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鹏回忆录

李作鹏，农民的儿子，十六岁参加工农红军，戎马生涯四十一年。197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李作鹏成为那次党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出狱后历经二十余年，完成了这部《回忆录》。

本书真实记录了作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经历，真实记录了作者为新中国军队建设而不懈的努力。也真实记录了作者身陷文革漩涡，无奈沉浮的困惑与心声。

本书不仅披露了作者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中鲜为人知的情节，而且公布了从未面世的大量珍贵历史照片

李作鹏回忆录（上卷）

前言

年青人爱向往未来，老年人爱回忆往事。闲来无事，尤其如此。

在我刑满到期尚被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时，中共中央对我有若干条特殊规定，其中一条是战争年代回忆录可以写，可以发表；文革年代回忆录也可以写，但发表要经审查。现在我已完全恢复了公民权利，应该享受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与一位。如果书稿写好后由于某种原因，仍然不准发表，那我的这本回忆录就只好存给老鼠啃掉。

我想强调一下我思考与写作这本书的几条原则：

第一、我的写作目的，就是要为后人留下一段我亲身经历的、实事求是的客观真相。虽然我的亲身经历仅仅是全部真相的一个侧面，但为了能够让这段复杂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我想尽自己微薄能力，作一点奉献。我们的史学家如果全面系统地把诸多历史事件的不同侧面贯穿起来并研究透彻，提炼出其中的历史借鉴，不是很有好处吗？

第二、我的回忆录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林彪。林彪是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历史上一位非常特殊、非常敏感的人物。我始终认为，对林彪的功与过应该分开看待。历史一定会还一个人的本来面貌，给一个公正评价。只有真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个道理和事实，我相信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因此我也想为史学家们对林彪的研究留下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第三、我是应该经受了毁灭性打击的人，现在一无所有，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剩下一条快死的老命。面对历史上的是非功过，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人，当兵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为了真理、为了国家，砍头如同风吹帽。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应该用无所畏惧的精神来追求历史的真相。因此我除了实事求是的还原事情本相，别无选择。

第四、我的大部分稿件是在服刑“保外就医”和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构思写就的。当时我的写作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的全部原始资料因被数次抄家而失散了，中央档案馆中的历史档案文件，我不能查阅。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只能够依靠自己脑子里的回忆，和参考公开发行的有限资料，所以我不能保证文稿中完全没有差错。但是我相信自己多年来从事高级参谋职业锻炼的结果，虽然已临届九旬，至今记忆力并不很坏。况且我的写作态度一贯是慎重的，没有相当把握是决不会轻易见诸于文字的。脑袋中的记忆有的清楚一些，所以有的时期写的比较细一些；有的记忆模糊一些，写的就比较粗一些。

我知道历史必须实叙其事，禁止伪言浮文。在重要的问题上，每个字、每句话、每个过程和细节都要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否则是不严肃的，不郑重的，是骗人骗己的。

我写作的主导思想是弘扬我党历史上好的、光明的一面，但对于缺点、错误和失败的一面也不回避。我始终认为两点论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我坚持这一观点，并付诸行动。

但个人的经历毕竟是有限的，“足所践者少，其不践者多，心所知者寡，其不知者众”。因此其中错误之处，不充分、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因我读书少，文化不高，缺少文采，文字语言比较枯燥，比较生硬，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甚至词不达意，用词不当，这是明显的缺陷。

我的回忆录大致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革命战争年代。主要包括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

这一部分记录了我从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在革命的大熔炉中锤炼了二十多年后，成长为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的经历。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现在的人们，新中国的建立，是来之不易的，对于后人奋发建设现代化国强民富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也许能起到鼓励和鞭策的作用。

第二部分是建国以来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

从1950年开始，我先后在武汉高级步校工作，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以及在总参军训部任职。在这十二年间，我既接受了严格的高等军事教育，也参加了教书育人，培养部队干部的工作，为训练部队提高战斗素质，适应现代战争需要，实现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1962年我调到海军工作后，分管作战和海防工程建设。我贯彻执行了毛泽东、林彪及中央军委关于部队建设的方针原则。指挥打击美蒋军从海上、空中向大陆沿海的窜犯袭扰，击沉击伤敌舰多艘，击落击伤敌机多架。指导进行海军码头、机场等战备工程建设；领导包括核潜艇、导弹驱逐舰、万吨级海洋考察船等的建造，使海军建设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文革十年，我经历了前五年。书中重点写了文革前期我之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的实际情况。在叙述过程中，尽量保持历史的真实面貌，没有更多的评论，采取述而不论、述而少论的态度。供读者参考，相信读者能分析，辨别是非黑白。

“九•一三”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大事，是建国以来的大事，是文革时期的大事。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想必也是读者十分感兴趣的内容，在书中我将如实讲述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第三部分是我被中央隔离审查，判处徒刑的经历。

书中如实写了1971年9月24日之后，我被宣布隔离审查，在通县“马厩”里被囚禁五年，又在秦城监狱里被关押五年的经历。1980年底和1981年初，又经历了特别法庭的公审和判决。我由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变成了囚徒，服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是一段无比痛苦的历程。

在写回忆录的同时，我开始整理历经劫难、终于保存下来的一千多张珍贵历史照片。

由于这些历史照片在中央专案组也被整整“隔离审查”了十年，有的严重霉变和粘连，有的照片中的某些人脸，被用墨汁涂黑或打上红叉，有的照片被剪开后又和别的照片粘贴在一起，损坏了不少珍贵历史照片，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我真的很心痛！

在书中，我选用了一百多张珍贵历史照片作为插图，绝大部分历史照片，是从来未公开发表的，是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

参加红军之前，我念过几年私塾，识得几个汉字，这就养成了我写打油诗的爱好，我称其为“草诗”。我整理出百余首发表，诗言志，诗言情，诗言趣。读者喜欢就看看，没兴趣就一翻而过。

存在决定意识。笔者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我相信人民创造历史。时间是历史的法官。凡事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好事可以化为坏事，坏事可以粉饰成好事。但人民有澄清是非的头脑、有表达公平正义的要求，这是压不服堵不住的。不平则鸣，因此我有“民断胜官断”的诗句。没有永远乌云不散、阴雨不晴的天，终有一天，万里白云晴空。对不对，走着瞧。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参考和学习了大量资料，谨向原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第一篇走向革命

第一章走上革命道路

一、我的家乡

我是1914年4月22日出世的。

我的老家是江西吉安县，五十一都上堡乡流家坊村。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天玉镇流坊村。这个地方离吉安城很近，只有十华里，中间只隔着一条赣江。离吉水城则较远，有四十华里。

1929年家乡农民暴动后，我们这里划归吉安县水东区领导。革命失败后仍归吉水县管辖。

吉水、吉安两县都是秦汉时代就存在的古城。历史上是北方通过广东必经的要道。这里的经济、文化在江西是比较发达的地方，有“金庐陵”（吉安）、银鄱阳（南昌）之称。历史上出了欧阳修、文天祥等著名人士。自然环境优越、土地肥沃、雨量充沛，不但有“赣中粮仓”之美誉，而且盛产多种经济作物，矿产资源也很丰富。

解放后。流家坊村的地域管辖在吉安、吉水两地之间反复几次后，现在又划归吉安市统管。

我家所在是一个不到五十户的小村庄，村东面靠山，自然条件较差，比较贫穷。村里没有地主，也没有在外面做官的，较为富裕的户也就够上富农的边吧。与我们相邻的两个村庄比较大，不仅有地主，也有在外做官经商的，最大的官当过知县。他们两个村有钱有势的人多，看不起我们小村穷村，因此我们常受他们歧视，好像低人一等。互相发生纠纷时，我们说话讲理无人听，他们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因此村民们希望我们村也出一个有名望的、办事公道的人物。可是自古以来，我们村就没有出现过什么重要人物。老人们曾说我们村的地势不好，是一个荷叶形的小盆地，西边有个大缺口，天下雨荷叶是装不了多少水的，并且一刮风就倒掉了，所以出不了重要人物，聚不了财宝。

我的祖父叫李贞虎，就字面解释就是一只规规矩矩的“老虎”。靠种田和做小买卖为生。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就挑起担子，走村串户，摇着拨浪鼓，成为作小买卖的货郎。由于省吃俭用、勤俭治家。生活还可以过得去。

祖父去世时留给子孙后代的家产主要是：耕地三十多亩，山林两块，住房一栋共八间，不放债，也不欠债。

父亲李遇臻也是普通农民，在我们尚为孩童的时候，家里每年要雇请长工一人或半人（半天帮家干活）协助翻种。后来父亲和叔父分家，我家人口多，平分的田地少，变成下中农。叔父人口少，变成中农。土地革命分配土地时，即是按此定的成分。

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寡言少语，实心待人，年复一年的早出晚归，耕种田地。他专心务农，深耕细作，把田地种得很好。父亲读私塾七年，在村里可算是会写会算、有文化的人，由于平时言行正直，知书达理，颇颇受村民的尊敬。村内发生什么纠纷，常常愿意找他征求解决的意见。解放后，我在武汉工作安家，曾将父亲接到武汉同住并治病。父亲于1965年去世。

父亲治家的主导思想是维持自给自足的家庭生活，并培养我的大哥读书，希望他成为有出息的人。

我家有兄弟五人，我排行老三。大哥李仁鹏高中毕业。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在吉安白鹭洲中学读书。在这座学校中，我党的基础比较好，经常组织学生下乡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主张。大哥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接受新思想，也随着革命潮流，下乡进行宣传活动。但大革命很快就失败了。国民党右派掀起了反共、反左派、反工农革命运动的狂风恶浪。1927年3月，反动派向共产党吉安党部、县总工会、县农协、县商协进攻，捕捉各级机关团体负责人六七十人，杀害了县总工会委员长，并派爪牙下乡镇压工农群众革命运动。

在这种白色恐怖形势下，大哥也被通缉，迫使他在乡下东躲西藏，不敢露面，不敢在家，也不敢回城读书。后来我父亲四处打通关系，给乡里当官的人送去了八十元光洋，请求他们帮助说情，大哥才落下个免于追究，回到城里继续读书。1930年红军攻克吉安城，乡里的外村农民又把他当成“反动派”逮捕，（当时乡下农民认为，城里的人都是白色的，城外的人的红色的）折磨了一段时间，释放回家。不久，吉安城又被国民党占领，白色恐怖更加厉害。大哥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动摇，便投入国民党军队谋生，在国民党军队第14师担任中尉书记官。西安事变后辞职回家，先后担任吉安县政府科长、区长。1949年国民党败退时，我曾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不要去台湾。他接受了我的意见，自认为有一个在共产党里当大官的弟弟，想来会没事。但吉安解放不久，他就被捕判刑，并死于劳改中。他的一生随着世局变迁而颠沛。结局很悲惨。

二哥及两个弟弟均在家中种田，没有远离家门。解放后五弟曾在本地公社当文书。二哥及两个弟弟都已去世多年了。

由于大哥读高中，二哥身体不好，两个弟弟又小，父亲就寄希望把我培养成为农田的主要劳动力。我的童年除了读书之外，课余时间还要经常干些放牛、砍烧柴、采桑叶、捞猪草等农田零活。我脑子好使，掌握各种活路都很快，到了十四五岁就学会了农田一般耕种，什么犁田、耙田、施肥、播种、锄地及收割样样都会。农闲时，挑担到城里卖家里做的油豆腐，账目我也算得清，可以说我在家里是挑大梁的。

可是又要读书，又要干活，又在长身体，我经常觉得吃不饱。我记得当时在家里，早晚只能吃稀的，中饭能够吃到干的，但是父亲也要几个孩子先吃掉一碗红薯后才能吃米饭。为了能够快些吃到米饭，我就耍点小聪明，将红薯在碗里架空起来，让父亲看到我吃了冒尖的一大碗红薯，其实下面是空心的。

母亲张氏，是一位不识字的、连学名都没有的劳动妇女。她为人善良，终日忙碌操持家务。由于她的娘家是农村道教世家，我的外公和舅舅均是道士，我的母亲从小接受总价教育，于是信奉鬼神，经常烧香拜佛，乞求家人平安。母亲很会管家，既会煮饭烧菜，又会纺纱织布，养蚕、养猪、喂鸡、种菜样样能干。我们南方的菜园子，主要由妇女管理，男人管得很少。我还记得母亲亲手腌制的腊肉非常好吃，可惜平时吃不着，父亲把腊肉挂在房梁上，我吃饭时只能抬头看一眼，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小块。

为了维持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母亲对孩子管教很严。那时的我有些调皮，就时常挨打。有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偷偷藏在家里的阁楼上，偷喝了给父亲醸的米酒，直至醉倒睡着，结果挨了打。为了躲避父、母亲的管教，我曾经想外逃不归家。有一次决心跑出家门，白天饿了，就到地里偷地瓜吃。晚上天下大雨，只能躲在桥洞底下避雨过夜。第二天，二哥寻我回家，母亲就从此再也没有打过我。在一个十四五岁孩子的内心，为了不再吃红薯，为了不再挨打，宁愿离家出去闯世界的想法是有的。

母亲先后生育了七胎，最后死于难产。终年刚满四十岁。母亲死时，我已离家参加红军去了，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

我们村里在家祠内办了一座私塾，雇请了外地一位先生，而学生也不过三五人，我是其中之一。所学的启蒙课本之一是“人之初”及“学而时习之”。每天除了背书之外，就是写毛笔字。在老师的教书桌侧面，贴了一张孔子的像，学生每天早晨入学，要先向孔子三鞠躬，放学退出也要向孔子三鞠躬。背书不好或写字不好，老师都要用戒板打手。背书好的，可以不帮老师跳水做饭。字写得好的，可以得红圈。当时我们死背书但不解其意，老师虽也讲解，但学生不易听懂。学了不到一年，转入初级小学读书，设有国文、算术、音乐、体育、图书、手工等科目。只读了三年，我就停学了。我的学习成绩不算很好，属于中等程度。

我在小学读书时，第一次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小学也讲三民主义，三大政策。每天第一课之前，要全体起立，由老师领着集体背颂“总理遗嘱”，然后才讲课。

由于离吉安城很近，在城内又有一个姑父开店经商，我每到城里去时，必到姑父店里看一看。姑姑、姑父很喜欢我，每次去，姑姑会给我作一些好吃的东西。姑父读了几年私塾，又是一个勤于自学的人，他对《三国》、《水浒》里的故事讲的滚瓜烂熟，社会新闻消息也知道得很多。所以凡去城里一次，就可以知道一些农村里不知道的事情。另外，大哥在白鹭洲中学读书时，订有县报、省报，我父亲喜欢看旧报纸，不论家里谁到城里去，都要到大哥那里去取回旧报纸，我也经常跟着翻阅，似懂非懂地从中得到不少消息和知识。

上述这些方方面面的耳濡目染，对我当时的思想均有些启发作用。

二、参加红军

第一次大革命之前，盘踞江西的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共有四个正规师，三个地方师，二个独立旅，总共兵力号称十万人。驻守吉安地区为赣军第2师蒋镇臣的部队，军阀的统治腐败残暴，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对“北兵”、“侉老”厌恶已极，民心思变。

1926年秋天，北伐军攻赣总指挥朱培德率领第3军及新编第14军，由广东出发占领赣州之后，夹赣江两岸向北挺进，很快占领吉安、抚州，并配合湘北转入赣北的北伐军攻占南昌、九江。

北伐军经过吉安地区时，与蒋镇臣师展开短时间激战，战场离我们村最近的地方只有四五华里，枪声、炮身震耳欲聋。北伐军很快就把敌人打垮了，并乘胜追击，枪炮声越响越远。人民十分高兴，热烈欢呼胜利，积极支援北伐军。有的自发地送水送饭，有的自愿带路当挑夫。更多的人在村头街尾议论“南兵”如何好，不扰民，不拉夫，买卖公平。在清扫战场时，乡民拾到的枪支弹药，均自动送给乡政府（乡政府同我们小学是行教合一的单位，乡政府的办公室也就是小学的办公室，乡政府的负责人兼任小学教师）。由乡政府转送县政府。为了庆祝胜利，我们小学也挂了彩旗，张贴了五颜十色的标语。总而言之，我所见所闻的第一次大革命，对我产生革命思想影响不小。

但是时移事改，好景不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到半年时间就开始消沉下去了。所谓“军事北伐、政治南征”的腥风血雨开始了，白色恐怖很快就来临了。当时驻在吉安地区的部队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师，师长叶剑英虽然是革命左派，也对形势无能为力。

叶剑英就是我们后来的叶参座、叶元帅。两广解放后，我在广州工作时。叶剑英还同我谈过这段历史过程中的故事。

国民党右派及地主豪绅，兴高采烈地迎接反革命形势的到来，并推波助澜，疯狂地进行反扑，残酷地镇压革命运动。真是一片血海尸山、鬼哭狼嚎的凄惨状况。而广大工农革命群众被迫偃旗息鼓，怒而不言，由积极参加革命，变成忧心忡忡，观望等待。

左派势力、共产党人更是义愤填膺，被逼上“梁山”，用刀枪相对抗。在城市站不住脚的形势下，迅速转入山区，以农村为主，搞武装斗争，坚持革命。自1927年起，吉安县出现两块农村游击根据地。一块是赣江西面的延福山区，一块是赣江东面的东固山区。我的家乡离东固山区七十华里，开始并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变化。1928年之后，逐渐地有各种传说，也就是小道消息，什么“苏维埃”，什么“土地革命”，什么“红军”，什么“赤卫队”，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吉安反动派的报刊除登载井冈山地区“赤匪”活动外，也登载延福地区、东固地区的“土著赤匪”窜扰情况。

东固地区处于吉安、永丰、吉水、兴国、泰和五县边界，游击地形很好，农民生活贫苦。1927年3月，吉安城党的组织被破坏，大批党员、团员及左派人士被捕。共产党员赖经邦是东固山区赖村人，原任吉安县教育局长，在城内站不住脚，他就跑回东固家乡坚持革命，将东固地区原有“土匪”十余条枪争取为革命队伍，以此为基础逐渐发展成一支数百人的游击队。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武装“围剿”，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而是更加壮大了，战斗力更强了，并创建了东固最早的革命武装力量，后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2团和第4团。1929年，革命形势已发展到我们家乡附近。赣江以东均成为东固革命根据地武装力量的活动范围。

1929年12月，一天黄昏后，老百姓还没有睡觉，在我们村庄前的大路上，突然传来跑步声和低声说话声：“快跟上，快跟上”。我们出门一看，原来是一支农民组织起来的队伍，从东面山里出来，向吉安城方向前进。除先头有少数步枪外，绝大多数人背的、抬的是土枪、土炮、梭镖、大刀，甚至有的是棍棒。据说有两千多人。他们在吉安城对面的赣江东岸，向城内放了几枪，在附近村子里打了几家土豪，第二天早晨就返回山里去了。

当天上午，吉安城敌人百余人渡河向东侦察搜索，进到丘塘以东高地（此地离我们村约四华里），稍停了一会，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即返回城内去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次农军行动，是第一场攻打吉安的佯动部队。直到吉安城解放为止，农军先后有九次围攻吉安的行动。由于赣江阻隔，我们这边不能成为主攻方向。而主攻方向在赣江西面，那里可以直接攻城。

我们村里老百姓亲眼看到这次农军行动后，议论纷纷。家境比较富裕的人保持观望态度，不敢发表意见。家境比较贫穷的人，特别是青年，积极主张我们也跟着宣布暴动，成立苏维埃，成立赤卫队。但年纪比较大的老人，认为我们离城太近，敌人可以随时来到，不能轻举妄动。不要惹祸。最后商定是先采取秘密办法，准备红旗，红袖章，准备梭镖大刀，待机而动。

1930年2月第二次农军进攻吉安时，我们村里一部分青壮年，自发地高举红旗，手持梭镖，也跟到赣江东岸摇旗呐喊，并在大洲上村打了两家土豪，挑了两担米，抬了一口肥猪回到村里，在杨家祠堂里煮饭烧肉，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就把红旗梭镖秘密收藏起来了。这次行动我也参加了。

农军退走后，吉水城内的敌人唐云山旅，反扑进到南水、值夏、施家边一带（离我们村子十五到二十华里），被朱、毛指挥的红军主力，将其全部歼灭。

1930年4月，农军第三次进攻吉安时，我们村里的苏维埃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也组织起来了。

1930年5月，农军第四次、第五次围攻吉安时，我们村里已经分配了土地。

1930年6月，农军第六次围攻吉安，乡苏维埃指定我们四个比较小的，比较贫穷的村庄组成模范少先队，并指定由我担任队长。我们出发进到赣江东岸水映庵附近。两天后，吉安敌人大约一个连，乘两艘洋船（小火轮）渡河向东岸出击。城内敌人在大码头一带开枪掩护小火轮前进。同时，小火轮的敌人也向东岸农军开枪射击，打得农军仓促向后撤退。我们模范少先队因无还击能力，也跟着向后撤，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结果跑散了，各自先后跑回家去了。

这样惹了大祸。乡政府知道后，首先把我扣留在乡政府，限制自由，指责我没有负起责任，没有起到模范少先队的模范作用，要打屁股二十大板，并罚十五块大洋，给模范少先队每人作一套队服。大屁股我可接受，罚十五块大洋我没有办法。最后还是我父亲送来了十五块大洋才算了事。事后仍要我担任模范少先队的队长，以观后效。

不久我们模范少先队奉上级命令调到陂头革命老区进行会操，训练两周。由会操指挥部派来军事教官，主要教队列动作及班排战斗队形和战斗动作。要求很严格，操练不好，教官可以打骂。每天操练八小时，天气又热，搞得我们汗流浃背。伙食由会操指挥部供给。

当时的政治口号是：“扩大铁的红军一百万，打到南昌、九江去，会师武汉”。由陂头会操回家中后，我内心萌发了参加红军的思想，我不满意乡政府处罚，想远走高飞离开家乡。那时我周岁十六。

有一天晚上我向父母说了我的想法，父亲半天不说话，最后无可奈何地、生气似地说：“你愿意死在外头你就走”。母亲心里是万分舍不得，认为我年纪尚小，不能远离家门。第二天，她去找了一个阴阳先生给我算命。阴阳先生说：“一个包袱一把伞，出外可以当老板”。母亲相信迷信，只能眼里流泪，嘴上不怎么阻拦了。

比较让我心里不安的是我的未婚对象，她叫张顺英，比我小两岁，虚岁十五，是我表妹。原来我二舅舅家里共四口人（舅父、舅妈、表哥、表妹），种田为生，自给自足，日子过得不错。可好景不长，舅父因病先死，接着表哥也病死了，舅妈改嫁，短短几年内，就门厅败落。丢下一个十四五岁的表妹，无法独立生活。

舅妈改嫁前，委托我母亲抚养表妹，成人后与我结婚。其实舅妈和母亲早就有这个意思，由于当时情况，我母亲就更是义不容辞了，把表妹接到我们家里，预定我到十八岁就完婚。我对表妹张顺英没有什么想法，主要觉得她的命运不幸，家破人亡，无依无靠，处境悲惨，现在我再一走，其前途如何更难预料，因此心里自觉得有些对不起她。

自我们成为模范少先队之后，各次农军围攻吉安时，我们更加自觉地起模范先锋作用，进攻时走在前头，撤退时走在后头，哪里危险就到哪里去。农军每次围攻吉安时，城里敌人照例要派兵渡河，进行侦察搜索，我们都是有秩序地撤退，再不敢乱跑了。

1930年10月初，第九次围攻吉安。农军配合朱毛红军主力进攻，红军打的很英勇，枪声炮声隆隆，打了一天，敌人抵抗不住，乘夜弃城向北逃窜，红军占领吉安城。此时水东区苏维埃政府决定我们模范少先队集体参加红军，准备打南昌、九江。

当时我们少先队渡河开进吉安城，住在北大街靠近红军一方面军总司令部附近，与其他参军的新兵一起组成新兵连。新兵要在新兵连操练三个月，然后分配到连队。新兵分配时，红军总司令部一名叫杨立三的副官长来到我们驻地逐个地看了看我们，并询问了一些情况，结果把我及另两个人选中了，分配到总司令部传令排当传令兵。其余的人有的分配到战斗连队当兵，有的不愿离开家乡，害怕打仗，返回老家了。

我到传令排后，当天就发给我一支七九汉阳造步枪，三十发子弹，并发给一顶带五星的军帽，一套打土豪没收的对襟灰布夹衣，还发了三块现洋作零用钱。我用发的现洋买了米和盐，给吉安城里的姑姑家送去，感谢他们对我的照顾和启迪。

从此我就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革命的浪潮把我卷进了革命的队伍，踏上了漫长的革命征途。

三、转入中国共产党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再兼党、转党的过程。

1931年秋天，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后，方面军指挥机关回到瑞金的叶坪、祥溪一带休整。

此时总司令部已决定调我到朱德总司令警卫班当卫士。按规定，警卫班的战士都要选择优秀战士或班长担任，必须是党员或团员，政治上必须可靠。这样就由总司令部传令排战友廖炳先和朱德总司令身边的勤务兵康东生两人介绍我参加了共青团。

为什么介绍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是需要，二是条件具备。当时介绍人和团支部指出我有四个优点：第一，我是带领少先队集体参加红军的，对红军有比较好的认识；第二，在肃清AB团的肃反运动中，我是清白无嫌的；第三，在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中表现勇敢坚定，并能吃苦耐劳地完成上面交给的工作任务；第四，能积极参加列宁室的活动及士兵委员会的活动。我虽然文化不高，但在当时的红军战士中，能上几年学的人，也是不多的。因为有点文化，参加列宁室活动比较方便。当时，我能代笔帮别人写墙报、写家信，也能帮别人修改错别字。在肯定优点的同时，团支部指出我最主要的缺点是存在小资产阶级虚荣思想，不敢大胆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怕得罪别人，又怕自己丢面子，有患得患失的毛病。

1932年春天，在“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是口号下，红军分东路军、西路军进行主动出击。朱德总司令准备随西路军去打江西赣州，毛泽东准备随东路军去打福建漳州。

在出发前总司令部政治协理员康克清（朱总司令的夫人），找我谈话，通知说：由团支部提出，党支部讨论同意，从现在其你是兼党团员过兼党的生活，既接受团的教育，又接受党的教育。也就是说，既过团的政治生活，也过党的政治生活；既参加团的会议，也参加党的会议；既执行团规定的工作任务，也执行党规定的工作任务。但参加党的会议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即类似现在的预备党员。

担任朱德卫士工作一年之后，1932年秋天，在广东水口战役之后，红军会师北上，进行乐安、宜黄战役。红军总司令部指挥机关进到乐安以南的招携附近进行指挥。

此时组织已决定派我到中革军委谍报科任见习科员。到谍报科不久，党支部派人与我谈话，谈话人指出我自入团和兼党后，经过团和党两方面的教育，不论在工作上和思想方面均有进步，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差错，已具备转入正式党员的条件。

不久，支部大会讨论我的转正问题时，全体通过，并很快转为正式党员。

第二章红军时期

一、破译敌军密码电报

当时中革军委谍报科长是曾希圣（后任侦察科长），他曾在上海和武汉做我党的地下秘密工作，有丰富的隐蔽工作经验。包括我，科内只有两名科员。主要工作是指导部队进行战场敌情侦察工作和收集整理情报工作，上呈下发。同时我科有一部收音机，每晚接受南京、上海等地新闻广播，经整理，送军委领导。

那时对国民党的无线电技术侦察，由王诤的无线电队负责。

约两个月之后的1933年初，我由由谍报科调到军委机要科当译电员。当时，周恩来已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带来一个密码本，名称“豪密”。是以周恩来的曾用名伍豪而命名，也就是“伍豪密码”之简称。这个密码本先是由一位秘书负责保存翻译，后来指定由我保存和翻译，是专门与上海中央联络的密码本。

1933年上半年，我又调到中革军委二局当参谋，军委二局的任务是通过无线电侦听敌军通信，破译敌人无线电密码，获取情报。比在军委机要科工作时的困难大得多。

当时，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也缴获了大量敌人的装备，其中包括多部无线电台及敌密电码本。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军委二局，专门执行破译敌无线电密码的侦察任务。我调到二局时，二局的无线电装备已相当不错了。

如何破译敌无线电密码呢？据我当时所知，有这样几个办法：其一是从俘虏的敌机要人员中了解缴获的敌密电码本。其二是从我打入敌军内部的地下党人员获取敌密电码。其三是在作战中，突击敌指挥所，收集敌人译好而未销毁的电报，或是翻译了一半的电文底稿，对照文字和组码，推译密码。其四是国民党军队最初使用的无线电联系是用明码电报，我们发现，这个明码与当时刚刚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少量使用的邮局民用电报密码基本相同，就通过我地下党得到邮局电报密码，这样就可以窃取敌军队之间的明码通讯消息。以后敌军部分改用密码通讯，虽中央军与中央军之间用密码，但中央军与地方军阀部队仍用邮局明码。另外，敌人有时将密码与明码混用，如报文中的地名用了明码，根据敌人的行动情况，就可以推译出地名前后密码内容，从而掌握密码。其五是于上海中央及各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保持联系，交换情报。这是当时中央红军用破译敌无线电密码的方式，获取敌人重要情报的主要来源。

1934年，军委二局局长是曾希圣，副局长是钱壮飞。在长征途中钱壮飞牺牲后，宋峪合接任。二局下属有：一科破译科，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二科是译校科，科长由我担任；三科在侦听科，科长王震。长征开始，王震留在苏区，三科由副科长胡立教负责。

当时，在局长曾希圣的领导下，二局已具备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种电报的能力，并多次成功破译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密电，为红军总部反“围剿”提供了不少可靠情报。成为中央红军打击国民党军队的秘密武器。

破译的地情报主要送军委领导外，还要送苏联军事顾问李德，但需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将情报译成俄文。所以，当时伍修权对我们二局的工作比较了解，我与他也有较多的工作来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我们的任务是掌握全面敌情，主要手段是破译敌军电报，为突出重围，选定行军路线提供依据。当时，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破译密码的经验和办法。几乎把敌人师以上的主要电报密码都破译了。因此敌人用电报调动部队，我们是了如指掌，一清二楚。

在长征的行军途中，我们共有四部接收敌人电报的电台，每两部电台为一班，分做两班：一班驻扎开机侦听，一班赶路前行。等一班到达驻地，立即架设开机，另一班则关机上路，此停彼开，轮流值班，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接收周围敌人电台的电报。将敌军调动情况，源源不断地报告军委首长。

长征途中，有两次在中央红军生死攸关之际，准确破译敌电的情况，至今我记忆犹新。

第一次是在“四渡赤水”期间，此时，军委二局多次准确破译敌军调动情况，对遵义遵义大捷和摆脱敌军围堵起到了关键作用。

1935年1月，红军由土城子南北地区“一渡赤水”后准备在宜宾附近强渡长江。敌人估计我红军要在川南强渡长江，慌忙调集大军，寻求在长江南岸与我决战。

可是我军突然东返，“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此时，二局截获准确情报，乘敌川军未赶到之前，中革军委决定红三军团打击娄山关之敌。在击溃数团敌军后，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军团向遵义城发起进攻，并攻占遵义城。此时，二局有截获敌情：川军行动缓慢，而敌吴奇伟部孤军深入至遵义附近。中革军委根据情报再次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围歼吴部，并取得遵义战役大胜利。敌人妄图与我在黔决战的计划完全破产。

遵义战役大胜利之后，部队进行了几天休整。

此时，毛泽东已担任前敌总指挥。对中央红军下一步如何行动，毛泽东召开了会议。会议上多数人建议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地区前进，消灭西安寨、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并由红一、红三军团担任主要攻击，五军团为预备队。会议决定红军主力继续西进。

此时，我局准确破译了多份敌军重新调动部署的电报，电报表明，敌军正大规模向打鼓新场调集。周恩来将刚接到的二局情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决定立即发电各军团，停止西进，不进攻打鼓新场。

红一、三军团于3月中旬攻占茅台镇。这是个著名的产酒的地方。在那里茅台酒一大缸一大缸的摆着很多，香极了！我们不但喝足了，还用水壶灌满带足。甚至拿茅台酒擦脚活血。笔者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喝茅台酒，味道真是好极了！喝了茅台酒，走路脚底快如风。

此时，中革军委决定在茅台附近“三度赤水”，向川南前进，摆脱敌人。

敌人手忙脚乱，判断红军仍有在川南强渡长江的可能，再次调集大批兵力向川南集中。可是敌人尚未部署完毕，红军又突然东进，“四渡赤水”，出现在贵阳附近，把敌人作弄得团团乱转，疲于奔命，抛在远远的地方。望着红军人马的脚印，无可奈何，望洋兴叹。

第二次是在毛儿盖会议，红军主力是按毛泽东制定的北出陕甘，还是张国焘主张的西进川康，发生了分歧。

红军总部制定红军北上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为第5、第31、第32、第33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经川北阿坝地区北进。右路军为红第一、第三军团和第4、第30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指挥，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再次在毛儿盖举行会议。毛泽东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指出红军主力应迅速占领一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并根据这个地区向东发展，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针对张国焘以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指出“在目前将我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宜的，是极不利的”。

此时我们军委二局再次截获敌情电报。胡宗南、刘湘在电报中判断，目前红军主力不是向四川发展，就必北出陕甘，但向川康发展的可能性大，因此，胡宗南将主要兵力布置，重点放在防止我向四川内地发展。

破译的敌电证明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北出陕甘的决策是正确的。

毛儿盖会议之后部队浩浩荡荡向北行进，我们二局作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行军序列是红一军团为前锋，中间是四方面军第4、第30军等部队和前敌指挥部，最后是红三军团，毛泽东随前敌指挥部一起行动，前敌总部参谋长是叶剑英。周恩来因病，王稼祥因伤随红三军团行动。

9月初，红一军团到达巴西。

一天，参谋长叶剑英突然亲自到二局驻地，召开紧急会议，命令我局立即出发“执行任务”。叶剑英亲率军委二局，很快转移到达红三军团驻地，与毛泽东、周恩来会合。彭德怀下达命令，红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立即出发北进，向红一军团靠近。当时，我们不知道红军总部发生了什么情况。出了草地之后，传达中共中央指示才知道，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并将四方面军部队全部带走南下。据说，毛泽东在秘密率部脱离右路军时，要求叶剑英带出二局全体人员。此次紧急转移，可见军委二局在红军总部中的地位何等重要。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对当时军委二局工作成绩的评价是“胜过一个军团的作用！”。

在红军的破译情报工作史上，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是创始人，功不可没。

二、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

1935年5月，红军在会理休整五天后继续北上。红一军团为先锋，占领德昌，击溃川军一个边防旅，歼敌一部，绕过西昌到达泸沽。此后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1师第1团及工兵等组成红军先遣队，向安顺场前进。准备强渡大渡河，为红军北上开路。毛泽东、林彪指挥红一军团主力在后跟进。

先遣部队24日到达安顺场渡口，消灭敌人两个连，打垮川军刘文辉的河防部队，占领对岸滩头阵地。因浮桥架不成，只好依靠四条小船摆渡。一个团一天还未渡完。毛泽东、林彪看到船少又小，渡河困难，立即决定迅速夺取泸定桥，命令红1师2、3团和干部团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河东岸北上向泸定桥前进。军委和我们中央机关直属队随后跟进。由安顺场到泸定桥有三百二十里，要求两天半赶到。

时间就是胜利。部队冒雨在路上打了几个小仗，将敌人消灭后仍然行走如飞，于29日晨到达泸定桥西岸。由于我军到达突然，敌人没有来得及彻底破坏泸定桥，只点燃铺在彼岸桥头上的几十米木板。红2师4团的勇士们，于当天下午4时，发起惊心动魄的夺桥攻击。在我火力支援下，敌人企图炸桥的导火索被东岸赶到的红3团切断，22名奋勇队员匍匐前进，打退了坚守东岸桥头堡的敌人，黄昏时胜利夺取了那横空高悬、下临急流的天险泸定桥，并占领泸定城，守敌一个团向天全溃退。

有的文章中将抢夺泸定桥的情景描写为铁索桥上的木板全被敌人抽走，只剩下孤零零、滑溜溜、光秃秃的几根铁索。这个描写是不完全确切的。准确地说，铁索桥基本是完好的。因为红军出现突然，敌人来不及彻底破坏泸定桥。如果木板全部被抽走了，那就麻烦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不要说两小时，就是两天恐怕也完成不了攻占铁索桥的任务。这座桥我是亲自走过的，那时我是随中革军委机关一起通过的。对于红军英勇作战的精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要实事求是。

全军渡过大渡河之后，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继续北上，于6月初占领天全、庐山、宝兴等城。进入川康边境稍事休息后，又继续北上。

6月中旬，胜利翻过长征中第一座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占领大维、懋功，与退出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之后又翻过梦笔山、长坂山、打鼓山等大雪山。

军委直属机关大约是6月中下旬开始爬夹金山的。

夹金山高度五千米以上。当时川西正是暑热夏天，我们每人只穿一身单衣，忽然进入雪山地区，想补充衣服是不可能的。夹金山每天下午大雪纷飞，冷空气遮蔽天空。照一般道理，上山走块一点，身上发热就可以御寒。然而现实不容你这样办，因为上市空气异常稀薄，呼吸异常困难。因此只好慢慢地、一步一步的缓行，并且走数十米，又要停步休息一会，才能再走。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天气越寒冷。

我们军委二局，因工作关系有不少挑夫挑着机要文件，还有一个班的战士轮流抬无线电台，另一个班的战士轮流抬发动机。机要文件不能丢失，电台和发动机既不能摔，也不能碰，山又高，路又滑，因此行动十分困难，体力消耗很大。爬山沿途，体弱病倒、缺氧晕倒和冻死的现象，时有发生。下山比上山容易一些，行军速度也快一些。不过道路曲折盘膝，雪冻路滑，有的地方道路峭如立壁，连走带滚，坐地滑行现象也不少。但毕竟越往下走越暖和。在下山途中，我们听到先遣部队红一军团第2师已经与四方面军回合了，给大家很大鼓舞，加快行军速度，到达大维。

大维有住户四五十家，全是藏族。这里与中国内地不同，建筑物有高至数层的喇嘛庙，一般民房都是两层楼房，房屋四壁以石块垒成，屋顶也是以石板铺成。屋内楼上住人，并有一间经堂，藏民都信佛教。楼下有的存放粮食、杂物，有的成为牛羊圈。生活方式每天吃的是青稞、苞米。富裕家庭也吃牛羊肉、牛奶、牛油，穿的是喇嘛袍子，同内地和尚袍相似。讲话是藏语，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由于反动势力的欺骗宣传，他们对红军有误解，大都离家躲避，家里空无一人。

红军北上，要经过没有人烟的茫茫草地，那里气候恶劣，忽晴忽雨，没有道路，河沟交错，泥泞不堪。我们要越过草地困难很多，粮食问题是最大的困难。

草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有人比拟是同戈壁相反的地方。戈壁是没有寸草抵税，渺无边际都是砂石。而草地是一望无边，遍野是密密青草，水流满坑遍地。水虽然多，但多是黑色，含有毒性，不能喝，喝了不但肚子胀痛，而且可以致命。地质特殊，遍地长满青草，草根互相联结，结成草皮，草皮下面是泥水，因此上面硬而下软。步行其上，像踩在棉花上，落脚下漥，抬脚复原。或像布包豆腐一样，走路稍不留神，踏破了丛草根结成的地皮，就可能陷入泥水之中，其深度很难探知。有时骡马陷入其中，就不易爬起来。草地天气变化无常，忽晴忽雨，雨多晴少，雾气腾腾，见到太阳的时间很少。

草地不但树木很少，石头也很少，藏人放牧住的小房子，是用牛粪垒成的，上面盖上毡布就可以避风遮雨休息。到了班佑一带，居民的牛粪房才像个样，比较宽大，用牛粪垒墙，有梁有柱，屋顶盖上干草、泥巴或石板。房内有床铺及各种生活家具。

草地根本没有道路，虽然有藏民作向导，也只是大方向向北走而已。红军后续部队走的道路是由先遣部队踩出来的。因为草地没有人烟，吃饭全靠各人携带的青稞做成的饼子，或炒熟的青稞麦粒用水泡着吃。各自为政，自己管自己，一个人一个伙食单位。干粮吃完了，就只好采野菜充饥。晚上露营睡觉，则是“居室宝庐，幕天席地”。一种办法是找个地势较高、比较干燥的地方，就地睡下，另一种办法是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就只能拔点野草垫屁股，两人背靠背的坐睡。有的战士疲劳过度，睡在潮湿的地上，加上饥寒交迫，风吹雨淋，第二天出发时，早已安息永眠了。在草地行军，虽然只有六天，但比爬雪山一个月，牺牲的人还要多。

1935年9月，在俄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军委纵队及红一、三军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成立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部队前进方向为继续北上，出腊子口，到达哈达铺。

当时我们二局从无线电侦听和国民党报纸中证实，陕北有一块红军根据地，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因此党中央决定向陕北进军。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正是秋高气爽、北雁南飞。红军击退追击之敌骑兵第35师，继续向环县与庆阳之间前进，在庆阳歼灭邓宝珊一部，并击退敌人追击骑兵。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根据地的边缘吴起镇，从此结束了贯穿着重山恶水、艰难险阻、枪林弹雨、舍生忘死、史无前例的铁流二万五千里，与陕北红军会师了。长征红军虽然人困马乏，但无不欢欣鼓舞，笑逐颜开。人人都是死里逃生、万难不屈的英雄。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用成千上万烈士的鲜血和生命铺成的征途，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多少曲折与磨难，终于走向了胜利。它告诉人们，艰难险阻不可挡，万水千山只等闲。它讲在中国战争历史上闪光不息，万古流芳。因此人们高呼“长征万岁”！

三、抗大学习

为了培养红军部队中的骨干力量，1936年6月1日，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林彪任校长，毛泽东任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办学的目的是对从部队中抽调的大批干部进行培训。

1937年初，校名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址开始在瓦窑堡，以后迁到保安，最后迁到延安。迁延安后，毛主席新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兼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

第一、二期学员共约一千四百让人，每期学习时间约为六个月。

“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夕，军委二局派我化装到北平，在张经武等同志的配合下搜集日、伪、蒋军的军事动态情报。7月下旬回到延安不久，我就接到到抗大学习的通知。

为什么调我去学习？是因为当时对敌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适应我军装备直接对日军作战的需要，我对敌收集军政情报工作的重点，由主要针对国民党军队转为主要针对日军的对华进攻。当时破译日军的电报比破译蒋军的电报难度大的多，二局也调进不少懂日文的干部。我不懂日文，很难适应当前的工作任务，因此需要再学习和深造。

我参加的是1937年下半年的第三期。

从第三期开始，学员队分为军事队和政治队，我在军事第五队学习，并担任参谋训练队队长。

由于敌人的封锁，那时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窑洞就是我们的校舍，五六个人，甚至七八个人一间。睡的是土炕，吃的是小米、咸菜。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们是一边学习，一边生产，自己动手，开荒种地。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之后大批蒋管区的青年学生，源源不断的来到延安求学，因此学员增加，校舍困难，为了解决校舍问题，从第三期开始，校长林彪动员全校师生、员工，亲自动手，轰轰烈烈地挥锄挖窑洞。

我们这期学员也是一边听课，一边参加挖窑洞，学期结束时我们挖了近两百孔窑洞，解决了近千人的住宿问题。林彪曾特别传令嘉奖第八队，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完成挖窑洞计划，堪为全校的模范。后来毛泽东曾说：“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全国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窑洞里”。

当时教室少，教员少，教材也少。由于教室少而小，我们就在学校院子里听大课，校园内的石壁就是黑板，桌子和凳子也都是石头的。军事队的军事战术训练和军事操练训练时间占三分之二，政治理论课时间占三分之一。教学的主要方式是听课、分组讨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我们也曾听过林彪校长和其他红军领导人的讲课。

毛泽东为抗大确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同时强调要切实培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后经林彪总结，“三八作风”成了全军的最高行动准则。林彪校长还给抗大确定了“理论与实际联系”、“少而精”、“军事、政治、文化并重”、“集体研究讨论”等教育原则。

我在抗大的学习时间不长，但收获不小。是我参加革命六七年来第一次较系统的学习军事和政治，懂得了许多消灭日寇、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革命道理和军事常识。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始终伴随着我的战斗里程。

抗大毕业后我仍回军委二局工作。

1938年我调到115师工作。1938年底，接任苏静的司令部侦察科长的工作（苏静调任政治部秘书长，并出任我师与二战区国民党军队抗日协调作战的联络官）。

第二篇游击齐鲁

第三章挺进山东

一、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被日军先后占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由于中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英勇抵抗，特别是我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发展，不断威胁着敌人占领区。同时敌人战线延长和战争力量不足，使得机动作战兵力越来越少，其主力不得不用于确保占领区和交通要道，因此日寇被迫停止了全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和重点进攻。

根据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在敌人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其军事战略部署为：第一，广东地区建立东江游击纵队及琼崖纵队；第二，八路军115师挺进山东；第三，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第四，八路军129师挺进冀南地区。

当时中共山东省委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已达四万余人。但山东各地国民党、封建地主势力为了在战乱中自保，也为了对抗共产党，到处拉武装，抢地盘，组织大小武装部队共达十五万人，其人员数量、装备和控制的地盘，均超过我们起义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了加强山东领导，中央派郭洪涛、张经武等到达山东，并成立山东分局，郭洪涛任书记。1938年底，山东抗日武装力量正式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下辖十个支队。

1938年10月，朱德、彭德怀致电115师，决定由343旅抽一个团到山东工作。代师长陈光回电，决定派685团东调。11月毛泽东又命令115师师直机关及343旅主力，全部去山东。

1938年底，685团（缺一个营）到达苏鲁边的微山湖以西丰县、单县间地区。该地区原有共产党领导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二千余人。不久改编为山东纵队挺进支队。685团也改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到1939年4月该支队已发展到八千余人，并初步创立了湖西游击根据地。稍后黄克诚率115师344旅部队进到鲁西南地区与苏鲁豫支队会师，并继续进到陇海路以南苏北地区。

“七?七”事变后，冀鲁边乐陵、宁津、沧县、无棣等县党组织，在山东和河北党领导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成立华北抗日救国军。以后又改为第31游击支队。到1938年春，其基本力量已发展到二千余人。1938年5月，八路军115师685团一个营编成为115师第5支队。129师部队一部，编成129师津浦支队，同时挺进冀鲁边，协同第31游击支队发展游击战争，扩大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两个支队于1938年7月初进抵乐陵、宁津地区与第31游击支队会师，然后确定第31游击支队改称平津支队。

为了加强冀鲁边党政领导，八路军总部命令115师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于1938年9月抵达乐陵城。很快成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冀鲁边我军统一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5、第6支队（平津支队改称第6支队）和津浦支队。到1938年底，发展到二万余人，党政军群组织均有很大发展，建立了冀鲁边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8年11余人中共六届六中扩大全会政治决议的主要精神是：目前的抗战正处于抗日持久战第一阶段。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困难，克服悲观失望的情绪。反对妥协投降，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傀儡政府。提高主力军战斗力，广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区，配合主力作战。扩大民众运动和发展民众团体（工、农、商、学、文化界、妇女、青年、儿童等各种组织），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战争。

我115师指挥机关率686团于1938年12月奉命由山西吕梁地区出发，经晋东南、冀南、鲁西，在郓城西北樊坝歼敌一个保安团后，师首长决定有686团团长杨勇率领686团3营和师直两个警卫连留在梁山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其余主力继续东进。于1939年3月进到泰西地区（泰山以西，运河、东平湖以东地区），与该地区进行游击活动的山东纵队第6支队会合，稍事休整，即积极向汶河以南宁阳、汶上地区发展，打击敌人，扩大解放区根据地。不久，在冀鲁边地区发展起来的孙继先部津浦支队及挺进纵队第7团也转到泰西地区，这样就更加引起敌人的注意。虽然为了保密，师指挥机关由山西出发时改称为八路东进支队，但敌人很快就发现了我们的真实番号。

二、泰西陆房胜利突围

我们师指挥机关在泰西地区停留的目的，是为了指挥鲁西地区、鲁西南地区、冀鲁边地区的115师所属部队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部队，建立抗日政权，并提出创建泰西根据地的号召。

1939年3月下旬，罗荣桓政委去津浦路东沂蒙山区，向山东分局传达党的六中全会精神，4月下旬，罗荣桓政委返回师部，5月初又到运河地区巡视工作，这一阶段师里的工作，主要由代师长陈光负责。

山东日寇的最高指挥官是第12军司令官尾高龟藏。他为了消灭我115师指挥机关及所指挥的泰西八路军部队，决定于4月底纠集津浦线中段日军五千余人，大炮百余门，另有伪皇协军和汉奸队一部随行，协助日寇作战和搜集情况。日伪军合计八千余人，从5月初开始，先后由泰安、大汶口宁阳、汶上、东平、东阿、平阴、肥城、界首等地出发，分九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地向我泰西山区（肥城以南，汶河以北山区）进行扫荡围攻。

当时115师指挥机关驻地在肥城以南，陆房、临安站一带。那时我是师部的侦察科长，对敌人行动的全面情况比较了解。因为到达泰西后，我们很快就对周围敌人占领的城市、交通要地，建立了秘密情报网。加上部队各种侦察工具全部展开，分工负责对各路进攻敌人行动进行了严密监视。那时敌人行动又是大摇大摆，不甚保密，前进速度很慢，走一步停一步，走一天停两天。所以我们能准确地知道敌人动向。每天将搜集到的来自四方八面的情报，及时报告和通报有关领导和部队。

陈光代师长根据各路敌人进展情况，正确判断出敌人是企图先扫荡山区外围，然后合围肥城以南山区，摧毁我指挥中心。5月8日晚，各路敌人已经逼近，因此决定各部队撤离这个地区。师指挥机关和特务营向汶河以南，津浦支队向北大峰山地区，6支队和地委向西南运河方向分散转移。686团（缺一个营）留在内线山区机动打击敌人。5月9日各部开始按计划行动。

春夏交替之际，风和日暖，田野青青。山区里的群众，虽然早已听说日寇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但不少人尚未见过日军是什么样子。经我民运工作人员动员，又看到我们军队仓促转移，他们才纷纷拖儿带女，挑着简单的衣食物品，转移到偏僻山沟里躲藏敌人扫荡。当时虽然有的村庄开始有了自卫团的初步组织，但缺乏坚强领导，也没有战斗经历，因此还不能配合军队行动，只能起到掩护群众的作用。

我各部队分散转移的情况很不顺利。只有6支队主力和地委由于熟悉敌情、地形，安全地转移到敌人合围圈的外线。津浦支队行进到陆房东北朱家庄附近，就被敌人发现，未能跳出合围圈。师指挥机关和特务营向南转移到安驾庄附近，发现汶河南岸，每隔一两百米距离就有一堆火光，隔河望去三堆火光连成一线。侦察人员报告敌人已到汶河南岸。

陈光代师长当即做出判断：第一，汶河南岸已被敌人封锁，第二，汶河以南是大平原，没有地形可利用。因此改变决心，转头向北，准备转移到肥城以北大峰山地区。但部队走到陆房西北大董庄、黄土岭附近时，天已大明，即与敌人发生遭遇战，枪炮声大作，顿时冲破了山区清晨的平静。师直机关由特务营掩护，撤到陆房附近，我686团迅速展开，抢占陆房西北及以西之肥猪山、岈山一带阵地，与敌人进行激烈的争夺战。津浦支队也被迫占领陆房以北之凤凰山，师特务营于陆房东北的东山岭凭险据守，抗击敌人。

到中午时间，四面八方敌人均已缩小合围圈，距陆房村不到三四华里，把陆房附近包围得水泄不透，战斗十分激烈。敌人大炮向陆房附近各阵地猛烈轰击，浓烟烈火，山摇地动。

陆房是一个小盆地，如此庞大的机关人员和部队同时拥挤在如此狭小的地区，处境十分险恶。陈光师长严令各部队，坚决固守现有阵地，与阵地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师指挥机关凡有武器的人员也均组织起来，占领地形，拼命抵抗。日军十分顽强，多次向我阵地疯狂攻击，打垮一次，接着二次、三次再来。这个阵地攻不动，很快改向另一阵地猛攻。第一冲击波被我打得死伤差不多了，第二、第三冲击波接踵而上，但我军始终没有丢失任何一个重要阵地。特别是敌人猛攻我肥猪山、岈山阵地，战士们同敌人拼刺刀，拼手榴弹，敌人先后九次冲锋均被我杀退。在我阵地前沿敌人尸横遍野，不计其数。看来敌人是不顾血本，不惜代价，一定要把陆房吞下去不可。而我军全体战士、干部，上下一心，同舟共济，为生存而战，为保卫指挥机关而战，为牺牲烈士报仇雪恨而战，因此士气越战越高，越战越勇。

一直激战到将近黄昏，形势才渐渐缓和下来了。敌人开始收拢部队，调整部署，整顿兵力，进行露营休息，准备次日拂晓后再行进攻。陈光师长抓住机会，当机立断，决定利用敌人收拢部队出现的空隙，连续作战，实施夜间突围。陈光命令津浦支队先南后东，突出包围圈后，转到津浦路以东去活动。师指挥机关和686团向西南突出包围圈后，转到运河方向去活动。

黄昏后，各部队分别集合完毕。战士轻装，掩埋不便携带的物品，对行动中易发出声响的盆、锅，马的蹄子都用草绳，布条捆绑好，马带笼头。22时，按规定的行军序列开始突围。陈光亲自指挥先头部队，隐蔽地走山沟小路，利用敌人空隙向西南方向悄悄行进。初夏的夜晚，夜色蒙蒙，除了马蹄声碎，晚风微啸之外，简直平静得听不到任何声音。战士们安静快速地一个跟一个鱼贯而行，人人都有一旦被敌人发现时的应急准备，也记住了万一被打散后集合地点。

“皇军”老爷们大概认为已把我军重重包围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翅难飞的程度了，只等最后围歼就可凯旋回巢。同时经过一天的冲杀，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也疲惫不堪了。在不冷不热的夜晚，空气里的硝烟气味渐渐消散了，真需要好好睡一觉，准备明天再战。他们做梦也未想到，此时此刻我军在夜色的掩护下，正在他们的“空挡”处悄无声息的“穿插”跳出合围圈。结果不但津浦支队不费一枪一弹全部突围成功，我们师指挥机关和686团也不费一枪一弹突围成功。

第二天黎明，“养精蓄锐”的敌人从四方八面向陆房附近各阵地发起攻击，结果完全扑空，连八路军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敌人是既垂头丧气又莫名其妙，以彻底失败宣告结束。他们除了死伤千余人，消耗大批子弹、炮弹之外，毫无所获地撤退了。

师指挥机关于5月12日晨过汶河，到达汶上县，13日平安到达东平以东的无盐村一带。此次战役总计毙伤敌人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包括日军大佐以下军官五十余人，而我伤亡不足三百人，敌人扫荡合围计划彻底失败了，我反扫荡突围行动获得全部胜利。在无盐村我们召开了祝捷大会，师政副主任黄励讲话，表扬了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粉碎了敌人围歼我军之企图，保存了自己，消灭了不少敌人。并鼓励大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争取更大胜利而努力。

战后，我们对此次战斗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总结。

那时候敌我双方都缺乏扫荡和反扫荡的经验，日军不甚了解我军作战脾气，我们也不了解敌人作战规律。敌人基本是按照他们国家军事条令行事的，对付游击战争也采取正规战的方法。他们行动很慎重，情况不确实查明，不敢轻举妄动。每天摆开阵势前进，至多行进不超过二十华里。途中遇有怀疑征候，先用炮火轰击，然后再使用骑兵侦察，确认没有问题，其主力才敢继续前进。如果夜间我派小部队对其宿营地进行袭扰，第二天就不敢前进。待把周围情况查明后才敢前进。由泰安、大汶口、宁阳、汶上、东平、东阿、平阴、肥城、界首等地到陆房地区的距离，近者数十里，远者不过百余里，可是敌人竟花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完成战役合围。把我军重重包围后，猛攻了一天，死伤很大，没有攻动。日落西山，又不敢夜战，甚至畏惧我军夜袭，因此将部队收拢，在山下村旁，露营休息，根本没有防备我军突围的严密措施，这是敌人前功尽弃、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我军也缺乏对付敌人扫荡合围的作战经验。当时对敌的行动和企图是清楚的，敌人各路每天进展情况也基本上知道。如果那时我以少数部队在正面吸引敌人，主力适时转移到敌人侧后，寻求战机，打击敌人，则完全可能破坏敌人对陆房山区的合围计划。不论转到津浦路以东，或转到运河以西均可摆脱敌人合围。5月10日夜间，师指挥机关和特务营向南转移到达安驾庄，发现汶河南岸被敌人封锁，又不敢冲破封锁继续南去，临时改变决心北返，重新钻进敌人合围圈内，教训十分深刻。

随着岁月流逝，形势的发展，斗争经验的积累，敌人越来越狡猾了。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粉碎敌人扫荡围攻的经验，及掌握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也越来越机动灵活了。

代理师长陈光是1928年参加湘南农民暴动后上了井冈山。在中央苏区及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就已担任红军师长。历来以英勇善战、战功累累著称。是红一军团的著名战将。1950年陈光担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时，身负错误结论，被隔离审查，开除党籍，软禁在汉口，后悲惨死去。

在“文革”时期，有人批判他陆房战斗“瞎指挥”，并说他“置部队不顾，自己带上骑兵连先行突围逃走”。我的看法是，应该客观地分析陈光在陆房战役中的指挥，由于缺少反敌人扫荡合围的作战经验，有些具体环节上确实存在指挥上的错误，但在关键时刻的指挥，如抗击敌人围攻和最后突围，是正确的。批判他“置部队不顾，先行突围逃走”。则不是事实。也有人说，陆房突围是政治部副主任黄励指挥的，这也不是事实。黄副主任确实做了不少战场鼓动的政治工作。真正协助陈光指挥突围的是参谋处长王秉璋。

第四章梁山抗敌

一、独山庄战斗大捷，蒋介石来电嘉奖

陆房胜利突围后，部队转到东平县以东之无盐村一带进行休整，并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等师首长亲临讲话。会上指出了陆房突围胜利的意义，分析了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敌人扫荡，创建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鼓励大家进行充分思想准备，迎接战争新形势。

总结会上还表扬了再陆房突围战斗中的好人好事，本人也在受表扬的行列之中。其实事情很简单、很平凡。在战斗最紧张、最激烈时，我带参谋葛正兴在师指挥所前方高地上，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进攻行动。忽然葛参谋大腿中弹负伤不能行动，我把他背下山来，交由救护所进行上药包扎。当天晚上突围时，没有民工抬担架，我将我的马让给他骑，我则随大部队步行突围。胜利突出敌人包围后，到达宿营地，葛参谋见到我就放声大哭，感谢我救了他的命。我想同是革命队伍中的战友，谁都会这样做的。

休整数天之后，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决定由参谋处长王秉璋、政治部副主任黄励负责率领师直机关大部分人员，由无盐村出发，转移到津浦路以东，并统一指挥先期到达蒙山地区的师后勤部队及挺进纵队第七团。陈、罗则带一个轻便指挥机关，仍坚持在泰西、鲁西地区活动。对115师部队进行全面指挥。师指挥所在运河两侧地区停留不久即转到梁山地区，同留在鲁西的杨勇部队靠近，并展开游击战争，壮大主力部队。

1939年5月下旬，中央指示“望令苏鲁豫支队（685团）酌派一部分兵力并地方工作干部去徐州东南宿县、灵璧一带活动，侦察苏皖情况，并建立当地工作”。因此陈光带一个骑兵排到湖西去实地研究布置，罗荣桓在家主持全面工作。

在鲁西地区，杨勇以一个营又两个连的兵力为基础，不到半年已经发展为一个旅的兵力，抗日声势日益扩大。敌人发现我部队在鲁西地区很活跃，因此驻在津浦线及其两侧地区的日军32师团长田敏江大队及伪军共四百余人，带着9将步兵炮一门，野炮两门，于8月1日由汶上出动，经靳口过运河向梁山地区扫荡。此时陈光已回到师部。

我们获得了敌人向梁山地区进犯及出动兵力数目的情报，陈、罗首长认为敌人仅此一路，数量不大，其他方向情况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又正值青纱帐时期，我们在地形上有梁山和东平湖为依托，有一定优势，因此决定采取伏击方式，伺机给敌人打击。即命令师特务营和骑兵侦察连，686团第3营等部，分别隐蔽于梁山南端前集庄及其以南地区待机。中午时分，敌人进到前集庄附近与我特务营接触，歼敌一部后我向北撤退。鬼子继续向西前进，到达马家场时，我骑兵侦察连出其不意地突然向敌袭击，打得敌人慌慌张张地窜入独山庄。这个村庄比较大，靠近梁山西南端。

此时天色渐晚，日寇在独山庄宿营休息，四周布置警戒，防我军夜袭。敌人同时还占领了独山庄附近一个独立小高地，作为防御我夜袭的支撑点。因为气候正值炎热，暑气逼人，鬼子有的住进房屋，有的在广场上露宿。敌人的一切行动，我们在梁山南端高坡上，居高临下观察得比较清楚。

陈、罗首长决心利用夜间消灭这股敌人，布置686团第3营由南而北向独山庄进攻，师特务营二个连由北而南向独山庄进攻，师指挥所在梁山南端高地指挥。黄昏后战斗打响，开始打得比较顺利，南北两路很快突入村内。但在进行村落战时，越大越艰苦，敌人抵抗非常顽强。鬼子一方面感觉到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战斗，拼杀挣扎，死里求生，另一方面根据战场与兵力和火力的情况，边打边进行调整，防守更加严密了，与我军逐街、逐院进行争夺。我们的部队步步压缩敌人，步步扩大占领面积。战斗到下半夜，已将敌人大部歼灭，两门野炮也被缴获了，并夺占了独山庄的制高点，把敌人压缩到几座大院内。我们又连续攻击两次，但均未奏效。我们人员伤亡、弹药消耗比较大，协同配合不够密切，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我军继续调整部署，组织火力，进行战场鼓动，争取拂晓前解决战斗。可是在拂晓前，我军尚未发动攻击，鬼子首先向我猛烈反击，敌人的目的是企图杀开一条血路，准备突围。战斗异常激烈，天亮后敌人丢掉一切重武器和大部分物品（士兵连背包也不要），实行轻装突围，向南逃窜。我们发现敌人突围，立即猛烈追击，将敌围歼于村外田野里。只有少数敌人利用青纱帐，狼狈地跑掉了。

此次战斗我歼灭日伪军四百余人，其中击毙日寇大队长长田敏江少佐及以下日军三百余人，俘日军十三人，缴获野炮二门，92步兵炮一门，电台三部，轻重机枪二十余挺，长短枪二百余支，及企图军用物资。这次战斗的最大特点是敌我兵力相差不大，我军兵力优势不到敌人的两倍，且敌人装备优良，技术熟练，战斗顽强。我军尽管装备劣势，但战术灵活机动，善于近战夜战，部队勇敢不怕死，充分发挥了刺刀、手榴弹的威力，结果将敌人全部歼灭，取得了完全胜利。不论对参战部队，对梁山地区群众，均鼓舞极大。

梁山告捷的神奇，像春风一样，越吹越广。不仅受到八路军总部的表彰，甚至蒋介石也来电嘉奖。

二、反扫荡，中弹负伤

倭寇对这次惨败，恼羞成怒，仇恨满腹。8月4日开始，日军32师团纠集五千余兵力，汽车一百余辆，装甲车四十余辆，向我进行报复扫荡。敌主力一部由汶上、巨野、郓城方向，同时多路由南向北扫荡，另一部分兵力由阿城、阳谷方向，同时多路由北向南扫荡。均以梁山地区为目标，寻找我主力决战。来势汹汹，怒气冲天，大有吞食梁山，饮干水泊，以雪耻“皇军”的惨败。

我军队鬼子可能进行报复扫荡早有充分准备。打扫战场完毕后，部队迅速分散转移，离开梁山地区。唯有师指挥机关，仍隐蔽在梁山与东平湖之间地区，并准备了几艘较大的渔船，靠在附近，必要时乘船转移到湖里同敌人周旋。湖内尚有几个孤岛小渔村，我们事先已经用船运了一部分粮食保存在那几个渔村里。

敌人多路向梁山地区分进合击扑空后，即分散进行清剿，反复扫荡。日寇尤其对失去的两门野炮，心有不甘。大有不夺回这两门野炮决不罢休之决心。因此组织了又本地汉奸参加的两个专门追寻野炮的部队。他们采用的办法是，第一，逐村审问老百姓：看到八路军拉的大炮没有？拉到哪里去了？谁如实报告了，可以得到“皇军”奖金，谁知情不报，就要抓起来枪毙。第二，沿途寻找大炮车轮行动的辙迹，发现路上有炮轮运动的征候，就跟踪追击。这两门野炮日军本来是用汽车牵引的，因为伴随步兵出动扫荡，故改用军马牵引（报复扫荡时的日军野炮均用汽车牵引，以装甲车和汽车装载步兵伴行）。在独山庄战斗中牵引野炮的洋马，有的被击毙，有的被击伤，有的被部队牵走了，因此我们缴获野炮之后，没有军马牵引，只能采用大黄牛拉动，日隐夜行。由于敌情紧张，转移笨重，拉到巨野境内的一个地方，利用夜间秘密在野地挖了两个大坑，将炮埋藏起来，准备待敌人扫荡结束后再取出备用。然而鬼子终于将埋藏野炮的地方发现，把炮取出拉回去了。但那们92步兵炮是用骡马驮载，行动轻便，我们一直没有丢失，并在以后的抗日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

敌人在梁山地区清剿扫荡时，我们发现一路敌人由北向南，沿着梁山、东平湖之间道路前进，对师指挥机关安全颇有威胁。陈光代师长决定由我及作战参谋来光祖带一个连及便衣侦察排占领梁山，转移敌人视线，吸引敌人向梁山方向攻击。我们及时占领梁山北端的高地，特务连布置在山腰和山顶，便衣侦察排隐蔽布置在山脚下的村落内。

敌人进攻到梁山东北数里出，发现了我们故意暴露的目标，其主力立即停止前进，派了一个骑兵小队接近梁山进行侦察。党敌人骑兵接近梁山北麓时，我埋伏的便衣侦察排突然开火，首先将敌小队长打死，摔下马来，其他敌骑兵掉头往回跑。我们刚把击毙的敌小队长的王八盒子手枪和装有军用地图的皮包拾回来，敌人主力已经在炮火掩护下分两路向我们逐步接近，我们也开始还击。

打了近一个小时，来光祖向我建议，吸引敌人向梁山进攻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可以撤退转移了。我同意他的意见，让他先带特务连向南撤下去。侦察参谋周云指挥便衣侦察排进行掩护。最后我带两个通讯员也准备转移。此时我在望远镜里发现山下村庄屋顶上有三四个鬼子，在向山上观察，可能是敌人炮兵观测人员。我告诉通讯员：“我先走一步，你们把那屋顶上的敌人瞄准打下去，随后跟我来。”我刚走约一百米左右，突然两发炮弹在我身边前后落地爆炸，气浪把我推倒，但爆炸声音异常，粗而不脆，烟雾呈灰黄色。接着又有数发炮弹落地，烟雾很快联成一片，我双眼立即有异物强烈刺激的感觉，泪流不止。当时全身其他地方没有负伤，因此估计是催泪弹。我立即站起来，离开烟雾地段。此时两个通讯员也赶到我身边，连推带拉夹着我跑步离开危险地区。接着敌人向山顶端又连续发射了类似的炮弹，但那里我们的战士早已经撤走了。

我和便衣侦察排在梁山南端下山后（此时敌人已上梁山），利用青纱帐，七转八拐回到师指挥部，找卫生员用硼酸水冲洗眼睛，但没有多大效果，仍然流泪不止。当时师指挥部只有两个医生，几个卫生员，除了有点外伤救急药品之外，其他药物很少。每天只有用消毒水冲洗，滴点普通消炎眼药。几天后左眼逐渐好转。

当时敌情很紧张，敌人老在梁山地区辗转不退。陈、罗首长决定将师指挥机关转到东平湖内渔村。但又担心敌人采用军用舟艇前来袭击，令我们研究对付办法。经我们调查研究，认为湖中水草正多，对军用舟艇推动器妨碍很大。况且湖中芦苇地区不少，是湖中的青纱帐，渔船渔民水道熟悉，我们完全可以在湖内打游击。因此我们在东平湖没隐蔽多时，敌人根本没有发现。

到8月下旬，鬼子全部撤退了，我们有回到东平湖西岸地区。梁山虽然经受敌人反复扫荡，但一山独峙，岿然不动，继续支持我们的抗日斗争。

三、北平治伤

大约经过了半个月的时间，我的右眼虽然不流泪，但已处于半失明状态，视力只能看半寸以上的大字，报纸只能看大标题，一般文字完全看不清。因此我向陈、罗首长报告，现在情况已缓和，能否趁此机会批准我到北平治疗眼伤。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我在军委二局时，组织上曾派我化装到北平，搜集日、伪、蒋军的情报。当时我正患眼疾在延安未治好。到北平后，由住在南汉宸家中的张经武同志，安排我的住地，并配合我的工作。同时张经武还指定王世英同志协助解决我的治疗问题。当时，在日本同仁医院治疗眼病，治疗结果很顺利，不到半个月，就把眼疾治好了。

由此经历，我即向陈、罗首长要求，再到北平同仁医院治疗眼伤。陈。罗首长考虑，现在北平情况与过去完全不一样，又没有什么可靠关系，安全保障是个大问题。他们曾提出，如果到济南去，还可以利用地下党的关系。我认为，我对济南的治疗技术不了解，对北平同仁医院比较熟悉，而且北平的医疗技术可能要高明一些，治疗效果可能会更理想一些。再者，我是多年告情报工作的，对付明的，暗的敌人由一定的经验，因此到北平安全问题不大。最后陈、罗首长同意我去北平。由陈光批给我数量不大的经费（一百元伪币），由本科参谋李大中及政治部敌工部长王立人各支援我伪币数十元。

当时组织上还安排山东纵队第6支队政治部的组织科长帮助我在北平解决部分治疗经费问题。他是北平人，家境甚富，他给其父亲写了一封信，说我是他的好友，去北平治疗疾病，请在经济方面给予帮助照顾，所有我没有向组织多要经费。

9月初，我化装便衣离开部队，在泰安以北界首车站登上火车、直上北平。我在前面外找了个旅馆，暂时住下。这里到同仁医院不远，交通方面。次日就到同仁医院门诊。到医院后，我才发现以前给我治病的人，已经不在了，现在的大夫一个也不认识。我向医院介绍1937年6月曾在这里治过眼病的情况，他们很快就把当年的治疗病案找出来了。但是目前的病情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我不能实情实说，完全是编造的假话。初步检查后的第二天，医生对我说：“你现在的病情比那时严重，在治疗上耽误了。现在住院治疗，可能要进行手术。”

我一方面继续门诊，另一方面考虑住院问题。住院有两个问题：第一住院治疗费相当贵。我曾到位于崇文门外头发胡同的那位组织科长家里去拜访。这是个四合院，相当宽大，门面也很讲究。第一次见到他父亲还比较客气，我把他儿子写的信交给他后，就让我进他的北屋客厅落座。他主要是打听他儿子的事情，听我说是在八路军山东游击队里工作时，就表示惊讶，心情不安。三天后，我第二次去向他借钱时，他根本没让我进他的北客厅，而是站在院子里等，他慌慌忙忙进屋去拿了二十元伪币给我，并说：“以后请不要再来，防止日本宪兵队知道。”我一看大失所望，对方完全采取逐客关门的态度。我对他说：“你儿子是八路军的干部，我是他的好友，八路军是干什么的，我想你是清楚的。他给你的心中不是已经说明，我的治疗在经济上有困难，请你帮助照顾。现在医院要我住院治疗，我带的钱有限，因此以后请你帮助的地方可能不少。”他听了之后，态度稍微缓和了一些，说：“唉，我现在处境也很艰难，手头并不宽裕。”据我观察，这个人并不是没有钱，主要是害怕，既怕别人知道他是八路军的家属，又怕别人知道现在还正供给八路军干部治病经费。因此依靠他帮助解决费用问题，显然希望极小。第二，同仁医院是日本人开的眼科医院，自医生护士中日本人占优势，全部讲日语。现在北平是日本鬼子的占领区，在那里看病住院的，多是日本人和汉奸。一般老百姓到那里看病住院的也有，但多是比较富裕的人。而协和医院是美国教会医院，名气也不小，又带有慈善性质，在那里看病住院比较便宜，所以一般老百姓都愿意到协和医院治病。

我在同仁医院就诊了一个星期左右，病情不见好转，住院治疗又怕费用不够，因此决定到协和医院门诊试探一下。经过协和医院眼科门诊检查后，大夫对我说：“你的右眼角膜已呈浑浊现象，需要施行角膜移植手术，因此要住院治疗。角膜移植手术成功的可能性是50%到60%如果不成功，视力可能尚不及现在。”我不懂什么是角膜移植，大夫对进行了解释。我又问：“住院手术需要多少费用？”答曰：“住普通病房，大约每天手两三块钱，你考虑后，如果同意，即来办理住院手续和在手术书上签字。”我考虑再三，决定住院手术撞撞运气，横竖现在右眼已半失明了，不进行手术，无法恢复正常视力。

第二天我就去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以后又在手术单上签了字，住在一间有四张病床的病房。几天后就进行了手术。又过了几天大夫来会诊，将右眼包扎的绷带打开一看，失败了，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好像处在浓雾茫茫之中，报纸的头号标题大字也看不大清，但自己伸开手掌，尚可分出五指。由于大夫会诊，全部用英语，所以他们究竟讲的什么，我听不懂，一点真实情况也不知道，心里很着急。当时给我治疗的主治大夫名叫张晓楼。次日我问他：“手术为什么没有成功？”他没有明确地回答，只说：“我吗正在研究。”我越想越后悔，如果在同仁医院治疗，可能不至于如此。主要怨自己带的钱太少，依靠别人帮助是靠不住的，这一点事先估计不足。又过了几天，张晓楼大夫向我宣布：“你的眼睛这次角膜移植不理想，三个月之后再来，重新手术。现在你可以再疗养十天，疗养期间一切免费。”

我被转到疗养室住了十天后出院，随身所带的钱，所剩不多，不得不再去头发胡同借钱，结果只给伪币十元，气得我要命，只好勉强接收，我连一个“谢”字都不曾吐，扭头就走了。

乘车回到山东泰西师指挥机关，我向师首长报告了在北平治病情况。陈光说：“三个月后你还去不去？如果去的话，可多带点钱。”我说：“现在正处在战斗紧张期间，我暂时不想去了，以后再说吧，侥幸的是左眼视力正常还可以工作。”陈光接着说：“那好，以后有机会再去吧。”以后抗日战争更加艰苦紧张。抗日胜利后接着又是解放战争，更无机会治病，这是留给我终身痛苦的一次创伤。北平回来后，师卫生机关发给我战伤二等甲级残废证。

第五章建立鲁南敌后根据地

一、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

1939年9月1日凌晨，法西斯德国向波兰发动突然袭击。英国和法国于9月2日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了。

18集团军总部指示：山东泰西山区范围甚小，115师主力应转到津浦路以东，泗（水）、费（县）、临（沂）两侧广大山区活动。于是，686团于9月，师指挥所于10月，进到鲁南抱犊崮地区，与先行一步到达的，由参谋处长王秉璋、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率领的师直机关会合。

1940年1月下旬，中央指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今后一年内，山东应发展武装（包括游击队）到十五万人。据此，陈、罗首长提出创建一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活动。

当时我的任务是迅速布置侦察了解抱犊崮山区周围的敌、顽、友三方势力的历史、现状和当前动态，特别是敌伪和顽固势力的现状和动态。我们的基本手段是在敌伪占领城市和交通干线个据点内，及其他个侦察对象内部，建立秘密情报员及联络点，在整个地区形成四通八达的情报网。不论敌人哪个方面有什么新动向，特别是向我进攻侵犯的动向，保证及时发现，及时分析判断，及时报告师首长及通报有关部队。

1940年3月，中央军委致电陈光、罗荣桓，其大意是：“确占华北”为日寇之已定方针，敌之扫荡使我部队困难增多。国民党政策是把我封锁在敌后方与敌拼消耗。因此战略部署我们有下列意见：（1）在北线，即冀中、冀察晋等地区的主要方针是坚持斗争，而不是扩大部队，因部队扩大，给养、枪支均无着，反而使坚持斗争发生困难。（2）在南线，即晋东南、冀南、山东地区，除山东外，很大的扩展的困难的。115师344旅为主即新编第2旅编出的黄克诚纵队与苏鲁豫支队应立即南下，转往华中，支援新四军的斗争。（3）华中是国共必争之地，蒋介石梦想新四军调到黄河以北，将我送到敌人手上，困死、饿死。我决不能上他的当。

当时鲁南地区敌、顽、友三方力量的斗争犬牙交错，极为复杂，各方力量互相夺兵、粮和地盘。交通干线、重要城镇均被日伪控制。临沂、费县之线以西地区为东北军第57军112师霍守义部盘踞。（1939年4月，于学忠率东北军57、51军及大土匪刘桂堂部队进入鲁南、鲁中地区，建立苏鲁战区，于学忠为司令长官。）靠近抱犊崮附近地区为万春圃、孔照同等地方抗日进步力量掌握。津浦线邹县、藤县以东地区为亲日反共顽固派申宪五等部割据。其他各地，旧政权的区长、乡长各自拉起数量不等的武装，占山为王，这一部分人为数最多。他们是地头蛇，是唯势力论，谁势力大就靠近谁，有的靠日伪，有的靠顽固反共派，有的也同八路军拉关系。其目的是为了保持他们的武装，保持他们的地盘，保持他们“司令多如牛毛”的官位，保持他们压迫剥削黎民百姓的反动势力。

我们抗日统战政策是：（1）团结援助进步力量，对于万春圃、孔照同等部实行联合抗日；（2）争取中间力量，对于东北军霍守义部，我们采取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保持联系的原则；（3）分化打击亲日反共顽固派，对于申宪五、孙鹤龄及其他反动地方实力派的反共亲日活动进行坚决的打击；（4）积极发展巩固自己力量，创造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实践证明，上述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受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军进到鲁南后，先是向南发展，即向陇海路北之郯城、台儿庄之间地区发展，那里冰缘、粮源充足，又便于同苏北新四军打通联系。同时，那个地区在1938年国民党军队和日寇在台儿庄会战时，散失不少武装弹药在民间，可以为我搜集利用。但那一带是平原，对日寇陇海交通干线和徐州地区，威胁极大，所以敌人特别重视与我争夺。不久便由我占领区变为游击区。铁道游击队和运河支队始终坚持在枣庄、台儿庄地区进行游击活动，保持路东和湖西的交通联系。

以后我们主要力量向北发展，即向费县、邹县之间广大山区发展，那里日伪力量比较薄弱，但亲日反共顽固派的力量相当强大。

1940年2月份，我686团歼灭了亲日反共的临、郯、费、滕四县伪剿匪司令孙鹤龄部，解放了白彦地区。3月份先后三次粉碎日伪重占白彦企图。4月份粉碎了日伪八千人对抱犊崮地区的扫荡，开展了梁邱、白彦、城前以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

8月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山东纵队、115师住地应靠拢，以分局会议为核心，实行山东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山东纵队归115师指挥，配合作战。因此师首长决定我军继续向费县、平邑、泗水、临滋公路以南地区发展，开拓和巩固鲁南与沂蒙山区的联系。686团、苏鲁支队、师特务团主力等部向邹县、平邑之间地区发展。不久，陈士榘支队有晋西开来山东归建，到达费县以北地区后，令其暂在费背开展工作。

陶峪、费县、平邑之间有一块重要地区，即天宝山地区。天宝山并不太高，在东西两端的高地上，当地村民利用悬崖峭壁的有利地形，个修筑一座石寨。凡人可攀登的地段，用大块石头垒起围墙。凡人不可攀登的地段，则只垒设观察瞭望小石屋。在寨内有少数住房和屯积粮弹饮水的设备，并在寨内准备了成堆的大小石块。东端山寨名为天宝山石寨，西端山寨称为南大顶石寨。天宝山石寨四面大部分地段是高百米以上的悬崖峭壁，只有西面和东面一小段是六十度以上的陡坡。而南大顶石寨更是东南西北几乎全部是悬崖峭壁，只有东面有一小段陡坡为上下的道路。形象的说，就似一把翻扣的铁勺，东面的道路是铁勺的把子。这两个山寨据说已有很久的历史，过去是为“保境安民”，防止土匪乱兵的抢劫，不断加强而成的。

在天宝山北面山脚下，有一个稍大的村庄，名为新庄。天宝山的乡长廉德三就是这个村庄的人，他年龄约四十出头，没有文化，家庭为富裕中农。过去不仅抵抗土匪乱兵很勇敢，甚至对乱收苛捐杂税的官方人员也敢不客气，所以他在天宝山地区有一定威信。这个山区有两条谷地，除粮食作物外，还出产梨和金银花，比抱犊崮附近村庄稍微富裕一点。

在我军未到达前，东北军曾想控制这个山区，但被拒绝，只允许派一个联络组住在新庄。因此廉德三既同地方（费县西北一个伪军据点）汉奸据点有秘密联系，有与东北军有公开的联系。伪军不向他摊派粮草，东北军也不向他摊派粮草，三方和平相处，矛盾不大。

二、先攻南大顶山寨

我们直属机关1940年8月初进驻陶峪地区，与天宝山地区相邻，仅一山梁之隔。而天宝山地区是阻断我与沂蒙山交通的重要障碍。

因此师首长决定由我带一个便衣侦察排，以侦察费县等处日伪情况为名，进驻天宝山。同时劝说东北军联络组退出天宝山，劝说廉德三允许我军进入天宝山地区。理由是：我军准备进攻费县等处日伪据点，切切断滋临公路交通，因此八路军部队要进驻天宝山地区。结果很顺利，东北军联络组愿意立即离开，廉德三也不拒绝我军进入。这样我们就由特务营派了一个连进驻，掩护政治民运科长邱励带的工作组，开展地方民运工作。我则有时回师部住几天，有时又到天宝山地区住几天，常来常往，时间不定（因为那时我还要参加9月在陶峪村召开的115师干部会议）。

开始一段时间，我们和廉德三及各村的群众，关系很不错，民运工作很有进展，群众对八路军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评价很高。当时参谋处长王秉璋曾来天宝山地区视察情况，认为群众情绪正常，民运工作进展顺利，决定将特务连撤回陶峪，只留一个便衣侦察班在那里监视费县方向敌人动向。

由于我军民运进攻费县和切断滋临公路交通的实际行动，敌人特别是伪军、汉奸对廉德三进行造谣挑拨说：“八路军进攻费县是假，控制天宝山地区是真，你的乡长位置好景不长，人家要实现民主选举。老百姓不但要负担粮草，还要抽丁当八路，今天要你参加这个什么救国会，明天又要你参加那个什么抗日组织，‘皇军’能饶你们吗？唯一出路是何文明联合反共反八路。”廉德三相信了这些造谣挑拨，并开始遵照伪军汉奸的指示行事。

大约是在8月底，乘我回师部的机会，廉德三秘密召开各村村长会议，宣布反共反八路的主张。声称凡愿意上山寨者不论男女都上山寨，有洋枪土炮的人都应上山。如果有不愿意上山寨的，可以留下看家，将许多群众哄骗上了南大顶山寨，其中包括有妇女儿童。廉德三还组织各村村民，利用夜间偷偷向山寨运送粮柴、饮水（寨内无水源）。

一切准备停当后，廉德三就将我书名民运工作人员及便衣侦察员捆绑押上山寨，用铁丝穿着锁骨，交给费县日军杀害。这样敌对行动就公开化了，一场战斗已无可避免。不少村民均感到突然，惊慌不安，不肯跟着廉德三同八路军打仗，有的离家跑到外地躲避，有的蹲在家里装病不出门，消极抵抗。

天宝山地区的情况发生突变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一天我带两个通讯员，准备步行由陶峪到天宝山区去，出门不远就开始爬山路，南大顶山寨土匪观察到我的行动，就派了七八个持有步枪的叛民，埋伏在外面必经的山梁路口附近，待外面接近到数十米处，突然站起来开枪向外面射击，我立即拔出手枪连射还击，两个通讯员也开枪还击，对方大叫大喊：“抓活的，抓活的！”迅速向外面接近。我们利用梯田高岸，边打边退。他们追了一段未敢远追，我们脱离危境。这次敌人的埋伏袭击，使我差一点呜呼哀哉。如果他们隐蔽埋伏不先开枪，让我靠近，就可能被擒，真险啊！简直是虎口逃生。至此我们方知天宝山地区已经风云突变了。

陈、罗首长决定，由我负责解决天宝山地区问题。我先把师直特务营（留一个连担任师部警戒）调去，同时将686团也调过来，摆在天宝山南端待机。师政治部派直属政治处主任刘四喜，协助做政治鼓动工作，派敌工科长葛燕章协助做战场分化敌人工作。

特务营调进天宝山地区之后，决定首先解决南大顶山寨，（山寨下面就是陶峪师部驻地）。这个石寨，四周悬崖峭壁，只有东面一小段，可为我进攻突破点。但这里面积小，有多的兵力也展不开，确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一个连的兵力，已是绰绰有余（寨内武装叛民百余人，土枪土炮不少，现代步枪只有十余支）。当时特务营长曾昭谦，原是我们侦察科的参谋，调到特务营时间不长。此人打仗勇敢，我要他展开一个连的兵力进攻，以一个连为预备队。我的位置在攻击点东面山岗的高地上，距突破目标不到三百米。在指挥位置与突击之间尚有一个小高地，那里正好可作为我们机枪火力阵地。

9月1日拂晓前，连队已展开到达进攻位置，天亮后再机枪火力掩护下开始进攻，敌人早知道我们只能从东面那条上下通路地段攻击，因此步枪土炮几乎全部集中在这个狭窄正面，封锁阻击我接近，致使我冲击数次均未成功。战斗到下午才接近到距敌数十米处。我决定在组织火力，挑选十余名勇敢投弹手，不带步枪多带手榴弹，分为四到五个小组，在火力掩护下冲到距敌二三十米处，手榴弹就可以连续投入围墙内，这样敌人无法躲藏，无力反击，我们就可以用人梯跳进围墙内精选纵深战斗。

布置后我拟将指挥位置移到前面小高地，便对刘四喜、葛燕章和其他参谋人员说：“我先走，以后你们采取拉开距离的办法，一个一个的跑步跟上来。”我正要起身时，刘四喜突然把我按住说：“我先走，你第二个走。”他爬起来就向前奔跑，跑出不到五十米，“啪”的一声枪声，就把他打倒了，向前扑再地下一动不动。我要卫生员前去急救，刚跑出几步，“啪”又一枪，又把他打伤了，倒在地上。我说：“敌人由阻击手瞄准我们，大家隐蔽好，不要乱动，暂时不转移了。”

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可以说刘四喜同志是替我牺牲的。刘四喜不但是我的老战友，而且是我的邻村同乡，少年时就相识。1930年我们一起参加红军，现在他却在我之前牺牲了。瞬间我失去了亲密的战友和老乡，悲愤之情充满心胸，暗下决心：非把石寨打下来，一定为战友、老乡，为烈士报仇雪恨。

在夕阳西坠时，我们最后攻击开始了。果然如我所料，英勇的投弹手在火力掩护下，视死如归，冒着敌人弹雨，冲到二三十米处，只见手榴弹连续不断的飞进敌人围墙内，炸得守敌死的死，伤的伤，有的狼狈向后逃跑。我们的战士用人梯跳进围墙内，有的继续向前冲，投掷手榴弹，有的把小门打开，把垒围墙的石块推开一个缺口，后续战士迅速利用缺口冲进去。敌人完全溃乱了，想逃跑也走投无路，只好束手就擒。我们的战士一想到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同志，一想到那些被土匪出卖人而让日寇杀害的同志就怒火中烧，打红了眼，誓死要报仇。有个别人不顾政策，见人就杀。我们负责指挥的几个人也跑步跟进寨内，但没有想到敌工科长葛燕章竟也拔出手枪参加乱杀。我见此情况，立即大喊：“不准乱杀，优待俘虏。”当时除留少数人打扫战场，其余部队人员一概下山去。我看寨内秩序已经好转后，也准备下山去，但见有几个二三岁的儿童，爬在血泊尸体上，大哭不止，情景凄惨。我带头抱起一个刚会走路的小男孩，并让参谋、通讯员把其他小孩也背上一起下山去，交给村内老乡，请他们转送给他们的家人或亲友。晚饭后我连夜向陈、罗首长写了一封战斗结束的情况报告，如实地提到违反政策纪律乱杀人的现象，陈、罗收到信以后，对乱杀人的事情，非常生气，很快把葛燕章调回去批评，党内给予处分，行政调离工作。

战斗结束第二天，部队埋葬战斗中牺牲的烈士，我和其他几位部队领导也参加了埋葬仪式，以示悼念。按照以往战斗惯例，哪个战士牺牲了，就把他的衣被遗物盖在他的身上，然后入土掩埋。但刘四喜烈士是团级干部，不知他们从哪里弄到几尺白布，把他包裹起来，就在他牺牲所在地的半山坡上挖坑安葬。墓坑块挖好了，将要入土时，我们赶到那里，目送他安葬，我的心情无限悲痛。

三、陶峪会议

师指挥机关进到陶峪地区，为了解决山东统一领导问题，山东分局书记到陶峪师部进行商讨。

1940年7月日，抗战三周年之际，中央发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分析中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三大阵线的斗争。第一个是德意日帝国主义阵线，第二个是英法美帝国主义阵线，第三个是苏联和平阵线。”“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由于德国进攻、意大利参战、日本侵略中国，并准备在太平洋参加德意阵线。法官投降，英国已退出欧洲大陆，美国正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轨道。目前双方都在重新组织力量，帝国主义战争有由欧洲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趋势。”“由于日本切断我西南国际道路，并积极向正面进攻，企图增大压力，分裂中国内部。这样就使中国抗战局面亦处于新的环境中，空前的困难时期与空前的投降危机块要来了。但同时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机好转可能性也增加了”。

当时，我党有关坚持敌后抗战的主要政策是：

1、不是强调英美法东方慕尼黑政策的危险性，而是强调在日本压力下，一部分人悲观失望与实现投降的危险，号召人民为克服这种困难与危险而斗争。

2、强调团结一致。我们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强调自卫斗争，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不能打退当时的反共高潮，促使顽固派的重新觉悟。现在是反共高潮下降时期，故又应该强调团结。但不是停止一切斗争，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一天不停止，我们站在自卫立场上的斗争，是不能停止的。

3、他们军事力量的发展，限制在战区与日军后方及陕甘宁边区。而不向国民党后方做任何可以引起冲突的行动。我们有的部队不愿深入敌后，而想向国民党后方行动，恢复内战时期的游击活动，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4、必须继续扩大与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这是保证抗战胜利的最基本的力量。扩大的方向是敌人占领区域，在人力、物力已经发生困难的区域，主要方针是巩固。而在其它地区，则主要的方针是扩大，并在扩大中巩固之。

5、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左的错误。在反摩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例如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地方未能坚持自卫原则，（1940年2月中央指示：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再自卫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否则让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裂，抗日战争就要失败。）财政工作中，侵犯商人财产，滥罚滥损等过左政策，不执行各阶级联合政权的原则，对中央建立“三三制”1【注1“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三分之一，进步分子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身份三分之一。】的指示怠工，对顽固分子只有斗争没有团结，甚至把顽固分子看成汉奸，把中间分子看作顽固分子。……

6、继续巩固党的工作。目前组织上的基本方针是巩固而不是发展，注重质而不是注重量。必须严格审查干部，肃清内奸，必须从党内将内奸分子、投机分子与太落后分子这三种人清洗出去，而对其他分子则加强教育。

根据中央有关坚持敌后抗战的方针政策，1940年9月份，陈光、罗荣桓在天宝山地区的陶峪村召开115师高级干部会议，这是115师入鲁以后的重要会议，各旅、各支队及师直机关负责同志，山东分局的负责同志均参加了会议。罗荣桓同志作了重要报告，对115师入鲁后的工作、对敌斗争、统一战线和部队建设做了全面总结。朱瑞同志作为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山东抗战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各地区总结了部队入鲁后的发展情况，交换了经验教训。

根据八路军总部提出的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号召，会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罗荣桓结合115师的实际，提出创建模范党军的条件是：（1）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不折不扣地完成党的任务；（2）普遍深入的建立与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3）实现高度的政治团结和建立无产阶级的友谊，自觉遵守纪律；（4）发扬我军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5）坚持严肃、紧张、精细的工作作风。

会议还研究了部队整编问题，决定115师入鲁部队（已发展为六、七万余人）共整编为六个教导旅。

罗荣桓在会上还严肃批评了南大顶战斗中违犯纪律的错误。会议开的很重要、很严肃、很及时，结果也很好，意义深远。

四、再攻天宝山石寨

现在是秋高气爽，鸿雁南飞的季节。天宝山地区挂满枝头的甜梨已经成熟，早晚气候呈现寒意。解决了南大顶石寨以后，要继续解决天宝山的石寨，而天宝山石寨的面积要比南大顶石寨大三四倍，廉德三在这里亲自坐镇，反动力量比较强大，有三百余人，但现代化步枪至多不过二十条，主要是土枪土炮。这里距费县城只有二十余里，为了速战速决，决定有686团担任主攻，展开一个营兵力，由西而东进行突破。由特务营担任助攻，由东而西攻击敌人东面一段围墙地区。同时对费县方向警戒，准备阻击敌人增援。并拟使用在梁山战斗缴获的那门92步兵炮，将石寨西侧围墙轰开缺口，以步兵从缺口冲进寨内进行攻击。我们指挥位置在炮兵阵地附近，距围寨不过四百米左右。

部队正按计划调动部署的前一天，费城出动了伪军百余人，向天宝山地区前进，企图解围。我便衣侦察队携带地雷，在天宝山与费县之间敌人必经道路处，埋设地雷。人员则隐蔽在附近有利地形观察敌人行动。当敌人进入埋雷区，踏响地雷时，我部又开枪射击，把敌人打得不敢继续前进，下午就缩回去了。

因为有炮兵配合作战，部队与拂晓前展开，隐蔽地尽量靠近敌人，准备拂晓后再炮兵支援下发动攻击。上午8时开始炮击，由于我们的炮兵射击不够熟练，发射了七八颗炮弹，不是打远了，就是打近了，没有将围墙炸倒。那时的炮弹是特别珍贵的，虽然在白彦战斗中，我们缴获了日军几十发此种炮弹，但也不敢放手多用。于是再三命令炮兵指挥员把距离测量准确，瞄准后仔细检查无误再发射，不求速度而求准确。结果由发射数弹，仍然没有一弹命中目标。只得命令炮连立即停止射击。

张仁初团长见此情况也急了，命令部队实行强攻攻，硬向上冲，冲锋号一阵接一阵的催战。但因坡度很陡，向上爬的速度慢，尤其敌人发现我向上接近，一面开枪射击，一面拼命像冰雹一样地翻滚，使我部队无法前进，战士被石头砸伤不少，战斗形成相持状态。

上午11时左右，陈光带师长由陶峪来到我们的指挥位置。此时张仁初团长已到东门查看地形去了。我把情况向他做了报告后，他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战场地形和敌我双方战斗的情况，然后对我说：“白天攻击，很难攻上去，即使炮兵打开围墙缺口，也很容易被敌人封锁，他不用打枪，只要抛滚石头，我们就不容易接近，因此要准备夜战，夜间看不清楚，枪打不准，抛滚石头也是盲目的，我们先采取各种欺骗敌人手段，暴露敌人弱点，然后避实击虚进行偷袭，你们在研究一下，白天不要再强攻了。“我们觉得师长讲的有道理，表示立即与686团首长共同研究，按照师长的指示执行。陈光停了两个多小时，就骑马回去了。

不久张仁初团长回来了，我把师长的指示告诉了他。张说：“看了东面地形，那边有一段围墙不高，而且坡度不大，我们部队可进到距围墙不到一百米左右的地方隐蔽。炮兵阵地距敌人不到二百米，可以直接瞄准射击。”他建议立即调整部署，争取黄昏前解决战斗。我同意张团长意见，并共同决定立即开始行动，把我们的指挥位置也移到东面去。大约在下午4时左右，已布置完毕，我们的指挥位置距敌人不到二百米。

五、剿匪中，负重伤

由于我在天宝山新庄工作过，由于戴着墨镜，不少敌人认识我，因此成了他们的射击目标。即将发起攻击时，跟随我的一个通讯员在我的侧后被枪弹击中，“咳哟”一声，仰面翻倒在地。我抬起身回头一看，其左胸部鲜血滋滋向上喷射。正在我转身之际，从右前方打来一枪，“啪”的一声，将我击中，子弹从我右下小腹进入，贯穿膀胱，从左臀部出来。这是颗老式粗造弹丸，子弹出口处的伤口有半寸之大。跟随我的人员，把我拖到稍安全地点，进行急救包扎。此时攻击信号已经发出，第一发炮弹就击中目标，跟上第二发炮弹，就把敌人围墙轰开一个缺口。炸得敌人鸡飞狗跳，鬼哭狼嚎。战士们随着手榴弹的爆炸，跳进围墙向纵深发展，战斗进展顺利。我虽负了重伤，仍一直观察到战斗结束，才躺在担架上抬下山来。由于有南大顶战斗的教训，这次打扫战场没有乱杀现象，战场纪律身为良好。

蓝天如洗，白云悠悠。从此天宝山地区重归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怀抱，日寇汉奸的阴谋彻底失败了。鲁南与沂蒙山地区联系的障碍扫除了，根据地扩大并得到巩固，根据地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战斗结束后，担架把我抬到南大顶北面山脚下的一个村庄，休息弄饭吃。随着我一起的参谋周云，坐在我的床头边，一边陪我说话，一边准备擦枪，他正将驳壳枪子弹退出时，由于粗心大意，“啪”一声，枪走火了，子弹从我左耳边擦过，把离我左耳约三寸的床板打穿。我可真是命大，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是我在天宝山地区战斗过程中第四次遇险。当时把周云参谋吓得不轻，脸都白了，哭丧着脸求饶似的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该死，我粗心大意，你处分我吧，你怎么处分我都接受。”我安慰他说：“我福大命大，现在不是没有事吗，接受教训就是了。我现在口渴的要命（流血过多易口渴），你快去给我弄碗水喝吧。”周云是个很好的参谋，高中文化，工作积极，打仗勇敢，所以我没有责备他。

由于膀胱受伤，不能小便，把人憋得心焦，苦不堪言。部队派人到师卫生部报告情况。结果卫生部长谷广谷广善、副部长刘放等人携带药品器械，星夜赶来，先进行插管导尿，以后有重新给我处理伤口。第二天把我抬到卫生部去治疗时，路径陶峪师部，陈代师长、罗政委等均来看我，鼓励我安心治疗，争取早日恢复健康。陈光并要他的夫人史瑞楚（师直卫生所医生）亲自给我检查伤口，换了药以后再抬到卫生部去。

在卫生部治疗期间，卧床一月有余，才可以起来慢慢走动。总的来说治疗进展比较顺利。但治疗的日日夜夜是艰苦难熬的，要忍受极大的痛苦。由于伤口很大，要塞进一大堆药物纱布。还要在床上大小便。尤其膀胱神经受破坏，小便极为困难，插管导尿也是很不好受的。整日整夜卧床，不见天地日月，真有度日如年之感，想借本小说消遣都找不到。

当时卫生部有两位女医生（其中一位后来成为我的终生伴侣），是不久前由天津大城市来的。我派勤务员到她们那里借书，结果是只有医务书，没有小说，仍失望而归。

那时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以高粱稗子煎饼为主，面食甚少，菜也简单。我只能依靠十元负伤费，买点稍微好一些的食物增加营养，我记得当时的猪肉是四角钱一斤。天宝山地区的老百姓是很好的，他们知道我负了重伤，并探知我养伤的住地，派了两个代表（其中一人与廉德三是叔伯关系），挑了一担天宝山脆梨，两只大母鸡，两斤粉皮，代表天宝山地区群众，前来慰问。他们表示道歉，连说：“实在对不起，是少数人不好，我们老百姓是拥护八路军的，有的反对八路军也是被少数人强迫的。”他们看到我的伤情很重，不能起床，表示很难受，希望我早日康复。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盛情好意。就说：“由于少数人不好，他们与汉奸勾结作恶，结果你们天宝山地区老百姓也受苦了，死的死，伤的伤，生产也耽误了。我对你们老百姓所受的灾难，心里也感到很难受，回去后要告诉大家，八路军是咱们老百姓的军队，以后不能再受坏人欺骗，不能自己打自己了，要同八路军团结一切打鬼子，打汉奸。”他们点头称是，面带笑容回去了。

10月下旬，师直机关又陶峪出发越过滋（阳）、临（沂）公路，转到鲁中青驼寺一带与山东分局靠近。我因伤口未愈，留在原地继续治疗，直到12月才归队。

此时，陈、罗首长任命我为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兼侦察科科长。

第六章鲁中反扫荡

一、军事守势，政治攻势

1941年，敌后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日寇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代之以诱降为主的政策，把作战重点由正面转移到后方，于是敌后就变成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敌人集中了侵华兵力的大部分力量，将进攻矛头指向我各根据地，并采取了“治安强化”的扫荡和蚕食政策，军事上分割打击，政治上怀柔瓦解，经济上严密封锁，以及残忍的“三光”政策，企图窒息摧毁我根据地，消灭我抗战武装力量。

国民党却在此时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由“消极抗战”，转为“积极反共”，大唱“反共第一”，“宁亡与日，不亡于共，日可不抗，共不可不打”的滥调，并实行所谓“曲线救国”政策，妄图实现“与日和平共处，连日反共”阴谋。

1941年1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新四军军部及主力一部共八千余人，由江南向江北移动，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被国民党七个师重重包围，激战七昼夜，全军覆灭。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1月20日，我党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决心与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亲日派奋斗到底。

在此局面下，驻守山东的东北军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11师师长常恩多主张联共抗日，支持进步力量，该师的331旅旅长孙焕彩主张积极反共，镇压进步力量，驻沂鲁山区的114师等部分顽固势力，亦向我进犯，制造摩擦。山东各地区的地方顽固势力也分别向我进犯，制造种种流血事件。因此敌后我军的处境，日益紧张和困难，犬牙交错的三角斗争形势，既复杂又残酷。

根据上级指示，当时我们的斗争方针是：“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对于日伪斗争的方针是：“包围反包围，扫荡反扫荡，清剿反清剿，蚕食反蚕食，分割反分割，封锁反封锁。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及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斗争，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对于统一战线的政策仍然是：支援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分化顽固势力，坚决打击消灭亲日反共投降派与制造内战的反动势力。”对于顽固派则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山东各根据地党政军民根据上述方针，展开了积极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打击了敌人，保持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和阵地。

二、滨海整军

115师指挥机关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在沂蒙山区靠拢之后，3月初，师指挥机关和山东分局由鲁中青驼寺附近，转到滨海地区，山东纵队指挥机关仍在沂蒙地区。我们所说的滨海地区，即胶济路东段以南，陇海路东段以北，及安邱，沂水、临沂、郯城以东地区。

为什么山东最高领导机关选择滨海地区呢？理由是，第一，为了开辟和扩大滨海地区根据地的建设，打通与华东地区的联系。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军委指示山东115师部队应随时准备大力支援华东的反扫荡及反顽斗争。当时我们的教1旅和教5旅，已进入苏北地区，因此打通与苏北的密切联系尤为必要。第二，鲁中有沂蒙山区，山多地少，土地贫瘦，粮源有限，又处于春荒季节，因此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十分困难。而滨海地区多为平原起伏地，粮食产量较高，东面又临海，鱼盐海产颇丰。因此较之鲁中沂蒙山区及鲁南抱犊崮山区均富裕。为了经济问题，为了减轻沂蒙山区群众负担，故转到滨海地区。

我们到达滨海的临沭县寨子村一带后，即指挥滨海地区教导2旅和山东纵队2旅向陇海路以北地区发展，进行了青口战役，打通与苏北地区的联系及解决夏衣布匹问题。同时指导部队利用战争空隙，加强进行军事政治训练。自陶峪高干会议提出建设“铁的党军”号召之后，已开始第一期的整军运动。

5月初，由陈、罗首长主持召开了师司令部的部务会议，对于第一期整军工作做了初步总结，提出了第二期整军的中心任务：一是政治上加强形势政策教育，加强基层连队政治工作建设；二是军事上加强部队游击战术训练，并特别强调夜战、伏击战、突袭战、偷袭战的训练及加强战士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四大技术为主的单兵训练。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对教育和训练计划要同对待战斗任务一样重视，保证完成。

会议拟定在“八一”建军节，利用青纱帐时期召开滨海地区部队运动大会，进行政治建军、游击战术军事技术、军事体育等课目的比赛，检阅部队整军成绩。

因此，师直指挥机关于7月中旬进到临沭县的蛟龙湾地区，进行八一运动大会的准备工作。

7月下旬，以团为单位的代表队均集中与蛟龙湾附近，这次军政各项课目的比赛检阅共进行了十天左右，对于推动部队整军热潮，加强部队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由司政供卫机关共同负责筹办了一个抗日游击战争整军成绩展览会，供大家参观。还将滨海、鲁中文艺单位调集汇演，不但演出了反映部队和地方群众对敌斗争事迹的节目，还演出了数场大型话剧《日出》、《雷雨》及京剧《穆桂英挂帅》等，使参加检阅部队受教育，开眼界，非常高兴。接着师战士剧团到华东对新四军进行慰问演出，达数月之久，颇受华东部队欢迎，我们与华东部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三、战火中的婚礼

在战争年代，我们的生活目标非常简单，一切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对于个人生活问题考虑很少，就是对于个人生死问题，也置之度外。

可是男婚女嫁，这是人的自然要求。当时，组织上规定团以上长征干部可以结婚。因此在当前形势比较缓和之际，有的同志就积极帮助我介绍对象，有的是地方机关女青年，有的是文艺团体女演员，但我觉得不理想或不敢高攀，都谢绝了。

在八一运动大会期间，有一天陈光的妻子史瑞楚和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带领着卫生部女医生董其采来到我的驻地，寒暄之后，她们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过去认识把？现在给你们俩介绍做个朋友。”

我觉得有点突然，忙回答说：“见过面，但没有说过话，知人不相识。”

她们半开玩笑接着说：“那你俩就说说话，相识相识把！”又说：“董医生是个好同志，有文化，有技术，有事业心，工作很负责。”

搭好桥之后她们就走了，把其采留在我那里。我因工作忙，没有多谈，只问好了她现在住的地点，商定晚上我去找她，这是我和女同志的第一次约会。

经过数次谈话、接触，我觉得其采模样周正，心底善良，情操高尚，工作勤恳，谈吐文雅，朴实正派，因此引起我的好感。同时我注意到她的工作是医生，倘若患病负伤，自然将会有很大方便和帮助。对于身处激烈战斗，又曾多次负伤的我，注意到这一点，也对此颇为满意。这样就“情人眼里出西施”，不仅觉得容貌风度很可爱，更有内秀。其采对我也是颇有好感，天宝山战斗中，我负重伤住在卫生部治疗时，她就风闻我这个人的品格作风。经过多次接触后也觉得情投意合，我虽然是村夫丘八，泥土硝烟气味很重，但理想一致，信念共同，志趣共鸣伴随我们的感情升华为爱情，彼此都愿意结成终生伴侣。

9月下旬，日寇以沂蒙山区为目标的大扫荡即将开始。师首长决定，为了便于指挥机关灵活机动的行动，将师供给、卫生机关等后勤部门由吕麟、谷广善负责指挥，立即转到鲁南抱犊崮山区。如果敌人没有向滨海地区扫荡，再视情况传回到滨海地区。

这个决定下达之后，卫生部几位女医生跑来司令部探听反扫荡消息和辞行。她们先到陈士榘参谋长家里，以后又分别各到自己相识的好友家里玩，其采则来看望我。

正巧师政治部主任萧华批准了我们的结婚报告，我拿给其采看了，其他师首长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因此临时商定她不随其他女同志回去，当晚就留下在师部成婚。

战斗年代结婚是最简单不过了既无宾客，也无仪式，更无任何彩礼。静悄悄冷清清，吃的是大锅饭，勤务员给我们用油煎了一条半斤重的咸鱼，就成为了我们的婚宴。黄黄的小油灯照亮麦草铺成的床垫，上面一个补单，一条薄被，这就是我们的婚床。但是简陋不能减轻我们的情谊，短暂更增加了新婚的甜蜜。两心相知，又岂在朝朝暮暮。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骑马匆匆赶回卫生部，跟着机关转到鲁南去了。我们也就变成了牛郎织女，何日再相逢，能否再相逢，谁也不知道。

四、日寇沂蒙大扫荡

9月份秋收开始了，青纱帐的黄金时期已成过去。由于我们在蛟龙湾附近住的时间比较久，又加上枪炮声阵阵的战术技术比赛，话剧京剧连续演出，热闹非常，远近皆知。

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严重的政治事件：一个团级政治干部王凤鸣叛逃到连云港，当了汉奸特务，将我们的情况全部出卖了。

王凤鸣是何人？1939年秋，山东微山湖以西地区，在所谓肃托斗争中，曾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采取逼供信，乱打乱杀，使湖西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受到极大的损失。主要罪魁祸首是区党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及苏鲁豫支队第4大队政治委员王凤鸣。中共中央1941年2月对此次肃托错误有明确指示，并决定将王凤鸣撤销职务，开除党籍，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正要将王凤鸣调到师政治部听候处理期间，此人潜逃投敌。

这样敌人对我们的住地和内部情况，了如指掌。因此周围各据点，不断制造空气，要对滨海地区进行秋季大扫荡。

当时我是师作战科长兼任侦察科长，早已在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四大战略要点，及我根据地周围各重要据点，利用伪组织或其他社会关系，建立了秘密情报网，敌人的布置和调动，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

我们所知道的山东日军，分布情况如下：独立第5混成旅团驻防胶济路东段，潍县到青岛沿线及其两侧，包括胶东地区。独立第6混成旅团驻防胶济路西段，潍县至济南沿线及其两侧，包括鲁中地区。独立第7混成旅团驻防津浦路，济南、德州沿线及其两侧，包括渤海地区。独立第10混成旅团驻防津浦路，济南韩庄沿线及其两侧，包括鲁南地区。而第32师团和第59师团，控制在山东境内、津浦沿线各重要城镇，成为机动部队。敌43军团指挥机关驻济南。以上日军总计不到五万人。另外日军第21师团驻陇海路东段沿线及其两侧地区，属于华中日军建制，但与山东日军有协同作战的关系。

9月党中央指示，我军在山东力量已达十万人以上，而指挥尚未统一，为此重申山东分局、115师指挥机关、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应靠近，以分局会议精神为原则，统一山东党政军的领导机关。山东纵队归115师指挥，配合作战。山东分局暂时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组成，朱瑞为书记。按照这个指示精神，根据敌人可能向滨海地区进行秋季扫荡的判断，于10月2日师指挥机关和山东分局由滨海蛟龙湾附近出发，转回到鲁中青驼寺附近。

当我们到达青驼寺附近不久，就连续不断地接到四面八方的情报，华北敌人为了在山东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命令山东日寇准备以鲁中的沂蒙山区为中心进行大扫荡。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亲赴临沂指挥，正在调兵遣将，运送粮秣、弹药、军用物资。我们已发现敌人第17、第32、第33、第59师团及独立第5、第6、第10混成旅团以及各地伪军、汉奸队，均已开始向沂蒙地区调动。

根据此情况，山东分局、115师很快于10月7日和13日发出了紧急动员反扫荡的指示，指示要求各作战部队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领导机关要有计划地分散，加强反扫荡斗争的领导和指挥，主力部队应灵活袭击日伪军之侧翼与交通线，掩护群众转移等。

风云变幻，形势逼人，到10月下旬，情况越来越紧张。沂蒙周围各城镇的大小据点，敌人在源源不断的增兵。

我身为作战科长，差不多日日夜夜离不开作战室，不停地研究敌人的情况，预备我军行动方案，师首长也频繁地来作战室处理重大问题。

这里讲一下我们作战室的工作情况，这是我担任作战科长后的第一项工作建设。那时部队到达宿营地后，领导干部都分散居住在各自的临时住所，各方来的电报及各种文件，都是送到各位首长住所去处理。经常的情况是这位批几个字，那位指示一番。首长意见一致时当然好办理，如果意见不一致，还得往返请示。有时还发生有重要紧急的电文，压在哪位首长家里忘记批示退回的事，结果常常误事。战争中发生的情况是分秒必争、瞬息万变的，拖拉的工作作风，是不能容许的。因此我提出建立作战室制度的想法，得到领导们的同意。其办法是以作战科为中心，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点，由管理科找一间较宽大的房子，布置桌椅办公文具，张挂各种军用地图，不论上级来的文件、电报指示，还是下面来的情况报告和行动请示电报，全部集中在作战室。这里昼夜有参谋值班，有四通八达的电话联络，有专门岗哨守卫。除了首长和有关人员外，其他一般人员不准进入，是绝命办公地点。若有紧急情况或重要问题，由值班参谋立即报告各位首长到作战室集体办公。这样领导们更便于集中讨论研究问题，同样意见后下达命令，作战科及有关部门能迅速而准确的当场理解领导意图，并立即得以执行。

1942年刘少奇来到山东时，曾特意到作战室参观，并听取参谋人员对山东敌、我、友、顽情况报告。他表扬我们建立作战室的措施，便于首长集体商量处理重大军事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遂之坚持下来，成为工作制度。

云集在沂蒙四周各城镇的敌人，11月2日，在日军第12军司令土桥一次中将指挥下，调集号称五万之众，开始倾巢大举出动。

其第一步是切断鲁中和滨海的联系。临沂、莒县、沂水的敌人，沿着沂河东岸及沿着临沂，莒县公路线，布置两道封锁线，以重兵防守。其目的是堵击我沂蒙的地区部队向滨海地区转移，堵击滨海地区部队向沂蒙山区配合作战。

其第二步是沂水、蒙阴东西两个方向敌人，同时多路向岸堤、南墙峪地区进行“拉网合围”，企图一举消灭我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我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原计划利用敌人间隙向西北蒙阴、新泰方向跳出合围圈，未成功。立即掉头向东北沂水以北方向再次跳出合围圈，结果成功了，敌人第一次“拉网合围”的企图破产。

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纠集临沂、费县方向的敌人，沂河以东方向的敌人及合围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扑空的敌人，分路大举向留田地区进行所谓“铁壁合围”，企图消灭我山东最高指挥机关。

五、跳出敌人的合围圈

我们师指挥机关和山东分局是11月4日由青驼寺转到留田附近。5日发现各路敌人气势汹汹向留田接近。

师首长集中在作战室研究，一致认为务必争取网破鱼活，铁壁也要砸个窟窿，要敢冒危险冲出去。决定分局机关和师政治部大部为一个梯队，由分局警卫连掩护，指定司令部教育科长袁仲贤负责指挥，规定其向西突围，跳到蒙阴、青驼寺之线以西山区，尔后视情况转到鲁南。师司令部为主体及特务营等为一个梯队，由师首长直接率领向南突围，实行敌进我退的办法，跳到青驼寺、临沂之线以西地区。部署和编组完毕后，人人做好战斗准备，两个梯队均利用夜色，视野有限，开始隐蔽秘密行动。

一年一度秋风劲。深秋季节，叶黄草衰，寒气袭人。我们向南突围行动顺利，没有遇到敌人阻拦。部队行进到青驼寺以东冯家楼附近时，发现左右不远的地方，有敌人红色和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这其实是夜间敌人互相联系的讯号，结果把给我们带路的向导吓跑了。特务营的先头部队，不知如何走法，就停下来，准备到到附近村内再找向导。此时师首长们很快赶到先头部队，查明为什么停止不前，听说是向导跑了，要另找向导，首长们很生气地说：“现在还找什么向导，按照指南针的方向，赶快继续南进，没有道路就从田野里走过，经过村庄要避开。”部队按照首长指示，加速前进。首长们也随着先头连一起行动。在拂晓之前，折转向西越过青驼寺至临沂公路，进到汪沟、埠山附近隐蔽休息，严密封锁消息。此地属敌我游击区，距公路不过数里路，白天我们在汪沟以东的隐蔽观察哨，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公路上敌人来往运输情况。我们没费一枪一弹，安全地跳出了敌人的“铁壁合围”，由内线转入外线，敌人妄想大举消灭我山东最高指挥机关的企图，再次宣告失败。

在汪沟隐蔽休息一天之后，部队夜间出发向西北方向前进。7日拂晓前转到蒙山南端，诸满以西黄埠前一带宿营，观察敌人合围扑空后的扫荡形势。

当时敌人莫名其妙，不知我军破网而出的去向，其重兵仍在青驼寺、蒙阴、沂水之间地区，但很快就分兵进行分区“剔抉清剿”。

我们在蒙山地区，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地进行游击活动达十余天之久。我们的目的有三个：第一，调动分散敌人，减轻中心地区的压力。第二，支持蒙山地区群众斗争，打击敌人三光政策和伪化活动。我们身边虽然没有什么主力兵团，只依靠特务营，除了保卫指挥机关外，常抽一两个连配合群众打击敌人疯狂抢劫，强奸烧杀和汉奸特务捕杀我地方干部的野蛮暴行。第三，收容部分被敌人冲散人员。

袁仲贤指挥的梯队，在蒙山的大青山地区，遭到敌人合围，大部分人员冲出合围圈，部分被打散，损失不小。分局政治部长陈明，师政敌工部长王立人以及国际友人、德共党员汉斯?希伯等均牺牲。这个损失当然是令人极为痛心的。我们收容了失散人员，并组织他们转回滨海去。“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鼓励他们克服悲观失望情绪。

王立人是我最好的战友，在长征时他是国家保卫局的干部，我是军委二局科长。在长征结束到达瓦窑堡时，我们曾同台演出（李克农写的剧本，邓颖超参加导演），戏名为《我觉悟了》，内容是国民党军官反对内战，要求抗日。以后我们又在抗大同窗学习，毕业后一起到115师工作，互相来往密切，感情深厚。当闻其不幸牺牲，心中悲痛非常。北京解放后，邓颖超曾向我问及此人，我告知已经在抗战时牺牲了，她连说：“可惜，可惜，是个多才多艺的好同志”。

11月15日拂晓前，我们转到垛庄（垛庄是敌人扫荡的重要据点）西面大谷台附近，在这里隐蔽休息了两天。结果被敌人发现了，很快的调集了数千人马向大谷台附近分进合击。师首长决定于17日拂晓前跳到青驼寺、蒙阴公路封锁线以东去。北风呼号，夜暗星稀，黄昏后部队出发，为了避开途中与分进合击敌人相遇，我们选择沿着山沟坡的羊肠小道，悄悄而行，计划在垛庄以南不到五公里处跨过公路封锁线。部队行进到公路附近差点与敌人遭遇，侦查员回来报告说：“公路上有数目不详的大批敌人，由垛庄方向南下，先头已离开公路折头向西，在我们右侧很近的乡村道上向西南方向前进。”师首长命令部队就地停止，不准发生任何火光和响声，并严密监视敌人。待敌人全部离开公路西去之后，对公路南北两侧布置好警戒敌人。待敌人全部离开公路西去之后，对公路南北两侧布置好警戒，我们才迅速安全地跨过公路封锁线。拂晓之前到达垛庄东南地区隐蔽休息。我们再次与敌人擦肩而过。不久就听到大谷台方向炮声隆隆，显然敌人又一次白费心机，劳师动众地合围扑空了。大家都说真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我们不费一枪一弹，化险为夷，跳出了敌人合围圈。

六、绿云山歼敌战，又一次负伤

我们秘密回到蒙阴、沂水、青驼寺之间中心地区时，由于我们其他各地区不断出击，配合和策应沂蒙山区反扫荡，使敌人陷于顾此失彼状态。为了解救后顾之忧，敌人主力已经被迫开始撤退了。但留有相当数量兵力，进行“剔抉清剿”，实行三光政策，破坏我根据地设施。日伪军欺骗并威胁群众说：“八路军已经全部消灭了，现在这里是皇军治安强化地区，凡归降皇军的，保证生命财产安全。如果通八路军，反抗皇军一律枪毙。”又说：“谁是乡村共产党员，谁是八路地方干部，什么地方有八路的秘密军用仓库、工厂和医院，凡向皇军报告者有重奖，如查出知情不报者，一律枪毙”等等。

整个地区形势仍然是乌云滚滚，黑夜漫漫。日寇汉奸像疯狗一样乱叫乱咬，像毒蛇一样纠缠着群众，像虎狼一样残害着八路军及家属。朱瑞同志的妻子，因怀孕不能随军，埋伏在基本群众家里，被鬼子用“剔抉清剿”的办法给识别出来，被捕后壮烈牺牲。其他隐蔽在群众家里的八路军干部的妻子儿女和地方干部，群众组织负责人以及八路军的伤病员等等，被捕被杀者为数不少。

但是不管鬼子汉奸多么疯狂残暴，不管环境多么恶劣艰险，敌人越烧杀、抢劫、强奸，就越增加人民群众的仇恨和反抗。那时候群众性的地雷战、地道战还没有普及，但人民自卫队、区乡人民武装、游击队神出鬼没的麻雀战、突袭战、埋伏战则打得很活跃。

特别是我们师指挥机关，转回到中心根据地后，对群众斗争鼓舞极大，对粉碎敌人“剔抉清剿”信心倍增。鬼子虽多恶，黑夜终有期。我们互相配合，在半月之内，打了几次较大的战斗，消灭敌人数百人，这样使敌人的疯狂有所收敛，小部队不敢到处横行乱窜，陷入天天有枪声，处处不安宁的境地。

11月底，天寒地冻，北风刺骨，我们转入绿云山北麓的安保庄附近。绿云山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脉，有高低数个山峰组成，最高山峰也不过四五百米。安保庄南端的山头为最高，没有树木，完全是岩石山。

12月1日中午，侦查员报告，发现一股敌人约四五百人，已进到绿云山南面十里处。我部立即停止休息，便衣队继续向北搜索前进，同时命令特务营派一个连占领安保庄南端绿云山高地，隐蔽监视敌人行动。在报告师首长后，不久就听到绿云山上隆隆炮声和步、机枪声。师首长决定特务营再上去一个连，并指示无论如何要坚守这个阵地，掩护指挥机关转移。如果这个阵地失守，我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和视野之内。

陈光代师长对我说：“你立即到山上去，不准随便撤退，山上部队由你指挥。”当我爬上山顶时，部队已将鬼子第一次试探性的攻击打下去了。现在敌人正在组织第二次攻击。鬼子占领的山头稍低，与我们占领的山头相距约三四百米，中间是个马鞍形。敌人第一次攻击是沿着马鞍形正面进行的。现在鬼子又开始对我阵地进行炮轰，用轻重机枪掩护一部分兵力仍沿马鞍形山坡正面向前接近。一部分兵力向我阵地右翼包抄。

我迅速调整兵力、火力后，利用地形严阵以待。我规定部队，不到一百米以内不准开火。当敌人向我接近时，没有发现我开枪射击，误认为我军已经撤退了，因此挺起腰杆大摇大摆，摇旗呐喊地密集前进。待其接近到一百米以内时，我各种火器突然猛烈射击，打得敌人东倒西歪，死的死，伤的伤，溃退下去了。但鬼子不甘失败，慰问掩护其连续攻击，各种火器——炮兵、轻重机枪、掷弹筒拼命向我阵地倾泻，打得满山硝烟遮天，弹丸石块横飞。鬼子第二梯队跑步向前增援协助其第一梯队残部，采用“嗷嗷”乱叫的武士道精神来助威，继续向我攻击，战斗很激烈。我们的战士沉着应战，顽强抗击。

我在一个土坎后面观察敌情，正扬手指挥身边一挺机枪射击目标时，“啪”的一声，一颗子弹打中我右胳膊近肩处，打了一个贯通伤口，手中握的手枪立即掉在地上，鲜血很快把我的棉衣袖子上半截染红了，伤口以下手臂麻木不仁，知觉失灵。跟随我的通讯员和卫生员把我拉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进行急救包扎，并用一块白布将右臂悬挂在胸前。我向北眺望，指挥机关已离开安保庄附近，正向北转移。

此时敌人的攻击又被打下去了。特务营领导见我负伤，同时战场形势已稍稳定，劝我下山去，由他们负责把敌人顶着。我对他们说：“敌人虽然几次攻击被我们打下去了，但伤亡不多，他们绝不会就此罢休，要准备打退敌人再次进攻，确保机关安全转移。你们看，现在机关已离开安保庄正向北转移，要争取再顶一个小时，你们才算完成了任务。”交代清楚之后，我即下山跨马追赶师指挥机关去了。

师指挥机关安全转移到岸堤以北山村宿营。当晚，师政治部的萧麦萍来到我处，我正躺在床上休息，他一进门就说：“听说你又光荣负伤了，政治部派我来向你慰问，并送给你二十元负伤费。”他问了问我的伤情，希望我好好养伤。闲谈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这次虽然是轻伤，但伤的是右臂，不但无法拿笔写字，就是左手用筷子吃饭以及脱穿衣服都很别扭，连骑马也上不去，非要别人帮助不可。不过我仍然坚持工作，不能动手就动嘴，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轻伤不下火线，不离开工作岗位，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12月4日下午，又发现一股敌人由东南正向岸堤方向前进。我们驻地东南有座高地，名为三角山，师首长指示，由特务营派两个连控制三角山，另派一个连占领三角山北面的高地。师首长也亲自到这个高地上观察情况，指挥机关准备转移，但暂时不动，待查明情况后，再定转移方向。我也随师首长到山上去了。大家都用望远镜观察四面八方的动静。

鬼子发现三角山有我军占领，就开炮轰击。三角山以南是平坦开阔第，敌人约有五六百人，还有一部分民夫、大车。他们停止在一片树林附近，然后部队就展开向三角山接近，逐步形成散兵线，端着刺刀的三八大盖枪，边前进边射击，指挥官挥舞洋刀，在后面呐喊跟进。地敌人接近了，我军才开火射击。鬼子攻了两次都没有攻动，两军变成相持状况。

夕阳西坠，寒风习习。师首长估计敌人晚上不会攻击，可能撤到岸堤附近宿营，明日再寻我作战。决定指挥机关利用夜间向东移动二十里左右隐蔽待机。结果敌人在岸堤附近休息一天，焚烧了被我击毙士兵的尸体，抬着伤员向蒙阴方向撤退了。

直到12月中旬，敌人扫荡清剿的高潮已过，倭寇和伪军大部已经撤退，整个形势日趋缓和，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才转回了中心地区。不久罗荣桓政委就到山东纵队同朱瑞、黎玉同志商讨山东统一领导指挥问题及其他重要问题。陈光率领我们指挥机关于12月24日转回到滨海朱苍地区，与先期回到滨海的后勤机关会合。

至此敌人妄图消灭我山东高级指挥机关的空前规模大扫荡彻底失败了，我们将进两个月的反扫荡斗争也宣告胜利结束。

七、滨海养伤和反扫荡总结

我的伤口虽经十多天治疗，但因行军作战环境、医疗条件简单，仍未明显见好。回到滨海地区后，组织上决定，不让我参加工作，专门养伤，同时卫生部也决定由我的妻子董其采专门为我治疗和护理。

在我们回来的第二天，其采就来到我处，夫妻见面，悲喜交加，百感交集。据她说，事先谁也没有正式告知她我负伤的消息，但通过察言观色，耳闻只言片语，隐隐觉察到似乎我又负伤了，可是具体情况不便深问。当时她的焦虑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真可谓是“长夜织寒衣，孤灯思战地，风闻伊负伤，心酸暗泣泪”。当她见到我的伤情不是要害部位，心里千斤重负顿时落地了。经过她和卫生机关协同治疗，约半月左右，伤口就基本上愈合了，她也心绪愉快地回卫生部工作去了。

回到滨海地区后，师机关对近两个月的反扫荡斗争进行了总结。

当时我是师直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对于袁仲贤指挥部队在大青山突围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失问题，党总支也进行了讨论，并决定给袁仲贤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组织指定由我通知袁仲贤并指出其指挥上的错误。

我按照总支讨论精神找了袁仲贤谈话，他承认造成大青山战斗严重损失应负一定的责任，服从党给他的处分。但他有三点申述，第一，敌人的情况不明，我们只有一个连兵力无法应付；第二，我们的行动方向是师首长指定的；第三，我们指挥没有侦察通讯工具。我认为他讲的意见是事实，因此同意他保留自己意见，并可以向师首长提出。他以后是否向师首长提过，我就不清楚了。

在养伤期间，我曾反复考虑过，这次沂蒙反扫荡，师指挥机关用号称五万之众的强大敌人，长时间周旋战斗，是否正确？在留田突围分成两个梯队，由袁仲贤指挥的梯队向情况不明的蒙山地区转移，是否正确？我对这两个问题持否定的态度。如果敌人尚未形成合围之前，在青驼寺时师指挥机关和分局机关同师后勤机关一起转到鲁南去，就不可能有大青山的损失。如果留田突围时，不分成两个梯队，师指挥机关和分局机关一起向南突围，也不至有大青山的损失。

第七章积蓄力量和反摩擦斗争

一、黎明前的黑暗

1942年到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也是进入黎明前的最黑暗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上进一步把对国民党为主的作战方针，改为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作战方针，残酷频繁地扫荡我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还不断发起新的反共高潮，使我们的根据地日益被分割、缩小。

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我军以发展到五十万人，根据地人口约一亿人左右。1942年和1943年，抗日转入第二阶段，我们军队数量和根据地人口均缩小了，八路军由五十万缩小到三十万，解放区人口由一亿左右降到五千万以下。

在相持阶段，山东我军处在敌强我弱及日伪和顽固势力两面夹攻之中，形成三角斗争形势。力量对比是日伪占优势，顽固势力次之，而我处于第三位。我山东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以上，军队数量也减员四分之一以上，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特别是冀鲁边和鲁南军区的根据地几乎全部和部分变成敌占区和游击区。1943年6月又发生冀鲁边区司令员邢仁甫的亲信杀害副司令员黄骅等多人，邢仁甫随即叛变投敌的严重事件，使该地区形势更加困难。

我们初在滨海、鲁中、胶东三个敌强，尚有规模不大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之外，鲁南抱犊崮敌强、鲁中泰山敌强、渤海清河地区和冀鲁边地区，基本上已退化为游击区和敌占区。我军伤亡失散人员日益增多，兵源、粮源、财源的供应日益困难。我军没有比较稳定的后方，军械工厂、军需工厂、印刷工厂、物资仓库、医院休养所常被敌人扫荡、清剿破坏。到1942年底，山东境内日伪据点增至三千四百余处，日伪修公路一万三千八百余里，封锁沟墙八千四百余里，日军兵力达到四万余人，伪军兵力十八万余人。而山东我军减少到不足十万人。

总而言之，我们所处的战争环境已是空前困难。比较抗战第一阶段时的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

1942年，山东日寇布防情况如下：山东日军由59师团长细川中康统一指挥。第59师团驻津浦路兖州、德州沿线两侧；第27师团驻徐州、连云港沿线两侧；独立第5混成旅团驻胶济东段及两侧；独立第6混成旅团驻胶济西段两侧；独立第7混成旅团驻济南、德州段津浦路两侧。

在日军操纵下的华北汉奸政府继续推行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阴险计策。这不是什么新花样，而是蒋介石“围剿”红军时的老把戏。其目的是企图瓦解我军，挑拨军民鱼水关系，动摇人民抗日信心，实行怀柔伪化政策，欺骗逼迫群众自首，脱离抗日组织，参加反共维持会等汉奸组织。加上军事上的残酷扫荡清剿，分割包围、蚕食紧缩等等，以达到摧毁我各地抗日根据地，使之变为“治安强化”的敌占区。

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仍然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又拉又打，以拉为主。因此国民党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高唱所谓“曲线救国”谬论。自1939年冬到1941年春，先后两次发动了反共高潮，潜在的内战危机日益严重。在敌后，各地的顽固势力也兴风作浪，不断制造摩擦流血事件，不断偷袭和侵扰我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国民党留在敌后的约七十万军队，在“曲线救国”谬论指导下，大批大批的投降了敌人。尚残留的一部分部队也采取两面政策，即用国民党军队番号，又接受日军授予的伪军番号，既是顽军又是伪军，他们和平共处，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反共、反八路军、反抗日人民、反抗日民主根据地。

但是放眼世界，我们就充满战胜千难万苦、争取胜利的信心。我们知道希特勒法西斯正处在走向死亡的阶段。他们去年大举进攻莫斯科失败之后，今年大举进攻斯大林格勒又惨败了，损兵折将十分严重，已经丧失进攻能力，不得不转入防御。而苏联红军则是越战越强，越战越勇，已开始转入反攻。这不仅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战线拉长，它的兵力不足，物力、财力也遇到困难。日本军阀对侵略中国问题无力解决，又把战线扩展到南太平洋地区，这样它已经全面陷入被动地位。日寇不但缺乏机动进攻力量，也缺乏强固的防御力量，他离彻底失败，彻底垮台的下场已经为期不远了。

毛主席曾经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凡是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1【注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84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因此现在的形势是，我们面临极端的困难，但是正日益接近胜利的时刻，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二、精兵简编，积蓄力量

为了渡过难关，积蓄力量，迎接新的大发展，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各抗日根据地，加强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坚持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开展整风、生产、精兵简政、拥政爱民等运动。

山东我军的任务是：坚持抗战，粉碎敌人进攻，巩固扩大根据地，加强发展游击区，逐步缩小敌占区。再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下，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打击国民党顽固势力，团结中间势力，争取再三角斗争中有利于我之转变。为此应坚决实行中央指示的“三三制”政权，土地政策、整顿“三凤”1【注1．整顿“三凤”：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等各项政策，这是我们渡过难关，争取胜利的根本措施。

1942年秋，中央根据敌后抗战的严酷形势指出：为适应根据地日益缩小和分割的严重局面，必须发挥党政军民的共同力量，各根据地必须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军队必须无条件的执行上级和同级党委的决议、指示。中央强调“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115师直属机关开始精兵简编，其目的不仅是单纯为了紧缩编制，而是在残酷的敌后抗日斗争中，使指挥机关更加精干，尤为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指挥机关的工作效率，加强对部队军事、政治、后勤各方面的指导作用。

1943年春天，山东分局向中央报告，建议将山东分局、第115师和山东军区机关合并，115师和山东纵队所属各旅、各支队的部队番号撤销，部队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中央批准了山东分局的报告。

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并为115师政委、代理师长（陈光调延安学习），黎玉为山东军区副政委。

由于师参谋长陈士榘准备调任滨海军区任司令员，1943年3月份师首长命令我担任115师参谋处长。

此前，陈光代师长曾同我谈话指出：我有三个优点：第一，作战勇敢坚决；第二，工作积极有办法；第三，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至于有什么缺点错误，他稍微考虑后说：“你在机关工作时间长，特别在高级指挥机关工作时间长（指我在红军中革军委工作时间），机关工作、参谋工作经验多，但部队基层工作经验缺乏。在今后工作中，应注意这个问题。”陈光特别强调：“今后工作要跳出狭小的机关工作的圈子，你的工作不仅要为师领导作战决定出谋划策，提出意见和建议，还要多了解部队，熟悉部队，与部队的指挥员多交流，多沟通。要有全局观念。”

罗荣桓政委同我谈话中，除肯定我的优点外，指出我的主要缺点是：“有些傲气”，对人不够谦虚，办事有时急躁。并说：“山东战斗部队中的老干部、老资格不少，他们部队基层工作的经验丰富，你今后工作要特别向他们学习，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有事情不仅要向师领导及时汇报，还要与部队领导多商量研究。”

我对陈、罗首长指示完全接受，并向他们表示，今后努力改正。

山东军区下辖滨海、鲁南、鲁中、胶东、冀鲁边六个军区。原115师指挥机关改为山东军区指挥机关。因此我也很自然地成为山东军区参谋处长，萧华也很自然地成为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6月，山东军区临时党务委员会成立，罗荣桓、黎玉、萧华、罗舜初、陈士榘、李作鹏、梁必业等为委员。

当时，凡有关军事政治相联系的电文以罗（荣桓）、黎（玉）、萧（华）署名签发，军区对上对下的军事电文以罗、黎、李（作鹏）署名签发（参谋长缺位）。这种行为方式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我们离开山东去东北为止。

当时为了加强军区参谋机关的建设，在我建议下，调抗大一分校教育长阎捷三为作战科长，调原师供给部部长为管理科长。

军区在全山东进一步精兵简政，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同时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广泛组织和武装不脱产的民兵，实行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全民游击战争。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中，发展培养新的武装力量，准备随时升级编为主力兵团。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这是过渡的办法，也是准备迎接抗日反攻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山东军区所辖六个战略军区（以后冀鲁边区与清河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共指挥十三个主力团，其余均辩称地方武装。各旅指挥机关改为军分区指挥机关，相当数量干部降级使用。由于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广泛深入宣传精兵简政的积极意义，克服各种思想阻力，因此这项工作进行时颇为顺利。

三、甲子山地区反摩擦

在敌顽我三角斗争及其复杂紧张的形势下，我们在滨海甲子山地进行了三次对东北军顽固势力的反摩擦斗争。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任命于学忠为苏鲁战区总司令，并令其率领东北军进驻山东津浦路以东地区。开始时的部署是112师进驻鲁南之临沂、费县之线以西山区，111师进驻滨海之诸城、日照之间山区。战区总部及113师和114师进驻鲁中之沂鲁山区。该部到达山东初期与我犬牙交错，友好相处，互通情报，有时还协同作战。但在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指导下，特别是先后两次发动反共高潮之后，东北军队我态度逐渐逆转恶化。为了扩大兵源、粮源、财源地盘，不断制造摩擦事件，袭击我武装部队，捣毁我地方政权，捕杀我地方干部。另一方面是东北军内部发生了显著的分化和分裂。三种不同势力并驾齐驱的发展，一种是反共投降势力，一种是反共顽固势力，一种是联共抗日势力。

当然既不联共也不积极反共，既消极抗日但不向日本投降的中间势力更是存在的。于学忠就是这种势力的代表，此人曾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当师长，1927年吴垮台后转入东北军。1936年任国民党甘肃省主席，西安事变师，他在西安参加了张学良的高级将领会议，同意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张到南京被蒋扣押后，东北军先由王以哲后由于学忠率领。武汉失守后，蒋介石把于部调到山东，其目的是让东北军自抗日反共战争中消耗掉实力，以达“消灭异己”的目的。于学忠一方面不得不遵守蒋介石的命令，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实力，因此他态度明确的表示“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后来事实证明他在山东期间基本上保持了中立态度。

于学忠部进驻山东后，不断与我发生局部摩擦。其中较为严重的摩擦是鲁南之东北军112师袭击我鲁南趣党委领导机关，区党委书记赵镈同志在战斗中牺牲。

驻扎在滨海北部甲子山地区敌东北军111师，下辖331、332、333三个旅。我们所说的甲子山区即莒县，日照县以南，十字路、坪上、碑廓县以北地区，其中心有座最高的山峰，名叫甲子山。这里山不青，水不秀，树不茂，岩石很多，土地很薄，人民很穷，但是抗日斗争条件很好。该师师长常恩多、旅长万毅和东北军政训处长郭维诚等人，不满意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政策，坚决主张联共抗日，于1942年8月率领该师主力一部约三千余人，毅然起义，脱离东北军，开进我滨海中心地区，接受共产党领导。经分局和军区研究，仍保留111师飞番号（目的是为了争取该师其他部队起义），由于常恩多师长于途中病故，由万毅任师长（东北军我地下党员），郭维诚任副师长，以后该师为滨海支队，屡建战功。

东北军111师起义后，逃到莒日公路以北的111师残部孙焕彩旅，从沉重的打击中苏醒后，立即对抗日的革命力量进行猖狂反扑，纠集约二千余人重新占领甲子山地区。并继续向南扩张，反共投降呼声甚高。

陈光、罗荣桓等师首长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决定，调集教2旅6团，山东纵队2旅6团和4团及57军独立旅（该部是原国民党军667团的两个连因不愿反共，于1940年投我起义，奔向根据地后发展壮大起来的）。从1942年8月14日到19日组织了第一次甲子山讨叛反顽战役，经激战后将其全部驱逐出境。这对于保证“八三”起义部队进行休息整编，稳定情绪不受干扰，起了重要作用。

逃到莒日公路以北的孙焕彩是不甘于失败的，偕日照汉奸队朱信斋部（伪日照保安大队），1942年10月8日乘我滨海地区军民处于紧张准备反日寇秋季扫荡之际，又越过莒日公路向我甲子山区进犯，占领石坊、纸坊、刘家东山地区。我山东纵队2旅6团在111师部队配合下，准备进行第二次甲子山区讨逆反顽战役。后来为了防止日寇扫荡时，我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只给了顽军部分打击，于10月18日撤出甲子山阵地。

顽军利用我撤退后的时间进行部队整顿，以孙焕彩旅为核心七拼八凑恢复了111师番号，由孙焕彩升任师长，其师部驻在刘家东山。此时孙焕彩对我已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对抗态度。一方面拼命修筑防御工事，强迫老百姓在防区各村落修建又高又厚的石头围墙及高碉低堡，并在围墙之外铺设鹿砦、铁丝网。另一方面派遣武装部队或便衣武装四出袭击我抗日地方政权，捕杀抗日地方干部，抢劫群众粮食财物，弄得甲子山周围地区老百姓鸡犬不宁，叫苦连天，无法进行正常生产活动。

10月底开始的日伪军万人扫荡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手段。他们先扬言要扫荡滨海地区，后突然转移兵力，多路分进合击，扫荡了鲁中沂蒙北部地区我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及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即省政府）等机关。

当时在指挥上，又重复了1941年115师指挥机关及山东分局等由滨海地区转到鲁中地区的教训，结果又陷入日寇扫荡的合围圈内。我们虽然突出了敌人重围，但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李竹如等同志牺牲了，黎玉同志也负了轻伤。

1942年11月下旬，日寇继鲁中沂蒙大扫荡之后，又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二万余人的大扫荡。此时已快进入寒冬季节，因此判断敌人目前对滨海地区进行扫荡的可能性不大。

11月，我教5旅由苏北淮海地区调回山东归建，这样我滨海地区又增加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部队。12月中旬，陈光、罗荣桓决定集中教2旅6团、教5旅13、14团、山纵2旅第5、6两团，滨海独立团及111师等部队，进行第三次甲子山区讨逆反顽战役，并指定由我进行具体计划组织工作。

根据陈、罗首长的意图，我指定的对甲子山区讨逆反顽作战计划是：以山纵2旅二个团、滨海独立团及111师为右纵队，由陈士榘、万毅统一指挥，经碑廓巨峰附近北进，然后由东而西向纸坊攻击前进。以教2旅6团及莒中地方武装等为左纵队，由团首长统一指挥，经涝波及大店以东地区北进，然后由西而东向纸方地区攻击前进。左右两纵队会师后，切实断绝敌人北去退路。教5旅为中央纵队，其13团经坪上向朱芦攻击前进，占领朱芦后继续向刘家东山地区与左右纵队会师，攻歼孙焕彩的指挥机关。教5旅其余部队为预备队。师前进指挥所在13团之后跟进。

计划制定之后，经陈、罗首长批准并颁发了作战命令。我随陈光代师长在前进指挥所，罗荣桓政委因身体不好，随师直后梯队行动，负责掌握山东全面情况。

各部队于12月18日黄昏后出发，利用夜间运动，力求进攻的突然性。19日拂晓，左右两纵队均先后打响，战斗进展很顺利。歼敌一部并控制了甲子山各主要高峰，对纸坊形成包围状态。中央纵队13团拂晓时对朱芦攻击未能成功，陈光命令周长胜团长重新组织兵力和火力于午时在此攻击，结果仍未成功，形成对峙状态。由于敌人围墙高厚，火力很强，白天攻击增大伤亡，决定准备利用夜间攻击。但傍晚时发现，敌人有撤退征候，我乘机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了朱芦歼敌一部。我13团跟踪向刘家东山方向追击。顽军退守刘家东山、纸坊、石场等处固守顽抗。

20日陈光决心使用山纵2旅主力配合13团，首先攻歼刘家东山顽军指挥机关，使敌人成为“无头的苍蝇”，加上我政治攻势，这样敌人就可能动摇瓦解减少顽抗程度。我军攻占刘家东山东面高地后，居高临下控制了刘家东山。在我火力封锁之下，敌人深知顽抗无望，挣扎徒劳，就利用夜间分头突围向北逃窜。我因发现稍晚，敌人已突出我之包围圈。我各部即分路快速追击，歼敌一部，残敌向莒日公路以北逃走了。我们全部收复了甲子山地区，基本上把孙焕彩的反共气焰打下去了。此次战斗歼敌二千余人，缴获枪支五百余支，我军伤亡六百余人。

为什么没有全歼灭敌人？主要是敌人向北逃窜的退路没有完全切断。在纸坊以北两峰之间有一个隘口是南北通路必经之处，这个隘口由谁堵死，在作战命令中没有明确规定，左纵队以为右纵队控制了，右纵队以为左纵队控制了，结果两部均为控制，让敌人钻了空子逃窜了，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战斗结束后，师直后梯队均来到甲子山区，驻在刘家东山及其附近进行战后工作。

山东我党我军与东北军上层一直保持统一战线的关系，东北军111师起义后，我与东北军的关系一度紧张，东北军内部反共顽固势力的气焰也很嚣张。但甲子山战役之后，东北军对我之态度又有所好转，一度中断的相互关系很快又恢复了。原因之一是“坏事变好事”。此次甲子山战役我军未将孙焕彩部歼灭，于学忠、孙焕彩等认为是我军有意给他们留出一条缺口，让其向北撤退，因此紧张关系逐渐缓和，原因之二是国民党对东北军的不信任和日伪对东北军的分化瓦解，使东北军内部的不积极反共，也不投降日寇的中间派左右为难。先是57军军长缪征流投降日寇，不久该军112师334旅旅长荣子桓也先反共后投日，被日寇任命为伪和平救国军第10军军长。后又发生111师常恩多师长及该师333旅万毅旅长率部投奔共产党解放区，均表现出东北军内部极大的矛盾。

故此蒋介石命令黄埔第一期学生、山东籍名将李仙洲入鲁反共，接替东北军于学忠部的防务，并提升李仙洲为28集团军总司令，将山东地方武装新36师（刘桂堂部驻鲁南）、暂12师（赵保源部驻胶东）、保安第2师（张步云部驻滨海北部）统归其指挥，增强反共势力。这样于学忠不但与蒋介石矛盾加深，与李仙洲的矛盾也不浅。他与八路军虽然也有某些矛盾，但究竟是西安事变反蒋的老朋友，现在与蒋介石、李仙洲的矛盾，又使东北军、八路军彼此利益相联，因此很快恢复了一度中断的友好关系。

