拉扮作睡美人，加布里埃拉扮作灰姑娘。蕾娅和皮埃尔演奏了吉他。你母亲特别高兴，我看还是什么都不要对她说为好。刚才我还跟她说，你到美国出差的时间可能要比预期长一些。”

“好，那暂且这样吧。”

“弗雷德……”

“嗯？”

“我在网上查了有关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案件资料，这次事件确实非常严重。我发现，这部法律允许美国政府随意逮捕一个公司的任何一名员工，不论他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不论什么时候。而且他们可以把这个人投入监狱，刑期会非常长。”

“你说得有点儿夸张吧？”

“没有，弗雷德。我不愿意让你不安，但是美国当局认为，哪怕只是和美国有一丝关联，比如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使用美元交易、使用美国的邮箱，都能成为美国采取行动的理由。这听起来有些疯狂，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另外，阿尔斯通绝非法国第一家受到行贿指控的公司。我查了一下，这种事情在道达尔、阿尔卡特和德希尼布等公司都发生过。而且，还有10多家欧洲大公司也遭到了指控。”

“有像我这样的管理人员被指控吗？”

“有，好像阿尔卡特的案子里就有。而且，在一次针对西门子的调查中，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对这家德国公司的高层下了国际逮捕令。我觉得……”

我感到克拉拉在读过这些内容后非常担心，同时也很犹豫要不要全都告诉我，她一定不想让我再平添一丝一毫的不安。

“你觉得什么？”

“你是了解美国人的，当事情牵扯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可不会来什么先礼后兵，还有……”

“继续说吧，我还是想让你告诉我真相。”

“好吧。就算他们允许保释，我也在想他们是不是还会强行要求你留在美国。”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我该怎样安慰自己的妻子，说自己的生活可能正在发生剧变？我完全看不出，眼前这一切会怎样结束。对于我这种喜欢先搞清问题的原因再做决定的人来说，我眼前一片漆黑。但是克拉拉想得比我长远。

“弗雷德，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尽快去美国找你。我们一辈子都在搬家，再搬一次……你别担心，如果有需要，我会带着孩子一起去。你很清楚，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四海为家的生活。所以千万别担心这些。我会和你一直在一起。”

她的决心让我惊讶不已。克拉拉很有智慧，能迅速把自己置身于未来。但目前来看，那个未来，只能是那场预计明天开庭的听证会，那时将会第二次处理我的保释请求。在那之前，我的结局难料，只能听命于美国司法部，希望他们的“程序”能大发善心。

10.第二次开庭

这一次，狱警没有忘记我。凌晨4点整，两名狱警冲进了我的牢房，把我弄醒。我又遭受了一轮搜身，之后被人用链子从头到脚拴了起来，就像第一次被押解到怀亚特看守所时那样。走出牢房后，他们把我塞进一辆装甲卡车，朝纽黑文法院驶去，车程3个小时。距离开庭还有几分钟，我获准和两位辩护律师——莉兹和斯坦会面。

再一次见到他们时，这两个人似乎都有些萎靡不振。他们告诉我，他们刚刚和检察官诺维克讨论了几分钟。

“他表现得很顽固，毫不妥协，”斯坦向我吐露实情，“他对我们准备支付的保释金金额不感兴趣，并下定决心向法庭请求将您继续收押。我想，他仍然对贵公司拒绝合作耿耿于怀，他们觉得，这些年来阿尔斯通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我感觉自己在不断坠落，好像永远都触不到底。因为此时此刻，我发现，从斯坦和我多次沟通的内容中得出的结论是，3年多前，美国司法部就启动了第一轮调查。也就是说，调查自2009年底就在进行了！但卡尔有意不告诉我这个时间点。这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美国司法部要用如此的攻势对待我：他们要我为阿尔斯通两面三刀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事实上，美国人刚启动调查就通知了阿尔斯通，并要求阿尔斯通予以配合。美国司法部的常规做法是，向所有即将接受调查的企业提出建议：签署一份《推迟起诉协议》。为此，企业必须同意自证其罪，披露其所有行动，必要时还要揭发自己的雇员。企业还须承诺建立起一套内部反腐败机制，并且接受“督察”——一位连续3年向美国司法部做汇报的监督员——的存在。如果能遵守这些条件，那么法官就会和企业达成协议，结局通常是罚款。一般情况下，同意这些要求后不会再有管理人员被捕（尽管从理论上讲，这种协议并不会终结针对个人的起诉）。在阿尔斯通事发之前，另外两家法国企业——道达尔和德希尼布，正是按照这种方式分别于2013年和2010年支付了3.98亿美元和3.38亿美元的罚款。但是阿尔斯通，更准确地说是柏珂龙想奉陪到底。正如我之后发现的那样：阿尔斯通使美国司法部相信它会合作，但在现实操作中却阳奉阴违。当美国司法部发觉被愚弄时，检察官气得发疯，于是他们决定改变策略，由警告变为猛烈进攻。

这才是出其不意将我逮捕的“真正原因”！现在，美国司法部想要向阿尔斯通证明，谁才是更强势的那一方，以此逼迫阿尔斯通认罪。我中了这肮脏的圈套，成为柏珂龙阴谋的牺牲品，沦为美国司法部的“人质”。很快，我就能从诺维克口中证实这一切。当主持庭审的评审团主席琼·G.马格里斯法官请诺维克发言时，诺维克直截了当地揭开了他为何向阿尔斯通宣战的内幕。

“该公司在承诺合作后，多次滥用美国司法部的信任！阿尔斯通本应协助我方进行调查，但事实上却行动怠慢、避重就轻，其态度模棱两可。我还想提醒法官注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也提到了法国政府对此事的态度：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尽管阿尔斯通这家跨国公司受到了包括瑞士、英国、意大利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政府的行贿指控，但法国政府仍未对其采取任何行动。”

他毫不迟疑地继续说道：

“我方掌握了所有证据，其中大量文件披露了这些同谋是如何商讨收买印度尼西亚议员的。我方还掌握了银行出具的证明，还有证人，这些证人已经做好了出庭做证的准备。”

我心中再次产生了疑问：美国司法部是如何找到这些材料的？庭审开始之前，在我和斯坦、莉兹交谈的时候，他们就告诉了我这场斗争的底细。对我来说，这的确是沉重的一击。刚开始时我不相信他们，觉得人为操纵的痕迹太明显，就像是电影剧本。“不，”我告诉自己，“这样的故事只能在电影里看到。”但是我错了。现在来看，这的确是现实。为了取得指控阿尔斯通的证据，美国司法部运用了多种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依靠“卧底”，那是一名安插在公司核心部门、与调查人员全方位合作的眼线。多年来，他一直在上衣里藏着一支录音笔，录下和同事之间的大量对话。他就像一只鼹鼠，藏在公司内部，为美国联邦调查局所用。这名年近65岁的职员为何会同意充当这样的角色？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给他施加了怎样的压力，才使他变成一名“叛徒”？是以长年监禁相要挟吗？我没有时间深思，诺维克检察官现在开始讨论我的案情。他的陈述直截了当，在他看来，阿尔斯通是他职业生涯里遇到的一家最庞大的腐败企业，而我正是其中的主谋之一。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是阿尔斯通的管理人员，级别很高。这些年来，阿尔斯通领导层一直对其委以重任。今日，阿尔斯通向您提议支付150万美元的保释金，以求将其释放。然而，该公司本身就涉嫌参与此次行贿事件。尽管并未被正式起诉，但该公司仍然是该事件的‘共谋者’之一。因此，本检察官产生如下疑问：一位‘共谋者’是否有资格成为保释条例中的担保人？此外，我们尚不确定此案未来的发展态势。倘若有一天，阿尔斯通和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的利益发生分歧，那时会发生什么？倘若皮耶鲁齐先生决定认罪，那又会发生什么？阿尔斯通会如何回应？到时由谁来担任保释金的担保人？请您不要忘记，佩戴电子手铐并不能提供十足的保障，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随时可以切断电源后逃跑。至于阿尔斯通承诺支付酬金给那些看守，一旦公司突然决定不再付钱，那又该做何处理？两年前，美国司法部曾批准在一名法国侨民——卡恩先生的公寓周围部署看守，但那和今天此案的情况完全不同。卡恩一案中，法官同意了判决主文，指控内容不可靠，指控卡恩的主要证人的证言失去了效力。但此案与之前的情形截然相反——案情确凿可靠。最后，请法官大人注意，法国不会引渡其公民。倘若将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释放，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再找到他！此人心中十分清楚，留在美国，他将面临重刑——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我转过身去看我的律师。斯坦把头扭到一边，莉兹同样没有勇气正视我的目光——她宁可把头埋在笔录里。我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终身监禁！我现在才45岁，而接下来的30 ~ 40年，我可能都要在牢狱中度过！我被关押在怀亚特看守所才5天就受不了了。我甚至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在这场噩梦里再坚持几个小时。而今，我可能要困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就因为我作为阿尔斯通的一名中层管理人员，10年前曾批准雇用一位不知姓甚名谁的中间人，而他有可能为了帮助公司拿下合同而行贿？但是，我既没有欺骗谁，又没有伤害谁，更没有接受一分钱的回扣。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更何况，这一切都是严格遵守阿尔斯通内部流程进行的。终身监禁！这简直不可思议。绝对是敲诈。检察官想对我施压，想演戏来威胁恐吓我。这还不够，他坐下的时候，表情和我的两位律师截然相反，他双眼直视我，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或者虚张声势。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那么我是真的有可能在监狱里终了此生吗？

我呆若木鸡，以至于在莉兹开始陈述要求释放我的文书时，我几乎都没怎么听进去。我隐隐约约能听到她的声音，就像是雾里看花，她在努力证明指控程序存在问题。据她说，我受到指控的事项已经失去了法律时效，超过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5年起诉时效。那些事是2003—2004年做的，而对我的控告则始于2012年11月。为什么她要纠缠这条法律依据？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法庭真相？直接向法庭说明我受到了毫无法律依据的不公正待遇，这难道很难吗？罗斯柴尔德承认了罪行就没有被关进监狱，而且要求其支付的保释金才5万美元，这和我为了被释放而被要求支付的保释金简直无法相比。此外，诺维克检察官把我当作他和柏珂龙较量过程中向柏珂龙施压的手段，这种行为能被接受吗？他毫不掩饰：我就是他手里的“人质”！在他和阿尔斯通下的这盘棋里，我就是他的小卒。难道这就是正义？

马格里斯法官退庭商议了一会儿。当她回到法庭时，我立刻明白，诉讼辩论结束了。

“对本法庭而言，本案非比寻常，”她开始唱高调，“本法庭通常受理的都是低收入家庭的请求，其保释金额不超过1 500美元，这往往就是他们一生的积蓄。而在本案中，辩方请求支付的保释金超过了100万美元，但在我看来，这并不够。除了阿尔斯通支付的150万美元和被告支付的40万美元之外，我希望还能有一位美国公民承诺将其房产作为保释金的一部分。如果你们能带着这份承诺来见我，那么我将同意重新审查你们的保释请求。”

很明显，马格里斯法官并不信任阿尔斯通，也不信任我。为了让她转变观念，她需要一份来自美国公民的保证。相反，诺维克检察官则轻而易举地说服了她。他大踏步地走出庭审大厅，腰板挺得像根木桩，脸上洋溢着扬扬自得的神情。

我彻底崩溃了。我难以抑制对这两位律师的愤怒。阿尔斯通提出的那笔天价保释金就是一个错误的策略，这个策略对我反而不利。我给予了他们充分的信任——除此之外我还能怎样做呢？但是我错了。斯坦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本身又是康涅狄格州前总检察长，怎么会看不出我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带来的巨大风险，又怎么会预料不到诺维克和主审法官的反应？我开始严重怀疑：他到底是在为谁效力？庭审结束时我还发现，斯坦的一位在巴顿·博格斯律所的同行（负责为阿尔斯通辩护）作为观察员出席了庭审。他窥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的公司可以放心：我什么都没说。然而，由此得到的信息却很明确：我处于被监视之中，被钳制在阿尔斯通和美国司法部之间，被一名并非由我挑选的律师控制着。

11.监禁125年

我曾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见到这些高墙了，但我不得不面对现实，我又回到了怀亚特看守所的那间牢房。我将在这里再被关几天甚至几周，直到能够提出新的保释申请——第三次申请。

在看守所里，每个小时都漫长得没有尽头。我一直没有听到阿尔斯通的消息。斯坦告诉我，法务总监卡尔确实来过华盛顿，与美国司法部进行过谈判。他刚好是在我被捕的24小时后抵达的，他却丝毫不担心美国联邦调查局，这让我感到惊讶不已，因为这位科班出身的律师10多年来一直担任公司内的要职，他了解公司的所有部门。2004年，他成为电力部门的法务副主管，1年后被任命为诉讼主管，2011年再度晋升，领导集团的法律事务。他熟悉公司的所有商业“做法”，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阿尔斯通是怎样招募中间人，并且是如何付钱给他们的。为什么调查人员没有逮捕他？他们能从他身上了解到的一定比从我身上了解到的内容多。为什么他们单单瞄上了我？这在我看来非常难以理解。

我还是希望卡尔能趁着在美国谈判的机会到怀亚特看守所探望我，但是他没有给我任何消息，我也无法与公司其他领导取得联系。商业界和工业界人士可不是天真的3岁小孩。我虽然清楚这一点，但是仍然感到深深的厌恶。转眼之间，我就成了公司里的害群之马。进入看守所以后，再也没有人与我来往，我就像是一个鼠疫患者，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从普通同事到领导层，我与他们朝夕相处20年，此刻能否给我一些同情？但是，埋怨他人又有何用？眼下还有很多更要紧的事。

这个星期，斯坦和莉兹再一次来看我。我们一起在我的美国朋友以及和我有工作往来的美国人中间，寻找愿意抵押房产帮我离开看守所的人。

“按照您提供给我的建议，”斯坦向我报告说，“我问过美国阿尔斯通锅炉部门主管库兰，也恳求过销售部门副总裁伊莱亚斯·戈登，但他俩都回绝了。他们给我的回答完全相同：为了取悦本案负责有条件释放的法官，您应该向阿尔斯通寻求帮助，而不是他们。”

“平心而论，我理解他们，”我向斯坦表明观点，“就算是我自己，也不一定会承担这样的风险。”

“您在美国有亲朋好友吗？”

“很少。我们已经离开美国7年了，在当地没有家人。虽然我和几个人还保持着联系，但是我们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不过，克拉拉和很多人都保持来往，而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她的一位挚友——琳达。我们等待着包括琳达在内的各方面的回复。另外，如果我们提议将我们在法国的房产作为担保呢？”

“不行，法官会驳回的，过去美国司法部就曾因为查封贵国境内的财产吃尽了苦头。”

我感觉自己仿佛又继续坠向一条深不见底、内壁光滑的隧道里，没有什么能把我接住。我隐隐约约想到一种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却随即消失不见。我早就知道斯坦会告诉我什么，只是他的说法太过直白。

“眼下您暂且留在看守所里，”他说道，“今天早上，我们在律所收到了关于您上诉日期的首份提议，日期是2013年6月26日，也就是两个月之后。”

我依然试图在那条隧道的墙壁上找到一处把手：

“但如果阿尔斯通把我的案件纳入和美国司法部的协议之中，那么形势就会有所改变，对不对？”

“我担心很可能并不会改变，”斯坦反驳我说，“这是两起不同的诉讼。美国司法部可以起诉一名法人，也可以和它达成协议，但是这并不妨碍司法部对您个人提起诉讼。”

“我明白。但无论如何，他们依然有可能把我的案子纳入协议当中。”

“理论上来讲可以。但是一旦您被收监，这样做的困难就会更大，眼下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相信阿尔斯通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的律师会忙于说服对手，使应付罚款数额降到最低，尤其是要保护尚未被起诉的其他管理人员。”

“那我呢，我能和他们谈条件吗？”

“能，您可以认罪。”

“我的意思是协商罚款金额以将我释放。”

“不，您只能认罪，之后由法官来决定您是否被判入狱。”

“那如果我和罗斯柴尔德一样认罪，我将面临5年的监禁？”

眼看着就到隧道尽头了，这可真是一条长隧道啊，但总该在某处结束吧，会不会是在这里呢？完了，即便是个让人不太舒服的出路，按照斯坦的意思，这个出路对我来说也是行不通的。

“不幸的是，”他向我解释说，“您的情况比罗斯柴尔德的情况更为棘手。请您明白，美国联邦调查局最先调查了罗斯柴尔德，之后他便立即同意合作，因而获得了谈判的最有利条件。而您是第二个，所以对于他们的调查，您能提供的帮助可能非常有限，而且您当时没有立即同意诺维克检察官开出的条件。”

交易！条件！协商！自从我们开始讨论目前的情况，斯坦和莉兹对我就只讲协商，而不依据事实和证据进行判断。就像地毯商之间的交谈，不过这回不是地毯，而是我！好吧，既然他们想这样做，那就做吧。就像人们说的那样，现实一点吧，不奢求正义和真理了！跟他们协商吧！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努力去尝试。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好，斯坦，如果您愿意，那就让我们重新开始。我可能面临的刑罚是什么？诺维克威胁我说是终身监禁。我想他这样说是为了吓唬人，这话不是真的吧？”

“啊，”斯坦说，“从理论上讲，这和事实也相差不多。您因10项罪名而受到起诉。第一项罪名是您策划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简而言之，这项罪名是指您涉嫌伙同其他高管密谋贿赂一名印度尼西亚议员，目的是签下塔拉罕项目的合同，而该议员隶属于雅加达议会下属的能源委员会。这项罪名应判处5年监禁。然而，检察官们手中的证据表明，前后共有4笔款项相继支付给了这名议员的一位亲属。因此除了第一项密谋罪之外，您还因这4笔汇款受到指控，每一笔汇款都要被认作一项附加的控罪。这样，您可能会被判处5次5年监禁，总共25年。除此之外，您还有第二条主罪——密谋洗钱罪。一场以将黑钱洗白为目的的密谋。这项洗钱罪应被判处20年监禁，而考虑到已被证实的钱款总额，监禁年数还要再乘以5。因此，您将为洗钱罪面临100年的监禁，连同行贿罪的25年监禁。最终——而且是理论上的‘最终’——我们可以得出，总监禁时间是125年。”

这已经不再是隧道，这简直就是深渊。我差点儿笑出声来，但我依然据理力争：

“斯坦，等一下，这简直太荒唐了。涉案的仅仅是一份中间人合同！基于同一件事，检察官怎么可能针对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和洗钱行为提出10项指控？”

“美国的司法体系就是这样运作的，皮耶鲁齐先生。我们和欧洲对洗钱的定义不同。在美国，只要有一笔金钱交易违法，美国司法部就会认定同样存在洗钱行为。”

“这太令人震惊了！我需要您提供更多关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及其判例的材料。”

斯坦僵住了，好像我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一样。

“我认为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最好先协商您的案子，对吧？”

万变不离其宗，谈条件，达成交易。我了解过，在文章中读到过，也从别人那里听说过：美国司法体系就是一个大市场。但只有亲身经历过这些，才能明白这句话的内涵。现在我很疑惑，是不是律师、法官和检察官都拴在同一条“商业链”上。斯坦在为谁效力？怎么会搞出这样一个让人感觉如世界末日般的计算表格？125年的监禁！他难道也想通过恐吓使我屈服？我生气地问他：

“就像您说的，既然要协商，我就有必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检察官指控我的内容。他呈交的证据是什么？与我相关的罪证又是什么？我被关在看守所里已经超过了一周，但您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这次轮到莉兹向我发火：

“对您进行控告的起诉书一共有72页，非常详细。让我们开始读吧！开始工作！”

12.起诉书

针对我的这份起诉书标题简明扼要：美利坚合众国诉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多么程式化的标题啊！仅仅是这个标题就已经让我反胃。起诉书共分91节，外加40多页附录，附录的主要内容是我在康涅狄格州温莎镇工作时收发的电子邮件副本，检察官引用了其中的20多封。其中第一封邮件要追溯到11年前，时间是2002年2月。21世纪初，我还记得那时公司的员工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只有一项使命：将阿尔斯通从破产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被总部强力“动员”了一番，要求我们必须在所有的招标项目中全力以赴、拼搏到底！我们的口号就是“不看过程，只看结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在印度尼西亚塔拉罕项目中投标，准备建造两台100兆瓦的锅炉，总金额为1.18亿美元。从阿尔斯通的规模来看，这是一笔非常小的生意，但在那段困难时期，这是我们能够拿下的为数不多的几笔生意之一。于是，这笔生意很快就具备了极高的战略意义，被总部划定为“最优先级”。

然而，我们仍有许多担忧，其中一点便是，这个项目位于印度尼西亚，当时当地的营商环境比较差，腐败问题严重。尽管1998年苏哈托政权倒台后，这一情况略有好转，但1998年之前在美国政府一手扶持的独裁者的“统治”下，公司将合同金额的15%甚至20%作为佣金，支付给与苏哈托家族有关系的中间人，这种行为再正常不过了。然而，众所周知的是，无论是否处于苏哈托时代，不行贿就不可能在雅加达谈成生意。

但是，我们清楚自己确有胜算。实际上，在苏哈托统治时代，印度尼西亚境内的项目主要都发包给了美国公司和日本公司。就锅炉领域而言，两大美国巨头垄断了整个市场：一家是巴威公司，另一家是燃烧工程公司——阿尔斯通刚刚通过ABB收购的美国子公司。

因此，在塔拉罕项目的招标竞争中，阿尔斯通处于有利地位。此外，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其在印度尼西亚的地位相当于法国电力集团）已经选择了一种和我们公司的锅炉产品档次相匹配的技术：循环流化床技术，又称清洁煤炭技术。这一技术能使劣质煤在燃烧时，清除大部分污染物。而在这一尖端技术领域中，阿尔斯通正是世界两大领跑者之一，另一家竞争对手则是美国的福斯特惠勒公司。简而言之，竞标开局很好。接下来的进展是这样的。

2002年8月的一天，温莎的一位销售代表罗斯柴尔德联系我。他请求我批准雇用一位中间人，以帮助我们签下合同。印度尼西亚是他们传统意义上的大份额市场，因此我想温莎的部门应该知道如何在这一敏感地区开展工作。8月28日，我通过邮件回复了他。如今我发现，这封邮件被逐字逐句地誊抄在检察官撰写的起诉书上（起诉书附录43）：“请继续推进。另外，请将我可以正式批准的关键资料发给我。”对于邮件的内容，我记得非常清楚。而且我还能想起，在写完这封邮件后我仍心存疑虑，便在办公室给罗斯柴尔德打电话，询问我们准备雇用的这位中间人的信息，希望了解更多详细情况。罗斯柴尔德以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口吻告诉我，这个中间人就是在印度尼西亚议会能源委员会任职的埃米尔·穆伊斯议员的儿子。当时，负责监管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的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并未使我的美国同事感到太多顾虑，尽管这部法律自1977年起就在美国生效。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截至2002年，这部法律很少在美国境内执行（几年才执行一次）。因此，25年来，燃烧工程公司和美国境内发电领域内的任何其他竞争对手，没有一家公司因为这部法律担心过。

就我而言，当时尽管我对这些法律机制知之甚少，但我仍然觉得向一位议员的儿子支付佣金是一种卑劣的手段。因此，我立刻命令罗斯柴尔德中止雇用这位中间人。我明白自己必须谨慎行事，因为这位中间人是雷扎·莫纳夫挑选的。莫纳夫是一个关键人物，他领导着雅加达的锅炉部门，掌控着阿尔斯通在印度尼西亚的国际关系部。但是，罗斯柴尔德还是听从并且执行了我的命令。

此外，检察官还提到罗斯柴尔德随后发送的邮件（起诉书附录44）：“不要最终敲定任何事情。我跟皮耶鲁齐讲过此事，我们很担心这位政客。”我当时料定，就这样中止此次审批流程，很可能会为自己树敌，但我没想到会严重到如今这种程度。后来我才了解到，我的回绝阻止了几名利益相关者收受回扣，而正是他们使我日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又过了几天，2002年9月初，罗斯柴尔德告诉我说，莫纳夫又找到了一位名叫俾路斯·谢拉菲的新中间人。他是伊朗裔美国人，在华盛顿定居。但过去数年里，他半数时间都在印度尼西亚度过，经营自己的生意，据说他的个人通信录像黄页电话簿一样厚。我还了解到，在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几个项目中，谢拉菲已经为ABB担任过中间人。这些事是罗斯柴尔德向我保证的。他将这位新任中间人描述成一个手段高明的说客，不会采取行贿手段。对此，我自然是满腹疑虑，但也很难对温莎的前ABB同事再次提出反对意见。不管怎么说，调查中间人是否清廉正直，原本就是巴黎总部合规部门的任务，我的职责仅仅是把中间人的费用纳入总销售额之中，其余的事情不归我负责。

又过了几个月，我们未来的中间人谢拉菲在阿尔斯通巴黎总部受到接见，和他一起受到接见的人是穆伊斯，那位在印度尼西亚议会负责能源事业的议员。借此机会，谢拉菲还被引见给劳伦斯·霍斯金斯（柏珂龙以下的第二级管理层）——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随后，谢拉菲还将会见合规部门的负责人。公司甚至还在考虑，有朝一日凭借他的帮助再签下印度尼西亚的第二份合同。总而言之，巴黎之行结束后，合规部门和霍斯金斯批准了雇用谢拉菲作为塔拉罕项目的中间人。我的上司们似乎对这位中间人给出的保证非常满意。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谢拉菲的任务非常简单：组织同客户、政客、财政专家以及顾问工程师之间的会谈，向他们夸赞本公司标书的卓越之处。简而言之，就是一名说客的常规工作。他的酬劳定为总销售额的3%，这也是这类服务的常规报酬比例。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谢拉菲正式投入工作。在这个项目中，阿尔斯通和丸红株式会社组成联合体，比例各占50%（丸红株式会社也批准了雇用谢拉菲做中间人），共同与一家美国大企业竞争。刚开始时，一切似乎都进展得极为顺利。据了解，我们的标书定价最低，技术评估最优。很明显，我们占有绝对优势，这份合同已是囊中之物。然而我们也明白，战胜美国公司一直都很困难，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很大程度上由美国支配的国家。因此，我同谢拉菲和莫纳夫一同拜会了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以求捍卫公司的利益，同时试图平息美国“巨人”的怒火。

对于下面的事，我不用找借口为自己开脱，因为2003年夏天，这条消息还不为人所知。但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形势突然倒向对美国公司有利的一面。很明显，通过向关键人物行贿，或者只是承诺向其行贿，美方中间人“扭转”了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评估团队的意见。我们面临着丢标的危险，日方合伙人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于是，丸红株式会社的总裁直接联系柏珂龙，向其表达对塔拉罕项目的担忧。在巴黎，合同谈判将会失败的预测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我很快收到了帕尤纳斯的命令，要求我火速赶往印度尼西亚，尽可能减少损失。总部也委派霍斯金斯亲赴现场。我背负着巨大压力，命令同事们尽一切努力扭转局面。在无数封邮件中，有一封邮件今天被检察官拿来指控我，此邮件将当时恐慌的气氛展露无遗（起诉书附录55）。2003年9月16日，我给威廉·彭波尼写道：“周五我们一起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您还对我说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可是现在我突然得知，我们公司变成了备选！明天发给我一份补救方案。我们绝对不能失去这个项目！”

2003年9月末，公司在雅加达婆罗浮屠酒店召开了一次危机公关会议。会上，丸红株式会社向我们证实（正如我之前强烈怀疑的那样），我们的美国对手已经承诺向评估委员会中的多名成员，以及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的领导支付贿金。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并且同日本公司达成了协议，雇用一位新的中间人——一个叫阿兹曼的人。我不认识阿兹曼，也从未见过他，但是在另一份印度尼西亚的合同淡水河口二期项目中，国际关系部和他合作过。而我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确保雇用这位新中间人不会超出我们的预算。我们最终决定，将第一位中间人谢拉菲的报酬比例降低：他领取的佣金不超过销售额的1%，也就是大约60万美元；剩余的2%则许诺给阿兹曼。然而，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留给我们行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霍斯金斯立即请示巴黎总部，总部在24小时内便给他开了绿灯。2003年9月，阿兹曼登上舞台，很快便大获全胜。2004年，我们最终成功拿下了这个项目。然而，雇用两名中间人，需要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开设两条平行的资金流通渠道：美国的温莎总部负责支付酬金给谢拉菲，阿尔斯通的瑞士子公司则负责支付酬金给阿兹曼。为了证明阿兹曼所获酬金正当合法，阿尔斯通瑞士子公司还要提供“伪造的服务证明”。协助开具这份文件的人，正是阿尔斯通瑞士子公司合规部门的职员。

2004年5月24日，塔拉罕合同最终签署前夕，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的总裁艾迪·维迪奥诺接受邀请来到巴黎，走上了阿尔斯通总部的红地毯。为了迎接这位总裁，柏珂龙召集了自己的所有幕僚。我与集团其他高层共同参加了招待仪式后的午餐会。集团上下都十分清楚，阿尔斯通为了取得这块未来的市场，都开出了什么条件。2004年6月26日将最终签字。

我此后再也没有追踪过这件事的进展。我只知道，直到2009年，谢拉菲才收到最后一部分酬劳。而我在2006年中期就被调回了法国。

如今，检察官指控我是这起行贿案件中的“共谋”之一。然而，正如我向斯坦和莉兹两位律师极力重申的那样：

“在这起事件中，我没有获得一点儿个人利益，没有获得一分钱‘回扣’。更何况在起诉书中，检察官们也确认了这一点。如果他们有任何疑问，就会写在起诉书里。我只是完成了我的工作！完成了柏珂龙等上司当时下达给我的命令！所以为什么要把我关进监狱？而且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其他人？”

“您说得对，”但是斯坦反驳我说，“但您很清楚您违犯了法律。或者说，您至少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是灰色地带，对吧？”

“当然，”我没有否认，“但是在21世纪初，我没有听说过在法国任何一家大型企业里担任和我类似职位的任何一个人因有过这种商业行为而受到谴责。”

两位美国律师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让我非常愤怒。很明显，事到如今，他们拒绝继续和我站在一起。他们不听我说话，或者说装作听不懂我说话。随后，斯坦向我传达了一条消息，击溃了我心中仅存的一点希望：

“还有最后一点需要您了解。除了邮件和对话内容，检察官手里还掌握着许多证词。”

“斯坦，这点我知道，是罗斯柴尔德的证词……”

“不只是他的，谢拉菲，也就是项目中的第一位中间人也说了很多，他肯定都交代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处理了一件逃税案之后，紧接着就审问了他。他为了躲避长达数年的监禁，与调查人员达成了合作。为了换取彻底的豁免权，他交代了塔拉罕一案的实情。因此，是他揭发了您和其他人。”

13.一切都能适应，看守所也一样

被关押后，这是我第一次早起时不像以往那样疲惫——因为我终于能成功入睡了。我的两位狱友，信用卡造假犯赵和毒品贩梅森，都能证明我一整晚都在打呼噜！

“法国佬，你瞧，”他俩开心地说，“我们早就跟你说过，一个人最终什么都能适应，就算看守所也是一样！”

刚说完这句话，就传来了狱警拍打房门的声音，仿佛特意为了证明刚才他们说的话是错的——不，我没有适应看守所的生活，尤其是适应不了怀亚特看守所。狱警命令我们迅速离开牢房，站到走廊里去。看守所要进行例行检查。

几秒钟后，十几个佩戴头盔、携带武器，就像我们在电视连续剧中看到的特种兵一样的黑衣人冲进了牢房。陪同他们检查的是看守所所长，以及簇拥着所长的两位助手。所有物品都要检查一遍：床垫、毯子、床单、枕套。所有地方都要检查，就连最隐蔽的角落也要被搜查，所有东西都被翻了个底朝天。随后，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被赶进淋浴室，赤身裸体地接受搜身，之后才能返回牢房。紧接着，所有人都被逐一传唤，去和一位“辅导员”（相当于社工）单独谈话：

“皮耶鲁齐先生，”她以十分低沉的语调问我，“我知道您被关在这里的时间不长，但是，您是否察觉到哪里不正常？”

我禁不住神经质般地笑了。她是认真的吗？在怀亚特看守所，所有一切在我看来都不正常！现在狱警正在把牢房翻得底朝天，所以我想，此时此刻并不是向辅导员诉苦的时候，我最好还是保持沉默。她又机械地抛出了几个例行问题：

“您遭受过暴力对待吗？您目击过毒品或药品交易吗？您听到过什么传言吗？您见到过在押人员之间发生人身侵犯的行为吗？”

她是把我当成弱智了吗？她认为我这样一个法国人，一个白领轻罪犯人，置身于一群冷酷无情的重罪犯人中间，还敢打破监狱里的“缄默法则”吗？她是想让我早点儿死吗？这一次，无论如何我都得说，我什么都没看见。然而，我的沉默没有干扰她。她的问题已经问完，任务完成，于是她毫无表情地把我打发走了。下一个目的地：厕所。一名狱警递给我们每人一个小玻璃瓶，我们要向里面排尿，而且是在他的眼皮底下尿。这项测试是为了检查我们是否偷偷服用了毒品。检查结果是阴性！我回到了牢房。咔嚓，门又被关上了，之后一整天门都是这样关着。我们没法用洗手池，也没法用厕所，这实在是太糟糕了。在全面搜查牢房的时候，水源是被切断的，目的是防止犯人把毒品或者其他物品扔进下水道。夜里我们得知，今天例行检查后，有3名犯人被关进了小黑牢。

第二天，赵离开了我们。他被转移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监狱，并将在那里服完剩余的刑期，这可不是个好消息。现在住在赵床位上的那个年轻的多米尼加人，几个小时里一直无精打采，躺在床垫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呆滞。他时不时大喊大叫地说疯话。很明显，他吸食的是高纯度可卡因，脑子已经坏了。这个11平方米的牢房里，气氛令人窒息。

幸运的是，克拉拉终于成功地从新加坡向我在看守所的食堂账户汇入了一笔钱，从此以后，我们就能通过电话讨论问题了。我也能向看守所的小卖部发出第一笔订单：牙刷、牙膏、剃须刀、剃须膏、棉签、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内裤。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我唯一的收获就是服刑隔离期终于结束了。我能够走出牢房，能够去公共大厅，能够使用电话，能够和其他犯人见面，能够去探索怀亚特看守所这个微型社会，去探索这里林林总总的丑恶，还有那偶然一现的人性光辉。有一个叫克里斯的犯人是一名真正的黑帮分子，他的“成绩单”令人震惊：持械抢劫银行20余次，定罪也是20余次。他57岁的人生中，有26年是在铁窗内生活！他有两个孩子：儿子26岁，但和他从来没有见过面；女儿是他老婆来监狱探视他的时候怀上的。他还有3个孙子，但是他不知道他们的长相。他对美国的监狱系统烂熟于心——他已经待过12所联邦监狱了。他还有一个苦恼阴魂不散，那就是律师。

“法国佬，”他不停地跟我强调，“永远不要相信你的律师，大部分律师私底下都是为政府卖命的。尤其是永远不要向你的律师认罪，否则他就会强迫你和他做交易，如果你拒绝，他就会向检察官把你兜个底儿掉。还有，要当心其他犯人。犯人里有很多‘告密者’，他们听到一点儿风吹草动就会立马去报告，因为这能够减轻他们的刑罚。”

克里斯随时随地都能看穿阴谋！他确信，斯坦身为前总检察长，不会是一位好律师，因为他善于理解美国司法部的意图，并且与之瓜葛太深。克里斯劝我更换辩护人，去找其他律师，比如他自己的律师。

“你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好的律师了，他可做过‘地狱天使’的辩护律师！”

最糟糕的是，我被带进了他的思路，一整天都在考虑是否接受克里斯的建议。在最后一瞬间意识清醒的时候，我决定改变主意。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日后发生的事情会证明，克里斯说的是对的。我怎么这么倒霉，所有事情的发展都急转直下！

我感到自己被所有人抛弃了，除了我的家人。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昨天下午我居然接受了一次最为古怪的探视。“皮耶鲁齐！律师探视！”一名狱警喊道。这场和律师的会面，或者说是和集团管理层代表的会面，是在怀亚特看守所的一处单独的房间进行的，这是一种“接触式探视”。与之相反的是“非接触式探视”，那里有一道玻璃幕墙，将对话的双方隔开。穿过13道装甲安全门后，再接受一次全裸搜身，我走进房间，有一位年轻女士等着我：

“我是被法国驻美国波士顿领事馆派来的。原本法国领事想亲自前来与您会面，但是他在最后一刻被其他行程耽搁了。”

这位L女士身材纤细，年龄在40岁左右，举止优雅。但作为探监者，她看上去非常不自在。很明显，她被这里的环境吓着了，不过换作别人也会这样，或许她天性多愁善感，她居然忘记了谈话的重点。她没有询问我的状况，也没有问能给我提供什么帮助，而是讲起她自己的人生：她最后一次旅居印度尼西亚、在哪里邂逅伟大的爱情、儿子的不幸，甚至还讲到她在一家时尚餐厅点的最后一道菜！我听着她讲故事，听得头昏脑涨，不知道自己是应该勃然大怒，还是一言不发，任凭她在这样的场合下不合时宜地喋喋不休。可是为什么她会来见我？在会面结束前的那一刻，我才清楚了她的来意。她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恢复了她的职业面孔：

“皮耶鲁齐先生，最后一件事，请您不要再想着申请将您转送到法国监狱的事情了。在美国司法部宣布审判结束之前，他们是不会放您走的。事实上，美国司法部认为，法国在针对腐败行为的起诉上，实在过于宽松。”

这就是她此次探视的目的。我完全听懂了她的意思。看来我只能独自一人摆脱困境，法国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几周后，探视人换成了杰罗姆·亨利——法国驻美国波士顿的副领事。和他的同事L女士相反，他看上去无拘无束。这位外交官办事脚踏实地，为人和蔼可亲。在我被拘留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前来看望我，并确保我和家人之间能够保持联系。在我服刑的整个时期，他是少有的几个有能力的声援者之一，尽管他能周旋的余地极为有限。

回到眼下，与L女士这段“超现实”的会面结束后，我又回到了牢房。穿过那扇唯一的、狭窄的、枪眼形状的“窗户”，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道铁栅栏，几米开外是一排铁丝网，再远处又是一道铁栅栏，更远处便是一座山丘，有一只旱獭像雕塑一样卧在山顶上。我静静地观察着它。不知是因为这只旱獭的出现，还是因为那天清晨监狱笼罩在蓝天下，狱警特别准许我走出牢房，开始第一次在庭院里散步。气温15摄氏度，天气凉爽，天空一望无际。这是美国东海岸的春日清晨，是我的最爱。我独自一人在院子里漫步，还做了几次投篮动作，差点儿以为自己已经重获自由了。然而，我的脑海中依然充斥着无数个问题：我的父亲现在在做什么？我的小女儿拉斐拉找到阻止她掉头发的良药了吗？我的母亲在新加坡做些什么？克拉拉和4个孩子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克拉拉能填好那堆申报表吗？还有……

14.家人才是唯一的依靠

克拉拉应对得很好，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好。她在新加坡，决定把所有担子都挑起来。一周以来，她想尽办法，寻找能抵押房产来为我做担保的美国公民。没有这一保证，就不会有任何一位法官准许我的保释申请。她还联系阿尔斯通，与火电部门的法务主管马蒂亚斯·施魏因费斯特进行了远程通话，而此人的上司正是过去7年里我的老板安德烈亚斯·卢施。施魏因费斯特将情况汇报给了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卡尔。

“我很震惊，”克拉拉在电话里对我说，“刚开始时，施魏因费斯特表现得非常友好，向我解释说阿尔斯通一直都在支援你。但是，当我们开始讨论细节问题时，我才发现他之前说的全都是空话。”

“你的意思是说……跟我讲讲他都对你说了些什么，越详细越好。”

“好的。他说，关于抵押房产的事，阿尔斯通不会帮我们找人，因为美国司法部门不允许它这样做。检察官会认为阿尔斯通帮忙找人只是一种托词，实质上是对你的变相帮助。”

“这个，在这之前我就明白……”

“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就算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最后找到了愿意承担风险为你做担保的美国人，你被保释之后也不能在阿尔斯通继续工作！”

“什么？不可能！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样对我的！”

“不，弗雷德。施魏因费斯特说得非常肯定。因为阿尔斯通也正在接受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所以一定会禁止你和温莎的同事们见面。至少在接受调查期间，你们是不能见面的，甚至连我都不能联系他们。他们禁止我和阿尔斯通的任何一位负责人取得直接联系！”

我觉得自己挨了当头一棒，我未来的所有计划突然都落空了。之前，我一直设想着自己被保释以后——虽说还要被迫留在美国等待审判——依然可以重返位于温莎镇的阿尔斯通美国总部，继续在锅炉业务部门工作。但现在，听完克拉拉的这番话，我想一切都需要重新规划，而且要考虑的不只是我自己。没有阿尔斯通的帮助，我的家人怎么可能坚持下去？但是克拉拉早已预想到了我的这个问题。

“至少，只要你还没有认罪，阿尔斯通就会继续给你发薪水。但如果事态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你早晚要去劳资调解委员会起诉阿尔斯通。他们就这样将你弃之不理，简直太可耻了！我的确有点儿慌乱，但是你放心，我一直都和家里人保持联系。尤其是朱丽叶特，她帮了我很大的忙。此外，我还在网上找到了一些关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材料，其中有一份由资深律师撰写的报告值得一读，之后我会发给你。”

我深知妹妹朱丽叶特对我的支持有多么宝贵。她接受过专业的法律教育，而且她在一封信中向我透露，她已经把那份针对我的起诉书详细地分析了一遍（在我被捕的第二天，起诉书的几乎全部内容就被上传到了美国司法部的网站上）。

“亲爱的弗雷德，”朱丽叶特在信中写道，“当克拉拉将你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的消息告诉我时，我极为震惊，全身颤抖，不得不先在广场旁的台阶上坐下。我仿佛看到了克拉拉满含泪水的双眼。一进家门，我就用谷歌搜索你的名字，发现你已经成为‘美利坚合众国诉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案的起诉对象。我点击了美国司法部的公开文件，并打开了附件，令我感到更加震惊的是，全文居然长达70多页！这对法国人而言简直不可思议：还未等判决结果出来，美国司法部居然就将起诉内容公之于众！尤其是当我仔细读过起诉书之后，更是感觉匪夷所思。他们凭什么把你监禁起来？证据是什么？他们那种司法运作方式让我极为愤怒。更何况，就算起诉书上写的内容全部无误，按照法国或是欧洲的惯例，如果腐败行为已被证实，首先针对的也应该是企业本身，而非企业的雇员。除非腐败行为是雇员擅自所为，或者是为了中饱私囊。但很明显，你的案子不属于这两种情况。皮耶鲁齐，你一定不要气馁，你要坚持下去，我坚信很快他们就会将你释放。我会向法国外交部上报此事，争取请他们前去处理你的危机。”

下面就让我们来谈谈法国外交部。我被捕的地方是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那里发生的领事保护事宜归法国驻纽约领事馆管辖。我被转送到的怀亚特看守所位于罗得岛州，那里发生的领事保护事宜归法国驻波士顿领事馆管辖。而在朱丽叶特提醒他们之前，法国外交部的办事人员居然对我的行踪一无所知，甚至根本不知道我。

朱丽叶特将此事上报后，波士顿领事馆才派遣L女士前来探监。如果我妹妹知道我们两人的谈话内容，听到法国外交部派来的代表都对我说了些什么——简而言之，法国不会为此事动用任何力量——她一定会大吃一惊，连最后的幻想也会破灭。

在电话里，我还和孩子们进行了入狱以来的第一次通话。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现在身处何地。皮埃尔告诉我，在最近一次数学测验中，他的成绩很不好，而我并没有责备他，这让他非常惊讶。

我和克拉拉还能将真相隐瞒多久？为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也为了我的内心能恢复平静，我必须想办法重获自由。如果在怀亚特看守所关押时间太久，我想我会崩溃。我再也无法忍受犯人之间那地狱般的吵骂声，再也不想听他们那些关于票子、车子、毒品和妓女的故事……

15.从怀亚特看美国司法

我再也不愿见到这些犯人，再也不想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我必须学会如何在他们中间生存下去。我没有听从克里斯（那个并不疯狂的歹徒）提出的建议，而是决定去找两三个犯人，解释一下我被捕监禁的原因。必须承认，我确实与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从外表上看，我实在不像毒贩，更不像抢劫犯。然而如果我继续保持沉默，最后他们就会把我当作“恋童癖”，那太恐怖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不信任这些“告密者”，所以我没有将我被捕的原因和盘托出，只是讲述了事件的梗概。听了我的经历后，狱友们一致认为，只要我不认罪，检察官就一定不会把我放出去；我必须和美国司法部进行交易，即使交易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进行。我不知道也无法弄清法官对我的指控是全部保留还是撤回一部分，即使交易条件极为不平等和不公平。但若不这样做，我就得放弃重获自由的梦想，做好在这里再耗上几个月甚至很多年的思想准备。

这是因为，在怀亚特看守所，司法流程并不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在美国电视剧和电影中，美国人为了鼓吹自己的司法体系，往往会拍摄这样的场景：万人瞩目的庭审现场，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作为正义的化身为被告人辩护。我们早已被这种剧情洗脑，误以为即使是最为弱势的群体的案件，也会有人倾听，更会有人为之辩护。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因为与这个群体有关的犯罪案件，基本都不会走到庭审这一步。在90%的案件中，被告人会选择放弃申辩，原因非常简单：高昂的辩护费必须由被告人全额承担。只有那群最有钱的人——必须是真的非常有钱的人——才能负担得起律师事务所的费用。

事实上，身处美国的司法体系中，被告人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检察官只会朝有罪方向进行调查；而法国的预审法官则与之不同，他们会同时寻找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查阅卷宗、对案件进行复核鉴定、寻找有利于被告的证词，进行这些步骤的费用在美国都必须由被告人支付。而在财务案件中，要查阅的卷宗往往多达几万份甚至十几万份，因此很少有被告人有能力（在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向专业辩护律师支付（高达几十万美元的）辩护费，也很少有人会去求助私家侦探开展复核鉴定。与被告人的情况恰恰相反，检察官拥有各种调查手段和人数庞大的资深律师队伍。原因在于，与法国相比，另一个公认的差别是，美国司法机关非常有钱。因此，在调查手段上，被告和原告从根本上就不对等。另外，如果被告人被羁押入狱，那么他与律师之间的沟通渠道将会非常有限。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一旦他被关进怀亚特这样一座高度警戒的看守所，情况更是糟糕。

不可否认，在联邦一级的犯罪案件中，检察官只有在取得大陪审团（一个由市民组成的团体，人数为16~23人，通过抽签确定人选）的批准后才能提起诉讼。从理论上讲，这个机构相当于一道防止不正当诉讼的门。然而，现实世界里的情况却完全相反。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呈交大陪审团的162 351起案件中，只有11起被大陪审团予以否决。即使被告人最终下定决心接受审判，审判他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比在法国小。美国有一套最低量刑制度，有一系列惩罚等级，标准格外严格，那就是《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从字面上看，就是对量刑程度的要求，而我很快就要去了解这些），它对法官的工作进行了严格规定。

因此，被告人将受到检察官的任意摆布。检察官的权力超级强大，拥有一切能迫使被告人认罪的手段。检察官的战果如下：美国司法部的胜诉率高达98.5%。也就是说，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人中，98.5%最终都被判有罪！

而且，为了达到目的，法官可以让犯人遭受煎熬，需要多久就让犯人熬多久。在怀亚特看守所，有些犯人等待那笔“交易”已经等了两年，甚至5年。最初，他们拒绝检察官给出的第一份提议，因为觉得监禁时间太长；之后，他们又拒绝了第二份提议；于是现在，他们等待着第三份提议，吉凶未卜。这种等待让人在心理上无法忍受，许多犯人在这个过程中身体崩溃、精神失常。在怀亚特看守所，一位跟我走得最近的狱友，绰号叫“运输机”。他从纽约黑手党那里收钱，用私人飞机把钱运到拉斯维加斯，将钱洗白。第一次，他收到的提议是监禁27年，他拒绝了。于是在被关押了12个月之后，检察官又向他提议监禁14年，他又拒绝了。再度被关1年之后，他终于在认罪书上签了字，检察官在起诉书上承诺，向法官建议的刑期不超过7年。最后，“运输机”被法官判了5年。但是这种年限缩短的情况少之又少。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官都会遵照检察官的意见。但其他犯人就没有这么幸运，因为承担的压力太大，自杀的犯人比比皆是。一切都要看犯人的忍耐极限在哪里。

为了不输掉一场诉讼，检察官也会考虑许多和解方式。他们可以引导被告人与他们合作，检举揭发自己的同伙，即便没有任何物证。这种刑罚制度简直是扭曲人性，荒唐至极。每个人都想着出卖他人以求自保，比如那位信用卡造假犯就出卖了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被判处8年监禁，他自己却逃过一劫，只被判了两年。当这种案件变得众人皆知时，当事人通常会被隔离关押，以防止憎恨那些背叛行为的犯人对其施以报复。

美国的律师已经适应了这种体制。他们当中多数人的职业生涯都是从做副检察官或者助理检察官开始的，直至进入大型律师事务所。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审判当中并不为人做辩护，因此算不上法国人理解的那种真正的辩护律师，他们充其量只能算是谈判专家，首要任务就是说服委托人同意认罪。然后，他们便与控方交易，争取尽可能轻的刑罚。于是这些“律师”在和检察官讨价还价时，便从那本著名的《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中“引经据典”。面对这么诡异的司法体系，我不得不学着去妥协。

16.我的量刑指南

我必须让自己“装甲化”。只有给自己穿上刀枪不入的“铠甲”，才能不被美国司法部这台凶险的机器碾碎。下一次我与美国司法部在“谈判桌”上相见时，要使自己尽可能地具有一些抵抗力。是的，从今以后，我就得用这种视角去看问题。每个人都在打自己的一手牌，都希望赢得牌局，但是如果遇到下述情形，如何能够保持赢牌的信心呢？莉兹在我被逮捕后就收走了我的工作设备（电话、电脑等）。她刚刚对我说，自从我们上次见面后，阿尔斯通就把我从员工信息系统名单中清除了，我再也收不到企业的邮件，平板电脑不能连接网络、登录邮箱，工作电话的付费套餐也被中止。企业切断和我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这是必然的。无论我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我都是他们要尽快摆脱的一个对象。

我只能等待，但等待简直要把我摧毁。就像突然间我已不在人世，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器官被取走。22年兢兢业业的辛勤工作瞬间化为乌有。我必须尽快冷静下来，因为我必须做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是否和检察官谈判。他们约定5月5日和我会面，即我被关押3个星期后。他们肯定认为，我被“腌制”得差不多了，已经可以“食用”。斯坦给我陈述了这个过程中的关键要点。我把他的话一字一句地记在了一个A4打印纸大小的记事本上，这个本子记录了我被关进监狱后每天发生的大事小情，如食堂的菜单、狱警的呵斥，以及其他囚犯给我讲述的故事。当然，我也记下了被羁押以来审判过程的所有环节。以下是斯坦那天对我说的话：

“检察官可能会给您提出‘辩诉交易’[1]。说白了，这是一次保密谈话，相当于预先谈判。他们会向您出示一些他们收集到的对您不利的证据，迫使您认罪。这样，就可以省去组织庭审的麻烦。当然，这也便于他们对阿尔斯通高层施加压力，好让他们也能尽快认罪，配合调查。阿尔斯通要为此支付一笔巨额罚款。”

“那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如果您认罪，他们就能坐实其他几个被起诉的管理层成员的罪名，作为交换，您的刑期会减少一些。您现在被控有10项罪名，如果双方谈判顺利，您就可能只是被控1项简单的腐败同谋罪。您就会像罗斯柴尔德一样最多被判5年，当然这是在一切进展顺利，而且法官认可您认罪事实的情况下。”

“如果我拒绝呢？”

“我不建议您这么做。他们手上有两张‘王牌’，即他们的两位证人。第一位是谢拉菲，他已经对检察官和盘托出。他指控您对其向印度尼西亚议员行贿一事知情。第二位是罗斯柴尔德，他也表达了类似的内容。而谢拉菲和罗斯柴尔德都和检察官达成了协议。”

“说到这儿，您认为他们的证词有价值吗？”

“我认为这足以说服法官。如果您一定要打这个官司，您就是在用您的未来玩‘俄罗斯轮盘赌’。”

“也许，但是这两位证人的手上并没有任何针对我的实质性证据。他们在起诉书中提到的那些邮件并没有直接指向我。如果真的打起官司来，我或许有一线生机。”

“问题就是那些邮件，检察官昨天给我们寄了您的全部卷宗，共有11张光盘，少说也有150万件物证。里面主要是阿尔斯通高层近14年的往来邮件，还有联邦调查局以‘内部渗透’的方式录下的一些音频资料。检察官说在录音中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但我们不知道里面具体录下了什么。”

“那就需要律师好好分析一下！在我看来，这是当前律师首先要解决的事！”

斯坦突然变得很愤怒：

“我不知道您是否想象得到这意味着多大的工作量！简直是天文数字！150万件！这至少需要耗时3年、耗资几百万美元才能做到。”

一张精心布置的罗网正在收口，这的确令人生畏。而且无论布局的人怎么做，他都会成为赢家。简而言之，如果想被释放，我就得认罪。否则，我就要做好准备，在审判前长时间被羁押在看守所。我的狱友说的没错，无论你的初衷是什么，检察官最终都会逼你坐到谈判桌前。

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5月5日就要到了。估量、计算、权衡利弊，各种思绪像旋转木马一样，在我脑海里一圈又一圈地飞速旋转着。

决定命运的一天来了，监狱条例使我重新回到现实中。我又一次如同服苦役一样，手脚戴着锁链，同另外11名嫌疑犯一起被塞进一辆押送车，送往纽黑文法院，检察官正在那里等着给我提出“辩诉交易”。

我进入法院，看到了斯坦和莉兹，他们身边还站着曾两次严厉拒绝我的保释请求的康涅狄格州检察官诺维克。在他身边，还有一位我从来没有见过，也祈祷永远不要和他打交道的检察官——丹尼尔·卡恩。他是美国司法部反腐办公室的联邦检察官，此次专程从华盛顿赶来。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专攻美国反海外贪腐犯罪的检察官年轻有为、雄心勃勃、精明能干，以打击白领犯罪而著称。他甚至得过美国最佳副检察官奖。

在纽黑文法院大厅里，卡恩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在投影屏上展示了当前法院掌握的证据。主要有4件——我都是第一次看到的——2005—2009年我们的中间人谢拉菲的一个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里面有一笔是向那位印度尼西亚议员亲信的账户转入28万美元。在他看来，这就是贪腐的铁证，不管怎么说，只要我坚持打官司，谢拉菲就会出庭做证。鉴于谢拉菲和那位议员多年来的商务往来（谢拉菲说，他们甚至合伙在印度尼西亚投资了几家企业），这些转账记录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奇怪之处。怎么能说它们与塔拉罕项目的合同一定有关联呢？就算它们和此事真的有关联，我也没有从谢拉菲或者别人那里听说过，更不知道这笔转账的具体金额。但是，我宁愿保持沉默，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就像莉兹在开始前向我极力建议的那样：

“无论发生了什么，您都不要做出回应。即使他们尝试动摇您，您连眉头都不要皱一下。”

我严阵以待。卡恩说的每句话都让我感觉到，我像是一只被胶水粘住的可怜苍蝇，无论怎么挣扎，都会不可避免地越粘越紧。在卡恩和诺维克的报告中，我被定义为“链条中的一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要顺藤摸瓜，按照涉罪的不同级别，一直追踪到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柏珂龙。我们的谈话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两位法官没有向我提出任何问题，对他们来说，今天展示一下“肌肉”就够了。球在我这里，要由我来决定要不要踢出去，但我不能拖延很长时间。因为就像谈话开始前斯坦对我说的那样，时间就是我最大的敌人。

“还有一些他们没有对您说的事，”律师对我说，“但这些事会使您的处境雪上加霜。他们刚刚起诉了第三名阿尔斯通高管——彭波尼（退休多年后他的职位由罗斯柴尔德继任）。他们在打时间牌。”

“我实在不明白，斯坦。彭波尼被起诉对我的案子会有什么影响？”

“他们肯定会向他抛出一个协议。如果彭波尼在您之前认罪，并且向检察官提供一些新的信息，那对他们来说，您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您也就不能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达成认罪协议。您最终会成为他们的弃子，他们会把您‘遗忘’。您就只能在看守所里待到被审判，您只有两三天的时间，真的需要尽快做出决定。不能再拖了！”

“可是，我做出决定的依据是什么？他们真卑鄙。如果我认罪，阿尔斯通就不再为我支付律师费，将完全抛弃我；如果我不认罪，我可能就要被判蹲125年监狱。我要在两天内做出决定，是因为彭波尼有可能‘窃取’我的位置。而导致目前这一状况的根源是，我无法阅览我的卷宗，因为太多了，足足有150万件，而您的事务所无法分析它们。您是不是在耍我？”

“我们无能为力，弗雷德里克。对有可能被判蹲125年监禁的您来说，不着眼于现在的情况是不切实际的。”

“但我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风险？您坦白告诉我！一些犯人对我说的那个臭名昭著的《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到底是什么东西？”

莉兹轻轻地做了个手势，像在安抚一个任性的孩子。

“您得冷静下来，皮耶鲁齐先生，请您好好听。”

莉兹做的陈述是我听过的最荒谬的东西。

“我们做了一项研究，”她对我说，“首先，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积12分。其次，要计算阿尔斯通在被指控的合同中获取的毛利金额，也就是600万美元，需要加上18分。最后，向印度尼西亚议员行贿，这可是条重罪，还要加上4分。另外，因为有多笔转账记录，根据美国司法部裁决就是多次贿赂行为，又要加上2分。总计36分。这还不算，如果您被检察官视为是这项‘阴谋’的主谋，那还要加上4分，当然，事实不是这样，所以总共还是36分。”

“莉兹，您算了半天分数，最后想说明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我得在监狱里待多少年。”

“我马上就说到了！您这36分会被放到一个表格中，这个表格有两个输入法，横向是您被判刑的月数，纵向是与您违法犯罪相对应的分数。如果您硬要打官司，在量刑定罪时，法官会遵循这个计算表，通常您至少要被判188个月，甚至可能是235个月。”

“但是，莉兹，为什么美国司法部要这样计算呢？首先，为什么要把阿尔斯通获得的利润算到我的头上呢？钱又没进我兜里，而是进了企业，也就是股东们的腰包里。我从中连1美元都没得到，更没拿什么回扣。那么，对一个为了公司的利益勤勤恳恳工作的职员和一个从中攫取利润、中饱私囊的职员，他们的处置是完全一样的吗？”

“没错。美国司法部会认为该职员想要保住职位、想要晋升，抑或想要捞取福利，所以它推算该职员得到了好处。”

“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将这些所谓的好处进行量化说明。”

“您听好了，讨论这个毫无意义。您总不能改变美国法律吧？积分原则就是这样，无可争议！”

“还有那些汇款呢？本来是一份中间人合同，即便给谢拉菲的佣金被分成了几次支付，这里的2分又怎么解释？”

话说到此，我看莉兹满脸通红，仿佛要气到爆炸。斯坦生硬地搭腔：“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就是这么规定的，争论这个毫无意义。”我无言以对。

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我被送回了怀亚特看守所，遭到如此的打击，我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我犹如惊弓之鸟，在看守所唯一的公共空间——公共大厅里游荡。有些囚犯在下棋，其中一人下得很不错，攻势凌厉。赢棋后，他过来找我聊天，给我讲述他是如何因在家中藏匿了500千克大麻而被捕的。他13岁时，他的妓女母亲就离家出走了，他父亲把他遗弃在了树林里，我仿佛在听童话故事《小拇指》一样。后来他以偷盗为生，在慢慢摆脱困境后，却开始种植大麻……

我开始在脑海中把500千克大麻换算成积分，然后把积分折合成刑期。由于他之前就犯过罪，所以还得加上犯罪前科的分数。我停止计算，感到眩晕。“为了在监狱里生存下来，”我的狱友梅森不停地向我重复着，“你得闭上眼睛，然后深呼吸。”深呼吸，活下来，就这么简单。2013年5月5日晚，我第一次在怀亚特看守所跟其他犯人一起在食堂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是欧冠杯决赛的录像。出人意料的是，拜仁慕尼黑队以3比0爆冷战胜巴塞罗那队。

[1] reverse proffer，根据上下文意译为“辩诉交易”。——译者注

17.A囚室

第二天，看守所负责人把我调到A囚室。一位身材矮小、秃顶、牙齿掉了一半、75岁上下的小老头用法语对我说：“您好，先生！”基本不带口音的法语的标准发音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早安，法国佬！”年逾古稀的他开心地和我搭着话，“我叫杰克，但这里所有人都叫我‘那个老人’，我都等你好久了！”

看到我惊讶的神情，杰克向我解释说，他和怀亚特看守所负责人“有点儿关系”，他是我转到A囚室的主要原因。

“自从你来到这儿，我就跟他们申请把你调过来。至少和你在一起，我还能练练法语。”

杰克是我交往过的人中最有趣的之一。他曾是个大帮派的传奇人物——臭名昭著的黑帮“法国贩毒网”在马赛分支中的少数几个幸存者之一，是20世纪30—70年代美国黑社会可卡因的供货商。他从纽约的布朗克斯区开始他的帮派生涯，1966年被判入狱5年，1974年又获罪被捕。随后他逃亡到法国马赛。1978年，法国缉毒刑警大队又一次中断了他的黑帮生涯。被引渡回美国后，他在苦役监狱服刑12年。1997年被释放之后，他重操旧业，倒卖海洛因，因而又被捕入狱两次。他总共有36年的刑期，其中有4年在法国服刑。最终他被送到了怀亚特看守所。有了这样的经历，自然不用说，高墙里面一定有人给他撑腰。事实上，他认识所有人，并且所有囚犯也都认识他，甚至还很尊敬他。他是看守所真正的主人。除了丰富的前科以外，他还算是个热情友善的人。他很喜欢法国，身边总是有两个讲法语的人陪着。一位是希腊人，名叫亚历克斯，毕业于马赛商学院，曾就职于法国巴黎银行；还有一位是希腊裔加拿大人，绰号为“运输机”。这三个人都待我如座上宾。他们给我咖啡、糖、奶粉、收音机、一面用铝条做的镜子、一双新球鞋（我在小卖部订购的那双还没到），以及特别让我感到幸福的是，一个上好的枕头和一张二手的床垫。

与我来时所在的D囚室不同，A囚室没有单人牢房。A囚室是一个由56个床位组成的大宿舍，囚犯们每4人用一个小隔间，每两个小隔间中间隔着一堵1.3米的矮墙。每个小隔间里有两张上下铺，隔间面积不超过9平方米。除了拥挤外，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缺少自然光，光线只能透过三扇罩着阻光膜的小气窗渗进来。我们靠着氖灯的光线生活，那两盏氖灯中的一盏会彻夜常亮，以便有斗殴情况时，能够辨认出混乱制造者。那些像我一样睡在上铺的人必须习惯于被离头只有50厘米的灯照射着睡觉。我适应了3个晚上才成功睡着，绝望疲惫的双眼只能盯着斑驳且多处剥落的黄色墙壁。A囚室已经快10年没有被正儿八经地修缮过了。原因都是一样的：以赢利的名义尽可能地降低看守所的运营成本。

更加令人恐怖的是，不仅浴室是公共的，就连厕所也是公共的！5个坐便器沿墙排开，彼此间只隔着一堵1米高的小矮墙，而前面什么遮挡都没有！

被监禁几周以后，犯人们才会按照分类，最终被分派到不同区域关押：除了按年龄或者按危险等级分区，还有“帮派”区、“劳动者”区等。A囚室被认为是关押那些年龄超过40岁、基本不太爱惹是生非的犯人的区域。这儿有一个比较大的“拉美帮”（多米尼加人、牙买加人、墨西哥人），还有几个亚裔。比较奇怪的是，A囚室还有9个希腊人及希腊裔美国人，我是唯一的法国人。我的大部分狱友都是被控谋杀、持械抢劫、贩毒或银行卡诈骗（以越南裔居多）。在这些经典老套的罪行和不法行为中，我的案件显得与众不同。在我来到A囚室前，没有任何一个囚犯听说过这个罪名。

据说，这个区域关押的犯人都比较平和。我可不愿去想象其他囚室是什么样子。在A囚室，宿舍里的争吵、偷盗、毒品和药品交易已经稀松平常。某个犯人为此被送到单人牢房关上几周或几个月禁闭的情况每周都会发生。避免麻烦的基本法则是，永远不要长时间盯着一个犯人看或者触碰一个犯人；不要拍肩膀，不要握手；在耐心排队等着领饭时，要注意不要蹭到任何人；任何一个小动作都可能被认为是身体侵犯行为。

散步的院子就在囚室旁边，虽然院子很小，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但却是个和平的避风港。囚犯们彼此严格遵守一套心照不宣的规则：8 ~ 11点，做体操或者散步的人用院子；早上其余时间和下午，院子是徒手打壁球的犯人的天地；20 ~ 21点，散步的人又可以出来放风了。

在我被转到小隔间后，我的新狱友又教了我另一个使用公共空间的潜规则：吃饭时，犯人们必须坐在同一张桌子的同一个位置。在两餐中间，大家最终坐的位置可能会变，但会力保这个规则不变：每个小时都会有新活动，新犯人必须适应这个潜规则。这一点很令人费解，特别是在刚开始时。随后大家就都慢慢遵从这个潜规则了。

在我的新“公寓”里，我第一次收到孩子们的照片。克拉拉选了一些拍得最好的。他们开怀大笑的表情，让我心情很愉快。亚历克斯和“运输机”自从被收监后——分别有15个月和22个月——就再也没见到过他们的妻儿。他们坦诚地说，被捕前他们的夫妻关系很稳固，但是现在，问题越来越复杂。

昨天，我的妹妹朱丽叶特和妻子克拉拉通过电话对我说，我父亲已经收拾行李准备来美国探望我。我真不希望他经历这次劳顿奔波的旅行，想到只能通过隔断信号的玻璃墙用电话和他交流一个小时，我就黯然神伤。我不想让74岁高龄的他再受如此侮辱。我觉得自己会羞愧得无地自容。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同时为我的自私感到内疚。如果我是他，我当然会跳上飞机，到美国来援助狱中的儿子，缓解自己的担忧之情。我知道，我的事情让他难以冷静，但他必须保持克制，认真思考能为我做点儿什么。但如果父亲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他就会理解的。

明天，我会做出一个重大决定：稀里糊涂地认罪。我会叫克拉拉来，向她解释我内心的纠结，因为这一切都会对她和孩子们产生巨大的影响。她唯一在乎的事情，就是我可以重获自由，无论对家庭和工作造成什么后果。自由是无价的。

我还有一夜的时间思考……我脑海中至少还有一个好消息：琳达，我们住在康涅狄格州温莎镇时认识的一个美国朋友，已经同意抵押她的房子以便让我获得自由。这是一个巨大的希望，但这就足够了吗？

18.阿尔斯通抛弃了我

我在A囚室度过了难熬的第一晚。56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呼噜声震天动地，放屁声此起彼伏，还有偷偷摸摸或者毫无顾忌地手淫的、起身去厕所的，以及狱警的呵斥声……

早饭后，我打电话给斯坦。实际上，我还什么都没想好。一切取决于他将告知的我的刑期。

“弗雷德，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不那么好的消息要和您说。”斯坦说。语调似乎意味深长。

“请您先说坏消息吧。”

“自您被逮捕以来，阿尔斯通似乎改变了策略。在此之前，阿尔斯通对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持保留态度。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向美国司法部呈递了一些文件。检方收到了成千上万件物证，其中有3 000件都提到了您。我觉得……”

“觉得什么，斯坦？”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阿尔斯通内部，可能有些人试图借此机会让您做除塔拉罕以外其他项目的替罪羊，以求自保。”

“但这能让他们得到什么好处呢？我不明白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如果把我逼急了，这事会反转，也会变得对他们不利吧。”

“请您听我说，弗雷德，警方对您的质询让他们觉得事态严重。他们明白，现在该去付款了，而且要支付一大笔罚款。但更令他们感到害怕的是，接下来会有其他人被指控，特别是柏珂龙和其他高层。因此他们的动机就是止损，牺牲已经进监狱的人。”

“但是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我也可以揭发十几个高层！甚至是整个领导层。”

“我知道，弗雷德，如果阿尔斯通完全配合调查且支付罚金，美国司法部就会对贵公司高层网开一面。但我想跟您强调的是，这样做极其耗时，因为检察官会根据阿尔斯通提供的文件中有关您的内容讯问您。”

“这会花费很多时间吗？”

“这不是最重要的，在3 000件物证中，或许有那么几百件是重要物证。因此如果您同意，他们会向怀亚特看守所寄送物证光盘，您就可以在监狱的电脑上阅览查询，然后他们会在纽黑文法院根据这些证据讯问您。他们如果满意您的答复，就会放弃起诉。”

“否则呢？”

“没有否则！否则的话您就待在怀亚特看守所，继续等待案件推进。”

“能不能给我个放心的说法，我是否可以继续申请保释？有一位名叫琳达的美国朋友已经答应抵押她的房产为我做担保。”

“原则上可以。但我不敢确定阿尔斯通在这次转折后是否还会支付您保释期间的看守费用和房子租金。如果您自己出这笔钱，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安保费用就会特别高昂。更何况在没有查阅完所有证物之前，检察官也不会同意释放您。”

“您不是说还有个好消息吗？”

“是的，好消息就是，如果您同意阅读这些文件并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就可以把您的刑期减到6个月。”

此刻，我听到这个数字应该感到高兴，这正是他们期待的效果。如果你坚持出庭应诉，他们便用多年的重刑期吓唬你，然后用一个少很多的刑期逼你认罪。如此这般，我也进入了这个任何人都不能逃脱的定律。

我们已经用电话交谈了15分钟，通话随时可能会被切断，因为每次谈话时间只有20分钟。我还有十几个问题想要询问斯坦：认罪的限制性规定、检方讯问的流程、对那6个月刑期的担保条件、可能会被撤销的那些控罪。但他催促我做出决定。

“您需要做出决定了。检察官肯定也给彭波尼开出了同样的条件，如果他也同意，您的刑期可就不止这6个月了，肯定会长得多，而且您可能会失去检方提出的任何条件，只剩下认罪服法一条路。”

我尝试问最后一个问题：

“关于6个月的刑期，法官能否听从检察官的请求，我能得到什么保证吗？”

“什么都没有，法官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听取检察官的意见，尤其是在康涅狄格州。”

“如果您确定检察官会向法官建议只是6个月的监禁，那我同意您的建议，斯坦。”

我应该长舒一口气。我最终做了这个决定。然而，还有成千上万的问题接踵而至。如果我认罪，那么阿尔斯通高层会做何反应？如果企业切断了我的经济来源，那么我的妻儿要如何生活？他们肯定无法留在新加坡，必须要回到法国。至于我，我是自由了，但要以交保释金的方式独自留在美国，无法工作，继续等待判决。倘若如此，或许离婚会更明智些。我把法国的房子留给克拉拉，至少她有望以此保护家庭。

19.重回纽黑文法院

讯问进行得一点儿都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糟透了。只需要看看检察官卡恩和诺维克愤怒的神情，就知道我的回答并不是他们期待的那样。他们中断了谈话，说要给我“一点儿时间好好思考一下”。我的律师斯坦借此机会向我提议把所有的名字都和盘托出，他严厉地斥责说：

“您是怎么了？为什么否认了？”

“我没有否认！我只是说明了真相，您难道没发现吗？是，阿尔斯通确实付给我们的中间人谢拉菲1%的佣金。但我从未听他提及对印度尼西亚议员穆伊斯有过任何形式的贿赂行为。另外，穆伊斯在项目招标中也没有任何实权。”

“但您或许怀疑他们付了点儿小钱，对不对？您知道的，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另外，谢拉菲都已经出庭做证了，而且他把一切都推给了阿尔斯通。所以请您别再绕圈子了，他们想听什么，就告诉他们什么。否则，我提醒您，这一切都会被叫停，您会立马回到看守所，6个月的刑期也泡汤了！”

“但这就需要我说谎啊，斯坦，这太过分了。如果他们想要有人认罪服法，我完全做好了准备。是的，当阿尔斯通雇用了第二名中间人阿兹曼时，整个高层包括我本人都知道有人索贿。聘用阿兹曼的原因基本不用怀疑。然而，谢拉菲最初被雇用时，并不是为了去收什么小钱。他绝对不可能收过什么小钱。总之，他是这样对我说的。”

“是的，但是第二个中间人阿兹曼，检察官根本不在乎他！他们给您罗列的一系列罪名都建立在谢拉菲的证词上！而且现在，他们并不打算改变策略。”

“那我该怎么办？”

“嗯……请您听好我要和您说的。”

随后我的律师想出了出其不意的一招，他说服我变换一下措辞，使我既能避免说谎，又不至于葬送他和检察官的谈判成果——他让我“有意无视”一些事实。总而言之，就是采用鸵鸟策略。即使邮件不能直接或间接证明我被牵涉其中，即使我对最终付给谢拉菲的一部分佣金并不知情，我还是会因为不知情、没有了解情况而获罪！因为，我可以“有意无视”这些事。对于美国司法部，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样的。

所以我把斯坦教给我的一套说辞烂熟于心，然后再回去重新面对检察官们，向他们从头到尾背诵一遍。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诺维克和卡恩似乎对我的转变感到高兴。

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他们对第二个中间人阿兹曼不感兴趣，而对第一个中间人谢拉菲更为关注，虽然阿兹曼的贪腐行为比谢拉菲更严重——在合同生效后，或者说最晚2006年开始，以按月支付的形式，阿兹曼收受了总共12个月的付款，行为已经坐实（根据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要被判入狱5年）——但是阿尔斯通付给谢拉菲的最后一笔钱是在2009年，因此给阿兹曼付款的行为并不能算在2012年11月我被控告时的调查时效内。

结束了令人胆战心惊的一天，回到怀亚特看守所之后，我打电话给克拉拉。她和我妹妹朱丽叶特分工共同为我提供帮助。朱丽叶特和她通晓两种语言的丈夫，与我的律师们协调处理法律事宜，而我的妻子克拉拉则负责和阿尔斯通保持联系。或者说，她尝试着保持联系。因为此后的情况不用怀疑，对公司来说，我已经是一枚弃子、一匹害群之马。她得到了一些信息（或者说流言），让我觉得难以置信。公司法律部的人甚至不屑跟我通个气，就自行得出了结论。他们认为，无论我的初衷怎样，最终都会迫于压力认罪（他们深信不疑）。罗斯柴尔德和谢拉菲的双双指证已经让企业风雨飘摇，甚至有传闻说他俩已经成为“举报人”（确切说就是“预警者”），就像美国法律《多德-弗兰克法案》提及的那样，他们会因“背叛”行为受到嘉奖，可能会从阿尔斯通缴纳的罚金里抽取10% ~ 30%作为他们的报酬，瑞银集团一个前雇员就因为指认企业的犯罪事实而获得了1.04亿美元的巨款。

所有围绕罗斯柴尔德的这些传言都是不准确的。据我所知，他不会收到美国司法部的酬金，因为司法部强迫他和他们合作，只是承诺给他减刑。但自从我被逮捕后，整个企业就笼罩在恐慌之中。同事们都在绞尽脑汁回忆以前各种会议时的情景。每个人都在想，某天的某个会议，是不是有只“鼹鼠”在场，他是不是带了录音话筒，特别是，自己是否说了什么此后可能会被追责的话。所有人都在担心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会不请而至，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很多老雇员甚至到企业法务处申请配备一名律师，以便轮到自己头上时备用。很多人都觉得自此以后总裁柏珂龙的地位岌岌可危，他本人随时有可能被起诉。在巴黎总部，战斗警报已经拉响。

我后来才听说，公司法务部在我被逮捕后给50多位前期被美国司法部调查讯问过的高层发送了一封邮件。这在阿尔斯通是一个非常反常的防御行为。

“众所周知，美国已经对我司几个疑似存在贪腐行为的海外项目开展了司法调查。公司内部自检表明，诸位被牵涉进这些案件中……如诸位有赴美出行的计划，美国当局有可能对诸位进行讯问，”邮件里写道，“请在因公赴美前和卡尔确认。”随后法务部向各位高层建议：“如被讯问，各位应清楚您面对调查员时有权发言，亦可保持沉默。这完全取决于您自己，且美国政府无权强迫您接受会见。”然后，法务部又附上了一系列建议。

为什么阿尔斯通要等到我被逮捕之后才警示自己的雇员呢？公司明明早就知道他们是美国司法部瞄准的调查对象。为什么卡尔在我被逮捕之前还叫我什么都不用怕？我应该不在这份50人的名单里。这是后来与案件相关的人员向我确认的。为什么我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捕？为什么是我？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如今仍然没有得到答案。我即将担任的职务（阿尔斯通和上海电气集团合资企业的总裁），会不会和这次遭遇有关呢？这个合资企业如果有幸问世，将会使集团成为发电领域的国际领先企业。在分析人士眼中，这个合作会使阿尔斯通电力和上海电气双方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也会对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通用电气造成不小的冲击。而这一点，美国人十分担忧！

我期待这个问题能尽快有个答案，不用说都可以想象得到，勒瓦卢瓦阿尔斯通总部和集团海外公司上上下下笼罩着怎样的疑虑和不安。如果说公司执行委员会开始玩儿起了击鼓传花的游戏，以保护暴露的高层领导，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而对我来说，遗憾的是，木已成舟。

20.证据

我得挺住，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我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并开始锻炼。至少我在这里是有时间的。我加入了一个由3名囚犯组成的锻炼小组。3天以来，我们每天早上在院子里做像体操一样的动作。我惊恐地发现，我甚至都不能连续做3个俯卧撑。但我没有放弃，我给自己做了一个日程规划。上午，锻炼身体保持健康；下午，在办公室查阅物证。所谓的办公室就是一间放着6台老旧电脑的小屋子。这些信息技术器材可供囚犯们查询他们的刑事卷宗，特别是检察官搜集到的物证。

门口的一名女狱警会把标好名字的律师信件发给我们。莉兹寄来了4张光盘。我可以通过电脑查询并做些记录，但却无权打印任何文件。光盘里收录了所谓的阿尔斯通提供的3 000份物证，但我怀疑检察官还增添了一些以其他方式搜集到的证据。其中很多物证上盖有瑞士警局的印戳（2010年，阿尔斯通被控在瑞士有贪腐行为而接受调查）。

这主要是一些我在2002—2011年收发或只是被抄送的邮件。时间最早的那些项目的有关细节已经很难记清。我在大脑中快速算了一笔账：我们每天在这个屋子里只能待一个小时，如果我要把检察官搜集到的150万件物证全部看完，就算一分钟能看一件，那么我需要68年才能看完全部文件，这真是又滑稽又卑鄙。在这个司法体系里，人们最基本的权利遭到了嘲弄。美国司法部的公职人员心知肚明，拖延时间对他们有利。所以他们故意用成吨的纸张将被告淹没。他们遵循着一个毫无人性的原则：剥夺待审犯人——除非是有钱人——一切能够为自己辩护的手段，以迫使他们最终认罪。不管怎样，每天我都在审阅这些光盘，尽管内心深处有一个阴沉的声音不断告诫我：这种近乎疯狂的查阅是徒劳无功的。谁知道呢？也许我撞了大运，能发现一个金块。或许这个关键物证能让我的原告哑口无言。不管怎样，这些光盘还是给了我些许目标，至少可以使我的智商水平得以维持。

仅仅过了几周，看守所就摧垮了我的精神。没有手表，没有电脑，没有飞机，没有会议，没有办公室，没有工作上的项目，什么都没有！从此，我生活中最令人激动的事基本可以概括为：我们是不是一个月能吃上三顿鸡腿，或者下周日看守所会不会给每个人发一小罐冰激凌！

A囚室的环境日趋恶劣，言语争吵与身体挑衅越来越频繁。两天前，一个高大的黑人偷了我的镜子，看到这一幕的一个土耳其人马上过来站到我们中间。我劝他们冷静下来，他们却开始叫嚷着互骂。整个囚室的人都在围观这个场面。两人冲向淋浴头开始打斗，那是摄像头唯一的盲区，几个持械狱警立刻蹿出来防止他们把对方打死。斗殴双方随后被关进了单人囚室。最近单人囚室总是人满为患。我内心因这一争斗而感到自责不已。争斗是因我的镜子而起的，不是吗？在这里，暴力随时会落到你头上。过了一阵，我听说又关进来一个犯人，那是一个粗鲁的胖子，他和一个小老头儿住在同一隔间里。这个新关进来的犯人是个强奸惯犯。狱警肯定认为，他总该不会去攻击一个老人，或者他们之间可能没有什么共同话语。狱警只是满足于填满每一个空着的床位。晚上，大家听到了几声叫喊，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早上起来，为时已晚——老人已经被送到医务室了。

一周前，我决定去参加弥撒。监区里所有的拉美人和希腊人都去了。我已经4年没进过教堂了，上一次还是参加我小外甥的领圣体的仪式。神父在对宽恕进行布道，要懂得宽恕别人和自己。我不信上帝，但耶稣的启示是普世的。我自忖或许有更深层的原因指引我来到他的围墙之内。出去的时候，我是否会活得更深刻、更平衡、更真实？明天我能否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更好的儿子、更好的兄弟、更好的丈夫，克拉拉已经为我经受了太多的磨难。

至少，在度过了充满不确定的一个月后，局面变得更加明朗。如果我能争取有条件释放，我就必须待在美国，而克拉拉要带着孩子们来和我团聚。她早都安排好了：从新加坡搬家，寻个差事，让孩子们注册入学，她甚至已经为我在波士顿找了一间公寓。她费了这么大力气做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由于我继续被监禁，所有计划都似竹篮打水一场空。4个孩子准备就读的新加坡国际学校名额很紧张，我们得在9月开学之前预先注册，并且在5月初交一笔数目不小的预付款。现在看来，全家至少这个学年都要待在亚洲，这可能对大家来说都方便些。

这周，我的朋友汤姆来看我。他是个法美混血儿，我1999年刚到美国时就认识他了。我在怀亚特的探视厅见到了他，我们要隔着巨大的屏蔽电子信号的玻璃墙用电话交流。由于很多来访者都是拖家带口一起来，小孩子很多，巨大的嘈杂声使人们很难听清彼此。但无论怎样，看到一张熟悉的脸让我感到很开心。他和克拉拉一直有联系，并约好等他探视完毕后就打电话告诉克拉拉我的健康和心理状况。我们有1个小时的交流时间，1分钟都不会多，到时间以后电话会自动被切断。所有通话都会被录音，因此我们交谈的内容很受限制。我请他让所有人放心。时间过得太快，我很快又回到了A囚室。汤姆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来监狱看我的朋友之一。要知道，1999—2006年我和克拉拉在美国生活时结识的朋友，谁都不敢踏入怀亚特一步，唯恐被美国政府部门记录在案。对于这一点，我完全理解。几天之后，琳达也会来看望我。她为使我获得保释而抵押了自己的房子，这是一个非凡的义举，我对她感激不尽。

21.检察官的“环球巡游”

这些检察官似乎已经不习惯离开我的日子。从5月中旬至6月初，卡恩和诺维克3次传我去纽黑文法院“过堂”。他们进行了一场“环球巡游”。在漫长的数小时之中，他们始终挥舞着2002—2011年阿尔斯通内部的往来邮件提问，内容都是关于公司在印度、沙特阿拉伯和波兰等地签订的或仅是期望签订的合同。他们的问题有的放矢：“这些缩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位发件人称呼其业务伙伴为‘朋友’？你有没有见过这些人？有的话，是什么时候？当时谁和你在一起？你有没有在这个项目上聘请过中间人？有的话，是哪些人？付了多少酬金？付款时间是什么时候？”

在给我看的那堆文件里，他们似乎对西柏特和巴哈这两个印度项目特别感兴趣。我想起来，2002—2005年这些项目曾经在阿尔斯通各部门之间引发过多起冲突。冲突的一方是锅炉业务所隶属的能源环境部和负责汽轮机的汽轮系统能源部，另一方是国际关系部和全球能源销售部。主要的分歧在于中间人的选取，是前ABB的旧网络，还是阿尔斯通的老关系。这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混战！对我而言，我从没见过也没有联系过最终确定的中间人。其实，阿尔斯通在报价时就已经注定失败，因为我们在西柏特项目中没有提出报价，而在巴哈项目中的报价却高得离谱。开标时，阿尔斯通就失去了这两个项目。这就是这段往事的结局，但是对美国司法部来说，事情还没有结束。他们在2013年重翻2004—2005年的旧账，这是为什么？

每一次被传唤问话，检察官都会用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我进行一番轰炸。我尽可能努力地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将答复限定在自己的角色范围内。很多事件已经非常久远，我只想着一件事：结束这些没完没了的庭审，尽早恢复自由之身。检方参加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庭审被安排在6月的第一个周末进行。正常情况下就是走个程序，卡恩和诺维克会让我把供词重述一遍。而我也终于能提交保释申请了，到时没有人能反对。更何况克拉拉已经筹到40万美元保释金，而且我们的朋友琳达还用她的房子做担保。莉兹认为这些足够了。如果日程没有变动，我很有希望在6月15日左右出狱。

狱友杰克看到我这个法国佬很快就要走了，感到非常惋惜。他让我答应他，一出狱就给他寄一张他最喜欢的女歌手妮科尔·克鲁瓦西耶的光盘。1976年他曾在法国奥林匹亚音乐厅听过她演唱，而他当时在法国是越狱犯。他回忆起她现场演唱《跟我说说他吧》这首歌的时候还很激动。晚上，我像婴儿般安然入睡，在氖灯下梦到了巴黎。离最后一次接受“检方老爷”的庭审只剩24个小时。

我自认为的最后一场听证会开始了。阿尔斯通提交的所有文件都被复核了一遍。斯坦那边也一切准备就绪。我们进入了这场“喜剧”的尾声，开始详细地背诵着台词的每一个细节，当时的情景应该会取悦那对无敌双雄的主角——卡恩和诺维克，我的“杜邦和杜庞”，但他们远没有《丁丁历险记》中的杜邦和杜庞讨人喜欢。在最后一场庭审快要结束的时候，卡恩突然要求单独与我的律师谈话。

所有人都躲进隔壁的房间交谈。为什么将我排除在这场交谈之外？是不是因为我回答问题的方式把他们惹急了，就像我们第一次谈话时那样？是不是彭波尼一方又提供了其他信息？阿尔斯通是不是又提供了新的证据？他们是不是想给我安个新的“罪名”？他们的秘密会议开不完了。

我正思索着，门打开了。斯坦一个人回来了，坐在我对面：

“好吧，我来给您总结一下目前的情况。如果您坚持您的保释申请，他们将会拒绝。”

“他们又出了什么新招，斯坦？”

“我们还是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想要杀鸡儆猴。谢拉菲是第一个被逮捕的，他获得了绝对豁免权。第二个被捕的是罗斯柴尔德，他能够进行认罪协商。但是，您很不幸，您是第三个被捕的，而且您在阿尔斯通里的职位更高。按照他们的逻辑，您应该付出更高的代价。无论您和他们达成什么样的认罪协议，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希望您在监狱里待6个月，这样就可以避免您与外界接触的风险，特别是可以避免您与阿尔斯通接触！”

“这太荒谬了。他们在我之前先逮捕了罗斯柴尔德，只是因为他是美国公民，而且他住在美国。而我呢，我身在外国。”

“这一次，我完全同意您，皮耶鲁齐先生。但是我们被卡住了，别无选择。要么您接受6个月的监禁，要么我们继续明天的保释庭审，但是我们获得保释的机会非常渺茫。”

“听着，我想征询一下我的妻子克拉拉的意见。”

“很抱歉，皮耶鲁齐先生，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必须马上决定，我们要么继续庭审，要么放弃庭审。他们给了您10分钟时间做决定。”

我只有10分钟的时间。我再次使用了D区的老狱友梅森推荐的办法，不停地深呼吸。道理很简单。如果他们想让我在监狱再待6个月，那么不论我做什么或说什么，我都逃不掉。我已经被关了近两个月，还剩下4个月。我要么现在一口气服完刑，要么待法庭宣判后再服刑4个月。在后一种情况下，我很有可能被关进一个比怀亚特看守所条件好一些的地方。不过，还是早些了结为妙！我顺从了斯坦的意思，回到怀亚特看守所度过剩余的4个月，因为卡恩和诺维克也是这样决定的。他们对我的案子如此上心，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显然，希望我认罪的不仅仅是他们。不，一定还有其他我不知道的原因。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揭开谜底。

22.《反海外腐败法》

《反海外腐败法》这几个字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它们给我带来了牢狱之灾（此后还须继续服刑4个月），而我对这部法律却知之甚少。斯坦和莉兹已经给了我一些信息，尽管我一再要求，他们也只给我发了一份非常笼统的文件。克拉拉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美国律所长达800页的研究文件，其中统计了所有因腐败而被指控的案件。自从拿到这份文件后，我就一直在仔细研究所有案例，并将它们和我的案子进行对比。在这几个月，我基本上就只做这一件事，几乎快成为一名真正的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专家。但是在2013年春天，我还没有达到专业程度，那时我才刚刚接受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教育。

我发现，这项法律颁布于1977年著名的水门事件之后。在调查导致理查德·尼克松下台的政治丑闻的过程中，美国司法机关揭露了一个暗地资助和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的庞大体系，涉及400家美国公司。负责调查的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透露，美国大型军火公司洛克希德为了向他国出售战斗机，其董事会成员已经支付了数千万美元的贿款给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的政界人士与企业高管。此外，洛克希德还承认向荷兰女王朱丽安娜的丈夫贝恩哈德亲王支付了超过100万美元的贿款，以便销售他们与法国幻影5竞争的F-104战斗机。这一家丑外扬之后，作为应对，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通过立法规定，立即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公职人员”（包括公务员、政治领导人、受托管理公共事务的人）支付佣金。这项法律由两个机构负责执行：在刑事上，由美国司法部控告违犯这项法律的公司和个人；在民事上，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涉嫌篡改账本（进而误导投资者）来掩饰行贿的公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原则上只会干预在美国证券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

然而，《反海外腐败法》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生效以来，就一直受到美国主要行业巨擘的质疑。他们认为这项法律可能会使他们在出口市场（如在能源、国防、电信、制药等领域）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或许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其他经济大国，特别是欧洲国家（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尚未通过类似的法律。相反，这些国家的公司在许多腐败猖獗的国家继续求助于中间人服务。一些国家，比如法国政府甚至为公司制定了向财政部申报贿赂款项的制度，以便将这些款项从公司应纳税款额中扣除！这项制度在法国一直持续到2000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规则。美国政府没有打压自己企业的倾向，也不想惩罚美国的出口产业，并没有大力实施《反海外腐败法》。1977—2001年，美国司法部只惩罚了21家公司，而且通常都是二线企业。这样算下来平均每年惩罚的公司还不到一家！

然而，美国雇主协会并不希望这项法律“进入睡眠状态”。美国的行业巨头很清楚他们能从这项法律中获得多少利益。为了达到目的，只需让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卷入同一麻烦。1998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美国国会修改了法律，使其具有域外效力。此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同样适用于外国公司。美国政府自认为有权追诉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它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如谷歌邮箱或微软邮箱）收发、存储（甚至只是过境）邮件，这些都被视为国际贸易工具。这项修正案就是美国人的一个把戏，他们把一项可能削弱自身企业的法律转变为干涉他国企业、发动经济战的神奇工具。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从2000年中期开始不断地试探这种域外法权的底线。例如，毫不犹豫地审判外国医生——因为他们被委托从事公共服务，就像审判“公职人员”一样，从而对国际制药公司提起诉讼。

企业因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支付的罚款总额在2004年仅为1 000万美元，到2016年则猛增至27亿美元。“9·11”事件后颁布的《美国爱国者法案》使这一大跃进成为可能。该法案赋予美国政府部门可以借助反恐的名义，大规模地监视外国企业及其员工的权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在公共采购合同公开招标的范围内是完全不适用的。显然，腐败的受益者首先是受贿的公务员或者政党，而不是达伊沙或基地组织。2013年“棱镜门”丑闻爆出，爱德华·斯诺登揭露了美国的秘密监控计划。世界各国这才意识到美国的主要数字企业（谷歌、脸书、微软、雅虎、美国在线和苹果等）也和美国情报机构分享信息。

这还不是全部。美国政府不仅用违规的手段获取情报，还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发动攻势，督促该组织成员也在国内或区域内进行反腐立法。法国在2000年5月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颁布《反腐败公约》（9月正式生效）。只是这些欧洲国家没有颁布域外法律的手段和野心，它们最终都掉进了陷阱。一旦某个国家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它实际上就授权美国可以起诉该国的企业，而它却没办法使用法律手段报复美国企业！这些事情环环相扣，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大阴谋。很多人都被骗了。

我从未想过不应该反腐败，恰恰相反。比起落进受贿高官、有权势者或统治家族中有影响力成员的口袋里，这些巨额贿赂对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更加有用。是的，腐败是一种祸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1—2002年，有1万亿美元被用于贿赂，占同时期全球贸易总额的3%。当然，这笔钱本来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在很多国家建学校、医院、诊所或大学。当然，我们必须同这种恶行进行斗争，但是不应该搞错斗争对象。

首先，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在道德的掩饰下成为一种非同寻常的经济统治工具。况且，2000—2017年，腐败是否显著减少？我们对此严重怀疑。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项法律对美国财政部来说是一件喜事、一座真正的金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罚款总额都不是很高，但自2008年开始呈现爆炸式增长。其中，外国企业的贡献最大。1977—2014年，只有30%的调查（474项）是针对非美国公司的，但是它们支付的罚款占总额的67%。在26个超过1亿美元的罚单中，有21个涉及非美国公司。[1]包括德国公司西门子（8亿美元）、戴姆勒 (1.85亿美元），法国公司道达尔（3.98亿美元）、德希尼布（3.38亿美元）、阿尔卡特（1.38亿美元）、法国兴业银行（2.93亿美元），意大利公司斯纳姆普罗盖蒂（3.65亿美元），瑞士公司泛亚班拿（2.37亿美元），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4亿美元），日本公司松下（2.8亿美元）、日本日挥株式会社（2.88亿美元）。请记住，这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狩猎表”就是仰仗于一项美国法律。

当然，美国公司也是被调查对象，但令我惊讶的是，在实施《反海外腐败法》的近40年里，美国司法部从来没有在石油业巨头（如埃克森或雪佛龙）或国防业巨头（如雷神、联合技术公司、通用动力）的交易中挑出什么毛病。我们该如何想象，为何这些美国巨擘无须支付巨额佣金，就能成功签订处于高度敏感领域的合同呢？我从事这个行业22年了，我不相信，这的确不可能。我们必须睁大双眼看清楚，美国司法部不是独立的，而是长期处于美国强大的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后，我还意识到，绝大多数时候，美国司法部都是在美国的大型企业被他国法院起诉之后，才会对它们提起诉讼（万幸，这一幕还是发生了）。随后美国收回调查权，让它们“回家”受审，然后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美国哈里伯顿公司的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世纪90年代中期，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是美国哈里伯顿公司的子公司，当时由未来的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切尼领导。该公司和法国德希尼布、日本日挥株式会社，以及丸红株式会社（即塔拉罕事件中的日本公司）联盟，为尼日利亚的伯尼岛油田提供装备。为了赢得这个价值20亿美元的合同，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为卖方联合体找到一个伦敦律师，通过他向尼日利亚的官员支付1.88亿美元贿款。此案被公开后，被送到了法国一个预审法官的桌上。该法官在2004年5月收审了这个伦敦中间人。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启动调查。最终法国和美国达成一项协议：法国法官放弃追究哈里伯顿公司及其子公司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的法律责任，因为美国政府对该案进行过调查。美国检察官随后发现，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的董事已经收取了大量回扣，因此不可能不对他们提出指控。但相对于涉案金额，判决实在太轻了。最终，组织支付了1.88亿美元的贿款，领取了1 000万美元回扣的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艾伯特·杰克·斯坦利却只被判了30个月的监禁。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总共被罚5.79亿美元，而德希尼布却是3.38亿美元。在一位法国法官揭露的案件中，一个法国公司被判处向美国政府而不是法国政府支付3.38亿美元的罚款！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我在达成塔拉罕交易的时候只是一名小职员，出现在一份涉案金额比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案小得多的项目中，没有拿一分钱的回扣，却有可能被判15年有期徒刑，因为柏珂龙从一开始就不想配合美国司法部的调查。这种完全不成比例的处罚是如何变得合理的？我看的资料越多，就越感到沮丧和厌恶。

同样，我发现在美国司法系统里，不仅仅是关于我的案子，所有案子都是一场交易。美国司法部一旦怀疑企业行贿，很快就会与涉案企业首席执行官取得联系，然后给他提供几种可能的情况：要么同意合作，并自证其罪，然后开始漫长的谈判（99%的案子都是这种情况）；要么选择反抗，走诉讼程序（在我研究的几百个案件中，只有两例是这种情况）；要么用拖延战术（就像阿尔斯通案），但要自担风险。

因此，所有公司都倾向于与美国司法部或证券交易委员会谈判，最终达成交易。此外，有谁听说过阿尔卡特、德希尼布或是道达尔先后签署过和解协议？

不幸的是，我的案子进展不是这样的。显然柏珂龙试图让美国司法部相信他进行了内部清理，但他其实是在玩火。于是拥有雄厚实力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碾压机”开始启动了。美国政府其实将反腐败作为排在打击贩毒之后的国家第二优先任务。有超过600名联邦官员在执行反腐败任务，其中有一个特殊小组——国际腐败组——专门负责调查外国公司。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会毫不迟疑地设计圈套（钓鱼执法）使公司上钩。这种行为在法国是被法律禁止的（除非是为了打击贩毒活动）。同样，2009年，美国动用了几名卧底特工（其中一个是法国人保罗·拉图尔），让他们假扮成代表加蓬国防部长的中间人。然后，这些假中间人上门向20多家企业推销，用合同引诱其支付佣金。一切都被记录在案。美国人还会招募企业内部人员作为眼线。我这个案子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想让我做线人，帮忙搜集证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做好准备，打击目标企业或瓦解棘手的公司。那些试图抵抗的公司都会遭遇不幸。

虽说如此，就算美国警察是一台杀人机器，但这不妨碍我继续研究。研究越深入，搜集的资料越多，我就越觉得我的情况十分特殊。柏珂龙的战略错误让我进了监狱，即便如此，我所受的处置也是前所未有的，不同于其他任何涉及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案子。

[1] 参见《附录》。

23.认罪协议

我对法国人克里斯蒂安·萨普斯奇安的案子特别感兴趣。他曾是阿尔卡特在拉美地区的副总裁助理。他的案子始于2008年，他的遭遇与我十分相似。在那个案子里，为了获取哥斯达黎加的一个合同，他们和法国电信公司在当地的子公司哥斯达黎加电力学院聘请了中间人。1998年以前，阿尔卡特和阿尔斯通都属于同一个工业集团。我是从阿尔卡特电缆子公司被调到阿尔斯通的。为此，1990—1992年，我在阿尔及利亚做了16个月的境外国家服务志愿者。一直到1998年两家公司分道扬镳之前，它们选择中间人的内部流程几乎都是一样的。与阿尔斯通一样，阿尔卡特支付给中间人的费用都是分期支付的。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佛罗里达被逮捕的萨普斯奇安监守自盗，收了30万美元的回扣。这与我的案子有天壤之别。

但是，我在详细研究他的刑事案卷的时候，发现他被判处的刑罚比我轻得多：他在承认自己赚了不义之财的情况下，却只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而我却可能面临125年的监禁。我问过斯坦这个问题，“博学”的他给我的解释是，虽然法律在联邦一级的实施标准是一样的，但是在康涅狄格州和佛罗里达州，也就是我和萨普斯奇安分别被起诉的地方，法律实施标准可能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他继续说道：“必须参照的《美国联邦量刑指南》正是为了纠正这种差异而制定的。”

显然，他拒绝承认那个案例对我有什么特殊的参照意义，因为他不打算与美国司法部进行一次真正的角力。面对律师的这种冷漠，我只能去寻求怀亚特看守所的内部资源，求助于最有经验的杰克——“法国贩毒网”的老江湖。

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司法纠纷，以及36年的牢狱生活，我的这位狱友自认为比大多数律师更靠谱，其实他的感觉并非完全错误。因为这么多年来，他所有的申诉状都是自己写的，要求他的律师过目之后直接交给法官。

“对那些法官和检察官，一定要把他们挤到墙角，”他嘱咐我，“只要你们签订了刑期确定的协议（有约束力的认罪协议），他们就对你无可奈何。你和检察官在商定刑期的基础上达成一份协议，你签字后，没有人能再给你加刑，就连法官也不行。我希望这就是你的律师和检察官谈判的内容！”

“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告诉我检察官提出了6个月的刑期，所以我想应该就是6个月的刑期吧。”

“你不能光想，你必须确定。特别是不要签没有写明刑期的空头协议，因为之后检察官可以让你在量刑的时候吃亏。这些检察官可以随便更改刑期……你明白吗？这就叫给自己挖坑……”

我不会直接告诉他，但我承认，他的想法可能是正确的。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就是砧板上的鱼肉。我的两个律师在律所执业前都担任过助理检察官，他们应该了解这种肮脏的手段。为什么他们没有和我说清楚认罪协议还有不同的类型呢？如果不是咨询了杰克，我是无法知道这些的。

第二天，我又打电话给斯坦，问他认罪协议的细节：

“不，不是刑期确定的认罪协议。在康涅狄格州，我们不用这种认罪协议，但我承认，这种协议在很多州都是适用的，特别是在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告诉你这些情况的人，他的案子一定是由适用于这种认罪协议的地区管辖的。”

“很明显，又是一个与我做对的康涅狄格州的特殊之处。那你希望我签署哪一种认罪协议？”

“空白协议。”

“如果认罪协议上没有写明刑期，那我怎么能确定我最终只会被判6个月？”

“在康涅狄格州，认罪协议的文本内容比较微妙。这里的司法人员不喜欢受人摆布。但是大家都相互信任。法官、律师、检察官，我们都在一起工作几十年了，没有人会食言。如果诺维克和我说是6个月，那最后就一定是6个月。相信我，不用担心。而且我们又有新的麻烦了。”

“是吗？是什么？”

“你必须承认10项指控中的两项，而不是原先设想的一项。”

“什么？但是，一个月前，你不是向我保证他们只会指控我一项罪名吗？”

“我确实是这么和诺维克谈判的，但是最终做出决定的不是他，而是远在华盛顿美国司法部的卡恩的上司。”

“但他们为什么会改变主意呢？”

“他们比较了解你和阿尔卡特的萨普斯奇安的案子，大概萨普斯奇安承认了两项指控。”

“但是萨普斯奇安拿了30万美元的回扣。这与我的案子毫不相同。斯坦，我觉得无论美国司法部提出什么要求，你都会说同意，而不是反对。快点去找那些没有获取个人利益的员工案例！做好你的工作！”

“我们会的，但恐怕这无济于事。别忘了，皮耶鲁齐，你必须要在彭波尼之前认罪。否则，我们就会完全失去协商的余地……”

尽管美国司法部的提议非常过分与不合理，我却只能在接受和拒绝中选择，没有争辩的余地。我再次面临无解的两难困境：是选择“最糟糕的”，还是选择有可能“没那么糟糕的”；赌注是下在“瘟疫”上，还是下在“霍乱”上。像往常一样，我又在纠结“或者”“还是”“否则”“要么”……我列出一堆公式，最后一项可用下面的方法解题：要么我接受两项认罪指控，最后可能被判处10年监禁（如果我相信斯坦的话，实际上将只有6个月）；要么我明确拒绝，决定走诉讼程序，但可能被判处15 ~ 19年有期徒刑。我相信，检察官会用这个新的下三烂招数同时对付我和阿尔斯通。这对公司高层来说也是一个信号：“看看我们的手段！如果你们不乖乖和我们合作，你们就会像他这么倒霉！”在这个事件中，我显然只是一个工具、一个人质、一个因为他人利益而被绑架的囚徒。但在那个时候，我很难看清阴谋的全貌。

无论是真还是假，斯坦和莉兹都透露出一种沮丧。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极力怂恿我接受协议。于是，濒临绝望的我同意承认两项指控。我真的别无选择。但在签订认罪协议之前，我要求他们把文本发给我。

我在文本里发现，这都是典型美国式的认罪协议条款：我必须承诺，绝不公开改口说自己无罪，我也无权上诉。在撰写判决书的时候，我也没有机会提到塔拉罕的事情！我的辩护词里只能用个人背景（家庭、教育、宗教……）作为论据。因此，我无法说出我认为的事实真相，也不能阐明我在阿尔斯通公司中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他同案人员相比较，法官如何来评估我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呢？斯坦假惺惺地回答我：“法官最终会拿到检察官的事实版本。”更奇怪的是，协议中也没有根据《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写明各项指控并计算对应的量刑幅度。这和我研究过的所有认罪协议刚好相反。当我对此表现出惊讶时，斯坦辩驳说：“这又是康涅狄格州的一种习惯做法，你要么接受，要么拒绝！”

最终，我同意了。我还能怎么做呢？我于2013年7月29日被传唤前往纽黑文法院，去签署认罪协议。

听证会由同一个法官主持，她在3个月前，也就是4月19日，拒绝了我的保释申请。我已经在看守所被关100天了，这对我来说好像有一个世纪之久。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评审团主席马格里斯说道，“在接受你的认罪协议之前，我想请你宣誓。书记员，请你带领被告宣誓。”

书记员只是简单地让我站起来，举起右手，听证会就开始了。

“皮耶鲁齐先生，既然你发誓会说真话，那么如果你做伪证或虚假陈述，你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明白了吗？”

“明白，法官大人。”

“请说出你的全名、年龄，然后告诉我们你的学历。”

“弗雷德里克·迈克尔·皮耶鲁齐，45岁，在法国获得工程学学士学位，还持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你懂英语吗？”

“懂。”

“你和你的律师沟通是否有什么困难？”

“法官大人，我被关在怀亚特看守所，嗯……那里的情况有点儿复杂……”

没等我的话说完，我的律师便站起来说道：

“法官大人，皮耶鲁齐先生确实受到通话限制，所以我们有时交谈不便，但是他和我以及我的同事莉兹就案情进展见过3次面，而且我们现在能够毫无障碍地和他交谈。”

好吧，我明白我来这里是为了重述我的辩护词，之前已经跟着斯坦从头到尾念了一遍。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更不是批评美国司法系统的时候。

“皮耶鲁齐先生，”马格里斯不动声色地接着斯坦的话说，“你是否在接受药物治疗？”

“是的。我在服用镇静剂，这是为了缓解入狱的压力，也是为了解决失眠问题。”

“这些药物是否会影响你理解本次听证会中的辩论内容？”

“不会，法官大人。”

“在过去的48小时内，你有没有吸食过毒品或摄入酒精？”

“没有，法官大人。”

“你的律师是否告知过你可能被判的最高刑期，你是否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

“是的，法官大人。”

“所以你完全理解你将要签订的协议？”

“是的，法官大人。”

“你有受到威胁吗？”

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有人身威胁吗？显然没有。尽管我被关在一座戒备森严的看守所里，没法接触案卷材料，这算威胁吗？但如果我提到这一点，那我的认罪就是无效的。所以我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国的司法正义也得以继续大行其道。

“皮耶鲁齐先生，”马格里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强调，“为了确保你能理解所做决定的后果，请你用几句话向我们总结一下你干了什么事情，以及你犯有哪些罪行。”

我们终于说到这里了。现在我应该给他们表演我和斯坦一起准备的套话。我开始了承认自己罪行的长篇大论：

“法官大人，1999—2006年，我是阿尔斯通集团全球锅炉销售部副总裁。当时，我的工作地点是康涅狄格州温莎镇。2002—2009年，阿尔斯通电力分公司和阿尔斯通其他分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合作伙伴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的员工，以及公司的外聘中间人，共同密谋向外国官员行贿，目的是获得印度尼西亚塔拉罕发电厂项目。我和我的同谋将这些贿赂款伪装成佣金。我们之间用邮件交流，讨论这笔交易的细节。最后，我们成功地拿下了塔拉罕项目的合同。”

“谢谢你，诺维克检察官对此声明满意吗？”

“非常满意，法官大人。”诺维克的表演也无懈可击。

“皮耶鲁齐先生，我总结如下：你承认了两项指控。第一项可判处5年有期徒刑，至多可并处10万美元罚款。第二项可判处5年有期徒刑，至多可并处25万美元罚款。根据美国的移民法律，你的认罪协议同样有法律效力。你知道吗？”

“是的，法官大人。”

“现在请仔细听我说，皮耶鲁齐先生。你马上会接受一位缓刑监督官的讯问。他将负责撰写一份量刑报告。这份报告之后会提交给法庭。然后法庭会根据这份报告给你判处适当的刑罚。你明白了吗，先生？”

“是的，法官大人。”

“这份报告必须在10月10日之前提交。检察官必须在10月17日之前对该报告给出答复意见。法庭将在2013年10月25日开庭，决定你的刑罚。当然，你必须出席本次听证会。”

“是的，法官大人。”

“好，那么，听证会到此结束。祝大家度过愉快的下午，特别是祝大家假期愉快。”

法官大人不是在开玩笑，她说这话的时候一本正经。这几个日期的描述或多或少与检察官向斯坦提及的6个月监禁一致，所以这给了我一丝安慰。自由指日可待：10月25日！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从2013年7月29日开始休假。康涅狄格州的闷热环境让人喘不过气来。把我带回怀亚特看守所的装甲囚车变成了一个大火炉。在我身边，一名年轻的囚犯将脸埋在手心里。法院刚刚宣读了他的判决：因贩毒被判入狱96个月。虽然我感到越来越热，但我还是尽力安慰他：“如果你表现良好，你就可以减去15%的刑期，这样你就可以在35岁的时候出狱。你的人生路还很长，你还有时间组建一个家庭、生孩子、找工作……”我对他说的这段话，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说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是在这个闷热的车厢内，我的话听起来很无力。在看守所里被关了这么长时间后，一名35岁的黑人男子能够在美国重新开始生活的概率有多大？这个国家应该为他提供什么？那我呢，这个国家又为我准备了什么？滚烫的车厢让人感觉如同身处地狱。我都快热晕了。

24.克拉拉探监

她就在那里，站在玻璃墙后面。她还是那么漂亮，有一头乌黑的长发和一双深色的眼睛。克拉拉终于来了。我好不容易才让我父亲打消了来看守所探望我的念头，但是克拉拉什么都听不进去。2013年8月5日傍晚，她跨进了看守所的大门。

早晨，我和所有要去见访客的囚犯一样，剃了胡须，尽可能地让自己看起来像样一点儿，应该让她看到我这段时期最好的状态。为了显得面色红润，我轻轻拍打自己的脸颊，但脸色仍然苍白。由于缺乏睡眠、不见天日、身负重压，我眼睛凹陷、眼袋突出、眼睛周围全是浓重的黑眼圈。万一我这副模样让她厌恶了呢？我自我安慰道：克拉拉是一个具有巴斯克人坚韧性格的女人，这种性格已经渗透到她的骨子里，她能够应付一切考验。我知道她会给我一个灿烂的笑容，我这4个月里最想念的，就是她的笑容。

晚上7点，我走向探视厅。在那里，我终于看到了她。厚厚的玻璃隔板将我们分开，我可以看到她，却不能触碰她，更不能把她抱在怀里。我愿意付出一切，只为了能够亲吻她。但怀亚特看守所的访客管理规定不容许出现任何意外。该规定包含至少34项条款，严格禁止女访客穿戴以下服饰：短裤、长裙或高于膝盖以上6英寸（约15.24厘米）的短裙、低领上衣、有钢圈的胸罩、大衣外套、帽子、手套、围巾、首饰，只有结婚戒指是被允许的。而男访客不允许戴帽子，还被严格禁止随身携带纸笔，不允许做笔记。见面时所有的会话都会被录下来。

一切都按照规章制度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好吧，这只是在理论上。因为实际上探视厅现场一片混乱。你可以想象，一个宽敞的大厅被一堵透明的墙隔成两部分。墙的一边坐着囚犯（有20多个人），另一边坐着他们的家人。他们通过电话听筒交谈。所有人同时开始说话，其中有很多人在说西班牙语。为了能让对方听见自己的声音，你得把鼻子贴到玻璃上，大声地说话。

克拉拉离开新加坡后，先到法国把孩子送到她父母身边，然后马不停蹄地乘飞机前往波士顿，这段漫长的旅程似乎让她筋疲力尽。她有些怯怯地打量着我穿着卡其色囚服的样子。她的脸色看起来还可以，但我能看出来，其实她心乱如麻，眼角噙泪。在人声喧嚷的囚犯探视厅，她见到了真实的看守所是什么样的。她再也不能表现得仿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她不能再像过去4个月那样逃避现实。她目睹了这里的暴力，她触摸过这里油污的墙壁，她闻过这座看守所的气味。她明白，从此以后她再也不能忘记怀亚特看守所。她看到我身体不错，于是放下心来，开始不停地跟我说话，以掩饰她的不自在。她跟我一一讲述我们的孩子、她在新加坡的工作、她的同事、我的妈妈、我的妹妹。我一言不发地听着，听她讲述铁窗外的日常生活，我很高兴。

不过当我们开始聊我的案子时，我一下子就泄气了。在我被捕后的头几个星期里，我的同事，特别是阿尔斯通新加坡分公司的负责人韦尔士经常给她打电话。然而，他们很快就按照职位的级别，由上到下，先后与克拉拉中断了联系，克拉拉孤立无援。尽管如此，她仍请求与柏珂龙在总部见一面。柏珂龙委派了电力部的负责人菲利普·科歇去见克拉拉。我一直与菲利普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原定于8月5日在勒瓦卢瓦见克拉拉。我们本来对这次会面满怀期待，希望能够为未来做好准备，我们也想了解阿尔斯通在美国司法部的诸多限制下，将如何援助我。不幸的是，因为我在7月29日与检察官达成了认罪协议，科歇在约定的前一天取消了这次见面。他告诉克拉拉，他今后不可能再与她联系。就这样，所有人见到我们就像见到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这对克拉拉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对我也是。

此外，阿尔斯通面临的压力也在持续增加。7月30日，在我认罪的第二天，美国司法部“重新启动”针对阿尔斯通的调查。我在重新启动上加引号是因为写下这几个字的时候，我问我自己，是不是所有内容都是由检察官提前写好的，他们从一开始就编织了一张网，事先计划好了每一步，并步步为营。在我被捕后，阿尔斯通起初的合作态度并没有完全说服他们。于是他们决定给它重重一击，指控阿尔斯通的一个新董事，他当时的职位比我高——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是中间人合同的3个最终签署人之一，更是柏珂龙的软肋。看到他的遭遇，柏珂龙应该能预感到距离被美国司法部控诉又近了一大步。根据同一天发布在美国司法部网站上的起诉书，霍斯金斯被指控在塔拉罕项目中行贿并掩盖雇用中间人的行为。只要身处最高管理层——霍斯金斯几乎就要进入公司领导梯队了——那就肯定知道国际关系部团队实施的腐败机制，而这必然能减轻我的一部分责任。同时，这也证明美国司法部其实对阿尔斯通里面每一个人的角色和责任都了如指掌。

我现在太了解诺维克和卡恩了，以至于我不能不怀疑他们在秘密策划一场阴谋。我特别惊讶的是，美国司法部冒着可能抓不到霍斯金斯的风险，事先公开了对他的指控，可他们却煞费苦心地对我的指控守口如瓶。如果他们的目的不是逮捕霍斯金斯，而是要对柏珂龙施加压力呢？他们正在一层一层地重新登上阿尔斯通这艘“火箭”，马上就要到驾驶舱了。霍斯金斯之后，逮捕名单上的下一个人应该就是柏珂龙。在勒瓦卢瓦，肯定是由卡尔决定是组织反击还是举手投降。当然，他们最后一定会选择谈判。我很清楚，他们别无选择。阿尔斯通是一家大型的法国公司又如何？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的重压下还是毫无招架之力。阿尔斯通逃脱不了支付巨额罚款的命运，但是我的上级领导为了从困境中脱身，不重蹈我的覆辙，将会做怎样的交易呢？他们会牺牲谁？我不敢想，也不敢和克拉拉提这件事。

一个小时的探监结束了，但克拉拉告诉我两天后她会再来。在这期间，她将住在我们忠实的朋友琳达家。我不舍地与她道别。第一次探监的时间是那么短暂。察觉到她的焦虑不安，我的心都要碎了。但在沿着通道走回牢房的路上，我的心情舒缓了很多。她让我放心，孩子和我的父母都很好。仅仅是再次见到她，就缓解了我的一些压力。

在怀亚特看守所的狱警中，既有热心的人，也有对我的命运漠不关心的人（占绝大多数），还有一些地痞流氓。2013年8月7日下午，克拉拉第二次探监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可恶的女狱警。我的探监时间是从13点开始，但这位女狱警一直在煲电话粥。如果她不挂机，访客接待办公室就永远不能接通电话，我告诉她我妻子已经到了。一次、两次、三次，我试图让她了解目前的情况，但她一直没有理我。终于，一个小时后，她告诉我，我可以去探视厅了。可是其他狱警又让我在通道里等了很久，于是我失去了冷静。尽管我非常清楚，这不能解决问题。但现在，我把所有的狱警都惹急了，他们向我大声叫嚷着：“在这里，你是囚犯，所以如果我们想让你等三个小时，我们就有权力这样做。”通过所有铁栅栏门和检查装置需要20多分钟。而克拉拉已经在等候室里等待了两个半小时。

幸运的是，我们在第二天还有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而且时间将增加到两个小时。在这一次的探监过程中，尽管周围都是其他囚犯和家属嘈杂的说话声，并且狱警一直在大声吼叫着，试图维持一种貌似有序的秩序，椅子刮着地板发出吱吱声，门打开又被关上，情绪失控的囚犯在抽泣、辱骂，但这都不影响我们再次变得亲密，我们一起回忆我们共同的过去、我们的第一次约会，以及我们曾经遭遇的困境……此时此刻，我感觉从未与我的妻子像今天这般亲近。尽管我们之间隔着玻璃，但我俩的心贴得如此近，激动得如同触电一般。

克拉拉现在已经离开了，她将利用剩下的3周假期努力缓解一点压力。我们已经做好了诸多重大决定：我会认罪，我们会把孩子送回新加坡上学，她会继续工作到2014年6月，直到一学年结束。在那以前，我应该已经被释放了，我的刑期也应该宣布了，我会在2013年圣诞节之前和她团聚。

接下来阿尔斯通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管理层刚刚任命在美国的锅炉业务主管库兰临时代理我的工作。我把这看作一个好兆头。他们“保留了我的位置”，不会解雇我。在这漫长的8月里，一直到被释放，我每天都在数日子。我只需要再忍受两个月。

在此期间，所有A区的囚犯都被转移到了L2区，那里囚禁的都是帮派成员。6平方米的单人牢房被双人牢房取代了。我和另一个希腊人亚尼斯被分到同一间牢房。幸运的是，我和他相处得还不错。但L2区没有给囚犯散步的露天小院。

9月初，我见到了我的父亲。他不顾我的反对，还是来美国了。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么做，所以我不能责怪他。但是当我看到他时，我深感震惊。他驼着背走路，拄着拐杖，走得非常艰难。他以前是那样健壮和精力充沛，但现在，我觉得他一下子老了10岁！他告诉我，几周前，他得了坐骨神经痛，无法坐下，所以一直在家卧床休息。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他是如何忍受坐7个小时的经济舱，从巴黎飞到波士顿，然后租车开3个小时到我这里的？我感到非常内疚，我开始自责，自己使妻子、父母等身边的亲人遭了太多罪。和克拉拉一样，爸爸也会来看我3次。

他的到来也让我感到无比欣慰和满足。

25.解雇

我像吃了一记上勾拳。更确切地说，是一记腰下出拳，真是卑鄙又无耻。这就是我今天早上收到邮件时的感受，邮件上显示的日期是2013年9月20日。

主题：解雇的初步面谈通知。

我们通知您：我们不得不考虑对您做出解除雇佣关系的决定……您被解雇的事实非常明确，我们知道您被监禁在美国，无法出席这次初步面谈……因此，我们已在信中附上启动本次解雇流程的正当理由。我们希望您能以书面形式对此事提出意见。

我预料到我的认罪决定会产生什么后果。劳动纠纷仲裁律师、泰乐信律师事务所巴黎分所的合伙人马库斯·阿斯肖夫是我妻子帮我聘请的律师，他将代表我跟我的前老板打官司，并成为我最坚实的后盾。他告知克拉拉：理论上，阿尔斯通有权在我认罪后的两个月解雇我。所以我非常焦虑地等待这两个月过去。但不知为何，我还幻想着公司领导层能找到更恰当的解决方案，而无须解雇我。我这真是在自欺欺人！自我被捕以来，他们任由我在监狱里自生自灭，从不过问我的遭遇，也没有给予我任何鼓励。更糟糕的是，公司执行委员会的几位成员到美国出差时，没有一个人来看守所探视过我。真是一群浑蛋！他们好像已经把我忘了，现在想把我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

在写给我的这封邮件中，集团人力资源总监布鲁诺·吉耶梅一上来就指责我擅离职守——简直欺人太甚：“您因为被监禁而无法履行您的劳动合同，考虑到您所任的职务级别，您的缺勤导致我们无法维持合同关系。”然后吉耶梅花了大量笔墨在我的认罪行为上。“您的认罪声明，”他写道，“将导致美国司法部给您判处有期徒刑，而这无疑会损害阿尔斯通在全球的形象。事实上，该行为已严重违反了阿尔斯通的政策与价值观，导致监管机构对我们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对我们全球业务的开展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恶劣影响。”

我把这份邮件读了又读，但都是徒劳的，我还是无法接受他对我的抨击。说我擅自离岗？他们还真好意思把这个作为解雇我的理由。这样，他们就能完美地避开具体事实。我被解雇不是因为塔拉罕的案子，也不是因为我的认罪声明，而是因为我没在新加坡的办公室里坐班！说得好像我能选择一样！同样无耻的是，他们居然还因为我承认了罪行而谴责我，其实他们心知肚明，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封信真是虚伪到了极点。人力资源总监到底有没有意识到他在写什么？如果是柏珂龙迫于美国司法部的压力，承认他掌管了十几年的公司的罪行和他自己的罪行，那是否也意味着要把柏珂龙和所有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解雇呢？我对此深表怀疑。而且，他们怎么能谴责我的行为“违反了阿尔斯通的政策与价值观”呢？我是否应该提醒他们，在阿尔斯通的这些年里，我一直都严格按照领导规定的流程做事，不逾矩，也不取巧。

同样骇人听闻的是，按照他们的说法，我过去“没有履行正直、诚实、忠诚的义务”，难道是我决定聘请中间人吗？难道是我基于保密考虑，决定利用我们的瑞士子公司来和全球的中间人签订合同吗？难道是我决定支付贿赂款吗？或者是我建立了国际关系部、合规部、中间人选拔程序等这些组织结构吗？显然不是。恰恰相反，我和每一个与我职务类似的管理人员一样，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此外，在过去的10年里，阿尔斯通及其子公司曾在十几个国家因腐败或涉嫌腐败被起诉、判罚。这份名单上有墨西哥、巴西、印度、突尼斯，还有意大利、英国和瑞士，乃至波兰、立陶宛、匈牙利，甚至拉脱维亚。阿尔斯通的两个子公司也被世界银行盯上了。2012年，世界银行把它们列入了赞比亚水电大坝贿赂案的黑名单。这些导致公司被起诉或判刑的合同，我一个都没有参与，而阿尔斯通竟然敢污蔑我损害了公司形象，真是一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塔拉罕事件当时的合规部主管布鲁诺·凯林同时也是阿尔斯通瑞士子公司普罗姆的法律代表，绝大多数中间人合同都是通过这家瑞士影子公司签订的。凯林在2008年同样被瑞士警方逮捕，在狱中待了40多天。而阿尔斯通在2011年同意向瑞士政府支付数千万欧元的罚款以撤销起诉。

现实是残酷的：公司内部存在大规模的腐败，涉及各大洲。

公司的领导层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些情况，不需要等到我认罪，阿尔斯通的名誉就已经受损了。简单来说，如今，他们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到，掉进陷阱。美国人的报复手段可比世界银行、拉脱维亚或瑞士的检察机关厉害多了。

所以，在巴黎，他们决定丢卒保车。他们在拒绝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的3年之后，不再犹豫不决，试图向美国司法部证明他们的“诚意”。他们想向美国表明，他们甚至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而那个“牺牲者”就是我！

克拉拉在收到解雇我的邮件后，决定去向柏珂龙当面表示拒绝。柏珂龙（现在是我的前老板）答应了见她，却在最后一刻取消了会面。于是克拉拉给他写了一封邮件，也抄送了我。

克拉拉描述了最近几周我在看守所的艰难生活：“弗雷德的身体和心灵承受着巨大的打击。他目睹了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发生在他生活里的事情：他隔壁牢房中的一名囚犯被强奸，有囚犯在食物中藏上锋利的玻璃碎片企图谋杀他人，有一名囚犯自杀，还有一名囚犯因为缺乏治疗而死亡，囚犯之间经常拿着刀具斗殴。”她完全有理由抱怨阿尔斯通没有给予我支援：“2013年4月14日，我和我的丈夫，以及我们的孩子的美好生活就此止步。我必须独自一人带着4个孩子面对各种问题。弗雷德现在被关押在距离我们家1.5万公里处的看守所里。我们的孩子一直处于情绪低落的状态，而弗雷德却无法安慰他们。我们7岁的双胞胎女儿加布里埃拉和拉斐拉几乎每天都会因为看不到爸爸而哭泣。”我的妻子坦陈，我们收到的解雇信对正在经历痛苦的她来说，是一种“额外的伤害和侮辱”。她提醒柏珂龙，我一直以来都对阿尔斯通忠心耿耿，从未有过任何欺瞒；我无论做什么事都会走流程，逐级上报；由于工作出色，我多次受到表扬，“他入狱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公司还给他发了100%的奖金”。最后，克拉拉要求柏珂龙停止解雇流程。

柏珂龙写了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话回复她。虽然他在信中说非常同情我家人的遭遇，亲热地称呼我为弗雷德，甚至承认这种局面和他个人有很大关系，但实际上他又重复了一遍吉耶梅提出的论点：“你的丈夫已经承认违反了阿尔斯通内部流程的管理规定和道德标准。”这些当然是假的，我从来没有违反过阿尔斯通的这些规定。恰恰相反，我一直都严格照章办事。柏珂龙继续说道，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有责任保护阿尔斯通集团、股东，以及所有员工的利益”。最后他要求克拉拉不要再直接写信给他，因为他的律师团建议他避免与我的家人有任何接触！

那么柏珂龙真的是要保护阿尔斯通的利益吗？好吧，但愿他能把这些话的整体逻辑梳理清晰！他只有约上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承认该机制的设立纯粹是为了塔拉罕这个项目，通过中间人合同等形式来掩盖其行贿行为，承认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向美国人提出辞职，才是他愿意合作的最好证明，而且毫无疑问会减少公司的罚款金额。这才是帮助阿尔斯通走出困境应该摆出的姿态。但牺牲无疑太大了！所以柏珂龙并没有选择结束他的职业生涯，而是把责任推卸给了他的一名无足轻重的下属。

26.6个月过去了

“爸爸，您什么时候回家？”

为了回避问题，每次我都会在电话里告诉加布里埃拉和拉斐拉，我没法给她们一个确定的日期。我在美国的“工作”要花费的时间比我预计的要长。但等到10月初的时候，我就可以回答她们说我很快就会回来，而且我们可以一起过圣诞节。然而，我错了，大错特错。

事实上，彭波尼进行了反抗。他拒绝认罪。因为他是美国公民，法官批准了他的保释申请，所以他能够从容地准备他的辩护。而且，如果检察官说的是真的，我已经认罪，彭波尼并没有，或者说他几乎没有谈判筹码，那么他很有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对一个上了年纪且身体状况非常糟糕的人来说，几乎等同于死刑！所以他费尽心思地拖延诉讼程序。这些我都明白。

但是，他的司法策略对我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只要彭波尼没有被压力击倒，检察官就不希望我接受审判。他们的逻辑是，如果彭波尼最终走了诉讼程序，他们当然希望我出庭做证指认他，因此他们必须“看紧”我，尤其不能让我回到法国。尽管我尝试找我的律师帮忙，看看有没有其他选择，但这个环环相扣的计谋实在太狠毒。

“如果我拒绝呢？我仍然有权在认罪3个月后接受审判，对吧？”

“当然，这由你来决定。但如果你坚持按照这个日期开庭审理，那么检察官会在庭审中‘针对’你，并且请求判你10年监禁，而不是6个月！”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申请保释，回新加坡候审，然后等着检察官确定一个合适的审判日期？”

“检察官不会让你回新加坡。你获得保释后必须留在美国。”

这给了我当头一棒！我什么都掌控不了，而这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完全取决于彭波尼的决定。同一幕再次上演：我怒不可遏，却无可奈何。我不得不接受推迟我审判日期的决定。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克拉拉的时候，她当时就崩溃了。但好在他们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来美国，我们全家可以在一起度过15天的假期时光。于是她又开始找房子，方便我保释后有落脚的地方。

两天后，斯坦来怀亚特看守所看我。他一进来，我就注意到他满脸怒气。

“我有个特别糟糕的消息。检察官除了推迟你的审判时间外，还拒绝了你的保释申请。”

“什么？你明明和诺维克达成了6个月刑期的协议。”

“我也很愤怒。这不符合我们的惯常做法，在康涅狄格州，这种口头协议通常是律师和检察官之间信任关系的基础。”

“但我不在乎康涅狄格州的惯常做法是什么，或者通常不让做什么，斯坦！”

“我明白诺维克的意思，这些命令来自华盛顿，是由卡恩下达的。”

“是的，但你一开始就知道这些。”

“我承认，但请你原谅我。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现在想要你在怀亚特看守所继续待6 ~ 10个月。”

“为什么是6 ~ 10个月？这10个月做何解释？”

“我也不清楚。我给诺维克和卡恩打电话，他们都不愿意给我透露任何细节。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认为是什么？”

“肯定和阿尔斯通有关，但我不清楚具体是什么。”

就这样，在我刚看到隧道尽头的时候，我再次陷入了困境。失望是巨大的，也是难以忍受的，对克拉拉和孩子来说更是如此。在这6 ~ 10个月里，我将每时每刻都牢牢抱住保释的希望。但我也在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怀亚特这座“地狱”剩下的4个月里，我重新开始疯狂地调查过去所有被控告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企业和个人的案子，以便了解他们都是如何脱身的。我让朱丽叶特和克拉拉给我寄来所有的缺失文件。很快我就陷入一种痴迷的状态，变成一个“瘾君子”，而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就是我的毒品。

我拼命地想从这些案子里找出检察官的游戏规则。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他们用来对付阿尔斯通的一枚棋子。然而，即使从这个角度考虑我现在的处境，他们愤怒的情绪也有些过激。他们对阿尔斯通发动的战争似乎不是简单地想要给公司定罪，他们似乎被一种道德义务、一项近乎神圣的任务驱使着，好像他们背负着消除地球上所有腐败现象的使命，或者还有其他我没有看到的原因……

与此同时，阿尔斯通不仅身陷法律纠纷，在2013年底也处于不利的境况，这是我在阅读父亲帮我订阅的《费加罗报》时了解的。克拉拉也会定期给我寄一些与阿尔斯通有关的新闻剪报。虽然我只能在这些报纸出版的十几天后读到它们，但谁在乎呢，因为时间在这里毫无意义。过了一周以后，我才知道柏珂龙在2013年11月6日宣布裁员1 300人，欧洲成了重灾区，其中包括100个法国人。这个决定并没有让我觉得很惊讶。阿尔斯通在2012年就已经出现了红色预警信号，公司因全球业务增长放缓而备受打击。欧洲国家尚未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又低于预期。结果就是，与2012年9月相比，阿尔斯通的订单量减少了22%。不仅如此，公司在几个项目的竞争中均受挫：“欧洲之星”选择西门子来生产新的高铁列车；在巴黎火车制造项目中，阿尔斯通在最后一刻输给了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因为该项目的承包商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认为阿尔斯通的报价过高。此外，阿尔斯通能源部门的燃气汽轮机的销售业绩也是一样低迷。当然，基础设施业务的成绩一直很卓越：阿尔斯通在核电站建设方面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经验；阿尔斯通还是全球最大的发电设备供应商和维修商，占世界发电设备总装机容量的近25%；阿尔斯通在水力发电领域同样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即使公司面临的情况远没有2003年时那样严重，但形势依然令人十分担忧。现金流可能在4年内出现第三次负增长。在这种状况下，2013年11月16日，《费加罗报》对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柏珂龙进行了采访，并报道了他的策略：拆分运输部门出售给俄罗斯。阿尔斯通可以出让该部门20% ~ 30%的股份，从而获得20亿欧元的预期收益，这些资金足够让能源部门东山再起。对于拥有多个业务部门的企业来说确实有个巨大的优势，可以通过“拆东墙补西墙”来挽救公司。但在2013年11月的这次访谈中，有一个问题没有被提出来——阿尔斯通在2011年宣布与中国上海电气集团拟建合资锅炉企业又是怎么回事？柏珂龙在以往的每一次谈话中，都会向分析师鼓吹这次合作将带来的巨大优势。但这一次，他只字未提。奇怪，太奇怪了。但为什么我仍要深究这些往事呢？

克拉拉寄给阿尔斯通的信和我父母寄给柏珂龙的信一样，没有收到任何回复。2013年11月16日，阿尔斯通提前通知我，将于2014年6月30日正式终止与我的劳动合同，理由是我长期旷工，扰乱公司管理秩序，因此需要有人接替我（绝不是因为塔拉罕项目和我的认罪行为）。阿尔斯通同意在这个学年结束后，负责把我的家人从新加坡接回法国。这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12月如期而至。3个月来，我没有踏出看守所一步去呼吸自由的空气，我快喘不过气来了。看守所正在摧毁我。我对下一次探监的恐惧胜过一切。虽然我一再要求他们不要来看我，但在我的父亲与克拉拉之后，我的母亲和妹妹最终还是决定来美国。她们第二天就到。

27.全家出动

我通过她们的眼神看出，她们可能被我吓到了。我就像一个晃荡在卡其色连衣裤里的幽灵。母亲一开口就惊呼道：“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她接着问：“你在这儿吃得好吗？说实话，你能吃饱吗？”

然后她哭了起来。她的眼泪里既有看守所带给她的冲击，又有见到我的喜悦和长途旅行带来的疲惫。

“我们的飞机在昨天傍晚时分才降落在波士顿，”她接着告诉我，“然后我们就在机场等租的车，差不多等了3个小时才从那里出发，开到普罗维登斯（罗得岛州的首府）时已经是深夜了。”

我的母亲76岁，患有帕金森综合征。普罗维登斯的贫穷景象使她触目惊心。

“这里如此荒凉，下车后我感觉自己仿佛穿越到了科恩兄弟执导的电影《冰血暴》中的法戈市，这座城市好像已经被遗弃了。”

她又一次问我吃得好不好。我的母亲和天底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我的妹妹朱丽叶特也很激动，但由于她从事的行业能使她非常系统地了解法国的监狱系统，所以她忍不住进行比较。

“这里真是没的说，非常专业，也非常干净。”

我笑了。访客等候室是怀亚特看守所最像样的地方，而且犯人家属确实都受到了礼貌的接待。但是一说到公共探视厅，朱丽叶特立刻就停止了她的认可。这里永远都是那么吵闹，不利于私下交流。同时也考虑到母亲经历了长途旅程的折磨，以及她本就不佳的身体状况，因此第二天探监的时候，她们被“破例”获准使用单人探视厅。在隔离窗的阻隔下，我听朱丽叶特向我讲述，她曾尝试与法国外交部交涉，试图动员法国政府关注我的遭遇。

“对了，4月你被捕的时候，波士顿领事馆的人毫不知情，还是我告知他们的。法国驻纽约领事馆的人忘记通知他们了。5月，我陪爸爸去了外交部，接待我们的是人权保护部门主任和罪犯保护科科长。他们表现得非常冷漠、疏远，好像你的事情和他们毫无关系。”

几个月过去了，我的妹妹对那次与法国外交部工作人员的会面仍不能释怀。

“他们向我解释说，他们必须处理全世界2 000名法国犯人的案件，而你的案件的性质并不是最严重的。我们试图让他们明白你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而且除了你之外，还有一家大型法国企业也被美国司法部盯上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回答我的吗？‘根本不是这样的，女士！我们看不出来法国政府与这起案件有什么关系。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的案件与那个因没有缴纳增值税而在克勒兹省被抓的小老板的案件差不多……’你能想得到吗，弗雷德？”

一回想起那次谈话，朱丽叶特就十分恼火。这让我得到了些许安慰。我不是唯一认为自己当前的处境是如此荒唐的人。当我看到我的妹妹和母亲为了帮助我而四处奔波时，我更加想要为了尽快获释而反抗。

但是，在怀亚特看守所的时间过得太慢。圣诞节即将来临，但检察官仍然没有任何准许保释的迹象。12月28日，我的律师莉兹让我尽快联系她。经过八个半月的监禁，我是不是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但我的幻想被残忍地打破了。“我们接到巴顿·博格斯律所杰伊·达登的电话，他是阿尔斯通的律师。他通知我们，你的公司决定不再支付我们律师费，而且你之前的律师费用，他们只会支付到7月29日，也就是你认罪的那天。所以你必须支付剩下的8月至12月的律师费用。”莉兹冷冷地向我宣布。

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待回过神后，我艰难地开口问道：

“我会让我的家人与巴黎总部联系来解决这个问题。依你看，阿尔斯通为何会做出这个决定？”

“可能阿尔斯通想极力讨好美国司法部，或者美国司法部给阿尔斯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让它觉得不得不这么做，但本质都是一样的。”

此时，我被关在一座戒备森严的看守所里，与我的家人相隔15 000公里，被为之工作了22年的公司解雇，又被我的国家抛弃，法国的政府部门不愿意对我的案件做出任何有效回应，我还要被迫支付天价律师费，而我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可以获得保释，也不知道我最终会被判多长的刑期。我尝试鼓起勇气，但毫无效果。我的心情跌入了谷底。

2014年1月初，副领事杰罗姆·亨利告知我，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将在2月访问美国。这让我重新燃起一丝希望。他特别向我保证，我的案子会在这次国事访问中被提及。据他说，一些政府官员也开始怀疑美国司法部对阿尔斯通采取行动的最终目的。

就个人而言，我并没有抱太大幻想。但领事馆和我的父母都非常希望奥朗德能够在他与贝拉克·奥巴马的会晤中提及我的案件。为此，我的父母还给法国总统写了一封信：

“总统先生，我们的儿子现在被关押在一座戒备森严的看守所里。您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到，我们一家陷入了一场什么样的噩梦，现在的处境有多艰难……您会发现这个案件涉及的其他两个自然人——两个阿尔斯通前员工（罗斯柴尔德与彭波尼）——并没有被监禁。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排除因为阿尔斯通在过去几年中不配合美国司法部调查此案，所以美国司法部转而选择对自然人（阿尔斯通的员工）提起诉讼的可能。我们尊重司法及其独立性。我们恳请您在宪法赋予美国总统的权力范围内，要求美国政府特赦我们的儿子。总统先生，我们恳求您接受不知所措的父母的请求，同意在国事访问期间举行的双边会面中，向美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

这封信没有起作用，这些尝试最终也失败了。奥朗德在访问美国期间，大使馆曾向他简要汇报了我的案件，然而他从未请求奥巴马总统对我做出宽大处理。我有自知之明，我不得不承认，两国总统的会晤议程中确实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叙利亚危机、核武器扩散、反恐斗争、全球气候变暖，特别是监听丑闻。

3个月前，2013年11月，爱德华·斯诺登事件让法美两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斯诺登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项目监视范围之广，即使奥朗德与奥巴马会谈结束后采取了“绥靖政策”，宣布“两国恢复相互信任关系”，法国人仍然心存愤恨。

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文件让人大开眼界。这些文件证实，从2012年12月10日到2013年1月8日，在这近30天的时间里，美国监听法国人的通话，获得了超过7 000万个通话数据，平均每天截获300万个数据。而且有些电话号码作为重点监测目标，会自动触发系统，记录谈话内容。某些关键词甚至还能还原出手机短信的具体内容。

我查阅了维基解密揭露的其他文件。其中有一份题为“法国：经济发展”的记录详细说明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如何执行搜集大型法国公司商业交易情报的任务。美国间谍细致地研究了法国在重要领域——天然气、石油、核能和电力——所有金额超过2亿美元的合同。也就是说，阿尔斯通是大部分重要领域中的关键对象。这些揭秘文件证实了美国政府实施的商业间谍活动范围之广。这也是一个根植于大西洋情报文化的古老习俗。从1970年起，美国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1]就建议：“从今以后，商业监听应该被视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享有与外交、军事和科技监听同等的优先权。”1993—1995年（比尔·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詹姆斯·伍尔西，在2000年3月28日接受《费加罗报》专访时承认：“这是事实。美国在秘密搜集欧洲公司的情报，我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我们扮演了三重角色。首先是监督那些违犯联合国或美国做出的制裁措施的公司，其次是追踪民用和军用科技，最后是围捕国际贸易中的腐败分子。”

这么多年来，美国开发了一套弹性系统。在上游，美国利用强大的情报武器获得外国公司签订的大额合同信息；在下游，它动用复杂而严密的法律武器对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公司提起刑事诉讼。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武器库，它使美国公司更加方便地削弱、打击，甚至收购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任何损害我们经济的个人、公司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2]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用一句话做了总结。而且，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工业公司。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特别是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政府打击了一个又一个违犯禁运令的金融机构。2014年初，法国巴黎银行掉进了陷阱。它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理由是它与美国的敌对国家（包括伊朗、古巴、苏丹和利比亚）达成了以美元计价的交易。银行不得不很快解雇及处罚30多名高级管理人员，并同意支付89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对我来说，这起法国巴黎银行事件发生的时机很糟糕，因为它让政治家们忽略了阿尔斯通案）。法国兴业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等法国金融机构，也不得不向美国支付高额罚款。

时至今日，我始终没有搞明白，为什么法国政府没有坚决反对美国的敲诈勒索。它到底在害怕什么？我们的企业将被掠夺[3]到什么程度？我们甘心被另一个国家这样操纵？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表现得像个心甘情愿的受害者。我们变成了冷眼看着自己逐步走向衰退的旁观者。

[1] 有关美国经济情报的信息来自法国情报研究中心（CF2R）的一份研究报告：莱斯莉·瓦莱娜与埃里克·德内塞撰写的《美国的掠夺与国家的让位》。

[2] 引自《世界报》，载于2014年10月19日。

[3] 自从2017年《萨潘第二法案》生效以来，当法国和美国共同起诉的案件被处以罚款后，法国能够获得其中一部分款项。因此，在法国兴业银行的案子中，法国政府可以获得2.5亿欧元的罚款。

28.我有一份新工作

肖恩身材魁梧，只有一条腿，和我住在同一间牢房。每周一他都会来上我的“化学课”，因为我现在是“助理教授”。我被关在怀亚特看守所已经整整1年。即使在我以前做过的最糟糕的噩梦中，也从未出现过自己坐牢的情形。12个月来，我都是在这座戒备森严的堡垒中度过的。身处困境中的我，至少有幸在3月初获得了一份“助理教授”的工作。从那以后，我的日程便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我每天最多授课3小时。周一教生物和化学，周二和周四教英语，周三和周五教数学。

我与斯坦和莉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自从巴顿·博格斯律所（也就是为阿尔斯通工作的律所）停止支付他们律师费以来，他们就变得非常谨慎。因为我需要留着所有的积蓄支付保释金，所以他们很清楚我没钱支付给他们。但律师的道德准则使他们不得不继续为我辩护，我不确定这是否合他们的意……我后来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走什么法律程序。目前这不是我应该操心的事情，我首先要关心的是如何从看守所出去。自从被捕以来，我的生活便度日如年。我的心情就如一个期盼尽快走出隧道的人一样急切，然而每当我以为到达了隧道的尽头时，隧道口的光就会远去。当我在机场被铐住双手时，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将在这无尽的隧道里徘徊这么长时间，我一定会发疯。然而斯坦和莉兹向我证实，尽管他们一再要求，但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仍然不肯让步。12个月过去了，彭波尼还在继续反抗，不论他最后是走诉讼程序，还是协商认罪，检察官都不再将我的命运和他的选择联系在一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要怎样才肯将我释放？我一头雾水。

与此同时，我在授课，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在当助教”——协助一位正式教授沃特森女士讲课。她是一位身高不足5英尺（约1.5米）的胖乎乎的小个子女人，有一头稀疏的金发。她60多岁，离过两次婚，是5个孩子的母亲。她不仅在怀亚特看守所工作了15年，还曾在少管所任教。她是个热心肠，整天苦口婆心地对我们说个没完。我不知道她是如何保持职业信念的。我在数学课上帮助一个28岁的囚犯，他的神经或许是因为多年过量吸食可卡因而造成了无法恢复的损伤，他很勇敢，他想要克服这一切，我也尽力帮助他。但他在上了四个多月沃特森女士的数学课后，数学计算能力仍然没有达到幼儿园大班孩子的水平。他没有学会加法，也不会减法。看到他背着其他囚犯，一脸羞愧地偷偷掰手指头，我的心都要碎了。但是，有的年轻囚犯却让我感到惊讶。有些人12岁就辍学了，但却能很快掌握比例系数，或者轻而易举地解开我们上学期间都备感受挫的二次方程式。如果这些囚犯能有另一种境遇，那么他们一定能够考上大学。沃特森教授还安排了心理和行为座谈会。

除了这些，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如果一个女人和不同的男人生了孩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孩子都是由母亲单独抚养长大的。不可避免，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有些囚犯十分蔑视女性，直接把她们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坏女人”；另一种是“伟大的妈妈”，也就是他们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囚犯整天吹嘘他们的后代有多少。他们的孩子越多，他们就越觉得自己有男子气概，其中一个囚犯非常自豪地炫耀他的“计数器”上已经有19个孩子，而他却还不到30岁。自相矛盾的是，他们都很尊重自己的母亲，会在母亲节那天准备最精美的卡片，这是每年一度的盛事。而父亲节却相反，会被他们彻底遗忘。

当我不上课的时候，我就自己学习。我继续搜集所有和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相关的判例。我每天都把时间花在制作各种各样的表格、曲线图上，试图找出其中的规律。我还把根据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寄给斯坦和莉兹，满满几十页纸，都是我用铅笔写的。尽管我现在对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程序了如指掌，但我有两点始终想不明白。阿尔斯通已经配合调查一年多了，但为什么至今还未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最重要的是，美国司法部（根据审讯期间他们给我看的文件）明明掌握着阿尔斯通内部腐败的所有证据，但为什么在霍斯金斯被起诉后，阿尔斯通的其他员工再也没有被起诉？当初在讯问我的时候，检察官诺维克给我描述过他们的计划：按照职位高低，一层层地对阿尔斯通的高管提出诉讼。即使柏珂龙诚心诚意地和美国司法部合作，他也不能轻易从陷阱中脱身。在我看来，他甚至免不了牢狱之灾。而如果他不诚心合作，那么他同样面临被起诉的风险。无论如何，这都是无法避免的。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在这12个月里，我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曾经的跨国公司高管身处人间苦难与严重犯罪的交会点，无前科的工程师已变成无情罪犯的老师。

昨天，单腿壮汉肖恩终于向我透露，他为什么在我的化学课上如此刻苦：

“人人皆知，在街上贩卖毒品是非常危险的。我想重新学习，学会自己制作冰毒。”

还好，他不是很有天分，而且他不可能有成功的那一天。虽然我经常鼓励他，但我不是化学专家。在学校里，我不是做点燃试管实验的最优秀的学生；在生活中，我看不到隐藏的炸弹或即将发生的爆炸。而且，我完全没有预料到那场将于2014年4月24日发生的爆炸性事件。

29.4月24日的宣告

2014年4月24日，一切豁然开朗。困扰了我数月的问题终于有了一些眉目。

和每天清晨一样，我在餐厅一边吃着早餐，一边趁机看几分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转播的新闻。这是一天中电视（仅限白人囚犯观看的那台）唯一播放新闻节目的时刻。

大约早上7点半，节目主持人宣布法国阿尔斯通准备出售其70%的业务，将所有能源业务以约13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商业交易，是历史性的一天！”新闻频道的播音员激动地评论彭博社的独家新闻，“此次收购将会是美国通用电气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收购，”他在新闻频道即将结束时说道，“收购协议会在未来几天确定。”

不仅是新闻主持人，我自己也目瞪口呆。这次收购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几个月前，为了提高资金流动性，柏珂龙不是打算将占阿尔斯通业务20%的运输部门出售给俄罗斯人，还准备和中国人合资成立一家能源设备公司吗？而现在他要把公司的“掌上明珠”——电力和电网部门——卖给美国人。虽然阿尔斯通正在经历衰退，但是其处境远未达到无法挽回的地步。这简直让人难以理解！

除非这次交易背后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也许柏珂龙认为，这是摆脱美国检方的解决之道：向通用电气出售它垂涎已久的所有电力和电网业务，以期得到美国司法部的优待。虽然日后他总是否认“通过谈判获得司法豁免权”，[1]但在阅读了数千页的相关判例后，我很难想象他在没有事先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就敢承担如此大规模交易的风险，毕竟这么大规模的交易毫无疑问会引发政治动荡。

这就是柏珂龙希望解决目前困境的方法，这无疑也是为什么过了6个月，美国司法部还没有将我释放。我是被美国牢牢控制在手上的“人质”。而且，由于美国司法部是唯一能够决定是否起诉个人的机构，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完成的，至少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法国政府是否了解这场交易的内幕？我对此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

这就是我在看完上述新闻后的反思。说实话，刚开始我对这个消息深感震撼，脑子一片空白，没有一点儿思路。比如，我无法理解法国政府仅仅因为能源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就放任这场交易进行到底。

阿尔斯通负责法国境内58座核反应堆的所有汽轮发电机的制造、维护和更新工作，同时也为阿海珐集团在弗拉芒维尔建造的欧洲压水堆生产阿拉贝拉型号汽轮机。阿尔斯通负责法国75%的电力生产设备，并且拥有让全世界都羡慕不已的技术。阿尔斯通还为法国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提供推进汽轮机。因此，它是法国本土的一个高度战略型企业。让这样的王牌企业流落到外国公司手中简直是疯了，这太不可思议了！哪怕最终证实这个消息是真的，我都无法相信法国政府有一天会批准同意这笔交易。

在距离怀亚特看守所6 000公里外，一名法国政府高层和我的想法一致。他就是在曼努埃尔·瓦尔斯总理任期内负责经济和工业事务的部长阿尔诺·蒙特伯格。当一名助理告诉他彭博社的独家消息后，他脱口而出：“我不相信，这太荒谬了！”[2]

蒙特伯格无法相信，因为他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这家跨国公司的命运。2013年初以来，他将这家公司的事情列入最优先事项。因为他收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消息：阿尔斯通正在经历困难时期。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能源市场变得低迷，来自发电厂的订单量也远远低于预期。阿尔斯通虽然在法国是工业巨头，但仍然比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西门子与美国通用电气——实力弱小得多。但法国真正担心的是阿尔斯通的大股东布依格公司宣布撤资。布依格公司希望出售全部股份，以后专注于电信业务，特别是4G业务。

法国财政部的分析师开始研究可以让阿尔斯通度过困难时期的方案，焦虑的部长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享誉欧洲的工业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这家总部位于德国的咨询公司，业务遍及36个国家，拥有2 400名雇员。该咨询公司委派明星顾问哈基姆·埃尔·卡拉威负责阿尔斯通公司的审计。卡拉威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曾经给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和前工业部长蒂埃里·布雷顿当顾问，同时他还是蒙特伯格信任的人。罗兰贝格的审计师为阿尔斯通撰写了一份对比明显的资产负债表。“阿尔斯通拥有无可否认的优势，”他们分析说，“但是阿尔斯通需要战略联盟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在这份报告中，罗兰贝格的审计师更倾向于由阿尔斯通的运输部门与西班牙或波兰的合作伙伴达成联盟，并且建议能源部门与阿海珐集团进行部分合作。但他们从未主张将阿尔斯通部分或全部出售。

2014年2月，媒体曝光了这份研究报告。柏珂龙生气地向蒙特伯格抱怨：“您的那些高等商学院的实习生很优秀，但他们的话太多了……”[3]这不是什么秘密，柏珂龙是肆无忌惮的自由派，是萨科齐的好朋友（也是2007年5月“富格餐厅之夜”的宾客之一），而蒙特伯格是社会党人，是“大政府，小市场”的捍卫者，柏珂龙和蒙特伯格两人关系一贯不融洽，他们甚至彼此讨厌。但两人却被迫从2013年初开始合作，甚至会面过6次。每一次谈话都重点围绕着阿尔斯通的未来展开。当然，既然法国政府已不再是阿尔斯通的股东，那么便没有理由事先干预一家私营企业的事务。但在蒙特伯格眼中，阿尔斯通与其他私营企业不同。首先，近一个世纪以来，阿尔斯通主要依赖法国政府的订单存活至今。其次，阿尔斯通应该感激法国政府在2003年出手干预，将其从破产危机中解救出来。最后，阿尔斯通开展的核能业务、法国高铁与地铁的交通业务体现了法国的切身利益。从这三个理由出发，可以得出第四个具有较强政治性的理由。蒙特伯格如何能够接受将被法国政府从破产边缘拯救回来的“工业明珠”拱手让人？竞选时承诺“振兴生产力”的蒙特伯格确信法国选民绝对不会原谅他，这就是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多次会见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敦促其尽快给他解决方案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他完全不相信柏珂龙不仅辜负了他的信任，还在背后捅他一刀。

2014年4月24日，在彭博社宣布收购消息的几分钟后，蒙特伯格立即致电爱丽舍宫询问收购情况，时任总统府副秘书长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当时负责经济事务）说自己和他一样惊讶，他声称自己对这场交易毫不知情。他是否真的如他所说的那般吃惊呢？后来我了解到，马克龙在2012年6月进入爱丽舍宫后，便私下要求美国科尔尼公司做一份关于阿尔斯通未来发展的报告，研究公司与行业内其他巨头联盟将导致的社会影响。他的目的是什么？这时候，他手里都掌握着什么信息？他是否一直在密切关注着美国方面的动静？直至今日，这些问题仍然是这个案件的谜团。[4]当时，蒙特伯格（他那时不知道马克龙已经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让他的助理去了解情况并与柏珂龙取得联系，但是却没联系上。因为柏珂龙正在一架从美国飞回法国的飞机上，刚刚在芝加哥与通用电气的管理层确定收购条件！

这些消息是从纽约传回来的。通用电气法国公司总裁克拉拉·盖马尔当天正好在美国出差，她向蒙特伯格证实了通用电气与阿尔斯通之间的协商讨论确实正在进行。

蒙特伯格必须面对现实：柏珂龙在完全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下，的确正在向美国人出售法国的“工业明珠”。

这个了不起的首席执行官从背后狠狠地捅了他一刀。根据媒体的爆料，阿尔斯通与通用电气的交易将会在72小时内完成。他们还预订了加布里埃尔会馆的接待室，准备在那里向所有金融巨头及商业大亨宣布此次收购事件。蒙特伯格并没有放弃，他拒绝屈服于这样的勒索，命令柏珂龙必须向他汇报情况。他派一名司机去机场，等柏珂龙从芝加哥回来后，直接将其从机场接到他的办公室。这次会面充满了火药味。柏珂龙试图论证“阿尔斯通在短期内不会陷入困境，但面临结构性危机”。他说道：“现在公司的规模对于已彻底改变的市场来说过于庞大。因此，我们必须釜底抽薪，出售能源部门来改善现金流，以此接济运输部门，使阿尔斯通东山再起。”蒙特伯格什么都不想听，他直接驳斥道：“看见这间办公室了吗？很快你就再也看不到它了！就是在你坐着的地方，菲利普·瓦林（标致雪铁龙集团前总裁）失去了享受正式退休待遇的机会！你永远不会再回到这里了，好好享受你在这里的最后一杯咖啡吧，这是将你定罪的咖啡。”蒙特伯格愤怒地结束了他们的谈话。柏珂龙后来告诉周围的人，他对这些言论深感震惊。“在共和国金碧辉煌的穹顶下，我的内心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呼喊，‘你是不是要让我们都跪下做奴才’。”

蒙特伯格的这番言论无疑有点儿极端，但我认为，他的话还是很中肯的。蒙特伯格是个易怒的人，而柏珂龙傲慢无礼、无视他人，蒙特伯格完全被蒙在鼓里。之后我发现，很多人都毫不知情，包括阿尔斯通的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以及公司能源部门负责人——其实这件事与他最密切相关——甚至还有公司的财务总监。在阿尔斯通内部，柏珂龙只告诉了两个人：一位是法务总监凯斯·卡尔，负责与美国司法部谈判；另一位是他的副手之一格雷瓜尔·布-纪尧姆，阿尔斯通电网部门的负责人。

布-纪尧姆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负责与通用电气秘密洽谈。他的父亲是法国普基集团的老领导，也是柏珂龙的至交。我很了解布-纪尧姆，所以我知道为什么他会被委以重任。2004年，柏珂龙掌舵阿尔斯通没多久，就破格任命30岁的布-纪尧姆为环境控制系统业务的负责人，管理燃煤电厂去污染设备业务。这些设备通常安装在锅炉的下游，所以我实际上在所有项目中都是与他的团队一起合作的。布-纪尧姆在2007年离开阿尔斯通公司，加入CVC资本，这是一家位于卢森堡的大型全球投资基金。一年后，CVC资本与通用电气合作，试图收购阿海珐集团的电力部门。虽然他们的尝试失败了，但布-纪尧姆在此期间与通用电气的高管建立了密切的联系。2010年，他离开了CVC资本，回到阿尔斯通，再次为他的良师益友柏珂龙效力。

柏珂龙的“小副手”到底是什么时候告诉通用电气，阿尔斯通计划出售其能源部门的？这是我思考了很久的问题。“在2014年初。”阿尔斯通的高管都是这么说的，但我始终坚信谈判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而且后来也得到了确认。事实上，布-纪尧姆在2013年8月就开始与通用电气谈判，也就是在彭博社披露消息之前的9个月！[5]蒙特伯格异常气愤。在这9个多月里，他和法国政府都被柏珂龙玩弄于股掌之间。

谈判的日程表需要长期保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与另一个日程表相吻合，即阿尔斯通身陷法律困境的那段时间，也是我身陷囹圄的时候。

事实上，2013年夏天，恐慌已经蔓延到了公司的管理层。我认罪后的第二天，2013年7月30日，我的上级、公司的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劳伦斯·霍斯金斯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在勒瓦卢瓦，公司高层对事情的发展趋势感到万分惊恐。他们一天比一天焦虑，每天都在想：美国司法部名单上的下一个人会是谁？美国打算一直起诉到首席执行官吗？

所以布-纪尧姆就是在这个时期与通用电气的领导层洽谈的。这两个日期一致，这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巧合。

同样在2013年下半年，阿尔斯通不得不开始与美国司法部进行合作协议的谈判，并且被迫解雇我，以及停止支付我的律师费（这就是为什么我在7月29日认罪之后，隔了很久，公司才在2013年12月28日宣布停止支付我的律师费）。

后来我还了解到，2014年2月9日，交易双方相约在巴黎布里斯托尔酒店包房里共进晚餐。阿尔斯通方面出席的有柏珂龙和布-纪尧姆；通用电气公司来了3个人，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并购负责人和能源部门总监。那天，阿尔斯通电力部门的负责人菲利普·科歇和首席财务官都对这场会面毫不知情。法国商界从未有过如此复杂且价值高达130亿美元的交易。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不让他们参与呢？

重申一遍，这个时间线非常奇怪。布里斯托尔酒店包房里的会面是在阿尔斯通明知自己可能被处以天价罚款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野村证券的分析师估计罚款可能高达12亿 ~ 15亿美元。此外，虽然柏珂龙一直“强烈否认这些腐败指控干扰了他的商业选择”，[6]但我始终不相信。商业中绝没有巧合一说。

持这种观点的不止我一人，蒙特伯格也对此表示怀疑。2014年4月，为了弄清事实，他甚至申请法国对外安全总局进行反间谍调查。他通过加密电话直接联系了对外安全总局局长贝尔纳·巴若莱，但遭到了拒绝。巴若莱告诉蒙特伯格，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会干预“盟友”领土上的事情。法国对外安全总局不会踏足如美国一样强大的盟国的“花坛”。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2014年春天，美国的一个跨国公司即将吞并法国最具战略性的公司，显然法国在经济方面的情报搜集能力有待提高。曾经的经济情报小组的部际代表克劳德·雷维尔指出，有关部门没有及时做出反应，这令人痛心。[7]当她在工作中发现，收购阿尔斯通的确是美国向其欧洲伙伴发动一场经济战的一个新的开始时，她曾多次提醒监管部门，但都徒劳无功。最终，她在2015年6月被辞退。

[1] 接受作者采访时，柏珂龙仍然否认。

[2] 节选自让-米歇尔·卡特伯恩：《阿尔斯通，国家丑闻》，法亚尔出版社，2015。

[3] 接受作者采访时，柏珂龙亲口所述。

[4] 马克龙任经济部长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5] 这一信息是柏珂龙在2018年春季法国国民会议调查委员会组织的听证会上证实的。

[6] 接受作者采访时，柏珂龙对此强烈否认。

[7] 接受作者采访时证实。

30.与斯坦的真相时刻

2014年春天，阿尔斯通被收购的消息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传到我这里的时候只剩下一丝涟漪。我非常担心阿尔斯通被收购会给我的案子带来不利影响。我打电话给克拉拉、妹妹朱丽叶特、妹夫弗朗索瓦。他们都清楚柏珂龙此举是为了摆脱美国司法部为他设置的陷阱。我的律师马库斯·阿斯肖夫、法国驻波士顿领事馆的杰罗姆·亨利也持同样的看法。大家一起帮我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应对。也许现在法国外交部终于可以采取行动了。我给爱丽舍宫、总理府和法国外交部各寄了一封信。因为我确信柏珂龙不会为我做任何事，所以我天真地希望外交干预可以帮助我离开这里。奥巴马总统即将前往法国庆祝诺曼底登陆70周年，这也许是奥朗德总统2月访问美国后的一个新机遇。

同时，我决定跟我的两位律师开诚布公地谈一次。在查看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已经成为我床头随时翻阅的材料）的判例时，我对一个关于通用电气的细节记忆犹新。当我埋头重新阅读我的笔记时，真相一下子出现在我眼前：阿尔斯通是第五家在被通用电气收购的同时，也被美国司法部指控腐败的公司！之后我将这一发现告诉了记者，《费加罗报》在2014年12月22日确认并公布了这个事实。

我最后甚至猜想，是不是通用电气将阿尔斯通惯用做法的信息提供给美国司法部的。司法调查是由竞争对手引发的，这肯定不是第一次。或者通用电气只是抓住了时机，趁阿尔斯通处于不利局面，特别是在柏珂龙受到起诉威胁的时刻坐收渔利。但经济战是残酷的，我并不关心这些下作的手段。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向我的两名律师表明我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然后和他们一起讨论，面对这种新局面，我们如何从中受益。我知道，斯坦作为前检察官，与他在美国司法部的许多同事保持着联系。我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他以前在康涅狄格州任职时，斯坦与他直接合作过。我希望斯坦当面向他打听一下，或至少问一下他的助理。

“斯坦，你非常清楚柏珂龙把阿尔斯通卖给通用电气是为了避免自己被起诉，所以你得向美国司法部打探情报。”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冷冷地回答我。

“这是为什么？在我看来你跟他们很熟。”

“的确如此，”莉兹承认，“但您的请求是在侮辱人。如果答应了您的请求，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就变成了通用电气的帮凶！您不会质疑美国司法的独立性吧？”

“当然是！而且强烈质疑！”

我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中，仔细审查各个公司和美国司法部签订的所有协议之后，我确信有些案子明显受到了政治压力的影响。我把这些有疑点的案子都仔细地标注出来。现在我怒气冲冲地给我的律师宣读这份名单：

“以英国军工企业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为例，该公司被控在与沙特阿拉伯签订的一份武器销售合同中行贿。在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干预后，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只承认犯了一个小小的‘过失’。[1]最终它无须承认行贿，从而将罚款减少到4亿美元，实际上，它面临的惩罚绝不止这个数字。此外，在这次政治干预后，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的所有高管都高枕无忧。接下来说说轻武器展销会的丑闻，22名美国军工企业的负责人被起诉，之后却杳无音信。后来该诉讼程序居然奇迹般地被取消了。还有，在墨卡托的案子里，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的中间人向相关官员及其家人行贿，以获得哈萨克斯坦石油与天然气田的特许开采权。这次贿赂行为被证实后，该石油公司没有被追究任何法律责任。只能说整个运作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进行的。通用电气就更不用说了。斯坦，你怎么解释？尽管内部举报人多次发出警告，揭露通用电气在伊拉克和巴西的腐败事实，但直到现在，每一次通用电气都能全身而退，它甚至都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担忧。[2]最后，你分析过美国司法部罚得最重的10家公司吗？10家中有8家是外国公司，只有两家是美国公司。而且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启用的近40年中，美国联邦调查局却从未发现通用动力或者雪佛龙等美国大公司的腐败证据。相反，在过去10年里，美国联邦调查局盯上了挪威国家石油、意大利埃尼、法国道达尔等企业。所以，我对美国的司法公正性表示怀疑，甚至不仅仅是怀疑。”

“这些与您的案子没有任何可比性。”莉兹一本正经地说。

她一下子把我惹火了，于是我当场发火：

“你俩不要再把我当傻子了，不要告诉我美国的司法是无可诟病的，不要……”

“我们都明白，”斯坦小声地说道，“但是请您不要发火！美国的司法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拘禁，显然您还是什么都不懂。审理您案子的法官不在乎美国司法部与柏珂龙之间是否达成协议。他只会听取一样东西，那就是检察官的公诉内容。”

“所以他并不在乎涉案企业的最高负责人将要逃脱法网！所以他不在乎只追究小职员的法律责任！”

“是的，弗雷德里克，他完全不在乎。”

“那我告诉你，如果美国司法部包庇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却给我定罪，这就意味着你们的法官就是一个黑社会团伙！”

“您还是一直不愿意明白，系统当然不是公平的！但您别无选择，只能被迫接受。关键是要想清楚，您是想在监狱里关上10年，还是想要结束眼前被羁押的生活。”

我和斯坦与莉兹的对话气氛从未如此紧张过。我感觉自己像撞到了一堵墙上，我拼命地想要撞穿它。

“斯坦，我不在乎那讨厌的系统，我已经受够了。我会给你写一封函件，正式要求你去华盛顿，向美国司法部的最高层询问他们与柏珂龙签订豁免协议的情况。如果你不想做这件事，那么随便你，但你得给我书面答复。这样，我就有你拒绝的证明。”

斯坦气得脸色发白，他在沉默了30秒后同意了。

“我会把您的问题传达给他们的，但您要知道，这完全无济于事。这是一个既愚蠢又没用的行为。”

我们的谈话结束了。本来应该有1小时左右的会面时间，但我们已经没有必要继续谈下去了。大家都心照不宣，而且紧张的气氛也让我们的对话无法进行下去。但我们还是约定1周后再联系。

就在离开前，他们又向我透露了最后一个信息。阿尔斯通亚洲区高级副总裁霍斯金斯在去得克萨斯州探望他儿子的路上被捕了。这次逮捕发生在2014年4月23日，就在阿尔斯通与通用电气宣布达成交易的前一天，甚至就是柏珂龙在芝加哥谈判的当天！这是在明确地提醒我的前老板，在他身上会发生什么，因为他当时就在美国的领土上。就在1年前，美国司法部同样在凯斯·卡尔来华盛顿的前一天逮捕了我。这一系列的巧合太奇怪了。除非如我确信的那样，这确实是事先设计好的行动。

“斯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改变了主意。在6个月的监禁后，他们不想释放我。他们知道阿尔斯通正在和通用电气谈判。他们害怕我把消息泄露给记者，或是害怕我通知法国政府，不是吗？”

“可能吧。”斯坦含糊其词地回答道。

“既然现在这些都被公开了，阿尔斯通和通用电气收购协议的谈判也结束了，你去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批准我的保释申请。他们不可能永远关着我。自1977年美国《反海外腐败法》颁布以来，对没有个人受益的案例，从来不曾判过1年以上监禁。而我已经在这儿被关超过1年了。”

“我会问的。”他简单明了地回答我。

[1] 忘记向美国外交部申报存在中间人。

[2] 参见《附录》。

31.通用电气的神话

阿尔斯通将全部能源业务出售给通用电气。当然，它并不是随意转售给其他工业集团的。正如我在22年职业生涯中了解的，通用电气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公司，它还体现了美国至高无上的权力。2014年，通用电气位列全球第六大公司，业务几乎涉及所有战略领域：电力、天然气、石油、医疗设备、航空和运输。它也生产家用电器：冰箱、烤箱、炉灶、洗碗机、热水器。2013年以前，它一直持有美国三大商业广播电视公司之一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股权。此外，通用电气旗下的金融子公司，即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金融机构之一。这家子公司受到20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大规模干预（注资1 390亿美元），它不但会倒闭，还会连累母公司通用电气。与福特、通用汽车和沃尔玛一样，通用电气的产品几乎在美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一席之地，它属于“美国国宝”。

2014年春天，出现了一位对华盛顿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杰夫·伊梅尔特。13年前，就在发生“9·11”事件4天前，他接管了通用电气公司。通用电气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父亲和他的妻子是通用电气的老员工，他自己也在通用电气工作了近40年。伊梅尔特是一位厉害的谈判专家，是共和党强硬派，与奥巴马关系密切。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他为就业与竞争力委员会主席。赋予他的使命就是，重建美国经济。这位大老板全身心地投入到使命之中，始终遵循着一个原则：生意就是生意。有一次他在巴黎如此说道：“商场如战场。如果你想在这里寻找爱的痕迹，坦白地说，你还不如买条狗。”

做生意可以，但不能不计代价。我在阅读法律文件的过程中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通用电气因挪用与以色列签订的某份军购协议的利润余额而被处以6 900万美元的罚款。这项处罚对公司内部来说是个巨大的冲击。通用电气的管理者随后清理了他们的团队，并在那时通过了严格的“道德宪章”（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在这方面，通用电气的副总裁本·海内曼相比公司其他管理者更胜一筹。直到21世纪初，他一直负责公司合规业务，被美国律师协会的同行盛赞为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法律专家之一。在他的领导下，通用电气赢得了“白衣骑士”的美誉，并与美国司法部反腐败部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通用电气通常会向转行困难的检察官提供合规部的管理职位。截至2014年，已经有15位检察官在那里开始第二段职业生涯。从2000年开始，通用电气也认识到受腐败案牵连的公司管理层是理想的“猎物”。通用电气毫不犹豫地提出收购这些公司的想法，并以承诺帮助管理层同美国司法部谈判为诱饵。正如我向斯坦指出的，通用电气在10年内通过这种方式收购了4家公司。阿尔斯通是其“猎物”计划中的第五个，也远不是最大的一个。2004年，通用电气吞并了美国公司鹰视技术。这家公司被指控在向菲律宾和泰国等国的机场提供爆炸物探测器的项目中行贿，在通用电气与美国司法部的密切配合下，最后达成了一项终止起诉的协议。[1]

我还注意到，在电力生产方面，几乎通用电气的所有国际竞争对手都曾经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并被迫支付巨额罚款：2010年ABB公司被罚5 800万美元；2008年德国西门子被罚8亿美元，8名工作人员被起诉，包括1名执行委员会成员；日本日立公司被罚1 900万美元。现在轮到阿尔斯通被罚。与此相反，在这个领域里，那些将通用电气的电力设备加入供货方案的美国大型电力供货商，从来没有一家因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被美国司法部盯上。例如，柏克德公司（承揽过建造美国驻外使馆的项目）、博莱克威奇公司、福陆公司、石伟公司、萨金伦迪公司，以及两家锅炉制造商——福斯特惠勒公司（业务甚至涉及石油领域）与巴威公司。然而，这些公司都在同一个国际市场上竞标，参加燃气、燃煤、核能和风力发电站等各类设施建设。在这些厮杀激烈的竞争性项目中，如果从未用过中间人服务，那么它们是如何杀出重围的？

这些公司确实得到了美国的外交支持。例如，2010年，通用电气与伊拉克政府在场外达成协议（没有经过真正的招标程序），以完全不符合市场行情的条件，向其出售价值30亿美元的燃气汽轮机。更令人惊讶的是，当时伊拉克根本没有能力建造发电厂，因此巴格达虽然采购了十几台燃气汽轮机，但是却不知道用它们来干什么。直到今天，都没有人敢说“不”字。通用电气有时也会作为分包商向工程承包商供货。它向负责一揽子交货的电站总包商提供燃气汽轮机，当然是总包商负责给中间人付酬劳。在这个“游戏”中，通用电气在亚洲市场上的首选合作伙伴是韩国和日本的一些大型贸易公司（商社），这些公司也从不担心会被美国司法部盯上。

2014年春天，通用电气表现得像是反腐败斗争中的无差别级冠军，又像沟通方面的“艺术家”。虽然它提出的收购条件明显不公平，但在柏珂龙的支持下，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对外界宣称（应该是说给他们自己的听众的）他们的提议“对阿尔斯通来说是最佳解决方案”。

为了证明这一点，杰夫·伊梅尔特提出了两个论据。首先，通用电气在法国并非无所作为。该公司从20世纪60年代末入驻法国以来，目前在法国境内雇用了10 000名员工。其次，阿尔斯通与通用电气“渊源颇深”。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两家公司的关系远非伊梅尔特想让我们相信的那般美好。我和大部分阿尔斯通员工一样，始终记得贝尔福事件。通用电气向我们出售了燃气汽轮机的专利后，在商业条款方面的态度开始变得非常强硬，不再同意向我们转让功率更大、效率更高的新产品，这导致我们手里的专利成了一堆过时的废纸。因此，1999年，阿尔斯通不得不把自己的燃气汽轮机业务转卖给通用电气（包括标志性的贝尔福工厂及其所有员工）。

不管怎样，通用电气在法国待了几十年后，已经摸透了这个国家，了解了法国的经济结构、法国的每周35小时工作制、法国的文化，特别是法国的政治网络，而且通用电气的管理者都是游说大师。

2006年，杰夫·伊梅尔特招募了一位既有魅力又有才华的大使：克拉拉·盖马尔。她被任命为通用电气法国公司总裁，2009年升任通用电气国际副总裁。她在巴黎左右逢源，拥有极广的人脉。身为“妇女论坛”主席，2011年《福布斯》杂志发布的全球最具影响力女性中，她排名第30位。这位毕业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时尚优雅的女士，无论是在部长办公室接受召见，还是在摄影棚内录制电视节目，都游刃有余。

2014年春天，她通过外交手段迅速化解了爆发在通用电气与法国政府之间的危机。但蒙特伯格仍然非常生气，在部长办公室向柏珂龙下了最后通牒。2014年4月29日，也就是在3天后的法国国民议会上，他重述了一遍那4个论点，提出了一个有力的指控。“自2月以来，”他谈道，“我就一直在询问柏珂龙，我们这家龙头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而且我的问话是正式、郑重和严肃的，他一直说他没有任何联盟的计划！”部长最后说道：“难道要经济部长在他的办公室里安装测谎仪吗？”早些时候，蒙特伯格还在RTL电视台批评柏珂龙：“他平时总是要求部长给企业提供帮助，而自己却秘密进行交易，还忘记打电话告知部长，这是一种缺失国家道义的行为。”蒙特伯格并不满足于仅仅喊一喊口号，他开始采取行动。首先，他礼貌但坚决地回绝了与刚到法国准备签署协议的伊梅尔特的会面。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不会接见伊梅尔特的。但是，他向伊梅尔特转交了一封信并提醒他，在法国，“能源部门的收购项目，特别是核能，都需要经过法国政府的批准”。他还向阿尔斯通的董事们发出了警告。“大家当心，”他通知他们，“这次出售可能违反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实际上，这一切都只是虚张声势。蒙特伯格试图先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他想在正式组织工业与司法领域的力量进行双重反击之前，先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斗争。在司法方面，他确信美国人正在勒索阿尔斯通，但他没有可以放到奥朗德办公桌上的切实证据。所以，他转而寻求法国对外安全总局的帮助。然而，该机构却拒绝为他提供服务，他只好自己去寻找证据。蒙特伯格在工业部紧急成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专案组，挑选了4名顾问，给他们安排了深入挖掘通用电气与阿尔斯通合作底细的任务。这“4个火枪手”迅速掌握了美国诉讼程序的详细情况，并且一路追根究底查到我的案子。那时，他们甚至试图与我建立联系。

专案组的一个顾问直接打电话给在新加坡的克拉拉。克拉拉表达了她的惊讶之情。毕竟1年前我被捕时，法国政府没有出面干涉。克拉拉非常怀疑对方的身份，在她看来，这名部长的顾问太年轻，她甚至在某个瞬间认为他可能是个冒名顶替者。克拉拉要求他通过工业部的邮箱给她发一封邮件，以确认他的身份。这名顾问给克拉拉发送了邮件，但仍然不能令人信服。对我而言，我应思考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所有的通话内容和在探视厅的对话都会被记录下来，并发送给检察官。唯一不会被监督的自由交谈时刻，就是我和我的律师见面的时候。但由于我怀疑斯坦的可靠性，所以我很难对他推心置腹。幸运的是，我的律师马库斯·阿斯肖夫在美国待了一个星期，并来罗得岛州的怀亚特看守所与我见了一面。他的探视让我欣喜若狂，因为这是我1年多来首次可以跟一个人坦诚相待、畅所欲言。我们在一起待了6个多小时。我的妹妹朱丽叶特此前把情况都告诉了他，我终于明白之前我和家人的通话中出现的许多暗示指的是什么了。至于蒙特伯格的顾问试图与我取得联系这件事，我一时左右为难。当然，我内心深处希望帮助他揭发真相，但是我的家人和律师马库斯·阿斯肖夫都表示反对。我在一座戒备森严的看守所被关了1年，被美国司法部当作“人质”以逼迫阿尔斯通合作，我还可能面临10年的监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司法部得知（他们一定会知道，因为马库斯认为我的家人和他本人极有可能都已经被监听）我间接帮助蒙特伯格阻止通用电气的收购计划，可能会在美国被监禁更长时间。所以我只能不情愿地让克拉拉与蒙特伯格的顾问保持距离，并且不要回复部长办公室的邀请。

无论如何，蒙特伯格主要是在工业经济领域发起反攻。为了推迟通用电气的收购，他转而联系阿尔斯通的另一大竞争对手——西门子。西门子很快回应了他的请求。

西门子首席执行官乔·凯飒在其转交给法国财政部的意向书中提议，由西门子接管阿尔斯通的能源部门。作为交换，西门子将其大部分的铁路业务出售给阿尔斯通，包括其高速列车ICE（以及54亿欧元的订单）和机车业务。据这位德国富商称，他的提议是“建立两个欧洲巨人绝无仅有的机会：法国成为运输业巨头，而德国则成为能源业巨头”。凯飒承诺在3年之内都不会裁员，还说准备把核能业务交还给阿尔斯通，以“使法国的利益得到安全的保障”。由于这个提议相当有分量，蒙特伯格成功地使阿尔斯通董事会推迟了向通用电气出售股权的决定。他初战告捷。原本想在72小时内秘密完成收购的柏珂龙，不得不重新考虑新的策略。

但是在政治方面，刚刚拥有主动权的蒙特伯格却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权。时任法国总统将这项收购案接了过来，他与曼努埃尔·瓦尔斯，以及其他与此项收购案有关的部长紧急成立了一个小型委员会。奥朗德也想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他不信任这位做事张扬的部长。因为这位部长有一个让人恼火的习惯——不喜欢与领导充分沟通就擅作主张。2012年11月，蒙特伯格在印度钢铁企业阿塞洛米塔尔事件上擅自放出狠话：“阿塞洛米塔尔可以撤出法国了。”这令奥朗德无法忍受。这些心血来潮的话取悦了左翼社会党，但是也激怒了爱丽舍宫。爱丽舍宫决定任命一名谈判代表——大卫·阿泽马，法国国家股份代理机构的主管。虽然法国政府不再是阿尔斯通的股东，但这并无大碍，毕竟维护国家的战略利益迫在眉睫。阿泽马拥有良好的个人形象：他是高级公务员、左派人士，也与企业关系融洽。他直接受蒙特伯格领导，但他同样需要向马克龙汇报工作。

2014年4月底到5月初，在怀亚特看守所，我试图通过每天早上收看几分钟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新闻，来关注这场涉及众多政治家与企业家的事件。但是美国人对这件事的关注程度远低于法国人，所以我不得不等着克拉拉几乎每天寄来的剪报。

5月初，我给莉兹打电话，想了解斯坦是否按照承诺与美国司法部取得了联系。她告诉我，她的老板只是简单地口头询问了他以前在检察院的熟人。根据这条消息，她向我保证美国司法部没有和柏珂龙达成任何协议。当然，我的律师无法保留关于这场非正式“谈话”的任何证据。总之，斯坦继续把我当傻子。然而，自霍斯金斯在2013年7月被起诉，至今已经有10个月，显然，美国人的调查在公司的某个层面戛然而止，他们不再需要顺藤摸瓜去追究柏珂龙。这本来是事实，但他们却认为我在错误解读。我再次要求莉兹白纸黑字地写给检察官，同时要求检察官书面回信确认，他们与柏珂龙没有达成任何形式的交易。他们从一开始就欺骗我，我希望能掌握一件物证。

“坦率地讲，我不建议您这么做，”我的律师对我说，“我认为检察官现在已经准备好审查您的保释申请。他们刚同意释放霍斯金斯。”

“那对他来说更好。但我仍然对美国司法部区别对待我与霍斯金斯感到惊讶。”

“他是英国人，而且因为英国可以引渡它的公民，所以他的律师能够说服法官。”

最重要的是，霍斯金斯是由高伟绅律师事务所代理的。高伟绅律师事务所是世界上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在商业法各个领域拥有顶级专家，包括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斯坦却几乎对它一无所知。我问莉兹：

“霍斯金斯的保释金是多少？”

“150万美元。占他在英国拥有的房产的价值的很大一部分。他可以和在得克萨斯州的儿子住在一起，但如果想离开美国，他必须得到法官的批准。”

“150万美元！这太多了。”

“这就是自由的代价！而且，您必须知道，您也得支付这么多的保释金才能获释。”

“什么！150万美元！为什么变成了这么多？一开始我们谈的是40万美元，再加上琳达的房子。”

“是的，但他们希望您的保释金数额和霍斯金斯的保持一致。”

“这太荒谬了。霍斯金斯可能有办法支付这笔巨额款项，但我不行。”

“我知道，但他们就是这么要求的。另外，您还需要在美国再找一个愿意为您抵押房子的人，就像您的朋友琳达一样。然后，要知道这两个为你担保的美国人会成为‘共同利害关系人和连带责任人’。如果您保释后逃回法国，他们的房子将会被自动扣押。”

美国检察机关漫天要价，不停地提高保释金的数额。这种做法简直是无耻至极。他们显然是要想方设法不让我出看守所。我甚至觉得一切都毫无希望，我永远无法达到他们的要求，我要在怀亚特看守所待一辈子了。

但我没有想到，我的亲朋好友被动员之后，会释放出那么非凡的能量。我父亲成功说服了他的一位名叫迈克尔的老友及其妻子，他们同意像琳达一样，将房子抵押来为我做担保。我对他们感激不尽。克拉拉不仅提前支取了定期储蓄和退休保险，还出售了家中院子里的一块土地，因此终于凑了一笔与所需金额相差不多的款项。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这就足够了吗？我怀疑，我能否被释放关键取决于阿尔斯通、通用电气和法国政府间的博弈结果。然而在巴黎，收购事宜还没有确定。目前蒙特伯格好像在这场博弈中占据上风。

2014年5月15日，蒙特伯格成功通过了一项为抵制通用电气收购提议而量身定制的法律。这是一件反公开收购的威慑“武器”。自那以后，若想要掌控能源、水利、运输、通信或者医疗领域的法国企业，外国企业必须获得法国政府的同意才能进行收购。蒙特伯格骄傲地说：“我们再也不会任人宰割了。面对令人厌恶的肢解企业的行为，法国要学会自我保护！”法国人民对这次经济战中的胜利颇感欣慰。根据法国行为科学与数据研究机构BVA民调所的统计，有70%的受访者赞成蒙特伯格的举措。他能成功反转，扳倒柏珂龙和美国势力吗？

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有一方的反常沉默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萨科齐和他领导下的人民运动联盟。这位2003年阿尔斯通的大救星，怎么没有针对这起笼罩着浓浓政治色彩的事件，跳出来痛斥左派总统的不作为呢？他面前明明有一条大道，但是他一声不吭，连一个声明都没有。他是不愿使自己的党派内部分裂吗？还是因为瓦莱丽·佩克雷斯的缘故？2010年，这个女人的丈夫空降为阿尔斯通可再生能源业务的负责人，此人马上要转为合并后的通用电气-阿尔斯通企业同领域的负责人，甚至可能接手通用电气的可再生能源业务，直接听命于伊梅尔特。或者他不想和通用电气法国公司老板的丈夫埃尔维·盖马尔闹翻？或许还有别的隐情？他希望保持沉默，帮助他的朋友柏珂龙摆脱法律困局。总而言之，他对这件事没有任何表态，这实在是令人费解。

在这次抵制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的事件里，法国新闻媒体对事件鲜有报道。或许媒体注意到了蒙特伯格和柏珂龙之间的交锋，小心地避开了引人不快的主题，幸亏还有少量媒体向人们揭示了此事件的可疑之处。2014年5月27日，新闻网站Mediapart刊登了一篇由玛蒂娜·奥兰治和法布里斯·阿尔菲执笔的别出心裁的调查文章，题为“卖掉阿尔斯通：腐败背后的博弈”。[2]在文章中，两位记者认为“美国司法部的调查与阿尔斯通在仓促、不透明的气氛中被肢解不无关系”。像我一样，他们对日期上的一些令人怀疑的巧合格外关注。他们尤其关注2014年4月23日。那天，霍斯金斯在加勒比海的美属维尔京群岛被捕，而恰恰是在同一个时期，柏珂龙和伊梅尔特之间的谈判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奥兰治和阿尔菲认为，“这一逮捕绝非孤立，毫无缘由”。它可以被视为通用电气在签约前对阿尔斯通总部施压的终极武器。

终于，一部分真相水落石出。那时，我觉得这篇文章会一石激起千层浪，但事实证明我错了。其他有关文章也如石沉大海般毫无回响，包括《鸭鸣报》于2014年5月刊登的一篇文章曾尖锐地指出，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的这笔交易存在着另外一个利益冲突。在与通用电气秘密谈判的过程中，为阿尔斯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律师事务所的老板是通用电气的老板杰夫·伊梅尔特的亲兄弟史蒂夫·伊梅尔特。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全程服务更周到！在《观点报》于2014年5月15日刊登的针对此事的新闻报道中，记者只提出了一个略有价值的问题：“柏珂龙是否已经准备好把阿尔斯通拱手让给美国人，以摆脱当前的司法困局呢？”对此，评论界仍是异常平静，没有做出回应。

[1] 依据是美国司法部、通用电气、鹰视技术于2004年12月3日签署的协议条款。

[2] 文章的作者之一法布里斯·阿尔菲曾联系克拉拉，但由于害怕我的处境恶化，克拉拉没有回复。

32.皮洛士式胜利

一个月之后，2014年6月初，木已成舟。蒙特伯格该认输了。然而，在聚光灯前，他还是保持着胜利者的笑容，一副信不信由你的表情，把自己当成了阿尔斯通的拯救者。他自诩，在当时的局势下能够达到他提出的协议，已经算是做到了极致。但是，我不是傻子，我们已经输得颜面无存。法国工业部长无权盖棺论定，最后还是得由奥朗德拍板。法国总统最终决定接受美国人的方案。

我不得不承认，通用电气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他们表现得很灵活。杰夫·伊梅尔特非常清楚，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笔收购项目，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在巴黎安营扎寨。他很快意识到，打赢政治和媒体舆论战与打赢工业或经济战同样重要。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将其麾下最得力的公关团队投入其中，并找到了汉威士集团的二把手斯特凡娜·福克斯担任操盘手，因为后者与时任法国总理瓦尔斯交往甚密。

为了攻下阿尔斯通，汉威士集团动用了很多资源，其中包括3位经验丰富的高级顾问：法国企业运动组织前副总裁安东·莫里纳，公共咨询公司阳狮集团前负责人斯特凡妮·艾尔芭斯，泽维尔·贝特朗办公室的前负责人米歇尔·贝坦。柏珂龙也有两位顶级专家：弗兰克·卢弗里耶，他以前是萨科齐的幕后公关智囊；还有一位是阳狮集团的莫里斯·李维，他与通用电气法国公司的负责人克拉拉·盖马尔的关系十分亲密。这个公关“梦之队”将为确保这次收购行动如期推进扫清障碍。第一个要克服的障碍便是说服公众，让大家信服收购是必要的。

无论伊梅尔特和柏珂龙如何鼓吹，2014年春天的阿尔斯通还远不是一只“跛脚鸭”。与产业结构上的弊病相比，它拥有的科技优势依然显著，面临的危机主要来自财务方面，因此法国人民很难理解为什么阿尔斯通要出让70%的股权。双方的首席执行官便负责在电视上讲解这次收购的益处。伊梅尔特以嘉宾身份出席了法国电视二台的黄金档节目，而柏珂龙则上了法国电视一台的新闻节目。在他们的发言中，我的前雇主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阿尔斯通在体量上难以应对危机，特别是在面对通用电气和西门子这两大行业巨头的时候。但当人们仔细分析企业数据时却发现，真相并非如此。阿尔斯通在能源领域的产值约为150亿欧元，稳坐行业内第三把交椅，完全不存在所谓的“体量危机”。如果把两家企业的整体产值做比较，阿尔斯通的确只有通用电气的1/8。但是出售能源部之后，情况会更加糟糕。主业仅限于轨道交通业务的阿尔斯通的产值将只有通用电气的1/30。声称因为阿尔斯通不够强大，所以要出售，然而出让产业之后，公司只会更弱。柏珂龙的说辞简直荒谬至极。

况且，柏珂龙10年来一直强调，阿尔斯通必须同时在电力、输配电和轨道交通三大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以便应对市场中的周期波动，如今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看来，专注于发展轨道交通，企业的前景将会一片光明。所有的专家都知道，重组后的阿尔斯通业务量将大大减少，任凭对手摆布。果不其然，3年后厄运降临。[1]但是，在公关人员的蛊惑下，柏珂龙的观点像蜜蜂一样飞散，被所有媒体接受，在采访报道中被广泛引用，成为媒体口中的“真相”。

通用电气要面对的第二个困难，是取得政府的首肯，因为这事关就业问题。在奥朗德看来，这才是重中之重。这位法国总统自当选以来，就面临着有史以来最高的失业率。他绝不容许可能导致社会混乱的行为发生。伊梅尔特保证为法国创造1 000个就业岗位。这是一个他不可能兑现的承诺。但是，承诺只对那些相信它的人有用。[2]

最终，为了打动法国政府，通用电气在公关人员的支持下，克服了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棘手的困难——堵上蒙特伯格的嘴。

2014年5月中旬，这位工业部长继续主张让德国人介入解决此事，特别是西门子还开出了更有利的条件。德国人联络了能源领域的另一巨头——日本三菱公司。这个“德日双簧”拿出了一个新的方案。西门子和三菱并不打算收购阿尔斯通，而是提议在企业之间构建一个稳固的工业联盟。三菱想和阿尔斯通在水电、电网和核能领域分别创建3个合资企业，法方注资60%控股，日方40%。而西门子则会收购阿尔斯通的燃气汽轮机业务，作为交换，会向对方出让自己的铁路信号业务。蒙特伯格满怀激情地支持这项解决方案。在他看来，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避免法国企业被收购，又能获得切实的经济利益。

为了紧跟形势的变化，通用电气的智囊团明白，需要尽快重新思考一套新的战略，越快越好。随后他们拿出一套受西门子和三菱提议启发的方案。通用电气摒弃了一切类似于“买”或“购”的表述，而向阿尔斯通提议在核能、可再生能源和电网3个领域分别组建“合资企业”。阿尔斯通和通用电气平分这3个企业实体的股权，双方50∶50。很快，公关团队制作了一部宣传片，阐释这一“联姻”的美好前景，展示了非常动人的画面：在贝尔福工厂，已经同在一处工作的阿尔斯通和通用电气的员工正在共用一个食堂，共享午餐。这个短片第一时间在法国各大电视台播放。同时，通用电气的顾问正在各个部长的帷幕背后，以及媒体主编的办公室往来穿梭，他们暗暗使劲，竭力使西门子和三菱的提议失去拥趸。他们力图让人们知道，这个方案过于复杂，项目难以实施，合伙人也太多。几周后，这些公关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到了收获的时候，国家谈判人员大卫·阿泽马也倾向于通用电气公司。决战将在爱丽舍宫打响。

2014年6月初，马克龙、瓦尔斯和蒙特伯格齐聚总统府。蒙特伯格赞成西门子和三菱的提议，并请求总统用政府刚刚通过的新反恶意收购法令阻止通用电气的提议。马克龙则发言称：“和西门子合作困难重重，社会影响也极为恶劣。更何况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坚决反对这一决定。”随后时任总统府副秘书长马克龙给出了致命一击：“规定一个私企要和谁合作，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干得出来！除非在委内瑞拉！”与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挽救通用电气截然相反，法国社会党政府将自由贸易奉为圭臬，生生地把法国制造业的“掌上明珠”推入美国人的怀抱。木已成舟，阿尔斯通从此将属于美国。谈判持续的这几周，蒙特伯格一直与反对者针锋相对。蒙特伯格要如何应对反对者呢？他会咽下这口气吗？总理瓦尔斯清楚，他得做出必要的牺牲，以保证拥有社会党左翼人士支持的经济部长留在自己的内阁之中。瓦尔斯提议国家以资本介入阿尔斯通。国家从布依格手中收购阿尔斯通30%的股份，以此为阿尔斯通轨道交通部的未来做出担保。对蒙特伯格来说，面子保住了，牌局还远远没有输掉。他可以认为政府并未弃阿尔斯通于不顾，也可以自诩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通用电气才做出了巨大让步，更可以在几天后举行的全国听证会上发表讲话，“国家入股使阿尔斯通与通用电气的联合变得可持续”。

蒙特伯格的这种交换是徒劳的，他终究还是屈服于通用电气。但是必须承认，他曾是唯一为法国国家战略利益奋斗的人。可是，他真的有哪怕一点儿取胜的可能吗？美国商业巨头最终能够完胜，绝非偶然。它反映出美国企业界在法国境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我在职业生涯中看到了美国在法国的一部分行政、经济和政治党派中具有的巨大影响力。我们的精英，包括社会党人，更倾向于大西洋主义。美国有着越来越大的震慑力。美国人在“软实力”上稳居世界第一，他们使用这种“软性外交”手段，同时施加诱惑来使其上钩。例如，自1945年后，每年巴黎的美国大使馆都会挑选他们认为有潜力的政治新星，美其名曰“青年领袖”，邀请他们去华盛顿访问。这种“培训”面对的是政治新贵，或者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奥朗德、萨科齐、阿兰·朱佩、玛丽索尔·杜兰、皮埃尔·莫斯科维奇，以及马克龙都曾以“青年领袖”的身份去过美国。

美国的影响力不止于此。今天，巴黎大部分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和商业银行都是美资企业。阿尔斯通与通用电气这件事对它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意外惊喜，它们可以从中攫取上亿美元的利润。[3]为了保证游说的高效，这些机构会从部长办公室下手。对于被选中的幸运儿来说，这是一个工资可以翻10倍的机会。显然，这些利益冲突中也危机四伏。当你听到阿尔斯通案中担任法国国家谈判代表的大卫·阿泽马弃政从商，转行到一家大型美国商业银行供职时，你不会感到惊讶吗？他被聘用的事情发生在2014年7月，也就是奥朗德为阿尔斯通案一锤定音的几天之后，这位国家介入行为办公室的前负责人并非饥不择食，而是接受了美国银行（就是在谈判全程中为阿尔斯通出谋划策的那家美国银行）高管的金交椅。这次，就连公共事业部下属的合规部都看不下去了，他们劝说阿泽马重新选择。于是，这位高级政府官员最终去了另一家金融机构——位于伦敦的美林证券。而美林证券和美国银行自2008年就合并了，这根本就是一家机构！大卫·阿泽马欣然赴任，无忧无虑。《世界报》曾询问他离开的原因，他回答：“我为什么离开？为了挣钱啊！”

2014年阿尔斯通收购事件中，最后一个关键要素出现了：西门子变得犹豫不决。2014年5月20日，这个德国工业巨头本应提交一个确定的收购方案，但它却提出眼下有一些新的事项需要确认。西门子要求美国司法部公开更多有关阿尔斯通案的司法调查情况。德方担心，超10亿美元的罚款可能会落到这家它计划收购的法国公司账上。西门子经历过这种痛苦的官司。2006年，这家德国企业因为贪腐行为被美方调查过。它被指控在阿根廷、委内瑞拉、越南甚至伊拉克有贿赂行为，行贿手段与阿尔斯通一样。为了尽快了结此事，2008年西门子向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认罪，并同意支付约8亿美元的创纪录罚款，而且时任西门子总裁冯必乐也引咎辞职。冯必乐同意为他的旧东家支付500万欧元，避免企业追究他管理不善的罪责。事情还没结束，2011年，美国司法部起诉了8位西门子前高管，并对他们发布了国际逮捕令。10年过去了，西门子继续背负着这个丑闻、这个甩不掉的累赘。事件在德国越闹越大，如今企业已经为此耗资15亿欧元。在这种境遇下，很容易理解西门子绝对不想因阿尔斯通而再次被卷入同样的噩梦之中。

相反，通用电气面对美国司法部毫无惧色，它甚至向阿尔斯通提议成为后者的“拯救者”。在通用电气与法国企业的协议中，有一段明确规定，在完成收购后，美方将全权接管其司法负债。换句话说，就是通用电气准备为阿尔斯通向美国司法部支付罚款。这个条件竟然能谈成，我感到很惊讶。如果一家企业不能代其员工支付罚款，按照同一个逻辑，一家企业也不能代替另一家企业支付罚款。但是，协议于2014年6月公布后，美国司法部一反常态，没有对这一条款提出反对意见。

通用电气可以为阿尔斯通支付罚款，这是一条西门子绝对无法接受的关键条款。可是，它又能怎样呢？2014年6月初，几乎没人知道罚款金额是多少。阿尔斯通的认罪辩护将在2014年12月22日举行，也就是说，要等到6个月后。那么，哪个企业愿意签一张总额极有可能超过10亿美元的空白支票呢？世界上没有哪个企业负责人，可以获得董事会和股东们的批准如此行事，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无论是经济类媒体，还是我们的政治精英，都没人站出来揭穿这种不合理的情况，所有人都被通用电气和阿尔斯通的公关人员捆住了手脚。有个问题至关重要：阿尔斯通这笔未知金额的罚款可能超过通用电气收购金额的10%，通用电气怎么敢做出付款的承诺呢？事实上，通用电气拥有西门子不知道的诸多信息。其实通用电气已经在幕后参与了阿尔斯通和美国司法部的谈判，为时数月！打击贪腐调查组的负责人卡蒂·朱负责组织这些谈判，她曾经是专攻经济犯罪的联邦检察官。在这个阶段，一切都是检察官（有现任的，也有曾任的美国司法部检察官）之间的一场游戏。

2014年6月初，我在离巴黎6 000公里之外的怀亚特看守所，见证了阿尔斯通收购案闹剧的最后几幕。我感到愤怒，却无能为力。我和法国都受到了欺骗。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打破沉默，让我的家人把我的故事登载在媒体上，以使法国公民明白事实的真相，也让法国政府明白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也许，可能。我思忖良久。克拉拉可以去找那些调查记者，或回应蒙特伯格的特使。但这有用吗？我一个人如何与美国司法部、汉威士集团、阳狮集团、阿尔斯通、柏珂龙、奥朗德和阿泽马等势力抗衡呢？这场战斗还没打响就输了。而对于我、我的妻子和4个孩子、我的双亲和我的妹妹来说，眼下最重要的是，我能够离开这座看守所。我的沉默或许有些自私，但我已经被羁押快14个月了。因此，我宁愿保持沉默。

[1] 2017年9月，德资企业西门子开始着手掌控阿尔斯通的轨道交通业务。这一行为至2018年秋尚未完成。

[2] 参见《尾声》。

[3] 参见第49章《国民议会调查》。

33.通向自由

在巴黎进行的谈判已经尘埃落定，通用电气赢了，它将在一周内与阿尔斯通签署协议。与此同时，检察官诺维克知会斯坦，可以提交一份释放我的动议。2014年6月11日，在经历了424天的羁押后，我终于要重获自由。明天便是我的自由之日。

我在怀亚特看守所的最后一段时间，一切如常。早上6点50分，我起床吃早饭，然后和亚历克斯在食堂的地上铺一块毛巾做运动，再跟随人群在几十平方米的院子里快走一个小时。这个院子就是监狱中的监狱，完全封闭，上方装有全覆盖的顶棚。时至今日，我已在氖灯昏暗光线的持续照射下生活了250天。遭受如此的惩罚，被关进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监区，并非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我运气不好。我和其他囚犯的待遇一样，没有更好，也没有更糟，我像其他人一样遭受着惩罚。无论一个人犯了什么罪，都不该被剥夺呼吸新鲜空气和享受阳光的权利，不该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这种日子使人发狂，使人堕落。有时因为“预算紧张”，我们连院子都不能去，这所资本主义的监狱对利益的追逐，是以侵犯基本人权为代价的，这可真令人愤怒和鄙视。然而，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充分利用监狱的设施、关押更多的犯人、牟取利益最大化，也是要让犯人心理崩溃，以便尽快认罪，这样就能给美国司法部尽可能地减少案件开销，进一步改善它假大空式的统计数据（98.5%的结案率）。

离被释放还有几个小时，我大步快走着，以此发泄对怀亚特看守所和美国司法体系的怒火和仇恨。我感觉身体已被掏空，有些疲惫，仿佛我的身体对未来生活的改变已经做出了反应。我碰见了一个狱友——阿尔巴尼亚人提卡，他在普罗维登斯医院待了4天后刚回到囚室。外科医生从他的喉咙里取出了一个7厘米大的囊肿，这个吓人的东西早就该被取出来了，但他被迫熬了漫长的3个月才获得监狱方同意，被送往医院治疗。我眼看着他的病情日益严重，他的囊肿不停地增大，渐渐堵塞了食道。他无法吃固体食物，否则就会窒息。自2月以来，他只能吃些流食。他不能正常呼吸，晚上睡眠也不好。他填完了成堆的申请文件，才被批准到狱外就医。如今，他脖子上有一个巨大的疤痕，很像弗兰肯斯坦创造出的那个怪人。他一连几天都不能转动头部，但他依然对手术进行得还算顺利感到高兴。医生说从他喉部取出了一块“黑布丁”一样的息肉。这个外科医生对提卡延误治疗导致病情急剧恶化感到极为震惊。怀亚特看守所管理层的这种危险且罪恶的草菅人命的态度，让我也深受其害。在“准备行装”的时候，我又想到了看守所里的几个难兄难弟。一位65岁的印度裔囚犯印第亚就没有这么幸运，他因被延误治疗，于1个月前去世。基德因参与一起毒品交易案，检察官在第一次和他谈判时要关他15年，他无法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上吊自杀了。他才24岁，这是他第一次被逮捕。与我同室7个月的狱友马克，2017年12月被审判之前已经在怀亚特看守所待了5年。他本来计划在圣诞节与家人团聚，但是在审判开始的15天前，检察官突然说，他的诈骗罪比最初认定的更严重，于是马克又被判了25年监禁！鲍勃结婚40年，他的妻子于一个月前去世。看守所管理层不肯押他去参加在波士顿举行的妻子的葬礼，只跟他说可以让灵车停在怀亚特看守所的院子里让他悼念妻子，他拒绝了这个提议。

然而，我还是对自己说，能活着走出怀亚特看守所是幸运的，我期待着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回从前正常的生活。

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和我在看守所中共度一年的最忠实的狱友彼得、亚历克斯和杰克说再见了。我们是看守所中少数的“白领犯人”——700个犯人中不超过10个。

彼得隐约预感到自己即将被释放，他被羁押在怀亚特3年多。被捕之前，他是替黑手党从纽约到拉斯维加斯一箱一箱运输现金的“运输机”。

杰克也将获得保释。原本他是美国新闻的头版人物，记者们甚至给他起了个“小麦道夫”的诨名。这个62岁的金融从业者设计了一起庞氏骗局诈骗美国投资者。他和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协议，最后只被判了七年半。

而他的下线亚历克斯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亚历克斯拒不认罪，他要和这个体制抗争，要扛到最终审判。或许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因为这可能使他比杰克判得还要重。在我眼中，这又是一个新的证据，说明整个刑法体系就是一场“俄罗斯轮盘赌”。亚历克斯只能焦躁地等待审判。在我被羁押期间，我与他的关系最亲近。在定居美国前，他曾在马赛读商科，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50多岁，性格开朗，十分虔诚，即使在牢房中也积极乐观。我在怀亚特看守所度过的14个月中，亚历克斯一直给我加油打气。他会是我一生的挚友。

34.自由

直到最后1分钟，程序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都不能少”。那天凌晨4点，怀亚特看守所的狱警就把我从床上喊了起来，那时我就隐约感到我将要被释放。他们把我拉上囚车，运到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法院。到达后，他们把我关在法院的一间单人囚室里。自那之后就没有动静了，我在这个囚室里百无聊赖地待了近8个小时！然而我已经走完所有的程序，保释也没什么问题了。会不会最后一刻哪里出问题了呢？我在怀亚特看守所听到过太多类似的故事，即使是现在，我也什么都不敢确定。

焦急等待的不止我一个人。我75岁高龄的父亲一大清早就来到法院，我的朋友琳达陪着他。他就在我被关押的囚室几米外的走廊里苦苦等待。我们近在咫尺，近到可以说话！

下午快4点时，出现了一个好兆头。有人给我送来了我刚到怀亚特看守所时上交的衣服，它们已经变得非常宽松，我穿上后显得特别滑稽。终于，门开了，走廊的尽头是爸爸和琳达，他们站起来张开怀抱迎接我。

自由！我自由了！

我们紧紧相拥，幸福得有些发狂。爸爸看上去精神不错，几个月前，他不顾我的反对，坚持来怀亚特看守所探监，相比那时，他现在显得更加强壮。当时，我感觉他非常弱小，背部疼痛使他佝偻着身躯，呼吸急促，只能靠拐杖行走。那种情形让我感到非常担心。显然他身体很不好，但他还是坚持跨越大西洋，到铁窗外来看他的儿子，哪怕仅仅是两个小时。今天，在囚室门口迎接我的人还是他。此时，克拉拉不得不留在新加坡，孩子们学年结束后会转学，全家搬回法国的手续都需要她去完成。不过，她很快就会和蕾娅、皮埃尔、加布里埃拉和拉斐拉在一起了。1个月后，全家人将齐聚在我这里，共同度过几周的假期时光。

在被释放后的最初几个小时中，我非常激动，但我知道我还没有摆脱全部束缚。在第一阶段，我只有两个月的自由。我必须待在美国境内，住在我康涅狄格州的朋友汤姆的家中，只能去美国的3个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佛罗里达州。1个月后，我准备带孩子们和克拉拉一起去佛罗里达州度假。因为汤姆需要定期接回他的孩子住在家里，所以我和父亲得租几张露营床，我们住在客厅里。

时至今日，关于被释放后的最初几个小时，我的回忆已有些模糊，只有几个深刻的感受凝固在脑海里。14个月以来，我第一次洗了热水澡，这让我感到舒适无比。青草的芬芳、树木的清香、微风的吹拂……孩子们一醒，克拉拉就给我打网络视频电话。他们的变化真大！孩子们要去上学，所以没能跟我聊多久。看到他们的容颜，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心中颇感安慰。我至今还记得，我在汤姆的花园中躺了很久，仔细观察着辽阔广袤、无边无际的天空。我逐渐意识到，由于被关在牢房中太久，我的视角都变小了。我用了好几天才适应了望向远方，成功地分辨出了地平线。在狱中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整日面对同样的环境，我的感知能力——视觉、触觉、味觉、听觉都有所退化。

最初几天，我花了很长时间在森林中散步。如果父亲的身体状况允许，他也会陪我走走。我的父母在年轻时就分开了，我和母亲相伴的时间更多些。直到2014年6月的那段日子里，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我让父亲给我讲讲他的生活、他创建的公司和他在俄罗斯的商业奇遇，我还鼓励他给他的孙子和孙女录些小视频。其余的时间里，我基本都在上网。这在狱中是绝对禁止的。我尽可能多地搜集信息，读媒体上关于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的报道。我下定决心，马上投入自己的调查。

2014年7月中旬，克拉拉和孩子终于要来到我的身边。我心怀忐忑地来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迎接他们。时过境迁，我又一次来到这里。孩子们掩饰不住欣喜和惊讶。他们的爸爸瘦了快20千克。如果被释放3周的喜悦可以冲淡我忧郁的神情，我或许看上去会更年轻些。说实话，此时我依然一副“愚钝脑袋、苦役身子”的模样。

我发现，皮埃尔比蕾娅快高一个头了。两个小家伙，拉斐拉和加布里埃拉见到我也非常高兴，她们拉着我的手不放开，一旦我松开，她们就大声喊叫并且抗议。只是到了晚上，为了遵守我的保释条例，我得和她们分开，回汤姆家睡。全家其他人都住在琳达家。幸运的是，几天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去佛罗里达州。我获得法官许可，可以在那里待3周，那时才是我们真正幸福时光的开始。我们住在海边的一个酒店式公寓里。梦想成为游泳冠军的蕾娅每天早上在迈阿密的游泳教练员的指导下游5公里，加布里埃拉和拉斐拉在叽叽喳喳地玩沙子，皮埃尔催我们一起体验当地的旅游特色——海陆两栖气垫船，这种小船先在沙子上行驶一段，然后全速驶向大海。沙滩、阳光、海浪，我们像以前一样享受着假期。但对我来说，这次是与众不同的。

3周后，克拉拉和孩子要回法国，我开始争取去法国和他们团聚的权利。好消息终于来了：彭波尼在拒绝认罪1年后，也就是7月18日签署了认罪协议，这也刚好是我从怀亚特看守所出来后一个多月。这很明显地证明，我的羁押和他目前案中的处境完全没有关系，这完全取决于通用电气和阿尔斯通的谈判。他的律师处理得游刃有余（比斯坦要好），因为和我不同，他只需要对一个被控罪名认罪即可。他可真幸运。既然无须等待他的案子的进展，我现在希望美国司法部能够通融些，让我回法国。正当我开始放松心情享受家庭时光的时候，我的希望落空了。我从斯坦处获悉，检察官目前反对以霍斯金斯的方式处置我，他们打算像对付彭波尼一样对付我，我的命运将取决于未来霍斯金斯是否认罪，或者是否接受庭审。美国司法部用这个小把戏可以再抓10多个人，如此循环往复，永无结局。这种悬而未“判”的日子，我或许还要过几个月，甚至几年，而且我和朋友的所有财产一直被冻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生活？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我又何谈重新找回生活的节奏？怎样才能说服未来的雇主？9年的时间里，我随时可能回去蹲监狱，谁还敢雇用我？没人敢。然而我必须找到一个可以重新开始工作的方法。我才46岁。

何况，霍斯金斯有可能会让美国司法部感到恼火。他在阿尔斯通只工作了3年，2004年8月31日，也就是塔拉罕项目合同签订后，他就离职了。在他任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时，他从未入境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律师提出了一连串的法律问题：一个美国的法院如何能有权限判决一位英国公民在印度尼西亚的贪腐案件？更何况他已从该企业离职多年，在法国只工作了3年，且从未来过美国。起诉他的这些事实是有据可查的，还是凭空捏造的？这还不包括其他技术层面的问题。本来，我并不反对他的套路，甚至完全赞成。如果我没有被关押在怀亚特看守所而可以自由辩护，那我也会这么做。问题是，他的事情让我再次陷入僵局。像往常一样，我咒骂我的律师，我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斯坦也像往常一样对我的咒骂不予回击，然后说些令我不快的话。“如果您不采纳我们的建议，并要求现在就审判，诺维克检察官可能会判您10年！”老调重弹的威胁！这种束手束脚的状态让我无比愤怒，然而柏珂龙却逍遥法外。我非常想知道，他为自己和美国政府谈成的是什么协议。斯坦想方设法劝我说，就算有这样一个协议也与我无关。面对众多的居心叵测，我亲自写了封邮件。8月18日，律师将它发送给了检察官，我要搞清事实真相。

美国司法部始终没有回复，但我的请求是完全合法的。美国人把它叫作“证据开示”：一个允许犯罪嫌疑人搜集为自己辩护的所有证据的程序。我向斯坦表示，我对美国司法部的反应感到惊讶，更准确地说，是对它的不作为感到吃惊。

“有可能这个协议是存在的，”他对我说，“但您永远也不会拿到它。美国司法部并非必须向您提供这份文件，而且如果这是个保密协议，那它也无权将其交给您，甚至无权承认它的存在。”

“好吧，但至少如果它不存在，美国司法部就可以向我否认。他们可以做到吧？”

“他们没有回复您，是因为他们不能白纸黑字地撒谎，所以您可以由此得出任何您想得出的结论。”

我的争辩是徒劳无益的……已经8月底了，克拉拉和孩子们要回法国了。我不想与他们分离，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他们。

35.重回法兰西

我无法接受无限期滞留美国且无权工作、没有家人陪伴的事实。不，我不可能接受！不管霍斯金斯的案子进展到哪一步，我都要回家！这一次，我不想再听律师的絮叨，直接催促他们，尽快让我的保释期得以延长。

金钱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美国检察官们松口了。与其他谈判一样，“美元能使鬼推磨”。最终，他们以提高保释金为条件允许我重回法国。我父亲的朋友迈克尔已经慷慨地用其私人房产为我做担保，这次又为我支付了20万美元的保释金。但是，我不能踏出欧洲一步（除非有法官许可），而且回到巴黎后，我还得每周给美国缓刑监督官发一封邮件。当然，我全盘接受了这些条件。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我大约在9月16日动身，走前还须履行一个承诺。我的前狱友亚历克斯的听证会将于本月初在波士顿举行。我想没什么人会到场支援他，他见到我会高兴的。的确，现场就3个人：希腊驻美领事、他从雅典赶来的表兄，还有我。他进来时手被铐着，但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听证会并不顺利，只持续了30分钟。检察官满脸怒容，因为我的朋友居然敢在法庭上藐视他。像所有被告一样，我的朋友朗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认罪书，请求整个世界的宽恕。然而，判决已经尘埃落定：他被判处102个月的监禁，也就是八年半。比与他一同被起诉的组织里的头目杰克还多1年。亚历克斯心情沉重。如果他在狱中表现良好，则每年可减刑54天，因此2019年他就可以出狱。他冲我投来最后一个眼神，做出最后一个手势，便被带走了。再过1周，我就要动身回法国，而亚历克斯仍身处狱中。

可是，我尚未动身，美国政府又给我制造了一些惊吓。在我返美参加审判时给我签发何种类型签证这件事上，美国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无法达成一致。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事没有那么简单，”斯坦向我解释说，“它给您回国增添了风险。”

“什么风险？”

“他们可能会想方设法不让您合法地返回美国。他们如果没有解决这个行政问题，就会没收您的保释金，而且在美国司法部眼中，您就是个逃犯。”

“他们简直疯了！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您想按照计划9月16日动身，那您就得签个全责协议。如果他们没有找到办法，那么责任在您，而不在他们。”

我的处境愈发卡夫卡式了。因为琳达和迈克尔面临保释金被没收的风险，所以在做决定之前，我必须征求他们的同意。当我向他们描述我再次遭遇的错综复杂的境况时，他们并没有反悔。我也征求了法国驻波士顿副领事杰罗姆·亨利的意见，他表示极为惊讶。但所有人都鼓励我，让我还是动身回国。“我们可以让大使馆介入。”亨利向我承诺道。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终于要回法国了。我一想到上飞机前要再经过一系列检查，就感到十分紧张。我害怕他们又在最后关头把我抓起来。直到飞机起飞，我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2014年9月17日，我抵达巴黎。距离我被逮捕已经过去493天。父亲来机场接我，我们归心似箭，飞奔回家。我刚好赶上两个小女儿放学的时间。她们在学校门口看到我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脑海里一直保存着这个画面。过了一段时间，我才逐渐习惯了正常生活的节奏，或者说找到了以往生活的节奏。但这再也不是我从前那种自然、简单、真实的生活了，再也不是。我需要重新规划，重新适应家庭生活的各种习惯，重新当好一名父亲与丈夫。这显然比预想的难得多。监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从此，我就是一名失业的父亲与丈夫。

2014年10月2日，我在法国就业中心注册，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36.与马修·阿伦的会面

几天前，记者马修·阿伦给我发了条短信。他想了解我的遭遇，并获取一些关于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的消息。当时我戒备心很重。在同意见他之前，我询问了身边的一些人，包括我妹妹朱丽叶特。她对我说，她经常在广播中听到马修·阿伦的声音，也读过他的书，觉得他应该是“认真的”。尽管如此，我还是顾虑重重。我尚在保释期，还未接受审判，因此我仍然随时有可能再次身陷囹圄。我担心，如果美国检察官得知我向媒体吐露案情，他们会让我付出巨大的代价。3周前，我结束在美国的监狱生活，回到了自己家，我理应感到知足和放松，但我的心情却难以平复。我生活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当我被羁押于怀亚特看守所时，我创造了一套密码以便和亲友沟通。我们共同选择了一本书，给50多个姓名分别编好了数字和字母。我曾经认为，有了这套密码，我们就能交换一些“保密”信息。然而因为它们太难记，所以我们几乎从来没有用过。

这个时候，我还是感到有一些紧张。见记者，我会得到什么呢？这会不会又是一个陷阱？此前有人尝试联系我或克拉拉，但都被我们谢绝了。或许我之后会后悔，但最终，我还是决定于2014年10月9日见一下这位记者。

我指定了这次见面的地点，就在凡尔赛老城中心的集市广场。我熟悉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能确认他是否偷偷带了摄像师。

还好，很明显他孤身前来。不过，我依旧将信将疑。因此，我开车靠近他的时候，始终没有离开驾驶座，并且示意他快点上车，甚至没顾得上和他问好就开动了车子，我在中心区转了好几个弯，确定没人尾随后，才全速驶向凡尔赛宫。我计划陪他在安德烈·勒诺特尔设计的凡尔赛宫广阔的园林里散步，以便一旦有监视的人靠近，我就能及时发现。

后来我发现，就是在这种有点儿于布王式的剧情中，我结识了马修·阿伦，当时他是法国广播电台综合台的记者。他倒没因为这场奇特的开场戏感到不快，反而觉得挺有趣。我们一起在凡尔赛宫的园林中漫步了一个下午。自打我从怀亚特看守所出狱后，我习惯性地走得很有节奏，几乎每天都会长时间散步。这使我感到平静，也让我觉得自己做了些运动。我们边走边说，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只言片语，后来就滔滔不绝。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释放。他只用几个问题就获得了我的信任，接着我就向他吐露了一切：监狱、铁链、屈辱、沮丧、恐惧、我家人的不安、流氓歹徒、呐喊……阿尔斯通。我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向他描述，一些企业如何通过贿赂在国际市场中占得先机，企业的高层如何利用一套程序掩盖这些行为，我是如何被出卖的。我对他讲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国人设下圈套，陷害我们。他们操纵了柏珂龙，而柏珂龙为了逃避重刑，决定干脆卖掉阿尔斯通。

我很快就发现，马修·阿伦对我的遭遇只是略有了解，但对阿尔斯通被迫卖给通用电气这件事却知之甚多。然而，媒体对此却表现得讳莫如深，这十分让人惊讶。

2014年7月，《星期日报》的记者布鲁娜·巴希尼撰写过一篇关于我的题为“阿尔斯通被诅咒的高层”的短篇文章，讲述了“战士皮耶鲁齐是如何掉入陷阱的”。除了我和我的亲友，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普罗大众的关注和讨论。

马修向我透露，阿尔斯通内部曾有人向他示警，某位高层曾经主动提出跟他见面，向他揭露交易中有关司法方面的秘密行为。根据这位高层的说法，柏珂龙确实是在威逼利诱之下才将企业卖给美国人的。阿尔斯通的其他高层对此也深信不疑。马修还就此事和一些政界人士交流，对于柏珂龙把法国工业界的龙头企业偷偷摸摸转卖的做法，所有人都感到极为愤慨。但为什么没有人出来拉响警报呢？他向我解释说，原因既简单又不幸：没有一位参与谈话的人愿意被录音，甚至没有人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

我对他坦陈，换作是我，我也会这样做。考虑到我的现状，强出头实在过于冒险。我甚至请他把我们的谈话内容藏在心里，不要公之于众。他答应了，并且履行了诺言，因此我们才有了后来的合作。我们随后又见了几次面，双方都试着用各自的方式和渠道，以便证明或者推理出一个结论：美国针对阿尔斯通的做法打响了地下经济战。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唯有耐心应对。

2014年10月初的一天，我和马修边走边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决定分头行动。马修打算去搜集所有的证人证词，我去寻找相关的隐情及秘密文件。开展这项调查，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在我们见面3周后，我收拾行装准备重返美国。准许我返回法国的逗留许可时间为8周，现已行至尾声。我在临行前9天，收到了斯坦的短信：“您可以在您的国家待到2015年1月26日。”劳伦斯·霍斯金斯一案被推迟了。我因此又多了3个月的喘息时间。

37.开口或缄默

“我们无法为您提供一个与您此前的职位、能力和薪酬相匹配的工作，因此您得自己想办法。”就业中心的工作人员很热情，但也很现实，更何况我还没告诉他我刚从看守所里出来，而且有可能再回监狱里待很长时间！就这样，46岁的我失业了。由于还在保释期，我无法向任何公司正式投简历，我无法掩盖我的过去（无论是招聘方还是合伙人，只要在网上输入我的名字检索一番，就能了解我的服刑经历），无法过自食其力的生活（我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支付保释金），特别是我还有4个孩子。幸运的是，9月，克拉拉从新加坡回来后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从这段经历中获得一些收益，尽管它像噩梦一般。几个月来，我反复阅读、仔细分析了很多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案例。在缓刑期间，我建了一个数据库，里面存储着上万份文件。同时，我还研究了法国、英国、德国、瑞士、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反腐败法。了解邻国的案例后，我发现法国在合规咨询市场，也就是企业道德规范方面，绝大多数话语权都被美国企业把持着。无论是审计事务所，还是大律师事务所，抑或是经济情报组织，几乎所有这类企业都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这倒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市场合规监管体系诞生于美国，而后它发展成了一种全球的贸易形式，就像其他的贸易一样。问题是，这里涉及国家安全及经济主权问题。只需看看被美国司法部追查的企业名单就能看出来：无论是电信行业的阿尔卡特，还是石油行业的道达尔和德希尼布，抑或是能源行业的阿尔斯通。而这只是个开始。2014年9月，一个名为“反海外腐败法博客”的美国网站列出了几家处境危险的法国企业，如空中客车、赛诺菲、维旺迪、法国兴业银行等。法国CAC40指数中的大部分企业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秘密调查过，而它们却浑然不知。然而，截至2014年，没有任何一家法国律师事务所拥有反海外腐败部门。只有商业道德规范联合会和商业合规联合会为企业提供一些建议。

以我的浅薄之见，我决定冒险一试，创建一个小型的为企业提供咨询建议的组织。我这么做有两个目的：首先是提醒企业的负责人保持警惕；其次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如为他们的运作流程提供调整优化建议，使用图表数据对风险进行评估，以及确认他们的代理商、经销商、供应商、顾客等合作伙伴是否廉洁可靠等。几个月来，为了能让我的业务更具成效，我一直致力建立独特的工作体系。2014年末，当我正式开始投身这份工作时，我制定了几条规则：不要公开介入这些业务，不要对我回法国后遇到的围追堵截的记者吐露只言片语，也不要大肆宣传我的新工作（不需要开设网站，也不需要推销）。诚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吸引顾客，但这就是我要付出的代价。

我这么做的目的是让那些政治领导人有所触动，逐步推动法国在反腐败方面的立法。我不能眼看着法国的企业就这样被美国资本绑架、勒索，却束手无策。欧洲的其他国家先于我们觉醒了。在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案后，英国于2010年投票通过了反腐败法案——英国《反贿赂法》。阿尔斯通事件后，为什么法国不能也依葫芦画瓢呢？在这一点上，我的身后有坚定的支持者，如曾任法国律师公会会长的保罗-阿尔伯特·伊文斯律师，以及泰乐信律师事务所的马库斯·阿斯肖夫。保罗-阿尔伯特将是未来两年内积极推动法国法律改革的活跃分子之一（2016年12月投票通过的《萨潘第二法案》就在反腐败立法基础上做出了改革）。随后，迪迪尔·杰宁，我最忠诚的朋友之一，把我引荐给了法国前军方情报官，后任法国情报研究中心负责人的埃里克·德内塞。

2014年12月，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埃里克·德内塞与女记者莱斯莉·瓦莱娜共同发布了一份长达70页的报告，标题为“阿尔斯通事件：美国的敲诈与国家的失职”。文中他们共同揭露了柏珂龙那套说辞的虚伪性、法国政府的不作为，特别是还为法国主权可能会遭遇的风险敲响了警钟。“在涉及海军大型水面舰只与核潜艇的汽轮机方面，”德内塞写道，“由于通用电气吞并了阿尔斯通的能源部门，从此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的供货渠道，我们的舰队将不得不依赖通用电气的供货。另外，在太空监视领域，阿尔斯通还出让了研发‘卫星追踪系统’的子公司，它曾给我们的军队，特别是军事情报部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还通过持续对盟友和敌人的卫星监控使我们的核威慑变得快捷有效。”[1]

2014年9月我回法国后，经济部的经济情报办公室竟然还从未找过我。曾在我案件中给我提供很多建议的埃里克·德内塞感到非常惊讶，他在征得我的同意后，知会了相关负责人。那位负责人以为我还在美国。法国的情报系统相较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欠缺的不仅是快速反应能力，还有相关技术手段！ 不管怎样，我很快就被经济部传唤去做一个全面的情况介绍。经济情报办公室的负责人接待了我，在场的人包括一位将军、该领域研究所的负责人克劳德·罗歇和一位法律专家。他们向我透露，他们早就开始关注美国司法部试图肢解阿尔斯通的阴谋诡计，但他们缺少关键性证据，希望我能提供。几周内，我先后3次同他们会面。他们说，作为预警，已将此事上报。虽然我感觉这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是至少，我觉得自己不再是孤军奋战了。让我欣喜的是，高层公务员中也有人意识到我成了这场阴谋中的牺牲品。这说明我既不是疯子，也不是阴谋论者。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口耳相传，我遇到了很多愿意了解真相的倾听者，其中有维护小股东在大企业中权益的新闻网站少数股东网主编玛丽-让娜·帕斯格特，她将对阿尔斯通进行非常仔细的调查。

从这时起，我注意到很多情报界专家或经济分析人士对收购案中的玄机心知肚明。然而，法国政府却听之任之。2014年11月4日，阿尔斯通董事会一致同意通过了和通用电气签订主协议的提案。第二天，马克龙取代蒙特伯格成为新任经济部长。新上任的马克龙批准了这笔交易，他拒绝使用国家的一票否决权（这个否决权可以使他阻止在法国发生的外国投资行为）。而这个一票否决权是他的前任奋力争取来的。然而几周后，他却反对中国香港商业巨头电讯盈科收购法国著名线上视频企业每日影像，他主张“用欧洲解决方案”。或许在这里我们只能说，战略企业同级不同命。

为确保阿尔斯通能源业务转让进程稳步推进，现在只需股东们在2014年12月19日举行的阿尔斯通全体股东大会上投票通过收购意向。2014年12月19日早上，在巴黎马约门星辰艾美酒店召开全体股东大会前几个小时，法国广播电台综合台在高峰时段首播了主题为“阿尔斯通收购案幕后秘闻”的调查节目。马修·阿伦最终成功说服了一位高管匿名接受采访。这位高管的发言震惊四座：“在阿尔斯通高管内部，大家都十分清楚，美国针对阿尔斯通进行的司法追究对能源业务的转让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诉讼已经说明了一切。这就是滑稽戏中小丑的秘密。”这位高管说出了真相。该广播电台还援引法国国民议会经济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运动联盟党议员丹尼尔·法斯奎尔的发言：“阿尔斯通收购案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法国人被欺骗了。无论如何，阿尔斯通都没有得救，我们需要扪心自问，阿尔斯通在美国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要了解案件目前的进展情况。被通用电气收购或许是阿尔斯通摆脱陷入美国司法陷阱的最便捷的方式。”这位议员是极少数真正意识到事件暗藏的利害关系的议员之一。我清楚地记得，2014年12月19日，我在广播中收听了这期调查节目。那天大约是早上刚过7点，我正在开车，准备去马约门参加阿尔斯通的全体股东大会。

[1] 埃里克·德内塞于2014年7月19日在《人道报》的采访节选。

38.在股东大会上发飙

我很清楚，这事不合情理，但是无论如何我也不想错过这次会议，特别是在他们费尽心思劝我不要去的情况下。

当然，我必须尽量谨慎行事。3天前，直到最后一刻，也就是报名截止前的最后几个小时，我才去报名。这种预防措施真是既可笑又徒劳，我很快就被发现了。

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晚上8点50分，我收到了律师莉兹的一封电子邮件。

“您好，弗雷德。我们知晓明天会有一场阿尔斯通股东就通用电气收购事项召开的会议。如果您打算参加，请记住我们的建议：您不要公开发言。您发表的任何观点都有可能被美国司法部用作对您不利的证据。”

我被这封邮件吓了一跳。是谁通知了我的律师？我向莉兹表达了我的讶异之情：

“谢谢您的建议。不过，是谁让您来提醒我的？是检察官吗？”

律师马上回复道：

“我们是主动通知您的！”

我觉得这简直就像做梦一样。斯坦和莉兹在过去18个月里从来没有主动为我辩护过，几周以来我都没有他们的音讯。然而就在一夕之间，他们就主动行事了！如果没有人提醒过他们，他们怎么会知道我报名了呢？

“莉兹，我太惊讶了。这次股东大会可没有上美国媒体的头条。谁告诉你这件事的？是为阿尔斯通辩护的巴顿·博格斯律所？还是美国司法部？”

我充满讽刺地写下最后一段：

“请别担心，我不会做任何危及通用电气控制权的事情。您真诚的朋友，弗雷德。”

莉兹没有再回复。我们的邮件往来结束了。现在是凌晨2点48分，还有不到8个小时，股东大会就要开始了。

我特意提前到达了会场。律师的警告并没有使我退缩。其实，我根本没打算开口。我不是疯子，发言可能引发的后果，我还是可以掂量出来的。我想做的，就是去直视柏珂龙和卡尔的眼睛，无声地向他们发起挑战。既然如此，任何防范都是多余的，我干脆直接坐到了第二排，第一排是公司领导班子，我正好在柏珂龙的视线之中。

环顾四周，我认出了大股东布依格和阿蒙迪派出的代表。还有一些大型投资基金的理事，更多的则是那些持有少量股份的个人投资者，他们通常年龄较大，却是此类会议的常客。大会刚开始，我口袋里的手机就一阵震动。斯坦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不要做任何会给您带来危险的事情！”此时是巴黎时间上午10点32分，纽约时间凌晨4点32分。深更半夜，斯坦仍然处于戒备之中。他一定也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我没有马上回复他，而是专心聆听柏珂龙发言的头几句话。

发言台上的柏珂龙穿着深蓝色西装，系着乳白色和淡紫色相间的领带，坐在一把舒适的白色真皮扶手椅上。他旁边是董事会秘书卡琳·桑特尔，以及集团法务总监兼执行顾问凯斯·卡尔。凯斯·卡尔很快就发现了我，一直到大会结束，他的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生怕我会随时站起来发言。我相信，这肯定和刚才斯坦发给我的短信有关。

今天，首席执行官不得不公开通报向通用电气出售案的所有细节。当然，董事会已经批准了这项交易，多亏了那些大股东，投票早就提前通过了。事实上，许多人前几天就在网上表态，当时柏珂龙的报告尚未出台。但是，大老板并不满足于那些他在媒体采访时给出的大概数字或原则性表态。提供给与会者的参考文件非常详细。听到这份报告，众多小股东和员工代表也感到非常震惊。无论是阿尔斯通一方，还是通用电气一方，情况与迄今为止的媒体报道截然不同。显然，法国人把保险箱的钥匙拱手让给了美国人。我们的政客鼓吹的、似是而非的“联盟”完全是镜花水月，是一场欺骗舆论的障眼法罢了。最终签署的协议并不是50∶50的伙伴关系。事实上，在前两个合资企业（电网业务和水电业务）中，阿尔斯通的持股比例为49%。通用电气拥有决策权，自然就有任命财务总监的权力。至于第三个合资企业，即负责核能产业的企业，结构则更为复杂。鉴于涉及国家的核心战略利益，法国政府拥有一票否决权，但这并没有带来本质改变，因为通用电气仍然持有多数（80%）的股份和表决权。归根结底，在这3个合资企业中，美国人拥有所有的权力：组织、战略、金融。此外还规定：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阿尔斯通可以以保底价格出售其在合资企业中的股份。[1]阿尔斯通退出能源行业仿佛是一项早有预谋的安排。这就是法国的一些政客极力鼓吹的“联盟”真相。

柏珂龙还宣布，阿尔斯通正在与美国司法部敲定最后一份协议。公司最终决定认罪并同意支付罚款。美国司法部确定的金额大约是7亿欧元。但是，最终的安排再一次违反了事先约定：美国司法部拒绝由通用电气支付这笔巨额费用。于是，这笔罚款须由阿尔斯通（或者是该公司的原股东）支付。对此，我本人也丝毫不感到惊讶，我始终认为协议的这一部分是违法的。但令人意外的是，美国当局并未提前宣布其反对意见。这种沉默显然证明其是通用电气和阿尔斯通狼狈为奸的同谋，其目的只有一个——让西门子出局。

然而，事情还未结束。由于阿尔斯通必须多支付7亿欧元，按常理来说，应该在6月谈判达成的123.5亿欧元的收购价款之上增加相同的数额，这样才能避免法国公司遭受损失。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柏珂龙透露，转让价格将会保持不变。为了证明这一安排的合理性，他给出了一个连5岁的孩子都不会买账的理由：通用电气会以3亿欧元的价格回购阿尔斯通的某些资产，至于剩下的4亿欧元，首席执行官先生认为它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说：“在这样规模巨大的交易中，总价款3%以内的调整幅度是正常的。”这句话顿时在会议现场激起了反对之声。来自少数股东网的玛丽-让娜·帕斯格特表示，这完全是“把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混为一谈”，谴责这是“一场真正的骗局”。几分钟后，小股东才逐渐意识到，阿尔斯通实际上已经损失了14亿欧元：7亿欧元的罚款和通用电气不会实际支付的7亿欧元。堪称“锦上添花”的是，董事会还提议额外奖励给柏珂龙400万欧元，因为他出色地完成了这次谈判。这下，美国人可真是要把肚皮都笑破了！

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想站起来大声喊叫，宣泄我的愤怒。把法国的龙头产业拱手让人，在公司任期的十几年中放任腐败制度的泛滥，还要奖励他400万欧元！这样的奇闻会发生在哪个国家？但在我们这里，董事会内部的裙带关系让每个人都三缄其口。这与德国的情况截然相反：2008年，具有企业形象代表之称的西门子时任首席执行官因不正当行为被解雇，并因此被公司起诉，当时西门子公司不得不向美国司法部支付8亿美元的罚款。但是在这里，在法国，柏珂龙得到了一笔奖金，而人们对此无动于衷：专业媒体没有反应，法国财政部和政府方面没有反应，多数控股基金没有反应，阿尔斯通的大股东布依格没有反应，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也没有反应。发声的不过是几个小股东。

首先对他发起攻击的是布利顿先生。他总是出现在股东大会上，十几年来都是如此。他直言不讳地说：“请恕我态度粗暴。我对这项决议投反对票，因为它意味着出售了我们2/3的业务。”布利顿的语气越来越严厉：“您一直承诺，永远都不会把阿尔斯通拆分出售，但是您今天要求我们同意的恰恰如此。”接着，他对柏珂龙愤然“开火”：“为了感谢您‘如此精彩的运作’，董事会同意给您颁发400万欧元的奖金。柏珂龙先生，如果您还剩一点儿职业操守，那就把奖金还回去，辞职吧！”柏珂龙对此的唯一反应，就是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在掌管这家大公司的十几年里，他早已听过许多比这更难听的话。但他也意识到，布利顿虽然过于冲动，但他说的并没有错。“合资企业就是这样的，”他坦言，“我们都已经在文件中写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是的，通用电气掌握公司运行的控制权。但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正常的。”柏珂龙清楚地意识到，买方可以控制他卖出的东西，这是“正常”的，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等到今天这种情况下，在这场会议上才道出事实真相呢？市场投资者勒内·佩尔诺莱抓起了话筒：“今天早上，我从收音机中听到（调查此事的马修·阿伦接受了法国国际电台采访），美国的司法诉讼对您出售公司的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真的吗，柏珂龙先生？”

“好吧，好吧，”柏珂龙小声嘟哝道，“无论如何我都会挨骂的。但是，我们之所以与通用电气达成这笔交易，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有巨大的风险。”然后，他脸上又露出了虚伪的和善表情，并说：“这是一桩很好的交易。不要费尽心机去找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理由，受虐狂才会这么干！”

谁是受虐狂？是这个提出了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问题的投资者，还是他自己？试图让我们相信把收益最可观的能源业务剥离出去，让公司元气大伤，反而是件好事？在几米之外的地方，我看到了克劳德·曼达尔，他是阿尔斯通投资基金理事会的代表。他以他的方式，冷静而有条理地对柏珂龙提出了指控：“这是规模巨大的工业资产流失，而且您一直在秘密谈判。如果不是媒体泄露消息，每个人都只能接受木已成舟的局面。”这下，柏珂龙被激怒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咆哮道：“首先，就是因为媒体泄露消息，才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简直一塌糊涂！别以为我们是瞒着所有人策划什么世纪大劫案！”但是他的回答并没能平息小股东的怒火，问题接二连三地涌现，一个比一个更尖锐。柏珂龙随后拿出了计算器。“出售阿尔斯通，”他说，“将带来123.5亿欧元的进账。扣掉现金、合伙企业的投资额、回赎股份的费用、向美国政府支付的罚款……”但还没等他说完这些话，有个人激动地打断他：“能不能停下你的减法！直接告诉我们阿尔斯通账上还剩多少钱！”

我同样问自己这个问题。结果令人震惊，因为这个数字几乎是零！我们放弃了一项世界级的龙头产业，换来的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利。为了深入理解这件事，我们需要一一分析每项因素。出让价格总计123.5亿欧元，但是，这些钱要先缴税（19亿欧元），再向合资企业注资（24亿欧元），资本收益要返还股东（32亿欧元），别忘了还有30亿欧元的外债和收购通用电气的铁路信号设备部门的价款（7亿欧元），最后还有要向美国司法部缴纳的罚款（7亿欧元）。最终，公司的债务总算是付清了，但这项交易的收益几乎是零！[2]

零，用这个数字来形容这项交易真是太恰当了。这无疑也是近年来工业界最荒唐的事件之一：绝无仅有、丑恶至极。即使柏珂龙斥之为“荒谬言论和阴谋论”，但美国发起的诉讼必定是阿尔斯通解体的根源所在。整场会议期间，他不停地因这件事受到质问，甚至有人直接问及我在美国被长期监禁的具体情况。但是谨慎的柏珂龙称，他必须对此保持慎重：“美国的记录还没有公开，因此我不可能就此事发表任何评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时，董事会成员让-马丁·弗兹认为有必要出面干预。他是柏珂龙的密友，两人早在贝希纳集团共事期间就认识。2011年，让-马丁·弗兹担任阿尔斯通合规部主席。他面露不悦、语气严肃地谴责这些未经证实的指控：

“美国司法部调查的相关事实是很久以前发生的，距现在非常久远，与现任董事会无关。自从柏珂龙领导阿尔斯通以来，他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使公司运转得更加良好。过去10年里，他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使公司朝这个方向发展。”

说完这些话3天后，作为阿尔斯通合规部主席的他的言论将被毫不留情地揭穿。

[1] 阿尔斯通于2018年10月出售了其在合资企业中的份额。

[2] 柏珂龙在2015年6月进行的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这次计算。

39.司法部检察官会议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错过这一事件。我是通过录像转播观看的，但画面也足够惊人。2014年12月22日，也就是阿尔斯通特别股东大会召开72小时之后，美国司法部组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新闻发布会。数十名记者参加了发布会，美国多家电视台也都到场，发布会的影像将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在世界各地传播。一台摄像机对着走进房间的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詹姆斯·科尔，他旁边是司法部刑事局局长莱斯莉·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管理着600名检察官。两位官员脸色凝重，神情坚定，深知他们此刻参与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他们在桌子后面坐定，背后是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象征着无所不能的美利坚。

詹姆斯·科尔首先向记者发表讲话：

“我们在这里告知各位一个历史性的决定，这标志着一起长达十余年的国际行贿案的终结。阿尔斯通，一家法国跨国公司，建立并隐瞒了一套行贿机制。”

科尔继续往下讲。他的呼吸有些急促，仿佛情绪被他即将宣布的重大消息感染。

“今天，这家企业承认，2000—2011年，它以贿赂政府官员、伪造会计账簿的方式，获得了世界各地的工业项目。阿尔斯通及其子公司利用行贿手段在印度尼西亚、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拿马等地签署合同。阿尔斯通总共支付了7 500万美元的贿款，获得了价值40亿美元的项目，从这些项目中获利达3亿美元。”

随后，科尔开始说教：

“这种猖狂和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需要法律的有力回击。今天，我可以宣布，司法部已经对阿尔斯通立案，进行刑事控罪。阿尔斯通涉嫌伪造账目，违犯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规定。”[1]最后，他宣布了一个人们等待已久的决定：

“为了结束这一系列诉讼，阿尔斯通已同意针对这些指控认罪。该公司承认了犯罪行为，并同意支付7.72亿美元的罚款。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对一起腐败案件所处的最大数额的罚款。”