当我们知道李仙洲部将入鲁与于学忠部换防的消息后，我们的方针是一方面顶住李部前进，一方面礼送于部出鲁。

1943年6月21日，于学忠部不等李仙洲部到达接防，就先行离开了沂鲁山区向大后方撤退了。经过我根据地沿途时，我们不但给予通行方便而且给予粮草供应。同时命令鲁中军区迅速控制原于部驻地附近的地区，接受于部以沂鲁山区东里店为中心的驻防地区。不久李仙洲部主力由皖北进到鲁西南地区，一个师进到鲁南抱犊崮天宝山地区，他们的口号是：“先打八路，后打鬼子”。我军原来预计在蒙山地区与之交战。但李仙洲看到于学忠部未等其接防就撤走了，又在鲁南和鲁西南地区遭到八路军强有力的阻击，继续前进困难重重。因此不久就全部缩回皖北去了。

从此山东已无国民党正规部队，减少了一个摩擦捣乱的力量。蒋介石派李仙洲入鲁反共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第八章由守势转为攻势

一、整风运动

1942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凤的学习检查工作的指示》要求，开始整风运动。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其中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为核心，提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作风。1943年4月，中央再次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当时，我是分局和军区机关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分局秘书长舒同任组长。开始的整风主要是由各部门、各单位因地、因时、因情况制宜，利用时间学习文件，联系实际，对照检查，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教育。

舒同是1943年中央派来山东传达延安整风经验，特别是传达学习党内路线斗争及抢救运动的经验。但他没有准确地传达那时延安整风的真正经验，又没有考虑敌后频繁战争环境，着重强调“民主检查、审查干部”的经验，大力号召干部和群众对主要领导干部进行无组织，无纪律、无原则的所谓发扬民主，尖锐批评，提倡“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结果无政府主义思潮很快发展起来，上下对立，团结涣散，纪律松懈，不听指挥，不服从领导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状况十分不利于必须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坚决服从命令的对敌斗争需要和频繁游击作战的残酷环境。对这种“整风”的做法，引起不少人的怀疑。

山东军区司令部民主整风会议，要山东分局机关人员参加，据说是为了改善党军关系。

有一天，他到会听取民主批评意见，记忆最深的是山东分局机关一个工作人员名叫王若望的，是对我攻击最凶的人之一，他把沂蒙反扫荡大青山战斗失利的责任，全部强加在我的头上。简直是夸大其词，无的放矢，主观推断的典型。他还煽动军区机关的人，对我的批评“要尖锐再尖锐”，不要用巴掌打人，那是打不痛的，要用锋利的锥子扎人，“入肉三寸”。才能把他扎痛。根本不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这样少数人就借风扬沙，恶语行凶，开始是针对我的对敌作战部署，之后是攻击污蔑军区领导的作战指挥，整风运动的极端民主化情绪开始泛滥起来了。我把会议情况报告了罗荣桓政委，认为军区作战指挥机关这样搞不妥，因此决定暂时停止开会，待研究后再说。

以后罗荣桓根据各单位整风情况，发电向中央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根据敌后频繁的战斗情况，整风不宜照搬延安办法，建议山东停止已经开始的无组织、无纪律、无引导的“民主检查和审干运动”，中央批准了这个请示报告，很快就纠正了不妥当的做法。之后，山东整风运动，就根据敌后游击战争情况和特点，因地制宜、健康地向前发展。通过整风，增强了团结和纪律，改进了作风，总结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又没有伤害干部。

二、自己动手、生产自给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之后，蒋介石就停止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停止其他一切供应，逼得我们不得不开展“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生产运动。

不过我们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以来，从来不依靠大后方供给，而是通过“自力更生”，“依靠地方”，“合理负担”的政策，解决吃穿问题；依靠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多打胜仗，减少消耗来解决武器弹药补给问题。当时流传这样两句顺口溜：“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力更生自己产”，就反映了我军在敌后游击作战的真实情况。

现在根据地缩小了，经济物产丰富的地区被敌伪控制，粮源、财源日益困难，敌人又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加上反复扫荡，“三光政策”，对农村生产破坏极大。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打破敌人封锁，保证部队最起码的供给，我们遵照党中央指示，利用战争空隙及可能条件，因地制宜地进行生产运动。

在鲁中、鲁南人多地少，无荒可开的情况下，我同黎玉等一行曾到滨海地区找黄帝，但始终无结果。最后军区领导同意军区管理科长何敬之的建议，在拓汪围海开盐田，以军区直属特务团大部和军区机关工作人员轮流为主要劳动力，并雇请盐民当指导。罗荣桓政委曾亲自参加围海劳动。大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将圈围几百亩大盐田的海堤筑起来了，很快就放水晒盐，收获颇丰，十分喜人。除充分满足机关部队需要外，还较便宜地（不能太便宜，要照顾沿海盐民的利益，盐民要纳税）卖给地方机关和根据地群众。同时组织部分盐货贩到敌占区，换回布匹和日常用品。有了盐就可开设菜、酱园作坊和其他作坊。像在中央苏区那样，被敌人封锁，没有盐吃的苦衷，不会再重复了。围海修盐田，军区首长都很关心，有时我陪他们到拓汪现场视察鼓劲，解决实际问题。

后来敌人曾一度占领拓汪，建立据点，控制眼产地，但不久又被我军收复了。

此外各地区均建立了隐蔽的被服厂、兵工厂、军械修理厂、印刷厂等等，军区政治部由苏静负责，还办了一个“大鸡”牌卷烟厂，香烟质量超过大前门，销路很好，生意兴隆。同时还供给军区首长需要。

总而言之，敌后战争环境艰苦，生产也大受限制，但各军区积极响应中央生产自给的号召，确实解决了部队部分生活问题，减轻了群众负担。同时根据地群众也积极开展生产运动，不仅努力自给自足，而且拥政拥军。真是军民鱼水一家亲啊！

三、全民皆兵，反“蚕食”斗争

日寇除了不断进行大扫荡、大清剿之外，同时推行囚笼政策和蚕食政策。什么叫囚笼政策？就是以铁路公路为骨干，以据点、碉堡、炮楼为支柱，加上封锁沟、封锁墙，将我们根据地分割成小块，把我们分别包围封锁起来，切断我各地区的互相联系，然后再集中兵力，分区反复扫荡清剿和怀柔伪化拉拢，妄图将我根据地全部变成治安强化的敌占区。

什么叫蚕食政策？就是敌人对我根据地今天这里占领几个村庄，明天那里侵占几个村庄，并迅速把据点、炮楼建立起来，站稳脚跟后，再向前推进扩张，一步一步地向我根据地中心区压缩前进，通常采用“逐步蚕食”和“跃进蚕食”两种方式，颇似国民党对中央苏区五次围剿时那样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日寇有时也乘虚跃进一大步，占领大片地区，你集中兵力进行反击，他就依靠据点炮楼固守顽抗，等待增援。你在南线反击，他在北线蚕食，使你顾此失彼，无法兼顾。

针对敌人的进攻规律和方式，为指导根据地军民灵活机动地和针锋相对地粉碎敌人的阴谋，根据军区首长的指示，我在1943年写有两篇比较重要的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文章，分别在“大众日报”和“战士报”发表，有的地区还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当时山东军区成立了又罗荣桓、黎玉、萧华、李作鹏等人参加的党报委员会，我是军事主编）。

一篇是《民兵游击战术》（见附件一），这是我在分局民运部长朱则民主持召开的山东民兵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主要内容是根据各地民兵的作战实践，进行总结，用以动员民兵、教育民兵怎样进行麻雀战，怎样进行破袭战，怎样进行地雷战，怎样进行围困攻心战等等。会后各地区均召开民兵会议进行传递，并总结自己的经验，加以充实和具体化，使得全省民兵工作和民兵游击战术的水平，有一个普遍明显的提高，增强了民兵对敌斗争的威力。

另一篇题目是《翻边战术》，这是根据罗荣桓政委的思想和指示而写的。其目的是指导各地区开展反蚕食的斗争。主要内容是敌人向我根据地前进，我们要向敌占区前进，敌人向我战区蚕食，我们要向敌占区蚕食。不要只限在边沿地区与敌人正面周旋，而要翻过边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开展工作。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互相配合，使敌人两面作战，顾前不顾后，顾头不顾尾。具体办法是：第一，组织强有力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进行游击活动，打击敌人，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变敌占区为游击区；第二，主力部队对敌人后方薄弱据点，实行远距离突然奔袭，拔掉敌人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破坏敌人后方设施，支援武工队的活动；第三，开展政治攻势，实行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争取和瓦解伪军，打击和孤立鬼子，教育群众实行白皮红心的革命两面政策。坚持边沿地区群众自卫斗争和民兵联防，阻击敌人蚕食。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围困袭扰敌人新建立的据点，千方百计地迫使其撤退。事实证明罗荣桓政委“翻边战术”的提出，是对山东抗日游击战术很好的总结，非常切合山东抗日局面的实际情况。此战术发挥我军善于运动战的特长，有效第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对于巩固和开辟根据地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实施“翻边战术”之后，很快改变了敌人步步蚕食，我步步后退的局面，改变了在边沿正面内线与敌人硬顶的被动消极防守局面。

1942年11月，日伪万余人又向鲁中、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接着转移兵力，向清河地区大扫荡。山东军区为了配合鲁中和清河军区反扫荡，指示其他各军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积极出击，四处打击敌人，使敌人顾此失彼，牵制和破坏敌人扫荡的阴谋计划。

我鲁南军区主力部队于11月中旬，采取突然奔袭战术，全歼盘踞在费县西南地区的刘桂堂部，击毙妄图突围逃窜的匪首刘桂堂。

惯匪汉奸刘桂堂是在鲁南土生土长的，十多岁时就当土匪，拦路抢劫，聚众烧杀掠夺，逐渐成为一股庞大的匪帮势力。二十多年来，流窜华北各省，作恶无穷。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委编他为国民党“新编36师”，不久就投降了日寇，改编为“和平建国军第三师”。其实他既是国民党顽军，又是汉奸伪军，从两方面领军饷要武器。他的部队有黄灰两种颜色的军装，时顽时伪。我军曾多次讨伐，均未全歼。这次奔袭，才把他彻底埋葬。山东人民闻此捷报，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我滨海军区主力部队于11月19日，采取里应外合的方式，巧取赣榆县城，消灭伪“和平建国军第36师71旅”二千余人，其中活捉伪旅首李亚藩以下一千六百多人。

此人是原国民党东北军57军的副官长，他执行国民党“曲线救国”的政策，在两年前投降日寇，卖身求荣，当上了伪军旅长，成为进攻我滨海根据地的鹰犬。经过我秘密策反争取工作，该部团长黄胜春与我建立了联系。战役前夕，我敌工干部到该部进行活动，确定八路军攻城时，他们负责打开城门，迎接入城。结果我军顺利地冲入城内与顽抗敌人进行巷战。最后黄胜春押着李亚藩出来向我投降。赣榆城宣告胜利解放。

22日，日伪军反扑，我军主动撤出赣榆城。26日日军偷袭赣榆城西北的马家旦头村滨海军区机关，滨海军区政委符竹庭在这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是我军付出的最大代价，全军十分悲痛。

1943年我军收复了八百多座日伪据点，解放了7.6万平方公里土地。1943年底，日军开始收缩兵力，日伪放弃据点二百多处。日军32师团被调往缅甸，敌7混成旅团调往参加河南战役。这样山东日军只剩下我二万五千余人。但伪军增加到二十万人，国民党地方武装仍保持在六万余人。

四、春季攻势

从1943年秋冬季开始，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已由守势逐步转向攻势。苏联红军开始全面反攻，希特勒已处于节节败退之势。英美也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为了垂死挣扎，在我国正面战场上，日本帝国主义想要打通平汉、粤汉两条铁路，继续采取进攻，逼使蒋介石投降。同时东南亚日军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失败告急，要求增援。因此日军决定，在华北收缩兵力，实行重点配置，采取重点防守，机动作战为主的方针。同时将驻山东的日军32师团调往缅甸；将第7混成旅团调往参加河南战役。这样山东日军已减少到不足三万人。

1943年8月，中央调朱瑞去延安，由罗荣桓担任山东分局书记，罗当时已重病缠身（据检查是肾盂肾炎，尿血不止），曾去新四军请专家名医治疗，未见根本好转，只是维持现状。回鲁后，常驻军区卫生部养病，由一位奥地利籍医生罗生特为主的医疗小组负责随身治疗。

这样山东分局的日常工作，不得不由黎玉负责主持，而军队日常工作主要由萧华和我负责处理。一般军事情况下，我每周要携带重要往来电报到卫生部向罗荣桓请示一次，遇到紧急重大问题，随时前往报告请示。罗对我处理的问题，多数是满意的，对我提出的建议也多数是同意的，因此对我的工作既信任又放手。他多次对我说：他只管大的原则问题，一般日常事物，他不想管，也无精力管，由我们负责及时处理，不要拖延误事。他也常回司令部住几天，虽然他不能像过去那样每天到作战室处理问题，但有关重大方针原则问题，有关山东全局问题，有关重要军事行动问题，并未因健康欠佳，而放松领导。

1943年底，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做出了我们的任务是使我党、我军和我们根据地，更加发展、更加巩固的指示。山东战场开始了有计划的攻势作战，进行局部姓的反攻，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分散地方性游击战争转为集中兵力进行游击运动战和攻坚战。

1944年1月，罗荣桓派我到鲁中军区同司令员王建安、政委罗舜初研究发动春季攻势作战问题，罗对我说：“现在敌人收缩兵力，进行所谓攻势防守机动作战，我们可以放手打比过去规模更大的进攻战，但主要攻击目标，仍是先打伪军，孤立日军；先打伪军据点，后打孤立薄弱的日军据点。如何打法，你们研究后，由鲁中军区提出具体作战方案，报山东军区批准。”

当时鲁中军区驻在岸堤，我到达后，他们非常热情接待，因为我和罗舜初均是中央苏区时军委的参谋，同事多时。我同王建安又是延安窑洞的同学，同吃一锅小米饭，互相比较熟悉。当天他们准备了丰富的晚餐，由于一时高兴，我同罗舜初两人均喝醉了，借酒叙旧论新，兴奋不已。王建安点滴不尝，看我们笑话。

第二天我向他们传达罗荣桓政委的指示，并由他们在军用地图上介绍当时鲁中地区形势和情况。研究的结果是，拟定集中鲁中六个团，加上滨海军区第6团和各县地方武装，集中兵力打伪军吴化文。以鲁中军区第1、2、4团滨海军区第6团为右路梯队，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由东向西北反向进攻。以鲁中第11团及蒙阴独立营为左路梯队，以鲁中第12团为北路梯队，分别由南北两线进攻敌之两侧；以鲁中第10团为西路梯队，由西向东进攻，均以悦庄、南麻、鲁村地区之敌为我围歼目标。

我返回滨海后，军区首长完全同意他们的作战方案。

3月25日鲁中军区，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向鲁山地区吴化文部发起进攻，先后经过两个阶段的激烈战斗，于4月20日战役结束，共歼敌七千余人，控制了鲁山大部地区，使沂蒙山区和鲁泰山区连成一片，扩大了与滨海地区的联系，改善了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形势。

五、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

在山东军区统一指挥下，1944年5月我军展开了夏季攻势作战，鲁南部队一举歼灭了伪军荣子恒一个师（荣子恒原是东北军112师的旅长，1943年叛变投降日寇，编为“和平建国军第10军”），全部解放了费县南部崮口山区，改善了鲁南被分割被压缩的形势。（8月）鲁中军区部队，采取用爆破攻坚战术，攻克沂水县城，歼灭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千余人，解放了沂水全境，扫除了鲁中区与滨海去联系的一个主要障碍。8月17日，山东军区致电王建安、罗舜初，祝贺沂水战役的胜利。（7月）滨海军区部队控制五莲山区之后，继续向北发展，痛击了伪军李永平部，开辟了诸城、胶县、高密间地区的工作，改善了滨海北部形势，扩大了与胶东区的联系。渤海军区部队攻占利津县城之后，又争取伪灭共建国军暂编第1师王道部一千六百余人反正，开往滨海后，改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

总之，夏季攻势的战果是辉煌的，对我军战士和根据地人民，鼓舞很大。

6月下旬，山东军区召开了军事工作会议，总结对敌斗争经验，研究今后斗争方针。开会地点在靠近海边的日照县碑廓镇。会议开始不久，被敌人发现，敌人由青岛出动飞机四架进行轰炸。当时我正在作战室处理问题，连续数颗炸弹就落在司令部院内及其附近，作战参谋王德负伤。

根据罗政委指示，当夜我们就离开被廓镇，转到坪上以北小山村，继续开会。

敌寇为了打击山东抗日力量的指挥中心，于1944年8月对滨海地区发动了大扫荡。进攻敌人为日寇第59师团之第53旅团、第54旅团各二个大队，独立第1步兵旅团四个大队各一部，独立第5混成旅团两个大队，第65师团一个大队，伪军吴化文、荣子恒、李永平部及省、道、县伪保安部队各一部，共万余人，由日寇第59师团司令官、驻鲁日寇最高指挥官细川中康统一指挥。于8月20日分别由临沂、莒县、日照、赣榆等地出动，多路前进，企图合击我山东军区指挥机关，摧毁我根据地建设，破坏我反攻作战。

21日、22日，敌人向我中心区推进，先后合击了十字路、三界首、坪上、碑廓、黑林各点，但均扑空。23日又开始“清剿抉剔”，主要破坏我后方建设，掠夺物资，抓捕壮丁。反扫荡前，由于我军掌握敌情判断准确，军区指挥机关和滨海军区主力部队，均及时成功地转入外线，积极打击敌人侧后，以一部插入内线反击敌人“清剿”，保卫根据地。经我内外对敌打击，敌人于29日开始撤退，宣告扫荡失败，我军反扫荡胜利。

为了策应滨海区反扫荡，在山东军区统一指挥下，其他各军区发动了秋季攻势作战。胶东军区部队于8月下旬，连刻西海大泽山周围据点，恢复了大泽山区根据地。8月31日解放文登城，9月2日荣城伪军六百余人反正，我即解放该城。9月上旬我鲁中军区部队在莒（县）沂（水）公路伏击日伪军部队，在葛庄歼灭日军第59师团草野清大队四百余人，伪军五百余人。在陶沟歼灭日军三百余人，伪军六百余人。山东军区致电王建安、罗舜初：“此次鲁中部队继攻克与巩固沂水之后，又以卓越之指挥艺术，英勇果断之攻势行动，于沂水北陶沟、葛庄一带，一举歼灭‘扫荡’滨海撤退之田板旅团草野清大队之大部及吴（化文）逆主力大部共千余人，缴获重大战果。我们仅向参与此次作战之全体英勇指战员致以敬意。”同时，我军继续向烟青公路北段出击，拔除据点十余处，控制烟青公路百余里，共歼灭敌数千人。11月5日威海刘公岛敌军六百余人反正。渤海军区部队，11月19日发动了解放沾化、利津、滨县地区为主的攻势作战，并收复乐陵、临邑等县城，打通和扩大各军分区的联系，变分散的小块游击区，联成为大块根据地。鲁南军区部队，于9月发动攻势作战，先在泗水、费县之线作战，并攻克平邑主要据点，切断滋临公路，然后转到陇海路北侧郯城、马头镇地区，连续作战，解放该城镇及广大地区，共歼敌三千余人，使鲁南根据地进一步得到改善。

通过山东战场有效的局部反攻，共歼日伪军约五万余人，解放县城十余座。其中有沂水、蒙阴、利津、蒲台、乐陵、庆云、南皮、文登、荣城、莒县、郯城、邳县、泗水、费县等等，扩大解放区一倍以上。敌人“重点主义”战略宣告破产。我军主要作战力量由1943年的十万余人，发展到1944年底的十五万余人，县区地方武装七万人。

六、里应外合，解放莒县

反扫荡结束后不久，我军区指挥机关及山东分局转移到莒县以南之大店及其附近。

罗荣桓政委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应该继续加强攻势作战，继续不断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他召集有关人员多次研究，决定进行秘密准备，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攻占莒县城。

莒县是一座古城，军事地位重要，东可控制沿海山区和平原，西可成为进攻沂蒙山区的依托，北可以拱卫胶济沿线敌占区，南可成为进攻滨海地区的前沿阵地。自日寇占领莒县后，即在此修建兵营，粮弹仓库及城防工事，并修筑了台维、莒日公路。莒县城遂成为敌寇历次对我滨海、鲁中进行扫荡的战略基地和南北交通要道。敌人对该城防御工事修筑，自侵占之日起，未曾一日停止。城墙外壕宽五米以上，壕中有水，城墙高厚。并筑有碉堡数十座，构成交叉火力网。城内日军住地，又构成一个独立核心驻点，有围墙、碉堡、铁丝网。城外四郊，有大小十六个据点，及许多碉堡、碉楼、围墙外壕。

莒县守城兵力部署为：莒县伪保安大队莫正民部，共有三十个中队，约有三千五百人。以十四个中队分布在城外据点内，作为第一防线，以十六个中队住在城内，控制城墙及重要军事要点，作为第二防线。日军第5混成旅第20大队的中西中队共百余人，住在城内独立核心据点内，作为最后抵抗巢穴。

莫正民是一个地方实力派，三十个中队中反分之二是他的嫡系，三分之一是他收编的、非嫡系的地主土匪武装。嫡系与非嫡系部队，互相之间有矛盾，各自保持独立。各级军官大多是土匪、流氓出身，只讲义气，重感情，讲究吃喝玩乐，不讲政治目的，因此具有反复无常的特点。但也有部分军官是知识青年，或农民出身，他们倾向抗战，不愿意当汉奸、做亡国奴。

莫正民在抗战期间，曾两次投敌，两次投顽，两次与我联合。

1942年7月，莫部由莒县附近向南蚕食，遭我严重打击，他为了保存实力，缓和局面，曾派人与我拉关系。我乘机打入一部分人员，从而开始对该部开展争取工作，整个争取工作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2年8月——1944年3月，由于我缺乏经验，对其打击不够，打得少，拉得多，因而工作没有多大进展，使莫正民对我采取两面态度，保持一般应付关系。

第二阶段：1944年3月——1944年5月，我总结了第一阶级经验，分析了当时情况，采取了以打击为主的强硬态度，并主要打击其嫡系部队。虽然莫正民因此恼羞成怒，亲自动员其部队坚决反共，并逼迫我打入人员退出。但当我歼其主力三分之一，攻克其外围据点三分之二时，莫正民又很快由强硬反动的态度，转为低头屈服。在战斗过程中，莫正民曾派人南北奔走找我联系请求解围，我则故意不慌不忙，一面应付，一面进攻，终于迫其接受我之条件。

第三阶段：1944年5月，莫正民呈送反正志愿书，到1944年11月14日，我给莫正民下达了担任山东军区独立第2旅旅长的委任状（山东军区独立第1旅旅长王道，该部原番号是灭共建国军暂编第1师，驻防在广饶、寿光之间地区。1944年夏天起义后为我军改编。）这阶段，主要以拉为主，对既往各种纠纷进行解释，消除其受我打击之后的仇恨心理。其次对其宣传形势，指明出路，劝其阅读我书籍刊物，使其进一步了解我各项政策，坚定其反正决心，及时鼓励其好的表现，并多为他们的安全出主意，想办法，比如如何对付日寇、汉奸，如何对付国民党特务及内部坏分子。以避免发生误会为名，在他的重要据点内，设立联络站，我数十名工作干部打入其内部。

第四阶段：组织起义，里应外合协同作战。临战之前，莫正民同意我秘密派出工兵和便衣队，携带炸药和短枪，进入城内，协助其坚守南门楼、东门楼及其他重要军事要点。派得力参谋到莫正民处协助其指挥，帮助他秘密调整部署，与我统一号令和联络信号，规定里应外合的行动方法和次序。

我对莫正民部争取起义工作已经完全成熟，遂即集中滨湖区第4团、第6团、第13团及鲁中区第1团和军区特务团（缺一个营），另有五个独立营和民兵一部，共万余人，分为攻城、打援、拔除外围据点三个梯队，以里应外合和强攻手段发起莒县战役。

攻城部队由黎玉、萧华和我指挥。攻城军事指挥由我负主要责任，政治工作及起义事宜由萧华负主要责任，打援部队由滨海军区陈士榘、唐亮指挥。前线指挥及地方支援等工作由黎玉全面负责。

罗荣桓政委坐镇大店，统一指挥全山东的秋季攻势和莒县战役两个方面。

攻城部队为军区特务团（缺一个营）、滨海区第6团及莒中独立营等。特务团进南门后向北向西发展，滨海6团和莒中独立营进东门后向西向北发展，我们攻城指挥所随特务团行动。

11月14日18时半，我在里应外合情况下，未经战斗，兵不血刃，很顺利攻入城内。莫正民部按计划起义，在各碉堡上挂起“光荣起义”的白旗，并迅速接应和引导我部队控制各重要军事要点。尔后各部逐步迫近日寇核心据点。

第6团先同日寇巡逻队遭遇，接着日军主力向第6团和特务团方向数次反扑，展开巷战，但均被打退。至23时已将日军压缩在核心据点小圈子内，重重包围。23时半开始向小围子攻击，特务团首先将西南碉堡炸毁，突入围内，接着第6团从东南、东北两个方向，莒中独立营从西北方向先后突入围内。经激战后，敌退守在仅余的四个碉堡的核心工事内，固守顽抗，我军数次爆破未能成功。这时天已拂晓，我军停止攻击，改为严密封锁围困，并继续查明敌情地形，总结经验，研究破敌办法。

敌人碉堡有三层枪眼，四个碉堡，以交通壕相联，形成一个独立防御体系，周围一百米左右均是开阔地，敌人火力严密，弹药充足，射击准确，因此接近相当困难。

拂晓后，我同特务团长张仁初靠近日寇核心工事观察情况，布置新的攻击。当时第6团团长贺东生也来一起研究。他的随从人员还给我送来两瓶日本酒和几桶牛肉罐头等战利品。据贺团长说，他们部队占领了日军一个食品仓库，缴获了一部分吃的东西，特地给我带来一点。经过一夜的繁忙劳累，不但肚子饿，也需要一点解除疲劳的“饮料”。见到如此可口的食品，正如雪里送炭，十分高兴。我们一边吃东西，一边研究敌情。

当时对敌人的动向，我们估计有两个可能，第一是困守待援；第二是夜间突围逃窜。如果援兵被我堵住，不能很快来到，则突围逃窜可能性极大。因为四个碉堡内粮食水源有限，不能长期坚持。因此决定，以围困封锁、切断补给、不断进行袭扰等办法，使其陷于孤立、疲惫、日夜不安的境地。白天攻击困难，应准备晚上攻击。同时要严密防止敌人向北门、西门突围逃窜。

15日晚组织夜袭强攻，攻克两个碉堡。此时鬼子龟缩在剩下的两个碉堡中，继续顽抗待援，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莫正民起义部队则全部撤出城外，到指定地点集中休整改编。

16日，诸城日伪六百余人企图向莒县增援，被我打援部队击退。

18日，积沟（诸、莒之间重要据点）敌人五百余人，分两路南援。一路二百余人沿诸莒公路前进，牵制迷惑我打援部队，又被我打援部队击退。另一路三百余人，利用夜间行动，不走公路，也不走大道，避开村庄，越过田野，绕过我打援阵地，于19日窜抵莒县城。其后续五百余人也走小道于同日窜抵莒县城。这两股敌人均未被我打援部队发现和阻止。

两股敌人突然从我围困敌碉堡部队的背后发起进攻，撕开了一个口子，使固守莒县的日寇死里逃生，弃城向胶济路方向逃窜。

莒县宣告解放。莒县县城内外群众热烈庆祝胜利。

虽然由于未能全部阻止敌人增援，没有将城内日寇全部歼灭，但攻占莒县一战，仍不失是一个政治争取，军事打击，里应外合，攻城打援的成功战役。

11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山东新的胜利——祝贺莒县城战役的胜利》文章。指出：莒县城是敌人强固设防的城市，解放莒县表现了我军高度的战斗力与攻坚的英勇牺牲精神。

1944年，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抽调了大批干部加强敌军工作，因此争取大股伪军投诚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渤海我军争取伪灭共建国军暂编第1师王道部一千六百人反正，滨海我军争取伪莒县保安大队长莫正民三千五百余人反正，又争取伪诸城保安大队张希贤部一千三百余人反正，鲁中我军争取伪鲁东和平建国军独立第10团团长韩寿臣部一千八百余人反正。这四大股反正伪军共八千三百余人，先后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1旅、独立第2旅、独立第3、独立第4旅。胶东我军争取荣城伪军滕品三部六个中队反正，及刘公岛伪军一部反正，编为胶东军区海防支队。这些伪军的起义，不仅给敌人沉重打击，同时给解放区军民极大鼓舞。

总结山东1944年的攻势作战，其战果是丰收的，歼灭敌人五万人以上，争取伪军反正近万人，解放县城十余座。不但恢复了原来被敌人蚕食侵占的地区，并解放了广大的新的地区，共计扩大面积四万平方公里，共增加人口一千万以上。特别是滨海、鲁中两个战略地区已完全连成一片，并控制了五莲山区和沂鲁山区，迫近胶济铁路，大大地扩大和缩短了与胶东渤海地区的南北联系，这个形势对我耳后的斗争十分有利。

第九章全线大反攻

一、春夏攻势，将战略地区连成一片

1945年初，苏德战场上的苏联红军在东欧地区连续全线反攻，直捣柏林。西欧第二战场，美、英、法军队配合苏联红军实行东西夹击。太平洋战场上，日寇逐渐失利，美、英军队加强反攻，国际形势对于我们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非常有利。

山东军区根据中央“削弱敌寇，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示精神，相继发动了向敌人局部反攻作战，给敌伪以沉重打击，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1月中旬，山东军区根据罗荣桓政委的意图，发出了1945年我军作战主要方向的指示，确定以开辟胶济铁路东段南北两侧广大地区为主要方向，力求进一步巩固胶东、渤海、滨海、鲁中四个战略地区的联系。指示要求胶东军区向南向西发展，渤海军区向南向东发展，滨海军区向北及西北发展，鲁中军区向北向东北发展，鲁南军区向临费方向发展。

为贯彻这个作战方针，山东我军首先发动了春节攻势。

胶东军区集中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共六个团的兵力，向投降派赵保原发起进攻。

赵保原过去是张作霖的部下。“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投降日寇，编为皇协军，卢沟桥事变后，以“满洲国派遣军”的名义，随日寇入关，侵入胶东。不久又投降国民党，取得国民党“整编第12师”番号，但与日寇仍保持密切关系，接受日寇授予的“剿共第7路军”的番号，日寇称该部“专门对抗八路”。他的部队臂章两面各有不同番号，依据情况，翻来覆去的使用，他的胶东投降派中势力最大的一股，其主力五千余人，地方所属部队一万三千余人，总兵力达一万八千人。

我军于2月11日在莱阳、海阳边以碗底为中心发起进攻，至19日战役胜利结束。经过一周左右奋战，共歼敌人一万二千余人，解放被荼毒群众七十于万人。这次歼灭赵保原部，剪除了山东最大的伪军势力，清除了胶东军民准备向日寇大反攻的一只拦路虎。

同时，鲁中军区主力部队于2月向章邱、淄川地区进攻，歼灭部分伪军，解放胶济路西段以南地带广大村镇，形成鲁中区与渤海区的联系，只有一路之隔。

3月蒙阴战役，消灭日军一个中队，伪军十二个中队，毙伤日伪军三百余人，俘虏伪县长以下九百余人，缴获各类枪支一千余支。解放蒙阴县城，拔掉沂蒙根据地内部一个重要反动堡垒。使与鲁南的联系更加巩固和扩大。

4月，根据罗荣桓司令员兼政委的意图，我负责起草了5、6、7三个月的夏季攻势计划，经首长审批后于4月12日发出《夏季（五、六、七月）作战命令》。攻势作战重点，仍是打击胶济路南北两侧地区的日伪军，巩固扩大滨海、鲁中、胶东、渤海四个战略地区，并力争连成一片。

作战命令的第一步是集中十个团的兵力，消灭胶济路南，伪军鲁东和平建国军厉文礼部，及伪军皇协军第1军张步云部；第二步是集中六个团的兵力，消灭铁路北的李德元、张景月、王豫民部。继续打击临滋公路沿线地区日伪军，巩固扩大滨海、鲁中、鲁南三个战略地区，使其连成一片。

正是我军装备发起作战攻势之际，突然发现日军向山东大量增兵，达数万之多。并先发制人地于5月1日开始以三万兵力对我进行全面姓的扫荡，以八千余人扫荡滨海区，以七千余人扫荡鲁中区，以六千余人扫荡鲁南区，以五千余人扫荡渤海区，以三千余人扫荡胶东区。

根据军区首长指示，我立即起草并发出《反“扫荡”作战命令》。我各战略区立即转入反扫荡，经过二十余天军民共同作战，共歼敌五千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全面扫荡。

这是日军在山东地区最后一次挣扎性的大扫荡，从此以后鬼子的扫荡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我军粉碎敌人扫荡，稍事休整之后，于6月中旬又开始发动5月中断的夏季攻势，仍按原定三个月作战计划执行。虽然战役进行很艰苦，很激烈，也相当残酷，但发展比较顺利。把敌人打得手忙脚乱，无力招架。7月12日，山东军区致电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我五、六、七三个月作战计划，因敌人五月‘扫荡‘遭到部分破坏，但至目前为止，取得相当胜利。计歼灭厉文礼部六千余人，歼灭张景月部六千余人，歼灭阎可卿、李德元部四千余人，歼灭张步云部三千余人，歼灭张里元部二千余人等，共约两万以上。”。

在此胜利基础上，我军继续扩大战果，冒着酷热和暑雨，连续作战，直到日寇宣布投降为止。是役共歼灭敌人三万余人，解放县城九座，扩大解放区面积一万平方公里以上。

经过春夏战役攻势，使山东几股势力较大的伪顽军遭到歼灭性的打击，日军更加孤立，收缩到主要交通线上及其附近重要城镇防守，新增加的日军和伪满军也很快地离鲁他去。

二、大反攻，攻占要塞临沂城

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占柏林，5月9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宣告结束。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9日清晨，百万红军多路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日军发动猛烈进攻。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处于最后胜利的阶段。8月9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全国人民及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11日延安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布七道进军命令，要求各地抗日武装部队向敌占区进军，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收缴敌伪武装。

同时中央指示，山东我军有占领徐州、济南、德州、青岛、连云港及其他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之任务，迅速接受敌伪投降。

这时蒋介石一方面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接受”，以便独吞抗日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就地驻防待命”，不让我军解除敌人武装。

朱总司令给蒋介石发电报，严词驳斥了蒋介石的反动命令，揭露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阴谋。解放区军民遵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迅速地向被我军包围的大中城镇和交通要道之敌，发动了最后的大反攻。

为了发动大反攻，山东军区在罗荣桓司令员兼政委的主持下，在莒县大店镇，召开山东分局、山东军区高级干部紧急联席会议，讨论和部署山东军民大进军的方针任务和重要政策问题，坚决执行延安总部命令，为解放山东而斗争。

8月13日，军区发布动员令，命令部队紧急动员起来，积极向敌人进攻，迫使其投降，同时发出对日军通牒、对伪军通告、及对敌伪俘虏政策的命令，这些文件均由军区政治部起草，经过集体研究通过后发出的。

由我根据罗荣桓司令员兼政委的意图起草的两个重要命令于8月15日发出。第一道命令是山东军区部队整编命令，全山东部队共二十四万人，编为八个正规师，十二个警备旅，四个独立旅，二个支队（滨海支队和海军支队）；第二道命令是山东军区部队反攻作战命令，规定我军分五路向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及胶济、津浦、陇海沿线重要城市大举反攻。在我起草这两个命令时，罗政委指示说：正规师是准备超越军区范围集中机动作战的主力部队，警备旅则基本上是在本军区范围内作战和巩固我军占领的城市、港口、交通要道的部队。

五路反攻大军的作战目标，起初意图是根据中央指示，迅速抢占大中城市，接受日军投降。8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由于敌伪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蒋介石军队接收，阻止我军迅速受降，在此情况下，山东我军迅速改变方针，以夺占中小城市及广大乡镇为主。

罗政委派萧华到鲁中主攻方向前线，加强指导。派我扫临沂前线统一指挥，准备攻打临沂城。

在大反攻阶段中，我军攻打临沂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战。

临沂是鲁南的重要战略要地是敌人在我鲁中、鲁南、滨海三个解放区之间的一个最反动、最坚固的堡垒。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驻在临沂的日寇惶惶不安，于8月16日仓促向枣庄、津浦线逃窜。临沂城内及外围还留有伪临沂第8保安大队许兰笙、邵子厚两股共二千余人，驻在城内。三股伪军合在一起共约四千人。他们都是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民族败类，一贯坚决与人民为敌。此时，他们企图依托城堡坚固工事和日军逃窜后留下的大批武器、粮弹，固守顽抗，等待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临沂城城高墙厚，外壕宽深，并在城墙上构筑许多高碉低堡，明暗枪眼，形成多层火力防御体系，易守难攻。

8月17日，我滨海第2师第4团、鲁中第11团及军区特务团（缺一个营），还有临沭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及民兵配合向临沂发起进攻。当即占领四关（实际是北、东、南三关，西门外没有什么建筑物），将城内敌人紧紧包围。我军准备20日拂晓攻城，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又是三个不同建制的部队，于是请求军区解决。

罗荣桓政委决定，由我去统一指挥此战斗，争取最短的时间内把临沂打下来，以便军区机关进驻临沂，并以临沂为中心，指挥全山东的大反攻。

我于19日上午赶到临沂东关的军区特务团指挥所，下午召集各有关人员开会，检查攻城具体方案和准备情况。会议确定：特务团和第4团依托东关、南关为主攻方向；鲁中第11团依托北关为助攻方向；以临沂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在城西南佯动，牵制敌人。

各部队在反攻大好形势鼓舞下，士气极高，胜利信心饱满。攻城第一梯队，编组了架梯队、火力队、突击队。攻城第二梯队，主要任务是扩大战果，进行巷战。两个主攻突击点选在东门的南侧和南门的东侧。所有部队均利用夜间秘密地各就各位，等待攻击讯号。特务团也秘密将外壕便桥搭好，并将两座云梯运到外壕对岸。

我任务准备工作尚充分，因此同意20日拂晓发起攻击。

按照规定的时间，攻击开始。特务团架梯队再东关抬着云梯迅速向前推进，刚走不远就被敌人发现了，一面开枪射击，一面狞叫狂喊：“八路来了！”“送死的来了！”“大家注意射击，叫他有来无回。”我部队也开火射击，掩护架梯队前进。当云梯推到城墙根时，敌人手榴弹像暴雨般往下投，形成一片火海。我第一组架梯人员伤亡大半。第二组人员冒着敌人弹雨，迅速冲上，将云梯推到城墙二分之一高度时又伤亡大半。第三组人员接踵而上，将云梯推到城墙四分之三高度时，又伤亡大半。敌人集中火力猛烈射击，特别是连续不断成批成批地向下投掷手榴弹，我火力压不住敌人。这样架梯第一队显然无法完成任务，架梯第二队在第一队的南侧数十米处同时架梯，也只推到城墙三分之二高度，同样因各组架梯人员伤亡过大，未能成功。在南关第4团攻城时虽然架梯队已将一座云梯推到城头，并有数名突击战士爬梯登上城墙向敌人甩手榴弹，但很快全部牺牲了，未能扩大战果。云梯也被敌人炸断，后续战士不能跟进，结果强攻也遭挫折。

这时已经破晓天亮，不利继续强攻，只好暂时停止。经过一天准备，22日我军再次发起攻击，仍未成功。而敌人顽抗的气焰原来越嚣张，原来越疯狂。

从22日起，部队进行休整，总结经验，研究办法，准备再战。气可鼓不可泄，一次攻击未成功，这是兵家常事，吃一堑长一智，争取再次攻击取得胜利。

我和刘兴元、贺东生、张仁初、吴瑞林等几个领导干部一起，重新侦察城四周地形和敌人工事情况，重新选择主攻方向，重新组织火力配合。经侦察和研究之后，确定城西北角为主攻方向，由鲁中11团担任主攻，城南为助攻方向，由滨海4团担任助攻。军区特务团（缺1个营）为第二梯队，担任扩大战果和进行巷战任务。临沭独立团在城西南方向佯动，防止敌人突围逃窜。主攻方向的攻城办法，由于城墙高厚，架梯强攻不易成功，改为秘密进行坑道作业，实施爆破打开缺口，助攻方向的攻城办法仍然以火力掩护，架云梯进行强攻。根据坑道作业的距离和速度计算，可能需要十天到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将任务布置妥当之后，8月26日我回到大店，向罗荣桓政委报告请示。我谈了第一次强攻未能成功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上轻敌，敌人城防工事坚固，我准备不够充分，火力组织不严密，不能有效地压制敌人火力。同时详细的报告了再次强攻的作战计划。罗政委同意我们的计划，并指出两点，第一，既不能轻敌，也不能因第一次强攻未能成功而又产生另外一种情绪，过高估计敌人。既要充分准备，又要争取时间，早一点攻下来，不论军事上、政治上对我们都是很有必要的。第二，打进城后，要特别注意政策和纪律，对城内居民要做到秋毫无犯，进城后要出安民布告。对俘虏不能有乱杀报复行为，只能惩办几个大汉奸。并指定我为临沂警备司令。

接受罗政委指示后，我立即返回临沂前线，传达罗政委指示，并把我的指挥位置移到城西北角，鲁中第11团的指挥所内，检查督促坑道作业及采取各种迷惑敌人的行动，使其真假难辩，无法判断我攻城作战的真实意图。

各种准备工作在紧张的运筹中完成。9月10日拂晓前，四千斤炸药在一声令下，拉火引爆，“轰”的一声巨响，山摇地动，浓烟滚滚，砖石冲天，接着火光只见城墙被炸开二十余米宽的缺口，并形成四十五度斜坡。

我突击部队，乘着烟尘未散，迅速发起冲锋，当即占领爆破缺口阵地与敌人进行冲杀。敌人在爆破缺口两端拼杀抵抗，激战两小时，我未能扩展战果。敌人由爆破缺口两端同时发起拼死反扑，我受两面夹击，伤亡过大，后续部队又被敌人猛烈火力拦阻，没能及时跟进，结果突破口又被敌人夺回。城南助攻方向的强攻，也无战果。这种潮起潮落、忽明忽暗的战斗情况，使部队情绪波动极大，急躁报仇情绪、拼命主义情绪立即上升，不少指战员要求白天继续强攻，死打硬拼。大家纷纷表示以必死决心，前赴后继，打进城去，杀他个鸡犬不留。

此时此刻作为一个指挥员，就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冷静的头脑，不能随当时的气氛而头脑发热。于是我和吴瑞林研究认为，为避免过大伤亡，需要重新组织准备，利用夜间再攻为宜，并迅速做好部队的动员和解释工作，我们要求部队，既要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又要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两者缺一不可，提倡智勇双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不能盲目硬拼。现在城墙已经摧垮，敌人坚守信心已经动摇恐慌，敌人现在是垂死挣扎，只要我们接受失败教训，再接再厉，很好组织一次猛烈进攻，一定可以胜利，一定可以将敌人歼灭。

经过再动员和再组织准备，当天夜间我军继续发动猛烈攻击。突击部队在我火力掩护下，倾山倒海，一鼓作气，冲入突破口，利用手榴弹、小炸药包，将突破口两侧、临时抢修的工事内的敌人全部炸死，我占领突破口附近敌人工事后，沿着突破口两侧用手榴弹开路，快速扩大战果，同时我以一部分兵力奋勇跳入城内，向纵深发展。战斗虽然打得很激烈，但进展颇为顺利。

正在全城敌人动摇，手忙脚乱之际，城南我助攻方向部队也登梯爬城成功，并很快攻占南门城楼，打开城门接应主力进城，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这样战斗进展速度更加快了。于11日晨8时许，战斗全部结束，共歼灭伪军二千六百余人，两个大汉奸，伪军头子许兰笙、邵子厚和王洪九部参谋长陈维章均被我生擒。战士们无不欢欣鼓舞，兴高采烈，互相庆贺胜利。

后来我以临沂前线指挥部军事法庭主席的名义，签署了枪毙汉奸许兰笙、邵子厚的布告。

临沂解放，使我鲁南、鲁中、滨海三个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解除了我向北、向西、向南反攻作战后顾之忧，同时对阻止国民党军队入鲁增加了有利条件。

战斗结束后，部队稍事休整，即将鲁中第11团转到临沂城北郊区，围歼伪沂州道皇协军王洪九残部。滨海第4团归还建制。为了维持城内良好秩序，军区特务团留在城内和城关维持秩序。

布置完毕后，我第二次返回军区机关，向罗政委报告情况，罗政委决定：军区机关和山东分局立即进驻临沂，之后，山东省政府、山东省参议会，新四军军部等领导机关相继移驻该城。这样临沂城就成为当时山东军事、政治的领导中心。

攻打临沂的战斗有一条教训，一条经验。

教训是轻敌急躁，打莽撞仗。日军虽然全部撤走了，但二千余人的汉奸队伍，战斗力并不弱。固守顽强，粮弹充足，城墙坚固，火力严密集中，我们对易守难攻的形势估计不足。我第一天上午到达临沂，只听前线指挥员汇报，并未亲自侦察地形、敌情，也为亲自检查攻击准备情况，特别是攻击火力组织情况，就同意第二天拂晓开始总攻。结果攻击不成功。决定第二天再次强攻，仍然不成功，伤亡消耗很大，才决定停止攻击。

经验是接受强攻不成功的教训，亲自绕城四面，详细侦察敌情、地形。掌握第一手材料，加上开动脑筋、反复思考，最终决心在城西北角采取坑道爆破摧毁城墙为主与架梯爬墙强攻相结合的战术，进行再战。实践证明这个决心和战术是成功的、正确的。通过战争的考验，我也在一步步提高对敌攻坚作战水平。

从8月中旬起，我五路反攻大军旌旗招展，浩浩荡荡，攻城断路，横扫敌伪，先后解放四十六座县城（包括临沂、烟台、淄博等中等城市），歼灭日伪六万余人，解放了广大乡村，切断了敌人主要铁路交通。迫使日军退缩在少数几座孤立大中城市，陷于我军包围之中，山东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八年抗日战争，浴血奋战，至此宣告结束。然而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又将面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危机。

第三篇血战东北

第十章向东北进军

一、滨海支队挺进东北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百万红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为总司令的统一指挥下，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多路向伪满日本关东军实行歼灭性的进攻，七十多万日伪军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到8月20日止，苏军占领了哈尔滨、长春、沈阳、承德等大城市。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其他抗日军队，对于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8月中旬之后，延安人民解放军总部朱德总司令连续七道命令，令华北、华中、华南各战略区人民解放军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日军投降。并命令冀热辽解放区部队，迅速进入东北，配合苏军收复全东北。同时命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等率领所部迅速进入东北。

同期，蒋介石也连续三道命令：其一是命令解放区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其二是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其三是命令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解放，拒绝向我军受降。

毛泽东指出：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篡夺的斗争。蒋介石要打内战的方针已定，对人民是寸权必争，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山东万毅部是原国民党东北军111师，1942年因反对蒋介石不抗日而起义的部队。起义后改编为山东军区滨海支队，共约四千人左右，当时活动在滨海区北部胶济路以南地区。

遵照延安总部命令，我们山东军区很快安排了该部向东北挺进的准备工作，首先胶东区党委奉命派出城工部长陈云涛及吕其恩、邹大鹏等同志率一个连的兵力百余人，乘船带电台先到辽东半岛进行侦察。该部于8月29日在庄河地区登陆并占领庄河县城。他们到大连与苏军接触后了解到，苏军只占领了大、中城市，对八路军在广大乡村和小城市活动，苏军不干涉。东北的情况很快反馈到军区总部。接着将滨海支队改编其为“东北挺进纵队”，万毅任司令，周赤萍任副政委，下辖两个支队，第1支队由滨海支队组成，支队长彭景文，政治委员李欣。由滨海、鲁中、胶东各抽一个营组成第2支队，支队长管松涛，政治委员黄鸣清。

军区命令该纵队即刻准备，由胶县出发，在滦家口起渡，跨海北去。

二、再调六万部队，限期到达东北

攻克临沂后，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指挥机关进驻临沂，这样该地就成为山东政治、军事领导和指挥的中心。

前一个时期，我因为在前线指挥攻打临沂，对全面情况了解较少。军区指挥机关进驻临沂后，我才看到中央9月19日《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电报指示。电报指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力地位。”电报要求“山东主力部队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再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史》第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中央9月11日的电报中，更具体地指出应利用国民党军队未达到东北之前，迅速在东北发展我党、我军力量，并争取再东北的优势地位。因此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共十二个团，约三万人），分别从海道和陆路进入东北，并指定萧华前去统一指挥。中央要求部队进入东北后，哟啊首先进驻乡村小城市及苏军尚未占领的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建地方武装，协助苏军建立民主秩序。

罗荣桓司令员兼政委根据中央11日和19日的两次指示，一方面讲政治部主任萧华由鲁中前线调回，准备由他和吕麟、刘西元、吴瑞林等先到东北去，了解那里的全面情况，并研究部署山东的部队进入东北后的发展地区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指示我负责具体组织滨海支队（已先期进入东北）和组织胶东军区部队六个团，渤海军区部队六个团，经海道和陆路向东北进军的准备工作。同时指示胶东军区组织渡海指挥所，征集船只，勘察渡口码头，统一指挥部队渡海行动。

经过研究，最后确定部队的登船地点在烟台以西的龙口和栾家口两港。登陆地区为辽东半岛西岸和辽东半岛东岸两个方向。陆路津榆路两侧向山海关挺进。

我组织完成的首批十二个团进军东北的行动方案，经军区领导批准并保中央同意后，胶东部队六个团于9月下旬开始渡海，渤海军区六个团于10月上旬开始出动。山东军区9月23日电令渤海军区，抽调三个基干团组成一个师，由刘其人率领，先行出发，进到冀东山海关地区。9月29日，中央军委电令刘其人师立即出发，迅速进到冀东之玉田地区，越快越好。海路陆路兼程并进。

当时中央和中央军委连续不断地发来新的电报指示。9月20日，中央来电指示：“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除开各地派去之部队和干部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面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其他各地加以帮助，望你们全力执行，任务是异常重大的。”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史》第4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中央决定山东部队第二批再向东北出兵三万人。并明确规定，除第4、第8两师留鲁外，其余六个师全部去东北。连同第一批三万人在内，应尽量抽足六万人，并限于11月到达目的地。

中央同时决定，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分局改为华中局，陈毅到山东工作。林彪改为到东北工作（七大闭幕后，中央原决定林彪到山东工作）。

山东军区根据中央新的指示，命令滨海军区二个主力师，鲁中军区一个主力师及一个警备旅、胶东军区再调二个团，先后出动。有的走陆路，有的经海道，分别向东北前进。

部队开始出动时为了保密，除团以上干部外，并没有暴露到东北去的意图，只说主力部队就是作战机动部队，为了歼灭敌人，不但在这个地区机动，也可能到别的地区机动，不但在山东地区机动，也可能在山东以外地区机动。可是当部队要上船渡海及离开山东继续北上时，就不能不说明是到东北去与苏联红军会师，并执行接受东北的任务。

要远离家乡，部队也难免出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思想问题。有的说：“打败了鬼子，建设新家乡，建设新山东，我们不能参加了。”有的说：“东北人是打回老家去，我们是抗战胜利了，打出老家去。”有的说：“国民党军队正在向我们山东进攻，谁知道我们家乡将来怎么样。”思想解释工作只好在部队行军中，边走边进行。

因为任务紧急，行动的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非常仓促。大家知道，东北的冬季是非常寒冷的。由于走得仓促，我们过冬的物质准备极为不够。有的部队连棉衣和棉鞋都没发到就走了，只好寄希望到东北解决。

从山东到达东北的部队，先后共计二十六个团以上的兵力，五个师指挥机关，三个旅指挥机关，总共六万余人，绝大部分部队于11月按期到达目的地。后续罗舜初率领的第3师及警备第3旅，共五个团，也于12月上旬到达辽南地区。

三、陈毅率部接防山东

我山东部队在向东北进军过程中，山东敌我形势有三个重大特点：

第一、济南地区、青岛地区、潍县地区、德州地区、兖州地区、连云港地区等，尚有日伪军二十万人以上的兵力盘踞。他们不但坚守要地，拒绝向我军投降，等待国民党军队的接受，同时在我各路主力集中调动和准备北去之际，为了恢复胶济铁路交通，为了夺回淄博地区煤矿，青岛、济南两地日伪军，于9月上旬开始，乘机向我反扑。经过大约十天的战斗，原来我已攻占的城市，现在有的又被敌人夺回去了（日伪军先后占领即墨、胶县、益都、张店、淄川、博山等地）。

第二、自9月下旬起，美国的军舰已到达连云港、青岛、塘沽、秦皇岛等地，负责运送国民党军队“接收”华北沿海大中城市和妄图抢占东北全境。当时黄海、渤海湾的海域，美国舰船来往频繁。

10月初，美国第七舰队五艘军舰来到烟台，并有海军飞机编队掩护，要求登陆察看日军投降情况，接着又发出“通牒”，要求我军撤离烟台，并办理“移交”手续。我们予以拒绝，并向美军提出严重抗议。

10月6日晨，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巴尔贝中将，率领八艘军舰到达烟台港海域，进行增援威胁，仍然要求登陆，进驻烟台与我军共同驻防。其目的是既为了夺占烟台，同时也为了切断我山东与东北的海上通路。再次被我以更加强硬的态度，言词拒绝。先后纠缠了十几天，无隙可寻，才全部离去。由于美国舰船运送国民党军队进行“接收”，美军第4师余10月11日在青岛登陆，这样就逼迫我们必须加快向东北推进的速度。同时不得不采取夜间隐蔽行动，这也增加了我军渡海部队的困难。

第三、国民党军队李延年兵团遵照蒋介石的命令“积极推挤”，已进到徐州附近，接受该地日军投降。尔后以六个师的兵力，继续沿津浦铁路向兖州方向推进。我鲁南部队已开始与其接触，形势日益紧张。我主力北上后，虽然留鲁部队尚有十五万人左右，但要很快编成正规机动兵团，谈何容易。为了阻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唯有采取边打边组建的办法。

为此山东军区所辖五个战略军区，除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去东北（由参谋长袁也烈升为司令员）外，其他四个战略军区司令员均留鲁坚持斗争。

10月5日，陈毅和宋时轮等人由延安来到临沂。先由罗荣桓、黎玉等向他们介绍山东全面情况，之后罗荣桓指示由我负责向陈毅介绍山东具体的军事情况。

当时我住在城中的天主教教堂内，进城时参谋尹健弄到几瓶外国洋酒送给我，尚未动用。汇报的那天，我一面以洋酒招待陈毅等一行人，一面向他们介绍情况。面对军用地图和各种统计表格，边喝边谈，时而我谈他听，时而他问我答，有时共同讨论。陈毅平易近人，有“问道于盲不自师”的风度。我则对前辈首长予以尊敬。虽是初识，如同旧好，双方亲密愉快。

我主要介绍当时的山东军事形势，日伪军队、国民党军队和我军的情况，及分布态势。同时介绍五个战略军区、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情况和特点以及后方建设情况。还谈到对日伪军、对国民党顽固派作战的主要经验等等。

当时，陈毅最关心的是国民党李延年兵团向鲁南进攻的行动和鲁南我军部队、群众、地形、后方补给等情况。对于用黄色炸药，摧毁敌人工事、攻克敌人炮楼、地堡的办法，也很感兴趣。他认为是“山东特产”，地雷战是属于防御性的，爆破攻坚属于进攻性的，更为可贵。

不久陈毅和黎玉等人就到鲁南前线，指挥阻击国民党军队向北进犯的作战。

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有三项，第一，迅速抽调和组织部队向东北进军；第二，继续向盘踞在山东几个重要地区的日伪军进攻，打击敌人反扑，巩固既得胜利；第三，阻击徐州方向国民党军队向北推进。由此可见当时的情况是多么紧张，认为是多么繁重，组织指挥工作是多么复杂。我们司令部昼夜忙得不亦乐乎。我们不断地向罗荣桓请示报告（罗因病已不能到作战室处理军事问题），处理紧迫问题。

10月中旬，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部四个旅（是原115师685团及344旅主力为基础发展编成的）奉中央指示调往东北，路径临沂地区。由于胶东海运船少，部队多，非常拥挤。因此他们决定沿山东第1、7两师路线由陆路前进，所经过的山东沿途，由我们布置保障粮草供应。

四、随罗荣桓渡海去东北

我各部队正海陆兼程向东北及冀东前进时，蒋介石利用美国援助，空运第92军、第94军进驻北平、天津、唐山之后，又海运第13军、第52军在秦皇岛登陆，开赴东北。

10月20日中央军委指示：目前顽方大举向平津运兵，大规模作战不久就会到来。顽方进攻主要有两路，一路由北平攻承德，一路由秦皇岛攻山海关。从山东赶到冀东之刘其人师，立即星夜兼程开往古北口、承德之线。其任务为歼灭由北平攻承德之顽军。杨国夫师则星夜兼程赶到山海关一带，准备堵击敌人。

山东各方关注大体安排就绪后，罗荣桓指示，要我组织去东北的指挥机关，原则是山东军区指挥机关大部留鲁，我们只带一个轻便指挥机构，并在确定我随他一起去东北。经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去东北的指挥机构，包括警卫员在内，不超过五百人，少数人乘车，多数人徒步，到胶东渡海北上。

秋高气爽，万里无云。

10月24日，我们随罗荣桓一起由临沂出发，三辆小卧车，罗荣桓和林月琴一家坐一辆，卫生部长黄农和罗生特大夫及翻译坐一辆，我和情报处长苏静坐一辆。另外有几辆卡车，分别给随行参谋人员、电台人员、后勤人员、警卫人员乘坐，沿着台潍公路北进。徒步人员在后跟进。第一天到达莒县宿营。

离开临沂，我们的心情很不平静，依依不舍，因为这是我们多年战斗过的地方。自1939年春入鲁以来，一直在山东坚持抗战。风餐露宿，枪林弹雨，直到打败日寇，屈指六年有余。我们舍不得山东的山，山东的水，山东的人民，山东的军队，山东的人民政府，我们舍不得永鲜血、汗水，用同甘共苦的战斗凝成的深厚感情，现在要离开了，怎么不思绪万千！

第二天继续北进，到达诸城宿营。诸城是解放不久的县城之一，战斗痕迹到处可见。由诸城到烟台的公路要经过胶县，可是胶县刚解放不久，又被敌人占领了。因此要改为步行，通过胶济路。这样我们在诸城停了一天，一方面等待机关步行人员的到达（我们的坐骑均随他们一起行动），另一方面研究我们步行路线，及由胶东军区派车接运我们的地点和时间。

休息一天后，我们按照既定计划步行到胶县以西，利用夜间通过胶济路继续前进。在南村附近乘上胶东军区派来的汽车，到达莱阳。这里是胶东军区和区党委的驻地。在莱阳停了两天。罗荣桓听取军区首长和区党委负责人，对部队渡海情况、对美舰企图在烟台登陆情况和胶东当前工作安排情况的汇报。罗荣桓对他们汇报情况和当前工作安排，均甚满意。希望他们今后尊重华中局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指挥，把胶东工作做得更好。

接着我们到达烟台。鉴于美国舰船运送国民党军队在渤海湾海域来往频繁，为了安全起见，胶东同志建议我们少数领导干部换上便衣，万一撞上美国舰船，可以伪称商人或烟台市民，到东北探亲之类情节，以欺骗敌人。但罗生特大夫是外国人，怎么办呢？那就假称外国侨民吧，由他自遍一套应付检查的办法。换便衣应付敌人检查不一定可靠，但也没有市民坏处，因此我们同意照办了。

烟台是一个背山靠海，风景优美的港口，我虽然到主要街道和港口码头走了一趟，但那时没有观看风景的雅兴，而是思考渡海安排问题，思考在海上如何应付敌人检查问题。我特地向胶东同志提出请给我们准备一个俄语翻译，以便遇到苏军军舰时防止误会。我们有给罗生特当翻译的小方作英语翻译，遇到美国舰船时，可以应付。

在烟台停留三天，11月5日即乘车转到龙口。在夕阳坠地，宿鸟归林的傍晚时分登船。准备利用夜间，通过渤海湾，在大连庄河之间登陆。胶东军区负责同志到龙口送行，罗荣桓和我们数十人，共乘一条小火轮，其他人员有的乘小火轮，有的乘帆船。

我们向送行人员告别，罗荣桓将自己的坐骑送给许世友司令员作留念。我也嘱咐饲养员老王，服从组织分配努力工作，爱惜牲口。我这两匹马是陈光代师长离开山东去延安师留给我的。一匹是枣红色又高又大的走马，一匹是日本洋马。过去行军作战时，我骑那匹走马，一小时可奔跑三四十里。这两匹马在抗日战争中，是有功劳的。因此当我与它离别时，很有点留恋不舍。几十年后，当我身陷牢狱时，夜不能寐，时常想起身驭战马，快如疾风，叱咤疆场的情景，不禁赋小诗一首追忆我的无声战友：“踏破关山千万重，纵横沙场块如风。当年助我打日寇，游击山西和山东。”

在敌后游击环境下的指挥员，有几件东西是格外珍重的，第一是一支好手枪，第二是一匹好马，第三是一块好手表，第四是一支好钢笔，第五是一架好望远镜，人称之为“五宝”，是战争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小火轮起航了，开始大家觉得新鲜，抬眼四调，想看看大海的碧波浪花，也想再看看海岸山廓的风光。但逐渐黄昏了，什么也看不清楚。

罗荣桓和林月琴等安置在船仓甲板上休息，我和苏静、何敬之、黄农及罗生特大夫等就钻进仓内打起扑克来了。开始航行速度正常，船尚平稳。两小时后，西北风逐渐增大，约有五、六级，波涛翻腾，一浪比一浪高，小火轮上下颠簸，左右摇摆原来越厉害，航行速度大为降低。处罗荣桓、罗生特等少数人外，其余人员全部晕船，呕吐得一塌糊涂。到午夜后，西北风增大到七、八级，船的位置尚在砣矶岛西南，船老板提出风浪太大，继续航行不安全。我请示罗荣桓同意到砣矶岛避风。小火轮进到砣矶岛渔港，抛锚停泊。拂晓后，我们登岛，在港口附近渔村休息。

下午五时我们再上船，点火起航。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前进。是夜，风浪约三到四级，航行正常，行到旅顺南老铁山水道海域时，发现远方天空升起数颗红色信号弹，稍后就听到军舰航行的破浪声和轮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并突然打开探照灯，对海面目标进行搜索。灯光很快就捕捉到我们小火轮，死死盯住不放。究竟是谁家的军舰，我们一时难以判明。

我站在罗荣桓的床边汇报说：“根据现在我们船的位置，可能是苏联军舰。”罗“哦”了一声，没有表示什么意见。我又说：“你躺着不要动，不论苏舰、美舰，我们去应付。”他说了一声：“好”，表示同意。我们完全明白，其他事情虽也不能大意，但罗荣桓的安全是第一位重要，因此不能让他随便露面。

军舰靠近了，船上的人用俄语命令小火轮停车，接受检查。军舰靠上小火轮碰的嗵嗵发响，很快放下梯子。我和苏静及俄语翻译爬上军舰。舰长是位少校。我们通过翻译，说明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部，奉命由山东到东北去的。

他指着我们的衣服问道：“军人为什么穿这种服装？”

我们说：“为了应付美国舰船的检查。”

又问：“你们有武器吗？”

答：“有。”我撩起便衣，从腰内取出手枪给他看。

他们又问“船内还有其他什么人？”

答：“都是军队干部，并有一位中共中央委员。”

他听到有位中共中央委员，表示惊奇，立即态度友好，顺手从桌上暖瓶内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咖啡相待，还谈了点其他问题，就送我们下船。苏舰很快离开了。

我们的小火轮在朦胧夜色中继续向东北方向破浪前进。于次日晨旭日东升时，在大连庄河之间的貔子窝（现改为皮口镇）登陆，住在镇内一家日本洋行内休息。随同我们一起从胶东出发的其他舰队大部被风吹散，先后在庄河地区、安东地区登陆。也有少数被苏军巡逻艇扣留，拖到大连去盘问经交涉很快放行了。

东北全境当时已为苏军占领，到处实行军管。我们在貔子窝休息两天，这里没有苏军，也没有八路军部队，只有少数地方工作人员。由他们帮助我们解决交通工具以后，即乘汽车到瓦房店，同苏军交涉去沈阳的火车。瓦房店苏军不能作主，说要请示上级。不久他的上级指示，允许在一列货车上挂一节闷罐车箱，并且只能到辽阳，不准进沈阳。我们只好按照苏军安排，坐在有马粪的车厢内，在辽阳下车。

辽阳城内住有称为辽南人民军的司令部，程世才为司令。我们陪同罗荣桓特地去见程世才。给我难忘的印象是，这位程司令的架子很大，态度傲慢。见面后别的话一句不谈，先把罗荣桓盘问了一顿：“你多大岁数？你老家是哪个省？你过去作什么工作？你们来了多少部队？”我敬佩罗荣桓的耐心和肚量宏大，一一予以回答。可是我心里的急躁情绪则无法忍耐，忙插话道：“罗政委身体很不好，中央要求他很快到沈阳去，请你们派几辆汽车，今天就把罗政委和我们送到沈阳去。”这样才将他这种莫名其妙的盘问打断了。最后派了一辆小车和几辆日式破卡车，送我们到达沈阳。

这已经是11月13日了。我们住在铁西区，脱下便衣换上军衣，当天晚上就与东北局彭真和林彪取得了联系。

第十一章且战且退

一、形势紧迫

我们随罗荣桓司令员兼政委，于1945年11月13日到达沈阳后，住宿在铁西区一座日式建筑内。由于在从胶东渡海中途遇到大风浪，结果把我们指挥机关的船队吹散了，其他大部漂到安东萧华那里去了。载有无线电台及人员的船则漂到旅大被苏军扣留，经过交涉才归队。

刚刚到沈阳的前几天，我们指挥所正在集合失散的人员和通信设备。

沈阳城是8月21日由苏军解放的。驻有苏军一个集团军司令部，其司令兼任城防司令。

城内秩序仍很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多数关门。街上乱哄哄的，苏军汽车在狭窄的街道上卷土急驰，马路边多为贩卖日本军用服装鞋帽、水壶饭盒的小摊小贩。被苏军打败的关东军的散兵游勇及国民党地下人员等无事生非、散布谣言、斗殴打架、抢劫偷盗、破坏社会秩序，乘机混水摸鱼。街上无交通警察，城市电话不通，电灯、自来水管坏了无人修理，垃圾无人清扫。物价飞涨，粮煤及副食供应相当紧张。无事闲逛的居民来来往往观察动静，日本战败使老百姓欢欣鼓舞，但对时局的下一步发展仍持观望态度。

我们到达沈阳后，即与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取得联系。初步了解的情况是：

第一、8月30日蒋介石人民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10月18日又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并任命了东北九个省的省长及哈尔滨、大连两市长。

第二、美国海军陆战队10月初已侵占秦皇岛。11月初美军军舰载有国民党军官，到葫芦岛、营口一带沿岸进行侦察，并派小艇在营口登陆，扬言要接受营口，被我军拒绝。我们判断敌人有在葫芦岛、营口等港口强行登陆的可能。如果从营口登陆向内地发展，就可以切断旅大方面对沈阳的联系，取捷径和平接收沈阳，还可以增加一个海上运兵和补给的前方港口。

第三、何应钦已发布命令，决定以七个主力师，分三路接收和控制沈阳、承德、张家口。我们估计承德和张家口可能各永二个师，而接收沈阳可能是三个师。同时发现敌人正在向长春空运军队。

林彪、罗荣桓曾要我和当时我军沈阳卫戍司令部邓华共同勘察北陵飞机场周围地形，研究敌人空运时我应采取的措施。

第四、蒋13军、52军和92军正在山海关以西地区集结。其第13军已经展开，并对我山海关地区进行武力侦察。

10月26日，叶剑英参谋长发表声明，揭露美军协助蒋军向山海关进攻，并向美方提出抗议。

11月3日，延安新华社谴责美军协助蒋军侵占我海阳镇、北戴河等地，美机不断出现在北宁路上空进行侦察。

我山东第7师杨国夫部队三个团及李云昌部队之第19旅二个团，在山海关至黄土岭一带正面约五十华里进行布防，准备坚守阵地，抗击蒋军进攻。刘其人率领的三个团也到达山海关以西古北口地区。

11月6日，国民党13军在美军飞机掩护下开始向山海关进攻，被我击退。当晚，我军一部夜袭山海关至秦皇岛北侧的沙河据点，歼蒋13军89师一个连，同时派小部队，深入敌人纵深内佯动，引起敌人的极大恐慌。由于蒋军兵力占绝对优势，山海关的形势非常紧张。

第五、我军于10月底左右，先后到达东北和长城以北地区的部队，计有山东的万毅部队、吴克华部队、杨国夫部队、刘其人部队、梁兴初部队、罗华生部队、华中的黄克诚部队和冀热辽的李云昌部队（该部先遣部队9月10日即到沈阳，李云昌司令部驻锦州）。

第六、10月中下旬，中央多次电示要求东北我部队拒敌于山海关、锦州一线。

16日电示东北局：“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望你们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又说“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向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战胜蒋军登陆是目前中心一环，其他一切均为此服务”2【注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19日再次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应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再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23日又电示要竭尽全力抢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应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2【注2同注解1】。

11月15日，中央更具体的电示东北局：“……应令李云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抵抗，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弹药，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三万五千，梁兴初七千，杨国夫七千，李云昌、沙克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至少二万，共约七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荣臻亲自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个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敌三个军，即可从战略上解决问题。”“总之，从内线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3【注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第七、10月下旬，中央决定，进入东北的部队和东北抗联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同时东北人民自治军对进入东北的部队也进行了整编，组建了十个军区，当时我军的总兵力约二十五万人。

二、山海关失守与放弃锦州

在沈阳的几天中，山海关方面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东北局根据中央多次指示精神，决定要尽可能阻止敌人进攻。争取御敌于山海关之外，不能让敌人大军长驱直入东北。尽一切可能争取时间，使我党、我军在东北地区的工作和部署能顺利、全面地展开。同时准备集中出关的我军主力在北宁线上与敌人主力决战。并决定由林彪到前线亲自指挥。

到达沈阳的第二天（11月14日）上午，罗荣桓带我到林彪那里接受新的任务。

我随罗荣桓政委走进林彪的办公室，因我与林彪不熟悉，罗荣桓首先向林介绍说：“这是李作鹏同志，跟我一起在山东工作多年，担任军区参谋处长，对参谋工作比较熟悉，对山东部队的情况也比较熟悉，指挥战斗也非常果断……。他是我从山东带来的指挥机关中的主要工作人员。”

林彪看了看我，就招呼我们落座。林彪先问到从山东带来的指挥机构的具体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林彪又问了到东北的山东部队的情况，我不仅对部队番号一一作了回答，而且对山东主力部队的作战特点也做了简要介绍，他边听边点头，看得出，他对山东来的部队十分满意。

初见林彪司令员，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冷静、沉稳、不多说话。对我的汇报听得非常认真，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着问题。

我汇报完后，林彪说：“指挥机关要精干轻便，就以你们从山东带来的指挥机关和人员为基础，设备和人员不足的找伍修权（第二参谋长）帮助解决；另外准备18日晚出发，先到锦州，由伍修权同苏军交涉一列火车备用。”林彪的指示既简单又明确。

当时，林、罗首长就指定由我负责组织前方总部指挥机关。

很快我就把指挥机关组织完毕。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东北的作战地图，只找到一份十万分之一残缺不全的辽宁地区地图。其次的困难是来自各战区的部队所使用的电报密码不统一的问题尚未解决，一时可能出现联络困难。

11月18日下午，列车已停在沈阳西北马三家子车站待命。

黄昏后，我们按时登上火车。上车不久，我就向林彪司令员详细汇报了前方总部指挥机关的编成情况。我说：“前总机关共分四个处，一个科。即作战处、情报处、通讯处、供管处和机要科。另外无线电分队带两部电台，一部电台对中央和东北局，另一部队下各部队。再带一个警卫连，整个指挥机构不到二百人。”林彪对此表示满意，连说：“很好，很好。”

列车开动后，因老要给苏联军车让路，跑得很慢，19日上午才到达锦州，前指临时安置在李云昌准备的一个招待所内。

刚安顿好不久，李云昌就来到招待所见林彪（他们两人均系黄埔第四期毕业）。当时李云昌对敌我态势持乐观态度，他认为，目前国民党两个军（13军和52军）虽已在秦皇岛登陆，但被阻于山海关，大部队进驻在狭小范围人地生疏，部队作战不易展开，同时后方太远，部队吃住、装备油料等供给十分困难，等于瓮中之鳖，不难全部歼灭，东北无大忧。林彪则对当前形势没有表态。

我们在锦州吃完午餐后，于下午改乘汽车到达锦西。

次日上午，我带几个参谋在锦西城内观察情况。在街旁碰到李云昌部驻葫芦岛的重炮团正在休息，我走过去向一个营、连级模样的干部了解情况，他说是从葫芦岛经锦西向北撤退。

我问：“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他说：“我军从山海关败下来，敌人在猛追”。又说：“敌人全部是美械装备，美军顾问指挥作战。敌人火炮多、射程远、威力大，步兵还没有冲上来，我军阵地就被炸平了。”还说：“敌坦克在阵地前快速推进，我军的步枪、手榴弹根本挡不住敌人的进攻，我军收不住山海关撤了下来，敌人坐着美制十轮大卡车在猛追，我们的两条腿跑不过他们。”等等。

我分析，那干部说了一些前方的实际情况，但也有些情况是他道听途说的谣言。

我向那个干部说明：“我们是东北人民自治军前方总部的。”并打出林彪总司令的旗号说：“林司令员已到前线指挥部队阻击敌人。”我要求他们：“停止撤退，原路返回，坚守葫芦岛。”

那个干部说：“我们只听李司令（云昌）的命令，其他人的命令一律不执行。”

我的劝说无济于事，只好看着他们慌慌张张地撤退了。

他们在锦西时，经常看到有成队成队。也有零零散散的，全部日式装备的军人，慌慌张张地向北撤退。一下说敌人已占绥中，一下又说敌人已占兴城，一下子又说敌人快到锦西了。簸箕子之风，此落彼起。

“新兵、新枪、新装备的部队，不经过严格军政训练，是不可能有战斗力的，并且老起谣言风”。这是我向林彪报告所见情况之后，他表示的看法。

20日下午，山东第7师派师参谋长阎捷三到前方总部，向林彪司令员报告作战情况。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阎捷三汇报说：“山海关由我冀热辽军区19旅二个团和我第7师二个团固守，七师另一个团布置在九门口防守。五个团统归我师指挥。师指挥所位于山海关城内。从11月4日开始，敌在飞机是支持下向我山海关阵地猛攻，我军顽强抵抗。11月14日，国民党向我守军发出通牒，限我军24小时内撤出山海关及北宁铁路两侧各三十公里，不然要以武力接受山海关等等。当即被我拒绝。敌我双方随即展开激战。顽军第13军之第4师、第89师担任山海关正面进攻。以第54师攻占九门口。第52军之第25师迂回进攻义院口。敌总攻时间为11月15日清晨，经过激战后，到中午九门口失守。到黄昏时义院口失守。我军顽强阻击，打得弹尽力竭，于16日早晨撤出山海关，我师伤亡失散千余人”。又说：“山海关失守，主要是由于敌人从九门口、义院口反向采取包围迂回战术，迫使山海关正面不得不撤退。配合作战的地方部队一听见炮声就四下溃散，不知道哪里去了。”

当时的情况确实很严重。敌13军（全部美式装备机械化）和52军（半机械化美式装备），在美军支援下，于11月16日分别占领山海关、九门口、义院口之后，即分路向绥中前进，并于11月18日占领绥中。敌52军2师随即向锦西、葫芦岛攻击前进。就在我们离开锦西第二天（22日），敌军又占领了兴城、锦西、葫芦岛三要地。

阎捷三汇报后，林彪根据当前敌军和我军是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决心放弃在山海关、锦州之间与敌决战的计划，理由是“既不可能歼灭敌人，还可能碰坏自己部队”。于是林彪21日向中央和东北局发电报建议：“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装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电文又说：“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的有利作战时，即进行极力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大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当天，彭真、罗荣桓同意林彪意见。

电报发出后，林彪即指示我：“前指准备撤离锦西。”我随后立即通知各部门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22日中央复电指示：“顽13军52军向锦州急进，望集中营口、沈阳主力到锦州贩卖协同黄、梁两部以全力全部歼灭该顽……”又说：“蒋军困难甚多，兵力不够分配，现在顶多只能调5个军入东北……现在如能消灭其2个军则蒋给蒋以决定打击。煞美蒋在全国威风，并给国共谈判和全国反内战运动以极好影响，并对我争取东北及华北斗争亦有极大帮助，望你们根据情况尽一切可能达到消灭该顽之任务，这是决定大局的斗争。”2【注2董殿稳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第一部挺进东北》第10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中央这个电报指示显然是不同意林彪21日向中央的建议。由于对敌我形势的不同判断，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作战指挥思想。

中央估计国民党美械师战斗力不强，目前是远离后方，孤军深入，立足未稳，军民不和，粮草、弹药和油料不济，南方人怕冷，又多新兵，困难甚多。基于此判断，中央的意图是从对任何方向进入东北之蒋军都必须全部消灭之，我军要坚守山海关、绥中一线。

而林彪的作战思想产生与他亲临前线的实践，最初拟令到达冀中的第1师及黄克诚部参加山海关防御作战，山海关失守后，改令该两部迅速向锦州西南之江家屯地区冀中，准备完成保卫锦州之作战任务。党敌人占领山海关、绥中、兴城之后，林彪看到的敌我军情况是：敌人13军美械化，52军半美械化，进攻炮力异常猛烈，机械化推进速度很快，作战能力甚强。而我军部队是由四面八方调来的，既疲劳又作战思想不统一。有的部队没有冬装，甚至打着赤脚；有的部队在进入东北时以为可以到这里补充装备，将武器留在老根据地，此时甚至人均不到一支枪。在东北成立的新部队，新兵、新枪、新装备，还不具备有对抗蒋军的战斗力。同时，我军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群众支援粮草，没有后方医院等等困难。

林彪根据身临前线所了解的情况，敢于否定中央“御敌于东北之外”的决策，是需要勇气的。事实证明，林彪的决策是正确的。

这是到东北后，林彪与中央的作战思想产生的第一次分歧。

此时战场的基本形势是敌强我弱，我们前指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林彪的压力极大。

11月23日，中央再次复电林彪、彭真、罗荣桓，同意了林彪的意见：“同意林彪二十一日八时电基本意见，但黄、梁两部应力求在敌后侧后消灭敌一二个师，迟滞敌之前进，以便争取时间进行各种准备，寻找机会消灭敌人。”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同日，林彪部署准备在锦西以西地域侧击敌人：第一、我决心在锦西，高桥以西山区进行大规模的歼灭战；第二、梁师、黄师应迅速到江家屯地区集结；第三、杨国夫师应以一个团接近铁路，吸引敌人，其主力应道杨家杖子，毛家屯一带待机；第四、李沙部在高桥、锦西附近正面抗击敌人。

这时，我们前方总部已从锦西转移到虹螺与江家屯之间的一个村落宿营。

前方总部刚住下的次日上午，就遭到土匪四五百人的包围。他们摇旗呐喊，向村内打枪及向我下“通牒”，要我们将全部武器、弹药及一切军用物品留下，他们保证所有人员不受伤害云云。我们也写信告诉他们，我们是代表人民军队，是为解放人民、为保护人民利益而战斗的。我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不侵犯人民任何利益，请你们不要误会，立即撤退，否则要自食其果等等。他们接到信后，并无撤退征候。

下午，林彪指示我，布置警卫连用武力把他们赶走。我随即安排警卫连展开，对村东北方向土匪人数最多的山岗进攻。这群土匪是典型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我军几挺机枪一开火，战士们向前一冲，就打得他们鸡飞狗跳，狼狈逃散。林彪在村旁见此情况之后说：“土匪是乌合之众，你一打他就跑，以后有集合起来再捣乱。因此打土匪一定要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抓住土匪头子。尤其是要把群众发动起来，财神消灭土匪的根本办法。”

东北的土匪由来已久，东北老百姓称之为“胡子”。原东北军阀张作霖就是土匪起家。抗战胜利，伪满政权垮台，新政权未建立，正是土匪猖狂的时候。但此时的土匪也有新特点，他们有的伪警自行解散后，重新组织起来的。他们害怕人民清算其罪行，或为了发战争财、摸浑水鱼，就又拉起队伍，结帮为匪。还有的是地主恶霸组织起来，搞所谓的“自卫保家”。更多的是“政治土匪”，在国民党特务接受人员支持下，组织的“地下军”、“先遣军”，大量网罗伪满官吏、军警、特务、散兵游勇，在他们封官许愿的诱惑下，拿起武器，等待国民党军队的到来。老百姓称他们是“中央胡子”。据统计，国民党先后在东北各地加封委任了三十多个“总司令”、“总指挥”、二十三个军长、一百五十八个师长。土匪总数多达十万余人。

11月24日，林彪亲自带领各师、旅长，在江家屯、高桥之间的高地上勘察地形，研究作战方案。当时伪满前方总部直接指挥的部队有山东第7师、山东第1师及黄克诚师四个旅，大约五万人左右。集中起来，依托有利地形，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一个师是有把握的。但如果敌人13军沿铁路北上，52军在铁路西侧沿江家屯、虹螺与13军齐头并进，敌人兵力集中，相互策应而不分散地向前推进，那就不好打了。我们估计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搞得不好，我军既有损失碰坏了部队，又丢掉了锦州，结果是两头失踏。不如放弃锦州，保持主力，另寻战机。因此，林彪的最后决心是不打，不能打，并坚持21日电报的精神。25日我军主动放弃锦州，26日敌人进占该城。

锦州是辽西的第一军事重镇。当时我军在锦州及其附近的兵力甚为薄弱。老部队只有文年生的警1旅二个团，城内则是李云昌的一个旅，战斗力不强，根本无法防守。杜聿明命令52军为右攻击兵团，13军为左攻击兵团，向锦州发起进攻。李云昌组织人力、车辆、抢运仓库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烧毁机场和日本飞机，然后仓促向义县、承德方向撤退。

11月28日中央来电指示，国民党已占领锦州，并将占领沈阳等地。我企图独占东北已无可能。处仍应力争控制中长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外，应力争控制南满、东满、北满、西满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29日东北局指示：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计划，把中心放在南满、东满、北满、西满，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建强大的根据地，面向沈阳、长春、哈尔滨，以便苏军撤退后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

三、“忍、等、狠”三字方针

林彪对当前敌人行动企图的判断是：第一个目标攻占山海关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攻占锦州，第三个目标是进占沈阳。

放弃锦州后，林彪率领山东第1师和新四军第3师第7旅在敌人侧翼且战且退。其他部队已先行向后撤退。

1945年12月25日，林彪在阜新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我军山海关作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忍、等、狠”三个字的作战指导方针。实践证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一方针是十分正确的。

我对“忍、等、狠”三字方针的理解是：

“忍”的策略，“小不忍则乱大谋”。表明上看，要忍受大城市与交通干线的暂时丢失，要忍受由于思想不统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要忍受部队面临的各种困难。但实质是，在“忍”中迷惑敌人，在“忍”中积极准备，在“忍”中积蓄力量。

“等”是战术，等敌人战线拉长、主力分散，背上了“包袱”，暴露了弱点，等他逐步敌化强为弱。等我发动群众，消灭土匪，根据地，站稳脚跟，等我逐步地由弱变强。“磨刀不误砍柴功”，耐心等待并创造时机的到来。

“狠”是结果，在“忍”与“等”的过程中，发现战机、捕捉战机，一旦战机成熟，就集中兵力“狠狠地”给予敌人致命的歼灭性打击。

林彪要我们把这个指导思想向部队进行普遍地宣传解释，不但要使军事干部知道，政治干部都知道，后勤干部知道，而且要使所有的战士都知道，实行“作战方针群众化”。

一种符合实践发展规律的思想如果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就可以转化为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这个“三字”作战指导方针，对于当时部队愿打不愿走，急于求胜的思想情绪，是一颗定心丸。对于愿和不愿战，急于求和，幻想停战的思想情绪，也是一副清醒剂。

敌人占领锦州后，由于兵力不足，需要等待后援部队的来到，才能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新6军、新1军、71军正在源源出关增援。同时锦州敌人也积极向黑山和义县方向进行侦察，作新一轮进攻的准备。

11月中旬，苏联红军向东北局提出：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苏军之处，不准我军与顽军作战，以便蒋军接受。中央据此电示东北局：服从苏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中央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八个字和林彪的“忍、等、狠“这个三个个字，就成为当时东北局我军的战略方针。

11月25日，东北局领导机关撤出沈阳迁往本溪市。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和地下军，立即打出国民党旗帜，公开进行接收活动。长春、哈尔滨均被国民党接收。12月5日，东北局给中央电：“因此我们应积极准备参加夺权沈阳，以造成对和战斗有利之局面”，“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退，我即坚决争取消灭敌顽，先占沈阳，再夺长春。”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6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中央7日复电东北局，不同意东北局的部署：“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的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政训15万野战军，建立20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请你们注意目前事实：……我之东北新部队还不能作战，黄、梁、杨国夫等部因疲劳没有地方群众配合及各种困难，如不经休整，亦几乎不能作战；……林彪2日电部署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作群众工作是对的。”2【注2刘统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97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为了抗击敌人向沈阳前进，我军前方总部已将邓克明独立旅调至黑山、大虎山一带布防。同时林彪命令山东第2师进到北镇地区休整，准备协同邓旅作战。命令黄克诚部队（缺第7旅）进到清河门、阜新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并负责维护由承德经义县、阜新到东北后方的铁路交通。任命该师副师长洪学智为铁路警备司令。当时该铁路是延安、华北大批干部到东北的唯一通道，因没有强有力的管理，次序极为混乱，运输效力很低。经过洪学智的整理，稍有好转。

林彪将1师和3师7旅编成机动部队，由他直接掌握。

四、“一点两面”“三三制”的战胜方针

12月1日，前方总部率机动部队由锦州西北拟经上下及台，先转到义县，尔后在转到阜新。3师7旅为前队，前方总部在7旅之后跟进，第1师为后队，在前方总部之后跟进。

约中午时分，7旅先头部队发现由锦州方向，敌人出动了约一个加强团的兵力，正沿锦义公路向上下及台前进，随即与我接触。枪声之后，林彪及少数参谋人员，很快就赶到靠公路（锦州到义县公路）不远的高地上的7旅指挥所了解情况。第7旅已由西向东展开，林彪命令1师迅速跨过公路，先向南再向西包围敌人。但尚未把敌人退路切断，两个部队即发起了攻击，结果打了一个击溃战，除俘虏少数敌人外，大部缩回锦州去了。

林彪对这次战斗很不满意。第一，没有将敌人退路切断，打陈击溃战。第二，进攻队形太密集，便于敌人美械装备发挥其优势火力，增加了我军的伤亡。

战斗结束后，根据他亲自观察的战斗情况，林彪提出了“一点两面”、“三三制”的战术方针。

什么是“一点两面”战术呢？他向我们解释说：就是一种包围敌人、切断敌人退路的歼灭战术，是一种集中优势兵力，突击敌人弱点，同时包围迂回敌人的战术。“一点”：就是突击正面不要拉得太宽，应在比较狭窄的正面上，集中我优势火力，压制敌人火力。同时集中强大突击部队，进行连续突击。主要就能打开缺口，击垮敌人。“两面”：就是对进攻敌人，不但有正面的突击，还有对敌人另一面的攻击。也就是一面突击，一面切断敌人退路，防止打成击溃战。又说“一点两面”战术不能机械的、孤立的运用。“一点”，不要理解为孤立的一点，而是指主要突击方向。“两面”，既不要理解为平分兵力，也不只限于两面。

什么是“三三制”战术？林彪解释说：“三三制”是我们抗日时期民主政府的组织原则。我们借用这个名词，运用于战术原则上。“三三制”战术是一种进攻时采取疏散的、快速的、跃进的队形，而不是密集的、迟缓的、直线的队形。是一种在敌人强大火力下，尽量减少我方伤亡，并争取最大胜利的战术。一个战斗班，可分成三个或四个战斗小组。在进攻的运动时，每个战斗小组采取“三角”队形，各个“三角”疏散前进，既可以互相掩护，又可以互相跃进。“三三制”战术要求进攻部队不要拥在一堆，也不要拉成一线。虽然战役战术上要集中优势兵力，但战斗队形必须采取疏散型，才能减少伤亡，保持进攻力量。

任何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针的产生，任何一个战术原则的产生，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主观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实践斗争中产生，再到实践中去检验和发展。

毛泽东曾致电林彪：“你们所说‘一点两面’战法是什么意思？”

林彪在复电中说：所谓一点，就是说要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攻击点，反对在个点上平分兵力的办法。所谓两面，就是说必须采取勇敢的包围方法，防止敌人突围逃走。两面是指至少在两面布置兵力，兵力多时也可以三面四面。一点的精神在于保证一定打垮敌人，整个精神在于打垮的敌人不致跑掉。是针对我们干部不肯彻底集中兵力和不敢进行勇敢迂回的毛病而规定的。

在跟随林彪转战东北初期，我切实体会到，林彪非常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总结、善于提高、善于把军事理论深入浅出地用于战争的实践。在战场上，在部队中他能够极其敏锐第捕捉到问题，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策略。林彪提出的“忍、等、狠”三字作战指导方针和“一点两面”、“三三制”的战术方针就是从战争中来，到战争中去，在战争中发现问题，到战争中去解决问题的典范。这样，出现问题并不可怕，通过解决问题就可以使部队战斗力得到有效的提高。在林彪身边学习林彪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使我终生受益匪浅。

五、东北斗争需作长期打算

我们在义县住了一个晚上，就转到阜新去了。

从离开锦西，进入乡村，我们早已把汽车丢了，改用坐骑。林彪在沿途看到到处有土匪，又没有政权，没有群众支援，伤兵要部队自己抬担架时，感慨极深地对我们说：“你们看，这就是没有根据地，没有后方依托作战的困难。第一，负伤的伤兵及病号没有民工抬担架，要部队战士抬，一副担架，四个人轮换抬，这样一个班有两个伤员，全班就失去战斗力。第二，没有安置医院的后方。结果伤病员没有收容治疗的地方，这就必然增加伤兵员的痛苦，同时拖延治愈时间。这两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大问题。不搞根据地，没有后方依托，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援，我们就不能胜利。”

林彪认为对东北斗争需作长期打算。目前最重要的是坚决肃清土匪与改造旧政权，同时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包括建立军工厂、兵站、医院等。他具体地说，应在1945年的整个冬季，将部队以团为单位，一概分散到广大农村一边剿匪，一边建立新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做好群众工作，征集资材粮草，并对部队进行整编政训。而到明年春天，再集中打大仗。

林彪说，以我部队现状而勉强打击敌军，结果多为不佳。在我主动放弃锦州之前的斗争中，敌军是集中兵力向前推进，当时我如真的以主力投入大打，则很可能演变成主力的退却而损病损士气。

林彪在阜新期间，经常与黄克诚等干部接触，我所知道谈论最多的是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部队问题。老部队、老兵、老枪、老装备，能打仗，有很好的作风，但武器装备差。老部队越打越少，打掉的都是骨干。新部队、新兵、新枪、新装备，未经严格军政训练，不能打仗，作风和纪律也不好。这个问题必须解决。12月14日，林彪给东北局电报中说：“在电报新成立10多个旅，成份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警察、伪军占数甚多，真正的工农成份，为数甚少且已被带坏。而所见之李云昌部（三个旅），则全无战斗力，对群众纪律极坏，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造成群众对我之不满；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而助长敌人之气焰；不但不能消灭土匪，且受土匪勾引。……”1【注1董殿稳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第一部挺进东北》第11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当时在敌强我弱，我军且战且退中，东北新组织的一些部队纷纷叛变。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叛变部队中吉林有一万二千人，松江有一万人，合江有五千人，龙江、牡丹江、辽北、嫩江地区各有三千人，共约四万人左右。其中有谢文东部，谢原是依兰地区的大地主，东北联军第8军军长，后为我收编为三江人民自治军；李华堂部，李为老兵痞，混进了东北抗联，当了第9军军长，他拉起的队伍也为我收编。这些反动分子不仅勾结国民党，残害人民，而且极大地危害根据地的创建。

林彪说，解决办法是新老部队合编一个纵队，三个老师带一个新师；一个师中三个老团带一个新团；一个团中三个老营带一个新营。另一个办法是新兵充实到老兵连队。

第二、关于根据地问题。有无根据地的作战，其结果完全不一样。有根据地的作战，就能打得生龙活虎，战无不胜。国内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就是证明。没有根据地作战，就困难重重。二万五千里长征，沿途我们想在湖南站脚，没有站住。我们想在贵州站脚，又没有站住。我们想在滇北、川南站脚，也未站住。可是一到陕北，只有巴掌那么大的根据地，我们就能站住脚。你们看根据地的作用多么神奇。根据地的选择，群众工作的重点，要布置在远离城市的边缘地区。因为“距城市与铁路线（北宁、长春两线）愈远的地方，人心愈巩固，群众工作愈易发动，且敌来的可能少，故愈易成为巩固的后方”因此“我绝大部分部队皆应严格离开城市，住到乡下去”。1【注112月25日林彪给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见刘统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地102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第三、和与战问题。在敌强我弱条件下，即使有和平，也是不稳定的。在斗争对立情况下，即使有和平，也是不能持久的。我们已经两次国共合作，时间总共也不过十年左右。目前东北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现在发展的趋势，可能出现关内小打，关外大打。蒋介石从来就是迷信武力的，他们宣称“三道六个月解决共军”，用什么办法解决呢？用战争。

第四、关于消灭后方土匪问题。林彪说：要建立根据地，首先要消灭土匪，如果不把土匪消灭，那就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那就很难把根据地建立起来。消灭土匪要采取军政夹攻的清剿策略。打土匪于打国民党正规军不一样，要在强大的军事打击的同时，进行各种形式的政治攻势。剿匪首先要“攻心”，要在土匪亲属及有联系的人中宣传我军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剿匪政策。号召土匪改邪归正，回乡分田，既往不咎，立功有奖。只有这样才能平定匪患，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建立人民的政权，才能发展和巩固根据地。

第五、再次强调“一点两面”、“三三制”战术方针。林彪说：什么是“一点两面”的战术，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免吃得多，吞不下的坏处，避免平均主义使用兵力的坏处，避免一面攻击，而打成击溃战的坏处。真正实现不打则已，要打必歼的作战要求。同时“一点两面”战术，是一种更勇敢的战术。一般说，敢于正面进攻的指挥员，就可以说是有胆量的指挥员。如果敢于摆成两面，大胆的包围迂回到敌人侧后，先切断敌人退路，再去攻击敌人，那是更勇敢，更聪明的指挥员。

林彪又说：列宁不是告诉我们要找出锁链的中心环节，用全部力量把这个环节抓住吗？毛主席不是告诉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去解决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吗、打仗也是一样，必须集中主要力量去攻击敌人要害的一点，这一点攻破了，其他就好办了。你们以为拿十个团中的五个团来攻敌一点，就算集中主要兵力，不，不，在目前形势下，要拿全部力量中之十分之七、十分之八、甚至十分之九的力量攻击一点，那才算集中优势力量去解决主要矛盾，那才算真正懂得了辩证法。当然在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另一面，一定要拿一部分力量来包围迂回敌人，没有这一面，被击溃的敌人就可能跑掉，就不可能保证全部歼灭敌人。不注意这一面，也不算真正懂得辩证法。

林彪说：“三三制”战术，是根据我们当前作战的对象是美式装备，经过美国训练，火力很强，为了消灭敌人，减少自己伤亡的一种基层战术。也是一种疏散的、隐蔽的、快速的、跃进的进攻战术。它是集中兵力、火力与疏散队形的矛盾统一，既要集中又要疏散。我们部队常犯的毛病是，集中了不容易疏散，散开了不容易收拢。而“三三制”战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班编成三到四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三个人，由战斗小组长掌握战士，班长掌握战斗小组长，排长掌握班长，既容易疏散，也容易收拢。这个战术对于防御敌人进攻很有效，但不适用于一切场合。比如打追击战，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部队猛追下去就好。

敌人占领锦州后，杜聿明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首先将部队推进到新民附近，准备和平接收沈阳。其次打通锦州到承德铁路交通线，以巩固北宁路的安全，切断东北我军与华北的交通联系。再其次是对新民南北地区我军进行扫荡，相机占领彰武、法库、台安、辽中。

敌人经过一个月的休整、补充和准备，于12月下旬开始发动新的进攻。右路52军于23日向北镇黑山我军进攻。经过局部战斗，我即撤退，敌人23日占领北镇，24日占领黑山。左路13军27日向义县、北票、阜新进攻，也只有小的接触，28日占领义县，30日占领阜新，1946年1月4日占领北票，5日占领朝阳。新6军向沟帮子，台安，辽中进攻。中央电示程子华，李云昌部，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退进攻热河之顽军，保卫承德。

此时，林彪已命令黄克诚部（缺第7旅）在西满地区执行剿匪和根据地建设任务，山东第7师调往北满休整、剿匪，开展建设根据地工作，山东2师开往东满地区执行剿匪和根据地建设任务。我军在东北地区的剿匪任务中，先后共毙、伤、俘、降土匪八万余人，缴获步、马枪五万余支，轻重机枪一千四百余挺，各种大小炮三百余门。有力的支持了我后方根据地的建设。

我们前方总部及机动部队向法库方向转移。1师进到秀水河子以北地区待机，7旅进到秀水河子、法库之间地区待机。前方总部先进驻到秀水河子，数日之后，转到法库进行指挥。

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林彪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讲了东北形势与任务，并布置部队加强军政训练和抽派人员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他称这种工作是“磨刀”工作，要求大家一定要保证和发扬我军善于打仗，善于训练，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

在秀水河子和法库期间，林彪多数时间是在指挥所中独自深思。部队到达秀水河子安顿下来后，日常事务比较少，思考问题的时间比较多。这时林彪常常独自一人，面对墙壁上的地图一坐就是半天不动，我去请示问题，他的态度常常是冷冰冰的，很严肃的就事论事，不肯多说一句。他究竟在深思什么问题呢？

进入东北后，我在林彪身边工作，平时接受他的指示，听取、讨论他提出的问题，接触和了解他的机会很多。渐渐地，对他的思想情绪、作战意图、工作考虑、生活习惯及对各种问题的看法越来越了解。我可以大致理解他的内心活动。

当时，他主要是考虑自山海关失守到现在两个月了，敌人占领了不少地方，我们采取了“忍、等、狠”方针，从长远角度考虑虽然是正确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予敌军以有效打击，来自前方、后方，部队、地方各方面不同意见不少。有的甚至说：“常胜将军变成撤退蒋军。”当时思想不一致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是以占领大城市为主还是以控制中小城市、农村为主；是以战争为主还是以和谈为主，是加强老部队为主还是发展新部队为主等战略性问题上。

这对林彪是有压力的，他的思想中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他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够得到中央和身边同事的支持，他更希望自己的作战意图和措施在部队中得到更自觉的落实，在实施中得到更好的效果。

林彪曾说：“为什么没有阻止敌人的进攻？第一，敌强我弱；第二，没有根据地；第三，关内来的部队和干部是五湖四海的，思想作风不统一，也未得到休整和补充；第四，在东北发展的新部队成分复杂，未经政训，不能打仗；第五，后方对前方的支援很少；第六，各级领导内部对某些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林彪曾对我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东北局11月底已撤离沈阳到本溪去了，但对大城市仍很留恋，他们12月5日向中央建议，仍然主张现在趁苏军撤退、蒋军刚到时，夺权沈阳、长春，以造成对和谈有利局面。但林彪认为，“根据目前敌我情况，根本不可能，完全是空想。他们对目前我军作战的困难似乎很不了解。”

林彪在法库期间，经常与陶铸等人接触。当时谈论最多的问题仍然是：

第一、消灭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问题。因为在12月28日中央发出的“建设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已经明确我党目前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并指出，建立这个根据地，不是在国民党已占领或将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附近地区。而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这个指示精神，与林彪的思想是一致的。他说：“东北与关内最基本的不同，就是没有根据地，没有发动和组织群众。现在中央有了指示，应该坚决执行。不论前方部队还是后方部队，凡是有可能都要做群众工作，做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一个师包一大片，一个团包一小片。部队首长既要善于练兵打仗，又要善于指导做群众工作。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根据地建设打下一个巩固的基础。那时的仗就好打，就可以集中兵力，放手打大仗。不然的话，我们仍是处于前方打仗，后方土匪捣乱，有了伤兵要战士抬，粮草无人供给，兵员无处补充。那怎么能打大仗？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不仅战争的目的是为人民，而且还要人民自己起来，用各种各样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作战。军民成为鱼水关系，那我们就无往而不胜。”又说：“要建立根据地，首先要消灭土匪，不消灭土匪就不容易发动群众。消灭土匪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策略。”

第二、关于停战和谈问题。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协议，停止全国军事冲突，并于13日午夜起生效。毛主席及国民党政府同时下达了停战命令。但国民党当局公然宣称，东北不在军事调处的范围。也就是说，他们继续向我进攻不受限制。当时东北敌人正疯狂的向我进攻，尤其热河方面拼命地向承德前进。

对是“和”还是“战”这一重大的形势判断上，林彪和中央又一次出现分歧。

中央认为“和”的可能性较大。（后来我看到一份资料，是熊向晖所著回忆录，其中谈到：当时中央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已获重大成果，中国已走向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今后同国民党的斗争，主要是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我党将参加国民政府，我军将进行整编，实行党军分立，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中共中央移驻江苏淮阴。1【注1参见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2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3月第二版】）

1946年1月26日，中央电示：“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因此，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2【注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据我所知，林彪对这类电报指示，是有保留意见的，因此，他对这类电报只画圈，既不宣扬，也不明确表态。

林彪对停战协定，特别是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境内有权自由行动很恼火，很不满意。林彪曾向中央请示，拟配合热河部队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出击打一仗，歼灭杜聿明有生力量。但中央不同意，中央意图是东北让步，换取国内和平。

而林彪则说：“敌人的阴谋是‘关内和谈，关外大打’，此次和谈，对我甚为不利。我们对停战和平不要有任何幻想。我们和谈的目的，是揭露假和平，揭露敌人的欺骗。我们的重点是把仗打好，能不能和，决定于我们仗打得如何，消灭敌人越多，和平希望越大。”林彪同时命令东北各兵团首长：“严整战备，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又说：“切勿向下散布和平空气，以免解除精神武器。”

后来实践证明，林彪的意见是正确的。

第三、关于司令部工作问题。由于山东2师在北镇遭到敌人袭击，林彪提出要加强司令部工作。他说：“司令部各个环节的工作均重要，像一部机器一样，缺少哪个环节都影响正常转动。但重点是情报和通讯。高级指挥机关的司令部工作重点主要是战略情报，战役情报，但也要注意战术情报。下级司令部主要是战术情报，战役情报，但也要注意战略情报。古人知道‘知彼知己’的重要性，现代战争不但要‘知彼知己’，还要知天文、地理、民情。通讯工作重点是加强无线电通讯，上面的命令指示能及时下达，下面的报告请示能及时收来。重要作战电报常常是万分火急的，分秒必争，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等闲视之。”

林彪曾举苏联卫国战争的例子说：“德国对苏联的闪电式进攻重点之一，就是摧毁苏集团军、方面军的指挥系统。一时间西线苏军指挥系统全部瘫痪，部队群龙无首，丧失了战斗力，德军趁机长驱直入。很快，苏军迅速恢复了各级指挥系统，大本营与各集团军、方面军建立了畅通的联络。苏联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由防御转为进攻，强有力的指挥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林彪又说：“大兵团、多兵种的协同作战与运动作战，司令部的指挥系统尤为重要。”

林彪曾对我说：“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必须做到坚决执行首长的命令，迅速传达首长的命令，及时准确地报告部队请示和情况，这是在作战指挥机关工作的最基本素质。”他又说：“传达上级命令，报告下级情况，你们一个字都不能错！”虽然我们都知道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林彪仍然反复强调执行命令的重要性。林彪还特别反感在向他报告情况时使用“可能”、“大概”、“也许”、“差不多”这样模棱两可的语句。

第四、对次强调“一点两面”、“三三制”的战术方针。当时部队正在对这个战术进行训练，因此林彪谈得特别多。见到部队干部就反反复复地，不厌其烦地谈论和解释。

我们在秀水河子、法库休整约一个月，东北人民自治军已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

在东北民主联军管辖之下，成立了北满（司令员高岗，政委陈云）、东满（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南满（司令员程世才，政委萧华）、西满（司令员吕正操，政委李富春，后为黄克诚）四大军区，重新调整了各省军区和军分区。

山东第1师和新四军3师第7旅直属前方总部指挥，其余主力部队整编后均归各大军区指挥。山东第7师、陕甘宁第359旅归北满军区指挥。山东第2师、第7纵队（由山东滨海支队扩编而成），归东满军区指挥。第3纵队、第4纵队（主要由山东来的部队及李云昌部队扩编而成）归南满军区指挥。新四军第3师（缺第7旅）归西满军区指挥。

六、秀水河子子歼灭战和抚顺运动战

敌人于1946年2月9日又开始发动了新的进攻。南路新6军一部，由沟帮子、大虎山之线进占盘山、台安、辽中。中路52军由黑山占领新民后，推进到沈阳铁西区。北路13军一部，由阜新、彰武出动，先后侵占阜新东北之鹜欢池和彰武、法库间之秀水河子。

侵占秀水河子之敌，为13军89师266团全部，265团一个营及师属山炮连、运输连等，全部美械化。

林彪得知此情报后非常高兴，他说：“等了你半天，终于送肉上菜板来了。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又说：“忍了许多地方的丢失，现在该我狠一下了！”

他对我说：“你看！敌人的拳头伸开了，分散了，这股敌人远离主力有一天以上的行程；而且送上来的敌人不大不小，约五个营，正合我们的胃口，完全有把握消灭它！”

他命令我：“写个电报，通知部队行动准备！”

2月11日，我陪他到7旅去。在那里他亲自给营以上干部作了战斗动员。林彪指出：“这一战的意义，是争取我军在东北的地位。只有英勇顽强第浴血奋战与辉煌的战果，才能较多的分给我们以生存的根据地，才能打下国民党军的威风，才能取得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仰，才能巩固提高新老部队的信心，才能争取我党在国内国际的地位。”

林彪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压抑了很长时间的窝囊气就要在面前这股敌人身上散出来。半年来的一退再退，战士们的情绪像弹簧一样被压缩到了极限，现在马上就要爆发，变成一把钢鞭抽向敌人。

会后，林彪决定把我留下，协同7旅旅长和1师师长梁兴初指挥作战。临回总部时，他再三叮嘱我说：“不要轻敌，要讲战术，要充分地作好准备，千万别让敌人跑掉，也不能打击溃战！”

林彪又给梁兴初和7旅发电强调：这一仗关系重大，必须打得很艺术、很坚决，切不可鲁莽草率，务须严密弄清敌情，干部须亲自侦查地形，选择攻击点与布置火力，当面详细交代任务，切实取好联络，规定统一动作时间。布置好后，即行猛打。

当日，部队就开始了战斗行动的准备。第二天，7旅和1师，突然将敌人包围在秀水河子。

13日下午3点左右，林彪来到前线指挥所。我和7旅、1师的领导向他汇报了战前准备后，他立刻要亲自去观看突破地段的地形。我们感到离敌人太近，很危险，劝他不要上前边去。但是林总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他特别强调战前指挥员一定要亲自去看地形，对那些只看地图，不到前沿的指挥员，他会骂他们是“打官僚主义的仗”。

我跟随林彪出了指挥所，暗自里想着一定要保护好林总的安全。

我们先到了7旅的阵地，看到战士们工事构筑的不错。随后继续前行，遇到开阔地就在雪地裏匍匐前进。不时有流弹飞过来，打得雪地“仆仆”作响。我们爬到阵地西南角，我指着前方报告：这是我们选择的突破位置。林彪没有说话，靠在一段废墟断墙上，拿着望远镜长久地观察着，也不说话。我想，大概是不满意。随后又往南行，爬到一块地势稍高的位置，我趴在林彪身边的雪地上，他拿着望远镜细细观察着，许久才说：“这个方向好，那边太开阔，伤亡要大。”

我们从前沿回来，有的战士惊愕的认出了林彪，兴奋得说：“林总上前面来了！”阵地上立刻传遍“林总上来了！”的消息。战士们纷纷呼喊：“林总亲自指挥咱们来了，咱们要打出个样来给林总看看！”

林总决定：第1师主力由北向南突击，以一个团堵击敌人可能向西突围逃窜之路，并准备打击彰武方向来援之敌。第7旅主力由南向北突击，以一个团及保安1旅第3团，控制了秀水河子以南之太平庄、小黄帝及登仕堡子地区，并准备阻击由新民方面出援之敌。

13日晚18时，外围战斗打响。22时开始总攻。山炮隆隆吼叫后，激烈的枪声显得更加清脆。红绿信号弹罩住了秀水诃子。敌人也猛烈地和我们进行着火力战。整个秀水河子沉入了炮火的烟雾中。

林彪在秀水河子南面高地上指挥着战斗。子弹不时地从我们附近呼啸而过，有时落在我们跟前。天空飞起无数颗照明弹，照得周围明如白昼。我们可以看到战士们运用疏散的“三三制”队行在雪地上跃进。时而伏下，时而前进，火星围绕着他们飞溅。

突然敌人打出了一排排带着火线的炮弹，爆炸后燃起一片火海，冲锋的战士碰上就成了火人，可以看到有的战士浑身着火在雪地上翻滚。

林彪急问：“这是什么炮？”一个参谋顺口说了一句：“可能是火箭炮。”林彪不满意地看了一眼那个参谋，转身对我说：“作鹏，找个俘虏问问。”

我随即让警卫部队带上来一个胡子拉碴的俘虏，看上去是个“老兵油子”。他斜着肩膀站在我们面前。

我问他：“那一部分的？”

“266团的。”

我问：“你们团装备了什么炮？”

“六零迫击炮、战防炮、火箭炮、重迫击炮，什么炮都有。”

老兵油子斜着眼睛回答。

这时从村里又打出一排这样的炮弹，落在一百多米外的雪地裏燃起一道火墙，俘虏不自觉地缩了缩脑袋。

我指着前面的火光问他：“这是什么炮打的？”

“这是120重迫击炮大的燃烧弹”。

原来如此。

林彪对于想要了解的问题，必须寻求一个准确的答案，从不满足似是而非的回答，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弄清情况后，林彪要求立刻通知部队，散开队形，尽量不哎哟利用房屋作掩护，防止烧伤。

7旅这面突破的比较顺利，正在向街内发展，迫近了敌团部，整个战斗进入了激烈的巷战。林彪一再命令7旅加紧攻击，加重压力，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和火力，支援北面1师的进攻。

1师英勇地拿下了北山，他们打得很顽强，连续组织了五次突击。

大约凌晨左右，突然由秀水河子西南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侦察兵报告：敌52军的部队，由大虎山赶来增援，已进到太平庄，距秀水河子至多不过十里了。情况紧张起来，林彪当即命令7旅及佯攻公主屯的保1旅各抽一个团去堵击援兵。

前总指挥所的位置，夹在秀水河子与增援敌人的中间，两边的枪声和火光完全把我们裹在中间了。子弹就在我们头上“哧溜哧溜”地交错飞过。前面的部队指挥员有的打电话来问“后面的枪声这么近，增援的敌人离我们还有多远？”林彪要我告诉前面“打了半生仗，怎么这样不沉着。后面不用他们顾虑，我还没有动，要他们加速进攻！”

我们担心林彪的安全，提出换个指挥位置。林彪镇定自若地说：“有什么危险，子弹远着呐。”林彪一边在雪地里踱着步子，一边对我说：“这个时候我们一动，就会影响部队进攻的决心！”

同时，林彪命令：“拂晓前一定解决战斗！”

战斗到14日晨，敌人的最后突围被1师3团打垮后，战斗全部结束。

这时林彪才有时间回头看看我们，看着大伙眉毛胡子头发都结成冰，笑着说：“真是冷啊，我们都成了白头翁了。”

我陪着林彪走到街里，战士们看到林总过来，一片欢呼。战场上堆满了缴获的敌人武装，林彪看来很高兴，对激战一夜的战士们说：“同志们辛苦啦！”“你们大的顽强，打得漂亮！由为人民立了一功！”

这时四周还有枪声，原来是战士们拿到缴获的美式装备，都想试上几枪。林彪立刻要求不断停止射击，要让增援的敌人听不到动静，知道这里已经被解决了，知趣地退回去。

随后，不善幽默的林彪这次突然要和敌人开个玩笑，他要参谋写个字条，大意是：请你们不要来增援了，你们先锋部队的全部人民我们如数收到，战场上只剩下贵军的尸体，你们可以来取。随后林彪在字条上签上字，吩咐放些俘虏，带着字条回去，林彪说：“他们是最好的见证。”

这是代表战场上我军打的第一个典型的歼灭战。共消灭敌军五个营（包括鹜欢池歼敌一个营），击毙、击伤和俘虏敌人近二千余人，缴获各类火炮几十门，美制卡车几十辆，轻重武器数百支。当时还缴获了数台美制最新式电台，这些电台装备总部后，在以后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林彪回到指挥所仍然很兴奋，在指挥所内抱着肩膀来回踱步，我坐在炕沿上记录着给东北局和中央的战报。他口述一句，我记录一句，之后我又复述一遍，林彪听后点头，大幅度的一挥手：“发出！”我抬头一看，在他那苍白的脸上，透出少有的红晕。

中央军委致电林彪：“在秀水河子歼灭顽军五个营甚喜。在顽敌进攻下，如能再打两三个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我在东北地位与我进行和平谈判。”

林彪对这次战斗胜利评价很高，他说：“对敌人来说，使他们疯狂气焰遭到一次严重打击。对我们部队来说，提高了对美械装备敌人作战的胜利信心。这是一个打歼灭战，不打击溃战的范例。对‘一点两面’、‘三三制’战术的运用将是一个推动。对我们后方党政军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对根据地建设将会有很大的促进。“同时林彪认为对美械装备的敌人，目前仍应坚持稳打为、以多胜少、夜战近战的原则。

秀水河子战斗胜利后，敌人集中二个师的兵力进行反扑。

林彪稳坐钓鱼台。2月17日晚，故意到戏院看京戏《苏三起解》，在座老百姓立即交头接耳议论不止。戏终人散后，林彪跳上优良美式大卡车（秀水河子战斗缴获的）与司机并排而坐，半夜离开法库。夜色茫茫，四野幽暗。我们前方总部及1师、7旅均向康平以北地区转移。

2月18日敌军占领法库。

而同一时间在南满的一场战斗，却让林彪很恼火。

南满部队2月16日对盘山以东沙岭之敌的进攻，我军虽然集中八个团的优势兵力，包围新6军一个团和一个教导营，经过连续三天反复冲杀，终未奏效，我伤亡二千余人。后来由于敌人援兵赶到，被迫撤出战斗。

林彪对这次战斗非常不满。因为不是他直接指挥，对当时具体情况不很了解，所以没有提出特别指责。只是一般提到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并且第一次提出“不要打主观主义的仗”。

他说：“我集中了第4纵队六个团、第3纵一个旅共八个团的兵力，但一半是新部队，没有多少战斗力。敌人虽然只有一个加强团，但他是美械装备，火力很强，而且已经站稳了脚，利用村落构筑了不少工事。由于我对敌人战斗里估计不足，再加上指挥不统一，又不实行‘一点两面’、‘三三制’战术，结果伤亡一大堆，被迫撤出战斗。挫伤了直接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

此时苏军仍占据沈阳。由于苏军根据中苏条约规定，要把中长路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政府，苏军预定3月开始撤军，5月初撤退完毕。

3月上旬，蒋军为接受沈阳作进一步的准备。将新6军及52军主力、新1军一部，集中于新民、沈阳之间地区。3月13日，苏军撤出沈阳，敌人随即进驻沈阳市。

3月上旬，东北局在抚顺召开会议，讨论东北的形势与是“和”是“战”问题，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和作战方针、建军方针问题。林彪为了参加这次会议，同时为了回击沈阳敌人向北进犯，决定前方总部及机动部队转到抚顺、铁岭一带待命。

3月中旬，敌人由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多路进攻。52军向抚顺进攻，新6进向辽阳、鞍山进攻，新1军沿中长路向铁岭、开原进攻，71军向法库、八面城方向进攻。

抚顺会议结束偶，东北局及后方总部已向梅河口转移。我们前方总部仍在抚顺。

3月19日，敌人52军沿浑河两岸向抚顺进犯，北岸为25师，南岸为2师，两师夹河齐头并进。

林彪决定集中机动部队第1师和第7旅，加上万毅纵队及保3旅一部，由万毅担任战场统一指挥。把部队隐蔽在抚顺、沈阳之间北侧山区肥牛屯、莲岛湾附近，采取突然出击，猛打猛冲，速战速决的办法，力求歼灭运动中的25师主力。

但打的结果只将其全师击溃，歼敌一部，敌人迅速退到浑河南岸（浑河冰冻未解）与其第2师靠拢，战斗形成相持。后来敌人沿浑河南岸前进，于21日占领抚顺。林彪决定7旅留铁岭、开原地区，采取运动防御，抗击敌人沿中长路北进。前方总部率第1师及万毅纵队向四平方向集中。

抚顺战斗未能更多歼灭敌人，林彪说这是一次山地运动战，本来可能打赢，结果打成“夹生”，主要是没有集中兵力，他检查自己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没有亲自到战场指挥。

“不要打官僚主义的仗”是从这次战斗教训中提出来的，以后不断加以充实发挥。林彪指出，指挥员凡是打仗不亲自侦察地形，不亲自判断处理情况，不亲自选主攻方向，不亲自在前线指挥，行军不随前队行动等等，都是“军事官僚主义”，都应努力避免，努力克服。同时他又说：“这次战斗，可打可不打，最好是不打。因为胜利把握不很充分。在沈阳大门口打仗，敌人既增援容易，缩回去也容易。但为什么又要打呢？主要考虑不能让敌人横行无阻，兵不血刃就开进我们的重要城市。”

由此可见，高级军事指挥员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高人一等，发生某些失误，没有什么奇怪，很正常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承认自己的过失就堪称贤明，也是政治上一种勇气的表现。善于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就能不断的提高指挥才能，这就是优秀指挥员的过人之处。

自1945年11月上旬敌人向我山海关进攻开始，到目前进驻沈阳为止，共计四个多月。在这期间敌人遭到一定的打击，我们保持了有生力量，并锻炼了部队，取得不少作战经验教训。由于敌强我弱，尤其没有根据地依托作战，老部队没有得到补充，新部队不能打仗，因此采取了避免与敌人主力决战的方针，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为尔后大踏步前进准备条件。事实证明，这种战略大后退或者说且战且退的战略行动是正确的。原来预定的御敌于东北大门之外，独占东北以及在北宁线上与敌主力决战，阻止其向锦州进攻的方针，事实证明是不正确的。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大兵团的初战极为重要，必须慎之又慎，初战必须旗开得胜。如果初战失败了，就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有时，撤退比进攻还需要勇气。“撤退蒋军”、“逃跑蒋军”并不光彩，但能够诱敌深入，赢得时间，创造战机，林彪认为这样的战略机动是正确的。对于那些所谓“不执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所谓“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指责，更是置之不理。

这就是我对东北战场初期的作战态势的认识。在这四个多月中，也是东北战场最困难的时期，我有幸在林彪身边工作。我向林彪、向部队、向实践学习到任何建立军事战略思想，如何分析形势和任务，如何认识困难与挫折，如何解决问题和矛盾，如何锤炼部队士气和意志。从林彪身上，我看到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要做到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既是战略家又说战术家，才能驾驭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和现代战争。

第十二章四平保卫战

一、必须控制北满地区

1946年3月中旬，进入东北的国民党正规军已有七个军，共二十一师，连同地方不大，总兵力达到三十万人以上。敌人后续部队93军、第53军不久也将到达。在3月下旬，虽然国共关于东北停战问题的谈判已取得初步协议，但由于敌人力量处于优势，后续部队也源源来到，因此国民党不但没有停止其进攻，反而更加扩大其战争意图。

国民党军队为了抢占中长铁路沿线的战略要地，以沈阳为基地，南北开弓。以一部分主力向辽南方向进攻，抢占本溪、鞍山、营口。另一部主力沿中长路向北进攻，企图抢占四平，与盘踞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匪伪武装会合。

中共中央3月5日电示东北局：“蒋介石利用他已进入东北的军队向我军进攻，企图击溃我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因此，蒋与我方再东北的军事对抗和冲突，还要继续一个时期”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3月24日，中央又来电明确指出，苏军4月份撤退完毕，判断国民党部队必由沈阳出兵向北和我争夺长春和哈尔滨。“我军方针是利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为辅助方向。”指示并指出，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2【注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8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3月25日又指出，东北无条件停战协定可能与数日内签字，“在此时间内顽方会拼命进攻，企图控制更多的战略资源要地，而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我军必须控制北满广大地区，阻止敌人侵占。首先集中主力，控制四平地区，予北进之敌以有力的打击。同时南满地区我军应坚决打击敌人向辽南进攻，配合四平地区作战。北满、西满、东满军区则集中兵力，乘苏军撤退之机，适时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

3月26日，东北局下达作战部署：西满军区主力归来吧亲自指挥，立即开赴四平。东满军区的罗华生、贺庆积、邓克明、曹里怀四个旅向长春集结，罗华生旅归来吧直接指挥，另三个旅在周保中指挥下准备夺取长春。北满杨国夫师南下四平，359旅准备进攻哈尔滨。南满部队配合沈阳以北之作战。命令中要求“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望空前动员全党全军以最大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争取这次作战的决定胜利！”2【注2刘统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160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二、坚决迎击北进之敌

1946年3月18日，我军一部消灭了盘踞四平的匪伪武装四千于人，解放了四平。四平解放不久，我东北民主联军前方总部便进驻了四平。

此时，苏联照会国民党政府，苏联红军将于4月底全部撤离东北。

刚刚到达沈阳的敌新1军立即沿中长路向四平推进。3月下旬，先后占领铁岭和开原。同时敌71军亦再其左侧占领法库，向八面城方向并肩前进。敌人仗着新1军这张美械化“王牌”，狂吼“4月2日前一定攻克四平”。

这时林彪命令在开原、铁岭附近的第7旅，破坏其前进的公路、铁路，迟滞敌人的进攻，采取灵活的运动防御，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同时命令第1师、第2师和第7纵队及西满第3师主力，日夜兼程向昌图、四平地区集中。

敌新1军在其先头部队新30师遭受重大的伤亡之后，4月4日占领了昌图，这样企图4月2日占领四平的美梦变成了泡影。东北敌人最高指挥部又限令4月8日必须占领四平。但是新1军已被打得头破血流，又查知前进路上有我重兵集团，因此叫苦说：“4月8日攻占四平实有困难”，“越前进越感到兵力不足”。

4月4日，林彪和前方总部到达四平后，致电黄克诚、李富春及中央和东北局：“我此刻已到四平”，“此次集中六个旅的兵力，拟坚决与敌军决一死战”，“一定要争取胜利”。

4月6日，中央给林彪、彭真回电指出：“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又指出：“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出新局面。而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9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进攻受阻的新1军军长孙立人一再叫苦呼援的时候，我军第2师及7纵万毅部和3师黄克诚部第7、第8、第10旅等主力早已云集昌图以北的兴隆岭、朝阳堡和泉头火车站一带准备好了阵地。

保卫四平的外围作战就此进入更加激烈阶段。

孙立人占领昌图后，以其所谓远征缅甸的精锐部队，向我阵地连续猛攻三天，均被我击退，寸步未进。于是孙立人又抽调在昌图以南担任护路认为的新38师北进增援。

4月7日，新38师进到昌图以北的兴隆岭、柳条沟一线，同时敌50师亦全部沿铁路向泉头火车站、朝阳堡方向进攻。泉头火车站东西一带整日硝烟冲天，炮声隆隆。

我部队于4月8日黄昏后，在兴隆岭一线开始反击。经一夜激战，歼灭敌新1军38师先头部队约一个营。因包围不严（各部队协同包围时间不一致）。又加上是野战，互相联络不好，还发生自己打自己的误会。

同时3师7旅在朝阳堡一线向敌50师反击，歼敌一部。并在泉头火车站顽强阻击敌人的疯狂进攻。

战斗进行中，林彪指示通讯处长张瑞：“要很快解决战斗中的通信联络问题，不再发生自己打自己的误会，只靠号音很不够”。

后来东北部队每个战斗排长均有一个声音很尖的小喇叭，进行战场联络，就是根据这次战斗经验研究出来的，也是四野部队一种独特的战场联络方法。

在兴隆岭战斗同时，配合新1军北犯的71军的87和91两个师，在占领法库之后，发现我主力在四平、昌图之间，便企图经过通江口、八面城从西线迂回四平。4月10日由金家屯继续北进。

林彪为了打击该敌，一方面立即命第7旅和第2师积极牵制东线当面敌人，阻止其沿铁路两侧向四平前进，一方面命令3师独立旅诱敌71军深入。而林彪则亲自率领我军1师及7纵四个主力团，第3师之8旅和10旅共十四个团，于金山堡、大洼一线，为敌人布置了一个志在全歼的口袋。

林彪当时对我说：“为了接受抚顺战斗教训，这次我亲自到前线指挥，争取给敌人歼灭性打击。我不死，也准备负伤。”我当然明白林彪的求胜决心，但由最高指挥员说出这样的话，更使我体会到这一仗可能发生的激烈与困难程度，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滋味。我决心，如果要负伤、要牺牲，宁可我死在战场，也决不能出现党和人民无法忍受的不幸。我的思想一直不能平静，又想到林彪常讲的一段话：“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这就是林彪的军人品德，军事指挥员的品德。

4月15日下午，敌87师果然窜进了我们的口袋。乘敌立足未稳，当日黄昏前，我部队就向被围的敌人发起了猛烈攻击，我的1师和7纵19旅并肩突击，8旅、10旅协同攻击，夜之间将敌分割成许多小块，压制在大洼附近的几十个村内，逐一歼灭。第二天晨，除87师大部被歼外，还击溃了增援的敌91师，共歼敌四千四百余人，缴获重炮几十门，轻重武器上千支和汽车等大量军用物资。

战斗中，各部队都打得很英勇，特别是第1师，士气高涨，英勇果敢，指挥上能掌握“一点两面”战术，部队运动中能采用“三三”制，故战斗进展迅速，伤亡小，收获大。4月16日林彪对1师通令嘉奖。

郑洞国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谈到此战役的：

蒋介石限我们在四月二日以前占领四平街。我们不能因此而耽误进占四平街的行动，便决定派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不副长官梁华盛到中长路前线，指挥新编第一军向四平街前进……。

1946年4月上旬，新编第一军沿中长路北进途中，在昌图以北地区，受到解放军一次猛烈的反击。当时在前线指挥的梁华盛，向熊式辉求援甚急。熊认为梁太沉不住气，和我商量后，决定把梁调回沈阳，由我到前线指挥。我于四月十日前后，到达开原前进指挥所，……为指挥便利，我把指挥所由开原推进到昌图。过了两天（大约是四月十五日），果然接到七十一军的报告：他们在金家屯以北，北大洼以南地区遭到解放军袭击，激战两日，通信联络一度中断，该军八十七师一个团被歼灭，两个团被击溃，师长仅以身免。此时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从沈阳来到昌图追赶部队。同时我接到杜聿明由沈阳来的电话（他刚从北平回来），他告诉我：蒋介石接到特务报告，说七十一军在金家屯以北地区遭到袭击时，军长陈明仁滞留在后方，不再军中。蒋要查办陈明仁。杜一面在复电中说：“在战斗发生前，已排专车送陈回部”；一面要我赶快告诉陈明仁赶快回军。……从这里可以看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互相包庇的腐败情形。1【注1《辽沈战役亲历记》中郑洞国著《从大举进攻到重点防御》第56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11月第一版】

后来杜聿明在回忆录中描述第87师被歼经过是这样写的：

我军由法库金家屯向八面城北进时，解放军早已有预料，即在大洼附近一个集市上和当地人民一起作了准备。当我军到达时，当地的人都说解放军早走了，附近没有解放军。他们则照常熙熙攘攘互相交易，还有一部分居民假装欢迎我军，实则解放军便衣武装布满集市，大队埋伏四周。第八十七师先头团到达后即行休息，许多官兵到集市上买吃买喝，赈灾乱糟糟的时候，突然内应外合，枪声四起，我军猝不及防，全团即被缴械。而后面的部队也同时被解放军截成几段，打得落花流水，全师向后溃退。……师长黄炎落荒南逃2。【注2《辽沈战役亲历记》中杜聿明著《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第55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11月第一版】

兹将新军军长孙立人及第71军军长陈明仁简历介绍如下：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北京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公费赴美留学，西点军校攻读军事。1928年回国任税警团第4团团长。1937年参加淞沪战役，作战勇敢，身负重伤。1939年参加保卫武汉作战，升为少将总队长。1941年税警团改编为新38师，孙任师长。1942年新38师入缅作战，因作战有功，不但被授予英国勋章，并且被授予美国勋章。以后新38师扩编为新1军，孙立人任军长。1945年新1军开始回国，尔后开往东北，进攻解放区。

陈明仁，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任军校教导团见习排长，参加东征升为少尉排长。第二次东征升为营长，以后又升为上校团长。27岁时升为少将旅长。1933年升任陆军80师中将师长，参加围剿红军。1934年被红军打垮，又查他有“大量吃缺”，蒋介石免去其师长职务，而后任陆军第2师参谋长。不久又免去参谋长职务，到陆军大学学习。抗战开始，任第2师师长，参加九江会战，参加广西桂南会战。1941年开往云南，升为71军副军长。在滇西抗日有功有功，升为71军军长。1945年开往东北，进攻解放区。

金山堡战斗的第二天，是个风和日丽的大好天气，刚刚打了胜仗，人人精神振奋，个个喜形于色。但是敌人却很悲痛难过，一早就派来几架吊丧的飞机，在战地上空呜咽盘旋。那时我们没有高射武器，敌机来了总是消极隐蔽，置之不理。因此敌机越来越疯狂，竟敢擦着树梢俯冲低飞，投弹、扫射，把老百姓吓得东逃西奔。

林彪见此情景对我说：“立即通知部队，组织各种火力对空射击，打不下来也要吓它一跳”。部队接到通知后，轻机枪、重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敌机逐渐飞高了，战士们高兴了，老乡们也不怕了。这时林彪又风趣地说：“你看，敌人就是这样欺软怕硬，你一强硬起来，他就软了。”话音未落，忽然有人喊：“打着了！打着了！”我们惊喜地仔细看去，果然严加敌机被打中了。它颤动着，拖起一条长长的烟火尾巴栽下来，一头栽在离我们不远的野地里，烧成了灰烬。打落敌机，这在东北自卫战斗里还是第一次。经查明是7纵58团击落的，林总当即给予通报嘉奖。

在金山堡、大洼战斗的同时，敌新1军继续向泉头、牤牛哨方向发动全面进攻。在我军英勇的阻击下，敌新1军又付出惨痛的代价后，才于4月16日占领牤牛哨。敌人也觉察到由于自己的骄横轻敌，平分兵力吃了大亏，便命71军与信1军死死靠拢推进，并将52军之195师调往增援，与17日以后才先后逼近四平。这样我军便暂时失去了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

据此林彪决定以一部兵力固守四平，将我军主力摆在四平两侧地区，作为防守和机动力量，支持守城部队。随着主力的转移，林彪和前方总部转移到了梨树县进行指挥。四平外围的战斗，我军运用“运动战”取得重大胜利，敌人遭到严重损失。随着敌人离四平街越来越近，战斗的性质逐渐由运动战转为阵地战。

三、四平浴血保卫战

四平是个有二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位于东北中部平原，在沈阳与长春之间。是中长、四（平）齐（齐齐哈尔）、四（平）梅（河口）铁路交叉点，为东北四满（东满、西满、南满、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东北平原的粮仓。他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叫嚣：“不拿下四平，决不停止东北战争！”“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不打到长春不商谈和平”。

四平对我们也是十分重要的，但其意义却不在这一城市的暂时得失，四平在我们手里可以变成一块“磁石”，在四平吸引敌人有生力量，加以消耗歼灭。控制四平可以有效控制中长路，阻止国民党军队的北进。同时争取时间保障我后方根据地的建设，力争和谈有利条件。中央也指示：为保卫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必须坚守四平，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国民党军，以配合谈判。

出于以上考虑，一开始了吧也决心死守四平，但是在冷静思考之后，又改变了想法，不主张固守四平。他认为固守四平及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不大。早在4月11日他给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中说：“根据目前东北形势及旧金山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我军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迅速实现东北和平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到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的结果。故我意目前方针，应脱离被迫作战，取主动进攻。”1【注1董殿稳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第一部挺进东北》第18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但这个意见没有被中央采纳。4月22日，毛泽东电示林彪：“望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1。【注1董殿稳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第一部挺进东北》第18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这样，林彪只有服从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精神，下定决心，坚守四平。

林彪在梨树县前方总部召开了作战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

林彪指出：“蒋介石骨子里不要和平的，是要消灭我们的，所谓和谈，不过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欺骗。但是我们要打得好，打得狠，大量消灭敌人，叫他知道我们的厉害，知道我们力量强大，他觉得军事上打不下去的时候，也可能暂时停下来，实现相对的和平局面，这是全国人民所期望的。哪怕只有很小可能，也要争取，但不能报任何幻想。其次，我们要打好这一仗，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以保障肃清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匪伪残余力量，进一步巩固我后方革命根据地。”

林彪意味深长地反复说：“建设革命根据地是万分重要的，不搞根据地，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南昌和秋收暴动后，我们有井冈山根据地，就可以星火燎原。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有陕北一小块根据地，我们就能站住脚，生在发展起来。抗日战争，我们各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就能不断打胜仗，粉碎敌人的扫荡。”

接着林彪对坚守四平的战斗作了明确的指示，他说：“这一仗与以往不同，过去我们是用进攻方法，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我们很内行，现在用防御方法消灭敌人，我们还是外行，不过打一仗，好好总结经验，也就会成为内行了。我要求大家做好四条：修好工事、组织好火力、多囤积粮弹，尤其重要的是要充分激励斗志。使我军每个战士的顽强勇敢精神更好地、更加高度地发扬起来，这个顽强勇敢、不怕牺牲是我们素来就强于敌人的。”这时林彪又十分严肃而有力地说：“一定要坚决顶住敌人进攻，寸土不让。人在阵地在，要把敌人打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敢于同敌人拼刺刀，敢于同敌人拼手榴弹，敢于独立作战。即使被敌人分割包围了，每个连队打得剩下几个人，也一定要坚持到底，坚持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些话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字字犹新，声声在耳，使人倍加振奋。我们每个指战员正是这样去战斗的。

这次会议之后，林彪更加忙碌了，除以主要精力指挥四平作战，还拿出大量精力关注着大后方剿匪反霸和根据地的建设。他认为这是当前重要的战略任务，同时还要关照南满战场的变化。

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疲劳了就抓几粒他素来喜欢吃的炒黄豆，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或再院子里踱来踱去散散步。有时他手持两角规、红蓝铅笔，面对着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聚精会神地静坐思考问题，一坐就是一两小时。党我们有事去请示报告，见此情景，如果不是紧急问题，就悄悄地自动退出，不去干扰打断他思考。而他也旁若无人似的，不停止他的深思熟虑。我们起草好的重要电报，如果不是紧急问题，他是不会立即签发的，压在他的办公桌上，有时要睡一夜之后，头脑清醒时才最后审定发出。有时要压数天，经过反复考虑，并征求有关人员意见之后才发出。

大规模战斗迫近了。战士们紧张与兴奋地忙碌着，日夜赶修工事，储备粮食弹药。担任四平市防守任务的保1团和万纵56团，士气更加旺盛。战士们在战壕里举手宣誓：“坚守四平，把阵地前沿变成敌人的坟墓！”“为了人民的和平幸福，流血牺牲在所不惜！”“顽强战斗，有我无敌，人在阵地在！”建立在战士们心里的堡垒是不能用钢铁摧毁的。但是敌人看不到这条坚强的防线，他们只看到自己的飞机大炮，只看到我们的步枪、手榴弹和并不十分坚固的防御工事，便以为答正规军的阵地战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敌人妄想用政治攻势来瓦解我军，他们用飞机撒传单，吹嘘他们的美械装备火力如何强大，要我们放下武器，要我们退出四平，否则只有死路一条。结果我们的战士根本不予理睬。那些传单的唯一用途是被战士们擦屁股了。

4月19日，林彪致中央和东北局电报：敌新1军三个师，71军二个师，正向四平进攻。现一个师已被我大部歼灭。另一个师被歼二个营。我伤亡约四千人。敌昨日已开始直接攻四平。我守军决心战至最后一人。已令攻长春部队，除留少数保卫城市，其余星夜南下，向四平急进。

从4月18日起，敌新1军展开全部兵力向四平进攻。其30师沿铁路由南向北，50师在其右翼，新38师在其左翼，对我四平正面进行轮番攻击。敌人开始以飞机、大炮轰击，不少工事被摧垮，交通壕被填平。接着敌人步兵在其火力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击，但均被我击溃。敌人除了消耗伤亡外，毫无所获。我们的阵地任然屹立如前。激战三昼夜之后，“王牌军”叫苦了，“攻不动啊！”大厦督战队的机关枪第他们毫不同情，在后面猛烈扫射着，他们前进不得，后退不得，陷在双方的火力压制下，可真难为了这个“天下第一军”。

敌人由于屡遭失败，恼羞成怒，攻击更加凶猛。4月22日，敌人督战队有驱赶着整连整营的“炮灰”向我保1团和56团阵地及我第7纵队阵地、第7旅阵地轮番猛攻。四平上空烟雾蒸腾，铁火横飞，敌人满以为经过这场狂轰滥炸后，便可以直着腰板，轻而易举地占领我阵地，但是当他们趁着浓烟烈火冲上来的时候，我们的战士都猛然的从战壕里跳出来，乘着手榴弹投出去爆炸是的硝烟，紧接着就是同敌人拼刺刀，杀得敌人喊爹叫娘的狼狈而逃。

杜聿明也承认：“……新1军在空军与炮兵的掩护下向四平街攻击，激战数日，曾一度突入四平街，因后续部队支援不及时，突入的部队被解放军消灭，结果伤亡惨重，攻击顿挫。”1【注1《辽沈战役亲历记》中杜聿明著《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第55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11月第一版】

郑洞国回忆说：解放军守四平街的兵力大约有一个旅，其外围兵力约三个纵队。……为了加强攻击力量，以便一鼓作气攻下四平街，我请求调五十二军之一九五师增加到第一线。我的攻击部署要点如下：新编第一军的攻击目标是四平街，占领后，主力进出于四平街以北地区；七十一军（欠八十八师）攻击目标是八面城至旧四平之线，并进出于该线以北地区；第一九五师为总预备队，在新编第一军和七十一军之间地区前进，随时准备策应新编第一军和七十一军的作战。指挥所由昌图推进至双庙子。……在攻击前进中，最初新编第一军以第五十师在第一线，该师有两个连，曾一度冲入四平街，因指挥官未能及时策应，结果全部被歼灭掉。后来以新编第三十师为主攻，以新编第三十八师从旧四平方面侧击。因新编第三十师师长顾虑重重，行动迟缓，攻击毫无进展。这时，第七十一军已占领八面城和旧四平，新编第三十八师已进到四平街西北附近，对四平街已形成夹攻的形势。我认为这是胜利的好机会，乃亲自到前线督战，命令新编第三十师在第五十师协力下，再发起攻击，无奈该军各级指挥官自从在昌图以北遭解放军反击之后，多半胆寒，士气更为不振，加以解放军的猛烈抵抗，结果徒增伤亡，攻击还是没有进展。以后解放军增加了兵力，并加强防御工事，形成了对峙局面。……这时杜聿明来前线视察，我们分析了当时情况之后，决定暂时停止对四平街的攻击，先集结优势兵力，迅速攻下本溪，解除沈阳之威胁，然后再转移主力，一举攻略四平街。2【注2《辽沈战役亲历记》中郑洞国著《从大举进攻到重点防御》第56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11月第一版】

敌新1军连日从正面攻击未获进展，乃以71军之91师及87师残部于4月23日由八面城、旧四平之线向北进攻，全力向我军右侧后迂回。但同样遭到我1、2师的顽强抵抗，敌人多次攻击均被打退，毫无进展，被迫停止下来，重新进行准备。

4月24日，在一阵炮轰掩护下，敌38师爬上了三道林子北山，阵地上烟雾弥漫，我军第7旅和第7师部队立即进行反击，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肉搏战。生死相拼，你死我活。有的分队，在连续击退敌人多次攻击后，干部全部伤亡，战士即自动组织起来与敌死拼，高呼“人在阵地在，与阵地共存亡”。战士们没有子弹用刺刀，刺刀断了用枪托、用石头和敌人搏战，轻伤不下火线已经是极平常的事情，重伤的只要不是昏迷不醒，也不离开阵地。有的伤员和敌人混到一起时拉向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英勇地战斗着。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歌颂。

林彪坚决执行毛泽东“死守四平”的指示，4月23日致电毛泽东：“当坚决执行，死守四平”。同时报告“在保卫四平的战斗中，几个老主力旅伤亡均各有一千数百人，子弹消耗为数浩大。”“……白天与敌激战，夜间修工事，休息时间甚少，体力精神很疲劳……”1【注1董殿稳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第一部挺进东北》第19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经过这些天的战斗，我军不善于打正规战、城防战的弱点，也暴露出来了。当时，我军在防御战中的弱点主要表现在不善于组织交叉火力网和节省弹药，没有统一射击口令，各自开火，有的开火过早，等敌人接近了，自己弹药又打光了。另外不能及时修补被打坏的工事，常因工事不坚固而增加伤亡，等等。国民党的致命弱点是怕死，不敢近战，他们多使用冲锋枪，最怕我军跟他们拼刺刀。

4月23日晚，杨国夫师四个团已到达四平以北三十里铺、杨木林子一带与第7旅配合作战。4月25日，敌人又向我三道林子阵地猛攻，连续发起多次冲锋，均被我7师和7旅部队击退。当晚我军向敌人反击，因准备工作不足，我7师打了一个莽撞仗，战果不大。

4月27日，中共中央来电嘉奖指出，坚守四平的指战员、政工人员们：“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至二个团）化四平为‘马德里’。”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9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东北局也以林、彭、罗的名义通令嘉奖保卫四平的将士们：“你们在接受与执行这一任务上果断、坚决，奋不顾身，使四平保卫战已进入第是三天，粉碎了顽军无数次的猛攻，杀伤顽军三千余众。顽军虽然集中飞机、大炮向你们袭击，但竟不能动摇你们分毫，这是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色，也是你们忠诚为东北人民服务的崇高表现。”

敌人倾其全力向我猛攻了九天，结果伤亡惨重，没有什么进展。自4月26日以来，敌我双方便成了暂时的相持状态，激烈的枪炮声沉寂下来。

当时林彪估计，敌人正在进行粮弹补充，重新调整部署，等待增援部队到达，因此大规模的恶战还在后头。

4月29日，林彪致电中央说：“近十日内，恰值夜间无月亮，不便我大军的夜间进攻。……故在十日涅歼灭或击溃该军可能性不大。进入东北之敌，为国民党最精锐的，新一军又未其最强者。故我军虽英勇奋战，伤亡甚大，弹药消耗甚多，但只能作部分的消灭与击溃敌人，而难于全部击溃与消灭。四平仍在我手，敌攻势受挫，但正在调防，准备向我作新的进攻。”2【注2刘统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178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一天，林彪命令我带几个得力助手，立即去勘察由四平到长春沿铁路及其两侧的地形，并用红蓝铅笔在军用地图上画了两道纵深防线记号第一道是以公主岭为中心及其两侧地区，第二道是长春以南范家屯为中心及其两侧地区。

我遵照林彪意图，带上参谋人员前往执行。勘察后，我将结果报告了林彪。我会不说：“两道纵深防线的地形均不理想，皆是起伏地，无险可守，比四平地区防线的地形差得多，敌人到处可以迂回包围。如果以马德里、斯大林格勒为防御模式，比较起来，长春附近的地形中较公主岭附近条件稍好，因为那里有些日寇旧工事可以利用，有大城市为依托。而且由四平到长春距离虽远，额可以争取较多准备时间，敌人后方交通补给线延长，兵力也将更分散。但不足处是防御正面宽，需要守备兵力多。”

林彪基本同意我的看法，但他又说：“359旅现控制在公主岭附近，为四平防御总预备队，必要时那里也可以成为一道抵抗阵地，使敌人不能长驱直入，逼近长春。”但由谁为主担任第三道防御任务，当时没有明确。

四、拖住敌人，配合四平作战

阻击敌人向辽南进攻，拖住敌人向四平增援，这是我南满部队的战斗行动任务。当时我4纵队布置在沈阳与海城方向，3纵队布置在沈阳与本溪方向。

1946年3月下旬开始，由沈阳出发之敌，亦分两个进攻方向，向辽南进犯。

一路是敌新6军第14师、22师占领辽阳后，主力向鞍山进攻。同时94军第5师由盘山向营口、海城方向进攻。这个方向的敌人经我4纵的节节阻击，共毙伤敌一千五百余人后，4纵主力转移到辽阳以东，向3纵靠拢。4月初，敌人攻占了鞍山、海城、营口。

另一路为敌52军主力第25师由抚顺出发，向我3纵坚守的本溪进攻。先后发动了两次强大攻击，均被我击溃。我军乘胜出击，25师的一个团被我歼灭，歼敌二千余人。新6军之第14师由辽阳出发，向本溪进攻。我4纵将其击溃，并乘胜追击到沈阳近郊的苏家屯附近，歼敌一千余人。

4月下旬，敌人为了迅速攻占本溪，以便转移兵力协同攻占四平，经过调整部署，又集中新6军、52军、71军主力共五个师兵力，乘我3纵队已向四平方向转移之空隙，再次向本溪发动进攻。

我第4纵队给来犯敌人大量杀伤后，经中央同意于5月2日主动放弃本溪，敌人5月3日进入本溪。

至此辽南和本溪战役，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拖住了敌四个军的主力部队，不仅使敌人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分散了敌人兵力，赢得了宝贵时间，减轻了四平的压力。

4月中下旬，我军在四平、本溪两个方向作战。当时正值苏联红军撤退之际，我北满、东满、西满部队开始进行夺取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大城市的作战。

当时驻守三大城市的敌伪力量，长春有二万余人。哈尔滨有八千余人，齐齐哈尔有三千余人。他们大部分是国民党收罗的日伪残余力量，编成这个纵队，那个支队，还有什么“铁石”部队、“挺进”部队、“先遣”部队等等，番号不胜其繁，委派的司令多如牛毛。打着国民党中央正统旗号，张牙舞爪进行所谓接受活动。实际上，他们是一群强盗土匪，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称他们为“二满洲”。这群强盗土匪为了配合敌人主动向我进攻，摇唇鼓舌地说：“中央军主力某月某日就可以打到长春，某月某日就可以打到哈尔滨，某月某日就可以打到齐齐哈尔，很快就可以控制全东北”。

为了肃清敌人在后方的内应力量，民主联军总部令我北满部队主力第7师、西满主力第3师及东满部队，于4月15日开始总攻长春，激战至18日下午守敌全部歼灭。接着4月24日，我7师、3师一部及西满部队全歼齐齐哈尔敌人。我北满部队第359旅，于4月25日解放哈尔滨。

这三个城市的全部解放，给了敌人极为惨重的打击，加强和巩固了我北满、西满、东满根据地的建设，解决了我四平作战的后顾之忧，并使我军能集中更多兵力支持四平作战。

这些胜利给保卫四平的勇士们以巨大的鼓舞，指战员们纷纷议论说：我们保卫四平作战不是孤立的，我们已有了广阔的后方依托，有了更广大的群众支援。彭真说：“对长春决定采取巩固与确保方针。”毛泽东说：“长春防御工事一概保留，准备于必要时把长春变为马德里。”由此可见，当时中央和东北局的思路是不但要死守四平，还要死守长春。

五、我军准备主动转移

四平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把敌人主力紧紧地吸住了。但是随着敌人的不断增援，我们的战线也相应的拉长了。东起火石岭，西止八面城，长达百里。第一梯队每个团防御正面，平均达五公里以上，机动力量深感不足，防御纵深也深感单薄。然而在敌人援兵未到之前，继续坚守下去，求得在四平城郊消灭更多的敌人，仍然是可能的。

纵观全局，林彪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再继续打一个时期，对参加部队又从新作了部署。原在四平市正面的二个团（保1团和万纵56团），仍在原地抗击。另将7师四个团及万纵三个团，摆在四平北山，杨木林东西地区。1师、2师、3师独立旅仍守四平以西。7旅、8旅和10旅则调到四平以东。359旅放在公主岭附近为总预备队。

做了这样布置以后，林彪说：“就这么摆开，和敌人继续打下去。”同时为了使我军能主动在外线打击敌人，林彪遵照毛主席“南满我军宜多抽调向北保卫长、哈”的指示，决定调南满第3纵队主力兼程北上，准备在敌人侧后昌图、开原地区开辟第二战场，切断敌人后方补给线，配合四平正面我军，形成南北夹击敌人形势。

毛泽东5月4日来电说：“我军准备余双庙子以南建立据点，断敌后路，包围四平之敌而聚歼之，这是一个勇敢的计划。但应估计当我断敌后路时，敌必出死力来增。如我能战胜来争之增，则四平之敌非全线撤退不可；如我不能战胜来增之敌，则战局仍将成胶着状，于我不利。”1【注1董殿稳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第一部挺进东北》第19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双方都在准备着。战士们抓紧一切时间，继续加修工事，补充粮弹，调整组织，总结经验，鼓励士气。每个指战员都信心十足地准备长期打下去，“变四平为马德里”的口号随处可以听到。

四平保卫战开始之初由于缺少经验，时间紧迫，各部队修筑的工事问题很多。战壕、交通壕修的太浅、太窄、太直，而且没有纵深工事，白天部队运动和向前送弹药、送水、送饭、向后送伤员均不方便，增大伤亡。修的地堡少，不甚坚固，射击孔太大，易被敌人火力摧毁和封锁。工事没有排水设备，没有厕所，没有伪装，没有欺骗敌人的假工事等等。经过我们检查指出，及各部队自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行了改进和加强，师阵地工事更加坚固了。并且不少阵地上修起了地堡式俱乐部，门上贴出了对联。我曾看过一个重机枪排的地堡，他们的对联是：“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保卫民主，保卫和平”，横批四个大字“瞄准射击”。我又看过一个步兵分队地堡贴的对联是：“勇敢顽强守阵地；灵活机动歼敌人”，横批是：“刺刀见红”。

在此期间，四平市郊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战斗，但小规模战斗一直不断，敌人白天攻不动，妄图利用夜间突然袭击取得成功。5月3日、4日敌人发动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向四平西北侧高地的夜间袭击，也都被我迅速击退。相反我们利用夜间以小分队偷袭，却使敌人吃了很大苦头。敌人夜袭失败，又改为在夜间进行对壕作业，企图利用工事步步接近包围我们，然后突然攻击，夺占我阵地。我们的战士也利用夜间作业，把战壕挖到敌人阵地的空隙里去，来个犬牙交错的反包围，切断其退路，以便歼灭进攻敌人。

自东北敌首扬言4月2日、4月8日一定占领四平以来，已经是一个月过去了，但是敌人对四平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杜聿明也说，自3月18日新编第1军及第71军两路自四平街攻击以来，将近四十日，损失惨重，士气颓丧，非增加兵力无法打开僵局。

敌人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迅速占领四平，蒋介石又将60军迅速海运到东北，进到辽南地区，将93军全部由关内进到绥中兴城地区。杜聿明得到这批援军，便将其南满的另一张“王牌”——美械化新6军迅速北调。此时，敌人在四平地区的兵力已达到十个师，并附有大量的坦克和炮兵部队。

5月初，我南满3纵7、8两个师，赶到昌图以东地区，担任在敌侧后开辟第二战场任务。他们向昌图车站南北地区攻击，使敌人陷于我前后夹攻中，给敌威胁极大。敌新1军50师的一个团被迫立即掉头南援，195师亦被拖在泉头车站一线。另外敌由南满抽调88师及182师北援，以维护其后方交通补给线。

此时，林彪已知道新6军日夜以火车将部队输送到开原附近集中，71军第88师也已到达开原，准备增援四平。林彪估计敌人可能经威远堡门、莲花街，向火石岭我四平防守左翼包围攻击。因此令第3纵队由威远堡门开始，采取运动防御，节节抗击敌人北进，并要求全力破坏敌铁路、公路运输线。3纵程世才5月16日来电报告：自10日至今连续进行七天作战，部队没有睡过一通夜，终日作战，转移做工事，其疲劳。可携带各种子弹、炮弹已消耗尽了，地方对我支援差，找不到担架，前线伤兵运不下。

敌人新6军和71军第88师开到后，在威远堡门地区，我3纵曾给予敌先头部队以打击，随后边抗击边撤退。敌新6军延公路快速机械化推进，3纵没有估计到敌人会这么快就冲过来，部队正在延公路两侧山头修工事，敌新22师已到。3纵来不及进行有效防御，就撤出战斗，向东转移了。这给敌人留出空挡，敌人乘虚而入，攻占火石岭，对我防守的左翼非常不利。

这里还有介绍一个情况。紧张激烈的战斗，使弹药和物质消耗非常巨大。我军在东北作战，弹药物质主要是高在东北接收、缴获方式获得补充。4月下旬，前面的部队就开始报告弹药补充不足，有的百十人的连队，凑不上一两千发子弹。再考虑机枪用弹，平均一名战士只有几发子弹。怎么办？！战士们只能等敌人冲到跟前，抵进射击，用有限的弹药尽量多的杀伤敌人。然后冲出掩体，用刺刀，用枪托，用石头，用自己的性命和敌人做殊死的搏斗，一次次的打击敌人的进攻。我们的部队伤亡也很大。四平战斗紧张之时，在大连养病的罗荣桓政委与苏军联系，希望提供军用物资。苏军同意，并调拨了几列火车的弹药物资辗转运抵梅河口。这对支持前方战斗可谓是及时雨。但此时东北局机关正从梅河口前往长春，除重要文件外，连办公用的桌椅板凳都要运走，占用了铁路运力。由于没有火车头，弹药搁置在车站。4月28日敌人有目的而来，空袭梅河口车站，将军用物资大部炸毁。据后来我看到的资料，炸毁弹药车二百六十节。1【注1参见刘统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179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林彪获悉这个重大损失，非常生气，立刻给中央发报：过去所使用的子弹、炸弹及其他军用品，皆系利用现成的仓库存品，现仓库存品已用尽，……战争继续打下去，我们的困难与弱点将日益暴露。

毛泽东5月1日即刻电告林彪：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帮助，则可考虑调高岗等同志助你。如前线机关以精简为便利，则照现状为好……2【注2参见刘统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180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毛泽东决策将东北军事政治指挥权统由林彪负责，为以后林彪担任东北党政军一把手，打下了基础，这对东北以后的形势发展是有益的。

5月中旬，林彪决定动用总预备队，令359旅从公主岭附近南下增援四平东线。

5月14日，敌人又开始了新的更为激烈的进攻。新1军在四平正面及两侧展开，71军两个师在四平以西，新6军及第88师、第195师在四平以东展开。久攻不下，使敌人恼羞成怒，所以这次攻击一开始便倾泻了大量钢铁和使用了“潮水战术”。

四平西线，敌71军91师在向我1师的海青窝棚和孤榆树两块小小阵地进攻的时候，竟以二个团的兵力，连续攻击十次之多。一次攻击便使用了炮弹三千余发，打得阵地天昏地暗，工事大部被摧毁。但在我们英勇顽强战术面前，疯狂的敌人仍然不能得逞，成群成堆的敌人倒在我们阵地前沿，敌人91师师长赵琳亦被我击伤。

翌日，战斗异常激烈，敌人继续全线进攻，重点在四平以东地区。敌人新1军、新6军两个军并肩向我冲击，不少阵地敌我都进行了反复争夺。敌人用弹雨和人海战术，潮水般涌上我们阵地，我们战士则以一排排手榴弹反击和白刃格斗，把敌人从阵地上干下去。敌人使用坦克进行冲击，当时我们没有像样的反坦克武器，只有少量地雷和一些小包炸药及爆破筒，战士们就用这样简单的武器和那些庞然钢铁大物进行搏斗。一个倒下，另一个又冲上去，直到把敌人坦克炸坏或者赶跑为止。然而就是那样简单的武器也是不充足的，有时候使用光了，战士就用集束手榴弹同敌坦克拼搏，或点燃倒上汽油、煤油的棉被、草席，由战士抱着冲向敌坦克，进行火攻。结果又的坦克被吓跑了。

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在全线展开着，四平以东敌人17日已占领了我军的331.5高地及哈福屯等阵地。敌人在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支援下，付出重大伤亡之后，18日又占领了我之塔子山阵地。塔子山是我左翼防线的重点，距四平二十余里。山顶方圆不大，但居高临下，俯瞰我四平东北一带全部阵地。敌人占领塔子山以后，对我十分不利，东线战况告急，局势极为严重。

林彪当即决定使用总预备队359旅向哈福屯、火石岭之线敌人进行反击，但结果不理想，没有把敌人打下去。四平正面和三道林子有的阵地也被敌人突破。

18日晨，林彪经过深思之后，令我带一部电梯和几名参谋，立即乘汽车赶到东线去。临行前，林彪告诉我：“要冷静地观察和判断东线战场形势，要考虑继续坚守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如果继续坚守确有困难，立即给我发个电报”。

伤亡，我赶到东线，在师弟考察敌我态势之后，向林彪发了电报大意为：“目前我军丢失的阵地，皆为重要阵地，虽经我部队多次顽强反击，均收效甚微，而部队伤亡、消耗皆大，现有阵地已无险可守，既无工事，也无弹药，部队伤亡很大，因此继续坚守非常困难”。

林彪5月18日，致电中央和东北局：“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下午随着塔子山失守，林彪不等中央回复，即刻决定撤出战斗。当晚，部队就主动退出四平城。

安排部队转移的同时，林彪致电中央和东北局：“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敌人切断的威胁下，现正在准备退出战斗。”1【注1参见刘统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188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5月19日收到中央电示：“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人四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2【注2董殿稳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第一部挺进东北》第20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据郑洞国回忆说，5月14日开始对四平街以包围之势全面进攻。杜聿明说，在向四平街发动全面进攻时，蒋介石担心这一战役的成败，5月17日，派副参谋长白崇禧到沈阳视察，白当晚同杜聿明详细研究敌我情况。5月18日，白和杜到开原视察时，知道右翼兵团已迂回到赫尔苏附近（火石岭以东），继续向公主岭攻击前进。这时白、杜两人当时都认为攻下四平街没有什么问题，但白崇禧对能否进占长春，尚有怀疑，并说，南京和共产党协议，国军不进入长春，如果没有十分把握的话，即到公主岭为止，不必继续向长春前进。杜说，攻击四平街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举收复长春、吉林，否则前功尽弃，命令已下，中途变更部署，是很困难的，反而易使部队混乱，有为敌人乘机反攻，各个击破的危机。而且打到吉林以后，可以隔松花江与共军对峙，形势较为有利。并且可以接收小丰满水电站。供给长春、吉林用电，否则东北用电都成问题。白一再问杜有无把握，杜说：“绝对有把握。”最后白说：“如果有把握的话，我也同意。我马上回南京，报告委员长。”1【注1《辽沈战役亲历记》中郑洞国著《从大举进攻到重点防御》第57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11月第一版】郑洞国有回忆说，5月17日和18日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对民族联军扼守的鸦湖泡、泊罗林子、三道林等四平外围阵地进攻，与民主联军保1旅、第7纵队第7师、第3师7旅各一部展开激烈争夺。

5月15日，杜聿明调集十个师的兵力，编成三个兵团，重新发起进攻。孙立人为中路兵团，于18日在新6军支援下，占领四平街东南之重要阵地——塔山子，19日进入四平。

六、放弃四平，战略后退

林彪说：“我们已经大量的消耗削弱了敌人，共歼敌万余人，并赢得了时间。敌人想要四平，已经碰的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我们保卫四平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是主动转移，变阵地战为运动战，另找战机消灭敌人。我们不是打了败仗的溃退，我们是为了保持有生力量，为了变被动为主动。”他要当时的前方政治部主任陈正人同志根据这个精神，对部队进行宣传解释。

四平保卫战中，毙伤敌军一万人，我军共伤亡八千余人。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军的老部队在战斗中伤亡惨重，部队元气大伤。据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统计，3师7旅原为井冈山的老部队，战后只剩三千人，失去战斗力；万毅部原来一万三千人，只剩下五千人，失去战斗力。

5月18日夜，部队退出四平城。全线部队已指定分别向南满、东满、北满、满撤退的方向。同时指定第7师和第7旅等部队为掩护部队，采取运动防御，节节抗击敌人，保障部队有次序地转移。

但在前方总部由梨树县向公主岭转移时，发生了一件极为严重的意外事件。前总司令部作战科长王继芳当天潜逃到四平投敌去了。这个万恶的叛徒，把我军撤退的全部机密报告了敌人。敌人掌握了这个宝贵的情报后，就趁我军撤退之际，开始了大胆疯狂地猛烈追击。杜聿明掩盖小心谨慎的战法，不怕分兵冒进，利用其机械化机动优势，多路平行纵队，大胆对我军进行包抄迂回。

新1军多路部队向公主岭、长春方向前进；新6军多路部队向伊通、吉林、梅河口方向前进；71军多路部队向西满地区双山、郑家屯日夜猛追。敌人充分发挥其机械化的优势，横冲直闯，把我军的转移计划彻底破坏了，使我军限于极为被动，极为困难，极为混乱的大撤退局面。

这个叛徒的投降使国民党方面欣喜若狂。王继芳，四川人，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延安抗大毕业，现任民主联军作战科长。据国民党方面报导，其投诚自述中云：本人痛悟过去共军破坏交通，阻扰接收之种种行为，危害国家民族至深至甚，军事上已完全失败，继此以往将被国军逐入黑龙江内兴安岭一带大山中，冻死饿死，故决心来归，自动投诚。国民党当局为表示对王继芳的奖赏，授予其少将军衔。

1949年重庆解放，王继芳被人民政府捕获，送武汉四野总部，经公审后枪毙。

林彪由于重任在身，面临困难境况，心情十分不安。他当时最关心的是敌情和部队撤退行动。可是在那种敌人全线猛追情况下，总部与各部队电台均处于撤退行军的动态之中，因此联系常常中断，既不能全面了解敌情，也不能全面掌握部队。情况越紧急，事情越不顺心，经常发生阴差阳错的情况，真是急死人。

中央指示自长春附近组织防御，抗击敌人，现在这已是根本不可能了。

5月21日，林彪曾在长春南郊范家屯与彭真、罗荣桓等见面，商量放弃长春的考虑。我们进到长春在原东北局的驻地住了一夜，有的坏人门前已经插上了白旗，有的打冷枪，全城人心惶惶，我们手里没有掌握任何部队，只好迅速离开长春向吉林转移。

敌人于21日占领公主岭、伊通、西安。23日占领长春，西面占领辽源，东面占领梅河口，26日占领双阳、九台，28日占领永吉。

由于那个作战科长的叛变，给部队造成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当时林彪对我虽未提出严肃批评指责，但态度明显的冷淡，我自己也内疚非常。其实那个叛徒王继芳，是我们到达梨树后，才由东北后方总部派来的，因为是有延安来干部，来司令部时间不足一个月，对其没有充分的了解，当时战事又紧，没有发现这个家伙品质恶劣，是个坏蛋。但事情毕竟发生在前方总部司令部，我是参谋处长，是有重大责任的。因此林彪对我的态度，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撤退过程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情。

1946年5月27日，由吉林撤退的那天，到达舒兰以南的一个农村宿营地，管理处长何敬之打前站，事先预备了一点白酒和肉菜，叫我和苏静、张瑞等几位处长到他驻处吃饭，我们刚端起酒杯，林彪怒气冲冲地推门而入，站在小桌前片刻，“啪”的一声把桌子一拍，再用力把桌子掀翻，把桌子上碗、筷、酒、菜稀里哗啦泼了大家一身，倒洒一炕。

他高声大骂：“你们还在这里醉生梦死，部队搞得这样乱七八糟，你们也不心急。”他指着我大声说：“部队现在在哪里？”又指着张瑞的鼻子说：“电台走错了路，现在还没有架起来，与部队联系不上，你们也不管！……”他大发一顿脾气之后，怒气未息，转身走了，搞得我们几个人狼狈不堪。饭也没有吃，就跑步回到了司令部。

这是我在战斗岁月中，受到的最严厉的批评。到舒兰后，林彪因又急又气病倒了，我的心情更加痛苦不堪。我主动到陈正人面前承认错误，并痛哭一场，第二天我就向林彪呈递了书面检讨，检查了自己应承担的责任。这次教训对我来说真是刻骨铭心、悔恨万分。林彪的痛骂成为我工作的警示，终生难忘，使我今后在工作中不敢有丝毫懈怠。

敌人像决堤的洪水，恶浪滚滚，迅速宽广地泛滥，一直猛追到松花江边才停止。（在吉林东北老爷岭及德惠以北，陶赖昭各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但此时敌人的进攻也成了强弩之末，再无力大举向松花江以北进攻了，敌我形成隔江对峙形势。

为了拖住敌人向北满进攻，我南满第4纵队于25日发起了鞍（山）海（城）战役，连克鞍山、营口、大石桥等地，到三十日结束，共歼敌184师两个团。该师驻海城的直属部队及一个团约二千七百人，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举行起义。刚刚进占四平、长春的新1军不得不抽兵星夜运往辽阳，去解鞍山、海城之围。

鞍海战役是我军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歼灭敌人的成功范例。

四平保卫战，前后历经四十多天。敌人进攻四平，付出了伤亡一万人以上的代价，才进占了这个战略要点。后来因我军大撤退，敌人才轻而易举的占领了长春、吉林等重要城市。

但是正如林彪所说的那样，我虽丢失大片地方，但我们保持了有生力量，敌人背上了这几个包袱以后，就不那么灵便了，甚至压得喘不过气来。加上兵力分散，后方补给线延长，敌人已开始陷入被动地位。

5月27日，中央电报指出：“目前军事方针，除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给以扰乱及破路外，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脱离并远离敌人，争取时间休整补充，恢复元气再行作战。外交方针已告恩来，我方让步至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让。美蒋要打由他们打去。要占由他们占去，我方绝不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总之东北是未了之局。我党须准备长期斗争，最后总是要胜利的。”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10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6月初，灵便和前方总部到达哈尔滨与东北局后方总部会合。

6月7日中午起东北停战协定生效，开始限定十五天，尔后一再延长。灵便指示我军部队应加紧休整补充，恢复疲劳，总结经验，提高士气。同时将部队以师为单位划分地区，全面开展根据地建设工作。

从山海关到松花江，约半年多的时间，千余里的且战且退，到此结束了。经受了残酷战争的锻炼，我军本质上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

特别是我军从四平果断地撤退，并不再固守长春，又一次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的决战，摆脱了战略上的被动，保存了有生力量。林彪曾说：“四平一撤，蒋介石占领了长春、吉林等大城市，没有关系，松花江以南的城市都可以给他，他占有大城市就背上了包袱。他占了就要守嘛，这么多大城市守起来兵力就分散了，我们就可以各个击破，消灭他有生力量。他既愿意背，我们就把包袱都给他，他背得越多越好，把他背得走不动了，我们再来一个一个地吃掉它。”

通过总结与国民党军队半年来作战的经验和教训，使东北我党内外、军内外对当前形势的认识，对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认识，对变被动为主动的认识，达到了高度一致：

第一、根据建设以乡村为主还是以城市为主？认识到依赖城市，忽视乡村根据地建设、忽视农民是错误的。根据地应主要建设在以广大农民为主的乡村。

第二、和平为主还是战争为主？认识到幻想和平“最后一站”，忽视战争的长期性是错误的。国共两党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和平妥协是暂时，激烈战争是长期的。

第三、我军发展是以收编组编国民党旧部队为主，还是发动基本工农群众参军，充实扩编主力部队为主？认识到收编组编改造国民党旧部队固然重要，但充实扩编主力部队要以工农大众踊跃参军为主，因为劳苦大众立场坚定，作战英勇，不怕苦，不怕死。

第四、革命战争是部队孤军作战还是发动全民，打人民之战？认识到忽视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持的战争，就会困难重重，就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甚至存在失败的危险。

革命战争的根本问题是依靠人民，战胜敌人。在于敌我双方有生力量的消长，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持壮大自己的有生力量。胜负不能从一时的进退而定，也不能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定。如果采取冒险主义，只进不退，或采取消极防御，丢失一寸土地，摆开阵势同敌人硬拼，那事最愚蠢的军事指挥员。将自己有生力量拼光，结果不退也得退，一寸土地也保持不了。自己有生力量毁灭了，就谈不上反攻，谈不上翻身，那就是彻底惨败。进退皆为战略需要。善战者避敌锐气，不羞于后退。在敌强我弱形势下，“诱敌深入”的战略原则，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战争需要勇敢顽强的战士，更需要雄才大略的统帅。

第十三章三下江南

一、在林彪司令员身边工作的八个月

1946年夏天，我离开了前方总部。

林彪决定调我到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他亲自与我谈话时讲的理由有三条：“第一、基层部队现在急需补充干部；第二、第1纵队是由山东来的部队，你对这个部队情况比较熟悉；第三、你是总部的参谋处长，熟悉作战情况，1纵又是北满我军主力纵队之一，调你去就是要加强部队的作战指挥。因此总部决定派你到第1纵队去工作。”

其实我心里也明白，“王继芳叛变”与“舒兰喝酒”，是林彪对我不满意的地方，这股怒气尚未消除。事出有因，我心中自知。

要离开前方总部，离开总部首长，离开刚刚熟悉的工作环境，不免有些恋恋不舍。

自1945年11月到东北后，我在东北民主联军前方总部工作至今，算起来，在林彪司令员身边只有短短的八个月时间。但就是这短短的时间让我对林彪指挥作战的工作作风印象深刻。

我在林彪身边工作时期，东北的军事形势正处在敌强我弱。我军处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同时也是我党内外，军内外对东北战局和我军战略决策思想不统一的情况下。林彪经过深思熟虑，根据实际情况，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提出了至今独到的、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见解。林彪的一整套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就是在那个时期逐步形成并提出的。林彪不但是战役指挥员，也是战略指挥家。他指挥东北人民解放军用短短的三年时间，消灭国民党百万的最精锐的军队，解放了东北全境，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对他总的印象是：既严肃又亲切，既是将军，又像学者。

他说的是湖北普通话，穿着不甚讲究，但很合体，整洁。吃饭两菜一汤，以青菜、豆腐为主，再加上一小碗米饭。不抽烟，不喝酒，以炒黄豆为零食。

他在行军时，骑马、步行参半。特别是冬天，走路身体发热了就骑马，骑马身体发凉了就走路。早年喜欢快马加鞭，现在多随部队而行。后来缴获多了，有车坐了。他不坐日式破轿车。因为破轿车不是油路不通，就是电路脱落，走走修修，令人讨厌。对美式吉普车他也不坐，认为吉普虽然跑得快，但太颠簸，不平稳，不舒服。他愿坐美式十轮大卡车，与司机并肩坐。这种车的机器质量好，马力足，不易坏，也比较平稳。

林彪平时的工作就是看文件，看电报，看地图。这些文件，电报，不是向上级的报告和请示，就是向下级的答复和指示。有时亲自接待干部，听取汇报，解答问题。闲时主要是看书。

他天资聪慧，机智过人。发现问题，处理问题很快。但他对重大问题的处理又很慎重，要经过反反复复的思考。有的重要电报白天写好了，并不随即发出，要睡一夜之后，头脑清醒了，再审查其内容，方决定“发”还是“不发”。

一般晚上十点钟就寝，早晨六七点钟起床。作战时则把当天事情处理完，第二天事情布置好之后才休息。

他的工作和生活相当单调，也相当“重点主义”。当他在思考和处理某个问题时，与此无关的问题就不要去打扰，否则不碰“硬钉子”，也要捧个“软钉子”。

他调剂工作紧张时的办法不多，主要是在室内散步，来回转圈。有时在室外走走。高兴时也走走舞步，快三慢四，借以听听音乐。总之严肃紧张有余，活泼轻松不足。

林彪性格内向。脑子李文章多，但嘴里说得少。可是在重要问题上，例如对部队讲解战役战术要点时，却是一个“婆婆嘴”，反复叮咛，反复强调。他办事极其认真。重要事情必需侵占动手动嘴。很多次，我向他报告部队的行动和作战情况后，在回复部队电报时，都是他亲自一字一句的口述，由我和秘书记录，然后他再过目审查，最后交由秘书送机要科处理。

我认为，林彪的作战指挥风格是：勇敢不鲁莽，沉着不寡断，谨慎不瞻怯，严格不刻板，机敏不草率，有胆识，有谋略，有魄力，有丰富的战争经验。

我在他身边工作，耳闻目睹学习到的，绝非是简简单单的工作方法问题。

我看到他在战争的空余时间，虽然工作很忙，仍是手不释卷。闲聊时，他经常用生动的战例给我们讲希特勒进攻苏联，打到莫斯科附近，苏联红军任何反攻，把希特勒打败。拿破仑进攻俄国，占领莫斯科，俄国军队任何反攻，把拿破仑打败。以及中国红军如何诱敌深入粉碎敌人围剿。

林彪还经常给我们讲一些他所研究的世界战争史中的战例。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凡尔登战役”，当时法国军队守得十分顽强，以死尸做工事障碍物，使凡尔登变成“风磨”；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房屋全被摧毁了，还守了几个月，最终反攻把敌人歼灭。林彪还特别介绍说：苏军将领朱可夫元帅指挥相当厉害。他指挥苏军莫斯科及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和反攻战，把德军打得狼狈不堪，溃不成军，成为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转折之战。

林彪借分析战例之时，引申讲解他的作战指导思想。他说：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一般不宜采取持久的阵地防御作战。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局部地区采用阵地防御作战，也是常有的事情。我想他是指“四平保卫战”。

林彪当时还送我两本铅印的书（当时的战争环境下，铅印的书很少）。一本是“库图佐夫”，一本是“苏沃洛夫元帅”。林彪要我好好读一读，从中获取有用的思想，并让我看完后向他谈读书体会。我利用工作之余认真地将这两本书看完。

库图佐夫是俄军元帅，参加过三次俄土战争，战功卓著。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出任俄军总司令。在博罗季诺地区重创拿破仑军队。为进一步疲惫和削弱敌人，保存自己有生力量，他指挥俄军继续后退，直至放弃莫斯科。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组织后备军。在数量上形成对拿破仑的优势后，转入战略反攻，把拿破仑军队赶出俄国。

苏沃洛夫元帅是俄国军事学术的奠基人之一。参加过俄土各次战争。1798年，第二次反法联盟组成后，任意大利北部俄奥联军总司令。转战意大利和瑞士，行军中翻过阿尔卑斯山。恩格斯对其评价很高。

他们的战略战术思想主张摒弃线式战术而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以歼灭敌人军队为主要目标。

看完了书，我体会林彪要我看这两本书的意思是：第一诱敌深入，第二集中兵力，第三坚守反攻。

林彪有时也谈部队情况。特别对干部和部队的战斗作风问题更感兴趣。当他对哪个部队或某个指挥员的特点，能力，作风不甚了解时，总是耐心地向我们征求意见和看法。我们谈得越具体，他越爱听。如果你只说优点，他一定要问缺点是什么？如果你光说缺点，他一定会问你优点是什么？如果谈了一次，他觉得还有问题不清楚，就会第二次，第三次找你谈话。直到他认为弄清为止。

由于集中东北主力与敌人作战，部队工作更加繁多。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地方支援工作，都要有人统一负责，周密布置，相互协调。特别是作战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更为重要。但前方总部没有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主要负责人。有一天，林彪问我：从山东来的高级干部中，除萧华是长期做政治工作外，还有什么人适合做这个工作？我想了想说：原山东分局宣传部长陈沂是长期搞宣传工作的，很有经验。林彪说：可以试试。后来就将陈沂调来前方总部任政治部主任。但时间不长，换上老资格的陈正人。

林彪在平常的生活中，很少与人闲扯，很少与人开玩笑。我做他的参谋处长，相处在一起，经常谈的主要是工作问题。但在林彪高兴时也不绝对。我举两个小例子。

有一次，我和情报处长苏静，管理处长何敬之一起，在林彪吃早饭时去报告请示工作。看到他的饭菜太简单，就建议是否改善一点。他说：“就这样很好。”

尔后，他一边吃饭，一边谈到他在苏联治伤时的一个小故事：

一个苏军将军问我：“你喜不喜欢喝酒？”

我说：“不喜欢。”

又问：“你喜不喜欢女人？”

我说：“不喜欢。”

又问：“那你喜不喜欢游山玩水？”

我仍然答：“不喜欢。”

将军惊诧地问：“那你活着干什么？”

林彪答：“活着嘛，喜欢干革命！”

他讲完后笑了。我们也笑了。

还有一次，他与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闲扯中，谈到他在延安听到的一个小故事。他说：西安事变后，国统区很多青年来延安上“抗大”，上“陕公”学习，其中女青年不少。当时我们经过长征的团以上干部，允许结婚。这些干部找对象，嫌陕北当地姑娘文化低，土气，而外来的姑娘文化高洋气，因此都喜欢找外来的姑娘。可是我们的干部多数是工农出身，文化不高，也很土气。恋爱时怎么接吻都不会。接吻时把人家姑娘的舌头都咬出了血，疼得姑娘哇哇叫。

说完，和我们一起哄堂大笑。

1995年夏天，我和老伴在儿子李冰天一家的陪同下，专程去了黑龙江的双城。到东北民主联军前方总部旧址参观。那里是林彪司令员指挥作战的地方，也是我工作过的地方。故地重游，思绪万千，一晃五十年过去了！——这是后话。

林彪是我的上级，也是我的良师。耳濡目染我在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尽管离开了林彪，但还是在他的直接指挥下。我下决心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将学到的东西运用到战场上。

我愉快地服从决定，辞别总部同事赶赴部队。

二、敌人的“南攻北守”与我军的“南打北拉”

由东南向西北斜贯吉林的松花江，江水清澈，碧波徐流。它发源于长白山区，经小丰满水库、吉林市、陶赖昭，直到扶余以北，同嫩江汇合，再由西向东，经哈尔滨向东流去。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时节，松花江也很快是“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江面平静坚硬，坦克汽车通行无阻。

1946年5月，我军撤到松花江以北，敌人与我保持隔江对峙的态势。

东北民主联军前方总部回到哈尔滨与后方总部和东北局会合，对东北进行全面统一的指挥和领导。

6月16日中央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

东北民主联军利用6月7日开始的暂时停战，进行休整和重新组建部队。除南满原有第3、第4纵队及三个独立师（辽南独立师、南满独2师、独3师）外，北满有组建了第1、第2、第6纵队和第1、第2、第3和第4独立师。同时还扩建了炮兵纵队（四个炮团）、骑兵纵队和铁道兵司令部等部队。野战部队的总兵力十五万人。

第3、第4纵队及三个独立师、二个炮团，坚持南满斗争。第1、第2、第6纵队和炮纵及四个独立师集中在北满、西满、东满。

后来人们把第1、第2、第3、第4和第6纵队称为“东北五只猛虎”，其中三只在北满，两只在南满。

当时，新整编的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是由第7纵队和山东第1、2师组建而成。全部是原山东军区来东北的部队。司令员是万毅，副司令员由梁兴初和我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是周赤萍。下属1师师长梁兴初（兼），政委梁必业；2师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3师师长彭景文，政委黄一平。

6月初，国民党88师一个加强团孤军深入，占领了拉法和新站。

刚编成的民主联军第1纵队第1、第2两师奉命于6月7日夜间开始向拉法、新站进攻，激战至9日黄昏后，将敌一千八百余人全部歼灭。东北局首长6月11日通报中指出：敌人越分散，越便于我歼灭，我军在不得已时，放弃某些城市，以诱敌分散，换取歼敌机会。

此时我到达纵队司令部，但万毅司令员还在拉法前线。

敌人占领松花江以南广大城镇之后，也需要争取时间，休整部队，调整部署，补充粮弹以巩固其占领地区，并修通后方补给线路。因此蒋介石一方面发布所谓东北十五天停战令，一方面狂叫要继续向哈尔滨进攻。实际上就是在南京两党谈判破裂后，玩弄两面手法，妄图在关外暂时小打，在关内向华东、华北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当时，摆在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经过整编壮大武装力量，迅速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根据地，争取东北战场的主动权。

7月初，在哈尔滨举行了东北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对前一段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对东北当前形势及今后任务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7月7日，会议委托陈云同志起草了《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即东北局“七七决议”。《决议》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敌强我弱，必须准备进行长期自卫战争。对党委工作提出了多项任务，重点是：（1）克服“和战问题”中的混乱思想，建立长期自卫战争的观点；（2）关于根据地的建设，特别强调能否发动农民群众，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群众发动不起来，我们在东北就失败的可能。号召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都要统统到农村中去；（3）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的作战原则是诱敌深入，待敌兵力分散，我则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有生力量。

这样决议，对统一东北全党全军的思想，起到了重大作用，对于扭转、推动东北战争形势好转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指出当时东北对敌斗争情况有三个特点：

第一、东北敌人三十万，多数美械装备，战斗力很强。蒋介石抗战时去缅甸的远征军除第5军外，全部调来东北，因此敌人比较难打，美械装备火力强，五年以上军龄的老兵多，有带着排长衔的老兵。各次战斗中歼灭他一个团，我们自己也要付出将近一个团的伤亡。当然有少数部队战斗力较弱，例如调来的云南部队就有很大不同。

第二、东北铁路多，敌人控制机动列车行动方面，增援迅速。如沈阳到长春两地相隔六百里，一夜即到，且部队没有行军的疲劳。因此打小仗就要准备打大仗，围攻孤立的敌人，就要准备打增援，这就减少了孤立打一点消灭敌人的机会。

第三、新解放区，国民党特务、土匪未全部肃清，封锁消息困难，群众采取观望态度，不少对国民党存有幻想。我军行动不易隐蔽，敌人情报相当灵通，我不易突然袭击敌人，而且要随时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我军行动主动性因之减少。

林彪又指出，当然敌人的弱点、困难、不利条件也不少。敌人侵占地区越大越多，战线越拉越宽越长，其兵力就越分散越不足，因此处处薄弱。敌人集中兵力向长春、吉林进攻时，我南满就在海城、鞍山、大石桥，东满在桦甸、蛟河等地向其进攻，共歼灭他五个团，使敌人顾此失彼。

林彪说，国民党每占一座空城，就造谣吹嘘说自己的胜利，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战争胜负不在一城一地得失，而在有生力量的消长。他的后方补给线越拉越长，随时有被我切断的危险，其粮弹、油料补充就越加困难。现代化的军队没有巩固的后方，没有源源不断的补给，是无法持久作战的。

林彪又说，国民党184师在云南是主张民主、反对独裁的，现在被迫到东北进行内战是违背官兵意志的。因此该师师长率一个团在海城起义，这对那些内战狂热者是一个很大打击。由此可见，国民党有许多部队是不愿意内战的，内战继续下去，这种起义还会更多，数量也会更大。国民党在东北搞专制独裁，压迫人民，想用武装力量消灭人民力量，妄图把东北变成法西斯的黑暗地区，这就必然引起各界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现在敌占区人民，纷纷认识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就遭殃”，并把国民党占领区称为“二满洲”，可见人民正在加速觉醒，对国民党的幻想正在加速破灭，敌人处境正在加速孤立。

1946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对解放区的全而进攻。会议后，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到沈阳，与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制定了一个“南攻北守”、“先南后北、各个歼灭”的作战计划。因南满有广大地区，人口众多，又未东北工业中心，同时南满有我强大的主力和地方部队，对其进攻北满的后方和侧翼威胁极大，不控制南满便不利继续向北满进攻。因此妄图首先“肃清”南满我军，然后集中兵力消灭北满我军，以实现其占领全东北的战略野心。

10月初，敌调集了新1军、新6军和52军的三个师的兵力，企图打通沈吉路。我3纵、4纵部队节节阻击，灵活打击敌人。敌先后占领清源、金川、柳河、新宾等城。

10月下旬，敌又调集了新1军、新6军、52军和71军等部队七八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我南满根据地的通化、安东等地发动大举进攻，虽然我4纵在新开岭战役中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52军25师，但并未阻止敌人的进攻。不久敌人又占领通化、安东。

这样我南满根据地逐渐缩小，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抚松、靖宇、长白四城。但我南满仍保持主力部队二个纵队（六个师），另有三个独立师和四个炮兵团。

当时，东北总部表扬了南满部队在新开岭战役中歼灭敌25师的重大胜利（这是我军在东北战场集中优势兵力，第一次全歼敌一个整师的先例），并指示继续发扬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力争再歼灭敌五六个团，就能使形势大为好转。我如能实现以上方针，则敌只能占主要点，不能占次要点与面。而我则能占广大兵源、粮源地区，陷敌于各个被歼境地。我军愈战愈强。如不能实现以上方针，我不仅失掉大城市，而小城市与乡村亦将失掉，则兵源、粮源皆失，即无法扩军与养军，且无作战的回旋余地，而必致形成严重困难。故必须坚决灵活的执行以上方针，在持久战争中争取最后胜利。

为了粉碎敌人“南攻北守”的阴谋，在其进攻通化、安东时（那时松花江尚未结冰封冻），我东北总部就决定北满部队应该出击，策应南满作战。实行“南打北拉”，迫使国民党军队在南北两线作战。

当时，北满我军有三个主力纵队，另外有四个独立师，西满有一个独立师、二个保安旅，东满有一个独立师。

我第1纵队部署在吉林、哈尔滨之间及其以东地区，阻止吉林方向敌人向北向东进犯。第2纵队部署在西满，阻止敌人向白城子、齐齐哈尔方向进犯。第6纵队部署在哈尔滨以南松花江以北地区，阻止长春方向敌人向哈尔滨方向进犯。其他独立师、旅分布在后方清剿土匪、发动群众、实行土改、开创根据地建设工作。

11月3日，我北满第1纵队、第6纵队主力由哈尔滨附近乘火车，绕道齐齐哈尔到达松花江以南前郭旗（即现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地区于西满第2纵队会师。林彪的指挥所也同时到达前郭旗。

部队稍事集结，于11月10日开始向农安方向进攻。但农安以北之哈拉尔万金塔等处国民党守军闻风而逃，唯有德惠西北之靠山屯尚有新1军50师一个加强连及民团土匪武装约千人左右固守未逃。因此林彪命令2纵第5师全部并附炮兵坦克于23日黄昏开始强攻。第1、第2、第6纵主力准备打援。24日，全歼靠山屯敌人。农安、德惠之敌均未敢出援。林彪命令第2纵队包围农安，第1纵队挺进农安与长春之间，既断农安敌人退路，又威胁长春敌巢。第6纵队为预备队待机行动。这样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暂时停止对南满攻势，并将新6军主力车运北调长春，协同新1军等部，分路齐头并进，寻求与我决战，以解除农安之危。

我纵在长春、农安之间抗击新6军进攻，拼杀激烈。给敌重大打击之后，我撤出战斗。这是我纵第一次与新6军交锋，双方对彼此的战斗力都有了初步了解。

由于敌人兵力集中，失去各个击破的战机，农安有敌一个师固守，一时不易攻克，同时松花江已结冰封冻，车马行动无阻，12月6日，林彪决定主力返回江北待机。第1纵队移至榆树地区，第2纵队仍留西满，第6纵队移至拉林河以北双城地区。林彪指挥所返回双城。这次行动拉开了我军“三下江南”的序幕。

三、首下江南

1946年12月中旬，东北敌人依靠军事优势，继续“南攻北守”的作战方针。集中新1军、新6军、60军、71军各一个师，52军二个师共六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南满临江地区进犯。我南满处境甚为困难。如果敌人得逞，东北局势将发生于我很不利的变化。我东北总部早已识破敌人的阴谋，因此，提出保卫南满是东北我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决定北满部队应该再次出击，积极策应南满作战。

林彪在战役前召开高级干部军事会议上，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并着重指出，必须趁松花江结冰封冻的有利时机，利用北线敌军分散守备的弱点，连续出击，把敌人的“南攻北守”变为我们的南北夹击的形势，把敌人拉过来，踢过去，打得敌人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求得在运动中消灭他几个师，以改变东北的局势。

在这次会议上，林彪特别提出了打“硬拼仗”的新战术，即集中优势兵力，实行“一点两面”战术，同敌人死打硬拼，争取全歼敌人。为什么要死打硬拼呢？林彪说：“东北我军由于群众条件不成熟，我甚难秘密接近敌人，所遇敌人又较强，非一打就垮。又由于敌铁路公路太繁，增援甚快，故甚难求得通常优越条件，完成各个击破的歼灭战。”“但为了打掉蒋军的‘王牌军’，为了降低敌人的猖狂，为了使我半生不熟的条件成为完全成熟的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限制内，有时遇到条件不充分，亦须断然猛打，争取成为歼灭战。如不能歼灭，只要惨重地打击了敌人，虽无多大缴获，亦算胜仗。”“故最近我们除过去所谓歼灭战、游击战、运动战之外，现在提出一种新型的作战方案，即‘硬拼战’。这种作战方式与过去的不同点则为不是有十足把握才打，而是只有六七成胜利的把握，即下决心打。打时打得极顽强，打的结果可能成为歼灭战，亦可能双方都伤亡惨重。”

会议决定的作战方针是：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密切配合，集中兵力，主动歼灭敌人。

会议对部队的部署是：南满部队阻击敌人，保卫根据地。北满部队南渡松花江，在长春以北地区寻机歼灭敌人和打击增援敌人。调动敌人，策应南满作战。

会议最后决定集中第1、2、6三个主力纵队及三个独立师和三个炮团，于1947年1月5日分路并进，南下松花江，向长春、陶赖昭间中长路两侧地区展开攻势。

那时的东北，正是滴水成冰，呵气成霜的时节，我们第1纵队由榆树地区出发，浩大的人群、车马、爬犁趟着茫茫积雪，忍着飕飕刺骨的寒风，旌旗招展，像急流奔腾的波涛涌向江南。

其塔木是松花江南的一个小镇，与德惠、九台、吉林遥为鼎足之势，是敌人一个重要的前卫据点。新1军38师113团的一个加强营驻守在这里。敌人在村镇外围和纵深广设鹿砦、铁丝网、地堡群等各种掩体工事。113团主力驻在九台，38师主力控制在吉林附近，而德惠则为新1军50师主力驻守，他们随时可以向其塔木增援。

我东北总部确定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首先拿其塔木开刀。总部认为，从这里一打，德惠、九台、吉林敌人一定来增援，我们就可以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

根据东北总部意图，我纵队决定第3师围歼其塔木敌人，第1师进到其塔木与九台之间，准备消灭九台援敌，第2师进到其塔木与吉林之间，准备协同吉北军分区部队，阻击吉林援敌。纵队指挥所在1师、3师之间地区，兄弟部队第6纵队主力进到其塔木与德惠之间，准备消灭德惠援敌。

1月6日中午，我第3师以突然奔袭的动作，包围了其塔木的敌人。夜色徐降时开始攻击，在村镇东南方向，突破敌人前沿阵地，占领村落一角。但遭到敌人拼死抵抗和连续反击，我进展不大。当时我们几位纵队领导同志最担心的就是如果攻得不狠，就可能引不出敌人的增援部队。

次日黄昏后，该师另一个团在村镇西北方向打开突破口，向村落纵深发展，虽然也遭到敌人顽强抵抗，但敌人已经动摇，多次向九台敌人紧急呼援。战斗在村内进行。

根据1师首长报告，他们从偷听敌人长途电话中得悉，东面吉林、南面九台、西面德惠敌人已开始出动向其塔木增援。我们大家听了之后都很高兴，因为敌人已按照我们的估计行动了，敌人从三个方向同时给我们“送礼”来了，我们当然要全盘接收。当即对1师和2师部署打援的具体指示。

1月7日早晨，敌38师113团团长王东篱带着二个营，配属了装甲车连、迫击炮连和九台保安队等，急急忙忙地沿着九台到其塔木公路前进。午间行到张麻子沟时，已完全陷入我1师设置的埋伏围内，而敌团长还在用无线电话向他的上级报告说：“途中无情况，只有几十名土共骚扰，已被击溃……。”无线电话声音刚完，公路两侧白雪皑皑的山坡上，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弹丸在敌人的行军队伍里飞舞，大批反穿大衣的白色人群，像雪崩暴发，白浪翻腾般向山下冲去，打得敌人手忙脚乱，一场激烈的围歼战开始了。

我们听到激烈的枪声，就准备将纵队指挥所向1师靠近。谁知当我们正准备移动时，接到１师首长报告，战斗已接近尾声，正在扫清残敌。想不到天下第1军的大半个团，战不数合，就这么快地连团长在内一并呜呼哀哉了。谈起这场战斗，我们的指战员都说，“王牌军”的战斗力也不过如此，证明我们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由吉林出援的敌人，被我吉北骑兵团从乌拉街附近打回去了。

我3师于8日黄昏对其塔木残敌继续攻击，敌人利用黑夜分散突围，大部被歼，少数逃窜。同时我2师以奔袭行动攻占沐石河，全歼守敌保安团两个营。

由德惠出援之敌，一个团部加两个营进到焦家岭附近，被我6纵歼灭了。据事后通报，在这次战斗中，该纵16师连续冲锋七次，18师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互相配合，经两天激战，共消灭敌人一千二百余人余人，受到总部和林彪的表扬。

胜利消息一个接一个，东满部队攻克桦树林子，西满2纵收复伏龙泉东站等等。听到这些捷报，我们指挥所的人员都说东北总部的作战意图全部实现了。攻点打援，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战术真管用。王牌新1军这只疯狗已被打得头破血流，几天之内，被歼二个团。现在敌人到处挨打了。

在我们连战皆捷的打击下，长春、吉林敌人惊惶不安，杜聿明更加心慌意乱，赶快放弃对临江的进攻，抽调了三个师的兵力，星夜乘车北援。同时我南满部队经过内线和外线配合作战，共歼敌五千余人。尤其我以主力一部挺进到敌人深远后方打击敌人，破袭交通，迫使敌人不得不从正面抽兵去恢复被我切断的补给线，巩固其后方安全。这样由于我南北互相密切配合，杜聿明的第一次进攻临江被彻底粉碎了。

我东北总部认为此次战役目的已经达到，敌人增援部队已赶来，加上大寒潮来临，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四十度，我纵被冻伤五千余人，不便继续作战，因此命令我们纵队在1月17日连夜转移回到了江北。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一下江南的胜利评价很高，在一下江南作战时期，1月11日军委来电说：“……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的重要方法之一。利用结冰时期有计划的发动进攻，普遍寻找敌之薄弱据点，采取围城打援方法，大量歼敌，转变敌我形势，甚为必要。……只要你们能用一切方法将杜聿明现有力量（五个军十五个师及技术兵种、保安部队等）加以削弱，例如平均每月歼敌一个师以上，一年内歼敌12个师以上，就可使自己转入有利地位。如此打两三年，就可以从根本上转变敌我形势，并建立巩固根据地。”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17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四、再下江南

敌人南北损兵失地，但首先消灭我南满主力的决心并未改变。在北满我军回师江北之后，杜聿明除留88师协同新1军防守北线，阻我南下外，又在南满迅速纠集新6军、第52军和60军四个师的兵力，于1947年1月底开始分别由通化、桓仁等方向，第二次向临江进犯。

2月初，我南满3纵、4纵部队，于高丽城子地区痛歼孤军深入的敌52军195师五个营，并攻克三源浦，又歼敌207师两个营，俘敌团长以下一千三百余人，至此，3纵歼敌四千余人，毙敌195师代师长何士雄。加上第4纵队外线作战歼敌三千余人，于是国民党军队第二次进犯临江计划又破产了。

杜聿明恼火万分，很快又拼凑了五个师的兵力，于2月中旬再一次多路向临江进犯，扬言“不攻下临江，决不罢休”。

北满部队一下江南作战胜利结束之后，2月10日，我东北总部在双城召开师以上干部军事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关于《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总结前一段作战经验，讨论继续南下作战问题。

会议开了三天，由林彪作了会议总结。主要讲了三个问题：（1）目前作战的意义；（2）怎样打法；（3）战斗作风问题。林彪表扬了上次作战部队的战斗行动，都表现很好，不论参战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都打得很好。林彪在评价我纵时说：“1师在围歼战斗中，勇气和战术均好，３师打得也很漂亮，就是攻城战术上有些毛病。”又说6纵：“16师打得很勇敢，就是应当注意敌情、地形的侦察，18师等打得均好。”

林彪高兴地说：“北满围城打援方法获得成功，南满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互相配合也获得成功。”

林彪强调指出：“目前我们必须准备付出更大代价，再跨江南，打一次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战役。为何今天要打这一仗呢？根据目前形势，我们需要打这一仗与可能打这一仗。首先我们要打破敌人首先解决南满的企图。我们应当把南满与北满看成是一个联系整体，为了保存北满根据地，就必须保存南满根据地。如果南满不保，东北形势将产生很大变化，敌人即可将南满的兵力抽到北满来，进攻北满的兵力即可增加，而敌人的兵源、粮源区亦增加了。如果我在南满站住，敌人很大兵力被牵制在南满无法北进，使我们北满有机会巩固与加深根据地的建设。所以我们必须争取打好这一仗，坚决配合和支援南满粉碎敌人对临江的进犯。其次北满受气候与地形限制很大，目前这个时期最好打，如果现在不打，解冻化冰以后，敌人就可以利用松花江牵制我们，集中兵力进攻南满。所以必须利用现在这个时机，向敌人进攻。必须大量歼灭敌人，才能使北满根据地稳住。再次，东北敌人现在机动兵力不多，但东北铁路、公路、交通发达，使敌人尚有部分机动兵力。如果我们将其仅有的机动兵力歼灭，那么就可以将敌人仅有的主动权转到我们手里来，我们要争取加速这个变化。”

“至于可能打这一仗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首先是群众条件。根据地建设已初具规模，我们已经有了家，我们有了群众依靠，我们有了后方的依托，伤兵有地方安置了，我们有广大的兵源、粮源地区，可以保证不断的补给。其次，我们部队与过去也大不相同，过去最充实的师，只有五、六千人，现在一个师一万多人。过去军心有和平幻想，现在是一心一意准备打仗。过去训练装备均差，现在也不同了。特别是现在有了炮兵，就给战争带来了新的力量，步兵不能解决的问题，炮兵可以解决。再次，敌情方面也有很大变化，敌人更加分散了。在四平撤退时，我们不能再守公主岭，再守长春，再守吉林，不能还手。一方面因我军打得很疲劳，另方面敌人兵力是集中的。而现在敌人分散了，广大地区处处薄弱，我们可以各个击破敌人。过去国民党向关外增援可能性很大，现在关内已歼灭敌人五十六个旅，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现在增援东北可能性很小了。因此我们可能放手集中全部力量作战，如果能争取消灭敌人两个师，那就大大地减少了东北敌人的主动权。”

“故对这一仗，应当坚决的打，勇敢的打，冒险的打。过去我们是‘忍、等’，现在是‘狠’打。一面打，一面补充，补充来不及就缩编，要准备较大伤亡，现在不付出一定代价，将来就会付出更大代价的。总之，目前我们作战方针是，不打莽撞仗，要打硬拼仗。经过准备，组织妥当之后，就要拼命的死打，要争取打破6纵16师连续七次冲锋的纪录。一切战术中的最重要的战术就是死打，拼命的打。”

林彪在总结讲话中强调：在作战思想上，必须放手坚决作战，不怕打硬仗，打恶仗，只有如此，才能歼灭敌人，扭转战局；在作战原则上，必须了解情况，熟知敌情、地形，不打莽撞仗，不打主观主义仗，要打硬拼仗，重要的战术就是死打，重要的战斗动作就是运用“三三制”战斗队形；在战斗作风上，必须养成行动积极，不畏艰难，不怕疲劳，坚决执行命令，主动团结和配合友邻等优良作风。

双城会议使东北民主联军的指挥员们更加明确了“南打北拉”的军事战略原则，进一步树立了敢打硬仗，敢打恶仗，敢于歼灭敌“王牌军”的决心和信心。

我纵经过月余休整，冻伤士兵大部治愈，体力完全恢复，可称为兵强马壮，杀敌立功情绪非常高涨，纷纷上书请命求战。传达双城会议精神后，指战员听说要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改变东北被动局势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兴奋到了极点。人人摩拳擦掌，决心争取打更大的胜仗，决心有我无敌，死打硬拼，刺刀见红。保证坚决执行命令，不叫苦，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扑空，不怕伤亡，不怕遭受挫折。

当时正是“一九、二九冻死老狗，三九、四九石头裂口”的严冬，战士们知道在冰天雪地里打运动战，最宝贵的是两只脚不被冻坏，因此他们精心地整理着刚发下的乌拉鞋，让它穿的又牢固又暖和，准备同敌人机械化部队赛跑。

2月21日，我们1纵和6纵及西满2纵，带着成千上万的支前群众和车辆，浩浩荡荡又跨过松花江，行进在江南银色的原野上。天气仍然很寒冷，遍地皆雪，老北风卷着雪花，呼啸着，翻滚着，来往冲撞，吹得脸上像针扎刀割一样难受。人们身上挂满了冰霜，但由于接受了上次的教训，部队的防寒工作比以前好多了，人人穿着棉大衣，头戴大皮帽子，机枪包上了棉套，战士们还带了酒精，以便在枪栓冻住，拉不开枪栓时使用，大家的水壶变成了酒壶，必要时可以喝上几口暖暖心肠。由于东北寒冷又丰产粮食，因此东北不少老百姓喜欢喝酒，小型酒厂也多，他们称酒厂为“烧锅”，我们部队新补充的东北战士多，水壶变成酒壶，尤其高兴。

鄙人喜欢烟酒，这次准备的也特别充分，纵队前指警卫连的一辆中吉普上，也装了不少烧酒。

新1军挨了我们“一下江南”的连续打击之后，嚣张骄横的气焰有所收敛。城子街本来是松花江南一个小小的据点，他们竟放了30师89团及师山炮营，整整一个团的兵力在那里拼命构筑工事，加强守备。

东北总部命令第6纵队围歼城子街敌人，我纵的任务是准备消灭九台出动的敌人援兵。

部队快速进到离城子街还有百里的地方。突然，我纵2师未按计划到达指定地点，而是改变方向单独行动了。我们几个纵队领导都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新情况。

原来，城子街敌人发现我们过江行动，便准备逃跑。此情报被我东北总部及时知道了，林彪决定命令一支部队以最快速度赶去切断敌人的退路。于是总部就直接给2师发了万万火急电报，要他们拂晓前赶到城子街的背后去堵击敌人。

在东北，这是林彪处置紧急情况的一种非常特殊地指挥方法。他先给行动部队发出命令，总部直接指挥到行动部队，然后再通知行动部队所属的纵队。

在这里，我要多说几句，因为林彪的这种指挥方法不仅在之后的四野部队作战中经常使用，而且被当今的军史专家称之为很有特点的“越级指挥”。我认为，林彪的这种反常规指挥方法，是与他对东北战场敌我双方作战特点的深刻认识和他的战略指导意图与战术指挥艺术分不开的。其一“逢战必歼”。要吃掉敌人，而不是击溃敌人，这是林彪一贯强调和坚持的作战原则。他每一次战役部署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最大程度上的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其二“攻其要害”。林彪直接指挥的作战部队，往往是在歼灭敌人最关键的时刻和最关键的环节上，对敌最要害部位的最致命的打击。城子街一战，要吃掉蒋军整整一个团的关键是断其后路；其三“兵贵神速”。在敌强我弱，敌武器装备优于我军时，我军的奔袭行动，实际上是两条腿与汽车轱辘的赛跑。林彪的作战部署在最短的时间内传达到作战部队，作战部队在规定的时间到达指定位置，时间成为战役胜败的关键；其四“情报与通信”。前面我已说过，林彪对司令部工作非常重视，其重点又是情报与通信工作。当时，无论是总部，还是纵队、师团都十分重视收集和整理敌情报工作，随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同时将缴获的敌电台，除留总部使用外，全部配备到主力纵队的师以上指挥所，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总部直接调动作战部队的能力。还是城子街一战，当总部得知情报守敌要跑时，为争取时间，林彪果断跨越纵队电令我纵2师断其退路。

2师首长接到总部的直接命令，急忙查看了地图。路程远，时间紧迫，决定抄近路快速隐蔽接近敌人，争取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夜间特别寒冷，刺骨的北风不停的呼啸。2师的战士们艰难地向前急进，指挥员们宁愿跟着走路，也不愿意骑马，因为走路比骑马暖和。他们跑前跑后，了解情况，进行动员，他们把这叫做“飞行动员”。

战士们听说敌人要逃跑就急了，“加快速度，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跑了”，“坚决完成总部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加油啊！立功的时候到了”，“是钢是铁，咱们用行动比比看”。同志们互相鼓励，互相挑战，部队不是在走，而是在奔跑。伪装的白布，披在身后飘舞，翻穿的棉大衣一身雪白。乌拉鞋趟着雪地，发出连续不断的“喳、喳”的响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

2师部队赶到城子街南面恒通沟一带，天还没有亮，敌人也还没有逃出去。战士们马上脱掉大衣，挥动锹镐，用积雪冰块构筑工事，准备阻击敌人。果然，拂晓时分，敌人开始向南逃跑。当他们发现退路被切断，便发起了疯狂的连续冲锋，企图突围。我2师是一支战斗力很硬的部队，敌人几次猛冲，没有“杀开血路”，就缩回城子街去了。到上午10时，我６纵从北面、西面赶到了，立即形成了严密的包围。城子街之敌便成了瓮中之鳖。这就是林彪在紧急情况下越级直接指挥一线作战部队取得的巨大战果。

战后，我2师荣获林彪的来电嘉奖。

6纵围歼城子街时，我们1纵主力隐蔽在城子街与九台之间二道咀子、聂家屯一带，准备消灭九台援兵。部队隐蔽在冰天雪地里，严阵以待。但怎样等也不见敌人出动。原来敌人吃过我“围城打援”的亏，在失败中已得到教训，现在一两个团不敢轻举妄动，单独出来增援了。我们正等得发急时，恰好总部来电报，命令我们立即出发前往包围九台敌人。

九台是吉长路上的重要交通据点，敌人筑有永久性的防御工事，驻有新1军一个团加保安队，是个比较难打的据点。但在我纵未到达前，敌人连这样重要的据点也不要了，丢下大批粮草和弹药，弃城逃跑了。

我们进到城里，稍事了解情况，接着命令3师在后面跟踪追击逃敌，并乘胜夺下卡伦，逼近长春。追击中，还俘虏美国少校及上尉情报军官两名。一名少校叫柯林士，另一名上尉叫芮克。

在从九台向卡伦前进途中，我们听说88师出援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立即准备歼敌部署。可是敌人前进不远，听到城子街的部队全部被歼灭了，又调回头，缩进长春乌龟壳内去了。接着西面农安敌人也弃城逃到长春。杜聿明说，这是为了“诱敌深入”，所以九台、农安实行了“战略撤退”。敌人那种骄横气焰再也看不见了。

6纵于2月24日歼灭了城子街的敌人。这样新1军又被歼一个团。接着该纵队三个师加一个独立师和二个炮兵团，奉命攻打德惠城。

我们1纵、2纵和二个独立师汇集于德惠、长春之间的哈拉哈、米沙子一带，2纵在我纵右侧，严阵以待，准备打击由长春向北增援之敌，并且进行了大破袭，炸毁桥梁，颠翻铁轨，烧毁枕木，破坏车站，声威震撼长春。

杜聿明在南满屡遭惨败，在北满失地损兵，不仅临江未破，而且德惠又危急，恼怒交集，坐卧不安。为了解德惠之围，又从南满抽调71军二个师协同北线部队新1军两个师和保安部队共十二个团以上的兵力，在长春展开，沿着中长路分三路齐头并进，星夜北上，并叫嚣要打开小丰满水闸，用洪水把我们主力隔在江南，与我们决一死战。

我南满部队在金州以南歼敌21师63团并击退91师、第2师的进攻。在大北岔、德胜屯又歼灭91师172团全部另两个营。该师主力狼狈窜回通化，加上其他几次战斗胜利，敌人第三次进攻临江计划又成为纸上画饼。我军乘敌人抽兵北调有利时机，立即转入进攻，相继解放辑安、金川、柳河、辉南等城。

由于北线敌人兵力过于集中，不便于各个击破。同时我攻击德惠部队战术上犯有分散兵力的错误，数次攻击均未奏效。为了争取有利时机再战，林彪命令6纵停止进攻德惠，所有部队于3月2日主动撤回江北。

敌人跟着我们屁股后面，到了松花江边。这时，杜聿明为了挽回面子，急忙从沈阳乘专机飞到长春举行记者招待会，虚报德惠战斗战果，大吹大擂地说，德惠守军如何英勇，歼灭共军十万。共军乃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十天之内，国军保证打到哈尔滨。可是杜聿明高兴得太早了，牛皮也吹得太鼓了。杜聿明的这一“吹”，先上当的是蒋介石。据说，蒋介石要其乘胜追击，命令71军和新1军渡过松花江向北追击。但杜聿明心知肚明，赶快电令孙立人、陈明仁撤回原防，他认为共军有卷土重来之势，应准备对付共军下一步的攻势。

“二下江南”作战，共歼敌二万五千人，重挫新1军三个师，达到歼灭敌人，减轻南满解放区压力的战略目的。

五、三下江南

东北总部命令我们北满部队突然撤退。这样一来，敌人那种嚣张骄横的气焰，再度勾起。71军两个师到达靠山屯后，继续分头北进，并有一部伸过江北来了，占领王家站、五棵树等地。新1军增援部队到达德惠后，继续向大房身岔路口方向进犯，那些保安团队更是张牙舞爪，冒充主力到处渡江虚张声势。

正在敌人得意忘形的时候，我统筹东北全局的东北总部，看透了敌人的弱点，指出敌人兵力已经分散了，并且敌人错误地估计我军需要休整，不会很快出击。因此我们应乘敌人不备立即反击。

3月6日，林彪命令6纵杀了一个回马枪，围歼闯入江北的敌71军的先头部队264团。但这时敌人滑得像泥鳅，发现我军调转了矛头，便急忙在当日黄昏窜回江南靠山屯一带。这样我们三个主力纵队，在东北总部统一号令下，3月7日，又浩浩荡荡地第三次跨过了松花江。

国民党军一看我主力部队又跨过松花江，立即全线撤退。

我纵队过江后，从德惠东北向西南追击新1军，准备首先围歼岔路口、大房身一带敌人。2纵从中长路西直捣靠山屯地区的敌71军，6纵沿中长路向德惠挺进，既协同铁路东之1纵，又协同铁路西之2纵作战。

1师和3师为我纵第一梯队，由东向西合击岔路口敌人一个团。2师为二梯队，在后跟进。8日拂晓，1师和3师包围了岔路口，可是敌人“脚板擦油”，利用黑夜溜走了，只歼灭了少数掩护部队。

我们命令1、3两师继续向大房身急进。并决定首先截断敌人退回德惠的后路，然后由西由东两面同时围攻。

10日晨，1师前卫团进到大房身与德惠之间的川心店、钟家油房一带，战斗果然打响了。部队一听前卫团打响了，顿时呼呼地向前奔跑，一口气跑了七八里，可是没有发现敌人在哪里，只见几个战士押着几十名俘虏下来，有的战士嘴里嘟囔着：“不过瘾，不过瘾，敌人主力吓得屁滚尿流的跑掉了。”有的说：“现在敌人是闻枪三十里，闻炮一百一，狡猾得很。”我们打的只是新1军一股掩护大房身敌人逃跑的后卫部队，真是一场欢喜一场空。这时战士们有些埋怨情绪了，上级说不打主观主义的仗，为什么老是扑空呢？

三下江南以来，一连追击两天三夜，跋涉二百多里冰天雪地，几次扑空，战士们憋了一肚子劲没处施展。战士们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觉得在这种高度运动作战的时候，急躁情绪是有碍战斗任务完成的。于是要求各级干部，各级政治机关立即向战士们宣传解释：走路就是战术，敌人被我们打怕了，现在改变了战术。要捉着兔子，就要比兔子跑得更快。新的战役刚开始，歼灭敌人的机会还多呢，不要急躁，不要怕扑空，敌人总有倒霉的时候。

3月10日敌71军88师由德惠、87师由农安同时向靠山屯方向增援，林彪立即调动我第1、第2、第6纵队围歼该敌。

11日上午，接到东北总部万万火急来电，命令我纵立即越过中长路向西急进。原来杜聿明发现我军大举再次出击江南，急令新1军、71军连夜向德惠、农安、长春各据点撤退。新1军夹起尾巴跑得快一点，我们没有抓住。可是西面我2纵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71军两个掩护营歼灭了一个，另一个营被包围在靠山屯附近。这时71军军长陈明仁，看到自己一个营已被歼，现在又一个营被围，不甘心再被歼，于是命令撤退到农安的87师及撤到德惠的88师调转屁股前去解围。可是刚进到靠山屯以南地区，就发现靠山屯被围的那个营已被全歼，又发现我2、6纵队主力正向其增援部队合围，因此全力向农安逃跑，摆脱我之合围。总部来的十万火急电令，要我们纵队采取急行军堵住敌人向农安的退路，让我们在运动中将敌人歼灭。

我们研究决定3师绕德惠以北，越过中长路直插拉海屯、万金塔地区去切断敌人退路。2师除留一部看守德惠敌人，阻止他向西增援，其主力为纵队预备队。1师在德惠以南，越过中长路向农安以北之郭家屯一带前进，成为第二道堵击敌人逃窜的封锁线。布置完毕后，部队立即出发。

1师像一支离弦利箭从东北射向西南。11日夜里，他们行军百余里，一连打了四仗。在越过中长路时，差一点把杜聿明也逮住了。事情过程是这样的:当杜聿明刚到德惠，为他3月初守德惠的“功臣”——新1军第50师师长潘裕昆，转发蒋介石颁发的“青天白日”奖章时，我们就全线出击了。他看势头不好，就乘着汽车连夜向长春逃窜。我1师前卫团过中长路时，突然发现东北方向闪出几道汽车灯光，他们马上散开隐蔽起来，指挥员果断地判断：往南跑的定是敌人。一声“打”的口令，轻重机枪同时开火，摧毁了后面四辆汽车，前三辆跑掉了。俘虏说，前三辆其中有一辆是他们“杜长官”坐的。我们不大相信。事后我们听到国民党广播说：“杜长官于11日晚7时离开德惠，午夜安抵长春”，果然如此。

在郑洞国的回忆录中也说:“当杜聿明连夜赶回长春时，在路上遇到解放军部队正由东向西前进，显然是截断了国民党退路，并对国民党军采取包围攻击。杜乘小汽车冒险冲出，随行卡车大部被解放军俘去。杜回到长春，一方面匆匆布防，同时下令调新编第6军及第13军的主力赶快开到长春应付危急的局面。”1【注1《辽沈战役亲历记》中郑洞国著《从大举进攻到重点防御》第57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11月第一版】

同日夜晚，纵队指挥机关脱离战斗部队，在1师右侧、3师左侧单独并行西进。12日拂晓,刚进到四道沟不远的庄子休息，忽然听到村庄西边传来嘈杂的人叫、马嘶、汽车鸣叫声，蒙蒙看出好大一路人流、车马在庄子西面，由北向南运动。那时我们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营，指挥所的人员都有点紧张。但仔细再看，行军队伍很不整齐，不像是有组织的战斗部队，判断可能是一群逃窜的惊弓之鸟。当即令警卫营向敌冲击，果然枪声一响，敌人便混乱了，丢下笨重的驮马和车辆，四散逃命。我们审问俘虏后才知道，他们是71军88师的直属队。

12日天蒙蒙亮，1师赶到郭家屯、姜家屯一带，一看公路上的汽车、大车，人群拥挤成一片，有的向东，有的向西，有的向南乱窜。战士们看到堵住了敌人，一个个乐得直叫：“嘿！这还差不多，这一夜急行军没有白跑”。“林总司令的八卦比孔明还算得灵呀”。1师马上组织攻击，敌人一看退路被切断，想夺路而逃。但数次突围都被打回去了。战士们越战越勇，把敌人围得水泄不通，插翅难飞了。

敌88师主力在郭家屯、姜家屯一带与我激战一上午，大部被消灭了，残部还凭着村落院墙顽抗。我军于下午1时许，继续发起攻击，同时也展开了强大政治攻势，战士们大声呼喊：“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保命要紧，赶快放下武器吧！”“不论官兵，缴枪一律不杀，绝对保证优待俘虏！”几个敌人摇晃着白手巾跑过来了。战士们听说俘虏几天没有吃上一顿饱饭，有的拿出自己的干粮，有的拿出津贴买食物给俘虏吃。俘虏高兴死了，也跑到短墙根边帮着高喊：“喂，弟兄们快过来吧，他们真优待呀！还给我们东西吃呢！”俘虏是南方人，他那南方口音真管用，国民党士兵一个跟着一个走出来了。

敌人263团残部在突围中被我歼灭，团长兰松岩出现在俘虏群中。兰松岩在抗战时期，就是国民党军的团长，是个有战斗经验、老奸巨滑的家伙。但是当我们同他谈话时，神气没有了，他颤颤兢兢，感慨地说：“真是莫名其妙，打响以前，据我们侦察50里以内没有你们队伍，我估计即使你们走路比我们快一倍，等你们到达郭家屯，我们也进农安城了。”

我听了以后，忍不住好笑说：“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兵贵神速的用兵方法，我想你是知道的，我们决不能让你安全跑到农安城，必须在郭家屯、姜家屯及其以北地区缴你的枪。”

我又说：“当然战场的情况是千变万化，指挥失算的事情是常有的。如果你们跑进了农安，也是跑了今天，跑不了明天。现在东北形势，不是一年前或半年前的情况了。”兰松岩频频点头称是。

1纵1师在此次战斗中，受到东总的通报嘉奖：“此次我1师在岔路口追击时，一夜连扑三空后，仍继续前进。次日在奉命西进途中，一晚连打四仗，仍继续猛进。结果12日晚在郭家屯追上了退却之88师，又立即机动进入战斗。激战10小时，伤亡600余，将敌击溃和大部歼灭。当日又赶至农安以南，截获敌人三汽车弹药，并捕获俘虏。这种机动勇猛，吃苦与坚决执行命令的精神，值得特别称赞与发扬。”1【注1刘统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345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在1师右翼行动的第3师，在前进中也与敌88师后尾部队遭遇。经过激战消灭大部分敌人，剩余敌人约一个营的兵力退守孟家城子，从俘虏中得知是262团第2营，士气极为低落，他们是担任后尾掩护任务的，不能随便抢先南逃。将敌人包围之后，师首长接连写去两封劝降书，指出“顽抗是死路一条，放下武器，免遭无谓的牺牲，保证投降后生命安全，按照我军政策给予优待……”。但敌人没有回信。接着又派俘虏送去第三封信，指出如果你们决心顽抗到底，那我们就很快将对你们进行攻击，让孟家城子成为埋葬你们的坟墓。一小时后敌方回信说：“请给两小时考虑时间。”敌人显然是在拖延时间，企图在黄昏后突围逃窜。我们当即指示炮兵开火射击，部队进行攻击。“轰隆轰隆”，炮弹立即在村内爆炸了，浓烟冲向天空，遮蔽着整个村庄。敌人乱叫乱窜，乱成一团。敌军营长觉得突围无望，固守必歼，于是亲自举起白旗，命令全营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2日这一天，北面靠山屯，南到农安城北，约百里的公路和公路两侧的雪地或村庄里，到处是我军围歼敌人的枪声、炮声，到夜间9点钟，全部战斗结束了。敌88师全部被我歼灭，87师被歼三分之一。公路上大车、汽车、枪枝、弹药、军用器材到处都是，不少跟随部队支前民工，协同打扫战场，把战利品堆在车上，一长串来时装满支前物资的马车，又是满载而归。车把式们乐的笑开了花，甩着响鞭，哼着小曲凯旋。

13日，2纵包围了农安。我纵由郭家屯及其以北地区出发，继续踏着快要解冻的冰雪原野乘胜向南前进。农安被围告急，我主力迫近长春，杜聿明又慌作一团。为了解燃眉之急，不顾南满空虚，采取挖肉补疮办法，抽调了新6军主力师、13军一个师、新1军、60军各一个师，用四个师的兵力来解农安之围，敌人又被拉过来了。

我们南下目的已达到，农安一时攻不下来，而松花江已开始解冻。杜聿明令驻吉林国民党军打开小丰满水库闸门，想用大水淹没松花江，截断我退路，逼我军于南岸与其决战。为了避免同敌人硬碰，东北总部果断命令我们于3月16日返回江北。待敌人辛辛苦苦赶到松花江南岸时，我们已高歌凯旋跨到松花江北了。

三下江南战斗，共歼国民党军七千余人。

3月20日哈尔滨举行了盛大的祝捷大会和祝捷游行，热闹非常，满城旌旗招展，欢声笑语。

3月下旬，杜聿明乘我三次下江南已告结束，松花江已解冻，很快又拼凑力量，向我南满临江地区进行第四次更大规模的进犯。进攻之敌有第13军、第60军等七个师，共十九个团，分路向临江进犯。南满我军在三保临江胜利基础上，及北满三下江南胜利鼓舞下，决心不惜代价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不惜将3纵、4纵打掉三分之二，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争取歼灭更多的敌人，粉碎其新的进攻。但结果却是我军仅以很小的代价，很顺利地将敌89师和54师一个团全部歼灭，俘虏敌89师代理师长张孝堂以下七千余人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18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乘胜收复桓仁等城镇。该路被打破，其余各路纷纷回窜，敌人第四次对临江进犯，很快就被粉碎了。

六、扭转了东北战局

在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东北总部指挥我们北满主力，三次大踏步挺进江南，三次大踏步退返江北。指挥南满主力，内线和外线互相配合，机动灵活地进行了艰苦地四保临江作战。在我南满、北满两大战场上通过采用拉锯式的一打一拉，一拉一打的南北夹击运动战中，敌人被我们消灭了五个师，其中毙伤敌人一万九千余人，俘虏敌人四万余人，国民党军的兵力更加显得空虚，战略预备队已尽枯竭，现实已逼使东北守敌首尾难顾，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而改为所谓“机动防御”，由攻势开始转为守势。杜聿明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各个消灭”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我们由被动局面开始转为主动，改变了东北整个战略形势。松花江是敌人过去用来实行南攻北守的天险，现在敌我力量一个下降，一个上升，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松花江的险阻也失去作用了。

总部估计东北敌人，今后可能在重要方向集中兵力，而放弃次要方向和次要地区的守备。但实施的结果，必然顾此失彼，顾北南寡，顾南北寡，顾交通干线、主要城市，则必然要放弃广大乡村城镇。这样更便于我南北配合，发起攻势作战，更便于我机动作战，歼灭敌人，更便于我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我们的前途，越战越光明。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经过一年多的大、小战斗战役，我们对国民党军有了更深刻地了解，进入东北的敌军多为美械装备，参加过抗日战争，又经过美军训练。老兵多，技术熟练，单兵作战能力强。各级指挥员战斗经验丰富。特别是敌新1军和新6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中确实很顽强，战术上灵活多变。防御作战，构筑防御工事迅速，组织火力网严密，射击准确，能不间断的，连续的组织反击，进攻作战火力猛烈，轻重火器掩护攻击相当熟练。步兵不但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前进，并能连续冲锋，第一梯队打垮了，第二梯队接着冲击，不但正面攻击，也很注意包围迂回，侧后攻击。

但敌人致命的弱点是，战线宽广，兵力不足，分散守备，机动力量有限。在作战心理上，一是怕我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进行围歼战；二是怕我军将其退路切断，把弹药粮食断绝；三是怕我军围城打援作战，在运动中遭埋伏，遭突然袭击，部队没有展开就被歼灭；四是怕夜战，虽然他们的照明装备比鬼子强得多，照明弹不断发射，可以把夜晚照明得像白昼一样，但仍有很多死角，照明的范围也有限。大口径火炮的夜战效果也大为降低；五是怕近战，怕拼刺刀。他们冲锋枪多刺刀少，见到我军战士端上刺刀冲杀，就纷纷逃命。

总而言之，低估了敌人是要吃亏的，高估了自己必然轻敌。正确的知己知彼缺一不可，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

第十四章夏季攻势

一、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三下江南”战役结束不久，松花江全部解冻了，江水滔滔，波浪滚滚。四月春光，正值百花争艳。东北田野所特有的肥沃黑土，春苗长势茂盛，绿油油一望无边。

我们民主联军第1纵队，在扶余地区进行休整补充。纵队领导干部则在双城前方总部参加师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三下江南的作战经验教训，研究夏季作战方针和部署。

会议对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取得胜利，从南线、北线协同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密切配合，政治思想工作有力保证等方面进行了总结。

会议认为，当时东北战局的基本特点是我军开始转入主动，敌人则正在走向被动。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南北配合作战，共歼灭敌人五个师以上兵力，约占其东北地区正规军四分之一。现在敌人虽然仍为七个正规军，二十三个师，加上特种部队、地方团队，总兵力约四十万人，但大部分遭到重大损伤，不是少胳臂，就是缺大腿，其兵力更加分散，突击力量和机动力量更加不足，士气更加低落。尤其对新1军三个师的打击，使蒋系两支主力（另一支部队是新6军）部队中的一支开始失去支柱作用，这对东北蒋军是最严重的打击。“螃蟹断了腿，横行不了几天”。虽然最近，敌从热河调来13军等部五个师增援，但也无法挽救其败局。

第二、我主力部队已有六个纵队（北满三个纵队，南满二个纵队，西满一个纵队），十二个独立师、二个骑兵师、九个炮兵团，还有其他工兵、后勤部队、铁道部队、地方武装等共约四十五万人。可以直接参加作战的野战部队，约有三十万人。战斗部队兵员充实，装备有很大改善，战斗情绪高涨，并且可以集中大部兵力机动作战。敌我双方力量在数量上尽管比较接近，但敌人的兵力是分散守备，我军是集中机动。

第三、我根据地建设已有初步基础。后方消灭土匪数万人，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落实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摧毁了农村中的封建堡垒和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成立了农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改造了乡村政权，武装了数十万民兵组织，广大农民不论生产和支前的积极性很高。现在我们是有根据地，有后方依托的作战了，可以组织大批群众支援前线，大批民兵补充部队，大批粮草满足军需。

第四、我军已有比较丰富的同国民党美械化军队作战的经验。不但有进攻战、运动战的经验，也有阵地防御战和对城市攻坚战的经验。同时我们部队经过各种训练，不论战术、技术水平和战斗作风，均有飞快的进步，战略战术思想更加统一。

在会议上不但总结了“一点两面”和“三三制”的战术经验，同时根据实战经验，林彪又进一步作了内容上的丰富，提出了“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即：对有防御准备的敌人，必须经过必要的准备后才可进攻；对要退却的敌人，则猛打猛冲；对遭遇战及敌人要退未退时，应以小部队拖住敌人，等待主力部队做好准备，再歼灭敌人。林彪对三种情况总结出了三种作战战术，对大家教育非浅。

林彪在会议结束时作了“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的总结报告。

林彪说，战争胜利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力量，一是力量的使用，前者是属于物质性的，后者是属于精神性的，即战术问题。过去我们所努力的是战争力量的建设，如土匪的肃清、群众的发动、部队的补充等。到现在力量已经建立，这一任务已经基本解决，但不是说从今以后就可不注意力量的建设，相反的，对这点仍应努力。但今后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善于使用力量。要善于使用力量，就不是凭空想或从书本上抄办法，而是从客观的敌我情况中找出一套办法来。我们碰到的敌人，不是过去一般的顽军，而是蒋介石精锐的远征军，是经过美国训练的，装备上也很精良。同时东北铁路多，调动很快，一个师可作几个师用。而我们方面，亦与过去关内情况不同，所以当时就产生一种办法，就提出不打主观主义仗，不打官僚主义仗，不打莽撞仗，还提出一点两面和三三制战术。

林彪又说，作风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说每个部队都有他自己的一套作风，疲疲塌塌是一种作风，雷厉风行也是一种作风，打起仗来怕痛怕痒是一种作风，打起仗来不怕走路、不怕伤亡，能强攻、能死守，也是一种作风。哪个部队作风好，新成分进去就能学好；作风不好，老成份进去亦能学坏。有了好作风，不下命令，不督促的事情都能搞好，没有好的作风，下了命令又加督促也搞不好，所以作风是个无形的巨大力量……。

会议结束后，又召开了纵队和师两级参谋长会议。对大兵团作战中的参谋工作和部队训练工作做了布置。

基于上述会议的部署，并根据敌人已由进攻转入“机动防御”，妄图确保既占地区，继续分割我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和冀热辽各解放区，幻想等待关内增援之后，再相机发起所谓“重点进攻”的局面，东北局5月5日做出《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决议》指出，东北正处在一个新的形势前面，即是军事上，敌人不得不从进攻转入防御，而我军则从防御逐步转入反攻。这就在东北全党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务，即是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

《决议》决定，在松花江开冻后，北满主力大举南下，打通南北满联系，把两个拳头变成一个拳头，放手打击敌人，以期彻底改变东北的战局。

二、夏季攻势第一阶段

东北我军于1947年5月13日发起夏季反攻。任务是大量歼灭敌人，夺取可以夺取的中、小城市，把东、南、西、北满解放区连成一片。主要打击目标是中长线、吉沈线及其两侧的分散据守敌人。热河冀东方向积极配合作战。

在出动之前，我们纵队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东总任命李天佑为纵队司令员，万毅为政治委员，我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天佑是红军老干部，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又到苏联学习了多年。他的来到，大家都表示欢迎，并寄予很大期望。

南满部队5月13日首先向吉（林）沈（阳）线发动攻势。收复山城镇、黑山头、草市车站等地。切断梅河口至清源铁路线百余里，歼灭敌人一个团以上的兵力。

敌人集中新6军、93军和13军六个团的兵力，由廖耀湘亲自指挥，向我山城镇地区反扑。

我3纵、4纵协同作战，全线猛攻，激战一昼夜，将敌主力全部击溃，俘获四千余人。我军趁胜收复通化，解放东丰，歼敌一个团。之后，解放梅河口，全歼敌184师，生俘师长陈开文及以下七千余人。又接连解放海龙、盘石、西丰、西安，歼敌二千八百余人。并连续作战攻克安东，收复凤城、岫岩、庄河、复县等城市。

6月16日，一度攻克本溪。南满部队在一个多月的反攻中，声势浩大，发展极为顺利。

北满我军在东总的直接指挥下，第1纵队、第2纵队及独立第1、第2师，于5月8日从扶余地区渡过松花江（松花江上架设相当现代的浮桥）。向怀德方向奔袭。

5月14日，第2纵队以突然行动，包围长春西之怀德城。该城守敌新1军30师90团及保安17团等部，依托坚固工事，顽强抵抗。

渡江后，我纵奉命配合2纵作战，歼灭由长春及公主岭向怀德增援之敌。部队于5月15日到达怀德与长春之间地区。纵队领导当即布置3师配合独立1师，利用新开河，坚决抗击由长春西援敌人。集中第1、2两师，准备歼灭由公主岭北援敌人。

16日下午7时，2纵对怀德发起攻击。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很快突入城内，遂与敌人展开巷战。枪炮之声十余里均可清晰听到。

17日，怀德战斗尚未结束，长春敌新1军之30师和50师，及四平敌71军之91师、88师分别向怀德急进增援。新1军进到龙王庙、哈达窝棚一带，71军进到怀德东南之双榆树、英城子一带与我纵展开激战。东总决定由独立1师抗击长春方向新1军外，至18日晨，我纵队全部主力实行突然出击（李天佑司令员随1师行动，万毅政委随2师行动，我则留在纵队指挥所掌握全盘情况），将敌71军主力全部击溃，并协同2纵（17日攻克怀德，全歼守敌两个团）第5师和4师、6师各一部猛烈追击。在大黑林子地区，将敌71军二个师的五个团及军直榴炮营、特务营等一万二千余人包围歼灭，击毙敌71军少将参谋长冯宗毅及88师少将师长韩增栋。于当晚10时左右全部结束战斗。

敌新1军30师一个团、50师二个团，在独立1师的顽强阻击下，也狼狈逃回长春。我3师向范家屯方向猛烈追击。

陈明仁率87师赶来增援，到达公主岭后即接杜聿明电话，告知88师已被全歼。陈闻风慌忙由公主岭窜回四平。我纵队不顾打扫战场，随即攻击追歼，19日我纵占领公主岭。此役我纵歼、俘敌人六千余人。

当日（5月19日），林彪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去年的昨天，我们退出四平。今年的昨日，我们消灭敌人两个师。去年的今日，我们刚刚离开公主岭。今年的今日，我们又收复公主岭。恰恰是一周年了。”这表明一年来，敌我力量的巨大变化。这一年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敌人进攻东北到我们主动撤出四平，直到敌人占领长春、吉林、安东、通化，这是敌进我退的第一阶段。这个时期，我们是采取攻势防御，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将头等精锐的美械蒋军歼灭了一部分，敌战斗力普遍受到大的损失。第二阶段是去冬今春，我军三下江南，敌人四犯临江。这期间的战争形势是拉锯式，在一来一往的几次战役中，我们歼灭敌人五个师，南满、西满相继收复了九座城市，使敌人丧失了很大的机动力量，由主动渐趋被动。现在我们已经由拉锯式的战争形势，走向了全面反攻的过渡阶段。敌人过去利用松花江天险和它的交通便利条件，来分割我南北满。过去他们的兵力是集中的，我们是分散的。现在时移势易，敌我力量一个下降，一个上升，形势变化了，松花江的险阻也失去了作用。林彪又说：“这一切主要应归功于群众。”由于我们实行了土地改革，发动了群众，肃清了后方蒋记土匪，建立了初步的根据地，因此才能使主力壮大，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和各种对作战有力的配合，生长了反攻力量，使自卫战争前线面貌为之一新。

我们纵队在公主岭休息了一天之后，21日沿中长路继续南下。23日收复四平西北之梨树，24日收复老四平八面城，31日收复昌图，6月2日我2师收复老开原，我1师曾一度占领新开原，逼近铁岭。我3师仍在长春南之范家屯地区。

我纵南进途中只有小的战斗，多数城镇敌人均闻风而逃。6月3日我们纵队指挥机关也进到老开原。

与此同时，活动于吉林方向的我北满6纵及三个独立师，二个炮兵团，于5月11日发动攻击，相继拔除了天岗、江密峰、乌拉街、老爷岭等重要据点。歼敌新1军38师112团及保安第6、第7两团，共三千四百余人。该纵继续挥戈南下，向奉吉线朝阳镇之敌进攻。敌暂编21师，闻风星夜弃城逃窜。我跟踪猛追猛打，将敌包围，歼灭于双阳东南之吉昌镇、烟筒山地区，共歼敌三千余人。双阳、伊通均为我军收复。

冀热方向我军也开展了攻势作战，先攻克围场，歼敌千余人。之后，连续攻克昌黎、抚宁、迁安，歼敌三千余人。又攻克赤峰、宁城，歼敌二千余人。至此我完全控制了叶（柏寿）、赤（峰）全线，切断了锦（州）、承（德）线，使我热中、热南、热东三解放区连成一片。不久又收复了朝阳、北票，形势进一步好转。

南满我第4纵队主力，及南满独立师也积极发动攻势，先后收复通化、安东、新宾、宽甸、普兰店、庄河、盖平等十几座城市。敌人向沈阳方向收缩。辽南和辽东两个根据地打成一片。

夏季攻势第一阶段共歼国民党军六个师的兵力，攻占城市二十余座。胜利实现南满、北满部队的会师，并使东、西、南、北满根据地连成一片。

急转直下的形势，震动了沈阳，也震动了南京。蒋介石于5月30日由南京飞沈阳，专门研究东北战局，决定“收缩兵力，固守大城市”。杜聿明下令沈阳赶修城防工事。同时令锦州93军两个师火速增援沈阳。

林彪则电告中央和东北局：“夏季攻势第一阶段告一段落，目前正准备第二个作战”，“攻击目标为四平”。

三、四平攻坚战

我们纵队指挥机关6月3日到达老开原城后，自是日晚起，连续收到东北总部林彪司令员来电，指示：“邓华纵队即回师包围四平，准备与1纵夺取四平”。又电：“1纵目前第一步如能切断新开原敌之退路，则歼灭之。但须顾到在开原以南新6军之两个师。否则只做有力的佯攻，迫退该敌。待新开原解决后，第二步准备攻四平，不宜过早暴露意图，以免使敌组织增援。……四平作战需紧急准备，敌可能死守与拼命增援。我军须彻底消灭增援之敌”。又电：“1纵在开原及其南北地区休整一、两天后，准备北移四平。……邓华纵队仍围困监视四平之敌，并准备协同1纵攻城”。又电：“6纵准备参加四平以南打援，该纵17师归1纵指挥，准备攻城，独2师归6纵指挥，准备打援。17师及炮司向四平前进”。

6月8日，各部队均到达四平附近。1纵及炮司在四平西南地区，6纵17师在四平东南之火神庙杜家大城地区。邓纵在四平西北地区。

敌71军两个主力师在大黑林子地区被歼后，陈明仁仅率领87师狼狈窜回四平城。随即召开紧急会议，收容残兵败将重建了88师，整顿城内杂七杂八部队。同时，命令全城军民，日夜赶修城防工事，并称之为“陈明仁防线”，由四道抵抗防线组成。

第一道抵抗防线，利用城外高地，（三道林子）机场，及村落搞成“外围抵抗阵地”。

第二道抵抗防线，利用城市边沿工厂、学校、民房等各种建筑物，搞成“主要抵抗阵地”。

第三道抵抗防线，利用市内大街、高楼、各种机关住地，搞成“纵深抵抗防线”。

第四道抵抗防线，利用市中心军部驻地附近高层坚固建筑物，搞成“核心抵抗阵地”。

各道抵抗阵地，既有独立支撑点，又有子母碉堡群，也有一般掩体工事，互相联络，互相支援。在其前沿还有外壕、鹿砦，梅花桩，铁丝网、电网、地雷等等。

总而言之，四平城的防御工事经过一个月的日夜抢修，基本上达到了半永久性的坚固程度。

敌人的守城兵力主要有71军直属部队，87师三个团，88师与暂编第3师合编成的三个团，91师残部，13军54师二个团，还有五个保安团，及其后勤部队。

情报说，敌军经过休整补充，基本已经恢复元气。现在退路已绝，困兽犹斗，可能拼命抵抗。对敌守城总兵力，我们所知道的情报说法不一，有情报说一万余人，又说有二万多人。

中长铁路由北向南，从城市中心穿过，把四平分开成道东、道西两个部分。在市中心有一条东西走向、宽大的主干道，铁路和马路把四平划成四个“豆腐块”。军特务团，54师二个团，及保安部队三个团，新编暂3师（即88师）二千余人防守道西地区，一个营守机场。87师全部及保安部队二个团，防守道东地区。

东总决定，我军攻城主要部队由1纵和辽吉纵队（邓华纵队）二个纵队加6纵第17师担任。还有炮司二个炮兵团，及1纵炮团。共计兵力约八万余人。攻城部队由我纵李天佑司令员、万毅政委统一指挥。

6月10日，林彪司令员来电指示要点如下：一、这种战斗须充分准备后才可开始，以期必胜，不可仓促从事。二、主攻点须便于发挥炸药与炮兵作用。三、接受德惠战斗教训，切忌平分兵力，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于重点，准备在纵深内进行激烈战斗。四、防止敌人的反冲锋，一面进展，一面建立巩固的立脚点。五、发扬死打硬拼的精神，动作越迟缓犹豫，伤亡越大。六、力求迅速解决战斗，同时也要有几天才能解决战斗的精神准备，并决心付出较大伤亡。1【注1刘统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461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6月11日，林、罗、刘、谭首长致攻四平各师电示：此次攻四平为一大攻坚战，敌虽多，但系统不同，能有战斗力之团只有四个，指挥难求统一，便于歼灭。此战役能使今后战局更加发展，希百倍努力，完成任务。

6月11日，在我纵司令部研究作战方案，邓纵由副政委吴富善参加。当时大家对敌我态势的基本分析认为，如果我军八万人对敌军两万人，我有四倍的兵力优势。炮兵火力除炮司二个团外，还有1纵一个炮团和邓纵一个炮营，共计大口径火炮约百门左右。敌人只有一个炮营（又说是二个榴炮连）。在兵力和火炮数量上我占绝对优势。另外，守城主力是敌71军，刚刚被我军消灭了二个师，目前是残兵败将，大家对攻占四平城，全歼守敌，信心充足。

会议上还提到，邓华司令员曾向林彪建议：两个纵队攻城，兵力优势不大，把握不大。如果有三个纵队攻城，兵力优势较大，拿下四平更有把握。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

会议上确定的攻城的作战计划是，第一步：歼灭铁路以西敌人（因敌守军主力在城区铁路以西地区）；第二步：歼灭铁路以东敌人。具体进攻方向是，在我炮兵火力支援下，我纵第1、2师，由城西南向城东北实施突击，辽吉纵队由城西北向城东南实施突击。我纵第3师在城东南向市内东部助攻，牵制敌军向西部增援，6纵17师为总预备队，准备攻城第二步，向铁路以东扩展纵深战果。

我们攻城指挥所在四平西南我纵第1、2师之间小高地上开设。

6月11日开始，我攻城部队向指定攻击位置集结，并同时扫除各自突破地区的敌人外围据点。部队利用夜间进行对壕作业，把交通沟挖到冲锋出发地区。

炮司两个炮团和我纵炮兵团，在四平南岗展开，并构筑炮兵阵地及进行射击准备。将压制和破坏的目标统一编号，标定射击诸元，规定弹药消耗数量等等。

部队集结过程中，敌飞机从早到晚在上空盘旋，扫射轰炸，第一批走了，第二批又来到，连续不断，迫使我们的攻击前各项准备工作，不得不采取夜间进行。在攻击开始前，又遇倾盆大雨，将我挖的火力阵地及交通沟内灌满雨水，泥泞不堪，运动极为不便。

雨过天晴，夕阳西下。经过三天的攻击准备，我军于6月14日20时开始炮火攻击。百门大口径火炮齐向城内各要点倾泻。顿时响声如雷，烟火冲天，满城成为一片烟云火海，地动山摇。打得敌人哑雀无声。陈明仁后来说：“炮火如此激烈，平生未见。”

炮火攻击了约四十分钟，攻城指挥所发出突击统一信号，各部队轻火器猛烈开火，压制敌人，掩护步兵冲锋。此时，敌人的轻火器也疯狂扫射，阻止我步兵前进。连续不断的照明弹，腾空而起，照得遍地通亮。

我纵第1、2两师同时并肩突击。

1师第一攻击波，因遭到敌人外壕附近两个大型暗堡火力的扫射，伤亡很大，未能及时越过外壕。经过连续突击，终于15日凌晨2时突入城内，并里外夹击，将暗堡消灭。我后续部队源源不断的跟进。

2师第一攻击波，在各种火器掩护下，一举越过外壕，打开缺口，突入城内。但向纵深发展极为艰难。敌人利用街堡及房屋，拼死抵抗，多次发动反击，妄图把我赶出突破口。但均被我击退。

两个师的第一梯队均在逐房逐院地与敌争夺，进展甚为缓慢。

西北方向的辽吉纵队，由于突击地区外围据点未能完全肃清，故数次发起冲击，未能突破敌防线攻入城内。

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我纵突入城内部队已基本站稳脚跟，但控制的面积很小。为了防止拂晓后敌人大规模的反击，我突入部队以巩固和扩展立脚点为原则，积极向前发展，扩大突破口。同时控制要点，准备打垮敌人可能的反击。

天亮后，敌人集中炮火轰击我占领地区，用火力封锁我突破地段，隔断我前后联系。敌人飞机也分批出动，轮流轰炸扫射。敌人火炮数量较我少，但炮弹充足。我火炮数量较敌多，弹药数量有限。因此敌人火炮仍相当猖獗，我不能完全压制敌人。

我当时在指挥所负责与我纵突击部队保持联系，但经过突破地区的电话线，时断时续，断多续少，前线的情况不能及时的报告指挥所，真是急死人！电话员为维修接通线路，伤亡也不少。我只好一边命令加快接通线路，一边派作战参谋，轻装上师前线指挥所了解情况，师前指也不时派人下来报告战况。

我后方向城内运送弹药炸药的战士，向城内送饭送水的炊事员，也须前赴后继付出大量牺牲，才能把物品送上去。有时人员全部伤亡，也未将物品送上去。在突破口地区，遍地散落着馒头、高粱米饭等各种饭菜，到处是成箱成堆没有送上去的手榴弹、炸药，还有成片面向突破口倒下牺牲的战士。尤其是我担架队，也被封锁在突破口，不能前进，使前线负伤的战士不能及时撤下来，有的战士又负第二次、第三次伤，有的负伤后又再次中弹而牺牲了。

15日白天，敌人多次拼命向我反击，妄图恢复突破口，但皆被我击退。有的要点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战斗打的十分艰苦，十分惨烈。我伤亡很大，有的连队伤亡过半，两个师的第一梯队，进攻战斗力已大受影响。到是日黄昏，我突破地区控制面积仍然很小，因此决定两个师的第二梯队于15日夜进入战斗。利用黑夜加快向纵深发展，不间断的攻击敌人。

由于城西北邓纵未能按预期突破敌防线，城东我纵第3师的助攻对敌人威胁也不大，因此现在全城敌人集中兵力、火力，对付我纵1、2两师占领的狭窄突破地区，我1、2两师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两天来，突破地区日夜激战，步枪、机枪子弹密集发射，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刺刀、手榴弹短兵相接，炸药连续爆破震天动地，还有燃烧弹引起的熊熊烈火，把突破地区打成一片火海，一片血河，一片尸山。空前的激战，空前的拼杀，空前的死伤，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为了扩大突破地区加速向纵深发展，攻城指挥所命令6纵17师主力团，16日晚投入战斗。

命令要求，17师第49团从第1师突破口进入战斗，归第1师首长指挥，向纵深发展。17师第50团从第2师突破口进入战斗，归第2师首长指挥，向纵深发展。师部与第51团暂在灵神庙待命。

同时命令辽吉纵队排除一切困难，争取快速突破敌防线，进入纵深战斗，以减轻我纵突破地区压力。

17师是一支攻坚战斗很有经验的部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利用黄色炸药，采取连续爆破方法，攻克山东日伪据点最多的部队之一。

他们进入纵深战斗后，采用两条办法。第一，一个营打一条街。这样既有兵力向纵深发展和打垮敌人反击，同时部队又不会太密集，避免遭受敌人猛烈火力的杀伤。第二，采用“四组一队”的办法，进行纵深巷战。由爆破组、突击组、火力组、支援组，编成突击连队，对敌人街垒、地堡群，高层建筑火力点进行攻击。

事后，林彪的六大战术原则之一的“攻坚战斗四组一队”，就是吸取17师四平攻坚战的经验而提出来的。

该师指战员猛虎下山般的进入战斗，炸药连续爆破之声震破夜空，频频不绝于耳。他们对街道房屋实行炸药爆破穿洞前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敌人。战斗进展令人振奋。先后攻占气象大楼、邮电大楼、中央银行大楼、市政府大楼等等重要据点。

当时我1、2两师突破地段中间，尚有敌人地堡群及火力支撑点，使两个突破地段未能连成一片。两个师除协同17师部队向纵深发展，并将分割两师突破地区的敌人歼灭，使两个突破地段连成一片。我1、2两师的伤亡各已超过二千人以上，而生俘敌人不足千人。

晚风轻拂，夜色沉沉。

17日夜，攻城指挥所命令17师第二梯队（师指率第51团），全部进入纵深战斗，并由该师统一指挥所属各团，继续向北发展，一碉一堡的攻占，一房一屋的前进，充分发挥“四组一队”的威力，频频向敌人攻击。

18日，城西北的邓纵突破敌人主要防线，进入市内进行巷战。这样迫使四平西线守敌两面作战。我则在西线，南北夹击敌人，形势对我极为有利。

从18日开始，敌人的垂死顽抗在减弱。我攻城部队的进展速度在加快。战斗到十九日拂晓前，我17师已打到敌人核心工事附近（71军军部驻地，由军直特务团防守），将守敌完全包围。

随着战斗的发展，我们纵队指挥所及时跟进，抵近前沿指挥。要求能够准确观察到一线部队进攻态势，掌握一手情况。

是日上午，我随攻城总指挥李天佑司令员进入城内（万毅政委16日已进入城内，到2师指挥所，指挥纵深战斗），到17师指挥所共同研究消灭敌人核心工事的作战。其部署是：北面第51团从东北角向西南打，第49团从西北角向东南打，第50团由东向西打。

19日12时，向敌核心工事开始攻击。17师各团还是用炸药连续爆破，把敌人工事炸得满天飞。激战不到两小时，核心工事即被我占领，生俘71军特务团团长陈明信（陈明仁的胞弟）及敌二千余人，并与邓纵部队胜利会师。

至此四平道西地区全部被我占领，陈明仁指挥所及少数残敌向道东逃窜。

陈明信被俘后曾说：“我以为你们的炮兵是苏联的，我不相信民主联军的炮兵有这样强大的威力，你们的炮火，一个晚上把我们最坚固的三道防线一齐摧毁，……后来我仔细观察，你们缴获我们的美国炮比苏联炮、比日本炮都多。”陈明仁惊叹地说：“炮火之猛烈，我在八年抗战之中，都不曾遇见。”

6月19日，林、罗首长来电，点名指定我，立即到开原前线南满部队前进指挥所萧劲光、萧华处，向他们介绍四平攻坚作战情况。我接到指示后，立即出城，到开原前线去。

第二天，我就到达南满前指，萧劲光、萧华等领导非常热情的接待我。

我向南满部队的首长们，详细介绍四平攻坚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炮、步兵的协同进攻，外围战和城区巷战的战斗过程，特别介绍我纵1、2师和6纵17师的攻城部队打得十分英勇，也打得相当艰苦，是一场真正的攻坚硬仗。

当时，南满部队已将新开原敌人包围，老开原仍为我军控制中。他们原拟攻击新开原之敌，因情况复杂，尚在考虑攻击方案中。根据我介绍的四平攻坚作战情况，南满领导认为现在打新开原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断然决定放弃攻打新开原的意图，并立即向东北总部报告。

我完成任务之后，第三天即返回四平前线。

6月21日，林、罗、刘首长电示各纵队首长并报中央军委：“四平战斗自总攻开始后已激战8昼夜。敌人顽强抵抗，逐屋争夺，目前我已占领半个城市，我伤亡已逾8000余人。决付出15000的伤亡，再以一个礼拜的时间，将此仗打到底，达到完全歼灭敌人和打垮敌之守城信心。”

6月24日，毛泽东复电：“你们廿一日来电悉，八天作战占领四平一半，你们决心再以一个星期时间歼灭四平之敌，占领此战略枢纽，极为正确。四平占领不仅对我军建立攻坚信心关系重大，而且对全国正在斗争的广大群众是一鼓励。”1【注1刘统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466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6月21日，对四平第二阶段的作战开始。

因我纵1、2两师及邓纵1、2师，在攻城第一阶段伤亡较大，已撤出战斗，进行临时休整。攻打道东守敌的任务，由我纵3师、6纵17师、邓纵3师及两个加强炮团首先自西向东发起进攻。但敌凭借坚固工事，猛烈火力，顽强抵抗。部队未按预期目标向前推进。

由于进攻兵力未达到绝对优势，东总决定，将担任打援任务的6纵16师、18师投入攻城战斗。不久，6纵2个师已经突入东部地区，我纵第3师也从城东南突入城内。各部队正在炮火连天、杀声阵阵地进行寸土必争的巷战。

眼看敌人就要被全部歼灭，敌人的抵抗就更坚决、更顽强，战斗打得更艰苦，双方寸土必争。我军每向前推进一座建筑物都十分困难，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战斗向敌纵深发展仍然缓慢。

在战斗过程中，根据侦察情报和敌人的抵抗火力，我们发现，敌人除工事坚固，装备精良，弹药粮草充足外，守敌的兵力并不像先前情报所讲的只有2万人，最少有3万至4万人。敌人的战斗力高于我们的估计。

从6月14日，我攻击四平开始，蒋介石就命令杜聿明要集中力量解四平之围。杜聿明即令新6军集中到新开原附近（南满我包围新开原部队已经后撤），93军二个师及52军之195师集中昌图附近，53军到沈阳、铁岭集中。新6军经威远堡向四平以东地区前进，93军及52军之196师沿中长路向四平前进，53军向四平西北之八面城方向包围迂回。长春敌人新1军二个师及保安团队沿中长铁路南下。

敌人援兵已经出动后，6月24日林、罗、刘首长电令我攻城指挥所，四平第二阶段的作战，以6纵队全部，辽吉纵队一个师和我纵第3师参战，统归6纵首长指挥。电令指示，我纵直属及第1、2两师担任打援，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我纵（缺第3师）本日应进到下三台及双庙子之线待机。

攻城部队经过数日激战，到6月26日止，已占领了道东的南半部。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已控制四平全城四分之三以上的面积了，把敌人压缩在城东北部，在一条宽大的东西马路上，南北对峙。虽然敌人被压缩在很狭窄的地区内，但我攻击部队也已经精疲力竭。特别是炮弹、子弹、手榴弹、黄色炸药所剩无几。

6月26日至29日，林、罗、刘首长数次电令：（一）目前我军对四平采取佯攻方针；（二）我军决定在运动中歼灭援敌一、两个师；（三）辽吉纵队在休整中的二个师应向昌图前进；（四）第1、3、4（缺一个师）纵队及6纵第16师共九个师的兵力，准备歼灭右翼敌援军新6军（第3、4纵队在西丰西安地区）；（五）第6纵队一面佯攻四平，同时准备主力脱离四平，准备参加四平以北或以南的运动战；（六）第2纵队已转到四平西南之大洼地区；（七）1纵第3师撤出归建；（八）三个独立师阻止长春南援之敌。

我纵主力于28日转到四平东南孤榆树、大屯一带集结。6纵16师也撤出四平，参加打援，移至叶赫站附近，归我纵指挥。29日发现新6军先头部队已进至莲花街。我纵当即令1师和16师协同向莲花街之敌发起进攻。结果将敌击溃，歼其一个加强营。

由于林、罗首长已决定放弃对四平的攻击，敌人增援部队很快进入四平，这样四平攻坚战役宣告全部结束。6月30日，攻城和打援部队，奉命全部撤出战斗。

四、反思四平攻坚战

四平攻坚作战，历经半个月，共歼敌一万六千余人。我纵队伤亡六千余人（后来我了解6纵也伤亡五千余人，邓纵伤亡三千余人）。我纵的伤亡主要集中在第1、第2两个主力师，不少战斗连队打得所剩无几，连不像连，营不像营，残缺不全。

如果说去年保卫四平之战是一场硬仗，是一场恶战，是一场血战，打了一个月，全军共伤亡八千余人。那么今年强攻四平之战更是一场硬仗，更是一场恶战，更是一场血战。打了半个月，我军伤亡数字要比去年守四平时伤亡数字大得多，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攻城恶战。

伤亡越大，指战员的仇恨越大，越打越眼红，越打越冒火，越打越英勇，越打越顽强。我当时日夜守在攻城指挥所的电话机旁，常听到前线指战员报告情况和作战决心时说：“我们决心拼了！”“不消灭前面的敌人，我们绝不撤下去！”“我们要为死者报仇！”“死了那么多人，我们活着干什么！”他们的悲壮激昂的言语催人泪下。虽然我劝导他们要冷静，要研究战术，既要歼灭敌人，又要保存自己，其实我的心情也很难平静，满腔仇恨，随时可能爆炸。

我军撤出四平，陈明仁大出风头。国民党大肆宣扬“死守四平的空前胜利”，陈明仁被提升为第7兵团司令长官，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但事隔不久，陈明仁却被调往南京总统府，任有职无权的中将参军。跟随他死守四平的将领纷纷说：“军长胸前挂勋章，手中拿着撤职令”。

为什么没有完全攻下四平？其原因和教训是多方面的。

我军确实是打游击、打运动战发展壮大起来的，既缺乏像去年保卫四平那样，大兵团抗击敌人精锐部队十个师以上的阵地防御作战经验，又缺乏像现在这样大兵团对据守现代化筑垒城市的攻坚作战经验。但如果把原因只归结为说缺乏对大城市攻坚作战经验，那只是次要的理由。更主要的是战役指导思想上存在的轻敌错误，因此战役进攻兵力、战役主攻方向、兵力使用等各方面都存在不足。

撤出四平后，李天佑司令员征求我对这次四平攻坚作战经验教训的看法。我的第一条意见是：“打晚了，失掉了最好的时机”。如果大黑林子和公主岭战役胜利时，立即乘胜追击并强攻四平，就好了。后来情况变了，我们不应该再强攻四平，而应该围城打援。第二条意见是：“有攻城的决心，但没有集中兵力打援的具体部署”，敌人援兵除个别地区外未遇到顽强阻击，很快就迫近四平。我南满主力部队从开原撤退后，等于让开大道，使北进援敌无阻前进。第三条意见是：“主攻方向选择及兵力使用不当”。李天佑也同意这次强攻四平是有失误的，今后要力求避免。

李天佑到双城开会时，将我的意见报告林彪，据说林彪并不反对我的看法，但也不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只要情况和条件可能，对大城市仍要坚决夺取。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四平没有打好，责任在我，不在你们。”

在双城会议，总结夏季攻势作战经验，研究秋季攻势作战部署时，林彪提出了作战总攻击开始前，必须准备充足。要“四快一慢”，即向敌前进要快，进攻准备要快，扩大战果要快，追击敌人要快。但对防御的敌人，总攻击开始的时间要慢，要充分准备再攻击，不要打急了，不要打莽撞仗。提出了对大城市攻坚作战，要“四组一队”，即爆破组、火力组、突击组、支援组，把四个组编成一个突击连队，进行巷战。

会议之后，林彪又专门发了“关于总攻击开始时间问题的指示”，再三强调总攻击不能打急了，打急了是主观主义，情况未弄清，主攻方向未集中，一点两面未形成，即冒失的打起来，结果攻击不成功。当前主要偏向是性急打早了，打德惠、打四平都是性急打早了。为什么到时候打急了呢？怕敌人增强工事，怕敌人增援来到。其实敌人工事我们可集中炮火摧毁，敌人要跑我们在追击中歼灭，敌人增援来到，我们可派部队采取运动防御牵制之或首先消灭援兵。总而言之，对有防御准备的敌人，总攻击开始时间要慢，要充分准备之后再攻击。

关于强攻四平未能全歼敌人的具体经验教训，我认为主要有下面各点：

第一，怀德、公主岭之间歼灭敌71军88师及91师之后，没有乘胜猛追，直捣四平，失掉一个很好的战机。当时正是敌人十分混乱、恐慌，还站脚未稳，没有防守准备之际。如果猛追攻城，既可一举打下四平城，又可歼灭71军残余部队。未能如此，是最大的失误。

第二，敌人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准备之后，死灰复燃，军心已经稳定，部队已经补充整顿，城防工事已经加强，防守的各种组织准备已经完成。

此时我们攻城的指导思想，又犯了轻敌和急于求成的错误。首先，守城敌人兵力实际上超过三万人，我们情报估计只有两万余人，又多是残兵败将，最初判断只有四个团有战斗力，因此战役前的准备极不充分。其次，突破地区敌人外围据点并未完全侦察清楚和全部扫除，就仓促发起总攻击，再次，我炮兵阵地在总攻前多次遭到敌机轰炸，在我步兵进攻前的炮火准备中，没有集中火力摧毁突破地区敌人防御设施，增加了突破部队的不少困难和伤亡。

第三，进攻兵力没有绝对优势，使用上也有错误。敌人三万余人，我军开始使用二个纵队加一个师及炮兵部队，大约八万人，不到三倍的优势。另一个纵队主力为预备队，准备打援，最后才参加攻城。这样，实际上被敌人各个击破。如果第一阶段攻城，就把6纵主力师投入东线的作战，那就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了。邓华司令员在战役前曾担心用两个纵队攻城把握不大，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正确的。

第四，主攻方向选择不当。不但碰在敌人防御的强固地区，而且我炮兵火力又未能摧毁敌人前沿火力据点，增加突破困难。如果将城北三道林子一带高地敌人外围据点拔除，把主攻选在该方向，由北向南，居高临下突击，而助攻方向选在现在的主攻方向，那样对我就非常有利了。

夏季攻势是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战略反攻的第一个战役，历时五十天，歼敌八万余人，收复公主岭、通化、赤峰等城市四十余座。被隔断的北满、南满、东满、西满解放区完全联成一片。南满、北满和冀热辽三大主力汇合，更有利于我大兵团机动作战。

夏季攻势极大的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军事形势。我军越战越强，并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迫使敌人收缩在中长路、北宁路狭长走廊地带，以沈阳为中心采取所谓重点防御。我大反攻的形势逐渐明朗。

杜聿明遭受此次惨败后，于7月初灰溜溜的离开了东北。8月初，东北国民党军首领易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为东北最高指挥官。蒋介石为加强东北军事力量，从关内抽调49军及一个炮兵团增援东北。陈诚将新1军、新6军、第13军、第52军、第53军、第60军、第71军、第93军、第94军和青年军第207师，编成第1、第6、第8、第9等四个兵团，又以原13个保安区为基础编成11个暂编师，扩编为新3军、新5军、新7军、新8军，这样国民党在东北总兵力达到十四个军，使东北敌人兵力增至五十万人。

四平战役结束后，我纵在西安地区进行休整补充。

东北局决定，各省应从自己的地方兵团、独立营、县大队中抽调建制部队补充主力部队，保证每个师或旅有一万人以上的兵力，并在二十天内完成。同时决定东北民主联军新组建四个纵队，即西满第7纵队(原辽吉纵队改编，邓华为司令员，陶铸为政治委员)，热河第8纵队（黄永胜为司令员，刘道生为政治委员），冀东第9纵队（詹才芳为司令员，李中权为政治委员），东满第10纵队（梁兴初为司令员，周赤萍为政治委员）。

整编后，全军共有九个步兵纵队，十个独立师、二个骑兵师、一个铁路纵队、一个炮兵纵队，这样连同地方武装，东北民主联军已发展到五十万人以上。

1953年5月，四平市烈士纪念塔在四平市英雄广场耸立起来，正面为林彪题词“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烈士们永垂不朽”；左面为高岗题词“日月同光，山河并寿，人民烈士永垂不朽”；右面为陶铸题词“成仁有志花应碧，杀敌流红土亦香”；后面为林枫题词“中华人民优秀儿女万古秋”。

第十五章秋季攻势

一、部队休整

夏季反攻作战胜利结束后，我纵奉命于7月5日进驻西安（现辽源市）、渭津、东丰、海龙一带进行休整。

东北总部在双城召开军事会议时，我被留在家里主持休整中的日常工作，没有去参加会议。不久，东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带领工作组来到我纵了解情况，就地指导帮助进行休整工作。那时我们休整工作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部队经过五十多天的行军作战，确实很疲劳。首先需要恢复体力，稳定情绪，保证吃好、睡好，洗澡理发、洗衣洗被、擦洗武器车辆，加紧治疗随队的伤员、病号，开展可能的文娱活动，力求逐渐恢复兵强马壮，心情愉快，朝气不退的状况。

我向谭政主任汇报，我纵刚刚参加了四平攻坚作战，这一次各师的伤亡都不小，对怎样与国民党美械化部队打硬仗、打恶仗的体会较深，因此，目前部队在思想上要防止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骄傲自大盲目轻敌，这是四平攻坚作战中我们所犯的毛病；第二种倾向是夸大敌人历害，灭自己的威风，被战争的残酷性吓倒，产生“革命有前途，个人无前途”的情绪，这是当前要特别防止的倾向，需要很好地进行思想教育和动员工作。谭政主任同意我的看法，并在之后的总结中特别强调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第二、总结夏季反攻中，我纵作战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四平攻坚作战的经验与教训。

谭政带领工作组和我纵领导，分别召开纵队和各师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总结会议。发动各级干部，群策群力，点评成绩，克服缺点，吸取教训，要做好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的思想、物质准备，全面检查作战中的各个环节，做到打一仗提高一步的目的。

在营以下连队，主要开展请功、记功、评功、庆功的活动，激发部队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不怕牺牲、不怕吃苦的硬骨头精神。全纵队共有三十多个连、营单位受到纵队首长和各师首长的嘉奖，并授予了“战斗模范营”、“战斗英雄连”、“爆破模范连”等光荣称号，以及“英勇冲锋”、“顽强突击”、“攻守兼备”、“机智勇敢”、“英勇超群”、“神勇炮兵”、“勇猛爆破”等等多种多样的光荣称号，分别授予连队奖旗，授予战士奖状。全纵共有成千指战员立了功，受了奖。

支援我纵的民工担架队、运输队，也有不少立了功，受了奖。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抢运伤员，运送弹药给养，看押俘虏，收敛烈士遗体，顽强地完成了任务。有的负了伤，有的牺牲了，因此给他们立功受奖是完全应该的，他们是受之无愧的。

第三、进行兵员补充，整顿组织，调剂和补充武器弹药。夏季反攻作战中，我纵伤亡比较大，还因病或其他原因减员也不少，干部伤亡也很大。武器损坏、弹药消耗也很大，均须在休整期间妥善解决，以利再战。

8月间东北局发出指示,要求从地方武装中抽调建制部队，补充到主力野战纵队，争取每个纵队的主力师，充实到一万人以上。因此，我纵合编了牡丹江2团及巴彦独立团等地方基干部队，加上参军的翻身农民共一万二千人。又补充了经过初步教育的国民党俘虏士兵四千多人。这样就使我纵达到完全满员程度。

同时东北总部又决定将南满独立第2师拨归我纵指挥，因此我纵实力空前强大，全纵已达五万人以上。兵员充实了，整顿组织、调整干部、补充武器弹药等工作也随之加紧进行。

第四、根据东总指示，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开展“诉苦运动”为主，形势政策教育为辅。

谭政主任指示我们，（1）讲敌我形势时，主要讲有利方面，鼓舞士气。其次也要讲困难方面，防止轻敌。既要讲敌人现在是战线太长，兵力不足，军心厌战，民心反对，领导腐败，内部矛盾重重，也要讲国民党军队有美国的支援，有精良的武器装备，有相当丰富的内战经验，有一定的战斗力，不是一群“草包”。要使指战员们清楚，这场战争是极其残酷的，是长期的人民战争，我们要取得胜利，就要付出相当代价。我们绝对不能骄傲，如果我们不认真对付，一不小心就要吃亏。尤其打了胜仗，更不能骄傲。（2）由于部队涌进大批新成分，形成部队思想上、组织上的某些变化。因此不但要进行新形势下的政策教育、纪律教育，还要进行为保卫根据地人民彻底翻身、深入土地改革，打倒封建势力，消灭地主阶级、剥削制度的教育。提高战士阶级觉悟，树立“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明确观念，树立解放全东北，解放全中国的思想。“诉苦运动”就是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汉奸恶霸、警察特务横行霸道压迫剥削人民的罪行。启发战士懂得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道理，懂得保卫解放区，保卫人民翻身做主的道理，这就是阶级觉悟及思想政治水平提高的表现。

经过“诉苦运动”，采取自己教育自己的群众路线，战士们思想觉悟普遍提高了，团结加强了，密切军民关系，遵守群众纪律更自觉了，要求入党的人更多了。各级指战员战斗情绪日益高涨，纷纷表示要练好本领，杀敌复仇。

第五、开展军事大练兵。由于部队新成分多，军事训练在战士中仍然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土工作业五大技术力求熟练。战术训练仍是“一点两面”、“三三制”和“四组一队”战术及运动战、攻坚战，发扬优良战斗作风等为内容，反复演练。

在干部训练中，强调各级指挥员学习林彪根据四平攻坚作战经验提出的“四快一慢”战术。四平攻坚作战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打急了，没有充分准备就开始总攻击。因此大家对“四快一慢”的战术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第六、党委制早在红军时期已建立，后来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取消了党委制改为首长制。师以上设党务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党务工作。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遵照“七大”的决定及中共东北局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恢复党委制度。

我纵在休整期间，营以上单位均成立了党的委员会，加强了基层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有利保障了部队的战斗力。

经过将近三个月的休整，部队在政治思想、战斗士气、战术技术水平、指挥能力等方面均有很大的提高，不但恢复了元气，而且有新的进步。武器弹药的补充、后勤保障工作也得到尽可能的解决。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确定作战方针

1947年夏天（7月至8月），我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大举反攻，并将战争的主要战场转移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区内进行。蒋介石提出的“全面攻势”已被彻底粉碎。现在的“全面防御”又被打得支离破碎，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都无法阻挡我军的反攻。

东北敌人经过我军夏季反攻作战的打击，损兵失地，狼狈不堪，由“全面防御”改为“机动防御”，现又由“机动防御”改为“重点防御”。

陈诚接任东北最高指挥官后，提出“确保北宁，打通锦承,维护中长，确保海口”的战略计划，夸口“不管困难与代价多大,一定要在六个月内恢复东北优势”，“收复东北一切失地”。这是陈诚新官上任的“雄心壮志”。

不久美国特使魏德迈到东北视察，与陈诚在沈阳“晤谈竟夜”，回南京后向蒋介石建议：放弃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东，但蒋介石顾虑多端，并未同意这个建议。

陈诚是蒋介石的嫡系，也是蒋介石的同乡。同时是“围剿”中央红军的罪魁祸首之一。陈诚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后，从排、连长起家，后转入黄埔军校炮兵科任教官。他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在第二次东征时，陈诚任炮兵营长。北伐时，任上校团长。进驻南京后，任少将副师长。“四一二”事变后任师长，后升为18军军长。

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陈诚率18军由湖北开到江西、抚州前线，“围剿”失败之后，撤到吉安。第四次“围剿”，陈诚为中路总指挥，第五次“围剿”，陈诚为北路军总指挥。

他多次与红军作战，多次遭到惨败，早已是我军的手下败将。

东北民主联军按中央指示，决定继续在东北战场打击敌人，收复失地，积极配合关内解放军各部队向敌占区的进攻。

东总决定在雨季过后，发起秋季攻势。

8月中旬，林、罗首长将作战计划报告中央和军委。毛泽东8月29日电复林、罗：“一、计划甚好，甚慰。二、希望你们能于九月下旬开始作战，配合南线作战。三、新的作战，似宜以有力兵团进攻山海关、沈阳线上之敌，以另一有力兵团进攻中长线上之敌，以求分散敌人，各个击破，重点放在中长线或山沈路，由你们酌定。”1【注1刘统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502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至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以一部主力和广大地方武装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解放战争第二年，我军转入战略进攻，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

东总根据上述方针，于9月25日下达了《秋季攻势作战的方针和部署》，决定以九个野战纵队及地方武装，发起强大的秋季攻势，继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扩大解放区。

作战步骤为：第一阶段，由南线（第8、9纵队）开始进攻，破坏华北与东北之交通线——北宁路，吸引沈阳一线之敌南调增援；第二阶段，7纵攻击彰武、阜新一线之敌，4纵攻击辽阳、鞍山一线之敌，继续吸引敌人抽调北线和中长路沿线之机动部队南调增援；第三阶段，我北线部队大举出击中长和长吉线，以吸引沈阳、长春守敌出援，力求在运动中歼灭之；第四阶段，初冬后，我主力转到北宁路、中长路作战。

三、我纵执行打援和破袭任务

南战场首先报捷。正当冀热辽我军准备破袭北宁路时，敌人集中四个师向热河东部地区进犯。其中一路敌第93军暂22师和暂50师各二个团，进至锦西以西之梨树沟门与新台边门一带。

我8、9两纵队和独立师，集中兵力将其各个击破。9月14日，我8纵在黄永胜司令员指挥下，首先于梨树沟门歼灭了暂50师大部后，乘胜追击，于16日歼灭了逃至杨杖子的暂22师大部。

陈诚急忙命令，由苏北新调来的第49军二个师（各缺一个团）火速出援。经江家屯向西南前进时，又被我诱至杨杖子一带。我第8、9两纵队密切协同，二战杨杖子，经两天激战将其歼灭。

自梨树沟门战斗开始，我军三战三捷，共歼敌一万六千余人。同时我军组织民兵、民工将锦州至山海关的铁路彻底破坏。

北宁路被我切断，对敌人震动极大，陈诚急令新6军二个师由沈阳、铁岭一线调往锦州增援。

新6军主力南下，四平至铁岭一线的开原、西丰、昌图等地的守军只有敌53军三个师，力量薄弱。

东总抓住有利时机，决定北战场我军采取长途奔袭，分别向沈阳以北各据点之敌同时发起攻击。

东总命令指出：“第二阶段的作战方针是以轻装奔袭，分兵同时包围各处分散之敌，使敌不能集中，我军则一面攻城，一面准备打援”。

9月底，我军第1、2、3、4、6、7、10纵队相继出发，向中长路四平、沈阳之间地区敌人发起进攻。

我3纵于10月2日奔袭西丰、昌图间之威远堡，将守敌53军116师全部歼灭。

我纵于9月29日由西安（现辽源市）地区出发，东总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牵制敌人，配合3纵歼灭敌53军116师。第3师和独立2师首先奔袭昌图东北地区敌人据点，但因敌先发现我3纵围歼西丰、威远堡行动，各地守敌纷纷逃窜。我奔袭叶赫站、莲花街均扑空。随即命令独2师奔袭昌图，因包围不严，敌人乘隙逃窜。我纵于10月2日占领昌图，3日占领开原老城。我纵进到开原南北地区，既包围新开原（敌53军五个团据守）又威逼铁岭和沈阳。

林、罗首长10月5日电示：经数日战斗，除53军四个团被我全歼，其他散居各地保安队及营以下之正规军大部逃走或全部逃走。根据以上事实，今后战斗作风与战术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敌之地方部队皆丧失顽强抵抗的信心，因此应采取远距离奔袭作战；（2）对上述敌人须用四倍左右优势兵力，采取有重点的四面包围，并须在切断退路，迂回部队先打响，正面部队才猛打猛冲；（3）遇敌少数游击队应猛打猛冲，以免其逃掉；（4）遇敌正规军主力撤退时，应猛打猛冲，抓住和歼灭该敌，不让其逃掉。等等。林彪在电报中讲了八条，主要精神就是尽可能抓住敌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要打击溃战，不要让敌人逃跑。

几天后，我纵奉命在开原南北地区将四平到铁岭段中长铁路彻底破坏。部队展开后，分段负责一齐动手，实行“铁轨大翻身”，烧毁枕木，炸断桥梁，捣毁车站。一时全线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浓烟漫天弥散，使敌抢修三个月之久，将要通车的中长铁路又完全瘫痪了。

什么是“铁轨大翻身”？就是破坏铁路时，将铁轨一端联结处的螺丝钉取下，使之松动，然后用木杠等工具，将一侧铁轨连同枕木撬起成九十度，再用力向另一侧扭压，结果使铁轨在下枕木在上，离开路基一百八十度翻倒在另一侧。再利用铁轨彼此连带的翻扭力量加上人工的拉力，一直向前翻下去。这样不但速度快，也省力气，一个连的兵力一小时可翻二、三百米。然后一部分人将枕木取下集中烧毁，另一部分人将铁轨一段一段的搬走，丢在路基两侧不易寻找的地方。同时将铁路两侧的电线杆也全部拔除。

东北两条运输大动脉中长铁路和北宁铁路的瘫痪，不仅使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机动性大大削弱，而且冬季将至，敌运煤、运油、运粮、运物资更加困难。

此时的陈诚已慌了手脚，匆匆忙忙地命令南下的新6军火速回窜沈阳和铁岭一带，并将暂3军也同时调到沈阳附近，又命令四平之新1军继续南进增援。当新1军进到四平以南之双庙子地区，被我2纵击溃后，缩回四平。我军在四平西之季家堡附近又歼灭该军第50师的一个团。

沈阳、四平敌人惧怕被歼，不再敢贸然出战了。

10月8日，蒋介石仓促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对陈诚面授机宜，策划“在沈阳外围决战”。并急从华北地区调92军一个师、94军一个师、暂编第３军二个师、13军一个师、骑兵第4师共六个师的兵力，增援东北，加强北宁线之守备。将新1军从四平北调长春防守。

为了调动敌人，林、罗首长命令北战场我军主力转向吉林、长春地区作战。10月中旬我第６、10纵队与独立第4师共七个师，加上炮兵部队，突然包围吉林，准备相继攻占之，吸引沈阳、四平、长春敌人出援，特别希望能将新1军引出来，在运动中将其歼灭。

我纵与2纵在四平以北布防，准备迎击从四平、长春出援的新1军，以求在运动中给予歼灭性的打击。

吉林防守之敌为云南部队的60军三个师，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将近三万人，防御工事坚固，地形易守难攻，是一座背山靠水的重要战略城市。我军首先扫清吉林外围据点，歼敌千余人。同时长春方向，我军收复九台、农安和德惠，歼敌新1军暂53师一个团。这样不但吉林被围，长春也陷于孤立。

吉林方向，我军主力一部于10月下旬开始强攻吉林城西南前沿阵地小白山和团山两个据点，经过激烈冲杀，反复争夺，将其攻克，歼敌四个加强连，击退敌人多次反扑，直接威胁城防主要阵地。

此时，敌60军军长曾泽生急电沈阳求援。但陈诚隔岸观火，见死不救。驻长春敌人也不敢出城增援，且令四平新1军快速返回长春。陈诚的诡计是“一箭双雕”，放手让60军与民主联军拼命厮杀，以达到两败俱伤，既打击了民主联军，也削弱了杂牌军的目的。

我军由于种种原因，于10月底放弃了对吉林的围攻。为什么在没有敌人大量增援的威胁下，放弃吉林城的“相机占领”？其原因我不十分清楚。但我估计与夏季强攻四平城伤亡很大，但未能全歼敌人的教训不是没有联系。虽然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也不能不警惕再次被蛇咬。因此林彪根据战斗形势发展，进攻顺利则继续扩大战果，否则改为佯攻。

“为了一跃而后退”，“收回拳头再打击”也是林彪一贯的用兵原则，林彪曾说过：主攻方向使用一个师的兵力，准备一千人以上的伤亡，作坚决的进攻。其他方向不将大部队投入战斗，只用部分兵力作佯攻，牵制敌人。如果主攻方向发展有利，则将侧方大部队投入战斗，以求几面攻击敌人，扩大战果。

我纵于10月15日奉命转到伊通地区隐蔽待机，准备打击由四平回窜长春的敌新1军，及由长春向吉林增援的敌人。

11月1日星夜，四平敌新1军开始向长春回窜，以两百多辆汽车往返运输北进，并于当夜进到公主岭。此时我纵奉命向长春、公主岭之间陶家屯一带前进，截击敌人回窜。

11月2日，敌先头部队暂56师进到陶家屯附近，与我纵独立第2师接触，激战一小时，歼敌一个营。敌人发现我主力后，企图夺路经白龙驹山窜向长春，在途中被我第3师截击，激战三小时，全歼敌暂56师一个团，俘敌团长以下近二千人。但正围歼此敌之同时，敌主力拼命向长春逃窜，在我纵主力赶到前，敌人已经逃走了。

我未能将敌人主力截住歼灭，纵队领导十分恼火与后悔。恼火的是，当时独立2师没有积极协同第3师截住敌人，因此，纵队责备独2师行动迟缓，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后悔的是，纵队从一开始的作战部署上，就没有使用第1、第2两个主力师为第一梯队，或未将两个主力师紧跟第一梯队的独2师、第3师，也是使敌人逃走的重要教训。另外，如果路西2纵主力能及时出击，牵制敌人哪怕半天，待我纵主力师赶到，也许情况就有所不同。总之，战场情况瞬息变化，这次未将敌新1军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我纵指挥上存在失误是重要原因。我作为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是有一定责任的。

据东总通报的战况说，长春之敌有重占九台、德惠、农安的可能，因此我纵于11月11日奉命向长春以北米沙子一带转进，准备打击长春出犯敌人。隐蔽待机了几日，仍不见敌出动，此时的敌人固守长春，寸步不离，根本不敢出战。这样我已不易在运动中寻找歼敌战机，且11月的北满已开始飘雪，严冬将至，部队需作防寒准备。于是我纵奉命转回到伊通地区进行补充休整。

秋季攻势中，我纵战果不大，主要是执行打援和破袭任务。由于敌人已深知我运动作战的厉害，所以不敢轻易出援，因此战机不多。新1军由四平回窜长春时，本来是一次很好的歼敌战机，但由于敌人采取夜间突然行动及利用两百多辆汽车的快速行动，使我军措手不及仓促应战，而在兵力部署上又不完全恰当，因此未能将敌主力歼灭，失去一次歼敌战机。

南战场第二阶段的作战是10月下旬开始的。我军向锦承路大举出击，十天之中又获得第二个三战三捷的胜利。第一仗是我9纵攻克朝阳，歼敌暂编50师一个团及骑3军一部。第二仗是我8、9两纵队在义县以西，朝阳寺九关台门地区，歼灭由义县方向前来增援的92军24师大部及94军43师一部。第三仗是我热河骑兵师突然奔袭锦州东北之徐家店余家屯，歼敌174师（保安第4支队）师部及二个团。南战场第二阶段作战共歼灭敌人九千余人。

这次秋季攻势作战的重点在东北的南战场，毛主席在今年夏季反攻开始时就指出，“夺取两路四城（两路指中长路、北宁路，四城指长春、沈阳、天津、北平）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的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因此，这次秋季攻势重要战略目的之一，就是执行毛主席的第三步计划，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结果既破坏了陈诚维护中长路，又破坏了其打通锦承路，巩固北宁路的战略计划。冀热辽的根据地已基本上解决了。

到11月中旬为止，历经五十余天的秋季攻势宣布胜利结束，我军共歼敌六万九千余众，扩大解放区面积三万余平方公里，收复城市十五座。北宁路、锦承路、中长路均被我切断。此次攻势中我军愈战愈勇，愈战愈强，愈战愈主动，南北战场的协同作战愈加密切。而敌人在我攻势之下惊慌失措，顾此失彼，损兵折将，丢城失地，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状态，不得不龟缩在几个重要城市内根本不敢出战。陈诚“六个月恢复东北优势”的妄想，已被打得烟消云散，连维持现状也困难重重，其前景十分暗淡，大势所趋，败局已定。

第十六章冬季大进攻

一、纵队党委对战训的指示

秋季攻势结束后，我们第1纵队在伊通一带休整补充，总结秋季攻势作战经验和进行军政训练。

此期间，新建立的纵队党委，对当前的作战、训练作了《重要指示》。

《指示》明确了下一步工作重点，在我军夏、秋攻势的沉重打击下，东北之敌在军事战略上的败局已定。目前敌人必然依托以大、中城市为据点的“重点防御”进行垂死挣扎。因此在作战训练上，不但要熟练运动战，而且还要把攻坚作战训练的地位提高到与运动战相等的地位。在训练中力求贯彻林总的战术思想和战斗作风，使之群众化。

《指示》中规定了纵、师、团三级干部及营以下干部和战士的学习内容。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首先要向部队说明，在秋季攻势中，我纵是执行打援破路战斗，完成了上级赋予我们的任务。由于敌人不敢轻易出动，也由于我们指挥上的某些失误，没有取得重大的战果。因此在我们休整期间，要很好的总结经验教训。其次要宣传和教育我们的指战员，今后打仗的机会尚多，目前东北敌人还有几十万，我们要把它全部歼灭，不会没有打胜仗的机会。所以不要埋怨，不要泄气，要保持高昂的求战情绪。在政治思想上做好不怕死、不怕苦的准备，在军事上练好打硬仗、打恶仗的本领，在下次战役行动中见分晓。

《指示》要求，继续进行以土改政策为主的阶级教育和战争观念的教育，同时反复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不久前颁发的三个重要文件，即《解放军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阶级本质上认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革命真面目，认识解放军粉碎蒋介石进攻之后，大举反攻的大好形势，认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已经到来，认识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革命政府的伟大历史任务，认识东北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进一步巩固和增强胜利信心，确立为人民彻底翻身，为争取革命战争彻底胜利而打到底的决心。

在军事训练上，结合秋季攻势的总结，学习领会林总提出的“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四组一队”、“三种情况三种打法”、“三猛战术”等战术原则，强化射击、投弹、爆破、刺杀、土工五大军事技术，针对未来要大打城市攻坚战，特别注重爆破技术的训练，要求部队通过休整，在军事素质上有较大提高，做到“打一仗，进一步”。

在物质方面部队也进行了再战的充分准备。加强防寒工作，及时发给部队冬季的棉衣、大衣、皮帽、棉鞋等等。由于大兵团集中作战，粮食供给问题困难很多，我们已经加强了筹粮组织并根据《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的原则，进行筹粮政策教育，不但可以没收恶霸地主的粮食，也可以征收富农的多余粮食，补充军需。派得力干部负责带领支前的民工担架队、车马队的工作。这些都是保障作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二、敌我态势和冬季作战意图

东北蒋军经过我军夏、秋两次攻势的严重打击，现孤守在被我分割包围的三十余座大、中、小城市中，陷入缺兵、缺粮、缺煤、缺油、缺物资的困境中。由于华北石家庄被我攻占，由华北调入东北的敌四个师又急忙撤回三个师。

陈诚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势，继续将东北杂七杂八的9个保安区、11个保安支队及交警部队扩编为四个军（新3军，新5军，新7军，新8军），这样连同原在东北的九个军共十三个军，又将各军编为第1、第6、第8、第9等四个兵团，共计四十四个师约五十八万人。并拼命加强几座大中城市为中心的防御工事。采取所谓“固点、连线、扩面”、“重点防守，确保沈阳”的战略方针，拼命巩固现有阵地，并待机转为攻势，实现其恢复东北优势的梦想。敌军从兵力总数上似乎并未减少，但其主力新1军、新6军等部队被整编、被分散，又补充了大量新兵，实际战斗力在下降。

我东北民主联军经历了1947年秋季攻势之后，已发展到73万余人。计有九个野战纵队，1个炮兵纵队（六个炮团），一个铁道纵队，十二个独立师，三个骑兵师，第1、第2两个前方指挥所。敌我力量对比，我军不但质量上占优势，数量上也占优势。东北局决定，各省必须有计划、有组织地建立大批二线兵团，经过比较正规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后，根据需要输送到前线补充主力部队。要求1948年4月前，完成六十个独立团（以后又改为100个团）的建设。

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冬季作战意图，是趁河流封冻，便于我大兵团作战运动之机，发起规模空前的进攻战役。东北总部指示：去年冬季我军曾利用河流结冰，失去障碍作用的时机，南北满实行配合作战，结果不仅巩固了南满根据地，而且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造成今年反攻作战胜利的基础。因此今年冬季我们还要继续利用这个有利于大兵团运动的时间，实行更大兵力作战，集中九个纵队统一行动，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攻坚战。对较大目标我们能集中四或五个纵队攻坚，还有力量打援。或集中六至七个纵队打运动战，还有力量攻城。因此，我们能进行大兵团大的运动战、攻坚战，能把东北作战提高到空前未有的规模，预计将能获得巨大的战果。

林、罗于12月11日向中央报告了冬季作战计划，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预期这次作战可能将沈阳、铁岭、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等几个大据点之间的中、小据点、广大乡村，及锦州以西以北地区全部或大部归于我手。只要办到这一点，尔后就只剩下打大据点的问题了。并说：冬季作战后，8、9纵队到冀东作战，争取在张家口、天津之间打开缺口，以使东北、华北开始打通联系。

东总决定，冬季作战计划的第一步是出击北宁路，迫使沈阳、锦州之敌出援，在运动中歼灭援军；第二步是转战辽南，夺取鞍山、营口等城。

三、攻克彰武与围歼新5军

北风呼啸，大雪狂舞。我纵奉命于1947年12月10日，由伊通一带出发，兼程南下，于22日集中于沈阳、法库公路之间的石佛寺北侧地区。其任务是保证第2、第10纵队围歼法库之敌。同时，7纵包围彰武，8纵包围新立屯，4纵逼近沈阳，9纵向新民前进。我纵和第3纵、第6纵准备打击可能来自沈阳和铁岭的援敌。

由于我军突然出现，严重地威胁沈阳之敌的“冬眠”，并将其注意力吸引至沈阳以北的法库地区。陈诚急令长春新1军、四平71军之敌南下增援。

根据敌军的动向，东北总部首长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断然放弃强攻法库之计划，命令第2、第7两纵队进攻彰武，命令我纵第3师配合第10纵佯攻法库，我纵主力（第1师、第2师、独立第2师）于1948年1月2日转到沈阳西南辽中地区，威胁敌人侧后，寻求有利战机。

我3师接受包围并佯攻法库任务后，即积极进行肃清其外围据点的战斗，共歼敌五百余人。对友军攻克彰武，全歼守敌49军79师起了牵制敌人的配合作用。

陈诚命令驻铁岭的新6军22师增援法库。12月16日，敌进到法库东南之调兵山、沙后所一带，东总命令2纵围歼22师，3纵断敌退路。16日下午，2纵4师对沙后所之敌发起进攻。由于敌情没有侦察清楚，地形没有看好，火力没有准备好，结果进攻未成功，自己伤亡不少，犯了林彪忌讳的“打莽撞仗”。2纵5师17日在调兵山包围了敌22师一部，打得很英勇，将敌击溃。林彪嘉奖5师，批评4师。

冬季攻势在12月中旬开始后的两周中，我军连克昌图、开原、北镇、海城、辽中、彰武等县城，全歼49军79师，207师一个团，新3军暂59师一个团，93军暂20师一个团，及交警第3纵队等二万三千余人，并完全包围法库，直接威胁沈阳。

陈诚判断我军将进攻沈阳，仓惶将原踞长春之新1军全部，四平街之71军两个师及驻锦州的43师、54师等，先后调来增援沈阳。至年底我军并未进攻沈阳，敌人援兵已到。

1948年元旦陈诚发表“告东北军民书”，鼓吹“目前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机时期已过”。随即调集新1、新3、新5、新6和71军，共五个军十五个师的兵力，于1948年1月2日，分别由新民、沈阳、铁岭三个方向同时出动，沿辽河两岸向北、向西北推进，妄图击退我军，藉以保障沈阳安全，进而解除法库、新立屯之围。其具体部署是：新3军、新6军为右路，由沈阳、铁岭向西北推进，新5军军部率两个师为左路，由新民向东北推进，新1军及71军为中路，在上述两路之间齐头并进。

东总决定，牵制右、中路敌人，先集中攻击战斗力较薄弱的新5军。林、罗、刘首长歼灭左翼新5军的战斗部署如下：（一）第6纵队于新5军前进路上节节阻击，诱其深入；（二）第2、7纵队由彰武兼程向新民以北公主屯地区前进，第2纵队指向公主屯北面，第7纵队指向公主屯以西新5军之左翼；（三）第3纵队由辽河北岸插入新5军右翼；（四）第10纵队进到旧门、石佛寺及其以南地区；（五）第1纵队由辽中北进并指挥独2师进到沈阳以西兴隆店地区；（六）第4纵队由沈阳西南北进，进到沈阳西北之老边地区；（七）第10、第1、第4三个纵队共同负责切断右、中两路之敌与新5军之联系，坚决抗击其增援；（八）第8、第9纵队也于新民以西和辽中地区，北返参战；（九）东总直属骑兵师则进到巨流河地区牵制敌人。

我军部署完毕，待新5军进到公主屯附近时，被我6纵顽强抗击。

1月5日起，我第2、第3、第6、第7纵队突然进行围歼，至7日20时共历五十四小时激战，将新5军军部及195和43两个师全部歼灭。俘军长陈林达以下一万三千余人。

在围歼新5军战役中，2纵6师奉命向公主屯以北进军，协同友军消灭新5军195师。6师17团最先到达王道屯。7纵19师57团也同时到达。此时王道屯有敌人195师一个团防守。57团没有作任何准备，就投入战斗，盲目地连续向敌人乱打乱冲，遭到敌人密集火力杀伤，毫无进展。17团进攻也很不顺利，数次攻击均未成功。黄昏之后，6纵17师的51团赶到前线重新组织火力，从西南突破，守敌开始动摇。6师17团再投入战斗，敌军突围南逃。在2纵和6纵联合追击下，全歼敌人的195师585团。战斗结束后，林彪通报批评王道屯战斗是一次“屡次攻击不成功、伤亡很大”的莽撞仗。

对于沙后所和王道屯战斗，林彪一直耿耿于怀，作为反面教材。在1948年10月23日电令消灭廖耀湘西进兵团时，还提到“须严戒王道屯、沙后所的打法，那种打法是在未侦查地形状况，未等大部队到齐，未将火力很好配备，未将敌人退路截断即仓促的乱打乱冲”。

新5军被我包围后，敌右、中两路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向西增援。我纵是1月3日奉命由辽中地区兼程北上阻击援敌，于1月5日进到新民东北地区的敌人侧后，并在兴隆店、双庙子一带与中路之敌71军打响，激战后将其击溃，歼敌二千余人。中路之敌人屁股后受到威胁，未敢再向北前进和向西增援。我担任阻援的其他部队（第4纵和第10纵）于沈阳至石佛寺公路及辽河以东地区，阻击敌人的连续攻击，共歼敌二千余人，敌未能突破我阻击阵地，有力保障了我对敌新5军的顺利围歼。