仅仅几秒钟，这位美国检察官就令柏珂龙和董事会的辩护之词全部灰飞烟灭。美国调查人员并没有进行“司法溯源”，他们的目光更没有盯着针对“很久以前，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久远的”事件的调查，而这正是阿尔斯通合规部主席让-马丁·弗兹3天前在特别股东大会上的说辞。恰恰相反，美国司法部的调查集中于2000—2011年的商业活动，而柏珂龙从2003年初就担任阿尔斯通的总裁，所以他当然难辞其咎。多数情况下，阿尔斯通的瑞士子公司阿尔斯通普罗姆扮演着向中间人付款的角色，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挖掘出了所有银行转账记录，详细列在起诉书中。铁证如山，无论是瑞士子公司阿尔斯通普罗姆，还是阿尔斯通集团，都别无选择，只能认罪，并接受美国司法部开出的巨额罚单。集团中的另外两个部门——电网部和电力部则稍好一些，设法达成了一项推迟起诉协议。在未来3年内，它们将致力于整顿内部人员，并制订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计划。该期限结束时，如果美国司法部认为目标已经达成，它们将免于刑事制裁。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詹姆斯·科尔多次提到本案的一个核心要点，“阿尔斯通没有建立合格的内部监控制度”。这与柏珂龙一直以来对外宣称的截然相反。

总之，阿尔斯通这枚硬币的正面是完美无缺的策略，反面则是再糟糕不过的惯例和完全不透明的制度。阿尔斯通的合规系统简直就是为掩人耳目而设置的。按照科尔的说法，这个系统并非是疏忽大意或个别人员违规行事的结果，而是自始至终都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和谋算。

“这个系统的规模之巨大、后果之严重，令全世界叹为观止。阿尔斯通内部的腐败持续了十几年，其运作跨越了几大洲。”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科尔在发言的最后提出了一项针对全球的警告：

“请允许我再次申明：行贿在全球市场中绝无立足之地。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向全球各地的企业传达了一个清晰无误的信号。”

他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美国要更加充分地行使和维护在全球反腐斗争中担任的超级警察角色。此外，科尔还感谢瑞士、沙特阿拉伯、意大利、印度尼西亚、英国、塞浦路斯等地的行政机关，它们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他没有忘记任何一方。但只有一个国家没有被提及，那就是法国。虽然在2007年11月7日，法国曾开展一项涉及“被动和主动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的调查（《华尔街日报》披露），但该案法官——出于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对调查似乎始终不感兴趣。随后，2013年，检察机关又开展了一次司法调查，同样针对行贿，涉及阿尔斯通在匈牙利、波兰和突尼斯的子公司。然而，该项调查又一次陷入了泥潭。

然而，美国华盛顿的官员却对这些案件充满热情。检察官也抓住了这些机会，继道达尔、阿尔卡特、德希尼布之后，将另一个法国跨国公司收入囊中。

对4家法国大公司的罚款使美国财政部的资金增加了16亿美元，如果算上2014年法国巴黎银行因违犯禁运令被判处的89亿美元巨额罚款，以及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应当于2015年付清的7.87亿美元罚款，还有法国兴业银行应当于2018年支付的10亿美元罚款，这些罚款的总和已经超过了120亿美元，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法国的年度司法财政预算。请想象一下，国家可以用120亿美元做些什么。举个例子：马克龙于2018年9月提出了一项“消除贫穷大型计划”，其预算也不过是80亿欧元。

回到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在这场兴师动众、精心导演的发布会上，检察官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讲台。接下来上台的是清廉的司法部官员莱斯莉·考德威尔，她要对下属人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细节进行说明。在沙特阿拉伯，曾有一个名为沙埃拜的项目，即在红海附近建造一个燃油电厂（项目的第二阶段始于2004年，即在柏珂龙担任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之后启动）。阿尔斯通私下支付了4 900万美元，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外部中间人网络，并给他们起了不同的代号，如“巴黎”“日内瓦”“伦敦”“安静的男人”“老朋友”。他们的任务就是向沙特电力公司的负责人支付丰厚的佣金，他们还毫不犹豫地赞助了一个伊斯兰教育援助基金会。2003—2011年，在埃及，阿尔斯通通过贿赂埃及电力控股公司获取市场份额，并收买了阿塞姆·埃尔加威——埃及电力控股公司和美国柏克德工程公司合资企业的总经理（他从未对此感到忐忑不安）。在巴哈马，为了出售设备，阿尔斯通聘用的一名中间人向巴哈马电力公司董事会的成员行贿。2001—2008年，阿尔斯通承认，为获取台北市地铁项目的合同，向相关人员支付了贿赂金。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莱斯莉·考德威尔还试图证明，对该公司处以创纪录的罚款金额是正当的。

“阿尔斯通因其犯罪行为而付出了史上从未有过的沉重代价。这家公司不仅没有自愿披露其违法行为，而且在开展调查的最初几年里始终拒绝‘诚实地配合调查’。”

最后，考德威尔说了一句我永远也无法忘记的话：

“直到我们开始追捕公司高管后，阿尔斯通才开始合作。”

看吧，他们开诚布公地坦白了一切。美国司法部负责人公开承认，逮捕我是用来对阿尔斯通施压的手段。我既不是疯子，也不是出现了幻觉。我是一个粗陋的“稻草人”，被用来吓唬阿尔斯通的高层，迫使他们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这种“正义”实在值得大书特书！为了达成圆满的交易而把人视作棋子！但比这更离谱的是阿尔斯通的态度。与领导层的说法相反，根据莱斯莉·考德威尔所言，公司高层拒绝“诚实地配合调查”。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在2013年4月我飞往美国前提醒我可能出现的风险？凯斯·卡尔何必把我送入虎口？我还记得，仅仅在我离开前几天，他们还告诉我：

“你什么也不用怕，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应该如何解释他那天晚上在新加坡的态度？他是不是故意牺牲我，把我当成送给美国司法部的“祭品”？还是说，他只是昏庸无能，认为自己成功地骗过了美国人？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曾经倾向于第二种假设，觉得他们只是愚蠢，而不是邪恶。但也许我猜错了……

听着莱斯莉·考德威尔的话，我扪心自问：如果阿尔斯通对美国司法部的调查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结果会是什么？如果公司高层在2010年就承认错误，那这个案件的判决又会如何？我知道历史是不可能改写的，但至少存在三种合理的假设：第一种，罚款会比现在低，这一点无可否认；第二种，阿尔斯通不会如此分崩离析；第三种，美国司法部不需要对我进行收审。让我们回顾一下：美国人在针对丸红株式会社、道达尔公司、德希尼布公司、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的调查中，以及许多其他与阿尔斯通情况相仿的案件中，都没有逮捕过任何人。

是的，剧情的发展原本可能与现在完全不同。

那时，记者马修·阿伦已经开始进行调查。至于他有什么发现，我还一无所知。他成功获得了阿尔斯通前任法务总监弗雷德·艾因宾德的信任。艾因宾德是一位美国律师，在法国工作了30多年。他先是在万喜集团领导法务团队，后来又接任阿尔斯通集团的同一职务，一直工作到2010年，而后被搁置一旁，接替他的是凯斯·卡尔。

根据艾因宾德所述，阿尔斯通真正的麻烦其实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期，当时行贿机制在瑞士开始失控。2004年，毕马威的财务审计师受雇为瑞士银行委员会工作，对一家规模不大的私人银行AG坦帕斯进行审计。这家银行的老板奥斯卡·霍伦韦格被暂时拘留，因为他涉嫌帮助南美洲的贩毒集团洗钱。在对他秘书的家进行搜查时，调查人员发现霍伦韦格同时还在为阿尔斯通向列支敦士登、新加坡、巴林和泰国转移资金。这些交易都是手写记录的，以避免在电脑上留下痕迹。

瑞士方面调查了几年时间，然后对阿尔斯通的瑞士子公司产生了兴趣。它还向几个关系密切的国家传递了信息，如法国、英国和美国。在巴黎，2007年开始的调查始终处于停滞状态，但在其他国家就不同了。首先，在瑞士，来自联邦政府和司法警察部门的五十几名警察在巴登、苏黎世和瑞士中部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查。瑞士甚至签发了一项证人传唤令，专门设立了一条电话线路用于搜集针对阿尔斯通的证词。英国反腐机构严重欺诈办公室的警探于2010年3月24日迅速出击。这项发生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行动有一个代号——钌。钌是铂族金属的一员，具有非常高的硬度，但在常温下能轻松地被粉碎。英国警察为了“粉碎”阿尔斯通，动用了强大的力量。英国警察出动了150名侦查人员，搜查了阿尔斯通集团英国子公司的3位高层领导——总经理、财务主管、法务总监（法务总监在被拘留的第二天死于心脏病突发）——的住所。在同一时期，美国司法部的探员也开始了调查。

21世纪第一个10年行将结束时，美国、瑞士和英国政府决定开展协同调查。瑞士负责调查拉脱维亚、突尼斯和马来西亚的合同，英国重点负责调查印度、波兰和立陶宛的合同。美国则有能力借助域外法在任何它希望调查的国家与地区开展工作，因此它负责“世界其他地区”。不要忘记意大利，它和巴西一样，也开展了针对阿尔斯通的司法传唤。最终，世界银行也开始怀疑阿尔斯通在赞比亚存在腐败现象。阿尔斯通的前法务总监艾因宾德回忆那个时期笼罩在勒瓦卢瓦的阿尔斯通集团总部的紧张气氛时说：“我觉得我们在当时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这位训练有素的律师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新情况：“我的职位让我可以接触到瑞士的司法程序，我审阅了所有的合同。我每天花6 ~ 8个小时，把它们全读了一遍。有100~150份合同，必须全部进行分析。我认为所有的合同都是通过小数额、中等数额或者大数额的贿赂来获得的。”为了应对这一危机，他建立了一个由法律顾问和律师组成的工作小组。他们人数众多，为了正常工作并有效地指挥这些人合作，必须有一份组织结构图。这份文件的落款日期是2010年11月26日，其中记载了英国、瑞士、巴西、美国、法国、波兰和意大利的律师的姓名。一共有39个人负责处理阿尔斯通的行贿案件，但当时公司的大多数高级管理人员都不知道这件事。

“法国方面的情况有些棘手。”艾因宾德回忆道。公司内部有几个顾问，但很快，其中一人，也就是奥利维尔·梅茨纳（他是律师公会里的头面人物，已经去世）脱颖而出。工作会议都是在他的事务所里召开的。这令人非常困扰，因为梅茨纳同时是柏珂龙的非正式律师。在我看来，这存在很高的利益冲突风险。

但艾因宾德的烦恼不止于此。他被一件事深深困扰着，这简直成了他的噩梦：美国的调查。他在美国接受过合规方面的专业培训，深知美国司法部手眼通天、手段繁多。“它在2010年第一季度就曾联系我们，意思很简单：你们已经成为我的目标。显然，美国司法部希望我们知道它正在调查此事，并且邀请我们配合。”

这就是美国人的特点之一。他们总是先通知这些大企业，推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艾因宾德接着说：“要么你们全面配合，放弃抗辩，开展内部调查，自我认罪，并追究自己的员工；要么拒绝和他们交易。但是那样的话，美国联邦调查局立马就会找上门来。”

这种司法制度与法国的司法原则刚好相反。在法国，没有律师会建议客户承认指控，相反，他们更倾向于让当事人选择隐瞒。但艾因宾德接受的是英美法系教育，因此在2010年初，他多次与柏珂龙当面会谈，建议他接受美国司法部制定的规则。

“起初，首席执行官根本听不进去，他是个易怒的男人。他拒绝承认我们对此事负有责任。他甚至想起诉检察官……这完全是疯了。我一次又一次地坚持，不停地劝他说：‘和我一起去华盛顿吧。’”

最后，2010年4月，柏珂龙和艾因宾德一起去了美国，约见了一家专门处理行贿案件的律师事务所——温斯顿·斯特朗律师事务所。这次会面非常顺利，柏珂龙同意将案件委托给这家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律所。这些律师按照他们一贯的做法行事。他们在阿尔斯通内部展开了调查。当时，柏珂龙以为他批准的仅是一项审计，这是大公司内部经常进行的工作。几个月后，他才发现这些美国律师对集团进行了深入调查。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怒火，特别是当他发现这些人询问了许多高管，并迫使这些高管交代了违法事实之后。

2010年12月10日，温斯顿·斯特朗律所致函艾因宾德和柏珂龙，信中只提了一条建议：尽快与美国司法部合作！在调查过程中，这些法律专家已经查出了阿尔斯通在沙特阿拉伯行贿的事实，他们毫不怀疑，联邦调查局也一定会发现此事。随后，柏珂龙做出了一个冒进的决定：他解雇了这家律师事务所。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律师好奇心过重，而且胆大妄为。然后，他辞退了法务总监艾因宾德，提议让他担任顾问一职，为期一年，这段时间里艾因宾德可以暂时离开并享受退休生活。他随即让凯斯·卡尔接替艾因宾德的职位。

在此之后，阿尔斯通内部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这是个谜。凯斯·卡尔非常谨慎，没有泄露半点风声。[2]

阿尔斯通可能希望尽量避免这场风波。的确，在这一时期，欧洲方面的诉讼并没有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在英国，虽然7名公司雇员或前雇员已经接受调查，但截至2018年夏天，还没有宣布判决结果。在瑞士，2011年下达了一项针对公司的处罚，处以250万瑞士法郎的罚款，以及3 640万瑞士法郎的赔偿金，但这项处罚依然不算很重。2012年，世界银行将阿尔斯通的两家子公司（包括阿尔斯通瑞士子公司）列入黑名单，为期3年，并处以950万美元的罚款。由于“腐败问题普遍存在”，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基金）于2011年退出了阿尔斯通公司的股东群体。毫无疑问，这些制裁影响了公司的声誉，但从未威胁生存。柏珂龙是否曾认为，他同样可以从美国手中逃过一劫？他这次判断严重失误，后果非常严重，但却由我来付出高昂的代价，当然还有阿尔斯通的员工，以及法国民众——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国家屈指可数的一家跨国巨头公司从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中消失了。

[1] 美国司法部只有在公司认罪的当天才会正式启动调查，因此司法部指控的事实与公司供认的事实完全相符。所以，司法部完全可以炫耀他们有100%的成功率。

[2] 作者曾试图联系凯斯·卡尔，但他拒绝回答问题。

40.阿尔斯通的认罪协议

美国的司法制度极不公正，但至少有一个优点：它是相对透明的。许多程序性文件可以直接在司法部网站上找到，这让我有机会搜集大量关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判例。也就是说，阿尔斯通的认罪协议完全可以自由查阅，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但很少有法国记者研究这些文件。这项协议签署于2014年12月22日（请注意：最重要的部分条款是在2014年12月19日签署的，当天阿尔斯通的特别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了通用电气的收购事宜）。其中有件事情让我很惊讶：为什么这项协议没有在更早的时候签署？协议签署前6个月，即2014年6月，谈判已经结束，或者至少是临近结束，通用电气已经知道了罚款的大致数额，以便设定阿尔斯通的全球收购价格。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国司法部等了这么长时间才得出结论？

在我看来，只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他们需要让柏珂龙待在他的位置上，以确保针对收购交易的股东投票能够顺利进行。事实上，如果认罪协议在股东大会召开的前几周甚至前几个月公开，则很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并迫使柏珂龙辞职。在美国人看来，柏珂龙在这笔交易中起着关键作用。让我们回到阿尔斯通的认罪协议中，了解协议的具体内容：美国检察官的起诉仅仅涉及5个国家，显然，美国司法部已经获取了阿尔斯通过去10多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签订的合同信息，适用此案的刑罚范围和力度完全可以更加具有破坏力。这里面可以再一次看到通用电气的影响力，它不希望把阿尔斯通所有心怀不良企图的客户都钉在耻辱柱上。毕竟，在收购结束后，这些公司就成为通用电气的客户了！

我还注意到，7 500万美元的贿赂款中，绝大多数是在2003年柏珂龙成为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之后支付的。正如《新观察家》记者卡罗琳·米歇尔强调的，最后几笔贿赂款甚至是在2011年支出的。如此一来，人们可以想象到，柏珂龙一旦被起诉，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我翻阅了检察官用来计算我刑期（15 ~ 19年的监禁）的那本《美国联邦量刑指南》——我唯一涉及的仅仅是印度尼西亚的案件，简直无法想象，所有案件加在一起，他会被判处多少年！当然，柏珂龙肯定会像我一样在认罪协议上签字，但他的刑期恐怕至少在10年以上。

然而，美国司法部却放过了柏珂龙。被收审的4名自然人中，有3人（罗斯柴尔德、彭波尼和我）只参与了塔拉罕项目，涉案金额不足60万美元，而涉案贿赂款的总额超过7 500万美元。第四个被收审的霍斯金斯，是由于印度尼西亚的另一个项目而被盯上的。但是，检察官们根本没有因为余下的7 300万美元去追究任何人！这说明，美国的目标与其说是惩罚“罪魁祸首”，不如说是让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妥协。至少，柏珂龙的所作所为成功避免了对集团高管的“大追捕”。那一小撮高层人员可是“欠”了他一个大人情，有些人甚至还与他瓜分了在通用电气敲定协议时发放的数百万欧元奖金。这对他们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在研读认罪协议的过程中，也让阿尔斯通领导层的另一个“谎言”大白于天下。虽然柏珂龙一直自夸（为了凸显由他建立并一贯自诩良好的制度）美国没有向集团派出任何“监督官”，但背后的真实原因却并非如此。认罪协议中通常有一项规定，强制要求认罪公司必须接受在公司内部派驻监督官，时长为3年。监督官是一名外部控制人，通常是一名美国律师，负责确认公司切实履行其消除腐败现象的承诺。但是，简单来说，在阿尔斯通的案件中，这一措施根本没有必要。因为自2014年12月起，由于在赞比亚的一桩行贿案中被判处罚款，阿尔斯通集团就处于世界银行的“监督”之下了。

最后，我在脑海中反复地回想阿尔斯通的审计师在这场灾难中的作用和责任。他们怎么可能忽略这7 500万美元的贿款呢？而且，他们为何不坚持在阿尔斯通的账目上记录集团需要缴纳的罚款金额？如果罚款预计高达几亿美元，而阿尔斯通账上只有几千万欧元的储备金，那这样的账目又是怎样通过审计的呢？但是，这一切显然没有惊动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管理局从未对这种隐瞒7.72亿美元损失风险的行为开展调查，至少据我所知——没有！此外，我还注意到，柏珂龙至今都没有在法国被起诉。签署认罪协议后，他承认了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腐败罪行之一。在以往的案例中，法国国家金融检察院会更迅速地开展调查（如2018年初的博洛雷案，而且其涉案金额远远低于阿尔斯通案）。

41.面对议员的柏珂龙

这个消息就像石沉大海一般，没有掀起一丝涟漪。我本以为，2014年12月末，美国检察官披露的事实可以在法国媒体中产生爆炸般的影响，但我简直错得离谱。只有几篇文章谈到了这个话题，而且仅限于其结果：阿尔斯通依靠美国公司的钱付清了欠款。媒体就这样刊发，难道这件事没有继续挖掘的可能吗？

最后，我发现，还是闭嘴为好。如果我把我的故事公之于众，那就会使自己处于不必要的危险之中，尤其是我在美国的案子仍处于停滞状态。我被卡在一个死胡同里，无法做出任何预测或进行任何计划。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永远活在中转时刻：像一位等待着一架永远不会到来的飞机的乘客。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最好还是暗中行动，这样更谨慎些。2015年初，我参加了许多次遵循“查塔姆宫守则”（与会者的姓名严格保密）的晚宴，其中一次是由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埃里克·德内塞组织的，我是他们的贵宾。桌上有20多个人，包括两位议员、几位政府机构的高层人员、法国巴黎银行的一位领导、一位从事情报工作的前警员、一位曾在多家跨国公司担任高管的工业领袖人物，还有两名调查记者。我还见了纳入法国CAC40指数的大型上市公司的几位总部高管。我不知疲倦地讲述我的经历，向其他人发出警告，并希望我的话被听进去。

幸运的是，某些政治家的头脑很清醒，他们谴责这种“瞒天过海的行业交易”，但人数不多。以右翼分子为主的40多位议员在2014年6月和12月两次联合起来，要求法国国民议会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出售阿尔斯通的交易。支持这一倡议的议员包括亨利·古伊诺、雅克·米亚尔，以及菲利普·乌永。最活跃的无疑是丹尼尔·法斯奎尔，他是来自加来海峡省的人民运动联盟党议员，是该党的财务主管，也是一名法学教授，曾经担任卡于扎克一案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的这种做法无异于以卵击石：政府反对他们，社会党不置可否，人民运动联盟党选择弃权。但是，这40多名奋起抗议的议员还是得到了一些安慰。

法国经济事务委员会（权力比议会委员会小一些）同意就阿尔斯通事件举行一系列听证会。第一轮辩论定于2015年3月10日举行。

说实话，我很怀疑这种事先安排好的辩论：提前设计好问题，注定没有结果的论战……我对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从来没有真正的信心。这回，我错了。事实证明，听证会相当激动人心，虽然它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的干预。

首先，丹尼尔·法斯奎尔宣布这里是他的领地：

“我们的调查请求没有被批准。对此我深表遗憾，因为每个接受调查委员会调查的人都必须宣誓，但在我们这个委员会并非如此。”

随即，委员会主席，来自社会党的弗朗索瓦·布罗特斯反驳道，这表明了他所在政治阵营的立场：

“每个党派都有要求设立调查委员会的权利。人民运动联盟党如果愿意，自然也可以行使这种权利。”

“这是当然的，”丹尼尔·法斯奎尔回应道，“但最终是您出面为我们组织了这一系列听证会。这让我想到一句谚语：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这位议员对他的好话很是受用，随后又对柏珂龙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前任首席执行官在他忠诚的卫士布-纪尧姆的陪伴下来到了众位议员面前。2013年夏天，正是布-纪尧姆负责与通用电气联络。

“柏珂龙先生，为何这次出售如此仓促？根据阿尔斯通的财务状况，订单总额为510亿欧元，相当于两年半的工作量，年营业额达到200亿欧元，能源部门业务的利润率为7%，净利润达到5.56亿欧元。如此匆忙行事并不合理。”

丹尼尔·法斯奎尔向柏珂龙提问，要求他对事关腐败的一系列诉讼进行解释：

“如何看待美国司法部对阿尔斯通施加的压力？通用电气以往也收购过其他被美国司法部调查的公司，人们不会不把两者进行对比。这是不是这家美国巨头惯用的手段——伺机掠夺疲于应诉的公司？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不仅关乎阿尔斯通集团，同样也关系到其他法国公司。”

丹尼尔·法斯奎尔并不是唯一的提问者。来自左翼政党的议员也进行了同样的质询：

“柏珂龙先生，我们面临一个严峻的事件，这无异于彻底肢解法国工业界的一家明星企业。”安德烈·沙赛涅非常愤慨，“这项交易是美国对法国实行经济统治战略的表现之一，性质极其严重，危及国家的主权。”

与股东大会召开时一样，柏珂龙当然不会被这一连串指责性的提问吓倒。

“我很遗憾不能在此宣誓，”他开口说道，“但这绝不会改变我回答问题的诚恳和透明。”

随后他开始了一段长长的自我辩护：

“我认为，阿尔斯通和通用电气之间的联合对阿尔斯通有利、对就业有利，也对法国有利。各位可能不赞同这种说法，但有一点必须澄清。所有促使我决定出售公司的因素都是显而易见的。法斯奎尔先生，这次交易绝对不是仓促行事。事实恰好相反，我做的工作是预测未来，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结构性的解决之道，让阿尔斯通摆脱困境。您以为我一开始没有考虑法国人的计划方案，让法国人保住控制权吗？我压根儿没有找到这样的办法。这就是我主动联系通用电气的原因，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行动。我没有从一开始就公布消息，那是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中，只要有一点儿针对财务状况的疑虑，就会马上影响我们客户的稳定性。”

随后，首席执行官再次否认了美国的司法程序与他选择出售公司之间存在联系。他甚至声称这是一个阴谋论：

“所有关于美国司法部对这次出售的影响的说法，或多或少都是阴谋论。要知道，即使美国司法部曾对阿尔斯通的腐败行为展开调查，那也是在我们与通用电气谈判之前。有人认为存在暗中勾结，这完全不属实，纯粹是诬陷。”

在我看来，这个论点很难站得住脚。确切地说，这根本是滑稽可笑的！美国司法部的调查（于2010年启动）当然是在联系通用电气之前就开始了！正是因为高悬在阿尔斯通和柏珂龙头上的法律利剑，他才找上了通用电气。言归正传，议员们似乎也全然不相信他那蹩脚的解释。

“您抛出这种阴谋论，是为了把腐败问题一笔勾销吧？”来自卡尔瓦多斯的社会党议员利昂内尔·若斯潘的前顾问克洛蒂尔德·瓦尔特发问，“想得美！首先，我们必须分析法国在这些程序问题上滞后的原因。在您看来，是什么原因导致阿尔斯通的腐败问题反复出现，并且如此容易受到攻击？”

“我再说一次，”柏珂龙坚持道，“美国司法部的案件调查和阿尔斯通出售业务的决定完全没有关系！”

他有些恼火地提道，通用电气会支付123.5亿欧元，因此“阿尔斯通轨道交通部门可以清偿所有的债务”。最后，在来自全国的议员面前，柏珂龙玩起了“爱国人士”的把戏：

“我是法国择优选拔人才体制的产物。借此机会，我想说，我的父母都是移民。自从在阿尔斯通任职后，我在法国创造了将近1.5万个就业岗位，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每个人都必须为法国就业做出一份贡献。我已经努力做出了微薄的贡献。”

随后，他用夸夸其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我再说一次，我为这次交易感到骄傲。对此，你可以去问全世界的记者，在任何地方进行一切你们想要的调查，但推动这个项目决策的一切因素皆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其他一切说法都是对我的侮辱和诽谤，没有一句是事实。这就是我想告诉各位的，虽然我没有宣誓，但我是看着你们的眼睛说的。”

柏珂龙离开了议会的半圆形会场。

我不知道仅凭他的眼神是否足以说服各位议员。但是，在他发言后的一个小时里，“嘘”声一刻不停地传入他耳中，而且不是一星半点儿。时任法国经济部长的马克龙在接受委员会质询时，直接指控柏珂龙犯有叛国罪：

“国家已对阿尔斯通的未来进行了战略性的反思，并表现出与阿尔斯通公司管理层和股东合作的决心，然而阿尔斯通却背着国家私下开展了一系列对我们的战略利益并无裨益的行动。我再次重申：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是既成事实。”

而且，马克龙称，首席执行官的不忠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那时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了”，因而无法回绝通用电气的报价。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也不太可能像蒙特伯格提议的那样，寻求与西门子等欧洲大型集团结盟。马克龙再次重申：“当时如果再拖延下去，就会演变成巨大的行业灾难。”总之，厚颜无耻的首席执行官快速说服了法国政府，之后局面再也无法逆转。或许这是真的，但至少我觉得，这种解释太具戏剧性。仅凭一个首席执行官的两面派手法，竟使法国政府束手无策？即使往小处说，这也足够令人不安。马克龙的下一场听证会则更加可悲。国会议员法斯奎尔就阿尔斯通的行贿案件对他进行了询问，我本以为马克龙的发言只会透露一些关键信息，但他却爆料了一条真正的独家消息，对此我万万没有想到：

“在美国司法部的调查过程中，我直接向柏珂龙先生提出过这个问题。事实上，就个人而言，我认为美国的调查和柏珂龙先生的出售决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我们没有证据。柏珂龙先生向我保证，美国的司法程序对他没有任何影响。法斯奎尔先生，针对您的某些问询，我不能说我的内心确信和您完全不同，但我必须重申一点，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这种想法。”

他的发言令我愕然。也就是说，马克龙“内心确信”的是，那些法律诉讼正是出售阿尔斯通业务的原因。但他根本无法证明这一点。如果连法国经济部长都找不到证据，那么谁还能找到呢？无论如何，2014年底我曾多次拜访他，并向负责经济情报的小组做了“简要报告”。经济情报小组的部际代表克劳德·雷维尔能够直接向总理汇报，他也知道这件事，并且曾经尝试发出警告，但是徒劳无益。如果法国政府知道这次出售的底细，那为什么不禁止它呢？或者至少拖延一些时间，使交易的真相能够早日大白于天下。马克龙为什么彻底抛弃了蒙特伯格？蒙特伯格是唯一反对这次法国工业自杀式交易的人。马修·阿伦曾试图寻找答案，但马克龙的办公室人员不愿意回复他，时任财政部长米歇尔·萨潘则小心翼翼，不置可否。只有蒙特伯格愿意回顾这段不光彩的小插曲。他的解释很简单，也许过于简单：

“因为他们害怕美国。他们认为美国太强大。”事后，他在2016年6月接受马修的采访时如此解释。

现在轮到工会向经济事务委员会说明此次出售的情况了。在这次发言前，他们似乎从未表现出不满。因此，柏珂龙有理由认为，工会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但是2015年3月10日，阿尔斯通的另一个“传说”破灭了。

“我认为这个项目谈不上什么结盟，纯粹是一次收购。”法国劳工民主联盟副协调员洛朗·德乔治如此谴责道，他担心这次出售的社会后果。当然，通用电气致力于创造1 000个新的就业岗位，但这肯定不足以抵消之后6年里所有裁员的影响。

来自法国总工会的代表克里斯蒂安·加尼耶的说法和他相差无几：

“把能源部门出售给通用电气的交易，准确地说应该是廉价大甩卖。其中根本没有什么行业战略可言。这就是一次博弈之后的金融交易。这是我斟酌措辞之后的结论。”

最后轮到樊尚·尤伊维亚克发言，他是阿尔斯通集团瓦朗谢讷交通部门的员工，作为工会的代表。他说：“显然，美国的法律诉讼对于阿尔斯通某些领导出售公司的决定起了作用。有一个高度保密的小圈子，正是他们决定把我们的能源业务出售给通用电气。”

面对雪崩般的批评之声，议员们一致决定再举行一次针对柏珂龙的听证会，对委员会来说，这一决定实属罕见。然而，2015年4月1日举行的听证会并没有任何新鲜话题，除了一件事：董事会授予柏珂龙的奖金创了历史纪录。这一次，法斯奎尔议员继续打头阵，出言抨击：

“在之前的听证会上，您曾提到，董事会认为与通用电气达成协议理应授予您一笔奖金，并且决定向您额外发放400万欧元奖金。我对董事会的这一决策并不赞同。经济部长马克龙先生也认为这笔奖金‘违背了大公司理应具备的道德原则，应当采取其他措施’。您会像其他商业界领袖一样，放弃这笔被部长认定为不合理的奖金吗？”

我绝不会忘记，柏珂龙的回答竟如此厚颜无耻，令人难以置信：

“我无意放弃这400万欧元的奖金。如果放弃，这对法国纳税人来说会是个坏消息，毕竟这笔钱中相当一部分最终都会回到纳税人身上。作为纳税人共同利益的代表，您应当为此感到开心。”

柏珂龙（2015年底离开阿尔斯通）的入账其实远远不止400万欧元。在他为公司工作的最后一年里（2015—2016财年），董事会实际上为他发放了226万欧元的薪水（包括固定工资和浮动工资）。这笔收入本身就已相当可观，再加上奖金（445万欧元）和退休补贴——阿尔斯通已经向安盛保险集团支付了540万欧元，以便每年向柏珂龙发放28.5万欧元的年金。因此，根据估算，首席执行官离开公司时可以带走超过1 200万欧元。[1]这种行为卑鄙无耻。考虑到柏珂龙采取的策略（两年多的时间内始终拒绝与美国司法部谈判），他其实正是导致阿尔斯通解体的罪魁祸首。更不用说，他还将一些高层管理人员置于危险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我。

比起柏珂龙，某些其他公司的领导更懂得保护自己的员工。我们在塔拉罕项目中的日本合作伙伴丸红株式会社同样遭到了起诉，同样达成了认罪协议（丸红株式会社被处以8 800万美元罚款），但其没有雇员遭到逮捕，更不用提被羁押了。针对丸红株式会社和阿尔斯通的指控完全相同，因为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50∶50联营企业，对半出资共同聘请了两位中间人。但事发后，日本人选择马上认罪，并立即签署认罪协议。他们的策略可以概括为：“啊！我们被抓了个正着。好吧，我们愿意认错，也会乖乖出钱，但不会开门让你们的人来调查我们在全球的各项业务，避免在其他项目上也被定罪。”通过这一策略，他们很快就减少了财务和人力方面的损失。柏珂龙采取的灾难性战略则恰好相反。但是同样应当看到，美国司法部对丸红株式会社采取的宽大处理方式并不寻常，或许它是不想让调查太过深入。对于许多在非洲、亚洲等腐败情况严重的地区经营的美国公司而言，丸红株式会社是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此外，丸红株式会社经常与通用电气并肩作战，在发电厂及医疗设备市场上与其他对手竞争。

[1] 2016年7月，阿尔斯通股东大会曾对柏珂龙的薪酬提出异议。超过60%的股东表示反对，董事会随即宣布将重新考虑柏珂龙的薪酬问题。但是，2016年11月，董事会宣布发放奖金的决定有效。

42.最后的出售障碍

2015年春天，虽然柏珂龙在议会中被弄得焦头烂额，但他在美国司法部却获得了一项优惠待遇。有一件事情十分蹊跷：他为阿尔斯通支付7.72亿美元罚款争取到了一段宽限期。虽然美国司法部严格规定，公司应当在签署认罪协议后10天内——也就是2014年12月底付清罚款，但珍妮特·邦德·阿特顿法官又给了6个月的宽限。这一次，就连美国媒体也感到惊讶。《华尔街日报》在2015年2月1日的报道中强调，“法国公司得到的待遇远比其他公司好”。而且，《美国日报》采访了负责本案的联邦法官阿特顿。这位法官坦言，她“制订了一个非常宽松的时间表”。3天之后，2015年2月4日，《华尔街日报》继续报道本案：根据阿尔斯通认罪协议的听证会记录，通用电气的法律团队曾密切配合阿尔斯通与美国司法部进行谈判。在该报的专栏文章中，阿尔斯通的律师罗伯特·鲁斯金不得不承认：“在准备工作和谈判工作的每一个阶段，通用电气的确查阅过涉及美国司法部所有相关条例的文件。”

这一陈述相当令人震惊。也就是说，这家美国公司在成为阿尔斯通的股东之前，就获得了在过去10年中阿尔斯通与中间人签订的所有合同。这些极为敏感的信息通常只会在收购交易结束后才被知晓。而本案中，在美国司法部的支持下，阿尔斯通在收购结束前就向竞争对手通用电气公开了这些信息，提供了有关公司一手建立起的普遍行贿制度，以及相关雇员的名字等这些无可辩驳的证据。很多人都在这一时期被公司“打发走人”。罗伯特·鲁斯金的这些陈述将美国司法部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它不得不出来为自己辩白。美国司法部刑事局局长莱斯莉·考德威尔表示：“通用电气的收购交易对于政府决策并不具备特别重大的影响。”[1]立此为证吧！只是，即便不是“特别重大的影响”，她的话也佐证了美国司法部与这次交易存在某些关联！这种不打自招非同小可。于是，人们终于理解阿特顿法官为何表现得异常宽厚，而且给予阿尔斯通一定时期的宽限。因为对这桩交易来说，时间表的顺序非常关键。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需要先到布鲁塞尔看一看。事实上，离最后完成阿尔斯通出售案还剩最后一个障碍——获得欧盟28个成员方的同意。2001年，布鲁塞尔曾阻止通用电气与霍尼韦尔公司的合并。这一次，绝对不能让那出戏重演，不能有任何闪失。首先，“忠心耿耿”的柏珂龙必须在任期内待在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上，而且他必须始终处在压力之下；其次还有法国政府，也必须保证自始至终参与其中。为了通用电气的利益，大家将最后的战斗进行到底。在获得欧盟委员会同意前，不能结束这个涉及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案子，让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阿尔斯通及其首席执行官头上——这正是阿特顿法官的做法。在美国司法部的认可之下，阿特顿法官同意推迟批准认罪协议，直至欧盟对本次收购亮起“绿灯”。这两件事之间的关联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完全推翻了柏珂龙的说辞。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假象。

通用电气确实需要一点运气。它还远未获得欧盟委员会的批准。实际上，欧盟方面有所警惕。2015年2月28日，欧盟委员会启动了一项深入调查。布鲁塞尔的专家担心交易会对欧洲能源市场产生影响，尤其体现在大型燃气汽轮机的相关市场上：本次收购前，通用电气就是这类设备的最大制造商，阿尔斯通的市场份额在全球市场中排行第三。一旦阿尔斯通被收购，通用电气就会在欧洲达到近乎垄断的地位，其重要竞争对手将只有西门子。

欧盟委员会警告称：“这种技术垄断不利于创新，并且会推高相关技术的市场价格，而这一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劝诱欧洲人，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做出了让步。他同意将一部分资产，主要包括几家电厂的维修合同，留给一个规模更小的竞争对手——意大利的安萨尔多公司。这样一来，通用电气对市场的主导地位将会下降，杰夫·伊梅尔特希望借此获得欧盟委员会的同意。但是，谈判仍然没有进展。2015年5月5日，杰夫·伊梅尔特亲自到访欧盟委员会，力求推进审批程序。欧盟委员会认为通用电气并没有再次提交更充分和必要的资料，于是在2015年5月12日宣布，将最终做出决策的时间推迟到同年8月21日。同时，西门子方面也没有放弃努力，他们针对这一收购将会带来的“高度垄断”的危害四处游说。最终，打破僵局的还是法国。2015年5月28日，马克龙到访通用电气的贝尔福工厂，这一行程向布鲁塞尔发出了有力的信号，法国政府公开支持美国人收购阿尔斯通。法国政府希望尽早结束这一不光彩的案件。不要忘记，如果收购失败，美国司法部就会重新起诉阿尔斯通。如果它最终起诉了法国最大的企业之一，那对法国将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法国政府敦促欧盟，尽快同意将法国的龙头企业出售给通用电气。多么精彩的角色转换！在这场对决中，法国简直是一败涂地。

最终，2015年9月8日，通用电气获得了期待已久的批准。阿尔斯通也为这些谈判做出了贡献。作为对通用电气将部分资产转让给意大利安萨尔多公司的补偿，柏珂龙甚至同意将收购价格再降低3亿欧元。这样一来，集团账上的钱就更少了。一旦做出最后的让步，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交易。2015年11月2日，这项交易终于尘埃落定。在《回声报》的报道中，杰夫·伊梅尔特对这次“战略性”收购表示庆贺，甚至称其为“整整一代人难得一见的幸事”。只有两手空空的法国眼含热泪，为它失去的国之重器恸哭不已。

2015年11月13日，阿特顿法官终于批准了美国司法部与阿尔斯通达成的、早在11个月前就已签署的认罪协议。一个值得载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历史的独特案例！柏珂龙的命总算保住了，他终于松了口气。当然，背后操纵这一切的必定是通用电气。

这次收购立竿见影的第一个后果是，通用电气领导层向工会公布了一项大规模重组计划。阿尔斯通能源公司在全球的65 000个就业岗位中，有10 000个就业岗位将会消失。其欧洲公司受到重创，计划裁员6 500人。其中德国分公司受到的冲击最大，失去了1 700个岗位。其次是瑞士分公司，失去了1 200个岗位。最后是在法国的公司，800个工作岗位受到威胁。2016年4月，有两三千名阿尔斯通的欧洲员工在巴黎举行集会，表达他们的愤怒。集会上可以看到用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写成的标语与横幅。这些阿尔斯通前雇员感觉遭受到公司的背叛。一个员工说：“公布裁员计划时，真可谓当头一棒。我没想到会有如此大规模的重组计划。他们对我们撒了谎。”法国的情况相对要好一些，杰夫·伊梅尔特保证他会对法国分公司的就业岗位损失做出补偿。他宣布在巴黎设立一个数字软件研究中心，承诺“开展针对年轻大学生的培训项目，在金融、人力资源等领域创造250个就业岗位”。贝尔福工厂也将建立一个共享服务中心，雇用会讲两三门语言的员工。新岗位如此之多，但整体规划却相当模糊。尤其是到了2018年春天，通用电气终于意识到，它根本无法创造1 000个真正的就业岗位，违背了对法国政府的承诺。我对此毫不惊讶，阿尔斯通和通用电气的“蜜月期”过后，显然会出现巨大的社会损失，削减辅助性工作岗位（信息技术相关岗位、会计、出纳等）就是典型的特征。

两家公司的“蜜月期”可谓异常短暂。2016年5月13日，阿尔斯通轨道交通公司（阿尔斯通拆分后的剩余部分）在美国起诉了通用电气。法国人觉得他们被愚弄了。事实上，在出售阿尔斯通能源业务时，美国人已经同意作为补偿，出让通用电气的铁路信号业务。但是不久之后，通用电气却反悔了。美国人不同意原本的收购价格。而且，虽然签署的协议中约定应当由一家法国律师事务所解决争议（以便确定最终价格），但通用电气却向另外一家仲裁机构——国际商会提起了仲裁请求。阿尔斯通轨道交通公司被迫将该争议提交美国法院，请求恢复其应有的权利。这是两家公司在合并协议生效后的第一次冲突。

在法国，通用电气还与另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法国电力公司发生了冲突。两家公司之间的合作不顺畅绝不是传闻，尽管这件事涉及法国核电站的维护！收购阿尔斯通后，通用电气接手了维护58台正常运行的核能反应堆的汽轮机的工作。然而，已成全球最大能源设备生产公司的通用电气此时却希望修改这份合同的具体条款，尤其是在发生事故时，以便减少自己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此外它还希望提高备用零部件的价格。通用电气甚至在2016年2月暂停了几天服务，借此向法国电力公司施压。法国电力公司首席执行官让-贝尔纳德·莱维致函杰夫·伊梅尔特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法国电力公司被迫启用应急计划之外的紧急措施。作为我们曾经的合作伙伴，贵方这种态度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收到这封信后，通用电气不为所动，该公司电力部总经理依然态度强硬，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在2016年6月15日前必须接受条件。法国电力公司怒火中烧，被迫拿出了撒手锏，提出要中断与通用电气之间所有的商业关系。事件发展到这个阶段似乎停滞了。双方开始对峙，这种局面能持续多久呢？通用电气背后的靠山——美国政府，通过实际控制法国所有的核电站，已经拥有未来的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人们早该想到这些后果！假如法国未来在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与美国意见相左，那会有什么结果？类似的情况早在2003年法国拒绝参加伊拉克战争时就发生了。法国陆军前参谋长（2002—2006年在任）亨利·本耶阿特将军在一部名为《幻影战争》（献给阿尔斯通事件）的纪录片中表示，美国决定不再向法国军队供应零部件。“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本耶阿特将军说，“我们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就无法运行。”

直到2016年年中，我这个案子的前景依然晦暗不明。在美国的宣判日期不断延后的情况下，我很难保持一种哪怕是表面上的平衡。此外，还必须处理和阿尔斯通之间在劳资调解委员会的争议诉讼。

我对自己因“擅自离职”而被解雇一事提出异议。此外，前雇主对我毫不手软，似乎已经完全遗忘了拖欠我90 000欧元的离职补偿金的事情，我决定将此事提交法院审理。

[1] 《华尔街日报》于2015年2月4日报道。

43.劳资调解委员会之战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久以来，头一次有一位法官被我的遭遇打动。凡尔赛上诉法院社会法庭的一位顾问对阿尔斯通拖欠我的离职补偿金做出了裁决，阿尔斯通对待我的方式令她气愤不已。听证结束后，在做出裁决前，她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调解，我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两天后，阿尔斯通也同意接受调解。

我们开了第一次调解会议。到场人员有调解员、我的律师马库斯·阿斯肖夫、阿尔斯通的顾问、我本人，以及一名来自布鲁塞尔的代表通用电气的女律师。事实上，就在这一天，通用电气刚刚接管了阿尔斯通。

会议开始时，这位女律师说：“皮耶鲁齐先生，我们非常同情您的遭遇。我们希望以友好协商的方式找到解决方案。”

友好协商？说得轻巧。我应该告诉她我长期以来受到的折磨吗？

“您知道，我在戒备森严的看守所里待了整整14个月。直到法国政府同意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电力和电网部门后，我才被释放。”

她立刻反唇相讥：“如果不是贵国政府制造出这么多麻烦，您早就被释放了。”

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她会如此“坦诚”。就凭这句话，这位律师已经在4个人（其中包括两位律师）面前承认，我被拘捕和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之间有着非常明确的联系。简而言之，她承认我被当成了“经济人质”。

至少她还是很坦诚的。但是，一提到钱，她的口气就全变了。这位通用电气的代表立场坚定地表示，公司不欠我任何东西。然后，她用一种理所当然的口吻告诉我：她的雇主——通用电气集团——必须向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告知本次调解的结果。我可从没听说过这件事。这是法国雇员与法国公司之间的民事诉讼程序，劳动合同受法国《劳动法》的保护，纠纷由法国法庭审理。美国司法部有什么权力插手？但通用电气的律师却看不出这其中有什么不妥，她解释说：“无论如何，如果没有美国司法部的同意，我们公司什么也不会做。”事实上，在我们几次见面的过程中，她每次都会提到，通用电气必须全面征询美国司法部的意见。第三次调解结束后，她煞有介事地向我提出，对我主张的90 000欧元“离职补偿金”，他们只愿意支付30 000欧元。而且，她补充说，这仅仅是出于“同情”，因为公司认为“根本不必给我一个子儿”。我可不稀罕她的施舍，于是我拒绝了。

拒绝她是正确的。1个月后，我在凡尔赛法院的诉讼取得了胜利：法官承认阿尔斯通有过错。法官判定阿尔斯通须立即支付我45 000欧元，同时告诉我，等到该案做出最终判决时，还会给我另一笔相同金额的赔偿。然而，直到2018年秋天，这一案件始终没能得到最终的判决。

在我和阿尔斯通开始这场诉讼之前，我的律师已经联系过阿尔斯通，试图达成和解。我们举行过几次会谈，第一次会谈在2015年春天举行，阿尔斯通的人力资源部主任亲自到场，并带来了律师，我也有两位顾问陪同，他们是保罗-阿尔伯特·伊文斯和马库斯·阿斯肖夫。会谈开始后，我直言不讳地提出质问，凯斯·卡尔在我前往美国之前那番令人安心的承诺、被捕后我的孤立无援、总部拒绝接待克拉拉、用“擅离职守”的罪名将我解雇、停止支付我的律师费用、在支付离职补偿金这件事上斤斤计较等等。我希望人力资源部主任能向柏珂龙明确转达：我非常清楚柏珂龙极力撇清自己，但我绝不会永远逆来顺受。随后我离开了会场，我的律师留下来与他们谈判。

我因在美国被捕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我只有47岁，但从今以后再也不可能担任与我在阿尔斯通工作时相当的职位了。考虑到我还留下了案底，我甚至不清楚自己是否还能找到一份领薪水的工作。

令人惊讶的是，我的老东家在这个时候似乎愿意听取我的意见。几次谈判后，我们就赔偿范围达成了共识，并决定将纠纷提交至一位独立仲裁员裁决。我希望这件事能够尽快解决。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后，通用电气就会完成收购交易。到那时，阿尔斯通内部为数不多的、有点良心并且愿意补偿我的人可能就不再掌权了。因此，我们商议决定于2015年6月底或7月初支付补偿金。但是，这件事情就没有下文了，直到9月中旬都没有任何消息。有一天，人力资源部主任通知我，他要离开阿尔斯通，仲裁没戏了，但公司可以支付给我十几万欧元，我可以选择拿钱走人，也可以继续等，但必须马上就决定。虽然这不是个小数目，但远远低于我们此前谈好的赔偿下限。扣掉应交的税款，这笔钱刚好够付我在美国和法国请律师的花销、往来美国的交通费用，以及我应当支付给美国司法部的罚金——人力资源部主任太清楚这些门道了。

为什么他忽然转变了态度？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就是，2015年9月初，欧盟委员会批准了通用电气的收购交易申请。这笔交易已经板上钉钉，不会再有什么事能改变这个事实。美国人认为他们胜券在握，不需要再跟谁虚与委蛇。我拒绝了人力资源部主任的提议。2015年10月底，他离开了阿尔斯通。几周之后，柏珂龙也离开了。最终，谈判完全失败。

我的前雇主拒绝给我应得的补偿。它又一次背叛了我，而且是双重背叛。首先，它让我当替罪羊，却隐瞒真相，不做任何风险提示；其次，在我被捕后，它没有给我丝毫保护，如同遗弃一名在战场上受伤的士兵。最令人发指的是，它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为我提供法律援助。我用了一段时间，才弄清楚这种法律援助方式。霍斯金斯（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被调查后，我惊讶地发现他花了很多钱聘请法律顾问，其中包括支付150万美元的保释金。可是那时他已经退休多年，我以为他腰缠万贯，后来才获知，霍斯金斯的律师费是由保险公司支付的。我为此瞠目结舌，这才意识到，作为公司高管，我的律师费原本同样可以从保险金中报销。

事实上，阿尔斯通为了保护所有的高级管理人员，早已投保了一份保险。但奇怪的是，在我被逮捕的时候，公司并没有动用它，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这类保险的目的主要是避免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利益冲突，雇员可以受益于独立的律师，避免遭到老板的逼迫或者操纵。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制度其实非常合理。但无论是2013年4月14日我被捕时，还是之后几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始终没有想起我还拥有这项保险。不过，即便我想到它，也只有阿尔斯通才有权启用它。然而，法务总监凯斯·卡尔为什么没有启用这项保险来保护我？为什么他要求阿尔斯通的律师事务所（巴顿·博格斯）去挑选并付钱雇用另一位律师来处理我的案件？这不是又造成了巨大的利益冲突吗？阿尔斯通是不是想以此控制我？

此外，这些保护高级管理人员的保险合同中还含有在美国被收审的专门条款。保险公司非常清楚，被起诉的人基本上都会被迫认罪。因此，即使被判有罪，律师费用同样可以由保险公司承担。

2017年2月，为了调查真相，我参加了在诺曼底的多维尔举行的全球保险公司大会。在会场上，我见到了与阿尔斯通合作的自由保险公司的一位负责人，他对上述保险合同条款的具体情况了如指掌。他向我透露，最后霍斯金斯一案已经使保险公司支付了300万美元的法律服务费用。他还证实，我也在被保人员名单之内，但是阿尔斯通从未要求他们为我的事情立案。根据他的说法，如果我的前雇主要求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那我的律师费仍然有机会由保险公司报销。从诺曼底回来后，我就正式写信给阿尔斯通的新任首席执行官普帕-拉法格先生，要求他启用我的保险。我还向集团的法务部门和通用电气同时寄出了信函。然而，我的这些信函都石沉大海。

44.无法容忍的敲诈

他们偷走了我的生活，而且迟迟不肯把它还给我。他们想堵住我的嘴，时间越长越好。如果这些人有办法把我的判决再推迟几年，那他们真会这么干的。到那时，就没什么人还会对我“爆料”阿尔斯通事件感兴趣了。2016年夏末，距我回到法国已经过去两年。两年里，审判一直延期，悬而未决。我曾4次往返美国，试图确定宣判日期。事实证明，这4次往返完全是徒劳的，每次我探听到的都是劳伦斯·霍斯金斯的审判又被推迟的消息。

阿特顿法官认可霍斯金斯的律师提出的一些理由，并撤销了一部分指控。但是，该案很有可能会被转移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手中。这对我来说将是最糟糕的灾难。这意味着我将不得不再等待两年、三年，甚至是五年。我不敢去想！我必须做出反应，否则我会崩溃。我必须想办法，但办法只有一个——请求对我的案件做出判决，寄希望于主审法官能够理解我现在处于多么举步维艰的境地。这是一场冒险，意味着我有可能要回到监狱待上许多年。但无论如何，我都要尝试一下，这是我手里的最后一张底牌。2016年9月1日，我向斯坦提出申请，要求对我的案件做出判决。

3个月后，我即将成功。但就在这时，检察官向斯坦施压，于是他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又撤回了我的判决申请。而我直到2016年12月中旬才得知此事。我的辩护人无耻地欺骗了我，我感觉自己一下子掉进了黑洞。我对他完全失去了信心，但我没有钱去再请一位新律师。显然，我同隧道的尽头还相距甚远，甚至无法知道是否真的有尽头。我和克拉拉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达到了顶点，我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这种噩梦般的境况使我们日渐疏远，频频争吵。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我沉浸于工作、讲座、应酬中，甚至帮助经济学家克劳德·罗歇于2015年11月在法国国民议会上组织了一场为期半天的研讨会。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阿尔斯通之后，会轮到谁？”我拿着朝圣者之杖帮助这些公司，被来自法国和外国的邀请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去参加各种讲座（当然还是限制在保密范围内），先后到过西班牙、英国、波兰、德国、比利时、斯洛伐克、瑞典、瑞士、荷兰。这些讲座都非常成功，于是我着手创办一家与腐败行为做斗争的企业咨询公司。虽然我还不能从中赚钱，但公司也经营得有声有色。我特殊的经历正是人们需要了解的，我帮助法国人民树立起了这方面的意识。

2016年12月，以法国社会党人、财政部长米歇尔·萨潘的名字命名的《萨潘第二法案》，也就是新的法国《反腐败法》，在法国官方公报中刊出。参考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推荐的方式，它要求所有营业额超过1亿欧元，并且雇员超过500名的法国公司都要设置反腐败机制。这项法律还引入了一项《公共利益司法公约》，其灵感来自《推迟起诉协议》，这是一项允许公司在不认罪的情况下承认某些事实的协议。《公共利益司法公约》是法国刑事诉讼中的一次小型革命，虽然这项法律并不完美，但却是保护法国公司免受美国或英国干预的第一步。于是，法国立刻设立了一个反腐败机构。令人遗憾的是，米歇尔·萨潘是在一家地点设在巴黎的美国大型律师事务所和法国-美国联合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上，向专业人员介绍这个机构的。他难道找不到更好的场合吗？为何不让法国律师事务所做他的第一批听众呢？大西洋主义，余威犹在。

阿尔斯通最近没有什么新闻，除了因被强制向通用电气出售业务的丑闻重新回到大众视线而成为政治领域里的一个话题。几位总统候选人在第一轮电视辩论中都提到了这个事件，他们竞选班底的一些工作人员也联系过我，但我希望与他们保持距离，不想再被当成工具。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关于右派、左派、中间派的问题，更不用说极端派，而是关系到法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应当超越法国党派纷争。当然，还必须具备清醒的头脑，以及最低限度的勇气。

美国方面，检察官把我的判决日期定在2017年秋天。为什么要等这么久？他们想在选举期间让我噤声吗？

在两轮竞选之间的辩论中，玛丽娜·勒庞因幕僚策略失误，对该事件的处理很不妥当。她试图就阿尔斯通事件攻击马克龙，却没有成功。时间飞快地消逝。2017年5月，马克龙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2017年6月，共和国前进党在议会选举中胜出。2017年7月，我终于收到了传票。我将在2017年9月25日接受审判。

现在我必须做好准备，完成最后几步，为我的量刑报告全力以赴。负责编写报告的缓刑监督官需要与被告沟通，听取被告对事实的描述，并在考虑相应的量刑准则的前提下，向法官提出刑期的建议，说明被告是否存在再次犯罪的风险，以及需要法官考虑的被告个人情况。这一切是如此合乎情理，为公平正义的美国“神话”添砖加瓦，但是很快，我大失所望！虽然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解释我在阿尔斯通内部的具体职责，尤其是说明我在公司的责任等级，但是斯坦阻止了我：“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背叛了检察官。缓刑监督官唯一想听的就是，你是个好爸爸、好丈夫、受人尊敬的社区成员，你每周日都上教堂做礼拜。”那就这样吧！电话访问只持续了20分钟，缓刑监督官没有问我任何关于塔拉罕项目，甚至关于阿尔斯通的问题。

为了让我的故事被人知晓，现在我只能依靠陈情书来为自己辩护。我要求做出服刑判决，即与我已经服过的刑期（在怀亚特看守所的14个月）相对应。斯坦同意了。他认为，我重返监狱的风险“微乎其微”。但是，正当一切似乎都已步入正轨时，几天后情况再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现了反转。

2017年8月底，斯坦向我发出了警告：

“我们有麻烦了。我刚刚收到检方的书面结论。我们需要尽快谈一谈。”

读到这份文件时，我极为愤怒，但更多的是有些惊慌失措。美国检察官对我提出了新的指控。首先，他们认为我从这个案件中牟取了私利。当然，他们知道我从未以任何形式碰过贿款，一分钱都没有！但是现在，他们盯上了公司在塔拉罕项目合同签订那年给我发放的奖金。和任何一位高管一样，我确实得到了奖金，金额相当于工资的35%。但是，经过核算，我可以确认，在我当年的奖金中，塔拉罕项目的奖金只有700美元。如此微薄的一笔钱，还是我工资的一部分，居然被用来指控我。这简直太疯狂！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最糟糕的还在后头。检察官在他们的结论中重新计算了我的刑期范围。他们给我加了4项指控（这可被转化为长达数年的监禁），声称我是这项阴谋的“主谋”。这真是糟糕透了！在持续4年的诉讼程序中，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些指控，甚至连暗示都不曾有。相反，诺维克从一开始就指出，我只是犯罪链条上的一环。为什么到了今天，他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主谋。”斯坦解释道。阿尔斯通支付了美国有史以来在腐败案件中数额最大的一笔罚款，因此，在美国检察官看来，在不处罚“主谋”的情况下结案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在，他们能够拿来展示的“猎物”还剩下谁呢？罗斯柴尔德？“不可能，”斯坦说，“他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准赦免协议，大概是因为与美国司法部进行了合作。”彭波尼？他都不在人世了。霍斯金斯？我甚至不知道他究竟还会不会被审判。柏珂龙？他成功地逃脱了美国司法部的严惩。剩下的只有皮耶鲁齐——倒霉的替罪羊。这个案子结束后，检察官可以夸口说他们捉住了犯罪组织的主谋，从而加官晋爵、步步高升。这也能解释他们为何希望我在另一个案件中也被安上同样的罪名，即巴哈二期项目的合同（印度修建的燃煤锅炉工程）。这笔交易是在我离开那个职位两年后才敲定的，而且阿尔斯通根本没有针对该案认罪！卑鄙——我找不到别的词形容我的感受。这一切还有什么道德可言？

但是，面对这样的不公，我又能有什么对策呢？我的回旋余地是零。要么我接受美国司法部官员的“胯下之辱”，祈祷法官主持的庭审尽量顺利；要么我不去参加庭审和宣判，从此溜之大吉。但不去参加庭审的后果会非常可怕，为我提供担保的两位美国朋友将会无家可归，我将成为国际通缉令上的在逃人员。于是，被裹胁与逼迫着，我只能在这起明目张胆的敲诈面前屈服。我同意在2017年9月底回到美国接受审判。

45.审判时刻

2017年9月25日，距离我的庭审开始还有几分钟，我在法庭里等待着，呆呆地看着墙上挂着的巨幅画像。这是一幅高度超过1.5米的肖像画，画的正是美国联邦法官珍妮特·邦德·阿特顿。画中人70多岁，身材高挑、纤细，满头金发，仪态优雅，眼神坚定，散发着美国东海岸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特有气质。她（2015年两次批准阿尔斯通延期付款）处理我的案件已经4年多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但是，决定我此后人生走向的正是她。我事先打听过，只知道她以前是一位劳工律师，由克林顿提名为联邦法官，她在我老东家的案子中表现得较为通融，甚至显得有些过于宽厚。

尽管斯坦向我保证，诺维克对我们准备的陈情书非常满意，但我还是很害怕，我害怕我可能会再次回到监狱。原因是，虽然陈情书基本就是空洞无物的，但我服从了他们所有的命令。10点的钟声敲过，珍妮特·邦德·阿特顿宣布我的庭审开始：

“早上好。请坐。皮耶鲁齐先生，你读过缓刑监督官的报告吗？”

“是的。”

“你理解报告的内容吗？”

“我理解，法官大人。”

“就报告的内容，你回复过缓刑监督官吗？”

我非常想告诉她，我对从检察官的结论中复制粘贴过来的每一句话都有异议。我不接受他把我的身份定义为“主谋”，也不接受针对我的我从不知道的印度案件的指控，我从来没有参与过那么多行贿案件……但是为时已晚。如果我胆敢在法庭上冒这种风险，我就要倒大霉，10年的牢狱之灾将等着我。这时，牢笼开始关闭。我的心紧紧揪成一团，只能小声地回答道：

“是的，法官大人。”

“好，既然如此，那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具体量刑吧。”

阿特顿开始计算我的“分数”，仿佛是营业结束后盘点进账的杂货店老板。

“行贿罪，12分。接下来，因为有好几笔贿赂，我们要加2分。之后，还要考虑到印度尼西亚塔拉罕项目和印度巴哈二期项目取得的利润，这些是20分。由于贪腐人员身处官方职位，要加上4分。您是贿赂行为的主谋，这又是4分。最后，因为您承认自己负有个人责任，减去2分。”

“政府是否同意再给他减掉1分？”

“可以。”诺维克检察官回答。

“很好。所以就是29分。”

“39分。”诺维克说。

“对，是39分，谢谢提醒。由于皮耶鲁齐先生没有犯罪前科，他属于第一类人，因此刑期应当是262~327个月。”

我再一次克制自己不要发怒。我听从了斯坦的建议，接受了控方提出的所有条件，结果却无意间将我的理论刑期大大增加。现在我面临着长达27年监禁的风险。

正在这时，一直劝我在司法部面前保持“卧倒”姿势的斯坦开始为我辩护。我非常担心，预感大祸临头。灾祸真的来了：他对自己的辩护毫无信心，说话时语无伦次，犹豫不决。他一次都没有提到案件的具体情况，只提到拘留我的怀亚特看守所条件是多么恶劣。辩护在6分钟之内就结束了。只有6分钟！这简直不可思议。随后诺维克开口了，但也没有说太久：

“当然，皮耶鲁齐先生并没有参与阿尔斯通所有的非法行为。的确，这家公司内部存在腐败现象，这一点也在阿尔斯通的认罪协议中得到了印证。”

至少，诺维克承认我不是唯一的责任人。一点儿都没错。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让他对我宽大处理：

“尽管如此，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的罪行仍然非常严重。正如美国政府方面强调的，这种腐败现象反映在阿尔斯通公司负责人的行为中，他们未能履行道德、伦理和法律赋予的义务。”

随后轮到我朗读一份准备好的文件来进行总结陈词。我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请求家人和亲朋好友原谅我的行为。整场“法庭辩论”只持续了38分钟，我与法官唯一的“交流”只限于朗读我的忏悔书。阿特顿法官在给我判刑之前，没有问过我任何问题。现在，她独自离开了法庭，思考该用多长的刑期折磨我。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没有回来。在无休止的等待中，我没有跟斯坦说一句话。他知道自己的表现很糟糕，他从不反驳检察官的“策略”，这无异于自取灭亡。

我转身向我的父亲望去。他坚持要陪我参加这次审判。他不太会说英语，听不太懂庭审的内容。但是真的有什么需要听懂的吗？汤姆陪在他身边，为他翻译法庭上的只言片语。他的脸色变得惨白。40分钟后，阿特顿法官回来了，要求所有人坐下来聆听判决结果。那一刻，我已经心如明镜，我肯定要回到看守所里，只是不知道要待多久。阿特顿法官开始宣读判决：“皮耶鲁齐先生提到，他深爱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家人。但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他丝毫没有考虑自己所作所为产生的后果。”看吧，道德宣讲课开始了。她接着说：“那些受贿的官员挪用了自己国家本就不太丰饶的资源。在这些国家建立民主体制的努力，因国际商人不光彩的行径而变得遥不可及。坦白地说，在皮耶鲁齐先生的忏悔书中，没有任何为此道歉的内容，他只关注自己的家人，本庭对此感到失望。”也就是说，阿特顿法官认为，我应当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腐败现象“道歉”。这可真是滑稽——美国政府扶持苏哈托政权统治印度尼西亚达几十年之久，为其提供军事保护，作为交换，美国能够获取它的主要自然资源，并最终让那里成为腐败猖獗的国家！这位法官堪称完美地体现了美国式虚伪。

但是，现在不是应该愤怒的时候。她终于宣布了判决：“这个判决是一种警示，既针对涉案人本身，也针对其他为了项目和利润在第三世界国家牟取好处的商人。皮耶鲁齐先生，请起立。基于以上原因，您被判处30个月的有期徒刑。您必须在10月26日中午到拘留中心报到。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随后会向您发出通知。”

晴天霹雳！就在昨天，斯坦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不会再回到监狱，而我最后也被他说服了。我真是个傻子，居然相信他的话。现在，算上在怀亚特看守所度过的时间，还有因表现良好而获得的宽大处理，我还得在监狱里服刑12个月！我是被诅咒了吗？我的家人呢，他们是做错了什么，要遭到这样的惩罚？我回头看了看父亲，我的朋友琳达和汤姆正在向他解释判决的内容。我尽力安慰他：“别担心，我会挺过去……至少，12个月之后，我又可以开始新的人生了。”父亲始终沉默着，悲伤地望着我，他被这个消息击垮了。

我怒气冲天。这些都让我感到愤怒。斯坦、检察官、法官、司法体制、阿尔斯通、柏珂龙……都令我生气。特别是，我生自己的气。我怎么能够对美国的司法部门心存侥幸，认为自己能逃过一劫呢？现在我不得不把结果告诉克拉拉……

斯坦与检察官进行交涉，试图让我返回法国，一个月后再回到美国接受监禁。我躲到没人的地方给克拉拉打了个电话，一向坚强的她也崩溃了。

对我的判决异乎寻常地严厉。康涅狄格州此前从未审理过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案件，阿特顿法官希望树立一个典型，而为此买单的却是我。为阿尔斯通所有逃脱处罚的人买单的也是我！唯一令人安慰的是，我不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了。四年半以来，我第一次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当然，我害怕即将到来的牢狱生活，但12个月后，这场噩梦就将永远结束。所以我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为了我自己，为了克拉拉，为了蕾娅、皮埃尔、加布里埃拉、拉斐拉和所有支持我的人。是的，我并不孤单。有他们在，这是我最大的幸运。

命运的安排多么讽刺：在我被判刑的同一天，阿尔斯通轨道交通公司正式宣布就合并事宜开始与西门子接触。继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的能源部门后，这家德国巨头也想将阿尔斯通的轨道交通业务收入囊中。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所有内行的分析师都已经预见到了这次合并。只有柏珂龙相信专注于轨道交通业务的阿尔斯通会有未来。他真的相信吗？那是3年前的事，没有人记得。

46.再度分离

事态发展迅速。美国司法部准许我返回法国，但我必须在10月12日（入狱前两周）返回美国，所以我只有几天时间安排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的事情，这个时间可能比较长，也可能比预期短。在飞往巴黎前，我与法国驻美国纽约副领事杰罗姆·亨利见了一面。当年，他在波士顿任职时，曾经来怀亚特看守所探望我。再次见到我，他很惊讶，他以为我的案子在很久以前就结束了。他坦诚相告：“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案件能在认罪协议签署后拖4年才判决。这真是不可思议。”值得一提的是，他建议我尽快起草一份管辖权移送申请，争取在法国而不是美国执行我的刑期。他甚至让我在他的办公室填写必要的文件，并立即递交给法国领事馆。“法国方面马上就会同意你的申请，”他说，“另外还需要经过美国司法部的批准，对此，我担心可能会多花一点时间。”但是他很有信心。我满足引渡所需的条件：我的案件判决具有终局效力（由于签署认罪协议，我放弃了上诉权），而且我和美国没有什么联系。他安慰我说：“原则上，美国人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你的管辖权移送申请。”我希望他是对的。

如果我能在法国服刑，那我肯定会申请假释。根据我的律师马库斯·阿斯肖夫和保罗-阿尔伯特·伊文斯的说法，我完全有可能很快就被放出去，即使必须戴上电子手铐。如此一来，我就不必和家人分开。

我该怎么向加布里埃拉和拉斐拉解释呢？我和克拉拉为了这事争吵不休。最后，我们达成了共识：克拉拉和我会告诉她们，我必须回到美国，在一个“营地”里待大约6个月，她们没有办法来看望我。但我们不会提到“监狱”这个词。我们决定把实情告诉年龄大一点儿的皮埃尔和蕾娅，以便他们能安慰两个妹妹，缓和气氛。这是我面临过的最糟糕的考验之一。我笨拙地讲述着这个谎言，语言支离破碎，嗓音颤抖着，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和眼泪。这项任务太艰难了。加布里埃拉号啕大哭，拉斐拉则偏内向一些，她隐藏起自己的情绪，一言不发。加布里埃拉问了一连串问题：“你会在那里过圣诞节吗？明年1月我们过生日的时候你会回来吗？以后谁送我们上学呢？什么是营地？是一个夏令营吗？有各种活动吗？我们可以网络聊天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你？你在那里有朋友吗？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为什么你以后不能回美国？我喜欢美国人。等我去好莱坞做演员，你会来看我吧？你会来吗？”不过，对于年纪更大的19岁的哥哥皮埃尔和姐姐蕾娅而言，情况完全不同。

2015年，我曾向他们详尽讲述了我的遭遇。他俩都很聪明，懂的东西比我想象得多。两个小女儿睡下之后，我们决定和两个年长的孩子一起观看讲述阿尔斯通出售交易的纪录片《幻影战争》，它在法国国民议会电视台播出。这部影片没有在观众数量更多的电视台播放，实在是一件憾事。制作团队进行了了不起的调查工作，深入分析了美国司法部对阿尔斯通被收购交易一案的影响。他们抨击了柏珂龙和许多法国政客。根据他们的说法，前总统开办的律师事务所曾为通用电气工作，最重要的是，他们清晰地展示出我作为“经济人质”的命运。对于皮埃尔、蕾娅、克拉拉、朱丽叶特，以及所有看过这部纪录片的朋友来说——即使他们早已知道我的故事——这部纪录片都产生了揭露真相的效果。

我也对我的事业做了妥善的安排，以便在我被迫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一手创立的小公司能够继续经营下去。我得到了同事们的理解。在我前往美国之前的两周内，我还参加了一家CAC40指数上市公司的会议，有100多位管理人员出席。在经济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阿尔斯通事件背后的隐忧。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几个月前，法国国民议会成立了一个由议员卡利娜·伯格（社会党）和皮埃尔·勒鲁什（共和党）牵头的新的工作小组，致力于研究美国法律的域外管辖权。议员们前往美国，会见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并对美国法律域外管辖权的范围之广感到万分震惊。“一家公司只要有一根脚指头踏入美国境内，就会处于美国司法的管辖之下。”卡利娜·伯格愤怒地说。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当局在法国议员面前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们会毫不手软地使用美国国家安全局能够动用的所有手段进行调查。在美国，国家安全局是一个负责进行所有窃听和电子监控活动的机构。最后，议员们除了列出根据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被定罪的企业，还整理了因违犯禁运和反洗钱法而被处以重罚的公司名单：前15家公司中，有14家都是欧洲公司！[1]只有1家是美国公司——摩根大通。这两周内，我还分别会见了两位前部长。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担心我的人身安全，甚至建议我不要回美国。他们害怕我在监狱里遭遇什么不测。我觉得他们说得有些夸张，这又不是詹姆斯·邦德的电影，至少我希望不是。然而，这样的警告出自前任政府官员之口，着实令人忧心忡忡。无论如何，他们向我承诺，他们会协调法国外交部尽快安排我的引渡事宜。其中一个会向马克龙的外事顾问——菲利普·埃蒂安——递一张便条，详细描述我目前的状况。

距离我动身去美国的日子越来越近。除了家人，我还和过去几年始终支持我的朋友们一一道别。我的朋友安托万和莱拉来探访过我几次，迪迪尔和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每次都为我打气，精通多国语言的出庭翻译德尼兹在所有的司法程序中坚持不懈地帮助我，莱斯莉、亚历山大、皮埃尔、埃里克、克劳德、克莱尔等都给予我莫大的帮助。登机前，我还发生了一点儿小波折。我的特别签证和说明函似乎不足以令我顺利过关，其他人都上了飞机，安检员还扣留着我，不让我离开。他收到指令，要求他拨打美国的一个特殊号码。凌晨5点，他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他的上级领导花了近1个小时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抵达肯尼迪机场时已经是晚上11点，而第二天我必须去见哈特福德法院的一位缓刑监督官，他会告诉我要去哪个监狱服刑。2017年10月23日，我得到了他的答复：我会被关押在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

我立刻开始在网上搜索。结果令人不安：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中部海拔1 000多米的沙漠高原上，被巨型铁丝网层层包围。但幸运的是，我在怀亚特看守所的一个狱友——“运输机”非常了解那个地方。他在那里度过了最后两年刑期。他会把我要去那里的消息告诉他的老伙计们，这样，我就相当于被“特殊关照”，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全。在监狱里，“名声”是最重要的，远比在外面重要。

2017年10月26日上午，我从斯泰特科利奇叫了一辆出租车。就在前一天，我刚刚乘飞机抵达哈特福德。当我们穿过广阔的森林时，司机迷了路，虽然车上有全球定位系统导航，但是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改造中心。最后，我们终于到了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的停车场。司机和气地问应该几点钟来接我。我记下了他的电话号码，然后对他说：“等出狱之后，我才能给你打电话……”

[1] 参见《附录》。

47.再度入狱

再度入狱后，我竟没有感到丝毫不适，这可真是不幸。一样颜色的墙壁、一样的家具、一样的安全门、一样的行话、一样的气味、一样的屈辱。四年半之后，我又回到了监狱里！例行的行政文书工作结束后，我脱光了衣服，就像在怀亚特看守所一样，我拿到了3条卡其色裤子、3条短裤、3件T恤。

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关押着1 800多名罪犯，都是刑期低于10年的外国人。这座监狱里罪犯的国籍和人种的分布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中约有900名墨西哥人；500名多米尼加人；200名非裔，主要来自尼日利亚、加纳、科特迪瓦、海地；50名亚裔，包括中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100多名来自“其他西班牙语国家”的人，如哥伦比亚、古巴、洪都拉斯；此外还有100名“国际人”，这是一个极其宽泛的类别，包括其他国家的罪犯，如来自加拿大、欧洲国家、马格里布国家、中东国家的罪犯。改造中心由GEO运营，该组织是一家私营的特许经营商，在美国和国外运营着几家类似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的机构。和世界上所有的企业一样，GEO致力于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因此，GEO毫不犹豫地将一切服务（伙食、暖气、设施维护、医疗服务）削减到最低限度。GEO提高服务囚犯的小卖部的商品售价，并将犯人的“居住期限”尽可能延长，例如将囚犯单独关押，使他们失去一些因表现良好而获得减刑的机会。

改造中心有自己的规矩，囚犯也有自己的规矩。这些规矩和怀亚特看守所并不完全一样，我很快就意识到了。首先，在这里，只有墨西哥人、多米尼加人、非裔和“国际人”才有权力，其他人什么都没有。墨西哥人和多米尼加人数量最多，所以他们是头儿，有权力制定这里的规则。

入狱的第一天，我被分到C6监区。这个监区只能容纳49名囚犯，但事实上，有72个人挤在里面。任何能加床的地方都被挤得满满当当，饭桌旁的座位也不够。“国际人”有权分到1张桌子，非裔有2张，多米尼加人有4张，墨西哥人有6张。因此，其他人就没地方坐，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且，谁也甭想做好人，慷慨地邀请别人坐到“自己的”桌子上：敢做这种事的人是要被赶出去的！

幸好，我在怀亚特看守所的狱友提前打好了招呼，我受到了“泰拳”的热情迎接。“泰拳”是一个斯洛伐克人的绰号，他在法国外籍军团服役5年后，再度成了一个雇佣兵，参加了许多国家和地区（伊拉克、塞拉利昂、刚果、南斯拉夫）的战争。后来他去了泰国，在泰国成了家，开办了一所泰拳学校，并培养出许多混合格斗冠军。之后，他被逮捕并引渡到美国，因参与贩毒而被判10年监禁（这是一起由美国联邦调查局策划的诱捕行动）。第二个“国际人”绰号“好莱坞”，是一名德国人，自称是C区“国际人”的头儿。他给了我一个新人礼包，里面有咖啡、糖、肥皂、奶粉、鲭鱼罐头……在我收到小卖部订购的商品之前，这些都是我的必需品。他以前也是个雇佣兵，由于暗杀一名参加打击贩毒行动的美国缉毒警察而被判10年监禁（同样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策划的诱捕行动）。他带我找到床位，把我安顿下来。“泰拳”和“好莱坞”是在鼎鼎有名的维克托·布特案的附带案件中被起诉的，布特是乌克兰军火商，他的经历被改编成电影《战争之王》，尼古拉斯·凯奇在电影中扮演他。“泰拳”和“好莱坞”与维克托·布特是好哥们儿！我居然能与这些人为伍！不管怎样，他们对我很有礼貌，甚至在桌旁给我留了一个座位。这是隔壁C5监区的“国际人”无法享有的特权。他们的头儿是个保加利亚人，对墨西哥人欠下了巨额债务，因此以每个座位100美元，共400美元的价格把他们的桌子卖给了黑人。我有必要尽快搞懂这个地方的规矩。我自以为经历过怀亚特看守所如同人间地狱般的场景，不知这个改造中心会不会更加可怕。

另外，无论在哪个监狱，都有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这里度日如年，时长是外面的两倍甚至三倍。如果我想在两个月之内回到法国，回家过圣诞节，我就必须加快管辖权移送申请。我以最快的速度联系上监狱里的社工H女士。为了能够被引渡回法国，我必须首先获得改造中心的同意，然后才是美国司法部的同意。这看上去不过是一纸申请，然而现实中却复杂得多。引渡程序又一次搁浅了。

2017年10月28日，H女士要求与我见面：

“非常抱歉，我无法完成您的管辖权移送申请。美国与法国的双边协定中规定，提交申请时，您必须至少还有12个月的未执行刑期。”

“我知道。但我被判处30个月有期徒刑，之前已经在监狱里待了14个月，所以还剩下16个月。”

“不，如果您因为‘表现良好’而获得减刑，就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但是不能这么算。我还没有因表现良好而减刑，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

“我理解您的意思，但我们就是这么算的。我不能违反这个程序！”

就这样，我又听到了这个令人崩溃的词语——程序！那一刻，我明白，再坚持下去也毫无意义。幸运的是，我联系上了驻华盛顿的法国司法联络官玛丽-劳伦斯·纳瓦里，她答应为我进行斡旋。2017年11月8日，H女士再次要求见面，这次她的上司J先生也一起来了。

J先生说：“我们上次的计算的确出了点儿错误。即使算上因‘表现良好’而获得的减刑，您的出狱日期也是2018年10月31日。”

“所以，你们会递交我的管辖权移送申请吧？”

“不，这是不可能的。今天是11月8日，所以您看，已经不到1年时间了。”

“但当我提出申请的时候是符合时限要求的。如果现在不符合，那也是因为你们搞错了！”

“有可能，但这并不会改变申请结果。”

对牛弹琴。我算是看明白了，如果继续走这套程序，我根本别想从牢里出去，这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之后我又立刻给法国司法联络官纳瓦里打电话，她对此也愤愤不平，立刻联系了一名美国司法部的工作人员为我主持公道。但是，改造中心的管理人员出于被否决的愤怒，压着我的申请文件迟迟不提交，直到12月6日，我的申请才提交到美国司法部。因此，我只能在宾夕法尼亚州和狱友们一起过圣诞节。

但是，至少我知道，纳瓦里是支持我的，她很快就到改造中心来探望我。这位司法联络官告诉我，法国大使给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亲自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法国政府希望我尽早回国的意愿。不过，她也谨慎地提醒我“不要高兴得太早”。她解释说，美国司法部目前正在调查另外几家法国大公司涉及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案件。因此，巴黎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此外，她告诉我这其中还有委员会的影响。什么委员会？纳瓦里解释道：“法国国民议会近期刚刚对阿尔斯通展开调查，同时还在全球范围内调查美国的不当干涉。调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奥利维尔·马莱克斯打算让所有证人宣誓做证并接受询问，其中也包括柏珂龙。”终于来了！3年来我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如今这一调查终于得见天日。同时，我也明白，这对我来说反而是最糟糕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司法部不太可能让我很快回法国。

48.暴力及非法买卖

我的第一印象是正确的：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不如怀亚特看守所危险，但囚犯之间的关系却更加紧张。当然，怀亚特看守所关押的都是顽固不化的危险分子，而莫斯汉农山谷只接纳服刑后期且刑期结束后注定要被驱逐出美国的外国囚犯。因此，从理论上讲，这里的囚犯比怀亚特看守所的犯人更安分些。但是，由于这里的安保措施相对松懈，墨西哥人和多米尼加人的帮派成为改造中心犯人的秩序建立者。他们有点儿像黑手党组织，是地下经济的真正头目。

简单来说，在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一切都得靠买或者租，无论是商品、服务，还是人。例如，贩卖毒品、健身房的“席位”（每周花5美元可以保证每天使用1小时）、理发师（剪发一次2美元）、日用杂货（有个墨西哥人囤积了大量的商品，有些甚至是从厨房里偷的，售价比正常价格高20%）、文身师、电子技术人员（负责修理有故障的收音机）、清洁工（他们可以转包打扫监区的任务），甚至还有男妓（有几个囚犯为了生存出卖自己的身体）。这里甚至还有经营色情期刊的生意，令人咋舌。这些刊物十分稀有，往往要花几百美元才能买到。虽然赌博被明令禁止，但下注（一般针对篮球或美式橄榄球比赛的结果）和打扑克牌对囚犯来说一直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许多囚犯因为躲债而宁愿住单人牢房。电话通话时间也可以向需要钱的囚犯购买，使用的货币是“麦克”（一袋价值1美元的鲭鱼）。

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的管理人员对这些伎俩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其实，他们并非是在旁观，确切地说，他们是在剥削囚犯。从准备饭菜、打扫厨房，到维护建筑设施（刷墙、清理管道、回收垃圾等）、清理绿化区和项目管理（课程、书店等），所有囚犯每天被迫从事1~5小时的工作。而进改造中心的前3个月，新人都会被打发去厨房干活，别无他选。

根据岗位和任务要求，工作报酬为12 ~ 40美分/小时。第一个月，我被分配到厨房洗碗（每天工作5个小时，每周工作3天）。一个月下来，我才拿到了11.26美元（约合9.8欧元），而且根本无法逃避。这简直就是现代的奴隶制。事实上，很多私营企业主在这种改造中心里生产标有“美国制造”的产品，其成本之低简直难以想象。由于不是美国公民，在美国政府看来，我们基本上就和“非法移民”差不多。此外，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的很多囚犯都是因为二次入境（在被美国禁止的情况下）被逮捕的。这些偷渡客被驱逐出境后想再碰一碰运气，但是被发现并被逮捕了。他们没有权利在美国找工作，如今被迫在美国的高墙内工作，工资低得可怜，而这却成了全世界最合法的事情。管理监狱的依据是赫赫有名的《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该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除非是“作为对于依法判罪的人的犯罪的惩罚”。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合法的奴隶！不愿意服从这条规定的人可就倒霉了。他们会被直接送到单人牢房里，然后再被监狱运营公司送去其管辖的其他改造中心。对于负隅顽抗的犯人，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办法，叫作“柴油疗法”：改造中心管理层三天两头就给他们换一次监狱，让他们坐着囚车在美国各地来回颠簸。一番折腾下来，他们就乖乖听话了！最近，在得克萨斯州，GEO运营的一座监狱里的囚犯组织用暴动来反抗这种管理制度。骚乱引发了火灾，烧毁了一部分建筑，之后那座改造中心就被关闭了。

而在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囚犯表达不满的终极手段是“点人头罢工”。监狱里每天要清点5次人数，在清点的时候，我们必须安静地站在床边，两个狱警依次走过每个人身边并统计人数，把结果写在一张纸上。如果他们统计出来的数字是对的，他们就会自豪地挥舞着纸张，用灿烂的笑容表达满意。否则，就得从头开始再数一遍。“点人头罢工”的意思是在清点人数时，我们会在监区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妨碍狱警清点人数。当然，每个人都有参加这个“活动”的义务，否则就可能被认为是告密者。

为了在这个“平行世界”里生存下去，我继续写作本书。我向马修·阿伦寄出了新的章节，他也正在推进自己的那部分工作。我经常收到很多家人和朋友寄来的信，并定期回复。我还重新开始下国际象棋，监区里有些水平非常高的棋友，彼此之间胜负竞争非常激烈。其中一人叫查克，是“地狱天使”的元老成员，被判24年有期徒刑，将于2019年被释放。与他下起棋来可真是难逢胜绩。11月底，另一位优秀的棋手也加入了我们，他是绰号为“足联”的英国人。他于2015年5月国际足联大会召开前在苏黎世被捕，在瑞士监狱里待了1年，然后被引渡到美国。很快，我们两个人就变得惺惺相惜，并经常一起讨论彼此案件的相似之处。据他说，国际足联被曝出丑闻（申办国通过行贿以获得赛事举办权）其实只是美国的报复。因为美国人对2022年世界杯在卡塔尔举办感到不满。他说得很认真，虽然没有告诉我任何细节。尽管美国人一直对外做道德说教，但他们的行为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人并无两样，他们同样会无所顾忌地出面游说各种联合会。

坚持住，坐稳，尤其是要避免因为表现良好而获得减刑，这会在监狱里受到其他犯人的私下惩罚。囚犯在厨房工作时必须把食物偷出来带回监区，这是一种义务。如果你不这么做，其他囚犯就会来“教训”你。但是如果被抓住，你就得被关进“黑牢”，不仅被取消打电话的资格，而且因表现良好获得的27天减刑也会泡汤。之前，有个墨西哥囚犯只因为偷了个鸡腿，就落得如此下场。

我始终保持着警觉。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路线图”——一项我要尽力严格遵守的清单：生活要有规律；保持身体健康；不要自找麻烦；不参与赌博；不欠债；保持谨慎；永远不抱怨；不自我吹嘘；不对自己在外面的情况撒谎；如果其他人违反规矩，不打小报告；不要高声说话；不要生气；永远不要碰到或接触其他囚犯；不要靠近告密者，尽量不与其交谈，对那些因为儿童色情被关进来的囚犯也是如此；不要和另一个群体的囚犯坐在一起；用自己的知识帮助别人，但不要做得太过分；要结交几个盟友，但不要随意接受他人的恩惠，不要欠人情；不要管闲事；看电视的时候不要嚷嚷着换台（这是争吵的主要导火索之一）；千万不要盯着别人看；不要怜悯其他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

2018年1月6日，我的一对龙凤胎儿女皮埃尔和蕾娅满20岁。不能和他们一起过生日，我感到很恼火。1月14日，我在监狱里庆祝了50岁生日。菲利波，我在怀亚特看守所最后1个月里的希腊狱友——我来到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后又见到了他——为我准备了两个蛋糕，我和C区的“国际人”——“泰拳”、“好莱坞”、弗拉德，以及另外两个俄罗斯人、两个格鲁吉亚人、一个罗马尼亚人，还有“足联”——一起享用蛋糕。

1月15日，新的打击来了，而且是更大的打击：司法联络官玛丽-劳伦斯·纳瓦里通知我的妹妹朱丽叶特，告诉她美国司法部拒绝了我的管辖权移送申请。但是纳瓦里并未就此放弃。爱丽舍宫这次似乎坚决要为我提供帮助，根据他们的要求，纳瓦里草拟了一封信，将以马克龙的名义发给唐纳德·特朗普，为我求情。对此，我有些半信半疑，但我还是把它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

1月22日是双胞胎加布里埃拉和拉斐拉的生日，我可以在电话里和她们聊几分钟。

“是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很久没有听到这个问题了，所有不愉快的往事都浮现在脑海里。

“我不知道，加布里埃拉，但我很快就能回去。”

“你总是这么说，上次假期前就这么说！我听见你和妈妈在说马克龙。你什么时候回来和他有关系吗？”

“这解释起来有点儿复杂。不过，是的，一定程度上吧。你得有点儿耐心，宝贝。”

“如果你再不回家，我就要给马克龙写信，让他把爸爸放回来。否则，我还要和所有的朋友一起罢课！”

挂断电话后，我忽然感觉十分沮丧，我很少会这样。我上一次这么难过，还是在怀亚特看守所里得知阿尔斯通解雇我的时候。当然，在监狱里，在这种时候，不能也不应该把这些事跟别人说，否则你会被当成一个懦夫、一个窝囊废、一个笑话，所以我只能咬紧牙关，照常生活，不露出一点儿异样的神色。但是，这多难啊！

49.国民议会调查

这段日子以来，我与外界几乎失去了联系，以至于我根本没有注意到时间的变化。时值3月中旬，但是还在下雪。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海拔1 000米，天气很冷，几乎是滴水成冰。最不起眼的套头衫和长袖衫在这里都卖出了天价。但现在可不是犹豫不前的时候。几分钟后，我将在探视厅里迎来一场重要的会面。

我翘首以盼这一天的到来已经有3年多，他们终于来了，就在我面前。当然，我更希望在其他环境下和这些人碰面，毕竟我有那么多事情要揭露。但不管怎么样，他们确实来了。法国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主席奥利维尔·马莱克斯（共和党）和副主席娜塔莉亚·普兹莱夫（共和国前进党），同意长途跋涉6 000公里来听我的讲述。我明白，这件事非同小可。马莱克斯说：“美国人可没打算让我们轻松。他们拖了一个多月才批准这次探访。”

很快，我就看出这两位议员非常熟悉阿尔斯通案件。我不必费口舌讲解美国正在干涉欧洲大公司的内部事务，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两年半以前，马莱克斯参加了国民议会的主题为“阿尔斯通之后，会轮到谁？”的专题研讨会，但是这些讨论始终没有触及具体细节。例如，他们并不知道美国的调查是何时启动的，或者阿尔斯通如何通过谈判争取延期支付罚款。我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解答他们的各种问题，填补漏洞，理清时间线，并强调某些日期有貌似令人不安的巧合性。

两位议员同样介绍了他们的情况。前一天，他们已经在老熟人卡恩检察官的陪同下，在华盛顿与美国司法部国际关系主任进行了面谈。在成功处理阿尔斯通案件（当然还有我的案件）之后，检察官卡恩得到了提拔，如今他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部门的负责人。两位议员自然而然地问起拒绝引渡我的事情，而国际关系主任则闭口不谈，只说他不了解我的案子。这当然不是真话。我知道法国大使和法国司法部都曾直接提醒他们注意我被关押的境遇，但我已经不在乎多一两个谎言。更有趣的是，两位议员还就美国司法部对柏珂龙的宽大处理提出了质疑。“卡恩告诉我，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柏珂龙。”马莱克斯说。又是一通谎言。只需看一眼阿尔斯通的认罪协议，就知道这不是事实。两位议员下定决心，等到阿尔斯通前首席执行官在法国国民议会宣誓做证时，他们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让他“吃点儿苦头”。后来他们也的确信守了这个承诺。

由于地处宾夕法尼亚州腹地的监狱里没有互联网，我只能通过零星的片段来追踪这次调查，信息来源只有家人寄给我的报刊文章。但是仅靠这些也足以了解情况。有篇报道的标题对事件进行了很好的概括，即2018年4月5日《世界报》的标题：“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柏珂龙无法说服议员！”这话说得还算客气。在调查委员会最终报告的前言中，马莱克斯将阿尔斯通前首席执行官提出的论点驳斥得七零八落。他写道：“柏珂龙采取的辩护手段显然就是撒谎。2015年3月11日和4月1日，在法国国民议会经济事务委员会举行的两次听证会上，他均否认了出售能源业务与美国司法部的谈判之间有任何联系。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结论是本次调查委员会的主要进展之一。”议员先生总结道：“罚款威胁是否曾对柏珂龙先生出售阿尔斯通的决策产生影响？关于这个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眼中，柏珂龙满嘴谎言。这给他造成了困扰吗？显然没有，在议员面前宣誓后，他声称他从未受到“任何人的施压或要挟，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其他人”。随后，当被问及我的案件状况时，他（首次在公众面前）承认，我“在本案中从未谋求私利”。议员问他，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要解雇我？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不给我赔偿金呢？他的答复令人瞠目结舌：“我一直没有机会切实地处理这个问题。”他说话的口气带着一种技术官僚特有的冷酷。他根本没有胆量“尽一切可能为我提供援助”。柏珂龙的厚颜无耻是没有下限的，而且他十分镇定。根据他的说法，所有怀疑他和通用电气交易合理性的人，都是在“含沙射影，中伤诽谤”。

多位证人在接受调查委员会询问时给出了与之矛盾的证言。前任经济部长蒙特伯格宣誓做证，声称他相信“柏珂龙先生受到了实质性的逼迫，曾有人威胁要逮捕他”。阿尔斯通的一位前任高管和蒙特伯格口径一致。皮埃尔·拉波特曾在专门负责电力输送的集团下属子公司阿尔斯通电网部担任法务总监，他向议员汇报了一件可疑的陈年旧事，“2013年，柏珂龙先生和卡尔先生会见过美国司法部的人。第二天我恰巧碰到了卡尔，他说他在机场打电话给两个儿子，称自己下次出行可能回不来了，因为美国司法部威胁说要逮捕他”。

议会调查期间，马莱克斯还透露了阿尔斯通和通用电气的交易中的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两家公司在公关投入、资金配置和法律服务方面，出手可谓极其阔绰。为了这次交易，阿尔斯通聘请了十家律师事务所、两家银行顾问（罗斯柴尔德银行、美国银行美林证券）、两家公关公司（DGM、阳狮集团）。通用电气方面则有三家银行顾问（瑞德集团、瑞士信贷和美国银行），聘请了公关公司汉威士和多家律师事务所。为了这次交易，阿尔斯通总共支付了2.62亿欧元的劳务费用，这简直是天文数字！不难想象，通用电气的花销必定也相去不远。马莱克斯在委员会报告的前言中提出了质疑：“在这种资源过度利用的情况下，国家和股东是否做出了知情、合理的决定呢？”报告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在巴黎，难道没有人反对这个决策吗？这样的巨额报酬是不是在以不容争议的方式确认他们的使命和任务呢？这难道不会对决策本身造成影响吗？”这话说得真是太好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出售阿尔斯通时反对声寥寥无几——沉默是“金”！

最后，委员会还指出了马克龙在本案中发挥的“暧昧”作用。2012年10月，他刚被任命为爱丽舍宫副秘书长，就径直去找阿尔斯通的顾问——罗斯柴尔德银行，他要求立刻进行保密调查。指令文件中如此写道：“评估股东变动对公司、法国工业和就业的利弊。”这份报告由马莱克斯负责撰写，其依据的是“关于股东变更参考的准确信息”。当时，恰逢持有阿尔斯通30%股份的股东布依格打算出让股份。马莱克斯总结道，在那之后，“国家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信息，足以启动一项耗资29.9万欧元的研究。但他们居然认为继续采取行动、预测公司的未来是无用的。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批准通用电气的收购”。很明显，马莱克斯相信，最早知道这次交易背后阴谋的是马克龙。

我无法判断马莱克斯的分析是否切中了要害。就我本人而言，我只是希望，法国总统马克龙能够写信给特朗普，要求他特赦我。对于这件事，我获知的信息令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忽而，纳瓦里向我保证，马克龙已经这样做了。继而，又听说这个程序被放弃了。

我们在接待室会面时，马莱克斯承诺会去拜访法国驻美大使、法国总统外事顾问菲利普·埃蒂安，以问清此事目前的状况。马克龙将于2018年4月24日访问美国。自特朗普上任以来，马克龙是特朗普在美国境内会见的第一位外国元首。看来，这两个人（政治履历都不同寻常）是同声共气。说不准，或许我可以从中受益。我开始幻想：马克龙能不能成功争取到我的特赦？也许，我可以和他的行李一起被打包回国？心怀此愿，应该不算异想天开吧？

50.马克龙到访美国

这种希望是徒劳的。马克龙从未向特朗普传送任何与我有关的信函。但爱丽舍宫还是有所行动的。我身边的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我的家人给总统写了两次信；我的律师，保罗-阿尔伯特·伊文斯也发动了他的关系网；许多政治家也公开表示支持我。离开法国广播电台后，马修·阿伦加入了《新观察家》杂志社，几位前部长终于不再沉默，纷纷撰文，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美国司法部自称有权审理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的案件”，曾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希拉克总统手下先后担任工业部、教育部、国防部和内政部部长的让-皮埃尔·切韦内恩表示：“我赞成将他引渡回法国。”他补充道：“必须释放皮耶鲁齐。在这起案件中，他的遭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人们可以忍受的极限。”皮埃尔·勒鲁什评价道：“皮耶鲁齐是一个替人受过的小角色，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为所有参与这场交易的人承担了罪责。”一位曾在弗朗索瓦·菲永任期内负责欧洲和外贸事务的前国务秘书甚至公开表示担心我的安危：“我很担心他会有什么不测。美国司法部门只信奉力量对比，强者为王，而且它可动用的资源极为丰富。”蒙特伯格则愤而声称：“应该进监狱的根本不是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而是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柏珂龙，他才是导致这场惨败的罪魁祸首。”加来海峡省的议员丹尼尔·法斯奎尔更加不留情面地批评：“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对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的命运毫不在乎。柏珂龙不仅从案件中成功脱身，还得到了一大笔奖金。最让我震惊的是，皮耶鲁齐先生锒铛入狱，而柏珂龙却拿了支票走人。这位船长丢下了他的船，抛弃了船员，自己去逃命了。”

这是我第一次冒险尝试利用媒体公开我的案件。事实证明，这一策略成效显著。当然，马克龙并没有直接要求特赦我，但陪同他前往华盛顿的法国司法部长妮科尔·贝卢贝与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进行了会谈。司法联络官玛丽-劳伦斯·纳瓦里也出席了这次会谈，她为我的案件进行了辩护。“怎么能拒绝引渡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呢？”她敦促美国政府尽快行动，“这个案件符合所有的要求：不是暴力犯罪案件，不是贩毒案件。皮耶鲁齐在美国没有工作关系，在法国有年幼的孩子，没有针对判决上诉，全额缴纳了20 000美元的罚金，一半以上的刑期都是在戒备森严的看守所中度过的……”于是，杰夫·塞申斯同意让我重新提出管辖权移送申请——纳瓦里告诉我，杰夫·塞申斯还承诺会在办理过程中加以关照。这是一种外交措辞，意味着他们将会积极回应。这真是奇迹！但是，这仅仅是通往自由的艰苦斗争的开端。纳瓦里提醒我：“您必须等待美国司法部的正式批准。”她详细介绍了流程：“在这之后，要向移民法官进行预约（可能需要等待数周），然后您会被转移到布鲁克林或者曼哈顿的监狱（同样，可能需要在监狱里再等待数周）。最后，您才会被送回法国。”但我到达巴黎并不意味着结束。下飞机后，我会被带到一位检察官那里，暂时被关押在法国监狱里，之后才能申请假释。是的，全套流程可能会耗时几个月。但即使我只赢得一天的自由，这场战斗也是值得的。因为，留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像身处地狱。

我曾希望，随着春天的到来，紧张的气氛会有些许缓和。但是事实相反。昨天，我的一个同伴，一位来自格鲁吉亚的“国际人”，差点儿遭到墨西哥人的群殴。他们斥责他不讲卫生，甚至连前外籍军团成员“泰拳”都未能幸免。他在下午3点时想一个人安静地看会儿终极格斗锦标赛（一种武术和搏击运动的结合体），但是墨西哥人锁定了电视频道，根本不让他看别的节目。

是的，2018年4月，一切都变得更加黑暗、更加暴力，或者可能是我自己的忍耐能力下降了。有时候，我非常害怕每夜都被同样的噩梦纠缠……这段无望的日子根本看不见尽头。最重要的是，我害怕被送进单人牢房。

在监狱里，什么事情都瞒不住。很快就有流言说我马上会被引渡，这引起了其他犯人的妒忌。有很多类似的故事流传着。有时出于嫉妒，其他囚犯会花钱雇用身无分文的同伴，让他去殴打快要被引渡的人。最后，这两个人会被关进黑牢，一项针对此事的“调查”（一般会持续3个月）也会随即启动，导致引渡被搁置。因此，很多人会隐瞒自己离开监狱的日期，避免被别人找麻烦。

更加糟糕的是，最近一段时间，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的管理层让我的日子很不好过。是因为他们对法国政府的干预感到不满吗？他们想让我为我得到的支持买单吗？

连续两周，他们都不再向我转交我家人和朋友寄来的报刊。我收到了笺头印着“司法部/联邦监狱管理局”的4封通告信，写着“信件内容违规”。一般来说，只有在信件里夹带色情图片或者邮票背后藏着毒品的时候，才会收到这样的警告。

于是，我去找管理人员。接待我的人是一个喜欢为了小事刁难囚犯的人，他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由他销毁这些报刊，要么把它们退回给寄件人。但是，要是退回的话，就得由我出钱。我试着跟他讲道理，但是根本没用。很快，对话就演变成了争吵。随后，这个蠢货给我展示了十几张加布里埃拉和拉斐拉度假时拍的照片，这是我的朋友莱拉寄来的。但是他说不能把这些照片给我，因为它们的大小不是美国通行的标准——唯一“合法”的照片尺寸。我竭力向他解释欧洲的照片规格与美国不同，但这是白费口舌的，他什么也不听。面对这样的荒唐与恶意，我怒不可遏。幸好，在我马上要做出挨罚的蠢事之前，另一个狱警及时阻止了我。

运营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的GEO集团管理囚犯的条例堪称傲慢无礼，它也许更应该好好管管自己的工作人员。监狱里有传言说，供应商贿赂了一名管理人员（看来不只是阿尔斯通有这种事），他不得不连夜离职。我不知道这条消息是否准确，但说实话，我觉得这真是可笑！囚犯间流传的另一条消息则更加令人吃惊：4月中旬，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座与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相似的监狱里，囚犯间的斗殴造成7人死亡、14人重伤。在发生骚乱的7个小时中，狱警没有出手干预，然而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对此事不以为意。“我们知道，但监狱是安置不守规矩的人的地方。因此，看到他们使用暴力也不足为奇。”他告诉《华盛顿邮报》。他竟如此冷漠无情！一个人无论再怎么可恶，他的性命难道这么不值钱？说这话的麦克马斯特所在的国家拥有全球最高的监禁率——是的，这个国家就是美国，不是印度或沙特阿拉伯。2012年，美国约有220万人被投入监狱，占全球囚犯总数的25%，这个数字让我惊讶，在法国，进监狱的人比美国少1/10。而在美国，1/3的黑人一生中至少会进一次监狱。

同怀亚特看守所一样，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的许多囚犯几乎不会阅读和书写。因此，我帮助他们撰写行政文书，甚至帮他们制订未来的商业计划。事实上，有的囚犯在原籍国已经买了一些土地，他们希望在被驱逐出美国后从事一些合法的生意。有个墨西哥人希望将杧果出口到加拿大，还有个多米尼加人希望把他的可可种植园中的产品出口到国外，有个加纳人甚至在被捕前就创办了一个有机农场。

我逐渐习惯了和这一群身陷囹圄的“企业家”在图书馆碰面，这让我有事可做，觉得自己还有点儿用处。但我在构思自己的商业计划时却屡屡碰壁。夏天来了，我仍然在等待美国司法部践行向法国司法部长妮科尔·贝卢贝做出的承诺——批准我的管辖权移送申请。我并不确定他们是否会这么做，而且我已经没有律师了。斯坦通知我，我不再是他的委托人。从我被宣判有罪的那一刻起，由于我无力支付律师费，并要求他把账单寄给他的雇主阿尔斯通，所以斯坦认为他没有义务继续为我辩护。事情究竟是不是如此，值得商榷，但想到他给我帮的那些倒忙，我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51.终获自由

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关押着1 800名囚犯，只有一个法国人——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所以，2018年7月13日，也就是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的最后一天，我几乎成了当日的新闻人物。头一次，这里没有出现争夺电视频道的问题，所有人都守在屏幕前。非洲人、俄罗斯人、加拿大人和罗马尼亚人都支持法国队，墨西哥人支持克罗地亚队。当博格巴和姆巴佩进球时，这里爆发出喜悦的欢呼声；当洛里斯失误时，则有一些骚动。最终，法国队迎来了胜利的狂欢。气氛相当不错，这让我回想起1998年，那年是法国队第一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当时我在北京工作，凌晨3点和其他法国人相约在一起看直播。此时看完足球赛，我的心情放松了不少，因为月初，我听说美国司法部已经正式批准我返回法国。虽然我感到放松，但还是抱有警戒之心，我总是害怕它会在最后一刻找个借口，把一个新的罪名安在我头上，将我扣留。它也许会判我“缓刑”，强迫我在美国再待1年。虽然在此前类似的案件中没有先例，但如今，无论它对我做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我都不会感到惊讶。

我最害怕的是那些“告密者”——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囚犯，他们一个接一个出现在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我在短短15天内发生了两次危险。第一次是一个格鲁吉亚人，由于一桩发生在纽约的重大毒品交易案而被逮捕，刚刚住进我们牢房。我的两个狱友抓到他在翻阅我的文件。俄罗斯人近来出现在C5监区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马上展开调查，向监狱外面的联系人求证，证实这个人的确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国际人”的代表通知了管理员，格鲁吉亚人立即就被调去另一个监区。一周之后，我们又发现另一个围着我不停乱转的“告密者”。这一次，管理人员为了使他不被迫害，很快把他送进黑牢。这还没完。我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是怀亚特看守所的一名囚犯寄来的，当时我们被关押在一起。我以前的狱友不可能不知道囚犯之间通信是被严格禁止的。他的信只会让我受到惩罚。他为什么要把我置身危险之中呢？他的动机是什么？难道他也是个“告密者”吗？停下，算了吧，不要草木皆兵……不要变成偏执狂！不要变成偏执狂！但万一我已经是了呢？我必须赶快从这里出去。

7月25日，我通过视频通话联系了一位移民法官，向他确认我希望被引渡的意愿。接下来，就只需等待动身日期的到来（一般需要等3~6周）。但是就在最后一刻，我产生了一丝动摇。美国行政机关工作效率低下（我相信他们是故意的），我直接等到刑期结束不是更好吗？10月底或11月初我就可以出狱了，至少，可以免除我再去法国监狱走上一遭，更关键的是，犯罪记录里也会留下一笔。我慢慢恢复了理智——还是不要犯傻了，走吧，走吧，越快越好……继续留在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我一定会疯掉的！

2018年9月9日下午，我怀着焦急的心情，去牢房走廊上查看出狱人员名单，我的名字赫然在列！这真是巨大的解脱。不过，我恐怕还得继续耐心等待。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将用尽办法，尽可能拖延我的引渡时间。但是，万事皆有尽头。即使最糟糕的噩梦也终会结束。明天早上8点，我就要出发了！

黎明时分，狱警要求我们脱光衣服。前外籍军团成员“泰拳”也要离开了，他将被遣返回斯洛伐克。在被转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穿着囚服：短袖T恤、卡其色的裤子、帆布凉鞋。我们和另外5名囚犯戴着手铐，拖着脚镣，一起在倾盆大雨中上了一辆大巴。幸运的是，考虑到去纽约的旅程大约需要8个小时，他们没有在我们的手腕间放置会割伤皮肤和关节的小钢棍。大巴上的空调温度设置得很低，我们冻得瑟瑟发抖，尽管我们一再要求，狱警还是舒舒服服地裹着派克大衣，始终拒绝调高温度。快到中午时，我们的车队停在了军队常用的哈里斯堡机场的货运区稍事休整。跑道边缘停靠着15辆相似的大巴车、许多辆运动型多功能车，以及很多小型运输车，它们都在等待着飞机到来。这里每周会有一天变成中转分类平台，所有被转移到美国各地监狱的囚犯都会来到这里。当一架飞机缓缓停下时，数十名手握步枪、穿着防弹背心、全副武装的警察围着舷梯站成一圈。

夜幕四合，大雨如注，镣铐加身的我只穿着凉鞋，在狱警的骂声中缓缓前进。在滑溜溜的走道上，每走1米我都感觉随时要摔倒。这简直就是恐怖片里的场景。就在我步履蹒跚地朝飞机走去时，有个狱警在最后一刻把我从队伍里拽出来，推上一辆大巴。与我的预想相左，我并不是要登上飞往纽约的飞机。车子很快开动了，一个狱友（他经历过这种阵仗）告诉了我新的目的地：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戒备森严的迦南监狱。我们在傍晚时分抵达了迦南监狱。进入监狱的过程痛苦而漫长，持续了将近4个小时。最后，我们瘫倒在牢房里，又饿又渴——我们从早上开始就没喝过水。醒来后，我了解到，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等待24小时，然后才能去纽约曼哈顿。我现在几乎没有关于迦南监狱的记忆了。我什么都吃不下，因为食物都是臭的，囚犯们互相提防。2011年，这座监狱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沙门氏菌中毒事件：300多名囚犯，甚至包括狱警，都在吃了鸡腿后中毒。

晚上10点左右，我们又重新上路，朝布鲁克林看守所方向驶去。凌晨1 ~ 5点，一行人做了短暂的休息，我们和其他36个人（4个拉美裔、32个非裔）挤在一起，被关在一个像牲口棚一样的笼子里。我和“泰拳”是仅有的两个白人。终于，这段令人难以忍受的行程结束了。不到400公里的行程，我们用了3天时间才走完。

2018年9月12日，我来到曼哈顿南部的大都会改造中心，仍然戴着手铐，拴着铁链。我惊呆了：2013年4月14日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并经历第一次审讯后，正是在这个监狱里，我度过了第一个地狱般的夜晚。那是五年半以前的事情。

大都会改造中心和怀亚特看守所一样，是个安保极其森严的监狱。美国媒体称它为“纽约关塔那摩”。这里关押着等待被审判或引渡回国的穷凶极恶的罪犯。在监区里，我的正对面关押着一个身负3条人命的谋杀犯。左边的囚室里是一个孟加拉人，几个月前他因携带炸药意图炸毁纽约地铁而被逮捕。楼下的囚室则关着绰号为“矮子”的墨西哥毒枭华金·古兹曼的两名副手：其中一名是被控谋杀158人的杀手；另一名则是古兹曼的“银行家”，负责把毒品交易得来的赃款洗白。古兹曼则被单独关押在楼上的牢房里。

幸好，我还没来得及安顿下来，会见室里就有人找我。有个大惊喜在等着我。法国驻纽约副领事杰罗姆·亨利和社会服务部门的负责人伊莲娜·林戈特女士提出要求，要在我到达大都会改造中心后，第一时间见到我。由于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我一直没能洗澡，非常狼狈。但无论如何，看到他们，我就放心了。我们商议了将我引渡回法国的所有操作细节。由于移民官员“不慎弄丢”了我的护照，他们被迫给我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杰罗姆·亨利还给我送了些衣服（虽然这听起来很傻）。这些衣服是克拉拉在网上下单购买的，直接寄到了领事馆。当时，我只穿着一件T恤，经过3天的奔波，衣服已经脏得没法看，仅有的一双帆布凉鞋也扯坏了，我只好光着脚走路。事实上，我还要在大都会改造中心再等8天，也就是9月21日才能回到法国。我不得不在这个挤满了可怕的杀手和恐怖分子的“臭水沟”里再熬上一周。之所以叫它“臭水沟”，是因为这里的卫生条件极其恶劣。整座监狱都很潮湿，所有的水管都在漏水，而大多数淋浴设备已经年久失修，根本不能使用。厕所永远是堵的。我们这一层有一间牢房的门关不上，因此被废弃了，成为一个垃圾场，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但最可怕的还是晚上，凶残的老鼠成群结队地出现，它们会毫不犹豫地啃咬囚犯的脸或额头，把人从梦中惊醒。因此，所有人睡觉的时候都用毯子把头蒙住。而且，我身无分文。食堂账户里的余额没有从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转到大都会改造中心，所以我什么都买不了。我没有碗、没有杯子、没有勺子，也没有鞋。由于其他囚犯也都面临着相同的情况，我们只能将就。最后，我们好不容易搞到了一双凉鞋，4个人轮流穿。这真是度日如年，时间仿佛永无尽头。为了消磨时间，我开始做数学题。我还辅导了一位来自海地的年轻人，他希望有一天能通过GED考试（相当于法国的高考）。

9月21日终于到了。法国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直接到大都会改造中心接我，严密护送我前往肯尼迪机场，带我登上一架飞往戴高乐机场的飞机。然而，直到最后一刻，我都担心我的引渡会被突然取消。那天正好是墨西哥毒枭华金·古兹曼接受审判的日子，数百名美国警察封锁了大都会改造中心和布鲁克林大桥附近的街区，如此大规模的人员部署令人印象深刻。最后，航班起飞前3个小时，我被人从牢房里揪了出来，被从头到脚拴着镣铐扔进警车。我们的车队穿过纽约的街道，为了按时抵达机场，车速飞快，警笛声大作。直到上了登机舷梯，我才算被正式移交给法国政府。

最后，我登上了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有3位监狱工作人员押送我。他们在巴黎调查过我的情况，知道我并不危险，所以我的手铐很快就被摘掉了。我们坐在最后一排，互相交谈，我甚至有了一种作为自由人旅行的感觉。

凌晨5点30分，飞机降落在戴高乐机场，我简直想跪下来亲吻法国的土地。离开机场后，他们把我带到博比尼法院，作为移交引渡罪犯的例行程序，我被交给一位法国检察官。之后，我被关押在一间牢房里，等待量刑官决定我的命运。那一刻，我迫切希望能够在当天就被释放。不幸的是，没有能够处理这件事的值班法官。在牢房里等待了20个小时后，我被带到维勒班特的一个拘留所。我至少要等到过完周末，寄希望于下周一有法官来审查我的案件。在拘留所，我受到了非常专业的“接待”。为了保证安全，他们提出为我安排一间单人牢房，我欣然同意。在集体宿舍住了1年之后，我终于可以一个人待着了！终于可以有点儿隐私了！终于生活在稍微舒适点儿的地方了！牢房很宽敞，有电视和独立卫生间，伙食非常不错，警卫也很有礼貌。毫无疑问，我享受到了“特殊”优待。此外我还听说，负责阿尔斯通事件的法国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主席奥利维尔·马莱克斯在我抵达法国当晚就去了维勒班特的拘留所，希望见我一面。但那时我还困在博比尼法院的牢房里。

周一早上，也就是我回到法国72小时后（对于司法程序来说这是非常短的时限），量刑官花了一些时间来处理我的案件。他很快批准了我的假释申请。

2018年9月25日，星期二，下午6点，距我在肯尼迪机场被捕已经过去了五年半时间。在美国监狱里被关了25个月——其中15个月是在高度警戒的监区内——之后，我出狱了。

我终于重获自由。

尾声

和马修一起完成本书后，我有了5周的空闲时间。我的家人、同事和朋友都建议我好好休息，远离人群，去放松一段时间。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不想像那些被监狱生活击垮的人一样，缩在角落里恢复元气，或者迷失在突然开始的新生活面前，试图忘却往事，变成一个全新的人。我并不想“翻篇”。我只想继续战斗，我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因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密特朗在总统任期快结束时，曾对乔治-马克·本阿姆说过这样一段具有前瞻性的话：“法国还浑然不知——但我们已经与美国开战了，是的，这是一场持久的、至关重要的战争，一场经济战，一场表面上没有伤亡，却生死攸关的战争。”

这并非我一个人的战争。这是一场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战争，一场比军事战争更加复杂、比工业战争更加阴险的战争，一场不为公众所知的战争：这是一场法律战争。法国恐怖主义分析中心的专家已经确切地描述了这种被称为“法律战”的新型冲突，即利用法制（法律）体系，将敌人——或被“锁定”为敌人的目标——塑造成违法分子，以此给对方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害，并通过胁迫手段迫使其服从。“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同年12月美国陆军上校查尔斯·邓拉普提出的这一概念初见雏形，此后便被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许多研究人员援引，并主张扩大其适用领域。事实上，在各方共同关注的许多议题上，美国已经成功地向其同盟国及它们的企业施加了一套自己的准则，例如打击恐怖主义、反对核扩散、打击腐败、反洗钱。这些合法和必要的战斗使美国人自诩“世界警察”。凭借强势美元（国际商业往来的手段）和技术（允许通过美国的电子邮件系统在全球范围内传输数据）的力量，美国不仅成了全球唯一能够颁布域外法的国家，还成了唯一能够执行域外法的国家。罗网是这样织就的：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欧洲各国逐渐默认服从美国法的管辖。而直到如今，它们仍然无力设置类似的机制用以自卫或者进行反击。或许，我们该问问：这些国家真的想过反击吗？

近20年来，欧洲各国一直心甘情愿地忍受“勒索”。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荷兰、比利时、英国的公司相继因贿赂、银行犯罪或者违犯禁运令而受到制裁，数百亿美元的罚款落入了美国财政部的口袋。仅法国企业就缴纳了130多亿美元的罚款，更不要说未来还将遭到处罚的其他公司——这是不可能幸免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国两家至关重要的跨国公司：空中客车和阿海珐（已改名为欧安诺），这两家公司也都因涉嫌行贿成了美国司法部的“猎物”。

这种“勒索”——这个定义恰如其分——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转眼到了2019年初，我仍然对阿尔斯通及其员工的遭遇感到愤怒。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在收购阿尔斯通时所做的承诺丝毫都没有兑现。那些被吹捧的、虚假的所谓“合营企业”已经露出了真面目：这不过是空想罢了。此外，通用电气不仅没有实现在法国创造1 000个就业岗位的承诺，反而决定裁撤格勒诺布尔800个岗位中的354个。而在贝尔福，分包商们也意识到，通用电气承诺的订单从来不曾变成现实。很快，自2019年起，阿尔斯通前雇员将不再受通用电气在欧洲做出的大规模重组计划的保护（目前已宣布裁员4 500人，占雇员总数的18%）。而这可能还仅仅是个开始。2018年10月30日，通用电气上任近一个月的新首席执行官拉里·卡尔普宣布，第三季度的亏损额达到200亿欧元，并公布了重组能源部门的计划。柏珂龙曾在所有电视频道和广播节目中大肆吹捧这个“伟大的工业项目”，承诺这次收购将“挽救就业”，将其称为“能源行业的重大发展”，描绘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这些似乎是很久远的往事了。但仍有些评论家跃跃欲试，打算替柏珂龙洗白。有人认为，通用电气遭受的挫折证明出售阿尔斯通的决策是明智的。他们认为，柏珂龙拥有非同一般的远见卓识，他比其他人都更早地看透了未来会发生什么，甚至让通用电气“跌了个大跟头”。

他们是在糊弄谁呢？首先，为了挽救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而换一个新老板，“新官上任三把火”，宣布重大损失都是由前任的糟糕决策造成的，从而显示自己到来后的显著成效——这种情况简直太普遍。所有这个行业的专业人士都心知肚明，能源市场的起伏本来就具有周期性，但从长远来看，总体上始终是上升的。所谓“评论家”对这家美国巨头面临的困难的解读，至少是过于想当然。不，通用电气的困境并不是收购阿尔斯通能源业务之后才出现的，大错特错！

自2000年9月以来，通用电气的股价已经缩水75%以上。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到金融子公司（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的影响，通用电气已经濒临破产。自那之后，通用电气就背负了巨额债务，主要原因是无法摆脱这个垂死挣扎的金融业务部门。

另外，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卡尔普宣布的200亿欧元亏损，就会发现，事实上他耍了个纯粹的会计把戏，这些亏损完全是由整个电力部门的资产折旧导致的，不会对现金流造成任何影响，更不是因为2014年收购了阿尔斯通能源业务！更何况，通用电气的电力部门还拥有极为充足的、价值990亿美元的积压订单，这意味着两年半都不愁没有业务。因此，通用电气从阿尔斯通并购过来的电力部门，经营状况并不像通用电气原有的能源部门那样糟糕。真正的原因需要再分析寻找，恐怕重点还是要从技术和工艺方面多加考虑。通用电气于2018年9月公布其生产的汽轮机存在氧化问题，55台新式燃气汽轮机因此受到影响，而这些设备已经交到客户手里了。

对阿尔斯通来说，路已经走到了尽头。2019年，其轨道交通部门正处于被西门子收购的谈判过程中。

阿尔斯通集团寿终正寝。

我为之奉献了22年的公司轰然解体，而这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例。看看伊朗的局势。我们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最大的工业集团放弃在伊朗辛苦打拼得来的巨大市场呢？仅仅因为美国贸然决定退出伊核协议，对德黑兰实施经济禁运，全世界就都要照着它做吗？道达尔集团控制着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矿藏的50%，标致雪铁龙集团原本计划每年在伊朗制造20万辆汽车，它们都不得不忍痛退出。它们如果胆敢继续与伊朗开展贸易，就会被美国司法机构起诉。我清楚地看到，各国都在对此努力做出反抗。德国通过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发声，敦促其欧洲伙伴采取美元之外的支付系统，避免遭到联邦调查局的追查。法国经济部长布鲁诺·勒梅尔也奋起抨击美国政府。2018年5月，他在谈到伊朗问题时称：“我们真的想成为美国的附庸吗？”现在应该是从言语走向实际行动的时候了。

特别是在如今这个威胁日渐严重的紧要关头。美国人近来颁布了“云法案”，这一法案使美国情报机构能够便捷地追踪存储在美国境外的个人数据。从电子邮件到在线聊天记录、照片、视频、公司机密文档，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以用于政治和经济战略层面，为美国行政部门搜集“档案”添砖加瓦。用勒梅尔部长的话说，如果我们不想“成为附庸”，领导人就必须展现出政治勇气。试想，如果法国或者另一个欧洲国家因逃税罪囚禁美国谷歌公司的管理者，美国方面会有什么反应？难道我们必须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才能赢得尊重吗？当心——如果我们继续消极面对，其他国家也会纷纷颁布各自的境外法律。

因此，必须在欧盟尽快采取行动。例如，采纳前任总理、退休后成为律师的贝尔纳·卡泽纳夫的建议，建立一个欧洲反腐败办公室。这将是唯一足够强大、能够与美国司法部在同等层级上展开对抗的法律追究手段。

我们不能上当受骗。不管谁当美国总统，无论他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华盛顿都会维护少数工业巨头的利益：波音、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埃克森美孚、哈里伯顿、诺思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通用电气、柏克德工程、联合技术等等。只不过美国法会显得时紧时松而已。我们忘记了，或者说我们视而不见的是，对全世界进行道德说教的美国在其势力范围内也一手造成了腐败横生的市场，现成的例子就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但是，如今的状况与以往有些不同：梦醒的时候到了，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时机。这既是为了欧洲，更是为了法国。要么是现在，要么将永无机会，奋起反抗，为自己赢得一份尊重。

这是最后关头！

后记

阿兰·朱耶[1]

经历过法国巴黎银行一案、道达尔一案的新闻，这场发生在阿尔斯通与美国司法部之间的纠纷，引发了新闻界的广泛评论与质疑。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了由议员参加的调查委员会，试图查明法国是怎样将“工业明珠”拱手让给美国的。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一边发表一些带有安抚意味的声明，一边还在不停地揭露他人，他声称有一场针对他个人的阴谋活动。的确，在整幅事件拼图中，我们还缺少很多碎片。因为无论是阿尔斯通的管理层，还是通用电气的管理层，都在回避向各自的董事会和法国的调查委员会披露全部细节。阿尔斯通犯下了错误，而且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的那样，它罔顾危险、一错再错，这令我们万分痛心。

读了这本书，我们会更加容易理解，阿尔斯通管理层为何如此畏畏缩缩，因为需要他们承认的，恰恰是他们不可能承认的。当他们意识到，因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或共谋行贿而有可能被检方起诉时，有些人便试图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保全自己。

然而现实却是，十几年来，欧洲企业一直是美国司法部的打击对象。这些企业不仅被处以天价罚单，还被置于美国的“监管”之下——美国并不满足于将巨额罚款收入囊中，它们还想在未来数年里，在这些企业内部强行安插“督察”。

这群“督察”由美国人任命，却要由法国公司支付薪水，其职责就是确保公司遵守合规制度。只是，这些制度虽然符合大西洋彼岸的标准，却未必和法国的企业道德观一致，更不用说法国的总体道德观。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期待，随着《萨潘第二法案》的出台，在深入打击腐败行为的同时，法国的企业也能受到保护，逐步使局面步入正轨。

读过这本书后，法国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管理者便能掌握相关知识，真正理解美国为了赢得胜利、实现本国目标所采取的各种方法与手段。事实上，通过颁布一系列法案，美国已经逐步拓宽了反腐败的斗争范围和斗争内容。美国凭借自己的情报机构，发动了战争机器，可以起诉任何不遵守美国单方面法规的人。的确，依靠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窃听技术，美国作为“世界警察”，行动更加方便！

诚然，任何人都不能无视法律。但在反腐败斗争方面，美国法律具有域外管辖权的特点，这也是一直饱受争议的。尤其是考虑到这种域外管辖权并不对等，国际上许多法学家都认为，这属于滥用司法权，强制执行。不仅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是这样，在其他问题上也是这样。正如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所说，面对所有优先从美国的对手那里购买军火的人、面对所有想要和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做生意的人，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会毫不犹豫地对其加以制裁。

面对这样一套倚仗军事实力、司法武器和信息技术的帝国主义逻辑，其他国家没有反抗的余地：要么屈服，要么合作，要么消失。面对美国的这种行径，我们必须放弃幻想，着眼现实。我们所处的环境，既非小布什总统说的“硬实力”，也非克林顿总统说的“巧实力”，更非奥巴马总统说的“软实力”。我们正处于美国“韧实力”的控制下，而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对此，法国政府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居然毫无反抗手段，这正常吗？难道我们已经变得如此弱小？忍辱负重、退缩不前难道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的经历，和他用精妙笔法讲述的这一切，其意义胜过一部小说，因为这是一个发生在21世纪的真实案例。但愿皮耶鲁齐的噩梦就此终止，如果其他法国企业仍然对此不以为然，对国际竞争的残酷现状视若不见，对某些国家的行径置若罔闻，那么这些企业依旧会任人宰割。但愿这本书能让它们睁开双眼，开始思考。只有这样，皮耶鲁齐遭受的苦难才没有白费。

[1] 法国对外安全总局前情报总监，经济情报前高级负责人，法国经济情报研究院院长。

附录

1.美国对欧洲各银行下达的罚款

过去10年中，大多数由于不遵守美国经济制裁令做出的处罚都针对欧洲银行：因违犯制裁令而受到“轻微”处罚的美国银行似乎只有摩根大通。

2009年以来，欧洲各银行已经向美国政府缴纳了160亿美元的各类罚款。在表1中，还有必要加上法国兴业银行。2018年6月，它被迫向美国司法部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支付超过10亿美元的罚款，解决涉及操纵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和在利比亚行贿的两起案件。2018年11月，因违犯对古巴的禁运令，法国兴业银行向美国司法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支付了13亿美元罚款。

表1 因违犯美国国际制裁令及/或反洗钱法规而受处罚的最大数额罚款

资料来源：摘自国民议会外交和社会事务委员会，针对美国域外立法管辖权的资料报告。2016年10月5日。

2.通用电气如何掩盖自己的行贿事实

2008年，通用电气消费品工业部的法务人员安德烈娅·科克对自己的上级发出了警告。她发现公司内部有一套偷逃增值税的系统，并揭露销售部门的管理人员在巴西进行了一些可疑行为（行贿）。她的顶头上司是如何做的呢？他们向这位法务人员表达了感谢，然后就把她辞退了！后来，当媒体追踪这起丑闻时，以“反腐败斗士”自诩的通用电气，拿出了支票簿并与科克达成协议，使她对此事缄口不言。

另外，还有一个相似的案例：以通用电气伊拉克分公司总裁的名字命名的阿萨迪事件。2010年夏天，哈立德·阿萨迪反对公司聘用伊马姆·马哈茂德，一位与伊拉克电力部副部长关系密切的女性。阿萨迪拒绝为了获得价值2.5亿美元的合同，而帮她在公司内部安排一个合规官的岗位。在向上级汇报此事后，阿萨迪拥有了和科克相同的命运：他被公司推出大门，上级强迫他辞职。

随后，阿萨迪将通用电气告上法庭，认为本案应当适用美国制定的保护举报人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但是美国司法部驳回了他的诉求。美国司法部的依据如下：由于案件事实发生在国外，《多德-弗兰克法案》不适用于本案。也就是说，美国认为自己拥有域外管辖权，可以追究其他公司，但不是用来保护举报人的。

3.因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向美国政府支付罚款(>1亿美元）的公司

表2 因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向美国政府支付罚款(>1亿美元）的公司

注：欧洲：53.39亿美元；美国：17.74亿美元；其他国家：17.59亿美元。总计：88.72亿美元。

资料来源：由IKARIAN进行的分析摘要。

4.道琼斯30指数和CAC40指数上市公司因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得到的不同待遇

表3 道琼斯30指数和CAC40指数上市公司因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得到的不同待遇

资料来源：由IKARIAN进行的分析摘要。

致谢

感谢我的母亲和罗兰、我的父亲和安妮-玛丽、我的妹妹和妹夫。在这漫长的5年中，他们放弃了个人生活，向我施以援手，全力支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

格外感谢琳达和保罗、迈克尔和夏拉。没有他们，就没有我2014年6月的自由。他们接受了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请求：将自己的房屋抵押，为我保释。我将无以回报。鉴于他们的慷慨和信任，我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同样感谢在这场灾难中支持我的朋友们。

感谢塔米尔的真挚情谊，感谢他在2014年对我的热情款待；感谢安托万和克莱尔、莱拉和斯坦尼、迪迪尔和亚历山德拉，在这场变故中，他们一直忠实地给予我支持，并陪伴在我家人身边；感谢保罗-阿尔伯特的四处奔走和出谋划策；感谢马库斯的职业操守，感谢他坚定地站在我身边，忘我地付出；感谢皮埃尔，他无时无刻关照我，给我以真诚的关心，还有，感谢他“徒步”到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去看望我；感谢莱斯莉、埃里克、洛伊克和克劳德，他们敢为人先，将这桩丑闻公之于众，感谢他们对我在道义上的声援；感谢德尼兹丰富的沟通经验和对我的宽容及耐心；感谢让-米歇尔始终对我的情况积极关注，感谢他专门写信联络阿尔斯通的前辈们；感谢菲利普，他是阿尔斯通执行委员会中唯一没有抛下我的人；感谢弗朗索瓦和艾米，在几乎没有人愿意出头的时候，他们给我提供无条件的帮助；感谢吉勒斯和泰乐信律所团队的所有成员，在与他们合作的两年里，他们一直信任我，为我提供“专业托管”服务。

感谢洛朗·拉丰的信赖，感谢保罗·佩莱斯的认真编辑和校对。

我尤其感谢奥利维尔·马莱克斯对案件的深入研究，感谢他和议会调查委员会副主席娜塔莉亚·普兹莱夫一道，出色而顽强地主持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他俩不远万里，到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对我进行访问。

感谢这些部长，阿尔诺·蒙特伯格、皮埃尔·勒鲁什、让-皮埃尔·切韦内恩，也感谢议员丹尼尔·法斯奎尔和雅克·米亚尔给我的支持。

感谢所有在各自岗位上得知我的情况，并能给予我宝贵支持的人，尤其是以下几位：

玛丽-劳伦斯·纳瓦里，她坚忍不拔、任劳任怨、效率颇高。

希琳娜·特里皮安娜，她为我的案件积极奔走。

杰罗姆·亨利，感谢他长期以来的支持，感谢他的高效工作，能迅速把握我的情况；伊莲娜·林戈特、西蒙·西克莱拉，他们的工作为领事岗位增光添彩。

感谢经济情报小组部际代表克劳德·雷维尔。

感谢议员玛格丽特·德普雷-奥德拜和斯特凡妮·凯尔巴赫。

感谢给我写信、前往怀亚特看守所和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探望我的人，感谢鼓励过我的妻子和孩子们的人：米谢勒修女，我的姑姑与婶婶们吉纳维芙、玛丽翁妮、玛丽-露丝和弗朗索瓦丝，还有菲利普、卡罗尔、弗朗索瓦、亚历山大、皮埃尔-埃马纽埃尔和劳伦斯、让-卢克和凯蒂、塞西尔、让-菲利普、菲利浦、阿兰和达茜、劳伦，等等。

同样感谢IKARIAN的每位客户，他们信任我，帮助我的职业生涯重新起航，从今以后我会一直热爱这份工作。

最后，诚挚感谢我不幸的狱友们。依靠他们的支持与慷慨，仰仗他们高尚的品格，我才能够在相对舒适的条件下度过这25个月的监狱生活：乔治、尼可、格雷格、吉米、“赫比”、雷纳托、“泰拳”、菲利波、桑切斯、弗拉基米尔、安德烈兹、萨沙、“足联”、萨姆、蒂姆、凯等等。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人名索引

A

阿尔诺·蒙特伯格 Arnaud Montebourg

阿兰·朱佩 Alain Juppé

阿兰·朱耶 Alain Juillet

阿塞姆·埃尔加威 Asem Elgawhary

埃尔维·盖马尔 Hervé Gaymard

埃里克·德内塞 Éric Denécé

埃里克·霍尔德 Eric Holder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埃米尔·穆伊斯 Emir Moeis

艾伯特·杰克·斯坦利 Albert Jack Stanley

艾迪·维迪奥诺 Eddie Widiono

爱德华·斯诺登 Edward Snowden

安德烈·勒诺特尔 André Le Nôtre

安德烈·沙赛涅 André Chassaigne

安德烈娅·科克 Andrea Koeck

安德烈亚斯·卢施 Andreas Lusch

安东·莫里纳 Anton Molina

奥利维尔·梅茨纳 Olivier Metzner

奥利维尔·马莱克斯 Olivier Marleix

奥斯卡·霍伦韦格 Oscar Holenweger

B

柏珂龙 Patrick Kron

保罗·拉图尔 Paul Latour

保罗·佩莱斯 Paul Perles

保罗-阿尔伯特·伊文斯 Paul-Albert Iweins

贝尔纳·巴若莱 Bernard Bajolet

贝尔纳·卡泽纳夫 Bernard Cazeneuve

贝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

本·海内曼 Ben W. Heinemann

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

俾路斯·谢拉菲 Pirooz Sharafi

布鲁娜·巴希尼 Bruna Basini

布鲁诺·吉耶梅 Bruno Guillemet

布鲁诺·凯林 Bruno Kaelin

布鲁诺·勒梅尔 Bruno Lemaire

C

查尔斯·邓拉普 Charles Dunlap

D

大卫·阿泽马 David Azéma

大卫·罗斯柴尔德 David Rothschild

大卫·诺维克 David Novick

丹尼尔·法斯奎尔 Daniel Fasquelle

丹尼尔·卡恩 Daniel Kahn

迪迪尔·杰宁 Didier Genin

蒂埃里·布雷顿 Thierry Breton

蒂姆·库兰 Tim Curran

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 Dominique Strauss-kahn

F

法布里斯·阿尔菲 Fabrice Arfi

樊尚·尤伊维亚克 Vincent Jozwiak

菲利普·埃蒂安 Philippe Étienne

菲利普·科歇 Philippe Cochet

菲利普·瓦林 Philippe Varin

菲利普·乌永 Philippe Houillon

冯必乐 Heinrich von Pierer

弗兰克·卢弗里耶 Franck Louvrier

弗朗索瓦·奥朗德 François Hollande

弗朗索瓦·布罗特斯 François Brottes

弗朗索瓦·菲永 François Fillon

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

弗雷德·艾因宾德 Fred Einbinder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 Frédéric Pierucci

G

盖里·巴尔齐科夫斯基 Gerry Barcikowski

格雷瓜尔·布-纪尧姆 Grégoire Poux-Guillaume

H

哈立德·阿萨迪 Khaled Asadi

哈基姆·埃尔·卡拉威 Hakim El Karaoui

海科·马斯 Heiko Maas

亨利·本耶阿特 Henri Bentégeat

亨利·古伊诺 Henri Guaino

亨利·麦克马斯特 Henry McMaster

J

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

加布里埃拉 Gabriella

加芬克尔 Garfinkel

杰夫·塞申斯 Jeff Sessions

杰夫·伊梅尔特 Jeff Immelt

杰罗姆·亨利 Jérôme Henry

杰伊·达登 Jay Darden

K

卡蒂·朱 Katty Choo

卡利娜·伯格 Karine Berger

卡琳·桑特尔 Kareen Ceintre

卡罗琳·米歇尔 Caroline Michel

凯斯·卡尔 Keith Carr

克拉拉 Clara

克拉拉·盖马尔 Clara Gaymard

克劳德·雷维尔 Claude Revel

克劳德·罗歇 Claude Rochet

克劳德·曼达尔 Claude Mandard

克里斯蒂安·加尼耶 Christian Garnier

克里斯蒂安·萨普斯奇安 Christian Sapsizian

克洛蒂尔德·瓦尔特 Clotilde Valter

L

拉斐拉 Raphaella

拉里·卡尔普 Larry Culp

莱斯莉·考德威尔 Leslie Caldwell

莱斯莉·瓦莱娜 Leslie Varenne

劳伦斯·霍斯金斯 Laurence Hoskins

勒内·佩尔诺莱 René Pernollet

雷扎·莫纳夫 Reza Moenaf

蕾娅 Léa

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

理查德·切尼 Richard Cheney

利昂内尔·若斯潘 Lionel Jospin

莉兹·拉蒂夫 Liz Latif

琳达 Linda

罗伯特·鲁斯金 Robert Luskin

洛朗·德乔治 Laurent Desgeorge

洛朗·拉丰 Laurent Laffont

洛伊克 Loik

M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Madeleine Albright

马蒂亚斯·施魏因费斯特 Mathias Schweinfest

马库斯·阿斯肖夫 Markus Asshoff

马修·阿伦 Matthieu Aron

玛蒂娜·奥兰治 Martine Orange

玛格丽特·德普雷-奥德拜 Marguerite Deprez-Audebert

玛丽-劳伦斯·纳瓦里 Marie-Laurence Navarri

玛丽-让娜·帕斯格特 Marie-Jeanne Pasquette

玛丽娜·勒庞 Marine Le Pen

玛丽索尔·杜兰 Marisol Touraine

曼努埃尔·瓦尔斯 Manuel Valls

米歇尔·贝坦 Michel Bettan

米歇尔·萨潘 Michel Sapin

莫里斯·李维 Maurice Lévy

N

娜塔莉亚·普兹莱夫 Natalia Pouzyreff

妮科尔·贝卢贝 Nicole Belloubet

妮科尔·克鲁瓦西耶 Nicole Croisille

尼古拉·萨科齐 Nicolas Sarközy

P

皮埃尔 Pierre

皮埃尔·比尔热 Pierre Bilger

皮埃尔·拉波特 Pierre Laporte

皮埃尔·勒鲁什 Pierre Lellouche

皮埃尔·莫斯科维奇 Pierre Moscovici

普帕-拉法格 Poupart-Lafargue

Q

乔·凯飒 Joe Kaeser

乔治-马克·本阿姆 Georges-Marc Benamou

琼·G.马格里斯 Joan G.Margolis

R

让-贝尔纳德·莱维 Jean-Bernard Levy

让-卢克 Jean-Luc

让-马丁·弗兹 Jean-Martin Folz

让-米歇尔·卡特伯恩 Jean-Michel Quatrepoint

让-皮埃尔·拉法兰 Jean-Pierre Raffarin

让-皮埃尔·切韦内恩 Jean-Pierre Chevènement

S

塞思·布卢姆 Seth Blum

史蒂夫·伊梅尔特 Steve Immelt

斯坦·特沃迪 Stan Twardy

斯特凡娜·福克斯 Stéphane Fouks

斯特凡妮·艾尔芭斯 Stéphanie Elbaz

斯特凡妮·凯尔巴赫 Stéphanie Kerbach

T

汤姆·帕尤纳斯 Tom Pajonas

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W

瓦莱丽·佩克雷斯 Valérie Pécresse

威廉·彭波尼 William Pomponi

维克托·布特 Viktor Bout

沃特·凡·韦尔士 Wouter Van Wersch

X

西蒙·西克莱拉 Simon Cicollela

希琳娜·特里皮安娜 Céline Tripiana

Y

雅克·米亚尔 Jacques Myard

雅克·希拉克 Jacques Chirac

伊莲娜·林戈特 Hélène Ringot

伊马姆·马哈茂德 Imam Mahmoud

Z

泽维尔·贝特朗 Xavier Bertrand

詹姆斯·科尔 James Cole

詹姆斯·伍尔西 James Woolley

珍妮特·邦德·阿特顿 Janet Bond Arterton

朱丽叶特 Juliette

本书译者团队

翻译 刘子琦 胡晓雪 孙克乙 孙小涵

校译 史宝良 詹华忠 万一 孔元 江涵

感谢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耀寰研究基金的支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陷阱 / （法）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法）马修·阿伦著 ; 法意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9.4

ISBN 978-7-5217-0241-5

Ⅰ . ①美… Ⅱ . ①弗… ②马… ③法… Ⅲ . ①电气工业－企业兼并－研究－法国②通用电气公司( 美国） －企业兼并－研究 Ⅳ . ① F456.566 ② F47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 第046211号

LE PIÈGE AMÉRICAIN by Frédéric Pierucci,Matthieu Aron

Copyright © 2019 by Editions Jean-Claude Lattè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美国陷阱

著者：［法］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 ［法］马修·阿伦

译者：法意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260千字

版次：2019年4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9-132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0241-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嚣张的特权

——美元的国际化之路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巴里·艾肯格林 著

陈召强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序 货币即政治

前言

第一章 登场

美元诞生

在加拿大流通

作为结算货币的英镑

美国商人的劣势

缺席国际货币市场

毫无地位的美元

美联储登台

美国银行进军国外市场

发展美元承兑汇票业务

美元在国际交易中登场

大萧条中的货币贬值

美元反弹

第二章 主导

英镑的遗留物

法郎贬值

软弱的马克与日元

重塑国际货币体系

拯救美元的国际地位

黄金-美元体系的缺陷

黄金池

解决美元问题的努力

特别提款权

贬值的多米诺骨牌

出人意料的结果

强势美元政策

继续主导货币地位

第三章 对抗

维尔纳报告

贬值促进经济发展

深化欧洲一体化

委员会的阻挠

不稳定的欧洲货币体系

同一个市场，同一种货币

货币联盟的过渡

断层线

联盟中的隐患

第四章 危机

危机的根源

监管不力

内幕是什么

模型的风险

竞争催生危机

火上浇油的美联储

泰勒规则

追逐更大的利益

“全球储蓄过剩”

资本的探戈：高储蓄率与低储蓄率

特权再现

在劫难逃的美元

第五章 垄断不再

不愿面对的真相

美元仍是唯一

其他货币的缺陷

欧元：最大的竞争对手

如果把“蛋”放在欧元的“篮子”里

货币：大国至上

中国的压力

呼吁特别提款权

推行特别提款权的障碍

持续投入

中国的象征性姿态

中国追求什么

人民币的未来

黄金储备

实际资产

多货币共存

第六章 美元崩溃

金融武器与地缘政治

英镑的脆弱

潜在的美中冲突

市场失控

赤字失控

美元崩溃后的美国

节俭度日

美元贬值是万灵丹吗

贬值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经济与影响力

后记

致谢

序
货币即政治

何帆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学习国际金融的学生或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研究国际金融的大家都有深厚的历史功底。当你读到金德尔伯格的《西欧金融史》时，一定会为作者的博学所震撼；你可能也曾听说过，克鲁格曼上大学时学的就是历史；或许，你手中正拿着罗格夫和莱因哈特合著的《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其实，在研究国际金融的学者中，对历史研究一直用功最勤的，当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肯格林教授。艾肯格林已经出版了几本在国际金融史方面影响甚广的著作，比如分析国际金本位制的《金色的羁绊：金本位与大萧条，1919—1939》，以及概述国际金融历史演变的《资本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史》。艾肯格林教授的新作《嚣张的特权》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称得上是可读性最强、最具启发性的一本。

对中国的读者来说，看到美元的兴衰这一主题，几乎不由自主地就会想到当前热议的话题：人民币国际化。从美元的国际化，我们能学到哪些经验呢？艾肯格林教授的一些新颖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他谈道，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步伐，远比我们大部分人想象的更快。第二，他谈道，美元国际化的背后，有政府强力推动的力量。

大部分人认为，在一国变成大国和一国的货币变成国际货币之间存在着“时滞”。比如，一般人认为，美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的，而美国的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已经超过了英国。艾肯格林指出，美元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国际货币。在货币竞争的过程中，美元可谓后来居上。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尽管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在国际货币排序中，美元的排位不仅落后于法国法郎、德国马克、瑞士法郎和荷兰盾，甚至连意大利里拉、比利时法郎和奥地利先令都排在美元前面。到20世纪20年代，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已经超过英镑，大量的资金从美国流向欧洲。到1924年，在各国的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英镑。遗憾的是，随后爆发的1929—1933年大萧条导致美元国际化的进程突然中断，这一耽误就是20多年。艾肯格林据此预言，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或许会超过人们的预测。而且不仅是人民币，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如印度的卢比和巴西的雷亚尔，最终也会登上国际舞台。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多种国际货币共存的世界。

大部分人认为，哪一种货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是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没有哪个国家依靠国家的政策扶植实现了货币国际化。德国和日本曾经想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但最终都铩羽而归。艾肯格林谈道，美元之所以在短期内能迅速实现国际化，乃是因为背后有美联储的强力支持。美元在19世纪末的时候，之所以难以跻身国际货币之列，主要是因为其缺乏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可靠而开放的金融市场。事实上，那个时候美国连中央银行都没有。美国的政治家们对建立央行一直心怀疑虑，担心会建立起一个难以约束的金融怪兽。由于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央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共发生过14次金融危机，其中又以1907年的经济危机最严重。当时，金融体系摇摇欲坠，但政府却束手无策，最后靠金融巨头摩根将华尔街的头面人物关在自己的书房里，在逼迫他们承诺为金融机构提供支持后，才开门放人，这才使美国躲过一劫。

1907年之后，建立一个央行的想法开始酝酿，历经磨难之后，美联储在1913年正式成立。1913年之后，美元国际化的步伐明显提速。艾肯格林认为，美元在国际化过程中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是银行愿意在交易时接受以美元计价的商业承兑汇票。但如果只靠美国的商业银行，它们还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美元承兑汇票市场。市场的发育需要培育投资者。若不解决投资者的问题，美元承兑汇票业务就难以发展壮大。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依赖的是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本杰明·斯特朗的强力支持。因此，艾肯格林讲道，美元的国际化依靠的不是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而是“强有力的手”。在斯特朗的要求下，美联储要求联储系统各地区分行购买承兑汇票。储备银行购买承兑汇票可以稳定和降低贴现率，因此促进了市场的发育。到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所有进出口贸易中，已经有一半以上是通过银行承兑汇票用美元结算的。

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读者，恐怕大部分对人民币汇率的话题也感兴趣。尤其是很多人谈道，当年的《广场协议》，美国逼迫日元升值，最后使得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尽管这一观点非常流行，但遗憾的是，它是错误的。曾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和曾任日本大藏省财务次官的行天丰雄都是国际货币谈判的亲历者。他们在《时运变迁》一书中回顾了《广场协议》。根据沃尔克的说法，当时让美国人很吃惊的是，日本自己提出的日元升值幅度，比美国人想要的更大。原因是，日本害怕如果日元升值的幅度达不到美国的要求，美国就会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进入长时期的停滞和衰退，主要是因为其货币政策的失误，而不是因为汇率政策。

话说回来，回顾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美国始终起着主导作用。美国在国际货币问题谈判中，考虑最多的并非全球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美国的政治利益。在围绕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谈判中，美国的怀特计划战胜了英国的凯恩斯计划。决定最终谁是赢家的标准不是智力，更不是口才，而是背后的国力较量。在之后的一系列国际货币谈判中，美国的所作所为更是让世界各国目瞪口呆。比如，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突然单方面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不再和黄金挂钩。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说过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但问题是你们的。”艾肯格林在《嚣张的特权》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货币舞台上发生的重要事件。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经说：“经济学家唯一的样本是历史。”我们只有了解了过去的历史，才会对未来有更深刻的洞察。2011年，在标准普尔破天荒地调低美国长期国债的信用评级之后，美国副总统拜登很快就到了中国。拜登告诉中国人，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违约过，中国尽管放心，持有的美元资产不会有问题。如果我们了解过去六七十年以来的历史，我们就会明白一个道理：你永远都不能相信一个不受监督、没有约束的国家说出的话。

很多中国人是在阅读《货币战争》这本书之后对国际金融感兴趣的，但是当他们就书中的内容求证于学者时，大部分学者都不认同书里谈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有个关于经济学家的笑话是：一个经济学家在路灯下找自己的钥匙，一个路人过来帮忙，他问经济学家：“你的钥匙到底掉在了哪里？”经济学家说：“在地下室里。”路人问：“那你为什么在路灯下找钥匙呢？”经济学家说：“因为这里才有亮光。”经济学家还在教科书的路灯下找钥匙。《货币战争》往地下室里看了一眼，看到墙上有模模糊糊的影子，就用自己的想象力，构想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惊悚故事。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货币战争》，都没有真正走到地下室里。欢迎翻开《嚣张的特权》，我们将跟着艾肯格林的导游，到国际金融的地下室里看个究竟。

在国际金融的地下室里，你可能找不到阴谋论的血衣，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秘密：货币即政治。从表面上看，货币无非是一种设计精巧的经济工具，但在历史的火炬照射下，你就会看到，货币问题的背后，是政治利益的博弈。国际金融给一个国家带来的，不仅仅是更自由、充裕的资金流动，更丰厚、众多的投资利润，它还会给一国经济缠上金色的锁链。《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中，把经济全球化称为“金色紧身衣”。他说：“当你的国家承认今天全球化经济中的自由市场法则，并决定遵循它们时，它就穿上了我所谓的‘金色紧身衣’。这种‘金色紧身衣’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性外衣。‘冷战’的衣着是毛套装、尼赫鲁夹克和苏联皮衣。全球化只有‘金色紧身衣’。如果你的国家现在还没有挑到一件合身的，那么不久就会有的。”金融全球化的信使捎来信，要求一国减少政府干预、开放金融市场、放松资本管制、汇率自由浮动，并许诺这将带给一国莫大的福祉。但是，如果你看得仔细，就会发现，在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横着竖着，写的都是“货币即政治”。

前言

德国获奖影片《伪钞风暴》（The Counterfeiters）的故事背景是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开场，由奥地利演员卡尔·马克维斯饰演的集中营幸存者索罗门·索洛维奇坐在海滩上，一身正装，双腿上面放着一个装满美元的手提箱。当时战争刚刚结束，他打算把这些来源不明的钱用在摩纳哥蒙特卡洛的赌场中。手提箱中装的是美元而不是法郎，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会让场景看起来更为真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作为世界上唯一屹立不倒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美元是各国人民都乐于接受的。在1945年，美元是大屠杀幸存者唯一有可能带进赌场的货币。

时光如梭，转眼50多年已经过去。在2002年上映的惊悚片《幽灵之城》（City of Ghosts）中，片中主角、由马特·狄龙饰演的骗保公司雇员提着一个装满美元的手提箱，去解救被商业合伙人绑架的、由詹姆斯·凯恩饰演的同伴兼良师益友。在电影史上，从《伪钞风暴》至《幽灵之城》，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而故事的地点也已经从先前的欧洲转到了现在的亚洲，但手提箱中装的依然是美元，而非日元或人民币。对于任何有自尊心的绑架者来说，他们都期望获得美元赎金，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言而喻的。

如今，装满美元的手提箱已经成为悬疑小说和好莱坞剧本中的标准桥段，但这一艺术惯例所反映出的却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事实。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元一直是世界货币的通用语。当卡尔梅克共和国的一名参议员因敲诈俄罗斯某航空公司而被拘捕时，调查人员在他的手提箱中发现了30万美元的现金。当索马里海盗索取被扣船只的赎金时，他们要求所有赎金都必须以美元支付，并伞降至指定地点。正如《华尔街日报》所指出的：“在黑市，美元仍是统治者。”[1]

非法交易中的事实同样适用于合法商业领域。迄今为止，美元依然是用于国际交易报价和结算的最重要的货币，即便是不触及美国海岸的进出口也是如此。在韩国和泰国，超过80%的贸易是以美元计价的，尽管在它们的出口中，仅有20%出口美国。在澳大利亚，超过70%的出口是以美元结算的，尽管在它的出口中，只有6%出口美国。主要商品交易都是以美元报价的。石油以美元标价。在全世界所有的外汇交易中，美元交易占了85%的份额。在国际债务证券中，美元全球存量占了近乎一半。[2]在各国央行的外币储备中，美元占了60%以上的份额。

虽然这种情况多少让人感到诧异，但也是合情合理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产出占世界大国经济产出总量的一半以上。[3]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也是贸易信贷的主要来源地，所以美元在进出口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美国是外国资本的主要来源地，所以国际金融业务以美元进行交易。同样，这些考量也促使外国央行稳定其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比率，所以它们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美元储备，以便在外汇市场出现问题时作为应急之需。

过去的那种合情合理现在却变得有些不太合理，中国和德国的出口均已超过美国。时下，美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仅为13%。在外国直接投资中，美国所占的比重已经不足20%，而在1945—1980年，其所占的份额接近85%。[4]

这两个变化均反映了同一个事实：美国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较50年前已经下降了。这一事实反映了其他经济体的进步，先是欧洲，再是日本，然后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在人均收入方面，这些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日渐缩小。经济学家将这种差距缩小称为追赶或趋同。这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没有内在原因表明美国的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就应该高出世界其他国家数倍。这一追赶过程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伟大成就之一，因为世界大多数人口已经开始脱贫。但这也意味着美国在国际交易中占的份额更少。而正是这一事实，让享有特殊支配地位的美元陷入了一种不安的紧张局势。

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支配地位让美国人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一个在新德里旅游的美国人可以用美元支付计程车费用，因此也就免去了必须在所住酒店兑换货币的不便。基于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使用，美国银行和公司也可以获得类似的好处。一家向中国出口机床的德国公司若收到以美元支付的货款，则成本必然增加，因为它还需要把这些美元兑换成欧元，以支付工人工资和购买原材料的货款。但同样是出口机床，美国的出口商则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公司，美国生产商收到的是美元，而它支付给工人、供应商和股东的同样也是美元，因此不存在货币兑换成本。

同样，一家瑞士银行接受瑞士法郎存款，但发放的贷款却是美元，因为它的客户希望获得美元贷款。如此一来，它就得考虑汇率变动可能对其带来的风险。[5]虽说这种风险是可控的，但这需要支出额外的成本。为保护自己免受损失，该银行可以购买一份远期合约，在贷款到期时，按照发放贷款时约定的汇率，将应收的美元贷款兑换成瑞士法郎。但额外的交易需要额外的成本。而美国银行则不会面临这种风险，它吸收的是美元存款，发放的是美元贷款，所以无须通过这种方式来对冲外币头寸，因此也就不会有额外的支出。

对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一个更具争议的好处就是其他国家为获取美元而为美国提供的实际资源。美国铸币局“生产”一张百元美钞的成本只不过区区几美分，但其他国家为获得一张百元美钞，必须提供价值相当于100美元的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美国印制美元与外国人获得美元的成本差异就是所谓的“铸币税”，其源于中世纪的领主或封建主，他们铸造货币，并从铸造的货币中拿走一部分贵金属，据为己有）。在美国之外，大约有5000亿美元在流通。为此，外国人必须要为美国提供价值5000亿美元的实际商品和服务。[6]

更为重要的是，外国公司和银行所持有的并不仅仅是美国的货币，还有美国的票据和债券。这些票据和债券一方面可以为其在国际交易中提供便利，一方面又可以让它们获得利息收入。外国央行持有近5万亿美元的美国财政部和美国准政府机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券。不论是外国公司还是银行，它们所持的数额都在逐年增加。

由于外国银行和公司都很重视美元证券的便利性，所以它们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成本。也就是说，对于所持的证券，它们并不要求有多高的利率。这一影响是非常大的：美国为其外债所需支付的利率要比其国外投资回报率低两三个百分点。[7]如此一来，美国即可保持如此差额的对外赤字。它可以年复一年地让进口多于出口，让消费多于生产，而对其他国家的债务却不会增加一丝一毫。或者，它也可以利用这一差额来投资国外公司，而原因就在于美元独一无二的世界货币地位。

对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长久的伤痛。他们认为，在这个非对称的金融体系中，是他们在维持美国的生活水平，是他们在资助美国的跨国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的总统招待会中，查尔斯·戴高乐使得该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戴高乐执政期间的法国财政部长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则将该金融体系称为美国的“超级特权”。

这些高调的言辞丝毫没有改变现存的体系。如同政治，在国际金融中，“在位”是一种优势。由于其他国家在交易中都大量使用美元，所以任何单一国家都不可能与这一货币断绝联系，即便是批评美国享有“超级特权”的法国也不例外。这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是事实，在60年代之后的20世纪也是事实。

2008年，发生了80多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并蔓延至其他国家，之后，批评美国享有“超级特权”的声音再次在世界范围内响起。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已经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6%。要不要让美国保持如此高的赤字成为各国质问的重点。而新兴市场则抱怨由于经济扩张和央行所持美元储备的增加，它们不得不为美国对外赤字提供低成本融资，而不管它们愿意与否。由于低成本的国外融资，美国得以保持低利率，美国家庭即便入不敷出，也照样生活，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最终为美国的富裕家庭提供资助。在现行体系下，面对不断扩张的国际交易总量，其他国家为获取所需美元而向美国提供大量的低成本融资，而这最终导致了危机的爆发。美国玩火，但在该体系的反常结构下，其他国家却不得不为它提供燃料。

如果说这还不够不公平，那么还有一个事实：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国际金融地位进一步加强。在2007年，美元在外汇市场持续走弱，贬值约8%。[8]但由于美国的债务是以本国货币为单位进行结算的，所以对它们的美元价值并没有任何影响。相反，美国的国外投资，不管是债券投资还是工厂投资，都因为美元的走弱而升值。[9]若转换为美元，它们抵销掉的利息和股息会更多。

美元的贬值使得美国的对外头寸增加了近4500亿美元。[10]这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美国外债的增长额度，要知道，美国有660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赤字。此外，这基本上也可以确保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债务稳定，尽管美国人的消费超出产出6%。然后，在2008年，即此次80多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剧痛期，美国政府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借得数额庞大的款项，因为在外国人看来，在大动荡时期，美元是最安全的货币。再后来，在2010年春，即金融泡沫破裂时，投资者蜂拥进入流动性最好的市场，纷纷购买美国国债，使得美国政府借款的成本进一步降低。除此之外，美国家庭的抵押贷款利率也随之降低。这就是“超级特权”的全部意义所在。

现在，由于金融管理失当而导致的此次危机，以及世界各国对国际货币体系运营的日益不满，已经让美元独一无二的地位受到质疑。批评人士抱怨说，美国政府已不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际货币管理者。对于私营部门导致的这次“金融危机”，它视而不见。它背负着巨额预算赤字和异常庞大的债务。外国人对万能的美元已经失去信心。他们正一步步远离这个用于贸易报价和结算、用于商品计价、用于国际金融交易的货币单位。美元面临失去“超级特权”的危险，取而代之的将会是欧元、人民币或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记账单位——特别提款权（SDR）。

虽然这只是一种说法，但这种说法并不缺乏权威性。2009年10月，萨拉·佩林在脸谱网（Facebook）网站发文章警告说，海湾国家有可能采取一篮子货币计价石油的会谈“将弱化美元的作用，并再次引发人们对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可行性的担忧”。[11]

连那些并非以金融专业知识见长的政客都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这说明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一种货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那么其发行者将会获得地缘政治优势和战略优势。由于该国金融地位强大，所以它的外交政策也会很强大。因为它无须为债务支付过高的利息，所以它会将资金用于国外运营，并发挥其战略影响。它并不依赖其他国家的资金。相反，它还影响那些依赖其货币的国家。19世纪时，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英镑主导着国际金融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货币失去统治地位，美国取代英国掌握了外交舞台的话语权。

如果所有这一切都是正确的，那我没有必要撰写本书，而你也没有必要阅读本书了。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很多所谓的传统智慧实际上都是错误的。首先，这里面存在一种因果关系。一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与其他国家使用该国货币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但决定一国货币国际地位的是该国的世界强国地位。一种货币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原因就在于发行该货币的国家是一个大国、富国，且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它之所以具有吸引力，还在于它背后的这个国家是强大的、安全的。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一国经济的健康状况对于该国货币能否取得并维持国际货币地位至关重要。

其实，一国货币是否在国际上通用，与该国的经济表现和前景之间，充其量只存在一个有限的关联。铸币税固然好，但在诸多决定美国世界地位的因素中，按重要性排序，它也仅仅列在第23位。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表现以及其能否避免严重的政策失误（如此次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失误），将决定美元的命运。英国货币之所以失去国际货币的地位，原因在于英国失去了其强国地位，反之则不然。英国失去强国地位，问题出在国内经济上。

其次，关于历史进程导致当前事态的传统智慧，即在争夺储备货币地位时，“在位”货币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有人宣称，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远在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后，这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在位”优势。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即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成立仅10年后，美元就已经开始挑战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了。当时，美联储采取了一些非常明确的行动，以提升美元的国际地位。这一事实还包含着另外一个寓意，那就是中国的人民币将会在某时以某种方式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事实表明，这种挑战或许很快就会到来。

最后，关于美元注定要失去国际货币地位的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现在美元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其他货币也是如此。欧元并非一国货币。当欧元区遭遇经济和金融问题时，比如说2010年的危机，其并没有强力的执行部门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此时，各国政府更倾向于迎合国内的选民。唯一能采取紧急行动的欧元区机构就是欧洲中央银行（ECB）。若紧急行动便是印制钞票，使政府债务货币化，那么欧元将难以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也难以在国际上使用。而就人民币而言，它所面临的问题是政府干预过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以及中国货币在国际上的使用都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特别提款权则是一种“伪币”。实际上，它并不是一种货币。它并不用于贸易的报价和结算，也不用于私人金融交易。因此，在政府自身的交易中，它并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美国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拥有其他所有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金融市场。它的人口特征也预示着较好的增长前景。

在关于美元已与其他货币展开生死决战的观点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重大谬论。这个谬论就是，世界上只会存在一种国际货币。从历史上来看，情况并非如此。除极为特殊的20世纪下半叶之外，其他时期都存在一种以上的国际货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间，中国周边国家将会在国际交易中使用人民币，而欧洲邻国则会使用欧元，与美国做生意的国家则会使用美元。要想让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该国必须要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而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不可能只为一个国家所有。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或许只有一个金融市场足够发达的国家，但这只是一个例外，而非国际金融体系的内在特征。

未来的世界将会是一个多种国际货币共存的世界。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欧元才得以问世。一个存在多种国际货币的世界也是中国所追求的。中国对“罢黜”美元并没有兴趣。相反，它还持有大规模的美元投资。对中国来说，保持美元投资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是完全一致的。而除人民币之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如印度的卢比和巴西的雷亚尔，最终也会登上国际舞台。

美国在经济和金融管理方面的严重失误将会导致其他国家远离美元。而从一系列事件来看，严重的管理失当还是有可能发生的。未来，美国或许会遭遇美元崩溃，但这完全是由美国人自己造成的，与中国人无关。

以上，是为前言。

[1] Bellman, Chan, and Watcharasakwet （2009）.

[2] 指发行人在本国之外销售的外币债务证券。

[3]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苏联和日本的GDP之和（哈里森，1998，第10页）。

[4] 2008年的数字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1945—1980年的估算数字来自琼斯（2005）。

[5] 在该案例中，如果美元对瑞士法郎贬值，那么该银行的资产（贷款）相对于它的负债（存款）的价值就会降低，由此造成风险。

[6] 当然，这5000亿美元是存量而不是流量；外国人只需获得一次。

[7] Gourinchas and Rey （2007） and Habib （2010）.

[8] 在次贷市场问题最严重的2007年8月，美元的确大幅走强，但从整个2007年来看，美元呈现走弱趋势。更多内容，见第五章。

[9] 当它们的价值以美元计算时。

[10] 换句说话，我们的对外投资的美元价值会增加这么多，而我们的对外债务的价值却没有发生相应变化。

[11] http://www.facebook.com/notes.php?id=24718773587.

第一章
登场

1620年，威廉·布拉德福德和迈尔斯·斯坦迪什率领的英国异教徒先头登陆部队抵达今日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温斯敦。他们带来了英国的货币，也带来了以英镑、先令和便士表示价值的习惯。这些殖民主义者并非富人，因需从旧世界购买相关物资，未过几年，他们所带的英国货币就已花费殆尽。在一个没有铸币厂或不允许设立铸币厂的殖民地，寻找一种货币代替品并非易事，而且英国还禁止出口硬币（英国王室负责管理其所拥有的所有贵金属，以用于烧钱的战争）。

商品货币是一个很明显的选择。众所周知，殖民主义者曾使用贝壳串珠作为货币。土著美国人看重用紫色和白色帘蛤壳与峨螺壳串成的项链或装饰性腰带，并愿意以毛皮、兽皮和其他商品来交换这些物品。[1]基于其所拥有的工具，殖民主义者很容易生产贝壳项链和腰带。贝壳串珠最初只是用于与土著人之间的交易，后来殖民主义者之间的交易也开始使用贝壳串珠。1637年，贝壳串珠被确定为法定货币，正式成为可用于偿还债务的货币。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6个白色串珠或3个紫色串珠相当于1便士。

海螺壳和蛤壳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殖民主义者开始在物物交易中使用其他商品：北方有玉米、鳕鱼、海狸，南方有烟草和稻米。这些物品之所以会被用于交易，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当地的主导产品。地方政府允许当地居民用玉米或烟草充抵税款。[2]接下来，政府要做的就是宣布，这种不确定的商品必须为公共部门所接受，也必须为私人所接受。马萨诸塞宣布玉米为法定货币，康涅狄格宣布小麦为法定货币，而弗吉尼亚则宣布烟草为法定货币。[3]

在将这些商品确定为法定货币后，一些糟糕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在弗吉尼亚宣布烟草为法定货币后，烟草的产量大幅上升，而其中尤以低等级的烟草增长最快。由于越来越多的烟草追逐同一种商品，所以烟草的购买力出现下滑。农民抱怨烟草的价格太低。在弗吉尼亚农业区代表参加的众议院议员大会上，有人提议限制烟草的种植，但并未达成一致。1682年，不满农作物价格过低的农民开始用实际行动来发泄心中的怒火。他们冲入田地，破坏邻居种植的烟草。政府集合民兵组织，暴乱者则改变策略，在夜幕下行动。当局只得动用警察力量，几个月之后秩序才得以恢复。

作为交换媒介、价值储藏和支付手段，烟草等农产品还具有其他诸多劣势，最明显的就是体积过大，缺乏统一性，且容易损坏。所以，人们偏好硬币也就很容易理解了。由于英国当局不允许殖民地运营铸币厂，所以流通中的货币只得依赖进口。[4]虽然伦敦有禁令，但通过出口其他商品还是可以获得英国硬币的，当然这会遇到一些困难。此外，西印度群岛也是硬币的来源地之一。在那里，西班牙的墨西哥矿和秘鲁矿储量丰富，当地银币数量充裕。北美殖民主义者出售鱼干、鲸油、腌制牛肉和谷物，以获取硬币。在这些商品中，很多都是禁止出口到非英国殖民地和母国之外的，所以这类交易大多是以走私形式进行的。除通过商品出口获取硬币外，海盗行为也是获取硬币的方式之一。对17世纪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来说，海上劫掠是一个重要产业。[5]海盗的战利品大多都会在北部殖民地海岸挥霍掉，而这其中就包括西班牙硬币。

最常见的硬币被称为“比索”，其纯银含量为423.7格令。该硬币价值8个西班牙雷亚尔，故又称“八雷亚尔币”。[6]伦敦的外汇交易商称之为“元”或“西班牙元”。波希米亚的约阿希姆斯塔尔也生产一种与西班牙元同等尺寸和同等纯银含量的硬币，称为“约阿希姆斯塔尔币”（Joachimsthaler），也被英语化为“约阿希姆斯塔尔元”（Joachimsdollar）。此外，殖民地还有从葡萄牙进口的金币约翰内斯（johannes），从法国进口的金路易（louis d’or）以及从威尼斯进口的金币西昆（sequins）。但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夕，西班牙银币在殖民地货币中占主导地位。

在殖民地，除了硬币之外，还有信用票据，即以公债形式发行的纸币。[7]这种纸币的发行是英国当局允许的，但英国议会后来又出台禁令，规定自1751年起禁止在殖民地发行纸币。这一禁令更加剧了殖民主义者在经济上的不满，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之一。1766年，重要人士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英国议会做证时表示反对这一禁令。

美元诞生

在一定程度上，殖民地发起独立战争可以说是临时起意，这种临时起意在货币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与委托人分道扬镳，参加大陆会议的代表并没有征税权力。于是，他们筹划发行“欠条”（IOUs），以支付战争的费用。而这种欠条即是所谓的大陆票据，简称“大陆币”。除大陆会议授权发行的票据之外，还有各殖民地单独发行的票据。而这产生的后果也是可预见的：票据交易混乱不堪、通货膨胀以及金银退出流通领域。

经过长期调整，这个新成立国家的领导人才最终制止了这种不规范行为。1785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美利坚合众国的货币单位为美元”，而且美元的划分必须遵循十进制原则。先前已了解到法国十进制优势的托马斯·杰斐逊坚持要求写入这一条款。1786年8月，国会再次通过一项决议，规定1美元的1%为1美分，1/10为1角。以格令计，金银比率为1∶15.253。

1786年9月，美国国会下令建立铸币厂。在最初运营的几个月里，铸币厂仅生产了少量的面值为0.5美分、1美分和2美分的铜币，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当地人几乎没有铸币经验。此外，很多州也开始忙于铸币。1789年3月生效的《宪法》将铸币权授予国会，并由国会负责规范货币的价值，同时禁止各州铸造货币，禁止各州发行类似于货币的“欠条”。[8]

美元诞生过程的最后一步是1792年通过的《铸币法案》（Coinage Act），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是该法案的催生者。作为总统乔治·华盛顿首届内阁的三成员之一，汉密尔顿认为，将13个州联合在一起是非常有必要的。他将统一的货币视为一种有效的黏合剂。在1791年1月提交给国会的《建立铸币厂的报告》中，他提出了建立铸币厂和统一货币的详细建议，表示这不仅有利于各州内部的商业交往，而且也有利于各州之间的商贸往来。

汉密尔顿是复本位制的支持者。在复本位制下，金币用于大额贸易，而银币则用于小额交易。在准备报告时，他查阅了艾萨克·牛顿爵士在1717年时准备的数据。当时，牛顿担任英国铸币厂的督办，而他就是用两种金属确定英镑价值的。1792年通过的《铸币法案》正建立在汉密尔顿的报告基础之上，其对美元的定义同样使用了金、银两种金属。美元采用十进制，更小的面额为2角5分、1角和1美分。

为确定美元中的纯银含量，汉密尔顿让财政部对西班牙元的样品进行称重，最终发现硬币中的纯银含量为371.25格令，而非官方所称的377格令。殊不知，在美国流通的这些西班牙元多多少少都存在磨损和擦伤的情况。务实的美国人最终将371.25格令作为美元纯银含量的标准。同样是受牛顿1717年报告的启发，金银比率被确定为1∶15。[9]

由于新铸造的美元同早已流通的西班牙元颇为相似，所以市场很快就接受了这一硬币。事实上，由于铸币工作进展缓慢，西班牙元——尤其是那些在墨西哥铸造的西班牙元——仍在市场上流通。鉴于其广泛使用，美国国会于1793年将一些最重要的硬币确定为法定货币。其中，很多硬币一直流通到19世纪中期。就流通领域广泛使用的西班牙硬币来说，其所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美元符号。美元符号“$”源于比索（peso），其中的两道平行竖线为字母“P”的竖线部分，而“$”则表示复数。货币单位为比索的国家（如阿根廷）之所以也会用“$”这一符号，原因就在这里。

在加拿大流通

19世纪的美元史可谓“缤纷多彩”，但这种“缤纷多彩”基本上也只是局限在美国国内。除美国之外，美元只有一个流通地，那就是加拿大。同南方的殖民地一样，英国殖民地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也没有自己的货币。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硬币都在当地流通。19世纪30年代，一位对货币制度颇为不满的作家这样写道：“就数量而言，15世纪的硬币多于19世纪的硬币。整个世界上所有过时的废弃垃圾都集中在了这里，且依然存在。这块殖民地实际上就是汇聚其他国家所有‘该死’硬币的博塔尼湾；这些货币早就应该消失，但却被‘放逐’到加拿大，成了人们手中的宝。”[10]这些硬币都拥有法定货币地位，而其价值则取决于它们的金银含量。随着与新独立的美国之间的贸易不断扩大，美元的使用也越来越多。虽然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的商人在记账时仍使用英镑、先令和便士，但在交易中，他们却越来越多地使用美元和美分。

19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硬币的广泛使用，要求给予美元法定货币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在1851—1854年出任加拿大总理的前银行家、铁路投机商弗朗西斯·辛克斯支持这一运动。1853年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除英镑、先令和便士之外，加拿大货币单位还包括美元和美分。虽然转向十进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有人担心，在某种程度上，这将会导致美国吞并加拿大。1857年，在这些颇为夸张的担忧中，加拿大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加拿大各省政府的账户必须用美元表示。直到1858年，英国皇家铸币厂才首次铸造面额为5分、10分和20分的加拿大银币。

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并发行自治货币。但即便在此之后，美国的1角、2角5分和5角硬币仍在市场流通。这些美国硬币的贵金属含量一般比面值少2.5%。对商人和个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按面值接受这些硬币，但银行却只愿意按一定折扣接受。

缺少一致性是一个大问题。1868年，加拿大自治政府决定向纽约出口其所持有的美国银币，以解决这一问题。但这只是行动的第一步，1870年，加拿大自治政府同意为银行提供佣金，以让其代购市场上仍在流通的美国硬币，并支付其将硬币出口到纽约的成本。[11]此次发挥作用的仍是辛克斯。在出任英帝国巴巴多斯和英属圭亚那总督后，他又于1869年出任加拿大财政部长。随后，加拿大自治政府发行面值分别为25分和50分的足额银币，以替代当时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美国硬币。由此一来，美元在美国疆界以北充当的国际角色最终以一种耻辱的方式宣告结束。

作为结算货币的英镑

美国货币在国外鲜有流通，尤其是在被驱逐出加拿大之后。此外，在美国自身的进出口贸易中，美元也基本上不扮演任何角色。当美国商人需要获得授信以购买进口产品或需要授信给美国商品的外国买家时，他只能去伦敦，偶尔也会去巴黎或柏林，但却不会去纽约。如此一来，用于款项结算的货币就是英镑、法郎或马克，而不是美元。

伦敦主导这一业务并不难理解。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上领先的贸易国。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金融市场也随之发育起来。在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拥有高度发达的银行系统。1694年，英国设立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用以筹集与法国作战的经费，并逐渐承担起现代中央银行的职能。由于实行金本位制，所以它拥有稳定货币。

早前的情况并非一直如此。从传统来看，英国皇家铸币厂是由铸币者公司（Company of Moneyers）运营的。而所谓的铸币者公司实际上就是中世纪的造币者协会，其成员以道德败坏而闻名，假公济私、贪腐和酗酒是他们的标签。到17世纪末，铸币厂的行规已经败坏到了极点，以至于英国政府不得不祭出奇招，任命本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勤奋高效且不欺暗室的艾萨克·牛顿为铸币厂督办。当时正遇上财务困难的牛顿欣然接受任命，因为这一职位是有薪水的。他着手解决铸币厂的人事问题。他对货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在他的推动下，英国于1717年实行金本位制。

到19世纪，伦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由于英帝国的成员都要在这里偿还它们的债务，所以伦敦的清算机制是非常高效的，而且也可以为其他国家所用。英国是世界领先的境外投资国。当英国一家银行为国外借款人提供贷款时，其所发放的贷款显然是以本国货币英镑计的。由于众多贷款都以英国货币为单位，所以在伦敦借款时，外国政府都会保留那里的账户，以便于日后偿还债务。这些账户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储备”。

由于英国是工业原材料和食品的主要进口国，所以最重要的商品交易所都位于英国，如曼彻斯特棉花交易所、利物浦玉米市场，当然还有伦敦黄金市场。此外，英国还是一流的贸易服务提供商，如航运和保险等。基于此，对于那些从事国际贸易的人来说，伦敦是获取信贷的最佳地点。而出于便利考虑，英国银行提供的信贷也是以英国货币为单位的。由此一来，世界上超过60%的贸易都以英镑作为报价和结算货币。[12]

美国商人的劣势

当一名商人运送一批商品时，他需要现金。他可以拿着表明所运送商品及将来所收货款的票据去银行。如果他的信用和买家的信用等级都为良好，那么他便可以立即拿到现金，而不用等到他的商品被运至国外市场，也不用等到买家的货款到账。这些不确定的票据被称为“商业承兑汇票”。若银行以低于其面值的价格购买这些票据，就是所谓的“贴现”。

对美国的进口商和出口商来说，依赖于伦敦的贸易信贷使得交易过程变得异常烦琐。若纽约一家咖啡烘焙公司从巴西进口咖啡豆，让我们来看看它都需要做些什么。[13]首先，这家进口商必须去银行取得标明交易条款的信用证，运送商品，并支付航运保险。在发放信用证时，银行承诺在收到交易完成的确认信息后支付资金。然后，该银行将信用证的第一副本发至担保汇票付款的伦敦银行。进口商拿到的是信用证的原件和第二副本。

接下来，进口商需要将信用证的原件发至巴西的交易商，授权他去伦敦银行提取所运送咖啡的货款。交易商装运咖啡，并将伦敦银行的汇票及所附文件交给巴西银行。如果巴西银行愿意购买（或“贴现”）这一汇票，则表明将会有信誉良好的银行“接受”该汇票，且其在汇票到期时会支付规定数额的现金。

在“贴现”购买该汇票后，巴西银行会将一套文件副本发至纽约银行，并将另一套文件副本连同汇票发至其在伦敦的代理行。该代理行会持有该承兑汇票，直至其到期。届时，代理行会把该承兑汇票交给承兑银行，并获得款项，或者，它也可以把该汇票卖给第三方。实际上，对承兑汇票感兴趣的并不只有银行，寻求相对安全的短期投资的商业企业和个人也会购买此类汇票。在支付汇票款项时，伦敦的承兑银行会依照纽约寄来的信用证进行核实。如果一切正常，它就会将票据连同汇票一起发至纽约银行。

至此，为从纽约银行获得由伦敦银行寄来的提货单（其作为汇票文件的一部分），美国进口商将签署一个信托收据，承诺由银行代管这批商品，并按申请承兑汇票时的约定向银行支付一定数额的销售收入。考虑到进口商销售商品的时间，承兑汇票到期期限一般为90天。在汇票到期前，进口商将资金交至纽约银行，而纽约银行则转寄给伦敦银行。在汇票到期时，伦敦银行向汇票持有者支付款项。至此，交易结束。

对于这样一个似乎看不到尽头的程序清单，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如果省去了多次中转伦敦的手续，那么交易的完成就会容易很多。美国商人抱怨说，他们不仅要向纽约银行支付获得信用证的费用，而且还要向伦敦的银行支付托收手续费。由于伦敦的银行更倾向于发放英镑贷款，所以美国商人还会面临英镑对美元汇率变化的风险。这是他们在经营过程中所要支付的额外成本。[14]

对美国企业来说，这些做法所带来的弊端还不止这些。由于航运和保险等金融与商业服务都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美国的同行很难参与竞争。发达的贸易信贷体系也使得伦敦成为其他金融服务的聚集地，比如承销债券发行等。

缺席国际货币市场

英国是欧洲西北海岸一个海风吹拂的小岛国，而相比之下，美国则是一个大陆经济体。到1870年，美国的商品和服务生产超过了英国。到1912年，美国的商品出口超过了英国。

但即便如此，美国仍依赖于伦敦的贸易金融，而且美元在国际上也没有任何地位。这种现象是很反常的。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国规定境内银行不得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在对外国商人授信之前，银行需要掌握他们的活动信息。基于庞大的分支网络，英国银行完全有能力收集到这些信息。法国、德国和荷兰的银行也都有类似的境外分支网络。但美国的国民银行则不然，按照规定，它们不得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甚至不能在州外设立分支机构，有的州还禁止银行设立分支机构。[15]

也有例外，这就是为从事国外银行业务而专门成立的国际银行公司（IBC）。为防止它利用这一优势控制国内市场，它被禁止在美国境内从事银行业务。国际银行公司由雷明顿武器公司（Remington Arms Company）的所有者马库斯·哈特利于1901年创立，旨在推进美国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并为之提供金融服务。美西战争让哈特利看到了亚洲的重要性，他和他的合伙人仿效早已在远东地区运营的英国银行，不仅按其模式进行结构调整，而且还从那里挖来了很多专业人才。[16]到1910年，国际银行公司已经开设了16个分支机构，其中大多数位于亚洲。[17]

此外，有的州也允许信托公司（类似于银行的公司，管理信托基金和地产相关事务）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基于国外分支，信托公司投资国外债券就容易多了。但拥有国外分支机构的信托公司屈指可数，仅有如下几家：农民贷款信托公司（Farmers’ Loan and Trust Company）、美国信托公司（Trust Company of America）、担保信托公司（Guaranty Trust Company）、帝国信托公司（Empire Trust Company）和公平信托公司（Equitable Trust Company）。其中，农民贷款信托公司拥有两个分支机构，而其他4家各拥有一个分支机构。这就是美国金融机构的全部海外分支。[18]

在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通过之前，国民银行甚至被禁止从事贸易信贷业务。[19] 1863年的《国民银行法案》及相关立法均未包含授权国民银行从事这类业务的规定。由于担心银行“侵入”新业务领域，法院裁定，若未经过国会授权，国民银行不得从事商业活动。[20]

在重点关注这些法定限制条款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这样一个事实：伦敦最有名的承兑银行都是私人银行。美国也有私人银行，它们无须获得州或联邦政府的许可证，因而也就不会受到限制条款的束缚。J.P.摩根银行、布朗兄弟公司以及拉扎德银行等都是私人银行。原则上，在从事承兑汇票业务方面，这些银行是不受任何束缚的。很多私人银行都在国外设有提供市场情报的姊妹公司和办事处。J.P.摩根银行有摩根–格伦费尔公司（Morgan, Grenfell and Company），而拉扎德银行在伦敦和巴黎则设有办事处。

即便是私人银行，其对美国对外贸易的融资贡献也是非常有限的。显然，还有其他障碍阻止美国银行（这其中也包括不受各类条款限制的私人银行）进入这一市场。

这个“其他障碍”就是成本劣势。伦敦的银行拥有一个高度发展的投资者市场。在那里，银行持有的商业承兑汇票可以转售给投资者，这不仅可以减少自身风险，而且可以降低利率。由于市场中的投资者数量庞大且异常活跃，所以以固定价格买入和卖出这些投资工具是完全有可能的。用金融学的话讲，伦敦市场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好的市场。对于所取得的贴现票据，其价格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受此激励，更多的投资者涌入伦敦，进一步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因此，对于巴西咖啡交易商来说，他自然会选择伦敦某家著名商号的汇票，而不是找一家美国银行，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以固定价格进行大宗交易。

适用于个人的同样适用于政府和央行。充裕的市场流动性使得伦敦成为各国政府和央行持有储备的首选地。在伦敦，市场上用以代替黄金的票据越多，其流动性就越充裕，而另一优势就是这些票据无须支付利息。这就是“在位”国际货币的优势，即所谓的“先动优势”，可以确保货币发行国在已进入衰退时仍保持货币的国际地位。

法国和德国能够进入国际货币市场的事实则表明，英国的“先动优势”并不是不可超越的。阻止美国进入国际货币市场的肯定还有其他因素，其中之一就是金融市场的极不稳定性。据一项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共发生过14次金融危机，而其中又以1907年的经济危机最严重。对很多借款人来说，由于利率过高，信贷已遥不可及。有鉴于此，人们在为其贸易融资时不会考虑这一市场。

还有一个事实就是，由于金、银两种金属的市场价格处于持续变动之中，所以美国要确保金币和银币在市场上流通是可能的。但即便是在1879年正式实施金本位制后，美国也并非一诺千金，这一点在19世纪90年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通货膨胀论者的自由铸造银币运动就得到了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支持。考虑到美国可能会铸造更多的银币，而且相较于其他与黄金挂钩的更坚挺的货币，美元有可能贬值的风险，所以巴西咖啡交易商显然不愿意在合同中约定将来支付给他的是美元。

毫无地位的美元

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那时美国并没有用以稳定市场的中央银行。当伦敦的银行需要现金时，它们可以向英格兰银行转售它们先前所购买的部分证券（按照惯例，在转售过程中，这些银行还需要向英格兰银行“再贴现”）。到19世纪末，英格兰银行已成为伦敦市场上最大的票据购买者，而且有时在所有交易中都会占大多数份额。[21]

美国则没有类似的安排，其央行原型是1791年在费城建立的美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银行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另一个发明。对英格兰银行给英国带来的好处，汉密尔顿做过深入研究。尽管遭到了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的竭力反对——他们担心这会导致精英控制美国的金融，但美国银行最终还是设立了。在美国这个当时新成立的国家，它是最大的金融机构，也是唯一允许跨州运营的银行。美国财政部的账户就设在该银行。对于未按规定向其支付一定数量黄金或白银的银行，美国银行拒绝接收它们的票据，以此来维持货币存量和贵金属供应之间的关系。通过为收取过高利率的地方银行提供支票，美国银行获得了地方垄断权。

在1810年美国银行更换许可证时，不出所料，其他金融机构纷纷表示不满。它们抱怨美国银行在拒收非铸币支付的银行票据方面缺乏警惕，容易受政治人物或其股东中银行投资者的影响。杰斐逊民主党人依据宪法，坚持认为国会无权为银行发放许可证。重新为美国银行发放许可证的提案未获通过。

如此一来，州立银行在发行票据方面就获得了自由。之后几年，由于州立银行大肆发行纸币，出现贷款繁荣，先是导致通货膨胀，后又不可避免地出现崩溃。1816年，这一不愉快的经历致使国会推翻先前的决定，成立第二美国银行（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总部仍设在费城，许可证期限仍为20年。

第二美国银行成立之初的几任行长，如威廉·琼斯和朗顿·查维斯都不是很出名，而在此期间，该行的政策也未引起过多关注。这种情况直到1823年尼古拉斯·比德尔接替查维斯出任行长之后才有所改变。比德尔聪明过人，15岁即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并作为毕业生代表做告别演说。他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对联邦制度也极为推崇，这一点可以追溯到普林斯顿大学时期。在他看来，一个强大的政府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银行。

在担任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期间，年轻的比德尔曾谋求为第一美国银行换发许可证，但未获成功。现在，作为第二美国银行的行长，他拓展了银行的运营范围，增加了银行的贷款和投资，扩大了银行的分支网络，并再次以该行制约其他银行。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其他银行家的蔑视，在他看来，大多数银行家都不符合他的崇高标准。

这一方式根本无法处理好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这些机构的所有者纷纷向他们的代表抱怨。比德尔试图通过竞选献金和贿赂收买国会议员以获得支持，但未获成功。

1832年，即第二美国银行许可证到期4年前，在比德尔的鼓励下，辉格党总统参选人亨利·克莱向参议院提交了一项关于为第二美国银行换发许可证的议案。当克莱的议案在国会通过时，时任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立即行使了否决权。作为一个田纳西州人，杰克逊始终坚持日益过时的杰斐逊的农业共和国理想。在他看来，美国第二银行会促成一个由银行家和工业家组成的精英圈子，会让美国东北部地区超越南部和西部地区。因此，在1832年连任竞选时，持反对立场的杰克逊非常乐意让第二美国银行成为一个中心议题。

基于1811—1815年的教训，比德尔坚定地认为这一议题将会对克莱有利。但健忘的选民并未迷恋第二美国银行的硬通货政策，用选票证明了比德尔的错误。此外，纽约金融界也持反对立场，他们不愿意看到费城成为美国的金融权力中心。在连任竞选成功之后，杰克逊立即明确表示，要想为第二美国银行换发许可证，除非从他的尸体上踏过。

1836年联邦许可证期满，第二美国银行申请州许可证，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美国银行（United States Bank of Pennsylvania）。比德尔试图将他的州立银行打造成一个平台，以此在宾夕法尼亚州建立汇票市场。但由于缺少类似于英格兰银行的支持力量，即便是一个资金雄厚的州立银行，也不具备建立汇票市场的资源。比德尔又寄希望于英格兰银行，希望通过信用贷款来支持银行运营，但毫无意外地遭到了拒绝。而1836—183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则让他的计划彻底破产。[22]

直到过了大约3/4个世纪之后，美国才再次拥有一家中央银行。而这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毫无地位可言。对于中央银行和政府来说，“像黄金一样好”的是英国货币，而不是美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尽管当时的美国早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在国际货币排序中，不仅法国法郎、德国马克、瑞士法郎和荷兰盾位列美元之前，连意大利里拉、比利时法郎和奥地利先令也都排在美元前面。[23]在各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外汇储备中，英镑占了大约50%，法郎占了30%，德国马克占了15%。此外，还有少量的荷兰盾和瑞典克朗也被作为外汇储备持有，但唯独没有美元。

美联储登台

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对美国金融业不稳定的担心使得人们开始考虑建立贸易信贷市场。据专家的解释，之所以会出现1907年的大恐慌，原因就在于纽约的金融交易与股市投机无异，与伦敦市场进出口业务支持的那种健全投资是完全相反的。还有一个事实就是，由于缺乏中央银行，主要金融机构不得不依赖于华尔街的主导人物——无比自信的超级富豪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出手相救。但这只是一种不确定的态势，谁也不知道在下一次遭遇危机时会不会还有摩根或摩根式的人物相救。

基于此，关于建立一个管理货币的常设机构的问题也就被提上了日程。为寻求解决方案，美国于1908年设立国家货币委员会（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该委员会包括18名国会议员，委员会主席是来自罗得岛州的资深参议员、一贯咄咄逼人的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奥尔德里奇来自一个古老的新英格兰家族，他的祖辈包括约翰·温斯罗普和罗杰·威廉斯等，但到了他父母一辈，家境已经谈不上富裕；而他的财富源于联姻而非继承。在政治上，他从普罗维登斯市议会议员做起，一路平步青云。在经济上，他利用妻子的钱投资普罗维登斯市内有轨电车轨道系统，获利丰厚（显然，政治和经济上的努力并非毫无关联）。从市议会议员开始，奥尔德里奇后又担任罗得岛州众议员、美国众议员，并于1881年出任美国参议员。

到1910年，奥尔德里奇已经在参议员的位子上坐了近30年。在担任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Finance Committee）主席期间，他习惯独断专行，很少听得进参议院同僚的意见。作为一位保守的共和党人，奥尔德里奇早年重点关注的是美国制造业的关税保护问题。但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他转变方向，认为美国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强有力的货币框架体系。这一点与设立美国银行的背景颇为相似，当年促使汉密尔顿提议的正是美国成立之初发生的货币动荡事件。

问题是设立什么样的货币框架。作为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奥尔德里奇聘请顾问，请教专家，并率领代表团去欧洲考察学习。通过欧洲之行，他认为美国有必要设立一个由中央银行支持的欧洲式的货币市场。这就是“奥尔德里奇计划”。该计划建议设立一个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国家储备协会（National Reserve Association），中央银行有权影响金融状况，并为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贷款。

执笔“奥尔德里奇技术规章”的是生于德国的金融家保罗·沃伯格，其在之后美元上升为国际货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沃伯格的职业生涯始于汉堡的进口商西蒙·哈尔公司（Simon Hauer），后又前往伦敦和巴黎，从事银行业工作。在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之后，他加入家族银行企业M. M.沃伯格公司（M. M. Warburg and Company）。

沃伯格对国际金融机制非常熟悉。此外，他与美国银行业的高层也保持着联系。在1892年环游世界结束时，他遇到了漂亮、聪慧的尼娜·罗布，而后者刚好是纽约知名银行库恩–罗布公司（Kuhn, Loeb and Co）合伙创始人的女儿。事情就是这么巧。两人之后于1895年喜结连理。在汉堡生活7年之后，这对夫妇又迁往纽约定居，而沃伯格则在其岳父的公司中任职。在率团前往欧洲之前，奥尔德里奇曾到库恩–罗布公司进行考察，并在此次考察中遇到了沃伯格。在奥尔德里奇看来，沃伯格对欧洲的金融似乎非常了解。此时的沃伯格也主张设立美国中央银行，以支持美国贸易承兑汇票市场的发展。同样，魁梧的奥尔德里奇也给沃伯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沃伯格眼中，他就是货币改革的化身。此后，沃伯格开始以书面形式向奥尔德里奇阐述自己的理念。这一过程也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24]

性格腼腆的沃伯格并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他更愿意生活在公众视线之外。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德国口音，天生就不是一个演讲家。但1907年的金融危机让他成了一个身担重任之人。当年年底，他在《纽约时报》撰文称，美国需要一个欧洲式的中央银行来稳定其金融市场。有人写信指责他的“反美观点”，但沃伯格并未因此却步。1908年，他就金融危机开始发表演讲。不久，他又到国会做证，并担任货币改革院外集团——稳健银行业推广国家公民联盟（National Citizens’League for the Promotion of Sound Banking）的负责人。

1910年11月，沃伯格，奥尔德里奇，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曾担任奥尔德里奇货币委员会特别助理的哈佛大学前助理教授艾布拉姆·皮亚特·安德鲁，以及三位华尔街巨头——银行家信托公司（Bankers Trust Company）总裁本杰明·斯特朗，前金融记者、前财政部部长助理、美国最大银行国民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新任总裁弗兰克·范德利普和J.P.摩根银行高级合伙人、内部问题解决专家亨利·戴维森，偷偷溜到佐治亚海岸的杰基尔岛，共同起草中央银行的文件。[25]至于安德鲁的参与，甚至连他的老板、美国财政部长富兰克林·麦克维也不知情。这从另一方面也表明这是一次大胆的冒险活动。之所以选择杰基尔岛，是因为J.P.摩根会定期前往该地狩猎、度假。由于担心被人跟踪，这6名“共谋者”装扮成野鸭猎人，乘私营有轨车抵达该岛。为避免被当地门童认出身份，范德利普和戴维森还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分别化名为奥威尔和威尔伯。

新年过后，在杰基尔岛起草的文件正式公布，这就是“奥尔德里奇计划”。人们担心此举会加大政府的控制力度，为消除这种被夸大的担忧，该计划建议设立一个比现存欧洲中央银行更为分权的央行体系，其核心内容是在美国建立一个拥有15个地区分支的国家储备协会，而每一个分支机构都有权贴现贸易承兑汇票。为确保计划起草人所谓的“适当的民主控制”，该计划建议，所有董事都必须由与各分支机构相关联的商业银行选举产生。

显然，这并不足以打消大众和国会对金融集权的担心。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金融集权将会让小企业和农场主遭受大型金融机构的剥削，就像早前的安德鲁·杰克逊时代一样。而将该计划冠以奥尔德里奇的名字也产生了不良后果，激起了人们对设立华尔街金融托拉斯初衷的怀疑。奥尔德里奇的女儿艾比嫁给了美国首富、石油大王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唯一的儿子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致使人们普遍将奥尔德里奇视为洛克菲勒的代言人。新泽西州州长、总统竞选的有力竞争者伍德罗·威尔逊表示，“虽然我还没有看过‘奥尔德里奇计划’，但毋庸讳言，我非常讨厌与该参议员名字有关的任何东西”。

杰基尔岛“旅行团”成员之一弗兰克·范德利普也开始布局，希望其带领的国民城市银行（现在花旗集团的前身）能够抓住货币改革的有利时机。范德利普设立国民城市公司（一家控股公司的附属公司），用以收购州立银行和信托公司，并参与国民银行被禁止参与的活动。一个超大型银行的诞生不仅刺激着地方银行家的神经，而且也刺激着长期以来对大型金融机构持怀疑态度的农场主和生意人的神经。明尼苏达州国会众议员、金融机构的主要批评者、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成员、其子为杰出飞行员的老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引入了一项旨在调查金融托拉斯的决议。“华尔街导致了1907年的恐慌，”林德伯格掷地有声地说道，“让人进行货币改革……如果奥尔德里奇的中央银行计划得以通过，那么必将会造成另一次恐慌。我们需要改革，但我们不需要华尔街主导改革。”[26]林德伯格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偏远地区长大，在那个时代，民粹主义者与强取豪夺的银行和铁路展开了最激烈的斗争。平心而论，林德伯格对金融托拉斯是极有兴趣的。据报道，他不仅逐字逐句阅读了由奥尔德里奇执掌的国家货币委员会所发布的十几页的研究报告，而且还专门抽出时间，亲自撰写了一份长达318页的货币改革研究报告。[27]

大约用了两年时间，一个类似于奥尔德里奇计划的议案才得以在国会通过。为平息各种批评声音并达到目的，由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签署的这一法案提供了一个由地方任命董事会成员的地区储备银行系统。这不仅有别于奥尔德里奇的计划，而且该系统还受到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的监管。联邦储备委员会有7名成员，全部由总统任命，而非由银行家选举产生。

林德伯格对此不以为然。“这一法案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信托机构。”他怒斥道，“在总统签署这一法案后，由货币强权操纵的无形政府也就变得合法化了。人们或许并不会立即认识到这一点，但用不了几年，最后审判日就会到来。”这一天最终在1929年到来了，虽然它所发生的形式与林德伯格想象的形式并不完全一致。

美国银行进军国外市场

对于新成立的中央银行来说，它的使命就是提供一种“弹性货币”，就是对信贷供应进行监管，一方面避免出现利率暴涨的现象，另一方面防止市场危机的发生，如1907年的金融危机。在它所采取的措施中，其中之一就是贸易承兑汇票。国家货币委员会的研究表明，英格兰银行就是采取这一方法保持了利率的稳定。

当然，购买以美元为货币结算单位的贸易承兑汇票，其前提条件是有可供购买的以美元计价的贸易承兑汇票。而要想满足这一前提条件，美国银行就必须走出去，而不能仅仅将业务局限于国内。基于此，《联邦储备法案》授权国民银行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允许它们购买贸易承兑汇票，但前提是开设国外分支的国民银行的资本必须在100万美元以上[28]，且购买贸易承兑汇票的资金不超过其自有资金的50%。

考虑到伦敦所拥有的成本优势和声誉优势，这一市场怎样才能发展壮大起来呢？现在的区别不仅仅在于《联邦储备法案》，而且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基于本国出口贸易的急剧扩张，美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粮仓。美国跨国公司纷纷在拉丁美洲和亚洲设立运营机构。美国从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扰乱了欧洲的贸易信贷市场。由于各国政府忙于战争动员，贸易金融资本日益匮乏。为满足客户的进口需要，德国和英国的银行转而接受纽约的背书票据。这些进口地并不只包括北美，还包括拉丁美洲和亚洲。而对于纽约的银行来说，它们所熟悉的货币自然是美元，所以德国和英国的银行所收到的信贷都是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的。

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自1915年起，相对于标准量度的黄金，英镑的价值一直处于剧烈波动状态。以一种未来价值并不确定的货币作为合同中的约定货币自然是不受欢迎的。如果此时还存在另外一个替代品，那么它会更受欢迎，而依然与黄金紧紧挂钩的美元就是这样一个替代品。美国的贸易商、巴西的咖啡出口商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进出口商，都认为美元是一种更具有吸引力的货币单位。

现在已经可以自由交易承兑汇票的美国银行蜂拥而至，纷纷开展这一业务。一心扩张的国民城市银行设立了对外贸易部，为出口商提供有关国外对美国产品需求和客户信誉的信息，并将其打包作为金融服务的一部分。很快，美国国民城市银行每年的商业承兑汇票业务规模就达到了约2000万美元。[29]

1916年1月，在美国的支持下，英国政府宣布英镑与美元挂钩。[30]但考虑到庞大的战时预算赤字和国内价格的快速上涨，即便英国当局能够暂时稳定英镑的价值，它也难以维持人们对英镑的信心。在战争结束时，美国撤回了对英国的支持，不出所料，英镑的价值开始下跌。在一年的时间里，英镑贬值1/3，比1815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时下跌的幅度还要大。由此可见，美国进出口商将美元视为一种更具吸引力的货币单位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适用于美国商人和贸易商的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商人和贸易商。

在弗兰克·范德利普的带领下，国民城市银行再次成为美国银行海外扩张的急先锋。曾做过财经记者的范德利普深知宣传的力量，他迅速采取行动，为美国国民城市银行的宏伟蓝图展开宣传攻势。在《联邦储备法案》通过后不久，他就发放了一份针对5000家美国公司的调查问卷，旨在了解哪些国外市场最需要美国国民城市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基于军需品战时需求的考量，杜邦公司在智利开设了一家硝酸盐厂。它在问卷中表示，南美市场最需要美国国民城市银行的分支机构。基于此，美国国民城市银行在阿根廷开设了一家分支机构，后又在巴西、智利和古巴设立了分支。1915年，美国国民城市银行并购了国际银行公司，并以其作为平台，在欧洲和亚洲开设分支机构。在未设立分支机构的地区，美国国民城市银行则派驻代表，以收集当地的市场情报，并招揽业务。

紧随美国国民城市银行之后，其他美国银行也纷纷进军国外市场。到1920年底，美国银行机构已在国外开设了181家分支。[31]在这181家国外分支中，有100家是美国7家从事正常银行业务的银行机构的分支，而在这100家分支中，又有29家是美国国民城市银行或其附属公司——国际银行公司的分支。[32]

基于这些在国外运营的美国银行，当地的进口商乐意接受美国出口商的美元汇票，而商品出口美国的外国人同样也乐意接受美国银行的美元，而不是伦敦的汇票。如此一来，不仅美国的进出口商利用纽约这个新的承兑汇票市场，而且国外商人也通过美国银行的分支机构与该市场建立了联系。

发展美元承兑汇票业务

纽约承兑汇票市场的发展及其结果（美元在国际上的使用）所带来的并不只是市场奇迹。美国银行还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美元承兑汇票市场。它们仍担负着高昂的成本，这从另一方面也表明它们所持的承兑汇票难以找到投资者。由于缺少投资者，银行必须自己持有其所发行的汇票，并记入资产负债表。而这样做的成本无疑是高昂的，因为该票据的到期收益往往不及银行借款时所支出的成本。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缺少熟悉该资产类型的投资者，而这个熟悉的过程则需要时间。正如这一新行业的倡导机构美国承兑汇票理事会（American Acceptance Council，由保罗·沃伯格创立）所解释的，投资者“必须要接受教育：第一，他们要了解银行机构承兑汇票的性质；第二，他们要知道它作为一项投资的吸引力；第三，由于承兑汇票是由发行者和承兑银行双重担保的，所以在购买最好的单名商业票据时，价格也会较其已习惯的价格低”。[33]若不解决投资者的问题，美元承兑汇票业务就难以发展壮大。

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依赖的并不是看不见的手，而是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的本杰明·斯特朗的手。秉承汉密尔顿主义传统，斯特朗认为由中央控制金融事务是很有必要的。他的曾祖父也叫本杰明，曾是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时的高级官员，但他的成长环境却非常一般。他的父亲是纽约中央铁路（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的铁路段长。受经济条件限制，斯特朗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而是选择从一个职员做起（而也正是因为这个职位，他报名参加了一个书法培训课程，以纠正其难以辨认的潦草书写）。自此开始，斯特朗开始了他在金融领域的职业生涯，后在其乡村俱乐部友人亨利·戴维森的引荐下，加入新成立的银行家信托公司。1907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J.P.摩根组织纽约银行开展自救，并交由戴维森负责，而戴维森则器重斯特朗。1907年的拯救努力使得斯特朗成为金融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并最终让他踏上了前往杰基尔岛之路。

同帮助他出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的沃伯格一样，斯特朗也看到了用贸易承兑汇票市场稳定美国金融的必要性。培养一个与金融投机相对的实际商品交易市场有助于防止1907年式的金融危机再次发生。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斯特朗也认识到，贸易承兑汇票市场的存在可以给英格兰银行一个支撑，有助于其管理信贷。在他看来，这一市场的发展壮大将会增强美国产业的竞争力，有助于扩大美国的对外贸易。他认为，作为一个项目，联邦储备系统无论如何都应对此支持。

在斯特朗的坚持下，联邦储备委员会下发通知，要求联储储备系统各地区分支购买承兑汇票。[34]储备银行购买承兑汇票可以稳定和降低贴现率，而稳定和降低贴现率的行为反过来又有利于市场的发育。在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联邦储备银行是交易商的主要交易对象。此外，其他一些颇有见识的投资机构也被吸引到了这一市场，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持有大量美元盈余的外国银行（也包括外国中央银行）。很快，承兑汇票就成了它们热衷的投资品。1919年7月期的《联邦储备系统公告》指出，在美国为购买荷兰花卉种球和钻石所花费的1000万美元中，大部分都已由荷兰中央银行代表该国交易商投到了美国的银行承兑汇票市场。

渐渐地，专门从事承兑汇票业务的交易商开始出现，而其中最大的一家就是由保罗·M.沃伯格担任董事长的国际承兑汇票银行（International Acceptance Bank）。沃伯格成立国际承兑汇票银行的目的有二：一是为德国的粮食进口融资，帮助德国重建战后经济；二是帮助他的兄弟、仍在汉堡打理家族企业的马克斯。国际承兑汇票银行与M. M.沃伯格展开了密切合作。在市场困顿的20世纪20年代，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大量急需的业务。[35]虽然市场发育缓慢，但的确有一些银行设立了子公司，以从事承兑汇票交易，并将这些汇票出售给散户。

美元在国际交易中登场

基于贸易承兑汇票市场的发展，美元最终开始在国际上扮演有意义的角色。到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在美国所有的进出口中，有超过一半是由以美元计价的银行承兑汇票资助的。[36]人们之所以选择在纽约做生意，也是因为进出口商现在支付的费用比在伦敦支付的费用少了整整一个百分点。不管是与美国做生意的人，还是与其他国家做生意的人都涌向纽约。到20世纪20年代末，用以资助第三国之间贸易的美元承兑汇票和用以资助国外仓储商品的美元承兑汇票的价值，已接近美国自身为资助进口而发行的美元承兑汇票的价值。

从这一趋势来看，美国在国际交易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欧洲经历了战争的蹂躏，战后重建的资源需求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整个大陆都在寻求国外融资。拥有充裕资金的美国自然是它们的首选地。但这些政府并不清楚该要找谁，斯特朗对此心知肚明。他前往欧洲就贷款问题与各国进行磋商。从波兰到罗马尼亚，他都派出了特使，比如普林斯顿大学货币学博士埃德温·克姆勒，以游说这些国家从美国贷款。

如此一来，斯特朗就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展开了竞争。对于寻求支持以保持金融稳定的国家，诺曼力劝它们从国际联盟而非美国那里获得帮助，而美国又恰好不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际联盟贷款可以帮助一个国家稳定其货币，但伦敦也会鼓励该国继续从国际联盟贷款。与之相对应地，若与美国进行双边谈判，则需要从纽约贷款。从外表看，斯特朗和诺曼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斯特朗相貌堂堂，充满自信，而诺曼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个消瘦的疑病症患者。两人是非常好的朋友，甚至还一起外出度假。针对诺曼恢复英镑金本位制的努力，斯特朗在1924—1925年让利率一直在低位徘徊。虽然两人在其他事业上是盟友，但在这一领域，他们却是不折不扣的对手。斯特朗运用各种可能的手段鼓励各国从纽约安排稳定贷款。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资本一直从充裕的美国流向匮乏的欧洲。美国银行为欧洲政府和公司发行债券，并以美元作为计价货币单位，以便于向美国投资者出售。它们开设了临街店面，向散户出售这些债券。

高压式推销应该是一个警示信号。几乎没有经验的美国金融机构蜂拥而入，纷纷进入这一领域，而结果就是它们所发放的可疑贷款急剧增长。在繁荣时期的后半阶段，地区银行也大肆进军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伊尔斯·明兹在他名为《1920—1930年美国境内外国债券质量退化》（Deterioration in the Quality of Foreign Bonds Issued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0—1930）的研究报告中对此有清楚的描述。[37]对于以德国城市名义发行的用于建造市内游泳池的债券（一种并不会直接强化偿还能力的流动性形式），毫无经验的美国银行疯狂承销，而它们的客户则疯狂认购。80年后，美国借款人又把以次级贷款为支持的债务抵押债券（CDO）出售给了德国银行，总算是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

在拉丁美洲提供贷款的美国新手，如大通证券公司（Chase Securities Company）也好不到哪里。一笔旨在为古巴建造全国公路网的贷款因承包商的违约最终打了水漂，而投资修建的也只是孤立的路段。尽管政府出于政治考量，认为有必要将所有5个省的孤立路段连在一起，但仍无济于事。投资者并不知道，早在竞标期间，为获得为古巴政府贷款的特权，这家美国银行机构已经将古巴总统的女婿招至该行古巴支行的旗下。

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由于偿还旧债的新资金无法到位，这一庞氏骗局性质的计划才最终为世人所知。在美国银行承销的外国债券中，大多最后都成了违约债券。

这些问题留待以后讨论。就目前而言，这些流动的一个主要影响是强化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元汇率在各金融中心的报价频率还不及意大利里拉和奥地利先令等次要货币。而现在，它的报价频率已经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其他货币。到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的外国承兑汇票已经以2∶1的优势超过以英镑为货币单位的外国承兑汇票。到1924年，在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英镑。

在国际货币竞争中，“在位”被认为是一种强大的优势。一种轻率的观点认为，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单位至少还需要25年，也就是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实际上，这一假定的事实并非事实。从1914年开始算起，美元在1925年就已经超过英镑。对于时下那些认为“在位”给予美元强大优势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警戒。

图1–1 美元在储备总额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据艾肯格林和弗兰德鲁（Eichengreen and Flandreau, 2009）数据所得

无可否认，在美元取代英镑的过程中有一些特别事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和美联储制造旺市的努力等。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就时下的情况做一个类比：将英镑的战时冲击替换为美国的长期预算赤字，将美联储建立纽约贸易承兑汇票市场的努力替换为中国将上海打造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努力。人民币取代美元或许并不是所有人的基准场景，但在驳斥这种可能性之前，我们不妨回想一下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

大萧条中的货币贬值

虽然美元在金融领域不断扩张，但最终却是徒劳一场。“喧嚣的20年代”很快便让路给“大萧条”。作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经济萧条，它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波及了每一个国家。就破坏力而言，受影响最严重的领域之一就是国际贸易。而随着国际贸易的萎缩，美元的国际地位也出现下滑。

随着产出和消费的急剧下滑，贸易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萎缩。但这还不是全部：由于消费大幅下滑，各国政府不遗余力，纷纷提高关税，减少配额，以压制剩余的需求。束手无策之下，它们只好运用贸易政策将消费转向国内生产的产品。在美国，由于粮食价格持续下跌，农场主现在已经同东部沿海地区的轻工业从业者联手，共同推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在国会通过。而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则大肆宣传他在1919年出版的畅销书《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中所描述的全球化优势。1931年，在无其他应对措施的情况下，凯恩斯建议英国政府实施全面关税，以此作为拉动国内产品消费的最后手段。而结果就是1932年的普通关税。[38]德国不甘落后，实施与之相对等的关税。荷兰放弃了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将进口税上调25%。各国纷纷采取此类措施。1929—1932年，全球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生产下降了20%，国际贸易量下降了36%。[39]如此一来，在贸易融资和结算方面，对美元的需求也就相应地出现下滑。

长期国外贷款的崩溃甚至更为剧烈。美国投资者所持的新的长期外债，从1927年和1928年高峰时的每年12亿美元降至1931年的不足两亿美元，到1932年更是只有区区70万美元。[40]由于外国人用以购买美国进口品的美元已不再唾手可得，所以他们也就不愿意再将所持的余额存在纽约。

“大萧条”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威力，原因就在于它破坏了银行系统的稳定。美国银行不仅为外国政府和公司提供贷款，而且还为本国的公司、农场主和自治市提供贷款，而今，它们发现这些投资都已成为呆账、坏账。而随着银行资产负债表情况的恶化，储户纷纷涌向银行，以取回自己的存款。在1930年的最后几个月里，第一波银行挤兑潮爆发。在受影响的银行中，大多都与位于纳什维尔的投资公司考德威尔公司（Caldwell and Company）有关。该公司控制着南方最大的银行链，而所有这些银行都为考德威尔公司或其附属公司所有，或由与该公司创建者罗杰斯·考德威尔有私人关系的人拥有和运营。考德威尔就是他那个时代的迈克尔·米尔肯。1917年，27岁的他创建该公司，承销南方自治市的垃圾债券，并将这些债券卖给散户。[41]他的父亲詹姆斯·考德威尔于1870年来到纳什维尔，为一家杂货批发店工作。由于一整天都没有卖出一单狗尾草种子（狗尾草可用作马饲料），詹姆斯便收购了该市所有的狗尾草种子，然后囤积居奇，最后赚了一倍。自此之后，他开始一步步进入保险和银行业。子承父业，他的儿子也进入银行业，而且他的运营同样充满不确定性。对考德威尔的银行来说，其最主要的客户就是那些由考德威尔公司帮其承销债券的自治市，而实际上这也是唯一的客户。当这些自治市在1930年陷入金融危机之后，考德威尔的银行也陷入了危机。

即便没有考德威尔，也会出现另外一个人做同样的事。经济状况的恶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银行问题。到1931年，银行挤兑事件在美国各地不断上演。美国存在的问题，其他国家也无可避免，阿根廷、墨西哥、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埃及、土耳其和英国等也发生了银行恐慌。哪里有银行，哪里就有恐慌。在整个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幸免。

就这些危机而言，有的是由当局行动失败而促成的，而有的刚好是因为当局的行动而变得更加恶化。比如在英国，当官员为银行提供紧急救助时，他们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那就是他们更重视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不是货币的稳定。面对新的美国竞争对手的压力，英国银行以特惠条件向德国出口商提供信贷。而如今，随着金融危机蔓延到德国，柏林冻结债务偿付。对于伦敦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来说，这无疑会形成一个空洞，而对英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来说，也是如此。在其他情况下，英格兰银行会通过提高利率吸引国外资本，以避免黄金的损失。但它知道，高利率会使得银行的运营成本大幅增加。所以，英格兰银行拒绝采取紧缩措施。有观察人士将英格兰银行在英镑捍卫战上的失利归于行长蒙塔古·诺曼的微恙。由于不堪危机的重压，他去了加拿大度假。但事实上，诺曼的副手非常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了保持银行的稳定而不是英镑的稳定。

那些一直追踪英格兰银行的投资者很容易发现货币贬值的迹象。基于自卫本能，在英镑贬值之前，他们纷纷将他们在英国的资金转移出来。他们把他们的资金转换成为外国货币，并将其重新存到国外。

英格兰银行依然坚持其不干预的策略。除7月下旬两次小幅上调利率外，它抵抗住了压力，并未再通过利率手段来捍卫汇率。9月20日，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并允许英镑贬值。显然，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决定。

并不是所有人都为此感到高兴。搭乘白星航运公司（White Star Line）荷马号游轮前往曼哈顿的英国游客震惊不已，因为相较此前，他们所持的英镑只能兑换更少的美元。“在英国，一英镑还是一英镑。”一名游客颇为气恼地说道，“我要把身上的英镑带回家去花！说得过火一点，这难道不是一种打劫行为吗？”[42]而与之相比，工业界的反应却非常积极。“布赖恩是对的。”英国国际通用电气公司（International General Electric）总裁克拉克·H.米诺尔总结以往的教训说。显然，这里的教训是指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反黄金运动。米诺尔并不是唯一将两者联系起来的人，不久之后，不列颠群岛就进入了“布赖恩式”的英国繁荣时期。

美元反弹

英镑的贬值激起了人们对美元是否安全的疑问，并导致金融压力转向纽约。不仅私人投资者，而且中央银行也都纷纷将其所持的美元在第一时间转换为黄金，而这其中，法国、比利时、瑞士、瑞典和荷兰的中央银行冲在最前面。9月21日，也就是英镑贬值后的第一个营业日，美元兑换黄金拉开了序幕。两周之后，为捍卫美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其贴现率上调整整一个百分点。一周后，再次上调贴现率，同样是一个百分点。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如此幅度上调利率，这在联邦储备系统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直到47年后的1978年，为拯救疲软的美元，这样的一幕才再次在美联储上演。通过采取这样一种激进措施，虽然美元的汇率稳定了，但银行系统则不然。仅在10月一个月，就有500家银行倒闭。从1931年8月算起，在之后的6个月内，有近2000家银行破产。这就是在金融危机时期提高利率的结果。

在美联储的坚决捍卫下，英镑兑美元汇率在一周内从4.86美元降至3.75美元。到1931年12月，又降至3.25美元。一向昂贵的英国出口如今也变得便宜起来。在投机者看来，3.25美元是最低位，之后英镑汇率只会上升。事实也是如此，英镑汇率开始适度恢复。由于在支持经济方面不再受限制，所以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降至2%，此即所谓的“低息货币”政策。后来，这一模式也成为其他国家所选择的逃跑路线，先是英联邦国家及英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之后是美国，其于1933年宣布放弃金本位制，最后是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它们都是“金本位国家集团”的成员。上述4国在经过种种努力之后，最终在1935—1936年先后放弃金本位制。

由于贸易减少了，外国贷款减少了，捍卫汇率稳定的承诺减少了，所以中央银行持有的外币也就相应减少了。当政府和中央银行寻求影响市场结果时，它们现在更愿意收紧控制，而不是买入或卖出外汇。这一策略上的变化可以让它们大幅减少自己所持的外汇数量。在英国放弃金本位制之前，在伦敦持有储备的比利时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Belgium）曾问英格兰银行，英镑有没有贬值的危险。英格兰银行的回答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比利时国民银行现在不仅抛售英镑，而且为防万一，还抛售美元。法兰西银行（Bank of France）和其他央行也是如此。

受危机影响，美元和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而在各国央行卖出的外币中，美元占多数。到1931年末，在全球剩余外汇储备中，美元占40%，而英镑则占近50%。[43]这一结果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因为美联储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捍卫美元，而英格兰银行对英镑则未采取同样的措施。但美国的萧条更严重，持续时间也更长。英国经济在1932年初开始恢复，而直到一年之后，美国经济才开始走出低谷。与英国相比，美国贸易所受的冲击更为严重，纽约承兑汇票业务的萎缩也更为明显。

也就是说，英镑之所以能够重获国际主导货币地位，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英联邦和英帝国成员习惯将储备存在伦敦。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来说，这样做是符合经济逻辑的，同样也是一种政治团结的表现。而对于英帝国成员来说，这甚至都算不上是一种选择。殖民地会按照外国办公室或殖民办公室的指令去做。由于美国缺少这样一种帝国特权，所以美元并未获得同样的支持。

20世纪30年代，由于各种国际交易都已陷入不景气状态，而且当时是政治主导经济，所以很少有人注意到“门卫”早已更换。人们很容易忽略美元已经超过英镑成为国际主导货币的现实。对于任何对此持有疑虑的人，即将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予以澄清。

[1] 通过贝壳串珠同土著人进行交易最初是由定居长岛的荷兰人发明的，并由一名荷兰行商将该做法引入马萨诸塞，后为当地殖民主义者所采用。

[2] 就像用英镑、先令和便士表示税款一样。

[3] 除此之外，还有“乡村货币”（country pay），即按照殖民地立法机构设定的价格，债务人可以从一篮子商品中选择一种或多种商品作为支付手段。

[4] 唯一的例外是1652年在马萨诸塞投机建立的一家铸币厂。1682年，国王查理二世下令将其关闭。

[5] 除了海盗行为，殖民主义者还掳获商船，即正式批准、对敌方船只的征用和劫掠。顺便说一句，西班牙人是主要敌人，他们的船上装载的货物也最为贵重。

[6] “两比特”（two bits）被用以表示一美元的1/4，即两角五分。这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一枚雷亚尔币的价值与英国的6便士硬币大致相当，而6便士被普遍称为“比特”（bit）。

[7] 米切纳（1987）认为，在殖民地流通的货币中，绝大多数是硬币。

[8] 各州随后发行的票据，均带有一定的利率。它们是近似替代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货币。这就好比是2009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构就预算问题无法达成协议时，该州发行了“欠条”。

[9] 任何持有黄金或白银的人都可以要求铸币厂免费将这些贵金属铸造为硬币。如果持有者要求立等可取，则收取0.5%的费用。

[10] McIvor （1958）, p. 39.

[11] Powell （1995）, p. 30.

[12] Williams （1968）.

[13] 该案例援引自努斯鲍姆（1957）。

[14] Laughlin （1912）, p. 99; Phelps （1927）, pp. 57~58.

[15] 某些州立银行可以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但这样做的银行极少。

[16] Cleveland and Huertas （1985）, p. 81.

[17] 此外，它还在伦敦运营一家分行。1913年成立的巴拿马大陆银行和信托公司成为继国际银行公司之外的第二家专业银行；该公司依据西弗吉尼亚州法律设立，在国外拥有4家分支机构。

[18] 另外一家信托公司，即银行家信托公司在本书中占有重要地位。设立一家为商业银行所拥有的信托公司（银行家信托公司）的构想，最先是由亨利·戴维森提出来的。戴维森于1904年又提名本杰明·斯特朗担任该公司秘书。在之后的岁月里，两人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很多年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银行家信托公司一度声名狼藉，因为它在衍生品方面采取了一些开创性的、有问题的做法（帕特诺伊，2003）。

[19] 具体来说，它们不允许像英国银行那样从事贸易承兑汇票贴现业务。大多数银行也无权承兑汇票。

[20] 在大多数州，银行相关立法均禁止州立银行从事贸易承兑汇票业务或无法提供明确授权条款，因而法院在判决此类案件时，银行会处于不利地位。原则上，州立信托公司可以从事承兑汇票业务，但范围相当有限。

[21] 金（1936），第311页。这里所指的“购买”既包括再贴现，也包括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票据。由此，英格兰银行可以影响黄金的流入和流出，因为贸易信贷成本的提高或降低会影响商品的进出口量。这一点让本杰明·斯特朗尤为感触。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首任主席，斯特朗利用该机构的资源积极发展美元承兑市场。见钱德勒（1958），第88~89页和第20~30页。

[22] 见戈万（1959）。该行1839年被迫暂停付款并最终宣布破产，究其原因，一是棉花投资失败，二是给本行管理层提供了大量贷款。比德尔后来被拘捕，并被控欺诈罪。

[23] 弗兰德鲁和约布斯特（2006）计算了1900年提供不同外币汇率报价的国家市场的数量。美元排在所有这些货币之后。

[24] Stephenson （1930）, pp. 333~334.

[25] 据一些记载，第六名参与者是摩根所属的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总裁查尔斯·诺顿，而不是斯特朗；但在范德利的回忆录中，他列出的是斯特朗而不是诺顿。威克（2005）推测两人都没有参加。

[26] Broz （1997）, p. 191.

[27] Lindbergh （1913）.

[28] 1919年通过的修正案——《埃奇法案》（Edge Act）允许任何国民银行在国外组建银行公司或投资国外银行公司。作为分支机构，所组建的或所投资的国外银行公司在国外开展银行业务，但不得在国内开展银行业务。对规模相对较小的银行来说，这是进军国外市场的机会，因为这会让它们得到规模更大的、经验更丰富的合作伙伴的帮助。

[29] 见克利夫兰和韦尔塔斯（1985）。在提供贸易金融服务方面，更重要的是担保信托公司。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联邦储备法案》通过之前，它是美国少数几家在国外设有分支的金融机构之一。J.P. 摩根也是其中之一；在充任法国和英国政府在美国的采购人方面，它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

[30] 如同英国居民一样，美国的信用和英国居民的证券也被用于战争行动。英国政府在纽约出售了这些“被动员起来的证券”，并利用所获收益购买美国国库券，以便阻止本国货币汇率贬值。英国出售美元计价证券的行动，可能是这一时期支撑英镑对美元汇率稳定的主要因素，而美国能够从国际债务国转变为国际债权国，这也是主要的促成机制之一（布朗，1940）。

[31] 这并不包括庞大的美国运通公司的38家国外分支机构，该公司提供众多银行式服务。

[32] 后来，随着美国贸易的减少和国外市场竞争的加剧，一些分支机构被裁撤。到1926年，国外分支机构的数量已经降至107家（菲尔普斯，1927）。

[33] 美国承兑汇票理事会（1931），第17页。

[34] 从技术上讲，即提供回购协议、购买承兑汇票。1921年，联邦储备委员会允许储备银行对到期期限在6个月以内的承兑汇票再贴现。1922年，它将承兑汇票再贴现的业务权力下放到各储备银行。

[35] Chernow （1993）, p. 224.

[36] Phelps （1927）, p. 174.

[37] Mintz （1951）.