当新5军被歼灭后，右、中两路敌军见形势不妙，退回沈阳和铁岭。

在沈阳以北，以公主屯为中心的这场战役，把陈诚打得晕头转向，胆战心惊，星夜向蒋介石告急。蒋于1月10日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并从山东战场抽调54军加强北宁线兵力。会上追究新5军失败的责任，陈诚最后承认自己指挥无方，请求按照党纪国法惩办。1月17日，蒋介石决定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负担东北军事全责。1月12日卫立煌飞抵沈阳。陈诚于2月5日悄悄地离开沈阳飞回南京。蒋介石在东北战场上“走马灯”似的频频换将，其前景可悲，可叹。

卫立煌到任后，采取一种稳重死守的战略方针。将新1军、新3军、新6军、新7军、新8军、71军、53军等部集中沈阳附近死守，不轻易出动。并说：“目前共军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不能上其圈套”，云云。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家贫，只读几年私塾，既不是黄埔生，也不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他是自己跑到广东投入粤军，在孙中山身边的卫队当兵，不久升为警卫团排长，以后到白崇禧部升为连长，二十二岁升为营长，在赣闽作战有功，升为团长。1926年参加北伐，任东路军第14师副师长，不久升为师长。打垮孙传芳进攻南昌后，升为第5军副军长。1931年，升任14军军长。1932年参加对鄂豫皖红军“围剿”，攻占金家寨有功，蒋介石改金家寨为立煌县。以后又参加对中央苏区红军的“围剿”，并升为陆军上将。抗日开始后，为第14集团军总司令，并与八路军关系甚为友好，曾到延安县见到毛主席及慰问在延安养伤的林彪，并送给林彪枪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牛肉罐头一百八十箱。

四、围歼新立屯之敌

1948年1月1日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林彪为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兼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

利用战争空隙，我纵队党委于1月13日召开了扩大会议，对1947年的战斗工作进行了总结，对1948年的任务作了决定。根据东北局提出必须在1948年“力争东北解放战争首先由反攻阶段进入进攻阶段，把东北解放区变成全国解放战争的总基地”的总任务，提出了我纵队1948年要完成消灭敌人十个步兵团（每个团按三千人计算）的任务。纵队下达的具体任务为：第1师、第2师各歼敌三个团，第3师和独立2师各歼敌二个团。在部队建设上根据“取之于敌、壮大自己”的原则，决定纵队炮兵，扩大成36门制的炮团。第1、第2两师建设成12门制的炮兵营，第3师和独立2师首先完成9门制的山炮营。

此外对于政治思想工作也提出具体要求，特别在战斗作风上强调要高度发扬“坚决执行命令，死打硬拼，不怕伤亡，不怕走路，不怕冷，不怕热，不怕苦，不怕累，关心友邻，主动协同，机动灵活，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

正是大雪纷飞，寒风阵阵的“三九”严寒季节，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1月24日，林、罗首长命令我纵主力（缺第3师）及第8纵队，归程子华统一指挥，围歼新立屯之敌。此前该部敌人已被8纵围困月余，毫无斗志。纵队司令员李天佑和我即到程子华指挥所接受任务。经研究确定，主攻方向为我纵由南向北，8纵则由北向南，实行夹攻。同时，助攻方向我纵担任由西向东的助攻，8纵担任由东向西的助攻。以三天时间（1月26日前）扫清各主攻方向的外围据点，完成总攻准备。

新立屯位于阜新、沈阳线及彰武、大虎山线之铁路交叉点上的战略重镇，守敌为49军第26师，共九千余人。城镇面积虽小，但防御工事甚强，火力组织也很严密。

我纵的具体作战部署是：第1师首先扫清新立屯南面外围据点之后，由南面进攻，第2师首先扫清东南角之大碉堡群，然后由东南方向与1师协同并肩突击。独立2师先扫清城西外围支撑点之后，由西向东进攻。东北炮司一个炮兵团支援1、2师作战，纵队指挥所在第1师之后开设。

部队展开之后，于1月25日拂晓，各师均以一个主力团的兵力，分别对指定的外围各支撑点、碉堡群发起了进攻。1师和独立2师战斗进展顺利，经数小时激战，将外围守敌全部歼灭。但2师方面的进攻未能奏效。纵队指示其重新组织，改变突破地点，于当日黄昏时再次发起攻击。结果很快攻占敌人三个碉堡群，全歼守敌。同时第8纵队也完成肃清外围任务，至此发起总攻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

孤守该城的敌人，慑于即将被歼的命运不敢恋战，于26日清晨4时开始突围，分三路向阜新方向狼狈逃窜。敌人避开大路，冒充我军翻穿大衣，头裹毛巾，低头行军。遇到岗哨假冒我军番号企图蒙混过关。后被我部队机警识破。

我们接到敌人开始突围的情报后,立即命令独立2师及1师之主力猛烈追堵逃窜之敌。同时命令2师及1师之其余部队，迅速突入城内，协同8纵消灭尚未逃窜的敌人。追击部队猛追三十余里，在冰天雪地中，将逃敌全部歼灭。攻城部队经四小时巷战，也将未逃脱之敌全部歼灭。

当我围歼新立屯26师时，卫立煌始终不派一兵一卒前来增援。卫立煌拿定主意，以不变应万变，不管你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守城部队如何告急，蒋介石如何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围，他也总是把主力集中沈阳附近，死守老巢，不轻易出动。这样就使那些固守沈阳外围城镇的敌人，孤军奋战，更加恐慌，更加胆寒。沟邦子之敌60军184师，因怕遭新立屯之命运，于27日黄昏仓惶弃城逃窜。

在1月份发起的冬季攻势第一阶段，我军以彰武为中心歼敌49军79师，以公主屯为中心歼敌新5军两个师，以新立屯为中心歼敌49军26师，三战三捷，共歼敌五万八千余人。收复重要城镇十余座，敌人陷入更加孤立境地，既不能攻，又不能守，逃也无退路，必将遭受更大更惨的失败。

五、转战辽南与解放法库、开原

新立屯战斗胜利后，我冬季攻势已进入第二阶段。林、罗、刘首长决定，除以一部分部队继续包围法库、阜新外，主力转战辽南，打击重点转到沈阳以南地区。我野战军主力一部，于2月初和2月中旬分别完成了包围辽阳，鞍山的任务。我纵队于2月1日奉命由新立屯转到辽阳、沈阳铁路以西地区，2纵、7纵也进到沈阳西南地区，共同担任打击可能由沈阳出援之敌，保障围歼辽阳之敌。

2月6日我4纵、6纵一举攻克所谓“铁打的辽阳”城，歼灭敌人新5军暂编第54师全部。接着于19日，开始对钢铁中心城市鞍山发起总攻击。激战至当日午夜24时，将敌52军25师全部歼灭。卫立煌仍然不出兵增援，认为解放军是攻城打援，不能上其圈套。

鞍山解放后，我军继续南下，逼近营口。迫使敌守军第52军暂58师，在师长王家善率领下光荣起义。至此，我军转战辽南连拔三城。

我纵主力担任打援，也完成了保障我军在辽阳、鞍山的作战任务。

由于我军在辽南地区连战皆捷，固守法库敌人新6军暂编62师甚为恐慌，为了逃避被歼，于2月17日黄昏，突围向四平、开原方向逃窜。

我纵第3师配合第10纵队进行勇猛追击。由于敌人已突出我包围圈，因此我纵3师分两路跟踪追击，于19日拂晓在法库、昌图之间的下洼子、大小房身一带追上了敌人。在友军配合下将其分割包围，大部被歼灭。

之后，总部决定我第3、第10纵队乘胜前进，紧紧地包围了新开原守敌。同时我第2纵队、第7纵队分别包围了巨流河、新民之敌，吸引沈阳之敌，配合攻取开原。我纵主力（缺第3师）奉命，在沈阳西南之新民屯、四方台一带待机，准备打击由沈阳向西出援的敌人。

果然未出所料，卫立煌为了沈阳与锦州间的重镇新民不再被我军攻占，不顾开原守敌的求援，而命令沈阳、铁岭守敌新6军、新3军的三个师向西出动增援。为了保障其侧翼安全，2月25日其主力一部向我纵阻击阵地猛烈攻击，但历次攻击均被击退，歼敌千余人。此时新开原守敌53军暂30师之一个团及62师残部，共三千四百余人被我军歼灭。敌之西援部队得知开原失守，又遭我纵的坚决阻击，很快就撤回去了。包围巨流河、新民的友邻部队及我纵主力奉命向沈阳以北分别转移。

2月份我军攻克辽阳，歼敌暂54师；攻克鞍山，歼敌25师；解放营口，暂58师起义；解放法库，歼敌暂62师；攻克开原，歼敌暂30师。这样共歼敌四万余人，另万余人起义。

回顾去年夏季反攻前，敌人曾以一个团兵力为单位，防守一个重要据点，实行所谓“机动防御”。自夏、秋两次攻势连遭挫败后，敌人就改以一个师或一个军为单位，防守一个重要据点，实行所谓“重点防御”。但经过此次冬季攻势中连克名城，歼敌整师之后，看来敌人再不敢以师为单位独立防守一座城市了。

蒋介石一心想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调往锦州。他的理由是，锦州靠近华北，一旦出现危机，可与华北傅作义的部队互相支援。进可再取东北，退可撤往关内。不会让共军堵在东北消灭。卫立煌却要坚守沈阳，保全东北。他的理由是，沈阳主力一旦撤往锦州，沈阳、长春将不保。即使锦州能守住，毕竟东北基本上丢掉了，将会受到全国舆论的压力。经过多次向蒋介石申述利害，蒋介石终于同意卫立煌的意见。

六、攻克四平

林、罗首长2月27日指示，为了继续扩大战果，进一步孤立沈阳、长春敌人，决定攻歼四平守敌，争取吸引沈阳方面之敌向北出援，在运动中给予歼灭打击。命令我纵及第3纵队、第7纵队，配属四个炮兵团，组成攻城部队，由我纵李天佑司令员和万毅政委统一指挥。命令第2纵队、第6纵队、第8纵队、第10纵队等，部署在昌图地区执行打援任务。各部奉命迅速北上。

林彪估计沈阳之敌北上增援四平的可能甚大，因此做了两套作战方案：其一，如我对四平未发动总攻击前，沈阳之敌大举出援，我攻四平部队则准备留一个师佯攻，其余部队全部南下参加打援；其二，如我对四平已经发起总攻击，沈阳之敌才开始北援，我打援部队应在开原、昌图一带顽强抗击，争取时间，保证我攻城部队顺利夺取四平城。

3月的东北，天气仍然是遍地皆雪，寒风悲号，白天化冻，夜间结冰。

我纵相当一部分干部和老战士，听说纵队又担任主攻四平的任务，纷纷摩拳擦掌，眼睛里都充满了仇恨的血丝，牙根都咬的“吱吱”做响，这是一股从心底喷涌而出的复仇雪恨的怒火。前年春夏之交，我们在这里进行了一场保卫四平的恶仗，硬战，结果没有保住，牺牲了不少战友。去年夏季强攻四平，我们在这里又进行了一场恶仗，硬战，结果没有攻下，又牺牲了不少战友。今天，战士们的军衣上，还带着前两次战役的烟尘，耳边还留着攻打四平的枪炮声，记忆中还浮现着牺牲战友的音容笑貌。不少指战员说：“现在我们又回到四平，再次和老对手见面了，这次到了老子和你算总帐的时候了，非要砸的你粉身碎骨，打的你不知道老子娘是谁。”“坚决拿下四平，为牺牲的战友报仇！”的口号声响彻阵地上空，请战书像雪片一样送到各级指挥员手中。

我们纵队领导明明白白的清楚指战员们的这种心理，这种情绪。但是作为领导干部头脑要时刻保持冷静，因此在战前动员时，一方面要求部队化悲痛为力量，化仇恨为力量，狠狠的打击敌人，坚决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又要求部队遵守战场纪律,强调优待俘虏政策，强调保护城市的政策，绝对禁止乱杀乱烧。

四平守敌遭我多次打击后，补充起来的第71军88师全部及一个骑兵团，三个保安团，还有71军、新1军的留守人员，伪辽北省政府等共一万九千余人。城郊和城内，筑垒防御体系相当完善坚固，但敌人战斗力不强，防守的兵力也不足。我军的实力则今非昔比，我军不但攻城兵力保持优势，打援兵力也非常强大。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复仇的怒火和必胜的决心。

攻城部队于3月2日到达指定位置，并对四平形成了严密包围。当时3纵进至四平东北部，7纵进至四平西北部，我纵进至四平西南部。

我们的攻城部署原计划是三点突击：以第7纵队和第3纵队，担任由北和东南两个方向的突击任务，我纵的任务则从西南方向突击。但在我们肃清外围据点时，查明敌之防御重点已由铁路道西转到道东，指挥中心亦转到城市东北角之油化工厂附近。

根据守敌防御重点的变化和接受去年强攻四平的教训，攻城指挥部决定改变原来计划，新的作战计划是：（1）先打击敌道西之防御弱点，集中我纵和7纵的绝对优势兵力，从北、西北和西南三个方向快速突破敌外围防御阵地，向纵深发展；（2）将战斗力最强的我纵调至城北，与7纵互换阵地；（3）决定从五个方向同时突击，使敌人腹背受攻，没有躲避和相互支援的余地。既以第3纵队从城东北及城东南两个方向向城内突击，以第7纵队从城西南向城内突击，我纵则从城北和城西北两个方向，同时向城内突击；（4）炮兵主力约六十门重炮，主要支援城北我纵1、2两师的突击战斗；（5）调整部署之后，再以三天时间进行突击组织准备工作；（6）攻城指挥部和我纵指挥所都设在城北三道林子。

我纵的具体作战方案为：以1、2两师为城北主要突击方向的第一梯队，沿中长铁路两侧（1师在路东，2师在路西），由北而南并肩突击，独立第2师在城西北角同时发起突击，第3师为第二梯队。

一切准备就绪，于3月12日上午7时40分发起总攻。一百六十多门大口径火炮，和在前沿布置的战防炮、迫击炮，在城的四方同时怒吼，敌阵地一片爆炸火光，腾起浓浓的黑烟。在突破口和敌前沿阵地，一分钟落弹量超过五百发，预定炮火准备时间为20分钟，只经过15分钟的炮火猛烈轰击，敌前沿阵地的碉堡群大部被摧毁，突击部队的战士们一边捶着地喊着“打的好！”，一边频频回头看着指挥员，焦急地等待着冲锋的命令。

8时整，五方突击点同时吹响冲锋号，部队潮水般的发起了冲锋，迅速打开了突破口。同时，我炮火开始延伸射击，轰击敌第二道防御阵地。

我第1、2两师在8时半左右即突入城内，独立2师8时50分突入城内，第3纵、第7纵9时左右也分别突入城内。

路西敌人企图迅速向路东收缩，我攻城指挥部命令突入路西部队，加快纵深战斗，制止敌人收缩。约中午时节，我突入路西的第1、第7南北两路纵队，会师于中山大街，路西街道四分之三以上面积被我攻占，守敌大部被歼，一部分被压缩在转盘街核心工事内，少数逃往路东。至下午3时我即将路西敌人全部肃清。

此时，我纵突入路东的第1师部队，经过激烈巷战，先后击破了敌人在油化工厂、发电所、康德火磨厂等核心工事的节节抵抗，并迅速向南穿插与第3纵部队协同作战。至12日夜，将敌88师师部压缩在晓东中学和万字会附近的核心工事之内。

13日晨我纵和第3纵队经过重新组织，在炮火支援下，对妄图垂死挣扎的残余敌人发起猛攻，一举将其全歼。至7时左右，整个四平战斗宣告胜利结束。

由于集中了绝对的优势兵力和火力，战前的准备十分充足，步兵进攻和火炮掩护配合密切，五个方向的进攻坚决，使四平攻坚战仅用了二十三个小时即解决战斗。全歼敌一个整师另一个骑兵团，三个保安团。缴获各式火炮近二百门，轻重武器上万支，汽车百余辆。

战斗结束了，四平解放了。迎着朝阳，战士们兴奋的在残垣断壁的楼顶上和窗户里，在敌人的碉堡上和大炮旁，挥舞着红旗，挥舞着军帽，挥舞着手中的枪，欢呼着，雀跃着庆祝胜利。我和纵队指挥所的其他同志看到此情此景也是激动不已，热泪盈眶。三年来，三次临战四平，牺牲了那么多优秀的指战员，才换来了今天的胜利，真是太不容易啦！我们内心的感受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

打扫完战场，部队要撤出战斗了，不少战士又静静的站立在废墟上，默默对牺牲的战友们说：“安息吧，我们为你们报仇了！”

在我攻城部队围歼四平守敌之际，不但沈阳敌人不敢向北增援，吉林敌人60军也弃城向长春逃窜，我东满四个独立师追歼敌人后尾一部，缴获不少物资。吉林不战而宣告解放。

吉林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是人人皆知的。它既是重要工业城市,又是世界著名的小丰满水力发电站所在地，也是铁路枢纽，水陆交通要地，经济集散中心，城防工事又十分坚固。既然如此，卫立煌为什么决心放弃呢？根本原因是敌人遭我连续沉重打击，处于四面楚歌之中。我军越战越强，敌军越战越弱，完全丧失了坚守的信心。一个加强师的兵力防守一座城市，被我轻而易举的攻歼，一个军的兵力防守一座城市，也未必守得住。因此只好妄图将兵力集中于长春，进行苟延残喘的垂死挣扎。

中共中央3月15日庆祝四平街大捷的电报中说:“庆祝你们收复四平街及在冬季攻势中歼敌八个整师，并争取一个整师起义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完成解放东北而战”。这个电报对全军鼓舞极大，完成解放东北的任务，已成为我们当前的行动口号。

四平的收复，把固守长春敌人赖以向南逃窜的后门关闭了，把通向沈阳的一块踏脚石拔除了。沈阳、长春两城成为“八面不靠”的“孤岛”。

四平战役的胜利证明，我军具备了攻克防御坚固的大城市的能力，获取了大城市攻坚战的成功经验，部队在对大城市进攻战中得到了锻炼。

四平解放后，历时三个月的冬季攻势宣告胜利结束。共歼敌十五万人（我纵共歼敌二万余人），收复城市十八座，扩大解放区二十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六百余万。将残余敌人压缩在只占东北土地面积百分之二的十二座大中小城市中，使整个东北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对我极为有利的根本性的变化。

第十七章辽沈大决战（之一）

规模巨大的辽沈战役，集中了东北我军十二个野战纵队和一个炮兵纵队，连同独立师，共五十三个师，约七十万人投入战斗。在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经过五十多天的作战时间，歼敌四十七万人，最后解放东北全境。

本文中我所纪录的战役情况，仅是我亲身经历的以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战役过程为主的片断内容，颇有题重文轻，以偏概全之感，只为留给后人作战史研究的参考。

从1938年到八路军115师，再到东北工作的十年中，我亲自参加和亲自指挥的大大小小的战斗上百次，这其中有胜利，也有失败。1948年之后，我亲自指挥部队，在与国民党军队的较量中，有三次战役是我最为得意之作，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就是其中之一。

一、决战前的东北形势

关于形势与任务，在1947年12月中央就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蒋介石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

1948年3月中央又指出，从1946年7月至1948年3月，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二百万人以上，我军由一百二十八万人发展到二百五十万人，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减到三百六十万人。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只求每年消灭敌军一百个旅左右，争取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部军队。

中央同时对东北战场指示说：东北兵团利用辽河结冰，举行了三个月冬季作战，歼敌八个师，争取一个师起义。该兵团现已开始休整，待休整完毕，或打长春或打北宁路上之敌，视情况再定。又指示说：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利用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东北战场经我军1947年5月到1948年3月的夏季、秋季、冬季三次攻势作战，歼灭敌人三十余万，收复城市五十余座，使东、南、西、北满及冀热辽解放区完全联成一片。东北我军野战部队已发展到七十余万人，地方部队也发展到三十万人，总兵力达到空前的一百万人以上，装备日臻精良。

我军将东北之敌分割压缩在长春地区、沈阳地区及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走廊地带。这三个地区的陆上联系也多被我军切断了，敌人只能在空中来往。如果把长春地区比喻为敌人的脑袋，沈阳地区比喻为敌人的心脏，锦州到山海关辽西走廊地带比喻为敌人的尾巴，那么，现在的东北敌军，已经像一条伤痕累累，瘫痪在地的毒蛇，只能苟延残喘，不能随意动弹了。

蒋介石看到东北局面弄到这种地步，赶快从山东抽调范汉杰兵团前来增援，力图守卫冀热辽走廊地带。同时把那个曾夸下海口“不恢复国军在东北的优势，不从共军手中收复东北一切失地，决不回南京”的陈诚撤换，让卫立煌来“挽救危局”。卫立煌到东北之前，蒋介石交待的任务是“稳定沈阳局势，必要时放弃长春、沈阳，确保北宁线安全，逐渐从共军手中夺取主动权，恢复优势”。

但是卫立煌也没有什么高招妙计，他与陈诚不同的地方是，不敢再放大炮，吹大牛了。他上任后，看到东北这种败局，对“恢复国军在东北的优势”表示悲观。但他不同意蒋介石放弃长春、沈阳的主张。蒋介石为了让卫立煌牵制住东北我军不至于快速入关，以求稳定关内的局势，最后批准了卫立煌保持东北现状的建议。外国新闻记者也纷纷评论说：“卫立煌的任职，将只能使他赢得常败的名声”。虽然卫立煌没有那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劲头，可是总不能不想点办法进行绝望的最后挣扎。于是确定了一个“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长春、锦州，作为尔后恢复优势的反攻基地”的战略方针。

当时东北敌人破破烂烂总计还有四个兵团，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正规部队四十八万人，保安团队七万人，总共五十五万人。但士气很低，不少是被我歼灭之后重新组编的，有的是地方保安团队升级编为正规军的。因此战斗力明显的今不如昔。

敌人的部署是这样:

为了确保长春战略要地，以第1兵团两个正规军（新7军和60军），和一部分地方保安旅团，约十万人，依托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进行固守。由东北“剿共”副总司令郑洞国在那里坐镇指挥。

以沈阳老巢作为防御中枢，北进可以增援长春，西出可以策应锦州、辽西走廊。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故将其主力第8、第9两个兵团和一部分特种兵团、地方保安旅团，约三十万人，控制在沈阳及其周围几个县城，既形成防御集团，又形成机动集团。卫立煌就坐镇沈阳指挥。

为了确保锦州战略要地，维护辽西走廊这条生命线，以保持与关内陆海联系，既求得随时得到关内增援，也可以在不利时转移东北主力。于是在锦州、山海关线摆了四个师，又在锦州附近摆了第6兵团（第93军、新8军），共十个师，六个特种兵团和其他地方保安旅约十五万人，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在锦州坐镇指挥。

敌人经过这番安排之后，就认为可以确保沈阳、长春、锦州高枕无忧了，就可以使我军处于“既啃不动，也吞不下”的处境，就可以持久地防守，稳定东北局势，就可以逐渐实现蒋介石“恢复优势”的“圣旨”。

然而且慢，敌人乐观得太早了。卫立煌同他的前任杜聿明、陈诚一样，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殊不知，东北人民解放军目前已占据绝对压倒的优势，在东北与国民党军队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沉重地毁灭性打击，很快就要落在他们头上。

二、林彪提出“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作战方针

冬季攻势于1948年3月胜利结束之后，各部队进入休整期。

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于3月下旬至4月中旬在哈尔滨召开参谋工作会议和后勤工作会议。当时，我参加了参谋工作会议，并听取了林彪的总结讲话。

林彪在会议上提出“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指导方针，并强调加强司令部的建设。他说：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军由分散的作战转到集中的作战，由运动战转到攻坚战。大兵团作战是客观变化的需要，攻坚战也是客观变化的需要，不攻坚则无援可打，因为敌人不来增援。为了适应大兵团攻坚战的需要，就必须正规化，使各级司令部成为有灵活头脑，有组织能力的指挥机关。没有正规化的组织和制度，在大兵团协调作战中，各部队就不能准确地理解上级的作战意图，就不能协调一致的执行好上级的作战计划，就不能完成好艰巨、复杂的作战任务。

参谋长刘亚楼在会议上提出把“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作为司令部今后工作的总要求和总方针，要掌握和提高阵地攻坚战，城市纵深攻坚战，大兵团运动中的围歼战的指挥能力。

罗荣桓在后勤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从敌、我、群众这三方面来看，敌强我弱的形势在东北已起了根本转变，目前已成为我强敌弱的形势了。目前东北全党全军的任务是解放全东北，这个任务是很重大的，必须前方、后方和各方面配合起来，才能完成。今后战争的规模将更大，我军作战的战线将更长，兵力使用将更加集中，武器装备、粮草被服的需求量将更大，大兵团集中作战条件下，没有大规模的健全的后勤供应保障，是不可能完成作战任务的。

参谋工作会议结束后，4月20日至5月20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召开纵队以上军事干部会议。

会议主要讨论研究：（1）中央和中央军委对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2）东北形势和我们的作战任务；（3）作战经验和战术原则。

会议学习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东北局和东野总部各主要领导人，对目前形势和任务，对土地改革，对财政经济，对二线兵团建设，对大兵团攻坚战等等问题，分别作了全面性的报告。

林彪在会议上作了长篇的讲话，主要讲的是对大城市的攻坚战。

林彪指出：“去年双城会议，把集中优势兵力，突破敌防御阵地问题解决了，所以去年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作战，决定打哪个地方，就没有哪个地方的敌防御不被我军突破的。现在可以说，突破敌防御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次主要讲纵深战斗。”

他说：“城市大，纵深也大，敌人的抵抗不在外围和前沿，而在纵深。过去消灭敌人个把师主要是前沿突破，到纵深就没有什么仗好打了。但进攻大城市纵深战斗就复杂了，要进攻一个像长春那样大城市，是要经过多次、反复的纵深争夺战斗。所谓纵深战斗就是巷战，纵深战斗问题很多，我主要提出三点，这三点可用三句话来说，一句是不要打急了，一句是队形不要太密集了，一句是大胆插到敌人后面切断敌人，分割敌人。打急了，一次攻击打不下来，还要重新打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打第四次、第五次，本来想很快解决，反而弄得更慢了。如果队形太密集了，伤亡太大，打不到底，打半截子仗，一个连打剩七、八个人就无法再打了。如果不插到敌人后面，切断敌人退路，只从正面打，敌人后面是安全的，正面也不容易打垮，如果打垮了，敌人退走了，我们也捞不到多少便宜，那就是白打了一场，白流血，白牺牲，白费力。”

林彪总是能够抓住当前作战的关键环节，解决当前作战的主要矛盾，对部队的指导既透彻又具体。他的指示从部队高级指挥员一直贯彻到连队战士，都可以做到听得懂、摸得着、做得到。在东北战场这几年，每年提出的战略方针、战术方法都对全面提高部队指挥员的素质、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关键作用。从不会打仗到学习打仗、直至今天的打硬仗、打大仗、打胜仗，人民解放军在前进，我本人也在不断提高作战水平。

三、初定战役主攻方向

在参谋工作会议上，对下一次战役如何打法，成为与会者思考的中心。多数人倾向攻歼长春敌人，基本理由是：（1）围歼长春敌人，可以吸引沈阳敌人十个师以上的增援，我们力求在运动中，大量歼灭其增援部队；（2）攻占长春后，可以使我无后顾之忧，再集中全军南下到北宁线上作战；（3）围歼长春敌人，我们有后方依托，补给容易，而敌人粮弹有限，补给非常困难，依靠飞机空投数量有限，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况且敌人内部矛盾甚多，有利于我开展政治攻势和各个击破。因此长春虽然有敌十万之众，且有坚固防御工事，但大家有信心把它攻克。

4月18日，林彪、罗荣桓等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领导，就攻打长春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后，致电中央军委，提议部队军事、政治整训之后，用九个纵队攻打长春（七个纵队攻城，二个纵队在四平以南打援）。作战计划的第一步是实行围城，以十天到半个月时间，进行攻城作业和各种准备并扫清外围。在此期间，极力吸引沈阳敌人北上增援。计划的第二步是如敌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歼灭敌人。如敌不增援，则我军即对长春发动全面进攻，在十天或半个月左右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

报告中说，其他作战方案亦曾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因为大兵团如南下北宁线作战，道路交通与运输补给都有困难。“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

毛主席22日复电：“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遇到的，特别是万一在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下要遇到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该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30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四、调任6纵，首战告捷

哈尔滨参谋工作会议即将结束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林彪要找我谈话。自我离开总部到1纵工作后，虽然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也时常见到林彪，但林彪单独与我正式谈话还是近两年的第一次。

到林彪办公室后，与林彪寒暄了几句。首先林彪对我到1纵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林彪接着说：“现在决定调你到6纵任副司令员兼16师师长。”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

林彪又说：“16师师长人选问题，我和罗荣桓已考虑很久。16师是个主力师，是井冈山下来的，原1军团的老基础，老部队，到东北后也打了不少胜仗，但也有些仗打得不怎么太好，伤亡也很大，战绩不够理想，不如1师、5师那样打得出色，战绩显著。要你兼任16师师长，希望能把这支老部队带出新的起色，有明显的进步，充分发挥主力师的作用。”

听得出，林、罗首长对16师是十分重视的，对我也是寄予重望的。

我当即表示：“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我之所以这样有信心的答复林彪，是因为我对16师的情况心里有底。

该师是红1军团的老部队，长征中，是中央红军的前卫师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改编为115师343旅685团，后为新四军3师7旅。有优良的红军传统和坚实的作战基础。该师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作风顽强，作战勇猛，特别善打恶仗、硬仗和近战、夜战，敢于刺刀见红。在东北作战的几年中，我耳闻目睹，印象深刻。

会议结束，我回1纵接交工作后，就赶赴6纵报到。当时，6纵由黄永胜任司令，赖传珠任政委，杨国夫为副司令员，刘其人为副政委。

我到16师的第二天，就接到林、罗、刘首长电示：（1）长春敌人暂61师进到长春以西之小合隆一带，暂56师进至飞机场周围；（2）我军拟以奔袭方法，抓住该敌，引敌增援而歼灭之；（3）1纵、6纵、独2、独5、独10及炮司做出动准备；（4）已令2纵、3纵北上参加长春外围之战。

5月23日上午，纵队首长召集各师师长会议，研究作战部署，确定16师、18师和独立第10师歼灭大房身飞机场附近敌人暂56师。17师配合1纵歼灭小合隆一带敌人暂61师。

我16师于24日出发后，先头团于上午11时与机场南之朱家窝棚敌人地堡群接触。战至下午14时将其攻克。纵队政委赖传珠曾亲临我师指挥阵地协助指挥，因突然身体不适，我劝其迅速离开火线休息。

部队经准备后开始攻击飞机场大楼，敌暂编第56师一个团守备机场。我47团为主攻团，用火力掩护爆破组进行爆破，打开缺口后，步兵快速通过，再用火力掩护爆破组进行爆破，层层推进。独10师也突破敌阵地，歼敌两个营，并向机场纵深前进。激战不到一小时，黄昏前，就完全控制了机场。机场大楼的守敌大部被歼灭，少数逃窜也被我追击歼灭。除毙伤敌人三百余人外，俘敌副师长王正国以下六百余人。

攻克大房身机场，切断了长春和沈阳的空中交通，长春守敌只能靠空投补给了。

长春外围战结束后，东野总部对我16师和独10师通令表扬。

这是我到16师“新官上任”后指挥打的第一个小胜仗。为什么是小胜仗呢？东北自卫战争初期，消灭敌人一个营就觉得很不错。但现在不同了，现在作战方法明确，作战能力提高，有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我们部队的武器装备更精良，打起仗来心中更有底，这样就特别喜欢打大仗、打恶仗、打硬仗，一次战斗消灭敌人一个师、一个军才觉得酣畅淋漓，心里痛快！所以消灭一个团，歼敌千把人，只能算是小胜仗。

长春外围战后做总结时，我参战部队反映，对设防坚固的大城市开展攻坚战，在进攻的战术上仍有一些问题（主要是如何组织火力交叉掩护、部队如何快速穿插、如何正确使用爆破技术和减少伤亡等问题），我认为这些意见很有代表性，就及时报告了东野总部。

东野总部经讨论认为，长春敌人工事坚固，攻城、打援不易兼顾。在报告毛主席同意后，于6月中旬，东野总部在吉林召开干部会议，明确对长春实行“久围长困”的方针。并决定由第1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指挥新成立的第12纵队和六个独立师担任围困任务，全面开展政治攻势，严密实行经济封锁。

7月，我军主力则准备南下作战。

五、全军大练兵

哈尔滨参谋工作会议结束后，为贯彻落实“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作战方针，各级领导干部亲自组织，对部队进行四个多月的军政大练兵，为完成辽沈大决战作充分准备。练兵目的是为了夺取敌人大城市，及开展大兵团集中机动作战，主要进行攻坚战和运动战的训练，并提出“练好兵，打长春”和“多流汗，少流血”的口号。

林总指示，练兵要发动群众，要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要知道，战斗力的提高要靠每个战士的战斗力的提高，而不是靠一二个指挥员就行，这是一种没有群众观点的落后思想，必须纠正。你虽然是个军事指挥员，但同时又是共产党员，所以除了管军事训练，还要管政治思想教育。如果我们打长春是攻坚战，沈阳敌人可能出援，又要准备打运动战，因此既要练打攻坚战，又要练打运动战。

这次练兵是有针对性的，其主要演练内容是：（1）以营为单位攻击一条街，全团三个营的轮番进攻；（2）攻城突击队的“四组一队”战术；（3）巷战中的“四快一慢”原则等等。同时加强单兵作战的爆破、投弹、射击、土工作业和拼刺等项目的训练。

长春外围战后，我纵就开到吉林市附近整训和大练兵。吉林市原敌人修筑的工事障碍、碉楼地堡和街道的各种建筑物，被我们充分利用起来，成为我们练兵的假想攻击目标。

我们发动指战员，根据长春外围战的经验和不足，先共同研究，提出问题和解决办法，而后反复演练，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例如，如何排除敌人前沿阵地设置的各种障碍，如何快速突破敌人前沿，如何撕开缺口扩大战果，如何进行纵深战斗，如何编成“四组一队”，如何攻占敌人街心碉堡群，如何攻占和利用城市高层建筑物，如何穿插分割各个歼灭敌人，如何打垮敌人反冲锋等等。

攻坚战训练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运动战训练和单兵科目的训练。

与此同时，纵队、师两级单位，还举办了多期指挥员训练班，将团、营、连级干部集中起来，通过研究实战案例，加深对“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四组一队”、“四快一慢”、“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等战术的理解，提高了基层指挥员的战地指挥能力。

由于我两次亲身参加了四平攻坚战，因此，在指挥员训练班中，我重点介绍和讲解四平攻坚战的经验和教训，对指挥员们的启发不小。

我16师是比较善于打运动战、攻坚战和围歼战的，这是它的特长。这支部队有不怕牺牲，不怕吃苦，猛打、猛冲、猛追的老作风、老传统；不畏强敌，死打硬拼是这支部队的精神所在。经过这次空前规模的大练兵，不论在政治上、军事指挥上、战术技术上，均得到普遍提高。全军士气高涨，对攻坚战、运动战信心百倍。

在大练兵期间，总部又将二线独立团开到前方补充主力部队，使主力部队得到充实，每个连队有一百四、五十人，每个师均有一万多人，武器弹药、物资器材也得到补充和调剂。干部、战士们看到这种情况，高兴得不得了，打仗要求更为迫切，经常向师、向纵队打听“消息”，探听什么时候出动，并说：“现在是万事俱备，就等上级一声令下”。

打仗，打胜仗是战士最大的乐趣。不打仗病号就多，枪炮一响，情绪就来了，百病皆无。

六、南下作战部署与继续围困长春

辽沈战役是遵照中央军委1948年9月7日的指示精神进行的。指示要求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部队在一年内（今年7月到明年6月）完成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个集团的三十五个旅（师）左右，并攻占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的任务。如果能在九、十两个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占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师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指示中还说：“如果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30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中央确定的辽沈战役作战基本原则是：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切断北宁线，将国民党军队关在东北，运用攻锦打援的办法，各个歼灭敌人。

东北野战军总部遵照中央军委这个重要指示，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战役计划是：以第3、4、7、8、9、11等六个纵队及炮兵纵队在锦州及北宁路作战，以第1、2、5、6、10等五个纵队，在新民以西地区及沈阳、长春之间，随时准备对付沈阳西出增援锦州和北出增援长春的敌人，以第12纵队和六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

在战役未发动之前，林彪多次指示我们，要确立打前所未有大歼灭战的决心，彻底消灭东北战场上的敌人，解放全东北，准备入关作战。又说，过去我们组织一次进攻战役，只能消灭敌人几万人，现在我们已有可能组织消灭敌人十万人以上，甚至几十万人的大战役。这种战略远见和气魄，鼓舞和教育着我们所有领导干部，使我们兴奋得浑身都是力量。

卫立煌上台不久，就犯了一个大错误，认为我军尚不具备攻打大城市的条件。同时被我“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所迷惑，错误地判断东北我军这次战役的主要进攻目标是长春，不会出现在北宁线上。范汉杰也说：“解放军缺坦克、炮兵，攻城力量不足拿下锦州。如果解放军越过沈阳，远来辽西，交通、补给不易，屯兵于坚城之下，必陷入困境。”他们判断林彪断不敢走这步险棋，肯定还是打长春。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我们遵照毛主席“封闭蒋军在东北各个击破”的指示精神，实行“关门打狗”的战役方针。

我纵奉命于9月12日由吉林地区出发，先部署在长春、伊通以南地区，协同12纵队及各独立师，佯作进攻长春之势，并准备歼灭长春突围南逃敌人，掩护我军主力秘密隐蔽的转向北宁线上作战。

我纵17师是一支以攻坚著称的部队，林、罗首长决定令其南下，准备使用于进攻锦州时，进行纵深巷战。

长春是我国东北的一座现代化城市，是伪满的京都。日本军国主义曾以它作为进攻苏联的军事基地。国民党占据后，更增修了许多现代化工事。敌人现在所以要固守这座孤城，是想在我们腹地留下一个强硬的堡垒，以牵制我军主力，威胁我军南下作战的后方。

我12纵队及各独立师从春天起，就把它围得水泄不通，并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现在敌人是外无救兵，内无粮草，处于饥寒交迫的绝望状态。郑洞国曾经建议放弃长春，将主力集中于沈阳和锦州之线，但卫立煌不同意，认为放弃长春会造成很不利的国际影响，况且固守长春尚能吸引一部分解放军主力，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

当我纵进到长春东南地区时，敌人正实行“杀民养兵”、“要长春不要老百姓”的政策，敌人把城内许多市民的粮食、财物全部抢光，然后强迫驱逐他们出城。受害的人民又饥又饿，衣衫褴褛，贫病交迫，骨瘦如柴，老人、妇女、儿童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哭哭啼啼怨声载道地进入我防区。

东总指示：“对出城之难民，应动员地方党及军队的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在我纵驻防的阵地前，也出现了从城内逃出的大批难民。我们及时发粮救济并安置他们生活，他们十分感激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纷纷控诉蒋军残暴罪行。我们工作组同志访问他们：“城内情况怎样？”他们一致回答说：“人心惶惶，日日夜夜盼望解放。”“没有吃的，没有烧的，城内饿死的人不知多少，高梁米市价每斤一千五百万元（伪东北流通券）的牌价，且有价无市”。“没有吃的不算，还强迫去给他们修碉堡，修碉堡没有木材，没有砖头，就把我们房子拆了，强令我们露宿街头，真是惨无人道”。此情此景，闻之谁也寒心和愤怒，激起人民强烈反对。这是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城内国民党军队，被我围得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厌战和逃亡、投诚与日俱增，仅围城的三个月内，即瓦解一万八千余人。据投诚军官说：城内粮荒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嫡系部队每天是一干两稀，非嫡系部队天天喝稀饭，地方机关、保安旅团，则“自力更生”，靠搜刮人民群众的粮食维持生活。有时飞机空投粮食，由于不敢低飞，粮食随风飘落，各处官兵如同饿狼一样，一拥而出到处奔跑，互相抢粮，谁得谁吃。为了抢粮，互相打架，甚至动武，谁也禁止不住。长春已经变成饥饿待毙，摇摇欲坠的城市了。敌人曾妄图试探出来抢粮，但均被我围城部队迎头痛击打回去了。现在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处于坐以待毙的境地，唯一出路只有投降或反蒋起义，将功赎罪。

郑洞国为其对长春人民所犯的滔天罪行，晚年深感良心的谴责，他说：“多少年来，每每追忆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遇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的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将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七、锦州、长春相继报捷

我冀东、热河及南满、北满部队突然出现在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走廊地带，对敌实行了奔袭包围，先后攻克义县、兴城、绥中、昌黎等城市，歼敌两万余人，完全切断了东北与华北陆上交通，关闭了东北大门。并将锦州包围。

卫立煌决定由沈阳空运49军增援锦州。9月25日，东北总部电令8纵用炮火封锁锦州机场。8纵领导一时糊涂，26日来电请示：锦州有两个机场，东郊机场已多年未用，西郊机场正在使用，请示应封锁哪个机场。”真是可笑！没用的机场当然无须封锁。26日一天，敌人有几十架次飞机在西郊机场起落，每降落一架飞机，就给锦州之敌增加了力量。因此东北总部当日立即电令9纵和炮纵火力封锁西郊机场，保证不使一架敌机降落。九纵附炮纵一部立刻行动占领机场附近的制高点，27日晨用猛烈炮火轰击正在降落的敌人运兵飞机，顿时，五架敌机中弹起火，后续飞机无法降落，飞回沈阳去了。

东北总部通报批评了8纵领导，并报告了中央军委。9月30日，毛泽东来电表扬扫清锦州外围作战的胜利“……毁机5架，甚慰！望传令嘉奖。”并对8纵延误两天封锁机场，使敌人得以空运两个团，提出批评。“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1【注1杨国庆，白刃著《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第1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

蒋介石为破坏我军向锦州作战攻势，于仓惶之中，亲自飞往北平和沈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亲自指挥坚守锦州。并急调华北“剿总”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的五个师和山东的两个师海运来援，连同原在锦西地区四个师共十一个师，组成东进兵团向北进攻。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总司令，统一指挥北援部队。又将沈阳地区五个主力军，包括新1军、新6军、新3军、第49军、第71军及青年军207师一个旅，骑兵第1旅组成所谓“西进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命令他首先攻占彰武、新立屯，切断我军通往锦州前线的铁路补给线，然后向锦州增援。并准备接应长春的郑洞国兵团突围。蒋介石向其守军和援军的高级将领叫嚷：“东北局势好坏在此一战，只能打胜，不能打败，打胜了你们才有光明前途，打败了你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你们要以杀身成仁的精神完成戡乱大业。”杜聿明则吹牛地说：“只要锦州守军发扬潘裕昆守德惠，陈明仁守四平的精神，就一定可以解围。”蒋介石还派总参谋长顾祝同在沈阳督战执行他的命令。

由于沈阳敌人向西出动，并威胁我后勤补给线，林、罗首长电令我纵主力于9月29日由长春以南范家屯以东地区出发，向沈阳以西急进，与5纵、10纵共同阻击由沈阳西援锦州之敌。该地区的作战行动统一由我纵指挥。

部队于10月9日赶到沈阳西北彰武地区，与廖耀湘兵团接触。当时东北总部给我们的任务是协同第5纵队与敌周旋，拖住敌人，诱敌北进，使其不能西援。同时4纵、11纵在塔山地区，阻击敌人“东进兵团”北进，以保证我主力攻取锦州。

廖耀湘兵团五个军于10月7日在新民、巨流河地区集结完毕，8日开始西进。新3军向彰武攻击前进，新6军进至法库、彰武之间秀水河子、叶茂台地区，策应新3军向彰武进攻。其他三个军在新民及其以西地区。

林、罗、刘首长10月9日电示：“6纵可在秀水河子西北，彰武东北地区集中，诱敌北进，使敌人不能向锦州前进。”

我6纵进到彰武以东之后，我第16师向秀水河子、叶茂台地区之敌新6军进行佯攻，保持接触并拖住它。按照野司阻援“采用纠缠扭打的办法”要求，16师与敌即打即离，保持接触，选择有利时机出击，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

10月11日，我师48团在秀水河子西北于家窝棚与敌新6军169师之一部遭遇，击溃敌一个营的进攻，并歼敌一个连。10月12日又在叶茂台北之水泉遭遇，歼敌169师两个连。之后奉命转到彰武、新立屯之间以北地区与第5纵队靠拢，其目的是牵着敌人的鼻子，诱使敌西进兵团向北、向西北方向跟进，同时监视敌人，寻找战机。

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我们意料。10月14日我军以六个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加一个坦克营发起对锦州攻击。经三十一小时激战，守敌十万全部被歼，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被活捉。蒋介石在北平闻此消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15日早晨就跑到沈阳，当天上午派飞机给长春郑洞国投下他的“手令”，要郑洞国赶快率部南逃，否则以违抗命令论罪。命令廖耀湘西进兵团向黑山、大虎山、锦州方向前进。

由于长春的敌人可能即将突围，同时沈阳敌人亦有北进接应突围的情报，于是林、罗首长火急电令我纵队立即北返向法库、通江口前进，准备协同北线部队歼灭长春突围敌人。

西风劲吹，月色蒙胧，部队雄纠纠、气昂昂地星夜赶路，战士们跑得挺快、挺欢，真是一路风霜一路行军，一天走百十里没有掉队的。可是战士们心里总有个结子没有解开，有的说：“跑路不少，除打了几次小仗，还没有同敌人大干一场，兄弟部队一歼灭就是十万，咱们是一股子劲没地方使。”有的干部一边和战士一样跑得呼呼的，一边进行解释：“伙计，这下就该我们大干了，对长春逃跑的敌人来个猛虎扑羊，一个不让跑掉，不也是十万有余……”。

刚刚走了两天，就接到林、罗首长10月18日急电说，长春60军17日起义，退出长春，待命改编。郑洞国率新7军也在18日签字，宣布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令我纵停止前进，并在彰武东北地区隐蔽，待命围歼廖耀湘兵团。我们把解放长春的胜利消息向部队宣布之后，全纵队的同志们一方面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就更加心急火燎，要求立即向廖耀湘兵团开刀。战士们说：“摆在面前这块肥肉，已经望得眼红口馋了，无论如何也该轮到我们吃了。”部队求战情绪十分高涨。

自10月5日到22日为止，敌人这个所谓“西进兵团”并没有西进多远。我军不但没有怎样拦阻，而且放开了大道让他前进，敌人还是没有胆量远离沈阳，竟在新民、彰武、新立屯地区徘徊半月之久。眼巴巴的看着我军胜利的攻克锦州，又无可奈何地看着驻守长春的60军起义和郑洞国率新7军无条件投降。蒋介石要“西进兵团”救援锦州的目的像肥皂泡沫一样破灭了。

第十八章辽沈大决战（之二）

一、林彪下达歼灭西进兵团的命令

我军攻克锦州、解放长春之后，东北战场形势起了重大变化。关于下一步行动，毛泽东批准林、罗首长意见：首先歼灭廖耀湘的西进兵团。

作战方案确定为：“拦头、拖尾、打中间”。既以第4、第11两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拦头”，对付锦西、葫芦岛之敌。以1纵、2纵、3纵、5纵、6纵（17师）、7纵、8纵、9纵、10纵及炮兵纵队共十个纵队，二十六个师，立即出发，向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急进“打中间”，从南、北两个方向包围廖耀湘西进兵团五个军12个师。第12纵队及五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迅速由长春地区进到铁岭地区，钳制沈阳地区之敌。

我纵主力部署在彰武东北地区，负责拖住西进兵团的“尾巴”。

10月18日，林、罗首长电报指示各部队，这次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关键，是能否切断新立屯、彰武之敌的退路。如敌退路被我截断，则沈阳及其周围之敌亦被拖住。切不可稍有疏忽与犹豫，切不可让敌人逃走，否则会错过伟大胜利的机会。必须时准备大胆冒险，坚决行动。

10月23日，林、罗首长向部队下达歼灭廖耀湘兵团的政治动员令：我军决定全力乘敌撤退中，与敌决一死战。以连续作战方法，力求全部歼灭敌人。此战成功，则不仅能引起全国军事形势之大变，且必能引起全国政治形势之大变，促成蒋介石迅速崩溃。我全体指战员须振奋百倍勇气与吃苦精神，参加此一光荣大决战。不怕伤亡，不怕疲劳，不怕遭受小的挫折，虽每个连队遭受重大的伤亡，打得只剩几个人，也不要怕。对全国革命来说，仍是最值得的。

动员令特别强调，须严戒沙后所、王道屯的打法，那种打法是在未侦察地形状况，未等大部队到齐，未将兵力、火力很好配备，未将敌人退路截断，即仓促乱打乱冲。此次大战只要求各级干部遵守准备好了再猛攻的原则，则必然打胜仗。林、罗首长要求电报内容要传达下去，因为“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怕部队不实行这个打法，而将此仗打坏”。

我纵部队接受任务后，士气高，决心大，要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要活捉廖耀湘，要把蒋介石的王牌军——新1军、新6军，埋葬在辽西地区。当时部队唱的一首歌词就是“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就打新六军”。

纵队首长对于此次会战的战术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刻的研究，并向部队下发了专门指示，在指示中，特别强调各级干部在每次进攻之前，均须走在部队前面，迅速侦察地形、敌情，选好主攻方向，布置一点两面，对兵力、火力进行纵深配置，先将敌人防御工事用炮火进行破坏，再以各种火力压制敌人，然后展开猛打、猛冲、猛追……。

各兄弟兵团遵照总部的作战命令，急向黑山、大虎山方向前进。有的部队日夜兼程，有的部队白天隐蔽夜间运动。部队的调动遵照既要迅速，又要秘密的原则进行。林彪的前方指挥所，也随着部队向新的作战方向移动。

为了诱使廖耀湘兵团和沈阳敌人大胆向锦州方向前进，东北总部派了一支部队向山海关方向进行佯动，并通知该方向地方政权和群众，征集大批房舍和粮草，准备迎接主力配合作战，佯作我军主力即要进关之势。

蒋介石对我军行动再次估计错误。第一，认为我军在锦州作战中战斗力遭到“巨大损失”，不可能连续作战，至少要休整补充两个月之后才能打仗。第二，认为我军主力下一步的行动，将是进攻锦西，葫芦岛和进关作战，只以部分兵力围困沈阳。基于这种荒谬的估计，敌人企图乘我进攻锦州部队尚未喘息，休整补充之机，命令廖耀湘兵团，迅速向锦州攻击前进。又命令驻在葫芦岛指挥的侯镜如由西向东攻击前进，实行东西对进，妄图收复锦州。伪中央社也在那里虚张声势，摇唇鼓舌，说什么“锦州地区的整个形势看来是对国军更有利”。

其实锦州敌人全歼，长春完全解放，蒋介石在北平如坐针毡，方寸全乱。据说蒋多次怒气腾腾，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这个长官指挥无方，那个长官怕死苟生，不服从命令，不勇敢作战，就要亡国。不但骂他的将领，连美国马歇尔也骂：“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是马歇尔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过去那种趾高气扬，大吹大擂的神气，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锦州失守后，蒋介石主张廖耀湘兵团向锦州攻击前进，收复锦州。卫立煌主张撤回沈阳，而廖耀湘则认为撤回沈阳也无法扭转局面，主张从营口撤退。东北“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最后主张集中兵力，攻占黑山、大虎山，打得下来就向锦州前进，打不下来就向营口撤退。同时令52军先攻占营口。杜聿明并说：“行动要快，能战就战，不能战就退，否则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他们之间互相扯皮争论，耽误不少时间。廖耀湘被俘之后说：“痛悔没有当机立断，断送了求生的最后机会”。

廖耀湘兵团之新1军、新6军、71军等主力部队，于10月24日开始，在空军和重炮的掩护下，向我黑山、大虎山阵地猛烈攻击，一次不成功，第二次再来。一天之内连续组织了四次大的突击，但所有的突击都被我坚守阵地的10纵和1纵的英雄们所粉碎。敌人那隆隆的炮声和飞机轰炸声，不但没有帮助他夺得我半寸土地，反而加快我各路部队向黑山、大虎山方向前进的步伐。

二、向台安方向强行军

正当敌人开始进攻黑山、大虎山之际，我纵主力（缺17师尚未归建）于10月24日上午隐蔽进到彰武、新立屯之间泡子、聚家屯地区，准备继续向新立屯方向前进，寻敌包围。当天晚上19时，接到林、罗首长十万火急电报指示说，廖耀湘兵团有经大虎山以东向台安、营口方向撤退的动向，命令我纵立即掉头向南，昼夜兼程，向台安方向强行急进，截击敌向营口退路。8纵向台安东北侧打击敌人。

任务是那么紧急，我们用两脚规在地图上简单量了一下，足有二百多里路。现在我们恰在敌人屁股后面，要赶到前面去堵击敌人，时间和速度是最重要的问题。为了争取时间，部队立即出发向南急进。

深秋的夜风已有寒意，夜幕沉沉星斗满天。我骑在马上，举目四望，没有看到重大异常情况。但部队正向敌侧后前进，随时与敌遭遇的警惕性很自然地在加强。我们一边前进，一边打了几次小仗，敌人都是什么伪“剿总”通讯团的，伪骑兵第3旅的，伪地方保安队的，这些像“豆腐”似的部队，根本不需费什么力气，我前卫部队一冲就把他们压碎了，消灭的消灭，逃命的逃命。

我们于25日13时进到黑山、新民之间二道境子、刘家窝棚、靠山屯地区公路北侧，停止前进，隐蔽。部队已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了，一整夜又加上一上午近二十个小时的强行军使战士们十分疲劳，水米不沾牙。要让战士们吃点饭、喝点水，稍做休息，马匹也要喂些草料。而我们指挥员确没有时间休息，一边啃着干粮，一边查看地图，实在累了就躺在行军床上闭目养神，抽颗烟解解乏，随时准备继续向台安方向急进。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当时，我们的行动曾被国民党空军侦察到。这里摘录一段国民党廖兵团少将参谋长杨焜的回忆录：

“一九四八年十月月二十五日下午，国民党空军用陆空联络电话问我：‘在彰武以南发现一个长约五华里的大行军纵队，向无梁殿方向前进，是否我们自己的部队？如果不是，我们就轰炸了！’我当时答复：‘不是我们自己的部队，你们轰炸、扫射吧！’我说过后，当即给无梁殿附近的新编第三军军长龙天武通电话，告诉他上述情况，请他注意对付。可能我当时事情忙，连续不断的处理别的情况，一直忘记把这个重要情况向廖报告了。由于这个纵队的插入、渗透，给予辽西兵团以很大的威胁和混乱。兵团部后来与新编第3军失掉联络；新编第3军三个师尔后被分别包围、歼灭，就是由于解放军的这个纵队的渗入造成的。后来知道这个纵队就是第六纵队，是由彰武南下切断辽西兵团的后方联络线的。”1【注1《辽沈战役亲历记》192页杨焜著《辽西战役补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11月第一版。】

西进兵团受我南北大军夹击合围，情报送到头上，兵团司令竟浑然不知。

夕阳坠地，天近黄昏。西北风席卷着地面的枯黄落叶团团乱转，田野里的庄稼全部收割完毕，一马平川显得格外辽阔宽广。

部队休息了几个小时，吃饱肚子，恢复体力。临近黄昏正准备出发，通信科长跑来向我们报告，总部电台暗语：有万万火急电报，要我们抄收之后再行动。这时部队有的已拉出村外正在集合，有的则在整装待发。纵队电台把总部电报抄收完之后，译电员忙手忙脚地翻译出来了。电报是总部17时发出的，电文说：廖耀湘兵团主力仍在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命令我纵改向大虎山以东，前后十八家子、关家窝棚地区攻击前进，截断廖耀湘退路，造成对敌包围的态势……。

好！敌人主力还没有跑掉，就地歼灭敌人有希望。

三、厉家窝棚阻击战

根据当时战场情况，纵队领导认为，向大虎山以东继续前进，一定会与敌人主力遭遇，甚至可能与敌主力展开激烈的恶战。部队必须作好充分的遭遇战准备。纵队领导决定，采取两个师并肩前进，16师在右，18师在左。师也采取两路纵队并肩由北而南，再由东北向西南多路齐头并进。所有干部战士的武器都顶上了底火，以便随时展开队形，随时投入战斗。

我16师的47团为师右纵队，46团、48团和师直为师左纵队，侧敌并进。46团派出战斗力最强的第一营并加强一个警卫连，一个迫击炮连，为前卫营。营长随尖兵排后行进。团长走在尖兵连后面，师前方指挥所在该团前卫营后跟进。

入夜，月明星稀。行军队伍马蹄声碎，人群如流。风在走，云在走，月在走，我们的战士们一个紧跟一个，飞快的向前奔跑。部队以强行军的速度开进，为了减轻负担，扔掉行李，只留枪支弹药全部轻装。黑山方向的上空不断闪着敌人照明弹的光亮，时有零星的炮声和一阵阵机枪声传来。战士们心里明白：敌人还没跑掉，于是在肃静中加快步伐，跑得呼呼喘粗气。

此时此刻，我心潮翻涌。一方面，紧随大部队赶路，一方面，脑子不停的思考，时刻准备与敌打遭遇战，时刻准备与敌进行恶战。我们的对手是廖耀湘兵团，是东北敌人的主力部队。他的战斗力，他的武器装备，他的战术特点，我并不生疏。在战场上，已经多次领教，是“老朋友”了。虽然他今不如昔，但仍不能轻敌。冤家路窄，很快又要相逢了。

在我的脑海中，反复闪过林彪的多次电报指示，“此次会战的关键，在于切断敌人退路”。我们现在正是在执行这个关键任务。什么是“关键任务”？就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的任务。拼死拼活也必须完成这个“关键任务”！要做到“大胆冒险，坚决行动”，不能“稍有疏忽与犹豫，否则就会错过取得伟大胜利的机会”。这是对战场指挥员最高、最严格的要求。

我越想越觉得重任在肩啊！养兵千日，现在是“用兵一时”。我当时横下一条心，或者是“取得伟大胜利”，或者是“放过取得伟大胜利的机会”。是胜利，是失败？是英雄，是狗熊？在此一举！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思想太紧张了，由于夜间行军不准打火抽烟，为了放松一下，只好喝上两口自己背在水壶里的烧酒。

大约走了四个小时，10月26日凌晨4时许，向导告诉我：“前面快要过铁路了，那边是历家窝棚车站”。他用手指着左侧后方向。

话刚落声，“啪啪啪”，接着“达达达”，火焰划破夜空，步枪、冲锋枪、机枪子弹嘘嘘地从头上飞过，照明弹接二连三的腾空而起，照得铁路两侧通亮。“轰隆、轰隆、轰隆”的手榴弹、六零炮也响了。一听枪炮声，我就立刻判断与我接触的敌人不是一般部队，而是美械装备的主力部队。我想，和敌人遭遇了。

一会儿，前面传下46团的命令：“重机枪连跑步上去，其他部队就地停止待命”。师指挥所也停止前进，我一面观察着地形，一面等待着前面发生的情况。

战斗不过十多分钟，吴纯仁团长跑来向我报告:“铁路南面是姚家窝棚（或称幺家窝棚，位于厉家窝棚西南），捕获敌人供称，他们是新3军14师，有一个营的兵力。刚行军到此不久，就与我团遭遇，我1营尖兵连猛冲了一次没成功，现决心组织四个连兵力，再次攻击。”我同意了吴团长的决心，并指示他：“坚决不能放跑敌人，要就地歼灭。”我还要他派小部队向西南方向搜索，看看是否有敌人的后续部队，以便布置兵力阻截。

不久右侧孙家窝棚、双岗子方向也爆发激烈的枪声，我47团与敌人遭遇了。同时左侧后厉家窝棚方向也有激烈的战斗，我18师与敌人打响了。当时我判断，面前的敌人可能是向沈阳撤退的部队，因此我命令各部队立即展开，抢修工事，坚决阻击敌人向东逃窜。

我师的正面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部队展开后，只能挖一些简单的单兵掩体，即与敌短兵相接。我师46团处在我纵阵地的突出部，不仅有正面敌人的猛烈进攻，而且左、右两侧也受敌炮火的威胁。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一次次的发起冲锋，被我46团战士一次次的打下去，没有让敌前进一步。但由于掩体不够坚固，46团伤亡也较大。

战斗打响后，我纵指挥所立即在村内架设电台，迅速将与敌遭遇情况报告总部。由于从前一天夜里我纵开始强行军，后与敌遭遇，随即投入战斗，一直未架设电台与总部联系。电台开机后，即收到林、罗、刘首长26日拂晓来电，电报口气严厉，仍令我们：“（一）我大军正向大虎山东南地区追击。（二）你纵迅速前进寻敌攻歼必需完成任务，否则应受处分。”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军史》第308页黄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我们很快向总部报告：“与我遭遇之敌是敌人主力部队新3军，有向沈阳撤退动向，我正布置坚决堵击。”林彪亲自复电：“盼你们顽强固守，勇敢反击，保持阵地歼灭敌人。我各纵队均可陆续加入战斗。”2【注2刘统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749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敌人攻不下我阵地，就在姚（幺）家窝棚据村顽强抵抗，我46团的勇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英勇地冲进村内，与敌逐院争夺。

26日晨，太阳爬出来了，上午8时，我攻占姚家窝棚，全歼敌人一个营。与此同时，我师47团已攻占东西双岗子、前民圈、晏家窝棚一带，歼灭新3军另一部。不久，46团向我报告，据俘虏供称：敌新1军仍在黑山地区，并准备向东转进。我立即向纵队领导报告了这一情况。

我纵18师攻占厉家窝棚车站后，击退敌人反击，切断了敌人沿铁路、公路撤退的道路。

我16师占领姚（幺）家窝棚后，不仅截断了敌人向沈阳的退路，而且切断了敌14师与后续部队的联系。此时，姜家窝棚，朱家窝棚，铁家窝棚之敌，为了夺回姚（幺）家窝棚，从26日上午起，三面向我46团猛烈反击。该团各连与敌反复冲杀，终于巩固了既得阵地。但我有四个步兵连均已伤亡过半，其中有的排只剩下几个战士，仍在坚守着阵地，战士们说：“我们要像钢钉一样钉在阵地上，誓与阵地共存亡！”46团政委张天涛同志牺牲在前沿阵地，46团参谋长程元茂，47团副团长刘富贵同志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26日7时左右，我师侦察队在双岗子方向，以伏击方法缴获敌人一辆汽车，并捉到东北“剿总”少将参议一名。我立即命令将俘虏送到师指挥所。

因俘虏的特殊身份和可能了解有关敌军的部署及动向等重大问题，我亲自进行了审问。据俘虏供称：“新３军现在你们正面及以南地区，新1军已由黑山地区出发，正向东前进。拟经姜家屯向台安撤退，或经半拉山门退回沈阳。”究竟是退向台安，还是退向沈阳，俘虏半吞半吐，讲的含糊不清。但这是当前必须弄清的关键问题。经我再三说明廖耀湘兵团已被我军四面包围，除了投降被歼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同时解释我军对俘虏的宽大政策，这位俘虏才继续说：“原定由大虎山、黑山向台安、营口撤退，在台安方向遇到贵军阻击，廖耀湘今天早晨改变计划，命令部队全部向沈阳方向转进。”

当我要俘虏去休息时，他走到门口，突然回头说：“要使他们不能回沈阳，建议贵军除堵住姜家屯这条路外，必须堵住半拉山门那条路。”

这可真是一位“参议”，既替国军参议，又替共军参议。我们马上将情况报告了纵队和东总。

经纵队领导研究，认为这个少将俘虏的口供还是比较真实的。为了严密堵死敌人退路，纵队立即命令我师二梯队（48团）抢占崔家岗子、张家窝棚、朱家窝棚一带，准备阻击敌新1军。18师以一个团抢占半拉山门附近的段家窝棚，以一个团抢占姜家屯，堵击敌人东逃。这样的部署，就把敌人企图沿铁路线南北向东逃窜的退路，完全堵死了。

四、“部队打光了，也不能让敌人退回沈阳”

后来才知，廖耀湘兵团的行动变化经过是这样的，由于进攻黑山、大虎山毫无进展，又发现我军从新立屯以东向其右侧后包围迂回前进，也发现锦州方向我军向北前进已经迫近。廖耀湘感到情况不妙，于25日就停止了对黑山、大虎山的攻击，改变计划，企图取道台安分路向营口方向撤退，以摆脱我军的包围。可是当敌人先头部队到达台安以北地区时，即遭到我军顽强堵击。敌人发现此路不通，廖耀湘即向卫立煌请示，卫令其向沈阳撤退，故又仓惶改变计划，企图窜回沈阳。廖命令新1军、新3军、71军及炮兵部队沿黑山、新民铁路两侧向沈阳撤退。命令新6军、49军在铁路以南沿大虎山、老达房公路向沈阳撤退。但其新3军的先头部队14师到达姚（幺）家窝棚、厉家车站、双岗子、张家荒一带就遭到我纵堵击。

上午10时，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来到我师位于于家窝棚的指挥所，我将战斗情况向他们作了简要的报告。当时，我们指挥所距进攻之敌太近，并处在三面冲锋敌人的中间，不但敌人炮弹在指挥所周围爆炸，子弹也“呼呼”地在头上乱舞。情况非常危险，为保证首长的安全，我汇报完后，就催他们迅速离开我们指挥所。

黄永胜司令员临走时，向我做了两条指示：第一、18师直接由我们统一指挥；第二、部队打光了，也不能让敌人退回沈阳。

廖耀湘这个“西进兵团”共有十万余人，是东北国民党军队的精锐部队，如今被我合围在纵横不过百里之内的狭小地区，既没有坚固工事可守，也没有任何有利地形作依托。但是敌人毕竟还有相当战斗力，困兽犹斗。尤其新1军、新3军、新6军，全部美械新装备，部队骨干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号称国民党军嫡系部队中的“王牌”。不经过一场恶仗，不经过一场血战，不把它打得残破不堪，焦头烂额，它是决不肯缴枪就俘的。

我各兄弟兵团，采取分进合击的方法，从四面八方向着合围圈内敌人边分割、边歼灭地向前挺进。我1纵、2纵、3纵、10纵由西向东突击，我8纵、7纵由南向北突击，我5纵、6纵堵死敌人向沈阳退路后，由东向西突击。战场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打得非常热闹，合围圈逐步缩小。

我纵两个师，跨着北宁铁路，东南至姜家屯，东北到黑山、新民间公路附近与5纵接连，形成由东向西“品”字形的弧形阵地，把敌人向沈阳方向退却的铁路、公路、大路小道全部切断了。我军正面和左翼为敌新3军、新6军、49军，右翼为新1军、71军，敌人多次企图夺路东逃的攻击，均被粉碎了。

下午，林、罗首长指示，要我纵固守现有阵地，不惜付出重大伤亡，堵住敌人向沈阳退路，巩固阵地，待机出击，协同我军主力兵团围歼敌人。我们根据这个指示，除一部兵力继续向敌进攻外，主力转入防御，积极抢筑工事，组织火力，准备粉碎敌人更大规模的攻击，决不丢失一寸阵地。

17时左右，敌人发现我军主力从正西、西北、西南方向猛烈地压过来了，便狗急跳墙，作困兽之斗，妄图孤注一掷，打开缺口，杀出一条血路向东逃窜。敌人集中全部兵力向我纵阵地进行疯狂的连续攻击，敌人先以密集炮火向我轰击，再以密集队形蜂拥向我进攻，硝烟滚滚，刀光闪闪，短兵相接。我纵战士充分发挥了“刺刀见红”的战斗作风，英勇顽强，寸土不让。先以火力杀伤敌人，再以手榴弹、小包炸药、刺刀与敌人进行白刃战。敌人冲一次，打退一次，有的阵地失而复得。战士们互相鼓动高喊“人在阵地在，决不丢失一寸阵地！”“轻伤不下火线，同敌人拼到底！”“敌人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决不让它突围逃跑了！”

我纵越战越勇，敌人则越战越狼狈。经过三个小时的猛烈战斗，于天黑前，将敌人连续突围攻击全部打退，炮声、枪声逐渐稀落。我纵阵地前，敌人尸横遍野，血流满地，并非夸张之说。经战斗间隙的核查，我们16师有九个连队，几乎全部伤亡，打光了。其他伤亡过半的连队也不少，这种惊天动地的血战是不多见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一书是这样描述那场战斗：第6纵队指战员为了全局的胜利，一个个像钉子一样牢牢的钉在阵地上，誓与阵地共存亡，以顽强的意志连续打退国民党军多次猛烈进攻，使撤退的国民党军陷入困境。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3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敌人决不会甘心束手待擒，白天突围失败了，估计可能利用夜间继续突围。因此，我命令各部队，除布置固守村庄外，还要在村庄与村庄之间设置埋伏和布置游动部队，严密监视和封锁大小道路。

入夜，我们正面没有激烈战斗，师指挥所几个同志爬在村庄最高的房顶上（平原没有高地，多利用房顶）观察战场情况。只看到西方十多华里的地方，有敌人汽车灯光，一辆接一辆，有的向东南，有的向东北移动。还听到更远的西北、西南方向有炮声和炸药爆破声，可以判断是兄弟部队在那里与敌人进行夜战。

在指挥所内守电话机的冯副师长爬到房顶上来了，他向我报告说:“刚才47团郝盛旺团长来电话，敌人现在以偷跑的办法，利用村庄与村庄间空隙突围，但被我游动部队发现，已俘虏五百余人”。此情况不出我之所料，据此我再次下达命令，强调：“游动部队，要特别加强村庄与村庄之间的搜索，重点地段（如公路、乡村道路）特别注意埋伏机动部队，防止敌人利用黑夜逃窜，防止敌人利用机械化车辆逃窜。从哪个团的地区逃跑了，哪个团就要负放跑敌人的责任”。冯副师长立即布置去了。

不久，48团曹团长来电话报告说:“我们已俘虏敌人二千余人，看样子敌人已经很混乱，失去指挥了。俘虏中有新1军的，有71军的，好几个师的番号，乱七八糟。我伏击部队一打，他们并没有什么抵抗，就缴枪了。前面的人缴了枪，后面的人跟着缴。我们以两个排兵力，端着枪，摆成一座刀枪大门，向敌人宣布这里是‘解放门’，凡放下武器，从这个门过去到指定地点集合，就算解放了。他们很听话，乖乖地按照我们讲的做了。”后查，这二千多人竟然分属五个军九个师的番号，可见敌人已经是被打乱套了。

根据各团报告，可以判定，敌人已经失去统一指挥，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了。我们在指挥所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全纵队各师要从防御准备转入进攻。经报告纵队领导同意后，我们立即对部队作了安排，调整了布置，指定各部队的进攻方向。

27日，天刚蒙蒙亮，寒风瑟瑟，银霜满地。我兄弟部队继续对敌人分割攻击，战斗发展更加顺利了，合围圈愈来愈小，敌人全部陷在我交叉炮火射程之下，有的在绝望抵抗，有的在溃散逃命。我军东面一顿炮击，敌人就向西跑，西面一顿炮轰，敌人又向东逃。炮声隆隆，弹片横飞，炸得敌人东躲西藏，互相乱撞乱碰，汽车、炮车、大车东歪西倒。有的被车压死，有的被马踩死。现在敌人是欲战不能，欲走无路，如鱼落网，想逃也逃不出去，如鸟入笼，想飞也飞不出去。

“全线出击！”我们向部队发出命令，由防御转为进攻。部队就像洪水决堤，猛虎下山，向西、向西北、向西南奔出去了。在我纵炮火的支援下，横冲直杀，打得敌人鸡飞狗跳，溃不成军，各自逃命，一片混乱，谁也管不了谁。

战士们随即展开了政治攻势，高喊：“蒋军弟兄们，你们已经完蛋了，赶快交枪吧，我们优待俘虏！”敌人确有不少放下武器投降。因此，大批大批的俘虏像流水般地由前线押送下来。缴获的武器、弹药、车辆，成堆成堆的摆在那里，由少数战士看守，部队主力继续战斗。

太阳约两三丈高时，正当我纵部队已全线出击之时，突然有一股敌人骑兵约三、四百人，昏头昏脑，慌不择路地窜进了我师直指挥机关地区，离指挥所只有一华里多。

发现敌情，决不能让敌人跑掉了。黄一平参谋长一声令下，我警卫部队和机关人员，有枪的拿枪，没枪的拿棍子，拿扁担，拿镰刀，炊事员也举起了菜刀，“棍锄在手皆兵器”，男女宣传员、医生护士、赶大车的、担架队的民工，人人参加战斗。

敌人已是惊弓之鸟，他们只见一群解放军冲来，边跑边喊：“缴枪不杀！”“举起手来！”也没看清我们手里的“武器”就魂飞魄散。我警卫部队和机关人员，只一次冲锋就把敌人打散了，有的马倒人翻，有的人死马逃。村头巷尾，田头地边，到处喊捉俘虏，抓捕战马，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大部被俘。

这一下，可把赶大车参战的民工乐坏了，他们把缴获的冲锋枪挂在脖子上，把缴获的战马套在车上。战斗结束后，我亲眼看见一个中年民工，一边耐心地刷洗马身上的尘土，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马呀，马呀，你现在也解放了，过去跟着反动派受罪，挨枪子，现在跟咱支援解放全东北，多光荣啊！”

经过两昼一夜的激战，我纵于27日黄昏前结束战斗，有的部队于28日全部结束战斗。

廖耀湘兵团十万人马，全军覆灭了。廖耀湘的参谋长杨焜，新6军军长李涛，新3军参谋长李定陆，54师师长宁邦伟都无精打采，垂头丧气地出现在我纵俘虏的行列中。

我纵两个师共歼敌二万六千余人，仅16师就歼敌一万八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万余支。我们一个师就歼灭敌人相当两个师以上的兵力。我纵在这次战役中共伤亡三千余人。

我们顽强的堵住了敌人向沈阳的退路，战斗结束后，得到林、罗首长的表扬嘉奖。10月31日，林、罗、刘、谭首长在嘉奖电报中说：“16师此次堵击廖耀湘兵团向新民东南突围的战斗中，表现了无上的英勇，勇敢和顽强地抗击了敌人绝对优势兵力的汹涌反复冲锋，使敌突围企图未遂。你师虽有九个连队每连打得只剩六、七人至十余人，但这是光荣的、壮烈的。单是你师就俘获敌人一万八千余人。由于你师顽强抗击和其他各师勇猛进攻，使廖兵团十二个师及二个团全军覆灭。你们这次胜利是由于你师政治工作及党的工作有很大转变，因而军事教育也大有进步。但师级首长作战决心勇敢顽强则是有直接意义的因素，纵队首长此次战斗中的决心与指挥也是好的”。1【注1刘统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751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电贺辽西大捷说:庆祝你们在辽西地区歼灭东北敌军主力五个军十二个师的伟大胜利。东北我军在两个星期内连获锦州、长春、辽西三次大捷，使敌人损失二十六个师，约三十多万人的兵力，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尚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沈阳而战。

大家知道，辽沈战役中有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也有著名的黑山阻击战，但鲜有人知这场姚（幺）家窝棚、历家窝棚车站南北地区的阻击恶战、堵击硬战。其实在这场阻击恶战、堵击硬战中，我们手里只有两个师的兵力，又无任何预先构筑的工事，但是我们用坚决贯彻总部首长的作战意图的决心，用敢于死打硬拼，敢于刺刀见红的狠心，用誓死取得胜利的信心，彻底粉碎了廖耀湘兵团十万大军妄图冲开一条向沈阳突围的血路而多次发起的猛烈强攻。如果我们稍有失误，不但廖耀湘兵团可能死里逃生，并且会使下一步围歼沈阳敌人，增加许多困难。因此，这场阻击恶战、堵击血战的胜利成功，其重要作用绝不应低估。它与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同样辉煌！

解放后，东北黑山人民政府曾在历家窝棚建造了一座纪念塔，以纪念在这场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九十年代初，我曾前往吊唁。但烈士陵园已经破旧的不像样子。我的心情非常痛苦。

五、廖耀湘回忆被歼的经过

廖耀湘被俘后，回忆被歼的经过情况时说：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10月8日，沈阳西进兵团主力开始向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10月9日，兵团先头部队新3军向彰武进攻。11日攻占彰武。71军向黑山方向进攻。兵团主力在彰武、新民之间新开河以东地区。

锦州方向解放军已开始攻击锦州，蒋介石命令我亲率西进兵团主力星夜渡过新开河，进占新立屯，以最快速度经阜新、义县向锦州前进。

部队到达新立屯附近时，锦州已被解放，我立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请示下一步行动，并通知71军暂停对黑山的进攻。我认为西进兵团不能继续向锦州前进，退回沈阳仍然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但我不主张退回沈阳，而主张向营口撤退。最后决定由新立屯经黑山、大虎山以东和以南地区退营口，由71军及新1军攻占黑山，掩护兵团主力通过走廊。我将意见报告卫立煌，他同意先力争出营口，万不得已时退沈阳。蒋介石最后也采纳退营口方案。

21日、22日、23日，攻击黑山无大进展。侦察报告，锦州解放军已回师到达北镇地区，我决心24日按计划向营口撤退。

25日，发生两件我没有及时知道的严重情况。第一，向营口撤退之路在大虎山以南被截断了。第49军先头团被解放军包围，军长郑庭芨直接报告卫立煌，卫要他立即率领该军两个师和在他附近的新6军22师、新3军14师，经老达房退回沈阳。这就是说退营口之路被关闭了。第二个重要情况是黑山经新民至沈阳的公路，就是西进兵团退沈阳的道路被解放军第6纵队截断了，可以说，退沈阳之门已经关闭了。

26日早晨，胡家窝棚以西高地遭到黑山守军与新投入战斗的解放军第3纵队的攻击。我带一个随从副官到胡家窝棚东端，亲自观察四周围的情况，亲自看到胡家窝棚以西一带高地，正在进行争夺战，眼看就要打到胡家窝棚的西端。我看到胡家窝棚以东约三四华里的一个村庄，正在激烈战斗，烟尘弥漫，那就是新1军军部所在地。

我没有转回兵团司令部，改为到新1军的新30师司令部去，还没走到新30师师部，我回头一看，胡家窝棚村庄内已发生战斗，兵团指挥所及新6军军部可能已经打散了。

在了解各部情况后，我考虑兵团下一步行动，是向营口突围还是就地防御待援，或退回沈阳？这时候，向营口突围决心有点动摇，退沈阳觉得不易实行，就地抵抗，虽不是好办法，但比退回沈阳似乎要好些。正犹豫不决时，卫立煌来了电报，说这样危险万状情况下，部队应立即退回沈阳。兵团参谋长杨焜对我说：“卫立煌要你回沈阳，那你就照他的命令办好了。”我很痛苦地最后下决心退回沈阳。我命令新1军军长潘裕昆指挥新1军、71军第169师及位于他那里直属兵团的重炮部队，于27日佛晓沿大虎山至新民铁路南北地区向沈阳撤退。我自己率22师、第49军第14师经大虎山至老达房公路向沈阳撤退。

这一行动开始之后，我军整个指挥系统被解放军打乱，各单位的战斗行动在无法联系。27日，辽沈大决战情况我不知道，我们少数人躲躲藏藏，以重金买了便衣，化装向沈阳前进。听说沈阳已解放，决心回头走，拟到葫芦岛国民党控制地区，行到黑山以西，被解放军查获。1【注1参见《辽沈战役亲历记》152-188页廖耀湘著《辽西战役纪实》主要内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11月第一版。】

廖耀湘简历：湖南邵阳人，陆军中将，法国陆军大学毕业。曾参加“八九•一三”抗战，南京保卫战，滇西昆仑战后远征缅甸作战。获得国民党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美国颁发的自由勋章，英国十字勋章。1946年1月，奉命率新6军赴东北参加进犯解放区。1948年10月，东北解放军包围锦州，廖耀湘奉命为西进兵团司令官，指挥五个军十二个师共十一万人，向锦州增援，被歼灭于辽西地区。被俘后，经过改造，1961年12月25日被特赦，并人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1964年任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68年12月在北京逝世。

六、乘胜直捣沈阳

廖耀湘兵团全部灰飞烟灭之后，卫立煌更加惊慌失措，慌忙收缩兵力，妄图固守沈阳。同时撤退到营口地区的敌人，也仓促搜集民船，企图从海上逃跑卫立煌本人携带眷属坐上飞机溜之大吉了。将沈阳残部交由第8兵团司令周福成指挥。

我各纵队在林、罗首长的统一指挥下，不顾疲劳，日夜兼程余勇追穷寇，除恶务彻底。第1、第2、第12纵队快速向沈阳进军，第7、第8纵队向鞍山、海城进攻，第9纵队、独2师、加上由长春南下的独立师，向营口猛追急进。如同秋风扫落叶，迅速攻占铁岭、抚顺、新民、辽阳、鞍山、海城，拦腰斩断沈阳地区向营口的退路，尔后围歼敌人最后巢穴——沈阳，及歼灭营口地区敌人。

11月1日我军向沈阳发起总攻当天就将敌人主力歼灭，不少部队纷纷举起白旗投降。2日继续将残余敌人肃清，共歼灭守敌十三万人。同时我南路大军也将营口地区敌人52军大部歼灭，共歼敌一万四千余人，只有军长刘玉章率残部四25师乘船狼狈逃跑了。盘踞自傲锦西、葫芦岛一带敌人也悲观失望地缩回关内去了。

至此东北全部解放。东北人民，全国人民欣喜若狂，热烈庆祝这次空前伟大胜利。

然而南京国民党则一片惊慌，一片哀鸣。蒋介石是遥望东北涕泪淋淋，不得不承认自黄埔建军以来，危机从来没有现在这样严重。伪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顾祝同等砸锦州、长春解放后，就认为东北“剿总”彻底失败已成定局，华北“剿总”应集中主力保持平津沽地区，牵制林彪部队南下，白崇禧在武汉也非常悲观地说：“目前形势极危险，东北几十万大军全部被消灭了，而这些部队，大部是美械装备，共军得到这一大批精良的武器，他们有的是人，很快就可以组成很多新的部队。东北工业发达，物资丰富，可大力支援作战，不仅如此，他们后面还有俄国人的帮助。林彪大军一进关，就更不好办了。”特别是美国魏德迈将军既悲观又埋怨地说：“东北是收不住的，关外幅员那么大，把国军精锐送到敌人的虎口。物资的损耗，兵力的分散，战线拉的那么长，都犯着兵家的大忌，但是，蒋先生却一口坚持着东北不保，华北种危的唇齿军事观，结果一副血本，三两年间，被林彪七次攻势打得精光。”

辽沈战役历时五十二天，歼敌国民党军东北“剿总”总司令部、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六个整师，以及地方部队共计四十七万两千余人。俘少将以上一百八十六名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收复大、中城市十四座，使东北全境解放。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3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辽沈战役结束后，党中央就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在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也已经占有优势。原来预定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估计，这是多么英明的分析。极大地鼓舞了我们部队加速休整补充，加速入关作战准备。指战员们都表示一定要再接再厉，准备向关内奋勇前进，迎接新的更大胜利，为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连续作战。

11月2日，中共中央电贺东北解放的电文，就是对东北解放战争的基本总结。电文说：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并从而完全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积极援助下，从一九四五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共达一百一十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人，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三千七百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东北军民表示感谢和敬意，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内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1【注1《辽沈决战》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辽沈战役中，有六万九千名我军指战员血洒黑土地。

辽沈战役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血战东北战场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第四篇追寇南下

第十九章三千里路烟和尘

一、参加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4日，中央军委“关于休整后作战任务”的指示中说：东北野战军，休整时间可至12月15日止。

但11月18日，中央军委又命令，东野各部队停止休整，在一两天内，完成出发准备。21或22日，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敌人逃跑，并争取国民党军的投降。

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开始陆续启程，夜行昼停，浩浩荡荡，分三路进关。右路进冷口，中路进喜峰口，左路进山海关。百万大军（实际是八十万）乘胜前进，十万支前民工也随军入关，与华北我军主力部队胜利会师。

我纵辖四个师，奉命于11月24日由辽西黑山地区出发。第17师，第18师为左路纵队，经义县、建昌由黄家口过长城入关；第16师、独立师为右路纵队，经义县、朝阳、凌源由喜峰口过长城入关。经过近二十天的行军，于12月12日前后，全部到达河北蓟县地区集结待命。

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很快就完成了对傅作义华北“剿总”部队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当时东野首长判断，北平之敌企图向天津突围，而天津敌人亦准备进到安次、武清一带接应。即令我6纵进到北平、天津之间的漷县镇、马头镇一带待命，其任务：第一，作为平津战役的总预备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第二，随时准备歼灭北平突围天津接应之敌。

12月14日，我纵突进到平津公路东侧通县以南地区。第16师位于香河西南之永乐店一带，第17师位于香河西之漷县镇、马头镇一带，第18师位于香河北之张各庄、西集镇一带，独立10师位于香河西南之平安镇一带。这个部署一直到1949年1月8日以前，未作变动。纵队向各师下达的命令是：原地执行防止北平敌人突围的任务。

1949年月9日，第17师奉命开往天津附近参加天津战役。独10师前往接替17师防务。16师移驻通县城，在和平谈判不成功时，做攻打北平城的准备。

那时东野指挥机关已移到通县东北之宋庄。我曾先后两次到宋庄，见到林彪，接受他的指示。林彪对我说：“对付北平敌人，第一是锦州办法，第二是长春办法，你们全力准备锦州办法。”

1月14日佛晓，我纵17师进到天津西之炒米店一带待命。当日10时，我军向天津发起总攻，至11时，各攻城突击部队，从东南西三方向同时突入城内，并进行激烈的巷战。

我17师奉命于黄昏后从1纵突破投入纵深战斗。至15日14时，该师歼敌八千余人，我伤亡五百余人，胜利结束战斗。

北平和平解放。2月12日，北平市二十万人隆重集会，庆祝平津解放。北平各界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献旗——“无敌的人民武装”。北平市长叶剑英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当时，我们仍驻军在通县附近进行整训。

二、南下先遣兵团

2月中旬，东野总部在北平召开南下作战会议，我们参加会议的干部住进了北京饭店。

这是我第三次进北京。第一次是1937年夏，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七七事变”前夕，北平正处于战云密布，形势紧张之时；第二次是1939年秋，那是日本军方的铁蹄蹂躏北平的时期。过去那两次是进入敌占区收集情报和治伤，只能注学生公寓和普通旅馆，或住医院的普通病房，穿上便衣装成学生和商人，外出坐电车或人力车，每月伙食和住房费不能超过十五元，还随时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心情高度紧张。不仅对北京饭店、六国饭店这样高级场所渴望不可及，就是对其他稍好的饭店、旅馆也不敢问津。现在不同了，经过长期流血牺牲的奋斗，北平解放了，人民胜利了，天翻地覆，今非昔比。我们作为夺取政权的胜利者住进北京饭店，心情是多么的高兴。

我们利用会议前夕，前往北京的名胜风景，文物古迹游览。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虽然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当年现在是人民的天下，是人民的公园，是人民的春天，桃花红，李花白，天朗气清，感觉比过去更加美丽。

北平城没有遭到战争摧残，人民生命财产没有遭到损失，风景名胜，文物古迹没有遭到破坏，除了北平人民促进和平解放的努力外，傅作义将军终于停止武装顽抗，同意军队出城和平改编，确实起了极其重要作用。如果傅作义顽固地坚持与人民为敌，反动到底，迫使我军对北平实行强攻，我们已准备好大口径炮弹几十万发，几十万斤黄色炸药，可以想象，那时北京城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会议谈到当前形势，南京反动政府一方面表示愿意在毛主席提出八项条件下进行谈判，（和平谈判八项条件是：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位宪法；3、废除伪法统；4、根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一切权力）以拖延时间，一方面拼命整顿扩编军队，幻想利用长江天险阻止我军南进。国民党桂系军阀白崇禧的主力尚盘踞在武汉附近，其一部则伸到信阳地区，妄图依托大别山为第一线阵地，抗击我军南下。

我们的方针是，要求彻底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实现全国和平，我们不要南北朝式的和平，我们不要国共合作式的和平，我们需要“北平方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就采取“天津方式”，池底全部干净给予消灭。

会议期间，我们知道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将东北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委，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至第12纵队，顺次改称为第38军，第39军……。

我纵改称为第43军、军长洪学智，政委委员赖传珠。同时，第16师改为127师，第17师改为128师，第18师改为129师，独10师改为156师。

会议谈到我军的任务是：第二、第三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部署，确定提前于1949年3月初，发动渡江战役，歼灭国民党汤恩伯集团，夺取京（南京）沪地区。当时在大别山尚有张轸、张淦兵团的部队，如果第二、第三野战军由九江以东渡江作战，该敌直接威胁第二、第三野战军的侧后。

2月初，邓小平、陈毅致电中央，建议第四野战军在休整期间，抽调一部分兵力，先行南下，进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集团，以配合他们渡江作战，中央军委采纳了他们的建议。2月12日，中央致电林、罗首长：“为配合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三月半出动，三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十三万人左右，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三月底夺信阳、武胜关，四月十五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军史》第325页黄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林、罗首长决定，四野以第12兵团指挥机关和第40军、第43军、炮1团、后勤2分部及两个工兵营，共十二万人，组成南下先遣兵团，于2月25日、26日分别出发。

三、向中原挺进

2月25日，我43军四个师分两路纵队南下。右路为127师，军直和156师；左路为128师和129师，由通县、香河地区出发，沿平汉、津浦两线之间的冀中平原、豫西平原向南挺进。

由通县附近到长江北岸，将近二千余华里，按照旅次行军，每天步行六十里，七天休息一天，也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途中作战、恶劣天气和遇到其他站爱耽误的时间尚未计算在内。部队经过动员后，情绪饱满，一致认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都过来了，我们走到长江边，加上南下打到广州去也不过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零头。况且现在的形势，现在的条件与那时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充满信心，一定圆满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我们43军南下主要路线是安次、霸县、河间、衡水、南宫、威县、馆陶、南乐、濮阳。

3月21日，渡过黄河后再经东明、兰考、太康、项城、新蔡、光山、七里坪、宋埠等地向南前进。我们经过的地方，大都是老解放区或游击区，群众条件好，许多路旁村庄设有“欢迎南下”的供水站，不少城镇群众夹道欢迎和欢送。各地政权多数是在战争环境中建立起来的，有之前经验，沿途设置支援南下供应站，因此保证了军队所需的粮食、油料和柴草的供应。部队前进颇为顺利。

我们南下时，正值春暖花开，和风丽日，漫长的行军纵队旌旗招展，车辆滚滚，人欢马跃，向江河洪流一样，浩浩荡荡，奔向南方。

在黄河以北，我们利用行军空隙，多次召集干部会议，研究桂系军队的作战特点及我们应采取的战术对策。我们分析桂军有三个特点：第一，行动迅速。爬山走路很快，适应南方地形气候条件下作战。第二，保存实力，战术狡猾。能胜则打，不利就跑。第三，困兽犹斗，如果被我军包围了，不会轻易放下武器，而会采取坚守待援，或重开缺口进行突围。集中突围不成，则分散突围，白天突围不成，夜间突围。我们制定的战术原则是：大胆包围迂回，切断敌人退路，在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各个歼灭敌人。在山地作战，要善于利用制高点和攻占制高点。在水网地作战，要利用河川和强渡河川。对南方雨季和炎暑条件下的作战，也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

3月下旬，我军越过陇海路，从豫西平原向南前进。此时上级通报，中原我军已收复确山、信阳、广水、花园市等地，守敌桂系第7军破坏公共建树和南北桥梁，向武汉地区逃窜。中央军委电示四野先遣兵团，归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向豫南、鄂北守军进攻。

4月上旬，我43军进入大别山区，县级解放河口、黄安等地，并与鄂豫我军会师。与东部敌精锐部队相比，眼前的守敌简直不堪一击，只要我军一有行动，敌人稍做抵抗，就落荒而逃，真是秋风扫落叶，兵败如山倒！俘虏的敌兵说：“只要一听枪声，就知道是美械装备的四野部队，我们就赶快撤退，别说打，跑还来不及呢。”

先头部队于4月中旬到达湖北宋埠附近集结，后续部队陆续到达黄安。广济地区。沿途除击溃几次土匪骚扰外，没有进行大的战斗，部队士气仍然很高。现在南方已开始梅雨季节，差不多天天有雨，不是倾盆大雨，就是蒙蒙细雨，农民插秧早完，秧田一片葱绿，水田旁的大小道路十分泥泞，行军速度大受影响。

自蒋介石“引退”幕后指挥，有李宗仁代替蒋匪出面，派代表到北平与我党谈判，结果起草了一个“国内和平草案”，但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这就揭穿了他们玩弄“假和平”阴谋的真面目，他们仍然妄图拼死挣扎，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将他们发动的内战打到底。

4月21日，我们子啊宋埠镇、听到北平新华社广播电台广播，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进军命令。接着我们又从广播中知悉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华里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24小时内已渡过三十万人以上的兵力，敌人纷纷溃退，我军所遇到的抵抗甚为微弱。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不久又飞来捷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统治的灭亡。在此大好形势鼓舞下，我们全军上下情绪无法平静，争先恐后地要求赶快参加这次伟大的渡江战役。可是上级仍旧命令噩梦集结待命。为什么？部队不理解，我们也很难理解，只是要求部队“一起行动听指挥”。

先遣兵团经过四十余天的行军作战，按预定计划推进一千三百余公里，牵制了白崇禧部队，完成了配合第二、三、野战军渡江作战计划和为我四野主力南下，建立前进基地的任务。4月底，中央军委命令，先遣兵团归建，并准备渡江作战。

4月底，赖传珠政委在宋埠镇，向团以上干部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并宣布四野第15兵团成立，邓华人兵团司令，赖传珠任政治委员，洪学智任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贺晋年任第二副司令兼第48军军长，肖向荣任政治部主任。15兵团下辖第43军、第44军和第48军。

同时敌43军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任命我为军长，张池明任政治委员，龙书金任副军长，袁克服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黄一萍任参谋长，谢扶民任政治部副主任。第127师王东保任师长，刘锦平人政治委员；第128师黄荣海任师长，宋维栻任政治委员；第129师阎捷三任师长，孙正人政治委员。156师仍归我军指挥。

刚南下时，我担任43军副军长，兼任127师师长。在离开北平前，已知道四野编组兵团的方案及各兵团、各军的主要干部配备，当时我已被确定为43军军长，但并没有宣布，现在正式宣布我就任军长职务。

四野主力部队于4月中旬，由平津地区分三路浩浩荡荡南进。在行进途中，将安阳、新乡敌军消灭和改编，于5月下旬进到襄阳、樊城、孝感、浠水地区。

四、胜利渡江

四野先遣兵团的正面敌人，是驻守武汉地区的白崇禧的主力。长江南岸地区是张轸第19兵团部队防守。白崇禧集团共有五个兵团，十个军，三十七师，约二十五万人，属于国民党军队中的二流部队。张轸兵团是其主力。

在我43军的正面，西起团风，东至田家镇段，守敌为126军第304师、第305师、及第46军一部。其主力在江南鄂城、黄石港、戴家洲一带。江北只有敌正规军一个团又五个营，加上三个保安团又三个营。

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在九江、安庆间渡江后，于五月初连续占领景德镇、东乡、横峰、上饶等地，迫近南昌。为了策应二野4兵团作战，林、罗首长令我军不待四野主力赶到，首先发起渡江战役，立即扫除团风至田家镇段长江北岸敌人。

5月14日，我军向长江北岸之敌发起攻击。

我129师相继攻下兰溪、蕲春、田家镇，全歼兰溪守敌126军第305师一个团及一个绥靖团和蕲春守敌46军第236师一个营及保安团一部。田家镇守敌46军第236师另一个营弃城逃往江南。

我127师攻占黄冈之后，又奔袭长江渡口大堡头，迫敌126军第304师二个营投降。

我156师攻占团风，歼敌第304师一个营又一个保安团。并在团风渡口缴获渡船近百艘，为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晚，长江北岸我军渡江正面的敌人全部扫清。

5月15日晨，我军四个师冒着滂沱大雨和长江南岸守敌的炮火拦截，从团风、兰溪、蕲春、田家镇等百公里宽的正面开始渡江。

此时，长江南岸黄石港港、戴家洲之敌第126军305师一个团又二个营，自傲两位团长率领下，派人向我军接洽起义。我128师在起义部队接应下，首先全部渡江完毕，并向大冶前进，其他各师也相继渡江成功。

同日，张轸率19兵团第128军和127军两个师，共二万余人，在武昌以南贺胜桥宣布起义。鄂城、大冶一带敌人纷纷撤退。

我军随即于16日占领鄂城、大冶；17日和18日攻占阳新、瑞昌。与此同时我40军也向武汉挺进。16日完全解放武汉三镇。

黄冈是宋朝地方官员苏东坡贬谪地点之一，在城外靠江边的苏轼故居附近，至今仍粗有不少诗词碑碣。他的“赤壁怀古”名篇，就是在这里写的。虽然这里不少赤壁之战的古战场，但“乱云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景色，却与此地尚有相似之处。由于战争情况紧张，哪有闲情逸致去欣赏那些风物，只略知其事而已。黄冈又是林彪司令员的老家，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探望。虽然内心有些遗憾，但渡江任务在身，不能兼顾。昔日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不能过长江，今日我们百万大军，在千里战线上，冲破敌人抵抗，势不可挡地渡过长江，抚今追昔，不胜感慨。

5月19日，军指挥机关到达九江，命令各师就地集结休整，等待后续部队的到达，再部署新的行动任务。

5月20日，兵团政委赖传珠约我和政委张池明等人，忙中偷闲同他一起上庐山，欣赏“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真面目”。那时上庐山的道路很难走，路狭坡陡，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才爬上去。庐山名不续传，避暑胜地，气候凉爽，风景如画。只见杜鹃含苞待放，春笋节节拔高，流水清澈明净，如歌如诉，松柏郁郁葱葱、青翠欲滴。许多各式各样富丽幽静的官僚、军阀别墅，主人全部乘“机”去了，只有少数看管房子的佣人，愁眉苦脸，不知所措。我们在蒋介石的别墅休息后，便到各处走走看看，并顺便告诉看管人员和其他住在附近的群众，切实把房子、家具各种物品保管好，人民政府很快就会派人来接管。解放军已经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已宣告灭亡，庐山从此已属劳动人民所有，谁也不许破坏盗窃，否则受到人民政府严厉制裁。他们表示愿意照办。当天下午我们就返回九江。

二野第4兵团5月22日解放南昌。我军奉命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德安、永修、安义等城，与第4兵团一部胜利会师。我129师留九江担任卫戍任务。156师政建制划归江西军区，并结贴南昌卫戍任务。

至此，我军渡江胜利结束。我共歼敌四千余人。

五、湘赣战役

5月24日，林彪、萧克首长电时：敌知道我四野渡江部队一共只有两个军，故何应钦、白崇禧计划对我军采取积极动作，以一部兵力向我进攻，打击我突出部队，以迟滞我军前进，并保护其占领区。对汨罗江以北取守势，对赣江方面取攻势，由长沙方面抽调第7军向宜春前进，准备向我43军进行反击。我军应极力吸引敌人于长沙东北与南昌之间，争取在我主力到达后，突然围歼其一、两个军。为避免吓退敌人，我40军应在贺胜桥、汀泗桥一带不再前进。43军暂在德安、永修之线待机，严整战备，并注意侦察警戒。

之后，四野总部由命令我43军西移，128师进到靖安地区，129师从九江归建，进到武宁地区，军直和127师进到修水地区。

这时发生了两件东北战士从未经历过的意外情况：

第一是阴雨连绵，山洪经常爆发，一场大雨，一场山洪，前面洪峰方退，后面洪峰又起，接连不断，道路桥梁被冲毁，行进非常困难，有时被山洪所阻、所困，寸步难行。我们不断装备已“美械化”，车辆牵引的火炮这是真成了“包袱”，行进尤为困难。所以行军速度大为降低，费了相当时间，部队才到达修水、武宁地区。

第二是东北战士对江南水土不服，天天吃大米不习惯，夜晚睡觉蚊子多，白天气温炎热，结果发生不少疟疾病号及腹泻拉稀病员。由于恶性疟疾已有死亡现象，飞战斗减员日益严重。牲口吃稻草稻谷也腹泻拉稀，膘减体衰。战士怨言甚多，基层干部甚至觉得对付自然敌人，比对付阶级敌人还难。

大家都在考虑怎么办。我记得过去国民党军北方部队调到江西“围歼”红军时，也发生水土不服，病员极多，所谓“肥的拖廋，廋的拖死”，战斗里大降的情况。因此不能不引起我们十分重视。

根据战场形势，总部命令我军在修水、武宁地区就地休整待机，这对我们当时所处的情况十分需要，十分及时。军党委立即指示部队和卫生机关利用此时机，千方百计突击预防和治疗疟疾和腹泻两种疾病，这是当前保证战斗力的重要任务，不能等闲视之。

5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一政委罗荣桓，第二政委邓子恢，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陶铸。

此时，我四野主力部队移动达长江以北地区，正进行休整，恢复体力，并根据先遣团的经验，演练山地、河川战术，积极准备新的战役行动。

白崇禧集团自武汉地区撤退后，依托九岭山脉和洞庭湖组成新的防御，其部署是：以第10兵团之第103、第58、第97、第126军分别布防与益阳、平江、岳阳、长寿街地区，担任第一线正面防御。以第3兵团之第7、第46、第48军为右翼，布防与萍乡、宜春、上高地区，一部分前出奉新、高安。以宋希濂部为左翼，布防与湘、鄂西地区。以长沙绥署程潜部及陈明仁第1兵团担任第二线防御。

6月上旬，中央军委就南进方针，指示四野首长：各军到齐休整一段时期，然后分三路或两路同时动作，齐头并进，一气打倒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使白崇禧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追，猝不及防而遭我各个歼灭。四野首长根据上述指示，决定以主力自武汉及其东西地区，分三路渡江南进：以第12兵团为中路，呀粤汉路前进；以第13兵团为右路，自傲宜昌、沙市地区渡江前进；以第15兵团并配属两广纵队为左路，沿湘赣边，配合二野4兵团攻击前进；第14兵团主力沿粤汉路跟进。

我们四野两个先遣军渡江之后，一个军在赣北，一个军在鄂南，两个军相距数百里。四野主力尚在江北，显然颇有孤军深入之势。特别是43军当面敌人是白崇禧的主力张淦兵团，如果白崇禧杀个回马枪，反过来咬一口，可能使两个军处于被动地位。四野首长多次来电指示，令我军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突然反击。我们认为有备无患是正确的，但分析白崇禧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虽尚未与四野部队接触过，但也应有所耳闻，对四野的战斗威力，不能没有顾虑。况且过江的两个军十余万人，兵强马壮，岂能轻视。同时他还必须考虑到，若过早地把他的老本钱主力部队拼掉了，一旦四野主力来到，就更无法对付了。因此白崇禧实际上采取了保存主力，不轻易冒险的方针。我们则采取了严密监视敌人行动，待机而动地对策，随时准备打击敌人突然反扑的企图。

7月初，宋希濂拟以十四个师的兵力，向荆门、当阳地区发动“机动攻势”，以巩固其沿江防御。林彪判断宋希濂部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同时，白崇禧主力可能自傲东线湘赣边也会有所行动。为了防止江西上高、宜春等地之敌逃跑，决心在鄂西诱歼宋希濂部，同时，以第15兵团，第12兵团及二野第4兵团（归四野指挥），共十个军，发起湘赣战役，争取歼灭白崇禧主力第3兵团于上高、宜春地区。

总部决定，利用白崇禧部队“侧翼甚敏感，而正面较麻痹”的特点，采取迂回与分割办法，抓住敌人一部，并堵住其退路，引敌增援。

具体部署为：以15兵团之先头部队的43军，从正面突然奔袭包围奉新、高安之敌176师，围而不歼，诱敌增援。第48军抓住安义之敌。位于鄂南、通城地区我12兵团，直出平江、浏阳，在插醴陵、萍乡。位于赣江东岸丰城、樟树地区我第4兵团西渡赣江，向宜春、萍乡前进，形成战役包围态势。然后在高安、万载、宜春地区消灭敌人。

林彪指示：全战役关键在于43军突然抓住奉新、高安及其以南敌人，只要能抓住一个正规师至一个军，只好一个正规团，就可能吸引其他之敌来增援，或其他敌人不至于不顾被围之敌，断然撤退。

为完成决定战役成败的关键性任务，我们决定用军指挥所率127师和129师奔袭包围高安之敌。

7月4日，部队隐蔽出发。翻越九岭山脉，经九仙汤，进到奉新、宜丰之间的上富地区。然后两师各派一个先遣团，轻装急进至高安西南之灰埠一带搜集船只，强渡锦江，并控制两岸阵地，既堵击敌人向西向南逃窜，又保证后续部队渡河包围高安之敌。128师待军主力到达上富地区时，即突然以一个团在奉新以西故县街渡越南潦水，插至奉新西南，断敌退路。师主力突然迅速由奉新以东绕至奉新以南，完成对奉新之敌的包围任务。

129师先头团，于7月8日中午到达上富以北之武汉庙，侦察得悉上富有敌青年救国军二百余人，为了消灭敌人耳目，军指命令该团歼灭此敌。又获悉，上富之敌伪桂系主力一个连和青年救国军所属三百余人，师决心于9日拂晓包围歼灭。敌人发觉我军企图，于9日晨逃窜。

128师8日开始行动，其向奉新以西迂回包围的第384团，于9日晨进到故县街附近时，因天下大雨，南潦河水上涨，不能徒涉。当搜集到少数船只后，于10日凌晨3时全团始渡河完毕。该师主力9日黄昏前到达预定地点时，敌人先期撤退。

127师先遣团因不了解奉新、高安之敌于9日已撤走，该团仍执行强渡锦江任务。10日12时进到高安、上高之间的杨公圩附近，与高安西逃之敌第176师526团遭遇。敌人向我380团反击时，尾敌追击的我129师385团赶到，配合380团共同作战，敌除少数逃窜外，大部被歼。

当我们知悉奉新、高安敌人均已撤走，军指挥所令各师转头向西追击。

11日，追至上高东北地区，获息敌人48军拟在上高、宜丰一带扼守抵抗，其第46军进行策应。

林彪令我军暂缓追击，待战役包围迂回部队到达后，自傲进行围歼。白崇禧发现我第4、第12兵团向其侧后迂回，于13日命令其所属部队三个军，全线先攸县、茶陵山区撤退。我军随即追击到宜春、萍乡一带，守敌保安团投降。敌人主力已逃出包围圈。

此次战役，我军主力奔袭扑空，未能完成抓住敌人一部，诱敌增援的任务，只歼敌四千余人。

湘赣战役前后两周时间，是我军渡江后的第一次作战。为什么没有将敌主力抓住？我们时候总结认为，主要原因：一是对白崇禧集团为保存实力不敢与我决战的仅是态度估计不足，敌人根本不敢据城抵抗，而是采取闻风即溜之大吉的办法；二是恶劣天气与地形，使我军的奔袭行动打手限制。在东北作战时，一天奔袭一百多里是很平常的事。可是我们这次奔袭，要翻一座大山，要渡三条不能徒涉的河流，哟啊走泥泞不堪的稻田小道，有时一天走二、三十里也困难，简直要把人急死；三是我们到达上富地区时，敌人就发现我们大部队的行动，立即向其他地区的守敌通风报信，敌完全有撤退的充裕时间。

7月16日，毛泽东就歼灭白崇禧集团作战方针致电四野前委，指出：“白匪本钱少，机动灵，非万不得已绝不会与我作战”，“……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追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1【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军史》第338页黄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我们认为，根据湘赣战役的经验，提出的这个“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方针，是非常正确的。

这次我们43军的行动，虽然没有进行什么大的战斗，但正逢南方酷暑，炎热如火的天气，不但白日高温暴热，夜间也汗流浃背，无法入睡。由于执行战斗任务，有是就要急行军，跑步赶路，结果不少战士，沿途中暑倒地，其中也有死亡。还有俗称“打摆子”病的疟疾，无法投入战斗的战士，也到处可见。各连对发病人数少者十几人，多者三分之一以上。一人倒下，就要有人急救，就要有人帮助扛枪、背背包。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此情此景，非常令人担忧。

战役结束后，我军奉命在萍乡、宜春、分宜、万载地区休整。127在宜春、分宜间，128师在宜春、萍乡之间，129师在宜春以北之万载附近。指挥机关进驻宜春后，军党委立即发布指示，号召全军开展“兵强马壮”运动。军领导干部也分别深入连队检查督促，力求将此项运动搞好。

由于解放军对长沙构成合围像是，白崇禧向衡阳撤退。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及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率部与长沙起义。五十万市民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

陈明仁兵团共三个军、九个师，约十万人左右。其100军部署自傲长沙附近，其71军部署在湘潭到宝庆公路沿线，其14军部署自傲宝庆到安江一带。程潜、陈明仁宣布起义通电后，一部分反动军官不执行起义行动，第100军两个师、第71军两个师、第14军两个师先后叛变难逃。我军立即进行追击，歼其一部，大部跑掉了。

8月初，四野司令部发布南下三个月（5至7月）的作战公报。这期间，共克县城七十六座，歼敌九万人。同时我军冒着酷暑的气候及滂沱大雨，在兄弟部队配合下，西至宜昌、沙市、东至赣江沿岸的千里战线上，在水网和山岳地区，开始了肃清华中残匪的“剿匪行动”。连续进攻敌人，共歼敌两万余人。

《长江日报》“八一”社论说，第四野战军为肃清江南残敌，解放江南人民，奉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命令，由平津地区兼程南下，踏遍三千里的长征征程，到达华中地区，经四个月的行军作战，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开拓了华中地区的广大战略基地，树立了消灭华中全部残余敌人的稳固基础。

第二十章摧枯拉朽占广州

一、“兵强马壮”运动

宜春地区在南昌盆地的西部，处于武功山脉和九岭山脉之间，人口比较稠密，土地肥沃。交通、文化和农业经济均比较发达。南昌暴动、秋收起义对这一带都有直接影响，以后游击战争的战火也经常波及。1930年曾成立县苏维埃，在农村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因此，群众对苏区、对红军、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不仅不生疏，而且十分支持和拥护。

我军进入江南后，部队由北国雪野转战东岸南国水乡，遇到许多新的情况和新困难。这些问题在湘赣战役中已经明显的暴露出来，并直接影响了部队的战斗里，增加了完成战斗任务的困难。促使我们必须正视和立刻着手解决。压在我们各级领导身上的具体工作担子更显繁重。

部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水土不服。北方战士天天吃大米，喝凉水，马喂稻谷，稻草，因此饮食极不习惯。再加上阴雨绵绵，粮食发霉，不管是人吃，还是马吃，都造成人泻肚，马拉稀，人泻的没劲，马拉的无力。

第二、雨季和酷暑。气候多变莫测，半个月中三分之二是阴雨绵绵，不下雨则是酷热。部队既无雨具，又无蚊帐。雨天行军全身湿透，因而晚上宿营亦得不到好的休息。进行军中，烈日如火，仅127师就中暑热死了六十余人。晚上蚊虫捣乱，不能安睡，蚊虫引起的疟疾尤为严重。全军患痢疾、腹泻好疟疾者上万余人，还有被毒蛇咬伤、疥疮、盲肠炎、脚气烂脚、眼疾等，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

第三、马匹患病占三分之一。牲口不习惯南方气候，吃不上草料，体力消瘦严重。道路泥泞，石头多，马蹄湿软钉不上掌，马拐腿的很多，马匹的死亡率上升，据三个师不完全统计，两周死亡马十八匹；据一个师统计，十天病吗一百零四匹。

第四、因连绵雨和无防雨装具，已造成武器弹药、通讯、卫生器材损害。

第五、药品奇缺。随军携带的药品，以战场救护为主。对于防护中暑，治疗疟疾、痢疾、腹泻等药品，由于事先估计不足，携带很少。离后方又远，补给困难，就地购买有限。因此患病人员得不到及时治疗，增加许多痛苦。

第六、江南山多、河多，路少、路窄。部队装备不适应。不但牵引重炮的汽车和运输弹药粮草的汽车不能随军行动。就是脚轮大车也失去作用。完全依靠人背肩挑、马驮骡载。这样重武器及车辆，只能绕道前进，不能发挥其作用。道路泥泞特别费草鞋，非常消耗体力。河水遇雨即暴涨，有时候一个小河沟，就能耽误数小时，甚至不能通过。

第七、北方人听不懂江西话，江西老表又听不懂北方话，军民关系受到不少影响。由于语言不通，常发生“所问非所答”及其他误会现象，令人啼笑皆非。越往南走，方言土语越不易懂。一时很难解决。

第八、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部队产生一种普遍性的“厌南思北”的思想倾向。思恋东北的冰天雪地，大豆高粱。思念东北的父老乡亲。这是当前最难做、又必须做好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们把遇到的问题，迅速向四野司令部进行了报告。以我和政委张池明、副军长龙书金、参谋长黄一平名义发给四野的电报，详细报告了部队行动中遇到的困难，和针对这些困难采取的措施。

我们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是在指战员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面对遇到的困难，开展干部战士找对策的讨论，寻找克服困难的方法。从思想上解决怕雨、怕热、怕走山路、怕过河、怕露营的心理。

第二是在编制上进行必要的调整，这包括：

1、为了适应南方作战山多水多的特点，部队重型装备必须减少，军炮兵团取消榴炮、野炮，改为一个山炮营，一个战防炮营，一个重迫击炮营。师山炮营，三个4门制山炮连给我三个3门制山炮连，取消重迫击炮连。团战防炮连取消，改为一个2门制92步兵炮排，两个迫击炮排（4门）合成一个连。步兵营机炮连的重机枪由6挺改为4挺，六零炮由9门改为6门。军炮团减少车辆，师、团火炮骡马驮载，以增加运动灵活性。

2、轻装指挥机关，干部行李须减少，必要的办公用品驮起来。各单位须增设兽医和掌工。山地作战骑兵通信员作用减少应随之减少，因此要加强步兵通讯和信号联络。

3、将强工兵建设，专设工兵排（主要用于架桥），师设工兵连，军设工兵营。

4、伤员战场抢救今后以第一线为主，采取就地安置无须向后方转运，军担架营除保留一个连，其余拨入师团，加强第一线。

第三是在战术教育上，干部着重研究山地、丛林、河流几种情况下的行军、作战方法战士着重爬山、走小路、山地、丛林、水田中的前进与搜索，还有操舟、搭浮桥和单兵游泳练习与训练，及对日常生活习惯、防病知识的教育等等。

毛泽东获此情况，在7月26日的电报中说：“盛夏行军病员大增极为悬念。你们已改为旅次行军及三伏休整，当可以使情况改善。”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军史》第336页黄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四野首长决定：“部队暑期休整”。军党委决定：“休整期间，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保证吃好、睡好，恢复体力。”

于是我军在敌前开展“兵强马壮”运动。首先是各医疗部门开始行动，对生病的指战员按病种分别集中，成立医疗站，修养所。大批药品从后方运来，医生护士夜以继日地进行治疗护理，大量战士很快康复归队，医疗队在恢复部队战斗力上立了大功。

部队还进行防疫教育，做到不喝生水，不吃不干净的食物，各排订立卫生公约，注意个人卫生，对驻地水源等地进行消毒。发动群众想办法，用野草熏蚊子，学用竹皮作蓑衣。后勤部门筹集粮食，提高伙食标准，战士营养得到补充，身体素质很快提高。

各军建立兵马治疗站，将患病的军马集中治疗，在有马匹的部队强调对马匹的爱护，提出保证马匹健康就是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从而减少马匹患病和死亡。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向部队反复说明进军中南的伟大意义，牢固树立把“光荣路走到底”的思想。针对有的战士“三怕”（怕爬山，怕泅水，怕天热）和思北厌南的情绪，进行形势任务教育，提高阶级觉悟。

部队砸休整期间，总结南方作战经验教训，有针对性地训练部队在河网、稻田、山地的作战方法和战术动作，进行游泳、划船等训练。使部队适应南方地域作战能力大幅度提高。

我军自傲宜春地区，经过四十天的“兵强马壮”运动，疾病被有效控制，掉队、住院人员陆续归队。战士们又恢复了饱满的战斗情绪。部队元气完全恢复。通过学习与动员，指战员们“将购买进行到底”的决心更加坚定，克服各种困难更有信心。部队必须的各种物资弹药进行了及时的补充。总而言之，继续南下，进军广东的思想基础更加牢固，作战和生活物资准备更加充分。

二、向广东进军

我兵团主力一部，已于8月上旬开始进行了赣南战役。自泰和起，沿赣江两岸向南挺进。一举解放江西南部重镇赣州城，旋即分路继续向南前进。东路相继解放信丰、安远、龙南、定南等地区，同时解放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民政权所在地瑞金。西路相继解放了南康、上犹、崇义、大庾等地区，并与粤赣湘边游击纵队胜利会师，到8月下旬战役基本结束。这样就为进军广东，直捣国民党残余巢穴——广州铺设了一条通向胜利的大道。

9月10日，我记得正是农历“白露”那天，我们43军奉命由宜春地区出发向间前进，然后逆赣江南下。越过五岭，向广东方向前进，沿路扫荡残余敌人。

在残暑尚存的江南初秋季节，行军走路、翻山越岭仍然汗流浃背，但早晚的温度已明显的缓和了。经过数天行军，部队到达吉安地区，并决定各师在此休息一天，我们军指挥所因乘车前进，故多停了两天。

吉安是赣江中游水陆交通及物资集散中心，是江西省第三大城，也是军事要地。控制住此处，就可以把江西拦腰截成南北两段，首尾不能相顾。1930年10月，红军攻占吉安，使南昌、赣州各自孤立，中游地区十余县城先后解放，大批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筹集数十万元，苏维埃政权迅速发展，红军直达南昌北郊，把白狗子打得鬼哭狼嚎。

我就是红军攻占吉安时参军的。那年我只有十六岁，是在“扩大铁的红军一百万”的口号下，加入红军的。自从以后，烟云随风飘，光阴似水流，离乡背井，屈指已经十九个年头了，现在重返故乡，所见所闻，感慨万千。总的印象是山河依旧，人民更加贫穷了。自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苏区的人民，进行了令人发指的烧杀摧残。据说现在江西人口比红军开始时代减少了减少了一半。江西原是一个富庶而美丽的地方，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不少村庄房屋被烧了，人被杀了，加上“旱干水溢年年有，苛捐杂税月月添”，土地荒废了，剩下的只是枯树荒草，断墙残壁。人民更加贫穷，百姓流离失所……。

我利用停留机会回了一趟老家，这是我参加革命，南征北战以来第一次回家。我家离吉安城只有十华里，几乎是隔江相望。我少年时代就经常来往于吉安，因此这次返乡，认路认村，只步行一小时稍多点就到了。

由于在宜春出发时派了军副政委袁克服到吉安打前站透露了消息，吉安城乡许多人就窃窃私语，议论我将要回到吉安。而我的老父亲和兄弟更是早就扫庭以待，盼望我回家探亲。人民错误地估计解放军高级干部返乡必定是小车大马，前呼后拥，结果我只带两名警卫员徒步而行，除了给老父亲三十元银元外，只带了两斤水果糖哄哄孩子，其他什么赠品礼物也没有。

在家里吃了午餐，稍事休息之后，下午长兄引我到墓地给母亲祭坟。墓地既无花园，也无供果，只有长兄给预备了一点香烛。母亲被埋在乱石岗里，坟墓很小，碑石已被人砸碎。长兄点燃香烛后，一边放鞭炮，一边将三炷香给我，我捧上三炷香，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大声呼喊：“妈妈，我回来看望你来了！”然后将香插在坟上就，止不住的悲伤之情，流流满面。

我母亲是个普通劳动妇女，没有文化，但善于纺纱织布，善于养鸡喂猪，善于精打细算，管理家务，她老人家为人善良，与左邻右舍和睦相处。她把我抚养到十六岁，鼓励我参加革命，参加红军，使我能有今天。我参加革命之后，她去世了。

由于军务在身不敢久停，在家只呆了不过二三个小时，我就匆匆赶回军部了。

俯视赣江水，仰望井冈山。在桂花飘香的时节，我们部队和军指挥所机关沿着赣江西侧、井冈山东麓的公路，经泰和、遂川向赣州、南康方向继续前进。人群如流，车轮滚滚，欢声笑语，士气昂扬。井冈山地区沿途群众以亲切的目光和笑脸，迎送自己的队伍向广东进军。

三、广东战役

我们的部队与9月28日进到南康、大庾地区后，稍事集结休息，检查入粤作战的最后准备工作，向部队交代作战任务和兵力部署，进行临战前的动员鼓动工作等等。在路过赣州时，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召见我们当面授予作战任务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广东境内的主要敌人为：伪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和伪广东省主席薛岳，正规番号的主要部队有沈发藻兵团，刘安琪兵团，胡琏兵团，辖10、18、23、32、39、50、62、63、64、70、109等军，共二十八个师。另有非正规军五个保安师，总计兵力约十五万人。其部署如下：余汉谋主力第39、第63两军自傲南雄、曲江、始兴一线；第23、第70两军在英德地区；第32、第50两军自傲从化县地区；第109军在广州地区；第10、第18两军在潮汕地区；第62、第64两军在广州地区；第10、第18两军在潮汕地区；第62、第64两军自傲湛江、海南岛。广州还有伪总统李宗仁及伪陆军部总直属队一个警卫团，两个宪兵团，炮兵、工兵各一个营等部队。

据外电消息，7月中旬，蒋介石由台飞粤，与李宗仁会晤，策划广州的保卫战。8月中旬，蒋介石再次由台飞粤，表示“诚信广州的保卫战，为决定最后成败的一战，不得不再度前往广州视察”云云。

第二、我们四野15兵团（邓华兵团）和二野4兵团（陈赓兵团）协同作战，负责歼灭广东境内参与敌人，解放全广东。具体部署如下：二野4兵团第13、14、15三个军，四野15兵团第43、44两个军，两广纵队和林平纵队统有4兵团司令员陈赓指挥。分三路向广东进军。以4兵团为右路军，第一步夺取曲江，第二步夺取英德，而后直插三水，切断广州敌人西逃退路。以15兵团两个军为中路军，一部迂回英德，协同4兵团作战，主力知道广州。以两广纵队和林平纵队为左路军，分别由和平、龙川等地出发，直插粤东，切断广州敌人向东向南的退路。同时，邓华、赖传珠又指示：43军第一步任务是围歼翁源新江圩敌人39军部队，配合4兵团攻占曲江，尔后继续南进配合4兵团歼灭英德地区敌人，并应准备担任主攻广州任务。

此时，叶剑英已在赣州主持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宣布了中共中央成立华南分局，指定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会议讨论了向广东进军问题，准备发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告广东人民书》。动员广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彻底扫除残余敌人，协助接管乡村和城市，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我们军队应该积极向群众宣传《告广东人民书》的精神。

9月30日，已死秋高气爽，我四野15兵团和二野第4兵团同时向广东境内进军，多路部队从粤北涌入。粤赣公路上，延绵数百里的行军队伍，尘土飞扬，车轮滚滚，战旗飘飘，人欢马叫。受过大革命洗礼的广东老百姓热烈欢迎自己的军队，烧茶送水，挑土修路。

我们军指挥所乘车于10月1日越过梅岭，据说这里是敌人吹嘘的“粤、湘、赣防线”的所在地，其实连敌人的影子也没见到。梅岭古时因有大量绿叶红花，幽香远溢的梅树林而得名，可是现在梅林也不见了。

我们在梅岭之岭停车，略微休息，接见陈赓兵团派来的联络官，互通情报。这时，通信科长急匆匆跑来报告：“从收音机中听到重要新闻。”我赶紧让他把收音机拿到指挥所。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盛况，毛主席在典礼上宣布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告，宣布了中国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宣布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朱总司令又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声音，这是向全世界的庄严宣告，这是向全体解放军指战员发布的庄严命令。

当我们把广播内容向部队传达后，全军指战员的战斗情绪更加高涨，求战之心更加迫切。“庆祝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一切国民党残余匪帮，打到广州去，捣毁国民党残余巢穴！”的口号声此落彼起，雄壮激昂，在山谷间回荡。

我们兵团主力二个军和陈赓兵团三个军，很快先后解放了南雄、始兴、汝城、仁化，乐昌等地。两个兵团对曲江地区形成钳形包围之势。此时白崇禧慌忙调其46军由衡阳附近沿粤汉路南下，妄图协同39军、63军固守曲江，梦想与衡阳、广州成为三大固守重点。但当白匪46军刚到乐昌附近，湖南长沙前线我军队衡阳及其以西地区展开了强大攻势，迫使该敌仓皇北援。而驻曲江敌29军也连夜缩回到英德以南地区，只剩63军固守曲江。10月6日陈赓兵团向曲江地区分进合击，7日解放曲江，守敌狼狈难逃。该兵团立即沿北江两岸地区挥戈向南追击。

我43军居右，44军居左，沿北江以东地区齐头向南推进。我们部署127师和128师为第一梯队，129师和军直属部队为第二梯队，翻山越岭，涉水渡河，保持了较快的前进速度。进到粤北始兴时，得知曲江一带敌人已经先期撤退，翁源、新江圩之敌也已难逃。

奉兵团电令，我43军应向翁源、佛冈、花县挺进。我127师先头部队冒着大雨，踏着泥泞崎岖的上路奔袭佛冈。10月11日到达佛冈以北地区时，获悉佛冈城内尚有敌人39军一个团及地方保安团队没有逃走，当即命令127师予以歼灭，然后快速跟进。该师立即展开并于黄昏发起进攻，不到三个小时，全歼守敌，结束战斗。

在127师攻打佛冈之敌时，我128师和129师改为第一梯队，继续向花县、广州挺进。

44军则沿翁源、广州公路南下，向纵化、增城急进，负责切断广九铁路，堵截广州敌人向东逃窜。

10月13日，我128师先头部队占领花县，歼守敌50军一个营及一个保安营后，继续向广州市郊逼近。

14日下午，敌人焚烧白云机场油库，浓烟滚滚，火焰冲天，在花县的军指挥所清晰可见。当日下午18时，敌人破坏广州海珠大桥，爆破之声，数十里以外皆可听到。

据此，我们判断敌人已决心弃城逃跑，当即命令128师、129师迅速向广州侦察前进。部队首先控制了白云山等处制高点，相机进占广州市。部队在前进中，除与敌残余掩护部队稍有接触外，基本上没有遇到敌人的抵抗，我128师于14日19时胜利地进占省政府等机关，俘虏敌第50军、第109军掩护部队二千余人。我44军一部也同时进入广州。广州市民欢欣鼓舞，欢迎解放大军进城，庆祝广州解放。

44军于15日，在广州东北新塘歼敌四个团，继续沿广九路东进扫荡铁路沿线。两广纵队相继解放粤东重镇惠阳、河源等县城。19日在龙华圩迫使残敌109军154师投降。西路陈赓兵团于15日解放广州以西之三水，16日解放四会，18日解放高要，各歼敌一部。当得悉广州敌人主力已向阳江、湛江方向逃窜。该兵团没有进广州，立即分兵三路向阳江方向猛烈追击。

解放广州后，根据俘虏军官供称，当我军向广州前进时，广州数万敌人非常恐慌，混乱不堪，如何对策，举棋不定，有的主张死守，有的主张逃窜，最后李宗仁、余汉谋决定，脚底板擦油，除留少数部队守城担任掩护任务外，主力迅速分散撤退，一部向潮汕方向节节抗退，梦想最后逃亡台湾。伪陆军总部直属部队向西，经柳州向云南撤退，其余四个军（23、29、50、70军）由21兵团司令刘安祺指挥，向湛江方向撤退，完图逃亡海南岛。伪总统李宗仁偕总部随员，于12日乘飞机离开广州经南宁去重庆。而余汉谋、薛岳则同时逃往海南岛。

我们军指挥所15日上午进抵广州，部队在广州稍事集结休息，打扫战场，清剿隐藏的残敌，恢复社会秩序。接着由127师先进行入城仪式的准备工作，代表入粤部队加入城仪式。尔后负责清剿从化、花县、清远地区溃散残敌。128师则调往英德、曲江地区，负责清剿逃入山区农村的敌人残余部队，129师调往新会、江门，负责清剿珠江三角洲地区逃入农村的敌人残余部队。军直属部队移住佛山指挥。

在我大举向广东发动强大攻势之际，湖南长沙前线，我四野主力一部于10月3日向白崇禧盘踞的衡阳及其以西地区发动了巨大攻势，迅速突破衡宝线，敌军全线混乱。9日晨将白匪主力四个师包围于祁阳以北之五峰山地区，经三昼夜激战，于11日将其全部歼灭。13日在宝庆西西南石下江地区，再歼黄杰兵团一个师，另一个师投降。至此衡宝战役于10月14日（与我进占广州的同一天）告一段落，共歼敌三万余人，解放衡阳、耒阳、彬县、宝庆、祁阳、新田等十余县城。

新华社10月15日评说：华中前线解放军在10月初发动的攻势，不到两个星期就歼灭了白崇禧的主力，攻克了国民党残匪所曾据为中心的华南最大都市——广州。广州的解放，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人民日报》庆祝广州解放社论中指出：今年4月下旬，当人民军解放百万雄师勇猛渡江前进，解放南京的时候，国民党发动统治即已完全灭亡。土崩瓦解的匪帮残余，慌慌张张逃到了广州，在广州停留不到六个月，就又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打击下四散逃命了。

我们也及时向部队反复动员，要认真总结入粤作战的经验教训，既要看到我们的胜利，也要看到我们的缺点错误。广州解放后，更要戒骄戒躁，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继续前进。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绝不会甘心他们的惨败，他们还要利用其残余力量，腐木支倾屋，作拼死的挣扎，只要还有一个敌人存在，只要敌人不投降，不论他上山为寇也好，逃到天涯海角也好，我们一定要将他消灭干净，不使其祸害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口号仍然是：把革命进行到底，消灭一切国民党残余力量。

这次战役最基本的经验教训，是没有采取战役大包围、大迂回，没有堵住敌人逃跑的退路，因此我们没有与敌人主力决战的机会，没有全部或大部歼灭敌人，俘虏敌人也很少。打曲江敌人跑掉了，打英德敌人跑掉了，打广州敌人跑掉了。三路入粤大军基本上采取齐头并进战术，跟着敌人屁股后面追击。陈赓兵团在阳江地区歼敌三万余人，也是快速追击的结果，不是大包围、大迂回的结果。费劲不小，收获不大，我们43军只歼敌五千余人。

11月11日，广州二十万军民机会游行，欢庆解放。

第二十一章粤桂边围歼战

一、桂系孤军已四面楚歌

1949年10月下旬，陈赓兵团终于自傲阳江地区把刘安祺兵团四个军全部歼灭，共歼敌三万余人。并交付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阳江等县城。至此广东除了海南岛、雷州半岛、万山群岛及其他若干滨海地区之外，全省宣告解放。

广东大部解放后，摆在南进大军道路上的敌人，主要是盘踞在广西老巢的白崇禧匪帮。当时白崇禧指挥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残部尚有十万余人，包括张淦、徐启明、鲁道源、黄杰、刘嘉树等五个兵团十二个军。衡宝战役之后，桂系残部边纷纷回窜曾盘踞二十余年的广西老窝。据传这个白崇禧存在两个幻想：一是保存实力，撤回广西，实在不行就放弃城市，利用境内山川连绵，河流交错上山当土匪、待机东山再起；二是退回广西后与帝国主义勾结，争取美援，负隅抗击解放军的进攻，必要时逃入云南或海南岛固守，等待国际形势发生所谓“新的变化”，再乘机卷土重来。

因此进军广西，打掉白崇禧看家老本，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白匪是目前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力量两大主力之一（另一主力是胡宗南残部），如将其全歼，可以解放广西一千五百万人口，不仅为进军云贵及配合歼灭胡宗南残部，解放大西南创造有利条件，而且也为解放海南岛铺平了道路。

湘粤大捷之后，紧接着我第二野战军主力展开解放大西南的作战。一路直入贵州，解放贵阳，一路打进四川直逼重庆。对我们解放广西，并在广西境内全歼白崇禧残部，造成极为有利形势。

桂系军阀本来只是国民党反动军事集团中的二等角色，但在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被歼之后，却成了反动派所幻想反攻倒算的救命菩萨。桂系部队与我主力部队接触较少，自傲衡宝战役虽遭打击，但尚保存一部分比较完整的军事力量。他们利用封建地域观念和欺骗麻醉相结合，形成一种骄横凶顽的气质。特别在广西老巢，有二十余年反动统治经验，实行所谓自治、自卫、自教的“三自政策”，此时又面临覆灭前的最后挣扎。

因此我们反复教育部队，要正确估计和谨慎对待全歼白崇禧残部的作战，这可能是一次比较激烈的战役，决不能掉以轻心。但是又要看到，敌人是败军、残军、逃军，是陷于四面楚歌的孤军。只要我们发挥英勇顽强，灵活机动，遵守纪律，服从指挥的战斗精神，就能够胜利地完成这次战役任务。

白崇禧集团共有残缺不全的五个兵团，十二个军，三十个师，约十五万人，连同从广东逃至粤桂边的余汉谋残部四个军，总兵力也不超过二十万人，另有地方部队数万人。其防御部署如下：第1兵团（黄杰兵团）三个军及第10兵团（徐启明兵团）一个军，在湘桂路全州至桂林地区布防；第17兵团（刘嘉树兵团）两个军位于锦屏、通道地区；第11兵团（鲁道源兵团）两个军位于龙虎关、荔浦地区；第3兵团（张淦兵团）三个军及第10兵团一个军位于位于桂林至梧州地区；余汉谋残部在雷州半岛地区。

二、向广西进军

为了执行毛主席的大迂回、大包围，先关门，后围歼的战略方针，将白崇禧残部全歼于广西境内，林彪率四野指挥所由武汉进至衡阳，亲临前线指挥，决心以西、中、南三路大军对敌展开战略包围。首先切断敌人退云南、退海南岛的后路。

11月上旬，我军主力分三路大军向广西进发。以第13兵团第38、第39两个军为西路军，先歼灭通道、靖县之敌，尔后迂回河池、白色，断敌入滇退路；以第4兵团第13、第14、第15三个军为南路军，插向博白、郁林地区，断敌向海南岛退路；以第12兵团第40、第41、第45三个军为北路军，由湘桂路南下。

白崇禧匪帮一方面实行残酷的“空室清野”和大肆破坏铁路公路、交通桥梁，妄图阻滞我军前进；一方面以七个军阻击我军于桂北地区，以利其主力五个军迅速收缩集结于桂南、郁林地区，决心发起“南线攻势”，打通雷州半岛的出路，准备窜到海南岛等待美援。因此白崇禧特令张淦兵团三个军，向陆川、廉江方向窜犯，鲁道源兵团二个军向信宜方向窜犯，同时粤军余汉谋令退踞雷州半岛及合浦、北海地区之沈发藻兵团向廉江方向前进策应。

为了击破白崇禧的“南线攻势”，林彪决心歼灭张淦、鲁道源两兵团于粤桂边地区。电令第4兵团兼程西进至茂名、廉江地区，控制有利地形，坚决阻击敌人南窜。为了加强南线堵击力量，令我43军立即停止在广东剿匪。令西路军第13兵团39军改向柳州方向急进。令北路军南下梧州、容县、配合南线作战。

11月13日晚9时，林彪、谭政、萧克首长电令我43军：（一）白匪主力有可能向雷州半岛逃窜；（二0为协助4兵团对付敌之向南突进，你军三个师全部，应速向罗定一带前进。

一小时后，总部又电令：争取明日出动至迟15日出发。

当时我军的各师均在粤北、粤中展开剿匪行动，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停止执行原来任务，迅速向指定地点集结，一边集结一边乘车、乘船或徒步快速向信宜、罗定方向开进。

军直指挥机关在佛山进行了执行新的作战任务的紧急准备。我与军政委张池明、副军长龙书金、副政委袁克服、参谋长黄一萍、政治部主任谢扶民，分工负责进行政治动员和具体组织准备工作。布置军侦察部门迅速搜集整理有关敌军情报，军作战部门迅速制定部队开进计划，军通讯部门迅速规定新的通信联络办法，军政治机关发出战役动员指示和战区群众工作指示、后勤机关制定战役供给和卫生工作指示。等等。

各种准备工作就绪以后，部队按时于11月15日开始分别由广州、粤北、粤中出发，向信宜、罗定方向前进。

军指挥所11月20日乘火轮沿西江逆水而上，自傲德庆登陆，于23日赶到罗定、信宜之间的贵子圩附近。各部队均按计划先后到达信宜、罗定之间加益圩、贵子圩、白石圩、池同圩、怀乡圩地区集结完毕。

11月22日总部指示，为诱敌深入东岸信宜附近，43军各师应稍向东移，并指定127师在塘底屋、路岔坪一带隐蔽。128师在分界圩、石龙寨一地啊隐蔽。129师在石头塘街、龙岩砦一带隐蔽。但我们研究将云开山脉有利地形均让给敌人，对我甚为不利。因此只作了小的调整。

粤桂边界的云开山脉，以山顶为界，西面属广西，东面属广东，山脉为南北走向，山石逶迤，峰峦连绵起伏，拔海高度千米左右，山坡比较平缓，多灌木丛林，也有嶙峋乱石。当时情况是，主要制高点已为我军控制，少数地方为敌人控制。敌人飞机已发现我军集结，自晨到傍晚，敌机分批轮流低空侦察轰炸扫射。南面远方炮声依稀可闻，当面敌人鲁道源兵团司令部已低北流，敌58军两个师进到容县、北流以东，桥头铺地区。

三、击溃鲁道源兵团

11月22日10时，林彪、谭政、萧克首长向43军发出歼灭鲁道源、张淦、余汉谋部的动员令：“敌于明晨开始自容县、郁林之线向信宜、茂名、化县、廉江之线进攻，企图压迫我军与滨海并乘势拼死向南突围。张淦兵团主攻化县、茂名，鲁道源兵团主攻信宜。”“桂系部队是有战斗力的，不可轻视。敌人此次行动是他的生死斗争，必然决心死拼。敌现所集中兵力的数目与我军目前所能参战部队的数目相差不远，我军多敌无几。”“我军决心首先以主力歼灭向信宜前进之鲁道源兵团，然后再歼灭张淦兵团。”“此为带最后性的最重要的一次大战，各部须立即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发挥最高度的积极性、勇敢性、坚决性，严戒轻敌松懈。只要此敌歼灭，则解放琼崖、台湾与云南皆属易事，否则敌退琼崖、台湾或云南，则对尔后作战增加困难。故我全体指战员须奋勇作战，各级指挥员尤须严密细心组织战斗，每个指战员要争取在此次机会立功。”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56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11月25日，总部又急电命令我们43军准备向鲁道源兵团突然出击，从侧后打击鲁、张两兵团。

我命令指挥所当即将总部指示电告各师首长，并在云开山脉制高点勘察地形，观察敌情。当时天气晴朗，风清云淡，向西俯瞰，视野辽阔，望远镜裏模模糊糊可以看到北流、容县地区，并观察到敌人在云开山脉西侧构筑的数处工事，均为土木结构的野战火力掩体，估计其已展开的兵力为一个团，在山脉西麓黎村地区集结约两个团。

根据地形和敌情判断，经过大家认真研究，我最后确定出击部署：三个师同时展开一个梯队，并肩攻歼鲁道源兵团。127师为中央梯队，128师为左路梯队，129师为右路梯队，居高临下，由东向西突然发起进攻。击破当面敌人抵抗后，128师快速向北流、郁林之间地区前进，分割切断鲁道源兵团于张淦兵团的联系；127师直捣北流，攻歼鲁道源指挥机关；129师首先攻取容县，切断敌人向北退路，然后向南会攻北流。攻击开始的时间拟定为：右路梯队应于27日黄昏后出发（敌机返回后），利用夜间隐蔽，攻击前进，力求迅速占领容县。中央梯队和左路梯队，均于28日凌晨5师开始进攻。

这个作战计划的特点是，选择敌人侧后开刀。大家考虑了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性，一致认为敌人是败军、逃军，我们是常胜之师，是士气旺盛，作战经验丰富的主力部队。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居高临下，是从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鲁道源兵团开刀，而敌人主力张淦兵团已被我第4兵团牵制拖住，处于顾头不能顾尾的状况，因此只要我们勇敢大胆，快速进攻，就可能出敌意料之外，而获得成功。

27日下午，各部队隐蔽调整进攻部署，下达战斗命令，进行临战动员，完成进攻的具体组织和准备工作。黄昏，129师则俺计划首先隐蔽出动。

28日晨，雾腾腾、迷漫漫。中央梯队之127师和左路梯队之128师，按时与敌人一线部队打响，我军突然发起全线进攻，一开始敌人还抵抗，但不久，敌人抵不住我军的猛烈攻击，越来越混乱，形成溃退，向西逃窜。127师歼灭正面防御之敌人；129师攻克容县，歼敌一个团，俘敌四千三百人。

此时，敌11兵团司令鲁道源惊慌不已，立即令其副司令胡若愚率58军一个师赶来增援，行进到杨梅圩附近与我129师遭遇，一举将其击溃，胡若愚也在战斗中被我击毙。由于作战部队急于赶路，将胡的尸体放在担架上，仰卧在大道旁边，待收容对掩埋。129师前锋部队写了一张字条“11兵团副司令胡若愚被我击毙于此”，用石块压在其胸前。后续部队路过此地，看到敌指挥官被击毙，更激发了追上去歼灭敌人的斗志，“不投降就让他如此下场！”战斗被击毙的还有第58军参谋长程学五，第226师师长王少才等高级军官。

我们的部队像潮水一般汹涌澎湃，像山崩一样势不可挡，由东向西猛打猛追。右路梯队129师于28日下午占领容县后，继续向北流攻击，余当晚占领北流，将敌兵团司令部及其58军和125军主力击溃，歼敌五千余人。敌人做梦也未想到，我军如此大胆冒险，如此迅速勇敢，从敌人侧后杀过来，将敌人纵深巢穴冲地鸡飞狗跳，落荒而逃。

四、围歼张淦兵团

我们军指挥所到达北流附近后，及时将战况和初步战果报告四野总部，很快收到林彪紧急复电说：你们将鲁道源兵团主力击溃，占领容县北流，是此次粤桂边战役的良好开端，望再接再厉，准备向张淦兵团进攻，争取更大胜利。

29日各部继续扫清北流地区残余敌人，128师未经大的血战，解放郁林，歼敌二个团。我127师于安民铺歼敌156师师部及两个团，俘敌四千余人，兵团司令鲁道源只身化装逃跑。战场形势对我非常有利。

我们遵照林彪、谭政、萧克首长30日1时电令，于30日晨5时全军转头，由北而南乘胜猛打穷追，在博白地区围歼张淦兵团。我们明知郁林地区尚有部分溃散敌人没有肃清，乃决心置之不顾，决不被敌人所牵制而拖延时间。现在正是南方的深秋天气，部队沿着北流、博白公路及其两侧乡村道路，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急进。

30日下午，127师获悉情报，第第3兵团张淦的指挥所在博白城，即刻组织前卫379团向博白疾进。同时128师遇到一位从博白逃出来的老师，告诉我们：张淦还在博白城内。我当即命令先头部队128师282团和127师379团并肩奔袭博白。于30日晚，以神兵天降、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突然包围博白，127师从城北门攻城，128师从城东门攻城，22时组织强攻，各师突入城内，将张淦的兵团指挥部包围，经半小时激战将其警卫部队歼灭，从床底下把兵团司令张淦拉出来，活捉。

后续部队均于拂晓前先后赶到博白附近与敌展开激战。

当我们军指挥所30日深夜，在郁林看到128师十万火急报捷电报后，大家兴奋极了。现在敌人第3兵团脑袋砍掉了，成为无头苍蝇，天明后可能有场混战。军领导共同商定，军指挥所立即由郁林出发感到博白附近进行战场指挥。

正当我们将要出发时，接到林彪万万火急电报，主要内容是：“128师已解放博白，歼灭敌人第3兵团司令部，活捉兵团司令张淦，这是一个重大胜利，你们应全力以赴，围歼博白附近张淦兵团的战斗部队，协同第4兵团作战。总部以特别注意同你们各师保持电台联系，你们当前主要任务是实行战场指挥。”

由于我们到达郁林时局向四野总部发了一个电报，说明我们各师已昼夜向博白急进，围歼张淦兵团，我们同各师已形成我停彼走，彼停我走状态，无法保证正常电台联系，请总部直接指挥各师向博白急进。因此，“总部已特别注意同你们各师保持电台联系”，正是对我们电报的答复。

这样的指挥方式，再一次体现了林彪的作战艺术：在大兵团运动战中，必须实行高度的集中指挥。在整个的战役过程中，随着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抓住战机，总部经常能用最迅速的越级指挥的办法直接指挥到师的行动，以保证整个战役的胜利。我们军级领导，已经熟悉默契林总的这种越级指挥方式。早在东北战场，三下江南战役中，总部为争取时间，就跨过纵队，直接指挥师的行动，取得很好的战争效果。

战役结束后，陶铸在广州告诉我，当林彪看到你们解放博白，活捉张淦电报时，高兴得跳起来，连声称赞43军是一支既能攻坚，又能打运动战的部队。

顺便说一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次毛主席接见外宾时，林彪、周恩来和我在座。在客人未到前，毛主席谈起解放军“不怕苦，不怕死”的作风时，林彪插话：“军队尤其要提倡这种作风。辽沈战役时，43军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把廖耀湘向沈阳的退路堵住了，经过一场恶战，廖耀湘兵团全军覆灭。广西战役时，又是这个军，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突然袭击了博白城，捉到兵团司令张淦，经过一场恶战，张淦兵团全军覆灭。”毛主席问：“谁是当时军长？”林彪指着我答：“就是他，李作鹏。”毛主席转头看看我，又点点头。

话归正题。我们军指挥所到达博白附近时，已是12月1日晨6时，博白城郊战斗已处结束阶段，烟尘渐渐稀薄，枪声炮声时密时稀。有的部队背着、抬着缴获的武器正在集合，一队又一队的俘虏在我军战士的押送下前往指定地点集中。医务人员正对重伤员进行急救，对轻伤员进行包扎，一片繁忙。我们看到不少战士，或一排排躺在地上，或一排排靠墙而坐，就地睡着了。他们实在太疲劳了，且战且追已是二十四小时以上没有休息了。这些我们不知道姓名的战士，个个都是为中国人民解放立下功劳的英雄。

敌人第7军、第126军奉张淦被俘前的指令，向博白增援，已进到博白东南山区及博白以南沙田圩王帝庙一带，并开始向我攻击，企图解张淦之围。

我们决心三个师全线出击，前往围歼。127师向六任一线敌人第7军攻击，128师和129师协同向沙田圩地区敌人第126军攻击，上午7时，与敌打响，在我4兵团、15军配合下，经过激烈战斗，至下午15时将敌人大部歼灭，一部向西南方向突围逃窜。我们43军共歼敌五千余人。

大约上午10时左右，陈赓兵团13军部队也感到博白附近与我们会师，第4兵团主力已向合浦方向追击。我128师副师长李丕功率一个团也向北海市方向追击，军、师指挥所与该团失去联络。

经过不太猛烈的战斗，混乱不堪的张淦兵团三个军大部被歼，小部四散溃窜。至此敌人第3、第11兵团五个军的番号基本上被我歼灭，敌人的“南线攻势”见鬼去了。这是我军在广西战役的重大胜利。

张淦第3兵团辖第7军、第48军、第126军共十万人左右。其中第7军是桂系军队中的王牌，是主力中的主力，精锐中的精锐，战斗力最强，号称是“钢军”。但经衡宝战役我军给予歼灭性的打击之后，重新编组补充的第7军业已今不如昔，战斗力大为降低。

兵团司令官张淦，广西桂林人，自诩为“桂林才子”。是李宗仁、白崇禧指挥下的著名战将。1937年曾任桂系第7军参谋长，以后又任21集团军参谋长，1938年任第7军军长，1940年任第5战区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1943年任21集团军副总司令，1946年任第3兵团司令官，1948年任“剿总”白崇禧的副总司令，兼第3兵团司令官。自北伐战争开始至今二十余年，据说其指挥作战胜多败少，有胆有识，能文能武。我们与他接触很少，是否如此，不敢肯定。但根据衡宝、广西两个战役，他是一败再败，全军覆灭，自己被俘。他在博白唱“空城计”，可惜他的对手不是司马懿，而是胆大包天的英勇善战的解放军，结果是其兵团指挥首脑被消灭，所属三军部队群龙无首，退路又被我们切断，岂有不全军覆灭的道理。

12月1日林彪、谭政、萧克首长致电43军：“对于你们坚决执行我们的命令，不惜疲劳迅速赶到博白，歼灭了张淦兵团部，并将其本人俘虏，使其兵团混乱，我们表示甚大的谢意与高兴，盼你们很好指导这样战斗，协同我四兵团，务必歼灭张淦兵团的全部。”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军史》第352页黄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这个电报既是对我们的鼓励，也是对我们的鞭策。

五、追歼残敌

12月2日2时，林彪、谭政、萧克首长电令：“（一）十兵团二日零时令四十六军自桥墟（贵县东南）出发，日夜兼程取捷径，限四日至钦州集结；（二）四十三军之一二八师应即轻装强行军，自选道路向钦州急进，四十三军主力可在先头师之后，以较缓之速度跟进。”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军史》第353页黄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后来我曾问过林彪，歼灭张淦兵团后，为什么电令我们军主力以“旅次行军”速度向西追击？林彪回答：“因为你们连战容县、北流、郁林、博白，我估计你们部队太疲劳了。”由此可见林彪考虑问题之细。）

我们第43军接到电令后，于当日13时，各师由现地出发。128师为南路沿公馆圩、那丽圩向钦州快速追击。部队已进行了两个月的连续战斗，相当疲劳，但在“追上敌人就是胜利”的口号下，顽强挺进，以每天一百五十里以上的速度和南溃之敌赛跑。军主力为北路，127师在前，军指挥所机关居中，129师在后，沿馥谷圩、白石水圩、百劳圩向钦州以北大垌圩前进。

前锋部队127师于6日在小董圩一带，歼灭敌人二千余人，缴获汽车百余辆，切断了南宁、钦州公路干线，即将向南逃窜敌人分割了南北两部分，128师于7日子啊大寺圩歼敌千余人，129师和127师380团8日进入十万大山，在上思东至莲楼、龙楼地区歼敌46军188师二千余人。

我128师副师长李丕功率领的一个团与师、军失去联系后，于12月4日攻占北海市，歼敌二千余人。稍停后，继续向钦州前进，于12月7日与师主力靠拢联系。

由北向南合围的四野主力一部，先后占领横县和灵山，将由东北方向逃来的敌125师全部歼灭，又在灵山以西地区歼灭敌46军一部，接着在小董圩西北地区，将敌第10兵团残部及伪国防部直属部队残部歼灭，俘敌万余名。由北向南合围的四野主力另一部，占领南宁后，沿宁钦公路南下，在小董圩西北之大塘圩歼灭11兵团残部及71军残部，又于南晓圩歼灭56军一部，至此粤桂边战役围歼战第二阶段乃告胜利结束。

我43军8日进到上思地区后，奉命除129师及127师380团继续向凭祥方向追击逃敌外，军主力在上思地区集结待命。

我军129师于10日在恩乐地区歼敌一千七百余人；12月13日进到与越南接壤之隘店，将敌97军军部及第33师、第82师残部歼灭，俘敌97军副军长郭文灿以下五千余人。

敌约万人逃入越南。兵团司令黄杰被法军软禁，部队放下武器，集中鸿基附近，以后又转到越南最南端的富国岛。三年以后，台湾国民党当局与法国政府达成协议，法方同意全部遣送到台湾，这是后话。

12月19日，我军128师自粤桂边纵队的配合下解放湛江，歼敌一千余人。

由罗定到博白，由博白到镇南关，西征越千里，渡过一道又一道的河流，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岭，克服国民党军残匪设置的重重阻拦，忍受着日夜行军的极度疲劳，战士们不知流下了多少汗水，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但部队发扬了艰苦奋战、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体现了坚定不移的猛打穷追、大胆挺进、快速围歼扫荡残敌的战斗决心，胜利地完成了上级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粤桂边战役我43军获得歼敌三万四千人的辉煌战果。

解放战争中，我亲自指挥的三场战斗实属最为得意：辽西战场围歼廖耀湘兵团为一次，南下后率领43军在粤桂边战役中全歼鲁道源、张淦兵团又是一次。这一仗在三天时间里，连续打掉敌人两个兵团司令部，活捉张淦，击毙胡若愚，43军打出了四野主力部队的威风。

以“大包围、大迂回”和长距离追歼为特点的广西战役胜利结束，历时四十天。共歼灭白崇禧及余汉谋指挥下的五个兵团，十七万余人，解放了广西全省及广东南路沿海地区。这个伟大光辉的胜利，是由于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大包围、大迂回”的英明战略指导，四野首长的正确指挥，全体指战员的英勇作战，密切协同，广大前方后方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的结果。

12月18日，四野首长传令嘉奖粤桂边战役各参战部队的电文中指出：我们在广西、广东南路，业已赢得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不但对以后海南岛作战有着重要意义，即对邻省的解放和在全国范围内提早结束战争，亦有重大意义。又说：这次作战，我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与第四野战军各兵团协同甚为密切，高度的表现团结友爱精神。各作战部队在进行大的迂回包围和猛打穷追的行动中，皆以奋不顾身的勇气，战胜了大山、河流、泥泞、饥饿和难以忍受的疲乏，神速前进，使敌人闻风丧胆，尽管他们狡猾并逃得那样快，但始终无法逃出我军各部的包围圈，而于最后悉数被歼。

第二十二章解放海南岛（之一）

一、准备进攻琼崖

1949年12月9日，广西战役尚未完全结束，我们接到林彪来电：“除目前参加追击的一个师继续作战外，其余两个个师应向廉江、合浦集中休整，准备尔后配合40军进占海南岛。”

12月10日，林彪向中央军委上报解放海南岛的计划：以40、43军两个军，配属加农炮、高射炮各一个团与工兵一部，共十万人，组织渡海作战兵团，由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准备解放海南岛。毛泽东12月18日复电林彪，同意：“以43军及40军准备攻琼崖”。

中央军委、毛主席十分关心这次渡海战役。毛主席答复林彪电报中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告邓赖及四十军、四十三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军史》第360页黄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2月中旬，我们43军奉命开往雷州半岛，准备执行解放海南岛的光荣任务。我军先头部队于12月19日解放湛江市，歼灭62军残部三个营，随即部署兵力如下：127师徐闻以东、湛江以南雷州半岛东岸沿海地区；128师进到湛江硇州岛至博贺港沿海地区；129师进到阳江东西沿海地区；军指挥机关进驻湛江市。

40军则分布在徐闻以西至北海市，雷州半岛西岸沿海地区，其军指挥机关位于海康。

12月22日，林彪致电43军：“渡海作战我军全无经验。目前渡海的具体条件如何尚不明，因此我们此刻尚无具体意见。盼你们就近弄清各种情况，细心研究作战条件与方法，并向兵团和我们提供建议。”

12月27日，15兵团邓华、赖传珠、洪学智致电野司和军委：“（一）这一战役能否打好，要看我们准备能否充分。一次运一个军的兵力登陆是巨大的组织工作，需要相当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准备物资，收集船只，进行演习等等。以季节论，在旧历年前动作为有利；又不为季节所限，而以准备工作论，恐时间来不及，……故我之方针尽一切努力争取旧历年前动作，但要以是否准备好了为标准，以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二）这次作战的关键是搜集船只与对付敌人海空问题，尤以敌舰对我渡海妨碍为大。如能派一部空军直接配合，则我之困难便可减少。”

12月31日，毛泽东电告林彪：转来邓、赖、洪27日电已悉，同意该电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要“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损失。”要求“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59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海南岛是我国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岛，是华南的军事战略要地，被称为“南中国的门户”，它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琼州海峡宽二十到五十公里，水深五十到八十米，全岛面积约三万四千平方公里，人口约三百万，划分为十七个县、一个市。半岛中央偏南以五峰峙立的五指山为著名山区，五指中二指最高，海拔1867米，漫山有原始森林覆盖。其周围多为丘陵和台地，河流由五指山区向四面散射入海，热带气候高温多雨，夏长无冬，4到9月为雨季，常受台风袭击，春天多西北风、东风、东北风，谷雨之后为南风。农业一年三收，矿产颇丰，并盛产热带木材和水果。真可谓“海南风光别一家，四时木葱四时花。”

从广州预先撤退及在粤桂边战役漏网的敌薛岳、余汉谋、陈济棠等部的残兵败将计有第4、32、62、64等五个军番号，另有教导第2、保安第1、保安第2、暂编第13等四个师的番号。空军三个大队，飞机四十余架。海军第3舰队，各型舰艇五十艘。总兵力约十万人。他们窜集到海南岛上进行集结，苟延残喘蒋介石任命薛岳为“海南防卫总司令”，统一指挥陆、海、空军部队，妄图凭借琼州海峡的惊涛骇浪作为天然障碍，来阻止解放军的前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反攻大陆。

其实薛岳并不是傻瓜，他对解放军战斗力之利害，比谁都清楚，对坚守海南岛他一开始就没有信心，主张放弃海南岛。据台湾《中央日报》以后透露，“海南守将薛岳专程晤蒋，要求主动撤退，蒋予拒绝”。蒋为什么拒绝呢？据说蒋介石是根据金门战斗经验，认为解放军擅长陆战，遇到海洋难逞其强。海岛易守难攻，解放军没有海空支援，没有大量运输船只，进行大规模的两栖登陆，胜算甚小。薛岳是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情况下，才冒覆巢之险，决心死守。

为了唆使手下这些惊弓之鸟进行固守，薛岳吹嘘：空中有飞机，海上有兵舰，岸上有要塞重炮，对付共军的民船渡海，不足为虑。又叫嚣说：“海南岛是反攻复国的良好跳板”，“没有海南岛就没有台湾”，“共军没有海军、空军，不能渡海作战”等等。他们梦想一种种欺骗办法来挣扎，拖延其最后灭亡的命运。

薛岳字伯陵，广东乐昌县人，一级陆军上将，先后曾任贵州省主席第9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主席，广东省主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和我们红军有血海深仇的死对头，抗日战争时期指挥过长沙会战，曾获美国自由勋章。解放军向广东进军，1949年10月，他来到海南岛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陈济棠任副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陆海空三军，在全岛设立了所谓“铜墙铁壁”的立体防线，自称为“伯陵防线”。

敌人把所有岛上陆军编为四路军，分别担任琼东、琼南、琼西、琼北四个防区的“清剿”和防御任务：

以32军为主，编为第一路军，负责琼东区木栏港到乌石港342公里地段的防务。32军军长李玉堂兼第一路军司令。

以62军及教导师、暂编13师编为第二路军，担任琼北东起木栏港，西至林诗港158公里地段的防务。李铁军任第二路军司令。

以64军、4军组成第三路军，担任琼西自林诗港至领头湾396公里地段防务。64军军长容有略兼第三路军司令。

以63军、警备3师为主及琼南要塞司令部和海军陆战团，编为第四路军，陈骥任第四路军司令。担任琼南乌石港至岭头湾303公里地段防务。

在我党领导下，海南岛人民在土地革命时代就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创立了琼崖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二十多年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屠杀，一直进行着艰苦英勇的斗争，在抗日战争中发展成为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解放战争中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冯白驹为司令员兼政委，吴克之为副司令员，马白山为参谋长，辖有第1、第3、第5总队及独立支队，共有兵力超过万人。他们解放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成立了琼崖人民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围剿”，已锻炼成为一支坚强的人民武装力量。最近他们同华南分局、广东军区已建立了无线电台联系，准备积极配合大军渡海作战，为加速解放海南岛共同战斗。

四野总部指示，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是第四野战军在中南地区的最后一次战役。必须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并在充分周密的准备下，来争取这次最后一战的圆满胜利。要求渡海作战部队以无比的勇敢和信心，克服渡海作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加强渡海作战的训练和物资准备，团结依靠沿海人民和船户水手，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严格遵守纪律和政策，就一定能胜利地完成任务。

新华社时评广播：“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

当时美国内部对台湾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拉德雷代表鹰派，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西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日本、菲律宾将受威胁”。国务卿艾奇逊则予以驳斥，他说：“即使美国介入亦无济于事，美国西太平洋防线没有台湾，无足轻重”，最后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说：“美国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态度，也是他们对海南岛的态度。这样的国际环境，对我们解放海南岛是有利的。

二、渡海作战会议

按照林彪12月22日的电报指示，我军队渡海作战应具备的各种条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虽然风向、潮汐、水流和登陆地点、滩头阵地、敌舰敌机袭扰等因素都是能否顺利登陆的要点，但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最关键、短期内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渡海工具，当时能找到的渡海船只很少，其中机帆船更少。我们将情况报告了15兵团领导。

1950年1月5日，兵团将汇总的情况致电报告四野总部并中央军委，提出目前渡海作战存在的三点问题：一是守岛兵力约十万至十五万，且有海空军配合，故我第一批必须使用一个军的兵力同时登陆，约需海船一千只以上。但现有船只很少；二是必须将一部帆船改装机器(至少一个团的突击部队使用)。如全部改装机器，非短时间不能完成，且耗费很大；三是部队无渡海作战经验，仅凭短时间训练，难收实效。报告提出，根据情况，旧历年前要完成大规模渡海作战之准备工作，事实上来不及，报告请求推迟作战时间并帮助解决改装机帆船的有关问题。

四野总部和中央军委均同意推迟渡海作战时间的建议。

1月10日，毛泽东来电指示：“既然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又指出：“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续进。”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59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1月11日，四野总部电告兵团，决定将渡海作战时间推迟数月，并要求充分做好战役准备工作。

1月19日，兵团遵照中央军委和四野总部的指示，电告第40军、第43军：“对渡海登陆作战，不依靠风向，而以改装机帆船为主”。

1950年2月初，兵团在广州召开渡海作战会议。这时兵团指挥机关同时兼任广东军区指挥机关，叶剑英为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邓华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15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为广东军区副政委兼15兵团政委。

会议由邓华主持，叶剑英参加会议并做了重要发言。兵团领导及40军、43军、琼崖纵队等领导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研究分析了海南岛敌人的情况和我们渡海作战特点，然后讨论了毛主席、中央军委及四野总部对渡海作战的多次指示，最后研究确定海南岛作战的方针。

大家认为，总的形势对我们有利，但不利的因素也不少。敌人有海空优势，我们缺乏渡海登陆作战经验。在讨论渡海作战方针时，开始意见有些分歧。叶剑英根据毛主席指示强调“海南之战一定要吸取金门失败的教训关键是要充分准备”。“必须集中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的兵力和三天以上粮食”。强调要充分准备，不可冒险轻举妄动，要把“陆军变成海军”。强调既要靠风，又要考机器船，不要受风的限制，“要把运载一个军的兵力船只大部变成机器船”，机器由华南分局和军区派人到香港、澳门订货购买。这样虽然时间可能要延长，当年船有了机器就不受“谷雨”后风向变化的限制。

我们多数人则任务充分准备是必要的，但打仗不可能没有一点冒险，能解决大批机器船当然很好，但不应放弃或低估借用风力的作用，既要准备一次运载一个军以上的兵力登陆，如果能首先偷渡一两个团到岛上去与琼崖纵队会师，成为岛上的骨干力量，这样不但更能打破目前敌人读琼崖纵队的“围剿”，尤其可以在大举强渡时，适时打开一段敌人海岸防御缺口，迎接部队登陆，这样我们就更可能按照毛主席指示，争取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我们43军在会议上提出，准备以一个团采取突然偷袭战术先行渡海，如果偷袭不成则实行夜间强渡。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最后确定渡海作战方针为：积极偷渡、分批小型偷渡与最后登录相结合。并具体规定两个军大举强渡之前各偷渡一个团以上的兵力到岛上去，与冯白驹琼崖纵队会合。登岛部队一方面袭扰敌人的防御，另一方面随时准备迎接主力大规模强渡。

会后，兵团将广州会议确定的渡海作战计划报告四野总部和中央军委。

2月10日，林彪致电毛泽东：“海南岛作战，如我军以一个军登陆，则船只问题静安解决”，“建议在此期间，先行以偷渡办法，到达海南岛后即与冯白驹会合，打小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然后大部队再设法渡海”。电报还说：“我们同样43军一个团先行渡海，亦同意其他部队寻机渡海登陆”。

2月12日，毛泽东电复林彪并告兵团，指示：“2月10日20时电悉。同意43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提早解放海南岛。”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59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2月16日，四野总部根据毛泽东指示，电告15兵团及第40军、43军：“……采取偷渡办法，逐步增加兵力，与冯白驹会合作战，逐步歼灭和瓦解敌人，然后配合正式登陆”，“盼你们根据具体情况，详细严密组织偷渡的动作，每次偷渡的兵力、时机、方法等均由你们机动规定之。”

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方针最后确定为既有小规模偷渡，又有大规模强渡，实战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广州作战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湛江军部，很快向各师传达了会议精神，并制定了128师秘密准备一个加强团的兵力先行偷渡强袭，127师秘密准备一个加强团的兵力待命行动，其余部队则仍积极进行大举强渡准备的作战计划。关于128师加强团先行偷渡的具体方案经军党委多次讨论，多次修改，并最终确定作战方案。

2月下旬，我亲自去广州，一方面向兵团首长当面详细报告我军加强团偷渡强袭的作战方案，一方面看望重病的妻子。当时我妻子患胸膜炎，胸腔积水，病情严重，在广州住院治疗，此行算是“公私兼顾”吧。

邓华、赖传珠等兵团领导听完我的汇报，完全同意我军偷渡方案，只希望我们尽量考虑可能发生的各种困难情况，多准备几手对付方法。我也专门征求洪学智的意见，他说“前方打仗的事你们负责，后方供应保证工作我负责。”

三、渡海准备与大练兵

我43军各师进到渡海前的指定位置，已是12月下旬，临近1950年元旦。四野总部的文艺团体到我军进行慰问演出，我们通知部队休假三天，进行四项工作；第一，好好休息，恢复连续行军作战的体力；第二，搞好个人和集体卫生，洗澡、理发、洗换衣被，清扫驻地；第三，改善伙食增加营养。元旦时，各伙食单位均应会餐，庆祝1949年的伟大胜利，迎接1950年新的战斗任务；第四，开展文娱活动。

与此同时，我们召开军党委扩大会议，研究讨论渡海作战任务和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确定当前应注意的主要问题是三个：第一，渡海准备工作主要是渡船和海上练兵问题；第二渡海作战主要是打破敌人海空优势问题；第三，登陆作战主要是抢占和扩大滩头阵地问题。这是渡海登陆作战同陆地作战不同的三个特殊问题，至于占领滩头阵地以后的岛上战斗，与大陆作战基本是相同的。

会议在分析敌我形势中还指出，虽然敌人可以凭借琼州海峡的天然障碍，可以发挥其飞机军舰的暂时优势，以及“困兽”可能进行的拼死挣扎，但我强敌弱的形势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敌人有限兵力要防守全岛周围一千公里的海岸线是防不胜防的。如果分散兵力防守则到处薄弱，如果集中防守又到处出现空隙。而我们两个主力军加上琼崖纵队是名副其实的精锐部队。我以集中对敌分散，我以运动对敌固守，我以主动对地被动，只要克服了渡海的困难，一旦主力登上岛与琼崖纵队会师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全歼残敌，全岛解放就指日可待。因此，确定我们渡海作战的指导思想，是既要充分重视不利条件，又要充分发挥有利条件。既不要轻敌，要把弱敌当强敌打，把残敌当顽敌打，把落水狗当疯狗打，把七分困难当十分困难对付，这就叫做“战术上重视敌人”。

当时，我们的困难确实很多：没有渡海工具，没有空军、海军参战，大口径火炮和车辆、马匹不能过海，所需弹药、粮食，要靠部队自身携带，后方补给困难，我军当面的敌人有生敌人的防御重点。我们并不否认困难，十年我们根本的有利条件是，敌人总归是残兵败将，战斗力不强，海南地广守敌兵少，空隙很多。我们参战部队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涨，兵力强大，战斗经验丰富，我夜间渡海，敌人海、空军作用大受限制。岛上有有久经锻炼的琼崖纵队接应登陆，配合作战。总之我军在精神上占据压倒优势，在作战方针上策划细致，在物资准备上力争充足，无i我军渡海作战取得最终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不雅盲目扩大敌人的有利条件，也不要盲目夸大我们的困难，而产生缺乏信心的悲观情绪，这就叫做“战略上藐视敌人”。

元旦过后，全军部队按军党委要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海上练兵热潮。

当时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征集渡船困难。渡海作战，首先就要有船。我们在沿海搜集到的渔船既少又小，破破烂烂，比较大的渔船，有的被敌人抓到敌占岛屿去了，有的到远海谋生去了，有的害怕打仗二远逃躲起来了。因此征集渔船，修理渔船，同时解决船户困难，解决渔民协助我军渡海的思想顾虑，就一件非常艰苦细致的工作。

各师各团均组织了征集船只、征集船工专门工作队，抽调得力干部在地方政权协同下，负责此项工作，并砸物资方面给予保证。征集到的两桅中船和三桅大船方可作渡海之用，而单桅小船可作练兵之用。

两个月之内，我军共征得大、中、小帆船近千只，动员船工二千余名。改装机帆船四十余只。友邻40军共收集各类帆船一千多艘，动员船工一千多名，改装机帆船五十多艘。

碰到的第二个难题是：战士在海上练兵时普遍晕船呕吐。我们的战士、基层干部大部来自北方很多热闹平生没有见过大海，更不识水性，闻听汪洋大海“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一丈”，就有点胆寒。开始上船练习，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员晕船呕吐，像喝醉了酒一样。不但不能站，连坐也不行，躺下才稍好些。国内部无法操船和使用武器，更谈不到在船上进行战斗。出海一趟，人就像害了一场大病，回到陆地仍然晕头转向，东歪西倒，走路不稳。

指战员们在“决不向大海屈服，决不向大风大浪屈服”的号召下，“日日夜夜练海战，水陆双全底完蛋”，掀起克服晕船呕吐的练兵热潮。战士们先在陆地练习打秋千、走浪桥、滑木板、转迷罗，再登船入海练习。苦练启航靠岸，破浪踏涌，杨帆摇橹，看风识流，修船堵漏，船上射击海上机动，海上联络等等。经过艰苦努力，终于逐渐达到预期目的，既能陆战，又能海战。

碰到的第三个难题是：木船如何打军舰？自我们开始海上练兵时起，敌人的飞机和军舰就不断地窜到我们沿海地区进行破坏捣乱。其目的是侦察我军动态，破坏我港口船只，袭扰我海上练兵。因此我们出海练兵多在近海，或在岸炮掩护距离内进行。有时到远海训练也是利用敌机敌舰巡逻空隙时间，快出快回，或“夕出朝归”。

练兵初期，木船如何对付敌人军舰问题一时间没有解决。直到2月20日，我128师382团2营4连副排长鲁湘云率领一个班七名战士出海练习，突然与敌舰遭遇。我是一条小帆船，敌人是浑身装甲的战舰，力量相差悬殊无法相提并论。敌舰开足马力，便航行边炮击，直冲过来，但鲁湘云和战士们临危不惧，沉着应战，待敌舰冲到很近距离时才突然开火，手榴弹像敌舰炮位甩去，机枪向甲板上的敌人猛扫，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一片混乱。因为在近距离内敌人舰炮毫无作用，二我短兵火器则大显威力，敌人见势不妙，很快退出到五百米之外，进行一阵炮击之后就狼狈逃走了。鲁湘云的小木船因为目标小，随浪忽起忽落，并未被敌炮击中，安然返航。

木船战胜敌人军舰的消息传开后，给全军很大鼓舞，也给渡海作战帆船打军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此，部队很快就研究出木船打兵舰的战斗编组方法。根据帆船大小不同，将每船人员编成指挥观察联络组、水手摇浆组、火力掩护组、抢修堵漏组等等，各司其责，各练技能，同舟共济。由此有联系解决了登陆突击船的战斗编组方法，真是“一花引起百花开”，渡海作战的信心越来越高。

碰到的第四个难题是：无风的情况下，帆船航行困难怎么办？没有舵手，水手操船怎么办？帆船风力推动航行，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顺风顺流航行快，无风或逆风则不能航行。

渡海作战，缩短海上航行时间作为重要，尤其是对付敌人海、空军的袭扰，更要求在海上灵活机动与敌周旋。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将帆船改装为“机帆船”，其办法是将汽车上的发动机改装在帆船上，这样有风扬帆，无风开动机器照样前进。虽然我们汽车有限，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解决部分护航船、指挥船和突击登陆船则是可能的。

有了船没有舵手、水手又是问题，现在征集到的渔船是一船一户，渔民们以船为家，一家人老女老少都有，在风平浪静的近海捕鱼捞虾还可以，要在大风大浪、枪林弹雨下编队航行和进行战斗机动，根本办不到。因此，各师各团各营均拜渔民为师，培训自己的舵手、水手。不仅要懂得一般操船技术，包括撑篙、划桨、摇橹、抛锚、拉蓬、落蓬、掌舵，还要善于识别风向、潮流，预测天气晴雨、判定方向、掌握速度、估算船行位置等等，各师各团经过组织水手队，进行专门训练，共训练水手三千余人。这个问题也基本解决了。

碰到的第五个难题是：渡海作战如何编队航行问题。我们各级指挥员陆地打仗经验丰富，海上作战既缺乏经验，有缺乏知识。现在要组织指挥大规模渡海作战，简直是困难重重，心中无数。

我们的办法是不会就学，向书本学，向渔民学，向船家学，群策群力，共同研究。根据芦笛作战原则，结合渡海作战特点，提出各种方案在海上练兵、演习中试验。比如先单船，后多船联合；先近后远；先昼后夜等。船是课堂，海是操场，不断总结，取长补短，逐渐完善。

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渡海登陆作战编队必须有下列机关战斗组织：（1）护航队，其任务是打击敌舰，掩护主力船队航行。在木船上假设37、57战防炮和92步兵炮，配以穿甲弹为主要兵器。（2）火力志愿队，以步兵火炮和轻重机枪为主要火器，其任务一是渡海中打击敌机，二十压制登陆地区敌人火力，掩护强行登陆，而后随登陆梯队前进。（3）按第一梯队登陆船队、第二梯队登陆船队、后勤粮弹物资船队和义务救护船队等编组，不同时间出发，不同梯次前进。（4）各队在海上具体位置和互相距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其他还有渡海出发港湾的选择、船只集中停泊（必须隐蔽以防止敌机轰炸、敌舰封锁）位置、登陆地段选择等许多问题，都必须在海上练兵中求得解决。

碰到的第六感难题是：对渡海作战的困难，部队思想产生波动。经过政治动员及反复进行思想教育，对在渡海作战中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主流是好的。绝大多数战士情绪正常，练兵热情高涨，决心“打过海峡去，解放海南岛”，“把红旗插到天涯海角”，“在中南最后一战中争取立新功，当英雄！”因此不但积极练兵，并且战士们纷纷写请战书，要求上突击船，要求护航打敌兵舰，连、排指战员集体要求担任第一梯队，担任最困难的任务。

但也有少数战士，甚至少数干部，对渡海作战产生畏难情绪。有的认为，战争将结束，全国解放了，革命基本胜利了，盼望退伍归田，成家立业，过太平日子。有的畏惧海战，怕敌舰，怕飞机，怕翻船，怕泅水，产生悲观情绪。这些思想认识，如果不加以克服，必然影响渡海作战的完成。因此需要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解决对渡海作战光荣任务的正确认识，树立作战信心与增强作战勇气等问题。

1月13日，军党委发出了“为打到海南岛，创造渡海作战英雄连队”的指示、号召全军“坚决执行命令，彻底完成战斗任务”，“发扬高度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灵活运用渡海战术，实行船自为战，大胆渡海进攻”，“发扬高度的积极性、责任感、创造性、紧急完成渡海准备工作”，“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严守纪律，团结人民，团结全军”，等等。

在另一次军党委会议上，我特别指出：“反对一切个人主义倾向和畏难情绪、悲观情绪、和平享乐情绪。为了解放海南岛，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为了新中国的和平建设，要求大家保持光荣，发扬光荣，奋斗不止，革命到底。这就是人民英雄，国家功臣，虽死犹荣。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人人具有你死我活的顽强战斗决心，我们就一定胜利，我们就无敌于天下。往昔无数战斗经验，完全证明了这个道理。”

我们首先整顿干部思想认识，并对部队进行形势任务教育，进行保持光荣，发扬光荣的荣誉教育，进行表扬好人好事的教育，进行有针对性的说服，纠正错误思想教育。经过各级领导和部队的共同努力，部队情绪逐渐好转，正确思想越来越占上风，落后思想越来越没有市场。“打好中南地区的最后一仗”，“保卫祖国和平建设”的气氛空前浓厚。

当时，薛岳一方面抽调一部分兵力加紧对我琼崖纵队进行“围剿”，妄图在我军大举强渡登陆之前削弱我琼纵力量，摧毁我五指山根据地，迫使琼纵部队化整为零，无力策应登陆作战，以借其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敌人特别注意琼州海峡的海空封锁，破换我进攻准备。并将其主要兵力部署自傲本岛北部沿海地区，采取决战姿势，两只眼睛死死盯着雷州半岛南端我军动态。薛岳宣称，他要：“一方面以海、空军协力巩固海防，一方面以陆军有力之一部，尽快歼灭本岛土共，彻底解除半岛内部之威胁，再举全力歼灭来攻之外匪。”

第二十三章解放海南岛（之二）

一、一个加强营，潜渡强攻

按兵团作战部署，1950年3月5日下午7时，我友邻40军118师一个加强营，约八百余人登上十三只帆船，从雷州半岛西南部灯楼角秘密启航，利用夜间向海南岛西岸进行偷渡。经过十九个小时的航行，至第二日下午2时，在儋县以西白马井附近登陆。

友军奋勇作战，摧毁敌人海岸工事，击溃敌人顽抗，与琼纵接应部队胜利会师，然后向海南岛内地琼崖纵队根据地地挺进。与此同时，友军另一部队，于7日凌晨在北海市以南之涠洲岛登陆，全歼岛上守敌五百余人，缴获大型帆船三百余只。

友邻部队的胜利，对我们43军鼓舞很大。实战证明，敌人吹嘘“固若金汤”的海、陆、空立体防御不是不可突破的。

我128师准备偷渡的第383加强团，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认真准备，军部也把各师收集到的最好的帆船，集中由改团部使用。该团有师参谋长孙干卿率领，于3月6日13时在湛江外硇州岛登船，准备启渡。但因没有风，无法航行，只好暂停待风。

兵团首长根据我383团上船后，因无风而下船待风的情况，有根据40军先锋营，在偷渡航行途中，因停风而划桨、摇橹前进，竟航行了十九个小时才登陆的情况综合考虑，如果383团渡海航行中也突遭停风情况，那么，从硇洲岛到预定登陆地点的直线距离有三百多里，其航行时间可能要超过二十四小时：白天如遭遇敌海军袭击，将使我渡海船只损害、渡海部队伤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有可能被敌先拦截在海上，后拦截在滩头。因此于7日万万火急电令：“由于帆船依靠风力航行，困难较多，决定你军改为1个加强营，实行潜渡强袭。”

“潜渡”在海军的军事用语中是指潜艇在水下的隐蔽航行，我当时列举“潜渡强袭”是用小部队偷渡海峡，再强攻滩头。

我们经过紧张又秘密的突击准备和调整，两天时间就完成了再次出动的准备。

潜渡强袭的作战方针确定后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选择在湛江附近的硇洲岛起渡，又到海南岛东侧赤水港地区实行登陆，期间有三百多里的航行距离，能否达到突然奔袭的作战目的？这个问号，当时在我脑子里印象最深刻。因为这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作战问题，是偷渡成功或失败的关键。

我在林彪身边工作时，常看到林彪在军用地图前面长时间的考虑问题，他对问题的深思熟虑，对我做好参谋工作有很深的影响。多年参谋工作的锻炼，也使我在决定问题时，从不靠拍脑袋，从不靠感情用事随意决定，而是把作战决定建立在周密的思考和精确的计算上。

我经过反复思考，最后才定下这个决心，并得到其他军领导的同意。理由是：

第一、当时敌人两只眼死盯住雷州半岛南端我军动态。敌人舰艇虽然有时也到湛江外海巡逻，敌人飞机也曾一次轰炸广州，两次轰炸湛江，那是因为敌人知道那里有我军指挥机关。而对离海南岛三百多里的硇洲岛，则并为引起敌人特别注意。因此，船只和部队都易于隐蔽集中。

第二、敌人兵力重点自海南岛正面。对海南岛两侧，敌人兵力比较薄弱，防守思想比较松懈。海南岛东侧的赤水港地区，海岸是小起伏地，没有高山，没有悬崖，海滩平坦，登陆容易，离海南岛红色根据地又不远，登陆之后可以很快进入红色根据地与琼崖纵队会合，共同对付敌人。

第三、敌人飞机军舰巡逻、监视我军渡海准备动态的出动规律，多在上午8时至中午12时。如果我军下午1时启渡，到第二天8时，共有十九个小时，以每小时，以每小时航行二十里，可以航行三百八十里。这个航行速度是我们在海上练兵过程中，经过多次试验测得的结果。如果顺风顺流，这段时间的航行则可能不受或少受敌人飞机、军舰的袭扰。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计算是比较准确的。另外我们还考虑到，下午1时至晚7时的六小时是白天，船队航行位置应在雷州半岛东岸外海，如遇敌大规模海空袭扰，可向我海岸靠拢，得到岸上炮兵的支援。晚7时后，可借夜色掩护通过琼州海峡及以南海域。

第四、我们参考了一点中外军队渡海登陆作战的经验，基本上有三种作战样式：逐岛进攻、越岛进攻和远距离突然奔袭。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国主要利用日美谈判烟幕，对美国珍珠港实行远距离突然奔袭成功，把美军大的稀里哗啦，狼狈不堪。1661年郑成功率领船队由金门秘密出发，远距离奔袭台湾，把荷兰军队军队歼灭，解放台湾岛，都是可以借鉴的好经验。

因此，要顺利渡海登陆，得到奇袭效果的关键是三点：（1）隐蔽出发；（2）夜间航行；（3）快速登陆。

我128师夜光加强营由团长徐方春率领，在湛江市东南之硇洲岛秘密进行偷渡前的准备，龙书金副军长、黄一平参谋长亲自到岛上就地知道准备工作和训练。部队信心很高，相信这次行动一定成功。

当时我们确定的渡海战术原则是：（1）秘密隐蔽出发，夜间迂回航行，强调以船为战斗单位，既要互相协同，互相支援，又要能各自为战，能集能散，能打能走。（2）到达登陆地点，要避实击虚，快速抢滩登陆，并速登、速战、速走，切勿自滩头地区进行背水作战。（3）上岛目的是与琼崖纵队会合，准备接应后续部队登陆。

该加强营（增加配属了一个92步兵炮连、一个侦察连、一个警卫连，共一千零七人）携带无线电台，乘快船二十一只，于3月10日13日由硇洲岛隐蔽出航，先向东南、再向正南，在茫茫大海中保持编队航行。当天是阴云天气，一路上没有遭到敌海空袭扰，白天的偷渡过程十分顺利。

但夜间10时左右，突然风雨大作，凶涛恶浪，海面涌浪大起大落，颠簸得指战员们的胃肠也是翻江倒海，呕吐不止。大风把编队吹得七零八散，由于风大浪高，吹号听不见，旗语看不见，马灯也点不着，各船互相失去联络。大浪把数条船的桅杆打断，其中一条船（船上有四十余人）被巨浪打翻，不知下落。到哪各战船发挥独立作战原则和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战士们靠的是觉悟和勇气，仍按照原定罗盘确定的方向，采取各种应急强救措施，劈波斩浪奋勇前进。

从部队起渡的那一刻，我就一步也为离开军指挥所。我一会儿看看手表，一会儿看看桌上的电话，一会儿走出门看看天气。部队出发后，一点消息也没有，一千多名指战员的安危，然我牵肠挂肚。坐立不安。这时感觉时间过的真慢呀！

六个小时过去了，天近黄昏。我走到地图前，参谋已在地图上，根据航速，推算出部队在海上的大致位置。这六个小时我最担心的是，部队是否遇到敌海空的袭扰。又过了六个小时，已是11日凌晨，地图上标出部队的位置显示，已航行了一半的距离。这时起风了，我开始担心海上的气象和夜间航行，编队是否会迷航……。

一夜过去了，海上没有一点消息。整整一也为合眼，我不知道抽了多少支香烟。

次日佛晓，风停浪静了，渡海部队的大部船只逐渐收拢。于11日上午9时在文昌县以东、赤水港以北一带地区分别强行登陆。有的登陆部队只遇到微弱抵抗，有的登陆部队经过激烈战斗，边打边登，边登边打。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就击溃敌人一个营的抵抗和阻拦，部队很快集结并与琼崖纵队独立团胜利会师。

经过二十小时，近四百里的艰苦航行，除一条船的战士自登陆战斗中大部伤亡外，其余全部登陆成功。

11日中午时分受到128师报告：加强营成功登陆！军指挥所掀起一片欢呼声，我心中压着的巨石总算落了地。我即刻命令：“向兵团报告登陆情况！”

13日，我签发了军祝贺电令；你们奋勇当先，排除万难，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实行远距离航海奇袭，一举冲破近四百里狂风大浪，击破守敌之抵抗，胜利登陆……。捷报传来，全军上下鼓舞振奋……。军党委决定，授予该营“渡海先锋营”之荣耀称号。

华南分局、广东军区，15兵团也联合致电指出；你们以大无畏的勇敢坚决精神，战胜了天险的海洋，并在敌前强行登陆，取得了大军与琼崖人民武装胜利会师。你们的英勇行动，对所有准备渡海作战部队都是极大的鼓舞，并且大大提高了他们的信心，从而将加速海南岛解放的到来。传令嘉奖，给所有渡海指战员每人记大功一次。

15日，加强营和琼纵独立团在潭门地区，击溃跟踪追击的敌62军266师两个团的合击，歼其一个营，然后我即进入琼东根据地。军部指示他们在琼东一带，坚持斗争，避免与敌作战，保存实力，并保持距离海岸一夜行程，随时准备接应后续部队登陆。

至此，海南岛敌人东西两翼均被我军突破，敌人极为恐慌。我军和友军的两个加强营登岛成功，不但增强了全军渡海登陆作战的信心，也增强了迎接大举登陆的接应力量。军、师指挥所与岛上部队建立了直接无线电台联系，可以更好地使岛上与大陆部队协同行动。

二、一个加强团，再次潜渡强攻

兵团首长根据我40、43两军的加强营偷袭成功的经验，又根据我军128师382团2营副排长鲁湘云创造以木帆船击退敌舰的经验，以及40军在涠洲岛缴获三百余只大型帆船等情况的分析和研究，决定改变主力部队依靠改装大批机帆船渡海的作战方针，确定以大型帆船渡海为主，抓住目前有利时机，两军提前实施主力部队大规模渡海登陆。中央军委和四野总部批准了这个作战计划。

此时，邓华司令员率兵团前指到达湛江赤坎，亲临前线指挥。

我军党委决定，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给127师完成。同时，军指挥所也迁移到127师住地，便于军、师共同指挥这次渡海登岛行动。

任务下达后，127师召开党委会，我和其他军领导参加了会议，会上我宣布：“经中央军委好四野总部的批准，兵团决定我军和40军各组织有关加强团，近期再次渡海登陆”。我接着说：“128师的加强营以小的代价成功登陆，对我们全军都是很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们大部队渡海登陆作战的信心。军党委决定，将组织有关加强团渡海登陆的任务交给你们师完成。希望你们认真准备，克服困难，坚决完成任务。”会议还决定，师长王东保、政委宋维栻亲自率领和指挥加强团渡海登陆作战。

127师决定将379团和381团的一个营组成加强团，共四个加强营的兵力，三千七百余人。同时，军部将大船、好船都拨给他们加强团使用。经过几天紧张的部署，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毕。

由于敌人已加强海南岛两个翼侧的防御，因此我们决定该团由琼州海峡正面，海口市以东地区实行强行登陆。启航出发地点为雷州半岛南端，徐闻以东到前山之间地区，而登陆地区则选在海口市以东之北创港至塔市之间。

这个渡海登陆作战方案的优点是：航程比较短，登陆地段平坦，敌人无险可守，我岛上部队便于接应，不利之处是：海峡正面敌人海、空军封锁严密，登陆地靠近海口市，交通发达，敌人增援方便。

3月24日黄昏后，部队开始登船。分乘机帆船和帆船八十八只，按规定，在龙塘以东港外漂泊集合，编队待命开进。同时，军指及时电令已上岛的徐方春团长，率所部及琼崖纵队独立团进到铺前湾南岸地区，进行接应。可是天公不作美，一直等到万11时，仍是“欠东风”，帆船要在无风的暗夜，依靠浆、撸划进，用六个小时通过八十里航程是不可能的。因此，断然决定全部返港，部队下船待机。并发出万万火急电报，命令岛上接应部队立即返回根据地待命。

我友邻40军118师一个团的兵力，两千余人，于3与26日晚7时，由雷州半岛南端西部，灯楼角附近隐蔽出航，向海南岛正面偏西地区前进，于次日晨7时半砸澄迈县之玉抱港一带登陆成功，29日于琼崖纵队之一部会师。这个行动把敌人注意力又吸引到西部方向去了。

我127师加强团的指战员听到友军一个团登陆成功的消息，既受到鼓舞有非常心急，谁也不愿落后，纷纷提出不能靠天吃饭，没有风摇橹也要摇过去。

3月27日傍晚风向风力不错，军指当即命令部队再次登船，并及时发出十万火急电报，命令徐方春团长立即出发，在指定地区接应登陆。可是，部队上船之后，风力越来越小，等到10时完全息风无法起航。看我们又断然决定返航，说服部队下船待机，并及时发出万万火急电报，命令接应部队再次返回原地待命。

负责编队右翼掩护的281团2营的一个加强连，乘四条机帆船，在部队港外漂泊集合时，他们先行到海外警戒。在下达返航命令后，他们没有接到信号通知，结果与编队失去联系。在午夜，漂进到海峡主流区域，坐等右等也不见编队的到来。天刚蒙蒙亮，决定返航。此时与两艘敌舰接触，立即展开炮战。炮声、机枪声震破了海峡的宁静，照明弹，信号弹接二连三腾空而起，照得海面通亮。不久，敌机也加入战斗，疯狂的轰炸、扫射我船队。

开始我们在海边听到隆隆的炮声，感到莫名其妙，不知谁在海上与敌舰战斗，一查才知是我们的四条护航船没有返港。该连一边顽强地与敌舰敌机战斗，一边向北海地区靠拢。自船队进入我海岸炮火射程之内后，我岸炮向敌舰敌机开火，掩护船队靠岸。此时，第已击沉我一首机帆船，另三艘机帆船带着累累弹痕进港，船上半数指战员伤亡。

为了表彰该连在海上面对敌舰敌机毫不畏惧，顽强战斗的精神，师党委通令嘉奖该连，并号召全体部队向他们学习。

同时，我们也总结教训。这次的损失，主要是我们渡海组织工作不很细致，通讯联络发生漏洞，漂泊集合时，加强连海上警戒伸出过远造成的。

3月31日傍晚，开始起风，但风力不大，老渔民组织起来的“气象站”预测，今晚东北风会越来越大。因此127师师长王东保、政委宋维栻率领加强团三千七百三十三名勇士，第三次登船，在博赊港、海仔港附近待命进发。同时我们又发出十万火急电报，再次命令徐团长率部立即出发前往接应。

果然，深夜风力越来越大，海峡潮流对我亦有利，正式顺风顺流。朦朦胧胧月色，冷冷冰冰清晖，洒满海面。

我与军、师指挥所其他领导站在岸边，与加强团领导一一握手，我命令他们：“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必须坚决完成任务。”并预祝他们“一帆风顺，岛上见面”。

午夜11时半，下起了雨，三颗红色信号弹在雨夜中腾空而起，部队开始陆续起航，向预定登陆地区前进。顿时，白帆齐发，乘风破浪。我们一直目送着编队消失在茫茫大海中。

编队很快进入海峡主流水域。

编队中的护航船队，在渡海作战中担负着最艰巨和最危险的任务。他们不仅要掩护主力船队顺利通过海峡，而且要用木船与敌舰交锋，用轻武器与敌重武器交锋。这是海战中装备的较量，更是不怕死的胆量、勇气和一往无前、战无不胜精神的较量。

凌晨时分，敌人三艘军舰一字摆开迎头拦阻，我担任护航任务的379团第8、第9连和381团第5、第6连立即扑上去猛烈开火，并迅速接近敌舰与其纠缠，把敌舰的炮火吸引过来，掩护主力船队，在敌舰编队空隙中穿行前进。突然，又发现敌人两艘巡逻艇窜入我船队中间进行袭扰，但立刻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海战越大越激烈，炮声如雷，烟火冲天，敌机虽然投下照明弹，将大海照的通亮，但在夜间，敌舰目标大，好打，我船目标小，不易击中。我护航船队发扬近战、夜战的特点冲上去，靠近打，小口径火炮、火箭筒、轻武器抵进射击，弹丸雨点般砸向敌舰甲板和炮位，压制敌舰火力。敌舰大口径火炮失去了作用，只好用高射机枪向海面疯狂扫射。同时，敌舰少，我船多，从四面八方围着敌舰打，敌人顾东顾不了西，顾头顾不了腚。一艘敌舰被我击中起火，其他敌舰也被我打的东躲西逃。我掩护船队也伤亡很大，但没有一艘船后退，有的船起火沉没了，有的船桅杆打断了，划着船向敌舰冲去。指战员们以大无畏的滋味牺牲精神，轻伤坚持战斗，重伤不下火线。用血肉之躯挡住敌人的炮弹、子弹，拼命拖住、缠住敌舰，其中三只护航帆船上的四十多名指战员英勇牺牲，他们用生命掩护主力船队向海南岛方向前进。

海南岛解放后，兵团向中央军委和四野总部的作战总结中，报告了我127师加强团渡海护航船队的事迹，毛泽东主席阅后批示：“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

雨过天晴，我和军指挥所其他领导彻夜在岸边观察激烈的海上夜战。远远听着阵阵的枪声和隆隆的炮声，看着照明弹在水天线边闪闪发亮，所有人的心都绷的紧紧的，思潮向海浪一样翻腾。

任何一个指挥员，在战斗最关键时刻，压力都特别巨大。作为军长，我一方面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三千七百多名指战员的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另一方面有坚信自己的部队是打不垮的，是能够战胜困难，胜利登陆的。

我在岸边不停踱步，不停地抽烟。开始最关心的是海战的进展，从枪炮声大起到渐渐稀落，我们估计，突破敌人海上阻击的战斗整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最关心的风向风速和潮水流向；天将黎明时，又急切盼望着渡海登陆的胜利消息。思想既紧张也很集中，一切为了渡海登陆的胜利。

我主力船队越过海峡主流并冲破敌舰的拦截后，继续南进时，风力逐渐减弱，各船立即摇橹划桨前进。不久东北风再起，风力逐渐加大，指战员们十分高兴，齐声感谢老天爷的帮助，都说“这是黄金难买”的好风，对于我军将要强行登陆非常有利。

顺风、顺流，战船如飞。4月1日凌晨4时左右，船队接近塔市一带海岸。敌人海岸防守部队发现我先头船队后，立即猛烈开火阻击，我火力船也一边快速接近，一边开火还击，掩护突击船队的接敌运动和强行登陆。岛上我徐方春团长率领的加强营，及琼崖纵队第3纵队副总队长刘荣率领的部队，也按时进到接应登陆地段，形成海路两面夹攻敌人。很快击破了敌人海岸第一道防御线的抵抗，自北创港全部登陆成功，并在滩头阵地与接应部队胜利会师。

登陆部队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白沙门岛。担任护航任务的379团第8、第9两个连，在海上与敌舰整整激战三小时，出色完成护航任务后，向海南岛方向追赶主力船队。但由于航行方向偏差，结果1日凌晨在海口市附近一个孤滩上——白沙门岛登陆。这个孤滩与彼岸尚有一道水域，涨潮时无法通过。该连四条机帆船在护航时已被敌舰击坏，现在登陆孤滩部队处于进退不能的境地。

天亮后，海口守敌发现我登岛部队，急忙调集飞机、军舰和岸炮，从陆、海、空一齐向这个不大的孤滩上，连续数小时的猛烈轰炸和扫射，直到上午10时才停止。之后，数千名国民党军士兵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将孤滩包围，并登陆艇发起进攻。

我登陆部队百余指战员，在没有地形可利用，没有工事可依托的情况下，与敌顽强作战，敌人一次次的攻上来，我一次次将敌人打下去。激烈的战斗一直到第二天才结束，我歼敌近千人。在无支援的情况下，除一个排乘仅有的一条勉强可用的船，隐蔽突围外，我坚守部队弹尽粮绝，终因寡不敌众，大部牺牲，最后几名负重伤的战士，也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事后，我们知道了此情此景，心情难过极了。壮士为国捐躯，波涛、海鸥低鸣，他们的英勇事迹，气贯山河，与日月同辉。海南岛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白沙门岛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1957年，在海口烈士陵园中建了墓碑，朱德同志题写了“渡海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六十年代初，我视察海防时，也去悼念过烈士英灵。

4月1日5时左右，党我们接到王东保师长、宋维栻政委发来的：“渡过海峡，突破防御，登陆成功，与接应部队会师”电报，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由衷地高兴与喜悦，非笔墨所能形容。

当日，军指致电祝贺。电报指出：顷悉你们业已胜利登陆，完成党与上级给予的光荣任务，特电祝贺！你们发扬了英勇无畏精神，奋勇渡海，冲破敌人海洋封锁，战胜自然风力条件不足之困难，打退敌舰，粉碎抵抗，迅速于敌人严密防御的正面强行登陆，并在徐刘率部接应下，连续打垮敌人两线堵击，变现了特殊的英雄气概，是你们的无上光荣。望你们登陆以后，紧密地与我先渡海部队及琼崖纵队团结一致，联系群众，不骄不躁，歼灭敢进攻的敌人，准备随时有力配合主力登岛作战，完成全部解放海南岛的伟大光荣任务。

同时，兵团和军指指示；43军上岛部队和琼崖纵队第3总队统归王东保师长、宋维栻政委指挥。

三、主力部队的渡海准备

我军加强团登陆成功后，敌人异常惊慌。薛岳急忙命令教导第2师第1团在塔市之迈德一线阻击，经短时激战，我将其击溃，歼其团部及一个营。敌人又命令暂编第13师之38团在三江（文昌以北）至桃坡间进行第二线阻击，亦被我军迅速击溃，乘胜继续向腹地挺进。

4月5日，敌人255师分三路向我进击，在钟瑞市附近展开激战，仅一个小时敌人即全线溃退，至此我登陆部队共歼敌一个团部四个营有两个连，共毙、俘敌千余人。

我军和友邻40军，先后两次潜渡强攻，分四批胜利登陆，并与琼崖纵队会师。我43军渡海五个营，40军渡海四个营。这样我上岛部队已达一个师的兵力，加上琼崖纵队的力量，无论在什么地段打开一、两个缺口，接应部队大举登陆都是完全可能的。同时岛上部队对敌人的袭扰，也打乱了敌人的防御部署。

此时敌人在岛上的兵力更加分散，防御更加被动，纪要应付我军继续渡海登陆，又要应付我已登岛部队的打击；纪要应付海岛正面的防御，又要应付海岛东西两侧的防御。其部队士气更加低落，更加恐慌，防守更无信心。薛岳似“惊弓之鸟”随时可乘“机”逃跑，其部署呢？谁还肯拼死战斗，谁不愿保存自己性命！

而我军，不仅士气更加高涨，信心更加饱满，而且帆船渡海的经验更加丰富，登陆作战的战术组织与指挥更加成熟，各种准备工作更加充分。

因此，四野总部和兵团首长决定，根据前两次渡海经验，利用目前有利气象，以木帆船为主，之主力部队，大军强渡，争取一举全部解决问题。

4月10日，邓华司令员在兵团指挥所召开了有40军、43军领导参加的作战会议。我和张池明政委、龙书金副军长参加了会议。

会议研究讨论了当前渡海作战的形势和准备：（1）我军两次渡海登陆成功后，守敌已察觉我军将大举渡海登陆的意图，敌已调整部署，加强北部地区的防御。同时，敌海空军加强了海峡的巡逻与封锁。我军已无再偷渡的可能；（2）4月中旬的风向，仍然是北风为主，东北风为次，对我帆船渡海十分有利；（3）对我两军主力部队的渡海路线，登陆地点与地形，接应部队的配合及向岛内的纵深进攻方向，提前做了详尽的、全面的侦察，战役准备基本完成；（4）我前期上岛部队已达一个师的兵力，为掩护主力部队登陆，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5）目前拥有的船只，已具备一次运载八个团兵力渡海的，40军在涠洲岛战斗缴获的大型帆船三百余只，发挥了很大作用。会议认为，大部队渡海登陆，时机已经成熟，应尽快组织实施。

会议确定的渡海部署是：（1）40军六个团，一万八千余指战员和我军128师两个团，七千余指战员，共八个团，二万五千余指战员，分乘三百五十余艘大型帆船（少数为机帆船），为第一梯队。分东西两路并肩航渡，我军为东路军；（2）43军军指挥所率127师380团、381团两个营，128师384团两个营，129师385团、386团，共四个多团，近两万兵力，为第二梯队，在第一梯队登陆后，起航跟进；（3）我军起航出发地区在雷州半岛南端偏西地区之鲤鱼港一线。登陆地段一临高角马袅港为界，以西为40军登陆场，以东为43军登陆场；（4）43军已上岛部队接应128师登陆，40军已上岛部队接应40军主力登陆；（5）大举强渡时间预定在4月中旬。

根据上述部署，我128师登岛后，距海口市最近，抗击敌人海、空袭击首当其冲，对40军海侧翼起着掩护的作用，因此其任务更加艰巨。

四、大举强渡

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军指挥所，立即开始强渡的准备。首先命令渡海第一梯队的128师，秘密隐蔽地由电白博贺港一带，调到徐闻以南偏西的三堂港、海珠港地区集结待命；同时又命令129师秘密隐蔽地有阳江沿海一带，先移湛江地区集中，尔后继续移至徐闻以东沿海地区待命；命令127师（缺一个加强团）仍在龙塘地区继续完成随时强渡的准备工作。

为了配合大举强渡登陆，华南分局、广东军区、广东人民政府准备适时发表《告海南岛同胞书》，号召海南岛人民迅速动员起来，配合大军行动，迎接全岛解放。同时，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副司令员邓华、副政委赖传珠发表《搞海南岛国民党军官书》，宣告对立即停止抵抗，接受我军改变者，一律予以接纳，并保证其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对砸战场上不加抵抗自动放下武器者，本其自愿原则，分别量才录用或资遣回籍等四项宽大政策。

军事、政治一切准备工作妥当后，兵团首长决定，于4月16日黄昏后发起大举强渡登陆作战。

我们军指挥所移动啊128师启渡港口附近，就地进行出师前的具体指导。军指决定：（1）由龙副军长率领前进指挥所及128是382团、383团两个营、384团一个营，强渡登陆作战。登陆成功后，同时指挥43军接应登陆部队的战斗行动；（2）及时发出电报，命令王东保、宋维栻统一指挥本军上岛部队及琼崖纵队之一部，于17日拂晓前进到澄迈湾、福山地区，迎接128师主力登陆；（3）命令127师（缺一个加强团）及129师在徐闻东南沿海地区，加紧完成强渡登陆组织准备工作，作为第二梯队，随时听命突入登陆纵深战斗。

4月16日，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参加渡海第一梯队的部队，白天休息睡觉，晚餐改善伙食。

在夕阳落水、晚霞残存时，部队俺命令分别上船。黄昏时升帆起航，离开港湾，在港外集合编队。顿时海上帆墙如林，威武雄壮。邓华司令员和我们军指领导都来到岸边为船队送行。邓司令握着龙书金副军长和黄荣海师长的手说：“等你们的好消息，祝你们成功。”渔村的老百姓也聚集岸边，敲锣打鼓，点燃鞭炮为大军送行。

19时30分，百余只战船，以排山倒海之势，开始横渡琼州海峡，向预定登陆方向扬帆远航，奋勇挺进。

各团的护航船队仍然担负着警戒和掩护主力船队的任务。与前两次渡海相比，此行的护航船，其性能和武器装备强了不少，一是一机帆船为主，速度快，机动性好；二十大型船，可在船首船尾固定山炮或战防炮，因此火力更加猛烈。

凌晨，船队航行到海峡主流区域。我先头护航船队与两艘巡逻的敌舰遭遇，互相进行猛烈的炮战。顷刻我船队左翼也发现敌舰三艘向我船队炮击，我护航战船立即开足马力，展开队形，开炮予以还击，炮弹在敌舰周围爆炸，掀起高高的水柱，打的敌人不知所措。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护航船队也能发射如此密集的炮弹。敌舰不敢靠近了，只在远处开炮射击。

敌舰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敌人不再使用照明弹，利用黑夜，企图摆脱我护航船的阻拦，竟开足马力，疯狂窜入我主力船队之间，横冲直撞，妄图冲散或撞毁我船队。我主力船队一边继续前进，一边抽调少数船只，配合护航船围住敌舰死打，一时间，炮声隆隆，火光闪闪，战斗甚为激烈。很快一艘敌舰中弹起火，拖着浓烟歪歪斜斜地退出战斗，其他敌舰不再敢靠近我船队。

我船队一边海战，一边冲波踏浪，乘风前进。

五、攻占福山和黄竹、美亭围歼战

我军登陆第一梯队，于17日凌晨3时至6时，一举突破敌人大吹大擂的所谓“伯陵防线”，摧毁敌人所谓“海陆空立体防线”的抵抗，胜利地在才芳龄、玉抱港、雷公岛地段登陆成功。

佛晓后，我登陆部队急需扩展滩头阵地，先后攻下才芳龄、桥头市等岸防据点，歼敌64军131师一个团。之后，部队一迅猛动作包围了花场港敌军，并与127师的接应部队会师。登岛战斗进行到当日中午，我军初步建立了纵横五华里左右的滩头阵地。

薛岳急令62军一个团和暂编第13师两个土坎赶赴福山镇（此镇距我滩头阵地约二十里），企图将我压制在滩头阵地，全力阻止我登岛部队向纵深发展。18日，敌暂编第13师两个团，向福山以北我滩头阵地进攻，我127师加强团正面阻击，我128师主力一部从侧面迂回，痛歼敌人，敌溃逃。同时，我128师另一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福山，对守敌发起猛攻，击溃敌62军151师的抵抗，守敌大部被歼，一部逃窜，击毙底62军少将参谋长温轰。我军占领福山镇。

福山一仗的胜利，使我军的滩头阵地向内陆推进了二十余里，不仅更加巩固，而且为我军建立了全面进攻的前进基地。

友邻40军粉碎敌人海上拦阻后余17日拂晓在博浦港、临高角预定登陆地段登陆完毕，与接应部队会师，并将临高城包围，主力在临高以东地区与底64军131师两个团激战。

登陆作战就是“背水作战”，共同战术原则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因此，扩大巩固滩头阵地，立稳脚跟十分重要。17日和18日两天，我40军、43军登陆部队，以不断扩大巩固临高以东、澄迈以北、白莲以西之滩头阵地，准备粉碎敌人大规模催死挣扎的反击为主要任务。

薛岳发现我主力部队渡海登陆成功，顿感形势十分严重，为保障海口侧翼的安全，急忙抽调23军、62军教导师等四个师，在空军掩护下，于19日开始，由海口、澄迈两个方向，向黄竹、美亭地区我军大举反攻，妄图堵住我43军向内陆前进。

敌人将其精锐部队都调往澄迈以北的美亭地区，敌方的企图是将我登岛部队一口吃掉，赶下大海，并吹嘘要在海口召开祝捷大会。而我军则将此视为吸引敌主力，歼灭敌有生力量的大好时机。

19日下午，兵团首长命令40军登岛主力，迅速由临高附近向澄迈方向急进，其任务是围歼澄迈之守敌。命令我43军前进到黄竹、美亭一线，其任务是歼灭向澄迈增援之敌，同时命令我军坚决抗击由海口、澄迈两个方向的敌人反击，并积极寻机歼敌。

43军前指当即命令王东保、宋维栻率领127师四个加强营及琼纵一部进到美亭、海口之间的凤门岭、平顶山地区，担任阻击海口琼山方向敌人反击的任务，命令128师包围并歼灭黄竹、美亭守敌之后，与127师并肩阻击增援之敌。

4月20日，128师登岛部队在向黄竹、美亭奔袭途中，突与敌32军252师的一个团遭遇，128师一部将其包围在黄竹地区，另一部包围美亭守敌，并发起强攻。敌在飞机轰炸配合下，拼死抵抗，我攻击部队一时不能解决黄竹、美亭两处之敌。

此时，我军前指截获情报，敌32军、62军主力已出动，向黄竹、美亭增援。我立即给龙副军长发电报告之：“海口之敌已出动，请注意敌动向”。阻击敌援军的任务，落在了127师加强团的肩上。

我军处在敌多我少，两线作战的不利形势下。20日，我128师歼灭被包围的敌252师夜光加强营，并顶住了美亭之敌的“反包围”。战斗在激烈的拼杀中进行。

21日起，敌62军军长李宏达亲自指挥，敌153师第458、459两团的兵力，向我凤门岭阵地猛烈反击，我127师顽强阻击，其坚守105高地的381团1连，发扬有我无敌，人在阵地在的英勇顽强精神，与敌浴血奋战，先后击溃敌人飞机、步炮联合的十三次攻击，正、副连长及大部战士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全连仅剩十三名轻伤战士坚持战斗，使我阵地岿然不动，战旗始终在浓烟烈火中高高飘扬。敌援军被阻凤门岭下，未能前进一步。

鉴于381团1连指战员的英勇顽强和发挥的重要作用，4月22日，军前指先127师登岛部队去嘉奖电报：“……105高地阻击又海口向澄迈增援之匪军的战斗中，全连同志发扬了高度的死打硬拼优良作风，英勇顽强地击退了匪军向你们阵地十三次（其中有九次是整营的兵力）连续的猛攻，杀的敌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渠。……特电表扬，并授予你们‘渡海英雄连‘的光荣称号。”

4月21日上午，40军经两天两夜的急行军进至澄迈，旁晚即插到美亭东西一线，形成钳形包围，从侧翼猛烈攻击敌62军主力。

当天晚上，敌发现我援军已到，阵脚大乱，丢盔卸甲开始溃退。

4月22日，我军与友军并肩作战，在白莲地区彻底击溃32军和62军约四个残师的抵抗。

经过两天的激战，黄竹、美亭围歼战以我最后胜利而结束，这是整个海南岛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敌我大决战。

4月23日，我军和40军转入全面进攻，我127师击溃当面敌人，和40军118师并肩作战，一举占领海口市。战局随之急转直下，形势对我非常有利，全岛解放已指日可待。

六、乘胜追击，解放全岛

薛岳看到大势已去，为了避免全军覆灭的危险，于22日发出总撤退命令，要各部队迅速摆脱我军打击，分别向海南岛南部逃窜，妄图转乘军舰、民船、商船逃亡台湾。当日，薛岳自己乘飞机先逃往台湾。敌人失去主帅，立即人心慌慌，无心恋战，失魂落魄，兵溃荒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狼狈不堪，各自逃命。真的兵败如山倒！

4月24日凌晨，我和张池明政委率领43军前指及渡海第二梯队共五个团，在海口市东西两侧地区同时登陆。

根据兵团下达的命令，我军前指随即调整追歼部署；128师沿海岛东部地区，经文昌、嘉积、万宁、陵水向榆林港、三亚方向猛烈进击。129师和127师308团，沿海岛西部地区，经澄迈、那大、白沙向北黎港、八所港方向猛烈追击。军指在海口市指挥。127师主力在海口琼山地区清扫战场，维持秩序，待命机动。由127师师长王东保兼任海口市警备司令，政委宋维栻兼任政治委员。

各部队分路穷追猛赶，边走边打，敌人的任何抵抗和炸桥破路所设置的障碍，均为能阻止我军闪电般的追击。在海南各地游击队和人民群众支援下，部队越追越快，越打越勇。沿途我军和40军各歼敌62军、保安第1师、教导师、32军之252师等部共数千人。

4月30日，东路我军和兄弟部队到达榆林、三亚港。将未能逃跑的62、63两个军残部二千余人全部歼灭，占领了海岛南端的榆林港、三亚港两大海军基地。西路我军当地到达黎港，又将未能逃跑的第4军286师全部歼灭，俘敌三千五百人，副师长邱国梁被活捉，并付了敌舰一艘。

5月1日，北黎、八所两港被我军占领。至此，海南岛战役胜利结束，海南岛全境解放。

自3月5日开始小部队偷渡登陆（我军为3月10日），到4月16日大举强渡登陆，再到5月1日解放八所港、北黎港为止，历时近两个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海上拦阻，滩头阵地的顽抗，浅近纵深的反击和妄图摆脱我军猛烈追击的逃窜，彻底解放琼崖全岛，胜利地完成了解放华南最后一仗的光荣任务。

岛上守敌，除一部分乘船逃走，一部溃散，被歼于岛上者达三万三千余人。共缴获枪支一万五千余支，各种火炮四百余门。

我43军共歼敌一万七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九千四百二十四支，缴获各种火炮一百九十九门，坦克两种，军舰一艘。我伤亡三千二百余人。

4月26日，我军前指的领导同志，在海口会见了在岛上长期坚持斗争的琼崖纵队领导人冯白驹等同志。战友相见喜不胜收，互相祝贺胜利，互相慰问辛苦。我们介绍了部队的作战行动，他们也介绍了琼纵的作战行动，对于全岛解放后的工作初步交换了意见。为了便于协商联系，琼崖纵队指挥机关移驻海口市郊的五公祠及其附近。

为了庆祝胜利，慰劳长期坚持琼崖斗争的同志们，我们设宴款待，互相敬酒，痛饮方休。

4月第，兵团司令员邓华率兵团前指也来到海口，并召开军事会议，安排战后工作。

海南岛战役取得伟大胜利，但我的内心还是有遗憾之处，因为此次战役并未将敌人全部或大部歼灭。自傲林彪的作战指挥思想中，四野部队历来将打歼灭战作为作战的原则。海南岛战役中，守敌十余万人，过半数乘船逃跑，在四野以往重大战役中还未有过。出现这种情况，原因的多方面的，有客观原因，也哟主观原因。我认为：

客观原因之一：我大举登陆成功后，敌人集中兵力，企图把我赶下海去，夺回滩头阵地。经过数日激战，连续碰壁，连续失败，乃断然决心全线撤退。敌为了逃脱被歼，高速逃命，沿五指山区东西两侧海岸地区，利用交通便利的条件，狼狈难逃。而我军由于地形限制，道路生疏，不能采取大包围、大迂回战术，只好在敌人背后跟踪追击。因此很难将其主力歼灭。

客观原因之二；海南岛的商船、民船，台湾的运输舰均已集中南部沿海地区，准备接运敌人从海上撤退。而我们既无海军参战，也无空间参战。如果有海、空军参战，可以炸毁敌人撤退运兵船只，可以封锁敌人撤退港口，可以阻止敌人撤退。

主观原因之一：我军渡海第二梯队投入战斗时间过晚，如果敌人集中力量与我第一梯队在登陆滩头地区作战时，我渡海第二梯队提前三天（即4月21日），突然自傲敌兵力已空虚的海口东西地区强行登陆，然后协同第一梯队的登岛部队，在琼西北海岸地区围歼敌人，就可能将敌主力全部歼灭。

主观原因之二：琼崖纵队是土生土长的部队，对海南岛的地形道路特别熟悉，但没有充分发挥其战斗特点和特殊作用。如果发现敌人全线向南撤退时，立即命令该纵队快速插到敌人后方，将敌人撤退时可能经过的桥梁、道路破坏，并利用熟悉的有利地形，坚决、顽强地堵击敌人向南逃窜，配合主力围歼敌人，亦可能消灭更多敌人。

战役结束后，我曾当面向邓华司令员讲过自己的想法，他也认为“有一定道理”，但又责备我说：“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提出建议，提醒我考虑。”我承认是战役结束后，发现敌人大部乘船跑掉了，才“事后诸葛亮”。

5月1日，全岛人民热烈庆祝解放，庄严的五星红旗自傲海南岛城乡迎风飘扬。

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发布命令，要求中南地区庆贺我军解放海南岛的胜利，命令指出：我英勇无敌的人民解放军，自胜利登陆海南岛以来，以疾风扫落叶之势，于很短期间，即将岛上残匪歼灭，解放了全部海南岛，并使我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从此进入全面和平建设之新历史时期。

中央军委的贺电称：我广东前线人民解放军克服敌人陆海空军的抵抗，在琼崖纵队和海南人民协助之下，英勇登陆海南岛，并迅速扫荡残敌，完成全岛的解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支援这一战役的广东军区致以热烈的祝贺。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长江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海南岛的彻底解放，是全国人民又一件大喜事，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是有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事实已经证明，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不但能渡过黄河和长江的天险，解放全部中国大陆，并且也有完全的把握渡过宽阔的海洋，解放任何海上的岛屿。

解放海南岛，成功组织我军大兵团渡海作战，这就是我在解放战争时期，三次得意之战中最后一次得意之作！

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粤桂边全歼鲁道源、张淦兵团，最后解放海南岛，这次成功战役，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标志着林彪元帅作战指挥艺术的胜利，标志着千千万万浴血奋战的人民解放军将士的胜利。我只是他们中的一员，是普通一兵。

1999年11月，应老战友宋维栻之邀，我去广东走了走，先后到了广州、深圳和珠海等地。除宋维栻同志外，此行还见到了龙书金等原43军的老同志。虽然我们都已白发苍苍，但战友聚会，忆往昔，依然激情满怀。

临别时，宋维栻送我一本书《战争史上的奇迹——43军解放海南岛记实》作为纪念。该书是1995年，即纪念海南岛解放45周年之际出版的。

我认为这本书，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写成的，是实事求是的。该书经过43军当时军、师、团一些领导干部集体讨论定稿，他们是海南岛渡海登陆的亲历者，是最有发言权。

与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一起回顾难忘的战争岁月，深感我们用生命和鲜血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贡献，永远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先烈，无愧于后代。

第五篇回顾辉煌

第二十四章胜利诗篇

一、红军赞歌

（一）红军首次攻占吉安

1930年秋

赣江险阻十八滩，章贡合流卷巨澜。

两侧群山分外秀，打倒土劣忙分田。

红旗如林军号唤，革命群众冲杀欢。

工农九次围要城，红军十月占吉安。

（二）反第一次大“围剿”

战云翻滚红旗展，临阵待机诱敌犯。

寇兵蠢动妄自欢。

都称唤，运送队长张辉瓒。

龙岗东韶均南赣，两战消灭一师半。

全线胜利获两万。

堪模范，瓮中捉鳖不慌乱。

（三）反第二次大“围剿”

东固苏区钓台立，垂纶静观防性急。

初战击败王金钰。

猛追击，富田水南又歼敌。

春雨泥泞远奔袭，半月五胜七百里。

深谋远略毛主席。

长相忆，多少英雄皆莫及。

（四）反第三次大“围剿”

四面妖凤腐尘起，三十万军倾瘰疬

步步为营早碰壁。

重新立，长驱直入更无医。

千里回师寻战机，莲塘黄陂皆胜利。

赣江东侧歼逃敌。

秋光里，名将公略勇捐躯。

（五）反第四次大“围剿”

南丰城下战犹酣，抚州惊恐鬼神乱。

貔貅倾巢向南窜。

并叫喧，四次送死又开端。

红军东韶已动员，士气高涨不平凡。

两次大捷乾坤转。

乌云散，埋伏战中操胜算。

（六）瑞金

湘鄂赣闽粤，屡破熊罴猖獗。

全苏大会召开，革命红都设。

边界古城添光辉，一片喜庆悦。

沙洲坝村灯塔，光照全中国。

（七）长征——遵义会议

天无三日晴1，所见甚真。

细雨蒙蒙雾沉沉。

进占遵义都高兴，日暖人心。

迷途全觉醒，祸首王明。

左倾冒险害人深。

拨正航向扭乾坤，光荣前景。

注1：贵州人自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虽夸张，但雨日确多。

（八）长征——飞渡大渡河

冒雨赶路急，如虎添翼。日行崎岖百余里。

安顺场镇迎红旗，借问何去。

大渡河水碧，川貅盘踞。妄图居江堵击。

飞渡险桥出高棋，所向披靡。

（九）长征——爬雪山

雪，群山素裹皆银色，景如画，远望思飞越。

雪，山下兵马正休歇，欲攀登，雄心惊豪杰。

雪，踏破艰难过半节，六月天，层冰消暑热。

雪，红军奋勇峰顶越，旌旗展，笑颜指向北。

（十）长征——过草地

草，千里莽莽迎风笑，八月间，青青色未老。

草，北上抗日必经道，挺进中，粉碎蛮骑扰。

草，风餐露宿日月照，排万难，粮断野草补。

草，突破腊口堵墙倒，入甘陕，革命新高潮。

（十一）红军完成长征

赤色满天，战云努，红军挥师远图。

乡亲送别，村头站，赣水回盼红都。

冲破重围，横跨封锁，天地多阴雾。

遵义春光，三军同声欢呼。

北斗高照征途，抢险又攻关，屡败堵截。

万水千山，倾国敌，无不忘尘折服。

辗转多省，屈指二万五，歼敌无数。

为时一年，壮举流誉千古。

二、抗日战歌

（十二）第一次到北平

1937年夏

离延下长安，转车上北平。

民族存亡形势紧，秘察敌寇情。

卢沟桥见证，倭寇集重兵。

震天炮响催人醒，国共合作成。

（十三）延安抗大学习

1937年秋冬

宝塔山下英雄城，光芒四射，红日喷薄升。

举国上下抗倭寇，人民舵手掌航程。

傍山依水学军政，挥锄动斧，十里窑洞新。

小米咸菜格外香，团结紧张翻书频。

（十四）平型关战斗

1937年冬

晋省北部平型关，抗倭出名中外赞。

一个旅团鬼子兵，大摇大摆来侵犯。

八路密布埋伏阵，待进口袋闪击战。

决死顽抗不缴枪，全部被歼终胆寒。

（十五）抗日

1938年

抗日拼杀于沙场，以身许国万险尝。

风雾不改奇勇骨，日月常闻硬心肠。

（十六）破敌密电码

1938年初调离军委二局

窃破蒋军密电码，打仗常胜情报明。

玻璃室内观外景，一清二楚心中镜。

埋头五年少人知，绝对保密哑无声。

国共合作抗敌寇，重整戎装战场行。

（十七）保卫黄河

跨马吕梁观烽火，倭寇西窜妄渡河。

游击到处布迷雾，埋伏要道张罗网。

晋西人民祝三捷，汾阳美酒犒天戈。

保卫黄河保延安，不在天险在方略。

（十八）抗日东进

凤凰山下颁命令，吕梁挥军向东进。

晋冀鲁苏战火飞，乘风破浪敌后行。

沿途捷，人心振，山区平原喜颜迎。

红旗直插东海滨，鬼子恐慌汉奸惊。

（十九）汾离公路三战三捷

日寇企图攻延安，汾离公路连三战。

鬼子失败不服气，诬评八路偷偷干。

汾阳郊外底平坦，双方用兵不困难。

决战看谁生或敗，盲目挑衅小战犯。

（二十）陆房胜利突围

春光明媚，师旗东进，齐鲁泰西。

烽火频报急，鬼子多路；

兵嘶马鸣，前来围攻。

清野坚壁，军民迎敌，忽南忽北寻战机。

晨雾里，天空鸟惊飞，枪声四起。

战士抢占阵地，奋勇抵抗合围毒计。

激战震山谷，血溅横飞；

寇尸枕籍，风展红旗。

夕阳沉落，月暗星稀。

我军乘隙巧脱离。

次拂晓，残敌再蠢动，垂头丧气。

（二十一）梁山告捷

鲁西原野，千里苍龙，一山独峙显威风。

山寨旧迹无踪影，青纱帐里多英雄。

风尘滚滚，锋镝隆隆，寇陷重围尚酣梦。

“八路”夜战拿手戏，洋马洋炮归工农。

（二十二）沂蒙反扫荡

五万日伪大扫荡，沂蒙军民备战忙。

主力灵活破围剿，民兵果断反三光。

敌军扑空无结果，治安强化更失败。

屡战屡败半月久，狼狈返巢治战伤。

（二十三）进军鲁南

乱云遮抱犊，人民不堪苦。

日伪蹂躏金瓯碎，还有土顽固。

“八路”新开到，全境如天曙。

横扫腐恶庆解放，村村红旗舞。

（二十四）天宝山战歌

天宝山，在鲁南。峭壁险，攀登难。

山顶两围寨，寨内存粮弹。

盘踞败类廉德三，投降日寇当汉奸。

一时弹丸之地，乌云盘旋，黑风乱转。

摧残苍生，荒废田园。

袭扰抗日军，捣乱新政权。

罪恶万千，仇恨满人间。

军号声烈，战鼓声咽。

抗倭铲除叛国贼，救亡雪耻民族怨。

我军奉命令，奔袭天宝山。

兵马全展开，完成包围圈。

阵前细查看，谋士献巧策。

主攻方向，冲锋道路，突击任务，攻点打援，

一概部署完。

战地黄花艳，秋夜晓风寒。

三颗红色信号，腾空璨。

机枪在连射，炮轰雨点般。

你看：人流滚滚，波浪起伏，奋向前。

你听：杀声阵阵，怒吼呐喊，震山川。

前仆后继，顽强勇敢，

冲到围寨边，进攻受阻拦。

老战友，刘四喜，英雄汉。

指挥机动果断，亲临火线前沿。

冲锋更如猛虎扑羊，渴马奔泉。

为党为国生命捐，

丹心浩气，山青海宽，令我怀念永远！

首次攻击未成功，再次冲杀战犹酣。

远方隆隆炮声响，报道敌军来增援。

下决心，情况判，鬼子少，伪多半。

决计诱敌深入，并设埋伏圈。

山区平原，军民齐动员。

烟尘翻滚，天昏地暗。

日伪来送死，自投深渊。

寇兵离城魂不安，走走停停狐疑看。

忽然发现退路断，妄图绕道往回窜。

掉头刚绕道，大地起波澜，好似航海触礁船。

正中我埋雷地段，轰！轰！轰！

雷鸣电闪，红焰黑烟。

炸得它；人叫马嘶，车倒炮翻；

炸得它：血肉横飞，混乱一团；

炸得它：丢甲失冠，狼狈不堪！

敌援已溃退，山寨更慌乱。

发起新进攻，喇叭号令唤。

猛烈开火发发中，地动山摇围墙穿。

英勇冲击，人人争先，攀登高峰扫逆顽。

前后两寨破，战场一片欢。

夕阳照群峰，战旗迎风卷。

战场指挥负重伤，高高兴兴进医院。

（二十五）转战滨海

1941年春

抗倭相持战，军民渡难关。

声东击西似闪电，积极破敌顽。

西有沂沭河，东濒黄海岸。

转旗是除统全盘，力争乾坤转。

（二十六）反扫荡

沂蒙粉碎敌人大扫荡

碧天黄地秋收忙，军民奋起反扫荡。

披星跳出合围圈，乘雾切断交通网。

群众深仇反清剿，民兵英勇破三光。

射虎斩蛟驱瘟神，人民战争放光芒。

（二十七）滨海讨顽战役

黄海腾浪，沭河扬沙，北山祸水南洒。

命令起兵，兴师惩罚，星夜分路齐发。

激战甲子山，直捣日莒郊，止兵勒马。

缴获数千，解放区域，又扩大。

诸日名山琅琊，有勾践观海，嬴政刻石。

溃退顽军，依靠日伪，盘踞此区挣扎。

扰民是内行，反共是专家，曲线自夸。

摩擦首节停止，待机再讨伐。

（二十八）解放莒县城

1944年秋

齐鲁古名城，交通要津。城墙高厚外壕深。

倭寇营盘座中心，巡防督阵。

策反秘告成，伪军归正。三千弃暗投光明。

扫除瘟军红旗升，鞭炮齐鸣。

（二十九）山东抗日反攻

一声春雷，四海振奋，日寇投降。

津浦东西胶济南北，反攻鏖战忙。

五路大军，百万农工，战区隆隆炮响。

歼顽敌，攻城夺乡，到处红旗飘扬。

愈战愈勇，锐不可当，济青徐海在望。

独夫民贼，峨眉山岗，兽心魔爪长。

跳动内战，垄断受降，人民义愤激昂。

新中国，灿烂曙光，人心归向。

（三十）反攻战临沂

红旗越过沂河，军民围攻要城。

一声号令总攻击，战士奋勇拼命。

目睹东南树梯，耳闻西北巨声。1

激烈巷战攻告成，虎狼全扫净。

注1：“巨声”的千斤炸药炸开城墙缺口。

（三十一）抗战胜利

抗日风烟群英舞，红旗东征如齐鲁。

军民血肉筑长城，游击战争灭狂虏。

青纱帐里设伏兵，沂蒙山区鸣金鼓。

八年血战建奇功，日寇投降齐欢呼。

（三十二）抗战赞歌

统战风雷滚，兵马动。全面抗战炮声隆。

统战团结驱倭寇，十大主张唤工农。

持久战敌后打，正面抗。驱逐日寇两战场。

持久战中弱变强，反攻直捣鸭绿江。

运动战集优势，勇包抄，各个击破战策妙。

运动战里斩妖魔，进退自由胜算操。

游击战闪电来，疾风去，鬼出神没巧奔袭。

独立自主游又击，歼敌锄奸壮自己。

反扫荡地雷轰，地道防，人民战争似汪洋。

粉碎合围破扫荡，反对清剿斗三光。

根据地广平原，群山区，三三政权减租息。

发展生产老武举，参军参战多奇迹。

反顽人民情，战士恩，针锋相对不让步。

反对摩擦劝醒悟，有理有节动刀斧。

反投降分裂天欲晓，黎明黑，抗战到底更坚决。

谴斥投降批分裂，民主进步求团结。

抗日敌后反攻起巨风，卷寇凶，千万军民大反攻。

攻城夺地控交通，收复失地半壁红。

舵手毛主席，共产党，篇篇雄文是力量。

三大法宝指方向，众志成城灭东洋。1

注1：“三大法宝”指：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

三、解放赞歌

（三十三）由胶东渡海去东北

山红水碧秋月皎，百轮千帆渤海桥。

我军大举忽北去，蒋匪重兵窜秦岛。

三省要地势必争，双方备战剑出鞘。

打败恶虎打凶狼，自卫求和抗逆潮。

（三十四）秀水河子歼敌

辽北战场忍、准、恨，炮声响处惊鬼神。

诱敌印迷津，调虎落陷阱。

美械何所怕，初战威风丧。

全歼未逃脱，援兵撤退忙。

（三十五）四平恶战

战役地图似棋盘，策划交锋标红蓝。

部队展开炮就位，讯号腾空战开端。

白门巨炮齐轰鸣，千发弹炸敌胆寒。

突破缺口展双翼，争夺街垒恶战酣。

七天日夜占城半，八千伤亡心不安。

战场变化常莫测，负隅顽抗带增援。

尘土滚滚援敌至，退出战斗补兵员。

养精蓄锐待良机，必灭此贼再决战。

（三十六）三下江南

松花江北红旗飘，松花江南貔貅扰。

隔江对峙怒相瞧。

寒冬到，大江小河结冰桥。

联军兴师千里扰，忽东忽西敌难料。

三战三捷射大雕。

冰融消，胜利会师受犒劳。

（三十七）夏季攻势

田野青绿麦浪翻，大军暗渡松花江。

怀公旗开频报捷，昌开烟消战局强。

北向攻垒不顺利，南方闪击士气旺。

老朽狼狈卷铺盖，新换瘟神更恐慌。1

注1：杜聿明走人，陈诚上任。

（三十八）冬季攻势

千里冰封血战场，寒风吹、硝烟扬。

反攻旌旗，直捣两走廊。2

纵横辗转战三月，大丰收、近春光。

敌军龟缩锦沈长，赌残局，泪汪汪，

损兵失地，浑身都是伤！

重点防御变坟墓，受困处，愁断肠。

注2：两走廊指中长，北宁两线。

（三十九）辽沈战役

烟波尘浪北风烈，大军云集伐残贼。

北宁线上鏖战急，松花江南频传捷。

运动踏碎王牌军，攻坚倾覆匪巢穴。

全部蒋军皆覆灭，关东解放转建设。

（四十）歼灭廖耀湘兵团

沈阳敌援辽西，自寻埋葬坟地。

未退黑山陷重围。

十万蒋家兵，热锅烤蚂蚁。

加快缩小包围，严锁突围空虚。

翻江倒海总总攻击。

生缚廖耀湘，网尽大小鱼。

（四十一）解放平津

战略决战出奇兵，雄师乘胜向南征。

旌旗逶迤越燕山，战车联翩跨长城。

会师包围惊弓鸟，斩顽断尾困北平。

傅公义举免血战，人民领袖进古城。

（四十二）和平解放北平

先进驻永乐店，后占领通县城。

大军重围古燕京，残兵败将惊。

上峰运筹既定，破城宜先攻心。

谈判义举中华震，人民欢呼和平。

（四十三）战场风光

南征北战弄干戈少见渔歌多见战歌。

血染江山歼恶魔，伤也甚多，亡也甚多。

消灭寇敌献战果，军也快乐，民也快乐。

连战皆捷势磅礴，战术灵活，战略正确。

（四十四）进占九江

夏雨滂沱，水洗江南旧山河。

古城浔阳，敌军逃命未抵抗。

登上庐山，眼底吴楚换新颜。

继续南下，战旗飘飘赣西北。

（四十五）向广东进军

三伏休兵渡春阳，白露进军人马壮。

赣江高歌送南征，梅岭欢舞迎解放。

破竹席卷进惠城，摧枯拉朽止阳江。

残军溃散兵化匪，除恶务尽再扫荡。

（四十六）南进过吉安家乡

云雾沉沉方驱散，南进途中过吉安。

山欢水笑忆往昔，屈指已是二十年。

早去晚归看家山，父病母亡处境难。

谈往论今评风雨，劳动建设乾坤转。

（四十七）解放广州

佛冈告捷急南下，前锋已过一县花。

羊城爆声震天地，白云红焰催战马。

传号令，改计划，不教逃寇毁繁华。

前军快速入市内，肃清残敌众口夸。

（四十八）横扫粤桂边

云开山鏖鸣镝，三军奋勇闪击。

初战击溃鲁兵团1，连破四敖城2，穷追二百里。

前锋赶路特急，后队马不停蹄。

夜袭博白更出奇，活捉匪张淦3，谈笑歼强敌。

注1：鲁道源是白崇禧部兵团司令。

注2：四要城是：容县、北流、玉林、博白。

注3：张淦是白崇禧手下副司令兼主力兵团司令。

（四十九）解放海南岛

白浪洪波，晚汐正涨，夜色苍茫。

十万军民，千艘战船，北斗照征航。

帆船击舰，横冲直撞，神炮摧破岛防。

东方白，滩头胜利，风卷烟波旗浪。

南北会师4，攻势更旺，痛打狗急跳墙5。

连战连捷，愈战愈壮，穷追兼扫荡。

天涯海角，也难躲藏，不降彻底灭亡。

五星旗，指日可望，全岛飘扬。

注4：“南北会师”指我军先期偷渡部队及琼崖纵队接应主力部队登陆的会师。

注5：“痛打狗急跳墙”是指敌人主力向我滩头阵地反扑，被我打垮。

（五十）四野大反攻

浩浩荡荡百万师，横扫千军如卷席。

辽沈平津两决战，东北华北全无敌。

跨江越岭向南飞，中南六省飘红旗。

千帆齐发渡琼海，天涯海角庆胜利。

（五十一）离海南返广州

天涯及海角，风景独好。

全岛解放战火消。

发展生产求富饶，阳光大道。

辞别海南岛，奉命北调。

新职重任恐难挑。

闻息远方抗强暴，心飞援朝。

附录

一、民兵游击战术问题

作者说明：

这是我于1943年在山东民兵工作会议上所做报告之一部。这篇文字还发表在当时的《大众日报》和《战士报》上。

麻雀战

麻雀战是一种不正规的战法，是一种以弱击强的战法，是适合目前分散性的游击战争的方针，又最能发挥民兵的特长。麻雀战的主要目的是消耗、扰乱、恐吓、疲劳、暴露敌人，捕捉敌人少数及单个人员，消弱敌人，使敌陷入情况不明，进退受阻，坐卧不安的苦境，造成我基干武装与主力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

（一）麻雀战术原则

麻雀战术根据分散性游击战争基本原则，以小组、小分队及个人为战斗单位，散布在广大地区与敌轮番作战，它的战术是高度独立自主、积极进攻的原则，具体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积极主动的作战：避强击弱，避实击虚，不固定一定地点大，也不固定在一定时间打。没有一定防线，经常保持进攻的姿态，又游又击的游击打法，避免固守挨打而处于被动。

第二，隐蔽迅速的作战：寻找敌人弱点（疲劳、分散、骄傲、败退），把握敌人规律，实行手快眼快的三击（阻击、侧击、尾击）、三速（速打、速决、速走），不放过一点有利打击敌人的机会。

第三，灵活机动的作战：该打即打，不死打硬拼，大赚钱的仗，消耗损失太大不打。如鲁南大平安庄的战斗，滨海涧子崖的战斗，虽然英勇的大量杀伤了敌人，但在战术上是犯了严重的错误，是企图以土枪土炮人命死守围子，与数倍优势兵力于我且有新式装备的敌人硬拼死打，而使自己遭到严重的损失，是要不得的。但有时为了整个的群众利益，即使受到部分消耗伤亡亦必须坚决打。如最近滨海南部某村，遭敌不断出扰抢粮，开始民兵不敢打，只是消极的跑，结果群众利益受很大损失。后来，知道光跑不是办法，必须同敌战斗，打击敌人出扰，破坏敌人行动，结果打得敌人不敢轻易出来，使群众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反对击而不游，闭着眼睛硬打，或让敌人抓住死打，陷自己于被动地位。同时也要反对逃跑避战、游而不击、或不游不击消极躲避敌人、随便缴枪丢枪的可耻行为。

第四，打、走、散、躲互相联系：打不过就走，走不过就散，散了以后就躲，待敌人过去后又集合出现活动。敌人在攻我再退，敌人不攻我则向他前进。如我边沿区××村民兵数十人，在××村西端高岭用土炮阻止敌人进攻一小时，敌正面攻不下，转从后面迂回捕捉他们，他们一见被包围，即迅速向敌原来进攻方向一冲而散，最后有一个民兵被敌捉住，敌人问他：“刚才打土炮的是你吗？”他说：“不是！打土炮的那些人早已向××方向跑了，我是看山的”这样将敌人骗走。敌人退走不远，他却有扛起土炮在敌人退路的另一个地方打起来了，使敌人莫名其妙。这是民兵灵活打游击的一个很好例子。

（二）麻雀战术打击敌人的时机

采用麻雀战术打击敌人的时机颇多，只要敌人一旦出现，随时随地都可以扭住敌人打，尤其是在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情况下更是麻雀战广泛发挥威力的时机，从战术上说，综合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敌人向我前进时，必须进攻的姿态去迎击、伏击敌人、混乱与阻止其前进，掩护群众转移，以枪声为讯号，报告附近村庄与部队。

第二，敌人向后撤退时要追击、截击，这时敌人疲劳好打，打得好可将其抢得的物品、粮食、壮丁打下来。因此，在打时要特别注意瞄准其拉炮、拉大车资财的骡马及鬼子指挥官。

第三，敌人在我根据地或边沿区宿营是要打、要扰、要困。敌人企图安据点，修公路更要打，并轮番不断的袭扰，不让他修工事打散修路民夫，捕捉地外出催给养的单个人员及外出侦察伪化的少数特务分子。以军事上的威胁，配合政治攻势，来达到封锁敌人据点，长期围困，逼其撤走，破坏敌人封锁计划。如鲁南的阜阳包围战，鲁中的垛庄包围战，胶东代田的包围战，烟青路的反封锁，清河的小清河反封锁，鲁南平城反封锁都是比较成功的例子。这就是以民兵“关敌人的禁闭”的好办法。

第四，敌人在我根据地或边沿区抢东西、烧房子、捕捉壮丁，可用土枪土炮及其他火力配合预先埋好的地雷爆炸，大张声势恐吓威胁逼走之。今春鲁南官庄，被敌蹂躏，激起该村民兵杀敌仇恨，五、六人利用凹沟隐蔽，绕到敌之来路，接近村庄，正遇伪军提着石灰罐子在墙上写标语，瞄准一枪，打得他弃罐仓皇而逃。鬼子一见，以为八路军从后面包围来了，就狼狈逃窜，顾不得抢东西了。此时主力赶到，在配合民兵猛追，将敌抢去之一部分粮食、牛羊一起夺回，胜利打退敌人，使该村未受再次蹂躏。

第五，为挽救群众或解救友邻村庄，当友邻村庄被敌包围，要坚决及时配合，在敌屁股后面打枪，造成内外夹击敌人形势，掩护内线部队与群众冲出。自己被包围时也要坚决打，坚决突，不屈服不投降从死里求生，不得已时与敌同归于尽。我鲁南某村民兵，某次突破顽军包围，突围不成，即用土枪土炮固守围基，打了一天，我主力赶到，终将顽军击溃。鲁南某民兵大队约定“枪声为号”，附近各村听到哪村有枪声，立即驰援，这都是联防包围，团结互助，共御暴敌的好办法。今春有某村民兵常听到×村有枪声知悉某据点敌伪围袭×村，即趁敌伪离开据点，巢内空虚，进袭该据点，配合谎言攻势，虚张声势，敌伪遂不得不迅速撤回，×村便解围。在胶东去年敌人扫荡时，亦有不少次，当民兵发觉群众为围时，即利用空隙，踏进包围圈内，领导群众突围，创造许多光荣斗争的例子。

（三）麻雀战的几个基本战斗方式

第一，是伏击。其中有三种主要方式：

1）火力埋伏、火力捕捉：即先选好有利地形，买好地雷，民兵预先隐蔽不动，带敌接近，配合地雷爆炸，所有土枪土炮钢枪一齐开火，出敌不意给敌突然的火力杀伤，打乱敌人，再迅速转移，这主要是对比较大股敌人使用的。

2）捕捉埋伏、突然捕捉：这又有两种办法：一是待伏，一是诱伏，其布置是按地形条件及敌我兵力来决定的，可一面埋伏，亦可两面埋伏，或三面埋伏，四面埋伏，待敌进入我伏击圈内，突然出击，用老鹰抓小鸡的办法来捕捉敌之小股部队，或单个人员，抓着迅速带走。这是对小股敌人的动作。

3）夜间伏击敌人，并相机捕捉敌人：预先得到某一据点敌人夜间出动的消息，在敌人可能经过的路旁，选择适当地形，来布置埋伏（可配合地雷、手雷），待敌通过时，在敌先头后尾到处打枪、打土炮、拉地雷、放火、大声吆喝，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乘敌恐慌混乱，或退却之际，如在可能条件下，相机予以出击，捕捉敌散乱人员，把火力捕捉与突袭捕捉密切联系起来。这在黑夜是比较方便，尤其是有基干部队配合，更可大胆推行。

第二，是袭击。其中有四种方法：

1）袭扰：在敌人抢东西烧房子时，在敌人宿营安据点时，派精干小组或人员，隐蔽接近到附近，突然予以袭击，或打枪或投手榴弹，消耗恐慌敌人，打击敌人，暴露其目标，甚至对某些据点，并可用爆炸配合。如我胶东某些地区民兵，某夜带炸药钢钳，化装隐蔽接近敌据点，先用钢钳偷偷简短铁丝网，后在靠近碉堡放好炸药，再掷两个手榴弹，惊醒敌人，以为是八路来袭，急忙进占炮楼，乘敌上炮楼之际猛拉导火线，将炮楼敌人炸毙。另外，在敌前进或退却时，在其侧面打枪打土炮，混乱或阻滞其前进，在夜间更易收效，在白天则特别要沉着！射击敌军官、机枪射手、炮兵射手等，发扬单个大胆接近敌人，隐蔽瞄准，突然射击，打冷枪，俗话说：“暗箭难防”，就是这个意思。这对于恐吓动摇敌人的作用最大。排子枪要在一定条件下才可以打，不要随便打，因为民兵一般缺乏集体训练，射击准确只是少数人员，若大家一齐打，徒消耗子弹，效果不大。

2）偷袭：最主要的是夜摸，发扬红军时代“夜老虎”的精神，首先将敌人侦察好，抓住其规律，完全熟悉地形，利用黑天，不声不响的摸进去，或伪装混进去，光用刀砍，用绳索勒死，不随便打枪，敌人发觉我就偷偷走了。这种方式用于偷袭据点，或摸哨兵都可收效。乘敌人骄傲，警戒疏忽，利用黑夜摸进敌营房。先将其武器偷偷拿走，再用绳子捆起，实行所谓扎粽子战，扎成一串串的带出来。另一个办法是化装到敌人行军纵队中去（如民兵伪装民夫），或混到敌人修碉堡的人群中去，或混到敌人集会场所，乘其不备，突然打枪投弹，惊散民夫群众，恐吓敌人，混乱秩序，阻滞敌人蚕食封锁的进行。

3）奇袭：就是闪击的意思：这是比较坚强的民兵，或配合基干武装可用。其目的是出敌不意，突然袭击，予敌以较大打击，甚至歼灭其一部，最好是穿过敌人封锁线奔袭敌人后方。这种动作主要是眼快手快腿快！迅速秘密好像猫子捕鼠一样。打得快、走得快、进得快、退得快，打了以后，还要使敌人摸不清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向哪里去了。

4）截击：截击民夫与敌运输队、截击资敌者，截击民夫修公路，在半路上把他们堵回来，以及割电线、破路、填沟，经常在敌往来道旁，准备捕捉其单个未出人员，在胶东，民币发现口袋战术，他们摸着敌人单个外出人员出入据点规律，以三五个人一组，带上麻布袋一二个，跑到敌人常走的路上，如发现单个敌伪外出人员，突然以麻袋从其头上罩下，在从脚下捆起，背着就跑，或抬起就走了。

第三，是车轮战法：

这是眼望着敌人行动，与敌人转圈子，推磨式的活动办法，一般是经常保持在敌人侧后活动。如我在山上，敌在山下，敌人上山我即下山，敌占东山我上西山，敌来我就走，敌走我就追，你再来我再走，你再退我再追，总是望着敌人，跟着敌人，使他打不着，捉不住，这是民兵用的对抗消耗优势敌人的战法。不管有多少敌人，有多好的武器，对于这种战法是没有什么办法的。这种战法用以对付扫荡清剿敌人，都可以收效。如敌大兵团合围我村，我则乘夜或乘隙突出去，使他扑空，突到敌人屁股后面打枪，反过来又打他合击他，这叫做反合击，使他回头不及，处于挨打，等他回过头来打我，我又跳回去了。敌白天到处清剿捉人，我到处埋上地雷，使他不敢大胆出来，敌夜间宿营休息，我却轮番彻夜捣乱，这样使敌人有力量没处用，想打打不成，想睡睡不成，想走走不成，陷于疲劳消耗，造成我主力部队打击敌人的条件。我鲁南××区民兵对敌奔袭合围就用此法。事前摸到敌人奔袭合围情报时，即作突围准备，俟敌出动我即离开村庄，绕到敌人侧后，等到敌人进到我中心村庄宿营时，我突出去的民兵却又分批由外向内，四面八方的包围上来，一直围到敌人跟前，使他不敢动。向哪面出动哪面打，使敌进了村庄找不着人，找不到东西吃。我们某地的小部队与游击小组，他们经常不离据点活动，敌人向东出动他们即向西去，敌人在封锁沟南面，他们即跳到封锁沟北面，敌人庄东进，他们庄西出，敌人庄西出，他们又转至庄东进，敌人一点办法也没有事敌处于四面楚歌的包围形势中。必要是还可相当集中自己的力量，规定一定的讯号，或预先在许多分散小组中保存一个坚强的小组作为机动基干，随时准备，乘敌弱点，给敌以有力打击。如在与主力配合作战时，这个基干任务通常由主力担任，一般是一个步枪班带一、二挺机枪，配合一至二个麻雀小组，这样使民兵与敌周旋，使主力乘敌疲劳疏忽之际，突然出现猛袭敌人痛处，给敌以有力打击。而民兵得到主力的支持，就更能大胆积极活动，这种分散麻雀小组活动与战法，亦是麻雀战的重要战法，也是打击敌人最历害，使敌最头痛的办法。

第四，是神经战法（略）

地雷战

在敌后游击战争中，很多地区已经完全证实了地雷的作用是很大的，特别是被广大群众掌握之后，更可发挥其巨大威力，不论封锁敌人据点，阻止敌人出扰扫荡，打击敌人分割封锁，包围我们生产与物质，制止敌人夜间活动，均有极大的效果。这一问题虽然已有些经验，但还没有很好搜集总结，在这里只提出下面的一般问题：

（一）地雷战的原则

第一，不能完全陷于消极的防御，只使用于防御上，是不会发挥地雷的作用的，必须使之成为进攻的武器。鲁中某区的三道地雷防线，不但没有获得很大的效果，反而束缚了自己行动，增长民兵的消极防御观念。胶东某区出现在驻地周围敷设数道地雷，称自己驻地为“莫斯科”的现象，这是长期把自己围困起来，封锁起来，使根据地人民军队都限制在一定地区，不能活动，甚至使自己经常挨炸。这种布置在自己根据地内，只有在敌人对我扫荡清剿的情况中才有必要，一般应使之积极进攻的武器。

第二，地雷的使用必须成为群众性的武器，要逐渐达到村村皆有，人人会用，这样可使敌人处处挨炸，步步难行，若只有少数村庄少数人会用，断不能发挥其高度威力。但又必须是有计划有重心的布置与使用，特别是敌人出动常走的道路，常住的村庄，必控制之山区及敌人补给线上应成为敷雷的主要地区，平均使用盲目乱埋同样难奏奇效。

第三，地雷与麻雀战密切的配合起来，没有有生命力量及时的配合，不但可以被敌从容的破坏，并且即使炸中了也不过给予一部的杀伤，甚至也同样随时有炸到自己部队和群众的危险。在胶东就有这样的教训：地雷会将敌军车炸毁，但没有有生力量及时配合相机出击，结果其武器资财不能获得；另方面，如敷雷而无人看护，对我自己的行动也就受到束缚。某区地雷战的效果，炸倒敌人炸倒自己的比例是各占一半，××山区，敌人不敢进去，但我们自己也不能随便运动。

（二）地雷基本战术

第一种是积极进攻的战术，即飞行爆炸。这种战术是主动深入敌占区、游击区、敌据点附近、公路交通线上、渡口桥梁地区去布置地雷，来打击敌人封锁敌人，妨碍其运输。当其向我出扰扫荡时，由于敌人离开据点不远警惕性不高，我们即飞到据点附近布雷，这样往往会受到很大的效果。尤其可以给敌伪情绪上信心上已大大的打击，不等他进入我根据地就给他一个下马威。如××区今年反蚕食时，开展了地雷运动，曾在敌据点墙根下炸死其指挥官。某次战斗敌人增援部队被地雷炸跑了。在某区亦曾用地雷炸坍过桥梁，使敌人出扰扫荡的企图失败。在鲁中我用地雷包围垛庄据点，开始是砸其据点跟前，四面大道设地雷，敌人吃亏后即专走小路。后来我又在小道上敷设，结果迫使敌人出扰时，不得不在地里东转西弯，行锯齿式的运动，这样在时间上往往是很慢的。以后我又设法在其围墙门口设雷，在其操场上设雷，给其威胁更大，最后不得不将据点放弃而逃了。

第二种是防御性的固定破坏。这是为了保卫一定的阵地，或是预定在某地区与敌交战地点实行布雷，配合防御部队火力（或麻雀组）来阻止其前进，迟滞其时间，束缚其行动，大量的消耗杀伤敌人，疲困敌人，造成我打击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为保卫我们资财粮食家具及其他军用物品，使敌人要得到我们一点东西极为困难，或花费极大代价。敌去年冬天大举扫荡××地，企图破坏我们的兵工厂，到处残杀拷打群众。我们兵工厂的同志为了保卫我们的兵工厂，使敌人付出大量死亡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他们就在白天挖洞，将原埋之机器取出转移新的位置，而在原来地方大量埋藏下地雷。敌人经过拷打群众的口供说出我原来埋藏的地点，得意洋洋的去实行其野蛮的破坏能事，结果挨了顿好炸，死伤遍地，挖出来的仅是黄土，这叫自己替自己挖坟墓。其他有些地区也同样有不少这类事实，炸得敌人不敢走路，不敢进村，不敢进屋，不敢乱挖乱搜东西。

（三）使用地雷的几个技术问题

第一，地雷的种类与性质

我们目前所制造的地雷有如下几种：

1、拉雷：它才好处是哟啊什么时候炸就什么时候炸。要炸前炸后炸兵炸官均由你自己选择，非常准确并不易误伤自己人。但缺点是拉的人容易暴露，特别是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往往不敢在接近敌人之处去拉，尤其在青纱帐倒后及平原地带较困难。在夜间、在青纱帐期间及有良好地形之处则可大胆动作，选择敌人要害打击之。

2、踩雷：碰上就炸，不论人、牛、马羊、狗、谁碰上就炸谁，故管理不好容易炸老百姓及自己部队，不过组织管理得当，则一定问题也没有。

3、电雷：他的作用和第一种相同，并可以将线延长至更远的距离，可将线（皮包线）埋在土里避免暴露，目前我某区正在敌人每次扫荡常住的村庄与必经之道路，布置电雷群，准备大量杀伤敌人。但普遍开展甚为困难，因为在今天物资条件下材料颇受限制。

4、石雷：在山区石头多的地方到处都可以变为石雷，最简单最便当，宜广泛开展普遍安置，如此则只要敌人有胆子敢来进攻必遭毁灭的打击，这在某区①广泛采用了。某某山区敌人已经不敢轻易进去了，几次的出扰与扫荡均远而避之，目前滨海也开始获得成绩。

5、束集手榴弹：用手榴弹数枚束集一起，将其各导火索连接，在接上绳子拉炸，白天使用极端秘密，否则易被发现。

第二，设雷地点的选择

1、飞行爆炸的设雷地点：

A、敌人据点碉堡，及扫荡时临时据点附近，或其围门口、集合场、操场等。

B、敌人公路铁路及扫荡时的补给线上。

C、在敌人前进后退必经之大道隘口、渡口、村口、巷口，实行截击爆炸。

D、敌人预备挖沟修路线上，在实行反封锁的任务下，在其线上布雷。

2、固定爆炸的设雷地点：

A、主要在埋藏各种重要物资资财附近。

B、敌人必经之村庄巷口，敌人必注驻之房内村内，敌经常出发集合场。

C、敌人必争必控制之山区阵地制高点，在其攻击冲锋可能利用之地形或机炮火力阵地及指挥阵地设雷。

第三，设雷的伪装

我们开展地雷战，敌人必然要来破坏。目前敌人即已开始用人、犬等来破坏。因此，伪装问题据特别重要：其原则是实实虚虚，虚虚实实，使其捉摸不到，造成敌人的恐慌心理，求得大量杀伤敌人。一般办法有：

1、明告暗炸：这是踩雷的伪装方法。如敌扫扫荡时在根据地内到处插上牌子，上写“当心地雷”。其另一方面可写宣传口号，有的牌子真埋地雷，有的则为假的而没有地雷，使其真假莫辨；在某些隘口附近可插上地理警语牌子，明告之此处有雷，使其必然转弯，在其侧面绕过，而我正在其转弯之处埋置暗雷炸之。这样用一切方法来欺骗敌人，令其踩上地雷挨炸，如敌人发现我地雷标明记号，打伤石灰圈或插上小旗等，我即可仿其模样到处打上石灰圈或插上旗子，混乱之。如敌人越恐慌时，应该多虚张声势欺骗之，以使敌人神经失常，增长“恐雷病”。如我胶东某临海部队，经常用地雷炸汽车，敌人异常恐慌，有一次老百姓在汽车路旁种地，把一个盛水罐放在汽车路上，当汽车来了，车中人误认为此罐是地雷，汽车猛即停止，都跑下车来，结果并非地雷，原来是一个罐子。

2、以物诱炸：在各处备放敌人喜爱物品，再在其旁伴置地雷，俟其取动而炸。如冬天将各种燃料处埋置地雷，敌人想去拿燃料烤火，必炸之。敌搜剿时，多挖假洞，在假洞口附近设雷。或在某地较隐蔽之处偶尔故意将土挖松，显出是刚埋藏粮食或其他物品的痕迹，其实是埋藏了地雷待其去搜挖儿炸之。这样使敌人吃了几次亏之后，再也不敢乱动了，见到东西也不敢拿了。藏粮时，宜采用此种方式敷雷。

3、彻底消灭地雷踪迹，或故意显出埋雷模样欺骗敌人。但以彻底消灭埋雷踪迹，绝对秘密以求得炸中敌人为主，故意显出地雷模样恐慌敌人次之。为使敌人不易发觉，可在埋雷之上，除彻底消灭特殊征候，与地土本色毫无二致外，并可做出人足形、马蹄形、自行车通过后的痕迹样等，谁也看不破其中有地雷。待炸了几次之后，有时却可偶尔将土翻开，做出刚埋了地雷样而恐吓之，但这是为了求得做到：敌人认为是真的，但它却是假的；敌人认为是假的，它却把敌人炸了，使敌人无可奈何。

第四，地雷的埋置与管理

1、布雷的时机：在比较大的根据地，在平时一般不宜埋，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潮湿，还可以节省民力看守。但经常进行布雷准备，并进行布雷的演习是非常必要的。务求得十分钟以内即能埋妥。最好事先即将布雷计划拟定，选好布雷地点，待时机一到，即按计划进行布雷作业。在边区则应以地雷战和麻雀战，经常的封锁敌人的据点，深入敌区内进行飞行爆炸，切断敌人交通。去年十月我滨海某部飞行爆炸组一夜之内偷偷跑到临沂城附近，在其东关将台维路一座主要石桥炸毁，敌人费了一星期才修复，给敌人精神上打击特别大，不但敌伪恐慌异常，尤其震动了沂河西岸群众，造出许多对八路军神出鬼没的传说。

2.地雷布置虽力求广泛，但要有中心，这种中心的选择据必须具备相当战术眼光。研究敌人过去出扰扫荡规律，通路形式与我部队运动方向来决定。若到处布置，即有千万个地雷也布置不开，且对自己部队机动受妨碍。另外自傲某些主要地区，要准备连续的布置，连续的爆炸。第一次炸了，准备再埋再炸，若第一次未碰响，迅速取出，在敌人必经之另一处再埋。在估计敌人集中的地方，还可按子母雷埋置地雷群，求得大量杀伤敌人。但一般亦应同埋置二个，更好发挥效力。如路狭时刻前后直布，若是踩雷，则中间加铺薄板；如路宽时，则可左右横布，中间铺上薄板。这样只要敌人踩上木板，两个雷则同时爆炸，危险圈面积增大。

3、在民兵中应专门组织地雷组。其准备与分工：一般以以五人为宜，三人带枪，二人带雷，作业时三人任警戒，其余二人迅速埋雷，完备后该两人即准备炸敌（假若拉雷的话），其他三条则占领有利地形，准备爆炸后发挥火力配合杀伤敌人，及掩护其二人转移。如敌人发现我地雷而进行破坏时，步枪手应坚决打击之。

4、使用地雷要大胆细心，不论携带、作业、保管均不可粗枝大叶，否则危险性甚大。一般来到作业区域时，应将发火机与火药分开，在平时不哟啊置于接近有火之处，潮湿处（防止潮湿），不准外人乱去搬动，如无情况应经常将其火药取出日晒，但不宜过久，埋雷时须将全部工作完成后，才轻轻拉开保险栓；在取雷时，应将伪装之土轻轻拨开后，先按进保险栓取出。

5、在目前地雷战运动中两个主要缺点：一个是伪装不好容易被敌破坏，另外则是管理不好，炸伤自己人。因之，除了在技术上加强伪装外，在每个地区对地雷敷设，有周密的计划与组织，规定敷雷区。在根据地不宜过早埋置，若是敌人企图扫荡，最好在宣布戒严之后再埋，并做到有地雷即有我武装活动，或有隐蔽人员照管为原则，否则就不能避免炸伤自己，限制自己行动。此点还须大家继续研究，创造更多经验。

目前的战争极有力地证实了列宁名言——战争是一个民族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全面考验。

战争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那些在经济的发展和组织上，自傲军队的经验技术和作战精神上，自傲人民在整个战争中的坚毅力和团结上均较敌国为强的国家，才能经过这个考验——斯大林报告。

二、在林彪同志指挥下

——东北战场上的第一个歼灭战

作者说明：

这是我于五十年代末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定了停战协议，内战似乎要停下来了。

这时我们进入东北不久，还没有根据地。经过山海关到黑山的北宁线上的阻击战，我们转到沈阳以北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前总（前方总部）转到法库。

国民党蒋介石妄想趁我军在东北立脚未稳，逼使我军远离北宁线，进而霸占东北。敌人占领锦州、黑山后，于2月上旬继续沿北宁线进攻，并先后占领了彰武、阜新、台安、辽中等地。

当时的形势是严重而复杂的：敌人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全部美械装备，并以军为单位沿北宁线逐步推进，抢占点线及两侧的城市。我军则是由各方远道而来，又经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未经补充，武器未获改善。气候严寒，没有防寒服装。又无根据地，到处是土匪和国民党的“地下军”，社会各界人士对我采取观望不前的态度，基本群众在各种反动势力的重压下起不来。

林总针对这种形势，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明确而有远见地提出了三个字的战略方针，那就是人人皆知的“等、忍、狠”。“等”什么呢？等待敌人战线拉长，主力分散，弱点暴露；等待群众发动起来，消灭土匪，建立政权根据地。“忍”是忍受某些交通线、大城市、部分地区暂时丧失。敌人要交通线，我们要广大乡村；敌人占大城市，我们占中小城市。尽量地让敌人背上包袱，他们占的地方越多，兵力分散，好像小孩子穿大人衣服一样，到处是空子。待敌人弱点暴露出来了，我们的力量也壮大起来了，又有根据地的依托，那就到了“狠”的时候了，集中力量狠狠地大打，歼灭敌人。

在这个战略思想指导下，当时除留一部分主力在前方与敌人作战外，其余均分散到东满、西满、北满执行消灭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任务。

林总日夜坐在军用地图前面判断情况，考虑战斗部署及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我这个前总参谋处长，总是在他身边转。他思想集中深思熟虑地工作着，有时我去向他请示问题，在他房子里站几十分钟，像没有我在那里一样，我不打扰他，只好悄悄地退出去，或者给他留个条子。

敌人发现我军主力分散了，更加疯狂起来，甚至敢以团为单位离开据点向外扩张。

当敌人进占彰武、台安时，林总决定集中前面的机动部队，向新民、大虎山出击，打击敌人的侧背。他对我们说：“蒋介石的阴谋是：关内和谈，关外大打；先占东北，后占关内。我们不要有任何和平停战的幻想。”

敌人连日疯狂前进，敌十三军八十九师二六五团一个营自彰武出犯，占了法库以西的秀水河子，并企图向法库进犯；11日，敌人十三军二六六团也远离主力，由大虎山进到秀水河子。当日有群众自秀水河子跑来，向我们报告。这是个身体健康的青年农民，身穿破旧的青色棉袄。他的情报很准确，讲了许多蒋军到了秀水河子后的情况。看来他是经过一番观察和了解的，他讲话的神情激愤，目光闪射，口沫飞溅，正确点说，他是在控诉：

“中央军糟透了！跟鬼子一样不讲理，正在抓人、抓车、抢粮……。”

“有多少？”

“全屯子家家户户都住满了。”

“还看到别的没有？”

“还有，有二十多个怪东西，不知道是啥玩意儿？”他又说又比划。

“大概是坦克吧？”

“不像坦克，坦克我见过。”

“汽车？”

“也不像，比汽车大。响声像飞机，比汽车轮子多。”

“这是啥？”真把我们蒙住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是美造的十轮卡车。

看来敌人确实疯狂得很，眼看就要兵临法库了。我把敌情报告了林总。他站在地图边，思考了一阵，然后爽朗地说：“太好了！送肉上菜板，求之不得的好机会！”

他脸色异常平静，压在眉头的焦虑和几天的疲劳，被兴奋驱得无影无踪了。他看我还有点茫然地望着他，便指着地图说：

“你看！敌人的拳头伸开了，分散了，这股敌人远离主力有一天以上的行程；而且送上来的敌人不大不小，约五个营，正合我们的口胃，完全有把握消灭它！”

他收住了激动的心情，又注视地图考虑了一番，望着我意味深长地说：

“敌人送礼上门，我们不能不收，写个电报，通知部队作行动准备！”

他立即改变了向新民、大虎山出击的计划，高兴地把一小袋黄豆往桌子上一扔，指着黄豆说：“吃黄豆吗？”

林总不吸烟也不喝酒，部下来了，总是以黄豆待客。他身体虚弱，容易感冒，据说吃黄豆可以治这个病。因此他身边总是不离黄豆。为了不拂他的盛意，我习惯地抓了几粒黄豆放在嘴里嚼着。

林总激动地在屋子里来回漫步，进行思考，然后背着地图向我指示：

“如敌人继续向法库冒进，可用少部兵力在正面阻击，主力从敌侧后打出去，然后包围。”他用铅笔指着地图上预定着行动的标号：“另一个打法：如敌人停在秀水河子不动，便先包围后攻击！”接着他指出：“敌人的装备比我们强，打的时候要勇敢，还要讲战术，特别应该告诉下面的干部，一定要运用‘一点两面’、‘三三制战术’！（注）”

一切布置妥当后，我又陪他到七旅去。在那里他亲自给营以上干部作了战斗动员，并且决定把我留下，协同七旅旅长和一师师长指挥作战。临回总部时，他再三叮嘱说：

“不要轻敌，要讲战术，要充分地作好准备，千万别让敌人跑掉，也不能打击溃战！”

当日部队就开始了战斗行动。

此时敌人之先头部队进到了秀水河子东三十余里之团山嘴子，距法库四十里地。同日，我们七旅也进到大小房身、五台子等地（团山嘴子与法库之间），置在敌人前进矛头之前了，一师也靠近了秀水河子以北。我们准备按林总的第一方案打。但是根据侦察部队的了解：敌主力在秀水河子未动，并且在秀水河子构筑工事，看来敌人不像冒进法库；冒进至团山嘴子的敌人，似乎也有逃跑之意。我们准备先吃掉这一小股敌人，同时包围秀水河子。当晚命令七旅抓住团山嘴子的敌人，但战斗稍有接触，敌即龟缩。七旅边追边打，战斗一夜，于十二日上午会同一师将敌人全部包围在秀水河子了。

秀水河子是个有数百户人家的村镇，位于彰武至法库的公路上，公路把街划成了两半。东南地势平坦，西北地形起伏，北山和西山是秀水河子的制高点。秀水河子的东面是一条小河，冰封的河面上铺满了白雪。我们观看了地形，决定七旅从东南、正南进攻，一师从西北、正北进攻，采取对角攻击，准备当晚打响。

但是，敌人察觉陷于重围后，于下午一点左右突然从八家子方向出击，企图破坏我们进攻的部署。经七旅顽强反击，激战四小时，才将敌人压回去。

天黑下来了，原定攻击时间也到了。但是我们发现敌人出击的火力相当强，同时从一师俘虏的几个人口中具体地了解到敌人的火力配备和工事构筑情况。我们觉得准备得还是很草率，还不能有把握地全歼敌人。决定改在十三日攻击，并且打电话报告了林总。林总指示我们说：

“要包围住敌人，但不要压得太紧了，压急了就可能突围跑掉，增援也可能来的快些。”

林总这一指示是非常英明的。虽然河两岸的地形，对我们发起攻击很有利，但是为了稳住敌人，一师往后撤退了三至五里，七旅撤出了河东起伏地。

十三日下午三点左右，林总来到了前线指挥所。他一来就询问战斗准备情况。连休息也没休息一下，便要亲自去观看突破地段的地形。那时双方的射击不断地进行着，显然是有危险的。但是，亲自勘察地形，是他的老作风了。每次战斗他都强调干部必须亲自观看地形，对那些只看地图，不深入现场观察的指挥员，他是要严厉批评的。他认为那是打“官僚主义仗”。所以，我们也不便阻止他。

我和七旅首长陪同林总穿过七旅的阵地，警戒的战士们蹲在用雪构筑的临时工事里，目光炯炯，任寒风侵袭，守在火炮和机枪旁注视着敌人的行动。有的正在用雪垒工事，有的捂着脑袋吸烟，有的交谈着，有的跺脚取暖。

我们在前沿阵地跑来跑去，开阔的地方就得爬行。满眼是一片白皑皑的雪，子弹常在我们身边溅起雪花。林总很镇静地跟着我们跑或者爬，冒着不大猛烈的流弹，我们爬到秀水河的东南角，向林总报告说：

“七旅准备从这里突破。”

林总趴在断墙上，举起望远镜观察、思索。但没有作声，什么意见也没有表示。我们又带他到南边去看，这里的地形比较高一点。他趴在坟堆后又举起望远镜观察、思索。我们看着他，静静地等着他的指示。忽然他脸色开朗，高兴地说：“这边比那边好！那边太开阔了。”他摘下望远镜，继续说：“七旅主力应由南向北，一部由东南向东北；一师主力应由北向南，一部由西北向东南。”略一停顿，又说：“战斗部署上，一定要注意头尖尾巴长，火力要集中；战斗开始时，首先一顿猛打，然后猛冲。这样一定成功。”

我们按照他的指示修正了原来的作战计划。

我们往回走时，有的战士认出了林总。“林总来啦！”阵地上马上传开了。没有看得清的战士，互相惊愕地问：

“啊！刚才来看地形的是林总吗？”

“嗬！我还没有看得清呢！”

“可不是，哎呀！又错过了机会！”

“我说咱们得打好点，林总亲自指挥咱们哪！”

部队里马上沸腾起来了，战士们互相挑战：看谁能更好地运用林总的“三三制战术”，多抓俘虏多缴枪。

天渐渐黑下来。五时三十分钟，我们的攻击开始了。山炮隆隆吼叫后，激烈的机枪声显得更加清脆。红绿信号弹罩住了秀水河子。敌人也猛烈地和我们进行着火力战。整个秀水河子沉入了炮火的烟雾中。

林总和前总指挥所的人员，就蹲在秀水河子南面的一个小山头上。子弹不时地从我们附近呼啸而过，有时落在我们跟前。从敌方飞出的密集火星可以看出，据有美械装备、还未受过打击的敌人，此时正处在凶焰万丈的时候，他们凭借工事和优势火力，进行着顽强抵抗。

战士们忙碌地在雪地闪动，担架队员抬着伤员也不断从我们面前走过。战斗在艰难地进行着。

皎洁如洗的月光映着原野，雪地像被白银镀过一样，一片银光。几十公尺外都能看到人影晃动。像这样明月之夜，是我们最好的战斗时刻。林总似有所感地说：“对美械装备的敌人作战，火力如此强，白天进攻不如夜间进攻有利，而夜间又是明月之夜，更便于指挥和发挥近战的威力。”

夜深寒重，冷风犹如鞭稍抽打鼻脸，手脚好像被刀割着一样。林总不时地裹紧他那黑大衣，跺跺脚取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整个战场。

天空飞起无数颗照明弹，照得周围明如白昼。我们可以看到战士运用疏散的“三三制”队形在雪地上跃进。时而伏下，时而前进，火星围绕着他们飞溅。忽然一阵炮响，阵地上喷出一团团火焰，秀水河子外围村庄的家屋顿时燃起大火，我们隐约看到有的战士在火光中倒下，身上着了火，在雪地上滚着。指挥所人员紧张了。林总着急地问：

“这是什么炮？”

“可能是火箭炮？”

我们听说过美国有火箭炮，却从来没有见过，谁也无法肯定回答。林总对问题的了解和处理都讲究及时，他对我说：

“作鹏！找一个俘虏来问一问。”

俘虏是个步兵，满脸污垢，全身美式服装，歪戴着帽子，翻穿着皮夹克，活像个猴子。一看那副老气横秋的样子，就知道是个兵油子。他带着几分骄傲的神色，歪着肩斜着眼，站在我们的面前。我问：

“你是那一部分的？”

“二六六团的。”

“你们装备有什么炮？”

“六零炮，火箭炮，战防炮，重迫击炮……”

这时敌人又打炮了，在一百多公尺处燃起一片火，大家的视线转向火光，俘虏得意地指着那片火光说；

“这是重迫击炮打燃烧弹。”

有人或许要说我们太无知了，连燃烧弹都不知道。现在想起来也的确好笑，但在当时，我们的确不知道。

秀水河子上空，子弹穿梭，红的绿的，像彩色的流星交错飞舞，加上照明弹、燃烧弹，简直就像现在国庆节晚上放的焰火。

我们弄清了是燃烧弹就放心了，并且通知部队不要利用房屋，以免烧伤。

七旅这面突破的比较顺利，正在向街内发展。我们焦急地等待一师发出突破成功的信号。

林总一再命令七旅加紧攻击，加重压力，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和火力，支援北面一师的进攻。

一师英勇地拿下了北山，但由西山角突击的一团因观察地形不细致，而且炮火暴露过早，西山守敌有了防御准备，增加了突破的阻力。他们打得很顽强，连续组织了五次突击。二十二时，七旅打到了街心，迫近了敌团部。整个战斗进入了激烈的巷战。

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大约是下一点左右，突然由秀水河子西南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侦察兵报告：敌五十二军第二师的部队，由大虎山赶来增援，已进到太平庄，距秀水河子至多不过十里了。情况紧张起来，林总当即命令七旅及佯攻公主屯的保一旅各抽一个团去堵击援兵。

街里的敌人听到援兵来了，挣扎得更凶了，增援的敌人也知道秀水河子敌人打得顽强，加紧攻击。这叫我们有点沉不住气。有的指挥员不断来电话问：“后面怎么打的这么激烈，援兵究竟有多远？”林总沉着而镇静地告诉他们说：

“后面用不着你们顾虑，各部还应加速攻击！”

林总心里比我们亮堂得多。他早已计算过自己的力量可以消灭敌人，可以堵住援兵。但他考虑到拂晓前如不解决战斗，敌人的增援就靠近了。因此他命令：

“拂晓前一定解决战斗！”

前总指挥所的位置，夹在秀水河子与增援敌人的中间，两边的枪声和火光完全把我们裹在中间了。子弹常从我们头上“哧溜哧溜”地交错飞过。我们都有点替林总担心，可是他一点也不在乎，在雪地上慢慢地踱步。我们都希望把指挥所的位置挪一挪，可是他说：“不要紧，再看看。”

林总何尝不知道这儿危险，而且蹲在山头上冷得要命，不过他比我们考虑得更多，责任心更重罢了。他怕我们老麻烦他，就干脆对我们说：“在这时候，我们一动，就会影响部队的进攻决心。”

这点的确很重要，我们都不作声了。

林总始终蹲在雪山上，在子弹呼啸中坚持指挥作战，直到战斗发展到有把握全胜的时候，才移进一个小村子里。一进屋，我们看看他，忍不住笑了——他变成了一个白头翁，胡子眉毛都结了冰。

战斗逐渐接近了尾声，敌人的最后突围被一师三团打垮后，拂晓，战斗全部结束了。

我陪着林总进到街里。积雪被炮火熏黑了，被血染红了，燃烧的房屋还在冒着黑烟，到处狼籍着美国弹壳、刷有U.S.A的弹药箱、美式枪、军装、军帽、汽车、大炮、敌人的尸体……。

林总看到了激战一夜的战士，举手问好：“同志们辛苦啦！”“你们打得顽强，打得很漂亮！又为人民立了一功！”

战士们围过来，亲切地望着不管在任何环境下都和他们在一起的林彪司令员，大家一个劲地鼓掌欢呼。

这时四周还响着枪声，原来是战士们拿到缴获的新武器，是那么多，又那么精致，谁都想放几枪试一试。林总见到这种情况后，却严肃地指示：“立即通知各部队，禁止乱试枪。”这时南面敌人增援部队还打得很激烈。林总命令部队不要试枪，是为了让增援的敌人听到这边没有动静，知趣地退回去。

我们来到一间小屋子里，七旅和一师的领导干部都在这儿，林总见到他们很高兴，拿出哪个小布袋说：“你们吃黄豆吗？”接着他分析了秀水河子歼灭战：“这一仗的意义很大，对敌人来说，使他们的疯狂气焰遭受一次严重打击；对于我们的部队，则提高了对美械装备敌人作战的胜利信心，打出了一个不打击溃战，每打必歼的范例！”

这时，有人来报告：“太平庄小荒地一带的援敌还在继续进攻。”

林总当即对一个参谋说：“你给我写个信。”

信的大意是：你们的先锋部队，全部人马和装备，我们都收到了；你们如果想继续前进，将遭到同样命运。参谋写完后，请示林总：“派谁送去啊？”

“放些俘虏回去，他们是最好的证明人。”

太阳在东方渐渐升起，战士们在忙着打扫战场，清点缴获的武器，一群一群的俘虏被押下去。当援敌得知秀水河子的敌人确实被消灭后，也就停止了进攻。

附记

（注）“一点两面战术”，是集中兵力在一个狭窄的地段上，进行纵深梯次配置，头尖尾巴长，像一把锋利的尖刀一样，向敌人实行猛打猛冲，这就是林总所指：“一点”的意思。而“两面”则主要是断绝敌人退路，也就是在敌人的其他方面形成严密的包围，不让敌人遭到我猛烈攻击后跑掉了，打成击溃战。因此一点两面战术的实质，就是歼灭战的战术。

“三三制战术”是一种疏散的进攻战术。我们军队，每个连有三个排，每个排有三个班，林总提出：战斗时每个班可以还分为三个战斗小组，每组3-4个战士，进攻的时候不要全班密集在一起，这样容易增大自己伤亡，而应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疏开，采取不整齐的队形，波浪式的向前跃进，迅速投入与敌人进行白刃战。

1959年10月10日

三、四平保卫战

作者说明：

此篇文章发表于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吉林解放战争回忆录》中。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抗战八年的中国人民及其子弟兵——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全体指战员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每个人都热望实现国内和平，以便用自己的双手来弥补战争的创伤。在日寇铁蹄下被蹂躏了十四年的东北人民，尤其希望早日实现国共合作，重新建设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但是人民公敌蒋介石却秉承其美国主子的意志，蓄意挑起内战，妄想夺取人民流血奋斗而得到的胜利果实，消灭祖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专制独裁。美帝国主义则妄想通过蒋介石将中国的革命力量扼杀精尽，一边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牢牢地套上殖民地的枷锁。为了实现这一阴险目的，他们积极推行着早被毛主席所识破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政治上假惺惺地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在军事上却抓紧时间调兵遣将，准备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将中国人民重新推向内战的血海。

1945年10月，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的局部军事进攻，逐步加紧，为了在苏联红军11月撤退回国之前抢占东北，蒋介石依靠美国的援助，将大量军队空运、海运到天津、唐山、秦皇岛地区，由杜聿明统一指挥，向东北大规模进攻。从11月1日敌人向山海关进攻开始，经过我军反复打击，敌人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但当时由于敌强我弱，我军采取了避免与敌主力决战的方针。因此到1946年3月中旬，敌人进到了沈阳及其附近地区。这时进入东北的国民党正规军已有七个军二十一个师，连同地方团队，总共兵力达到三十万人以上。在3月下旬，虽然国共关于东北停战问题的谈判已取得协议，但由于敌人力量处于优势，后续部队也源源来到，因此国民党不但不停止其进攻，反而更加扩大。他们为了抢占中长路沿线的战略要地，及以沈阳为基地，南北开弓，一部主力向辽南方向进攻，另一部主力沿中长路向北进攻，企图抢占四平，与盘踞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匪伪武装会合。

针对上述情况，党中央指示我们必须一革命的两手对付敌人反革命的两手。为了配合国共谈判，促进东北和全国和平、民主的实现，东北我军必须坚决控制北满地区，抵御敌人侵占。为此目的，我军应集中主力，坚决控制四平地区，予北进之敌以有力的打击。同时南满地区我军应坚决打击敌人进攻，配合四平地区作战。于是我军以四平为中心，展开了英勇顽强的防御作战。轰动一时的四平保卫战开始了。

坚决迎击侵犯之敌四平以南歼敌万余

1946年3月18日，我军一部消灭了盘踞四平的匪伪武装四千余人，解放了四平。四平解放不久，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便到了四平。3月22日，苏联照会国民党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全部撤离东北。当时之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同志当即断定国民党必然要拼命加快速度，抢占我北满各个战略要点。果然没出所料，刚刚到达沈阳的敌新一军立即沿中长路向四平轻装疾进，于3月24日占领铁岭。同时敌七十一军亦于其左侧配合行动。杜聿明依仗这新一军这张“王牌”狂吼：“4月2日前，一定要攻克四平”。这时，林总根据中央“必须阻止蒋军于四平以南，并给予严重打击”的指示，果断地命令在开原、铁岭附近的部队，破坏其前进途中的公路、铁路，以迟滞敌人的进攻。于是，开原、铁岭之间，昼夜枪炮声不息，公路断腰，铁路翻身，我们采取灵活的运动防御，节节抗击，消耗敌人。同时林总命令预定参加四平方向作战部队，由四面八方日夜兼程向昌图、四平地区集中。

敌人遭受两千余人重大的伤亡之后，4月4日占领了昌图车站。这样，企图4月2日占领四平的美梦便成了泡影。大言不惭的杜聿明又限令4月8日必须占领四平。丹尼斯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却被打得筋疲力尽，向郑洞国求援：“4月8日攻占四平实有困难，我部伤亡惨重，请速增援！”

在孙立人一再呼援的时候，我军已于昌图以北的泉头车站一线准备好了阵地，保卫四平的外围战斗，就此进入更加激烈阶段。

泉头车站东西一线整日烟火冲天。孙立人以其所有远征缅甸的精锐部队，向我连续猛攻三天，当年寸步未进。于是又抽出了在昌图以南担任护路任务的新三十八师北进增援。4月7日该敌进到昌图以北的兴隆岭、柳条沟一线。同时敌五十师亦全部沿铁路向泉头车站进攻。这时，我一、二师等主力早已云集昌图以北地区，准备予敌以痛歼。但因包围不严，至9日晨只歼敌先头部队一个营。

在兴隆岭战斗的同时，配合新一军北犯的敌人七十一军的八十七师和九十一师两个师，在占领法库之后，发现我主力在四平、昌图之间，便企图经通江口饶八面城迂回四平。4月10日由金家屯继续北进。林总发现这个情况，为打击该敌，立即命我独立旅、第二师积极牵制当面敌人，阻止其向四平前进，并命我独立旅诱敌七十一军深入，而林总则率领我军主力共十四个团，于金山堡、大漥一线，为敌人布置了一个就歼的口袋。15日，该敌军果然蠢头蠢脑地窜进了我们的口袋。当日黄昏，林总亲自指挥，向被围的敌人发起了攻击，一夜之间即将敌分割成许多小块，逐一歼灭。这一仗出敌八十七师大部被歼外，并击溃来增援的敌九十一师，共歼敌四千余人。

金山堡战斗的第二天，是个早春的大好天气。刚刚打过胜仗，觉得太阳也比往日明亮。人人精神振奋，个个喜形于色。但是敌人却很不舒服，一早就派来几架吊丧的飞机，在战地上空呜咽盘旋。那时我们没有高射火器，敌机来了总是隐蔽着不理它。因此敌机疯狂得很，竟然敢擦着树梢飞，边飞边投弹、扫射，把老百姓吓得东逃西奔。林总看了看对我说：

“立即通知部队组织各种火力对空射击！飞得这么低，不能让它太猖狂，打不下来也要吓它一跳。”

战士们早憋了一肚子气，接到通知就开打了。轻机枪、重机枪和步枪、骑枪一起开火，交叉着向敌机打去。敌机吓坏了，逐渐飞得高了。战士们高兴得从工事里站起来，老乡们也不害怕了，都聚在一起远远地看热闹。这时林总有风趣地对我说：“你看，敌人就是这样，越老实他越欺侮你，你一强硬起来，他就软弱了。”话音未落，忽然有人喊：“打着了！打着了！”我惊喜地仔细看去，果然一架敌机已经被打中了，他颤动着，拖起一条长长的烟火尾巴栽下来，一头撞在离我们不远的野地里，烧成了灰烬。打掉敌机，这在东北解放战争里还是第一次，当时人们高兴透了，一个个欢呼雀跃，拍手称好。不过最使人捧腹不止的还是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4月15日，就在我们金山堡大捷的当天，它竟反复声称国军占领了四平街。造谣社真不减当年本色！事实上，这时候他们两路大军，还看不到四平的影子。

在金山堡，大漥战斗的同时，敌军新一军继续向泉头、牤牛哨方向发动全面进攻，在我军英勇反击下，又被杀伤千余人，才于4月16日占领牤牛哨。敌人察觉到由于其狂妄骄傲、平分兵力吃了大亏，便命令七十一军与新一军死死靠拢，像乌龟爬行一样，于17日以后，两个军才先后逼近四平。这样我军便暂时失去了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据此，林总决定以一部分兵力固守四平，将我主力转至四平以西以北地区，作为机动力量，支持守城部队。随着主力部队的转移，林总也转到梨树县进行指挥。此后，四平外围的战斗，终以我军取得重大胜利，敌人遭到严重损失而告终，而战斗性质也逐渐由运动战的性质也逐渐有运动战转为阵地攻防战了。

四平市郊的浴血保卫战

四平是一个有几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位于东北中部平原，系中长、四（平）洮（南）、四（平）梅（河口）铁路的交叉点，是东北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他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敌人虽然在四平外围战斗中，连遭重创，却仍不死心，以让拼命争夺这个战略要点。蒋介石红着眼睛高叫：“不拿下四平，决不停止战争！”这个卖国贼想四平真想的发疯了。四平对我们也是重要的。但是其意义却不再于这样城市的得失，而在于把它变成一块“磁石”，以吸引敌人的有生力量，加以歼灭。而且此时又正是我党与国民党的谈判处于可能达成协议的紧要阶段，国民党拼死要夺占四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以便和我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在此种情况下，林总在梨树召开了干部会议。林总分析了当前形势，并进一步说明了四平防御战的重要意义。林总指出，蒋介石骨子里是不要和平的，所谓和谈不过是一种假象。但是我们要打得好、打得狠一点，叫他知道知道厉害，当他觉得军事上不中用的时候，也可能暂时停下来，实现相对和平局面。这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哪怕有一点可能也要争取。其次，我们要打好这一仗，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以进一步巩固江北的革命根据地。林总意味深长地说：“建设根据地是万分重要的，抗日战争我们有一大块根据地，打了胜仗；长征后我们有有一小块根据地，也就能够生长起来。”接着，林总又对四平的战斗作了明确的指示。他说：“这一仗与已往不同。过去我们是用进攻的方法消灭敌人，防御的方法我们还是外行，不过打一仗也就会成为内行了。我要求大家做好三点：修好工事，组织好火力，更要充分激励斗志，使我军每个战士的勇敢精神，更好地、更加高度发扬起来，这个勇敢是我们素来就强于敌人的。”这时，林总十分严肃而有力地说：“要坚决地顶住敌人，寸土不让，刺刀见血，人在阵地在；每个指战员都要有战至最后一人的决心！要发挥单独作战的精神，即使被敌人分割包围了，也一定要坚决战斗到底！”这些话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是字字犹新，声声在耳，使人倍加振奋，我们的每个指战员正是这样去战斗的。

这次会议之后，林总更加忙碌了，除了指挥四平战斗，更以大部分精力关注大后方根据地的建设。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疲劳了就抓几粒他素来喜欢吃的炒黄豆，放到嘴里慢慢地咀嚼着，或在院子裏踱来踱去散散步，有时从四平方向传来枪炮声，他仿佛都不曾听到。

大规模的战斗迫近了。林总的指示精神及时传达到了美国连队，深入到每个战士心里。战士们紧张兴奋地忙碌着，日夜抢修工事，储备粮食弹药。担任市郊防守任务的保一团好五十六团，士气更加旺盛，战士们在战壕里举手宣誓：

“坚守四平，把阵地前沿变成敌人的坟墓！”

“为了人民的和平幸福，流血牺牲在所不惜！”

建筑在战士们心里的堑壕是不能用钢铁摧毁的。但是敌人看不到这条坚强的防线。他们只看到自己的飞机、大炮，只看到我们的步枪、手榴弹和那些并不是十分坚固的工事，便以为我们打正规的阵地攻防战不是他们的对手。敌人妄想用政治攻势来瓦解我军。我们用飞机撒传单，吹嘘他们的火力如何强大，要我们及早放下枪杆——投降！结果我们的战士却睬也不睬，那些传单的唯一用途，是被战士们擦屁股了。

4月18日起，敌新一军展开向我进攻。其三十师沿铁路由南向北，五十师在其右翼，新三十八师在其左翼，对我四平正面进行轮番攻击。敌人开始一飞机大炮轰击，许多工事被震垮，交通沟被填平，然而敌人未能前进一步。我们的阵地仍然屹立如前。战斗了三昼夜，“王牌”军叫苦了：“碰不动啊！”但是督战队的机关枪对他们却毫不同情，在后面猛烈扫射着，他们前进不得，后退不得，可真难为了这些个“王牌”。敌人由于屡遭失败，攻击更加凶猛。4月22日，敌人督战队又驱赶着整连整营的“炮灰”，向我保一团和五十六团的阵地竟日猛攻。四平上空烟雾蒸腾，铁火横飞，阵地被打成一片火海。敌人满以为经过这场寸土皆焦的狂轰滥炸以后，便可以直着腰板占领阵地，但是当他们趁真浓烟烈火冲上来的时候，我们的战士们却猛然从堑壕中跳起来，把成串的手榴弹像他们。

敌人新一军连日从正面攻击未获进展，乃以七十一军之九十一师及八十七师残部于23日由八面山旧四平之线向北进攻，企图在我军侧后迂回，但同样遭我一、二师的顽强抵抗，毫无进展，被迫停止下来。战斗就这样反复的继续着。阵地前沿摆满了敌人的臭尸。我军也有很大损伤，弹药消耗更甚。有些百多人的连队，全连凑不齐一千发子弹来。敌人看到我们这个弱点，攻击更加频繁了。24日，敌人在一阵密集的炮轰之后，爬上了三道林子北山。阵地上烟雾弥漫。但当他们接近堑壕时，突然响起了一阵惊人的呐喊：

“杀！”勇士们从泥土里窜出来，从弹坑里跳出来，挺起刺刀直冲上去，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敌人经不得这一手，吓得心惊胆战，狼狈而退。

我们是战士就是这样英勇地战斗着。有的分队，在连续击退敌人多次攻击后，干部全部伤亡，战士即自动组织起来，与敌死拼。没有子弹用刺刀，刺刀弯了用枪托、用石头和敌人拼战。轻伤不下火线已经是极平常的事情，重伤的只要不是昏迷不醒，也决不离开阵地。有时几个重伤员和敌人扭到一起，活活把敌人掐死。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歌颂。可惜时隔久远，有许多英雄事迹都记不清了，回忆起来，现在还比较清楚地记得大嘴小彭的事情。

小彭是五十六团三连一排的战士，当时才十六、七岁。因为人小嘴大，所以得了个大嘴小彭的绰号。也正因为这个特点，才使我对他记得比较牢。事情是这样的：

26日拂晓，三连的战士刚要吃早饭，一个营的敌人攻上来了，战士们把饭碗一丢就和敌人打起来了。敌人在一排阵地前碰得鼻青脸肿，便掉过头去冲击二排阵地。经过一阵厮杀，二排被敌人从三面包围了，阵地眼看就要失守。一排长一看不好，便率领战士赶过去支援，跑在最前头就是小彭。突然子弹打过来，他身后的几个同志都倒下了，一排长也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这时，小彭毫不犹豫，单人独枪闯进敌群。敌人哪里把这么小娃娃放在心上，齐声吼叫：

“小八路崽子，抓活的！”

“小土崽子交枪吧！”

小彭气得直咬牙，骂道：“交枪好办，拿命来换！”一扬手甩过去两颗手榴弹，敌人被炸倒一片，阵势乱了。小彭一扬手，又甩过去两颗手榴弹，轰轰！敌人更慌了手脚，乱嚷：“打啊，打啊，小八路厉害！”一阵枪弹打来，小彭受了重伤，鲜血直流，昏倒在地上。这时一排长趁着敌人一乱，带领其余战士冲上来了。小彭苏醒过来，不顾伤痛，又和同志们一起打上去，夺回了二排的阵地。

像小彭这样的战士何止千万！敌人在这些钢铁战士面前，有什么办法呢！难怪那些鼎鼎大名的所谓美国评论家，曾这样评论我们的战士：“……这些人都是这个历代农民的子孙，富有传统的仇外心理，他们是不怕死的。”对了，我们的战士确是这个工农的好子弟兵，但是他们为什么对敌人如此刻骨仇恨，战斗中如此勇敢无畏，这些恐怕是那些寄生虫们所不愿意知道的。

从4月18日至4月26日，敌人倾其全力向我们猛攻了九天。结果伤亡惨重。自26日以后，敌我双方更形成了暂时的相持状态，激烈的枪炮声，顿时沉寂下来。

积极配合四平作战我南北相继告捷

阻击敌人向辽南进攻，拖着敌人向四平增援，这是我南满部队的战斗行动口号。当时我四纵队布置在沈阳与海城方向，三纵队布置在沈阳、本溪方向。由沈阳向辽南进犯之敌工六个师，亦分两个进攻方向，一路是敌新六军占领沈阳后，主力向鞍山进攻。同时敌九十四军一部由盘山向营口、海城方向进攻。这个方向的敌人经我节节阻击，共伤亡一千五百余人，但敌人占领了鞍山、海城、营口。另一路为五十二军主力及新六军一部，协同向我本溪进攻，先后发动了两次攻击均被我击溃，我军并乘胜出击，打得敌人东窜西逃，我直追击到苏家屯附近，共歼灭一千余人。但敌人为了迅速攻占本溪，以便转移主力协同攻占四平，经过调整部署，又集中新六军、五十二军等五个师的兵力，乘我三纵已向四平方向转移之空隙，于4月底再次向本溪发动进攻，我第四纵队给来犯敌人大量杀伤后，于5月2日放弃了本溪。至此敌人付出六、七人的代价，进攻暂时告一段落。