[38] 讽刺的是，此时英国已经放弃金本位制，开放其他政策，并反对加征关税。有时候，经济论证会自行绽放生命力。

[39] 此处36%的数字是指从1929年第四季度到1932年第四季度。

[40] 面值，李维斯（1938），第629页。

[41] 除自治市之外，还有流域管理区。自1909年起，在田纳西州，各县在县法院的授权下即可设立特别行政区，建设农田排水沟渠。这些行政区可以发行债券，而那些从中受益的土地所有者的未来税收，则被作为偿付本息的担保。在这些行政区发行的债券中，只要与考德威尔有关，最终都以违约收场。在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就有大量此类债券，而与该公司有关的银行，也由此陷入财务困境。

[42] 援引《时代周刊》，1931年10月5日。

[43] 剩余的是法国法郎，这也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它首次在储备货币中占到一个不容忽视的份额。当时的法国是世界上唯一仍坚持金本位制的重要大国。由于大萧条波及法国的时间相对较晚，因而初期法国法郎比英镑更为稳定，而且这一时期，大萧条对法国的影响相对温和。如此一来，法国也就可以继续维持它的金本位制了。在20世纪20年代的前5年，法国也曾经历过高通胀。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客及其选民也不愿意考虑其他替代选项（见第二章）。

第二章
主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5年里，美元一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主导地位。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只有美国的实力得以加强。在经济上，它超越了其他所有国家，跃居世界第一，在全球工业生产中占了整整50%的份额[1]，而且只有它的货币是可以自由交易的。

在首次作为国际货币登场仅仅20年后，美元就成为全球商品报价、贸易发票和交易结算的主导货币单位。对于外国央行和政府来说，美元“同黄金一样好”，因为美国随时都愿意以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价格出售黄金。[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新成立的国际体系的监管者授权其他国家以美元定义其汇率，以此确立该货币的独特地位。其他国际货币的潜在发行者要么缺少公开金融市场（如德国），要么缺少金融稳定（如法国），而英国则两者皆缺。美元不仅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实际上也是英联邦和英帝国之外唯一的国际货币。

各国央行仍倾向于积累黄金储备，但新开采黄金的供应是有限的。另外，还有一个让人颇为不适的事实：因为苏联和南非是主要的黄金生产国，所以购买黄金实际上就是在资助这两个政权。

这些事实将美元和美国放在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上。美国消费者和投资者可以购买外国的商品或收购外国的公司，而政府并不会担心花出去的美元会被其他国家转换为黄金。相反，这些美元会被各国央行存储起来，因为这是额外的国际储备的唯一重要来源。用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埃夫的话说，美国可以“放心”维持国际收支逆差。这种资源就好像是变戏法变出来的一样，而利用这种资源购买外国商品或收购外国公司的能力即是法国财政部长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所经常抱怨的“超级特权”。

英镑的遗留物

由于历史原因，英镑依然是美元的主要对手。在战争期间，英联邦国家、英帝国成员以及英镑区的其他成员给予了英国无限的信贷额度。[3]它们为英国及其军队提供各种资源和战争物资，并持有英国财政部发行的英镑纸币。与此同时，英国及其盟友倾其美元储备，从美国购买物资。如此一来，到战争结束时，各国央行和政府所存储的英镑余额已远超过美元余额，两者的比例达到2∶1。[4]

表面来看，英镑似乎仍是领先的储备货币。但英国2/3的海外金融债权为英镑区成员所持有，而就整个世界而言，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区域。[5]对于大多数英镑区成员来说，它们存储英镑是因为战争。现在，它们之所以还持有这些储备，是因为英国采取了控制措施，阻止它们将所持的英镑交换为商品或其他更为有用的货币。

持有英镑是亏本买卖，这已成为共识。在1914年之前的和平时期，英国国外资产远超过其负债。因此，英镑的稳定性或外国人投资的安全性都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在，这个国家的净境外英镑负债却已达到150亿美元，近6倍于其所持的黄金和外币储备。

如果允许外国人自由出售他们所持的英国债权，那么它们的价值就会直线下降。1946年，美国要求英国解除货币控制，并以此作为向英国提供重建贷款的前提条件，从而使得这一危险变得更为严重起来。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战时失败。作为英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在战争期间曾在财政部担任多个不同职位，并率团与美国就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机构进行谈判。极度自信的凯恩斯认为，在听取了他令人信服的观点之后，美国政府将会无条件地向其盟友提供战后贷款。但实则不然，美国人要求英国解除货币控制。在他们看来，这将有助于扩大美国的出口市场。[6]对他们来说，早就该恢复正常的和平时期的国际金融关系了。

凯恩斯未能阻止这一要求反映了他对美国政治的了解不够。在英国，如果政府得到议会多数支持，那么它几乎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在凯恩斯看来，一个开明的罗斯福–杜鲁门政府同样也可以推进其所选择的政策，因为不论是在参议院还是在众议院，它都获得了多数支持。他并没有意识到美国立法委员的独立性或他们的孤立主义倾向。来自东海岸的推力越大，美国人及其国会议员对建立美英特殊关系的重视程度就越低。虽然政府对英国做了让步，但国会却拒绝让步。

凯恩斯未能谈妥更好的条件，或许也与他虚弱的身体状况有关。由于受细菌感染，他经常会出现心脏病突发的情况。他一脸疲倦，很多时候都不能正常出席活动。但即便如此，英国仍将谈判重任放在他的肩上，这也证实了他非凡的聪明才智。

准确地说，美国人提出的要求是，在国会批准贷款一年内，外国人所赚的所有英镑均可自由用于商品交易。1947年7月15日，也就是经常账户可兑换的第一天，其他国家居民纷纷将所持的英镑兑换为美元，用以购买美国商品。[7]仅在第一个月，英国的储备损失就超过了10亿美元。这对于一个黄金和外汇储备不足25亿美元的国家来说，冲击是巨大的。正如保守党副领袖安东尼·艾登所言，这就好比是“在一个不断变宽的深渊上面做劈叉动作”。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英国在仅仅5周之后就重新收回了对英镑的控制权。一种可自由兑换的英镑或许能重获国际领先地位的想法也由此画上了句号。

自此，英国的决策者在经常账户可兑换问题上一直表现得谨慎有余。直到1959年，他们才再次进行尝试。1959年，英镑余额仍维持在10年前的水平上，且主要为英联邦和英帝国的成员所持有。与之相对，美元储备则增长了两倍多。[8]各国在储备货币上的选择已是不言而喻。显然，它们并不会选择欧洲“病人”的货币。

法郎贬值

当然，对各国来说，也没有其他具有吸引力的选择。法郎曾是一种重要的储备货币，但它并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一系列的政治和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现在，法国又在阿尔及利亚陷入泥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血腥的独立斗争席卷世界各地，而阿尔及利亚的冲突尤为残酷。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不仅要同法国军队作战，还要同对手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斗争。内外交困的法国军队分裂为两个派别，其中一派阴谋推翻法国政府。平民被屠杀，巴黎的咖啡馆遭爆炸袭击。为获取情报，政治犯遭受酷刑。[9]而在此期间，法国政府一届不如一届，越来越软弱，国内局势也越来越混乱。

1958年春，一场政治危机将事件推向了顶峰。一批持不同政见的军官控制了阿尔及利亚，以免其被优柔寡断的巴黎抛弃。之后，阿尔及利亚军团的伞兵降落科西嘉岛，于5月24日占领该岛。按照计划，他们下一步的目标是夺取巴黎，推翻现政府，进而建立一个绝不放弃阿尔及利亚的政府。他们的将军发出加密信息（胡萝卜已经煮熟），准备进军巴黎。在巴黎，内外交困的政府在机场铺设带刺的铁丝网，阻止伞兵着陆。公众对政府失去信心。

见大势已去，第四共和国的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同意邀请战争英雄查尔斯·戴高乐出山。只有戴高乐才能平息国内的叛乱形势。正如一名专家所言，他的个人威望超过“拿破仑之后的任何一个法国人”（显然，这是戴高乐自己的观点）。这位伟人从他的故乡科龙贝双教堂村返回巴黎，并被授予“紧急权力”。6个月后，军队派系纷争归于平息。

这次政治危机也是一次金融危机。由于战争开销巨大，法国中央银行不得不直接填补政府预算赤字。早在1955—1957年，法兰西银行就已经损失了2/3的储备。为此，法国财政部收紧了进口许可证的规定，限制购买外国证券，限定本国居民出国旅行时所带的货币数量。

对于缓解压力来说，这些措施是远远不够的。法兰西银行仍不断向流通领域输送额外货币，以填补预算赤字。1957年8月12日，政府被迫宣布货币贬值。由于此举导致货币购买力下降，所以法国激进的工会组织极为不满。为平息工会的怨气，当局大幅提高工人工资，但这又使得提升本国竞争力的希望落空。[10]由于第一次货币贬值未能取得成效，所以又有了第二次贬值，此次贬值幅度为17%，距第一次贬值时间仅相隔一年。为减少尴尬，戴高乐直到12月总统大选后才宣布这一消息。在此次大选中，他赢得了78%的选举团票。

通过第二次货币贬值以及相应的预算平衡措施，外部平衡得以恢复。[11]但连续贬值并不是一个大国的行为，也不是一个伟大将军的行为。戴高乐是一个傲慢之人，心里想的全是法国的荣耀和自己的荣耀。12月的第二次货币贬值令他痛苦不已。之后，这位法国总统决意“罢黜”美元，这从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对此前的贬值事件仍耿耿于怀。

软弱的马克与日元

在历史上，地处欧洲大陆的德国向来都是储备中心，也从未发生过重大的国际收支问题。[12]但在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它却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之一，至今这一幕仍历历在目。现在，德国官员采取的几乎是巴甫洛夫式的策略，只要出现通货膨胀苗头便立即扼杀。

问题是，当德意志联邦银行（Bundesbank）——联邦德国新成立的中央银行——每次收紧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时，其高利率都会吸引国外资本流入。而放宽信贷条件，则会引发通货膨胀担忧。因此，为限制国外资本流入，德国对非本国居民购买货币市场工具采取了限制措施。[13]也就是说，如果外国人希望在国际交易中使用德国马克，是不能遂愿的。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德国放宽了部分管制措施，但在1970年4月和1971年5月再次收紧，以应对新出现的资本涌入趋势。基于这些措施，德国并未成为外国人从事金融交易的聚集地。

此外，新崛起的国家也没有参与到竞争中来。1950—1975年，亚洲的日本就像现在的中国，其经济增长率是美国的3倍。到20世纪70年代，它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正是复利的奇迹。但那时的日元，就如同现在的人民币，在国际上基本不扮演任何角色。亚洲周边国家，也就是日本采购原材料和销售制造品的邻区，是最有可能将日元作为商品报价、交易结算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地区。但日本殖民主义和战争期间日军的残暴行为给这些国家留下的记忆并未消失，依赖日元会让这些邻国感到不安。当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切断了其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和金融联系，但这并未帮助日元上位。

即便有将日元用于国际交易的愿望，日本决策者也会加以阻止。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出口导向型增长。他们通过超级竞争汇率和一系列减税及补贴措施扶持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他们通过日本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Japan）和日本开发银行（Japan Development Bank）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影响，为出口业输送廉价金融投资。

日元国际化会破坏日本的这些政策。如果银行可以自由地将资金投到国外，那么它们就会规避政府的导向，不再以人为的低利率将资金借给国内生产商。日本的金融市场被完全密封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里。允许外国人在国内投资，就如同日元需要储备货币地位一样，将会破坏通商产业省（MITI）的工业政策战略。而允许外国人持有日元则会对汇率造成反向压力，降低币值低估作为经济发展工具的作用。彼时的日本就如同现在的中国，日元国际化将会让其放弃可靠的增长模式。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最终改变策略。它的决策者决意将东京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并将日元培育为国际货币。但他们所谓的“大爆炸”（Big Bang）改革，即取消对国内和国际金融交易的限制，并未取得预期目标。“大爆炸”允许日本大公司进入企业债券市场。由于失去了公司客户，银行开始争夺其他客户，而这些新客户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大爆炸”成就了房地产大繁荣，也导致了房地产大崩溃，而它所造成的后果及次贷危机的阴影直到多年之后才得以消除。因此，日本也从未获得二线金融中心的地位。

对于决意将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并将人民币培育为国际货币的中国决策者来说，这是一个教训。在放宽金融市场管制时，务必要谨慎。对于自己的愿望，一定要小心谋划，而在试图实现这一愿望时，更要三思而行。

重塑国际货币体系

缺少替代品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美元之上的。如此一来，其他国家（从英国开始）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限制美国操纵该体系以为自己服务的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使英国亡国，其经济和金融实力也因此大大降低。在战争结束前，就经济而言，孰强孰弱已明晰可见。在英国官员看来，如果他们想重塑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必须依赖“思想力量”而非经济力量。

于是，在1941年，他们再次求助于本国著名谋士凯恩斯。短短几个星期，凯恩斯就拿出一个关于全球中央银行的方案，并将此央行命名为清算同盟（Clearing Union）。按照该方案，任何国家都会收到一个以“班柯”（bancor）为记账单位的信贷额度。政府可以使用这些信贷购买进口产品。任何国家都不能无限期地处于国际收支逆差状态，因为源于清算同盟的信贷额度是有限的。同时，它们也不能长期处于国际收支顺差状态，因为按照规定，各国需要按照一定比例将所赚取的“班柯”和外币上缴清算同盟。

虽然凯恩斯方案提及的是所有处于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但毋庸置疑，这是有特定寓意的。任何人都知道，凯恩斯的惩戒条款针对的是美国。

以哈利·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为首的美国谈判代表自然理解这一战略的寓意。作为移民的儿子，怀特——他的姓实际是英国化的维特（Weit）——出生在波士顿一个普通工人阶级家庭，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再后来又攻读博士学位，并成为哈佛大学助理教授。1934年，他离开工作不顺的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学院，受聘为美国财政部经济分析师。自此开始，一路升职至财政部助理部长。

他之所以能平步青云，与他非凡的思维能力密不可分。他在财政部的上司将他描述为一个“精力充沛的睿智之人”。[14]凯恩斯以其一贯的调侃方式表述怀特的才能，指出他是“财政部少有的具有建设性头脑的人之一”。[15]同凯恩斯一样，怀特也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只不过魅力略逊于凯恩斯。此外，怀特对国际货币事务也非常熟悉，他曾就1880—1913年的法郎问题发表过专题论文。因此，对于凯恩斯的“技术论”，他显然有足够的应对能力。[16]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怀特开始执笔撰写自己的货币改革方案。他反对凯恩斯的自动计税，也不赞成对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国家进行制裁，并在此条款上做了模糊处理。[17]凯恩斯建议清算同盟为各国提供的信贷总额为260亿美元（按现在的币值计算，约合160万亿美元），远超过美国所生产全部商品和服务的价值。美国人担心清算同盟的金融资源会被完全用于购买美国的商品，迫使美国将商品拱手相让。这并非杞人忧天。为避免此一情况发生，怀特将凯恩斯建议的260亿美元减少至50亿美元。[18]

更为重要的是，怀特方案废掉了“班柯”，取而代之的是稳定基金（Stabilization Fund）——怀特版的清算同盟，出借各国政府存于该基金的国家货币。[19]美国将提供单一最大份额的基金资源，以与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适应。

在后来的双边谈判中，这些分歧最终都得到了解决。更准确地说，双方最终同意的是一个更接近于美方建议的方案，这也反映了美国具有英国所不具有的优势力量。迫于出口院外集团的压力，美国谈判代表坚持将这样一个条款写入新成立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条款中：各国将在5年内取消在进出口交易中使用各自货币的限制。对此，英国只得表示同意。此外，美国还坚持取消凯恩斯有关对长期处于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课税的规定，并决意废除“班柯”，对此，英国别无选择。美国方面所做的主要让步就是同意将该基金的总资源从50亿美元提升至85亿美元，但这与凯恩斯最初提出的260亿美元仍相去甚远。1944年7月，盟国其他成员和中立国在经过长达两周的紧张磋商之后，最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山林度假小镇布雷顿森林达成一致意见。[20]

拯救美元的国际地位

由于信贷供应受限，所以各国以何种方式取得所需美元（以便从美国进口商品）仍不明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和日本都急需进口粮食和燃料，以维持社会稳定。它们需要资本货物，以用于经济重建。当时，美国通过联合国救济和重建管理机构以及1946年的英美贷款协定向各国提供资金支持，但这些过渡措施都有一定的时限[21]，没有人知道期满之后会发生什么。美国决策者以为，欧洲和日本很快就会重新具备赚取美元的能力，届时便可购买进口商品。但事实上，这种恢复是需要时间的。而出口制造品首先需要从国外进口所需的资本设备和其他用于生产的原材料。出口并不会先于进口而出现。

其所引发的后果对欧洲和日本，乃至整个国际体系来说都是非常可怕的。缺乏现金的国家有可能会像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一样实施外汇管制和清算安排。若果真如此，那么美国所重视的公开贸易体系就会被置于危险境地。而政府对进口的控制或许正是政府迈向对经济进行控制的一小步。

随着“冷战”加剧，这一风险日益增加，并已超出了美国决策者的承受能力。于是，他们在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在日本实施“道奇计划”（Dodge Plan），前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军、1947年出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的名字命名，后者以底特律银行（Detroit Bank）董事长、1948年起出任美国驻日本特别大使的道奇的名字命名。道奇虽不及马歇尔有名，但同样具有重大影响力。

“马歇尔计划”第一年就吸收了10%的联邦预算。这是一种非凡的慷慨行为，而马歇尔正是通过国会实施这一行为的人。这位国务卿是一位杰出的军人。他的父亲参加过内战，曾是肯塔基州奥古斯塔地方军成员，而年轻的马歇尔的成年生活则完全是在军队度过的。到1947年，他已成为一名深受信赖的公众人物。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一名完美军人的自律和严谨。1939—1945年，马歇尔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其间，在国会做证时，他从未提及需要个人做出牺牲。但现在，1947年，他却屡屡提及个人牺牲的必要性，以确保欧洲留在西方阵营。

道奇是一位银行家（与汽车制造业的道奇家族并无关联），曾在法兰克福和柏林担任美国军政府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卢修斯·克莱将军执政时期的财政顾问。到日本后，他迅速将自己在德国学到的经验付诸行动。

“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为各国进口原材料提供美元资助，从而使得这些国家的出口得以恢复。这样一来，各国也就不用被迫采取物物交换的方式了。从这一意义上讲，“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拯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而言之，也就是拯救了美元的国际地位。所以，有观察人士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是“马歇尔–道奇固定汇率美元本位制”，这并非没有道理。[22]

为积累储备，各国必须保持贸易顺差——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欧洲和日本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否则储备货币国家就必须借款给其他国家或投资国外。一番犹豫之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为其他国家提供美元。时下的中国就如同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处于贸易顺差状态，但同时也鼓励其货币在国际上的广泛使用。而要让其他国家持有人民币，中国则必须向它们提供贷款或向国外投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贷款和投资表明中国了解时下世界的变化。

黄金-美元体系的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德国和日本是在出口和获取美元方面最成功的国家。它们放弃了外交雄心，全面致力于经济发展。英国仍拥有它的帝国版图。法国则有阿尔及利亚，在很多法国人看来，这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法两国都背负着因海外承诺而产生的预算负担，它们都抱怨难以获得购买国外商品所需的美元。

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强大，而其他国家则面临严峻的战后经济问题。在这一时期，若没有美国的帮助，要想获得美元确实非常困难。但到20世纪50年代，德国已经表明，通过投资和削减成本，完全可以重新发动出口引擎，并积聚其所需要的美元。后来，通过法郎贬值、平衡预算和摆脱阿尔及利亚等一系列措施，法国也做到了这一点。英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后才最终在这方面取得成功。

问题是，像英国这样的“病人”，到20世纪50年代时，美元缺乏的历史也已经结束。这并不是一个完全愉快的发展过程。布雷顿森林安排使得美元“像黄金一样好”。但事实是，现在外国持有的美元存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所持有的黄金储备，因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造成威胁。如果所有的外国持有者都涌向美国财政部的出纳窗口，即通常所谓的“黄金窗口”，将所持的美元兑换为黄金，那么美国就会像银行一样遭遇挤兑事件。在1960年，美国的货币性负债首次超过本国的黄金储备。[23]是年下半年，美国遭遇第一次严重的美元投机事件。由此可见，这并非巧合，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

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足为奇。这个体系的运转依赖美国的承诺，它提供两种储备资产，一是黄金，一是美元，两者都是固定价格，但一种的供应是弹性的，而另一种的供应则是非弹性的，因而这一体系存在明显的缺陷。生于比利时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1947年提交给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警告过这一问题。[24]圆脸、矮小的特里芬更像是一只刺猬而非狐狸。他知道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并集中精力研究此问题。他先是在欧洲合作和发展组织（今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前身）任经济学家，后在耶鲁大学任教授。由于他全力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所以他的名字也就成为该问题的代名词。

“特里芬困境”是指，如果美国拒绝为其他国家提供美元，那么贸易就会陷入停滞，而经济增长也会受到遏制；如果美国无限量地提供美元，虽说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但各国对美国承诺美元可以兑换黄金的信心就会下降。最终，要么美国的黄金储备遭到挤兑，导致其无法维持每盎司35美元的黄金价格；要么美国抢先放弃以固定价格兑换黄金的承诺。但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黄金–美元体系都会崩溃。特里芬的解决方案是，创造一种类似于凯恩斯“班柯”的国际货币，并要求各国政府在国际交易中必须接受。但截至20世纪60年代初，他的这一解决方案鲜有接受者。

就21世纪初美国与新兴市场，如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而言，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类比。迅速增长的经济体——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和日本，以及现在的新兴经济体——发现它们一直在积累美元，而且这种积累几乎是不由自主的。然后，它们便担心这些美元是否会保持币值稳定。再然后，它们的担忧就会演变成为一种可能破坏金融市场稳定的挤兑事件，因为每个国家都想抛售美元。

今天，主要的一个区别是，美元已经有了替代品，如欧元或其他货币。这至少可以创造一种平稳转换的可能性，因为外国央行和政府可以逐步实现储备的多样化。如果各国央行和政府愿意持有更多的欧元，那么欧洲中央银行可以为它们提供。[25]由于欧元和美元的汇率是浮动的，所以这种转换将会伴随着这两种货币相对价格的逐步调整。由于欧元的存在，美元的没落并不会危及金融市场和国际体系的稳定。

黄金池

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由于其他国家缺乏面向世界开放的具有深度和流动性充裕的金融市场，所以黄金是美元唯一的替代品。而新开采的黄金则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26]

如果各国齐心协力，那么它们或许会赢得时间。如果各国同意不将其所持的美元转换为黄金，那么这一体系或许会得以保留，而长期的解决方案也有可能会找到。但在其他国家都采取管制措施时，一国有足够的理由将其所持美元转换为黄金，以便为自己谋利。由于所有国家都了解这种可能性，所以也就有了欺骗的诱惑。

1961年，美国提出了一种方法，即所谓的“黄金池”（Gold Pool），希望以此解决这一问题。依照该方法，其他国家同意持有美元，并偿还美国一半的黄金损失。[27]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副主席查尔斯·库姆博斯代表政府与各国进行谈判。“黄金池”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非对称安排，所有的转移都是单向的。显然，该系统的结构会置其他国家于不利境地。

“黄金池”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但前提是不要去启动它。1964年之前，由于苏联和南非的黄金供应源源不断地流入市场，所以没有启动这一方法的必要。[28]但从1965年开始，黄金供应量开始下降。现在，“黄金池”的成员不得不出售黄金以阻止美元价格在伦敦市场的上升。它们必须偿还美国的损失。原本只是理论上的承诺，而今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意大利在美国将美元转换为黄金，以弥补“黄金池”在伦敦的销售亏空。向来都对美元持敌视态度的法国于1967年初退出“黄金池”。此消息由《世界报》（Le Monde）金融记者保罗·法布拉率先曝出，被认为是戴高乐政府的一次战略性“泄露”。

由此可见，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已迫在眉睫。法国领导人主张重返以黄金为唯一结算单位的体系，这一建议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他们从长期的金本位捍卫者雅克·吕埃夫的伟大作品中获取灵感。在20世纪30年代，吕埃夫曾在法兰西银行工作，并升任副行长，后因维希政府的反犹太人法而被解职。他掌握着金本位运转的第一手资料，而他如何看待法国的不愉快经历以及法国的建议则是另外一回事儿。他之所以支持金本位制，一种解释是，作为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追随者，吕埃夫是政府干预市场的坚决反对者，并将金本位视为政府不会扰乱货币市场的保证。另一种解释是，在20世纪20年代，他亲身经历了法国的高通货膨胀率，从而使得他对通货膨胀产生了一种畏惧心理。事实上，年轻的吕埃夫曾为时任总理的雷蒙德·庞加莱提供有关如何控制通货膨胀的建议，而他关于削减预算和进一步贬值法郎的建议也都被采纳并取得成功。

作为经济规划的反对者，吕埃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遭放逐。但在戴高乐掌权后，为控制通货膨胀，这位将军请吕埃夫起草一份稳定计划。这一次，他再次建议削减预算和进一步贬值法郎，此一战略再次奏效。基于这次成功，吕埃夫赢得了戴高乐的信赖。此外，他也赢得了公众的信赖，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他就货币问题发表了大约85篇文章。1965年初，戴高乐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猛烈抨击美元，斥责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被滥用的、危险的体系”，并表示世界应该重新回归以黄金为基础的体系。这实际上是在引述吕埃夫的观点。戴高乐坚持认为，较其他国家而言，法国绝不能处于次要地位，无论是在货币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虽然吕埃夫的观点与之形成共鸣，但这并未对他造成不良影响。

事实上，现在法国领导人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他们寄希望于美国决策者仍会像1946年一样屈从。基于有限的黄金产量，在以黄金为基础的体系下，这个世界又该从哪里获得足够的储备以支持不断扩大的贸易和投资呢？吕埃夫建议提高黄金价格，但这忽略了一个危险，即一次提高黄金价格有可能会让政府产生再次提高黄金价格的预期，如此一来，就会鼓励政府囤积黄金，并造成其他不稳定的后果。提高黄金价格会让那些通过兑换所持美元，不遗余力瓦解现存体系的国家获得好处，比如法国，当然也还有其他国家。此外，提高黄金价格也会让苏联和南非发一笔横财。不出所料，苏联《真理报》（Pravda）对戴高乐抨击美元的评论大加赞赏。

法国的立场反映了其对历史的独特解读，但这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大半个世纪，纯粹以黄金为基础的体系是不存在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金本位制下不存在，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体系下也不存在。在这两种安排下，各国央行发现，它们必须用外国债券和银行存款来补充它们的黄金储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也包括法国的债券和存款。法国的建议或许并不现实，但却阻碍各国在替代品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德国不像法国，它只是寻求保持现存的体系。由于急于强化自身作为西方阵营坚定成员的形象，它将与美国的合作放在首位。当然，也有一些德国官员并不迷恋美国。1966年出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长的卡尔·席勒就反对美国利用安全杠杆为己谋利，并要求追随戴高乐抛售美元。但对大多数德国政界人士而言，主张与美国合作仍是主流意见。如此一来，德意志联邦银行便成为美元的主要持有者，因为德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对当时的德国中央银行，以及现在的中国中央银行来说，任何贬低美元角色和降低美元价值的国际货币动议都将会造成严重的金融后果。

英国的决策者已从英镑的没落中得出规律，在他们看来，美元将会步英镑的后尘。早在1962年，他们就建议用一种类似于凯恩斯“班柯”的综合单位补充并最终代替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这一新的货币单位，可通过兑换中央银行所持的国家货币，以此引入体系。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这还会带来其他好处：可以移除官方手中所持的过剩英镑，并消除在遭遇经济问题时出现恐慌性抛售的可能性。但由于金融孱弱，英国缺乏参与辩论的支撑力。

解决美元问题的努力

如此一来，结果便取决于美国的立场。但问题是，美国并没有什么立场。由于缺乏其他建议，美国官员只是重申了黄金价格将继续维持每盎司35美元的承诺。他们通过漫无目标的分散战术强化美国的贸易账户。他们为国防部制定了“购买美国货”政策，并将美国的对外援助同购买美国的商品联系起来。他们对国外利息收入课税，对美国公司施压，要求它们不要在海外投资。问题在于，这些权宜之计不仅扰乱了国际市场，而且造成了另外一个后果，即阻止美国陷入经常项目赤字和阻止海外投资同样也会阻止其他国家获得储备。这只不过是将世界从一个“特里芬困境”转向另一个“特里芬困境”。

由此一来，若放弃现存体系，唯一切实可行的选择就是接受英国的“纸黄金”提议。早在1960年，已当选但尚未宣誓就任总统的肯尼迪就任命了一个任务小组，以研究解决美元问题。作为这个任务小组的成员之一，特里芬教授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关于设立综合储备单位的建议写入其中。

颇为固执的前银行家、肯尼迪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对特里芬的想法却表现得毫无耐心。狄龙是投资银行狄龙–里德公司（Dillon, Read & Co.）的前董事长，也是该公司创始人克拉伦斯·狄龙的儿子。他先是在银行业工作，后进入外交和政策领域。在艾森豪威尔1952年的总统竞选中，他是主要的捐助人。

艾森豪威尔先是任命狄龙出任法国大使。对于这一职位，狄龙还是相当满意的，因为法国的奥比昂葡萄园就是他们家族投资的。相比于这一投资，法国人更关心的是狄龙不甚流利的法语。之后，狄龙又出任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主管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并自此声名鹊起。虽然狄龙出身富贵家庭，但他却是一个善于学习且非常注重细节之人（到1957年卸任巴黎职务时，他的基础法语已相当优秀）。所以，肯尼迪决定留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这位内阁成员，一来有助于给予市场信心，二来也可以实现成立跨党派内阁的承诺。[29]肯尼迪和狄龙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哈佛毕业生，都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担任海军军官，而且都是华尔街暴发户之子。[30]狄龙向这位尚未宣誓就职的总统表示，如果在某项重要政策上出现分歧，他会选择平静辞职。肯尼迪也非常清楚狄龙曾是尼克松竞选的主要捐助人。所以，这一选择也充分证明新政府需要一个具有投资银行经验的财政部长，以平息市场的忧虑。

狄龙的美元政策包括非常清楚的三个方面：第一，外国政府必须分担更多有关美国在欧洲驻军的费用；第二，美国必须更加积极地利用税收和管制措施支持本国货币；第三，向欧洲施压，避免它们将所持美元兑换为黄金。对于特里芬雄心勃勃的学术计划，狄龙最好的评价就是“这并不是很实用”。

1963—1964年，苏联和南非为市场提供了充裕的黄金供应，所以这一策略在该时期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尤其是在戴高乐1965年的记者招待会之后，信心开始下滑。10个工业化国家（自称为“十国集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对体系改革的建议进行评估。但各国仅就改革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意见，而在其他方面，则纷争不断。法国建议发行票据请求权（paper claims），政府应将其视同为黄金。这实际上是为了提高黄金价格而做的一个努力，只不过是秘密操作的。密谋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进行的，而在法国人看来，这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的。其他国家则建议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各国从该组织借款的能力，以满足其获取额外储备的需求。

由于缺乏一致意见，所以也就无力采取行动。在1965年夏发布的十国集团报告中，结论是各国“存在一系列的行动意见”。

特别提款权

1965年4月，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亨利·福勒成为狄龙的继任者，出任美国财政部长。福勒的父亲是诺福克–西方铁路公司（Norfolk & Western Railway）的一名工程师，而他也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福勒自诩为乡村律师，喜欢与总统一起喝无醇饮料。不同于狄龙，他并不懂外语，而且也缺乏国际金融经验。起初，他并不习惯外国同行的礼节。有一次，他参加一个旨在将他介绍给欧洲人的国际会议，法国财政部长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前往巴黎奥利机场接机，却无功而返。

福勒很快就有了明确的意见。对于黄金–美元体系能否持续下去，他是持怀疑态度的。对季斯卡以及其他欧洲人，他都表示出了愿意就国际货币改革举行会谈的意愿。之后的会谈是在两个轨道上进行的：一是通过另一个十国集团的研究小组进行，由德意志联邦银行副主席、务实的奥特玛·埃明格尔负责；一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进行。福勒暗示他愿意考虑创造一种新的储备资产。法国建议提高黄金的价格，但由于未能获得德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的支持，所以它最后也只好同意。

1967年8月，财政部长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授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名为特别提款权的记账请求权（bookkeeping claims），用以补充黄金和美元储备。“特别提款权”原名称为“储备提款权”，后由于法国的坚持而更改，或许意在表明这一新单位是一种贷款而非货币。由于特别提款权是需要偿还的，所以法国一再要求其不能贬值。对此，埃明格尔等专家予以驳斥。“这有什么区别吗？”他问道，“斑马是一匹黑条白马还是一匹白条黑马？”

特别提款权是与黄金挂钩的，其价值相当于1美元。[31]这一新单位将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成员国，该比例与它们当前的借款权相关。在与其他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交易中，一国政府必须接受这些记账请求权。通过定期发行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额外的储备，以支持其不断扩大的贸易和收支，但同时又不会增加美元的存量。财政部长福勒将这一协议视为个人的成功，并将其称为“国际货币事务领域自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一次努力”。

这里也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特别提款权并不是特别有用，因为它只用于政府间交易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的交易。在与私人机构进行交易时，政府并不能使用特别提款权。第二，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特别提款权，则需各成员国85%以上的投票权同意。法国坚持写入这一条款，因为它认为，若非如此，则有可能出现过度流动性带来的危险。在法国看来，作为一个集团，欧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持有超过15%的投票权，所以这可以避免这种危险。而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考虑，都不愿意支持大规模发行特别提款权。法国希望特别提款权的发行可以减少美元的压力，但不能减少美国削减对外赤字的压力。德国担心引发通货膨胀后果。发展中国家认为特别提款权应该分配给最需要的国家，也就是它们自己。结果，关于创造特别提款权的协议条款的修正案直到1968年5月才正式达成一致意见，而特别提款权贷款安排直到1970年1月才开始运转。且不说特别提款权发行数量过少，其发行时间也已过晚。

贬值的多米诺骨牌

之所以说过晚，是因为英国长期的国际收支问题早已处于危急关头。1967年8月，各国就创造特别提款权达成协议，之后仅仅3个月，英镑就出现大幅贬值。英国的问题源于工资上调和阿拉伯–以色列战争。阿以战争导致苏伊士运河关闭，进而引发国际贸易混乱和油价上涨，与此同时，由于英国公开支持以色列，中东地区主要的石油出口国纷纷转移资金，抛售英镑。再加上长期以来英国工业部门缺乏竞争力，所以贬值已不可避免。

宣布英镑贬值之日是一个阴冷多雾的星期六，当时各市场都已经收盘。大多数英国人是通过垄断广播资源的BBC（英国广播公司）获得这一消息的。当时BBC正在播放由多丽丝·戴主演的惊悚老片《午夜蕾丝》（Midnight Lace），其间，以突发新闻的形式插播了英国货币贬值14%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震惊。”福特汽车公司英国分公司董事长帕特里克·亨尼斯爵士对媒体说，“我曾告诉国外的商业朋友，这是不会发生的。”[32]

虽然现在英镑的重要性已经不及1931年，但它的贬值仍足以激起人们对美元的质疑。在戴高乐的另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这位将军暗示英镑的贬值有可能导致美元下跌。之后，黄金价格迅速飙升。

为抑制黄金价格上涨，尚未退出“黄金池”的成员国在11月售出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12月再次售出10亿美元的黄金。到3月，美国黄金每日损失达5亿美元之巨。据报道，一家瑞士银行不得不扩建金库，以储藏如洪水般涌入的私人黄金。

万般无奈之下，美国财政部官员于3月14日（星期二）致电英国财政部官员，要求他们关闭伦敦黄金市场。英镑虽已不再是第一位阶的国际货币，但基于其早期的国际地位，伦敦仍是主要的黄金交易地。而关闭黄金市场需要女王发布公告。虽然当时已近午夜时分，首相哈罗德·威尔逊还是紧急赶往白金汉宫，请求伊丽莎白女王发布关闭市场的命令，并获首肯。

随后，美国召开紧急会议，与会国为尚未退出“黄金池”的成员国，即比利时、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法国不应为此感到冒犯，因为它早已退出了这一安排。但戴高乐还是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以至于在伦敦黄金市场关闭之后，他仍维持巴黎交易所的正常交易，这显然是意有所指。

在经过两天的紧急磋商之后，美国和欧洲的官员就意大利央行行长圭多·卡尔利（Guido Carli）提出的关于建立“双层级”黄金市场的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卡尔利的建议很有分量。早在20多年前，刚刚30出头的他就曾代表意大利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后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任职。在国内，他先后在对外贸易部、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任职，因善于处理棘手问题而广受尊重。按照他所提出的这一巧妙计划，黄金交易将被分为市场层级（黄金价格自由浮动）和官方层级（各国央行之间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交易黄金）。基于此，现在中央银行也就不必在市场上投入实际资源以抑制黄金价格上涨了。由于黄金的官方价格仍维持在每盎司35美元，所以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仍保持正常运转。

约翰逊总统引述其财政部长一年前的评论，称赞双层级黄金市场的条款是“自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国际货币体系最重要的改革”[33]，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看好。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就颇为欣喜地表示，这一决定意味着“美元贬值将拉开序幕”，而“资本主义体系有可能会陷入严重危机”。

其他人虽不像勃列日涅夫那样幸灾乐祸，但同样也对这一安排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各国政府可能会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从美国购买黄金，然后再以更高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唯一可以阻止它们这样做的就是未知的恐惧。如果美国黄金储备遭遇挤兑，并导致黄金与美元之间的联系断裂，那么没有人知道美国会出台什么样的货币政策，也没有人知道接下来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国际体系。

而后，已知的恐惧战胜未知的恐惧。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政策越来越呈现单边和通货膨胀倾向。尼克松认为没有理由与其他国家继续合作。相反，他试图操纵这一体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的优势，并将美国的外交政策从金融约束中解脱出来。他不再寻求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而是采用“威吓战术”，以确保其他国家持有美元。[34]尼克松挑选得克萨斯州前州长约翰·康纳利扮演“国际金融运动场上的打手”（康纳利语）。同肯尼迪任命狄龙一样，尼克松任命康纳利出任财政部长也打破了党派界限。康纳利是尼克松前任约翰逊的长期密友，也曾担任约翰逊总统竞选时的负责人，所以尼克松对他的任命颇出乎人们的意料。而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为休伯特·汉弗莱助阵的康纳利曾帮助确认可能会为共和党候选人捐款的石油天然气大亨。

这一任命反映了总统对康纳利的高度欣赏，因为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康纳利都站在了尼克松的对立面。这位得克萨斯州前州长身材高大，仪表堂堂，波浪式的白发更增一份帅气。曾在学校担任过戏剧演员的他善于交流，且口才极佳。同所有演员一样，他也是一个喜欢自我宣传的人。在他看来，财政部将会成为他走向总统宝座的一个平台。

国际舞台要好于国内舞台，但国际金融并不是他的强项，对他来说，石油资产贬值减税待遇倒还好一些。1971年5月，康纳利拒绝在威尔伯·米尔斯执掌下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做证，拒绝就慕尼黑国际货币会议发表支持意见，因为在他看来，在欧洲人的地盘上攻击欧洲人更能为自己赢得政治分数。他警告说，“友谊的考量”已不足以让美国为欧洲听差。要解决美元问题，欧洲国家必须分担更多的美国防务费用，欧洲市场必须进一步对美国商品开放；如果它们不这样做，那么美国将会出台政策迫使它们这样做。

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私下警告说，康纳利的威吓战术有可能会引火上身。正如基辛格所料，6月，在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会议上，欧洲各国央行行长对康纳利讲话的论调和内容持一致反对意见。当冲突消息传到市场之后，美国财政部持续不断的黄金外流开始加速。8月13日，英国采取宜早不宜迟的策略，要求美国将其所持的部分美元兑换为黄金。这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别无选择的美国只得暂停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兑换，并将责任归咎于“国际投机者”。为宣示美国的决心，尼克松将其装扮成一项“新经济计划”，并辅之以税收减免和为期90天的工资和价格冻结。此外，进口商品还将会被课以10%的附加税，以确保“美国商品不会因不公平的汇率而处于劣势”。换句话说，该附加税的目的是确保业已开始的汇率调整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投资顾问彼得·波恩斯坦指出，这一唐突的单边行动“并不是为了赢得朋友，甚至不是为了影响国外人士”。[35]特别是10%的附加税，让美国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并将其他国家置于不利地位。在下一次召开的财政部长会议上，康纳利想知道欧洲人会怎样让步，以让美国下调附加税，但颇具戏剧性的是，他最终什么也没有听到。

战术是有效的。由于附加税的引入，在12月的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会议上，美国取得了一套相当于美元大幅贬值的新汇率，其结果就是外国货币以一种与美国声誉不甚相符的方式被重新定值。尼克松称它为“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成就”，[36]这胜过了其前任在1968年时的称赞语。

虽然现在汇率已经有所不同，但体系还是原来的体系。其他货币仍与美元挂钩，唯一的区别就是现在美国财政部已不再随时准备将外国央行和政府所持的美元兑换为黄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美国制定其所需要的政策，因而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自然会对前景充满忧虑。

危险转瞬而至。尼克松将其1960年总统竞选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美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认为它造成了经济的低迷。随着1972年大选临近，他对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施压，要求加大货币供应量。“宁可导致通货膨胀。”尼克松在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他指示说。[37]

伯恩斯并不习惯于接受这种主动提供的建议。他先前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深教授，艾伦·格林斯潘就是他的学生之一。对于美联储施行的政策，他认为是合适的。[38]尼克松并不这样认为，他暗示自己有权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中“安插”自己的人马，就如同当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试图在最高法院“安插”自己的人马一样，并安排查尔斯·寇尔森在合众国际新闻社（UPI）杜撰伯恩斯要求上调薪水的消息。[39]实际上，伯恩斯只是建议提高未来美联储主席的薪水，以便他们的待遇能够达到欧洲同行的水平，但报道出来的新闻却并非如此。之后，伯恩斯加大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加速，美元所受的压力加大。

显然是该采取措施了。于是，另一个委员会成立，此即“二十国委员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个国家分组中，每一个组出一名财政部长或央行行长）。该委员会旨在寻求美元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它的建议是设立一个“逆喻”体系——“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但并未取得进展。1973年春，体系框架尚在磋商之中，新一波美元挤兑不期而至，在史密森学会上艰难达成的新汇率体系最终崩溃。

“二十国委员会”继续运转，直到一年之后才放弃各项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一个很有意思的报告就是《技术组指标报告》，描述了如何用一套明确指标（国际储备的变化和贸易逆差或顺差）将“对称引入调整过程”。此举是为了让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国家做出调整，该案例中是指德国。这种讨论就好比是现在辩论以何种国际机制迫使中国升值人民币。所以，我们有必要回想一下早前无果而终的讨论。

出人意料的结果

贬值、进口附加税以及通货膨胀等无一可以强化美元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美元已被认为是一种‘病态货币’。”伦纳德·西尔克在《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引言中这样写道。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是1973年7月4日。“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时代周刊》写道，“只有‘香蕉共和国’会在短短14个月内两次宣布货币贬值。”也有人勾画出了英镑的没落路线，并与美元相比较。“对于那些曾在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生活过的人而言，”著名学者艾玛·罗斯柴尔德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美元的没落就好比是回家。”在1971—1973年被重新定值的货币被视为是美元的重要竞争对手。人们普遍预测，美元将会失去国际交易主导货币的地位。换句话说，这是现代人经常听到的传统智慧。

人们预计，储备货币地位争夺战将会日趋激烈。1973年转向弹性汇率后，人们认为各国所需的储备将会减少。现在，由于实行了弹性汇率，所以在国际收支受到冲击后，一国可以对货币进行调整。无须通过持有其他国家的货币，中央银行即可干预外汇市场。

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实际上是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各国对储备的需求并未下降。一系列研究表明，一国在转向弹性汇率后会持有同样乃至更多的储备。原因很简单：浮动汇率并不是自由浮动汇率。当一国认为汇率与其货币基本价值偏离太远时（各国会经常得出这样的结论），它就会采取干预措施，而干预则需要储备，由于贸易持续扩张，资本流动加速，所以它需要更多的储备。

第二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就是，各国并没有放弃美元。在20世纪70年代，外汇储备中的美元份额虽有所减少，但并未出现明显下滑。1977年，在所有已确认的国际储备中，美元所占比例达到近80%，究其原因，一是美国大规模输出美元，二是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并将它们的收益存入纽约。[40]

强势美元政策

导致各国放弃美元的原因，与其说是20世纪70年代初钉住美元制的崩溃，还不如说是之后引发的通货膨胀和各国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化无常的日益不安。在卡特政府时期，消费者价格通货膨胀一年高于一年，所以对各国来说，持有美元已不具有吸引力。1977年夏，美国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表示美元过于强势，引起各国对美国意图的恐惧，因为这意味着这位财政部长是支持美元贬值的。

图2–1 美元在储备中所占份额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度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公开数据、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2009年12月30日版）

在布卢门撒尔的“开口政策”导致美元下跌时，阿拉伯国家开始考虑用另一种货币作为石油定价单位。这位变乖了的部长飞往中东，开展“安抚”工作。欧洲国家则愤怒不已，因为本国货币升值导致出口商大加抱怨。《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布卢门撒尔正在玩一个“自私的、危险的、对世界经济毫不负责的游戏”。由于情势急剧恶化，且几近失控，布卢门撒尔只好宣布他相信强势美元政策。直到很久之后，才有美国财政部长再次发表如此无畏的——或者是鲁莽的——言论。

当时仍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亚瑟·伯恩斯对布卢门撒尔试图贬值美元的举动大为恼火，以至于后者发动院外集团反对伯恩斯连任。就此一行动而言，布卢门撒尔是非常成功的：1978年3月，瘦弱、可爱的G.威廉·米勒接替伯恩斯出任美联储主席。米勒对货币政策并不十分了解。他是一名店主之子，生长在一个小得连一座监狱都没有的城镇；正如他所描述的，那里的犯人都是被拴在原木上的。他喜欢讲冷笑话，喜欢哈哈大笑。同时，他也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他先后毕业于海岸警卫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将中型的纺织企业德事隆公司（Textron）打造成一个生产Homelite链锯、Speidel表带和贝尔UH-1直升机（越南战争中使用的“休伊”直升机）的巨型联合大企业。

米勒是少数族裔平等就业的坚定支持者，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不遗余力地追求充分就业。在他看来，美联储的目标应该是追求就业增长，而非其他。他否认货币政策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他坚持认为，反通货膨胀是其他政府部门的首要责任。1979年春，随着通货膨胀加速，观点迥异的经济学家，如以保守著称的顾问艾伦·格林斯潘和以自由闻名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员阿瑟·奥肯都呼吁紧缩银根。由于担心上调利率会压制就业增长，所以米勒拒绝采取紧缩措施。卡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布卢门撒尔和查尔斯·舒尔茨私下做过说服工作，但并未成功。于是，他们诉诸媒体，抱怨米勒无动于衷，之后总统出面，要求他们保持克制。

不出所料，美元恢复下跌趋势。由于外国货币大幅升值，美国驻欧洲部队的费用开支也成为问题。北约（NATO）司令官亚历山大·黑格将军报告说，富有同情心的联邦德国人为他的士兵送来了食品和香烟，以示慰问。

对美国政策的抱怨日甚一日，国外美元持有者所受的损失也日趋严重。欧佩克再次讨论用另一种货币作为石油计价单位的可能性。沙特阿拉伯和该卡特尔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宣称要将它们所持的美元储备转换为其他货币。由于这样做可能会导致美元进一步弱化，所以它们的讨论也引起了更多的担忧，因为其他国家有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在美元崩溃之前率先转移储备，以免到时两手空空。

1978年底，各成员国考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建一个替代账户，以便有序地将美元储备转换为特别提款权。但这一想法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美元贬值，谁将承担由此带来的损失。如果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担，那么建立这样一个账户，就相当于是将该组织部分成员国的损失转移到其他成员国身上，即从持有大量美元的成员国身上转移到持有少量美元的成员国身上。如果是由美国承担，那么它就需要保证该账户的安全（就如1967年英镑贬值后，英国曾被要求保证英镑区的储备安全一样）。如此一来，美国就将承担更多的额外责任。显然，这并不是美国所愿意做的。

1979年8月，保罗·沃尔克接替米勒出任美联储主席，并采取紧缩银根的政策强化美元，从而消弭了创建替代账户的支持声音。[41]作为尼克松政府时期主管国际货币事务的财政部部长助理，沃尔克已经经历过两次美元贬值事件，一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一是1973年史密森协议的破产。1973年，作为财政部引人注目的“特工”，他在5天内飞行31000英里，往返于东京、波恩和其他国家的首都，以拯救史密森协议，但无功而返。[42]身高6英尺7英寸的沃尔克甫至波恩街头就被德国媒体“捕获”，而他可能担负的秘密任务也由此被曝光。沃尔克无意监督另一次不成功的货币调整。自1952年就出入联邦储备系统的他，不仅在体格上与米勒迥异，在国内和国际金融知识储备上，也远胜于米勒。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成员，他无视米勒的诉求，已两次投票支持上调利率。

对于卡特来说，现在他正不顾一切地支持美元，并全力抑制通货膨胀，所以沃尔克无疑是他要找的合适人选。保罗·沃尔克执掌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不失时机地提高了利率。[43]美元得以恢复，并使得替代账户的谈判趋于终止。但替代账户的建议已经触及问题的核心，那就是由谁来承担兑换风险。美国尤不愿意看到此类讨论继续下去，它担心其他国家会对其施压，要求其保证该账户中美元的安全。现在，创设替代账户的想法再次出现，而中国等国家则有可能将它们所持的美元兑换为特别提款权。

继续主导货币地位

美元并没有被抛弃。欧佩克讨论以一篮子货币作为石油定价单位，但并未付诸行动。各国银行和政府也并未积极地转向其他货币。[44]唯有伊朗例外。由于国内革命和人质危机事件，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因而前者大大减少了其所持的美元储备。[45]1977—1980年，关于美元将失去超级特权的言论一度甚嚣尘上，但即便在此期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所占份额下滑的主要原因，仍是美元贬值导致了其他国家货币的升值，而非各国央行抛售所持美元。在沃尔克执掌美联储之后，美元所占份额趋于稳定，美元开始走强。[46]

美元继续占据主导货币地位的事实令当时很多观察家感到诧异，但现在来看，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仍是最主要的贸易国。它仍拥有最有深度的金融市场。美元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马克，只不过是一个经济规模与美国相比仍相去甚远的经济体的货币。德国并不是一个金融证券供应大国，其政府预算一直处于平稳状态，而金融体系也是建立在银行基础之上的，所以对各国央行和其他国外投资者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德国当局出台措施，规定向非常住人口出售国内固定收益证券时需主管部门预先核准。当局提高国外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以此限制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资本流入。1979年，当伊朗威胁将所持的美元储备转换为德国马克时，德意志联邦银行告诫其远离德国马克，究其原因，就在于担心资本流入会加大货币供应量，加剧通货膨胀。它已明确表示，它会不遗余力地阻止各国央行和政府储备德国马克。据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银行家表示，作为一个更大规模的经济体，美国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所需的国际储备，而“资本流的波动并不会损害其经济政策”。[47]

基于此，德国马克在国际舞台上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德国马克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并未超过15%。

各国也没有其他选择。英国有通货膨胀历史，而且经济增长乏力，再加上撒切尔夫人上台不久，其能否取得成功尚需拭目以待。法国遭遇低增长、高失业率和各种金融问题，因而对国际资本流采取了紧缩措施，进一步减少了法郎在国际舞台上的使用。[48]新的竞争对手是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日元在全球储备中所占的份额出现上升。日本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国，而且所有人都期望日元能够进一步走强。所有这些都强化了日元的地位，但日本债券市场的规模并不大。日元在全球储备中所占的份额，即便是在1991年顶峰时也不过只有8%。自1991年起，日本遭遇经济和金融危机，而日元作为储备和国际货币的重要性也随之下降。

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乔治·塔维拉斯在调查后指出，尽管时下讨论由日元、德国马克和美元构成的三极世界，但美元仍是国际交易的主导货币。[49]石油是以美元计价的。其他商品是以美元报价的。在所有的国际银行贷款中，有2/3是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结算的。在针对外国投资者而发行的国际债券中，有40%为美元债券。[50]在全部已确认的官方所持外汇中，美元仍占有超过60%的比例。美元占主导地位仍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这一期间，还存在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关于“新经济”和美国高涨的股市的讨论。一系列高科技创新的出现刚好为美国所用。关于美国将超过僵化的欧洲和低迷紧缩的日本的观点，进一步强化了各国对美元将会继续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信心。而不管有没有所谓的“新经济”，美元的主导地位与缺少替代品是密不可分的。美元之所以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原因就在于它没有出现违约。

庆祝的时间是短暂的。时移世易，在主导世界整整70年后，美元第一次遇到了真正严重的挑战。

[1] 不包括苏联集团，随着“冷战”的加剧，苏联集团越来越闭塞，而从国际货币关系的角度看，已经完全不相干。

[2] 关于黄金的这一价格，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于1934年确立下来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申了对该价格的承诺，而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报美元的票面价值时，它也维持了这一承诺（见下文）。

[3]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镑区的大多数非英国成员都已放弃英镑。由此，成员身份也成为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问题，因为英国对整个英镑区国家集团实施全面的外汇管制。对外国人的限制并不适用于那些也承诺实施英国式外汇管控制度的国家，不过，它们要继续维持本国货币与英镑挂钩，并继续将国际储备存放在伦敦。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维持英镑在战后的国际职能。

[4] 准确来说，是价值63亿美元的英镑对价值30亿美元的美元，特里芬（1968）表2-2。

[5] 截至1945年。数字2/3指的是英国的净境外英镑负债。

[6] 美国谈判代表的担心是，他们的保留态度会让英国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为英联邦国家和帝国成员提供商业优惠。

[7] 虽然可兑换的仅限于新赚取的英镑，但重新计算现有余额并不难，这比1946年年中以来所赚的英镑多了一个数量级。

[8] 英镑储备的价值略有下降，从64亿美元降至62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元储备的价值从30亿美元上升至104亿美元。

[9] 这些方法现在听起来也颇令人不安。正如皮埃尔–亨利·西蒙在其著作《反对酷刑》（Contre la Torture）中所描述的，“12月3日下午，一些宪兵对前一天晚上抓捕的两名阿拉伯人施加酷刑，并邀请了部分士兵观看。这两名男子被脱得一丝不挂，双手反绑在背后，然后倒挂在空中；他们的头被长时间按在水桶里，以此获取口供”。

[10] 这些都是自动出现的，因为按照政府法令，工资是与价格挂钩的。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通过提高贸易品的价格来实现贬值，是无助于恢复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当然，同其他很多直观的事物一样，这也是理论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比如，萨克斯，1980）。

[11] 详见“黄金池”一节。

[12] 德国上次经历重大国际收支问题是在1951年，当时朝鲜战争导致进口原材料价格飙升。临时的国外援助帮它解决了这一问题，此后贸易账户转向高顺差态势。

[13] 它也禁止向外国的银行存款支付利息。这些措施是1960年6月实施的，并一直持续到1969年，而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当时德国面临来自美国的大规模的资本流入。

[14] Craig （2004）, p. 39.

[15] Skidelsky （2001）, p. 124.

[16] 怀特也是一位苏联的同情者，看过其他人向苏联人传递的敏感信息，甚至他自己也传递过敏感信息。这并不是说怀特不忠于美国，相反，他一直努力为美国争取利益，包括与英国人举行的货币谈判。在他看来，苏联是战时对抗法西斯德国的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17] 这就是所谓的“稀缺货币条款”（Scarce Currency Clause），但从未被触发过。

[18] 这里所提的16万亿美元，相当于2006—2010年全球进出口总额的一半。

[19] 即按照配额提供基金资源。怀特及其同僚设想过一个名为“优尼塔斯”（unitas）的国际会计单位。之所以取这样一个名称，或许是为便于在国会兜售。但这只是一个用以表示稳定基金的资产与负债的会计单位，它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

[20] 所以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21] 实际上，英美贷款协定早在1945年下半年就已经获得两国政府同意，但直到1946年年中才通过美国国会批准。

[22] 例如麦金农（1996）.

[23] 美国的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仅限于官方的外国持有者，也就是各国央行和政府。直到1963年，美国对这些央行和政府的负债才首次超过美国的货币黄金存量。这里存在一个套利空间，因为私人持有者可以将他们的美元“放入”他们的央行，这样一来，这些央行的压力就会加大，进而降低风险敞口（加伯，1993）。

[24] Triffin （1947）.

[25] 如果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储备货币，那么对中国人民银行来说也是如此。

[26] 在1913年之前，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随着各经济体的增长，总体物价水平呈下降趋势。按照金本位制，名义价格是固定的，所以这相当于提升了黄金的实际价格，同时也鼓励了对黄金开采行业的投资，加大了黄金供给。对此，巴罗（1979）有过描述。在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机制也发挥过作用。当时，价格水平的大幅下跌刺激了黄金生产，但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萧条。然而，现在世界各国政府和央行特别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对通缩的其他影响（经济衰退和失业）保持着高度警惕，并不遗余力地阻止这类问题发生。因此，早前金本位制下那种可以确保货币黄金弹性供应的机制，已经失效了。

[27] 对于该“黄金池”，美国贡献了50%的资源。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各贡献了10%的资源，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各贡献了约3%。当黄金价格可能升至每盎司35美元以上时，它们就会动用这些集聚起来的资源，卖出黄金（同理，当黄金价格可能跌至每盎司35美元以下时，则被用于买入黄金）。

[28] 苏联大规模出售黄金是因为粮食歉收，而南非则是因为国际收支失衡。

[29] 这让人想起，为消除安全部门建制派的疑虑，奥巴马总统也留任了布什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

[30] 如迈耶（1980）指出。

[31] 1974年，它被重新定义为一篮子货币。1981年又进行了界定（更多内容，见第五章）。

[32] 这是对克拉克·H.米诺尔1931年所说的话的回应（第一章）。

[33] Rueff （1971）, p. 155.

[34] 如詹姆斯（1996）所述。

[35] 波恩斯坦–麦考利公司（Bernstein-Macaulay, Inc.）董事长，援引《纽约时报》（1971年8月25日）

[36] Meier （1974）, p. 182.

[37] Reeves （2001）, p. 286.

[38] 关于他的坚持，参见格雷德（1987），第342页。

[39] 后来，皈依宗教的寇尔森专程到伯恩斯的办公室道歉（萨菲尔，1975，第495~496页）。

[40] 可以说是美国在纽约“回收”了它们的收益。在当时的情况下，资金回流成美元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金和弗兰克尔，2007）显示，美元在1973—1977年所占份额大幅增加，但这是以“未特别指出的货币”为代价的。有人认为，美元所占份额的提升，无须过分解读，只不过是有更多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明了它们的国际储备中的货币构成。

[41] 有人认为，这种转变并非巧合。有明显迹象表明，一个国家的政策会受持有其债务的其他大国影响。欧佩克威胁抛售美元，迫使卡特将重点放到对抗通胀上，并把人选从米勒转向了沃尔克（哈里斯，2009）。另见第六章。

[42] “特工”一词援引《时代周刊》。

[43] 甚至比卡特的预期还要高。这位佐治亚州人在1980年总统竞选中批评沃尔克的紧缩政策是“不明智的”。不过，这次竞选他最终输给了罗纳德·里根。

[44] 当时还在国际清算银行担任经济学家的堀井昭成（后担任日本银行副行长）对该问题进行过最详细的研究。在对各国家集团的储备分布变化情况和统计学上的不一致性进行调整分析后，他得出结论：自1972年底至1979年底，美元储备并没有出现净多样化结果（霍瑞，1986）。

[45] 沙特阿拉伯开始储备德国马克和日元，但在增幅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如果持续增加该类货币储备，那么只会导致美元走弱。当前中国也面临类似的困境和问题。沙特阿拉伯购入德国马克和日元，在任何时候都会受到相关工具的可得性的限制。它的储备经理所购买的主要是非流通的政府债券，而德日两国央行发行的此类债券相当有限。

[46] 这一稳定水平仅略低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货币动荡之前的水平。

[47] 引自《纽约时报》 （1979年11月20日）。

[48] 关于法国的问题与政策，更多内容见第三章。

[49] Tavlas （1998）.

[50] 1990年左右，日元占比达到13%，仅次于美元。

第三章
对抗

只要外国人没有其他选择，那么美元所面临的问题很难算得上是问题。如果他们缺乏一种代替品，正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一样，那么对美元前景的怀疑充其量也就只是怀疑而已。但自1999年以来，世界上出现了另外一种货币，它就是有可能成为美元主要竞争对手的欧元。欧元区并非没有问题，一系列事件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美元也有自己的问题。如果欧元能经得起考验并能从危机中脱颖而出，那么在国际舞台上，它将会成为美元的重要替代品。

这一替代品的出现并非一朝之功。实际上，欧元的创造最早可以追溯到几世纪之前。15世纪，波希米亚国王波杰布拉迪的乔治建议建立一个拥有单一货币的欧洲联盟，以支持欧洲军队同土耳其人作战。拿破仑提议在法国的赞助下发行单一货币，以促进欧洲大陆的融合[1]（在法国人看来，只要创造出一种单一货币，那么法国就会拥有控制权。法国人的这种信心也是欧洲货币史上一个持久的主题）。在金本位制下，欧洲各国的货币实际上是可以相互兑换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4年。[2]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阻断了金本位的运转，但理查德·库敦豪维–卡勒吉伯爵也由此创建了泛欧洲联盟（Pan-European Union），旨在为以后建立欧洲联邦和欧洲货币做准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雅克·吕埃夫主张创造一种与黄金挂钩的欧洲货币，以作为美元的替代品，而这一货币同样也将由法国负责管理。

作为欧洲20世纪历史上最关键的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元的产生具有深远意义。在货币联盟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其观点都受到了这次战争的影响。在他们看来，欧洲一体化可以阻止类似悲剧的发生。随着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经济的复苏，他们看到，将德国锁定在欧洲甚至比建立货币联盟更为重要。1958年，锁定机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成立，虽然这距离经济和政治联盟还很远，但却激发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谈判，不可避免地，单一欧洲货币成为重要议题。[3]而当这些记忆已经开始泛黄时，德国实现了统一，一体化再次被提上日程。若没有这段历史，想必法国不会放弃象征其显赫地位的法郎，而德国也不会放弃其深爱的德国马克。

这段历史也提醒我们，从根本上讲，欧元是一个政治工程。这是它的弱点，因为这解释了为什么欧元会在经济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被创造出来。但同时，这也是它的强项，因为这解释了为什么各成员国现在仍在努力为欧元创造条件，也解释了为什么欧元会从危机中脱颖而出，并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同样，如果美元没有出现问题，那么各国也不太可能转向欧元。当美元引发问题导致资金从美国流出时，这些资金并不会均等地流向所有欧洲市场。相反，它们主要会流向德国——欧洲最坚挺货币的大本营。德国马克对法郎升值，德国出口商失去的是竞争优势，而法国决策者失去的则是面子。考虑到美国规模过于庞大的金融市场，套用德意志联邦银行主席奥特玛·埃明格尔的话说，这就好比是“与一头大象同船或同床”。

美元的不稳定促使欧洲人考虑创造一种单一货币，以使其免于这些混乱的冲击。所以，美元的问题间接导致了欧元这一替代品的产生，而最终，欧元也成为国际舞台上美元的主要竞争对手。

如同创建联邦储备系统一样，创造欧元也并不只是为了免受不稳定的货币冲击，其背后的动机同样不止一个。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需要获得法国支持以实现国家统一，而作为对法国支持的补偿，德国同意建立货币联盟。之后，统一的德国希望获得更多的外交话语权，而要想实现这一点，就要进一步加快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对于法国来说，它希望从德国中央银行那里获得货币控制权，掌握欧洲货币政策的话语权。秉承戴高乐主义传统的法国人也希望有一种能够挑战美元的欧洲货币。他们看重货币权力的原因和看重军事权力的原因是一样的。不论是在货币上还是在军事上，他们都希望能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欧元是他们的货币威慑力量。

“冷战”的结束大开便利之道。一直以来，法国都在寻求一种欧洲威慑力量和独立于美国之外的防御联盟。但只要苏联军队驻扎在柏林周围，联邦德国就要依靠美国的防务保护伞。联邦德国是一个“顺从的盟国”。[4]当美国要求它支持美元时，它就会遵命而行。而当法国提议创造一种欧洲替代品时，波恩就会犹豫不决。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之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想一想，在1945年美元成为世界主导货币之后的半个世纪，那是一种多么特殊的环境。

直到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才为欧洲提供了其所需要的货币稳定。依靠美元稳定，欧洲货币稳定了欧洲货币之间的汇率。在货币波动的情况下，完善共同市场——如欧洲在1968年采取的措施——将会更加困难。进口商和出口商将会发现他们的贸易陷入混乱。政府将会发现贸易壁垒更难以清除，而共同对外关税也更难以建立。

此外，政府还发现，以补贴方式“安抚”反对共同市场的农业组织越来越困难。欧洲生产效率较低的农场主将农产品共同市场视为威胁。他们的院外集团具有强大的实力，而他们的反对将会毁掉这一欧洲计划。当他们要求官方管制价格时，政府只得同意。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政府依靠自身力量就能够做到的。如果法国定的谷物价格高于共同市场，那么其他成员国的谷物就会如潮水般涌入。因此，各成员国同意按照共同农业政策协调它们的农业支持价格。但由于法国政府是用法郎定价的，德国政府是用德国马克定价的，而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也都是用它们自己的货币定价的，所以无序的汇率波动将会破坏这一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再次救场。因此，可以想见，迈向共同欧洲货币的最初步伐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消亡是同时发生的。

维尔纳报告

颇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动议是由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提出来的。曾做过店员的勃兰特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由外祖父一手带大。他的外祖父是一名卡车司机，也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勃兰特继承他的政治理念，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和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Youth and Socialist Workers Party）。在非政治活动期间，勃兰特从事航运代理工作。随着纳粹上台，德国开始打击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勃兰特利用自己的航运关系逃至挪威。1938年，在被德国当局剥夺了公民权之后，他申请了挪威国籍。1946年，勃兰特返回柏林，并开始参与政治活动。1949年，他开始为西柏林市长工作。1957，他当选该市市长，而该职位也成为他走向国内政坛的跳板：1964年出任社会民主党主席，1966年出任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大联盟（Grand Coalition of Christian Democrats and Social Democrats）外长，1969年出任总理。

相对于货币事务，勃兰特更关心与苏联集团的关系。1961年柏林墙建立时，美国未采取任何措施，所以他感觉自己被美国出卖了。在他看来，德国的未来掌握在德国人自己手中，而一个关键的方面就是改善与东方集团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作为总理，勃兰特的伟大成就包括与波兰和苏联举行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以及与民主德国建立外交关系。

相比之下，经济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事情。但在1968年作为外长期间，勃兰特对由美元引发的欧洲紧张局势曾有过近距离观察。他担心美元贬值会导致大量资本流入德国。资本的流入推高了德国马克。这又给早已岌岌可危的法郎带来更多的问题，再加上随处可见的街头抗议（“五月运动”），戴高乐政府已处于危机边缘。这位将军或许可以安全度过这一危机，但他拒绝实施货币贬值，认为贬值就是承认失败，这会让他尴尬不已，而且当时，他还一直在批评疲软的美元。对于其有可能被迫宣布贬值的想法，戴高乐斥之为“最荒谬的谬论”。他坚持认为，如果问题能够得以解决，那么解决方案应该来自德国。

得益于经济部长卡尔·席勒和财政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德国政府坚持不升值，以免损害德国的出口业。席勒和施特劳斯不惜赌上自己的声誉，维持了对美元的现行汇率。在1968年11月召开的波恩工业国峰会上，各方争执不断，会议未达成一致意见。戴高乐实施外汇管控，这虽然赢得了时间，但却无助于解决问题。

这一僵局直到1969年乔治·蓬皮杜接替戴高乐出任总统后才被打破。与前任相比，蓬皮杜是一个更为务实的人。虽然名义上他也是一个戴高乐主义者，但他可以将货币贬值的责任推到这位将军身上。是年8月，他在法国大多数人（包括政治家、金融家和记者在内）都休假时宣布了货币贬值的消息。

与此同时，资本的流入引起了德国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这成为1969年9月选举的中心议题，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组阁，勃兰特出任总理。由于未承诺维持现行利率，所以新上台的勃兰特政府可以自由行动，并将货币升值作为首要措施之一。虽然德国出口商对此不满，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不满。他们将货币升值的责任推到法国身上，认为是法国人让他们吞下了这味苦药。作为欧洲核心的法德联盟已经开始出现嫌隙。

勃兰特亲身见证了这种嫌隙的产生。现在，他决意修补两国关系。他所选择的工具就是旨在避免出现更多货币问题的货币协议。

要推进该计划，勃兰特还需要克服多种障碍。价格稳定的监管者德意志联邦银行认为，与法国合作将会危及其抗击通货膨胀的能力。外交部警告说，欧洲境内的紧密合作有可能弱化跨大西洋货币合作的承诺。[5]关于德国应该扮演“顺从的盟国”的角色的观点仍有相当大的市场。在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美国政府的政策呈现出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与美国人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深化欧洲共同体的呼声越来越高。

即便是普通法国人也不愿意放弃法郎。贬值是一件尴尬的事情，但国家主权更为重要，而且在国家主权中，法郎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因此，一心追求稳定的政治家如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1962—1966年出任戴高乐政府时期的经济和财政部长，1969—1974年出任蓬皮杜政府时期的经济和财政部长）认为，与德国合作可以将法国的货币政策从国内政治中解脱出来。他们认为这是进口德国稳定文化的一种方式。季斯卡还认为，共同欧洲货币对于捍卫共同农业政策（该政策让法国农场主获益匪浅）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可以成为美元强有力的竞争对手。[6]

蓬皮杜有着法国人一贯的自信。在他看来，如果勃兰特的动议最终能够产生一种单一欧洲货币，那么法国将会掌握该货币的控制权。他认为，现在的法国被夹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日益强大的德国和一个同样不负责任的、依然强大的美国中间。在1969年12月召开的欧洲国家峰会上，勃兰特提出了他的货币一体化建议，表示共同体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蓬皮杜暗示说，法国要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尤其是货币命运。[7]

就这样一个奇怪的联盟，能否就共同货币达成协议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有疑问，那就任命一个委员会，因此在峰会之外成立了一个由卢森堡首相皮埃尔·维尔纳（Pierre Werner）任主席的委员会。虽然卢森堡也并不是一个必然选择，但维尔纳却是一位富有经验的银行家，他参加过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拥有无懈可击的声誉，曾在战时德国占领期间支持过抵抗运动。他是一位高效的政治家，也是欧洲一体化的热心倡导者。

1970年10月发布的维尔纳报告主张锁定汇率，且锁定后不得变动，以此保全共同市场，使欧洲免受美国货币问题的冲击。它建议在全欧洲设立一个类似于联邦储备系统的中央银行系统。它强调货币联盟内的各国家应就国家预算进行协调。它还希望设立一个政府间转移支付体系，以支持贫弱国家，这类似于美国用于资金再分配的联邦税和转移支付体系。

雄心勃勃的计划注定会引起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因此维尔纳报告的作者展开了长篇论述，以消除各方疑虑。他们并未坚持用一种新的欧洲货币单位取代各国货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于该项事业的推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是建议国家货币仍保留它们的象征性价值。他们避开了欧洲中央银行系统将如何运转、谁将拥有决策权，以及货币当局和政治家之间将保持何种关系等问题。在货币联盟问题上，他们并未期待速战速决，而是建议在10年内按三个步骤分步过渡完成。

维尔纳报告回避了欧洲共同货币政策将如何决定以及由谁决定的问题，这是一个致命弱点。德意志联邦银行主席卡尔·卡拉辛就利用了德国人的恐惧心理，指出共同货币政策将会为说法语的政治家所掌控，并将会成为通货膨胀的引擎。同时，这也引起了法国人的担忧，他们担心决策权可能会被从政治领域剥离，导致法国重新控制其货币命运的努力付诸东流。虽然欧洲经济和财政部长在1971年3月签署了维尔纳报告，但他们并未采取任何实施该计划的实际行动。该报告留下的一个遗产就是延长版的三步走过渡战略，最终锁定了各国货币间的交叉汇率。

贬值促进经济发展

由于源于美国的货币冲击仍在继续扩散，所以采取行动已迫在眉睫。在1971年的前4个月里，由于担心美元贬值，投资者再次将资金转移到德国。5月10日，资金如潮水般涌入德国，德意志联邦银行放弃干预措施，允许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8]与德国经济联系密切的荷兰也随之采取了相同的措施。

法国则不然。投资者对法国信心不足，因此它并未成为资本流的接受国。法国人被激怒了。德国采取单边行动，而德国马克的升值再次累及法郎。蓬皮杜通告其他成员国，表示法国在当下情况未得到调整之前（在德国和荷兰恢复它们的固定评价之前），将不会参加中央银行行长委员会的会议。

修复措施刚刚开始，尼克松即于8月15日宣布暂停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兑换。[9]这再次引起投资者的担忧，使得法郎和德国马克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法国被迫采取行动。尼克松总统和蓬皮杜总统在葡萄牙亚速尔群岛的特塞拉岛举行会谈。就飞行工具而言，蓬皮杜乘坐的协和式飞机略胜一筹。之前，美国国会刚刚拒绝了尼克松提出的关于打造超音速运输机的建议，而协和式飞机恰好体现了法国的优势。

此外，两国总统还就政策问题进行了会谈。尼克松希望美元大幅贬值，以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但蓬皮杜担心此举将会进一步削弱欧洲的竞争力。法国缺乏金融杠杆，但蓬皮杜这位前银行家和教师可以详细讲解汇率问题，而尼克松这位美国总统对此则毫无兴趣。你可以想象，在听蓬皮杜无休止地讲解货币关系时，一脸不耐烦的尼克松捶胸顿足的样子。

最终，两位总统达成了美元应贬值7.9%的协议，这与美国所希望的贬值幅度还有一定差距。在会谈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疲惫不堪的尼克松错误连连。在为期两天的会谈中，他一直通过美军电台熬夜收听国家橄榄球联盟（NFL）华盛顿红皮队和洛杉矶公羊队的比赛。蓬皮杜则显得意气风发，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他去了该镇唯一的酒店——安哥拉酒店，喝起了开胃酒，并同记者打成一片。[10]

12月17日、18日，其他国家在史密森学会的城堡大楼召开会议。它们的协议取决于德国的意愿，即德国马克对美元的升值是否会超过尼克松和蓬皮杜达成的7.9%的幅度。如德国马克较美元升值7.9%以上，那么经济较弱的国家就可以减少一些升值幅度。在与波恩的勃兰特进行了密集的电话沟通之后，经济部长席勒同意将德国马克升值14%。这是这个“顺从的盟国”所采取的最后一次“顺从”行动。

捍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代价是高昂的。在货币浮动之前，德国和荷兰已经积累数量庞大的美元，所以美元的贬值会让它们遭受巨大损失。由于看不到美国政策的任何实质性变化，所以它们并不愿意再次支持美国。因此，在史密森学会上，它们坚持将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有关允许货币汇率上下浮动1个百分点的规定改为上下浮动2.25个百分点。[11]

这一更为灵活的安排方案虽然缓解了买入美元的压力，但却导致了其他一些问题。如果德国马克上升整整2.25个百分点，而美元下浮2.25个百分点，且法郎与德国马克和美元的运动方向相反，那么德国马克与法郎的比率就会变为9个百分点，这不仅破坏共同农业政策，而且还会给德国制造商造成麻烦。1972年，迫于尼克松的压力，亚瑟·伯恩斯宣布下调利率，从而使得上述危险转变为现实。[12]利率下调导致美元进一步弱化，资本再次流入德国。该是采取措施的时候了。1972年3月，欧洲国家同意降低彼此之间的双边汇率。飘忽不定的美国政策再次促使欧洲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

这一新体系是一种以德国马克为中心的安排。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6个成员国、3个候选成员国（丹麦、冰岛和英国）和挪威参加了会议（就挪威的参与而言，这或许有助于勃兰特讲挪威语）。[13]与会国家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在史密森宽汇率区间内设立一个窄汇率区间。这一安排被称为“洞中的蛇”，暗指一条欧洲蛇在史密森洞中蜿蜒前行。当1973年史密森洞坍塌，美元开始浮动时，“洞中的蛇”变成了“湖中的蛇”。高度开放的经济体比利时和卢森堡更倾向于一种更窄的汇率变动区间，它们的安排被称为“蠕虫”，一条在蛇的胃部蜿蜒前行的蠕虫。

仅仅有将汇率保持在窄变动区间的愿望是不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必须实施到位。当投机者投机某一货币时，中央银行必须予以支持，而这种支持不仅来自强货币国家，也来自弱货币国家。虽然欧洲表明了合作的意愿，但在建立蛇形浮动汇率时，这些前提条件并未安排到位。各国仍在执行各自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很快，丹麦和英国就被逐出了这一安排。[14] 1973年初，美国决定美元再次贬值10%，此举给欧洲的弱货币国家带来了沉重压力，迫使意大利退出这一安排。

深化欧洲一体化

1973年3月，各种迹象表明美国已决定放弃稳定美元。爱德华·希思——其作为首相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带领英国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前往波恩就该问题与德国进行磋商。由于英镑刚被逐出蛇形浮动汇率安排，所以希思请求德国帮助解决货币问题，并将这种帮助描绘为“欧洲共同反应”。他认为德国会动用其美元储备支持英镑。

勃兰特的反应是，希思应让英镑重新加入蛇形浮动汇率安排，并承诺稳定英镑与其他欧洲货币之间的稳定关系。这一要求使得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希思及其顾问并不愿意就汇率问题做出承诺，因为过去也曾有过类似的承诺，但由于缺乏德国的无限支持，所以往往无法兑现，并最终导致英国政府下台。[15] 勃兰特及其财政部长赫尔穆特·施密特也不愿意为英镑提供无限支持，担心这样做会强化英国的通货膨胀政策。对于两国来说，这种特殊的僵局并不是最后一次出现。

1973年3月，美元开始浮动。蛇形体系中的剩余成员同意货币浮动以共同应对美元冲击。由于在“储备池”以及更广泛意义的政策立场上缺乏相关协议，所以该体系实际是由德国领导的。德意志联邦银行设定利率水平，而其他中央银行紧随其后。但由于德意志联邦银行是向一个方向使力，而各国政府向另一个方向使力，所以紧张局势一触即发。1973年，在商品价格通货膨胀上涨时，德意志联邦银行采取了紧缩措施。法国极不情愿地跟进，遭遇资本外流，并迫使其于1974年退出蛇形体系。1975年，它重新加入，并于1976年再次退出。不管是退出还是加入，法国都指责德国的政策不符合一个更广阔的欧洲的要求，换句话说，也就是不符合法国的要求。而德国则指责法国出尔反尔。

所有这些都让欧洲一体化的捍卫者感到沮丧，因为在他们看来，蛇形体系原本是迈向货币联盟的一个步骤。由于勃兰特的私人顾问被曝出是民主德国间谍，前财政部长赫尔穆特·施密特于1974年底接替勃兰特出任德国总理。施密特是一个坚定的欧洲主义者，而且有着广阔的经济学背景。他拥有经济学的学位，而且大学毕业后就在汉堡经济政策部门工作。他现在将货币稳定协议视为深化欧洲一体化的路径。此外，他还将该协议视为降低德国经济和金融主导力的方式，因为这种主导已引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不悦。施密特可以将汇率协议兜售给德国出口商，以免其因德国马克升值而进一步削弱竞争力。问题是，他能不能将这样一个协议兜售给德意志联邦银行。

1974年，法国总统蓬皮杜因淋巴癌突然去世，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接任总统一职。季斯卡是一个现代化主义者。在当选总统当晚，他用英语和法语分别表达了对其竞争对手、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敬意，震惊政界。他要求参加其就职典礼的男性宾客着西装而非传统的条纹裤，而在抵达爱丽舍宫时，他检阅的是一支特别行动部队，而非佩戴银色头盔的共和国卫队。

季斯卡希望在货币事务中也注入一种类似的实用主义。在两届总统任期内，季斯卡已经见证了三次令人尴尬的法郎贬值事件。他将汇率协议视为法国实现稳定的方式，同时也希望以此增加法国在欧洲货币事务中的话语权。季斯卡出生在德国——他的父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莱茵兰法国占领区的行政官员，但在法国长大，从小就对法德冲突和恶性通货膨胀耳熟能详。同施密特一样，不论是在智力还是情感上，他都致力于实现欧洲的一体化。仅此一次，欧洲的货币命运被同时掌握在两个坚定的欧洲主义者手中，也被同时掌握在两位熟谙经济的前财政部长手中。

委员会的阻挠

问题是何时采取行动。颇受争议的英国政治家、1977年出任欧洲经济共同体原始执行分支欧洲委员会主席的罗伊·詹金斯提供了一个机会。詹姆斯·卡拉汉的工党政府已将詹金斯贬至布鲁塞尔，因为他所主张的欧洲一体化与工党后座议员的主张相左，而且奢华的生活方式与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也不相符。在那里，詹金斯完全折服于担任该委员会顾问的国际货币经济学家、比利时人罗伯特·特里芬。[16] 1977年底，在位于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演讲时，詹金斯提出重新启动欧洲货币联盟的谈判。与维尔纳报告相呼应，他建议扩大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预算，为那些难以适应严格的德国式货币政策的国家提供支持，当然这也包括他的祖国英国。

虽然詹金斯的想法在伦敦遭到冷遇，但却为施密特和季斯卡提供了一个机会。[17] 这是美元的另一个疲软期，从美国流入德国的资本再次推高了德国马克，并削弱了德国的出口竞争力。对施密特来说，这是一个“美元灾祸”。[18]在1978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期间，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外汇市场投入17亿德国马克，以限制货币升值。但这一努力并未取得成果。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都已离开蛇形体系，已经没有更大的欧洲货币集团可以分担压力。德国马克只得独立承担。

欧洲各国政府在1978年4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做出反应，并一如既往地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该委员会召开了5次会议，但并未取得大的进展。

到6月时，季斯卡和施密特已经完全失去耐心。他们将起草计划的责任委托给联邦总理办公室的霍斯特·舒尔曼和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出现的法兰西银行行长伯纳德·克拉皮耶。英国也被邀请参与，这样，该动议就会成为欧洲三大国合力而为。在发现无力扭转舒尔曼和克拉皮耶雄心勃勃的计划之后，英国代表不再参加他们的会议，但也仅仅是不参加而已。

舒尔曼和克拉皮耶的计划既没有受到英国人的阻挠，也没有受到所在国财政部长的干扰，因为这些人都没有公开自己的想法，比如克拉皮耶的德国同行、德意志联邦银行主席的奥特玛·埃明格尔。1978年7月，舒尔曼和克拉皮耶设计的蓝图正式公布，这就是季斯卡–施密特动议。依据该动议，仿照蛇形体系，新的汇率变动区间设定为2.25个百分点。[19] 为避免成为另一个德国主导的体系，汇率变动区间以一篮子欧洲货币为基准。触发机制将会迫使强货币国家放宽货币条件，弱货币国家收紧货币条件。中央银行有责任采取干预措施，以确保货币汇率保持在变动区间。两年后，建立欧洲货币基金，用以管理成员国的“储备池”。在将来的某一天，过渡为货币联盟。

7月底，德国政府遭遇紧急事件：卡特政府施压，要求其扩大需求，减少德国的贸易顺差。对于一个向来以低通货膨胀著称的国家来说，这种压力显然是不受欢迎的。施密特之前就不是很喜欢卡特，因为这位美国总统总是对他这个总理直呼其名，以示亲切。而现在，他更不喜欢他了。

施密特和季斯卡的建议并不完全适合英国政府的意愿，所以对于克拉皮耶和舒尔曼雄心勃勃的计划，英国拒绝参加也就不足为奇了。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英国现在着眼于延期参与。如果这样做就可以取得进展，那么施密特和季斯卡自然乐于同意。

施密特和季斯卡的建议也不对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胃口。按照触发机制，若德意志联邦银行采取扩张措施，那么其抗击通货膨胀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如果采取干预措施支持弱货币，那么其他国家就会肆无忌惮地出台不负责任的政策。“汇集”储备会危及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赋予它的神圣的独立性。对此计划并不感冒的埃明格尔出其不意地发起最后一击。但施密特是欧洲一体化的坚定信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东线战场作战，1945年成为英军战俘，并被羁押3个月之久。为说服德意志联邦银行，他以联邦德国政府首脑首次访问这家以独立闻名的中央银行，并在德意志银行理事会上发表了激情演讲。施密特谈及奥斯威辛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将这一新协议描述为战后和解的拱顶石。

对于他的煽情讲话，理事会委员很难保持不动容，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要求让步。他们坚持要求放弃触发机制，容忍不再讨论“储备池”，赞成不再讨论以一篮子货币代替德国马克作为该体系的中枢，强调不再讨论货币联盟，要求从无限干预的责任中退出。[20]

联邦德国政府在关键点上做出让步。经济部长奥托·冯·拉姆斯多夫在联邦下议院表示：“德意志联邦银行有干预的责任，而如果它认为不能干预，那么它有不干预的选择。”[21]

对于总理施密特来说，这算不上是一个悲哀的消息。他可以以此拒绝法国更激进的建议，告诉法国人说他个人是支持他们的，但德意志联邦银行阻止他采取行动。

不稳定的欧洲货币体系

如此一来，一个缺乏触发机制或明确干预责任的欧洲货币体系（EMS）开始运行。它的运行组件——汇率机制（ERM）——更像是蛇形体系，其主要区别在于，当竞争力问题增加时，各国是在该机制内调整它们的货币的，而不是放弃这一机制。第一次“重新调整”发生在1979年9月，当时该体系刚刚运行6个月，各国货币较德国马克贬值2%。[22]在接下来的4年里，还有5次“重新调整”，其中最严重的三次调整分别发生在1981年、1982年和1983年，均涉及法郎贬值。

对于1981年击败季斯卡出任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难题。名义上，密特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欧洲主义者，但原则立场并不是他的优点。密特朗于1916年出生在法国科涅克镇附近一个村庄的天主教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年轻的密特朗应征入伍，加入法国军队，并很快被派至马其诺防线。1940年6月，他在该防线遭德国火炮榴霰弹袭击，受伤后被俘。他后来表示，他在监狱期间与一群共产主义者成为朋友，并由此转向左翼思想。但在经过三次努力并最终成功从战俘集中营逃脱之后，密特朗从侏罗山区偷偷进入维希政府控制的法国南部地区，并在卖国的维希政府中谋得差事，成为一名公务员。而后，他于1943年加入抵抗运动，组织战俘团体反对纳粹对法国的占领。这种类似的矛盾性格在他的晚年生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漠然处之而又诉诸理性，即便是密特朗的亲密顾问，也难以解读他的动机。作为总统，他总是定期改变方向，以利于问题的解决。

1981年，在经过三次努力并最终成功当选法国总统之后（逃离德国战俘集中营也是尝试了三次才最终成功，所以他经常将两者比较），密特朗发誓要“与资本主义决裂”。他将银行和5家大型工业公司收归国有。他加大社会开支，提高最低工资，并缩短周工作时间。结果需求旺盛，通货膨胀高涨。如此一来，法郎自然会承受重压。

法国在1981年10月和1982年6月，先后进行了两次“重新调整”。但“重新调整”的谈判却是艰难的：一是要调整各货币与德国马克之间的汇率，二是要调整各货币之间的汇率。对于一个致力于建立经济信誉的左翼政府来说，这一过程无疑是令人尴尬的。

由于法国当局一直猛按经济加速器，即便是在两次贬值之后，资本仍继续外流。到1983年初，形势再次出现严重恶化。3月，密特朗考虑退出欧洲货币体系，以避免出现进一步的尴尬。这样做虽然可以避免与德国进行货币谈判，但并不会拯救法郎，也不会撕去密特朗身上的货币贬值者标签，甚至连法国政府的经济扩张政策也难以为继，因为此举将会让法郎失去一个真正的信誉来源。

对此，银行家、经济学家、密特朗的经济和财政部长雅克·德洛尔进行了明确解释。基于战时的亲身体验——年轻时的他生活在法国南部的德占区，他最好的朋友曾被派至奥斯威辛为抵抗运动传递情报——德洛尔是倾向于欧洲一体化的。受家庭背景影响，他将货币一体化视为实现欧洲一体化的方式之一。德洛尔的父亲曾是法兰西银行的信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儿子追随父亲的步伐，在19岁时加入这家中央银行。

尽管担任工会官员、国家计划委员会成员、欧洲议会委员，但德洛尔并未失去其作为一名简朴的技术官僚央行行长的本色。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坚持的却是中左路线，与很多同僚相比，他并不是很相信政府拥有可战胜市场的能力。此外，与他的很多社会主义者同僚相比，他更倾向于欧洲一体化，担心政府以牺牲法郎稳定为代价的积极的需求刺激计划会危及欧洲计划。德洛尔也由此被称为“严谨使徒”。

这位使徒发出了警报。他警告说，退出汇率机制将会粉碎法国主导欧洲一体化的雄心。密特朗向来都不是坚守社会主义原则之人，他接受了德洛尔的建议，削减开支，并在汇率机制框架内进行了最后一次贬值，以促进外部需求。

这最后一步需要德国的合作，但德国却表现得犹豫不决。它的经济刚刚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衰退中复苏过来，而升值德国马克无助于经济的恢复。

球被完全踢到了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人、1982年出任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的半场。科尔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联邦德国领导人。他是这个联邦共和国第一位不讲英语的总理；是第一位因年龄过小而未真正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理，或者，同勃兰特一样，只能逃离，但这场战争对于他对欧洲的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23]喜欢交际的科尔并没有显赫的背景，他的父亲是一名基层的政府公职人员，年轻的赫尔穆特养过兔子，为自己赚取零用钱，而这也让很多人低估了他的能力。但最终，他却成为联邦德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任总理。科尔有着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这一点他的妻子更为了解，因为在追求她期间，他曾向她发出了超过2000封求爱信。在他所坚持的事情中，追求欧洲一体化就是其中之一。

科尔虽然没有深厚的经济学背景，但他却非常清楚，若政府施压要求德国马克升值，那么刚刚复苏的经济就会陷入困顿。但作为一位坚定的欧洲主义者，他并不愿意承担共同体这一新建货币体系崩溃的责任。而在法国边境莱茵兰–巴拉丁长大的科尔，天生就对法国人有着一种同情心。

同科尔一样，密特朗对经济也不是很了解，但他了解德国，并认识到威胁退出欧洲货币体系会引起德国的关注。在3月的第三个周末，德洛尔在波恩会议上再次威胁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在这次会议上，他“威胁、动怒并大发脾气”，舞台效果丝毫不亚于约翰·康纳利的表演。“对于一个傲慢的、不通人情的民族，我又能够指望什么呢？”他说，暗指德国不愿意德国马克升值。[24]基于这一舞台表演，德国人最终屈服。科尔指示财政部长杰哈特·斯托登伯使德国马克升值，调整其与欧洲货币体系框架内其他货币的汇率，限制法郎对体系框架内货币的下行运动，为法国人保存了颜面。

在取得了促进出口的外部竞争力之后，巴黎现在可以削减开支而无须担心引发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了。失业率虽然上升，但还不足以危害这个社会主义政府。而随着预算趋于平衡，法郎得以稳定。欧洲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平静期，虽然这其中有汇率的重新调整，但却未发生危机。在经历了这次货币冒险政策之后，欧洲终于可以重新回到正题了。

同一个市场，同一种货币

这一结果提升了密特朗、科尔和德洛尔的地位，而在下一阶段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三人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德洛尔掌管了政府的预算职责，继续负责法国的经济和财政。后来，在法国和德国的支持下，他成为欧洲委员会的主席。德洛尔在1983年的舞台表演或许会让科尔政府感到震惊，但它依然对此欣赏有加，因为正是此人让密特朗认识到了货币稳定的极端重要性。

之后，德洛尔又于1986年发起单一市场计划，并于1988年重启货币联盟计划。建立单一市场，即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欧洲大市场，是为了重振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停滞的一体化进程。而货币联盟，在他看来是欧洲“皇冠上的宝石”。深受法国长期传统的影响，他也将创造一种与美元并驾齐驱的欧洲储备货币视为这一进程的重要成就之一。在《单一市场法案》中，他成功地将货币统一写入其中，但并未给出一个最终期限——法案只是提及“稳步实现”货币联盟。

对于法国领导人来说，这预示着有朝一日他们会取得欧洲货币的主导权。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郎的再次走弱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热情。法国人将他们的困难归咎于从1985年底开始的美元贬值，因为这导致了德国马克走强。所以，法郎走弱并不是法国人自己的错。如此一来，将法国人从美元主导的国际体系暴政中解脱出来的呼声越来越高。

对于单一市场，科尔政府全力支持，因为这会给予德国出口商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但对于货币联盟，它却表现得颇为谨慎。这位总理表示，他是支持货币联盟的，但他也提醒密特朗，若无丰厚回报，德国人是不会放弃他们宝贵的德国马克的。科尔这样讲的目的，或许是暗示更进一步的政治一体化，提升欧洲（这自然包括德国）在外交舞台的话语权。或许，他心怀一种期待，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实现德国统一。

科尔支持单一市场但不愿对货币联盟做出承诺。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也持同样立场，她将单一市场视为减少管制的杠杆，但将货币联盟视为高卢人的统治阴谋。由于部分高级顾问的反对，她并未让英镑加入汇率机制。

无论是科尔还是撒切尔都无法阻止狡猾的德洛尔。从单一市场到货币联盟，德洛尔都得到了巴黎的支持。对于遵从德国货币指示的现状，法国的不满日趋强烈，而其他弱货币国家如意大利也是如此。

德洛尔后来又出人意料地得到了德国外交部的支持。1988年2月，德国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撰写了一份有关欧洲中央银行的备忘录。从传统上讲，德国外交部是非常重视与美国的防务联盟关系的。根舍在备忘录中暗示，苏联的日益衰落已经改变德国外交的重点。根舍本身是一个坚定的欧洲主义者。在他看来，设立欧洲中央银行既是迈向政治一体化的下一个逻辑步骤，也是将德国外交政策从历史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下一个逻辑步骤。此外，他还强调，通过欧洲中央银行来管理一种单一货币可以减少欧洲对美元的依赖，而对于法国人来说，这一论断显然是很有吸引力的。

主管经济政策的官员，如财政部长斯托登伯和德意志联邦银行主席卡尔·奥托·波尔（Karl Otto Pöhl）对此惊讶不已。但面对一个坚实的国际联盟，他们无力阻止以德洛尔为首的专家委员会的成立，而计划也由此得以起草。

货币联盟的过渡

1988年春，各方决定成立德洛尔委员会。一年后，该委员会发布报告，描绘了一个“三步走”的货币联盟过渡计划，但该计划有别于20年前维尔纳报告中的“三步走”计划。

与维尔纳报告相比，德洛尔报告强调了授予新设立货币机构价格稳定权的重要性。它对于设立欧洲中央银行的必要性和建立参与国“储备池”的必要性进行了明确阐述。为消除撒切尔夫人式的怀疑论，报告并未坚持要求实现政治一体化，虽然德洛尔等人希望在实现货币一体化后推进政治一体化。它并未支持更大规模的欧洲经济共同体预算，也未支持统一联盟体系内的税收和转移，或其他有关国家财政权的折中方案，因为这些建议曾导致了维尔纳报告的失败。虽然这些妥协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将会发展成为货币联盟的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将会限制欧元与美元竞争的能力。[25]

关键条款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这一点上，德国是支持的，而法国则是反对的，因为从传统上讲，中央银行是归于该国管辖的。[26]基于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问题，密特朗已经不再坚持法国的这一传统立场。德洛尔成功说服密特朗，指出汇率机制对法国是有益的，而密特朗也乐见一个不涉及政治的货币政策。按照德国人的观点，德洛尔委员会成员同意在经济收敛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再过渡为货币联盟，而这也就对参与的国家设置了先决条件。德洛尔反对这些条款，担心这些先决条件可能会把“错误的国家”（法国）排除在外，但面对德国人的否决权，他被迫做出让步。

在做出这些妥协之后，德洛尔委员会最终定稿。1989年6月，欧洲各国政府在其举行的峰会上签字，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信服。各种不同观点充斥在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走廊里，从怀疑到完全敌视，不一而足。德意志联邦银行主席波尔及其同僚深信他们是正确的。在他们看来，若一个政府建议德国人为一种欧洲货币而放弃可靠的德国马克，那么这无异于政治自杀。

此时，这一进程几乎再次陷入停顿。事后看来，阻止该进程进展的事件是显而易见的：“冷战”的结束。欧洲各国政府决定在1989年12月就货币联盟的法律约束性协议举行谈判，此时距离柏林墙倒塌和科尔宣布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德国的国土、人口和经济实力都有大举扩张之势，将其锁定在欧洲则变得更为紧迫。而深化欧洲联盟——在这一进程中，货币统一是下一个举措——是将德国锁定在欧洲的一个逻辑步骤。在柏林墙倒塌前不久，密特朗和怀疑论者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首相乡间别墅契克斯进行了会晤，前者向后者阐明了这一理由。[27]

德国经济和货币的正式统一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个占领国的同意：美国、法国、英国和苏联。孱弱的苏联已经没有抗拒的实力。它的力量仅限于达成一项协议，确保苏联在占领期间取得的民主德国财产不会被返还至前所有者。而一旦莫斯科同意德国统一，那么法国也就不能再横加阻拦。但这种不确定性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密特朗足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威胁根舍，表示他有可能与撒切尔夫人和戈尔巴乔夫结盟，尽一切可能阻止德国统一。这足以让波恩同意巴黎的要求，以推进下一步骤，此即1990年就欧洲货币联盟举行的政府间会议。

会议取得了进展。德意志联邦银行负责起草欧洲中央银行的章程。可以预见，它强调的是独立性、远离政治干预、保持价格稳定。由于统一已成为既定事实，所以德国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新的中央银行必须采用联邦制结构，如同德意志联邦银行一样。它资助政府预算的能力必须予以限制，同样与联邦德意志银行一样。各国必须首先降低国内通货膨胀、削减预算赤字，并减少债务，然后才可以参与。预算赤字将必须限制在国民收入的3%以内，政府债务限制在60%以内。汇率必须保持稳定。所有这些条款都被写入起草文件，并于1991年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召开的峰会上一致通过。

在马斯特里赫特峰会上，密特朗只做出了一个让步，但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让步，那就是这一新体系最晚将于1999年启动。

断层线

欧洲领导人刚刚采取这一重大举措，他们面对的处境就发生了变化。一场里氏7级的地震袭击了汇率机制。货币汇率“重新调整”已有5年多没有出现过了。乐观人士宣称，是国家政策成功地保持了汇率的稳定。意大利已经离开了允许弱货币上下浮动2.25个百分点的大幅度汇率制度。英国已于1990年进入汇率机制，而撒切尔夫人也最终认为，这可以毫不痛苦地降低通货膨胀。在展示了稳定汇率的能力之后，欧洲开始着手成立货币联盟。[28]

这里也有另外一种解读。之所以没有出现货币汇率的“重新调整”，并不是因为没有必要，而是因为没有这种能力。设立单一市场的法案要求各国解除对资本流的控制，并将其作为建立统一的商品市场和金融资本市场的一部分。解除资本流控制的指令于1990年7月1日生效。[29]由于现在已没有限制资本运动的条款，所以组织汇率“重新调整”的空间也就被挤压一空。如果市场了解到一国政府准备下调汇率，那么就会有大量资本撤离该货币，因为投资者会在其贬值之前抛售所持资本。如果判断正确，那么他们就会取得丰厚的回报；而如果判断错误，货币汇率并未发生变动，那么他们也不会遭受任何损失。1992年，仅匈牙利裔美国投资者乔治·索罗斯就动用了数十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都是借来的——下注英镑。

由于担心引发反向投机，所以各国政府不再考虑重新调整汇率。若出现失衡，现在已经没有方法进行疏导。自1987年以来，易于出现通货膨胀的南欧国家在控制通货膨胀率方面取得进展。但通货膨胀的效应是渐增的。通货膨胀率仍略高于德国，如果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那么将会严重削弱竞争力。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已成为意大利等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英国面临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结果却是一样的。在1990年英国进入汇率机制时，英镑对美元异常强劲。德意志联邦银行抵住了上调利率的诱惑，当时，合并后的联邦德国仍在消化前民主德国带来的不利因素。而英国的经济则刚好处于经济周期的顶峰，掩盖了该国工业部门的孱弱。1990年11月，德意志联邦银行开始上调利率，而且是大幅上调以弥补失去的时间。如此一来，英镑的高汇率也就开始遭到侵蚀。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即便是微小的冲击，也会打乱整个计划，但这一冲击偏偏来自小国丹麦。不同于它的大多数邻国，丹麦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举行了全民公投。1992年6月2日，选民以50.7%对49.3%的微弱优势否决了这一条约。虽然在之后的第二次全民公投中，丹麦通过了该条约，但已无济于事；就目前而言，货币联盟的前景已经趋于暗淡。如果没有了货币联盟，那么各国政府保持汇率稳定以确保能够参与其中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

理解了这一逻辑后，投机者对里拉和英镑发起了猛烈攻击。标准的防御方式是上调利率，提高投机者借钱下注某一货币的成本。但意大利政府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上调利率会进一步增加它的负担。[30]在英国，住房抵押贷款与利率水平是相关联的，房主对利率的上调大为不满。瑞典——该国虽非欧洲联盟成员国，但其货币克朗与汇率机制挂钩——的问题是孱弱的银行系统。在整个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所以这些都让人们对政府是否会继续坚持下去产生了疑虑。

7月16日，德意志联邦银行再次提高贴现率——这也是它连续10次提高贴现率，原因是资本流入再次导致其货币供应量超额。贴现率升至193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领导人或许并不是有意对货币联盟的“问题”候选国施加压力，但如果他们采取的行动导致了这一后果，那么想必他们也不会后悔。以约翰·梅杰为首相的英国新政府对德国政府施压，要求其不要上调利率。7月，梅杰致信科尔总理，力劝其保持克制。但德国政府并不制定货币政策，制定货币政策的是德意志联邦银行。而对于英国的施压，它并未做出积极的反应。

到8月，英镑和里拉已经降至汇率机制规则所允许的最低限度。为此，各方在英国度假城镇巴斯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之策。这将涉及汇率机制框架中弱货币的贬值和德国利率的下调。但各国财政部长并未就谁应该贬值以及应该贬值多少达成一致意见。英国和法国担心与意大利扯上关系，并拒绝进行集体“重新调整”。英国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与他的德国同行进行了激烈辩论，最终让他们答应上调利率。

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乔治·索罗斯赌注英镑的规模被适时地透露给了媒体。9月15日晚，德国金融报《德国商报》（Handelsblatt）发表了对德意志联邦银行主席赫尔穆特·施莱辛格的采访节选。施莱辛格在采访中表示“并不排除进一步贬值的可能性”。[31]由于纽约的市场是开放的，所以欧洲弱货币面临的压力非常大。孤注一掷的英格兰银行在次日上午将关键利率从10%提高到12%，并表示将进一步提高关键利率。但这并未对投资者起到安抚作用，因为他们知道，关键利率的提高会对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和失业率造成影响，进而导致政府失去公众支持。当局不可能长期保持高利率，而投资者则可守株待兔，等待利率下调。

看到凶兆之后，拉蒙特收回了再次上调利率的承诺。在午夜之前不久，欧洲共同体货币委员会接受了英国退出汇率机制的要求，同时，意大利也退出了这一机制。因不受资本市场相关条款的限制，共同体中一些实力较弱的经济体如西班牙仍实行资本管控，尽管它们也被迫贬值，但仍能够留在汇率机制框架内。

投机者把目光转向了法郎，这也是欧洲主要货币中最后一个尚未对德国马克贬值的货币。9月20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法国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甫一通过，投资者就开始想法国当局是否会采取强硬措施捍卫法郎。这并非毫无道理：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巴黎更希望通过德国降低利率而不是法国提高利率来解决这一问题。法国政府对德国政府施压，希望后者能够对德意志联邦银行施加压力。

于9月22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上，法国财政部长让–克洛德·特里谢（后出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与诸多德国高级官员进行了关键会谈。如同1978年施密特告诉埃明格尔的一样，特里谢告诉德意志联邦银行主席施莱辛格，德国中央银行的执拗损害了法德50年的合作关系。再一次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产感动了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领导人。他们同意发布一份支持法郎——德国马克平价和为法兰西银行提供额外信贷的联合声明。之后，德意志联邦银行下调货币市场利率。基于此，紧张关系得以缓和，至少是暂时得到了缓和。[32]

11月，葡萄牙和西班牙被迫宣布再次贬值，次年5月，两国又进行了一次贬值。显然，埃斯库多和比塞塔并不像法郎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由于其他国家在竞争力上获得提升，所以不久之后，压力再次向法国袭来。而随着失业率不断攀升，投资者再次公开质疑法国是否会提高利率以捍卫法郎。1933年6月，爱德华·巴拉迪尔出任法国新一届总理，埃德蒙·阿尔方戴利担任财政部长。领导层的变更成为不确定性的另一个原因，并导致更多资本外流。

形势很快急转直下。6月底，阿尔方戴利要求与德国财政部长特奥·魏格尔举行紧急磋商会议。魏格尔以有其他紧急事务为由拒绝参加。由于德意志联邦银行再次拒绝下调贴现率，所以引发大规模法郎抛售。仅在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法兰西银行就动用了320亿美元购买法郎，但并未达到平息市场的目的。在之后一周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只得听天由命，同意将汇率机制变动区间从2.25个百分点上调至15个百分点。各国货币已经拥有足够的自由变动区间，所以投机者也就失去了单向下注的机会。

联盟中的隐患

一个更为宽松的汇率机制是否仍能为货币联盟提供一条路径，人们不得而知。英国和法国将危机归咎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高利率。在英法看来，它们同意德国统一，但德国并未为此给予合适的回报。德国认为，法国和英国之所以遭遇危机，问题出在它们自己身上。这一争论重新撕开了彼此的旧伤。如此不同的国家能够共用一种货币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尽管存在这些争论，但在接下来的6年里，还是有9个欧洲国家成功加入货币联盟。这里需要做一些解释。首先，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经济衰退并不会永久持续下去。虽然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一次衰退，但自1993年以来，它却迎来了一次经济扩张，由于货币贬值，各国出口竞争力大大增强。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任何事情都会变得相对简单，特别是在削减预算赤字以满足加入货币联盟的条件方面。

正如弱势美元导致了欧洲早前的经济困难一样，现在强势美元解救了它们。在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的影响下，克林顿政府出台政策限制政府开支的增长。美国的财政状况得到加强，人们重拾对其货币的信心。美元的走强进一步强化了欧洲的竞争力。这意味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少的财政负担，意味着1997年经济的强劲增长，这一年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其预算赤字要求被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这意味着1992年被逐出汇率机制的意大利有可能重新加入这一机制。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强势美元使得欧洲各国向欧元过渡成为一种可能，而弱势美元则定期为欧洲朝着这一方向发展提供动力。

要想最终实现货币联盟，欧洲还必须要利用这些条件。幸运的是，当时的政治背景恰好是有利的。在德国，坚定支持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赫尔穆特·科尔仍担任总理，直到1998年9月他才下台，而那时，向欧元过渡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在法国，受1992—1993年尴尬事件的影响，当局急于摆脱德国控制欧洲货币条件的现状。再者，随着德国的统一，以一种和平方式将德国锁定在欧洲也就显得比以往更为急迫，而货币统一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机制。自一开始，货币联盟就是一个政治工程。而最终，还是政治——且不论其好坏——让它转变为现实。

对德国来说，通货膨胀一如既往地仍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在每一个转折关头，德意志联邦银行都会提出这一问题。要想获得中央银行领导人的支持，抑或只是他们的默许，政府需要做出一些让步，有些是象征性的，有些是实际的。科尔向他的同伴承诺，欧洲货币机构——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的总部将会位于德国中央银行的所在地法兰克福。如果这意味着欧洲中央银行也将位于该市，那么法兰克福将有机会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魏格尔促成了一个稳定公约。按照该公约规定，在采用欧元之后，各国政府必须将预算赤字控制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内。德国确保新货币的名称为欧元，而非更具法国色彩的埃居。它确保荷兰的维姆·德伊森贝赫出任欧洲中央银行首任行长，要知道，数十年来荷兰一直严格遵循德国式的货币政策。它让坚定的货币主义者、德意志联邦银行理事会成员奥托马·伊辛担任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现在，法国和德国已经登船，唯一的问题就是谁将和它们同舟共济。一种情况是，最有可能加入的是以荷兰为代表的以稳定著称的德国近邻。其他国家也可以加入，但它们必须首先承诺削减赤字和降低债务。另一种情况是，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以非稳定著称的国家应首先加入。但这存在一种危险，即加入之后，它们可能会扩大赤字，并迫使欧洲中央银行出台更有利于它们的货币政策。不过，如果它们不加入，也会存在一种危险，即它们会定期贬值它们的货币，从而赢得对德国、法国和荷兰出口商的竞争优势。

最终，小国卢森堡成为决定的关键。卢森堡拥有较低的债务、稳定的政策，所以它的资质是无可挑剔的。但问题是，卢森堡早已与比利时结成货币联盟；比利时法郎在两国境内流通。基于此，卢森堡很难离开比利时。但如果让比利时——其公共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率很高——加入货币联盟，那么也就难以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关于公共债务上限的规定将其他国家排除在外。正因为如此，始于1999年的货币联盟有9个成员国，其中不仅包括比利时，也包括冰岛、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希腊虽然是一个问题案例，但它的情况同伊比利亚岛的情况并无二致，所以它于2001年获准加入货币联盟。这一追求大货币联盟的决定是灾难性的。它让背负着沉重债务且有深层结构问题的国家加入了欧元区。这最终成为货币联盟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也阻碍了欧元在国际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如果英国——欧洲领先的金融中心所在地——也加入其中，那么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不同于意大利，英国对欧洲货币体系的兴趣只是昙花一现。1992年的危机以及英镑被逐出汇率机制的屈辱事件对约翰·梅杰的保守政府造成严重伤害。托尼·布莱尔在1997年赢得大选，或许也与此有关。显然，布莱尔不愿意重复这一经历。自1992年之后，英国一直保持着稳定政策，而这也消除了其他国家对其不加入货币联盟的疑虑。作为9个欧洲经济体的货币的欧元如果也能够成为英国及伦敦金融城的货币，那么它将会成为美元更强劲的对手。不幸的是，它只是欧洲9个欧洲经济体的货币。

即便没有伦敦的帮助，欧洲的这一新货币也会成为一种让人感兴趣的美元替代品。不久之后，这种替代品的寻找将不再仅仅是兴趣问题。

[1] 详见马什（2009），第14页。

[2] 欧洲货币体系的设计者之一、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认可这种联系：“我们在西欧有一个货币联盟，并一直持续到1914年，这就是金本位。从历史的角度看，我愿意把它们并列起来。”马什（2009），第69页。

[3]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始文件《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并没有明确支持建立货币联盟，但它将汇率确定为“共同利益”，并规定设立一个货币委员会，就货币问题向各国政府提供建议和意见。货币委员会将由各成员国的两名成员以及欧洲委员会的两名代表组成。1962年，沃尔特·哈尔斯坦执掌的欧洲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三步走”方案，计划在10年内实现单一货币的目标，但该提议并没有得到各国政府的响应，只得作罢。关于10年内分三步完成单一货币目标的方案，在1970年和1989年又分别被摆上台面。下文详述。

[4] Strange （1980）, p. 46.

[5] Kloten （1980）, p. 181.

[6] 戴森（1994），第70页。季斯卡重视单一欧洲货币，并认为它可以挑战美元。说句题外话，季斯卡的血统可以追溯至查理大帝，后者在货币上可以说是统一了欧洲。

[7] Marsh （2009）, p. 50.

[8] 按照先前钉住美元的政策，购买涌入德国的美元意味着德国要增加本国货币即德国马克的供应，而货币供应则是德国当局衡量未来通胀压力的关键指标。

[9] 见第三章。

[10] Szulc （1972）.

[11] 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术语“平价”（parities）被“中心汇率”（central rates）取代，这意味着额外的机动空间会被真正使用。

[12] 见第二章。

[13] 瑞典后来加入。

[14] 1972年下半年，丹麦举行全民公投，大部分丹麦人支持国家加入欧洲共同体。之后，丹麦又临时加入了该体系。

[15] Dyson and Featherstone （1999）, p. 294.

[16] 关于特里芬，见第二章。罗伊·詹金斯也受到了欧洲委员会发起的并于当年早些时候完成的关于财政联邦主义的麦克杜格尔报告（McDougall Report）的影响。负责撰写该报告的委员会秘书迈克尔·爱默生，是詹金斯内阁成员之一。

[17] 卡拉汉政府面临更大的问题，即失业问题。显然，德国会为欧洲货币体系框架内的货币政策定下基调，而考虑到当时极为不利的国内经济背景，这会对英国经济增长和失业问题带来影响。他更希望欧洲与美国进行谈判，通过稳定美元来解决欧洲的货币问题。一个事实是，英国同美国以及其他实施钉住美元政策的国家的贸易额，要超过欧洲大陆国家。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与美元脱钩的欧洲货币集团最终会危及英国利益。戴森和费瑟·斯通（1999），第549页。

[18] Marsh （2009）, p. 79.

[19] 不过这一次，有特别需求的国家可能会被允许保持更大的货币汇率变动区间。

[20] 埃明格尔就他们的理解给施密特写信说：“如果未来欧洲货币体系内出现严重失衡，进而导致极端的干预责任，那么货币的价值将会受到威胁。如此一来，德意志联邦银行在货币政策上的独立性也就岌岌可危。这将会导致德意志联邦银行难以履行它的法律职责。至于总理和财政部长一再提及的保证，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出发点是，在需要的情况下，德国政府要保护德意志联邦银行，避免其陷入此类困境，而所采取的方法，或是修正欧洲货币体系内的汇率，或是在必要情况下，免除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干预责任。”埃明格尔（1986），第361~362页（德文译本）。

[21] 埃明格尔就他们的理解给施密特写信说：“如果未来欧洲货币体系内出现严重失衡，进而导致极端的干预责任，那么货币的价值将会受到威胁。如此一来，德意志联邦银行在货币政策上的独立性也就岌岌可危。这将会导致德意志联邦银行难以履行它的法律职责。至于总理和财政部长一再提及的保证，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出发点是，在需要的情况下，德国政府要保护德意志联邦银行，避免其陷入此类困境，而所采取的方法，或是修正欧洲货币体系内的汇率，或是在必要情况下，免除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干预责任。”埃明格尔（1986），第361~362页（德文译本）。

[22] 拯救丹麦克朗，时已贬值5%。

[23] 科尔在战争的最后几周应征入伍，但从未被派往前线。

[24] Painton, Bonfante, and Sancton （1983）.

[25] 见第五章。

[26] 在这些反对者中，包括法国财政部的主管让–克洛德·特里谢，他后来成为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的行长。

[27] 如马什（2009，第135页）所述。

[28] 她可能也认为，让英镑加入汇率机制，伦敦可以更好地维持它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且，她可能还认为，相比于机制之外，英国在机制之内可以更有效地塑造欧洲货币的未来。

[29] 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等面临金融问题的国家除外（下文另述）。

[30] 更糟糕的是，很多债务都是短期债务。央行贴现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则政府预算赤字会增加整整1%的GDP。

[31] 施莱辛格的评论反映了德意志联邦银行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的决定，即依照1978年埃明格尔所写的那封信（见此前的第20条注释）的精神，限制其代表弱势汇率机制货币进行干预的权利。在此背景下，声称“不排除”进一步贬值当属有节制的描述。

[32] 回顾这段历史，在2010年危机时，担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的特里谢出于欧元区团结考虑，同意该行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债券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章
危机

稳定是一种货币被广泛应用于国际交易的必要条件。对于出口商、进口商和投资者来说，不管他们依赖的是货币的支付手段、记账单位还是价值储藏功能，稳定性都是他们首先考虑的要素。全面金融危机对货币稳定性的打击最为严重，而美国在2008—2009年所经历的就是这样一次金融危机。

因此，在危机过后，人们对美元的国际角色提出质疑也就理所当然。关于美国作为高质量金融资产发行者而拥有比较优势的论断被斥为笑谈。美国机构销售的复杂的金融工具同国库券一样可靠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危机中，为拯救经济而安排的庞大的预算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他们担心美联储会通过通货膨胀吞噬债务，尤其是那些外国人所持的债务。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一种可能，那就是这次危机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它可能会促使进口商、出口商和外国投资者大规模撤离美元。而由于现在已经有了欧元等替代品，所以这种可能性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假设。

也有人表示，所有关于美元衰败的言论都言过其实。每一次金融危机升级——首先是2007年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被清算，然后是2008年3月贝尔斯登倒闭，再就是2008年9月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美元相对于欧元和其他货币都会走强。对于世界各地担惊受怕的投资者来说，美元仍是终极的“安全港”。而如果美元能够经得起这些事件的考验，那么它就能经得起所有的考验，并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国际货币的作用。这就是美元捍卫者所持的观点。

弄清楚这些论断并确定它们是否正确不仅需要了解这次危机的影响，而且还需要了解美元的超级特权在这次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

危机的根源

危机的根源在于对金融违规行为监管的不到位。银行将抵押贷款合同的发放外包给专门的经纪人。这些人一般都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在执业资格方面，不仅联邦没有出台严格规定，甚至有的州也没有相关规定。在很多州，经纪人并不对他们所谓的客户承担信托责任，有时候房主几乎是被迫签合同的。这意味着，如果房主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某些条款而最终导致无力还款，经纪人将不会承担法律责任。经纪人不会面临任何金融风险，他拿的是佣金，而抵押贷款合同则会被转至银行，即他真正的雇主。

然后，银行将这些合同打包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或将它们转至其他能够将其打包为此类证券的银行和特殊目的机构（SPV）。之后，这些证券会或被出售给其他银行，或被出售给养老金、共同基金和其他投资者。由于市场有限，这些证券支持的债券会被再打包为债务抵押债券。对于这些更复杂的工具的持有者来说，他们对与基础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相关的收入流有着不同的权利。典型的债务抵押债券被分为优先级部分，持有者可优先获得基础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收入；中间级部分，持有者以第二顺位获得收入；而被冠之以“股权级”的部分——以此命名是为了消除投资者的戒备心理——其持有者则以最后顺位获得收入，如果届时尚有收入。接下来，债务抵押债券还要进一步细化，并被继续打包为债务抵押债券，打包后的债务抵押债券再被继续打包。

通过分级、切割和重新打包存在问题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投资银行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但它们辩称，这是为了更为高效地划分风险，以让不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具有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现在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复杂过程实际上是掩盖风险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是为了将它们组合为更为高效的捆绑产品。最终，风险从可承受高风险的投资者身上转移到只可承受低风险的投资者身上，比如密苏里州雇员退休系统和得克萨斯州教师退休系统，因为这些机构在购买该类资产时很少会考虑它们的特性。[1]但这都是事后聪明。对于这些工具的风险性，当时整个投资界都认识不足。这并不是始发投资银行所愿意广而告之的。而且，它们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它们所做的工作缺乏有效监管。

此外，如果没有合谋者，那么这一商业模式也无法进行下去。而讲到合谋者，首先就是评级机构。按照规定，养老金和共同基金只能承受一定程度的风险，因此在购买债务抵押债券时，它们需要标准普尔和穆迪的评级。[2]评级机构不仅会对债务抵押债券进行评级，而且还会为发行机构提供建议，以便于债务抵押债券中的“优先级”部分能够赢得AAA级。后一种活动让评级机构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不难想象，在授予期望评级时，它们的雇员所承受的那种巨大压力。评级机构否认自己遭遇利益冲突。但又有谁知道呢？

贷款发放机构还是发现，愿意购买投机性“股权级”部分的投资者非常少。在很多情况下，始发银行不得不自己持有这部分债务抵押债券，并将其记入资产负债表。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业务的扩张。解决方案之一就是以保险形式进一步“强化”这些证券。通过支出一部分费用，违约的风险可以转移到另一个实体身上。基于这种合适的担保，部分“股权级”债务抵押债券便可以销售给其他投资者。取得这种保险的机制，现在人们已非常清楚，此即众所周知的信用违约互换。而这些保险合约主要的承保机构正是“低资本化”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对于美国国际集团的决策者来说，他们当时的想法无从得知，恐怕永远都是一个谜。但话又说回来，他们之所以会做出如此决策，与缺乏有效监管是分不开的。[3]

聪明的投资者——首先是那些投资银行本身——知道持有“股权级”债务抵押债券的危险所在。如果住房市场衰退，那么持有者将会遭遇亏损。如果交易方或交易对方陷入困境，那么信用违约互换的价值可能就会低于其票面价值。投资银行或许没有预料到债务抵押债券对其资产负债表造成的巨大冲击，但它们可能预料到了这部分投资组合的低收益。它们的反应是通过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来提高资本收益。换句话说，它们利用更多的借款——在部分情况下，是非常多的借款——来维持业已习惯的利润率。如此一来，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本杠杆——借贷资金与自有资本比——就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这并非处于危机中心的投资银行所独有的现象。其他并未深陷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债务抵押债券和其他“成熟”金融工具的金融机构也都加大了杠杆率。背后的原因在于批发货币市场的扩张，使得金融机构可以在一夜间借得大量资金。同时，监管者的失职也是重要原因。尤其是投资银行，先前只是赌注合伙人的资金，而今也已开始赌注其他人的资金，而它们的渠道机构和特殊目的机构大都仍处于监管之外。

监管不力

即便是商业银行，也允许加大杠杆率。按照标准的监管惯例，商业银行所持的核心资本——股东的自有资金——不得低于银行投资的8%，以作为亏损的缓冲。现在，监管者以其自身的智慧，允许它们用不易流动的工具替代股东的普通股本。商业银行可以使用所谓的混合型工具和次级债作为替代物。作为债权人，这些金融工具的持有者仅排在股权持有者之前。这些流动性较差的工具被称为“二级资本”，以别于银行股东的资金，即“一级资本”。按照《巴塞尔协议》［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达成的关于资本充足率的协议］，银行持有的普通股本在风险加权资产中所占比例可低至2%。

结果，商业银行用于缓冲亏损的资本大大减少。也就是说，如果出现问题，它们将难有足够的储备来偿还债务。再一次，监管者选择视而不见。更为糟糕的是，他们认为现在银行在管理风险方面更为高效，在判断资本形式（指廉价的、流动性较差的替代工具）方面也更为准确。由于银行缺乏基本的风险内控模式或模式过于“落后”，商业信用评级被用于资产分类，即按照不同的风险将资产置于不同的类别中，用一个不雅的词来讲，即置于所谓的“水桶”中。

关于“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的分类被纳入《巴塞尔协议》。这一关于资本充足率的协议是在1988年由当时所谓的金融发达国家共同签署的。由此可见，那些不良趋势已经持续一段时间，而且它们也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境内。事实上，在这些趋势中，从过度杠杆化到监管失职，很多都感染了其他国家的银行和金融体系，比如德国和英国。尽最大限度减少资本并充分利用高杠杆化的美国模式为欧洲各国银行所效仿而非排斥。最终，共同的全球趋势导致了共同的全球危机。

这一证券化机器，其本身就像它“制造”出来的证券一样复杂，对燃料有着贪得无厌的胃口。随着杠杆率的不断提高、投资组合的持续扩张和投资者对收益的无限追逐，它需要输入大量的高收益证券。这种需要反过来又鼓励创造更多的债务抵押债券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而这进一步鼓励了更多抵押贷款的发放。银行放宽了信贷和文件标准。抵押贷款经纪人降级信用质量范围，以寻找更多的借款人。这是一场微妙的舞会，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参与者都能接触到他们的同伴。

无可否认，次级抵押贷款快速增长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这种金融欺诈。但发放——分销模式和它所创造的反常动机是促成现在我们所称的这场名为“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场危机最终也成为80年来最严重的全球信贷危机。为什么所有人都会出现这些动机，原因很简单：监管不到位。

一旦多米诺骨牌被排在一起，仅仅一个骨牌倒下，其余所有骨牌都会倒下。第一个骨牌是住房市场，其于2006年达到顶峰。第二个骨牌是专业投资基金（投资由次级抵押贷款支持的复杂证券）的亏损，其始于2007年。随着债务抵押债券价格下跌，投资者收到追加抵押通知，进而被迫出售其他证券。[4]而这些证券价格的下跌又迫使其他投资者抛售。不久之后，全方位的证券抛售拉开序幕。

意识到风险之后，银行迅速采取守势。对于金融体系中杠杆化最严重的投资工具，它们采取了大规模的去杠杆化措施。而那些先前在批发市场大肆扩张的金融机构（如贝尔斯登）发现它们已无力追加抵押。

面对这种极不确定性，消费者停止开支，进而导致经济陷入混乱，而银行先前所持的健全贷款和投资也纷纷出现问题。监管者最终从睡梦中惊醒，并采取措施，进而决定在什么时候拯救谁（美国国际集团）和在什么时候牺牲谁（雷曼兄弟公司）。在200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形势急转直下，演变成为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做好了铺垫。

内幕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一切尚好，但这次危机也提出了众多问题。问题之一：是谁允许发展这样一个规模如此庞大且风险如此之高的复杂证券市场？问题之二：为什么银行被允许用它们自己的模式来确定投资的风险和决定所持缓冲资本的规模（显然，它们会为自己大开方便之门）？问题之三：为什么监管者会出现监管不到位的情况？

导致危机升级的关键人物都坚定地认为市场能够解决问题。他们尤其相信衍生品市场是可以自由运转的，而且它们还是重新分配风险的有效机制。作为一名官员，哈佛大学教授，曾担任克林顿政府时期财政部助理部长、副部长和部长的拉里·萨默斯坚信，衍生品“是分配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基于此，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承担相应的风险”。[5]这句话是罗伯特·鲁宾对衍生品的描述，他是萨默斯在政治上的良师益友，也是在他之前的财政部长。萨默斯的描述虽然更具技术性，但却同样明确。“通过帮助参与者更好地管理他们的风险敞口和降低他们的财务成本，衍生品推动了国内和国际商务，并支持资本在经济体内进行更有效的配置。此外，通过潜在地提升流动性和缩小基础现金市场的买卖价差，衍生品还可以提高金融市场的功能。因此，OTC（柜台交易）衍生品直接和间接地支持了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高投资和生活水平的高增长。”[6]作为一名学者，萨默斯虽然曾一度对市场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但这一观念并未转移到政策领域。[7]

就个人而言，鲁宾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曾是高盛固定收益部门的主管，负责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固定收益期货、期权和其他衍生品的交易。鲁宾执掌的固定收益部门在1986年曾遭遇重创，因为交易者并没有预料到“不甚可能的市场状况”。[8]鲁宾的交易者下大注，赌现行利率会基本保持不变。而当利率出人意料地出现下降时，该部门亏损1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由此可见，对于交易者无法想象最坏结果的趋势，鲁宾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有人期望他会成为一个加强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有力支持者。他的自传也表明他同意加强监管，当然这基于已发生的事实。[9]这绝对是事后聪明。当时，尤其是在1998年，鲁宾、萨默斯和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反对衍生品交易监管措施。

具体来说，他们是在反对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主席布鲁克斯莉·博恩时反对这些措施的。博恩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作为20世纪60年代初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她希望成为一名医生而非护士，但这并未得到辅导员的支持，因为当时医生这个行业并没有针对女性的职位。于是，博恩转而到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学习，她是她所在毕业班中仅有的4名女生之一。自此开始，她先是加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着力于衍生品市场，后又于1995年被任命为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博恩是一个有着强大意志力的人。但她并没有强大到战胜“拯救世界委员会”。“拯救世界委员会”一词源于《时代周刊》，其指鲁宾、格林斯潘和萨默斯在1998年8月大型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倒闭后采取的行动。

实际上，博恩的建议是相对温和的。她提出的是一份“概念文件”，旨在确定不受监管的金融衍生品的增长会带来什么风险，并给出了一个监管衍生品的框架。但这仍激起了格林斯潘、鲁宾和萨默斯的强烈反应，在他们看来，该概念文件就是“帐篷下的骆驼鼻子”。正如博恩概念文件所表明的，这个三人组合反对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认为这会迫使衍生品交易者披露更多的信息，会让它们持有更多的资本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仅支持设立一个清算所，使之成为衍生品交易的安全网。这个安全网对于缓解2008年因美国国际集团异常复杂的一对一交易而引起的问题是有助益的。[10]但他们支持的仅仅是一个自愿清算所，而非强制清算所。对于那些在每一次衍生品交易中都会获益的交易者（如高盛）来说，它们对清算所更不感兴趣。[11]

之后出任财政部长的保罗·奥尼尔和约翰·斯诺都是金融行业出身，所以他们不会改变这种现状，而且也不愿意在一切运行良好时做出改变。来自高盛的亨利·保尔森虽然是一个“异类”，但他也没有成为一名加强监管的倡导者。

作为一个对金融机构监管负有重大责任的机构的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坚定地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作为一个倾向于以玄妙深奥的语言进行陈述的人，格林斯潘在众议院银行和金融服务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做证时却一反常态，毫不隐讳地表示：“专业人士私下商谈衍生品交易监管是没有必要的。”在1994年国会考虑监管衍生品市场时，格林斯潘持反对意见。[12]在1998年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建议加强对衍生品监管时，他持反对意见。2003年，他告诉参议院银行委员会（Senate Banking Committee），对衍生品市场进行更广泛的监管将会是一个错误。“多年来，我们在市场中发现，”他断言道，“衍生品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它将风险从那些不应该承担风险的人身上转移到那些愿意承担且有能力承担风险的人身上。”当然，到2008年10月时，他开始唱起反调，警告美国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House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Committee）不要依赖“一贯利己的放贷机构”，并表示了对衍生品市场进行监管的必要性。[13]

格林斯潘的继任者本·伯南克曾研究过大萧条，所以有人期望他会持不同的观点。但无论是从智力上还是政治上，他都很难放弃格林斯潘留给他的遗产，尤其是在投资界正享受丰厚回报的时候。此外，伯南克也忽略了“影子银行系统”——持有大量与住房相关的高风险债务抵押债券的对冲基金、渠道机构、特殊目的机构——的脆弱性，因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没有出现过“影子银行系统”。而与此同时，其他监管机构的预算和人力资本遭到总统乔治·W.布什的削减。布什虽然对金融并不是很了解，但他却知道一个事情：监管是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

模型的风险

这种指责游戏——在危机发生后果不其然地盛行起来，将过多的责任归咎于个人，甚至是掌权者。那些导致危机升级的决策所反映的并不是少数几个人强势人物的个人思想，而是一个强势的集体心理。人们普遍相信，通过运用现代数学工具，可以进行更为有效的价格确定和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简洁的数学公式如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Black-Scholes Model）可用以确定期权和其他衍生品的价格。通过简化的假设条件，基于可行的模型，完全可以估算一笔投资在第二天可能发生的最大亏损。而通过更多的假定条件，比如关于不同投资回报率的关联性，则可以描述一家银行的投资组合收益率分布情况。价值风险，即投资组合可能产生的最大亏损由此产生。

这些技巧并非毫无价值。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可用于确定复杂衍生品的价格是否已严重偏离其组合的价值。它为那些准备参与套利的人提供了利润操作空间，比如，买入标价过低的组合，同时卖出或卖空标价过高的组合。它为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由金融创业家约翰·梅里韦瑟及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于1994年创建）等实体提供了一种商业模式。同样，由J.P.摩根银行首席执行官丹尼斯·韦瑟斯通于1987年华尔街崩溃后首创的一个业务模式，对首席执行官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此即著名的“4点15分报告”（4:15 Report），每天在市场收盘前15分钟总结银行投资组合的风险。这一模式后来进化为价值风险，而开创这套方法的正是J.P.摩根，发表时间也为1994年。[14]

问题是这些过程被推得太远。初期，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通过套利交易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典型的模式是，买入和卖出相似的证券，比如在不同日期（前后相差不远）发行的同一时间到期的美国国库券，以赚取交易利差。[15]但随着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掌握投资资金的增加和越来越多的交易者采用这一技巧，套利机会越来越小。这一模式的极大成功和继续维持早前收益的驱动力促使梅里韦瑟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采取扩张措施，运用越来越多的借贷资金寻求越来越少的机会。这一事业的伪科学性创造了对结果的过度自信。在意料之外的事情——俄罗斯在1998年8月出现外债违约，资产价格出现意外波动——发生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被推到了破产的边缘，几乎摧毁了美国的金融体系。

对于那些运用数学方法控制风险的人来说，这应该引起他们的警惕。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倒闭却被认为是一个异常现象，原因是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并不是每天都违约。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走得过远，这反映了管理层（包括以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而闻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迈伦·斯科尔斯）妄自尊大的野心和他们的超级自信，同时，它的失败也与他们的技巧缺乏实质性限制有关。然而复杂的数学公式甚至被更广泛地用来确定更复杂的证券的价格。现在，每一名定量分析师的办公桌上都有一台高配置的电脑，而这激励他们去创建更为复杂的模型，当然，这反过来也提高了定量分析师的薪水，而他们又是唯一有能力操作这些模型的人。在专业从业者的支持下，银行建立了更为精巧的价值风险模型，J.P.摩根对这套方法进行了推广，并在1998年将从业人员并入一个名为风险计量集团（RiskMetrics Group）的独立公司（仅从公司名称看就知道信心十足），而从业者的收入则取决于这一策略的采用程度。这套方法走进了商学院的课堂，从而被赋予了学术意义，并为一代风险管理咨询师所采用。

模型是建立在简单化假设之上的，这也是它们能够成立的必要条件。因此，对于谨慎的从业者来说，他们只是将这些模型作为考虑风险的起点。同样，谨慎的从业者也知道，价值风险模型只可以用以估测相对短期内特定资产的价格变动情况。比如，如果复杂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价格信息仅在房价上涨时有效，那么它几乎就不包括房价下跌后可能出现的情况。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足够的动力让一名从业者成为谨慎的从业者。

如此一来，起点也就成了终点。原本只是用于首席执行官日常自律的方式被机械地扩大化。银行认为它们已经将风险控制在了个位数，所以它们相信它们有能力承担更多的风险。由于相信了被监管者方法的可靠性，所以它们允许在设定资本需求时使用价值风险模型。在要求金融机构为其股东提供更多有关机构所承担的风险的信息时，证券和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接受并将价值风险视为逻辑性综合指标。而银行在看到价值风险对其所持资本量的影响后，改进它们的投资组合以及所采用方法，以制造更有利的价值风险估算。由于进行了数学测算，所以关于风险已被控制的观点甚嚣尘上。虚假的信心鼓励机构进一步冒险，鼓励监管者放任自流。只要不出现意外情况，更多的风险就意味着更多的利润。很多人都因为这种“随波逐流”而获益丰厚。相反，那些谨慎有余的投资者却未获得丰厚补偿。

在这里，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在2008年灾难到来时，价值风险的历史还不足15年。计算机革命仍只是近来之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曾投巨资打造先进的智能终端，希望其能更快地解决更复杂的公式，以赢得对竞争对手的优势。金融创新日新月异的时期正是培育危机的时期。在这些时期，各种创新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充分验证。而由于金融实践变化迅速，尤其是监管机构，很难跟上这种变化的步伐。对于被监管者所宣称的高效风险管理，它们更是难以确定。

竞争催生危机

催生这场危机的另一个因素是竞争的日趋激烈。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开并限制接受存款银行投资活动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于1999年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该法案的起草者或许认为，现在商业银行已经具备了高效的风险管理能力，所以它们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从事投资活动。《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的捍卫者提出意见，表示商业银行并不是次贷危机的中心。发放债务抵押债券并最终深陷高风险“股权级”部分的是投资银行而非商业银行。采用高风险杠杆的是投资银行和经济交易商如贝尔斯登而非商业银行。

显然，这一论断并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大背景。商业银行所从事的新活动打破了投资银行家安逸的生活。在看到自己的利润被侵蚀之后，投资银行做出反应，动用更多的借贷资金参与风险更高的投资活动，以便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就贝尔斯登而言，先前依靠收取股票交易的固定佣金即可获得丰厚收益，而今，由于放宽管制和技术革新（如贴现经纪商嘉信理财的出现），其所从事的业务已经遭到严重侵蚀，所以它才参与了涉及最高杠杆率的最危险的赌博游戏。

金融全球化进一步加大了竞争压力。基于技术和实践的变化，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银行可以更好地管理风险，可以更好地利用杠杆率，而且也无须加大监管力度。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仅仅在美国存在。基于这一逻辑，金融机构可以扩大营业范围，可以进行更广泛的资产类别投资，而这又意味着它们可以在更多的地方从事相关业务。作为单一市场计划的一部分，欧洲联盟取消了银行不得在其他欧洲国家营业的所有限制。概括地说，在这一时期，跨边界竞争大大加剧。

再一次地，面临严峻竞争压力的机构采取高风险活动，以维持先前的利润率。英国建房互助会诺森罗克银行（Northern Rock）通过向其他银行借款来补充零售客户的存款，以此抬高赌注。冰岛的银行机构向英国、荷兰和德国家庭提供高利息在线储蓄账户，以为其危险赌注提供资金支持。缺乏活力的德国储蓄银行接收了由美国发放和分销的最低级别的债务抵押债券。欧洲金融机构的杠杆率甚至要高于它们的美国同行。出现这种情况，不是虚假信心太高就是竞争压力过大，抑或两者皆有。同样，在欧洲，监管者也选择了视而不见。

在生存面临威胁时，提高赌注并非唯一可能的反应。另一种方式是沉潜待发。沉潜待发意味着缩减经营活动，但补偿方案并未为此提供激励。成功的赌注意味着丰厚的收益。如果日后这些赌注将公司置于危险境地，那么这是其他人的问题。公司董事会和政府机构有必要对补偿方案进行监管，以使其更好地与公司的长期表现联系起来。当然，这种观点现在已被广泛接受，但之前，这却不是监管机构所坚持的，甚至它们都没有提到过。而待出现问题后，为时已晚。

火上浇油的美联储

如果监管不力是火花，那么中央银行的政策就是助燃剂。若非美联储火上浇油，金融过度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效果。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联储稳定经济并由此稳定金融市场的成功或许是积聚风险的一个因素。在保罗·沃尔克战胜通货膨胀之后，经济波动减少，而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有人说这是因为好的政策，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好的运气，但无论怎么说，自G.威廉·米勒以来，美联储在政策上的改进的确发挥了作用。[16]关于美联储已“驯服”经济周期的本土信仰在20世纪20年代引起了人们对稳定的“新时代”的讨论，并促成了早期的华尔街繁荣。一个波动较小的经济体（“新时代”和“大缓和”时期）意味着波动较小的金融市场。在承担风险方面，机构投资者——实际上是所有投资者——都对自己更有信心了。正如美联储副主席唐纳德·科恩在2008年危机发生后不久所说的一样：“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当前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或许就是自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缓和’开始，美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家庭和公司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较低水平的产出波动与较低水平的、稳定的通货膨胀。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平静状况让很多私人代理放松了警惕，低估了他们所采取的行动的风险。”[17]美联储的极大成功——增加意图的透明度和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或许正是造成这种自满的一个主要因素。

即便是那些对政策导致经济波动减少，进而对政策导致投资者自满持怀疑态度的人，心中也存有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格林斯潘执掌的美联储会采取干预措施，确保资产价格问题，以避免发生动荡危机。实际上，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采取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在1987年华尔街崩溃后下调利率。在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后，美联储再次下调利率。此时，“格林斯潘对策”——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随时准备出台措施，以有效确保资产价格维持在最低水平——已经成为金融词典中的一个词条。

美联储在技术泡沫破裂后将利率下调至1%，加上2002年格林斯潘对资产价格和货币政策的论述，使得这一概念趋于明朗化。[18]这位主席声称，资产泡沫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很难确定的，因而运用货币政策应对资产泡沫是不切实际的。他进一步暗示，在事实出现后探查泡沫则没有那么困难，而货币政策的作用就是限制不稳定的后果。投资者进而相信，且不管对错，由于美联储会采取干预措施，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再担心资产价格崩溃这种所谓的“尾端风险”的发生。发生大规模亏损的危险减少，而承担风险的诱惑却在增加。风险承担者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和包括美联储在内的监管机构都表示它们无法探查泡沫，更不用说限制泡沫膨胀了。

泰勒规则

还有一个事实：与15年前经济危机后美联储所采取的政策相比，其在2002—2005年采取的货币政策要宽松很多。自20世纪80年代沃尔克的通货紧缩结束至2000年技术泡沫破裂，“泰勒规则”（Taylor Rule）在这一时期完美地捕捉到了美联储的政策。“泰勒规则”是以其创建者、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的名字命名的。1992年问世的“泰勒规则”是一个程式化关系，它将中央银行的主要政策杠杆（名为联邦基金利率的银行间拆借利率）与其主要政策目标（通货膨胀和闲置资源水平）联系在一起。[19]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泰勒规则”在捕捉美联储应对通货膨胀压力和经济周期变化方面表现极佳。进入新世纪后，它继续追踪美联储的政策。在2000年技术泡沫破裂导致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下降时，“泰勒规则”指向了降息的必要性。在整个2001年，联邦基金利率从6.25%下调到1.75%，与“泰勒规则”的预测一致。

在2002年底经济见底导致实际和潜在产出之间差距不再扩大时，“泰勒规则”建议提高利率。但美联储不但没有提高利率，反而进一步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其于2003年年中降至1%。这一利率一直保持了一年之久，而这一年年底，“泰勒规则”所建议的利率水平则整整高出该利率3个百分点。

此时的格林斯潘及其同僚越来越担心美国经济会重蹈日本的覆辙，陷入日本式的通货紧缩。若是如此，美国经济将难以摆脱困境，甚至不可能摆脱困境（实际上，由于“通货紧缩”一词容易引起公众恐慌，所以格林斯潘在国会做证时使用的是“不受欢迎的、进一步下滑的通货膨胀”）。美联储知道货币政策对价格水平和经济的影响会有一定的滞后，所以它的政策是立足于未来的。换句话说，将来有可能出现通货紧缩，而不是一定会出现通货紧缩，而美联储据以出台措施的正是这个实际上看不见的东西。[20]

基于已经发生的事实，我们可以说，美联储在2002年初至2004年年中高估了通货紧缩的风险。它关于美国有可能会步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金融泡沫破裂后陷入通货紧缩）后尘的推断过于机械化。[21]为规避日本式的通货紧缩危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自命的货币政策“风险管理方法”最终误入歧途。[22]结果，美联储的政策导向了更大的繁荣和更大的崩溃。

对于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最大规模信贷繁荣的说法，也有人持异议，尤其是美联储的前任和现任官员。他们反对关于美联储只控制短期利率而不控制对投资有重要影响的长期利率的说法。虽说长期利率可能会对公司投资工厂产生影响，但并不会对个人决定是否买房产生影响。只要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利率没有降到足够低，不顾一切加入购房大军的家庭就会选择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因为与一年期利率挂钩的初始利率在一段时间内会很低。[23]为吸引更多的业务，贷款机构向借款人提供“诱惑利率”——在最初的几个还款周期，借款人所支付的利率低于市场利率，而随着业务的扩张，它们又可以提供更多的“诱惑”。由于美联储需要住房市场出现繁荣，所以住房市场繁荣也就由此拉开序幕。[24]

追逐更大的利益

虽然2003—2006年的资产价格上涨主要与住宅房地产有关，但这却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现象。重要的货币政策，不仅要提高购房者和建筑商的杠杆率和风险容忍度，而且还要提高其他资产投资者的杠杆率和风险容忍度。致力于短期利率调整的货币政策可通过多种方式实现这一目的。首先，低名义利率鼓励机构承担更多的风险，以取得与先前时期相匹配的收益。有的投资者以先前收益作为指标衡量经理人的表现。如果收益下降，他们就会将责任归咎于经理人。为留住客户，经理人被迫进行更具风险的投资，并利用更高的杠杆率。

其次，有的金融公司，如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要求向它们的投资者支付固定名义金额。[25]比如，运营固定收益计划的养老基金必须按月向它的捐助人支付固定金额的回报。如果市场利率的下降超过了公司在签署养老金合同时的预期，那么安全证券的收益或许还不抵它支付给投资者的金额。一家提供存款服务且其他负债为固定利率的银行，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这两个案例中，为实现机构的承诺，投资组合经理人将不得不进行风险更高的投资或采取更高的杠杆率。

再次，低利率降低了批发融资的成本，降低了从其他机构投资者大规模借款的成本。因此，低货币市场利率鼓励金融中介机构加大借款规模和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在那些依赖于批发货币市场融资的交易商中，这种行为尤为常见。[26]可以想见，在危机爆发前夕，贝尔斯登等交易商的杠杆率在所有金融机构中是最高的。而最高的也是跌得最重的。

最后，如果低利率和充裕的流动性推高股票价格，包括金融机构本身的股价，那么银行将愿意增加贷款的发放。高股价意味着银行拥有更多的资本——银行所有者用于支持该机构运营的资金的价值会更高。如果银行不扩大贷款，那么它的部分资本就会被闲置。如果公司不充分利用它的贷款能力，那么它就会让出原本自己应得的利益。这种错失良机的做法将会得到纠正。如此一来，转化为高股价的低利率就引发了一场贷款繁荣。

在这种情况下，股票和土地将会变得更加值钱，进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发放贷款的力度。银行将会对低信用分数的借款人发放更多的贷款，因为如果发生不良行为，那么它们就可以对他们的抵押品进行清算。如果因某种原因而导致抵押品价值下跌，那么所有的赌注都会付之东流。但这是未来的问题，而不是贷款机构当前所担心的事情。

因此，低利率促使投资者承担更多的风险和利用更高的杠杆率。虽然利率水平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但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联邦储备政策也不是唯一让利率保持低水平的因素。无论是短期利率还是长期利率——两者都不归美联储直接控制，在2005年左右都保持了罕见的低水平。即便是在美联储允许基金利率上调的2004年，债券和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利率仍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上。在2005年2月一次备受关注的演讲中，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专门提到了这个债券市场之“谜”。这些低水平的长期利率或许是美联储在增加透明度和限制未来不确定性方面所取得成功的另一个例证。而不确定性的减少提高了投资者的信心，进而推高了债券的价格。[27]

“全球储蓄过剩”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伯南克都曾指出，低水平的长期利率是问题而非福利。导致长期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的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帮凶）是外国央行大肆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和准政府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债券（所谓的机构证券）。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

有些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外国中央银行大规模购买美元国库券和机构证券。在2008—2009年，私人投资者因担心美元的稳定性而退出交易市场，外国央行一举成为最重要的买家。外国央行这样做是因为它们吸取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简而言之，就是资本流波动剧烈，而唯一可免遭冲击的方法就是储备美元。这样一来，不论是政府的短期国外负债，还是私营部门的短期国外负债，都可以偿付。曾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遇重创的韩国大幅增加储备（其中以美元为主），将外汇储备从占GDP的5%提高到25%。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大规模储备美国国库券和机构证券。显然，基于这种追加需求，与平时相比，这些美元资产不仅价格高，而且利率低。而随着这些相对安全资产的回报率下降，为追逐更多的利益，其他投资者纷纷转入风险更高的证券领域。

除了这些原因之外，各方在其他方面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伯南克在解释外国资本流入美国债务证券的原因时提到了“全球储蓄过剩”。[28]这一术语是不合适的，因为在过去7年里，全球储蓄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其中中国是美国证券的主要购买者之一）的储蓄一直呈下降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4年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储蓄在GDP中的比例平均为近33%，而在2000—2005年这一所谓的储蓄过剩时期，其所占的比例已降为31%。[29]但在亚洲新兴经济体，投资率的下降甚至更为严重，首先是因为1998年因危机导致的衰退，其次是亚洲政府放弃了在高需求压力下运营经济的策略。因此，相对于投资而言，亚洲的储蓄是上升的，而过剩资金除流向国外之外再无其他出口。美国则拥有大量的债务证券，因此美国国库券和机构证券市场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当然，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确切地说，中国的投资水平并没有出现下降。但它的储蓄率却急剧飙升，因为中国家庭要把钱存起来用于教育、医疗及其他意外开支。在支付股息方面毫无压力的企业经理人将经营收益存储起来，以用于国内的扩张和国外的并购。中国的资本外流急剧膨胀，从2002年占全球GDP的0.1%，上升到2007年的近1%。就此而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导致了系统性风险的累积。[30]

资本的探戈：高储蓄率与低储蓄率

探戈需要两个人才能跳。中国的高储蓄率同美国的低储蓄率是相称的。美国的家庭储蓄率自20世纪90年代初的7%降至2005—2007年的近乎为零。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下降趋势反映了美国经济的健全、健康和一个合情合理的高资产价格的“大缓和”。包括高房地产价格的高资产价格让美国家庭（他们最终的投资就是住房）感觉自己越来越富。而正是基于此，他们减少了储蓄。[31]我们现在知道，这种财富永远增长的愿景实际上只是一个假象，尽管很多家庭都曾通过房屋净值来套取现金。

由于美国缺乏储蓄，所以资本向该国的流动将会减少。然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不管它们被描述为“储蓄过剩”“投资罢工”，还是它们发生在新兴的亚洲或更广阔的地区——使得资本流入美国债务市场。此外，这些发展还有一个自我强化的特性。资本流入导致美国资产价格上升，而资产价格上升又使美国显得更为可信，进而促使外国投资者向它提供更多的贷款，这就像银行一样，抵押品越贵重，它发放的贷款就越多。

图4–1 标准普尔/凯斯–席勒美国全国住房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标准普尔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央银行积聚这些美元是否真正反映了它们的保险需求。有的央行积聚储备并不是为了预防资本流的突然反向运动，而是有意将其作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政策的一个副产品。新兴市场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大规模购买外国货币，以防止本国汇率上升，从而促进制造品的出口，而这也是它们经济发展的引擎，同时也是将工人输入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工具。

就这些动机的相对重要性而言，其观点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早期的观察家强调，亚洲各国积聚储备的主要动机是它们的决策者担心发生金融波动。之后，同样是这些评论员，他们强调的是各国政府不愿意本国的汇率上升，不愿意阻断本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的进程。[32]

不管动机是什么，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积聚了大量的储备。但为什么是美元储备呢？就为亚洲出口提供市场而言，欧洲和美国同样重要。原则上，亚洲各国中央银行可以干预其货币对欧洲的升值。它们可以获取欧元、英镑和瑞士法郎，而不是美元。

特权再现

之所以将目标对准美元，一个根本的解释就是它作为领先的国际货币的地位。在其他国家仍紧紧跟随美元的情况下，采取同样的策略不仅可以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而且还可以维持与其他货币的稳定汇率。对于那些在亚洲内部从事零部件贸易的国家来说，这一稳定汇率的间接方式会给它们带来巨大好处。由于美元在世界贸易报价和结算中所占的份额最大，所以稳定当地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对出口商来说尤为便利。而钉住美元又会促使各国积聚美元储备。

然后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的债务证券市场具有充裕的流动性。所以，买入和卖出债务证券的成本很低。外国央行和政府可以购买这些证券，而在必要时，还可以以原价卖出。而这些市场之所以具有充裕的流动性，原因就在于参与其中的外国央行和政府非常多。这就是美元曾经作为且仍作为储备和国际货币的超级特权。

问题是所有这些外国金融对美国的利率产生了多大影响。外国的买入是造成格林斯潘债券市场之“谜”的主要原因吗？虽然外国资本的流入规模巨大，但美国债务市场的规模更大。直到2006年底时，在美国政府债券和由准政府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发行的债券中，国内投资者所持的比例占大多数，分别为55%和85%。这也就是说，国外尤其是亚洲中央银行的买入在之后这段时期变得日趋重要起来。一项研究发现，自2004年初以来，由于额外的外国买入，美国2005年的10年期债券收益率至少下降了0.5个百分点（50个基点）。[33]另一项研究表明，由于国外资本的流入，10年期债券的收益下降了70个基点。[34]还有一项研究表明，由于外国人所持美国国库券增加，导致其收益率下跌了90个基点。[35]

虽然经济学家在其他问题上争吵不已，但在这一问题上却达成了高度一致。它表明，外国对美国债务证券的购买是造成格林斯潘之“谜”的主要原因乃至全部原因。这是美元所享有的另外一种超级特权。

如果将长期利率上调0.5个百分点乃至整整1个百分点，那么这场危机会有所改观吗？导致危机爆发的根源——荒谬的金融实践和宽松的监管——依然存在。抵押贷款经纪人依然不会对借款家庭负信托责任。金融机构依然会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打包为复杂的衍生品。标准普尔和穆迪依然会在评级之前向贷款发放机构建议如何分割债务抵押债券。关于经济和金融市场波动幅度减少的信念依然会鼓励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

危机的破坏程度会有所不同。如果抵押贷款金融变得高昂，住房市场将不会出现如此过热的情况。基于估价过高的抵押品的贷款也不会如此之多。借款的成本将会加大，杠杆率将会下降。而在危机发生时，它的猛烈程度也会有所减缓。

在劫难逃的美元

结果，危机的猛烈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原本被视为繁荣标志的金融衍生品让投资者损失惨重。在房地美和房利美已明显陷入困境时，外国央行停止了对美国机构证券的买入。在这些事件面前，资本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的快乐信念——因为美国具有独一无二、高质量的金融资产的发放和分销能力——就此消失。“他们卖给我们高质量的商品，我们卖给他们高质量的金融资产”的口号，被“他们卖给我们有毒玩具，我们卖给他们有毒证券”取代。

然而，并没有迹象表明外国投资者——具体而言即外国央行——撤离美国国库券市场。虽然现在外国央行略倾向于购买短期国库券，但它们的购买规模并未减少。随着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进一步加深，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预算赤字，关于美国国库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越来越受关注。由于现在大部分美国政府债务都为外国人所持有，所以以通货膨胀方式减少债务的诱惑加大。外国投资者心知肚明。外国人还会不会保留他们对美国国库券的健康胃口？如果不会，那他们的日益不满会对美元产生什么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

对于给予美国廉价金融使用权的国际金融体系，人们的不满情绪也日益高涨。外国央行积聚储备以缓冲游浮资本流动是合情合理的。但将金融资本大规模输入美国并不是缓冲游浮资本流动的唯一方式，而由此导致的金融危机只会破坏全球金融体系。美国已不再被赋予超级特权。人们显然不愿意看到他们授予的特权被滥用。对于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各方争论不已，但有一点却是评论人士都同意的，那就是限制美元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基于此，人们对于美元作为价值储藏、支付手段和记账单位的未来——它所担任国际角色的未来——充满疑虑，进而导致一种悲观情绪。美元已在劫难逃。美元已经陷入末期衰退。若没有外国官方的需求，美元汇率将会崩溃，进而侵蚀美国的生活水准及其地缘政治影响力。

唯一的问题是：这些悲观的预测是正确的吗？

[1] 贝尔斯登在拉斯维加斯（会议地点颇为恰当）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谈及如何向公共养老基金兜售权益性证券（埃文斯，2007）。

[2] 这些获AAA评级的证券对商业银行也很有吸引力，因为被认定为投资级别的资产，其资本金的要求更少。

[3] 泰特（2009）认为，美国国际集团的经理很难抵抗监管套利的诱惑（与商业银行不同，投资银行等不会面临资本金的要求）。另有研究者（比如，李维斯，2010）认为，问题的原因在于它们的内控意识淡薄以及雇员能力不足。

[4] 明显的亏损，即前面提到的贝尔斯登旗下两只对冲基金的亏损。在2007年初，汇丰控股有限公司（HSBC Holdings PLC）和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oration）已经披露说它们在次级债投资方面出现亏损，但真正引起市场关注的是贝尔斯登的两只基金的倒闭。

[5] Rubin and Weisberg （2003）, p. 288.

[6] 在参议院的做证证词（Summers 1998）。

[7] 萨默斯的学术观点总结，见施莱费尔和萨默斯（1990）.

[8] Rubin and Weisberg （2003）, p. 98.

[9] Rubin and Weisberg （2003）, pp. 287–88.

[10] 这些交易即我们所熟知的“柜台交易”（见前面萨默斯的引言），而它们引发的问题，从技术上讲，被称为“交易对手风险”。

[11] 中央清算所会要求交易机构为每一份通过它清算的合同提供担保品（初始保证金），这会导致它们所获利润下降。

[12] Greenspan （1998）.

[13] 具体来说，格林斯潘很不情愿地（我也希望如此）建议，资产证券化机构应当保留它们所发行的相当一部分证券。他的言论及听证笔录，请访问：http://oversight.house.gov。

[14] 同样是在1994年，J.P. 摩根实现“突破”，进而带动了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增长（见泰特，2009）。

[15] 在行业中，这些不同的证券被称为“当期国债”（最近发行的国债）和“非当期国债”（先前发行的国债）。

[16] 从米勒到沃尔克的过渡，见第二章。艾哈迈德、勒文和威尔森（2002）对“大缓和”的原因开展过一项颇有影响力的研究。作者认为，在解释经济波动性下降方面，好运气（石油冲击较少）比好政策更重要，而在通胀波动性方面，好政策比好运气更重要。他们考虑的第三个因素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比如改进库存管理办法等。据他们估算，库存管理在减少波动性方面起了辅助作用。

[17] Kohn （2009）, p. 39.

[18] 格林斯潘在2002年的演讲。当然，担心“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后续影响会吓阻投资，是美联储大幅下调利率的因素之一。

[19] 之后，泰勒仍旧通过这种关系（基于1978—1992年数据所建立的程式化关系）在第一时间描述危机之前和危机之中的合适政策。其他人比如鲁达布什（2009）则利用最新数据对这一关系进行了重新估测。但在2002—2005年，被用于描述货币政策特征的“泰勒规则”并未得到印证。

[20]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为自己辩护的观点（2010）。

[21] 特别是，在这个10年的前几年里，美国并没有经历像日本那样严重的银行问题。在股市泡沫破裂之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通缩状态。

[22] 在消除对通缩的担忧之后，原本旨在逐步实现利率正常化的风险管理方法转而防止经济复苏放缓，助推经济发展。

[23] 2001—2004年，与一年期利率挂钩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的利率和传统30年期抵押贷款的利率差距扩大了近乎一倍，而在同期购房者中，选择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的新借款人的比例也翻了近乎一番。格林斯潘（2010）认为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的发行早在住房市场繁荣之前的两年即已达到峰值，所以它们并不是造成泡沫的原因。伯南克（2010）认为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和传统抵押贷款利率之间的差距虽有扩大，但绝对值并没有那么大。

[24] 见泰勒（2007）。随着越来越多的房主选择在低利率下对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抵押贷款承保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增加了一倍。当利率最终被允许上调，该融资业务枯竭时，所有这些从业人员都得转到其他更有创造性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次贷市场。

[25] 在一些国家，比如瑞士，这种固定支出是法律规定而非合同约定的。

[26] 在以发行商业票据为投机性资产投资进行融资的渠道公司和特殊目的机构中，这一点很明显。而在依赖零售存款作为主要资本的商业银行中，这种效应相对要小，但也不是说绝对没有。阿德里安和希恩（2010）强调，经纪交易商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规模要远大于商业银行。

[27] 鲁德布什、斯旺森和吴（2006）发现，债券市场波动性下降是解释债券市场难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也被认为是美联储在稳定通胀预期方面取得成就的指标之一。

[28] 一个月后（伯南克，2005）。

[29]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09年10月修订版），其间，全球储蓄率从22.4%下降到21.5%。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投资的状况，因为从定义上讲，全球储蓄和全球投资必须是相等的。某种程度上，如果上述信息来源或其他信息来源显示另外一种状况，那么一定存在统计误差。

[30] 这里所说的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应该从更广义的角度去解释，包括不发达的公共机制，比如人们可以安排退休生活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一方面中国的资本流出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另一方面，流入中国的资本也越来越多，峰值期几乎可以两相抵销。这些流入的资本多来自石油出口国家，因为高油价让它们保持着经常账户盈余。对这些国家而言，约束因素与其说是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不如说是对实体投资增速的限制，比如2009年的迪拜危机。

[31] “大缓和”可能也降低了预防性储蓄，因为人们预期雨天天数会减少，所以他们为雨天所做的准备就减少了。然后，在这个10年的早些时期，联邦预算赤字开始出现增长。虽然预算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之间没有直接关联，但它们的增长方向是确定无疑的。而且，考虑到家庭储蓄率的下降，这可能是在最糟糕的时候开始的。

[32] Compare Aizenman and Marion （2003） with Aizenman and Lee（2007）.

[33] Craine and Martin （2009）.

[34] Bandholz, Clostermann, and Seitz （2009）.

[35] Warnock and Warnock （2009）.

第五章
垄断不再

在危机之后，人们对美元能否继续保持其国际角色充满疑虑。近期系列事件并未有效强化美国作为高质量金融资产供应商的声誉。如果美国金融市场失调，那么美国债务证券投资者将会损失惨重。与此同时，背负庞大预算赤字的美国政府将会不遗余力地减少本国债务。它将有可能通过通货膨胀来减轻自身负担。现在，这种诱惑比以往更让人心动，因为大多数美国有价债务都为外国人所持有。

外国投资者并不会坐以待毙，为保护自己，他们会减少所持的美元。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投资者大规模抛售美元，进而转向其他货币。

如果美国的发展让人们对美元的国际角色提出质疑，那么外国的发展则会加深这种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和日本的复苏以及时下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崛起，已经削弱了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美国已不再占有大多数份额，而作为这样一个经济体的货币，为什么在大多数国际贸易的报价和结算中仍使用美元？为什么外国央行和政府的主要外汇储备仍是美元？随着世界经济日趋多极化，按照逻辑来看，世界货币体系也应日趋多极化。这一推理至少喻示着美元将不得不分享其国际角色。

图5–1 外国所持美国证券在美国未偿付余额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资金账户

此外，在经济逻辑上正确的（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在政治逻辑上也同样正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欧洲和亚洲驻扎了大量军队。在美国的盟友看来，支持美元是对美国为它们提高安全保护的合理回报。而今，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并不是它的一个亲密盟友。在世界很多地区，美国的安全伞已不如先前重要，而且也不再受欢迎。因此，外国没有必要为了自身的安全问题而支持美元。所有的这些都让它们加大了对美元超级特权的批评力度。

不愿面对的真相

这些论断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元在国际交易中的作用只是略微下降。在贸易报价和交易结算中，并无明显迹象表明各国已放弃美元。近期针对加拿大——该国拥有尤为详细的数据——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剔除美国，在该国的进口中，有近75%仍使用美元报价和结算。[1]在外汇市场，美元同样保持着主导货币的地位。国际清算银行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美元仍占85%的份额，较2004年的88%仅下降3个百分点。[2]在国际债务证券中，大约有45%是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的。[3]欧佩克仍以美元为石油计价。

虽然美国的仇敌，如伊朗和委内瑞拉会定期建议以另外一种货币作为石油计价单位，但各国并未就一种有吸引力的替代品达成协议。一个有名的例子是，2007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的一次闭门会议上，一台被遗忘的摄像机曝出真相：伊朗外长和沙特阿拉伯外长就欧佩克是否应放弃美元计价而产生激烈争吵。2009年10月，海湾国家与中国、俄罗斯、日本和法国——现在存在这样一个奇怪的联盟——就放弃以美元为石油计价的问题展开磋商。[4]

但截至目前，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茶壶里的风暴”而已。

时下，关于各国央行外汇储备的货币构成数据并不完整，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公布这一数据。但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这是最可信的数据来源），截至2010年第一季度，在全部已确认的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的份额为61%，仅较2002—2003年时的66%下降了5个百分点。[5]如果进一步往前推，在20世纪90年代，美元在全部已确认的官方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甚至还不如当前。正所谓，千举万变，其道一也。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并不精确，但其他来源的数据也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比如，美国财政部针对金融机构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危机之后，外国央行仍在继续积聚美国国库券，甚至还加快了积聚的步伐。[6]虽然外国央行对“机构证券”——由准政府抵押贷款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发放的债券——积聚出现大幅下滑，但这只是“机构证券”，而非美国国库券。

图5–2 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证券的52周变化图

资料来源：联邦储备委员会

美元仍是唯一

是什么导致了幻景和现实之间的差距？首先，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尽管现在存在各种关于美国衰败的传言，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这种情况或许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但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此外，美元还拥有“在位”优势。你可以想一下，出口商在出口商品时会以何种货币单位报价？出口商希望限制其产品相对于其他竞争品的价格波动，以免给他们的顾客造成困惑。如果其他出口商都以美元作为交易报价和结算单位，那么就个体而言，他们也会选择这样做。[7]然后，如此循环。

适用于贸易的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国际交易。由于很多出口都是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所以这也就使得美元成为外汇市场的主导货币，因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在向他们的供应商、工人和股东支付相关款项时，他们必须首先将所得的收益转换为本国货币。它让美元成为货币远期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主导单位，因为出口商希望运用利用这些市场规避在交易进行期间可能出现的汇率变动风险。此外，同商品出口商一样，为避免他们的顾客陷入困惑，金融服务出口商也会与其竞争者一样，使用同一种货币为其产品计价。如此一来，过去国际债券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的事实也就创造了一个趋势，使得国际债券继续以美元为货币单位。

对于很多中央银行来说，即便美国已不再是它们的主要贸易国和金融交易国，但它们同样希望以美元来稳定它们的汇率，当然，这也仅仅是为了稳定汇率而已。由于其他国家都钉住美元，所以一个国家这样做不仅会稳定该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而且还会稳定与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此外，各国也不愿意放弃钉住美元制，因为这是货币政策的基础，而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导致不稳定。

中央银行希望持有作为本国外债和外贸货币单位的货币作为储备，因为它们可以用这些储备来减少债务和贸易流的波动。它们希望持有本国货币所钉住的货币作为储备，因为它们能以这些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

虽然央行都希望它们的投资能够有所回报，但它们也致力于限制它们的储备投资组合的风险。重要的一点是，就国内购买力（国内商品和服务购买力）而言，它们所钉住的货币是最稳定的。因此，这种货币与占主导地位的锚定货币是同一种货币也就不难理解了。截至2009年年中，54个国家钉住美元，而与之相对地，只有27个国家钉住新崛起的欧元。[8]

对中央银行的储备经理来说，计算美元与其他货币的结合是很有吸引力的。[9]他们所希望的，一是债务市场的流动性，二是货币的多样化。但同时实现这两点似乎是不现实的，因此美元也就从中得利。中央银行重视储备工具的流动性，因为它们可以利用这些储备工具进行市场干预。如果一种金融工具不能随时转换为现金，那么它就很难用于市场操作。

不论是以成交量还是以交易成本衡量，美国国库券和票据市场都具有其他市场所无法比拟的流动性，而这一点至关重要。很简单，美国国库券市场是世界上流动性最充裕的金融市场。它反映了美国经济的规模及其金融的发达。这种现状是自我强化的。因为美国市场具有充裕的流动性，所以外国投资者在那里进行交易，并将所持的财产集中在那里，而这反过来又给美国市场带来了更多的流动性。

在竞争国际金融中心和储备货币地位时，“在位”货币再次占据优势。“在位”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它的优势也正在削弱；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同货币的比价成本和相互兑换成本日趋下降。但正如所有政治家告诉你的一样，“在位”优势是不能忽略的。尽管美元再次“当选”的前景受到质疑，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它还不太可能落选下台。

其他货币的缺陷

另一个支持美元继续扮演国际角色的因素是其他所有竞争国际货币地位的货币都存在严重缺陷。英国和瑞士实在是太小了，英镑和瑞士法郎充其量只能是次要的储备与国际货币。两国都难以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其所需的规模庞大的债务工具。就经济规模而言，英国不过是美国的1/6，而瑞士更只是美国的1/30。市场规模对于流动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们的货币在全球储备中所占的份额却非常之少。英镑在已确认的全球储备中所占份额不足4%，而瑞士法郎则不足1%。

对于规模更小的经济体来说，事实更是如此。当俄罗斯中央银行在2009年宣布将实现储备多样化并将加拿大元（又名“卢尼”）包括在内时，那些期望美元走向终结的人士欣喜不已。但这一宣布并未引起美元汇率的任何变化。加拿大政府债券市场的规模实在太小了，还不足以影响全球储备投资组合，而俄罗斯购买加拿大元的决定也并未对美元产生明显影响。

日本拥有较大的经济规模，但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并不鼓励日元在国际上的使用，因为它担心这会破坏日本所维持的竞争汇率，进而影响它的工业政策。[10]这种不愿意让日元走向国际舞台的做法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时下的日本官员迫切希望他们的货币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亚洲，但过去的政策仍在影响着市场流动性。而10年来的零增长和零利率已让日本失去了作为储备货币的吸引力。在全部已确认的官方所持汇率中，日元仅占3%的份额。[11]进而言之，日本的老龄化和对移民的不友好政策并不支持其经济或货币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欧元：最大的竞争对手

虽然近期经历了一系列的困难，但就目前而言，欧元仍是美元最大的竞争对手。[12]欧元区拥有一种国际货币所需的规模。它的出口是美国的近两倍。[13]在新兴的亚洲地区，德国是其主要的资本货物出口国。欧元区的公司在东欧地区开设分支机构，而该地区国家与西欧的生产网和供应链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密。欧元区的银行在东欧地区拥有并参与很多银行的运营。基于此，使用欧元进行报价和交易结算也就成为欧元区周边经济体乃至世界其他地区进出口商的必然选择。

如果说一流的国际货币需要一流的中央银行，那么现在欧元具备了这一条件。欧洲中央银行已经向外界展示了它对维持价格稳定的高度重视。虽然2010年春大规模购买政府债券遭到广泛批评，但它依然严格坚持维护价格稳定的使命。它并未表现出任何可能会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倾向。

同时，欧洲中央银行也深知它作为应急贷款机构的职责。在2008年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它向那些先前曾借过欧元（无论是银行还是公司）的国家提供应急贷款。它向其他中央银行提供欧元，并兑换它们的货币。这些举措都表明中央银行已经认可欧元的国际角色。基辛格曾戏言道：“当你想给欧洲打电话时，你不知道该找谁。”但这已经不适用于货币政策了。你现在可以找欧洲中央银行。

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储备资产供应商，欧元区也拥有规模庞大的政府债务证券。它的债券市场是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的，对资本流的控制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这些积极属性，尤其是在欧元成为货币交易者的攻击目标时。比如，在2008年危机时，欧元区就扮演了一个安全港的角色。这一事件表明，作为一种已被认可的国际货币的发行者，欧洲中央银行比仍独立于欧元区之外的丹麦央行或瑞典央行更能提供应急流动性。欧洲中央银行提供欧元应急支持。作为一种被广泛用于跨境交易的货币，欧元成为追求安全至上的投资者的避险首选。而在危机期间，这些属性使得欧元区成为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后，欧洲中央银行出台的干预措施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它下调利率，并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与之相反，仍作为国家货币管理者的丹麦央行却不得不提高利率，以应对外国投资者因去杠杆化而导致的克朗大幅贬值。但即便丹麦央行考虑汇率，并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克朗，也无助于丹麦国内与欧元有关联的公司和银行。在危机最严重时，丹麦央行不得不就换汇额度问题同欧洲中央银行举行磋商，后者为前者提供其所需的欧元，以帮助那些公司和银行减轻压力。

这些安排都是临时性的，它将来还会不会这样做则很难说。要想使用欧洲中央银行的流动性设施，唯一的方式就是加入欧元区。丹麦央行行长尼尔斯·伯恩斯坦在接受《爱尔兰独立报》（Irish Independent）采访时坦言：“这次危机已经表明，我们可以在欧元区之外管理好经济，但同时它也表明，如果加入欧元区，那么在遭遇危机时，丹麦会处于更有利的境地，可以更好地规避动荡的冲击，而且还可以利用欧元体系的设施。”[14]毋庸置疑，2010年欧元区遭遇的困难将会让那些准备加入其中的候选国家思虑再三。但若倒退回2008年，它们想必也会发现，待在欧元区之外也并不是特别有吸引力。爱沙尼亚已经通过投票，决定于2011年初加入欧元区。

英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危机已经使得倾向于支持欧盟的工党政府的声誉受损，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欧元怀疑立场。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而英镑也曾是国际储备货币，因此，如果英国加入欧元区，那将大大提升欧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在近期内不会加入欧元区，而早前进出汇率机制的不愉快经历也会让它在这一问题上思虑再三。[15]

如此一来，要想为欧元创造一个更大的平台，最好的方式就是发展成员国的经济。[16]但正在进行财政整顿的南欧国家现在进入了一个低增长时期。广而言之，经济增长并不是欧洲的强项。欧洲大陆有着僵化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公司不愿意招聘雇员，因为一旦雇用就不能解雇。新兴公司发展缓慢，因为它们面临着很多障碍。它们不愿意扩大规模，而只有当它们有足够的信心时，才会采取行动，进而雇用更多的雇员。

有人认为这些问题被夸大了。但姑且抛开这些易争论的问题，就欧洲经济的发展而言，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大陆所无法回避的，那就是人口问题。它的人口正呈现老龄化发展趋向。它的净生育率——一名已过平均生育年龄的女性所生育女婴的数量——仅为0.75，远低于保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数值。从土耳其和北非移民或许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这并不为欧洲人所看好。大多数欧洲人都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虽然这是解决欧洲人口问题的一个有效方式。适用于日本的同样适用于欧洲：停滞的人口增长意味着停滞的经济增长。而这种停滞并不会为欧元创造一个更大的舞台，也不会让欧元成为一种更有吸引力的国际货币。

如果把“蛋”放在欧元的“篮子”里

欧元区的出口规模超过美元，且拥有高度发展的金融市场，而且还有世界一流的中央银行支持，所以在很多方面，欧元都明显是美元的替代品。尽管存在很多关于欧元的悲观讨论，但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在所有的外汇市场周转额中，欧元占了37%的份额；在所有的国际债券发行中，它占了31%的份额；在中央银行已公布的外汇储备的货币组成中，它占了28%的份额。[17]在所有关于“国际货币”的维度中，它都是唯一仅次于美元的，虽然它与领头羊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那么，为什么这一进程未能加速呢？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单位，它的面世不过才十余年。还有一个事实，欧洲的债券市场规模和流动性也都不如美国。[18]

最根本的问题是，欧元是一个没有国家的货币。它是第一个缺乏主要政府支持的主要货币，这里没有欧元区政府，只有参与国的国家政府。[19]欧洲委员会是欧洲联盟而非欧元区的执行机构，要知道，欧盟还包括尚未加入欧元区的英国、瑞典和丹麦等国家。在帮助面临金融问题的政府或迫使政府采取有悖于本国利益的措施方面，委员会的权力非常有限。在执行旨在限制预算赤字的《稳定与增长公约》问题上，委员会的软弱性就可以窥见一斑。

缺少欧元区政府成为阻止欧元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元并驾齐驱的主要因素。当欧洲出现经济和金融问题时，对它们进行管理需要各个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而各方能否达成一致意见则不得而知。当一个政府遭遇严重预算问题且必须依赖国际援助才能解决时，需要征得作为一个集体的欧洲各国的同意。它们的领导人会就费用分担问题进行磋商，待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之后，还需要各国议会批准。如此一来，采取迅速行动也就成为空谈，而无法迅速采取行动自然会引起人们对不可预测的金融危机的恐惧。反过来，这又使得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央行不愿意把它们的“蛋”放在欧元的“篮子”里。

希腊危机就表明了这一点。如何造成超国民收入13%的“硕大肥胖的希腊赤字”，这是雅典自己的事情，也是一个积压多年的问题。2010年初，投资者发现希腊的金融状况已岌岌可危。他们要求希腊政府在3年内将预算赤字削减相当于国民收入1/10的数额，否则他们就将离开。显然，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

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采取大胆行动，试图削减预算赤字。但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并不认为应由他们来承担缩减开支的负担，因而反对大幅降薪。同样，家庭和公司也反对政府大幅加税的举措。[20]毋庸置疑，希腊政府和民众必须回到“量入为出”的时代，但同样，这些调整也面临着强大的政治阻力。而如果不进行调整，希腊政府则难以从市场获得用于偿付债务和资助其他活动的资金。如此一来，这个国家也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除了重组公共债务之外，唯一的解决方案——且不论好坏——就是先前从未想过的“延伸式调整”。但只有在欧洲国家同意为希腊提供贷款的情况下，“延伸式调整”才能够进行，而前提条件是雅典需要拿出一个可信的预算平衡计划。由此，欧元区缺乏强有力执行机构的问题也就暴露了出来。这里并不存在为希腊提供贷款的欧洲政府，而只存在德国政府、法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21]由于大选临近，德国官员重点关注的并不是欧洲的利益，而是去迎合德国的选民。而德国的选择并不愿意救助因寅吃卯粮、过度挥霍陷入困境的希腊邻居。

所有这些都为政治人物提供了作秀舞台。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信誓旦旦地向国内选民表示她拒绝参与对德国的救助，但同时，她又私下里向帕潘德里欧做出救助承诺。为寻求更好的方案，帕潘德里欧威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令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尴尬不已。投资者开始担心希腊会被迫违约，而债务违约则会损及大规模投资希腊债券的法国和德国银行。由于在希腊问题上缺乏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所以投资者对葡萄牙、西班牙和其他南欧国家也产生了类似的疑虑。而这种疑虑又导致他们大肆抛售所持债券，进而引起人们对同样投资这些债券的欧洲各国银行的偿付能力的质疑。于是，欧洲各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磋商会议，同意为希腊国债提供1万亿美元的资金担保，而欧洲中央银行也同意紧急购买希腊政府债券。如此一来，灾难才最终得以幸免。对于外国央行和其他考虑在国际交易中使用欧元的人来说，这种边缘政策显然无法消除他们的疑虑。

所有人都知道需要什么来解决这一问题。欧洲需要对国家预算进行更有力的监督，从源头抓起，避免政府陷入这种困境。它需要对财政和其他政策进行更有效的协调，以免各国竞争失控。它不再需要凌晨两点达成的紧急协议，它需要的是一个正常的应急金融机制——一个由专家委员会运营的、对欧洲议会及成员国负责的欧元区危机管理机构。它将拥有共用资源，而对于那些政策运用得当且非因自身原因而遭遇金融问题的国家，它们可以提供贷款。[22]它将拥有提供紧急金融援助的权力，不管是单方面提供还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同提供，而只要受援国实行调整措施，那它就可以提供。[23]在主权债券市场遭遇危机时，它可以购买欧元区的政府债券，从而避免欧洲中央银行被动而为。它将对债券持有者实施“担保品折价”（对其请求权的票面价值进行一定比例的减记），并为他们提供一个新债券的选择清单。[24]这样一个长期机制将有助于解决欧洲当下的困难，而更为重要的是，欧洲有了可解决未来问题的机构。

所有这些都涉及向一个欧洲机构进行国家特权的重大额外授权，这也是各国在这一领域并未取得重点进展的原因。然而，在希腊危机持续到第三个月时，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曾表示，欧洲需要这样一个机制。欧盟经济和金融事务专员奥利·瑞恩建议，在向国家议会提交预算之前，各国政府要向委员会通报其预算情况。他建议在敏感的国家安排问题上授予委员会监督权，比如用于预算谈判的议会程序，因为这有可能阻止合理结果的产生，再比如国家工资谈判安排的架构，因为这些安排会被用于维持竞争力。要知道，这些特权之前都被认为是不容他国染指的。欧洲中央银行下发文件，支持加强对国家政策的监管力度，并支持创建欧元区危机管理机构。[25]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这在6月底获得了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的同意。

欧洲各国政府是否已准备采取这些举措仍不得而知。德国选民会同意将他们纳的税用于资助欧元区危机管理机构的运营吗？欧盟对预算规定会严肃执行吗？货币联盟的成员国会允许欧洲委员会染指国家特权用于预算和工资谈判的程序与规定吗？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不确定的。而只要欧洲缺乏创建应急金融机制的政治意愿，不愿意出台完善货币联盟所需的其他政策，那么欧元作为美元替代品的经济吸引力就会相当有限。

货币：大国至上

从历史上来看，领先的国际货币向来都是由领先的国际大国发行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危及这个国家的生存。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主导货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堡垒”是安全的。正如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在“冷战”时期所言：“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未来场景，联邦德国被强大的苏联红军占领，而大西洋彼岸的‘堡垒美国’仍能保持完好。反之则不然：如果美国遭到入侵或北美大陆遭核攻击变为废墟，那么联邦德国将无以生存。只要这种根本的政治不对称继续存在，那么德国马克就不会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26]外国央行和其他投资者都希望确保资金安全。而这种安全并不仅仅是金融意义上的安全，还包括其他的安全维度。

此外，领先的大国也拥有塑造国际关系和国际机构以支持其货币的战略与军事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有能力让其盟国支持美元，而联邦德国等国除遵从之外别无选择。基于其无法比拟的实力，美国得以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及之后时期塑造国际机构，以支持美元的超级特权。而相比之下，欧洲则缺乏共同的外交政策。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金融体系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方面，它甚至都没有自己的立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方面，欧洲将走向共同立场，以进一步强化欧元的地位。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面，它也会走向共同立场。但对欧洲来说，这些改革并不会一蹴而就。这个大陆会一如既往地逐步前行，朝着更深层次的一体化迈进。而由于机构改革将会很慢，所以欧元上升为国际货币的进程也将会很慢。

对于欧元来说，赢得市场份额最快的一个地方或许就是欧元区的周边地区。欧元已经成为非欧元区欧盟国家用于贸易结算和报价的主导货币。此外，欧盟也正在寻求与南欧和东欧的非欧盟国家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它已经发起了“地中海联盟”，以深化与地中海周边非欧盟国家的关系。它依赖于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而反过来，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的收入依赖欧盟。

随着与欧盟关系的日趋紧密，欧盟周边国家对欧元的依赖将会进一步加强。2009年，俄罗斯宣布提高欧元在其用于指导外汇政策的一篮子货币中的比重，这也反映了欧元区在俄罗斯对外贸易和支付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而在俄罗斯的外汇政策中，随着欧元重要性的不断提升，俄罗斯中央银行必将进一步增加其所持的欧元计价储备。

这仍是一个地区储备货币而非全球主导货币的处方。欧元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挑战美元，下面两件事情必出现其一。第一，对待主权的态度必须予以改变。欧洲必须向更深层次的政治一体化发展；它必须发行欧元区债券，并利用美国国库券市场的流动性创造政府债券市场。第二，美国经济政策出现重大失误，导致其他国家失去对其货币的信任。

中国的压力

在2008年的年度报告中，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Central Bank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披露，其所持储备中的美元份额已经从2007年底时的47%降至2008年底的41.5%，而欧元所占份额则从42.4%上升为47.5%。然后，在2009年年中，俄央行第一副主席阿列克谢·乌卢卡耶夫在一次针对美国的言论中表示，俄罗斯将进一步减少美元计价资产在其投资组合中所占的份额。

不管采取何种举动，俄罗斯都不会对美元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则不然，因为它持有的规模实在是太庞大了。它所持的美元资产几乎是俄罗斯的8倍。在为外国官方所持有的美国国库券中，中国占了近一半的份额。[27]在中国2.5万亿美元的储备中，大约有65%是美元计价资产。[28]若中国抛售的美国国库证券多至可改变其储备投资组合的构成，那么就会导致这些证券的价格大跌。由于美元在中国的储备中仍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人民银行将会遭受额外的会计损失。如果它将大量资金转移到其他货币上，那么美元就会贬值，而它所持的剩余美元就会遭受损失。[29]

图5–3 中国持有的美国证券

资料来源：贝尔托和泰森（2007）

由于美元贬值会使美国进口更加高昂，所以中国出口商会受损。对于就业增长依赖出口的中国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小事。

此外，美国国库券市场崩溃会导致美国利率大幅上升，因而中国的举动不会受到美国对话者的欢迎。而导致美元大幅贬值的交易会引起投资者的恐慌，并会破坏国际市场，因而也不会赢得其他国家的欢心。正如凯恩斯所言：“当你欠你的银行经理1000英镑时，你要看他的脸色；而当你欠他100万英镑时，他要看你的脸色。”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一个明智的策略就是以一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逐步调整投资组合。而这也正是时下中国在做的。美元在储备投资组合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开始出现下滑，但这种下滑是一步一步的，而不是突然而至的，各国的逐步调整就是其原因之一。

诚然，中国官员也面临行动压力。这一问题成为中国国内焦点并不足为奇，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人均2000美元的水平。这相当于中国人均收入的1/3。在2009年，中国的《环球时报》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其中87%的受访者表示中国的美元投资是不安全的。在2009年访华期间，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前往北京大学演讲，并试图向在座的学生表示，中国所持的美国国库债券是安全的，但这番话引来的只是哄堂大笑。[30]

中国希望美国赔偿其所持美元计价证券的所有损失，就像1967年英镑贬值后英国政府向英镑区成员国所提供的担保一样。但在这一问题上，要想获得美国国会通过，恐怕比登天还难。

呼吁特别提款权

在认识到出售美元的危险性之后——即便交易能够安全执行，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取代美元——中国开始寻求其他选择。2009年3月，一向以理性著称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最终应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31]他的这一言论引起了广泛关注。我们知道，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种记账请求权，于20世纪60年代末创建，作为美元的补充用于官方国际交易。周小川在讲话中，甚至还明确提到了“特里芬困境”，为特别提款权提供分析支持。[32]

特别提款权迅速成学界讨论的焦点。中国、俄罗斯和巴西表示它们愿意购买7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计价债券，以充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33]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主席的一个联合国委员会，主张扩大一种类似于特别提款权的国际单位的角色，但委员会成员并不希望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发行这一单位——因为他们并不赞同该组织的政策，而是希望将发行权归“全球储备银行”（Global Reserve Bank）。但这该如何运作则不得而知。正如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所指出的：“设立这样一个体系，还有很多细节问题需要解决。”[34]

在理论上讲，这一呼吁并不难理解。基于全球贸易和金融的扩张，授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类似的实体提供大规模的记账请求权，可以解决国际收支差额的保险问题。与其积聚美元以备不时之需（用于支付外国债务和购买外国商品），还不如使用特别提款权，因为其他国家的政府必须接受这一单位。特别提款权的使用可以消除美国所享有的超级特权，并可提高世界金融市场的安全水平。创造一种现存国家货币的替代品将可以解决中国等持有大量储备的国家的困境。

推行特别提款权的障碍

特别提款权在当下仍是一个小角色。即便在2009年4月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增发2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后，特别提款权在全球储备中所占的份额仍不足5%。

与规模问题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实用问题。储备资产只有在其可用时才有吸引力，而特别提款权的实用性却相当有限。特别提款权可用于结算对政府的债务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的债务，除此之外，并无他用。它并不能用于干预私人市场，因为没有私人市场是用特别提款权交易的。它不能用于贸易的报价和结算，因为没有贸易是用特别提款权报价和结算的。[35]只有当大量贸易是用特别提款权报价和结算时，央行才会对它感兴趣。只有当私人信贷使用这一单位时，它才会对央行产生吸引力。而在此之前，在使用特别提款权时，央行将不得不先把它们转换为美元和欧元，而这又会带来额外成本和诸多不便。在现行的体制下，这一转换至少需要5天的时间，而对于危机中的国家来说，这一过程无疑是极其漫长的。

要想让特别提款权具有吸引力，则需要建立可交易特别提款权的深度的和流动性充裕的市场。建立可以让政府和公司以可竞争成本发行特别提款权的市场是很有必要的。银行将必须接受特别提款权计价存款，并发放特别提款权计价贷款。此外，重整外汇市场为交易者提供便利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样一来，以泰铢购买韩元的交易者就会首先将泰铢兑换为特别提款权而不是美元。

任何对这条道路持认真态度的人都应该了解一下早前努力为特别提款权创造私人市场的失败。198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建立这一市场，将组成特别提款权的货币数量从16种减少为5种。这16种货币包括所有占世界贸易额至少为1%的国家的货币。然而，如此多的货币种类使得特别提款权难以理解，而且它还包括一些不能自由交易或并不存在远期市场的国家的货币，比如沙特里亚尔、南非兰特和伊朗里亚尔等。银行拒绝接受特别提款权计价存款，因为它们并不能对冲远期市场的风险，且无法规避汇率变化带来的损失。

通过将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减少至美元、德国马克、日元、法郎和英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它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为测试市场反应，商业银行打出了提供特别提款权存款单的广告。投资银行为政府和公司承销特别提款权债券。在1981年第一季度，确实有一些投资者表现出了投资兴趣。但当时保罗·沃尔克执掌的美联储仍在与通货膨胀斗争，而这一时期也是美国高利率和美元走强的一个时期。在1981年第一季度，特别提款权对美元贬值7%，导致储蓄者和贷款者的利息全部亏空。

或许有人想，对于借款者来说，他们希望有一种能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贬值的货币。事实上，瑞典在1981年初就取得了特别提款权的银团信贷，但同样采取这一行动的政府屈指可数，只有冰岛和科特迪瓦等小国家。正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1981年底给出的一个低调评估：“迄今为止，非银行投资者和借款者的利息是适中的。”[36]在此之后，它甚至变得更加适中了。

显然，这就是进展缓慢的原因。由于这一工具缺乏流动性，所以最先发行特别提款权债券或存款的私人实体会承受额外的成本。从定义来看，第一笔私人特别提款权并不是在广阔的深度市场交易的。购买者需要额外的补偿才会持有私人特别提款权。由于流动市场上已经存在以国家货币计价的请求权，所以私人特别提款权在交易中处于劣势。

此外，任何想借入或贷出一篮子货币的人都倾向于选择“量身定做”的篮子，因为这可以更好地满足他的财务需要，而且这些货币也可以在流动性更好的市场交易。很难想象，组成特别提款权篮子的这5种货币所占的比重会与投资者所持的以这5种货币计价的债券的比重一样。如果分散持有不同国家的债券会给投资者带来好处，那么他就会建立自己的投资组合。而由于买卖私人特别提款权的成本高昂，所以特别提款权与定制的投资组合相比并不具有成本优势。

持续投入

建立特别提款权计价证券私人市场需要利益相关方的持续投入。在本案例中，这里的利益相关方是指政府。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真的想给予特别提款权以储备货币地位，那么它就必须采取措施，建立一个特别提款权流动市场。它可以在香港发行自己的特别提款权计价债券。这一举措比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购买特别提款权债券更有意义，因为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购买的那些债券并不会用于交易，因而也就不会增强市场流动性。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中国政府债券则是另一回事。同美国国库债券一样，这样一个工具也会得到投资者的积极响应。而一旦中国采取举措，那么巴西和俄罗斯也会跟进。

最先发行特别提款权债券的政府将会付出代价，因为投资者在持有这些债券时会要求一个利率溢价。债券持有者会要求额外的补偿，因为这是一个新出现的且缺乏流动性的工具。但天下没有什么是免费的。这一代价也是一种投资，目的是打造一个更稳定的国际体系。时间将会证明中国等国是否愿意付出这一代价。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会购买由政府发售的这些证券。很多政府债券都由养老金和保险公司持有，因为它们可以用这些债券的收益支付其客户的收益。国内政府债券拥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它们的计价货币同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支付给其客户的货币是同一种货币，因而它们也就不必担心汇率的变动。

特别提款权债券的计价货币与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支付给它们客户的货币是不一样的。如果美元对欧元贬值，那么持有特别提款权计价投资但背负着欧元计价负债的欧洲保险公司就会陷入困境。[37]有朝一日，可能会在遥远的将来，投保人和领取养老金者或许会期望收到以一篮子货币计价的付款。之所以这样讲，只是想说，要建立一个有深度的、流动性充裕的且供销两旺的特别提款权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满足全球储备需要，则需定期大规模增发特别提款权，而这同样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谁应得到这些特别提款权。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增加特别提款权数量时，它们会按照一个商定的方案进行分配。但未来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方案呢？特别提款权要按现存储备的比例进行分配吗？还是主要分配给最需要特别提款权的世界最贫穷国家？若在谁应分得这些“糖果”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就不太可能发行规模相当于现存储备货币规模的特别提款权。

最后，在一个以特别提款权为国际主导货币的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具备在危机时迅速采取行动的能力，特别是增发特别提款权的能力，比如，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在2008年时就通过美元与欧元互换确保了充裕的美元流动性。在现行规定下，发行特别提款权需征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85%的投票权同意。[38]显然，这一规定并不适于快速采取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层应得到授权，让其决定特别提款权的发行，就像美联储可以决定提供额外的美元互换一样。换句话说，要想让特别提款权更像一种全球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让自己更像一个全球中央银行和应急流动性提供机构。同样，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从理论上讲，全球货币应由全球中央银行负责发行和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来不乏雄心勃勃的董事总经理，他们建议扩大该机构的职权，并使其朝着全球央行的方向发展。但从现实意义上讲，只要没有对该机构行动负责的全球政府，那么就不会有全球央行。没有全球政府，就意味着没有全球央行，就意味着没有全球货币。此一逻辑，毋庸赘言。

特别提款权至多可以充当一个有限的角色，作为现存储备的一种补充。因为特别提款权是以一篮子货币定义的，所以积聚特别提款权将会是中央银行适度调整储备投资组合，以使其朝着减少美元方向发展的另一种方式。发行特别提款权具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它的成本低廉。由于特别提款权只是一种记账请求权，所以它并不会损耗实际资源。寻求额外储备的国家不必为了得到特别提款权而放弃消费或保持出超。此外，这也是限制未来储备货币国家超级特权的一种方式。

限制并不等于消除。中央银行只会持有一部分特别提款权作为外汇储备，因为特别提款权并不具备流动性，也不用以市场交易。特别提款权并不会取代央行储备中的国家货币，因为它并不具备国家货币的其他功能。

中国的象征性姿态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自然清楚这些困难。他在这个行业已经多年，曾在多家银行任职，并担任过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他参加过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在杰克逊霍尔举行的会议，并就特别提款权能否作为国际货币等问题同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

或许有人会问，周小川提出特别提款权问题的动机是什么。一个答案是，他的特别提款权建议是为替代账户打掩护，而通过替代账户，国际社会便可分散中国所持的美元。关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设账户，用特别提款权替代央行所持美元的想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即被首次提出，这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对美元前景的忧虑。[39]由于在谁应该承担美元损失的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所以这一想法并未付诸实施。由于美国政府并不愿意承担美元损失，所以风险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体成员国承担。但由于这些成员国都急于放弃自己所持的美元，所以这一计划也就失去了意义。这就好比是将那些美元从一个裤兜里转到另一个裤兜里。

2011年，20世纪70年代式的替代账户——用特别提款权替代各国央行急于出售的美元——再次引起热议。[40]但同样，这一建议注定无法实施，因为各国在这个问题上仍无法达成一致：如果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那么谁应承担替代账户的损失？如果承担损失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账户的管理机构）的成员国，那么这不会实现任何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85%的份额掌握在美国之外的国家手中，它们希望通过一个替代账户来减少它们所持的美元。相比之下，如果美国同意补偿该账户的损失，那么它就会背负上极其庞大的金融负债，而这并不是它所愿意做的。对于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来说，他显然很清楚这一点。

对于周小川的倡议，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这是一种象征政治。他想要传递的信号是中国对当前的安排是不满的。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夕，他发表演讲提醒其他国家应正视中国的观点。他建议强化特别提款权的作用，意在突出中国倡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

中国追求什么

我认为导致特别提款权建议一无进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或许就是中国另有他选，也就是说，中国想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如果人民币被广泛用于国际交易，那么中国就不必再持有外汇，不必用这些外汇来平衡国际收支或资助从事跨境交易的公司。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它只需按照需要印制自己的货币即可，将享有一个储备货币国家的所有好处。

显然，中国正在思考这些问题。举个例子，2008年，中国银监会上海银监局副局长张光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表示，人民币在2020年可能会成为国际货币。[41]

2020年还很遥远。之所以说遥远，是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人民币仍不能自由兑换。不能自由兑换意味着外国人只可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的商品，但也有少许例外。中国虽允许人民币用于跨境交易，但这仅限于屈指可数的几个邻国，如蒙古、越南、柬埔寨、尼泊尔和朝鲜，以及中国的两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而且，只有“精挑细选”、值得信赖的公司才被允许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结算。[42]

这些限制措施旨在防止出现虚报进出口商品价值以规避中国资本管控的情况。如果一个香港居民想以非法手段将资金转移到内地以投资房地产，那么他就可以夸大其从广州进口商品的价值，多报支付款，而下次再到广州时，他便可从与其合谋的公司那里拿回资金。同样，如果一名广州商人想以非法手段将资金转移到香港，那么他也可以夸大支付给香港出口商的款项。[43]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值得信赖的进出口商才被允许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的原因。这些限制措施可以让中国经济免于资本流波动的冲击。但同时，它们也限制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

巴西和中国在2009年宣布它们正在探求在双边交易中使用两国货币进行结算的方式，引起了广泛关注。[44]但这些探求更多的是为了宣传两国的贸易。鉴于中国的人民币不能兑换为巴西雷亚尔的事实，一个典型的巴西公司持有人民币又有什么用呢？只有从中国进口或寻求在中国投资的巴西公司才会在出口时接受人民币，而这类公司显然屈指可数。巴西和阿根廷在2008年9月也达成了一个类似的协议，同意在双边交易中使用两国货币进行结算，但事实表明，在实际交易中它们仍使用美元。

中国并不是阿根廷。它的贸易仍在继续扩张，中国公司将会促使它们的顾客在交易中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因为这样做可以保护它们免受货币波动的冲击。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贸易也曾出现过这种情况。随着日本公司掌握的话语权越来越多，它们也越来越坚持以日元进行出口结算。但即便如此，以日元进行结算的出口份额也从未达到40%以上，原因就在于日元缺乏国际货币的其他属性。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人民币同样缺乏这些属性，所以它的表现能否超越日元仍不得而知。

同样，中国与阿根廷、白罗斯、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也并不是很实用。其他央行无法用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它们无法使用人民币从第三国进口商品，也无法将人民币支付给外国银行和债券持有者。相比之下，韩国银行（Bank of Korea）在2008年10月从美联储获得的300亿美元互换额度则可用于外汇市场干预。如果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美元互换额度，那么它作为应急信贷供应国的地位将会进一步加强。但互换作为强化人民币国际角色的一个工具，其所发挥的作用也就只有这些。

假以时日，通过发展并开放流动证券市场，中国可以加强人民币的国际角色，可以让它的货币自由地用于金融和商品交易。但问题是：这个假以时日需要多长时间？中国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十余年，但现在只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了很小的一步。原因很简单：既要保持金融稳定，又要实现国内外资产的完全自由买卖，这需要严格的前提条件。市场必须更加透明，银行必须商业化，监管必须进一步强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是稳健的，而为应对大规模的资本流，汇率也必须更加灵活。

换句话说，中国必须首先改变以银行贷款和钉住汇率为支柱的增长模式。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通过中国对2008年危机的应对方式可以看出，它并没有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而是要求银行加大贷款，并强化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政策以维持出口增长。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迈向更开放的金融市场的步伐将是缓慢的。

人民币的未来

债券市场的政策就是一个佐证。直到2010年，中国各银行和多边银行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才被允许销售人民币计价债券，且只准在中国境内销售。当局不愿意让外国公司在中国发行债券，因为这样做会削弱政府引导储蓄进入中国产业的能力（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就遭遇过这种情况）。如果外国公司向中国投资者提供更有吸引力的产品，那么他们的储蓄就不会自动流入中国的银行，因此也就不会进入政府所支持的企业。

2009年夏，汇丰控股（HSBC Holdings）成为首家可在中国香港出售人民币计价债券的外国银行。是年9月，中国政府在香港发行了63亿元的人民币计价主权债券。这一规模不足10亿美元，对中国来说可谓九牛一毛，但却有着很强的喻示意义。之后，在2010年7月，香港的一家公路建设公司——合和公路基建有限公司（Hopewell Highway Infrastructure）成为除银行外首家被授权在境外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的公司。

在香港打造一个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工具市场是一回事。只要香港的金融市场和内地的金融市场是分开管理的，那么外国投资者的行动就不会损害中国政府将资金输送至其所支持产业的能力。而在上海建立一个对外国发行者全面开放的人民币计价债券市场则是另外一回事。它会破坏中国当局将储蓄输送到国内产业的能力。中国的储蓄者会把这些债券（其收益是以国内货币支付的）视为银行存款（最终流入工业发展领域）的有力替代品。这样一来，中国发展模式的根基就会受到威胁。

不过，中国决策者已决定，到2020年将上海打造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更深的、流动性更充裕的市场。它需要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这些市场，而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时下所依赖的可靠的增长模式需要做出一些改变。此外，放开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限制也需要中国建立一个更灵活的汇率机制，以应对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45]虽然这些变化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但我们不妨想一下当年的美国，美元从一种毫不起眼的货币成长为领先的国际货币也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换句话说，中国当局的规划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美国就是一个例子。

设立联邦储备系统和在纽约建立美元承兑汇票市场是美国主要的制度变化，但对中国来说，要想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中国经济需要做出更多改变。而中国能否在短短10年内完成这些改变则有待进一步观察。

到2020年将人民币提升为储备货币似乎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宏伟计划，因为在未来的10年里，即便中国保持7%的年增长率（与过去相比速度降缓，因为人口红利已在消减，但7%的增长率在历史上仍是极为罕见的），那么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市场汇率对国际交易至关重要——中国的GDP到2020年时也只有美国的一半。与美元相比，人民币的国际舞台要小很多。而美元市场的流动性也是人民币市场所无法比拟的。

这意味着人民币在储备中所占的份额仍相当有限。人民币储备对于那些与中国有着密切贸易往来且在中国从事金融业务的国家，以及外汇市场深受人民币影响的国家最有吸引力。也就是说，持有人民币储备的国家将主要集中在亚洲，就像持有欧元储备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一样。

或许，将来有一天人民币会成为美元的强劲对手。然而，在可预见的将来，要想与美国这个更大的经济体的货币并驾齐驱，人民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会成为地区储备货币吗？会的。它会成为次要储备货币吗？会的。它会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吗？至少现在还很难想象。[46]

黄金储备

最后，还有一些小的替代方案需要澄清。黄金向来都不乏拥趸。在他们看来，即便国际社会对美元保持信心，黄金资产也是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国际投资者的第一选择，而在对美元失去信心的情况下，自然更是如此。但实际上，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央行却一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它们的国际储备中，黄金所占的份额从1913年的近70%降到了现在的不足10%。自1988年以来，央行每年都在出售而不是买入黄金。

它们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在进行紧急金融交易时，金融工具更为便利。当一种货币受到压力而央行被迫予以支持时，它用美元直接买入这一货币显然要比先卖出黄金再取得所需美元简单得多。在购买进口商品方面，黄金也不是一种便利的工具。试想，在商品交易中，面对黄金和美元计价支票，又有多少公司会选择前者？在支付国外债务利息或进行其他金融交易时，黄金也都不是一种便利的工具。

例外反证规律。2009年底，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购买了200吨黄金[47]，从而使黄金在该行储备投资组合中的比重从4%上升至6%。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机构出售黄金，而出售黄金的原因则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其金融资源。自2008年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匈牙利、冰岛、拉脱维亚和乌克兰提供了紧急金融援助。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它需要为它们提供现金——实实在在的美元和欧元，而为它们运送金条则不会如此便利。[48]

另外，印度有着灵活的汇率，有资本流入和流出的限制措施，以及相对稳健的银行系统。而且，当时印度央行并不需要太多的外汇储备进行市场交易。考虑到美元可能贬值的问题，印度储备银行适度增加了黄金在其储备投资组合中所占的份额。[49]

其他中央银行会跟进吗？在印度颇为高调的交易之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菲律宾在当地市场买入少量黄金，而斯里兰卡和毛里求斯的中央银行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购入少量黄金。据报道，俄罗斯中央银行也购买了数量有限的黄金。但在2010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迫承认，它尚有200吨待售的黄金没有找到买家。此即中央银行转持黄金的情况。

在这里，潜在的大交易者依然是中国。自2008年以来，中国已经适度增加了黄金在其投资组合中的比重。如果它继续朝着这一方向迈进，那么黄金在央行投资组合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会进一步强化。但中国再一次陷入困境，因为它的储备规模——其中美元储备占多数——太庞大了。大规模抛售美元并买入黄金将会压低美元价值，导致中国央行尚未售出的美元受损，并推高中国出口的成本。此外，这样做还会抬高黄金价格，导致继续购买黄金的成本增加。

黄金投资者永远都会存在，但显然，他们所投资的黄金与充当货币角色的黄金并不是一回事。

实际资产

另一个颇有争议的选择就是实际资产。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已经将其所持的部分储备转移到主权基金，用于投资林地、油田、炼油厂或其他实际资产。美国或许可以通过通货膨胀减少其国库证券的价值，但它却不能减少新西兰林地或西非石油的价值。

对于外汇储备超其所需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策略。显然，中国不太可能把其全部2.5万亿美元的储备都用于外汇市场干预或美元负债银行的资本调整。因此，将其中一部分储备用于投资实际资产也就成为明智的选择。虽然这些投资缺乏流动性，但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对中国来说，它不太可能面临必须出售这些资产的紧急情况。不无巧合的是，挪威也是最先采取这一策略的国家之一。通过天然气销售，它积聚了超过金融市场干预之需的大量外国资产，并以此设立了主权财富基金，用以投资实际资产。

对于那些有可能动用全部储备进行市场干预的国家来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在出现金融突发事件时，出售林地获取美元比以黄金兑换美元甚至更为困难。我们不妨看一下哈佛大学的情况。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该校捐赠基金在新西兰购买了大片林地。在2006年评估时，林地在哈佛捐赠基金地产投资组合中占了12%的份额。然而，在2008年和2009年该基金急需现金时，它却遇到了大麻烦，因为在当时这些林地很难卖出去。这并不是那些重视流动性的投资者所应采取的策略，这也不是中央银行所应采取的投资策略。

多货币共存

那么，将来的世界又会是怎么样的呢？那将是一个多种国际货币共存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世界即将到来，因为当前世界经济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而作为美元垄断权的传统基础也因此被逐步侵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导国际经济，而美元主导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也就变得理所当然。美国主导世界贸易。全世界只有它拥有流动性充裕的深度金融市场。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美元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时至今日，重要的贸易国越来越多，拥有充裕流动性金融市场的国家也越来越多。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快了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向多极化国际体系的转变，而这次危机也暴露出了美国金融的脆弱性，并彰显了新兴市场的强大力量。但即便在危机之前，关于多极化经济世界和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已明晰可见，而且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早在那时，各国在这一问题上就已经达成一致。

这个多种货币共存的世界何时到来，将取决于“在位”货币的优势。回想一下这个论断：国际货币地位的竞争受制于存在现状偏差。它让单个出口商和债券发行商使用与其他出口商和债券发行商所使用货币一样的货币。这样一来，现状也就得以维持。这个现状选择就是美元。

与过去相比，这一机制在将来的影响力将会下降。之前，它可以让进口商、出口商和债券承销人使用与其他进口商、出口商和债券承销人所使用货币一样的货币，因为如果不使用同一种货币，就会给他们的顾客造成困惑。由于难以获得关于不同货币价值的最新信息，且不同货币之间兑换存在高昂成本，所以一个人使用其他人都使用的货币单位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好处。在交易中被所有人使用的货币必须拥有流动最充裕的市场，因为所有人都在用它进行交易。领先货币的这种主导地位是自我强化的。[50]国际货币地位是一种自然垄断权，就像城市用水或电力一样。[51]

21世纪是一个不同的世纪。现在，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装着一个可以提供实时信息的装置，它可以用来比较不同货币的价格，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债券的价格，可以用来比较美元与欧元贸易信贷的成本。基于技术变革，原本被认为是自然垄断的行业也有了更充分的竞争，比如电力和电话。为什么国际金融就应成为例外呢？

此外，21世纪世界经济的庞大规模也意味着可降低交易成本的流动性市场将会不止一个。而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关于只有一种重要货币能获得自然垄断权的论断也越来越失去说服力。

预测是一种冒险，尤其是涉及未来的预测。但在这个新的、多极化的体系，主要的货币还是可以基本确定的。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大且拥有最充裕流动性的经济体的货币，美元仍将处于其他货币所无法企及的第一位阶。作为一个经济规模接近于美国的货币区的货币，欧元将会更有吸引力，尤其是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当然，它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而对中国来说，它早已鼓励特定的非常住居民在商品报价和交易中使用其货币。在不远的将来，或许只用10年，人民币就会成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货币，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并为国际投资者和中央银行所使用。

虽然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会成为领先的国际货币，但它们或许并不会有大显身手的舞台。关于世界舞台上可能会存在三种国际货币的论断，同样也可以用来论证这个世界上可能存在三种以上的国际货币。另外的候选货币未必就是人口大国的货币，比如日本和俄罗斯。对于金融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来说，规模至关重要。而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趋同，人口将会成为经济规模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就把额外竞争者的对象指向了印度卢比和巴西雷亚尔。同中国一样，要想实现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印度和巴西也有很多工作要做。同中国一样，它们仍限制外国参与本国的外汇市场，因而也就限制了本国货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同中国一样，它们的金融体系也是建立在银行之上的，因此在建立可吸引外国央行和其他国际投资者的债券和票据流动性市场上，它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同中国一样，基于有利的人口特征，它们的货币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还会逐步增强。但与中国相比，它们的经济规模相对要小，而且在外贸和投资方面也不及中国，所以相对于人民币，它们的货币在国际上的使用会相对有限。但不管怎么说，它们都是未来的竞争者。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美元将失去其国际货币地位，而只是说它将面临更多的竞争对手。它必须要在商务领域进行竞争，因为出口商和投资者将会有更多的替代品。不过，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它会在竞争中失败，除非美国内部发生大规模的经济灾难。

[1] 当然，就美国对加拿大的出口而言，以美元开票和报价的倾向甚至更大。研究结果来自戈德堡和蒂勒（2009）。数字72%是指按笔数计算的出口交易占比。

[2] 数据来自2010年国际清算银行最新发布的三年期调查。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货币的总和为200%，因为每笔交易中都涉及两种货币。

[3] 截至2008年底。这些数据是基于狭义标准计算的，不包括一国在本国市场内发行的国内债务证券。

[4] 这是前言中萨拉·佩林在脸谱网站发表评论的背景。

[5] 美元所占份额的逐年变动，所反映的大多是估值效应：美元升值，则增加央行所持美元的价值，而美元贬值，则减少央行所持美元的价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公布了除去估值效应之外的储备数据。这些数据显示，美元所占份额在2003年大幅上升，此后进入平稳期，但在这个10年的最后几年里，呈略微下降趋势。无可否认，在200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也就是危机最严重的时期，美元所占份额出现下降，这是因为各国央行要支持它们自己的货币，并通过贷出部分美元储备，为金融市场提供急需的美元流动性。大规模抛售美元反映出这样一个现实：很多货币受冲击的新兴市场国家，是靠着美元来管理它们的汇率的，因而在它们的储备中所持的也是美元。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试图通过贷出美元，缓解其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所受的严格的银根紧缩的影响，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美元储备的减少。要知道，这些银行早前从国外借款且以美元的形式，而现在它们的贷方也在去杠杆化。

[6] 据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数据，详见索博尔（1998）。

[7] 关于这一倾向的分析，见戈皮纳特、伊茨霍基和里戈本（2007）。

[8]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度报告。

[9] 这类计算的重点是，中央银行持有何种资产组合可以同时兼顾稳定与回报并实现利益最大化，见帕帕约安努、波特斯和西乌罗尼斯（2006）。

[10] 正如第二章中所指出的，允许外国人买卖日本证券，会使得日本更难利用金融体系将资金引导到其所支持的国内公司。长期以来，利用金融体系引导资金走向是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

[11] 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

[12] 这并不奇怪，因为打造美元的欧洲替代物，是创建欧元的最初动机之一。

[13] 甚至不包括欧元区内贸易。

[14] www.independent.ie （October 1, 2009）.

[15] 见第三章。

[16] 扩大欧元区、接纳新成员也会扩大欧元区金融市场，但从实践上讲，各候选成员市场规模太小，不足以产生重大影响。

[17]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

[18] 德国政府债券向来以稳定著称，但已发行债券的规模仅为美国的1/4。此外，由于很多德国债券为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所持有且会持有到期，所以这个市场缺乏流动性。其他欧元区国家虽然发行了更多债券，但它们面临着严重的金融问题。从价值上看，意大利政府债券是欧元区最重要的债务证券，但由于意大利金融前景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它们很难成为有吸引力的储备资产。连意大利的债券都存在问题，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债券就更不用说了。

[19] 毋庸置疑，欧元区并不是历史上的第一个货币联盟。由此，欧元也不是历史上的第一种超国家货币。欧元区甚至都不是欧洲的第一个货币联盟——自1944年起，比利时和卢森堡共享一种货币，共享一家中央银行，而在此前的1921—1940年，两国之间的这种关系更为宽松一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卢森堡法郎被迫同比利时法郎脱钩，并与德意志帝国的马克挂钩，而这也提醒人们，货币联盟未必会一直存在下去。在19世纪，也有一些关于货币互换的有限试验，比如拉丁货币联盟（Latin Monetary Union）和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Scandinavian Monetary Union）。但欧元区货币联盟是第一个由经济发达国家组成的大规模货币联盟。

[20] 13%和3%的GDP预算赤字的差距就是10%的国民收入。

[2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提供了一定比例的救助贷款。

[22] 共用资源的筹措可以按照一定的税收比例摊派给成员国，或由所有成员国一起筹措，或仅由那些预算赤字问题严重的成员国筹措，或授权这一共同基金，允许它从金融市场借款，并由所有成员国提供完全信用担保。格罗斯和迈耶（2010）提过类似的机制建议，当然其他人还有其他建议。

[23] 这实际上与美国政府2009年对财政暂时亏空的州所采取的措施一样，通过联邦预算给予它们临时性帮助。

[24] 按照《美国法典》第十一部分的破产程序规定，无力偿还债务的州和自治市的债务就是以这种方式重组的。

[25] 见欧洲中央银行（2010）。不过，它不赞同这样一种想法，即授权该机构，让它监督“破产”政府的债务重组，这大概是为了避免刺激市场。

[26] Strange （1980）, p. 47.

[27] 截至2009年底。

[28] 这包括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美元计价资产。作为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着央行的一部分外汇储备。在这里，我采用的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前成员布拉德·塞策的估算数字（http://blogs.cfr.org/setser/）。

[29] 从技术上讲，这种结果要求美元证券和非美元证券具有非完美可替代性，这当然是持有多元化储备组合的基本假定。对外汇市场上冲销干预的有效性问题，国际经济学家仍存在争议。

[30] 据萨默维尔报告（2009）。

[31] Zhou （2009）.

[32] 详见第二章“黄金—美元体系的缺陷”一节。

[33] 中国500亿美元，俄罗斯和巴西各100亿美元。但要注意它们所承诺的这些债券的计价单位。

[34] United Nations （2009）, p. 98.

[35] 国家可以想象以特别提款权对商品计价的结果。相对于以美元计价，这样做多了一个额外的复杂因素。尽管特别提款权在风险规避方面具有优势，而且也有潜在的政治诱惑力，但欧佩克仍以美元对石油计价。关于以特别提款权对石油计价可以降低风险的论述，见伊萨亚德和阿拉塔尼（2007）。

[36]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1981–82）, p. 40.

[37] 当然，汇率风险是可以对冲的，但这会产生额外的成本。对冲市场主要针对的是短期工具，而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持有的多是长期工具。

[38] 关于该规则的缘起，见第二章。

[39] 见第二章。

[40] 比如，凯南（2010）。中国人民银行前顾问余永定暗示了设立替代账户的可能性。通过这样一个账户，中国人民银行所持的美元可以转换为特别提款权。这也是为周小川的建议作辩护。

[41] 然后，在2009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

[42] 起初，这些“精挑细选”的公司仅限于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公司。2010年年中，有国家媒体报道说，该计划将会扩大到另外20个省和直辖市。

[43] McGregor （2009）.

[44] 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暗示会跟进。

[45] 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6月宣布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这是人民币朝着国际化方向迈出的一小步，同时也暗示了中国官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严肃性。

[46]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亚洲有一天可能也希望追溯欧洲的步伐，创建单一的区域性货币。但中国没有必要为实现更大的经济和金融规模而加入这样一个货币联盟，虽然经济和金融规模是人民币扮演国际角色的先决条件。它没有必要让渡货币主权，以让人民币成为一种储备单位。与欧洲致力于推进区域性货币联盟不同，中国更愿意等待，因为等的时间越长，人民币在该区域内发挥的作用就越大。泛亚洲货币联盟不太可能成立的原因有很多，人民币有望发展成为国际货币就是其中之一。

[47] 按当时价格计算，约合67亿美元。

[48] 事实上，为提升资产组合的流动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来一直在出售黄金，将其变换为更便利的金融资产。

[49]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便是印度，也没有逆市场潮流，即从全球来看，各央行所持黄金储备呈逐渐下降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印度的外汇储备中，黄金占比一度达到20%。即便是在它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购买了200吨黄金之后，当时的黄金占比也远低于这一数字。

[50] 对于这种形式的收益增长，技术上称为“网络外部性”（networkexternalities），而这种自我强化效应，则被称为“锁定”（lock-in）。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或文字处理软件）也被认为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你需要和你的同事使用同一种操作系统，所以市场上只能容得下一种操作系统。如果运用到国际货币上，那么这种类比就凸显了这一论断的局限性：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可交换成本的降低，市场上将会出现多种替代品。

[51] 第一章中的分析表明，即便是在19世纪末，这种关于自然垄断的观点也是过于夸张的。那时，除英镑之外，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等多种货币也被用于进出口报价、贸易信贷和国际债券的计价。虽然英镑在各种货币中最受欢迎，但法郎和马克也被用于国际交易的事实，使得自然垄断的观点很难站得住脚。德·切科（2009）也论述过这一观点。

第六章
美元崩溃

如果美元崩溃，那将会怎样？如果外国人抛售所持美元并放弃这一货币，那将会怎样？如果这些事情发生，美国决策者会怎么做？

如果美联储和中央情报局（CIA）现在就着手制订这些情况的应对计划，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了，虽然近期事件并未消除人们对美国政府危机应对能力的怀疑。如果它真的采取措施，那么它将会从何以促成危机和何以导致外国人放弃美元开始。

一个触发因素是美中政治冲突。积聚已久的贸易和外汇纠纷可能会公开化。美国政界人士可能会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实行全面关税，但中国不会就此认输。或者，美中在对待所谓的“流氓国家”的政策问题上出现冲突。想象一下，美国对某个“流氓政权”采取了与中国意愿背道而驰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会采取重大举措，以表达自己的抗议。

对中国来说，发泄其对美国的怒火并对美国施加影响的方式之一，就是运用它的金融武器。在所有的美国政府证券中，中国官方机构所持的比例为13%。抛售这些证券将会让债券市场陷入恐慌。一旦中国政府开始抛售，其他投资者就会跟风而至。如此一来，美国的利率就会大幅飙升。美元将会跌至低谷。这种不堪一击的脆弱性会导致出口商、进口商和投资者永远放弃美元。

这一场景的可信度有多高？历史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金融武器与地缘政治

利用金融武器实现地缘政治目的一个例子就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而使用这一武器的正是美国。在超级油轮问世之前，西欧70%的石油是经由苏伊士运河运送的（现代超级油轮由于规模过于庞大而无法穿行）。基于该运河，从英国殖民地马来西亚运送锡和橡胶至欧洲的成本会大大降低。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也会降低亚洲和欧洲之间商品运输的成本。因此，英国在苏伊士驻有80000人的卫戍部队，并与法国共同掌控苏伊士运河公司（Suez Canal Company）的财务大权。

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当时的埃及也正经历着民族主义浪潮，并寻求自1952年起从英法联营公司手中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租借权。1952年7月22日，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埃及的君主政权，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将军上台。纳赛尔上台之后，埃及与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之间关系都变得日趋紧张。1954年，纳赛尔与英国达成一项协议，后者同意撤离驻守苏伊士运河的卫戍部队。之后，纳赛尔提高赌注，于1956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作为中国台湾的盟友且一直对中国大陆持敌视态度的美国迅速做出反应，停止对埃及阿斯旺大坝的资金支持。英国早前参与了阿斯旺大坝的设计工作，而英国水文学家也参与了大坝的早期工程，但提供资金支持的是美国，这也反映了当时英国所处的窘境。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这一突然决定凸显了“冷战”政治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影响力。当时，刚刚经历过肠道手术的艾森豪威尔正处于康复期，而外交事务则委托给了一向以强硬著称的杜勒斯。

杜勒斯满以为纳赛尔会知难而退，但这位埃及总统却不愿意做出让步。阿斯旺大坝是纳赛尔心目中的金字塔，他要将它打造成现代埃及的象征。因此，他重申从英法手中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特许权，并将运河收归国有。对此，苏伊士运河公司的70000名法国股东愤怒不已。令法国政府更为恼火的是纳赛尔对阿尔及利亚叛军的支持，这使得法国在北非的政治和军事问题进一步恶化。[1]

为此，法国同以色列达成了一份秘密协定。长期以来，以色列就反对纳赛尔对途经苏伊士运河的以色列商船的阻挠。不久，它们得到一份紧急情报，获知埃及刚刚从苏联购买了一批“米格”战斗机（这些战斗机是经由捷克斯洛伐克采购的，但这并不重要）。更为严峻的是，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飞行员已经驾驶这些战斗机抵达埃及。[2]

在同法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磋商之后，英国同意加入这一联盟。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先发制人，入侵西奈半岛。英国和法国则出兵夺取运河的控制权，表面声称是为避免运河遭以色列和埃及部队破坏。英法战斗机对埃及机场进行了轰炸（“米格”战斗机自然也包括在内）。纳赛尔不甘示弱，将全部47艘航经运河的船只击沉，致使运河关闭。虽然来自亚洲和中东的商品及石油仍可绕经非洲之角抵达欧洲，但额外的成本却极为高昂，而且航运时间也大大延长。纳赛尔采取的行动造成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其中最恐怖的后果之一就是开普敦的舰船大拥堵，有超过平时3倍数量的船只在那里补给燃料。[3]

虽然法国伞兵和英国突击队有能力以较低的代价夺取运河的控制权，但损失已经造成。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因此而受到损害。虽然是外交官出身，但保守党首相安东尼·艾登在发起军事行动之前并未征求艾森豪威尔的意见。他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这位美国总统会支持他对埃及政府采取的行动，因为之前埃及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之所以没有征求美国的意见，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时的艾登已对纳赛尔忍无可忍。艾登向来以自负著称，易感情用事，且当时正值暴怒之时。早在1938年，他就因不满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背着他接触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而愤然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最终导致英国的和解政策（艾登是该政策的主要参与者）破产。在1951—1955年第三次出任外交大臣（第二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时，艾登就曾亲自就英国驻苏伊士基地军队撤离问题与埃及进行磋商。

此时的纳赛尔已经成了艾登的眼中钉，他决心要推翻这位埃及领导人。折中办法是不可行的。对于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大臣安东尼·纳丁提交的备忘录，他的反应是：“你那份备忘录上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孤立纳赛尔，还有这个‘中立’纳赛尔，这都是些什么胡话？我要打倒他，你明白吗？我要除掉他……我才不管埃及会不会出现混乱。”[4]艾登之所以大为光火，原因就在于这份备忘录建议以外交手段解决与埃及的问题。

误会或许还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艾登与美国驻英国大使温斯罗普·奥尔德里奇从未建立起良好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温斯罗普·奥尔德里奇是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的儿子，后者在建立美联储和推动美元国际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常来说，美国大使应该有一个传递美国总统和国务院看法的信息渠道。但艾登与奥尔德里奇关系相当冷淡，后者似乎更关心英国社会而非它的外交政策。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艾登对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信任。[5]麦克米伦盲目地认为英国可以依赖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就个人而言，麦克米伦与美国也有关联，她的母亲就是在印第安纳州出生的。此外，他与美国在任总统之间也有一种特殊关系。当时的艾森豪威尔任北非战区盟军最高司令，而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之间的战时联络工作就是由麦克米伦负责的。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前夕，麦克米伦在前往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时曾偷偷溜进白宫，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一次会面。在这次会面中，双方有无谈及苏伊士运河问题不得而知，但他给首相传递的信息却是非常明确的。“艾森豪威尔决意已定，”他写道，“不管以何种方式都要让纳赛尔下台。”[6]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在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革命之后，艾森豪威尔及其国务院最不愿意做的就是与占领国为伍。杜勒斯看不惯任何与殖民主义沾边的东西，因为他认为这将会削弱美国在“冷战”中的地位。此外，基于预算考虑，美国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艾森豪威尔的内阁密友——也不赞成美国提供支持。

英国人也误解了美国的选举政治。1956年11月，艾森豪威尔谋求连任的事实给了他们一种信心，让他们以为他会与英国和以色列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埃及。事实上，美国选民并不愿意美国再次介入一次军事行动。对于以捍卫和平为竞选口号的艾森豪威尔来说，反对苏伊士运河战争会为他赢得政治加分。出乎英国的意料，美国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英镑的脆弱

这就是地缘政治的整个背景，金融背景则是英镑的脆弱性。英国的国外债主仍在寻求摆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的金融请求权，而英国日渐宽松的资本管制则为这些债主提供了这样做的机会。[7]与此同时，受制于高工资、低生产率和对抗式的劳资关系，英国也难以通过发展强劲的出口经济来抵消其弱势金融。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前，英国的储备甚至就已经快降到被视为最低安全水平的20亿美元。[8]基于这一背景考虑，参与一场昂贵的、不确定的军事行动是危险的。[9]苏伊士运河的关闭将会增加航运成本，并会提高进口石油的价格。因此，苏伊士运河冒险行动也就进一步加深了市场对英国能否维持1英镑兑2.8美元的英镑兑美元汇率的怀疑。

这一汇率的下降或许会产生深远影响。那些习惯将其货币与英镑挂钩的英联邦国家和北欧国家将不得不决定是否延续这一习惯。它们或许会选择与美元挂钩，因为美国是一个更强大的经济体，也是一个更大的贸易国。如果这样，那么对英镑区的凝聚力以及英镑区成员国在伦敦的银行业务来讲，都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10]

在苏伊士运河行动之前，艾登政府就已经知道，要想维持1英镑兑2.8美元的英镑兑美元汇率，它需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这正是艾登和麦克米伦认为他们会获得美国无条件支持，并对此充满信心的原因。这也正是他们做出严重误判的原因。美国国务院警告说，美国可以提供支持，但前提是英国政府必须承诺撤离其在埃及的军队。11月2日，美国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了一项停火决议。美英矛盾的公开化导致了英镑挤兑事件。[11]之后，美国明确表示，它不仅要求停火，而且还要求实际撤军。这一声明使得英镑面临的局势进一步恶化。[12]

至此，麦克米伦——他曾是美国政府内阁中主张对纳赛尔采取军事行动的最坚定支持者——突然改变立场。他也因此被反对党指责为表里不一的两面派，并被冠以“先进先出的麦克米伦”的绰号。但作为政府的财政大臣，他实际上是没有其他选择的。他的真正失败在于此前他对美国将会为英国提供帮助的过度自信。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英国政府一直在推诿，它表示接受停火协议，但仅同意撤出一个营的兵力。资本管控延缓了储备的外流速度，但引来了众多赌注英镑贬值的投机者。考虑到英镑可能贬值的情况，购买英国商品的外国买家要求延期付款[13]，而向英国销售商品的卖家则要求提前付款。

妥协是痛苦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团体“苏伊士集团”（Suez Group）并不愿意承认英国已经失去第一位阶地缘政治强国地位的事实，强烈反对撤离全部军队。艾登政府寻求金融支持的承诺，以便确保内阁在撤军问题上达成一致。但艾森豪威尔政府仍要求英国政府给出具体的撤军日期。英国人担心设定具体日期可能会引起混乱，导致部队无法正常撤离，并危及驻军的安全。因不堪重负，身体状况欠佳的艾登飞往黄金眼（Goldeneye）休养，这也是小说家伊恩·弗莱明在牙买加的度假地。这并未激起人们对政府的信心。

所有人都知道危机会在12月4日进入最严峻的时刻，因为在这一天，麦克米伦将会就英国的储备情况发布月度报告。它将会表明英国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已降至20亿美元以下，这毫无疑问会引发新一轮的英镑挤兑事件。迫于这一时间的压力，艾登政府重申了它的撤军承诺，但仍试图避免给出一个确切的日期。它采用了含混不清的语言向华盛顿保证，“（我们）已经决定准时撤离，我们也准备准时撤离”。[14]

所有的牌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他们不做任何事情就能迫使英国让步。12月2日，在财政大臣发布报告两天前，英国内阁同意将12月22日作为撤军的最后时限。12月3日，刚刚休假回来的美国财政部长汉弗莱同意支持英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款。

基于此，当12月4日麦克米伦作报告时，他可以说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已经降到20亿美元以下，但同时也可以声明，美国支持英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取全部的13亿美元的信贷额度。[15] 12月10日，在美国的支持下，英国的借款申请得到批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的16名委员中，只有代表埃及的委员投了弃权票。[16]这一行动标志着英国金融危机的结束。同时，这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曾经的经济大国英国追求独立外交政策的时代的结束，因为现在它不得不依赖一个更加强大的伙伴，这就是美国。

潜在的美中冲突

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外交政策冲突，那么对金融领域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对于思考这一问题的人来说，上述历史或许会让他们产生一些联想。但就潜在的美中冲突而言，与美英冲突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一方的货币具有脆弱性。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如果中国导致美国债券市场和美元崩溃，那么自身也会遭受严重的财务损失，因为这会压低其所持美元资产的价值。在1956年，就美国政府所持的英国证券而言，若平均到每一个美国人身上，不过才区区1美元。因此，即便美国决定不支持英镑，它对美国投资者造成的财务损失也是微乎其微的。美国可以采取可能导致英镑危机的措施，而无须担心引火烧身，导致自身财务损失。

相比之下，就时下中国所持的美国政府和机构证券而言，若平均到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则超过1000美元。如果中国以此作为实现地缘政治目的的武器，那么对中国自身造成的损失就很难再忽略不计了。基于中国所持美国证券的庞大规模，到底谁的损失更重尚不得而知。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中国因不高兴而采取危险行动的可能性。但在采取行动之前，它肯定会权衡再三。

同样，在施加压力时，美国也不必担心这会抬高它进入外国市场的门槛。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中，商品出口只占区区5%的份额。在这些出口中，不足1/20——5%的5%——流入英国。即便因美国拒绝提供帮助而导致英镑大幅贬值，英国经济陷入困顿，这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即便英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实施报复性关税政策，对美国也只会造成很小的影响。正是基于此，美国才肆无忌惮地运用它的金融武器。

对照当下的中国，出口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40%的份额，其中1/4的出口流向美国。若美元大幅贬值导致美国出现金融问题，那么中国的出口商也会遭受沉重打击。这一点从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就能看出。由于美国境内发生的危机，2009年中国的出口下跌17%。中国当局可以通过所有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阻止经济大幅下滑。但这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中国的贸易伙伴——包括美国在内——并未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而世界各国政府在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上也都展现出了合作的姿态，齐心协力稳定全球经济。

若美中两国出现冲突，那么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如果中国运用它的金融武器令美国受损，那么美国就会出台贸易制裁措施。这对中国出口的冲击将会比2008—2009年更严重。由于两国都采取对抗方式，所以稳定世界经济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基于潜在的更大损失，中国将不会贸然采取行动。

市场失控

除了地缘政治之外，触发美元崩溃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市场情绪的突然变化。或许，某一天早上，投资者醒来后决定不再持有美元，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亏本买卖。这样，在“聪明钱”的带领下，其他投资者就会纷纷跟进。我们知道，投资者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随波逐流。到时，市场崩溃，投资者纷纷出逃，货币成为投资者恐慌的牺牲品。

短时期内美元的大幅贬值——比如，就像韩元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贬值50%一样——会让部分投资者措手不及。任何仍持有美元的人都会遭遇灾难性损失。违约现象将会大面积出现。机构投资者的偿付能力和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都将被置于危险境地。

即便这一风险得到控制，也会有其他的灾难余波。投资者在抛弃美元后积聚的其他货币会大幅升值。欧洲的竞争力问题将会进一步恶化。受美元贬值影响，失业率会持续攀升，并最终引发贸易保护主义。

在经历过这些事件之后，外国人在使用不稳定的美元时会慎之又慎。出口商将会以其他货币作为贸易的报价和结算货币。[17]债券持有者将会避开美元计价资产。这将会成为美元失去其国际货币地位的临界点。美国将不再享有超级特权。

在上述场景中，只有一个地方是错误的。它的假定条件是美联储不会介入，不会出台干预措施支持美元。在正常情况下，美联储是不会干预外汇市场的。它的目标是保持价格稳定和就业率上升，但这种恐慌并不是正常情况。如果美联储认为是恐慌导致美元大跌，那么它当然会出台措施支持美元，并在外汇市场大规模买入美元。此外，它还会通过上调利率来提高投资者的赌注成本。如果导致美元危机的只是恐慌，那么该货币最终会复原。恐慌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投资者最后会发现是他们反应过度了。美联储的干预可以实现美元的稳定。而通过低买高卖，美联储的干预甚至还会带来收益。

要想实施这一计划，美联储还需要朋友的帮助。相对于问题的严重性，美联储以其自身所持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元显然会力不从心。这种情况同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并无太大区别，当时的美国为维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价，就曾要求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提供支持。[18]

那时，持有美国金融负债的主要是美国的朋友。现在的事实是，美国的债权国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东石油输出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与美国并不一致。因此，与先前相比，现在的朋友并不那么牢靠。

尽管存在地缘政治利益，但在防止出现美元挤兑问题上，外国政府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利益还是一致的。它们不愿意看到它们公司的竞争力严重受损。它们不愿意看到投资者遭受不必要的资产负债表损失。维护全球体系（美元在该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稳定是世界各国的一致立场，因此它们也有采取干预措施的动机。同样，如果美联储的干预措施让它获得收益，那么其他央行的干预措施也会让它们获得收益。由此可见，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它们会齐心协力，避免出现问题失控的局面。

赤字失控

因此，投资者突然对美元失去信心或出现地缘政治纠纷都不太可能导致美元崩溃，而最有可能导致它崩溃的就是美国自身经济政策的失误。这个危险就是失控的预算赤字。

长期预算赤字经常会导致危机的发生。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发生的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个政府维持赤字的时间越长，它的债务和所支付的利息就越多。这些没有偿付的款项会越积越多，并最终超过一国可用的税收收入。政府或许可以安抚投资者，并告诉他们会尽快恢复稳健的财政体系。但说不定哪一天，这些投资者就会突然醒悟，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债务是不可持续的。如此一来，他们就会大规模抛售证券，进而导致该国货币在外汇市场崩溃。

对于美国来说，形势更不容乐观。随着投资者纷纷出逃，债券价格会大幅下跌。利率会大幅上升。由于外国投资者也都在清算它们的头寸，所以美元会进一步下跌。如果所有这些都同时发生，那么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这时美联储或许会再次出手，大量买入债券以支持市场，并防止国库券收益大幅上涨。[19]但相比于先前的场景，此时财政部还会向市场注入大量债务。如果没有私人需求，那么美联储还将被迫买入这些债务。在投资者看来，这将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他们将美联储购买债券并向市场注入现金的行为视为通货膨胀的先兆，认为这会导致美元进一步走弱。如此一来，美元的下跌就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面对这些问题，大规模抛售美元的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20]

图6–1 美国预算赤字的构成

资料来源：美国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CBPP）基于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数据的分析（截至2010年2月17日）

在这种情况下，美元的命运将最终取决于美国的预算政策。而这其中又涉及多个问题。确切来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金融危机之前财政状况的恶化。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将财政收入降到了自1950年来的最低水平（以其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为基准），而联邦医疗保险处方药计划和两场烧钱的战争使得削减开支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减税和无资金准备开支的增加，使得美国预算从2000年时的盈余到2007—2008年出现结构性赤字（占GDP的4%）。从现在所必须支付的债务利息来看，在将来，赤字对美国的影响只会进一步加大。

第二个问题，金融危机导致的巨额赤字。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预算赤字是不可避免的；税收收入崩溃，别无选择的政府只能加大公共开支，并用公共开支替代部分在危机中蒸发的私人部门开支。但由此引发的赤字规模也是极为庞大的：2009年，赤字在美国GDP中所占的比例达到11%，创下了和平时期的纪录；这甚至超过了世界上除其他6个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的国民收入。而2010年的赤字规模更大。官方的说法是，这些赤字很快就会得到扭转，但最终能不能成功扭转却不得而知。

第三个问题，到2015年左右，美国“婴儿潮”一代将开始进入大规模退休程序，医疗和养老金成本会因此大幅增加，并将导致更大规模的赤字。这也正是美国推行医疗保健改革的全部意义所在。

我们没有必要预测遥远未来的问题。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当前发展趋势来看，到2015年，联邦政府的债务（社会保障金和其他政府信托基金负债净额）将会从金融危机前的占GDP的40%上升到75%。[21]一如众多观察人士所指出的，如果经济增长潜力遭到危机破坏，那么负债比率的攀升速度还会更快。若经济增长放缓1个百分点，到2011年债务和GDP的比率就会额外上升5个百分点，到2015年就会额外上升10个百分点。

对于美国来说，如果债务和GDP的比率上升至75%，那么它将很难应对。这种程度的负担对于一个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30%~40%的政府来说是可控的，欧洲就是典型。但对于正常年份税收收入在GDP中只占19%的美国政府来说，这就颇有难度了。

在税收收入中，有1/5会被用于支持利息，所以美国政府愿意通过赤字和发行额外债券来维持其他债务的利息。[22]然而，在某一时刻，投资者将会认清政府的这种“庞氏骗局”计划。他们知道，美国政府最终将会出台措施以压低债务的实际价值，比如通过通货膨胀方式。因为投资者是着眼于未来的，所以他们会在通货膨胀发生之前抛售他们所持的头寸。

如果外国投资者不愿意再购买新流入市场的额外美元证券，那么美国的利率可能会上升整整1个百分点。[23]更为严峻的是，外国投资者可能会不愿意再持有美元证券，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相比于单纯地拒绝购买新发行的额外证券，抛售所持的证券对利率和汇率产生的影响更大。由于担心美元持续贬值，其他国家的居民也就不会冒险以美元作为出口品的计价单位。他们将不会接受美元支付款，就像英国的债主在1956年拒绝接受英镑一样。

从历史的轨迹来看，这一场景的发展并不是渐进式的，而是突变式的。先前一直保持乐观的投资者在某天早上醒来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当前的局势已经无法扭转了。他们将会大规模出逃。美国的利率将会大幅上升。美元将会下跌。美国将会遭遇欧洲在2010年遭遇的那种危机，只不过规模更大。不过这些事并不会在明天一早就发生。从欧洲的经历来看，留给我们采取措施以扭转这一局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要想避免危机的发生，美元需要采取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并举的措施。时下，联邦财政收入仅占GDP的19%，这远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中央财政收入。[24]除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国防和债务利息外，美国的开支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占GDP的14%降至当前的10%，所以可自由支配的非国防开支实际上已经无可削减了。或许有人会认为这10%中还存在小额储蓄，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该比例降到5%以下。而且，关于这些开支中存在浪费的看法也只是异想天开。而在2015年之后，随着“婴儿潮”一代的退休，联邦政府的开支可能达到GDP的25%（基于当前的预算方案估测）。而按照当前的法律，在接下来的1/4个世纪，联邦开支会升至GDP的40%，这也就是说，当前的法律不可能继续保持不变。[25]

一个和平和解的新时代或许会降临世界，让美国得以削减国防开支。或者，在医疗保健深化改革方面，各方就大幅降低服务交付成本达成一致意见。至于哪一种场景更值得期待，现在仍不得而知。但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恢复财政平衡需要处理好权利的问题。提高退休年龄可以达到降低养老金成本的目的，但这需要征得各方的同意。此外，放开移民政策也可以缓解社会保障金不足的问题。在美国政界人士所谓的“财政收入增加”问题上，各方也需要达成协议。比如，征收更高的汽油税、拍卖温室气体排放许可证或征收商品增值税。但由于共和党无条件地反对征收任何新税，民主党总统在竞选时承诺不再提高中产阶级的税负，而有着强大院外游说活动能力的美国退休者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又反对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开支，所以在正常的国会政治体制下，各方能否达成有意义的成果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有鉴于此，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方式就是将决定权从国会议员手中转移到两党委员会心存善念的成员手中。国会将提供授权，并指定委员会按部就班地推进消除赤字的计划。所有的税收和开支项目都拿到桌面上公开讨论，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医疗救助也不例外。不同于国会——国会议员代表的是选民的利益，这个委员会代表的全民的利益，它会全盘考虑整个国家的情况。国会将得到一个解决方案，而在该解决方案中，所有人都要做出牺牲，但只是做出轻微牺牲。然后，委员会的建议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进行表决，或通过，或被否决。

这并不是一个不合情理的想法，但也未必就一定能奏效。如果国会不愿意增加税收或削减开支，那么它就不会给予这个委员会以真正的独立性。它不愿意承担义务，也不愿意以表决的方式接受或拒绝该委员会的提议。一个基于行政命令建立的两党委员会，如果它缺少反对党的支持，而且国会也不打算接受或拒绝它的提议，那么它的影响力就会相当有限。即便国会承诺接受该委员会的提议——否则政府将缺少预算并将失去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那么也不应低估美国立法委员犯错误的能力。而最有可能的提案反对意见肯定来自加利福尼亚。

在解决财政问题上，如果最终没能在国会和全美范围内达成政治共识，那么程序变更或许会起到帮助。但有意义的改变最终需要政治共识，而程序变更只是手段而已。美元危机可能会促成必要的变革。当然，最好还是不会发生美元危机。

美国并非唯一面临财政挑战的经济体，欧洲和日本的负债甚至更重。已经收到早期预警信号的欧元区现在正忙于整顿财政秩序，它最终能否取得成功，我们还要看几年后的情况。日本则刚刚开始整顿，由于它的债务几乎全为本国国民持有，所以它对自己的财政安全较有信心。欧洲和日本面临同一个问题：劳动力增长放缓，老龄化趋势加速。美元的前景或许暗淡，但一如既往地，当想起汇率时，人们难免会问上一句：比什么暗淡？先前，人们在美国经济上下错了赌注，在美元上下错了赌注，他们或许还会下错赌注。

他们也可能下对赌注，若是如此，美元将会失去它所拥有的超级特权。

美元崩溃后的美国

如果美元失去其国际货币地位，那么外国投资者也会对美元请求权失去兴趣。在向美国公司提供贷款时，他们会借给它们其他更可靠的国际货币。他们会要求美国公司发行以这些货币计价的债券和商业票据。由于担心美元贬值，他们在借款给美国政府时会附加一个条件，那就是美国财政部必须发行以外币计价的债券。

如此一来，美国的经济政策将必须予以调整，其中最明显的是，美联储将不得不放弃对汇率“善意忽视”的政策。通常，美联储会把政策重点放在通货膨胀和就业增长上。[26]它试图在这两个目标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只有在出现异动的情况下，它才会关注利率。[27]当美联储主席的讲话涉及货币时，就像2009年11月本·伯南克针对新一轮美元走弱趋向发表的讲话一样，市场会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因为就此话题发表讲话实在是太罕见了。[28]

对于那些缺少美国这种超级特权的国家来说，情况则刚好相反。当它们向国外借款时，它们借入的是其他国家的货币，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对贷款国来说并无特别用途。如果当地货币贬值，那么借款国就会遭受重创，因为这会让它们的外币负债变得更高，也更难以偿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就会被迫上调利率以限制货币贬值。这就是新兴市场的“浮动恐惧”综合征，因为它们的负债是以其他国家的货币计算的。[29]这会迫使中央银行放弃其他一些目标，以维持汇率的稳定，避免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如此一来，为维持汇率稳定，它们就不得不与世界其他国家保持同等水平的利率，而这也使得央行的行动空间大大缩小。

如果美联储也陷入这种困境，那么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和“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它就无法通过大幅下调利率的方式来应对经济衰退。由于美国的利率比其他国家低很多，所以美元在2001—2004年下跌了30%。基于美国所享有的超级特权，美联储可以对这一贬值采取“善意忽视”策略。如此一来，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就得到加强，贬值对它来说更是一种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

在一个大量美国债务以其他货币计价的新世界，美联储将无法再漠视各种金融后果。美元无须贬值到30%，美联储就得被迫上调利率。美国的货币政策将不得不受制于外国央行。美联储在欠发达国家的朋友一定会说“欢迎加入这个俱乐部”。如此一来，美国将会成为一个类似于新兴市场的国家。

此外，在遭遇危机时，美国还将依赖于其他国家的慷慨解囊。在2008年银行停止贷款、金融市场陷入困顿时，美联储可以为急需现金的银行和公司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因为它们的票据是以美联储可以印制的美元计价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韩国的情况。在韩国，银行和公司从国外借入的是美元。为避免美元负债违约，作为韩国中央银行的韩国银行就要为这些银行和公司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资源，但这又受限于该行的美元储备，因为韩国银行只能印制韩元。因此，当韩国银行的储备在2008年11月降至“审慎的最低额度”2000亿美元以下时——这意味着它可能会被迫停止发放贷款，恐慌由此产生（不妨回想一下，在1956年时，英格兰银行“审慎的最低额度”为20亿美元；现在韩国银行则是2000亿美元）。[30]外国银行拒绝转期贷款，韩元在外汇市场崩溃。最终，在美联储宣布为韩国银行提供300亿美元贷款后，紧张局势才得以稳定，因为这样一来，韩国银行就可以为其国内银行和公司提供美元贷款，以便于它们用这些资金来偿付美元欠款。[31]

在以一个美国银行和公司都必须从国外借入外币的世界，美联储将会发现它的处境同韩国银行是一样的。若遭遇危机，外国银行将停止发放贷款，而金融市场也将陷入困顿，如此一来，不仅美国银行和公司难以获得维持债务正常运转所需的外币，而且连美联储也难以获得外币，因为它无法印制这些外币。它将不得不依赖外国央行提供紧急贷款支持，就像2008年它为各国央行提供紧急援助一样。美国的金融稳定不仅将取决于美联储的正确决策，而且还将取决于外国央行的正确决策。提供支持的外国人或许会要求美国提供某种回报。而面临危机的压力，美国将难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原则上讲，美国政府也可以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支持。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该组织就是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的一个重要来源。长期以来，外国评论人士就一直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唯美国马首是瞻，所以从该组织获得支持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相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美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实在是太过于庞大了。除非该组织的资金大幅增长——这是不太可能的，否则它将难以提供美国银行和市场所需的超大规模的紧急流动性支持。

节俭度日

如果外国央行和政府不再依赖美国和美元储备，不再准备随时为美元的外对赤字提供资金支持，那么这将对美国的生活水平造成什么影响？毫无疑问，美国人将不得不勒紧腰带过日子。在此之前，由于中央银行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对不需要任何实际资源支撑的美元有着庞大的需求，所以美国每年的消费和投资规模可以超出生产达1万亿美元。同样是这一原因，它每年进口的商品和服务规模可以超出出口1万亿美元。但这种日子将会一去不返。原先，美国可以将经常账户赤字保持在国民收入的6%，但这也将会成为历史。美国将不得不削减贸易赤字，它将不得不出口更多的商品和服务。[32]

要想增加出口，美国就要让它的出口品更有吸引力。它们的成本要更低，它们的质量要更好。这可以通过提高美国产业的效率或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来实现。提高效率——提高美国公司和工人产出的质量和数量——自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不幸的是，效率的提高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这需要努力。要想改善本国的贸易差额，美国必须取得相对于竞争国家更高的效率。

美国有自己明显的优势。它有一支庞大的科学家队伍，他们来自大学和不同的行业，其中很多还是慕名而来的外国科学家。这里有良好的创业环境，有发达的风险投资业，所以它有强大的创新技术开发能力。由于雇用和解雇的成本较低，而且劳动力市场灵活，所以它可以迅速实现这些创新的商业化应用。此外，美国还有广袤的肥沃土地，这可以用来支持高收益的农业综合企业部门。而在一个粮食短缺的世界，这一部门的发展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美国也存在劣势。它的很多物质基础设施都已经老化，而且难以按照现代标准进行翻修。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基础设施多为州和地方政府或私人拥有。比如，美铁（Amtrak）就主要依靠货运铁路公司拥有的铁路。在美国，要想修建从纽约到芝加哥的高速铁路非常困难，而中国则不然，它很快就建好了北京至上海的高速铁路。此外，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在发展高速铁路方面所遇到的阻力也比美国小。按照中国的计划，到2020年高速铁路总里程将会达到8000英里。相比之下，美国现在城际铁路的速度实际上比20世纪40年代还慢。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优势，但就某些任务而言，计划经济或欧洲的混合经济更为有效。如果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并提议修建州际铁路系统，那么毫无疑问，他会被指控为社会主义者。

此外，就美国的劳动力而言，受教育水平逐步提升的速度也已放缓。当前这一代是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受教育水平并未大幅超过其父辈的一代。据克劳迪亚·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的数据，1975年出生的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仅比其1951年出生的父辈多接受6个月的教育。而相比之下，1951年出生的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则比其1921年出生的父辈多接受两年的教育。[33]此外，在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很多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与美国相比，这种教育上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而对于那些中学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的人来说，美国也缺乏欧洲那种有效的职业培训体系。

美国的私人投资水平相对较低。它还要偿还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额外公共债务，而偿还这些债务则意味着更高的税收。在现存债券到期后，要确保新发行的债券有人购买，美国还得提高利率。对投资者来说，高税收和高利率都是负担。对于资本形成来说，这并不是好兆头。对于美元来说，这同样不是好兆头。

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伴随着经济增长，预算盈余可以减少公共债务相对于税收和国民收入的比例。但即便存在这种意愿，要完成这一任务也需要时间。损坏的道路和桥梁可以修复，新的道路和桥梁可以修建，但这种修复和修建同样也需要多年的时间。美国已经加大在教育领域的投资，但同样，一个人也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拿到自己的学位，并最终进入劳动力市场。

市场会不会等则不得而知。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美国将不得不以其他方式进行调整。在生产率不可能出现神奇增长的情况下，增加出口的唯一方式就是控制成本。雇主可以削减工资和非工资成本如健康保险。但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平均劳动报酬停滞和附加福利不断下调之后，这一成本基本上已无再削减的余地。

如此一来，美国的调整也就落在了金融市场上面。也就是说，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来提升。但它所导致的结果同样令人丧气。前往沃尔玛的购物者会发现中国制造的服装的价格变高了，而高清电视也变得更贵了。但如果美国不再是世界储备货币的唯一提供者，且现在必须增加出口，那么这一变化将是不可避免的。

德国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在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时，由于长期被压制的需求得到释放，所以德国出现了强劲的开支增长，而之后，国内需求则陷入停滞状态。不论是对当时的德国还是现在的美国来说，狂欢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随着需求增长放缓，德国不得不加大出口以促进就业增长。幸运的是，该国大的工会组织如德国金属行业工会（IG Metall）理解这种挑战，因此在工资限制问题上它们与企业管理层和政府部门达成了一致意见。它们同意维持工资缓慢增加，尤其是在该国东部地区的一些州，因为那里的工人平均产出相对较低。

2003—2010年，德国工人的平均时薪年增长率不足1%。基于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这一工资限制政策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德国的出口也由此得以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在出口增幅再次达到进口增幅的一半时，德国便有能力强化它的国际账户了。对现在的美国来说，德国的这一调整极具借鉴意义。

这种调整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生活水平的长期停滞。从2003年经济周期低谷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德国家庭的消费仅增长了1%。虽然德国的例子表明调整是可行的，但同时也表明，这种调整是有代价的。

美元的贬值未必会对美国的生活水平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从历史经验来看，相对于GDP，经常账户赤字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需要美元贬值10%。[34]因此，要想把美国对外赤字从目前占GDP的6%降为3%，则意味着美元对其他货币将贬值30%。[35]到目前为止，第一阶段的贬值已经在2009年完成了。在奥巴马上台之后的11个月里，美元下跌了10%。

美元在2009年的下跌引起了人们的不安，但这并未对美国的生活水平造成灾难性影响。在一年之中，美元汇率会时不时地上升或下跌10%。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它甚至会贬值30%。2001—2004年，为调整通货膨胀，美元下跌了30%，而这并未对美国的生活方式造成实质性威胁。1985—1988年，它的贬值幅度甚至更大。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场景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场景，但美国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出现灾难性的下滑。美元的下跌只是对商场的商品价格产生了一些相当有限的影响。[36]

美元贬值是万灵丹吗

有人会认为，对于美元贬值和重新平衡美国经济并使之朝着出口方向发展的调整，应予以欢迎而非抵制。他们的论断是，基于美国超级特权而产生的强势美元已经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它放缓了在岗学习的步伐，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岗位越来越少了，而且也推迟了效率的提升。与此同时，其他制造业大国（从德国到中国）则把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按照该论断，基于弱势美元，现在美国将会增加针对外国消费的制造品的生产，同时减少针对美国家庭的快餐生产。随着各家庭勒紧腰带（缩减开支和瘦身双重含义），好的工作会越来越多，而麦当劳式的低薪工作则会越来越少。收入分配将会越来越公平。关于这一转变的另一思考方式是，美国的出口品将会从外国央行和私人投资者购买的国库券、机构证券和衍生品证券转向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的挖掘设备、波音公司的“梦幻客机”乃至汽车及其零部件。

弱势美元的倡导者声称，这一转变还将修正收入不公的问题，因为制造业比金融服务业需要的蓝领工人更多。在过去10年里，收入差距之所以不断扩大，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占美国人口0.01%的顶级人士的薪水的大幅增长。简单地说，这些人并不是组装线工人。在这部分顶级人士中，很多都是投资银行的董事总经理和高管、对冲基金经理，以及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专业人士。[37]由于美国生产和出口的金融服务产品越来越少，再加上获得好的制造业工作的蓝领工人越来越多，这种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将会得到扭转。

通过维持低汇率和增加产品出口等措施，其他国家已经在大力推进制造业部门的发展。由此，他们认为美国也应采取同样的策略，而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美国不仅要像德国一样限制劳动力成本的增长，而且还要像中国一样积极维持较低的汇率。

贬值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真是这样就好了。如果弱势美元可以神奇地振兴美国产业，可以创造大量的制造业岗位，并可以缩小收入差距，那自然是好事。但美国的环境同德国的环境并不一样。长期以来，德国不仅是欧洲重要的资本货物生产国，而且也是生产设备的主要供应国。现在，它还把触角伸向新兴市场。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但高度发达的学徒培训体系却为它提供了数量庞大的熟练技工，它从来都没有让自己的制造业部门衰退过。而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增长则缺乏如此有利的起点。

与新兴市场如中国的环境相比，它们的差距甚至更大。通过将农民转变为组装线工人（仅需几天的培训，他们就能掌握所需技能），中国可以并已经促进了制造业就业增长，并提高了数量庞大的非熟练工人的收入。这与密歇根州海兰帕克——一个世纪前，亨利·福特在那里建立了第一条组装线——的情况还是有区别的。以现代标准看，用于生产T型车的技术是非常简单的，因此也就使得美国可以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完成工人培训，而在这些工人中，很多都是移民或直接来自农场。

时下美国的情况已经不同于以前。制造业已经转向了发展中国家，而这也正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发展的含义。工业化的扩张正在让世界2/3的人口脱离贫困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在那些依赖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产业（工人的培训只需一个星期）上越来越占据优势，因为它们拥有大量可以转变为工人的劳动人口。中国把农民转变为组装线工人，与此相对，美国则需要把快餐店的雇员转变为半导体加工厂的技术工人。但这种对比是没有意义的。美国的制造业是国际上竞争最激烈的制造业，它需要的是熟练的技术工人，而非快餐店的汉堡工。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美国人可以获得在半导体加工厂工作所需的技能和培训。但重要的是这种技能的传授，而不是单纯地降低劳动力成本。

另一个问题是，在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中，制造业仅占微弱多数。服务（不包括向外国人支付债务利息的服务，但包括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承销服务、工程公司的设计服务，以及软件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的商业服务等）占了整整30%的份额。在美国出口的服务中，大多数是由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工人提供的。农业和原材料加工产品在出口中占了另外15%的份额。[38]拥有广袤的肥沃土地的美国向来都是一个农产品出口大国，但这是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综合企业部门的出口。不同于没落的家庭农场，农业综合企业部门雇用的工人相对较少。

这些都不奇怪。按新兴市场的标准看，美国拥有充裕的资本和数量庞大的技术工人。在美国的出口产业部门中，资本和技术工人是最重要的投入要素。[39]众所周知，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倒闭的都是那些拥有大量生产工人但生产率却很低的工厂。[40]美元汇率下跌30%并无助于美国的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人与中国的劳动力竞争，尤其是在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增长6%的情况下。

重振美国出口的理由很多，但得益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工人，因为在出口生产中，他们——而不是非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的工作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是最重要的投入要素。汇率的变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美国人关心——他们也应该关心——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那么就应寻求其他的解决方式，比如改变税制、限制银行家的红利或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入等。

经济与影响力

如果美元失去其超级特权，所引发的后果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正如安全专家所警告的，弱势美元将会让美国更难以发挥其战略影响力，也会让美国更难以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美国用以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的对外援助资金将会更少。美国公司进行战略投资的能力也将受到削弱。在强势美元下，如果在西非炼油厂投资，很多国家都会考虑美国的立场以便引进美国资本，但在弱势美元下，美国“收买”外国政府的能力将大大下降。

与此同时，强势货币国家将去做所有美国已无力承担的事情。比如美国正在削减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的预算，而与之相对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则通过在肯尼亚的发射机，每天提供长达19个小时的节目。

作为一个国际净债务国，美国将依赖于其他国家的慷慨解囊，而这又为其他国家创造了向美国施压的施力点。在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自信的同时，美国反而会变得越来越谨慎。国际债务国的货币往往是弱势货币，而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际债务国会长期保持大国地位。

这类警告一再成为媒体的报道重点，但这只是对问题的一种误判。实际上，从一个以美元为国际主导货币的世界转向一个现在必须同其他货币分享这一角色的世界，其对美国追求地缘政治目标的能力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将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从所占GDP的比重中减少3个百分点（这也就意味着其他国家将不再以美元为其主要储备货币），并不会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造成根本性影响。将美元贬值30%——减少经常项目赤字需要美元有这样一个幅度的贬值，并不会对美国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先前美元也曾出现过如此幅度的升值或贬值，但并未对美国造成灾难性影响。

决定美国战略影响力的根本性因素是其基本经济和财政的健康状况。一个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家，将会失去其政治和战略实力。一个无法筹得足够财政收入或无法控制其他开支的国家，将无力提供足够的国防预算。美国国防开支已经下滑到历史最低点（仅占GDP的4%），而且仍在继续下滑，原因就在这里，实际上与美元是否仍保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无关。适用于军事实力的同样适用于软实力。现在，在非洲众多地区都能看到由中国政府资助的援助医生，而且人数超过美国。是国库亏空导致美国无法提供更多的对外援助，导致美国无法招揽更多的富布赖特学者，但这同样与美元是否仍保持国际货币储备地位无关。

占世界2/3人口的新兴市场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美国。美国国防开支在全球产出中所占份额的下滑速度甚至快于其在美国产出中所占份额的下滑速度。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也提醒我们，导致美国地缘政治影响力下降和导致美元国际影响力下滑的根本性因素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个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同时，这还提醒我们，对美国来说，要想维持和强化其地缘政治影响力，除了整顿财政秩序之外，还需要从整体上提升经济的健康状况。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实力下降不像美国这般严重，因为战后它就已经成了一个国际净债务国，经济的不景气让英国政府陷入困顿。正是因为这种经济上的萎靡而非因为英国是一个净债务国，迫使其于1947年从希腊撤军。同样也是因为这种经济上的萎靡而不是因为英国欠美国钱，导致其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被迫让步。

对一国地缘政治影响力产生重要影响的是该国基本经济的健康状况，而非它的汇率或净对外投资国地位。如果需要对汇率和净对外投资国地位的行为做一个统一的解释，那这个解释同样是基本经济的健康状况。对于美国的战略影响力来说，美元上浮或下跌30%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未来10年间，美国经济会保持2%还是4%的年平均增长率。

同样，这里也存在一个危险场景：美元并不是逐渐下跌至某个低水平，而是发生崩溃。如果美元崩溃，那所有的赌注都会烟消云散。在这里，重要的是记住这样一点，若出现美元崩溃，那么问题肯定出在美国身上。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可以避免这种最坏情况的发生。好消息是，美元的命运掌握在美国人自己手里，而不是其他人手里。

[1] 见第二章。

[2]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首届不结盟国家会议上，纳赛尔向周恩来表示了购买“中国武器”的意愿。而在军备方面，中国本身依赖于苏联，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杜勒斯对埃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应如此强烈。

[3] 弗雷尔（2009）表示，1967年苏伊士运河的关闭对运输成本和贸易额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第二章有详述。显然，1956—1957年危机期间也是如此。

[4] Nutting （1967）, pp. 34–35.

[5] 理查德·诺伊施塔特（1970）在他关于英美关系的经典研究中，把艾登对美国态度的“混乱感知”归咎于他对麦克米伦的依赖。

[6] Horne （1968）, p. 422.

[7] 见第二章。

[8] 最低可接受的储备水平被视为20亿美元，是因为这是“不可靠的”非英镑区国家所持的英镑的大概价值。英国当局担心的是，这些国家可能随时都会要求将它们所持的英镑转换为美元（福德，1992，第543页）。

[9] 更危险的是，无论是从政治还是从学理的角度，英格兰银行都不太愿意通过升息来捍卫英镑。政治方面的理由：提高利率会导致失业；学理方面的理由：英国经济学家的战后共识是，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国际收支的影响非常有限。

[10] 危险在于，如果英国再次实施货币贬值——距上一次仅过去7年，英镑区的其他成员可能不会跟进，而随着它们的汇率的变动，该区域内的贸易和金融流动将会受到冲击。正如孔斯（1991，第89页）所指出的，“在1956年，英镑的强势和英镑区的持续存在对英国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苏伊士运河大大降低了英国和澳大拉西亚之间的航运成本，而此次危机对英镑区的持续存在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11] 艾登指责美国人投机。奇怪的是，他也指责中国人投机。中埃两国领导人在万隆会面后，据称中国担任了纳赛尔与苏联人之间的中间人。所以说，中国可能真的使用了金融武器（埃登，1960，第555~556页）。

[12] 因此，通过这种金融杠杆作用，美国没有必要积极削弱英镑，也没有必要抛售所持的英镑。事实上，在危机最严重的1956年第四季度，美国政府所持的英镑证券也仅是略有下降。对美国来说，它只需反对英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的请求即可。从技术上讲，英国借款需要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成员的简单多数支持，但拉丁美国国家和日本很可能站在美国一边。所以，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拼凑一个简单多数实际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13] 相对于它们自己的货币。

[14] Kunz （1991）, p. 151.

[15] 从技术上讲，这是配额。麦克米伦也解释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会要求国会批准免除1945年英美贷款协定中的1.75亿美元的款项，而且美国已经承诺通过进出口银行为英国石油进口提供贷款。

[16] 两个月后，总额为5亿美元的进出口银行贷款拨付。

[17] 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避开英镑一样，稳定性是他们考虑的主要因素（见第一章）。

[18] 见第二章。

[19] 2010年5月，当恐慌情绪笼罩欧洲债券市场时，欧洲中央银行买入了欧元债券。美联储所面临的情况大致相同。

[20] 欧洲在2010年春的经历表明了这种风险的存在。欧洲中央银行大规模购买政府债券并不足以安抚投资者，也难以阻止他们抛售欧元。此外，要想安抚市场，欧洲各国政府需要展现意愿，表明它们愿意采取严肃的财政整顿措施。

[21] 据奥尔巴赫和盖尔（2009）的预测。虽然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对预算赤字和债务规模的预测要少，但前提是现行法律保持不变，而从历史上来看，这并不总是可靠的。比如，替代性最低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它不以通货膨胀或收入增长为指标，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家庭会面临更高的税率。实践中，国会已经多次“临时”调整替代性最低税的门槛，我认为这种情况以后还会发生。现行法律还要求削减联邦医疗保险支付给医生的费用，但国会已定期推迟批准。国会预算办公室需要假定这些费用会被切实削减。

[22] 在税收收入中，有1/5会被用于支持利息，其隐含的寓意是美国正常水平的利率应为5%。

[23] 关于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元证券对美国利率的影响预测，见第四章，注释33~35。当债务和GDP的比率接近100%时，利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代表着联邦税收收入额外增加5%。

[24] 虽然州和地方税收占美国GDP的9%，但这无助于联邦政府摆脱困境。州和地方政府可以筹集额外收入，但它们也是额外债务的来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的一般政府债务比率——包括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内——将在2014年达到100%。

[25] 法定开支的预期增长解释了几乎所有的总非利息开支的预期增长。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是重要推动因素，在接下来的25年里，它们将会占三大法定开支增长的80%（另外一项是社会保障开支）。

[26] 即美联储所谓的“双重使命”。

[27] 在经济学家用以考虑美联储政策工具设置是否得当的“泰勒规则”中，利率并没有明确出现。“泰勒规则”仅有的论点是预期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

[28] 伯南克（2009）。这位美联储主席所讲的实际上平淡无奇。“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元的外汇价值波动较大。在金融压力最严重的时候，资金流向最深的、最具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导致美元显著升值。近期，随着金融市场运转的改善和全球经济活动的稳定，这些避险资金的流动已经减少了，而美元也由此恢复了收益。美联储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些事态的发展。我们十分关注美元价值变化的影响，并会继续制定政策，防范风险，捍卫我们的双重使命，即全面就业和价格稳定。”但伯南克认为他可以对美元发表评论的事实，使得这段话成为他演讲中最受关注的内容。

[29] 这个说法来自卡尔沃和莱因哈特（2009）。正是外币计价债务鼓励各国政府和央行以此种方式管理它们的汇率，见豪斯曼、帕尼萨和斯泰因（2001）。

[30] 这里的2000亿美元，大致是外国人所持的，在未来12个月内到期的私人或政府债务的价值。

[31] 同时，美联储还给巴西、墨西哥和新加坡的央行各提供了总额为300亿美元的换汇交易，见第五章。

[32] 一万亿美元约为美国GDP的6%，而这个规模，也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陷入危机的规模。由于不包括黄金在内的总储备以每年大约50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且其中2/3为美元，所以与之相对，美元开支的减幅将略低于5000亿美元。下文另述。

[33] 见戈尔丁和卡茨（2008）。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一个简单的算术现实，当后来出生的人所接受的教育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时，再进一步提升教育程度将变得更加困难（不可能每个人都接受大学教育），但作者要表明的是，就业市场上的人更多了。

[34] 这应被视为贸易加权基础上的贬值。

[35] 假设美国名义收入增长为5%（实际增长3%，通货膨胀2%），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外债对GDP的比率可以稳定在60%。这个数字虽高，但也是可行的。假设实际利率为3%，那么美国将会把大约2%的年收入转移给外国人，以偿还外债。至于3%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实际利率，这个问题后面另述。需要注意的是，相当于美国GDP的3%的开支降幅，数额略低于5000亿美元，与前面注释32中的数字相吻合。

[36] 原因在于，汇率贬值并不会导致一对一的进口价格增长。而且，进口产品和服务只占美国家庭消费的一小部分。美联储工作人员估计，美元贬值30%，进口价格会上涨大约6%。该研究来自马拉齐等人（2005），他们预计汇率“传递”系数为20%。伊尔格、马拉齐和罗滕伯格（2006），以及科尔塞蒂、德多拉和勒杜克（2007）预计该系数更大。还有其他一些作者认为该系数要小。我采用了折中数据。由于进口也占GDP的20%，这意味着美国生活水平将下降1.2%。如果国内生产的同类产品（进口品的竞品）价格也相应上涨——相对于美国家庭的购买力而言，那么生活水平的下降幅度还会拉大（与上面预计的国内开支下滑幅度一致）。

[37] 皮凯蒂和赛斯表明，2001—2007年，占收入分配比最高的0.0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的份额大约翻了一番，从3%增加到6%。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金融服务行业，见卡普兰和劳（2007）。

[38] 这是2008年的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实际上，制造业占了美国出口份额的43%，服务业30%，农业6%，以及材料21%（原材料占1/3，加工材料和半加工材料占2/3）。

[39] 芬斯特拉和汉森（2000）估算了资本和劳动以及生产和非生产工人在美国进出口中的相对重要性。他们在表2中表明，相比于美国进口，在美国出口中资本对劳动的比率更高，非生产工人（熟练工人）对生产工人（非熟练工人）的比率也更高。

[40] 关于这一点的研究，参见伯纳德、詹森和肖特（2006）。

后记

自本书英文版首次出版以来，关于美元及其国际角色的辩论就从未停止过，也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2011年夏，美国国会就是否提高联邦政府债务的法定上限上演了一出闹剧。直至政治边缘主义致使美国财政部几近陷入违约境地，协议才最终达成。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对此次美国政治运转失灵印象深刻，作为回应，它史无前例地下调了美国国债的信用评级。由6名民主党人和6名共和党人组成的跨党派“超级委员会”负责起草旨在减少预算赤字的联合提案，但无果而终。

这些事件显然不会提升人们对美国经济政策的信心，也不会为美元增光添彩。它们同样不会提升消费者的信心，也无助于经济复苏。这种政治不确定性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迫使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近乎零的水平上。面对仍处于低迷状态的房地产市场和国内经济，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于2011年9月推出了一个名为“扭转操作”（Operation Twist）的计划。该计划涉及将短期债券（美联储先前买入的30天期和90天期国库券）换为长期债券，旨在提升债券价格，并对固定投资决策所依赖的长期利率施加下行压力。[1]这是为重振美国停滞不前的国内经济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也被广泛认为是越来越不顾后果的行动。

这并不是对美联储行动的唯一解读，也不是美联储行动的唯一效果。国外担忧，伯南克先生的隐秘议程是降低美元对外币的汇率，提振美国出口。从这一方面讲，美联储的政策是以牺牲美国贸易伙伴的利益为代价的，以此刺激国内经济增长。此外，美联储近乎零的利率，再加上其他国家的高利率，会推动金融资本流入回报率更高的新兴市场。这场进入国外市场的流动性海啸不仅会引发当地通货膨胀，而且会造成资产泡沫。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深感不安。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情绪激动地指控美国正发起一场“货币战”。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控诉美国“以印钞方式，人为压制美元汇率”。在评论美国货币政策在国外引发的敌视情绪时，一向以外交辞令见长的朔伊布勒直斥美国政策“让人摸不着头脑”。[2]他暗示说，美联储的政策，绝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全球货币管理者所应持有的政策。

2011年的这些事件也由此加剧了人们原本就存在的一种紧迫感，即急需改变当前建立在美元的嚣张特权之上的体系。基于这样一种体系，美国政策制定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而其他国家则只能接受他们的指令。普京曾经指责说，美国人“像寄生虫一样，靠着全球经济和美元的垄断地位过活”，这令人印象深刻。

其他一些观察人士虽然没有使用普京那种具有煽动性的辞令，但他们同样认为，这种局势不应继续下去。要么改革国际体系，要么把市场掌握在自己手中，因为不再对美国政策抱有幻想的银行、公司和政府会抛售它们所持的美元，然后换取其他更可靠的替代资产。

金融市场并未出现预期反应，当然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同那些令人可怕的预期相反，在经历了这些事件之后，美元的地位反而强化了。每当出现不确定性时，这其中甚至包括与美国政策相关的高度不确定性，投资者会纷纷买入而不是抛售美元。在债务上限谈判彻底失败之后，标准普尔将美国国债的信用评级从AAA下调到AA+，但美元却应声走强。据精明的分析师表示，这不过是一次膝跳反射式的下意识反应——那些已经习惯将美元作为安全港的投资者再一次本能地涌向美元避险。他们坚称，长期来看，信用评级下调对美元的影响是负面的。

事实并非如此。在标准普尔下调评级之后的4个月里，美元对一个代表性的外币篮子的升值超过4%。美国长期国债成为2011年全世界表现最佳的政府债券，而这也反映了下半年需求的持续强劲。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美元依然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的避险货币和各种国际交易的主导工具。原因何在？答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美国金融市场仍是全球流动性最好的市场，而在不确定性时期，投资者最看重的就是流动性。他们可以在不遭受损失的情况下随时撤出资金，也可以在价格不波动的情况下大规模买卖美国国债。

第二，美国没有通过通货膨胀化解债务危机的企图。美联储大幅增加了流通中的现金和信用，但考虑到当前经济的低迷状态，这不会拉升通货膨胀或压低国债价格。就避险货币而言，稳定性是国际投资者和官方投资者特别是中央银行所看重的、仅次于流动性的第二属性。尽管存在种种警告，但美元依然保持着稳定。

第三，尽管美元存在各种瑕疵，但在缺乏吸引力的众多货币中，它仍是市场上最有吸引力的货币。或者，用加州债券基金经理比尔·格罗斯的话说，它是“一摞脏衬衫中最不脏的一件”。由于市场上缺乏具有同等吸引力的货币选项，所以美元依旧保持着它的嚣张特权。

欧元所经历的种种磨难证明了这一点。2011年，被低估了的希腊债务危机恶化并迅速发展成为泛欧危机，直接威胁到了欧元区单一货币的生存。原本被欧洲政策制定者视为禁忌的话题，比如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会不会抛售欧元或货币联盟会不会解体等，被首次摆上台面，公开讨论。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对希腊议会未能通过他们给出的改革方案而大为光火，并警告希腊说，要么接受他们的指令，要么放弃单一货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欧洲各中央银行正着手制订应急计划，应对货币联盟可能崩溃的局面。报道称，至少有一家中央银行，即爱尔兰中央银行已在评估是否需要更多印刷机，以便印制新的钞票。[3]

由于欧元存在破产的可能性，所以它很难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美元替代者，它不具备全球货币所应具备的稳定性。随着市场对欧洲各国政府偿付能力的担忧加剧，欧洲债券价格急剧下跌，交易量大幅缩水。就流动性而言，欧元区主权债券市场从未赶上美国国债市场。2011年的事件进一步强化了这两个市场之间的对比。当年晚些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极力鼓励亚洲主权财富基金和中央银行加大对欧元区债券的投资。不出意外，亚洲投资者对此并未表现出多少兴趣。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学术委员李稻葵所言，“中国可不想挥霍国家的财富，到头来还只被视为一个傻钱来源”。

问题在于，欧洲能否处理好它所遇到的麻烦，把欧元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并进一步强化它所扮演的角色，抑或欧元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即稳定欧洲的公共财政和实现经济的再次增长，需要各方面做出牺牲。此前大幅飙升的社会开支和公共部门薪酬，必须予以削减。要确保养老金安然无虞，则退休年龄必须延迟。[4]习惯收取现金的希腊医生必须照章纳税。意大利尚未开放的行业必须开放，比如出租车行业，再比如医药行业等。雇用壁垒和其他劳动市场限制政策必须移除。如果债务上升到了不可持续的水平，则必须减记，让银行和其他投资者分担损失。

所有这些措施都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要克服他们的抵制，则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但在很多时候，欧洲并不具备这种能力。此外，这也需要北欧国家努力。德国等国家将不得不出资设立一个资本充裕的金融救助体系。它们将不得不为经济孱弱的南欧国家提供财政支持，至少要帮助它们解决一部分债务问题——要么直接提供联合担保，要么以间接方式，允许欧洲中央银行买入身陷危机泥潭的国家的债券。

对普通的德国人来说，有个问题想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让他们做出牺牲来拯救他们的南欧邻居？正如《法兰克福汇报》在一篇言辞温和的社论中所说：“今后德国人必须工作到69岁而不是67岁，就是为了让希腊人早早享受退休生活吗？”

事实上，德国有多个理由该伸出援助之手。首先，坦率地讲，北欧也是这场危机的共谋者。每一个不顾后果的借方，都对应一个不顾后果的贷方。毕竟，南欧国家的那些钱是别人借的，而借钱给它们的，又大多是北欧国家的银行。[5]

其次，德国从欧元中获取了巨大利益。在某种意义上，与经济孱弱的南欧国家结成货币联盟，压低了德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这反过来则促进了德国汽车和机械制造业的出口。自世纪之交以来，出口一直是德国经济复兴的主要驱动力。而在欧元缺席的情况下，它的出口绝无可能保持如此活力。

再次，任何瓦解该货币联盟的企图都会对金融体系和各经济体造成冲击。如果一个经济孱弱的南欧国家考虑放弃欧元，那么储户就会逃离该国银行，抛售该国债券。人们担心这种情况会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其他国家。由此，银行挤兑和金融动荡将不会局限在一国之内。在这样一片波涛汹涌的海洋中，德国不可能独善其身，成为一座平静、繁荣的孤岛。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创建欧元的决定可以说是一种交换，即以此换取欧洲其他国家放弃反对德国统一。[6]如果现在放弃支持欧元，则相当于否定了一项历史协议。诚然，同意这种特殊交换条件或许并不明智，但即便推行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决定为时过早，这也并不意味着它是可逆的。不管你喜欢与否，欧元现在已经是大欧洲计划的核心。欧洲一体化的目的，是将德国和平地锁定在欧洲。一方面允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重建经济，另一方面又要确保德国的工业实力不会再对它的邻国造成军事威胁。尽管德国对肆意挥霍的南欧人抱怨连连，但无可否认，现在欧洲一体化已经融入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再者，如果货币联盟崩溃，那么欧盟也将很难存在下去。

一旦最紧迫的挑战——稳定欧洲财政和重新启动经济增长——被克服，那么接下来，对这个仍存在缺陷的货币联盟进行修补和完善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欧洲致力于打造单一货币和单一市场，但另一方面，它却有着数十个相互独立的国家银行监管机构，其混乱程度可想而知。基于相关安排，法德两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忽略了其决策对希腊政府借贷能力的影响，而这也是引发欧洲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银行监管的职责必须集中到欧盟层面上。这需要为泛欧存款保险计划设立一个共同基金。此外，欧盟也必须进一步增加预算，对成员国的债务至少是部分债务进行联合担保。换句说话，在货币联盟之外，欧洲还必须创建一个财政联盟。

它会走回头路吗？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在面对前进或后退的选择时，欧洲会选择继续前进。面对联盟内部出现的信心危机，欧洲做出回应，那就是继续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前进。法国技术官僚、最初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主要设计者让·莫内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欧洲是在危机中建立起来的，而最终结果将会是所有这些危机的结果之和”。历史不作任何保证，但历史先例表明，欧洲会竭尽所能拯救其货币联盟。若是如此，危机之后的欧元将会进一步走强，并最终会成为国际市场上美元的替代货币之一，而这也正是它的设计师们所希望看到的。在短期内，这恐怕难以实现，但总有一天会实现。

如果欧元在国际舞台上的前进步伐放缓，那么人民币的步伐就会加快。多年来，中国一直采取减少对美元依赖的战略，而这也鼓励了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使用。[7]目前，这一发展势头正在加速。就从事与中国进出口贸易业务相关的公司而言，在商品交易中使用人民币开票和结算的越来越多。2010年，也就是跨境人民币交易被批准后的第一个完整年度，结算金额仅为780亿美元。相比之下，到2011年第一季度，人民币贸易结算规模若折合成年计算则高达2200亿美元。随后，中国和日本就共建市场达成一项协议。在该市场，从事出口业务的公司收到人民币付款后，可以直接将这些人民币兑换成日元，省去了先兑换为美元再兑换为日元的烦琐程序。[8]考虑到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在国际贸易相关交易中，人民币的使用空间还将大大拓展。

对于运往中国的货物，外国公司乐于接受人民币付款，因为外界预计未来该货币还会有进一步的升值空间。它们所持的人民币存款规模越来越大，其中主要集中在香港，以中国货币计价的存款现在已经占到了它们的总存款规模的10%。

为鼓励人民币在金融交易中的使用，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允许银行和公司以多种方式使用人民币存款。2010年8月，中国引入一项试点计划，允许一部分离岸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资金投资中国债券市场。寻求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可以在香港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并利用这些资金投资中国内地的业务。[9]中国境内非金融机构也被鼓励为类似目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2011年底，中国监管机构发放许可，允许使用离岸人民币在中国股市购买股票；日中两国政府达成一项协议，日本政府所属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将在中国销售人民币计价债券。2012年年初，英国财政部和香港金融管理局达成一项协议，允许在伦敦开展离岸人民币交易。

在私人金融市场率先引入人民币的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最终也会跟进。如果私人交易以人民币作为结算币种，那么中央银行将会在其储备中持有一部分人民币，以便在必要时对私人金融市场进行干预。至少两家中央银行，即马来西亚和尼日利亚的中央银行已经持有一部分人民币储备。日本在这方面也表现出了意愿，旨在鼓励在双边交易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此外，中国还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韩国，以及相隔更远的阿根廷、白俄罗斯、冰岛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支持将人民币纳入央行外汇储备的做法。

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战略，旨在提升中国货币在全球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首先，在对外贸易中鼓励使用人民币进行开票和结算。其次，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使用提供便利。最后，鼓励各央行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该战略从亚洲开始，然后逐步推向世界。

话说回来，虽然中国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经济体，但依照国际标准，中国金融市场的规模还很小。债券市场总体规模仅为美国的1/10。中国政府以及中国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大多为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所持有且持有至到期，而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此类资产的交易非常活跃。结果就是，中国债券市场的换手率很低。按已发行债券的价值比例来看，中国的债券成交量仅为美国或欧洲的1%。由此，即便是很小规模的交易，也会导致债券价格大幅波动。换句话说，在打造高容量和高流动性市场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知道，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有吸引力的国际货币和全球储备货币，原因就在于美国拥有高度发达的市场。

最后，要想让私人投资者和中央银行在其所持资产中大幅提升人民币资产所占的比例，不仅需要发展金融，还需要进行政策改革。一方面，中国要建立更多元化的投资者客户群体，以此推进交易和培育更具流动性的债券市场；另一方面，中国要进行银行体系改革，为中央银行和其他外国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存款提供便利和支持，让他们感到安心。中国银行必须建立在纯粹的商业基础之上，而不是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贷款或房地产商的建筑开发贷款。银行高管遴选要在全球开展，而不是作为一种奖励，安排给那些曾经在公共部门服务过的人。与外国金融投资相关的任何安全担忧，都必须予以解决。中国要进一步推进法治进程。

除金融部门之外，人民币的国际化也需要中国在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方面进行深远变革。随着中国银行放弃定向贷款的做法，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将不得不自食其力。随着中国逐步取消对外国投资者跨境转移资金的限制，中国维持低汇率水平、促进出口的能力将会受到削弱。随着资本跨境流动规模的增长，中国将不得不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机制，以缓冲资本流动对本国经济的冲击。换句话说，中国将不得不放弃过去所依赖的扎实的增长模式的关键要素，比如定向贷款、出口依赖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等。

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想法。他们希望重新平衡经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进而降低外部世界对国内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他们希望推进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推进法治进程。他们希望对地方政府和建筑企业施以严格的预算约束。但如此深远的转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所以短期来看，人民币尚无法取代美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过，中国的货币已经走上世界舞台，而且前进步伐越来越快，甚至超过了先前的想象。

这些事件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本书描述的趋势。它们强化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它们延迟了欧元作为美元全面竞争对手的发展进程，但同时加速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不过，这些事件并未影响本书的核心结论。美元仍是当今世界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货币。但现在如此，并不代表永远如此：正如世界经济越来越呈多极化趋势一样，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也将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在国际舞台上，美元迟早会遇到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以及结果如何，则将更多地依赖美国的政策。

[1] 20世纪60年代最初的“扭转操作”是美联储以类似方式扭转利率结构的一次尝试，即在降低固定投资敏感的长期利率的同时，提升有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短期利率。美联储2011年秋进行的资产负债表的操作即受早前经验启发。

[2] Chris Isadore, “Global Fed Bashing Casts Shadow Over G20,” CNN Money （18 November 2011）, www.cnnmoney.com.

[3] David Enrich, Deborah Ball, and Alistair MacDonald, “Banks Prep for Life after Euro,” Wall Street Journal （8 December 2011）, www.wsj.com.

[4] 南欧国家已经开始实施。

[5] 不仅仅是德国银行，还有法国银行以及其他国家银行。所以，德国纳税人要做的，法国纳税人同样也要做。

[6] 见第三章。

[7] 见第五章。

[8] 从事出口业务的中国公司在收到日元付款后，同样可以在该市场直接将这些日元兑换成人民币。不过，有人认为这一方向的换汇交易会少一些。

[9] 又被非正式称为“点心债券”（dim sum bonds）市场。自2010年年中到2011年年中，该市场的规模扩大了两倍。

致谢

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是他们促成了本书的撰写计划。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戴夫·麦克布莱德在文字编辑方面给予的指导。感谢保罗·布鲁斯坦、杰瑞·科恩、理查德·格斯曼、彼得·科纳恩、理查德·库珀、陈庚辛、杰夫·沙弗尔、特德·杜鲁门、道格拉斯·韦伯、戴夫·韦塞尔在我写作过程中无私地提供资料——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意本书的观点。感谢《国家利益》的编辑贾斯汀·罗森塔尔和《外交》的编辑詹姆斯·汉戈，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才产生了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内容。感谢在出版过程中给予我大力帮助的斯科特·莫耶斯。感谢帮我打理办公室事务及个人生活的谢里尔·阿普尔伍德。感谢在数据上提供支持的马克·弗兰德鲁和吉赛拉·鲁阿。此外，还要感谢为我提供了休假年的雇主，若非如此，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同样，也要把本书献给米歇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嚣张的特权：美元的国际化之路及对中国的启示/（美）巴里·艾肯格林著；陈召强译.-- 2版.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5

书名原文: Exorbitant Privileg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SBN 978-7-5086-9006-3

I. ①嚣… II. ①巴… ②陈… III. ①美元－研究 ②国际货币体系－研究 IV. ① F827.12 ② F8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3654号

Exorbitant Privilege

Copyright© 2011 by Barry Eichengre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嚣张的特权——美元的国际化之路及对中国的启示

著者：［美］巴里·艾肯格林

译者：陈召强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61千字

版次：2019年5月第2版

京权图字：01–2018–402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006-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世界秩序

[美] 亨利·基辛格 著

胡利平 林华 曹爱菊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言 对世界秩序问题的思考

不同类型的世界秩序

合法性与权力

第一章 欧洲：多元化的国际秩序

欧洲秩序的独特性

“三十年战争”：合法性的含义是什么？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运行

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

第二章 欧洲均势体系及其终结

俄罗斯之谜

维也纳会议

国际秩序的前提

梅特涅与俾斯麦

均势的窘境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合法性和权力

战后的欧洲秩序

欧洲的未来

第三章 伊斯兰主义和中东：世界乱局

伊斯兰世界秩序

奥斯曼帝国：欧洲病夫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主义：革命潮流——两种哲学诠释

“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的剧变

巴勒斯坦问题与国际秩序

沙特阿拉伯

国家的衰落？

第四章 美国与伊朗：不同的秩序理念

伊朗的治国传统

霍梅尼革命

核不扩散与伊朗

远见与现实

第五章 亚洲的多样性

亚洲与欧洲：不同的均势观

日本

印度

什么是亚洲的地区秩序？

第六章 通往亚洲秩序之路：对抗还是伙伴关系？

亚洲的国际秩序与中国

中国和世界秩序

放远眼光

第七章 “代表全人类行事”：美国及其秩序观

世界舞台上的美国

西奥多·罗斯福：美国成为世界大国

伍德罗·威尔逊：代表世界良心的美国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世界新秩序

第八章 美国：心情矛盾的超级大国

冷战的开启

冷战秩序的战略

朝鲜战争

国家共识的瓦解

尼克松与国际秩序

复兴的开端

罗纳德·里根和冷战的结束

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

目标与可能

第九章 技术、均衡与人的意识

核时代的国际秩序

核扩散的挑战

网络技术和世界秩序

人的因素

数字时代的外交政策

结论 当今时代能建立世界秩序吗？

国际秩序的演变

我们走向何方？

致谢

注释

序言

对世界秩序问题的思考

1961年我作为一名年轻学者去堪萨斯城做讲演时，拜访了杜鲁门总统。我问他，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哪件事最令他感到骄傲。杜鲁门回答说：“我们彻底打垮了我们的敌人，随后又把他们拉回到国际大家庭中。我认为，只有美国才会这样做。”杜鲁门总统深知美国拥有巨大的实力，但最令他感到骄傲的是这一实力所包含的人道和民主价值。他更希望后人铭记他是因为美国与敌人实现了和解，而不是战胜了敌人。

杜鲁门之后历届美国总统都做过类似的表述，他们都对美国在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来的类似品质感到自豪。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岁月里，他们致力于捍卫的国际大家庭反映了一项美国共识：不断扩展合作型秩序，各国遵守共同的规则和准则，实行自由经济体制，誓言不再攫取他国领土，尊重他国主权，建立参与型的民主治理体制。来自两党的美国总统始终敦促——常常是雄辩地力促——他国政府同意维护和促进人权。在很多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友捍卫这些价值观，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境况。

然而今天这一“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面临诸多挑战。我们频频听到各方面的呼声，促请各国在一个共同的体系内“尽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遵守“21世纪的规则”，抑或充当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反映了该体系没有一个各国均认可的定义，对什么是“应尽的”力量也没有一致的理解。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地区在这些规则的最初制定上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它们对这些规则提出质疑，明确表示要推动修改这些规则。今天“国际社会”一词在各种场合出现的次数之频繁可能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然而从这一词中却看不出任何清晰或一致的目标、方式或限制。

当今时代锲而不舍，有时几乎是不顾一切地追求一个世界秩序的概念。世界混乱无序，各国之间却又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从而构成了种种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扩散，国家解体，环境恶化，种族灭绝现象层出不穷，以及有可能将冲突推向人类无法控制或无法想象地步的新技术正在扩展。新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方式把世界各地区前所未有地连接在一起，使人们从全球视角审视各种事件。然而这种状况却让人无暇思考，使领导人不得不对任何事件都即刻做出反应。种种不受任何秩序约束的势力是否将决定我们的未来？

不同类型的世界秩序

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当今时代的所谓秩序源于近400年前在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召开的一次会议。其他几个大陆和多数人类文明国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会议。此前中欧地区的教派冲突和政治动乱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最终酿成了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这是一场各种政治和宗教争执相互交织的战争，卷入其中的各方针对人口稠密地区发动了“全面战争”。中欧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战火、疾病或饥饿。筋疲力尽的参战各方于是召开会议，为制止流血做出一系列的安排。新教的存活和发展导致了一统宗教的分裂。打成平手的各种自治的政治单元并存，呈现出政治多样化的特征。因此，当代世界的形态大致是在欧洲形成的：一批多元化政治单元探索用于管控自身行为、减缓冲突的中立规则，它们中间没有一方强大到可以战胜所有其他对手，很多政治单元信奉截然不同的哲学，或者有自己独特的信仰。

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建立的和平反映了各方对现实的妥协，而不是一种独特的道德洞察力。它以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体系为基础，各国不干涉彼此的内部事务，并通过大体上的均势遏制各自的野心。在欧洲的角逐中，没有哪一方的真理观或普适规则胜出，而是每个国家各自对其领土行使主权。各国均把其他国家的国内结构和宗教追求当作现实而加以接受，不再试图挑战它们的存在。既然均势现在已被视为一种自然的、不无裨益的存在，各国统治者的野心因此受到相互制约，至少从理论上限制了冲突的范围。欧洲历史上偶然产生的分裂和多样性构成了新的国际秩序体系的特征，具有自己独特的哲学观。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为结束自己大陆上的战祸所做的努力预兆并催生了近代世界的智慧：避免对绝对价值做出评判，转而采取务实的态度接受多元世界，寻求通过多样性和克制渐渐生成秩序。

17世纪巧妙地缔造了威斯特伐利亚式和平的谈判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为一个全球适用的体系奠定基础。这些谈判者根本没想过把比邻的俄国包括进来。经历了噩梦般“动荡时期”后的俄国当时正在重新巩固自己的秩序。它推崇的原则与威斯特伐利亚均势背道而驰：单一君主拥有绝对权力，信仰单一的东正教，奉行向四面八方扩张领土的计划。其他各大权力中心也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如果它们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会议的话）与自己所在的地区无关。

当年世界秩序的概念只适用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家已知的地理范围。世界其他地区的世界秩序概念也是一样，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技术不鼓励甚至不允许一个单一的全球性体系的运作。由于缺少可以不断保持互动的手段，又没有一个可以衡量不同地区实力大小的框架，每一个地区都把自己的秩序视为独一无二，把其他地区视作“未开化之地”，这些地区的治理方式与自己的既有体系毫无相似之处，与既有体系的构想毫不相干，只是对既有体系的一种威胁。每一种秩序都把自己界定为合法组织人类社会的标准模式，好像自己在治理眼皮底下的领土时，就是在号令天下。

在欧亚大陆上与欧洲遥遥相对的另一端，中国位居自己建立的等级分明、理论上具有普适性的秩序中心。这一体系已经运行千年。早在罗马帝国一统欧洲时期，中国已存在这一体系。它不是建立在各国主权平等基础之上，而是基于自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根据这一观念，不存在欧洲意义上的主权，因为皇帝统御“天下”。皇帝位居一个独一无二的、全天下的政治和文化等级制度之巅。这一等级制度从位于世界中心的中国首都向外辐射到人类居住的所有地方。根据其他地方的人对中国典籍和文化体制的熟悉程度（这一宇宙观一直延续到近代），分别把他们视为开化程度不同的蛮夷。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灿烂文化和繁荣经济令其他社会拜服，吸引它们前来与之建立关系。中国可以通过掌控与它们的关系号令世界，进而达到“天下大同”的目标。

在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大部分地区，伊斯兰教的世界秩序观占统治地位。伊斯兰教也憧憬建立一个一统天下、消除战乱的单一的神授政权。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跨越各大陆，开始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弘扬宗教运动和帝国扩张，先后统一了阿拉伯世界，吞并了罗马帝国的残山剩水并降服了波斯帝国，继而把中东、北非、亚洲大片地区和欧洲部分地区收归翼下。伊斯兰教的普世秩序观认为，它命中注定要在“征伐之地”——不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居住的所有地区——实现扩张，直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和谐体系。正当欧洲建立了一个基于多国之上的秩序时，以土耳其人为主的奥斯曼帝国也声称自己代表唯一的合法统治，在阿拉伯世界的腹地、地中海、巴尔干半岛和东欧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奥斯曼帝国对欧洲基于各国关系的新生秩序并不陌生，认为它不仅不值得仿效，而且是孕育分裂的根源，奥斯曼帝国可以借此向西扩张。15世纪，征服者穆罕默德告诫实行多极秩序的意大利诸城邦：“你们一共有20个国家……彼此争执不休……世界上只能有一个帝国，一种信仰，一个世界主权。”1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础正在“新大陆”形成。17世纪，就在欧洲的政治和宗教冲突如火如荼时，一批清教徒开始了“荒野之旅”，去实现上帝的计划，挣脱既有的（在他们眼里也是腐败的）权力结构。正如1630年约翰·温思罗普总督在一艘驶往马萨诸塞定居点的船上布道时所说，他们要建立一座“山巅之城”，运用其正义的原则和榜样的力量激励整个世界。美国人的世界秩序观认为，一旦其他民族像美国人一样获得了自治权，和平与均势就会自然降临，昔日的宿敌也会捐弃前嫌。因此，外交政策的任务不是追求美国特有的利益，而是培育共同的原则。日后对于欧洲构建的秩序，美国将成为不可或缺的捍卫者。然而，虽然强大的美国支持这一秩序，却始终心情矛盾，因为美国人的愿景不是接受欧洲的均势体系，而是希望通过传播民主原则来实现和平。

我撰写本书时，以上所有秩序概念中，唯有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被普遍认为是构成世界秩序的基础。随着欧洲国家扩张时把自己的国际秩序蓝图带到了世界各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个基于国家之上的国际秩序框架现在已延至全世界，涵盖了不同的文明和地区。虽然欧洲国家往往不对殖民地及其人民使用主权概念，但当殖民地人民开始争取独立时，却套用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在争取独立及此后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期间，民族独立、主权国家、国家利益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证明是对付殖民者的有力理论依据。

当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通行全球，被俗称为“国际社会”。它力图通过一整套国际法律和组织结构抑制世界的无序性。这套体系旨在促进自由贸易和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确立可以接受的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并在一旦爆发战争时对交战行为施加一定的限制。由各国组成的这一体系现在涵盖了所有文化和地区。它的各种机构为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一个中立的框架，而且这一框架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不同社会各自的价值观。

然而，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现在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有的挑战还打着世界秩序的旗号。欧洲与它当初构建的国家体系渐行渐远，想通过主权共享概念超越这一体系。不无讽刺的是，虽然均势概念出自欧洲，但它却有意识地严格限制新成立的欧洲机构的权力。由于欧洲已经削减了自己的军事能力，一旦普遍准则受到践踏，它几乎没有回旋的空间。

在中东地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圣战者”追求基于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全球革命，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和国家的解体。国家本身——以及基于国家的区域体系——岌岌可危，既受到种种意识形态的攻击（这些意识形态拒绝接受国家的限制，认为其限制是不合法的），又受到恐怖主义民兵组织的攻击。有几个国家的民兵组织比政府军还要强大。

从某些方面看，亚洲是采用主权国家概念最成功的地区，但依然向往其他的秩序概念。亚洲因其成员之间的角逐和相互提出的历史诉求而动荡不止。100年前类似的角逐和历史诉求把欧洲秩序击得粉碎。几乎每一个亚洲国家都认为自己正在“崛起”，把彼此之间的分歧推向对抗的边缘。

美国则摇摆不定，时而捍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而抨击它的均势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提不道德，而且落伍于时代，时而两种态度兼而有之。美国仍然坚持认为，它信奉的价值观在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方面具有普遍适用性，并保留在全球范围内捍卫这些价值观的权利。然而，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从三场战争中抽身后——每一场战争都始于理想主义愿望并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但都以国家蒙受创伤而告终——美国正在探寻如何诠释自己拥有的（依然巨大的）权力和信奉的原则之间的关系。

所有的主要权力中心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某些规则，但没有一个把自己视为这一体系理所当然的卫士。所有这些权力中心的内部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具有不同文化、历史和传统秩序理论的各个地区能够维护任何共同体系的合法性吗？

若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一种既尊重人类社会异彩纷呈的特点，又尊重人与生俱来对自由的渴望的做法。建立此种意义上的秩序必须靠长期培育，而不能强加于人。在一个即时通信和政治剧变的时代尤其如此。任何一种世界秩序体系若要持久，必须被视为是正义的，不仅被各国领导人所接受，也被各国公民所接受。它必须反映两条真理：第一，没有自由的秩序即使靠一时的鼓噪得以维持，最终也会制造出反对自己的力量；第二，没有一个维持和平的秩序框架，就不会有自由，即使有也难以长久。秩序和自由有时被说成是人类体验的两个极端。其实二者应被视为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当今的领导人能否高瞻远瞩，不拘泥于处理紧迫的日常事件而去实现这种平衡呢？

合法性与权力

回答以上问题需要解决三个层面的秩序问题。世界秩序反映了一个地区或一种文明对它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正安排和实力分布的本质所持的理念。国际秩序是指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大到足以影响全球均势——应用这些理念。区域秩序指同样的原则用于某一具体的地理区域。

以上秩序中的任何一个均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一套明确规定了允许采取行动的界限且被各国接受的规则，以及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无论现在还是过去，对现有安排的合法性达成的共识并不能预先阻止竞争或对抗，但有助于确保竞争或对抗是在现有秩序范围内做出的调整，而不是对现有秩序构成根本性挑战。均势本身并不能确保和平，但均势若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并运用得当，可以限制根本性挑战的规模和频率，并在出现根本性挑战时加以抑制。

没有一本书能够涵盖历史上建立国际秩序的所有做法，或涉及现在正在积极对世界事务施加影响的所有国家。本书试图探讨一些地区的秩序理念，这些理念对近代演变产生了最大影响。

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的平衡极其复杂，地理范围越小，该地域的文化观念越一致，达成可行的共识也就越容易。然而在当今世界，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一些历史上素不相干、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只是彼此保持距离而已)、只认自己实力的实体更有可能带来冲突，而不是秩序。

中美之间经历了20年的敌对后，1971年我首次访问北京恢复与中国的联系时曾表示，对于美国代表团而言，中国是一片“神秘的土地”。周恩来总理回答说：“你们会发现它并不神秘。一旦你们熟悉了它之后，它就不会像以前看起来那样神秘了。”他说中国有9亿人，他们觉得自己的社会很正常。当今时代，探寻世界新秩序需要我们首先了解那些基本上不为外界所知的社会。所有国家的人民都需要克服这种神秘感——如何将迥然不同的历史和价值观塑造成为一个共同的新秩序。

｜第一章｜
欧洲：多元化的国际秩序

欧洲秩序的独特性

大多数文明的历史都是一部帝国兴衰史。秩序是通过对国内的统治建立的，而不是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均势建立的。中央政府统一时，秩序就稳定；统治者软弱无力时，秩序就不稳。在帝国体系中，战争通常表现为帝国边陲燃起烽火或是爆发内战。帝国权力所及之处，也是和平所及之处。

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各种政治势力为了控制既有的秩序框架而相互角逐。王朝更迭，江山易主，但每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均自称是在正统地重建颓败的合法体系。欧洲大陆没有类似的经历。罗马帝国的统治结束后，欧洲秩序的最大特征就是多元化。一个模糊的欧洲概念逐渐浮现。1它既指一个地理区域，又是基督教或宫廷社会的体现，或是一个教育水准高、步入近代社会的共同体的启蒙中心。虽然欧洲作为一个单一的文明不难理解，它却从未有过单一的统治者或一成不变的共同认同感。欧洲史上不同政治单元的统治经常被打断，为维护自身统治所遵循的原则，它们不断尝试新的政治合法性概念或新的国际秩序概念。

在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统治者相互角逐的岁月被后人视为“动荡时期”、内战或“军阀混战时期”，即一段破坏天下太平的不幸的分裂时期。而欧洲却因四分五裂而兴盛，并欣然接受了自身的分裂。异彩纷呈、相互角逐的王朝和民族没有被看成是需要消除的一种“混乱”，而被理想化的欧洲政治家有意无意地视为一种趋向均势的内在机制。在这一机制下，每个民族的利益、完整性和自主权均得以保全。在1 000多年的时间里，近代欧洲的主流政治韬略认为，秩序源自平衡，自我认同感源自对大一统的抵抗。这并不是说，欧洲各国的君主比其他文明的君主更能抵制征服带来的辉煌的诱惑，或对一个抽象的多样化理想更加执着。欧洲的君主只是缺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实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元化成了世界秩序的典型特点。当今的欧洲是已经超越了这一多元化趋势，还是欧盟内部的纷争正好验证了这一趋势？

在500年的时间里，罗马帝国的统治确保了只有一套单一的法律、共同的防御和高度发达的文明。罗马城陷落后——通常定为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在历史学家称之为中世纪的时期，人们普遍怀念失去的天下归一的局面，希冀教廷能带来他们憧憬的和谐与统一。根据这种世界观，基督教世界是由两种互为补充的权力治理的单一社会：一个是文职政府，即在世俗社会负责维持秩序的“恺撒后继者”；另一个是教廷，即掌管普世的救赎绝对原则的圣彼得的后继者。2罗马帝国统治摇摇欲坠时，在北非著书立说的（希波的）奥古斯丁从神学角度得出结论：世俗政治权力是合法的，只要它促使人追求一种敬畏上帝的生活方式以及伴随而来的救赎。公元494年，教皇基拉西乌斯一世致函拜占庭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当今世界处于教廷的神圣权威和皇室的权力这两套制度的统治之下。两者中教廷的权力更大，因为他们在最后的审判日要对上帝负责，甚至要代国王对上帝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

这一无所不包的世界秩序概念从一开始就要面对一个非常时期：在后罗马帝国的欧洲，几十个尊卑等级不清的政治统治者各自行使主权。他们都自称是基督的虔诚信徒，然而他们与教会和教会权威的关系含混不清，对教会应具有多大的权威争执激烈。而拥有自己军队、奉行独立政策的一些王国则伺机谋利，其行为与奥古斯丁撰写的《上帝之城》一书的精神并无相似之处。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那天，人们对天下归一的渴望短暂地得到了满足。教皇利奥三世为征服了今天的法国和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加冕，称其为“罗马人的皇帝”，并把昔日的罗马帝国东半部——当时的拜占庭领土——封给了他。3皇帝则对教皇保证：“对外保护神圣的基督教会不受多神论者的入侵和异教徒的毁坏，对内肯定天主教的地位，从而加强它的力量。”

然而，查理大帝建立的帝国未能遂愿。实际上，它从建立之日起就开始摇摇欲坠。查理大帝忙于应付周边的问题，从未试图去统治教皇封给他的昔日东罗马帝国领土。在西边，查理大帝试图从摩尔人征服者手中收复西班牙，但成果甚微。查理大帝死后，继任者把他统治下的领土命名为神圣罗马帝国，试图借传统的感召力巩固他的地位。然而帝国因内战日益衰弱。查理大帝的帝国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成立还不到100年即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虽然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1806年，其间它的领土几经变更）。

中国有皇帝，伊斯兰世界有哈里发（伊斯兰世界公认的领袖），欧洲有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基础要比其他文明的帝王薄弱得多。他没有一个帝国官僚机构供他驱使，他的权威取决于他作为皇帝在他治下地区的实力，主要取决于他的家产。他的地位不是世袭的，而是由一些君主推举产生的（最初是7个君主，后来变成9个）。政治手腕、对宗教虔诚度的评价以及巨额贿赂通常决定了选举的结果。从理论上讲，皇帝的权威来自教皇的授权，但出于政治上和安排上的考虑，这一授权往往被撇在一边。结果是他作为“选出的皇帝”常常多年执掌权力。宗教和政治从未融合成为一个单一的结构。伏尔泰戏言，神圣罗马帝国“一不神圣，二非罗马，三不是帝国”。这句话虽是戏言，却是现实的真实写照。中世纪欧洲的国际秩序概念反映了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一批封建君主之间的调和关系。基于单一统治者和单一合法原则之上的国际秩序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16世纪哈布斯堡君主查理（公元1500~1558）崛起后，中世纪的世界秩序概念有过一段短暂的兴盛期。他的统治同时也导致这一概念不可逆转地走向衰微。这位出生在佛兰芒、不苟言笑的虔诚君主生来就是做帝王的料。世人普遍认为，他除了喜欢吃饭加香料的嗜好外，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而且不受外界的任何诱惑。他尚是一个孩子时就承袭了尼德兰的王位，16岁时又继承了西班牙的王位，在亚洲和美洲还有广袤而且不断扩大的殖民地。此后不久，1519年，他又被推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成了查理大帝的正式继任者。查理同时拥有几顶皇冠，意味着中世纪人的憧憬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这位虔诚的君主一个人统治了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北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法国东部、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及美洲大部的广阔领土。（这一巨大的政治权力几乎完全是靠战略上的联姻获得的，因此哈布斯堡流传着一种说法：“打仗的事留给他人。快乐的奥地利，你只管结婚就行了! ”）西班牙的探险家和征服者麦哲伦和科尔特斯在查理的资助下漂洋过海，征服了美洲大陆上的古老帝国，把欧洲的政治权力和基督教的宗教仪式延伸到整个新大陆。面对东南欧和北非的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及其代理人的新一波入侵，查理的陆军和海军为捍卫基督教世界而战。查理亲自统帅用从新大陆搜刮的黄金组建的舰队向突尼斯发动反攻。在以上令人目眩的历史事件中，叱咤风云的查理被同代人誉为“自公元843年罗马帝国分裂后最伟大的皇帝”，命中注定要使世界再度归于“唯一保护者”的统治之下。4

查理因袭了查理大帝的传统，在加冕仪式上发誓要充当“神圣罗马教会的保护人和捍卫者”5。人群向他们的“恺撒”和“皇帝”致敬。教皇克雷芒确认查理代表了在基督教世界“重建和平与秩序”的世俗力量。

当年若有一位中国人或土耳其人造访欧洲，很可能会看到他们熟悉的政治制度：自认为君权神授的单一王朝统治着一个大陆。倘若查理能巩固自己的权力，在哈布斯堡庞大的统治领域内解决好皇位继嗣问题，欧洲本来会像中华帝国或伊斯兰哈里发帝国一样，处于一个中央政权统治之下。

然而这种情景并没有发生，查理也没有试过。最终他满足于将秩序建立在均势之上。他继承的也许是霸权，但他的行为表明，霸权不是他追求的目标。1525年，查理在帕维亚战役中击败了他在世俗世界中的政治对手、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然后将他释放，法国得以在欧洲腹地继续奉行敌对的外交政策。法国国王不理会查理的宽宏大量，竟然提议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莱曼结成军事联盟。6他的这一举动与中世纪的基督教治国理念格格不入。当时苏莱曼正入侵东欧，从东边对哈布斯堡王朝构成威胁。

查理试图把全世界归于基督教统治之下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7他无力阻止新教教义在构成他权力基础的领土上传播。宗教一统和政治一统均出现裂痕。身为君主的查理理应实现的抱负超出了他的个人能力。慕尼黑的老绘画陈列馆内陈列了一幅提香1548年创作的肖像画，揭示了这位显赫人物内心承受的煎熬。他既不能实现他的宗教理想，又不能在被他视为低一等的霸权事业上随心所欲。查理决定退位，把庞大的帝国分封给子孙。拆散帝国的做法表明他试图统一天下的努力被多元主义挫败。查理把西班牙及其全球帝国的皇冠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腓力。1555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仪式上，查理颇为动情地回顾了自己的统治，用实例证明了自己恪尽职守，同时把尼德兰总督的头衔也一并让给了儿子腓力。同年，查理缔结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即《奥格斯堡和约》，承认了新教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地位。查理放弃了自己帝国的精神支柱，允许其他君主自行选择本国的宗教信仰。此后不久，他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位置上退下来，把帝国的责任连同它的动荡和外患留给了弟弟斐迪南。他本人去西班牙农村的一家修道院过起了隐修生活，晚年与他的忏悔神父和一个意大利的钟表匠人为伴。后者制作的钟表挂满了墙壁，查理曾想师从他学习制作钟表的手艺。1558年查理去世，在留下的遗嘱中对自己在位期间基督教义的分裂表示惋惜，并嘱托儿子加强宗教法庭。

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开始、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基督教教会的分裂这三大历史事件，宣告了旧的大一统理想的终结。查理五世去世时，巨大的变革已经打破了中世纪的政治和宗教秩序，同时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他们开始从全球角度而不是区域角度看问题。

一幅地图反映了中世纪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眼中的地球，北半球和南半球从东边的印度一直延伸到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和英伦诸岛，地图中心是耶路撒冷。8中世纪时期的人认为，这不是一张供旅行家使用的地图，而是人类依照上帝的旨意上演救赎戏剧的舞台。根据权威的《圣经》，世界表层的6/7是陆地，1/7是水。由于救赎的教义一成不变，因此可以在基督教世界已知的地方传播这些教义，冒险涉足文明世界之外的地方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但丁在《地狱篇》中写道，尤利西斯为了探求知识乘船穿过赫拉克勒斯之柱（位于地中海最西端的直布罗陀岩石和毗邻的北非高地）驶向大海，因违反上帝的意图而受到惩罚。他的船连同所有船员被一场飓风吞没。

当富于开拓精神的国家为了追求财富和荣耀开始探索海洋和海洋另一边的未知世界时，世界步入了近代。15世纪，欧洲和中国几乎同时开始走向世界。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中国船只开始了探索之旅，远达东南亚、印度，直至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与当地的达官显贵交换礼物，把各国君主纳入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同时把种种珍奇艺术品和动植物带回国内。1433年大航海家郑和去世后，中国皇帝终止了海外探索的航海活动，舰队也被遗弃。此后中国仍然坚称自己的世界秩序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改为在本国内及周边地区巩固自己的世界秩序观，再未有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这种状况也许一直持续到今天才结束。

60年后，在各君主国相互角逐的欧洲，一些强国开始走向海洋。各国君主纷纷解囊资助航海活动，希望借此取得针对对手的商业优势或战略优势。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远航至印度，西班牙和英国的船只漂洋过海到了西半球。这两条航线打破了当时的贸易垄断和种种政治结构，开启了欧洲主宰世界事务长达300年的时代。昔日的国际关系只限于一个地区，此后在地理上以欧洲为中心扩展到了全球。欧洲诠释了世界秩序概念的内涵，并决定了这一概念的实施。

自那以后，人们对世界政治版图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看待从前不为人所知的地区的居民？他们与由帝国和教皇组成的中世纪世界又是什么关系？1550~1551年，查理五世在西班牙城市巴利亚多利德召开了一次神学会议。神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西半球的居民是有灵魂的人，因此也应该得到救赎。当然，神学家们的这一结论也是为征服和强迫他人皈依所做的辩解。欧洲人于是可以一面发财，一面获得良心上的安慰。他们为攫取领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角逐改变了国际秩序的性质。欧洲人不断扩展视野，直到欧洲各国的殖民活动覆盖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世界秩序概念与欧洲的均势运作融为一体。

第二件大事是15世纪中叶铅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昔日难以想象的大规模知识传播成为可能。中世纪社会靠死记硬背、手抄宗教教义或依据史诗了解历史的方式积累知识。在探险时代，不断发现的新事物需要被认识。借助印刷术，介绍新发现的著述得以流传。对新世界的探索同时还激发了人们重新发现古代世界及古代真相的兴趣，尤其关注个人的中心地位。人们越来越把理性视为说明和解释世界的客观力量，从而动摇了既有的机构，包括此前不容置疑的天主教会。

第三件大事是新教改革运动。1517年马丁·路德开启了这一改革。他在维滕贝格万圣教堂的大门上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坚称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建立关系，提出救赎的关键是个人良知，而不是正统教义。一些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权势，借机支持新教并强迫自己的子民改信新教，同时没收教会土地据为己有。双方都把对方视为异端。由于政治和宗教争执交织，双方之间的分歧转化为你死我活的较量。随着各国君主纷纷支持邻国国内往往是血腥的宗教争斗，国内之争与国际之争的界限颓然坍塌。新教改革运动荡除了依靠教皇和帝国“两把剑”支撑的世界秩序观。基督教世界陷入了分裂和内战。

“三十年战争”：合法性的含义是什么？

新教对教会至高无上地位的冲击影响日广，随之而来的是上百年时断时续的战争。哈布斯堡帝国和教皇试图压制对自己权威的挑战，新教徒则起而捍卫自己的新信仰。

后世所称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把动荡的局势推向高峰。帝国即将面临皇位传给何人的问题。波希米亚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是最有希望的接班人。波希米亚的贵族发起了一次“政权更迭”，主动把本国皇冠——连同皇帝握有的决定性一票——拱手让给了一位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君主。这一结果意味着神圣罗马帝国不再是一个天主教体制。哈布斯堡帝国调动军队镇压波希米亚人的反叛，随后趁势镇压各地新教，继而引发了一场给中欧带来浩劫的战争。（信奉新教的君主基本上居于德意志北部，包括当时仍然无足轻重的普鲁士。天主教的中心位于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南部。）

按理说，与皇帝同信天主教的其他国家的君主有义务团结一致反对新的异端邪说。然而，在统一信仰和抢占战略优势之间，不少君主选择了后者，尤其是法国。

天下大乱之时，政权巩固的国家可以利用四周邻国的乱局实现自己更大的国际目标。一些工于心计、冷酷无情的法国大臣果断地抓住了机会。法兰西王国首先改革了自己的制度。在封建制度下，权威来自一个人。国家治理反映了统治者的意志，同时统治者也受到习俗的制约，从而限制了一国在国内或国外采取行动时所能动用的资源。1624~1642年任法国首辅大臣的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枢机主教成为挣脱了以上束缚的首位政治家。

黎塞留深谙宫廷权术，在一个宗教纷争和旧制度摇摇欲坠的时代里游刃有余。他出生于一个小贵族家庭，是三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黎塞留年轻时投身军旅，一个哥哥出人意料地辞去非他家族莫属的吕宋主教一职后，黎塞留又改学神学。传说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学业，因年纪太轻无法出任教士。他于是去了罗马，亲口对教皇谎报自己的年龄，终于如愿以偿。黎塞留得到教士一职后，旋即卷入了法国王室的宫廷政治中，最初担任玛丽·德·美第奇女王的心腹谋士，之后又出任女王的头号政治对手、她的幼子国王路易十三的顾问。女王和路易十三都对黎塞留深存戒心，但两人因法国国内胡格诺派新教徒问题焦头烂额，难以割舍政治和行政才干兼备的黎塞留。这位年轻教士因调解王室成员之间的争斗被推荐给了罗马，晋升为红衣主教，居国王枢密院之首。黎塞留作为红衣主教9任职将近20年后，同时兼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法国首辅大臣。这位深谋远虑的天才人物提出了基于均势和强调中央集权的治国韬略和对外政策新概念。

黎塞留推行本国政策时期，也是马基雅维利论述治国方略的著述传播之时。黎塞留是否熟读过马基雅维利论述权谋的小册子不得而知，但他毫无疑问践行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精髓。10黎塞留的国际秩序观一反从前，提出国家是一个具有自身存在价值的抽象的永恒实体。国家的需求不是由统治者的个性、家族利益或追求向全世界传播宗教的目标决定的，而是由基于具体原则的国家利益决定的，即日后所谓的“国家理由”。国家理由才应该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

黎塞留把新生的国家作为推行治国大计的工具。他把权力集中在巴黎，组建了一支由省长或“职业管家”构成的队伍，在王国的每一个区内行使政府权力。他提高了税收效率，从根本上撼动了一直由旧贵族控制的地方政权。国王作为主权国家的象征和国家利益的代表将继续行使王权。

黎塞留没有把中欧的混乱看作起兵捍卫教会的号角，而是把它视为遏制势力强大的哈布斯堡帝国的手段。自从14世纪以来，法国的国王一直有“最虔诚的天主教国王”之称。然而这并不妨碍法国根据对国家利益的冷静考量采取行动，支持（由瑞典、普鲁士和德意志北部诸君主组成的）新教联盟。起初法国不动声色地暗地支持，之后变成公开支持。

黎塞留的举动引起大哗。11指责他的人抱怨说，作为红衣主教，他对永恒的普世天主教会负有义务，言外之意是他应该加入反对北欧和中欧叛逆的新教君主的行列。黎塞留反驳道，身为一个脆弱的世俗政治实体的大臣，他同样对国家负有义务。宗教救赎或许是他个人的目标，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要为一个政治实体负责。而政治实体没有需要救赎的永恒灵魂。他说：“人是不朽的，人的救赎可以等到来世。但国家没有不朽一说。现在不拯救它，以后就没机会了。”

黎塞留把中欧的分裂看作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12法国面临的根本威胁是战略性的威胁，而不是形而上学或宗教意义上的威胁。一个统一的中欧会控制欧洲大陆的其余地区，因此阻止中欧走向统一符合法国的国家利益。“倘若新教徒一方被彻底打垮，奥地利王室的剑锋就会直指法国。”通过支持中欧一批小国削弱奥地利，法国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黎塞留的构想历经剧烈动荡的岁月而得以延续。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期内，从1624年黎塞留飞黄腾达开始，到1871年俾斯麦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为止，保持中欧（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北部）处于分裂状态始终是法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因为只要这一理念构成欧洲秩序的核心，法国即可称雄欧洲大陆。当这一理念不再支撑欧洲秩序时，法国的统治地位也随之坍塌。

从黎塞留的一生中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成功的外交政策有一项内容不可或缺：一个基于通盘分析的长期战略观。第二，政治家需要认真分析暧昧不清而且往往相互抵触的纷杂外力，把它们引向服务于一定目标的一致方向，并通过这一过程形成长期战略观。政治家必须了解这一战略的走势及其原因。第三，一位政治家必须尽最大之可能弥合本国社会的现实与所追求目标之间的差距。循规蹈矩会导致僵滞，因此需要敢作敢为。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在当今时代，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因开创了遍及全球的一种新国际秩序观而具有特殊意义。其实当时参加和约谈判的各国代表更留意礼宾待遇和自己的地位。

待到神圣罗马帝国和它的两大对手法国和瑞典原则上同意召开一次会议时，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23年之久。又厮杀了两年后，各国代表团才终于坐下来谈判。与此同时，每一方都想方设法加强联盟并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签署的文件或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不同。它不是单一一次会议的结果，而且会议地点也不是政治家通常聚集一堂商讨世界秩序这类重大问题的地方。这场多方参战的战争从西班牙延伸到瑞典，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却产生于在威斯特伐利亚两个小城分别做出的一系列安排。各天主教大国，包括来自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各国的178位代表在天主教小城明斯特会聚。新教派的大国在距离明斯特大约30英里的奥斯纳布鲁克小城齐聚，这是一座混杂了路德派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的城镇。235位正式使节及其随从住满了两座小城中能找到的所有房间。13此前没人认为这两个城市适合举办大型活动，更不要说举办欧洲列强参加的一次大会了。瑞士使节住在“一个纺织工开设的小店内，屋子里弥漫着香肠和鱼油味”。巴伐利亚代表团为自己的29位团员找到了18张床。会议没有正式的主席和调解员，也不开全会。需要开会时，与会代表前往位于两个小城之间的中立区参加临时会议，协调彼此立场，有时也在中立区内的几个小镇举行非正式的会晤。一些大国在两个小城都有代表。会议期间，欧洲各地的战事仍在继续，变化不定的军事形势影响了谈判的走向。

大多数代表带着基于战略利益的非常实际的指示出席会议。14他们几乎操着同样的腔调高谈要实现“基督教世界的和平”。然而毕竟战争造成了太多流血，难以通过教义上或政治上的统一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各方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通过平衡各方利益实现和平，如果和平有望的话。

通过复杂谈判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很可能是欧洲史上引用次数最多的一份外交文件，尽管事实上并没有一份载有其条款的单一条约，与会代表也从未召开过一次全会通过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实际上是不同时间在不同城镇签署的三个互为补充的协议。在1648年1月签署的《明斯特和约》中，西班牙承认了荷兰共和国的独立，从而结束了与“三十年战争”交织在一起的荷兰人长达80年的反抗。1648年10月，列强分别签署了《明斯特条约》和《奥斯纳布鲁克条约》。两个条约的内容相互呼应，均含有一些关键条款。

这两份多边条约均宣称要为了“上帝的荣耀和基督教世界的安全”，“实现普天之下永久、真正和真诚的和平与友谊”。15执行部分的条款与那个时代的其他文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然而达成这些条款的手法却史无前例。“三十年战争”彻底打碎了天下一统或同一信仰的人团结一致的假象。尤其是法国加入了反对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阵营后，这场起源于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争的战争变成一场混战，各方势力不断分化组合，结成敌友关系错综复杂的联盟。和当今时代中东地区的冲突一样，交战时为了鼓舞士气、团结对敌结成的教派联盟，旋即又因为地缘利益冲突或某人膨胀的个人野心被丢弃。“三十年战争”期间，各方都有过被自己的“天然”盟友遗弃的时候。各方签署和约时都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尊严，而不会抱有其他幻想。

由于战争期间各方毫无信义可言，加之疲于应付战事，与会代表把用于结束一场战争的实际手段转化为世界秩序的一般概念。这种说法看似自相矛盾，实则不无道理。16历经战火洗礼的几十个参战方召集会议以求确保来之不易的成果。昔日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被悄悄地抛到了一边，代之而起的是主权国家无论强弱、无论实行何种制度都一律平等的体系。新涌现的大国，例如瑞典和荷兰共和国，得到了诸如法国和奥地利等老牌大国享受的礼遇。凡是国王，一律称为“陛下”，凡是大使，一律称为“阁下”。这一崭新的概念被推到了极致，坚持绝对平等的各国代表团想出了各自通过不同入口走进谈判会场的办法，为此需要修建很多会场入口。同时还规定各国代表团以同等速度入席，从而任何一方不至于因为坐等姗姗来迟的另一方而受辱。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的条款不仅简单明了，而且涵盖范围广。国家，而不是帝国、王朝或宗教信仰，被确认为欧洲秩序的奠基石。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的概念，肯定了各签署国不受外来干涉选择本国制度和宗教信仰的权利。同时一些新条款确保了宗教少数派可以平安地信仰自己的宗教，不用担心被强迫皈依其他宗教。17各国都希望避免欧洲大陆上再次爆发全面战争，在这一共同愿望的推动下，和约除了应付当时的紧迫需要外，一个“国际关系”体系的原则逐渐显露出轮廓。同时规定了外交往来的方式，包括向对方国家的首都派驻常任代表（当时只有威尼斯一国做到了这一点），以规范各国之间的关系，提高促进和平的技巧。各方还设想今后依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召开会议或举行磋商，以求争端走向冲突之前就得到解决。胡果·格劳秀斯等游走各国的学者兼谋士在交战期间制定的国际法，现在成为一个内涵不断扩大、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旨在促进以威斯特伐利亚各项条约为核心的和谐关系。

这一体系妙就妙在它的各项规定不是实质性的，而是程序性的。这也是这一体系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的原因。一国若是能够接受这些最基本的规定，即可被接纳为国际社会成员，继续保持自己的文化、政治、宗教及国内政策，并得到国际体系的保护，不受外来干涉。帝国一统或宗教一统的观念——欧洲及世界大部分地区建立的秩序的基本前提——意味着理论上只能有一个完全合法的权力中心。而威斯特伐利亚概念则把多样性当作起点，把各国视为客观存在的现实，以此吸引了情况各异的国家共同探索秩序。到20世纪中叶，这一国际体系已涵盖地球各大洲，至今仍是国际秩序的骨架。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没有建立任何具体的联盟或是某种永久性的欧洲政治架构。随着天主教不再是唯一合法的教会，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权力的逐渐削弱，重建欧洲秩序的概念变成了寻求均势。顾名思义，均势意味着意识形态上的中立和不断针对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19世纪英国政治家巴麦尊阐述了均势的要义：“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的义务就是维护这些利益。”18当有人请巴麦尊从官方的“外交政策”角度具体解释这些利益是什么时，这位遐迩闻名的英国强权的掌舵人坦承：“每次被问及政策问题时，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我们将以国家利益为准绳，根据每一次的具体情况争取最好的结果。”19（当然，这一貌似简单的概念很适合英国，原因之一是英国的统治阶层训练有素，对什么是本国的永恒利益几乎有近于本能的一致认识。）

今天，这些威斯特伐利亚概念往往被人斥责为一个无视道德准则、玩弄权术的体系。然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的架构是人类首次尝试把一个建立在普遍接受的规则和约束之上的国际秩序体制化，并且该架构以众多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一个势压各国的单一国家为基础。首次出现的“国家理由”和“国家利益”等概念没有赞美权力，而是试图限制权力并使其合法化。过去几百年来，各国军队打着普世（而且相互冲突的）价值旗帜在欧洲大陆上东征西伐；众多先知和征服者为了实现个人、王朝、帝国或宗教野心发动了全面战争；教徒或被逐出教门，或被强迫皈依，各地战火导致天下生灵涂炭。而现在用理论上合理的和可预测的方式把各国利益交叉在一起，将能够消除欧洲大陆各地的混乱。现在是针对具体问题发动有限战争，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同的普世价值观一较高下。

与目标贪婪的宗教战争相比，内涵模糊的均势被视为进步。但如何建立均势呢？从理论上讲，均势基于现实，因此所有置身其中的参与者对现实的认识应该大致相同。然而每一个社会的观点均受到本国体制、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包括受到一个最大的现实的影响：构成权力的各种要素无论多么客观，始终变幻无常，因此需要不时地对均势做出调整。均势引发了战争，同时也限制了战争的规模。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运行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后，教皇的权力受到限制，仅仅行使教会的职能。主权平等说大行其道。何种政治理论才能解释世俗政治秩序的起源并证明其各项职能的合理性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三年后，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撰写的《利维坦》问世。20他在此书中提出了一个理论。霍布斯想象昔日曾存在一种“自然状态”。权威的缺失导致了“一场各方混战的战争”。他推论说，为了防止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不安全，人们把自己的权利托付给了一个国家，用以换取国家在本国境内保证所有人的安全。主权国家确立了对权力的垄断，唯有这样方能消除人们对死于非命和战争的无休止的恐惧。

霍布斯阐述的这一社会契约只适用于一国境内，因为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家的主权把秩序强加在各国之上。21因此，

至于从通常被称为“万国公法”的法律角度审视一国与另一国的关系，我在此无须多言，因为万国公法和自然法则本是一回事。个人享有确保人身安全的权利，同样，各国也享有保证本国公民安全的权利。

国际环境依然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国际环境之所以混乱无序，是因为不存在一个可以确保世界安全的世界政府，现实中也完全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世界政府。因此，各国在一个只认权力的世界里不得不把本国利益置于首位。黎塞留主教若地下有知，一定会举双手赞成。

早期阶段，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带来了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应该如何适应新出现的均势呢？必须把事实上的均势和作为一个体系的均势区分开来。国际秩序迟早要达到均势，否则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由于中世纪的世界有数十个公国，实际上常常存在一种均势。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后，均势开始体现为一种体系。换言之，实现这种均势已被公认为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之一。一旦均势被破坏，就会出现一个维护均势的联盟。

18世纪初英国崛起为一个海上强国后，有了把实际存在的均势变成一个体系的可能。英国凭借制海权可以选择卷入欧洲大陆事务的时机和规模，以均势的仲裁人甚至是保证人的身份采取行动，确保欧洲大陆的均势。只要英国对自己的战略需求做出正确的判断，就有能力在欧洲大陆上扶弱抑强，防止任何一国调动欧洲大陆的资源挑战英国的制海权，在欧洲称霸。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始终扮演着均势维护者的角色。它参加了欧洲大陆上的战争，但盟友不断变化。参战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具体的纯国家目标，而是把国家利益与维护均势视为一体。其中不少原则都适用于美国在当今世界的角色，后文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后，欧洲大陆上实际上存在着两大均势：一个是维护大局稳定的总体均势，英国是这一均势的捍卫者；另一个是主要由法国操纵的中欧地区均势，旨在防止统一的德国崛起为欧洲的头号强国。22200多年来，这两大均势防止了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血腥厮杀一幕的重演，虽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但缩小了战争的负面影响，因为战争的目标不再是征服，而是实现均势。

均势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某一大国的实力强大到足以称霸的水平；二是从前的二流国家想跻身列强行列，从而导致其他大国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直到达成新的平衡或爆发一场全面战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18世纪经受了这两方面的考验，一次是挫败了法国路易十四称霸的企图，另一次是在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坚持要求平等待遇的情况下对这一体系做了调整。

1661年，国王路易十四已坐稳王位，把黎塞留的治国理念发展到极致。昔日，法国国王靠一批封建领主统治全国，这些领主凭借世袭地位各自为政。路易十四则通过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官僚机构统治子民，贬抑出身贵族的侍臣，把官员封为贵族。个人升迁靠效力国王，而不唯出身。出身于外省一个布商家庭的杰出财政大臣柯尔培尔受命统一税收制度，为旷日持久的战争筹集经费。出身公爵的作家圣西门在回忆录里尖刻地记录了法国的社会变迁：

他（路易十四）深知，惹他不悦有可能压垮一个贵族，但无法毁掉这个贵族或他的家族。然而他可以把一位国务秘书或类似级别的大臣连同他们的家人打回原形，财富或财产再多也救不了这些官员。这就是他为什么乐意授予手下大臣巨大的权力，甚至管辖王公贵族的权力。23

1680年，路易十四在早先自封的“太阳王”称号之上又接受了“路易大帝”的称号，彰显了他无所不及的统治权力。1682年，法国在北美的领地被命名为“路易斯安那”。同一年，路易十四迁宫到凡尔赛，从那里掌控专为国王陛下效力的“宫廷君主制”。

由于法兰西王国统一后避免了国内的战乱，加之有一个高效的官僚机构和一支实力超过任何邻国的军队，法国在一段时期内有称霸欧洲的可能。路易十四在位时，几乎连年对外用兵。最终，法国与日后企图称霸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每征服一地，跟着就出现一个敌对同盟。起初，路易十四在各地征战的将军捷报频传，最后却要么败北，要么折戟受挫，尤其是18世纪头10年败在了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手下，他便是20世纪杰出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先祖。面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在的韧性，路易十四的军队一筹莫展。

黎塞留去世几十年后，一个国内政权巩固、在全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奉行世俗外交政策的国家显示了它的力量。其他国家则团结一致抗衡强大的法国。英国、荷兰和奥地利建立了大同盟。西班牙、普鲁士、丹麦和德意志的几个公国后来也陆续加盟，反抗路易十四显然不具有意识形态或宗教性质。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法语仍然是外交官使用的语言，代表了时尚文化，反法阵营内也有天主教和新教之别。反抗路易十四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内在体系决定的，是维护欧洲秩序多元性之必需。同时代的观察家给反法阵营起的名字诠释了它的特征：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路易打着为法国扬威的旗号企图称霸，最终败给了欧洲对多元秩序的诉求。

遏制法国构成了18世纪上半叶的主旋律，下半叶则围绕普鲁士处心积虑跻身列强铺开。路易十四对外征战是为了把实力转化为霸权，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发动战争是为了由弱转强，获得大国地位。普鲁士位于自然条件恶劣的北德平原，沿维斯图拉河纵穿德意志全境。普鲁士没有其他一些国家拥有的丰富资源或众多人口，但孕育出了严守纪律和具有公共服务意识的文化，从而弥补了自身的不足。普鲁士的两块领土互不接壤，夹在奥地利、瑞典、俄国和波兰的势力范围之间，处境险恶。24普鲁士人口相对稀少，其优势在于善于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它最大的资产是公民意识、高效的官僚机构和训练有素的军队。

1740年腓特烈二世登基时，不像一个日后会青史留名的伟人。25他尚是王储时，因不堪忍受严厉束缚想和一位朋友汉斯·冯·卡特逃往英国，结果被双双抓回。国王下令当着腓特烈的面将卡特枭首，又把儿子送上了军事法庭，国王亲自充当首席法官。国王盘问了腓特烈178个问题，腓特烈对答如流，结果被父亲再次立为王储。

腓特烈继承了父亲严苛的责任感，形成了不可一世的个性，正因如此他才经受住了这次严峻考验。他认为自己拥有绝对权威，但他的政策受到了100年前黎塞留提出的“国家理由”原理的束缚。他的信条是：“统治者是自己掌控的资源的奴隶。国家利益是他遵循的法则，这一法则不容侵犯。”26腓特烈有英武之气，见多识广（会讲法语，还会用法语写作。行军打仗时，居然还用法语写了一些多愁善感的小诗，其中一首名为“大战前夜抒怀”27）。腓特烈的开明专制主义体现了启蒙新时代的统治特点，他的统治受到拥护是因为其高效，而不是因为意识形态。28

腓特烈得出一个结论：普鲁士若要取得大国地位，领土必须连成一片，为此必须扩张，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的政治或道义理由。“我军战斗力非他国可比，而且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一句话，四周邻国不是我们的对手。”29腓特烈就是以此为由，在1740年攫取了一直属于奥地利的富饶的西里西亚省。他认为西里西亚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而不是什么法律或道义问题，因而与法国（利用普鲁士抗衡奥地利）结盟，并在1742年的和平协议中将西里西亚据为己有。普鲁士的领土面积和人口因此几乎翻了一番。

自从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结束了路易十四的称霸美梦后，欧洲体系一直平安无事，而现在腓特烈为夺取西里西亚再次在该体系内挑起战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于是起而应付对现存均势的挑战。为了被欧洲秩序接纳，成为该秩序的一个新成员，普鲁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场持续7年的灾难性战争。这一次，旧的同盟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腓特烈昔日的盟友试图挫败他的企图，而他们的对手则想利用普鲁士纪律严明的军队为自己谋利。地处遥远、披着神秘面纱的俄国首次卷入了一场事关欧洲均势的战争。就在俄国军队兵临柏林城下、普鲁士濒临战败之际，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猝然去世救了腓特烈。新沙皇一直是腓特烈的崇拜者，他即位后，俄国退出了战争。（1945年4月在柏林作困兽之斗的希特勒一直等待当年所谓勃兰登堡王室奇迹的重演。罗斯福总统去世后，戈培尔告诉希特勒这一奇迹发生了。）

神圣罗马帝国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也没有再出现一个想独霸世界的国家。各地的君主几乎人人自称君权神授，没有哪个大国对此提出挑战。同时这些君主也承认，上帝同样也赋予了众多其他君主统治权力。战争的目的不再是推翻现存的政府和体制，或是把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强加给各国，而是实现有限的拓土目标。囿于传统，君主既不能强行征兵，也不能肆意增加赋税。战争对平民百姓的影响远不及惨烈的“三十年战争”或200年后技术和意识形态带来的后果。18世纪演绎的均势像是一个大舞台，“形形色色的人生和价值观乔装打扮后粉墨登场，闹哄哄地上演了一出出赤裸裸的自我标榜之戏”30。权力的行使受到了限制，因为各方知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容任何人称霸。

稳定的国际秩序的一个优势是各方观点一致。维护18世纪欧洲秩序的政治家是一批贵族。他们对诸如荣誉和责任这样的抽象概念的理解毫无二致，而且在一些基本观念上也认识一致。他们代表了同一个精英社会，讲同样的语言（法语），出入同样的沙龙，在他国首都追香逐玉。国家利益自然各不相同，但在一国的外交大臣可以为别国君主效力的世界里（直到1820年，俄国的每一任外交大臣都被他国宫廷延聘过），或一块领土可以因为一次联姻或某人偶然继承王位就改变其民族归属的世界里，人们自然而然地有各自目标大同小异之感。31人们对合法性有着共同的认识，对国际行为规则心照不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8世纪上演了一出出权力博弈的大戏。

这种共识不仅仅是为了恪守礼仪，而且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欧洲观所包含的道义观念。在后人眼中的启蒙时代，欧洲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生机。新的科学和哲学成就开始取代已经四分五裂的欧洲传统和信仰。在物理、化学、天文、历史、考古、制图等众多领域内，人类认知的突飞猛进激励了新的世俗精神，发现自然界一切尚不为人所知的规律被认为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1759年，代表着新时代精神的博学多才的法国杰出学者达朗伯写道：

简而言之，从地球到土星，从天体演变史到昆虫进化史，自然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几乎一切其他领域的知识都面目一新……新的理性思维方式的发现和应用，新发现激发的热忱，对天地造化之产物——人类思想的赞美，凡此种种带来了思想上的发酵。发酵的思想如决堤河水，漫向四面八方，把一切障碍席卷而去。32

这一“发酵”的基础是新的分析精神和对一切前提的严格检验。对一切知识的探索和归纳总结——1751~1772年达朗伯参与编写的28卷《百科全书》就是一个象征——给了我们一个可知的、揭开神秘面纱的宇宙。人是宇宙的主角和解释者。达朗伯的同事狄德罗写道：强烈的求知欲与“渴望增进人类福祉的激情”33融合在一起。理性将挑战谬误，“把严谨的原理作为与谬误针锋相对的真理的基础，并借此“推倒泥糊的大厦，清扫陈年的积尘”34，“把人类带上正途”。

新的思维和分析方法不可避免地被用于统治、政治合法性和国际秩序等概念。政治哲学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男爵将均势原理应用于国内政策领域，提出了权力制衡的概念，日后被吸收到美国宪法中。孟德斯鸠接下来又开始研究历史哲学和社会变革的机制。他研究了不同社会的历史后得出结论，历史事件从来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原因。借助理性可以发现这些内因，并且要为了公众的利益塑造这些内因：

主宰世界的不是运气……每一个君主政体内都活跃着思想内因和自然内因，它们决定了政体的兴衰存亡。一切（看上去像是）偶发事件都是这些内因的结果。每当一国因一场偶然的战役——即一个特定原因——覆灭时，还存在一个导致该国因一场战役覆灭的一般原因。简而言之，整体局势的发展决定了具体事件的走向。35

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许是启蒙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进一步发展了孟德斯鸠的思想，提出了永久和平的世界秩序观。在普鲁士旧都柯尼斯堡蛰居的康德对世界做了一番思考，把眼光投向了“七年战争”、美国革命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从天下大乱的局势中，康德居然看到了一个新的、更祥和的国际秩序的模糊影子。

康德推论说，人类具有“非社会的社会性”36，即“人在社会中倾向于群居，同时又不断地抵制社会，随时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秩序问题，尤其是国际秩序，乃是最困难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37为了防止情绪失控，人类组建了国家。但如同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每一个人一样，每一国都寻求维护本国的绝对自由，为此不惜陷入“无法无天的野蛮状态”。然而国与国之间冲突带来的“毁灭、社会动荡乃至国力的枯竭”38最终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出路。人类面临两种前景：要么是“人类坟茔遍地”39的和平，要么是深思熟虑后构建的和平。

康德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各共和国自愿组成一个联邦，誓言彼此不再交战，并在本国内和国际上行为透明。40联邦内的各国公民会致力于促进和平，因为他们与专制君主不同，考虑是否开战时会“勾起对亲身经历过的严酷战争的回忆”41。这种契约的好处会随着时光的推移日益明显，从而为它逐渐扩展成为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铺平道路。自然法则决定了人类最终会通过理性思考“逐渐走向一个权力联合体系，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安全体系”和“一个完美的人类公民联盟”。42

坚信理性的力量，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昔日希腊人所谓的傲睨神明的狂妄，即内含自我毁灭种子的精神自豪感。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智慧的思想家能凭空发明治理秩序吗？还是深层有机的文化现实限制了选择的范围（伯克的观点）？人类能否发现并阐明一种单一概念和机制，把世间万物合理地统一起来（如达朗伯和孟德斯鸠所论）？抑或是这个世界太复杂，人类太多元，以致无法仅凭逻辑解答这些问题，而是需要某种本能意识，甚至近乎神秘的治国之术？

启蒙时期的欧洲大陆哲学家大多选择了从理性角度而不是从国家有机体论的角度看待政治演变。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无意地，甚至有违本意地促成了一次导致欧洲陷入数十年分裂的大动荡，余波至今未平。

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

最意想不到的革命带来的动荡也最大。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例，它宣告了一种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大相径庭的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法国大革命不再区分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重新燃起了“三十年战争”的激情——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用一场大革命运动取代了17世纪时的宗教诉求。法国大革命显示，各国内部的变革对国际均势撼动之大超过了外部入侵。20世纪的一系列大动荡充分揭示了这一教训，其中很多动荡明显汲取了法国大革命首创的一些理念。

社会上的种种怨愤情绪汇聚起来冲击毫无警觉的政权之日，也是革命爆发之时。革命同盟越广泛，摧毁现政权结构的能量就越大。变革波及范围越广，重建权威时就越需要采取暴力的手段，否则社会就会走向解体。恐怖统治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革命固有的特征。

法国大革命发生在欧洲最富饶的国家，但该国政府当时腐败不堪。最初推动革命的力量来自上层阶级，主要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他们试图完全依照启蒙时代的原则治理国家。后来革命发展的势头不仅当初发动革命的人始料不及，而且整个统治阶层也完全没有想到。

法国大革命的实质是秩序的再造。其规模之大，自各种宗教战争结束后为欧洲大陆所罕见。对革命者而言，人类社会的秩序既没有体现中世纪上帝的安排，也未能反映出18世纪庞大王朝之间的利益交错。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和20世纪他们的极权运动后继人一样，认为历史进程就是不折不扣的民意的表达，而民意顾名思义不会接受任何内在的或宪政的束缚。只有民众自己才有权诠释民意。因此，民众表达的民意，与英国当时盛行的多数人统治概念或美国的成文宪法中所含的权力制衡思想截然不同。法国的革命者把国家视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国家不是指每个个体的人，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是需要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的一国全体国民——然后把自己指定为国民的代言人，甚至是国民的化身。他们的这一观点远远超越了黎塞留提出的国家权力概念。

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教父卢梭在一系列著述里阐述了他认为是普遍真理的思想。43人们因拜服卢梭渊博的知识和魅力，没有认清其思想的深义。卢梭一步步引导读者对人类社会做了“理性的”剖析，把现存体制的一切——财产、宗教、社会等级、政府权力、公民社会——斥责为幻象和欺骗。它们将被社会秩序中的一个新“政权”所取代。44广大民众必须对这个新政权俯首帖耳，这种顺从连昔日行使神授权力的君主也难以想象——只有俄国的沙皇例外。而俄国的情况是，贵戚以外的沙皇臣民以及居住在乌拉尔山以东边陲的各族裔都是农奴。以上理论预示着现代极权政权的出现。在极权政权下，民意会认可那些通过事先策划的民众示威公布的决定。

为了推行这一意识形态，一切君主政体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敌人。由于它们不会不加抵抗地放弃权力，革命若要成功就必须获得国际声讨支持，通过强制实施自己的原则实现世界和平。为了在整个欧洲大陆推动建立新的秩序，法国规定全国的成年男子皆要服兵役。法国大革命所依据的论点与1 000年前的伊斯兰教和20世纪的共产主义学说相似：信仰不同宗教或秉持不同政治信念的国家不可能长期共处，因此需要借助一切现有手段和一切社会力量，把国际事务变成一场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较量。法国大革命因而再次混淆了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以及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的界限。昔日威斯特伐利亚解决方案曾把这两层关系区分开来，从而限制了欧洲战事的规模和烈度。

1792年11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两项不同寻常的法令，对欧洲各国下了战书。第一项法令承诺法国将在军事上无限制地支持世界任何一地的人民革命。法令宣布，法国赢得了自我解放后，“将以博爱精神对待所有希望恢复自由的民族，并给予他们援助”45。国民议会还在附带文件中规定将此文件“翻译并印成各种文字”，承诺将其付诸实施，从而增添了这一法令的分量。几周后，国民议会把废黜的法国国王送上断头台，从而与18世纪的秩序一刀两断，同时又对奥地利宣战并入侵荷兰。

1792年12月，国民议会又颁布了一项内容更激进、涵盖范围更广的法令。认为这一法令适用于自己的任何革命运动均可在以下文件中“填空”：“法国人民致——人民”。这份文件预先为下一次兄弟革命欢呼并誓言支持“打击迄今为止统治你们的一切文职政府和军事当局”。这一进程实际上不设限，也不可逆：“法兰西民族宣布，任何拒绝或摈弃自由和平等，希望维护、复辟或与君主及特权阶层谈判的人将被法国视为敌人。”46卢梭曾写道：“凡是拒绝服从大众意愿的人，大众将强迫他服从……（他）将被迫获得自由。”法国大革命誓言要把合法性的这一定义推广至整个人类。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宏大目标，试图把法国一切潜在的反对势力铲除净尽。成千上万的前政权成员及国内所有被怀疑是反对者的人死于“大恐怖”之下，甚至那些支持大革命的目标但对一些革命手段表示怀疑的人也未能幸免。

最终，秩序得以恢复。如果一国不想走向解体，恢复秩序是必然的，采取的模式又一次源自卢梭的“大立法者”。路易十四把国家变成了皇权的仆人。大革命强令人民接受它的蓝图。自封为“终身第一执政”，后来又称帝的拿破仑独树一帜。这个“伟人”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外加个人魅力和卓越的军事才干，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这一“伟人”的实质是拒绝接受传统束缚，坚持依仗自己的权力重新打造世界秩序。和查理大帝不同，拿破仑只接受自己权力赋予的合法性。1804年拿破仑加冕称帝时，直接从教皇手里接过皇冠，自己加冕为皇帝。

大革命不再造就领袖，而是由领袖诠释大革命。拿破仑驯服大革命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它的监护人。他还（不无道理地）自视站在了启蒙运动的顶峰。拿破仑改革了法国的政府制度并使之合理化，建立了省长体制。时至今日，法国的行政制度仍沿袭了这一体制。他制定了一部《拿破仑法典》，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现在实行的法律条文依然以此为基础。拿破仑宽容对待不同宗教，鼓励理性执政以改善法国人民的生活。

拿破仑集大革命化身和启蒙运动代表于一身，走上了统一和独霸欧洲的道路。1809年岁末，在他杰出的军事指挥下，法军打垮了西欧和中欧的所有敌手。拿破仑于是可以按照地缘政治设想重新划定欧洲大陆地图。他把一些战略要地并入法国的版图，在没有并入法国的要害之地建立了法国的卫星国，并把一些卫星国交给他的亲戚或法国元帅统辖。拿破仑在欧洲各地实行了统一的法典，颁布了成千上万条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指令。拿破仑会统一自罗马陷落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欧洲大陆吗？

在他面前仍有两大障碍：英国和俄国。1805年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大败法国后，英国掌握了制海权，因此短期无忧，但又没有强大到可以跨越海峡大举进攻法国。如同一个半世纪后的情形一样，西欧只剩下英国一家独自苦撑。英国深知，若与征服者媾和，一个单一大国将掌控整个欧洲大陆的资源，或迟或早会打破英国的制海权。英国于是在海峡彼岸静待拿破仑犯错，然后以均势捍卫者的身份再次出兵欧洲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同样等待美国参战）。

拿破仑成长于18世纪的王朝体制下。令人惊异的是，他接受了这一体制的合法性。在这个体制内，他这个即使在自己家乡小镇地位也很卑微的科西嘉人本来不具有合法地位。这意味着至少拿破仑本人认为，他统治的合法性既取决于他的战果能否世代永存，也取决于被征服的疆域有多大。每当出现一个不服从他意志的统治者时，拿破仑都要前去讨伐。不受观念、性格或阅历束缚的拿破仑挥师入侵西班牙和俄国。就地缘政治版图而言，这两个国家并不重要。拿破仑无法忍受国际秩序的束缚，他的野心决定了他必须拥有一个至少囊括欧洲的帝国，最终因力不从心功亏一篑。

拿破仑战争开启了动员全国资源的全面战争时代。战事的惨烈和造成的毁灭令人回想起“三十年战争”。拿破仑的大军靠征兵制征募士兵，甚至被兼并地区也不能幸免，靠战败敌军的给养和掠夺敌国百姓保持供给，包括数额巨大的“贡品”。结果，法军的数量激增，大片领土落入拿破仑之手。直到拿破仑经不住诱惑入侵当地资源不足以保障一支大军供给的西班牙和俄国时，才招致失败。拿破仑的失败首先是因为战线拉得过长，尤其是1812年对俄国的入侵；其次是因为欧洲其他国家团结一致对敌，虽然行动晚了，但仍验证了威斯特伐利亚准则的威力。1813年，各路大军投入莱比锡战役，尚未被拿破仑征服的欧洲几国联军首次在战场上大败法军。事后证明，这也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法军在俄国败于一场消耗战）。这场国家大会战后，拿破仑拒绝了本来可以保住部分兼并领土的解决方案，担心一旦正式接受种种约束，他合法性的唯一依据也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既亡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也亡于自身的不安全感。自从查理大帝以来，欧洲最强大的征服者不仅败给了一个起来反抗他的国际体系，也败给了自己。

拿破仑时期标志着启蒙时代的顶峰。这一时代的思想家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那里汲取了灵感，视启蒙为理性力量。这意味着权力从教会下放到世俗的社会精英手中，而现在又一步步落到了这位代表全球权力的领袖手里。1806年10月13日发生的一件事显示了拿破仑的巨大影响。耶拿战役打响前一天，拿破仑率部下参谋去战场侦察地形。当时的一位大学讲师黑格尔（日后撰写了《历史哲学》一书）听到碎石子小道上传来的马蹄声后，以赞颂的口吻描述了这一幕情景：

我看见皇帝——这个世界之魂——骑马出城侦察地形。他立于天地之间，骑马驰骋四方，去征服世界。见到这样一个人的感觉真的美妙极了。47

然而，这个世界之魂最终把一个新的庞然大物——沙俄帝国引入欧洲。沙俄是一个欧洲大国，但三分之二的领土位于亚洲。一路尾追拿破仑残兵败将的俄军横扫欧洲，战争结束时已盘踞巴黎。强大的沙俄军队给欧洲的均势带来了根本性问题。面对沙俄帝国的野心，法国革命前的均势可能恢复无望。

｜第二章｜
欧洲均势体系及其终结

俄罗斯之谜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结束时，俄国军队占领巴黎，历史车轮令人瞠目地出现倒转。半个世纪前，俄国卷入了“七年战争”，第一次成为西欧均势中的一方。因新加冕的沙皇是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俄国突然宣布中立并退出了战争，暴露了沙皇统治的专断一面。拿破仑时期终结后，另一位沙皇亚历山大开始对欧洲的未来发号施令。欧洲的自由及与之并存的秩序体系需要一个帝国的参与。该国的疆域比欧洲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得多，专制之甚为欧洲历史上所罕见。

自那时起，俄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它是欧亚两个大陆均势的组成部分，但只是偶尔才对国际秩序平衡做出贡献；俄国发动战争次数之频繁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大国，但当构成欧洲均势的主要大国战败时，俄国先后抗击了瑞典的查理十二世、拿破仑和希特勒，挫败了单一大国独霸欧洲的企图。几百年来，俄国的政策遵循着自己的特殊节奏，在一个涵盖了各种气候和文明的大陆板块上不断扩张，只有当需要调整国内体制以适应其庞大的新疆土时，扩张才会暂时中断，之后又如同漫上海滩的潮水一般卷土重来。从彼得大帝到普京，时过境迁，然而俄国的扩张节奏却惊人的一致。

刚刚走出拿破仑大动荡时期的西欧人，对一个国土面积和军事实力比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的国家既尊敬又害怕。俄国精英阶层温文尔雅的举止也难以掩饰（西方走向文明之前以及西方文明世界之外的）一股野性的力量。1843年，从法国受到束缚和俄国实力重塑了欧洲的角度出发，法国旅行家德·居斯蒂纳侯爵称，俄国是一个把中亚大草原的活力引入欧洲心脏地带的混合体：

拜占庭人的过分讲究和沙漠游牧部落的粗犷凶悍的奇特组合，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礼仪与亚洲野性之间的较量，催生了欧洲眼前的这个强大国家。今后欧洲十之八九会感受到它的影响，但对它会如何发挥这一影响却茫然无知。1

俄国的专制体制、辽阔的疆域、全球扩张野心以及它的不安全感，这一切均暗示着对基于均势和克制之上的欧洲传统国际秩序概念提出了挑战。

长期以来，俄国在欧洲的地位以及对欧洲采取的立场一直模糊不清。公元9世纪查理大帝的帝国分裂成日后的法国和德国等近代民族国家后，东边1 000英里以外的一些斯拉夫人部族围绕基辅城（今天的基辅是乌克兰的首都和地理中心，尽管俄罗斯人几乎普遍认为它是祖先留下的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组成了一个邦联。这一“俄罗斯人的家园”位于不同文明和商贸之路的交汇处。北边是北欧海盗，南边是不断扩张的阿拉伯帝国，东边是频频入寇抢掠的土耳其部族，因而俄国始终无法摆脱种种诱惑和恐惧。由于远在东方，俄国没有经历过罗马帝国的统治（虽然俄国的“沙皇”声称，政治上和词源上，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帝国的历代皇帝”）。宗教上俄国虽然信奉基督教，但却听命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会而不是罗马教廷。俄国地处欧洲边缘，彼此文化相通，但又始终与欧洲大陆的历史趋势相悖。俄国因历史原因成为一个独特的“欧亚”大国，疆域横跨两大洲，但又与二者别别扭扭。

13世纪，蒙古人的到来给俄国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蒙古人征服了政治上处于分裂的俄国，将基辅夷为平地。蒙古人的统治持续了两个半世纪（1237~1480），之后俄国人又为建立一个以莫斯科大公国为中心的统一国家而奋斗。受此影响，俄国的目光局限在东方。同一时期，西欧国家正在绘制开启近代社会的新技术和新思想的蓝图。在欧洲航海大发现时代，俄国仍在为重组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巩固边疆抵御周边外敌而努力。新教改革运动推动了欧洲政治和宗教的多样化。与此同时，俄国却把自己宗教的北斗星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东罗马帝国的覆亡化作一种几乎带有神秘色彩的信念，坚信俄国沙皇现在是“普天之下一切基督徒的唯一皇帝”2（1500年前后修士菲洛费写给伊凡三世的信），肩负着救世主般的使命，要为基督教世界收复陷落的拜占庭首都。

欧洲开始将多极化作为走向均势的一种机制时，俄国还在中亚大草原这所严酷的学校里培养地缘政治意识。为了争夺资源，中亚地区的众多游牧民族在几乎从未有过固定国界的茫茫大草原上相互厮杀。侵掠他国、奴役异族人民司空见惯。对一些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独立，意味着一国人民要防御一块领土。俄国承认自己与西方文化相连，但把自己视为文明被攻击的前沿阵地，尽管它的疆土成倍增加。只有把自己的绝对意志强加给四邻，才能确保这块阵地的安全。

根据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概念，欧洲的政治家认为，安全意味着均势和对权力运用的限制。而俄国的历史经验是，限制权力的结果是灾难。根据这种观点，俄国由于未能完全控制自己周边地区而遭到蒙古人的入侵，坠入噩梦般的“动荡时期”。（在长达15年的时间没有一个王朝，直到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在此期间，俄国人口的1/3死于外族入侵、内战和饥荒。）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把国际秩序看作一个复杂的平衡机制。在俄国人眼里，国际秩序是不同意志之间持续不断的较量，每一个阶段俄国都要倾其物质资源扩充领土。17世纪中叶，有人请沙皇阿列克谢的大臣纳晓金阐明俄国的外交政策时，他给了一个直截了当的解释：“四面八方开疆拓土，这就是外交部的工作。”3

俄国的扩张形成了一种国家观点。受似乎难以抑制的扩张欲望的驱使，最初的莫斯科大公国不断缓慢地向欧亚大陆延伸，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4直到1917年，这一扩张才告结束。1903年，美国作家亨利·亚当斯记述了俄国驻美国大使的观点（当时俄国的触角已经伸到了朝鲜）：

他的政治哲学和所有俄国人别无二致，似乎只关心一点：俄国必须不断向前滚动，必须以其不可阻挡的惯性碾碎前方的一切障碍……俄国每征服一个邻国，就把该国人民的活力融化在本民族和本国习俗中。无论沙皇还是俄国的农民，都不可能，也不想因袭西方，而改变自身或本国习俗。5

除了北冰洋和太平洋，俄国没有其他的自然边界，因而得以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满足自己的扩张欲望，首先打入中亚，随后是高加索、巴尔干半岛、东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罗的海，最后直抵太平洋及中日边界（18~19世纪，一度跨过太平洋进入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的居民点）。每年俄国扩充的领土面积超过了很多欧洲国家的全国面积（1552~1917年，俄国每年平均扩充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6

俄国强盛时专横跋扈，自恃是高人一等的大国，迫使他国对它俯首帖耳；国势虚弱时，则以自身蕴藏的令人生畏的巨大能量掩饰自己的虚弱。无论俄国是强是弱，对习惯与更温文尔雅的国家打交道的西方诸国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挑战。

按西方标准衡量，凭借落后的人口和经济基础，俄国取得了惊人的扩张成果。很多地区人烟稀少，似乎从未接触过近代文化和技术。征服世界的这个帝国因此有一种不安全的矛盾心理，似乎征讨了半个地球后带来的不是更大的安全，而是更多的潜在敌人。据此来看，可以说沙皇帝国不断扩张是因为现实证明，继续扩张比停止扩张更容易。7

在此背景下，俄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合法性观念。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重新发现了古典人文遗产，进一步发展了关于个人主义和自由的新观念。俄国则通过对自己宗教的虔诚信仰和共同服从上帝认可的单一权威——作为“上帝化身”的沙皇——追求实现自身的复兴。沙皇的指令含有固有的正义性，不可抗拒。共同的基督教信仰和上流社会通用的语言（法语）凸显了西方国家观念的一致性。然而早期去过沙俄的欧洲人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光怪陆离的国度，感觉透过一个近代西方君主制的表层，窥见了蒙古人和鞑靼人的专制制度。用德·居斯蒂纳侯爵不客气的话说，就是“一个对亚洲实行暴政的欧洲体制”8。

在沙皇彼得大帝时期，俄国以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一国社会的方式加入了近代欧洲国家体系。无论对俄国还是对近代欧洲国家体系而言，双方在接受对方时都心存戒心。1672年，彼得诞生在一个基本上仍停留在中世纪的俄国。当时的西欧已经经历了大发现时代、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革命，正处在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前夜。身材高大（6英尺8英寸）、精力充沛的年轻沙皇在位期间着手改革自己的帝国。他的统治是俄国诸多特点及其野心极度放大的一个映照。

彼得大帝决心全面研究近代社会的果实，并以近代化的成就为准衡量俄国的进步。9他频频光顾莫斯科德裔居民区内的商店和工厂。身为一位年轻的君主，彼得大帝遍游西欧各国首都，亲自考察各种现代机械设备和专业学科。他发现俄国落伍于西方，随后宣布了自己的目标：“斩断人民与旧亚洲习俗的纽带，教习他们仿效全欧洲基督徒的言谈举止。”10

彼得大帝发出了一连串敕令：俄国将引入西方的礼仪和发型，延揽外国技术人才，建设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对几乎所有邻国用兵以扩大疆土，打通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并动工修建新都圣彼得堡。11作为“面向西方的窗口”的俄国新都建在彼得大帝本人钦定的一片沼泽地上。他拔出剑来插在地上，喝道：“此处将成为一座城市。”新都完全靠征用的徭役人工建成，死伤不计其数。国内守旧派造反时，彼得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企图。据传，他本人亲自拷问造反的首领并将他们枭首。

彼得大帝以他的伟业改造了俄国社会，使他的帝国跨入了西方一流强国的行列。然而由于变革来得太快，俄国有一种暴发户才有的不安全感。在任何其他帝国，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都不会像半个世纪后彼得大帝的继嗣叶卡捷琳娜大帝那样急切地敕令自己的臣民：“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我们的风俗习惯清楚显示了这一点。”12

俄国一向是由冷酷无情的专制君主对臣民强行推行改革。俄国人民顺从彼得大帝，是因为渴望摆脱过去，而不是因为对本国未来充满信心。尽管如此，彼得大帝及其之后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一样，当他的统治结束后，他的臣民及其子孙称赞他驱动本国人民取得了他们自己没有追求的成就，无论手段多么残酷无情。（根据最近的民意测验，当代俄罗斯人认为斯大林和彼得大帝一样受到了后人一定程度的肯定。13）

于1762~1796年执政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是俄国一位推动改革的专制君主。在她统治下，俄国迎来了一段文化成就辉煌、不断开疆拓土的历史时期（包括征服了克里米亚汗国及其以南的札波罗热哥萨克汗国，后者位于今天乌克兰的中部，是昔日哥萨克人的一块自治领地），用事实证明俄国的极端专制制度是维系其庞大领土完整的唯一治理制度：

辽阔的疆域决定了必须给予统治这一疆域的人绝对权力，从而可以迅速处理公文，以弥补因路途遥远公文往来耽误的时间。

换了任何其他一种政府形式，不仅对俄国有害，甚至还会彻底毁掉它。14

因此西方人眼中专横的独裁制度在俄国被视为一种根本需要，是保证制度运转的前提。

如同中国的皇帝，沙皇是一位拥有神秘权力的至高无上的君主，统御广袤的疆土。但沙皇与中国的皇帝有一个重要区别。中国人认为，中国皇帝统治子民靠的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稳。俄国人则认为，沙皇维系其统治靠的是一种能力，一种以不容他人挑战自己权威的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让所有旁观者深深感受到俄国这个国家无比强大的能力。中国的皇帝被视为优越的中华文明的象征，吸引他国人民“向化”。沙皇则被看作俄国抵御环伺之敌的象征。中国的皇帝因其圣明仁厚受到称赞。而19世纪的政治家尼古拉·卡拉姆津把沙皇的严酷看作是他响应内心召唤的表现：

在俄国，君主就是活的法律。他扬善抑恶……君主的仁慈只有辅以适当的威严，方称得上美德。15

如同美国当年向西部扩张一样，俄国为自己的征服披上了道德的外衣，声称它给荒蛮之地带去了秩序和启蒙（皮毛和矿石贸易只是捎带的好处）。美国的愿景令人无比乐观，而俄国的扩张基本上靠的是坚韧不拔的吃苦精神。“夹在两大差异如同冰炭的世界中间”16，俄国认为自己肩负着特殊使命，要充当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然而却受到浑然不懂它的这一使命的危险势力的包围。伟大的俄国作家、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援引过一句话：“俄国人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无休止渴望，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普世教会。”17俄国人为俄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把不同文明糅合在一起而欢呼的同时，又对俄国作为“与人类大家庭隔绝的孤儿（援引19世纪一位颇有影响的评论家的话）地位感到绝望。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我们不得不从白令海峡扩展到奥得河”18。

内涵不断扩充的“俄罗斯之魂”（日后俄罗斯一些思想家的提法）这一说法包含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终有一天，俄国人多年忍受的艰辛和折磨会结出硕果；它走过的历程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它的成就会受到颂扬；西方对它的态度会从轻蔑改为敬畏；俄国将把东方的权力和辽阔的疆土与西方的礼仪和正宗宗教的道义力量结合在一起；莫斯科，是继承了灭亡的拜占庭帝国衣钵的“第三罗马（帝国）”，沙皇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继嗣，是确立基督教根本信条的教会及教会会议组织者的传人”19，在沙皇的统治下，莫斯科将为开启一个普世正义和博爱的新时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俄国位于欧洲，但又不完全是欧洲国家。正是俄国的辽阔疆土和神秘莫测令拿破仑无法抵制它的诱惑。然而坚忍不拔的俄国人证明，他们比拿破仑的大军（或希特勒的军队）更能吃苦。俄国于是变成了拿破仑的覆亡之地（恰如一个半世纪后的希特勒）。为了避免莫斯科落入拿破仑之手并断绝法军的给养，俄国人放火焚烧了五分之四的莫斯科城区。据说拿破仑在他的宏大战略泡汤后惊呼道：“这个民族简直不可思议！他们是锡西厄人！居然如此死硬！简直是野蛮人！”20此时，哥萨克骑兵已在巴黎畅饮香槟。欧洲被笼罩在这一巨大的专制实体的阴影之下，却百思不解俄国的野心和行为方式。

维也纳会议召开时，俄国也许已经是欧洲大陆上的头号强国。代表俄国亲自出席维也纳会议的沙皇亚历山大无疑是俄国有史以来最专制的统治者。亚历山大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虽然他的信仰变来变去。他一度沉湎于研读《圣经》，并就宗教问题虚心讨教，再次坚定了自己的宗教信仰。1812年，亚历山大在写给一位密友的信里说，他坚信战胜拿破仑会迎来一个基于宗教信条之上的和谐的新世界。亚历山大誓言：“我要把在尘世得到的一切荣耀，都献给尽快实现耶稣基督的真正统治这一事业。”21沙皇把自己视为实现上帝意志的工具。1814年他抵达维也纳时，已经有了建立新世界秩序的蓝图。他的构想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拿破仑的蓝图还要激进，他要建立一个由各国君主组成的“神圣同盟”。各国君主把本国利益升华为对和平与正义的共同追求，发誓为了博爱的基督教义放弃均势。亚历山大曾对保王党的学者兼外交家夏多布里昂表示：“现在不再有什么英国政策，或法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政策。今天只有一项所有国家和人民为了普天下的福祉应该采纳的政策。”22他的这番话预示了日后美国的威尔逊提出的世界秩序观，只不过亚历山大所说的这一政策所体现的原则与威尔逊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亚历山大此时代表了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战胜国，他的军队遍及欧洲大陆。毋庸赘言，挟战胜之威的亚历山大提出的构想，对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均势概念提出了挑战。沙皇亚历山大率军亲征，一路打到巴黎，结束了拿破仑战争。为了庆祝胜利，他在法国首都郊外的一片开阔地举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阅兵式，16万俄军列队接受了检阅。即便是他的盟国，看到这一幕后也难掩内心的不安。亚历山大与他的宗教顾问商量后，提出了一份联合宣言草案。各战胜国将在宣言中宣布就以下内容达成一致：“必须根本改变从前各大国之间交往的方式，尽快用一个基于救世主的永恒宗教真谛之上的秩序取而代之。”23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谈判者的任务，是把亚历山大救世主似的构想转化为与继续保持各国独立存在不冲突的某种成果，欢迎俄国加入国际秩序而又不被它的拥抱压垮。

维也纳会议

齐聚维也纳商讨如何创建一个和平秩序的政治家刚刚经历了疾风骤雨般的动荡岁月，一切原有的权力结构几乎被扫荡一空。在短短的25年里，他们目睹恐怖统治的狂热取代了启蒙运动的理性，法国革命的传教精神变成了东征西讨的波拿巴帝国的律令。法国国势由盛转衰。它曾一度跨过法国古老的边界，征服了欧洲大陆上的几乎所有国家，之后却险些在俄国广袤无垠的大地上覆灭。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法国使节本人即是这一乱世的活生生的象征。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俗称“塔列朗”）的身影无处不在。他早年做过奥顿主教，后来退出教会支持大革命，继而背弃革命投奔拿破仑，做了他的外交部长，最后又抛弃拿破仑，参与了恢复法国王室的谈判，随后作为路易十八的外交大臣出席维也纳会议。很多人视塔列朗为机会主义者。塔列朗很可能会为自己申辩说，他的目标是法国国内的稳定和欧洲的和平。为实现这些目标，他利用了一切可利用的机会。无疑，为了近距离研究权力和合法性的种种要素，而又不致受到任何要素的束缚，塔列朗曾竭力谋取官职。只有像他这样令人生畏的人，才有可能置身于众多纷乱的重大事件的中心。

塔列朗在维也纳会议上做出的贡献，是为法国争取到了保全其“昔日边界”的和平，即法国走上对外冒险之路前存在的边界。此后不到3年，1818年，塔列朗设法使法国加入了“四国同盟”。法国这个战败国摇身一变，成了维护欧洲秩序的一个盟友，加入当初为了遏制它而成立的同盟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大西洋公约”仿效这一先例，接纳了德国。24

维也纳会议建立的秩序，是自从查理大帝的帝国覆亡后欧洲最接近实现天下一统的体系。会议达成了以下共识：现有体系内的和平演进强于其他选择；维护这一体系比该体系内可能产生的任何争端更重要；通过磋商而不是战争解决分歧。

这一愿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破灭。之后，维也纳会议建立的秩序成了人们热衷攻击的对象，抨击它过于依赖均势，而均势内固有的尔虞我诈把世界推入战争。（英国代表团甚至请撰写过维也纳会议专著的著名历史学家C·K·韦伯斯特提交一篇论文，论述如何避免维也纳会议的失误。）这一观点如果成立，也只适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年。从1815年一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近代欧洲最祥和的一个时期。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绝妙的均势，是维也纳和会后几十年最典型的特征。

1814年齐聚维也纳的政治家的处境，与他们的前人起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的处境大相径庭。一个半世纪以前，为结束“三十年战争”期间的一连串战争，各方达成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同时还制定了指导一般外交政策行为的原则。由此产生的欧洲秩序把不再受宗教驱动的现存政治实体作为出发点。因而，人们期待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应用，能够建立一种避免冲突或至少减轻冲突后果的均势。此后的将近一个半世纪里，这一体系通过几乎是自发组成的相互制衡的同盟，把挑战者束缚在这一均势中。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谈判者面对的是这一秩序的废墟。均势未能挡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军事势头。拿破仑的革命热忱和杰出的军事才能压垮了旧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1806年拿破仑摧毁了残留的神圣罗马帝国，从而中断了长达上千年的连贯体制。这次维也纳会议的与会者必须在国家体系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废墟上重新建立新的均势，还要面对法军占领欧洲大部分国家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新潮流。尽管俄国的出现从东面对法国构成了威胁，但法国凭借扩张主义策略几乎称霸欧洲，因此，新的均势必须能够防止法国扩张主义的重演。

中欧的均势也需要重建。昔日哈布斯堡王朝称雄欧洲大陆，此时维也纳能够发号施令的疆域只限于祖先留下的领土。这片领土面积广袤（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兰南部），居民操着不同的语言，能否保持政治上的统一成了未知数。18世纪，几个弱小的德意志邦国见风使舵的投机行为，曾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外交增添了一定的弹性，但都亡于拿破仑发动的对外战争。它们的领土重新划分时，必须符合新建立的均势。

维也纳会议上的折冲樽俎与21世纪的外交有着本质的区别。当代的外交官与本国首都保持实时联系，接收详尽的指示，甚至包括他们使用的发言稿。国内一般只是向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少会就涉及大战略的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而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各国外交官距离本国首都有几周的路程。维也纳发给柏林的函件需要走4天（因此收到复函至少需要8天），发给巴黎的函件需要3个星期，发给伦敦的函件时间要更长。因此国内发出的指示必须笼统，充分考虑到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发给外交官的指令主要限于大政方针和长远利益。外交官在谈判期间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基本上由他们自己定。沙皇亚历山大距离本国首都有两个月的路程，但他不需要接收任何指示。他一时心血来潮产生的念头就是俄国的指令。亚历山大想象力丰富，足智多谋，让维也纳会议忙个不停。奥地利的外交大臣梅特涅也许是维也纳会议上最精明、经验最丰富的政治家。他称沙皇亚历山大“根本不足以成大事，虚荣心之强倒是无人可比”25。拿破仑对亚历山大的评价是，他能力过人，可无论做什么总是漏掉点儿“什么”。由于在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上事先无法预知亚历山大会漏掉什么，所以他完全不可预测。塔列朗更直截了当：“难怪他是（疯子）沙皇保罗之子。”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其他代表就国际秩序的一般原则，以及恢复某种形式的欧洲均势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但他们对这一协议的实际含义看法不一。他们的任务是在一定程度上调和在极为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各种观点。

有英吉利海峡做屏障的英国没有外患之忧，因此它独特的国内机制基本上不受欧洲大陆局势的干扰。英国是从防止有人称霸欧洲大陆的角度诠释秩序。然而，欧洲大陆诸国的安全系数比英国低，无须有人称霸欧洲，哪怕发生领土变动，它们的安全可能就会受到威胁。尤其是这些国家和英国不同，邻国国内的变革让它们有一种不安全感。

维也纳会议就大体均势的定义很快达成了一致。1804年，战争尚在进行，当时的英国首相小皮特即提出了一份计划，旨在纠正他眼中的威斯特伐利亚解决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为了提高法国的影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含的各项条约维持了中欧的分裂局面。小皮特给出的理由是，为了事先杜绝诱惑，必须合并中欧的一些小国，在中欧开辟出“几大块地方”，从而整合这一地区（“整合”一词只具有相对意义，因为这一地区仍然有位于今天德国境内的37个邦国）。显然，普鲁士适合吸纳这些被废邦国。当初它更想兼并比邻的萨克森，最终接受了奥地利和英国的规劝，改为兼并莱茵兰。扩张后的普鲁士作为一个大国直逼法国边界，从而造成了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不曾有过的地缘政治现实。

余下的37个德意志邦国被合并为一个称为德意志邦联的实体，以解决欧洲始终面临的德意志问题：德意志虚弱时，往往招致外国（基本上是法国）干涉；德意志团结一致时，足以单枪匹马打败四周邻国，从而促使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应对德意志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就维持欧洲和平而言，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德意志不是太弱，就是太强。

德意志邦联过于分散，无力发动进攻，但又具有足够的凝聚力抵御外国入侵。这一现状为入侵中欧设置了一个障碍，同时又不对德意志侧翼的两个大国——东边的俄国和西边的法国——构成威胁。

为了维护新的领土总体解决方案，英、普、奥、俄结成了“四国同盟”。然而，领土担保——建立“四国同盟”的目的——对每一个签字国并非同等重要。四国对自己眼中的威胁怀有的紧迫感差异极大。拥有制海权的英国信心十足，对欧洲大陆上的不测风云不急于做任何具体承诺，而是静观某一重大威胁明朗之后再做打算。其他几个大陆国家因为安全系数低于英国，哪怕是英国不屑一顾的风吹草动，它们也会有大祸临头之感。

发生一场革命时，即面对的威胁涉及合法性时，尤其如此。保守的国家试图修建防御新一轮革命的堡垒，旨在把维护合法秩序的各种机制包括进来。他们所说的合法秩序指的是君主制。沙皇提议建立的“神圣同盟”，为保护欧洲各国国内的现状提供了一个机制。他的同盟伙伴意识到，如果对这一同盟巧妙地加以调整，可以借它来抑制俄国旺盛的精力。干预权受到了限制，因为正如最后条款规定的那样，这一权力只能集体行使。如此一来，奥地利和普鲁士对沙皇其他想入非非的念头拥有了否决权。

三套机制构成了维也纳体系的支柱：“四国同盟”剿灭任何对领土秩序提出挑战的国家；“神圣同盟”防范对一国国内体制的威胁；“大国一致”机制定期召开同盟国政府首脑参加的外交会议，制定共同目标，对付新出现的危机。“大国一致”的运作方式有点儿像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前身。它召集的会议先后对一系列危机采取了行动：1820年在那不勒斯、1820~1823年在西班牙爆发的革命（先后遭到“神圣同盟”和法国的镇压）以及1821~1832年的希腊革命和独立战争（最终得到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支持）。“大国一致”虽然不能保证各方看法完全一致，但每一次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危机都在不引起大国战争的情况下被化解。

面对1830年比利时革命，“大国一致”做出的反应是证明维也纳体系行之有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场革命旨在把今天的比利时从荷兰联合王国中分离出去。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当时尚是荷兰一个省的这片土地饱受争夺欧洲霸权的各国军队的践踏。英国把自己的全球战略建立在对海洋的控制之上，因此对英国来说，斯海尔德河河口必须掌握在一个友好国家之手，任何情况下不得被一个欧洲大国控制。与英国隔海峡相望的安特卫普港即位于扼斯海尔德河出口的要冲。为此欧洲诸大国在召开的伦敦会议上做出了新的安排：承认比利时独立，同时宣布这个新国家的“中立”地位。在此前的大国关系中，“中立”这个概念闻所未闻，只有过一国单方面宣布自己的中立意愿。新成立的比利时同意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也不允许外国在本国领土上驻扎军队。各大国又对比利时的保证做了担保，抵制任何侵犯比利时中立的行径。这种国际担保地位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当德军强行穿越比利时领土进攻法国时，国际担保成了把英国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一种国际秩序的生命力体现在它在合法性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平衡，以及分别给予两者的重视程度。无论合法性还是权力都不是为了阻止变革，两者相结合是为了确保以演变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各方赤裸裸的意志较量实现变革。权力与合法性之间的平衡若处理得当，采取的行动会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炫耀权力基本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并退居次要地位，因为对于各种力量之间的组合各方都心知肚明。没有哪一方会感到有必要全面动员本国的预备役。一旦这一均势被打破，种种束缚随之消失，各种贪得无厌的诉求和狂人就会纷纷出笼，继而天下大乱，直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体系。

均势是维也纳会议取得的重大成果。“四国同盟”遏制了对领土平衡提出的任何挑战。法国尚未从大革命中恢复元气，对拿破仑记忆犹新的法国因此安分守己。与此同时，法国对和平采取的明智态度，促使它很快重返当初为了挫败它的野心而确立的“大国一致”。按照均势原理本应成为竞争对手的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其实都在推行同样的政策。奥地利和俄国因为担心本国局势不稳，实际上推迟了它们之间日益迫近的地缘政治冲突。直到1848年以失败告终的革命撼动了这一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后，均势才日益被看作为争夺霸主地位做准备的一项条件，而不是依赖各方共同做出调整的一种平衡。

随着重心开始向权力要素一侧倾斜，英国作为平衡者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英国平衡作用的特点是它进退自如，而且证明自己有采取行动的决心。英国外交大臣（日后出任首相）巴麦尊勋爵说过的一番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41年，他获知沙皇来函敦请英国做出明确的承诺，对“法国即将对欧洲自由发动的攻击”进行抵抗。对此，他答复说，英国把“一国吞并另一国领土的企图视作威胁”，因为“这种企图会打破现有的均势，改变各国的力量对比，从而可能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然而巴麦尊政府无法加入任何正式的反法同盟，因为“英国通常不介入尚未出现或短期内仍不明朗的局势”。26换言之，无论俄国还是法国，都不能指望英国肯定会站在自己一边对付另一方，也无法排除倘若它们走得太远，对欧洲大陆均势构成威胁时英国会否出兵。

国际秩序的前提

19世纪中叶，维也纳会议体系建立的微妙均势受三个事件的影响而开始动摇。这三个事件是：民族主义的崛起、1848年的革命浪潮、克里米亚战争。

受拿破仑征服战争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混杂相处的不同民族开始把自己的统治者看作“异族”。德国哲学家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成为这一趋势的倡导者。他提出，有自己的语言、祖国和民族文化的一国人民具有原始天赋，因此有权享有自治。27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

理论的基础是事实。拿破仑的革命大军改变了人们脑海里的欧洲版图。西方现在不再是18世纪时由不同王朝和高雅的上流阶层构成的平行世界，而是一个由不同统一体构成的立体——彼此不完全隔绝但又情况各异的国家。28

语言民族主义使传统的帝国，尤其是奥匈帝国，易受到国内的压力，也易招致认为自己与奥匈帝国子民同属一个民族的邻国的憎恶。29

维也纳会议制造了“大片地带”之后，民族主义的兴起还对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关系产生了微妙影响。当初保卫中欧的需要，遏制了地处中欧的这两个日耳曼大国为拉拢德意志邦联内的大约35个小国而展开的争夺。而且受传统的影响，人们对过去500年里其君主一直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一国仍心存敬意。德意志邦联大会（出使邦联37个成员国的所有使节）在位于法兰克福的奥地利使馆开会时，奥地利大使出任主席。

与此同时，普鲁士为跻身大国之列也在积聚力量。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普鲁士克服了人口稀少、边界漫长的固有障碍，崛起为一个新兴的欧洲大国。这要归功于它的领导人对本国实力的巧妙利用。用俾斯麦（把这一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普鲁士领导人）的话说，先后涌现出的几个“握有实权、多谋善断的摄政王，审慎地使用国家的军事和财政资源，并把这些资源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一俟时机成熟，马上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果断投放到欧洲政治的天平上”30。

维也纳解决方案进一步强化了普鲁士原有的坚实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给它带来了地缘政治机会。历史上日耳曼人首次把实现自己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在从维斯杜拉河一直延伸到莱茵河的普鲁士身上。又过了几十年后，普鲁士不再甘心对奥地利唯命是从，开始走上了一条更具对抗性的道路。

1848年，革命烈火燃遍整个欧洲大陆，波及了每一个大城市。一个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试图迫使冥顽不化的各国政府接受开明改革。旧的贵族秩序感受到了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力量。最初，各地的起义势不可当，从东边的波兰一直延伸到西边的哥伦比亚和巴西（这个帝国不久前刚挣脱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赢得独立。拿破仑战争期间，它曾是葡萄牙流亡政府所在地）。在法国，历史似乎再次重演。拿破仑的侄子作为拿破仑三世执掌了政权，先是通过公民投票当选为总统，之后又称帝。

当初建立“神圣同盟”，恰恰是为了应付这样的大动荡局势。由于柏林和维也纳统治者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大动荡波及的范围又太广，而且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两国无力联手干预。结果俄国独自出兵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保住了奥地利在当地的统治。其他地方的旧秩序勉强把革命压了下去，但再也没有了革命前的自信。

最后，保守国家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团结一致因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而破裂。三国的团结一致，始终是维也纳国际秩序的两大支柱之一。革命时期，这两大支柱曾捍卫了现存的体制，并孤立了此前破坏和平的法国。现在又一个拿破仑正在伺机扩张。从克里米亚战争中，拿破仑看到了结束自己孤立状态的机会，与英国结为同盟。当时英国正全力阻止俄国夺取君士坦丁堡和通往地中海的入海口。英法联盟确实挡住了俄国进军的步伐，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外交关系日趋紧张。

冲突不是起于争夺克里米亚——18世纪俄国从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封臣手里夺取了克里米亚——而是起于法国和俄国为了促进自己支持的耶路撒冷基督徒社团的权利，提出了相互冲突的要求。当时耶路撒冷还处于奥斯曼帝国管辖之下。在一场涉及哪一教派——天主教还是东正教——享有进入圣地的优先权的争执中，沙皇尼古拉一世要求承认他作为奥斯曼帝国所有东正教臣民的“保护人”采取行动的权力。而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人数众多，遍及各战略要地。沙皇的要求——无异于干涉他国事务的权力——包裹在普世道德原则中，但直接威胁了奥斯曼帝国的主权。遭到奥斯曼帝国拒绝后，俄国派军队进入巴尔干半岛，两国海军在黑海交战。6个月后，由于担心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均势会瓦解，英国和法国加入奥斯曼一方参战。

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同盟体系于是被打破。之所以称为克里米亚战争，是因为一支法英联军在克里米亚登陆，攻占了俄国黑海舰队的母港塞瓦斯托波尔市。31被围困的俄军坚守了11个月，然后凿沉了自己的军舰。普鲁士保持中立。奥地利愚蠢地决定利用俄国的孤立无援改善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动员了在当地的奥地利军队。收到俄国求援的请求后，奥地利不但没有向俄国伸出援手，而且还在外交上大力配合英法对俄战争，其做法近乎是给俄国下了最后通牒。奥地利的首相兼外交大臣施瓦岑贝格说：“我们的忘恩负义会震惊世界。”32

奥地利孤立俄国的举动最终孤立了自己。事隔不到两年，为了支持意大利的统一，拿破仑进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地盘。与此同时，俄国在一旁袖手旁观。在德国境内，普鲁士赢得了自由行动权。不到10年，俾斯麦把德意志带上了统一之路，并再一次在俄国默许下把历史上一直扮演日耳曼国家首领的奥地利排挤出局。待到奥地利悟出在国际事务上取信于人比战术上的长袖善舞更重要，为时已晚。

梅特涅与俾斯麦

在德国和欧洲的巨大变革中，两位政治家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奥地利的外交大臣梅特涅，和普鲁士首相即日后的德国首相俾斯麦。19世纪这两位中欧最重要的政治家留下的截然不同的遗产，表明19世纪后半叶欧洲国际秩序的重心从合法性转向权力。两人均被视为典型的保守分子，都被说成是操纵均势的大师。他们的确实至名归。然而，两人不仅对国际秩序的基本看法几乎针锋相对，而且操纵均势的目的极其不同，对欧洲和世界和平产生的影响也截然不同。

梅特涅被委以重任，这本身就是18世纪社会开放的一个佐证。他出生在靠近法国边境的莱茵兰，在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受教育。梅特涅13岁时第一次去奥地利，17岁时才在那里定居。1809年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1821年出任首相，直到1848年卸任。命运使他担任了一个开始走向衰落的古老帝国的最高文职职务。奥地利曾被视为欧洲最强大、治理最好的国家之一，如今却身陷险境。由于地处欧洲腹地，欧洲大陆的每一次颤动都会在奥地利引起地震。奥地利国内多语言的特征，使它面临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仅仅一代人以前，民族主义这股力量几乎还不见踪影。对梅特涅而言，坚定可靠成为他的政策指南：

当四周动荡不定时，最重要的是要有点儿什么——无论是什么——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岿然不动，这样迷途的人才能确定方位，离散的人才能找到避风港。33

在启蒙运动的熏陶下，梅特涅更多地受到宣扬理性力量的哲学家的影响，而不是受鼓吹武力的人士的影响。他认为不需要焦虑地寻找解决眼下问题的对策，寻找真理才是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梅特涅认为，心想事成的信念是一种幻觉。真理必须反映人性和社会结构的深层现实。任何空泛之论事实上摧残了它声称要实现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发明是历史的敌人。历史上只有发现，而只有存在的东西才能被发现”34。

梅特涅认为，奥地利的国家利益是欧洲总体利益的象征，即如何在一个尊重多样化和共同的遗产、信仰和风俗的框架中，把不同的民族、人民和语言捏合到一起。35根据这一观点，奥地利的历史作用，是证明多元化在实现欧洲和平中的价值。

而俾斯麦是普鲁士乡村贵族的后裔。普鲁士的乡村贵族比德国西部农村的贵族寒酸得多，而且远不如后者眼界开阔。梅特涅试图证明传承的价值并复活一个普世观念，即欧洲社会的观念，而俾斯麦却对自己时代的一切权威观念提出挑战。俾斯麦之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德国真的能统一，需要借助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俾斯麦的目标是要证明：这两股思潮可以分开；维护秩序无须“神圣同盟”的原则；保守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可以建立一个新秩序；欧洲秩序概念完全可以建立在对权力评估的基础之上。

这两位重量级人物对国际秩序性质的不同看法，突出反映在他们对国家利益的诠释上。梅特涅认为，秩序与其说产生于对国际利益的追求，不如说产生于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结合的能力：

政治学的伟大原理源于承认所有国家的切身利益。生存的保障正是源于整体利益。具体利益——一些目光短浅的浮躁之徒把谋求具体利益当作智慧——只具有次等意义。近代史显示，可以通过遵循团结一致、均势……和各国同心协力的原则，迫使各国回归习惯法。36

俾斯麦拒绝接受认为更高的原则可以约束权力的论点。他的一些名言表达了一种信念——只有准确评估构成权力的各要素后才能确保安全：

柔情政策不会得到任何回报……37其他任何一国政府都把本国利益作为衡量自己行动的唯一标准，不管它如何给自己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天哪！再也不能要那种含情脉脉的同盟了，我们用牺牲换来的唯一回报，只是感觉为他们做了一件善事……38一个大国政策的唯一健全基础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浪漫主义……39没有任何人会因为感恩或信赖就上战场与我们并肩作战。只有恐惧能让他这样做，如果我们能谨慎地巧用恐惧心理的话……40政策是可能的艺术，是相对的科学。41

最终决策完全取决于对功利的考虑。18世纪的欧洲秩序曾被人视为一块各部件严丝合缝的牛顿式的精密钟表，如今被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世界取而代之。

均势的窘境

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后，开始着手把他信奉的原则付诸实施并改造欧洲秩序。克里米亚战争后，东方的几个保守君主国陷入分裂。法国因其国君勾起了他国对往事的回忆而在欧洲大陆受到孤立。奥地利在本国角色与欧洲角色之间摇摆不定。俾斯麦看到了有史以来建立一个日耳曼民族国家的首次机遇。1862~1870年，他大胆出手，干净利落地把普鲁士置于一个统一的德国之首，又将德国置于一个新秩序体系的中心。

迪斯累里称，1871年德国的统一是“一个意义超过法国大革命的政治事件”，并断言，“均势已被彻底打破”。42威斯特伐利亚式和维也纳式的欧洲秩序基于一个分裂的中欧之上。各方之间不断争斗——威斯特伐利亚解决方案产生的一大批德意志邦国之间相互倾轧，维也纳会议造成了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对峙——最终形成了均势。德国统一后成为一个势压群雄的国家，其力量之大足以独自打败任何一个邻国，也许欧洲大陆上的所有国家联起手来也不是它的对手。合法性的纽带已不复存在，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对权力的估算。

俾斯麦毕生最辉煌的成就带来了一个结果，即一个灵活的均势更难运作，甚至不可能运作。法国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战败后，普鲁士兼并了法国领土阿尔萨斯－洛林，索要惩罚性赔款，1871年又粗暴地在凡尔赛宫内的镜厅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欧洲的新秩序只剩下了5个大国，其中两国（法国和德国）走上了彼此日益疏远的不归路。

俾斯麦深知，在欧洲腹地，一个具有称霸潜力的大国始终面临其他所有国家结盟与之对抗的风险，例如18世纪对抗路易十四和19世纪初对抗拿破仑的同盟。德意志只有谨言慎行方可避免四面树敌，为此俾斯麦处心积虑地设法杜绝他所谓的“同盟噩梦”。俾斯麦告诫说，在一个只有5个国家的世界里，最好总是待在一个3国集团里。这意味着要结成一连串令人困惑的既重叠又彼此冲突的同盟（例如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和与俄国缔结的“再保险条约”），目的是使其他大国——宿敌法国除外——更愿意与德国合作而不是联手反德。

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高明之处，体现在它的与时俱进和务实性。由于当初建立这一体系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世界的统一，理论上它可以延伸到任何一个地区，容纳任何一类国家。德国统一和德法交恶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丧失了其灵活性。只有俾斯麦这样的天才才能以高超的手段纵横捭阖，继续维持由种种互相制衡的承诺编织的一张网，保证均势不受破坏，并在他任期内防止了大规模冲突的发生。然而，这个自身安全依赖一代人里才能涌现出一个天才的国家，为自己确定了一个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国能够实现的目标。

1890年俾斯麦被迫去职后（此前他因自己的权限问题，与新登基的德皇威廉二世闹翻），他建立的由重叠同盟组成的体系勉强得以维持。德国的下一位首相列奥·冯·卡普里维抱怨说，俾斯麦可以同时让5个球不落地，而他自己让两个球不落地都难以做到。1891年，与俄国缔结的“再保险条约”到期后没有续约，理由是它与德奥同盟不相容。而俾斯麦认为这恰恰是该条约的用途。法国和俄国几乎自然而然地就开始探讨结盟的可能性。在欧洲走马灯般的秩序更迭背景下，同盟关系曾出现过几次类似的调整。不同于过去的是，现在这一做法被体制固定下来。外交失去了弹性，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不再是微小的调整，因为同盟的改变对被抛弃的一方来说也许意味着国难临头。同盟中的每一方于是都可以借此勒索自己的伙伴，要求对方违心地支持自己，从而导致所有的危机升级，并将各国捆绑在一起。外交成了努力加强每个阵营的内部纽带，结果导致种种怨恨日积月累，越来越深。

1904年，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加入法国和俄国的协约国联盟，最后残存的灵活性也随之消失。英国在形式上并未放弃，但事实上放弃了这一政策，即通过军事参谋人员的谈判，承担与德国的对手并肩作战的道义义务。英国之所以放弃了扮演平衡者角色的既定政策，是因为德国采取的一项外交政策。在摩洛哥和波黑的一系列危机中，德国依次羞辱了法国和俄国，希望以此方式打破法俄同盟（1905年和1911年在摩洛哥问题上羞辱法国，1908年在波黑问题上羞辱俄国），希望法俄互不信任。此外，德国的扩军计划包括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以挑战英国的制海权。

军事上的策划加剧了各方的僵硬立场。自从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只爆发过一场大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仅限于两个交战国之间），而且是为了一个具体问题和有限的目标。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军事计划制订者利用他们在机械化发展和新的动员方法等方面学到的经验，开始力争在全面战争中取得完胜。铁路体系使迅速调动军队成为可能。由于各方都有庞大的预备役部队，动员速度至关重要。德国的战略，即“施里芬计划”，基于以下判断：德国必须抢在邻国与其他国家联手并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前，击败其中之一。43于是德国将先发制人纳入自己的军事计划中。而德国邻国需要做的与德国恰好相反。为了减轻德国有可能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后果，它们必须加快动员和协同作战的速度。动员时间表于是主导了外交。政治领导人若想对军事问题握有决定权，本应由外交主导动员时间。

当时，外交仍以传统的、不慌不忙的方式运作，与涌现出的新技术及其带来的新战争方式完全脱节。欧洲各国的外交官依然以为，他们彼此打交道的方式没有变化。进入新世纪后爆发的多次外交危机没有一次导致爆发战争，因此他们更不思改变。在摩洛哥和波斯尼亚问题上的两场危机中，动员时间表对行动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因为尽管各方剑拔弩张，但局势从未升级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不无矛盾的是，以上危机顺利得到解决，造就了一种不顾及实际利益的短视和冒险行为。各方想当然地认为，为了赢得民族主义色彩报纸热衷吹捧的战术胜利，翻云覆雨是推行政策的正常方式。大国可以在无关痛痒的争端上相互对峙，迫使对方后退，而不会真的走向摊牌。

然而或早或迟，战略上的轻浮草率会受到历史的惩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因为政治领导人对自己采取的策略失去了控制。441914年6月，奥匈帝国王储被塞尔维亚的一名民族主义者刺杀。在其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外交仍然遵循了近几十年来处理众多其他危机的拖延模式。奥匈帝国起草最后通牒用了4个星期的时间。各方的确举行过磋商，但由于时值盛夏，各国的政治家都避暑去了。待到1914年7月奥匈帝国发出最后通牒后，通牒截止期的迫近几乎没有给决策者留出多少时间。不到两周，欧洲走向了一场从此元气大伤的战争。

以上种种决定，都是在主要大国之间的分歧与各自采取的姿态背道而驰的情况下做出的。国家和帝国的融合作为一个新的合法性概念已经浮出水面，因此没有一个大国认为其他大国的体制对本国的生存构成了根本威胁。当时的均势虽然僵硬，但并不令人感到压抑。各国君主之间关系融洽，有的甚至是亲戚，彼此往来交际不绝。除了法国一心要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外，其他大国均没有对自己的邻国提出领土要求。合法性和权力之间保持着实质性的平衡。然而在巴尔干半岛，奥斯曼帝国残存领土上的几个国家对自己未实现民族自决权深感不满，尤其是塞尔维亚，从而对奥匈帝国构成了威胁。倘若任何一个大国支持这种诉求，就极有可能引发一场全面战争，因为奥匈帝国与德国结盟，俄国又与法国结盟。结果，奥匈帝国王储遭到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刺杀这件影响范围有限的事件，竟使一场事先没人思量过其后果的战争降临到了西方文明头上，导致欧洲100年来的和平与秩序灰飞烟灭。

维也纳会议后的40年里，欧洲秩序起到了预防冲突的缓冲作用。德国统一40年后，这一体系导致所有争端加剧。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预见到了一场日益迫近的灾难有多严重。有现代军事装备做后盾的这一常规对抗体系或早或迟会导致灾难。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这场灾难都负有责任。他们对自己正在破坏一个国际秩序的事实视而不见：决心要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法国需要战争；奥匈帝国在自己的国家责任和中欧责任之间首鼠两端；德国似乎完全无视历史的教训，为了消除两面受敌的恐惧，试图胁迫法国和俄国就范，同时大力扩充海军力量；英国毫无疑问会反对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陆地强国，如果该国的行为同时含有威胁英国海上霸权意味的话；俄国不断窥伺时机四处扩张，同时对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残破山河构成了威胁；而英国的暧昧立场模糊了它对盟国日益加大的承诺，进一步扩大了每一项选择的不利因素。法国和俄国因得到英国的支持态度强硬，而英国若即若离的姿态又让一些德国领导人误认为，英国在一场欧洲战争中有可能保持中立。

想象历史进程换一种样子会是什么结果往往徒劳无益。然而这场颠覆西方文明的战争并不包含必然性，而是审慎的领导人做出一系列错误判断的结果。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制订的计划会造成何种后果。就这样，在人们以为天下太平的一年里，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掀起了一个巨大的旋涡。最终，军事策划战胜了外交。对这一历史教训，后人必须铭记在心。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合法性和权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到了狂热的公众和亢奋的领导人的欢迎，他们以为这会是一场为实现有限目标而打的短暂而光荣的战争。没想到最终这场战争夺去了2 500万人的生命，并摧毁了现存的国际秩序。欧洲均势中对变幻不定的利益进行的微妙推演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僵化的同盟奉行的对抗性外交。之后，在造成此前难以想象的伤亡的堑壕战中，欧洲均势遭到践踏。经过这场苦难煎熬后，沙俄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荡然无存。在俄国，一次争取现代化和自由改革的人民起义的成果，被鼓吹普世革命理论的武装分子夺取。历经饥荒和内战后，俄国和它占有的其他领土组建了苏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地球上一个伟大的普世教会”的渴望，变形为莫斯科指挥的拒绝一切现有秩序观念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俾斯麦曾告诫说：“那些提出的参战理由在战争结束时不如开战时令人信服的政治家，结局是可悲的。”若能预知1918年的世界，1914年8月那些身不由己被卷入战争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会选择战争。

欧洲政治家为这场惨绝人寰的杀戮所震撼。他们认为是一场危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此在战后努力营造与那次危机尽可能不同的环境。他们从自己的脑海中抹掉此前为打造国际秩序而努力的几乎一切经验教训，尤其是维也纳会议。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决定。维也纳会议接纳了战败的法国，而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拒绝让德国重返欧洲秩序。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府预言现存国际秩序将被推翻，宣称自己不受其概念和限制的约束。苏联处于欧洲外交的边缘，西方大国犹豫观望了很久才不情愿地承认了苏联。构成欧洲均势的5个大国中，奥匈帝国消失了，俄国和德国被排斥在外或自己选择不参与，英国开始重返其传统立场，即参与欧洲事务主要是为了抵制对均势实际存在的威胁，而不是针对某种潜在的威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通过一个微妙地平衡权力和合法性诸要素的国际秩序，传统外交在欧洲维持了百年的和平。19世纪最后25年里，均势转向倚重权力。《凡尔赛和约》的起草者改弦易辙，再次回归合法性，创立了一个仅靠呼吁遵守共同原则来维持的国际体系——如果还有可能维持这一体系的话——因为权力诸要素要么无人理睬，要么混乱不堪。事实证明，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批根据自决权产生的国家，无力抵御两国中的任何一个，于是互相联手。英国越来越不关心外部世界。1917年不顾公众的最初反对参战的美国对战后结果大失所望，陷入孤立主义之中。提供权力要素的责任于是主要落到了法国头上。而法国战后已筋疲力尽，人口严重下降，国民一蹶不振。法国越来越意识到，它与德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有可能无法逆转。

很少有一份外交文件像《凡尔赛和约》那样在达到自己的目标上如此失败。《凡尔赛和约》之苛刻足以使和解变得不可能，同时又没有苛刻到使德国永远无法恢复元气的地步。国疲民困的民主国家因此不得不随时对志在复仇的宿敌德国和苏联的革命政权保持警惕。

由于德国对凡尔赛体系没有道义上的义务，又没有一个防止它提出挑战的明确均势，凡尔赛和会建立的秩序等于鼓励德国改变现状。唯有靠歧视性的条款才有可能阻止德国获得潜在的战略优势，但这样的条款与美国，而且也日益与英国的道德信念相冲突。一旦德国开始挑战凡尔赛战后安排，唯有靠法国无情地使用武力或美国永久卷入欧洲大陆事务，方能保障和约条款的执行。然而，这两个条件皆不具备。

过去的300年里，法国先是一直保持中欧的分裂，随后又改为遏制中欧。起初法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后来与俄国结成同盟。凡尔赛和会后，法国失去了联俄的可能性。由于法国在战争中大伤元气，已无力扮演欧洲警察的角色。中欧和东欧涌动的政治潮流也超出了法国的操控能力。现在只剩下法国一家独自抗衡统一后的德国。为了捍卫凡尔赛会议做出的战后安排，法国几次犹犹豫豫地诉诸了武力。希特勒的出现使法国再次坠入历史噩梦，全然丧失了斗志。

列强试图把各自的厌战情绪转化为一种新型的和平国际秩序，为此提出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国际裁军方案，但如何执行这一方案，则留给了日后的谈判。国际联盟和一系列仲裁条约是为了用法律机制取代大国角逐来解决争端。虽然几乎所有国家都参加了这些新机制，而且一切破坏和平的行为均被明文禁止，但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确保这些规定得到强制执行。心怀怨恨或图谋扩张的大国，如德国、日本帝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很快发现违反国联成员国规定或干脆退出国联不会产生任何严重后果。结果，便形成了两个既重叠又自相矛盾的战后秩序：一个是以西方国家交往方式为代表的遵守规则和国际法的世界，另一个是为摆脱约束从这一体系退出的大国专为自己划出的可以肆意妄为的空间。两种秩序又被笼罩在游走于两者之间伺机取利的苏联的巨大阴影之中，有可能被苏联的革命世界秩序概念所吞没。

最终，凡尔赛秩序既没有获得合法性，也没能建立均势。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显示了这一秩序几乎弱不禁风。根据这一条约，德国“认可了”它的西部边界和莱茵兰的非军事化。其实早在凡尔赛，德国就已经接受了后者。但德国明确拒绝对它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做出同样的承诺，充分暴露了它的野心和内心的怨恨。令人惊奇的是，法国接受了《洛迦诺公约》，而该公约为10年后德国对法国在东欧的盟国复仇埋下了种子。

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力陈《凡尔赛和约》条款的自相矛盾和苛刻与国际联盟的理想主义背道而驰，试图以此唤起西方国家的良知。451933年，被心怀怨恨的德国人推选上台的希特勒抛开了一切约束，无视凡尔赛和平条款，重新武装德国，并推翻《洛迦诺公约》，重新占领了莱茵兰。看到这些举动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后，希特勒开始对中欧和东欧各国逐一下手，先是奥地利，然后是捷克斯洛伐克，最后是波兰。

以上种种挑战并非20世纪30年代所特有。每个时代，人类社会都会出现魔鬼般的人物和蛊惑人心的酷政论点。政治家的任务是防止这种人上台，并在他们真的上台后维护一个能够遏制他们的国际秩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浮躁的和平主义、地缘政治失衡和盟国之间的不和致命地交织在一起，导致邪恶势力可以为所欲为。

经历300年的冲突之后，欧洲才建立了一个国际秩序。它抛弃这一秩序，是因为欧洲各国领导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后果。他们倒是预见到了下一次大战的后果，但又畏首畏尾，不敢预先采取防范行动。基本上可以说，国际秩序的崩溃是躲避责任，甚至是自杀行为的结果。欧洲抛弃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又不情愿使用必要的武力维护它宣称的道义原则，结果又一次陷入战争。战后，欧洲再次面临秩序重塑。

战后的欧洲秩序

两次世界大战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概念和均势原则在当代欧洲大陆秩序中的重要性锐减。两者残存的影响也许会继续存在下去，尤其是在大发现和扩张时代这一概念和原则传播到的一些国家。4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赖以号令世界的物质和心理能力荡然无存。除了瑞士和瑞典外，欧洲大陆上的所有国家都有过被外国军队占领的经历，各国经济凋敝。显然，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包括瑞士和瑞典）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决定本国的未来。

西欧借助道义力量走上了一条缔造秩序的新路。这要归功于三位伟人的努力：德国的阿登纳、法国的舒曼和意大利的加斯佩里。三人都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并在战前完成学业，依然对旧欧洲关于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部分哲学观点坚信不疑。因此，他们有远见、有毅力去消除造成欧洲悲剧的根源。在各自国势衰微到极点的时候，他们维护了自己年青时代的部分秩序概念。三人最重要的信念是：若要解救本国人民，避免欧洲悲剧的重演，就必须消除欧洲历史上的分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欧洲秩序。

他们首先必须面对欧洲的又一次分裂。1949年，西方盟国将自己的三个占领区合并为一个，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联把自己的占领区变成一个依附于华沙条约组织的社会主义国家。德国再次退回300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的状态。德国的分裂成了新国际框架形成的关键因素。

法德之争是过去300年间欧洲每一场战争的根源。两国现在开始超越欧洲的历史，把两国残存的经济实力中的关键部分加以整合。作为迈向由欧洲各国人民组成的“更加密切的联盟”的第一步，1952年，法国和德国成立了“煤钢共同体”，并把它作为新欧洲秩序的基石。

此前的几十年里，德国始终是对欧洲稳定的头号威胁。战后头10年里，德国国家领导人选择的道路至关重要。阿登纳出任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时已经73岁，而俾斯麦在这个年龄时事业已近黄昏。阿登纳有贵族派头，对民粹主义存有戒心。他成立了一个叫“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党，在德国议会史上首次作为一个得到多数人支持的温和派政党执掌政权。受德国人民之托，阿登纳致力于重新赢得“二战”受害者的信任。1955年，他成功地使德国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阿登纳坚定不移地促进欧洲的统一，甚至在50年代拒绝了苏联的一项建议。苏联曾在建议中暗示，如果联邦德国放弃西方联盟，或许有希望实现德国统一。这一决定无疑反映了阿登纳对苏联建议的可靠性做出的老到判断，同时也显示了他对德国是否有能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再次在欧洲大陆腹地独行的深深疑虑。无疑，要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置于自己祖国分治之上，需要领导人拥有巨大的道德力量。

在欧洲史上，德国的这次分治不是第一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维也纳和约均以德国分治为基础。这次不同的是，在就国际政治秩序的性质展开的较量中，这个新德国毫不含糊地把自己视为西方的一个组成部分。鉴于均势主要是在欧洲大陆以外塑造的，这一点尤其重要。过去1 000年间，欧洲人想当然地认为，无论均势如何千变万化，组成均势的各要素总是在欧洲。正在浮现的冷战世界，试图通过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和军备实现均势。这两个超级大国就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位于欧洲版图边缘的苏联。美国通过1947年的“希腊——土耳其援助方案”和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重新启动了欧洲经济。1949年，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北大西洋公约》参加了和平时期的联盟。

历史上始终由欧洲国家建立的欧洲均势，变成了欧洲以外大国的战略的一部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美国和欧洲之间进行定期磋商，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外交政策连贯性建立了一个框架。但究其实质，欧洲的均势实际上从欧洲内部达成的安排，转变为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的遏制，主要是借助美国的核能力。经历了两次毁灭性战争后，西欧国家面对的，是挑战它们的历史归属感的地缘政治观念的变化。

冷战初期的国际秩序实质上只有两极，西方联盟基本上唯作为盟主的美国马首是瞻。在美国眼里，联盟不是一批为了维护均势而保持步调一致的国家，而是一家美国任执行董事的联合企业。

昔日传统的欧洲均势以成员平等为基础，每一个成员都为实现一个共同的、基本上有限的目标而出一份力。虽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各盟国的军事力量整合在一个共同结构中，但它主要靠美国一家的军事实力维持，尤其依靠美国的核威慑。只要战略核武器是欧洲防御的主要手段，欧洲政策的目标基本上是求得一种心理作用：在危急情况下，美国必须把欧洲当作自身的延续。

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反映了有史以来基本上相互独立的两种均势：一种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核均势，另一种是北约内部的均势。北约的作用主要是心理上的。欧洲承认美国的霸主地位，以此换取美国的核保护。欧洲国家各自加强本国的军事力量，主要目的不是追求多多益善的效果，而是为了在联盟的决策中拥有发言权，好比是得到一张可以参与讨论如何使用美国威慑力量的门票。法国和英国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小型核力量，虽然对总体均势影响不大，但可以借此赢得一个参与大国决策的理由。

核时代的现实以及苏联近在咫尺的地理位置，使这一联盟维持了一代人之久。1989年柏林墙坍塌后，北约内部的分歧注定会再次抬头。

冷战持续了40年之后，北约实现了当初缔造者宣布的对冷战结局的展望。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德国迅速实现了统一，苏联的卫星国——受苏联控制的东欧诸国——旋即垮台。20世纪第三次争夺欧洲的较量以和平方式结束。这印证了当初建立北约的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促成这一结局的人策略之巧妙。德国的统一证明了自由民主的胜利。德国重申支持欧洲的统一，将其视为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发展目标的事业。被压制了40年（有些国家时间甚至更长）的东欧诸国开始再次恢复独立并重新找回自我。

苏联的解体改变了外交的重心。一旦来自欧洲内部的巨大军事威胁不复存在，欧洲秩序的地缘政治特征随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胜利的狂喜之下，传统的均势问题被当作“老式外交”丢到了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理想的传播。有人公开声称，北约应该更关心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不是安全问题。北约一直扩至俄罗斯边界——甚至也许包括俄罗斯边界——现在被当作一个严肃的可能性提了出来。建议把军事联盟扩展到距离莫斯科仅几百英里、历史上始终存在争议的领土，主要不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被视为“锁定”民主成果的合理方式。

面对直接的威胁，国际秩序体现为美国和苏联分别控制的两大敌对阵营之间的对抗。苏联的实力衰落后，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多极，欧洲致力于界定欧洲国家认同感的内涵。

欧洲的未来

欧洲一路走到今天，可谓历尽沧桑。欧洲开启了全球探险，并把自己的做法和价值观向世界各地传播。每个世纪，欧洲都改变了自己的内部结构，提出了关于国际秩序性质的新思路。今天欧洲处于一个时代的巅峰。为了融入这一时代，欧洲认为有必要舍弃过去三个半世纪里指导其行为的政治机制。为了减轻德国新近统一造成的冲击，2002年新成立的欧洲联盟推出了共同货币，2004年又搭建了正式的政治结构，宣布欧洲是统一、完整和自由的，它将通过和平机制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欧洲的均势，因为没有任何宪法安排可以改变一个事实：德国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单一货币带来了自从神圣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从未有过的高度统一。欧盟会发挥其宪章所称的全球作用，还是会像查理五世治下的帝国那样，最终无力维持自身的统一？

在某种意义上，新架构意味着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摈弃。然而，欧盟也可被视为欧洲回归威斯特伐利亚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欧洲创立的，在近代的大部分年份里，欧洲将这一体系推广至世界各地，把它树立为一个典范并加以捍卫。只不过这一次欧盟代表了一种地区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力，成为全球新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一个新单元。

这一结果融合了国家和区域的行为方式，然而迄今为止仍未能充分享受任何一种方式的好处。欧盟削弱了其成员国的主权和传统的政府职能，例如对本国货币和边界的控制权。另一方面，欧洲的政治仍然主要以国家为主。在很多国家，抵制欧盟的政策已经成为国内的头号问题。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混合体，它在宪法意义上介于国家和邦联之间，通过部长级会议和一个共同的官僚机构运作，更像神圣罗马帝国，而不是19世纪的欧洲。然而，与神圣罗马帝国不同（至少就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分时间而言），欧盟试图通过寻找指导性的原则和目标解决内部的种种矛盾。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欧盟一方面寻求货币统一，另一方面又任由各国自理本国财政，同时还有一个与民主制不符的官僚机构。在外交政策上，欧盟拥护普世理想，然而缺乏推行这些理想的手段。它的超国家特征与成员国对本国的忠诚互相冲突。欧盟既是一个统一体，内部又有东西欧之别和南北欧之分，对挑战国家统一的自治运动（加泰罗尼亚、苏格兰）持理解宽容的态度。欧洲的“社会模式”既依赖市场机制，又对它感到不适。欧盟的政策将宽以待人的包容精神神圣化，几乎到了不愿坚持独特的西方价值观的地步，而其成员国在政治上的做法却反映了对非欧洲移民流入的恐惧。

结果，出现了一个考验欧盟自身在公众眼里所具有的合法性的周期。欧洲国家放弃了很大一部分曾被视为本国主权的权力。由于欧洲各国领导人执政还是在野依然取决于本国的民主进程，他们往往倾向于奉行利己的政策，结果引发了欧洲不同地区之间的争端，通常围绕着经济问题。尤其在出现危机时，例如2009年的危机，欧洲机制为求自保，被迫采取干预性更强的应急措施。然而当要求公众为了“欧洲事业”做出牺牲时，他们对自己应负什么义务也许并没有清楚的认识。欧洲各国领导人于是面临选择：要么无视本国人民的意愿，要么遵从本国人民意愿与布鲁塞尔分庭抗礼。

欧洲再次回到了问题的起始点，只不过这一次这个问题具有全球意义。从彼此竞争的心态和对立的趋势中，能生成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哪些国家将成为这一秩序的成员？欧洲各国的政策将以何种方式发生联系？欧洲需要多大程度的统一？欧洲又能承受多大的差异？从长远观点看，一个与之相反的问题也许更具有根本意义：鉴于历史，为了实现有意义的统一，欧洲必须保留多大的差异？

欧洲维持一个全球体系时，代表了世界秩序的主导概念。欧洲的政治家设计了国际架构并将其推广到世界各地。今天，对新世界秩序的性质本身就存在着争议，而且欧洲之外的地区也将在决定这一秩序的构成因素上发挥重要作用。世界是否正在走向区域集团，而这些集团扮演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国家角色？如果是这样，会不会因此形成均势？还是关键的成员因此锐减为少数几个，以致秩序不可避免地变得僵硬，体制缺乏弹性的各个集团相互对峙，重演20世纪初险象环生的一幕？美国、中国也许还有印度和巴西等大陆国家已经实现群聚效应，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欧洲将如何应对它转变为一个区域单元的过程？迄今为止，欧洲各国主要将一体化进程视作增强欧洲各行政机构职能的官僚机构问题，换言之，是对既有机构的补充完善。推动欧洲内部支持这些目标的驱动力将来自何方？欧洲历史显示，仅靠行政措施从来无法实现统一，而是必须有一个统一者。德国的统一靠普鲁士，意大利靠皮埃蒙特。没有它们的领导（和制造既成事实的意愿），统一事业会胎死腹中。哪个国家或机构会扮演这个角色？还是必须创立一个新机构或内部小集团来指引道路？

假如欧洲无论通过何种道路实现了统一，它将如何界定自己的全球角色？欧洲面临三个选择：构建大西洋伙伴关系，采取更加中立的立场，或是与一个欧洲以外的大国或国家集团逐渐结成一种心照不宣的誓约关系。欧洲是希望未来同盟关系发生变化，还是把自己视为通常采取相同立场的北大西洋集团的一员？它会更认同自己的哪一段历史？是距今不远的大西洋国家团结一致的历史，还是为了国家利益尔虞我诈的那段更久远的历史？简而言之，还会继续存在一个大西洋共同体吗？如果如我热切希望的那样仍然有的话，它会如何界定自己？

大西洋两岸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仅靠发挥自己熟悉的作用，大西洋共同体是无法跟上时代步伐的。很多情况下，大西洋联盟的欧洲成员在共同决定全球战略问题时，常常认为自己的政策就是扮演中立的规则监管者或援助的分配者。然而，当这一模式遭到拒绝或运作中出现偏差时，他们往往手足无措。新一代人的经历不同于冷战时期要面对苏联的挑战，他们需要赋予常常被引用的“大西洋伙伴关系”更具体的含义。

欧洲的政治如何演变，归根结底要由欧洲人自己决定。然而这事关欧洲的大西洋伙伴的重大利益。一个新欧洲会积极参与新国际秩序的建立，还是会因内部问题缠身而自我消耗？当代地缘政治和战略现实排除了传统欧洲大国奉行纯均势战略的可能性。由泛欧精英掌管的一个新生的“规则加准则”组织，同样难以胜任推行全球战略的重任，除非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地缘政治的现实。

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美国完全应该加强欧盟，防止它一步步滑入地缘政治真空。美国若在政治、经济和防御上与欧洲分家，就地缘意义而言，就会成为欧亚大陆对岸的一个岛国。欧洲自己可能也会成为亚洲和中东势力范围的附庸。

不到一个世纪前，欧洲几乎垄断了全球秩序的制定。如今，它却有可能置身于当代探索世界秩序的努力之外，把自身的建设当作地缘政治的终极目标。在很多人眼里，这一结果代表了几代人的梦想——一个祥和统一、摈弃列强争夺的大陆。问题是，虽然欧洲倡导的软实力方法常常激动人心，世界上却没有几个地区愿意坚定不移地只奉行这一风格的政策，从而有可能导致不平衡。对世界秩序的探索正处于令人心悬的时刻，曾在世界秩序的塑造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欧洲却转向了自我。而任何一个不参与塑造世界秩序的地区，都有可能被形成的世界秩序吞没。于是，欧洲在它努力逾越的过去和它尚未界定的未来之间摇摆。

｜第三章｜
伊斯兰主义和中东：世界乱局

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这块不毛之地上先后涌现出高举普世理想旗帜的征服者和先知。在它似乎绵延无尽的地平线上，一个个帝国崛起又覆亡，一个个专制君主声称自己是一切权力的化身，之后又如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块土地上，不同历史时期存在过形形色色的国家秩序或国际秩序，随后又一个个被推翻。

中东地区不断有人呼吁，要为了一个普世愿景推翻区域和世界秩序。世界对此已习以为常。带有预言性的绝对观点层出不穷，始终是这一地区的特征。中东一方面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梦想中，另一方面又无力就国家秩序或国际合法性的共同原则达成共识。就组织区域秩序和确保这一秩序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行不悖而言，没有哪个地区比中东面临的国际秩序挑战更复杂。

在当今时代，中东似乎注定要重温昔日的所有经历——帝国、“圣战”、外国统治、互相厮杀的教派战争——方能最终选定（如果能做到的话）一个国际秩序概念。在此之前，中东仍会在加入或对抗国际社会之间挣扎摇摆。下载资料请关注我的博客https://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伊斯兰世界秩序

中东和北非早期格局的形成源自一系列帝国。每一个帝国都自视为文明生活的中心，每一个帝国都围绕着有利于统一的地理特征崛起，随后向周边地区扩张。公元前3000年，埃及沿尼罗河将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苏丹。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和巴比伦等帝国巩固了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人民的统治。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在伊朗高原崛起，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统治体系。这一体系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目的地试图将迥异的非洲、亚洲和欧洲社会，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有组织的国际社会中”，统治者自称“万王之王”。1

公元6世纪末，两大帝国控制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一个是定都在君士坦丁堡、信奉基督教（希腊东正教）的拜占庭（或东罗马）帝国，另一个是首都位于今天巴格达附近的泰西封、信奉琐罗亚斯德教（亦称拜火教）的萨珊波斯帝国。两个帝国之间不时发生的冲突持续了几百年。公元602年，两个帝国刚遭受了一场严重瘟疫后不久，波斯入侵拜占庭领土，从而引发了一场为时25年的战争。这对两个帝国尚存的实力都是一个考验。拜占庭胜出后，疲惫的双方因无力再战，实现了政治家未能实现的和平。这还为伊斯兰教的最终胜利打通了道路。因为在阿拉伯世界西部一片任何帝国鞭长莫及的荒芜沙漠上，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在一个新世界秩序观的激励下，正在积蓄力量。

世界史上很少有哪个事件像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那么富于戏剧性。根据伊斯兰教传统的说法，穆罕默德诞生于公元570年，40岁时受到启示，此后的大约23年中继续不断地接到启示。这些启示后来被缀辑成《古兰经》。正当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两败俱伤时，穆罕默德及其信徒组建了一个社群组织，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然后着手用以他收到的启示为内容的宗教，取代这一地区当时的流行信仰，主要是犹太教、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

前所未有的一波扩张，使伊斯兰教的崛起成为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此后的100年间，阿拉伯人的大军把这一新的宗教先后带到了非洲的大西洋沿岸、西班牙大部地区、法国中部，东至印度北部。此后的几百年间，中亚地区和俄国、中国部分地区以及东印度群岛的大部分地区也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以上所有地区，伴随商人或征服者而来的伊斯兰教奠定了其宗教统治地位。

区区几个阿拉伯联盟居然能激发起一场运动，打败曾经主宰这一地区长达数百年的一些庞大帝国。倒退几十年，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2不可阻挡的帝国势头和吞噬一切的狂热究竟如何被悄然捏合到了一起？邻近社会当时的记载，并没有把阿拉伯半岛视为一支帝国力量。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一直在沙漠及周边的富饶地区过着半游牧部落式的田园生活。直到此时，他们虽然与罗马帝国有过几次短暂的交锋，但从未建立过恢宏的大国或帝国。阿拉伯人的历史记忆都只是体现在代代相传的口述史诗中。在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的记忆中，阿拉伯人主要是不时袭击商道的草寇，并且已经开始定居。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会做出临时性的安排，收买某个阿拉伯部落的忠诚，再委派它为帝国戍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帝国已经把阿拉伯人纳入了自己的世界秩序。

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这一世界被彻底颠覆。伊斯兰教不同于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社会，它具有扩张性，在某些方面追求极端的平等主义。它规定每日频频祷告，把信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强调宗教和政治权力的一体性，从而把伊斯兰教的扩张从一项帝国的事业变成了一项神圣的义务。不断扩张的穆斯林每遇到一国人民，都给予他们同样的选择：要么皈依伊斯兰教并接受保护国地位，要么被征服。公元7世纪一次重大战役前夕，一位阿拉伯穆斯林使节被派去与遭到围困的波斯帝国谈判。正如他所宣示的那样：“如果你们接受伊斯兰教，我们不会打扰你们。如果你们同意付人口税，我们会在你们需要时保护你们。否则，我们就要兵戎相见。”3他们之所以敢发出这样的威胁，是因为有强大的阿拉伯骑兵做后盾，这些骑兵宗教信念坚定，军事技能过硬，对被征服土地上的奢华嗤之以鼻。这些社会目睹了伊斯兰教的活力和成就，深恐自己会亡国灭种，于是选择了皈依新的宗教并接受其教义。

伊斯兰教在三个大陆上的迅速蔓延，让人们更加相信它负有神圣使命。4在坚信自己的扩展必将实现统一并给全人类带来和平信念的驱动下，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被伊斯兰教征服的地区或受伊斯兰教控制并进贡的非穆斯林居住地区，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即“伊斯兰之家”，意为“和平之地”，由哈里发统治。哈里发按照正统继位程序继承先知行使过的世俗政治权力。“伊斯兰之家”以外的地区是“征伐之地”。伊斯兰教的使命是把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世界秩序，从而实现世界和平：

从理论上讲，“伊斯兰之家”与“征伐之地”处于交战状态，因为伊斯兰教的终极目标是统治全世界。如果伊斯兰教削弱了征伐之地，“伊斯兰世界的和平”公共秩序就会取代一切，非伊斯兰社会要么成为伊斯兰社会的一部分，要么作为被允许存在的宗教社会，或与伊斯兰社会签有条约的自治实体臣服于它的权威。5

实现这一普世体系的战略被命名为“圣战”，即所有信徒有义务通过斗争传播自己的信仰。“圣战”包含了战争之意，但又不仅仅是一项军事战略。这个词还意味着使用其他手段全力救赎他人并传播伊斯兰教的教义，比如通过信仰追求或建功立业来弘扬伊斯兰教。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强调的重点因时因地有很大的差异。信徒可以用“他的一颗心，他的舌头，他的一双手抑或利剑”投身“圣战”。6

早期的伊斯兰国家向其周边传播教义。它曾一度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统治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社会，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潜在的威胁。自从那时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伊斯兰与非伊斯兰社会之间的交往历经沧桑，既有和谐共处的时期，也有势不两立的时候。贸易往来把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双方也常常为了共同的重大目标携手合作，在外交上结盟。然而二元世界秩序概念仍然是伊朗的官方理论并载入其宪法，也是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少数族裔武装组织的战斗口号，和世界各地几个活跃的恐怖主义团伙——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以下简称“伊斯兰国”）——信奉的意识形态。

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也有过武力讨伐他人的时候，有时以同样的狂热、采用相似的征服手法和逼迫他人皈依的做法倡导自己的世界使命。（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以类似的必欲征服世界的精神，灭掉了中美洲和南美洲几个古老的文明。）7两者的区别在于，在西方世界，征服精神已经褪去，或是化为不像宗教动机那么绝对（或不那么持久）的世俗概念形式。久而久之，基督教变成了一种哲学和历史概念，而不是战略或国际秩序的运作方针。推动这一转变过程的一个因素是，基督教世界首先在“哪些事情归恺撒管”和“哪些事情归上帝管”之间做了区分，促成了在一个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逐步向多元的世俗外交政策的演变，如前两章所述。这一过程还受到了偶发事件的推动，包括当代一些试图取代宗教狂热的事业，它们提出的观念缺乏吸引力，例如鼓吹世界革命的苏联社会主义，或是基于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

伊斯兰世界内的演变更为复杂。历史上，人们一度对各种实践终将汇流抱有希望。直到20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仍然坚持把先知穆罕默德直系后嗣继承政治权力作为中东的一个政治现实。奥斯曼帝国覆亡后，主要的伊斯兰大国分裂为两派。一派寻求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基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性的新国际秩序，既笃信自己的宗教信仰，又把宗教信仰与外交政策问题分开。另一派依据对传统的伊斯兰世界秩序概念的严格解释，认为自己正置身于一场继承世界权力的斗争之中。

过去90年里，每一派观点的倡导者中都涌现出过那个时代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既有那个世纪的一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有令人敬畏的虔诚的真主权力绝对论者。两派之间的较量仍然不分胜负。在有些中东国家，信奉基于国家的世界秩序的人与信奉基于信仰的世界秩序的人生活在一起，虽然双方不时会产生摩擦。对试图强行把伊斯兰教信条作为个人生活、政治生活和国际生活的最高裁判的众多信徒来说，尤其是在伊斯兰主义卷土重来时期，伊斯兰世界与外部世界仍然不可避免地处于对抗状态。

在早期伊斯兰体系中，是允许与非伊斯兰社会缔结互不侵扰条约的。从传统法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条约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伊斯兰教一方可以借此保护自己不受威胁，同时积蓄力量，加强内部团结。早期的伊斯兰国家曾与它最终灭掉的敌人止戈息战。根据这一先例，互不侵扰条约有具体的时限，最长不超过10年，并且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时限。本着这一精神，在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前几个世纪，“伊斯兰教的法律条文规定，一项条约不能一成不变。一俟穆斯林有能力与之作战，条约必须立即作废”8。

这类条约并不意味着将建立一种伊斯兰国家与其他非伊斯兰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永久性体系。“‘征伐之地’的居民被视为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因为他们不具备法律能力在平等和对等的基础上与伊斯兰教互动，原因是他们没有接受伊斯兰教的伦理和法律标准。”9根据这一观点，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国内准则是神授的，而非伊斯兰政治实体是非法的，伊斯兰国家永远不可能把它们视作真正的平等对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取决于打造和扩大一个单一伊斯兰实体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争斗各方之间的均势。

根据这种理想化的世界观，伊斯兰教治下的和平与正义只有一个扩展方向，而且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10曾经被纳入“伊斯兰之家”，之后又丧失的土地永远不能放弃，否则就等于背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仰。历史记载中从来没有哪个政治事业像伊斯兰教一样如此执着地扩张。随着时间的流逝，伊斯兰教扩张时期所及之地的部分地区后来摆脱了穆斯林的政治控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半岛（如今成了由穆斯林和东正教徒的一些飞地拼缀而成的一幅混杂版图）、希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色列、印度、俄罗斯南部和中国西部的部分地区。但在伊斯兰教第一波扩张中被并入的地区，当地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然是穆斯林。

有史以来没有哪一个社会的实力、哪一位领袖的韧性、哪一种信仰的活力能够永久地统治天下。事实证明，天下归一对任何征服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包括伊斯兰教。早期伊斯兰帝国在扩张过程中逐渐分解为多个权力中心。穆罕默德去世后发生的继任人危机，导致伊斯兰教分裂成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这是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根本分歧。在任何一个新的政治事业中，继承问题都不无风险。如果创始人还被视为“最后的先知”、真主的最后使者，这场论争就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还具有神学意义。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一个由部落长老组成的委员会推选穆罕默德的岳父阿布·伯克尔作为继任者，也就是哈里发，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维持羽翼未丰的伊斯兰社会的和谐和共识。而少数人认为，当初就不该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表决就意味着可能会因为人为错误而导致错误的结果。权力本应该自动传给与先知血缘关系最近的人，即他的堂弟阿里。阿里是很早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一位重要人物，而且作战英勇。据说穆罕默德亲自挑选了他。

这两派最终形成了伊斯兰教的两大分支。11阿布·伯克尔的支持者和他之后的几位后继人认为，穆罕默德与真主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是终极的。哈里发的首要任务是传承穆罕默德收到的启示和他的教诲。这批人成为逊尼派，意思是“传统与大众派”。另一派是阿里派，即阿里什叶派（或什叶派）。他们认为，对新的伊斯兰社会的统治也是一项带有秘传意味的宗教使命。他们认为，先知和阿里是伊斯兰教隐义的“受托人”。穆斯林只有在先知和阿里的有宗教灵性的直系后裔的指引下，方能与穆罕默德接到的启示建立正确的关系。日后阿里作为第四任哈里发执掌政权，但在一场叛乱中被暴徒杀死。逊尼派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伊斯兰世界的秩序，所以支持了平定局势的一派。什叶派斥责新的执政者非法篡权，颂扬死于抵抗中的殉道者。两派所持的这些观点后来延续了数百年之久。

地缘政治上的角逐进一步加深了教义上的分歧。随着岁月的流逝，分别出现了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和莫卧儿势力范围，每个势力范围理论上都遵守同样的伊斯兰全球秩序，但其所作所为越来越像是相互争夺的王朝，各自有不同的利益，各自诠释自己的信仰。有些时期，包括印度莫卧儿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对自己信仰的诠释包含了一定的世界眼光，甚至可以说带有调和思想的观点，强调对其他宗教持宽容的态度，重务实的外交政策而轻教派之争。当一些逊尼派大国敦请同属逊尼派的印度莫卧儿帝国加入针对什叶派的伊朗的“圣战”时，莫卧儿借口与伊朗一贯友好和没有交战理由婉拒了。

欧洲击退了第一波穆斯林扩张后，志在征服世界的伊斯兰教的势头最终被遏制。公元732年的普瓦捷战役和图尔战役，挡住了此前阿拉伯和北非穆斯林所向披靡的军队。在400年的岁月里，拜占庭对小亚细亚和东欧的防御构成了一道防线。在这道防线后面，西方开始提出自己的后罗马帝国世界秩序概念。伴随拜占庭人暂时重返中东，西方概念也被带入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地区。1099年，东征的“十字军”——基督教骑士对公元7世纪皈依伊斯兰教的历史圣地发动攻击——攻陷耶路撒冷城，在当地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延续了大约200年。1492年，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陷落，基督教徒收复了西班牙全境，把伊斯兰教的西部边界推回到北非。

13世纪，建立世界秩序的梦想再次浮现。征服者奥斯曼的追随者、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帝国，将自己的阿纳托利亚小国扩张成为一个有可能挑战，甚至最终取代残存的拜占庭帝国的令人生畏的大国。土耳其人开始建立一个继承前几个世纪辉煌的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新帝国。他们自称是统一的伊斯兰世界的领袖，通过所谓的“圣战”向四面八方扩张。巴尔干首当其冲。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了扼地缘战略要冲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接下来他们挥师南征西伐，先后攻占了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北非、东欧和高加索，成为东地中海沿岸最强大的国家。如同早期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人认为自己负有“维护世界秩序”的世界性的政治使命。历任王朝的苏丹自称“安拉在俗世的影子”，是“保护世界的天下之主”。12

和500年前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向西扩张时与西欧国家相遇。多极的欧洲体系与奥斯曼的单一世界帝国概念的差异，使双方的交往非常复杂。奥斯曼人既不承认欧洲国家是合法的，也不肯平等对待它们。这不仅仅是伊斯兰教义问题，还反映了对双方实力对比的现实做出的判断，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疆土比西欧所有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而且过去几十年里军事上也强于西方国家有可能结成的任何同盟。

奥斯曼的官方公文给予欧洲王室的礼遇，比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苏丹低一级，相当于苏丹之下的维齐尔或首辅大臣。13获奥斯曼人允许在君士坦丁堡常驻的欧洲使节被视为祈求者。与这些使节谈判缔结的协定不是什么双边条约，而是一位慷慨大度的苏丹赐予的特权，可以随意收回。

奥斯曼人在达到军事能力极限后，双方出于战术需要偶尔也会结盟。战略和商业利益有时会绕过宗教信条。

1526年，法国认为自己两面受敌，南边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东边是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于是向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提议结成军事联盟。100年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在“三十年战争”中站到了新教事业一边。奥斯曼欲实现在东欧的野心，苏莱曼一世一直把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看作头号障碍，于是接受了法国的提议，但毫不掩饰地把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当作次要合作者。苏莱曼不同意结盟——因为这会暗示双方在道义上是平等的——而是以居高临下的方式给予弗朗西斯支持：

我，万王之王，地球上所有君主的皇冠授予者，人世间真主之影，白海和黑海、鲁米利亚、安纳托利亚和噶勒莽明尼亚……的苏丹和君主……致函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

汝致函众国君主的避风港、我的帝国政府，请求援救你们……那就鼓起勇气吧！切不可丧失斗志！我们光荣的先驱和遐迩闻名的祖先（愿真主给他们的墓地带来光辉！）为了战胜敌人、征服他们的土地，长年累月金戈铁马，征战沙场。我们自己踏着先人的脚印攻克了一个个坚固的城堡，征服了一片片土地。我们昼夜马不解鞍，剑不离身。14

一种军事合作关系由此而生，包括奥斯曼帝国和法国的海军联手对抗西班牙和意大利半岛。哈布斯堡王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撇开奥斯曼人，与波斯什叶派的萨非王朝结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地缘政治的需要盖过了意识形态。

奥斯曼帝国：欧洲病夫

奥斯曼帝国再次对欧洲秩序发起进攻，1683年兵临维也纳。围困维也纳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扩张的顶峰。同年，（萨伏依的）欧根亲王统帅的一支欧洲大军解除了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围困。

从18世纪末一直到整个19世纪，欧洲诸国开始转守为攻。由于宫廷内部的正统教派抵制近代化，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僵化。俄国从北部挤压奥斯曼帝国，一直扩张到黑海并进入高加索。俄国和奥地利分别从东西两面进入巴尔干半岛，法国和英国则争夺奥斯曼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埃及。19世纪，埃及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

西方强权把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帝国视为“欧洲病夫”15。它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的庞大领土，包括与西方有历史渊源的人数众多的基督教社会，成了“东方问题”。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主要大国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同时又避免打破欧洲的均势。奥斯曼人则巧妙周旋，竭力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为自己争取最大的行动自由。

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一个临时成员加入欧洲均势，但这个日益衰微的大国并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它是建立欧洲均势时需要考虑的“一个砝码”，但不是构建这一体系的一个完全的伙伴。英国利用奥斯曼帝国挡住了俄国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扩张之路，奥匈帝国在处理巴尔干问题上先后与俄国和奥斯曼人结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方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行事。与德国结盟的奥斯曼人从两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伊斯兰教体系——中找出理由为自己的参战辩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指责俄国“违犯国际法对它无端发起攻击”，侵犯了帝国的“武装中立”，发誓要“拿起武器捍卫我们的合法利益”（完全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交战理由）。与此同时，奥斯曼负责宗教事务的最高官员宣布要打一场“圣战”，指责俄国、法国和英国“为了消灭伊斯兰教而加兵于哈里发帝国”，并称“所有国家的伊斯兰教徒”（包括仍处于英法或俄国统治之下的伊斯兰教徒）有宗教义务“倾其所有投入圣战”，要么就会面对“安拉的震怒”。16

“圣战”有时会激励已经很强大的一方更加拼命。但每当“圣战”无视战略或政治现实时，必以失败告终。推动那个时代前进的动力是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利益，不是全球“圣战”。大英帝国内的穆斯林对“圣战”指令不予理睬。英属印度的主要穆斯林领袖关注的是往往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立运动，并与信奉印度教的本国同胞携起手来。在阿拉伯半岛，反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梦想被唤醒。德国曾期盼在战争中得到泛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到头来这一期望化为泡影。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种强行施加的机制将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纳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伊斯兰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与残存的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再次使中东成为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大杂烩——一个此前其政治词汇中没有的概念。一些国家，例如埃及和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历史上曾经是帝国或文化实体。其他国家最初由英国或法国“托管”。所谓“托管”既是殖民主义者用的遁词，也指殖民者颐指气使地把这些地方定性为需要监护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1916年的《塞克斯－皮科协定》（以英法两国的谈判人命名）实际上把中东划分为英法两国各自的势力范围。国际联盟批准的托管制度将这一划分付诸实施：叙利亚和黎划巴嫩给了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即日后的伊拉克）划归英国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和外约旦成了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区”。托管面积从地中海沿岸一直延伸到伊拉克。以上每一个实体内都存在不同教派和族裔，其中有些教派和族裔世代结仇。托管国于是利用这些矛盾，将其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也为日后的争端和内战埋下了祸根。

针对发展迅速的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事业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但战后日益壮大），英国政府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英国外交大臣写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信）中宣布，它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家园”，同时又保证说，“不言而喻，不会损害当地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17由于英国似乎还把同一块土地许诺给了麦加的沙里夫，以上文字的含义更加模糊不清。

以上权力格局的重新组合引发了巨大的动荡。1924年，刚刚宣告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奉行民族主义的世俗领导人，废除了泛伊斯兰统一的主要体制哈里发帝国，宣布建立一个世俗国家。此后，伊斯兰世界在胜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已无法实现的“伊斯兰之家”概念之间进退维谷。缺乏经验的中东各群体于是着手在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渊源的边界内把自己打造为现代国家。

在阿拉伯历史上，欧洲式的世俗国家的出现前所未有。阿拉伯人马上接受了主权和国家的概念，并将其为自己所用。阿拉伯富商和政治权贵开始遵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框架和全球经济体的规则。他们要求自己国家的人民有权作为平等成员参与这一体系和经济体。他们争取的目标是现有的政治单元，甚至刚建立不久的政治单元，享有真正的独立，而不是推翻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世俗化的潮流日益强劲，但最终未能像欧洲那样产生一个多元化的秩序。

这时出现了两种互相对立的趋势。18“泛阿拉伯主义者”接受一个基于国家的体系的基本概念，但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只有单一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认同。“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坚持把共同的宗教作为实现现代阿拉伯认同的最佳途径。伊斯兰教主义者——人们对“穆斯林兄弟会”一词如今已耳熟能详——往往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伊斯兰主义是加入战后时代的一种方式，而无须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既可以实现现代化，又无须西方化。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大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们为中东构建的区域秩序。此后欧洲大国再也无力控制当地日益躁动不安的人民。美国成为中东以外影响力最大的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军人推翻了本国的封建君主制政府，建立了世俗政权。

军人统治者通常来自此前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以外的群体。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他们诉诸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非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开始在这一地区扎根。1954~1970年，埃及富有魅力的民粹主义领袖纳赛尔及其继任者萨达特均来自外省。伊拉克的萨达姆同样出身寒微，但他采用了更极端的世俗军事统治方式，从70年代初（先是作为事实上的强人，1979年后在总统位置上）一直到2003年，依靠恐吓和残忍手段维系其统治。萨达姆摆出一副好战的架势，想借此对这一地区形成震慑。萨达姆和他的意识形态盟友、叙利亚狡黠冷酷的阿萨德，均假借支持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之名，把自己所属的少数教派置于人数众多的多数教派之上。（不无讽刺的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情况恰好相反。在伊拉克，逊尼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而在叙利亚，什叶派内的一个分支阿拉维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逊尼派。）共同的民族命运感，逐渐取代了伊斯兰教的愿景。

然而，伊斯兰教的遗产很快再次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各伊斯兰教党派抨击世俗统治者骄奢淫逸，治国无术，并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提出，需要有一个受到神启的政权，鼓吹建立一个取代现有国家的泛伊斯兰神权政体。在他们眼里，西方和苏联一样邪恶。很多人还从事机会主义的恐怖主义活动，借此支持自己的理想。军人统治者对此严加打压，镇压种种伊斯兰教政治运动，指控它们破坏现代化和国家统一。

在今天看来，那个时代当然并不理想。中东各国的军人政权、君主制政权或其他专制政府把异议视为煽动叛乱，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几乎没有发展空间。该地区直到21世纪都没有走出这一缺陷的阴影。尽管如此，在专制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中东还是逐渐形成了与当代国际秩序暂时的和解关系。一些更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例如纳赛尔和萨达姆·侯赛因，试图通过武力或大肆鼓吹阿拉伯统一扩张本国的疆土。1958~1961年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的短命邦联就反映了这种企图。最终他们以失败告终，因为阿拉伯各国紧紧抓住自己继承的遗产不放，拒绝融入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统一体中。结果，军人政权奉行政策的最终依据，是国家以及基本上限于本国边界内的民族主义。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他们试图利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的争夺，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70年代初，他们一直利用苏联来向美国施压。苏联成了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和外交上的支持者，阿拉伯国家则基本上支持苏联的各项国际目标。军人专制者声称忠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赞扬苏联的经济模式。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依然属于传统的家长制模式，以技术官僚经营的单一型经济为主。压倒一切的考虑是这些政权眼中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政治或宗教意识形态。

总体来说，冷战时期，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沿袭了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式均势的模式。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一般支持苏联的政策，听从苏联的指挥。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朗和摩洛哥与美国交好，并依赖美国保障其安全。以上各国，除了沙特阿拉伯外，均属于世俗国家，虽然其中几个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源自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君主体制，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国家利益施展治国方略。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哪些国家认为与哪一个超级大国结盟符合本国的利益。

1973~1974年，这一联盟发生了变化。埃及总统萨达特确信苏联只能提供武器，但无力帮助埃及通过外交努力收复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攻占了该半岛），于是改换门庭。此后埃及成了事实上的美国盟友，国防上改为依赖美国武器，而不是苏联武器。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与冷战两个阵营保持等同距离。苏联在这一地区的作用被严重削弱。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承认的犹太人家园，以色列的崛起促成了分裂的阿拉伯人团结一致。阿拉伯人对这一前景的抵制先后导致了四次中东战争，分别发生于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每一次都败给了装备精良的以色列。

萨达特基于国家利益掉头转向反苏轨道，开启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最终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两项脱离接触协议，1979年又与以色列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埃及为此被驱逐出阿拉伯联盟，萨达特受到咒骂，最终遭到暗杀。然而，也愿意与犹太人国家实现和解的其他人效仿了他的勇敢举动。1974年，叙利亚和以色列缔结了一项脱离接触协议，划定并维护两国间的军事分界线。这一协议维持了40年，其间历经战乱和恐怖主义，包括叙利亚内战带来的混乱。约旦和以色列相互克制，最终也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在国际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专制政权继续倚重苏联，但根据具体情况保留了支持其他政策的选择自由。到了70年代末，中东地区的种种危机与19世纪巴尔干的危机越来越相似。一些二流国家为了实现本国目标，在相互争夺的主要大国之间投机取巧。

然而，外交上倒向美国，最终没有解决民族主义的军人专制政权面临的难题。与苏联结盟未能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美国结盟未能化解社会问题的挑战。这些专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殖民主义，实现了独立，而且能够游走于冷战的两大权力中心之间。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缓慢，经济成果的分配又太悬殊，无法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石油几乎成了国家收入的唯一来源，加之不利于创新和多样化的经济文化，以上状况雪上加霜。尤其是冷战的猝然结束削弱了这些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它们没有学会如何在没有外敌或国际危机的情况下调动本国人民的积极性，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再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越来越认为国家有义务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因此，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不得不应对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浪潮，这些不满旨在挑战他们的合法性。极端团体信誓旦旦地要用一个基于宗教的中东秩序取代现存的中东体系。他们的体系反映了对待世界秩序的两种不同的普适性的做法。一种是逊尼派做法，以1928年成立且在这一地区枝繁叶茂的穆斯林兄弟会、2007年在加沙地带上台执政的哈马斯极端主义运动和基地全球恐怖组织为代表。另一种是什叶派做法，以霍梅尼的革命和由此派生出的黎巴嫩“国中之国”真主党为代表。两派之间打得你死我活，但在推翻现存的区域秩序、重建一个受到上天启示的体系的目标上完全一致。

伊斯兰主义：革命潮流——两种哲学诠释[1]

1947年春，埃及的一位钟表匠、小学教师，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的宗教活跃分子哈桑·班纳给埃及国王法鲁克上书，题为“走向光明”。他在陈情书中批评埃及的体制，提出用伊斯兰教义取代世俗的民族国家体制。哈桑·班纳温和而全面地阐述了埃及穆斯林兄弟协会（通称“穆斯林兄弟会”，1928年，为了同他眼中的外国不良影响和世俗生活方式做斗争，哈桑·班纳创建了这个组织）提倡的原则和诉求。

哈桑·班纳的兄弟会早期是对英国人霸占埃及苏伊士运河区不满的虔诚穆斯林非正式集会的场所，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从事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全国性组织，拥有成千上万的会员，基层机构遍及埃及所有城市，同时还拥有一个颇有影响的宣传网，负责传播哈桑·班纳对时局发表的评论。19 1937~1939年，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区的阿拉伯人发动了反英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起义，最终失败。穆斯林兄弟会因支持了这次起义，在该地区的声望大增，同时也吸引了埃及当局的注意。

哈桑·班纳在埃及被禁止直接参政，却是埃及最具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想给埃及君主公开上书，宣扬穆斯林兄弟会的愿景。对埃及和中东地区陷于外国统治以及中东内部的道德沦落，哈桑·班纳痛心疾首，他宣布，变革的时候到了。

哈桑·班纳称，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曾因其杰出的科技成就光彩照人……但今天已经破产并走向衰落。它的根基开始动摇，它的种种机制和指导原则已成流水落花”20。西方大国已经丧失了对自己世界秩序的掌控。“它们召开的会议均以失败告终，它们的条约遭到违反，它们的公约被撕成碎片。”用来维护和平的国联是“一个幻影”。哈桑·班纳尽管没有明言，但他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世界秩序既失去了合法性，也失去了权力。他断言，创建一个基于伊斯兰教的新世界秩序的时机已经来临。班纳称：“伊斯兰道路前人走过，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一个社会坚定地沿着“全面彻底”光复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并建立《古兰经》描述的社会秩序的道路走下去，“整个伊斯兰世界”，换言之，就是全世界的穆斯林，“都会支持我们”，“阿拉伯人的统一”乃至最终“伊斯兰教的统一”就会实现。

一个光复后的伊斯兰世界秩序，与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国际体系，将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哈桑·班纳认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应该忠于相互交汇的多个层次，位于顶峰的是一统的伊斯兰教体系，其权威最终将覆盖全世界。哈桑·班纳心目中的家园首先是一个“具体国家”，“然后延伸到其他伊斯兰国家，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祖国，都是穆斯林的栖身之地”。之后再依照虔诚的祖先建立的模式建立一个“伊斯兰帝国”，因为“真主会问每一个穆斯林”他为“光复伊斯兰世界秩序”做了什么。最后一个层次是全球性的。“穆斯林的祖国将延伸到全世界。难道你们没有听到安拉（神圣和全能的!）的话，“与他们战斗到底，直到永远不再受到迫害，直到安拉是唯一的信仰”21？

只要有可能，这场斗争将采取渐进的、和平的方式。22早期的穆斯林兄弟会告诫说，应该“保护”非穆斯林，要“温和”“平等”地对待他们，只要他们不反对这场运动，并表示自己应有的敬意。“对外国人应该抱有同情心并与之和平相处，只要他们品行端正，待人以诚。”因此，认为“在现代生活中建立伊斯兰体制会造成我们与西方国家交恶”的说法“纯属呓语”。

哈桑·班纳提倡温和，有多大成分是为了在一个仍然由西方大国主宰的世界中获得支持的策略手段？宣扬“圣战”的言辞，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在传统的伊斯兰地区赢得支持？1949年，班纳遭到暗杀，再也没有机会详尽解释如何解决他改造世界的革命宏愿，与他倡导的宽容和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原则之间的矛盾。

以上模棱两可之处在哈桑·班纳的著述中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但此后的很多伊斯兰教思想家和伊斯兰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主张彻底拒绝多元化和世俗的国际秩序。宗教学者兼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对这一观点做出了也许是最博学和最具影响力的阐述。1964年，他因被指控参与暗杀埃及总统纳赛尔入狱，他在狱中服刑时撰写了《路标》一书，对现有的世界秩序宣战。此后，该书成为当代伊斯兰主义的奠基之作。

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是给予人类唯一真正自由的普世体系——不受他人或人为理论统治，或者说摆脱了“那些基于种族、肤色、语言和国家、地区和民族利益之上的低层次的结合关系”23（即一切其他现代形式的统治和忠诚，外加构成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部分基石）。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的当代使命是推翻所有这些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严格按字义践行《古兰经》，乃至最后在全世界践行《古兰经》。

这一过程的巅峰是“实现地球上所有人——遍及地球的全人类的自由”，从而完成公元7~8世纪伊斯兰教首波扩张开始的过程，“然后把伊斯兰教传给世界各地的全人类，因为这一宗教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它的行动范围涵盖全世界”。24 和一切乌托邦事业一样，实现库特布的宏图也需要通过极端手段。库特布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一支意识形态纯洁的先锋队。他们将摈弃这一地区掌权的各国政府和社会——库特布一律冠之以“非伊斯兰的和非法的”——为实现一个新秩序而奋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领土解决方案认可的世俗现代化和穆斯林的分裂，令众多穆斯林私下里痛心疾首。学识渊博、充满激情的库特布对这一现状宣战。他的同代人大多对他宣扬的暴力手段望而却步，然而一批坚定的信徒——如同他设想的先锋队——开始形成一个核心。25

对于一个自认为已经超越“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全球化的世俗世界，库特布及其信徒的观点显得太极端，无法赢得足够重视。西方很多精英人士由于想象力贫乏，觉得这些革命者的激情难以理解，于是认定他们的极端言论要么只是空谈，要么是讨价还价的手段。然而在宗教极端主义者眼里，这些观点代表了一种真理，它否定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乃至任何其他秩序的规则和准则。过去几十年里，这些观点成了中东及其他地区极端分子和“圣战者”的战斗口号，并得到了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塔利班、伊朗的教士政权、“伊扎布特”（“解放党”，在西方国家极为活跃，公开鼓吹在一个伊斯兰教统治的世界里重建哈里发帝国）、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叙利亚的极端民兵组织“努斯拉阵线”和着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哈里发国的“伊斯兰国”的呼应。这些观点也代表了1981年暗杀萨达特的埃及极端分子信奉的好战信条。他们重拾“被忽视的圣战责任”，称与以色列媾和的本国总统为叛教者，指控他在两个问题上大逆不道：一是承认了犹太国家的合法存在，二是（他们认为）同意了把自古以来属于穆斯林的土地拱手让给了一个非穆斯林民族。

以上思想体系几乎完全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纯之又纯的伊斯兰主义认为，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出发点，因为国家是世俗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国家在演变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宗教实体的过程中，充其量也许可以获得某种临时性的地位。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能成为一个指导方针，因为对国家的忠诚偏离了真正的信仰，而且“圣战者”有义务改造“征伐之地”——不信伊斯兰教的人居住的世界。圣洁，而不是稳定，才是这一世界秩序观的指导方针。

“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的剧变

始于2010年下半年的“阿拉伯之春”在短暂的时间内曾给人带来希望，让人以为新的一波改革将把这一地区相互争夺的专制政权和“圣战”势力扫入历史角落。西方政治领导人和媒体兴高采烈地欢迎突尼斯和埃及局势的剧烈动荡，把这视为一场由青年人主导的促进自由民主原则的地区革命。美国正式表示支持示威者提出的种种要求，认为它们反映了对“自由”、“自由公平选举”、“代表人民的政府”和“真正民主”的不可剥夺的诉求，绝不应坐观其败。26然而通向民主的道路崎岖不平，充满艰辛。专制政权垮台后的局势凸显了这一点。

西方不少人认为，埃及的解放广场起义验证了一个观点，即早就应该推动取代专制体制的新体制了。但问题其实在于，美国很难找到可以用来建立多元化体制的因素和支持多元机制的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在文官政府和军人政权之间画了一条线，支持与民主制度格格不入的“穆斯林兄弟会”）。

美国希望看到这一地区实现民主化。共和、民主两党的历届政府均怀有这一愿望，因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美国的理想主义。然而，安全观和促进民主常常相互冲突。致力于民主化的人发现，很难找到真正认清民主的自身重要性，而不仅仅把民主当作个人独裁手段的领导人。同时，强调战略优先的一派又无法说明现有的政权如何最终能以民主的方式，甚至通过改革进行演变。促进民主化的做法无法解决在追求其目标时日益显现的真空，只考虑战略需求的做法又因现有机制的僵硬而受阻。

“阿拉伯之春”最初表现为新一代人争取自由民主的起义，但很快遭到排斥，进展受挫甚至遭到镇压，当初的兴奋化为无奈。既有的政治势力不仅与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和农村的宗教势力相连。事实证明，他们比在解放广场争取民主的中产阶级更强大，组织得也更好。“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暴露了而不是消除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旨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政策所含的矛盾性。

“阿拉伯之春”初期常用的一句口号“人民要求政府下台！”并没有说明人民指谁，或政府下台后以什么取代。“阿拉伯之春”的示威者当初呼吁开放政治和经济生活，日后被军人支持的威权主义与伊斯兰教意识形态之间的暴力较量所淹没。

在埃及，最初在解放广场宣扬世界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的欣喜若狂的示威者，最终并没有成为这场革命的继承人。电子社交媒体为有能力推翻政府的示威游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有能力在广场聚众示威并不等于有能力建立新的国家体制。在示威活动最初取得胜利后出现的权威真空中，起义前即存在的各派别往往更有能力影响最终的结局。通过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融合求得团结的诱惑，盖过了当初的起义口号。

2012年，在一批更激进的宗教极端主义团体组成的联盟的支持下，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穆尔西当选为总统。当初解放广场上的示威如火如荼时，穆斯林兄弟会曾信誓旦旦，说不谋求总统一职。伊斯兰教政府掌权后，开始将自己的权威体制化，对支持自己的人有组织地骚扰威吓妇女、少数族裔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视而不见。埃及军人决定推翻这届政府，宣布重启政治进程。结果，连已经靠边站的世俗民主派别也对此表示欢迎。

这一过程提出了人道主义外交政策问题。人道主义外交政策不同于传统外交政策，它批评国家利益观或均势概念缺乏道义内涵。它通过改变侵犯普世的正义原则的状况，而不是消除某种战略威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外交政策风格的价值观和目标，反映了美国传统至关重要的一面。然而，若把它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概念加以实施，又会让自己陷于两难处境：美国是否认为，凡是针对任何不民主政府的任何一次群众起义，包括针对此前认为对维持国际体系十分重要的政府的起义，美国都有义务支持？每一次示威游行是否都必然具有民主性质？是不是一旦沙特阿拉伯国内发生公众示威后，它就不再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对“阿拉伯之春”做出的主要贡献就是谴责、反对或参与推翻它认为专制的政府，包括此前视为重要盟友的埃及政府。然而，在沙特阿拉伯等与美国有着传统友谊的一些国家政府看来，美国传递的信息首先不是推行自由改革的好处，而是自己的政府有可能被美国抛弃。

西方的传统包括对民主体制和自由选举的支持。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无视深深扎根于美国道德事业的这一因素，就休想得到美国人民的长期支持。然而，有些派别把民主视为建立宗教统治的一次公民投票，而且这种统治一旦建立就不得更改。若对这些派别应用这一原则，宣扬选举有可能导致只有一次民主选举的机会。埃及恢复了军人政权后，在美国再次引发了一场争论，而且迄今为止都没有争论出任何结果：战略利益重要，还是促进人道、合法的统治重要？而且这似乎还牵扯到一个时机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应该为了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演变结果而牺牲安全利益？两者其实都很重要。忽略未来的民主前景——假设我们知道如何影响它的走向——含有长期风险。因无视安全因素而忽略当前现实，可能马上会招来大祸。传统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之别就取决于以上差异。每当这个问题出现时，政治家都必须在两者间加以权衡。有时会发生一些事件，比如种族灭绝，其后果之严重，足以使天平倾向撇开战略考虑进行干预的一边。但作为一般规律，最可持久的做法是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而在美国国内的争论中，两者常常被视为水火不容。

乍看上去，叙利亚革命像是埃及解放广场革命的重演。然而，埃及剧变团结了各派力量；而在叙利亚，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矛盾的爆发，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长达千年的纷争冲突再次点燃。由于叙利亚人口成分复杂，其他族裔和宗教团体也卷入了该国的内战。根据历史的教训，他们中没有哪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决定。一些外部大国也介入冲突，暴行屡屡发生，幸存者到各族裔和教派飞地避难。

在美国的公开辩论中，反抗阿萨德的起义被视为一场争取民主的斗争，与推翻穆巴拉克的情况相提并论。这场斗争应该以阿萨德政府的倒台和成立一个包容的民主联合政府告终。2011年8月，奥巴马总统陈述了这一立场，公开呼吁阿萨德“辞职”，从而让叙利亚人民能够行使自己的普世权利：

叙利亚的未来必须由叙利亚人民决定，但是阿萨德总统挡住了他们的道路。他呼吁对话和改革，同时又监禁、拷打和屠杀本国人民。他的呼吁虚伪至极。我们始终坚持，阿萨德总统必须引导民主过渡，否则就让路。他没有引导过渡。为了叙利亚人民的利益，现在是阿萨德总统去职的时候了。27

奥巴马讲这番话，是想鼓动叙利亚人民反对阿萨德，为推翻他的政权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假联合国之手，推动一项基于阿萨德下台和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的“政治解决方案”。然而令人惊愕的是，其他几个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既不愿支持这一步骤，也不愿支持采取军事措施。同时，叙利亚境内最终出现的武装反对派几无民主性可言，更不要说温和了。

当时，这场冲突已经超出了要不要民主的问题。对主要卷入方而言，涉及的问题与美国国内争论的焦点大相径庭。叙利亚及这一地区的主要成员不是为了民主而战，而是为了战胜对手而战。只有民主能让自己所属的派别执政时，他们才对民主感兴趣。没有任何派别赞成一个不能保证让自己党派控制政治体系的制度。对绝大多数交战者而言，简直无法想象不考虑地缘政治或地缘宗教后果，仅仅为了强制实施人权准则而打一场战争。在他们眼里，这不是一场独裁者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冲突，而是叙利亚境内互相角逐的各教派和各自在这一地区的后台之间的冲突。根据这一观点，这场战争将决定叙利亚的哪个主要教派最终将主宰其他教派，并控制叙利亚残存的疆土。区域大国源源不断地向其支持的教派输送武器和金钱，并提供后勤支援。沙特阿拉伯和海湾诸国支持逊尼派团伙，伊朗则通过真主党支持阿萨德。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后，越来越激进的团伙在战争中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极其凶残，交战各方均无视人权。

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战争开始重新划分叙利亚，也许还有这一地区的政治版图。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沿土耳其边界一带建立了一个自治区，日后有可能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自治地区合并。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社团担心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对待少数族裔的一幕在叙利亚重演，因此不愿支持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或是成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伊斯兰国”的“圣战者”试图在攻占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哈里发政权。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均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各主要派别认为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28一些“圣战者”武装派别认为，这是一场预示善恶大决战的冲突。当美国不肯出面打破平衡时，他们认为美国要么狡猾地隐藏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也许是想最终与伊朗做成一笔交易），要么不适应中东均势的需要。2013年，这一分歧达到了顶点。沙特阿拉伯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理由是由于传统的秩序仲裁者未能采取行动，它将自行其是。

美国呼吁世界信守对民主的支持，并在国际上以强制手段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而其他的大国，例如俄罗斯和中国，援引威斯特伐利亚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加以抵制。它们主要从自己所在地区的稳定和本国躁动不安的穆斯林人口的视角审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马里、巴林和叙利亚等国的大动荡。这些国家知道，最凶悍的逊尼派战士都是与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因“伊斯兰国”采用了甚至连它都认为太极端的手段而斩断了与后者的联系）结盟的铁杆“圣战者”，因此对叙利亚反对派彻底获胜持谨慎态度。中国称它在叙利亚这场战争中没有特别的利益，但坚持最终结果应由“叙利亚人民”而不是外国势力决定。叙利亚前盟友俄罗斯希望阿萨德继续掌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希望看到叙利亚继续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下去。由于国际社会达不成共识，叙利亚反对派又四分五裂，当初旨在促进民主价值观的一场起义沦为21世纪之初的一场人道主义大灾难，导致区域秩序彻底崩溃。

如果有一个可行的区域或国际安全体系，也许本来可以避免或至少遏制这场灾难。问题是各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看法大相径庭，维护稳定的代价又太高昂。早期外部的大规模干预也许可以把争斗各派压制下去，但若要维持局面，则需要长期的相当规模的军事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这一选择对美国来说已不可行，至少美国不可能单干。伊拉克若能达成政治上的共识，也许还能把这场冲突限制在叙利亚境内，但巴格达政府及其区域盟友的教派意识阻碍了共识的达成。还有一种可能是，国际社会可以对叙利亚和民兵“圣战者”实施武器禁运。然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各自截然不同的目标使得这一选项不可能成立。倘若无法通过共识或武力建立秩序，就只能付出灾难性的非人道代价，让秩序在混乱中产生了。

巴勒斯坦问题与国际秩序

中东各地虽然动荡不安，旨在结束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和平进程始终在推进，有时断断续续，偶尔紧锣密鼓。几十年的阿以冲突造成了一触即发的对峙局面。过去一共爆发了三场常规战争和无数次非常规军事冲突。每一个伊斯兰教“圣战者”团体都把阿以冲突作为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的借口。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把以色列的存在和它强大的军事力量视为自己的耻辱。有些人坚持不放弃土地的信念。在他们眼里，与以色列共存好比背弃信仰，而不是对现实的承认。

以色列对安全和认同感的追求、巴勒斯坦人对自治的渴望，以及四周阿拉伯国家政府对符合其历史性宗教诉求的政策的摸索——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没有什么问题能与之相提并论。有关各方都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历程，从拒和开战到犹豫不决地接受共存，基本上停留在停战的基础上，前途未卜。没有哪个国际问题像阿以冲突问题那样让美国如此牵肠挂肚，令美国总统如此殚精竭虑。

阿以冲突牵扯到一系列问题，针对每一个问题都形成了大量文件。在过去几十年时断时续的谈判中，各方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立场。这里只讲其中的一个方面：谈判各方互相冲突的和平秩序概念。

两代阿拉伯人都是怀着以下信念长大的：以色列这个国家非法篡夺了穆斯林的遗产。1947年，阿拉伯国家拒绝了联合国将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划分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方案，以为自己可以打赢战争，从而得到全部领土。结果，阿拉伯人未能消灭新宣布成立的以色列国。然而，同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后殖民时代冲突的结果不同，这并没有带来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也没有开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开始了一个政治上拒不和解和勉强接受停火的漫长时期。其间，一些激进的团伙试图通过恐怖主义手段迫使以色列屈服。

一些伟大的领导人曾试图超越这场冲突的概念，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基础上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即在组成主权国家的不同人民之间展开谈判，每一国根据对自己国家利益和能力的现实评估行事，而不是根据绝对的宗教信仰行事。1979年，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大胆地着眼于未来、走出冲突，根据埃及的国家利益与以色列媾和。两年后，他遭到埃及军队中宗教极端分子的暗杀，为自己的政治家气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以色列第一个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一项协议的总理拉宾头上。萨达特死后14年，以色列的一名激进学生暗杀了拉宾。

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领土境内，尤其是在加沙地带，宗教极端分子（比如真主党和哈马斯）今天拥有很大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他们宣称“圣战”乃是结束通常被谴责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状态的宗教义务。伊朗的阿亚图拉政权经常挑战以色列的生存权。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内贾德呼吁灭掉以色列。

从阿拉伯人的态度中至少可以看出三种观点：为数不多的一些人接受与以色列实现真正的共存并愿意为此而努力，他们目标坚定，但声音微弱；更多人试图通过永久性的对抗消灭以色列；最后一类人愿意与以色列谈判，但把谈判说成是分阶段征服犹太人国家的一种手段，至少他们对本国人民这样讲。

以色列地小人稀（同邻国相比），国土最窄处仅有9.3英里，最宽处也不过60英里左右，所以不大情愿为了将来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的一份文件做出领土上的让步，尤其是在靠近重要人口中心的地区。因此，以色列的谈判立场常常体现为强调法律问题，在理论空泛、偶尔含有琐碎细节的安全和政治保障的含义上做文章。这往往会激化和平进程旨在克服的情绪。

在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问题已不像往日那样紧迫，但依然重要。和平进程的主要参与者把精力和思虑转向了可能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及其区域代理人。这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和平进程：一是诸如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主要大国在塑造和平进程上可以发挥的外交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为未来协议提供担保的能力。巴勒斯坦领导人自己无法保证和平进程的结果，除非这一结果不仅能为其他区域国家政府所容忍，而且还能得到它们的积极支持。截至本书写作时，阿拉伯国家要么陷入内战，要么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纷争冲突以及一个日益强大的伊朗而担忧。尽管如此，它们或迟或早必须面对巴勒斯坦问题，它是构成区域秩序，最终也是世界秩序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些阿拉伯领导人建议仅承认以色列国存在的现实，但不正式承认它在伊斯兰教的中东的合法存在，这样既解决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又照顾到了阿拉伯人的感情，从而能实现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和平。以色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做出有约束力的保证，和平将包括化为具体行动的某种道义和法律上的承认。以色列因而不满足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还要求正式承认它是一个犹太人国家。大多数阿拉伯人很难正式接受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不仅认可以色列的领土，而且还认可它的宗教。

几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如果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的边界，就愿意与它建立外交关系。这一边界是半个世纪前结束的一场战争的停火线。然而问题的实质是：建立外交关系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如果阿拉伯国家给予以色列外交承认，它们的政府、宣传机构和媒体是否就不再把以色列描绘成这一地区一个非法的、帝国主义的、几乎可以说是罪恶的侵入者？因“阿拉伯之春”备受压力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是否愿意并能够做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确切承诺，公开赞成并保证一种接受以色列存在的和平？以上因素，而不是给予以色列国的标签，将决定和平的前景。

两种世界秩序观的冲突扎根于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之中。以色列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1947年，以色列正是依照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建国的。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始终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操盘手和最大的捍卫者。然而，中东地区的核心国家和派别在不同程度上从伊斯兰教意识的角度看待国际秩序。以色列与其邻国的纠纷有其地理和历史根源，涉及水源、资源、特殊的安全安排和难民问题。在其他地区，类似难题一般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是一个在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狭小空间内，以巴双方的两种世界秩序观之间能否共存的问题。由于双方对每一寸土地都看得很重，为争取和谈成功，也许需要探索一下是否能做出某种临时性安排，至少能增加实现切合实际的共存的可能性，在最终达成协议前赋予西岸部分地区主权特征。

为启动以上谈判做出努力的同时，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哲学思考上的演变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互相矛盾的结果。美国与代表中东各种选项的派别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与以色列结盟，和埃及保持关系，与沙特阿拉伯是伙伴关系。当一个区域的主要成员对它们面临的问题采取一致行动时，就会逐渐演变成为区域秩序。然而，在中东地区始终没有达成这种一致。主要当事方在三大问题上意见相左：国内局势的演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未来，以及伊朗用于军事目的的核计划的未来走向。一些目标一致的国家又不便明言。举例来说，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目标大体一致：防止伊朗获得核能力，或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遏制伊朗。然而，两国对合法性的看法——加上沙特阿拉伯十分在意阿拉伯国家的共识——决定了两国无法正式提出这一观点，甚至无法挑明。这就是为什么中东大部分地区仍然十分纠结，既恐惧“圣战”又害怕对付“圣战”的部分根源。

本章讲述的宗教和政治冲突的种种后果，表面看上去像是迥然不同的问题，实际上它们都反映了对政治合法性和国际合法性新含义的深层探求。

沙特阿拉伯

不无历史讽刺的是，中东各国动荡不安期间，西方民主国家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是一个国内体制与它们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的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站在了盟国一边。自从那时以来，沙特阿拉伯在大多数区域安全行动中始终是一个伙伴。这种关系显示了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特殊性，即差异如此之大的社会可以通过正式机制为了共同目标互相合作，而且通常双方都获益匪浅。换一个角度看，这一关系遇到的困难涉及探索当代世界秩序时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一个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既是部落性质的君主制，又是一个伊斯兰教神权政体。自从18世纪以来，抱成一团的两大家族构成了该国统治集团的核心。来自沙特家族的一位君主，统领基于古老的相互忠诚和义务的一个复杂的部落关系网，居于政治体制之首，控制了王国的内政和外交。主要来自谢赫家族的大穆夫提和长老委员会是最高宗教权威。国王试图通过扮演“两大圣寺（麦加和麦地那）监护人”的角色弥合两大权力分支之间的鸿沟。这不禁令人想起担任“护教者”的神圣罗马皇帝。

宗教表达的狂热和纯正深植于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中。数百年来，这两大家族曾几次建立或重新统一了沙特王国（18世纪40年代、19世纪20年代以及20世纪初），每一次都承诺根据对伊斯兰教教义最严格的解释，治理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无比神圣的圣地。沙特的军队屡屡四面出击，通过一波波的征服战争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和山川。这与当年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圣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宗教上的绝对主义、军事上的出其不意、精明的现代政治谋略，在伊斯兰世界的腹地塑造了这个对于伊斯兰世界命运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王国。

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土耳其统治。当时伊本·沙特再次统一了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些封建王国，通过家长制式的效忠和宗教信仰把它们维系在一起。自从那时以来，王室始终面临艰巨的任务。在它的统治下，既有依然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对国王绝对忠诚的部落，也有规模接近——有的地方超过了——西方一些大都市的人口密集的城市，虽然这些城市位于寸草不生的荒漠上，看上去像是海市蜃楼。一个具有半封建性的对等义务意识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在极端保守的政治文化限度内，掌权的王室成员将君主制和一种共识体系结合起来。在此体系下，庞大的王室家族的远亲对决策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普通公民也逐渐获得了参与公共生活的部分权利。

伊斯兰教和尊重传统权威这一纽带，将数百万外籍劳工——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埃及人、巴基斯坦人和也门人——连接到了一起。每年同一时间，几百万穆斯林从世界各地涌到沙特阿拉伯朝觐——前往麦加履行先知穆罕默德生前制定的宗教仪式。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信徒一生中至少要去麦加朝觐一次。这一证明自己信仰的义务使沙特阿拉伯具有独特的宗教重要性，同时每年也给它带来了其他国家没有的接待方面的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巨大石油蕴藏量的发现使沙特阿拉伯一跃成为这一地区无人能及的首富。由于这个国家人口稀少，没有自然的陆地边界，一个主要产油区的居民又是政治上若即若离的什叶派少数族裔，骤然致富给该国的安全造成了隐含的威胁。

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深知，四周邻国的贪婪有一天也许会转化为征服的欲望，在革命年代，也可以表现为支持政治或教派骚乱。沙特阿拉伯人目睹了邻国的命运后，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心情矛盾，知道不改革也许会把本国的青年人推向对立面，改革步伐太快又有可能失控，最终危及习惯了保守君主制的这个国家的国内凝聚力。王室试图在自己社会习俗范围内领导社会和经济变革，目的恰恰是为了控制改革的步伐和内容。沙特阿拉伯依照这一策略进行了有限的改革，防止具有潜在爆炸性的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同时又避免改革步伐过快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

现代沙特阿拉伯自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外交政策的特点就是小心谨慎，他们转弯抹角的说话风格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如果沙特王国奉行锋芒毕露的政策，如果它使自己成为一切争端的焦点，一些比它势力大得多的大国的恳求、威胁和诱劝就会接踵而至，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家的独立或凝聚力。沙特阿拉伯当局因此避而远之，从而保全了自己，哪怕危机时期也不例外，包括有时推行影响会波及世界的大胆变革时。沙特阿拉伯在公开场合几乎总是避免出头，与他国保持距离，用含糊不清掩盖自己的脆弱，用避而远之隐藏自己对外来者动机的猜疑。无论对方巧舌如簧还是威胁恐吓，它均不为所动。

即使是在靠资源支撑的对抗中，沙特阿拉伯王国也避免自己冲在前面，例如1973年的石油禁运和1979~1989年在阿富汗的反苏“圣战”。它帮助推动了中东的和平进程，但谈判时退缩在他国后面。沙特阿拉伯王国于是在固定的标杆之间游走：与美国的友谊，对阿拉伯人的忠诚，对伊斯兰教正本清源的诠释，内忧外患的意识。在一个“圣战”、剧烈大动荡和认为美国将从这个地区抽身退出的时代，沙特阿拉伯王国有时不再含糊其词，转而采取更直截了当的做法，明确表达它对什叶派伊朗的恐惧和敌视。

伊斯兰世界的大动荡和一个革命的伊朗的崛起给沙特阿拉伯造成的分裂之深，超过了中东地区任何一个国家。一方面，沙特阿拉伯正式对威斯特伐利亚概念表示效忠，因为这一概念不仅构成了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基地，也是国际社会承认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的依据。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国内又存在着贯穿其历史的宗教纯粹主义势力和威胁到国内凝聚力（1979年，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占领麦加的大清真寺时甚至威胁到了王国的生存）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

1989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心怀不满的子孙之一、参加了阿富汗反苏“圣战”的本·拉登回国，宣布要开始一场新的斗争。本·拉登及其追随者遵照库特布的著述成立了一个先锋队组织（基地组织），通过它进行全面“圣战”。该组织的“近期”目标是沙特政府及其地区伙伴国，“远期”目标是美国。基地组织辱骂美国扶持中东不遵守伊斯兰教教义的国家政府，并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在沙特阿拉伯部署部队玷污了伊斯兰教。29依本·拉登之见，真正的信仰与异教徒世界之间的较量已经开始，而且事关生死存亡。世界上的非正义已经达到了用和平手段无法解决的地步，现在需要采用暗杀和恐怖主义手段，从而让基地组织的远近敌人心寒胆战，丧失抵抗斗志。

基地组织野心勃勃的计划，从袭击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地区和非洲的设施开始。1993年对世贸大厦的袭击显示了该组织的全球野心。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的攻势登峰造极，袭击了世界金融体系枢纽纽约和美国权力的政治枢纽华盛顿。“9·11”事件是迄今为止最致命的一次袭击，短短几分钟内2 977人丧生，遇难者几乎全部是平民，还有数千人在袭击中受伤或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害。本·拉登在袭击前宣布了基地组织的目标：将西方及其影响逐出中东，推翻与美国结成伙伴合作关系的国家政府，解散它们的政治体制。30本·拉登嘲弄这些国家是“纸糊的蕞尔小国”，其政治结构是为了西方大国的需要而非法建立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将取而代之，再现公元7世纪时伊斯兰教的辉煌。一场围绕世界秩序的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这场冲突的战场横贯沙特阿拉伯的腹地。2003年基地组织推翻沙特王朝的企图失败后，沙特阿拉伯成为基地组织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伊斯兰教秩序的范围内保障安全的办法，在一段时间内行之有效。然而，沙特王朝犯了一个重大战略错误。从大致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03年末，它以为可以支持，甚至操纵国外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而不会危及它在国内的统治。2003年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境内爆发的一场基地组织的严重叛乱，暴露了这一战略的致命缺陷。沙特王室抛弃了这一战略，改为由年青一代的一位王子，现任内政部长本·纳伊夫，领导一场严厉打击叛乱的斗争。即便如此，沙特王朝的江山依然不稳。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圣战”浪潮的高涨，沙特阿拉伯在这场斗争中使用的手腕也许会再次受到考验。

沙特阿拉伯采取的对策与它面对的挑战同样复杂。皇室家族认为，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系于和西方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以及参与全球经济。然而，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伊斯兰教圣地的保护者，沙特阿拉伯又无法偏离正统的伊斯兰教。为了对付激进的伊斯兰教普世主义，它先声夺人，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体制和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与伊斯兰教中原教旨色彩也许最浓厚的瓦哈比派嫁接的脆弱混合体，并在国际上出钱扶持它，结果有时在本国内造成了自相矛盾。沙特阿拉伯在外交上基本上与美国结盟，宗教信仰上又倡导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伊斯兰教，与非伊斯兰世界形成了潜在冲突。通过资助在世界各地宣扬严苛的瓦哈比派信条的宗教学校，沙特人不仅履行了自己作为穆斯林的义务，还把它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如此一来，鼓吹瓦哈比派信条的人纷纷跑到国外去传教，而不是留在王国境内。这一政策产生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助长了“圣战”的狂热，最终将对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及其盟友构成威胁。

只要逊尼派国家基本上仍处于军人统治之下，沙特王国奉行的有原则的模糊战略就没有问题。然而基地组织出现后，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的伊朗通过一个好战的革命阵营在整个地区内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增大。沙特阿拉伯面对着中东地区两类不同形式的内战：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成员的伊斯兰政权，与认为现代国家和现存的国际秩序机构同《古兰经》势不两立的“圣战者”之间的内战；以及在这一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内战。沙特阿拉伯促使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举动（无论多么无心）起了为这两场内战煽风点火的作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分别被视为对立双方的头领。

这场争夺的背后还有另外两场较量，二者都是对地区秩序的考验。一是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和利比亚可憎的独裁政权，同时在政治上施加压力，实现“改造大中东计划”。二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再起，在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冲突期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局势的发展证明，在以上每一场较量中，都很难生成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平行利益。

沙特阿拉伯把什叶派的伊朗视为一个帝国加宗教现象，在地区领导权、均势和教条理念之争方面感觉受到了伊朗的威胁。在沙特阿拉伯眼中，德黑兰领导的什叶派群岛（从伊朗与阿富汗边界横穿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直抵地中海）实力及影响力日盛，与沙特领导的（由埃及、约旦、海湾国家和阿拉伯半岛组成，同土耳其结成谨慎的伙伴关系）逊尼派秩序针锋相对。

因此美国如何对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是一个简单的均势考量问题或民主化问题，而必须把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已经持续千年之久的宗教纷争考虑在内。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小心行事，因为这一地区释放出来的压力会对支撑这一王国和管理伊斯兰教圣地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产生影响。沙特阿拉伯若发生动荡，将对世界经济、伊斯兰世界的未来与世界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革命的经验，美国不能假定有一个现成的民主反对派，且它将依据更合西方口味的原则统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圣战”和什叶派“圣战”志在必得的最重要的战利品。沙特阿拉伯的努力，无论多么迂回隐蔽，都对于促进这一地区的建设性演变至关重要。美国必须与它达成共识。

对沙特阿拉伯来说，与伊朗的冲突生死攸关，关系到君主制的存活、国家的合法性乃至伊斯兰教的未来。只要伊朗继续崛起为一个潜在的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了保持均势，就至少必须加强自身的实力地位。鉴于事关重大，仅有口头保证是不够的。取决于伊朗核谈的最终结果，沙特阿拉伯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寻求拥有自己的核能力，作为一项保险政策，要么从一个现有的核大国得到弹头，最好是伊斯兰国家（比如巴基斯坦），要么资助其他某国研制核武器。如果沙特阿拉伯判断美国要从这一地区抽身，它很可能会试图把另一个外部大国拉入地区秩序，也许是中国，或印度，甚至是俄罗斯。21世纪前20年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和暴力，因此应当被视为各国内部冲突和宗教之争的映照。争夺焦点，是决定这一地区是否或以何种方式与任何一个更大的世界秩序概念相连。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美国控制结果的能力、手腕和意志，使之既符合自己的利益，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也认为与各自的安全和原则并行不悖。

国家的衰落？

叙利亚和伊拉克曾是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灯塔，但也许丧失了重构为统一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家的能力。由于两国交战各派别纷纷争取这一地区及外部世界同一教派或族裔的支持，它们之间的冲突威胁到了四周邻国的国内和谐。如果地处阿拉伯世界腹地的数个邻国不能建立合法的统治并始终有效控制本国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中东做出的领土安排将来日无多。

因此，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周边地区的冲突是一个不祥新趋势的象征：国家分裂为不同部落和教派单元，其中有一些分布在现存边界两边，彼此或你死我活地拼杀，或受到相互竞争的外部派别的操纵，除了实力至上法则（霍布斯也许会称之为自然状态）不遵守任何共同规则。

革命或政权更迭后，只要没有建立一个得到一国大多数人承认的合法新政权，形形色色的派别为了争夺政权，就会继续同自己眼中的对手打下去。一国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长期叛乱，抑或与另一个正在走向解体的国家合并。现存的中央政府可能没有意愿或能力重新恢复对边境地区或真主党、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塔利班等非国家实体的控制。这种现象已经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巴基斯坦出现。

以现有形式存在的一些国家也许无法按照原状存在下去，除非采用美国人视为非法的国家治理或凝聚社会的手段。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更自由的国内体制克服以上障碍。但如果一国内的不同派别坚持各自的世界秩序观，或是认为他们之间的争夺关系到自身的存亡，美国呼吁止戈息战、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做法往往要么造成现任政府的瘫痪（例如前伊朗国王时期的伊朗），要么是对牛弹琴（例如塞西将军领导下的埃及政府。它汲取了前任政府被推翻的教训，不再与美国保持历史性的盟友关系，转而选择给予自己更大的行动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在尽量兼顾安全和道义的基础上决策，同时认识到无论在安全上还是道义上，都无法做到十全十美。

在伊拉克，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残暴的萨达姆·侯赛因独裁政权的垮台，带来的不是对民主的追求，而是复仇。不同派别把各自信仰的宗教形式转化为自治单元，为了报复而相互厮杀。利比亚地广人稀，彼此争斗的不同教派和部落除了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外，没有共同历史。推翻暴戾的独裁者卡扎菲产生的实际结果，是抹掉了带有国家统治色彩的所有痕迹。不同部落和地区为了确保自治或称雄一方，纷纷通过不受约束的民兵武装自己。的黎波里的临时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它实际控制的地方只限于城市，甚至能否控制城市都还难说。极端团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用卡扎菲弹药库里的武器武装自己后把“圣战”扩大到邻国，尤其是非洲。

各国政府失去对本国全境的管辖之日，也是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自身开始走向解体之时。31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有些空白，标志着这些地区无法无天。一个国家崩溃后，其领土也许会成为恐怖主义、武器供应或挑动邻国教派不和的基地。现在，不受任何政府管辖或处于“圣战”的地区贯穿整个伊斯兰世界，波及利比亚、埃及、也门、加沙地区、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马里、苏丹和索马里。若是也把中非地区的麻烦考虑在内——持续了长达一代人之久的刚果内战把四周邻国卷入其中——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的冲突也有可能同样扩散到他国，世界版图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已濒于从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滑落的边缘。

在这一真空投下的阴影中，中东陷入了一场类似欧洲前威斯特伐利亚宗教战争的对抗，但规模超过了后者。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螺旋式升级，政治、教派、部族、领土、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国家利益争端纷纷浮现。用来追求地缘政治目标的宗教被“武器化”，平民因为自己所属的教派遭到屠杀。有能力维持自己权威的国家以生存需要为借口，认为自己权大无边。解体的国家成为周围大国争夺之地，其积聚实力的方式往往完全无视人类的福祉和尊严。

目前仍在进行的冲突既是宗教性的，也是地缘政治性的。由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某种程度上还有埃及和土耳其组成的逊尼派集团，与一个由什叶派伊朗领导的集团对峙。后者支持阿萨德控制的叙利亚部分、马利基控制的伊拉克中部和南部，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逊尼派阵营分别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支持反抗阿萨德和马利基的起义。企图主宰这一地区的伊朗则动用意识形态上与德黑兰一致的非国家成员，破坏它在这一地区的竞争对手的国内合法性。

冲突各方均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尤其是俄罗斯和美国的支持。这反过来也塑造了双方的关系。俄罗斯的目标基本上是战略性的，至少防止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团体蔓延到本国穆斯林人口所在的地区。俄罗斯的全球目标是加强它相对于美国的地位（从而扭转本章前面提到的1973年那场战争的结果）。美国左右为难：一方面，从道义立场出发谴责阿萨德，这没有错；另一方面，反对阿萨德的最大一股势力又是美国战略上需要反对的基地组织和更极端的团体。无论俄罗斯还是美国，在彼此合作还是互相斗法问题上都难下决心。不过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有可能打破目前的暧昧，推动双方转而采取冷战立场。伊拉克成了多个阵营角逐的战场——历史上曾数次上演过这一幕——这一次是在伊朗、西方和形形色色的复仇主义的逊尼派别之间。剧本没换，只是换了一批演员。

美国尝到了苦头，再加上当地条件几乎不允许多元化的存在，人们可能倾向于对动荡局势采取任其发展的态度，待继承国出现后再与之打交道。但几个潜在的继承国已经公开宣布，美国和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是它们的头号敌人。

在一个自杀式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时代，必须把滑向泛地区教派冲突的现象视为对世界稳定的威胁。所有负责任的大国，都需要根据某种可以接受的地区秩序的定义携手应对。如果无法建立秩序，大片地区就有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世界等待美国和其他具有全球眼光的国家提炼出一个新的地区秩序。

[1] 作者完全无意诠释各种学说和教派信奉的核心真理，他们对自己真理的热情追求正在重塑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在很多国家占大多数，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做出的诠释不像这里引用的诠释那么富于对抗性，而是更加多元化。然而此处引用的观点现在对很多重要的中东国家和几乎所有的非国家组织的未来走向，产生了重大的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些观点表达了对一个不同的世界秩序的追求。根据其定义，这一秩序优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自由国际主义的价值，而且与后者格格不入。为了了解这些观点，本书不可避免地要引用争论双方使用的宗教用语。

｜第四章｜
美国与伊朗：不同的秩序理念

2013年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一个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说，欢呼一场新的全球革命的到来。作为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地位凌驾于伊朗政府所有官员，包括总统和外交部长之上。哈梅内伊宣称，世界其他地方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其实是一场影响波及全球的“伊斯兰觉醒”。哈梅内伊称，西方以为民众上街示威代表着自由民主的胜利，实在是大错特错。示威者将“拒绝在政治、行为和生活方式上效法西方，因为那只能带来可怕的痛苦”，他们体现了“神的许诺终于得以实现的奇迹”。

任何有知识、有头脑的人都无法否认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伊斯兰世界终于从世界社会和政治赛场的边缘走到了中间，在重大的全球事件中占据了突出的中心地位，为生活、政治、政府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观念。1

据哈梅内伊分析，这场伊斯兰意识的再觉醒正在引发全球宗教革命，最终将打败专横跋扈的美国及其盟国，给西方持续3个世纪的霸主地位画上句号：

傲慢的反动阵营不敢承认这场伊斯兰觉醒，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伊斯兰世界的几乎所有地方都能看到这场觉醒的征象。最明显的当属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他们满腔热情地要再现伊斯兰教的伟大和光荣。他们认清了当今国际秩序的压迫性质，并揭去那些无耻、凶恶和傲慢的政府的虚伪面具，因为它们长期以来都在压迫伊斯兰和非伊斯兰的东方国家。

哈梅内伊信誓旦旦地宣布，在“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失败”之后，随着西方实力和信心的坍塌，伊斯兰觉醒将传遍全球，把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乌玛（ummah，跨国界的信仰共同体）统一起来，恢复伊斯兰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

最后，这个目标只有通过创造一个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明才能达到。伊斯兰乌玛的所有组成部分，即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都应达到《古兰经》提到的文明程度……通过宗教信仰、知识、道德和不懈的斗争，伊斯兰文明会给伊斯兰乌玛和整个人类带来先进的思想和崇高的行为规范，让人们摆脱支撑西方文明的物质主义、压迫观念以及腐败的行为规范。2

哈梅内伊过去也曾阐述过这个主题。2011年，他在对伊朗的准军事部队演讲时说，西方发生的民众抗议说明世界渴望伊朗的神权制度所代表的精神和合法性。一场世界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美国和欧洲的事态发展说明世界将要发生巨变……今天，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人们呼喊的是埃及人和突尼斯人的口号……现在我们的伊斯兰共和国是各民族觉醒运动的中心，敌人对此又恨又怕。3

在任何其他地方，这样的表态都会被当作企图颠覆现状的严重挑战：在一个重要国家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和世俗权力的神权领袖公开支持创立另一个世界秩序，与国际社会现有的秩序唱对台戏。伊朗最高领袖宣称，在他预言将要来临的新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普世的宗教原则，而不是国家利益或自由国际主义。此言假使出自一位亚洲或欧洲领导人之口，一定会被视为对世界的惊人挑战。然而，来自伊朗的类似言论世界已经听了35年，对这些言辞以及与之相伴的行动表现出来的极端主义早已见怪不怪。就伊朗而言，它对现代世界的挑战，与它上千年来精微奥妙的治国传统是分不开的。

伊朗的治国传统

激进的伊斯兰教义首次被上升为国家主权层面的信条是在1979年。人们万万没想到这样的事会在伊朗的首都发生，因为伊朗与大多数中东国家不同，它有着古老而辉煌的历史，对自己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历史一直引以为傲。所以，当伊朗这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的国家在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革命后摇身一变成为激进的伊斯兰教倡导者时，中东的地区秩序完全乱了套。

在该地区所有国家中，伊朗的国家意识应该是最悠久、最连贯的，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治国传统也是最完整、最复杂的。与此同时，伊朗领导人的手一直伸得很长，远远超过伊朗现代的国界，几乎从不遵守威斯特伐利亚的国家及主权平等的概念。伊朗这个国家是在波斯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7世纪这段时期内，波斯帝国几经改头换面，在现今的中东大部以及中亚、西南亚和北非的一些地区建立并维持着统治。波斯有着璀璨的艺术和文化，有娴于管理遥远省份的先进官僚制度，还有南征北伐、身经百战的庞大的多民族军队，因此它认为自己远远优于所有其他社会。波斯把君王的权力和地位推到近乎神的高度，认为君王是统治芸芸众生的慈悲的宗主，是“万王之王”，他主持正义，谕示宽容，治下人民因此而俯首归心。4

波斯帝国与古中国一样，代表着一种形式的世界秩序，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文化和政治上的成就及心理上的自信与传统的军事征服同样重要。公元前5世纪，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描述过波斯人的自信，说他们吸收了外国习俗的所有精华，例如米底人（Median）的服装和埃及人的铠甲，自视为人类文明的中心：

他们最尊重的是自己，然后是邻国，再后是邻国的邻国，以此类推。尊重的程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降低。波斯人最轻视距离他们最远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各方面最出色的人，其他人按离他们的远近习得一定的美德，离得最远的是最卑下的。5

大约2 500年后，这种泰然自信依然故我，表现在1850年美国和萨非王朝签订的贸易协议中。萨非王朝的辖地比起原来的波斯帝国稍有缩小，但仍疆域辽阔，包括伊朗和今天阿富汗、科威特、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和土库曼斯坦的大片地区。尽管萨非王朝在与扩张中的俄罗斯帝国的两次战争中刚刚失去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达吉斯坦和格鲁吉亚东部，但是国王仍然洋溢着身为古代波斯帝王薛西斯和居鲁士后代的自信：

北美合众国总统和如土星般崇高的陛下——他是与太阳媲美的君王，有如光辉耀长空；他是举世无双的君王，雄兵百万众若繁星；他的伟大堪比贾姆希德（波斯神话中的国王）；他的光荣可与大流士比肩；他继承了凯扬王朝的皇冠和御座，是全波斯无上的皇帝——均热诚期盼建立两国政府间的友好关系，并愿以对双方的公民和子民互利互惠的友好通商条约加强之，为此特任命特命全权大使……6

波斯地处东西方交界，版图最大时辖下省份和属地从现代的利比亚延伸到吉尔吉斯斯坦和印度。自古以来直到冷战时期，欧亚大陆上几乎所有主要的征服战争都要么从波斯发起，要么在波斯终结。尽管历经动荡，但波斯和与它经历类似的中国一样，依然保留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波斯帝国的辖地涵盖了众多不同的文化和地区，并把所有这些文化和地区的成就统统予以采纳融合，归入自己特有的秩序观念。从亚历山大大帝到早期的伊斯兰军队，再到后来的蒙古人，一波又一波的征服之战几乎完全抹去了其他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政治自主性，但波斯依然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充满信心。它对征服者低头只是暂时的让步，骨子里仍然保持着独立，维持着自己特有的世界观。它通过诗歌和神秘主义探索“广大的内心空间”，为自己身为史诗《国王之书》中讴歌的古代英雄国王的后裔而自尊自傲。7与此同时，波斯把管理各种不同的领土和应对政治挑战的经验提升为一整套缜密的外交理念，尤其注重坚忍、耐力、对地缘政治现实的精明分析，以及在心理上掌控对手。

这种与众不同的自我感觉和灵活敏捷的外交手腕延续到了伊斯兰时代。波斯帝国在阿拉伯人的第一波征服战中被推翻。波斯接受了阿拉伯征服者的宗教，但在同时被征服的所有民族中，唯有它坚持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并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新秩序注入了原波斯帝国的文化遗产。最终，波斯成为伊斯兰什叶教派的人口中心和文化中心。阿拉伯人统治下的波斯接纳什叶派，起初是出于拒绝接受阿拉伯主流的传统，自16世纪起，更是把什叶派伊斯兰教定为国家宗教（部分原因是为了与边界另一侧正处于扩张阶段的逊尼派奥斯曼帝国相区分，并表示反抗之意）。什叶派与教众占多数的逊尼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宗教真理的神秘性和不可言传性，准许为了教众的利益进行“审慎的伪饰”8。在文化、宗教和地缘政治观念上，伊朗（自1935年起采用了这个正式国名）保留了它历史传统的特殊性和作为地区一员的特点。

霍梅尼革命

20世纪反对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的革命，最初是争取民主和经济再分配的反君主制运动（至少对西方是这样表述的）。引发革命的许多民怨确实存在，因为巴列维国王强制实行现代化方案，一些民众因此被迫背井离乡，政府为压制民众的不满而采用的手段又专横粗暴。1979年，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结束在巴黎和伊拉克的流亡生涯，作为革命的“最高领袖”返回伊朗。但他回来不是为了推行社会方案或实现民主治理，而是要对整个地区秩序，甚至可以说是对现代世界的制度，发动攻击。

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召开之前，西方发生过宗教战争。但自那以后，西方从未实行过霍梅尼治下的伊朗树立起来的理念。根据这种理念，国家不是合法的自立实体，而是更广泛的宗教斗争中恰好可供使用的武器。霍梅尼宣称，20世纪的中东地图是“帝国主义者”和“自私的暴君”制造出来的虚妄的非伊斯兰产物，他们“把伊斯兰社会切成不同部分，彼此分开，人为地创造出不同的国家”。9中东以及广大世界上所有的现行政治机构都是“不合法的”，因为它们“不是建立在真主的律法之上”。现代国际关系所依靠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不能成立，因为“国家间的关系应以宗教信仰为基础”10，不应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原则之上。

霍梅尼认为——他的意见与库特布一致——从意识形态扩张的角度来领会《古兰经》可以去除这些亵渎真主意志的制度，创立真正合法的世界秩序。第一步是要推翻伊斯兰世界的所有政府，代之以“一个伊斯兰政府”11。要超越传统上对国家的忠诚，因为“推翻现在统治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不合法的政治势力人人有责”。1979年4月1日，霍梅尼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宣布，在伊朗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政治制度标志着“真主政权的诞生”。

这个政体与任何其他的现代国家都有所不同。正如霍梅尼任命的第一任伊朗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对《纽约时报》所说：“我们想要……先知穆罕默德的10年统治和他的女婿阿里，即第一位什叶派伊玛目（Imam，阿拉伯语，意为“领袖”）的5年统治期间那样的政府。”12一旦政府是遵照真主意志建立的，持不同意见就不再是政治上的反对，而是渎神的行为。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国把这些原则付诸实施，建立伊始就举行了一系列审判，处决了一批渎神的人，对各少数派宗教的全面镇压远超巴列维国王的专制主义政权。

在一片动荡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矛盾，表现为对国际秩序的双重挑战。13伊朗革命中，致力于推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伊斯兰运动夺取了对一个现代国家的控制权，但同时又行使它“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权利和特权，例如占据在联合国的席位、进行贸易活动、运用外交机构，等等。伊朗的神权政治因此脚踏两个世界秩序，一方面利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保护，另一方面却多次宣称不相信这个体系，绝不受它的约束，总有一天要取消它。

这种双重性深深植根于伊朗的治国理念中。它自称为“伊斯兰共和国”，暗示它的权威超越了领土的界限。居于伊朗权力结构最高点的阿亚图拉（先是霍梅尼，然后是他的继任者阿里·哈梅内伊）不仅是伊朗的政治领袖，而且被视为全球性的权威，是“伊斯兰革命的最高领袖”和“伊斯兰乌玛及被压迫人民的领袖”。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一种严重违反外交豁免原则——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核心原则——的方式在世界舞台上亮相：它冲进美国驻德黑兰的使馆，把使馆人员扣为人质长达444天（2014年，现任伊朗政府把当年劫持人质那群人的翻译任命为伊朗驻联合国代表，此举等于宣告了那次行为的正确性）。本着类似的精神，阿亚图拉霍梅尼在1989年发布指令，判处英籍印度裔作家萨曼·拉什迪死刑，以此宣称自己掌握着全球的司法权威。拉什迪也是穆斯林，判处他死刑是因为他在英国和美国出版的一本书被认为冒犯了穆斯林。

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伊拉克的马赫迪军是非国家的民兵组织，它们挑战权威，通过恐怖袭击来达到目的。伊朗与部分领土遭这些组织占领的国家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但与此同时，它又出于宗教的原因为这些组织提供支持。伊朗政府为了推动伊斯兰革命，准许什叶和逊尼两派跨越教派间的鸿沟共同合作，以推动更广泛的反西方事业。比如，伊朗为逊尼派的“圣战”组织哈马斯提供武器打击以色列。据有些报道称，伊朗还为阿富汗的塔利班提供武器。14 “9·11”委员会的报告和2013年针对加拿大的一次恐怖袭击阴谋的调查结果都显示，基地组织成员在伊朗获得了根据地。

关于推翻现存世界秩序的问题，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穆斯林基本上观点一致。尽管21世纪初在中东各地爆发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义之争十分激烈，但赛义德·库特布的观点在实质上与伊朗政治领袖的观点并无二致。库特布坚信伊斯兰将重整世界秩序并最终统治世界，这一观点在那些把伊朗重塑为宗教革命发源地的人的心中引起了共鸣。库特布的著作在伊朗广为流传，有些是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亲自翻译的。1967年，哈梅内伊翻译了库特布的著作《本宗教的未来》，在序言中他这样写道：

这位崇高伟大的作家在此书的章节中试图……先阐述宗教的实质，在表明了此一宗教的生机勃勃之后……他以雄辩的说理和特有的世界观申明，世界的权力将最终掌握在我们宗教的手中，“未来属于伊斯兰”。15

在反西方大业中，伊朗代表着占穆斯林少数的什叶派。伊朗认为，如果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超越教义上的分歧，就有可能成就大业。为此目的，伊朗宪法把团结所有穆斯林定为国家的一项责任：

根据《古兰经》第21章第92节的经文（“你们的这个民族，确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我是你们的主，故你们应当崇拜我。”[2]），所有穆斯林都同属一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责任在制定国策时注重培育所有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它必须为实现伊斯兰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一而不懈奋斗。16

重点不在神学上的争议，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征服。如霍梅尼所说：“我们必须努力向全世界输出我们的革命，必须丢掉一切别的想法，因为伊斯兰教不仅不允许伊斯兰国家之间存在任何分歧，而且还是所有被压迫人民权益的捍卫者。”17这要求对“美国这个世界强盗”、俄罗斯和其他崇尚物质的社会，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发起规模浩大的斗争。

然而，霍梅尼和其他什叶派革命者在一点上与伊斯兰逊尼派意见不同，这也是他们兄弟间互相残杀的根本原因所在，分歧就是什叶派认为，世界大乱将随着马赫迪（伊斯兰教中的救世主）的出现而结束。他将降临（身在形不现），掌管起目前暂由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代为行使的至高权力。18当时的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认为这条原则已成定论，并于2007年9月27日在联合国的讲话中公开提了出来：

最后的救世主必定会降临。他将带领所有信真主的人、寻求正义的人和乐于助人的人建设光明的未来，使世界充满正义和美好。这是主的诺言，因此定会实现。19

这样的概念所设想的和平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在2006年写给乔治·W·布什总统的信中所说的，全世界必须皈依正确的宗教教义。艾哈迈迪–内贾德的那封信（西方普遍认为那是表示愿意谈判的姿态）以“Vasalam Ala Man Ataba’al hoda”19结尾。这句话在公开发表的信中没有翻译出来，它的意思是：“只有走正路的人才有和平。”这句话一字不差，正是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纪对拜占庭和波斯皇帝发出的警告，那两个帝国很快就成了伊斯兰“圣战”的对象。

几十年来，西方观察家一直想找到伊朗这种态度的确切“根源”。他们坚信，伊朗的一些比较极端的言辞只是一种比喻。他们认为，如果宣布弃绝西方过去的一些行为，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英两国对伊朗国内政治的干预，也许就能打开和解之门。然而，伊斯兰教的革命派至今尚未表现出愿意寻求西方意义上的国际合作。伊朗的神权政治也不像一个殖民统治结束后满怀怨愤的独立运动在期盼着美国展现善意。根据阿亚图拉们的政策观念，与西方的争端不是仅通过在具体问题上让步就能解决的。它是关于世界秩序性质的角力。

在伊朗与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就它的核计划达成了临时协议后，西方额手称庆，认为此事预示着伊朗即将表现出新的合作精神。但就在这个时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却在2014年1月宣布：

有些人给美国涂脂抹粉，妄图以此掩盖这张脸的丑陋、暴力和恐怖，使伊朗人民以为美国政府是温情慈悲的政府……如此丑陋的罪恶面孔岂可靠涂脂抹粉就能蒙蔽伊朗人民？……伊朗不会违背自己达成的协议。但美国人是伊朗革命的敌人，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敌人，是你们升起的这面旗帜的敌人。21

2013年9月，哈梅内伊在对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讲话中措辞比较委婉：“摔跤手在和对手角力中，有时为了技术原因会显示出灵活性，但他不能忘记对手是谁。”22