4月中下旬，我军在四平、本溪作战同时，北满我军亦开始夺取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大城市的作战。当时，盘踞的敌伪力量长春有二万余人，哈尔滨有八千余人，齐齐哈尔哟三千余人。他们大部分是国民党搜罗的日伪残余力量，被编成这个纵队、那个支队，还有什么铁石部队、特殊部队等等，番号不胜其烦，委派的司令如毛，市长、主席成堆，打着国民党中央正统旗号，张牙舞爪地进行所谓接收活动。实际上他们是一群强盗土匪，杀人、抢劫、强奸，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称他们为“二满洲”。这群强盗土匪企图配合敌人主力向我进犯，摇旗呐喊地说：“中央军主力×月×日就可以打到哈尔滨，就可打到齐齐哈尔，就可以控制全东北。”

为了肃清敌人砸在我后方的内应力量，林总命令我东满部队主力于4月15日开始总攻长春。激战至18日下午将敌全部歼灭。接着4月24日我西满部队全歼齐齐哈尔敌人，我北满部队于4月25日解放哈尔滨。这三个城市的迅速解放，给了敌人极为惨重的打击，加强了我北满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并使我军更能集中兵力支援四平作战。这些胜利，给保卫四平的勇士们以巨大的鼓舞，指战员们纷纷议论说：我们保卫四平作战部署孤立的，并提出哟啊与兄弟部队展开消灭敌人大竞赛。

再给敌人重大打击四平附近我军主动转移

四平，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把敌人紧紧地粘住了。但是，随着敌人的不断增加，我们的战线也相应地拉长了。东起叶赫站，西止八面城，长达七十多公里，每个团的防御正面皆达五公里左右，机动力量深感不足，防御纵队纵深亦很单薄。然而，在敌人援兵未到之前，继续坚守下去，求得四平城下消灭更多的敌人，仍然是可能的。同时，在四平继续打下去，争取更多的时间，以进一步巩固北方根据地，也十分必要。纵观全局，林总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在继续打一个时期，对参战部队又重新作了部署：原在四平市郊的两个团，仍在原地抗击。另将七师及十九旅的另两个团摆在正面，一师二师调守在四平以西，七旅和十旅则调到四平以东。三五九旅放在公主岭附近，作总预备队。做了这样布置以后林总笑了笑说：“就这么摆开来和敌人继续打下去，彻底粉碎敌人兵不刃血就想占领我们大城市的梦想。”为使我军能主动地转到外线打击敌人，林总又决心以一部分部队，深入敌人侧后开辟第二战场，切断敌人后方补给线。

双方都在准备着。我军士气越战越旺，工事也越打越牢固。战士们抓紧一切时间加修工事，许多掩蔽部都加了三、五米厚的顶盖，有的还盖上了十几层钢板。每个指战员都信心十足地准备长期打下去，不少阵地山修起了地堡式俱乐部，门口贴上了对联。我曾看到过一个重机枪排的俱乐部，他们的对联是：“粘住敌人消灭敌人，保卫民主保卫和平”，横额四个大字：“瞄准射击！”

在此期间，四平市郊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战斗，但小规模战斗一直不断，但小规模战斗却一直不断。尤其夜间更较频繁，5月3日和5月4日，敌人发动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夜袭，都被我迅速击退。相反，我们白天开展冷枪冷炮，夜里则以小分队偷模奇袭，却使敌人吃了很大苦头。敌人白天攻不动，夜袭又不成，便又在夜间进行近迫作业，企图用工事步步接近、包围我们。我们的战士则把工事挖到敌人阵地的空隙里去，来个反包围，挖来挖去，越来越近，以至有些阵地敌我只隔几十米远，彼此说话声都可以听到。

5月初，我三纵七、八两旅深入敌人侧后开辟了第二战场，坚决向昌图、开原地区攻击，使敌人陷入我前后的大包围中。我三纵主力进到昌图、开原地区后给敌人威胁极大。敌新一军五十师的一个团被迫立即掉头南援。一九五师亦被拖在泉头车站一线。另外，敌由南满抽调八十八师北援，以维护其沈阳至四平间的后方补给。但由于我南满、热河等地部队积极活动，使敌一时无力抽出更大兵力增援四平。从丛东北敌首杜聿明扬言4月2日一定占领四平以来，已经是一个月过去了，但是敌人对四平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

敌人是不肯就此罢休的。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迅速占领四平，蒋介石仍将其六十军迅速海运到东北，将五十三军全部由关内进到热河地区。杜聿明得到了这批援军，便将其在南满新六军急速北调，至5月14日集中于四平地区的兵力已达十个整师，且附有大量的坦克和炮兵部队。5月15日，敌人又开始了新的，更为激烈的进攻。

久攻不下使敌人又羞又恼，所以这次攻击一开始敌人便倾泻了大量钢铁和使用了人海战术。敌七十一军九十一师在向我一师的海青窝棚和孤榆树两块小小阵地进攻的时候，竟以两个团的兵力连续攻击十次之多，一次攻击便使用了炮弹三千余发，工事皆被摧毁。但在外面神勇的钢铁战士面前，疯狂的敌人仍然不能得逞，成群的敌人倒在噩梦阵地前沿，敌九十一师师长赵琳亦未能幸免。

翌日，战斗异常激烈，敌人继续全线进攻，许多阵地敌我都进行反复争夺。敌人用弹雨和人海战术涌上了我们的阵地。我们的战士则以一排排手榴弹反击，一排手榴弹打过去，夺回一寸土地，巩固了立脚点，又是一排手榴弹打过去，最终把阵地夺回来。

敌人一连两天的进攻进展甚小。于是便用大量坦克进行疯狂的冲击。还在战役第二阶段刚刚结束的时候，林总就估计到这点，曾命令部队训练大批的反坦克手。但在当时，我们并没有像样的反坦克武器，有的只是一些小包炸药和爆破筒。战士们就用这样简单的武器和那些钢铁的庞然大物进行搏斗，一个倒下，另一个又冲上去，直到把敌人的坦克炸坏或者赶跑为止。然而就是那样的武器也不是充足的，有时候用完了，战士们只好另想办法，想起来挺好笑，当时曾有过这样一件事：

5月16日，一辆敌人坦克冲进了某连阵地。当时已经没有炸药包和爆破筒了。战士们急得直打转，有的就用步枪、机枪打起来——那怎么能制服它，坦克依然直冲上来，忽然连部通讯员大叫：

“坦克怕火烧，一见火油箱就爆炸！”

“对！用火烧！”

这个办法立刻得到了推广。但是阵地上没有汽油，也没有烧夷弹。他们便把堑壕里的破报纸、烂棉花倒上点灯用的煤油，豆油，用芦苇卷起来点着，抱着它冲上去，敌人坦克手也看不清是什么武器，只见火红一团飞扑而来，吓得一扭头跑掉了。

过后，有的战士编出快报嘲笑敌人：

美国坦克钢铁造，国民党坦克手呱呱叫

轰隆轰隆打冲锋，一支火把吓跑了。

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在全线继续着。至17日，敌已占领了我军的“三三一?五”高地、平岗以及哈福屯等阵地。18日，敌新六军在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付出了重大伤亡之后，又占领了我之塔子山阵地。

塔子山是我左翼防线的要点，距四平二十余里。山顶方圆不过七、八十米，但居高临下，俯瞰我四平东北一线全部阵地。敌人占领塔子山以后，于我十分不利，虽然凭着战士们的神勇，仍然可以同敌人大战一场，但是战役的目的此时已经达到，没有在继续打下去的必要了。

林总得知塔子山阵地已为敌人占领的消息，沉静了一会，幽默的说：“是转移的时候了，敌人想要四平已碰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现在给他个包袱背上。”

当夜，我前线部队即撤出了阵地，按预定计划进行战略转移了。第二天，敌人照样用飞机大炮轰击了半天，以后才小心翼翼地侵占了四平。

在撤退的开始，许多战士甚至干部还埋怨说：

“敌人还没有打进四平，我们为什么撤退了？”

“他妈的，在答它一个月，叫敌人试试看！”

然而，为时不久，他们也就了解了及时把四平让给敌人的重大意义。

伟大的四平保卫战，前后历经40多天。敌人在四平城下付出了伤亡一万人的重大代价，才进占了这个军事要点。但是正如林总所说的那样，敌人背上这个包袱以后就不那么灵便了。接着我们又让敌人背上几个包袱以后，结果压得敌人更加喘不过气来。而我们却赢得了时间。党中央和毛主席曾经指出，我军在四平作战中“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的精神，这一斗争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在四平保卫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四、三下江南

作者说明：

这篇文章是我在五十年底末撰写的，曾刊登于《八一杂志》、《红旗飘飘》、《吉林解放战争回忆录》等文集中。当时我担任四野一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斜贯吉林的松花江，江水清澈，碧波徐流，将吉林划分为东西两半。1946年5月，我军从四平撤到松花江北，凭了这条天然屏障，进行了北满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但是，敌人也想利用这条天堑，为此，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搞了个“南守北攻，先南后北，各个歼灭”的毒辣计划，从1946年10月起，倾巢猛犯南满，弄得南满革命根据地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靖宇、抚松、长白四个县了。而从1947年1月底，敌人又调动重兵，连续向我临江地区进攻，企图首先占领我南满根据地，然后集中兵力，向我北满根据地进攻。

情况十分严重，如果敌人得逞，东北局势将发生于我严重十分不利的变化。我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同志，早就识破敌人的伎俩，认为我们能否坚持南满根据地是东北局势好转与恶化的一个重要关键。因此，提出保卫南满是东北我军的中心任务，决定我们北满部队挺进江南策应北满斗争。他在三下江南战役前的高干会上精辟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着重指出必须趁松花江封冻的有利时机，利用北满敌军分散守备的弱点，连续出击，把敌人的“南攻北守”变成我们的“南北夹攻”，把敌人拉过来，踢过去，打得敌人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求得在运动中消灭它几个师，以改变整个东北的局势。林总在这次会议上要求大家，一方面要看到当面之敌新一军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王牌”，曾经“远征印缅”，有战斗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敌人的致命弱点，战线太宽，兵力不足，士气骄傲。

首次南征

1月5日，我们一纵和其他兄弟纵队，踏着没漆得积雪，象奔腾的波涛涌向江南。在江上，在银亮的原野上，踩出了无数条宽阔的雪路。“嘎吱嘎吱”的踏雪声，夜里格外清晰响亮，疾风扑面，刺得眼睛象针扎一般，直流眼泪。浩大的人流、马队、爬犁，不断地向前奔腾。

其塔木是松花江南的一个小镇，与西北的德惠，西南的九台遥为鼎足之势，是吉林、九台、德惠外围的前哨据点，新一军三十八师的一个营驻守在这里。敌人在小镇外围广设鹿呰、铁丝网，街头巷口筑了百余个坚固碉堡。

林总选择这个敌人当成我军首先开刀的对象，林总说：“在这里一打，德惠、九台的敌人一定会来增援，我们就可以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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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军经过月余休整，兵强马壮，杀敌立功情绪非常高涨，纷纷上书请命求战，北满根据地已进一步巩固，人民参军参战极为踊跃。行前，林总指示说：过去因为我们没有根据地，没有后方依托，没有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不敢放手同敌人作战。现在情况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可以放手打了。这次作战就是改变东北敌我形势的开始。要求同志们勇敢地打，坚决地打，发扬我军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作风，大量歼灭敌人。在冰天雪地里打运动战是有困难的，但要努力克服。忍受便是最有效的克服办法之一。

战士们听说要打更大规模的仗，改变东北局势的日子来到了，兴奋到了极点。人人摩拳擦掌，争取打大胜仗，战士们知道打运动战最宝贵的是两只脚，因此他们精心地整理着新发下的靰鞡，把它穿的又牢固又舒服。

2月21日，我们一纵和二、六纵队带着成千上万支前群众，浩浩荡荡又驰过松花江，奔腾在江南银色的原野上了。

天气仍然很冷，老北风卷着雪花，呼啸着，翻滚着，来往冲撞，人们的身上挂满了冰霜。但部队的防寒工作比以前好多了，人人穿着棉大衣，头戴着大皮帽子；枪支包上了棉套。战士们还带着酒精，以便在枪凝住拉不开枪机时使用，大家的水壶变成了酒壶，每人每天可以喝二两……。新一军自挨了我们一下江南的连续打击之后，嚣张骄横的气焰给挫败了，城子街本来是一个小小的据点，他竟然放了三十八师之八十九团整整一个团在那里，拼命构筑工事，加强守备。

林总命令六纵围攻城子街，我纵准备消灭九台、德惠出动的敌人援兵。

我们进到离城子街还有百多里的地方。突然，我二师单独行动了，不知道发生什么新情况，倒把我们几个纵队干部给弄慌了。

原来，城子街的敌人发现我们行动，准备逃跑，但是他刚一动作，林总就知道了，决定以一支部队切断敌人的退路。于是就直接给二师发了电报，要他们拂晓前赶到城子街的背后去阻击。

路程远，时间紧迫，二师师长接到林总命令，急忙查看了地图，决定抄近路，隐蔽接近敌人。刺骨的北风卷着雪花，二师的同志们艰难地向前急进。干部们跑前跑后了解情况，他们把这叫着“飞行汇报”，或“飞行工作”战士们听说敌人要跑就急了：

“快走，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跑了。”

“加油啊！立功的时候到了！”

“坚决完成林总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是铁是刚，咱们比比看！”同志们相互鼓励，班排互相挑战。部队不是在走，而是在奔跑。披着的伪装白布，在身后飘舞，赶到恒通沟，天还没有亮，敌人还没逃出去。战士们马上脱掉大衣，挥动锹镐，用雪构筑工事，准备阻击敌人。果然，拂晓后，敌人动身逃跑了。当他们发现往九台道路被阻，便发起了疯狂的连续突围。我二师是支很硬的部队，敌人几次也没碰开。拖到上午十时，六纵队从西面北面插过来，形成了包围，城子街之敌便成了瓮中之鳖。

六纵攻打城子街时，我们一纵主力隐蔽在九台与城子街之间地区，准备打九台援兵。队伍隐蔽在雪地里严阵以待，但是怎么等也不见敌人出动。原来敌人经我“围城打援”，在失败中已经得到教训，现在一两个团不敢单独出来增援了。

我们等得发急了，恰好总部来了电报，林总命令我们立即出发前往包围九台敌人。

九台是吉长路上的重要据点，敌人筑有永久性的防御工事，驻有新一军一个团加保安队，是个比较难打的据点。但在我军未到达前，敌人连这样可守的据点都不要了，吓得丢下空城逃跑了。我们进进城里，毁掉了敌人的工事，接着在后面跟踪追击，夺了卡伦，逼近长春。

在我们前进中，听说八十八师出援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可是敌人前进不远，听到城子街的部队全部被消灭了，又调回头缩进了乌龟壳；接着西南农安的敌人也弃城逃到了长春。杜聿明说：这是为了“诱敌深入”，所以九台、农安实行了战略撤退。敌人那种骄横气焰再也不见了。

六纵队歼灭了城子街的敌人，接着攻打德惠。我们一纵和二纵汇集于德惠、长春之间的哈拉哈、米沙子一带，准备打击长春出来增援之敌。同时进行了大破袭战，炸毁铁路和桥梁，声威震撼长春。

杜聿明在南满碰得头破血流，在北满失地损兵，不仅临江未下，而且德惠危急，恼羞交集，坐卧不安，立即抽调四个师共十二个团的兵力，沿中长路分三路齐头并进星夜北上，并叫嚣要打开小丰满水闸，用水把我们隔在江南，与我们决一死战。

敌人兵力过于集中，不便于各个击破，为了争取有利时机再战，林总命令六纵停止进攻德惠，所有部队迅速撤回江北。

杜聿明不顾人民的警告，果然破冰开闸了。幸好是在滴水成冰的寒天，水速不快，我们在水到之前就过了江。

敌新一军跟着我们就到了松花江边，这时杜聿明高兴地发狂，急忙从沈阳乘专机飞到长春举行记者招待会，大吹大擂说：“共军乃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十天之内，国军保证打到哈尔滨。”

三渡松花江

林总命令我们突然撤退，这样一来，敌人那嚣张骄横的气焰再度勾起，七十一军两个师到达靠山屯后继续分头北进，并有一部分伸过江北来了。新一军到达德惠后继续向东北大房身、岔路口方向进犯，那些保安团队更是张牙舞爪，冒充主力到处渡江虚张声势。正在敌人得意忘形的时候，鸟瞰东北全局的林总看出了敌人的弱点，他说：“敌人兵力分散了，我们应承乘机攻击！”总部电令二纵和六纵来一个回马枪，去围歼闯入将江北的敌军，但敌人滑的象泥鳅，见我军调转了矛头，便忙在当日黄昏窜回江南靠山屯。这样，我们三个纵队在林总的统一号令下，3月7日连夜分路，又浩浩荡荡地第三次跨过了松花江。

我纵从德惠东北向西南追击新一军，准备首先围歼岔路口、大房身一带敌人，二纵从中长路西过江直捣靠山屯，六纵沿中长路向德惠挺进，准备打击德惠援兵。

一师和三师为我纵的第一梯队，由东向西合击岔路口敌人一个团。二师为二梯队在后跟进，8日拂晓，一、三师包围了岔路口。可敌人脚板擦油——溜走了，只歼灭了一部分掩护部队，我们命令一、三师继续向大房身急进，并决定首先截断敌人退往德惠的退路，然后由西往东围攻。

10日早上六点来钟，一师前卫团进到大房身、德惠之间的川心店、钟家油坊，果然打响了。部队一听前卫团打响了，顿时呼呼地向前奔跑，一口气跑了七、八里，可是还没有发现敌人在哪里，只见几个同志押着十几个俘虏下来，嘴里嘟囔着：不过瘾，不过瘾，敌人主力跑掉了。

又是新一军一股掩护大房身敌人逃跑的后卫部队，真是一场欢喜一场空，这时战士们有些埋怨情绪了：上级说不打主观主义的仗，为什么老是扑空呢！

三下江南以来，一连追击了三天三夜，跋涉二、三百里冰天雪地，几次扑空，战士们憋着一肚子劲没处施展。战士们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觉得在这种高度运动作战时，急躁情绪是有碍战斗任务完成的，要求各级干部、各级政治机关立即向战士们宣传解释：走路就是战术，敌人被我们打怕了，现在改变了战术。要捉住兔子，就要比兔子跑的更快。新的战役刚刚开始，歼灭敌人的机会还多者呢，不要急躁。

国民党王牌的新一军也不替杜聿明争气，被我们追得屁滚尿流。

10日深夜，接到林总的来电，要我们立即向西急进。

原来杜聿明发现我军两次出击江南，吓得魂不附体，生怕我们把他那几个老本钱给消灭掉了，急令新一军、七十一军连夜撤向德惠、农安、长春各据点。新一军夹起尾巴跑得快一点，我们没有抓着，可是西面我二纵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七十一军的两个掩护营歼灭了一个，另一个营被包围在靠山屯附近。这时，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看到自己一个多营被围，不愿白白送礼，于是命令撤到农安的八十七师及撤到德惠的八十八师主力，掉转屁股前去解围，可是刚到靠山屯以南地区，敌人发现靠山屯被围，一营人被全歼，又发现我二、六纵队主力赶到，即准备逃跑。林总来的电令就是要我们堵住敌人向农安的退路，以便我们在运动中把这股敌人一举歼灭。

我们研究后，决定三师绕德惠北直抵哈拉海、万金塔地区去切断敌人退路，二师除留一部分看守德惠敌人，阻止他们向西增援外，师主力配合一师直插农安以北之郭家屯方向。

说走就走，部队连夜出发。

一师象一支离弦利箭，从东北射向西南，11日夜里，他们一连打了四仗，行军百余里，在过中长路时，差一点把杜聿明也逮住了。

事情是这样，当杜聿明刚到德惠，为他2月间守德惠的“功臣”转发蒋介石颁发的奖章时，我们就全线出发了。他愈看势头愈不好，就乘汽车连夜向往长春跑，我一师前卫团过中长路时，突然发现东北方向闪出几道汽车灯光，他们马上隐蔽起来。指挥员果断地说：“往南跑的一定是敌人。打！”一阵重机枪，打毁了后面的四两辆汽车，前三辆跑掉了。俘虏说，前三辆是他们杜长官坐的，我们还不大相信。事后，我们听到国丅民党广播“……杜长官与11日晚7时半离开德惠，午夜安抵长春”果真得到了证实。

同日夜晚，纵队指挥机关脱离战斗部队单独行动，拂晓时，刚进到四道沟不远的庄子休息，忽听传来了嘈杂的人喊马叫声。好大一片人马、大车在庄子西面由北向南运动。，那时我们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营，指挥所的人员都有点紧张。但又看到敌人的队伍不整齐，判断是一群惊弓之鸟，不是什么有战斗力的战斗部队，当即要警卫营冲。果然枪声一响，敌人便混乱了，丢下马匹和笨重的辎重车辆，四散逃跑。我们审问俘虏，才知道是七十一军八十八师直属队。

13日，天蒙蒙亮，一师赶到郭家屯、姜家屯，一看光路上的汽车、大车人群挤成一片，有的向东，有的向西乱窜。同志们看到堵住了敌人，一个个乐得直叫：“嘿，这还差不多，这还差不多。”

“林总司令的八卦比孔明还算得灵啊！”

一师马上组织进攻，敌人一看退路被切断，想夺路而逃。但是数次突围都被打回去了。战士们愈战愈勇，二团八连有个战士叫焦翟金，他正在射击，猛的一声炮弹炸响，他的一只手被打断了。他咬着牙，“吱”的一声撕了一块布，自己裹上断臂，继续作战。别人发现了，惊讶地说：“啊！你的胳臂……”

“没关系！我还有这只手呢！”

敌八十八师主力在郭家屯、姜家屯一带与我一师激战一上午，大部被歼灭了，一小部分还凭着庄子顽抗。我军于下午一点多继续发起了攻击。同时也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战士们大声喊着口号：“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保命要紧。快过来吧！”

几个敌人跑过来，战士听说俘虏有几天没吃上一顿好饭，拿出津贴买土豆给俘虏吃，俘虏高兴死了，也跑到墙根帮着高喊：“喂！快过来吧，他们真优待呀！还买土豆给我们吃！”

俘虏是南方人，他那南方口音管用，不久，敌人的二六三团团长兰松岩也从草垛旁边钻出来。他一出来就热闹啦，一连串的人都跟着他的后尾，左手朝天举着，右手放在帽檐上敬礼，一个跟着一个，顺着墙洞走出来了。

兰松岩在抗战时期，就是国民党的团长了，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但是当我们同他谈话时，神气没有了，他站颤颤抖抖感慨说：“真是莫名其妙的很！打响以前，据我们侦察，五十里以内没有你们队伍。我估计，即使你们走路比我们快一倍，等你们到达郭家屯，我们也进到农安城了。”

我听了，忍不住好笑，说：“妙就妙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让你们跑到农安城，而必须就在郭家屯缴枪。”我又说：“你跑了今天，跑不了明天。现在我们不是去年那个时候了。”

他连连点头称是。

在一师右翼行动的我第三师，在前进中也与敌人八十八师后尾遭遇，除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大部之外，敌人约一个营的兵力退守孟家城子。从俘虏口中得知是二六二团第2营，士气极为低落。他们是担任后尾掩护的任务。

将敌人包围后，师首长立即写了两封劝降书：“顽抗是死路一条，放下武器免遭无谓牺牲，保证投降后的生命安全……。”但敌人没有回信。接着又派俘虏送出第三封信。一小时之后，敌方回信说：“请给我们两小时考虑时间。”

敌人显然是在拖延时间，企图利用黄昏后突围逃窜。我指挥所立即命令炮兵射击。

“轰隆隆隆！”炮弹顿时在村内爆炸了。浓烟冲向天空，遮蔽着整个村庄。敌人乱叫乱窜，混成一团。敌军营长已知突围不成，固守必被歼灭，于是亲自举起白旗，并命令全营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这一天，北自靠山屯，南到近农安，在约一百里的公路和沿公路两侧的雪地和村庄里，到处是我军围歼七十一军的枪声、炮声。在夜间十点钟，全部战斗结束了。敌人八十八师全部被我歼灭。七十一军军直和八十七师被歼灭三分之一。公路上的大车、汽车、枪支、弹药、被服、电话机扔的到处都是，跟随部队的民工们，把它捡起来，装到车上，一车又一车的，装得满登登的，然后打响鞭子，唱着歌凯旋了。

13日，二纵包围了农安，我纵由郭家屯出发，继续踏着快要解冻的冰雪原野，乘胜向南前进。

我军主力迫近了长春，农安必危急。杜聿明又慌作一团，为解燃眉之急，不顾南满的空虚，采用挖肉补疮的办法，抽调了约四个师的兵力来解农安之围。敌人又被拉过来了。我南满、西满乘机又发动了进攻，我们南下的目的已经达到。农安一时攻不下来，而松花江已经开始解冻，为了避免和敌人硬碰，林总又命令我们于16日返回江北。待敌人辛辛苦苦赶到松花江南，我们已经高歌凯旋，跨到了松花江北。

尾声

在毛主席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指导之下，林总指挥我们北满主力，三次大踏步挺进江南，三次大踏步退返江北。南满也进行了艰苦的四次保卫临江的战斗。敌人在我们南北满两大战场一打一拉，一拉一打，南北夹攻的运动战中，被我们歼灭五个师。他的兵力更加显得空虚了，逼得他首尾难顾，不得不停止了战略性进攻，而改为所谓的“机动防御”。杜聿明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计划彻底被粉碎了。我们由被动的局面，完全转变为主动，改变了东北的整个战略形势。

松花江是敌人过去用来分割我南北满根据地，实行“南攻北守”的天险，现在敌我力量一个下降，一个上升，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松花江的险阻也失去作用了。

五、东北战场上的辽沈大决战

作者说明：

这篇文章记载了我担任四野六纵副司令员兼16师师长师参加辽沈战役的史实，原载于《红旗飘飘》、《中国青年报》等报刊杂志，“文革”期间在《光辉的榜样》一书中收录，并进行了部分修改。

东北战场经我军1947年5月到1948年3月的夏季、秋季、冬季三次攻势作战，歼灭敌人三十余万，收复城市五十余座，使东、南、西、北满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将敌人分割压缩在长春地区、沈阳地区以及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走廊地带；这三个地区的陆上联系也被我军切断了，敌人只能在空中往来。假定长春地区为敌人的脑袋，沈阳地区为敌人腰身，锦州到山海关辽西走廊地带为敌人的尾巴，那么，现在已经象瘫痪了的毒蛇一样，不能随意动弹了。

蒋介石看到东北的局势弄到这等地步，心里十分不安，赶快从山东抽调范汉杰兵团前来增援，守卫冀热辽走廊地带，同时把他那个志大才疏、指挥无能、曾夸下海口“不恢复国军在东北的优势，不从共军手里收复满洲一切失地，决不回南京”的东北主帅陈诚撤换，以卫立煌这只替罪羊登台，去作“挽救危局”的牺牲品。卫立煌在区东北之前，蒋介石交待的任务是：“稳定沈阳局势，确保北宁路安全，从共军手中夺取主动权。”

但是，卫立煌也没有什么高明妙计，他与陈诚不同的地方是不敢再放大炮吹大牛了。他上任后，看到东北这种败局，昼夜焦虑，感到前途暗淡，“对恢复国军在满洲优势表示悲观”。外国新闻记者也纷纷评论，说：“卫立煌的任职将只能使他赢得常败的声名。”虽然卫立煌没有那种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劲头，可总不能不想点办法，进行了绝望的最后挣扎，于是他确定了一个“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长春、锦州，作为尔后全面反攻的基地”的作战方针。

当时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为了确保长春，以两个美械正规军和一部分游杂武装约十万人，依托永久性防御工事进行固守，由一个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在那里坐镇指挥；以沈阳老巢作为防御中枢，北进可以增援长春，西出可以策应辽西走廊，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故将其主力及一部分地方团队，将近三十万人，控制沈阳及其周围几个县城，既形成防御集团，又形成机动集团。卫立煌就在沈阳指挥。为了确保锦州战略要地，维护辽西走廊，以保证与关内的陆海联系，求得随时得到关内增援，同时在不利时也好将东北主力经过这条走廊向关内逃命，于是在锦州山海关线摆了七个师，又在锦州城附近控制了十万人以上兵力，由东北“剿总”另一个副总司令范汉杰在锦州坐镇指挥。

敌人经过这番苦心安排之后，以为就可以确保沈阳、长春、锦州，就可以坚持东北了。然而且慢，敌人高兴得太早了，东北人民解放军更沉重的毁灭性铁拳，很快就要落在他们身头上了；他们全部被歼灭的命运就要到来了。

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冬季攻势胜利结束之后，进行了五个多月的军政大练兵，为这次巨大规模的战役作了充分准备。练兵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敌人大城市及大兵团集中机动作战，而进行攻坚战和运动战的训练，并提出“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我们这个纵队（第六纵队）的练兵地点在吉林附近。经过这次空前规模的大练兵，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技术上均得到普遍提高，全军士气空前高涨，对攻坚战、运动战信心百倍，练兵尚未结束，部队即纷纷上书请战。

在大练兵期间，总部又将二线独立团开到前方补充主力部队，使主力部队得到充实，每个连队有一百四五十人，也有一百六七十人，每个师有一万多人，武器弹药物资器材也得到补充和调剂。干部战士看到这种情形，高兴得不得了，都说：“现在万事俱备，就等林总下进攻命令。”部队经常向师、向纵队打电话问：“我们的请战书怎么还没有批准？”

这次巨大的战役是按毛主席的指示，由林总具体组织和指挥的。毛主席指示，“将主攻方向转向北宁线”，并说“向南作战具有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人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是多么英明的指示。老实说，当时我们不少干部认为首先打长春有利，思想上是准备打长春的，看到毛主席这个指示，我们才恍然大悟，思想豁然开朗了。

林总遵照毛主席的这个英明指示，经过深思熟虑所制定的战役计划是：以部分兵力继续“长围久困”长春敌人，而以东北解放军主力南下，首先歼灭北宁线上的敌人，坚决攻下锦州。这样就造成“关门打狗”，不让敌人逃入关内的形势；然后歼灭沈阳向锦州、或向长春增援之敌；如长春敌人撤退，同时消灭长春逃敌。这样就布下了一个彻底消灭东北境内敌人的天罗地网。

在战役未发动之前，林总曾多次指示我们：“彻底消灭东北战场上的敌人，解放东北全境，准备入关作战，这已不是什么宣传口号，而是当前东北全党全军的行动方针。”又说：“过去我们组织一次进攻战役，只能歼灭敌人几万人。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组织消灭敌人十万以上甚至几十万人的大战役。”他这种具有战略远见、伟大气魄的战役决心和信心，鼓舞着我们所有的干部，使我们兴奋得浑身都是力量。

卫立煌登台不久就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同杜聿明、陈诚一样过低估计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力量，认为我军不具备攻取大城市的条件，同时被我“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所迷惑，错误的判断东北人民解放军这次战役主要进攻目标是长春，不会再北宁线上，因此，就放松了对北宁线的警戒。

我们这个纵队于9月中旬由吉林地区出发，第一步进到长春以南地区，协同十二纵队及十一独立师作进攻长春之势，并准备截击长春南逃之敌，掩护我军主力秘密隐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向北宁线上作战。我纵十七师是一支攻坚著名的部队，林总把它调过去，准备使用于进攻锦州城时进行巷战。

长春市我国东北一座现代化城市，是伪满的京都，日本帝国主义曾以此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国民党占据后更增修了许多现代化工事。敌人现在所以要固守这座孤城，是想在我们腹地留下一个硬钉子，以牵制我军主力，威胁我军南下作战的后方。我十二纵及独立师从春天起就把它围得水泄不通，并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现在敌人是外无救兵内无粮草，处于饥寒交迫的绝望状态。

当我们进到长春以南地区时，敌人正在实行“杀民养军”政策，敌人把城内几十万市民的粮食财物全部抢光，然后强迫驱逐他们出城，受害的人民络绎不绝地进入我们的防区后，我们发粮救济并安置生活，他们十分感谢人民政府和人民解丅放军，纷纷控诉蒋军的残暴罪行，我们工作组同志们问他们：“城内情况怎么样？”他们一致回答说：“人心惶惶，日日夜夜盼望解放。”“为什么人心惶惶呢？解放军只是围城，又并没有攻城。”“没有吃的，没有烧的，城内饿死的不知多少，到处是饿殍，高粱米每市斤一千五百万元（伪东北流通卷）的牌价，且有价无市；没有吃的不算，还要强迫去给他们修碉堡，负担种种苦役；修碉堡没有木材，没有砖头，就把我们的房子拆光了……。”

城内的国民党军队被我围困的军心涣散，厌战和逃亡、投诚与日俱增，仅三个月内就瓦解了一万八千余人。据投诚军官说：“城内的粮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嫡系部队每天是豆饼麸子加四两大豆；非嫡系部队每天四两大豆也不发；地方机关和保安团队则‘自力更生’，搜刮人民维持生活。”

长春已经变成饥饿待毙、摇摇欲坠的城市了。敌人曾妄图突围南逃，但被我围城部队迎头痛击，打回去了。现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唯一的出路只有投降或反蒋起义，将功赎罪。

巨大的辽沈战役是9月12日开始的，我冀东热河及南满部队突然出现在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走廊地带，对敌实行了奔袭包围，并先后攻克了义县、兴城、绥中等城市。

蒋介石为破坏我军这次攻势作战，于仓惶之中亲自飞往北平及沈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亲自指挥坚守锦州。妄图乘我军主力转到辽西地区之际，将沈阳地区五个主力军组成所谓的“西进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命令他攻占彰武、新立屯，切断我通往前线的补给线，并准备接应长春郑洞国集团突围，另外由华北及山东拼拼凑凑抽调了七、八个师，海陆兼程驰援锦州，并向其援军嚷叫：“东北局势好坏在此一战！”“只准前进不准后退！”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解除锦州之围的目的，匆匆飞回南京去了。

由于沈阳敌人要向西出动，增援锦州，林总命令我纵主力于9月底由长春以南出发，向沈阳以西急进。部队于10月9日赶到沈阳西北彰武地区，与敌人廖耀湘兵团接触。当时林总给我们的任务是，协同第五纵队，与敌周旋，拖住敌人，诱敌北进，使其不能西援，以保证我主力攻取锦州。

形式发展之快，出乎我们意料，10月15日我主力就攻克了锦州，守敌十万全部就歼，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被活捉。蒋介石在南京闻此消息，像热锅上的蚂蚁，忽东忽西到处乱窜，15日天还没有亮就跑到沈阳，当天上午派飞机给长春郑洞国投下他的“手令”，要郑洞国赶快率部南逃，否则以违抗命令论罪。由于估计长春的敌人即将突围，同时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三军亦有北进策应突围的模样，于是林总又命令我们立即东返，向通江口前进，准备协同北线部队歼灭长春突围敌人。

刚刚走了两天，就接到林总电报说，长春六十军17日起义，退出长春，待命改编；郑洞国率新七军也在18日签字，宣布无条件投降。令我纵停止前进，并在彰武东北地区隐蔽，待命准备突然包围廖耀湘兵团。

自10月3日到20日为止，敌人这个所谓“西进兵团”并没有西进多远，我军不但没有怎样拦阻，并且放开了道路让他前进，敌人还是没有胆量远离沈阳，竟在新民、彰武地区徘徊了半个月之久，眼巴巴看着我军胜利的攻克锦州，又无可奈何地看着驻守长春的六十军起义和郑洞国率领新七军无条件投降。蒋介石“西进兵团”的西进目的，象肥皂泡沫一样破灭了！

我军解放锦州、长春之后，东北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林总根据当时情况的判断及中央、军委、毛主席指示，很快就定下了为全歼卫立煌所剩下的约二十五万人的部队，解放全东北，准备进关作战的英明决心。要求以各个击破的方法，首先歼灭黑山、彰武地区的廖耀湘“西进兵团”，然后继续歼灭沈阳及其周围的敌人第八兵团，不让敌人一兵一卒逃入关内。林总动员全军鼓足百倍勇气，再接再厉，不怕伤亡，不怕疲劳，不怕遭受小的挫折，坚决地参加这一光荣大决战，争取全部胜利。

为了首先歼灭廖耀湘兵团，林总命令第十纵队阻击该敌于打虎山、黑山以北地区，并指出这次会战全局关键在于能否切断敌人退路，要我纵及五纵、十纵的动作切不可稍有疏忽和犹豫，要准备冒险坚决行动，采取阻击先头，拖住后尾，突击其中间，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逃走。

我们对这个指示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我们完全有信心彻底完成，干部们都表示：拼老命也不能让这个敌人跑掉。这个光荣的任务下达后，部队很快就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了，激动、兴奋的情绪，简直无法形容，人人磨刀擦枪，要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要活捉廖耀湘，要把蒋介石的王牌军——新一军、新六军埋葬在黑山、新民、彰武之间地区。要求担任尖刀任务的决心书、保证书象雪片一样在连队，在营、团、师领导机关飞来飞去，求战情绪高涨，恨不得一口把敌人吞下去。

部队不但士气高，而且对于林总关于此次决战的战术问题专门指示，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这个指示中，特别强调各级干部每次攻击之前，均须走到部队前面，迅速侦察地形，选好主攻方向，集中兵力、火力进行纵深配置，先将敌人防御工事以炮火进行破坏，再以猛烈的火力压制敌人，然后展开猛打、猛冲、猛追……。部队对于林总所提出的这个战术方法，经过讨论之后，认为是消灭敌人取得胜利的法宝，大家按照林总的指示执行，就横直打胜仗，可写“包”字。

各兄弟兵团，依照林总的命令，向黑山、沈阳方向前进。有的部队日夜兼程；有的部队采取白天隐蔽、夜间运动；有的部队为了诱敌深入，对敌人进行各种各样的迷惑行动。林总的前进指挥所也随着部队向新的作战方向移动中。

战役准备和部队的调动，全部遵守既要迅速，又要秘密的原则进行，要使我们的部队调动好了，而敌人还是神不知、鬼不觉，以增加围歼敌人的突然性。除了指定我们几个纵队准备随时切断廖耀湘兵团可能向沈阳和营口方向的退路之外，为了使廖耀湘兵团敢于放胆向锦州方向前进，林总派了一支军队向山海关方向进行佯动，并通知该方向地方政府和群众准备大军房舍和粮草，准备迎接主力，配合作战，佯作我军主力即要进关之势。一切布置和组织虽然时间很短促，但却十分周密。

蒋介石和卫立煌对我军行动完全估计错误：第一、认为我军在锦州作战中，战力遭到巨大损失，不可能连续作战，至少要休整两个月之后才能打仗；第二、认为我军下一步的行动，将是进攻锦西、葫芦岛和入关作战，只以部分兵力围困沈阳。由于这种荒谬透顶的估计，敌人企图趁我进攻锦州部队未恢复元气之际，命令廖耀湘兵团速把兵力转到黑山、打虎山方向，采取集团滚进的方法，由东向西攻击前进。又以杜聿明在葫芦岛设指挥所，指挥锦西、葫芦岛方向敌人集团由南向北攻击前进，以两路夹击，重占锦州，再向关内总退却。蒋介石真是白日作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伪中央社也在那里虚张声势，摇旗呐喊，说什么“锦州地区的整个形势看来是国军更有希望”。

廖耀湘兵团于24日在空军重炮的掩护下，向我黑山、打虎山阵地进行猛烈攻击，一次不成第二次再来，一天之内连续组织了四次大的突击，但所有的突击都被我坚守阵地的英雄们所粉碎了！敌人那隆隆的炮声和飞机轰炸声，不但没有帮助他夺得我半寸土地，反而加快我各路部队向黑山方向前进的步伐。

正当敌人开始进攻黑山、打虎山，我纵队于24日隐蔽地进到彰武、新立屯之间地区，准备继续向新立屯方向前进，寻敌包围。当天晚上，突然接到林总的指示说，廖耀湘兵团有自打虎山以东向台安撤退模样，要我纵立即掉头向南，昼夜兼程，强行军向台安方向急进。

任务是那么紧急，我们用两脚规在地图上简单量了下，足有二百多里。现在我们掉在敌人屁股后面，要赶到前面去堵击敌人。时间和速度，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是赢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为了争取时间，部队立即出发，向南急进，一边前进，一边打了几个小仗，敌人都是什么伪“剿总”通讯兵团的，伪骑兵第三旅的，伪地方保安队的，这些象豆腐似的敌人，根本不费什么力气，我前卫部队一冲就把他们压碎了，消灭的消灭，逃命的逃命。我们25日12时赶到黑山、新民之间的二道境子一带公路北侧隐蔽休息，准备继续向台安方向前进。

天色接近黄昏，初冬的西北风卷着地面枯黄落叶团团乱转。部队正准备出发，通讯科长跑来向我们报告：总部电台暗语，有万万火急电报，要我们抄了之后再走。这时部队有的已拉出村外正在集合，有的则在整装待发。茅山镇方向的敌人在不断向我炮击，敌人对我行动已有觉察，以掩护部队拦阻我军前进。大家很着急，担心敌人主力跑掉了。电台把总部的电报收完之后，译电员忙手忙脚地译出来了，电文说：敌人主力仍在黑山、打虎山以东地区，我八纵正在全力向台安猛烈侧击敌人。要我纵改向打虎山以东地区攻击前进，切断敌人退路，造成对敌夹击之势……。

“噢！敌人主力还没有跑掉，又希望。”我们看了林总的电示，才放下心。

根据当时的情况，向打虎山以东前进，一定要与敌人遭遇，甚至可能与敌主力展开恶战。我们只有两个师（十七师参加攻锦州尚未归建）插进去能否完成任务？脑子一转，立即又想到林总早指示过“这次会战全局关键在于切断敌人退路”，要“大胆冒险坚决行动”，不能“稍有疏忽或犹豫，否则会放过取得伟大胜利的机会”。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要紧时候了，应坚决、勇敢地前进。

部队作了充分的遭遇战斗准备，不仅两个师并肩、并且师又采取两路，由北向南，再由东北转向西南，齐头并进，干部、火力提前配置，以便随时指挥，随时展开火力。四十六团走在尖兵连后面，师指挥所在后卫营后跟进。

夜色朦朦，星斗满布。战士们一个紧跟一个，飞快地向前奔跑。黑山方向的上空，不断闪着敌人的照明弹的光亮；师有零星炮声和一阵阵的机枪声传来，战士们心里明白——敌人还未跑掉，于是在肃静中加快步伐，只跑着呼呼喘着粗气。

大约走了四个小时，向导告诉我：“前面快要过铁路了，那边是厉家窝棚车站。”他用手指着左侧后方向。话声刚落，“啪，啪，啪，”接着“哒哒哒……”步枪、机枪子弹虚虚地在头上飞过，照明弹接二连三冲天而起，照得铁路两侧通亮，“轰隆，轰隆，轰隆”手榴弹也响了。

一听枪响，就可以判明与我接触的敌人，不是一般的部队——是敌人的正规部队，一会前面传下口令：“部队就地散开。”“要重机枪连跑步上去。”

战斗不过十多分钟，吴团长跑来向我们报告：“铁路南面是姚家窝棚，据捕获敌人的前哨说，是新三军十四师一个营的兵力，我尖刀连猛冲了一下没有成功，现决定组织四个连的兵力攻击。”我们同意了吴团长的决心，并指示他派部队向右前方搜索是否有敌人，以便必要时绕过去。

不久，右前方孙家窝棚、双岗子方向爆发了激烈的枪声，我四十七团与敌人遭遇了，同时，左侧方厉家窝棚附近也有激烈战斗，我十八师与敌人打响了。当时判断可能是敌人向南退却的侧翼部队，因此要各部队坚决打坍敌人抵抗，继续向打虎山方向挺进。

天已大亮，太阳半显半隐地爬出来了。我四十六团全歼姚家窝棚敌人一个营，四十七团占领东西双岗子，歼灭新一军一部，十八师攻占历家窝棚，部队正继续向前攻击前进，但敌人仍顽强抵抗，战斗愈来愈激烈。

七时左右，我侦察队在双岗子方向以伏击方法缴获敌人几辆汽车，捉到东北“剿总”少将参议一名。俘虏被送到师指挥所，我们亲自进行了审问，据供称：“新三军现在你们正面及以南地区，新一军已由黑山以东出发，正向东北前进，拟经姜家屯向台安撤退，或经一半拉山门退回沈阳。”

究竟是退回台安还是退回沈阳，俘虏半吞半吐讲的含糊不清。但这是当前必须弄清的问题。经我们再三说明廖耀湘兵团已经被我们四面包围，除了投降被歼外，没有别的出路，并解释我军队俘虏的宽大政策，这位俘虏才继续说：“原定由打虎山向台安、营口撤退，据说那方面遇到贵军阻击，廖耀湘就命令后面部队绕道姜家屯向台安撤退。今天早上又改变计划——全部向沈阳方向‘转进’。”

根据俘虏的口供，我们准备取出地图，考虑如何切断敌人的退路，要那个俘虏退到另一个地方休息去。他起身刚要走，回过头来又说：“要使他们不能回沈阳，建议贵军堵住姜家屯这条路之外，还必须堵住一半拉山门那条路。”我们觉得奇怪，怎么他竟向我们提出“建议”来了。

经我们研究后，这个少将俘虏的“建议”的确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立即要师二梯队（四十八团）抢占崔家岗子、张家窝棚、翟家窝棚一带；十八师也以一个团跑步占领段家窝棚一带。果然把企图向东北方向逃窜的敌人堵住了。并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原来廖耀湘兵团的行动变化经过是这样的：由于进攻黑山、大虎山毫无进展，又发现我军从新立屯以东向其右侧后迂回前进，廖耀湘感到情况不妙，很快就停止了进攻，并于25日改变计划，企图取道台安，向营口方向逃窜，以便摆脱我军的包围。可是，当敌人先头部队到达台安以北地区时，即遭到我军顽强堵击，敌人发现此路不通，又仓惶改变计划，企图窜回沈阳，但其先头部队到历家窝棚、双岗子、二道境子一带又遭我军攻击。至此敌人走投无路，已完全陷入我军合围圈内。

不过廖耀湘这个“西进兵团”共有十万余人，是东北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其新一军和新六军又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两大主力，如今被我合围在纵横不到七、八十华里狭小地域内，既没有坚固工事可守，也没有任何有利地形作依托，全军覆灭的命运是注定了！但敌人究竟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不经过一场恶战，不把它打得晕头转向、狗血淋头，他是不肯放下屠刀、缴枪投降的。

我各兄弟兵团采取了分进合击的方法，从四面八方向着合围圈内敌人边分割、便歼灭地向前挺进，并以西北向东南及西南向东北的两个方向为主要突击方向。战斗进展顺利，合围圈正在逐渐缩小。

我们跨着北宁铁路，东南至姜家屯一带，西北至二道境子附近，与五纵接连，形成似品字的弧形阵地，把敌人向沈阳方向退却的铁路、公路全部切断了。我们象一把钢刀，插进敌人的心脏，象一座钢堤，堵住敌人的退路。战斗打得热火朝天，正面和左翼为敌人新三军和新六军各一个师，右侧为敌人新一军及七十一军主力，敌人几次企图夺路东逃的冲击均被我粉碎了。

下午林总指示，要我纵坚守阵地，堵住敌人。我们根据这个指示，除一部分兵力继续向敌进攻外，主力积极加强防御，构筑工事，组织火力，准备粉碎敌人更大规模的冲击，不丢失一寸阵地。十七时左右，敌人发现我军从西面压过来了，便狗急跳墙，集中兵力向我纵历家窝棚、张家荒、张家窝棚、朱家窝棚一带阵地进行疯狂的冲击，妄图孤注一掷，打开缺口，向东逃窜。敌人先以密集炮火向我轰击，再以密集队形蜂拥地向我猛扑。我军战士充分发挥了林总所谓“刺刀见红”的战斗作风，英勇顽强、寸土不让，先以火力杀伤敌人，再以手榴弹，小包炸药、刺刀、枪托与敌人进行白刃战，敌人冲了一次打坍一次。战士们相互鼓动高喊：“人在阵地在！”“决不丢失一寸阵地！”“负伤不下火线，同敌人拼到底！”经过约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于天黑前将敌人东逃的冲击全部打退。枪声和炮声逐渐稀落了。

敌人并不甘心束手待擒，白天冲击失败了，估计敌人可能利用夜间突围。我们除布置固守村庄外，还要派各团派出部队在村庄与村庄之间埋伏游动，严密封锁。

入夜，我们正面没有激烈的战斗，几个同志趴在平房顶上观察情况，只看到十几里路以外的地方有汽车灯光，一辆接一辆，有的向东走，有的向东北走，还听见更远更远的西面和西南面有激烈的枪声和炸药爆炸声，可以肯定这是我兄弟兵团在那里与敌人进行夜战。

冯副师长爬到房顶上去了，他向我们报告说：“刚才四十七团郝团长来电话，敌人现在想以偷跑的办法，利用村庄与村庄的空隙突围，但被我游击部队发现，已经俘虏五百多人。”

敌人白天硬冲打不开缺口，改为夜间利用黑暗偷偷逃跑，“马上通知各团加强村庄与村庄间的埋伏愈搜索”。冯副师长立即布置去了。

不久，四十八团曹团长也来电话报告，俘虏敌人两千余人，看样子敌人已经混乱了。俘虏中有新一军的，有七十一军的，好几个师的番号，乱七八糟，我伏击部队一打，他们就缴枪，前面人缴了枪，后面人跟着缴。我们在敌人逃走的路旁，以两个排的兵力端着枪摆成一座大门，向敌人宣布，凡是从这个门过的，放下武器到指定地点集合，就算解放了。他们很听话，乖乖地按照我们讲的办法做了。

27日天蒙蒙亮，我兄弟部队继续对分割的敌人加紧攻击，战斗的发展更加顺利了，合围圈愈来愈小了，敌人陷进我军四面炮火交叉射程之下，已丧失指挥和控制。有的在绝望抵抗，有的在溃散逃命。我军东面一顿炮击，敌人就向西面跑；西面一顿炮击，敌人又向东面逃。弹片横飞，炸的敌人乱成一团，互相乱碰乱撞，人仰马翻，汽车炮车东倒西歪。

“全线出击！”我们向各团发布命令。顿时部队就像洪水决堤，向西向东奔出去了，在我军炮火支援下，横冲直杀，打得敌人鸡飞狗跳，溃不成军。战士们随即展开了政治攻势，高喊：“蒋军兄弟们，你们已经完蛋了，赶快缴枪吧！”敌人举起白旗，大批大批的俘虏象流水般地由前线押了下来。战斗发展十分顺利。

当我全线出击，突然又一股敌人骑兵约三、四百人，不要命的窜进了我后梯队机关地区。我全部后方人员有枪的拿枪，没有枪的拿棍子，炊事员拿菜刀，男女宣传员、医生、护士、赶大车的民工，人人参加战斗，一下子就把敌人打散了。村头巷尾、田头地边、到处喊捉俘虏，敌人一个也没有跑掉。这一下，特别是赶着大车参军的民工乐得笑眯眯的，他们把自己缴获冲锋枪挂在身上，把缴获的马套在车上。有一个民工一边耐心地刷洗着马身上尘土，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马呀，马呀，你现在也解放了，过去跟反动派受罪，挨饿挨枪子，现在跟咱一起支援解放全东北，多么光荣。”

北面五纵队的部队压过了，我们首先与他们进行了战场会师。接着一纵、三纵由西北面势如破竹的打过来了，十纵由黑山方向打过来了。各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扫荡着残余敌人。

经过两昼夜的激战，于28日拂晓前全部结束战斗。从此廖耀湘兵团的十万人马，全部覆没了！而廖耀湘本人，也无精打采垂头丧气的出现在我军俘虏的行列中。我们这个纵队共歼灭敌人两万六千余人，仅十六师就歼灭一万八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万余支。我们一个师歼灭敌人相当于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和武器装备，并且顽强地堵住了敌人向沈阳的退路，得到林总通令嘉奖。

廖耀湘兵团全部被歼之后，卫立煌更是惊慌失措，慌忙地收缩兵力，妄图固守沈阳；同时撤到营口的敌人侧企图从海上逃跑。卫立煌本人携带家眷坐上飞机溜之大吉了。将沈阳敌人交由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指挥。

我各兄弟部队在林总统一部署下，不顾疲劳，日夜兼程，飞速向沈阳、营口猛追急进，如同秋风扫落叶，攻占新民、辽阳、鞍山、海城，拦腰斩断沈阳敌人退路，尔后一路大举北上，与北线南下我军会攻敌人最后的巢穴——沈阳；一路大军向南，歼灭营口地区敌人。

11月1日，我军向沈阳发起总攻，当天就将敌人主力歼灭，2日继续将残余敌人肃清，共歼守敌十万。同时，我南路大军也将营口敌人歼灭，盘踞在锦西、葫芦岛一带的敌人则悲观失望地缩回关内去了。至此，东北全部解放，经过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共歼敌四十七万人，使全国形势，敌我力量对比起了根本变化，加速了蒋介石政权的溃灭，东北人民，全国人民欢欣若狂。这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则准备向关内奋勇前进。

李作鹏回忆录（下卷）

第六篇风雨十二年

第二十五章软禁陈光，我之所见

一、陈光是我的老领导、老战友

首先就我知道的陈光其人，做简要介绍。

陈光是湖南郴州人，1905年出身贫农之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湖南农民暴动，然后上井冈山。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曾任红一军团12师师长和少共国际师师长，自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担任红一军团红2师师长职务。到陕北后，任红4师师长。“西安事变”后，他接替已调任红军大学校长的林彪，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曾担任115师343旅旅长，115师副师长、代理师长。

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山东敌后的广大地区，他率领115师英勇打击日寇和敌伪顽固势力，多次粉碎日寇和敌伪顽固势力的围攻、封锁和扫荡，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为创建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立下了大功。

1943年由山东敌后抗日前线，调延安参加整风学习。

解放战争时，陈光赴东北，先担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和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

全国解放后，任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中，多次光荣负伤，历来以冲锋陷阵，英勇善战著称。其身经百战，并战功累累。

在山东抗日战争处、中时期的五六年中（1938年至1943年），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陈光是我的老领导和生死战友，交往也十分密切。

记得1950年2月，我参加兵团在广州召开的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会议时，他请我到他家吃狗肉，他边吃边言兵谈政的发表了一通不平凡的议论。

他问我：“海南岛是战争办法解决好，还是和平办法解决好？”

我说：“当然是和平办法解决好，可是现在根本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唯有用战争办法解决。”

他说：“和平解决的办法是存在的，只有叶剑英让出一个职位就行，你们就可以避免一场血战。”

我说：“能不能把你的高见和办法说给我听听？”

陈光把话匣子打开了，侃侃而谈，他说：“我的办法就是找陈济棠搞统战工作，争取用和平解放长沙方式来解决海南岛问题。我有关系人可以找到陈济棠，陈现在来往于香港与海口之间，现在海南岛的部队多数是陈的老部署，他与薛岳矛盾很尖锐，薛岳拼命排挤他。陈济棠历来是反蒋的，中央苏区对我‘围剿’时，他的态度是消极应付的，他参加1933年福建反蒋事变，1936年又策划两广抗日反蒋。如果叶剑英把广东省主席的位置让给他，我看问题就解决了。现在叶剑英挂名官衔太多了，什么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等等，太多了。我认为让出一个位置，争取和平办法解决海南岛问题，是划得来的，对我们是有利的。”

当时我听了之后，心里有两点怀疑：第一，陈济棠已无实际兵权，他能把蒋介石的嫡系薛岳搞掉吗？第二，叶剑英是统战工作老手，对广东军阀情况又非常了解，在团结反蒋力量方面经验丰富。再说，是否争取和平办法解决海南岛问题，中央肯定全面的考虑过。

因此我问他：“你向叶参座和林总提过建议没有？”

他说：“还在考虑。”

1950年4月30日，解放海南岛战役结束后，我们43军进行了战后休整工作，大家忙了一个多月，事情刚刚结束，稍稍喘口气，就接到第四野战军总部命令，调我任15兵团参谋长兼广州军区参谋长，出缺军长职务由副军长龙书金担任。

我把工作交待之后，即离开海南岛，于6月底回到广州，来到新的岗位上工作。

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洪学智等几位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朝鲜战场形势的发展，成为每天议论的中心内容。

7月初的一天，陈光知道我已回到广州，又邀请我到他家吃饭。由于陈光是我的老首长、老上级，私人友情甚深，因此到他家里去吃饭和闲谈，是很平平常常的事，我当然不会推辞，按时前往。

一进门，陈光办开玩笑半认真地，就是一句出人意料的话：“我不十分欢迎你回广州担任参谋长职务。”

我有点莫名其妙，一边落座，一边惊异的问：“为什么？”

他说：“这是你最大的失策，军长有兵权，四五万人是个很大的力量。你当兵团参谋长名义上提升了，但没有什么实权，没有司令、政委同意，一个团、一个营你也无权调动。”

我说：“这是上级命令。”

陈光改变口气说：“没有办法，既然来了，好好干一段再说。”

之后，我们两人就谈到朝鲜战争形势，陈光又大发议论说：“为了破坏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计划，策应朝鲜人民军作战，我主张，我们中国应向东南亚出击，向越南、缅甸出击，有两三个兵团就可以打得他们落花流水，打得美帝国主义顾此失彼。”

他问我的看法如何，我说：“我没有你这样高的战略水平，我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在进餐过程中还谈到，他在港澳和台湾有一些情报关系，通过这些关系，不但可以得到台湾情报，还可以掌握远东美军的行动情报。他说：“你现在是兵团参谋长了，以后我可以把这些情报关系全部交给你，可能对你今后掌握敌情有帮助。”云云。

这是我与陈光最后一次吃饭闲谈。

二、接受特殊任务

大约是7月中旬的一天，叶参座（叶剑英）通知邓华、赖传珠和我三人到他家开会。会上，叶剑英宣布陈光有严重政治问题，中央已决定把他先控制起来，软禁在家，然后再调查处理。

陈光又什么严重政治问题呢？叶参座主要谈了四条：第一是通敌。与蒋介石在香港、澳门的特务混在一起，以情报资敌。第二是反对领导。对广东现在的军政领导人不满。第三是可能外逃。据说他已准备最近到香港去。到了香港，蒋介石特务就可能把他弄到台湾去。第四是家中私藏了大量武器。

叶参座说：“因此要尽快采取断然措施，先把他控制起来，软禁起来，再听从上级的处理。”

叶、邓、赖事先似有商量，对处理陈光的意见也基本一致。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说：“陈光这个人很横蛮粗野，脾气暴躁。”又说：“他家里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包括国民党特务、流氓打手，这些人都会使用武器。”还说：“陈光住的楼底下有个武器仓库，不但有长短枪，还有轻重机枪，数量不少。因此，搞得不好可能发生枪战。”等等。

这个宣布对我简直是晴天霹雳，太突然了。我虽然知道陈光数年来对没有被重用，有所不满。从延安到东北后，按照资历和军事才能，他应该担任林彪的主要副手之一，但没有被重用。也听说，在我到任军区前的某次会议上，叶剑英曾对陈光提出批评，因此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还拍了桌子。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现在已经“堕落”到“通敌”、“外逃”。我心里七上八下，很不平静，也很不理解。

在战争年代，我们并肩战斗多年，出生入死，流血流汗，从私人感情与战友情谊上一时转不过弯。但既然是中央批准的，又是叶参座亲自安排和处理此事，作为下级，就不能不执行组织做出的决定。

如何把陈光控制起来，软禁起来呢？当时，几位领导已经有了行动计划，叫我来就是通知我按照这个行动计划执行。

叶参座面对我说：“你不是和陈光私人关系很好吗？我们商量过这样办：软禁的地点，就在他现在的驻地那座小楼，你设法把陈光引到外面去游山玩水，家里由邓、赖负责兵团政治部和省公安厅，把他家里的武器全部收缴，人员全部调出处理。另外安排新的人员进去担任看管监视。他的私人文件也全部清出审查。”

又对邓、赖说：“一切工作秘密准备完毕后，在陈光外出游玩时，家里就动手，务必在他回家之前，全部处理完毕。”并说：“指定一位干部在陈光返回后，向他当面宣读限制他自由的决定及指出其错误要点。”

接受任务的当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心想，如果上级让我完成消灭日寇或国民党军队的任务，不要说一个团、一个师，就是一个军、一个兵团也不在话下。但限制接受和执行的任务，是诱捕自己的老上级，老战友，执行这样违心的任务，有生以来第一次。再者，叶参座所说陈光如此严重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真让人难以相信。心中反复思忖，但最后我还是认定了，军人是要服从命令的。今天的会，看来叶、邓、赖已按中央指示事先商量过，我只能按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办。

次日，我就到陈光那里去了。我的态度平常如故，但稍稍留意观察他家里，是否有什么异常现象，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可疑征候。我们两人东拉西扯闲谈，从朝鲜战争到广东剿匪，说得随便自然。

陈光以好烟好酒相待。最后我说：“我几次来广州，除了去过越秀山、黄花岗之外，其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你对广州情况熟悉，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可以带我去玩玩。”

他想了想说：“现在天气很热，可以坐游船到郊区去玩玩。”

我说：“郊区有什么好玩的？”

陈说：“有！山清水秀。”

我说：“那明天上午去吧。”

他又思忖片刻说：“明天不行，我还有点事情，后天可以。”

告辞出来后，我就到赖传珠的家里，把同陈光一起出游的准确时间告诉了他。

陈光仍蒙在鼓里，既不可能料到他已走到誉毁荣辱的边沿，也不可能料到他的行动自由就要结束，更不会料到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二十多年战斗生涯，竟会如此结束。

三、软禁前后

按照约定游玩的时间，于当天上午8时，我同陈光各带两名警卫员，在广州东山驻地附近的河道码头登上游船。

游船开始悠悠荡荡缓慢前进。我们呼吸着郊区清新空气，观看河道两岸田园风光。虽然我内心极为沉重痛苦，也要假装轻松愉快的样子。触景言景，无话找话，力求让陈光高兴。我完全明白，这是上级交给我的一项特殊任务，一定要理智战胜感情，圆满完成。

约一个半小时，游船到达陈光指定的地点，靠近码头，陈光手指岸上一座房屋对我说：“这里是有名的广州”‘鹧鸪菜’老板的家，我和他是相识友好，我们下船到他那里休息、饮茶去。”

我们下船，进到那座花树围绕的中国式宽大平房内，结果主人不在家。由他的女儿和儿媳等接待。由于陈光来过。他们见面很熟悉。

女主人彬彬有礼说：“陈司令来了，欢迎，欢迎！”以好茶好果招待，谈话很自然。那位年轻女主人看样子不过二十几岁左右，在什么学校学音乐的。举止大方热情，服装入时，长像不凡。

陈光知道她的钢琴弹得好，就叫她弹琴。我对钢琴不懂，尤其演奏外国音乐，简直等于对牛弹琴。可是在那种场合，不懂也不能表露出来，并且每演奏一曲，还要称赞几句：“弹得好”，“曲子也好”，“比战场上的枪炮声、人叫马嘶的冲杀声好听多了。”姑娘弹弹歇歇，歇歇弹弹很高兴，陈光的情绪也不错。

手表指向11点，陈光仍玩兴正浓，经我提醒才告辞离开。

12时半，我们回到东山码头，登岸后各自回家，我则绕到赖传珠家里去了，邓华也在那里。他们从楼上窗户已观察到我们回来了。赖传珠住的小楼与陈光住的小楼是并排邻居，中间只隔一条不宽的马路，两楼相互都可以听到对方的大声喊叫。我们三人就在楼上靠陈光小楼那个方向的一间室内，利用窗户观察陈光回去后的动态。

陈光回到家后不久，我们就清清楚楚听到他在楼上那间办公室内，发疯似的大吵大骂：“我陈光有什么罪？”

“我陈光打了几十年反动派难道是罪？”

“我陈光什么时候对敌斗争动摇过？”

“我陈光有什么事情对不起党，对不起革命？”

“你叶剑英有什么了不起？你在我们军队战史上没有一寸战功，你指挥过哪一次重要战役？”

“你林彪现在爬上了高位，当了大官，早把我们这些人忘了！你现在又支持叶剑英一起陷害我陈光。你们的心太恶毒了。”

大闹了将近一个小时他才停下来。据说送去的午餐也不吃，躺在床上生气。

当天下午4时，叶参座打电话要我立即到他家去谈问题。我到达后，叶参座面露微笑对我说：“你今天为党立了一次大功，我们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很高兴。”以后又问了问上午陈光外出的情况，又问了问我过去同陈光的关系情况，我均如实地回答。谈话时间并不太长，就离开了。

在软禁陈光的第四天上午，陈光乘内卫和外卫疏忽，一下跑出院子外面去了，沿着马路奔向水上俱乐部方向。

警卫人员在后面边追赶边问他，“你干什么去？”

“我去找李作鹏参谋长”陈光说。

“他不在那边。”

“他住在哪里？”陈光问警卫人员。

“你先回去后再告诉你。”

“我有急事要找他。”

“先回去再说”，警卫人员七手八脚，你拉我推，把他弄回家去了。

次日上午叶参座打电话给我说：“据说陈光有急事要找你，你可以到他那里看看他有什么急事。然后把了解的结果打电话告诉我。”

我遵照叶参座的指示，当天下午就到陈光那里去了。陈光虽然情绪不好，但见到我仍很平静。

待我坐下后，他说：“他们把我关起来，你事先知道吗？”

陈光两眼血丝密布，一看便知休息的不好。

“知道要把你软禁，但上面有严格纪律，不能告诉你。”我坦率如实地回答。

“这个我理解，我不怪你。”“陈光又说：”我想找你商量一件事情，你看我现在落到这个样子，怎么办？广州和武汉（指叶剑英、林彪）都不可能解决我的问题。我想请你到北京区走一趟，先找罗（指罗荣桓），请罗找老毛（指毛主席），把我的情况向老毛汇报，加在我头上的‘通敌’、‘外逃’的罪名的他们捏造的。在港澳建立情报关系，就是‘通敌’，随便谈谈想到香港去看看就是‘外逃’，这是天大的冤枉。我希望北京派人来广州调查，我希望罗、毛说句公正话。”

我以同情和诚恳的态度回答说：“只要叶参座同意，我愿意到北京去一趟。你的问题快点解决，也是我的心愿。如果不同意我去，那就无能为力了，我不能自由行动。”

沉默片刻后，陈光又说：“真急死人，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除了请求党中央、毛主席解决外，别无办法。”

我说：“急也没有用，我很快请示叶参座，如果同意，我尽快出发北上。”

说完我起身就走，他送我到楼梯口，我边走边说：“你千万保重，注意身体。”他只点点头而已。

当天晚上，我把情况用电话如实地报告了叶参座。叶指示说“你告诉陈光，现在你广州离不开，我不同意你去北京。他的问题我们已经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意我们对他的处理。”

次日下午，我又到陈光那里，把叶参座的指示全部转告给他。他听完后，脱口而出说：“那好，听天由命。你晓得他们是怎样报告中央的?”看样子陈光情绪又在激动，满脸充血，烦躁不安，想说什么没有说出来，室内空气沉闷紧张。我又想不出什么适当话语来缓和他的情绪，只好陪着静坐。

过了一会儿，无话找话，我问了问他最近生活情况，他低声说：“生活是小事情。”

我说：“生活方面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上面并没有规定降低你的生活待遇。”他低头不语。我看没有什么可谈的，就起身告辞。

这次他不但没有送我到楼梯口，坐在藤椅上连身也没有动。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陈光了。

四、历史悬案

直到1950年秋，我调离广州时为止，陈光问题调查结果如何，我一点也不知道。事后，曾听赖传珠在闲谈中谈到两件事情：第一，原来说陈光住的楼下有一个秘密武器库，根本无其事。除了警卫班每人一支枪外，没有发现其他武器。第二，清理审查陈光的私人文件，也没有发现什么重大问题。着说明当初叶参座宣布陈光所犯的四条主要错误并依此作为处理陈光的依据，与事实有很大出入的。

是年冬天我到北京开会，曾去看望罗荣桓并顺便谈到陈光问题。记得当时我主要向罗说了两点：一是向罗汇报陈光曾表示对他如此处理很有意见，希望中央过问他的事；二是我提到陈光是有战功的。罗荣桓说此事已由叶参座处理，并要我守口如瓶，不必在过问此事，也不要再多说话，防止别人说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以后我见到林彪时就再没有提此事了。

后来，有人说软禁陈光是林彪所为，我不相信。林、陈之间有误解，有成见是可能的，甚至据说在延安整风时他同林彪吵过架，但这毕竟是同志间的内部问题，陈光毕竟是战功远远大于过失。全国刚刚解放，林彪不可能，也没有道理致陈光于死地。

据我所知，陈光在红军时期还舍命救过林彪。那是在1930年1月，红4军到达宁化，获悉赣、闽、粤三省敌人共十四个团，对闽西地区发动“三省会剿”，其目的是消灭红4军于闽西地区。2月，红4军转到吉安陂头镇地区休整。此时，蒋介石嫡系独立第15旅唐云山部，由吉水、吉安分路向红军进犯。我军在水南施家（此地离笔者家乡十五华里）将其歼灭，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枪二千余支。

在歼灭唐云山旅战斗中，林彪的指挥所设在靠近火线的一个山坡上。敌人发现后，来了一个反击，把指挥所重重包围，并进行攻击。陈光见此情况，立即亲率部队向敌人猛烈冲锋，把敌人打退，替林彪解了围，陈光因此也负了伤。当时如果让敌人打进了指挥所，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事后，林彪很高兴，亲自去慰问负伤的陈光。

这是陈光在山东抗日期间，亲口对我讲的。

1953年，据说给陈光做出的政治结论是犯了反党错误，组织上开除党籍，并将陈光由广州转到武汉关押，不久他就死去了，传言是他引火自焚，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一直不得而知。一代风流人物、红军老战士、抗战将领，至此无声无息地终结。陈光死得非常遗憾，死得非常悲惨，死得不明不白。

陈光的问题以及陈光的死，多少年来始终如同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沉重无比。后听说，中央重新审查了陈光问题，并给予了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荣誉。

1994年春，我在北京，听说陈光的爱人史瑞楚病重，我立即与老伴前往医院看望。看到老战友史瑞楚，就想起老领导陈光，百感交集。不久，史瑞楚去世了，这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参加处理陈光问题的人，有的已经作古了，但也还有健在的。相信他们会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资料，以澄清多年之久的历史悬案。希望我的这一点回忆能够助一臂之力。

第二十六章在武汉高级步校五年

一、为部队培训了大批基层干部

全国解放初期，部队干部战士普遍文化低，文盲和初小水平占相当大的比例。随着我军各军兵种的建立（当时已建立了海军、空军、炮兵、工程兵、装甲兵等）和苏式武器大量装备部队，加强文化教育和专业化培训日显重要。为适应正规化军队建设的需要，迫切要求我军指挥员，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军事指挥与政治理论水平，都要进一步的提高。

1950年初，中南军区曾召开兵团、军区负责人参加的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林彪在会议上强调，文化教育是关系部队今后发展带关键性的问题。会议决定，在一段时间内的部队训练中，以文化训练为主。

1950年8月，毛泽东提出：“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大批的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年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69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新建和改建多所军事院校，使之成为大批培养我军指挥员的基地。

中南军政大学是第四野战军创办的军事院校。原是东北军政大学，在东北、华北及华中解放后，于1949年迁至武汉市。林彪兼任校长，罗荣桓兼任政治委员，倪志亮为副校长，刘其人为副政委。军政大学原有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分校，也在1950年8月，依次改称为第一至第六分校。

1950年秋，四野总部调我担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

1951年3月，中南军政大学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高级步兵学校。

我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刘其人为政委。后刘其人调北京，张驾伍为政委。我与他们一起工作了五年。

同时，原下属六个分校，也依次改称为第二十（商邱）、第二十一（信阳）、第二十二（长沙）、第二十三（南昌）、第二十四（桂林）、第二十五（广州）步兵学校。

高级步校领导机关设有校务部、训练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干部管理处，下面直属三个军事总队和一个政治大队。

当时高级步校的任务是负责培养以中南地区为主的解放军中级（团、营）军政干部。分校主要负责培训连、排干部。

高级步校第一期培训的军政学员是营、团干部，学期为两年。另有一个军事理论队，负责培训师职干部。

高级步校（含原中南军大）培训学员情况大致是这样：

按照中央军委“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化的”的教育方针，在1950-1953年期间，主要承担了五类对象的培训任务：

第一类学员：速成培训部队急需的补习文化和扫盲教员。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经政治审查合格后，从地方招收青年知识分子，经过在校一学期（半年）的速成政治教育和军事基础训练，毕业后大部分学员分配到基层部队，少数分配到地方工作。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使这批教员，尽快帮助解决部队各基层连队文盲多文化低的状况。

到1951年底，在三个学期中，我们总校和各分校培训的补习文化和扫盲教员数量已达几千人。

1951年底，中央军委决定自1952年起，部队执行一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计划。总政治部下发的《1952年文化教育计划大纲》，要求全军开展以扫盲为重点的文化学习运动。用50%的训练时间学习文化，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全军干部战士基本扫除文盲，并将各级干部的初小和高小文化水平，分别提高到高小和初中文化水平。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校必须抓紧培训更多的为基层部队服务的补习文化和扫盲教员。校务会决定自1952年初开始扩大招生。

当时，总校直属军事一总队和六个分校均承担了扩大招生任务。总校招生十二个连队：六个分校，每校各招生十六个连队，共招生一百零八个连队。每连队约有九十至一百人，每学期培训一万人左右。学员从1952年初陆续入学。

与此同时，我校还抓紧编写了部队适用的中、小学文化速成补习课本。

到1953年夏的一年半（三学期）中，我校共培训了近三万多名补习文化和扫盲教育，这些教员好我校编写的文化速成补习课本，不仅为部队大规模开展文化教育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而且这批教育也成为解放后，我军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有文化的基层干部。

第二类学员：为了适应总校和各分校扩大招生的需要，急需培养学员队的军政教员。总校开始了军教、政教二个大队，共四个连队，每队约一百人左右。学员主要是从文化水平高的部队在职干部中抽调，以及少量政治表现好，文化水平高的国民党起义和解放军军官中挑选的。经过一学年（两学期）的培训后，分配到总、分校担任学员队的军政教员，其中有相当部分以后成为总、分校的教育骨干，有的还被输送到兄弟院校任教。

1951年初，军委连续下发了《部队教育的指示》、《补训团教育的指示》和《参谋人员学习的指示》等三份文件，强调进一步提高部队军事干部的训练。中南军区为此做出了《关于开办教导队、轮训队的决定》，决定要求，各军区要成立教导大队，军分区要成立教导队，坚持军事干部的在职培训。

我校也随即开设了军事训练课程。

第三类学员：培训在职的参谋人员。总校参训大队承担了这一任务。学员大多来自中南军区和华东军区的师、团司令部机关的参谋人员。每期共设四个队，每队约一百人。经过一学年的培训，这批参谋学员在技术科目和战术科目的教学和考评中，要达到会讲、会写、会算、会图上作业的“四会”要求，基本达到适应各军兵种对参谋人员业务的要求，解决部队指挥机关业务骨干的来源问题。毕业后，主要分配到部队师、团司政机关，做参谋或干事工作。

第四类学员：培训野战部队的初、中级军事干部。1951年总校开办了二个军事干部训练大队，包括六个训练中队，每中队不超过八十名学员。学员主要来自四野各部队的营、团干部，也有少量师级干部。先学一年文化后，师职干部转到相关的军事学院学习（少量回部队），营、团干部继续学习军事、政治一年。

从1952年第二期开始，为满足更多野战部队初、中级军事干部的培训要求，总校决定开设三个军事干部大队（九个训练中队），另开设一个政治干部大队（三个训练中队），这样，每期的学员达到了一千人左右，各分校则接受一年制的连、排军政干部的培训工作（半年学文化，半年学军事）。一般每校设四个队，十六个连队，每连队约九十至一百人。每学年各分校则培训近万名连排干部。

第五类学员：改造国民党旧军官。1950年开始接受国民党张轸部的起义军官的教育改造工作，总校直属军事三总队承担了营职以上起义军官的教育改造任务，经过一学期的政治教育改造，除少数作了遣送回原籍的处理外，大部分在部队和地方分配了工作。营职以下起义军官的教育改造在湖南南岳进行，隶属于长沙分校负责。

建校最初近三年的统计，我总校和各分校为中南军区短（半年）、中（一年）、长（两年）期培训初、中级军政干部（包括改造张轸不起义军官和为越南训练军政干部）数万人。为部队培养了大批有一定文化基础，有一定政治素质，懂军事业务的基层干部。

二、向苏联学习正规化与改进教学

1951年秋，军委训练部在北京召开军事院校会议，由训练部长萧克主持，会上提倡并强调军事院校的教育方向，应全面向苏联军队的正规化学习，应全面建立正规化的军事院校，军事院校应全面为军队的正规化建设服务。

我和总校训练部长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和与会的不少院校领导，在会议上发表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大意是（1）拥护正规化、拥护向苏联学习；（2）但中国语苏联情况也不同，例如这个城市差不多都有城墙，这样就有一个攻坚问题：又如中国地形山多河多，南北气候条件也差异很大，对军事行动既有利又有弊；（3）因此向苏联学习的同时，应照顾中国特点。

萧克向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会议情况时，彭德怀指示说：“谁不好好向苏联学习，就叫他滚蛋！”这句话似乎是对我们提出意见和看法的批评，当时对我的震动很大，也印象极为深刻。

回到汉口，在学校党代会的讲话时，我就特别传达了“正规化地向苏联学习”的上级精神，并相应地提出了三个治校行动口号：“坚决地、全面地、不走样地向苏联学习，反对经验主义；以教学为中心，反对官僚主义；坚决贯彻条令，反对游击习气。”这次讲话对全校向苏军学习正规化建设起了促进作用。

当时学校的教育计划、课程设置和使用的教材基本是照搬苏联步兵学校的模式制定的，在学习贯彻纪律、卫戍等条令条例时也参照学习苏军、例如军事训练中，就特别强调队列条令，班队列、排队列，点名报数都要整齐划一。每天早晨5点半，全校广播起床，6点整，不论机关干部，还是学员队都必须出操练队列，齐步、跑步、踢正步，队列口号此起彼伏。又例如内务条令，特别强调军容风纪，教员上课必须把皮鞋擦亮，学员的军装洗干净后，必须叠好，压在床垫下。学员队宿舍规定床上的被子、床下的鞋子对必须摆成一条线，等等。

1952年11月，中南军区命令，第四高级步校又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对上，学校直接归军委军校管理部领导，对下，各分校与总校脱离领导关系，由各省军区领导，但与高级步校仍保持业务指导和交流关系。

学校番号改了，噩梦教育工作的任务、方针没有任何改变。学校不再为基层部队培训补习文化和扫盲教员（专为分校负责），而成为专门培养和训练初、中级军事干部的基地。学员是来自全军各军区经选拔推荐的骨干。学员虽比前几年少了，但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因此对教学水准有了更高要求，学校办的更加正规化、现代化了，推动了学校整体水平的提高。

军委军校部曾派了两名苏联军事顾问常驻学校，苏联顾问向我们介绍苏联院校和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情况，对我们工作帮助不少，我们与顾问的关系也很密切。

学校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受到多方面的表扬和鼓励。1953年，全军军事院校参观团来我校全面检查工作，参观团团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同志在检查后，称赞我校名副其实的“第一”高级步校，给予的评价是：“领导坚强，教育有方，生活正规，情绪高涨。”

几年来，我逐步积累了一些办学的经验，在全面向苏军学习的大背景下，开始注意和改进教、学双方存在的问题：

其一是教学方面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脱离，学员死背教条，追求高分，形成学员“高分低能”的现象如射击理论学习得高分的学员，在实际射击中成绩却不及格；

其二是锦标主义思想严重，为了追求分数，死背条文，不求甚解。有些教员和学员，对考核的目的不明确、不正确；

其三是教学与学习中的形式主义倾向，有些学员条文背的烂熟，教员就给高分，但问其一知道，问其二就不知道了。不求甚解的学习方法，多半是由于死记条文而造成的。不是所有的条文都要死记，而是记住某些重要问题的特点、结论、定义、重要数字等，这点在教育学上均有明确的指示；

其四是大量挤占学员的课外业余时间，高疲劳战术。等等。

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教学指导思想问题，是学员的学习目的的问题。是学位看，还是学为战；是只看高分，还是重在效果的问题。

1954年5月，我在《八一杂志》上发表了《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的文章，就是阐述了我对办学中存在问题的几点看法和改进的意见。

在高级步校，我在南征北战多年后第一次安了家，学校分配了宿舍，老伴带着三个孩子稳定地住在了身边，从此结束了流动不定、聚少散多的生活方式。

在高级步校工作的五年，我完成了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之间的过渡。冲锋打仗与学校管理之间的距离，真如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工作内容、工作节奏、工作方式完全不一样。校园内除了早晚和周末，出奇的安静，学员们都在教室里埋头读书。日常的教学与管理按部就班地进行，火烧眉毛的事情几乎没有，每天的时间对我来说好像长了许多。我认识到应该拿出一定的精力和时间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适应新时期需要的工作水平。参加红军的时候我只有私塾四年的文化，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我只能是用什么学什么，根本谈不上系统的学习。和平时期了，我的工作有允许我“近水楼台先得月”，一边工作，一边争取系统的学习文化和军事知识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我把学员每期的教材拿来通读，不懂的地方就到课堂上与学员一起听课。我还请了文化教员，系统地教了我两年初中文化，收获很大。后来，我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深感在高级步校补习的文化和军事知识对我之后的学习帮助甚大。

三、步校老同事的往事回忆

前几年，我向原在高级步校与我一起工作的周伦等同志作了一点调查。他们为写了一些材料，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下面转载周伦同志的材料：

《作鹏在中南军大和高级步校工作期间的一点情况》

作鹏在中南军大、高级步校工作期间，正在全面落实毛主席发出：“向苏联学习，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的号召，向苏联学习，建设正规化的军事院校，是这个时期工作的中心。作鹏的活动，工作中的成绩与失误，也大都反映在这个问题上。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两次讲话：

（1）1951年在学校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出了三个颇有影响的口号，即“全面地、不走样地向苏联学习，反对经验主义；以教学为中心，反对官僚主义；坚决贯彻条令，反对游击习气”。报告是根据全军院校会议精神，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作了相应的决议。

（2）在同年下半年或第二年的全校行管会上的讲话，总校《教学导报》全文刊载了这个讲话。讲话实际上是对第二届党代会提出的有关正规化建校工作的初步总结，也是把高级步校建设成为正规化的军事院校再动员。讲话肯定了第二届党代会以来正规化建校的成绩，初步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近一步加强正规化建校的措施。这两个报告对统一干部思想、动员全校人员齐心协力把高级步校建设成为正规化的军事院校起了良好作用。当时三个口号可以说是深入人心，成为全校人员的自觉行动，在全校掀起向苏联学习、建设正规化军事院校的热潮。当时各方面工作都有起色，特别是在加强正规化军事训练和贯彻条令抓教育上是走在全军前面的。在此期间，罗帅、叶帅、陶铸、谭政、伍修权、萧华、甘泗淇、孙毅等领导陶铸先后来过学校检查指导或参观。谭政同志每年都要来几次，军委、总部统一组织的以各院校自己组织的参观团，足有不下几十个。1953年春夏之交，总部组织的全军军事院校参观团在全面检查高级步校工作之后，参观团团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团长赞赏并鼓励高级步校为名副其实的“第一”高级步校，给予的评价是：“领导坚强，教育有方，生活正规，情绪高涨。”

如果说失误，主要是在向苏联学习这个问题上，当时提出向苏联学习是正确的，但是加上两个副词，即“全面地”、“不走样地”就有失偏颇，其理由不言自明。实际上，在后来的实践中已经逐步纠正了这个口号的不适当的提法。

关于作鹏在学校的表现，就我所见所闻，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工作勤奋，学习刻苦，作风紧张，生活简朴。

工作勤奋就其主要者列举如下：在学校工作五年多的时间内，举凡比较重要的讲话、报告、他都喜欢亲自动手，不嗑药机关、秘书代笔；部门和秘书起草的文稿，几乎他都要亲自做过修改，有的改过多次。对学校建设上的重大问题，他主动提出的建议比较多，这是刘其人政委的评价。刘其人同志说：他与许多人共事，合作得最好的是洪学智、李作鹏。在学校工作期间，除了做一次鼻病手术，在家休息十多天外，他没有住过医院，一直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只要他人在学校，每天都提前十分钟到达大操场，检查机关干部和学员连队的早操，一直到离开学校到军事学院学习。关于这一点，直到现在，在高级步校工作过的干部谈起来，还交口称赞。

关于学习，他的写作水平，总结能力是很强的。据我看大学毕业生写出的总结也不一定比得上他。但是作鹏在参军前不过只读过小学，算术在五十年代初也就是高小程度。当全军五十年代初掀起学文化的高潮时，他与刘其人政委一起请了一位文化教育教他们数学。经过近两年的学习，数学达到了初中或略高一点的程度。当时全军倡导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也是很认真的。中南军区考核时，他得了满分。至于对现代军事科学，他抓得很紧，除了与学校干部同样参加全校组织的学习外，更多的是抓紧自学，甚至星期天也常在书房里学习。在北京总部组织的高级干部集训，他与别的首长不同，以一个普通学生身份，同其他首长带来的参谋、秘书一起进行图上作业，表现的十分刻苦。他对不熟悉的学科也敢去碰。当时提倡学习心理学，在这方面，我觉得他和许多同志一样可能也很陌上，但他却承担了给中南军区干部集训班讲心理学的任务。总之，作鹏给我的印象，在他的活动日程上，除了工作，就是学习，打扑克、跳舞之类的活动与他是无缘的。

作风紧张，他本人的学习、工作、生活以及对部属的要求，都体现了这个特点。他办事干脆、利索、不拖拉。我记得1951年为修建射击场征用土地问题，学校曾正式向武汉市人民政府打报告，并派人多次请示催促，拖了很长时间未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作鹏出于对建设正规化军事院校的责任感，再次向市府报告，提出强烈抗议，不久问题得到解决。听说市政府为此对学校还有些意见。

关于生活，除了制度规定的他应得的享受外，作鹏没有特殊要求，也没有得到特殊照顾。刚迁到硚口营区时，他全家住三间房。作鹏夫妇住一间大屋（等于两小间），保姆与小孩住一间。后来给苏联顾问建一栋小楼，不知什么原因，顾问没有进来，这栋小楼即由作鹏与刘其人政委共用。作鹏用六间，约80平米左右。保姆房、会客厅都在内。当时政治风气都比较简朴，除了必要的应酬（如顾问赴任或回国，重要的参观团等），平时根本没有请客送礼之说。我记得总、分校领导参加一次军教会议，考虑到大家在胜利后头次进京开会，便请大伙到全聚德吃了一顿烤鸭，用掉人民币40多元。三反时作鹏为此还作了检讨。作鹏离校时，校领导与四部一处领导为作鹏饯行，也是由这些特征自己掏腰包。

周伦（1992年春节于武汉）

四、办学体会

随着办学的逐步规范化、系统化和办学经验的逐步积累与成熟，1954年，我在当时的军队权威性刊物《八一杂志》上，发表了办学过程中实践经验的总结专题文章《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高级步校的办学方针，已经从盲目“全面地向苏联学习正规化”，不走样地照搬苏军教学的那一套，逐步转变为突出这个军校的办学特点，更切合我军实际作战水平。教案以改进教学，提高教学效果为目的，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教学方法，强调学以致用的教学风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通过几年的办学实践，不断摸索、完善办学思路和教学办法的过程。

文章发表于1954年5月，在《八一杂志》第51期。

《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我校自转入本科学习之后，教学上已取得相当成绩，教学效果是逐渐上升的。但根据教学情况看来，各科的成绩发展不平衡，不巩固。有些科目的实际效果仍然不够好，甚至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例如在去年十、十一月份，步枪基本射击第一练习全校不及格；冲锋枪基本射击第一练习虽然全校平均及格，但有九个教学单位不及格；轻机关枪基本射击第一练习就已进行的单位计算尚有十一个单位不及格。其他所属理论性的科目，从测验统计数字来看成绩很好，但实际效果还有一定的距离，死记条文不求甚解的现象仍较严重。如对于支撑点的形成或战斗队形组成的原则，背的与原案几乎一字不差，但究竟如何形成支撑点或战斗队形，显示在图上便有错误，或显示不出来。有些学员作业成绩很好，但抽测时往往成绩很差。

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在哪里呢？除了科目进度的安排上有缺点，射击练习时间拥挤，预习时间少，赶进度走过场的现象仍然存在外，主要的是在教学方法上还存在问题。

（1）在教的方法上存在的主要缺点是教条主义。就是在讲解课文时，往往把理论的内在联系加以分割，没有把问题有机地；连贯起来阐明其实质，并且不善于使理论与实际联系，忘记把学员亲身经验及最熟悉易理解的事实列举出来，印证原则融化理论，结果有些生动的科目都讲的枯燥无味，不能开导学员的思路。许多疑难问题不能获得解决，对重点问题的深透讲解，认识上海存在着片面性，过分地迁就学员们喜欢简单的思想，而盲目地强调“抓重点”。如有的教员对学员说：“急着这几条就行了”。这样做的结果，破坏了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把“重点”孤立起来。

（2）在学员学习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是：对“弹钢琴”的学习方法领会还不深刻，仍存在有重此轻彼“单打一”的现象，对如何苦练与掌握要领还掌握的不够好，做笔记与不做笔记以及做笔记的方法问题，还没有明确解决。这些都使学习效果不能提高。

（3）在教学双方，都还存在着一些锦标主义的现象。主要地表现在学员单纯追求分数，教员定分数上尚有偏差。如学员只要背过条文，教员就给五分；丢掉一句就要扣分。测验题目太简单，注重记忆而不注重发挥，对联系实际重视不足。在记分上一般偏偏高。有些学员为了追求分数，常常死背条文，不求甚解。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根据上面所说的原因，应该采取以下方法：

（一）加强对教员业务能力的培养，不断地改进教学方法。

要使学员学习成绩好，圆满地完成美国课题的教学要求，其关键有三：第一是依靠教员把课讲好，把实际作业领导好；第二是依靠学员的自学；第三依靠辅导与互助。以上三点是缺一不可的。而其中以教员把课讲好和把实际作业领导好是根本的关键。有的教员不重视把正课领导好，而依赖于课后辅导解决问题，这本末颠倒的。如果正课时间解决了应解决的问题，那么不仅可避免学员在课后的过度紧张负担，而且也可避免教员在辅导中互相争时间的现象。要想把课讲好和把实际作业领导好，必须强调课前充分准备。课前准备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在教学内容上，既要按照教育计划的要求，又要考虑到学员的实际接收能力；第二，在教学方法上，必须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教授一定的内容，同时又要使学员能在一定时间内确实接受。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常常使讲课的效果大大降低。任何一堂正课，都要考虑充分发挥学员听、看、做相结合的方法。

理论与实际，既不可不联系，也不可乱联系。死啃条文不联系实际或者只是现象罗列，甚至东拉西扯、张冠李戴地乱联系一通，都不能使学员深透地解决问题。既反对急于求成的做法，也反对死背条文不求甚解脱离实际教条主义的偏向。对课题进行重点讲透是对的，但不能理解为孤立地讲透重点而忽视系统全面，必须是在系统全面的基础上的重点讲透。

（二）克服锦标主义正确进行对学员的考核

要想克服锦标主义，就要用正确的方法考核学员的学习成绩，使考核真正达到这样的目的，即：一方面督促学员巩固学习成绩并克服学习中的缺点；另一方面了解教员教学工作中的优缺点，以便及时改正。

对学员学习成绩考核的方法，基本上有三种：

第一种是教员对学员的平时考核。其方法有三：一是教员领导课业时进行个别的有系统的日常考查，即在每次上课或实际作业时经常抽问学员，检查其了解程度，其中一部分记分，一部分不记分；一是在教员监督下进行作业，由教员评定其成绩分数，一是教员在日常与学员接触谈话及辅导中去考核学员的知识水平，根据这种了解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中。

第二种是对学员的定期考核，其方法也有三个：一是“单元测验”或“课终测验”，就是根据教育计划对某些已进行的章节内容加以复习进行普遍测验，使学员把每课零碎片段的知识，归纳成为系统的较完整的知识。这个方法一般是由训练部计划组织实施；一是学校按照教学检查计划，每月对一定的教学班进行重点的抽测或普测，次数不能过多，大约每隔学期对每个教学班进行一次，至多两次。一是升级考试，检查学员队每个学期中各种科目的学习成绩，决定其是否可以升级抑是留级，并找出全学期教学工作的优缺点。这种考试是由校首长命令成立考试委员会及科目小组委员会进行的。

第三种是全学期教学内容结束，进行国家考试。经军委命令成立国家考试委员会及若干科目小组委员会，代表国家进行对学员全期学习的总检查，并决定其是否可以毕业、肄业，或进行补考，同时是对学校全盘工作的总考察。

以上三种考核方法，如能正确掌握，认真贯彻实施，就能正确掌握学员的实际知识状况。除了以上三种考核方法之外，营、连及各科系不要随便增加测验。频繁的测验，会使学员负担过重。如果有必要时，亦必须经过校领导批准，以免影响教学正常进程。

关于考核成绩的评定问题，必须完全按照五级记分的统一标准执行，并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态度。凡评为五分者，在理论上一定是确实融会贯通了，并能联系实际加以发挥，绝不是背出了几条原则就是五分，在实际动作上则必须是完全合乎标准的要求，不是一般地会做就是五分。理论与实际作业题目，应以实际作业题为主，记忆与发挥题则以发挥题为主。可高可低者一般从低定分。当然故意压低学员成绩也是错误的。属于第一种日常考核形式者完全由主讲教员个人负责定分，其他任何人不能干涉。如果其记分有偏差时，可按级向上报告，由其直接上级给予批评和纠正。关于单元测验的成绩评定一般由指定的教员评定之后，由主任教员、系主任级训练部首长分别进行重点复查，亲自审阅若干卷子，以便了解其定分标准是否正确，并从中了解上、中、下各种不同成绩学员的实际知识水平。而升级考试及国家考试的评定，任何人无权单独决定，必须由科目小组委员会评定之后，经过校或国家考试委员会审查批准才算合法，以保证成绩评定的最大客观性和公正合理。

（三）加强复习巩固学习成绩

为使学员学到的东西大部确实变成自己的东西（部分的忘掉是不可避免的），就必须对科目内容反复地复习，以求消化，防止前学后忘的现象。

复习飞方法是多样的，不能认为每天两小时的自学才算复习，这是一种狭隘的看法。

在开始讲解正课之前，检查一下学员对旧课的了解程度和记忆程度，在讲解新的教材时，讲解一段就提问一两个问题，最后教员给以结论，把重要问题重新提示一下，这都是进行正课时的复习。其次学员自修时独立思考和独立作业，对重要理论性科目的课题讨论及属于战术与技术问题的搞通原则后的实际作业，单元测验时的较有系统的综合性的复习，以及期末考试（包括考试后的休假期间的复习）及国家考试前的总复习，都是最基本的复习。只要美国环节都抓紧了，科目内容就能够求得消化，成绩也就能够巩固，前学后忘现象就可以克服。至于课外的复习辅导及各种配合虽很重要，但在复习中只起辅助作用（如俱乐部的配合，专修室的讲座，以及教育的课外个别辅导等）。如果把应该复习的机会放松了，或不认真进行，不改进方法，大家只注意去搞课外复习辅导，同样是本末颠倒。课外休息并不是浪费，而是养精蓄锐准备更好的学习，学员过度疲劳，学习效果也是不会好的。所以该休息时必须尽量休息。

目前我们在复习与辅导上，仍存在混乱现象，如在每天自习时间中有个别教员争时间的现象，战术教员交代复习三个战术题目，坦克教员来了就把黑板上三个战术题目擦掉，写上坦克复习题；有的科目复习时间超过正课一倍以上，有的则不及正课的七分之一；亦有过分限定学员机动的现象（对自习内容上的必要机动）。为了纠正这种混乱现象，自习时每天以不超过两个科目为宜，应允许学员必要的机动。有些科目要逐渐转变以预习为主，教员应着重于个别辅导。其次是大家都抓晚上游戏时间，抓不到就不高兴，弄的学员筋疲力尽，甚至把理发洗澡时间都占去了。这样做是不对的。除周末晚会及少数人的必要会议与讲座辅导之外，应贯彻自觉自愿参加体育娱乐或其他活动为主的原则。游戏时间应由俱乐部掌握，尽量少搞统一的大集体活动。

（四）运用正确的学习方法

必须认识，不求甚解的形式主义的学习多半是由于没有开动脑筋死记条文而造成的。那么今后条文还记不记呢？必须指出，盲目地反对记忆条文是不对的，必须记的仍然要记，当年必须是在理解的基础之上记忆。知识上的遗忘现象常常是因为印象不深刻或机械记忆而造成的后果，如果印象深刻确实懂了的问题是比较难忘的。另一方面不深所有的问题都死记，而是记住某些重要问题的特点、结论、定义、重要数字等，这点在教育学上均有明确的指示。笔记问题：过分强调笔记的作用是不对的，但有笔记能力根本不记，否认其作用也是不对的。课堂上，边听教员讲边记笔记，自修时将读过的书或教材内容之要点加以摘要笔记（但不是抄书）或按照习题作答案，均应提倡，不应禁止。以我们现在学员的水平，不能过高要求。重此轻彼的思想，应纠正，以求全面科目获得良好效果。因为教育计划上规定的科目都是重要的，都是必须学习的，都有一定要求的。抓住中心，必须兼顾全面，不能理解为只抓住某一科目，而是各个科目各个课题都有中心问题，都要抓住同时又都兼顾其他。只有这样学习，我们才能既深透又能全面地提高。

作为我军军校建设的亲历者，高级步校的成长过程，既反映出我军在和平年代的建设、调整与进步的过程，也反映了我在解放初期的适应、转变与提高的过程。我为自己能够在创建新中国强大的新兴军队的过程中贡献一份力量，深感欣慰与自豪！

第二十七章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

一、一只旧木箱

至今，我珍藏着两件东西，这两件东西都是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得到的，一件是国家给予我的，一件是军事学院给予我的。从南京学习结束后，到北京工作的几十年中，从1981年到太原生活，直到回北京养老，这两件东西始终伴随在我的身边（当然也有例外，那是1971年到1981年的十年中，这两件东西保存在中央专案组，木箱上的多处封条还依稀可见。所幸的是，之后还还给我了）。

是什么东西我如此珍爱呢？

一件是1955年授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我把勋章视为我一生最高的荣誉，因此珍藏在身边。

而另一件，就是在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期间发给我的教材。我全部装在用炮弹箱改成的木箱内，保存到今天，算算已有五十多年了。我保存的教材包括：四十八册（其中半数为合订本）教科书，六十五份教学用军事地图，十本学习笔记和三份作业试卷。我把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这些教材，市委我终生的财富，因此与勋章一起珍藏在身边。

每当我看到这只木箱，就使我想起在南京军事学院紧张的，但十分有意义、有收获的学习与生活。

1955年夏天，我接到上级的通知，调我大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消息，有机会再次到我军的最高学府学习（第一次是1937年在延安抗大学习），是我十分渴望的。

第一期（也是唯一一期）战役系学员共五十二人，全部都是从当时全军各部队，正军级以上的干部中抽调而来的。1955年12月，我们在学院参加授衔时，战役系学员全部授予将军以上军衔，其中李天佑、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刘震被授予上级军衔，我与吴克华、吴富善、张震、秦基伟、黄新廷、曾思玉、廖汉生等人被授予中将军衔，丁盛、刘贤权、江燮元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5年8月，在开学前，我从武汉乘船，顺江而下，到达南京，开始军事学院的学习生活，随身只带了一名炊事员，帮我做做饭。

战役系学制为两年（也有人说，战役系学制为三年，第一年为预科，部分学员补习文化，但我没有参加，因为我在高级步校五年期间，文化补习已达到初中毕业水平）。虽然全系都是军以上干部，但院长刘伯承对我们的学习和管理是相当严格的，自入学开始，刘伯承院长就要求我们做到“三个转变”，即从领导转变为学员，从工作转变为学习，从家庭生活转变为集体生活。

对于学院的学习和生活的严格管理，我不仅不陌生，而且早已习惯。因为在全军向苏军学习正规化的同时，全军院校学习的榜样就是南京军事学院，我在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对校机关和学员队的管理，也是按照条令，进行相当严格的正规化管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陆续看了一些当年与我一起在战役系学习过的老将军们的回忆录文章，从方方面面，回忆了当年战役系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比较真正、生动。

但是我们在战役系学习的两年中，到底学习到了什么？到底开设了哪些课程？学习的本质东西又是什么？

从1958年开始的“反军事教条主义”，一棍子打在刘伯承元帅的头上，战役系及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学，被无端扣上“军事教条主义”的帽子，而被全盘否定了，从此很少再提起那段时期的教学内容，而当年还曾要求我们全部上交这些教材，以“清扫余毒”可是对于这些被我视为精神粮食的课本，真是难以割舍，于是我“违抗军令”，悄悄的保留下来一部分。

我在这篇回忆中，不再重提学员们如何紧张的学习，学院如何严格的生活管理。而是从我亲身经历的，和我至今保存资料的其他方面，说说在南京军事学院我的学习情况，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当年的战役系到底学习了什么。

我认为，南京军事学院创办的战役系，为我军实现正规化、现代化和战斗化建设，开创了极其重要的先例，为我军培养和训练高级指挥人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我而言，真可用“久旱恰逢春雨”来比喻。对我学习之后的十年中，负责全军训练工作和海军的作战工作帮助极大。

二、教员的授课提纲

一个好的学校，除了有校长的正确领导外，教员队伍的业务素质和教材质量是最关键的环节。特别是对我们这些红小鬼出身的“土包子”的教学，更是要循序渐进刊于深入浅出相结合，灌输式与启发式相结合，书本知识与实战经验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这样，才能使我们对教材读得懂、理解深、记得住。

这里我选择当年两个科目的学习笔记，从中可以看到，我们上课的部分内容。

《集团军海岸防御的战役原则》（四课时）

第一课时：集团军转入海岸防御的目的及转入海岸防御可能的情况、条件

第一项集团军转入海岸防御的目的

一、什么是集团军海岸防御战役；

二、集团军海岸防御战役的目的；

三、集团军如何达到海岸防御战役的目的。

第二项集团军转入海岸防御可能的情况、条件

一、预有准备的转入海岸防御；

二、仓促的转入海岸防御；

三、对集团军在任何条件下转入海岸防御战役的要求。

第二课时：集团军海岸防御战役的基本原则

第一项海岸的地形特点及对海岸防御的影响

第二项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基本特点

一、正面宽大；

二、重点设防。

第三项集团军组织海岸防御的基本原则

第三课时：集团军海岸防御的战役准备

第一项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决心

一、海岸防御的战役企图；

二、海岸防御战役决心内，应确定的事项。

第二项集团海岸防御的战斗编成

一、集团军海防的战斗编成的根据和需要；

二、集团军海岸防御的战斗编成内，可能有的兵力和兵器；

——集团军建制的兵力和兵器；

——加强的兵力和兵器；

——在海岸防御战役中可能有集团军指挥的兵力和兵器；

——支援的航空兵和海军舰队的兵力；

三、研究战斗编成的意义

第三项集团军海岸防御的战役布势

一、集团军第一梯队（任务、兵力、防守港湾的部署、防守半岛的部署）；

二、集团军第二梯队（任务、部署）；

三、集团军的炮兵群；

四、集团军的高射炮兵群；

五、集团军防坦克地域；

六、集团军的诸预备队及快速的障碍物设置对。

第四项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工程保障

一、海岸防御工程保障所包括的事项；

二、各种地形条件的工事构筑。

第四课时：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实施

第一项抗击敌人登陆是的情况特点

第二项反击准备

一、对象与目的；

二、时机；

三、使用的兵力；

四、实施的程序；

五、目标的分配；

六、持续时间。

第三项抗击敌人陆战队和空降兵的着陆

一、抗击敌人陆战队；

二、消灭敌人空降兵。

第四项反冲击的实施

一、海岸防御中对反冲击的要求；

二、反冲击的时机及反冲击实施的掌握；

三、集团军首长对反冲击的支援和应下达的指示；

四、兵力和兵器的机动；

五、航空兵和海军舰队兵力的行动指挥。

第五项集团军反突击的实施

一、对反突击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

二、反突击的目的；

三、反突击的时机和对象；

四、反突击的方向；

五、反突击部队的战斗队形及任务；

六、反突击的火力准备；

七、反突击部队的展开程式；

八、反突击时航空兵和海军舰队兵力的行动；

九、反突击部队的侧翼保障；

十、反突击的战斗行动。

教员的授课内容中，相当比例是讲解战例。其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苏德战例为主。也讲刚刚停战的抗美援朝的战例

《斯大林格勒会战讲授纲目》（三课时）

第一课时；引言

第一节：苏军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防御（1942年7月17日—11月18日）

第一项1942年夏军事政治概况

第二项1942年夏双方作战计划

一、德国法西斯统帅部的计划及对该计划的批判；

二、苏军统帅部的计划。

第三项防御组织

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防御组织；

二、第62集团军的防御组织；

三、第181师的防御组织。

第四项

一、斯大林格勒接近地的防御战斗（1942年7月17日—9月12日）；

二、斯大林格勒城市的防御战斗（1942年9月13日—11月18日）。

（1）城市防御的组织及苏军最高统帅部1942年10月14日对城市防御的指示；

（2）强击群的编成及其战术。

第五项斯大林格勒防御小结和战役战术结论

第二课时：苏军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反攻（1942年11月19日—1943年2月2日）

第一项最高统帅部提高苏军战斗技能的措施。

第二项反攻开始时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战役战略情况。

第三项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反攻企图和各方面军的任务。

第四项战役的计划和准备。

一、各方面军司令员的决心；

二、反攻开始时双方的兵力对比；

三、战斗训练和侦察组织；

四、反攻准备中的党政工作。

第五项反攻第一阶段的战斗行动

一、西南方面军突击集群的战斗行动；

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突击集群的战斗行动；

三、顿河方面军的战斗行动；

四、反攻第一阶段小结。

第六项反攻第二阶段的战斗行动

一、双方企图；

二、歼灭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多尔麦辛集团军；

三、歼灭科吉尔尼克瓦集团军。

第七项反攻第三阶段的战斗行动

一、战役企图、计划和准备；

二、全歼敌人被围集团军战斗概述；

三、反攻第三阶段小结。

第三课时：苏军军事学术在斯大林格勒反攻中的发展

第一项苏军的战略

第二项苏军的战役法

第三项苏军的战术与各兵种战术

第四项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政治军事意义。

三、学员们的讨论、作业和期末复习

根据教材进度，教员每讲完一个单元，就组织学员们进行两天至三天的讨论，通过全班或分组讨论，加深对授课的理解。这样的讨论可大约每月两次。

在我的学习笔记中，这样记录着第一学年的两次《讨论课计划》。

笔记片段之一：

《在使用原子和化学武器条件下，集团军进攻的组织与实施》

一、课题讨论的目的：联系战役法的基本原则，提高和加强对集团军进攻战役基本问题的体会和理解。

二、课题讨论的时间：独立准备12小时，课题讨论8小时。

三、课题讨论的题目；

1，集团军进攻战役的基本原则

——集团军进攻战役的性质（见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与实施第一项，参考战役法原则第第四节）。

——集团军进攻战役目的和任务（见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与实施第二项，参考战役法原则第五节）。

——集团军进攻战役的规模。（见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与实施第三项，参考战役法原则第四节第二项）。

2，在集团军进攻战役中考虑与下战役决心，及战役计划的拟定

——任何定下有根据的正确的决心（见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与实施第12页倒数第8-3行，参考战役法原则第29页第14-18行）。

——主要突击方向的意义及选择（见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与实施第12页第1-11行，参考战役法原则第29页第19-28行）。

——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的使用原则（见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与实施第15页第10-13行，参考战役法原则第30页第3-24行）。

——战役布势的编成及各部分任务、配置（见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与实施第一节第五项，参考战役法原则第30页第25-28行）。

——计划战役的目的与方法（间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与实施第二节第二项）。

——拟制原子装备、炮火准备、航空火力准备计划的原则。（间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与实施第二节第三项全部）。

3，突破敌人的战术地幅及向战役纵深发展进攻

——突破敌人战术地幅（见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与实施第三节第一项全部）。

——快速集群进入突破口（见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与实施第20页12行-21页11行）。

——集团军第二梯队进入交战（见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与实施第21页12行-22页5行）。

——抗击敌人反突击，及击毁敌人的战役预备队（间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与实施第22页6行-23页12行）。

——攻破敌人纵深及强渡江河。（见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与实施第三节第三项全部）。

4，合围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及战役追击

——合围歼灭敌人（见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与实施第三节第四项全部，参考战役法原则第六节第一项）。

——战役追击（见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与实施第三节第五项全部）。

5，参考资料

——1948年条令第一章全部，207-298条；

——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战役实施的特点第22-41条和教令42-107条；

——在使用化学武器条件下战役实施的教令第39-119条。

笔记片段之二：

《集团军防御战役》

一、科目：集团军防御战役的组织与实施

二、训练目的：加强对理论的理解，并结合实际经验，进一步体会在使用原子武器与化学武器条件下组织与实施集团军防御战役的基本原则。

三、实施方法：先由学员准备，之后在教室内，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

四、讨论的课目与时间分配

1，集团军防御战役的目的及转入防御的条件（90分钟）

2，集团军防御地带的编成和战役布势（100分钟）

——集团军防御地带编成的要求；

——集团军防御地带的编成，各道地带（斜切阵地）的用途，及其位置的选定；

——集团军防御战役布势的要求；

——集团军防御战役布势各部分的组成和使用及配置。

3，任何计划严酷实施反准备（80分钟）

4，任何计划与实施集团军的反突击（100分钟）

5，参考资料：

——集团军防御战役的组织与实施；

——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战役实施的特点和教令；

——在使用化学武器条件下战役实施的教令。

经过学员们反复地，认真地，热烈地讨论之后，下一步，就是完成教员布置的作业了。作业时间一般是下午，但多数时间在课堂上无法全部完成，只好拿回宿舍，再加夜班了。

我保留至今的是三份《战术考核想定作业试卷》。在我的记忆中，这种《作业试卷》相当于学期中的阶段作业，或阶段性的开卷小考卷。

《作业试卷》通常都是教员出一命题，并给出若干条件，例如假设的敌我态势、敌我兵力于兵种、地形地貌等，学员们按照学习的知识，根据命题的要求命题的要求和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学员本人可自由发挥，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我的三次《作业试卷》的题目分别是：

1955年9月16日20点完成的《第5军战斗命令第13号》；

1955年9月26日23点30分完成的《呈第2集团军司令员第5军战斗报告》；

1955年12月28日21点完成的《步兵第3军作战命令第5号》。

教员对《作业试卷》（见图1）很重视，看的很仔细，不仅有总的评语，而且每一段落都有评语。判分也很严格，俄三次《作业试卷》的总评分都是刚刚“及格”。

教员给我12月18日作业的评语是：

总的评判及格

1、主突方向基本正确；

2、战斗队行能保障决心；

3、兵力区分基本正确；

4、任务给予正确；

5、战斗命令一般的合格式；

6、工作准备的正确、明显。

1956年5月，战役系经过一年的军事专业学习，进入期末考试前的总复习。5月20日，系下发了复习大纲。（见图2）

第一学年，我们学习的主要课程基本反映在复习大纲的目录上。

《战役系第一学年薛城复习大纲》

目录

战术部分；

第一项：概述

1，现代诸兵种合同作战原则；

2，进攻战斗原则；

3，现代防御原则。

第二项：进攻部分

4，军进攻战斗；

5，步兵军强渡江河进攻；

6，军夜间进攻战斗的特点；

7，军山林地进攻战斗的特点。

第三项：防御部分

8，军防御组织与实施；

9，步兵军城市防御；

10，步兵军山林地防御。

第四项：司令部

11，军进攻战斗的军队指挥；

12，军防御战斗的军队指挥。

兵种部分：

13，装甲坦克机械化兵；

14，炮兵；

15，航空兵；

16，对空防御；

17，工程保障；

18，化学保障；

19，侦察；

20，通讯联系；

21，后勤；

22，外国军队。

通过上面这些教案的介绍，可以看出刘伯承元帅的治学严谨和用心良苦，他不愧为我军现代化教育的开拓者。对于我们这些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学员，只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部队高级指挥员，南京军事学院的学习，可以说是对现代战争理论的启蒙教育，初步对诸兵种合同作战，陆海空立体进攻与防御，原子、化学条件下的生存和战斗，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今后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和针对美蒋军队的作战方针，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十八章在军委训总和总参军训部五年

一、1958年，在批判“教条主义”中渡过

1957年，我在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毕业后，于9月底接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9月27日发出的命令，任命我为军委训练总监部陆军战斗训练部部长。

我回到武汉，稍作家事安排后，即于10月到北京报到。

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成立于1955年，该部下设计划和监察部、陆军战斗训练部、军事院校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军外训练部、军事出版部、军事体育训练局、军训物质保障局、战斗训练杂志社等单位。

最初是刘伯承任部长（因他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一直未到任），后由叶剑英任代理部长。

其他部领导为：张宗逊副部长兼军事院校部部长，萧克副部长兼陆军战斗训练部部长，李达副部长兼计划和监察部部长，彭绍辉副部长兼军事科学和条令部部长，郭天民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部长，周士第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

中央军委明确规定训练总监部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指导和监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训练的统率机关。其职责是组织和计划全部武装力量及诸兵种的战斗训练。

1957年11月，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萧克为该部部长，这样就免除了刘伯承、叶剑英的部长和代理部长的职务。

1958年1月，我到任不久，就参加了训练总监部在广州举办的战术集训，参加集训的有军长、师长、步校校长、训练部长共五百余人，参加集训人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着战士服装，按班、排、连编制，每人一支步枪，完全过战士生活，作战士动作，主要是体验战士和班排的战斗动作配合。集训时间半个月，对大家锻炼不小。

1958年2月，中央军委批复训练总监部党委，同意增补我为训总党委委员。

从3月下旬开始至5月中旬，训练总监部党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二百余人。会议期间，训总领导之间就全军训练方针等问题发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当时主要分歧和争论的焦点是两条（因为这两条与我之前在高级步校期间的教育方针和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学习内容有相当的关系，所以我特别注意争论双方的观点。也记忆深刻）：一是全面向苏军学习问题。萧克、李达认为，苏军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和锻炼，有丰富的现代战争的实战经验，科学技术在武器装备中的应用水平也是很高的，要使我军实现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苏军的宝贵经验仍然是我军学习的重点。这也是中央、中央军委的精神。而张宗逊认为，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不能死记硬背，不能生搬硬套，这是教条主义，要保持我军的传统。二是在什么战争环境下和作战条件下训练部队的问题。萧克、李达认为，未来战争不同以往的常规武器战争，也不同以往我军主要依靠单一步兵的战争。未来战争是常规武器与原子弹及各类化学武器共同使用的战争，是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战争。为了能取得未来战争的主动权，我军应开展以现代战争为背景和条件下的军事训练。张宗逊认为，这是脱离我军实际的教条主义，是唯武器论。总之，以萧克、李达为首的一派意见，主张我军的训练指导思想和方针要以反对经验主义，反对保守思想为纲，而以张宗逊为首的一派意见，则主张我军的训练指导思想和方针要以反对教条主义、反对脱离中国实际为纲。

多数发言人认为，反教条主义的意见，是拒绝军事训练中学习苏军先进经验，是最大的保守思想。当时我也是倾向同意萧克、李达的意见。

可是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支持张宗逊的意见（毛泽东的观点与当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的国际背景有关）。据说毛泽东当时也骂“萧克是个坏人”。这样萧克、李达在会上和会后就以“单纯军事观念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受到了激烈的批判。而张宗逊成了反教条主义的正确代表。

我虽刚到新的工作单位才半年，但也在会议后期做了检讨。

5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有千余人,训练总监部二级部长以上主要干部参加会议。

会议主要内容有两个：

第一是毛泽东提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排除迷信，解放思想”。彭德怀在开幕发言中讲“要严肃批判教条主义，要恢复和保持我军的优良传统”。这与他在1952年12月24日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说的：“这些事实铁一般地证明了苏联军事科学的优越性，军事制度上的完整性和正确性。苏联军队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军队，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对于学习苏联的阻力，彭德怀斥责：“或者赶快赶上来跟大家一起前进，或者就请滚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会议以整风的方式开始批判萧克、李达，同时也批判刘伯承。对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的所谓“教条主义”，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判，把当时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一些工作、认识、方法上的分歧，上纲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学习苏军先进经验的正确思想，说成是“崇洋媚外”，是单纯军事观念、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把训练总监部说成是“教条司令部”，把南京军事学院说成是“教条大本营”。

记得当时，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会议期间给中央军委、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讲了自己对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些意见，实际上是对当时军委工作中的不足提出了批评。这个报告得到了参会各总部、军兵种和各大军区不少领导的赞成。而彭德怀和会议领导小组认为这个报告是坚持了萧（克）、李（达）观点，严厉地批评了他，并责令黄在大会上做检讨。这是会议上影响较大的事情。

这次批判教条主义的会议，不仅是思想意识上的斗争，有的同志还受到了组织处理，严重伤害了许多分管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领导干部。

第二是解决总参谋长粟裕与国防部长彭德怀发生将帅不和的矛盾。据我所知，在3月训练总监部党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发生了重大意见分歧后，粟裕的观点是倾向同意萧克、李达的意见。

会后，粟裕借病休息。不久，黄克诚接任总参谋长。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为贯彻会议精神，训练总监部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对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揭发党委书记萧克及李达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

会议通过了“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问题的决议”，并建议撤消萧克、李达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对于所谓参与萧克反党宗派活动的十二人，也受到不公平的处理。

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带领的工作组一直参加会议，对萧、李的斗争态度坚决。

因为我是支持萧克、李达意见的，所以在会议中只能听取别人批评及检讨自己错误，没有资格批判别人。但对那种无限上纲的批判，内心也存有怀疑，只好一言不发。

我被卷入到这场运动中，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全军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另一重点，是以南京军事学院为代表的军事院校，汉口高级步校也不例外。虽然我早已离开步校，但学校在批判教条主义时，仍以我为重点，抓住我曾提出“全面地、不走样地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为批判重点，说我也积极地执行和贯彻了军事教条主义，并将批判我的材料送到北京，我都看到了。不免思想上有些压力。

9月，总政批复训练总监部党委，同意停止萧克训练总监部党委书记职务，由郭天民代理书记，郭天民、谭希林、孙毅、李作鹏、杨秀山为训总党委常委。

1958年12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发出通知，撤消训练总监部，将所属各部局整编为军事训练部、军校部、军事出版部，并纳入总参谋部建制。

12月18日，训练总监部党委在呈送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训练总监部整编情况的报告中提到，整编后，军事训练部编制为一百四十四人，李作鹏任部长；军校部编制为七十一人，郭天民任部长；军事出版部编制为四十八人，孙毅为部长。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报告。

刚刚到训练总监部工作的第一年，就在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军事教条主义”中度过，而对我这个到京赴任的“新官”，还没有来得及“三把火”，就被“老账”（在高级步校贯彻“教条主义”）、“新账”（在总监部支持萧克、李达的观点）当头一棒，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二、1959年，半年抓训练，半年批“彭、黄”

1959年1月，中央军委批准下发由总参军训部拟制的《1959年陆军训练的指示》，确定了当年全军军事训练的三大基本任务：一是加强干部训练，以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为主；二是全军各军兵种和各级部队，要根据实际编写训练教材，并明确了编写训练教材的指导思想；三是加强部队训练，并对各兵种的训练提出了具体要求。

1月下旬，按照总参谋部指示，军训部组织在厦门召开战备训练现场会，参加会议的有各总部、各兵种的领导；北京、南京、武汉、广州、沈阳、福州等军区；第15、20、24、28、31、40、41、60军及二十八所院校，共三百余人。会议内容主要是观摩第31军在海门岛举行的加强步兵团在海空军协助下渡海登陆作战的实弹战术演习，会议研究了渡海登陆作战和全军的军事训练问题。会议结束时，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作了总结。会议后，全军的训练工作按计划展开。

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按照总政的要求，机关干部重点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要求读《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十大军事原则”，为此军训部组织了三期、每期一个多月的干部集训。

2月份开始，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干部下连当兵的指示，军训部党委决定，分期分批组织部机关的干部下连当兵锻炼。我安排好工作，带头于3月份到舟山一个岸炮团的连队当兵，在一个月的时间中，与战士同吃、同住、同操练、同娱乐，并帮助连队附近的农民群众插秧劳动。四十多岁的人虽然笨手笨脚，行军训练后也腰酸背痛，觉得辛苦，但还是坚持下来了。能每日与战士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互相见面都称我“老李”，心情特别愉快。

下连队当兵回京不久，军训部在杭州召开全军训练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各兵种负责训练的领导和训练部门的领导及担任战备训练的野战军主要领导，共一百余人。会议内容首先观摩南京军区组织的穿山半岛渡海登陆作战实弹演习，而后交流了上半年的训练和编写教材的情况和经验，讨论了下半年诸兵种进行合练问题。我在会上就上半年全军的训练工作和教材编写工作做了小结，并强调下半年的训练重点是在单兵种训练的基础上，加强诸兵种的联合作战训练和演习。

会上还讨论了由总参军训部、总政青年部共同拟制的《步兵一专多能标准》。之后，总参、总政联合颁发了这个《标准》。这个文件对步兵一专多能的统一标准、考核办法、奖励办法、批准权限等作了具体规定。《标准》对鼓励士兵努力钻研军事技术，熟练掌握多种武器装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7月下旬，军委总直机关党委批复总参军训部，同意由李作鹏、刘少卿、韩复东、吴伟、赵凌汗、张文渲、王月德、李玉波、巩树祥九人组成军训部党委，我任书记，刘少卿任副书记。

总的讲，1959年上半年，军训部的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领导班子也很团结，相互支持。

9月下旬，建国十周年大庆即将来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社会主义国家友军体育运动委员会第三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有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共十二个国家的军队体育代表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团长由我担任，并司职会议执行主席。

会议开始由国防部副部长谭政向大会致词，友军体委常委会主席苏军列文科少将致答词。会议听取了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交流了开展军事体育活动的经验。代表们还出席了全国运动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贺龙和谭政接见了各代表团。会议之前，各代表团由我陪同，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参观游览。

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和总政指示，军训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开展以粉碎“彭黄反党集团”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整风运动。

所谓“彭黄反党集团”的来由是：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后开中央全会）。彭德怀在会议期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后称“意见书”），信中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农业生产发展指标过高，发展速度过快，发展比例失调，并由此产生的浮夸虚报、“共产风”、小资狂热性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毛主席对这封信的看法是：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向党进攻，目的是动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锋芒直指中央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猖狂进攻。毛主席还说，他与彭的关系，历史上就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毛主席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为“反党集团”，把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定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庐山会议结束后，军委立即在北京召开会议，面对面的批判彭、黄。部队高级干部千余人参加会议。我因工作关系，断断续续地参加了会议，大致了解了庐山会议发生的情况。

军训部的整风运动首先是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提高对总路线、大跃进的认识，并揭发批判“彭黄集团的罪行”，以后又联系本部的具体情况，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重点清肃右倾错误思想。半天业务工作，半天开会学习，拖拖拉拉，党委扩大会前后开了两三个月才结束。我因参加外事活动和其他工作，没有全部参加。当时我没有什么右倾可言，主要是去年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因此整风的矛头不是对准我。

部党委扩大会开完已近年末，按训练计划，我立即组织军训部和各军兵种及有关部门参加的七个全军军训考核工作组，对九个军区三十二个全训师的军事训练进行年终考核，我带着工作组，跑了一半以上的军区和三分之一以上的全训师实地考核，由于全年训练工作安排早、落实快、抓得紧、训练效果突出，因此，对这些师的训练成绩总评为良好。

此间，军委成立“军委军事训练与学术研究小组”，组长是叶剑英，副组长是粟裕、张宗逊、刘志坚。我是十四名小组成员之一。

12月下旬，召开的全军训练工作会议，由军训部承办了会议组织工作。会议增加了批判“彭黄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内容，会议传达了国防部长林彪提出的四条训练方针，同时交流了各军区全训部队的训练工作经验，讨论了1960年训练纲要，最后叶剑英元帅在会议上做了总结讲话。

三、1960年，向国防部长的两封建议信

由于受国内自然灾害和苏联经济封锁的影响，军费开支也受到一定的控制。这关系到当年全军全训师数量、训练经费和训练弹药基数配备的确定。这个问题在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上进行了研究，并将研究方案报军委和总参。

3月上旬，总参批准下发了军训部拟制的《关于全军训练工作物质保证工作规定》，《规定》明确海、空军战斗训练经费和通用弹药器材，由海、空军司令部向总参军训部提出年度申请计划，报经总参批准后，由海、空军司令部具体掌管。陆军各兵种战斗训练的经费、弹药、器材等，由总参军训部和各级合成军队训练部门统一掌握，按照兵种技术专业分工管理的原则进行管理。

到总监部和军训部工作已是第三个年头了，我对全军，特别是陆军的军事训练工作的思路方案、经费分配、组织安排、协调检查、考核总结等已比较熟悉，并对训练中的不足也十分了解。

为了使全军在和平时期的训练更接近实战的要求，我结合全军的训练情况，两次向国防部长林彪写信请示，提出全军训练方面的建议。

第一次是4月13日，我向国防部长林彪写信（这是我建国后第一次向林彪直接请示）建议：“每年度每个军争取一个师进行全训合练，三年内使每个师能轮流进行一次师的全训合练。”

4月23日，林办电话传达说“林彪同志同意李作鹏的意见”。

第二次是4月21日。当时林彪对我军训练方针提出四条指示：1，全军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２，继续总结人民解放军的战斗经验，编出自己的条令；３，研究原子弹等条件下的作战与训练；４，限于军以上的干部选学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军事理论和批判地选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

在听取林彪的四条指示后，我又向国防部长林彪写信，建议对林彪提出的四条训练方针稍作修改。

我建议对四条训练方针的“第四条”稍作改动，即不要“限于军以上”，改为“主要是军以上”或“有自学能力的干部应读一部分马恩列斯的军事理论，军以上干部还应批判地选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因为有“限于军以上”几个字似乎对发挥全军干部学习马恩列斯军事理论的积极性容易产生误解。

4月25日，林彪批示：同意李作鹏的意见。

两次向林彪的书面请示，均得到林彪的重视及肯定，我自然十分高兴。

5月初，总参批准下达了由我部拟制的《1960年军事训练指示》的文件，《指示》中把林彪提出的四条训练方针作为1960年的全军训练的总方针。其中第四条根据林彪批准我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即：有自学能力的干部应选读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军事著作，军以上干部还应批判地选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同时《指示》还明确了1960年军事训练任务，一是继续深入地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二是进一步加强各军区、各军兵种的战役战斗训练；三是培养部队优良的作风；四是积极帮助民兵进行训练；五是贯彻试行新条令，进一步修改新编制的训练教材。

为贯彻落实林彪提出的训练方针，军训部立即组织了三个工作组，于7月开始，分别对沈阳军区16军、46军，南京军区27军、60军和广州军区42军、47军的训练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结果，各军、师落实执行训练指示的情况比较理想，不论在干部训练、部队基础训练，还是在培养“三八”作风1【注1“三八”作风：指解放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优良作风。毛泽东把它概括为三句话八个字。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方面，均取得一定成绩。存在问题是干部工作与学习和部队生产与训练的矛盾突出，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同时学习与训练中的弄虚作假时有发生，训练成绩不够扎实等等。我部将检查结果的优点与不足和改进训练的建议及时报告总参，并举一反三地通报全军训练部队。

在场地建设上，由军训部向总参写报告，利用原坦克学校射击场，改建成立长辛店射击场，解决了驻京部队轻武器射击集训、射击比赛和专业射击队训练困难问题。

当年，有力促进、提高和检验部队军事训练成果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组织全军各种军事科目的比武，这种比武既能促进军事训练，又能考核训练成果，还能提高战士对苦练基本功的兴趣。

9月1日，经军委和总参批准，由我部和总政宣传部联合主办，在北京举行全军步兵武器射击竞赛大会，这个射击竞赛大会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比赛，而是对近几年全军训练成果的检阅，是对一兵多能和新武器装备使用与保养的检查。各军区都十分重视这次射击竞赛，选派最优秀的基层干部和战士参赛，使用最新装备的步兵武器。

参加竞赛的有十四个代表团的四百余名射手。

总参张宗逊副总长、总政甘泗淇副主任及总部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开幕式。

我代表总参和军训部在大会上致开幕词：这次射击比赛的目的，是为了检查部队射击训练的效果，总结交流射击训练和射击技术的经验，进一步推动全军步兵武器射击训练。我们的射击训练贯彻了从实战需要出发，坚持在复杂条件下训练部队的指导思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一专多能”和特等射手的群众运动，出现了持续跃进的局面。林彪元帅再三指示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技术训练，一定要把部队技术训练搞好，特别是射击训练。我们应当坚决响应这个号召，并以积极的实际行动贯彻执行。

甘泗淇副主任讲话指出：部队训练必须重视培养优良作风——“三八”作风。林彪元帅给我们的指示是：业务重要，作风更重要。作风好，仗就打的好；作风不好，仗就打不好。这是历史经验。

张宗逊副总长指示：我们一定要狠抓射击，认真贯彻执行林彪元帅加强射击训练的指示。射击是专，作风是红。又红又专，我们就能消灭一切敌人。1【注1《解放军报》1960年9月2日】

经过七天的激烈竞赛，广州军区代表队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团体总分前六名依次为广州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沈阳军区和南京军区。

9月10日，竞赛大会闭幕。张宗逊副总长在闭幕式上讲话指出：这次大会的经验再次证明了射击训练一定要政治挂帅，一定要发扬“三八”作风。在部队训练中，如果政治没挂帅，成绩就会不巩固，不扎实，就会防碍团结，就会在战斗中造成不良后果。

我致大会闭幕词。我在发言中指出：经验告诉我们，要搞好射击训练，第一，必须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林彪元帅说政治思想工作是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重要因素，这是铁的真理。第二，一定要按照实战要求，严格训练部队。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复杂战斗情况地考验。第三，今后的射击训练，一定要坚决贯彻少而精的原则。第四，必须切实搞好基础训练。第五，一定要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2【注2《解放军报》1960年9月11日】

林彪对竞赛大会的召开很重视，也很满意，并为大会题词：“一定要把射击训练搞好”。

军训部成功地主办了这次全军竞赛大会，不仅军委和总参的领导满意，而且有力地促进了部队训练再上一个新台阶，我也为工作取得成果而感到高兴。

在这一年中，我部还分批分期的与各军区、各军兵种联合组织以师为单位召开的军事项目运动会。全年共有一百一十一个师召开了军体运动会，竞赛内容主要是射击、刺杀、通过障碍、快速行军等等，空军和海军也根据训练特点，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比武竞赛。既推动了部队训练，又活跃了部队生活，同时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全军的军事训练热火朝天的开展起来。

同年，军委决定筹建解放军体育学院，总人数编制二千四百人左右，以原广州军事体育学校校址为基础进行扩建，此筹建工作由我部负责并提出扩建计划，并争取当年把学院办起来。经过各方努力，11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正式成立。

10月初，总参颁布了军训部编制。根据该编制，军训部设办公室、组织计划处、干部训练处、会同战术训练处、步兵技术训练处、军事体育训练处、海空军训练处、物资计划处、经验研究处、军教影片科，杂志社及政治协理员，共九个处，及一室、一科、一社，定编一百八十八人。军训部领导机关的逐步健全，使我部领导主抓军事训练工作更加得心应手。

从10月下旬开始，军训部机关学习和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关于正确处理政治工作领域中四个关系问题》的讲话精神，以整风方式对照检查党委和部首长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当时我承认，这几年中，我抓军事训练比较多，而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还认识不够，重视不够。

四、1961—1962年，改革训练，贯彻“少而精”

1961年1月下旬，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由叶剑英主持的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与会人员首先学习国防部长林彪《关于我军训练条件重大变化的指示》。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均在会议上讲了话。

会议根据“少而精”的训练方针，着重讨论了全面改革训练的措施。会后，军委下发了《军委训练会议纪要》。

《纪要》强调1961年要全面改革训练工作，军事训练主要是贯彻“少而精”的方针。规定师以上干部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时间，团以下干部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毛泽东著作，战士训练以技术为主，战术训练重点是搞好连以下基础训练。总参还下发了由我部根据军委训练会议精神拟制的《安排1961年军事训练》的通知。

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之后，我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战术训练业务会议，参加会议有各军区、各军兵种的战术训练业务干部，着重讨论如何在战术训练中贯彻“少而精”的方针，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加强基础训练与提高战术合练质量等问题。

从3月开始，我部先后派出工作组，分别到沈阳军区67师201团、南京军区58师172团、兰州军区55师163团，解剖“麻雀”，调查研究，重点了解“少而精”训练方针的落实情况。并将调查情况及我部建议报总参领导。

根据《军委训练会议纪要》精神，我部还着手编印了《林彪元帅军事论文集》，并于4月发至全军团以上干部，此书是经部党委同意并报总参领导批准的，经过我亲自审查定稿的。下发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配合部队更好的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林彪知道此事后，曾对我说：“现在主要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不要编印我的东西。”我认为林彪的军事文章是他将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作战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为主，同时学习林彪的军事著作，并不矛盾。因此总参批准下达了由军训部拟制的《关于学习林彪元帅的军事著作问题》的通知，明确今后各部队学习林彪军事著作，均以此书为准。

7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训练和学术研究委员会（简称军委训研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粟裕、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任副主任、我任秘书长。军委训研委员会的职责是负责统一管理指导全军部队、院校的军事训练、军事学术研究和条令条例的审查验收等工作。训研委员会的前身是1959年11月成立的军委军事训练与学术研究小组，当时，叶剑英为组长，粟裕、张宗逊、刘志坚为副组长，我和宋时轮、李聚奎、郭天民、陈伯钧、周希汉、曹里怀等人为组员。但小组的作用不大，开过一两次会，没有进行什么具体工作。现在是进行改组，并规定了具体的职责。

为加强我军多兵种协同作战，我部于8月在北京举办兵种知识集训，主要学习和介绍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防化兵、铁道兵等兵种的建设情况、作战及战术运用原则、发展方向等。为了加强对集训的领导，成立以张宗逊为首的集训委员会，我为秘书长，军训部副部长曹诚为副秘书长。军训部会同各兵种有关部门承办集训的组织工作。集训分两期，每期时间半个月，第一期为各军区军以上领导和军事院校的领导，第二期为院校的训练科研干部。

1961年12月23日，为来年打好训练工作基础，总参下发了由军训部拟定的《1962年军事训练工作指示》，要求部队以“四好”为纲，切实搞好军事训练。战备值班部队必须全训，一般部队进行半训，生产和施工部队训练不少于两个月，守岛和边防部队训练应根据所担负的任务，提出不同的要求。要求部队在随时保持战备的前提下，积极参加农副业生产，正确解决训练与生产的关系。

1962年1月，根据军委直属机关党委《关于开展四好运动的指示》，军训部所属处科室和基层单位，积极开展“四好”运动，要求各单位全年工作争取做到“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生活管理好”。

我到军训部后，组织新编写的条令条例和训练教程教材几经修改已日臻完善。贯彻条令和训练教材成为当年工作重点。

1962年1月初，中央军委批准下发由我部参与拟制的《军委关于颁发和验收条令、教令、教程、教材的几项规定》，确定上半年验收合成军队战斗条令，下半年验收军兵种战斗条令。凡属诸军兵种会同战斗条令和全军共同条令教程教范，均由军委训研委员会验收，经军委审批颁发。凡属军兵种专业战斗条令和专业战术、技术教范等，专业由军兵种党委负责验收，以军兵种名义颁发……。

同时，我们仍然坚持把军事训练的重点放在基层、落实在士兵的原则。当时，总参、总政颁发由我部和总政青年部制定的《神枪手、神炮手和技术能手基本标准》，以此作为全军开展“三手”活动的基本依据，同时利用军报开展广泛的宣传和动员。各部队以争当“三手”为目标的练兵活动十分火热。

当年6月，随着战备形势的变化，全军的训练也发生重大的变化。根据军委和总参的紧急指示，我部会同有关部门拟制了《关于当前战备训练工作指示》，此指示是针对东南沿海战备形势日趋严重，台湾蒋军不断叫喊反攻大陆，不断组织有针对性大规模军事演习，不断有敌机敌舰侵犯我领空领海和多股匪特袭击骚扰我东南沿海地区而发的，《指示》要求凡有战备任务的部队，应迅速改变原定年度训练计划，立即转入战前的战备训练，根据预定作战方案，针对蒋军的作战特点，进行战备训练。

随着形势的发展，总参随即下发了由军训部拟定的《关于战备训练的补充指示》，具体要求部队有针对性训练应强调的五个方面：1、根据任务不同进行干部训练，守备部队应反复演练防御动作，机动部队应以组织机动和进攻战斗为重点；2、加强部队基础训练；3、搞好战备行军训练；4、加强部队行政管理教育；5注意节约弹药。

根据新的战备形势，我部向中央军委呈报《关于部队训练和执行其他任务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近年来，执行全训任务的部队逐年减少，而执行其他任务的部队逐年增加。陆军全训师1957年为全部陆军师的72％，逐年下降，至1961年为20％。《报告》建议全军应安排40个陆军战备值班师，进行全训。非值班部队应保证三年中有一年进行全训，生产施工部队要坚持天天练、经常练。中央军委根据我部的建议，向毛主席及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之后，中共中央批准安排40个陆军师为战备值班师，并从1963年起，进行全训。

此后，我调离了总参军训部到海军工作。军训部由副总长张宗逊兼任，并将军校部、出版局与军训部合并。

我担任总参军训部部长五年的时间，忙忙碌碌，未敢偷闲地做了大量的日常工作。刚到军训部不久就“出师不利”，受到反教条主义的打击，结果不得不小心谨慎，不敢大胆工作，部队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也不敢提了。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后，提倡以我为主，政治思想挂帅，全军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而对于同时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经验，特别是学习苏军的先进军事经验，我仍顾虑重重。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也不是完全理解的，唯一办法就是紧跟上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1962年初，在参加中央七千人大会听取刘少奇、林彪、毛泽东三人讲话之后不久，我就带工作组到东北辽东半岛，巡察部队新年度训练准备与开始情况。

第七篇文革前期之我见

第二十九章调入海军

一、参加军委检查团

1962年初，在参加中央七千人大会听取刘少奇、林彪、毛泽东三人讲话之后不久，我就带工作组到东北辽东半岛，巡察部队新年度训练准备与开始情况。

3月下旬，我正在旅顺海军基地检查工作时，忽然接到北京的电话，要求我立即返京，准备参加军委检查团，检查海军东海舰队工作。

回到北京后，稍事组织准备，3月底即随杨成武（军委检查团团长）、刘志坚（军委检查团副团长）等出发。

当时，林彪为什么同意派军委检查团，检查海军东海舰队的工作呢?这是因为海军东海舰队在两年多的时间内连续发生严重的政治事件和训练事故，其中最严重的是两件：一是发生飞机叛逃台湾的政治事件。1962年3月，海航6师16团飞行员刘承司从宁波路桥机场驾机叛逃台湾成功，在国内外、军内外造成极坏的影响。而这次驾机叛逃台湾事件，又是近两年多的时间中的第二次。上一次发生在1960年1月，海航2师5团飞行员杨德才也是从宁波路桥机场驾机逃往台湾，后在台湾宜兰坠机。二是1959年12月一艘苏式418号潜艇在舟山群岛附近训练中，与参加训练的护卫舰相撞沉没。艇长以下近四十名艇员，除一人生还外，其他全部牺牲。这是我海军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训练事故(当时全军还没有在训练中一次死亡几十人的现象发生)。林彪看到海军的此种现象，心里当然着急。

我在军训部工作期间，也多次随总参领导到部队检查训练工作，但参加检查严重的政治事件和重大的训练事故的调查还是第一次。在我的记忆中，以军委名义派出的专门检查政治事件和训练事故的检查团，在全军也是第一次。

军委检查团先到上海，再到舟山，后到宁波。先后检查了东海舰队舰艇、航空兵、驻岛部队等二十多个单位，听取了舰队、基地、东航等军、师以上单位领导的情况汇报，实际调查发生事故的原因及处理结果。检查团还召开了几十次座谈会，有师团干部参加的座谈会，有专门飞行员参加的座谈会，还有基层干部、战士参加的座谈会。当时发现的大大小小问题真是不少，除驾机投敌和潜艇沉没外，还有刘承司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路桥机场又发生防化参谋唐彦优枪杀地方干部，串联多名复员战士携械投敌和护卫舰6支队在舟山盲目射击等四项重大事件。

我军飞行员的选拔，从入伍到航校学习再分配到作战部队，是经过了层层政治审查、技术考核、身体检查，选拔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为什么会出现驾机投敌事件呢？在检查中，我们发现重要原因之一是部队对飞行员的政治教育不强，生活管理松懈，少数飞行员长期偷听敌台的情况未被发现。当时台湾无线电台对我大陆沿海部队有专门的策反节目，一天要重复播出数次，对我大陆沿海各机场、码头到台湾岛各机场、码头的距离、航向、时间、航线气象、识别方式、奖金等都介绍的非常详细。刘承司、杨德才之所以能从我军的优秀飞行员蜕变成驾机投敌的蜕化变质分子与长期偷听敌台，思想发生变化，革命意志动摇有直接关系。检查团也发现，偷听敌台现象也同样发生在远离陆地的岛屿部队中。

在同样的条件下，当时空军部队在东南沿海各省有十几个军用机场，几百架作战值班飞机，却没有发生一起驾机投敌的政治事件。而东海舰队在同一地域，在不长的时间内连续两次发生驾机投敌事件，检查团认为，问题虽然出在下面，但各级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驾机和携械投敌”这样严重的政治事件不断发生，恰恰说明在基层部队，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够，政治思想工作和政治思想教育薄弱，从而使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有机可乘，侵袭了少数指战员们的思想。是没有把“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真正摆在第一的后果。

检查中还发现，各级党委内部不团结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少基层党支部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有些海岛哨所，班无党员，排无党小组，政治思想工作实际上是瘫痪了。有的舰艇在战备值班期间，舰（艇）长带头违反纪律清客喝酒，有的单位个别干部管理教育不当，连续发生战士自杀，或报复干部的他杀现象。还有的基层单位政治思想工作放松，军事训练稀稀拉拉，纪律松懈，甚至少数干部生活作风糜烂，成为当时被称之为“烂掉了的单位”。

经过二十多天的工作，检查团认为所发生的各种严重问题并非偶然现象。回到北京，检查团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海军工作情况的汇报材料》。《汇报材料》共分三大部分，大意为：

第一部分谈到了海军建设的工作成绩。指出，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海军党委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战略方针，我人民海军已经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能抵御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有战斗力的海上武装力量，结束了我有海无防的历史。成绩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

第二部分谈到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教育工作不突出、不落实、不扎实，领导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基层管理工作薄弱。突出表现在：“问题成堆，基层薄弱，关系紧张，风气不好”。部队的训练工作在反教条后也有很大削弱等等。根本的原因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是“四个第一”没有摆在第一，犯了方向性的工作错误。

第三部分是检查团提出的加强和改进海军工作的六条建议。

4月下旬，军委检查团对海军的检查情况和《汇报材料》由杨成武向林彪及军委领导汇报，林彪听完汇报后又指示杨成武亲自向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汇报。

4月28日，在广州军委召开的编制装备会议上，林彪十分生气地批评海军“把四个第一变成了四个第二，没有把政治工作摆在首要地位”；“放着大路不走走小路，已找到了好药方子不用，又去乱找药方子”；“不是紧张地做工作，而是松松垮垮，是懒婆娘管家，管得稀稀拉拉，乱七八糟”。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林彪对海军的“三条指示”。

二、由陆军调到海军

军委检查团完成工作回京后，大约是5月中旬，林彪找我谈话：“军委已决定调你到海军担任常务副司令员。原决定调李天佑去，萧劲光不同意，他指名要求调你去。”当时林彪指示：“根据海军当前情况，第一位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第二位才是加强军事工作。并争取以政治思想工作为重点，扭转海军的被动局面，争取海军工作同全军工作并肩前进。”

当时我请示林彪：“常务副司令员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他说：“在司令员的意图下处理全盘日常工作。如果司令员因病或不在家时，则代替司令员先处理问题，然后再报告。”

几天后，罗荣桓元帅找我谈话，他的谈话主要是批评海军领导干部不团结，勾心斗角，先是整罗舜初，把他搞走了，以后又整王宏坤，又想把他赶走。他们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蹲在北京很少下部队，下基层，连续发生那么多严重问题也不着急。指示我到海军工作后应多到下面去,帮助基层干部解决问题，把基层工作搞好等等。

之后，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又找我谈话，他说的大意是：萧劲光已经了六十多岁了，身体很不好，脑血管末稍破裂，经常头昏，你去海军是干实际工作的。海军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主要是领导班子问题,另外是放松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军委调你和张秀川两人去海军，主要是加强海军的领导班子和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经过几位军委、总政领导人的谈话，又结合在军委检查团中的所见所闻，我深深觉得海军当前是个问题成堆的单位，是个老大难单位。

林彪决定调我到海军工作，我既感到突然，也对是否能把工作做好心中无底。原因有两点：一是我没有搞过海军，不但没有海军工作经验，连建设海军、指挥海上作战的常识也可说是白纸一张，打海南岛的渡海作战与建设现代化的海军不可同日而语；二是当时我已听到反映，海军党委领导间对军委检查团的检查结果和向军委报告的《汇报材料》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扭转海军的被动局面”困难很大，结果如何，很难预料。虽然我当时感到有很大压力，但军委对我寄予很大希望，我深知任务非常艰巨，我决心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好工作。

1962年6月，根据国防部命令，任命我为海军副司令员，张秀川为海军政治部主任。

1962年7月初，我到海军报到上任。当时海军党委在海军大院礼堂召开欢迎大会，由萧劲光致欢迎词，内容非常简单，但颇为热情。他宣布军委对我和张秀川任命之后，只讲了三句话：“第一是欢迎，第二是欢迎，第三是热烈欢迎”。我也讲了几句谦虚客套话，没有什么动人言辞。最后由海政歌舞团演出歌舞剧《小刀会》。

欢迎会隔日，萧劲光设家宴，请我及我的夫人吃饭。在饭前闲谈中萧劲光说：“我非常欢迎你来海军工作，是我亲自向林总建议调你来的。1950年海军开始建立时，我就向林总建议调你到海军工作，未获同意。今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编制装备会议的时候，我再次向林总建议才获林总的同意。”