这种情况未必一成不变。在中东所有国家中，伊朗也许有着最连贯的辉煌历史和最悠久、最精妙的战略传统。多少世纪以来，它通过巧妙地操纵周边的力量，把自己文化的精髓保持了3 000年，其间它甚至一度是向外扩张的泱泱帝国。在阿亚图拉的革命之前，西方与伊朗是友好合作的关系，双方认为彼此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亚图拉上台前的最后一步得到了美国的帮助。美国切断了与当时在位政权的关系，错误地以为即将到来的变化会加快民主的步伐，将加强美国与伊朗的关系。）

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应当愿意考虑与伊朗发展合作关系，但它们不应假定自己国内的经验必然会自动适用于其他社会，特别是伊朗社会。它们必须认识到，经过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伊朗领导人的言辞丝毫未变。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并非故作姿态，而是坚信自己正确，而且他们的观点影响了大批伊朗人民。调子的改变不一定意味着回归正常，尤其是在双方对“正常”的定义大相径庭的情况下。它更可能代表着为达到实质上一贯的目标而采用不一样的手法。美国应当愿意与伊朗达成真正的和解，并大力推动这方面的努力。然而，这样的努力要成功，就必须明确方向，特别是在伊朗核计划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努力方向。

核不扩散与伊朗

伊朗和美国未来的关系至少在短期内取决于一个看起来属于技术性军事问题的解决。就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可能正在打破该地区的军事均衡和心理均衡。起因是伊朗在与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P5+1）进行谈判的同时，正迅速朝着成为核武器国家迈进。这个问题虽然表面上涉及的是科技能力，但核心是国际秩序问题。它关系到国际社会是否有能力力克伊朗种种老练而巧妙的抵制行为，坚持自己的要求，关系到全球不扩散制度中的漏洞，也关系到在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发生核军备竞赛的可能性。

传统的均势强调军事和工业实力。均势的改变只能是渐进的过程，或通过一方征服另一方来达到。现代的均势反映的是社会的科技发展水平，一国内部事态的发展就能构成严重威胁。苏联无论征服多少国家都不可能像它1949年打破美国核垄断那样使它的军事实力突飞猛进。同样，可运载核武器的扩散必然会大大影响地区均势以及国际秩序，并引发一系列交替升级的反制行动。

冷战期间，历届美国政府在制定国际战略时都必须考虑到令人生畏的核威慑这个大背景，都必须时刻牢记，核战争造成的巨大伤亡可能会断送现代文明。同时他们也知道，要保护世界不落入残酷无情的独裁者的魔掌之中，就必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不惜冒核战争之险的决心。在这双重噩梦的威胁下，核威慑发挥了作用，因为世界上只有两个核超级大国，它们对核武器将给自己带来的破坏做出了类似的评估。但随着核武器传到越来越多人的手中，核的威慑力就变得越来越小，想依靠核威慑来保护国家利益的策略也越来越不可靠。在一个核武器广泛扩散的世界中，谁在威慑谁，考虑的是哪些因素，这些问题越来越难以确定。

即使假设搞核扩散的国家在彼此开战时也和旧有的核国家一样，会仔细考虑涉及生死存亡的各种因素——这种假设极端靠不住——新的核武器国家也可能在几个方面破坏国际秩序。保护核武库和核设施（以及建立先进核国家拥有的先进预警系统）涉及的工作十分复杂，可能会诱使敌方发动突然袭击，发生先发制人打击的风险因此而加大。拥核国家还可以把核武器作为威慑手段，包庇非国家行为者，不许对这类团体的军事行动进行报复。万一在核国家的家门口发生核战争，核国家自然不能视而不见。最后，理论上和西方友好的巴基斯坦与朝鲜、利比亚和伊朗之间的“秘密”扩散网显示出核武器扩散对国际秩序产生的巨大后果，尽管根据官方标准，从事核扩散的国家并不是流氓国家。

要获取制造核武器的实际能力必须克服三道障碍：获取运载系统，生产裂变材料，建造核弹头。法国、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中国，都有出售运载系统的公开市场，只要有钱就能买到。伊朗已经获得了运载系统的核心技术，可以在它认为合适的时候配套完成。建造弹头的知识并不高深，也不难获得，而且建造弹头的活动比较容易隐蔽。防止获取核武器能力的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办法是禁止铀浓缩。在铀浓缩过程中，离心机作为生产浓缩铀的机器不可或缺。（同样必须防止钚浓缩，这也是伊朗与P5+1谈判的一部分。）23

为了防止伊朗获得这方面的能力，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已经与伊朗谈判了十多年。其间美国政府换了两届，共和党和民主党各掌一届。自2006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6项决议，要求伊朗停止其铀浓缩计划。来自美国两党的3位总统、联合国安理会的每一个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加德国，还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众多报告和决议都宣布，伊朗发展核武器是不可接受的，并要求伊朗无条件中止铀浓缩活动。至少两位美国总统说过，为达到这一目标，没有什么办法是“不予考虑的”。

事实表明，伊朗的核能力在稳步增长。与此同时，西方的立场却在逐渐软化。伊朗对联合国的决议置之不理，径自建造铀浓缩离心机。西方则提出了一连串日益宽松的建议：最初坚决要求伊朗永久停止铀浓缩（2004年）；继而允许伊朗继续生产一定的低浓缩铀（LEU），即浓度低于20％的铀（2005年）；之后又建议伊朗把大部分低浓缩铀运到国外，由法国和俄罗斯加工成为铀浓度为20％的燃料棒（2009年）；最后是提议允许伊朗保留一定数量它自己生产的20％浓缩铀，足以维持一个用于研究目的的反应堆，同时暂停它在福尔多的核设施中生产浓缩铀的离心机（2013年）。福尔多曾经是秘密设施，西方发现后曾要求将其完全关闭。现在西方的提议是暂停该设施的活动，并做出保障安排，使它难以重新启动。当2006年为了协调国际社会的立场组成P5+1的时候，谈判人员坚持要求伊朗在开始谈判之前先停止燃料循环活动。2009年，这个条件被放弃。看到西方的这种表现，伊朗自然会得寸进尺。世界大国急切地希望找到伊朗核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每一次伊朗都表现出对提出的解决方案缺乏兴趣，并要求大国做出新的让步。在整个过程中，伊朗表现出了高超的手腕，也显示了巨大的勇气。

2003年谈判开始时，伊朗有130台离心机。在写作本书时，它的离心机数目大约为19 000台（虽然只有一半在使用中）。谈判初始时，伊朗尚未获得生产裂变材料的能力。到2013年11月达成临时协议的时候，伊朗承认它拥有7吨低浓缩铀。以伊朗手中离心机的数量，几个月内它们即可转为武器级的核材料（足以制造7~10枚在广岛使用的原子弹）。在临时协议中，伊朗保证放弃手中一半的20％浓缩铀。但它不肯直接放弃，而是许诺把要放弃的浓缩铀转变为一种很容易复原的形式，而且伊朗还保留了复原浓缩铀的能力。无论如何，对伊朗来说，20％的浓度这个关口并不重要，因为它有那么多的离心机，把5％浓度的铀（这个门槛被称为谈判的一个成果）浓缩到武器级只需几个月的时间。

双方谈判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世界秩序的不同看法。伊朗谈判者表示，他们将沿着现在的道路走下去，即使伊朗的核设施可能会遭到袭击也在所不惜。西方谈判者则坚信，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的后果远远大于伊朗核能力增加可能带来的风险（他们还不断重申这一信念，以强调他们致力于和平外交）。专业人员也在一旁不断敲边鼓来强化谈判者这种信念，说每一个僵局都需要用新的提议来打破，于是西方的谈判者就充当了提出新提议的角色。对西方来说，问题的核心是能否找到外交的解决办法，或是否有必要采取军事措施。在伊朗，核问题却被视为围绕着地区秩序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斗争的一个方面。这场斗争遍及众多的领域和国土，斗争的方法有军事和准军事行动、外交、正式谈判、宣传、政治颠覆——从战争到和平，无所不包——经常变换交叉使用，彼此呼应加强。有鉴于此，在努力寻求达成协议时，需要警惕伊朗政府至少会试探这样的策略：把紧张局势缓和到足以解除制裁的程度，但同时继续保留相当规模的核基础设施和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以便晚些时候继续推行它的武器计划。

2013年11月，谈判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伊朗同意有条件暂时中止铀浓缩活动，以此换取解除一部分因它拒不执行安理会的要求而对它实施的国际制裁。24但是，因为在临时协议涵盖的6个月内允许伊朗继续进行铀浓缩，所以伊朗的铀浓缩活动依然故我。对伊朗核能力更全面的限制也要等到达成总协议的最后时刻。实际结果就是，事实上接受了伊朗的铀浓缩计划，而限制计划规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这只对西方构成问题）。

就在本书撰写之时，寻求永久性协议的谈判正在进行。尽管协议最终将包括什么条款尚不清楚，是否真的能得到执行也不得而知，但是它一定和涉及中东问题的许多协议一样，会画定“红线”。西方的谈判者（通过P5+1）是否会像联合国决议那样，坚持把浓缩能力定为红线呢？这将是十分艰难的任务。伊朗必须同意把离心机的数目减到民用核计划所需的水平，把多余的离心机销毁或封藏起来。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伊朗就等于放弃了军用核计划。这可能导致西方与伊朗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如果双方还能同意共同遏制在中东肆虐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极端激进分子的各种活动，就更会使双方关系发生巨变。

伊朗的最高领袖多次宣布，伊朗高官也不断重申，伊朗决不放弃已有的能力。有鉴于此，伊朗的重点似乎转向了把红线推至生产核弹头的阶段，或者把减少离心机数目的目标定在仍然使它有能力推行军用核计划的水平。如果这样安排，伊朗将把据说是最高领袖发布的禁止制造核武器的指令列入协议之中（但这个指令从未公开发布过，在伊朗权力结构之外也没人听说过）。伊朗将向P5+1保证不制造核武器，还会允许对它的守约情况进行检查。伊朗这些保证的实际效果取决于它一旦废除或违背协议，在多长时间内能够制造出核武器。考虑到伊朗在接受国际检查的同时秘密建造了两所铀浓缩工厂的前科，在估算它制造核武器所需时间时，还需要考虑到它可能有秘密的违约行为。达成的任何协议都绝不能让伊朗成为“实际的”核国家，不能让它在很短时间内发展出军事核能力，使其非核的邻国追赶不及，或使核国家来不及阻止。

伊朗宣布，它的目标是打破中东的国家制度，把西方的影响驱除出去。为实现这一目标，它显示出了极为灵活的手法和坚定的决心。无论伊朗是要在近期内制造并试验核武器，还是“仅仅”保留只要愿意几个月内就可以制造出核武器的能力，对于地区和全球的秩序都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即使伊朗在实际拥有核武器能力之前止步罢手，世界也会认为它是顶着迄今为止对任何国家实行过的最全面的国际制裁走到这一步的。伊朗的地缘战略竞争对手，例如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自然也会争相发展自己的核计划或购买核武器，以图与伊朗抗衡。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风险将骤然激增。至于伊朗，它在承受着制裁的情况下发展出了核武器能力，因此将声名远扬，威力大增。它使用常规武器作战的能力或进行非核形式的非常规战争的能力也将加大。

有一种说法认为，尽管西方放弃了它的一贯立场，但通过核谈判，美伊关系将出现新的发展，等于堤内损失堤外补。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经常被举作例子，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一段较短的时间内，两国从敌对很快发展到互相接受，甚至合作。有人说，伊朗也许愿意自我克制，不再用它实际上已有的军事核计划作为外交筹码，换取美国的善意和战略合作。

这个类比不能成立。当时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上陈兵42个师。中国与苏联的相互敌对不断升级，已达10年之久。中国除了外患，还有内乱，所以亟须寻求另一个国际体系作为依靠。伊朗在处理与西方的关系中却没有这种动力。过去的10年中，伊朗两个最大的敌人——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相继倒台。不无讽刺的是，两个都是被美国推翻的。伊朗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影响力和军事作用都得到了增强。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与伊朗争夺地区影响力的主要对手各自忙于应付国内的挑战。而伊朗在2009年国内发生了争取民主的运动后迅速采取行动，成功地镇压了反对派。伊朗领导人在没有做出任何重大的实质性政策调整的情况下，仍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即使在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同时，西方公司为了寻求投资的机会仍争相讨好伊朗的领导人。具有矛盾意味的是，伊朗边境上逊尼派“圣战”运动的兴起反而可能会促使伊朗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但伊朗政府同样有可能认为战略形势在朝着对它有利的方向发展，认为它的革命道路走对了。至于伊朗在这两个可能中选择哪一个，将由伊朗对自身利益做了盘算之后决定，而不以美国先入为主的看法为转移。

直到本书撰写的时候，伊朗和西方对于谈判的概念仍然有着不同的理解。美国和欧洲的谈判者对于达成核协议的前景表示出审慎的乐观，在公开谈话中字斟句酌，力图为谈判创造有利的气氛。而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却把核谈判说成是长期宗教斗争的一部分。谈判成了一种战斗的形式，妥协是绝不准许的。就在2014年5月，离临时协议到期仅剩下6个星期的时候，伊朗的最高领袖还如此形容核谈判：

之所以强调继续战斗，不是因为伊斯兰世界好战。在穿越海盗猖獗的地区时，做好充分准备，有决心、有能力保护自己，这是再合理不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以战斗的意念主导国家的内政外交。宣扬对恶霸妥协投降，指责伊斯兰世界好战，这种行为就是叛国。

国家在经济、科学、文化、决策、立法、外交谈判等各个领域的官员都应当知道他们是在作战，在为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和生存而战……圣战是永无休止的，因为魔鬼和魔鬼的盟友阴魂不散。25

历史之于民族犹如性格之于个人。从伊朗引以为傲而博大精深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个民族对国际秩序的三种不同态度。一是霍梅尼革命之前的国家政策：严守本国边界，尊重他国主权，愿意结盟——实质上就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之下追求国家利益。二是帝国的传统，把伊朗视为文明世界的中心，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努力消灭周边国家的自主权。三是前文介绍的打“圣战”的伊朗。伊朗一些高官行为的改变是受了这三种传统中哪一种的启发？如果认为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造成这种改变的原因是什么？伊朗和美国的冲突是心理上的还是战略上的？这一冲突能否通过改变态度或调整政策来解决？如果需要调整政策，应如何调整？两国关于世界秩序的观点能否调和？抑或世界只能等待伊朗的“圣战”狂热逐渐消退，如同过去奥斯曼帝国的“圣战”热情由于力量对比和国内重点的变化而消退一样？美伊关系的未来，甚至世界和平，均系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从原则上说，美国应做好准备，在“互不干涉”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基础上与伊朗达成地缘政治谅解，并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地区秩序的概念。在霍梅尼革命之前，伊朗和美国是事实上的盟国。这是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历届美国总统经冷静分析美国国家利益后达成的结果。伊朗和美国都认为双方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两国都反对由一个超级大国统治中东地区——那时这个超级大国是苏联。两国都愿意以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原则作为制定该地区政策的基础。两国都赞成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尽管那时经济发展的面还很窄。从美国方面来说，完全应该和伊朗重建这样的关系。伊朗和美国关系紧张是因为伊朗政府采纳了“圣战主义者”的理念和言辞，并直接对美国的利益及其国际秩序观发动了攻击。

伊朗如何处理它复杂的历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内形势的影响。在一个文化如此丰富、政治如此错综复杂的国家中，伊朗国内形势的发展也许是外部观察家所无法预测的，也不受外国威胁恫吓或甜言蜜语的直接影响。但无论伊朗对世界示以怎样的面目，都改变不了它必须做出选择这个事实。它必须决定自己到底是一个国家，还是一项事业。美国应该愿意并积极推动与伊朗合作。然而，尽管西方谈判者的机智和决心是促成这种合作关系的必备条件，却尚不足以确保合作的实现。伊朗放弃支持真主党这类团体，将是重建与美国的建设性双边关系的重要而又必要的一步。对伊朗的考验是，它是把边界上的混乱视为威胁，还是实现千年梦想的机会。

美国需要从战略的高度看待它参与的这个进程。政府发言人在解释美国弱化其在中东扮演的角色时，描绘了一幅逊尼派国家（可能还有以色列）抗衡伊朗、形成均势的图景。26即使这种格局能够形成，也只能靠美国积极的外交政策来维持。因为均势从来不是静态的，各方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可见的未来，美国仍需要扮演平衡者的角色。要扮演好平衡者的角色，美国需要与相互竞争的各方保持比它们彼此之间更紧密的关系，不能偏向任何一方的战略，尤其是极端的战略。美国在追求自己战略目标的同时，可以帮助决定伊朗是走伊斯兰革命的道路，还是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一个合法而重要的伟大国家。在此问题上，美国是一个，也许是唯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不过，美国要发挥这一作用，只能通过积极参与，而不是撒手不管。

远见与现实

中东和平问题的重点近几年来一直是伊朗核武器这个高度技术性的问题。必须防止伊朗生产核武器，对此没有通融的余地。但回顾过去，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例子，表明由于有关人士的坚忍不拔和远见卓识，中东有些似乎无法解决的危机居然柳暗花明。

1967~1973年，爆发了两次阿以战争，美国两次进入战备状态，叙利亚入侵了约旦，美国对一个战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空投，多次发生劫机事件，美国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然而，在随之而来的和平进程中，埃及和以色列达成了三项协议（最终于1979年签订和平条约）；以色列和叙利亚在1974年达成了脱离接触协议（尽管叙利亚爆发了内战，但协议40年来一直维持着）；1991年的马德里会议重新开启了和平进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在1993年达成《奥斯陆协议》；1994年约旦和以色列也签署了和平条约。

这些目标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存在着三个条件：美国推行了积极参与的政策；企图借暴力强制普遍施行某些原则来建立地区秩序的行为遭到挫败；出现了抱有和平远见的领导人。

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就是这一远见的象征。1981年，安瓦尔·萨达特最后一次访问华盛顿时，邀请我次年春天去埃及参加以色列把西奈半岛归还埃及的仪式。接着，他停顿了片刻后说：“别来参加庆典，那样太伤害以色列了。过6个月后再来，你我一起开车去西奈山顶。我计划在那里建一座清真寺、一座基督教堂和一座犹太教堂，象征我们需要和平。”

1975年以色列和埃及达成有史以来第一项政治协议时，曾担任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的伊扎克·拉宾是总理。后来，他又和当时的外交部长，曾任国防部长的西蒙·佩雷斯一起在1994年和约旦谈判达成了和平协定。1994年7月，在以色列与约旦达成和平协定之际，拉宾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一起出席了美国国会两院的联席会议。他在会上说：

今天，我们在打一场没有伤亡、没有流血、没有痛苦的战斗。这是唯一使人乐于参加的战斗，那就是争取和平的战斗……

我们的万书之书《圣经》在237处以不同的说法提到和平。在作为我们的价值观和力量源泉的《圣经》里，《耶利米书》中有一段对身为母亲的辣黑耳的哀歌：

“要止住痛哭，不再流泪，因为你的辛苦终必有报——上帝的断语。”

我不会止住为死去的人的痛哭。但在今天这个夏日，在万里之外的华盛顿，我们感到我们的辛苦正如先知所预言的，终必有报。27

萨达特和拉宾都死于暗杀，但他们的成就和对后人的激励是不可磨灭的。

现在，暴力威胁的理念再次向建立世界秩序的希望提出了挑战。但是，一旦暴力的理念被挫败——也必须将其挫败——就可能出现类似于上述远见战胜现实，实现突破的时刻。

[2] 译文取自《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马坚翻译。——译者注

｜第五章｜
亚洲的多样性

亚洲与欧洲：不同的均势观

“亚洲”一词使人以为该地区各国的情况相差无几，其实不然，这是个内部各地千差万别的地区。在近代西方列强崛起之前，没有一种亚洲语言里有“亚洲”这个词。1现在亚洲有近50个主权国家，但这些国家的人民过去并不认为他们与其他亚洲国家居住在同一个“大陆”或地区，需要彼此团结。作为“东方”，亚洲与“西方”从来不是明确可比的。亚洲各国没有共同的宗教，就连像西方的基督教那样分裂成不同分支的共同宗教都没有。在亚洲的不同地区，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各领风骚。亚洲人历史上没有一个类似罗马帝国的共同的帝国。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都存在着民族、语言、宗教、社会和文化上的重大差异。近代史上的战争更加深了这些差异和人民之间的嫌隙。

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地图表明了该地区错综复杂的多样性：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技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经济和生活水平比起欧洲来不遑多让；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三国是大陆规模的国家；（除日本之外）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群岛国家各有上千个岛屿，横跨几条主要的海上通道；泰国、越南和缅甸历史悠久，人口相当于法国或意大利；土地辽阔的澳大利亚和田园牧场风光的新西兰，人口主要是欧洲人的后裔；还有朝鲜这个对外封闭的国家，除了核武器计划以外，工业和科技都很落后。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多数人口是穆斯林；印度、中国、缅甸、泰国和菲律宾也有大量穆斯林少数民族。

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全球秩序由欧洲主导，主要目标是在欧洲大国之间保持大致的均势。欧洲国家在欧洲大陆以外打着所谓文明教化的各种旗号建立殖民地。21世纪，亚洲国家的财富、力量和自信心不断上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当时如此强大，它的制度居然被当作国际生活中的正常机制，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单靠物质力量是做不到的，使命感和不可言传的内心驱动力也发挥了作用。

殖民国家在20世纪初发布的小册子和论文里表现出明显的傲慢，自称有权根据它们的信念确立世界秩序。关于中国或印度的文章以倨傲的口吻宣称欧洲负有使命，要教育这两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度，提高它们的文明水平。欧洲的行政官员带领一小队人马，给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重新划界，丝毫不觉得他们的做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不受欢迎的，甚至是不合法的。

在今天通称的近代刚刚降临的15世纪，欧洲领土已经划定，充满自信的欧洲各国各不相让，于是它们扬帆出海，去探索广袤的世界，去改善、开发它们发现的土地，给那些土地带去“文明”。欧洲国家向那些土地上的人民灌输由西方的历史经验形成的宗教、科学、商业、治理和外交理念，认为那些是人类的最高成就。

西方的扩张表现出殖民主义一贯的特点——贪婪、文化沙文主义、好大喜功——但有良知的正直的欧洲人也的确努力在世界各地传播鼓励独立思考的思想方法和一系列政治与外交惯例，包括民主思想。可以说，他们这样做，必定会鼓励长期遭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争取并最终获得自决权。即使在最野蛮的掠夺期间，奉行扩张主义的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还是提出了愿景，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殖民地人民也将共享一个共同的全球体系的成果。当西方最后摒弃了肮脏罪恶的蓄奴制后，它做了一件任何其他有蓄奴惯例的文明都从未做过的事：发动了一场全球性废奴运动，因为它信奉共同的人性和个人应有的尊严。英国痛改前非，与从事贩奴的卑鄙可耻的过去一刀两断，率先推行尊重人的尊严的新行为规范，在大英帝国全境废除了奴隶制，并在公海上拦截贩奴的船只。盛气凌人的行为、强大的技术能力、理想主义的人道理念和离经叛道的思想激荡，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成为塑造近代世界的一股力量。

除了日本之外，亚洲是殖民主义推行的国际秩序的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泰国虽然维持了独立，但它和日本不同，力量太弱，在地区秩序体系中无法影响力量均势。中国因其国土广袤而免于完全沦为殖民地，但它失去了对关键国内事务的控制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是欧洲列强的附属，菲律宾是美国的附属。只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主导的秩序，非殖民化运动兴起后，亚洲才有了开展威斯特伐利亚式外交的条件。

摆脱旧有地区秩序的过程充满了暴力和血腥：中国内战（1927~1937年，1945~1949年）、朝鲜战争（1950~1953年）、中苏对抗（约1955~1980年）、遍及东南亚的革命游击队活动（1961~1975年）、越南战争（1961~1975年）、4次印巴战争（1947年、1965年、1971年、1999年）、中印边境战争（1962年）、中越边境战争（1979年），还有红色高棉灭绝种族的暴行。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和革命运动，亚洲浴火重生，脱胎换骨。自1970年起，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带来了繁荣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采纳了西方民主制度，建立起可与西方国家相媲美、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西方国家的经济。1979年，中国实行开放，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宣布奉行非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改革政策。邓小平之后，中国领导人继续推行并加速经济改革，给中国本身以至整个世界都带来了深远的变化。

随着这些改变，以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为前提、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似乎成为亚洲的主流。中东几乎所有国家的合法性都面临着军事挑战的威胁。但在亚洲，国家被视为国际和国内政治的基本单元。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各国总的来说认可彼此的主权，并承诺互不干涉内政。各国都遵循国际组织的规范，并建立起了区域或区域间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本着这一精神，中国军方的一位高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戚建国于2013年1月在一份重要的政策评估报告中写道，当今时代的首要挑战之一是坚持“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特别是主权和平等原则”。2

亚洲已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历史上经常是互相敌对的人民组成了主权国家，不同国家又组成地区性的组织。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秩序准则如今在亚洲推行得最为得力，远强于欧洲，中东更是无法与亚洲相比。后来西方许多人质疑其中一些原则过分强调国家利益或对人权保护不够。在亚洲，许多国家不久前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获得了主权。它们把主权视为绝对的概念。国家政策的目标不能像欧洲或美国的流行观念认为的那样超越国家利益，而是要全力以赴、坚定不移地追求国家利益。每个政府都把外界对其国内行为的批评斥为殖民主义心态的表现。所以，即使它们认为邻国的国内行为的确过分，比如缅甸在国内的所作所为，亚洲国家也宁肯通过静悄悄的外交来交涉，而不是公开施加压力，更遑论强力干预。

同时，不明言的威胁永远存在。中国明确宣布不排除使用武力来追求国家的核心利益。所有其他的关键国家也隐晦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各国军费预算不断增加。在中国南海和东北亚海域这类地方发生的国家间竞争基本上是按照19世纪欧洲外交的方法进行的，并不排除武力的选项，尽管多年来各国在使用武力时总是有所克制，但这种克制有时相当脆弱。

亚洲历史上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是等级尊卑，不是主权平等。国力体现在统治者的至尊地位和奉他为最高权威的权力结构，而不是地图上具体国界的划分。帝国推行贸易和政令，要求较小的政体依附于它的羽翼之下。身处两个或两个以上帝国势力交叉地的民族经常以附属于不止一个帝国为手段来保持独立（直至今日，有些地方的人们仍然记得并沿用这个办法）。

亚洲历史上的外交体系，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印度模式，都把君王视为神意的代表，或至少是一种家长式的权威。3地位低的国家理应向高一级的国家纳贡。理论上这清楚地显示了地区的力量对比，所建立的附属关系也严格明确。但实际上实施这些原则的手法创意百出、复杂多变。东北亚的琉球王国一度同时向中国和日本进贡。缅甸北部山区的部落同时效忠缅甸王廷和中国皇帝（基本上对哪一方的指令都敷衍了事），从而保证了某种形式的事实上的自治。几个世纪以来，尼泊尔巧妙地在外交上与中国以及印度各代王朝保持着平衡——它给中国皇帝的信函和礼品在中国被视为上表纳贡，在尼泊尔自己的记载中却反映为平等的礼尚往来。后来尼泊尔又和中国建立了特殊关系，借以保证自己相对于印度的独立。被19世纪西方帝国视为扩张的战略目标的泰国所采取的战略更是复杂，它同时宣布与所有列强都建立亲善友好的关系，因而得以安然躲开西方殖民的魔爪。它一方面邀请来自多个互相竞争的西方国家的顾问来到宫廷，另一方面继续向中国派遣朝贡使团。泰国皇家还奉养着印度裔的印度教修士。（泰国国王本身被视为神，鉴于这一点，这一平衡战略显示出的思想上的灵活和情感上的坚韧尤其惊人。）任何地区秩序的概念都被认为会限制外交所需的灵活性。

在这微妙而多样的遗产的大背景下，亚洲地图上各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仅仅是对该地区现实的一种过分简单化的体现。地图上看不出各国领导人在治国中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企盼，也看不出在对等级和礼仪一丝不苟的同时，采取灵活敏捷的策略和手腕这一亚洲外交的典型特点。国家是亚洲国际生活的根本性框架。但在亚洲，国家也承载着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更加多样、更加直观的文化遗产。日本和印度这两个亚洲主要国家的经验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

在亚洲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和文化实体当中，日本最早、最果断地对西方的进击做出了反应。日本是群岛国家，与亚洲大陆最近的距离也有大约100英里，所以它长期以来一直孤处一隅，孕育了自己特有的传统和文化。它的民族和语言高度单一，它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日本人是神的后裔，结果日本人自觉与众不同的意识变为了近乎宗教般的狂热，而这种意识也使日本能够非常灵活地调整政策以适应它认定的国家战略需要。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日本从完全闭关锁国转变为广泛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最现代化的做法（向德国学习军事，向英国学习议会制度和海军事务）；从悍然企图建立帝国转变为奉行和平主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崛起为新型大国；从封建主义转变为类似西方专制主义的政体，继而接受了民主制度；从一个世界秩序转到另一个世界秩序（先是西方，然后是亚洲，最后是全球秩序）。在此过程中，它自始至终坚信它的民族使命绝不会因采纳其他社会的技术和制度而淡化，而只会因对外部世界的成功适应而得到加强。

几个世纪以来，处于中华世界边缘的日本吸纳了中华宗教和文化的大量内容。但日本与中华文化圈中的大多数社会不同，它把借来的东西变为了自己的，且从未因师从中国而认为对中国有称臣的义务。日本这种顽固的态度有时使中国的朝廷为之愕然。向中国进贡是对中国皇帝表示臣服，象征着服从中国确立的世界秩序。亚洲其他国家接受这一进贡制度的前提和规矩，将它们与中国的贸易称为“进贡”，以此得到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它们（至少对中国朝廷表示）尊重儒家关于国际秩序的观念，将国际秩序视为家族式的等级制，中国就是这个家族的家长。日本和中国一衣带水，对儒家的理论熟稔于心，总的来说也默认中国式的世界秩序是地区的现实。日本遣往中国寻求贸易或文化交流的使团谨守礼仪规矩，使中国的官员以为日本希望成为以中国为首的等级制中的一员。然而在亚洲，礼仪上的细微之处，如提到某个统治者时用的称呼、官方信函的模式，或正式文件上所使用的日历，都表现了一国在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4而日本一直不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进贡制度中正式明确自己的地位。它游走于中国等级分明的世界秩序的边缘，偶尔坚持自己与中国平起平坐，有时甚至表示自己比中国更优越。

位于日本社会最高层，也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顶峰的是日本天皇。5天皇和中国的皇帝一样，是天子，负责人和神之间的沟通。日本在给中国朝廷的外交行文中一贯使用这一称号，等于直接挑战中国人把中国的皇帝作为人类社会等级唯一顶点的世界秩序。除了日本天皇的地位（它象征的无所不包的权力超越了欧洲任何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能想象的范围）以外，日本的传统政治思想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认为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接后裔，天照大神生了第一位天皇，并赋予他的后代永远统治的权力。据14世纪的《神皇正统记》记载：

日本乃神之国。天神为它奠基，千秋万代以天照大神之子孙为君。唯日本为此，外土均无。故此称为神之国。6

日本孤悬海外，因而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加国际事务。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处身于亚洲事务的外围，在历次内战中发展起自己的一套军事惯例，并且自主酌情决定是否允许外国贸易和文化进入日本。16世纪末，日本企图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对于它突然采取的行动和表现出来的巨大野心，邻国起初不以为意，认为它是在白日做梦。结果，亚洲发生了一场重大军事冲突，令人至今难忘，且仍会引起激烈的争论。如果能汲取这个教训，美国在20世纪朝鲜战争中的行为也许就会完全不同。

1590年，丰臣秀吉打败对手，统一了日本，结束了一个多世纪的内战，接着宣布了他更为宏大的愿景：他要建立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开入朝鲜半岛，征服中国，使全世界臣服于日本脚下。7他写信给朝鲜国王，宣布他准备“踏上大明王朝的国土，迫使那里的人民采用我们的习惯和风俗”，并请求朝鲜国王的帮助。朝鲜国王拒绝了他的要求，并警告他打消此一念头（朝鲜王提到“中国与本朝密不可分的关系”和“侵犯他国为文人智者所不齿”的儒家理念），于是丰臣秀吉派16万大军和约700艘战船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强大的日本军队开始时轻松地突破了朝鲜军队的第一线防守，迅速沿半岛北上。但后来速度慢了下来，因为朝鲜的水军大将李舜臣组织起了顽强的海上抵抗行动，骚扰丰臣秀吉的供给线，把侵略军引到沿海地带作战。当日本军队接近半岛狭窄的北部咽喉要地附近的平壤（现为朝鲜的首都）时，中国出兵相援，因为它不肯坐视其附属国被灭。人数约为4万~10万的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把日本军队赶到了汉城。5年毫无结果的谈判和惨烈的战斗之后，丰臣秀吉一命归西，侵略军撤回，秩序复原。8声称历史从来不会重演的人应该仔细想一想，中国对丰臣秀吉侵略的抵抗和400年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遭遇惊人的相似。

这次对外扩张失败后，日本改弦更张，日益与世隔绝。在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锁国”政策下，日本拒绝参加任何世界秩序，只和朝鲜保持着在严格外交平等条件下的全面的国与国关系。9中国商人可以在指定的地方做生意，尽管日本和中国没有正式的关系，因为找不到可以满足双方虚荣心的礼宾程序。10和欧洲国家的贸易严格限制在沿海的几个城市。到1673年，除了荷兰人以外，所有欧洲人都被驱逐，剩下的荷兰人则被圈禁在长崎港外的一个人工岛上。到1825年，日本对西方海上强国的怀疑增大，掌权的军事当局颁布了一项“不惜代价驱逐外国人的命令”11，宣布要无条件地驱逐任何接近日本海岸的外国船只，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

然而，这一切只是又一个巨大变化的前奏，这次变化使日本最终一跃进入长达两个世纪基本上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成为遵守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现代大国。触发这个变化的决定性事件发生在1853年。4艘美国军舰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起程远航，舰队驶入东京湾，有意公然藐视日本颁布的驱逐外国人的法令。指挥官马修·佩里准将带来了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他坚持要到日本首都直接把信交给朝廷的代表（这违背了两个世纪以来的日本法律和外交礼仪）。日本和中国一样，把对外贸易视为等而下之，看到美国总统的来信后不可能不忧心忡忡，信中告诉天皇（菲尔莫尔称之为“伟大的好朋友”），美国人民“认为陛下只需改变古法，让两国自由贸易，两国人民即均可大受裨益”。菲尔莫尔给事实上的最后通牒披上了一层外衣，提出了一个典型美国式的务实提议，建议日本暂且试着放松此前不容更改的排外法律。

若陛下对完全废除禁止外贸的古老法律尚有疑虑，可暂时以5年或10年作为试行期。若效果不彰，即可恢复古法。美国经常把与外国签署的条约限于几年之内，然后再权衡利弊决定是否延长。12

日方看到信后，意识到这是对日本的政治和国际秩序观念的挑战。然而，几个世纪以来，日本的经历让其深知人的努力短暂无常，因此其应对方式既表现出这个社会一贯的沉着镇静，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质。看到佩里的火力为日本所望尘莫及（日本的大炮和火器两个世纪内毫无进步，而佩里的军舰配备的却是最先进的舰炮，可以发射装火药的炮弹。他指挥着军舰在日本沿岸耀武扬威的时候就下令发射了炮弹），日本领导人心知肚明，直接对抗“黑船”绝无胜算。他们靠社会的凝聚力承受了那次打击，也要靠这种凝聚力维持独立。他们回复了一封礼貌婉转的信函，说虽然美国想要的改变“为我帝国历朝法律所明文禁止”，然而，“若继续坚持古法，似与时代精神不合”。13日本的代表承认“事出迫不得已”，告诉佩里，日本愿意满足几乎美国的所有要求，包括建造一座新港，以停泊美国的船只。

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与中国在1793年接待了英国特使后（此事将在下一章讨论）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中国再次表现出对外来者一贯的淡然，同时刻意宣扬中国特有的美德，坚信它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文化先进，最终会使天下归心。日本则注重细节，在敏锐地分析了物质和心理力量均势后，开始加入以西方的主权、自由贸易、国际法、技术和军力这些概念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过它这样做是为了摆脱外国统治。1868年，一个新派别在日本掌权，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他们宣布，达到此一目的的手法是掌握夷人的思想和技术，作为平等的成员加入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明治天皇在他登基的加冕礼上宣读了由贵族签字的誓词，承诺要推行全面改革，包括鼓励社会各阶层踊跃参加。誓词宣布在各府各藩成立议事大会，保证遵守合法程序，并承诺实现民众的愿望。它依靠的是国民的同心同德，这是日本社会的一个主要力量，可能也是它最突出的特征：

1. 此誓，广增国富，制定宪法。

2.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3. 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4. 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5. 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6.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14

自那以后，日本开始有计划、系统地修建铁路，建设现代工业、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现代军队。面对这些变化，日本靠文化和社会的独特性维持了其特质。

短短几十年内，日本的宏大变革就使它跃居世界强国之列。1886年，中国水手和长崎的警察发生了一场斗殴，中国当即派遣一艘德国制造的现代军舰驶往日本，强迫日本尽快解决争端。到了19世纪90年代，日本通过大量建造军舰和加紧训练水兵占据了优势。日本和中国一直在争夺对朝鲜的影响力，这种角力在1894年爆发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战后媾和的条件包括结束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结果导致了日本和俄国的竞争）和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做殖民地。

日本的大力改革很快迫使西方列强放弃了它们首先在中国使用的“治外法权”，即西方国家在日本按照自己的法律而不是日本的法律来审判自己公民的“权利”。英国这个西方最大的强国在一项里程碑式的贸易协定中，同意英国在日本的子民必须遵守日本的管辖权。1902年，与英国签订的这项条约变成了军事联盟。这是一个亚洲国家和一个西方强国订立的第一个正式军事联盟。英国建此联盟是为了抗衡俄国对印度的压力。日本结盟的目的则是要打败俄国统治朝鲜和满洲的野心，确立自己在那些地区的行动自由，以俟后图。两年后，日本一举震惊世界，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罗斯帝国。这是现代西方国家第一次败于亚洲国家之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加入了协约国一方，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和南太平洋的基地。

日本作为近代第一个非西方的强国“成功了”，那些此前建立并影响了国际秩序的列强在军事上、经济上和外交上都接受日本为与它们平起平坐的一员。但这里有一点重要的分别：在日本一方，与西方列强结盟不是因为日本与它们有着共同的战略目标，而是为了把它的欧洲盟国赶出亚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疲敝，日本领导人认为机会来了。战争和金融危机导致天下大乱，美国又奉行孤立主义，日本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扩张帝国，进而建立在亚洲的霸权。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从中国手中夺取了满洲，把它变为日本的卫星国，扶植退位的中国皇帝做傀儡。1937年，日本向中国宣战，要征服更多的中国领土。它喊出“亚洲新秩序”的口号，后来又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企图建立自己的反威斯特伐利亚的势力范围，设想建立“一个由日本人领导、没有西方国家的亚洲国家集团”。15它按等级排座次，“以使所有国家都在世界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在这个新秩序中，其他亚洲国家的主权都归到日本某种形式的监护之下。

现有国际秩序的成员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疲惫不堪，同时也担忧欧洲不断加重的危机，对日本的行动无暇应对。只有一个西方国家阻挡着日本计划的实现，那就是不到一个世纪前强迫日本打开国门的美国。历史如同一场轮回，日美两国战争的第一批炸弹是日本于1941年偷袭珍珠港时投掷在美国领土上的。美国在太平洋的对日作战中，最终向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实际使用核武器），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二战”惨败后，日本采用的办法与它对佩里准将的回应相类似，它依靠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表现出了顽强的韧性，而日本民族精神的基础就是日本特有的民族文化。为重整国家，战后日本的领导人（几乎都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从过政）把日本投降描述为对美国优先重视的问题的适应。的确，日本凭借美国占领者的权威，比仅靠一己之力更快更好地实现了现代化。它宣布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宣布坚持宪政民主的原则，并作为美国的盟友再次加入到国际体系中，尽管这次比较低调，重点显然是经济复苏，而非参与大战略的实施。近70年来，日本这个新导向构成了亚洲稳定和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基石。

日本战后的姿态经常被描述为一种新的和平主义，而实情却复杂得多。首先它反映出日本对美国统治地位的默认，以及对战略形势和日本生存及长期成功的必要条件的审慎评估。作为战败的必然结果，日本的战后统治阶级接受了由美国占领当局起草的严禁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宪法。他们坚称完全支持宪法的自由民主方向，还宣布支持西方国家信奉的民主和国际社会的原则。

与此同时，日本领导人把日本独特的“非军事”地位变为实现国家长期战略目标的手段。他们把战后秩序中和平主义的内容，从禁止军事行动转变为集中全力执行国家战略的其他关键内容，包括重振经济。他们请求美国继续在日本大量驻军，通过签署共同安全条约来保障自己的国防安全，借此来威慑潜在的敌国（包括在太平洋扩张势力的苏联）不要把日本当作其战略行动的目标。日本在冷战期间建立了日美关系的框架后，即着手通过发展日本独立的军事能力来加强国力。16

日本战后发展的第一阶段使日本的战略导向摆脱了冷战的竞争，把重点集中于大力促进经济发展上。日本在法律上加入了发达国家的民主阵营，但它以国家的和平主义导向和世界大同的理想为由，置身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外。这一巧妙的战略使日本经济在战后时期得以全面增长，只有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景象可与这一时期媲美。在被战火摧毁20年后，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强国。很快，日本“奇迹”被说成是对美国经济龙头老大地位的潜在挑战，虽然在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间，日本经济走势开始趋缓。

造成日本惊人变化的社会凝聚力和民族奉献精神在应付当今的挑战时再次显现出来。2011年，日本东北部发生的大地震引发了海啸，造成了一场核危机。据世界银行估计，那是世界历史上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在那场灾害中，日本公众凭借社会凝聚力表现出了惊人的全国上下团结一心、互相帮助的精神。面对金融危机和人口的挑战，日本人进行深刻的内省，在有些方面采取大胆的措施。在应对每一个困难的时候，日本都表现出一如既往的信心，相信无论经过多少沧桑巨变，它的民族精髓和文化传统都坚如磐石、永世长存。

面对力量均势的重大变化，日本政府必然会重新调整对外政策。安倍晋三首相恢复了强有力的国家领导，加强了日本政府根据评估分析采取实际行动的能力。2013年12月，日本政府发表的一份白皮书得出的结论说，“随着日本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日本必须根据国际合作原则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出努力”，包括加强对威胁进行“威慑”、必要时予以“击败”的能力。17纵观亚洲不断变化的形势，日本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希望拥有自己的军队，并推行积极结盟政策。对亚洲地区秩序来说，重要的是“正常”该如何定义。

在又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日本正着手重新确立它在国际秩序中更广泛的作用。此举势必在亚洲以及亚洲以外的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寻找自己的新角色时，日本将再次仔细、冷静、不动声色地评估各国物质和心理力量的对比，充分考虑中国的崛起和朝鲜半岛事态的发展，以及这一切对日本安全的影响。它将审视与美国盟国关系的得失，以及这一同盟关系为推动双方广泛的共同利益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也将考虑美国从三场军事冲突中抽身退步的事实。日本的分析将着眼于三个选项：继续依赖与美国的盟国关系，适应中国的崛起，采取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三个选项中日本最终会选哪一个，抑或会把三者相结合，取决于日本对全球力量均势的估计，而不是美国向它做出的形式上的保证，也取决于日本对事态发展的基本趋势的看法。如果日本看到它所在的地区或全世界正在出现新的力量布局，它就会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判断，而非传统的同盟关系，设法加强自己的安全。因此，日本政府如何抉择要看它认为美国的亚洲政策可信度有多高，以及它对总体力量平衡的评估。其中关键的因素不仅是日本的分析，还有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走向。

印度

西方的侵略在日本改变了一个古国的发展轨迹，在印度则把一个伟大的文明重塑为一个现代国家。印度长期处于不同世界秩序的交叉点，因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质，既受世界秩序变化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世界秩序的变化。印度的国家特征与其说由它的政治边界划定，不如说体现在一系列共有的文化传统之中。印度教是多数印度人信仰的宗教，也是几个其他宗教的起源。它不是由某个神话人物所创始的。它的源头模糊不清，我们所知的也仅是只言片语。印度教应该是印度河和恒河两岸以及印度北部、西部的高原和山地的各个文化流传下来的颂歌、神话和仪式杂糅而成的。然而，根据印度教的说法，这些具体的不同形式不过是对同样的基本原则的不同表现，而那些基本原则早在任何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印度教异彩纷呈、难以定义，它包括的不同神祇和哲学流派若是在欧洲会被定义为不同的宗教。据说印度教接近并证明了万物归一的道理，反映了“人追求真实的漫长而多彩的历史……既无所不包又无界无垠”18。

当印度统一的时候——比如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以及公元4世纪到公元7世纪这些时期内——它产生的巨大文化影响一波波向外扩散。佛教从印度传播到缅甸、锡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印度教的艺术和治国之道影响了泰国、印度支那以及更远的地方。当它分裂为互相竞争的王国时——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侵略者、商人和修行者即蜂拥而至（有些人身负多重使命，例如葡萄牙人，他们1498年来到印度“传播基督教，寻找香料”19）。印度忍受了他们带来的破坏，最终把他们的文化收归己有，与自己的文化融会贯通。

直到现代之前，中国一直成功地让入侵者接纳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使他们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相比之下，印度则不同，对于外来侵略者，它并不企图使他们皈依印度的宗教，接受印度的文化，而是泰然自若地接受他们。印度对外国人带来的成就和五花八门的理念照单全收，从不表现出对于任何一方特别的尊崇。入侵者尽可为自己建造雄伟的纪念碑，似乎是在遭遇了当地人的冷遇后要极力向自己证明自己的伟大。但印度民众的核心文化对外国影响怡然自若，水火不侵。印度文化奠基的几个宗教的教义基础，不是对先知所预言的救世主降临的憧憬，而是对人生脆弱无常的领悟。它们提供的不是个人的救赎，而是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安然。

根据印度教的宇宙观，统治世界秩序的是亘古不变、浩渺无垠的轮回。一个轮回有几百万年之久。王国会覆灭，宇宙会崩毁，但宇宙总是会重新创立，新王国也会再次崛起。印度历史上每一波入侵者到来后（公元前6世纪来了波斯人，公元前4世纪是亚历山大和他麾下的大夏希腊人，8世纪是阿拉伯人，11世纪和12世纪是突厥人和阿富汗人，13世纪和14世纪是蒙古人，16世纪是莫卧儿人，之后不久又来了欧洲列强），都被纳入这无尽的轮回。他们确实造成了破坏，但知道了时空的无限无极，即可看到他们的行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忍受并超越了这些暂时乱象的人才能悟出人生的真谛。

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20从道德和实力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外来者的入侵。《薄伽梵歌》是《摩诃婆罗多》（印度古代梵文叙事诗，其影响有时被比作《圣经》或“荷马史诗”）的一部分，采用二人对话的形式，主人公是阿朱那王子和化身为他的战车御者的神明克利须那。阿朱那在大战前夕因他即将造成的恐怖而“悲痛不已”，想知道有什么有力的理由来为会造成可怕后果的战争辩护。克利须那答道，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因为生命是无限的循环，宇宙的本质是不可毁坏的，“智者既不悲生也不悲死。你和我，还有集结于此地的众国王，从来就一直存在，也永远不会停止存在”。想脱离苦海，先要履行命定的责任，同时要明白，责任的外象仅是虚幻，因为“无常非真实，真实在于永恒”。身为武士的阿朱那面对战争别无选择，他应该泰然接受现实，光荣完成使命。他必须努力克敌制胜，“不应悲伤”。

克利须那使阿朱那认清了自己的责任，摆脱了疑虑。但这篇叙事诗中对促成战争的事件的详细描写，却证明阿朱那先前的良心不安有其充分的理由。这部反映印度教思想的重要著作在鼓动战争的同时，也强调需要超越战争，而不是避免战争。它并非拒绝道德，但在具体的形势中，眼前的问题才是首要的，而永恒的概念则给人以慰藉。有些读者称赞《薄伽梵歌》号召在战斗中勇猛无畏，甘地却推许它为自己的“精神宝典”。

印度教宣扬永恒，认为尘世间的任何努力均虚缈不实。但这一大背景却给了世俗统治者极大的行动空间，使他们得以应付实际的需要。21这方面的先驱典范是公元前4世纪的大臣考底利耶。据说是他成就了印度孔雀王朝的崛起，而正是孔雀王朝把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逐出了印度北部，首次实现了整个次大陆的统一。

考底利耶笔下的印度在结构上类似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实现之前的欧洲，几个国家并存，极有可能陷入永无休止的争斗。考底利耶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对他目睹的世界做出分析后，提出了务实的行动指南，而不是制约性的规矩。他的指南的道德依据和近2 000年后法国路易十三的大臣黎塞留的依据一样，即国家这个组织脆弱不稳，国家领导人无权根据个人良知谨守道德而危及国家生存。

故老相传，考底利耶在匡助孔雀王朝崛起期间或大功告成之后，把他所观察到的战略及对外政策的实践编成了一部《政事论》，对治国术做出了全面的论述。这本著作以冷静清晰的笔调提出了如何建立并保卫国家，同时打败、颠覆、（如果条件许可）征服邻国的构想。《政事论》论述的是务实的治国之道，不是哲理性的思辨。对考底利耶来说，实力是最主要的现实。实力包括多个方面，其中的多个因素各自独立。在某个具体的形势中，所有因素都有意义，都要纳入考虑，并可以用来为统治者的战略目标服务。明智的国王要把地理、财政、军事、外交、情报、法律、农业、文化传统、士气和公共舆论、流言和传说，以及人的恶习和弱点这一切整合起来，以加强并扩张他的王国，就像现代的乐队指挥指导乐队中的各种乐器合奏一支曲子。《政事论》是马基雅维利和克劳塞维茨理论的融合。

早在欧洲思想家根据欧洲的现实提出均势理论几千年前，《政事论》就提出了“国家圈”的体系。它与均势理论类似，但更加复杂。考底利耶分析说，毗邻的政体处于隐在的敌意状态。无论统治者多么信誓旦旦地对邻邦表示友好，一旦他的实力大增，总有一天都会发现颠覆邻邦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这是自我保护的内在逻辑，无关道义。考底利耶就像2 000年后的腓特烈大帝一样，认为竞争的无情逻辑不容违背：“征服者将（总是）努力增强自身实力，提高自己的福祉。”22该怎么做不言自明：“如果……征服者占优势，即会发动战争；反之则按兵不动。”23

欧洲理论家宣布，达到均势是外交政策的目标。他们设想的世界秩序建立在国家间力量平衡的基础上。在《政事论》中，国家战略的目的是征服所有其他国家，打破阻挡自己走向胜利的这种均衡。在这方面，与其说考底利耶像马基雅维利，不如说他更接近拿破仑和（统一了中国的皇帝）秦始皇。

考底利耶认为，比起追求荣耀，国家更大的责任是追求自身利益。明智的统治者会寻求与邻国的邻国结盟，从而建立起以征服者为中心的联盟体系：“征服者会把国家圈看作一个轮子，他自己为轮毂，他的同盟为轮圈。他与同盟之间虽隔着别国的领土，但通过轮辐连在一起。无论敌人如何强大，在征服者及其同盟的两面夹击下都会落于下风。”24然而，没有永远的联盟。即使在自己的联盟体系内，国王也应“努力增强自身实力”25，并设法加强本国地位，防止邻国结盟反对自己。

考底利耶与中国兵法家孙子见解一致，认为最迂回的方法经常是最明智的：挑拨邻国之间或潜在盟国之间的关系，“唆使一个邻国的国王攻打另一个邻国以防止它们结盟，然后自己即可用兵攻克敌国”26。推行战略的努力永无休止。如果战略成功，国王的领土就会扩大，边界要重划，国家圈也会重新组合。需要对实力重新做出估计。有些原来的盟国现在可能变为敌国，原来的敌国也可能变为朋友。

我们今天所谓的秘密情报活动在《政事论》里被视为重要的工具。情报人员在“国家圈内的所有国家”（不分敌友）活动，是从“虔诚的修行者、行脚僧、车夫、流浪歌手、杂耍艺人、流浪汉和算命人”27中间招募的。他们散播谣言，在一国内部或国家之间挑动不和，暗中破坏敌人的军队，并在合适的时机“消灭”反对国王的人。

需要说明，考底利耶坚持说，这些无情行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海内帝国，弘扬“法”（dharma）——遵照神立的原则运作的永恒的道德秩序。28但是，他提及道德和宗教更多是为了实际行动，不是把它们作为原则，也就是说把它们当作征服者的战略战术，而不是一个团结各方的秩序概念的必要因素。《政事论》劝告说，克制、仁慈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战略上都更有效。29视民如草芥的国王会失去民心，国内发生叛乱或国外敌人来犯的可能因此而增加。征服者若是悍然违反被征服人民的习俗或伤害他们的感情，就可能激起老百姓的反抗。

《政事论》详尽无遗地列举了成功所必需的因素，20世纪的著名政论家马克斯·韦伯因此得出结论说，它代表了“真正激进的‘马基雅维利哲学’……与其相比，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简直可以算得上温顺平和”30。与马基雅维利不同的是，考底利耶并不怀念过去好时光的社会美德。他所接受的唯一美德标准是他对通往胜利之路的分析是否准确。他所描述的政策当时是否真的得到了实施呢？在考底利耶看来，如果真的哪一天实现了平衡，那也是自私的动机相互作用的暂时结果。考底利耶眼中的平衡并非如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后欧洲人的概念所倡导的，是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政事论》是实现征服的指南，不是建设国际秩序的指南。

无论印度有没有遵循《政事论》的建议，它的版图都在公元前3世纪达到了历史顶点。31万民敬仰的阿育王治下领土包括了今天印度的全境、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还有阿富汗和伊朗的部分土地。后来，到公元前221年，中国在秦始皇手中实现统一之时，印度却分裂成为互相竞争的几个王国。几个世纪后，印度恢复了统一。但当伊斯兰教在7世纪开始对欧洲和亚洲的帝国提出挑战时，印度再次陷入分裂。

将近1 000年间，有着肥沃的土壤、富庶的城市、辉煌灿烂的知识和技术成就的印度一直令外来征服者垂涎。外来的宗教也都想争取它的皈依。每个世纪，来自中亚和西南亚的征服者和冒险者，包括突厥人、阿富汗人、安息人、蒙古人，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来到印度的大平原，建起了五花八门的众多土邦。南亚次大陆就这样通过持续至今的宗教、民族和战略利益的联系“嫁接在了大中东地区上”32。那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征服者之间互不相让，结果谁也无法控制整个地区，也没能消灭南方印度王朝的力量。再后来，到16世纪，来自西北方、最善于治国的莫卧儿人统一了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存在于印度的多种多样的影响势力在莫卧儿帝国体现得淋漓尽致：信仰伊斯兰教，种族起源于突厥人和蒙古人，精英文化源自波斯，治下人民多数是印度人，不同地区的人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在这个语言、文化和信仰的旋涡中，16世纪期间另一波外来冒险者的到来起初似乎不足为道。英国、法国、荷兰和葡萄牙的私营公司都想从富有的莫卧儿帝国日益扩大的贸易中分一杯羹，竞相争取在与自己友好的土邦获得立足之地。英国在印度的势力范围扩张得最大，尽管最初似乎没有既定的计划。（剑桥大学现代历史钦定讲座教授因此说：“看情形，我们好像全凭一时心血来潮而派人征服了半个世界。”33）英国在孟加拉东部地区获得了一块地盘，建立了商业基地后，发现欧洲和亚洲的竞争者也在周围相继占有了各自的地盘。每一次欧洲和美洲发生战事，在印度的英国人都会和对手的殖民地及其盟友发生冲突，每次得胜，都把对手在印度的资产收归己有。随着英国在印度的资产（严格来说那些资产不属于英国，而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增加，它认为自己面临着一系列威胁，有北边虎视眈眈的俄国，有一时好勇斗狠一时又四分五裂的缅甸，还有野心勃勃、日益自行其是的莫卧儿统治者。这些在英国人眼中都构成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的理由。

最终，英国开始设想建立一个印度实体，而这就需要确保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在内的整个次大陆的安全。尽管这片土地上不存在（而只是假设有）印度这个国家，但这里被当作国家来治理，还确定并赋予了它类似印度国家利益的特征。根据这一政策，印度的安全倚仗有英国在印度洋的海军霸主地位，有远至新加坡和亚丁的友好的或至少不具威胁性的政权，还有开伯尔山口的非敌对政权以及喜马拉雅山脉。在北方，英国派遣间谍、探险者和有小股英国军队支持的当地人，通过他们神出鬼没的突袭阻挡住了沙皇俄国的前进。此一行动被称为喜马拉雅地缘战略的“大博弈”。英国还把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向北推到了西藏——这个问题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再次出现。印度独立后，在外交政策的关键内容方面吸收了这些政策的精髓，即打造以印度为主干的南亚地区秩序，并反对任何国家企图在与印度毗邻的土地上集结足以构成威胁的力量，无论这样的国家国内政治结构如何。

1857年，东印度公司军队中信奉伊斯兰教的士兵和信奉印度教的士兵爆发叛乱。伦敦遂宣布把印度置于英国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英国不认为此举是建立英国对外族的统治。它把自己视为中立的监督者，是教化背景各异的众多民族和国家达到更高文明的力量。直至1888年，一位英国高级行政官还说：

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未有过一个印度。印度甚至从未有过一个欧洲人心目中的国家，即在国土、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拥有统一的国家……以为印度能成为国家就像指望将来欧洲各国被一个单一的国家所取代一样异想天开。34

叛乱后，英国决定把印度作为大英帝国的一个行政单位来管理，这在实现印度统一上发挥了重大作用。铁路线和通行的英语把千差万别的各个地区连为一体。英国人研究并整理记载了印度辉煌的古老文明，把英国的思想和制度灌输给印度的精英。在此过程中，英国唤醒了印度作为遭受外国统治的单一实体的意识，激起了人们的信念。他们相信，要想打败外来统治，就必须团结为一个国家。因此，英国对印度的影响和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影响差可比拟。在拿破仑的征服战之前，有着众多邦国的德意志也只是被视为一个地理实体，而非国家实体。

印度实现独立以及确定自己的世界角色的方式，都反映了它多姿多彩的遗产。多少世纪以来，印度对付外来占领靠的是坚不可摧的文化和强大的精神。甘地之所以能够对英国统治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首先是因为他“圣雄”称号的精神号召力，也是因为那是反对帝国力量的最有效的方法，它与开明的英国社会所崇尚的自由这一核心价值观不谋而合。印度人和两个世纪之前的美国人一样，用他们在英国学校（包括使印度未来的领导人吸收了许多准社会主义思想的伦敦经济学院）学到的自由思想来反对殖民统治者，证明自己独立的正当性。

现代印度认为，自己的独立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胜利，而且是普遍道义原则的胜利。印度建国初期的领导人和美国国父一样，把国家利益与道德正确性等同起来。但印度领导人在是否要把国内制度向外传播的问题上遵守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原则、对在国际上促进民主和人权不感兴趣。

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说，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础将是印度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单纯的国际友好或培养扶植和印度一致的国家制度。印度独立不久后的1947年，他在一次讲话中解释说：

无论确定什么样的政策，主持一国外交事务的艺术都在于找到对本国最有利的办法。我们说到国家间的善意时，可以语出至诚。但归根结底，政府是为了它治理的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没有一个政府敢于做出任何在短期或长期显然不利于自己国家的事情。35

连考底利耶（和马基雅维利）都不可能说得比这更加透彻。

尼赫鲁和后来的历届总理，包括他的女儿、出类拔萃的英迪拉·甘地，都把他们的外交政策提到显示印度卓越的道德权威的高度，以此来加强印度作为全球均势中一个角色的地位。印度把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说成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开明事业——近两个世纪前美国也是这样说的。尼赫鲁和后来两度担任总理（1966~1977、1980~1984）的英迪拉·甘地就这样成功地把他们新生的国家确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中的一个主要角色。

不结盟的内容与均势体系中“平衡者”的政策有所不同。印度不会像平衡者那样向弱的一方倾斜，它并不想操纵国际体系。印度最看重的是不正式加入哪个阵营，它对自己政策成功的衡量标准，是不被拉入与它国家利益无关的冲突。

印度独立时，世界强国已经确立，冷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在此情况下，它巧妙地把转圜余地这个原本是国家间讨价还价的手法提升到道德原则的高度。尼赫鲁把正义的道德主义与力量对比和对大国心理的精明揣摩糅合为一体，宣布印度将成为在主要阵营之间找出另一条路的世界级大国。1947年，他在《新共和》撰文说：

我们要避免卷入任何阵营或国家团体，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印度的事业，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这一政策有时会使一个集团的成员怀疑我们支持另一个集团。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首位。可幸的是，和平的外交政策，与所有进步国家合作，正是印度的利益所在。印度不可避免地会和友好合作的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36

换言之，印度对强权政治采取中立超然的态度。这部分是出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但也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从1957年到1962年，在苏联对柏林发出最后通牒期间，两届美国政府，特别是肯尼迪政府，都曾为了帮助那个争取维护自己自由地位的被隔绝的城市寻求过印度的支持。但印度的立场是，任何强迫它遵守某一个冷战阵营规则的企图一旦得逞，都会剥夺它的行动自由，也就会使它丧失讨价还价的能力。短期的道义中立是实现长期道义影响力的手段。如尼赫鲁对他的助手所说：

印度代表团若是害怕激怒美国人就躲着苏联阵营简直是荒唐，而且也是失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无误地告诉美国人或别的人，如果他们的态度仍然不友好，我们只能到别的地方去找朋友。37

此一战略的实质使印度得以在冷战的两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稳获苏联阵营的军事援助和外交合作，同时又争取美国的发展援助和美国知识阶层在道义上的支持。无论冷战期间美国对印度的战略多么恼火，对一个新兴国家来说，那都是明智的政策。那时的印度，军队羽翼未丰，经济低迷落后。它若是作为盟友会得到尊重，但只能居于次等地位。作为自主自由的国家，它的影响范围则大得多。

为了追求这一地位，印度着手组建起一个想法一致的国家的集团——实际上就是不结盟的国家组成的联盟。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尼赫鲁对与会的代表们说：

我们亚洲和非洲的国家难道除了亲共或反共之外就没有别的积极可为的作用吗？我们是思想的领袖，我们给世界提供了各种宗教和众多的财富，难道我们竟落得只能跟随这个或那个集团，成为这个或那个党的逢迎者，执行它们的意志，只能偶尔提点儿想法吗？这对于任何有自尊心的民族或国家来说都是最大的轻蔑和侮辱。我无法忍受看着亚洲和非洲的各个伟大国家才摆脱了奴役的桎梏获得自由，却又受到如此的轻蔑和侮辱。38

印度拒绝它所谓的冷战的强权政治，说到底是因为它认为两大阵营的争端不涉及它的国家利益。印度不会为了欧洲分界线上的问题去挑战仅仅几百英里开外的苏联，它也不想刺激苏联和巴基斯坦联手。印度更不会因为中东的争端去冒惹怒国内穆斯林的风险。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问题上，印度均不做表态。印度领导人决心紧随他们眼中发展中世界的进步潮流，而且绝不肯冒险触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

尽管如此，印度还是在1962年和中国发生了边境战争，并和巴基斯坦打了4场战争（其中1971年的印巴战争是在印度不久前和苏联签署的防卫条约的保护下进行的，结果是印度的主要对手被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两个国家，大大提高了印度的全面战略地位）。

印度在寻求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地位时，所遵循的国际秩序概念与现有的全球和地区级的秩序概念相一致。这一概念的内容是正统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与历史上欧洲关于均势的分析相契合。尼赫鲁把印度的理念定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的名字虽然来自印度的哲学概念“Pancha Shila”（共处的五项原则），但它们其实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基础上为主权国家的多极秩序提出的更高尚的原则：

1.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2. 互不侵犯

3. 互不干涉内政

4. 平等互利

5. 和平共处39

印度提倡世界秩序的抽象原则，同时也在地区一级确定了印度的安全理念。正如早期美国领导人在门罗主义中注入了美国在西半球特殊作用的概念，印度实际上在东印度群岛和非洲之角之间的印度洋地区确立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像18世纪和19世纪期间英国对欧洲所做的那样，印度努力防止在地球上这块广袤的地区出现占统治地位的强国。早期美国领导人宣布门罗主义时并未征求西半球其他国家的同意，印度在它特殊战略利益所在的地区推行政策也只遵循它自己确定的关于南亚秩序的定义。虽然美国和印度在冷战期间经常发生意见冲突，但苏联解体后，两国对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区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冷战结束后，印度承受的多重冲突的压力消失于无形。它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也有所减退。1991年发生的一次国际收支危机促使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现在，印度公司在世界上的一些主要产业中名列前茅。这个新的发展方向也反映在了印度的外交态势上，它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和非洲的国家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世界各国对印度在多边经济和金融机构中的作用也更加重视。在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增加的同时，印度也大大加强了军力，包括海军力量和核武器的储备。几十年后，它还将超过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人口大国。

印度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受到某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与它建国有关，其中最复杂的是印度与其近邻，尤其是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和中国的关系。过去1 000年间，它们对这块次大陆竞相入侵和移民，加之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对边缘地区频繁袭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统治迅速完结遗留下来了诸多问题，这些因素都导致它们对印度的态度复杂而充满敌意。1947年印巴分治后，两国都没有完全接受分治的边界。边界有争议的地区总被一方或另一方认为是临时性的40，结果成了零星发生的族群暴力、军事冲突和恐怖分子渗透的导火索。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大致沿次大陆上穆斯林集中的区域界限划分，却无视族群的边界。以此种方法从原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划出来的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巴基斯坦被分成互不相连的两部分，中间隔着数千英里的印度领土，这为后来的多次战争埋下了伏笔。与阿富汗及中国的边界据说是由19世纪英国殖民政府划定的，后来阿富汗和中国都宣布不予承认，至今仍有争端。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都花费巨资建立核武库，形成自己在区域内的军事态势。巴基斯坦还容忍，有时甚至支持暴力极端主义，包括在阿富汗和印度的恐怖活动。

印度是更大的伊斯兰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处理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将会是一个尤其难以驾驭的问题。41印度经常被定义为南亚国家，但是，它和中东的历史渊源更深，它的穆斯林人口比巴基斯坦还多。事实上，除了印度尼西亚，印度的穆斯林人口比任何伊斯兰国家都多。迄今为止，印度避免了政治动乱和教派间暴力的剧烈冲击，部分原因是它对少数民族采取了温和开明的政策，并培育了超越族群间分歧的印度人民共同的原则，包括民主和民族主义。然而，这个成果并非不可逆转，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努力才能维持。如果阿拉伯世界进一步极端化，或巴基斯坦的国内冲突加剧，印度的国内压力就有可能剧增。

今天，印度奉行的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与先前英国统治期间相差无几。它的目标是在从中东到新加坡，再往北到阿富汗这片几乎横跨半个世界的地区建立起以均势为基础的地区秩序。它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关系遵循着类似19世纪欧洲均势的模式。印度和中国一样，毫不犹豫地利用像美国这样的“蛮夷”来帮助实现自己的地区目标，尽管在解说政策时，两国都使用了更加委婉的措辞。小布什政府期间，偶尔讨论过印度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协调。印美的战略协调至今仍限于南亚地区，这是因为印度传统的不结盟立场阻碍了它与美国建立全球性的关系，也是因为两国都不愿意把与中国对抗定为永久的国策。

19世纪，英国人为保护通往印度的战略要道，不得不加深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同样，21世纪的印度也感到，必须提高它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战略地位，以防这些地区受到它心目中的敌国或敌对意识形态的统治。在此过程中，印度与讲英语的“英语圈”内的国家有着天然的纽带。然而，它可能会继续遵守尼赫鲁留下的政策，在处理和亚洲及中东国家的关系时维持自主行动的自由，并坚持自主制定对重要的专制国家的政策，因为印度为实现它宏伟的经济计划，需要这些国家的资源。这些重点将超越历史的夙怨，成为必行之事。随着美国在中东力量的调整，该地区的各个国家会寻找新的伙伴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并发展出某种形式的地区秩序。印度自身的战略利益不容许在阿富汗出现权力真空，也不容许另一个大国在亚洲建立霸权。

在2014年5月的大选中，一位倡导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以决定性多数当选。在他领导的政府之下，印度应该会更加积极地追求它传统的外交政策目标。这届政府的目标得到民众的坚定支持，又有纳伦德拉·莫迪这位魅力四射的总理的领导，印度也许认为自己有条件在印巴冲突或对华关系这类历史问题上开辟新的努力方向。现在，印度、日本和中国均由有战略眼光的强势政府领导，虽然竞争可能加剧，但找到大胆的解决办法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

无论形势如何演变，印度都将是21世纪秩序的一个支点。以它的地理位置、资源蕴藏和高超的领导艺术的传统，位于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秩序概念交叉处的印度在那些地区的战略演变和秩序概念的进一步发展中，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

什么是亚洲的地区秩序？

历史上欧洲的秩序自成一体。直到20世纪初，英国一直凭借其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和海上的绝对军事优势维持着平衡。欧洲国家偶尔会借外部国家之力来暂时加强自己的地位，比如，法国在16世纪争取奥斯曼帝国的支持，或英国在20世纪初与日本结盟。但除了偶尔自中东或北非而来的入侵之外，非西方国家在欧洲鲜有利益牵绊，欧洲国家之间发生冲突也很少请求外方干预。

相比之下，当今亚洲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外部国家。奥巴马总统2011年1月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到了美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国的作用，2013年6月和习近平主席的联合声明再次重申了这一点。俄罗斯在地理上可算作亚洲国家，42还参加了如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亚洲国家集团，尽管它人口的四分之三居住在俄罗斯领土的欧洲部分。

现代的美国偶尔会应要求担任力量平衡者的角色。它调解了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日俄战争，达成了1905年的《朴次茅斯和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打破了日本寻求亚洲霸权的企图。冷战期间，美国在亚洲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构建了一个从巴基斯坦到菲律宾的同盟之网来对抗苏联。

亚洲秩序结构的演变必须兼顾本书前面没有提到的众多国家的情况。信奉伊斯兰教的东南亚大国印度尼西亚影响力日渐增加，迄今为止在中国、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成功地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与日本、中国和俄罗斯为邻的韩国是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有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包括在电信和造船这样的战略产业中位居世界的前列。许多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都认为朝鲜的政策会造成地区不稳定，但也认为它万一崩溃，引发的危险更大。韩国自己则需要应对国内日益加大的统一呼声。

亚洲地域辽阔，各国之间千差万别，亚洲国家建立了各种多边集团和双边机制，其花样繁多令人目眩。这些机构与欧盟、北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不同。它们把具体的安全和经济问题作为单独的个案处理，并不制定一套地区秩序的正式规则。有些重要的集团包括美国，也有些组织（包括经济组织）只有亚洲成员。其中最具规模、最重要的是东盟，全称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这类组织的核心原则是欢迎与所涉及的问题直接相关的国家参加。

但这些算得上亚洲的秩序体系吗？在欧洲的均势中，主要国家的利益即使不完全一致，也是相互兼容的。没有霸权，均势是必然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均势不仅可以实现，而且还可以作为得到普遍接受的合法制度来促成决定和调整政策。亚洲却没有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各大国为自己选定的重点就是明证。印度似乎最关注中国，将其作为与自己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1962年边界战争的结果。而中国却认为与自己分量相当的竞争者是日本和美国。印度针对中国部署的军事资源比针对巴基斯坦的少。而巴基斯坦对新德里来说，即使不是平级的竞争者，也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关注对象。

亚洲国家组成的各个团体性质模糊不清，部分原因是历史上东亚和南亚由于地理的原因而界限分明。文化、思想和宗教的影响越过了地理分界线，印度教和儒家的治国理念都传到了东南亚。但东亚和南亚的两个帝国之间由崇山峻岭和茂密森林构成的屏障难以逾越，直到20世纪之前，它们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事。蒙古人和后来的入侵者进入印度次大陆是借道中亚，不是经过喜马拉雅山的山口，而且他们也没有到达印度南部。亚洲的不同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历史上亚洲构建的地区秩序没有一个是以威斯特伐利亚的主张为基础的。欧洲的秩序支持国家间的力量平衡。这里的国家指的是边界清晰、彼此承认法律上平等地位的“主权国家”。但历史上亚洲的政治强国所依照的标准却比较模糊。一直到进入近代很久后，受莫卧儿帝国影响的“内陆亚洲”、俄罗斯、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帝国朝贡制度在亚洲仍然同时存在。中国的朝贡制度向外传到了东南亚，那里的国家尽管在治国方法上深受来自印度、把君王视为神明的印度教教义的影响，但同时也接受中国自居为万国来朝之中心的理念。

现在这些传统的理念碰到了一起。各国关于它们走过的历程有何意义，对21世纪世界秩序能提供什么借鉴，仍然意见不一。在这种情况下，实质上出现了两个均势，一个在南亚，一个在东亚。二者都不具备欧洲均势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平衡者——即只要转而支持弱的一方就能实现平衡的国家。美国并未把目前南亚内部的均势主要作为军事问题来对待。它必须在外交上有所作为，推动重建地区秩序，以防出现真空，因为万一出现真空，将不可避免地把阿富汗的所有周边国家都卷入地区性对抗。

｜第六章｜
通往亚洲秩序之路：对抗还是伙伴关系？

亚洲国家最广泛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认为自己是“新兴的”或“后殖民时代的”国家，都努力通过突出自己的国家特点来克服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后果。这些国家都坚信，历经几个世纪西方超乎常规的异军突起，现在世界秩序正再次趋向平衡。但它们从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大不相同。不同国家的领导人在确定本国核心利益的时候，借鉴的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向往的是不同的黄金时代。

在欧洲18世纪和19世纪的制度中，维护均势——也就是现状——为人所称善。而在亚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内在发展动力。亚洲坚信自己正在“崛起”，认为世界尚未完全给予它应有的重视。尽管没有国家挑战别国的主权和尊严，各国均宣布致力于“非零和”的外交，但许多国家同时追求树立国威，这本身就给地区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动荡性。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亚洲各大国均储备了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武器，远超19世纪最强大的欧洲国家，一旦发生误判，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亚洲的构成天生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挑战。它现有的秩序机制取决于大国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和追求，而不是力量均势体系。这些大国面临的考验是能否建立起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为众多既定利益的互动提供和平框架。

亚洲的国际秩序与中国

在亚洲所有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中，中国所持的观念最为长久、最为清晰、离威斯特伐利亚的主张最远。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最曲折复杂，从古老的文明到传统帝国，到共产党革命，再到跃居现代大国的地位。中国走过的路将对人类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从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为单一的政治实体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居于世界秩序中心的理念对于精英思想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这一理念被认为理所当然、不言自明，汉语中竟然没有一个描述这一状况的词。到了后来，学者们回过头去才把它定义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1根据这个传统观念，中国自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上唯一的主权政府。皇帝统治世间万物，百姓通过他保持和上天的沟通。他管辖的不单是他治下的“中国”这个主权国家，而是“天下”。中国是天下文明昌盛的中心，是启发教化其他地方人民的“中央王国”。

按照这一观点，世界秩序反映的是全球的等级制，而不是互相竞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平衡。每一个社会都和中国有某种附属的关系，至于这种关系紧密到何种程度，部分地要看它和中华文化有多近似。没有一个社会能和中国平起平坐。别国的国王不是和中国皇帝一样的君主，而是向中国皇帝认真学习治国方略、倾心向化的小学生。外交不是多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而是一系列精心安排的仪式，使中土以外的社会有机会宣示自己在全球等级制中恰当的一席之地。从这个角度出发，在古中国，今天所谓的“外交政策”属于负责决定属国关系等级的礼部和负责管理与游牧部落关系的理藩院的职权范围。中国直到19世纪中期才成立外交部，2事出不得已，因为必须和西方入侵者打交道。即使如此，中国官员仍然认为他们的任务一如既往，是管理蛮夷，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外交风马牛不相及。新设的部门叫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名称很说明问题，暗示中国完全不是在进行国家间的外交。

朝贡制度的目的是培育他国对中国的恭敬，而不是获取经济利益或以武力统治他国。中国最了不起的建筑成就——万里长城——是秦始皇开始大规模修造的。当时他刚刚打败了所有的竞争者，结束了战国时代，统一了中国。经过历朝历代，长城最后的长度超过了5 000英里。长城是中国军事胜利的辉煌见证，但也表现了中国固有的弱点。它表明中国尽管具有强大的实力，但也对自己的薄弱之处心知肚明。几千年来，中国在应敌时，与以武力迫使其就范相比，更多地采用欺骗诱惑的手段。所以，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一位官员建议采用“五饵”来对付在西北边陲肆虐的马背上的匈奴部落，尽管按常规分析，汉朝的军力要强大得多：

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以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3

中国外交礼仪的标志是叩首，即双膝跪下，以头触地，以此来表示对皇帝至高无上权威的承认。这当然是一种羞辱，成了阻碍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绊脚石。但叩首具有象征自愿的含义，它代表着发自内心的恭敬，不是被征服者所逼，而是出于敬畏。在这样的场合，属国使节向中国献上贡品，而皇帝赐给的回礼经常在价值上超过收到的贡品。

历史上，中国靠自己的成就和行为使外国心悦诚服，偶尔也采取军事行动“教训”冥顽不化的蛮夷，令其收敛。这些战略目标和这种根本上的攻心手法直至1962年的中印战争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还有迹可循，在中国对邻国宣示其核心利益的方式中也清晰可辨。

尽管如此，中国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传教式社会。它要的是别国的尊敬，不是皈依。两者之差精细微妙，绝不可混为一谈。中国因自己的卓越成就而令四海归心，外国理当景而仰之。中国可以和另一个国家成为朋友，甚至是老朋友，但绝不会视对方与自己平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一获得平等地位的是征服者。两个征服中国的民族——13世纪的蒙古人和17世纪的满族人——都吸收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以便治理人数如此众多、文化优越感如此顽强的中国人民。这是历史上文化力量最惊人的一个成就。征服者在很大程度上被败在他们手下的中国社会所同化，连他们故乡的大片土地都被认为是传统的中国领土。中国并不刻意输出它的政治制度，而是愿者上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扩张不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潜移默化。

在近代，西方国家的代表怀着自己的文化优越感，试图把中国纳入已成为国际秩序基本结构的欧洲的世界体系。他们对中国施压，要求它培养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别国互派大使，允许自由贸易，还要求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开放社会接受基督教的劝导，以提高国民素质。

西方心目中的启蒙和接触在中国眼里却是来犯。中国先是回避，后来干脆坚决抵制。18世纪末，英国第一位特使乔治·马嘎尔尼来到中国。他带来了工业革命初期的一些产品，还有乔治三世国王的信，信中建议和中国开展自由贸易，在北京和伦敦互设大使馆。马嘎尔尼从广州到北京乘坐的中国船只打出的旗号是“英吉利贡使”。中方让马嘎尔尼带信给英国国王，解释说不准使节住在北京，因为“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在皇帝看来，除了已有的受到严格管理的有限贸易之外，不需要扩大贸易，因为英国没有中国想要的东西：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4

拿破仑兵败后，随着英国的商业扩张紧锣密鼓地展开，英国又做了一次尝试，派第二位特使前往中国提出同样的要求。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海军力量，丝毫未能让中国改变不愿与它建立外交关系的主意。当英使阿美士德以礼服未运到为借口拒绝参加叩头大礼的时候，他带领的使团被赶出北京。中方明确表示对外交不感兴趣。皇帝在给英国摄政王5的信中，解释说“统御天下”的天朝无暇向每一个蛮夷来使教授正确的礼仪。皇家记录自会记下“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但：

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如称问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6

这样的敕谕按今天的标准来看未免妄自尊大，刚刚成功维持了欧洲的平衡，可称为欧洲最先进的海上、经济和工业强国的英国来说更是怒不可遏。但是，中国皇帝这道敕谕的口气符合几千年来关于他的世界地位的理念，许多邻国也至少不反对这种理念。

可耻的是，西方国家最终和中国摊牌时，要求开放自由贸易的产品显而易见是最有害的产品。它们的工业进步带来了众多的成果，它们却偏偏要对中国出口鸦片，坚持要获得无限制对中国出口鸦片的权利。晚清的中国荒废了军事技术的发展，部分原因是它长期以来没有碰到对手，但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儒家的社会等级制中，军人的地位十分低下。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1893年，西方军队已经兵临城下，清廷却还挪用军费去修复颐和园中华丽的石舫。

1842年，中国猛然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得不签署条约，同意西方的要求。但是，它仍然坚持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对西方进行了顽强的拼死抵抗。在1856~1858年的战争中（战争的导火索据说是一艘在英国注册的船只在广州遭到不当扣押），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事后坚持签订条约，以取得它一直寻求的在北京派驻使节的权利。第二年，带领随从踌躇满志地前来上任的英国大使发现通往中国首都的主河道拉起了铁链，设置了铁蒺藜。当他命令一队英国海军去清除障碍的时候，中国军队开了火。接下来的战斗中打死英军519人，打伤456人。于是，英国派出由额尔金指挥的部队冲进北京，火烧圆明园，迫使清廷逃出北京。这次残酷的入侵逼得清廷万般无奈地同意在北京设立“使馆界”接纳外交使团。对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的对等外交的概念，中国虽然接受下来，但满心的不情不愿、愤恨不平。

这些争端的核心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到底是自成体系，还是和其他国家一样，是更大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紧抱着传统的观念不放。到了1863年，中国已两次败于“蛮夷”之手，而且国内的大乱（太平天国运动）也是借助外国军队才平息。然而中国皇帝在写给亚伯拉罕·林肯的信中却仍然向他示赐皇恩：“朕承天命，抚有四海，视中国与异邦同为一家，彼此无异也。”7

1872年，著名的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尖锐地对这个问题做了如下的描述。他的话昭显了他那个时代特有的自信，认为西方世界秩序概念的优越性不言自明。

过去的40年间，她（指中国）完全改变了对世界先进国家的立场。她和先进国家在平等的条件下签订了条约。但我认为她的官员和人民尚未正视这个事实，他们尚未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上许多独立国家中的一个，他们的皇帝统治的“天下”并不是天底下的所有地方，而只是地球表面的一部分，在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8

随着技术和贸易推动相互冲突的制度近距离接触，哪个世界秩序的准则会占上风呢？

在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时众多实际上独立的国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亚洲在进入近代时没有这样一套国家和国际组织，而是有几个文明中心，周边围绕着较小的王国，文明中心之间的互动靠的是微妙而不断变化的机制。

中国凭借肥沃的平原、无比强韧的文化和敏锐的政治触角，在2 00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内维持了统一并发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尽管按常规标准，它的军力并不强大。中国的相对优势在于它富庶的经济，它生产的产品为邻国艳羡。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概念明显有别于欧洲建立在多个互为平等的国家基础上的概念。

在中国遭遇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过程中，这些推行扩张主义的强国对一个古文明产生了极大影响，而戏剧性的是，该文明起初对近代国家的礼仪制度不屑一顾，将其视为一种低级的东西。21世纪中国的“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既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作为依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行事的现代大国。它既保持了君临“天下”的传统理念，也通过技术治国追求现代化，并在20世纪为寻求两者的融合经历了剧烈动荡。

中国和世界秩序

1911年，清帝国终于寿终正寝。1912年孙中山领导成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央政府力量薄弱，致使中国陷入长达10年的军阀混战。1928年，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央政府力量得到加强，于是努力在威斯特伐利亚的世界秩序以及全球经济体系中为中国获取一席之地。中国既要保留传统，又想跟上现代的步伐，尽力加入风云变幻的国际体系。然而就在此时，早半个世纪就开始了现代化努力的日本开始谋求亚洲的霸权。它先在1931年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更是对华北和华东的大片地区发动了侵略。国民党政府因此无暇站稳脚跟，共产党的革命也得到了喘息之机。虽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和其他同盟国一起成了战胜国，但是它随即陷入内战和革命动荡中，一切关系和传统在动乱中都受到了挑战和破坏。9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为对这一口号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奉行“继续革命”的理论，带领中国不断自我净化，加强力量，并着手推翻关于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原有观念。所有类型的制度，无论是西方民主，还是苏联对共产党世界的领导，还是中国历史的遗产，都成了他的矛头所向。艺术和纪念碑、节日和传统、用语和服装都受到各种形式的禁制，因为这一切被认为造成了中国的政懈兵弛，面对外国侵略只能被动挨打。毛泽东的秩序概念反映了中国的古老思想，他称其为“天下大同”。按照这一概念，强调和谐的传统儒家文化必须摧毁，在这个废墟上将出现一个全新的中国。他宣称，每一波革命的努力都预示了下一波的到来。毛泽东认为，革命的进程必须加速，以防革命者骄傲懈怠。“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他这样写道，

……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10

这种动荡的目的最终是要取得一种传统中国式的结果，一种中国特有的共产主义形式，有其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其傲人的成就服人。中国将凭借其特有的又是革命的道德权威再次君临“天下”。

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中同样注重中国的特殊性。虽然按照客观实力来说，中国尚属弱国，但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国因其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强大，理应在世界上发挥中心作用。而中国发挥作用的表现就是对注重实力优势的世界凛然不惧，而不是和解合作。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领导人大会上，毛泽东语惊四座，预言如果发生核战争，中国将依靠其众多的人口和坚韧的文化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他的话也许有虚张声势的成分，想震慑拥有巨大核武库的国家，但他确实想让世界相信他对核战争能从容以对。1971年7月，在我秘密出访北京期间，周恩来在总结毛泽东的世界秩序观时引用了主席的话：“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皇帝处境的调侃。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经过多年斗争洗礼的人民共和国最终将取得胜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天下”。共产主义世界的秩序将融入帝国皇廷的传统观点。

毛泽东在统一中国的同时努力改造中国的古老文化，因为他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虚弱和耻辱的元凶。他采用了超然的治理方式，又吸收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的治国之道恰好体现了革命者的困境。革命者想要实现的改变越全面，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这阻力不一定来自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是习俗的惯性使然。毛泽东这位革命家总是企图超越凡人的限制，只争朝夕地实现他的目标，采用一切手段来强行实现他的愿望。1958年，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来推动中国飞速实现工业化。1966年，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那场长达10年的意识形态运动中，整整一代知识的青年被下放到农村。为实现毛泽东的目标，几千万人的命运被改变，被用来在一生的时间内实现此前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才能实现的国家目标。

一旦革命者的成就被认为事属必然，为实现这样的成就而付出的代价就被看作不可避免，革命者的地位就得到了稳固。中国今天的一些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现在他们说，那时他们遭受的苦难给了他们力量，使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因而使他们能够坚强地担负起领导又一个巨变时期的艰巨任务。中国的民众，尤其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以前苦难的年轻人，似乎也接受把毛泽东描述为统一了中国、维护了中国尊严的人物。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21世纪世界秩序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在世界各国只有4位大使，这是它自己的选择。它还和美苏两个拥核的超级大国都处于对抗状态。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认识到，就连中国人民经受了几千年考验的忍受力都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消磨殆尽。他企图通过整肃思想和无畏不屈来吓阻外国干预，但中国的孤立却正可能诱发这样的干预。1969年，苏联似乎蠢蠢欲动，要对中国发动攻击。毛泽东甚至把所有部委都疏散到了各省，只留下周恩来总理镇守北京。对这次危机，毛泽东的反应正如他的风格，出人意料地来了个急转弯。他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最无法无天的行为，派军队取代了“红卫兵”，而把他的这支突击队分配到农村，让他们和先前遭他们迫害的人一道从事劳动。为遏制苏联，他开始接近此前千夫所指的敌人——美国。

毛泽东认为，和美国修好将使中国不再孤立，给其他对中国敬而远之的国家提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有意思的是，就在我为初访中国做准备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交了一份分析报告，认为中苏之间严重的紧张关系使得美中关系有可能缓解，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倾向会阻止美中关系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缓解。11）

无论革命多么波澜壮阔，其成果都需要巩固，最终都要从激昂的热情转为可以持久的状态。这就是邓小平所起的历史性作用。毛泽东去世两年后，邓小平复出。他迅速推行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为了实现他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释放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潜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加速这一令人瞠目的变化——尽管不一定是出于真诚的信念——中国加入了国际组织，接受了世界秩序确立的规则。

然而，中国尽管加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它的心态非常复杂。这要归因于它是怎样被推入国家间体系的。中国没有忘记，当初它被迫与现存的国际秩序接触时，所受到的待遇与它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天差地别，事实上也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矢言遵守的原则南辕北辙。听到外国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制度的“游戏规则”和“责任”的时候，许多中国人，包括高级领导人，会本能地想到中国并未参与制定这个制度的规则。对于要中国遵守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规则的要求，中国人经过斟酌后同意了。但是，他们期望国际秩序有所发展，使中国得以作为中心角色来参与将来国际规则的制定，甚至修改现有的一些普遍规则。他们早晚会采取行动实现这一期望。

在等待时机来临的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渐活跃。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现在每一个国际论坛都积极寻求它的意见和支持。同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秩序中许多国家的做法一样，中国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来提高自身的声望，例如主办奥运会、国家主席亲临联合国发表讲话、与世界大国进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等等。无论按何种标准来看，中国都已恢复了它在世界上影响最为广泛的那几个世纪中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它在目前寻求新的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如何自处，特别是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

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历史上都对它们现在成为中流砥柱的国际体系既支持又抗拒，一方面宣布遵守这一体系，另一方面却又对它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作为众多国家中的一个重要国家在21世纪秩序中如何发挥作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美国则从未和一个在国土面积、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方面与它相似，但国内秩序却迥然不同的国家长期互动过。

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偏重概念。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无刻不强敌环伺，虎视眈眈。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则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实际“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中国人的思维部分地受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但越来越趋向于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美国人对两者都缺乏直观的和深入的理解。

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历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参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自认为与众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国也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也就是说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和不同前提的伟大国家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是会导致两国间的竞争，还是会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已是革命以来的第五代。前面每一代领导人都体现出了他们那一代对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深刻洞察力。毛泽东决心把过去的制度连根拔起，即使对他在胜利之初亲手建立的制度也不例外。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那些制度在中国的官僚倾向影响下停滞僵化。邓小平明白，中国除非参与国际事务，否则不可能继续发挥其历史性作用。邓小平的目标十分明确：韬光养晦，以防引起别国不安；不出头，但通过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来扩大中国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江泽民从1989年开始，对外亲自执掌外交，对内扩大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在他的领导下，人民共和国充分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政治和贸易体系中的正式一员。胡锦涛巧妙地平抚了世界对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担心，为后来由习近平阐明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奠定了基础。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领导层努力将这些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其程度可与邓小平的改革相媲美。他想要建设的制度虽然不是完全的西方式民主，但将更加透明、更加依靠法律程序，而不是个人和家庭的关系网。许多既定的机构和做法，从国有企业到地方官员称霸一方，再到贪腐蔓延，都是改革的对象。这体现了这一届领导班子的远见和勇气，但也一定会造成一段时期的波动和不确定。

中国领导层的组成体现了中国向着参与甚至影响全球事务这一方向的演变。198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没有一个成员有大学文凭。而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是大学毕业，其中很多人拥有大学以上学历。中国大学学位的基础是西式课程，不是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也不是后来共产党规定的、只允许教授某些知识的课程）。这代表着他们完全摒弃了过去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骄傲自负的狭隘观念。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受到了中国历史的影响，但并未受其束缚。

放远眼光

老牌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素，这一点自古皆然。崛起中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国视为禁脔的某些领域。同样，正在崛起的大国怀疑对手会在它羽翼未丰的时候试图扼制它的成长壮大。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15个例子中，10个导致了战争。12

因此，中美双方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家根据行为模式和历史经验都预言两国必有一战，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把美国的许多行动理解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把美国对人权的促进看作破坏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手段。一些重要人物把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政策13说成是最后摊牌的前奏，认为美国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中国永远处于二流国家的地位——考虑到本书写作期间美国并未进行任何重大的军事部署调整，这样的态度更值得注意。

美国则害怕不断壮大的中国将一步步削弱它世界第一的地位，也因此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些举足轻重的智库把中国比作冷战时期的苏联，认为中国一心要对它的周边地区实行不仅是经济上，而且是军事上的主导，最终建立霸权。

双方的疑虑均因彼此的军事演习和国防计划而进一步加深。即使当军事演习和国防计划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合理措施，双方也都会从最坏的角度来解读。双方都有责任小心行事，以免其单方面的部署和行为升级为军备竞赛。

双方需要汲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10年的教训，当时逐渐形成的猜疑气氛和潜在的冲突最后爆发为巨大的灾难。欧洲领导人沉溺于他们的备战计划，未能把战术问题和战略问题区分开来，结果作茧自缚。

还有两个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国拒绝承认自由民主的传播会有助于国际秩序，不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传播民主，特别是采取国际行动实现人权。美国也许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重点来调整它关于人权观点的实施。但鉴于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民的信念，它绝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原则。在中国方面，邓小平的话说出了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七国集团）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14

这两种观点不可能达成正式的妥协。双方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责任是防止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发展为冲突。

另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是朝鲜问题。19世纪的俾斯麦说过：“在我们这个奇妙的时代，强国因良知的顾忌而软弱，弱国却因胆大包天而强悍。”他这句格言用在朝鲜身上可说是分毫不爽。朝鲜的统治不符合任何被认可的合法性原则，甚至不符合它声称信奉的共产主义原则。它的最大成就是制造了几个核装置。它没有军事能力和美国打仗，但它手中那些核武器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军事用途。朝鲜的核武器会刺激日本和韩国发展自己的核军事能力，也让平壤自以为有所倚恃，贸然进行与它的实力不符的冒险，因此造成朝鲜半岛战火重起的危险。

中国过去和朝鲜的渊源留下了复杂的经验教训。在许多中国人眼中，朝鲜战争象征着中国决心结束它“一个世纪的屈辱”，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但也是一个警告，告诫中国不要卷入它无法控制其起源，并会产生始料不及的严重长期后果的战争。所以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要求朝鲜放弃——而不是缩小其核计划。

对朝鲜当局来说，放弃核武器很可能会造成它政治上的解体。但中国和美国在它们支持的联合国决议中公开要求朝鲜做的，正是放弃核计划。中美两国为了达到自己的国家目标，需要协调政策。双方有关朝鲜半岛的关注和目标有可能达成一致吗？中国和美国能否制定出协作性的战略，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和无核化，使所有各方都更加安全、更加自由？如能做到这一点，那将是向着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新型大国关系”迈出的一大步。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认识到，他们不可能预料中国人民对他们确定的宏图伟业如何反应，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国的领导人不希望对外冒险，但正是因为他们感到只能通过强调国家利益来解释改革必然带来的调整，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加坚定地抵抗他们眼中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任何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秩序都必须达到均势，但对均势的传统管理方法却需要通过商定规范来改进，并借助合作来加强。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公开承认，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两届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和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习近平）达成协议，要建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此举既可以维持均势，也能减少其中固有的军事威胁。迄今为止，中美尽管宣布了意图，却仍未向着两国同意的方向采取具体的步骤。

光靠声明是建立不起伙伴关系的。任何协议都无法保证美国的国际地位永远不变。如果美国被视为衰落的大国——这并非命中注定，全看美国如何自处——那么经过一段混乱动荡之后，中国和其他国家就将获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由美国把持的世界领导权。

许多中国人也许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已经盛时不再。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明白，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维持相当强大的领导力。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世界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够像美国在冷战刚刚结束，在物质和心理上独步全球的时候那样，单独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均势的一部分。本书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说明，如果均势中参与方很少，那么任何一方改换门庭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均势总是岌岌可危的。15东亚的均势若是纯靠军事力量来维持，由此产生的联盟可能会比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联盟更加僵化。

在东亚，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存在着类似均势的平衡。俄罗斯和越南算是处于边缘的参与者。但是，这种平衡与传统的均势有所不同，因为美国这个关键角色的重心在地理上远离东亚。而且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军方在军事刊物和声明中彼此视为对手，但两国又宣布要努力建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伙伴关系，结果美国既是日本的盟国，又宣布是中国的伙伴——这与俾斯麦的情况可有一比，他与奥匈帝国结盟，又和俄国签订条约。矛盾的是，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维持了欧洲均势的灵活性。后来为了透明，不再采用这种模糊的手段，结果引起了一系列愈演愈烈的对抗，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一个多世纪以来，也就是说，自从门户开放政策和西奥多·罗斯福充当日俄战争的调解人之后，防止亚洲出现霸权是美国的一贯政策。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必然会把潜在的敌手尽量远拒于国门之外。中美两国就是在这个空间内活动。两国能否维持和平，要看双方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能否保持克制，能否确保彼此之间的竞争只停留在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上。

在冷战期间，不同阵营的分界线由军事力量划定。今天，不应主要靠军事部署来确定界线。军事力量不应被视为力量平衡的唯一决定因素，甚至不应算作首要的决定因素。具有矛盾意味的是，现代均势的内容必须包括伙伴关系这个概念，特别是在亚洲。如果这能作为总的原则得以执行，那么它就不仅重要，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均势战略和伙伴关系外交的结合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敌对因素，但可以减轻它们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中美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为两国建设更加和平的未来指明道路。

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亚洲的秩序必须把均势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来维持均势将一步步引发对抗，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必须运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来找到两者间的平衡。假如这一平衡无法实现，迟早会酿成大祸。

｜第七章｜
“代表全人类行事”：美国及其秩序观

在塑造当代世界秩序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发挥了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也没有哪个国家参与世界秩序的态度令人如此难以参透。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然而历史上，它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却扮演了矛盾的角色：它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美国外交政策表明，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

这套学说的内核是一个极具创意和诱惑的愿景。“旧世界”认为“新世界”是一个积聚财富和权力的竞技场，然而一个新型国家在美洲大陆崛起，声称信仰、言论和行动自由是其国家经验和民族性格的精髓。

欧洲秩序的基础一直是谨慎地将绝对的道德观和政治区分开来，因为以往试图将一种信仰或道德体系强加给这个大陆上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尝试均以灾难收场。而美国既有劝服他人改变信仰的精神，又融入了对现有社会体制和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因此，英国哲学家、下院议员埃德蒙·伯克曾对其他议员说，殖民者“输出了英国人的自由理念”，同时也输出了众多非主流教派（“新教精神”），这些教派在欧洲备受压制，彼此主张各异，“唯一的共同之处是都崇尚自由”。这些力量在大洋两岸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面貌：“北美人的民族性格与其他民族迥然不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热爱自由。”1

1831年游历过美国的法国贵族亚历西斯·托克维尔撰写了一部讲述美国人精神和观点的著作，该著作在今天看来仍然颇有见地。他认为美国人的性格应追溯至他所谓的“起点”。在新英格兰，“我们看到了当地独立性的诞生和巩固，它至今仍是美国自由的主要动力和生命线。”他写道，清教徒主义“不只是一种宗教学说，它在许多方面还体现了最为纯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他总结道，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的产物，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们互相冲突，“而在美国，它们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我指的就是‘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2

美国拥有开放文化和民主原则，千百万人将它奉为楷模，希望能够栖身于此。与此同时，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因为它暗示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这一信念根植于美国人的思想深处，只是偶尔才会成为官方政策。在美国看来，世界绝大部分地方都生活在不尽如人意的暂时性安排之下，终有一天会得到救赎。同时，他们与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肯定也含有潜在的敌意。

自美国建国之初，这些互相矛盾的关系就已经存在。对托马斯·杰斐逊来说，美国不只是正在形成的大国，也是一个“自由帝国”，是一股代表全人类捍卫善政原则的不断扩展的力量。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写道：

我们感觉肩负的责任不限于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时势拒绝了别人，但对我们偏爱有加，赋予我们责任，去证明一个社会可以为其个人成员创造多大的自由和自治空间。3

根据这一定义，美国的成功扩张与人类的利益密切相关。杰斐逊总统精明地运作了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使国土面积翻了一番。退出政坛之后，杰斐逊向门罗总统“坦承”：“我一直把古巴看作我们联邦诸州体系最有意义的补充。”4杰斐逊还致信詹姆斯·麦迪逊，称：“我们届时只要再把北部（加拿大）纳入邦联……就能建立一个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广袤的自由帝国，她从建国以来就未测量过国土，而且我确信，古往今来的宪法没有一部像我们的宪法一样设计巧妙，允许我们享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和自治政府。”5杰斐逊及其他政治家认为，他们所设想的这个帝国与欧洲的帝国迥然不同。他们认为欧洲帝国建立在对异族的征服和压迫之上。杰斐逊脑海中的帝国本质上是北美式的，是自由的延伸。（而且事实上，尽管人们对这一事业或开国元勋个人生活中的矛盾众说纷纭，随着美国的扩张和日益繁荣，民主也不断扩展壮大，对民主的追求在西半球及全世界生根发芽，蔓延开来。）

尽管美国宏图远大，因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反而觉得外交政策可有可无。美国依托两个大洋而安全无忧，它完全可以把外交政策视为一系列间歇性的挑战，而不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按照这种观念，外交努力和使用武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动阶段，各自遵循自己的规则。美国一方面具有全球视野，另一方面怀着矛盾的心情看待他国。其他国家不像美国那样幸运，必须苦心经营国家利益，寻求均势，把外交政策当作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美国在19世纪取得大国地位之后，这些习惯仍然根深蒂固。数代人之间，美国曾三次采取果断行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抗敌对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威胁，挽救国际秩序。在每次行动中，美国都成功维系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均势，却又指责正是这一体系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声称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西半球以外地区的潜在战略目标是，改造整个世界，从而不必再扮演其战略角色。

当初，美洲大陆闯入欧洲人的意识，迫使他们重新审视既有的思想。对那些试图彻底改造世界秩序的人来说，定居美洲展开了一幅全新的图景。对早期来到新大陆的定居者而言，美洲位于趋于分裂的西方文明的前沿，是他们尝试建立道德秩序而一展身手的新舞台。6这些殖民者之所以离开欧洲，不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欧洲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欧洲不能响应时代的召唤。宗教纷争和血腥战争让生活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下的欧洲得出痛苦的结论：让整个大陆团结在单一神权治理之下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而在遥远的美洲彼岸正可一展身手。欧洲只能接受现实，以均势换安全，而美国人（他们开始这样看待自己）则胸怀着通过团结和治理实现救赎的梦想。早期清教徒声称，在新大陆弘德行善是以某种方式改造他们离开的那片大陆。清教徒律师约翰·温思罗普为了逃避宗教压迫而离开了东安格利亚（即古英格兰）。他在1630年开往新英格兰的“阿贝拉”号（Arbella）船上布道，称上帝想把美洲塑造成“全人类”的典范：

当我们几十个人就能抵御上千敌人的时候，当上帝以我们为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之神就在我们中间。人们提到自己将来的种植园时，会祈祷“上帝让它像新英格兰那样吧”。因此，我们必须想到，我们应该成为山巅之城。全人类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7

没有人怀疑人性会在美洲得到弘扬，目标会在美洲得到实现。

世界舞台上的美国

美国自视为一个新型大国，以确认自己的独立地位。《独立宣言》提出了一些原则，并把它当作“全人类的观点”。在1787年发表的《联邦党人文集》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门见山，称这个新共和国“在许多方面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帝国”，其成败将验证世界任何一地自我治理的可行性。8他没有把这个说法当成一种新颖的解读，而是“老生常谈”的常识。考虑到美国当时只包括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的东部海岸线，这一说法显得更为引人关注。

尽管推出了这套学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毕竟久经世故，他们熟稔欧洲的均势，也懂得如何让它为这个崭新的国家服务。美国针对英国发动独立战争时，与法国结成同盟，之后法国发生革命，走上了试图通过战争称霸欧洲的道路。美国对此没有兴趣，双方的同盟关系随之松散。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期间）中忠告，美国应当“避免与外界任何一方缔结永久同盟”，“只有在危急关头才能暂时依靠可靠的同盟”。他的这番话与其说是一份道德声明，不如说是对如何利用美国比较优势的精明判断。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在两个大洋庇护下安全无虞，卷入欧洲大陆的均势争端既没有必要，也缺少财力。它之所以结盟，不是为了捍卫一种国际秩序观念，只是服务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只要欧洲的平衡得以维持，美国的战略还是重在巩固内政、保持行动自由。一个半世纪后，前殖民国家（例如印度）独立之后实际上执行的就是这一路线。

1812年与英国的最后一场短暂战争之后，这一战略沿用了一个世纪，美国因此取得了他国无法企及的成就：通过积累内部实力，一跃成为一个幅员覆盖整个大洲的大国，而外交政策整体消极，基本重心是排除外部干扰。

美国很快就开始将这一准则推向整个美洲。美国与头号海上大国英国达成默契，在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宣称整个西半球不允许外来殖民。实际上直到几十年后，美国才有实力兑现如此不可一世的声明。在美国内部，门罗主义被解读为《独立宣言》的延伸，旨在防止欧洲均势政策染指西半球。这一切都没有与任何拉美国家协商（部分是因为当时拉美也没几个国家）。随着美国疆域覆盖整个大洲，美国的扩张被视为自然规律的结果。当美国奉行其他地方所称的帝国主义政策时，美国人却赋予它另一种说法：遵从天命，占据上帝指派的这片大陆，让每年来到这里的数百万人自由发展。9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地时，获取大片领土被当成了一桩商业交易，而从墨西哥手中夺取土地则称为遵从天命的必然结果。直到19世纪末，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国才在海外与另一大国爆发全面战争。

整个19世纪，美国一直福星高照，得以分别在不同时候逐一应对种种挑战，而且常常彻底解决了一些挑战：走向太平洋并确立了有利的南北边界；在内战中捍卫了联邦的完整；投放力量反对西班牙帝国，继承了其多数殖民领地。以上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每完成一件事，美国又立即回到缔造繁荣、改善民主这一使命上来。美国的经验使它更加坚信，和平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有他国的无理或恶意才会妨碍和平。欧洲的治国策略是在和平与战争之间纵横捭阖。在美国人看来，这违反常识。旧大陆的整个外交政策体系和国际秩序是暴君任性无常的产物，是贵族做派和玩弄阴暗手段的劣根性文化倾向。美国将摒弃这些做法，拒绝承认殖民利益，高度警惕欧洲设计的国际体系，倡导在共同利益和公平交易的基础上与他国发展关系。

约翰·昆西·亚当斯于1821年厘清了这些思路。目睹其他国家决意奉行更难捉摸和别有用心的路线，他言语之中透着恼怒：

自从加入各国大家庭以来，美国一直向他国伸出真诚友谊、平等自由和慷慨互惠之手，虽然经常徒劳无益。它一视同仁地在它们中间宣讲平等自由、平等公正和平等权利，但经常得不到响应，甚至遭到鄙视。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它主张和维护自己的独立，也毫无例外地尊重他国的独立。美国一直避免介入他国的关切，哪怕是涉及它一贯坚守的原则的冲突也不例外。10

亚当斯认为，因为美国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自由”，所以它应该避免卷入欧洲的所有争斗。美国应当维持其独特的理性和公正立场，通过远远地表示道义同情来支持追求自由和人的尊严的努力。他声称美国的原则具有普世性，但又拒绝在西半球（即美洲）之外捍卫这些原则：

（美国）不会走出国门去寻找可以摧毁的怪兽。它企盼所有人自由和独立。它只是要维护自己，捍卫自己。11

在西半球，这样的原则却没有市场。早在1792年，马萨诸塞州牧师、地理学家杰迪代亚·莫尔斯就提出，虽然美国被其他国家承认不到10年，其《宪法》颁布也才4年，但它却标志着历史的巅峰。他预言，这个新的国家将向西扩张，将自由原则传遍整个美洲，实现人类文明最辉煌的成就：

此外，众所周知，帝国正在从东往西推进。12它最后也是最宏大的事业很可能是占领全美洲……我们不由得期待，在不远的将来，美利坚帝国将接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数百万人。13

自始至终，美国一直虔诚地认为，这些作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扩张，而是奉上帝之命传播自由原则。1839年，官方的美国探险远征队勘查了西半球遥远的边界和南太平洋地区。《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发表了一篇文章，称颂美国为“伟大的未来之国”，与历史上之前的任何国家毫无瓜葛且更加优越：

追根溯源，美国人来自许多其他国家，《独立宣言》完全建立在人类平等的伟大原则之上。这些事实已然表明，我们的立场与其他国家没有联系。实际上我们与他们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瓜葛，与他们的古老历史、昔日的荣耀和罪行也毫无关系。正好相反，美国的诞生正是崭新历史的开端。14

这位作者自信满满地预言，美国的成功将成为对其他一切政体的有力反驳，并开拓未来民主时代。一个伟大自由的联邦奉上帝的旨意，雄居其他国家之上，愿意将其原则传遍整个西半球。与以前任何人类行为相比，这注定是一个幅员更辽阔、道德更高尚的国家：

我们是代表人类进步的国家，谁会给我们的前进设限呢？又有什么力量能给我们设限呢？上帝与我们同在，世间没有任何国家可与我们媲美。

因此，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上帝神圣计划的推手和世界秩序的缩影。

1845年，美国因向西扩张而陷入争端，与英国争夺俄勒冈领地，与墨西哥争夺得克萨斯共和国（已经脱离墨西哥，并宣称有意加入美国）。这份杂志得出结论，兼并得克萨斯是针对自由之敌的防御性措施。作者的理由是，“加利福尼亚下一步很可能脱离”墨西哥，紧接着美国将北上横扫加拿大。他推断，美国这支大陆力量最终将拥有绝对的抗衡力量，让欧洲的均势政策变得无足轻重。这篇文章的作者还预言，百年后（即1945年），终有一天，美国甚至会比一个统一而且敌视它的欧洲更强大：

即使把法国、英国乃至全欧洲的刺刀和大炮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又怎么能与2.5亿乃至3亿纯朴、坚定的美国人民这一沉甸甸的分量相抗衡？在匆匆将至的1945年，美国人民注定要聚集在飘扬的星条旗下！15

这一预言变成了现实（除了美国与加拿大的边界是和平划定的，英国在1945年已不是敌对欧洲的一部分，而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将超越和抗衡旧大陆的严酷理论——这个愿景尽管言过其实且仅是预测，却成了激励美国人重塑历史进程的动力，虽然他国当时大多对其不是置之不理，就是惊恐不安。

南北战争中，美国经历了一场全面战争（欧洲已有半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全面战争）。殊死搏斗的南北双方都违反了保持西半球与外界隔离的原则，尤其是把法国和英国拉入战争之中。美国人把这场冲突解释为一个具有重大道德意义的特别事件。16美国当时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具威慑力的军队，并用它发动全面战争。这反映出美国当时认为这场冲突是一次终极行动，是为了维护“地球上最后最美好的希望”。但战争结束一年半之内，这支军队几乎全部解散，数量从100多万骤减至6.5万人。171890年，美国陆军位居世界第十四位，排在保加利亚之后。美国空军规模甚至小于意大利，而意大利的工业实力仅为美国的十三分之一。18直到1885年格罗弗·克利夫兰就任总统时，他还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描述为超然中立，完全不同于以前不够开明的国家所采取的自私自利的政策。他拒绝

背离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传统和繁荣所推崇的外交政策。这是独立的政策，依托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对正义的热爱以及我们的实力将为它保驾护航。这是和平的政策，符合我们的利益。这是中立的政策，美国拒绝卷入任何外部纷争，没有觊觎其他大洲的野心，同时抵制它们对美国这片土地的入侵。19

10年后，美国的世界地位逐渐提高，口气更加坚定，对权力的考虑开始突显。在1895年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的边界争端中，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警告英国（当时仍被视为世界头号大国）注意西半球军事力量的不平衡：“美国今天实际上是这个大陆上至高无上的国家，它的命令就是法律。”美国拥有“无限的资源和超然的地理位置，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心所欲，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实际伤害”。20

美国现在成了一个大国，不再是一个徘徊在世界事务边缘的羽翼未丰的共和国。美国不再因奉行中立政策而作茧自缚。它认为有义务让长期宣扬的普世道德发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作用。当年晚些时候，西班牙帝国的古巴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这时，美国不愿看到反帝运动在自己的家门口被镇压，也认为美国展示大国能力和意志的时机已经到来，而且当时评判欧洲国家强大与否，其中一个标准便是看它们海外势力范围的大小。当1898年美国军舰“缅因”号不明原因在哈瓦那港爆炸时，美国民众普遍支持进行军事干预，促使麦金利总统宣布对西班牙开战。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海外与另一个大国兵戎相见。

海约翰当时是美国驻伦敦大使，也是纽约市一位政治改革新星。几乎没有多少美国人想象得到，在这场海约翰致西奥多·罗斯福的信函中所称的“辉煌的小型战争”之后，世界秩序会发生如此巨变。美西战争仅仅三个半月之后，美国就把西班牙帝国赶出了加勒比海，占领了古巴，吞并了波多黎各、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麦金利总统坚持用传统逻辑来为这一事业辩护。他理直气壮地把这场确立美国在两大洋的大国地位的战争描述为一项独特的无私使命。他1900年再次竞选的海报上打出的口号是：“美国国旗插到外国土地上，不是为了攫取更多的领土，而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

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开始涉足大国政治，卷入它之前一直鄙视的争斗。从加勒比海到东南亚海域，美国的行动跨越两个大陆。凭借其规模、位置和资源，美国将成为最有分量的全球参与者。老牌大国现在需要仔细审视、不断测试甚至有时抵制它的行为了。它们彼此之间早就因领土和海上通道而争执不休，而现在美国的利益又冒了出来。

西奥多·罗斯福：美国成为世界大国

西奥多·罗斯福是第一位全面审视美国的世界角色的总统。他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当上了副总统，并于1901年麦金利遇刺后继任总统。他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博览群书、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见多识广、才华横溢。他刻意装出牧场工人的做派，其实比他同时代人以为的精明得多。罗斯福认为美国有幸继承了丰厚的政治、地理和文化财富，势必承担至关重要的世界角色，因此将成为最伟大的国家。他主要以地缘政治为基础考虑问题，追求一种对美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外交政策理念。这种理念认为，伴随20世纪的脚步，美国将承担一种全球角色，类似19世纪英国在欧洲的角色：守候在欧亚大陆的近海，防范任何国家主宰这一战略地区，通过确保均势来维护和平。就像他在1905年就职演讲中所说：

的确，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要在新的大陆上为国家生活奠定基础……我们得到了很多，按理我们也要付出很多。我们对他人有义务，对自己也有义务，哪一项也不容逃避。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由于我们的伟大，我们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我们的行为必须与一个负责任的民族相符。21

罗斯福一度曾在欧洲接受教育，熟悉欧洲的历史（20多岁时便针对1812年战争中的海军撰写了权威性的论述性文章）。他与“旧大陆”的社会名流关系密切，精通包括均势在内的传统战略原则。他赞同同胞们对美国特殊性的评判，但他也深信，为了履行使命，美国需要走进这个不仅要靠原则，更要靠实力主导事态发展的世界。

在罗斯福看来，国际体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野心、自私和战争不只出自传统统治者愚蠢错误的想法，而美国可以打消他们这些想法：这一切都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存在，需要美国有针对性地参与国际事务。国际社会就像边远地区的定居地，没有有效的警察力量：

陌生而野蛮的人群中会出现暴力，诚实的人必须保护自己。对人类有危险的人仍然手持武器，如果没有其他确保安全的手段可用，却让诚实的人放下武器，这不仅愚蠢，而且有违道德。22

罗斯福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演说中表达了这种实质上霍布斯式的分析，标志着美国已经背离了它认为中立立场与和平意图足以维护和平的主张。对罗斯福来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或不愿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它就别指望他国尊重自己的利益。

显然，罗斯福对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思维的许多虔诚想法颇不耐烦。他得出结论，除非得到武力的支持，否则国际法方兴未艾的发展不会收到效果。裁军这个正在兴起的国际话题也只是幻想：

由于还不可能形成一种国际力量……去有效遏止恶行，一个伟大而自由的国家应有能力保护自身权利，若是自动放弃这样的实力，那不仅愚蠢，而且邪恶。没有什么比让自由文明的人们……主动放下武器，而让专制和野蛮全副武装……更加不公正了。23

罗斯福认为，自由社会容易低估国际事务中的对立和冲突因素。他在致英国外交官塞西尔·斯普林·赖斯的信中，暗示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念：

令人悲伤的事实是，最讲人道主义、最热衷于国内进步的国家，与不顾及他人利益的国家相比，往往趋向虚弱……

我憎恨和鄙视那种伪人道主义，它认为文明的进步必然意味着战斗精神的削弱，从而导致了先进文明被不先进的文明摧毁。24

如果美国放弃战略利益，只能意味着更加好斗的国家将蹂躏这个世界，并最终破坏美国繁荣的根基。因此，“我们需要建设庞大的海军，不仅要有巡洋舰，也要有各类强大的战列舰，实力足以匹敌任何其他国家”，并且要表现出使用它们的意愿。25

罗斯福认为，外交政策是一门艺术：要灵活调整美国的政策，谨慎果断地平衡全球势力，使事态朝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他认为美国地位独特（经济上充满活力，是唯一没有地区竞争者的国家，既是大西洋国家，也是太平洋国家），“可以利用地位优势掌握发言权，决定东西两侧大洋的命运”26。美国可以保护西半球不受外来大国的侵扰，也可以插手干预其他战略地区，保持力量平衡，因而将崛起成为全球平衡乃至国际和平的坚定卫士。

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雄心勃勃的愿景，因为美国在此之前一直视孤立为它的典型特征，认为海军主要是海岸防御的工具。27然而通过卓越的外交政策运作，罗斯福至少暂时成功地重新确定了美国的国际角色。在美洲，他比反对外部干预的“门罗主义”走得更远。他承诺，美国不仅要抵制外国对西半球的殖民图谋（他本人威胁说，为了阻止德国对委内瑞拉的觊觎不惜一战），也可以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因此，他在“门罗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罗斯福推论”，大意是美国有权先行干预其他西半球国家的内部事务，以纠正不能容忍的“恶行或无能”。28罗斯福阐述了如下原则：

美国的唯一愿望是看到邻国稳定、有序和繁荣。任何光明磊落的国家都可以获得我们的真诚友谊。如果一个国家显示，它懂得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上如何高效得体地行事，如果它维持了秩序，履行了义务，它就没有必要害怕美国的干预。如果长期作恶，或者治国无能，导致文明社会之间的纽带全盘松弛，那么在美洲，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最终需要某个文明国家出面干预。因此在西半球，出于对门罗主义的坚守，在无法容忍此类恶行或无能的情况下，不管多么不情愿，美国可能都会被迫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29

就像最初的“门罗主义”一样，美国这次也没有与任何拉美国家磋商。“罗斯福推论”也充当了西半球的安全保护伞。自此之后，美洲以外的大国不能再在美洲使用武力消仇解恨。它们的行动必须得到美国的认同，因为美国赋予了自己维护秩序的任务。

支撑这一宏大理念的是新修的巴拿马运河。美国凭借运河得以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轻松调动海军，而不必长途航行至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30巴拿马运河始建于1904年，于1914年开通，使用的是美国的资金和工程技术，美国通过支持一场地方叛乱从哥伦比亚手中拿到所需土地，并凭借对运河区的长期租赁合约而行使控制权。运河会刺激贸易，也会在本地区的军事冲突中赋予美国决定性优势。（如果美国不同意，它也可以阻止外国海军使用这一航线。）在美国强硬坚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西半球的安全成为美国扮演世界角色的关键。

只要英国的海上力量依然占据支配地位，它就还会确保欧洲的均衡。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罗斯福表明，他愿意将他的外交理念运用于亚洲均衡，如果必要，也可用于全球均衡。罗斯福对此不存幻想，他所关注的是太平洋的均势，而不是俄国沙皇独裁专制的缺陷。用罗斯福的话说，沙俄这个国家“在东方一贯奉行反对我们的政策，其狡诈无法估量”31。沙俄毫无阻挡地东进至中国满洲和朝鲜，对美国的利益不利，所以罗斯福起初欢迎日本的军事胜利。俄国舰队远道驶往亚洲，最后覆灭于对马海峡战役。罗斯福把俄国舰队的覆灭描述为日本“做了我们想做的事”。但当日本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超越沙俄在亚洲的地位之时，罗斯福改变了主意。虽然他赞赏日本的现代化，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开始把日本帝国的扩张视为对美国在东南亚地位的威胁，并得出结论称，日本有朝一日会“对夏威夷群岛提出要求”32。

虽然罗斯福实质上支持沙俄，但他还是在遥远的亚洲调解这场冲突，突显了美国作为亚洲大国的角色。1905年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是罗斯福均势外交的典型体现。该条约抑制了日本的扩张，防止了沙俄的崩溃，达成了一种结局。用他的话说，俄国“将可以抗衡日本，双方可以相互牵制”33。由于这次调解行动，罗斯福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

罗斯福没有把这一成就看作静态和平环境的降临，而是视其为美国发挥作用管理亚太均衡的开端。收到关于日本“主战派”的威胁性情报后，罗斯福打算让日本领教一下美国的决心，但是要以极其微妙的方式。他派出16艘军舰进行“环球演练巡航”，对外国港口进行友好访问，意在提醒人们美国现在可以向任何地区部署强大的海军力量。34他把军舰涂成白色，号称“大白舰队”，象征这是一次和平任务。他写信给儿子称，展示武力的意图是警告日本的好斗派，从而以实力实现和平：“我不认为会与日本交战，但我的确认为发生战争的概率很大。所以建立这样一支海军，不让日本有任何希冀战胜的侥幸心理，从而确保不发生战争，这显然是明智之举。”35

罗斯福一方面向日本大规模展示美国的海军力量，另一方面对日本最大可能地以礼相待。罗斯福告诫舰队司令，要威慑这个国家，但要尽其所能避免触动它的敏感神经：

我知道不需要叮嘱你，但还是希望你在日本的时候，要尽力确保我们的人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在东京或日本其他地方，如果你给士兵放假，切记只批准那些可以绝对信赖的人。不能让日本猜忌我方傲慢无礼……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宁愿我们受到污辱，也不能污辱别人，除非损失军舰。36

用罗斯福最喜欢的谚语说，美国应当“说话温和，手持大棒”。

在大西洋方向，罗斯福主要担心德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野心，尤其是其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如果英国的制海权随之动摇，那么英国维持欧洲均衡的能力也会受到动摇。他认为德国正在逐渐压倒邻国的抗衡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退休的罗斯福呼吁美国增加军事开支，及早参战，支持英国、法国和俄国等协约国，以防威胁蔓延至西半球。1914年，他致信美国的一位德国同情者，说道：

难道你不认为，如果德国赢得这场战争，粉碎了英国舰队，摧毁了大英帝国，不出一两年，它就会坚决要求在南美洲占据主导地位吗？……我认为德国会的，实际上我知道它肯定会的。我曾经与一些德国人交谈过，一旦谈得热络起来，他们都会近乎无所顾忌地坦率接受这个观点。37

罗斯福认为，正是大国之间雄心的碰撞，决定了世界秩序的最终本质。对追求自身利益并能维持可靠威慑力的自由国家来说，只有取得地缘政治胜利，人类价值才能得到最好的维护。它们在国际竞争的摩擦中占据上风的地方，文明就会得到有效传播和加强。38

对于国际上善意的空洞渴求，罗斯福基本上持怀疑态度。他断言，对于美国来说，面对顽固的反对势力，只做出冠冕堂皇的原则声明，而没有能力采取行动，往往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要言出必行。”39当实业家安德鲁·卡内基敦促罗斯福推动美国积极参与裁军、保护国际人权时，罗斯福援引了考底利耶也会赞同的一些原则，回答道：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对伟大、自由的人民来说，让暴政和野蛮全副武装，而自己软弱无能，将是致命的。如果有某种国际警察体系，这样做还算稳妥，但现在没有这样一个体系……我不愿虚张声势、口出狂言、威胁恫吓，却言而不行。40

假如罗斯福的继任者信奉他的理论，或者他赢得了1912年的选举，美国可能已经加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体系或某种与其相似的体系。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几乎可以肯定美国会遵循欧洲均势（按照日俄战争后签订的条约的原则）尽早结束“一战”。德国被打败，但会对美国的宽厚心存感激，同时美国还会在德国周边驻有足够军队，防止它未来采取冒险行动。这样的结局很可能会改变历史进程，防止欧洲文化和政治自信的毁灭，不会让流血事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罗斯福去世了，他虽然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政治家和环保主义者，却没有创立任何外交政策学派。在公众或总统继任者中，他都没有培养出重要的追随者。而且罗斯福也没有赢得1912年选举，因为他与在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分散了保守派的选票。

罗斯福本想通过竞选第三任来维护他的遗产，但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留下遗产的机会。传统至关重要，社会发展不会摆脱历史，也不会信马由缰，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偏离先前的轨道。伟大政治家的行为会以这个范围的外沿为限。如果不及外沿，社会就会停滞；如果超出这个极限，政治家就会失去影响后人的能力。西奥多·罗斯福正是在社会承受力的绝对边沿上游走。没有了罗斯福，美国外交政策又回归对山巅的光明之城的憧憬，不参与地缘政治平衡，更不必说主导地缘均势了。不过，罗斯福尚在世时，美国阴差阳错地扮演了罗斯福所设想的领导角色。但是美国这样做却是为了捍卫罗斯福曾嘲弄的原则，而且是在一位罗斯福鄙视的总统的领导下。

伍德罗·威尔逊：代表世界良心的美国

刚从学术界投身政坛两年，仅凭借42%的普选票，伍德罗·威尔逊就在1912年大选中脱颖而出，获得胜利。他把为美国量身定制的宏图大略转变成了适用于整个世界的行动计划。对于美国的强大实力和宏伟蓝图，世界有时深受鼓舞，有时困惑不解，却无法视而不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摧毁欧洲国家体系的进程。美国加入“一战”，并不是基于罗斯福的地缘政治观，而是打着道德普世性旗号。即便在三个世纪之前欧洲的历次宗教战争中，这种道德标榜也闻所未闻。美国总统之所以宣扬全新的道德普世性，是为了推行仅在北大西洋国家存在的治理体系。威尔逊所提倡的治理形式也仅存在于美国。承载着这一道德使命赋予的历史感，威尔逊宣称美国之所以干预，不是为了恢复欧洲均势，而是“让民主在这个世界中得到保护”。换言之，各国的国内制度均应效仿美国，这种彼此相似的国内制度将成为世界秩序的基础。虽然这一理念与欧洲的传统相悖，但为了换取美国参战，欧洲领导人还是接受了它。

威尔逊在阐述自己的和平愿景时，严厉谴责势力均衡，而这正是他的新盟国参战的初衷。他拒绝接受原有的外交方式（他斥之为“秘密外交”），认为这是战争的主要根源。在一系列前瞻性讲话中，他提出了新的国际和平理念。这一理念中既有传统的美国观念，也有对在全球彻底实施这一理念的坚持。从那以后，这一理念稍做微调，便成了美国的世界秩序计划。

与之前的许多美国领导人相似，威尔逊宣称，神圣天命让美国与众不同。威尔逊1916年对西点军校毕业生说：“这就好像在上帝的圣域有一片大陆从未开发，等待着一群爱好和平的人们到来，建立一个无私的联邦。他们热爱自由和人权远胜其他。”41

威尔逊总统的几乎所有前任都会认同这样的信仰。但威尔逊不同，他认为以此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可以在一代人甚至一届政府之内实现。约翰·昆西·亚当斯曾经赞颂美国对自治和国际公平规则的特殊承诺，但警告他的同胞，对西半球之外那些无意于此的国家，不要试图强加这些美德。但威尔逊的赌注更大，目标更加急迫。他对国会说，这场伟大的战争“将是争取人类自由的终极战争”42。

威尔逊宣誓就职时，表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将继续保持中立，作为一个立场超脱的调解者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并促进建立一个旨在预防战争的仲裁体系。1913年就任总统之后，威尔逊启动了“新外交”，授权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就一系列国际仲裁条约进行谈判。1913年和1914年，布赖恩努力缔结了30多个这样的条约。这些条约大致规定：任何无法解决的分歧都应该提交给没有利害关系的委员会进行调查。在委员会向有关各方提出建议之前，各方不得诉诸武力。要设立一段“冷却期”43，在此期间，外交解决方式有可能战胜民族主义的热情。没有记录表明这些条约曾经解决过什么具体问题。到1914年7月，欧洲与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陷入战争。

1917年，威尔逊宣布，交战一方（德国）的严重暴行迫使美国与交战的另一方“联手”参战（威尔逊不愿考虑“联盟”这个说法）。他一再声称美国的目的不是自私的，而是具有普世价值：

我们没有私心。我们不追求征服别国，也不追求占有领土。我们不为自己索取赔偿，对于我们自愿做出的牺牲，也不追求物质上的补偿。我们只是人类权利的捍卫者。44

威尔逊的大战略的前提是，全世界人民和美国一样，都受到同样价值观的激励：

这是美国的原则，美国的政策。我们不代表其他任何人。这也是各个地区富有远见的人们、每个现代国家和每个开明社会的原则和政策。45

导致战争的原因是独裁国家的阴谋，而非不同国家利益或愿望之间的内在矛盾。如果公开所有事实，公众可以做出选择，普通人都会选择和平。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康德（如前所述）和当代开放互联网的倡导者都持这种观点。就像威尔逊1917年4月要求对德宣战时对国会讲的那样：

实行自治的国家不会在邻国布满间谍，也不会耍阴谋诡计，制造紧张态势，好让他们伺机实施打击，进行征服。这样的阴谋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在无人有权质疑时才能成功。费尽心机的欺骗或侵略计划代代相传，它们只有在宫廷的掩护下、在一小撮特权阶层的精心粉饰下，才会不为人知，才会得逞。如果公共舆论坚持要求披露关于国家事务的所有信息，他们断无这种可能。46

因此，势力均衡过于注重程序，对争端各方的道德功过不持立场，这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危险的。民主不仅是最好的治理形式，也是永久和平的唯一保障。正因如此，美国的干预不单纯是为了挫败德国的战争目标，而正如威尔逊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所解释的，也是为了改变德国的治理体系。首要目标不是战略性的，因为战略是治理的一种表现形式：

对德国人民最为不利的事情是，战争结束以后，如果他们依然不得不生活在破坏世界和平的野心家、阴谋家的统治之下，依然受制于世界各国人民无法信任的人或阶级，那么世人可能无法接纳他们融入今后保障世界和平的各国伙伴关系。47

依据这一看法，当德国宣布愿意讨论停战协定时，威尔逊提出，除非德皇退位，否则他拒绝和德国谈判。国际和平需要“摧毁可以单独、秘密和任意破坏世界和平的任何专制力量，如果目前无法摧毁，至少也要削弱其能力，使其无法行动”48。以规则为基础的和平国际秩序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因为“无法信任专制政府能信守承诺或者遵守约定”49，所以和平需要“专制政府首先表明自己完全无意在现代世界中称霸或寻求领导权”50。

在威尔逊看来，民主的传播是实施自决原则的必然结果。维也纳和会召开后，战争结束了，欧洲通过领土调整达成了恢复均势的协议。但是，威尔逊的世界秩序理念倡导每个国家应根据民族和语言一致性被赋予“自决权”。他断言，只有通过自我治理，各国人民才能表达对国际和谐的真诚愿望。而且一旦实现独立和民族团结，他们就不会再有施行侵略或自利政策的动机。在维也纳和会上，各大国精英代表秘密地重新划定了国际边界，只注重势力均衡，不顾民众的愿望。奉行自决原则的政治家“不敢像维也纳和会那样……试图达成那样自私和妥协的契约”51。由此，

世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拒绝曾经主导各国决策的民族自利标准，代之以新的行事方式。人们只需问几个问题：“这正确吗？”“这公平吗？”“这符合人类的利益吗？”52

威尔逊认为，与备受他指责的传统政治家相比，公共舆论更支持“人类的整体利益”，但支持威尔逊这个前提的证据并不多。1914年参战的欧洲国家都有影响力大小不一的代议制机构（德国议会还是由全民公投选举产生的）。在每一个国家，战争都受到民众的热情支持。在这些选举出来的机构中，几乎连象征性的反对意见都没有。战争之后，在民主的法国和英国，民众要求实现惩罚性的和平，而罔顾他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即除非胜利者与战败者最终达成和解，稳定的欧洲秩序是不可能出现的。参加维也纳和会谈判的王公贵族们反而比较克制，哪怕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和经历。由于受到需要平衡各种压力集团的国内政策的影响，与其遵行抽象的人类利益原则，领导人可能更愿意迎合当下的情绪或维护国家尊严。

允许每个民族建立国家并借此消除战争的理念，作为一般概念是值得赞赏的，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应威尔逊的要求，欧洲以语言为基础进行民族自决，并按照这个新原则重新划定欧洲地图，结果却造成了在地缘政治上对德国有利的局势。战前，德国被三个大国（法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环绕，领土扩张受到限制。现在它面对的是一批按照自决原则建立起来的小国。当然，自决原则只是得到部分实施，因为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民族情况错综复杂，新成立的国家都包含其他民族，意识形态方面的脆弱更加重了战略脆弱。在愤愤不平的欧洲中心国家的东翼，德国东面的奥匈帝国已不复存在（维也纳和会认为这对限制当时的侵略国法国至关重要）。但是，正如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有些感伤地指出的，“一大堆小国，其中许多国家的人们以前从未自己建立过稳定的政府，但每一个国家都有大量的日耳曼人，他们强烈要求重回祖国怀抱”53。

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新的国际机构和实践，能帮助落实威尔逊的愿景。国际联盟将承担起之前各国之间的协调功能。国联成员国将放弃传统的利益均衡观念，建立“权力共同体，而非势力均衡；有组织的共同和平，而非有组织的竞争敌对”54。可以理解，在一场因两种僵化的盟国体系相互对抗触发的战争结束之后，政治家们会选择一种更好的替代方案。但是，威尔逊所说的“权力共同体”用以替代僵化的却是不可预测性。

威尔逊所说的“权力共同体”，是一种后来被称为“集体安全”的新概念。在传统的国际政策中，具有相同利益或相似担忧的国家可以赋予自己一项特殊职责，即组成同盟，确保和平。它们在击败拿破仑之后就是这么做的。这样的安排一般是为了对付特定的或明或暗的战略威胁，例如维也纳和会之后志在复仇的法国。与之相反，国际联盟将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即对军事侵略一概反对，不管其根源、目标或宣称的合理性为何。它针对的不是具体问题，而是对准则的违反。但准则的定义取决于不同的解读，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集体安全的运作是不可预测的。

在国际联盟概念中，所有国家都承诺和平解决分歧，自愿中立地实施一套公正的共同准则。55如果国家之间就权利或义务产生了分歧，它们将提出各自的诉求，由一个公正的小组进行仲裁。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这一原则，使用武力推行自己的主张，它将被贴上侵略者标签。国际联盟成员将团结起来抵制这个破坏总体和平的好战国家。在国联之内，不允许有联盟、“各自利益”、秘密协定或“小圈子密谋”，因为这将阻碍以中立的方式应用体系的规则。相反，国际秩序将再次建立在对和平的“公开契约、公开实现”56之上。

威尔逊对联盟和集体安全（国联体系的构成要素）所做的区别为其后来的两难处境埋下了种子。联盟是就某个具体事实或期望所达成的协议。在规定的紧急情况下，相关方有以确定方式采取行动的正式义务。这是一种按照约定方式可以实现的战略义务。联盟产生于共同利益，这些利益越相近，联盟的凝聚力就越强。与之相反，集体安全是一种不针对具体情况的法律概念。当国际秩序的和平规则被违反时，除了采取某种共同行动，它没有确定其他具体的义务。在实践中，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

联盟产生于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须事先确定。集体安全宣称在参与国的职权范围内反对任何地方的任何侵略行为。在提议的国联内，参与国指的是每一个被国联承认的国家。一旦有违反规则的情况，这一集体安全体系将聚合各种不同的国家利益，在事发之后形成共同目标。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将对破坏和平的情况达成共识，并准备采取共同行动加以抵制。但历史经验证明，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从威尔逊到现在，从国联到其后继者联合国，完全符合集体安全概念的军事行动计划是朝鲜战争和第一次伊拉克战争。这两次军事行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美国已经声明，如果必要，美国将采取单边行动（实际上，在这两次战争中，在联合国做出正式决议之前，美国已经开始调兵遣将了）。联合国与其刺激美国自行做出决定，不如干脆决定支持美国的行动。57联合国支持美国，与其说表达了道德共识，还不如说是争取以某种方式对美国的行动（早已准备就绪）施加影响。

“一战”爆发后，均势体系崩溃了，因为它促成的联盟缺少灵活性，而且被不加区别地应用于不太重要的问题，反而加剧了所有冲突。面对“二战”前夕最初的事件，集体安全制度则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缺陷。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肢解，意大利袭击阿比西尼亚，德国撕毁《洛迦诺公约》，日本入侵中国，国联对这些都无能为力。国联对侵略的定义模糊不清，对采取共同行动极不情愿，证明即便面对对和平的公然威胁，它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在国际和平和安全遭到最严重威胁时，集体安全已经多次证明运转不灵。（例如，在1973年的中东战争期间，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彼此串通，安理会迟迟不开会，直到华盛顿和莫斯科谈判同意停火，安理会的会议才开起来。）

不过，威尔逊的遗产已经塑造了美国人的思维。美国领导人经常把集体安全与联盟混为一谈。“二战”后，在向心怀疑虑的国会解释新生的大西洋联盟体系时，政府发言人坚持把北约联盟解释成单纯的落实集体安全学说的行为。政府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分析报告，追溯历史上的联盟与北约之间的不同。他们坚持说，北约与领土防御无关（这对美国的欧洲盟国可是新闻）。分析报告的结论是，北大西洋公约“不针对任何人，只针对侵略行为。它不寻求影响不断变化的‘力量均衡’，而是强化‘原则之间的平衡’”58。（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位精明的历史学者，足智多谋。当他把一个旨在规避集体安全学说缺点的条约对国会说成是落实集体安全学说的措施时，人们可以想象他闪现出的狡黠目光。）

已经退休的西奥多·罗斯福谴责威尔逊“一战”初对欧洲风雨欲来不理不睬。接着在“一战”结束时，他又质疑美国代表国联提出的各种诉求。1918年11月宣布停战后，罗斯福写道：

只要我们期望不高，我是赞成这样的联盟的……我可不愿充当伊索笔下被嘲笑的那种角色，比如狼和羊如何同意放下武器，羊为了表达诚意如何赶走了牧羊犬，最后如何被狼毫不犹豫地吃掉。59

对威尔逊主义的考验从来不是世界能否召集足够多的签字国，制定足够详细的规则，从而把和平奉为圭臬。最基本的问题是，当这些规则被违反，或者更具挑战的是，当这些规则被操纵结果事与愿违时，应该怎么办？如果国际秩序是接受民意陪审团监督的一个法律制度，那么当侵略者选择发起一场民主大众认为过于模糊而不应介入的冲突（比如，意大利的东非殖民地与独立的阿比尼西亚帝国之间的边境争端），那该怎么办？60如果双方都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结果国际社会中断了对双方的武器供应，这经常会使强大的一方占据上风。如果一方“合法地”退出了国际秩序的和平机制，并宣布不再受其约束（例如德国、日本、意大利最终退出国联、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和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以及当前核扩散国家对《核不扩散条约》的蔑视），那么是应授权支持现状的国家使用武力惩罚这些蔑视行为，还是应该努力劝诱这些反叛国家重回机制之内？抑或干脆不理睬这些挑战？绥靖路线会不会成了对蔑视行为的一种奖励？最重要的是，有一些行为尽管合法，但违反了其他军事或政治均衡原则，比如民众支持的奥地利“自决”，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德语区并入纳粹德国，1932年日本从中国东北分割出一个所谓自治的“满洲国”，对这样的行为是否也应该抵制？规则和原则本身就是国际秩序，还是只是地缘政治架构顶端的脚手架，支撑着（本身也需要）更为复杂的管理？

“旧外交”试图在不同力量的均衡中平衡敌对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相互敌对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种精神下，它在拿破仑战败之后把法国拉回欧洲秩序，邀请法国参加维也纳和会，同时又把它置于大国包围之中，防止它未来的扩张企图。而新外交试图按照道德而非战略原则重新规划国际事务，不能做这样的算计。

这让1919年的政治家们非常为难。德国未被邀请参加和平会议，会上缔结的条约将德国定为这场战争的唯一侵略者，将财政和道义责任全都加在德国头上。然而，在德国以东，许多民族生活在同一片领土上，都声称有权自决，政治家们在凡尔赛和会上为在它们之间进行调解而伤透脑筋。若允许它们自决，在德国和俄国两个潜在大国中间，就会夹杂着十几个实力虚弱、民族分立的小国。不管怎么说，鉴于民族数量众多，让它们都实现独立既不现实，也不稳固，于是开始半心半意地制定少数民族的权利。凡尔赛会议上也没有新生苏联的代表。协约国对苏联北部的干预行动没有成功，结果未能毁掉苏联，却把苏联推向了对立面，之后又把它孤立起来。让这些问题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参议院拒绝美国加入国联，让威尔逊极度失望。

威尔逊卸任总统之后的年代里，他的失败通常被归咎于偶然情况（国会奉行孤立主义，而威尔逊没有试图消除或缓和国会的保留态度），或是在全国巡回演讲支持国联时中风让其虚弱不堪，而不是他在国际关系理念上的缺陷。

尽管这些事件都是人类的不幸，但必须说，威尔逊愿景的失败不是因为美国对威尔逊主义重视不够。威尔逊的继任者努力通过其他补充性、基本上属于威尔逊式的方式落实这一富有远见的计划。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及其民主伙伴对裁军外交与和平仲裁投入了大量精力。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美国同意报废30艘舰艇，以实现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舰队的成比例限制，从而阻止军备竞赛。1928年，卡尔文·柯立芝的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倡导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规定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是完全非法的。所有签署国，包括世界上大多数独立国家、“一战”的所有交战方和所有后来的轴心国，都承诺将“它们之间各种性质、各种起源的争端或冲突”61提交和平仲裁。可惜，这些倡议中的关键要素都没有存续下来。

威尔逊的事业不像外交政策教科书的内容，而更像莎士比亚悲剧的素材。不过，威尔逊触动了美国人的心弦。他在地缘政治上远远算不上最为精明，在外交政策上也远远算不上20世纪最成熟的人物，但在当代的民意测验中，他一直跻身“最伟大的”总统之列。正是由于威尔逊的智慧成就，连实际上继承了西奥多·罗斯福外交政策理念衣钵的理查德·尼克松，也认为自己是威尔逊国际主义的门徒，并把这位战时总统的画像挂在内阁厅里。

伍德罗·威尔逊之所以伟大，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提出了宏大愿景，极大地激发了美国例外主义传统，让那些起初的缺陷显得微不足道。他被尊崇为先知，美国矢志追求他的愿景，并以此评判自己的行为。每当面临危机或冲突（“二战”、冷战和我们这个时代伊斯兰世界的动荡）的考验，美国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归威尔逊的世界秩序愿景，通过民主、公开外交、培育共同规则和标准来维护和平。

这一愿景的天才之处是让美国人的理想主义为缔造和平、人权和合作解决问题等重大外交举措服务，在对更美好、更和平世界的希望中注入美国实力。由于威尔逊主义的影响力，20世纪参与式治理在全世界得到传播，美国参与世界事务时总是表现出非凡的信念和乐观。威尔逊主义的悲剧在于，它留给20世纪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的是一套令人振奋但脱离历史感和地缘政治意识的外交政策学说。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世界新秩序

威尔逊原则的影响无处不在，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对自身的看法。当20年后世界秩序问题再次浮现时，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失败也没能阻碍威尔逊原则的胜利回归。又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美国再次面对挑战，又要按照威尔逊原则塑造世界新秩序。

1941年8月，富兰克林·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侄子，当时正史无前例地在第三任总统任期上）和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两国领导人首次会面，会面在纽芬兰皇家海军舰艇“威尔士亲王”号上举行。他们在《大西洋宪章》的八项“共同原则”中表达了他们所谓的共同愿景。对所有这些原则，威尔逊肯定会认可，而丘吉尔之前的英国首相则不会乐意接受。“共同原则”包括：“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停止违背当地人民意愿进行领土扩张；“免除恐惧和匮乏”；还有一项国际裁军计划，推动最终“放弃使用武力”和“建立一个更普遍、更持久的全面安全体系”。有些内容，尤其是非殖民化方面的内容，不会是丘吉尔主动提议的。如果不是丘吉尔认为赢得美国的伙伴关系（英国避免溃败的最佳选择和唯一希望）至关重要，他本不会接受这些原则的。62

罗斯福对国际和平基础的看法比威尔逊有过之而无不及。威尔逊出身学界，主要依靠哲学原则来构筑国际秩序。罗斯福则从美国政治的大旋涡中脱颖而出，更加注重与人打交道的方式方法。

因此，罗斯福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国际新秩序应该建立在个人信任基础之上：

我们这些热爱和平的国家必定实现的那种国际秩序，必须基本依靠友好的人际关系、相互了解、宽容大度以及不容置疑的真诚、善意和信誉。63

罗斯福在1945年第四次就职演说中再次提到这个话题：

我们已经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正如爱默生所说，“要想得到别人的友谊，自己就得先向别人表示友好。”如果对别人充满猜疑、不信任或恐惧，我们就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64

在战争期间与斯大林打交道时，罗斯福将这些信念付诸实践。据报道，面对苏联撕毁协议的证据及其对西方的敌意，罗斯福还是安慰美国前驻莫斯科大使蒲立德：

比尔，我不质疑你说的事实，它们都是准确的。我也不质疑你推理的逻辑。我只感到斯大林不是那种人……我认为，如果我对他倾尽所有而且不求回报，那么他自重身份，就不会再去强占，反而会为一个民主和平的世界而努力。65

1943年，两位领导人在德黑兰初次会面举行峰会期间，罗斯福兑现了他所说的话。66刚一抵达，苏联领导人就警告罗斯福，称苏联情报机构发现了一项纳粹阴谋，企图不利于总统，主动邀请他到壁垒森严的苏联使馆大院，并说美国使馆不太安全，距离预定的会议地点太远。罗斯福接受了苏联的好意，拒绝了距离较近的英国使馆，避免给人留下英美领导人联手对付斯大林的印象。更有甚者，在与斯大林的联席会议上，罗斯福表面上取笑丘吉尔，试图让人觉得他与这位英国战时领导人有些距离。

迫在眉睫的挑战就是确定和平的概念。用什么原则来指导世界大国的关系？在设计和维护世界秩序方面，美国需要做出什么贡献？是应该安抚还是对抗苏联？还有，如果这些任务都能顺利完成，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和平是一份文件还是一项进程？

1945年，美国总统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一如既往的复杂。即便备受战争蹂躏，苏联还是对建立战后国际秩序造成了两个障碍。它的国土面积及其占领的范围破坏了欧洲的均势。它的意识形态挑战着西方制度架构的合法性。共产主义指责所有现存制度是各种形式的非法剥削制度，号召进行世界革命，推翻统治阶级，由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全世界工人阶级”掌权。

20世纪20年代，欧洲第一波共产主义运动多数被镇压，其他则因缺少所谓无产阶级的支持而消退。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论。在长达10年的清洗中，他除掉了所有其他革命元老，征召部署大量劳动力以振兴工业实力。为了将纳粹风暴引向西方，1939年他与希特勒签署了中立条约，把北欧和东欧分割成了苏联和德国的势力范围。1941年6月，希特勒还是对苏联发动了侵略，斯大林重拾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宣布进行“伟大的卫国战争”，借机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注入了俄罗斯帝国情怀。在共产党掌权时期，斯大林第一次唤起了俄罗斯精神，这是俄罗斯建国所依赖的精神，是历经数个世纪国内暴政和外敌入侵仍誓死捍卫的精神。

战争胜利后，苏联构成的挑战与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相当，甚至更为严峻。对于面前的真空地带，这个受伤的巨人（至少损失2 000万人口，西部三分之一广袤的领土遭到毁坏）会作何反应？要不是斯大林在战时精心布置的烟幕弹（显示他在约束而非鼓动共产主义思想家），也许从他的言论中就能找到答案。

斯大林的全球战略非常复杂。他深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战争，因此“二战”结束顶多是休战。他认为希特勒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代表，而不是这一制度的异类。希特勒战败后，不管西方领导人怎么说或怎么想，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敌人。斯大林对20世纪20年代的英法领导人充满蔑视。他说：

他们谈论和平主义，谈到欧洲国家之间的和平。白里安和张伯伦正相互拥抱……这一切毫无意义。根据欧洲历史，我们知道，每次签署条约，规定重新部署军队准备打一场新战争，这种条约都被称为和平条约……之所以签署（这些条约），都是为了描绘下一场战争的新要素。67

在斯大林的世界观中，决策取决于客观因素，而非个人关系。因此，战时同盟之间的友好是“主观性的”，会被胜利带来的新情况取代。苏联的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安全，为不可避免的摊牌做好准备。这意味着把苏联的安全边界尽量向西推进，并通过各国共产党和特工行动削弱安全边界之外的国家。

但在战争期间，西方领导人不愿承认这样的评判：丘吉尔是因为需要与美国保持同步；罗斯福是因为正在倡导维护公正持久和平的“全面规划”，实际上是要推翻昔日的欧洲国际秩序。罗斯福既不支持势力均衡，也不赞成帝国复辟。他的公开计划号召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则，并要求主要大国（即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等“四大警察”）共同努力。在遏止破坏和平的行为方面，美国和苏联尤其要起带头作用。

查尔斯·波伦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担任罗斯福的俄语翻译，后来成为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设计师。罗斯福曾经说：“美国人深信其他人都是‘好人’，只要你对他们好，他们就会对你好。”查尔斯对此不以为然：

他（罗斯福）觉得斯大林对世界的看法和他差不多，认为斯大林的敌意和怀疑……来自革命后多年来其他国家对苏联的怠慢。罗斯福不明白，斯大林的敌意是基于深刻的意识形态信念。68

另一种观点认为，罗斯福能够让本来中立的美国人民去支持一场很少人认为必要的战争，证明他极其精明，不会上当受骗，哪怕面对老谋深算的斯大林。69这种解读认为，罗斯福是在迁就这位苏联领导人，以便争取时间，不让他与希特勒单独签订协议。他肯定知道或者马上就会发现，苏联的世界秩序观跟美国是对立的。民主和自决可以激励美国民众，但最终莫斯科不会接受。这种看法认为，一旦德国无条件投降，苏联又毫不妥协，罗斯福就需要拿出对抗希特勒的决心去团结那些同样坚决的民主国家。

伟大领导人在大事上的态度经常表现得模棱两可。约翰·F·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时，他是正要扩大美国对越南的投入还是要从越南撤出呢？一般而言，批评罗斯福的人不会指责他天真。最可能的答案是，像他的国民一样，罗斯福对国际秩序的正反两面也是犹豫不决的。他希望和平建立在合法性上，也就是基于个人之间的信任、对国际法的尊重、人道主义目标和善意。但是面对苏联崇尚实力的一贯做法，罗斯福也有可能重拾不择手段的策略，毕竟这是他成为领导人和时代风云人物的法宝。要把握什么样的平衡，这个问题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在总统第四任期的第四个月中去世了，他对付苏联的设想也没有完全实现。曾经被罗斯福排除在决策圈外的哈里·S·杜鲁门突然被推上了总统职位。

｜第八章｜
美国：心情矛盾的超级大国

战后12位美国总统都热情地肯定美国在世界上的特殊角色。每个总统都认为，美国在无私地追求解决冲突和实现各国平等的目标，这一点不言自明。成功的最终标准是世界和平与全球和谐。1

所有总统（虽然巴拉克·奥巴马不那么坚持）都宣称美国的原则适用于全世界，其中最雄辩的（尽管绝不是唯一的）阐述来自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肯尼迪呼吁国民“不惜一切代价，顶住一切压力，克服一切艰辛，支持一切朋友，反对一切敌人，确保自由的存在与实现”。肯尼迪对所有威胁不加区分，对美国的外交不分轻重缓急。他尤其排斥传统均势中狡诈的算计。他提倡的是一种“新努力”，“不是势力均衡，而是新的法治世界”。这是一个反对“人类共同敌人”的“全球大联盟”。这些话在其他国家可能被当成华丽的辞藻，但在美国的语境里，却是具体明确的全球行动蓝图。肯尼迪总统遇刺一个月后，林登·约翰逊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时，重申了同样的无条件的全球义务：

追求和平、憎恨战争，愿意与饥饿、疾病和痛苦做斗争的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会发现美国站在他们一边，愿意与他们并肩前进，携手走好每一步。2

这种对世界秩序的责任感，以及美国实力不可或缺的信念，得到了国内共识的支撑。这种共识认为，领导人的道德普世主义建立在美国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热忱之上。这让美国在冷战时期及之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美国帮助重建了满目疮痍的欧洲经济，创建了大西洋联盟，结成了全球安全和经济伙伴关系网络。它从孤立中国转而实行与中国合作的政策。它设计了开放的世界贸易制度，提高了生产率，促进了繁荣，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所有技术革命中遥遥领先。美国支持其他国家（无论友好还是敌对）的参与式治理。它带头阐明新的人道主义原则，并在1945年后的五次战争和其他事件中，不惜牺牲远至天涯海角去实施这些原则。没有其他国家拥有这样的理想主义和资源去应付那么多挑战，并取得成功。美国的理想主义和例外主义是建设国际新秩序的动力。3

几十年来，美国的传统信仰和历史经验与其所创建的世界之间有极大的一致性。对承担起建设战后秩序重任的那一代领导人来说，克服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40年代击退侵略是两次伟大的经历。两项任务都找到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在经济领域，恢复增长并推出新的社会福利计划；在战事方面，则是敌人的无条件投降。

战争结束时，美国是唯一基本上毫发未损的大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60%。因此它有能力阐明：领导意即按照美国国内经验确立的模式取得切实进步，联盟意即符合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治理则是指经济复苏和民主改革。美国开辟冷战事业，是为了保卫那些拥护美国世界秩序观的国家。而对手苏联则被视为脱离了国际社会，但它最终必定回归。

在实现这个愿景的征程上，美国开始与其他历史性的世界秩序观迎头相撞。随着殖民主义的终结，拥有不同历史和文化的新型国家开始登上舞台。共产主义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影响也更加模糊。排斥美国国内和国际秩序观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武装学说形成了严峻挑战。美国的实力无论多么强大，也开始显露出局限。美国需要确定轻重缓急。

这些现实情况给美国提出了一个前所未遇的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有始有终、最后必定胜利的故事吗？还是只是一个管理和应付无穷挑战的过程？外交政策是有终点呢，还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美国陷入了痛苦的辩论，对自己世界角色的本质也产生了分歧。这一切反映了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理想主义的另一面。如果把美国的世界角色说成是对完美道德的检验，它必定因力不从心而深深自责。它期望自己的努力会换来一个圆满的结果——威尔逊所预言的和平、民主和遵守规则的世界——但现实中的外交政策永远是忙于应付偶发事件，这又令它心有不甘。几乎每位美国总统都坚称美国拥有普世原则，而其他国家只有国家利益。结果，美国只好在四面出击与黯然撤回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二战”结束以来，为了实现世界秩序愿景，美国打了五场战争。开战时的宏大目标几乎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但之后公众转而反对这些目标，公众的反对还经常滑向暴力的边缘。在其中三次战争中，当权者的共识突然变成了支持无条件单边撤出。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国或因准备不充分或因考虑不周，三次中途放弃战争：越南战争是由于国会的决定，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是出于总统的选择。

冷战胜利后，固有的矛盾随即浮现。美国一直追问自己所付出的努力的道德价值何在，它反躬自省，苦苦纠结，历史上几乎无先例，要么是美国的目标本来就不可能实现，要么是美国没有采取恰当的战略。批评家把这些挫折归咎于领导人的道德和智力缺陷。历史学家也许得出结论，认为这源于整个美国社会在武力与外交、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权力与合法性的问题上态度暧昧，踌躇不决。

冷战的开启

在哈里·S·杜鲁门的职业生涯中，没有迹象表明他能当上总统，更遑论主导创建一个贯穿冷战始终并决定冷战走向的国际秩序架构了。但就是这个标准的“普通美国人”将崛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总统之一。

没有哪位总统面对的任务如此艰巨。“二战”结束后，各国不愿按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方案解决问题，也不愿像1815年维也纳和会那样重新确定国际秩序。因此，杜鲁门的首要任务是具体落实罗斯福的一项愿景，按照现实情况创建一个叫作“联合国”的国际组织。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署，它将两种国际决策形式结合起来。联合国大会实行普遍会员制，符合各国一律平等理论（“一国一票”）。同时，联合国通过代表全球一致的安全理事会实现集体安全，并指定五个大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接纳英国、法国和中国是为了向它们的伟大成就致敬，也反映了它们当时的实力。）再加上九个轮换国家，安理会被赋予“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职责。

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共同的世界秩序观，联合国才能实现它其既定的宗旨。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这个世界组织缓和不了它们之间的分歧，反而可能将分歧永远确定下来。1945年7、8月间在波茨坦召开的战时盟国最后一次峰会上，温斯顿·丘吉尔和斯大林划定了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在会议中途，丘吉尔由于选举失败而被他的战时副手克莱门特·艾德礼取代。）会议还把柏林置于四个战胜国共同管理之下，并保证可以通过苏占区进入西方占领区。这成了战时盟国之间最后一份重要协议。

在谈判落实这些协议时，西方盟国和苏联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僵局。苏联坚持按照斯大林1945年主张的原则在东欧建立新的国际、社会和政治框架：“谁占领了领土，谁就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军队推进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没有其他选择。”4斯大林完全放弃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转而支持“客观因素”，在整个东欧以渐进的无情的方式建立莫斯科的马列主义制度。

战时盟国之间发生的第一次直接军事冲突，起因于进入昔日敌国首都柏林的通道。1948年，作为对西方盟国三个占领区合并的回应，斯大林切断了通往柏林的道路。西柏林基本上只能靠美国空运物资来维持，直到封锁结束。

斯大林是如何分析这些“客观因素”的呢？1989年，我与安德烈·葛罗米柯进行了一次谈话，很好地厘清了这个问题。葛罗米柯担任苏联外交部长28年，直到新上台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把他明升暗降到礼节性的主席位置上。因此他有许多时间和我讨论他眼中的苏俄历史，也不用谨小慎微地保护自己的前程。我问他，鉴于苏联在战争期间伤亡巨大、破坏惨重，假如美国对封锁柏林做出军事反应，苏联会如何应对呢？葛罗米柯回答道，斯大林也曾经回答过下属提出的类似问题，大意是：他不相信美国会在这么一个局部问题上使用核武器。如果西方盟国沿通往柏林的道路发动常规性、试探性的地面进攻，苏联军队受命不必请示斯大林即可发起抵抗。如果美国军队全线出动，斯大林说，“就来找我”。换言之，斯大林对局部战争胸有成竹，但不会冒险与美国进行全面战争。

从此以后，两大阵营寻求压制对方的气焰，而无法消除潜在的危机根源。欧洲刚脱离了纳粹的魔爪，又面临被一个新霸权统治的危险。新独立的亚洲各国体制脆弱，面临深刻的国内（通常是民族）分裂，本来可能实现自治，却遇上了一种敌视西方且不利于国内及国际多元共存的理念。

在这个紧要关头，杜鲁门做出了一个对美国历史和国际秩序演变至关重要的战略抉择。他不再接受以往“单打独斗”的诱惑，让美国投身不断塑造国际新秩序的努力。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倡议。1947年的希腊——土耳其援助计划取代了英国的作用。英国曾直接提供补贴，维系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地中海国家，但现在英国再也无力支撑了。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提出了一项复兴计划，及时恢复了欧洲的经济健康。1949年，杜鲁门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主持仪式，创立了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至此达到顶点。

北约是建立欧洲安全的新起点。国际秩序不再是传统上多个国家合纵连横的欧洲均势。相反，不管以前是何种均衡，现在只剩下两个核超级大国之间的均衡。如果一方消失或者置身事外，均衡便不复存在，对方则将占据统治地位。1990年苏联崩溃属于第一种情况；冷战期间美国的盟国一直惴惴不安，担心美国对欧洲的防御失去兴趣，这属于第二种情况。北约的其他成员国提供了一些军事力量，但充其量是为了获得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而不是用来进行本土防御。在杜鲁门时代，美国构建了一个传统联盟形式的单边保障体系。

架构搭好了，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终极目标的历史争论再次浮现。这一新型联盟的目标是道义性的还是战略性的？是和平共处，还是击败敌人？美国是寻求改造敌人，还是让其自然演变？改造需要诱导敌人全面彻底地告别过去。演变则是一个渐进过程，愿意以不完美的步骤追求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在确保向前推进的同时，客观现实地对待敌人。美国将选择什么路线？实际上，美国兼顾了二者，表明了它在这个问题上一贯的矛盾心态。

冷战秩序的战略

冷战期间最全面的美国战略构想出自一位不知名的外交官乔治·凯南，他当时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政治处的负责人。没有别的外交官对美国世界角色辩论的影响可与凯南比肩。华盛顿依然相信斯大林的友好，沉浸在战争时期的亢奋之中，而凯南却预言冲突已经隐约可见。他在1945年给同事的私人信函中断言，美国需要面对现实，战争结束之时，便是苏联由盟国变成对手之日：

因此，在大西洋海洋国家和心怀戒备的欧亚大陆国家的利益之间，一场根本性冲突正在欧洲展开。欧洲需要维持活跃而独立的政治生活，而苏联总是追求向西扩张，而且根据它自己的安全观，恐怕要一直扩张到大西洋。5

凯南建议做出明确的战略回应：“把我们所有的牌都握在手里，并完全打出它们的价值。”凯南的结论是，东欧将被苏联控制。东欧离苏联的权力中心比离华盛顿更近，而且遗憾的是，苏联军队已捷足先登。因此，美国应该巩固美国保护下的西欧势力范围——分界线贯穿德国——并赋予其足够的力量和凝聚力，以维护地缘政治平衡。

这种对战后格局的先见之明被凯南的同事查尔斯·“奇普”·波伦拒绝了。波伦的理由是威尔逊式的，即“民主国家不能采取那样的外交政策。只有极权主义国家才可能制定并执行那样的政策”。6华盛顿或许可以接受均势是一个事实，但不能把它当作政策来执行。

1946年2月，美国驻莫斯科使馆收到华盛顿的一份电报，询问斯大林所做的一次教条式讲话是否会改变苏联对保持国际秩序和谐的承诺。当时作为驻苏联代办的凯南得到了一次许多外交官梦寐以求的机会，不需大使批准便可向高层陈述观点。7凯南用19页单倍行距电报纸分五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份“长电报”的精髓是，美国有关苏联意图的整个辩论需要调整。苏联领导人认为，东西方关系是两种对立的世界秩序观之间的竞争。他们表现出“俄国人传统和天生的不安全感”，并植入了一种放眼全球的革命学说。克里姆林宫依据苏维埃学说解释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认为国际事务就是斯大林所谓的“两个世界级中心”之间争夺优势的斗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球竞争不可避免，而且最后只有一个赢家。他们认为斗争不可避免，于是便让斗争成为现实。

第二年，凯南开始主掌国务院政策计划司。他在《外交》杂志上以X为名发表了一篇文章。从表面上看，这篇文章的论点与“长电报”相同：苏联对西方的压力是真实的、内生的，但“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地理和政治节点上，通过熟练而警惕地进行反制，（这些威胁）是可以遏制的”。8

如果换作西奥多·罗斯福，他会毫不犹豫地认可这种分析。但在陈述这场冲突如何收场时，凯南再次使用了威尔逊式的表述。他预言，在莫斯科与外部世界徒劳对抗中的某一时点，一些苏联领导人将会觉得有必要走出党政机关，接触广大民众，以获得更大支持。但苏联民众从未拥有独立的政治意识，极不成熟，缺乏经验。“作为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力量”一旦这样瓦解，“苏联可能一夜之间从最强大的民族社会之一变成最虚弱、最可怜的民族社会之一”。9这个预测基本正确，但它的看法是威尔逊式的，认为最终民主原则会占据上风，合法性会战胜权力。

被他的后任（包括我）奉为伟大楷模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践行了这一信念。1949~1953年，艾奇逊集中精力通过北约建立他所谓的实力地位。东西方外交或多或少自动反映了势力均衡。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艾奇逊的继任者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将联盟体系扩展到东南亚（1954年），又通过巴格达条约组织扩展到中东（1955年）。实际上，遏制政策逐渐等同于在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苏联周边建立军事同盟。世界秩序就是这两个不可调和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对抗，双方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

艾奇逊和杜勒斯这两位国务卿都认为，实力和外交是两个连续的阶段：美国将首先巩固和展示实力，然后迫使苏联停止挑战，与非共产党掌权的世界达成理性和解。但是，如果外交的基础是军事力量，在大西洋关系的酝酿阶段，为什么要压制军事力量呢？如何让对方感受到自由世界的力量？冷战伊始，美国占据核垄断地位，再加上“二战”对苏联的毁灭性影响，力量对比实际上对西方有利。实力地位无须建立，它已然存在。

温斯顿·丘吉尔在1948年10月的讲话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当时西方的谈判地位最为有利。谈判必须加快，而不是暂停：

有人问：当他们自己拥有并大量储备原子弹时，会发生什么？根据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你们自己就可以判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风平浪静时尚且如此，风雨欲来时会怎样呢？……没人真正相信我们的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在西方国家拥有原子弹而苏联共产党人还没搞成之前，如果西方提出正当要求，就更有可能不必流血而达成持久的解决。10

毫无疑问，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可能破坏盟国之间的团结，因而不愿展开如此重要的谈判。尤其是因为，丘吉尔呼吁外交上摊牌时，只是反对党领袖而不是首相，而且现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及其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也肯定反对含有战争威胁的方案。

在这种情势下，美国承担起全球领袖职责，努力遏制苏联的扩张政策。但是，这一努力主要是道义上的，不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两个领域中都有各自正当的利益，但描述这些利益的方式常常掩盖了确定战略重点的意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是一份秘密文件，整理了杜鲁门的国家安全政策，其中大部分内容由主张强硬路线的保罗·尼采撰写。即便这份文件也避免使用国家利益概念，把这场冲突归入了几乎有些抒情的传统道德范畴。这是一场“法治政府之下自由”（这需要“非凡的多样性、深刻的宽容性和自由社会的合法性……其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创造力”）的力量与“克里姆林宫无情的寡头政治下被奴役人民”之间的斗争。11美国出于自己的理由加入冷战斗争，不是为了跟苏联开展地缘政治竞争，而是要为自由世界发起道德攻势。

在这一事业中，美国的政策被描述为无私地努力推进人类普遍利益。就连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样一位精明的危机管理者、美国实力的强硬倡导者，也把美国外交政策表述为一种全球志愿行为，所秉承的指导原则与历史上其他国家不同。他指出，尽管“许多人难以理解”，但美国的“动机……真的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12。根据他这一观点，美国的影响不会恢复地缘政治平衡，而是会超越它：“数百年来，各国已经习惯于谋取自身利益，伤害对手，还没准备好进入各国遵章行事的新时代。”

别国图“私利”，而美国有“原则”和“天命”，这种暗示和（美国）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新鲜的是，美国在这场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不再置身事外，而是成了领导者。它为这场竞争提出的理由主要是道义上的理由，宣称美国的国家利益完全不在考虑之列。世界责任的呼唤支撑着美国果断投入，重建满目疮痍的战后世界，团结一致对抗苏联扩张。可是，到了在共产党掌权的世界周边打“热”战的时候，这种责任感就不是足够明确的指引了。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已经停战，但没画上句号。它引发的争论为10年后撕裂了美国社会的问题埋下了种子。

1945年前，朝鲜半岛是日本的殖民地，之后被获胜的盟国解放，北半部被苏联占领，南半部由美国占领。1948年和1949年，两国撤出前分别在自己的地盘上支持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政府。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政府认为，这是中苏仿照“二战”前德日模式实施侵略的典型例子。美国军队在前几年已经大规模削减，但杜鲁门果断地决定进行抵抗，主要依靠驻扎在日本的美军。

当代研究结果表明，共产党方面的动机是复杂的。1950年4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请求斯大林同意他统一朝鲜半岛，得到了斯大林的鼓励。斯大林从两年前铁托背叛一事领悟到，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尤其难以融入苏联卫星国体系，而这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来说至关重要。自从1949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不到三个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起，斯大林就对毛泽东这一强人领导下的中国的潜力感到不安。朝鲜战争也许能把中国拖入一场边境危机，把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到亚洲，并且无论如何，都可以消耗美国的资源。如果朝鲜在苏联支持下获得成功，朝鲜半岛的统一会让苏联在朝鲜半岛占据支配地位，再加上这几个国家历史上相互猜疑，就会在亚洲对中国形成一定牵制。出于相反的理由，毛泽东答应听从苏联的指示（金日成向毛泽东传达苏联的指示时肯定极尽渲染之能事），他担心被苏联包围。俄国对朝鲜半岛的凯觎之心几个世纪来早就显露无遗。作为中苏结盟的代价，斯大林甚至要求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俯首帖耳。

有一次一位中国知名人士告诉我，跟在斯大林后面同意卷入朝鲜战争是毛泽东犯下的唯一战略错误。朝鲜战争最终把中国的统一推迟了一个世纪，因为它使美国更加坚定了保护台湾的承诺。即便如此，朝鲜战争的起源与其说是中苏联手抗美的考虑，倒不如说是共产党国际秩序内争夺主导地位的三角博弈。金日成为了争取对其出兵计划的支持，不断抬高出价，结果这场战争给全球造成的后果震惊了所有参战大国。

共产主义世界的复杂战略考虑非美国方面能比。实际上，美国是为了一项原则而战——击退侵略，并通过联合国落实这一原则。美国之所以能够得到联合国的批准，是因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不断抗议联合国将共产党中国排除在外，因而缺席了安理会的关键投票。但“击退侵略”这个短语的意思就不那么清晰了。是指全胜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呢？简言之，打算怎么收场？

结果，经验走到了理论的前面。1950年9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突然在仁川登陆，包围了深入南方的北朝鲜军队，北朝鲜军队大败。获得大胜的军队应该越过“三八线”北上统一朝鲜半岛吗？13如果是这样，就逾越了集体安全原则的字面意义，因为“击退侵略”在法律概念上已经实现了。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本应该汲取什么教训呢？如果“侵略者”最终不过是回到原状，而无须承担其他后果，那么其他地方会不会有人步其后尘？

当时还有其他几种选择，比如在平壤至元山一线的半岛狭长地带停止前进，这里距中国边界大约150英里。这既能摧毁北朝鲜的大部分战斗力，将90%的北朝鲜人口置于南朝鲜统治之下，也能保证不触碰中国边界。

我们现在知道，早在美国政策规划者开始考虑在哪里停止前进这个话题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准备干预了。1950年7月，中国已在中朝边境集结了25万军队。到8月，中国高层决策者已经预想到，一旦实力强大的美军全面部署至战场，正在向前推进的北朝鲜军队将被击溃（其实他们准确预测到了麦克阿瑟在仁川的突然登陆）。8月4日，当前线仍在所谓的釜山防线之际，毛泽东对政治局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14不过，他也告诉周恩来，如果美国停留在平壤至元山一线，中国军队不必立即进攻，应该停下来加紧练兵。至于中国暂时勒兵不前期间和之后会发生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

可是美国军队没有停下脚步。华盛顿批准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允许他一直推进到中国边境。

对毛泽东来说，美国向中国边境推进不只涉及朝鲜的利益。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杜鲁门已经把第七舰队派至台湾海峡，声称是为了保护中国内战双方，展现美国对亚洲和平的承诺。那个时候，毛泽东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不到九个月。如果朝鲜战争的最终结局是大批美国军队陈兵边境，美国舰队又在台湾与大陆之间插足，那么中国允许北朝鲜攻入南朝鲜将会变成一个战略灾难。

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观迎头相撞之时，美国试图按照威斯特伐利亚和国际法原则维护现状。但维护现状不符合毛泽东的革命使命感。中国历史一次次地告诉他，朝鲜一直是他国入侵中国的通道。他自己的革命经历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内战不胜则败，没有模糊地带。而且他深信，一旦美国在中朝之间的鸭绿江沿岸驻扎下来，下一步便是进入越南，完成对中国的包围。（四年后，美国果然卷入了印度支那问题。）周恩来道出了这种分析，并表明了朝鲜在中国战略思维中的巨大作用。1950年8月26日，他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说，朝鲜“确实成为世界斗争的焦点……美国压服朝鲜之后，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服。因此，朝鲜战争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15。

这样的考虑促使毛泽东再次使用了1593年中国统治者对付丰臣秀吉率领的日本人入侵的战略。16与超级大国打仗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想法，至少有两名中国陆军将领拒绝带兵与美军作战，但毛泽东坚持出兵。中国的突然进攻迫使美军从鸭绿江撤退。

但在中国插手干预之后，这场战争的目标是什么？应该采用什么战略？这些问题在美国国内掀起了激烈的争论，预示着在未来的战争中，美国将面临更加痛苦的争议。（与反对越南战争的人不同，批评朝鲜战争的人指责杜鲁门政府没有使用足够武力。他们要的是胜利而不是撤退。）

战区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的杜鲁门政府发生了公开争论。麦克阿瑟强调了美国历次军事行动背后的传统考虑：战争的目的是胜利，只要需要，可以使用各种手段，包括空袭中国本土。僵持是战略上的挫折。共产主义侵略无论出现在哪里，都要击败它，包括在亚洲。美国的军事实力该用就用，不能留着用于遥远地区（指西欧）假设的意外事件。

杜鲁门政府以两种方式回应了麦克阿瑟。为了表明美国文职政府控制着军队，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总统解除了麦克阿瑟的军事指挥权，理由是他发表与政府政策相矛盾的言论。实质上，杜鲁门强化了遏制概念，即主要威胁是苏联，苏联的战略目标是主宰欧洲。因此，用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对德作战中的一位高级将领）的话说，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战争，甚至深入中国境内，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17。

几个月后，1951年6月，战场前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这是战争开始的地方，而且500年前的一场战争也是从这里打响的。这时中国提议进行谈判，美国接受了提议。两年之后双方达成了解决方案，和平持续了60多年，直到本书写作的时候，尽管在这期间和平被无情地打断过，但为时很短。

如同这场战争的起源一样，谈判中两种不同的战略手法也发生了碰撞。杜鲁门政府表达了美方对权力与合法性关系的看法：战争与和平是两个不同的政策阶段；谈判开始后，不再使用武力，外交取而代之。每个阶段都有适用的规则。有时需要使用武力促成谈判，但之后武力必须退居次席。谈判结果取决于友好氛围，军事压力会破坏气氛。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美国军队在会谈期间只能奉命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避免首先发起大规模进攻。

中国的观点正好相反。战争与和平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谈判是战争的延伸。根据中国古代战略家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所说，“攻心为上”，要打乱对手的盘算，削弱对手的信心；“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对手减弱攻势是内心虚弱的信号，可乘机扩大己方军事优势。共产党方面利用这一僵局，让谈判议而不决，加大了美国民众的不安。实际上，在谈判期间，美国遭受的伤亡与战争进攻阶段相当。

最终，双方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美国维持了遏制学说，捍卫了盟国的领土完整，并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亚洲的一个重要国家。中国证明了捍卫边境安全的决心，表达了对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的蔑视。最后的结果是一场平局。但它揭示了美国能力的潜在弱点，即无法很好地将战略与外交、权力与合法性相结合，确定自己的首要目标。最终，朝鲜半岛画了一条跨世纪的界线。这是美国明确放弃胜利目标的第一场战争，并为后来的许多事情埋下了伏笔。

最大的输家是苏联。它最初鼓励进攻的决定，并向盟国提供大量物资作为进攻的后援，但它失去了盟国的信任。中苏分裂的种子在朝鲜战争期间就已播下，因为苏联坚持要求中国为得到的援助付款，还拒绝提供战斗支援。这场战争也激发美国快速大规模地重整军备，大踏步地纠正了西欧的失衡局面，确立了美国执行遏制政策所需的实力地位。

各方都遭受了挫折。一些中国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为了支持一个不可靠的盟国，失去了统一台湾的机会。美国失去了“二战”后一直享有的不可战胜的光环，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方向感。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者学到了经验，即把美国拖入不确定的战争会削弱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美国的战略和国际秩序思维中的不足依然存在，它将因此在越南的丛林中付出惨痛的代价。

国家共识的瓦解

还在朝鲜战争的困难时期，威尔逊主义原则就与罗斯福式地缘战略相结合，形成了冷战政策头15年背后的非凡动力。尽管最初也有一些争论，但它让美国挺过了一系列事件，包括美国1948~1949年利用空运挫败苏联关于柏林通道的最后通牒、朝鲜战争、1962年挫败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核弹道导弹的企图。紧接着1963年，美国与苏联签署放弃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标志着这两个超级大国认识到需要讨论和限制它们毁灭人类的能力。遏制政策得到国会两党共识的支持。决策层与知识界高度默契，都专注于共同的长期目标。

但大致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前后，国家共识开始瓦解。这位年轻总统遇刺带来的震惊是一部分原因，他曾经号召美国践行理想主义传统。虽然刺客是一位曾在苏联逗留的共产主义者，但在年青一代心目中，肯尼迪遇刺引起了对美国事业的道德正当性的质疑。

冷战之初的号召是支持全世界的民主和自由，肯尼迪就任增强了这一号召。但是一段时间之后，遏制战略背后的军事学说开始瓦解公众意识。在武器的毁灭性与使用武器的目的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所有有限使用军事核技术的理论都不可行。占主导地位的战略背后的实力将造成无法接受的平民伤亡，必定在几天内便殃及双方数千万人口。这一估算动摇了美国领导人的自信，也动摇了民众对领导人的信任。

此外，遏制政策运用于亚洲边缘时，遇到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情况。马歇尔计划和北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欧洲国家政府的政治传统虽然遭到破坏，但依然存在，经济复苏也能帮助恢复政治活力。但在许多不发达国家，政治架构脆弱或刚刚建立，经济援助快速实现了稳定，但也马上带来了腐败。

这种困境在越南战争期间达到顶点。1951年，杜鲁门派出文职顾问到达越南，对抗游击战争。1954年，艾森豪威尔增派了军事顾问。1962年，肯尼迪批准作战部队作为辅助人员进入南越。1965年，约翰逊部署了远征部队，人数最终达到50万人。肯尼迪政府已经走到参战的边缘，约翰逊政府更是走到台前，因为它深信北越袭击南越是中苏在全球争夺主导权的前奏，美国必须出动军队进行抵制，以免东南亚落入共产党的控制。

保卫亚洲的时候，美国建议像在西欧那样推进。按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一国陷入共产主义，其他国家也会跟着陷落，所以美国运用遏制理论（按照北约模式）来反击侵略者，实施经济和政治重建（如同马歇尔计划）。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扩大战争”，美国极力避免打击河内的军队位于柬埔寨和老挝的庇护所，而他们则利用这些地方发动进攻，造成数千人伤亡，然后又退回原处，躲避追击。

美国的政策是捍卫南越的独立，消灭北越武装和部署的颠覆南越的力量，集中力量轰炸北越，促使北越重新考虑其征服政策并开始谈判。除此之外，美国历届政府从未制订过一项终止战争的计划。直到约翰逊政府中期，美国的政策既没有收到显著成效，也没有引起多大争议。1968年的新年攻势从传统军事角度来看是北越遭到惨败。但被西方媒体描述为北越惊人的大捷和美国失败的例证。这一波民众抗议和媒体批评的浪潮触动了政府官员的神经。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也许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亚洲领导人。他在言谈和作品中都坚定且高调地认为，对于维护东南亚的独立，美国的干预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共产党在越南取得胜利对整个地区的影响，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到美国全面参与越南战争的时候，中苏团结已经不复存在，而且整个20世纪60年代两国都处于明显的危机之中。中国受到“大跃进”和“文革”的严重破坏后，越来越把苏联视为危险的对手。

在欧洲使用的遏制原则在亚洲证明并不奏效。在欧洲，战争导致经济危机，就会威胁和破坏传统的国内政治制度，就会出现不稳定。但东南亚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这些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尤其是南越，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美国试图在做出军事努力的同时，加紧开展政治建设，以缩小差距。美国一方面与北越主力打常规战，另一方面与越共游击队打丛林战，还要在这个数世纪以来不知自治和民主为何物的地区大搞政治工程。

经过一系列政变（其中1963年11月那次政变实际上受到美国大使馆的鼓励，并得到了白宫的默许，期望军事统治能够带来更加自由的体制），阮文绍将军崛起为南越总统。冷战之初，南越政府的非共产主义倾向曾让美国相信应该支持它，以防范苏联的图谋。可是现在，在一片相互指责中，南越（在血腥内战中）未能成为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反而遭到激烈的谴责。一场起初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支持的战争，一场被美国总统提升到普世自由和人权原则高度的战争，现在却被当成美国道德迟钝的独特证据。不道德和欺骗等指责满天飞，“野蛮”成了人们挂在嘴边的形容词。美国的军事介入被说成某种“精神错乱”，反映了美国生活方式的深刻缺陷。肆意屠杀平民的指控成了家常便饭。18

美国国内有关越战的争论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伤痛。在涉足印度支那事务的历届美国政府中，有许多官员充满智慧、廉洁正直，但他们突然被指控为可耻的傻子和骗子。这些争论起初还是关于可行性和战略的理性辩论，最终却变成了街头游行、恶语谩骂和暴力行为。

批评者正确地指出，在战争开始阶段，美国的战略极不适应非对称冲突的现实。轰炸时断时续，以测试河内的谈判意愿，但结果常常造成僵局。美国动用的武力足以招致谴责和抵抗，但不足以坚定对手进行严肃谈判的意愿。越南僵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渐进升级理论的后果。尽管核超级大国对峙时这一概念运用得体，但它并不适用于与采取游击策略的对手进行非对称冲突。有人希望经济改革与政治演变相互促进，但事实证明这在亚洲行不通。这些都是可以严肃辩论的问题，但不是诽谤中伤甚至在抗议活动中袭击大学和政府建筑的理由。

远大志向的破灭摧毁了自信，而失去自信后，执政者变得手足无措。此前负责美国外交政策的领导人尤其对学生的怒火感到痛苦。由于年长者的不安全感，懵懂青年的正常不满变成了有组织的发泄愤怒，造成了全国性的精神创伤。民众示威愈演愈烈，约翰逊总统（他依然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保护自由人民、抵抗极权主义的行动）在任最后一年公开露面仅限于军事基地。

1969年，约翰逊总统任期结束之后的数月中，这场战争的几位重要谋划者先后公开辞职，并呼吁结束军事行动，撤出美国军队。这些话题不断发酵，直到执政者对“结束战争”计划达成共识，即美国单方面撤出，仅以释放战俘作为交换条件。

理查德·尼克松就任总统时，仍有50万美国军人在远离美国的越南作战。根据约翰逊确定的时间表，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尼克松从一开始就承诺结束这场战争，可是他也认为他有责任在撤军的同时继续履行美国维持战后国际秩序的全球承诺。尼克松是在苏联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五个月之后上台的，当时苏联正在建造洲际导弹，威胁到（有人甚至认为超过了）美国的威慑力量。而且中国与美国依然相互敌对。如果美国放弃对这个地区的安全承诺，那么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承诺也必定会受到挑战。维护美国捍卫盟国及全球秩序的信誉（美国已经履行这项职责20多年了）仍然在尼克松的盘算中不可或缺。

尼克松按照每年15万人的速度撤出美国军队，1971年美军不再参与地面作战。他同意进行谈判，但有一个不容商量的条件：他永远不会接受河内的要求，在和平进程开始时用河内提议的人选组成联合政府，替换（美国盟国）南越政府。这一条件被美国强硬拒绝了四年，直到1972年北越攻势遭到失败（没有美国地面部队参与）。河内最终同意停火，接受了它一直拒绝的政治解决方案。

美国国内辩论的焦点是，人们普遍希望结束这场战争给印度支那人民造成的创伤，好像美国是他们受苦受难的根源。然而河内坚持继续战斗，这不是因为它不相信美国的和平承诺，而是因为它希望借此耗尽美国继续牺牲的意愿。为了争夺主导权，河内大打心理战，以推行它夺取统治权的计划。事实表明，河内就此坚决不肯妥协。

尼克松下令发动的军事行动——我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表示支持——再加上灵活的外交政策，使越南问题在1973年最终得到解决。尼克松政府确信，西贡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付一般规模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将提供空中和海上援助，对抗北越的全面进攻。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靠美国的经济援助，南越政府能够建立一个运转正常的社会，向着更加透明的体制演进（就像韩国出现的情况一样）。

这一进程能否更快，以及能否给美国的信誉另外一种定义，将一直是热烈讨论的话题。最主要的障碍是美国难以理解北越的思维方式。约翰逊政府高估了美国军事力量的作用。与一般看法相反，尼克松则高估了谈判的效力。对北越久经沙场的领导人来说，不惜牺牲投入战斗就是为了取得胜利，妥协与战败没有区别，建立多元社会不可想象。

如何解决这场争论，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对所有相关各方来说，这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尼克松实现了完全撤军，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他相信这给予南越人民一个塑造自己命运的良好机会。然而，经过10年的争论，在水门危机群情激昂的余波中，国会1973年对援助实施严格限制，并于1975年切断所有援助。北越军队倾巢而出，越界攻克了南越。国际社会保持了沉默，国会禁止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由于共产党革命，老挝和柬埔寨政府先后倒台。红色高棉在柬埔寨进行了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暴力清算。

美国第一次输掉战争，也失去了推进国际秩序观的思路。

尼克松与国际秩序

20世纪60年代充斥着暗杀、暴乱和没完没了的战争。历经这一乱局，尼克松1969年接过了恢复美国国家凝聚力和外交政策连贯性的重任。作为富有经验的公众人物，尼克松聪明过人，却有少见的个人不安全感，因此他并不是恢复国内和平的理想领导人。但是也必须记住，当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职的时候，大规模示威、恐吓威胁、非暴力反抗等手段已成气候，逐渐脱离了和平抗议的范畴。

不过对于重新确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这项任务，尼克松已经胸有成竹。作为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以及多次参选的总统候选人，他见多识广。外国领导人与尼克松接触时，一般不会与他对抗，让他难堪，而是愿意与他进行他最擅长的实质性对话。与一般有政治抱负的人相比，他独来独往的个性让他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因此他更愿意潜心读书。这使他成为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在外交政策上准备最充分的候任总统。

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如此系统地从理论上将国际秩序作为一个全球概念加以阐述。1971年与《时代》杂志编辑对话时，尼克松提出了这个概念。在他的想象中，五个主要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将在非正式承诺的基础上运行，都以克制的态度追求自己的利益。它们的雄心和克制相互交织，形成了均衡：

我们必须记住，世界历史上唯一一次拥有较长的和平时期，是在形成均势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相对其潜在竞争者实力无限大的时候，正是战争危险来临的时候。所以我希望美国在世界上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我认为，如果我们看到强大而健康的美国、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形成合理的平衡，相互制衡，但不相互拆台，那么这将是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更加美好的世界。19

这篇讲话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国一致”中的两个国家其实是敌对国家：苏联和中国。美国与前者陷入冷战，与后者在中断关系20多年后刚刚恢复外交接触，美国与中国既没有互设大使馆，也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西奥多·罗斯福曾提出一种国际秩序设想，美国在其中充当全球均势的守卫者。尼克松更进一步，认为世界秩序千变万化，均势不会一成不变，美国不是平衡者，而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尼克松在这段话中宣布放弃挑动均势中的一方斗另一方，这展示了他的策略技巧。警告潜在对手的微妙方式就是，公开声明放弃对方已知的我方能力，而这种能力实际上不受声明的影响。尼克松是在起程访问北京之前说这番话的。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两国关系显著改善，也是在任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美国与这两个共产党巨人的关系比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用中国制衡苏联当然成为这项渐进战略的用心所在。1971年2月，尼克松的年度外交政策报告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美国官方文件首次给予中国这一级别的承认），并宣称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与北京对话”20。

1971年7月我正在所谓的秘密访华途中，尼克松就中国的国内政策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堪萨斯城的讲话中，尼克松认为：

中国的国内阵痛（即“文化大革命”）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因为当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看待时（我在世界各地见到过他们），他们富有创造力，成就卓著，是世界上最能干的民族之一。8亿中国人民必定会成为巨大的经济力量。这就意味着，凭着这些特质，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他们也能够在其他领域大显身手。21

这些说法在今天已经是老生常谈，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22这些是尼克松的即兴谈话，而我当时与华盛顿无法联络，所以我是在20多年来与北京的首次对话中从周恩来口中听到这番话的。尼克松尽管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反共产主义者，但他认定，地缘政治平衡的迫切性超过了意识形态纯洁性的需要，这一认识与他的中国同行不谋而合。

在1972年总统竞选中，尼克松的对手乔治·麦戈文曾经嘲弄地说：“回家吧，美国！”尼克松的回应是，如果美国逃避其国际责任，那么它肯定在国内也会失败。他宣称：“只有在履行海外责任方面有大作为，我们才能始终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有继续作为伟大的国家，我们才能在克服国内挑战方面有大作为。”23与此同时，他希望抑制“我们自恃高明，好为别人借箸代筹的本能”，从而不让“他们依赖我们为其定计”24。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尼克松开启了编写世界现状年度报告的做法。就像所有的总统文件均由白宫同事起草，这类报告由我主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不过，尼克松要确定文件的总体战略基调，并在定稿之前多次审阅。它们是政府部门的外交政策指南，更重要的是，它们向其他国家表明了美国的战略方向。

尼克松强调，美国不能把命运全部或部分寄托于他国的善意。在这一点上，尼克松可谓一个现实主义者。正如他在1970年的报告中强调的，和平需要谈判，也需要有寻求新型伙伴关系的意愿，但只有这些还不够：“持久和平的第二个元素必须是美国的实力。我们知道，和平不可能仅仅通过善意实现。”25他断定，通过持续展示美国的力量以及开展全球行动的明确意愿，和平就会得到巩固而不会被阻滞。这让人想起了西奥多·罗斯福1907~1909年派遣大白舰队进行的环球航行。同样，美国也不能期望其他国家把未来押在他人的善意之上。主导原则是努力建立权力与合法性相得益彰的国际秩序，做到使这一秩序的所有关键成员都认为这种安排公正合理：

对于所有国家，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维护国际体系都与其利益攸关。他们必须感觉到他们的原则得到了尊重，他们的国家利益得到了维护……如果国际环境满足了他们的重要关切，他们就会努力去维护它。26

正是这种国际秩序愿景为对华打开大门提供了最初动力。尼克松认为向中国开放是整个愿景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向中国开放的一个原因是试图走出过去10年美国的国内争吵。尼克松接掌的美国已经被10年国内国际动荡和无休止的战争所动摇。至关重要的是，要向美国传递一个和平与国际礼让的愿景，鼓舞它去追求一个无愧于历史和价值观的愿景。同样重要的是，尼克松重新定义了美国的世界秩序概念。与中国改善关系将逐渐孤立苏联，或者迫使苏联寻求改善对美关系。只要美国小心行事，与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胜过它们之间的关系，困扰美国外交政策20年的中苏合作追求世界霸权的噩梦将被驱散。（在适当的时候，苏联会发现在欧洲和亚洲两面受敌，与自己貌合神离的意识形态阵营里也出现了敌人。苏联已经无力驾驭这个自设的无解困局。）

尼克松力图让美国的理想主义更加实际，让美国的实用主义更具有长远眼光，结果却受到两面夹击，反映出美国人在实力和原则之间摇摆不定。理想主义者批评尼克松按照地缘政治原则推行外交政策。保守派对他提出质疑，声称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是在共产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挑战面前畏缩退让。两派批评者都忽视了以下事实：尼克松在苏联周边部署了坚不可摧的防御措施；他是第一位访问东欧（南斯拉夫、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美国总统，象征着对苏联的控制发出了挑战；他让美国平安度过了与苏联的几次危机，其中两次（1970年10月和1973年10月）他义无反顾地让美军进入警戒状态。

在建立国际秩序的地缘政治方面，尼克松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技巧。他不厌其烦地将各种战略要素联系起来，在抵御危机时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在追求外交政策长期目标时则坚韧不拔。他惯用的逻辑是：“半途而废与坚持到底要付出同样的代价，那干脆坚持到底好了。”结果，从1972年至1973年，在18个月之内，他结束了越南战争，对华打开了大门；为抵抗北越攻势而不断升级军事措施的同时就与苏联举行了峰会，让苏联盟国埃及转而与美国紧密合作；在中东促成了两份脱离接触协议（一份在以色列与埃及之间，另一份在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以叙脱离接触协议持续至今，连目前的血腥内战都没有影响它）；启动了欧洲安全会议。长期来看，欧安会严重削弱了苏联对东欧的控制。

这些策略成果即将转化成长远的世界秩序概念，把令人鼓舞的愿景与切实可靠的均势联系起来。但就在这个节点上，悲剧发生了。越南战争让各方筋疲力尽。水门风暴纯粹是愚蠢的自作自受，又被尼克松的长期批评者无情利用，让整个行政部门陷入瘫痪。在正常时期，尼克松的政策多路并进，完全可以汇聚成美国新的长期战略。尼克松已经看见了希望与现实交汇的乐土（冷战结束、重新定义大西洋联盟、与中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大步迈向中东和平、苏联开始重新融入国际秩序），但他已经没有时间将地缘政治愿景与这些进展融合起来，这段旅程只能留给他人去走完了。

复兴的开端

历经20世纪60年代的痛苦和总统的下台，美国首先需要的是恢复凝聚力。幸运的是，应时势召唤来完成这一空前任务的人是杰拉尔德·福特。

福特从未涉足总统政治的复杂旋涡，却被推上了一个他想都没想过的职位。正因如此，他不受焦点群体和公共关系的困扰，能够在总统任期内实践善意的价值观和他自小培养起来的对国家的信念。他长期在众议院任职，身居重要的国防和情报小组委员会，熟谙外交政策挑战。

福特的历史任务是弥合美国内部的分歧。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努力——且通常成功地——将实力与原则相结合。他的政府见证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这里指埃及）之间首份协议的签订，其条款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第二次西奈停火协议标志着埃及不可逆转地转向支持和平协议。福特发起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促成南部非洲由多数人统治，这是第一位美国总统在此问题上采取明确行动。面对国内强烈的反对，他监督召开了欧洲安全会议，会议产生的一些条款把人权奉为欧洲安全原则之一。这些条款被波兰的莱赫·瓦文萨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等人大胆采用，在他们的国家引入了民主，开启了东欧剧变的序幕。

在杰拉尔德·福特的葬礼上，我致悼词，其中几句话是：

自古以来，尽管人类罪孽深重，上帝还是保留了人类，因为在任何时期，总会有十个正义之士来救赎人类，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角色。杰拉尔德·福特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美国还享有不可战胜的光环，印度支那的失败给美国带来了无法想象的挑战。吉米·卡特正是这时成为美国总统的。一直是中东地区秩序的支柱的伊朗被一些什叶派领袖接管。他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向美国宣战，颠覆了中东的力量均势。其标志就是围困美国驻德黑兰外交使团400多天。几乎同时，苏联认为入侵并占领阿富汗的时机已到。

值此动荡之际，卡特大胆地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最终在白宫举行了签字仪式。埃以和平条约的签署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虽然这得益于前几届政府消除了苏联的影响，开启了和平进程，但在卡特任内结束谈判却是这一持久而坚定的外交努力的顶点。卡特与中国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巩固了对华开放政策，就这一新方向形成了两党共识。而且他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做出强烈反应，支持抵抗苏联占领的人。固然，直到任期结束，他在新的战略挑战面前曾经有过犹豫（寻找权力和合法性之间的平衡），但就是在这段极度痛苦的时期，卡特重申了人类尊严的价值，这对美国自身的形象至关重要。

罗纳德·里根和冷战的结束

罗纳德·里根生逢其时，这样的总统在美国历史上少之又少。早10年，里根可能显得过于好战，不够务实；晚10年，他的诉求可能显得过于肤浅。他就任总统期间，苏联经济陷入停滞，该国年迈的领导人接连去世。美国公众舆论急于摆脱一段幻灭的时期。于是里根把美国潜在的、有时看似不可调和的力量（理想主义、韧性、创造力和经济活力）整合起来。

里根意识到了苏联潜在的弱点，并对美国制度的优越性高度自信（他对美国政治哲学的理解比其国内批评者要深），他把19世纪让美国态度模棱两可的两种成分（权力与合法性）捏合在了一起。依托一些被国会长期搁置的计划，他向苏联发起挑战，使其陷入无法取胜的军备和技术竞赛。

同时，里根在演讲中或多或少地重提威尔逊的道德主义，激发了强大精神动力。1989年他离任时发表的告别演说也许是最深刻的例子。在这篇讲话中，他描述了对美国这个辉煌的山巅之城的憧憬：

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我曾经一再谈起这座辉煌的山巅之城，但是我不知道是否清楚地表达了我的思想。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座高大的、令人骄傲的城市，它建立在坚实的基石上，而绝非空中楼阁。上帝保佑着它，街上人来人往，各种肤色的人生活在和睦与和平之中。这是一座拥有自由港、商业繁荣并且富有创造力的城市。如果这座城市建有城墙，那么城门一定向所有梦寐以求来到这里的人们敞开。我过去这样认为，现在仍然这样认为。27

对里根来说，美国作为辉煌的山巅之城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真实存在，因为他决心把它变成现实。

这是罗纳德·里根与理查德·尼克松的一个重要区别。两人的实际政策并行不悖，但绝不相同。尼克松把外交政策当成没有终点的努力，就像一套需要跟上的音乐节拍。他像完成一位异常严厉的老师留下的作业一样，一丝不苟地理清其中的纷乱和矛盾。他希望美国大获全胜，但那可能是一项漫长、艰苦而且在他离任之后才能完成的事业。相形之下，1977年，里根用他特有的乐观口吻对其助手总结了他的冷战策略：“我们会获胜，他们将失败。”尼克松的决策风格对提升冷战外交的活力至关重要，里根的风格则对以外交方式结束冷战不可或缺。

在一个层面上，里根的言辞（包括他1983年3月称苏联为邪恶帝国的讲话）可能预示着东西方外交前途渺茫。在更深的层面上，它象征着一段过渡时期。苏联逐渐意识到军备竞赛徒劳无益，而年迈的领导层也面临着接班问题。里根化繁为简，提出了与苏联和解的设想，但尼克松可能永远不会那么直言不讳。

里根深信，共产主义者拒不妥协，是出于无知而不是恶意，是因为误解而不是敌对。尼克松认为对自身利益的深思熟虑可以促使美国与苏联达成和解，但里根不同，他认为，对手只要意识到美国原则的优越性，斗争就会结束。1984年，资深共产党人契尔年科被任命为苏联最高领导人。里根在日记中透露：“我有一种冲动，想跟他面对面地谈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看看能不能让他相信，如果他们加入国际大家庭，苏联会得到实际利益。”28

一年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里根的乐观情绪高涨起来。他告诉同事他有一个梦想，就是陪同这位新任苏联领导人参观美国工人阶级社区。一位传记作者回忆道，里根曾经设想：“直升机落地后，里根上前邀请戈尔巴乔夫去挨家挨户敲门，问这些居民，‘你们认为我们的制度怎么样？’工人们会告诉他生活在美国多么美好。”29这一切将会说服苏联加入全球民主运动，进而缔造和平，因为“得到被统治者认可的政府不会向邻国开战”30。这正是威尔逊国际秩序观的核心原则。

里根把这一设想应用到了核军备控制上。1986年，他与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举行峰会，提议销毁所有核武器运载系统，只保留和建设反导弹系统。这样的结果将实现里根经常强调的一个目标，即废除进攻能力，消除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建设导弹防御系统，牵制违反协议的国家。这个想法超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想象，所以他在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努力讨价还价，要求把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限制在“实验室里”。（销毁核武器运载系统的提议无论如何也没有可操作性，因为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会强烈反对。他们深信如果没有核武器，欧洲将无法防御，而他们的独立威慑力量则是最后的保障。）多年以后，我问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苏联为什么不在核试验问题上做出妥协。他回答：“因为我们没想到里根会拂袖而去。”

戈尔巴乔夫想用苏联的改革概念对抗里根的设想。可是，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领导人几十年来一直挂在嘴上的“力量对比”已经对他们不利。运转不灵的经济模式已经支撑不了这个帝国长达40多年的四面扩张。美国虽然有分裂和摇摆，但保留了实力地位的关键要素：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它已经建立了由主要工业中心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非正式反苏联盟。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苏联无法维持现行路线，但低估了苏联制度的脆弱性。他的改革呼吁释放出来的力量杂乱无章，无法进行真正的改革，也打击了士气，无法继续实施极权主义领导。这验证了半个世纪前凯南的预测。

只靠里根对民主的理想主义承诺不可能产生这种结果。强大的国防和经济政策、对苏联弱点的精准分析、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都是他的政策成功的必要条件。不过，没有里根的理想主义（有时近于藐视历史），苏联的挑战也不会在全世界都支持民主的氛围中终结。

40年前以及之后的数十年里，人们一直认为建立和平国际秩序的主要挑战来自苏联。这背后的逻辑是，共产主义的崩溃（只是想象，要在遥远的将来才会发生）将开启一个社会稳定和国家友好的时代。但事实很快表明，历史运行的周期通常更长一些。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之前，必须先清理冷战的断壁残垣。

这个任务落在了乔治·H·W·布什的肩上。他靠节制和智慧保持着美国的优势地位。布什在康涅狄格接受了良好教育，却在美国较质朴、重创业的得克萨斯州起家。布什拥有政府各个层级的任职经验，运用娴熟的技巧处理了一系列让人目不暇接的危机。这些危机既考验着美国价值观的适用性，也考验着美国巨大实力的极限。上任几个月后，中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引发的动荡挑战了美国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凸显了美中关系对维持全球平衡的重要性。布什曾经（在中美建交之前）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他的处事方式既维护了美国的原则，也保留了最终走向合作的前景。他以巧妙的外交手段应对德国统一，在那之前，人们一直以为德国统一会引发战争，他决定不在苏联帝国崩溃时落井下石，也使得德国统一之路更加顺畅。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当柏林墙1989年倒塌时，布什拒绝了所有提议，没有飞往柏林去庆祝苏联政策的失败。

布什终结冷战的老练手法掩盖了国内的争议。美国从这些争议中一路走来，且争议仍是下一阶段面临的挑战。随着冷战落下帷幕，美国人形成了共识，认为意识形态演变的主要工作已经完成。只要民主国家潜心帮助仍处于威权统治之下的国家进行最后一波民主转型，和平的世界秩序就会浮现，威尔逊的终极愿景就会实现，自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将会扩展，埋葬过时的对抗态势，实现更大范围的和谐。

秉持这种精神，布什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通过联合国组建了自愿者联盟，击退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这是朝鲜战争以来大国首次采取联合行动。一旦达到了联合国决议中的授权界限，他就停止了军事行动（也许曾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他想吸取麦克阿瑟将军的教训，不愿意重蹈麦克阿瑟仁川大捷后决定跨过南北朝鲜分界线的覆辙）。

美国1991年率军击退萨达姆·侯赛因军事占领科威特，这背后有强大的全球共识。在一段时间里，这好像证明美国多年来希望建立的以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确已存在。1990年11月在布拉格，布什提出了“自由联合体”概念，联合体将接受法治管理，是“一个致力于自由理想的道义共同体”31。所有国家都能参加联合体，也许有一天，它将包括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就其本身而言，这个“自由联合体伟大且日益壮大的力量”将“为所有国家打造一个新世界秩序，它比我们已知的秩序更加稳定、更加安全”32。美国及其盟国将“超越遏制政策，实行积极接触政策”33。

由于1992年大选失败，布什的任期戛然而止。在某种意义上，他之所以败选是因为他是以熟谙外交政策的总统形象参加选举的。而竞选对手比尔·克林顿承诺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受到厌战民众的欢迎。尽管如此，新当选总统很快重申了与布什相差无几的外交政策使命。在1993年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克林顿表达了时代的自信。他把自己的外交政策理念描述成“扩大”而不是遏制。34他宣称：“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必须是扩大和加强世界上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的共同体。”这种观点认为，“从波兰到厄立特里亚，从危地马拉到韩国”，这种政治和经济自由原则是普世性的，所以它的传播无须使用武力。在描述推动这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演变时，克林顿保证美国的政策将致力于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茁壮成长的世界，各国互帮互助，和平相处”35。

当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将扩大理论应用到中国，试图以中国制度的调整作为条件发展经济关系时，他遭到了断然回绝。中国领导人坚持对美关系只能按照地缘政治现实来推进，不能像美国建议的那样，以所谓的“中国政治自由化进程”为基础。进入执政第三年时，克林顿处理世界秩序的手法开始变得灵活起来，不再一成不变。

同时，“扩大”理论遭遇了一个更加好战的对手。“圣战”运动千方百计地传播自己的信息，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观和体制视为主要障碍，对其发动攻击。克林顿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几个月前，一群国际极端分子（包括一名美国公民）袭击了纽约市的世界贸易中心。如果第一个目标失手，他们的第二个目标是联合国秘书处大楼。“国家”和“国际法”等威斯特伐利亚概念所依据的规则在《古兰经》里没有明确指示，所以成了“圣战”运动憎恨的对象。同样令他们反感的是民主，因为它允许在伊斯兰教义之外再行立法。在“圣战”分子眼中，穆斯林要完成自己的全球使命，而美国却是穆斯林的压迫者。随着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遇袭击，这一挑战大白于天下。冷战结束开启的不是梦寐以求的民主共识时代，而是又一个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时代。

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

关于“越战教训”的痛苦讨论结束30年后，同样严峻的困境再次出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两场冲突都源于国际秩序的瓦解。对美国而言，两场冲突都以撤出而告终。

阿富汗

基地组织寄身于阿富汗，阿富汗统治当局塔利班拒绝将其头目和战士驱逐出境。基地组织1998年即发出伊斯兰教令，号召不加区分地屠杀世界各地的美国人和犹太人。美国的领土被袭，美国必然要反击，也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理解。

一个新的挑战几乎马上浮现出来：当主要对手是没有特定领土、拒绝既有合法性原则的非国家组织时，应该如何建立国际秩序？

在美国举国一致、国际支持的氛围中，阿富汗战争开始了。当北约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规定欧洲或北美洲的一个或多个北约盟国遭到武装袭击时，应被视为对所有盟国的袭击）时，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好像得到了维护。“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9天后，乔治·W·布什总统向庇护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出最后通牒：“把藏在你们领土上的基地组织所有头目交给美国……允许美国不受限制地接近恐怖分子训练营，以便确保结束它们的运作。”36塔利班没有遵从，于是美国及其盟国发动了战争。正如布什10月7日谈到战争的目标时所说，“这些目标明确的行动旨在阻止阿富汗被用作恐怖分子行动基地，并打击塔利班政权的军事能力”37。

起初，有人警告称阿富汗是“帝国的坟墓”，但好像有些杞人忧天。在美、英和阿富汗盟军的快速行动下，塔利班被赶下了台。2001年12月，在德国波恩召开的国际会议宣布成立阿富汗过渡政府，哈米德·卡尔扎伊担任首脑并开始召集传统部落会议，设计和审议战后阿富汗的体制。盟国的作战目标好像已经实现。

参加波恩磋商的人士乐观地推出一个宏大愿景：“建立基础广泛、尊重性别、多民族且具有完全代表性的政府。”38 2003年，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扩大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支持阿富汗过渡政府及其继任者维护喀布尔及郊区以外地区的安全。确保阿富汗政府及联合国人员……在安全的环境中工作。39

美国及盟国的工作重心变成了“重建阿富汗”，即建设民主、多元和透明的阿富汗政府，使其政令通行全国。建设阿富汗国防军，使其能够在全国范围履行安全职责。这些工作都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几乎可以与“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民主建设相提并论。

阿富汗的历史或阿富汗任何一地都无法为这项基础广泛的工作提供先例。40传统上，阿富汗还算不上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国家，只是一个从未被单一政权连续施政的地理符号。在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中，阿富汗各部落和教派不断交战，只是偶尔团结起来抵抗外来侵略，或者联手对邻国发动劫掠。喀布尔的精英或许会不定期地开展议会制实验，但在首都之外，古老的部落准则大行其道。外国人无意之间促成了阿富汗的统一，因为他们的入侵使得各部落和各教派联合起来进行对抗。

因此，美国和北约部队在21世纪初遇到的局面，与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在1897年遇到的情况大致相同：

除了收获季节出于自卫的需要各派暂时停火之外，帕坦（普什图）部落一直处于秘密或公开交战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政治家和神学家，每一所大房子都是领地要塞……每一个村庄都有防御设施。每一个家庭都有未偿的血债，每一个宗族都有世仇。众多部落和部落群体之间都有账要算。任何事情都无法淡忘，任何债务都要偿还。41

在这种情况下，打造所谓的联合政府，以及联合国试图建立透明、民主、在安全环境中运转的阿富汗中央政府，无异于彻底改写阿富汗的历史。这实际上是抬高一个宗族（哈米德·卡尔扎伊的普什图波帕尔扎伊部落）压低其他宗族，并要求它通过武力（自己的军队或国际联合部队），或者通过分发外国援助的物资，或两种手段并用，来号令全国。强制推行这些制度将不可避免地剥夺历史形成的特权，重组千变万化的部落联盟。任何外来力量都很难理解和掌控这种局面。

2008年的美国选举给这种复杂性又增添了矛盾性。新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主张是打算结束在伊拉克的“不智”战争，把部分兵力调去打“必要的”阿富汗战争。但一上台，他就决心结束战争，聚焦于国内的重大改革议题。结果，“二战”后与美国军事行动如影随形的矛盾再次出现：再向阿富汗“增兵”3万，同时又公开了18个月后开始撤军的最后期限。有人认为，公开最后期限的目的是刺激卡尔扎伊政府加速建立现代中央政府和军队，以取代美军。但塔利班等武装游击战略的目标就是和美军耗时间。对喀布尔的领导层来说，宣布失去外来支持的固定日期则开启了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各派系间的明争暗斗。

这一时期阿富汗的大踏步前进是非常重要而且来之不易的。民众实施了选举制度，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塔利班一直对参加民主架构的人发出死亡威胁。美国也实现了寻找和除掉奥萨马·本·拉登的目标，发出了美国全球出击、暴行必惩的强势信号。

然而该地区的前景依然充满挑战。美国撤出（本书写作之时已经日益临近）以后，阿富汗政府的政令可能只会在喀布尔及其郊区执行，在其他地区得不到统一实施。在外部国家争相施加影响的情况下，阿富汗可能会以民族画线，组成一个半自治的封建地区同盟。如果这样，独立的阿富汗与地区政治秩序能否相容，将依然不得而知。

促进阿富汗团结、使其远离“圣战”，这对于阿富汗的邻国的国家利益至少与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一样重要，从长期来看，对邻国的重要性要大得多。如果阿富汗回到战前状态，成为非国家“圣战”组织的基地，或者成为一个遵循“圣战”政策的国家，那么每个邻国都有发生境内动荡的风险。巴基斯坦首当其冲，整个国内架构都面临风险。俄罗斯有部分穆斯林居住在南部和西部。中国有大量穆斯林居住在新疆地区。甚至什叶派的伊朗也会受到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趋势的影响。从战略角度看，如果阿富汗倒向恐怖主义，那么所有这些国家受到的威胁都比美国严重。（也许伊朗除外。伊朗会认为，境外局势的动荡可以让它操纵各派之间的争斗，就像它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所做的那样。）

最具讽刺意味的也许是，备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将成为一块试金石，检验能否从各种不同的安全利益和历史角度中生成地区秩序。关于阿富汗安全，如果没有可持续的国际计划，每个重要邻国只能以古老的民族和宗派画线，支持不同的派别相互争斗。最可能的结果是一个事实上的分裂局面，巴基斯坦控制南部的普什图族，印度、俄罗斯（有可能还有中国）支持民族混杂的北方。为了防止出现真空，需要做出重大外交努力，明确地区秩序，防止阿富汗再次成为“圣战”主义中心。19世纪，各大国确保了比利时的中立。这种担保结果持续了近百年。42这个概念做出适当调整后有可能适用于阿富汗吗？如果不积极探索这种想法（或类似的想法），阿富汗很可能将世界拖回永无休止的战争。

伊拉克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乔治·W·布什总统旋即宣布了抗击“圣战”极端主义的全球战略，通过承诺支持民主转型来巩固现有国际秩序。2002年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20世纪的伟大斗争”已经展示了“唯一可持续的国家成功模式：自由、民主和自由企业”。

《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强调，当前这个时刻，整个世界被前所未有的恐怖暴行所震惊，所有大国“都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恐怖暴力和混乱的危险”。自由制度和大国合作关系提供了自17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可以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不断扩军备战的世界”43。所谓“自由纲领”的核心任务，是将伊拉克从中东最不自由的国家转型为多党制民主国家，进而激励整个地区的民主转型：“伊拉克的民主将会成功。这一成功将传递明确的信息，从大马士革到德黑兰，自由将属于每个国家的未来。”44

不像后来有人所言，“自由纲领”是一个总统及其身边人士的主观发明。它的基本内容是对美国重大问题的详细阐述。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首次宣布了这一政策，实际上重申了1950年明确美国冷战使命的NSC-68号文件的主旨，尽管两者间有一个关键性区别。1950年的文件援引美国的价值观来捍卫自由世界。2002年的文件主张，为了普世性的自由价值，要终结世界各地的暴政。

1991年联合国安理会687号决议要求伊拉克销毁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存，承诺永远不再发展此类武器。45自那之后安理会通过了10项决议，都确认伊拉克实质性违反了决议。

在伊拉克军事行动的独特之处，在于美国决定把在伊拉克的强制行动当成传播自由和民主工程的一项内容，这也是传统的美国方式。美国回应日益增长的极端伊斯兰普世主义浪潮的方法是，重申美国自身价值观和世界秩序观的普世性。

这一切起初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强烈支持，尤其是支持除掉萨达姆·侯赛因。1998年，在两党压倒性的支持下，美国国会通过了《伊拉克解放法案》（众议院360票对38票，参议院全票通过），宣称：“美国的政策应当是，在伊拉克支持废除以萨达姆·侯赛因为首的政权，帮助促成一个民主政府，取代萨达姆政权。”10月31日，在参议院通过的同一天，克林顿总统就签署了这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克林顿表达了两党的共识：

美国希望伊拉克重新加入国家大家庭，成为热爱自由、安分守法的成员。这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本地区盟国的利益……美国正向伊拉克社会各界的反对派提供支持，以最终形成一个得到普遍支持的政府。46

在伊拉克，除了萨达姆·侯赛因铁腕控制之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掌政权，不允许存在其他政治党派，因而也不存在正式的反对党。所以美国总统的言下之意是，美国将实施一个隐蔽计划，推翻伊拉克的独裁者。

军事介入伊拉克之后，在2003年11月纪念“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20周年时，布什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了这一行动更广泛的意义。布什谴责美国以往对这个地区的政策是以自由为代价寻求稳定：

中东没有自由，西方国家对此辩解和迁就了60年，却根本没有为我们带来安全——因为从长远来看，以自由为代价不可能换来稳定。

在21世纪已经变化了的环境中，传统的政策手段带来了无法接受的风险。因此，这届政府将从稳定政策转向“中东自由的推进战略”47。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经验表明，“推动自由会带来和平”。

我赞成在伊拉克实施政权更迭的决定。但我也曾在公开或政府的论坛上表达过疑虑，我不确定是否应该将其扩展到国家建设领域，把摊子铺得如此之大。在和盘托出我的保留意见之前，我想在此对乔治·W·布什总统表示我一如既往的尊敬和欣赏。他在一段风雨飘摇的时期，以勇气、尊严和信仰领导着美国。他确定的目标和为之做出的努力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荣耀，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美国的政治周期，这些目标无法实现。布什在卸任总统之后仍孜孜不倦地从事这一事业，并把这当成达拉斯总统图书馆的重要主题，体现了他对“自由纲领”做出的贡献。

我童年时在极权制度下备受种族歧视，后来移民到美国，亲身体验了美国价值观的自由一面。像马歇尔计划等经济援助计划一样，通过树立榜样和民间援助传播这些价值，是美国传统中光荣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是事实证明，在这些价值观没有历史根基的地方，试图通过军事干预来传播它们，指望在一段政治上极其重要的时期内实现根本性改变，这是伊拉克事业的许多支持者和批评者设定的标准。美国公众无法支持，伊拉克社会也无法适应。

伊拉克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长期不和，有着千年纷争冲突，以巴格达市中心为界，教派分野泾渭分明。要在冲突环境中推翻这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争论不休，使美国在伊拉克的努力看不到尽头。邻国政权的坚决反对使之难上加难。这成了一项永无休止、胜利无望的事业。

事实证明，以多元民主取代萨达姆·侯赛因的残暴统治比推翻这个独裁者要困难得多。在萨达姆几十年压迫之下，什叶派被长期剥夺公民权，积怨极深，把民主等同于认可他们的人数优势。而逊尼派认为民主是压制他们的外来阴谋。因此，多数逊尼派教徒抵制了2004年有利于确定战后宪政秩序的选举。北部的库尔德人一直不忘巴格达对他们的残暴攻击，试图提高自己的军事能力，努力控制油田，提高收入，不再依赖国库。他们的自治定义与民族独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在革命和外国占领的氛围中，民族激情已经高涨，2003年之后无情地被外来势力点燃和利用。伊朗支持什叶派破坏新生政府的独立性。叙利亚支持通过其领土转运军火和“圣战”分子（最终对本国的团结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基地组织开始有计划地攻击什叶派。各个团体都越来越把战后秩序当成争夺权力、领土和石油收入的零和战场。

在这种氛围中，布什于2007年1月大胆地做出“增兵”决定，部署更多军队平息暴力事件。结果众议院246名议员投票通过了不赞成这一决定的非约束性决议。这一决议在参议院因程序原因未获通过，但有56名参议员联名反对增兵。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马上宣布，“战争已经失败，增兵于事无补”48。同月，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了要求美国一年内开始撤军的议案，被总统否决。

据报道，布什在2007年一次规划会议结束时问道：“如果不去打胜仗，那我们去那儿干什么？”49这句话体现了总统性格的坚毅，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这个国家的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只要需要就送自己的儿女到世界遥远的角落去捍卫自由，但它的政治制度却无法凝聚起同样统一坚定的意志。布什毅然下达了增兵的命令，大卫·彼得雷乌斯将军出色地执行了命令，在风雨欲来之际赢得了一个体面的结局。但是，这时美国人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巴拉克·奥巴马获得了民主党提名，部分是因为他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就职之时，他依然公开批评其前任，并采取了一个“重退出、轻战略的退出战略”。撰写本书时，伊拉克再次成为地区教派争夺的主战场，政府倒向伊朗，部分逊尼派教徒与政府军事对抗，两个教派的成员都支持叙利亚的“圣战”分子，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企图在其大半领土上建立哈里发政权。

上述问题超越了关于“伊斯兰国”来历的政治争论。一个“圣战”实体在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地带站稳脚跟，拥有大量缴获的武器和跨国作战部队，与伊朗和伊拉克的什叶派进行宗教战争。这些都要求国际社会做出一致强烈的反应，否则它就会扩散到其他地方。美国以及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可能还有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对手，都需要做出持久的外交努力。

目标与可能

当苏联崛起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挑战之时，人们对国际秩序的本质众说纷纭。回顾这几十年，人们可以争论美国所寻求的平衡是否理想，但难以否认，在一个充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政治社会动荡的世界里，美国维护了和平，帮助恢复了欧洲的活力，给新兴国家提供了关键的经济援助。

但在“热”战过程中，美国难以处理好目标与可能性的关系。在“二战”后美国所打的五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只有乔治·H·W·布什总统领导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实现了美国开战时提出的目标，国内也没有出现显著的分歧。其他战争的结局（从僵局到单方面撤出）是何时注定的，是另一个争论话题。目前，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寻求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一个作用不可或缺的国家在履行职责前，必须对这个职责以及自身有清醒的认识。

身处历史事件之中，对其本质总是当局者迷。伊拉克战争可被视为地区大转型的催化剂。这个地区转型的根本性质至今仍不清晰，还要等待“阿拉伯之春”、伊朗构成的核挑战和地缘政治挑战以及“圣战”分子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袭击等问题尘埃落定。2004年伊拉克实现了选举政治，必然激起本地区其他国家建立参与式制度的要求；但这些要求能否与和平妥协和宽容精神结合起来，还要拭目以待。

美国总结21世纪战争教训的时候不应忘记，除了美国，没有其他大国能把改善人类境遇作为战略目标之一。美国的战争目标不仅是惩罚敌人，还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追求胜利不是为了占领土地而是分享自由的果实，这样的国家必定与众不同。如果放弃这一重要的理想主义，美国就是背叛自己。不理会国家经历中这一核心内容，美国也无法安抚朋友，战胜敌人。然而，要想取得成效，雄心勃勃的政策离不开对深层因素客观冷静的分析。这些深层因素包括其他地区的文化和地缘政治结构，反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敌人的决心和策略。实现美国的道德愿望，要依靠可行的方法，要考虑政策的战略要素，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并延续多个政治周期。

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经一针见血地阐述了美国的矛盾心态：

美国人是讲道义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反映举国拥护的价值观；但是美国人也是务实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收到成效。50

美国的国内辩论经常被描述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对美国和世界来说，两者之争的结果也许是：如果美国不能二者兼顾，二者都会落空。

｜第九章｜
技术、均衡与人的意识

每个时代都有其主旋律。它是一套解读世界的信念，通过解释周围发生的各种事件，激励或安慰个人。在中世纪时期，主旋律是宗教；在启蒙时期，是理性；在19~20世纪，是民族主义和历史观。科学和技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观念,它们推动了人类福祉史无前例的进步。科技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文化限制，但也催生了足以毁灭人类的武器。技术带来的通信方式使全球各地的个人或机构能够即时联络，一触按钮便可储存和提取海量信息。可是，技术应该用于什么目的呢？如果技术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自成一体，会对国际秩序产生什么影响？面对破坏性如此巨大的现代武器技术，共同恐惧能促使人类团结起来消除战争灾难吗？还是拥有这些武器会让人永不安宁？通信的方便快捷和无处不及能够突破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壁垒吗？在透明的世界里，能让古老的人类共同体梦想变成现实吗？还是正好相反，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网络透明度、缺乏隐私，人类被迫进入一个没有任何界限或秩序的世界，在无法理解的危机之中挣扎？

作者自认无法跟上这些先进的技术，但关心技术所代表的内涵。

核时代的国际秩序

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政治单元（不管是否称为国家）都把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不过，技术让战争成为可能，也限制了战争的范围。面对众多的战争目标，实力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国家也只能在有限的距离内部署一定数量的兵力。雄心勃勃的领导人既受制于传统，也受制于通信技术的发展水平。大胆的行动方案受到实施步伐的制约。外交指令必须考虑信息传递期间发生的突发事件。这强迫人们暂停下来进行反思，并承认领导人有些事情能够控制，有些则无能为力。

不管国家之间的均势是正式原则，还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具体做法，某种形式的均衡都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关注外围的均势，欧洲则把均势作为核心运行原则。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变化的步伐加快，现代军队的力量更具破坏性。在技术差距巨大的时代，甚至（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普通技术也能造成种族灭绝的后果。欧洲的技术和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美洲原有的文明。新的能力带来了新的毁灭潜力，正如大规模征兵制强化了技术的复合效应。

核武器的诞生把这一进程推到恐怖的顶点。“二战”中，各大国的科学家潜心研究，掌握了原子的秘密，并能让它释放出能量。美国的努力取得了胜利，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曼哈顿工程。这项工程动用了美国、英国最优秀的人才和散居各地的欧洲犹太移民。1945年7月，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第一次成功进行了核试验，领导这一秘密武器研发项目的理论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被自己的成功震撼。他想起了《薄伽梵歌》里的一句诗：“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在以前，人们对战争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盘算：胜利的收益大于成本。弱者努力增加强者的成本，以打破这个等式，于是组建同盟扩大实力，让对手对己方的力量联盟放弃幻想，打消开战动机（在主权国家社会里，消除人们对终极意图的疑虑是可能的）。一般认为，军事冲突带来的损失小于战败的损失。与之相反，在核时代，使用核武器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

核时代带来一个难题，即如何从道德和政治层面考虑现代武器的毁灭性与战争目标的关系。不管建设何种国际秩序，乃至为了人类生存，当务之急都是缓和大国冲突，如果无法消除大国冲突的话。人们努力寻求理论上的限制，不让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最大限度地使用军事能力。

战略稳定的定义是一种均势，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对方的报复措施总能造成不可接受的破坏。1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和兰德公司的一系列研讨会上，有人提出“有限使用论”，试图把核武器的使用限制在战场或军事目标上。但这些理论探索均告失败，因为不管设置了什么限制，一旦越过核战争的门槛，现代技术就会突破有形的限制措施，对手总有能力让战争升级。最终，美苏双方的战略家在“确保相互摧毁”概念上至少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这个概念成为核时代的和平机制。鉴于美苏双方都拥有能挺过首轮打击的核武库，所以目标是消除各种骇人的威胁，让双方放弃这种尝试。

到20世纪60年代末，两个超级大国的主流战略学说都是基于对假想敌造成“无法接受的”损害的能力。当然，敌人认为什么无法接受不得而知，双方也不可能就此进行沟通。

对威慑力的计算都是基于各种假设。它需要在各种假想情况之间建立起“合乎逻辑的”等式，即假定伤亡水平超过四年世界大战总和，以及几天或几小时内伤亡多少人。因为从来没人真正使用过造成这类威胁的武器，所以威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敌人心理的影响力。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声称在核战争中中国不惜牺牲数亿人口，这被西方广泛认为是情绪失控或意识错乱的表现。2其实，这很可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为了抵御前所未有的军事威胁，一个国家需要展现出超越人类理解力的牺牲意愿。对于这句话，西方和华约国家都感到震撼，但它们恰恰忘记了超级大国本身的威慑理念正是建立在世界末日的风险之上。说得更委婉一些，确保相互摧毁论背后的逻辑是，领导人为了和平而故意把平民置于灭绝的威胁之下。

各国做出了不懈努力，避免陷入拥有庞大核武库却不能使用甚至不能威胁使用的困境。人们曾经推演出种种复杂的战争场景。但据我所知（一度我也能直接知悉），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具体危机中，双方都没有达到真正使用核武器的地步。3除了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某个作战师起初获得授权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自卫，在相互对抗或针对第三方非核国家时，双方都没有接近使用核武器的临界点。

在这一背景下，占用超级大国大量国防预算的最令人恐惧的武器，在领导人面对危机时失去了意义，于是“双方一起自杀”成了国际秩序机制。冷战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互相挑衅也只能通过代理人战争。核时代到达巅峰时，常规力量反而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个时代的军事斗争发生在遥远的边缘地带：朝鲜的仁川、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安哥拉的罗安达，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对发展中国家盟友提供有效支持。简言之，大国的战略武器库与想要实现的政治目标不相匹配，事态的实际发展击碎了核武器无所不能的错觉。

在这个背景下，1969年，尼克松总统与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简称SALT）开始正式谈判。1972年双方签署协议，设立了进攻性武器增长的上限，并将每个超级大国的反弹道导弹发射场限制为1个（实际上变成了训练场，因为根据1969年尼克松最初的提议，美国要部署完整的反弹道导弹系统需要12个发射场）。美国的考虑是，既然国会拒绝批准两个以上导弹防御发射场，就必须在确保相互摧毁的基础上建立威慑。按这种战略导弹要求，双方的进攻性核武器已经足够（实际上远甚于此）造成无法接受的伤亡水平。没有导弹防御，消除了不确定性，确保了相互威慑。当然一旦威慑失败，结果也必然是整个社会的毁灭。

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里根颠倒了确保相互摧毁的方式。他提议销毁双方的所有进攻性武器，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允许建立防御系统。他试图通过禁止进攻系统，把防御系统作为对抗违规的手段，从而抛弃确保相互摧毁理念。但是戈尔巴乔夫（错误地）认为美国导弹防御项目进展顺利，而苏联因缺乏相应的技术和经济基础无法跟进，于是坚持维持《反弹道导弹条约》。实际上，苏联三年后放弃了战略武器竞赛，结束了冷战。

从那时起，根据与苏联（俄罗斯）的协议，先是乔治·W·布什总统，然后是奥巴马总统，削减了进攻性战略核弹头数量，减至每方约1 500枚，约为确保相互摧毁战略高峰时期弹头数量的10%。（削减后的数量也远远足以实施确保相互摧毁战略。）

核均势对国际秩序产生了矛盾的影响。历史上的均势帮助西方控制了当时的殖民地世界。相比之下，（西方自己创造的）核秩序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优势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但由于发达国家投入大量精力发展只在严重危机时才能使用的核武器，核武器的用途反而无意之间打了折扣。地区性大国可以通过拖长战争时间的战略，消磨“发达”国家公众支持战争的意愿，来弥补整体军事差距，比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经历，美国在朝鲜半岛、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历，苏联在阿富汗的经历。（除了朝鲜战争，其他几场战争的最终结局都是经过旷日持久的常规力量冲突后，实力强大得多的国家单方撤军。）传统的战争学说是线性的，针对的是敌方领土，而现在出现了非对称战争。游击战不需保卫任何领土，但能集中制造伤亡，销蚀公众继续支持战争的政治意愿。在这种意义上，技术上的优势变成了地缘政治上的无能。

核扩散的挑战

随着冷战结束，现有核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威胁基本消失。但是技术的传播，尤其是和平使用核技术的推广，大大增加了获得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意识形态分歧日益扩大，地区冲突旷日持久，都增强了获取核武器的动机，包括“流氓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冷战时核大国相互之间没有安全感，于是产生了相互克制。但对那些核领域的新进入者来说，这一点不可能同样适用，更别说对非国家行为体了。核武器扩散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秩序中一个全面的战略问题。

为了应对这些风险，美国、苏联和英国谈判达成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并于1968年开放供其他国家签署。（美国、苏联和英国于1968年签署，法国和中国于1992年签署。）该条约旨在防止核武器进一步蔓延。非核国家只要接受保障措施，确保核项目纯粹用于非军事用途，有核国家就可以在和平利用核技术方面给予援助。撰写本书之时，这份核不扩散协议共有189个缔约国。

不过，这个全球防扩散机制难以成为真正的国际准则。有人攻击它是一种“核种族隔离”，许多国家认为它偏向富裕国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限制条款诱劝其他国家必须遵约，但常常沦为一种愿望，而不具有约束力。非法制造核武器的迹象难以发现，也难以抵制，因为它的最初步骤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授权的和平利用核能完全相同。该条约禁止但未能防止缔约国（例如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从事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保障措施的秘密核项目，也未能阻止朝鲜2003年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在不受任何国际监控的情况下试验和扩散核技术。

当一国违反或拒绝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条款，打擦边球，或者干脆拒绝承认防扩散这一国际准则的合法性时，并没有明确的国际机制来强制其履约。迄今为止，只有美国针对伊拉克、以色列针对伊拉克和叙利亚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这也是对萨达姆·侯赛因发动战争的因素之一），苏联20世纪60年代曾考虑对中国动手，但最终收手。

在通过协商放弃核计划方面，防扩散机制也取得了几次重要成功。南非、巴西、阿根廷和几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先后放弃了核武器项目。那些核武器项目中有的接近完成，有的已经取得重要技术进展。同时，自从1949年美国的核垄断地位终结以来，核武器已被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以色列、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掌握，伊朗也处于核门槛水平。而且巴基斯坦和朝鲜已经广泛扩散了核技术。

新拥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意愿对核均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英国和法国的核能力只是对北约核武库的微不足道的补充。如果英国和法国被美国遗弃，且英法两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受到某个大国威胁，才会使用这一最后手段，或者凭借核武器在核战争中置身事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设施首先是相互瞄准对方，并以两种方式影响着战略均势。冲突升级的风险可能降低在这个次大陆全面爆发常规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核武器系统易受攻击，技术也难以防范短程袭击，先发制人的诱惑成为这种技术与生俱来的特点，尤其是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总之，核扩散带来了典型的核困境：核武器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但战争一旦爆发，惨烈程度将大大提高。

印度与中国的核关系最接近冷战对手之间的威慑态势。也就是说，它们倾向于避免使用核武器。巴基斯坦的核设施对地区和全球问题也有影响。巴基斯坦靠近中东，国内有大量的穆斯林，它偶尔会暗示自己承担着核保护者或核军械师的角色。向伊朗扩散核武器将会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参见第四章）。

久而久之，核武器的持续扩散甚至会影响核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均势。现有核国家领导人必须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这既包括其他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也包括核扩散国家带来的威胁。他们必须通盘考虑核战略，既要顾及主要潜在对手的威胁，也要为应对扩散留有余力。如果每个核大国都这样盘算，核扩散将导致这种余力成比例增长，接近或超过现在的极限。而且随着扩散的加剧，这些核关系相互交叠，日趋复杂。冷战期间相对稳定的核秩序将被新的国际秩序取代。在新秩序中，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宁愿给人留下不怕世界末日到来的印象，因为这也许反而使之比对手更能占据优势。

为了获得一张防范核超级大国的安全网，拥核国家甚至也会暗中或公然依附在某个超级大国的保护之下（例如处于核门槛的以色列、欧洲核国家和日本，还有中东地区其他核扩散或接近扩散的国家）。所以人们会发现，核武器扩散会形成联盟体系。虽然该体系在全球影响力和破坏力上远超导致“一战”的各种同盟体系，但僵硬程度与其大体相似。

当一个拥核国家的军事进攻能力接近两个核超级大国时（中国和印度都能做到），就可能出现极其严重的不平衡。任何一个核大国，如果能置身于另外两国核冲突之外，它就能逐渐占据支配地位。在多极的核世界，如果这个国家能联合其中一个超级大国，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因为两者力量相加就有了战略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前超级大国间的大致核均势就有可能发生不利于战略稳定的变化。俄罗斯与美国核裁军幅度越大，就越是如此。

核武器进一步扩散会大大提高核对抗的可能性。这增加了蓄意或未经授权转移核武器的危险，最终会影响核超级大国之间的平衡。而且，随着核武器的研发（无视正在进行的所有谈判）蔓延至伊朗乃至朝鲜，其他国家跟风效仿的动机将无法抑制。

面对这些趋势，美国需要不断审视自己的技术。冷战期间，核技术被广泛视为美国科技成就的前沿，是一种带来最大战略挑战的领先知识。当前，最优秀的技术人才都致力于对公众更加有益的项目。也许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禁止发展核技术被视为不可改变，尽管与此同时，核扩散国家在发展核武器，其他国家也在竞相提高核技术。即使美国在谈判限制使用核技术的同时，它也必须始终处于核技术的前列。

过去半个世纪没有发生大国冲突，从这个角度看，核武器似乎让这个世界更不容易爆发战争。但是，随着战争次数的减少，非国家行为体或一些国家以非战争名义制造的暴力事件大幅增加。巨大的风险，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化，揭示了非对称战争的可能性，也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无法长期保持克制带来的挑战。

最重大的挑战也许是，如果核扩散国家真的相互使用核武器，现有核大国该作何反应。首先，在现有协议之外，如何防止使用核武器？如果依然使用了核武器，必须马上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战争？对人类和社会造成的破坏如何处理？在维护威慑的有效性，或者威慑失败时必须采取措施时，如何防止报复升级？绝不能因技术进步而忽视这些人类发明有多么恐怖可怕，也不能忘记对这些技术的限制措施多么不堪一击。绝对不能允许核武器变成常规武器。在此关键时刻，要维持国际秩序，现有核大国就必须达成谅解，坚持核不扩散，否则核战争灾难将降临，并强加给我们另一种秩序。

网络技术和世界秩序

回顾历史，科技历经数十年、数世纪不断发展，提炼和整合了原有技术。甚至根本性的技术创新，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融入以前的战术和战略学说。坦克代替了数个世纪以来的骑兵，飞机是另一种形式的炮兵，战舰是移动的堡垒，航空母舰是飞机跑道。尽管核武器的破坏力极大提升，它在某些方面也是以往经验的延伸。

当前这个时代的最新发展，是计算能力的快速提升和信息技术扩展至社会的每个领域。戈登·摩尔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他在英特尔公司担任工程师的经历。他发现了一种按照一定时间间隔持续变化的趋势，即计算机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翻一番。4“摩尔定律”被证明有惊人的预见性。计算机的尺寸变小了，成本下降了，但速度以指数级加快。先进的计算机处理器现在几乎可以嵌入任何物体中，包括电话、手表、汽车、家用电器、武器系统、无人机和人体内。

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革命首先把众多个人和程序纳入同一交流媒介，并用同一种技术语言来翻译和追踪它们的行为。5网络空间（20世纪80年代杜撰的一个新词，当时基本上是一个假设概念）已经开始主导实体空间，并且开始在大型城市中心与实体空间融合。6网络空间的节点以指数级增加，节点之间的通信即时完成。一代人之前依靠人工或纸张的工作（阅读、购物、教育、交友、工业和科学研究、政治运动、财务、政府档案保管、监视和军事战略）都经过了计算领域的过滤筛选。人类活动变得越来越“数据化”，成为一个“可计量、可分析”系统的一部分。7

这一趋势将不断深化，目前连接互联网的终端设备约为100亿台，2020年将达到500亿台。“物联网”或“万联网”已经浮出水面。创新者现在预测会出现一个计算无处不在的世界，小型数据处理设备将嵌入所有日常物品（智能门锁、牙刷、腕表、健身追踪器、烟雾感应器、监控摄像机、烤箱、玩具和机器人）中，或浮在空中以“智能尘埃”的形式勘测和塑造环境。8每个物体都接入互联网并程序化，与中央服务器或其他网络设备沟通。

这种具有革命性的影响扩展到人类组织的每个层面。智能手机用户（当前约10亿人）9现在享有的信息和分析能力已经超过一代人之前的许多情报机构。聚合和监控这些信息的公司拥有的影响力和监视能力，已经超过当前许多国家和几乎所有传统大国。各国政府不愿把这个新领域拱手让给对手，因此踊跃进入这个还没有多少规则和约束的领域。所有的技术创新都具有诱惑力，这一新领域也将被视作一个战略优势领域。

这些变化速度之快，已经把那些技术能力不足以理解其长远影响的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科技发展把人类带入了一些迄今无法解释、不可想象的领域。结果，许多革命性技术只能在有能力、有判断力的技术先进国家得到使用。

任何一国政府，哪怕是极权主义政府，都无法阻挡信息的流动，也无法阻挡前所未有的数字化趋势。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认为试图削弱信息革命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或许也是不道德的。自由民主世界之外的多数国家也不再试图拒绝变化，转而追求掌控变化。每个国家、公司和个人现在都是技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或是主体，或是客体。本书的侧重点是探讨科技变化对国际秩序前景的影响。

在当代世界，核武器依然足以毁灭文明生活。尽管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核武器的意义和用途依然可根据战争与和平周期来分析。而新的互联网技术开辟了全新图景，网络空间挑战了所有历史经验。它无处不在，但本身不具威胁性，威胁取决于如何使用。网络空间带来的威胁尚不明朗，无法定义，更难定性。网络通信在社会、金融、工业和军事部门的广泛应用带来诸多优势，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弱点。它超越了多数规则和规定（其实也超出了许多监管者的技术理解力），在许多方面造成了哲学家所说的“自然状态”。根据霍布斯的说法，逃离这种状态的愿望就成了创建政治秩序的动力。

网络时代之前，国家实力取决于人力、装备、地理、经济和士气等要素。和平与战争时期有明确的分野。敌对状态由特定的事件触发，所执行的战略有明确的理论依据。情报部门主要在评估及偶尔削弱敌人实力方面发挥作用。情报活动受制于心照不宣的共同行为准则，或者至少受制于几十年的通行惯例。

互联网技术超越了战略和学说，至少目前如此。在这个新时代，对于能力还没有共同的解释，甚至没有共同的理解。对于使用这些能力，尚缺少或明或暗的约束。当隶属关系不清的个人也能实施极具野心和侵入性的行动时，国家行动这个概念可能也变得模糊了。事实上，实施网络攻击比网络防御更为容易，这助长了新网络能力的进攻倾向，让情况更加复杂。10

更加危险的是，实施这些行为的嫌疑人可以合理地推诿，而且也没有相关国际协议。即便有国际协议，现在也没有强制执行的制度。一台笔记本电脑就能造成全球性后果。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计算机能力，就能进入网络领域，在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让重要基础设施陷入瘫痪或彻底毁坏。在一国实际领土之外发起的行动，就可以让电网崩溃、电厂瘫痪。地下黑客集团已经证明能够侵入政府网络系统，散播机密信息，其结果足以对外交活动产生影响。“震网”就是一种由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它成功地破坏和延迟了伊朗的核努力，在破坏程度上相当于一次有限军事打击。112007年，俄罗斯对爱沙尼亚发起的“僵尸网络”攻击让通信瘫痪数日。

这种状况即便暂时对发达国家有利，也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通向世界秩序的道路也许漫长坎坷，但如果一个极为普遍的问题被排除在严肃对话之外，那么国际社会不会取得有意义的进展。所有各方，尤其是那些受不同文化传统影响的国家，不可能殊途同归，就这种侵入能力的本质和使用达成同样的结论。不过，对这一新形势形成共同认识、做出尝试非常必要。没有这种认识，各方将继续自行其是，从而扩大出现混乱结局的可能性。在虚拟网络世界采取的行动能够对现实世界采取的对策产生压力，而且它们造成的潜在破坏在本质上与以往的军事袭击相当。如果不做出明确的限制，不就相互克制的规则达成协议，危机很可能爆发，哪怕事出无意。国际秩序本身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在其他战略能力方面，各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国家行为不受约束在本质上是自掘坟墓。即便潜在对手之间，也需要走一条可持续的道路，就是综合使用威慑和相互克制，再加上一些措施，防止因误解和沟通不畅而发生危机。

网络空间在战略上已经不可或缺。撰写本书之时，用户（不管是个人、公司还是国家）行为都是取决于自己的判断。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预言：“下一次战争将在网络空间打响。”12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种国际秩序：一个关乎各国生存和进步的领域却没有任何国际行为标准，各国如何行事取决于单方面的决定。

战争史表明，每一种进攻性技术能力最终都会被相应的防御性措施抵消，虽然每个国家不会平等地获得这种防御能力。这意味着技术欠发达国家必须接受高科技社会的保护吗？结果会是过度紧张的力量平衡吗？核威慑表现为破坏力的平衡，但一旦使用核武器，这种平衡将不复存在，因为最大的危险是攻击没有预警，威胁突然降临。

与核武器一样，网络空间的威慑也不能建立在对称报复基础之上。如果网络攻击只限于特定的功能或范围，“同等反应”对美国和对攻击者可能产生全然不同的影响。例如，如果一个重要工业经济体的金融架构遭到破坏，那么受害者只能针对袭击者微不足道的同等资产进行反击吗？或者只针对实施攻击的电脑？这都无法构成充分的威慑，那么问题变成了“虚拟”进攻是否应该受到“相应”反击？应在多大程度上以及按照何种对应方式反击？新的威慑理论和战略学说尚在酝酿之中，急需向前推进。

最后，建立一个全球网络环境框架势在必行。它也许跟不上技术的发展，但建立框架的过程将有助于领导者认识到危害和后果。在对抗过程中，协议即便无足轻重，至少也能防止因误解而陷入不可挽回的冲突。

此类技术的困境在于，除非对一些关键能力形成共识，否则不可能确立行为准则。但主要行为体不愿将这些能力公之于世。美国要求中国约束利用网络获取商业秘密的活动，并声称这些活动的规模前所未有。可是，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公开自己的网络行为呢？

因此，在外交和战略上，网络大国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的非对称性，是一种内在的混乱秩序。许多战略对抗的重点由实体转向信息领域，如数据收集和处理、网络渗透和心理操纵。如果没有明确的国际行为准则，这个体系的内在动力就会产生危机。

人的因素

自从16世纪近代史开启以来，政治哲学家一直在争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霍布斯、洛克、卢梭从生物学、心理学角度对人类意识进行了描述，并以此为起点形成了他们的政治立场。美国的建国先驱们也是如此，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追溯社会的演变时，他们探究“根深蒂固的人性”因素：每个人都有强大却易错的理性和与生俱来的“自恋”，二者相结合便使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人的能力不同直接导致“学历和财产不同”，“社会划分成不同的利益和党派”。13虽然这些思想家对具体因素的分析及结论不同，但都从人性角度构建其理论框架，而人性的内在本质和现实体验是永恒不变的。

当今世界，人类意识是经过一个前所未有的滤器过滤形成的。全天当中，电视、电脑和智能手机这“三大件”让人与屏幕几乎不停地互动。现实世界的人际交流被无情地推入网络设备构成的虚拟世界之中。最近的研究表明，成年美国人在屏幕前约花掉一半醒着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还在延长。14

这一文化剧变对国家关系有何影响？决策者肩负着多重任务，其中许多是由他所在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决定的。他必须首先分析他所处的社会，因此自然需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没有对历史和未来的直觉，就无法做出判断。然后他必须努力了解这条轨迹将把他和社会带向何方。他必须抵制诱惑，不能照搬过去的决策，因为未来的路上会发生停滞，也会有衰落。在技术和政治剧变的时代，智慧不断告诉我们，必须另辟蹊径。显然，带领社会从此岸走向未知的彼岸时，一条新路既有优势也有劣势，而且好像总是优劣相当。沿着从未走过的道路前进需要睿智和勇气：需要睿智，是因为这个选择并非显而易见；需要勇气，是因为开始走这条路时将会形单影只。政治家必须激励人民坚持下去。伟大的政治家（丘吉尔、两位罗斯福、戴高乐和阿登纳）既有远见，又有决心，而当今社会越来越难以培养这些品质。

互联网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伟大且不可或缺的成就，但它侧重已然而非偶然、事实而非概念，侧重由共识而非自省形成的价值观。对于一碰按钮便能获取数据的人来说，历史和地理知识不是必需的。对那些在脸谱网上寻求成百上千的朋友点“赞”认可的人来说，那些孤独地在政治道路上跋涉的人的思维模式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在互联网时代，世界秩序经常等同于如下假设：如果人们能够自由获取和交流信息，人对自由的天然冲动会生根发芽，自由将会自动实现，历史将会自动前行。可是哲学家和诗人长期以来一直把思想分成三个部分：信息、知识和智慧。互联网聚焦于信息领域，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传播。越发复杂的功能被设计出来，尤其是能够对一些事实问题（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做出回应。搜索引擎能够越来越快地处理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可是，过度抓取信息可能反而抑制了知识的获取，让智慧更加遥不可及。

诗人T·S·艾略特在《磐石》的合唱词中捕捉到了这一点：

我们在生活中丢失的生命去哪儿了？

我们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去哪儿了？

我们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去哪儿了？15

事实很少不言自明，它的意义、分析和解释（至少在外交政策领域）取决于环境和相关性。随着更多问题被当作涉及具体事实的问题，人们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即每个问题都必须有一个可以追索的答案，问题和对策都不必深思熟虑，“上网查查”就行了。但在国家关系中（与其他许多领域一样），信息要想真的有用，就必须被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经验之中，逐渐成为实用的知识。如果领导人能够偶尔达到睿智的水平，于这个社会来说就是非常幸运的。

从书籍中获取知识是一种与互联网不同的体验。阅读比较花费时间，为了让这个过程更轻松，文风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不可能读完有关某个主题的所有书籍，更不可能穷尽所有书籍，把读过的内容总结归纳也不容易，所以向书本学习有利于概念思考，即能够识别可比的数据和事实，并把这种模式应用于未来。文风把内容与美学结合在一起，使读者与作者建立起关系，也与主题建立起关系。

传统上，另一个获取知识的途径是私人谈话。几千年来，思想的探讨和交流，除了交换信息中的实质性内容，还涉及情感和心理维度。它能让人了解对方的信念和个性等无形的东西。当今的网络文化非常奇怪，使人不愿面对面交流，尤其是一对一谈话。

在很大程度上，计算机解决了信息的获取、保存和提取问题。数据可以不限量地以可处理的形式有效储存。计算机提供了一些书籍时代无法获取的数据。它被高效包装，文风不再必要，记忆也无用武之地。当脱离环境处理一个决定时，计算机可以提供10年前无法想象的工具，但它也限制了视角。因为信息唾手可得，通信瞬间完成，所以对“意义”的关注度下降，甚至对“意义”也失去了清晰定义。这可能鼓励决策者不用未雨绸缪而是坐等问题出现，把决策当成一系列的独立事件，而不是历史连续体的一部分。如果这样，操控信息将取代思考成为主要政策工具。

同样，互联网还有淡化历史记忆的倾向。这种现象被描述为：“人们可以忘记那些他们认为可以从外部获得的信息，记住那些他们认为将会找不到的信息。”16现在大量信息都可以从外部获得，互联网降低了记忆的动力。通信技术增加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技术被视为思想的辅助和媒介，而降低了人们向内求索的能力。信息俯拾即是，人们更愿意当研究者，而不是思想者。17人类意识的变化可能改变个人的性格和交流的本质，也会改变人类社会本身。印刷时代的人们与中世纪的先人看到的是同一个世界吗？在计算机时代，我们用肉眼看世界的方式会被改变吗？

西方历史和心理学迄今依然认为，真相与观察者的性格和经历无关。可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改变真相本质的概念。几乎每个网站都包含某种定制功能，根据互联网追踪记录，确定用户的背景和偏好。这些方法意在鼓励客户“消费更多内容”，并在此过程中接触更多广告，最终推动互联网经济。18这些微妙的导引与传统上人类做选择的更大趋势是一致的。商品被分门别类，那些“你喜欢的”东西被优先展示，在线新闻被称为“最适合你的新闻”。19两个人使用同一搜索引擎查询同一问题，不一定得到同样的答案。真相的概念被相对化、个人化，失去了普遍性。信息被标榜为免费。其实，信息接收者支付的是供陌生人利用的数据，且会进一步影响他未来获得的信息。

无论这一手段在消费领域效用如何，都会对制定决策产生影响。决策面临的各种困难选择总是相近的。在社交网络无处不在的世界里，一个人还有空间拿出勇气，做出并非基于共识的决定吗？“预言家得不到他所处时代的承认”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不按常规观念行事，这是成就预言家的秘诀。在我们这个时代，留给预言家的提前期可能完全消失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追求透明和互联，破坏了隐私，抑制了个性培养和独立决策的力量。

美国的选举，特别是总统选举，代表了这一演变的另一个方面。据报道，2012年选举活动中有数以千万的潜在独立选民。对社交网络、公共文件、医疗记录的研究表明，这些档案实际上是每个人的情况介绍，精确程度甚至超过其本人的记忆。这让竞选活动可以选择喜欢的战术，可以是好朋友上门拜访（通过互联网发现）、个性化信件（源于社交网络研究），也可以是小组会议。

总统竞选几乎变成了互联网运营大师之间的媒体竞争。候选人以前谈论治国理政的实质问题，现在则沦为营销发言人，其营销方法的侵入性在一代人之前还属罕见。候选人的主要作用变成了筹集资金，而不是阐述议题。营销活动是为了传达候选人的理念，还是候选人表达的理念只是“大数据”研究的结果，意在迎合选民的偏好和偏见？能否避免只照顾大众情绪，而将建国先驱们设想的理性过程抛诸脑后，使民主演变成蛊惑人心的结局？如果选举所要求的素质与执政所必需的素质差距太大，外交政策中所需的理念把握和历史感就会丧失。培养这些素质可能耗费总统第一任期太多时间，不利于美国发挥领导作用。

数字时代的外交政策

有思想深度的观察家认为，互联网和先进计算能力崛起带来的全球转型，是一个大众赋权和走向和平新时代的开端。不管是曝光当局的胡作非为，还是消除导致误解的文化壁垒，他们都欢迎这种增强个人能力、促进透明度的新技术能力。乐观主义者不无道理地指出了即时全球网络给通信带来的令人惊讶的新威力。他们注重电脑网络和“智能”设备创造新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率的能力，希望在网络上群策群力，解开以前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20

有一派观点认为，与网络通信相似的原则，如果正确运用到国际事务领域，可以帮助解决由来已久的暴力冲突问题。这派理论认为，“想延续宗教、文化、种族神话的人，必须努力让他们讲述的故事在见多识广的新听众海洋里不至于沉没。有了更多数据，每个人都有了更好的参照系”21，传统的民族和教派对抗在互联网时代就可能缓和。它有可能让国家对抗降温，解决历史性纷争，因为“有了今天的技术设备、平台和数据库，政府将来更难以在这样的诉求上互相争论。这不仅是因为有了永久证据，也是因为别人也能获得同样的原始资料”。这种观点认为，网络数字设备的普及将成为积极推动历史发展的引擎，新通信网络将减少权力滥用，软化社会和政治矛盾，帮助迄今仍处于分裂状态的地区融入更加和谐的全球体系。

这种观点的乐观之处酷似伍德罗·威尔逊的预言，相信民主、公开外交和共同准则会把整个世界团结起来。恰如威尔逊最初对务实派和理想派之间区别的看法，这种观点作为政治或社会秩序的蓝图，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自文明之初，同一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就存在冲突。冲突的根源并不限于缺乏信息或无法分享信息。冲突不仅出现在缺乏相互了解的社会之间，也出现在相互过于熟悉的社会之间。即便面对同样的原始资料，人们也会对其意义或主观价值争执不下。在价值观、理想或战略目标存在根本矛盾的地方，披露信息和互联互通能缓和冲突，有时也会火上浇油。

新的社交和信息网络刺激了增长和创造力。它们允许个人表达观点，报道以前未引起注意的不公正。在危机形势下，它们提供了重要的快速沟通能力，以可靠方式报道事态和宣传政策的能力，还有可能防止由于误解而导致的冲突。

然而，新的社交和信息网络也会让相互冲突、有时互不相容的价值体系短兵相接。22互联网新闻和评论的出现，以及数据驱动的选举策略并没有显著软化美国政治的党派立场。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就是让极端派赢得了更多的拥护者。在国际上，一些不为人知、未被注意的表达方式现在被全世界宣传，被人当成了煽动暴力的借口，就像伊斯兰世界中有人对丹麦报纸上的煽动性漫画或一部无足轻重的美国自制电影做出的反应一样。同时，在冲突形势下，社交网络既能消除传统社会裂痕，也可能扩大裂痕。叙利亚内战的视频广泛传播，看来没有阻止杀戮，反击更加坚定了交战各派的决心。而臭名昭著的“伊斯兰国”也使用社交媒体宣布建立哈里发政权，鼓动开展“圣战”。

一些威权政府可能会因为在线传播的信息或通过社交网络上发起的抗议事件而倒台，迅速被支持人道和包容价值观的更加开放的参与式制度取代。还有一些地方，执政当局会获得更加强大的镇压手段。无所不在的传感器跟踪并分析每个人，记录并传播他们的每项经历（现在基本从出生开始），（利用最前沿的计算能力）预测他们的想法。传感设备的普及应用既有利于自由，也有利于镇压。23这些新技术最不可思议的方面也许是，它赋予处于政治和经济架构顶端的小团体以力量。他们用这种技术处理和监控信息，引导辩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真相。24

西方赞扬脸谱网和推特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的作用。25手持数字设备的人群在最初的示威中取得成功，但使用新技术不能保证占据上风的是设备发明者想要的价值观，甚至也不是大多数民众想要的价值观。而且，召集民众示威的技术同样可以用来跟踪和镇压他们。现在，任何一个大型城市的大多数公共广场都受到视频监控，任何使用智能手机的人都能被实时电子跟踪。最近一次调查得出结论，“互联网使跟踪更容易、更便宜、作用更大”26。

通信的全球覆盖和方便快捷消除了国内动荡和国际动荡的差别，模糊了领导者的要求和呼声最大群体即时提出的要求。过去，一些事件的影响数月后才能看清，现在几秒之内就传遍全球。人们期待决策者在几个小时内就表明立场，并影响事态的发展，决策效果也会通过同一即时网络全球传播。迎合数字化大众要求的冲动，可能会破坏所需的判断力，导致无法制定符合长期目标的复杂路线图。信息、知识和智慧之间的区别消失了。

新外交认为，如果足够多的人聚集起来，公开呼吁政府下台，并用数字手段传播他们的诉求，那么这就是一种民主的表现，西方应当给予道义甚至物质支持。这种做法要求西方领导人（尤其是美国领导人）通过同样的社交网络立即明确表达认可。西方国家放弃该国执政当局的消息会再次通过互联网传播，获得进一步的宣传和肯定。

如果说旧外交有时无法向值得给予道义支持的政治力量提供帮助，新外交则有与战略脱钩、不分青红皂白进行干预的风险。新外交还未能评估主要参与方的长期意图、成功前景及执行长期政策的能力，就要向全球受众宣称绝对的道义。一时的情绪压倒一切，而主流人群的动机、协同领导能力、该国的基本战略和政治因素以及与其他战略重点的关系反而退居次席。

秩序不应高于自由，但是对自由的肯定不应仅仅是一种情感诉求，更应上升为一种战略。为了追求人类价值，表达崇高的原则是第一步，之后在处理人类事务内在的模糊和矛盾时必须贯彻这些原则，这正是政策的职责所在。在这个过程中，分享信息和公众对自由制度的支持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崭新方面。但仅凭这些，而不关注根本战略和政治因素，诺言将难以实现。

伟大的政治家，不管个性多么不同，几乎都对他们社会的历史有本能的感情。正如埃德蒙·伯克所写的：“从不回首追忆前人的人，也无法寄望于后人。”27那些致力于成为互联网时代伟大政治家的人持什么态度呢？习惯性的不安全感，再加上顽固的一意孤行，威胁着互联网时代的领导者和民众。由于领导者越来越不是计划的发起者，他们需要靠意志或魅力来掌控局面。广大民众更难接触到公开辩论背后人们看不到的东西。美国、欧洲等地的重要法律文本经常长达数千页，其确切含义即便对投赞成票的议员来说也晦涩不清。

尽管认识到领导工作不只是每天按照民意调查结果行事，但西方历代领导人还是履行了民主职能。将来的领导人熟谙信息环境，可以采取目标精准的短期政策，有利于连选连任。但如果离开数据挖掘技术，他们可能不愿或无法行使领导职责。

在这样的环境中，参加公开辩论的人有可能更愿意迎合当下的情绪，而不是进行严谨的论证。那些靠渲染夸大而获得地位的谋利者每天都把即时热点灌输到公众意识中。参加公众示威的人很少能团结在一个具体计划的周围。实际上，许多人为了获得片刻的兴奋，主要把他们在事件中的作为当成了一种情感体验。

这些态度部分反映了社交媒体时代界定身份的复杂性。社交媒体宣称突破了人际关系，鼓励最大限度共享信息，不管是个人信息还是政治信息。人们被鼓励（甚至请求）向公共网站上传最私密的行为和想法，而网站管理公司的内部规则，普通用户大多无法理解。最敏感的信息只有“朋友”才能看到，而实际上这样的“朋友”可能成千上万。人们都想要获得认可。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共享个人信息就不会那么普遍，有时甚至有些令人不快。只有非常强大的个性才能抵挡住网上大量夸张的负面判断。共识的达成，越来越不是靠思想的交流，而是靠情绪的分享。在一个貌似志同道合者组成的群体中，其成员无法逃避狂热情绪的影响。这些网络会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不再时而遭到滥用，因此不再需要传统制衡的体系吗？

新技术开启了无限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对国际秩序的思考必须顾及靠大众共识驱动的社会中存在的内部危险，因为这些社会失去了符合其历史特征的必需的环境和远见，在其他时代，这一直被认为是领导能力的精髓。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它有可能沦为一串口号，只是为了获得即时的短期认可。外交政策不再是塑造未来的实践，有成为国内政治一部分的危险。如果大国都在本国内以这种方式推行政策，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关系将遭到相应的扭曲。交换看法很可能变成固化分歧，政治家风范变成装腔作势。随着外交变成迎合激情的姿态，寻求均衡有可能变成试探极限。

为了避免这些危险，无愧于技术时代，我们需要智慧和远见，需要深化和优化对历史和地理的了解。这项任务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社会需要调整教育政策，使其适应国家长远目标和培养价值观的终极目标。设备发明者彻底改变了信息的收集和分享，他们也可以做出同样（如果不是更大）的贡献，设计出深化理念基础的工具。在通向第一个真正全球性世界秩序的道路上，人类在取得伟大技术成就的同时，必须发挥人道主义精神，抛弃偏见，提高道德评判力。

结论

当今时代能建立世界秩序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一种世界大家庭的意识似乎即将形成。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地区因战争而疲敞。不发达地区开始非殖民化进程，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所有国家都需要合作而不是对抗。美国不但没有受到战火的破坏，反而通过这场战争加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国家自信，开始推行它认为适用于整个世界的理想和实践。

美国开始接过世界领袖的火炬，并为世界秩序增添了一个新维度。这是一个明确建立在自由和代议制政府思想之上的国家，它把自己的崛起视为自由和民主的扩展，认为自由和民主这股力量能够带来迄今为止遥不可及的公正持久的和平。关于秩序，传统上欧洲认为各国及各国人民之间本来就相互竞争，为了限制它们各自的抱负引发冲突可能带来的影响，欧洲依靠均势和一批开明的政治家。美国的主流看法认为人类天生理性，倾向于互谅互让，讲究情理和公平交易。传播民主因此成为国际秩序的首要目标。自由市场将激励个人，富足社会，经济相互依赖将取代传统的国际对抗。这种观点认为，冷战是共产主义的脱序悖逆造成的，苏联迟早会重返国际社会。此后，新的国际秩序将覆盖全球所有地区，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将使各国社会变得更加人性化，从而国家之间的冲突更不可能发生。

几代人建立世界秩序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已经结出果实。这一成功表现为：当今众多独立的主权国家管理着世界大部分领土；民主和参与式治理的扩展即便不是普遍的现实，也已经成为共同的志向；全球通信和金融网络实时运转，历代人难以想象的大规模的人际互动成为可能；人类共同努力应对环境问题，至少有做出努力的动力；国际科技、医疗和慈善团体集中精力应对重大疾病和卫生事件，而这些疾病和卫生事件昔日被认为是不可抗拒的天灾。

美国对这一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不管受益者请求与否，美国的军事实力为全世界提供了安全盾牌。在基本上由美国单方面提供的军事保护伞下，大部分发达国家结成了一个联盟体系，而发展中国家则免于遭受它们有时没有认识到，更不要说承认的某种威胁。全球性经济得以发展，美国提供了融资、市场和大量创新。从1948年到世纪之交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短暂的时期。在此期间，一种全球性世界秩序初步显现，它既体现了美国的理想主义，又融合了传统的均势概念。

正是由于这一事业的成功，它必然最终会受到挑战，而且对它的挑战有时是打着世界秩序的旗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普遍意义源自它的程序性特征，即在价值观上是中立的。它的规则适用于任何国家：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边界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享有主权，鼓励遵守国际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弱点是其长处的反面。尽管这个体系由饱经战乱的国家设计，但它并没有提供一种方向感。它给出了分配和维持权力的方法，但没有解答如何产生合法性。

在建立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一个关键问题必然涉及该世界秩序普遍原则的实质。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对待秩序的方式截然不同。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一直坚信：对观察者来说，现实世界是外部因素；知识包括记录和区分数据（越准确越好）；外交政策的成功取决于准确评估现实和各种趋势。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和平反映了对现实（尤其是权力和领土的现状）的判断，代表了一种世俗的秩序概念，而不是宗教诉求。

在当代其他伟大文明中，现实情况是观察者内在认识的反映，是由心理、哲学或宗教信念界定的。儒家思想按照接近中华文化的程度把世界划分成不同层次的进贡国。伊斯兰教把世界秩序划分成伊斯兰教的和平世界和异教徒所在的征伐世界。

因此，中国认为没有必要走出国门去发现世界，认为通过在内部弘扬道德，已经在世界上建立了秩序，而且是最合理的秩序。而伊斯兰教则只能通过征服或全球传教从理论上建立世界秩序，因为现在不存在征服或全球传教的客观条件。印度教相信历史轮回，认为超自然现实高于现世体验，把自己的信仰世界当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不会通过征服或劝说去争取新的皈依者。

这种区别决定着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西方在实证研究上取得了成就，因此积极探索世界，培育科学和技术。而认为自己是世界秩序中心的其他传统文明没有这样的动力，因而在技术上落在了后面。

那段时期已经结束了。世界其他地区正在追求科学技术。由于不受既有模式的制约，它们可能比西方具有更大的能量和灵活性，至少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是如此。

在地缘政治世界中，西方一手建立并声称全球适用的秩序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1这一秩序给出的对策已经全球知晓，但在这些对策的应用上却没有共识。对民主、人权和国际法等概念的解释千差万别，交战各方动辄把它们作为战斗口号攻击敌人。这个体系的规则虽然已经公布，但因缺乏强制实施手段而始终不起作用。在有些地区，对伙伴关系和共同体的承诺已经被测试对方底线的更强硬姿态取代，或至少伴有这种姿态。

有人认为，西方的说教和所作所为造成了，至少是助长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这一观点以及崩溃的地区秩序、不同教派之间的厮杀、恐怖主义和没有取胜的战争，导致后冷战时代初期的乐观设想——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扩展会自然产生一个公正、和平与包容的世界——备受质疑。

在世界的几个地区，出现了一种抗衡的动力，要构筑堡垒以抵御西方发达国家诱发危机的政策，包括全球化方方面面的影响。曾经作为根基的安全承诺现在受到质疑，有时疑虑竟来自这些安全承诺旨在保护的国家。西方国家正在大量削减核武库，或降低核武器在它们战略学说中的作用，而所谓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却在大力研发核武器。曾经支持美国推行美国版世界秩序的政府（虽然有时也对该世界秩序感到困惑），现在开始怀疑美国最终是否有足够的耐心把这项事业坚持到底。这种观点认为，接受西方的世界秩序“规则”会带来一些不可预测的不利因素。这一观点明显导致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国与它渐行渐远。实际上，在一些地方，普世准则（例如人权、法定程序和男女平等）被嘲笑为北大西洋的偏好，而且这种嘲弄还被看作一种美德和另外的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为了排他性利益，更基本的自我认同形式受到推崇。2

结果不仅造成了权力的多极化，还导致世界上的各种现实矛盾交织。绝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以上趋势会在某一时刻自动融入一个平衡、合作的世界，甚至融入某种秩序。

国际秩序的演变

每一种国际秩序迟早都要面对挑战其凝聚力的两种倾向的影响：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势发生重大变化。当支撑各种国际安排的价值观被根本改变时（或是被负责维护这些价值观的国家遗弃，或是被推翻，代之以全新的合法性概念），就会出现第一种倾向。西方上升时期对非西方世界的许多传统秩序就产生了这种影响。伊斯兰教在7世纪和8世纪第一波扩张时也是这样。18世纪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外交也产生了这种影响。此外，还有20世纪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极权主义，以及当今时代伊斯兰主义者对中东脆弱的国家结构发动的袭击都是如此。

这些剧变的实质是，虽然它们通常以武力为基础，但究其根本还是在心理上造成的冲击。那些遭到冲击的国家不仅要保卫疆土，还要捍卫它们的基本生活方式以及生存和行为的道德权利。这种行为方式在受到挑战前，一直被认为不容置疑。特别是多元社会的领导人，自然倾向于与革命代表协商谈判，期望后者所要的只是在现有秩序前提下进行谈判，达成一个理性的解决方案。秩序之所以沦陷，并非主要因为军事上的失败或资源的不平衡（虽然经常是这种情况），而是因为未能看清它所面临的挑战的性质和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伊朗核谈判的最终考验是：伊朗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战略上的变化，还是为了追求长期政策而采取的战术安排？西方是否把战术行为当成了战略方向的改变？

导致国际秩序危机的第二个原因是，事实证明它不能适应权力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有时候秩序之所以崩溃，是因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停止发挥作用或不再存在，就像20世纪末苏联解体时共产主义国际秩序发生的情况一样。抑或崛起国家不愿扮演它未参与设计的体系分配给它的角色，而现存大国也许无力对这一体系的平衡做出调整，以包容它的崛起。在20世纪的欧洲，德国的崛起就对国际体系造成了这样的挑战，引发了两次灾难性战争，欧洲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带来了类似的结构性挑战。美中两国（21世纪的主要竞争者）首脑承诺通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避免欧洲悲剧的重演。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仍有待两国共同阐明。美中（或其中一个）提出这个概念也许是一种战术策略。尽管如此，这是避免重蹈昔日历史悲剧覆辙的唯一出路。

求得秩序两方面（权力和合法性）的平衡是政治韬略之本。不考虑道德因素的权力算计会将每一次分歧变成实力的较量，各方野心将永远得不到抑制。面对不断变化的权力组合，各国将不得不计算得失，却得不出任何结果。这种做法实难持久。另外，不考虑均衡的道德惩戒也容易导致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或推出容易受到挑战的虚弱政策。以上两种极端倾向，哪一种都容易危及国际秩序本身的凝聚力。

部分地由于第九章讨论过的技术原因，当今时代的权力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动中。每一个10年间，合法性诉求的范围都会以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方式倍增。当武器能够毁灭人类文明，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能够瞬间完成，而且具有前所未有的侵入性时，现有的维持均势或价值共同体的算计方式可能已经过时。

随着以上不平衡的增长，21世纪的世界秩序结构显然在几个重要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

首先，国家作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正式单元，它本身的性质面临重重压力，遭到蓄意攻击和拆解，在有些地区因忽视而受到侵蚀，常被应接不暇的事件淹没。欧洲开始走出国家范畴，主要凭借软实力和价值观来谋划外交政策。但是，脱离战略概念去寻求合法性能否长久维持世界秩序令人怀疑。欧洲还没有赋予自己国家特性，这容易导致内部权力真空和边境地区力量失衡。中东部分地区已经被分割成相互冲突的教派和族裔，宗教意识浓厚的民兵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势力肆意侵犯边境和主权。亚洲的挑战与欧洲正好相反，威斯特伐利亚均势的各项原则大行其道，但都基于同一种合法性概念。

冷战结束以来，我们在世界的几个地区目睹了“失败国家”、“无主空间”等现象。有些国家连这个称呼都配不上，无法控制武力的使用，也不能行使有效的中央权威。形形色色的准主权单元行为方式模糊不清，而且常常信奉暴力，很多情况下源自对各自迥异的文化做出极端的诠释。如果大国把操纵这些单元作为外交政策的话，无政府状态在所难免。

其次，这个世界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不同步。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全球经济动力旨在消除不利于货物和资本流动的障碍，而国际政治体系依然主要基于各种迥异的世界秩序观，旨在调和不同的国家利益观。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不顾及国家边界，国际政策努力调和各国相互冲突的目标，但依然强调边界的重要性。

在这些动力作用下，世界经济连续几十年持续增长，其间不时地被似乎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打断，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1997年的亚洲、1998年的俄罗斯、2001年及2007年的美国和2010年的欧洲发生的金融危机。赢家（即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挺过这些风暴并继续发展的国家）没有什么怨言。而输家（比如深陷结构性泥潭的国家，欧洲南部一些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寻求的解救办法否定或至少阻碍了全球体系发挥作用。

尽管危机发生的原因各有不同，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过度投机和忽视风险。人们发明出来的金融工具掩盖了相关交易的本质。放贷者难以评估自己做出的承诺，而借款者（包括大国）难以了解债务的含义。

因此，国际秩序面临一个悖论：繁荣取决于全球化的成功，而这个过程经常产生不利于实现夙愿的政治反应。全球化的经济管理者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全球化的政治进程。而政治进程的管理者不愿意冒失去国内支持的风险对经济或金融问题未雨绸缪，因为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只有专家才懂。

在这种情况下，挑战变成了一个治理问题。各国政府面临让全球化进程向有利于本国利益或重商主义方向倾斜的压力。在西方，全球化问题与奉行民主的外交政策问题密不可分。寻求国际政治秩序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和谐挑战了原有的观点：之所以追求世界秩序，是因为它需要扩大国家框架；之所以需要对全球化加以规范，是因为可持续发展需要调整传统的模式。

再次，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使大国能在重大问题上磋商，也许还能合作。由于今天的多边论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以上批评也许显得有点奇怪。除了最具权威，但经常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陷入僵局的联合国安理会外，现在还有北约和欧盟定期举办的大西洋领导人峰会。亚太地区领导人有亚太经合组织和东亚峰会，发达国家有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主要经济体有二十国集团。美国是所有这些论坛的关键参与者。不过，这些会议的性质和频率不利于阐释长期战略。讨论日程安排和磋商正式议程占用了大部分准备时间。一些论坛实际上围绕着各国领导人的日程转，因为很难定期把各国首脑召集到一个地方开会。与会各国元首由于职务原因，必然更加关注他们在会议上采取的行动的公共影响，倾向于强调战术意义或公关效果。这个过程除了拿捏公开姿态之外别无他用，顶多是讨论一下迫在眉睫的战术问题，弄得不好就只是一场新形式的“社交媒体”活动。当代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架构如果还有用的话，不能只靠共同宣言来确认，必须培育出一种共同信念。

总体来看，美国的领导作用始终不可或缺，尽管有时美国扮演领导角色时犹豫再三。它一直寻求保持稳定和倡导普世价值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并不总是与不干涉主权或尊重他国历史经验的原则吻合。在美国经验的独特性与对其普世性理想的自信之间、过度自信和内敛自省之间寻求这种平衡必然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但它绝不能退缩。

我们走向何方？

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失败的后果不一定是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虽然在一些地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更有可能的是演变成与特定国内结构和治理形式相一致的种种势力范围（如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或极端伊斯兰版本）。3在其边缘地带，各势力范围都可能对它认为不合法的秩序实体试探自己的力量。它们会连成网络，进行即时通信，不断地相互碰撞。这一过程造成的紧张状态最终会升级为谋取整个大洲乃至全球的地位和优势。地区之间的争斗有可能比以前国家之间的争斗更加惨烈。

当代建立世界秩序需要一个在各地区内部确立秩序观的一致战略，并将不同地区的秩序相互联系起来。这些目标不一定完全相同或能自我调和。一种极端运动若是获胜，或许会给一个地区带来秩序，但有可能在其他地区造成冲突，或是引发与其他地区的冲突。一国在军事上控制一个地区即使看上去似乎带来了秩序，但有可能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一场危机。

均势概念应当重新评估。从理论上讲，均势应该是不难计算的。但事实证明，协调一国与他国的考量并对考量的极限达成共识是极其困难的。外交政策所含的臆测性是指有必要根据判断调整行动，而判断做出之时又无法验证其正确与否。在大动荡时期，尤其如此。旧秩序陷于动荡之中，它会被什么样的秩序取代又是一个未知数。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对未来的评估。然而，各国内部结构不同，对现有趋势意义的评估也会不同，更重要的是，处理这些差异的标准也会相互冲突。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

一种肯定个人尊严和参与式治理、遵照一致同意的规则开展国际合作的世界秩序不失为一条出路，也是激励我们的动力。但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还需要走过一系列的中间阶段。在任何一段时间，如果我们能像埃德蒙·伯克所写的那样，“默许没有达到抽象的完美的可行计划，而不是追求更加完美”，通常会更好。而坚持一蹴而就有可能引发危机，甚至导致幻灭。4美国的战略和外交需要容忍前进道路上的复杂曲折，既看到目标的崇高伟大，也认识到人类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出的努力必然是不完美的。

在21世纪世界秩序的演变过程中，美国要发挥负责任的作用，就必须准备好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无论以何种方式，哪怕是独自行动，美国要努力防止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界定了社会生存下去的最低条件。

即使得不到任何多边支持，美国也要努力实现什么？这界定了美国国家战略的最低目标。

只有在联盟的支持下，美国才会实现什么，防止什么？这界定了美国作为全球体系一部分的国家战略追求目标的外沿。

即便一个多边集团或联盟敦促美国，美国也不应该参与什么？这界定了美国参与世界秩序的限制条件。

最重要的是，美国努力促进的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推行哪些价值观要部分地取决于具体情况？

以上问题原则上也适用于其他社会。

美国在两个层面上追求世界秩序：拥抱普世原则，同时需要接受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现实。除了分析过去困难重重的数十年积累的教训，我们还必须继续肯定美国的独特性。有些国家放弃自己的承诺或特性，择易而行，但历史不会善待它们。作为现代世界人类自由的坚定倡导者和捍卫人文价值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地缘政治力量，美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努力方向。

无论从哲学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为了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美国必须目标坚定。然而，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立世界秩序。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

在当前的历史时刻，这意味着根据当下的现实实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化。

相异的文化有可能构成一个共同体系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出自约200名代表之手。他们分两批汇聚在相距40英里（在17世纪是可观的距离）的两个德意志小镇，其中没有一人被作为重要人物列入史册。他们之所以克服了重重障碍，是因为他们都经历了惨烈的“三十年战争”，决心不让战争重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前景更加严峻，必须应势而动，否则就会被挑战吞没。

远古的神秘历史碎片揭示出，人类社会无可救药地充满着变化和冲突。“世界秩序”就像火焰，“适度地燃烧，适时地熄灭”，而战争则是“世间的圣父和国王”，带来了世界上的变化。但是，“在表面之下，事物统一在一起；而统一取决于在相互对立的事物之间做出平衡的应对”。5当今时代的目标必须是约束战祸，实现平衡，而且必须在历史的激流中完成这一使命。对此，一个著名的隐喻便是：“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人也许永远把历史看作一条河流，但河水会变化不止。

多年前，我年轻自负，曾妄想就“历史的意义”建言立说。6我现在明白了，历史的意义需要探索发现，而不应断言。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同时认识到今后仍需公开讨论这一问题。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而政治家必须在结果难料的情况下做出应对挑战的决策。

致谢

本书源自与查理·希尔在一次晚宴上的谈话。他是耶鲁大学布雷迪–约翰逊大战略项目的杰出研究员、人文科学项目的高级讲师。我担任国务卿的时候，他是政策规划司的重要成员。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朋友，有时是合作者。

在那次晚宴上，我们共同得出结论：世界秩序观的危机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最根本的国际问题。当我决定就这个题目写书的时候，查理给予我许多宝贵的建议和帮助。查理将他写的有关这个主题各个方面的几篇文章提供给我，还在本书初稿阶段审阅了几个章节，随时跟我进行讨论，并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帮助我校订了全部书稿。

斯凯勒·斯考滕不知疲倦，不可或缺。我三年前已用过这两个形容词，来描述他对《论中国》所做的贡献。从技术上讲，他是我的研究助理，但像密友一样和我一起追求知识。他承担了大部分研究工作，从研究资料中提炼出有思想深度的摘要，数次审阅书稿，并多次跟我就这个主题深入讨论。他对本书的贡献至关重要；他重任在肩，却能从容应对，可见他能力非凡。

我的出版商企鹅出版社的编辑非同一般。这是我第一次同时与两位编辑合作，但他们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安·葛道夫作为总裁和总编辑，也主动参与本书的编辑。她凭借深刻的理解力和良好的常识，帮助我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一些普通读者不甚熟悉的晦涩措辞和历史典故。她也在全书结构上提出了重要建议。我不知道她怎么有时间形成这么全面深入的认识，我对此深表感激。

她的同事斯图亚特·普罗菲特是企鹅出版社英国分公司的发行人，是一个近乎痴迷的历史爱好者。她也主动阅读每一章节，提出了一丝不苟、深思熟虑的建议，并提醒我注意一些重要的参考书目。与斯图亚特共事，就像接受一位博学、耐心、和蔼的大学导师的单独辅导。

我从未就互联网事务写过东西，对这个问题的技术方面也几乎一窍不通，但我对这一新技术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做了大量思考。埃里克·施密特耐心而亲切地帮我认识这个世界。我与他在东海岸和西海岸多次见面，就广泛的议题进行了极具启发意义的探讨。有几次，贾里德·科恩也加入进来，对本书的写作做出了极大贡献。有两次，埃里克邀请我去拜访谷歌，与他的几个才华横溢、魅力四射的同事交换意见。

有几位朋友和故交架不住我的再三请求，阅读书稿的某些章节并提出建议。他们是：芮效俭和温斯顿·洛德（亚洲部分），迈克尔·格菲勒和艾玛·斯凯（中东部分），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尔教授（整部书稿）。老朋友莱斯·盖尔布、迈克尔·柯尔达、佩吉·努南、罗伯特·卡普兰也对书中的几章提出了深邃洞见。

特里莎·阿曼泰亚是第六次与我合作。在我的办公室，她以特有的组织技巧和热情监督了文字录入、事实核查和所有其他技术问题。由于截止日期迫近，特里莎也做了大量文字录入工作，乔迪·威廉斯则从旁提供协助。两人已跟我共事几十年。我感谢她们的高效工作，更感谢她们的尽职尽责。

路易丝·库斯纳新近才加入团队，但她同样全情投入。她高效完成了编辑修改建议的确认工作。此外，在我集中精力写作的时候，她从容淡定地把我的整个日程安排得井然有序。

杰西·莱波里和凯瑟琳·厄尔也都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企鹅出版社的英格丽德·斯特纳、布鲁斯·吉福德和诺伊林·卢卡斯编辑了书稿的文字，卓有成效地完成了相关任务，在编辑制作阶段展现了非凡的耐心和细致。

与出版《论中国》时一样，安德鲁·怀利代表我，以智慧、韧性和果断与世界各地的出版商打交道。我对他深表感激。

我将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南希。她是我的生命。她一如既往地阅读了整部书稿，以不同寻常的敏锐视角做出了评论。

不必多说，本书的疏漏由我本人负责。

注释

序言 对世界秩序问题的思考

1. Franz 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as quoted in Antony Black,The History of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207.

第一章 欧洲：多元化的国际秩序

1. Kevin Wilson and Jan van der Dussen,The History of the Idea of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3).

2. Frederick B. Artz,The Mind of the Middle A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275–80.

3. Heinrich Fichtenau,The Carolingian Empire: The Age of Charlemagne, trans. Peter Munz (NewYork: Harper & Row, 1964), 60.

4. Hugh Thomas,The Golden Age: The Spanish Empire of Charles V (London: Allen Lane, 2010),23.

5. James Reston Jr.,Defenders of the Faith:Charles V, Suleyman the Magnificent, and the Battle for Europe, 1520–1536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9), 40,294–95.

6. 见第三章。

7. See Edgar Sanderson, J. P. Lamberton, and John McGovern, Six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vol. 7, Famous Foreign Statesmen (Philadelphia: E. R. DuMont, 1900),246–50; Reston, Defenders of the Faith, 384–89. 对日后桀骜不驯、对普世诉求存有戒心的欧洲而言，查理大帝的统治更像盛气凌人的威胁，而不是他几乎实现了人民期待的统一。正如18世纪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所说，“查理大帝将众多王国和公国置于统一管理之下，使人类再次感到了单一君主统治世界的威胁。”David Hume,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1742), 2.7.13.

8. See Jerry 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3), 82–113 (discussion of the Hereford Mappa Mundi, ca. 1300); 4 Ezra 6:42; Dante Alighieri,The Divine Comedy, trans. Allen Mandelbaum (London: Bantam, 1982), 342; and Osip Mandelstam, “Conversation About Dante,” inThe Poet’s Dante, ed. Peter S. Hawkins and Rachel Jacoff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1), 67.

9. 黎塞留自己有一位“灰衣主教”，即他的心腹谋士弗朗索瓦·勒克莱尔·德·特朗布莱。他因身披嘉布遣会约瑟夫神甫的袍子而被人称为黎塞留的“灰衣主教”。此后，在外交史上，这一称号被用来指幕后的权势人物。Aldous Huxley, Grey Eminence: A Study in Religion and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1).

10. See, for example, Niccolò Machiavelli,The Art of War (1521),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y (1531),The Prince (1532).

11. Joseph Strayer, Hans Gatzke, and E. Harris Harbison,The Mainstream of Civilization Since 1500(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1), 420.

12. Richelieu, “Advis donné au roy sur le sujet de la bataille de Nordlingen,” inThe Thirty Years War: A Documentary History, ed. and trans, Tryntje Helfferich (Indianapolis: Hackett,2009), 151.

13. Peter H. Wilson,The Thirty Years War: Europe’s Traged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673.

14. 大多数代表都是带着非常实际的指示来参加会议的。Ibid., 676.

15.Instrumentum pacis Osnabrugensis (1648)andInstrumentum pacis Monsteriensis (1648), in Helfferich,Thirty Years War, 255, 271.

16. Wilson,Thirty Years War, 672.

17. 这些倡导宽容的正式条文只适用于三个得到承认的基督教教派：天主教派、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

18. 巴麦尊对下院的演讲，1848年3月1日。奥兰治的威廉亲王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为反对法国称霸企图奋斗了一代人的时间（先任荷兰执政，后来又是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国王）。他向一位助手吐露说，假如他活在哈布斯堡王朝即将称霸欧洲的16世纪50年代，他会“既是一位西班牙人（哈布斯堡人），也是一位法国人”。日后的温斯顿·丘吉尔也是一样。20世纪30年代有人抨击他反德。他回复说：“假如目前情形颠倒过来，我们同样会亲德反法。”

19.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July 20, 1856, quoted in Harold Temperley and Lillian M. Penson,Foundation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from Pitt (1792) to Salisbury(1902)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8), 88.

20. 促使霍布斯撰写《利维坦》的主要原因是英国的内战。这场战争给英国造成的破坏虽然不及“三十年战争”给欧洲大陆造成的破坏，但依然很严重。

21. Thomas Hobbes,Leviathan (1651)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4), 233.

22. 记住以下一点很重要：当时中欧只有一个大国——奥地利及其领地。普鲁士尚是位于德国最东边的一个二流国家。德意志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国家。数十个小邦国，有的微不足道，各有各的治理方式。

23. Lucy Norton, ed.,Saint-Simon at Versailles (London: Hamilton, 1958), 217–30.

24. 直到残酷的外交导致波兰连续三次被瓜分前，腓特烈治下的疆土东边三面与波兰接壤，另一面邻波罗的海。

25. Gerhard Ritter,Frederick the Great: A Historical Profile, trans. Peter Par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29–30.

26. Frederick II of Prussia,Oeuvres, 2, XXV (1775), as quoted in Friedrich Meinecke,Machiavellism: The Doctrine of Raison d’É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trans. Douglas Scot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1925), 304.

27. “Not so bad for the eve of a great battle.” Frederick II, as quoted in Otto von Bismarck,Bismarck: 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99), 316; and Otto von Bismarck,The Kaiser vs. Bismarck: Suppressed Letters by the Kaiser and New Chapters from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Iron Chancellor(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21), 144–45.

28. 正如蒲柏在1734年所说，“关于种种治理方式的问题，还是让愚人去争论吧。什么治理效果最好，什么就是最好的。”Alexander Pope, An Essay on Man (1734), epistle iii, lines 303–4.

29. As quoted in G. P. Gooch,Frederick the Grea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7), 4–5.

30. David A. Bell,The First Total War: Napoleon’s Europe and the Birth of Warfare as We Know I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7), 5.

31. 一些论著生动讲述了这一社会现象。See Susan Mary Alsop, The Congress Dances: Vienna,1814–1815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4); Adam Zamoyski, Rites of Peace:The Fall of Napole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London: HarperPress, 2007).

32. Jean Le Rond d’Alembert,“Éléments de Philosophie”(1759), as quoted in 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trans. Fritz C. A. Koelln and James P. Pettegrove,(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3.

33. Denis Diderot, “The Encyclopedia” (1755), inRameau’s Nephew and Other Works, trans. Jacques Barzun and Ralph H. Bowen (Indianapolis: Hackett, 2001), 283.

34. Ibid., 296.

35. Montesquieu,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dence (1734), as quoted in Cassirer,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213.

36. Immanuel Kant,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 (1784), inKant: Political Writings, ed. H. S. Reis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4.

37. Ibid.,46.

38. Ibid., 47.

39.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Sketch (1795),” in Reiss,Kant, 96.

40. 换言之，是指实行参与式统治、遵守平等适用于所有公民的法律体系的一批国家。“永久和平”此后被当作当代的“民主和平理论”。然而，康德在文中对共和国和民主制做了区分。他把前者说成是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结构，“行政权力（政府）与立法权力相分离”。康德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即直接民主制，例如古希腊雅典晚期实行的民主，一切国家事务均付诸大众表决决定——“必然是一种专制主义”。Ibid., 101.

41. Ibid., 100. “亲身”两字值得强调。康德习惯抽象思维，故未提共和制的法国一例。当时法国与四周所有邻国交战并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

42. Kant,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49.

43. 卢梭的著名论断：“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当第一个人圈了一小块地，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后脱口而出‘这是我的’”时，人类发展道路就走入了歧途。因此，只有废除私有财产，而由人们共同拥有，同时消灭人为的社会等级制度后，才能实现正义。由于拥有财产或地位的人会抵制重新引入绝对平等，这一结果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方能实现。Jean-Jacques Rousseau,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in The Basic Political Writings(1755; 1762)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7), 61, 141.

44. 卢梭争辩说，只有当“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及个人的一切能力置于为公众意愿服务之下时，并且我们把每一个成员看作整体中不可分的一部分时”，才会有合法的统治。异见将被彻底消灭，因为在一个由理性和平等的社会结构组成的世界里，大众意愿内部的分歧代表了对给予民众权力原则的非法抵制。“无论是谁，只要拒绝遵从大众的意愿，全体民众就要强迫他遵从。这意味着他将被迫自由，因为每一位公民把自己托付给他的国家是确保他人身不依附他人的条件。”Rousseau, Social Contract, in The Basic Political Writings,150.

45. “Declaration for Assistance and Fraternity to Foreign Peoples” (November 19, 1792), inThe Constitutions and Other Select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France, 1789–1907 (London: H. W. Wilson, 1908), 130.

46. “Decree for Proclaiming the Liberty and Sovereignty of All Peoples” (December 15, 1792), in ibid., 132–33.

47. Hegel to Friedrich Niethammer,October 13, 1806, in Hegel: The Letters, trans. Clark Butler and Christine Seiler with commentary by Clark Butl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第二章 欧洲均势体系及其终结

1. Marquis de Custine,Empire of the Czar: A Journey Through Eternal Russia (1843;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0), 69.

2. Epistle of Filofei of Pskov, 1500 or 1501, as quoted in Geoffrey 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5–6. 伊凡之后的历代继任人后来给这一哲学理念又加上了一层地缘政治意义。叶卡捷琳娜大帝想出了一个“希腊计划”，其最终目标是收复君士坦丁堡，封恰好与该城同名的她的孙子为当地统治者。她的弄臣波将金甚至在主子前往克里米亚的道路一侧做了“通往拜占庭之路”的标记（同时还假造了根本不存在的村庄）。对俄国（一个缺少不冻港的帝国）来说，收回失去的东正教首都成为一个具有深远的宗教和战略意义的目标。19世纪一位泛斯拉夫知识分子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对这一思想脉络的概括振聋发聩：从我们国家建国之初起，君士坦丁堡始终是俄国人民渴望的目标，代表了我们的启蒙理想，象征着我们祖先的荣耀、辉煌和伟大，既是正教的中心，也是欧洲和我们之间的争议点。如果我们不理睬欧洲，能把它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来，君士坦丁堡对我们该有多大的历史意义啊！我们在阿亚索菲亚大教堂穹顶上放置的十字架放射出的光芒会多么令人欣喜！且不说君士坦丁堡还能带来诸多其他好处……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商业重要性、迷人的地理位置以及南方的一切魅力。”Nikolai Danilevskii, Russia and Europe: A View o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Slavic and German-RomanWorlds (St. Petersburg, 1871), as translated and excerpted in Imperial Russia: A Source Book, 1700–1917, ed. Basil Dmytryshyn (Gulf Breeze,Fla: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1999), 373.

3. Vasili O. Kliuchevsky,A Course in Russian History: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366. See also Hosking,Russia, 4.

4. John P. LeDonne,Th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 1700–1917: The Geopolitics of Expansion and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48.

5. Henry Adams,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1907;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1), 439.

6. Orlando Figes,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Picador, 2002), 376–77.

7. 1864年俄国军队开进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时，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把俄国的扩张定义为完全靠自身力量驱动的平定周边地区的一项永久性的义务：

国家（俄国）因此必须做出一项抉择：要么放弃这一不间断的努力，从而导致边界地区动乱不已，难以实现繁荣、安全和文化进步；要么不断向荒蛮之地纵深挺进，每向前走一步，长途跋涉造成的困难就会增大一分，这不是出于野心，而是出于紧迫的需要。最难的是不需要再往前走。

George Verdansky, ed.,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From Early Times to 1917(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3:610.

8. Marquis de Custine, Empire of the Czar, 230. 现代学者对此仍在进行研究。 See, for example, Charles J. Halperin, 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 The Mongol Impact on Medieval Russian History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aul Harrison Silfen, The Influence of the Mongols on Russia: A Dimensional History (Hicksville, N.Y.: Exposition Press,1974).

9. 彼得大帝事必躬亲的霸气作风令西欧国家感到惊奇。他在荷兰时去码头当木匠，在伦敦时拆卸钟表，再把它们修好。他还尝试牙科医学和解剖学领域里的新成果，令他的随从提心吊胆。See Virginia Cowles, The Romanov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33–37; Robert K. Massie, Peter the Great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0), 188–89, 208.

10. B. H. Sumner,Peter the Great and the Emergence of Russia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45.

11. Cowles,Romanovs, 26–28; Sumner,Peter the Great and the Emergence of Russia, 27; Figes,Natasha’s Dance, 4–6.

12. Catherine II,Nakaz (Instruction) to the Legislative Commission of 1767–68, in 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80.

13. Maria Lipman, Lev Gudkov, Lasha Bakradze, and Thomas de Waal, The Stalin Puzzle: Deciphering Post-Soviet Public Opinion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3) （对当代俄罗斯人的民意调查显示，47%的人接受以下说法：“斯大林是一位睿智的领导人，他使苏联繁荣强大。”30%的俄罗斯人认同以下说法：“我国人民永远需要一位像斯大林一样的领导人。他将现身恢复秩序。”）

14. Catherine II,Nakaz (Instruction) to the Legislative Commission of 1767–68, 80.

15. Nikolai Karamzin on Czar Alexander I, as quoted in W. Bruce Lincoln,The Romanovs: Autocrats of All the Russia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81), 489.

16. Halperin,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126.

17. Fyodor Dostoevsky,A Writer’s Diary (1881), as quoted in Figes,Natasha’s Dance, 308.

18. Pyotr Chaadaev, “Philosophical Letter” (1829, published 1836), as quoted in Figes,Natasha’s Dance, 132, and 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251. 恰达耶夫的评论因一针见血而广为流传，尽管当局马上查封此文，宣布作者有神经病，并把他置于警察监视之下。

19. Mikhail Nikiforovich Katkov, May 24, 1882, editorial inMoskovskie vedomosti (Moscow News), as excerpted in Verdansky,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3:676.

20. Figes,Natasha’s Dance, 150.

21. Lincoln, The Romanovs, 404–5.

22. Ibid., 405.

23. Wilhelm Schwarz,Die Heilige Allianz (Stuttgart, 1935), 52.

24. 指1954年联邦德国决定加入大西洋联盟。它曾与今天新结成的伙伴打了一场残酷的战争，联邦德国做出的这一决定距它在战争结束时宣布无条件投降还不到10年。

25. Klemens von Metternich,Aus Metternich’s nachgelassenen Papieren, ed. Alfons v. Klinkowstroem (Vienna, 1881), 1:316.

26. Palmerston’s dispatch no. 6 to the Marquess of Clanricarde (ambassador in St. Petersburg), January 11, 1841, inThe Foreign Policy of Victorian England, ed. Kenneth Bour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 252–53.

27. See Isaiah Berlin,Vico and Herder: 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 Viking,1976), 158, 204.

28. Jacques Barzun, 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New York: Perennial, 2000), 482.

29. Sir Lewis Namier,Vanished Supremacies: Essays on European History, 1812–1918 (NewYork: Penguin Books, 1958), 203.

30. Otto von Bismarck,Die gesammelten Werke, 3rd ed. (Berlin, 1924), 1: 375.

31. The battle was memorialized in classic literature on both sides, including Alfred Tennyson’s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 and Leo Tolstoy’sTales of Sevastopol. See Nicholas V. Riasanovsky,A History of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36–39.

32.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33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91),266. Metternich left office in 1848.

33. Heinrich Sbrik,Metternich, der Staatsmann und der Mensch, 2 vols. (Munich, 1925), 1:354, as cited in Henry A. Kissinger, “The Conservative Dilemma: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etternich,”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8, no. 4 (December 1954): 1027.

34. Metternich,Aus Metternich’s nachgelassenen Papieren, 1:33, 8:184.

35. Algernon Cecil,Metternich, 1773–1859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 1947), 52.

36. Metternich,Aus Metternich’s nachgelassenen Papieren, 1:334.

37.Briefwechsel des Generals Leopold von Gerlach mit dem Bundestags-Gesandten Otto von Bismarck(Berlin, 1893), 334.

38. Ibid. (February 20, 1854), 130.

39. Horst Kohl,Die politischen Reden des Fursten Bismarck (Stuttgart, 1892), 264.

40. Bismarck,Die gesammelten Werke (November 14, 1833), vol. 14,nos. 1, 3.

41. Ibid. (September 29, 1851), 1:62.

42. Speech of February 9, 1871, in Hansard,Parliamentary Debates,ser. 3, vol. 204 (February–March 1871), 82.

43.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为普鲁士赢得统一德国的战争的战略家老毛奇当时曾计划在两条战线上采取守势。

44. For stimulating accounts of these developments, see Christopher Clark,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3) and Margaret MacMillan,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The Road to 1914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

45. See John Maynard 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 Macmillan, 1920), Chapter 5.

46. See Chapters 6 and 7.

第三章 伊斯兰主义和中东：世界乱局

1. Adda B. Bozeman, “Iran: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Tradition of Persian Statecraft,”Orbis 23, no. 2 (Summer 1979): 397.

2. See Hugh Kennedy,The Great Arab Conquests: How the Spread of Islam Changed the World We Live In(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2007), 34–40.

3. Kennedy,Great Arab Conquests, 113.

4. See generally Marshall G. S. Hodgson,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vol. 1,The Classical Age of Isla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5. Majid Khadduri,The Islamic Law of Nations: Shaybani’s Siya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6), 13.

6. Majid Khadduri,War and Peace in the Law of Isla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5), 56. See also Kennedy,Great Arab Conquests,48–51; Bernard Lewis,The Middle Eas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st 2,000 Years (New York: Touchstone, 1997), 233–38.

7. 民主制和人权推动了人们为实现全球变革采取行动。在此意义上，事实证明它们的内涵和适用性比跟在军队后面迫使他人皈依的宗教教义更灵活。毕竟不同国家人民的民主意愿可以带来极其不同的结果。

8. Labeeb Ahmed Bsoul,International Treaties (Mu had t)in Isla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Light of Islamic International Law(Siyar)According to Orthodox Schools (Lanham,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8), 117.

9. Khadduri,Islamic Law of Nations, 12.See also Bsoul,International Treaties,108–9.

10. See James Piscatori, “Islam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ed.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318–19; Lewis,Middle East, 305; Olivier Roy,Globalized Islam: The Search for a New Umma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2 (on contemporary Islamist views); Efraim Karsh,Islamic Imperialism: A Hist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30–31. But see Khadduri,War and Peace in the Law of Islam, 156–57 (on the tradition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erritory captured by non-Muslims might revert to being part ofdar al-harb).

11. An analysis of this schism and its modern implications may be found in Vali Nasr,The Shia Revival: How Conflicts Within Islam Will Shape the Fu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2006).

12. Brendan Simms,Europe: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from 1453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9–10; Black,History of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 206–7.

13. 在英语里它们被误称为“降书”，不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在任何一点上“屈从了”，而是因为这些文件被分为章节或条款（拉丁文是capitula）。

14. 1526年2月，苏莱曼答复法国的弗朗西斯。Roger Bigelow Merriman,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1520–156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130. See also Halil Inalcik, “The Turkish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in The Ottoman State and It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ed. Kemal H. Karpat (Leiden: E. J. Brill, 1974), 51–53; Garrett Mattingly, Renaissance Diplomac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55), 152.大约500年后，在一段双边关系紧张时期，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出于礼节送给法国总统萨科齐一份这封信的复印件，但抱怨说：“我觉得他没看这封信。”Today’s Zaman, December 23, 2011.

15. 1853年，据说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告诉英国大使：“我们手上有一个病夫，一个病得很重的人。如果有一天他从我们手中溜走了，尤其是在尚未做出必要安排之前，那可就麻烦大了。”Harold Temperley, England and the Near East (London: Longmans, Green,1936), 272.

16. Sultan Mehmed-Rashad,“Proclamation,” and Sheik-ulIslam, “Fetva,” inSource Records of the Great War, ed. Charles F. Horne and Walter F. Austin (Indianapolis: American Legion, 1930), 2:398–401. See also Hew 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Viking, 2003), 100–101.

17. Arthur James Balfour to Walter Rothschild, November 2, 1917, in Malcolm Yapp,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1792–1923 (Harlow: Longmans, Green), 290.

18. See Erez Manela,The Wilsonian Moment:Self- 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1917–192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 See Roxanne L. Euben and Muhammad Qasim Zaman, eds.,Princeton Readings in Islamist Thought: Texts and Contexts from al-Banna to Bin Lad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49–53.

20. Hassan al-Banna, “Toward the Light,” in ibid., 58–59.

21. Ibid., 61–62.

22. Ibid., 68–70.

23.Sayyid Qutb,Milestones, 2nd rev.English ed. (Damascus, Syria: Dar al-Ilm, n.d.), 49–51.

24. Ibid., 59–60, 72, 84, 137.

25.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evolution from Qutb to bin Laden, see Lawrence Wright,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26. 奥巴马总统在与加拿大总理哈珀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2011年2月4日；2011年2月6日接受福克斯电视网的采访时，奥巴马总统针对埃及的谈话；“总统对埃及的表态”，2011年2月11日。

27. 总统对叙利亚局势的谈话，2011年8月18日。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8/18/statement-president-obama-situation-syria.

28. Mariam Karouny, “Apocalyptic Prophecies Drive Both Sides to Syrian Battle for End of Time,” Reuters, April 1, 2014.

29. 应利雅得的要求，以阻止萨达姆·侯赛因夺取沙特阿拉伯油田的任何企图。

30. See “Message from Usama Bin-Muhammad Bin Ladin to His Muslim Brothers in the Whole World and Especially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Declaration of Jihad Against the Americans Occupying the Land of the Two Holy Mosques; Expel the Heretics from the Arabian Peninsula,” in FBIS Report, “Compilation of Usama bin Ladin Statements, 1994–January 2004,” 13; Piscatori, “Order, Justice, and Global Islam,” 279–80.

31. For an exposition of this phenomenon, see David Danelo, “Anarchy Is the New Normal: Unconventional Governance and 21st Century Statecraft”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October 2013).

第四章 美国与伊朗：不同的秩序理念

1. Ali Khamenei, “Leader’s Speech at Inauguration of Islamic Awakening and Ulama Conference” (April 29,2013),Islamic Awakening 1, no. 7(Spring 2013).

2. Ibid.

3. “Islamic Invitation Turkey, “The Leader of Islamic Ummah and Oppressed People Imam Sayyed Ali Khamenei: Islamic Awakening Inspires Intl. Events,” November 27, 2011.

4. 关于这一传统，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公元前6世纪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开国君主居鲁士解放被巴比伦奴役的人民，包括犹太人。自称“四极之王”的居鲁士推翻巴比伦帝国进入巴比伦后发出敕令：巴比伦所有的奴隶都可自由返乡，一切宗教都将得到包容。居鲁士是第一个推行宗教多元主义的统治者。据信2 000年后，托马斯·杰斐逊读了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中的这个故事后深受激励，对居鲁士高度赞扬。See “The Cyrus Cylinder: Diplomatic Whirl,” Economist, March 23, 2013.

5. Herodotus,The History, trans. David Gre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131–135, pp. 95–97.

6. Kenneth M. Pollack,The Persian Puzzle: The Conflict Between Iran and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2004), 18–19. See also John Garver,China and Iran: Ancient Partners in a Post-imperial Worl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7. “See Roy Mottahedeh, The Mantle of the Prophet: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 (Oxford: Oneworld, 2002), 144; Reza Aslan, “The Epic of Iran,”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06. 阿布卡萨姆·费尔多西在伊斯兰教征服波斯两个世纪后写成的史诗《国王之书》叙述了波斯被伊斯兰教征服之前光辉灿烂的传说。身为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的费尔多西通过史诗中的人物之口哀叹：“诅咒这个世界，诅咒这个时代，诅咒这个命运/野蛮的阿拉伯人把我变成了穆斯林。”此言捕捉到了波斯人复杂的心情。

8. See Sandra Mackey,The Iranians: Persia, Islam, and the Soul of a Nation (New York: Plume, 1998), 109n1.

9. Ruhollah Khomeini, “Islamic Government,” inIslam and Revolution: 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of Imam Khomeini (1941–1980),trans. Hamid Algar (North Haledon, N.J.: Mizan Press, 1981), 48–49.

10. As quoted in David Armstrong,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92.

11. Khomeini, “Islamic Government,” “The First Day of God’s Government,” and “The Religious Scholars Led the Revolt,” inIslam and Revolution, 147, 265, 330–31.

12. R. W. Apple Jr., “Will Khomeini Turn Iran’s Clock Back 1,300 Year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1979.

13. See Charles Hill,Trial of a Thousand Years: World Order and Islamism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1), 89–91.

14. 这些活动基本上是秘密的，因此有关报告必然只能披露其中的一部分。有人说德黑兰在一定程度上和塔利班以及基地组织合作，或至少默许它们的活动。See, for example, Thomas Kean, Lee Hamilton, et al.,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New York: W. W. Norton, 2004), 61, 128, 240–41, 468, 529; Seth G. Jones, “Al Qaeda in Iran,”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9, 2012,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7061/ sethg-jones/al-qaeda-in-iran.

15. Akbar Ganji, “Who Is Ali Khamenei: The Worldview of Iran’s Supreme Leader,”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3. See also Thomas Joscelyn, “Iran,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Revolution,” Longwarjournal.org, January 28, 2011.

16. Constitu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October 24, 1979), as amended, Section I, Article 11.

17. Khomeini, “New Year’s Message” (March 21, 1980),in Islam and Revolution, 286.

18. 这在伊朗《宪法》中做了规定：“在（时代的监护人，隐身的伊玛目）（愿真主加速他的重现）救世主掩蔽期间，伊斯兰乌玛的领导权由公正虔诚的人承担，他洞察世事、勇敢无畏、足智多谋、治理有方。他将根据107条担任该职务。”参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1979年10月24日修订）第一部分第5条。伊朗革命的高潮期间，霍梅尼任由人们传说他是脱掩蔽而出的救世主，或至少是救世主的使者。See Milton Viorst, In the Shadow of the Prophet: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Isla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2001), 192.

19. “Address by H.E. Dr. Mahmoud Ahmadinejad, Presid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Before the Sixtyseco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the United Nations, September 25, 2007), 10.

20. Mahmoud Ahmadinejad to George W.Bush, May 7, 2006,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nline library; “Iran Declares War,”New York Sun, May 11, 2006.

21. As quoted in Arash Karami, “Ayatollah Khamenei: Nuclear Negotiations Won’t Resolve US-Iran Differences,” AlMonitor.com Iran Pulse, February 17, 2014, http://iranpulse.al-monitor.com/index.php/2014/02/3917/ayatollah -khameneinuclear-negotiations-wont-resolve-us-iran-differences/.

22. As quoted in Akbar Ganji, “Frenemies Forever: The Real Meaning of Iran’s ‘Heroic Flexibilit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24, 2013,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9953/akbar-ganji/frenemies-forever.

23. 核爆炸可利用两类材料引发——浓缩铀和浓缩钚。通常认为，通过控制浓缩钚反应比通过控制浓缩铀反应来引发核爆炸在技术上难度更大。所以，要防止获得核爆炸能力，主要是堵死铀浓缩这条通道。（钚反应堆也使用铀做燃料，因此需要得到一定数量的铀，也需要熟知铀加工的技术。）伊朗在实现铀浓缩和获得钚的生产技术这两个方面都有了进展，这两个问题也都属于伊核谈判的范围。

24. This account of the negotiating record makes reference to events and proposals described in a number of sources, including the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History of Official Proposals on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January 2013; Lyse Doucet, “Nuclear Talks: New Approach for Iran at Almaty,” BBC.co.uk, February 28, 2013; David Feith, “How Iran Went Nuclear,”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 2013; Lara Jakes and Peter Leonard, “World Powers Coax Iran into Saving Nuclear Talks,”Miami Herald, February 27, 2013; Semira N. Nikou, “Timeline of Iran’s Nuclear Activities”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14); “Timeline: Iranian Nuclear Dispute,” Reuters, June 17, 2012; Hassan Rohani, “Beyond the Challenges Facing Iran and the IAEA Concerning the Nuclear Dossier” (speech to the Supreme Cultural Revolution Council),Rahbord, September 30, 2005, 7–38, FBISIAP20060113336001; Steve Rosen, “Did Iran Offer a ‘Grand Bargain’ in 2003?,”American Thinker, November 16, 2008; and Joby Warrick and Jason Rezaian, “Iran Nuclear Talks End on Upbeat Note,”Washington Post,February 27, 2013.

25. Ayatollah Ali Khamenei, remarks to members of the Iranian Majles (Parliament), Fars News Agency, as translated and excerpted in KGS NightWatch news report, May 26, 2014.

26. David Remnick, “Going the Distance,”New Yorker, January 27, 2014.

27. Address by Yitzhak Rabin to a joint session of the U.S. Congress, July 26, 1994, online archive of the Yitzhak Rabin Center.

第五章亚洲的多样性

1. Philip Bowring, “What Is ‘Asia’?,”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12, 1987.

2. Qi Jianguo, “An Unprecedented Great Changing Situation: Understanding and Thoughtson the Global Strategic Situation and Our Country’s 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Xuexi shibao [Study Times], January 21, 2013, trans. James A. Bellacqua and Daniel M. Hartnett (Washington, D.C.: CNA, April 2013).

3. See Immanuel C. Y. Hsu,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15–17; Thant Myint-U,Where China Meets Indi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77–78; John W. Garver,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138–40; Lucian W. 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95–99; Brotton,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 chap. 4.

4. See, for example, David C. 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77–81.

5. Kenneth B. Pyle,Japan Rising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37.

6. John W. Dower,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New York: Pantheon, 1986), 222.

7. See Samuel Hawley,The ImjinWar: Japan’s SixteenthCentury Invasion of Korea and Attempt to Conquer China(Seoul: Royal Asiatic Society, Korea Branch, 2005).

8.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1–2, 93–97.

9. Hidemi Suganami, “Japan’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Bull and Watson,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187.

10. Marius Jansen,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87.

11. Suganami, “Japan’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186–89.

12. “ President Millard Fillmore to the Emperor of Japan (presented by Commodore Perry on July 14, 1853), in Francis Hawks and Matthew Perry,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by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 A. O. P. Nicholson,1856), 256–57.

13. Translation of the Japanese reply to President Fillmore’s letter, in ibid., 349–50.

14. Meiji Charter Oath, inJapanese Government Documents, ed. W. W. McLaren (Bethesda,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9), 8.

15. Japanese memorandum delivered to the American Secretary of State Cordell Hull, December 7, 1941, as quoted in Pyle,Japan Rising, 207.

16. See, for example, Yasuhiro Nakasone, “A Critical View of the Postwar Constitution” (1953), in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ed. Wm. Theodore de Bary, Carol Gluck, and Arthur E. Tiedeman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2:1088–89. 中曾根这篇讲话是在哈佛大学的国际研讨会上做的，开办研讨会是为使世界各国的年轻领导人接触了解美国的学术环境。中曾根论称，为了“加速日本与美国永久友谊的发展”，日本的独立防卫能力应当加强，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应更加平等。30年后中曾根成为日本首相，卓有成效地推动了这方面的政策，并得到了美国总统里根的支持。

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rovisional Translation) (Toky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17, 2013), 1–3. The document, adopted by Japan’s Cabinet, stated that its principles “will guide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ver the next decade.”

18. S. Radhakrishnan, “Hinduism,” inA Cultural History of India, ed. A. L. Basham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60–82.

19. 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就是这样对卡利卡特的国王解释的（卡利卡特是今天印度的科泽科德，当时是全球香料贸易的中心之一）。达·伽马和手下的船员因为有机会在印度兴旺的香料和宝石贸易中分一杯羹而兴奋欣喜。他们也受了关于“普莱斯特·约翰”的消失的王国这一传说的影响。许多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人相信，普莱斯特·约翰是一位强大的基督徒国王，住在非洲或亚洲。See Daniel Boorstin, The Discoverer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5),104–6, 176–77.

20.The Bhagavad Gita, trans. Eknath Easwaran (Tomales,Calif.: Nilgiri Press, 2007), 82–91; Amartya Sen,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Writings on Indian History, Culture, and Identity (New York: Picador, 2005), 3–6.

21. See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137–41.

22. Kautilya,Arthashastra, trans. L. N. Rangarajan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India, 1992), 6.2.35–37, p. 525.

23. Ibid., 9.1.1, p. 588. Prussia’s Frederick the Great, on the eve of his seizure of the wealthy Austrian province of Silesia roughly two thousand years later, made a similar assessment. See Chapter 1.

24. Ibid., 6.2.39–40, p. 526.

25. Ibid., 9.1.21, p. 589.

26. Ibid., 7.6.14, 15, p. 544.

27. See Roger Boesche,The First Great Political Realist: Kautilya and His “Arthashastra”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2), 46; Kautilya,Arthashastra, 7.13.43, 7.2.16, 9.1.1–16, pp. 526, 538,588–89.

28. 按照考底利耶的观念，征服四海的统治者的王国是“北起喜马拉雅山，南至大海，自东到西1 000由旬（yojana，古印度长度单位，约相当于11.2公里）的地方”——等于现代的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的领土之和。Kautilya,Arthashastra, 9.1.17, p. 589.

29. See Boesche,First Great Political Realist, 38–42, 51–54, 88–89.

30. 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as quoted in ibid., 7.

31.当时，阿育王因宣扬佛教和非暴力而受到崇敬，但他完成了征服大业之后才采纳了这些理念，用它们来加强他的统治。

32. Robert Kaplan,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237.

33. John Robert 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 (London: Macmillan, 1891), 8.

34. Sir John Strachey,India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1888),as quoted in Ramachandra Guha,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New York: Ecco, 2007), 3.

35. Jawaharlal Nehru, “India’s Foreign Policy”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New Delhi, December 4, 1947), inIndependence and After: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1946–1949 (New York: John Day, 1950), 204–5.

36. As quoted in Baldev Raj Nayar and T. V. Paul, India in the World Order:Searching for Major-Power Status(New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24–25.

37. As quoted in ibid., 125.

38. Jawaharlal Nehru, “Speech to the Bandung Conference Political Committee” (1955), as printed in G. M. Kahin,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6), 70.

39. “Agreement (with Exchange of Notes) on Trade and Intercourse Between Tibet Region of China and India, Signed at Peking, on 29 April 1954,”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299 (1958), 70.

40. 在撰写本书时，阿富汗仍不肯正式承认与巴基斯坦的边界；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地区有争议；印度和中国就阿克赛钦和藏南地区争执不下，1962年还因领土争端打了一仗；印度和孟加拉国表示愿意谈判解决两国在彼此领土上几十个飞地的问题，但没有达成协议，还因在这些领土上巡逻的问题发生过冲突。

41. Se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The Global Religious Landscape: A Report on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Major Religious Groups as of 2010(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2012), 22.

42. “European Russia,” or Russia west of the Ural Mountains, constitutes roughly the westernmost quarter of Russia’s landmass.

第六章 通往亚洲秩序之路：对抗还是伙伴关系？

1. See Mark Mancall, “The Ch’ing Tribute System: An Interpretive Essay,” inThe Chinese World Order,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63.

2. See Mark Mancall,China at the Center: 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New York: Free Press, 1984), 16–20; Jonathan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197 202.

3. Ying-shih Yü,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37.

4. Qianlong’s First Edict to King George III (September 1793), in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ed. Pei-kai Cheng, Michael Lestz, and Jonathan Spence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105.

5. 摄政王代乔治三世国王摄政，因为乔治三世得了精神病。

6. “The Emperor of China,”Chinese Recorder 29, no. 10 (1898): 471–73.

7.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 Accompanying the 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o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Thirty-eighth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64), Document No. 33 (“Mr. Burlingame to Mr. Seward, Peking, January 29, 1863”), 2:846–48.

8.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 5, pt. 1 (Hong Kong: Lane, Crawford, 1872), 52–53.

9. See Rana Mitter,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10. “Sixty Points on Working Methods——a Draft Resolution from the Office of the Centre of the CPC: 19.2.1958,” in Mao Papers: 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 ed. Jerome Ch’e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63–66.

11.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13-7-70: Communist China’s International Posture” (November 12,1970), in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 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 1948–1976, ed. John Allen, John Carver, and Tom Elmore (Pittsburgh: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 593–94.

12. See Graham Allison, “Obama and Xi Must Think Broadly to Avoid a Classic Trap,”New York Times, June 6, 2013; Richard Rosecrance,The Resurgence of the West:How a Transatlantic Union Can Prevent War and Resto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3. In a speech of February 13, 2009,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announce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ivot to East Asia” regional strategy, the extent of which has yet to be fully elaborated.

14. As quoted in Zhu Majie, “Deng Xiaoping’s Human Rights Theory,” inCultural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 Yu Xintian, Chinese Philosophic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2002), 81.

15. 由于德国实现了统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均势只剩了5个参与方。见第二章。

第七章 “代表全人类行事”：美国及其秩序观

1.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1775), in Edmund Burke,On Empire, Liberty, and Reform: Speeches and Letters, ed. David Bromwich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1–83. 伯克同情美国独立战争，因为他认为这是英国式自由的自然演进。他反对法国大革命，他认为这场革命破坏了几代人努力的成果，也破坏了自然发展的前景。

2. Alexis de Tocqueville, “Concerning Their Point of Departure,” inDemocracy in America, trans. George Lawr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46–47.

3. Paul Leicester Ford, ed.,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92–99), 8:158–59, quoted in Robert W. Tucker and David C. Hendrickson,Empire of Liberty: The Statecraft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

4. Jefferson to Monroe, October 24, 1823, as excerpted in “Continental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cquisition of Cuba,”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April 1859, 23.

5. Jefferson to Madison, April 27, 1809, in ibid.

6. 对来自英格兰和北欧的移居者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情况；而来自西班牙的人则把它主要看作有待开发的领土，居住在那里的土著人将转而皈依基督教。

7. John Winthrop,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1630). See Brendan Simms, Europe, 36.

8. Publius [Alexander Hamilton], The Federalist 1, in 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and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Mentor, 1961), 1–2. 这里的“帝国”是指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实体。

9. John O’Sullivan, “Annexation,”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July–August 1845, 5.

10. John Quincy Adams, “An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Committee of Citizens of Washington, 4 July 1821” (Washington, D.C.: Davis and Force, 1821), 28–29.

11. Ibid.

12. “从东往西迁移”从理论上讲，是指世界统治权的转移，即最高政治权力宝座的时空变化：从巴比伦和波斯到希腊，到罗马，到法国或德国，再到英国和（摩尔斯设想的）美国。乔治·伯克莱（George Berkeley）在“关于美洲艺术和学识前景的诗歌”中就有如下著名的诗句：

帝国走向西行之路；

前四节已经落幕，

第五节是大戏的终点，

最后往往是关键一步。

13. Jedidiah Morse,The American Geography; or, A View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nd ed. (London: John Stockdale, 1792), 468–69, as excerpted inManifest Destiny and American Territorial Expansion: A Brief History with Documents, ed. Amy S. Greenberg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2012),

14. John O’Sullivan, “The Great Nation of Futurity,”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 November 1839, 426–27.

15. O’Sullivan, “Annexation,” 9–10.

16. See Amanda Foreman,A World on Fire: Britain’s Crucial Role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New York:Random House, 2011); Howard Jones,Blue and Gray Diplomacy: A History of Union and Confederate Foreign Relation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17. Foreman, World on Fire, 784. 美国武装部队人员从南北战争结束时的1 034 064人下降到 18个月后的正规军 54 302人、志愿军11 000人。

18. Fareed Zakaria,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47.

19. Grover Cleveland,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885, inThe Public Papers of Grover Cleveland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9), 8.

20. Thomas G. Paterson, J. Garry Clifford, and Kenneth J. Hagan,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77), 189.

21. Theodore Roosevelt,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905, in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484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5), 559.

22. Theodore Roosevelt, “International Peace,” Nobel lecture, May 5, 1910, inPeace: 1901–1925: Nobel Lecture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1999), 106.

23. Roosevelt’s statement to Congress, 1902, quoted in John Morton Blum,The Republican Roosevel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37.

24. Roosevelt to Spring Rice, December 21, 1907, inThe Selected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ed. H. W. Brand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465.

25. Theodore Roosevelt, review of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by Alfred Thayer Mahan,Atlantic Monthly, October 1890.

26. Theodore Roosevelt, “The Strenuous Life,” in The Strenuous Life: Essays and Addresses (New York: Century, 1905), 9.

27. 当德国和英国战舰1902年向长期负债累累的委内瑞拉行进，准备强制收回一笔早就逾期的贷款时，罗斯福要求两国保证不得以追债方式寻求领土和政治扩张。但德国代表只承诺放弃“永久性”占有领土（留下了建立期限99年的租界的可能，如英国在埃及以及英国、德国在中国所做的那样），罗斯福于是威胁发动战争。他随即派一支美国舰队挥师南下，并把委内瑞拉海港的地图发放给媒体。这一策略奏效了。罗斯福保持沉默，好让威廉皇帝保全面子，退出这场危机。这个时候，德意志帝国在委内瑞拉的野心遭到了决定性重创。See Edmund Morris, Theodore Rex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176–82.

28. Theodore Roosevelt’s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for 1904, HR 58A-K2, Records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G 233, Center for Legislative Archives, National Archives.

29. Ibid.

30. 为展示美国的力量，罗斯福本人亲自前往视察运河区建设工程，这是美国在任总统第一次离开美国本土。

31. Morris,Theodore Rex, 389.

32. Ibid., 397.

33. Roosevelt’s statement to Congress, 1904, quoted in Blum,Republican Roosevelt, 134.

34. Morris,Theodore Rex, 495.

35. Letter to Kermit Roosevelt, April 19, 1908, in Brands,Selected Letters, 482–83.

36. Roosevelt to Admiral Charles S. Sperry, March 21, 1908, in ibid., 479.

37. Roosevelt to Hugo Munsterberg, October 3, 1914, in ibid., 823.

38. See James R. Holmes,Theodore Roosevelt and World Order: Polic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07), 10–13, 68–74.

39. Roosevelt, “International Peace,” 103.

40. Roosevelt to Carnegie, August 6, 1906, in Brands,Selected Letters, 423.

41. Woodrow Wilson,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the U.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June 13, 1916), in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ed. Arthur S. Lin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37:212.

42. Woodrow, Wilson,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on the Conditions of Peace (January 8, 1918) (“Fourteen Points”), as quoted in A. Scott Berg,Wils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2013), 471.

43. 总体而言，美国先后与玻利维亚、巴西、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丹麦、厄瓜多尔、法国、英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意大利、挪威、巴拉圭、秘鲁、葡萄牙、俄国和西班牙签订了这种仲裁协定。它还开始与瑞典、乌拉圭、阿根廷、多米尼加、希腊、荷兰、尼加拉瓜、巴拿马、波斯（即现在的伊朗）、萨尔瓦多、瑞士和委内瑞拉开始签约谈判。Treaties forthe Advancement of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Powers Negotiated by the Honorable William J. Bryan, Secretary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ames Brown Scot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0).

44. Woodrow Wilson, Message to Congress, April 2, 1917, inU.S.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1789 to the Present, ed. Carl C. Hodge and Cathal J. Nolan (Santa Barbara, Calif.: ABC-CLIO, 2007), 396.

45. “Peace Without Victory,” January 22, 1917, in supplement to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1 (1917): 323.

46. Wilson, Message to Congress, April 2, 1917, inPresident Wilson’s Great Speeches, and Other History, Making Documents (Chicago: Stanton and Van Vliet, 1917), 17–18.

47. Woodrow Wilson, Fifth Annual Message, December 4, 1917, in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744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7), 41.

48. Woodrow Wilson, “An Address at Mount Vernon,” July 4, 1918, in Link,Papers, 48:516.

49. Wilson, Message to Congress, April 2, 1917,President Wilson’s Great Speeches, 18.

50. Wilson, Fifth Annual Message, December 4, 1917,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apers,ed. James Brown Scot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8), 306.

51. Ibid. See also Berg, Wilson, 472–73.

52. Woodrow Wilson, Remarks at Suresnes Cemetery on Memorial Day, May 30, 1919, in Link,Papers, 59:608–9.

53. Lloyd George, Wilson memorandum, March 25, 1919, in Ray Stannard Baker, ed.,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1922), 2:450. For a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account of the sometimes less than idealistic process by which the new national borders were drawn, see Harold Nicolson,Peacemaking, 1919 (1933; London: Faber & Faber, 2009). For a contemporary analysis, see Margaret MacMillan,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54. Address, January 22, 1917, in Link,Papers, 40:536–37.

55. Wilson, Message to Congress, April 2, 1917,President Wilson’s Great Speeches, 18.

56. Wilson,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on the Conditions of Peace (January 8, 1918) (“Fourteen Points”), inPresident Wilson’s Great Speeches, 18. See also Berg, Wilson, 469–72.

57. 一般情况下，在主要大国力量没有直接卷入的地区，当它们都认为有必要监控有关国家之间协议的落实情况时，联合国提供了有益的维和机制。联合国比国联强得多，履行了许多重要职能：为处于困难中的外交接触提供论坛，完成了几次重大的维和行动，推出了许多人道主义举措。这些国际机制未能做到也不可能完成的是：当大国有分歧的时候，它们无法参与判断哪一项具体行为构成了侵略，无法决定采取什么方式抵制侵略。

58.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and Traditional Military Alliances,” appendix to the testimony of Ambassador Warren Austin, April 28, 1949, in U.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hearings, 81st Cong., 1st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pt. I.

59. Roosevelt to James Bryce, November 19, 1918, in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ed. Elting E. Morris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8:1400.

60. 为了镇压对意大利殖民扩张的抵抗，1935年，墨索里尼下令意大利军队入侵了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尽管国际上齐声谴责，国联也没有采取集体安全措施。通过不加区分地轰炸和使用毒气，意大利占领了阿比西尼亚。这个新生的国际共同体既没有有效地应对日本帝国入侵中国东北地区，也没有对这次意大利的侵略采取行动，导致国联名存实亡。

61. 美国与他国达成的规定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条约，1928年8月27日于巴黎签署，1929年1月16日参议院建议批准，1929年1月17日由总统批准。批准书于1929年3月2日分别存放于美国（华盛顿）、澳大利亚、加拿大自治领、捷克斯洛伐克、德国、英国、印度、爱尔兰自由邦、意大利、新西兰和南非联邦，1929年3月26日存放于波兰，1929年3月27日存放于比利时，1929年4月22日存放于法国，1929年7月24日存放于日本，1929年7月24日宣布生效。

62. See Peter Clarke,The Last Thousand Day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hurchill, Roosevelt, and the Birth of the Pax Americana(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09).

63. Radio Address at Dinner of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New York, October 21, 1944, inPresidential Profiles: The FDR Yearsed. William D. Peterson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6), 429.

64. Fourth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45, inMy Fellow Americans: Presidential Inaugural Addresses from George Washington to Barack Obama(St. Petersburg, Fla.: Red and Black Publishers, 2009).

65. William C. Bullitt, “How We Won the War and Lost the Peace,”Life, August 30, 1948, as quoted in Arnold Beichman, “Roosevelt’s Failure at Yalta,”Humanitas 16, no. 1 (2003): 104.

66. 罗斯福一抵达德黑兰，斯大林就宣称苏联情报部门发现了纳粹的阴谋，企图在峰会上一起暗杀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代号“远跳”。美国代表团成员对苏联的报告深表怀疑。 Keith Eubank, Summit at Teheran: The Untold Stor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5), 188–96.

67. As quoted in T. A. Taracouzio,War and Peace in Soviet Diplomacy (New York: Macmillan, 1940), 139–40.

68. Charles Bohlen,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 (New York: W. W. Norton, 1973), 211. See also Beichman, “Roosevelt’s Failure at Yalta,” 210–11.

69. Conrad Black,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Champion of Freedom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3). 虽然我倾向于布莱克的解释，但罗斯福也可以称得上是“斯芬克斯”，不会给出明确的答案。温斯顿·丘吉尔概括起来比较容易。战争期间，他曾若有所思地说，如果他能每周在克里姆林宫吃一顿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随着“二战”接近结束，他命令参谋长准备与苏联开战。

第八章 美国：心情矛盾的超级大国

1. “二战”后第一位总统杜鲁门解释道，“美国的外交政策坚定地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之上”，“我们一定要努力把这一黄金原则应用到这个世界的国际事务中去”。艾森豪威尔曾是一位坚强的士兵，作为总统，他几乎用同样的话语来表达目标：“我们希望和平……在国家生活中扎根。必须有正义，所有人民都能感受和分享……必须有法律，所有国家都援用和尊重它。”因此，正如杰拉尔德·福特在1974年国会联席会议上所说：“成功的外交政策，是把全体美国人民的希望向外延伸，追求一个有序和平、有序改良和有序自由的世界。”Harry S. Truman, Address on Foreign Policy at the Navy Day Celebration in New York City, October 27, 1945; Dwight D. Eisenhower,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The Price of Peace”), January 21, 1957,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Dwight D. Eisenhower, 1957–1961, 62–63. Gerald Ford,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ugust 12, 1974,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Gerald R. Ford (1974–1977), 6.

2. Lyndon B. Johnson, Addres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December 17, 1963.

3. For an eloquent exposition, see Robert Kagan,The World America Mad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4. Milovan Djilas,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trans. Michael B. Petrovi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62), 114.

5. Kennan to Charles Bohlen, January 26, 1945, as quoted in John Lewis Gaddis,George Kennan: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1), 188.

6. Bohlen,Witness to History, 176.

7. 美国大使馆当时暂时没有大使。W·埃夫里尔·哈里曼已经离任，而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尚未赴任。

8. “X” [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Foreign Affairs 25, no. 4 (July 1947).

9. Ibid.

10. Robert Rhodes James, ed.,Winston S.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 1897–1963(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74), 7:7710.

11.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n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NSC-68 (April 14, 1950), 7.

12. John Foster Dulles, “Foundations of Peace” (address to the Veterans of Foreign Wars, New York, August 18, 1958).

13. George H. W. Bush faced a similar issue after Saddam Hussein’s forces had been expelled from Kuwait in 1991.

14. Shen Zhihua,Mao, Stalin, and the Korean War: Trilateral Communist Relations in the 1950s, trans. Neil Silver (London: Routledge, 2012), 140.

15. 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149–50. On the Chinese leadership’s analysis of the war and its regional implications, see also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Henry Kissinger,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chap. 5; Shen,Mao, Stalin, and the Korean War;and Shu Guang Zhang,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1950–1953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

16. See Chapter 5.

17. General Omar N. Bradley,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s on Armed Services and Foreign Relations, May 15, 1951, in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hearings, 82nd Cong., 1st sess., pt. 2, 732 (1951).

18. See Peter Braestrup,Big Story: How the American Press and Television Reported and Interpreted the Crisis of Tet 1968 in Vietnam and Washington(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7); Robert Elegant, “How to Lose a War: The Press and Viet Nam,”Encounter (London), August 1981, 73–90; Guenter Lewy,America in Vietn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272–79, 311–24.

19. “An Interview with the President: The Jury Is Out,”Time, January 3, 1972.

20. Richard Nixon,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Building for Peace: A Report to the Congress, by Richard Nixo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5, 1971, 107. 直到这个时候，美国政府文件一直把中国称为“共产党中国”或泛称为北京或北平（国民党给这个城市的名称）当局。

21. Richard Nixon, Remarks to Midwestern News Media Executives Attending a Briefing on Domestic Policy in Kansas City, Missouri, July 6, 1971, in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805–6.

22. See Kissinger,On China,chap. 9.

23. Richard Nixon,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73, inMy Fellow Americans,333.

24. Richard Nixon,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Building for Peace, 10.

25. Richard Nixon,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A New Strategy for Peace,February 18, 1970, 9.

26. Richard Nixon, U.S.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Shaping a Durable Peace,May 3, 1973, 232–33.

27. Ronald Reagan, Farewell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January 11, 1989, inIn the Words of Ronald Reagan: The Wit, Wisdom, and Eternal Optimism of America’s 40th President,ed Michael Reagan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04), 34.

28. Ronald Reagan,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0), 592.

29. Lou Cannon,President Reagan: The Role of a Lifetim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0), 792.

30. Ronald Reagan,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25, 1984, inThe Public Papers of President Ronald W. Reagan,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31. George H. W. Bush, Remark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in Prague, Czechoslovakia, November 17, 1990, accessed online at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eds.,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32. Ibid.

33. George H. W. Bush, Remarks at Maxwell Air Force Base War College, Montgomery, Alabama, April 13, 1991, in Michael D. Gambone,Small Wars: Low-Intensity Threats and the American Response Since Vietnam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2012), 121.

34.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a Broader World,” President Clinton Address to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7, 1993, in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4, no. 39 (September 27, 1993).

35. Ibid.

36. George W. Bush,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September 20, 2001, inWe Will Prevail: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on War, Terrorism, and Freedom (New York: Continuum, 2003), 13.

37. George W. Bush,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Nation, October 7, 2001, in ibid., 33.

38. “Agreement on Provisional Arrangements in Afghanistan Pending the Re-establishment of Permanent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December 5, 2001, UN peacemaker online archive.

39.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510 (October 2003).

40. 的确有人透露，即便呼吁新政府注意性别敏感性，在波恩的起草者们还是得赞扬“阿富汗的圣战者……是圣战英雄（heroes）”。

41. Winston Churchill,My Early Lif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0), 134.

42. See Chapter 2.

43.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2).

44. George W. Bush,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United States Chamber of Commerce, Washington, D.C. (November 6, 2003).

45. 1991年的联合国687号决议敦促停止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敌对行为，条件是伊拉克立即销毁储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承诺永远不再发展此类武器。伊拉克没有遵守687号决议。早在1991年8月，安理会就宣布伊拉克“实质上违背了”自身义务。海湾战争之后数年中，安理会又通过了十多项决议，要求伊拉克完全遵守停火条款。安理会后来发现，萨达姆·侯赛因“1998年最终停止了与联合国武器检查特别委员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所有合作”，赶走了停火协议要求它接待的联合国检查员。2002年11月，安理会通过了1441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十年来拒不遵守协议，确定“伊拉克一直且仍然实质违背了有关决议规定的义务”。首席检查员汉斯·布利克斯并不是主战派，他于2003年1月向安理会提出报告，称巴格达没有解决突出的问题且态度前后不一。世界将长期讨论这场军事行动的意义，也将思考之后民主改造伊拉克时将采取的战略。不过，只要还是忽略多边背景，这场争论及其对将来违反国际不扩散原则行为的意义也将模糊不清。

46. William J. Clinton, Statement on Signing the Iraq Liberation Act of 1998, October 31, 1998.

47.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November 6, 2003.

48. Peter Baker,Days of Fire: Bush and Cheney in the White House(New York: Doubleday, 2013), 542.

49. Ibid., 523.

50. George Shultz, “Power and Diplomacy in the 1980s,”Washington, D.C., April 3, 1984,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84, no. 2086 (May 1984), 13.

第九章 技术、均衡和人的意识

1. For a review of thes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see Michael Gerson, “The Origins of Strategic Stabilit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hreat of Surprise Attack,” inStrategic Stability: 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 ed. Elbridge Colby and Michael Gerson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nd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3); Michael Quinlan,Thinking About Nuclear Weapons: Principles, Problems, Prospec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See Chapter 6.

3. 关于1973年中东危机中美国的“核戒备”，已经有许多著述。实际上，其主要目的是让常规部队（第六舰队和一个空降师）进入戒备状态，以应对勃列日涅夫在致尼克松的信中所发出的威胁，即他将派苏联部队赴中东作战。战略部队战备状态的升级是边际性的，莫斯科很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4. C. A. Mack, “Fifty Years of Moore’s Law,”IEEE Transactions o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24, no. 2 (May 2011): 202–7.

5. For mostly optimistic reviews of these developments, see Rick Smolan and Jennifer Erwitt, eds.,The Human Face of Big Data(Sausalito, Calif.: Against All Odds, 2013); and Eric Schmidt and Jared Cohen,The New Digital Age: Reshaping the Future of People, Nations and Busines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3). For more critical perspectives, see Jaron Lanier,Who Owns the Fut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3); Evgeny Morozov,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1); and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 The Folly of 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3).

6. 诺伯特·维纳在其1948年的著作《控制论》中引入了“网络”这个词，指一种沟通节点，不过所指的是人与人之间而不是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接近当前用法的“网络空间”这个词出自20世纪80年代几位科幻小说作家的著作。

7. 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and Kenneth Cukier,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73–97.

8. Don Clark, “‘Internet of Things’ in Reach,”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5, 2014.

9. Smolan and Erwitt,Human Face of Big Data, 135.

10. See David C. Gompert and Phillip Saunders,The Paradox of Power: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11).

11. Ralph Langer, “Stuxnet: Dissecting a Cyberwarfare Weapon,”IEEE Security and Privacy 9, no. 3 (2011): 49–52.

12. Rex Hughes, quoting General Keith Alexander, in “A Treaty for Cyberspace,”International Affairs 86, no. 2 (2010): 523–41.

13. Publius [James Madison],The Federalist 10, in Hamilton, Madison, and Jay,Federalist Papers, 46–47.

14. See “Digital Set to Surpass TV in Time Spent with US Media: Mobile Helps Propel Digital Time Spent,” eMarketer.com, August 1, 2013 (reporting that the average American adult spends “5 hours per day online, on nonvoice mobile activities or with other digital media” and 4.5 hours per day watching television); Brian Stelter, “8 Hours a Day Spent on Screens, Study Finds,”New York Times,March 26, 2009 (reporting that “adults are exposed to screens... for about 8.5 hours on any given day”).

15. T. S. Eliot, Collected Poems, 1909–1962 (Bost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1), 147.

16. Betsy Sparrow, Jenny Liu, and Daniel M. Wegner, “Google Effects on Memory: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Information at Our Fingertips,”Science333, no. 6043 (2011): 776–78.

17. See Nicholas Carr,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New York: W. W. Norton, 2010).

18. Erik Brynjolfsson and Michael D. Smith, “The Great Equalizer? Consumer Choice Behavior at Internet Shopbots” (Cambridge, Mass.: 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2001).

19. Neal Leavitt, “Recommendation Technology: Will It Boost E-commerce?,”Computer 39, no. 5 (2006): 13–16.

20. See Clive Thompson,Smarter Than You Think: How Technology Is Changing Our Minds for the Bett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3).

21. Schmidt and Cohen,New Digital Age, 35, 198–99.

22. See for example, Ofeibea Quist-Arcton, “Text Messages Used to Incite Violence in Kenya,” National Public Radio, February 20, 2008 and “When SMS Messages Incite Violence in Kenya,”Harvard Law School Internet & Democracy Blog, February 21, 2008.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and other examples, see Morozov,Net Delusion, 256–61.

23. 也就是说，“预测分析”领域方兴未艾，既用于商业用途，也用于政府领域，预测社会和个人层面的思想和行为。See Eric Siegel, Predictive Analytics: The Power to Predict Who Will Click, Buy, Lie, or Die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13).

24. For an exploration of this concept, particularly as applied to the commercial realm, see Lanier,Who Owns the Future?

25. See Chapter 3.

26. Mayer-Schönberger and Cukier,Big Data, 150.

27. 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7), 29.

结论 当今时代能建立世界秩序吗？

1. For a compelling exploration of this shift and its possible implications, see Charles Kupchan,No One’s World: The West, 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 The seminal work about prospects for a world ordered on such a basis is 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3. On the evolution and appeal of different models, see 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The Fourth Revolution: 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4).

4. Edmund Burke to Charles-Jean-François Depont, November 1789, inOn Empire, Liberty, and Reform, 412–13.

5. G. S. Kirk and J. E. Raven,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A Critical History with a Selection of Text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193, 195, 199 (on Heraclitus); Friedrich Nietzsche,The Pre-Platonic Philosophers, trans. with commentary by Greg Whitlock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1).

6. Henry A.Kissinger, “The Meaning of History:Reflections on Spengler, Toynbee and Kant” (undergraduate thesis,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195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秩序 /（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8

书名原文： World Order

ISBN 978–7–5086–5269–6

I. ①世… II. ①基… ②胡…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6585号

World Order

Copyright © 2014, by Henry A. Kissinger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世界秩序

著者：[美] 亨利·基辛格

译者：胡利平 林华 曹爱菊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民粹主义大爆炸

[美]约翰·朱迪斯 著

马霖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什么是民粹主义？它为什么重要？

第1章 美国民粹主义的逻辑

第2章 新自由主义及其敌人

第3章 沉默的大多数和政治革命

第4章 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

第5章 左翼民粹主义的局限性

第6章 发展中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

结论 民粹主义的过去与未来

致谢

延伸阅读

献给
乔恩·科恩
理查·贾斯特
以及乔什·马歇尔

前言
什么是民粹主义？它为什么重要？

在美国和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及其候选人相继出手。唐纳德·特朗普赢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中紧随希拉里·克林顿，同样势不可当。这一波美国总统提名候选人的出现，其背景是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风起云涌。在欧洲，法国、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奥地利、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的民粹主义政党，要么竞相参与对权力的争夺，要么已经是政府的一部分了。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缩写为FN）在2015年12月的地区选举中位居第一，赢得27.73%的选票，却因在决定性选举中遭民主党和社会党联合对抗，失去地区总统候选席位。在丹麦，人民党（Dansk Folkeparti，DF）在2015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位居第二。在奥地利，自由党（Fleiheitliche Partei Östelreichs，FPÖ）候选人诺伯特·霍费尔（Norbert Hofer）在2016年4月首轮总统大选中遥遥领先。

在瑞士，瑞士人民党（Schweizerische Volkspartei，缩写为SVP）以29.4%的得票率在议会选举中拔得头筹，票数几乎是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票数总和的两倍。在挪威，进步党（Framstegspartiet，FrP）早在2013年就进入政府执政联盟了。在荷兰，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领导的荷兰第三大党自由党（Partij voor Vrijheid，缩写为PVV）在2017年议会选举民调中排名领先。英国的英国独立党（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UKIP）经历2015年议会选举失利后逆势反弹，在地区选举中取代威尔士工党，该党还着力推动了英国的脱欧运动。

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呈现出崛起的态势。在意大利，喜剧演员贝珀·格里奥（Beppe Grillo）发起的五星运动党（Five Star Movement）在2013年众议院的选举中赢得了最多的席位。在2016年6月的市政选举当中，五星运动候选人弗吉尼亚·拉吉（Virginia Raggi）以赢得67%选票的绝对优势当选罗马市市长。在西班牙，成立于2014年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 Party）在2015年12月和2016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两度位列第三。在希腊，成立了十年的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 Party）在2015年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均居首位，成为政府执政党。本书要讨论的就是这些民粹主义候选人和民粹主义运动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在经济大衰退[1]的余波下，他们为何能够如此成功地动员民众并博得支持。

什么是民粹主义

当政治学者就民粹主义著书立说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去定义什么是民粹主义，他们似乎将民粹主义当作“熵”或“光合作用”这样的科学术语。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这世上并不存在这么一套专门用以定义运动、党派，以及被称之为“民粹主义”的描述——从俄国民粹派（Russian Narodniks）到休伊·朗（Huey Long），从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到已故前国会议员杰克·康普（Jack Kemp），情况都是如此。被冠以“民粹”二字的人群和党派之间，确实具有家族联系一般的相似性，人们可以用普通的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能够用普通的政治语言形容他们，但的确不存在一套仅体现在这个群体上的特征。

不过，一种起源于19世纪美国的民粹主义政治于20世纪和21世纪再次出现，20世纪70年代时还登上了西欧的政治舞台。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时不时会尝试颠覆民主争夺权力的方式，而美国和西欧的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却选择拥抱这一方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和西欧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彼此之间交换其需求和忧虑，在经济大衰退的余波下，他们重出江湖。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我想向读者们介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粹主义政治，为何特朗普、桑德斯、法国国民阵线和西班牙我们可以党都被囊括其中。

首先需要知道的是，这种民粹主义是贯穿于美国历史，后被移植入欧洲土壤的，我们不能以右、左或中间对其概括定义。不过，右翼、左翼和中间派民粹主义政党是存在的。民粹主义并非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逻辑——一种用来对政治进行思考的方式。在以美国民粹主义为主题的《民粹主义的说服力》一书中，其作者、历史学家迈克尔·卡钦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写道，民粹主义“是一门语言，讲这门语言的人将普通人视为一个高尚的群体，但该群体深受其自身阶层的限制；民粹主义认为其精英对手们是自私自利和非民主的；民粹主义者寻求方法，动员前者，抵抗后者。”

这一观点给这本书开了个好头。虽然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等人有时被称作“民粹主义者”，但这本书并未描述他们这样的人。不过，本书的确指明了民粹主义党派和运动的逻辑，也涵盖了从1892年美国人民党候选人到2016年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的各色人物。不过，我想要比卡钦的刻画更进一步，我想在桑德斯和我们可以党的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这些左翼民粹主义者，与特朗普和国民阵线的勒庞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做出区分。左翼民粹主义者动员人民反抗精英和建制派。他们垂直地区分政治人群——团结中下层去对抗上层精英。右翼民粹主义者则动员人民反抗那些“宠溺”第三群体的精英，第三群体包括诸如移民、伊斯兰激进分子，以及非洲裔美籍激进分子等。左翼民粹主义者的视野中有两派人，而右翼民粹主义者的视野中有三派人。右翼民粹主义者不仅眼观上方权贵，还紧盯下方的外部群体。

在历史上，左翼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运动是两回事，左翼民粹主义没有阶级冲突这样的政治逻辑，它不寻求废除资本主义；同时，左翼民粹主义也与试图调和对立阶层及群体之间利益矛盾的那些或激进或民主的政治派别不同。在左翼民粹主义的政治逻辑中，人民及精英之间存在一种基础性的对立。而右翼民粹主义则与保守主义不同，保守主义者认同其商业阶层，反对其下面的批评者和反对者。同时，美国和西欧版本的民粹主义与意欲颠覆民主的威权保守主义不同，美国和西欧版本的民粹主义存在并活动于一种民主的语境下。

正如不存在用以定义民粹主义的共通意识形态，事实上也不存在任何一个可被称为“人民”的选民群体。人民可以是蓝领工人、小企业主，或者身背贷款的学生；人民也可以是穷人或中产阶层。同样地，也不存在对于“建制派”的共同定义。建制派可以是老民粹主义者们所谴责的“金钱权力”（money power），是乔治·华莱士所说的“削尖脑袋的知识分子”（pointy-headed intellectuals），也可以指西班牙我们可以党所讨伐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享有者”。这些囊括于“人民”和“精英”当中的具体人群都无法定义民粹主义；能够定义民粹主义的是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冲突关系（在右翼民粹主义眼中是三方之间的冲突关系）。

冲突本身代表着民粹主义者对精英阶层发出的一系列要求。民粹主义者认为，其对精英阶层的要求并不是通过快速谈判就能够获得满足的普通要求。民粹主义者认为，其要求具有价值和合理性，但他们并不认为建制派会心甘情愿满足他们。桑德斯想要“全民医保”和15美元的最低时薪。如果桑德斯想要的只是“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或者提升最低时薪至7.75美元，那这就不是人民和建制派之间的冲突了。如果特朗普的要求是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增加警卫数量，如果丹麦人民党要求减少庇护难民数量，那么人民和精英之间的鸿沟就不是那么深了。然而，保证建起一座由墨西哥政府买单的墙，承诺禁止移民进入美国，这样的做法确实堪称民粹主义发展的新高度。

民粹主义的需求，决定了人民和建制派之间的冲突。这些需求是像1896年民主派听从人民党对“自由银币”[2]的要求那样，全部或部分得到了满足，还是被一概抛弃？后一种情况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要求就希腊债务重新谈判，后来该民粹主义运动的初衷不再，沦为普通政党及候选身份。从这个层面讲，美国与西欧的民粹主义政党兴起时，往往将自身置于建制派的对立面，而当它们最终走入政府后，有时则需要承受自我身份认知的考验。

民粹主义为什么重要？

前述民粹主义党派及其运动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它们通常具有替政治危机发出预警信号的作用。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崛起具有其独特的时机。在欧洲，因多党制度允许弱小对手的存在，所以民粹主义政党时而得以在政治舞台的边缘徘徊；然而美国的民粹主义者只有在特定的时机下，才能获得成功。所谓的特定时机是，当民粹主义者发现美国的主要机构所执行、保护和捍卫的主流政治原则与其自身的希望产生冲突，引发恐惧和担忧的时候。民粹主义者表达被忽视的诉求，将其置于某种政治语境下，挑起人民对拒不妥协的精英们的敌视。通过这种做法，民粹主义者成了政治风向变化的催化剂。

大西洋两岸的主流党派都希望进一步增加移民数量，但美国选民对非法移民、欧洲选民对成为犯罪及近期恐怖主义活动温床的移民群体都非常不满。民粹主义候选人及政党给了这些选民发声的机会。欧洲大陆的主要政党拥抱共同货币，然而在经济大衰退期间，共同货币开始招致诟病。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领导人都支持“自由贸易”，然而许多民众对此类贸易协定并不买账。

民粹主义运动本身并非总能达到目的，其实他们往往最后无法提供全民医保，或保护工人免受来自全球资本主义及欧盟的冲击。他们的诉求，要么进入主流政党的视野，在主流政党的裹挟拉拢下得到部分满足，要么被全盘否定。不过，民粹主义者的确能够把水搅浑，并发出信号：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已不再起作用，应尽快修补，而通行的标准世界观也在坍塌。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和桑德斯之于美国，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之于欧洲具有重要意义。在接下来的篇章当中，我将介绍民粹主义的逻辑，以及为什么北大西洋两岸近期掀起了相似的民粹主义抗议浪潮。

[1] 经济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指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海啸及其后续影响。——译者注

[2] 自由银币运动（Free Silver Movement），倡导无限制地发行银币，将银币作为与金币互补的流通货币。提倡发行银币者相信，作为通胀措施的自由的银币可增加货币供给、提高物价，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萧条愈发增强了对自由银币的推动。——译者注

第1章
美国民粹主义的逻辑

从人民党到乔治·华莱士

没人能预料到唐纳德·特朗普最终成为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就连特朗普本人也不例外。同样地，包括伯尼·桑德斯本人在内，没人预料到直至六月加利福尼亚州举行初选，这位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员依然在与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的成功最初得益于其表演型人格和名人身份。不过随着他赢得一次又一次初选，政治专家们发现，特朗普在美国底层白人中打出了种族主义牌——这与巴拉克·奥巴马的政治主张背道而驰，他甚至利用了民众内心潜流着的法西斯主义认同感。桑德斯的成功所招致的疑虑则少得多，但评论家们大多将桑德斯看作乌托邦论者，认为他关注的只是千禧年一代年轻选民空泛的理想。如果这些不足以解释桑德斯的成功，那么评论家们又会接着强调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的劣势。然而实际上，将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成功理解为美国民粹主义历史的最新篇章更为恰当。

民粹主义是美国制造，其后传至拉丁美洲和欧洲。虽然美国的民粹主义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杰克逊总统战胜美国银行”事件[1]发生时期已经暗潮涌动，但19世纪90年代人民党的出现，才是美国民粹主义的滥觞。那时，民粹主义运动首次出现，后来这种运动开始转化为定期事件。与欧洲的情况不同，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往往突如其来，令人始料未及，虽然短命，但影响力巨大。虽然在运动发生之时看似不寻常，但实际上是美国政治肌理的自然组成部分。

政治事件的两种形式

虽然美国的政治历史充满冲突和斗争——奴隶制、禁酒、托拉斯、关税、堕胎、干涉他国事务——但长期以来，主导美国政治的依然是社会普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与处理海外事务上所扮演角色的基础共识。如果某一共识在实际中并不总是能够将各党派群体团结起来，就会导致政治冲突的出现。1935年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在美国社会的讨论当中，时常出现有关累进制个人所得税优缺点的讨论。但美国的国家政策反映了人们对这种税收方式的基本认同。累进税制本身是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这一覆盖面更广的价值观的一部分。它代替了强调政府在经济中只应扮演有限角色的观念。

共同价值观举足轻重，这是美国及欧洲政治的特点，也是以共识而非武力与威慑为治理前提的所有国家的特点。比如，在英国，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关系密切的自由资本主义（laissez-faire capitalism）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都颇为盛行，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它就被凯恩斯派经济学取代了。

美国政治的建构支持普遍通行的主流价值观。其赢家通吃、票数最多者当选的单名选区制度鼓励的是两党制。第三党的候选人通常被视为“搅局者”。而且，在决定初选代表提名人的过程中，选民和党内要人都会将提名人成为总统的可能性作为考虑要素，在大选过程中，候选人总体上会支持主流观点，避免被贴上“偏激、极端”的标签。美国的政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与当时多数党的普遍共识相比过于极端的候选人——比如民主党人弗雷德·哈里斯（Fred Harris）或杰西·杰克森（Jesse Jackson），以及共和党人汤姆·坦克雷多（Tom Tancredo）和帕特·罗伯特森（Pat Robertson）。

两党制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制度，这使得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举行总统大选时，政治家们在社会经济根本问题上尖锐的理念差异被低估，甚至被忽视。人们通常会为没那么严峻的社会问题进行政治活动，比如戒酒、堕胎，或最低工资和赤字等。但是，当面对社会和经济的剧烈变化或事关美国在世界的位置时，选民们会突然间开始响应政客们及各种运动就多数党小看和忽视的问题所发起的号召。这类情况可概括为两类。

第一类是政治学家们所说的政党选民重组选举（realigning elections）。在政党选民重组选举中，一个党派或一位总统候选人对普遍价值观的挑战会引起巨大的社会骚动，这样的社会骚动会重构现存政府的状态，产生新的多数党。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年及1936年的总统大选，以及罗纳德·里根1980年的总统大选都是如此。此类大选是比较罕见的，它们通常发生于经济萧条期或战争之后，在此期间通常伴随着一系列对普遍价值观构成挑战、但又不会替代普遍价值观的政治冲突。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中，这类冲突往往以民粹主义候选人和民粹主义运动的形式出现。

这些扮演催化剂角色的民粹主义者们用“我们对抗你们”（us vs. them）的方式定义政治。其逻辑是，人民就建制派所回避的问题和需求与其斗争。人民党的崛起就是对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发起的首次大规模抗议。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Share Our Wealth）[2]呼应了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选举，促使罗斯福政府发展新的政治理念，维持其多数党地位。此类运动奠定了形容自己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及进步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活动中所采用的民粹主义框架。

20世纪50年代的自由主义评论者们指出，人民党内部具有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特别是排华——特质，但这充其量也只是人民党的次要特质。在人民党的运动逐渐瓦解之前，原汁原味的人民党首先是一个左翼政党。右翼民粹主义最初主要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查理·考夫林神父（Father Charles Coughlin）时期及20世纪60年代乔治·华莱士竞选总统时期。是华莱士终结了新政派的多数党地位，为1980年里根改组政府铺平道路。围绕着华莱士，产生了一批支持者及民粹主义的右翼变体，社会学家唐纳德·沃伦（Donald Warren）将这一派称为“美国中产阶级激进主义”（middle American radicalism）。后来，华莱士的遗产渗入共和党，成为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挑战共和党正统观念的基础。

人民党

有关民粹主义一词的来历，有这么一段故事。

1891年5月，堪萨斯农场主联盟（Kansas Farmers Alliance）的几位成员从辛辛那提举办的国家大会上策马返家，创造出“民粹主义者”（populist）一词，用以描述他们及美国西部与南部多个联盟团体正在致力于发展的政治观点。第二年，联盟团体与劳动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联手组成人民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挑战了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及民主党人所追寻的基本观念。人民党的历史诚然短暂，但其存在为美国和欧洲的民粹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粹主义者们齐聚辛辛那提之时，领导美国的共和党人及民主党人正沉浸于美国工业和金融业的繁荣发展之中。他们相信市场能够自我调节，是创造财富与个人机会的重要工具，并认为政府的角色应该最小化。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曾于1884年至1888年及1892年至1896年两度担任美国总统，他谴责政府“家长制”。他在第二任任期开始之前的就职演说上称，公共部门干涉市场会扼杀真正的美国精神；政府的“职能”“不包括吸引人民党支持”，其首要任务是通过维持金本位制来保证“健全而稳定的货币”。虽然克利夫兰及其对手们就关税，以及民主党是否是“朗姆酒徒、罗马天主教与反叛者”[3]的政党而展开唇枪舌战，不过在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上，他们有共识。

然而，就在这几年，美国南方及大平原的农民们承受着农产品价格的显著下滑。自1870年至1890年，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农产品价格下降了2/3。19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大平原曾享受到繁荣的发展。

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期，大平原遭到一场旱灾的毁灭性冲击。冷酷的铁路公司仗其市场垄断地位，提高了农作物的运输成本。南部及大平原的许多农民几乎入不敷出。小型家庭农场让位于公司麾下的大型农场，这些公司的总部大多在美国东部。大量低成本移民从中国、日本、葡萄牙和意大利涌入，威胁着美国当地农民的收入来源。还在维持农业耕种的农民们债务缠身。在堪萨斯，45%的土地都被收归银行所有。

19世纪70年代，美国北部及南部的许多农民联盟发动了农民起义。这些联盟创立之初均为男性组成的社会团体，他们模仿共济会，用神秘的握手礼维系成员关系。南部联盟出现在得克萨斯，后跨越南部一路向东发展。在美国北部，农民联盟发轫于纽约，经历了短暂的消亡，后于19世纪80年代在大平原地区再获发展。农民联盟组成合作社以控制农产品价格，在距离较远的市场上，农产品价格趋于稳定；农民联盟还就铁路运费的管控向立法委员施压。随着农民联盟越来越深地介入政治事务，他们开始与劳动骑士团联手。劳动骑士团成立于1869年，至19世纪80年代早期已成为美国主要工人团体。1885年，得克萨斯的农民联盟发布决议，表示其正在与工人骑士团谋求“完美的联合行动”。

美国南北战争后不久，农民组织“格兰奇”（the Grange）成立。该组织的成立是其后全国农民联盟（National Farmers Union）等利益团体成立的前奏。格兰奇的成员们认为，他们能够代表包括农民和蓝领工人在内的“人民”去对抗“金钱权力”和“富豪统治”。这种想法反映在该组织的早期计划中，包括要求加入工会并获得认可，要求加强铁路监管，结束土地投机行为，发放低息贷款（通过替代或补充金本位制）以缓解农民身负的贷款重压。除了少数分散在各处的民粹主义领导者，大部分民粹主义者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改革，而非废除资本主义；他们身后并非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而是定义松散的“人民”。当时美国主要社会主义党派社会主义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领袖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Leon）就用“资产阶级”（bourgeois）一词批评民粹主义者。

部分联盟成员支持绿币党（Greenback Party）参加1880年和188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但更多联盟成员更愿意寻求其他方式去影响所在地区的主流政党。南部联盟想要改革民主党，大平原地区联盟则意欲改变共和党。1889年12月，各大农民联盟就一项覆盖全美的倡议开始了一系列的会议筹划。除了货币和土地改革之外，联盟成员们的计划还涉及铁路国有化、累进制个人所得税、政治改革（包括匿名投票和参议员直选），以及允许农民向联邦政府借款储存粮食，直到粮价升至有利可图的水平。

农民联盟向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要求后者为该倡议背书。然而对主要政党来说，这些要求过于激进，他们表示难以满足农民联盟的要求。在大平原地区，共和党人批评这份联盟倡议是乌托邦式的道德观。“在政治选举中不存在《摩西十诫》和金科玉律。”堪萨斯共和党参议员约翰·J.因加尔斯（John J. Ingalls）写道。在美国南部，一些民主党州政府候选人支持联盟倡议，但他们一旦掌权，又转而拒绝支持。联盟领导者们总结，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被富豪统治牢牢掌控，民粹主义者需要成立自己的政党。堪萨斯联盟的成员们于1890年组织了州范围内的人民党，在当年选举中表现出色。其后的1892年，农民联盟、工人骑士团和其他一些团体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人民党，推选前绿币党总统候选人詹姆斯·K.韦弗（James K.Weaver）为人民党党主席。

2月，人民党大会在圣路易斯召开。明尼苏达州的民粹主义者伊格内修斯·唐纳里（Ignatius Donnelly）为人民党撰写的党纲序文受到广泛赞誉，该文后成为人民党的对外宣言——民粹主义者称之为美国的“第二独立宣言”。唐纳里曾是共和党国会议员及铁路业说客，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他逐渐趋向左翼；作为作家和演说家，他成就斐然。在这篇宣言中，唐纳里控诉道：“千万人的血汗果实被公然窃取，只化为少数人的巨额财富。”政府和主要党派在这场偷盗中沆瀣一气。“掌权者牢牢把控两党实权，将可怕的事实看在眼里，却任其发展，未曾采取任何阻止或限制措施。”唐纳里写道。

唐纳里的宣言内容呼应了杰克逊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的主题。“我们要将握在共和党手中的政府送还给人民，政府本诞生于人民之中。”他写道。不过，虽然杰克逊派民主党想要去除经济中的政府作用，恢复人民民主，唐纳里及民粹主义者却想要政府积极参与经济事务，解决经济不公问题，这挑战了放任市场自由的普遍价值观。“我们相信，应该扩大政府的力量，换句话说，扩大的同样也是人民的力量……只要聪明人的良知和经验的教诲得到伸张，压迫、不公和贫穷终将在这片土地上消亡。”

在圣路易斯大会上，唐纳里的人民党得到了佐治亚州民主党人汤姆·沃特森（Tom Watson）的热情背书。沃特森于1890年当选国会议员，此前他就一直支持这一农工联盟。“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民主党与富豪统治在选举中相抗衡的局面。”沃特森表示，“你是愿意与人民站在一起……与这个国家及其财富的创造者站在一起……还是愿意与他们相对而立，站在富豪统治阶级一边，为老朽的政党及趋于瓦解、行将就木的专制政策继续投出自己的一票？”

民粹主义运动当中总会潜藏着一股更保守的势力。在南方，一些联盟成员与有色人种农民联盟（Colored Farmers’Alliance）合作，其他联盟成员并不愿与其合作，种族问题通常会将大平原和南部民粹主义者分成两派。同时，民粹主义者也选择支持驱逐中国华工，这些华工由企业征召前往美国，成为美国西部农场和铁路的廉价劳动力。选择支持驱逐移民虽然可以理解，但这也染上了一层种族主义色彩。堪萨斯的民粹主义领袖玛丽·E·里斯（Mary E. Lease）就“蒙古潮”（大量蒙古人涌入）发出警告。沃森的人民党党报“指责华工是道德上与社会中的毒药”。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及19世纪90年代早期，民粹主义政治的首要目标还是与富豪政治对抗。如历史学家罗伯特·麦克马斯（Robert McMath）所述，民粹主义者被反复诟病为“莫莉马贵[4]、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

在1892年的大选当中，人民党表现出色。人民党候选人获得的竞选资金少得可怜，却获得了8%的投票和五个州的支持。1893年，克利夫兰上任后，经济萧条来袭，1/4美国人失去工作，上万农民破产。克利夫兰再次肯定金本位制，试图替农民申请政府补助，但克利夫兰的农业部长尤利乌斯·斯特尔灵·莫尔顿（Julius Sterling Morton）是这么回答的：“聪明、成功、讲求实际的农民不需要拿政府补助；无知、懒惰、不切实际的农民没资格拿政府补助。”

在1894年的大选中，人民党的众议院候选人赢得了10%的投票，该党获选4名国会议员、4名参议员、21名州长，以及465名州立法议员。鉴于人民党的大本营在南部和西部，克利夫兰又极其不受欢迎，人民党似已蓄势待发，以第二大党的身份挑战民主党了。然而，1894年的大选却成了该党的告别演出。

民粹主义者是被两党制搞垮的。在大平原各州，对克利夫兰的愤怒使选民们将选票投向更值得被选的共和党；在南部各州，民主党人合起来压制人民党候选人，对一些民粹主义者在黑人群体中争取选票的行为，民主党以恶毒的种族迫害来应对。就人民党遭到的反对，沃森是这么说的：“在南部，对独立政治运动的争论可以用一个词概括：黑人。”

1894年年初，卡罗莱纳州参议员、外号“甘草叉”的本·提尔曼（Ben Tillman）等南部民主党人将民粹主义者提出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与白人至上主义联系在了一起。（提尔曼的外号源于1984年他曾承诺，如果当选，他将前往华盛顿，“把甘草叉插进格罗弗·克利夫兰又老又厚的肋骨里”。）沃森和得克萨斯州的詹姆斯·“旋风”·戴维斯[5]虽然继续支持民粹主义经济，后来却成为3K党[6]同盟。

然而，人民党在全国范围内遭受了最大打击。1896年，民主党人提名内布拉斯加州的威廉·简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为候选人，采纳了包括银币货币化（自由银币）、铁路及大公司监管，以及限制“外籍贫困劳工”在内的民粹主义者核心政策主张。在党的大会上，人民党选择为布莱恩背书，而不是推选自己的候选人。在1896年的大选中，原先支持民粹主义者的选票转向了主要政党。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工人骑士团解散，被利益集团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取代，至此，民粹主义者也失去了蓝领工人的支持。人民党变得寸步难行。1908年，沃森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大选，只拿到0.19%的选票，人民党彻底垮台。

然而，在1885年至1894年的鼎盛时期，民粹主义者联盟和人民党对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的拉丁美洲和欧洲政治也深受其影响。美国民粹主义发展出了民粹主义逻辑——“人民”与拒绝提供必要改革的精英对立。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中，民粹主义者的出现最先提示了两党制政府与经济的局限性。

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而民粹主义者是最早号召政府管理各个产业，甚至对某些产业（如铁路）施行国有化的人群；他们希望政府能减少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不公平；他们想要减弱商业对政治选举结果所具有的影响力。民粹主义对布莱恩等进步民主党人，甚至对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的政治理念都有直接影响。最后，大部分民粹主义者的诉求——从累进制个人所得税到国库分库计划——最终都囊括进了罗斯福新政，并体现在新政自由主义理念当中。

休伊·朗与分享财富运动

20世纪20年代，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并不稳定，部分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百废待兴，以黄金为基础的财政也是影响因素。同时期的美国经济却享受着一波繁荣。共和党的商业振兴主义（business boosterism）与坚定的个人主义主导了美国政治。然而，1929年股市崩溃，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摧毁了公众对自由市场和共和党执政策略的信心，新的民主党多数派应运而生。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及民主党人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1932年的总统大选。但是，罗斯福当选依靠的并不是抨击共和党的总体执政及经济策略。在竞选中，罗斯福批评在任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政府开支过度，他保证上任后会削减35%的官僚开支，平衡预算。上任后，罗斯福通过政府经济计划（Government Economy Act）履行参选时的承诺。通过该计划，罗斯福削减了超过5亿美元的政府预算，削减来源主要是老兵福利和政府公务员工资。

罗斯福在上任之初的两年大幅改革银行业，通过新政府项目提供就业机会。他成立了全国复兴总署（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旨在解决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统合主义安排、遏制残酷竞争。不过，罗斯福并未直接就经济不平等对症下药。经济不平等问题在共和党多数派时期愈加严峻，许多进步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不平等是彼时美国股市崩溃及经济大萧条发生的核心原因。罗斯福没有直面经济不平等问题，因此也受到了来自外界，尤其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政治家休伊·朗的压力。休伊·朗发起了一场民粹主义运动，在民主党人看来，这场运动有可能威胁到罗斯福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机会，甚至会威胁到民主党自身的安全。

休伊·朗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叫作温（Winn）的贫穷农业小镇长大，许多支持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都来自那里。休伊·朗也沿袭了这个地方的民粹主义传统，以“每个人都是皇帝，但没有人头戴皇冠”的口号竞选州长，并谴责石油公司和金钱权力。1928年休伊·朗当选州长后，为路易斯安那州的公路、医保系统及学校提供资金，他还免除了低收入人群的缴税义务，同时建议向石油公司征收开采税（该提案最终获得通过）。他并没有抨击种族主义，但也没有积极鼓励种族主义行为。“不要说我是在为黑人工作，因为我没有这样做。我是为穷人工作的——为所有穷人工作。”休伊·朗声明了自己的立场。他独断专行、浑身散发着感召力，是民粹主义者当中能够联合各方力量，团结“人民”的典范。曾有记者这样描写休伊·朗的选民：“甚至连他踏过的路，他们也会膜拜。”

1930年，休伊·朗进入参议院。1932年，他支持罗斯福竞选总统。然而，罗斯福上台后不久，休伊·朗就与他决裂。休伊·朗公开表示反对政府的经济计划，称该计划出自“摩根先生和洛克菲勒先生”（Mr. Morgan and Mr. Rockefeller）。1934年2月，休伊·朗在广播上宣布将发起“分享财富”运动。运动的核心内容是一份建议：向财富超过500万美元及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所得税，税收用于为每个家庭提供足够一个家庭置办“一处房产、一辆汽车、一个收音机，以及日常家庭用品”的“家庭资产”，“保证一个家庭生活舒适”的最低年收入，以及一份养老保险。

休伊·朗提出的征税税率非常严苛，但即使这样，税收也无法覆盖其所承诺的投入。罗斯福的支持者在媒体上嘲笑休伊·朗的提议。《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给休伊·朗寄去一份内容模拟调查问卷，就该建议的细节发问，“您的结论是基于哪些经济学研究数据？”然而，休伊·朗这份计划的铺张本身就象征着个人与政府、企业上层掌权者之间巨大的政治鸿沟，这个鸿沟是不容易消弭的。就像此前的自由银币、国库分库计划，以及铁路国有化定义了人民党一样，这份建议也定义了该运动的激进性质。

翌年二月，休伊·朗及27 000多人成立了多家分享财富俱乐部。该俱乐部系统不仅作为各个地方的政治组织运作，也相当于一个新政党的大本营。这些俱乐部的运营方大多是教堂和学校。除此以外，休伊·朗也以一份超过750万人的邮寄名单为傲。正如人民党及其民粹主义运动所显示的，休伊·朗最活跃的支持者同样不是生活最穷苦的人，而是担心自己会因经济大萧条落入社会底层的中产阶级。历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如此形容休伊·朗的追随者们：

休伊·朗在中产阶层的世界里获得了尊重。这个阶层的人可能坠入他们所认为的谷底，在这个谷底，他们将失去自我力量，凡事只能依靠乞讨。是这种恐慌让中产阶层比那些真正无所依附、贫弱困苦的人群更容易组成政治上的活跃群体。

罗斯福和民主党人对休伊·朗竞选总统感到畏惧。1935年，民主党秘密地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如果休伊·朗以第三党的身份参加1936年的大选，与罗斯福对抗，那么他获得的选票数量将在300万至400万之间，届时大选的获胜方将是共和党。这一担心是当年罗斯福与其他民主党人联合各方力量，推出第二阶段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原因。与第一次不同，这一次，新政直击休伊·朗屡次提出的经济不平等问题。

6月19日，参议院通过了确保提供老年退休金和失业补贴的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就在同一天，罗斯福再次带给国会惊喜，他提出了一项鼓励“更广泛地分配财富”的税改措施。罗斯福向大企业征税，并向富有人群及拥有大量遗产的人征收更高的税。休伊·朗用软弱二字批评罗斯福的新政措施，但其新政却被广泛形容为“向富人开刀”。在同年的总统竞选中，罗斯福还将民粹主义者的一贯表达融入自己的竞选宣言中，代表“普通人”的利益，向“手握经济特权的人”发起抗议。

事实证明，罗斯福根本不需要担心休伊·朗参选。1935年9月，休伊·朗在巴吞鲁日（Baton Rouge）遇刺。1936年，罗斯福再次获得压倒性胜利。然而，休伊·朗对罗斯福新政和美国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休伊·朗及其发起的运动，推动了国会发起的改革，成为其后40年美国政治的发展支柱。在休伊·朗的影响下，罗斯福新政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对财富及权力不平等的深层担忧。

乔治·华莱士

20世纪60年代被视为一个左倾的骚动年代。欧洲有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五月风暴”[7]及1969年发生在意大利的“火热的秋天”[8]；美国有争取民权和黑人权利的运动，有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女权运动及环保主义运动。同一时期，右翼民粹主义者乔治·华莱士发起运动，反对当时美国的公民权利裁决与立法，在新政自由主义为美国政治撑起的保护伞上捅开了一个大洞。

美国南部的保守民主党人拒绝挑战宣称白人至上权利的立法，而新政的实施基于自由的民主党与南部保守的民主党之间秘而不宣的结盟。结果是，包括社会保障法案和最低工资法案在内的核心新政法案，在制定之初就排除了南部黑人享有同等待遇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冷战意识形态斗争、布朗诉教育局案[9]，以及一次力量更大的民权运动的驱动下，北部民主党人终于接受了黑人民权斗争事业。

作为“拥有”亚伯拉罕·林肯的政党，共和党传统上是承认黑人公民权利的，国会的共和党领袖也支持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于1964年和1965年分别颁布的公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巴里·戈德华特[10]（Barry Goldwater）是早期的持异见者，但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上，约翰逊轻松地击败了他。约翰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他就公民权利所颁布的法案获得了广泛支持，事实上，当他通过了投票权法案，并开始“向贫穷开战”（War on Poverty）之后，反对约翰逊的声音渐渐出现。华莱士将这场抨击转化为了一场来自民粹主义者的讨伐。

华莱士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一个乡村小镇长大。他的父亲和爷爷也曾涉足政治。他们支持罗斯福，是新政民主党人。华莱士后来以种族隔离支持者的身份广为人知，但最初，他是一个与休伊·朗相似的民粹主义民主党人，种族对他来说只是次要问题。1948年，华莱士成为民主党全国大会代表，他并未加入由南部民主党人及其追随者就反对该党组建民权平台发起的罢工。最初，华莱士作为新政民主党人参加过1958年的州长选举，后输给了3K党支持的候选人。在这之后，华莱士宣布：“我再也不会在黑人问题上输掉选举。”

1962年，华莱士再次参选。这一次，他因支持“今天实行种族隔离，明天实行种族隔离，永远实行种族隔离”（“segregation now, segregation tomorrow, segregation forever”）这样的言论而获胜。1963年，他因试图阻止两名黑人学生在亚拉巴马大学注册而身获恶名。1964年，在威斯康星州、印第安纳州和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初选中，华莱士的竞争对手是约翰逊的代理人，他获得了大约三分之一的选票——在马里兰州更获得了43%的高票数，并拿下23县中的15县。1968年，华莱士以独立党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对手是尼克松和汉弗莱。十月上旬，华莱士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于汉弗莱，但最后仅获得13.5%的票数和南部的五个州。1972年，华莱士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本有机会获得提名，却在5月马里兰的初选中遇刺瘫痪。

华莱士强调自己对种族融合的反对，但他采用的是保护普通美国白人，对抗华盛顿官僚暴政的一套说辞。彼时，大政府的触角正伸向普通百姓的生活。1967年，华莱士出现在《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节目中，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参选：

在我们的国家，大家已经开始抵制政府膨胀的权力。这是一场人民运动……我认为，如果有政治家胆敢加以阻碍，那么他在路上一定会被某个普通人撞倒在地——这个人来自纺织厂，来自铸铁厂，来自理发馆，可能是美容师、巡逻警察……也可能是商人。

华莱士反对用校车跨区接送学生、平衡各学校不同种族学生比例。1971年最高法院判定这种政策为破除种族隔离的方法后，这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华莱士认为该政策破坏了中产阶层的居住环境，他攻击支持用校车跨区接送学生的白人自由主义者，批评这些白人虚伪，因为他们拒绝让自己的孩子遭受其他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孩子所遭受的经历。“他们在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上架起桥梁，好让所有白人自由主义者逃到弗吉尼亚去。”[11]华莱士公开表示。

然而，华莱士并不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在不涉及种族问题的国内事务上，华莱士的表现颇有新政民主党的做派。在1968年的竞选小册子中，华莱士自豪地表示，在亚拉巴马州，他增加了教育、福利、道路和农业支出。1967年，被问及如果当选会提名谁进入内阁时，华莱士说他会考虑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的乔治·米尼（George Meany）或者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负责人莱昂纳多·伍德考克（Leonard Woodcock）。华莱士还在人民和富豪权贵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在佛罗里达州进行竞选演说时，他表示：“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受够了税收对普通人的盘剥，而洛克菲勒家族、福特家族、梅隆家族和卡耐基家族的亿万富翁们却不需要缴纳任何税款。”与休伊·朗一样，华莱士时常被称作法西斯主义者，他是右翼民粹主义者，沿袭了1896年后汤姆·沃森的民粹主义传统。当反对者批评他是法西斯时，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华莱士如此回应：“我消灭法西斯的时候，你们这帮朋克还穿着尿布呢。”

正如华莱士本人的立场，他的支持者中既有左翼，又有右翼。1976年，社会学家唐纳德·沃伦（Donald Warren）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主题是“美国中产阶级中的激进派”，简称MARs（Middle American Radicals）。沃伦在1971年至1972年及1975年，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他发现了这样一个政治群体，他们既非左翼，也非右翼，既非民主派，也非保守派。沃伦写道，美国中产阶层中的激进派“认为中产阶层被彻底忽略了”，他们认为“政府只关注富人和穷人”。

沃伦所称的美国中产阶级激进派在贫困问题和种族问题上态度保守。他们反对校车接送有色人种孩童上学，抨击社会福利部门的存在是典型的“富人接济穷人，买单的却是中产阶层收入者”。他们憎恶政府，同时也认为大公司“把持了过多权力”，“体量太大”。他们希望政府保障每个人都有饭碗。许多民主活动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支持价格管控（除了工资）、医疗保障，以及某些国民健康保险、联邦教育补助，以及社会保障。

沃伦发现，美国中产阶层激进派代表了大约1/4的选民，男性多于女性，高中毕业，未受过大学教育，收入位于中产阶级中的中下层，一般从事技术性、半技术性蓝领工作，或者秘书、销售类白领工作。沃伦也按照收入和教育将其他人群分为几类：低收入人群、平均中等收入人群、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层，以及富裕阶层。他发现中产阶层激进派是最倾向于在1972年的大选中投票给乔治·华莱士的人群。1968年盖洛普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968年华莱士支持者的人群结构。调查结果显示，华莱士的选民与沃伦所研究的美国中产阶级激进派是重合的。

换句话说，华莱士的选民基础来自那些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即美国人所称的“人民”——认为自己困在上层人群与下层人群的斗争之中的人。正如华莱士一样，其选民的许多观点都符合新政自由主义，但话题一旦涉及种族和法律秩序，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坚决反对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及许多自由民主党人支持的社会福利、校车跨区接送有色人种，以及各项平权政策。他们的政治旅途历经民主党、自由党和共和党，终于在1994年的国会选举中宣告落幕。

和休伊·朗一样，华莱士的一生就是一部生动的政治运动史。华莱士遇袭后被迫退出总统选举，也结束了改变美国的政治野心。1976年，华莱士再次参加总统竞选，但是这一次，在来自南部的政治家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面前，他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保守派试图保留华莱士创立的美国独立党，最终以失败告终。华莱士后来再次当选州长，就曾经反对种族融合道歉。后来，他以最初进入政坛时的新政民主党这一身份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华莱士及其追随者对两党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华莱士的运动成为南部政党自我调整的契机。共和党后来吸收了华莱士在大政府、社会福利、校车跨区接送，以及平权政策上的立场。尼克松的执政也受其影响。正如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在1969年出版的先见之书《新兴的共和党多数派》（The Emerging Republican Majority）中所理解的，华莱士的选民后来转而为共和党投票。1972年，在与麦戈文的竞争中，尼克松所获选票的百分比接近1968年尼克松和华莱士二人在50州的45个中所获得的票数总额百分比。在14个州中，尼克松所获票数百分比与1968年尼克松和华莱士二人所获票数百分比几乎相等。

华莱士1968年参选美国总统与麦戈文1972年参选美国总统之后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其支持者具有显著区别。从1932年至1960年，两党的支持者可以按照收入和教育水平用一个金字塔形来表示：代表“普通人”的民主党拥有来自这个金字塔从下至上三分之二的支持者，这是民主党赢得大多数选举的原因。

1972年，处于该金字塔中低部分的白人选民逐渐转为支持共和党；而许多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专业人士——护士、教师、工程师和建筑师等——受到20世纪60年代新左翼运动的影响，加之在自己的工作中并未获得原先预期的独立性和满足感，逐渐转而支持民主党。他们批评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这些人的后继者就是今天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民主党人的支持者既包括少数族裔穷人，也包括中上阶层白人。如今，已经不存在这样一条用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来划分党派支持者的清晰界限了。

水门事件拖延了美国党派联盟的转变。直到1980年，甚至1994年共和党拿下国会参众两院时，这一转变才得以完成。追随华莱士的民粹主义候选人推动了这一过程的发展，其人数远远超过追随巴里·戈德华特的候选人。共和党后来采取了华莱士在政府和国家权力上的立场，有时也视情况模仿华莱士的民粹主义和反精英主义政治（他们反对的主要是“华盛顿”）。后来的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在1992年和1996年参加竞选，以及特朗普在2016年参加竞选，两人以他们各自的民粹思想成功吸引了难以驾驭的华莱士一派美国中产阶层激进者的支持，动员他们站出来反对其他更传统的共和党支持者。

[1] 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曾于第二个任期内发起与美国银行的斗争。杰克逊认为，美国银行的势力过于强大，他敦促国会不要再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同时停止了美国银行使用联邦资金的特权，并把联邦资金转入各州银行。——译者注

[2] 分享财富运动，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发起人休伊·朗认为，经济大萧条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因而他提出了一系列财富限制与再分配计划。——译者注

[3] “朗姆酒徒、罗马天主教与反叛者”（“Rum, Romanism, and Rebellion”），1884年出自共和党某教士之口，意在贬损爱尔兰裔美国人为不可相信的天主教醉汉，反叛者指被共和党视为“南北战争中的反叛者”的民主党人。这一说法及其后续影响也是导致共和党在当年总统大选中败北的原因之一。——译者注

[4] 莫莉马贵（Molly Maguires），爱尔兰人秘密团体，19世纪时活跃于爱尔兰、英国利物浦及美国东部，因在宾夕法尼亚州矿区武力反抗矿主剥削、胁迫及谋杀而为世人所知。——译者注

[5] 詹姆斯·“旋风”·戴维斯，因其易怒的演讲表现被戏称为“旋风”，他后来作为民主党党员在国会继任了一个任期。——译者注

[6] 3K党（Ku Klux Klan），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美国民间组织，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译者注

[7] 五月风暴：，1968年5月至6月法国爆发的一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抗议运动，起因为抗议政府逮捕抛掷炸弹的反越战学生。——译者注

[8] 火热的秋天（Hot Autumn），是1969年至1970年爆发于意大利北部的一系列工厂及工业区罢工事件，因工人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和待遇而起。——译者注

[9] 布朗诉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是美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诉讼案，该案的判决终止了美国社会中存在已久的白人和黑人必须分别就读于不同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现象，为日后废除其他种族隔离措施铺平道路，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一大进展。——译者注

[10] 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被誉为美国的“保守派先生”。——译者注

[11] 许多反对跨校区接送学生的白人选择搬至郊区生活，或送孩子去私立学校上学。——译者注

第2章
新自由主义及其敌人

佩罗、布坎南、茶党及占领华尔街运动

新政自由主义[1]盛行于1932年至1968年。新政并非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的否认和抛弃；在共和党政府的放任自由主义亲商政策将美国带向金融崩溃和大萧条之后，新政的目的事实上是挽救资本主义，给资本主义带来改革。新政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利用政府制衡资本主义易导致失业、不平等、垄断和环境污染的倾向，新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社会繁荣做出了贡献。

乔治·华莱士的民粹主义讨伐削弱了依靠南部各州支持的民主党多数派地位，但新政自由主义价值观下政府和经济信誉并未受损。毕竟，华莱士自己就曾是新政自由主义者。新政自由主义价值观招致怀疑，是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那时，美国面临新的经济形势，政府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亟待重新定义。商业社会引领了政经关系新概念。共和党内许多成员曾极不情愿地支持新政。比如，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是，戈德华特曾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预算方案为“打了折扣的新政政策”——现在，他们终于可以拥抱新的价值观了。

民主党人一开始反对所谓的新概念。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某些事情上，民主党渐渐意识到这一新概念的核心；而在另一些事情上，他们则是被强大的共和党竞争对手逼迫着接受了这一概念。这一处理政治－经济关系的新概念被称为“供给侧经济”（supply-side economics），但“供给侧经济”这个名字只是部分符合这一概念的内涵。左翼政治学家也称之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并将其与相似的欧洲政治做对比。“新自由主义”这个说法有些含糊不清。虽然一般提到美国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指的就是新政自由主义，但是在欧洲，自由主义指的是经典的自由市场经济。鉴于这两种情况的结果是等效的，所以我采用了“自由主义”一词。

在美国，新自由主义指对新政自由主义的修补，而非全盘舍弃——支持新政所提供的社会福利系统，但是，优先的依旧是市场规则。然而，在欧洲，新自由主义指的是，在部分理念上回归旧式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美国尚处于由新自由主义世界观支配的时期，但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罗斯·佩罗（Ross Perot）、帕特·布坎南，到21世纪头十年的茶党（Tea Party）和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正在遭受民粹主义政治家及其运动的攻击。

新自由主义的胜利

新自由主义的来源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商业面临的全球挑战。那时，西欧和日本重建工厂，已经具备了与美国制造商充分竞争的实力。1971年，当美国进入贸易赤字时，这一事实首次得到验证。发展中国家兴建钢铁厂、纺织厂，美国制造商在钢铁、制鞋、纺织、造船、化学、电视机、汽车和冰箱等各个核心行业都面临着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接下来的几年里，面临全球产能过剩问题的行业还在不断增加。）来自竞争加剧和全球产能过剩两方面的冲击，是美国制造商利润率下滑的重要原因。根据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给出的数据，1965年至1973年，制造业利润率下滑40.9%，非制造业利润率下滑23.1%。

在战后几十年的繁荣期，企业默许了工资的稳步上涨，这一点在工会力量强大的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企业之所以能给员工涨工资，是因为物价、生产力和销售额能够负担得起。然而，20世纪70年代早期，上涨的薪资已经威胁到企业自身的利润率，企业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从1965年至1973年，一波工人运动浪潮席卷美国，其间工人罢工的次数几乎是上一个十年的两倍。除此之外，企业也越来越担心工会与新左翼激进分子结成联盟。20世纪70年代《商业周刊》出了一期特刊，专门就“黑人、工会和年轻人”对“企业及中高层收入人群”构成挑战这一现实表达了担心和忧虑。

美国企业采取了强硬对阵工会组织，甚至有时以侵犯劳动法的方式回应其所面对的威胁。他们将工厂迁至保障自由工作权[2]的州，甚至迁至海外；为了争取调低企业税、撤销或弱化政府管制，他们在华盛顿组建了广泛的游说网络，包括亲商智囊、政策团队，以及新近成立的由企业CEO（首席执行官）组成的商业圆桌组织[3]；企业为贸易谈判四处游说，不仅消除了美国的出口关税壁垒，还通过保护美国企业不受征用[4]而缓和了海外投资热。

商业发展并非1965年颁布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的主要推动力，但商业的确能够从中获益。在该法案的支持下，新移民以家庭团聚的身份大批进入美国，其中包括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缺乏技能的劳动力。到美国后，他们通常为综合农业、食品处理、肉类加工、建筑、酒店、餐饮，以及其他服务行业打工。当中许多人都没有做过身份登记，或者并不符合获得公民身份的资格。企业通过雇用这一人群来压低工资，抵抗并削弱工会的影响力。但同时，企业也需要处理对其雇用非法移民的所有指控。

以中西部肉类加工工厂遇到的情况为例。根据 《纽约时报》2001年的报道，“15至20年前，美国肉类加工工厂的员工都来自工会，享受着调整通胀因素后时薪18美元的不菲收入。如今，加工及包装工厂的员工主要是来自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非工会成员、低收入人群，许多人刚进入工厂时，时薪仅6美元。”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截至2005年，这些工厂中20%至25%的工人都没有合法工作文件。这些措施并未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1965年出台的移民法案不受欢迎，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各州相继投票通过对非法移民不利的政策，这些政策同时对合法移民的身份也暗暗提出质疑。公众对贸易协议也多有指责，反对美国公司将工厂迁至海外。笔者参加过保守福音派组织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召开的一次联盟大会。该组织的创办者是亲商共和党人帕特·罗伯森（Pat Robertson）和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罗伯森和里德让基督教联盟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背书，然而，我与该组织的普通员工聊天时才得知，原来他们所有人都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3年11月盖洛普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38%的人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46%的人反对该协定；皮尤经济中心1999年1月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则显示，32%的民众表示支持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54%的民众表示反对。

尽管饱受民众诟病，但商业发展依旧是共和党的施政重心——这后来也成为民主党的施政重心。传统上的共和党商人阶层、小商贩及农民，以及因民主党开始支持民权、女权和世俗反主流文化而放弃它的白人工薪阶层组成了多数党的支持者。主要商业游说团体与共和党党内反对派默默达成一致，用堕胎权、枪支管制和平权法案换取工薪阶层对放松管控和减税的支持。

在削减社会支出上，共和党商人阶层与新加入的共和党白人阶层双方都能够毫无条件表示赞同。通常，企业对任何能够减少自己及其股东税收压力的开支削减措施都会表示赞成。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也有一定的理由认为，是他们支付了大部分税款为少数群体和穷人提供福利，而他们本身并未从中受益。在此可以笼统地将反对社会支出（及反对任何可能增加社会支出的增税措施）的行为理解为“反华盛顿”和“反大政府”。

许多民主党人起初反对新自由主义纲领。然而，在卡特政府执政的最初两年里，他们加强劳动法和消费者管控、促进累进税制及金融改革的努力受到了共和党及各个商业游说团体的钳制。除此以外，民主党政策制定者还发现，自己已深陷失业率和通胀率双双增长（通胀由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导致）的困境。“滞涨”（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不符合凯恩斯主义祭出的需求侧良方，同时，有关广泛实施价格管制的提议也得不到支持。20世纪70年代后期，卡特政府同意，从供给侧入手，为企业减税，同时采取货币学派的策略，利用高利率和高失业率抑制通胀。

在接下来的12年中，由“新民主党人”带领的民主党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其他核心纲领，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放缓外来投资的贸易政策，以及减轻金融管控、容纳低技能及后来的高技能外来务工人员的移民政策。民主党也继续在社会支出、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继承税改革方面与共和党较量。1994年共和党赢得国会选举之后，民主党虽然不服气，但也只能暂时妥协。复兴劳动立法的努力付诸东流。选战几乎没有涉及新自由主义的核心部分，而是将讨论重点放在堕胎和枪支管制等社会政策，以及社会支出和税收方面的微小分歧上。

新自由主义纲领的核心论点是，旧有的新政自由主义将重心放在提高消费者需求和降低不平等上，这会遏制经济增长，拉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而新自由主义和供给侧纲领并不选择直面经济不平等，而是从刺激经济增长入手，从而使所有美国人都能从中获益。正如罗纳德·里根从约翰·肯尼迪那里借鉴而来，并于1980年大选中所述，“涨潮的海水将托起所有船只”。在欧洲，一定程度上受英国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启发，中间派“第三条道路”（Third Way）也发起过相似的争论。

然而，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现实依旧未表现出所谓的普遍繁荣。20世纪80年代，增长和就业甚至落后于之前的几十年。里根执政时期，经济形势开始变化。里根和布什政府无视出台工业政策保护和扩大美国制造业的呼声。相反，由于高利率和美元被高估，在里根时代，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加速下滑，金融及金融服务行业迅猛增长。

80年代末，大批美国国内产业，如消费电子、机床、纺织等消失了。这些行业的工作被收入较低的服务行业及由专业人群构成的高收入行业（例如信息技术行业）工作替代，这一现象使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两边上凸、中间下凹态势，加剧了经济的不平等。经济历史学家彼得·特明（Peter Temin）认为，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催生了“二元经济”，“二元经济”由两方构成——高收入FTE（金融、科技和电子）产业，以及由半技术、非技术工人组成的低收入产业，被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夹在中间的则是收入不断缩水的制造业从业者及白领等中等收入人群。

经济学家史蒂芬·罗斯（Stephen Rose）向我们展示了，收入与财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不仅发生在上层的1%与剩下的99%之间，它还发生在上层的30%——包括正在增长的中上阶层——与剩下的70%之间。金融进一步放松监管、被高估的美元，以及累退税政策加剧了这些趋势，激起了中产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的不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感到，在经济愈发向金融和金融服务行业倾斜的后工业时代，自己就是被遗弃的那群人中的一员。（西欧也出现了这种现象，我将在本书其他部分详细介绍。）

1991年，第一场可见的危机发生了。美国陷入了一场奇特的经济衰退，经济衰退的影响又持续了四年，在这四年里，失业率上升，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让美国人深受其扰的是，美国的制造业工作不断被日本和西欧夺去，而在美国本土，西南部的非法移民人数快速上涨，美国人进一步失去工作。舆论研究专家丹尼尔·扬克洛维奇（Daniel Yankelovich）写道：“虽然人们无法确切指出问题出在哪里，但他们的确担心——美国经济是不是从根本上出了问题。”

执政党的领导者曾经许下诺言：自由贸易协议不会减少工作，反而会带来更多工作机会；移民政策将阻止非法移民涌入美国；放松金融监管没有副作用。他们的承诺在现实的检验中并未兑现，这必然激起民粹主义者对这些普遍共识发起挑战。在1992年和1996年的选举中，得克萨斯商人罗斯·佩罗、尼克松及里根前副手帕特·布坎南分别发起了这样的挑战。佩罗代表了左翼及中间偏左的民粹主义，布坎南代表了右翼民粹主义。不过，正如美国其他民粹主义者，他们并没有代表传统上民主党与共和党、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他们的崛起恰恰是因为执政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忽视了美国大众对制造业、移民政策，以及华盛顿游说状况的担忧。

罗斯·佩罗

佩罗在得克萨斯州东部的农业小镇特克萨卡纳长大。东得克萨斯州曾是人民党活跃分子的栖居地。佩罗的父亲是一位棉花经纪人，曾在大萧条期间艰难求生。在特克萨卡纳初级学院读了两年书后，佩罗说服附近阿肯萨斯州一位即将卸任的参议员任命他进入海军学院。毕业后，佩罗在海上待了两年，后为进入商界，他提前结束了海上服役。

佩罗以销售IBM大型计算机并提供相关服务起家。1962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数据处理公司——美国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在佩罗的运作下，该公司市值高达几十亿美元。1985年，佩罗将公司卖给通用汽车。佩罗的想法是，自己携电子数据系统公司进入通用汽车便能在彼时摇摇欲坠的通用汽车获得领导层地位。然而，通用汽车的管理层并没有将佩罗放在眼里，这使他决定离开通用汽车，创立佩罗系统公司（Perot Systems）。这段经历使得佩罗后来敢于站出来，坦率明确地批判美国大型企业，以及纵容这些企业的共和党、民主党政治家。

佩罗一直是活跃的共和党人。1968年，他号召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员工支持尼克松的竞选。佩罗的政治态度相对温和。在得克萨斯，他投身于改善该州学校系统的活动，尤其关注那些为少数族裔学生设立的学校。佩罗支持堕胎合法化、同性恋权利和枪支管制。不像某些强硬的保守派，佩罗并不那么反对政府干涉经济。在通用汽车那段不愉快的经历之后，佩罗相信，政府应该采取更强势、更有效的手段，引导经济运行。这一立场将佩罗置于布什政府的对立面——布什政府谴责国家制定的所谓“工业政策”。1992年春，佩罗的支持者推举他参加当年的总统竞选。佩罗自成一派，独立参选。

佩罗将自己塑造为人民的公仆，对抗政府腐败和拖累企业发展的等级制度。他表示，通用汽车的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等美国企业的CEO和政治家群体眼光狭隘，CEO们只关注企业的季度收益，而政治家们只看民意调查。白宫和国会牢牢掌控在说客手里，许多说客代表外国公司及政府的利益，他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对华盛顿颐指气使。佩罗承诺，他将重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我们拥有这个国家”（We own this country）。1992年3月，佩罗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这样宣称：

政府应当从我们当中诞生。可是如今，我们却眼看着华盛顿的政府沦为就连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5]都会嫉妒的宣传机器。我们必须将这个国家还给它真正的所有者。是时候在得克萨斯来一场明白的讲话了，是时候趁一切变得太迟之前打扫仓库，清理垃圾了。

正如支持里根主义的共和党人，佩罗想要平衡预算，阻止企业将就业机会转移至海外，他也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白宫人士对美国与墨西哥的新贸易协定交口称赞，这个协定将会把高收入蓝领工作从美国迁到墨西哥。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就业形势的变化将给我们的税基带来沉重打击。企业必须在美国而不是墨西哥制造产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保全这个国家的税基。”佩罗对媒体俱乐部的成员们说道。佩罗保证，他将恢复美国制造业的工作机会，消费者会再次在商店的货架上看到美国制造的产品：“如果我们希望保持超级大国的优势，那么我们就需要将工作留在美国本土，我们必须在美国本土生产产品。我们不能继续将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向海外转移了，我们应该让‘美国制造’再次成为优质产品的世界标准。”

佩罗严厉指责布什政府对外进行武力干涉、将伊拉克驱逐出科威特的决定。他认为美国应当与其欧洲和亚洲盟友共担责任，将更多精力放在重建本土经济上。他表示：“我们的最高外交政策应放在优先解决自家内务，让美国再次良好地运转起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认为美国的公共投资应当效仿日本通商产业省（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前身），以“未来工业”的发展为目标。他是这样反驳来自自由市场倡导者的反对声音的：“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生物遗传工业正是因为有来自联邦政府给大学及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才得以发展的吗？”

为了将华盛顿交还给人民，佩罗表示应提高官员卸任后转为说客的限制条件，通过收紧捐款来改革大选支出，缩短大选选季的时间，让投票更容易（“为什么大选的投票日偏偏是周二？工作的人没法儿去啊！”），并在网络上建立“电子市政厅”，这样所有人都能够了解选战议题，并参与辩论。佩罗承诺将打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的“僵局”（即“gridlock”，是佩罗让这个词成为流行词）。他保证，人民将成为“老板”，而自己是人民的“公仆”。然而，佩罗对国会和政党的蔑视以及对电子投票的倡导，将他自己放在了超级总统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佩罗与美国民众之间直接产生联系。包括给佩罗投票的选民在内，许多人都认为如休伊·朗一样，佩罗所提出的是一套“独裁者”的想法。

佩罗很快就在公众民调中跃居首位。5月，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与《时代周刊》联合发起的民意调查显示，佩罗的支持率为33%，布什的支持率为28%，克林顿则得到了24%的支持率。然而，佩罗却没有为之后来自媒体的高强度质询做好准备。而佩罗自己身上的某些未解之谜也拖累了他后来的选战之路。佩罗无法证实黑豹党确实曾听从越南共产党，试图闯入他家[6]。到了7月，佩罗的支持率开始下滑，在其竞选经理辞职之后，他宣布放弃选举。10月1日，佩罗再次宣布参选，然而他的古怪一早就预示了，他赢得大选的机会渺茫。虽然如此，佩罗在辩论中的绝佳表现——在10月15日的辩论中，佩罗发出令后人印象深刻的警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咂巴着嘴，发出巨大的咀嚼声，吃掉美国的就业机会——还是将他留到了选战的最后一刻。佩罗最后获得了19%的选票，在9个州中获得了25%的选票。在大选日投票后的民意调查中，40%的投票者表示，早知道佩罗有希望赢得大选，就把票投给他了。

佩罗的民主党支持者与共和党支持者数量相当。弗兰克·伦茨（Frank Luntz）在为佩罗组织的焦点小组讨论中发现，“佩罗的支持者没有一次将自身或者佩罗看作自由派或保守派。”11月大选后的民意调查显示，给佩罗投票的大多是“温和派”和“独立派”。民意调查者斯坦利·格林贝格（Stanley Greenberg）将给佩罗投票的人形容为“激进的中间人士——在保守派和自由／温和派两方所占人数相当”。为佩罗投票最多的是那些认为自己的金融状况“比1988年时更糟糕了”的人。佩罗基本沿袭了包括休伊·朗在内的最早一批民粹主义者的传统，而其支持者却显现出了华莱士的右翼风格。在大选之后的调研中，格林伯格发现，为佩罗投票的选民中，大部分人认为“商业集团”没有“在盈利和服务民众之间取得平衡”，但他们也支持“是中产阶层，而非底层穷人，遭受了不公待遇”的说法。（为佩罗投票的选民中，有三分之二在1994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支持共和党。最终，被称为“老大党”的共和党夺得了大部分席位。）

在最初的竞选演讲中，佩罗攻击的是财政赤字问题，但是后来，他转而攻击贸易协议、搬离美国的工厂，以及K街[7]说客。这一转变引发了选民的共鸣。根据11月的大选后民意调查，当被问及“总体上讲，你认为美国与他国的贸易合作是给美国带来了更多工作机会，还是剥夺了美国的工作机会，或者对美国的工作机会并无影响”时，给佩罗投票的选民中，49%的人认为对外贸易剥夺了美国人的工作，35%的人不这么认为。根据瑞·泰克希拉（Ruy Teixeira）与盖伊·莫利纽克斯（Guy Molyneux）在1993年所做的大选研究，“佩罗在电视辩论中——面向演播室现场及在电视机前观看的观众——收获最多支持的是那些果断坚称应限制外国说客的影响力，在美国对外贸易上采取强硬立场的言论。”佩罗及其支持者代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明确否定。

帕特·布坎南

佩罗竞选总统同年，前总统尼克松和里根的讲话稿撰写者帕特·布坎南与乔治·H. W. 布什对垒，就共和党候选人提名发起挑战。布坎南最初以右翼的身份对抗布什，谴责布什总统未能兑现其绝不提高税收的承诺。他也谴责布什的海外政策，认为美国在海外事务上过度扩张和分心，忽视了日本和西欧对美国构成的经济挑战。“我们不能就这么让进口产品堂而皇之地进来，将美国的就业机会洗劫一空。”布坎南在竞选演讲中这样说道。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坎南意外赢得38%的票数，这一情况显然表明共和党对布什不满意。然而，因为布坎南被认为只是以“抗议候选人”[8]的身份参选，他在接下来的一系列初选中均未能突破先前的好成绩。

布坎南决定参加1996年的总统大选。这一年，他明确了自己的攻击性目标：共和党与民主党共同支持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在选战开始的前夜，布坎南写道：“跨国公司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第一世界国家的劳动力愈发困于被抛弃的境地……全球竞争为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质量贡献什么了？如果一个经济体不为自己的人民服务，那么它存在的意义何在？”布坎南在报刊专栏中发出警告：“这场关乎未来的竞争并非党派之争，它超乎党派，它是早就抛弃了陈旧无用的民族主义概念的金钱权力的搬运工，与绝不愿生活在罗伯特·鲁宾[9]的世界里的民粹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较量。”在竞选中，布坎南抨击美国大公司与华尔街。“再不会有为华尔街银行家利益服务的关贸总协定（GATT）之类的了。”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扬斯敦，布坎南这样承诺。而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说：“你们不能强迫时薪十美元的美国工人与只能拿到时薪一美元的墨西哥工人竞争。”同时，随着移民日渐成为欧洲面临的一大问题，布坎南也是首个提出非法移民问题的主要党总统候选人。事实上，布坎南承诺将在整体上禁止移民进入美国，他宣称：“一个失去了国界控制权的国家将不配被称为一个国家。”

布坎南的一个比喻广为流传，他将自己的参选比喻为呼吁“手握甘草叉的农民”向“建制派”发起的挑战。布坎南一连赢得了阿拉斯加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党内预选，以两个百分点的优势战胜了外界更看好的艾奥瓦州参议员鲍勃·道尔（Bob Dole）。在新罕布什尔州，布坎南还赢得了初选，这些成绩着实震惊了华盛顿的选战专家和政党领导人。然而，新罕布什尔州一战过后，政党领导人和选战专家们通力合作，力挺道尔，布坎南再也没能赢得另一场初选。他的失败，部分原因在于选民还是像1992年时那样，将他看作抗议候选人。布坎南从未就任过任何经选举产生的公职。他昂扬、善辩、风趣，时而下作，时而慷慨，但就是没有总统的样子。

美国的经济状况好转也是布坎南竞选失败的原因。正如1992年时参加总统竞选的佩罗，布坎南一开始受益于低迷的经济形势。甚至到1996年初，美国都未能从“失业式复苏”[10]和缓慢的工资增长中完全恢复。然而，就在1996年春，失业率降低至5%以下，实际收入开始增长。在11月的大选中，克林顿依靠复苏的经济击败了道尔；更何况早在当年春末，经济形势就已经对布坎南非常不利了。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经济再次迎来繁荣，新自由主义政策似乎起了效果。极富人群与其他人之间的财富差距拉大，合法移民及非法移民人数都急剧上升，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愈发凸显。然而，不论是1996年代表改革党再次参加总统大选的佩罗，还是2000年同样作为改革党候选人参选的布坎南，都没能力挽狂澜。对2001年互联网泡沫带来的经济衰退可能会进一步巩固新自由主义地位的疑虑，也因9·11事件及伊拉克战争的发生而变得暂时没那么重要了。不过，佩罗和布坎南毫无疑问表现出了潜力，二人能够挑起“美国中产阶层激进派”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再一次听到了佩罗和布坎南曾经表达过的那种不满。

茶党

正如1929年的股市崩溃引发了大萧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伴随着长期的系统性问题。高科技繁华尽散，全球产能过剩依然拖累制造业的发展，亚洲国家通过贸易顺差赚取的美元外汇又不断进入美国市场，这些美元或直接或间接地刺激了美国的消费信贷，这一点在房地产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房地产业的繁荣维持了一个经济体的需求面，如果楼市下跌，经济形势必然走弱。当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裂时，成百上千万人失去房产，金融机构危机四伏。经济陡然衰退。房地产市场崩溃之后，新自由主义政治再度获得了发言权。过去，新自由主义曾以卡特、里根、克林顿金融自由化，以及乔治·W.布什放松监管的形式出现，后来其贸易和投资政策导致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享受了大量的美元贸易顺差，而税收政策及反工会商业措施也加大了经济不平等，最后美国只能通过债务累积来刺激消费需求。

2008年9月，随着纽约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告破产，人们终于意识到，一场波及面巨大的金融危机到来了。这场危机帮助了巴拉克·奥巴马赢得总统大选，也使得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奥巴马的多数派地位反映出，曾于1972年支持麦戈文的特殊选民群体壮大了民主党的选民力量。这些人当中包括了在全体选民中所占比例不断扩大的少数族裔、单身女性，以及专业人士。当时的状况似乎暗示着，只要奥巴马抓住机会，有力地对抗这场金融危机，那么他将有可能像1933年罗斯福所做的那样，让民主党长期稳坐多数派宝座。然而，真实情况却不是这样。奥巴马和罗斯福的起点有所不同：当年，罗斯福面对的是来自左翼的休伊·朗和工人运动，而奥巴马一上台就感受到了来自右翼新民粹主义运动的压力。

或许，奥巴马对于公众的右倾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罗斯福在上任几个月内就对银行家发起了抨击，而奥巴马的措辞和行动则反映出，他本人是依从于华尔街和自由市场的。在就职演说中，奥巴马表示华尔街和主街[11]应就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担相同分量的责任。他这样说道：“贪婪和不负责任严重削弱了我们的经济。这既是我们当中部分人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我们未能做出艰难而正确的决定，为这个国家做好迎接新时代的准备。”奥巴马政府下的美国司法部并未指出哪怕一个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也没有对任何应该对这场危机负责的机构或个人提起控告。在上任之初的几个月内，听从财政部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的建议，奥巴马推迟施行某些金融改革措施，因为他们担心这些措施会动摇商业信心。奥巴马选择优先救助大银行，而非帮助资不抵债的房奴们。这一做法后来确实也引起了左翼的讨论，但就在奥巴马上任的头一年，这一做法留下了一个政治真空地带，在那里，右翼们的愤怒已经开始发酵。

右翼对奥巴马上任初年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首先，奥巴马推出了若干对抗经济衰退的举措，包括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75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用以援助那些丧失了抵押品赎回权的房主。其次，奥巴马拿出了一个全国医保计划。为了赢得保险及医药公司的支持，奥巴马拼凑出一份复杂的医保法案，要求人人购买医疗保险，即使公司不给个人投保，个人也必须投保。该法案还规定，政府会给予低收入人群用以投保的补助。这是典型的新政民主社会政策，确实能够满足低收入人群的需求，但未给中产阶层——或在此法案的规定下——未给老年人提供相同程度的福利（为了补贴奥巴马医疗，医疗照顾方案[12]的增长率将会降低）。

右翼对奥巴马改革方案的不满，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极右茶党运动应运而生提供了土壤。点燃茶党运动的是CNBC新闻台[13]评论员里克·桑特里（Rick Santelli）对奥巴马抵押贷款方案的谴责。“这里是美国。”站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交易大厅内的桑特里抗议道，“你们的邻居住在带有超大浴室的房子里，却因为还不起贷款让你买单，你们有谁愿意这么做？”桑特里呼吁建立“芝加哥茶党”，向政府的行政计划发出抗议。桑特里的呼声赢得了大批网络博主、政策专家，以及华盛顿政客的支持。2月，他们代表茶党在30个城市发起抗议活动，4月和9月，他们又发起了多次抗议活动。

茶党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联合性组织。实际上，茶党是由许许多多相互独立的地方群体组合而成的，是社交媒体将这些地方茶党群体联系在了一起。一些全国性的茶党组织利用邮件列表筹资，同时为提名候选人而奔走。两家由公司资助的华盛顿组织——自由事业（Freedom Works）及繁荣美国人（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利用茶党运动推进各自的游说议程。社会学家茜达·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和凡妮莎·威廉姆森（Vanessa Williamson）估计，2011年，也就是茶党运动顶峰时期，茶党组织成员数量达到了160 000人。这一数字不包括奥巴马第一个总统任期期间，因了解、认同茶党而开始支持茶党的好几百万人。这一情况帮助茶党在2010年期间，提名了20位众议院及参议院候选人。

茶党组织从来都没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平台，但许多组织都秉持同一观点，用桑特里的话来说就是：美国被好好工作、诚实纳税的“创造者”，以及寄生于他人劳动所得的“索取者”撕裂了。茶党活动家们就是从这一视角解读奥巴马的经济刺激方案和抵押贷款救助计划的。他们认为自己缴纳的高额税款，全部被拿去为其他人支付按揭贷款了，而那些人根本买不起房。茶党的立场可以用这句写在汽车保险杠贴纸上的话总结：“你没资格花我赚的钱。”

茶党认为2010年国会通过平价医疗法案的目的是，迫使本身就在支持保险的人支付更高的保费和共担费用[14]，好让其他没有保险的人能享受医疗保险服务。那些受医疗照顾方案保护的、支付了保费的老年人，会发现他们的受益程度降低了，而降低的那部分将被拿去覆盖平价医疗的成本。艾米莉·爱金斯（Emily Ekins）采访了大量茶党成员，她写道，茶党成员“倾向于将平价医疗法案看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一种转移支付[15]项目形式，而他们需要为此负担高昂到不成比例的资金”。茶党看待非法移民的视角也如出一辙。茜达·斯科克波尔和凡妮莎·威廉姆森在采访中如此报道：“茶党的主要担忧是非法移民会不合理地大量占用政府资金和服务。”

许多地方性茶党组织沿袭了美国民粹主义的部分传统，反映出右翼与新自由主义共识分庭抗礼的立场。这些茶党组织反对新政自由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遗留影响，新政自由主义的某些遗产至今在共和党中还备受欢迎。如果要对茶党人士做一个概括，可以这么说，茶党人士带领人们退回了杰克逊式的原始民粹主义时代。茶党成员一分为二地将民众分成“创造者”和“索取者”，这种方式让人不禁联想到杰克逊主义者的“生产主义”[16]，以及植根于社会生产要素和非生产要素之区别的人民党。银行家、土地投机者及赌徒是典型的非生产要素——民粹主义者认为，目前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手里抢走饭碗的移民也属非生产要素。

最初，茶党人士诟病奥巴马袒护“索取者”。然而，眼看着共和党2010年“一统”国会，却没能满足其不容辩驳的要求——废除奥巴马医疗，茶党进而将火力转向共和党建制派。茶党候选人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纳尔（Mitch McConnell）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特（Eric Cantor）在竞选中展开竞争，并赢得对埃里克·坎特的选举。麦克康纳尔和坎特的错误在于，他们甚至没能拒绝对两党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基本理念表示反对，也没能阻止对移民改革的讨论。

坎特的错误还在于，他与华尔街及商业圆桌组织过从甚密。在初选阶段，茶党候选人戴维·布拉特（David Brat）说，“纽约和华盛顿投资银行里的所有家伙都该进监狱。可是他们并没有进监狱，他们的名片被好好收藏在埃里克的名片盒里，他们给埃里克送去大额支票。”支持戴维·布拉特的这部分茶党人士呼应了人民党曾经的想法，但他们是被政治学家和评论家忽视的一群人，甚至特朗普的总统大选让其浮出水面之后，情况依旧如此。

右翼在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期间搅动着社会政治环境，这与罗斯福第一个任期期间右翼的默默无闻形成鲜明对比。20世纪30年代，一支右翼力量曾对新政表示反对，但其影响力远远小于左翼的休伊·朗及工人运动。原因之一是，大萧条和大衰退这两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迥异。在大萧条期间，失业率上升至25%，威胁着中产阶层和下层民众的正常生活。中产阶层选民指望休伊·朗能力挽狂澜，他们担心自己“陷入失去自我的力量、凡事只能乞讨依靠的谷底”。彼时的中产阶层并未指责下层民众，反而感到自己与下层民众同病相怜。

而在大衰退期间，大多数美国人享受着政策和福利的庇护。人们无需担心自己真的会挨饿、无家可归，或遭遇银行破产，账户被洗劫一空。大衰退对中产阶层老年白人的影响（茶党的民众基础来源）比对下层民众的影响要小得多。在大衰退期间，位于收入数据第三四分位数的中产阶层，税前收入确实有所减少，但如果将税后收入和来自转移支付的福利相加，可以看到中产阶层在2007年至2011年的收入并未减少。高中学历及以下人群的失业率远高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这种现象造就了中产阶层最恐惧的噩梦：政府会向自己征收高税额或高医疗保险费，以此补贴下层民众、非法移民及合法新移民。于是，在大衰退和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之下，兴起的不再是左翼，而是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后来左翼民粹主义也做出了回应，但其影响力不如右翼，其选民基础也有别于右翼民粹主义。

占领华尔街运动

2011年2月，因奥巴马未能对华尔街强硬出手，左翼对这位时任美国总统发起了抨击。当月，网站AmpedStatus.com刊登了一篇题目为“经济精英对决美国人民”（The Economic Elite vs.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的文章。其作者戴维·德格劳（David DeGraw）写道：“是时候动员99%的美国民众，改变政治改革的一贯做派了。民众对现状并不满意，他们看出来了，共和党及民主党……已经被组织有序的经济精英收买了，这些经济精英正在一步步破坏我们的生活。”后来AmpedStatus.com网站暂停运营，原因不详，其后黑客组织“匿名者”（Anonymous）帮助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网站，该组织还加入AmpedStatus，成立了名为“A99”的新组织。

A99呼吁民众于6月14日占领华尔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这次抗议集会无果而终。之后，A99的组织者与另一家组织“纽约大会”（New York City General Assembly）联合，抗议城市预算紧缩，并计划于4月组织第二次占领运动。一个月后，加拿大反资本家刊物Adbusters援引埃及人民在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抗议并取得成功这一事件，在其博客上呼吁民众于9月17日“以搭帐篷、厨房，设立和平路障的方式占领华尔街数个月”。虽然Adbusters自诩为“反资本家”，但它拒绝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目标定性为“颠覆资本主义”，因为担心“运动可能很快演化为一场迅速被历史遗忘的无足轻重的极左表演”。Adbusters希望华尔街运动“具备特洛伊木马一般的迷惑性，需求统一，成为不容奥巴马总统忽视的事件”。

然而，组织者们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需求——他们的需求过多，大多数人要求结束新自由主义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后来，在一个新建立的“占领华尔街”网站上，他们展示了一条简明的标语，这条标语是从AmpedStatus网站文章中截取出来的，“我们就是那99%的人，我们再也不愿容忍1%人的贪婪与腐败”。这条标语所用的是典型的民粹主义措辞，它将占领华尔街运动定义为对日益扩大的政治与经济不平等的攻击。9月17日，逾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祖科蒂公园，300人在公园内安营扎寨。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占领华尔街运动及其他示威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人聚集在纽约市内——警察的过度反应也助长了这番盛况。在美国其他许多城市里，新的占领运动也不断涌现。除了占领波士顿、占领芝加哥、占领奥克兰、占领洛杉矶、占领华盛顿以外，还出现了占领图珀洛、占领威奇塔、占领坦帕、占领纳什维尔、占领米苏拉、占领伯明翰、占领埃尔帕索，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城市和村镇。占领华尔街运动吸引了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首要需求是减少或免除学生贷款），也吸引了不少曾经的反全球化人士，他们的诉求一如1999年在西雅图集会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人们所提出的要求。

占领华尔街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之一是它的确牵动了示威者以外的普通民众的神经。这场运动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水涨船高”（lift all boats）主张的错误。在《占领国家》（Occupy Nation）一书中，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写道：“与至少四分之三个世纪的美国左翼运动不同的是，这场运动一开始就拥有广阔的民众基础……它要求更公正的经济，要求限制富人的权力，这些都深受民众欢迎。”然而，占领华尔街运动拒绝正式的领导层；几个月之后，该运动调转方向，采取了某些令人反感的破坏性策略，对其目标以外的其他人群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因素导致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终走向末路。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于11月15日下令清理祖科蒂公园后，相关活动被驱散，除了几个网站以外，作为一支有组织的活动力量，占领华尔街运动寿终正寝。

不过，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象征性影响依然是不可估量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将新自由主义所面临挑战的核心——政治与经济不平等问题——搬到了台面上，并且它的影响力并未局限在美国本土，它对希腊和西班牙的民粹政党也启发颇深。曾推动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的Adbusters美国高级编辑迈卡·怀特（Micah White）称，这场运动的失败是“建设性的失败”。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奥巴马借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论述抨击共和党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激进主义成分后来也以一种更具有组织性的形式再次得到呈现——2016年，一位佛蒙特州参议员决定参加总统竞选。

[1] 笔者力求避免“新自由主义”一词在使用中存在的争议。见http://coreyrobin.com/tag/neoliberalism/。在美国，“新自由主义”一词至少有三种使用情境：1.《华盛顿月刊》的查尔斯·彼得斯（Charles Peters）倡导的后新政自由主义（post-New Deal liberalism），彼得斯对“大工会”和“大政府”这样的解决方案保持警惕，他更倾向于采用历经全国社会福利项目检验的策略；2.加里·哈特（Gary Hart）1984年至1988年的政策策略——采用支持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工业政策、强调增长而非公平。3.指里根共和主义的主导思想，接受覆盖全社会的保障制度，但寻求途径为企业减税、移除限制规定、开放资本的海外流通、允许移民进入美国。包括比尔·克林顿在内的一些民主党人后来也接受了这一新自由主义版本的精华，正如工党的托尼·布莱尔所打造的新工党接受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的部分做法一样。在本书中，笔者所提及的均为第三种新自由主义。——作者注

[2] 自由工作权（right-to-work）：在美国，保障自由工作权的州禁止工会强制劳动者加入其组织或向其缴纳会费。——译者注

[3] 商业圆桌组织（Business Roundtable）由美国各大企业首席执行官组成，旨在推行亲商的公共政策。——译者注

[4] 在美国指政府为建设公共设施，凭借征用权征用私人土地。——译者注

[5]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德国政治家、演说家，曾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被称为“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译者注

[6] 根据1992年《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罗斯·佩罗一直坚称，1970年联邦调查局曾告诉他，北越当局及黑豹党在谋划刺杀他和他的家人，并称1970年某日晚，五名持武器者试图闯入家中杀害他，后被警卫狗逐出。前执法及情报机关相关人员表示佩罗的说法不具可信度，而佩罗的批评者及一些朋友曾表示佩罗有坚持古怪的阴谋论、不接受事实的倾向。——译者注

[7] K街（K Street），华盛顿K街是美国著名的“游说一条街”，位于美国国会山和白宫之间，由西向东，横贯华盛顿北部，云集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公关公司、民间组织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此落户。如果说华尔街是国际金融中心的话，那么K街可谓是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中心。——译者注

[8] 抗议候选人，指为了对抗其他候选人或突出某些在其他情况下没有机会突出的议题而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抗议候选人并不一定以赢得大选作为目标。——译者注

[9] 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比尔·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部长。——作者注

[10] 失业式复苏（jobless recovery），指美国经济在出现复苏和增长势头的同时，失业率却达到历年最高的经济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开始好转，但另一方面经济复苏并没有带动就业。——译者注

[11] 在美国的新闻报道及政治家口中，华尔街（Wall Street）代表了企业资本主义和金融家的利益，主街（Main Street）则通常代表实体经济、小企业主和普通百姓的利益。——译者注

[12] 医疗照顾方案（Medicare），是美国联邦政府为年满65周岁及以上的老人和丧失劳动能力两年以上的残疾公民、永久性肾脏病公民建立的一项全国性医疗保险计划。——译者注

[13] CNBC是美国NBC环球集团所持有的全球性财经有线电视卫星新闻台。——译者注

[14] 共担费用（co-payments），美国医疗保险行业的专用名词，指在门诊就医和取药时，由保险受益人分摊的费用。——译者注

[15] 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又称无偿支出，指政府为解决财政失衡而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转移财政资金的活动，是一种补充公共物品、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和解决贫富差距的财务方法。——译者注

[16] 生产主义（producerism），一种认为参与有形财富生产的社会成员比继承财富的贵族对社会的贡献更大的意识形态。——译者注

第3章
沉默的大多数和政治革命

唐纳德·特朗普与伯尼·桑德斯

2015年7月，前马里兰州州长马丁·欧马力（Martin O’Malley）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将伯尼·桑德斯称为“抗议候选人”。“我不会以抗议候选人的身份参选，我要做的是美国总统。”欧马力表示。在2月的艾奥瓦州初选中仅获得0.57%的选票后，欧马力退出了选举，而在艾奥瓦与希拉里·克林顿对决的桑德斯则继续征战新罕布什尔州。在那里，他轻松赢得初选，并逐渐让外界认识到，伯尼·桑德斯是此次美国总统竞选提名候选人有力的竞争者。

唐纳德·特朗普在参选过程中也备受嘲弄。在欧马力表示不看好桑德斯的两周后，《赫芬顿邮报》驻华盛顿记者就宣布，他们“不会在邮报的政治版面报道任何有关特朗普的选情”：“我们将在娱乐版对他的参选情况进行报道。原因很简单：特朗普的参选是一次娱乐表演。”六个月之后，特朗普在共和党的民调中遥遥领先，《赫芬顿邮报》共同创始人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a Huffington）又不得不宣布，该报将有关特朗普的消息转回政治版面。许多政治研究专家认为，大选参选人的成功晋级并不依靠其本人的政治理念。《纽约时报》写道，特朗普的支持者们“被其个性，而非其实质吸引”。桑德斯的成功归结于他的“正派”。美国政治新闻媒体Politico曾询问桑德斯的年轻支持者们，为什么他们“如此着迷于桑德斯的正派”。

参选人的部分吸引力的确与其个人风格相关。74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身上散发出的热情和真诚正是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中所缺少的。桑德斯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狂风暴雨，目睹了年轻人如何拒绝接受现状，所以他能够与年轻选民建立情感上的纽带。而特朗普在电视节目中早已游刃有余，他拥有罕见的本领，虽然一次次向不同的观众讲述同一件事，但是在每一次的讲述中，他似乎都能够与观众展开对话。特朗普的姿态与其主要竞争对手、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Jeb Bush）木讷的风格截然不同。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总统竞选者当中不乏表现正派之人，但他们的竞选经历都不如桑德斯那么顺利，民主党一边有艾奥瓦州参议员汤姆·哈金（Tom Harkin）、前佛蒙特州州长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共和党一边则有前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里克·桑托鲁姆（Rick Santorum）、前国会议员杰克·坎普（Jack Kemp）。同样，共和党人帕特·罗伯特森（Pat Robertson）、帕特·布坎南，以及民主党人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在娱乐观众、活跃气氛方面也不输给特朗普。然而，这些人都没有特朗普走得远。

其实，谈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成功，就不能不谈两人所传达出的政治信息是如何在大批选民之中产生共鸣的。特朗普和桑德斯分别站在右翼和左翼的立场上，以新自由主义共识为攻击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大衰退的背景之下，许多选民内心的激愤之情被点燃了。特朗普和桑德斯延续了佩罗和布坎南的遗产，他们成功地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共识正变得越来越脆弱。

特朗普与新自由主义

特朗普的父亲是纽约皇后区地产开发商。老特朗普通过房地产建造以及向中低收入人群租赁房屋，在当地赚得了一小笔财富。唐纳德·特朗普的野心更大——他的目标是在曼哈顿建楼盘，安家落户，名利双收。特朗普后来通过建造酒店、公寓大楼、赌场和其他房产，打造了一个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地产王国。他也得偿所愿，获得了想要的名气。1981年，《人物》杂志专访了当时年仅35岁的特朗普。他加入各种高级俱乐部，各路体育明星、黑帮老大、财富新贵都是这些俱乐部的常客。20世纪90年代，特朗普在亚特兰大投资的赌场陷入困境，他本人几乎快要破产了，不过随后他挽回了损失，还通过主持真人秀节目《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成为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

要想经营房地产项目，特朗普这样的房地产商需要营业牌照，从各州各市取得合同，还时常需要获得政客的支持。特朗普既讨好民主党，也给共和党资金支持，在最初几十年的经商岁月里，特朗普从未表露过自己的政治意见。1986年，随着罗伊·科恩（Roy Cohn）的离世，共和党人罗杰·斯通（Roger Stone）接替科恩的职位，成为特朗普的顾问。在斯通的影响下，特朗普开始涉足美国政治事务。1987年，特朗普在《纽约时报》及其他主流日报上刊登了全版广告——“美国没有什么外交国防政策问题是一点点决心解决不了的。”当年10月，在新罕布什尔州某共和党人的邀请下（此人想推举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汉普顿扶轮社的一场午餐会上，就国防、贸易和商业发表了看法。特朗普这次演讲所带来的观众比以往任何一个共和党参选人所吸引的都要多。不过，他并没有接受竞选邀请。

1999年，特朗普积极参与改革党的竞选。改革党是1996年罗斯·佩罗为其第二次总统竞选所创立的参选平台。斯通为特朗普组建了竞选委员会，但特朗普几个月后退出，将提名名额让给了帕特·布坎南。2011年，特朗普再次表示对争取共和党提名候选人有兴趣；米特·罗姆尼竞选失利后，特朗普开始为2016年的竞选做准备；第二年，他多次前往艾奥瓦州，还参加了在华盛顿举办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

要概括特朗普过去20年的观点并不容易。在堕胎权利、同性恋权利及社会支出等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斗争焦点上，特朗普与斯通一样，采取了东部共和党人的温和态度，与前共和党参议员阿尔方瑟·达马托（Alfonse D’Amato），甚至民主党人埃德·科赫（Ed Koch）的态度相似。他支持堕胎权（“我非常支持堕胎合法化”，1999年他曾这样表示），希望社会福利与医疗保险支出免受削减，他甚至支持全民医保的某些形式。“我在很多事情上都是保守派，但是在医疗健康方面，我是一个自由派。”在2000年的竞选宣言“我们值得拥有这样的美国（The America We Deserve）”中，特朗普这样写道。作为房地产开发商，特朗普热情地支持许多保守派共和党人反对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在2016年的选举中，特朗普放弃了自己支持堕胎权的立场，这一行为被视为参加共和党初选的政治需要。但是特朗普保留了其在社会福利与医疗保险上的立场，他甚至说，自己可能会用一个全民医保计划取代平价医疗法案（但并未阐明可行的计划措施）。同时，特朗普也支持将大规模财政支出用于铁路、桥梁和机场的基础设施建设。

倘若特朗普的选战策略依旧围绕温和的共和主义打转，那么他不但可能一张代表人票都拿不到手，还会步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拉马尔·亚历山大（Lamar Alexander）、乔恩·亨茨曼（Jon Huntsman）和其他温和派候选人的后尘。但实际上，特朗普将一系列保守主义思维与温和的共和主义相结合，其大多数保守主义想法可追溯至20多年前的民粹主义，与佩罗和布坎南的做派近似。这一套保守主义框架挑战了民主党及共和党在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和移民问题上一贯的理念，是特朗普选战的核心内容：

国防安全：冷战结束后，执政的共和党及民主党试图维护冷战时期建立的同盟系统，以此支持美国的对外军事干涉，稳住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1987年，特朗普首次公开表达意见时便坚持声称，美国、沙特阿拉伯及其他同盟国应向美国缴纳费用，换取这些国家从美国这里获得的保护。特朗普写道，美国“不应该继续掏腰包保护某些国家了，因为它们本身有资本保护自己的国家”。特朗普希望美国将自身资源投入本土，帮助“我们的农民、病患及无家可归的人”。在2016年的选举中，特朗普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不少成员国一直躲在美国的庇护下，”特朗普向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但是这不公平。各位，美国没钱继续充当世界警察了，我们现在需要重建自己的国家。”

恰如佩罗和布坎南，特朗普最初坚持“共担责任”，后来转而质疑美国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他同盟组织在冷战中许下的承诺。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特朗普批评北约“已经过时”，且维持北约的存在“成本高昂”。特朗普还反对美国在未对本国构成直接危险的时期对外进行军事干预。佩罗和布坎南都反对乔治·W.布什出兵科威特的决定。特朗普批评小布什入侵伊拉克，他坚信，自己作为生意人拥有的技能有助于改善美国的外交形势。特朗普与2016年面对的选战对手的不同之处是，他并未保证自己将撕毁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此，特朗普的措辞是，他会“摆平这件事”。特朗普还许诺会摧毁伊斯兰国，同时他也表示可与其所欣赏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达成协议，结束叙利亚冲突。总的来看，特朗普的立场正如佩罗，代表的是一种外交政策现实主义，与共和党的新保守主义与民主党的自由干涉主义都有区别。

自由贸易：同布坎南与佩罗一样，特朗普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前美国给予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他认为，这些协定引发了贸易赤字，牺牲了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1999年，特朗普曾说：“有些国家不相信，原来与美国打交道这么容易，美国人是出了名的傻。所以我们需要派最好的谈判人员，与日本，还有其他国家交涉。”特朗普保证将会让商业领袖们就这些协议进行商谈。

在2016年的大选中，特朗普表示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缩写为TPP），该协议已由奥巴马政府签署，但国会尚未通过。特朗普还抨击了美国对中国、日本及墨西哥的贸易协议，他对美中贸易的评论引起争议最大。在2015年8月的共和党辩论大会上，特朗普说：“我们的国家正陷入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再是赢家。在贸易中，我们无法超越中国，无法打败日本，来自这些国家的成百上千万的汽车通过贸易进入美国。不论是在边境问题上，还是在贸易问题上，我们同样也赢不过墨西哥。”为了迫使人民币升值，好让中国对美的出口产品更贵，美国对华的出口产品更便宜，特朗普甚至以向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相威胁。特朗普一再重申他的承诺，谈判桌上坐的将是商人，而非“政治的仆从”。

生产外包与海外建厂：1999年，特朗普对贸易协议的最大不满是，贸易协议允许其他国家在不进口美国产品的情况下，将本国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然而，自2011年出版《是时候强硬起来了》（Time to Get Tough）一书，表达其政治宣言之后，特朗普开始向佩罗和布坎南看齐，转而谴责美国公司占尽贸易协议的好处，要么将生产外包至墨西哥、中国和日本，要么在这些国家建立工厂，再将产品出口至美国。不论是以哪种方式运营，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都因此被掠夺掉了。在《是时候强硬起来了》一书中，特朗普提议，向所有外包回流的产品征收15%的关税。

在2016年的选举中，特朗普特别点名了几家正在或准备将工厂迁往美国以南及其他地区国家的公司。在2015年7月的演讲中，特朗普指出，福特公司称将在墨西哥建立一家价值25亿美元的汽车及卡车工厂。特朗普说，如果他当选总统，将致电福特公司的总裁，以向每辆过境汽车和卡车征收35%的税来要挟对方。特朗普还指责纳贝斯克公司计划将工厂迁出伊利诺伊州，他在2015年9月于达拉斯发表的演讲中质问：“他们要把工厂搬去墨西哥，为什么？这对我们能有什么帮助？”而在2016年2月的共和党初选辩论中，特朗普批评开利公司正将一间工厂和1400个工作岗位从印第安纳波利斯迁往墨西哥。“过去，他们从纽约搬去了得克萨斯州。”特朗普说道，“如今，为了获得更便宜的劳动力，缴纳更少的税，他们从这个国家搬往另一个国家，他们没有真正地忠于美国。”

正如佩罗，特朗普意图恢复美国的制造业——这是他“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这一承诺的核心。特朗普与佩罗的措辞越来越像。在4月19日初选胜利之后，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各州的工作岗位被夺走，美国的工作岗位被夺走，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发生。”自由派评论员兼经济学家们批评特朗普欺骗大众，因为他保证将工作机会夺回美国，但这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批评也许属实，不过，特朗普的目的本来就是向新自由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引发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出警告。

特朗普也公开谴责许多公司将总部搬往国外以求避税的行为——即通常所说的“税收倒置”。在几乎每一次演讲当中，他都会批评公司将生产外包出去、在海外建厂，以及税收倒置。这些言论无一不站在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上。6月，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开始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最后的大选，不断在各种演讲中重申这些主张。在6月22日题为“成败攸关的选举”的演讲中，特朗普邀请伯尼·桑德斯的选民们支持自己：“在一起，我们就能为所有美国人修正现在的系统。重要的是，我们将能够修改所有灾难性的贸易协议。因为现在的情况是，被操纵的并不仅仅是政治系统，还有整个经济。是那些想要压低工资的大金主控制了我们的经济；是想要离开这个国家的大企业控制了我们的经济。他们开除工人，在国外生产产品，然后再卖回美国，自己不受丝毫影响……他们在操纵经济，他们在与你们、与美国的人民作对。”

移民：特朗普1999年参加改革党候选人选举时，与当时的参选竞争者布坎南只在两个问题上意见一致——贸易和移民。在竞选书中，特朗普写道：

大批非法移民跨过边境，进入美国，这造成了美国正面临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困难。我们不能继续吸纳这些人了……大多数合法移民对社会有非常大的贡献，因为他们有专业技能，为我们的国家增添了文化多样性……然而我们也不应该让合法移民这么容易就进入美国。移民方面的制度设计耗时费力、成本高昂，而且难题重重……核心在这一点上：首先，我们得照顾自己的人民。对出生在美国以外的人，我们的政策需要清晰明确：要么合法进入，要么离开。

16年后，特朗普依旧坚持当年的这一立场。在2011年出版的书中，特朗普写道，“非法移民会沉重地打击美国纳税人，华盛顿需要采取强硬的态度，为‘我们的人民’，而非为那些需要廉价劳动力和少数族裔选民团体的特殊利益集团奋斗。”在2016年的大选中，特朗普不仅反对非法移民，还支持将非法移民驱逐出境。特朗普对非法移民的反对一方面出于经济考虑——非法移民拉低工资，增加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也出于社会文化考虑——非法移民是犯罪源头之一。特朗普提议由墨西哥从其对美贸易顺差中掏出一笔钱，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建一堵墙，用以阻止非法移民的进入。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观点表现了他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的仇恨。特朗普称墨西哥是给美国带去“犯罪”“毒品”“强奸犯”的国家。他形容负责特朗普大学一案的法官为“墨西哥人”，尽管这位法官事实上是印第安纳州生人。特朗普还呼吁将这位法官从该案中撤出。他的观点恰似19世纪无知党（Know- Nothing Party）的本土主义者们[1]，以及支持遣返中国劳工的人民党。然而，后来人民党针对华人的民族主义论调及仇视态度逐渐让位于其民粹主义主张，而特朗普对墨西哥人——以及穆斯林移民——的态度则愈发成为其政治主张的核心部分。

沉默的大多数

表面上，特朗普不大可能代笔民粹主义参加总统竞选。他是一个好炫耀自我财富的亿万富翁。然而汤姆·沃森也拥有大量地产，罗斯·佩罗同样是腰缠万贯之人。重要的是，正如出生于特克萨卡纳的佩罗，特朗普与上流社会美国人这一身份不甚相符，他还是当年那个在皇后区长大、渴望搬去上东区的男孩，最终成了Studio 54等寻欢作乐的场所而非哈佛俱乐部这类地方的常客。

特朗普对自身社会阶层的看法受了罗杰·斯通的影响。斯通的政治生涯始于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的选战做手脚。和特朗普一样，斯通在堕胎及社会支出等问题上持温和的共和党人态度——斯通和其妻子创立了“共和党人的选择”（Republicans for Choice）组织。然而，在总统竞选中，斯通喜欢使用直白的民粹主义措辞，将“我们人民”放在少数利益集团的对立面上。为特朗普作传的传记作家迈克尔·安东尼奥（Michael D’Antonio）这么形容斯通：

总的来看，斯通使用带有攻击性的民粹主义措辞，是为了说服选民们，老大党虽然传统上代表了大企业和那些拥有乡村俱乐部的有钱人，但事实上，它是真正的反精英政党，代表了工薪阶层的利益。

特朗普在竞选中也使用了这个招数。在《纽约时报》2000年2月的专栏文章中，特朗普解释说，他之所以放弃总统竞选，是因为他不再将改革党看作可行的竞选工具。不过他也说，不能与“布什先生及戈尔先生这两位老牌政治家对决”，他感到很遗憾。“我相信，”特朗普写道，“如果我与这两位常春藤出身的参选者竞争，我的观点——美国正受到其主要贸易伙伴的盘剥，是时候在贸易谈判中强硬起来了——一定会引起共鸣。”（特朗普并未指出，他自己也毕业于一所常春藤大学。）

2016年，特朗普将自己包装成“沉默的大多数”——这个词是从尼克松那里借来的——来反抗“特殊利益集团”及两大政党中“建制派”的代言人。“沉默的大多数”回来了，这一次，我们不再沉默。是时候发起攻击了。”特朗普在达拉斯宣布。在竞选造势过程中，特朗普团队传达了明确的信息，“‘沉默的大多数’与特朗普站在一边。”就在艾奥瓦州初选前的1月，特朗普打出了标题为“价值派”的广告。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特朗普说道：“建制派、媒体、特殊利益集团、说客、政治献金捐赠者，他们都反对我。我花自己的钱竞选总统，我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我只欠美国人民做个好总统的机会。但是，他们全部在阻挠我。”

特朗普的需求反映了他作为商人独特的宣传技能。在《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The Art of the Deal，又译“交易的艺术”）中，特朗普表示，“一点夸张的手法”就能帮助我们销售更多产品。所以，提议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以及让墨西哥出资建堵墙等提议都是其有意讲给大家、引起众人注意的小伎俩，人们不应当真。不过，这些也的确是民粹主义者的一贯提议，它们是特朗普版本的“自由银币”，与休伊·朗提议对富人征收存款税也如出一辙。即使是达成交易无数的商人，也无法兑现这样的诺言，而这一事实恰恰就夸大了“沉默的大多数”的欲求与“建制派”愿做割舍之间的鸿沟。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并不一定相信[2]，他能强迫墨西哥出钱建墙或遣返进入美国的所有非法移民。他们在特朗普传达的诉求中，听出了界限的划分，那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和“他们”——国会、墨西哥总统——愿意给的东西之间的那道界限。

特朗普在贸易及工厂撤离美国本土等问题上的诉求，其对说客、大政治金主及特殊利益集团的激烈谴责，都不免让人想起佩罗，不过特朗普显然为自己打造出了与佩罗不尽相同的风格。佩罗颇具学者做派，有时稍显居高临下——人们对佩罗最多且并不公平的批评是，佩罗称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会（NAACP）的观众们为“你们这些人”。但佩罗从来没有对与他意见相左的人采取任何下作行径，也从来没有不公平地让任何群体成为政治斗争的替罪羊。然而，特朗普却非常高调地抨击竞争对手，对不同国籍和宗教的人表现出极度的偏见，甚至贬损女性。（当希拉里·克林顿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后，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称：“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连自己的丈夫都没法满足，怎么保证她能满足美国民众？”）

特朗普的观点最能够呼应的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华莱士和布坎南，但他的行为举止与此二人全然两样。华莱士尽量避免对黑人表现出偏见，其政治提议多就国家权力或一些抽象原则来措辞。与特朗普不同的是，华莱士是身经百战的职业政治家，他享受在选举中与批评者、抗议者唇枪舌剑的乐趣。特朗普却一再向人们展示了商人的薄脸皮——他在乎自己的声誉。在拉票的过程中，他为对示威者动武的支持者感到高兴，他也试图撺掇其支持者与媒体唱反调。特朗普的行为反映出，他脾气暴躁，在房地产和赌场经营的商战中练就了铁面与卑鄙——1993年，特朗普曾企图通过运作废除一项允许穷困的印第安部落经营赌场的法律——同时，也许是因其自身的商业成功，特朗普相信自己能够在公共场合发表任何自己私下对墨西哥人或女性的看法，且不觉得自己应该承担什么影响。

特朗普斥嘲福克斯新闻评论员梅根·凯利（Megyn Kelly）一事发生后，斯通于2015年8月正式卸任特朗普竞选委员会负责人一职，不过他依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及顾问。依斯通的观点，特朗普的下作之举使其反建制派的论述打了折扣，然而，特朗普的支持率只增未减。他无礼的言辞举措被视为对政治正确原则的公然反抗，与他在贸易、移民、美国工厂撤离等方面的主张一道，吸引了众多共和党人及独立派人士的支持。

特朗普与共和党人

特朗普的成功威胁了保守派共和党人自20世纪70年代起培育起来的选民群体。该群体包括了20世纪60年代放弃民主党、转而支持共和党的商界大佬，以及白人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选民。特朗普的参选打乱了这种构成。特朗普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反对，冒犯了共和党上层的商界领袖、智囊人士、作家、编辑、专栏作者，以及电视广播节目主持人。这些人豪掷几百万，却依然没能阻挡特朗普的总统竞选之路；他们的真正目标是特朗普在经济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立场。特朗普6月以“成败攸关的大选”为主题做演讲，对跨国公司和贸易协议严厉指责，其后共和党的最大金主保罗·辛格（Paul Singer）警告说，如果特朗普当选，将会引发“一场全球性的经济萧条”。事实上，正是特朗普的口无遮拦和偏执自大让批评者们得以在其他方面诟病特朗普，而不必强调他们反对特朗普的最实质原因——对特朗普在外交和国内经济政策看法上的担忧。

特朗普的政治基础是共和党白人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选民——更准确地说，是那些被佩罗和布坎南的思想所吸引，首先投奔华莱士，继而支持尼克松，后来在特朗普身上看到某种气质，相信特朗普能捍卫其利益的选民群体。特朗普成为中产阶层美国激进主义者的发声器，成为那些自认为被全球化和后工业经济转型抛弃的美国白人群体的代言人。针对共和党选民群体，曾有过两份广泛的民调：第一份由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NES）于2016年1月发布，第二份由皮尤研究中心于2016年3月发布。这两份民调对特朗普的支持者给出了相同的结论。

特朗普的支持者年龄稍长，相比其他候选人的选民群体，特朗普的支持者教育程度偏低——这是最显著的阶层信号。1971年，唐纳德·沃伦（Donald Warren）调查了华莱士的选民群体，结果显示，华莱士的选民来自教育水平最高达到高中学历的工薪阶层。截至2016年，这些选民或许已经完成了两年制初级大学或职业学校的学习，并拿到相关学历。以此为标准，美国全国选举研究显示，特朗普的支持者中，70.1%的人都不是大学毕业生，而共和党建制派的宠儿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的支持者中只有45.1%没有大学文凭。就收入来看，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一半人的年薪低于50 000美元，而卡西奇的支持者中只有35.3%赚得这么少。特朗普的支持者可以说是60年代离开民主党的白人工薪阶层选民的后继者。[3]如今的白人工薪阶层与华盛顿政府关系疏离，而1972年白人工薪阶层所经历的变革已不复再有，这种状态在2016年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看上去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给了白人工薪阶层的经济前景最后的致命一击，而他们又生活在这样一个向中上阶层和大富豪严重倾斜的经济体内。

尽管特朗普的选民并未因经济大衰退而失业，但在所有共和党选民中，他们受大衰退的影响最大，对经济前景的看法最为悲观。根据皮尤经济中心的民调，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有48%的人认为美国经济形势糟糕，而在泰德·克鲁兹(Ted Cruz)及卡西奇的支持者中，持这一看法的人数只分别占到31%和28%。

特朗普的支持者与及支持其他共和党人的选民对移民和贸易的看法也泾渭分明。根据皮尤的民调，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中，69%的人认为移民给美国带来的压力大于利益，而卡西奇的支持者中持有这一看法的为40%。根据美国全国选举研究的调查，特朗普的选民中有66.4%反对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后代拥有出生公民权（birthright citizenship），而持该看法的卡西奇选民为26%。根据皮尤调查，67%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自由贸易协议对美国不利，在卡西奇及科鲁兹的支持者中，持该看法的选民分别占46%和40%。认为在谈论与自身背景相异的人时需要保持敏感的问题上，特朗普选民也占了最大比例，根据美国全国选举研究的调查，75.7%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人们太容易自觉被冒犯，而只有45.9%的卡西奇选民有如此想法。

特朗普的支持者符合美国中产民粹主义者的形象。中产民粹主义者对上层和下层所掌握的权力都抱持怀疑态度。根据皮尤的调查，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61%的人认为美国的经济系统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对有权有势的人更有利，而卡西奇和科鲁兹的支持者中只有51%和45%是这么认为的。我在选战期间所做的采访显示，特朗普自筹资金参选的行为获得了其支持者的一致好评，人们认为这一行为表明特朗普是独立于特殊利益集团和说客的。与佩罗相同，这一点是特朗普非常关键的吸引力之一。

正如华莱士的支持者一样，特朗普的支持者也支持源于新政的全民社会福利项目，反对平价医疗法案等福利项目。他们认为，这些项目是首先要使少数族群和穷人获益的。根据皮尤的调查，73%的特朗普支持者反对社会公共福利有任何减损。特朗普的支持者是经济上的民粹主义者，他们不像支持增长俱乐部（Club for Growth）或自由事业等组织里富有的赞助人，后者更崇尚自由市场自由主义；他们也不是强硬的社会保守主义者，社会保守主义者首先看重的是候选人在宗教或堕胎问题上的立场，而在商业发展方面，他们愿意听从共和党的主张。

特朗普知道自己有可能失去来自共和党的支持。在接受彭博新闻的采访时，特朗普说：“五年、十年以后，这个党的面貌将焕然一新，它将是一个工人的党，将代表那些在过去18年里实际工资从未上涨过的愤怒的人民。”这真的会发生吗？一个至少自1896年起就代表着大小公司利益的政党，会突然之间抛弃其长期以来打下的选民基础吗？特朗普的直接影响力会因其在总统大选中的行为方式有所折损。正如一个曾成功将新产品推入市场，但拒绝认清市场已经发生变化的商人，6月以后，特朗普继续即兴地攻击对手和媒体，继续着助其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身份的那种无所顾忌和偏执自大。这或许会导致特朗普的失败，使其民粹主义的实质内容暂时落入棺木之内。与休伊·朗、华莱士和佩罗一样，特朗普的长期影响力还受到一个事实的限制，即他是煽动能力极强的民粹主义宣扬者。尽管如此，他的参选的确给新自由主义的苍穹再添裂痕。

桑德斯与亿万富翁阶层

与特朗普一样，来自纽约的桑德斯也非曼哈顿生人。但除了这一条，二人再无共同之处。桑德斯成长于布鲁克林，家境清贫。其父是波兰裔犹太移民，以贩画为生，其母是移民的女儿。桑德斯与鲁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和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上的是同一所高中，在布鲁克林学院就读一年后，转学至芝加哥大学，1964年毕业。桑德斯在以色列某个基布兹[4]生活了六个月后，回到纽约，做过不少零工。1968年，桑德斯与妻子响应新左翼的返土归田运动（back-to-the-land movement），搬至佛蒙特州。

桑德斯在布鲁克林生活期间，那里正是左翼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热土。到芝加哥后，桑德斯加入了年轻社会主义联盟（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这是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社会党（Socialist Party）下面的年轻人分支，还加入了激进的民权组织争取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桑德斯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及美国社会主义历史，参加民权抗议活动，还曾被逮捕，但他从未像20世纪60年代末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的领导者们那样，转而采取暴力手段。桑德斯追随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的社会主义，同时抱持着多样的反主流文化热情，包括自由性爱、赖希疗法、生态主义、在家分娩及在家上学等。

70年代，桑德斯已育有一子，他一边打零工，一边忙于竞选。身为佛蒙特州左翼第三党自由联盟成员，桑德斯两次竞选参议员，又两次竞选州长，但其支持率从来没有超过6%。失望至极的桑德斯于1977年退出自由联盟。四年后，桑德斯竞选伯灵顿市市长；令该市领导们惊讶的是，他以10票的优势击败了民主党在任市长。在市长职位上，桑德斯做得非常成功。此后他又三度连任，将这个人口只有45 000的城市打造为新英格兰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1990年，桑德斯获得了佛蒙特州在众议院席位，2006年，共和党人吉米·杰福兹（Jim Jeffords）卸任后，桑德斯赢得了参议院席位。

以自由联盟成员身份参加竞选期间，桑德斯提倡社会主义。在1972年专门记录自己参选参议员过程的日志中，桑德斯这样描述竞选活动当中的一站：“我甚至提到了‘社会主义’这个骇人之词，但观众之中无一人昏倒。”桑德斯向感兴趣的人推荐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文章《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Why Socialism）。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写道，唯一能够祛除资本主义之“恶魔”的方式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下，生产资料由社会掌控，并以计划的方式加以利用。”作为市长，桑德斯为自己无法让社会主义普照佛蒙特而焦躁不安。“如果你问我，银行是否应该国有化，我会告诉你，是的。”桑德斯对《巴尔的摩太阳报》说，“但是，我没有能力将伯灵顿市的银行收归国有。”

进入国会后，桑德斯的社会主义观念弱化，并逐步接近社会民主主义。“对我来说，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在一切事情上，无论如何都要实现国有化。”桑德斯1990年11月对美联社表示，“社会主义的意思是，建立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在其中，所有人都保持一定水准的体面生活。”在1997年出版的自传《众议院里的局外人》（Outsider in the House）中，桑德斯这么写道：“比尔·克林顿是温和的民主党人，我则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不过，在这本书中，桑德斯对自己的身份所用最多的词还是“进步主义者”。成为参议员后，桑德斯清楚地将社会主义概念与斯堪的纳维亚式社会民主相提并论。“我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告诉《华盛顿邮报》，“在挪威，父母有一年的带薪假期来照顾初生婴儿。在芬兰和瑞典，人们有全民医保，免费上大学，政府提供经济适用住房，生活质量非常高。”

桑德斯多年来未曾改变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控诉。他依旧认为经济不平等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1971年的竞选中，桑德斯呼吁在“控制全国1/3财富的2%的富人”中进行激进的税制改革。1996年再次参加参议员竞选时，桑德斯向社会的“百分之一”发起攻击。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桑德斯抵制任何政党对新自由主义的拥抱。他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与中国签订的其他贸易协议，反对为企业减税、减少社会支出预算及放松金融监管。桑德斯与奥巴马政府也意见相左。2010年12月，为了阻碍奥巴马政府因担心失去国会支持而与共和党商定延长小布什时期定下的给富人减税的法案，桑德斯模仿1933年休伊·朗反对罗斯福政府经济法案的行为，上演了阻挠议事的一人秀[5]，表达对预算和税收法案的不满。

2013年4月，桑德斯开始严肃地考虑竞选美国总统这件事。在伯灵顿，他召集密友和顾问，就自己是否应该参选进行商讨。大家猜测，桑德斯对收入不平等的愤怒应该会引发2016年大选选民的共鸣。他们认为，虽然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已经散尽，但他们曾经指出的问题还在被广泛讨论。此后，桑德斯又花了两年时间来仔细推敲这个想法。2015年4月，他告诉朋友们，自己决定参选。当月，桑德斯接受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主持人瑞秋·麦道（Rachel Maddow）的采访时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奇怪时刻，我们的中产阶层正在消失，如此之多的人挣扎在贫困之中，人们要面对气候变化，要面对收入与财富令人吃惊的不平等。”对此，桑德斯发出质问：

“亿万富翁群体控制了媒体，主导着国会的立法进程，如今公民联合会[6]已经准备好收买整个美国国会了。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又如何让这一群体在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上履行应尽的义务？”

随着竞选的进行，桑德斯揭开了其激进改革措施的面纱，这一系列措施将使政府收回对自由市场的控制权。桑德斯提出“全民医保”计划（Medicare for all，计划的施行将去除私立保险作为中间商的角色，让健康保险成为一项公民权）和公立大学学费全免，费用从对华尔街投机交易征收的交易税、旨在减少碳排放的碳税、恢复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7]及公共竞选资金[8]中出。

一些民主党人批评桑德斯的提议过于不切实际，绝不可能在共和党掌控的国会通过。《纽约》杂志的一篇专栏文章以“伯尼·桑德斯不懂美国政治的这些方面”为题撰文。桑德斯对此回应道，为实现这里面任何一项改革，一场激发人民向亿万富翁阶层行使权力的“政治革命”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打算改变美国的现状，”在11月于北拉斯维加斯发表的演说中，桑德斯表示，“我们需要一场政治革命，需要成百上千万的民众站出来，参与到这场革命当中。我们已经有许多年没这么做过了。”

《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社论批评桑德斯“针对革命发出了如此轻率的呼吁”，但实际上，桑德斯所指的“革命”是更积极广泛地参与国家政治进程，而非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结合其对竞选资金改革的呼吁，可以看出，虽然《纽约时报》及其他批评者拒绝承认，但桑德斯的观点足具说服力：为了改变政府与经济之间的现有关系，以桑德斯提出的改革实现根本变化，政治权力的巨大转移及对国家的忠诚是必备要素——恰如1929年至1935年间所发生的情况。

在史蒂芬·柯尔伯特（Stephen Colbert）的采访中，桑德斯表示他更愿意称自己的提案是“进步的”，而非“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使用“进步”一词有一定道理，但纵观历史发展进程，美国的进步主义往往是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种替代。当民粹主义因人民和建制派之间的冲突暂时休歇，当社会主义因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偃旗息鼓，进步主义往往扮演了缓解阶层对峙的角色。“‘要么支持劳动者，要么支持资本家’，这种思维代替了其他可能性，成为人们一成不变的正义法则。”西奥多·罗斯福于1904年写道，“不论你选择支持谁，都是阶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必将快速伤害国家的内核。”

桑德斯的政治手段和要求更符合美国人民党、休伊·朗、佩罗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民粹主义传统。他的目的是挑起民众对“亿万富豪阶层”的反抗，他所提出的要求为美国人展现了99%和1%之间那道纵深的政治鸿沟。这一脉民粹主义者界定了冲突为何，但并未给讨论与协商打开一条新路。缺少一场桑德斯所谓的政治革命，保险公司、医药公司不可能允许“全民医保”通过，银行和其他华尔街公司也不可能为了美国人享受免费公立大学教育而允许监管或收紧交易税的征收。正如政治精英们对付休伊·朗和佩罗的方法，批评者们批评桑德斯打出了一手乱牌，说他的要求根本无法得到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通过。

桑德斯与特朗普在贸易协议及外国投资方面的立场一致，他对《纽约每日新闻》说：“与许多经济学家看法不同，我的理解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的永久性正常化贸易关系，以及其他贸易协议剥夺了美国本土成百上千万的工作机会。哪个国家的工资超级低，没有环保规定，或者当地工人无法组建工会，就搬去哪个国家，我认为允许这些做法的贸易政策有问题。”不过，桑德斯是一个左翼，而非右翼民粹主义者。不像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桑德斯并未指责非法移民抢夺美国人的工作，也未提议通过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来消灭恐怖袭击。正如桑德斯对主持人麦道所表示的，他确实将所有精力放在与“亿万富豪阶层”做斗争这件事上了。

桑德斯的选民

在2016年的大选中，桑德斯在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中输给了希拉里，但希拉里所获的支持并未反映出民主党人及亲民主党的独立派人士对桑德斯的政见有多不认同。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的一大关键点在于，非裔美国人及中老年选民大多认为希拉里更适合参加最后的总统角逐，因为她已经在权力中心摸爬多年，身经百战，而74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在竞选中显示出他既无外交政策知识积累，也对这一方面不感兴趣。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桑德斯的核心支持者身上窥出某些重要信息。

就像特朗普的支持者那样，桑德斯的支持者也表现出了大衰退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选民群体的激进程度。在所有选民群体当中，桑德斯的支持者对美国经济体制的批评最为严厉。皮尤经济中心发布的选民调查显示，支持桑德斯的选民中，91%的人认为，“美国的经济体制极度不公平地偏袒有权有势者”。支持希拉里及特朗普的选民群体中，认同该说法的分别是73%和61%。根据皮尤的数据，桑德斯的支持者中，有82%的人认为，公司“赚取了过多的利润”。美国全国选举研究则显示，支持桑德斯的选民中，有90.2%的人认为，如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20年前更严重了。

桑德斯的选民对自己及美国经济的未来最感到悲观。这一点也佐证了经济大衰退的杀伤力。皮尤调查显示，57%的桑德斯选民认为，勤奋不是成功的保证，这个比例远超任何一个民主党或共和党选民群体中持相同看法的人数比例。美国全国选举研究显示，63.3%的桑德斯支持者认为，普通人没有机会在美国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出人头地。（希拉里·克林顿支持者中该数字是43.2%）

平均来看，桑德斯在年轻人中所获支持最多。根据笔者对选战拉票情况的观察，这些年轻选民中，许多人要么是大学在校生，要么刚从大学毕业。他们事实上是麦戈文一代人的后代——麦戈文一代在后物质主义时代对社会与环境感到担忧，对越南战争及晚近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产生了道德上的愤怒，而金融危机之后，他们认为华尔街和亿万富翁阶层的不负责任是这一场大衰退的问题根源；这一切都导致他们朝民主党靠拢。

桑德斯指出的问题之中，也包括了其支持者在物质层面所感受到的困扰。他们对个人发展和就业机会感到焦虑；他们发现工作给予他们的自主性正在降低；赚的比期望的要低。大衰退之后，这些年轻选民甚至怀疑，以后还会不会有工作等着他们，自己还有没有能力偿还读大学欠下的贷款。也许经济好转之后，桑德斯的支持者会转而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20世纪的几十年中，经济学家曾谈论过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价，然而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繁荣期过后，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逐渐缩水。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调查，2015年，调整通胀因素后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工资比2000年下跌2.5%。同时，学生贷款——桑德斯选战的核心议题之一——急速飙升，自2008年至2014年上升84%。除此以外，社区大学及四年制大学的毕业生逐渐意识到一个事实：他们求职的劳动力市场，已经被各类需要专项技能的职位重新划分，这些职位的要求一再应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升级。这或许是心理学家发现大学生人群的焦虑水平不断上升的原因。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下去，美国选民当中的激进派将越来越多。

即便桑德斯最终进入总统候选人提名，其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也是一大阻碍。但也有数据表明，在年轻选民中，这一身份具有明显的感召力。2016年1月民意调查机构舆观（YouGov）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18至29岁的年轻选民中有43%对社会主义持支持态度，26%反对，其他表示无意见；民主党选民中42%表示支持社会主义，34%表示反对。就在50年前，甚至20年前，这样的民调结果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此结果，是冷战结束后选民认同欧洲社会民主式社会主义（而非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体现。笔者采访的某些桑德斯支持者，就曾提到欧洲社会主义发展项目。也有追忆19世纪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t）的桑德斯支持者强调社会主义的合作属性，认为这与资本主义有显著差别。不论是哪种情况，年轻选民对社会主义的着迷，是经济大衰退后资本主义理想不断幻灭的另一面反映。

年轻选民完全能够接受桑德斯以如此高龄参加竞选，也并不在乎他对流行文化的无知。桑德斯成长于骚动的六十年代——那时的年轻人对现状不满，渴望改变——因此对如今的年轻人来说，桑德斯极具亲和力。中老年选民和民主派人士通过自己能否被纳入总统的2018年财政预算来评价桑德斯的计划，年轻选民则更看重“全民医保”和“免费公立大学”等宏伟目标的实现。他们明白，在“被操纵的”现行系统下，这些目标无法实现，一场政治革命是必要条件。相比之下，希拉里的竞选主张缺乏远见，仅局限于一系列渐进式改革措施。

随着桑德斯无缘总统候选人提名，其热情的支持者们计划将桑德斯的选战转为一次政治运动，以使他依然能在2016年的大选中发挥影响力。然而，将政治选举转化为政治运动具有难度。政治运动的产生多围绕具体问题（堕胎、禁欲、公民权、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越南战争或伊拉克战争等），当其与立场相左的政府发生冲突时，运动就会扩大化。例如，乔治·W.布什入侵伊拉克的行为就于2008年激发了一场运动，间接推动了奥巴马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及最终的大选，但这场运动本身最终并未能持续至奥巴马最终当选。桑德斯的竞选几乎不可能激发一场能够持续至11月大选日的运动，如果希拉里最终当选，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如果特朗普当选，情况会有大不同；但可以想见，特朗普当选，不论桑德斯的支持者是否行动，都可以期待左翼这边发起一场运动。) 桑德斯对民主党的影响力最为深刻（与休伊·朗相似）。虽然民主党在无技能、低技能移民及外来务工者方面并未采取任何举措，但他们已经在金融、贸易和资本流动性方面加快了对抗新自由主义正统性的步伐。除了学生这一身份具有某些宣传力度，年轻选民群体在选举中通常并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不过，桑德斯的选战揭示了大衰退使麦戈文一代的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士的继承者愈发激进的程度。这一人群将在未来的许多年中继续影响美国政治——他们是最终将会结束新自由主义正统性的一股重要力量。

[1] 本土主义者（nativists），认为本国人的利益高于移民的利益，政策制定应优先考虑本国人。——译者注

[2] 2016年5月24日的《华盛顿邮报》发表了玛丽·乔丹的文章《弗吉尼亚州中心地带村庄叙利亚告诉你，为什么许多人给特朗普投票》。该文章表示：“一些人认为，紧盯着候选人的竞选纲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很少有候选人上台后真的会履行承诺，特别是在需要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比如，理查兹就不认为（对移民的）禁令会真正施行，正如她清楚，墨西哥大概也不可能自掏腰包建起特朗普所谓的边界高墙。但理查兹表示，从未有过候选人如此说出她的心声：这是一个任何人都能踏上美国土地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应该终结。”——作者注

[3] 一些数据网站声称特朗普的支持者并非“工薪阶层”，因为某些民调显示这些选民的平均收入达72 000美元，高于收入中位数。但实际上，评判一个人是处于工薪阶层还是工薪阶层以上的标准是他的教育水平。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与其自身的教育程度呈逆相关；在高中毕业者及接受过有限的高等教育的人群当中，特朗普的支持率最高。同时，特朗普所获支持程度与选民的年龄正相关，而年收入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这说明，特朗普支持者的收入略高于平均水平的原因在于这些选民的年龄，而非社会阶层。——作者注

[4] 基布兹：Kibbutz，是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过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现也从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基布兹的目标是混合共产主义和锡安主义的思想建立乌托邦社区，社区里的人没有私有财产，工作没有工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免费。外人可以自愿加入基布兹，成员可以自愿退出，退出的时候可领到一笔退出费以回报对社区的贡献。近几十年有些社区进行了私有化，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译者注

[5] 阻挠议事的一人秀（one-man filibuster），又称“冗长演说”，是美国国会一项特殊的议事规则，目的在于通过不停地发表演说，阻止正在审议的议案或人事提名交付表决。这一规则一般由少数派议员采用，是他们的最后一道抵抗程序。——译者注

[6] 公民联合会（Citizens United），美国保守派非营利组织，在其运作下，美国最高法院大幅放松了对大选资金筹集的规范和管理。——译者注

[7]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也称《1933年银行法》，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发生后，美国通过该项立法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保证商业银行免遭证券业的风险，后于1999年取消。——译者注

[8] 公共竞选资金（public campaign financing），在美国，大部分竞选资金为私人捐献，但候选人为竞选总统的情况下，也可向政府申请公共竞选资金。——译者注

第4章
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

19世纪下半叶，人民党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表现活跃，而在欧洲，受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社会民主党派风起云涌。其后的70年间，欧洲左、中、右都出现了一系列党派，但直至20世纪70年代，欧洲才出现了与美国民粹主义相似的社会气氛。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社会气氛演化为一股潮流，各个国家都沿袭了其美式名字——在法语中，民粹主义是“populiste”，在德语中，它被称为“populist”。

正如原始的美国人民党，欧洲民粹政党也围绕政治选举这个舞台，发动“人民”对抗“建制”与“精英”。法国国民阵线称其代表“小民”及“被遗忘的人群”，对抗“等级”。芬兰的芬兰人党（Finns Party）寻求“一种基于人民授权，而非社会精英及官僚的民主”。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同样发动人民对抗阶层分化。意大利的贝珀·格里奥抨击“三类破坏力量”——记者、实业家和政客。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的自由党代表“汉克和英格丽”[1]对抗“政治精英”。

第一批欧洲民粹政党来自右翼。他们指责社会精英纵容共产主义者和领取社会救济的人（包括移民）。这种情况导致“民粹主义者”一词在欧洲受到了左翼及中间派政治家和学术界人士的轻蔑。政治学家卡茨·穆德（Cas Mudde）曾写道：“在公共讨论中，民粹主义通常用以谴责某种形式的政治表达——其内涵煽动性强，领袖往往极具感召力，成员定期集会。”最近某颇具名望的智库发布了一份有关欧洲民粹政党的研究，题目为“揭露煽动者”。但是，在过去十年间，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正在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逐渐崛起，他们反对的是本国建制派或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

美国与欧洲民粹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美国政党及政党运动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一些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则持续存在几十年。这主要是因为欧洲有多党制度，许多国家采用比例代表制，即规模不大的党派即使在大选中仅拥有不到7%的支持率也能存活。（例如，在法国，大选采用多数票制，但基于比例代表制，国民阵线不仅能够赢得地方选举，还能在欧洲议会赢得席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没什么大动作，直至90年代，因为与美国社会相似的原因，民粹主义之势才熊熊燃烧。在欧洲，经历了70年代的经济下行，新自由主义代替了社会民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及工人党，以及基督教民主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拥抱新自由主义，而当这一潮流被证明无法创造经济活跃与社会繁荣时，民粹主义者的春天自然而然就到来了。当主要政党在移民政策上为欧盟成员国民众开绿灯，为北非、中东难民提供庇护等政策与现实发生冲撞后，民粹主义的崛起就更加可以理解了。

繁荣的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年里，民粹主义政治在西欧基本处于缺位状态。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及工人党与基督教民主党、托利党、戴高乐主义者及其他中立、中右党派权力相当。在法国和意大利，甚至共产主义政党也扮演着一个次要角色。党派及其在商业、工人及中产阶层中的支持者们渴望避免20世纪20年代的冲突，他们在扩大社会事业方面进行合作。国家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失业救助、家庭补助和免费大学教育系统。中立及中右党派往往掌握权力。与新政自由主义支配美国（甚至包括了共和党执政时期）的情况相似，改革思维下的社会民主政治及凯恩斯经济主导了西欧。支撑社会民主制的是经济的繁荣发展。西欧从经济学家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所称的“良性循环”中获益良多。

贸易扩张提振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扩大了社保项目、提升了实际工资水平，社保项目和实际工资有了保证，社会随之呈现出一片安定祥和，尽管产出扩张迅速，但通胀维持在较低水平，而产出的快速扩张又带来了高投资率，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增长，为国际贸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一时期，失业率极低。20世纪70年代西德的失业率仅有0.6%，英国为2.2%，法国则是2.5%。在法国，这一时期被称为“les trente glorieuses”，即“辉煌的30年”。

然而，70年代早期，欧洲经济出现了下行，与美国的情况相同，其主要原因是激进的劳工运动导致利润空间被挤压，而纺织及钢铁等战后核心工业出现了全球产能过剩。在西欧，对资本控制的抛弃及美国废除固定且高估的汇率加剧了经济的下行形势。1973年开始的能源价格狂飙突进也严重打击了能源依赖进口的欧洲。增长速度放缓，失业率上升。对比1950年至1973年与1973年至1995年，可以发现法国的平均增长率从5.1%跌至2.7%；德国从6%跌至2.7%；瑞士从4.1%跌至1.5%。20世纪60年代，西欧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为1.6%，然而到70年代末，该数字蹿升至7%之多。1971年意大利的失业率为3.2%，到了70年代末，该国14——29岁劳动力的失业率已大幅上涨至17.2%。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政府财政收入降低，社会福利开支却陡然激增。1976年，赤字急剧增加，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英国及意大利需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在整个西欧，面对通胀压力，政府试图限制工资增长，却遭到强大的工会力量的极力反对。1969年至1973年，意大利见证了一系列工人罢工及学生抗议事件，政府只好在工资和社会福利上一再妥协。在英国，1974年年初发生的矿工罢工事件导致保守派政府宣布一周工作三天以节约能源。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工资增长可被不断提升的生产力消化掉，然而当经济下行，通胀问题显现，工资居高不下只会导致产品价格高企，威胁贸易平衡。

总的来说，经济下行削弱了社会民主及凯恩斯主义政策，将“良性循环”转为“恶性循环”。随着油价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原本为了刺激经济、降低失业率的财政赤字措施更加剧了通胀，这进一步打击了投资，拉低了就业率。在全球自由市场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下，赤字会导致进口需求增加及贸易逆差扩大，威胁着一国的汇率。在英国和法国，人们首先发现，旧有的发展模式陷阱重重，而欧洲版本的新自由主义恰恰也诞生于这两个国家的发展经验之中。

1978年至1979年冬，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的限制工资增长计划遭遇了一股罢工潮，人们用“不满的冬天”（winter of discontent）来形容劳动者的不满。卡拉汉没能控制住英国的通胀和失业问题，这导致他于1979年输给了保守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抛弃了保守党所忠于的凯恩斯主义，从新自由主义中寻求解决方案。她将重心放在“供给侧”——提升企业利润率——而非需求侧上。通过限制货币供给，她提高了利率，这虽然招致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但缓解了工资、价格压力及进口需求，将落后企业驱逐出市场，为幸存企业利润率的提升注入了力量。

撒切尔还取消了工业和金融业的各项规定限制，为企业和富人减税。她将某些由政府控制的行业私有化，同时缩小其他政府行业的规模。1984年，煤炭企业拒绝大幅裁员，正如罗纳德·里根下令解聘所有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一样，撒切尔在这方面也毫不退让。国家工业虽然丧失了25万个就业岗位，但这项举措提升了工业发展的效率。1984年后，英国经济逐渐好转。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写道：“毫无疑问，经历了1979——1981年的经济衰退后，英国经济的表现在撒切尔时期的确得到了改善。”

不过，正如美国所面临的情况，英国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的差距拉大了，中等收入蓝领工人几乎要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在撒切尔时期（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从60%降低至40%），收入处于最上层1/5的富人，其收入占全民收入的比重从36%增至42%。制造业是许多中等收入工作的来源，撒切尔执政初期，制造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18%，1992年她卸任时，该数字降至15%。经济不平等在其后工党和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持续蔓延。2010年，制造业仅占GDP的10%，不平等问题持续加剧。

在法国，到1981年总统大选时，通货膨胀率飙升至14%，150万人失去工作。这种状况促成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位社会主义政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的上台。密特朗希望发展出一套与撒切尔新自由主义不同的改革方法。1981年，在中右翼政府未能抑制住法国经济衰退势头的情况下，密特朗及其顾问推测，经济下行应该已经见底，需求将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恢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密特朗及其社会党人士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社会支出刺激方案，旨在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提振消费者需求，并推行广泛的国有化，以保证企业所赚得的利润能够得到再投资。如果不将这样的改革称为社会主义式的，那么也可以认为，这是夏尔·戴高乐计划经济的左翼版本。

密特朗的政策的确提振了经济增长。在他执政的最初两年，尽管欧洲大多数经济体仍处于衰退之中，法国经济获得了2%的增长。然而相应地，因为欧洲和美国尚处于衰退之中，从法国进口产品的需求远远跟不上法国消费者对他国进口产品的需求。法国的贸易赤字在密特朗执政第一年几乎翻倍了，这造成了一场国际收支危机。

一般来讲，贸易赤字严重的国家可以选择本币贬值，此举会使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但也会使出口商品价格相应地下降。法国惧怕货币贬值。石油是以美元计价的，如果法国选择本币贬值，其石油账单数额将扶摇直上，抵消掉任何本币贬值可能带来的贸易额。除此之外，因担心浮动的美元会破坏其货币稳定性，1979年，法国同意与西德及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其他四个成员国，联手成立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EMS），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之间的货币汇率保持在一定区间内。

时任密特朗政府工业研究部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Jean-Pierre Chevenement）提议，离开欧洲货币体系，允许法郎贬值。然而深受“强势法郎”这一概念影响的密特朗仍旧认为坚挺的货币是法国强盛的标志，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撒切尔走的那条路。1982年起，密特朗通过削减支出、增加税收、冻结工资[2]来降低进口需求。失业率从1981年的7.3%上涨至1985年的10.5%，通胀放缓，贸易账有所改善，一度急转直下的经济增长率又一点点爬了上来。卡拉汉的失败和密特朗的U型复苏表明，围绕社会民主和凯恩斯经济的战后共识宣告终结。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这一信息还不甚明了。

社会党人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是密特朗继任者雅克·勒内·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政府总理。后来，他将密特朗国有化的许多公司私有化，并为富人减税。虽曾对欧盟出台的限制贸易赤字规模的《稳定与增长协定》保持着相当的质疑，若斯潘还是选择尊重这一协定的要求。1999年出任德国总理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eder）见证了当年德国工会和管理层之间达成的工资限制协议。2003年，施罗德力挺备受争议的哈茨法案（Hartz Laws），该法案使公司得以更容易地雇用和开除员工。

1995年，工党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上台，他继续执行撒切尔夫人的金融及商业自由化政策。2002年，撒切尔夫人被问及什么是她最大的政绩，她回答道：“托尼·布莱尔和新工党。因为我们迫使对手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中的某些党派成功组阁，甚至赢得连任，比如布莱尔，然而，因为他们抛弃日益扩大的公共部门和制造业，支持自由贸易、金融自由化和全球资本主义，这相当于他们舍弃了工薪阶层选民对自己的忠诚。随着苏联解体，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瓦解，工薪阶层代言人的位置空了出来。而欧洲移民人数快速增长、工作机会不再充足这一事实则给右翼民粹主义的进入增添了砝码。

移民与伊斯兰教主义者

在经济繁荣的年代，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的北欧国家开始积极雇用外籍工人。1956年，西德雇用了9.5万名外籍工人，到1966年，这一数字增至130万。

1946年至1970年间，200万名外来工人及他们的69万名家属进入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丹麦和瑞典也实施了相同的劳动力引进计划。在这些国家，雇主开始不依靠政府部门，独立招聘雇员。瑞典等国家向愿意来欧洲工作的移民打开了国界。法国等前殖民强国鼓励曾为殖民地国家的国民来法国工作。20世纪70年代早期，410万外籍工人在德国工作；在瑞士，这一数字是100万；法国则为340万。

在这一时期，西欧几乎没出现过任何反移民情绪。移民并不会与欧洲各国本国国民竞争饭碗，欧洲人也认为，这些外国人只是暂时来此工作，他们总会回国。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改变。彼时，劳动力不仅不再短缺，反而出现了过剩的情况。西欧不再正式雇用外籍工人，甚至提出为外籍工人提供资金补贴，鼓励他们回国。然而，这一措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工人们愿意回国，来自非洲和中东的劳工则留了下来。非洲和中东的经济条件远比遭受经济衰退打击的欧洲糟糕，这些地区的工人不仅留了下来，还利用欧洲法律之便，将家人也带到欧洲，而他们的生育率远远高于欧洲各国的本国国民。结果是，移民人数及来自非欧洲社会的移民占总移民人口的比例双双持续上升。在法国，从1968年至1982年，来自北非西部马格利布地区的移民比例增加了16%。

在80年代和90年代，来自非洲和亚洲的难民人数急剧上升，这些寻求庇护的难民进一步扩大了非欧洲移民人群的比例——从1983年的7.5万人增至1989年的32万人。自此，该数字持续攀升。在丹麦，非欧洲移民人数从1980年至2005年增加了268 902人，增长率为520%。大多数移民初代从事的是制造业的工作，而今天的移民要么失业，要么在酒店、饭馆或建筑工地从事低端工作。他们聚集在下层社区和郊区，巴黎、马赛、安特卫普、布鲁塞尔、鹿特丹和哥本哈根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在移民聚居的社区，犯罪率飙升，这些社区（穆斯林人口比例较大）往往与本国人聚集的社区在文化上处于隔绝状态。

欧洲的民意调查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起，人们已经开始对非欧洲国家移民的涌入感到恐惧和愤怒。1991年欧洲委员会发起的欧盟民意调查显示，欧洲经济共同体12国中，23%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家不应该接受来自地中海南岸国家的移民。在法国，这个数字是33%；在丹麦，这个数字是25%。56%的法国受访者认为，法国接纳了过多移民，24%认为法国不应为难民提供庇护。自1988年起，调查结果的变化也非常显著。1988年秋天的调查显示，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中18%的受访者希望限制移民权利，到了1991年，这一数字升至33%。

根据2002年第一份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欧洲人对移民的首要抱怨（按照内容排列顺序）是：推高了犯罪率、享受的社会福利高于所缴纳的税款、抢走了本国人的工作。然而，许多欧洲领导者忽视，甚至贬损国民的这些情绪。研究欧洲人对移民态度的欧洲委员会被称作“挑起欧洲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调查委员会”。最初，各个政治党派，特别是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提倡接纳（包括非法进入欧洲的移民在内的）所有外国移民。这给右翼民粹主义党派留下了可填补的政治真空地带。

右翼民粹主义

今天的许多西欧民粹主义组织，其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的反税组织（与同时期兴起于美国的反税运动情况相似），以及与前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分子扯上可疑关系的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创始者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民粹事业始于法国书店店主皮埃尔·普雅德（Pierre Poujade）于20世纪50年代发起反税运动期间。勒庞于1972年创立的国民阵线，囊括了曾支持普雅德店主运动的一批人及法国去殖民地化的诟病者。这当中的许多人回望维希政府（Vichy France）时依旧对其抱持支持态度，同时还弱化希特勒德国的残忍本质。20世纪70年代，极端反共、反税的民族阵线几乎没在民意调查中取得多少票数。1974年，国民阵线在总统大选中所获的支持率仅为0.76%。

丹麦人民党是进步党的分支。进步党由税务律师莫恩斯·格利斯楚普（Mogens Glistrup）于1973年创立。格利斯楚普呼吁废除个人所得税，后因逃税入狱。20世纪70年代，该党表现惊人的出色，然而到了80年代，随着自由党和保守党将反税的声音关进笼子里，进步党逐渐落寞。1995年，进步党的主张因皮娅·柯丝高（Pia Kjærsgaard）脱离该党并创立人民党而再次焕发生机。奥地利自由党脱胎于战后的独立者联盟（League of Independents），后者曾囊括前纳粹分子，鼓吹恢复纳粹德国。1956年，独立者联盟由自由党接管，该党延续了独立者联盟的德国国家主义（但态度更温和），作为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人民党——年轻、顺从的合作者进行活动。正如其他民粹政党，自由党最初也结合了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的反税经济理念。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期，这些民粹政党、其他更老牌的民粹政党及许多新生民粹政党开始在西欧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国民阵线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选中吸引了10%至15%不等的票数；在2002年的大选中，其总统候选人勒庞在首轮选举中斩获16.8%的票数，后又在选举的关键时刻击败社会党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丹麦人民党于1998年首次参加总统大选，获得7%的票数；2001年11月，该党获得了13%的票数，位列第三。奥地利自由党所获的票数从1990年的16.1%猛增至1999年的26.9%。瑞士人民党所获票数从1991年的11.9%升至1999年的22.5%。挪威进步党所获票数从1985年的3.5%升至1989年的13%，以及1997年的15.3%，最终成为挪威第二大党。

这些党派之所以能够崛起，最直接的原因是它们倾听了民众对非欧洲移民及难民的不满。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当中，这些党派将注意力从共产主义和税收制度转向移民问题。1992年秋，奥地利自由党宣布了“奥地利第一”（Austria First）计划，其中包括通过修改宪法确定奥地利为非移民国家。1995年脱胎于进步党而成立的新丹麦人民党提出了一项包括了十个要点的计划，呼吁遣返难民、废除社会民主党允许移民三年后参加地区选举投票的立法。挪威进步党曾因移民问题产生党内分歧，但在1997年的大选中采取了强硬立场，这一举措将其选民票数从1993年的6.3%提升至当年的15.3%。

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在他对欧洲移民政治的研究中将丹麦人民党描述为“对移民问题最为执念的欧洲政党”。与其他西欧国家不同的是，丹麦基本上逃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丹麦的福利政策最慷慨，经济不平等问题也最轻微。人们对移民和难民的抨击多产生于社会文化方面，而并不完全出于经济担忧。丹麦人不担心移民会抢夺他们的工作，他们反感的是，移民不工作，却免费搭乘丹麦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便车。（任举一例，丹麦政府为失业者连续四年无偿支付月薪，金额为其先前月薪的90%。）丹麦人对这一点的担忧有经济考虑，但更多的是出于他们对本国福利制度的理解——丹麦的高福利基于高税收，人们在工作和家庭上分享相同的价值观，相互信任，不会想要占国家慷慨之便宜。而随着越来越多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移民进入丹麦，人们对移民的批评也有所增加，并愈发体现在犯罪率和宗教活动上。

人民党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受路德教派牧师索伦·克拉鲁普（Søren Krarup）的影响。“在格利斯楚普和人民党之间有一道缝隙，”《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专栏作家、曾就克拉鲁普著书的迈克尔·亚尔文（Mikael Jalving）解释道，“而克拉鲁普填补了这道缝隙。”自20世纪80年代起，克拉鲁普就坚持认为，丹麦人秉持着某种深受路德派教义影响的特殊文化，而路德派将伊斯兰教放置在其对立面上。克拉鲁普本人认为伊斯兰教并不单纯是一种宗教，更是一场政治运动。克拉鲁普对丹麦移民政策的讨伐也源于丹麦议会1983年通过的某项《移民法》，《移民法》对那些从两伊战争中逃至欧洲的难民表示欢迎；该法案通过后，每年不再是几百人，而是有成千上万名难民进入丹麦。克拉鲁普谴责该法案允许大量难民“不加控制、不加节制地踏过我们的国界”，这是“法律上的自杀行为”。1997年，克拉鲁普受邀在新组建的人民党党代表大会上演讲；2001年，他代表人民党，通过选举进入议会，成为议会的移民归化委员会负责人。

人民党的选举极具偏见和煽动性。1999年该党的一张选举海报展示了一位身着布卡[3]的女性，上面的文字是：“你的丹麦：一个会发生强奸、暴力、团伙犯罪、存在强迫婚姻、女性受到压迫、没有安全感的多种族社会。”主要党派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抨击人民党及其领导者、曾经从事家庭健康护理工作的皮娅·柯丝高。在当年的议会辩论中，社会民主党首相波尔·尼鲁普·拉斯穆森（Poul Nyrup Rasmussen）对柯丝高说：“你不是家养的。”他用的是stuerene一词，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那些没有学会在小盒子里小便的动物。

不过，柯丝高是笑到最后的人。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攻击美国后，对穆斯林移民的担忧在欧洲增长蔓延。在11月的大选中，整个大选被移民议题主导了。人民党获得了13%的选票，从社会民主党手中成功夺去了自1924年该党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的占据议会最多席位的纪录。大多数蓝领工作者支持人民党和自由党。

早在20世纪80年代，移民问题在法国社会就已经与穆斯林融合问题密不可分；当时，就穆斯林女孩是否应该戴头巾去学校的问题产生了极大的争议。1995年，某群体在巴黎地铁上引爆炸弹；2002年4月，“9·11”事件的发生加剧了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问题的担忧，这种情绪也帮助了让-玛丽·勒庞击败若斯潘（此前若斯潘曾让8万名移民非法进入法国的行为合法化。）

荷兰社会也存在相似的担忧，并引起了一场令人吃惊的大选。荷兰的主要党领导层强烈支持移民及建构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荷兰社会。而持异见的中间民主派领袖汉斯·扬马特（Hans Janmaat）则早在1997年就宣布，“荷兰不是移民国家”，“一旦掌握机会和权力，我们将废除多元文化社会”。后来扬马特因煽动种族仇恨受到指控，并被定罪。2002年，当“9·11”事件的阴影还深深笼罩全世界，曾因反伊斯兰观点被逐出某一政党的公共演说家、杂志专栏作者平·佛图恩（Pim Fortuyn）就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平·佛图恩党（the Pim Fortuyn List），反对伊斯兰教对荷兰的影响。就在距离大选日仅仅九天之时，佛图恩被一个左翼活动家刺杀了，此人反对佛图恩对伊斯兰教的攻击。然而在大选中，平·佛图恩党仍旧获得了17%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二大党。但失去了佛图恩，该党最终分崩离析。2006年，一个非常成功的政党——基尔特·威尔德斯的自由党——继承了平·佛图恩党的主张。