我说：“担子太重，可能挑不起来，会使你失望的。”

萧说：“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就对你有较深的了解，我相信你能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吃饭时还顺便谈到海军工作中的若干问题。萧劲光对我说：“海军党委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认真学习林总的‘三条指示’和落实军委检查团提出的加强和改进海军工作的六条建议。”

我同意萧的意见，因为这是我初到海军的工作重点。

到海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海军党委常委“通气”会议。这次常委会议，有海军原来的十一位常委，加上我和张秀川两人。

首先由萧劲光传达了军委检查团对海军工作检查的意见，然后各委员联系实际，对海军工作和领导发表意见。由过去到现在，由领导到基层，由个人到组织，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议开了一个多星期，发扬了民主，但对会议引导不够，没有集中到几个主要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例如：对海军目前的工作应如何估计和评价，成绩和优点是什么？缺点和错误是什么？经验和教训是什么？今后海军工作方针任务是什么？应采取主要措施是什么？对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一致的结论。似乎有点互相通气交换意见、议而不决的状态。虽然如此，但对我了解常委情况、海军情况很有帮助。

不过有一条是大家一致同意、一致拥护的，就是军委检查团提出的今后海军工作应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重点，贯彻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提出的一系列建军方针、政策和任务。

最后常委分工，确定张秀川协助苏振华、杜义德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组织领导对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方针任务的贯彻执行。确定我协助萧劲光工作并主管海防作战和海防工程建设。

1962年8月底至10月初，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办公厅和总政派出检查团，对海军驻京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检查。主要是检查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机关体制、干部住房等问题。最后总政检查团的结论意见是：机构庞大，管理混乱，政治工作软弱无力，违纪违法事件严重，干部住房紧张，大院内风气不好等等，检查情况上报了军委。

1962年12月5日，海军召开师以上党委书记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军委检查团《关于海军工作情况的汇报材料》，重点检查了海军党委对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和今年4月28日林彪对海军的“三条指示”的贯彻执行情况。

萧劲光、苏振华、王宏坤、周希汉、张秀川等常委先后发了言。

我的发言，是根据军委检查团对东海舰队种种严重政治事件和重大训练事故等事例说明展开的。我最后说：“林副主席提出‘四个第一’已经两年多了，别的单位都雷厉风行的贯彻了，并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海军的情况表明，在军委检查团检查工作之前还没有把位置摆对。造成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结果是问题成堆，基层薄弱，关系紧张，风气不好。有些工作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开倒车。”我又说：“1963年海军的工作，第一位是政治思想工作，这是海军当前工作的薄弱环节，是搞好海军工作的关键，要用最大努力把它突上去，加强起来。”

会议在讨论林彪的“三条指示”时，不少代表提出确实存在林彪批评的“大路不走走小路”“找到了好药方子不用，又去乱找药方子”的偏向。如军委提出“四好为纲”，海军则提出“以四好为纲，以军训为重点”，又如军委提出“立足于准备大打，同时照顾小打”的作战方针，海军则提出：“首先抓好应付当前斗争，准备小打，应付大打”。1960年林彪提出“四个第一”，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海军一直在强调“人与技术的矛盾是海军建设最基本的矛盾”。

有些代表还提出海军党委内部长期不团结的问题，认为海军的班子不算弱，由于不团结，力量相互抵消了。

会议期间，军委在京常委贺帅、罗帅多次与海军主要领导同志谈话。罗总长在军委办公会议上，专门召集海军常委们座谈，指出海军问题的严重性，提出海军建设的方针。

1963年1月15日，罗瑞卿总长到会并做了重要讲话。罗总长在讲话中肯定了军委检查团向军委的《汇报材料》，严肃批评了海军不突出政治、不突出“四个第一”、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领导不团结等错误，并指出这是海军连续发生政治事件和训练事故的根源。他指出：“海军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正确认识错误的问题，是端正海军今后工作方向的问题。”罗总长还说：“当前建设一支精干的、有战斗力的海军是海军建设的方针。”罗瑞卿总长的讲话，对落实“四个第一”，端正海军工作方向非常重要。

罗总长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的海军党委常委会上曾说：“鉴于萧劲光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日常工作，海军主要工作的安排应为：李作鹏和张秀川挡在第一线，苏振华、王宏坤挡在第二线，萧劲光挡第三线，有了三道防线，海军的工作就能搞好。”

1月17日，党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林彪同志的三条指示，加强海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这次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前后开了四十余天，一百多人参加会议。在会议上，各级党委领导认清了海军的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端正了下一步海军的工作方向，对扭转海军当时的被动局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与会同志反映，这是海军建立以来，开得最好的一次会议。

会议结束后不久，军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毛主席的《军委关于海军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十多年来，海军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建成一支初具规模的海上战斗力量。总的看来，海军工作的成绩还是主要的。”“可是，海军在进行肃清彭、黄影响的同时，却没有正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尤其是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所以工作转变不快，进步不大，海军政治思想工作上的薄弱情况，已经严重地妨碍了海军战斗力的巩固和提高，影响了海军的建设。”“军委、首先是林彪同志，对海军存在的问题早有察觉，在1960年，林彪同志就曾恳切地指出过，海军问题不是人和技术的矛盾，根本问题是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报告》中说：“根据林彪同志的意见，军委于1962年3月下旬派出了由杨成武、刘志坚同志率领的军委检查团，到发生问题较多的东海舰队，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检查。经过检查，发现海军政治思想工作极为薄弱，军委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许多重要指示，在海军没有落实。”在这份报告中再一次肯定了军委检查团的《汇报材料》。

《报告》指出：“海军问题最本质的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四个第一没有真正摆在第一，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某些单位则极为薄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部队问题成堆，政治事故严重，驾机投敌事件接连发生。（二）基层工作异常薄弱。（三）关系紧张。（四）风气不好。”

报告中点名批评了海军的主要领导：“萧劲光同志作为党委第一书记，官僚主义和家长作风都相当厉害。第二书记苏振华同志，坚持原则不够，没有把主要精力去抓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在思想政治领导上起到应有作用”。看的出，对海军萧、苏的批评是有侧重地。

《报告》最后指出：“海军问题的性质，总的看来，还是工作方向上的问题，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上的问题，是执行工作中的问题。”

5月初，毛主席在军委的报告上批示：“关于海军的报告已经看过，认为很好，照此执行，每年检查一次执行情况。希望海军各级党委同志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同其他军种一样，把海军工作做好。有错误并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了。”

1963年，在各级党委的共同努力下，海军的工作有了可喜的变化。6月，东海舰队派出的海上编队，顺利完成了调查“跃进”号远洋货轮沉没原因的任务，得到周总理的表扬。10月，海军党委召开二届三次全会，会议肯定了八个月来，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部队工作有了新的气象，工作方向得到端正。

当时军委领导对海军的可喜变化给予了充分肯定。贺龙元帅、罗瑞卿总长多次在军委办公会等不同场合表扬海军的工作“有很大的起色”，部队的精神面貌“有很大的变化”，“贯彻落实‘四个第一’后，各方面工作也搞上去了”等等。我到医院去看望罗荣桓元帅，他拉着我的手说：“海军工作有起色，上上下下都高兴，要多到基层去，把政治工作落实到基层。”叶帅也多次当面表扬我：“到海军后工作有成绩，海军有了不小的变化，扭转了被动局面，要继续把海军的工作做好。”有一次，我到叶帅家汇报工作后，叶帅笑着拿出两只山鸡对我说：“这是我打猎打的山鸡，你拿去吃吧，犒劳犒劳你。”我当面道谢。我知道，海军的变化，使老帅们都非常高兴。

从1962年4月到1963年底，这是海军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系列对海军有重要影响的事情：这其中有军委检查团、总政检查团对海军工作的检查并给军委的报告；有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和海军党委二届三次全会；有军委向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海军情况的报告；有林彪关于海军问题的“三条指示”，也有毛主席对海军的重要批示和罗瑞卿总长对海军工作的指示。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端正海军的工作方向，扭转海军的被动局面，“同其他军种一样，把海军工作做好。”

当时，海军各级党委和部队精神面貌的可喜变化，也为日后在海空对美蒋作战中，取得连战连捷的巨大胜利打下了思想基础。

“文革”结束后，我看了一些了解当时情况的海军党委常委老同志的回忆录，对这段海军的重要历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不顾历史真相地说“在林彪的指使下，李作鹏被派到海军夺权”。这是实事求是吗？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吗？还是让史学家和读者评说去吧！

三、海空战大捷，全歼入侵之敌

1962年6月下旬，新华社发布消息，指出蒋匪帮在美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下，从年初起，就疯狂策划窜犯大陆，并指出全国人民必须做好准备，彻底消灭来犯的敌人。这一情况，我在总参军训部工作时已了解的比较详尽，并布置全军开展战备训练。

台湾蒋帮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大陆经过三年天灾人祸之后，人心浮动，政权动摇，中苏关系恶化，是反攻大陆的好机会，因此公开大喊大叫要“反攻大陆”。

当时我们分析，蒋帮力量有限，美国也还不敢直接参加作战，因此敌人只能是以政治攻势为主，虚张声势。但军事上可能有三种窜扰形式相配合：第一是小股匪特窜扰；第二是一个团以上兵力的窜扰；第三是一个师以上兵力的窜扰。

为了粉碎敌人窜扰企图，我们做好了各种情况下的作战准备，决心来多少歼灭多少，小股来歼灭小股，大股来歼灭大股，来的愈多愈好，送货上门，求之不得。

海军部队是首当其冲的战斗在第一线，也正是提高我指挥海军作战的良好机会。实战锻炼比和平时期练兵要优越十倍，因此加强海军战备工作也是我到海军首先碰到的一个边干边学的问题。

我对海军作战毫无经验，日本投降后，组织山东部队渡海去东北，算是我对船和海的初次接触。解放海南岛战役是我第一次组织海上作战，但是，用帆船打敌人军舰，有一定的特殊性。而我在南京军事学院学的东西,仅停留在书本上，没有经过实践考验。

我要求作战部门提供了不少相关的参考书，例如《蒋帮海军手册》，《敌情参考图册》等，仔细阅读。一方面抓紧时间学习海军作战指挥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也熟悉并研究敌情。

当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部队作战准备与训练和战备工程建设两大方面。

首先我领导作战部门研究制定了配合陆、空军粉碎敌人大、中、小窜扰的各种作战方案。然后我多次到海防前线实地视察，调整兵力部署，加强实战训练与演习，赶修战备工程，补充战备物资，进行战备动员等工作。

作战方案确定后，重要的是加强有针对性的实战训练与演习。

为了加强东南沿海的海空防务，打击蒋敌空中骚扰和侦察，同时又根据敌空军的装备不断更新，手段不断变化的特点，我海军航空兵对歼击机2师、4师和6师在山东流亭机场、浙江路桥机场和宁波机场的部署进行了重新调整。针对敌机窜犯的战术特点，从难从严地组织了各种技战术科目的演练。

水面舰艇的战备训练主要是各种舰艇的进攻编队训练及舰炮对海对空射击、鱼雷攻击、反潜攻击、扫雷布雷等战术技术训练。

为防止蒋海军在台湾岛附近海域和台湾海峡对我海岸、岛屿及商船、渔船的袭扰，并为我护航舰艇获取相关的海洋资料，1964年10月13日，总参谋部批复同意129潜艇到公海训练。全文如下：“海军司令部：1964年9月29日司潜字26号报告悉。同意129潜艇按第一方案进行公海训练。望细心组织，周密准备，确保安全”。

这次北海舰队129号潜艇的公海训练，针对蒋海军的实战意义十分重大：

其一，是我海军潜艇部队首次离开我领海范围，远航公海训练；

其二，当时装备的国产“03”型潜艇，续航设计时间为三十昼夜，而129号潜艇海上持续活动了四十二天，对战时使用要不要作超三十昼夜准备，平时要不要按三十昼夜或更长一些时间的训练做了肯定的答复；

其三，对艇上人员、机械、通讯、物资消耗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检验；

其四，对我预定阵地海域内，航道上往来的船只，特别是军用船只进行了潜望照相。查明了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国际航道的宽度、深度等水文资料。

该艇的公海训练，不仅为我海军各舰队的舰艇编队，在之后的公海训练和护航、护渔的任务执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收集了大量水文、气象、航道宽度、深度、岛屿地貌、海水温度等海洋资料，填补了我军用海图上的许多空白。

1965年1月18日，在129号潜艇公海训练总结报告上，我的批示是：海军党委、首长对潜艇部队一九六四年的训练是满意的。

经过海军上下齐心协力及各方面的配合协同，到1964年底，在广东、福建、浙江、山东沿海，共消灭蒋军窜扰的武装匪特二十余股，击沉击伤一批特务运输船和登陆小艇。

1964年6月11日夜间，在山东莱阳地区,海军航空兵4师飞行员陈根发驾驶米格-15歼击机，在轰-5石振山机组的配合下，击落入侵蒋匪P2V-7型侦察机一架。这一仗，参战部队克服我机夜航装备和低空性能明显落后敌机的劣势，群策群力，充分发挥“人的因素第一”，不畏困难，发扬我地面雷达引导优势，采用轰炸机在敌机上方空投照明弹，歼击机低空目视攻击的全新战法，取得胜利。同年12月18日，航4师10团副团长王鸿喜驾驶歼-6飞机，在浙江温岭地区上空击落美制蒋军RF-101型侦察机一架，并俘获飞行员谢翔鹤。此时，王鸿喜刚刚改装歼-6飞了几个起落，而对方是获得蒋军四枚勋章的王牌少校。参战部队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1964年下半年，美国侵略越南北方不断升级，战火日益扩大。美舰和美机不断侵犯我领海、领空，我南海的安全遭到威胁。

根据军委指示，我海军作战部队不但要防止蒋匪军在东南沿海的袭扰，也要抗击美舰和美机对我南海领海领空的侵犯。

1965年初，海航第4师进驻海南岛海口机场，并立即进入一级备战。

3月24日下午，美无人驾驶高空电子侦察机—架，窜入我海南岛万宁上空，我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中队长王相一单机起飞拦截，连续开炮，命中美机左翼，美机随后坠海。这是我海军航空兵部队第一次击落美机。

3月31日下午，美无人驾驶高空电子侦察机—架，窜入我海南岛陵水、保亭地区上空，我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副大队长舒积成驾驶歼-6飞机，在地面的正确引导下，一次跃升抵近敌机，仅用二十发炮弹一举击落敌机。战后，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舒积成同志战斗英雄称号。

1965年4月9日，航8师24团谷德合中队驾驶歼-5飞机，在海南岛白沙地区上空，拦截美军四架当时性能最好的F-4B“鬼怪”式飞机。这是我海军航空兵部队在国土上空第一次与美军飞行员交手。交战中，我机机动灵活，敢打敢拼，迫使敌机发射“麻雀”型导弹，击落自己飞机一架，我机全部安全返航。此次战斗充分说明，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是人而不是武器。

8月21日，舒积成再次击落美无人驾驶电子侦察机—架。

不到半年时间，连续打下三架美军装备先进的无人驾驶电子侦察机，沉重打击了美军嚣张的气焰。而我航空兵打得勇敢，打得果断，打得坚决，打得非常漂亮。

1965年5月24日，国防部授予我南海舰队护卫艇41大队3中队先锋1号艇为“海上先锋艇”光荣称号。

8月6日，我南海舰队护卫艇41大队及快艇11支队，在兄弟屿海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海战，经过近四小时激战，一举击沉蒋匪“剑门”、“章江”两舰。这一仗，是一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小艇打大舰，以弱胜强的战斗，是一场英勇顽强的海上近战夜战，更是一场漂亮的海上歼灭战，是海军在近几年来海上作战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战斗结束后，海军发布命令，授予护卫艇41大队611艇“海上英雄艇”称号，授予快艇11支队1中队119艇“英雄快艇”称号。

在这场海上战斗中，护卫艇41大队611艇机电兵麦贤得，在头部负重伤的情况下，坚守战斗岗位三个多小时，体现了我海军战士的大无畏硬骨头精神。战后，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麦贤得战斗英雄称号。

在战后的记功评奖中，由于金刚山观通站掌握敌情准确，报告敌情及时，海军发布命令，给予该站雷达分队记集体一等功。

8月17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八?六”海战有功人员。毛主席称这次海战“打得好！”

我代表海军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汇报的《“八?六”海战的基本经验》（见附录），受到毛主席的好评。毛主席不仅仔细地审阅，还在很多地方划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划了双道。

9月20日，美F一104C型战斗机一架，侵入我海南岛西部地区上空。我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大队长高翔及黄凤生当即起飞战机迎战，一举击落敌机，并生俘美上尉飞行员史密斯。此战中，高翔发扬我军敢于近战，敢于空中“拚刺刀”的精神，抵近敌机到二百九十一米开火，直打到距敌机三十九米才脱离，打得美机凌空爆炸，敌机碎片将我机击伤，可见两机的距离之近。史密斯被俘后说：“这么近的距离开炮，我看也不敢看，想也不敢想”。击落敌机后，高翔又驾驶受伤的飞机安全返航。

这次胜利，粉碎了美军吹嘘的“海上空中优势”。战后，周总理、罗总长接见了参战有功人员。

海航第4师进驻海南岛不到一年的时间，共击落美机四架、击伤一架，是一支政治思想、战斗作风、军事技术都过硬的部队。10月，海军党委决定树立该师为海军标兵单位，号召海军各部队向航4师学习。12月，国防部授予该师10团“海空雄鹰团”称号。

11月14日，我海军福建基地护卫艇第29大队、31大队的高速护卫艇六艘和快艇6支队第31大队的鱼雷艇六艘，于福建祟武以东海面，一举击沉蒋匪“永昌号”护航炮舰和击伤“永泰号”大型猎潜舰，取得海上作战的又一重大胜利。周总理、罗总长接见了张逸民等参战有功人员。不久，国防部授予护卫艇29大队588艇“海上猛虎艇”光荣称号。

1965年是海空对敌作战捷报频传的一年。全年两次海战，四次空战全歼入侵之敌，打了六场漂亮仗。是我海军舰艇部队、航空兵部队成立以来，对敌作战取得最辉煌胜利的一年。这不仅是参战部队的光荣，也是全海军的骄傲。党、政、军、民皆大欢喜。我作为海军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当然更加高兴。

但在实战中，并不是毫无失误的。无论海战、空战，失误和错过战机的情况是有的。例如有一次，敌人两艘中型舰窜到沙埕外海，我几艘护卫艇勇敢迎战，一顿猛打，当即击伤一艘，另一艘见势不妙，掉头逃窜。被击伤那艘敌舰已失去机动能力，漂泊顽抗，我护卫艇因火炮口径小，无法将其击沉。当时东海舰队有一艘大型护卫舰在附近，这条舰装备有大口径火炮，如果及时加入战斗补上几炮，就可以将敌舰击沉。但没有这样行动，结果敌舰经过一段时间抢修，仍然逃走了。至于与入侵敌机的空战，更是几分钟、几秒钟就决定胜负的。我机未能及时起飞，或在空中待机位置不当，都易丧失击落敌机的战机。但打一仗，总结吸收一次经验教训，就可以不断提高部队作战能力，越打越聪明,越打办法越多。

四、“三头”司令

我到海军后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战备工程建设。

海防战备工程的修建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它的内容包括军港码头建设工程，各种舰艇停泊补给工程，飞机一线二线机场建设工程，空防、海防、陆防相结合的海岸防御工程，对海对空雷达工程、通讯网工程，舰艇、飞机维修工程，师以上部队陆上指挥所工程，后勤油料、弹药、物资器材仓库工程，部队营房建设工程等等。

建设这些工程，涉及海防前线战略和战术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既要能够应付当前对敌斗争的需要，又要能够应付今后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既要高度分散，以防原子弹袭击，又要加强机动能力，以保证部队适时集中；既要以基地建设为主，又要建设地下洞库和深水泊位；既要全面规划，又要分先后、有步骤地进行；既要加强主要方向的工程，又不能忽视次要方向的工程；既要有足够的数量，更要有坚固实用的质量；既要研究现实情况的需要，又要考虑财力、物力、人力的可能。我将全部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提高部队战斗力、建设现代化海防工程之中。

为此，我每年中都用相当的时间在沿海各地反复勘察定点，确定规模和要求。在施工现场反复检查工程进度和质量，反复调整财力、物力和人力。到海军的前三年中，我曾两次带领有关人员翻山越岭，乘风破浪，北从鸭绿江口，南到中越边界的防城，沿海岸线和长山列岛、舟山群岛、海南岛等大岛屿进行全面的战备工程视察，每次行程上万里。每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基层、在海岛、在深山、在工地。几年来，码头、机场、岸炮阵地、雷达通讯、洞库等重点海防工程建设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可喜的成果。

当时，陆续开工建设了一批陆上指挥所、长波台、观通站和导航站等工程，其中，长波台建设的深远意义尤为突出。

长波台是使用长波波段发射信号的台站，是岸上指挥所对潜艇和远航舰艇编队实施指挥的重要通信设施。

五十年代，我国政府曾与前苏联政府达成援助建设意向，但赫鲁晓夫却利用此事提出搞“联合舰队”和“共同使用长波台”的无理要求，遭到我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为此，苏联放弃了对我的援助。六十年代初，中央决定，自行研制和建设长波台。这不仅是我海军潜艇和远航舰艇编队能否走向太平洋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政治上独立与国家自强的问题。当时长波台的建设时期，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工程建设困难重重，不仅有种种技术难题，而且施工部队的物质生活也十分艰苦。我多次到施工工地视察，检查工程进度和质量，协调解决问题。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65年8月建成我海军第一座大功率长波台。

当时就有人称我是“不突出政治”的日头、人头、石头的“三头”副司令。什么是日头呢？就是规定施工部队每年施工时间不应少于二百四十天。什么是人头呢？就是规定施工部队必须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员参加施工。什么是石头呢？就是对施工部队的工程进度按定额石方标准检查。工程进度快，工程质量好的施工部队，我就现场表扬，反之我就批评。

这算不算不突出政治呢？当时流行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即为了“突出政治”而“突出政治”，把突出政治与军事训练，战备工程相对立、相割裂。不了解“突出政治”的真正意义，既是为了促进部队思想革命化，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是为了促进部队战斗化，有力地推动部队军事训练和国防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健康的、全面的发展，保证部队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全歼入侵之敌的目的。

第三十章山雨欲来

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并非毫无征兆地突然发动起来，而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先进行舆论动员，思想酝酿，及连续不断地“批这斗那”的局部前哨战斗。浪潮迭起长达数年之久。

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大体上应从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开始，逐渐发展到全国范围，最终演变成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大悲剧。

1962年年初，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七千人大会)发表了重要讲话，论述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强调指出：“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又指出：“有些人挂着共产党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

当时毛主席的讲话是有背景的。在国际上，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路线，苏中两党在国际共运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毛主席说苏共执行了修正主义的路线，在国内，特别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提出对“三面红旗”要“总结经验教训”，认为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不同意见。毛已感到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压力。

1962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毛主席提出了三个问题：一，社会主义国家存不存在阶级；二，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并且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内阶级的存在是长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是长期的，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

接着，在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否则“我们这个国家还有可能走向反面，所以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

已多年不曾强调的阶级斗争问题从此重新强调，并且调子越来越高，调子越来越尖锐，成为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1964年，开始了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农村“四清运动”。1【注1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到1966年5月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运动。】毛主席指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这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又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当社教运动中揭露所谓的“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时，毛主席又兴奋地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1964年，毛主席多次指示：“官僚主义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的对象，是革命对象。”又说：“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1964年夏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要顶住。”又说：“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的中央。”

在全党进行了一年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舆论准备后，毛泽东将“斗争”目标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又有所指地说：“在北京，我的话没人听了，所以才去上海组织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海瑞罢官》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1959年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又说：“中宣部扣压左派文章，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又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委要解散。”

1966年8月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说：“联想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泽东将“斗争”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二、纠正“军事冲击政治”，海军党委意见分歧

1962年下半年至1963年，海军工作根据毛泽东、林彪的指示，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各项任务，经过海军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各项工作发展比较顺利，成绩显著。“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争创“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1【注1“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1960年10月，军委扩大会议决议要求部队开展“五好战士”运动。“五好战士”标准为：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12月30日，中央军委办公厅又传达了林彪对1961年部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个连队争做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的“四好连队”。从此，一个创造“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作为基础建设的内容在全军开展起来。“九•一三事件”后这一运动即告终止。】深入军心。海军党委团结也是好的，全海军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学毛著、学雷锋形成热潮，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出来，整个海军的工作面貌和精神面貌有了新的起色。

1964年1月18日至30日，海军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海军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决议中指出，1963年1月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体现了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和林彪同志“三条指示”的精神，经过一年来的实践证明，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是正确的，今后应继续贯彻执行。

在海军党委三届一次全会上，选举了海军党委常委委员、书记、副书记等。之后经中央批准，萧劲光、苏振华、王宏坤、李作鹏、杜义德、刘道生、赵启民、周希汉、张秀川、张学思十人为常委委员。萧劲光为第一书记，苏振华为第二书记，王宏坤、李作鹏、杜义德、刘道生为副书记。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964年开始的全军大比武，成为党内、军内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全军大比武，是1964年1月下旬由罗瑞卿总参谋长在南京主持召开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2【注2郭兴福：南京军区某部连长。他在步兵单兵和小分队战术训练中，研究摸索出一套教练员战术教学训练时做到“四会”（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并按“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的要求练兵。这套训练方法受到总参和军委领导的重视和赞扬，被誉为“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议提出引起。当时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均有负责干部出席，海军是我和刘道生两人参加。

这次现场会议由南京军区事先准备了战术、技术项目进行表演，并且表演得比较熟练精彩，大家看了都认为好。罗瑞卿总结讲话时，要求全军迅速推广，“掀起军事训练高潮”。回到北京后，我和刘道生整理了汇报提纲，并向海军常委们做了汇报。

我当时认为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是正确的。2月初，海军党委下发指示，号召海军各部队行动起来，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热潮。

从此，海军各单位就开始掀起以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军训高潮”，并从下而上的搞起“比武运动”。6月在舟山，海军召开了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尖子”单位进行了表演，贺龙、叶剑英元帅和罗瑞卿总长到会观看，海军有苏振华和我到会。12月在青岛，海军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比武大会，萧劲光、刘道生到会。这样一来，全军学习、推广郭兴福群众性军事训练教学方法，在一些基层部队，就变成个别单位和少数“尖子”的“大比武”活动（实际上郭兴福教学方法还包括政治思想工作、战斗作风培养、贯彻群众性练兵活动等内容），并由局部的小型比武活动发展到全海军性的大比武。

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目的不是为了比武，军事训练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比武。比武仅仅是郭兴福教学法中考核训练成果的手段之一。但在各种舆论工具的大力宣传下，“练兵为比武”、“训练为比武”的空气相当浓厚，而比武、练兵的真正目的倒有所淡化。在海军有些领导也提出“比武压倒一切”，“海军工作的中心转到比武上来”。在大比武中，还发生弄虚作假现象。例如，拼凑“尖子”（将几个单位的技术能手拼凑在一起）参加比武的锦标主义现象和花架子“练为看”的形式主义现象等等。当时，对林彪提出的建军方针和路线，虽然没有听到公开反对，但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空气很自然的逐渐淡薄起来。

1965年初，由罗瑞卿主持召开军委办公会议，海军照例是我参加。

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林彪对全军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提出的批评。

林彪批评意见的主要内容是：“大比武使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在大比武中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冲垮，结果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林彪说：“一定要突出政治，要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政治工作搞好了，其他工作才能搞好，军事工作也才能搞好。”林彪又说：“要研究和接受前几年海军的教训，过分突出军事训练，就冲击了政治。海军吃亏就吃在这个地方。他们后来转变过来了。”

军委办公会议传达林彪的指示后，不但罗瑞卿震动很大，对参加军委办公会议的其他人也震动很大。罗瑞卿觉得林彪批评过重，他认为对1964年的军事训练成绩还是应该肯定。他在会上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不可泄”。因此对林彪的批评意见，在向下传达时，是按照罗瑞卿“军事、政治应该并重”的指导思想作了不少修改。

这样修改林彪的批评意见，我心中虽有疑惑，但我们带“耳朵”参加会议的人是没有资格提出自己的看法的。这就是后来批判罗瑞卿“对林彪指示进行歪曲篡改，塞进自己私货，力图阻止林彪指示贯彻执行”的情况。

1965年初，全军开始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错误。就海军而言，下面部队问题不大，上面怎么指示，下面怎么执行，同时已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部队战备工作的情况仍然不错。

可是在海军党委常委内部却发生了问题。对于全军开始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错误，有的常委态度比较明朗，如萧劲光,但也有的常委态度不明朗，纠正工作不积极，不坚决，采取消极的态度。有的常委借口抓海军装备工作，形成政委不抓政治思想工作，对于纠正海军存在的“军事冲击政治”的工作和措施，不闻不问也不管。有的常委借口海军装备技术复杂，因此对于纠正“军事冲击政治”表面拥护，实际反对。

虽然有林彪对全军大比武“冲击了政治”的批评，但罗瑞卿“军事、政治应该并重”，“气可鼓，不可泄”的意见是以军委办公会议精神传达的，在各级领导的思想中仍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产生新的意见分歧并不奇怪。

1965年夏天，我向萧劲光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建议，开一次常委通气会，发扬民主、交换意见。检查海军党委，对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和批评“军事冲击政治”的思想状况和改进措施。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在“八?六”海战之后，开了几天相互通气交换意见的常委会议。

会上我比较尖锐的讲了一些意见，我指出，在全军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错误时候，目前常委中出现新的指导思想上的不统一，反映在工作中出现不协调、不配合、不团结的现象。特别指出，对如何落实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如何纠正“军事冲击政治”，常委中存在三种态度：第一种是认真贯彻林彪指示，积极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第二种是对林彪指示既不积极也不抵制；第三种是对林彪指示既消极又抵制。

我提出意见的中心思想是：希望海军党委把思想统一在贯彻落实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和纠正“军事冲击政治”上。虽然我在会议上没有点明“军、政并重”论，实际上已表明我的态度。

这一下大概把苏振华刺痛了，很快就把我的发言记录整理后，送给了罗瑞卿。

9月中下旬，有一天我到三座门参加军委办公会议，会议结束后，罗瑞卿叫我留下，并有梁必业、刘志坚、徐立清在座。

罗对我说：“你在海军常委通气会议的发言记录稿我已看过了。”

我说：“可能有错误,请总长批评指示。”

罗说：“要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夹起尾巴做人，搞好团结。问题是否就到此为止？不要再去扯了，大家集中力量把工作搞好。”

我说：“同意总长指示，目前海军有些情况值得注意，希望总长加以重视。”

谈话结束后，梁必业邀我到他家里去坐一会儿。在梁必业家里闲谈中，我说了一句：“北京情况不太平，军队有人要闹事。”

梁必业追问我：“谁？”

我自悔失言，一直没有敢告诉他，只说：“以后你会知道。”

其实此时我已知道林彪与罗瑞卿有矛盾，几个老帅对罗瑞卿也有意见。叶群、叶剑英也曾向我打过招呼。

我又从小道消息知道，全军中将以上的干部定级方案已报中央，罗瑞卿亲自将梁必业的行政级别由六级提为五级，因此我不敢实情实告。

自1964年底，林彪提出“突出政治”和对全军大比武进行批评后，林彪和罗瑞卿两种建军思想的矛盾逐步公开化。但当时，我只看到了表面现象，并没有认识到这个矛盾产生的背景和深层的原因。

当时我认为，政治和军训应该是军队整体工作中的两个方面，我们在具体工作中的体会是，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但是在当时，突出政治是首位的。在林彪和罗瑞卿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发生矛盾的大背景下，海军党委常委的分歧“到此为止”，显然是办不到的。并且进一步由意见分歧发展到行动和情绪的对立。

1965年秋天，海政经过调查研究，组织起草了一份《关于贯彻执行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基本总结》（后称《三年工作基本总结》），送海军党委审查，并提议召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进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总结。

海军党委同意海政的建议，确定10月下旬召开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并向下发了开会通知。

可是会没开几天，主持党委工作的海军政委苏振华却拍屁股走人了，他说要到南海舰队检查工作去。一部分会议代表，看到苏振华走了，也借口工作忙或搞四清，不来参加会议。老实说当时我对苏振华的行为是非常气愤的，很明显，他是从行动和情绪上表现出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态度，表现出对林彪批评罗瑞卿的不满，表现出对军委检查团批评海军工作的不满和三年来调整海军建设方向的不满，并把这种情绪公开暴露到全会上，引起部队干部的思想混乱，简直不像个政委样子。

第一书记萧劲光对苏振华的如此行为也不满意，他对我说：“他不在，会议照样进行。”萧仍按原计划主持会议，并组成了会议领导小组。不少参加会议的代表，看到海军党委常委内部这种思想不统一，工作不团结的现象，连海军政治委员都不参加海军党委的三届二次全会，因此在讨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总结中，就不能不谈到海军领导思想分歧和团结问题。

会议通过了《三年工作基本总结》。总结中指出：总的来看，工作方向已经端正，海军工作落后的状况已基本改变，比三年前，有了较大的转变和进步。总结中还提出了海军对“四个第一”是高举、是犹豫、还是反对的三种态度，指出了目前仍存在和需要加强的十五个问题，也分析了今后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两种前途。

全会虽然通过了《三年工作基本总结》，但对总结中提到的存在问题，仍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争论还是相当激烈。我认为这也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反映。

几周后，林彪从全会简报中知道了会议情况。有一天，由林办秘书给我打电话，传达林彪对海军工作指示。记得有三条：一条是说，海军这几年工作有很大进步，不是小的进步。现在的样子与三年前的样子有明显的不同。主要是抓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基层工作的结果。另一条是说，林彪表扬祟武以东海战打的好，在国防部的嘉奖令中，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林彪说这不仅是对海军说的，也是对全军说的。最后一条是要我们把这次全会上，海军领导对近几年落实“突出政治”中的两种思想分歧情况搞一个材料，不用写文章的办法，而用拉条条的办法，并限期送去。

我立即向萧劲光司令员汇报了林彪的指示，他表示完全同意，还决定向会议领导小组传达林彪的电话指示。经会议领导小组讨论决定，由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负责组织写这个材料。大约11月底，他们搞出初稿后，给我送了一份打印稿征求意见。我对该材料作了若干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材料中凡提到“萧、苏认为……”，或“萧、苏、刘认为……”的地方，我都把“萧”字删掉了。我一直认为，萧、苏两位领导虽然在海军工作的时间较长，但1960年后，对落实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和海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上，两人的态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原因之一：军委检查团检查海军工作后，特别是1963年1月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后，在端正海军工作方向上，萧的态度是正确的；原因之二：虽然海军在去年（1964年）也积极参加了全军大比武活动，但今年初，萧对林彪批评全军大比武“冲击了政治”，要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态度也是正确的，与苏是不一样的；原因之三：海军这次全会上，对如何“突出政治”，如何落实林彪“三条指示”在态度和行动上，萧劲光也是积极的、正确的。此外，我知道，林彪对萧劲光多次给予好评：１、在中央苏区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２、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几个副总司令中，他是最好的一个；３、对海军的创建工作有成绩、有贡献。

这份准备上报林彪的材料就是《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

12月初，海军萧、苏和我参加了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会议结束后，我们仍回海军继续参加三届二次全会。此时我看到，将要上报林彪的《情况报告》中又增加了新的观点,大意为：“党委常委内部争论的实质，是两种建军思想的争论，是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突出不突出政治，坚持不坚持‘四个第一’的争论。是对军委扩大会议、林副主席‘三条指示’、军委检查团报告、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所采取的不同态度问题的争论。”由于刚刚参加了中央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萧劲光和我对这种提法都没有反对。

12月21日，在海军三届二次全会闭幕前，党委常委们基本同意了《情况报告》，并报林彪和军委。

此次海军三届二次全会之后，海军党委常委内部的意见分歧，就更加日益尖锐化，日益公开化了。

三、中央会议，批判罗瑞卿

1965年11月14日，我海军舰艇部队在福建祟武以东海面，一举击沉蒋军“永昌号”护航炮舰和击伤“永泰号”大型猎潜舰。战后，经林彪批准，由国防部向海军作战部队颁发嘉奖令，嘉奖令中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这就是以后称之为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２、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３、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４、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５、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后经毛主席批示：“此件已阅，同意五项原则”，中央军委决定把“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作为1966年全军工作方针。

1965年12月2日，毛主席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55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报告》批语中指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主席的这一批示就是针对罗瑞卿“军、政并重”论而言的。

1966年1月，总政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指出突出政治的战略意义，萧华在会议上说，林彪提出的继续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不仅是我军今年各项工作总方针、总任务，而且是我军建设的百年大计。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七篇论突出政治的社论。通过毛主席的明确支持，通过各级领导、各种会议、多份文件的强调，通过各种舆论形式与渠道的宣传，当时在解放军中突出政治的空气极为浓厚。

1963年前后，林彪身体不好，毛主席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此时，罗瑞卿已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要职在身。他除了向贺龙请示报告外，还可以直接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请示报告。据说刘少奇对罗的工作十分赏识，要让罗当国防部长。

随着罗瑞卿权力越来越大，据我所知，当时已有老帅对罗在军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请示，大事不报告，对老帅工作不支持等颇有微词，叶帅、聂帅就是其中的两位。当然向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的请示报告就更少，林彪批评罗瑞卿“根本不来见面”。

1965年上半年，据说罗瑞卿曾授意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林彪提出四条要求：其大致内容是要林彪“不要多管军队工作”，“军队事情一切由罗管”。由于刘亚楼已死，没有直接证据，此事确否成为悬案。但据我回忆，当时我参加上海中央批罗会议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组批罗会议时，所听到的发言中和看到的揭发材料上，不止叶群一人证明了此事是有的，而且刘亚楼还亲自向林彪谈过此事，受到林的批评。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快要死的人为什么进此之言？临死之前刘亚楼有必要再说一次假话吗？据我所知，刘与罗瑞卿私人关系很好。

其实林彪自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后，对罗瑞卿是重用的。从历史上了解，林、罗的关系也是好的。我从来没有听说在历史上林、罗有重大分歧和矛盾。林养病后，也是希望罗在工作中多给他“通气”。但从1965年秋天，林彪就曾对人说：“1960年以前罗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便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反对我了。”

1965年初秋的时候。有一天叶群给我打电话说：“首长（指林彪）要我给你打个招呼，罗长子（因罗瑞卿个子特别高，大家给他起的外号）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林彪让贤休养。”又说：“罗瑞卿要林彪不要干涉军队工作，军队工作由罗负责。”她说：“老帅们对罗的意见也很大，罗的情况主席（指毛泽东）和首长都知道了。”

我明白，如果主席和林彪不知道罗的问题，叶群也不敢给我打招呼。

叶群还说：“他（指罗瑞卿）正在组织新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她提醒我：“对当前局面提高警惕。”

我当即表示：“请转告林总，请放心，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总的事情。”

叶群又说：“你们那个姓苏的是反‘双一’的。”

我心里明白姓苏的是指苏振华，但反“双一”是什么意思，我未听懂，因此反问她：“什么叫反‘双一’？”

她解释说：“就是反一方面军、一军团。”

她又说：“你从海军角度看到有什么问题，可以写点材料送来。”

叶群电话之后，我找王宏坤、张秀川到我家，把叶群电话精神告诉了他们，并商量写材料问题。我没有首先表示写什么内容，王宏坤也没有表示意见，主要是张秀川谈了一些问题，围绕罗瑞卿搞军事大比武，与林彪“突出政治”相对立和海军党委常委内部在纠正“军事冲击政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等等，我就要张秀川在我的办公桌上写出来。写出后我看了转给王宏坤看，他也没有意见，我看了虽然不十分满意，但没有提出更多的意见，只说：“就这样吧，整理出来，用我们三人名义送去,以后想到什么问题再写。”

后来的赫赫有名的海军“李、王、张”就是从此开始的。

时隔不久的一天，叶帅找我到西山他家里谈工作，同时也谈到罗瑞卿的问题。

叶帅说：“这个人（指罗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处伸手，要注意哩。过去我们想巴结他，也巴结不上，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

稍后，叶帅又提到萧劲光问题说：“那也是个老虎屁股。”我静静的听着，既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同。因为我知道林彪对萧劲光是有好评的。

叶帅接着又说：“苏振华这个人不错。”我还是静静的听着，既没表示反对，也没表示赞同。

在我与叶帅的接触中，他除了了解和指示部队工作外，极少涉及人的问题。而这次与我谈话中，一下就谈了对罗、萧、苏三人的看法。

当时，我还不知道中央要召开批罗会议，事后想想，这是叶帅在向我打招呼吧。

12月8日到15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罗瑞卿反党篡军问题。海军萧、苏和我三人参加。

会议先看文件，后揭发批判。罗瑞卿当时在昆明，会议进行中，用飞机接来上海的，到达上海后就将他软禁了。整个会议是背靠背的揭发批判，罗本人没有参加会议。

我和苏振华共在一个小组，我没有发言，苏也没有发言。但从察颜观色中可以看出苏振华有些坐卧不安。不过邓小平在小组会上，插了一句话：“海军那个材料没有什么重要问题。”这可能对苏振华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会议最后由邓小平讲话，给罗瑞卿做了五条结论，主要是军事路线、组织纪律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错误，指出大比武冲击了政治，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对于罗瑞卿向刘亚楼提出的四条问题，没有做出肯定的结论。关于罗瑞卿篡改林彪对1964年大比武冲击政治的批评,毛主席说：“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这是邓小平向大家传达的。

会议期间，毛主席、林彪均在上海，毛实际上主持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没有在会场露面。

回到北京后，萧、苏决定由我负责向参加海军三届二次全会的正式代表和海军直属各大部的党委成员传达上海会议精神，以及中央做出的撤消罗瑞卿总参谋长职务和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的决定。全会代表和各大部党委成员听了传达后，都觉得事情发生的很突然，很惊讶！关于罗瑞卿的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什么时候撤销的，我不知道。

1966年3月4日开始，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小组会议，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参加了会议，对罗瑞卿问题做进一步的揭发批判。中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负责对会议进行领导。其实他们三人只在会议开始前，把大家召集在中南海怀仁堂，宣布会议如何开法，并指定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三人对会议进行具体指导，以后邓、彭两人就没有参加会议。会议在京西宾馆进行，开了一个多月。罗瑞卿软禁在他原来住处，会议基本上是背靠背地揭发批判。

3月12日罗瑞卿作了检查，我记得罗在检查中主要谈到了大比武问题和反对突出政治的问题，还谈到了对叶剑英等老帅不尊重等问题。他对问题上纲很高，什么“严重的路线错误”、“反党性质的错误”等等。

会议初期，批判的温度并不太高。但会议中途的3月18日罗突然跳楼，自杀未遂，将腿骨折断，并立即送医院治疗。叶帅当时填了一首词，词的其他内容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一句“将军一跳声名裂”。罗跳楼后，三人小组决定由萧华到医院探望，探望中两人的对话情况向会议作了传达。其中有一点我记忆犹新。罗说：“揭发我反对林总，真是天大的冤枉，你把我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一点我反对林总的东西。”邓小平在罗跳楼后曾说：“如果你罗瑞卿认为你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呢？还有揭发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意见嘛！彭德怀实际上已经作了结论。他写了几万言书，企图翻案，现在还分配工作。我们党从来不强迫人承认错误。”据说毛泽东知道罗跳楼后说：“为什么跳楼，真没出息。”

罗的跳楼自杀，引起会议极大义愤，揭发批判的温度也逐步上升。我记得，在会议上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都做了长篇讲话。从罗瑞卿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到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从反对突出政治，搞折中主义，到向党伸手，进行篡军反党活动；从“一言堂”到封锁林彪和不尊重军委常委各位老帅；从这次会议上罗是“假检讨，真对抗，猖狂反扑”，跳楼自杀和遗书问题，到建议撤消罗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职务等等，全面、系统地揭发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的不少事情是他们的发言中揭发出来的。比中央上海批罗会议详细的多。

会议在揭发批判罗瑞卿的过程中还涉及到刘亚楼、萧向荣、梁必业等人的问题。

我没有听到林彪对此会议做任何指示。

说几句我的想法。我始终认为罗瑞卿是有错误的。第一，毛主席对林彪“突出政治”的建军指导思想给予了肯定，这是不容质疑的。早在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就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林彪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要把政治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要坚持“四个第一”，毛泽东曾表扬林彪：“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第二，从领导与被领导的工作关系而言，领导强调突出政治，被领导强调军训大比武，不是有意形成对抗吗？总参谋长与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相对立，这是组织纪律不能允许的；第三，林彪曾说：“要研究和接受前几年海军的教训，过分突出军事训练，就冲击了政治。海军吃亏就吃在这个地方。他们后来转变过来了。”我亲身参加了军委检查团，当时海军的状况使我看到了放松政治思想工作而造成多起重大政治事件和训练事故的恶果，我认为“突出政治”是必要的；第四，突出政治与加强军事训练，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上下级之间有不同意见，原本可以通过正常交流沟通的办法解决；第五，应该说林彪与罗瑞卿矛盾的产生，不在于林彪强调“突出政治”，而在于罗瑞卿不仅不接受林彪的批评，反而采取修改、不执行和对抗的办法对待林彪的指示。毛主席说：“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

但我想，如果当时从团结教育的愿望出发，真正想解决问题，完全可以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林彪虽然对罗有过严肃的批评，但绝不是想一棍子打死。即使罗的问题像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说的那么严重，也对罗的问题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办法，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给出路的政策，以观后效。罗也不会发生跳楼自杀事件，“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书归正传。

在京西会议上，我没有发言，但写了一个书面发言稿，送给会议秘书组，请求印发。过了几天仍未见印发出来，我心里有些猜测。

有一天，秘书组负责人通知我说：“你的书面发言稿，经领导小组审查，认为其中埋伏有四根刺，不能印发”。

埋伏四根什么刺呢？并未指出来，搞得我莫名其妙。（直到现在，也没人告诉我，“四根刺”是什么！）就是在罗瑞卿跳楼后，我的主观认识中仍把罗的问题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对待。既然开会要求我们揭发批判罗的问题，对罗的批评就是公开的，是畅所欲言的，我的发言稿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埋伏”问题，什么“刺”不“刺”的问题。

我的书面发言稿中心内容是按照当时的批判口径，联系我的思想认识，批判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我认为罗瑞卿的错误主要有三条，第一反对突出政治，第二企图夺林彪的领导权，第三海军党委常委在纠正“军事冲击政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根源在于罗瑞卿。

可能在我批罗的书面发言中，某些言辞旁敲侧击涉及到了苏振华，所以主持会议的叶帅决定不能印发。为什么不能印发，还说“有四根刺”呢？因为叶帅也参加了中央上海批罗会议，看到李、王、张写的那个揭发材料，涉及到苏振华，这次京西会议我的书面发言又暗指了苏振华，这就完全违背了他的看法和他曾对我打过的招呼，从而对我存有成见，因此不准印发我的书面发言稿，我猜想，可能原因在此。

后来我又想改为口头发言，可这样就要得罪叶帅，但又考虑：上海批罗会议没有发言，京西批罗会议又不发言，林彪知道后肯定不会满意，可能要责怪我旗帜不鲜明。发言还是不发言？两个老帅对苏振华的看法截然相反，涉及还是不涉及？这个分寸到底怎样把握？我左右为难。

在这种复杂情况中，为人真是难啊！双重压力下，我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解放军301总医院。几天之后，叶群到医院看我，要我安心养病。我当时向叶群谈到“四根刺”问题。在医院里，我曾写信想见叶帅一次，请求批评指示，结果叶帅没有答应，只批准我离开北京到外地休养，“愿到南方就到南方，愿到北方就到北方”，由我自己选择。

在住院期间，我看到了中央五月在对罗瑞卿问题的文件中说：“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四、未参加的海军党委“三?三”会议和扩大会议

5月中旬，我决定离开北京到庐山休养。当时海军党委已经决定5月27日召开三届三次全体会议，主要内容是：一，学习讨论中央《五?一六通知》和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二，贯彻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以彻底肃清罗瑞卿的错误对海军工作的影响为中心议题，继续揭发批判罗瑞卿的错误；三、传达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1【注1五七指示：是指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的信。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救需要的若干产品的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还征求我对开会的意见。我写了一封信，对会议讨论内容、参加会议人员、会议时间等提出了我的建议，供他们参考。

5月下旬，我和老伴，还有秘书、医生、保卫员等到达武汉，住在东湖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在武汉稍住几日，6月初我们一行就到庐山去了。

当时海军全会将会议简报一批一批的送上庐山，供我了解会议情况。从简报中我了解到，会议在学习讨论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阶段，与会人员一致拥护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决定和一致拥护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会议还传达了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

6月16日，三届三次全会结束。第二天召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除参加三届三次全会的代表外，增加了军、师一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会议。

扩大会议在传达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的同时，继续揭发批判罗瑞卿问题。

会议上，确实有人在揭发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军事冲击政治”时，联系海军的工作实际，或不点名的，或指名道姓的提到在过去几年中，海军也执行了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海军也存在军事冲击政治，搞军事大比武等问题，作为海军的主要领导人是有责任的。也有人提出去年秋，海军党委召开三届二次全会，讨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三年工作基本总结”时，海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苏振华不参加会议，海军党委常委内部对“突出政治”存在思想不统一，工作不团结现象。有人也提出海军党委常委在纠正“军事冲击政治”问题上争论的根源在于罗瑞卿和苏振华。从会议简报看，会议代表对政治委员不“突出政治”，不抓政治思想工作意见最大，最集中。

当时我认为，海军三届三次全会和党委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贯彻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彻底肃清罗瑞卿的错误对海军工作的影响为中心议题。那么，会议代表在党的会议上，在揭发批判罗瑞卿错误的同时，联系海军实际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指名道姓的对上级领导提出不同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做法是完全正常的。会议按中央要求肃清罗瑞卿错误在海军的影响，树立经毛主席和党中央同意的，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建军思想是完全必要的，是与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批罗是“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的精神一致的。

我认为，做为海军政委的苏振华，在海军两种建军思想和路线的认识上，在中央关于罗瑞卿问题决定的认识上，没有与中央决定保持一致，他是有错误的。

当时萧劲光、苏振华都在会议上做了书面检讨。

不久，送来的简报中，我看到军委已派出由刘德裕、朱光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参加海军的扩大会议，工作组成员中有叶帅的办公室主任莫阳。

7月初，突然听说叶帅指示：会议休会。并传出叶帅认为会议“出现异常情况”。

没过几天，又看到贺龙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议有关文件，其中叶剑英传达了中央常委会议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指示。在指示中，尤其看到中央常委会指出：“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萧、苏已进行了自我批评，其他同志也应该洗洗澡”等。指示中批评海军扩大会议“地下活动错误是第一位的（指王宏坤、张秀川），路线错误是第二位的（指苏振华）”时，我非常惊讶。当时我就感到，这不仅对王、张是不恰当的（没有根据说王、张在会议期间搞地下活动），对苏也是不恰当的（会议并没有给苏定性为路线错误）。同时在叶帅讲话中说：“中央和军委注意到海军会议的发展，认为继续发展下去很危险”，“要把萧、苏搞成罗瑞卿分子了”。他还说“会议要罢萧、苏的官，王宏坤上台，黄袍加身”等等。

会议突然休会，又突然传达中央和军委对会议的指示，远在庐山养病的我看完文件后，大为迷惑不解。

扩大会议包括学习讨论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在内，才开了不到二十天，揭发批判罗瑞卿才刚刚开始，就休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联系海军实际，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肃清罗瑞卿在海军的影响，怎么成了“要把萧、苏搞成罗瑞卿分子了”呢？有根据吗？王、张的“地下活动”有根据吗？海军党委给萧、苏定了“路线错误”和“搞成罗瑞卿分子了”吗？对会议“继续发展下去很危险”的担心有理由吗？萧、苏做了检讨，其他人为什么也要“洗洗澡”呢？难道错误也要“人人有份”吗？当时我既不了解“地下活动”指的是什么，也不了解应该怎样“洗洗澡”。我百思不得其解。

无论会议出没出现“异常情况”。实际上，会议一直是由第一书记萧劲光、第二书记苏振华和会议领导小组在领导。

至此，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由开始批罗及肃清在海军的影响，转向一边倒的揭发批判王宏坤和张秀川，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有人说“李、王、张地下活动由来已久，早在1962年李、张到海军就开始了”，有人说：“海政是李、王、张地下活动的基地”，有人说：“三届二次全会常委内部争论和对苏振华、刘道生的批评是错误的”，有人说我是“摇鹅毛扇的”，“搞非法活动”，“在庐山幕后指挥会议”等等。总之，王、张的后台是我。甚至有人把“李、王、张”所谓“地下活动”上纲为“阴谋夺权”、“搞反革命活动”，要“揪李、王、张的后台”等等。

真是可笑！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上，有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为代表的大量揭发批判罗瑞卿的材料摆在与会者面前，在批罗的同时，还牵扯到了一些人和事。海军党委关于“军事冲击政治”的意见分歧也早已公开化，不是什么秘密。苏振华对批罗的态度和表现，在海军是人人皆知的，我还有必要幕后指挥会议吗？会议文件是按规定由机要部门送到庐山的，我在文件上批注的意见也全部是公开的，对于会议无秘密而言，何谈“非法活动”，“地下活动”？

我当时在庐山还注意到一个情节，从7月初到8月中旬，四十多天时间，会议由批罗变成狂风暴雨般的批斗李、王、张什么“地下活动”、“黄袍加身”时，在王宏坤、张秀川多次检查仍不能过关，病倒住院时，在有人甚至说李、王、张是“阴谋夺权”、“搞反革命活动”时，贺龙、叶剑英等军委领导并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出现异常情况”的态度。原来李、王、张就是被这样地“洗洗澡”。

在这期间，我曾给党委扩大会议写了一封信，信中我说：“如果李、王、张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的用意是解脱会议对王、张的无端指责，有缺点、有错误我来承担。这就是后来称之为我的“检讨”。

后来才知道，所谓“地下活动”，就是吴瑞林（当时的南海舰队司令员）、周志先（当时的南海舰队航空兵政委）等几个参加会议代表，带着从海南岛运来的西瓜，到张秀川家看望他，边吃西瓜，边议论会议情况,仅此而已。这就是所谓冠以“西瓜会议”的“地下活动”。

我对会议转向批判“李、王、张”越来越想不通。但冷静下来，我第一感觉是会议的问题严重了，复杂了；第二感觉是会议发展到这个地步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从大的方面讲，与中央批罗有关，很可能与去年中央批罗会议前叶帅给我打招呼，中央批罗会议上“李、王、张”的揭发信中涉及到海军问题和今年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上，有人说我的书面材料中“有四根刺”有关。从海军而言，很可能与去年10月召开的海军党委三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三年工作基本总结》和上报林彪及军委的《情况报告》有关。

本来我还计划在身体稍康复后，再到井冈山住一段时间，并顺路回老家看一下，再三考虑觉得时机不宜，也就只得将思家心情按耐下去。因此到井冈山参观时，只在吉安市停了三天，与家中兄弟小聚一番。1949年南下作战途中，是我参加革命十九年后第一次回家乡，这次，又事隔十七年之后，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家乡看看。

我从井冈山回到庐山之后，会议简报停送了一段时间，会议进展情况已不甚了解。但越想越觉得会议方向无法理解。究竟会议发生了什么情况？该怎么办，心中无数。当时我知道林彪在大连休养，想转到大连去请示林彪。于是便于7月底下山，经上海，8月初到达青岛,一打听，林彪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已不在大连。

在青岛休息了十天左右，大概是8月15日，苏振华从北京亲自给我打长途电话，要我立即回北京，并派专机接我。

回到北京后我才知道，首先是徐帅，之后是林彪，都不同意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转向批斗李、王、张。林彪在7月初就曾指示：“李、王、张是左派；李、王、张三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是好的。萧、苏要支持李、王、张的工作，如果撤了李、王、张，海军的实际工作就没有人做了。”这是林彪对海军扩大会议的第一次表态。

8月13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前一天刚刚结束），林彪又一次指示:“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罗瑞卿是有功的。”这是林彪对海军扩大会议的第二次表态。

8月17日，林彪召见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并指示：“海军会议必须立即收兵停战，再开下去就会错上加错。应以大局为重，团结起来，做好海军的工作。”林彪要求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批判王、张“适可而止”，并说：“斗了李、王、张四十多天，什么问题也没有搞出来”。林彪指示：第一、会议简报不准再出；第二、会议文件不准再印发；第三、工作组起了很坏的作用，立即撤回。这是林彪对海军扩大会议的第三次表态。

当天晚上，叶帅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集萧、苏和我三人开会，杨成武、萧华在座。叶帅走进大厅时，满脸怒气，没头没脑地、很生气的边走边大声说：“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私人的干部，批评一下你的部下，就不满意，就批评不得……。”萧华面向叶帅劝说：“算了！算了！”然后坐下，叶帅对着萧、苏、李宣布说：第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立即停会；第二，会议简报立即停发；第三，增补李作鹏为海军党委第三书记。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

8月18日，叶剑英、萧华向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传达了林彪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指示精神。

之后，我参加审查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初稿。当时王宏坤、张秀川均被批斗病倒了，早已不参加会议。我对决议初稿提出八条反对意见，主要指出决议的实质是：盛锡福帽子店，帽子易戴不易摘，信不信由你们。

我侧着耳朵想听听苏振华的意见，可是他始终不表态，不发一言。起草小组也无人发言，就这样结束了。

我拭目以待，看他们如何处理我的反对意见，如果不修改，我就不参加通过决议的会议，或投反对票。但还好，决议修改稿基本上吸取了我的意见，把原来那一大堆政治帽子，什么“地下活动”、“黄袍加身”，“要把萧、苏搞成罗瑞卿分子了”，“李、王、张的错误就是不按组织原则办事”等等不实的说法全部删掉了。但决议中还是保留了“海军党委三届二次全会关于《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是错误的，除存档外，一律销毁。《三年工作基本总结》有原则错误，一律收回存档”。这实际上说明罗瑞卿的错误对海军工作没有影响，也不必“彻底肃清”。

8月25日，会议仓仓促促通过了《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的决议，长达两个多月的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不欢而散。

此时海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之火已经热火朝天的烧起来了，召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海军第一招待所，墙上贴满了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不满的大字报，将会议称为“世外桃源”、“马拉松会议”。

第三十一章天翻地覆（之一）

一、海军机关开展“四大”

1966年下半年，海军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与全国、全军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紧密相连的。

8月中下旬开始，军以上机关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先后展开，文体单位乱揪乱斗也已经开始，海军大院1【注1海军大院是指位于北京复兴路55号的海军直属机关驻地。】尤为热闹。

运动刚开始，群众大字报所揭露的问题尚多属于工作中的一般性的缺点错误，唯有罗斌（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作为高级干部，以“井冈山红卫兵战士罗斌”的署名，第一个写了一张很长、很具体、很有“分量”的大字报。此人并未参加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但他恰恰在会议结束当天，就把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全部公开出来了。

在叶帅、萧华向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林彪的指示，特别是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形成决议后，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就显得格外刺眼，苏振华也觉得不好，慌忙地把它移到一个大仓库的空房子里面，只让团以上干部看，其他人不准看。这样又引起营以下干部群众不满了。

经过这张大字报的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很快就集中火力，“万炮齐轰李、王、张”，“火烧油炸李、王、张”，“打倒李、王、张，再踏上千万只脚”的大字报、大标语像雪片一样贴满大院，我和王宏坤的家都在大院内，“炮轰”、“火烧”、“打倒”我们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就贴在我们家的墙上和写在门口地上，不时还有高音喇叭对着办公楼和我的宿舍高喊口号，让你既不能工作也不能休息。大有一口把李、王、张吞下去之势。

事后，当时的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在一次军委会议上也说，罗斌的根子是苏振华，他的大字报是苏振华指使贴的，罗斌是运动中的政治扒手。

罗斌是何许人？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是原贺龙的部下。斯人资格虽老，能力不强，以前萧、苏对之也不器重。我到海军后的初期，经常往我家里跑，在谈话中有意流露对萧、苏的不满，无非是什么萧、苏只重视新干部，不重视老干部；只重视有知识，懂业务的干部，不重视工农干部之类的牢骚。我当时对他是采取多听少表态的态度。后来有一次他老婆手提着东西来送礼，我坚决拒绝接受，并发了脾气，让他老婆下不了台。从此他就与我疏远了。

谁曾想运动刚开始，他却突然跳出来，成为泄露会议机密，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群众斗争的矛头指向李、王、张的急先锋。在当时，他这一跳，使我们已经举步维艰的日常工作更加困难，说话、指示更没有人听，把我们搞的十分被动。

无独有偶，与罗斌贴出大字报同一天，总参发生王尚荣、雷英夫事件。据说王尚荣、雷英夫带头写大字报攻击军委办公厅领导，引起国防部机关的大字报、大辩论。

军委通知，要各军兵种党委成员到国防部大楼看大字报，看了以后要写大字报表态，送给国防部。我参加看了大字报，由于大厅里、走廊里，满墙都是大字报，不知道从何处开始，只好走马观花的东看看，西看看。

忽然在大厅的一角，发现有两张不甚显目，但观点对立的大字报。一张是毛家湾林办（林彪办公室）写的批判王、雷观点的大字报，一张是东交民巷八号贺办（贺龙办公室）写的支持王、雷观点的大字报（王尚荣是贺龙部下）。这两张大字报，引起大家特别注意。透过林、贺两个办公室的大字报，可以看出两位元帅的不同态度。

不久就听说，中央军委已决定将王、雷两人审查，并指出王、雷大字报是错误的，是心怀阴谋野心的，是政治扒手。

当时总政也起了一个很坏的示范作用，即召开总政群众大会，揪斗梁必业，并向各军兵种推广其所谓“揪斗干部成功的经验”。海军苏振华参加旁观批斗情况，回来向海军其他领导介绍了旁观批斗经验，说什么要狠批狠斗，要斗得满脸发白，满头流汗，全身发抖。要台上斗，台下组织喊口号助威，一定要斗得他低头认罪，决不能心慈手软，决不能怕斗得过火等等，这是军队机关文革初期极左思潮的表现之一。

9月22、23日，林彪两次到海军机关了解海军开展“四大”情况和看大字报，并在视察海司、海政等单位后，在海军党委常委会议上，林彪说：“希望你们原班人马都在海军工作，我们没有把你们哪一个人调出海军，你们要把谁排挤出去，我们也不赞成。”又说：“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我们一定要做模范，做好样子。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使我军彻底革命化，使我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林彪又针对海军工作说：“是非要搞清楚，应该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做好工作。”9月24日，海军党委作出了《关于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对党委常委指示的决定》。

自1966年秋冬起，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搞的乱揪乱斗之风特别猖獗。海军领导干部和直属各大部领导干部、各院校领导干部、各舰队领导干部，大多数均被揪斗或围攻，没有被揪斗的是少数，没有被围攻的恐怕更少。今天揪斗这个，明天揪斗那个，戴高帽，挂黑牌，翻穿棉大衣，搞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形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有的人跳楼自杀，有的坐而待毙。机关处于半瘫痪状况（院校全部瘫痪），党委开会也要躲起来，打游击式的召开，不然你开会，他就冲会。业务会议召开更困难，工作的进行几乎是听天由命，自流发展。幸亏我们有一批干部，一边挨揪斗，一边仍坚持工作，揪斗时应付揪斗，不揪斗时坚持工作。他们这种精神，真叫人敬佩！

军以下单位规定不准搞“四大”，应进行正面教育。但在那种“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全国大动乱的形势影响下，什么规定也不起多大作用，或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对他有利的就起作用，对他不利的就不起作用。

由于没有办法对开展“四大”实施强有力的领导，派性斗争也恶性膨胀起来了，封自己是造反派，骂别人是保皇派。当时海军领导机关基本上分为三派：反对李、王、张支持苏振华派，这是主流，支持李、王、张这是支流。还有所谓观潮派或称“逍遥派”，这是极少数。一个大派之内又有许多小派。什么红联总造反派，红色舰队造反派，井冈山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单独一人也能成立一个组织，号称“独立团”，如此等等，数不胜数。除了派性结合之外，谁也管不了，各级党委的话根本无人听。

当时我们曾多次请示总政:“党委能不能领导群众组织？”答复的精神是：如果党委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是按照文革十六条办事，群众组织应该接受党委领导；如果党委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按文革十六条办事，甚至压制群众，不依靠群众，那就不应该接受党委领导，并且应该允许造反。所以党委能不能领导群众组织，要由造反的群众组织来鉴别。

由于军队是随时准备打仗的，因此军事行政和军事业务工作，必须坚持上下级的领导关系，同时规定任何造反群众组织，绝对不允许冲击作战部门，破坏战备工作。在海军领导机关的“四大”刚刚开始后不久，海军党委根据军委要求，就及时下发了《关于师以下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切实搞好正面教育，加强战备的指示》。指示强调，遵照党中央、军委和总政关于部队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要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海军党委决定，师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当时，战备值班部队基本上是遵照这个精神执行的，但遇到的困难也是无穷无尽的，千千万万的。

二、军队院校造反派冲击海军机关

1966年10月5日，总政向全军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示说，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规定，充分发扬民主，实行“四大”。凡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的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取消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院校串联的规定。等等。

中共中央对这个文件批语说：“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适用”。

这个《紧急指示》发出后，军队院校一哄而起，完全脱离党的领导，学员们像野马一样到处串联，大批大批地涌进北京，冲击各总部，冲击各军兵种领导机关。

1966年11月初，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六百余人乘总参、总政乱轰轰的局面，冲击国防部大楼。当时用一个警卫连的兵力阻拦，未挡住。又增调了一个营的兵力进行阻拦。见此情况，很多指战员敢怒不敢言。

海军院校的所谓造反派，大批涌进海军大院与机关造反派合成一股，冲击领导机关，其主要矛头又是对准李、王、张。于是，今天这个院校把我揪去批斗，明天那个院校把我揪去批斗。有几次围攻批斗我的时间长达几十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有时是从早到晚，造反派不让我吃饭、不让喝水、不让抽烟，甚至不让上厕所。

有时萧、苏知道后，也来给我解围，差不多每次都是他们一来，围斗的造反派就鼓掌欢迎，他们略微讲几句话，就把我解围了。当时萧、苏说话还是很灵的。也有些造反派组织围攻批斗萧、苏二人，在此种情况下，凡是我能做到的，也总是尽力设法支援他们。

有一次院校造反派在海军礼堂开批斗苏振华的群众大会，同时把我和张秀川拉去陪斗。碰巧那天苏振华重病，不能起床，这样他们就决定背靠背的批判。一边批判，一边高呼口号。当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之类口号，我都举手跟着喊，当呼“揪出苏振华，打倒苏振华”之类口号，我既不跟着喊，也不举手。我越不跟着喊，不跟着举手，他们就越连续高呼，我一直坚持不喊不举手。这样他们就停止批判，把我拉到批斗台中央，怒责我为什么不喊口号不举手。我说：“把苏振华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批判我赞成，当成敌我矛盾打倒我不赞成。”因此，他们就把我使劲一推，并说：“滚下台去！”我走下台后，就退出了会场，以表示对他们行动的抗议。又有一次院校造反派把萧劲光揪走了，当时既不知道哪个院校揪走了，也不知道揪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接到萧劲光亲自从天津某旅社给我打来电话说，他被海军工程学院造反派揪到天津来了。我立即找到那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戴涛，把林彪对萧劲光的三条评价告诉他们，同时要求他们立即把萧接回北京，否则我要去报告林彪。他们答应派第二号头头到天津去把萧接回来，结果第二天就接回来了。

1966年11月，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看到军事院校造反派在北京横冲直闯，搞得领导机关无法工作，因此决定于11月13日和27日，在工人体育场两次召开十万人大会，所有到北京造反的军事院校造反派全部参加。会议由萧华主持，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讲话，在叶、陈讲话中，对军事院校造反派乱冲乱揪提出严肃批评，有的批评甚至相当尖锐，例如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南海就是反革命行为等等。由此类推，冲击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机关，也是反革命行为。

陈毅在11月13日大会上讲话说：人民解放军是七亿人民的伟大的模范，是一支革命化的部队，是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部队，是一支有高度政策水平的部队，是一支能吃苦耐劳，不怕苦不怕死的部队。……我们七亿人口的中国，主要依靠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其他可以乱，我们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你们学生冲国防部，我坚决不同意。

叶剑英讲话说：我们军队院校师生近几年来大学毛主席著作，思想水平有很大提高，成绩是主要的。但又要看到有一小撮人……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占着领导岗位，如果不把他们揪出来，就要改变颜色，我们必须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回去后，要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牛鬼蛇神、反动权威、反动教员批倒、批臭。

11月27日，陈毅接见军事院校师生大会上的讲话就更加激动，他说；“我上次讲了话，大家有意见，要揪出来批判，什么罪魁祸首，什么最后通牒，看起来很吓人，但没有打中要害，真正的黑帮没有斗，资产阶级当权派没有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斗，而斗的是那些一般缺点错误的人。现在资产阶级当权派，坐山观虎斗。你们搞扩大化、简单化，你们这样凶，这样厉害，如果你们不改，我们交班也不交给你们。交给你们，我们不放心。”

叶剑英的讲话就更加尖锐、更加严格，他说：“我们院校同志绝大部分是革命的、战斗的。可是也有小部分败坏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像这些人，如果我们不把你们当成一个反面教员，来教育广大同志，我们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就不是一个解放军干部。……你们这一小撮人再不改，就会变成废品，就会不能用，是要处理的，是要清洗的。再也没有比冲最高统帅部、冲国防部、冲中南海更大的错误了，严格讲起来，这就是反革命。”

老帅们在大会上的讲话引起军事院校造反派普遍不满，很快就把矛头对准叶剑英、陈毅，到处贴大字报，刷大标语，进行炮轰、火烧。说他们是军队刘邓反动路线的代表，非作公开检讨不行，否则要揪斗。

周总理见此情势，不得不亲自出面，召集军事院校和军队文艺单位代表开会进行解释，总理说：“几位老帅都不是军队刘、邓反动路线的代表，他们是反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是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你们矛头指向他们是不恰当、不符合实际的，他们在11月的两次讲话，是属于说错话，做错事的性质”。

12月31日,叶剑英在八千人大会上被迫做了检讨，承认讲话是犯了“压制军事院校造反派的错误”。陈毅也准备做检讨。

这样才把这场风波逐渐平静下来。

当时中央文革确认这场风波是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捣的鬼”，把几位老帅推到了第一线。刘志坚是中央文革副组长兼全军文革组长，中央文革说他既未请示中央军委，又未请示中央文革，擅自主张召开军事院校十万人大会，他向几位老帅提供了不正确的情况汇报，给几位老帅起草了不正确的讲话要点。大会之后，他又想借军委名义，下发几位老帅的讲话稿。

由这个“错误”为导火起点，进而“揭发”刘志坚其他许多错误，因此中央文革决定把他当成军队刘、邓反动路线的代表，交给群众揪斗。并决定改组全军文革小组。

1967年1月4日，江青在接见军队部分院校和军队文艺造反派时，当众宣布：“在军队内部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既不向军委请示，也不向中央文革小组请示，自作主张，不执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在江青策划下，造反派迅速行动，1月5日，全军文革小组被封，刘志坚被揪走。

1967年1月11日，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改组了全军文革领导小组，撤消了刘志坚的组长职务，成立了新的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由徐向前担任文革组长，江青担任全军文革顾问，领导小组归军委直接领导。

江青插手全军文革后，借刘志坚问题，顺藤摸瓜，追查所谓后台，又一手制造了“萧华事件”。

江青说，刘志坚的旧全军文革是归总政领导的，因此萧华对刘志坚的错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说：“刘志坚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少是经过萧华批准同意的”等等。中央文革决定要对萧华进行批判。

1967年1月中旬，经林彪同意，叶剑英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两个多月。会议的主题，一是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稳定部队，最大限度的减少地方造反派对部队的冲击。

会议初期，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等中央文革那一帮人，都盛气凌人地参加了会议。他们不但在“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和“如何稳定部队”方面与叶剑英等老帅的意见针锋相对，而且还揪住萧华的所谓问题不放。

一天下午，江青在会议上大发洋脾气，拍着桌子说，军队的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总政对运动领导不力，“萧华是资产阶级政客”，硬逼萧华当晚到中央文革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去作检讨，其实就是要将萧华交群众揪斗。叶剑英对此非常生气，当即离席，去向毛主席请示。

当晚，萧华住在叶帅家里，暂时躲过一劫，但他的家被抄了，不少重要文件被抄走了。

第二天上午一开会，叶帅就向会议传达了毛主席指示：“萧华是好人，不同意江青的做法。”同时叶帅还宣布扩大会议的所有发言稿，不论是自己发言内容或记录别人发言内容的笔记本，一律当场销毁，并要绝对保密，不准外传。

事后不久，中央文革一伙人说，现已查明，萧华被抄家一事，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泄的密，他把会议批萧华的情况告诉了军区文工团，因此文工团就星夜去揪斗萧华（没有揪到人）和抄家。这样萧华被抄家一事被转嫁给了杨勇，杨勇也闯下了灭顶大祸。中央文革小组摇身一变，决定把杨勇交给群众揪斗，还加了什么“彭、黄漏网分子”之类许多罪名。

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就是这样以各种各样莫须有的罪名陷害打击高级干部，当年的英勇战将、如今坐镇一方的高级干部，常常就莫名其妙地被打倒了。

此时，海军直属机关“红流”等造反组织，积极串联海军院校造反派组织，在“炮轰”、“火烧”李、王、张一阵后，也开始策划要把李、王、张揪出来戴高帽，挂黑牌子游街，并召开大会狠批狠斗。

我得悉后，很快到杨成武家里去，把情况报告了他，恰巧林办来电话说，林彪有事找杨成武去，我即请杨把海军情况顺便向林彪报告。林彪听完杨成武的汇报后，决定海军向下传达他在1966年8月13日作的关于海军“李、王、张”的评价（既“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罗瑞卿是有功的。”）。并要杨成武立即到毛主席那里去请示，看看毛主席有什么指示。毛主席当即同意传达林彪对李、王、张的评价。毛主席还指示杨成武，由萧劲光亲自向海军机关干部传达。

1967年1月9日，海军机关在西苑旅社礼堂召开了十七级以上干部会议，由萧劲光以受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委托的名义，传达了林彪的指示。1月16日，海军党委下发文件，将林彪指示转发海军各院校、海直各大部，并要求传达到师以上单位的党员干部。这样海军机关和院校造反组织矛头指向李、王、张的情况才稍有缓和。

三、军委决定揪斗苏振华

1967年1月1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召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有四位老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陈毅）出席，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干部均参加。海军萧劲光、王宏坤和我三人参加。会议两个议程：１、听取和批准萧华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检讨。２、讨论把苏振华交群众揪斗的决定，其罪名是“彭、黄漏网分子、‘三反分子’、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

徐向前代表军委和全军文革在会上了讲话，他说：“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要继续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今天院校的学员要开大会，要打倒苏振华，打倒杜义德。海军问题主要是苏振华问题，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刘邓、贺龙安在海军的钉子，这个人不能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不是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置于死地。要把苏振华斗倒、斗垮、斗臭。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

散会后，军委文革派人（其中有军委文革成员王宏坤）去向造反派群众组织宣布军委的决定，当晚造反派就把苏振华揪走了。

第二天，即1月18日，海军党委召开174次常委会议，会议由萧劲光主持。会上传达和讨论了军委和全军文革关于苏振华问题的决定，在军委决定的基础上，会议统一了“苏振华是海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代表”的认识。会议还认为，跟随苏振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骨干分子是极少数，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不能把斗争面搞宽了。会议还决定，绝不允许借批判搞武斗，绝不允许搞打、砸、抢，绝不允许冲击领导机关等。会议要求各级党委不仅要把握好运动的大方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还要把握好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常委会议的这些意见，均写入了会议记要。

在讨论海军党委常委今后的工作时，萧劲光提出自己身体不好，希望不再主持常委工作，他提议由我主持常委工作。常委们一致同意，我也接受了这个任务。会议同时决定改组海军文革领导小组：萧劲光任组长，我任常务副组长，王宏坤任副组长，张秀川任办公室主任。

顺便说句后话，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海军把“一?一八”这一天（即1月18日海军党委174次常委会议）说成是“李、王、张”或者我李某人夺取海军领导权的日子，把“一?一八”海军党委常委会议纪要说成是李、王、张夺权的铁证文件。

我想说的是，第一、在当时文革大动乱的背景下，谁主持工作，谁就可能成为被造反派批判、被揪斗的对象，成为造反派冲击的“资产阶级当权派”。除了毛、林以外，哪个敢说自己不会被揪斗？不会被打倒？当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时，海军工作也不能没人管时，我担起了这份责任。第二、萧劲光提议由我主持常委工作，大家一致同意，我服从大家意见，这完全是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正常做法。如果这也算是夺权，那萧劲光的提议，其他常委一致同意，又算是什么呢？第三、当时，党内职务我仍是海军党委副书记（叶剑英在1966年8月17日口头所讲“增补李作鹏为海军党委第三书记”，实际中央和军委之后并没有正式下文件），军内职务我仍是海军副司令员，而海军的党政一把手、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还是萧劲光，“夺权”从何而来？

传达了林彪对李、王、张的评价和军委关于苏振华问题的决定后，海军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支持李、王、张的，当然兴高采烈，觉得长期受压，终于翻了身；原来观潮派基本上转向支持李、王、张；原来支持苏振华的则发生了分裂，多数转为观潮派，部分转为支持李、王、张。这样凡支持李、王、张的就联合起来，在机关中形成了占有较大优势的机关群众组织——“红联总”，由这个群众组织按照全军文革要求，组织进行了对苏振华及那些拥护、紧跟苏振华的骨干分子的批斗。但是海政“红流”、海航“红司”和文工团“思想队”等群众组织依然不听海军党委的劝阻，曾参加冲击国防部，冲击海军机关，并大搞打、砸、抢。虽然在机关中他们已是少数，但他们与院校造反派联合在一起，造反的能力也不小。

当时聚集在海军大院的院校造反派组织，在批判大会上搞武斗，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这严重违反了海军党委常委“一?一八”会议的精神。

记得有一次，海军各院校造反派组织，联合在海军大院广场召开批斗苏振华等人的大会，我混在批斗台侧面一个角落里观看。当时情景比农民斗地主恶霸还利害。首先将苏振华推倒在地，踏上一只脚，再拉起来，向毛主席画像下跪认罪，又拖起来向正面的造反派下跪认罪，再拖起来向两侧群众下跪认罪，最后就是长时间的“喷气式”。

我看了后，觉得这样的残酷批斗会把人整死。因此我反复考虑，最后下决心将苏振华保护起来。当天就派人，以海军党委的名义，把苏振华从造反群众组织手里要了出来，然后交给海政保卫部，负责把他秘密藏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经过多次与造反派抢夺和反抢夺，东藏藏，西躲躲，终于保住了苏振华，没有被造反派再次抢走。形势稍微稳定后，将他疏散到湘南海军一个机场内隐蔽居住，生活上也给予适当照顾，救了他一条老命。

当时中央把他列在“彭、黄”专案组内进行审查。

四、对李、王、张的冲击围斗仍未停止

虽然海军领导机关文革形势有了变化，但海军某院校有个“镇虎口战斗队”和海军机关的“红流”、“红司”、“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造反组织联合在一起，对李、王、张的冲击围斗仍未停止。

1月18日海军党委常委会议后，我们坚决不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坚决不承认他们的打、砸、抢行为是“革命行动”，因此他们就宣布：海军党委执行的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一八”会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产物”，“一?一八”会议记要中所讲“不能把斗争面搞宽了”是“划框框，定调子，是保护苏振华的狐群狗党”。他们连续给海军党委贴出三张《公开信》的大字报，说海军党委“至今还抱着一条又粗又黑，又深又长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王、张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吗？我们的回答：不是。”

2月3日，他们一百多人突然包围和占领了王宏坤的家，切断了王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让王宏坤站在雪地里几个小时回答问题，说是“与王宏坤对话”，实际是围斗王宏坤。我知道情况后，立即给林彪打电话请示，林指示先让王到京西宾馆避一避，我又把他的老婆孩子接到我家里避难。但造反派仍不撤离王家，并扬言：“要与海军党委对话，不对话坚决不撤离”。我曾亲自动员“镇虎口战斗队”先撤出王宏坤住宅，再与党委对话，但他们根本不听。

他们已占领王家二十余天，我只好以海军党委名义，把“镇虎口战斗队”占领王宏坤住宅及其活动情况报告了全军文革，并建议将这伙人全部逮捕。全军文革很快就批准了逮捕的建议。但为了做到仁至义尽，我请萧劲光出面最后一次做工作，或下命令要他们撤出去，如果再不撤出，就布置捕人。经过萧劲光出面做工作，结果甚好，第二天就撤走了。

当时，我也仍然受到冲击围斗。北海舰队机关造反派要来北京海军领导机关造反，并围攻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潘焱，要他派飞机送他们来北京。潘焱请示我怎么办？我的答复是：第一不同意他们来北京，上级早有规定，舰队机关不准大串联。第二不同意派飞机送他们。这伙所谓造反派，听到我的答复后很不满，很生气，改坐火车跑到北京，冲进海军大院，大吵大闹，并把我揪去围斗。从下午到半夜仍不放我，既不准吸烟，也不准吃饭，甚至连水也不准喝。我的老伴得知此情况，给叶群打了个电话，请她转告林彪，林彪立即要叶群给我打电话称：有紧要事情要我去接受任务。我向那伙造反派宣布了林彪电话内容，这样才把我放走。

到了林彪家，林彪问我：“怎么样？”

我说：“真他妈的胡闹，首先要我背毛主席语录，背不出来就说我不学毛著，不学毛著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应该打倒。”

林彪听后苦笑一下说：“你暂时避开一下，让他们闹去。”并要叶群把我安置到京西宾馆。

1967年1月，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林彪曾讲话指出：叶剑英犯了一个错误，在处理海军问题上，他支持非左派，打击左派。海军过去以军训为重点，转为以政治为重点；以非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转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官僚主义作风转为非官僚主义作风。海军这几年工作成绩是不能抹煞的。李、王、张被扣上“夺权”帽子，扣上“地下活动”帽子，是不公道的。

当然我知道，林彪与叶帅除了在海军党委“三?三”会议和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上有分歧外，林彪对叶帅还是非常支持和信任的。

五、《中央军委命令》和“三支两军”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对林彪指示：“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毛泽东的指示，实际上是对林彪的批评，因为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之前，确定了稳定部队的重要原则，就是规定部队不允许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布《关于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军队开始正式介入地方文革，担负起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三支两军”任务。

1967年1月28日，毛主席批准了中央军委对部队文化大革命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命令”）。

“八条命令”首先指出：“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八条命令”要求：“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机要工作人，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特别重要的是第三条，“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八条命令”还要求：“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八条命令”规定：“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准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八条命令”明确划分：“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祖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据我所知，此项命令是林彪亲自口授的。

《中央军委命令》，对当时稳定部队，遏制地方冲击部队，特别是遏制军事院校造反派冲击军队领导机关和军队要害部门，起到了非常大的关键作用。

1月29日，叶剑英向军委扩大会议传达“八条命令”。关锋也参加了这个会。叶帅在传达讲话中，既兴奋又恼怒，说到最后一句话时落地有声：“谁想把部队搞乱，绝不会有好下场！”话语刚落，挥手“啪”的一声，重重地猛力把桌子一拍，致使右手掌边端骨折。关锋就坐在叶帅旁边，听后一惊，立即叫喊：“你这是干什么？你向谁拍桌子？”尚未等叶帅回话，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立即站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我们参加会议的人，都情绪激动地跟着高呼口号。然后散会。

害群之马江青首先反对军委八条命令，批评解放军压制了造反派的革命行动。

《中央军委命令》公布后，海军党委立即组织传达、贯彻。并大张旗鼓、家喻户晓地宣传《军委命令》。因为《军委命令》的精神与海军“一?一八”会议记要精神是一致的，并更有权威性。《军委命令》对当时稳定海军领导机关被冲击的被动局面和稳定部队起到重要的作用。有了《军委命令》我们海军党委处理问题腰杆更硬，说话更有底气。

海军的三支、两军工作，是经海军党委研究后，报全军文革批准。从1967年3月开始，陆续抽调了数万名干部、战士投入到三支、两军工作中。主要是以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的工厂、学校、党政机关为主。当时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的情况比较稳定，没有出什么大的乱子。只有北海舰队面临辽宁、山东、江苏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山东地区、旅顺地区、苏北徐州、连云港地区的问题最多、最复杂。

当时，山东有个王效禹，参加山东造反群众战斗队，很快就成为山东“造反英雄”。以王效禹一派为主，打倒省委书记谭启龙，夺取了领导权，于2月3日成立山东省革委会，自任革委会主任。在王效禹的支持下，青岛机车车辆厂造反派头头杨葆华，也打倒了市委书记张敬涛，夺取了青岛市领导权。并很快组织“棒棒队”（即每个造反派发一根棍棒），王效禹、杨葆华掌权后，不仅与不同观点的地方群众组织进行大规模的流血武斗，而且是山东地区反军乱军的总头目。

北海舰队和驻苏北徐州、连云港地区的68军在支左的问题上明确表态：既不支持山东的王效禹一派，也不支持青岛的杨葆华一派。

因此，王效禹、杨葆华视北海舰队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与驻青的政治学校、潜艇学校、401医院护校等海军院校相同观点的造反派联合在一起，冲击舰队指挥机关，冲击战备值勤部队，打伤我多名值勤官兵。反军、乱军的气焰十分嚣张。

中央指定康生负责解决山东问题，但他“拉偏架”，表面上是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是支持王效禹、杨葆华一派，使山东地区的问题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

六、我与贺龙不熟悉

我与贺龙很不熟悉，没有什么来往。国庆十周年时（1959年），他在民族饭店请两桌客，专吃羊肉，不知怎么也把我拉去了，我才第一次同贺龙说话闲谈。

文革前，林彪养病，贺龙主持军委工作。当时我参加罗瑞卿主持召开的军委办公会，有时贺也出席会议，做总结时讲讲话。

当时我感觉，贺龙对罗瑞卿的工作是很支持的。1964年底，林彪对全军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提出了批评，军委办公会议上，罗瑞卿提出了不同意见，并按“军事、政治应该并重”，对林彪的批评进行了修改。会上，贺龙认为“修改比不修改好”。

文革初期的“王（尚荣）、雷（英夫）”事件时，到国防部大楼看了林办、贺办两张观点对立的大字报之后，我对贺龙问题才开始引起注意。以后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消息，逐渐得知贺龙在空军要打倒吴法宪，准备由二方面军干部成钧任司令员。还要提许光达为总参谋长。贺龙在体委闹“独立王国”，及贺龙在南昌暴动时曾经“叛变”，又说贺龙阴谋“政变”，又说贺龙是手枪不离身，罗瑞卿的后台是贺龙等等。上述这些说法，情况是否属实，我心里没有多大把握。

1966年深秋的一天，军委办公厅通知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到京西宾馆集合，有什么事情也没有说。大家到齐后，由杨成武、萧华带领，随即乘大轿车到西山叶帅家里，在叶帅家会议室内摆了不少揭发贺龙的材料。叶帅当时说，这次看贺龙材料是根据毛主席“在小范围内打招呼”的指示而进行的，并要大家看材料。

因为人多材料份数有限，每人拿一份，就差不多拿完了。看完一份之后，要互相交换看。我也看了几份，多属一般性问题，没看到明显的敌我性质的材料。估计谁也没有全部看完，就已到吃饭时间了，这次“看材料”就结束了。

返回车内闲谈中，有人说看到了很重要的敌我性质材料，究竟什么问题没有深谈。当时我就感到，可能中央很快就要公开揭发批判贺龙了。但之后我一直没有听说和参加中央和军委批判贺龙的会议。

不久，大街上出现“打倒贺龙”的大标语。以后又听说，是江青最积极要把贺龙揪出来。周总理亲自把贺龙身上的手枪缴下来。经中央批准，把贺龙软禁在西山中央防空洞门口的一座房子里。实际上就是被打倒了。由于贺龙出了问题，又必然要株连原贺龙部下的一批高级干部。例如许光达、廖汉生、黄新廷、谭友林等等，均先后被打倒，被关押。

关于江青提出“揪斗贺龙”问题，据说是1966年秋，毛主席主持一次中央会议，主要讨论由解放军派干部进入学校“实行军训”，对学生进行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教育。就在这次会议上，江青提出要“把贺龙揪出来”。并说她“有大批材料，非常确凿的，贺龙是个大坏蛋，要搞军事政变。把贺龙端出来，你们不敢动他，我什么也不怕，他老婆也不是好人。”毛主席稍微思考一下说：“此事现在不议。”但江青不依，面向主席发疯似的说：“毛主席，你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毛主席果断地宣布：“散会！”离席而去。江青放声哭起来，陈伯达走到江青面前，劝她说：“太悲要伤心的，制怒，制怒，你也太过了一点。”结果江青站起来又同陈伯达吵起来了。

第三十二章天翻地覆（之二）

一、海军仍处于兵荒马乱的大动荡中

军委文革决定揪出苏振华之后，海军仍处于兵慌马乱、军心不稳的大动荡状态中，一是多数院校领导全部瘫痪，院校造反派并不是什么真正夺权，而只是将干部揪斗打倒，将大印大章抢到手。由于派性争权夺利恶性发展，谁也联合不起来，谁也组成不了新的领导权力机构，谁也不服从谁的招呼。因此踢开党委，捣毁和破坏党的权力机关之后，长期处于各自为政、独立王国的无政府状态。割据和占山为王的状态，把院校破坏得不像样子。二是各舰队领导机关也仍处于硝烟弥漫、混乱不堪的状况。北海舰队是打倒卢（仁灿）、潘（焱），东海舰队是“穷追叛徒陶勇的狐群狗党”，南海舰队是揪斗“吸血鬼”方正平为首的一小撮。加上家神野鬼，互相勾结，军队和地方派性斗争结合，形成军队内部派性斗争日益泛滥膨胀，严重的影响战备工作。

中央早已规定，就地闹革命，停止串联，各地已经外出串联的应当立即返回原单位。但各地来北京请愿告状和隐蔽串联的仍经常有数十万人。而海军所属单位来北京海军大院串联的也是经常一批又一批的络绎不断。

1967年2月的冲击海军报社事件（又称“黄楼1【注1海军直属机关办公大楼，因外墙面为黄色而得名】事件”），就是由海军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联合其他院校造反派组织，非法查封海军报社引起的。

当时，院校造反派组织查封报社的主要理由是：《人民海军报》在过去的几年中，刊登过不突出政治，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而登载了军事大比武等单纯军事观点的文章，是宣传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造反派头头，在查封报社前先征求萧劲光的意见，萧答复：“必须得到海军党委的同意。”以后又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如果你们掌握的材料充分、确实，就交给海军党委，经我们调查后，如《人民海军报》确有方向错误，由海军党委决定是否查封。”我又说：“你们应做贯彻执行军委八条命令的模范，不要做违反军委八条命令的事情。”我还说：“你们要相信海军机关的广大群众，你们应按军委八条命令的要求，停止在北京的串联，尽快返回原单位。”

我们的意见非常明确，第一，报社的问题应由海军党委解决；第二，不能用冲击的办法查封海军报社。冲击报社就是冲击海军领导机关。这与军委八条命令精神是相违背的。

但是他们根本不听我们的劝告，也不顾黄楼警卫的阻拦，2月16日晚10时左右，一百多人高呼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浩浩荡荡，旌旗招展的冲进海军领导机关办公大楼，直奔第五层楼，不仅查封了报社的编辑办公室，而且在办公楼的楼道内静坐示威，在墙上胡乱写大标语。

而其对立面组织“红流”则组织人马，把查封海军报社的院校造反派重重围困在办公楼的楼道里，水泄不透，搞得办公楼内乌烟瘴气，双方情绪激动，武斗一触即发。

作为海军领导机关办公地，海军主要领导人的办公室和作战指挥室、保密机要室等要害部门都在黄楼内。

事情发生的非常突然。当晚我知道情况后，立即通知海军的主要领导同志到我家开紧急会议（当时已无法在办公室开会了），研究解决办法。17日凌晨，我们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做了四条决定：第一、双方不允许武斗；二、双方立即撤离现场；三、双方有什么不同意见，提交海军党委处理；四、凡是报社的文件、材料一律就地查封，任何一方不准将材料带离现场。责成海军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到现场传达海军党委的决定。

第二天，虽然现场没有发生武斗，但双方也无撤离现场的迹象。当时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外围的“红流”派不准给参加查封报社的院校学员们送饭送水。党委当时研究，不论哪一派，都必须遵守“军委八条”的规定，不准冲击军事机关。我曾亲自到各层楼道做说服工作，毫无效果。

要想撤出查封报社的院校造反派，必须要围困的“红流”组织让出通道。21日，以海军党委的名义，下达命令，命令指出：为了维护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军委2月8日通知的尊严，命令你们参加围困的战斗队组织立即撤离现场，否则海工“红色造反团”等组织的同志不能按期和尽快返校的责任，由不执行命令的战斗队组织的负责人承担。

与此同时，我们与院校造反派代表谈话，我们严肃地告诉他们，你们冲击军队领导机关和要害部门，擅自查封海军报社的行为是极端错误的，是违背军委八条命令的，如果你们不立即撤出办公大楼，后果自负。

围困行为一直持续到24日。在海军党委强大压力下，冲击海军报社的院校造反派和围困他们的对立面组织，终于撤离了黄楼。

1967年2月份，在海军大院内，先发生了部分院校造反组织非法占领王宏坤家，紧接着又发生院校造反派冲击海军机关办公大楼，擅自查封海军报社，而冲击机关办公大楼的性质更严重，情况更复杂。

我们海军领导之所以能挺直腰杆，坚决地、果断地连续处理“占领王宏坤家事件”和“冲击海军报社事件”，使海军领导机关能够相对稳定和坚持正常地工作，刚刚下发不久的军委八条命令，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广大干部和群众拥护军委八条命令，要求机关和部队稳定的愿望是强烈的。

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在我们无法控制，也无法摆脱的情况下进行着。这期间，有一件事情深深触动了我，那就是没有能够从造反派手中抢救出国家海洋局局长齐勇。

自1966年冬开始，国务院系统的各委、部、局和地方院校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指使下，利用开展“四大”，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到处夺权，到处打、砸、抢，对“资产阶级当权派”抄家封门、揪斗游街、私设公堂，逼供刑讯，武斗成风。1967年1月，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就惨死在造反派的棍棒下。

我到海军后，与齐勇不仅在工作上联系十分紧密，而且私人关系也十分好。他任海洋局局长前，是南海舰队主管海防工程建设的副司令员，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每年我都要数次到南海舰队所属的福建、广东、海南岛等海防、空防前线去视察工程建设，齐勇是主要陪同者之一。我们一起爬山涉水，深入工地。齐勇抓战备工程建设认真负责，年年超额完成工程计划。几年来，南海舰队在机场、码头等重点项目的建设上，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工程进度在全海军都是名列前茅的。文革前不久，齐勇调国务院任国家海洋局局长。当时国家海洋局和第六机械工业部一样，是国务院与海军双重管理，但以国务院为主。

大约是刚刚解决“黄楼事件”后不久，秘书转给我一封群众来信，信中说到：“齐勇被海洋局造反派抄了家，天天被挂着黑牌子、带着高帽子游街。造反派拳打脚踢的批判他，人都快被打死了。救救他吧！”我一看这封信，遏止不住的怒气一下子在心中涌起，这么兢兢业业，埋头工作的好干部，调北京工作还不到两年，也要被如此批斗？简直是岂有此理！

我立即让秘书将海军文革办有关的负责同志找来，我对他们说：“你们立即与海洋局联系，了解一下齐勇的情况，一定要找到齐勇的下落，立即向我报告。”我又与秘书说：“你每天都要与文革办联系，一有齐勇消息立即报告。”

第一天没有消息，第二天仍没有消息，我心急如焚。大概是第三、第四天，海军文革办的同志向我报告，仍没有找到齐勇的下落。他们告诉我，批斗齐勇的主要是海洋局中的地方造反派，但也有海军院校造反派参与。齐勇是什么时候开始被批斗、批斗的具体情况、造反派把齐勇抓到什么地方现在都不清楚。他们又说，据了解，来信中反映，批斗中搞武斗的情况是属实的。

面对大批判中搞武斗，我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不管被批判者问题多么“严重”，不管是“三反分子”还是“狐群狗党”，我都坚决反对搞武斗，坚决反对搞人身伤害。

听了文革办的情况反映，我决定亲自与海洋局各造反组织的头头谈话，以尽早将齐勇保护起来。

很快，海军文革办就将海洋局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召集到黄楼会议室。会上我说：“齐勇有错误可以批判。但海军党委的态度非常明确，坚决反对在大批判中搞武斗。齐勇是海军干部，你们可以将齐勇的问题写成材料，交海军党委处理，海军党委处理不了，我呈交周总理。”我说：“齐勇现在身体有病，需要尽快住院治疗，你们要先放人治病，不然是要出人命的。”

这些造反组织的头头，根本不听我的劝说，非让我们承认他们批斗齐勇是“革命行动”，齐勇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是罪该万死”。

我拿出军委八条命令，对他们严厉地说：“限令你们今天，必须交出齐勇，其他的问题以后再说。”

造反派头头说：“海军党委压制了海洋局的运动，保护走资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不仅要造齐勇的反，也要造海军党委的反。”他们说：“我们不执行军委命令，也不执行你的命令。”他们围着我，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会议现场一片混乱。

我又气又急，当场犯了心脏病。门诊部的医护人员在会场抢救。

稍好后，医护人员把我送回家。我一边躺在床上吸氧，一边告诉秘书：“让海军文革办起草一份有关海洋局齐勇情况的报告，立即送周总理办公室和全军文革办公室。”我当时想，现在只有总理能把齐勇抢救出来了。

几天后，我没有等到救出齐勇的消息，等到的确是齐勇的噩耗。齐勇跳楼自杀的消息，是海洋局政委李长如打电话报告我的。在电话中我厉声质问他：“为什么齐勇被揪斗情况你没有及时报告？为什么齐勇被造反派抓走的情况你没有及时报告？为什么你们党委对齐勇不作任何保护？现在人死了你才报告，有个屁用！你们简直是不负责任！”我把话筒狠狠地摔在办公桌上。

尔后，秘书转来齐勇爱人的一封信，我记得上面写道：齐勇是个勇敢的战士，他已经不在人间了……。

看到这里，我当着秘书的面，黯然泪下。

1967年3月中旬，另一件棘手的事情又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叛变自首问题”的调查报告。由此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而引起的“揪叛徒”浪潮，波及全国，海军自然不可能例外。有的造反派组织翻阅干部历史档案，有的造反派组织到地方图书馆查阅历史报纸、杂志资料，有的到地方家乡进行调查，有的到监狱提审历史反革命索取口供。总之，不少造反派组织东奔西跑，无孔不入地寻找证据。一时各方面提供的所谓“叛徒”材料确实不少，经我过手处理的，概括有这样几种类型:

１、证据可靠，确有叛变行为。例如当年的共青团员登报公开申明脱团，或在战斗中被敌包围，向敌人缴枪后释放回来，或开始参加革命以后脱逃，并带领敌人镇压过群众等等。这类人由于隐瞒了历史，有的已经成为高级干部了。海军也有此类性质的情况。但他们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有过功劳。因此我们的政策是先给生活出路，待后再做政治结论。每人每月发给80—100元生活费，政治结论待后再说。

２、年幼无知，虽然打过白旗，但不属于叛徒。在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特别在“立三路线”影响下，不少地方，苏区与白区接壤地区“赤白对立”很严重，双方群众和地方武装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形成拉锯形式，甚至互相烧杀、抢粮、抢牛，群众不堪其苦。为了应付这种“赤白对立”斗争形势，有时苏区武装越过边沿打到白区去，白区群众怕烧杀，就打着红旗表示不对抗。有时白区地主武装或封建会门，越过边沿侵入到苏区来，苏区群众怕烧杀也打着白旗表示不对抗。我们有的红军老干部当时不过十几岁，跟随着群众打过白旗，这算不算叛徒？我们认为是年幼无知，以后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为党为人民立过功，不应算为叛徒。海军这种类型的若干名高级干部，我们采取了慎重政策，结果平安无事。

３、为了逃避敌人追捕，暂时跑到反动军队里躲起来，或暂时把武器埋藏起来，停止了一段时间的革命活动，甚至参加了伪群众组织，但没有暴露自己身份，也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这算不算叛徒?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为了保存党的力量，是党的原则所允许的，不是叛变行为，不是叛徒。海军某部部长就属这类情况。他是山东党早期地方党员，敌人发现后通缉追捕，他就跑到国民党军队里当兵躲起来，既没有暴露自己身份，也没有泄露任何党的秘密。当时某部有那么一部分人，硬要将他当叛徒揪斗打倒，海军党委不同意。但他们不服从党委决定仍要揪斗。所以我在某部的一份材料上写了段批语，“坚决反对这股暗流，如果他们要与党委较量，那我们就奉陪到底。”

４、同名不同人，经查实完全是误会，根本不是叛徒。有的群众组织，在敌人报纸上查出所谓海军某政委在战斗中被俘，投降了敌人。又有的群众组织，在敌人报纸上查出所谓海军某副司令员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成员。经过海政保卫部派人审核，完全证实是同名不同人的天大误会。为了慎重起见，我曾把调查某人的那份材料和结论，送呈周总理审阅，周总理看了后批示：“此材料应入档保存，以免后代子孙再生误会。”有的群众组织揭发海政某主任也有历史问题，经过认真调查并无其事，纯系道听途说，捕风捉影。

总之，“抓叛徒”这股恶潮，持续时间相当长，危害相当大。

1970年4月，为了消除所谓“抓叛徒”运动遗留的恶果，尽早的解放被审查的干部，海军政治部发出《加强领导，落实政策，认真做好审查干部政治历史问题结论处理工作的指示》。主要精神是：一、做好结论的关键是“准”，要材料真实，根据充分，处理恰当。二、结论要突出重点，主要是审查干部的政治历史、政治思想。对过去重大历史问题没有做过结论和以前有结论，复查原结论不恰当的，必须做出新结论。三、审查问题要与本人见面核实。

这项工作使得受到审查冲击的干部甩掉了所谓“有历史问题”的尾巴，可以大胆解放出来工作。

海政文工团是文革期间最早开展“四大”的单位之一，经过一场乱揪乱斗的狂风暴雨之后，逐渐形成一个多数派群众组织，名叫“红色舰队”。另一个以歌舞团部分青年组织的少数派，名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揪出苏振华之后，“红色舰队”倾向于支持李、王、张，而“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仍然炮轰李、王、张。

经过再三调查和考虑，我对文工团发表了三条意见：

１、海政文工团某团长的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同意打倒，但也不宜继续担任团长工作，可另安排其他工作。文工团某政委的错误仅仅是工作上的缺点错误问题，因此更不同意打倒。

２、对几个有才华的文艺干部，如吕远、吕文科等等，并没有发现严重问题，我指示海政宣传部、文化部应加以保护，他们可以参加演出和进行创作工作。

３、“红色舰队”组织不能有歧视和压制“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行为，他们什么时候愿意联合都应采取欢迎态度。他们不愿意联合不应强求，采取耐心等待态度。

这三条意见对稳定文工团的局面影响很大，双方都不反对，并大体上按照这三条执行了。

二、青海流血事件与军委“十条命令”

1967年2月23日，青海西宁发生了开枪镇压群众组织的流血事件。这是解放军在支左中造成的一次重大惨案，打死打伤红卫兵三百余人，逮捕万人以上。

我所知道的事件经过是：西宁当时红卫兵有两个观点对立的群众组织，一个名叫“八?一八”造反派，一个名叫“捍卫”造反派。青海军区党委讨论决定支持“八?一八”造反派，并由司令员刘贤权接见了他们的代表，说明了军区党委的态度。“捍卫”造反派知道后，当然很不满意，因为解放军支持谁，谁就是左派，不支持谁，就表明不是左派。因此“捍卫”造反派就冲击军区，揪走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及副司令员张江霖等人，进行关押批斗。军区另一个副司令员赵永夫等少数领导干部见此形势，突然改变党委决定，不支持“八?一八”造反派，而坚决支持“捍卫”造反派。并成立造反联合指挥部，宣布“打倒刘贤权”，“撤消刘贤权一切职务”。

《青海日报》机关工作人员，多数是“八?一八”造反派观点，在报纸宣传上有支持“八?一八”造反派倾向，赵永夫等人决定对《青海日报》实行军事接管，由此引起“八?一八”造反派的反对。二十多个学校的红卫兵先后拥进报社驻地和在报社驻地附近搭棚扎寨，名之曰“保卫报社”。赵永夫等人认为这是一种反革命暴乱行为，因此调用了十三个连队的兵力，对手无寸铁的红卫兵进行围攻，开枪镇压，造成严重流血惨案。

3月2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青海军区的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的领导，篡夺了军权。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中央决定赵永夫隔离受审，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为死难革命群众恢复名誉，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宣布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青海问题由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并建立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军事管制委员会。

之后，周总理做了一个简短讲话：“刘贤权、张江霖你们自由了，你们解放了。赵永夫你凭什么权力撤消刘贤权同志的党内一切职务？青海军区的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玩弄手段，打倒刘贤权，篡夺了无产阶级的党权、军权，以后勾结了张晓川对西宁革命组织进行残酷的法西斯镇压。赵永夫应隔离受审。”又说：“解放军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今后，不允许解放军开枪，打死、打伤革命群众。”

青海流血事件发生后的几天中，军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青海事件的经验教训，并联系到当前支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检讨。

不久，军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林彪到会作了总结性的讲话：第一讲阶级斗争和阶级观点问题；第二讲主流和支流问题；第三讲军队支援地方问题。他特别强调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我们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在讲到第三个问题时，林彪指出：“军队‘三支两军’是一个很光荣、很繁重的任务，但又是一个很新鲜、很复杂，过去没有干过的任务，搞不好就有犯错误的危险，这个错误一犯，比刘、邓路线还厉害。”

林彪的讲话录音，中央文革通知，应向人民解放军和全国红卫兵播放。并号召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

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全国到处揪斗“带枪的刘、邓路线”，冲击军事机关，掀起了文革以来第一个反军乱军浪潮。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117号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文件强调“革命无罪，大民主无罪”。毛主席在这个文件中加上了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看得太严重了。”

毛主席这段讲话与陈毅、叶剑英去年11月的讲话精神是对立的，是否定两位元帅讲话内容的。其实陈、叶两元帅的讲话精神，无论现在看还是当时看，都是完全正确的。无政府主义的乱打、乱冲、乱揪，是“全面内战”，“全面夺权”大动乱、大破坏的根源。

这个中央文件下发后，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要支持造反派”、要“反复辟”的背景下，中央军委4月6日颁布“十条命令”，其中指出：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的很好，有的做的不好。目前出现的问题应当及时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一、对任何群众组织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予取缔；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先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八、派到地方上去支左干部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和思想很右的干部；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十、违反上述诸条的做法要立即改正。

毛主席对“十条”的批示是：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后交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一致通过。

4月中旬，毛主席说，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

我认为，《十条命令》的主要内容是对《八条命令》的否定，相当于表明前一段时期部队支左“大方向”出错了。这样使得原来部队不支持的造反组织更坚定了与部队的对立，并组织更猛烈的行动冲击部队，抢夺武器弹药用于武斗。而原来部队支持的造反组织认为部队立场转变，也对支左部队大为不满。

4月中旬，中央关于内蒙古问题做了决定。中央指出：内蒙古军区的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内蒙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及保守组织，把军区党委书记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擅自逮捕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等同志，宣布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中央决定由刘贤权同志担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同志任军区政委，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要在内蒙古公开揭露，王逸伦隔离审查。

三、“五?九•一三”流血事件

大约是1967年3月某天，北京军区文工团多数派组织“燎原战斗队”的头头王文浩等数人，来到我家里请示，说他们准备串联北京三军（陆海空）文艺团体联合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觉得这样比乱冲乱闹好，因此立即答应：“完全支持！”

不久，由北京军区文工团“燎原战斗队”牵头，海军、空军、工程兵、二炮等文工团的多数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排练歌舞节目，并数次在北京军区礼堂组织演出。我们这几个参演单位的领导干部都出席观看。演出效果也非常好。

这样以驻京部队的文艺单位，联合进行文艺演出开始，带了一个群众组织大联合的好头，以后就逐渐扩大到这几个单位领导机关中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也联合起来了，采取了驻京“三军”群众组织的统一行动，即所谓“老三军”派，他们是拥护军委八条命令，支持党委工作，支持部队保持稳定，反对打、砸、抢，反对把军队搞乱。由此引起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也联合起来，既所谓“新三军”派，他们是中央文革支持的，并与清华、北航等地方院校造反组织相勾结的反军乱军的冲派。两派彼此之间采取了一些更尖锐、互相对立的行动，直至发生了“五?九•一三”两派大规模冲突和流血事件。

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老三军”派的文艺团体决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联合演出《长征组歌》，歌颂毛泽东思想，歌颂工农兵。

演出前，演出单位请示了林办（林彪办公室），林办转达了林彪对演出表示支持的态度。

演出当天的上午和下午，演出单位又两次报告请示全军文革，但全军文革均不同意演出，理由是防止不同观点群众组织冲击演出，发生武斗。

林彪和全军文革对演出的不同态度，演出单位及时地报告了我们。当时演出的剧票、海报均已发出去了。

是演还是不演？我一直在思考中。要支持演出，就要冒很大的风险，其一，刚刚发生的“二月逆流”，几位老帅因提出部队要稳定而遭到批判；其二，“青海事件”后，中央文革在全国掀起反军乱军浪潮，到处揪斗“带枪的刘、邓路线”，冲击军事机关；其三，“新三军”派，是中央文革支持的冲派，在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地方院校造反组织的支持下，打、砸、抢的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已扬言：“只要老保演出，就砸烂会场”；其四，全军文革已表态不同意演出，那么中央文革又是什么态度呢？其五，我们当时“后院”还在“起火”，自身仍然难保。但是，要是现在突然宣布不支持演出，或者取消演出，不是冲派的“胜利”吗？不是我们也被打、砸、抢行为吓倒了吗？如此下去，领导讲话还管用吗？将来谁还敢支持党委工作？

此刻，我们必须有旗帜鲜明的态度。我紧急与海军的几位领导商量，当我谈了应坚决支持演出的意见后，萧劲光等领导完全同意，很快就形成了海军党委支持演出的决定。之后，我们又听取北京军区、空军、二炮等单位领导的意见。我们商量的结果是：第一、宣传毛泽东思想正确，宣传工农兵无错；第二、联合演出比乱打、乱揪、乱冲好，对稳定部队和驻京机关有利；第三、如果演出成功，可以起到团结“新三军”，实现大联合的作用；第四、如果不演出，正符合冲派破坏演出，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阴谋。势必再次引起新、老“三军”两派的对立；第五、更严重的是如果冲派占了上风，将没有人再敢支持各级党委的工作，稳定驻京机关和部队将更加困难，反军乱军，打、砸、抢将会愈演愈烈。因此我们同意仍然按照原定计划演出，并要演出单位做好应付冲击演出的准备。

为了支持演出和防止武斗，我们几个单位的领导还商定：都到现场去观察情况，帮助他们处理问题。

海军是我和萧劲光、王宏坤、张秀川于13日黄昏分别前往，预定在展览馆剧场东侧一座房内集合。但我的汽车走错了路，开到展览馆西侧去了，正陷在冲派的人群中。这些冲派估计有两千人以上，他们有清华、北大、北航等院校造反派的学生，也有驻京部队机关中与“老三军”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四路纵队前进，一边跑步，一边叫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冲到剧场附近，发现四门紧闭冲不进去，就用砖块、石头劈里叭啦把窗户玻璃砸碎，然后从窗户上蜂涌跳进去，既打演员，又打观众，一片对骂对打，混战一团。

我坐的车子赶快退出来，转到剧场东侧小楼与萧劲光、王宏坤、张秀川、余立金、曹里怀、李天焕、吴烈、熊伯涛、傅崇碧等人会合，我们商定由卫戍区调两个连来制止武斗，并打电话报告请示中央文革怎么办？陈伯达糊里糊涂答复说：“他们武斗，你们不武斗，不就解决了吗？”萧劲光听此废话气得摔帽子，拍桌子，骂陈伯达是“死官僚”。

这时两派双方互相对骂对打，冲派不仅用拳头、砖头、棍棒殴打不同观点的演员、观众，还砸毁了剧场的演出设备和桌椅板凳。由场内到场外，由黄昏到深夜，你冲我杀，造成了一百多人受伤的流血事件。

我曾利用夜暗钻到剧场内的群众中去观看，只见双方正打得火热。

听到一方大骂：“打砸抢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冲击演出是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打砸抢是土匪行动”。另一方对骂：“打砸抢是教训保皇派的最好武器”，“打砸抢万岁”，“保皇派罪该万死”，“只准革命派造反，不准保皇派乱动”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到了后半夜，大部人员逐渐散走了，各自尚有数百人在那里继续相持，互不示弱。

14日天将黎明时，陈伯达、萧华等人来到现场，召集双方人员在剧场内训话。陈伯达主要宣布，你们两派暂时不要见面，天明后双方谁也不准抬着伤员上街游行。萧华则批评“老三军”文艺团体不该演出，把武斗责任强加在“老三军”头上。

这一下立即引起了“老三军”派的强烈不满。天亮后，“炮轰萧华”的大标语就上街了，认为萧华是破坏“五?九•一三”联合演出的“罪魁祸首”。

这次武斗双方都有伤员，但没有死人。“老三军”派伤员更多，有的被打得昏迷不醒。“老三军”派的伤员分别被送到海军、空军、二炮等医院治疗。

15日，林彪派叶群到各医院看望“老三军”派的伤员，进行慰问。这无疑是对“老三军”派的支持和鼓舞，而对冲派则是最沉重的打击。

16日晚，“老三军”文艺团体要在北京军区礼堂开大会，庆祝“五?九•一三”斗争胜利，我们几个单位的领导都同意。并决定由我和吴法宪出面，到中央文革处汇报，并请示是否派人参加大会。本来我们对中央文革派人参加大会，并不抱多大希望，只是汇报情况和想了解一下他们对此事的态度。

没想到的是，中央文革听了我和吴法宪的汇报和请示，江青一反常态，当即决定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参加会议。我们同戚本禹一道到达北京军区礼堂时，礼堂里响起了热烈欢迎的掌声。戚本禹登台讲话，情绪颇为激动，完全支持“三军”的联合演出，批评了“冲派”破坏演出的错误。

事后我了解到，毛主席是支持演出的。

5月23日，“三军”文艺团体在天安门午门广场联合演出，上万人观看了演出。特别是6月9日，林彪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领导亲自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三军”文艺团体的联合演出，这对“老三军”派的支持鼓舞就更加有力了。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是这样报道的：“人民解放军驻京陆、海、空三军文艺战士，为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联合演出了丰富多彩的革命文艺节目。他们突出地宣传了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生动地歌颂了历史主人翁工农兵，热情地欢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三军文艺战士的这个演出好得很，硬是好得很！三军革命文艺战士同志们，在台下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在台上是热情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他们为全国文艺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这样一来，萧华就被动了。“炮轰萧华”升级为“打倒萧华”，认为萧华是“冲派”的后台，萧华是对抗林彪指示的。

当时我考虑萧华已经被打倒一次并抄了家，由于毛主席说：“萧华是好人”，不同意江青的做法，才躲过一劫。现在群众又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要打倒萧华，但是中央并没有表态，我们不宜轻易跟着群众情绪跑。（同时我与萧华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关系都很不错。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一起在山东，他是115师政治部主任，我是司令部参谋处长。以后到东北虽不在一起，但经常见面。）因此我向萧劲光提议，召开海军党委常委会议进行研究，经大家研究，一致同意将认识明确为：萧华错误是严重的，支持了“冲派”，反对“三军”联合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但性质属于“讲错话”，是人民内部矛盾，决定海军不参加“打倒萧华”的行动。

“五?九•一三”事件不仅在北京影响很大，对全国也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对北京驻军领导机关的文革形势以及全军的文革形势起了扭转局面、稳定局面的重要作用：第一、稳定了三军领导机关的形势，扭转了乱打、乱揪、乱冲的无政府局面。初步恢复了领导机关的工作秩序；第二、实现了大联合，对于多数派群众组织由被动转为主动，由相对优势变成绝对优势，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而“冲派”受到严重打击，开始土崩瓦解；第三、由于北京三军领导机关的稳定，为全军在文革中的稳定带了一个好头；第四、从来不主动看样板戏的林彪在周总理、陈伯达等人的陪同下亲自观看三军演出，这在文革期间是极少有的。说明林彪对全军和三军领导机关的稳定是多么的重视。军队稳定了，党和国家才有保障；第五、对中央文革打着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旗号，实质是反军、乱军之阴谋，是有力的回击。“五?九•一三”事件，毛主席和林彪的表态，迫使中央文革一伙承认“冲派”是“错误的”。

由于海军在“五?九•一三”事件中及对萧华问题上的态度十分坚定、明朗，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有“地方看军队，军队看海军”的说法。这种说法不一定全面，但却准确地说明了军队在文革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这里还要提一句。文革开始后，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把几乎所有电影、戏剧都打成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产物，打成封、资、修的产物而禁演。广大群众和部队指战员能看到的只有样板戏和少量经中央文革审查通过的电影，除此之外就是“忠字舞”、“语录歌”。

“五?九•一三”事件后，借《长征组歌》的成功演出，我指示海政文工团重排话剧《赤道战鼓》，重排反映“八?六”海战的话剧《夜海战歌》，又新创作了反映航空兵战斗生活的话剧《海空雄鹰》，深入部队演出。

我们又决定举办了兵画兵、兵摄兵的《海军美术摄影展》，并到部队巡展。我还要求各舰队文工团组成文艺小分队到机场、码头、海岛慰问演出，丰富了部队文艺生活，得到广大部队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三年后的1970年5月13日，晴空万里。叶群邀请黄、吴、李、邱及夫人游览长城。当时工作压力很大，我们都很少出来散心。但这一天特殊，是“五九•一三”事件三周年。在长城上，我们举目远望，心情十分舒畅。

我知道叶群代表林彪邀我们游长城的用意：一是“五?九•一三”事件为文革中稳定部队开了一个好头，值得纪念；二是部队要像长城一样坚固、强大，永远是保卫党中央，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的中流砥柱。

“五?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人不但不再挨揪斗，甚至开始出现“李、王、张是坚定革命左派”，“向李、王、张致敬”的大标语。我们在群众中说话开始发生效果，我们的处境从此逐步好起来了。

1967年5月29日，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发出当前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说：为了胜利的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历史任务，院校文化大革命应逐步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本单位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深批透。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不要外出串联，已经外出串联人员要迅速返校。应尽快建立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临时领导机构，行使对本校的领导权力。中级指挥、技术、医务学校要逐步做到一边闹革命，一边上课。

自此指示后，全军多数院校由兵慌马乱，逐渐向恢复秩序方向转变，一步一步地向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上课闹革命的方向发展。

1967年6月9日，中央军委命令，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我为海军第一政治委员。

第三十三章天翻地覆（之三）

一、“痛打落水狗”和革命大联合

1967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1966年5月16日“通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题目为《伟大的历史文件》。（当时，凡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编辑部文章，都要经过毛泽东审阅。）文章指出:“五?一六”通知是一个马列主义文件。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已经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里程碑。文章结尾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不要以为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另一篇重要文章，指出刘少奇所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毛主席曾说：“《修养》是宣传孔孟之道，是否定阶级斗争，是欺人之谈。”

当时中央文革那伙“英雄们”，疯狂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展大批判，“痛打落水狗”，“彻底埋葬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徒子徒孙”。

全国文革进入第二阶段，实行“全面夺权”之后，已经半年了。虽然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宣传机器大喊形势大好，捷报频传，但实际上到处是乱糟糟的，看不到大好形势。前阶段是以打倒一切，揪斗所谓“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为主。现阶段似乎是以派性斗争、全面内战，互相争权夺利为主。旧的权力机构砸烂之后，已经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新权力机构，为数甚少。多数情况是夺权之前没有大联合，夺权之后无法实现三结合。因此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许多地方不得不实行军管，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暂时成为权力机构，在军管会之下设立抓革命和抓生产两个班子，勉勉强强应付门面，如果不实行军管，无政府状态还要严重得多。

中央再三指示，按部门、按单位、按产业、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并指出各革命组织只要大方向是一致的，就应求同存异实行大联合。实际情况是，各派组织犹如散沙一盘，互相指责对方是保皇派，互相指责对方是打砸抢派。先夺权的少数派，反对未参加夺权的多数派，未参加夺权的多数派反对先夺权的少数派。人数多的说，以我为核心，想把其他组织吞并。人数少的说，应以我为主，因为我人少精干，你们人多是大杂烩。造反早的说，我功劳大，觉悟高，应以我为核心；造反晚的说，你们造反虽早，但犯的错误最多，我造反虽晚，但我们没犯错误，我们方向正确，因此应以我为主。受到解放军支持的组织说，我们是响当当的左派；没有受到解放军支持的组织说，解放军犯了带枪刘、邓路线错误，支持了反动组织，镇压了革命组织等等，各有各的理由。因此争吵、对骂、打架、武斗愈演愈烈，成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仇人。

中央再三指示要建立“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并规定“三结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革命的高级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的“三结合”。另一种是革命群众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和解放军代表的“三结合”。

为什么“三结合”领导班子迟迟建立不起来呢？归纳起来，我看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没有大联合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不是真正“三结合”领导班子，就不可能为广大群众所承认你是合法的权力机构。实际上就是一派掌权，其他组织就要进行冲击，就要进行反夺权。

第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思想影响广泛严重。不相信绝大多数老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相信“犯了错误”的老干部多数是可以改正的，特别对原来领导班子中的一、二把手，几乎都被认为是“走资派”或“叛徒特务”，都必须打倒，都不能“三结合”，都不能叫他站出来工作。

第三、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人，煽风点火地多次提出，“三结合”要防止搞假三结合，防止恢复原状，恢复原来的统治，恢复原来的秩序，如果这样，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那就等于文化大革命白费力气。因此反对复辟的口号，反对复旧的口号流行全国，不敢大胆解放老干部、不敢恢复正常秩序，生怕犯复辟、复旧的错误，生怕犯否定文革的错误。

原来的党、政、工、农、青、妇领导机构被砸烂了，或瘫痪不灵了，新的大联合“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又搞不起来，这种无政府状态，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何时了？前途渺茫，人心隐忧。

“三支两军”任务压在解放军身上愈来愈重。解放军与群众派别之间的矛盾也愈来愈尖锐，打骂污辱解放军战士的现象愈来愈多，怎么办?谁也拿不出药到病除的有效办法。

二、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〇”事件

7月中旬，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一个新的指示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此后就离开北京，视察大江南北，亲自看看外地情况。当时由中央办公厅和总参组织了一个精干指挥班子随行。由于此行有毛主席可能要在长江游泳的计划，为了保护毛主席游泳的安全，周总理决定我也参加陪同。而周总理则是两地跑，有时在外地毛主席那里，有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

这期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我亲眼目睹和参与处理了事件的前前后后。

杨成武、汪东兴等人随同毛主席乘专列火车于7月14日晚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的别墅内。我随总理乘飞机当日先期到达武汉的。

恰巧由中央文革派遣的工作组成员谢富治、余立金、王力等视察云南、四川后到达武汉，也住在东湖宾馆的别墅内。

7月15日，毛主席在别墅听取华东、中南地区的领导汇报。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人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对武汉文革情况的汇报。我则随杨成武及中办、总参、海军、武汉军区的有关人员，按主席原定的行程计划，到长江岸边检查主席游泳的准备情况。

7月16日，毛主席召集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武汉地区文革情况，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余立金、王力和我等人参加会议。

毛主席听了汇报之后说：“要为武汉工人总部平反（当时被打成反军乱军的冲派），放掉朱洪霞等被捕的头头。武汉军区对两派都应该支持，不要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武汉两派要达成协议，发表声明联合起来。要承认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认错误，改了就好。要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要把军队工作做好，转过来就好。”又说：“军队犯错误，要承认的快，改正的也要快。”

毛主席的讲话，对解决武汉地区的问题定了调子，一是要为“工人总部”平反，二是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改正。

我当时心里十分清楚，毛主席的讲话，明显地支持和袒护了武汉地区反军、乱军的冲派。

接着，17号、18号连续两天，周总理及谢富治、余立金、王力又连续召开会议，继续听取武汉军区负责人，对武汉地区文革情况和军队支左情况的详细汇报。我也参加了旁听（中央布置我的任务不是处理武汉问题，又因对武汉问题主席已定了调子，所以我一直未发言讲话）。

汇报时，总理再次希望武汉军区承认支左错误，并改正错误，总理说：“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但陈再道仍表示想不通。

会上，王力对军区支持“百万雄师”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谢富治也同意王力的批评意见。王力的讲话引起武汉军区领导人强烈的不满情绪。

依我旁听者对两天会议的感觉，汇报会上，中央领导与武汉军区领导的意见十分对立，会议没有解决多大问题。

武汉地区群众组织基本上是两大派。以汉口为中心的是“百万雄师”派，以武钢为中心的是“三钢”派或“工人总部”派。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而与冲击军区并打、砸、抢的“三钢”、“工人总部”势不两立。把自己地区称为解放区，把对方地区称为敌占区，把两派接界地区称为游击区，互相对立，武斗不止。

在这两天中，谢富治、王力等人还到武汉各地（华中工学院、水利学院等）的群众组织中讲话，认为“百万雄师”是保皇派，“三钢”是造反派，军区支左是支持了保皇派，压制了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好。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受打击的现象不允许存在，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一去不复返。

这样一来，更加引起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三钢”造反组织广播了王力讲话实况录音，同时，武汉军区汇报会上王力严厉批评军区的讲话，也很快传播出去，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极大愤慨。

18日晚，周总理带陈再道司令员和钟汉华政委到东湖别墅见毛主席，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王力和我等人参加接见。

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

陈、钟在毛主席讲话后，表示同意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决定，并做好部队的说服教育工作。

之后，周总理回北京。

7月20日拂晓前，“百万雄师”数百人强行冲破警戒线，突然包围谢富治、王力等人住的百花别墅，破窗而入，将谢富治围斗一顿，将王力揪走，不知去向。同时数千人冲进武汉军区领导机关，逼迫军区领导对王力讲话表明态度。

20日上午，“百万雄师”用几百辆汽车（其中有几十辆高音喇叭广播车）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据汇报，游行队伍中有的手持枪械，还有军人参于其中并携带武器。

形势急转直下。谁也说不清，“百万雄师”是否还要冲击东湖宾馆，毛主席的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当时我们在主席身边的人都高度的紧张。

20日上午，中央知道了武汉情况，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为了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要求毛主席立即离开武汉。

周总理当天下午由北京飞回武汉。林彪、江青等人来信与毛主席商量，决定毛主席秘密转移到上海。中央过去有规定，为了保证安全，毛主席外出一般不坐飞机，但是这次破例要坐飞机转移，飞机夜航没有白天安全，也断然决定可以夜航。

当时毛主席住的别墅附近和周总理住的别墅附近，均有“百万雄师”的人员活动（别墅里的工作人员也皆“百万雄师”观点）。为了不使别墅内工作人员和别墅外“百万雄师”的人员知道毛主席的转移行动，毛主席一行人采取了秘密伪装等措施。21日凌晨，毛主席静悄悄地离开别墅，离开武汉，在余立金等人陪同下，上午顺利安全地到达上海。

毛主席离开后，周总理留下来，继续处理“七二○事件”的善后问题。因他身边没有带助手，就决定把我留下来，协助他做点具体工作。

我随周总理住在同一座别墅内，为了总理的安全，我们约定，夜间我秘密搬入总理住的那套比较宽大的房间内睡觉，并按照总理平时夜间办公的习惯，凌晨3时后才熄灯，上午9时后拉开窗帘。而总理则搬到我住的那套比较小的房间内，于11时前就熄灯休息，上午7时拉开窗帘。采取这样的办法，我们一直住到离开武汉。

21日上午，周总理在别墅里再次接见陈再道，我在场。

总理要陈再道把王力送回来，陈说：“我不知道王力在什么地方。”

总理说：“你派人去找回来。”

陈说：“我找不回来。”

看到陈再道这样，总理就生了气，“啪”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得什么？如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

陈再道低着头，告别了总理。

当时周总理最关心的是王力的下落，派人到处寻找。20日和21日上午均无任何消息。

21日下午，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跑来向总理报告，王力找到了，现在被隐藏在武昌南郊一个部队里，并报告了王力脱险的大概过程：刘丰按总理指示到处找王力，结果在29师找到，之后刘丰秘密将王力转移到武空的一个部队隐藏起来。

总理听了后很高兴，表扬刘丰立了大功。不久就升任为武汉军区政委。

周总理亲自布置22日送王力回北京，要求北京在西郊机场组织欢迎。

21日深夜，总理指示，由我和刘丰两人到武空部队接王力并负责护送到山坡军用机场。在机场，总理召开会议最后布置稳定武汉局势的措施，其中包括部队的调动。我参加了会议。

22日上午，王力坐一架专机先行起飞，总理和我们在机场送行。之后不久，总理和我乘上另一架专机，起飞后在中途加速，超过王力坐的那架专机，先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十五分钟后王力专机降落，总理和其他欢迎人群数千人，在机场隆重迎接。因此王力一度成了“文革英雄”人物。

7月26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说：7月20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压制打击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一封信，指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的逆流行为一败涂地。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7月22日，我随总理回到北京后休息了两天。当时北京街上日夜有“打倒陈再道”的游行队伍，满城都是“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

7月25日夜，北京群众组织万余人，围绕京西宾馆游行，高呼“打倒陈再道”，“保卫中央文革，向中央文革致敬”等口号（他们知道陈再道住在京西宾馆）。

陈伯达、戚本禹等中央文革一伙人，得意洋洋地到军博广场前面观看游行队伍，并表扬游行组织得很好。

7月27日，周总理给我打电话说，要我立即回到上海毛主席那里去，并说现在长江水温正好，如果游泳的话，由我负责选择水域，组织海军舰艇，绝对保证安全。

当天下午，我就飞到上海。

杨成武为了请示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问题也到了上海，究竟哪些人出席招待会，是当时国内外人们最关心最敏感的问题。毛主席同意北京提出的方案，并谈到几个老帅均应出席的问题。我和余立金均在上海未参加北京的八一招待会，但新华社报导参加招待会的名单中，仍有我们的名字，因为当时谁不露面，报上无名，就可能引起一场风波。

为了纪念八一建军节，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关锋主持写了两篇纪念文章。由于武汉“七二○”事件的原因，他公开地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引起全国各地红卫兵疯狂地冲击军队领导机关和部队。

王力也忘乎所以，尾巴翘得太高了，结果好景不长。王力于8月7日在外语学院接见红卫兵时发表讲话，煽风点火，动员红卫兵打倒陈毅，支持夺取外交部的领导权，这就是流毒全国的“王八七讲话”。王力说：“有人说外交部的权不能夺，我要问一声：为什么？外交部的权可以夺，陈毅的权可以夺！”有人说外交业务大权属于中央的，王力说：“这话不对，革命与业务是不能分开的。”

毛主席、周总理批评这个讲话是完全错误的，是反对中央的（中央早有规定，国防、外交、公安等部门不允许夺权）。8月中旬，毛泽东在上海看了《红旗》杂志社论和关锋的文章后说：这两篇文章是“大毒草”。为了制止“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毛主席在上海交代杨成武：“你回北京向总理报告，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由总理负责处理。”不久，王力垮台了，关锋也垮台了（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宣布隔离审查）。

8月9日，林彪接见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已经取得了伟大辉煌的胜利。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在这两个条件下，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各种坏事让他充分暴露出来。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成好事。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这个政治上思想上的大革命，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把这个讲话全文批转各省、市和军区。

武汉“七二○”事件，起因是毛主席批评武汉军区镇压了造反派，过程是“百万雄师”反对中央文革，对抗周总理指示，冲击毛主席驻地，抓走了王力，威胁到毛主席安全。

但我认为，“七二○”事件的根源是毛主席的方针、路线所致，是中央文革的一伙人，妄图通过全面内战达到阴谋夺权所致，是毛主席对武汉地区的问题做出了不正确的判断，确定了不正确的调子和采取了不正确的处理办法所致。

“七二○”事件的结果怎样呢？不但武汉地区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继3月“青海事件”后，很快掀起第二次全国性的反军乱军高潮。这样“打倒陈再道，打倒张再道，打倒李再道，打倒广再道，打倒宁再道”的反军乱军口号遍布全国各军区。各地凡是解放军未曾支持的群众组织，几乎全部借机而起反对解放军。

特别严重的是，冲派组织公开冲击部队的武器弹药仓库，抢夺解放军手中的武器弹药的行为到处发生。加上《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主笔的公开号召“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更是火上加油。

据我所知，当时全国八大军区中，有五大军区发生地方冲派大规模冲击解放军的事件。由于军委有指示，对待群众，对待造反派，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更不准开枪。因此成千成万件的枪枝被抢走，成千成万的战士挨打挨骂，被扒掉帽徽，揪掉领章。

由于冲派有了现代化武器，因此武斗方式也升级了。开始武斗是拳打脚踢，以后是棍棒石头，现在是真枪实弹，枪炮齐鸣。有的地方还使用了坦克、大炮。流血的惨重不言而喻。

“七二○”事件刚刚发生，江青就叫嚣“文攻武卫”，她说：“不能天真浪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她大叫大喊说：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又说：“我们还要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压倒敌人，摧毁敌人，瓦解敌人，这就是我们的‘文攻武卫’。”

因此，全国范围的“内战”愈演愈烈，越打越广，越打伤亡越多，越打破坏越重。

江青一伙真是唯恐天下不乱，真是祸国殃民！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指出：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和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国国防安全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支柱。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他的唯一宗旨是紧密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胜利地进行，就是因为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个伟大的长城。为了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前进道路上取得更辉煌的胜利，这就需要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小将和一切革命群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就需要全国各地军民更大规模展开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虽然中央号召“拥军爱民”，但中央文革指使和支持的反军、乱军活动并未停止。

三、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的讲话

毛主席从武汉到上海后，亲自处理了当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我跟随主席在上海，了解的一些情况是：

第一，武汉“七二○”事件后，全国各地由于大规模武斗的需要，造反派破坏了大量的交通设施，使全国不少重点铁路中断交通和运输。当时，浙赣路诸暨附近，京沪路邹县附近，京广路邯郸附近的铁路，均先后被切断。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形势越来越使人担忧。

毛主席说，破坏铁路、切断交通运输的派别组织是坏组织，应由解放军采取武力解决办法，恢复铁路正常运输。总参按照毛主席指示，采用武力平乱，保证了交通运输畅通。

毛主席还指示，用他乘坐的专列火车（此列车有特殊标记，铁路各站均知道是毛主席的专列），由中央办公厅派人负责，由上海出发，经南京、徐州、开封、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再回到上海，视察铁路沿线的通车情况。

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命令调动解放军维护铁路交通，切实保障铁路运输的畅通。各站段铁路公安人员统归所在站段护路部队指挥。

第二，南京地区的群众组织有两大派，一派是上海张春桥支持的“红纵”，一派是南京军区支持的“八二七”造反派。“红纵”力量占优势，他们联合江、浙、皖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反对南京军区，反对许世友。

武汉“七二○”事件后，“红纵”借题发动“打倒许世友”，“打倒许再道”的黑风恶浪达到顶峰。许世友在南京无法立脚，被迫跑到大别山军区农场躲避，并决心在大别山里打游击，与揪斗他的坏人斗争到底。

南京海军军事学院的造反派也跟着“红纵”一起打倒许世友。我知道后，立即打电话，批评海军学院群众组织说：“参加打倒许世友的行动是方向错误，应立即纠正。”结果他们很快转变立场，改为支持许世友，支持“八二七”造反派，并引起了“红纵”的分裂，不少人跟着改变态度。

不久，张春桥由北京回到上海来了，经常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驻地听候指示。

有一天，毛主席要张春桥亲自去把许世友接到上海来商谈问题，并具体指示派一架专机，飞到合肥降落，然后坐直升飞机到大别山军区农场去迎接。许世友由张春桥陪同来到上海后，立即见了毛主席。毛主席肯定许世友是好同志，并说目前形势很快会改变，你暂时在大别山农场休息或到北京休息均可。许世友对毛主席接见很感动，决定仍回到大别山农场去。这次接见对张春桥支持“红纵”，反对许世友的阴谋诡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毛主席在上海亲自处理的上述两件事，都与武汉“七二○”事件有直接关系。不难看出，“七二○”事件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

第三，姚文元也由北京来到上海，将他写的《评陶铸两本书》的文章亲自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看了这两篇文章并作了若干修改，其中关于“五?一六”反革命组织问题那一大段话，完全是他增添的。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阴谋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

这篇文章9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一发表，就造成了全国大抓“五?一六分子”的严重后果。

第四，不久杨成武也将他写的题为《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的文章，送上海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看了一部分后就对他身边的人说：“这篇东西我不看了，尽是吹捧我的，退回去！”但对于大树特树的原则错误，没有明确指示，因此中央报纸仍然登载，大肆宣传。

杨成武问题发生后，毛主席才指出：“绝对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尤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又说：“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又说：“权威不是由人树起来的，而是要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公认的。”这样中央报纸才批判大树特树是唯心主义思想的产物。

第五，在上海，有一次毛主席找汪东兴谈话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有三个区别，第一刘少奇有历史问题，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第二邓小平有战功，刘少奇没有战功。第三刘少奇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邓小平没有发表什么文章。把邓小平安置在中央办公厅搞点秘书工作，你看怎么样？”汪东兴说：“杨尚昆、童小鹏等人的问题还未解决，邓小平放在中央办公厅不合适。”毛主席见此情况，就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这个决策实现，树立一个解放中央领导干部的榜样，对于全国、全党、全军必将产生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可惜这个非常好的决策（当然对刘少奇的看法仍然是错误的），遭到汪东兴的反对，就被放弃了。

毛主席在上海两个月时间，处理了许多重大的国际国内问题，我仅仅简述了上面几件具体事情为例，多少可以看出他在决策问题中存在正确和失误两者皆有的情况。

9月初，毛主席在上海批准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命令中规定：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轮船上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已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今后违反此命令者，当以违反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在边防、海防、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

这个命令出台时间虽然过晚，社会上已出现解放军大量武器、弹药被造反派抢夺，派性武斗更加激烈，双方伤亡人数增加的情况，但这个命令仍然对“打，砸，抢”者起了巨大的威慑作用，改变了军队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不准捕人，不准开枪等清规戒律，授予解放军为了保护武器弹药对不听劝阻警告者进行自卫反击，可以“捕人开枪”的权力。因此很快制止了抢夺解放军武器弹药的恶劣风气，否则抢夺武器弹药的形势必然更严重，派性武斗更激烈，双方伤亡人数更多。甚至坏人混水摸鱼乘机抢夺武器弹药，进行武装斗争，破坏社会主义。

9月中旬某天，周总理由北京给我打电话指示说:张学思（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原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之弟）出了问题，要我立即回北京处理海军司令部的问题。我当天下午就飞回北京，向萧劲光等人了解情况。当时海军领导谁也说不清张学思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中央在决定逮捕张学思前未与海军任何领导打招呼，逮捕张学思时，海军任何部门也未参与。回北京后我得知的情况是，根据中央决定，公安部已将张学思等所谓“东北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全部逮捕了。

张学思的专案组，既不归海军管，也不归中央二办管。所以被捕后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

张学思问题发生的很突然，但还是有前兆的。记得我随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之前的一天，叶群曾给我打电话说：“张学思在东北是反林彪的，你们有什么材料可以写一些送来。”我在东北与张学思根本不认识（我在北满，他在南满），对张学思在东北是反林彪的情况也不了解。因此我交代海司办公室，整理了一份曾是群众大字报中批判张学思“单纯军事观点”为主要内容的材料送上。之后此事就再无下文了。

以后张学思病死在309医院中，海军保卫部门曾请示我：可不可以让家属去看一下，我的答复是：不仅完全应该让家属去看，而且海军派车。

这时，毛主席也离开上海去杭州、南昌、长沙巡察，于国庆节前夕回到北京。

国庆节后，由杨成武为主，我也一同参加，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综合整理成文。

10月7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将此指示记录稿，转发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组织群众学习，坚决贯彻执行。这个指示对当时文革有重大指导意义，其内容概要如下:

１、对形势估计。毛主席说：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２、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改变，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应该求同存异，实现革命大联合。

３、关于干部问题。正确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要整的，但他们是一小撮。除了投敌、自首、叛变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

４、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严重脱离群众，不能平等待人，群众就有意见。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解决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

５、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海军召开学习毛著积代会

此时的海军文革形势，同全国、全军、文革形势大体相似，虽然派性仍然严重，但没有发生武斗，没有人伤亡。师以下部队比较稳定，坚持日常工作。师以上机关多数仍然动乱不安，对战备和指挥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7月1日，军委决定召开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总政通知说，召开这样的大会，不但将对我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把我军建设成为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的革命军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对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也将发生重大影响。

海军党委根据这个通知，决定召开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便选择学习最优秀的单位和个人，出席全军学习毛著积代会。

经过上下积极筹备之后，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于1967年11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这是一次约五千人参加的、规模空前的盛会。全体代表荣幸地于12月3日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及合影留念，林彪书写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题词，均对会议鼓舞很大。

关于林彪的题词还有一段趣事：11月29日，我从林办得知林彪为大会题词，非常高兴。当晚，题词送到我家，因第二天党报、军报都要公开报道，我将宣传部同志找到家中研究新闻报道的问题，会议中，海政宣传部长范丕忠发现题词中有一处错字，即11月的“月”字的两横中少了一横，有人提议加上一笔，我当时考虑，不能让错字见报，请林彪重写更是不可能，为保存原稿的真实，我同意并亲自为公开报道的题词中的“月”字加上了一横。这样，林彪手写稿与新闻稿中的“月”自不同了。

我在会议中作了《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的重点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路线，同时以相当重的分量宣传了林彪。

这个报告当时对海军，对全军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影响，赞扬较好之声不绝于耳。《解放军报》要求全文或摘要公开发表，我没有同意。《人民日报》也要求全文或摘要见报，我也没有同意。不少军区和地方单位，纷纷到海军政治部索要报告文件，我也指示要有限制地提供，仅作为参考，不要翻印，不要见报。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这篇报告中，宣传林彪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想借此提高解放军的威信，对于当时反军乱军浪潮的一次回击。但是这种提法是否合适？会不会有人乘机诡称这是在“扬林抑毛”？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下，稍有不慎，都可能招来灭顶之灾。在吃不准上层态度的情况下，考虑还是以低调处理，不扩散为宜。

为什么强调以林彪为光辉榜样呢？这并不是我的独创发明。去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林彪已做了相当高的评价，以后不少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以及报纸广播就不断地为林彪加码贴金。例如叶剑英在1966年11月21日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必须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钻得最深，学得最活，用得最狠，贯彻执行得最好，最彻底，他几十年革命的实践，就是拥护毛主席的几十年，他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理论，武装了我军成为世界革命军队的榜样。

张秀川也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主要是总结学习毛著的经验及今后的学习任务。

12月1日，海军党委作了，《关于学习和贯彻林彪副主席为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的决定》。

12月5日，在积代会闭幕式上，海军党委作出树立南海舰队鱼雷快艇第11支队党委、航空兵第4师“海空雄鹰团”、东海舰队护卫艇第29大队“海上猛虎挺”、南海舰队护卫艇第41大队“海上先锋艇”等十一个单位和战斗英雄麦贤德、舒积成等十一名个人为海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标兵。

12月9日，海军党委作出了《关于开展向麦贤得、张逸民和鱼雷快艇第11支队党委学习活动的决定》。

海军党委的目的，就是要在稳定部队、加强战备的同时，减少来自社会的干扰，将部队的注意力引向学习、宣传海军树立的二十二个标兵和麦贤得等三个典型的活动中。

会议结束后的一天，林彪找我到他家里去谈话，主要内容有两条。林彪说：“第一，你在海军积代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我已经看了，总的说还是可以，就是对我的评价太高了，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

我说：“我是为了回击‘揪军内一小撮’，有意把你强调一下，这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全军的问题。”

我接着解释说：“自武汉‘七二○’事件后，全国性的反军乱军，到处抢枪、抢炮，到处冲击军队，到处打骂污辱“三支两军”人员，有的大军区司令员说话都不灵了，这里要揪斗张再道，那里要揪斗李再道。如果不把你强调一下，也许将来你的话也不灵了。”

林彪听了后，没有吭声。

他低头沉思了一会之后，又说：“第二，据说你们海军机关群众组织对萧劲光很不尊重，这不好。你应动员海军机关群众组织立即解散（会议闭幕式上，机关群众组织不让萧劲光在主席台上与我并肩坐在一起，此事林彪知道后很气愤）。”

又说：“宁愿自己受委屈，不要别人受委屈，宁愿自己吃亏，不要别人吃亏，宁要别人欠自己的账，不要自己欠别人的账。”

我一听就明白，这段话显然既有要我更好地尊重团结萧劲光的意思，同时也有对我批评的意思。批评我对海军机关“红联总”群众组织的错误行为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其实我对机关群众组织某些人常常搞突然袭击，有过严肃的批评，但没有收到应有效果。据说他们要保持自己的什么“造反派的精神”。现在虽然有林彪的“尚方宝剑”，要他们解散，仍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耐心工作，才把这个组织彻底解散。

从此北京海军领导机关开始恢复正常工作秩序。

第三十四章天翻地覆（之四）

一、只要部队稳定，就能打胜仗

从1967年秋冬到1968年春夏，虽然全国文革动乱情况仍很严重，但比较1966秋冬到1967年春夏的全国性至上而下的大动乱情况似乎略有“好转”。虽然这种“好转”并非是文革“取得伟大胜利”，只能说全国性的大混乱、大动荡的程度有所降低，造反派之间的大武斗、大夺权由全国各地变为重点地区，文革对国家各方面的破坏有所减少。这种“好转”的标志，据我观察有三点：

一、各地中、小学校多数已复课闹革命，全国性大串联，不论乘车或徒步基本上已停止了。工厂、农村多数已开始恢复生产，就地闹革命。但仍有不少学校、工厂、农村、企事业单位和机关，派性严重对立，争吵不休。到北京上访告状、请求中央解决问题的人数，经常有数万人或十余万人。

二、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建立速度明显加快。到68年9月份止，全国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已全部成立。但还有不少省辖地、市、县、公社及机关、学校、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尚未组成，这些地方的动乱情况仍很严重。

三、反军乱军第二个高潮基本上已经过去，强行硬夺解放军武器现象，除少数地区外，多数地区已经停止。全国性持续的武斗情况变为间断发生的地区性武斗，但反军乱军现象仍很严重，保定地区、徐州地区尤为突出。江青曾造谣说驻保定地区的38军要“发生兵变”，为继续反军乱军推波助澜。