民粹主义与福利国家

随着民粹主义政党对移民政策的态度获得支持，其政治基础也愈加广泛。国民阵线和自由党等第一批民粹主义政党是小布尔乔亚政党，其成员主要是来自乡村小镇的小型业主和小农场主——与美国的民粹主义政治基础重合，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引领了欧洲的右翼势力。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欧洲民粹党派选择通过扩充工薪阶层选民基础来增长壮大，而工薪阶层传统上支持的是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人党和共产党。在法国，勒庞的国民阵线逐渐在北方赢得以蓝领阶层为主的城镇的支持。曾于1988年总统大选期间为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投票的选民中，有1/3在1995年的大选中转而支持勒庞。“我们是工薪阶层的政党”，勒庞骄傲地声称。

这些政党能够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并非仅仅因为其对移民的批判，其他原因还包括，这些曾经代表了小企业主反税、反政府观点的政党正在张开双臂，拥抱社会福利和政府治理方面的部分社会民主主张。在法国，勒庞的国民阵线成为了福利国家的捍卫者。该党不再呼吁废除个人所得税。丹麦的人民党也与上一代人的反税理念说再见，成为丹麦公共部门所施慷慨的拥护者，当然，条件是这些福利仅为丹麦人享用。挪威的进步党在1997年的大选中也采取了相似策略。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奥地利，曾秉持坚定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自由党，将执政党派对新自由主义的支持纳为己用。为了加入欧盟，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的人民党进行了“广泛的合作”，领导了奥地利囊括各个行业的大范围私有化进程，导致10万份工作在这一进程中丧失。自由党迎合了公众对这一举措的愤怒，扛起福利国家大旗，并大力批判欧盟的经济和全球化政策。这一招非常有效。在1986年的选举中，该党10%的选票来自蓝领工人；到了1999年，这个数字增长至47%。西欧范围内的其他右翼政党也收获了相似的成果。得益于其对移民和新自由主义的态度，曾经的小布尔乔亚如今已经是工薪阶层的代言人了。

欧盟的成立

右翼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崛起，还有最后一个原因——欧盟和欧元区的运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避免另一场大陆间战争的爆发，法国和德国领导人率先采取措施，融合了法、德两大经济体；1951年，法国、西德、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和意大利在发生过两次大战的土地上建立了欧洲煤钢联营（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1957年，六国又建立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域——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1992年，在马斯特里赫特，这六国加上希腊、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做出重大决定，成立欧盟（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允许商品和人力在欧盟内部自由流通。除丹麦和英国以外，其他国家也采用统一货币——欧元；欧元于1999年起正式启用。

法国和德国是欧盟背后的主要推动者，其主要动机是将德国纳入一个欧洲的共同体中。不过，欧盟的设计也考虑了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一旦美国抛弃布雷顿森林体系，欧洲的货币开始随价值波动，荷兰等依赖出口的小国就需要采取一些稳定货币的措施。法国前财政部长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形容欧元为“一个帮助我们……抵抗市场非理性变化的工具”。法国人同时（错误地）认为，如果让德意志银行听命于掌管欧元的欧洲央行，那么法国将不用再听命于德国。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等小规模经济体则认为，通过与德、法使用相同的货币，它们将获得更低的利率和更充沛的外国投资。不论是否称得上是智慧之举，欧盟和欧元区的确将新自由主义的规则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了下来。

为换取加入欧元区的资格，在德国的要求下，各国签署了《稳定与增长协定》（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协定规定，欧洲央行有权要求各国将其赤字控制在GDP的3%，将其债务控制在GDP的60%。欧元区成员相信，通过限定赤字，他们将同时遏制住国内的通货膨胀，维持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平衡。这一想法随后被证明是错误的，但《稳定与增长协定》及欧元的诞生确实对剔除凯恩斯主义经济思维、恢复经济发展起到了作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思维依靠的是赤字，如果赤字威胁到贸易平衡，国家可利用关税或货币贬值来保护自身的国际收支稳定。然而货币贬值如今是不可能的了，关税也被明令禁止。结果就是，执政的中左和中右政党发现自己正面遭遇经济的下行态势及来自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的重重挑战。

在成立之初，欧盟也采取了成员国之间人力和商业资源自由流通的原则（所谓“开业自由”）。这一方面反映了克服利益冲突、在成员国之间建立共同身份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种商业优先的想法。在欧盟向东扩张的过程中，西欧企业非常推崇这一原则，因为他们能够从东欧吸引低工资劳动力来西欧的餐馆、酒店和建筑工地打工，而不需要走纸上流程；同时高工资水平的西欧还能将工厂迁往低工资水平的东欧，许多企业确实这么做了。

工会对开业自由多有抱怨，右翼民粹主义则以开放国界政策为攻击目标，这项政策削弱了欧盟成员国在控制移民、难民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开放国界意味着，不论是来自北非的合法还是非法移民，抑或难民，都能够从法国迁至意大利、荷兰或丹麦。1998年，丹麦国内就《阿姆斯特丹条约》（Treaty of Amsterdam）的批准展开争论，该条约肯定了欧盟对开放国界政策的支持。在这场争论中持反对态度的丹麦人发起了一场名为“欢迎来到4000万波兰人的天下”的抗议运动。

然而，欧盟的管理全然隔绝于这些抗议声音。欧盟的经济和移民政策由成员国制定评估，但其具体落实方式并不允许普通民众参与其中。欧盟的主要机构中，只有欧洲议会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而其权力仅局限于批准或否决呈递给欧盟委员会的建议书和预算案。欧盟委员会成员由欧盟成员国领导层委任，负责监管欧盟的日常运作，其中包括对其官僚系统的监管。欧洲央行掌握在成员国银行派出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手中。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成员由成员国委任，其作用是发布裁决，但审议过程及建议与意见为保密内容。在以欧盟为主题所写的先见之书中，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写道：“欧盟的核心组织结构有效地将各个议会的公开议程转化为欧盟高层的封闭世界。”

右翼民粹主义的某些领导者最初是支持欧盟的。让-玛丽·勒庞视欧盟为帮助法国统治欧洲大陆的工具及对抗苏联的堡垒。在国民阵线1985年公布的纲领中，勒庞写道：“只要欧盟区还未拥有足够的资源、统一的货币，以及与保卫自身的能力密不可分的政治意志，那么欧盟将一直是我们的乌托邦。”然而后来苏联解体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欧盟有自己的一套意志。勒庞也逐渐对欧盟丧失信心，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4]与《特鲁瓦条约》相提并论，后者在15世纪时迫使法国将其皇位继承权让与英国。

其他民粹主义政党则反对欧盟的“民主赤字”。丹麦人民党呼吁丹麦退出欧盟。瑞典民主党宣称：“欧洲各国之间的合作是好的，但是，造出一个新的欧洲超级大国可不是什么好事。”不只是民粹政党对欧盟不满，欧盟国家的选民同样有怨言。法国和丹麦就是否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举行了公投。法国仅以51.1%的支持率通过了条约，而丹麦人以类似的票数阻止了条约的通过，直到后来因为得到自愿退出当中若干条款的允许，丹麦人才再一次勉强通过该条约。欧盟邀请挪威加入时，52.2%的挪威民众拒绝了邀请。瑞典民众仅以52.8%的支持率批准自己的国家成为欧盟成员国。2000年9月，53.2%的丹麦人在投票中反对加入欧元区；三年后，56.1%的瑞典人拒绝加入欧元区。

为了应对外界对欧盟组织架构的广泛不满，欧盟领导层采用了经过些许调整的新宪法。然而，2005年，54.9%的法国投票民众及61.5%的荷兰投票民众拒绝该宪法的启用。彼时，欧盟撤回了这一新颁布的宪法，并将其定义为条约，这样就不必受制于民众的批准与否。这一举措引发了对欧盟官僚主义操纵行为的谴责。在欧盟内部，对新宪法的反对主要由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引领，正如反对移民、伊斯兰及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一样，对新宪法的反对也为右翼民粹政党网罗了民众支持；同时，这种主张也为这批与欧洲极权主义有染的政党群体披上了民主的外衣。

[1] 汉克和英格丽（Henk and Ingrid），分别是荷兰常见的男人名字和女人名字。——译者注

[2] 冻结工资（freeze wages），政府以法令宣布将工资标准固定在某一特定日期的水平上，不得任意变动，工人若要求增加工资便是“违法”。——译者注

[3] 布卡，伊斯兰国家妇女穿的蒙面长袍。——译者注

[4] 《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欧共体建立政治联盟和经济与货币联盟确立了目标与步骤，是欧洲联盟成立的基础。——译者注

第5章
左翼民粹主义的局限性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与西班牙我们可以党

2003年至2007年，欧洲似乎进入了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平均增长率维持在2.75%的水平上，这个数字虽然不高，但也不会给欧洲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失业率从9.2%落至7.2%。民粹主义浪潮退去。然而，2008年末，蔓延至欧洲的金融危机，看似与西方对中东、南亚和北非的干涉不无关联的当地内战，以及难民数量激增和伊斯兰国恐怖袭击事件引发了又一波民粹主义抗议。

这一波民粹主义与20世纪90年代的民粹主义不同的是：未受到经济大衰退强烈冲击、难民聚居的北欧由右翼民粹主义主导；而在失业率直逼大萧条时代水平的南欧，一股左翼民粹主义之风悄然崛起于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当中左和中右等主要党派被自己国家的欧元区成员身份捆住手脚、未能恢复国家经济之时，选民已转而开始从民粹主义政党那里寻找现实的解药。

欧元危机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美国金融危机随之浮出水面；年末，危机已经波及大规模投资美国衍生金融产品的欧洲各大银行。信贷干涸，借款人相继违约，投资滞后，失业率上升。2009年之前，欧盟国家的平均失业率是9.6%；2012年，这一数字升至11.4%。南欧的情况更糟糕——西班牙的失业率从2009年的18%飙升至2012年的25.1%。2012年，美国已经逐渐从大衰退的泥淖中挣脱而出，可是在南欧，糟糕的状况依旧持续，引发了外界对欧盟及欧元能否存续下去的疑虑。

在美国，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元凶是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欺诈。在西欧，经济衰退加剧的主因是不当金融管制。自1999年起开始生效的欧元区包括了经济发展程度和模式各异的19个成员国。举例来说，德国和荷兰是出口导向、拥有高科技实力的经济体。在格哈德·施罗德执政时期，德国工会对限制工资上涨的要求表示接受。其结果是，21世纪初，德国的工资水平实际上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这就让德国产品在欧盟内部及全球范围内都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德国的贸易顺差突飞猛进。

西班牙和希腊则是另一种情况。这两个国家的技术水平较低，其经济发展依赖建筑、旅游、金融服务和农业的拉动。加入欧元区之前，这两个经济体曾通过本币贬值在危机到来之时维持住经常账户的平衡。（1992年至1995年，西班牙曾四次对本币进行贬值。）然而，加入欧元区后，这两个国家就丧失了对利率的控制权。不过，这些失去了灵活性的经济体在外国投资者看来，反而体现出某种吸引力。过去，这些国家每遇困境，动辄进行货币贬值，投资者非常担心自己的财富缩水；如今欧元处于欧洲央行的监管之下，这种情况发生在西班牙的概率不会比在德国多。

因此，21世纪初，当西班牙和希腊卷入巨额贸易赤字（欧洲五国的其他成员——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也面临相同问题），以德国为主导的外国投资便将本国贸易顺差以银行贷款和债券购买的形式注入这些赤字国家。在21世纪头十年里，这些需求驱动的国家享受了商用、家庭及酒店建筑行业的繁荣；他们有能力发行政府债券；工资水平高于生产力水平；失业率下降。这些国家加入欧元区，似乎已被证明是百利无一害的大好事。

然而，当金融危机突降，全球范围内信贷枯竭，家庭住宅和商用地产购买者开始违约，投资者相继从这些国家撤离。一时之间，为新酒店和住房建设项目提供贷款的西班牙和希腊各银行纷纷发现自己深陷于高达几十上百亿的坏账之中。（直到今天，马德里郊外还残留着许多大型房地产烂尾项目。）西班牙和希腊政府试图救助这些濒临破产的银行，然而这一举动仅仅将私人银行的坏账和债务转向了公共领域，从而引发“主权债务危机”。

债务对这些国家构成了致命的风险。当债务层层累积，债券评级机构下调评级，贷款利率上升，事实上又加重了这些国家的债务压力。让我们再次重复前述逻辑：按道理，这些国家能够通过货币贬值将自身从财政缺口中救出来，然而，只要它们依旧留在欧元区，通往这一选项的大门就是关闭的。因此，留给它们的选择有三。第一，这些国家可以说服以德国为主的债权国免除其债务。这一选项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德国、芬兰和荷兰选民全部对此种救助方式表达了强烈抗议。第二，这些债务国可以退出欧盟，尽情对新本币进行贬值。然而，在这些国家内部，选民拒绝退欧。人们（尤其是中老年人）担心会发生混乱的局面，他们将失去积蓄和固定收益。第三，这些国家可以采取1982年密特朗所采取行动的激进版本——限制支出，提高税率，失业率会变得更高，但进口需求也能得到抑制，最后别忘了降低薪资——此种方法或许可以为出口注入竞争力。

希腊是最先失去偿债能力的国家之一。当控制着政府的中右翼新民主党向被称为“三驾马车”（欧债危机委员会）的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救助时，“三驾马车”要求希腊进行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收紧公共部门支出，降低工资水平，提高税率，将公共资产私有化。面对国内的抗议声，新民主党政府畏缩不前。在新一届大选中，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领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n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PASOK）胜出。

经济学家、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顾问亚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认为希腊应走债务违约之路，政府领导层驳斥他的想法“过于叛逆”。2010年5月，社会党政府与“三驾马车”签署救援方案——为了获得1 100亿欧元的贷款救助（这笔钱将直接进入最初一批债权人的账户），希腊同意采取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对希腊来说，这看起来是一次赔本交易。紧缩政策包括了高额预算缩减和增值税的大幅提升。这些措施抑制了需求，失业率激增；而企业的破产又推高了财政赤字。“希腊的主权将得到大规模限制。”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骄傲地宣称。

解决了希腊的问题后，“三驾马车”调头转至西班牙。2010年，西班牙同样处于社会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Spanish Socialist Workers’Party, PSOE）的统治之下。为了换取300亿欧元的贷款，西班牙政府同意大幅削减预算，包括结束某项家庭津贴的发放，以及延迟退休年龄、减少养老保险福利。2011年11月，被中右翼人民党击败的社会党退出政府，自此以后，西班牙政府同意进行更加严苛的财政削减，包括大幅提高增值税，以及出台更方便企业主开除员工的劳动法。如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为世人展现的现实经验，财政紧缩政策固然有其效果，但效果的发挥有一个前提——采用财政紧缩政策的国家必须拥有基础稳固的出口工业（当中可以包括金融服务行业），其周围应该围绕着愿意进口其产品和服务、能够向低工资水平行业进行投资的活跃经济体。上述条件，希腊一项都不具备——西班牙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希腊，“三驾马车”的财政紧缩政策让情况变得更糟糕，糟糕的情况催生了更多救助谈判，继而引发更进一步的紧缩措施。这一系列做法也激起了民粹主义者对欧盟错判的繁荣承诺及接受这一系列错判的社会党和中右党的反抗。

激进左翼联盟党的上台

直到1974年希腊军政府在塞浦路斯挑起对土耳其的战争，希腊上校军团被其军政赞助者轰下台后，该国才得以从独裁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Constantine Karamanlis）及新民主党赢得了翌年的大选。1981年，乔治·帕潘德里欧的父亲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reou）领导的社会党执掌政府。尽管新民主党也曾上台，但1981年之后将近30年内，政府基本上由社会党把持。

通过建立退休金制度、全民健康服务体系，以及打造与某些欧盟国家规模持平的公共部门（占GDP的16%），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在希腊成功建立了一个低配版本的社会民主系统。该党未能做到的是限制希腊富人及影子经济的大规模逃税行为，也没能改变国内各党将国有部门作为受贿工具的状况。逃税问题加深了希腊的赤字，公共部门官员的腐败使两个主要政党均无法得到民众的信任，这就给左翼提供了挑战其统治权威的路径。

脱胎于独裁统治的希腊共产党分为两支，外部分支一直在海外，完全听命于苏联，国内的“欧洲共产主义”则寻求将希腊纳入欧洲民主社会。1989年，冷战大势已去，希腊共产党的两支联合组建了左翼和进步联盟（Synaspismos），支持苏联共产党的剩余力量最终脱离了联盟。2004年，左翼和进步联盟与女权主义者及环保组织联合组建了由极左人士组成的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激进左翼联盟党最初是一个推举联合候选人的松散组织，一直表现平平。在2004年的大选中，该党只获得了3%的选票；即使到了2009年10月，金融危机的侵袭使社会党以43.9%的优势重新上台之时，该党的得票率也仅为4.6%。

然而，社会党及新民主党对欧盟提出的财政紧缩政策的顺从态度改变了希腊的政治。2010年5月，社会党政府对欧盟的大幅削减预算要求点头之后，成千上万抗议者走上雅典和希腊其他城市的街头。抗议者中很多是学生和失业青年，也不乏罢工工人。2012年6月，土木工程师亚历克西斯·提斯普拉斯（Alexis Tsipras，曾是共产党青年组织成员，后成为左翼和进步联盟下属青年组织秘书）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党对一再妥协于欧盟的社会党发起攻势。激进左翼联盟党承诺将废除与欧盟签署的备忘录，将希腊银行国有化，提高富人的缴税税率，暂停债务偿还直到希腊从经济衰退中恢复。这一次，激进左翼联盟党获得了26.9%的选票，紧随新民主党，位列第二。因为支持紧缩政策，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位列第三，得票率仅为12.3%，其低迷的支持率至今（2016年）未能恢复。

在2012年的大选中，激进左翼联盟党获得了最多年轻人、失业者及城市公共、私营部门就业者的投票；为其投票最少的人群是家庭主妇、老年人及农村选民。虽然激进左翼联盟党在左翼欧洲共产党人中间有根基，但从2012年起，该党的主张中开始出现民粹主义色彩。2009年，提斯普拉斯几乎未提过“人民”一词，而2012年，这个词成为提斯普拉斯演讲中经常出现的字眼——仅在6月的最后一场大选演讲中就出现了51次。在演讲中，提斯普拉斯就接下来的投票宣布：“周日并不仅仅是激进左翼联盟党与签署了备忘录的政治建制派之间的对抗……它将是人民与其生命，与其命运的一次对决……是寡头统治下的希腊与民主希腊之间的斗争。”

在2012年的大选中获得了好成绩的激进左翼联盟党终止了联盟状态，成为了由提斯普拉斯领导的统一政党。为2015年1月的大选做准备时，该党将竞选纲领的重心放在拒绝与“三驾马车”所签署的协议上——其中包括新民主党2012年就更加苛刻的条件所签署的协议。“我们将阻止我们的国家被迫成为债务殖民地。”该党的竞选政纲如此表示。离开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后成为激进左翼联盟党政府财政部长的瓦鲁法克斯指责道，新民主党政府的做法“就像监狱里的模范囚徒”，一面听从“三驾马车”的指令，一面又恳求施加于自身的政策、条款和条件能合理化。某些激进左翼联盟党成员想停止继续使用欧元，但该党的官方立场是留在欧元区，拒绝接受“三驾马车”强加的某些条件。激进左翼联盟党用民粹主义武装自己以对抗新民主党和“三驾马车”。

在一月的大选中，希腊选民站在激进左翼联盟党这一边，谴责新民主党政府。激进左翼联盟党以36.3%的得票率赢得了议会及大选。（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仅得到4.7%的选票。）在希腊选举法之下，票数最多者赢得选举，因为赢得了独立希腊人党（Independent Greeks Party）这个小党，激进左翼联盟党接管了希腊政府。2015年2月，提斯普拉斯和瓦鲁法克斯开始与“三驾马车”进行谈判，申请贷款延期。

双方激烈交锋。提斯普拉斯宣称：“‘三驾马车’已经成为过去式。”随着谈判的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欧盟及其事务管理主导力量、德国领导的欧盟各国部长态度强硬，仍旧要求希腊以紧缩支出和增税为条件换取新一批贷款，并拒绝希腊免除部分债务的请求。最终，希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违约，7月，提斯普拉斯就是否接受“三驾马车”的协议发起公投。在激进左翼联盟党的鼓动下，62%的希腊人投反对票，拒绝接受“三驾马车”的要求。希腊人与“三驾马车”之间的最终对决几乎一触即发。

然而，让希腊选民及许多党内人士感到震惊的是，提斯普拉斯重新回到谈判席上，他同意了“三驾马车”的要求，这些要求甚至比之前所提出的还要严苛：更大幅度地削减支出、增税、压缩养老福利、向国家经济的血液输送系统——中小企业——征收新税，以及出售剩余的国有资产。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用“疯狂”一词来形容这项协议。克鲁格曼如此写道：“我过去一直赞赏和支持这样一项欧洲工程（即通过共享繁荣努力建设的和平与民主），然而这一次，它却遭到了糟糕的甚至致命的打击。不论你怎么看激进左翼联盟党，怎么看希腊，都不能说这一切是希腊人造成的。”

希腊的失业率在2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年轻人的失业率是这一数字的两倍。欧洲经济止步不前。经济学家海涅·弗莱斯贝克（Heiner Flassbeck）和考斯塔斯·拉帕韦特萨斯（Costas Lapavitsas）写道：“照这些趋势推测，希腊的前景非常可怕。这个国家陷入了低增长平衡[1]，失业率高得出奇，且并不掌握改变目前困境的经济政策工具。所谓压低工资水平、放松市场管制及公共资产私有化能够带来持续增长的说法根本没有理论和实证基础。”

协议签署后，提斯普拉斯于9月发起了以提振信心为目的的新竞选。在选民投票率降低的情况下，激进左翼联盟党再次以35.5%的得票率战胜得票率为28.1%的新民主党。然而，就在提斯普拉斯和激进左翼联盟党第二任期就要结束时，前景突然暗淡了。加入了新成员“欧洲稳定机制”（the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的“三驾马车”变成了“四重奏”，“三驾马车”继续负责监管希腊的经济政策，要求希腊实行财务紧缩以换取过桥贷款。提斯普拉斯政府对此类要求表示不满，然而仍以153：147的希腊议会投票结果妥协于“三驾马车”的要求。一月和五月希腊爆发了针对新紧缩措施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其中包括了一次长达三天的总罢工。2015年5月发布的民调显示，激进左翼联盟党在支持率上已经输给了新民主党。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基本上已名存实亡；吊诡的是，激进左翼联盟党以某种方式替代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在希腊两党垄断中所扮演的中左角色。激进左翼联盟党不再以建制派为敌，像曾经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一样，该党成了建制系统中事实上的中左翼。它不再将人民放置在拒不让步的精英群体的对立面，而是试图应对与“三驾马车”一系列糟糕交易的遗留问题。为激进左翼联盟党提供顾问服务的经济学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思（James Galbraith）认为，该党依旧拥有“一群激进选民……这群人愿意为任何严肃的反对力量振臂高呼——但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这样的反对力量不可能存在。”加尔布雷思承认，激进左翼联盟党“极不情愿地成为了柏林财政部的代理机构”。

政治理论学家斯塔提斯·考夫拉奇斯(Stathis Kouvelakis)曾在激进左翼联盟党中央委员会工作，后因七月该党与“三驾马车”签署协议而辞职。考夫拉奇斯认为，让希腊振作起来的唯一方法是退出欧元区。“在现有的货币同盟框架下，希腊不可能反抗财政紧缩或新自由主义政策，更不可能反抗欧盟；决裂已不可避免。”考夫拉奇斯表示。然而，如果说七月公投后存在决裂的可能性，那么可以说，希腊已经错过了这一时刻。民粹政党激进左翼联盟党曾承诺将反抗强加于希腊的财政紧缩政策，但是它似乎失败了；其结果的影响力也深深波及欧洲大陆的其他左翼民粹组织，尤其是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

我们可以党高呼：我们可以

和希腊的情况类似，“二战”后，西班牙从未像其他许多欧洲国家那样经历过如火如荼的社会民主运动。直到1975年12月，西班牙还被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统治着。佛朗哥去世后，其钦点继承人胡安·卡洛斯国王（King Juan Carlos de Borbon）及佛朗哥政府高级官员阿道弗·苏亚雷斯（Adolfo Suarez）开始为议会转型做准备。他们希望，西班牙能够融入欧洲。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曾这样写道：“西班牙是问题，而欧洲是答案。”苏亚雷斯所在的民主中间联盟（Union of the Democratic Centre，UCD）赢得了1977年的大选，刚获得合法身份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Spanish Socialist Workers’Party，PSOE）位列第二。1982年，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是驯服西班牙军队的重要一步。同年，受经济衰退的影响，民主中间联盟在大选中输给了费利佩·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接下来的14年中，西班牙都处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统治之下。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成立于1879年，是西班牙成立时间最久的政党。在佛朗哥掌权时期，该党以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性政党的身份崛起；后来冈萨雷斯说服党内成员，将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内容从党纲中删除，去掉单一工人阶层政党的定位，以代表多阶层的政党取而代之。在1982年的选举中，冈萨雷斯倡导西班牙银行国有化，通过政府支出创造100万就业岗位，脱离北约，但他后来放弃了以上所有承诺。彼时，西班牙国内的失业率高达16.5%，通胀率也达到14.4%。急于让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冈萨雷斯将法国密特朗总统的选择看在眼里，他采取了撒切尔夫人式的战略——通过收紧货币、提高利率降低通胀。虽然失业率立刻飙升至20%以上，但通胀率确实降了下来。

冈萨雷斯最初以其经济战略赢得了工人运动参与者不甚情愿的支持。到了1986年，西班牙的工会组织愤怒了，它们甚至策划了两次总罢工，这吓坏了冈萨雷斯。他立刻增加政府支出，为最基本的福利国家制度打下一些基础。然而，1992年又发生了一次更严重的经济衰退。低迷的现状，再加上腐败指控不断增加——腐败在委任制政党系统下的西班牙属常见现象——1996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大选中输给了替代民主中间联盟成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头号反对派的中右政党人民党。在接下来的20年中，人民党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像希腊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和新民主党一样交替执政。

2004年，人民党执政八年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兹·萨帕特罗（Jose Luis Rodriguez Zapatero）上台。萨帕特罗扩大了福利支出范围，提高了基本工资；然而，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来自欧洲央行的压力，萨帕特罗于2010年签署了有关增税和削减开支的备忘录，并于同年5月12日宣布将大规模削减开支。萨帕特罗与希腊的帕潘德里欧走了一条相同的路。一年后的5月15日，年轻的示威者们聚集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开始了一场长达一个月，波及整个西班牙的静坐抗议活动。

抗议者们自称“愤怒者”（Indignados），他们抗议萨帕特罗削减开支，抗议银行驱赶付不起抵押贷款的人，抗议高企的失业率，以及两大党内部持续的腐败问题。（抗议者的一句口号是：“民主就是两党独裁。”）抗议人群的领导者不隶属于任何政党，这场活动在有组织的左翼及工人运动群体中引发了强烈共鸣。“我们既非右，也非左，我们来自底层，我们的目标是上层。”一条标语如此写道。抗议活动蔓延至其他57个城市，马德里的抗议者一度达10万人。示威者举行集会，筹备计划书；抗议活动结束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继续不断进行集会抗议活动。在2011年11月的大选中，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惨败于人民党手下，这是该党史上受打击最大的一次败北。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成为西班牙首相。

马德里康普腾斯大学青年左翼政治学家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参加了一档与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的《火线》（Firing Line）相似的电视辩论节目。节目大受欢迎，扎辫子的伊格莱西亚斯从此家喻户晓。2013年，在欧洲央行的命令下，拉霍伊实施了新一轮开支削减，之后西班牙的失业率上涨至26.3%。伊格莱西亚斯及其在康普腾斯大学的同事们开始商讨建立一个能够抓住愤怒的人民并聚集其力量的政党。

伊格莱西亚斯是西班牙共产党年轻人分支的成员。在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共产党未能建立起自己的选民群体，后于1986年成立了囊括和平及女权组织的联合政党西班牙左翼联盟党（the United Left）。不过，伊格莱西亚斯脱离了西班牙共产党强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伊格莱西亚斯向其寻求力量联合时，该党拒绝了伊格莱西亚斯，称他“就像格劳乔·马克斯一样没原则”[2]。2014年1月，伊格莱西亚斯和大学同事们宣布成立新党派“我们可以党”——党名呼应了奥巴马的大选选举口号[3]。

我们可以党的领导层由政治学家及参与过“5·15”集会抗议活动的极右团体领导者组成。大多数人年龄在30岁至40岁之间，有的甚至更年轻。（我采访过该党的几位领导者，他们看起来都非常年轻，如果他们在美国的酒吧要酒，甚至可能会被酒吧要求出示身份证件。）这一新党的组织活动方式与传统政党不同，它充分利用电视和社交媒体聚集人气、传达信息，其政治愿景也与传统的左翼政党极为不同。

伊格莱西亚斯及两个亲密的同党人士、同为政治学家的胡安·卡洛斯·莫尼迪若（Juan Carlos Monedero）、伊尼戈·伊热昂（Iñigo Errejón）是横扫全拉丁美洲的“粉色潮流”[4]的热情支持者。粉色潮流始于1999年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参选委内瑞拉总统之时，2006年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赢得玻利维亚大选后，粉色潮流继续发展。查韦斯和莫拉莱斯拒绝发动工人阶层反对资产阶层这种经典的社会党战略，他们拥抱民粹主义战略，呼吁“勇敢的人民”反抗寡头和独裁。伊格莱西亚斯和莫尼迪若成了查韦斯的顾问，伊热昂在康普腾斯大学的博士论文就与莫拉莱斯的革命相关。（后来人们才知道，查韦斯曾向莫尼迪若支付可观的酬劳。）

51岁的莫尼迪若是我们可以党党内最年长的领导者，他曾是西班牙左翼联盟党负责人，一个正统的左翼人士，而伊格莱西亚斯和伊热昂的主张则结合了拉美民粹主义，以及执教于埃塞克斯大学的阿根廷人恩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及其比利时裔夫人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等“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如果没有知识界的肯定，没有对拉丁美洲变革过程的学习，没有对言论的作用、共同情绪及霸权的理解，我们是不可能在这个国家获取政治主动权的。”伊热昂后来表示，“这一切都归功于拉克劳的贡献。”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在西班牙，“工人阶层”“社会主义”等旧式的左翼标签已经过时，应该用民粹主义的语境取而代之，也就是呼唤人民反抗精英以创造“激进民主”。民粹党的目标是将多元的族群编入“人民”这一概念之下，而联合“人民”的就是使人民与精英产生意识形态对立的一系列需求。与其他欧洲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拉克劳及墨菲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以左右两种方式均能发展的逻辑。伊热昂热情地追随拉克劳及墨菲——2015年，他出版了与墨菲的谈话录，这本书成为了我们可以党成员的“内部圣经”。在我们可以党成立的最初几年，伊格莱西亚斯也支持拉克劳及墨菲的民粹主义观点。

拉克劳、墨菲和伊热昂呼吁人们认识到la gente（人民）与la casta的对立。la casta是一个西班牙词语，其概念借鉴自意大利语，是喜剧演员贝珀·格里奥所使用的一个词，指的是西班牙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利益享有者，用伊格莱西亚斯在《危机时期的政治》（Politics in a Time of Crisis）一书中更口语的表达来解释就是“竖立政治框架、从人民手里偷走民主的小偷”。伊格莱西亚斯和伊热昂将冲突划定在人民和精英而非“左”和“右”之间，也许是受到了愤怒的人民及其态度的影响，他们认为西班牙的左翼迟滞钝化，毫无影响力——在近二十年里，西班牙左翼联盟党从未在大选中构成过任何巨大挑战。伊热昂在《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中表示，新成立的我们可以党“将开启新的时代进程，或至少让一条新的政治边界成为可能。这道边界假设，有这样一个人民群体，它不再被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阶层所代表，这道边界将超越左和右的隐喻”。

他们担心，主要执政党会给我们可以党贴上“左翼”的标签，从而使该党边缘化。伊格莱西亚斯警告说，“当我们的对手称呼我们为‘激进左翼’，不断用左的符号定义我们，他们就能够把我们推到某种境地，在那种境地下，他们将轻易获得成功。”在与墨菲的对话中，伊热昂解释道：“精英对左右的划分游刃有余。他们将自己放置在中右或中左，将胆敢违背他们的‘挑战者’推向边缘地带。”

在个人层面上，伊格莱西亚斯和伊热昂是左翼［马德里的我们可以党咖啡厅兼书店里满是《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及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的作品］，不过，他们追随拉克劳及墨菲，并未将我们可以党的目标定义为社会主义式的目标。伊格莱西亚斯告诉《新左翼评论》：“我们公开承认，我们不反对通过一条道路转型为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更温和，采取的是新凯恩斯主义，就像呼吁扩大投资规模、提升社会福利保障及加强再分配的欧洲左翼一样。”当笔者问我们可以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议会成员塞贡多·冈萨雷斯·加西亚（Segundo González Garcia），他们是否将任何拉丁美洲国家看作发展典范时，他说道：“我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向北欧国家靠拢。我们的模式更像瑞典和挪威，而非拉丁美洲。我们想建立福利国家制度，提供有保障的收入。”（即使是在削减开支之前，西班牙的福利制度也远没有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强健。）

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一样，我们可以党是一个对抗欧盟规定及西班牙政府对欧盟之妥协的反紧缩政策党。伊格莱西亚斯形容我们可以党的目标为“后新自由主义”。我们可以党成立当年，该党就呼吁建立由政府出资的有保障的年收入体系，审核西班牙的债务并拒绝支付“不合法”的部分，使《稳定与增长协定》更“灵活”并将“全面就业”纳入其目标范围，推进布鲁塞尔民主化（指欧盟决策）并拒绝《里斯本条约》，废除西班牙的平衡预算法案，建立一周35小时工作制。这些要求代表了我们可以党与政府及主要政党，以及西班牙人与布鲁塞尔之间的巨大分歧。

我们可以党的领导者们认为，为了完全摆脱欧债危机，西班牙最终应放弃欧元，但他们知道，曾在欧元体系下获得过繁荣的西班牙选民不愿意考虑脱离欧盟这一提议。经历了佛朗哥政府几十年封闭统治的西班牙选民不可能欢迎西班牙曾经的货币重新回到他们的生活中。伊格莱西亚斯在康普腾斯大学的同事、我们可以党首席经济学家那乔·阿尔瓦乐斯（Nacho Álvarez）告诉笔者：“没有任何进步力量胆敢说出退出欧元区这几个字，因为南部西班牙人对这一想法是听都不愿意听到，而留在欧元区也是唯一一个有益的解决方案，至少是恢复民主与主权的‘最后的’方案。”所以，我们可以党告诉自己不要越界，他们唯一做的事情是威胁欧盟西班牙将拒绝接受自身债务，并要求重新制定《稳定与增长协定》。

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将近，仍仅有少数人听说过我们可以党。于是，党内领导人将名气颇大的伊格莱西亚斯的照片放在印刷品上以宣传我们可以党。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将某个领导者定为联合一党的象征这一民粹主义策略。令他们惊讶的是，在一次多党选举中，我们可以党赢得了8%的选票及五个席位。我们可以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成功让该党终于为人所知。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对人民党贪腐的指控层出不穷，我们可以党的民调支持率开始增长。2014年12月至2015年4月，对2015年12月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所做的民调甚至显示，我们可以党的支持率要高于人民党和工人社会党。

最初，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的成功激励了我们可以党。2015年1月，伊格莱西亚斯参加了在雅典举行的最后一场拉票活动，与提斯普拉斯一同登台。两人伴着莱昂纳多·科恩的歌声舞动。“我们拿下曼哈顿，接着拿下柏林”的歌词被改成了“我们拿下雅典，接着拿下马德里”。然而，当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与“三驾马车”之间激烈的对抗在那个冬天不断激化，脱离欧元区的谣言传遍希腊，深知西班牙人仍旧留恋欧洲和欧元区的伊格莱西亚斯，开始将我们可以党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撇清关系。伊格莱西亚斯将一张与提斯普拉斯的合照从推特上删掉。“西班牙不是希腊。”伊格莱西亚斯表示。他明确表示，我们可以党支持改革，但不支持退出欧盟或欧元区。除此以外，我们可以党放弃了审核西班牙债务的要求，而他们本来是有希望让西班牙的几项债务合法化并争取到全民最低工资的。在希腊人起先拒绝，后来激进左翼联盟党又接受“三驾马车”的要求时，我们可以党的民调支持率也跌至10%，低于新中右反腐败党（Ciudadanos），即公民党。

人民党希望连任。虽然在大选之夜，失业率仍高达23.7%，但部分上归功于欧洲央行奇迹般地忽视了中右政府超3%的财政赤字规模（按规定，3%为赤字最高额度），经济已经开始复苏。然而，西班牙的政治系统仍饱受大量贿赂与回扣的腐蚀。随着大选日的临近，40名被指控收受回扣的人民党官员面临法庭审判。最终，人民党获得了28.7%的选票，这是西班牙执政党所获的历史最低票数。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得票率为22%，我们可以党的得票率达到了惊人的20.7%。

我们可以党与桑德斯的选民基础有相似之处，但范围更广。我们可以党赢得了年轻选民及大城市地区选民。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市长都与我们可以党关系甚密。而人民党的选民多为中上阶层选民及老年、乡村及小城镇选民，工人社会党则维持住了传统上的工薪阶层及部分中产阶层选民的支持度。然而，西班牙曾经的两党制已经被多党制打破了。正如12月的大选结果向我们展示的，人民党和工人社会党都未能如愿赢得多数席位。这一未了结局导致各党派之间开始了长达五个月的角逐，其间工人社会党拒绝与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我们可以党也拒绝屈尊于中左联合政府之中。西班牙国王只好宣布，六月底进行新一轮大选。

就在各党为12月的大选结果争论不休时，伊格莱西亚斯与伊热昂之间出现了裂痕。新一轮大选在即，伊格莱西亚斯认为我们可以党需要争取足够的选票和议会席位以超越工人社会党。这样，我们可以党便可以在与工人社会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中占据统治党地位，因为如果工人社会党与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我们可以党将成为主要反对党。伊格莱西亚斯将目光投向了左翼联盟党，该党在12月的大选中获得了3.68%的得票率，加上我们可以党的选票数，总数将超过工人社会党的票数。不顾伊热昂对成为“左翼”的反对，伊格莱西亚斯决定与2013年经历了领导层洗牌的左翼联盟党协商联合。伊格莱西亚斯如愿以偿，组成了参加新一轮大选的联合党派——联盟－我们可以党（Unidos Podemos）。

伊格莱西亚斯和我们可以党获得了左翼联盟党的选民，但未接受该党废除君主制和银行国有化等激进主张。为了尽快摆脱任何极端主义指控，我们可以党为联盟－我们可以党制定了新党纲——该党纲削弱了左的色彩。正如工人社会党，联盟－我们可以党也承诺，西班牙将继续履行欧元区稳定协定，但主张采取“比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更缓慢的新赤字削减计划”。他们坚持认为，西班牙能够通过公共投资，而非减少社会开支达成该赤字削减目标，并要求增加教育和医疗支出。与此同时，他们同意放弃最低年收入保障或一周35小时工作制，不再明确要求免除或削减国家债务，而是呼吁就“重组欧元区债务”召开欧盟大会。

在6月26日大选之前的民调中，联盟－我们可以党的支持率遥遥领先于工人社会党，也大有希望击败人民党。工人社会党和人民党强调我们可以党与拉丁美洲极权民粹主义的关联（以及委内瑞拉石油经济的崩溃），对该党内部的共产党成分予以打击。支持工人社会党的西班牙《国家报》（El Pais）就左翼联盟党与我们可以党的联合写了一篇以“我们可以党与共产党组织就共同参选达成合作”为标题的文章。面对此类抨击，联盟－我们可以党选择了加大力度弱化自身的这一形象的策略。在大选前最后几周，该联合党发布了一份党纲宣传册，这本册子像极了192页的宜家产品目录，刊登了人们使用厨具的居家照片及394条四平八稳的主张，包括提倡通过动物福利法、加强对情感智力的重视，以及倡导森林保护提案和国民参政等。

6月26日的大选紧随三天前英国的脱欧公投举行，最终联盟－我们可以党的得票率排名第三，这个结果对联合党着实是尴尬的一击。我们可以党与左翼联盟党的联合带来了与12月大选相同数量的议会席位——350中的71个——然而因为12月时为我们可以党贡献大量选票的几个主力地区均出现弃权现象，联合党失去了109万张选票。人民党的表现有所提升，但仍未获得多数席位。工人社会党的得票数也低于12月的水平，但仍旧遥遥领先于联盟－我们可以党。口水战还在继续，另一场大选不是没有可能，然而我们可以党的竞争力却不如从前；一旦多数席位确定下来，我们可以党不大可能在新议会中维持力量平衡。我们可以党企图替代工人社会党成为左翼执政党的野心以失败而告终。

委内瑞拉资金断裂后，胡安·卡洛斯·莫尼迪若离开了我们可以党的正式领导层，但他仍为伊格莱西亚斯提供咨询。莫尼迪若将联盟－我们可以党令人沮丧的大选结果归咎于人民党和工人社会党在大选中制造针对联合党的恐慌气氛，以及联合党并未呈现出足以替代工人社会党的政治视野。莫尼迪若批评由伊热昂主持的竞选活动“总是削弱本党的政治锐气”，其竞选活动也过度依赖集会和电视宣传，同时回避了学生、社会组织及工会的激进街头抗议。莫尼迪若为我们可以党与左翼联盟党的联合辩护，他认为若没有联合力量，我们可以党的表现会“更糟糕”。伊热昂则一再重申自己对我们可以党与左翼联盟党联合的反对态度：“二加二并不等于四。”他说，我们可以党陷入了联合的“陷阱”。“在左－右这个评价体系中，联合政党更难获得多数席位。”伊热昂表示，“在这个体系中，选票已经固化。”

有没有可能，莫尼迪若和伊热昂二人说的都既对又错？在上一次选举中，一些选民支持我们可以党而反对工人社会党的理由是，该党是一个民粹主义反对党。然而，当民调显示联盟－我们可以党有可能赢得大选之后，这些选民重新评估了大选形势并得出结论：我们可以党还不足以成为执政党。正如伊热昂所指出的，与左翼联盟党的联合，以及西班牙大选前英国的脱欧决定可能加剧了人们的恐慌；英国脱欧导致西班牙股市在大选前夜大跌，这也许促使许多选民退回更安全的已知领域——工人社会党和人民党。

莫尼迪若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我们可以党削弱了自己的诉求，在诉求和行动上都未能将自身与工人社会党区分开来，而且我们可以党还丢弃了其民粹主义身份，他们转而采取的中左改革策略让该党看上去只不过是又一个普通的政党而已。我们可以党的主张不再代表人民与精英的斗争前沿，不再明确反对精英主导的阶层固化。这或许也是曾经的忠实选民弃票的原因之一——该党所传达的信息及其传达方式都不再能够鼓舞原先支持他们的选民。

面对“三驾马车”的权威，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抛弃了民粹主义立场，成为了推崇渐进改革的中左政党。不过，他们放弃民粹立场时，已经击败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了。我们可以党没有这么幸运。虽然萨帕特罗向“三驾马车”妥协后，西班牙的工人社会党失去了一些支持，但它依旧是西班牙两个主要党中的一个；在6月的大选中，我们可以党未能挤走工人社会党。所以，面对希腊经济的持续下滑，激进左翼联盟党必须就如何治理做出决定，而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则必须再次证明自己有能力脱离政治边缘。

[1] 低增长平衡（low-growth equilibrium），指低国民收入导致储蓄及投资额低下，因而国家整体收入也停留在低水平的经济情形。——译者注

[2] 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1890.10.2——1977.8.19），美国著名电影演员。他的许多电影台词成为了广为流传的经典，其中就包括这句讽刺政客的台词：“这些是我的原则，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那好吧，我还有其他的。”——译者注

[3] 我们可以党，西班牙语为Podemos，英文翻译为We Can，呼应了奥巴马曾经的总统竞选口号“Yes，we can”。——译者注

[4] 粉色潮流，也被称为“左倾潮流”，用以形容21世纪拉丁美洲民主国家脱离原先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且日趋左翼的情形，这一变化代表了对更激进的经济政策、后殖民主义及直接民主的拥抱。——译者注

第6章
发展中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

在欧债危机中，左翼民粹群体多崛起于南欧，右翼民粹群体多出现于北欧和中欧。这一现象与移民数量的增长有关。2014年，欧洲新增中东及北非移民达28万人；2015年，这个数字增至100万。2000年，丹麦总人口的7.1%是一代或二代移民；2016年，上涨为12.3%。瑞典移民人口为22.2%。2015年英国新增移民人数达到63万人，增长程度相当于同年美国新增320万移民。

移民数量增长的同时，恐怖袭击——尤其在北部欧洲——的次数也增加了。从2010年12月至2016年3月，欧洲发生了九起恶劣的恐怖袭击事件，其中四起都发生在近几年：2015年1月，《查理周刊》恐袭事件夺去了20人的生命；2015年11月，ISIS对巴黎的恐怖袭击致137人遇难；2016年3月，布鲁塞尔发生了超过三次ISIS自杀性炸弹袭击，造成35人死亡；7月的尼斯，一辆卡车于国庆日冲入庆祝人群，85人丧生。在这些事件之外，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及移民也卷入了多起性侵事件——最为人所知的是2015年新年前夕发生在科隆的大规模性侵事件。移民的涌入以及恐袭事件、性侵案件的发生，为右翼民粹主义组织长达20年的反移民及反伊斯兰活动增添了理据。

丹麦与奥地利：势头强劲的民粹主义

左翼民粹组织在经济最不繁荣的欧洲经济体中开花结果，右翼民粹主义则在经济更发达的国家找到了土壤；这些国家同时也是移民及寻求庇护者渴望栖身的地方。丹麦是全世界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其人均收入在欧盟国家中位居第二，第一位是卢森堡。2016年，丹麦的失业率仅为4.6%。该国几乎没有受到经济大衰退的影响。人们曾预计丹麦社会民主政府将再次轻松赢得2015年6月的大选；而后，社会民主党的确以创纪录的26.3%赢得大选，老对手自由党的得票率下降7个百分点至19.5%。呼吁国界管控、进一步限制移民进入且对欧盟采取批判态度的丹麦人民党也赢得了21.1%的选票，2011年其得票率仅为12.3%。人民党的选票对赢得多数派地位非常关键，有了人民党的非正式支持，自由党将有可能打败社会民主党，重新组阁。

但人民党并未加入自由党，因为他们并不认同自由党为富人减税的主张。肯尼斯·克里斯滕森·博思（Kenneth Kristensen Berth）自人民党建党之初便已加入人民党，现在是议会成员及人民党发言人。他解释称：“问题在于，自由党认为首相应为最富有的人群减税，我们不会加入一个坚持为富人减税的政府。”和其他右翼民粹主义者一样，人民党强烈支持福利国家制度，前提是这些福利必须为丹麦国民所享受。实际上，博思承认，在这些问题上，人民党与社会民主党的主张更相近；不过，在阻止难民获得丹麦永久居留这件事上，人民党与自由党态度一致，与社会民主党则有分歧。“如果我们不首先解决移民问题，就没有理由着手于其他问题。”博思表示。

为了赢得人民党的非正式支持，自由党采取了人民党在移民、难民及伊斯兰问题上的主张。他们削减了45%的难民及移民福利；要求学校和日托所将猪肉菜肴留在菜单上；要求没收难民手中超过1450美元部分的现金和贵重物品——这一举动令人警觉，因为它让人想起了纳粹是如何没收犹太人贵重物品的。这样严苛的立场背后是显著的民粹主义态度。

2016年1月，某报纸进行的民调显示，70%的丹麦人认为难民是丹麦最亟待解决的问题，37%的丹麦人反对继续向难民发放居住许可。许多丹麦政治专家、政客及记者（其中包括反对人民党的人士）告诉笔者，他们希望人民党能够取得政治上的胜利。著名律师、保守党成员雷内·欧·埃尔森（Rene O Ersen）表示：“我想他们不久就能赢得政府选举。”

奥地利与丹麦一样，也享受着相当程度的经济繁荣，2012年至2016年，奥地利的失业率一直稳定在4.7%至5.8%之间。尽管如此，奥地利国民对难民也颇有怨言。2015年，奥地利收到了9万份难民庇护申请，人均难民申请数在欧盟国家中居第二位。虽然在奥地利境内尚未发生任何恐怖袭击事件，但确实发生了新近移民引起的谋杀和强奸案件。

2013年以来，奥地利由社会民主党及中右翼人民党联合主政，社会民主党人维尔纳·法伊曼（Werner Faymann）任总理。2015年，法伊曼加入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支持的为移民开放边境的计划；然而，当4月的总统大选选前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落后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后，法伊曼改变了态度。3月，他新增了难民接收最高限额，但为时已晚。

在2015年4月的大选中，自由党候选人诺伯特·霍费尔（Norbert Hofer）获得34%的得票率，社会民主党及人民党候选人都仅获得了11%的得票率。在5月的决胜投票中，曾于第一轮选举中位列第二的绿党候选人亚力山大·范德贝伦（Alexander Van der Bellen）以50.3%比49.7%的微弱优势险胜霍费尔。然而，由于缺席投票的不当计算，奥地利法院做出了2016年10月重新投票的裁决。这次投票让许多右翼民粹组织脱颖而出。霍费尔获得了90%的蓝领工人、大城市外乡村和小城镇选民的支持，绿党候选人则赢得了白领选民及十座主要城市中九座城市的支持。

英国独立党：落后者的反击

英国的失业率自2011年9月起呈下降趋势，目前稳定在5.4%；和丹麦、奥地利的情况类似，英国也是右翼民粹主义生存的肥沃土壤。成功引领了英国脱欧公投的英国独立党，比其他任何民粹主义政党都具备更强大的力量来影响英国政府和欧盟。这次公投促使英国政治和经济形势重新洗牌，也给欧盟的未来发展增添了变数。

英国独立党成立于1993年，此后的20年当中，该党一直是处于政治边缘的单一议题政党[1]和压力团体[2]。其完整的政治理念就是反税、经济自由主义及社会保守主义。独立党的首要支持力量来自中上阶层各郡的保守派选民。在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独立党的支持率为1%，2005年及2010年的支持率分别为2.2%和3.1%。在200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该党起色颇大，获16.1%的得票率，2009年为16.5%，排在得票率第一的保守党之后。这一情形反映了反欧盟势力的增长。

英国民间的反欧盟力量已经积聚了几十年，其核心观点是，英国加入欧盟就相当于抛弃主权。这一说法会引发英格兰甚至整个英国的国家主义情绪。2009年，反欧盟力量逐渐从支持保守党的城镇蔓延至传统上支持工党的英格兰及东英格兰工薪阶层聚集区——这些地方支持独立党的选民越来越多。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和马修·古德温（Matthew Goodwin）对英国独立党及其支持者进行了广泛研究，他们发现，独立党的支持者人群中出现了大批年纪较大、教育程度较低，且以白人男性为主的工薪阶层。这批年纪较大的工薪阶层人士反对欧盟，在数次选举中都将选票投给了独立党。

许多新近支持独立党的选民聚集在昔日的制造业及采矿业中心，这些小城镇经历了撒切尔夫人时代及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洗礼，演变为一座座工业废墟。地方居民成了“落后者”——英国经济发展落下的一群人。作为金融业及金融、法律服务业的中心，伦敦市里扮演着高科技孵化器角色的大学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英国各老工业区的日子越来越困难。

反欧盟情绪因东欧移民数量的增加而进一步滋长。最大规模的移民增长发生在2004年；彼时，包括波兰、匈牙利及巴尔干半岛国家在内的八个东欧国家加入欧盟。2007年，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加入欧盟。根据欧盟的规定，英国有权颁布七年过渡禁令，在此期间，不得有东欧国家居民移民英国，但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并没有启用这条禁令。2015年底，英国移民增长量攀升至一年上涨60万人。

伦敦人，以及英国其他高科技蓬勃发展地区的居民欢迎新移民，而许多工薪阶层选民则视新移民为进一步压低自己生活质量的威胁因素。在脱欧公投期间，移民对英国土生土长的工薪阶层是否产生了影响及如何产生影响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时任首相卡梅伦的内政大臣、支持英国留欧的特里莎·梅（Theresa May）就这个问题给出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回答，她认为近期的移民涌入给“公共服务、房屋及制造业……带来压力，会导致工资被压低，英国工人失业”。英国政府移民事务咨询委员会的研究显示，移民“拉低了工资分配的最低水平”，在经济增长缓慢或经济下行时期，“处于劳动年龄的移民数量的增加与本国人就业率的降低具有相关性”。

反移民情绪的上涨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文化原因，这一点在土生土长的老年英国人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直到1964年，英国社会98%的选民都还是白人。根据2013年的英国社会态度调查（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survey），65岁及以上的被调查者中，有69%认为应“大量”减少移民数量；66%的人表示会介意“一位血缘关系比较近的亲戚与穆斯林结婚”；61%的人认为，在英国出生这一点对英国人这一身份“至关重要”，还有58%的人认为作为英国人，应有英国祖先“至关重要”。在35岁以下的被调查者中，仅有13%认为拥有英国祖先对英国人这一身份非常重要。

直至2010年，反移民情绪还没有转化为大规模退欧支持。这种转化的发生主要受到了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吉（Nigel Farage）的影响。经过2010年独立党在大选中的糟糕表现之后，法拉吉重新打造独立党的政治方向——反欧盟。法拉吉将具有煽动性的移民问题与欧盟成员国身份结合了起来。独立党采取的立场是，限制移民的方法即退出欧盟。法拉吉也将工薪阶层新选民纳入到独立党的政治发展前景之中（许多工薪阶层先前一直是给工党投票的）。法拉吉放弃了独立党对放任经济的倡导，呼吁英国将每年须向欧盟缴纳的财政款项拿来用在提升国家的医疗健康服务上。

法拉吉用民粹主义词汇包装独立党的反移民、反欧盟情绪。独立党表示，该党正将人民——“落后者”——团结起来，反抗伦敦和布鲁塞尔的精英。2014年的欧盟选举结果展现了法拉吉的成功——独立党以27.49%的得票率位列第一。这次选举清晰地表明，独立党已经将英国的欧盟成员身份问题讨论列入该国的政治议程中。

在保守党内，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需要应付一群同样反对英国留在欧盟的普通议员，这些人多为代表了上层选民的英国国家主义者，而独立党在这一选民群体中也有支持者。为了安抚这群人，2013年卡梅伦做出承诺，如若他在2015年的大选中获得连任，将就是否退欧举行公投。面对毫无特色的工党对手，卡梅伦轻松赢得了2015年的大选。独立党获得了不错的成绩——13%的得票率，其中不少选票来自工党选民。选举过后，卡梅伦将公投定在了2016年6月。

卡梅伦有信心将英国留在欧盟。卡梅伦、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以及英国国内一群顶级的商业领导者和主流报刊反复发出警告，退欧将可能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工党领导人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发动了一场半心半意的留欧运动，结果不仅没能动摇“落后者”支持脱欧者的态度，反而将这些传统上的工党选民越推越远；与此同时，独立党与另外两位知名保守党人士，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前内阁成员、国会议员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大力支持英国脱欧。

法拉吉以传统的民粹主义方式——鼓动人民反抗建制派——为脱欧公投拉票。在5月20日这天，他对记者们说道：“是建制派、富人、跨国公司、大银行，以及过去几年过得相当舒服的那群人支持留在欧盟，是人民反对留欧。”十天后，法拉吉再次表示：“某政治阶层已经丢弃了这个国家为之奋斗、祖先为之努力及吾辈想要留给子孙后代的一切，人民对此予以反击的机会终于到来。”法拉吉所采取的方式依旧是通过描绘煽动性的画面推动自己的政治目标。一张标题为“崩溃边缘”的独立党海报上画着一群群深色皮肤的中东人涌入斯洛文尼亚，向着目的地英国行进。

在公投中，独立党和保守党异见人士网罗了大批工薪阶层“落后者”及中产阶层中的国家主义支持者，他们是支持脱欧的多数力量。在英格兰，支持留欧派的人群主要来自伦敦、大学城，以及除伯明翰和谢菲尔德以外的其他大城市。脱欧派的支持人群主要来自蓝领城镇，以及传统上反对欧洲国家以欧盟的形式整合、反对英国加入欧元区的中产阶层聚居区。工薪阶层是影响公投结果的关键所在。为脱欧投票的选民大多年纪较大、教育程度较低，许多人来自中位数收入低于4.5万美元的城镇。

英国退欧是独立党的巨大胜利，也是两大建制派政党及其所推崇政治观的重大失败。在这一政治观下，拥有专业及管理技能的人群生活富足，工薪阶层中年龄较大的人群却受到人口和资金全球流动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公投结束后，托尼·布莱尔向天空新闻台（Sky News）表示：“中左及中右已经失去了政治牵引力，来自左右两方的民粹主义正逐步夺取控制权。”

正如布莱尔所说，独立党的崛起及其退欧决定与新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失势关系密切。2015年3月，记者戴维·古德哈尔特（David Goodhart）在工党杂志《前景》（Prospect）中就独立党的高人气表达了相同观点：

主导了所有政党及其理念的当代社会与经济自由主义造成了经济上被抛弃、完全没有机会分享繁荣成果的底层人群的出现，也催生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群体——这个群体在今天这个家庭稳定性、地域及国家身份受到侵蚀的原子化社会中感到隐约的迷失。独立党选民是被大城市自由主义者忽视、遗弃、嘲笑的人群的集合。那些自由主义者虽然所处党派有别，但共同主导着我们的公共和文化生活。

在“脱欧”公投中，这些选民不仅排斥欧盟，还排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底层哲学。

退欧派取得成功之后，独立党领导人开始商讨如何取代工党成为英国的第二大执政党。公投的确向世人展示了英国政治当中存在一个真空地带，这一真空地带在工党的传统选民群体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然而，公投结果并不一定意味着独立党就是填补真空地带的党派。正如激进左翼联盟党面对“三驾马车”时的遭遇，民粹政党的主张被全盘否定时，有可能遭到打击；同时，也正如美国人民党的遭遇，在其核心诉求得到满足后，民粹政党依旧面临着遭受冲击的可能。

在法拉吉的领导下，独立党摆脱了单一议题政党的身份，但脱欧也是唯一一项能够定义独立党以人民的名义反抗建制派的政治诉求，这一诉求对独立党取得支持至关重要。如今赢得了“脱欧”公投，独立党便面临着要么重新定义自身，要么再次滑入政治边缘的局面；这一次，他们需要在失去法拉吉这位领导人的情况下面对——公投结束后，表示已完成使命的法拉吉宣布卸任独立党领导人一职。

玛丽娜·勒庞与国民阵线

在所有欧盟国家中，法国受移民大幅增长的影响最深，也遭受了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同时，欧洲最重要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在法国。2017年，法国举行总统及议会选举。2016年5月发布的民调显示，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所获支持率高于共和党及社会党候选人。如果勒庞当选法国总统，整个欧洲的政治平衡都将被打破；然而只有克服父亲让-玛丽·勒庞给国民阵线带来的右翼极端主义形象，勒庞才有可能顺利当选。

国民阵线创始人让-玛丽·勒庞是一个经常抛出语言炸弹的人，他语出惊人，所言每每震惊中产阶层。老勒庞巩固了国民阵线的维希政府捍卫者，以及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愤怒逃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黑脚[3]群体代言人的形象。老勒庞最为知名的惊人言论是，将“二战”中发生的大屠杀形容为“小细节”。同为国民阵线领导人的布鲁诺·哥尔尼奇（Bruno Gollnisch）与老勒庞如出一辙。哥尔尼奇1986年进入法国国民议会，后于2007年因否认大屠杀获罪。

国民阵线转变了方向——从反共转为反移民，为小业主代言的同时，也替失业的钢铁工人发声。在这个过程中，老勒庞巩固了南方天主教大本营，也扩大了北方工薪阶层选民阵营。选民基础的增长为老勒庞带来了好结果——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老勒庞的得票率惊人地排在第二位，社会党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败北。然而，老勒庞的成功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担心老勒庞取胜，若斯潘和社会党人鼓动其选民在下一轮投票中支持人气不高的时任总统、中右翼保卫共和联盟（Rally for the Republic）党人雅克·希拉克。在第二轮投票中，希拉克以得票率82%的绝对优势击败了仅拿到18%票数的老勒庞。

老勒庞在第二轮投票中的失败表明，国民阵线的人气不可能无限增长。一提起国民阵线，不少选民就想起臭名昭著的维希政府，也会将其领导者看作反犹极端主义者。老勒庞的女儿玛丽娜·勒庞对此这样形容，有一道国民阵线无法冲破的“玻璃天花板”。2007年的大选再一次证明了这句话。彼时，时任希拉克政府内政部长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作为中右翼人民运动联盟（UMP，Union pour un Mouvement Populaire）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萨科齐对2005年挑起暴动的年轻移民及其他所有移民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萨科齐表示，如果他们“不爱法国”，他们应该“离开法国”；萨科齐也提议削减移民接纳人数。萨科齐看衰老勒庞，而老勒庞也的确在首轮投票中仅得到10.44%的票数，排在第四位。

在当年的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表现更糟，得票率为4.29%，且未获得任何席位。这一情形威胁到了国民阵线的竞选资金，因为能获得多少竞选资金取决于议会席位的数量。2011年1月，82岁的让-玛丽·勒庞决定辞去党主席一职，争夺继任党主席资格的是布鲁诺·哥尔尼奇和玛丽娜·勒庞。

玛丽娜·勒庞生于1968年，是老勒庞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在自传《逆流而行》（Against the Current）中，勒庞清晰记录了一段童年回忆——八岁那年，有人向她在巴黎的家投掷炸弹，企图置老勒庞于死地。虽然无人受伤，但勒庞写道，这次事件将她带入了一个“缺少同情和怜悯的世界”。翌年，一位富有但没有子嗣的保护人给让-玛丽·勒庞留下了一笔财富，其中包括巴黎郊区的一栋别墅。后来，玛丽娜和姐姐们就生活在这栋别墅里。

获得法学学位后，玛丽娜·勒庞进入私人律师事务所工作。1998年，她接手国民阵线的法律部门事务，后成为北部——加来海峡大区议员。传统上由社会党和共产党控制的北部——加来海峡大区曾是一片矿区，如今已凋敝破败。玛丽娜·勒庞个头儿高、白皮肤、金发，声音极富号召力，思维机智敏捷。她有父亲身上刚硬的一面，勇于承受尖刻的批评并予以反击。她也继承了父亲热切推崇的法国国家主义——老勒庞为大女儿取了与圣女贞德相同的名字[4]——及反移民态度，认为移民挑战了法国的价值和文化。不过，她也代表了与父亲及老一辈国民阵线追随者截然不同的一代政治家。

玛丽娜·勒庞离过两次婚，支持堕胎自由，不会因为周遭有同性恋而感到不舒服。她没有继承父亲的反犹态度，对维希政府和法国殖民时期也并无好感。2000年，玛丽娜·勒庞出任勒庞一代（Generations Le Pen）主席，勒庞一代是一个年轻人组织，其部分任务是改变勒庞家族及国民阵线的声誉，全国犹太裔法国人联盟也从属于该组织。

在自传中，玛丽娜·勒庞抨击紧急反种族主义组（SOS Racisme）这样的左翼人权组织妖魔化国民阵线，但她同时也承认，国民阵线自身也的确在不断制造话题点，使得外界加深对该党的讽刺。在这一点上，玛丽娜·勒庞并没有直指自己的父亲，但老勒庞的观点的确符合玛丽娜·勒庞的这一认识。2008年，玛丽娜·勒庞与父亲公开决裂。在接受某法国杂志的采访时，老勒庞再次将纳粹毒气室形容为“一个细节”。“在这些事件上，我的观点不同。”玛丽娜·勒庞对该杂志说道。她同时也批判哥尔尼奇在纳粹毒气室上的言论。

在2011年的党内选举中，因其来自勒庞家族，也因其观点，玛丽娜·勒庞击败哥尔尼奇，以二比一的支持率出任国民阵线主席一职。上任后，玛丽娜·勒庞成为该党2012年总统大选参选人这件事也基本敲定。这时，玛丽娜·勒庞开始着手为国民阵线去妖魔化，将该党从右翼政党推向“与其他政党没什么不同”这个方向。在三个主要方面，玛丽娜·勒庞改变了国民阵线的未来：

就国民阵线曾经的反对犹太人及支持维希政府的态度，玛丽娜·勒庞谴责称“在纳粹集中营中发生的事是登峰造极的野蛮行径”，并表示国民阵线不欢迎反犹主义及种族主义。玛丽娜·勒庞禁止国民阵线内部出现光头党或者有悖于国民阵线的声音。一位国民阵线人士说：“玛丽娜·勒庞警告，一切形态或形式与光头党相近的事物都要被清除出国民阵线。”玛丽娜·勒庞经常引用夏尔·戴高乐说过的话——戴高乐是老勒庞及维希政府拥护者所蔑视的人。她一次次对父亲的反犹太主义言行发起抨击，最终于2015年8月将老勒庞逐出国民阵线。

在对待移民及恐怖主义的态度上，勒庞与父亲同样强硬。她猛烈抨击伊斯兰国发起的恐怖袭击，将恐袭事件的发生归咎于法国松懈的移民政策。2012年3月，一个在阿富汗成为激进主义者的法国籍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后裔，在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夺去了七个人的生命。勒庞就事件发出质问：“每天载着移民进入法国的船只和飞机里有多少穆罕默德·梅拉[5]？在那些未被同化的儿童当中又有多少穆罕默德·梅拉？”但勒庞也试图在自己的观点与国民阵线过去的表达之间做出区分。她坚称自己并非反对穆斯林或穆斯林移民，她反对的是利用政治或文化活动在公共领域将自己的宗教强加于他人，侵犯法国的政教分离和世俗化原则的行动。2011年，玛丽娜·勒庞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法国，我们经常会说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但事实上美国并不是。美国是多种族的单一文化社会。我并非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我们的国家。相反，在过去，移民进入法国，也很好地融入了法国社会。他们学习法语和法国传统。然而今天，这个群体却依凭自身的传统和行事方式在法国形成了一股势力。”

经济国家主义

玛丽娜·勒庞与父亲最大的政策分歧体现在经济上。去工业化政策摧毁了法国北部——加来海峡大区的经济，那里的居民感到自己被巴黎的主要政党抛弃了，曾经做过该地区议员的玛丽娜·勒庞被这段经历影响着。玛丽娜·勒庞在经济上的观点也受到了辅助她参加2012年选举的一位顾问的启发。2009年时，玛丽娜·勒庞认识了时年30岁的超级精英学校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弗洛里安·菲利波特（Florian Philippot）。（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雅克·希拉克、弗朗索瓦·奥朗德等数任法国总统都是该校毕业生。）2002年，菲利波特热情支持1969年创办法国社会党的让-皮埃尔·舍韦内芒（Jean-Pierre Chevenement）；1983年，舍韦内芒因时任总统密特朗的U型经济复苏政策辞去内阁职位，他也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加入欧元区。2002年，在菲利波特的支持下，舍韦内芒曾作为某新左翼民族主义政党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当时的竞争对手是希拉克和奥朗德。

前国民阵线成员让-伊夫·加卢（Jean-Yves Gallou）曾让国民阵线调转方向支持有利于工薪阶层的经济政策，菲利波特也逐渐脱离舍韦内芒的左翼经济国家主义，转而支持国民阵线。2011年，玛丽娜·勒庞聘请菲利波特负责其总统大选事宜并协助制定竞选纲领。除了对福利政策及提升本土法国人就业率的特殊倾斜以外，说菲利波特在经济方面为勒庞制定的竞选纲领出自舍韦内芒之手也不为过。“让-皮埃尔·舍韦内芒的事业由玛丽娜·勒庞继承发扬。”2012年菲利波特对《法国世界报》如此说道。与欧洲大陆上许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及美国的民主党政策相比，菲利波特制定的政策是相当左的。

这一竞选纲领如今仍代表着国民阵线的社会立场。其内容包括：呼吁制定一份“重振工业化的战略布局”，通过关税及配额抵御“不公平竞争”，将商业银行业务从投资银行整体业务中分离出去，对股票购买征收交易税，对陷入困境的银行施行国有化，对信用卡手续费施加上限，反对削减社会开支及公共服务私有化，任何收入级别、任何地区的人都享有平等质量的医疗服务，以及拒绝接受欧盟的财政紧缩要求。纲领中写道，欧盟领导的“国界开放引发了资源重置、失业、市场垄断、公共服务遭受破坏、社会不安全感、贫穷及大规模移民”。该纲领将希腊的债务危机归咎于“那些企图靠喂养今天的牛头怪弥诺陶洛斯来拯救欧元的精英”。国民阵线要求就法国与欧盟的关系进行“重新谈判”，并就是否退出欧元区举行公投。

国民阵线在经济国家主义上的新政策与其反大规模移民态度相似，成为了该党的核心政治吸引力。其全套政治纲领被纳入保卫法国主权这一概念——呼应了舍韦内芒及戴高乐的政治主张，主权主义者成为了新热词。在勒庞的竞选宣传册中，将每年移民人数削减95%的要求写在第七页，紧跟在她就消费者权益、欧元、就业、金融、退休金和社会公正制定的政策之后。这一系列立场将国民阵线所代表的“小人物”与建制派置于对立面，勒庞嘲讽法国两大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UMP）[6]与社会党（PS）主导政坛的局面，将此两党的名字合二为一，戏称其为“人民运动联盟社会党”（UMPS）。勒庞坚称国民阵线并非“右翼”政党，如其选举海报所称，“非左也非右”——这一说法完全符合民粹主义政党的话术。

国民阵线新政策及作为候选人的勒庞，所经历的首次检验是2012年总统大选。在此次大选中，勒庞以17.9%的得票率位列第三，票数高于老勒庞数次在首轮投票中所获的票数。在这次竞选中，国民阵线在18岁至24岁的选民（26%）、上班族（23%）、蓝领工人（28.6%）及高中学历者（27%）群体中获得了较高支持率，但老年人、专业人士、经理层、高学历者及巴黎人普遍不支持该党。勒庞的表现或也受益于图卢兹枪击事件所引发的公共恐慌，而在接下来的数次考验中，国民阵线支持率的提升不仅来自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也来源于弗朗索瓦·奥朗德与日俱减的民意支持。

社会党的陨落

弗朗索瓦·奥朗德是自密特朗以来法国又一位社会党总统。他于2012年5月履新，彼时法国社会的失业率达9.7%。在首次竞选拉票活动中，奥朗德就承诺将对银行家实施更严厉的限制政策（金融是“我的敌人”，奥朗德如是说），降低法国失业率。奥朗德还承诺，将结束萨科齐与默克尔于2010年达成的“Merkozy”（Merkel与Sarkozy名字的合体）紧缩经济共识，这项共识的严苛程度比欧盟《稳定与增长协定》更胜一筹。然而，当奥朗德发现向富人征收的附加税未能产生可观的财政收入时，他废除了这一税项，就此也放弃了先前在脱离新自由主义正统性上做出的所有承诺。

当法国的失业率升至10%以上，面对欧洲央行要求法国将赤字控制在3%之内的压力，奥朗德开始施行其U型复苏计划。此时奥朗德已不再试图说服默克尔放松对欧盟范围内稳定协定的支持力度。奥朗德宣布，他不是“社会党人”，而是“社会民主党人”。为降低工资占企业收入的比例，提升利润，他提议效仿德国的早期政策，为公司提供宽松的税收减免并降低社会开支。奥朗德称其新政策为政府及雇主之间的责任协议，因为理论上，为换取税收减免，企业应雇用更多员工。

但奥朗德的措施没能缓解失业率，反而动摇了其工薪阶层支持基础。在2014年的市政选举中，社会党失去了113个市镇的支持，先前不支持社会党的市镇中，也没有一个转而支持该党。国民阵线表现良好，该党候选人仅参与了1/6的市镇竞选，却赢得了总票数的8%。国民阵线赢得了几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竞选，包括拿下了传统上由社会党控制的前矿区、北部小镇赫宁·布蒙特（Henin-Beaumont）镇长一职，该镇是玛丽娜·勒庞曾担任议员的北部加来海峡大区的一部分。

市政选举过后，奥朗德推举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 lValls）接替让-马克·艾罗（Jean-Marc Ayrault）成为法国总理，瓦尔斯是奥朗德U型复苏计划的强力支持者。然而到了5月，奥朗德和社会党再遭打击。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勒庞和国民阵线获得了24.85%的得票率，位列第一；人民运动联盟以20.8%的得票率位列第二；奥朗德的社会党位列第三，仅获得了13.98%的票数。国民阵线在曾由社会党和共产党主导的法国北部蓝领地区表现良好。在奥朗德的影响下，社会党逐步失去其蓝领阶层支持基础；与此同时，奥朗德仍继续履行欧洲央行的各项要求，并效仿德国的劳工政策。

2015年3月，奥朗德提出了新的劳工政策，该政策与2003年德国总理施罗德提出的哈茨改革（Hartz reforms）非常相似，包括允许雇主支付更少的加班工资、要求员工工作更长时间等。新的劳工政策使公司更容易开除员工，并限制公司应为不当解雇行为担负的赔偿。该政策也允许公司与工会就某一公司而非某一经济部门的劳工条款讨价还价，如美国联邦快递的经验所示，这对雇主来说是一大利好。面对奥朗德的新政策，超过100万人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及通宵示威活动，堪比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2015年1月和11月，巴黎接连遭受震撼全球的恐怖主义袭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奥朗德开始对肇事者采取强硬手段。他甚至不顾党内多人反对提出议案，要求剥夺具有双重公民身份的恐袭实施者的法国公民权。恐怖袭击事件无疑推高了国民阵线的支持率。政治学家帕斯卡·佩里诺（Pascal Perrineau）写道：“在那些极度担心自身安危，对移民心怀忧虑的法国人中，国民阵线已经蹿升至非常高的地位。”

12月，法国举行地区选举——地区选举基本上等同于美国的议会选举。在选举中，选民再次冷落奥朗德及社会党。在第一轮投票中，勒庞和国民阵线以27.73%的得票率位列第一，共和党以26.65%的得票率排名第二，位居第三的社会党拿到了23.12%的得票。在第二轮投票中，社会党人和共和党人达成共识，将支持两党中任意一位最有希望打败国民阵线的候选人。这一策略起了作用。虽然国民阵线得到了近700万张选票，也赢得了不少非地方席位，但该党未能赢得任何地方主席席位。主导地方政府的社会党失去了15个地方主席席位。

佩里诺援引11月伊斯兰国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广泛的民调结果，表示国民阵线正在不断壮大，其支持者已不再局限于南部小企业主和北部蓝领工人。根据佩里诺的评估，国民阵线的支持者中，35%是自由职业者，41%是公司职员，46%是蓝领工人。此外，国民阵线也揽获了诸多公共部门从业者的支持，这些人先前一直是社会党坚定大后方的一部分。根据佩里诺的调查，30%的公共部门从业者支持国民阵线，“不论是在公立医院，还是其他公立机构，公务员都需要处理大量与移民相关的问题”，公共部门从业者对这一点反应负面。

政治学家劳伦·特布维（Laurent Bouvet）认为，国民阵线的中产阶层支持者规模之所以壮大，是因为这个阶层的人认为，他们正在为移民给法国社会公共服务增添的压力买单。特布维表示：“中产阶层被困在社会的中间部分，他们既要养活失业者，又要养活移民。公共服务、社会保护、医院和大学正在坍塌。中产阶层的开支越来越大，所得却越来越少。同时，在中产阶层的眼中，社会顶尖人群没做出一丁点儿牺牲，有钱人总能让自己的孩子上最好的学校。执政党没有拿出任何修补方案，只是一味地提高税率和减少福利，就业机会不断减少。”

选举过后，奥朗德的支持率跌至历史最低点——15%。2017年春的总统大选即将到来，奥朗德和法国社会党陷入混乱状态。一些社会党人呼吁联合左翼优势力量，即囊括更多左翼小党，从中推选出一位候选人。在社会党内部，左翼和右翼都可能对奥朗德发起挑战。作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Frédéric Martel）为社会党左翼的某位候选人做顾问，他表示：“社会党内已经没有社会主义成分了，其主力支持者是手握终身铁饭碗的公务员、左翼新中产阶层，以及因某些非经济原因如同性婚姻而遭受攻击的人士。”

社会党的忠诚拥护者谴责奥朗德，认为是他的无能导致了社会党的衰败。然而事实上，法国社会党的退败与包括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和英国工党在内的欧洲其他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及工党何其相似。所有这些政党都未能拿出良方，解决欧洲整体形势的低迷及经济大衰退。而在法国，最佳受益者显然是国民阵线。

镇定的法兰西

目前的问题是，玛丽娜·勒庞是否能够赢得2017年的总统大选。[7]《费加罗报》保守派专栏作家、畅销书《法兰西的自杀》（Suicide Francais）的作者埃里克·泽穆尔（Éric Zemmour）表示：“法国精英希望推动法国成为欧洲帝国的一部分，而工薪阶层希望维持法国的国家性；精英希望工薪阶层忘记旧法国，这是一场精英与人民之间的战争。在伊斯兰问题及外国移民问题上，70%的法国人渴望一个解决方案，然而70%的法国人不希望国民阵线上台。”当人们提到国民阵线，泽穆尔解释道，他们所担心的是“内战爆发和民主终结的可能，以及治理能力的低下”。

泽穆尔的数据可能夸大了国民阵线在争取多数席位上所面临的障碍，但12月的地区选举结果确实表明，国民阵线所获的支持力度仍有局限，即使在支持该党移民立场的人群中，情况依然如此。玛丽娜·勒庞及菲利波特带领的顾问团队正在寻求途径，将该党的关注重心从移民问题转到经济和反欧盟及货币整合上。勒庞支持英国“脱欧”，她呼吁法国也举行一次这样的公投。

笔者采访勒庞选战统筹者塞巴斯蒂安·舍尼（Sébastien Chenu）时，他表示，国民阵线的反欧盟态度，以及勒庞对同性婚姻的开放态度吸引了他。采访进行到下半段，他才提及移民及难民问题。当笔者问起国民阵线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时，舍尼表示，国民阵线的态度被外界妖魔化了。“我们并不是要驱逐所有移民。”舍尼说。同时，他拒绝拿唐纳德·特朗普与玛丽娜·勒庞做比较。“我们与他没有相似性，”舍尼表示，“拿掉T和R，你得到的是UMP。”[8]

然而，国民阵线的热心选民支持该党的主要原因，依旧是其反移民态度。2016年2月，笔者参加了国民阵线在赫宁·布蒙特举行的地区大会，采访了当地数位国民阵线领导者及普通党员。当我询问他们加入国民阵线的原因时，几乎所有人都首先提到了国民阵线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市议员安托万·高里奥（Antoine Golliot）表示：“国民阵线的反移民立场是他们吸引我的最主要因素，因为移民是危险的来源。”当被问及国民阵线是否吸引了前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加入时，高里奥回答：“我们吸引了左翼和右翼人士，总体上看，两边都有，而最能够吸引人们加入国民阵线的还是国民阵线对移民的立场。”

在南部，支持国民阵线的小企业主及老年选民认同其老式自由主义反税经济主张，对菲利波特的左翼国家主义则持批判态度。包括勒庞的侄女、议会成员、国民阵线副主席玛丽安·马雷夏尔·勒庞（Marion Maréchal Le Pen）在内的国民阵线南部天主教徒支持者对玛丽娜·勒庞在堕胎和同性婚姻上的开放态度备感不适。勒庞手下的多名顾问，包括菲利波特和塞巴斯蒂安·舍尼等在内，都是同性恋者，这也激起老勒庞对女儿“同性恋游说”的严厉抨击。玛丽安·马雷夏尔·勒庞及其亲信同时也反对菲利波特对经济国家主义的重视。“失业问题排在安全问题和身份问题之后。”玛丽安·马雷夏尔·勒庞说道，“一位父亲担心的是自己的女儿穿布卡，至于女儿是用法郎还是欧元买的，父亲根本不在乎。”

尽管面临来自党内的诸多压力，但勒庞和她的顾问团还是决定柔化其对外形象。1月，国民阵线公布了一张新的竞选海报。海报上的勒庞满眼沉思，身后是一大片乡土背景。海报的标题用大大的白色印刷体字母写成，“La France Apaisee”，可解释为“镇定的法兰西”或“法兰西镇定下来”。这张海报令人回想起1981年那张印着密特朗头像的海报，上面写着“Force Tranquille”，即“镇定的力量”。设计这两张海报的目的都是为了抚慰选民，向选民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海报上的候选人不是威胁民主和公共秩序的极端主义者。

对勒庞来说，这种做法的风险是，国民阵线的民粹主义信息有可能被稀释掉，而她本人与本党支持者基础之间的距离可能越来越远。如果勒庞转变为一个寻常的政治家，那么她将失去自身的有趣部分——打破常规、扰乱体制的能力。不过，随着2017年总统大选的临近，勒庞已经下定决心，让世人眼中的国民阵线成为一个“没什么不同的政党”。

[1] 单一议题政党（single-issue party），政策主张仅涵盖单一领域及立场的政党。——译者注

[2] 压力团体（pressure group），为确保自身利益而与政府或国会抗争或对其施加压力的团体，作用是与执政集团抗衡，对决议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并协调社会秩序。——译者注

[3] 法国黑脚（French Pieds-Noirs），特指曾生活在法国殖民时期的阿尔及利亚的法裔居民，后大批黑脚移民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逃回法国。——译者注

[4] 圣女贞德，即让娜·达尔克（Jeanne d'Arc），法国民族英雄。——译者注

[5] 穆罕默德·梅拉（Mohammed Merah），图卢兹恐袭案件的凶手。——译者注

[6] 2015年5月，人民运动联盟改组为共和党。——译者注

[7] 本书写作于2016年，中文版出版时，艾玛纽尔埃尔·马克龙已在2017年5月的大选中击败勒庞，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编者注

[8] 特朗普名字的英文为Trump，此处舍尼在讽刺人民运动联盟（UMP）与特朗普的相似性。——译者注

结论
民粹主义的过去与未来

“法西斯主义”一词与“民粹主义”一词相似，我们很难找出一系列专门用于形容法西斯主义运动或政党的特征描述。纳粹政党拿犹太人这一外部族群作为替罪羊。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党一开始并未将目标放在某一民族或某一国籍上。但今天的某些民粹主义运动与两次世界大战时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确有相似性：振臂高呼的领导角色；炫耀民主规范；拿某一外部族群作替罪羊。但是，今天美国和西欧的民粹主义与两次大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之间，还是存在着两大历史性的相异之处。

首先，意大利和德国的两个法西斯主义政党诞生于俄国革命之后。彼时，人们普遍相信，社会党和共产党会一路向西推动革命。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的最初目标是其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目的并非在大选中击败这些政党，而是利用武装力量彻底粉碎对方。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谴责民主，认为民主是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崛起的原因。虽然一开始某些法西斯分子隐藏了其真实目的，但最后他们还是力图用独裁代替民主。

而如今，西欧民粹主义活动公开透明，且处于民主选举制度的框架下。不论是掌权还是失势，其情形与其他党派并无差别。国民阵线等与法西斯主义有渊源的政党纷纷表示已经与法西斯划清界线。（东欧和希腊的某些右翼政党尚未从欧洲的黑暗过去中抽身而出。）虽然一些政党内部的确拥有极具煽动性的领导者，但这些政党并未授权其领导者独断的国家意志，领导者需经过选举的考验。格里奥甚至从未参加过大选，而与法西斯无甚关联的丹麦人民党更是与其他传统党派一样，最高领导层须定期换届。在美国，特朗普演出的是一场独角戏，他最初的攻击对象是其他共和党人，同时，他也从未围绕自己发起任何形式的运动。特朗普展现出了某些反民主倾向，但这种倾向微乎其微。如果要在欧洲历史中寻找一位与特朗普相像的政治人物，此人并非墨索里尼或希特勒，而是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

第二，最初法西斯运动的兴起不仅是对社会巨变的反应，同时也代表了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彼时，欧洲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加速瓜分殖民地、保护领地、扩大势力范围和影响力）进入强弩之末境地的帝国统治最后的挣扎。伍德罗·威尔逊和弗拉基米尔·列宁曾分别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总结，他们认为“一战”的发生部分上代表着德国重新分配帝国战利品的企图——当时的德国在工业发展上可与英国匹敌，但在殖民地上则不可同日而语。欧洲法西斯之所以崛起，部分原因在于，战败的德国想要夺回在凡尔赛和约失去的东西，恢复帝国的远征之路；同时，另一帝国势力意大利也感到自身有诸多利益被剥夺，也企图夺回。希特勒的野心是建立千年帝国，墨索里尼渴望重建罗马帝国。在这层意思上，法西斯主义的内核是扩张主义。

而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反对的正是超国家、超民族共同体。右翼民粹主义意图重申本国对货币、财政政策，以及国界的控制权。他们不喜欢用“国家主义者”一词去形容自己的目标，因为这个词暗含了与欧洲灰暗过去的某些关联：曾经，扩张主义正是国家主义的一部分。国民阵线用主权主义者（souveraniste）而非国家主义者（nationaliste）形容自己。丹麦人民党的肯尼斯·克里斯滕森·博思（Kenneth Kristiansen Berth）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国家主义指代的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含义，我们不称自己为国家主义者，而称自己为国民。”西班牙我们可以党用的是爱国者（patriotica）一词，也非国家主义者（nacionalista）。但实际上，如外交政策分析家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所言，这些运动是一种反对帝国主义及全球主义的国家主义。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不同，如今的民粹主义向欧洲及全球政治施加了某种离心力，而非向心力。

特朗普也是国家主义者。他那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承诺并不包括重夺菲律宾或发动战争抢占地盘。相反，特朗普希望美国从那些不直接威胁美国利益的海外争端中抽身而出，利用国家资源重建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他强烈批判新保守主义者，因为后者意欲在中东建立美国霸权下的和平。在国内，特朗普想要竖起一座隔绝非法移民的墙，加强国界控制，而非开疆拓土。

称呼民粹主义政党和政党活动为“法西斯主义”具有显著的政治功效。这一称呼的确突出了民粹主义最具有毒性的部分——拿别国和宗教作替罪羊，鼓励使用各种政治手腕——然而这种称呼无益于理解民粹主义在当代历史中的实际作用。“法西斯主义”这一称号夸大了民粹主义的危险性——民粹主义政党从不鼓吹战争或解散议会。也许未来某一天，随着美国或欧洲时局的变化，这一担忧或将成为现实，但将这样的观念套在现时的民粹主义上是不正确的。如果说民粹主义令人厌恶，其原因也完全在于其所宣称的排他性的国家主义，而非征战全球的野心。

民粹主义是危机的早期警告

就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而产生的火热批判基于不准确的历史对照，这种现实使得我们很难去理解，为什么民粹主义者能够激发大众的共鸣，而民粹主义者又是如何不甚完美地指出了其他主要政党轻视或忽略的实际问题。民粹主义的本质就要求其政党及其运动通过提出当今政治形势不可能满足的需求，指出问题所在。某些右翼民粹主义需求包含了偏执的观点，会挑战民主规范；在其他情况下，民粹主义可能会传达错误信息。但是，民粹主义仍旧能够凸显广为接受的政治智慧之中的裂痕。

人民党将自由银币视为万全良药，为帮助农民，他们推行复杂的国库分库计划，这些做法都不甚正确，但人民党抨击不受管制的金融业和货运业、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系统腐败和民主缺失的做法是正确的。休伊·朗的税收计划虽然不太合理，但他迫使罗斯福政府注意到财富分配不公问题。桑德斯的全民医保计划和免费大学教育虽然不大可能在谨慎吝啬的国会获得通过，其提议本身在诸多方面也有待调整，但桑德斯的主张毫无疑问是值得追求的目标，这些主张反映了许多美国人的生存状况及他们切身感受到的焦虑。

特朗普在长篇大论中威胁称将会对中国及意欲将工厂搬至墨西哥的制造业企业征收巨额关税，甚至想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区，但美国的对华贸易、不受约束的资本流动现状的确有其问题。戴维·奥特尔、戴维·登及戈登·汉森的研究显示，1999年至2011年间，美国对中国进口贸易导致美国本土丧失了240万份工作，其中受波及最严重的是40%收入水平处于下层的人群。新千年以后，美国商务部曾公布报告称，美国的跨国公司削减了290万美国本土劳动力，与此同时，却在海外创造了240万份工作机会。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和西班牙我们可以党最终或许会沦为德国和欧元区的“模范囚徒”，但激进左翼联盟党、我们可以党、国民阵线及五星运动党对欧盟及欧元区运转失灵的批评正中要害。在这一方面，“三驾马车”的成员之一后来也有所警觉，可惜为时已晚。2016年6月，希腊依旧身陷财政泥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期刊《金融与发展》（Finance & Development）发布了一篇由三位经济学家联合署名的文章，题目为“新经济自由主义被过度吹嘘了吗？”经济学家警告：“新自由主义政策非但没有带来增长，反而加剧了不平等，危害了经济的可持续扩张。”在“社会福利欧洲”网站（Social Europe）上，经济学家安德鲁·瓦特（Andrew Watt）发出评论：“对chutzpah[1]的一个定义是，一个人先谋杀双亲，再以孤儿的身份要求社会给予其福利；很多人尚未察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如今有关希腊债务负担的辩论中，表现出了相似的厚颜无耻。”

最后，右翼民粹主义组织及其运动的确夹带了种族主义、本土主义或仇外观点，但其控诉往往指向问题的真实所在。乔治·华莱士呼吁推行永久隔离政策，这显然是种族主义的表现，但他指出了用校车跨区接送学生以平衡不同种族学生比例这一做法的陷阱，这一提议后来也的确引发大量白人逃至郊区生活，起了弄巧成拙的反作用。特朗普、布坎南、国民阵线和丹麦人民党在攻击非法及合法移民上蓄意煽动国民情绪，但他们也正确地指出，无技能移民确实拉低了工资，给公共部门带来压力。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写道：“富裕国家的工资水平更大程度上由移民控制情况，而非由包括最低工资立法在内的其他因素决定。那么如何确定最大移民数量？‘自由’劳动力市场一定不是评判标准，因为如果完全以此为评判标准，那么国内80%——90%的工人都将被更便宜且通常更有效率的移民所取代。”

往深了说，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往往需要建立在公共信用之上，但社会底层移民会破坏公共信用。社会民主虽然不以民族单一性为前提，但当民族多元性的来源是底层移民时，本国国民将不乐意乖乖缴税和支持社会福利。同样，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奥利弗·罗伊（Olivier Roy）所警告的，出现在法国等国家的底层移民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这一群体的确可能成为政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生源头。右翼民粹主义者固然错误地将伊斯兰教看作极端主义的根源，号召大众压制伊斯兰教，然而右翼民粹至少承认，移民社区的确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在美国，特朗普和桑德斯对新自由主义共识的攻击极大地改变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在经济层面的讨论。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内大会上，人们甚少提到这两个党派的经济政策重心——供给侧疗法。特朗普一直坚持自党内初选以来的立场，希拉里则采纳了桑德斯的不少主张。特朗普和希拉里都没在演讲中提及财政赤字，也没承诺削减新自由主义者口中的“权利”。两位候选人都承诺将重审贸易协定、限制企业搬离美国本土，并规范约束华尔街。在初选中，桑德斯是唯一呼吁重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参选人，但两党的政治纲领均明确表示，应以某种形式恢复该法案。

这场辩论的变化多大程度上会被反映在11月的大选结果当中尚为未知。如果特朗普完全被打败（在笔者写作此书期间，这是一种可能的结果），共和党的国会及商界领袖会将其失败归咎于其民粹主义态度，而非其放纵且业余的竞选表现。巴里·戈德华特1964年败北之时，共和党高层就下过类似结论。然而，在戈德华特之后，共和党内部出现了许多戈德华特的模仿者，他们的表现更得体，最终也改变了该党的面貌。如果特朗普的参选最终也催生出模仿者，共和党将面临白人工薪阶层及商界支持者之间持续的冲突。

即使桑德斯淡出大选舞台，其竞选也将有可能对民主党产生更确凿的影响。在国会，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以及桑德斯协助创建的众议院进步党团都很好地延续着桑德斯的主张。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赢得总统大选，桑德斯的这群支持者将可能在民主党内部形成一派制衡华尔街和硅谷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力量。这种情形将导致民主党内部的持续冲突。

然而，从短期来看，美国不大可能经历一场颠覆新自由主义、重塑政党的政治地震。美国新自由主义基于一种含蓄的全球安排，在这种安排之中，美国是贸易逆差方（尤其在对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中），贸易顺差国家则将他们赚得的美元输送回美国，缓解美国的赤字，提升消费需求。这样的安排可能会招致危机，但它目前尚可维持。劳动机会将继续从中产阶层当中流失，但只要中产阶层仍能谋得工作，那么危机就尚可避免。同时，在控制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移民流入上，美国比欧洲处于更有利的位置。目前所发生的一切的确侵蚀着新自由主义议程，但并未使其瓦解。

然而，用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的话来说，无法永远持续的事情不会永远持续。支持新自由主义的贸易赤字、循环美元[2]和私人及公共债务的往复系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当停止、崩溃的那一天到来，人们将做出推断——佩罗、布坎南、桑德斯和特朗普的确准备了一条出路。

欧洲则又是另外一番情景。欧盟和欧元区的成立曾代表了最好的意图，然而许多欧洲人并未得到好处，尤其是生活在欧元区内不太富裕的国家的人们。对欧元的反对并不新鲜。1992年，经济学家韦恩·戈德利（Wynne Godley）就在《伦敦书评》上清晰发表过如下观点：

如果某个完整和谐的国家遭受结构性衰退，将会发生什么？只要该国是主权国家，它就能够贬值其货币。只要其国民接受实际收入的必要削减，该国就能够获得充分的就业和成功的贸易。然而，在一个经济和货币联盟下，这样的方式被剥夺了，如果不能拿出重新分配资源财富的预算措施，这个国家的前景将暗淡无光。

当然，确实没有什么预算措施。财政政策和基于该政策之上的财政收入握于国家之手，令事情更糟糕的是，《稳定与增长协定》及其2012年新版本《稳定协定》，极大地限制了用赤字来缓解失业率的方法。如果欧盟不断走近瓦鲁法克斯和其他左翼经济学家提出的统一集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那么欧元危机可能会得到缓解，但反对这种做法的力量巨大，尤其是在德国、荷兰和芬兰等富裕的欧洲国家中。这种情形导致了负面的欧元区未来发展状况预判。

伴随着欧元危机的其他现实情况也可能导致欧盟解体——来自中东、北非国家及不甚富裕的欧盟国家的难民和移民涌向富裕欧盟国家。开放边境的部分逻辑是，如果一国国民无法在本国找到工作，通过迁徙他们便能够在其他国家重获机会。富裕欧盟国家在获得经济成功的同时，也只能付出大量移民涌入的代价，而这也是英国退欧的主要原因。移民问题助推了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也激发了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丹麦人民党、荷兰自由党及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等组织对扮演财富重新分配角色的联邦预算措施的坚决反对。

包括牛津大学政治学家詹·齐隆卡（Jan Zielonka）在内的一些欧洲政治问题专家认为，欧盟最终会解体。依笔者个人的能力尚无法做出如此判断。但笔者认为，可以肯定地说，创造欧洲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各项社会压力将继续加重，并可能上升至一定程度，在这一程度上，除英国之外的其他若干国家也将决定脱欧。欧洲曾多次尝试建立欧洲邦联这一远比欧盟激进的组织，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而如果多国脱欧的情况发生，欧盟，这一巴拉克·奥巴马口中的“当代最大成就”，最终将承受与建立欧洲邦联的尝试相同的命运。

[1] chutzpah：指蔑视常识的勇气或指厚颜无耻的行为，在实际应用中可褒可贬。——译者注

[2] 循环美元：即美元的国际循环链条。该循环链条为美国享有国际货币体系资源提供了条件，维持了美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在美元的输出链上，美国的贸易逆差为其国民带来消费品和社会福利；而在美元的回流链上，美国通过发行债券等金融产品收回境外美元，同时吸收各类投资，促使美国源源不断地用虚拟产品而不是实物去交换商品及资源。——译者注

致谢

我要感谢“哥伦比亚全球报道”出版项目，感谢尼克·勒曼、吉米·索和卡米尔·麦克杜菲给予我帮助、意见、支持和鼓励，在他们的努力下，这本书最终得以出版。我也要感谢我的代理人拉菲·萨嘉林，是他建议我与“哥伦比亚全球报道”合作，出版这样一本书。拉里·林恩、阿瑟·古德哈默、托马斯·艾德萨尔、戴维·派克、乔恩·佩德罗·卡拉纳纳、约根·德拉哥斯达尔和詹姆斯·肖奇阅读了该书初稿的全部或部分，并向我指出不畅之处。不用说，他们无须对书中任何错误或误读负责，但若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写作将困难得多。我与迈克尔·林德就诸多观点做了探讨。在美国，克里斯托弗·卡尔德维尔、泰达·斯考克普尔、卡斯·姆德、西德尼·布卢门塔尔和詹姆斯·加尔布雷思也曾在许多观点的展开上帮助过我，并建议我应该阅读什么资料，以及与什么人探讨问题。在法国，弗里德里克·马特尔、安妮·伊丽莎白·莫特、诺娜·梅尔和玛丽安·妮欧丝为我解释了许多政治问题，并向我介绍了许多联系人。在西班牙，戴维·派克和苏珊·马克热情接待了我，戴维为我做了专业的指导和咨询。我也从劳拉·特德斯克、玛丽亚·德尔·瓦尔·戈梅兹、丹尼尔·伊纳拉里提和迈克尔·唐格曼那里获益匪浅。在丹麦，我的老朋友约根·德拉哥斯达尔为我答疑解惑。我也得到了来自马丁·布查斯、安德斯·皮德森和苏斯·梅勒特的帮助。卡特琳·希格斯、基思·哈蒙德和克里斯托弗·拉欧·斯考特为我从华盛顿卡耐基基金会图书馆借出写作所需的参考书籍。我永远感谢我的妻子苏珊·皮尔森，我的女儿埃莉诺和希拉里，感谢她们给予我的建议、鼓励和宽容。

延伸阅读

我在《民粹主义大爆炸》中表明，分别于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和欧洲的“民粹主义”是重要的政治分支，它有别于传统上的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也有别于欧洲社会民主和基督教民主。我对民粹主义影响力的分析受到了已故作家恩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作品《论民粹主义的逻辑》（On Populist Reason）的影响。拉克劳将民粹主义解释为一种能够为左翼和右翼两方所用的逻辑，同时也阐述了民粹主义者与其他政党及候选人政治需求的不同。《民粹主义与民主的镜子》（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也是本有用的书，这部选集由弗朗西斯科·帕尼扎（Francisco Panizza）编辑，集结了拉克劳与尚塔尔·墨菲的文章。在《民粹主义的含义》（Populism: What’s in a Name?）这篇文章中，拉克劳对他的论点做了清晰的总结，墨菲在《“政治的终结”及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The “End of 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ght-wing Populism）中对欧洲知识分子及政客对民粹主义一贯的否定态度予以驳斥。

通过对人民党和乔治·华莱士的研究发现，美国历史学家眼中的民粹主义能左能右。迈克尔·卡钦的《民粹主义的劝导》（The Populist Persuasion）反映了这一理解。卡钦将民粹主义看作一门“语言”，近似于拉克劳将其看作一种“逻辑”。大多数欧洲学者的研究都侧重于右翼民粹主义；部分原因在于民粹主义政党最初发轫于右翼一边，同时，这一认知也源于人们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记忆。许多研究都将西欧民粹主义视为民主的威胁。我认为卡茨·穆德的《欧洲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是部很有用的作品；同时我也很喜欢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的《对欧洲革命的思考；移民、伊斯兰教及西方世界》（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Europe: Immigration, Islam and the West），以及他发表在《旗帜周刊》上有关欧洲民粹主义的文章。

要了解从乔治·华莱士到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唐纳德·沃伦的《激进中间派：美国中产及疏离的政治》（The Radical Center: Middle Amer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Alienation）是一本关键的著作。沃伦在密歇根奥克兰大学任教，这位社会学家的才华尚未被世人认识。沃伦曾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支持华莱士的选民进行过广泛调查，他发现了一股集合了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力量，并为其取名“美国中产阶层激进主义”，这一人群后来也成为了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有关美国民粹主义的研究方面，凯文·菲利普斯也贡献诸多，如《共和党多数派的诞生》（The Emerging Republican Majority），以及《傲慢的资本：华盛顿、华尔街及美国政治的沮丧》（Arrogant Capital: Washington, Wall Street, and the Frustr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就休伊·朗的研究，我得益于艾伦·布林克利的《抗议者的声音：休伊·朗、神父考夫林及大萧条》（Voices of Protest: Huey Long, Father Coughlin,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有关茶党部分的写作得益于，茜达·斯科克波尔和凡妮莎·威廉姆森的《茶党及重塑共和党保守主义》（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以及艾米莉·伊丽莎白·爱金斯（Emily Elisabeth Ekins）的博士论文《茶党的公平：“相称公正”观念如何解释奥巴马时期的右翼民粹主义》（Tea Party Fairness: How the Idea of Proportional Justice Explains the Right-Wing Populism of the Obama Era，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3663x343）。

罗伯特·布伦纳的《全球动荡时代的经济》（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影响了我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根源及意识形态的表述。彼得·霍尔在《操纵经济：英法两国的国家干预型政治》（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中讲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弗朗索瓦·密特朗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霍尔近期的作品，特别是2014年8月发表在《西欧政治》（West European Politics）上的《资本主义的多样及欧元危机》（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the Eurocrisis）这篇文章也影响了我对欧元危机及欧洲经济大衰退的观察和分析。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欧元的采用正将欧洲引入死胡同。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的《再平衡：贸易、冲突及世界经济面前的危险之路》（The Great Rebalancing: Trade, Conflict,and the Perilous Road Ahead for the World Economy）让我确信，德国的贸易顺差扮演了特殊角色。佩蒂斯发表在博客上的文章《激进左翼联盟党和1871——1873的法国赔偿》（Syriza and the French Indemnity of 1871–1873，http://blog. mpettis.com/2015/02/syriza-and-the-french-indem- nity- of-1871-73/）是关于希腊、西班牙和欧元区危机的，也非常有趣。

在我研究欧盟政治的过程中，以下两个网站不可或缺：社会福利欧洲（socialeurope.eu）和开放民主（opendemocracy.net）。亚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在博客（artgoldhammer.blogspot.com）上发表了有关法国政治的文章，迈克尔·唐格曼（Michael Tangeman）在网站progressivespain.com中发表了与西班牙相关的内容。研究希腊和西班牙左翼民粹主义的最佳资料是《新左翼评论》。该杂志的2015年5——6月刊刊登了对我们可以党领导人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的访谈。我们可以党首席策略家伊尼戈·伊热昂的著作《我们可以党：以人民的名义》（Podemos: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中包括了伊热昂与尚塔尔·墨菲就民粹主义政治进行的对谈。詹姆斯·加尔布雷思在其近期著作《金杯毒酒：希腊的摧毁和欧洲的未来》（Welcome to the Poisoned Chalice: The Destruction of Greece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中对希腊债务危机的分析也使我受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粹主义大爆炸 /（美）约翰·朱迪斯著；马霖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1

书名原文：The Populist Explosion: How the Great Recession Transformed American and European Politics

ISBN 978-7-5086-9202-9

I. ① 民…II. ① 约…② 马…Ⅲ . ①民粹派－研究－美国 Ⅳ . ① D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8251号

The Populist Explosion: How the Great Recession Transformed American and European Politics

by John B. Judis

Copyright ©2016 by John B. Jud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民粹主义大爆炸

著者：［美］约翰·朱迪斯

译者：马霖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27千字

版次：2018年11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435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202-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贸易的真相

——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

[土]丹尼·罗德里克 著

卓贤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比较译丛”序

序言

第1章 实现更好的平衡

第2章 国家的运作机制

第3章 欧洲的挣扎

第4章 工作、工业化与民主

第5章 经济学家和他们的模型

第6章 经济学共识之害

第7章 经济学家、政治和观念

第8章 用作政策创新的经济学

第9章 何为南墙？

第10章 全球经济新规则

第11章 面向未来的经济增长政策

第12章 这是政治，蠢货！

致谢

资料来源

致我的孩子，
Deniz、Odile和Delphine，
他们让我相信世界越来越美好。

“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1]。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name
2015年7月5日

[1] 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Worldviews，and Policy Innov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2003.

序言

经济学家是否要对特朗普令人瞠目地当选美国总统负责？经济学家也许希望自己拥有左右竞选结果的影响力。但即使他们没有促成（或阻止）特朗普上台，有一件事倒是肯定的：如果经济学家能坚持自己的经济学素养，而不是成为单纯的全球化啦啦队员，他们本可以对公共讨论施以大得多的正面影响力。

将近二十年前，当我的论著《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问世时，我请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为该书题写封底推荐词。我在那本书中提出，在各国政府缺乏协调行动的情况下，过度全球化将加剧社会分裂，恶化收入分配，并破坏国内的社会契约。自那本书出版以来，这些观点已被广为接受。

但是，当时那位经济学家却有些犹豫。他并非真的不认同以上观点，只是担心我那本书会成为“野蛮人的弹药”，保护主义者会对该书关于全球化缺陷的观点断章取义，为他们狭隘且自私的利益提供挡箭牌。

我现在还会从经济学同行那里得到类似的反馈。某个经济学家会在交流后犹豫地举起手问：不担心你的观点会被你谴责的蛊惑民心者和民粹主义者滥用吗？

在公开辩论中，我们的观点总是有被异见者利用的风险。但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会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应不遗余力地发表支持贸易的观点。这其中隐含的前提是，贸易辩论的双方有一方必是野蛮人。显然，那些抱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或贸易协定的人必定是可怕的保护主义者，而那些支持者总是站在天使的一边。

事实上，许多支持贸易的狂热者是被其狭隘、自私的利益驱使。制药公司要求更严格的专利保护，银行争取自由进入国外市场的权利，寻求特别仲裁法庭帮助的跨国公司其实对公共利益并不关心。因此，当经济学家含糊其词时，他们实际上帮助了那些自私自利的“野蛮人”政党。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参与公共讨论遵循着一条潜规则：拥护贸易，但不过多纠缠于细节。这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果。经济学家的标准贸易模型通常会导致强烈的分配效应，在一方获得“贸易收益”的同时，某些生产者或工人群体的收入会受损。而经济学家一直深知，运转不畅的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信贷市场、知识或环境的外部性以及垄断等市场失灵，都可能会影响这些收益的分配。

经济学家也清楚，如同强化专利保护规则和协调卫生安全标准，那些超越国界的贸易协议会影响国内法规的制定，但它们产生的经济效益是不明确的。

尽管如此，只要有贸易协定出台，人们还是指望经济学家重提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能产生的奇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事件，对美国社会的收入分配有重大影响，但经济学家始终不关注贸易引发的分配效应。他们喜欢夸大贸易协定带来的总收益，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收益已经很小。他们支持将如今的贸易协议描绘成“自由贸易协定”。但如果知道这些“自由贸易协定”（比如TPP）中的知识产权或投资法规条款，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恐怕也会从坟墓里惊醒。

不愿在贸易问题上实话实说，使得经济学家的公众信用度大跌。更糟糕的是，这已经助长了反对者的声势。由于经济学家未能完整地分析贸易的全貌，也没有做出必要的区别分析和警示，反而使贸易更容易受到各种错误观点的攻击。

例如，尽管贸易可能导致不平等加剧，但它只是造成不平等的众多因素之一，它对不平等的影响远比技术要小。如果经济学家能同时关注贸易的负面效应，那么他们在这场贸易辩论中会更像可信赖的中立调解人。

类似地，从劳工权利保护不足的国家进口商品会引发严重的分配正义问题，如果经济学家愿意正视这一点，我们就能对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展开更充分的公开讨论。这样，我们就能将贫穷国家低生产率导致低工资的情况与依靠侵犯劳工权利而降低成本的情况区分开来。这样，大量不存在社会倾销问题的贸易就能免受“不公平贸易”的指控。

同样，要是经济学家听取了批评者的意见，关注汇率操纵、贸易失衡和就业流失等贸易的负面影响，而不是固守那些假设不会出现失业和其他宏观问题的模型，他们本可以在关于贸易对就业影响的讨论中占据主动。

简而言之，如果经济学家能把研讨会上的警告、不确定性和质疑搬到公开辩论场合，他们本可以成为世界经济更强有力的捍卫者。不幸的是，他们一味捍卫贸易的热情事与愿违。那些对贸易抱有偏见的煽动型政客之所以能蛊惑人心并已大权在握，贸易经济学家至少得承担一部分责任。

如同书名暗示的那样，本书不仅尝试澄清关于贸易的种种谬误，还将纠正关于经济学其他几个领域的陈见，以便开展更加平衡且有原则的讨论。虽然贸易是这些领域的核心，而且其中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经济学各领域的发展状况，但我们在金融全球化、欧元区或经济发展战略等政策讨论中也会发现相似的症状。

这本书汇集了我关于全球化、增长、民主、政治以及经济学原理的最新非技术性工作。本书的内容来自我为“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撰写的月度专栏，以及其他一些短篇和长篇文章。多数情况下，我只对原文进行些许编辑和更新，提供了与本书其他部分的知识链接，并添加了参考文献和支持性材料。在某些章节，我重新改写了原有文章，以期提供一个更完整的无缝分析。完整的资料来源列在了本书的最后。

本书展示了我们应如何以更坦诚的态度分析世界经济。这种分析世界经济的方式能为我们应对全球化逆流做好准备，甚至能大大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本书还提出了一些着眼于未来的新理念，以期创建高效运作的国家经济体系和更健康的全球化。

第1章
实现更好的平衡

在美国，关于全球贸易体系的讨论从来就不是热门话题。公众从未对世界贸易组织或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区域性贸易协定表示过强烈支持。不过，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虽然广泛存在，却也只是星星点点，难成气候。

这让政策制定者能够在二战后缔结一系列贸易协定。始终在贸易谈判桌前争论不休的各主要经济体，签署了两大全球性多边协定，即《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此外，世界上还存在着500多个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其中绝大多数是在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签署的。

但斗转星移间，国际贸易已经成为政治辩论的核心话题。美国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同时将反对现有贸易协定作为竞选活动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使从其他候选人的言谈尺度看，在当前政治氛围下力挺全球化简直就意味着在选举中不战而降。特朗普最终赢得大选至少部分归功于他在贸易上的强硬立场。他在选举中承诺，要对有损美国利益而使他国受益的贸易协定展开重新谈判。

特朗普等人关于贸易的民粹主义言论也许言过其实，但底层民众确实也叫苦不迭。这是因为，全球化并没有让所有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在中国、墨西哥等国低成本进口商品的冲击下，许多美国工薪家庭陷入困境。[1]一直以来，全球化的大赢家都是金融从业者以及那些因市场范围扩大而受益的高技能人才。虽然全球化从来都不是导致发达经济体内部不平等的唯一（或最重要）力量，但它的确扮演着关键角色。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却仍试图从近年来的贸易协定中找到有利于整体经济增长的证据。[2]

令贸易在政治上显得尤为显目的原因是，与导致不平等的其他因素（如科技）相比，贸易往往会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激起人们对公平的关注。如果一个人因竞争对手的创新优势而失业，这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倘若竞争对手将工作外包给一些国外企业，并放任它们做一些在本国会触犯法律的事（如禁止工人组织集体谈判），这种情况导致的失业就会激起众怒。人们介意的并非不平等本身，而是不公平造成的不平等，是被迫在不同规则下竞争的状况。[3]

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桑德斯大力宣扬要重新修订各项贸易协定，以更好地维护美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其言论立即激起了一片反对之声，因为全球贸易的停滞或逆转会使世界上最贫穷的群体失去利用出口摆脱贫困的希望。正如广受欢迎且一贯理智的Vox.com新闻网在其头条所言：“对于其他国家的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伯尼·桑德斯的言论更可怕了。”[4]

在发达国家引发社会和公平问题讨论的全球贸易规则，并不一定会与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发生冲突。全球化进步人士多此一举地把贸易和减贫捆绑在一起，反而对全球化议程产生负面影响，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取舍中。

关于贸易如何惠及发展中经济体的标准说辞，忽略了贸易史中的关键一点：那些充分利用全球化推动增长的国家使用了一套促进出口的混合策略，并实施了各种违反现行贸易规则的政策。补贴、国产化率要求、投资管制以及常见的进口壁垒，对于形成本国高附加值的新产业相当关键。[5]而那些只依靠自由贸易的国家（立刻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墨西哥）早已陷入了困境。[6]

这就是为什么自由化程度较高的贸易协定（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喜忧参半。如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受到世界贸易组织式规则的束缚，中国将无法成功实施史无前例的工业化战略。而在原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框架下，越南可获得持续进入美国市场的保证（美方现有壁垒其实已很低），但作为代价，越南必须在补贴、专利规则和投资管制上有所让步。

其次，并没有历史证据表明，贫穷国家只有在发达经济体采取极低或零贸易壁垒时才能从全球化中受益。事实上，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出口导向型增长经验（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进口关税还处于中等水平时。那时的关税可比现在要高。

因此，对于既担忧富国国内不平等又思虑其他国家贫穷的进步人士来说，好消息是全球化确实有可能鱼和熊掌兼得。但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以较激进的方式改变达成贸易协定的路径。

不过，这其中蕴含的风险也是极高的。管理不善的全球化不仅对美国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以及拥有全球大多数工人的中低收入国家也影响深远。因此，一国在经济开放与政策管理的独立性之间保持平衡至关重要。

如临深渊的欧洲

深度经济一体化对治理和民主提出的挑战在欧洲最为明显。我曾将欧洲的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比作“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的独特实验。[7]这场实验在广泛的经济融合与有限的政治融合之间形成了一道裂口，这在民主国家历史上前所未见。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超级全球化”实验的脆弱性展露无遗，那些外部严重失衡的弱势经济体急于找到解决方案。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是：结构性改革。在他们看来，紧缩政策肯定会造成阵痛，但大规模结构性改革（放宽对劳动力、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管制）会使痛苦变得可以承受，并帮助欧洲病人痊愈。

正如我将在后文解释的那样，这一想法始终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

毋庸置疑的是，欧元危机对欧洲的政治民主造成了极大伤害。在欧元危机中，人们对欧洲一体化项目的信心下降，中间派政党式微，极端主义政党尤其是极右翼成为主要受益者。这场危机还对欧元区以外国家的民主前景造成了伤害，这一点虽不为人知，但也同样重要。令人惋惜的是，欧洲已不再是其他国家追求民主的灯塔。鉴于欧盟无法阻止其成员国（如匈牙利）实行明显的独裁专制，我们也无法指望它能推动周边国家的民主进程。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后果：“欧洲灯塔”的丧失，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反复实施高压政策扫清了障碍。这种影响也发生在“阿拉伯之春”逐渐消逝的过程中。

误入歧途的经济政策让希腊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希腊的政治病症反映了深度一体化的“三重困境”：超级全球化、民主和国家主权不可能同时兼得，三者最多得其二。[8]与其他欧元国家一样，希腊不想放弃三者中的任何一个，最后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后，希腊又推出了一系列新计划争取时间，但迄今尚未摆脱困境。紧缩政策和结构性改革能否帮助希腊恢复经济健康，目前仍有待观察。

但历史向我们表明，希腊已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会奏效。在民主国家，当金融市场和外国债权人的利益与国内工人、养老金领取者和中产阶级发生冲突时，通常是国内居民的利益优先。

如果希腊最终全面违约，由此引发的经济乱局恐怕还不是最糟糕的，其政治后果更为可怖。欧洲一体化是二战以来欧洲政治稳定的核心支柱，一场混乱的欧元区分裂将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这不仅会破坏欧洲外围高负债国家的稳定，还会将祸水引向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法国和德国等核心国家也将处于风雨飘摇中。

这一噩梦般的场景仿佛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政治极端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正是在强烈抵制19世纪末以来的全球化中孕育而生。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群体因市场力量和全球化精英阶层的膨胀而感到不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充分利用了他们的焦虑感。

当时，自由贸易和金本位的实施，降低了社会改革、国家建构和文化复兴等国内事项的优先级。经济危机和国际合作失败不仅破坏了全球化，也打击了维持现有秩序的精英阶层。正如哈佛大学杰弗·弗里登教授指出的，这为极端主义铺平了道路。面对国家利益与全球主义之间的抉择，法西斯主义者、纳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选择了前者。[9]

幸运的是，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独裁政权已随风而逝。但经济一体化与地区政治之间一直剑拔弩张。长期以来，欧洲单一市场的形成速度要比欧洲政治共同体快得多，经济一体化走在了政治一体化的前头。

这种不同步导致民众对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文化认同的担忧与日俱增，却无法通过主流政治渠道疏解。国内政治受到的约束过多，无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而欧盟委员会的作用仍太过疲弱，无法获得足够的授权。

从中间派的败局中获益最多的是极右派。法国国民阵线在玛丽娜·勒庞的领导下重焕生机，并已成为一股主要的政治力量，对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构成严重挑战。在德国、丹麦、奥地利、意大利、芬兰和荷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人们对欧元的不满情绪获得选票，并在某些国家的政治体系中扮演“国王拥立者”的角色。

反对之声不限于欧元区成员国。在北欧，有新纳粹底色的瑞典民主党领先于社会民主党，并在2017年初的全国民意调查中升至首位。在英国，即便经济学家预警了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民众对欧盟的反感和对国家自主权的渴望还是让“脱欧”力量最终获胜。

极右派的政治运动以往会利用反移民情绪。但欧盟对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的救助方式，以及欧元带来的麻烦，似乎使极右派的欧元怀疑论得到证实，这给他们输送了新的弹药。当勒庞被问及是否会单方面退出欧元区时，她自信地回答道：“在我当选总统后的几个月内，欧元区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与20世纪30年代一样，国际合作的失败使中间派政治家无法充分回应国内选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诉求。欧洲一体化项目和欧元区的存在设定了政治辩论的基调：一旦欧元区崩溃，中间派精英的合法性将受到更严重的冲击。

欧洲中间派政治家致力于实施“更欧洲化”的战略。一方面，此项战略推行速度过快，以至于各地区的焦虑来不及舒缓；但另一方面它又显得不够迅速，并未来得及形成真正的欧洲政治共同体。长期以来，他们始终走在一条动荡不定且备受紧张局势困扰的中间道路上。由于坚持一种被证明是镜花水月的“欧洲愿景”，欧洲的中间派精英已伤害到欧洲一体化的观念。

对于解决欧洲危机的短期和长期措施，我们已能看清其轮廓，下文会就此展开讨论。始终横亘于欧洲面前的一个抉择是：要么启动建立政治联盟，要么放松经济联盟。但欧洲对危机的处置失当，让人很难相信它能以最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最终实现逢凶化吉。

发展中国家的动向

在过去20年里，发展中国家欣欣向荣。正当美国和欧洲陷入金融危机、财政紧缩和民粹主义反弹的泥淖时，以中国和印度为龙头的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和扶贫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及南亚也曾一度与东亚为伍。然而，即使在鼎盛时期，新兴市场上空也笼罩着两朵阴云。

首先，当今的低收入经济体能否复制曾推动欧洲、美洲和东亚快速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其次，它们能否建立发达经济体在20世纪实现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对于这两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从政治方面来看，建立和维持自由民主制度需要满足非常特殊的先决条件。这一挑战的关键在于，与选举式民主国家或独裁国家不同，自由民主的受益者往往不具规模优势，所掌控的资源也不足。其实这并不让人惊讶，即便是发达国家，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过程中也将面临重重障碍。如果没有长期且深刻的自由主义传统，一国很容易滑向威权主义。这将对政治和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增长挑战与民主挑战相伴而行。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就是我称之为“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的进程。[10]部分归因于制造业自动化和全球化，与东亚经济体相比，低收入国家正在更快地耗尽工业化机会。要是制造业在传统上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增长引擎，过早去工业化也许还不会酿成多大的悲剧。可现实并非如此。我将在本书后续章节中讨论相关原因。

事后看来，大多数新兴市场事实上并未实现可持续增长。与中国、越南、韩国等国的制造业奇迹不同，近期一些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并没有建立现代化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无须细看，你就会发现这些经济体的高增长率由国内需求而非产业升级驱动，而前者又受短期资源性商品繁荣和不可持续的公共或私人负债推动。的确，新兴市场有很多领先的企业，中产阶级的壮大也引人注目。然而，这些经济体的劳动力只有很少一部分受雇于高效企业，剩余的很大一部分受雇于非正规的低效企业。

自由民主在发展中国家是否注定前景黯淡，还是能以不同于当前发达经济体的形式存在？如果工业化失去了动力，发展中国家还可选择哪些增长模式？过早去工业化将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包容性产生怎样的影响？为克服这些未来的新挑战，发展中国家需要一种崭新的创造性战略，以充分发挥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协同力量。

贸易原教旨主义并不存在

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挑战之一”就是“要维持一个开放、扩大的国际贸易体系”。遗憾的是，世界贸易体系的“自由主义原则”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贸易体系崩溃的危险很大……或者说可能将重蹈20世纪30年代的覆辙。”

你可能会认为这些说法源于最近商界和金融媒体对逆全球化的担忧。事实上，早在1981年，这些说法便已见诸报端。[11]

当时发达国家的问题是滞胀。犹如今日之中国，那时的贸易巨人日本逐渐渗透并接管全球市场。美国和欧洲的应对之策是建立贸易壁垒，对日本的汽车和钢铁实施“自愿出口限制”。到处都充斥着令人心惊的“新贸易保护主义”言论。

历史证明这种贸易悲观论是错误的。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双边和区域性贸易投资协定的激增以及中国的崛起，全球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实现爆炸式增长，而非如预期般每况愈下。全球化（实际上更像超级全球化）的新时代就此开启。

事后看来，20世纪80年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并非与过去彻底决裂。正如政治学家约翰·鲁格指出的，这更像是维护而非破坏贸易机制。当时的进口“壁垒”和“自愿出口限制”是临时性的，是对新贸易关系引发分配关系调整的必要回应。[12]

当时误发警报的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是错的。如果政府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而不回应国内选民，那么局面可能会雪上加霜。在当代人看来，破坏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防止政治压力过度积累的舒缓措施。

如今，观察者对逆全球化的担忧是否也有危言耸听之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警告，缓慢的经济增长和民粹主义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菲尔德表示：“确保贸易一体化持续推进非常重要。”[13]

然而迄今为止，几乎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各国政府正在偏离开放经济的轨道。特朗普总统可能会造成贸易混乱，但他的言胜于行。世界贸易警报网（globaltradealert.org）上有一个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数据库，是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威胁论引用材料的主要出处。点击该网站上“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互动地图，你会看到遍布全球各地的红色圆圈像烟花一样盛开。这看起来的确令人担忧，但当用鼠标点击“贸易自由化措施”，你同样会发现数量上相差无几的绿色圆圈。

这次的差别在于，民粹主义政治力量似乎更加强大，更容易赢得选举。这种状况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造成的。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美国总统扬言退出多个贸易协定、修建驱逐墨西哥移民的隔离墙、惩罚迁至海外的公司，这些在不久之前均属天方夜谭。民族国家似乎在有意宣示着国家利益。

但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教训来看，只要有助于世界经济保持合理的开放，那么适度扭转超级全球化也可能会如塞翁失马一般。我们特别需要将自由民主的要求置于国际贸易投资需求之上。这种再平衡将有助于实现并维持开放的全球经济。

让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者变得危险的，并不是他提出的特定贸易主张，而在于他似乎有意掌控一个狭隘的本土主义平台。而且，他的经济政策并不能让美国与开放的世界经济实现共同繁荣的愿景。

当前，发达经济体主流政党面临的严峻挑战是，他们需要以民粹主义者擅长的鼓动方式提出一个实现全球共同繁荣的愿景。不应要求这些中左和中右政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超级全球化”。如果希望以非正统的政策赢得政治支持，贸易倡导者应让自己的言论更有感召力。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看主流政党的政策动机是出于对平等和社会包容的向往，还是受到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驱动；辨别他们是想加强还是削弱法治和民主审议；考察他们是否尝试挽救而非破坏开放的世界经济。

2016年的民粹主义风暴必然会打断过去几十年的贸易繁荣。虽然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签署范围更小的贸易协定，但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这两大区域性贸易协定已等同于失效。

我们大可不必哀悼这两大区域性贸易协定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相反，我们应发起一场开诚布公的原则性讨论，把全球化和发展置于新的政治现实和技术条件基础上，并将自由民主的要求摆在重要位置。

回归平衡

超级全球化是一个极易招致强烈抵制的空中楼阁——毕竟，在提供市场所需的监管和法治方面，民族国家仍具有绝对优势。对超级全球化更深层次的异议还在于，精英和技术专家对超级全球化的痴迷，难以实现经济繁荣、金融稳定和社会包容等国内合理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我们需要直面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程度应多高为好？在交通和通信革命明显消除地理距离的时代，民族国家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各国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向国际机构让渡主权？贸易协定究竟能实现什么，我们该如何改进？全球化在何种情况下会破坏民主？吾国吾民对国界之外的彼邦彼民有所亏欠吗？我们该如何以最佳方式履行彼此的责任？

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在国家与全球治理之间恢复合理的平衡。我们需要一个多元化的世界经济。在这一经济体系中，民族国家能保留足够的自主权以形成特有的社会契约，并制定独立的经济战略。我认为，将世界经济作为“全球公地”的传统描述（即除非相互合作，否则各国经济将受损）极具误导性。如果一国的经济政策失败了，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国内而非国际因素。各国为全球经济做贡献的最好办法，就是维持自身经济的正常运转。

在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至关重要的领域，全球治理仍然十分重要。而且，全球通行规则有时还可以通过提高民主审议和决策水平，优化国内的经济政策。但我认为，与那些已成为当今时代标志的全球化协定相比，有利于改善民主的全球协定将大为不同。

几十年来，民族国家始终处于政治和经济核心地位，但长期以来也饱受抨击。接下来，我们的分析就从民族国家开始。

[1] 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参见Shushanik Hakobyan and John McLaren,“Looking for Local Labor-Market Effects of NAFTA,”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98（4），October 2016: 728-741。关于中国贸易造成的冲击，参见David H.Autor，David Dorn，and Gordon H.Hanson,“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vol.8，October 2016: 205-240。Hakobyan和McLaren发现，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其工资增幅比其他行业少了17个百分点。Autor等人发现，对于受贸易严重冲击的社区，当地的工资水平和就业状况遭到持续的巨大影响，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补偿。

[2] 最近有一项学术研究利用现代贸易理论的高深模型得出这样的估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总收益仅相当于美国整体“福利”收益的0.08%。而该协定对贸易量的影响要大得多：美国从墨西哥的进口量增加了一倍。参见Lorenzo Caliendo and Fernando Parro,“Estimates of the Trade and Welfare Effects of NAFTA,”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82（1），2015: 1-44。同样有趣的是，在美国0.08%的微小收益增长中，有整整一半不是由效率提高产生的，而是因贸易条件改善带来的。也就是说，根据Caliendo和Parro的估计，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相对于其出口商品的价格是下降了，但这并不代表效率的提高，而是反映了其他国家（主要是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收入转移。这些收益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

[3] Christina Starmans，Mark Sheskin，and Paul Bloom,“Why People Prefer Unequal Societies,”Nature: Human Behaviour，vol.1，April 2017: 82.

[4] Zack Beauchamp,“If You're Poor in Another Country，This Is the Scariest Thing Bernie Sanders Has Said,”Vox，April 5，2016，http://www.vox.com/2016/3/1/11139718/bernie-sanders-trade-global-poverty.

[5] Dani Rodrik,“Growth Strategies,”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P.Aghion and S.Durlauf，eds.，vol.1A，North-Holland，2005: 967-1014.

[6] Dani Rodrik,“Mexico's Growth Problem,”Project Syndicate，November 13，2014，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mexico-growth-problemby-dani-rodrik-2014-11? barrier=accessreg.

[7] Dani Rodrik，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W.W.Norton，New York，2011.

[8] “世界经济的政治困境”最早出现在Dani Rodrik,“How Far Wil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Go?”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Winter 2000.在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一书中，我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9] Jeffry A.Frieden，Global Capitalism: Its Rise and Fal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W.W.Norton，New York，2007.

[10] Dani Rodrik,“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vol.21，2015: 1-33.

[11] Carl J.Green,“The New Protectionism,”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vol.3，1981: 1.

[12] 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2），Spring 1982: 379-415.

[13] “IMF Sees Subdued Global Growth，Warns Economic Stagnation Could Fuel Protectionist Calls,”IMF News，October 4，2016，http://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6/10/03/AM2016-NA100416-WEO.

第2章
国家的运作机制

2016年10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公开贬低“全球公民”这一概念，称“如果你自诩为全球公民，那你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此言一出，举世皆惊。

她的发言招致财经媒体和自由派评论家的奚落和警觉。一位分析人士批评道：“当今最有益的公民形象，不但是诸如伯克郡这样小范围地区利益的捍卫者，而且也得是致力于提高全球福祉的斗士。”《经济学人》杂志称梅的言论代表了狭隘的逆流而动。一位学者指责她颠覆了正确的价值观，提醒人们其言论中飘荡着“1933年的回声”。[1]

我了解“全球公民”是个什么样子：我本人就是一个绝佳样本。我在一国长大成人，又在另一国定居，且同时揣着这两国的护照。我撰写关于全球经济的文章，而工作又让我有机会游历四方。我在其他国家旅行的时间总和，超过了我在任何一个国籍所在国度过的岁月。我身边的大部分同事也都出生于海外。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国际新闻，却常将本地报纸弃置数周而不顾。在体育方面，我对本国的国家队新闻一无所知，却是大西洋彼岸一支足球队的狂热粉丝。

然而，梅首相的言辞却触动了我的心弦。它包含着一个基本事实，如果对此视而不见，恰恰说明全球的金融、政治和技术官僚精英如何故步自封，如何与同胞渐行渐远并失去他们的信任。

一些人因深感遭到全球主义精英的漠视和抛弃而牢骚满腹。经济学家和主流政客常将民众的各种抵制视为令人沮丧的挫败，而那些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政客恰恰借此煽风点火。然而，全球主义如今正在消退，而民族国家则活力四射。

多年来，知识分子中有一种共识始终占据上风，即民族国家的现实意义在不断削弱。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在全球治理上，认为国际规则与国际机构要支持浩浩荡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及世界主义意识的崛起。

全球治理成为当今时代精英群体的箴言。他们认为，技术创新与市场自由化推动货物、服务、资本和信息的跨境流动猛增，使得全球各国联系十分紧密，任何国家都不能单枪匹马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制定全球规则、全球协议和全球制度。这一观点如今得到广泛认可，任何质疑之声只会让人感觉犹如妄称太阳围绕地球旋转一般可笑。

要理解这个观点如何一步步形成，我们就得深入剖析一下反对民族国家的理论依据以及支持全球化治理的理由。

备受抨击的民族国家

人们普遍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过时已久的概念，与21世纪的现实状况格格不入。对民族国家的抨击超越了传统政治分歧，也是能将经济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的少数几种事物之一。列昂·托洛茨基曾在1934年发问，“当要确保所有欧洲人都能享有文化发展的完全自由时，欧洲经济体的完整性又如何能保证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完全解除民族国家对生产力的束缚。”[2]考虑到欧元区正经历的阵痛，托洛茨基的答案听上去有着出人意料的现代性。这也是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认可的观点。

许多当代道德哲学家也加入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行列，认为国界是无关紧要的。即使不用长篇大论的表述，他们至少也会明确表明这一主张。下面是彼得·辛格的观点：

如果我们必须向所在部族或者民族证明自己的正当性，那么我们的道德就会具有部族性或民族性。但如果通信革命催生了全球听众，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在全世界面前证明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技术变化为新道德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而新道德体系将为世间所有人服务。此前的任何道德体系，无论其辞藻多么华丽，都无法实现这一点。[3]

我们再看看阿玛蒂亚·森的观点：

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国家（主要是民族国家）间的政治分歧是某种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不仅是我们要解决的现实障碍，还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分支。[4]

国界在森和辛格眼中是一种障碍。但随着商业发展和通信技术进步，世界变得更加互联互通，国界造成的现实障碍应当也能够得到解决。

同时，经济学家也对民族国家冷嘲热讽，指称民族国家是产生交易成本的源头，妨碍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这不仅仅是因为各国政府在其边境实施进口关税、资本管制、签证管理等限制措施，阻碍了商品、资金和人员的全球流动；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主权国家的多元化产生了管辖权的分割以及相关的交易成本，货币、法律以及监管的差异成为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随着公开的贸易壁垒日渐减少，后一种交易成本的相对重要性在不断提高。进口关税只占总体贸易成本很小的一部分，而交易成本则不然。詹姆斯·安德森和埃里克·范·温库普估算发达国家相关交易成本达到关税的170%，这个量级远高于进口关税。[5]

对经济学家而言，存在这种规模的成本，相当于在路边随意抛撒100美元大钞那样可惜。他们认为，在去除掉各国管辖权的差异之后，全球经济会从贸易中获得类似二战后多边关税自由化的巨额收益。因此，全球贸易议程愈加专注于实现监管体制的一致性，范围涵盖了从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标准到金融监管等方方面面。这也是欧洲国家注重推行单一货币以实现共同市场梦想的原因。经济一体化需要约束民族国家自身的货币发行能力，执行一致的监管措施，并实施同样的法律标准。

民族国家的持续生命力

一直以来都有人预言民族国家会消亡。“对任何一个研究世界秩序的学生而言，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族国家的命运”，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曾在1966年写道。[6]雷蒙德·弗农1971年经典之作的标题就是《困境中的国家主权》（Sovereignty at Bay）。[7]两位学者其实本是想给“民族国家消亡论”泼冷水，但他们的笔调反映出一股汹涌的主流舆论潮流。无论是欧盟（霍夫曼的研究重点）还是跨国企业（弗农的课题对象），都普遍认为民族国家正被更有生命力的新发展趋势替代。

不过，民族国家仍不愿意就此成为明日黄花。民族国家证明了自己出色的适应力，至今仍然是全球收入的主要分配者、市场化制度的首要核心以及个人情感纽带的主要归属。只要想想下面一些事实，我们就能一目了然。

为了测试我的学生对全球不平等决定因素的直觉，我在开课第一天就问他们是希望成为穷国中的富人还是富国中的穷人。我告诉他们只需要考虑消费水平，且只将“富”和“穷”的标准认定为在一国收入分配中最顶端和最底端的5%。相应地，一个富国的标准是人均收入处于所有国家最顶端的5%，而穷国则处于所有国家最底端的5%。在知晓这些背景后，大部分学生通常会表示希望成为贫穷国家的富人。

事实上，这种选择真是大错特错。按以上设定计算，富国中的穷人几乎要比穷国中的富人富有近5倍以上。[8]让这些学生犯错的是一些幻象：他们在穷国中见到的那些出门奔驰宝马、宅内保安门房的超级富豪只是人口中极小一部分，远比问题设定的收入分配最顶端5%的人要少。事实上，最顶端5%人群的平均收入比顶级富豪低得多。

学生们由此就会发现世界经济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人的经济财富首先是由其出生地（哪一个国家）决定的，其次才由其在国内收入分配中的位置决定。如果用更技术性且更精确的术语来说，全球不平等主要源于不同国家间的不平等，而非国家内部的不平等。[9]由此可知，全球化已经消除各国差别的论调可以休矣。

我们再考虑一下民族认同的作用。有人会认为，在跨国密切联系的推力以及本地关联性的拉力作用之下，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情感依赖日渐淡薄。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民族认同仍然普遍盛行，甚至在这个世界上某些偏僻的角落里也是如此。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民粹主义反弹之前，这种情况都真实存在。

为观察民族认同感的持续生命力，我们参考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该调查覆盖了57个国家的8万多人（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在调查中，受访者需要回答一系列关于本地、国家和全球情感依赖强度的问题。我计算受访者中对“我认为自己是国家/民族的一个公民”表示“认同”或“非常认同”的比重，以此确定民族情感依赖的强度。我又计算受访者中对“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球公民”表示“认同”或“非常认同”的比重，以此衡量全球情感依赖的强度。我将以上两个比重减去受访者中对“我认为自己是本地社区的成员”表示认同的比重，以便实现某种标准化。换言之，我测算了与本地情感依赖相对应的国家和全球情感依赖。研究使用了2004—2008年的调查结果，因为这一调查发生在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可排除经济衰退对调查结果的干扰效应。

图2.1显示了全球样本的整体结果以及美国、欧盟、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图中突显的并不是国民身份认同远强于“全球公民”的身份认同，因为这一点本就在意料之中。令人惊讶的发现在于，国民身份认同比本地身份认同有更强大的影响力，这一点可从标准化后的国民身份认同比例仍为正数中观察到。这种倾向在整体上存在，而美国和印度这两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最为明显。实际上，我们原本以为这两国的本地情感依赖强于民族国家的情感依赖。

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欧洲公民对欧盟的情感依赖如此之低。事实上，如图2.1所示，即便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的欧洲一体化和相关制度建设，欧盟公民身份的概念对欧洲人来说，似乎就如全球公民身份一样虚无缥缈。

图2.1 国家、全球和欧盟公民身份认同（减去本地社区的情感依赖）

注：该图的指标是用“我认为自己是国家/民族的一个公民”和“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球公民”的“认同”或“非常认同”比重，分别减去“我认为自己是本地社区的成员”的“认同”或“非常认同”比重。

资料来源：D.Rodrik,“Who Needs the Nation State?”Economic Geography，89（1），January 2013: 1-19。

如此看来，自2008年之后全球情感依赖变得愈加淡薄并不足为奇。特别是在某些欧洲国家，对全球公民身份认同的比重（标准化后）大幅下降：德国从2004—2008年的-18%降至2010—2014年间的-29%，同期西班牙则从-12%降至-22%。

持不同意见的人会说，此类民意调查有意模糊了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我们通常预期那些年轻人、高素质劳动力以及高学历人士会挣脱国家认同的束缚，在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情感依赖方面更加全球化。如图2.2所示，这部分群体确实与其他群体存在预期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且也不会改变整体格局。即使在年轻人（25岁以下）、大学毕业生以及专家群体中，国民身份认同感也强于本地情感依赖，比起全球情感依赖更是强得多。

图2.2 社会人口学影响

注：该图的指标是用“我认为自己是国家/民族的一个公民”和“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球公民”的“认同”或“非常认同”比重，分别减去“我认为自己是本地社区的成员”的“认同”或“非常认同”比重。

资料来源：D.Rodrik,“Who Needs the Nation State?”Economic Geography，89（1），January 2013: 1-19。

最后，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人们对民族国家是否能发挥持久作用的疑问肯定已荡然无存。最终，还是国内政策制定者出手阻止了一场经济崩溃，是各国政府拯救了银行、补充了流动性、提供了财政刺激并解决失业问题。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的评论令人印象深刻：银行在全球范围内经营，但银行破产的影响由具体国家承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新近更新的二十国集团（G20）都只不过是清谈俱乐部。在欧元区，是从柏林到雅典的各国首都出台的决策决定了危机如何收场，而不是布鲁塞尔（或斯特拉斯堡）的政治家采取的行动发挥了作用。而且，最终承担所有错误和些许责任的也是各国政府。

支持民族国家的规范理由

从历史角度看，民族国家一直以来都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进步紧密相连。民族国家有效遏制了内乱，将凝聚力网络覆盖到地方群体之外，刺激了大规模市场和工业化的发展，调动了人口和金融资源，并推动了代议制的传播。[10]内战和经济衰退是当今“失败国家”的宿命。在那些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国家，居民很容易忽视民族国家在克服这些挑战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民族国家之所以会失去知识分子的赞美，有一部分原因是，知识分子视那些成就为理所当然的存在。

但作为一种有领土边界的政治实体，以全球化的视角看，民族国家果真是实现理想的经济和社会目标的障碍吗？或者，民族国家对于实现这些目标是否不可或缺？换一个角度，除了强调民族国家如今仍然存在且未见衰落之外，我们还能为民族国家提出更有力的辩护吗？

我先明确一下“民族国家”这个术语。“民族国家”一词会唤起人们对于民族主义内涵的联想。本书中，我强调的不是其“民族”或“民族主义”部分，而是其“国家”部分。特别是，我感兴趣的“国家”是作为特定空间界限中有独立管辖权的实体。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将民族视为国家出现的结果，而不认为国家是民族孕育而生的产物。正如法国大革命理论学家西哀士所说：“何为民族？民族就是生活在一个共同法律体系之下并由同一立法机构代表的一众人等。”[11]我对于民族是什么、各民族是否应拥有独立的国家或者世界上应该有多少国家等争论并不关心。

相反，我想提出一个坚实的观点，解释为什么稳健的民族国家实际上是有益的，特别是对世界经济而言。我将论证民族国家的多样性实际上增加而非削减了价值。我的出发点是：市场需要规则，而全球市场需要全球规则。一个真正无边界的全球经济，其经济活动完全超脱于国家的疆域，必然推动跨国规则制定机制的形成，使其符合全球性市场的规模与范围。但即便实现了这一点，我们也不会达成理想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支持型规则并非只有一个模板，保持多样性制度之间的试验和竞争才能达到理想状态。而且，不同地方群体的需求和对制度形式的偏好大相径庭，历史传承和地理因素仍限制着这些需求和偏好的趋同。

因此，我认为民族国家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崩解的源头之一。我认为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行为最终只能事与愿违，它既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健康的世界经济，也不会产生更好的规则。

图2.3左半部分呈现了典型的全球主义者观点，我的观点与之不同。在全球主义者看来，由交通通信技术革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瓦解了全世界不同地域人群之间的社会和文化障碍，培育了一个全球社区。他们进一步指出，一个全球政治共同体（即全球治理体系）呼之欲出，这将支撑和进一步增强经济一体化。

图2.3 可替代的动力强化机制

资料来源：D.Rodrik,“Who Needs the Nation State?”Economic Geography，89（1），January 2013: 1-19。

我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想法，强调了一种不同的动力机制，这种机制可以维持政治分立且经济未完全一体化的世界不断发展（如图2.3右半部分所示）。在这种动力机制中，偏好异质性、制度的非唯一性以及地理多样性，产生了对制度多元化的需求。制度多元化妨碍了完全的经济一体化，而不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反过来强化了异质性和距离因素。当第二种动力机制的力量足够强大时（我将在后文论证其强大的原因），按照第一种动力机制的规则运作只会让我们陷入困境。

超级全球化的徒劳无功

市场的运转依赖于非市场的制度，因为市场无法自我创造、自行监管、自动稳定或自主立法。任何超出邻里间简单交换的交易，都要求对运输、通信和物流进行投资。市场还需要一个有利于合同履行、信息提供和防止欺诈的环境，一种稳定可靠的交易货币，以及使成果分配符合社会规范的各类制度安排等。一个运行良好、可持续发展的市场，需要各类体制机制为市场提供监管、再分配、货币和财政稳定以及争端管理等重要功能。

迄今为止，这些制度功能的大部分一直由民族国家提供。从二战后到现在，民族国家不但没有阻碍全球市场的发展，反而从诸多方面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主导着全球经济。该体系背后的指导原则就是，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独立的国家）都需要一定的自主政策空间，以便于它们管理各自的经济并保护其社会契约。限制国家间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资本管制，被视为全球金融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贸易自由化一直仅限于工业制成品领域以及工业化国家内部。当低成本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进口导致本国相关产业和地区出现失业、进而威胁国内社会稳定时，它们也会被单拎出来作为一种特殊体制对待。

不过，贸易和投资流动还是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而且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安排有利于打造良好的国内政策环境。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要贸易和金融中心维系的各种规则。正如约翰·阿格纽强调的，国家货币体系、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实践都是金融全球化的基石。[12]贸易开放得以维持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更多靠的是国内政治博弈而非关贸总协定的规则。

民族国家是全球化的推动者，但也是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终极障碍。将全球化与健康的国内体制相结合，有赖于管理好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之间的这种张力。如果像20世纪20年代时一样过多偏向于全球化，我们就会损害植根于国内体制的市场。如果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过多偏向于国家，我们就会失去国际贸易带来的收益。

从20世纪80年代起，人们的思想天平发生了决定性转变，开始青睐市场而反对政府干预。这种转变的国际性影响就是我所称的“超级全球化”得到了全面推动，[13]全球经济开始试图取消妨碍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所有交易成本。这一行动在贸易领域取得的最大成果是诞生了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规则现在已扩展到服务业、农业、补贴、知识产权、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标准以及之前被视为国内政策适用的各类领域。在金融领域，资本自由流动已经成为标准，而不是例外；监管机构则专注于实现金融规则和标准的全球协调。绝大部分欧盟成员国则走得更远，它们率先减少了彼此间的汇率波动，并最终采用了单一货币。

超级全球化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国内治理机制遭到削弱，而全球治理体制尚未完善。其中的一类失败，源自将规则制定推到远超过政治辩论和可控范围之外的超国家领域。这类失败体现为喋喋不休地抱怨民主缺陷、合法性缺失以及话语权与问责的缺位。这些抱怨已成为附着在世界贸易组织和欧盟体制上的长期特征。

而当规则制定仅着眼于国内时，另一类失败就会出现。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拥有迥异制度的国家开展贸易的规模提升，加剧了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和经济不安感。更具破坏性的是，已成为国内金融稳定重要支柱的相关制度（如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破产法、财政稳定器等），在全球层面上并无对应的制度安排，这让全球金融成为不稳定和大规模阶段性危机的源头。单凭国内政策并不足以解决经济金融极致开放带来的各类问题。

那些在新开放体制下表现最好的国家，恰恰就是那些并未被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热情冲昏头脑的国家。中国取得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扶贫与经济增长成果，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全球经济开放的主要受益者。但就中国自身而言，它采取了一套极为谨慎的战略，将广泛应用的产业政策、延迟实施的选择性进口自由化以及资本控制措施相结合。事实上，中国是在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而非超级全球化的规则参与全球化。

全球治理是可行之道还是空中楼阁？

目前，人们达成共识的全球化弊病，源自市场的全球性与市场管理规则的国内性之间的失衡。从逻辑上讲，这种失衡只能通过如下两种方法中的一种加以纠正：将治理范围扩展到民族国家之外或者限制市场的范围。在政治正确的语境中，似乎只有第一种选项才受人垂青。

“全球治理”在不同人眼中有着迥然不同的意味。对政策官僚来说，“全球治理”是指新的政府间论坛，如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论坛。对某些分析人士而言，“全球治理”意味着跨国监管机构网络的出现，制定着从卫生到资本充足标准的通用规则。[14]对另一些分析者而言，全球治理是一种“私人治理”体制，对应着公平贸易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制度。[15]不过也有一些人将其想象为可问责的全球管理流程，这一管理流程“依赖于本地辩论，并在全球比较中获取信息，且在公共理性的空间里运作。”[16]对许多活动家而言，这意味着国际非政府组织有着更大的掌控力。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全球治理新形态仍然很脆弱。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是否能够发展壮大，变得足以经受超级全球化的冲击，并激发真正的全球认同感。我不认为全球治理模式能做到这一点。我将从如下四个方面阐述我的观点：（1）市场支持型制度并非万能；（2）地方团体对制度形式有着不同的需求和偏好；（3）地理距离限制了这些需求和偏好的趋同；（4）不同制度之间的实验和竞争才是理想的形式。

市场支持型制度并非万能

正如我之前所言，确定市场支持型制度提供的“功能”相对简单。这些制度能够创造市场、监管市场、稳定市场并为市场提供法治基础。但确定制度应采取何种形式则另当别论。我们并无理由相信这些功能只能以特定的方式提供，或者认为发挥这些功能的制度形式屈指可数。换言之，制度功能并不会一对一地映射到制度形式上。

所有发达国家都是以私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某种变体。但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历史上都是在大相径庭的制度环境下不断发展演进的。它们在劳动力市场、公司治理、社会福利制度和监管手段等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实践做法。这些国家在不同制度规则下同样成功地创造了可观的财富，这说明了经济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条条大路通罗马。是的，市场、激励、产权、经济稳定和可预期性都很重要，但我们并不需要千篇一律的药方。

经济增长本就起伏不定，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亦是如此，所以对某种制度的短暂追捧也实属正常。近几十年来，欧式社会民主、日式产业政策、美式公司治理和财务制度都在不同阶段受到追捧，待到其光芒黯淡之时才会淡出人们关注的视野。尽管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极力推行最佳实践，但制度模仿鲜有成功的案例。

制度模仿不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制度组成要素通常是彼此互补的，只关注局部的改革注定会失败。例如，当劳动力市场缺少职业培训项目和完备的社会安全网时，解除劳动力市场管制，允许公司可以更随意地解雇工人，这就容易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利益相关者约束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允许金融机构自我监管将带来一场灾难。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一书中，彼得·霍尔和大卫·索斯凯斯确定了发达经济体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类型，他们称之为“自由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ies）和“协作型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17]如果我们将视野拓宽至亚洲，当然还能发现其他制度类型。

更根本的一个原因则同制度设计与生俱来的可塑性有关。正如罗伯托·昂格尔强调的，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在当世观察到的制度差异已穷尽了一切可能。[18]理想的制度功能，如将私人激励机制与社会利益最大化协调一致、确保宏观稳定以及实现社会正义等，都可通过不计其数的方式实现，其中唯一的限制就是我们的想象力。世间并不存在一套最佳的制度组合模板，那只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的幻象罢了。

这并不意味着制度上的差异不会产生实际后果。制度的可塑性并不代表制度总能发挥积极作用：在很多社会中，制度显然未能为生产、投资和创新提供充分的激励，更别说能支持社会正义了。但即使在相对成功的社会中，不同的制度安排也常常会对不同群体产生差异化的影响。例如，与协作型市场经济相比，自由市场经济为最有创意和成功的社会成员提供更好的机会，但也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让工人阶层产生更多经济上的不安全感。理查德·弗里曼就指出，在高度管制的劳动力市场，收入分布区间较窄，但并不一定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19]

对此，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还有一个有趣的类比。这条定理指出：任何帕累托有效均衡都可通过一个禀赋分配合理的竞争性均衡来达成。事实上，制度安排就是那些指导人们如何配置各类社会资源的规则。这些规则决定了各种禀赋的分配方式。每一个帕累托改进结果可在一套特有规则的支持下实现。反之，每一套规则也都有潜力产生各异的帕累托改进结果。（我说“有潜力”是因为，“糟糕的”规则显然会产生人人受损的帕累托倒退结果。）

我们尚不清楚如何在各种帕累托有效均衡中做出事前选择。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才使人们在不同的可选制度之间进行抉择时如此困难，因此留给政治共同体决策不失为一种最佳方式。

异质性与多样性

伊曼努尔·康德曾写道，宗教和语言让人们产生隔阂，阻碍了大一统君主体制的出现。[20]但事实上还有许多其他东西让我们产生隔阂。如我在前一节讨论的，制度对福利分配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许多其他特征影响显著。人们在如何取舍公平和机会、经济安全和创新、稳定和动力、经济成果和社会文化价值观等问题上并无定论，对于其他制度选择会有何种后果也众说纷纭。最终，偏好上的差异成为反对全球制度融合的主要理由。

先设想一下应当如何监管金融市场吧。对于金融监管制度，各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选择。是否应当隔离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是否要对银行的规模设定上限？是否应当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如果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该制度应覆盖多大的范围？能否允许银行用自营账户进行交易？银行应就其交易披露多少信息？银行高管薪酬可否只由董事会确定而不做任何监管限制？银行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标准应如何设置？是否所有的衍生品合约都得在交易所进行交易？信用评级机构该起到何种作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上述问题，一个核心的权衡是如何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之间取舍。一种简单的选择是完全放开金融创新（开发新的金融产品）的限制，但这是以经济危机和崩溃的概率不断提高为代价的。强力监管倒是可以缩小危机发生的范围并降低危机成本，但很可能会以提高金融成本并剥夺很多人享受金融服务为代价。这种权衡并没有唯一的最优解。对那些在“创新—稳定”的组合区间有着不同偏好的群体而言，要求他们都选择相同的监管制度可能会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但代价是强加了许多与本地偏好格格不入的安排。这就是金融监管目前面临的两难困境，即银行内部在推行统一的全球交易规则，而国内立法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始终抗拒统一监管。

另一个例子就是食品监管。在1998年的一项争议性案例中，欧盟禁止进口使用某种生长激素的美国牛肉，美国称该行为违反了《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而世界贸易组织站在了美国的一边。有趣的是，欧盟的这一禁令并非专门针对进口产品，而是对进口牛肉和本土牛肉都一视同仁。该禁令由警惕潜在健康威胁的欧洲消费者游说团体推动，背后似乎并没有保护主义的动机。不过，世界贸易组织裁定，这项禁令违反了《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中的一项规定，即相关政策必须依据“科学证据”制定。[在2006年的一个类似案例中，世界贸易组织也否决了欧盟对转基因食品与种子（GMO）的限制，再一次对欧盟科学风险评定的适当性提出异议。]

事实上，迄今为止鲜有证据显示生长激素会产生任何健康威胁。欧盟辩称它采用了世界贸易组织并未明确规定的更宽泛原则，即所谓的“预防原则”，允许对科学上的不确定性采取更谨慎的态度。预防原则颠倒了举证责任，它并不关注“是否有合理的证据证实生长激素或转基因食品或种子有副作用”，而是要求政策制定者质问“我们是否有理由确认它们不会有副作用”。在许多未知的科学领域，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可以是“不”。预防原则是否合理，取决于风险厌恶水平以及潜在副作用的可能规模和不可逆转程度。

如欧盟委员会辩称的（虽无济于事），这类监管决策无法纯粹基于科学做出。政治聚合了一个社会的各种风险偏好，它在决策中应起到决定性作用。对于这类监管措施，我们有理由认为，不同的社会将产生不同结果。一些国家（如美国）会以降低成本作为首要考虑因素，而其他国家（如欧盟）会以更高的安全为目标。

制度安排的适宜性也取决于发展水平和历史轨迹。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曾经指出，落后国家需要一些与先发工业化国家截然不同的制度，如大型银行和国家主导型投资。[21]他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但即使在快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制度依然存在着很大差异，在一处大放光彩的制度在别处大多南橘北枳。

想一想那些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如何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吧。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企业严重依赖出口补贴才在海外市场谋得一席之地，它们在进口体制自由化上也是渐进而行。中国设立了经济特区，允许出口导向型公司在不同于国有企业和其他内向型企业的规则下经营。与之不同，智利遵循了教科书模式，大幅降低进口壁垒，迫使国内公司与外国公司在本国市场上直接竞争。如果智利的这种策略在中国实施，将会造成一场灾难，因为这会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国有企业员工失业，产生无法估量的社会后果。而对智利这样一个非跨国公司主要目的地的国家，中国模式在那里也不会获得成功。

阿尔贝托·阿莱西纳和恩里科·斯波劳雷探讨了偏好的异质性如何与规模化收益相互作用，从而内生地决定国家的数量和规模。在他们的基本模型中，不同个人对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按我的术语来说，特定的制度安排）类型有着截然不同的偏好。[22]公共产品供给覆盖的人口基数越大，其单位成本就越低。另一方面，在人口越多的国家，一项特定公共产品无法满足的人群规模也会越大。较小的国家更有能力对其公民的需求做出反应。确定民族国家的最理想数量，就要在规模带来的效益与公共产品供给的多样性成本之间权衡。

阿莱西纳和斯波劳雷模型的重要洞见在于：当制度层面存在偏好异质性时，最大化市场规模（而且统一不同国家的司法管辖权）意义并不大。这个模型框架并没有告诉我们目前世界上的国家数量是太多还是太少，但至少从原则上指出，我们需要各类制度安排满足地方偏好和需求，多元化的各国政体正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

距离常在：趋同路上的限制因素

在有关异质性的讨论中，我们需要提醒重要的一点：使共同体各不相同的许多差异具有内生性。文化、宗教和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民族国家的副产品，这是一个贯穿各类民族主义文献的古老主题。自欧内斯特·勒内以来，民族主义理论学家就一直强调文化差异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不同国家政策塑造的结果。尤其是教育，它是树立国民身份认同感的重要工具。族群有某种程度的外生特征，但它在提高身份认同感上的显著作用也是民族国家发挥影响的一种表现。一位将自己定义为穆斯林的土耳其居民有可能成为全球共同体的一员，而一名“土耳其人”则会将土耳其的国家利益置于一切之上。

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差异也有着类似的特点。如果穷国因收入水平较低而有与众不同的制度需求，我们会认为这些差异将随收入水平趋同而消失。如果各国社会的风险、稳定和公正等偏好不同，我们也会想见这些差异将随各国更深入的沟通和经济交流而缩小。今日之不同会夸大未来的差异。在当今世界里，人们已可挣脱一隅之地的地理约束，他们同样也会超越本地喜好和偏见。个体的异质性也许还将继续存在，但这种异质性并不是由地理空间的不同而引起的。

以上观点在某些方面言之成理，但也有大量证据可以反驳它。一些证据显示，虽然交通运输和通信成本显著下降，其他人为壁垒也明显削弱，但地理距离仍产生着重要的本地化效应。安妮-希丽亚·迪斯迪埃和基思·海德在其最引人注目的一篇研究中，从历史角度探寻“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23]实证主义贸易文献中的一个典型化事实是，双边贸易规模会随贸易伙伴之间距离的增加而降低。典型的距离弹性为-1.0左右，意味着距离每增加10%，贸易额就会降低10%。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效应。其背后的可能原因并不只是交通和通信费用，还包括陌生感以及文化差异，而语言上的差异通常也被分离出来单独考量。

迪斯迪埃和海德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汇总分析，从130份涵盖不同时点贸易数据的论文中收集了1 467例距离效应，结果出乎意料：如今的距离效应要远高于19世纪晚期。距离效应似乎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在增强，此后保持在较高水平（见图2.4）。如果要说全球化带来什么不同的话，它似乎反倒提高了经济交流的地理距离成本。这一明显悖论也获得了马蒂亚斯·贝尔特隆和卡洛琳·弗洛因德两人的证实。他们利用一套连续的贸易数据集发现，距离弹性的绝对值出现上升：从1985—1989年的-1.7发展为2001—2005年的-1.9。贝尔特隆和弗洛因德的研究表明，该结果并非是由贸易结构从低地理弹性商品转变为高弹性商品所致，而是因为“距离对将近40%产业的相关贸易产生了重大且与日俱增的影响”。[24]

暂时把这一团乱麻放在一边，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一种完全不同的证据。[25]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伦多在其郊区开发一个新社区时，开展了一项有趣的实验。这些住宅一开始就安装了最新的宽带通信基础设施，使用了大量的互联网新技术。网络村（该社区的别名）的居民可使用高速互联网、视频电话、网络自动点唱机、网上健康服务、讨论区以及大量的娱乐和教育应用程序。这些新技术使得该镇成为培育全球公民的绝佳场所。网络村的居民彻底摆脱了距离的羁绊。他们能够像与邻居交流一样和世界上任何人轻松地沟通，构建自己的全球朋友圈，加入网络的虚拟社区。你也许会认为，那里的人们将越来越以全球视野而非地方标准定义身份和利益。

图2.4 不同时点下距离效应（θ）估算值

资料来源：Disdier，A.-C.，and Head，K.2008.“The Puzzling Persistence of the Distance Effect on Bilateral Trade,”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0（1）: 37-48（已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授权）。

实际发生的情况与人们的想象相去甚远。由于电信供应商的一些小失误，一些家庭无法连接宽带网络。这使研究者可以比较联网家庭与非联网家庭，从而发现联网会产生何种效应。事实上，联网居民根本没有减少本地社交，反而加强了已有的本地社会联系。与未联网居民相比，他们结识了更多邻居，更频繁地与邻居交流并增加了拜访次数，同时保持了更多的本地电话联系。他们更有可能组织本地活动，动员整个社区解决共同问题。他们借助电脑网络开展了很多社会活动，从组织烤肉聚餐到辅导孩子做家庭作业等。如一位居民所言，网络村表现出“在许多社区都不会感受到的亲密友爱”。人们本来期望网络村的全球交往和联系会明显增长，结果却反映为本地社交联系的加强。

还有大量例子表明距离效应并没有消失。有一项研究发现互联网上存在强烈的“引力”效应：“美国人更可能访问邻近国家的网站，即使排除语言、收入、移民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后，结果依然如此。”[26]对涉及音乐、游戏和色情的内容，网站提供者的物理距离每增加10%，一名美国人访问该网站的可能性就会降低33%。这一距离弹性（绝对值）远高于货物贸易。

尽管交通和通信成本明显降低，全球贸易产品的生产地通常仍由区域的集聚效应决定。《纽约时报》近期调查了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为什么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生产，最后发现答案与比较优势没有什么关系。中国已经发展出一种被称为“富士康城”的大型生产网络，供应商、工程师和辛勤的工人运转在这个网络中，为苹果提供了比在美国生产高得多的收益。[27]

从更宽泛的角度看，当商品、资本和技术市场变得更为一体化时，收入和生产率并不总是趋同。在世界经济的首个全球化时代，处于工业化进程核心的国家与外围专司初级产品生产的落后区域之间，产生了收入上的巨大差异。同样，经济趋同一直是二战后的例外情况而非铁律。经济发展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本国的变化。如果世界经济对各国施加了某种均质化的影响，充其量也只是众多方向不同且彼此竞争的影响因素之一。

基于空间邻近而建立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能抵消全球化作用的影响力。许多交流（即便不是大多数）都是基于各类关系，而非在教科书式的匿名市场进行。地理距离保护了这些关系的维系。如埃德·里默所说：“无论是物理、文化还是信息上的地理因素，都会使‘相邻’位置上的卖方与买方之间产生成本优势，从而限制竞争的范围。”[28]但各类关系的存在也塑造了地理在其中的角色。一旦做出了某种关系型投资，地理就变得更为重要。iPhone手机本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生产，但苹果公司一旦与本地供应商建立了联系，就会形成一种锁定效应，使其很难将生产基地迁往别处。

技术进步对关系的重要性有着模棱两可的效应。一方面，交通和通信成本的降低削弱了距离对既有市场关系的保护效应。这可能会推动跨国界长距离关系的形成。另一方面，随着福特式大规模生产方式转变为新型分布式学习模式，复杂性和产品差异性上升，提高了基于空间而形成关系的相对重要性。新经济的运转依靠默会知识、信任与合作，而这些仍有赖于个人联系。正如凯文·摩根指出的，空间范围并不等同于“社会深度”。[29]

因此，即使没有国界限制，市场分割仍然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本质特征。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经济趋同或偏好一致。

实验与竞争

最后，既然制度没有固定的理想形态，而制度多样性是常态而非例外，那么一个百花齐放的全球政体还可产生一种额外收益：多样性使不同制度形式之间的实验、竞争和相互借鉴成为现实。社会体制实验和犯错的成本无疑很高。不过，国家之间多样性的制度，与现实中的实验室极为类似。约西亚·奥博曾经讨论过公元前800—前300年，雅典城邦之间的竞争如何促进了公民权利、法律和民主等领域的制度创新，这些创新使古希腊的繁荣得以延续。[30]

制度竞争也会产生令人不快的副作用。其中一个恶果就是19世纪各国产生了达尔文式竞争的观念，认为战争是一种可以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自我实现的斗争。[31]这种观点的现代变体是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即全球商业被视为零和博弈。这种观念与战争相比血腥味略减，但显得同样愚蠢。两种观点都基于一个理念，即竞争的目的是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完美的模式。但是竞争起到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在“垄断竞争”的经济模式中，生产商竞争的不仅是价格，还有产品种类，也即实现其产品与众不同的差异化。[32]同样，国家治理之间也可竞争，也即在之前谈到的各个领域中提供不同的制度性“服务”。

一个久而有之的担忧是，制度竞争会引发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为了不让流动性资源（即资本、跨国企业和熟练专家）花落别家，有些国家可能会徒劳无功地降低标准、放松管制。需要再次说明，这种观点忽视了制度安排的多样性本质。开展更严格的监管或设置更高的标准是为了达成某些目标，它们会在其他方面提供补偿收益。我们可能都想按照自己希望的任何速度驾车驰骋，但几乎不会有人愿意搬到一个完全没有限速的国度，因为致命的交通事故在那里是稀松平常之事。同样，更高的劳工标准会造就更快乐和更高效的工人；更铁腕的金融监管会产生更稳定的金融体系；而更高的税收会带来更好的学校、基础设施、公园以及其他生活福利设施等公共服务。制度竞争能激发各方力争上游的竞赛。

唯一曾经发生过某种逐底竞争的领域是公司税负。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税收竞争在全球各地公司税大幅降低中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经合组织国家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其他国家将其平均法定公司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那么本国税率就会随之降低0.7个百分点。[33]该研究显示，国际税收竞争只会发生在已经取消资本管制的国家。当存在资本管制时，资本和利润无法轻松跨国界流动，资本税就不会面临下行压力。因此，取消资本管制可以推动企业税率下降。

另一方面，在劳工和环境标准或金融监管领域，并没有多少逐底竞争的证据。一国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具有地理边界，这对逐底竞争通常构成一种天然限制。如果你想要分享这些服务，你就需要生活在那个国家的管辖区。但公司税竞争也提醒人们：成本和收益并非总是此消彼长。虽然国际贸易并不是本地购买的完美替代，但它确实允许一家公司在一个低税率国家为一个高税率市场服务。当一种制度体现一国提高凝聚力的意图且有明确的再分配属性时（如许多税收案例），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尤其尖锐。在这种情况下，理想的方式是阻止“监管套利”，即便这意味着要加强跨国界活动的监管力度。

全球公民该做些什么？

让我们重新回到本文开头特蕾莎·梅的发言。成为一名“全球公民”到底意味着什么？《牛津英语词典》将“公民”（citizen）定义成“某国或某联邦法律认可的国民”。因此，公民身份意味着得先存在某种政体，即“国家或联邦”，而公民就是其成员。不同国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政体，但全世界并没有相应的政治组织。

对此，全球公民概念的支持者会立马让步，指出他们头脑中的全球公民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他们不过是在使用一种象征性的修辞。

他们会辩称：通信领域的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将不同国家的人汇聚在一起；世界已经缩小，人们必须时刻将全球性影响铭记在心；此外，人们都有相互重叠的多重身份；全球公民权既没有也无须卸下本地或国家责任。

这些理由都很好。但是全球公民到底该做些什么呢？

真正的公民权包含了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与其他公民进行互动和商讨。这意味着公民要自担其责，并投身于塑造政策体系的政治活动。在此过程中，我关于理想目的和手段的观念，就要经受我的公民同胞的质疑。

全球公民没有类似的权利或责任。没有人对他们负责，他们也没有必须向其自证身份的对象。全球公民充其量不过是与来自他国的志同道合者组成了共同体。与全球公民相对应的也不是任何地方的公民，而是其他国家中自我定位为“全球公民”的人。

当然，全球公民也可利用他们的“国内”政治体系推行其理念。但政治家要代表那些助其出任公职的选民的利益。一国政府的宗旨是公正地维护国民的利益。这并不排除选民会以开明的利己主义行事，考虑国内政策对别国公民产生的影响。

但是，当本国居民福祉与外国人的福利冲突时，又会发生什么呢？[34]在这种情况下，对同胞疾苦的漠视难道不会让所谓的全球精英背负骂名吗？

全球公民担心，当各国政府追求其狭隘利益时，全球公共领域的利益会遭到破坏。这当然是对那些真正与全球公共领域相关的各类问题的担心，如气候变化、传染病等。但在税收、贸易政策、金融稳定、财政和货币管理等大多数经济领域，对全球非常重要的议题，对一国来说也非同儿戏。经济学教导各国应保持开放的经济边境、健全的审慎监管以及充分就业的政策，不是因为这些政策于别国有好处，而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做大国内的经济蛋糕。

当然，失败的政策（例如保护主义政策）确实在所有领域都会发生。但这反映了国内治理不善，而非世界主义的缺乏。有些失败政策源于政策精英无法劝服国内选民相信替代方案的好处；有些则是因为他们无意做出调整以确保人人都切实受益。

在推动诸如贸易协定等案例中，世界主义并没有依靠自身的优势说服人，而是以世界主义之名赢得政策辩论。当我们真正需要世界主义时，它早已因此而贬值了。这一点在防止全球变暖过程中有所体现。

很少有人能像哲学家奎迈·安东尼·阿皮亚那样深刻剖析我们在各种不同身份（包括本地、国家和全球身份）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各国之间存在重大冲突与互联互通”的时代，他对梅首相的发言评论道：“我们从未如此迫切需要获得人类命运共同感。”我们很难对此观点表示异议。[35]

但世界主义者给人通常的印象，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写的人物：对人类整体的爱越深，对具体个人的爱就越少。全球公民应当谨记，其崇高的目标不应成为他们逃避对同胞责任的借口。

尽管存在各种政治分歧，我们不得不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毕竟想象当中的世外桃源着实难觅。服务全球利益的最佳方式是在真正起作用的政治制度内行事，即在国境之内的制度下履行我们的责任。

是谁需要民族国家？

制度设计由基本的权衡决定。一方面，关系亲疏和偏好异质性会降低治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市场一体化的收益规模和范围将提高治理的重要性。一个角点解罕能实现最优化。多种不同政体共存的世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结果，也是我们能达到的最优结果。

无法接受这一简要的观点将让我们步入僵局。我们会将市场发展至其治理能力所不及的范围。我们会制定许多违背需求和偏好多样性的全球规则。我们会贬低民族国家，却不思改善其他领域的治理以补其短板。以上这些政策失败，既源于各种全球化核心问题未得到解决，也有民主制度整体健康状况恶化的因素。

谁才需要民族国家呢？我们所有人。

[1] John Rentoul,“Theresa May's conference speech: What she said...and what she really meant,”The Independent，October 5，2016，http://www.independent.co.uk/voices/the resa-may-conference-speech-what-she-said-what-she-meant-johnrentoul-a7346456.html; Roger Cohen,“Theresa May's‘Global Britain?Is Baloney,”New York Times，January 20，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1/20/opinion/theresa-mays-global-britain-is-baloney.html?_r=0; Bagehot,“May's revolutionary conservatism,”Economist，October 8，2016，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tain/21708223 britains-new-prime-minister-signalsnew-illiberal-direction-country; Philip Murphy,“Theresa May's rejection of Enlightenment values,”Letters Section，The Guardian，October 9,2016，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6/oct/09/theresa-may-rejection-of-enlightenment-values.

[2] Leon Trotsky,“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Life,”Foreign Affairs，vol.12，1933: 395.

[3] Peter Singer，One World: The Ethics of Globaliz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CT，2002，p.12.

[4] Amartya Sen，The Idea of Just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2009，p.143.

[5] James A.Anderson and Eric van Wincoop,“Trade Cost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42，2004: 691-751.

[6] Stanley Hoffman,“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Daedalus，vol.95（3），1966: 862-915.

[7] Raymond Vernon,“Sovereignty at Bay: 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vol.13（4），1971: 1-3.

[8] Dani Rodrik,“Is Global Equality the Enemy of National Equality?”HKS Working Paper，January 2017.

[9] Francois Bourguignon and Christian Morrisson,“Inequality Among World Citizens: 1820—1992,”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2002: 727-44.

[10] 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2，Blackwell,Cambridge，MA，1992; 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New York，1983; Steven Pinker，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Viking，New York，2011; Elie Kedourie，Nationalism，4th ed.，Blackwell，New York，1993;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revised ed.，Verso，London，2006.

[11] 引自Elie Kedourie，Nationalism，7.

[12] John Agnew,“Putting Politics into Economic Geography,”in 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Economic Geography，T.J.Barnes，J.Peck，and E.Sheppard，eds.，Wiley-Blackwell，Malden，MA，2012.

[13] Dani Rodrik，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W.W.Norton，New York，2011.

[14] Anne Marie Slaughter，A New World Ord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J，2004.

[15] John Ruggie,“Reconstituting the Global Public Domain—Issues，Actors，and Practice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0，2004: 499-531; Frederick Mayer and Gary Gereffi,“Regulat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rospects and Limits of Private Governance,”Business and Politics，vol.12（3），2010: 1-25.

[16] Joshua Cohen and Charles F.Sabel,“Global Democracy?”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vol.37，2005: 779.

[17] Peter A.Hall and David Soskice，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UK，2001.

[18] Roberto Mangabeira Unger，Democracy Realized: The Progressive Alternative，Verso，New York，1998.

[19] Richard Freeman,“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Discussion Paper No.844，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London，January 2008.

[20] Elie Kedourie，Nationalism，46.

[21] Alexander Gersc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1962.

[22] Alberto Alesina and Enrico Spolaore，The Size of Nations，MIT Press，Cambridge，MA，2003.

[23] Anne-Célia Disdier and Keith Head,“The Puzzling Persistence of the Distance Effect on Bilateral Trad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90（1），2008: 37-48.

[24] Matias Berthelon and Caroline Freund,“On the Conservation of Distance in 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75（2），July 2008: 311.

[25] 下面的内容基于Keith Hampton,“Netville: Community on and Offline in a Wired Suburb,”in The Cybercities Reader，S.Graham Routledge，ed.，London，2004: 256-262，was taken from Dani Rodrik，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26] Bernardo S.Blum and Avi Goldfarb,“Does the Internet Defy the Law of Gravit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70（2），2006: 384-405.

[27] Charles Duhigg and Keith Bradsher,“How the U.S.Lost Out on iPhone Work,” New York Times，January 21，2012，http://www.nytimes.com/2012/01/22/business/apple-america-and-a-squeezed-middle-class.html? pagewanted=all.

[28] Edward Leamer,“A Flat World，a Level Playing Field，a Small World After All，or None of the Above? A Review of Thomas L.Friedman's The World is Flat,”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45（1），2007: 83-126.

[29] Kevin Morgan,“The Exaggerated Death of Geography: Learning，Proximity，and Territorial Innovation Systems,”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vol.4，2004: 3-21.

[30] Josiah Ober,“Wealthy Hellas,”Presidential Address，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vol.140，2010: 241-286.

[31] Elie Kedourie，Nationalism，47.

[32] Kelvin Lancaster，Consumer Demand: A New Approach，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71; Avinash K.Dixit and Joseph E.Stiglitz,“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27，1977: 217-238.

[33] Michael P.Devereux，Ben Lockwood，and Michela Redoano,“Do Countries Compete Over Corporate Tax Rat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92（5），June 2008: 1210-1235.See also S.M.Ali Abbas and Alexander Klemm，with Sukhmani Bedi and Junhyung Park,“A Partial Race to the Bottom: Corporate Tax Developments in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IMF Working Paper WP/12/28，Washington，DC，January 2012，on developing economies.

[34] Dani Rodrik,“Is Global Equality the Enemy of National Equality?”HKS Working Paper，January 2017.

[35] “‘Mrs.May，We Are All Citizens of the World,’Says Philosopher,”BBC News，October 29，2016.

第3章
欧洲的挣扎

欧元区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试验。欧元区试图构建一个商品、服务和货币的统一市场，同时让各成员国保留政治主权。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市场，多个政体”。

历史上与此最为接近的制度是金本位制。在金本位制下，各国经济政策要服从于一个固定的黄金平价，并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有效运行。货币政策要保证这一平价机制免遭破坏。各国政策因这一体制而丧失自主性。但是，由于当时不存在逆周期财政政策或福利国家的概念，所以几乎没有造成什么政治代价。或者说，至少在当时看起来无甚影响。金本位的最终崩溃肇始于1931年的英国，由于其国内出现高失业率，维持固定金价所需的高利率在政治上变得不再可行。

在金本位制的灰烬上重生的战后体制有意地促进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约翰·凯恩斯为拯救资本主义做出的标志性贡献，就是承认资本主义需要由国家管理经济。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内部的运作是有效的，但国家间的经济互动必须得到管理，以确保国内社会和政治交易不会受到过多冲击。

欧洲的单一市场乃至单一货币方案都与上述共识相悖。对于这样一跃进入欧元区可能产生的风险，人们本应该三思而后行。

当时我们是怎么想的？

一个或许最受保守派经济学家支持的理论驳斥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并将“能自我实现均衡的市场”重新奉为政策制定的根基。根据这种世界观，市场功能失调（如金融和宏观经济周而复始的繁荣与萧条、不平等和低增长）并非市场失灵的产物，而是过多政府干预使然。在他们看来，如果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有组织的劳动力市场、逆周期财政政策、高额税收以及福利国家制度等能被消除，所有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无论在单个国家层面还是整个欧洲层面，对自由市场的这一幻想于经济治理而言几无裨益。单一市场和货币会迫使各国政府扮演无为而治的角色。跨国政治制度至少会对经济治理形成某种干扰，甚至会造成损害。

另一种理论认为，欧洲将最终确立类联邦的政治制度，使民主横跨欧洲大陆。没错，单一市场和货币会导致市场一体化范围和政治一体化范围之间出现缺口，但这只是暂时的。制度缺口会得到及时填补，最终将构建能够覆盖整个欧洲的政治空间。届时，不仅仅银行和金融，就连财政和社会政策也都将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现统一。

这一图景构想了各种社会模式在欧盟范围内实现大趋同。在这一构想下，税收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险计划等方面的差异必将缩小，否则各国将难以共存于一个共同的政治联盟下，也难以从大部分共有的财政资源中获取支持资金。自我独立感很强的英国人深谙这一点，所以他们总是支持有限的经济联盟，而抗拒任何带有政治联盟色彩的制度。

上述两个理论（极简主义和联邦主义）都不能被过于公开地表达，否则会引发此起彼伏的批判与异议。极简主义经济模式只为一小部分经济学家接受，并没有吸引到多少追随者。联邦主义模式关于联盟政治前景的设想甚至会在亲欧精英中招致广泛的质疑。这两种意见相反但至少内在逻辑一致的构想，甚至无法在公开场合中得到充分讨论。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两种理论都无法为欧元区的制度失衡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不过，由于缺乏公众讨论和辩论，这两种理论并未被世人抛弃。因此，它们得以藏身于幕后，为各自的追随者畅想政治和经济联盟体制的可行性提供些许慰藉。

然而，欧元区出现的问题——通货紧缩、失业和经济停滞等经济问题，以及选民不满和极端党派崛起等政治问题——已不再容许存在如此模棱两可的理论。

令人困惑的结构性改革承诺

欧洲当下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恢复增长。长期以来，德国和其他债权国都坚信“结构性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结构性改革（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结构性改革的言论）遍布当今世界。似乎每个正在谋求经济增长的国家都收到国内“清谈派”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发出的同一个信息：折中的措施是不够的。

在实践中，结构性改革代表旨在提高生产率和改善经济供给侧功能的各种政策。这些政策旨在扫清劳动力、商品和服务市场的障碍，比如让公司解雇不合意的员工变得更加简单、打破商业和联盟的垄断、私有化国有资产、减少管制和烦琐的行政程序、取消许可费和其他妨碍市场进入的费用、提高法院效率、保护财产权利以及改善合同执行等。事实上，结构性改革政策不止于此。例如，它还常包括税收和社会保障计划改革，以实现财政的可持续性。

结构性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提高经济中劳动力和资本的配置效率，从而保证这些资源能物尽其用，为国家经济总量做出最大贡献。生产率提高、私人投资增加以及必不可少的经济增长提速，均是结构性改革获得成功的标志。

近年来，或许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像希腊这样热烈地宣传结构性改革的福音。事实上，希腊的债权人已明确表示，立即构思并实施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复苏与增长至关重要。对希腊人而言，最具说服力的一点是，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希腊将不会获得救助资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的主权债权方清楚，他们提出的财政紧缩政策将以牺牲收入和就业为代价（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后开展的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他们严重低估了这一代价[1]）。不过他们认为，随着希腊实施搁置已久但十分必要的对外开放，其经济增长将在随后获得补偿。

债权人要求希腊做出的结构性改革，有的平淡无奇，有的却伤筋动骨。这些改革包括（并无顺序之分）：降低服务性行业（例如公证、制药、出租车）的准入门槛、缩小集体谈判的覆盖范围、私有化国有资产、减少养老金支出以及整顿低效甚至是腐败的税务管理。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和其他研究者认为，鉴于“希腊在该计划实施前生产率增长低迷的表现”，这些改革至关重要。[2]他们认为，力度不足的改革将徒劳无功，因为这样的改革对增长潜力的影响较小，而且不可避免地需要债权人更大幅度地减免希腊的债务。

选择性失忆症

然而，开出政策药方的机构似乎存在选择性失忆的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试图以结构性改革挽救增速缓慢或零增长的做法就已存在。当时，作为获得世界银行“结构性调整”贷款的条件，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之后，在“华盛顿共识”下，这些政策被进一步拓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被拉美一些国家视若真经。20世纪90年代期间，许多前社会主义经济体在经济开放时也采取了类似政策（有些国家是自愿实行的）。

20世纪80年代起，拉美、后社会主义经济体以及亚洲国家就开始推行私有化、解除管制和自由主义。如果仔细审视它们的改革经验，我们会发现雅典方面需要忍痛执行的改革，其前景并不容乐观。

经验表明，结构性改革最多只能有助于长期增长，而短期效果通常都是负面的。有一项综述性研究涵盖了46篇探讨后社会主义经济体的论文，该研究表明结构性改革产生的影响是多样化的。通过计量模型分析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估计结果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明确断定其效果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3]

例如，对拉美国家而言，有些经济体在启动改革后就繁荣起来（如智利），有些则出现增长停滞（如墨西哥）。

这些结果乍一看似乎出人意料，但实际上符合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学家常用的标准增长趋同框架中，我们无法期待改革会在短期内有力地促进增长。事实上，改革是在长期内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而奏效的。

对于希腊来说，开放受管制行业会促使高效企业淘汰低效企业，国有企业私有化将推动生产合理化（并能开除那些通过政治关系而受雇的冗余员工）。不过，这些变化需要数年才能变为现实。从短期来看，它们或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我们会令人失望地发现，对企业因私有化而解雇工人造成的产出损失，确实将减少而非增加国民收入。

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努力，估计各经济体向其长期收入水平收敛的速度。一个近乎共识的学术研究结论是，这种收敛速度相当之低，每年大约只为2%。[4]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实际收入水平和潜在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每年只能缩小2%。

这一估值有助于我们衡量结构性改革能带来的增长改善。让我们以最乐观的态度大胆假设，结构性改革能让希腊的潜在收入在三年内翻一番。若果真如此，届时希腊的潜在人均GDP将明显超出欧盟平均水平。按上述研究中实际收入向潜在收入收敛的速度计算，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希腊每年的实际收入增速只会比现在提高1.3个百分点。可你得知道，自2009年起，希腊的GDP反而缩水了25%。

因此，希腊的结构性改革迄今尚未见效，并不一定是因为希腊政府消极懈怠。实际上，批评希腊新政府未努力推动结构性改革且行事拖沓并不难，但这有失公允。的确，希腊没能落实其同意的所有改革。但考虑到结构性改革之难，试问哪国政府又能做得到？不过，在世界银行2010年到2015年的营商环境指数排名中，希腊还是惊人地上升了近40个名次。[5]如今，相较于大多数欧元区国家，希腊的劳动力市场更为“灵活”，或者说更加自由化。希腊的“失败”正是源自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大部分改革收益会姗姗来迟，并不能在债权人和失业者最需要时兑现。

经济起飞？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如果结构性改革的收益不能很快体现在经济增长上，那该如何解释东亚等地诸多经济起飞的案例呢？如果这种经济起飞并非传统结构性改革的成果，那么它们的驱动力又是什么呢？

十年前，我与里卡多·豪斯曼、兰特·普里切特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所谓“增长加速”的典型化事实。[6]我们将增长加速定义为：人均经济增速出现2个百分点以上的跃升（大部分增长加速都远超这一门槛），且经济增速保持在门槛以上的持续时间至少为8年，此后人均增速还得维持在3.5%以上。此外，为排除那些衰退后恢复增长的加速情况，我们要求加速后的产出必须超出加速前的最高收入水平。

令人吃惊的是，增长加速现象层出不穷，从1957年到1992年的35年间涌现出80多个案例。这意味着，任一国家在十年里经历一次增长加速的可能性高达25%。在110个样本国家中，有60个国家在1957年到1992年至少发生过一次增长加速。

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家认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那些标准变量并不能很好地预测增长加速。尤其是，结构性改革和增长加速的相关性不高。只有不到15%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促发了增长加速，同时只有16%的增长加速发生在经济自由化之后。

一部分增长加速显然是偶发的外部变化（比如某国主要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上涨）或与经济政策无直接关系的变动（比如政治制度变化）引发的。但在大多数案例中，我们并未发现这些证据。这促使我们探索经济前景突然光明背后的原因。

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增长加速或许是一个范例。当时，印度经济增速提高了一倍多，从1950—1980年的1.7%提高到1980—2000年的3.8%，经济增速明显的转折点发生在1981—1982年。然而，印度真正的自由化改革直到1991年才启动。当时，曼莫汉·辛格削减贸易壁垒，欢迎海外投资，开启私有化进程，并废止许可证制度。换句话说，印度的增长加速比1991年的自由化改革要早10年。

我和阿文德·苏布拉马尼扬的研究认为，触动印度经济增长起飞的关键是印度政府在1980年改变了对私营部门的态度。[7]在那之前，在位的国大党主导言论以社会主义和亲贫困者的政策为主。在英迪拉·甘地于1980年重新掌权后，她在政治上重新和私营部门结盟，并摒弃了她之前的观点，政府对待商业的态度从完全敌视转为支持。

请注意，这一转变是亲商业而非亲市场。转变的支持力量不是10年之后强有力的自由化改革。拉吉夫·甘地于1984年掌权后，进一步推进了英迪拉·甘地开启的转变。这一关键转变解放了印度私营部门的“动物精神”。

这则印度故事的寓意是，对于有多重扭曲的经济体而言，小改变也能造就大不同。1978年后，中国的增长加速即为明证。中国的经济起飞并不是因为自由化举措，而是因为推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这类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改革在其后30年间陆续展开，覆盖城市工业、贸易、外商投资和金融领域，保证了中国奇迹的持续上演。

我们再来看一下毛里求斯，一个20世纪非洲罕见的成功案例。毛里求斯于1971年启动了增长加速。毛里求斯增长加速的主要原因，是设立了基本不受管制的出口加工区，从而迅速提高了服装出口量。当时，该国其他经济部门依然处于严格控制和保护之下。

这些案例的一个共同点是，有针对性地破除关键的增长障碍以推动经济起飞，这是宽泛的自由化举措或全局性经济改革无法实现的。印度、中国和毛里求斯的经济起飞，都得益于旨在消除增长约束的增长战略。将改革的着力点放在增长回报最多的领域，既可以最大化早期收益，还能保证稀缺的政治资本和行政资源用在刀刃上。

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益

我和里卡多·豪斯曼、安德烈斯·贝拉斯科在一篇2005年发表的文章中，试图找出特定环境下制约经济增长的一组因素。[8]例如，当一个经济体处于高利率且国内投资易受国外资本影响的环境中，融资渠道不畅是其增长的主要约束因素；相反，一个低利率且银行流动性充足的经济体，制约其增长的主要是私人投资利润率不高。当一国的企业家精神主要受市场失灵而非政府失灵影响时，即使该国标准的信誉指标（如透明度或制度质量）排名很高，其私人投资仍将萎靡不振。

聚焦制约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针对性不足的结构性改革是无效甚至是有害的。倘若增长的制约因素在金融体系，那么提高官僚效率、减少管制并不会激发私营经济的活力。如果企业家精神不足，那么改善金融中介服务对提高私人投资也无济于事。成功的政策设计必须更多依赖于国内实验和地方制度创新，更少求助于来自国际经验的最佳实践和改革蓝图。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希腊。在采取结构性改革和财政紧缩时，希腊面临的制约因素是什么？由于希腊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提振其经济的最快方式就是增加私营部门的用工需求。传统结构性改革等供给侧措施并不会特别奏效，因为制约因素出现在总需求方而非供给侧。如果现存企业无法扩大客户市场，那么解除对各行业管制也不能促进新企业进入。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并不会使企业实现更多投资和产量，而只是便于企业解雇工人。这些措施虽有利于促进长期增长，但短期内并不能产生多少经济效果，甚至可能恶化经济。

由于希腊严重的公共债务负担和欧元区成员国的身份，传统需求侧救助措施（如政府增加支出、减税或货币贬值）均不在考虑范围。理论上，工资下降可以替代货币贬值，让希腊的商品和服务在国外市场更有价格优势。而且，希腊国内的工资水平确实有大幅下降。不过，对希腊经济来说，不专注于解除制约因素的代价是高昂的。

特别是，结构性改革的不同部分对希腊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彼此抵消。例如，就制造业而言，工资下降带来了竞争力提升，但因财政紧缩和国企调价因素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抵消了前者的效应。[9]如能制定一个优先级更合理的改革策略，希腊的出口活动本可免遭这种效应对冲。

货币贬值能力的缺失始终是希腊经济复苏之路上的一个重大障碍。但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有多种促进出口的替代工具，包括税收激励、经济特区，以及有针对性的基础设施项目等。希腊及其债权人本应承认，提高可贸易商品和服务部门的利润率，并以此为主要目标重新组织改革，才是当务之急。

比如，政府本可成立一个向总理汇报的机构，负责与出口导向型项目的潜在国内外投资者沟通。该机构有权也有能力消除此过程中出现的障碍，并避免改革建议在有其他优先事项的部门那里打转。通常来说，这些障碍都是对投资的特定障碍（如分区管制、劳动力培训项目不足等），并且不大可能通过宽泛的结构性改革实现定向爆破。因此，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识别并消除这些障碍。

一些希腊经济的观察者对促进出口的政策不以为然，认为受可贸易商品和服务多元化不足的制约，希腊出口部门不大可能响应激励措施。但其他国家的经验有力地表明，出口规模和多元化水平较低并非不可改变。即使出口商品仅限于寥寥数种传统农作物，对出口有重大激励的改革举措也能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之前，台湾地区的出口贸易商品基本上仅限于糖和大米。

我们把时间再往后推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之前，土耳其精英分子对出口大多持悲观态度。在实施了以出口补贴为主的改革后，土耳其出口占GDP比重迅速提升。在台湾地区、土耳其等经济体，新型产品而非传统产品占据了出口的主导位置。在激励措施到位之前，我们无法轻易地预测到这些新型产品的出口前景。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就悲观地认为这些商品的出口不会出现爆发式增长。

改革大爆炸和渐进改革

改革的路径最终可归结为以下两种。传统的结构性改革议程推崇“大爆炸”（big bang），即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做出尽可能多的改变。从政治角度看，这种方式一般会紧抓经济危机产生的改革机会，因为改革者担心一旦经济恢复正常，改革机遇即会消散。大家能容忍大爆炸式改革带来的高失业率和缓慢复苏的代价，盖因认为今后会有更大回报。如果有一些外部“稳定器”能在短期成本上升时避免经济大滑坡，这种改革或许会起到最佳效果。

20世纪90年代初的波兰即为此中典范。在与西方世界隔绝了半个世纪之后，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前景和恢复“正常欧洲国家”的承诺推动了波兰的改革，最终克服了改革之初的高失业率和经济失控。

相反，如果缺乏外部稳定器，主流大众可能就会强烈抵制大刀阔斧的改革。拉美的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就遭遇了这种困境。

第二种方式是渐次破除制约因素，改革以不那么激进的方式推行。支持这种改革的政治逻辑是，早期的改革成果能为后期改革及改革者提供政治支持。如果改革能找准制约因素，早期的增长回报将十分可观。

中国大陆是其中最经典的例子，而韩国、台湾地区和印度也于不同时期开展了不同版本的渐进改革。由于这些改革只是局部改革，并未触及内部人，保留了他们通过市场力量和政治网络获益的能力。这些内部人一般都对持续改革热情不高，因此改革可能停滞不前，早期的增长收益或将烟消云散。

希腊改革走的是第一条道路。这与其说是希腊自己的选择，不如说反映了债权人的意愿。迄今，改革结果不如人意，其原因早在意料之中。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希腊留在欧元区的意愿（或离开欧元区的恐惧）是否高于该国因激进改革而承受的痛苦。

虽然宽泛的结构性改革有利于长远，但它们基本上无法解决短期需求不足的问题。以提高生产率为导向的供给侧改革应对需求不足，不啻一拳打在棉花上。相反，真正有效的做法是按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增加欧元区的需求并敦促债权国特别是德国加大消费力度。

回归政治与民主

这种经济误诊的核心原因是欧盟内部民主问责的缺失。如果严苛政策的代价由高失业率的负债国承担，那么德国选民几乎铁定支持对债务国实施紧缩政策。因此，跨国政治机制的缺失恶化了经济危机，并因此进一步伤害了高失业率国家的国内政治。德国政策制定者对欧元区其他国家做出的决策会产生成本，但目前并没有一种机制可将这一成本内部化。可以确定的是，紧缩政策是短视的，哪怕从德国自身经济利益来看也是如此。但大部分成本并不是由德国承担。

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层面，从长远角度看，德国支持结构性改革确实更有意义。最终，一个运作良好的欧洲经济联盟确实需要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结构和制度更加趋同（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同一屋檐下长相厮守，它们就必须变得更像彼此。

我们应明确结构趋同的必要性。这并不是因为世间存在经济学家假设的那种完美的经济社会模式。结构趋同是基于这样一个观念：正当性（legitimacy）对于一个统一的共同市场至关重要。当市场存在结构差异或“缺乏公平竞争环境”时，维持正当性就会很困难。由于竞争对手的节俭、勤奋或独创性而导致的损失，尚可让人接受。但若是由另一主权国家偏低的劳工标准、高额的政府补贴或宽松的执法力度造成的损失，必会被视为他国制度之恶果。他人落难时，我当施以援手；但是如果那些经济社会制度迥异的国家实施了“不负责”或“不当”的经济政策，我并不愿意为其买单。

在某种程度上，跨国联盟或可减轻这种不公平感，特别是当他国的受益者更穷困时（并且“更应获益”时）。然而，跨国联盟不大可能承受巨大的制度差异对市场造成的种种负担。

在经济联盟中，支持制度趋同的观点远超过支持财政和金融融合的言论。不过，这留下一个尚未有定论的问题：这类共同制度的最终形态会是什么。当然，这绝不是说欧盟其他国家的制度安排应趋同于德国。共同制度该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需要交由民主审议和民主决策的问题。

对此，我们有必要再次讨论在欧盟范围内实施民主的必要性。结构性改革越是通过命令或强迫的方式推行，债务国在危机时刻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其中一个危险是，一些债务国将采用不当的制度安排，而这些制度终究还会遭弃置。另一个风险是，当经济复苏时，这些制度被反戈一击而推翻的可能性也很大。还有一种危险是，由于经济联盟缺乏评估和修正机制，已经无效的制度安排仍会被沿用。

跨国民主机制的缺失会制造出短期和长期的恶性循环。我们该如何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又该如何打造持久的欧盟制度安排？缺乏超越国家主权的能力，已经恶化了这场危机，这不仅体现在希腊，还殃及整个欧洲。

主权、经济联盟和民主

如果存在一个真正的经济联盟，覆盖整个联盟的政治制度能很好地发挥支撑作用，那么希腊、西班牙等国的金融问题不会恶化至如此不堪的局面，更不至于危及联盟自身的存亡。在美国，甚至都不会有人关心佛罗里达州对其他州的经常账目赤字。的确，佛罗里达州居住了不少退休老人，而他们又靠来自其他地方的收益生活，我们可以不难推测这一赤字是庞大的。但万一佛罗里达的州政府破产，该州的金融业并不会受到影响，当地银行仍将继续正常运转，因为这些银行由联邦机构而非州政府管辖。而当佛罗里达的工人失业，他们能从联邦政府那里拿到失业救济金。当佛罗里达的选民对经济不再抱有幻想，他们也不会在佛罗里达州的首府之外发起抗议，而会通过对该州议员代表向国会施压，要求改变联邦政策。对美国各州来说，它们并没有多大的自主权。

限制行使主权并不一定就代表不民主。政治学家会谈到“民主授权”（democratic delegation）这个理念：一个主权国家也许希望通过国际承诺或授权自治机构自我约束，以期获得更好的结果。将货币政策的管理授权给独立的中央银行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为了保证物价稳定，货币政策的日常管理需要与政治隔离。

不过，即使对主权进行某些有选择的限制能改善民主，也并不能保证市场一体化隐含的所有限制都能做到这一点。在国内政治领域，授权是经过仔细甄别的，并只限于少数几个高度技术性且党派分歧不大的领域。同样，一个真正有助于改善民主的全球化也应尊重这一原则：它只会施行那些和国内民主授权一样的限制，并可能会附带少数改善国内民主审议的程序性规范（例如透明度、问责制、代表性以及使用科学证据等）。我将在本书末尾的全球化改革部分再次论及这一点。

然而，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欧洲的辅助性原则？难道这个原则不是将联盟能力限制在跨国事务，而允许地方自治和单一市场并存吗？辅助性原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然而，危机已让我们看清，当论及欧洲经济一体化时，国家主权施展的空间何其之小。这已不再只是打开国界以开放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问题。单一货币和统一的金融市场也需要劳动力市场规则、银行业和金融法规、破产程序以及大量财政政策的协调。欧元区的民族国家不会就此消失，但从政治和政策的角度看，这些国家大部分会变成空壳，其功能需要通过扩张的跨国政治体系加以弥补。

危机爆发以来，欧盟的制度改革（如建立银行业联盟、升级财政监督）还远远不够。不难理解，已有改革发生在受危机影响最直接的领域。但这些领域的制度受技术官僚的影响较大，和欧洲选民渐行渐远，可问责度降低，增加了欧盟的民主赤字。在欧洲议会这一独特的政治空间里，反欧盟集团的声音愈发响亮，民主赤字上升难辞其咎。

欧洲的困境

美国的例子表明，让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州放弃主权但保留民主是可能的。然而，市场一体化和民主的结合需要创造更具代表性、更可靠的超国家政治制度。否则，当经济一体化限制了反映国内政策偏好的选择权，而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民主又没有得到补偿性扩张，民主和全球化之间的冲突就会激化。在这方面，欧洲已经站在了错误的一边。

我把这称为全球经济的三重政治困境：我们无法同时实现全球化、民主和国家主权，必须在三者之中摒弃其一。这种三重困境在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欧洲的领导人希望保留民主，那么他们就必须在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之间做出选择。他们要么明确放弃经济主权，要么积极利用经济主权为其公民谋福利。前一种选择需要各国政府向其选民讲明真相，并在超越民族国家的维度上构建民主空间。后一种选择需要脱离货币联盟，以便执行本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为长远复苏助力。

有些人提议实施中间方案以挽救欧元区的民主，即在国家层面减少点民主，在欧盟层面增加点民主。他们忽视了经济联盟有其极端性。在经济相互依存不高的情况下，这些中间方案或许会奏效。但在经济、金融和货币联盟条件下，各成员国都必须基本放弃经济管理职能，这种中间方案便不再可行。

越晚做出抉择，最终需要付出的经济和政治代价就越大。

历史和否认

一直以来，欧洲政治家的本能是否认权衡取舍的存在。法国议会在2012年讨论欧洲新财政协议时，社会党领导的政府极力否认该协议会破坏法国主权。法国总理让-马克·艾罗宣称，这一协议“不会对公共支出造成任何限制”，“预算主权依然由法国议会掌握”。

正当总理艾罗试图打消其同僚疑虑时（包括多位社会党成员），欧盟竞争委员会专员华金·阿尔穆尼亚也在布鲁塞尔向其社会民主党同事传达类似信息。为了成功说服同事，他指出欧洲必须证明那些认为全球化和主权之间存在冲突的人是错的。

构建真正的欧洲政治空间，其前提条件是将主权转交给超国家实体。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政治家，他们都不愿意放弃国家主权。然而，欧洲领导人否认欧元区的活力要以各国大幅让渡本国主权为前提，这是对选民的误导，延缓了民主政治在欧洲的扩散，并增加了最终的政治和经济成本。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2015年7月希腊的公投事件。在这次公投中，希腊选民成功阻止了国外债权人（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由德国领衔的欧元区各国政府）要求希腊实行进一步紧缩政策的要求。且不论这一抉择的经济效果如何，希腊人民已明确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不会再忍受紧缩政策。

当时，希腊总理阿莱克斯·齐普拉斯及其支持者声称，许多人将此次公投视为民主的胜利。但在其他民主国家看来，希腊人所谓的民主是不负责任的单边主义。事实上，欧元区其他成员国对希腊的立场基本不抱同情。倘若在这些国家举行公投，公众肯定会十分支持对希腊继续施行紧缩政策。

不仅德国这样比较大的债权国公民对希腊不耐烦，欧元区较贫穷的成员国也普遍对此不满。不信你可以在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或立陶宛的大街上随机采访路人，你得到的回答可能会和拉脱维亚养老金领取者一致：“我们已吸取了教训，希腊人为什么就不能引以为戒呢？”

或许，欧洲人对希腊所处的困境以及紧缩政策对希腊造成的伤害并无切肤之痛。如果他们对此有更深了解，许多人可能会改变立场。然而，民主依赖的民意基础极少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形成的。确实，只要看看希腊公投的例子，我们就会发现，原始的情感和愤怒最终战胜了理性的经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

需要指出的是，希腊的债权人并非一群寡头或富有的私人银行家，而是欧元区其他国家的政府。这些政府借钱给希腊以期收回本国银行的债务。它们的做法是否正确尚有待商榷，但重要的是，在民主制度下，这些政府需要对各自的选民负责。因此，这不是希腊人民和银行家之间的矛盾，而是欧洲各个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

当希腊人投票否定紧缩政策时，他们再次捍卫了自己的民主。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希腊人将其民主优先权摆在了其他欧元区国家之上。换言之，他们维护了自己的国家主权，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决定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如果说希腊公投算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它是国家主权的一次胜利。

这种主权胜利恰恰为欧洲带来了一团阴云。欧盟是建立在国家主权逐渐消减的预期之上，欧元区更是如此。这点并未被明确地昭告天下，毕竟国家主权还是受人欢迎的。不过，随着经济一体化缩减各国的策略空间，国家行为本应日渐减少。但希腊公投或许让这个想法彻底破灭了。

经济史专业的学生都很熟悉一个类似的早期经典案例：英国在1931年退出金本位制。由于英国在1925年错误地恢复黄金平价，该国的经济竞争力严重下滑。在之后几年里，英国一直都在通货紧缩和高失业率的泥潭中挣扎。煤炭、钢铁和造船等工业受到重创，劳工冲突愈演愈烈。即使失业率已达到20%，英格兰银行还是不得不维持高利率，以防止黄金大量外流。最终，不断增加的金融市场压力迫使英国于1931年9月放弃金本位制。

在金本位制下，这并不是第一起金融让实体经济遭受重创的例子。不同的是，当时的英国已演化为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工人阶级组成了工会，政治投票权的覆盖范围自一战末起提高了三倍，大众媒体报道普通人的经济困境，社会主义运动也鼓声渐近。尽管中央银行家及其背后的政治领导人有着避险本能，但他们明白自己无法继续置身于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之外。

更重要的是，投资者也深谙此道。一旦金融市场开始质疑政府对固定汇率的承诺，它们就会成为不稳定的力量。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投资者和存款人就会把资金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导致本国货币的崩溃。

20世纪90年代后期，阿根廷上演了相似的一幕。1991年之后，阿根廷经济战略的关键是《货币兑换法》。该法律规定，比索以1∶1的法定汇率和美元挂钩，并完全放松了对资本流动的限制。阿根廷时任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略曾把《货币兑换法》视为经济工具和增长引擎。这一战略最初的效果令人满意，给阿根廷带来急需的价格稳定。但十年过去后，阿根廷噩梦再现。

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初巴西货币贬值导致阿根廷比索被明显高估。人们对阿根廷外债偿还能力的质疑越来越多，投资者信心最终崩溃。不久后，阿根廷信用评级跌到了一些非洲国家的水平之下。

最终，给阿根廷命运盖棺论定的，不是其领导人的政治意愿不足，而是他们无力对本国选民实施代价更为高昂的政策。事实上，阿根廷中央政府愿意废除与公务员、退休者、省级政府和银行储户等所有国内合同，以履行对国际债权人的义务。但投资者越来越怀疑阿根廷国会、各省和普通民众是否会容忍为偿还外债而实施的紧缩政策。随着大规模抗议的蔓延，他们的怀疑成真。2002年初，《货币兑换法》被废除，比索一泻千里。

有时我们还能选择另一条路。在阿根廷爆发比索危机15年之后，拉脱维亚发现自己也正深陷类似的困境。自2004年加入欧盟以来，大规模外债和国内房地产泡沫推动拉脱维亚的经济高速增长。该国的经常账目赤字和外债负担迅速增长，已达到后来希腊的水平。不出意料，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资本流动的逆转，导致拉脱维亚的经济陷入困境。随着贷款违约潮和房地产价格崩溃，该国失业率上升到20%，2009年GDP下降了18%。2009年1月，拉脱维亚发生了自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骚乱。

与阿根廷一样，拉脱维亚实行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自2005年以来其货币便一直钉住欧元。不过，与阿根廷不同，该国的政治家在不让货币贬值和不实行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成功地度过了危机。

拉脱维亚的政治成本和收益间的平衡之所以改变，原因似乎与波兰类似：成为欧元区成员国的愿景，迫使拉脱维亚的政策制定者排除了将危及该目标的任何选项。这反过来又提高了他们行动的可信度，尽管为此付出了不菲的经济和政治成本。

拉脱维亚的故事表明，当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压缩了策略空间时，民主国家会发现自己难以吞下紧缩政策的苦果。在全球化与国内政治冲突之际，明智之举是押注于后者。国家主权无法被压制太久。

马克龙能虎口拔牙吗？

在2017年5月的法国总统选举中，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击败玛丽娜·勒庞。这一胜利对所有支持开放自由的民主社会、反对本土主义和排外主义的人士，都是值得弹冠相庆的好消息。但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战斗远未获胜，欧洲的前景仍不明朗。

除了勒庞所属的“国民阵线”，支持她的只有尼古拉·杜邦-艾尼昂的“法国崛起”这一微弱势力。但即使如此，勒庞仍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超过三分之一的选票。而且，由于存在很多不稳定的选民，这一票数还低于前一轮选举。如果马克龙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政绩不佳，勒庞将卷土重来，坚持本土主义的民粹主义者将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壮大。

作为一名候选人，马克龙在这个反建制的政治时代赢得选举，得益于他置身于传统政党之外。不过，对于总统而言，这将成为一块短板。他领导的政治运动组织“前进！”（En Marche!）是一种全新的模式。他必须从零开始，在2017年6月全国议会选举上获得未来立法权的多数票。

马克龙的经济思想有着多面性。在总统竞选期间，他经常被指责缺乏鲜明的特性。对众多左翼和极右翼人士来说，他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者，支持导致欧洲失败和政治僵局的主流紧缩政策。力挺社会党候选人贝瓦诺·阿蒙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称马克龙代表“昨日之欧洲”。[10]

马克龙的许多经济方案的确散发着新自由主义的气息。他宣称公司税率要从33.5%降至25%，削减12万个公务员职位，将政府赤字控制在欧盟3%的警戒线内，并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这是方便企业解雇工人的委婉说法）。但他也承诺要维持养老金福利水平，偏好北欧式的弹性社会保障模式，试图把高度的经济保障与基于市场的激励结合起来。[11]

这些措施短期内肯定无法解决马克龙总统任期上的关键挑战：创造就业机会。就业是法国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新政府的首要任务。自欧元区危机以来，法国的失业率一直在10%的水平上居高不下，而25岁以下人群的失业率接近25%。正如我们所见，传统结构性改革对就业的影响微弱且不直接，需求低迷期尤为如此。几乎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会增加就业，除非法国经济的总需求显著提高。

这时就需要马克龙经济计划的另一组成部分发挥作用。他提出了一个为期五年的500亿欧元（546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包括投资基础设施和绿色技术、扩大对失业人员培训等。不过，该刺激计划缺乏雄心，规模仅不到法国每年GDP的2%，难以显著提振整体就业。

马克龙更具雄心的一个想法是推动建立欧元区财政联盟，包括设立欧盟财政部及财政部长。在这一构想下，欧元区的富国向受共同货币政策不利影响的国家进行稳定的财政转移支付将变为现实。欧元区的预算资金将由成员国税收收入提供，一个独立的欧元区议会将对预算进行政治监督和问责。这种财政联盟将增加法国等国的基础设施支出和就业机会，并不会打破其财政上限。

由更紧密的政治一体化支持的财政联盟意义非凡。它是一条走出欧元区当前所处“无人区”的有效路径。但马克龙毫不掩饰地表示，欧洲一体化政策不仅是一个政治或原则问题，对其经济计划的成功也至关重要。若没有更灵活的财政政策或来自欧元区其他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法国不太可能很快解决就业难题。因此，马克龙总统任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内部的合作。

这一财政联盟的构想引导我们转向德国。安格拉·默克尔对法国选举结果的最初反应并不令人感到鼓舞。她向马克龙表示祝贺，称他“承载着千百万法国人的希望”，但她也表示不会考虑改变欧元区的财政规则。[12]即使默克尔政府（或与社会民主党挑战者马丁·舒尔茨联合组成的未来政府）支持财政联盟，德国选民也不会答应。由于德国政治家把欧元危机描绘成道德问题而非经济一体化问题，节俭且勤奋的德国人自然反对挥金如土的欺诈借贷者，政客想让其选民加入任何一种财政联盟皆非易事。

马克龙很明白他面临来自德国的挑战。在预料到德国的反应后，他这样反驳道：“你不能一面说‘我支持强大的欧洲和全球化’，但又表示‘至死都不愿意成立财政转移支付的联盟’。”他认为，财政联盟是一种处理经济分离和政治矛盾的良方：“如果没有财政转移支付，欧洲外围国家就无法趋同于核心国家，从而造成政治分歧和极端主义。”[13]

法国并不在欧洲外围，至少目前还没有。但马克龙向德国传达了明确的信息：除非你帮助我建立一个经济、财政乃至政治上的真正联盟，否则我们都将被极端主义碾压。

马克龙基本上是正确的。按照本书观点，极端主义者支持的第三种选择将导致经济一体化大幅倒退。那些希望欧洲保持单一市场和健康民主的人肯定期待，马克龙的胜利会改变德国人的想法。

欧盟未来路在何方？

2017年3月，欧盟庆祝促成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的《罗马条约》签订60周年。这一事件肯定有很多值得纪念的地方。经过几个世纪的战争、动乱和大规模屠杀，欧洲终于变得和平而民主。在一个不平等横行的时代，欧洲国家的收入差距是全世界最低的。欧盟还成功地将11个转轨国家纳入其羽翼之下。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辉煌。如今，欧盟仍深陷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前途未卜。这些症状随处可见：英国脱欧、希腊和西班牙的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意大利的债务和增长停滞、民粹主义抬头，以及对移民和欧元的强烈抵制。它们都意味着，欧洲的制度需要刮骨疗毒。

如果欧洲的民主国家想恢复元气，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就应该保持同步。要么政治一体化赶上经济一体化，要么经济一体化放慢步伐。只要这项原则被忽视，欧盟就将运转不畅。

面对这一严峻的选择，各成员国很可能在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路线图上做出不同选择。这意味着，欧洲必须建立灵活的制度安排适应各国的变化。

从一开始，欧洲就建立在一个“实用主义”的构想之上。这一构想假定，政治一体化对经济一体化会亦步亦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建者、时任法国总理罗伯特·舒曼在1950年就表示，“欧洲不是一劳永逸或按某个单项计划就能建成的。欧洲将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经济成就之上，经济成就创造了一种事实上的团结”。优先建立经济合作机制，将为更广泛的政治合作机制奠定基础。

这种方法论一开始效果很好。它使经济一体化比政治一体化领先一步，但也没有领先过多。20世纪80年代之后，欧盟朝黯淡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欧盟通过了雄心勃勃的单一市场议程，旨在统一欧洲的经济体，削弱各国对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性政策。作为成员国单一货币的欧元诞生，是这一议程的必然归宿。这是在欧洲层面实现的超级全球化。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述，如何推进这一过程有两种思路。许多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僚认为，欧洲各国政府过于干涉经济，深度经济一体化和单一货币可约束政府干预。从这个角度看，一体化过程中经济和政治的不同步是必然特征，而非一个缺陷。另一方面，许多务实的政客都认识到，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有潜在问题，但他们设想实用主义最终会找到出路。他们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支撑单一市场所需的类联邦政治制度将会有所发展。

欧洲主要国家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法国认为，将经济权力转移给布鲁塞尔的官僚将提升法国的国力及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威望。德国人则附和法国人，以此作为德国统一的代价。

替代方案本来是有的。欧洲本可发展出一种社会模式，并与经济一体化协同发展。这不仅需要整合市场，还需要整合社会政策、劳动力制度和财政安排。欧洲多样化的社会模式以及达成共同规则的难度，自然会阻碍一体化的步伐和范围。这非但不会成为一种劣势，反而会形成有效的纠正机制，实现合意的一体化速度和程度。最终一个规模更小的欧盟会诞生，但其一体化程度却更加深入。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规模与如今相似的欧盟，但它在经济一体化上却不那么雄心勃勃。

尽管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但如今在欧盟内部考虑财政和政治一体化可能为时已晚。当我写下这些话时，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欧洲人赞成将权力从民族国家手中转移出去。[14]

乐观主义者会认为，出现这一幕不是因为民众反感布鲁塞尔或斯特拉斯堡的政客，而是因为公众将欧洲化一体化愿景与技术官僚过于关注单一市场以及缺乏有吸引力的替代模式联系在一起。或许，新一届领导人和新的政治形态会设法创建一种新模式，为加强版的欧洲一体化注入活力。

而悲观主义者则期待在柏林和巴黎权力走廊中的那些黑暗角落里，经济学家和立法者正在筹备一个秘密的B计划，以便在经济联盟垮塌之日开始实施。

[1] Olivier Blanchard and Daniel Leigh,“Growth Forecast Errors and Fiscal Multi-pliers,”IMF Working Paper，January 2013.

[2] Olivier Blanchard,“Greece:Past Critiques and the Path Forward,”IMF Blog,July 9，2015，https://blog-imfdirect.imf.org/2015/07/09/greece-past-critiques-andthe-path-forward/.

[3] Jan Babeckňand Nauro F.Campos,“Does Reform Work? An Econometric Survey of the Reform-Growth Puzzle,”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39（2），2011: 140-158.有相似结论的近期研究，参见Pasquale Marco Marrazzo and Alessio Terzi,“Wide-Reaching Structural Reforms and Growth: A Cross-Country Synthetic Control Approach,”unpublished paper，Harvard，CID，April 2017.

[4] Steven N.Durlauf，Paul A.Johnson，and Jonathan R.W.Temple,“Growth Econometrics,”Working Paper no.61，Vassar College Economics，October 2004，https://economics.vassar.edu/docs/working-papers/VCEWP61.pdf.

[5] Zsolt Darvars,“Is Greece Destined to Grow?”Bruegel，June 15，2015，http://bruegel.org/2015/06/is-greece-destined-to-grow/.

[6] Ricardo Hausmann，Lant Pritchett，and Dani Rodrik,“Growth Acceler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vol.10（4），2005: 303-329.

[7] 这一论点来自Arvind Subramanian and Dani Rodrik,“From‘Hindu Growth’to Productivity Surge:The Mystery of the Indian Growth Transition,”IMF Staff Papers，vol.52（2），2005，本段后面的内容基于这篇文章。

[8] Ricardo Hausmann，Dani Rodrik，and Andrés Velasco,“Growth Diagnostics,”in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considered: Toward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J.E.Stiglitz and N.Serra，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8.

[9] Theodore Pelagidis,“Why Internal Devaluation is Not Leading to Export-Led Growth in Greece,”Brookings Online，September 12，2014，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4/09/12-internal-devaluation-exportgrowth-greece-pelagidis.

[10] “Pour l'économiste Thomas Piketty: Macron，c'est‘l’Europe d'hier’,”Le Point，February 20，2017，http://www.lepoint.fr/presidentielle/pour-l-economiste-thomas-piketty-macron-c-est-l-europe-d-hier-19-02-2017-2105950_3121.php#section-commentaires.

[11] “Emmanuel Macron proposes Nordic economic model for France,”Financial Times，February 23，2017，https://www.ft.com/content/3691a448-fa1d-11e6-9516-2d969e0d3b65.

[12] “Merkel rules out eased eurozone spending rules to help Macron,”Financial Times，May 8，2017，https://www.ft.com/content/2d3004a2-33ee-11e7-bce4-9023f8c0fd2e.

[13] “Macron calls for radical reform to save euro,”Financial Times，September 24，2015，https://www.ft.com/content/6d327720-62c5-11e5-a28b-5022 6830d644.

[14] Peter Foster,“Jean-Claude Juncker Faces Dissent Over EU's‘Five Pathways to Unity’Survival Blueprint after Brexit,”The Telegraph，March 1，2017,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7/02/28/jean-claude-juncker-faces-dissenteu-survival-blueprint/.

第4章
工作、工业化与民主

不久前，经济分析师还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激动不已。与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前景低迷不同，人们认为新兴市场将延续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十年就开始的强劲势头，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例如，花旗集团的经济学家就大胆断言，世界范围内广泛且持续的经济增长环境前所未有，由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领衔的全球快速增长势头将持续到2050年。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预测，一直到21世纪中叶，中国、印度和尼日利亚的人均GDP增速都将高于4.5%。麦肯锡公司则将非洲这块原本长期与“经济失败”同义的大陆，比作“奔跑中的雄狮”。

如今，类似言论已被《经济学人》所称的经济“大减速”（great slowdown）的担忧取代。中国和印度的增长出现下滑，巴西和土耳其也陷入政治危机。拉美国家正经历多年来经济增长的最低谷。乐观已让位于质疑。

当然，正如以持续十年的强劲增长推断未来并不明智，我们也不应过度解读近期的短期波动。但无论如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未来数十年里，高速增长将是例外而非常态。

欲知其中缘由，我们得理解“增长奇迹”是如何产生的。我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些国家可以在增长快速启动期之后持续高速增长。除了少数几个受益于丰富自然资源的小国之外，所有成功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归功于快速工业化。如果人们在东亚发展模式上能达成共识，这必然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等，都极善于将其劳动力从农村（或非正规部门）转移到有组织的制造业之中。更早期的经济成功赶超案例，例如美国或德国，也都概莫能外。

制造业之所以能让快速赶超成为现实，是因为模仿和应用外国生产技术是相对容易的，即使对于不利条件重重的穷国来说也是如此。我的一项研究表明，无论政策、制度或地理状况有多大差异，一国制造业都会以每年约3%的速度缩短与技术前沿之间的差距。[1]因此，那些能将农民转变为工人的国家会收获巨大的增长红利。

诚然，某些现代服务业也有劳动生产率趋同的特征，但多数生产率高的服务业活动都得依靠一系列技能和制度能力，而发展中经济体只能逐步积累起这些技能和能力。一个发展中国家可轻而易举地与瑞典在多个制造业领域展开竞争，但要赶上瑞典的制度水平，少则数十年，多则几个世纪。

印度在发展初期就因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造成了发展的局限。印度在信息技术服务（如软件和电话服务中心）领域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但大多数印度劳动力缺乏融入此类部门的技能和教育水平。东亚的非熟练工人能进入城市工厂里工作，收入是他们在农村时的数倍。印度的劳动力只能务农或者进入建筑业和小型服务业，而他们在这样一些领域中的生产率并不高。经济的结构升级受制于国内对非传统产品的需求增长。

两个墨西哥：生产的二元性

近期，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深挖墨西哥经济表现滞后的细节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大型和小型公司的生产率增速存在令人意外的大幅差距。在1999年到2009年间，雇员人数在500人及以上的大公司，其劳动生产率每年以5.8%的较高速度提高。与之相比，雇员人数10人及以下小公司的劳动生产率则每年下降6.5%。[2]

而且在此期间，这些小公司的就业份额从本已较高的39%上升至42%。考虑到巨大的墨西哥湾分割出了众多作家笔下的“两个墨西哥”，墨西哥整体经济增长的表现如此之差也不足为奇。墨西哥大型现代化公司通过投资技术和技能快速发展，但整体经济受到国内众多低生产率小型公司的拖累。

这种看似不正常的现象，如今却越来越司空见惯。遍观发展中国家，你会发现在各国领先和滞后部门之间出现了令人迷惑的裂隙。

生产异质性，即发展经济学家以前常称的“经济二元性”，一直都是低收入社会的核心特征。但现在出现了一种令人苦恼的新情况：发展中经济体的低生产率部门并未收缩，相反，它们在很多国家还在不断扩大。

一般而言，当工人和农民从传统的低生产率部门（如农业和小型服务业）转入现代化工厂时，经济发展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与此同时，有两件事也相伴而生。首先，由于更多劳动力进入现代化部门就业，经济的整体生产率提高了。再者，经济体中传统和现代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也在缩小，二元性逐步消弭。这是因为，随着更先进农耕技术的出现以及农民数量的减少，农业生产率也有所提高。

这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洲外围国家在二战后遵循的经典发展模式。这也是韩国、台湾地区及中国大陆（最具现象级的范例）等亚洲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机制。

所有这些高速增长故事的共同点在于快速工业化。甚至对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这些20世纪80年代前还主要依赖国内市场的国家，现代制造业的扩张都能推动其经济增长。因此在高速增长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是结构性变化而非国际贸易本身。如今，情况已经大为不同。虽然年轻人仍然从农村向城市聚集，但大多数人最终进入的不是工厂，而是非正规且低效率的服务行业。

事实上，结构性变化越来越反常：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可贸易活动转向不可贸易活动、从正规部门转向非正规部门、从现代公司转向传统公司，从大中型企业转向小型企业。这种结构性转变的模式阻碍了拉美、非洲以及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

这可能预示着各种令人不安的效应将要显现。要理解这些结构性变化的新趋势预示着什么，让我们看一看各经济体过去如何实现了普遍的工业化，而后又是如何去工业化的。

工作简史

最初，世界上只有农夫和放牧者这两种职业。彼时，生活艰苦而残酷，人生苦短。部族首领、地主或者国家还向人们征收异常繁重的税款和其他苛捐杂税。多数人沦为农奴或奴隶，全无自主自治和尊严。除了少数幸运者，无人能幸免于贫穷和不公正。

此后工业革命呼啸而来，首先在英国，再蔓延到西欧和北美。众多男女从农村涌入城镇，满足了工厂对劳动力日渐增长的需求。棉纺、钢铁和运输上的新技术稳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水平。但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工业化的益处甚少惠及工人。他们在令人窒息的工作条件下长时间劳作，居住在拥挤不堪的屋子里，所获收入仅供糊口。包括工人平均身高在内的许多指标都显示，其生活标准甚至可能比此前还有所下降。

最终，资本主义本身发生变革，收益开始在更广范围内分享。一部分原因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减少，工人工资出现自然上升。但同样重要的是，工人开始组织起来伸张自己的权利。苦难生活让工人的诉求变得迫切，而且现代化工业生产方式也使精英人士难以沿用此前分而治之的手段。工作集中于大城市这一趋势，提高了劳动者之间的协调性、大规模动员能力和斗争精神。

由于担心爆发革命，企业主妥协了。政治权利和选举权扩展到了工人阶级。民主反过来也驯服了资本主义：经国家强制规定或劳资谈判，工作场所的劳动条件有所改善，工人的工作时长在减少，安全保障在提高，休假、家庭、卫生等方面的福利也增加了。政府在教育和培训上的公共投资，提高了工人的生产能力，为工人提供了更多选择自由。工人收入在公司盈余中所占份额也在提高。工厂里的劳作从来不会让人心旷神怡，但至少蓝领岗位已足以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使工人可以选择更多消费和生活方式。

技术进步催生了工业资本主义，但最终也会将之毁掉。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远高于其他部门。这就意味着在新技术下，更少的工人能生产出相同甚至更多的钢铁、汽车和电子产品。从二战后某个时点开始，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就业比重开始稳步下降。工人陆续进入服务行业，包括教育、卫生、娱乐和公共管理部门。由此，后工业经济孕育而生。

对有些人来说，工作变得更加令人愉快。在后工业化时代，对于那些拥有飞黄腾达必需的技能、资本和才智的人来说，服务业提供了各种超乎预期的机会。银行家、顾问和工程师能够挣得更高的薪水。同样重要的是，办公室工作也让人们获得了在工厂未能感受到的某种自由和自主感。虽然工作时间甚至可能比在工厂时还长，但服务业中的专业人士对其日常生活和工作时光有更大的自由度。教师、护士和服务员的薪水并不如意，但他们也同样从车间单调无聊的劳作中解脱出来。

另一方面，对低技能工人而言，接受服务行业的岗位意味着放弃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经协商获得的福利。向服务经济转型通常伴随着工会势力的衰落、工作保护措施的弱化和薪酬公平标准的走低，而这会极大地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和就业保障。

因此，在后工业经济中，一边是在收入丰厚且稳定的服务业工作的群体，一边是在收入较低且不稳定的岗位就业的群体，他们之间开始产生新的鸿沟。有两个因素决定了这两类工作之间的相对比重，以及后工业化转型过程中不平等的范围。首先，劳动力的教育和技能水平越高，则整体工资的水平就越高。其次，类似于制造业，服务业劳动力市场制度化程度越高，其工作岗位的质量也就越高。因此，在技能分布较不平等的国家，不平等、劳动参与率较低和二元性等特征更为显著，而许多服务业面临近似于教科书中那种同质且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美国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许多美国人被迫从事多份工作才能养家糊口。

这一幕主要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上演。非西方世界中的少数地区也会经历类似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它们都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工业化，然后进入去工业化阶段。现在，它们与其他发达国家同属于后工业经济体，其工作岗位特征取决于服务业的生产率与劳动力市场规范程度之间的相互作用。高生产率与劳动力市场保护的组合会创造高质量工作，低生产率与非组织化的劳动力市场联姻则很可能诞生糟糕的工作岗位。

我们很容易直接将这一经验推至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工人立足的中低收入国家。对它们而言，解决问题的方式看似清晰明了：推动快速工业化，以便实现经济增长；投资优秀院校和人力资本，并确保不落下任何一个人，以便拥有高生产率的劳动力。在去工业化进程自然而然开始时，不要抗拒这个进程。相反，要确保服务业所需法律和监管环境能为雇员提供充分保护。

这条经验大致是对的。但我们需要问两个问题：效仿当今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这其中有多少合理的成分？这样做的可行性如何？让我们逐一回答这两个问题。

发展中国家是否应效仿历史模式？

回看历史，各国在工业化早期阶段罕有能改善多数工人的居住条件。在工业化启动与工业化成果广受分享之间，总是存在着明显的滞后。在近几十年才成功进入世界制造业市场的诸多低收入国家，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滞后现象。这也引发了对出口导向型国家血汗工厂的大讨论。根据劳工权益保护组织的说法，这些国家的出口收益建立在受剥削工人被压弯的脊背之上。这些受压迫的工人通常是女性，她们在恶劣环境中工作超长时间，收入却少得可怜。另外，雇用童工也是这些争论中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

其他人（通常是经济学家）会辩称，所谓的血汗工厂只不过是经济发展乃至人类发展道路上的进阶之石。在他们看来，虽然血汗工厂外表破败不堪，但与多数工人的其他选择相比（如以农耕维持朝不保夕的生活，或从事更糟糕的城市工作），血汗工厂代表了状况的改善；低工资和糟糕的工作环境反映了工人的低生产率。此外他们会反问，这难道不正是当今发达国家变富变强过程的历史重演吗？

这一争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经验是否说明，工人无法更早地享有劳动者保护权益？良好的劳工标准是否必然滞后于发展水平？这类似于问“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是否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

后者的答案可为解答前者提供启发。从历史看，民主一直跟随在工业革命与收入增长的脚步之后。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各国无法在更早的发展阶段就实现民主。政治参与和论辩都是人类社会内在价值的体现，它们也都服务于一个工具性目标：实证研究已证实民主政体可能比威权政体更能促进增长，也更有利于维护稳定的发展。

印度和毛里求斯是低收入国家中两个耀眼的民主范例，它们的发展历程就诠释了上述观点。这两个国家的规模差别较大，但都是在民族冲突和暴力中诞生的高异质性国家。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两个国家就依靠民主缓和了社会冲突，实现了政治稳定。毛里求斯在独立之后的数年里发展迅速；印度的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比较滞后，但此后的表现则非常亮眼，近些年来的增速甚至高于中国。

我们同样没有理由认为，为了发展工业和提高出口，低收入国家的工人应有的基本劳工权益就该遭到剥夺。这些权益包括集体谈判、安全的工作环境、无差别待遇、最高工作时长以及禁止随意解雇工人。正如民主一样，这些都是一个公平社会的基本要求。它们的直接效应是平衡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谈判关系，而非提高生产成本。即使生产成本有所影响，企业仍容易通过提升员工士气、提供更好激励以及降低岗位变更频率加以弥补。

最低工资标准则略有不同，它直接提升了劳动成本。当然，离市场出清水平不远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不会对整体就业造成多少伤害，而会多多少少改善劳工状况。但对于远高于该水平的最低工资标准来说则不然，许多求职者会因过高工资水平而失去就业机会，离开正规就业市场。不幸的是，劳动力市场的这种二元性，即少数“内部人”为了保住其特权，牺牲大多数非正规就业的“外部人”利益，恰恰是全球各经济体的共同特征。这不利于人类发展以及全球增长前景。

不过，我们要明确的一点是，类似于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中的基本劳工权利不会阻碍经济发展。在经济起飞且达到相当牢固的发展水平之前，我们不必延缓这些权利的实现。对此，我们无须以史为鉴。

发展中国家是否能效仿历史模式？

如我以往的研究所述，制造业成为贫穷国家国富民强的上行阶梯有多个原因。首先，诸多制造行业都有正向的生产率提高机制。在某个“容易”起步的制造行业（如服装业）建立优势后，一国就能稳定提高其生产效率，并在日后转向更高端的行业。其次，制造业是一个可贸易部门。这意味着一国具有优势的制造业几乎可以在全球市场上无限地扩大份额，而不容易碰到需求的天花板。再次，制造业能够大量吸纳低技能劳动力，而后者正是低收入国家最为丰沛的资源。服装鞋帽、玩具和电子产品组装等生产领域仅要求极低的技能，农民在这些领域可轻易变身为生产线上的工人。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工业化才成为历史上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与全球技术前沿的差距消失之前，生产率趋同、出口扩张和劳动力吸纳会形成良性循环，推动经济持续向前发展。此后，增长对技术进步的依赖才会大幅提高。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这都是以往的发展规律。传统观点认为，今天的非洲、亚洲和拉美低收入国家如要实现快速且可持续的增长，它们就必须如上所述的按部就班。

但这种期待可能要落空了。当今世界与过去相比已大为不同。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结合，重塑了制造业的运作模式，使得后发国家想要效仿亚洲四小龙或者欧洲和北美经济体的工业化经历，即便不是毫无可能，也变得更加困难。

让我们仔细考虑以下一些事实。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控制标准收入和人口因素的影响后，发展中国家工业的就业和产出占GDP比重每十年都会显著降低。如今，工业化的峰值水平比以往更低，明显低于此前工业化国家的峰值水平。这就意味着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经历正常的工业化过程就成为服务型经济体，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所称的“过早去工业化”。虽然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就业比重曾经成功达到30%或更高，但最新一批后发国家几乎都无法达到这种水平。巴西制造业就业比重最高达到16%，墨西哥的峰值则为20%。在印度，制造业就业比重在触及13%后就开始降低了。[3]

拉美似乎是受此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但令人担忧的是，在几乎没有几个国家经历工业化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同样出现了类似趋势。唯一看似逃离了过早去工业化诅咒的，是少数亚洲国家和其他制造业出口导向型国家。发达国家本身也经历了严重的“就业去工业化”过程。虽然按不变价格核算，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实际产出较好地保持了原有水平，但由于多数关于去工业化的讨论都聚焦于名义价值而非实际价值，这一点通常会被人忽视。

这些趋势背后既有技术原因，也涉及贸易因素。与服务业相比，全球制造业快速的技术进步降低了工业制成品价格，打击了发展中国家作为后来者进入全球市场的信心。同时，制造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越来越高，大幅降低了该部门吸纳农业或非正规部门劳动力的能力。由于来自中国和其他成功出口国的竞争，加上本国贸易保护水平的降低，几乎没有哪个贫穷国家有机会发展初级制造业以满足其国内消费需求，进口替代的空间大为收缩。

有人说，亚洲四小龙将是按经济史中的常规方式实现工业化的最后一批经济体，这一论断并非全无道理。如果此论断成立，基于前文所述种种理由，这对全球经济增长而言是噩耗。同样，这对公平而言也是坏消息。在发展中国家，银行家和经理人与从事小生意或家政服务等非正规工作的参与者之间，其收入和工作条件的差异有天渊之别。在形成足够的人力资本和制度化能力之前，提早向服务业转型会极大地恶化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公平和排外现象，而发达经济体正深陷于此。

工作的未来之路

过早去工业化这一过程最终是否会有不易觉察的红利呢？我之前提到过，服务业在满足个人自主性和自由方面具有某些优势。詹姆斯·斯科特指出，美国有很高比例的产业工人更希望开一家商店、饭馆或者在农场工作。“这些梦想的共同主题是摆脱严密监控的自由，以及获得工作日的自主性。在他们看来，这些好处已远超过长时间工作的报酬，也远高于自主营生可能产生的风险。”斯科特对比了自主经营与工厂工作的不同，“流水线经过了精密调试，最大限度地削减了自主性，直至完全不需要自主性……”。[4]或许，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可以在过早去工业化的道路上找到某种捷径，绕开制造业中枯燥乏味的劳作？

这种梦想或许能成真，但如何实现尚不清晰。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达时，一个多数劳动者都是收入较高的自主经营者（如商店店主、独立专家、艺术家）的社会才能成为现实。只有生产力高的社会才会对这些服务产生足够多的需求，并为自主经营者带来较高收入。可问题在于，总体来说，服务业未曾有过制造业在历史上经历的那种生产力提高过程。如今，运作一家餐厅所需的侍者数量与一百年前并无差别。因此，最终我们还是得靠工业化带来的较高收入，创造出对经济其他部门产品或服务的需求。

显而易见，政策制定者在将注意力转向就业和人类发展的未来时，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更多的经济增长将要依靠服务业的生产力进步。这进而意味着，亚洲等地区早期快速发展时刺激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有效方法，需要用大规模且广泛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制度建设来取代（或者至少是给予补充）。在制造业还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时，局部改革（如出口刺激措施、经济特区或对外国投资者的激励措施等）会非常有效。毕竟，面对着全球市场上几乎无穷无尽的需求，只需要少数几个实现成功出口的企业就能拉动经济继续发展。但在经济增长必须主要依赖不可贸易的服务业时，局部改革将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改革需要更加全面，要着眼于所有服务行业的生产率提高。

马克思曾经展望过这样一个社会，人们可以“今日从事这项工作，明天忙于另一项活计，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放牧，晚饭后批判现实，这样就不会使人固守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的单一角色”。不过，悠然见南山的一个前提是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迄今为止，工业资本主义可以说是通向高生产力社会的唯一道路。工厂里的工作曾不那么让人愉悦，还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动荡（正如马克思强调的），但这些工作却提高了生产效率。

如今，这条道路不那么受人欢迎，可行性也较差。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替代道路。这一替代道路的整体轮廓并不复杂。它是一种基于服务业的模式，更多关注于学习和制度能力这样的软基础设施，而非厂房和设备这样的物质资本积累。不过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付出更多努力。

经济和政治制度

长期以来，传统观点认为，在零散的政策革新之外，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经济学家曾特别关注两种制度：产权保护制度和合同履行制度。尽管不总是言之凿凿，但经济学家还是普遍认为世间存在着普适的制度，在一国发挥作用的制度可以移植到其他国家。久而久之，这种最佳实践的思维定式就主导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实践和政策制定。“华盛顿共识”给出了详细但也相当具体的药方，而且还可用减少腐败、改善监管和司法制度以及在更广范围内加强治理等开放式建议予以加强。

我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主张，主流技术官僚关于制度改革的观点是不完整的。[5]他们忽视了制度设计的适应性和情境依赖性。

你可以乘飞机降落在一个从未到过的国家，口若悬河地把“将通胀率保持在低位稳定状态”“确保企业家能有安全感，保护他们的投资收益”等金科玉律一一道来，完全不必担心会有犯错之虞。如果不实现这些先决条件，又有谁会投资这样的经济体呢？我们一直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必须完成某些共同的任务，如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或确保投资者不必担心财产被侵占。要是没有类似制度，我们很难想象任何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能够正常发展。因此，这些制度功能都是有普遍适用性的。

但这些任务并未向我们透露，以上必备的制度应当采取哪一种形式。正如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历充分展示的那样，市场刺激效果可通过与最佳实践模板极为不同的制度来激发。如果存在一种产权安排能为投资者提供有效和充分的控制权，即使不是私人产权似乎也不打紧（如中国的乡镇企业）。同样的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制度形式来实现。[6]

我还曾经指出：民主是一种元制度（meta institution），每个社会可因地制宜地选择和建立适合自身的制度。中国以实验性的制度设计实现了民主审议和决策运作，确保了改革措施在地方层面产生效用，且不产生大规模的再分配。我还提供了一些跨国证据，显示民主国家确实会产生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表现出更高的可预测性、稳定性和适应性，并产生更好的收入分配结果。[7]

当我的这个成果发表时，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数量正在迅速增加。现在，相关统计表明全球民主国家数量已远超独裁国家数量，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8]这也是值得我们弹冠相庆之事。但对于这些新生的民主国家而言，情况几乎从来都不如想象中的美好。

民主的失败

在1997年出版的一篇前瞻性文章中，法里德·扎卡里亚写道：“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仍然经常性地无视宪法对其权力的限制，并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观察家开始注意到，开展过不同程度选举的国家极少能沿着西方民主路线发展。如今，专家更可能论及“民主的衰退”，而不是为民主的进展喝彩。[9]扎卡里亚称这些体制为“非自由式的民主”。[10]

扎卡里亚等人注意到，选举式民主与自由式民主截然不同。我和夏伦·玛坎德通过区分三组权利的方式，对这两者的差异进行了总结。[11]财产权是保护资产持有人和投资者免受国家或其他团体剥夺的权利。政治权利保护了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竞争，使得选举的获胜方可在其他权利（如有）设定的约束下制定政策。公民权利得确保法律面前的公平，即公共产品（如正义、安全保障、教育和卫生）提供要一视同仁。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互有渗透、难分彼此，但它们并非完全相同。例如，根据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原始评分而绘制的图表显示，各国普遍提供的是政治权利而非公民权利。

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差异，让我们可以区分选举式民主国家与自由式民主国家。一个选举式民主国家提供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一个自由式民主国家还要提供公民权利。我们据此使用表4.1中的2×2矩阵对各国进行分类。（我们的分类基于未发表的美国自由之家的原始评分，详细数据请见论文原文。）

表4.1 政治体制分类体系

提供公民权利却不提供政治权利的国家，即我们所称的“自由式独裁国家”，是极其罕见的。19世纪初选举权范围扩大之前的英国是最好的历史样本。摩纳哥公国可能是唯一的当代案例。

经济发展文献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自由式举措的重要性，强调“法治”的作用。但是，当经济学家和其他人谈起法治时，他们常将本该泾渭分明的两样东西混为一谈。一方面，贫穷国家依法行政与执法的能力较弱，会让针对权利侵犯和权力滥用的司法努力杯水车薪。另一方面，“多数票”支持的执政联盟，会刻意歧视少数族裔、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少数派，以便巩固其权力基础，或将公共产品过多投向其支持者。印度在法治指数上排名较低，部分原因是该国法院需经年累月才能做出裁决，但并非因为法律体制对某个种姓或宗教表现出明显偏见。在土耳其，只要是政府的反对派——无论他们是世俗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者库尔德活跃分子——在争论中都会被划为错误的一方，法治在此轰然倒塌。缺乏效率与有意的偏见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前一种缺陷可以通过增强能力和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来改善。后一种缺陷是司法机器刻意而为的表现，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后者更为隐蔽，可能也更具破坏性。对于希望继续掌权的政府而言，侵害少数族裔或政府反对派的权利成为其惯用伎俩。它们还会加深社会身份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得建立自由式民主遥遥无期。

从历史看，自由式民主从来都是命运多舛。美国可能是当今最为古老的民主国家，但如果去除所有不实的修饰词，在20世纪60年代公民权利斗争结出果实之前，我们很难将美国视为一个完全的自由式民主国度。除了英国这个明显的例外，多数西欧国家在二战之前都周而复始地回到各种形式的独裁政权。西欧国家在1945年之后重新建立自由式民主，绝不是预料中的必然结果，而很可能要归功于战前法西斯主义政权对自由式民主的诋毁。在亚洲地区，日本同样也曾被视为不可能成功的国家。即便不理想化这些发达的后工业化社会中的政治体制，我们也得承认发展中国家复制它们的成功极为困难。非自由主义的诱惑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得到了验证。尽管身为欧盟成员国，匈牙利已在成为非自由式民主国家模范的道路上绝尘而去。现在，绝大多数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以及之后走上民主道路的国家，都是选举式民主国家而非自由式民主国家。

为何自由式民主如此罕见？

要理解为何自由式民主如此凤毛麟角，我们应考虑各国从独裁政体转向民主政体时的情境。关于民主转型专题的政治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文献汗牛充栋，而且都集中关注两个过程。[12]第一个过程涉及精英阶层之间的分歧与讨价还价。当精英阶层出现分化而进行耗费时日的协商时，民主就会成为权力分享的机制。第二个过程涉及非精英阶层与精英阶层之间的斗争。如果精英阶层无法约束非精英阶层，他们可能宁愿给非精英阶层投票权，而不是接受政治不稳定和民众起义的结果。

这种转型过程产生的民主式解决方案不可能表现为自由主义的特征。这是因为与选举式民主相比，自由式民主的首要受益者是在两种解决方案中几乎都不掌握任何权力且被剥夺了投票权的少数族裔。精英阶层希望保护的首先是他们的财产权。非精英阶层中的优势团体（让我们姑且称其为“多数派”）希望获得选举权，以便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政策。能从非歧视政策中获益最多的少数族裔、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少数派，极少有资格在谈判桌旁讨价还价。无疑，民主化的政治逻辑会产生选举式民主而不是自由式民主。真正让人疑惑的地方并不是自由式民主如此罕见，而是自由式民主竟然真的存在。

有几种情况可让这种令人沮丧的逻辑向着更有利于自由式民主的方向发展。首先，精英阶层想在财产权之外获得公民权利想必事出有因。在英国光荣革命期间，对国王有谈判优势的地主和富商力图保护自己在宗教和经济领域免受国王的迫害。他们害怕国王詹姆士二世会将他的天主教信仰强加于人，同样也担心国王通过苛捐杂税侵占其财产。因此，在英国，财产权利和公民权利兼而得之。过了一段时间，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对这两套权利已无法分出彼此，而是假定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例如，马歇尔在其著名文章《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中，就将财产权列在公民权利的标题之下。[13]

南非是截然不同的个案，但其自由主义规范出人意料地持续存在，似乎源于类似的情境。在1994年的民主转型时期，少数派政府打算保护白人的财产权以及他们的公民权利。[14]正如在光荣革命时期一样，精英阶层与少数派共享了“身份标签”，让他们轻易成了受歧视的目标，也让两个群体对维护公民权利尤为主动。（不幸的是，近些年来，自由主义规范在南非开始节节败退。从2009年起，我们的自由民主指数就已不再将南非列为自由式民主国家。）

在社会结构相对同质，且不存在明显身份认同差异时，第二条道路就会浮出水面。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派并没有可歧视的对象，自由式民主和选举式民主几无区别。日本和韩国可能是这种模式最典型的范例。

最后，如果没有明显的多数派，也没有身份明确的群体希望永久掌权，那么维护自由式民主还是有可能的。重复博弈的机制可能会产生一个温和与宽容的政体：每个群体都会尊重其他群体的权利，因为它们害怕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少数派。

然而由于多个原因，此种权宜之计脆弱不堪。即使在社会因存在多种鸿沟而四分五裂时，成功的政治领导人仍能打造和维持多数派的执政联盟。即使这个联盟的组成会随时间发展不断变化，这类领导人也甚少关心联盟之外团体的权利。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就是采用这种手段的典型例子。同样，领导人也可能只是高估了其掌权时间，从而忽略了一点，即他们需要得到反对派支持的时间会来得更早而非更晚。

这些问题既困扰着发达国家，也同样困扰着发展中国家。至少直到战后时期，欧洲大陆的自由式民主都曾经无比脆弱，部分原因是基于宗教、民族或语言的身份认同与基于收入和阶层的群体认同存在激烈竞争。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通过指责和排挤“其他人”（外国人、犹太人、吉卜赛人和世界主义者），依靠重建身份的叙事，成功打造了足够强大的执政联盟。但在很多方面，发展中国家如今面临的挑战要远大于此。

落后导致的政治劣势

在西方世界，自由主义的发展与扩散发生在选举权范围扩大之前。在19世纪初的英国，对行政权的限制、法治、宗教宽容和自由言论等制度就已非常完备。民主是后来之事，而当时自由主义者对民主的益处也有所怀疑。最负盛名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约翰·穆勒就曾认为，民主要求社会先达到一定的成熟度，而英国只是在近期才达到这个水平（而这正是俄罗斯和印度这类国家缺少的）。与托克维尔一样，穆勒也纠结于选举可能会带来的“多数人暴政”。正如埃德蒙·弗西特阐释的，在一战之前的几十年里，自由主义者极不情愿地与民主握手言和。他们还支持选举权范围的扩大，希望民众可以投桃报李，以接受“对民众意志施加自由主义式的限制”。[15]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大为不同。首先，自由主义几乎无法在发展中国家占据上风。而在民主降临之前，自由主义传统在实现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也无从谈起。印度可能是一个例外，这要得益于英国对印度精英阶层的影响。

其次，正如此前所述，曾推动自由式民主在西方发展的工业化力量在发展中国家要弱小得多。工业化对民主非常重要，因为工业化可以释放足以颠覆旧式贵族统治秩序的社会力量。但这也意味着精英阶层与非精英阶层之间冲突的主线，包括了面包和黄油之类的民生议题，涉及工资、劳工权益、税费以及福利。这些都是自由式民主能够处理的问题。劳动力市场管制和福利国家就是双方谈判的最终成果。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制度创新会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但不会对自由主义式的活动造成严重威胁。

在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政治动员通常发生在迥异的境况中。这曾是殖民地独立或民族解放战争的产物，其间的主要分歧并非基于经济利益的阶级差异，而是身份认同。政治围绕着国家构建展开，或明或暗地树立一个能动员民众持续抗争的“对手”，这些对手可能是殖民者、邻国或者据称会妨碍国家独立的民族团体。

从政治角度看，身份认同差异并非原生或者独立存在。这些差异会被深化或操纵，并引发基于民族、语言或宗教的政治动员。历史上的紧张关系或文化多样性，为聪明的政客在选举时争取多数人的支持提供了素材。此种民粹主义，即右翼民粹主义，与集中关注收入和阶级差距的左翼民粹主义相比，有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左翼民粹主义分子”承诺实行提高收入或再分配政策，旨在缩小收入和阶级差距。而“右翼民粹主义分子”则依赖于身份认同差异的持续盛行和深化，维护其对权力的把持。因此，与左翼民粹主义不同，右翼民粹主义直接截断了通向自由式民主的道路。

身份政治通常只能形成临时性的制度，但有时也能产生稳定的制度。在缺少明显的多数派的情况下，每个民族或语系群体都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1975年之前，黎巴嫩的协商制民主就是此类政体的典型。[16]但是，一旦主要的政治分歧来自身份认同的差别，这种政治平衡就岌岌可危，因为人口变化或投机政客都很容易打破平衡。一个例证是，随着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大量涌入以及此后爆发的内战，黎巴嫩的政治平衡终被打破。

根据定义，发展中国家当然仍是较为贫穷的，当今发达国家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经历的结构性变化，可能依旧会胜过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变化。同时，成功的工业化国家也都最终成为自由式民主国家。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韩国。工业化为其提供了庞大的工人阶级，他们在随后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毛里求斯。该国是一个种族分裂的社会，但始终是一个自由式民主国家。瑞士的案例似乎也表明，身份认同的重大差异并不必然成为实现自由式民主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工业化（特别是风起云涌的重大劳工运动），似乎在为自由式政治开辟空间，并为压制身份政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威权主义的代价

民主的衰退会显著影响人权和公民自由，但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损失则并不太明显。

一国的政治与其经济前景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学中最根本也是研究最多的课题。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对经济增长更为有利？是全无政治竞争压力的强势控制？还是向新观念和新政治参与者开放的政治竞争？东亚的模范生表明答案似乎是前者。但我们又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除了那些仅依靠自然资源才致富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难道政治开放要先行于经济增长而不是紧随其后？

当审视系统性的历史证据而非单个案例时，我们就会发现威权主义极少能在经济增长上取得佳绩。对每一个成功实现快速发展的威权国家而言，身边都会有几个踉跄前行的同伴。对李光耀们来说，还有许许多多刚果的蒙博托似的人物作为陪衬。民主国家在长期经济增长等重要领域会完胜独裁或威权国家。从商业周期的起伏程度看，民主国家可以保证更好的经济稳定，也更善于应对外部的经济冲击（如贸易条件的恶化或资本流入的骤停）。民主国家还会更多投资于卫生、教育或人力资本领域，并建成更为公平的社会。

相比而言，威权政体最终产生的经济体系与其政治体制一样危若累卵。它们的经济潜力（当它还存在时）取决于其领导人的强势或者有利但短暂的外部环境。它们无法指望获得持续的经济创新或全球经济领导者地位。

中国似乎是一个例外。在“文革”结束之后，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一直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表现卓著，无有出其右者。中国共产党仍稳固地领导着国家政局，部分地方层面的决策实现了民主化，但人权问题依然颇受争议。然而，中国仍然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未来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如当初经济改革一样实现政治改革。如果不开展改革，反映不同意见的制度化机制运行不畅，社会矛盾将会超过国家的管控能力，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都将遭受影响。

尽管如此，由于俄罗斯和中国两国是强大的大国经济体，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可能会以它们为模板，认为能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谋求经济增长。

让我们以中东冉冉升起的经济强国土耳其为例。直到最近，土耳其都看似注定会成为该地区唯一的穆斯林民主国家。在其第一届任期中，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放松了对库尔德少数民族的某些限制，改革了土耳其法律体制，使其与欧洲标准看齐。

但从21世纪头十年的末期开始，埃尔多安和他的盟友们发动了一场几乎不加掩饰的运动，旨在恐吓其对手并加强政府对媒体和公共机构的管控。在早期，他们以煽动恐怖活动和策划政变等虚假指控监禁了数以百计的军官、学者和记者。不久前，埃尔多安与前盟友费特胡拉·居伦的追随者决裂，向他们施加了莫须有的政治迫害，在2016年7月一场失败的政变后尤为如此。超过十万名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遭到解雇，土耳其在一夜之间成为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这种向威权主义的快速滑落破坏了土耳其的经济前景。这会严重削弱政策制定的质量，并影响土耳其谋求全球经济地位的努力。

外部观察家和金融市场并非总是善于解读此类政治格局变化。在众人都意识到土耳其的政治生态已变得面目全非后的很长时间里，土耳其仍从西方专家以及新兴市场分析师那里收获各种吹捧。

巴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案例。自2014年年中以来，巴西的货币就一落千丈，其糟糕程度有甚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一个重大腐败丑闻的逐步披露和发酵。巴西检方披露了一份覆盖面极广的回扣计划，其核心是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牵涉公司高管、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所以，金融市场对此表现出的恐慌不足为奇。

然而自从腐败新闻披露后，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巴西司法和民主制度表现出强大威力而非软弱可欺。尽管迪尔玛·罗塞夫领导的政府本能地阻止对案件的调查，该案的检方和法官还是获得了放手处理此案的授权。从所有披露的情况看，调查遵循了完整的司法程序，并未被用于推动政府反对派的政治议程。除了司法系统之外，包括联邦警察系统和财政部在内的大量机构都参与进来，并同步开展工作。许多著名商人和政客因此遭到监禁，其中就有巴西执政党劳工党的前财务主管。

金融市场应当具有前瞻性眼光，而非只看到过去。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样，巴西同样存在着腐败问题，但不同的是，巴西这一反腐历程会提升其国际地位。

让我们重新回到土耳其的话题上。土耳其的腐败水平更高，而且比巴西有更广的影响范围。若干段电话谈话被披露出来，直接针对埃尔多安及其家人以及数位政府部长，指出他们参与了和伊朗贸易以及建筑合同相关的腐败圈，并因此获利颇丰。在土耳其，政府采购长期成为政治人物及其商业密友的获利工具，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如今，领导了埃尔多安腐败案调查的土耳其警官已锒铛入狱，曾经支持腐败调查的媒体也已被政府关闭和接管。埃尔多安一直辩称这些警官是居伦的追随者，而且调查也是出于旨在将他赶下台的政治目的。即便埃尔多安提出的两个声明本身是真的，但由于土耳其政府在压制腐败调查时表现出明火执仗的不合法性，这两个理由都无法为他辩解。

土耳其的政治体制正日渐陷入泥沼之中，而这会使其恢复过程变得异常艰难。而巴西虽然在短期内遭遇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其政治体制变得更加强健。

经济发展能否带来政治清明？

反向来看，从经济到政治又会有怎样的联系呢？

在2010年，也就是“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夕，联合国发布了《人类发展报告》20周年特刊。该报告中最大的惊喜，可能就是中东和北非伊斯兰国家的突出表现了。在过去40年，突尼斯的人类发展指数改善情况，要领先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墨西哥和印度，在135个国家中名列第六名。而距突尼斯名次不太远的，就是位居第14位的埃及。

人类发展指数通过选取健康、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指标，以此衡量发展水平。埃及和突尼斯在经济增长方面做得已经足够出色（尤其是突尼斯），但真正让世人刮目相看的是其经济之外的指标。突尼斯人口的预期寿命达到74岁，略胜过富裕程度超过其两倍的匈牙利和爱沙尼亚。埃及有约69%的孩童接受学校教育，该比重可与远比埃及富裕的马来西亚相媲美。很明显，这些国家在提供社会服务以及广泛分享经济增长福利方面相当成功。

然而，最终这一切皆成浮云。按美国联合广播公司的主播霍华德·比尔描述，突尼斯人和埃及人都已对他们的政府怒不可遏，而且也不打算继续忍受下去。如果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或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当时还寄希望于借助经济成绩换取政治支持，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

在阿拉伯世界这一“震天撼地之年”，第一个教训是，良好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不总意味着政治清明；两者可能会在很长时间里背道而驰。诚然，这个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几乎都是民主国家，但在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民主政治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

尽管取得了颇佳的经济发展成果，但突尼斯、埃及等诸多中东国家仍然是由一小群权贵统治的威权国家，国内充斥着腐败、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这些国家在政治自由度和腐败方面的排名，与其经济发展指标排名形成鲜明的反差。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开始之前，美国自由之家组织曾报道，“当局仍在骚扰、逮捕、监禁记者和博客大咖、人权活跃分子和政敌”。[17]在透明国际2009年的腐败调查中，埃及政府在180个国家中名列第111位。当然，相反的情况也同样存在：印度从1947年独立之后就是一个民主国家，但该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都无法摆脱“印度式经济增速”的魔咒。

第二个教训是，快速的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带来政治稳定，除非政治制度也能同样快速发展和成熟起来。事实上，经济增长本身就会提高社会和经济的动员能力，这本身就是政治不稳定的一个根源。

正如已故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40多年前所说，“社会和经济变革——城市化、教育进展、工业化以及大众媒介普及——唤醒了政治意识，增加了政治诉求，拓宽了政治参与面”。[18]如今，我们可以在这个方程式中加入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当社会动员能力与政治制度质量之间的差距扩大时，快速经济变化启动的不稳定力量就会势不可挡。当一国政治制度较为成熟时，政府会通过调解、回应和陈述的复合手段，应对来自底层的诉求。当政治制度还未发育成熟时，政府就会将这些诉求拒之门外，希冀这些诉求会随时间消散，或者试图通过改善经济条件笼络人心。

中东发生的这些事件充分展示了上述第二种模式的脆弱性。突尼斯和开罗的示威者并非抗议经济发展机会不足或糟糕的社会服务。他们集会反对的是思想狭隘、专横妄为、腐败横行且没有充分发言权的政治体制。

一种可以轻松玩转这些压力的政治体系，并不需要变成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人们可以想到各种无须通过政党之间自由选举和竞争来运作的响应型政治体系（responsive political systems）。有些人会认为阿曼和新加坡是威权政体的典范，它们都在快速经济变革的同时保持着可持续性。也许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迄今为止，已经在较长时间里证明自己的唯一一种政治制度，就是那些与民主国家相关联的制度。

“阿拉伯之春”给世界范围内的威权政权发出了一条令人警醒的信息：永远不能只依靠经济发展保持对权力的掌控。

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的替代品？

根据我在本章中讨论的全球发展情况，特别是考虑到过早去工业化的现实，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式民主可谓前景堪忧。是否存在一条不依靠大规模工业化和自由主义就能实现自由式民主的替代道路呢？或许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仍能最终到达罗马，不过它们很有必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

让我用一条类比来解释经济改革吧。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以极具洞察力的论述指出，经济发展的后来者，需要形成一套很不同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制度，才能实现后发追赶。这一洞见已经一再被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实。经济增长奇迹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政策制定者死板地复制西方国家的政策和制度，而在于他们精心设计更适合本国国情的新制度。中国是这种发展模式的集大成者，但这一经验也同样来自韩国、台湾地区和毛里求斯，它们都曾实行非正统的发展战略。正如我们一再看到的那样，市场经济可以包容种类繁多的制度可能性。

那么政治改革是否有类似的可能性呢？我们能否在缺失司法独立或政教分离等制度的前提下，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看似自由式民主的目标呢？

让我们看看黎巴嫩在1975年内战前的制度吧。这一制度基于1943年穆斯林和基督教社团之间签署的一份国民公约而创立，从某些方面看就像是自由主义制度的对立面。该制度并未漠视宗教差异，而是明确地在不同教派之间按比例分配公职。在该政治制度的最顶层，由基督教马龙派教徒担任总统，由逊尼派穆斯林担任总理，由什叶派穆斯林担任议长。同样的原则向下延伸到其他政府职位上。在中东这样一个极度缺乏自由式政治的地区里，只要该制度保持稳定，黎巴嫩就被视为一个模范的民主国家。政治学家还将其列入世界自由式民主国家，与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为伍。[19]他们认为，正是这种非自由主义的安排才最终产生了自由主义的成果。

发展中国家很难维持自由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约束机制。经选举上台的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如果法院或媒体妨碍了他们，他们也能轻松操纵处理。保罗·科利尔曾指出，有一项很重要、很强大的制度可以填补权力制约的空白，那就是军队。科利尔称，军队通常是唯一经过良好训练和由精英管治的机构，有着忠于国家整体利益胜于某个具体民族或宗教团体利益的荣誉感。在司法体制还不足以约束政府权力的国家，军队也许可以成为约束民选政府的一种机制。[20]

当然，这种安排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柄双刃剑。我们可以从土耳其的经历中看清其优劣。一方面，强大的军队力量确实阻止了强势的宗派政治团体占据主导地位。军队也确实推动了某种程序性的立法和法治，但在同一批司法工具被用来进行一系列莫须有的审判时，军队因不愿被人视为采取非法行动而退缩了。同时，军队对谨遵教规的穆斯林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思想观念也无法容忍，对于后者而言，土耳其共和国显然不是一个自由国度。军队频繁打断国民的政治生活，阻止了政党政治的长期制度化，也阻碍了政治妥协与节制文化的形成。

另一种约束机制是媒体。我们习惯认为新闻自由是自由式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但正如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以及某些发达经济体那样，如果大多数主流媒体受到某些商业利益集团的注资和掌控，而这些利益集团对维护公正和平衡的观点毫无兴趣，我们该为之奈何？如果一家哗众取宠的媒体大肆渲染，加剧身份认同差异，其目的只为增加读者数量，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对于此类两难问题，常规的答案是在媒体市场引入更多的竞争。但在现实世界中，提高媒体市场的竞争程度未必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超过西方接受程度的更严格的媒体监管有时效果更好。

如我通篇所言，市场支持型制度可以有不同形式。我们不应当成为制度纯粹主义者。对市场制度的这些思考，让我相信自由式民主制度也可能如此。或许，自由主义也能容纳各种不同的制度形式。我需要立刻补上一句：我对政治领域的这一观点，并不像当初在经济学领域得出类似结论时那么肯定。我当然也希望在我自信地阐述这个观点前，能够涌现出更多非正统的自由式民主的例子。不过，为了对自由式民主的前景保持乐观，我们至少应大度地认为这一观点还是有可能成立的。

[1] Dani Rodrik,“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 in Manufacturing,”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8（1），February 2013: 165-204.

[2] Jaana Remes and Luis Rubio,“The Two Mexicos,”Project Syndicate，April 1，2014，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jaana-remes-and-luisrubio-take-issue-with-flattering-headlines-heralding-a-new-emerging-market-success-story.

[3] Dani Rodrik,“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vol.21，November 2015: 1-33.

[4] James C.Scott，Two Cheers for Anarch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J，and Oxford，2012: 91-92.

[5] Dani Rodrik,“Institutions for High-Quality Growth: What They Are and How to Acquire Them,”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35（3），Fall 2000.

[6] Dani Rodrik，One Economics，Many Recip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J，2007.

[7] 人们通常认为民主导致更高增长的证据是不足的。不过，Daron Acemoglu，Suresh Naidu，Pascual Restrepo，and James A.Robinson的一篇论文（“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 No.20004，March 2014）有力地证明了民主确实能促进增长。

[8] Sharun Mukand and Dani Rodrik,“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iberal Democracy,”Harvard Kennedy School，March 2017，Figure 1.

[9] Larry Diamond,“Facing Up to the Democratic Recession,”Journal of Democracy，vol.26（1），January 2015: 141-155.

[10] Fareed Zakaria,“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1997.

[11] Mukand and Rodrik,“Political Economy of Liberal Democracy.”

[12] See，for example，Carles Boix，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3;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Robinson,“Foundations of Societal Inequality,”Science，vol.326（5953），2009: 678-679; and Ben W.Ansell and David J.Samuels，Inequality and Democratization:An Elite-Competition Approac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13] T.H.Marshall,“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in Jeff Manza and Michael Sauder，eds.，Inequality and Society，W.W.Norton，New York，2009 [第一版于1949年出版]。

[14] Richard J.Goldstone,“The South African Bill of Rights,”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32（3），Summer 1997.

[15] Edmund Fawcett，Liberalism: The Life of an Ide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J，and London，2014，p.144.

[16] Gerhard Lehmbruch,“A Non-Competitive Pattern of Conflict Management in Liberal Democracies: The Case of Switzerland，Austria and Lebano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eventh World Congress，Brussels，September 18-23，1967.

[17] Report on Tunisia，Freedom House，2011，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11/tunisia.

[18] 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CT，1968，p.5.

[19] Lehmbruch,“Non-Competitive Pattern.”

[20] Paul Collier，Wars，Guns and Votes，Harper Collins，New York，2009，chapter 9.

第5章
经济学家和他们的模型

经济学家对建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数十年里，他们为倡导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知识框架、叙事逻辑和理论依据。他们是否也会在这一国际经济秩序的毁灭过程中扮演角色呢？抑或，他们会重新设计国际经济秩序，从而将它从极端主义和自我矛盾中拯救出来吗？

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强大且实用的科学。但在实践者的手中，它往往会使人误入歧途。比如，经济学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还推动形成了不可持续且不健康的全球化模式。究竟是哪里出了错呢？在此，我们要讨论这样一个突出问题：尽管经济学家的模型早就准确预测了贸易协定的分配结果，可为什么他们对这种分配效应还是如此不屑一顾呢？

狂妄自大、过度自信和政治上的幼稚都能给出部分解释。但也许最令人震惊的答案是，经济学家往往没有坚持经济学素养。经济学家经常忘记——特别是在参与公共辩论时——经济学没有一套预先确定的结论或政策处方，而是一门高度情境依赖的学科，只提供对症下药的答案。[1]在经济学中，“视情况而定”几乎对任何问题都是适用的。当然，经济学的优势在于，我们通常也能准确预判有哪些具体情境。正如本章将要阐述的，经济学家的诸多困境并非源于过分重视经济学理论，而恰是因为对经济学规则不够坚持。

由于工作内容与政策相关，经济学家经常被卷入公开辩论，但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的公共责任。如果担心其言论会被特殊利益集团操控，他们是否应该含糊其词？假如一个令人厌恶的独裁者的儿子请求他们问诊该国经济，经济学家应该接受吗？倘若经济学对某个议题尚未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导致孤陋寡闻者掌控了公众话语权，他们是否应该只以“我不清楚”搪塞？经济学家若想提高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他们就应更多关注接下来几章的讨论。

诺贝尔奖的困惑

当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尤金·法玛、罗伯特·希勒以及拉尔斯·汉森时，许多人都对这一结果困惑不已。作为杰出的学者，法玛和希勒获奖并不稀奇，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他们同时问鼎诺奖。

这两位经济学家对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持有针锋相对的观点。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法玛是“有效市场假说”的创始人，该理论认为资产价格反映了所有公开信息，这意味着投资者不可能持续地跑赢市场。同时，在其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希勒都在证明金融市场运转不畅：金融市场存在过度投资，容易产生无法用基本面解释的资产价格泡沫，而且受“行为”而非理性的力量驱动。两位经济学家有可能都正确吗？诺贝尔委员会难道是在两头下注？

我们无法猜透评委会的心思，但他们的选择突显了经济学的一个核心特征，这也是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键区别。经济学研究人类行为，而人的行为取决于社会和制度环境。反过来，这一环境又是由人类有意或无意的行为创造的。这就意味着经济学中的命题通常是针对特定情境提出的，而不是普遍适用的。最有效且最有用的经济理论，是那些从一组特定情境假设中得出明确因果关系并做出预测的理论。

因此，金融市场时而遵循法玛理论，时而更像希勒理论中的场景。他们各自的理论价值在于，加深我们对特定条件下不同类型金融市场行为的理解。理想情况下，他们还可以提示我们在某个关键的特定时点该选择哪种模型或理论，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下文对此将有所论述。顺便提一下，当年第三位获奖者拉尔斯·汉森，因设计了测试市场是否以完全理性方式运行的统计技术而获奖。

金融学的故事在经济学其他领域也在上演。劳动经济学家不仅关注工会如何扭曲市场，还关注工会在某些条件下如何提高生产率。贸易经济学家研究在特定情况下，全球化如何缩小或扩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研究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家，会探讨全球金融在何种情况下稳定或破坏国民经济。发展经济学家研究外国援助在什么前提下能推动减贫，在什么条件下对减贫无效。经济学训练不仅要洞悉市场如何运作，还要了解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协助市场更好运作的各种途径。

当经济学家行为失当

灵活性和情境性既是经济学的优点，也是其缺点。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过程及其余波中，这一缺点得到了充分显现。当世界经济从悬崖边缘跌落时，批评人士准确地指出了经济学是这场危机的共谋者。关于不受约束的金融对社会有益的观点，正是经由经济学家的认可才合法化并传播开来的。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出“政府过度监管的危害”。经济学家的专业意见赋予其作为意见领袖的特权，也让他们步入权力通道。很少有经济学家预警危机将至（罗伯特·希勒算一个）。或许更糟的是，经济学界未能对世界经济如何走出困境提供有益的指导。对于如何用货币、财政和监管政策实现长期复苏和增长，经济学家从未达成一致。

许多旁观者认为，经济学需要被彻底颠覆。“烧掉课本，从头书写”，他们如是说。

矛盾的是，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并不缺乏解释危机如何演变发展的工具。事实上，若不求助于经济学家的工具箱，我们甚至无法理解这场危机。例如，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与加利福尼亚州抵押贷款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有何联系？如果不依赖行为经济学、代理理论、信息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知识，我们就无法解读这种关联。学术文献中有大量关于金融泡沫、信息不对称、激励扭曲、危机自我实现和系统性风险的模型。几乎所有用于解释危机及其后果的文章早就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但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许多经济学家淡化了这些模型的作用，转而支持有效市场及市场自我修正模型，导致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不足。这世间法玛们有余，而希勒们不足。

凯恩斯曾说过：“经济学是一门关于模型的思维科学，必须要具备挑选相关模型的艺术。”在经济学中，缺少的恰恰是艺术。经济学家及其拥趸对自己偏爱的模型过于自信：市场是高效的，金融创新会将风险转移给那些可承受者，市场自我调节的效果最佳，政府干预是无效且有害的。他们忘记了，其他许多模型的结论与其偏爱的模型大相径庭。傲慢产生盲点。经济科学是精细的，但它的艺术性和社会学属性不足。

经济学家和公众

非经济学家总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将市场奉为圭臬的学科，形容它是一个不计伦理或社会成本的狭隘的配置效率概念。如果你所学的经济学课程是典型的入门级课程，或者你作为记者就政策问题询问经济学家的简短看法，你确实有可能得出这种印象。但只要多学几门经济学课程，或在高级研讨会上花点时间，你就会得出不同看法。

经济学家之所以被指责意识形态狭隘，是因为当把理论应用于现实世界时，他们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他们不是全方位地表达经济学的观点，而是过度自信于那些最符合他们个人意识形态的特定政策。

在我的《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我做了以下思维实验。假设让一名记者打电话给一位经济学教授，让他分析与X国或Y国开展自由贸易是不是个好主意。可以相当肯定的是，像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这个教授会热情地支持自由贸易。[2]

现在，我让记者在该教授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生高级研讨班上扮演学生。我会让他提出同样的问题：自由贸易好吗？我认为这次的答案不会那么肯定和简洁。事实上，这位教授可能会被问住，他会反问：“你说的‘好’是什么意思？是对谁而言呢？”

这位教授将会花很长时间不厌其烦地讲解，并在最后得出极为保守的结论：“如果我刚刚描述的一长串条件得到满足，并且假设我们可以通过向受益者征税以补偿受损者，那么自由贸易有可能增加每个人的福祉。”如果当时教授情绪高涨，他可能会补充道，自由贸易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也不明确，这受一套完全不同的因素影响。

就这样，关于自由贸易优点的答案，由一个直接而又绝对的断言转变为由各种“如果”和“但是”修饰的叙述。奇怪的是，这位教授乐此不疲地向高级研讨班传授的知识，会被公众认为是不恰当的危险言论。这一规律尤其适用于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经济学家在其学术研究中会详细阐述这一影响，却在公共场合避谈这一话题。

经济学家忽视了他们在入门课程讲解理论时产生的影响。我曾收到两位哈佛同事的邀请，在全球化课程中做客座演讲。“我必须告诉你，”其中一个同事提前警告我，“这是一群非常支持全球化的听众。”在第一次会面时，他问学生中有多少人支持自由贸易而反对进口限制。尽管这还是在他们学习比较优势理论之前，但仍有超过90%的人表示偏向自由贸易。

在对代表性样本的真实调查中（不限于哈佛学生），当问及同样的问题时，结果就大不相同了。在美国，赞成限制贸易的受访者是支持自由贸易的两倍。不过，哈佛学生的回答并不完全出人意料。高技能和高学历受访者往往比蓝领工人更支持自由贸易。也许，哈佛的学生只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收入投票。

也许学生并不明白真实的贸易是如何运作的。当我与他们见面时，我以另一种方式提出同样的问题，强调了贸易的分配效应。这一次，关于自由贸易的共识消散无踪——甚至比我预期的还要快。

课程一开始，我问学生是否同意我做一个特别的魔术实验。我选了两名志愿者，尼古拉斯和约翰，并表示我可以让尼古拉斯的银行账户减少200美元，同时给约翰的账户增加300美元。这一社会工程的效果将使整个班级的收入多出100美元。他们允许我变这个魔术吗？

只有极少数人投了肯定票。很多人都踌躇不定。有更多的人反对这种变化。

显然，学生们不能容忍收入出现较大的再分配，即使经济蛋糕因此而增长。我问道，为何他们几乎本能地支持自由贸易？其实，自由贸易也拥有相似的效果——事实上可能会更严重——即从输家攫取收益，然后分配给赢家。他们似乎吃了一惊。

我接着假设，尼古拉斯和约翰拥有两家互为竞争对手的小公司。约翰由于更努力工作、更多地储蓄和投资，因此生产出更好的产品而赚取300美元，并导致尼古拉斯停业且损失200美元。现在有多少学生赞成这种改变？这一次，绝大多数人赞成。事实上，只有尼古拉斯反对。

我又提出了与国际贸易直接相关的其他假设。假如约翰因为从德国进口了更高质量的产品而导致尼古拉斯停业，那该如何评判？如果约翰将业务外包给社会保障不完善的中国呢？倘若约翰是在印尼雇用童工呢？学生们对这些情境的支持逐次递减。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技术创新呢？技术创新就像贸易一样，往往会让一部分人更加贫穷。很少有学生会同意阻止技术进步。因蜡烛制造商会失业而禁止电灯泡的使用，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愚蠢的想法。

所以，学生们并不反对再分配。他们只是反对某些类型的再分配。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们关心程序上的公平。

为了对再分配结果做出评判，我们需要从源头上分析。如果所有人都在同样的基本规则下面对相同的机会和困难，我们并不嫉妒比尔·盖茨或沃伦·巴菲特的天量财富，即使他们的一些竞争对手遭受损失。如果盖茨和巴菲特通过欺骗、违反劳动法、破坏环境或利用外国政府补贴，而不是凭借努力和创意实现富足，我们对他们就会有不同的评价。如果我们不能容忍在国内违反基本道德准则进行的再分配，那为什么仅仅因为再分配发生在跨境交易中就接受它呢？

同样，我们期望再分配效果在长期中变得平滑，每个人都能从增长中获益。这就是尽管技术进步会对某些人造成短期冲击，但我们依然认可技术进步的一个关键原因。但另一方面，当贸易的力量反复冲击着同一波低学历的蓝领群体时，我们对全球化可能就不会如此乐观。

太多经济学家对这种区别充耳不闻。他们总是将对全球化的担忧归咎于愚蠢的贸易保护主义动机或民众的无知，甚至当全球化存在真实的道德问题时仍固执己见。这些经济学家忽视了国际贸易有时会产生不利于国内的再分配结果，故而在公共辩论中发表了错误的言论。另外，对于不存在太大道德问题的贸易，他们也错过了为其辩护的大好机会。

经济学教学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教师们热情洋溢地展示着经济学皇冠上的宝石——市场效率、看不见的手、比较优势——忽略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细微差别。这就像物理入门课程假设了一个没有重力的世界，从而让一切分析都变得如此简单。淡化本学科知识框架的多样性，并不能让经济学家更好地分析现实世界，也不会让他们更受欢迎。

一起来看看经济学家在最近的贸易政策辩论中如何使用他们的模型吧。

经济学家和贸易数字游戏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一个大规模的贸易协定，涵盖12个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出口额占全球的四分之一。该协定是数十年来贸易协定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交锋的最新战场。

的确，该协议的倡导者已制定了量化模型，简洁地展示了这份协定的效果。他们最喜欢引用的模型由布兰迪斯大学的彼得·佩特里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迈克尔·普拉默建立。该模型的基础是对实际收入增长的预测（从美国的0.5%到越南的8%），且假设受影响行业的就业代价相对较小。[3]《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反对者坚持一个预测结果截然相反的模型。这个模型的建立者包括塔夫茨大学的叶罗尼姆·卡帕尔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亚历克斯·伊苏列塔以及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乔玛·科瓦姆·桑德拉姆。该模型预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导致大面积的工资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美国和日本这两个重要国家的收入将减少。[4]

两个模型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贸易量的影响上并无分歧：事实上，卡帕尔多等人将佩特里和普拉默更早期研究中的贸易预测作为数据分析的起点。两者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经济体如何应对自由化引发的贸易量变化，两个模型持有不同假设。

佩特里和普拉默假设劳动力市场足够灵活，受冲击部门的就业损失将由其他部门的就业收益补偿，并不会存在失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支持者常谎称这是模型推导出的结果。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了一份支持性研究报告，含糊地指出：“该协议将提高美国的工资水平，但预计不会改变就业水平……”[5]工资上升的结果确实是经模型得出的，但就业水平早在计算机处理模型前就已被“预测”了。

而卡帕尔多等人预计，劳动力市场将出现激烈的逐底竞争，工资和政府支出下降将抑制总需求和就业。不过，他们没有很好地解释模型的机制，而且情景模拟的细节也有些模糊。

佩特里—普拉默模型的基础是数十年来的国际贸易文献，它清晰地区分了微观经济效应（决定跨部门资源配置）和宏观经济效应（需求和就业的整体水平）。在传统模型中，贸易自由化是一种微观经济层面的“冲击”，影响就业结构，而非总体就业水平。贸易经济学家习惯于以这种方式分析贸易协定，更能接受佩特里—普拉默模型。相比之下，卡帕尔多等人的框架缺乏部门和国家细节，对行为的假设不清晰，它的极端凯恩斯主义假设与其中期观点也不一致。

问题在于，现实世界并非像贸易经济学家假定的那样井然有序。贸易批评者列举了无数个进口会降低受影响地区工资和就业水平的故事。戴维·奥托、大卫·多恩和戈登·汉森三位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表明，批评者的意见十分中肯。[6]他们指出，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大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调整成本和分配后果”。在受中国进口商品严重冲击的地区，工资水平持续低迷，失业水平十多年来一直上升。情理之中的是，与中国展开竞争的行业，其就业率出现下降。意料之外的是，其他行业的就业增长并不能抵消这种下降。

贸易倡导者长期以来都认为，发达经济体的去工业化和低技能岗位的流失，是新技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国际贸易增长的产物。在围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辩论中，许多著名的支持者仍坚持这一逻辑。根据新的实证结果，这种对贸易的漠视已经站不住脚。[7]佩特里—普拉默模型明确表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加速就业机会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但该协定的倡导者有意避谈这一结果。

经济学家并未完全理解贸易增长与宏观经济的相互作用为什么会对工资和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我们还没有掌握一个好的替代框架，用以取代贸易倡导者的理论框架。但我们不应对标准模型与现实严重不符这一现象置若罔闻。如果能全盘考虑所有可用模型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毕其功于一个模型上，效果会好得多。

不确定性不会随着宏观经济的互动而终结。佩特里—普拉默的模型预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大部分经济效益将来自降低非关税壁垒（如对进口服务的监管壁垒），以及减少外国投资的障碍。但对非关税壁垒建模要比对关税建模难得多，所需假设并不是标准化的，而需要许多主观臆断。

任何一方的模型都不能产生足够可靠的数据支持或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唯一能肯定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肯定会产生赢家和输家。或许该协定将刺激太平洋地区的投资和知识流动，给世界经济带来急需的推动力。或许，连这都不会发生。但那些相信该协定会如以往一样产生不对称利益的人士，有充分理由感到担忧。

经济学家和民主

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于2011年出版前，我已经能坦然面对各种评论。但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一位经济学家令人意外的批评让我吃了一惊。“罗德里克想为政客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他愤怒地说。由于担心现场听众无法理解他的看法，他又举例说明其观点，“日本前农业部长认为日本不能进口牛肉，因为日本人的肠子比其他国家的人要长”。

这一评论引起了一些轻笑声。谁不喜欢开政客的玩笑呢？

但这一评论显然有一个更为严肃的目的，意图揭露我论点中的一个根本缺陷。该评论者认为，让政客有更大的操作空间显然是荒谬的。他认为听众也会赞同他的意见。他的评论隐含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扩大政客可实施政策的范围，他们只会采取一些愚蠢的干预措施，而这些干预会扼杀市场、减弱经济增长动力。

这种批评反映了对市场现实运作方式的严重误解。由于教科书模糊了制度的作用，所以经济学家常认为市场是自发形成的，并不需要集体行动的针对性支持。亚当·斯密或许是正确的。他认为，人类“交易、贸易和交换的倾向”是与生俱来的，但这种倾向需要大量的非市场制度予以支撑。

我们来考虑一下市场需要的一切。现代市场需要运输、物流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其中大部分是公共投资的结果。市场需要合同执行和产权保护制度。市场需要以监管确保消费者做出明智决定、确保外部性被内部化、确保市场权力不被滥用。市场需要央行和财政部门避免金融恐慌并调节商业周期。市场需要社会保障安全网实现分配结果的正当性。

运转良好的市场总是存在于广泛的集体治理机制中。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即那些市场体系最高效的国家），也拥有庞大的公共部门。

一旦意识到市场需要规则，我们就必须知道由谁负责制定这些规则。那些贬低民主价值的经济学家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民主治理的替代方案是由高尚的柏拉图式的哲人王——最好是经济学家——制定政策。

这种情境既不中肯也不可取。一方面，政治体系的透明度、代表性和可问责性越低，特殊利益集团就越有可能操控规则。当然，民主也可能被俘获，但它们仍是反对专制统治的最可靠保障。此外，制定规则很少只考虑效率，它可能需要权衡相互冲突的社会目标（比如稳定与创新），或做出关于分配的决策。这些任务并不应该委托给经济学家，他们也许是市场价格上的专家，但不一定是社会价值上的权威。

诚然，民主治理的质量有时可通过降低当选者的自由裁量权来提升。如此前章节中所述，当要处理的是技术性问题且并未引发分配担忧时，当以投票方式决策会给所有人带来次优结果时，当短视的政策对未来大规模的成本视而不见时，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会将制定规则的权力下放给准独立机构。

独立的中央银行是一个重要例证。也许通货膨胀目标是由当选的政客确定的，但为达到该目标的政策却由中央银行的技术专家制定。即便如此，各国央行通常仍对政客负责，且在未达到政策目标时必须进行解释。

同样，一国也可向国际组织进行民主授权。降低关税税率或减少废气排放的全球协议确实很有价值。但经济学家经常没有充分考察约束政客权限的政治环境，就对这些做法顶礼膜拜。

通过外部限制提高民主审议的质量（例如避免短期主义或提高透明度）是一回事，通过将特殊利益凌驾于他人之上破坏民主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试举一例。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全球资本充足率要求反映了大银行施加的影响。如果由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撰写，这些规则会更严格。或者，如果在国内政治进程下制定，尽管国内金融既得利益集团也很强大，但对立的利益集团会对规则制定施加更大的压力。

类似地，拨开华丽的辞藻，世界贸易组织的许多协议并不是追求全球经济福祉的产物，而是那些寻求盈利的跨国公司游说的结果。比如，关于专利和版权的国际规则反映了制药公司和好莱坞（此处仅举这两例）获得成功的能力。经济学家普遍嘲笑这些规则，因为它们以不当方式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获取廉价药品或技术的能力。

因此，在国内民主自由裁量权与外部约束之间做出的选择，其政策效果并不总能用好与坏评判。即使国内政治进程运转不畅，你也无法保证全球制度就能表现得更好。通常，这一选择是国内寻租者和国外寻租者相互妥协的结果。对于前一种情况，至少租金还留在国内！

最终的问题是，我们授权给谁制定市场需要的规则。全球经济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合法的民主问责仍然主要存在于民族国家内。因此，我欣然接受那位经济学家对我的批评。我确实想让民主世界的政客感到这个世界是安全的。坦白地说，我很好奇那些反对者的动机。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奇幻思维

除了凯恩斯之外，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许是最能影响政策制定者理解经济运作方式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是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因对货币政策和消费理论的突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但最受人铭记的是，他在20世纪后半叶以一个远见者的身份为自由市场狂热者提供了理论炮弹，并在1980年后的经济政策剧烈反转中成为幕后推手。

当人们对市场的怀疑日盛时，弗里德曼用清晰易懂的语言解释说，私营企业是经济繁荣的基础，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建立在节俭、勤奋和个人能动性之上。他抨击了阻碍创业和限制市场的政府法规。米尔顿·弗里德曼对20世纪的意义，如同亚当·斯密之于18世纪。

1980年，当弗里德曼标志性的系列电视纪录片《自由选择》播出时，世界经济正经历一场非凡而痛苦的变革。受弗里德曼思想的启发，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等政府领导人开始废除过去几十年里形成的政府限制和管制。

中国告别了中央计划经济，从农业再到工业，市场得以繁荣发展。拉美大幅降低贸易壁垒，并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当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曾经的指令性经济坚定地走向了自由市场。

然而，弗里德曼也留下了一份不那么受欢迎的遗产。在热情推动市场力量的同时，他把市场和国家对立起来。实际上，他将政府视为市场的敌人。因此他让我们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即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是混合型的。不幸的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了之际，世界经济仍在与这种盲目性对抗，而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金融市场的过度自由。

弗里德曼学派大大低估了制度作为市场前提条件的重要性。在他们眼中，只需要让政府执行产权和合同，市场就能很快发挥魔力。事实上，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并不能自我创造、自我调节、自我稳定和自我合法化。各国政府必须投资于交通和通信网络，消除不对称信息、外部性和不对称的议价能力，缓解金融恐慌并减轻衰退，回应民众对社会保障安全网的诉求。

市场是市场经济的真髓，就像柠檬是柠檬水的精华一般。纯柠檬汁几乎不能喝，你需要把它与水、糖混合。当然，如果混合进过多的水，你就会毁掉这杯柠檬水，就好比过多政府干预会让市场功能失调一样。诀窍就在于不要放弃水和糖，但要把握好比例。中国香港是弗里德曼推崇的自由市场典范，目前仍然是混合经济这一规则的例外，但即使在那里，当地政府也在住房土地供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弗里德曼在大多数人脑海里的形象是这样的：一位微笑着的、矮小且谦逊的教授，在《自由选择》的镜头前举着一支铅笔，解说市场的力量。弗里德曼说，这支铅笔是由全世界成千上万人造就的——铅笔的石墨需要挖掘，铅笔的木材需要切割，铅笔的各部分需要组装，最终成品需要营销。没有一个中央机构协调以上行为，这一壮举是由充满魔力的自由市场和价格体系完成的。

近四十年后，这个由经济学家列昂纳德·里德原创的铅笔传奇，有了一个有趣的番外篇章：如今，世界上大多数铅笔都产自中国，而中国经济是民营企业和政府作用的奇妙组合。

弗里德曼可能想知道中国是如何主导铅笔以及其他众多产业的。墨西哥和韩国有更好的石墨来源。印尼和巴西的森林储备更为丰富。德国和美国拥有更好的技术。虽然中国有很多低成本劳动力，但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等人口众多的低收入国家也不缺劳动力。

毫无疑问，大部分功劳应属于主动创新、不畏辛劳的中国企业家和劳动者。但如果不提及以下因素，当今的铅笔故事是不完整的：在技术创新和劳动力培训领域，中国国有企业是最早开始投资的；中国的森林管理政策人为压低了木材价格；政府的出口补贴和外汇市场干预，为中国生产商带来巨大的成本优势。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补贴、保护和激励推动了快速工业化，从而改变了全球分工格局，使其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弗里德曼本人也许会对这些政府政策痛心疾首。然而，如果政府不为市场力量提供助推，以帮助这个产业起飞，中国铅笔工厂的数万名工人可能仍为贫穷的农民。鉴于中国经济的成功，我们很难否认政府工业化政策做出的贡献。

自由市场的狂热者在经济思想史上仍有一席之地，但像弗里德曼这样的思想家留下的遗产是模糊且令人困惑的。这是因为干预主义者在经济史上已取得了重要的功绩。

重商主义的挑战

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这两个对立学派之间的斗争贯穿整个经济学的历史。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私人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至今仍为主流学说。然而，自由主义的理论胜利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忽视了重商主义在实践中的吸引力和屡屡成功。事实上，重商主义仍然存在，它与自由主义的持续冲突很可能是塑造未来全球经济的主要力量。

如今，重商主义通常被误认为是一套过时的、明显错误的经济政策观点。在重商主义的鼎盛时期，其支持者确实维护过一些奇特的观念，首当其冲的是“应以贵金属（黄金和白银）的增长来指导国家政策制定”。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中巧妙地推翻了许多这样的观点。斯密特别指出，货币不应该与财富混为一谈。正如他所言：“一国的财富不仅在于它的金银，还在于土地、房屋以及各种消费品。”

但更准确地说，重商主义是组织国家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一种独特方式，其现实相关性并不亚于18世纪时。托马斯·孟等重商主义者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有力支持者，他们只是提出了一个不同于自由主义的模式。自由主义模式认为国家必然是掠夺性的，而私营部门的天性则是寻租，因此主张严格区分国家和私营企业。相比之下，重商主义提供了一种社团主义的愿景，国家和私营企业是盟友关系，为追求经济增长、国家力量提升等共同目标而开展合作。

重商主义模式被人嘲弄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但当它在亚洲运作时，这个模式的“政商合作”或“亲商业国家”特点很快博得高度赞赏。落后的经济体注意到，重商主义可以为其所用。事实上，即使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也不过在19世纪中叶才出现。那时，英国才刚刚成为主导世界的工业强国。

这两种模式的第二个区别在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是否享有特权。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消费者就是国王。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家庭的消费潜力，这就要求他们便利地获得最便宜的商品和服务。相比之下，重商主义者则强调经济的生产性，他们强调强健的经济需要合理的生产结构，而消费需要以高就业和足够的工资来支撑。

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对国际经济政策的影响不难预测。自由主义的逻辑是，贸易的经济利益来自进口商品，进口商品越便宜越好，哪怕最终导致贸易逆差。然而，重商主义者认为贸易是支持国内生产和就业的一种手段，更倾向于刺激出口而不是进口。

今日的中国接过了重商主义领军者的火炬，尽管中国领导人从不承认这点——因为对重商主义的污名化仍然存在。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由积极的政府创造的，政府扶持、激励并公开补贴国内外的工业企业。

尽管中国为了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消了许多显性的出口补贴，但重商主义的支持体系仍然存在。特别是，政府通过管理汇率维持制造商的盈利能力，导致了大规模贸易顺差（最近已有所下降）。此外，出口导向型企业继续受益于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出口补贴让中国消费者受困，却让世界其他地区消费者受益。诺丁汉大学经济学家法布里斯·德菲尔和亚历杭德罗·里亚尼奥的研究表明，中国出口补贴的“损失”约占中国收入的3%，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收益占全球收入的1%。[8]然而，从重商主义的角度看，这些只是通向现代经济和长期繁荣的代价。

如同出口补贴的例子表明的那样，两种模式在世界经济中可以和谐共存。自由主义者应该乐于使其国民的消费受到重商主义的资助。实际上，这正是过去60年的故事：一系列亚洲经济体采用不同的重商主义模式成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当发达国家的政府大多采用了另一种模式时，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则保护了本土市场，借用了“知识产权”，补贴了生产者，并对汇率进行管理。

如今，我们已经抵达这两种模式并行不悖的终点。由于不平等的加剧、西方中产阶级的困境以及放松管制导致的金融危机，自由主义模式已经伤痕累累。美国和欧洲经济体的中期增长前景只能在温和到暗淡之间徘徊。失业仍将是政策制定者难解的当务之急。因此，发达国家实施重商主义的概率可能也会加大。

最终，新的经济环境将使奉行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国家之间关系更紧张而非更和谐。它也可能重新引发“哪种资本主义能产生最大繁荣”这一沉寂已久的争论。

被操控的经济学

当相关利益很高时，政治对手们会不遗余力地从经济学家那里获得能得到的任何支持。保守的美国政客和欧盟官员引用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高夫这两位哈佛教授的研究，以此证明他们的财政紧缩政策是合理的，这就是一个明证。[9]

莱因哈特和罗高夫发表的一篇论文表明，公共债务水平如果超过GDP的90%，会对经济增长造成重大损害。这篇论文受到了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三位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论文的结论不稳健。[10]他们发现了一个相对较小的数据错误。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抨击莱因哈特和罗高夫的方法存在一些有问题的假设，从而导致研究结果不可靠。尽管债务水平和经济增长似乎是负相关的关系，但关于90%阈值的证据是微弱的。还有许多人认为，这种相关性本身可能是反向因果关系，即因为低增长导致了高负债，而不是相反。

许多评论者指责莱因哈特和罗高夫即使不是故意也是愿意参与这场政治游戏。对此，两位学者表示强烈反对。他们为自己的实证方法辩护，坚称自己不是批评者描绘的赤字鹰派。

莱因哈特和罗高夫事件已超出了学术辩论的范畴。因为这个“90%的门槛”已成为政治素材，随后的故事也变得政治化了。尽管莱因哈特和罗高夫提出抗议，但他们仍被指责为一套支撑证据不足的政策提供学术掩护。由阿尔贝托·阿莱西纳和西尔维亚·阿德格纳完成的另一篇论文也招致类似批评：他们的研究似乎表明，财政紧缩可以刺激经济——这与凯恩斯的标准假设相反。[11]这篇论文在政策圈子里也较有影响。不过，财政紧缩阵营最终不得不在众多相反证据的重压下承认失败。[12]

显然，我们可以在经济研究人员与政策制定者之间应用更好的互动规则。在我的《经济学规则》[13]一书中，我讨论了经济学家应该如何与公众交流。经济学家不应预设他们的研究观点在未来会如何被公共辩论利用或误用，也不应该在公开发言时对自己的看法含糊其词。也许，莱因哈特和罗高夫本应该淡化其研究结论，以免被赤字鹰派误用。然而，很少有经济学家能预测政治结局的走向。而且，当经济学家调整他们的口风以适应受众时，结果会适得其反，他们将很快失去信誉。

这显然就是当前全球化辩论的现状，模糊研究结论已成惯例。由于担心其结论有利于“保护主义者”，贸易经济学家总会夸大贸易的好处，淡化其在分配等方面的成本。在实践中，这常导致他们的观点被另一方利益集团所用，例如寻求操纵贸易规则以从中受益的跨国公司。因此，在全球化的公开辩论中，经济学家很少能承担中立调解人的角色。

对经济学家来说，一个更好的策略是，坦承经济学中的大多数结论是模糊且基于特定情境的。经济学家应该炫耀而不是掩盖经济学的这种多样性。然而，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的那样，经济学家更热衷于达成共识而不是保持和而不同，即使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答案是什么。

[1] 这也是我另一本书Economics Rules: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the Dismal Science的主题，W.W.Norton，New York，2015.

[2] Dani Rodrik，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W.W.Norton，New York，2011.

[3] Peter A.Petri and Michael G.Plummer,“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w Estimates,”PIIE Working Paper 16-2，January 2016.

[4] Jeronim Capaldo and Alex Izurieta，with Jomo Kwame Sundaram,“Trading Down: Unemployment，Inequality and Other Risk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Glob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16-01，Tufts University，Medford，MA，January 2016.

[5] Market Access and Sectoral Issues，in Assessing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PIIE Briefing 16-1，vol.1，February 2016: 3.

[6] David H.Autor，David Dorn，and Gordon H.Hanson,“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vol.8，2016: 205-240.

[7] 参见Peterson Institute对Steve Rattner评论的反应，Steven Rattner“What's Our Duty to the People Globalization Leaves Behind?”New York Times，Opinion Pages，January 26，2016，https://www.nytimes.com/2016/01/26/opinion/whats-our-duty-to-the-people-globalization-leaves-behind.html?_r=2.

[8] Fabrice Defever and Alejandro Riaño,“China's Pure Exporter Subsidies,”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Discussion Paper No.1182，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December 2012.

[9] 最初的文章是Carmen M.Reinhart and Kenneth S.Rogoff,“Growth in the Time of Debt,”NBER Working Paper No.15639，January 2010.

[10] Thomas Herndon，Michael Ash，and Robert Pollin,“Does High Public Debt Consistently Stifle Economic Growth? A Critique of Reinhart and Rogoff,”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8（2），2014: 257-279.

[11] Alberto F.Alesina and Silvia Ardagna,“Large Changes in Fiscal Policy:Taxes Versus Spending,”NBER Working Paper No.15438，October 2009.

[12] Paul Krugman一直是紧缩派的有力批评者。参见他在如下文章中对Alesina-Ardagna的讨论：Paul Krugman,“Night of the Living Alesina,”New York Times，Opinion Pages，March 13，2013，https://krugm-an.blogs.nytimes.com/2013/03/13/night-of-the-living-alesina/.

[13] 中文版见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编者注

第6章
经济学共识之害

芝加哥大学“全球市场调查项目”定期对持不同政治立场的高校经济学家开展时事热点调查。尽管政治倾向不同，经济学家却经常能达成共识。例如，在被问到奥巴马总统的刺激计划是否有助于降低美国失业率时，答案几乎众口一词。这部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横空出世于经济危机的紧要关头，涉及总额8 000多亿美元的政府开支，涵盖基础设施、教育、卫生、能源、减税以及各种社会项目，属于典型的凯恩斯式应对举措。在对37位顶级经济学家的调查中，有36位称该计划在降低失业率方面是成功的。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家贾斯汀·沃尔弗斯在其《纽约时报》的博客中为这种共识喝彩。[1]他还抱怨，关于财政刺激计划是否有效的公共讨论充满恶意，已经完全偏离了专家达成的共识。

经济学家经常对政治上颇有争议的诸多议题形成共识。对此，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2009年就举了一些例子，90%以上的经济学家支持下列主张[2]：进口关税和配额会降低整体经济福利；租金管制将减少住房供给；浮动汇率会生成一个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不应当限制雇主将工作外包给他国；财政政策在就业不充分时可以刺激经济增长。

在大众的印象中，经济学家对任何事情都各持己见，他们在这么多重要议题上达成共识不免让人惊诧。乔治·萧伯纳曾经打趣说：“即使世界上所有经济学家都站成一列，他们还是不会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得出相同的结论。”美国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就对其顾问们那些自相矛盾的建议头疼不已，据说有一次他曾要求找一个“独臂经济学家”。

毫无疑问，经济学家会在很多公共政策问题上激辩不休。所得税最高税率应为几何？是否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否要通过增税或缩减开支降低财政赤字？专利是鼓励还是妨碍了创新？在包含上述问题的诸多讨论中，经济学家都善于看到一枚硬币的两面。若是对此类问题进行问卷调查，恐怕经济学家不会达成多少共识。

经济学家会以或好或坏的理由达成共识。有时候一项共识无关痛痒，比如经济学家都会同意一个忽视激励机制的人将寸步难行。难道会有人反对这一观点吗？有时候一项共识的有效性仅限于某个特定时期，而且是基于已昭然若揭的事实：是的，苏联的经济体制效率极低；没错，奥巴马政府2009年财政刺激措施确实降低了失业率。

不过，当我们对某个具体模型的普遍适用性达成了共识，但其关键假设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成立，这时问题就来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上文所举的某些流传甚广的共识。贸易管制会降低经济福利的观点肯定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当存在外部性或规模收益递增时，这种判断便不再成立。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观点要求经济学家对分配效应做出价值判断，但这最好交由选民决定。

同样，租金控制会降低住房供给的观点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也不尽然。浮动汇率更高效的判断取决于货币金融体系运转良好的假设，而这一假设已被证明问题重重，要是现在开展问卷调查，经济学家对此观点的支持率会大幅降低。

再考虑一下其他议题。比如，人们普遍认为最低工资不利于就业增长，但由于日益增长的实证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如今此观点的可信度也大幅降低。已经有一些模型证明，最低工资未降低就业率，甚至还提高了就业率。在英国“脱欧”事件中，如果事先知道基于经济理论和历史数据的预测与现实经济结果相反，经济学家肯定会强调结果的不确定性，而非在下结论前自信满满。

或许，经济学家会认为某些假定在真实世界中更普遍。或者，他们认为某类模型“平均而言”要比另一类更精当。即使如此，身为科学家的诸公难道不应该恰当地修饰自己的观点，以防被人误解吗？难道不应担心上述斩钉截铁式的论断，至少会在某些情况下具有误导性吗？

问题在于，经济学家常将某个模型作为能解释世界的唯一模型。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共识，当然并不值得我们欢呼雀跃。

两种危害随之而来。首先是忽略之错，即共识中的盲点会妨碍经济学家发现迫在眉睫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经济学家未能及时揪出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正如我之前指出的那样，这种失察并非由于经济学家不知晓泡沫模型、不对称信息、扭曲的刺激措施或银行挤兑，而是因为人们对此类模型置若罔闻，却更推崇有效市场模型。

再有就是执着之错，即经济学家对某种模型的偏爱会让他们在政策管理上“默契”地出错，而这些政策失败的结局本该在意料之中。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和金融全球化倡议就属于这类错误。导致这两种错误的原因都在于，经济学家忽视了严重且复杂的次优情形，如学习的外部性以及有缺陷的制度会削弱改革的作用。在一些案例中，这甚至会导致改革效果的南辕北辙。

经济学这门奇怪的科学

莱因哈特和罗高夫的研究激起了讨论的热潮，以至于人们忽略了经济研究是一个需要反复检验和不断提炼的过程。研究成果发表后，莱因哈特和罗高夫很快就承认了他们在处理数据时犯下的错误。一些针锋相对的分析指出了二人所用数据的本质和局限性，并指出可替代的数据分析方法将导致不同的结果。但最终我们发现，在实证结果与政策含义上，莱因哈特和罗高夫与批评者的意见大同小异。

此次纷争有一个闪光点，它显示了经济学可以沿着科学的规律发展。无论经济学家的政治立场如何相左，双方对论据的构成要素以及解决分歧的通用方法，在多数情况下是有共鸣的。

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极少有板上钉钉的研究结果。事实上，经济学是拥有多个模型的工具箱，每个模型都是按既有范式对现实的某一方面做出不同表达。这些模型在其推理论证中都具有条件性特征，所有经济学的观点都以“如果……那么”的方式表达。这表明，现实世界有多么纷繁，经济学的结论就有多么复杂。一名经济分析师的技能高下，取决于他能否恰到好处地选取正确的模型。相应地，在某一特定情境下确定何种政策最有效，是一门技艺而非科学。

当表述以上观点时，我通常会受到如下质疑：“如果每一种可能的结果都对应不同的模型，那么经济学如何发挥作用呢？”好吧，大千世界错综复杂，理解这个世界的最好方式就是简化它。一个市场在卖方众与卖方寡时，其运作方式会截然不同。即使只有少数几个卖方时，其结果也会因他们之间不同的互动策略而有所差异。当考虑不完全信息时，我们还会得到更多可能性。我们应尽可能地理解每种情境下的行为逻辑，然后采用实证方法将正确的模型应用到特定情境中。正如我此前一本论著标题揭示的那样，“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3]。[4]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的进展并非表现为以新模型取代旧模型，而是通过更加丰富的模型集，让人更清晰地观察到社会现实的多样性。

可令人惊讶的是，经济学圈里几乎没有什么人研究“经济诊断”（economic diagnostics），也就是说，在多种貌似合理的模型中，确定哪个才是真正适合现实世界某种特定情境的模型。举例来说，经济学家对法玛或希勒模型的理论和实证含义了然于胸，但他们缺乏系统工具来判断哪一种模型能更好地描述华尔街现状或2007年的按揭市场。当来到现实世界时，经济学家往往会做出通用判断而不是条件性判断，也即总选择其中一个模型而不会根据具体情况配以相应的模型。经济学这个行当激励人们开发新模型以分析各种未解之谜，但似乎并不鼓励人们研究如何在具体情境中选择适当的模型和政策建议。我和同事曾用“经济诊断”的思路，研究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政策上的种种问题。[5]但很明显，这套方法应纳入更广泛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当然，随着时间推移，优秀的经济学家会掌握各种诊断的诀窍。即使那样，这种工作也得靠直觉完成，几乎无法形成编码式知识，也难以用长篇大论阐释。

很遗憾，经济学中的实证证据大都不能及时平息任何一个分歧严重的争论。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对时间序列数据有着多种解读方式的宏观经济领域。一些信仰金融市场效率的学者，如尤金·法玛，会坚持认为金融市场不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而将责任推给其他因素。凯恩斯学派与古典派经济学家则会继续对高失业率的成因争辩不休。

即便宏观经济学研究者有时会利用随机实验做出精准的经验预测，它们也只适用于局部的特定情境。要想在更广范围内应用这些预测结果，必须依靠辨别力和大量文字来做出推论。新的经济证据充其量只能或多或少地影响那些思想开明人士的观点。

发展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曾指出：“有一件事专家心知肚明，而普通人并不了解，即专家知道的东西没有普通人想象的那么多。”[6]这句话的含义已经超出了“不过分吹嘘任何研究成果的意义”。记者、政客和普通大众常常会夸大经济学家观点的权威性和准确性，这甚至会让经济学家深感不安。不幸的是，经济学家罕有谦逊之风，特别是在公开场合。让学院派经济学家脱颖而出的是技巧而非智慧，但这些奇淫巧术对现实世界并无裨益。顶级大学的教授之所以鹤立鸡群，不是因为正确解读了现实世界，而是设计出富有想象力的新颖理论或提出新奇的证据。即使这些技巧真的使经济学家成为对现实社会富有洞见的观察者，并赋予他们高超的判断力，这也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因此，经济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技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人们为提升经济学的科学地位而忽视其技艺要素，才会在不经意间将经济学变成万应灵药。

经济学界的不满

对经济学从来不乏批评这件事，我们不应感到惊奇。19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学越来越多引入数学和统计学知识并覆以科学的外衣，经济学从业者一直都备受各种罪名的指责。以往的种种骂名——包括狂妄自大、忽视除收入之外的社会目标、对技术工具过分推崇以及未能预测金融危机等——通常来自外部人士，或者说来自非主流的外围批评者。但近期的事件表明，即使经济学的大神似乎也都开始牢骚满腹了。

在报纸开设专栏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已养成一个习惯，即猛烈抨击宏观经济学中那些忽视旧式凯恩斯主义真理而推出的新一代模型。[7]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保罗·罗默也指责包括罗伯特·卢卡斯在内的某些经济学领袖，称他们滥用数学故意混淆视听而非澄清现实。[8]芝加哥大学著名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则斥责经济学漠视了现实世界的行为，而青睐那些假定众人皆为理性人的模型。[9]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还批评他的金融研究同行过分夸大金融业的收益，将社会发展引入歧途。[10]

这种由业内领军人物提出的批判是有益且颇受欢迎的，特别是在经济学这样一个缺少自省的领域更是如此。但在这轮批评中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弦外之音，需要我们予以澄清并加以抵制。经济学不是在有些人脑海中的那种科学，它并不能提供一个适用所有情境的模型。正如罗默所言，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要对哪一个模型是正确的达成共识”，而是要明确在给定环境下哪一个模型最为适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始终将经济学作为一门技艺（或按凯恩斯所言，称之为“艺术”）而非科学，特别是还必须在现实世界中及时做出这种模型选择。

人类社会与物理世界有云泥之别，前者由人创造，从而具有近乎无限的可适应性。因此，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在科学意义上的进展不是以更好的模型取代旧模型，而是将其模型库进行扩展，使每个模型都能解释社会不同的一面。

不妨举几个例子。我们现在有许多针对不完全竞争市场或不对称信息市场的模型。尽管涌现这些模型，经济学家并没有抛弃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经典模型。新模型只是让我们更加意识到不同情境需要不同模型而已。同样，强调启发式决策的行为经济学模型能更好地分析决策环境，但并不会取代理性选择模型，后者在其他情况下仍是常用工具。另外，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型可能会误导发展中国家。在有些场合下，强调预期的模型是分析通胀和失业率的最佳利器；但在其他情况中，带有凯恩斯思想印记的模型也能发挥超凡效果。

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曾经写过一篇小故事（事实上只有一段话），而这可能是关于科学方法的最好寓言。[11]在故事中，他描述了在一个遥远国度里，绘图学（绘制地图的科学）被人发展到了一种荒唐的极致。一个省的地图详细逼真至极，以至于可以达到一个城市那么大。整个帝国的地图则有整整一个省那么大。过了一段时间，更加雄心勃勃的绘图学家画出了一幅和整个帝国1∶1的精确仿制品。博尔赫斯以挖苦的口吻指出，帝国的后世子民发现这份大而无当的地图根本没有实际用途。因此，这份地图只有惨遭弃置荒漠的结局，与其代表的学科一同腐烂。

当今的许多社会学家仍然没有领会博尔赫斯的观点：理解现实世界就要求对诸多细节进行简化和概括。应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复杂性，最好的方式不是设计更精妙的模型，而应逐个了解现实世界各种因果机制的运作原理，然后确定哪些机制最符合某个特定情境。

我们从家里开车上班时会使用一幅地图，在动身前往另一座城市时会查看另一幅地图。但如果依靠自行车、徒步或者公共交通出行时，我们就需要其他类型的地图了。

在诸多经济学模型中选择一个能有更好表现的模型，要比选择合适的地图难得多。经济学研究者运用了各类正式和非正式的实证方法与技巧。但正如我在《经济学规则》一书中批评的，在经济学教学中，教授未能正确地让学生掌握该学科要求的实证诊断方法。

不过，经济学界的专业批评者有一点是错误的，那就是他们坚称经济学犯的错是因为经济学家还未就“正确的”模型（当然是他们更倾向的那类模型）达成共识。经济学可以分为理性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也有凯恩斯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之别，还有最优经济学和次优经济学、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等分类。让我们珍视并爱护经济学的这种多样性吧，将精力投入到如何更加明智地在特定情境中选择合适的分析框架。

只有维持经济学分析框架这种健康的多样性，我们才能理解所处时代的某些关键问题。在此，让我们考虑两个充满重要政策挑战的议题：不平等以及技术创新效应。

好的不平等和坏的不平等

在经济学理论的圣殿中，平等与效率的权衡曾占据极高的位置。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曾撰写了一本关于该主题的经典著作，书名是《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他认为公共政策始终以如何平衡这两种价值观为核心。在更晚近的2007年，纽约大学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毕业演讲中，用12条简短的原则总结了经济学的智慧，而平等与效率的权衡位列其中。[12]

有人坚信促进平等就会牺牲经济效率，这一信念植根于最受经济学珍视的思想之一：激励机制。企业和个人都需要有获得更高收入的预期，才会进行储蓄、投资、奋斗和创新。如果营利性企业或者富裕家庭的高税赋降低了这些预期，会导致奋斗脚步减缓和经济增速降低。那些导致经济灾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平等实验，长期以来都成为反对再分配政策的首选案例。

不过近些年来，无论经济学理论还是实证证据，都不再支持平等和效率之间存在水火不容的关系。经济学家的新观点认为，良好的经济发展不但与分配平等不矛盾，甚至还需要以平等为必要条件。例如，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贫穷家庭被剥夺了经济机会和教育权利，经济增长因此受到压制。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开展的平等主义实验，也显然并未阻碍其经济繁荣昌盛。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公布了一项实证研究结果，更是向之前的共识发起了宣战。[13]他们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基于跨国数据的研究还是针对一国内部的分析，更平等的分配状况都与后续更快的中期增长相关。此外，收入再分配政策看起来并没有对经济表现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平等不仅能更好地分配蛋糕，还能制造出更大的蛋糕。这一发现之所以令人惊诧，是因为它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该机构几乎从没有发表过此类非主流观点或激进言论。

经济学是一门无法发现普遍真理的科学。与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关系一样，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可能会因时因地而异，而非一成不变。两者的关系取决于导致不平等的更深层次原因以及许多其他影响因素。因此，关于不平等危害性的新共识也可能会像旧共识一样起到误导作用。

比如，让我们考虑工业化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在大部分劳动力都在传统农业就业的贫穷国家中，城市工业就业的增长很可能会产生不平等，至少在工业化早期阶段会是如此。当农民迁徙到城市，获得了更高报酬，人们的收入差距就会扩大。但这一变化同时也是经济得以增长的过程，所有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都曾经历过这个阶段。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的快速经济增长，伴随着不平等程度的明显提高。中国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约有一半要归因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城乡的结构转型效应也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我们还可以考察对富人和中产阶级征税以增加贫困家庭收入的税收转移政策。拉美许多国家，如墨西哥和玻利维亚，都以财政审慎的方式执行此类政策，以确保政府赤字不会导致高额负债和宏观经济失衡。但在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及其继任者尼古拉斯·马杜罗开展了雄心勃勃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其资金来源是一时的石油收入，这把收入再分配和宏观经济稳定都置于风险之中。尽管委内瑞拉的不平等水平出现暂时的降低，但经济增长前景已风雨飘摇。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平等水平有所降低的区域。社会政策的提高和教育投资的增加是其基本原因。但技能工人与非技能工人之间薪酬差距的降低，即经济学家所称的“技能溢价”下降也起到重要作用。[14]这对经济增长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取决于技能溢价降低的原因。如果薪酬差距因技能工人供给的相对增加而收窄，则拉美不断降低的不平等水平将不会阻碍经济快速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早期信号。但倘若薪酬差距缩小的根本原因是对技能工人需求的下降，那么较小的差距表明未来经济增长依托的技能密集型现代化产业并未充分扩张。

在发达国家，不平等水平上升的原因仍备受争议。自动化等技术进步、全球化、弱势工会、最低工资、金融化以及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标准的变化等，都发挥了一定作用。关于这些因素的权重，美国和欧洲并不相同。每一个因素都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的影响。虽然技术进步明显促进了经济增长，但20世纪90年代起金融业的崛起也可能以金融危机和债务累积的方式阻碍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不再将“平等与效率”的抉择作为铁律，这点很好。我们不应当颠倒这一错误，而认为更大的公平和更好的经济表现总是如影随形。毕竟，经济学中只有一条通行的真理，那就是“相机而定”。

技术创新的不同面孔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革命性技术突破不断加速的年代。几乎每天都有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数字化或自动化领域出现重大新进展的消息。然而，那些本该了解此类新事物会将我们带往何方的人，却对技术创新的未来语焉不详。

在这个问题上，一端是技术乐观主义者，他们相信人类正处在一个风驰电掣的新时代，当下人们生活水平改善的速度前无古人。另一端则是技术悲观主义者，他们看到了令人沮丧的生产率统计数据，称新技术带给整个经济的收益不过寥寥。此外还有一些或可称为技术忧心主义者的群体，他们同意乐观主义者关于创新规模与范围的看法，但也担心创新对就业与平等的不利影响。

这几类观点的分歧并不在于技术创新的速度。毕竟，谁能否认创新一日千里的进展呢？这一争论的焦点在于，创新是继续局限在只雇用高技能者且占经济较小比重的少数技术密集型部门，还是会扩散至国民经济的大多数领域。任何一种创新对生产率、就业和平等会产生何种影响，最终取决于它在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扩散速度有多快。

技术扩散会在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都受到约束。首先以需求侧为例。在富裕经济体中，消费者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各类服务上，如健康、教育、交通、住房和零售品。迄今为止，技术创新在这些领域中的影响相对较小。

来看一看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数字时代的美国》提供的数据吧。[15]2005年以来，美国生产率提高最快的两个行业是信息通信技术和传媒，其占GDP的比重合计没有超过10%。与此相比，政府服务和医疗保健行业共占GDP的四分之一，其生产率却几乎没有提高。

技术乐观主义者（如麦肯锡公司的这些作者们）会认为这些数字反映了一种机遇：在落后部门采用新技术将会极大地提升生产率。而另一方面，悲观主义者认为这些差距可能是目前经济的结构性和持久性特征。例如，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戈登认为，从对整体经济产生的影响而言，与过往的技术革命相比，当今的创新不免黯然失色。[16][17]电力、汽车、飞机、空调和家用电器根本性地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并渗透国民经济的每个部门。尽管数字革命带给人很大的感官冲击，却可能达不到以往技术革命对生产率的影响程度。

从供给侧来看，问题的关键是创新部门是否能获得快速持续扩张所需的资本和技能。在发达国家，资本和技能往往不是什么约束因素。但是，当技术进步要求高技能时——按经济学家的术语，当技术变革是“技能偏向型”时——技术的应用和扩散将扩大低技能者和高技能者的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将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如同20世纪90年代的情形。

供给侧的问题会使发展中国家更为脆弱。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主要是非技能工人。从历史角度看，只要制造业还有服装和汽车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供给就不会成为后发工业化国家的障碍。农民可以在一夜之间转变成工人，预示着国民经济有着巨大的生产率提高潜力。因此，依传统之见，制造业是通向更高收入水平的快速电动扶梯。

可一旦制造业岗位实现自动化，制造业就需要较高技能的劳动力，供给侧约束效应就开始显现。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会失去对富裕国家的比较优势。我们在当今发展中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中目睹了此类后果。在一个过早去工业化的低收入国家里，要想获得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率的普遍提升，已变得尤为艰难。如本书此前章节指出的，低收入国家是否能走出一条可替代的工业化道路，我们尚不得而知。

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曾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经济体创新活动的涓滴效应中获益，即它们可低价消费一连串新产品。[18]这是考恩所称的“手机替代汽车工厂”的模式。但这种模式仍存在一个问题：除了初级产品之外，发展中国家还能生产和出口什么产品，才有能力购买这些进口手机呢？

在拉美，虽然一些管理水平高的企业和技术先进部门涌现一批重大创新，但国民经济的整体生产率仍停滞不前。这一悖论如今也有了解释，因为我们注意到由创新引发的生产率快速提高，因工人从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转移而抵消。我与合作者将此现象称为“降低增长率的结构性变化”。[19]当经济出现严重的技术二元性而生产率更高的活动未能快速扩张时，这种反常现象就会变为现实。令人担心的是，有部分证据显示降低增长率的结构性变化近期也已在美国上演。[20]

最终能提高人们生活水准的不是创新本身，而是技术创新对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创新有可能与低生产率并存（相反，即使不存在创新，当资源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时，生产率的提高也是可以实现的）。技术悲观主义者意识到了这一点。技术乐观主义者可能并没有错，但为了自圆其说，他们需要专注于如何将技术扩散到整个经济。

向狐狸型学者致敬

由于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必须将现实做简化处理。我们会把身边的人分成朋友或敌人，将他们的动机区分为好意或歹意，将事件的出现原因归结为复杂缘由和直接因果关系。简化是一个快捷键，它有助于我们在复杂的社会生活里不会迷失，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后果形成预期，从而方便我们做出决策。

然而，由于这种“心智模型”都是现实的简化版，它们必然会出错。这些模型会让人们在应对日常挑战时如鱼得水。但是，当身处与既有分类和已有说明书不太匹配的环境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遗漏了众多细节，并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文化冲击”一词，正是指我们误判了人们的预期行为从而震惊不已的情景。

但如果没有这些快捷键，我们可能就会迷失甚至寸步难行。我们将无法拥有破译整个社会因果关系网络所需的心智或理解力。因此，人们的日常行为和反应必须依赖这些不完整且偶尔有误导的心智模型。

事实上，社会学所能提供的最好成果，与此也并无多少不同。社会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都在使用被称为“模型”的简化型概念框架分析这个世界。

此类模型的好处在于它们能清晰地展示因果逻辑链条，可以明确提出一个特定预测赖以成立的具体假设。

高质量的社会科学能将未经检验的直觉转变成带有因果箭头的地图。有时候，社会科学展示了这些直觉在演化成理性结论的过程中，如何产生令人惊讶且超出预期的结果。

一些高度一般化的分析框架（例如经济学家挚爱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虽然包罗万象，但无助于解释或预测现实世界。有用的社会学模型总是简化的，它们会忽略诸多细节，而关注某个具体情境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应用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就是此类模型中的典型代表。不过无论是否模型化，概述的能力总归是社会学家的看家本领。

典型化的历史类比通常有着相似的作用。例如，国际关系学者会使用1938年内维尔·张伯伦与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著名会面作为例子，以此说明对一个一心只想对外扩张的大国实施绥靖政策将会多么徒劳无益甚至危险。

不过，因为简化不可避免要用于阐释，这也会形成一个陷阱。人们很容易就会依赖某些特定的模型，而忽略了时移世易会产生对不同模型的需求。像其他人一样，社会学家也往往会对其当前偏好的模型过于自信。他们通常会夸大对模型的支持，忽视与这些模型相悖的新证据，这一现象也被称为“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

在一个多元且多变的世界中，社会学家会因使用错误的模型而酿成真实危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曾被认定为市场良好运行的必要条件，却对发展中国家毫无作用，这一点恰如假定官员全知全能的计划经济模型在此前的失败。有效市场理论鼓励过度放松金融监管的措施，结果将政策制定者引入歧途。当前形势让人想起1914年萨拉热窝，如果我们在国际冲突中使用类似于1938年的慕尼黑绥靖政策，那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那么，如何从现实的不同简化版本中进行选择呢？严格的实证检验可能会让一些问题终有定论。比如，当今美国经济的问题是更多源于凯恩斯式的需求不足，还是由政策的不确定性所致，这一问题就需要进行实证检验。但我们往往需要迅速做出决策，而不能每次都求助于有确定结论的实证证据。这类工作的代表之一，就是我与里卡多·豪斯曼、安德烈斯·贝拉斯科等专家开展的经济增长诊断学研究。我们的研究成果显示了在特定的环境中，如何从诸多限制经济增长的因素中识别最具约束力的代表性因素。[21]遗憾的是，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对如何在可选模型中进行选择，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而且这种能力也从未受到来自专业领域的鼓励。发展新的理论和进行实证检验被视为科学的行为，而做出准确判断很明显就是一门技艺了。

据称，哲学家以赛亚·柏林区分了两种思维类型，并将称之为“刺猬型”和“狐狸型”。[22]刺猬心中有一个大主意，并不断地实施其想法。与之相反，狐狸缺乏大一统的观念，对这个世界有着许多完全不同的看法，甚至其中一些是相互矛盾的。

我们总是能够预测到刺猬对待一个问题的方式，就如我们能预测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总是开出市场要更自由的药方，却从不管经济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狐狸的头脑中有着许多相互竞争且很可能互不兼容的理论。狐狸并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并认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会更轻松。在丹尼尔·德雷兹纳的术语中，狐狸就是“思想领袖”，而刺猬则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23]

能根据具体情况从一种解释框架转换到另一种解释框架的学者，更有可能为人们指引正确的前进方向。这个世界需要更少的刺猬，却需要更多的狐狸。

[1] Justin Wolfers,“What Debate? Economists Agree the Stimulus Lifted the Economy,”New York Times，July 29，2014，https://www.nytimes.com/2014/07/30/upshot/what-debate-economists-agree-the-stimulus-lifted-the-economy.html?_r=0.

[2] Greg Mankiw,“News Flash: Economists Agree,”Greg Mankiw's Blog，February 14，2009，http://gregmankiw.blogspot.com/2009/02/news-flash-economistsagree.html.

[3] 《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中文版见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编者注

[4] Dani Rodrik，One Economics，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Institutions，and Economic Growth，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J，and New York，2007.

[5] Dani Rodrik,“Diagnostics Before Prescrip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4（3），Summer 2010: 33-44.

[6] Kaushik Basu,“Two Policy Prescription for the Global Crisis,”Project Syndicate，April 23，2013，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lessons-fromthe-world-bank-imf-spring-meetings-by-kaushik-basu.

[7] Paul Krugman,“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2009，http://www.nytimes.com/2009/09/06/maga zine/06Economic-t.html.

[8] Paul Romer,“My Paper‘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May 15，2015，https://paulromer.net/mathiness/.

[9] Carol Tavris,“How Homo Economicus Went Extinct,”Wall Street Journal,May 15，2015，https://www.wsj.com/articles/how-homo-economicus-went-extinct-1431721255.

[10] Luigi Zingales,“Does Finance Benefit Society?”Journal of Finance，vol.70（4），2015: 1327-1363.

[11] Jorge Luis Borges,“On Exactitude in Science，A Universal History of Infamy,”1946.

[12] Rob Wile,“The Greatest Graduation Speech Ever Given Is This Bullet-Point List of 12 Economic Concepts,”Business Insider，April 17，2014，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thomas-sargent-shortest-graduation-speech-2014-4.

[13] Jonathan D.Ostry，Andrew Berg，and Charalambos G.Tsangarides,“Redistribution，Inequality，and Growth,”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iscussion Note，February 2014.

[14] Nora Lustig，Luis F.Lopez-Calva，and Eduardo Ortiz-Juarez,“Deconstructing the Decline in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Tulane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Working Paper 1314，April 2013.

[15] James Manyika，et al.，Digital America: A Tale of the Haves and Have-Mores，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Report，December 2015.

[16] Robert J.Gordon，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 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J，2016.

[17] 也可参见戈登的最新著作中文版《美国增长的起落》（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编者注

[18] Tyler Cowen,“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Average is Over’World,”Working Paper，April 8，2016.

[19] Margaret McMillan，Dani Rodrik，andí?igo Verduzco-Gallo,“Globalization，Structural Change，and Productivity Growth，with an Update on Africa,”World Development，vol.63，2014: 11-32.

[20] Dietrich Vollrath,“More on Decomposing US Productivity Growth,”Blog，May 11，2016，https://growthecon.com/blog/More-Decomp/.

[21] Ricardo Hausmann，Dani Rodrik，and Andres Velasco,“Growth Diagnostics,”in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considered: Toward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J.Stiglitz and N.Serra，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8.

[22] Isaiah Berlin，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Weidenfeld & Nicolson，London，1953.

[23] Daniel Drezner,The Ideas Indust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17.

第7章
经济学家、政治和观念

人们在充满观念的世界里工作，但经济学家却出奇地漠视观念在塑造行为和社会产出上的作用。相反，经济学家强调“利益”，即人们在物质、社会和政治竞技场上追求个人地位的自利动机。不过，倘若只凭自利的概念而不考虑观念，关于世界如何运作、我们应追寻何种目标以及该采用什么策略实现目标等问题，我们得不出任何有用的答案。身份、规范、价值观、世界观、机遇和约束条件等，都是由主流观念衍生出的概念，而非只是经济学家提出的术语！

重视观念的作用，能帮助我们解决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诸多难题。为什么一些国家的精英人士会因担心政治权力旁落而反对经济改革？为什么知识分子和左翼政党会支持全球化，最终却无法应对反全球化浪潮？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是什么让白人中产阶级投票反对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样重要的是，当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时，重视观念有助于我们摆脱既得利益的束缚。

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

曾几何时，我们经济学家总是避谈政治。在我们眼里，经济学家的工作是描述市场经济如何运作，以及合理地设计政策以提高市场效率。我们分析如何在一些竞争性目标（比如平等与效率）上权衡取舍，以及如何制定政策以实现合意且公平的经济发展。我们提出的建议，由政客决定是否采纳，由官僚决定是否执行。

然后，有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变得雄心勃勃。可现实很骨感，多数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被束之高阁，众多自由市场方案停留在纸面。于是，我们开始使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分析框架，研究政治人物和官员的行为。在这样的框架下，政客成了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政策提供者，公民简化为各种寻租游说集团和特殊利益者，政治体系变成了选票、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之间的交易市场。

理性选择政治经济学（rational-choice political economy）由此诞生，许多政治学者竞相开展了相关的理论研究。这一学派的主要成果是，解释了为何政客做出许多看似违反经济理性之举。按照他们的观点，所有经济的异象都能从一个术语上找到答案：既得利益。

为什么许多行业竞争不足？因为政客被以寻租为目标的利益集团俘获。[1]政府为什么会设立国际贸易壁垒？因为贸易保护的受益人集中在有政治影响力的群体上，而消费者则是分散且无组织的。[2]为什么政治精英会阻止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改革？因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会削弱他们的政治权力。[3]金融危机为什么会爆发？因为银行控制了政策制定的过程，所以它们会牺牲大众的利益而承担过度风险。[4]金融危机之后，许多经济学家纷纷谴责大银行，认为政治人物受制于金融利益相关方，监管环境允许这些利益集团以巨大的社会成本获得巨额收益。

流传最广的政治理论也最简单：强者为所欲为。金融监管受银行的利益影响，医疗卫生政策受保险公司的利益制约，税收政策则受富人的利益左右……这些对政府政策有影响力的群体，往往控制了资源、信息和渠道，或纯粹通过暴力胁迫来达到目的。

全球性议题也与此类似。根据这一理论，制定外交政策的首要依据是本国利益，而非与他国关系或全球利益。只有事关美国和其他崛起大国的利益，一项国际协议才有可能达成。而在专制政权下，政策直接反映了统治者及其密友的利益。

该理论对政治因素如何导致不当结果的解释令人信服。无论是在民主、专制或国际问题领域，一小部分人都可能以大众利益为代价获得特殊利益。为改变这一现状，我们需要了解背后的运作机制。而这一分析框架似乎能让我们对经济和政治现象有更高屋建瓴的理解。

但这一理论存在一个深层次的悖论。当我们认为它的解释越有道理，则我们改善现状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这是因为，如果政治人物的行为是由既得利益集团驱动，经济学家对改革的呼吁注定会被漠视。社会科学如果沿着这条道路发展，政策分析的作用就会越来越无关痛痒。

在此，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做一类比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是为了说明两者的相似性，而是要强调它们之间的不同。在科学和工程的关系中，科学家对物理定律的了解越深入，工程师建造桥梁和高楼的质量就越好。自然科学的发展能提高而非降低人类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

相比而言，政治经济学和政策分析的关系并不总是如此。如果把政客的行为纳入政治经济学模型的内在组成部分（用经济学术语即“内生化”），政策分析者将变得无足轻重。这就好比物理学家的理论不仅解释了自然现象，还决定了工程师该建什么样的桥梁和大厦。如此，大学里也就不再需要开设工程学院了。

如果你觉得现有政治经济学模型有哪些不对劲，那么你就往正确的方向跨出了一步。事实上，当代政治经济学模型有很多未明确说明的假设，涉及社会和政治体系背后的观念系统。如果我们能明确这些假设，既得利益在模型中的决定性作用将不复存在，政策设计、政治领导力及各类社会主体的作用则重新得以显现。

观念的重要性

约翰·凯恩斯有个著名的说法，他曾说：“那些自认为不会受思想观念影响的实干者，只不过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可这段话的力度还不够。例如，观念催生了脱缰野马般的全球化扩张，金融过剩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几十年前经济学家的理念。把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归咎于大银行的经济学家，轻巧地推卸了他们自身对危机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由于听信了经济学家的理论，一些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才认为，有利于华尔街的政策也对全社会有益。

利益不是固定或事先确定的，而是由“我们是谁、我们希望获得什么以及世界如何运作”等观念塑造而成的。我们对自我利益的认知总是透过观念的滤镜形成。事实上，我们没有所谓的“利益”，有的是关于利益的“观念”。

让我们以一家在危机中挣扎的企业为例。为提高竞争力，企业既可以开展价格竞争，采取裁员的策略，并将生产外包给亚洲国家等低成本地区；也可以实施质量竞争，加强员工的技能培训，建立更加忠诚、更有效率的劳动力队伍，由此降低运营成本。如果只是假定该企业的所有者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我们无法知晓企业会采取何种策略。企业最终做出的决策，取决于它对不同情境出现概率的评估以及成本和收益的计算。

类似地，假如你是一个贫穷国家的专制者，你该如何运用权力消除国内外的威胁？是打造一个强大的外向型经济体系？还是用纳税人的钱笼络你的军队和盟友？由于利益观念不同，东亚威权统治者采取第一种策略，而中东的领导人选择了后者。

还可以想一想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跻身为世界大国，其领导人得考虑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体系。或许，他们会选择完善过去一直有利于中国的多边体系；他们也可能更愿意建立双边的一对一关系，以便在与各国交往中占得更大优势。因此，仅通过观察中国及其利益的扩大，我们无法预测世界经济的走向。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是督促希腊以再次债务重组为代价开展财政紧缩，还是放松救助条件以缓解希腊的债务负担，哪一种更有利于德国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声誉？对美国而言，是直接提名美国人成为世界银行行长更有利，还是和他国一道选出最合适人选（无论他是不是美国人）更符合本国利益？

在这些问题上的显著分歧，反映了人们对自身利益有着不同的认知。实际上，我们对利益的认知受制于各自的观念。

那么，这些观念从何而来呢？正如其他人一样，政策制定者也是主流观念的奴仆。关于什么样的政策是合适且合意的，政策制定者受其时代思潮的制约。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和其他思想领袖的影响力巨大。当然，这种影响力有时是正面的，有时是负面的。在现实世界里，经济学家经常提出糟糕的想法，他们不应轻易推卸自己的责任。正所谓，影响力越大，责任越大。

明确观念的作用

在政治经济学中，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不起主导作用的分析似乎显得无用且不完整。然而，政治均衡的最终决定因素并非既得利益。事实上，从既得利益到政治均衡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路线图。因为此间的逻辑取决于对“观念”的数个假设：（1）政治行为人的目的是什么；（2）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以及（3）政治行为人掌握了哪些获利工具。重要的是，这些观念受制于政治操作和政策创新，是政治博弈的组成部分。还可举一个有意义的类比，即在政治领域中对政治游说和政策创新的投资，类似于已被经济学家内化到模型中的技术创新活动。一旦人们认识到利益的不稳定性，其重要性就会被削弱，改变政治均衡的可能性就越大。

尽管各类隐含假设在所有经济学模型中都会起作用，但忽视观念在塑造利益（以及政治主体的追求目标）上的重要性使得政治经济学有严重缺陷。考虑了观念的作用后，我们能对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停滞和改变做出更有说服力的原因分析。由此，我们能明确地将政策分析（应该做什么）与政治经济（发生了什么）分离开来。有了观念这一工具，许多曾难以理解的现实便可获得解释：为什么人们会支持那些看上去毫无“利益”可言的政策？为什么改革的最终结果对那些曾反对改革的精英阶层有利？为什么表面相似的群体对各自利益的定义如此不同？为什么曾经十分重要的既得利益有时会突然消失？

让我们看看观念如何持续影响既有的政治经济思维方式。

所有理性选择模型都建立在个人决策者有目的的行为之上。通常，行为是由个体为解决一个明确的最优化问题做出的。在这样的最优化过程中，至少要明确三个要素：一个目标函数（如消费者效用函数）、一组约束条件（如预算约束）和一组选择变量（如消费水平）。理性选择模式下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将此框架应用到政治领域，作为理性决策者的政治主体（如选民、游说集团、精英和国会议员）要完成一个明确的最优化过程。这意味着他们在经济和政治规则等约束条件下，采取投票、政治捐款、革命以及镇压等一系列行动，使其消费、租金或政治利益等目标函数的效用值最大化。

例如，商业游说集团在决定投入多少政治捐款以换取关税保护时，会考虑政客如何权衡社会福利与政治捐款。[5]再如，专制者在决定是否发展经济以使其跨期租金最大化时，会考虑其经济和政治行为（包括在位时间）的影响。[6]

一些以不同方式进入这个分析框架的“观念”甚少被提及。事实上，上述最优化问题的三个要素——偏好、约束条件和选择变量——都依赖于一系列隐含的观念。

1.偏好是由关于我们是谁和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的观念构成的；

2.约束条件是由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观念构成的；

3.选择变量是由关于我们有哪些可支配工具的观念构成的。

我会在下文分析每一个要素，并用当前的政治经济难题加以阐释。我并不是要驳斥政治领域最优化框架的合理性或实用性，而是探索观念如何决定利益及其追逐方式，并讨论经济学家在其中的正面和负面作用，以期产生更有用的创新观念。

偏好：我们是谁？

自利是关于“自我”的观念，包含了“我是谁”、“我的目的是什么”的概念。在很多经济学应用中，最大化的目标是明确的。经济学家假设家庭希望最大化其消费者剩余、生产者想最大化其利润是合理的，尽管这些假设并非毫无争议。在政治领域，最大化的目标并非一目了然，而是取决于环境、名誉、荣誉、声望、尊重、收入、权力、在位时间和国家利益等。在评论人们试图用政治经济学框架解释政治发展史时，乔恩·埃尔斯特指出，17世纪的法国贵族会将荣誉与物质利益视为同等重要。[7]许多人类行为受到抽象观念、神圣的价值观或忠诚观念的驱使，而这些并不能简化为经济目的。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人们不仅仅会为保护自己或亲朋而死，也会为道德理想，即为决定‘我们是谁’的想法而死”[8]。在自杀式爆炸事件频发的年代，这一点并不会有多少争议。

我们如何评价不同的社会状况，判断这些社会状况如何增进我们的“利益”，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自己。我们可以将自己归入一个社会阶层（中产阶层）、种族（白人多数派）、宗教（福音派）、国家（世界公民）、人口统计类别（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职业（教育工作者）或其他身份类别中的一员。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说，我们可能不同程度地结合了所有这些身份。[9]

在政治学中，有一系列主流的研究始终认为，政治行为人的利益是在社会中构建的，而非取决于明确的事实。在这个建构主义传统下，利益观念内生地形成于规范、意识形态和因果信仰。[10]事实上，利益是“观念的一种形式”。[11]在国际法中也有类似的讨论，法律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行为全部或主要由国家利益决定，另一方学者认为司法或法律规范的作用重大。[12]

尽管经济学家很少承认自利和身份意识上的细微差别，但观念在决策偏好中的作用已渗入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例如，在有关政党政治的宏观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学家赋予政党明确的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在通货膨胀和失业间的不同偏好权重。[13]这些偏好差异通常是外生的，且很少加以解释。最近一些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关注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这些研究通过分析社会状况、媒体影响或早期童年经历，探讨政治偏好的形成过程。[14]

乔治·阿克洛夫和瑞秋·克兰顿关于身份经济学[15]的研究与此问题很相关。[16]在他们的模型中，个体将自己归为特定的社会类别，他们的预期行为取决于社会类别的性质。比如，工人的身份认同可能会弱化符合雇主利益的激励机制，使工人的行为与公司目标不一致。反过来，雇主可能会试图改变这种身份认同，以改善工人的表现。这样的模型能说明一系列“异常的”政治行为，比如投票反对自己的物质利益。但运用这种模型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还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在这些分析框架里，观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并非只是发挥可有可无或间接的影响，而是直接决定了偏好，进而塑造了政治行为的模式。这一视角要求社会科学家分析观念从何而来，以及如何被传播和内化。

利益是由身份决定的，而身份则是我们在社会和政治交往中的结果。成功的政治领袖明白，政治因素能塑造身份。比如，尽管近几十年收入向富人集中的趋势大为增强，但美国的富人避免了大众对不平等的抗议。

富人如何统治世界

富人的政治权力比穷人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但两名政治学家马丁·吉伦斯和本杰明·佩奇最近的研究解释了关于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发现，对美国和全世界的民主运作机制都有重要的启示。[17]该研究以吉伦斯之前的一项研究为基础，他费心搜集了1981—2002年2 000项政策民意调查。在此基础上，两位学者考察了各项民意调查后的四年内，美国政府是否实施了那些受讨论的政策；然后按照收入分配的不同分组，跟踪政策最后的实施结果和选民偏好的一致性。

单独来看，中间选民（即收入分配居于中间水平的人）的偏好与政府的最终选择有很显著的正向关系，即中间选民支持的政策更有可能被实施。但吉伦斯和佩奇指出，这给政府决策的代表性造成一种误导性的印象。事实上，中间选民和经济精英在大部分政策上的偏好是一致的。例如，他们都乐见强大的国防和健康的经济。因此，在两个阶层对同一政策持不同观点时，考察政府的决策才更有意义。

为此，吉伦斯和佩奇比较了中间选民和精英人士（收入分配的前10%）的选择，分析谁的影响力更大。他们发现，中间选民的影响力相对下降，而精英人士的选择更加重要。

这一结果的含义很明显：当精英人士的利益与其他社会群体不一致时，精英说了算。（吉伦斯和佩奇将收入前10%群体视为富裕群体，前1%群体为绝对精英。）对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吉伦斯和佩奇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认为利益集团对政策出台有很大影响。他们指出，一旦考虑了既得利益集团和富人的偏好，“普通民众的想法也就无足轻重了”。

这令人沮丧的发现引申出一个重要问题：那些忽视大众意见、为最富有者发声的政治人物是如何赢得选举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又是如何能在改选中再次获胜的呢？

一种解释是，大部分选民对政治体系的运作模式不是很清楚，也不了解政治是如何倾向于经济精英人士的。吉伦斯和佩奇强调，他们的发现并不是说明政府政策对普通大众不利。普通公民通常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因为其选择通常与精英人士一致。两个群体的偏好存在关联，使得选民难以识别政治人物的偏向。

但另一种更揪心的解释是，政治领袖耍手腕以获得选票。代表精英人士利益的政客并不以实际的利益赢得大众青睐，而以民族主义、宗派主义和身份认同等文化价值观或象征意义蛊惑普通人。因此，最终赢得选举的是那些最能从文化和心理层面打动大众的政客，而非那些最能代表民众经济利益的政客。

卡尔·马克思有一著名言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的意思是宗教意识会掩盖工人阶级受到的物质剥削。自20世纪70年代起，宗教权利的提升、针对“家庭价值观”的文化战争以及移民等极化议题，使得美国的政治问题与经济不平等问题出现了明显分离。右派新闻媒体和智库编造故事，诱导收入停滞的选民将问题归咎于政府偏袒非裔美国人、移民、妇女等少数群体。[18]结果保守派大受欢迎，尽管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不利于中低阶层。

正如我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指出的，身份政治是有害的，因为它总是划分出享有特权的内部人，并排除其他人士——他国公民、持其他价值观者、异教徒或其他族裔。这一现象在非自由的民主国家很普遍，如俄罗斯、土耳其和匈牙利。为巩固其选举优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强调国家、文化和宗教等标签，以此激起大众反对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信仰的热情。对于代表经济精英人士的政权（通常存在核心层的腐败），这种策略在选举中很奏效。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导致了两个与民主政治背道而驰的情形：不仅中低阶层被剥夺选举权的情况更加严重，精英人群中的宗派主义政治歪风也愈演愈烈。

约束条件：世界运作的模式

让我们转向第二个观念，即本章开头提到的“最优化问题”：关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观念。投资者、消费者、工人和政策制定者都是在一定因果假设下做出决策的。他们的世界观决定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经济和政治行为后果的认知。这些观念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历次争论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经济是在自由放任体制下发展得更好，还是在计划经济中表现更佳？是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稳定是需要凯恩斯式的逆周期政策还是哈耶克式的不干预原则？关于这些问题的每一种观点都假定经济运行有特定的模式，并对政治行为有不同的影响。近几十年来，一系列经济学观点（如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以及“华盛顿共识”）都致力于改变精英和非精英人士对“经济现实”的理解，从而改变政治均衡。

当攫取租金的专制者认为民众除了缴税别无他选时，他就会最大限度地向人民征税；当他相信民众能逃税或采取有效反制措施时，就会在征税上有所收敛。这两种模式哪个是正确的呢？“弹性悲观主义”认为经济活动对价格反应迟缓，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政策广受欢迎的理论依据。普拉塔普·梅塔和迈克尔·沃尔顿这样形容影响印度独立后几十年发展的尼赫鲁式的认知地图（Nehruvian cognitive map）：对大规模投资推动的需求、对私营经济的怀疑、对资本品主导作用的强调以及出口悲观主义（担心出口扩张会遇到严重阻碍），这些都源于理解或没有理解市场体系运作方式的观念。[19]研究表明，穷人与富人对价格激励机制的反应是一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转向市场导向的政策。[20]

经济学强化了我们对相关环境下哪些是“正确模型”的观念。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续章节再展开论述。在现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行为人生活在一个问题都已有效解决的世界里。他们认为自己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即便不是精确认知，至少也八九不离十。即使行为人对“正确模型”会产生暂时的分歧，但随着事情发展以及人们对政策反应的明朗，他们最终会就“正确模型”达成共识。但在实践中，人们经常会忽略与他们所认同模型相矛盾的证据，异常结果被视为意外或是所选政策执行不力的结果。对待同样一条新闻，抱有不同信仰的人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失业率突然上升时，凯恩斯主义者或许会强调货币政策过紧；而货币主义者可能推断货币政策比想象的还松，并制造了未来通胀预期，不利于就业机会的创造。[21]另外，即使所有行为人都进行理性的精心计算，当外部环境有足够的多样性时，人们对“正确模型”的看法也不会达成一致。[22]

一种更符合现实的表述可能是，认知等局限使政治行为人生活在一个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极度不确定的世界里。[23]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可能是错的。即使出现了新证据，也只能证实过去的信仰，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也许仍是错误的。相反，新的信息会提供过去没有考虑过的事实。例如，选民发现了一名公职人员有一长串犯罪记录，而之前并未纳入其决策分析过程。一项有趣的最新实证研究描述了这些信息如何影响选民的行为。[24]

近年来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固有的观念。许多观察者，如西蒙·约翰逊和郭庚信认为，出台造成危机的政策是大银行和金融机构欲壑难填的结果，这似乎是对特殊利益集团理论的直接应用。[25]不过，如果支持金融自由化和自我监管、强调政府监管不可能（或不如意）的种种观念没有成为主流，既得利益者也不会尽其所能地攫取收益。毕竟，强大的利益集团尚不会在民主国家里赤裸裸地谋求一己之利。相反，他们会通过合法途径实现自己的主张，并声称这些政策符合公共利益。持金融自由化观点的人士并不会直白地表示这些政策有利于华尔街，而会宣称这对普通民众有益。

其他观察者认为，金融危机是政府过度干预房地产市场的结果，尤其是那些针对低收入借款人的政策。他们的观点也是基于特定观念：住房具有社会价值，且金融行业对低收入者漠不关心。查尔斯·卡洛米里斯和斯蒂芬·哈伯认为，银行利益集团和致力于让低收入家庭拥有住宅的社区团体组成了利益联盟，对危机的爆发起到关键作用。[26]此外，观念显然塑造了利益集团和政治家对世界如何运作的看法，并因此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最终促成了金融危机。要是社区团体在观念上更重视债务问题，他们为穷人争取自有住房的意愿就会小一些。最终，尽管各方都再次见证了大衰退，但无论是那些认为金融部门被过度监管的人士，还是那些坚信金融部门监管不足者，几乎不会有人改变自己的基本信念。

富人阶级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有句名言，超级富豪“不同于你我这样的凡人”，他们的财富使得“当我们坚定信仰时，他们却能愤世嫉俗”，并让他们相信“他们比我们强”。如果说这番话恰如其分地形容了当下的美国，这是因为当菲茨杰拉德在1926年抛出这番言论时，美国的不平等程度与如今不相上下。

我们之前分析了富人和政治精英如何操控身份认同，以左右非精英群体的政治偏好。然而，富人关于“什么最符合自己利益”的观念又是怎么来的呢？

当不平等在发达国家还不是很严重时，无论是以收入和财富衡量，还是用地位和社会目标考察，超级富豪与其他人的差距还没有那么大。富人的财富固然更多，但与穷人看上去同为社会的一分子，相同的地理空间和公民身份让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对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富人有自己的心智地图，他们能以更广泛的社会利益为重。

马克·米兹路奇曾指出，美国的企业精英在二战后有“一套关于公民责任和开明自利的伦理观”。[27]他们与工会合作，支持政府在监管和稳定市场上的强势作用。他们明白应该为一些重要的公共福利纳税，例如跨州公路以及为穷人和老人建造的社会安全网。当时商界精英的政治势力并不小，但他们用其影响力推进各项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议程。

而对于今日的超级富豪，用詹姆斯·索罗维基的妙语来形容是“呻吟的大亨”。[28]他举的一个例子是私募股权公司黑石集团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苏世民的财富超过100亿美元，但他表现出“饱受见税眼开的大政府和嫉妒且聒噪的大众之困扰”。他建议“或许应该提高穷人的所得税，让他们有‘切肤之痛’，还把取消他本人受益的一项税收漏洞比作德国入侵波兰”。索罗维基还举了其他例子，“风险资本家汤姆·珀金斯和家得宝联合创始人肯尼斯·兰根，都把平民对富人的抨击比作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索罗维基认为，富豪态度的转变与全球化关系密切。美国大公司和银行如今能自由地在全球经营，而不再主要依靠美国消费者。他们对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观念已今非昔比。美国中产阶级的健康发展已与他们无甚关系。

然而，如果商界大亨认为他们已不再需要政府，那就大错特错了。现实是，富豪的财富有赖于市场的稳定与开放，后者从未像今日这般须仰仗于政府的作为。风平浪静之际，政府在制定和支持市场运转规则上的作用尚不那么清晰，市场会开启“自动巡航”模式，此时的政府对市场而言显得有些碍手碍脚。

但当经济风暴来临，所有人都将本国政府视为庇护的港湾。这时，大公司与其母国的联系就凸显无疑。默文·金对全球金融生态有一精妙总结：“跨国银行生作全球人，死为国家鬼。”

想想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如何干预市场以确保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如果政府不出手援救大银行、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和汽车业，如果美联储不向经济注入巨量流动性，超级富豪的财富可能早已千金散尽。许多人指出政府应专注于拯救住房拥有者，但政府最终选择支持银行，这让金融精英受益最多。

即使在经济平稳期，超级富豪也受惠于政府的支持。基础研究催生了信息技术革命以及苹果和微软等科技巨头，而大部分基础研究由政府出资。政府建立并执行版权、专利和商标等法律，保护知识产权，使创新成功者获得稳定的垄断利润。政府补贴高等教育机构，推动高技能劳动者的培训。政府与他国开展贸易协定谈判，确保本国企业打入国际市场。

如果超级富豪认为他们已不再是社会的一分子且无须政府的支持，并不是因为这一观念与现实相符，而是因为当今媒体大肆宣传市场是一种自生自发与自我运行的体系。这一宣传让社会各阶层都蒙受损失，中产阶级的损失不亚于富人。

超级富豪并不会比其他群体更无私，但富人的自利并不是通向更平等包容社会的拦路虎。更大的障碍是，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没有健康的社会和良好的治理作支撑，市场不可能长期保持繁荣，任何人都不会从中获益。

经济学家在其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经济学家过分强调市场效率，他们输出并强化了一些不完备的观点，助推了屡见不鲜的市场失败。与大众的感知不同，经济学不是自由市场的礼赞，而是观察世界运行的各类模型的集合。在有些模型中，需要有更多的政府参与；在另一些模型中，政府干预较少为宜。关于在特定环境下使用哪种模型最合适，经济学家其实有很多话要说。但由于前文论及的原因，他们在公共议题的讨论中往往没有做出富有成效的贡献。

政策选择：我们掌握了哪些工具？

我们已知晓关于“我们是谁”和“世界如何运作”的观念怎样塑造精英和民众的利益观，了解了经济学在其中起到的正面或负面作用。在下一章中，我将最终转向第三个观念，讨论扩大政策选项和策略会如何影响既得利益。

政治大都与策略相关：设置议程、建立同盟、做出承诺（或威胁）、扩大或限制政策选项、积累或支出政治资本。无论是为了使自己富有，还是为了拓展利益范围，政治行为人会不断自问：“我能做些什么呢？”社会科学家倾向于以现实为基础，但越接近现实，我们就越难想象其他制度安排。以博弈论的术语来说，我们武断地限制了策略空间，通过限制政策选项过度干预了政治博弈。但关于我们能做些什么的新观念（即政策创新），能够解开既得利益集团施加的看似坚固的桎梏。[29]

将政治领域的行为与市场上的消费者行为做类比，意义并不大。市场上的消费者可以做出明确的选择：在给定商品价格和预算约束后，决定每种商品的消费量。标准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并不会改变消费者的策略空间。相反，政治主体可以设计自己的策略空间，政策选项仅仅受其政治想象力的限制。

[1] George J.Stigler,“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vol.2（1），Spring 1971: 3-21; Sam Peltzman,“Toward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Regulat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19（2），1976: 211-240; Jean-Jacques Laffont and Jean Tirole“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A Theory of Regulatory Captur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6，1991: 1089-1127.

[2] Anne O.Krueg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4（3），June 1974: 291-303; Gene 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Protection for Sal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4（4），1994: 833; Dani Rodrik,“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G.Grossman and K.Rogoff，eds.，Amsterdam，North-Holland，1995.

[3] Robert H.Bates，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ley，CA，1981;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Robins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1），2006: 115-131;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Robinson，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and Poverty，Crown，New York，2012.

[4] Charles W.Calomiris and Stephen H.Haber，Fragile by Design: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Banking Crises and Scarce Credi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J，2014;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Kwak，13 Bankers: The Wall Street Takeover and the Next Financial Meltdown，Pantheon Books，New York，2012; Luigi Zingales,“Presidential Address: Does Finance Benefit Society?”Journal of Finance，vol.70（4），August 2015: 1327-1363.

[5] 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Protection for Sal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4（4），1994.

[6] Mancur Olson,“Dictatorship，Democracy，and Developmen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7（3），September 1993: 567-576;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Robins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

[7] Jon Elster,“Rational Choice History: A Case of Excessive Ambi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4（3）,2000: 685-695.

[8] Scott Atran and Jeremy Ginges,“Religious and Sacred Imperatives in Human Conflict,”Science，vol.336，2012: 855.

[9] Amartya Sen，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W.W.Norton，New York，2007.

[10] See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John Gerard Ruggie,“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4），October 1，1998: 855-885; Mark Blyth，Great Transformations: Economic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Colin Hay,“Idea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ests,”in Ideas and Politic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D.Béland and R.H.Cox，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1] Daniel Béland and Robert Henry Cox，Ideas and Politic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10.

[12] Robert Howse,“Thucydides and Just War: How to Begin to Read Walzer's Just and Unjust War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4，2013; Jack L.Goldsmith and Eric A.Posner，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 and New York，2005.

[13] Alberto Alesina and Howard Rosenthal，Partisan Politics，Divided Government，and the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14] See for example，Alberto Alesina，Guido Cozzi，and Noemi Mantovan,“The Evolution of Ideology，Fairness and Redistribution,”Economic Journal，vol.122（565），2012: 1244-1261; Stefano Della Vigna and Ethan Kaplan,“The Fox News Effect: Media Bias and Voting,”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2（3），2007: 1187-1234; and David Yanagizawa-Drott,“Propaganda and Conflict: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Rwandan Genocid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9（4），November 2014.

[15] 《身份经济学》中文版见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编者注

[16] George Akerlof and Rachel Kranton,“Economics and Identi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5（3），2000: 715-753; George Akerlof and Rachel Kranton,“Identity and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9（1），2005: 9-32.

[17] 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I.Page,“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Interest Groups，and Average Citizens,”Perspective on Politics，vol.12（3），September 2014: 564-581.

[18]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New Press，New York，2016）一书描述了路易斯安纳贫困白人保守主义者的理想世界。

[19] Pratap Bhanu Mehta and Michael Walton,“India's Political 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Path,”unpublished paper，2012: 17-18.

[20] See Theodore W.Schultz，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CT，1964; Anne O.Krueger,“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 We Lear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7（1），March 1997: 1-22.

[21] 这个例子由Avinash Dixit和Jorgen Weibull提供。他们的研究表明，即使存在理性贝叶斯更新，当先验不同时，一个共同的信号可能会加剧后验，从而导致极化。参见Dixit and Weibull,“Political Polariza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vol.104（18），2007: United States 7353。

[22] Daron Acemoglu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表明，当对所接收的同一信号存在解释上的分歧（即信息量不同）时，人们的看法也不会趋同。参见Daron Acemoglu，Victor Chernozhukov，and Muhamet Yildiz,“Fragility of Asymptotic Agreement under Bayesian Learning,”unpublished paper，February 2009。

[23] See，for example，Arthur T.Denzau and Douglass C.North,“Shared Mental Models: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Kyklos，vol.47（1），1994: 3-31; Mark Blyth,“Ideas，Uncertainty，and Evolution,”in Ideas and Politic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D.Béland and R.H.Cox，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10.

[24] Rohini Pande,“Can Informed Voters Enforce Better Governance? Experiments in Low-Income Democracies,”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vol.3，September 2011: 215-237.

[25] Johnson and Kwak，13 Bankers.

[26] Calomiris and Haber，Fragile by Design.

[27] Mark S.Mizruchi，The Fracturing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Elit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2013.

[28] James Surowiecki,“Moaning Moguls,”The New Yorker，July 7，2014，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4/07/07/moaning-moguls.

[29] 对流经学如何影响政治的充分讨论，参见Edward López and Wayne Leighton，Madmen，Intellectuals，and Academic Scribblers: The Economic Engine of Political Chang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2012.

第8章
用作政策创新的经济学

我们经济学家历来重视效率。因此，每当看到政客做出效率低下的政策选择时，我们总是一头雾水。如何解释他们这种令人迷惑的行为呢？我们只能再次求助于“既得利益”这样的术语。按经济学家的解释，由于受到强势利益集团的阻碍，政治制度无法更好改进，从而陷于次优的状态。

这一观点本身还算言之有理，但它也引申出一个令人沮丧的言外之意。按照这种观点，如果战争、革命等重大社会变革不发生，我们就很难消除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解决不平等、排外和增长低迷等重大问题的空间小之又小。

幸运的是，这只是一种对政治非常不完整的描述，忽略了观念在政策创新中的作用。正如本章将要分析的，我们可以利用创新的政策观念来克服既得利益。这些观念可帮助挑战现存秩序的人士跨越既有政治约束。当然，有些观念本身存有缺陷，或只是对某些利益团体有帮助。但有些观念确实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

解释政策低效的政治经济学

可以“解释”政策低效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依赖于以下基本假设：（1）利益决定行动者的政策偏好；（2）政治权力的平衡决定谁的利益更重要；（3）主流政治制度（或者说“游戏规则”）决定了特定的政治均衡。

这三条假设可以解释权力如何从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再分配，即掌握权力杠杆者也控制了权力分配的结果。然而，他们并不能解释低效率本身。低效率意味着，可在不降低强势阶层收入的前提下提高弱势阶层的收入，或同时提高两者的收入。如果精英阶层希望有足够的权力从社会攫取收入，那他们为什么要采取低效率的方式呢？

要解释这种低效率，我们须在已有框架中加入两个额外假设，以限制政治精英的政策选项：（4）不存在一次性转移支付或高效的再分配机制；（5）政治权力是内生的，推动经济移向效率边界会削弱精英的权力。

其中，第四个假设排除了可推动低效均衡转向高效均衡的诸多补偿政策。例如，要是没有补偿措施，大部分经济自由化措施（如取消某个税项或进口关税）并不会惠及所有群体。一些政治上强势的群体会因自由化蒙受损失，取消对他们的补偿容易产生低效率的后果。因此，在关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为实施贸易限制政策，不仅要假设不存在一次性转移支付，而且要假设没有生产者补贴。[1]类似地，当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无法实施时，我们就可以认为是强势的内部人（工人和管理者）阻止改革，因为他们在私有化过程中遭受损失而未获补偿。人们通常使用“无法承诺给予补偿”解释这些低效均衡，我将在下一章讨论美国贸易协定补偿时再回到这一问题。

上述第五个假设指出，由于政治精英担心有效率的政策会削弱其政治权力和未来的决策能力，因此精英人士不会制定有效率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到达效率前沿边界的均衡，会导致精英阶层的境况恶化。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用这种观点解释了一些问题，如为什么许多19世纪的欧洲国家会阻止本可加快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政策。[2]在他们看来，经济增长让民众离开农村地区，促进了集体政治活动的活跃，从而动摇精英阶层根深蒂固的地位。有远见的精英人士更愿意其权力不受挑战，即便这意味着更低的效率和更缓慢的经济增长。

一个可产生类似结果的不同机制是补偿政策的动态不一致。在我与拉奎尔·费尔南德斯的模型中，由于特定个体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披露模式，改革在实施过程中会受到阻碍。[3]当前低效率政策的受益者无法接受“先改革后补偿”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因为他们知道改革将使一个很大的群体受益，并将未来的政治权力转移给这些赢家。改革之后，受益者就无须（或没有激励）履行他们的补偿承诺。

在很多情况下，断言精英阶层为维护自身权力而阻碍经济发展不无道理，但这也意味着不合理地限制了可行策略。尤其是，这种论断否认了精英阶层在政策制定上的想象力，认为他们难以在维持现有权力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经济发展机会。我不清楚为什么人们会排除掉这种策略。政策创新和新的政治观念可以在人们期望的方向上拓展策略空间。

我在此特意使用“创新”一词，是因为可以用技术创新做类比。正如技术创新能放松资源约束一样，政治观念创新也可以放松政治约束，使当权者在不削弱其政治权力的前提下改善自身（及他人）的境况。经济学家意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并将它作为长期增长模型的核心。相比而言，政治经济学模型通常假设不存在创新的空间。很多政治创新往往只是昙花一现、微不足道，或者容易被人遗忘。但仍有些政治创新如同通用技术创新一样，意义重大且生生不息。例如，政治党派、司法独立和切实的民主。

技术变革并不一定会改善每个人的境况。同样，政策创新也可能恶化非精英阶层的境况。有些观念对整个社会并不有利，却能够流行开来：比如精英阶层成功说服了非精英阶层，让他们坚信今生应当更努力工作，这样就能够在来世获得救赎；或者更实际一点，征收极低的资本税率以使精英阶层受益。

务实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确实花费了大量精力，创造一些旨在绕过政治约束的政策新观念，尽管并不总是成功。或许，政治创新最有说服力的事例来自现实世界而非教科书。让我们看一看古往今来的一些例证。

在不丧失权力的前提下推行经济改革

让我们回到统治者为何会抑制本国经济发展这个谜题上来。如果他们害怕失去对权力的掌控，他们完全可以设计能增强而非削弱自身地位的经济发展战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为我们提供了几个例子。对于为什么日本精英阶层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决定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增长，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指出，“日本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推动现代化，加强了中央政府集权，同时巩固了官僚精英的地位”。换言之，日本的精英制定出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既可以将他们被取代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同时也能促进工业化的发展。这一点与英国和德国的情况何其相似，那时候两国“非工业化的精英阶层仍然在工业化推进的同时维持其政治权力”。在英国，“通过采用渐次让步的策略，（精英阶层）得以掌控着政治平衡，并在工业化开始影响政治的情况下，仍然维持了至少一个世纪的权力……（而且）英国作为重商主义贸易大国历史悠久，这也意味着许多贵族拥有相对多元化的财富……”。在德国，“容克贵族世家与崛起的工业阶层组成了‘钢铁与黑麦联盟’，借此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4]

这些事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精英阶层采取目标明确的策略，减轻他们对因经济变革而丧失权力的担忧。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对新崛起工业阶层的逐渐让步、向工商业进行多样化投资、与工业化利益集团结盟等选择，都确保了精英阶层能够在保持其政治地位的同时从工业化中获益。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此类策略未在别处推行？是因为缺乏策略性的观念，还是有更深的结构性原因？无论这些延伸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以上事例都彰显了政策创新在放宽那些看似难以撼动的政治约束中有用武之地。

中国的双轨制改革

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价格管制成为一种创租机制，租金被转移给了政府扶持的一些群体。如果放开价格和取消强制性上缴公粮，承载大量人口的农村将大幅提升生产率。但这一改革的代价是减少了国家的税基，并取消了城市工人低价的粮食配给。根据基本政治经济学框架的标准，由于会产生这样大幅的再分配结果，中国领导层有充足的理由不推行这项有助于提高效率的改革。

然而，中国政府却另辟蹊径。从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政府就采用了价格双轨制和经济特区等政策创新，有效缓冲了市场化激励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以农业改革为例，中国并没有取消计划经济下的定价公粮，只是在中央分配体系之上又嫁接了一套市场体系。一旦按照国家定价销售公粮之后，农民就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出售多余的粮食。如刘遵义、钱颖一、热若尔·罗兰所述，这一体系在相对不受限制的条件下提高了分配效率。[5]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双轨制模式的主要优点在于既有的租金流未受改革的影响，国家没有失去收入，而城市工人也没有失去廉价的粮食配给。

中国的经济特区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中国并未按标准方式放开贸易体制，而是允许经济特区的企业在自由贸易规则下经营，而其他企业仍在贸易政策保护下运转。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避免了低效的国有企业大批破产。这一政策创新推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同时保护了国有部门的就业和租金。下载资料请关注我的博客https://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南非的民主化

在南非，占人口多数的黑人要求从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白人那里获得民主，从而面临着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双方都知道，一旦非洲人国民大会掌权，它代表的占人口多数的黑人就会施加强大压力，要求没收白人精英群体的财产（或者至少是课以重税）。如果让白人精英同意推行政治改革，非国大就必须做出不没收白人精英财产的可信承诺。在国际制裁和经济衰退背景下，推行民主会改善白人精英阶层的状况，但前提是确保未来施行温和的税收政策。如果没有这些承诺，继续压制占人口多数的黑人是最符合精英阶层利益的做法，即使这会让精英以及整个国家损失惨重。

纳尔逊·曼德拉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民主政府的最初几年里，”他在1991年说道，“我们可能需要做些事情，表明民主制度有一个内在的机制，可以阻止一个群体迫害另一个群体。”[6]在1994年民主转型过程中，南非的联邦机构特别设计了防止贫穷的黑人剥夺少数富有白人的机制。其中两条重要条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一条，保留地方机构掌握的重要的再分配事务；第二条，确保至少有一个重要省份（西开普省）仍由白人控制。罗伯特·英曼和丹尼尔·鲁宾费尔德认为，这两项安排共同构成了“人质博弈”，即西开普省当局可以减少该省对黑人提供的服务，这一潜在威胁弱化了黑人政府向白人精英征税的激励。[7]至少在某段时间里，创造性地运用政治规则助推了南非的政治转型，并推动其政治活动靠近效率前沿。

其他例子

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拉美改革派技术官僚在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巨大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同时，实施了包括精英阶层在内的多数人认为十分必要的反通胀计划，战胜了强大的内部人集团的反对。[8]在美国，贸易调整援助计划与其他社会保险和补偿措施笼络了劳工群体，换取了他们对国际贸易协定的支持。[9]（但这种讨价还价已变了味，我将在下一章中谈到。）以无线频段拍卖为例，只有设计出政治上的备选方案，如限制商业无线服务拍卖并给特殊群体（妇女、未成年人、少数商人）授予特殊权利，以确保国会议员可以从拍卖中获得特定好处，国会才会放宽对无线频段拍卖的限制。韦恩·莱顿和爱德华·洛佩兹如此写道：“最终，在国会中做决策的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利，要么是更多的收入，要么是更多的政治监督权。”[10]

这些策略表明，政策创新能克服一开始看上去无法逾越的政治约束。这些策略既提升了效率，同时保留了内部人和精英阶层的权力与租金。有时候这些策略也会促成激进的政治变革，南非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些时候，这些策略是为了阻止政治发生变革。虽然我一直关注改变了各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政策创新，但人们还是可以轻易列出较为和缓的多种政策创新：所得税、养老金、国际贸易中的最惠国待遇原则、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福利受益者的工作要求、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中央银行独立性和市场化的排污权交易。所有这些政策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降低了变革的阻力，让社会更贴近效率前沿。

在这样的案例中，更高的效率是否总能证明帮助精英阶层是正当之举呢？

为专制者提供政策创新观念

显然，经济学家应当以其专业知识协助政治家开展政策创新。即便与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威权主义领导人合作，经济学的观念也能极大地惠及这些国家的民众。如果没有政策创新，这些国家的发展可能根本不会有任何进展。然而，如果这些国家的政权是罪恶的，经济学家又该如何作为呢？

多年前，一位哈佛大学的同事写信给我，称利比亚时任领导人的儿子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希望到波士顿与我会面。这位同事向我介绍，赛义夫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拥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我肯定会喜欢与他交谈，还可以帮他在某些经济事务上支支招。

结果这次会面让人失望至极。一位前摩立特集团的雇员先向我做了一次情况说明，并温和地暗示我对谈话不要抱有过多期望。赛义夫来的时候带着我的一些书的复印件，他在上面还做了些笔记。他问了我几个关于国际非政府组织作用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与我的专业领域相去甚远。我应该没有给他留下多少深刻印象，我对他也无甚好感。在会面结束时，赛义夫邀请我到利比亚访问，而我也只是出于礼貌表示愿意前往。

这件事就此画上了句号，我此后也当作此事从未发生。后来，卡扎菲政权被推翻，赛义夫本人也遭到监禁。如果真的受邀前往利比亚，我会与他共度一段时光，并拜访他的父亲及其同党吗？我会因为他们说“我们正在努力发展经济，您可用知识切实地帮助我们”之类的话而受到诱惑吗？我的几位哈佛大学同事都曾前往利比亚，与卡扎菲交换意见并提出咨询意见，并因此获得了报酬。那么，我会步几位哈佛大学同事的后尘吗？

近几周，媒体嘲讽这些学者很可能曾经对卡扎菲奴颜婢膝。霍华德·戴维斯爵士辞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职务，因为该校曾经授予赛义夫博士学位（也有人称该学位是靠剽窃得来），而且接受了利比亚政府的捐款。

很多时候，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学者和各类机构会与类似的政权合作。人们对他们这种严重的误判表示强烈不满。但是，当事后诸葛亮要容易得多。在“阿拉伯之春”传播到利比亚之前，与卡扎菲家族交往就显得如此不道德吗？或者，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更宽泛的问题：政策咨询是否要对专制政权敬而远之？

世界各地的大学都争先恐后地想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多数学者会急切地抓住机会与中国国家领导人见上一面。我并未听到过多少人批评这种交往，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学术接触，并无任何问题。不过，不可否认，中国对待“自由民主分子”的态度向来严厉，1989年的记忆并不遥远，而且近些年来似乎还有加强的趋势，对于未来可能危及政治稳定的民主运动，中国的领导人会如何反应，值得关注。

那么，为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提供政策建议，民众又会有何种反应呢？我曾经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与已故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多次深入讨论经济政策。我得承认我非常享受这些谈话，这远比我在华盛顿或其他民主国家首都的会议更吸引我。我对梅莱斯的民主承诺根本不抱任何幻想，但我也相信他确实在努力发展本国经济。我为他提供了政策建议，因为我相信这能惠及普通的埃塞俄比亚民众。

威权政体的顾问面临着类似于道德哲学中的“脏手”两难问题。比如有一名恐怖分子挟持了几名人质，然后他要求救援者提供水和食物。你可以选择占据道德高地，毅然告诉他们，“我永远也不会与恐怖分子打交道”。但这样一来，你就放弃了救助人质的机会。在这个例子中，多数道德哲学家会认为帮助人质是正确的，即使这样做也会帮助那名恐怖分子。

然而，选择最大善意的行动并不会让我们摆脱道德的谴责。在我们帮了一名恐怖分子或者专制者时，我们的双手的确变脏了。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对此有过十分精辟的描述：“人们容易在政治中脏了双手。”但他又马上补充道，以这种方式弄脏双手“时常是必须要做的正确之事”。[11]

到头来，威权主义国家领导人的顾问还是无法逃脱这种两难境地。很多情况下，领导人寻求咨询建议只是为了实现其统治的合法性，外国顾问对此应当直接拒绝。但如果这位顾问相信其工作能惠及该国民众，他就当不吝赐教。

即使如此，这位顾问也应明白，他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德污点的。如果这位顾问对此种负罪感无法释怀，他可能还没有参透其行为的本质。

政策创新观念从何而来

是什么决定了创新型政治策略的发展和应用？为什么某些政治体制有着更多的政策创新？什么因素能解释它们出现的时机？

正如技术创新一样，我们难以为此类问题提供完整答案。很大程度上，创新的发生纯属机缘巧合，正如基础科学发现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实用收益，抑或实验及反复试错产生了新产品和新工艺。同样，我们必须假定政治领导力和政治创造力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元素。

尽管如此，关于研发和内生增长的经济学文献指出，某些体制性因素也在发挥作用。[12]例如，技术创新会对市场激励做出反应，即通过获得对竞争者的暂时优势追求垄断利润。同样，放松政治约束的政策观念可以视作特殊进程和有目的行为的共同结果。下面我将介绍在历史中反复出现的新观念之源泉。

政治上的企业家精神

低效率为政治上的企业家精神（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创造了机会。只要存在效率提升的空间，政治行为人都会致力于提高效率，无论他们的具体动机是什么。例如，经济学家会提出他们认为能改善经济表现的建议。有时候，这些建议也会考虑政治可行性——虽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强调并非总是如此。[13]但最终，政界的企业家才是那些能在学术观念和政治低效率之间套利的人。了解在哪些情况下会发生此类套利、政界的企业家在哪些情况下能实施政策创新，是一件有益的事。但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少之又少。

莱顿和洛佩兹在一本著作中特别强调，政治上的企业家精神能使政策改革更具可能性。[14]他们认为克服既得利益的新观念，必须让“企业家注意并充分利用观念、制度和激励机制中的薄弱点”。[15]他们提供了以下四项案例研究来说明这个流程：频段许可权拍卖、航空公司放松管制、福利改革和住房融资。用他们的话说：“在公众看来，政治变革应是狂人、知识分子和学院派人士所为。”“但无论这些政治变革的领导者采取何种形式，他们都是政界的企业家，其观念和行为都专注于如何带来变革。”[16]如这两位作者强调的，当政治家以全社会的低效率为代价追求个人利益时，政治上的企业家精神可能对社会有害。但是，政治变革带来的经济增长回报同样很可观。

干中学

企业家精神与学习密切相关。随着经验的积累，企业的成本曲线会下降；与之相似，官僚机构等公共组织也可通过学习提高效率。有大量文献研究了随着机构年限的增长，企业在学习与退化之间潜在的替代关系。[17]同样，政治家也可从过往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基于有限理性行为人的不断试错，演化经济学为研究“学习”提供了有用的补充视角，而政治经济学尚未利用这种方法。[18]

对技术的学习通常会溢出到其他企业，从而抑制技术创新的激励。有趣的是，政治领域的干中学也有着类似的外部性。在位的政府官员可能并不愿意开展政策试验，因为他们要承担政策实验失败的全部后果，却要与潜在竞争者分享政策实验成功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允许自由进入的政治体制对产生新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并不明确。更多竞争意味着有更多政治企业家争夺新观念，但也意味着出现更多的模仿者兼政治对手。这会弱化政治家开展政策实验并从放松政治约束的策略中学习的激励。

政策突变

所谓“政策突变”，是指在现有政策边缘出现了计划之外的政策试验。此类试验通常源自政策制定者因行政管理等原因，无力严格执行现有规则。和随机的政策变化一样，改变公认的做法如果能够带来更好的实际效果，就能催生更好的新政策。例如，中国双轨制的理念并非改革规划者本身的创造，而是来自中国农村地区农民违规销售粮食的黑市。改革规划者只是明智地认识到，只要计划配额本身得到执行，这些边缘市场就可以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使农民富裕起来。根据这一认识，他们制定了相应的公共政策。同样，20世纪7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特价机票”实验，揭示了更多竞争和更自由准入能带来可观的收益，从而极大地推动美国放松对航空公司的管制。[19]

詹姆斯·莱泽尔入木三分地分析了“规则规避”对改革的作用。[20]他指出，“规避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实验，是社会制度的一种替代方式”。[21]莱泽尔讨论了规则规避会为新政策扫清障碍的原因。首先，规避行为通常会演变为共识，传递了“现有政策并不成功”的信息。第二，规避行为提出了替代现有政策的方案（比如将黑市合法化），或者建立了改革的民意基础，从而为改革提供激励机制。正如本文分析的，规则规避是新观念的源泉之一，可以让政策制定者知道如何在政治约束下做得更好。

危机

危机时代也是反思现有政策的良机。这不仅是因为现有利益集团可能会丧失部分合法性，还因为在位者会愿意尝试新的补救方案。危机关头，我们对新观念的需求更强，开展政策试验的意愿也更强烈。马克·布莱斯写道，“在风雨飘摇的时刻，”“种种对危机的解释不但告诉当事人‘什么出错了’，还告诉他们‘需要做什么’”。[22]

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成为各种新颖制度名副其实的实验室。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发出了著名倡议，号召美国进行“大胆而持久的实验”。“众所周知，我们得想办法开展新实验。如果一个尝试失败了，那就坦然面对，并尝试另一种。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得不断尝试。”[23]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危机也发挥了类似作用，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和中央银行独立性等新观念打下了基础。最近的金融危机也让人们更能接受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课税和管控，尽管金融利益因此受到多少影响仍存争议。

危机与新观念之间的联系看似可信，但仍需多加解释。为什么有些危机更容易带来新观念？如何解释哪类新观念会被采纳？大萧条在美国催生了“罗斯福新政”，在欧洲某些国家却滋生了法西斯主义，这些结果是由利益结构预先决定的吗？政治上的企业家精神和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独立自主的作用？

效仿

或许，观念和政策创新的一个最重要来源就是其他地方盛行的做法。一项政策已经在别处发挥了作用，或者至少是被认为起到作用，这就可以成为复制它的有力理由。智利的社会保障私有化、孟加拉国的小微金融、墨西哥有条件的现金补助以及中国的经济特区等政策创新范例，都是在本国实施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了追随者。同样，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法律和监管改革，都仿效了北美和西欧国家的已有模板。“引进观念”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现成的政策能消除或降低自主创新和实验的成本，这些政策在他国取得的成功也可以抵消国内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

当然，谁也无法保证政策效仿就必定成功。国情的适用性至关重要。引进的观念可能因为对本地经济或政治水土不服而事与愿违。此外，政策效仿既可能受好动机驱动，也可能由坏动机驱动。政治捐助者可以用政策效仿作为失败的借口，让新政府以为他们是“好人”；国内游说集团也可能借助政策效仿将有利于他们的政策议程合法化。[24]

保罗·迪马乔和沃尔特·鲍威尔造出了“同构模仿”（isomorphic mimicry）的术语，表示各类组织虽努力变革，但也面临着换汤不换药的困局。[25]我的同事马特·安德鲁斯记录了贫穷国家通过“同构模仿”推行的改革看似成功，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进展：其官僚机构在重组后表面上与发达国家类似，但工作效率几乎没有改变。[26]在我与沙伦·穆坎德合作的论文中，我们创建了一个正式模型，分析一国政府模仿他国政策的激励机制。在这个模型中，实施不合国情的政策和实验的成本极高，而并不完全知情的选民虽愿意接受政策效仿，但更有可能将国内实验视为寻租的机会。[27]

观念能让我们收获几何？

我一直尝试说明，虽然政治经济学非常强调既得利益，但既得利益发挥的作用远没有那么大。事实上，由于政治经济学模型忽视了各类观念的作用，因此无法很好地解释政策的变革。这类理论总是给人一种马后炮的感觉：假如一项改革能突破既得利益，肯定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并不那么牢不可破，或是因为改革并未触及他们的利益。如果传统的静态政策模型回避政治行为人对所推行策略持有的看法，这些模型就是不完备的。当改革发生时，它们也无法淋漓尽致地解释改革。

一旦我们严肃思考各类观念的作用，就会发现利益这个概念模棱两可，其影响也不牢靠。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以下现象的解释会让人摸不着头脑：在改革实施以前，精英阶层奋力抵制改革，但而后又能从改革中获益。韩国军事独裁者朴正熙在1961年掌权后，就把该国顶尖的商业巨头投入牢笼，但在朴正熙获得他们特定金额的工业投资承诺后，又将他们释放出来。后来韩国经济繁荣发展，这些商人反倒因为这些投资因祸得福。

同样，中国领导层也是价格双轨制和其他市场导向型政策创新的主要受益者。这些政策创新的观念，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实施。在这些事例中，关键的改变并不是权力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愿意实施新观念。事实上，改革并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利益本身被重新界定的时候。

将我的观点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观点进行比较，将会更有启发。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本意良好的改革常会忽视改革引发的政治均衡变化，从而走向失败或事与愿违。[28]他们写到，在多数政策建议中，政治基本上被忽略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主张，“经济分析需要从理论和实证来确定政治和经济在哪些情况下会产生冲突，并在考虑冲突及其潜在不利影响的基础上评估政策建议”。[29]

在有必要将政治因素纳入政策分析这一点上，我与他们不谋而合。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基本上将既得利益视为不变的事实，因此对政策的效果相当悲观。相反，我认为成功的政策观念考虑了政治因素，因此能够发挥作用。我认为，相比一味地规避政治冲突，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观念创新在放松政治约束方面大有可为。正如考虑不周的经济观念会产生灾难性的政治后果，政治上深谋远虑的观念可以让我们以契合政治现实的方式靠近效率前沿。

提高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也有助于缓解当前政治经济学和规范的经济学及政策分析之间的冲突。政治经济学试图解读政治经济现象。不过，如果政策结果由利益结构决定，那么仅仅提出政策建议徒劳无功。如果无人接受这些建议，它们最终也只能束之高阁。相反，这些政策建议会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思想养分，使其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美化他们赤裸裸的权力。当政治经济学过于关注既得利益而忽视观念的作用时，社会科学的规范政策分析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明确考虑观念的作用，可以为政策分析释放出更多的空间。

最后，对观念的强调也让我们对既得利益有了全新的认识。正如社会建构主义者常说的“利益即观念”，即使经济主体纯粹受到利益驱动，他们对其利益也经常只有先入为主的有限认识。这一点在政治领域尤其正确，因为政治领域的偏好总是与人们的身份认同感密切相连，且新策略总是层出不穷。经济学家眼中永恒不变的自利，通常也不过是人们如下观念的产物：我们是谁、世界如何运作以及我们可以采取什么行动。

在当今时代，局部或整体经济制度改革都面临很大的挑战，因此以上讨论显得尤为重要。解决全球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等问题，都需要有创新的观念和方案。民主国家需要开展一场辩论，以便主动而谨慎地做出政策选择。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转向具体的政策建议。

[1] Dani Rodrik,“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G.Grossman and K.Rogoff，eds.，vol.3，Amsterdam,North Holland，1995.

[2]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Robins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1），2006: 115-131.See also Daron Acemoglu,“Why Not a Political Coase Theorem? Social Conflict，Commitment，and Politic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31（4），2003: 620-652.

[3] Raquel Fernandez and Dani Rodrik,“Resistance to Reform: Status Quo Bias in the Presence of Individual-Specific Uncertain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1（5），December 1991.

[4] Acemoglu and Robinson,“Economic Backwardness,”126-128.

[5] Lawrence J.Lau，Yingyi Qian，and Gerard Roland,“Reform Without Losers: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ual-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8（1），2000: 120-143.

[6] 引自Robert P.Inman and Daniel L.Rubinfeld,“Federal Institutions and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Learning from South Africa,”Journal of Law，Economics，& Organization，vol.28（4），2011: 784.

[7] Inman and Rubinfeld.

[8] Dani Rodrik,“The Rush to Free Trad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hy So Late? Why Now? Will It Last?”in Voting for Reform: Democracy，Political Liberalization，and Economic Adjustment，S.Haggard and S.Webb，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4.

[9] I.M.Destler，American Trade Politics，4th ed.，Peterson Institute，Washington，DC，2005.

[10] Wayne Leighton and Edward López，Madmen，Intellectuals，and Academic Scribblers: The Economic Engine of Political Chang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2013，p.147.

[11] Michael Walzer,“The Problem of Dirty Hands,”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vol.2（2），Winter 1973: 174.

[12] Paul S.Segerstrom，T.C.A.Anant，and Elias Dinopoulos,“A Schumpeterian Model of the Product Lif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0（5），December 1990: 1077-1091; 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Endogenous Growth Theory，MIT Press，Cambridge，MA，1998.

[13]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Robinson,“Economics versus Politics: Pitfalls of Policy Advice,”NBER Working Paper 18921，March 2013.

[14] Leighton and López，Madmen.

[15] Leighton and López，Madmen: 134.

[16] Leighton and López，Madmen: 178.

[17] Jesper B.Søensen and Toby E.Stuart,“Aging，Obsolescence，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45（1），March 2000: 81-112.

[18] Richard R.Nelson and Sidney G.Winter,“Evolutionary Theorizing in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6（2），Spring 2002: 23-46.

[19] Leighton and López，Madmen: 155-56.

[20] James Leitzel，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le Evasion and Policy Reform，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2003.

[21] Leitzel，Political Economy of Rule Evasion: 23.

[22] Mark Blyth,“Powering，Puzzling，or Presuading? The Mechanisms of Building Institutional Order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1，2007: 762.

[23] Franklin D.Roosevelt,“Address at Oglethorpe University,”May 22，1932.

[24] Kurt Weyland,“Toward a New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World Politics，vol.60（2），2008: 281-314.

[25] Paul J.DiMaggio and Walter W.Powell,“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8（2），1983: 147-160.

[26] Matt Andrews，The Limit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27] Sharun Mukand and Dani Rodrik,“In Search of the Holy Grail: Policy Convergence，Experimentation，and Economic Performan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5（1），March 2005: 374-383.

[28] Acemoglu and Robinson,“Economics vs.Politics.”

[29] Acemoglu and Robinson,“Economics vs.Politics”: 174.

第9章
何为南墙？

当前世界各地民粹主义汹涌，反映了知识分子和专业精英的世界观与普通民众的世界观差异巨大。这两类群体生活在不同的社交圈子，并以不同的认知地图进行自我定位。知识分子的共识塑造了当代政治和经济格局，这一共识大体上没有变化。精英的公开讨论很少超出对不平等问题的担忧，他们更多地关注如何补偿失利者。但我们需要更大胆、更宏伟的想法，否则当前共识带来的益处（特别是自由民主的秩序），将被其过度发展引发的民粹主义浪潮抵消殆尽。

如果要延续资本主义制度，就必须对其进行重新设计，以应对全球化、国内和国际不平等、技术快速变革、气候变化以及民主问责等带来的多重挑战。在本书余下章节中，我将讨论一些必须开展的政策创新。公共政策如何更有效地推动绿色技术应用？如何利用技术创新的非均衡力量实现平等和社会包容？尽管国内平等和全球平等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我们如何对全球化进行改革以实现两全其美？进步人士如何能压倒民粹主义煽动者的蛊惑，制定出一份政治正确的议程？

我首先将讨论当前知识界热议的两个关键提议：补偿全球化的失利者和加强全球治理。这两个想法大体上是不切实际的。传统意义上的补偿或全球治理，都不能使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现行的贸易协定和全球金融规则并没有提供一个面向未来的良好模式。我将提出一种全新的“轻”全球治理模式，它更加重视国内的政策优先事项。

补偿为时已晚

目前，全球商业和政治精英就如何应对特朗普等民粹主义者巧妙借全球化造势，达成了新的共识。关于全球化可为所有人带来好处的言之凿凿，已经随风而逝。我们不得不承认，全球化会产生赢家和输家，精英们也已接受了这一点。但正确的回应并不是要阻止或逆转全球化，而是要确保输家得到补偿。

鲁里埃尔·鲁比尼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一新共识：反全球化浪潮“可通过补偿工人损失和成本的政策加以控制和管理。只有推行这些政策，全球化的输家才会意识到他们最终可能跻身赢家的行列”。[1]

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看，这个观点似乎都意义非凡。经济学家早就知道，贸易开放虽然会扩大国民经济总规模，但也会导致收入再分配和一些群体的绝对收入损失。所以，只有在赢家为输家提供补偿的情况下，贸易协定才能真正提高国民幸福感。另一方面，提供补偿可以获得更广泛的选民支持，这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做法。

在福利国家诞生之前，开放与再分配之间的冲突可通过工人大规模移民或重启贸易保护来解决，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农业领域。[2]随着福利国家的崛起以及贸易越来越自由化，这种冲突解决方式已越来越不可行。目前，最易受国际经济影响的发达国家，也是那些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成本最高昂的福利国家。[3]来自欧洲的研究表明，各国全球化的输家往往倾向于支持更积极的社会保障项目和劳动力市场干预。[4]

反贸易的呼声目前尚未在欧洲政坛掀起较大波澜，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欧洲的社会保障依然比较坚实——尽管近些年来也已有所削弱。即使在重申国家自主权上走得最远的英国，贸易开放政策也未引起争议。事实上，支持英国脱欧的团体常以英国能在欧盟之外采取更自由的贸易政策为由，强化自己的立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福利国家与开放经济体已成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是全球化的后来者。由于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以及与全球市场在地理上的相对隔离，美国一直以来都有很强的贸易保护传统，尤其是对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进口贸易。另一方面，美国在传统上也是一个弱福利国家。

自20世纪80年代起，当美国更多地从墨西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货物时，我们预计美国可能会走上欧洲的道路。但是，在里根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美国走上了相反的方向。正如经济政策研究所主席拉里·米歇尔所说，“忽略输家是有意为之”。1981年，“贸易调整援助项目首当其冲受到里根政府的打击，其每周补偿金遭到下调”。[5]在随后民主党政府的执政下，这种伤害输家的做法仍在延续。用米歇尔的话说：“如果自由贸易者真的关心工人阶层，他们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强健的工资增长，比如积极的就业政策、集体谈判、提高劳工标准、适宜的最低工资等。”而这一切本可以在政府“管理‘冲击’之前”，通过扩大与低工资国家的贸易来完成。

美国现在能否逆转这一趋势，并听从新涌现的公众意见？一直到2007年，才有学者对此发声，政治学家肯·舍维和经济学家马特·斯劳特在美国呼吁“全球化新政”，把“参与世界经济与充分的收入再分配联系起来”。[6]他们认为，这就意味着美国要采取比当前激进得多的联邦税制。

斯劳特曾在小布什总统治下的共和党政府任职。当今美国政治生态已走向极化，无法想象共和党人现在还能提出类似的提议。正如特朗普总统及其国会盟友决心废除奥巴马的医保计划那样，保守派的议程是缩减而不是扩大社会保障计划。

当前有关补偿的共识假定，全球化赢家受到理性利己主义的激励，获得输家的支持对维持经济开放不可或缺。另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至少是当前的全球化）推动政治天平倒向那些可从全球经济获益的高技能和高财富群体，这首先削弱了输家可能产生的任何有组织的影响力。正如特朗普当选总统这件事充分显露的那样，对全球化最初的不满很容易被消解，反而会服务于更符合精英利益的议程。

补偿政治总是受经济学家所称的“时间不一致”问题困扰。在通过新政策（如贸易协定）之前，受益人会积极做出补偿承诺。一旦政策通过，要么是因为知道撤销政策代价高昂，要么是因为权力天平已倾向自己，这些受益人对兑现补偿承诺毫无兴趣。鉴于美国贸易协定的过往历史，这是补偿承诺可信度很低的一个原因，但肯定不是唯一原因。

实施补偿为时已晚。也许在20年前，补偿是一种可行方法，但如今它已不再能有效回应全球化弊端。如果我们真的关心输家的发展，那就需要考虑改变全球化规则本身。我将在下一章提出自己的建议，但首先让我们探讨应对这些问题的另一种标准方法。

镜花水月的全球治理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过这样的话：相对于纯粹的国内政策而言，世界的联系已变得过于紧密。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只有全球治理才能解决当今时代的重大经济问题——经济脆弱性、低速增长、金融危机、不平等和失业。

这种断言如此常见，以至于我们很少质疑其背后的逻辑。在某些政策领域呼吁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肯定是有意义的。但是，对气候变化或流行病等真正的全球性问题有效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并不适用于经济领域。与大气、海洋或臭氧层不同，世界经济并不属于全球公共领域。全球治理对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作用有限，偶尔还会适得其反。

全球变暖成为全球性而非国家性问题的原因是，地球只有一个大气层。在任何地方排放温室气体，对全球的影响几无不同。如果其他国家不采取类似政策，某一国家的碳排放限制对其自身并无裨益。与此类似，对跨境流行病预警系统的投资可带来共同的全球效益，但投资资金须由各国政府支付。自扫门前雪的民族国家哪里会管全球公共领域的瓦上霜，全球合作在此就显得至关重要。

经济政策与之相比大为不同。经济开放、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充分就业、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和创新等政策，首先将惠及本国经济。而糟糕的经济政策的代价也主要由国内居民承担。国家个体的经济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而非国外的状况。

贸易政策尤其如此。消除贸易壁垒的理由是，此举将有利于整个国内经济的发展。如果开放经济的政策是可取的，那是因为开放符合一个国家的自身利益，而不是因为它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开放以及其他有助于全球经济繁荣的政策的推出，有赖于自身利益推动，而非国际精神使然。

一国政策当然也会影响其他国家。我们可能会特别担心出现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获得国内经济优势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以邻为壑”的政策。最典型的例子是，石油等自然资源主要供应国限制国际市场的供给，从而推高资源产品的全球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国的收益就要以世界其他地区的损失为代价。所谓的“最优关税”也与此类似：某一大国通过对进口实行贸易限制操控贸易条件，降低从国外购买商品的价格。在此情形下，我们有明确的理由制定全球规则限制或禁止这类政策。

但在世界贸易和金融领域，全球政策制定者要应对的大多不是上述情况。一般来说，当政府设置贸易壁垒时，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进口商品降价；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是提高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增加相对低效的国内进口替代企业的利润和就业。类似的情形还包括农业补贴、欧洲转基因产品禁令、美国滥用反倾销规则或发展中国家对投资者权利保护不力。这些政策本质上都是“自食恶果”的政策，而非“以邻为壑”的政策，尽管它们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不利影响，但其经济成本主要由国内承担。部署这些政策不是为了攫取其他国家的优势，而是因为国内其他政策（例如收入分配、行政管理、公共卫生或政治关切）导致了经济效率低下。例如，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农业补贴效率低下，为了维护欧洲农民的利益，政府以高价、高税收的形式将成本转嫁给欧洲所有其他人。然而，出于国内政治目的，欧洲民主国家仍保留着这些补贴政策。

低效的银行业监管和不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可归为此类情形，因为它们加剧了商业周期波动，造成金融不稳定乃至危机。诚如全球金融危机揭示的那样，这些危机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但美国监管机构之所以失职，并不是因为它们的经济能因此损人利己。事实上，美国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也许，当今发达民主国家最大的政策挫折是政府未能解决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这也有其国内政治的根源：金融和商业精英掌控着政策制定的进程，并声称再分配政策具有局限性。全球避税天堂是“以邻为壑”政策的另一个例子。但如果美欧强国愿意的话，它们本可以采取更多措施限制逃税行为，并避免企业税收的逐底竞争。

因此，我们时代的这些问题与缺乏全球合作关系不大。这些问题本质上属于国内事务，无法通过国际机构制定规则来解决，因为那些扰乱国内政策的利益集团同样能轻而易举地操控这些国际规则。全球治理往往是利益集团在全球议程上追逐利益的遮羞布。这一天机，也许从贸易协定中最容易泄露出来。

支持贸易协定的混乱理由

全球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已年深日久。各国贸易谈判者已将注意力转向区域贸易协定。直到特朗普总统退出之前，美国都处于可能改变未来世界贸易路径的两大协定的核心位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本可进一步拓展，除美国之外还有11个国家加入，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占全球产出的40%。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并未加入该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影响力更大，原本携手加入这一协定的美国和欧盟占据世界贸易的半壁江山。

贸易协定早已不再是专家和技术官僚的特权领域。因此，上述两项协议不出意外地引发了轩然大波。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观点背道而驰，公众对可能的后果也是一头雾水。要了解这些贸易协定的利害关系，我们必须明白这些协定受多种目标驱动，其中一些动机散发着善意，另一些则透露着狭隘。

从经济角度看，贸易协定的维护者总是话说两头。他们一方面声称减少贸易壁垒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专业化；另一方面又希望更多地进入贸易伙伴国的市场，以增加本国的出口和就业机会。前者是传统的贸易自由化比较优势观点，后者则反映重商主义思想。

然而，比较优势与重商主义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从比较优势看，贸易的收益来自进口，出口是一国为负担这些进口商品而必须交易之物。只要贸易以平衡的方式扩张，贸易收益就由所有国家分享。重商主义的观点认为出口利己、进口利人，因此净出口扩大的国家会获益，而其他国家则受损。

从比较优势的观点看，贸易协定不会创造就业机会，它们只是将就业机会在各行各业中重新分配。重商主义认为，贸易协定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但前提是减少其他国家的就业机会。因此，美国和欧洲诸国政府经常宣称的贸易协定创造就业并实现各国互惠，其实是自相矛盾的。

从政治角度看，支持者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将为世界贸易提供良好的自由规则。降低贸易壁垒和提高管制透明度通常都是好事，但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对美国来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一大亮点是，它要求其他国家实施更严格的知识产权规则。这些规则会对创新产生不确定的影响，但会让美国的专利和知识产权所有者收益颇丰。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将减少美国和欧洲之间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但很可能会限制国内管制行为的空间。即便监管协调能避免各国逐底竞争，投资者和出口商的利益也会比以往更凌驾于社会和环境目标之上。

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协定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条款。这些条款在国家自身的法律体系之外建立了独立的司法通道，允许企业根据贸易协议起诉政府明显的侵权行为。支持者为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辩护，认为它对美国等有良好法治体系的国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并会促进越南等法治体系不完善国家的投资。即便该理由成立，那《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又为何需要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条款呢？毕竟，《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本要覆盖的是北美和欧洲的发达经济体。

在所有这些领域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似乎更关注企业的收益，而不是自由主义。

这些协定暗含着一个极其重要但身影模糊的靶子，它并没有出现在协定文本中，但众人皆知它就是中国。美国和欧洲都希望中国按照它们的规则参与世界贸易。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协商贸易规则，可视作期望把中国引入全球自由化体系的一种策略。不过，这也可被视为孤立中国的一种方式，在有利可图的市场中建立起针对中国的歧视性贸易壁垒。

最令反对者感到不满的是这些贸易协定谈判的保密性。协定草案并不公开，而少数知悉协定草案的局外人也严禁对外泄露其内容。据称，保密措施意在促进谈判。不过，正如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所言，这是走回头路。如果提高透明度会使最终的协议更加难以服众，那么条约的适宜性就应受到严重质疑。

如果贸易协定的最终文本不经修改就可进行直接投票，这种不公开的行为倒也说得过去。但在需要测试民众对贸易草案的反应时，政府本可以将其向大众公开。即便存在保密需要，在那时保密时效也已到期。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贸易协定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支持者将怀疑论者嘲讽为贸易保护主义者，这种行为只会给自己减分。要想让民众接受贸易协定，唯有公布贸易协定的具体条款，并进行公开辩论。

全球资本规则

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资本管制开了个口，认定以税收等工具限制跨境资本流动是合理的。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调整。此前不久，这个全球机构还在努力推动各国（包括富裕或贫穷国家）金融市场对外国资本开放。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即金融全球化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会引发金融危机、汇率大幅波动等风险。

于是乎，在世人与资本管制爱恨交织的历史长河中，再一次出现了转折。

在1914年之前盛行的传统金本位制下，资本自由流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让许多人相信，开放资本账户与宏观经济稳定是不相容的。持此观点的最著名人士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反映了这一新共识，将资本管制写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条款。正如凯恩斯当时所言，“过去视为异端之物如今却被奉为正统”。

到20世纪80年代末，政策制定者再次开始倾心于支持资本流动。1992年，欧盟将资本管制定为非法，经合组织也强制其新成员实施金融自由化。这分别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全力推动该议程，其领导人希望修订相关协定条款，赋予该组织管理其成员国资本账户政策的正式权力，不过最终并未成功。

然而，资本自由流动承诺的好处并没有兑现。总体而言，巨额资本流入增加了流入国的消费而非投资，加剧了经济波动，提高了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资本自由流动非但没有加强全球金融市场的秩序，反而推高了市场中的债务可得性，放松了挥霍无度的政府和过度扩张的银行受到的预算约束。后来，世人见证了亚洲、巴西、阿根廷、俄罗斯、土耳其以及欧洲和美国的金融危机。

只要发展中国家受到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人们就会把过错归咎于这些国家自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墨西哥、韩国、巴西、土耳其等国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政策（审慎监管、财政约束和货币控制）充分利用资本流动并预防危机。在他们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内政策，而不是金融全球化。因此，解决之道不在于控制跨境资金流动，而在于推行国内改革。

当发达国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成为金融全球化的受害者，坚持这一论调就更加勉为其难。如今世人已越发了解，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金融体系本身的不稳定性（欣快症和泡沫的爆发），监管不力的金融市场特有的熔断也对此推波助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各国应设法使自己免受这些金融市场综合征的影响，这虽值得欢迎，但也只是亡羊补牢。

不过，我们不应夸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弦易辙的决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将资本自由流动视作一种理想状态，并假定各国最终都会走向资本自由流动，但前提是各国要达到相关“金融和制度发展”的门槛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资本管制视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实施。这些情况包括宏观、金融或审慎措施无法遏制资本潮涌，汇率明显被高估，经济过热，外汇储备足够充沛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整体方案”，并提出了自由化的详细顺序。这与资本管制以及如何使其更有效的思路，相去甚远。

这反映了人们在两个问题上过于乐观：第一，如何微调政策，以便直接应对威胁全球金融安全的潜在问题；第二，各国国内金融法规的趋同，将在多大程度上消除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必要性。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通过与枪支管制的类比进行分析。与资本流动一样，枪支也有其特定用途，但如果不慎使用或落入坏人手中，同样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资本管制的勉强认可，与枪支管制反对者的态度相似：政策应针对会造成伤害的行为，而不应直接限制个人自由。因此，美国枪支游说团体常这样宣传，“不是枪支杀人，而是人杀人”。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惩治罪犯，而不是限制枪支流通。照此逻辑，在金融市场上，我们也应确保金融中介机构充分内化其风险，而不是限制特定类型的交易或对其加征税收。

但正如阿维纳什·迪克西特常指出的那样，世界充其量也就是处于次优状态。那种假定我们能识别和直接管制问题行为的方法，因在实践中困难重重而缺乏现实性。由于不能完美地监控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大多数社会直接管制枪支，以避免高昂的社会代价。与此类似，我们也应出于审慎而直接管制跨境资本流动。

资本流动倡导者不厌其烦地指出，从金融全球化中受益必须满足一长串先决条件，包括产权保护、可靠的合同执行、根除腐败、提高透明度和金融信息质量、健全的公司治理、货币和财政稳定、债务可持续、汇率市场化、高质量的金融监管和审慎监管。假定一流的制度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以至于无须赘述。

这个先决条件清单不仅冗长，还可无限扩充。发达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教训表明，即使有最先进的监管制度也不能高枕无忧。因此，要求发展中国家建立一套确保资本流动安全的制度，不仅本末倒置，而且徒劳无益。从审慎的角度出发，我们应采取更加务实的做法，承认辅以其他监管和审慎工具的资本管制具有永久性作用。在一个理想状态无法实现的世界里，管制或禁止某些交易是一种次优策略。

此外，外部资本流入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并无助益，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投资需求不足而非国内储蓄短缺。在这些经济体中，首要问题是私营部门投资意愿不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投资的社会回报可能很高，但外部性、高税收、低质量的制度等因素使得私人回报很低。

面临低投资需求困境的经济体对资本流入的反应截然不同。资本流入推动了消费增长而不是资本积累。此外，资本流入导致的货币升值使贸易行业的盈利能力受到冲击，加剧了投资需求的下降。在这些经济体中，资本流入会减缓而非刺激增长。虽然调整得当的监管政策可以让一切恢复如初，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发生。

以上担忧导致新兴市场开始尝试各种资本管制措施。不过，其中不少管制措施的效果不佳。这倒不是说管制措施对资本流动的规模和结构没有影响，而是表明了其影响微乎其微。正如巴西、哥伦比亚、韩国等国发现的那样，针对特定市场（如债券或短期银行贷款）的有限管制，对汇率、货币政策独立性或国内金融稳定等影响甚微。这给我们提供了令人不安的启示，也就是说，可能只有直接全面而非零敲碎打的资本管制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各国向资本自由流动趋同的第二个问题是，即使制度良好的发达国家也在向不同的金融监管模式迈进。在选择金融监管的不同模式时，我们需要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之间权衡。我们越想要实现其中一个目标，离第二个目标就越远。一些国家会更倾向于追求稳定，对银行实施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而另一些国家则致力于更自由的创新和更宽松的监管。

资本自由流动在此构成了一大难题。借款人和贷款人可利用跨境资金流动逃避国内管制，损害国内监管标准的完整性。为防止这种监管套利，国内监管机构可能被迫对来自监管更宽松的司法辖区的金融交易采取措施。在一个不同主权国家以不同方式监管金融的世界中，需要制定协调国家间监管的规则。假定“各国都致力于追求资本自由流动的理想”，会扰乱我们对此问题的深入思考。

资本管制本身并不是灵丹妙药，它造成的麻烦往往比它能解决的问题更严重，例如腐败或改革迟滞。但在任何一个政府公共政策领域，这一问题始终存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次优的世界中，政策几乎总是在局部领域实施且只能部分有效。在其他制度存在扭曲的情况下，某一领域的善意改革可能会适得其反。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将资本管制仅当作最后不得已的手段毫无道理，实际上它反映了人们对金融全球化的盲目崇拜。为此，我们需要做出具体分析和冷静判断，承认有时得依靠资本管制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治理之轻

我们正进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此阶段全球合作将越来越困难。一方面，世界正变得更加多极化，“霸权”色彩渐淡。美国和西欧不能再指望通过制定规则，使他国为其马首是瞻。此外，发达国家目前深受国内高债务和低增长的沉重压力，已有些自顾不暇。欧元区持续的困境将对欧洲的全球角色产生特别严重的影响。

让这一趋势更加复杂的是，中国和印度等崛起国家高度重视国家主权，不接受他国干涉其内政。因此，它们不愿以放弃国内政策自主权为代价接受国际规则。这也使得它们不太可能像二战后的美国那样参与制定全球政策体系。

因此，全球领导力和国际合作将继续面临供给不足的局面。全球环境的这种变化需要我们对世界经济治理做出谨慎的校正。它需要一套更为精简的规则，并承认国情的多样性和国内政策的自主空间。但是，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多边论坛讨论的补救措施仍然是老生常谈——制定更多规则、促进协调以及强化国家政策约束。

回归本原，辅助性原则为全球治理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思路。它告诉我们哪些政策应当进行全球协调或统一，哪些政策应该主要由一国内部决策。该原则划出了需要广泛开展全球治理的领域，以及仅需要一小部分全球规则的领域。这可被视为介于复杂的世界贸易组织型制度与精简的关贸总协定型制度之间的一个选择。

之前的讨论表明，经济政策大体有四种不同的形式。其中一种极端形式是不会（或很少）在国界以外造成溢出效应的国内政策，例如教育政策。这些政策并不需要国际协定予以协调，可放心交给国内政策制定者。

另一种极端形式是与“全球公共领域”相关的政策，例如全球气候政策。全球公共领域的特点是，每个国家在该领域的发展状况不是由其国内政策决定的，而是由其他国家政策的总和决定的。温室气体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我们有充分理由在这些政策领域建立强有力和有约束力的全球规则，以提醒各国在全球公共领域中应起到的作用，这符合每一个国家的利益。如果未能达成全球协定，所有国家都会因可能发生的共同灾难而遭到谴责。

在以上两种形式的政策之间，还有其他两类政策会造成前述溢出效应。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种政策加以区别。以邻为壑的政策需要在国际层面进行管制。目前最重要的例子是，系统重要性国家的贸易顺差过大，使得其他国家难以维持充分就业。此前中国就是贸易顺差过大的系统重要性国家，但其近年来的对外顺差已有所缩减。目前德国是最恶劣的越界者，其经常项目顺差接近GDP的9%。

自食恶果的政策与此不同。尽管自食恶果的政策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但其经济成本主要由国内承担。相关的例子包括农业补贴、转基因生物禁令、宽松的金融监管或孱弱的产权保护。以自食恶果的政策说明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效果要弱得多。不应由“全球共同体”训诫单个国家该如何权衡相互冲突的目标。特别是对于民主国家，应允许它们自己“犯错”。而且，只凭国内政策会提高其他国家成本这一点，并不能构成在这一政策领域开展全球治理的充分理由。经济学家几乎从不抱怨，某国的贸易自由化危及了与该国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其他国家。[7]

当然，我们无法保证国内政策能够准确反映社会需求。即使民主国家也经常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挟持。因此，自食恶果的政策仍然有理由受到全球规则的约束。即便如此，这类全球规则也必须采取不同的形式，约束性不必太强，侧重于程序性要求而非政策协调。我将在下一章详细讲述这一点。

不同类型的政策在全球层面应得到程度不同的回应。目前，过多的全球政治资本浪费在协调自食恶果的政策上（特别是贸易和金融监管领域），而对以邻为壑的政策（如造成宏观经济失衡的相关政策）关注不足。在全球合作必将变得稀缺的时代，对全球治理目标过于雄心勃勃并采取不当行动，于我们而言并无助益。

[1] Nouriel Roubini,“Globalization's Political Fault Lines,”Project Syndicate，July 4，2016，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lobaliza tion-political-fault-lines-by-nouriel-roubini-2016-07? barrier=accessreg.

[2] Harold James,“Rethinking Labor Mobility,”Project Syndicate，January 3，2017,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displaced-workers-globalization-mobility-by-harold-james-2017-01? barrier=accessreg.

[3] Dani Rodrik,“Why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6（5），October 1998: 997-1032.

[4] Stefanie Walter,“Glob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Test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the Compensation Hypothesi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4（2），June 2010: 403-426.

[5] Lawrence Mishel,“Tired of Economists’Misdirection on Trade,”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April 26，2016，http://www.epi.org/blog/tired-of-economists-misdirection-on-globalization/.

[6] Kenneth F.Scheve and Matthew J.Slaughter,“A New Deal for Globalization,” 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7: 35.

[7] 这一机制如下：贸易自由化增加了该国出口产品的全球供应量，这反过来又降低了这些商品的全球价格。随后，出口类似商品的其他国家会遭受不利贸易条件的冲击。

第10章
全球经济新规则

假设全球大国的主要政策制定者再次齐聚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酒店，重新商讨建立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那么他们在全球经济治理上可能会达成哪些指导性原则呢？以下七项常识性原则是我在2011年最先提出的，我认为这些原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中肯。[1]

1.市场必须深植于治理体系。市场能自我调节的观念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致命一击，应当永久弃置。市场机制需要其他社会制度的支持。市场的正常运行有赖于法院、法律框架和监管机构的运转，并需要最终贷款人制度和反周期财政政策发挥稳定市场的功能，还应得到再分配的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计划带来的政治支持，同时基础设施和研发领域应得到公共投资以开展创新。无论对于国内市场还是全球市场，皆如是。

2.民主治理和政治团体大多是在民族国家内组织起来的，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可能如此。即便不那么完美，民族国家基本上仍然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寻求广泛的全球治理徒劳无益，因为各国政府不太可能将重大控制权拱手交给跨国机构，而且协调统一的规则也不会使各个有不同需求和偏好的社会受益。欧盟也许是这一真理的唯一例外，但英国脱欧、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以及国家自主权的重申，均表明欧洲一体化项目在政治层面的局限性。

我们往往会把国际合作消耗在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上，最终收获甚微，几乎鲜有超出主要国家之间的最小公分母。即便国际合作取得“成功”，它也通常会以更强大国家的偏好为马首是瞻，甚至是以这些国家跨国公司和银行的偏好为准绳。巴塞尔资本协议，世界贸易组织关于补贴、知识产权和投资的规则，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条款等，就是这种过犹不及行为的典型。如果赋能而非削弱国内的民主程序，我们就可以提高全球化的效率和合法性。

3.没有通往繁荣的“统一路径”。一旦我们认识到，全球经济的核心基础体制必须建立在国家层面上，世界各国便可不受约束地建立最适合自己的制度。美国、欧洲和日本都是成功发展的典范，在长期内均产出了大量财富。然而，它们在劳动力市场、公司治理、反垄断、社会保障以及银行业和金融等领域的法规却大为不同。正是这些差异促使记者和专家学者不断神化一些“模式”（每十年就会出现一个新模式），将它们作为所有国家应效仿的模板。这种风潮不应使我们忽略这样一个现实：任何一个模式都不能被视为“资本主义”竞争中的全胜赢家。考虑到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进一步演进，未来那些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也将留下制度实验的空间。一个承认制度多元化的必要性和价值的全球经济，将促进而不是扼杀这种制度实验和演进。

4.世界各国有权保护自己的法规和制度。前一个原则可能并不会招致非议且无伤大雅。但它蕴含着强有力的启示，与全球化推动者接受的智慧相冲突。它衍生出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需要承认各国拥有维护其国内制度选择的权利。如果世界各国无法“保护”其国内制度，没有建构和维持国内制度的工具，那么承认体制的多元化将毫无意义。

因此我们得承认，如有必要，比如当有广泛民意支持的国内做法明显受到贸易的威胁时，各国可通过设置跨境壁垒维护国家自身的规则（如税收政策、金融监管、劳工标准或消费者健康与安全政策等）。在这一原则下，如果全球化倡导者是正确的，那么要求保护国内制度的呼声会因缺乏证据或支持而逐渐衰减；但如果他们错了，也能确保这些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开放经济有益论与维护国内规则有益论——在国内政治辩论中都能得到应有的关注。

5.任何一个国家均无权将其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我们必须区分两种做法，一种是利用贸易或金融的跨境管制维护国内价值观和规则，另一种是利用这些管制将国内价值观和规则强加于他国。全球化规则不应强迫美国人或欧洲人消费那些以欧美大多数公民无法接受的方式制造出的产品。但是，全球化规则也不应当允许美国或欧盟利用贸易制裁等压力，改变其他国家在劳动力市场、环境政策或金融等领域的运行规则。各国制度应百花齐放，切不可强行使其趋同。

6.国际经济制度必须为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体制而订立规则。依靠民族国家为世界经济提供基础的治理职能，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摈弃国际规则。不管怎么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出了明确的规则，尽管这些规则的适用范围和影响深度是有限的。一个管理松散且可自由参与的国际机制不会惠益任何人，但一个国家的决定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福祉。有效的交通规则应确保大小和形状各异的车辆能以不同速度行驶，而不是对所有车辆施加相同车型或统一速度的限制。在尽可能提升全球化程度的同时，我们应尽量维护国家制度安排的多样性。

7.非民主国家不可指望在国际经济秩序中享有与民主国家相同的权利和权限。前述几个原则的吸引力和合法性在于它们强调民主审议，而民主审议实际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当民族国家不民主时，这一机制就会坍塌。我们不能再假定某一国家的现行体制反映其公民的偏好。因此，非民主国家得遵循另一种不那么宽容的规则。

以上这些原则支持一种全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即以改善民主而非加强全球化为导向。这些原则可帮助民主在国内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预设该有怎样的政策效果，也不以是否加深经济一体化为前提。同时，全球治理并非以增加全球贸易和投资为目标制定规则，而是通过全球规范和程序要求提高国内政策制定的质量，从而为民主做出有益的贡献。

全球规范的具体示例，包括与透明度、广泛代表性、问责制以及在国内诉讼中使用科学/经济证据等相关的全球规则。此类规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于全球机构。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定》明确要求，在处理存在卫生问题的进口货物时应使用科学证据。这种程序规则可得到更广泛的运用，从而对改善国内决策产生更大影响。允许因征收进口关税而受不利影响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参与国内诉讼程序，反倾销法规可得到改进。要求开展成本收益分析，考虑各项产业政策对静态和动态效率的潜在影响，可以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

问题的关键在于，自食恶果的政策会导致国内协商失效，由此引发的问题只能通过改进民主决策加以解决。全球治理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非常有限。只有当全球治理侧重于加强而不是限制国内决策时，它才能发挥一定作用。否则，全球治理会追求凌驾于公共协商之上的技术官僚解决方案，并削弱公共协商的作用。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民主失灵和民粹主义抬头。

公平贸易与自由贸易

当前世界经济的许多问题都体现在中国与西方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上，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管理方式。

在中国进行入世谈判时，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属于美国和欧盟理解的市场经济吗？当外交使团面临棘手问题时，决策通常会被推迟。与之类似，2001年12月签署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规定，其贸易伙伴可在15年之内决定是否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体”对待。非市场经济的地位意味着，进口国可轻易以反倾销之名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征收特别关税。特别是，它们可以用成本更高国家的生产成本替代中国的真实成本，从而增加倾销调查的胜算和预估的倾销规模。无怪乎，阿根廷、巴西、智利和韩国等许多国家已经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和欧盟却没有。[2]

这种推迟认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做法，只是延缓了大型经济体之间贸易冲突的升级。遗憾的是，这场争斗的条款就预示了大国不会采取任何举措解决世界贸易制度更深层次的缺陷。无论中国是否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现行的反倾销措施都无法缓解人们对不公平贸易问题的担忧。这倒不是因为这种担忧是空穴来风，而是因为它们远远超出了倾销的范畴。反倾销助长了最糟糕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对那些需要合理政策缓冲空间的国家却毫无帮助。

经济学家从来不支持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规则。从严格的经济学观点看，只要出口企业垄断市场的可能性很低，低于成本的定价就不会对进口经济体构成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内竞争政策通常要求提供关于企业反竞争的证据或垄断的可能性。但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低于出口商成本的定价就足以构成追加进口关税的理由，即便这种定价是标准的竞争性做法（例如在经济衰退时期）。

这使得反倾销成为国内企业在困难时期依靠削弱国外竞争者获利的首选途径。世界贸易组织的确有一个特定的保障机制，允许各国在国内企业受到进口的“严重损害”时暂时提高进口关税。不过，保障机制的程序性门槛很高，启动保障机制的国家必须为受到不利影响的出口商提供赔偿。

以下数字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自1995年成立以来，世界贸易组织已推出了3 000多项反倾销关税，其中印度、美国和欧盟使用最多；相对而言，保障机制仅启动过155次，使用者多为发展中国家。显然，反倾销是一种贸易救济工具。

但除了经济效率之外，全球贸易制度还必须处理公平问题。当国内企业不得不与政府财政支持的国外企业竞争时，竞争的天平就会以大多数人不可接受的方式倾斜。[3]某些类型的竞争优势会损害国际贸易的合法性，即使它们可能会为进口国带来综合经济利益。因此，反倾销制度并非缺乏政治逻辑。

贸易政策制定者非常熟悉这套政治逻辑，这也是为什么反倾销制度能以其现有形式为国内企业提供相对便利的保护。他们未曾考虑的是，公平之争远超出了倾销的范畴。如果国内企业与政府补助或扶持的外国公司竞争是不公平的，那么国内工人与不享有集体谈判等基本劳工权利的外国工人竞争，是否同样不公平呢？至于那些破坏环境、雇用童工或提供危险工作环境的企业，它们难道不是不公平竞争的来源吗？

这种对不公平贸易的担忧是反全球化浪潮的核心。但除了狭隘的“低于成本定价”这一商业范畴之外，贸易救济类法律几乎不能为其他形式的不公平撑腰。工会、非政府组织、消费者协会或环境保护团体，都无法像企业那样获得直接支持。

一直让贸易专家无法安枕而卧的是，在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下关注劳工、环境标准或人权问题，会诱发贸易保护主义进而导致贸易大滑坡。但日益明显的是，不考虑这些问题会产生更大的危害。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模式截然不同的国家之间开展贸易，确实会引发正当性问题。对此置若罔闻，不仅损害这些贸易关系，而且会危及整个贸易制度。

我们必须从社会和政治这两个不同角度，回答贸易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一些人指出贸易之所以问题丛生，是因为它会导致收入再分配。这种说法的基本依据并没有错，但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市场经济中发生的几乎所有活动都会以某种方式重新分配收入。技术和市场竞争是一国经济生生不息的根源，包括技术偏向型创新和最低工资法规等许多其他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都远远大于贸易。

因此，将国际贸易政策独立于缓解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其他政策（累进税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有利于就业的宏观政策等）是毫无意义的。比如说，从法国进口产品可能会对美国国内企业造成不利影响，但对于因贸易而受损的群体和受技术创新不利影响的工人，我们没有理由厚此薄彼。出于凝心聚力和社会公平的原因，对自由贸易的受损者进行补偿是有共识的。但这一理由也适用于创新，因此两者首选的补救措施理应相同。

还有另一种社会和政治观点认为，贸易违反了我们制度中的一些内在准则。这一观点暗示，贸易可能会冲击一个国家内部已达成并嵌入其法律法规的社会契约。举例来说，一些国家的政府严格限制工人的劳资谈判权利，强迫他们要么降低工资标准和议价能力，要么接受失业，工人不得不为此抗争。在这种情况下，对贸易的受损者进行补偿并非首要任务，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游戏规则被暗中修改了，即国内的社会契约被闯入者破坏了。由此可见，贸易不仅仅是一种市场关系，还是对国内制度产生干扰的一股力量，是重构国内机制以损害某些群体利益的一种工具。因此，作为对这种损害的回应，直接减少具有这类影响的贸易活动具有正当理由。毕竟，这与大多数国家禁止进口违反国内卫生和安全法规的商品并无二致。

这将我们拉回到公平贸易的问题上。公平贸易的概念遭到经济学家的冷嘲热讽，他们认为它只是对独善其身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掩饰。但公平贸易已经纳入很多国家的贸易法规，尽管是以反倾销和贸易保障救济措施这样一种扭曲的、有利于国内企业的方式。

由于公平贸易的概念已经存在于贸易法规中，因此我们不应摒弃它，而应扩大公平贸易的范畴，使之涵盖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正如世界各国可以对低于成本销售的商品征收关税一样，它们也应限制那些显然有可能威胁国内治理制度的进口贸易。我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讨论了这种做法可以采取的形式。我认为，与现行的反倾销做法相比，反社会倾销并不会被贸易保护主义者更多地滥用！

按照这些思路，我们可以将公平贸易的优点概括为，它明确区分了威胁国内正当制度的贸易与制度中性的贸易。例如，某一贸易伙伴国的低工资是由低生产率所致，另一贸易伙伴国通过剥夺工人权利压低工资，两者之间有截然不同的差别。两者都会对进口国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但只有后者才存在不公平贸易的问题。

经济学家应该更愿意接受，贸易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通过公平性或正当性的测试。不过，由于大多数贸易案例都能轻松通过这种测试，这反而能捍卫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的辩护。他们可以在支持一般性贸易的前提下，就贸易公平问题回应公众的关切。

全球化的倡导者不断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宣扬，各国必须如何改变其政策和制度，以扩大国际贸易并提高本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这种思维方式混淆了目的和手段。全球化应成为实现繁荣、稳定、自由和高品质生活等社会目标的工具。无论全球化是否引发了一场逐底竞争，我们都可以通过达成简明的共识，化解全球化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僵局，这个共识就是社会倾销干扰了民主国家内部的合理运行，是不可接受的。

这一原则避免了两种极端主义。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暗中改变国内公认标准这件事上，它阻止了全球化支持者一意孤行。同时，在重大公共目标不受威胁的前提下，它避免了贸易保护主义者以牺牲其他社会群体利益为代价谋一己之私。在不同价值观尚需权衡的不明朗情况下，此原则能推动国内开展协商和辩论，是处理政治难题的最佳方式。

你可以想象一下国内政治辩论可能提出的问题。相关贸易会对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多大威胁？对国内的做法、法规或标准要予以多大程度的支持？特别弱势的社会成员是否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冲击？如有，为他们提供的经济补偿多大为好？在不影响国际贸易和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前提下，是否有实现社会和经济预期目标的其他途径？对于以上这些问题，经济学和科学能提供什么样的相关证据？

如果政策制定过程是透明和包容的，支持或反对贸易的利益群体自然会在辩论中提出这些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确定那些被讨论的规则是否有“广泛的民意支持”以及是否受到贸易的“明显威胁”时，我们并没有自动纠错机制。民主政治是闹哄哄的，且并非永远“正确”。但是当我们必须权衡不同价值观和利益时，也别无他物可以信赖。

把这类问题从民主审议的列表中删除，而转交给技术官僚或国际机构，是最糟糕的解决方案。这样做既不能保证政策制定的正当性，也无法保证经济效益。国际协定能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们的贡献在于加强国内民主程序的完整性，而非取而代之。

由于拒绝承认社会倾销的存在，也未能对其后果采取补救措施，贸易技术官僚反而为民粹主义者和贸易煽动者敞开了大门。这导致整个贸易而非一小部分不当的贸易活动遭受抨击。这是贸易纯粹主义者自毁长城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些区域贸易协定确实考虑了社会倾销问题，但我认为通过贸易协定“改善”其他国家的劳工、环境或社会的标准往往是无效的，而以商业利益为驱动力解决更深层次的发展问题也不甚妥当。利用贸易政策防止国内规范受损和借贸易政策将自己的标准输出到他国，两者存在着重要差别。前者是合理的，而后者可能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但在关于公平贸易的讨论中，这种差别被有意回避了。

即使在意其他国家的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保障，我们也应在专门致力于这些目标的其他国际论坛上探讨这些问题，而非通过贸易协定来实现。例如，如果越南存在劳工问题，我们就不要自欺欺人，以为可以借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纠正它。不过，如果它有可能削弱本国国内的劳工标准，我们就应把它视为社会倾销，通过国内贸易救济措施予以处理。

我得承认，自己对贸易的上述思考与目前所有已知观点都不一致。特朗普总统等民粹主义者正确地识别民众在国际贸易上的痛点并大加利用。但他们极力夸大“公平”问题在现实世界中的重要性，并显示出好像要大刀阔斧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心。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准确地指出，贸易与当今主要的经济问题（去工业化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联系非常微弱。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保障计划和非贸易补救措能更好地解决贸易产生的分配问题。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又都系统地低估了这些非贸易措施的作用，尤其是必要的补偿计划一直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他们似乎无法理解公众担忧社会倾销的核心实质。

最后，进步势力及其美国劳工运动盟友已敏锐地意识到社会倾销的潜在问题。他们寄望于修改后的全球治理措施应对这一问题，但这些措施是无效的，甚至还可能导致受影响国家的民粹主义反弹。

要应对当今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就必须在开放全球经济与维持民族国家自主权之间，恢复健康的平衡。这反过来又要求我们直面贸易的后果，特别是贸易对国内社会契约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应中断与非民主国家或有劳工滥用问题国家的贸易。关键在于，商业逻辑并不是决定各国经济关系的唯一因素。我们无法逃避贸易收益有时会以牺牲国内社会体制为代价的两难局面。公开讨论和协商，是民主国家调节价值观不一致和利益关系冲突的唯一途径。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是一次讨论而非压制这些问题的机会，也是世界贸易体系最终实现民主化的必由之路。

南北冲突？

我们倡导的这种公平贸易并没有反贸易的意味，事实上它恰恰致力于推动贸易。在全球意义上，公平原则应包括为欠发达国家留有发展经济的余地。这意味着在知识产权、产业政策、资本账户管制和投资者权利等方面，我们不能像现行区域贸易协定那样，对欠发达国家施以限制性规则。对那些既担心富裕国家不平等又忧虑其他国家贫困的进步人士来说，好消息是这两方面并非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大幅转变贸易协定制定的方法。

目前，世界贸易体制在一种独特的重商主义逻辑下运转：如果你降低了贸易壁垒，那么我也将投桃报李地降低壁垒。这种“交换市场准入”的逻辑并没有什么经济学上的理论支持，但确实显著促进了贸易扩张。世界经济已非常开放，且形成了管用的运行流程，但它引发的矛盾多于其解决的问题。

我在上文阐释的原则采用了另一种逻辑，即“交换政策空间”。贫困国家和富裕国家都需要为实现各自目标赢得更大空间：前者要调整经济结构并发展新的产业，后者要回应国内对不平等和分配正义的关切。有人主张将全球贫困人口的利益与富裕国家中下阶层的利益对立起来，进步人士不应接受这种错误且适得其反的观点。只要拥有足够的制度想象力，贸易体系就可以实现惠益双方的改革。

国家公民与全球意识

从长期看，承认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和全球治理的徒劳无益，意味着将国家利益重新置入更加全球化的轨道。要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取得进展，就需要各国公民认识到，他们的利益是超越其国家边界的。各国政府主要对本国公民负责。因此，公民的利益意识越全球化，一国政策就将越具有全球责任感。

这看起来像是在痴人说梦，但一些以此为逻辑的行动早已有之。例如，由非政府组织领导的为贫困国家减免债务的全球运动，成功动员了富裕国家的年轻人对其政府施压。跨国企业非常清楚这种公民运动的威力，因此它们被迫提高透明度，改善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劳工标准。一些政府在国内民众的大力支持下，追捕犯有人权罪行的外国政治领导人。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德萨尔提到了一位加纳公民向美国国会提供证词的例子，该加纳公民希望说服美国官员向世界银行施压，要求世界银行改变对非洲成员国收取费用的做法。

这种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使政府“全球化”的努力，其最大的潜在好处体现在环境政策领域，特别是旨在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这是因为，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面临的最棘手的全球问题。有趣的是，遏制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绿色增长的一些最重要举措，是地方政治压力的产物。世界资源研究所主席安德鲁·斯蒂尔指出，50多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实施代价高昂的政策以减缓气候变化。鉴于这一问题的全球公共产品特征，单个国家付出努力将毫无意义。

一些环境政策由寻求竞争优势的愿望驱动，例如，中国对绿色产业的支持。而当选民具有全球观念和环保意识时，出台良好的气候政策也是政治正确之举。

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2012年初启动了碳排放“总量控制和交易”体系，旨在到2020年将碳排放降至1990年的水平。尽管全球行动在限制碳排放方面仍停滞不前，但环保团体和热心公民成功推动该计划突破商业团体的重重抵制。2006年，时任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签署了碳排放交易的法律。如果这一做法被证明是成功的并且受民众欢迎，那么它可以成为全美的模板。

“世界价值观调查”等全球民意调查显示，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认为自己是全球公民的比重，往往比国家公民身份认同的比重低15 ~ 20个百分点。但对于年轻人、高学历者与专业技术阶层来说，两者的差距较小。相比于来自下层的人，那些自认为处于顶层的人更具全球意识。

正如我之前指出的那样，“全球公民”永远会是一个拙劣的比喻，因为一个能管理全球政治共同体的世界政府永远不可能出现。但我们越是具有全球意识，且越向自己的政府表达这种偏好，我们就越不需要追求全球治理这一镜花水月。

[1] Dani Rodrik，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W.W.Norton，New York，2011.

[2] 截止日期是2016年底。从那时起，美国和欧盟都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3] 近期的例子，参见Stanley Reed and Keith Bradsher,“China's Steel Makers Undercut Rivals as Trade Debate Intensifies,”New York Times，May 3，2016，https://mobile.nytimes.com/2016/05/04/business/international/chinas-steelmakers-undercut-rivals-as-economy-slows.html? referer=https://t.co/uUtRw9xuEt.

第11章
面向未来的经济增长政策

合理的全球性制度安排能保持国内政策的自主性，国内政策应充分利用这种自主空间，以使两种政策形成合力。这意味着，我们应推行可以很快提升生产效率与社会包容性的经济战略。在当前的全球环境中，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经济和技术的二元化，判断哪一种经济战略有效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各种创新的观念也在不断涌现。本章将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种种挑战谈起，然后再转向对发达经济体的分析。

发展中国家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吗？

全球经济的未来似乎越来越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受过度金融化和政治困局的影响，美国和欧洲已成为受伤的巨人，一路挣扎前行。多年来，它们只能以较低速度增长，国内不平等却不断扩大，社会动荡时有发生。

而与此同时，世界上许多新兴经济体却活力四射，给人以无尽希望。中国早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超过一半。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经济发展失败典型的非洲，如今被麦肯锡公司盛赞为“奔跑中的雄狮”。

与往常一样，只有用一种虚构的现实才能最真实地反映当今世人情绪的变化。盖里·施特恩加特2010年发表的漫画小说《超级悲催的真爱故事》就是对明日世界的绝佳描述。[2]这部小说将时间设定在不远的未来，那时的美国已陷入经济崩溃和一党独裁，还卷入了另一场毫无意义的海外战争——只不过地点换成了委内瑞拉。各类企业的所有体力工作都由技术熟练的移民完成；常春藤大学都改换上了亚洲同行的校名；美国经济有赖于中国央行的垂怜，而昔日作为安全资产的美元变身为“钉住人民币的美元”。

发展中国家能否真的推动世界经济前行呢？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前景的大部分乐观情绪来自历史数据的外推结果。从许多方面看，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十年是发展中世界经历过的最美好时光。当时，经济增长的范围不再仅限于少数几个亚洲国家，绝大多数落后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首次实现经济“趋同”，即缩小了与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

但这是一个多重动能合力助推的特殊阶段。当时大宗商品价格高涨，非洲和拉美国家获益匪浅。外部融资规模庞大且成本低。在长时间内战和经济下滑之后，许多非洲国家终于触底反弹。当然，发达国家本身也在快速增长，将全球贸易总量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后危机时代，有些外部条件已不复存在。

从理论上讲，发达国家的低速增长不一定会制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供给侧因素，即对新技术的投资与应用。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之际，发展中国家可采用的技术总量并未减少。因此，决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潜力的是其缩小与技术前沿差距的能力，而非技术前沿本身的推进速度。

不过，对于何时能实现增长潜力以及如何能出现趋同，我们仍然没有认清其中的机理。我们尚无法确定哪一种政策能产生自主的经济增长。即使对于已成功的案例，我们也有着相互矛盾的阐释。比如，既有人将亚洲的经济奇迹归因于更自由的市场，也有人认为国家干预发挥了主要作用。我们还要看到，众多经济增长加速的案例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乐观主义者认为这一次情况会有所不同。他们坚信，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完善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开放的市场和更多民主改革，将发展中世界推入了持续增长的通道。许多分析师预测，对于年轻人口众多、可低价引进海外技术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经济增长将轻而易举。

基于对已有论据的分析，我对上述结论抱持谨慎态度。通胀型政策遭到废止、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得到改善，这当然都是令人欣喜的好消息。但总的来说，这都是增强经济体适应各类冲击、防止经济崩溃的举措。与此不同，启动和维持高速经济增长需要顶层设计：要实施以生产为导向的政策，以刺激持续的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经济活动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建立在资本流入或大宗商品热潮之上的增长，往往都不可持续。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要制定激励相容的机制，以此鼓励私营部门投资于原本不愿意投资的新产业。此外，政府还要尽可能地打击腐败，并提高治理能力。

回顾历史，很少有国家能做到这一点。本书前述的过早去工业化也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增长的难度。因此，虽然得益于更好的宏观经济管理，发生经济崩溃的概率会降低，但高速经济增长仍具有偶发性和例外性。整体而言，如今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会更明朗一些，但也不像乐观主义者憧憬的那样光彩夺目。

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于，身陷经济困境的发达国家是否能为增速更快的发展中国家腾挪出发展空间。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的增长空间来自发达国家原本占据传统优势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这给发达国家带来严峻的就业问题，尤其是在当前高薪就业机会稀少的情况下。大量社会冲突可能无法避免，从而削弱各国对经济开放政策的政治支持。按我此前的分析逻辑，重新设计世界贸易规则，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的政策空间，对世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结构转型的缺口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全球最贫穷的地区，我们先来分析它面临的挑战。长期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被视为经济荒漠的典型。在其独立后的数年里，该地区经历了历史上最好的增长表现。自然资源的意外之财对其经济增长有所帮助，增长的势头还蔓延到资源型国家之外的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乌干达等国的经济一直在以东亚经济体的速度发展。非洲的商业和政治领袖对非洲大陆的未来自信满满。

问题在于，这种表现能否持续？迄今，这些国家的增长主要由外部资源（援助、债务减免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对以往糟糕政策的调整合力推动。国内商品和服务需求增长（主要是后者）、公共投资提高以及资源利用更为高效，提升了国内生产效率。然而，我们尚不清楚其未来生产效率的提高潜力源于何方。

一个潜在的问题是，这些经济体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弱点。东亚国家在更短的时间内复制了当今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发展轨迹，从而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他们将农民变为制造业工人，实现经济多元化，并出口各类逐渐升级的商品。迄今为止，非洲并没有经历这一过程。正如位于加纳共和国阿克拉的非洲经济转型中心（ACET）研究人员所称，非洲大陆正在“飞速发展，缓慢转型”。

理论上说，非洲拥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巨大潜力。例如，一家中资鞋厂付给埃塞俄比亚工人的薪酬仅是中国国内工人的十分之一。通过公司内部培训，鞋厂可将埃塞俄比亚工人的生产效率提升到中国国内水平的一半或更高。劳动成本上节约的资金，已明显超出非洲营商环境的高额成本（如薄弱的基础设施和较低的官僚机构效率）。

但汇总数据揭示出令人担忧的现实。只有不到10%的非洲工人能在制造业中就业，而这些工人中又只有10%的极少数者能在技术水平较高的现代化企业工作。令人苦恼的是，尽管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非洲国家的工业化依然乏善可陈。事实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当前的工业化水平甚至低于20世纪80年代。私人对现代化产业的投资一直未有明显增长，特别是非资源型可贸易行业的投资水平较低，不足以推动结构转型升级。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正在经历快速数字化和自动化，将使非洲在制造业中更难崭露头角。一旦鞋子等产品可通过3D打印技术实现廉价生产，赢家将是诸如德国这样的国家，而非埃塞俄比亚等国。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非洲的农民也在向城市聚集。但是，正如格罗宁根增长和发展中心（GGDC）的研究显示的，不同于东亚地区，非洲大多数迁徙到城市的农民并未进入现代制造业，而是进入批发零售等服务业。[3]虽然此类服务业的生产率高于农业，但它们无法构成非洲技术进步的动力，导致非洲的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前沿水平。

以卢旺达这个广为宣传的成功故事为例。自1995年以来，该国GDP就保持着年均9.6%的惊人增速（人均年收入增速达5.2%）。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刁新申的研究指出，这一增长是由非贸易服务业特别是建筑、交通、酒店和旅馆等行业发展带来的。公共部门主导了这些投资，而公共投资主要来自外国资金支持。外国援助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加剧了制造业和其他可贸易行业的困境。

这并不能否定卢旺达在减贫上的进展。卢旺达的减贫成效，得益于其在卫生、教育以及整体政策环境上的改革。同时，这些改革无疑也提高了该国的潜在收入水平。然而，治理和人力资本的改善并不一定能转化为经济活力。卢旺达和其他非洲国家欠缺的正是现代化的可贸易产业，这类产业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国内引擎，能将增长潜力变为现实增长。

非洲经济的显著特征就是存在一个非正规部门，包含了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和非正规活动。这个部门吸收了不断增长的城市劳动力，发挥了社会安全网的作用。但研究证据也显示，非正规部门无法形成生产率提升的机制。相关研究显示，微型企业几乎不能从非正规活动中成长壮大，大多数成功企业也不是从小型非正规企业发展而来。

乐观主义者声称，非洲经济的结构化转型成果尚未在宏观经济数据中显示出来。他们也许是对的。但如果他们错了，非洲在今后几十年中都将面临某些严峻挑战。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有一半都在25岁以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该地区每年有500万人口跨越15岁这个从儿童到成年的门槛。由于积极的结构性转型速度缓慢，世界银行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仅有四分之一的非洲青年人能找到固定职业，而其中又只有很少一部分会在现代化企业的正规部门就业。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年来的经济扩张，已提高了年轻人对良好就业机会的向往，但该地区提供这些就业机会的能力却未见大幅提升。这是造成该地区社会动乱和政局不稳的重要原因。基于对近期增长的简单外推而制定的经济规划，将会加大这种矛盾。非洲的政治领袖可能需要降低民众的期望值，同时努力加快结构性转型并提高社会包容性。

回到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基本要素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存在三大基本要素：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教育水平，改善制度质量和治理水平，实现从低生产率活动到高生产率活动的结构性转型（即工业化）。东亚式高速增长是一个数十年深度结构性转型的过程，其教育和制度也取得数十年的稳定进展，为实现与发达经济体的趋同提供了长期基础。

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是实现专业化的传统通道，但这条通道已经因为过早去工业化而关闭了。因此，发展中国家更得依赖于教育、制度等长期基本要素。这些要素确实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是可持续增长不可或缺的。然而，不同于东亚地区7%~8%的增速，这些要素最多只能为非洲贡献2%~3%的增长率。

我们可以比较中印两国的发展情况。中国通过建造大量工厂并招聘大规模低学历农民工实现增长。这一转型对生产率的提升效果立竿见影。印度的比较优势在于技能密集型服务业，如信息技术行业，但该国劳动力大部分是非技能劳动力，而技能密集型服务业只能吸纳一小部分非技能劳动力。按现在的速度，印度劳动力的平均技能水平还需要提高数十年，才能使其经济整体生产率有明显的提升。因此，印度的中期增长潜力远低于中国过去数十年来的水平。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并有效推动改革固然能提高经济增速，但其效果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在这场增长赛跑中，长期来看乌龟可能会比兔子更有优势。那些靠全社会技能持续提高和国家治理不断改善而实现的增长，也许不会有很高的增速，但可能会更加稳定，更不容易受到危机冲击，也更可能最终实现与发达国家的趋同。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无可辩驳，但其面临的制度转型难度要大于印度，中国的长期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也更高。

在过去15年间，低成本的外部融资、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以及大宗商品的热潮，掩盖了发展中国家的上述问题，推动了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展望未来，世界经济环境将不再支持这种发展模式。因此，人们很容易就能分辨出，哪些国家切实改善了经济和政治的基本面，哪些国家只是依靠浮夸叙事以及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热情而顺周期获益。

世界需要从发展中国家身上获得什么？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BRIC）的概念，指代全球最大的四个发展中国家，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4]近20年后，这四国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属于全球前15大经济体之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不过都没成为经合组织成员国。

这四国有着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构：俄罗斯和巴西依赖大宗商品，印度仰仗服务业，而中国依靠制造业。正如约瑟夫·奈所言，俄罗斯是衰退中的超级大国，而中国正强势崛起，其他两国也处在平稳上升阶段。

由最初的四国加上后来者南非，它们组成了金砖五国，并定期举行会议，提出各种政策倡议。迄今为止，它们最为雄心勃勃的举措就是在2014年组建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这家新“开发银行”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金砖五国领导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受到“长期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不足”的制约。他们承诺将向该银行提供首期资本金，以使其“拥有充足的资金，有效开展基础设施融资活动。”2013年金砖国家在南非德班提出了第二项倡议，宣布建立一个初始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以应对成员国的“短期流动性压力”。[5]

世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定期交流对话，提出共同倡议，这让人拍手称赞。但令人感到失望的是，它们选择了基础设施融资作为首个合作目标。这种模式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发展观，已被内容更为多元的观点取代。后来的发展观认为，不同国家存在各类不同优先级的制约因素，从糟糕的治理到市场失灵等。有观点甚至认为，全球经济当前受困于过多而非过少的跨境金融活动。

当今世界需要金砖国家提供的并不是另一个开发银行，而是在全球事务上发挥更大领导力。金砖国家拥有世界一半左右的人口和大部分未开发的经济潜力。如果国际社会未能直面其严峻挑战，比如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全球经济架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那么金砖五国将是付出代价最高的国家。但迄今为止，金砖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或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舞台上想象力不足且有些畏首畏尾。当它们坚持主张时，也大多是在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

迄今为止，世界经济一直都在按一套西方发达国家的观念和制度运行。美国提供了自由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这一体系有诸多瑕疵，但出现瑕疵大体是因为这套体制的运行依赖于高尚的原则。欧洲带来了民主价值观、社会团结以及欧盟。其中，欧盟是为解决欧洲既有问题而提出的百年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制度成果。那些老旧的欧洲大国缺乏维持未来全球秩序的合法性和能力。

新崛起的大国必须展示它们的立场及其希望传播的价值观。它们必须形成对新一代全球经济的构想，而不只是抱怨不对等的权力架构。不幸的是，它们是否有意愿超越自身最直接的利益而着手应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我们尚不得而知。

中国、印度和巴西这类国家的自身发展经历，使它们抗拒市场原教旨主义，在世界经济中自然而然地成为制度多样性和务实经验主义的倡导者。它们可现身说法地提出一种新型的全球性表述，强调实体经济重于金融、政策多样性重于单一性、国家政策空间重于外部约束条件以及社会包容性重于技术精英主义。它们必须摆脱祈求者的角色，表现出领导者的风范，并理解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面临的挑战，而这些挑战经常要求各国政府的政策将本国利益置于全球利益之前。它们还必须努力维护过去60年中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则：非歧视原则和多边主义。

最终，金砖国家必须以身作则，中国和俄罗斯的人权状况以及对待异见者的态度还有待与其全球领导者的地位相匹配。如果要对国外施加任何道德影响力，它们必须先在国内深化改革。

公共投资的回归

有一种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有重要影响，即对公路、水坝和电站等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动力之一。这种观念促成了二战后的早期发展扶持计划。当时，世界银行和双边援助国将大量资源投入新独立的国家，资助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也是在这种思维推动下成立的。这是一个由中国牵头的倡议，旨在填补该地区据称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缺口。

这种公共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通常被人笑称为“资本原教旨主义”（capital fundamentalism），在发展专家眼中并非流行的观点。自20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家一直在建议政策制定者不要再强调公共部门、实体资本和基础设施，而是要优先考虑私人市场、人力资本（技能和培训）以及治理和制度的改革。从表面看，全球发展战略因此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但观察一下那些在全球经济低迷中仍实现快速增长的国家，你就会发现公共投资仍在发挥重要作用。

在非洲，埃塞俄比亚是过去十年最令人惊讶的成功故事的主角。自2004年起，该国经济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在减贫和健康领域也硕果累累。埃塞俄比亚是资源贫乏的国家，没有像非洲一些国家那样从大宗商品热潮中获益。在埃塞俄比亚，世界银行等援助者通常建议的经济自由化和结构性改革并未发挥多大效用。

埃塞俄比亚的高速经济增长来源于公共投资的大幅提升：公共投资占GDP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的5%上涨到2011年的19%。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这是全球第三高的投资比重。埃塞俄比亚政府开启了投资狂潮，除了修公路、架铁路、建电厂，还建立了一个农业推广体系，极大地增强了农村地区的生产率。相关资金开支的一部分由外国援助提供，另一部分则依靠各项非正统政策（如金融抑制）将私人储蓄转移到政府手中。

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得到投资大幅提升的支撑，目前投资占国民经济收入的比重约为三分之一。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逐步放松对商业部门的束缚，投资增长主要来自私营部门。但公共部门投资仍然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私人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近年来停滞不前，印度政府不得不开始干预。目前，正是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才维持了印度的增长态势。“我认为拖累经济发展的是私人投资和出口，”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阿文德·苏布拉马尼扬如是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公共投资填补缺口。”[6]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拉美。作为资源出口型国家，玻利维亚成功避免了大宗商品周期性衰退下常见的经济崩盘。在几乎不见增长迹象的拉美地区，该国经济增速预计将保持4%以上的水平。这很大程度上与公共投资有关。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将公共投资视为玻利维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06年以来，公共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了一倍以上，从2005年的6%升至2014年的13%。该国政府有意在未来继续提高投资比重。

众所周知，公共投资热如同大宗商品热潮一样，往往惨淡收场。投资的经济和社会回报会降低，公共资金逐渐匮乏，然后就有可能爆发债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研究发现：在早期发挥积极影响后，多数公共投资活动会逐渐步履维艰。[7]不过，公共投资确实能在十年或更长时期内提高经济体的生产效率，这一点已在埃塞俄比亚得到清晰体现。当然，公共投资还能带动私人投资。有证据显示，近些年来，印度公共投资确实也推动了私人投资的发展。[8]

公共投资的潜在收益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北美和西欧发达经济体如今更有可能从国内公共投资中获取最大收益。在大衰退后的余波期，这些经济体能以多种方式充分利用额外的公共支出进行投资，以提高需求和就业、恢复陈旧的基础设施并加强研发活动，特别是可以在绿色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投入。

在政策辩论中，以上观点通常会招来财政平衡论和宏观经济稳定论等反对意见。但公共投资与其他类型的公共支出——如政府公务人员薪酬或社会转移支出等——并不相同。公共投资的作用是积累资产而非消费资产。只要这些资产的收益超过资金成本，公共投资将提高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强健度。

我们尚不完全清楚埃塞俄比亚、印度或玻利维亚的公共投资实验最终结果如何。在将其中的经验推广至其他个案时，我们仍须小心谨慎。无论如何，这对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而言都是很实用的案例。在一个明显更加不利的全球环境中，发达国家也正在寻求新的增长战略。

发达世界的包容性增长

发展中国家能通过模仿发达国家往日的成功模式而获得增长，而发达国家则比发展中国家更需要依靠新观念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在特朗普登上美国总统宝座之后，我们肯定会面临一套全新的美国政策。但是，当我敲下这段文字时，所有迹象都表明特朗普将把我们引入歧途，让现有问题雪上加霜。

甚至在其就任总统之前，特朗普有缺陷的标志性经济战略就已得到充分展示。在选举结束数周之后，特朗普总统就已声称获得了一场胜利。他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迫使采暖制冷企业开利公司（Carrier）保留了在印第安纳州的部分业务，从而“挽救”了约1 000个美国人的工作岗位。在后来参观开利公司的工厂时，他还警告其他美国公司，如果它们把工厂搬至海外，然后将产品运回美国销售，那么他会对这些企业征收高额关税。

特朗普的推特账号也以同样风格发表了一系列言论。他将福特公司保留肯塔基州的一处林肯汽车制造厂而非迁往墨西哥归功于自己。他还威胁，如果通用汽车继续从墨西哥进口雪佛兰克鲁兹，而不是在美国制造该款汽车，他将对其加征进口关税。特朗普还因成本超支问题对国防承包商穷追不舍，在不同场合怒斥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等航空航天巨头的售价过高。

特朗普的政策风格与其前任明显不同。这是一种高度个性化、喜怒无常和排他主义的风格，更多依赖威胁和恐吓的手段。它更像是一种推特平台上的公众表演，容易表现出夸夸其谈和邀功自赏，并深深地侵蚀着民主规范。

经济学家总是建议政府在处理与企业的关系时要保持一定距离，政府官员应与私营企业毫无瓜葛，以免滋生腐败和偏袒。在美国，这是一条备受推崇的原则，但人们通常是在违反该原则之后才会提及它。最为明显的例证是，过去30年间，金融巨擘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类似的政商亲密互动也是美国不断成功的原因之一。美国经济发展史就是一段公共和私营部门间保持务实性合作关系的历史，并没有遵循政商要保持一定距离的僵硬规则。史蒂芬·科恩、布拉德福德·德龙和迈克尔·林德等喜欢以史为鉴的研究者指出，美国继承了汉密尔顿式中央集权政府的传统，由联邦政府提供投资、基础设施、金融等私营企业所需的支持。[9]

美国的技术创新既得益于美国企业家和发明家的聪明才智，也得益于政府的扶持项目（如政策性贷款或政府采购）。如哈佛商学院教授乔希·勒纳所说，苹果、英特尔等美国最具活力的高科技企业，在上市之前都曾接受财政扶持。[10]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也是公共贷款担保计划的受益者，这一计划也支持了后来在众目睽睽之下破产的太阳能电池公司索林佐。

正如以上最后一个案例揭示的那样，多数公共项目往往以失败告终。不过，公共投资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需要考虑公共项目整体投资组合的社会收益是否为正。这种综合评价并不多见。但有一项研究发现：美国的能源效率项目产生了正的净收益。有趣的是，多数收益来自三个相对低调的项目。[11]

社会学家弗雷德·布洛克和马修·凯勒对美国“发展型国家”的特征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分析。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处于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这一特征在公共讨论中被有意掩盖了。他们描述了一个“由众多公立实验室组成的分散型网络”以及一个由不同资金扶持的项目[如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组成的“创新组合”，如何与私营公司协作并帮助其实现创新产品的商业化。[12]他们及其同事还记录了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在扶持生物技术、绿色科技或纳米技术等领域创新时，如何依赖协作网络发挥重要作用。[13]

这些基于公私部门密切合作与协调的产业政策，当然也是东亚经济政策的一个标志。若没有政府那只扶持和引导之手，中国将难以转型为一个制造业强国并获得出口导向型模式的成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批颂扬中国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时常担心美国政府会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并明确支持此类产业政策。

美国始终自诩为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民主国家的产业政策应是高度透明、可问责和制度化的。政府必须谨慎处理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要充分了解私营企业，才能获取关于技术和市场现状的必要信息。例如，汽车行业中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果政府能有所作为，又该如何施策？但政府又不能与私营企业走得太近，以防止被私营企业俘获；另一方面，政府也不应对私营企业的经营指手画脚。

而这正是特朗普式的产业政策不合常理之处。一方面，他对一些关键经济职务的任命，显示他无意割断政府与华尔街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他通过推特制定政策的行为，表明他并无意建立制度性的对话机制，无意采取良好产业政策要求的必要保障措施。

因此，我们预计特朗普政府的产业政策将会在任人唯亲和恐吓霸凌之间摇摆，并不会给美国工人或美国经济带来多大好处。

绿色产业政策

地球的未来取决于世界经济能否在清洁技术（即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模式）基础上向“绿色增长”快速转型。不过，由于化石燃料补贴的存在以及解决气候变化外部性的相关税收缺失，碳排放的定价仍有很大偏差。

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行可促进风能、太阳能等绿色技术发展的各类补贴，有双重必要性。首先，相关补贴会鼓励行业先行者对相关企业进行不确定性很高的风险投资，而这类企业的研发活动能产生高价值的社会学习效应。第二，各类补贴可以抵消碳排放定价机制不畅对技术变革的影响。以上两点理由说明，如果各国政府培育和扶持绿色技术，全世界将共同受益。

事实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政府对绿色产业的扶持已成蔓延之势。仔细观察全球各经济体，你会发现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府倡议和计划，均在鼓励再生能源利用和绿色技术投资。虽然对全部碳排放实施定价可能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最好的方式，但多数政府还是宁愿使用补贴和监管工具，而这些工具能提高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收益。多数情况下，此举是为了扶持国内产业参与全球竞争。

一般而言，我们会认为这样的竞争性动机是以邻为壑的。以全球视角看，竞争市场的份额对传统行业而言是零和博弈，任何为这一目的投入的资源终会造成全球损失。但对于绿色增长，即使其动机是增加本地的商业利益，旨在促进国内绿色产业发展的国家行为对全球也是有利的。当跨境溢出效应阻碍了对碳排放征税以及对清洁技术研发的补贴，出于竞争原因推动绿色产业也是有利无害的。

产业政策反对者有两个理由。首先，政府没有足够的信息判断该支持哪些企业或行业。第二，一旦支持某个行业，政府就会招致权力寻租，神通广大的企业和游说者也会进行政治操控。不久前美国索林佐公司的破产，为这两种理由都提供了显而易见的论据。在从美国政府获得5亿多美元贷款担保之后，这家太阳能电池制造商仍以破产惨淡收场。

在现实中，政治影响因素可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予以克服，而关于政府并非全知全能的观点对绿色产业并无太强的针对性。好的产业政策不依靠政府的全知全能或挑选赢家的能力。在设计合理的产业政策项目中，失败恰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虽然现在判断美国贷款担保计划的成败还为时尚早，但如果不考虑该计划下的诸多成功项目，我们就无法恰如其分地评价索林佐公司的案例。特斯拉汽车公司曾在2009年获得该计划4.65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如今公司股价飙升，已成为明星企业。2001年对美国能源部的能源利用效率计划的早期评估发现：在22年间，该计划的净收益达到300亿美元，这对于约70亿美元的投资额而言已算回报丰厚（按1999年美元计算）。[14]有趣的是，其中大多数回报来自建筑领域三个相对平实的项目。

明智的产业政策要制定能识别政策失误并予以修正的机制。明确的目标、可测量的指标、密切监督、恰当评估、精心设计的规则以及专业素养等，都能为产业政策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虽然在实施过程中面临很大的挑战，但与挑选赢家相比，产业政策的难度并不会让人望而却步。

与不少悄然实施、受严密管控的产业政策相比，能自主执行且在设计时就规避各种陷阱的明晰产业政策，更可能克服常见的信息和政治方面的障碍。

有害的绿色产业政策并不是对国内相关产业进行补贴，而是采取征税或限制国外企业进入的方式。太阳能电池板企业的案例就是一则警世故事。中国与美欧之间在该领域的贸易争端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幸好这种情况只是例外而非常态。与补贴国内相关产业相比，迄今为止贸易限制的影响有限。

实践中，我们不可能实施纯粹绿色的产业政策，即只关注绿色技术的发展和扩散，而罔顾竞争力、商业可行性、就业创造或重商主义动机。与可替代能源和清洁技术相比，“绿色就业岗位”等间接但政治正确的目标更可能凝聚人心，从而持续推进绿色产业政策的实施。

从全球视角看，如果对国家竞争力的追逐最终引发补贴大战而非关税大战，这样的结果反倒更好。补贴战将推高清洁技术的全球供给，而关税战则会限制其发展。实施以补贴而非关税为工具的绿色产业政策，几乎是我们迄今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但谁也无法确保这种趋势能延续到未来。

从福利国家到创新国家

一个幽灵长期困扰着全球经济。它就是扼杀就业机会的技术幽灵。如何处理这一挑战，将决定市场经济国家和民主政体的命运，这正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对社会主义崛起的反应决定了此后的历史进程。

在早期阶段，西方国家政府通过扩大政治和社会权利、对市场实施管制、建立提供广泛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的福利国家以及稳定宏观经济等方式，缓解了卡尔·马克思预言的民众自下而上的革命威胁。实际上，它们彻底改造了资本主义，使其更具包容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赋予工人更多福利。

要应对当今技术革命，也应开展类似力度的改造。机器人、生物技术、数字技术等领域的持续突破和应用带来的潜在收益已随处看见。不过，许多人认为世界经济可能正处于另一次新技术爆发的关口。问题是，这些新技术中的大部分都是劳动节约型的，会将中低端技术工人替换为机器以及高技能的技术人员。

当然，一些无法轻易实现自动化的低技能工作仍会保留。例如，门卫就难以用机器人替代，或者说至少目前还不能。但几乎没有什么就业机会不受技术创新的冲击。比如，更加数字化的工作场所只需更少人手，要清理的人类垃圾也会减少。

一个由机器人和机器完成人类工作的世界不一定导致失业率高涨。但在这样的世界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绝大部分收益，将流入那些新技术和新机器的所有者手中，而大多数劳动者注定会失业或薪酬微薄。

事实上，与此类似的情况在发达国家已持续了至少40年。技能和资本密集型技术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不平等加剧的罪魁祸首之一。所有迹象都表明，这一趋势仍可能继续，从而导致空前的不平等，并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冲突。

但这一趋势是可以改变的。只要用一些创造性思维精心设计制度，我们就能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

关键要认识到，破坏性新技术会同时产生巨大的社会收益和私有部门损失。我们可用惠及所有人的方式重新组合这些收益和损失。正如早期资本主义的变革，国家在这里将发挥重要作用。

以新技术如何发展为例。每一位潜在创新者不但有美好的收益前景，也面临巨大的风险。如果创新成功，则创新者获得大量收益，而社会也从整体上获益。一旦创新失败，创新者就只能慨叹时乖命蹇了。在对新想法的追逐中，仅有少数人最终取得商业上的成功。

在创新的新纪元即将到来时，创新风险会特别高。要让创新活动达到社会所需的最优水平，则需要有魄力的企业家承担高风险，或存有充足的风险资本。

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可通过不同模式提供风险资本，包括创投基金、股票市场、私募股权等。但国家应当在此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不但可以为更多技术创新赋能，还能将所获收益留给全社会。如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指出的，国家已在资助新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5]互联网和iPhone手机中的诸多关键技术，都是政府补贴的研发项目和美国国防部计划溢出的成果。但通常情况下，政府在此类成功的技术商业化过程中并不保留任何收益，而将收益全部留给企业及其私人出资者。

关于新技术要体现公共利益，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论据。无论这些新技术是否获得直接补贴，私人部门的创新都依赖大量的公共部门支持，包括高速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教育和大学、知识产权规则、保护合同履行的法律制度、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等。若将硅谷中最聪明的人放到南苏丹，他们几乎不可能如今这般高产或富有。

设想一下，一个政府成立数只由专业人士管理的公共创投基金，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新技术领域进行股权投资，所需资金将以金融市场债券的形式筹集。除了定期向政府提供会计报表（尤其是其整体回报率低于某个门槛时），这些基金都将按市场原则自主运作。

为公共风险投资设计正确的制度相当困难。对于这些基金如何能独立于日常政治压力运作，我们可以借鉴各国央行的做法。

在以上模式下，社会最终将通过其代理人（即政府）成为新一代技术和机器的共同所有者。公共创投基金从新技术的商业化中获得的收益，会以社会创新红利的形式返回给普通民众。这一收益将对工人的工资收入构成有益补充，也会减少工人的劳作时间，最终贴近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梦想：在这个社会中，技术进步能够使个人“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放牧，晚饭后批判现实。”

福利国家是20世纪资本主义民主化的创新。福利国家的致命弱点在于它需要维持较高的税率，却无法激励人们的投资创新能力。在21世纪转向“创新国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出相应的转变。沿着上述路线建立的创新国家，可以将公平与创新激励有效结合在一起。

反思民主

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规范向世界其他地区推广，也许是全球化影响最深远的益处。但民主也并非毫无瑕疵。当今民主政府的表现不如人意，其未来也堪忧。在发达国家，矛盾集中在国家无法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包容性提供有效政策。在发展中世界新成立的民主国家中，无法维护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则代表了另外一种不满。

真正的民主国家要将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与尊重少数人的权利相结合，它需具备两套机制。首先，我们需要“代表性”的机制，如政党、议会和选举规则，其目的是将民众偏好转化为政策行动。其次，我们需要“约束性”的机制，如司法制度和媒体，它们维护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并防止政府机构滥用权力。没有法治护航的选举将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此种意义上的民主，就是很多人所称的自由式民主。在民族国家崛起以及工业革命提高民众动员能力之后，自由式民主才能遍地花开。因此，老牌民主国家中曾经的民主危机反映了当今民族国家面临的压力，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对民族国家的口诛笔伐既来自底层，也来自高层。经济全球化减弱了国家经济政策的效果，削弱了传统包容机制中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政策制定者躲在经济全球化各类真实或想象的竞争压力之后，为其无法响应民众需求寻找借口。在不得不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等不得人心的政策时，他们也抬出了同样的理由。其后果是，欧洲极端主义派别的崛起以及特朗普式民粹主义政客的横空出世。

同时，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等地的区域分裂运动挑战了民族国家当前的合法性，让民族国家有分崩离析之虞。无论付出的努力是多还是少，民族政府都面临着“代表性”危机。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约束机制无法发挥作用。不少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府腐败不堪，只对权力充满渴望。它们复制了它们取代的精英主义政权的做法，限制媒体和公众自由，不断削弱甚至夺取司法系统的权力，形成了所谓的“非自由式民主”或“竞争式威权主义”。[16]委内瑞拉、土耳其、埃及和泰国就是近年来的知名例子。

当民主无法带来经济或政治上的实惠时，许多人就开始寻求威权主义的解决方案，这一点并不足为奇。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应将经济政策委托给技术官僚团队，以避免犯“大众之愚蠢”。凭借独立的中央银行和财政规则，欧盟已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在印度，商界人士满心希望本国领袖能像中国领导人那样，大刀阔斧、坚决果断且更强硬地应对各种改革挑战。而在埃及和泰国这类国家，人们将军事干预视为临时的必要之举，为的是阻止那些经选举上台的领导人胡乱作为。

这些反应会加剧民主失灵，最终弄巧成拙。在欧洲，经济政策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民主合法性。要实现这一点，应强化欧盟层面上的民主审议和问责制，或增强单个成员国的政策自主性。换言之，欧洲面临一个选择，建立政治联系更紧密的联盟，或是经济联系较弱的联盟。只要欧洲在此问题上犹疑不定，民主就会举步维艰。

在发展中国家，军事干预会阻碍形成民主“文化”，即彼此竞争的公民团体之间的节制和妥协习惯，从而破坏民主的长期发展前景。只要军队依然是最终的政治仲裁者，各派团体就会将其战略重点放在军队而非彼此关切上。

有效的约束机制并不能一夜之间建成。当权者似乎永远也不想创建这样的体制。但假如存在民众通过选举推动政权更替的可能性，那么约束机制就能保护当权者在未来免受他人迫害，也会在当前保护竞争者免受当权者的迫害。因此，非自由式民主转变为自由式民主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始终保持可持续的政治竞争。

乐观主义者相信，新技术和新的治理模式终将推动众多民族国家成为民主国家，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悲观主义者认为，在强权政治规则带来的外部挑战面前，解决上述问题仍困难重重。不管怎样，民主都应重新恢复活力，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1]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译者注

[2] Gary Shteyngart，Super Sad True Love Story: A Novel，Random House，New York，2011.

[3] Gaaitzen de Vries，Marcel Timmer，and Klaas de Vries,“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frica: Static Gains，Dynamic Losses,”University of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GGDC Research Memorandum 136，http://www.ggdc.net/publications/memorandum/gd136.pdf.See also Xinshen Diao，Margaret McMillan，and Dani Rodrik,“The Recent Growth Boom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A Structural-Change Perspective,”Harvard University，unpublished paper，January 2017.

[4] Jim O'Neill,“The World Needs Better Economic BRICs,”Global Economic Paper Series，November 30，2001.

[5] “Statement by BRICS Leader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RICS-Led Development Bank,”Durban，South Africa，March 27，2013.

[6] “Arvind Subramanian on what is holding back investments in India,”Rediff Business，October 1，2015，http://www.rediff.com/business/report/arvind-subramanian-on-what-is-holding-back-investments-in-india/20151001.htm.

[7] Andrew M.Warner,“Public Investment as an Engine of Growth,”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August 2014，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4/wp14148.pdf.

[8] Girish Bahal，Mehdi Raissi，and Volodymyr Tulin,“Crowding-Out or Crowding-In? Public and Private Investment in India,”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December 2015，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5/wp15264.pdf.

[9] See Stephen S.Cohen and J.Bradford DeLong，Concrete Economics: The Hamilton Approach to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Boston，MA，2016; Michael Lind，Land of Promis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Harper Collins，New York，2012.

[10] Josh Lerner，The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and Oxford，2009.

[11]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Energy Research at DOE: Was It Worth It Energy Efficiency and Fossil Energy Research 1978 to 2000，Committee on Benefits of DOE R&D on Energy Efficiency and Fossil Energy，Board o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s，Division on 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2001，http://www.nap.edu/catalog/10165.html.

[12] Fred Block and Matthew R.Keller,“Where Do Innovations Come From? Transformations in the U.S.Economy，1970-2006,”in Knowledge Governance: Reasserting the Public Interest，L.Burlamaqui，A.C.Castro，and R.Kattel，eds.，Anthem Press，2011.

[13] Fred Block and Matthew R.Keller，State of Innovation: The U. S. Government's Role 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Paradigm Publishers，New York，2011.

[14]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Energy Research at DOE.

[15] Mariana Mazzucato，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Public Affairs Press，New York，2015.

[16] See Fareed Zakaria,“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1997; and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Way，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and New York，2010.

第12章
这是政治，蠢货！

当世界陆续经历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等令人震惊的事件，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方才意识到，自己严重低估了全球化在政治上的脆弱性。正在上演的民粹主义呈现多样化的、相互重叠的形式：重新强调地方和民族认同，要求扩大民主和加强问责，反对中间派政党，以及对精英和专家的不信任。

这种对全球化的强烈抵制情绪并不出人意料。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早已发出过警告，各国调节、稳定和规范市场的制度并不相同，超越不同的制度边界推行经济全球化是有代价的。我在20年前就撰文直言，过度的国际经济一体化会引发一国内部分崩离析的风险。[1]事实上，推动贸易和金融超级全球化的努力，是为了创造无缝融合的世界市场，但在各个经济体内部却撕裂了社会。即使在20年前，人们也不难发现，主流政治家并不愿意为全球化带来的安全感弱化和不平等上升提供补救方案，这让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政治空间。当时的煽动家包括罗斯·佩罗和帕特里克·布坎南；现今的代表则是唐纳德·特朗普、玛丽娜·勒庞等。

左翼的退位

真正的意外是，对全球化的政治反应明显右倾。占据欧洲主流的是民族主义者和本土民粹主义者，左翼势力仅在希腊和西班牙等少数几国得势。在美国，右翼煽动家特朗普成功取代了共和党建制派，而左翼政治家伯尼·桑德斯却无法在民主党竞争中取代中间派的希拉里·克林顿。

人们正在不情愿地达成一个共识：全球化让那些有能力和资源分享全球市场红利的人获益更多，从而加剧了阶级分化。与基于种族、族裔或宗教的身份认同的分化相比，收入和阶级分化在传统上会提升左翼势力。既然如此，左翼政治家为何在全球化议题上无法占据政治制高点呢？

其中一个答案是，移民问题使其他全球化“冲击”都相形见绌。来自文化传统迥异的穷国移民和难民的大规模涌入，让本土国民感受到了某种威胁，这加剧了身份认同危机，而这一点恰为极右翼政客充分利用。正因为如此，当听到特朗普和勒庞等右翼政客在其国家主张中提到大量反穆斯林言论，你不应对此感到惊奇。

拉美民主国家的情况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拉美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主要遭受的是贸易和外商投资冲击，而不是移民冲击。拉美的全球化进程，与“华盛顿共识”和金融开放是同步的。在拉美国家，中东或非洲的移民数量有限，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政治冲击。因此，拉美国家（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以及受影响最大的委内瑞拉）为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抵制行为，披上了左翼的外衣。

作为欧洲右翼复苏浪潮中的两个例外，希腊和西班牙的情况与拉美类似。在希腊，主要的政治断层线发生在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紧缩政策。至于西班牙，直到最近，其大多数移民来自文化相似的拉美国家。在这两个国家，极右势力都缺乏滋生的温床。

但拉美和南欧的经验或许揭示了左翼势力一个更大的弱点：缺少一套明确的方案重塑21世纪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从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到巴西的劳工党，除了收入转移政策等改良型工具之外，左翼势力并未能提出合乎经济逻辑且政治上受欢迎的政策。

左翼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僚对此负有很大责任。他们不仅没有提出这样的方案，反而轻易地屈从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接受了其核心原则。更糟糕的是，他们在关键时点上领导了“超级全球化运动”。

欧盟、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自由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自由资本流动）奉为圭臬。对全球经济而言，这是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一项政策决定。正如艾儒蔚指出的，这一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开启的政策努力，并不是自由市场理论家推动的，而是由任职于欧盟委员会的雅克·德洛尔以及在经合组织工作的亨利·查夫兰斯基等法国技术官僚领导，他们与法国社会党有着密切联系。[2]与此类似，在美国领导金融自由化变革的技术官僚，正是与更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民主党有密切联系者，如劳伦斯·萨默斯。

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密特朗失败的凯恩斯主义实验中，法国的社会主义技术官僚似乎幡然醒悟：只对国内实施经济管理已不再可行，金融全球化是必由之路。他们认为，最优方案是制定欧洲乃至全球范围适用的规则，而不是让德国或美国这些强国将本国的规则强加于人。

令人欣慰的是，左翼人士的知识真空正被填补，人们不再相信“别无选择”的独断政策。左翼政治家越来越没有理由不依靠经济学中“正派”的学术力量。

我们在此略举几例。阿娜特·阿德玛蒂和西蒙·约翰逊提倡开展激进的银行改革，以防止“大而不倒”的问题。托马斯·皮凯蒂和安东尼·阿特金森提供了一系列政策菜单处理国内不平等问题，包括财产税以及使技术创新对工人更有利的规则。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和张夏准就公共部门如何促进包容性创新，撰写了富有洞见的文章。布拉德福德·德龙、杰弗里·萨克斯和劳伦斯·萨默斯主张对基础设施和绿色经济进行长期公共投资。约瑟夫·施蒂格利茨与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提出了针对全球经济进行改革的建议，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该主张也是对本书建议的一个补充。左翼势力完全可利用以上知识元素，制定响应当前经济发展诉求的方案。[3]

右翼和左翼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右翼繁荣的土壤是社会分歧的加深（“我们”对抗“他们”），而左翼则希望通过弥合鸿沟的改革措施克服这些分歧。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即左翼早期领导的改革浪潮（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既拯救了资本主义本身，又让它们自身无用武之地。如果再不做出相关的回应，那么民粹主义者和极右势力将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并一如既往地带领世界走向更深的分裂和更频繁的冲突。

愤怒政治

历史从来不会重演，但它的教训十分重要。我们应当忆及，第一个全球化时代在一战前的几十年内到达顶峰，但最终引发了更严重的政治抵制。

杰夫里·弗里登认为，在金本位制的鼎盛时期，主流政治家不得不淡化社会改革和国家认同，他们优先考虑的是国际经济关系。[4]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这种政策选择最终导致了一种致命模式的出现：法西斯主义者的国家至上主张。这条道路使全球化演变为各国之间的经济封闭。

当前对全球化的抵制很可能不会走得太远。尽管大衰退和欧元危机造成的混乱代价高昂，但与大萧条时期相比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尽管近期遇到一些挫折，但发达民主国家建立并保留着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失业保险、退休金和家庭福利金。当前的世界经济运转着二战之前所没有的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全球价值链培育了强大的商业游说势力，他们支持继续推进全球化，即使像特朗普这样顽固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也难以赢得同他们的较量。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法西斯主义这类极端主义的政治运动早已不得人心。

然而，超级全球化经济与社会凝聚力之间的冲突是真实的，但主流政治精英危险地无视它们的存在。商品、服务和资本等市场的全球化，挑起了善用全球市场的国际化、专业化、技能化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矛盾。这一过程将加剧两种类型的政治分化：一是与国家、族群或宗教身份认同有关的分化，二是与社会阶层收入有关的分化。民粹主义者正是利用其中一种或另一种分化蛊惑人心。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义者主张的就是身份认同政治，而伯尼·桑德斯等左翼民粹主义者则强调贫富差距。

在以上两种情形下，愤怒总会被引导到一个明确的替罪羊身上。你只能勉强维持生计？那是因为中国人抢了你的工作！你深受治安环境恶化之苦？是墨西哥人和其他移民把帮派斗争带入了这个国家！你担心恐怖主义？哦，那当然是穆斯林的罪过！你痛恨政治腐败？当大银行为我们的政治体系提供资金支持时，你还能指望什么！与主流政治精英不同，民粹主义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揪出陷民众于水火的“罪魁祸首”。

毫无疑问，建制派政客也受到牵连，因为他们一直是大权在握者。但是他们的核心主张总是一成不变，显得既保守僵化又于事无补。他们把工资停滞和不平等加剧归咎于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技术变革，并认为全球化和维持全球化的规则是不可改变且必须接受的。他们掏出的锦囊妙计是投资教育和技能，可这几乎不会有立竿见影之效，充其量也只能在数年后才可见成果。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是基于各国政府过往明确决策的产物。它代表了各国政府的一种选择，即不止步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而是进一步建立更雄心勃勃的世界贸易组织。与此类似，今后是否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目标宏伟的贸易协定，也将是我们的一种选择。

尽管发生了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危机，但各国政府仍然选择放松金融管制，并着眼于实现资本的全面跨境流动，正像他们选择维持贸易政策基本不变一样。此外，如已故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在其探讨不平等问题的杰作中提醒的那样，政府对技术变革也能施加影响：政策制定者可以做很多事情改变技术变革的方向，确保它能导向更高的就业水平和更平等的社会。[5][6]

民粹主义者的吸引力在于他们为愤怒的受排斥群体代言。他们善于提供一种宏大且详尽的叙事，即使其主张是具有误导性且危险的方案。只有在提出一系列让民众满怀希望的严肃方案后，主流政治家方能挽回民心。他们不应再躲在技术变革或全球化不可阻挡的陈词滥调中，而必须勇敢地开启国内体制和全球经济运行方式的大规模改革。

如果说历史启示我们，全球化过速会带来危险，那么它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资本主义具有可塑性。正是罗斯福新政、福利国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可控的全球化，最终为市场导向的社会带来新的生机，并促进了战后的繁荣。实现这些成果的努力并不是对已有政策的修修补补，而是开启相当激进的体制改革工程。如果没有更大胆、更宏伟的改革理念，我们会发现当前共识带来的益处（特别是自由、民主秩序），将被其过度发展引发的抵制一扫而空。

对此，不同派别的政治家都应予以重视。

[1] Dani Rodrik，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ashington，DC，1997.

[2] Rawi Abdelal,“Writing the Rules of Global Finance: France，Europe，and Capital Liberaliz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3（1），February 2006: 1-27.

[3] Anat Admati and Martin Hellwig，The Bankers’New Clothes: What's Wrong with Banking and What to Do about I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and Oxford，2013;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Kwak，White House Burning: The Founding Fathers，Our National Debt，and Why It Matters to You，Vintage Books，New York，2012; Thomas 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2014; Anthony B.Atkinson，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2015; Mariana Mazzucato，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Private Sector Myths，Public Affairs Press，New York，2015; Ha-Joon Chang，Economics: The User's Guide，Penguin，London,2014; J.Bradford DeLong and Lawrence H.Summers,“Fiscal Policy in a Depressed Economy,”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Spring 2012; Jeffrey D.Sachs，Building the New American Economy: Smart，Fair，and Sustainabl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17; JoséAntonio Ocampo，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Times of Crisi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12; Joseph E.Stiglitz，The Stiglitz Report: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Crisis，New Press，New York，2010.

[4] Jeffry Frieden,“Will Global Capitalism Fail Again?”Bruegel Essay and Lecture Series，Brussels，n.d.http://scholar.harvard.edu/files/jfrieden/files/GlobalCapFallAgainWebversion.pdf? m=1360041998.

[5] Anthony B.Atkinson，Inequality.

[6] 中文版见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编者注

致谢

我要感谢各出版机构允许本书使用我为他们撰写的文章。我特别感谢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的总编辑肯尼斯·墨菲（Kenneth Murphy）。本书使用了我在报业辛迪加专栏的多篇文章，这些专栏文章经由他阅读并编辑后，质量得到了相当大的提升。

威利公司的安德鲁·威利（Andrew Wylie）和杰奎琳·科（Jacqueline Ko）精妙而高效地将书稿的风格引向了正途。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乔·杰克逊（Joe Jackson）是一位模范编辑，他温和地鼓励我对书稿做出了超出我预期的修改，最终让我收获颇丰。受益于他的勤奋和建议，本书的质量得以更上一层楼。我在肯尼迪学院的助教杰西卡·德·西蒙妮（Jessica De Simone）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我很幸运能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这样一个催人奋进的环境中工作，这里的学生让我充满活力，这里的同事让我保持警醒。我要特别感谢学院前任院长大卫·埃尔伍德（David Ellwood），感谢他费心尽力地让我重返肯尼迪学院。

一如既往地，我最要感谢的是我妻子皮娜尔（Pinar），那个天下最知我心的人。

资料来源

Project Syndicate columns by Dani Rodrik include the following:“New Rules for the Global Economy”（PS,January 10,2011）,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new-rules-for-the-global-economy? barrier=accessreg;“National Governments，Global Citizens”（ PS，March 12，2013），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how-to-globalize-a-national-authority-bydani-rodrik? barrier=accessreg;“The False Economic Promise of Global Governance”（PS,August 11,2016）,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lobal-governance-false-economic-promise-by-dani-rodrik-2016-08? barrier=accessreg;“What the World Needs from the BRICS”（PS,April 10,2013）,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e-brics-and-global-economicleadership-by-dani-rodrik? barrier=accessreg;“Global Capital Rules”（PS,December 13,2012）,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e-imf-s-timid-embrace-of-capital-controls-by-dani-rodrik? barrier=accessreg;“The Muddled Case for Trade Agreements”（ PS，June 11，2015），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egional-trade-agreement-corporate-capture-by-danirodrik-2015-06? barrier=accessreg;“Fairness and Free Trade”（PS,May 12，2016），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market-economystatus-debate-by-dani-rodrik-2016-05? barrier=accessreg;“No Time for Trade Fundamentalism”（PS,October 14,2016）,https: //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protectionism-for-global-openness-by-dani-rodrik-2016-10? barrier=accessreg;“Don?t Cry over Dead Trade Agreements”（PS,December 8,2016）,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no-mourning-dead-trade-agreements-by-dani-rodrik-2016-12? barrier=accessreg;“Will Greece Make It?”（PS，June10，2011），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will-greecemake-it? barrier=accessreg;“Europe?s Next Nightmare”（PS,November 9,2011），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urope-s-next-nightmare? barrier=accessreg;“The Truth About Sovereignty”（ PS，October 8，2012），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why-economic-integration-implies-political-unification-by-dani-rodrik? barrier=accessreg;“Europe?s Way Out”（PS,June 12，2013），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aving-the-long-runin-the-eurozone-by-dani-rodrik? barrier=accessreg;“Reforming Greek Reform”（PS,February 13,2015）,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reekexports-reform-by-dani-rodrik-2015-02? barrier=accessreg;“Greece?s Vote for Sovereignty”（PS,July 7,2015）,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reece-referendum-nationalism-democracy-by-dani-rodrik-2015-07? barrier=accessreg;“The Poverty of Dictatorship”（ PS，February 9，2011），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e-poverty-of-dictatorship? barrier=accessreg;“No More Growth Miracles”（PS,August 8,2012）,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no-more-growth-miracles-by-dani-rodrik? barrier=accessreg;“The Growing Divide Within Developing Economies”（ PS，April 11，2014）,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dani-rodrik-examineswhy-informal-and-traditional-sectors-are-expanding-rather-than-shrinking? barrier=accessreg;“Back to Fundamentals in Emerging Markets”（PS,August 13,2015），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merging-market-growth-by-danirodrik-2015-08? barrier=accessreg;“Economists and Democracy”（PS,May 11，2011），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conomists-and-democracy? barrier=accessreg;“Saif Qaddafi and Me”（PS,April 12,2011）,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aif-qaddafi-and-me? barrier=accessreg;“Milton Friedman?s Magical Thinking”（PS,October 11,2011）,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milton-friedman-s-magical-thinking? barrier=accessreg;“Free Trade Blinders”（PS,May 9,2012）,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free-trade-blinders? barrier=accessreg;“The New Mercantilist Challenge”（PS,January 9,2013）,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e-return-of-mercantilism-by-dani-rodrik? barrier=accessreg;“The Tyranny of Poli-tical Economy”（PS,February 8,2013）,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how-economists-killed-policy-analysis-by-dani-rodrik? barrier=accessreg;“In Praise of Foxy Scholars”（PS,March 10,2014）,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dani-rodrik-on-the-promise-and-peril-ofsocial-science-models? barrier=accessreg;“The Perils of Economic Consensus”（PS,August 14,2014）,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dani-rodrik-warns-that-agreement-among-economists-can-create-an-illusion-of-certainknowledge? barrier=accessreg;“Good and Bad Inequality”（PS,December 11，2014）,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quality-economic-growthtradeoff-by-dani-rodrik-2014-12? barrier=accessreg;“Economists vs.Economics”（PS,September 10,2015）,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conomists-versus-economics-by-dani-rodrik-2015-09? barrier=accessreg;“Straight Talk on Trade”（PS,November 15,2016）,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win-economists-responsible-by-dani-rodrik-2016-11? barrier=accessreg;“Ideas over Interests”（ PS，April 26，2012），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ideas-over-interests? barrier=accessreg;“The Right Green Industrial Policies”（PS,July 11,2013）,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e-right-green-industrial-policies-by-dani-rodrik? bar-rier=accessreg;“Rethinking Democracy”（ PS，June 11，2014），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dani-rodrik-examines-the-root-causes-ofpolitical-malaise-in-advanced-and-developing-countries? barrier=accessreg;“A Class of Its Own”（PS,July 10,2014）,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dani-rodrik-explains-why-the-super-rich-are-mistaken-to-believe-thatthey-can-dispense-with-government? barrier=accessreg;“How the Rich Rule”（PS,September 10,2014）,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danirodrik-says-that-widening-inequality-drives-economic-elites-toward-sectarian-politics? barrier=accessreg;“From Welfare State to Innovation State”（PS,January 14,2015）,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labor-saving-technology-by-dani-rodrik-2015-01? barrier=accessreg;“The Return of Public Investment”（PS,January 13,2016）,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public-infrastructure-investment-sustained-growth-by-dani-rodrik-2016-01;“The Politics of Anger”（ PS，March 9，2016），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e-politics-of-anger-by-dani-rodrik-2016-03;“A Progressive Logic of Trade”（PS,April 13,2016）,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progressive-trade-logic-by-dani-rodrik-2016-04? barrier=accessreg;“Innovation Is Not Enough”（ PS，June 9，2016），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innovation-impact-on-productivity-by-dani-rodrik-2016-06? barrier=accessreg;“The Abdication of the Left”（PS,July 11,2016）,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nti-globalization-backlash-fromright-by-dani-rodrik-2016-07;“How Much Europe Can Europe Tolerate?”（PS，March 14,2017）,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juncker-whitepaper-wrong-question-by-dani-rodrik-2017-03? barrier=accessreg;“The Myth of Authoritarian Growth”（PS,August 2010）,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e-myth-of-authoritarian-growth? barrier=accessreg;“It?s Too Late for Compensation”（PS,April 2017）,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free-trade-losers-compensation-too-late-by-dani-rodrik-2017-04;“The Trade Numbers Game”（PS,February 2016）,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pp-debate-economic-benefits-by-dani-rodrik-2016-02? barrier=accessreg;“Can Macron Pull It Off?”（PS,May 2017）,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macron-germany-eurozone-fiscal-union-by-dani-rodrik-2017-05.

Other sources include:“Who Needs the Nation State?”（Economic Geography 89[1],January 2013: 1-19）;“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Europe”（in Luuk van Middelaar and Philippe Van Parijs,eds,After the Storm: How to Save Democracy in Europe,Tielt（Belgium）: Lannoo,2015）;“The Elusive Promise of Structural Reform”（first published in The Milken Institute Review,Second Quarter,2016）;“Is Liberal Democracy Feasib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first published i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50th Anniversary Issue,2016.Courtesy of Springer.）;“Work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a Deindustrializing World”（originally an occasional paper for th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5“Work for Human Development”published by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 December 2015.More information at: hdr.undp.org）;“Economics: Science,Craft,or Snake Oil?”（first published in The Institute Letter,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Fall 2013）;“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World Views,and Policy Innovations”（first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1],Winter 2014: 189-208）;“It?s Time to Think for Yourself on Free Trade”（Foreign Policy，January 27，2017），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1/27/its-time-tothink-for-yourself-on-free-trad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贸易的真相 : 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 / （土）丹尼·罗德里克著 ; 卓贤译.--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8.12

书名原文：Straight Talk on Trade: Ideas for a Sane World Economy

ISBN 978-7-5086-4245-1

I.①贸… Ⅱ .①丹… ②卓… Ⅲ .①国际贸易-研究 Ⅳ .① F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1920号

Straight Talk on Trade: Ideas for a Sane World Economy

Copyright©2018 by Dani Rodri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贸易的真相——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

著者：[土]丹尼·罗德里克

译者：卓贤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

字数：180千字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7850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4245-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