当时，无论动乱多么严重，武斗多么激烈，反军乱军多么猖狂，我们海军党委始终克服重重困难，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坚持师以下部队的正面教育，特别是战备值班部队和国防工程建设部队的正面教育工作不受干扰。我们认为，只有坚持了正面教育，部队才能稳定，只有部队稳定了，才能随时打击敢于入侵的美蒋军从海上和空中对我沿海的袭扰。

1965年“八?六”海战大捷后，台湾蒋海军再也不敢用大型舰艇与我正面交战了。他们变化了战术，组成多支“海狼突袭队”，并将“海狼”艇秘密运到金门、马祖等岛待机。他们使用的“海狼”艇目标小、隐蔽性强、速度快、机动性好、火力强。其主要目标是偷袭我锚地的船舶、伏击我训练中的舰艇、袭击我渔船商船、掩护小股武装分子登陆等。由于艇小、速度快，几乎在浪尖上飞行，因此我雷达回波显示与海鸟群相似，很难区别和发现。蒋海军与我海军玩起了“猫捉老鼠”。

根据敌情，我们要求南海舰队，坚决打击蒋“海狼突袭队”。

1966年秋，我部队发现蒋四支“海狼”艇，趁夜色从马祖窜出，向我沿海靠近。指挥所命令海上待机的四艘护卫艇从两个方向出击。不到一小时就击沉一支“海狼”艇，击伤两支“海狼”艇（其中俘获一支“海狼”艇，并俘敌两人）。

1967年6月26日，我海军航空兵6师16团大队长王柱书、飞行员吕纪良双机起飞，在海南岛文昌县东南135公里上空，一举击落美F-4C战斗机一架。这是自文革开始后，在全国大动乱的局势下，我海军作战部队的首次战斗胜利。这也是海军航空兵师坚持正面教育，稳定部队，加强战备的成果。海军命令，给王柱书、吕纪良记一等功。

1968年2月14日，我航空兵第6师18团接到警报，副大队长陈武禄、飞行员王顺义双机起飞，在海南岛万宁地区上空，一举击落、击伤入侵美海军A-1H舰载攻击机各一架。这是该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第二次对敌空战的胜利。参战部队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海军给陈武禄、王顺义各记一等功。

文革开始后，我海军部队在不断打击美蒋军从海上和空中的袭扰外，又接受了中央军委新的作战命令。从1966年下半年，根据军委的统一部署，我海军高炮部队（3—4个团）及对空雷达、探照灯部队共计万余人，编入陆、空军高炮部队的战斗序列，入越作战。

我海军入越作战部队是采取轮战式，既前期入越部队，经一段时间的作战后，由新部队接替阵地。当时文革正处在大动乱、大武斗时期。我们要求参加轮战的入越部队坚持正面教育，并在政治思想、战斗作风、战术技术、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

1967年6月30日，我海军高射炮第1团在入越作战中，一天内击落美机十六架，击伤多架，创单日击落击伤入侵美机的新记录。战后，受到毛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央军委通令嘉奖。

北海舰队高炮2团3营入越作战，在保卫友谊关至河内铁路段七个月的作战中，击落敌机二十九架，击伤二十八架，我人员、装备无损。3营在战斗中不断总结经验，摸索出一套用老式装备对付敌先进飞机的办法。该营战斗总结被选入海军作战范例。

1968年2月中旬，海军党委指示海司、海政、海航组成工作组前往越南，向入越作战的东海舰队高炮独立8营庆功和慰问。该营在入越作战的八个月中，作战四十一次，取得击落敌机二十八架，击伤敌机三十一架的重大胜利。

1968年1月3日，根据海防部队、空防部队和高炮部队作战新形势对部队加强战备的要求，海军党委向全体部队指战员下发了《关于正面教育部队必须坚持正面教育，保持部队稳定的指示》。《指示》对当时稳定海军部队，加强战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指示》中特别强调了几点：

一、各级党委、各级领导，要加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全体人员都要懂得稳定部队的伟大意义。正面教育部队一定要按照中共中央1967年11月14日通知以及过去中央历次指示执行，坚决抵制和克服无政府主义思想对部队的侵蚀。

二、正确对待干部，坚决制止随便扣政治帽子、揪斗干部、抄家封门等错误做法；对领导干部的缺点错误，采取党内整风或办学习班等方法解决。

三、正面教育部队不得擅自干涉和插手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凡担任战备值班任务及其他特殊任务的舰艇支队、航空兵师一律不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没有战备值班任务的舰艇支队大队以下、航空兵师团以下人员免除“支左”任务。地方群众组织和军队开展“四大”的单位不许到正面教育部队进行串联。

四、各单位应遵守中央关于“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律不得索取和抢劫”的规定，任何个人不得已任何理由索取和查封“个人档案材料”。

五、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

海军党委要求向海军全体指战员传达，并坚决执行。

这是自去年军委八条命令后，海军党委对所属正面教育部队和战备值班部队保持稳定、加强备战的最严格的要求。

1968年2月底，海军召开了政治工作座谈会，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在稳定部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治思想工作建设。会议期间，会议代表受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看到海军部队的稳定和作战部队不断传来的胜利捷报，我的心里真的很高兴。在文革大动乱的特殊年代中，既要把部队稳定住，又要打漂亮仗，我肩头的压力千万重！

二、“杨、余、傅”事件

1968年的3月，发生了震动极大的“杨、余、傅”事件。事件发生的真实情况，我始终没有弄得很清楚。

“杨、余、傅”事件其实是两码事，并非一回事。勉强把他们联在一起，只是因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差不久。

杨成武、余立金问题的起因，据说是代总长杨成武有一个女儿在空军报社工作，与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关系密切，情况汇报到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那里。为了不影响杨成武的威信，空军有关部门就把余立金的秘书控制起来了。事发后，杨成武女儿就闹着要自杀。

这样一来，不仅引起余立金的不满，更引起杨成武的强烈不满,因此都对吴法宪意见很大。杨成武的夫人和余立金先后到林彪处告状，吴法宪思想压力极大，也跑到林彪那里诉苦,结果林彪同情和支持吴法宪，并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知道情况后，连续召开了几天的会议，江青在会上不仅诋毁杨成武，还说傅崇碧“带人带枪冲钓鱼台”。最后毛主席决定拿掉杨成武。

3月22日，经中央决定，撤消杨成武代总参谋长的职务，撤消其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撤消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同时任命黄永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当天深夜，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王新亭、邱会作、我和江文（军委通信兵部主任）四人开会，交待任务说：“杨成武犯了严重错误，毛主席、林副主席已决定其离职审查。由邱会作、李作鹏负责去把他立即找到这里来。由王新亭负责封查他的文件和私人物品，由江文将杨家的军线电话切断。”又说：“我已通知卫戍区，将杨成武家的警卫部队换下来了。”

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我对杨成武的工作能力一直是敬佩的，总理突然交办这样的任务，使我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但是作为下级我只有服从命令。

接受任务后，邱会作和我乘车至杨成武住宅，来到二楼办公室时，杨很快地从卧室内出来，边穿衣服边惊慌地问我们两人说：“老邱，怎么样？出了什么事？”

邱会作回答说：“周总理要我们来请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去。”

杨又问：“到大会堂干什么？”

邱答：“我们也不清楚。”

待杨穿好衣服，我们一起下楼。杨成武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要求见一下他的家属子女。此时王新亭已将他的全家老小集中在会客室内，杨推开会客室大门，站在门口，同家属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同我们一起乘车到达人民大会堂。

我们到达杨成武家时，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杨成武家和徐帅家仅一墙之隔，当总理布置卫戍区更换警卫部队时，引起了徐帅家工作人员的警惕，结果徐帅秘书未经请示报告，就将徐帅也给扣了起来，并收缴了徐帅保密文件柜的钥匙，引起了一场误会。

到达大会堂后，林彪和总理在福建厅接见杨成武，由林彪批评了他的错误，并宣布离职审查的决定。

宣布之后，连同杨成武的家属子女，先送武汉，后又送河南洛阳隔离审查。

而余立金据说是“叛徒”，由吴法宪负责，当时就将他关押起来了。

关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问题。据说是3月5日夜接受江青给予的任务，到某处寻找被遗失的鲁迅的书信手稿，结果在中央文革找到了下落。傅崇碧很高兴，于3月8日没有请示批准，就带上秘书（秘书手提公文皮包等）乘车亲自到钓鱼台江青的住处报告情况。

到江青处后，傅的秘书精神过于紧张，一进会客室就被地毯绊脚，“啪”一声摔倒在地，其皮包抛到江青的身旁，把江青吓了一跳。

江青大骂傅崇碧：“你这是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

傅崇碧说：“报告江青同志，鲁迅的书信手稿找到了，现在中央文革。”随后就告辞退出来了。

这就是傅崇碧的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滔天大罪”。

后来，在中央碰头会上，江青还多次说，傅崇碧秘书拿的那个皮包里可能有手枪，是企图谋害她的。因为没有来得及用手枪，就企图用皮包打断她的腰骨。秘书倒在地上还斜眼狠狠地盯住她。这种“莫须有”的罪状谁能相信呢？但是谁又能阻止类似情况的发生呢？

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3月22日下令，撤消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同时任命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3月24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机关和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由林彪讲话，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均坐在主席团位置上。毛泽东最后也出台露面，但没有讲话。

林彪首先讲，今天这个会议，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邓陶，彭罗陆杨那样大，但也比一般其他问题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付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以及其他与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毛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了四次会，是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消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的职务。决定由黄永胜同志担任总参谋长，决定由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林彪接着讲，生活就是矛盾，生活就是斗争。我们当然希望没有矛盾，然而矛盾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也不能消灭矛盾。而矛盾总是通过斗争来解决的。我们尽量希望我们的同志不犯错误，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希望不出事，希望少出事，希望不出大事。这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愿望。可是客观规律总是矛盾的，总是要出事的。所以我们只有面对客观，面对现实，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林彪继续说，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曲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派性，只是名词不同，本质上是相同的，它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同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同共产党的党性是不相容的，同党的团结是不相容的。它是反共产主义的，反党的，破坏团结的。关于两面派问题，他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他参加反罗瑞卿，但他实际上是一个罗瑞卿分子，他参加反对彭真的斗争，但实际上他是拥护彭真的。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阴一套，阳一套，作了事情不承认。付崇碧前一个时期带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住地去抓人，这件事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三次给付崇碧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他也反对贺龙在空军罢官夺权，可是他自己却在空军罢官夺权，要把吴法宪打倒。表面上他对毛主席是拥护的，但实际上他对毛主席是不忠诚的，对中央文革是不忠诚的。关于那篇大树特树的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不赞成这样提法。去年12月17日毛主席是这样批示的：“绝对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合，绝对真理只存在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杨成武说，他有哲学根据，是合乎哲学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不但哲学上是荒谬的，就是在政治上也是不通的，所以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在毛主席决定拿掉杨、余、傅问题上，江青起了作用。会上，林彪说：“很显然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同时对事物很敏感，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作用。她不但政治上是很强的，文化艺术方面也是内行。”

事后，叶群告诉我，这是江青请求林彪帮她说几句话，说她现在处境很为难，不少人反对她，反对中央文革。林彪难推脱，就照办了。

讲话完毕将要散会时，林彪站起来亲自领导大家高呼口号，其中有一条就是“打倒刘、邓”，我听了之后觉得这样喊可能不好，特别是林彪带头喊更不好。因为我知道，毛主席1967年夏秋时节在上海视察时讲过“刘、邓有三条区别”的指示,并想要为邓小平安置工作。其实喊不喊“打倒刘、邓”，我心里也没有底，因为文革从一开始就喊“打倒刘、邓”的口号，而现在毛主席又讲刘、邓有区别。我们搞军事的武将，真是跟不上政治家的思路。

过了两天，我为此到毛家湾去见林彪。

我问林：“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讲的刘、邓有三条区别？”

他说：“不知道。”

我又问林：“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要安排邓小平的工作？”

他说：“也不知道。”

我就把去年在上海知道的情况向他谈了，他静思了很久没有说话。

我坐了一会儿，略谈了一点其他问题就离开了。

当时我有些不解：毛主席讲的刘、邓有三条区别和要安排邓小平的工作，都大半年了，怎么连“亲密战友”，副统帅都不知道呢？林彪听后静思了很久没有说话，他又在想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将近两年的时间，经过了五个大“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打倒了彭罗陆杨；第二个大“战役”，打倒了刘邓陶；第三个大“战役”，击退“二月逆流”；第四个大“战役”，打倒“小爬虫”王力、关锋、戚本禹；第五个大“战役”，打倒杨、余、傅。当时说这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三、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

杨成武垮台后，由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和总参党委书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办事组（1967年9月下旬成立，杨成武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也进行改组，由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组员。之后，又增加了谢富治、温玉成、刘贤权为组员。1969年4月，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确定了新军委办事组及成员。

1968年9月，中央及军委命令，任命我和邱会作为副总参谋长（吴法宪早已是副总参谋长了）。

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后，我肩上的担子越来越繁重。除参加办事组研究、讨论和决定全军战备、调动、训练、装备、国防工程建设、抗美援越作战方案制定、三北防突然袭击作战方案制定和防止美、蒋军的海、空骚扰等全军重大会议和重大问题的处理外，“九大”后，中央又分工我担任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组长、造船工业领导小组组长、电子工业领导小组组长，还是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领导成员之一，并兼管饶漱石、萧华两个专案组具体工作（我的顶头上司是江青领导的饶漱石专案组和陈伯达领导的萧华专案组）。办事组又分工我兼管解放军报工作，总理又指定我兼管国家体委工作。

当时，不少地区派性依然严重，武斗依然成风，反军乱军的势头依然不减。中央要求办事组成员陪同中央负责人解决各地区派性斗争问题。当时指定我陪同总理解决徐州地区问题和内蒙问题，陪同陈伯达解决湖北问题，陪同康生解决山东问题，陪同谢富治解决保定地区问题等等。今天飞到这里，明天飞到那里，经常是点灯熬油的马拉松式会议，搞得人困马乏、精疲力尽。只好利用飞机上的个把小时睡觉。

还有海军（当时称为“自留地”）大量的工作、会议和堆积如山的文件等待处理，更不能置之不理。待把中央和办事组的工作处理完后，还要处理海军的问题。每天的工作从早到晚安排的满满的，经常是走马灯式的一个会接着另一个会，只好利用在车上的时间，吸着氧气，再看下一个会的文件和思考下一个会的问题。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回到家中身体像散了架子。

工作的繁重和压力，搞得人日夜忙乱，精疲力竭，狼狈不堪，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处理工作。经常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睡眠只有四五个小时，有时刚吃安眠药睡下，电话一响，爬起来就要参加紧急会议。我也知道吸烟不好，但当时我每天至少要吸三包烟，这是我唯一的提神办法了。

没日没夜的工作，使我的心脏病随时随地可能发作，当时，在我的衣袋中，在随行警卫员的皮包中，在随行医生的保健箱中，各种抢救心脏病发作的急救药物是必备的。为了保护心脏，医生要求我，每天工作的空隙时间和睡觉之前必须吸氧气。我的办公室、家中和车上都放着氧气瓶，以至氧气瓶成了我所在地的标记。讲个小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邱会作在北京见面时他告诉我，在秦城监狱时，他看见在一间牢房门外放着一个大氧气瓶，就知道我被关在里面。

当时，办事组的其他人，也和我一样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

尽管万事忙，分别缓急办。

第一、我负责解放军报时，正是军报最混乱的时期，随时有停刊的危险。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又名萧力）等人夺取了解放军报社领导权，成立以萧力为首的解放军报新的临时总编辑小组。他们以是否拥护萧力为站队标准，凡对萧力领导有意见有批评的，就是反萧力；凡是反萧力的，就是反江青，就是反毛主席，就必须打倒。这样的站队使大批干部靠边或打倒。

我和黄永胜以军委办事组名义，召集了军报一个小型会议，对军报把大批干部靠边或打倒提出批评，并说明群众对萧力的领导有意见，有批评，不能上纲为反江青，反毛主席。同时指出，在军报不能继续工作的干部，可以同各大军区报社之间进行对调。记得当时，黄永胜还指示，解放军报和解放军画报要少发军委办事组的消息和照片，要多宣传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多宣传林副主席。

不久会议精神被江青知道了，在一次中央碰头会议上她又发脾气。大骂黄永胜和我在军报整萧力，搞复辟，保护走资派，并报告了毛主席。她原想借机整黄永胜和我，不想，毛主席决定将萧力调离军报，下放中央办公厅干校锻炼。这样军报工作才稍有好转。可是拥护萧力的那伙造反派就把矛头对着我进行捣乱，当时的工作仍然困难重重。

因此我管军报工作期间，仅仅维持“军报抄党报”，坚持出版而已，并未根本扭转军报的动乱形势。

第二、协助办事组处理一些情况。我记得“江文事件”和“军科要求批判叶帅”两件事就是我亲自处理的。

1968年夏天，军委通信兵部利用新技术，特制了几十台质量好，保密性能强的电话，准备给中央领导、军委和军委办事组领导每人的办公室装一台。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温玉成却跑到江青处诬告：电话中安装了窃听器。江青听后大怒，在中央碰头会上责成办事组彻底查清此事。

军委通信兵部与电子工业相关，分工我管。黄永胜就把调查“窃听器”的事情交给我负责。经查，根本没有此事，纯属谣言。办事组按“查无实据”报告了中央碰头会和江青。

但是江青依然不依不饶。她强词夺理地说：“那是我们发现的早，安放窃听器的阴谋没有得逞，”又说：“一定要严肃处理，江文是坏人。”

总理和黄永胜分别把此事向林彪做了汇报，最后决定，将江文调兰州军区任副司令员。

江文同志是我军第一代报务员，兢兢业业的干了三十多年，是我军通信兵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做出了很大贡献。江青一句话就干不成了，真是害人。

我和江文的关系不错，他临上任前，我在京西宾馆请他吃了饭，他仍问我，他的工作调动是不是因为有什么问题，我说：“办事组报告中央是查无实据，”又劝他：“先出去避避再说吧。”

文革中，军事科学院也很乱，两派意见对立，主要表现在反对叶帅还是支持叶帅。科学院的领导说话不那么灵了。

有一天王树声、阎揆要带各派意见的代表到京西宾馆，请示军委办事组怎么办？当时军委办事组派我接见了他们。

他们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他们提出要开批判叶帅大会，请叶帅出来参加可不可以？我说：“不可以！我代表军委办事组宣布坚决不同意。”第二，他们提出要把叶帅的住房围起来，架上广播喇叭向屋里宣读批判叶帅的文章，可不可以？我说：“不可以！坚决不同意！你们这么一闹，叶帅怎么工作和休息？”第三，他们提出把批判叶帅的大字报集中起来送到他家去，可不可以？我说：“这一条我同意，但不能把大字报贴在墙上和院子里，最好将大字报抄成小字报送去。”

王树声同志怕落实不了这三条意见，要我派一位军委办事组的工作人员去帮助他们落实。我答应可以派一个联络员经常到你们那里看看，如有违反这三条意见的，立即报告我们。事后我向黄永胜汇报，他同意我的处理意见。

第三、由于国务院多数部门领导都靠边了，几个与军工关系密切的机械工业部均实行了军管。总理指示我负责造船、电子两个工业领导小组的工作，同时兼管国家体委工作。

我的重点是抓造船工业，因为造船工业与海军建设关系密切，与电子工业也有关系。

1967年4月，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装备科研第三个五年计划》。该计划提出了自主研制中型水面舰艇、潜艇和核潜艇的规划与实施。该计划的实现，将使我海军装备提高一大步，并发生质与量的飞跃。

我多次主持召开海军、国防科委和造船工业的各种会议，确定建造舰、船的方针、规划和措施，解决和协调遇到的各种困难。多次到科研和生产第一线，检查研制进度。

这里着重说一下，我参加代号09工程的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核潜艇是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是我们海军从“近海防御”走向大洋，冲破帝国主义对我沿海进行封锁的装备基础。

经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为了加快09工程进度，于1969年10月成立了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我任领导小组组长。主要成员有：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罗舜初、赵启民；海军有副司令员周希汉和装备部副部长侯向之；还有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二机部副部长刘伟，六机部副部长边疆和第七研究院副院长陈右铭等。从小组成员可见，建造一艘核潜艇要诸多单位同心协力，须全国一千多个工厂协作，可见建造核潜艇谈何容易。

1968年11月，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终于下水了，到1971年4月，各个系统在码头调试完毕，随后准备装填核燃料进行试航，填补了海军远洋攻击能力的空白。

在六机部和多家大型造船厂的共同努力及各方面密切配合与协同下，造船工业情况逐步好转，万吨以上的远洋货轮下水数量逐年增加。

按照《海军装备科研第三个五年计划》，1967年，新型猎潜艇批量制造，1968年代号053工程的导弹护卫舰开始研制，1969年5月，常规动力潜艇开始批量制造，1971年8月，第一艘代号051工程的导弹驱逐舰开始试航。同时，大型海洋调查船等纷纷下水或开工建造。新的造船厂、新的鱼雷水雷厂、新的舰对舰导弹、舰对空导弹和岸对舰导弹、新的长波台、新的卫星导航台等也先后开工生产和研制成功，进展不慢，整个造船工业形势不坏。

林彪见此形势很高兴，提出要建造航空母舰，要建造大型远航登陆舰，要成立海军陆战师。陈伯达见此形势也很高兴，提出要建造五十万吨级的大型运输船。但周总理很慎重，曾两次提醒我，造船花样不能太多，要抓住重点。但江青却说在造船企业中“生产压制了革命”。

负责电子工业工作，由于精力和业务水平有限，我是尽自己的力量进行了一点帮助，成绩不那么显著。

国家体委的工作影响面不大，相对比较稳定，但重点是涉及国际交往和比赛的外事工作。当时，曹诚同志负责体委的具体工作，协助我处理了大量工作，对我的帮助很大。曹诚原是总参军训部的副部长，“三支两军”时，任国家体委军管会主任。

我对国家体委的工作，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亲自导演的“乒乓外交”和江青一手策划的“曹诚事件”。

1970年冬，国家体委一份关于是否派队参加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报告，放在了我的面前。这不仅是国家乒乓球队中断了两届（1967年的第29届和1969年的第30届）后重返该赛事，而且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自文革以来第一次出国，并到未与我建交的日本参加大型国际赛事。这不仅是体育方面的大事，也是外交方面的大事。

事关重大，必须立即向总理报告。总理看了体委报告，没有立即表态。几天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理提出此事让大家议一下。会后，总理与我说：“现在去不去还定不下来，但体委和运动员要做去的准备。”我把总理的指示转告了曹诚。

当时，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江青一伙人以批陈整风是全国的头等大事为由不同意派队参赛，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和总理表示同意参赛。

1971年初，周总理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很快批示：“同意派队参加比赛”。事情就这样的定下来了。

事后，总理在召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开会研究具体参赛事宜时，道出了他坚持参赛的真正想法：第一、中国迟早要重返国际社会，并会在国际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二、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体育没有国界，今年你邀请我去，明年我也可以邀请你来，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第三、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这次中国乒乓球队的方针。

当时，中国派队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消息一公布，立即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我乒乓球队到达日本后的良好表现和高超球技也给国际社会和体育组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赛期间，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美国乒乓球队向我方主动提出希望到中国比赛的要求。

消息传来，总理紧急召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开会研究对策。几十年来，中、美两国的关系处于敌对和隔绝的状况，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接触，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当时除毛主席外，谁也不敢做主。

最后，毛主席亲自批准同意邀请美乒乓球队来华比赛。消息传出，世界震惊！

美乒乓球队来华接待的规格是很高的，在北京比赛时，总理不仅亲自出席观看，而且接见了美乒乓球队全体，并合影留念。

美乒乓球队顺利结束访问后，我和曹诚及体委的有关人员如释重负，还以为圆满完成了任务。不久，在一次总理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突然大声说：“现在的国家体委执行了一条没有荣高棠的荣高棠路线，问题性质非常严重。”又说：“现在体委推行了一条直接与毛主席革命路线根本相反的资产阶级路线，严重破坏和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和体育路线。”

江青所指的，就是不久前来访的美乒乓球队。她说什么：“像接待国家元首一样接待美国人，崇洋媚外，”什么“美国人在宾馆大跳摇摆舞，怎么没有人管？”什么“美国人到处照相，是收集情报，怎么没有人管？”等等。她提出：“要报告毛主席，要严肃查处体委的问题。”

会后，总理把我留下，了解曹诚的情况，我向总理报告说：“曹诚是好同志，这几年把体委原来那么一个烂摊子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要不是曹诚去体委，庄则栋、李富荣他们还不能解放呢。”我又说：“曹诚长期在部队工作，突然接触到这么复杂的外交活动，大问题上是按总理的指示原则办的，也许有些小的问题没有注意到。”总理一边听我的讲话，一边点头同意。最后我说：“曹诚早就提出体委不好干，愿意回部队，我没有同意。”

当时，体委的工作总体是好的，但文革以来，特别是重新恢复乒乓球等国际体育交往以来，也出现了一些并不严重的问题，例如庄则栋曾对朝鲜体育官员说：“知道朝鲜女排打败了苏修女排，我们很高兴。”朝鲜体育官员回答说；“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又如西方记者问我乒乓球运动员：“中东战争中国是支持埃及，还是支持以色列？”我运动员不知如何回答等。

5月，中央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经总理批准，我在大会上做了总结发言，发言中，我既总结了“乒乓外交”和国际体育交往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成功经验，也提出了工作中的某些不足。

曹诚在会上做了检讨，会后，曹诚调离体委。

第四、全国不少地区派性斗争仍很严重，各派不能联合，省以下各级革委会迟迟建立不起来，工农业生产无人负责。两种不同观点群众组织代表，成千上万涌来北京，请求中央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次通宵达旦的大会、小会，听取两派争吵，再同他们协商解决办法。有时一、两个月也达不成协议。

军委办事组成员分别陪同中央常委负责人,先分工负责提出方案，后统一研究，拍板定案解决各个多事地区问题。由于中央常委有负责人和主管领导，我们这些人，只是听听意见，提点建议，作点指定的具体工作而已。虽然不起主要作用，但也得陪着整夜通宵地熬时间。

至于各中央专案组的工作，也是由中央常委负责领导，他们不开口，不点头，不摇头，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当然不便说三道四。有时提点建议，有时照例划圈，什么不说也可以。专案组中的专案对象都是一些重要高级干部，不了解其复杂情况，采取少说为佳的慎重态度是比较明智的。

四、解放干部和处理层层站队问题

自1967年11月，海军召开了学习毛著积代会之后，海军党委和李、王、张在海军部队中的领导威信有进一步的提高。因此我们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及我随毛主席南巡到上海时得知毛主席要解放邓小平的意图，开始更大胆地落实解放海军干部政策。当时的具体做法是：

第一、对明知没有什么严重问题，但群众鸡毛蒜皮意见不少的高级干部，实行上下左右互相调换，摆脱原单位群众的纠缠。

第二、对基本上是好的，但问题不少，群众抓住不放的干部，采取办学习班的形式进行解放。1968年2月底，海军召开的政治工作座谈会，除研究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治思想工作建设外。另一主要议题就是研究通过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方式，分期分批的解放干部。大家都认为这是解放干部的好办法。会议还总结了已经开始办的第一期学习班的经验。

从1968年1月起，海军办了六、七期学习班，每期时间二至三个月，每期人数有百余人，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共计千人左右。学习班的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开展四大单位中的团、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和参加各省地方“三支两军”工作的海军各级干部。让他们脱离开原单位，集中到北京学习。

在学习班中的重要领导干部的检讨，海军领导都表明同意其检讨的态度，一般领导干部的检讨，学习班的领导也表明同意的态度，切实保护其过关。

学习结束时，海军领导隆重接见，合影留念。这不是简单的形式，而是故意做给造反派看的。当时有此需要，也有其一定政治意义。通过学习班的形式和海军党委的表态，使大批干部得以解放并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第三、对群众揭露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干部，由干部部门组织调查组，负责复查核实材料，然后做出结论，并与干部本人见面，允许其提出不同意见。

第四、对少数有严重历史问题，又有严重现实问题的干部，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党委分工由王宏坤负责专案领导工作。

由于采取了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的大量措施和办法，确实解放了相当数量的中、高级干部，大批领导干部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海军解放干部的工作成绩十分显著，对稳定部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时不少驻京军兵种单位和大军区来海军学习经验，也颇欣赏海军落实解放干部的政策、措施和办法。

1968年5月20日，毛泽东、林彪及其他中央领导接见了海军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全体同志。毛、林接见海军学习班的学员，不仅使参加接见的学员倍受鼓舞，而且也是对海军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方式解放干部的肯定。这样，在解放干部问题上，我们党委心中就更有数、更有底了。

但在当时极左路线的环境和影响下，以及怕犯复辟、复旧错误的思想顾虑，海军仍有一批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及时纠正。主要是与中央已决定的重大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如罗瑞卿问题、贺龙问题等。

此外，我们还着手处理海军层层站队问题。层层站队也就是搞多中心的一种表现，它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进行站队，而是以拥护或反对某人或某几个人的领导为标准，进行站队。由于上行下效及站队要具体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似乎中央有正确和错误路线的代表，有“两个司令部”的“搏斗”，各级无例外地都应有这种现象。这样形成各级都有不同观点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和错误路线的代表，各级都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两种错误观点，长时间相互对立，相互摩擦，争吵不休。由政治思想上的错误,发展到组织上的错误。其恶果，既破坏了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团结，又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稳定和革命化、战斗化的建设；既发展了资产阶级派性，又掩护了某些人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

海军层层站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文革初期，毛泽东、林彪和中央军委、全军文革，首先肯定海军李、王、张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同时又肯定苏振华是“彭、黄漏网分子”,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是应该打倒的对象。这样中央和军委就在海军党委内部确定了两个界限分明的阵营，这是形成层层站队的主要根源。

当时各舰队、各院校的主要领导干部，有的“压制了群众运动”，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有的平时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错误，脱离群众，引起群众不满；有的是过去反对李、王、张，拥护苏振华的，政治风向一转，他们就受到冲击，说话无人听，指挥机关处于半瘫痪或瘫痪状况。

为了与中央和军委保持一致及稳定部队，坚持战备的需要，海军党委支持和解放了各舰队大多数受冲击的干部站出来工作,以各种不同方式进行表态，保护他们。而这批干部又希望以支持海军党委和李、王、张提高自己的领导威信，取得群众信任，这就是在中央确定的大背景下，海军内部上上下下互相支持、互相依靠而形成层层站队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海军部队和院校主要分散在沿海各省市，并担负当地的“三支两军”任务，海军部队不同观点的形成又与所在地各大军区、各省市群众不同观点相联系的。例如旅大地区，一种观点是支持海军党委和李、王、张，不支持沈阳军区和旅大警备区。另一种观点反之。山东地区一种观点是支持海军党委和李、王、张，不支持王效禹（省革委会主任）和杨保华（青岛革委会主任），另一种观点反之。沿海其他地区，皆有类似情况。总之，海军部队及院校基本上是以支持海军党委和李、王、张或反对海军党委和李、王、张的两种相反观点，划线站队。

总之，由于层层站队，又人为的“制造”了一批犯站队错误的领导干部。

我们对于这种错误，自1968年就开始纠正：第一、强调要以拥护或反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为标准进行站队，而以某级党委或某几个领导人为标准站队是错误的；第二、立即停止突出李、王、张的宣传，明确指出这样做不是真正支持李、王、张，而是“帮倒忙”；第三、将地方派性陷得很深的部队进行互相调防，使之与地方造反派的派性脱勾。例如，威海水警区与旅顺水警区，青岛水警区与海洋岛水警区，沙埕水警区与长涂水警区，互相调防。各航空兵师也进行互相调防；第四、强调正面引导，坚持正面教育，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要求各部队，对地方运动不参与、不支持、不表态，减少地方运动对部队的影响。

对于层层站队这种顽疾，虽采取上述措施，收到一些效果，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一直拖延到1971年批陈整风，才引起大家严肃认真地来解决这个问题。海军党委带头作自我批评，并得到毛主席的表扬。

1968年6月28日，海军召开第二次四好连队代表会议，主要目的是坚持基层部队的正面教育，表扬四好连队建设搞的比较好的单位，宣传他们的先进经验，引导指战员将精力转到四好连队建设方面来，以增强部队稳定性，削弱或分散派性思想对基层部队的渗透。我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进行重新动员。

海军党委在会议期间作出了《关于树立四好连队标兵，普及四好连队先进经验的决定》。决定树立南海舰队快艇第11支队11大队3中队、南海舰队航空兵高射炮兵第8团6连、东海舰队航空兵第4师10团2大队、北海舰队潜艇第12支队125艇等十四个单位为海军四好连队标兵。

林彪知道海军召开四好连队代表会议，也及时作了指示。其大意是：总的讲，军队不抓基层不行，抓基层不抓四好不行。政治不能松，其他也不能松。政治思想好与其他三好不能并列，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中心，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但抓好了政治思想工作，不等于把其他都抓好了。三八作风、军事训练、生活管理也要抓。如果基层搞不好，政治觉悟不高，那就会漏洞百出，堵不胜堵，就不可能搞好三支两军工作……

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于8月11日下午，接见了出席四好连队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大会于8月13日结束。

五、在工作中发生意见分歧

从1968年秋季开始，我和王宏坤、张秀川之间在对海军机关、部队如何进一步稳定和解放干部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当时由于我在军委办事组工作很忙，顾及海军的事情确实少了一些，除了重大问题参与研究决定外，一般的事情基本就交由萧（劲光）、王（宏坤）、吴（瑞林）和张（秀川）等常委成员集体研究办理了。这期间，发生了三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其一、“海政文办整风”。海政文革办公室整风这件事，张秀川曾向我报告过，我也同意。因为整风的初衷是统一思想，解决海军政治部中，在落实干部政策、加快解放干部、清理阶级队伍等问题上存在的不同意见，争取通过整风，达成文革办公室成员思想上的一致。

但在整风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这本来也是正常的。身为海军副政委的张秀川作为主管海军政治部的领导，本应在两种意见中进行协调，化解矛盾。但他却支持一派意见，反对另一派意见。非逼着海政文办主任、海政保卫部部长萧云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撤消萧云文办主任职务。张秀川事先并没有告诉我，整风的目的是要撤换谁，把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搞的复杂化，我当然不能同意，并要求海政立即停止所谓的整风。

其二、王剑魂事件。王剑魂是海政文化部部长。1968年秋的一天晚上，王、张两人到京西宾馆找我说：“王剑魂现在表现不好，群众意见很大，要求批判他。”并征求我的意见，可不可以批判？我答复是：“可以批判，但要按人民内部矛盾批评教育。”我又强调：“要团结大多数。王剑魂，我也不说他很好，也不说他很坏，批评教育可以，打倒不同意。”但他们回去后，并没有按照我的意见办。在两天的时间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办公楼内外。

当时海军机关大字报刚刚收起不久，墙壁也刷洗干净了，现在又闹得满楼风雨，乱七八糟。

一天凌晨，我由京西宾馆办公完后回海军大院，路经海军机关办公大楼，发现墙上和地上又有大量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我就停车进楼观看。大字报的数量如此之多，大字报的内容充满了敌我矛盾的语句，还有什么“砸烂王xx狗头”之类的恶语，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在场的人说是根据李、王、张的指示，要运用大字报大批狠批，不低头认罪就不罢休。我看了之后很生气，对在场的人说：“我没有指示要搞大字报围攻，要搞突然袭击，要搞大批狠批，要砸烂狗头。”

王剑魂既不是什么大的当权派，也不是什么反动学术权威，更没有严重问题和错误，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闹得机关大院不得安宁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来王是个老老实实的文人，懂一点古文诗词，有时我请他到我家中给我解释唐诗宋词，不过如此而已。王、张大概以为我在海政安设了什么对他们不利的“据点”和“钉子”，非要把它彻底“拔掉”不行。我当即决定停止批斗。

其三、“青岛潜士校事件”。1969年1月，青岛杨葆华反军派开始策划冲击我北海舰队潜艇士兵学校。这所学校不同于海军的其他院校，它是我潜艇士兵的训练基地，从文革开始就是正面教育单位，不开展“四大”。

地方反军派的动向，北海舰队及时报告了海军文革办，海军文革办又及时报告了主管领导张秀川。但张既不向海军党委常委报告，也不向舰队布置对应的措施。几天后，杨葆华的反军派大规模冲击潜士校，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之后，反军派又冲击并一度占领了舰队指挥机关，不得已，舰队指挥机关只好搬到东海饭店（舰队第一招待所）办公数日。事后，舰队对海军的意见很大。

这个事件，不仅惊动了海军，也惊动了军委办事组。因为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除局部地区外，地方造反派大规模冲击军事设施并发生流血事件已比较少了。张秀川在这个事情上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我回海军召开了常委会议，批评了张不负责任的态度。

潜士校事件后，中央决定由北海舰队领导出任青岛市“核心组组长”职务，青岛的形势才趋于稳定。

记得早在1965年，张秀川就对我有某些意见，或是误解。起因是干部的任用问题。当时负责海军干部工作的杜义德副政委，在一次常委讨论干部问题时，悄悄向我提出，是否将张秀川提为副政委。我当时考虑，张秀川到海军后的工作是积极的，但海军老资格很多，张秀川刚到海军才三年，另外部队干部任职，确有要看资历的情况，还是慎重些好。因此我提出，请杜了解一下各大军区是否有“三八”式干部任大军区副职的先例，待了解后再议为好。做为常委成员之一，我仅仅是个人的建议，提还是不提也不是我说了算的。但事后，杜义德却将我的想法和建议私下里告诉了张秀川，张对我的意见极为不满，他曾当面指责我：“把我提为副政委你为什么不同意？你是唯德、才论对，还是唯资格论对？”虽然张秀川对我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但杜义德违反组织纪律，挑拨是非，破坏团结的做法更是非常错误的。

李、王、张在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公开化了，不久林彪也知道了，找我和萧劲光、王宏坤、张秀川等人谈话，指出海军工作刚有起色，应继续搞好工作，加强团结，不要受人挑拨，要互相支持。但没有具体批评谁是谁非。谈完后，我当场表了态，承认在海军领导中，对海军的某些工作中存在意见不一致的现象，并从海军主要负责人的角度承担了自己责任。其他人没有讲话。

结束谈话后，我们几个人在京西宾馆开通气会议，但毫无结果。事后，林彪又指示我，把工作重点放在海军，并决定把张秀川调出海军。

第三十五章天翻地覆（之五）

一、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8年国庆前夕，毛主席提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三项：一是刘少奇专案审查问题；二是批判“二月逆流”问题；三是讨论和决定修改党章，讨论和决定“九大”代表产生的方案，并研究准备召开“九大”问题。

当时，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大部分被打倒了，出席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还不到全数的一半。中央决定，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各大军区、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也列席参加会议。

10月10日左右，参加会议人员到齐后，中央发下一份会议小组划分、编组名单。其中指定我和潘複生为第一小组召集人。我们这个小组有黑龙江、浙江、云南、宁夏等省负责人及中央国家机关参加会议的部分人员，包括李富春、胡耀邦等。会议以看文件、小组讨论为主，各小组讨论情况通过会议简报进行交流。

10月13日全会开幕。这次会议的大概情况是:

一、关于刘少奇专案审查问题。会议之前，每人发了一袋关于刘少奇问题有关材料和一份中央决定（草案）。在《关于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的结论中称：“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在我们组的讨论中，大家一致同意中央决定（草案），同意加在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同意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意永远开除党籍。我当然也是毫无例外地同意（会上，我没有表决权）。

在大会上，我没有听到包括老一辈革命家在内的任何人，对中央决定（草案）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制造了党内有史以来的最大冤案。

二、批判“二月逆流”问题。为了批判“二月逆流”，中央划分小组时，就把所谓“二月逆流”参加者分散在各组内，分别批判。

江青参加我们这个小组会议，她和谢富治在小组发言时，指名道姓的批判了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把他们批判的很厉害，上纲上线很高。

按中央会前的安排，我们这个小组主要批判的对象是李富春。在批判之前，我就向富春同志打招呼说：“关于‘二月逆流’问题，你要很好做个检讨，争取主动。”富春同志说，他已准备作检讨。同时我也作了一些准备，按中央会前确定的统一口径，准备发言批判。

富春同志检讨得不错，我改变了主意，没有按会前中央的要求，再做批评发言。胡耀邦同志也作了深刻检讨，大家没有提出批评意见。

在江青、谢富治小组发言后，我也不可回避地，违心地念了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发言稿，东拉西扯地批判了一番。我在准备发言稿时，思想上就明确了发言内容的原则：只按中央定的调子大原则地讲，既不上纲上线，也不用过火的语言，更不指名道姓专批某人。

当时会上，就有人说我的发言是“明批暗保”。记得会议期间，陈毅曾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听了这么多人的批评，就数你对我不错，没有任何失实之处，另外你对我的人身也采取了保护，和那些对共产党有仇恨的人是不同的。”

当时在小组会上，江青除了批判“二月逆流”外，还讲了刘少奇等人的其他问题。每次发言后都要我亲自帮她整出一个记录稿，然后亲自送到钓鱼台她的家里去。她一方面要我在那里坐等，另一方面自己修改记录稿，待修改好了，再找康生、张春桥等来帮她审定。她每念完一段就问：“康老，行不行？”再念一段又问：“康老，行不行？”康生当然很认真负责的，哪一段可以，哪一段或哪一句要修改，怎样改法，都提得很具体。有时也问张春桥有什么意见，但张春桥提得不多，偶尔也讲几句，待定稿后再由我转送会议秘书组印发。

经过几次为江青送审稿，给我的印象是，江青的政治靠山除毛泽东外就是康生。我多次听到江青宣传康生“善断”。

三、讨论党章修改问题。大家意见最集中、最强烈的，是对毛主席和林彪的评价，要求调子要高，篇幅要长，内容要充分。我当然也不反对。

10月26日，林彪有一篇讲话。其中他说，自古以来有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影响世界二千年；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的大革命，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而第四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七亿人民的大革命，也影响到全世界。

我当时对这个讲话不仅拥护赞成，而且亲自原原本本地向之后召开的海军三届四次扩大会议进行了传达。

毛主席在会议期间讲话再次强调:“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又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因此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一是要注意政策。”又说，“我们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们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0月31日闭幕。11月7日，海军党委召开了三届四次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由我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并听了毛泽东、林彪在全会上讲话录音；二是提出海军出席“九大”代表的协商名单和决定“九大”后召开海军第四届党代表大会。

会议提出的海军出席“九大”代表的协商名单，共十八人。他们是：萧劲光、李作鹏、王宏坤、吴瑞林、张秀川、段德彰、刘浩天、易耀彩、李长如、武毅、张逸民、王天保、舒积成、王瑞昌、陈运和、杨保贵、董其采（女）、张凤彩（女）。

二、珍宝岛武装冲突

1969年3月初，冰河开冻之前，中苏边界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

珍宝岛位于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内，在乌苏里江中心线靠近我岸一边，历来属于我国领土。但苏联方面长期认为，中苏边境线应以乌苏里江我岸一边为界，企图霸占珍宝岛及周边地区。

中、苏关系恶化后，特别是美国大规模侵略越南北方，战火不断升级后，苏军在我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边境及其远东地区加紧军事部署，陈兵百万。对我三北地区的边境安全构成威胁。

自1968年下半年开始，苏军在珍宝岛及周边地区多次向我方挑衅，其边防武装部队经常侵犯我国领土，我边防部队保持克制的态度，多次向苏军发出警告，但苏军依靠着机械化装备和大口径武器，对我方警告置之不理，并首先使用武力，打死、打伤我边防部队多人。

当时，沈阳军区就不断地将珍宝岛地区的双方冲突情况报告军委办事组。办事组及时将情况和对情况处理的意见与建议报告毛主席和林彪。

珍宝岛地区双方冲突的形势日益加剧，中央曾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对应策略。中央的基本精神是：第一、根据苏军的挑衅，要求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及新疆军区加强三北地区边境的警戒，三北地区的东段为重点；第二、做好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的两手准备，既准备打，也准备谈；第三、将珍宝岛作为边防斗争的重点。要“有理、有利、有节”，绝不首先打第一枪。等等。

军委办事组和总参谋部作战部门根据中央的指示，具体负责三北地区和珍宝岛地区的军事部署，并将各军区制定的作战计划报毛主席、林彪批准。

3月2日，苏军边防武装巡逻部队又进到珍宝岛附近封冻的河面上，恰与我边防武装巡逻部队相遇。我再三向其提出警告，令其退出，结果不但无效，苏军反而向我首先开枪，并向我发起进攻。我巡逻部队被迫开枪还击，我另一支巡逻部队也立即上岛参加战斗。一举将苏军巡逻队六十余人大部歼灭，我方也有伤亡。

当天，珍宝岛武装冲突的情况就报到办事组，并报告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和林彪齐口称赞说：“打得好！”

我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对“3月2日，苏军边防军入侵我珍宝岛地区，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多人，制造了一次极为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北京、上海等城市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和声讨大会，抗议苏联入侵我国领土。

苏军恼羞成怒，不甘失败。根据情报显示，苏军正抓紧大规模调集兵力和重型武器，准备发动新的进攻。与此同时，我们也指示沈阳军区，迅速调集兵力和反坦克武器装备，以对付苏军的进攻。

3月15日到17日的三天时间里，苏军在大炮、坦克、装甲运兵车的支援下，连续向我珍宝岛发起猖狂进攻，并多次越过边境线，冲上珍宝岛。我军也迅速调集兵力和火炮，进行自卫反击。我猛烈的炮火首先将苏军的坦克、装甲车压制在岛上，我守岛部队的轻、重武器在近距离射击，大量歼灭苏军有生力量。最终将苏军驱逐出珍宝岛。战斗中，我军击毁、击伤苏军坦克、装甲车十余辆，缴获62型新式坦克一辆及其他武器，打死、打伤苏军百余人。

3月15日，我外交部再次照会苏驻华大使馆，对苏军入侵我领土，再次提出强烈抗议。《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打倒新沙皇》的社论。

3月2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国领导人通电话。3月22日，我国政府用备忘录答复他们，说明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苏联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坚持其侵略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

4月以后，封冻的乌苏里江面开化了，珍宝岛战斗中在我方一侧被击毁的苏军坦克和装甲车沉入了江底。为了获取苏军入侵的罪证，也为了研究苏军的技术装备，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建议将苏军坦克打捞上来，中央批准了办事组的报告。

办事组将打捞任务交给海军执行，海军司令部将此任务交给北海舰队旅顺基地完成。旅顺基地派出打捞小分队，在沉入位置不明、打捞条件差、敌前作业和当时水温还很低的不利情况下，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顺利完成任务。后来，打捞起来的苏军坦克被送到军事博物馆展览。

同年7月，苏军又在我新疆边境地区不断挑起事端，侵占我领土，打伤我边民，并在铁列克奇地区开枪袭击我边防巡逻队。

中苏关系达到空前紧张程度，随时有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

9月，经毛主席批准，军委办事组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会议对苏军的战争准备和可能对我发动的突然袭击，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认真准备。同时决定我军从华东、中南等地调动数个军的兵力，加强三北防卫。其中为防止苏军从外蒙古的军事基地，沿内蒙二连至河北张家口一线发动突然袭击，直接威胁北京安全，故在河北、山西两省的北部及张家口地区、承德地区、大同地区部署了相当数量的兵力和重型武器。

后来我获悉的情报材料证明，在珍宝岛地区发生的中苏边界冲突，曾使莫斯科受到极大震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主张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以彻底消除中国的威胁。但苏共中央政治局赞成格列奇科核打击的人不占多数，认为这样做就意味着世界大战，苏联会陷于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比美国在越南的处境将更坏。因此采取了不扩大战争的态度。

不久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举行会谈，周总理对双方边境问题未解决之前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维持边界现状；第二、防止武装冲突；第三、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三、林彪：“无名小卒，野心不小”

记得在我尚未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之前，曾有一天晚上，在钓鱼台16号楼参加中央碰头会议。在周总理谈有关工作时，江青不知为什么（据说是北京哪个红卫兵组织搜集了大量江青的历史材料，正偷送到西山某地进行整理）发疯似的又哭又闹，没头没脑地骂总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骂得总理低头不语。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她生气地自言自语说：“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有什么不好？我要是成了武则天，那些人不要想好日子过。”又自言自语说：“有人说我不懂军事，我怎么不懂军事？我跟毛主席几十年，跟毛主席学战略战术，难道还不如你们？”

她发疯似的又哭又闹，骂够了就去睡觉。乘这个空子总理领导我们继续研究工作问题。一会儿她睡醒了就又跑来胡闹。总理见此情况，会议实在无法继续下去，因而宣布散会。

我在乘车回家途中，反复回想开会时的情景，感到江青真是狂妄嚣张，令人气愤讨厌。为什么参加会议的中央常委们对江青的胡闹不予批评、制止？难道中央高级领导层的政治生活是这种状况？我真是很不理解，心中总觉得不是滋味，江青真是一匹害群之马！

新军委办事组成立后不久，有一天，江青通知军委办事组成员，到钓鱼台11号楼她的住处集合（钓鱼台宾馆小楼很多，她可以今天住这楼，明天住那楼）。人到齐后，她说要带我们到林彪那里去受领林彪的接见和指示。黄永胜当即说：“林副主席刚刚见了办事组全体成员，对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我们将按林副主席的指示，做好工作。”江青听后先是一楞，之后谈了些无关紧要的事，她碰了软钉子，不再提带我们去林彪那里的事了。

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当时，立即引起我们几个人的反感和愤怒！难道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文革领导之下？是在你江青领导之下？我们要见林彪还要你江青带领？你江青既不是军委主席或副主席，又没有正式军职，也不是党中央什么领导人，仅仅是一个普通党员，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军队文革的顾问。你有什么资格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你有什么资格在军委办事组面前说三道四？

据说毛主席曾说过：“中央文革等于以前的中央书记处。”可是中央文革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如果等于原中央书记处，也轮不上你江青在军委办事组面前指手画脚。

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伸手抓军权的野心早就有了。

1967年初，军队文革改组时，她已是军队文革顾问。加上解放军报社，被江青女儿萧力掌握，八一电影制片厂被江青的样板戏控制。江青还要求部队的三支两军问题要先经过她来决定和批准，然后再由她报告毛泽东和林彪。但江青并不满足，得寸进尺，野心越来越大，现在她又想夺取军队指挥大权，要把军委办事组控制在她的直接领导之下，把林彪、周总理及其他军委副主席架空。

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认为，军委办事组是在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副主席和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毛主席、林彪和周总理是军委办事组的直接上级和领导。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与江青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

我们军委办事组对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伸手抓军队指挥权的野心早有警觉，并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

黄永胜出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后，除参加中央碰头会，并接受、执行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及其他军委副主席的指示外，根本不到江青那个庙里去烧香磕头，引得江青大骂黄永胜“目无中央文革”，“无组织，无纪律”。黄永胜到北京工作不久，江青就散布“总长选错了”。

江青向毛主席提出谢富治、温玉成参加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也向毛主席和林彪建议让李天佑、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江青要霸占八一电影制片厂只搞样板戏，不能搞其他题材的军事影片，黄永胜坚决不同意。中央碰头会议经常讨论样板戏，黄永胜很反感，不愿参加会议，即使参加也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中央文革一伙人极力吹捧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样板戏是“文艺革命的里程碑”，黄永胜就说：“文化革命的旗手是毛主席”，“什么样板？样板就是绝对化，就是没有发展了嘛。”

黄永胜批评军报不要以支持不支持萧力划线站队，江青则大骂黄永胜和我在军报“搞复辟，保护走资派”，并到毛主席那里告黄永胜的状。造船工业形势大好，江青就说“生产压制革命”。

1968年夏，军委办事组向毛主席报告，建议凡涉及到部队战备、调动等重大问题的军委文件，主送毛主席、林彪和周总理三人审批后即执行，其目的是传阅军委文件的人数太多既容易失密，又容易误事，不利部队隐蔽、快速的行动。主席批准：“同意”。但江青又骂黄永胜对她“封锁消息”，“不请示，不报告”。并提出停止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参加中央碰头会，检讨错误。黄永胜说：“我没错，不检讨！”江青则说“黄永胜不检讨，就不能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谁给她那么大的权力？简直要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了。

1968年秋，中央决定黄永胜率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江青又利用这次出访发难，在中央碰头会议上大发洋脾气，指着鼻子对黄永胜进行批判。江青声嘶力竭地怒骂黄永胜说：“国民党搞党国，你们搞军国，你们搞军队领导一切，你们搞军阀专政。你们戴五星军帽，穿红旗领章军衣，不受党的领导，不觉得耻辱吗?”并生气地把发给她的解放军服装全部退还给黄永胜。江青还提出中央应改变决定，不能让黄永胜率团去阿尔巴尼亚访问的无理要求。经周总理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指示“按照原决定不变”。这样又引起江青的不满，进行消极对抗和捣乱。

为了缓和矛盾，周总理曾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我和邱会作去见江青。事先，总理特别嘱咐我们：“要团结，要求大同存小异”，又说；“不论江青同志说什么，你们都不要说话”。

我们在楼下客厅里站着等，江青由楼上缓缓下来，一见到我们，就边下楼边大骂不止，又是什么“国民党搞党国，你们搞军国……”。

黄永胜对江青说：“代表团后天走，一是来向江青同志请示，二是来告别。”

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你们走我不送，你们回来我不接。”

黄永胜访阿回京后，阿使馆设宴感谢，应该出席的人员全出席了，唯独江青不出席。这样就不能发表新闻消息。经总理向阿使馆解释，并请他们过几天再次设宴补救。可是第二次设宴，江青仍不出席，仍不能发表新闻消息。

一匹害群之马，弄得总理左右为难，非常被动。总理只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令江青做检讨。

江青并不糊涂，她知道军队的重要，知道军队的作用，随着地位的提高，她妄图控制军队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实际上江青是妄想在军队中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委常务副主席，妄想把林彪也架空。她企图夺取军队的指挥大权，就必须千方百计控制军委办事组，江青的阴谋诡计在屡屡遭到军委办事组的强烈抵制和反对而失败后，便集中力量打击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大骂黄永胜，大骂军委办事组搞“军国主义”，“不要党的领导”，甚至提出总参谋长的人选“不合适”。

“九大”之后，江青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更加专横跋扈，目空一切了。她不仅没有按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指示办，而是加紧了分裂新一届党中央的阴谋活动。有两件事情突出表现了她的险恶用心。

其一，煽动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九大”之前，江青还不敢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林彪，而是集中力量打击军委办事组。

“九大”刚开完不久，有一天，江青到京西宾馆办事组的驻地，名曰“找办事组的人谈谈话”，实际只找了黄永胜、我和邱会作（吴法宪当时不在家）。

闲谈一阵后，江青突然话题一转说：“林副主席在十二中全会的讲话，是即席讲话，只有个讲话提纲，讲话内容事先也没有与中央碰头会通气，我们都不清楚。”又说：“有些话讲的不妥嘛，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怎么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呢？那是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嘛。”

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我们都立即警觉的感到，江青的讲话是针对林彪的。

江青走后，黄永胜与我和邱会作议论，江青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与我们讲？江青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批判林彪的讲话。我们感到事情重大，决定立即到林彪那里去报告。

听完了我们报告的情况，林彪说：“让她去说吧，看她搞什么鬼。”

其二，1969年5月17日上午，江青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我和邱会作，在钓鱼台11号楼她的住处开会。我们到时，见江青正在和姚文元说话，随后李德生也来了。李德生到后，江青宣布开会，她要大家不要记录，美其名曰“随便和你们谈谈”。

江青首先谈了她的家庭状况和她的出身，以及参加工作的经历，还谈了在延安与毛主席结婚的前前后后。并说她当前的奋斗目标是搞二十部样板戏。

之后，她开始逐个评论“九大”当选的三个中央常委。

她说：“陈伯达是书呆子，不会办事，没有主张，经常讲错话，我们都给他‘擦屁股’。整个中央文革的担子都压在我身上。”又说：“陈伯达是组长，连文革小组会议也不召开，他是刘少奇圈子里的人。”又说：“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是唯生产力论的。”

她评价康生说：“康老有理论水平，同修正主义作斗争很坚决，是有功的，但他的实际工作经验很少。”

她又谈到总理说：“周总理有行政领导能力，勤勤恳恳，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看的不准，决心不大。在中央只能做些具体工作……。”接着又说；“这与他在历史上走机会主义路线有关，历史上他就是东风来了拥护东风，西风来了拥护西风。跟着王明跑，苏区损失很大……”等等。

江青滔滔不绝的讲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讲完的意思。我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谁也没有讲话。当时我环视了一下参加会的人，姚文元在江青讲话时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吴法宪、邱会作、李德生低头不语，只有黄永胜一副极不耐烦的样子。

不等江青说完，黄永胜突然插话说：“江青同志，我们还有重要的会议，向江青同志请假。”说完起身就走。吴法宪、邱会作和我也跟着出了会客室。

回到办事组，我们在一起议论刚才的会。黄永胜不禁提出疑问：这是一个什么会议?一个政治局委员召集另六个政治局委员，开会议论三个中央政治局常委，这种会议正常不正常？合法不合法？是不是背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另搞一个小圈子？江青为什么这样做？她有没有资格这样做？

议来议去，我们大家一致认为这里面有问题。

黄永胜说：“上车，我们一起到毛家湾去向林副主席报告。”

在毛家湾，林彪听了黄永胜汇报江青的言谈之后，很生气地骂了一句：“无名小卒，野心不小，想凌驾于三个中央常委之上。黄永胜、吴法宪你们两人到毛主席那里去，据实向主席报告。”

随后，黄永胜、吴法宪到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听黄永胜后来对我说，毛主席听了报告之后说：“你们不要叫她知道到我这里来过，我也不告诉她。不然你们要挨整的呀。”

可是以后从江青的口气里我们知道毛主席告诉了江青。江青又记下我们一笔黑账。

四、“九大”召开

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出席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二人，代表全国二千二百万党员。大会议事日程为：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讨论通过党的章程，选举新一届党的中央委员会。

毛主席在开幕时讲了话，他说：“我们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之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林彪在大会做的政治报告，中心思想是阐述“文化大革命”问题。

这个政治报告的初稿，中央开始指定由陈伯达负责组织班子起草，林彪和周总理均主张既要抓文化大革命，又要抓生产和备战。初稿写好后，送毛主席和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审查。毛主席看了后很不高兴，召集会议对陈伯达进行了批评，并将其起草的初稿内容全部推翻。

毛主席全部推翻政治报告的初稿，是因为陈伯达起草的，以《为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为题目的政治报告的基本精神，是偏重发展生产和加强备战，没有更多的强调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没有更多的强调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因此被中央文革一伙人指责是“唯生产力论”。

毛主席当然也不能同意这样的政治报告，并指出:“八大政治报告中所犯的错误，只讲发展生产,不讲阶级斗争，现在又想重复。”并批判是“伯恩斯坦主义”，甚至联系陈伯达陪同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谈时发生的“船未沉老鼠先逃”的错误，一并批判。

之后，毛主席指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负责重新起草，限期交卷。张春桥等人起草的这个稿子，通篇是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影响、作用、目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论述。毛主席认为可行，中央讨论时通过。

但林彪态度沉默。对张春桥等人重新起草的政治报告在送审时，采取一言不发，一字不改的态度。在向大会做报告时，林彪像和尚念经，照本宣科，缺乏热情，结结巴巴的念了两个多小时。

对待两个不同版本政治报告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毛主席和林彪对待文化大革命“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不同认识和理解，虽然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没有做出什么反映，但我相信林彪对待政治报告的态度，毛泽东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九•一三”事件后，特别是我出狱后，我一直在苦苦的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心与林彪“分手”呢？根据当时我在中央工作的所见所闻，虽然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我认为，毛、林对“九大”政治报告不同的态度，肯定是重大的转折之一。可惜当年我们都被“九大”新党章中明确林彪是“接班人”所蒙蔽。

开幕式后，从4月2日起，开始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4月10日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在新通过的党章中明确向全党宣布：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之后，又分组讨论和选举中央委员问题。候选人名单是由主席团汇集各代表团的意见提出的，再交各代表协商确定，然后进行一次无记名投票预选。

当时出席会议代表的思想中，存在一个疑难问题，就是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如何看待那些“犯过错误”，受过“批判”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例如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邓子恢、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选不选他们为中央委员？有不少年轻的和造反起家的代表有可能不投他们的票。

毛主席提出了两条意见：“第一要投他们的票，保证选上。第二票数不要求太多，有三分之二就可以了。”

经过预选结果,证明可以达到这两个要求，然后方在大会正式无记名投票选举。选出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零九人。其中八届老中央委员不到三分之一。

在讨论选举过程中，有一天，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办公时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不投11楼票的（江青当时住钓鱼台11楼，此即指江青）。”这话显然是在表明黄的态度和暗示其他人也不要投江青的票。我们几个人都把这句话听进去了，都没有投江青的票。

果然大会报告选举结果时，江青少了几票。当时江青的脸色就非常难看，如坐针毡（江青是想得全票的）。

选举散会后，康生为此在毛主席那里提出要进行追查，看谁不投江青的票。毛主席当即驳斥说：“那还追查得？你若追查，就要犯政治原则错误。”这样康生才不敢乱来胡闹。

大会完成预定议程，于4月24日闭幕。

28日举行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全会通过了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和军委办事组成员。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中央军委委员：（略）

在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确定了新的军委办事组成员。

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

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吴法宪

军委办事组成员：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李德生、李天佑、刘贤权、温玉成。

毛主席在一中全会上讲话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马列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但是，他们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又说：“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清理阶级队伍，要做过细的工作，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每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此外毛主席还谈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问题，谈到“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问题和“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五、海军第四次党代会大会

1969年5月16日，海军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六百了六十九人，列席代表有一百二十五人。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九大”精神。另外是选举海军新一届党的委员会。

5月19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及其他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

5月26日，我代表海军第三届党的委员会做了题为《高举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伟大红旗，为实现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战斗任务而奋斗》的政治报告。

在报告中，没有全面总结第三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因为处于那种极左思潮情况下，各种意见纷纷，一时很难在思想上统一起来，对已往的工作，不可能做出正确的估价。

我在报告的最后部分用了较大篇幅讲到准备打仗和加强团结两大问题。

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后，我军把准备打仗放在了突出的重要地位上。我在报告中提到：“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粉碎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可能侵略。现在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都在拼命扩军备战，已构成对我国的全面包围形势。我们的原则是‘敌不犯我，我不犯敌，敌若犯我，我必犯敌’。做好充分准备，准备早打，准备大打，准备打常规战争，也准备打核战争。”“战争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两个方面，首先是思想准备，要深入进行战备动员教育，要使干部战士认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认清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本质。”“还要做好物质准备，在作战指挥、通信联络、后勤保障、战场准备、工程建设、军工生产、装备修造、科学研究等工作方面，都要想到打仗，适应打仗，准备打仗。要认真总结历次海战、空战经验，认真搞好军事训练。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各级指挥机关要严格值班制度，战备值班部队要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在报告中，我把加强党的建设、大抓基层工作、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和拥政爱民光荣传统等阐述，统归于“一切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一切为了打胜仗”。

在谈到加强团结方面，我不仅提出要加强党委内部的团结，同时也是针对海军用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解放干部而言。

我在报告中提到：“特别要注意搞好以下几种人的团结。要加强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要加强未犯过错误的干部和犯过错误的干部之间的团结；要加强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团结；要加强政治干部与军事干部之间的团结；要加强上下级团结和官兵团结；要加强军政团结和军民团结。”

1969年6月6日大会结束。

6月9日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一次全会。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办法，选举了海军新一届党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

8月7日中央军委批准了新一届党委会由47人组成，党委常委由李作鹏、萧劲光、王宏坤、吴瑞林、张秀川、赵启民、周希汉、张敬一、潘焱、王政柱等十人组成。我为第一书记，萧劲光为第二书记，王宏坤为第三书记，吴瑞林、张秀川为副书记。

海军党委四届一次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6月10日），乘各舰队领导都在北京的机会，海军党委常委即召开了军以上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座谈会。主要议题是贯彻中央军委准备打仗的指示和具体措施，海军在“四五”期间战场准备规划。会议要求认真抓好战备思想教育，继续抓好基层建设，深入开展四好连队运动。

第三十六章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

一、在修改宪法小组工作期间

“九大”之后，全国形势逐渐稳定，各级党政领导机构逐渐恢复。

1970年3月初，汪东兴回京（毛主席此时在外地），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主席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在会上，汪东兴说，毛主席最近提出，并请中央政治局研究几个问题：一是要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二是要修改原宪法；三是制定“四五”经济建设计划；四是防止苏修突然袭击，加强战备工作。

汪东兴还传达说，关于宪法修改中，要不要设国家主席问题，毛主席说：“我的意见是不设国家主席，宪法中也不要国家主席这一节了，我也不担任国家主席，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根据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决定：以周恩来、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华国锋等负责制定“四五”经济建设计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等负责修改宪法。黄永胜领导总参，负责起草防止苏修突然袭击的“三北”战备方案和起草战备工作报告。

修改宪法小组于1970年3月中旬开始工作。

修改宪法小组首先集体研究了我国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规定设置国家主席，毛泽东担任了第一届国家主席。1959年以后，刘少奇连任两届国家主席。在文革中，一些外事活动的场合，董必武也是以国家代主席的身份出面。

从建国以来的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看，设国家主席在国与国的外事国务活动中是有必要的。因此，修改宪法小组在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如不设国家主席，原来属于国家主席职权的问题、国家元首的身份问题，还有国与国之间互访和互访中的接见等国务活动问题，均不好处理。

据我所知，林彪最初的主张是两点：一是由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名正言顺。二是他自己既不担任国家主席，也不担任国家副主席。

毛主席和林彪，关于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不同意见，起初并没有引起修改宪法小组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们的特别注意。我们还是钻在宪法修改后，其功能和实际作用的圈子里打转转，并站在这个角度看，是设国家主席好呢，还是不设好呢。谁也不清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

当时，政治局在研究修改宪法小组意见时，多数人还是认为在宪法草案中应保留设国家主席一节，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总理就是支持这一观点的。他曾认为，从国家机构的组成形式上，应该有国家元首。

4月中旬的一天，林彪就设国家主席问题向政治局提出了三点意见。大意是：第一、赞同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主席兼国家主席；第二、国家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第三、他自己不担任国家副主席。

第二天，周总理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将林彪的三点意见给政治局委员们传阅。会上，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同意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的建议。周总理也是同意林彪建议的。

但是此前，毛已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和自己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因此政治局决定，修改宪法小组写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设国家主席，第二方案是不设国家主席。两个方案写好后，由政治局讨论选择。

不久，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对政治局关于林彪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底，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他借古喻今地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要把他放在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

6月底，修改宪法小组将两个方案写成后，分送毛主席及政治局各位委员。政治局还没有开会讨论前，毛主席就第一方案（设国家主席方案）指示：“如果设国家主席，我不担任国家主席，你们从工农兵中去选人。”

7月初，周总理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时，根据毛主席这个批示，基本否定了设国家主席的方案，并指示修改宪法小组在不设国家主席的那个文稿基础上继续修改。修改之后，再分送毛主席和政治局各位委员审查。

当我们知道了毛主席在设与不设国家主席问题的前三次批示和讲话后，已意识到，毛主席已决心在新修改的宪法中不保留设国家主席一节，自己也不但任国家主席。但从国家机构形式而言，又无法解释“不保留设国家主席一节和不设国家主席”到底比“设国家主席”好在那里。

7月中旬，在周总理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形成决议，通过了按毛主席意见，不设国家主席的宪法修改草案。

这里，我想多说几句。“九•一三”事件前，毛主席在南巡讲话时说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分裂党，急于夺权”，“九•一三”事件后更把设国家主席问题定为“反党政治纲领”。

我至今想不通：

第一、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期间，在修改宪法小组工作期间，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包括林彪和叶群本人）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更不要说“急于”想当了。只知道林彪有两次建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并遭到毛主席的反对。同时，林彪也两次表示他不担任国家副主席。毛、林的不同意见，就是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分裂党”吗？当上了这个有职无权的国家主席就是“急于夺权”吗？那么政治局在讨论时，多数人认为在修改宪法的草案中保留设国家主席一节，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也是“急于分裂党，急于夺权”吗？林彪建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而自己不担任国家副主席怎么就成了“反党政治纲领”呢？

第二、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得到包括周总理在内的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而作为毛泽东个人，多次否定政治局多数、甚至政治局常委多数的意见，是不是违反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呢？是不是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呢？是不是全党要服从你毛泽东个人呢？

第三、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有根据吗？当时的国家主席只是个“虚职”，而林彪当时的地位是党内排名第二的人，位高权重，有必要争那个“虚名”吗?国家主席的工作当时主要是友好国家间的“迎来送往”，林彪身体不好，最讨厌此事。他连上天安门都当成负担。我所看到的“根据”只有一条，那就是吴法宪在九•一三事件后的交代称：叶群告诉他“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2007年初，我看到在吴的回忆录中，对这句话做了重要更正，此话不是叶群所讲，而是汪东兴的话。是程世清把汪东兴在二中全会前夕讲的这句话传给了吴1【注1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788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听到过此类说法。

第四、我所亲耳听到的，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的人是毛泽东，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原话是：“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怎么一年后，毛泽东的说法就变成了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呢？

修改宪法方案经过多次反复，于7月中旬基本定稿了。其它两个文件也有初步头绪，因此毛主席提议于8月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地点庐山。议程三个：１、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２、讨论通过“四五”经济建设计划；３、讨论通过防止苏修突然袭击，加强战备工作。

1970年6月下旬，中央决定，以黄永胜和我为正、副团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参加朝鲜庆祝“六?五”祖国解放日庆典活动。

访问期间，我们和朝鲜政府、军队的高级官员进行了多次会谈。有大型的政府之间的会晤，主要是黄永胜负责谈我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问题，也有秘密的小型会议，主要是我先听取朝军方所需的军事援助问题。

6月24日，朝鲜金日成主席接见了中国政府代表团。6月2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朝方组织的盛大庆典活动。

大概因为此次出访，我对朝鲜军方提出的军事援助项目比较熟悉，第二年，朝鲜吴振宇大将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由我陪同。

当时在中央，我还协助康生处理山东问题，协助周总理处理徐海地区问题。再加上北海舰队党委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从朝鲜出访回国后不久，我提出在二中全会之前，到山东走一趟。康生首先同意。以后我又向周总理提出，总理也同意。

这样，在8月初我就先到了青岛。

到青岛后，我利用几天的时间同北海舰队的领导开了几次党委会，互相进行通气，交换意见。之后又到驻青海军的部队看了看，与基层同志开了几次座谈会，又走马观花式的看了青岛市若干工厂。并应军队和地方同志的要求，向全市部队和地方县团以上干部讲了一次话。

在青岛停留约一周后，我转到连云港。看了看连云港一般社会和生产情况。那个地区过去武斗很厉害，群众对山东王效禹特别仇恨，公路沿途两侧电线杆和大树上，到处都绑着用稻草及废纸扎成的形象丑陋的草人，均写明“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王效禹”，进行当街示众。由于连云港地区属于江苏，群众敢于同山东王效禹对抗。

8月14日我到达徐州，15日听取徐州地区驻军和革委会的同志汇报情况，大约上午10时半，黄永胜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修改宪法小组发生很大的争论，吴胖子很孤立。”要我立即回北京。我的原订计划，不得不半途而废，当天下午就回到北京。

那时我们都住在西山，我很快就到黄永胜驻地，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性质的争论。黄永胜告诉我说：“昨天修改宪法小组开会，张春桥公然反对‘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说这是一种讽刺。同时反对在宪法中写上‘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吴胖子慷慨激昂地批驳张春桥谬论半小时之久，批得他们哑口无言。”稍停了一会儿，黄永胜又说：“现在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

我听了这番话之后，一方面佩服吴胖子还有两下，同时也感到有些突然。过去我参加修改宪法小组的多次会议，虽也有过争论，但从没有发生如此激烈的争吵，怎么现在突然出现这种形势？

到了7月下旬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中，讨论“八?一”建军节发表的社论时，张春桥指着文稿说：“我不同意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谛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江青帮腔说：“这是不符合历史的”。张春桥又说：“应改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

当时黄永胜立刻针锋相对的提出反对意见，他说：“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谛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不仅是中央早已确定的对外宣传的口径，也完全符合人民解放军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绝对领导和指挥下的实际情况。”吴法宪、我、邱会作等政治局其他人都同意黄的意见，不同意改。

我见总理对黄永胜的讲话也是点头同意的，但为了慎重起见，总理说：“这个问题我准备请示毛主席。”以后我们看到毛主席批示：“按照原来提法不变”。

以上这两个问题，虽然在“八?一”建军节社论中仍“按照原来提法不变”，在之后的政治局讨论中决定在宪法草案中也仍写上“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但张春桥的两次发难，在我的思想中是重视的，我感到“九大”后，江青和“上海帮”一伙将矛头指向林彪，并连续不断的向林彪发难，有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二、上庐山之后

在北京停了三四天，我和邱会作同乘一架飞机赴庐山，此时吴法宪已先去庐山，指挥飞机接运各地开会的中委。中央决定黄永胜留在北京看家。

到达庐山后，林彪、叶群和我们军队几个政治局委员，均住在福州军区疗养院。上山后，一直没有开会的消息。

8月21日，叶群兴致很高的邀请我们去游山玩水，观景照相。庐山确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称，但我上过庐山多次，对此不太感兴趣，只是相陪。叶、吴、李、邱共一部小车。摄影员、保卫员共一部小车，庐山主要风景区均去了。

叶群边走边和我们说：“这次到庐山就是一边开会，一边休息。过去我们都没有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又说：“这次全会内容不多，主要是通过新修改的宪法，研究‘四五’经济发展计划，加强战备工作。全会后，就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了。”

叶群知道我刚由山东回来，就问我有关山东情况，我简单地谈了山东和徐海地区的情况。之后，她又问我知道不知道修改宪法小组争论问题，我说黄永胜告诉我了。她说，是她要黄永胜把“老海”叫回来的。（因我在海军，故称我“老海”）

我们边走边闲谈边看风景，心情都不错。摄影员每到一处风景点，都给我们照几张像。至今，我还保留着几张当时留下的合影照片。

散步个把小时后，我们就返回了驻地。

上山后的最初几天，确实没有多少事情，我主要是处理秘书送来的文件，有时也与到我住处的海军中委谈谈部队的情况。

三、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

8月22日下午，在毛主席住处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了全会的开法和安排。

8月23日下午全会正式开幕，主席台上坐着毛、林、周、陈、康五位常委。由毛主席主持会议并宣布开会，周总理宣布了会议日程。

林彪在开幕式上做了长篇讲话。我和绝大多数中委都认为，这是林彪代表中央作的开幕词。

可以听出林彪是离开讲话提纲的即席讲话。讲了一点多钟头，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他一贯的对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的高度评价，是冠冕堂皇的，找不出多大错误，既拥护会议目的和任务，也拥护宪法修改草案，同时没有再提出要设国家主席。

在这篇讲话中，除了同意在宪法修改草案中写上“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外，只有一小段话讲的是关于毛主席天才问题，林彪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把毛主席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最高统帅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必要”。又说：“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发展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起码原则，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可能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

其实这一小段话一带而过，知道内幕的人，当然懂得其意思，不知内幕的人，只当耳边风，一闪而过，没有在意。所以在林彪讲话结束时，会场爆发出长久热烈掌声。

毛主席宣布散会后，大家退出小礼堂。叶群把吴、李、邱和汪东兴拉在一起，走在人群后面，以后又把陈伯达也拉在一起，悄悄地对我们说：“林彪原来没有准备讲话，是临时准备的，林彪的讲话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他先到小礼堂休息室等待毛主席到来后，让我在门外站岗放哨，不让别人进去，林彪就将要讲话的主要内容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林彪讲，但说不要点名。”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对林彪讲话内容的正确性，更加相信无疑。

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原拟编组问题和第二天开始讨论“四五”经济发展计划等问题，但汪东兴、吴法宪却建议把林彪讲话录音再播放一次，加深大家的认识。主持会议的周总理同意，并确定次日（24日）上午在小礼堂放林彪讲话录音，下午开始分组讨论。

第二天上午全会在小礼堂听林彪讲话录音时，也没有听说有人发现讲话内容有什么问题。我注意观察了一下会场情况，大家情绪很平静，听的很认真。录音听完了，大家热烈鼓掌。

四、分组讨论

24日下午分组讨论，我和叶群参加中南组。临开会前，吴法宪转给我一份陈伯达搞的有关论天才的几条语录。当时，小组会上的发言者内容都比较一般化，一致拥护林彪讲话。有的年轻中委旁敲侧击，顺带提到老同志应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新鲜事物，努力保持晚节等等。

下午的小组讨论快结束时，我做了一个表态性的简短发言。主要也是拥护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我在讲话中曾笼统地说了一句：“林副主席在讲话中提到：‘毛主席是天才’我认为完全正确，反对提‘天才’是不对的。”在我的发言中既没有点名，也没有引用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当天下午中南组的讨论很平静。

除华北组之外，其他各组情况大同小异。

据我所知，陈伯达、汪东兴参加华北组的讨论，他们讨论情况很特殊。陈伯达在发言中，点破“有人”把“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说成是一种“讽刺”；“有人”反对在宪法上写“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

在汪东兴的发言中，他说“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完全同意陈伯达同志的发言”。他又说：“宪法肯定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非常重要，这是宪法的核心，是灵魂”；“现在我们党内仍有阴谋家、野心家，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坚决斗争到底！”

发言中，汪东兴还突然脱离对林彪讲话的讨论主题，说：“一定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我们大家的愿望，是中央办公厅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建议修改的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又说：“有人不仅不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陈伯达插话说：“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一定会手舞足蹈，非常高兴。”

如果说陈伯达的发言是挑明了中央“有人”反对“三个副词”，那么汪东兴的发言，除坚决拥护林彪、陈伯达的发言外，又完全违背政治局早已通过的决议，在华北组突然提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强调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

因此，实事求是地说，林彪的开幕式讲话用了很少篇幅谈了他对“三个副词”的理解和态度，知道内幕的人也清楚，林彪的这段讲话是有分寸的，完全符合毛主席“不点名”要求的批评了张春桥的论点。

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则是借林彪开幕式讲话点了一把“有人”反对“三个副词”的火，而汪东兴的发言，除在陈伯达发言的基础上“借火泼油”外，则更是借林彪开幕式讲话，另点了一把与林彪讲话毫无关系的“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火。两把火在华北组烧了起来。

会议秘书组把这些内容写成当天华北组的简报，于当天深夜，由李雪峰、郑维山、解学恭、吴德签字印发全会。

8月25日早晨起床后，秘书就把收到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送给我，当我看完了简报，不觉吃了一惊。

简报说：“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地愤慨，……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批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简报中还说，小组会上，大家一直拥护和赞成汪东兴提出的，宪法中要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和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担任国家副主席的建议。

我拿着简报反复看了几遍。边看边想：汪东兴的发言，强调设国家主席问题，为什么这样突然又采取这么尖锐地方式提出来呢?这不是故意违背政治局决定与中央唱对台戏吗？而且，设国家主席问题与“有人”（指张春桥）反对“三个副词”并无直接联系。

汪东兴的发言，我当时就很反感。我在参加中央修改宪法小组工作期间，知道毛主席多次表示不愿担任国家主席，林彪也两次申明不愿担任国家副主席，政治局也已通过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决议，林彪的开幕式讲话中，也没有提到设国家主席问题。汪东兴处于什么想法、什么目的，在中央全会上突然又提出设国家主席问题呢？当时我真是不理解。

由于汪东兴的特殊身份，他的讲话迷惑误导了一大批参会的中委。

早餐后，我仍到中南组参加讨论。此时，人人都看到了华北组第六号简报，大家情绪非常严肃，非常紧张。对陈伯达、汪东兴所指的“人”，也非常愤怒。会议气氛与24日下午的小组讨论完全不一样了。

讨论一开始，中委们就争先恐后的报名要求发言，每人发言态度与昨天下午情况也完全不同了，有点像红卫兵那样，声音大，调子高，措词激烈。“机关枪”、“大炮”、“刺刀”、“手榴弹”同时使用，形成一场闻风起哄的混战，大家群情激愤地“一定要揪出阴谋家、野心家，揪出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但具体斗争目标是谁，要达到什么结果，谁也不清楚。尤其是那些壮年中委，他们火气特别大，极左思潮异常浓厚。

中南组有一批老一辈的革命家，例如：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蔡畅、张鼎承等等，他们经历多，见识广，比较沉着稳重，虽然也有上当受骗讲错话的，但多属于一般性质。

午餐后，我准备再去参加下午的讨论。吴法宪到我驻地同我和邱会作两人打招呼（邱住在我的隔壁）。主要讲了两点：１、汪东兴来电话说，设国家主席问题，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一定要坚持。２、汪东兴让我（指吴自己）向空军中委打招呼，要他们在小组会议上积极发言表态。让你们（指李、邱）也应向海军、总后中委打招呼，要他们积极发言表态。

我听了汪东兴的传话以后感到，虽然汪在主席身边工作，知道的事情多，但可以肯定这个意见是他自己的。因为国家主席问题，我知道毛主席的态度和决心，为什么还要去干扰？我决心坚持不再提。关于向海军中委打招呼，他也是没有道理的。中央委员不是你海军的私产，也不是你的下级，你和他们都属于中央，只有中央有权指挥，你有什么权力去指东道西，干扰中央。因此我没有跟海军任何中央委员打招呼。

这里，我还要提一下汪东兴。我和汪东兴虽同是江西老表，但并不熟悉。“九大”后，我到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工作，才与汪东兴有较多的接触机会（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虽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经常不参加政治局会议）。

记得大约是1970年春，汪东兴曾邀请黄、吴、李、邱到他中南海的家中做客。当时汪对我们讲了毛、江关系，他说：“主席对江青有讲话，主席说：‘江青，我也不说她很好，也不说她很坏’。”又说：“主席和江青的生活关系不好，长期分居两处，主席住某某处，江青住某某处。主席到外地视察，从来不带江青”等等。汪东兴又谈到主席对样板戏的看法，他说：“主席对样板戏有批评，样板绝对化了，现在不再提样板了，改叫革命现代戏”，“样板戏中，主席只喜欢沙家浜，说沙家浜还有些故事情节”等等。谈话中，汪东兴透露了不少毛泽东与江青工作与私人的关系。

之后，汪东兴的话题又转到了修改宪法中，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他说他拥护林彪建议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他又说他和陈伯达在家中谈话，“陈伯达不是坐在沙发上，而是躺在沙发上与我谈话。”以表示他与陈关系的密切。

与汪东兴的谈话，多数时间我们只是听，没有更多的插话。当时我感到：第一、汪知道不少外人极少知道的毛、江关系；第二、他对江青是反感的，是支持陈伯达的；第三、他坚决拥护林彪，坚决拥护设国家主席；第四、他所以向办事组的人谈这些事，也是在表示，他完全同意军委办事组抵制和反对江青抓军队的指挥权。他还说：“我经常与叶主任（指叶群）通电话，通报情况。”

闲谈中，汪东兴突然对我说：“我的几个孩子，有的在陆军当兵，有的在空军当兵，都表现不错，只有在你们海军当兵的儿子，不知为什么，党也入不了，五好战士也评不上”。我知道这是他对海军的不满意。

文革初期，确实有不少部队的老同志找到我，要求解决子女当兵的问题。我当时的态度是：想当兵是好事，凡是愿意到海军当兵，又符合条件的，海军都接收（汪儿子到海军当兵不是通过我）。但入伍后的事情我就不管了。

事后，我让海司军务部查了一下，知道汪的儿子叫汪春平，在北海舰队的通信站做报务员。我把情况告诉了舰队领导，不久，舰队领导向我报告，已将汪春平调到快艇支队导弹快艇大队，又过了一段时间，汪的儿子不仅入了党，还提了干部。

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他的政治地位是很重要的，他的政治影响力也是很微妙的。我认为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直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应该忠于毛主席，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但是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他的言谈始终与毛主席再三强调的“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背道而驰。在庐山会议上他更是突然发难、煽风点火、上下串联、极尽能事，违背毛主席的意图，歪曲林彪的本意，推翻了政治局的决定，利用了参会中央委员的热情，直至将庐山会议演变成埋葬林彪和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坟墓，汪东兴真是首恶元凶！我直至今日不明白他的动机与目的。当毛泽东后来痛批林彪、陈伯达设国家主席是“反党政治纲领”时，他摇身一晃，成了无事人一样，事后仅轻描淡写地检讨一番就过关了。在汪东兴的问题上，我真的搞不明白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真相、真实、真理。“九•一三”事件后，他又爬上了中央副主席的位置。1997年，他竟然写了一本《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利用他的高位，对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事情，扯下弥天大谎，隐瞒自己的错误，蒙骗全中国人民。对于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我们的党竟然听之任之，到底为什么？至今在我心中仍是个谜。

25日下午，继续参加小组会讨论，我先到，叶群后到。我看下午会议情况仍同上午差不多，觉得“温度”太高。因此在叶群来到后,我就在沙发茶几上的一张纸上，写了两个字“降温”。她看了片刻后，就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我就同当时主持会议的召集人曾思玉、刘兴元建议，让几位老中委提前发言。这样会议的激烈紧张气氛略有缓和。

离休会还有约一小时，我发言了。我的发言是按照“降温”精神表态的，没有按照原来准备的内容讲，所以陈伯达搞的有关天才语录，一条也没有采用，并且尽量缩短时间，只讲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主要是拥护林彪的讲话，紧跟林彪开幕讲话的调子说：“党内有股反马列主义、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同时在插话中也讲了：“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也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最后是叶群发言，她讲的时间比较长，引用了大量陈伯达摘录的语录，证明天才论观点的正确，并慷慨激昂地说：“林副主席所讲毛主席是伟大天才的话，坚决不能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能收回！”

宣布休会后，叶帅小声问我：“点名不点名？”我回答：“不点名。”接着曾思玉又纠缠着追问我：“究竟是谁？”我说了两个字：“东方。”

当晚深夜，大会秘书组把中南组当天讨论情况的简报整理好了，曾思玉派人送我审阅。这个简报一般地反映了小组讨论情况。在简报的最后说了一句“叶群、李作鹏发言，另外整理”。我看后，把“叶群、李作鹏发言另外整理”之句删掉了，并给叶群写了一个便条，连同简报一起送给叶群过目。便条的原文如下：“叶群同志：今天简报看了一下，是比较抽象地接触了问题，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似可以发，请您再过目。至于我们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你意如何？”

因为我感到华北组的讨论精神与林彪发言的精神不合拍，与主席的态度也不符。在当时小组讨论时，我的发言，是否有过火之处，有些吃不准和隐隐的担忧。对于叶群的做法，我内心并不是很欣赏，她的背后是林彪，任何时候都应该稳妥为好，故而写此条。

其实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我的指导思想是：1，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不再提“国家主席”问题；2，我反感搞串联的做法，我没有联络任何中央委员搞什么动作；3，我有自己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原则，不会随随便便地跟着跑。不论什么“表忠心”还是什么掉眼泪的过分举动，我从来不搞；4，对自己的言行要负责任，敢做敢当。

其他各组讨论情况大体与中南组相似。据说，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也非常激愤，边讲边哭，引起不少人一起掉泪。主要讲的是修改宪法中，有人反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提法，及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与吴法宪所讲的内容基本相同。康生在西北组，听了邱会作发言后，还称赞说:“你读了不少马列的书，水平高。”

晚上政治局开会时，周总理也对邱会作说：“你今天在西北组放了一炮！很有分量。”（邓颖超在西北组，可能是她向总理反映的情况）邱会作以点头作回答。李先念紧接着问：“是批评谁呀？我怎么一点情况也不知道。”当时谁也没有回答先念的疑问。

五、全会休会

25日下午，毛主席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除中央常委外，各分组召集人均参加。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具体情况不了解。据说，毛主席严肃地批评了陈伯达：“不请示报告，在华北组发难，搞突然袭击，搞分裂活动”；陈伯达的发言“违背了九大精神，违背了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问题了，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

会议决定各小组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六号简报。毛主席要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进行检讨。当时我仍在中南组参加讨论，我和叶群发言后不久，小组召集人（大概是曾思玉）回来后宣布：“立即休会。什么时候复会，听候通知。”其它什么也没有说。人们的思想情绪立即发生变化，猜测为什么突然休会？为什么不说明休会原因?各人有各人的考虑和估计。

从26日开始，全会休会。在休会期间，各组均未进行集体活动，大部分中委在住处反复阅读会议各种文件，独立思考问题，思考会议形势，思考自己在小组发言中的正确和错误程度，也思考其他人的发言内容。也有部分壮年的中委，他们性急坐不住，仍然保持红卫兵互相串联的某些老习惯，到自己上级、或到小组召集人或相识的朋友那里，探听“动静”，打听消息，了解究竟发生什么性质问题，交换对会议形势的看法。

在休会期间，毛主席尤其忙，不少老一辈革命家要求去看望他。据许世友和我说，他见了毛主席，问候毛主席健康情况时，毛主席说：“目前这个问题把我的手脚都整得发凉。”

据我所知，在休会期间毛主席处理的主要问题有这样几件：

第一、找林彪谈话，批评了林彪性情太急躁。并说：“对张春桥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再观察两年呢？”林彪当即承认毛主席批评正确，检查了自己性情急躁的错误。

毛主席指示林彪，要他召集一次小型会议，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参加，主要批评陈伯达，教育其他人。林彪很快（大概是8月28日）在他的驻地召开了这个会议。首先谈了毛主席对他的批评，并作了自我批评。林说毛主席批评他，对张春桥为什么不可以再看二年，批评是对的。同时批评了陈伯达旧文人、旧知识分子习气很大，清高散漫，文人相轻。最后讲了几句：“解放军要特别谦虚，防止骄傲，军队要同地方搞好关系，老干部要注意团结新干部。”

第二、要黄永胜立即上山。全会召开之前，经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决定黄永胜在北京看家。黄永胜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求上庐山参加会议，总理没有同意。现在庐山出了问题，牵连到解放军，因此毛主席决定黄永胜立即上山。黄永胜到达庐山后，当天就去见了毛主席。毛主席略谈了会议情况，重点是批评了解放军有骄傲情绪，“背上背了两个大包袱，一个是打仗有功的包袱，一个是支左有功的包袱，经常在这两个包袱上滚来滚去”。

黄永胜上山后，在林彪那里得知，康生曾到林彪那里说：“吴法宪报告的关于修改宪法小组所谓‘天才’问题、‘指针’问题的争论，根本没有这回事，是吴法宪扯谎进的馋言。”林彪回击康生说：“吴法宪这个人我观察了二十多年，还没有发现他扯过谎。”因此黄永胜告诉吴法宪说（当时我和邱在场）：“这个问题，你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是扯谎，否则林副主席开幕时的讲话，就站不住脚。”

第三、找陈伯达谈话。休会第二天（26日）我们接到陈伯达电话，请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他驻地去有事相谈。我们到齐后，陈伯达说他刚从毛主席那里谈话回来，已经报告总理同意，向你们传达一下毛主席对我的批评。这时他的情绪似乎有些恐慌，加上满口福建方言，说得越快，我们越听不懂。因此他就一边讲，一边写，大意是毛主席批评了他搞宗派分裂，参加了军事俱乐部。但毛主席态度很好，离开时毛主席面带笑容的和他握手。经毛主席同意，他又见了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征求批评意见，康生批评他把林副主席绑在自己战车上。

当时我听了之后，最深刻的感到“军事俱乐部”这个提法意味深长，思想震动很大，估计可能要牵连相当一批干部。后来事实证明，这并非杞人忧天，果然未出所料。

第四、8月31日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严肃批评陈伯达唯心论的先验论，及煽风点火，制造分裂，进行突然袭击，唯恐天下不乱。这是一篇短短的、但具有重大作用的文章。文章中还多处把林彪和毛主席拉在一起，用“我和林彪同志认为”如何如何的口气，似乎两人意见始终“一致”和“亲密无间”，迷惑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为了使读者正确了解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很好配合的领袖。这里例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的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们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这是唯心论、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起，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在休会期间，政治局会议更加频繁，讨论处理日常许多重大问题。现在我能回忆起来的几个问题是：

第一、决定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三人要向全会做出认真的检讨。当时吴法宪思想压力特别大，心情紧张急躁，自己写不出检讨提要，秘书帮助写，又写得不像样子，很难过关。我和邱会作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不安，因此利用一个夜晚，同吴法宪共同商量检讨内容。把检讨轮廓确定后，由邱会作亲自执笔，我就回家休息去了。邱会作写成后，又把我叫醒，修改定稿。

8月底，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由林彪主持，首先听取陈伯达的检讨，因为陈伯达讲话多数人听不懂，张春桥自告奋勇充当翻译。陈伯达讲一句，张春桥翻译一句。陈伯达检讨完毕，接着吴法宪、汪东兴作检讨。主要是念稿子，时间都不太长就念完了。以后有若干人发言进行批判，即算初步通过。会议结束时，江青等“上海帮”特别兴高采烈，连走路都不像一般走法，简直像跳快步舞一样向前跳。他们鱼贯而行，满脸春色，同每个参加会议的人握手。

第二、讨论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9月初，这次政治局会议是由林彪主持的，讨论虽然严肃认真，但并不很深入。多数是表态拥护，联系陈伯达进行批判。我原来打算除表达拥护之外，还想作点自我批评。黄永胜知道我的意图，临开会时劝我不要急于作检讨，因为叶群没有作检讨的准备，我与叶群又同是在中南组发言，如果我作了自我批评，势必迫使叶群作自我批评，使叶群陷于被动。我接受了黄永胜的劝告，在我的发言中，取消了自我批评那一段。

第三、决定成立会议公报起草小组。会议开始时，政治局会议指定由陈伯达负责组织几个人起草会议公报。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经毛主席批准决定改为由康生负责，张春桥、姚文元、叶群和我组成起草小组。实际上我只参加了两次讨论，一次是在康生住处，讨论公报应写些什么内容。根据毛主席说的：“这次庐山会议闹了一个大笑话，什么是唯物主义反映论，什么是唯心主义先验论，都搞不清楚。因此公报重点应提倡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的指示精神，确定了公报基本内容。另一次是公报草稿写出来之后，几个人在一起,逐字逐句逐段审查定稿。

在休会期间，政治局若干委员的活动也很忙碌。康生和江青很快把各组记录集中到他们那里进行审查。康生看了陈毅发言记录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公然骂陈毅说:“这个老反革命，嗅觉真灵，遇有机会就跳出来”。当他们没有查到叶群的发言记录时（叶群把自己的发言记录已取走了）立即报请总理迅速追究。

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问叶群：“你的发言怎么收回了？”叶低头不语。

毛主席又问我：“你的发言收回了没有？”

我说：“没有。”

毛说：“那你是‘英雄’。”

此时康生指着我插话说：“你的发言虽然只有十几分钟，但内容是尖锐的。”

我知道，毛对我的发言也是不满意的，而康生则是兴灾乐祸，落井下石。

“上海帮”的几个人经常在一起研究会议形势，研究各种对策。吴法宪检讨后，办事组的几个人，也常在一起议论会议形势，估计可能出现的后果。叶群甚至担心别人来抄她的家，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保住林副统帅。她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锅里有米小锅里就有饭。”

六、全会复会

休会一周左右，大约于9月初，又恢复了小组讨论。讨论中心是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并联系实际批判陈伯达。不但批陈的天才论，同时联系陈过去历史上所犯错误，系统地批判，也就是算总账。总理、康生对陈伯达的历史情况比较了解，由他们到各组讲话，介绍材料。我亲自听到周总理在中南组的讲话。总理从1957年陪同毛主席到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发生的“船未沉老鼠先逃”讲起，一直讲到庐山会议，提供了不少大家不知道的材料。例如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陈伯达帮助进行修改的，江青等早就把陈伯达划在刘少奇圈子里的人，将帮助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看成一条重要罪行。

现在刘少奇平反了，《论共产党员修养》成为经典著作，又怎么看待陈伯达的功劳呢？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任意窜改历史事实，典型的实用主义！实事求是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这是我党历次大错误的思想根源之一！

依我的观察，全会后一段分组讨论的气氛基本正常。如果说，前段分组讨论偏于盲目起哄，后段则偏于谨小慎微。因为大家觉得前段受骗上当了，应接受教训。所以发言除表态拥护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对陈伯达尽自己所知所感进行批判外,似有少说为佳的现象。小组对原来规定的三个议程讨论不多，主要是采取政治局扩大会议方式讨论确定的。

9月5日开始，恢复大会。按原定三项议程，大会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四五”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通过了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报告。

9月6日下午举行全会闭幕式，毛主席决定陈伯达不能出席会议，因此主席台上只坐有：毛、林、周、康，没有陈伯达。除原则上通过了会议公报外，主要是毛主席讲话。开始讲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要读几本哲学书的问题，并说“不要上‘黑秀才’的当”；又讲全党的团结问题等等。

此时毛主席的言语还比较温和平静，但后来越讲越生气，特别讲到国家主席问题，火气更大。大意说：“你要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吗？我是十几年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就要当国家主席。”又说：“谁想代表人民，谁就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毛泽东声色俱历的这些讲话，越听越令人齿冷心寒，殊感问题严重。把党的中央会议搞成这个样子，汪东兴的罪恶尤大。

散会后，吴法宪对我说：“有了毛主席这篇讲话，问题全解决了。”我顶了他一句说：“你不要自我安慰。”

会终人散。

9月6日晚8时，叶群忽然通知黄、吴、李、邱同她一起到江青那里去,看样子是低头向江青道歉求情。江青住在原来蒋介石的那座别墅里。我们在会客室里等了半小时，江青才缓缓由寝室出来，满脸怒气。抬眼将大家扫视一遍后就坐下来，半天不吭声。

叶群紧靠江青身旁，低声下气地说:“这次我们本来动机是拥护毛主席的，结果反而干扰了毛主席，我们心里很不安。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严重错误。林副主席批评我们头脑简单、头脑发热。我们都是从小就参加革命，我们都是一条藤上结的瓜……。”没有等叶群说完，江青就发开了洋脾气：“你们要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你们，你们在毛主席那里告我的状，害得我好苦啊……，你们，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对我封锁，你们搞军国主义，你们搞军队领导一切，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看样子根本无法谈下去，只好请江青同志息怒，我们告辞了。

我对这次低头向江青求情非常反感，回来后我对黄永胜发牢骚说：“大丈夫做事，敢做敢当，该杀就杀，该剐就剐，何苦去跪求别人乞饶。”

9月7日告别庐山。当时毛主席准备去杭州，林彪飞苏州，黄、吴、李、邱四人同机飞回北京。在九江机场，按计划林彪乘坐的飞机先起飞，黄、吴、李、邱乘坐的飞机后起飞。因此，在林彪、叶群上飞机后，黄、吴、李、邱也跟着上飞机送行，并由随行的记者照了几张像。当时江西军区、庐山交际处和全会服务人员都礼节周到地上上下下，川流不息前往送行。

政治局规定这次会议内容除传达公报外，其它一概保密。同时对会议工作人员，随身秘书都打了招呼，要绝对保密。陈伯达回到北京后，即停止参加中央任何会议，停止阅看中央任何文件，实际上处于靠边软禁状态。

林彪已大难临头了。二中全会之后发生的事情是顺“理”成章的。虽然当时我们都没有认识到这层意思，但二中全会后，我曾在办事组说过：“我们不适应高级的政治生活”，也反映了我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最困难情况的最坏思想准备。

第三十七章批陈整风与南巡秘密讲话

一、毛主席说：“你们的问题在我这里已经完了”

1970年9月下旬，为了参加国庆活动，毛主席由杭州起身回北京，在途中特地到苏州看望林彪，了解林彪的身体、生活和工作情况。双方交谈两个多小时，叶群在座做记录。首先是谈林彪的身体和生活情况，毛主席希望林彪搞点社会调查，经常了解人民群众的生产和思想动态。以后更多的时间谈到解放军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当谈到黄、吴、李、邱的思想和工作特点时，林彪在毛主席面前谈到，黄、吴、李、邱虽然在庐山上了陈伯达的当，但是他们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工作上有办事能力，一旦发生战争，他们仍是骨干等等。林彪和叶群由苏州回到北京后，叶群特地在三座门一次有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的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和林彪两人谈话内容。

我们由庐山回到北京后不久，吴法宪和叶群就写了书面检讨，呈送毛主席，希望毛主席有个好的批示，以便尽早解脱。但毛主席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在他们的检讨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10月14日，毛主席对吴法宪书面检讨上的批语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10月15日，毛主席对叶群书面检讨上的批语是：“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了，当上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对‘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

对于毛泽东这样严厉的批评，不但吴法宪、叶群思想震动很大（据说叶群当着林彪的面大哭了一场），我们军委办事组其他人也震动非常大，因为毛对吴、叶检讨的批示之快，批评之重，上纲上线之高是没有想到的，特别是对叶群的批评，丝毫不顾及林彪的面子，使我们感到问题更严重了。

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毛主席还批语：“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毛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吴、叶检讨了，黄、李、邱也要检讨。要人人过关了。

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坐卧不安，饮食无味，我想谁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例外。庐山会议上，毛主席主要是对陈伯达的严厉批判，对其他人只是旁敲侧击。现在看来，批判的矛头是直接对着黄、吴、叶、李、邱了。

11月，党中央转发了毛主席在庐山会议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及传达陈伯达问题的有关文件。

1970年冬，林彪又到北戴河去了。

1971年1月初，经毛主席批准，军委召开座谈会，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参加会议。会议主要是研究当年的战备工作和军事训练工作。黄永胜主持会议。因为黄和我同时还要参加华北会议，因此只好两面跑。当时的会议简报每一期都送毛、林、周。

2月19日，毛主席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突然批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1【注1李指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郑指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主持时期那样。”

周总理看到这个批示后，很快召集黄、吴、李、邱开会，责令吴法宪和叶群重新写检讨，责令黄、李、邱也要很快写出检讨，呈送毛主席。并说：“你们不好好检讨，林副主席就要被动，你们检讨得越好，林副主席就越主动”。

当时，军委座谈会已结束，2月22日晚，军委办事组只好立即召集在京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委院校等单位领导三十余人开会，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时黄、吴、李、邱在会上作了检讨。我们不仅检讨了“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的错误，而且检讨了庐山会议陈伯达问题上的错误。会后，军委办事组给“毛、林、周、康”写了《军委办事组关于传达毛主席批示的报告》。报告中提到：“这几个同志（指黄、吴、叶、李、邱）即将向主席写出书面检讨，认真清理思想，检查自己的错误”。3月1日，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已阅，很好。有主动，力求贯彻。”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很快地写出各自的检讨，黄、李、邱先后于3月21日、22日分别呈送毛主席。3月24日，毛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的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4月11日，毛又批示：“吴法宪、叶群二同志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毛主席看完我们各人的书面检讨之后不久，召集黄、吴、李、邱到中南海他家里谈话。这次谈话语气比较缓和，毛主席说：“你们的检讨我都看了，你们有的在信封上写要我‘亲收’，有什么密可保?”又开玩笑地说：“你邱会作的字写得不错，你也可以当主席！”此后又很严肃地说：“你们的问题在我这里已经完了，今后就看你们的实际行动了。”有了这句话,大家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

二、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会议

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下旬，根据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召开了华北会议。

这个会议的起由，是驻华北、京津地区的38军给军委的一件材料引起的。1970年12月10日，38军党委写了一个《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报送军委办事组和中央。报告中揭发，在解决保定派性等问题时，陈伯达在保定、唐山等地讲话“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12月16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以中央文件名义下发。毛泽东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决定召开“华北会议”。

会议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领导并指定李德生、纪登奎、黄永胜和我负责会议的日常具体工作。黄永胜看到毛主席亲笔排列上述四人的先后次序，征求我的意见：工作怎么搞法？我说：“最好由李、纪牵头，我们协助。如果他俩不愿牵头，那你就应多尊重他俩的意见，挺身而出，大胆工作，绝对不可采取消极观望态度。”黄永胜说:“难哪！”我又说：“遇事多向总理请示。”黄永胜表示同意。

华北会议采取小组会议、中型会议、全体会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重点是批判李雪峰、郑维山，其次是解学恭、吴德、刘子厚等人的错误。会议后期是其他有关人员自我检查并在全体会议上检讨表态。会议进行情况除会议简报及时反映外，我们四个人曾到毛主席那里汇报并听取指示。毛主席决定李雪峰、郑维山隔离审查，北京军区由李德生、纪登奎领导。并指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从1971年1月下旬起（即华北会议结束后起）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批判刘少奇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

大约是1971年4月初，根据毛主席指示，由周总理带领黄、吴、李、邱,还有李德生、纪登奎，乘火车专列到北戴河会见林彪，主要由周总理把最近中央工作情况及今后打算（其中包括4月份中央召开“批陈整风”会议），向林彪汇报并征求林彪意见。林彪表示完全同意，没有提出任何其他意见。当周总理汇报黄、李、邱写出检讨，毛主席已有批示时，林彪只说：“错了就检讨，按主席批示办。”

现在回想起来，这次毛主席为什么安排黄、吴、李、邱同总理一起去北戴河呢？我认为是毛主席希望林彪对“批陈整风”问题发表点意见，并对黄、吴、李、邱进行一番教育。更重要的，大概是在黄、吴、叶、李、邱都检讨后，在中央批陈整风会议前，探听林有无自我检讨的意思。但这个希望落空了。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开有中央、各省市、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批陈整风”会议，实际是批判“军事俱乐部”黄、吴、叶、李、邱的会议。会议印发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向党中央、毛主席做的书面检讨（唯独没有汪东兴的检讨，汪东兴得天独厚，享受特殊保护因而幸免）。

会议开始时，叶群有些担心，担心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会像华北会议批判李雪峰、郑维山那样批斗黄、吴、叶、李、邱，因此常来电话了解会议情况。以后听说会议主要是分组讨论，气氛比较冷静，不少负责人既批判黄、吴、叶、李、邱，又检查自己的错误，甚至检查多于批判。这样她才放下心，并随林彪于4月19日回到北京。

会议中唯一发言最激烈的、政治上纲非常高的是毛远新，他说：“庐山会议是一次‘未遂政变’。”（此说法一直延续到1981年的公审）“未遂政变”的这种说法，二中全会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因此十分警觉。当时毛远新住在钓鱼台江青那里，与毛主席来往密切，又具有毛泽东亲侄子的特殊身份，当时我就感到“未遂政变”的说法太严重了，这已经不是一般的上纲上线。按此推理，矛盾的性质就有了根本的转变。对五位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干部扣上这样比钢铁还要沉重的大帽子，到底是何用意？！这未必是空穴来风，这样的说法能够是你小小毛远新发明的吗？到底是谁有资格将庐山会议说成是“未遂政变”呢？不敢往下想！

会议最后由周总理做了总结，并通过了黄、吴、叶、李、邱的检讨。

林彪对这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仍然是一言不发。这多少表明他的态度。庐山会议之后，毛主席批准先召开华北会议，把李雪峰、郑维山批得臭不可闻，后又召开“批陈整风”会议，批判“军事俱乐部”黄、吴、叶、李、邱。毛泽东的方针很明显，步步升级，步步紧逼，步步围攻，实际是“敲山震虎”，看你林彪什么态度。毛泽东已下定决心，不投降就让你灭亡。

刘少奇“投降”了，作了检讨，也未能挽救自己的灭亡。邓小平多次检讨，表态“永不翻案”，站起来之后不久，又强加“走资派还在走”的罪名，被打倒了。

我看林彪不屈从、不检讨、不发言的态度是对的，反正检讨不检讨结果是一样，黄、吴、叶、李、邱检讨多次，毛泽东表态“你们的问题在我这里已经完了，今后就看你们的实际行动了”，中央“批陈整风”会议又通过了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最后怎么样？结果不还是统统被打倒了吗？

三、在武汉与刘丰的谈话

初秋天气，盛夏渐退，早晚已有凉意。1971年8月，朝鲜军事代表团来我国访问，会谈武器装备援助问题。按照既往原则，除原子弹外，凡我国库存或能生产的常规武器装备，一律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会谈项目、数量基本确定后，我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团长、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等一行到外地参观访问。先到海军北海舰队驻地的山东青岛、烟台、威海等地，参观海军舰艇、飞机、导弹及工程设施。以后转回北京稍事休息，又到长沙、武汉参观访问。

大约是9月5日上午由长沙到达武昌，武汉军区组织隆重的夹道欢迎。在将客人安排休息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到驻地看望我。见面闲谈中，刘丰谈到毛主席在武汉接见中南各省负责同志时的重要讲话，大体内容是：

１、谈到接见经过时，说他参加了两次接见，司令员曾思玉到东北去了，第一次没有参加，只参加了第二次。

２、谈到毛主席批评（刘丰语是“骂了”）华国锋问题。当时华国锋向毛主席汇报农业问题，毛主席不愿听，批评说：“你只知道抓农业，不抓政治，不抓阶级斗争。”

３、谈话中主席提出了“三要三不要”原则，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４、主席在谈话中说，不主张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问题。这很明确地是批评林彪，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黄、吴、李、邱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叶群。

５、谈到两首歌的问题，毛主席提倡并亲自领导大家唱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刘丰谈话中我没有任何插话，谈完之后我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坐了不久，他就走了。

主席的谈话内容再次在我的思想上引起很大震动，想了一想，很快就形成自己三点认识：

１、庐山会议问题没有完结。原来我认为经过庐山批陈，又经过华北会议，再经过4月中央批陈整风工作会议，我们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了检讨，受了批判。在4月中央批陈整风工作会议之前，毛主席又亲口对我们宣布：“你们的问题在我这里已经完了，今后就看你们的实际行动了。”当时我认为毛主席接受了我们的检讨，庐山会议问题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刘丰同我谈话之后，才感到我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２、在庐山会议的问题上，不但没有结束，政治上纲的“罪名”比以前更高了，也更多了。在4月中央会议之前，什么“反对九大路线”，什么“煽风点火，搞突然袭击”，什么“军事俱乐部”，什么“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什么“唯心主义先验论”等，已经是吓死人的罪名，现在更是增加了“修正主义”和“阴谋诡计”这两条分量很重的罪名。

３、矛头更明确地指向林彪。“办公室主任”问题更直接地指向林彪个人。如果只单纯讲三项基本原则，不讲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问题，我可能不会那么敏感，不会有那么大的思想震动。然而把三项基本原则与不主张自己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联系起来，就很容易判断，毛主席所讲的，就是针对林彪的。

刘丰走后，我独坐思考了一会儿，心情愈来愈紧张，愈来愈不安。

当天下午陪同朝鲜贵宾参观长江大桥及武昌造船厂。晚上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联合举行宴会，我只是礼节性地陪着客人。我一杯茅台酒，从开始到宴会结束，仍原封未动，完全是做样子奉陪而已。晚宴后参加文艺晚会，刘丰半途退席，据说他犯了胃病，身体不舒服。文艺晚会结束后，曾思玉邀我共同到刘丰驻地去看他，到达刘丰寝室内，他很快坐起来同我们打招呼，看样子不像有什么大病，说了几句慰问的话，我们就退出来，各自回驻地休息去了。据说毛主席在武汉谈话时，曾要求大家绝对保密，不准把谈话内容告诉北京任何人。但是刘丰无意中脱口而出，把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我，可能后来冷静一想，发现自己做错了事，感到后怕，因此就得了“胃病”。

9月6日上午，陪同吴振宇等回到北京，当天下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和我，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同朝鲜军事代表团举行最后一次会谈，把中央批准的援助项目、数目宣布之后，朝鲜军事代表团非常满意，会谈很快就结束了。把客人们送出门外，我们仍回到北京厅。

此时离出席朝鲜使馆宴会还有一个小时，我把黄永胜拉在会谈桌的西北角，悄悄地把刘丰同我谈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我还特别提醒黄永胜不要把刘丰谈的内容告诉叶群和吴法宪。以后我们四人靠拢坐在沙发上，黄永胜告诉我们最近毛主席在外地视察时，所谈关于党内十次路线错误的指示。接着我们一起去参加朝鲜使馆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上车时，邱会作想了解我在外地知道的消息，就面向我说：“我们共坐一个车行不行？”我说：“可以。”我们俩上车后，邱说：“有什么消息可不可以告诉我一点？”我就把车内保密玻璃摇上，然后将刘丰谈的主要情况告诉了他，并警惕他说：“无论如何不要告诉吴法宪”。

大约过了两天之后，我又把毛主席谈的三项基本原则，向海军党委常委作了原文传达，但其他内容没有传达。

四、毛主席讲关于党内十次路线斗争

当时，黄永胜向我们传达毛主席讲的关于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最高指示”，内容大致是：

主席讲：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一切，也可以丢掉。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以后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后来他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从1930年6月到9月，李立三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没有成功。王明路线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在长征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到陕北后张国焘逃跑了。全国胜利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搞成。再就是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大多数同志。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也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两天半。我看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理论纲领是天才论，组织纲领是国家主席。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分裂党，急于夺权。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林副主席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

毛泽东南巡时秘密讲的这篇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内容，在毛泽东死后，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他亲自处理的王明路线和张国焘路线错误，是完全正确的。王明、博古错误领导的结果，导致苏区损失十分之九，白区力量损失百分之百，错误时间达四年之久，当然是路线错误。但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宽大团结的政策，连王明、博古本人还很长时间内保持了中央委员的领导地位。因此毛泽东的领导威信大为提高，党的团结大为增强。张国焘在长征时分裂红军、分裂党，另立中央，其时间达一年以上，当然也是路线错误。张国焘逃跑了，而对其他犯错误同志，同样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政策，结果使四方面军的同志口服心服，红军更加团结。

但是毛泽东亲自处理的彭德怀、刘少奇的两次所谓“路线斗争”，历史已经证明是彻头彻尾的错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将正确诬成错误，将有功诬成有罪，将香花诬成毒草。不但把彭德怀整死，把刘少奇整死，而且打击了一大片，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样的错误到底是什么性质？如果是别的什么领导人，早就该全党共株之、全国共讨之了。

1970年庐山会议，对林彪、陈伯达的所谓第十次路线斗争，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至今尚未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结论。

五、南巡讲话是策划批斗林彪的前奏曲

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结束了自8月中旬到9月11日，将近一个月的南巡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的行动。他在沿途各地的秘密讲话中，除了“三要三不要”及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外，据知情者说还有这样一些内容：

1、在讲路线斗争时表扬了江青，批评了许世友。毛主席说：江青直接参与的是两次路线斗争，就是同刘少奇，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那个人是谁？不指名，听者、读者都知道）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她在国外，没有介入到核心里来。这个人头脑清醒，我的话她是听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毛主席又说：我承认江青有她的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察觉到的。这一点我应向她学习，你们也应向她学呢。这是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对江青的高度评价。很明显，毛把江青进一步推向政治前台的目的，一方面将江青树立成为文革的“光辉形象”，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文革成果，推动文革继续发展。另一方面表示出毛泽东是江青的后台，是一家人。谁再胆敢反对文革，谁要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毛泽东，下场如同林彪以及黄、吴、叶、李、邱。

同时，毛主席批评许世友时说：张国焘搞伪中央，你许世友是清楚的。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是缔造者、指挥者。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搞分裂，那样不好嘛。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方面军的第4军和第30军，李先念和你许世友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张国焘打电报命令你们返回去，我们说，你们愿意回去就回去，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后来你们还是回去了。你许世友同张国焘一样是不对的。要接受这个教训。现在你对我们的感情不如过去，我的话你也不听了。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批评许世友呢？因为许世友在庐山会议华东小组会议上，坚决拥护林彪讲话，对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表示出极大的反感。以后又给林彪写了一封表态信。毛主席借许世友的脑袋，又敲打了一大批心中有想法的老干部。

2、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就更严格了。他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是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叶群确实在讲话当天就把记录拿走了）。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就说明他们空虚恐慌。又说，庐山这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结论，当然他要负一些责任。回北京之后，还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改过来，有的可能改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的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又说：我同林彪同志说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譬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吗。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笔者听到五次），一次就算讲了一万句，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听，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就不能指挥呀？缔造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3、主席说：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譬如华北小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即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的意见提出来，结论要由中央来做。

4、主席说：军队要谨慎，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队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搞坏事，听你的？

5、主席说：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做。《国际歌》的词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是提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么！

又说：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二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相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当我从方方面面知道了毛主席这次南巡期间多次秘密谈话的主要内容后，很自然，思想上产生了很大震动。但仔细想一想，又有不少问题想不通，疑惑不解：

第一、毛主席这么多重要的讲话内容，为什么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为什么不在中央华北会议上讲？为什么不在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上讲？而要借南巡，到外地对少数干部讲，并规定所讲的内容要绝对保密，不能告诉北京任何人。这究竟为什么？这种做法就是马列主义？就是团结？就是光明正大？我不想无限上纲，说这是阴谋诡计，是破坏团结搞分裂。我只根据自己对光明正大、对团结与分裂、对实事求是的理解来判断：这种做法非常不妥当，是非常错误的！

第二、林彪在庐山的讲话，是在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经毛主席批准公开讲的，党中央主席、中央常委、全体中央委员全部在座，并以热烈鼓掌表示赞成。第二天，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并由总理报主席同意，又给全体中央委员重放了林彪讲话的录音，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而是热烈鼓掌表示赞成，这怎么说是搞突然袭击，是搞地下活动？

“九大”党章并没有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必须经过党中央主席审查批准，相反，党章规定党员有权向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果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彭德怀给党中央主席写了一封意见信，就成为反党路线错误。林彪在党中央会议上发表意见，又成为反党路线错误，实在令人难于理解。难道这就是党内民主集中制吗？难道这就是党内群众路线吗？难道这就是党内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吗？难道这是“有集中又有民主，有纪律又有自由，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吗？

至于林彪的讲话没有事先向毛主席商量，据我了解并非如此。虽然现在当事人大部分都死了（陈伯达、吴法宪的回忆录都讲到了这段事实），但是我还没有死，可以作证。当林彪讲话完毕，毛主席宣布散会后，叶群就向我和吴法宪、邱会作等人说：“会议开始前，毛主席和林彪在礼堂休息室时，林彪就向毛主席报告了，他准备在会议上讲一点意见，毛主席同意了林彪讲话，但不要点名。”林彪还要叶群站在休息室门口，不让别人进去干扰。由于毛、林的谈话致使大会开幕式没有按时开始。

我认为，叶群的这番话是可信的，因为在党的全会上，特别是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及讲话内容是必需请示毛主席，并经毛主席批准的，作为党的副主席的林彪，这点起码的常识和纪律还是知道的。现在毛主席说事先没有同他商量，是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究竟造谣扯谎的是谁？还是他老人家太健忘了？

第三、关于“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的提法，是经毛主席同意，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的统一对外提法。但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建军节社论时，江青和张春桥突然提出这一提法“不符合历史，要修改”，这样就与黄永胜坚持的“完全符合现在事实，不应修改”的意见发生争论。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是支持黄永胜意见的。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后，我们看到毛主席批示：“按照原来提法不变”。这应该是毛主席第二次对这一提法的肯定。可是这次南巡谈话中，却用此事批评林彪说：“缔造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尔反尔。

第四、关于天才问题。“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在文革之前就是党中央确定的对国内外宣传的统一口径。林彪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时的讲话中提到“毛主席是天才，我仍坚持这个观点”。由于林彪坚持了这个观点，毛主席就说是“反党理论纲领”，难道反对这个观点，就是马列主义吗？我当然保留我的不同看法。

第五、关于国家主席问题。林彪在二中全会上自始至终根本没有提到设国家主席问题，根本没有像会前那样再坚持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证明他已接受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改变了会前的态度。

只有汪东兴首先在华北小组会上“发难”，带头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要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而毛主席把设国家主席说成是“反党组织纲领”，又把“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分裂党，急于夺权”强加在林彪头上，这从何谈起呢？

思前想后也得不出正确的答案，但有一点我已隐隐感到：二中全会的问题没有完，陈伯达问题没有完，毛主席南巡各地的秘密讲话包含着深刻用意的，可能是发出策划批斗林彪的信号。我真不希望是这样，想想都不寒而栗……。

第三十八章“九•一三”事件

一、周总理的电话指示

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我在西山的家中。

早饭后，孩子们兴致很高的提议去颐和园玩玩。刘继祥秘书也说，今天没有接到中央和办事组开会的通知。

自8月以来，先是陪同江青到青岛，之后就是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青岛、长沙和武汉。在北京的时间，也是一个会议连着另一个会议，根本没有休息的机会，也很少有时间与家人相聚在一起。老伴也劝我：“既然没有会，就和孩子们出去散散心吧！”我同意了。

当时颐和园闭门谢客，没有对外开放。经过秘书与有关部门联系，颐和园做了专门安排。走进园内，非常安静,近处鸟语花香，远处青山绿水。我与老伴随孩子们在园中散步、照相。颐和园还专门安排了讲解员，陪同我们一路讲解园中历史。秋高气爽的天气，我的心情很不错，多年都没有这样轻松了。直到快中午，全家才回西山。

下午起床后，刘秘书报告，仍没有中央和办事组开会的通知。我要刘秘书把前一段因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在外地，而未来的及处理的海军文件，抓紧送来。在当时，我们不仅要参加中央和军委办事组的工作，还要顾及“自留地”。

晚饭后，孩子们又拉我在客厅里看幻灯片。没看多久，我就回办公室继续处理文件。大约10点半过后，全部文件都处理完了。

这一天很安静，没有别的事情打扰。既到颐和园散了心，又把“自留地”的事处理完。心里很高兴。老伴进我的办公室说：“既然事情都办完了，就早点休息吧。”她一边帮我收拾文件，一边与我闲谈。

此时，刘秘书进来说：“总理秘书来电话说，总理要找首长讲话。”我听后说：“立即转过来。”刘秘书拿起我办公桌上的军委一号台电话说：“请把总理电话接过来。”

我拿过来电话，等待总理讲话时，看了一眼手表：23时整。

周总理在电话中指示我：“你查问一下山海关机场，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飞到那里去了，查的结果告诉我。”

我回答：“好的。”

平时,总理指示我了解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也是很平常、很经常的事，当时总理的语气也很平静，我没有听出任何异常的感觉。

23时05分，我就同山海关机场接通了电话。

我问：“你是谁？”

回答：“我叫李万香，是场站航行调度室值班主任。”

我问：“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军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

回答：“是的，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

我问：“什么时间落地的？”

回答：“20时15分。”

我问：“飞机走了没有？”

回答：“没有走。”

我说：“好了，就问这件事。”

我放下电话，立即要军委一号台总机接通周总理电话。接通后，我把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空军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如实地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10分左右。

听完我的报告，总理仍用十分平静的语气说：“有这样一个情况，第一……”，当我听到“第一……”时，立即拿起笔准备记录，并用手势告诉老伴帮助我记录。

在电话中，总理向我做了四点指示，按照通常接受上级指示的习惯，也为了让我老伴能够记录准确，总理每说一句，我都要按原话复述一遍：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听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

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

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

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

总理指示完毕后，我示意要过老伴做的纪录，再次向总理复述了他的四条指示。在复述时，将第一条指示的“北戴河那位”改为了“林副主席”。总理在电话中听完我的复述说：“那就这样吧。”此时大约是23点30分左右。

两次复述总理的指示，这是我长期做参谋工作，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工作习惯。军情无小事，不能正确的接收、传达上级的指示，是要贻误大事的，因此现场核对上级的指示命令，是高级指挥人员必备的素质。

接完总理的电话，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总理出于安全考虑，不同意林彪飞夜航。

23点35分,我要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电话，随即将总理指示的前三条（因为第四条与机场无关）向调度室值班员做了传达。同时，我在此次与机场调度室值班员的通话中，对总理的第三条指示，又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这是我当时对总理电话指示精神的理解：其一，除周、黄、吴、李的指示外，其他人的指示不可放飞；其二，难道周总理一人，或黄总长一人决定放飞也不行吗？

我要求值班员复述了一遍总理的指示。

23点45分左右，周总理又打电话问我三叉戟飞机号码，我又立即打电话询问机场调度室，机场值班员开始报告为256号，我将飞机号码报告了总理，几分钟后，机场调度室又来电话更正为252号，我又将更正后的情况再次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55分左右。

在9月12日23点之后的约一小时中，周总理（包括总理办公室）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我回总理四次电话。同时，我给山海关机场场站航行调度室值班员打了三次电话，机场调度室值班员给我回了一次电话。

通完电话后，我对照总理的电话指示，又仔细地想了想与机场通话的情况。我感到，在传达总理的第三条指示时，我曾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的话不够准确。当时我考虑，虽然周总理一人，或黄总长一人完全可以决定是否放飞，但又想到总理电话指示的第四点，吴法宪已受命到达西郊机场，空军直接领导的中央首长专机师和指挥系统都在西郊机场，而且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是属于空军专机师的，机组人员也是空军的，如果吴法宪不知道总理“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的指示，他可以随时直接调动飞机。这样就不能保证总理指示的落实。

因此，我觉得应向机场再强调、再明确一下总理的指示。

9月13日0时06分左右，我又接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电话，还是值班主任李万香接听的。

我说：“空军那架三叉戟飞机要经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你们要切实负责。”

在这次通话中，我特别强调和明确了两点：第一、强调“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第二、强调“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

当时我认为，这样是更准确、更完整地传达和落实总理的指示。但我有一点疏忽，就是没有让接听电话的对方复述一遍。

通话结束后不久，山海关机场场站航行调度室又接连来了两次电话。

第一次大约是0时20分左右。电话接通后，值班员先报告我说：“李政委，场站领导要同你通话。”

我答：“好，请讲。”

顷刻对方说：“我是场站站长潘浩，李政委你还有什么指示？”

前几次电话都是机场调度室值班人员接的，现在场站领导来了，我再次向他传达总理电话指示的前三条。其中，总理指示的第三条，我是按照0时06分给李万香的指示，即“联合指示才能起飞”向潘浩传达的。

通话中，潘站长请示我：“你传达的总理指示，可不可以告诉空军机组的负责人？”我回答：“可以告诉。”

潘站长突然在电话中又请示：“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我拿着电话思索片刻：潘浩的请示出人意外。即使总理不同意林彪专机飞夜航，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呀？况且，总理并没有指示飞机强行起飞该怎么办，是阻止？还是不阻止？我不敢决定。

我答：“可直接报告周总理。”当时，在总理没有明确指示，也没有授权他人处理的特殊情况下，我只能先答复机场紧急处置的办法，因为总理在亲自了解和处理林彪专机的问题，只有总理有决定权。

这里我要说明一点：当时，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第5师所管辖的战备值班机场。机场作战值班电话与海军通信总站有专用线路，而通信总站与军委一号台也有直通线路，因此山海关机场作战值班电话具备和军委一号台、和总理直接通话的条件。当晚，总理对我的电话指示第二条（“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就说明机场与总理的通话条件是具备的。

放下潘站长的电话，我本想立刻给总理打电话，报告潘浩请示的情况。但转念又一想：潘浩在电话中并没有报告机场发生了什么异常情况，他怎么能够预先设想到飞机会强行起飞？从来没有过不经机场塔台指挥，就有飞机自行起飞的事情出现过，何况这是空军专机师的飞机。必须把机场的情况先搞清楚再给总理打电话，不然，总理问我“强行起飞”的根据是什么？我如何回答呢？

大约0点30分左右，我正准备给机场打电话，机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当时接到的电话报告词只有一句话：“飞机强行起飞了！”

太突然了！我来不及多想，立即向总理报告：“飞机强行起飞了。”总理十分镇静的“哼”了一声，重复问了一句：“强行起飞了？查一下航向。”我又向山海关机场打电话查问航向，回答：“西北。”我将飞机航向立即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13日凌晨0时55分。

从13日0时06分之后的五十分钟内，山海关机场场站领导给我打了一次电话，机场调度室值班员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同时，我给机场调度室打了两次电话，我向周总理电话报告两次。

以上就是从12日23时到13日凌晨0时55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我处理“九•一三”山海关机场事件的全部过程。

此后我虽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但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林彪的飞机强行起飞了。为什么强行起飞呢？出了什么事？机场雷达报告已向西北方向飞行，是不是要回北京？但回北京为什么要强行起飞呢？越想越想不明白，越想越觉得有问题。我的思想只围绕在总理指示不宜夜航，夜航不安全的思路中。当时，我最怕出现不安全问题，更不能在自己的工作责任范围内出问题。

二、政治局紧急会议

刚刚躺下两个多小时，秘书就来报告说，政治局通知召开紧急会议，立即到人民大会堂。由于睡眠不好，我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就赶往大会堂。

到大会堂后，政治局委员们都陆续来了。周总理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周总理报告林彪13日凌晨“外逃”的经过。

我从周总理的讲话中，了解当晚的大致情况：12日晚21点左右，是林彪女儿林立衡发现了林彪、叶群要离开北戴河住地的异常情况，首先报告了担任住地警卫的8341部队负责人，由8341部队负责人用电话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立即报告了总理。总理曾打电话给叶群劝阻不要夜航。13日0时20分左右，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住地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后，由北戴河开汽车到达山海关机场，8341部队曾派车在后面追赶，但无济于事。林彪的汽车开到三叉戟飞机旁边，很快就上了飞机，0时30分左右，强行起飞。总理说：“1点55分，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中蒙边境越过边境线向外蒙方向飞去了。”当时尚不知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迫降时已机毁人亡。会上，周总理估计林彪是投奔苏联去了。总理要求：“目前此事要暂时绝对保密！”

原定当天上午我要到体委参加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乒乓球邀请赛领导小组会议，因为总理指定我是组长。政治局紧急会议结束后，我向总理请示，是否还按计划召开领导小组会议，总理说：“一切按正常进行。”

因为离开会的时间还早，我在大会堂吃了早点后，坐在沙发上想睡一会儿，但睡不着，脑子里很乱，对总理刚才的讲话，我真是异常惊讶！一是林彪“叛逃”，太出乎意料了；二是原来总理在12日夜早已知道林彪如此详细的情况，但是却没有向我透露任何蛛丝马迹，把我蒙在鼓里，茫然不知所措的处理机场问题。

上午参加完体委会议后，我回到西山家中吃午饭。刘秘书又报告，政治局通知下午三点在大会堂再次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上，周总理宣布：军委办事组暂时离开西山办公。总理问黄永胜：“林彪去过西山你们办公地点没有？”黄永胜回答：“去过。”总理说：“为防止苏修导弹袭击，军委办事组人员分散一下，黄永胜、吴法宪在大会堂同我一起处理军队日常问题，办事组其他人员回家（各自单位）办公。”为什么如此，大家是心照不宣的。我当时被指定住在京西宾馆。总理讲完话会议就结束了。

14日晚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通报了两件情况：一是14日下午，我国驻蒙古使馆就获得了我一架大型客机于13日凌晨2时半，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坠毁。我情报侦听部门也从蒙方通信中证实这一点。后又接到蒙古外交部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有一架中国民航飞机，侵犯蒙古领空，在温都尔汗坠毁。随后，我驻蒙古大使馆，向我外交部来电报告：有一架中国民航飞机在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二是会议上总理又讲了另一件严重事件：13日凌晨3点左右，空军一架直升飞机从北京的沙河机场起飞，机上除正副驾驶员外，还有三名空军的干部。飞机一直向北飞行。中央命令拦截此飞机。该机之后在怀柔某地降落，已查明该机驾驶员死亡，三名空军的干部中两人自杀死亡，一人被俘。

会议还确定了全军新的作战部署。其中决定，海军各舰队就近归大军区领导。海、空军的机场派陆军部队进驻。虽然我已感到这是对我政治上的不信任，但我仍表示坚决执行。

15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宣布：“经情报证实，三叉戟飞机确实坠毁并起火燃烧。林彪、叶群、林立果全部烧死。”又说：“已指示外交部与蒙方交涉，尽快安排我使馆人员勘察现场。”

18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宣读了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经毛主席批准即将下发全党的中央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知》中说：“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18日傍晚，我驻蒙使馆人员在蒙方安排下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及拍摄现场照片。22日派人送回北京。当时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都看了这些照片。机毁人亡的原因，蒙古方面认为该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进行紧急降落，试图用飞机腹部着陆失败，引起爆炸燃烧”。我驻蒙古大使馆调查人员认为，从坠机现场周围并无高大目标，迫降场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滑行了几十米距离，以及死者躯干燃烧不重等情况看，飞机不像空中爆炸后解体，而是着地后爆炸解体并起火的。

三、总理圈阅了电话记录报告

13日下午四点多，开完政治局紧急会议后，我回到西山。一下车，我就通知刘秘书：“准备一下，下山（意指回海军）办公。”

一天一夜没有休息，虽然很疲倦，但一点睡意都没有。老伴给我沏了一杯茶，我一边喝茶，一边小声告诉老伴：“出大事了，昨晚林彪、叶群乘空军飞机外逃啦！”我感到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也感到林彪是从海军机场跑的，可能海军也要有责任。

我和老伴一边谈论林彪外逃的事，一边清理昨晚与总理、与机场前前后后通话的过程。

大约17时左右，刘继祥秘书拿着一份报告进到办公室，这份报告是海航5师整理的《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是海航5师用电话报告，刘继祥秘书电话记录的。

我正在回顾清理昨晚的情况，正好听听山海关机场的报告。我就让刘秘书念他记录的报告。

当他念到报告中记录着：23点35分，我向机场调度室值班员传达总理指示，并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时，我点头说：“对！”

当他又念到报告中记录着：0时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要负责任。我立即打断刘秘书的话，说：“不对！这次电话记录不对。”

我告诉刘秘书：“这次我打电话，强调的是要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起飞。”

念完报告后，我对刘秘书说：“你与他们再核实一下我的讲话，不要记录错了。”

此时已快18点了，下午政治局会议上，总理指示我们都“回家”办公，我通知刘继祥秘书，准备随我下山回海军。

晚饭后，我在海军407楼办公室中看文件，刘继祥秘书拿着海航5师的那份报告进了办公室，对我说：“我已打电话与机场核实了，你0点06分的那次电话指示，机场值班员根本没有听清楚。他们说没有听清楚首长指示的原因，一是当时调度值班室人很多，电话也很多，很嘈杂；二是首长的口音重，听不太清楚。他们就把你23点35分的电话指示又重复的追记了一遍。”刘秘书又说：“这个报告，是航5师张师长今天上午从锦西师部赶到山海关机场，听完汇报后整理的，张师长对昨晚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刘继祥说完，我才知道，原来机场值班员没有听清楚我的话。如果是这种情况，也不能责怪机场值班员。我让刘秘书把报告放在办公桌上，准备再看一遍。

我看到报告中记录的原文是：“0点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要负责任。”

我看了这段报告原文以后，觉得完全不符合我在通话时讲话的意思。我没有必要在短短半小时内，重复两遍完全一样的话，实际上，我这次的电话指示，就是对23点35分电话指示内容的进一步明确和补充。

因此，我将报告中我讲的话进行了修改。修改后全文是：“0点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

这样才基本上符合我的指示精神。

修改之后，当即要刘继祥秘书用电话同山海关机场再校对一下。经双方再次校对后，刘继祥秘书报告我说：“校对结果同你修改的完全一致。”

刘继祥秘书将报告誊抄后送我，我又阅读了一遍，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就在这个文件头上写上：“呈总理批示”。

几天后，总理看完了报告，划了圈，一字未改，在一次政治局会议后退回给我。看了总理的圈阅，并按照中央领导批阅文件的习惯，我当时就认为，总理是同意这个文件的，而且一字未改。之后，我将这个文件交给刘继祥秘书存档保存。

我认为这个文件（指《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是在“九•一三”事件中，反映山海关机场场站情况最真实、最全面、最准确，并经总理在第一时间圈阅同意，一字未改的最权威的文件。我十分清楚的记得，在这个文件中，就如实地记有：第一，总理电话指示的前三条，其中第三点指示中，没有“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的话；第二，我第一次（23点35分）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周总理指示时曾补充说到的：“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第三，我与山海关场站值班员（0点06分）通电话时强调：“要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这关键的三个情况都有如实记载。我当时阅读这个文件时就意识到自己前后说法不一致，但我没有做任何修改，因为事实经过就是如此。直到此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四人联合指示”与“一人指示”之间，竟存在着天上地下一般的距离。

四、处理山海关机场的善后工作

13日下午，山海关机场报告：从沈阳方向，有一架飞机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是否可以？我立即请示总理。总理回答：“不可以，关闭山海关机场。”我很快把总理指示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令其立即关闭山海关机场，不允许任何飞机起降。

14日下午，又接山海关机场电话报告说：“未来得及上空军256号专机的剩余机组人员还停留在山海关机场，他们是：西郊机场调度室李主任、副驾驶员、领航员、通信报务员、空军党委办公室于秘书和两位飞机上的女服务员。”又说：“他们现在的要求是，不要送他们回空军，怕空军杀人灭口，他们愿到海军接受审查。”

是日晚政治局会议上，我将此情况写了一张便条交总理。总理看了后，将便条压在文件夹内。

散会后总理叫我单独留下，当面对我布置两条任务：第一、由海军负责，将未上256号飞机的机组和有关人员接到北京，海军负责安排住处，要注意安全，要注意保密；第二、海军负责对他们进行审查，并将材料直接送我（指总理）。

15日上午，我将此任务交给海政保卫部负责，我亲自对保卫部长肖云交待了如下三点：１、驻地要加强警卫，不能让任何人自杀，不能让任何人逃跑，不能让外面歹徒抢走了；２、要他们写揭发交待材料，也可以面谈，你们派人前往记录，他们说什么，你们记录什么，他们说多少，你们记录多少，不准搞逼、供、信；３、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一元（吃了几天，觉得高了，保卫部提出意见，经我批准，按中灶待遇）。

保卫部门在准备了适当驻地后，告山海关机场，令他们坐火车来北京。

之后的几天中，凡是他们揭发和交待的材料，海政保卫部都送我处，我都一字未改动，一件未扣留，全部原封送总理阅示。同时，每隔两三天，总理要我写成综合材料，呈送毛主席，我也全部照办了。

当时，我一直在京西宾馆办公。到了第五天，即9月17日，周总理又宣布：军委办事组成员仍回西山办公。

“上海帮”那几个人得知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手舞足蹈、兴高采烈。有一天政治局开会后，张春桥特地买了瓶茅台酒与政治局成员碰杯，表示热烈庆贺。叶剑英看到他们的这种表演说：“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文痞姚文元红着大脸叫嚣：“难道这不是好事吗？”叶帅严肃地提高嗓音说:“是好事，也是丑事。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叛国逃跑，在国内、国外将产生什么影响？”这几句落地有声的话，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低头不语。

第八篇狱中人的心声

第三十九章天塌地陷（之一）

一、特殊的会议

北京的中秋季节，气候非常温和，蓝天白云，天空辽阔，秋风送爽。

1971年9月24日早晨，我住西山，照例是6时起床，6时半正在卫生间内，一边解便，一边批阅文件，这是我多年的习惯。

忽然，秘书刘继祥进来告诉我：“中央办公厅通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政治局会议。”我迅速把紧要的文件批完后，即刷牙洗脸，吃完早点。这时还不到7点半钟，我就同我的老伴在室外散步。

我对老伴说：“过去政治局开会都是下午或晚上，而今天则是上午9点（上午通常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休息的时间），这个会议很特殊，可能凶多吉少。”

老伴说：“林彪叛国后，把我们搞的日夜不安，活人不如死人干净。”

我说：“死不得，死了就说不清楚了，自己做的事，自己心里有数，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老伴又说：“现在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我说：“千错万错，不该到北京来，不该当政治局委员，否则与老子无关。”

尽管也知道历史上有“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说法，但总觉得那是封建帝王搞的一套，与共产党不沾边。所以作为行伍出身，也没有考虑过在全国战争胜利后解甲归田。谈了一会儿，时间到了，我就上车进城了。

我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下车，一停车就与往常不同，8341部队两个干部等在我的车旁边，一个从我的保卫员手里接过公文包，陪我进入大会堂。另一个押着我的保卫员和汽车向东开去（保卫员身上有枪，汽车内也有枪，过去保卫员是随我一起进入大会堂的）。

我进了大会堂北门，跟着我的那个干部用力把我推进北门内的卫兵室。我见到两个人正对先到的刘贤权进行搜身，就大喊一声：“这是干什么？”那里的人立即高声回答：“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参加今天会议的人，都要进行检查。”我心里很快明白了，这是大祸临头的征兆。两个军人正对我搜身的时候，黄永胜也被推进来了。

搜身检查什么东西呢？凡是衣服口袋内的香烟、火柴、眼镜、语录本、剪指甲小刀、擦汗手帕、卫生纸等等，全部扣下，公文包当然也扣下了。

检查完毕后，由两个军人把我押送到福建厅。我一进到福建厅，见到的是：大厅中央摆一圈马蹄形状的沙发，并按着黄、吴、李、邱的次序排好了每个人的座位。我们所坐的沙发后面，坐着两个军人。我进去的时候，吴法宪、刘贤权先坐在那里，让我紧挨着吴法宪左边坐下。现在情况完全明白了，不仅是把我们赶进了囚笼，而且是陷入了万丈深渊，悲剧的命运就此开始了。

人到齐后，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李德生才缓缓进入。

由周总理代表毛主席讲话，他说：“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几乎要使我们五十年的党毁于一旦，纪登奎曾说，这是十次路线冲击最严重的一次。”又说：“已经上了党章的，现在很被动。你们现在不能指挥部队了，另外安排有地方，你们暂时离开工作几天，到那里去好好睡个觉，再交代自己的问题。你们不交代怎么行呢？林彪还准备了一架飞机，准备把你们带走，不走就绑架你们。”（事后审查我们的十年中和公审时，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文件再提“绑架”两字，而是黄、吴、李、邱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总理对吴法宪说：“法宪，你们空军已被人家在下面挖空了。”

对我说：“作鹏，你应很好检查海军层层站队的问题。”

又对邱会作说：“会作，你应当检查‘两华’问题。”

总理最后说：“你们的家属子女，我们会照顾的，绝不会像杨成武对叶副主席子女那样。关于军委的工作，以后由剑英主持，他也是政治局委员嘛。党仍对你们寄予希望，不要辜负毛主席。”

总理讲完后，稍停了一会儿，站起身就喊：“黄永胜你先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带两个武装干部，把黄永胜押走了。

接着总理又喊：“吴法宪你走。”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杨德忠带两个武装干部，把吴法宪押走了。

然后总理又坐下，面对我们，先把眼睛扫视一遍，问了一句：“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谈一谈。”

首先刘贤权说：“黄永胜是个恶霸。”并说黄对铁道兵如何乱指挥、乱决定。

接着我也讲了几句，大意是吴法宪如何巴结林彪，讨好叶群。我讲完后，纪登奎说：“作鹏讲的全是事实。”

谈了不到半个小时，总理又喊：“作鹏你走。”我站起来，总理、叶帅等人和我握了手后，由卫戍区一个副司令员带两个武装干部，把我押出福建厅，再乘电梯到地下室。在地下室出门处，摆了三辆小车。前面一辆是北京吉普，中间一辆是伏尔加卧车，后面是一辆老式卧车。把我塞进中间小卧车内，左右各一军人，把我夹着，大概是防止我破门跳车。那位副司令则同司机并肩坐着。全车五个人，人人表情严肃，一言不发。

车子出了人大会堂地下室东北门，即向南拐，到天安门广场南端转向东，并继续向通县方向驶去。这条路线，我比较熟悉，但究竟到哪里去，一点也不知道。此时生死荣辱已不属于自己掌握，只好听天由命。

在汽车上，我反复回味周总理说的话，思绪中翻腾着一个又一个问号。但是我找不到答案，我无法理解今天这种处理办法的含义。第一，要我们交代自己的问题，庐山会议问题我们都写了检讨，毛主席批准了，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也通过了，我们还检讨什么？第二，总理要我检查海军层层站队问题，这个问题海军党委曾召开扩大会议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简报全部呈送毛、林、周，同时这种问题是文革中普遍现象，不是敌我问题。第三，林彪叛逃问题，这是最大问题，我们可能要成为替罪羊，应了老伴的话：“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我当时估计，林彪叛逃，我们要成为替罪羊的可能最大。

距通县县城尚有五公里左右，汽车向北折，开进卫戍区部队一个团的营房内，在营房靠公路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汽车库，旁边是一排破旧的平房，汽车就在平房东侧停下，并立即把我塞进这排平房内一间很小的房间里。

那位副司令员对我说：“你就在这里，有什么事情找看守工作人员，我走了。”

我当时回答说：“请你转告周总理：我不会自杀，我不会逃跑，我相信党，我相信人民，我相信自己。我想我的问题早晚会搞清楚的。”

那位副司令员面无表情的点了下头，就冷冰冰的离开了。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9点钟以前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转眼间，就一落千丈，从政治高峰跌入深谷，变成囚中新客，成了断线的风筝，失群的孤雁。呜呼！悲哉！痛哉！“朝为水师首，暮为阶下囚！”

二、马厩里的隔离人

自古牛骥不同槽，人牛或人马岂可有共居之说。奴隶封建势力大家族，在没有专门监狱设施的情况下，犯了族规或家规的下等人，多半是关在牛棚内，与牛同居，或关在马厩内与马共驻。

不知为什么那样巧合，现在我被关押的地方，原来确实是一座马厩，不过现在是有棚没有马匹了。在建设营房时，这个步兵团基本上是骡马化，车辆很少，因此当时修建了这个马厩。部队摩托化后，才把骡马取消，这个马厩改为战士家属来队探亲时的临时住房。

“文革”初期，这里曾经关押过没有定案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经过审查定案后，有的释放恢复了自由，有的关到正式监狱去了。

我住的这间小囚室，至多不过八至十平方米，安设一张硬板木床，下面铺着潮湿生了草虫的稻草，再铺上一个脏得发臭的褥子，一张床单，另有一床盖身的棉被。室内还有一张写字的桌子，一把木椅，一个痰盂，一把暖壶，其他什么也没有了。

由于这座平房原是马厩，所以地基低，我住的那个小囚室有四分之一面积尚汪着一片浊水，小青蛙在里面欢乐的跳来蹦去。秋天的蚊虫也特别多，一到晚上就“饥来柳絮轻，饱去樱桃重”，咬的无法入睡。加上思想上的巨大压力，常常是通宵“众人皆睡我独醒”。一个不大的窗户也被用稻草堵死了，白天光线阴暗，阳光、新鲜空气根本进不来。房子顶棚很低，跷脚伸手就能触到屋顶，因此像我这样有严重心脏病的人，进去后立即感到胸闷憋气，特别不舒服。住到11月份，天气冷了，增设了一个烧蜂窝煤的火炉。过去在战争年代，住过这样的房子，但进城二十多年来，还想不起住过这样既小又低，又潮湿，蚊虫多的房间。

现在这就是我的天地，这就是我的世界。睁着眼看不见外界，竖着耳听不到声音，“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日日夜夜，一切活动均憋在这个小天地里，孤坐如僧，青蛙为伴，不见日月，也不知阴晴。所以当时我的心脏病经常发作，平均每月二三次之多。虽然该团有一位由化验员提升为医生的“蒙古大夫”，但他对心脏病的治疗完全外行，靠一边翻书一边治病。幸亏我自己“久病成医”，由我向他交待，如果发现我心脏病发作，应采取三条办法：第一，就地休息，不准随便搬动；第二，立即向我口内塞进速效硝酸甘油；第三，尽快的上氧气。这样，几次犯病，转危为安，保住了这条老命。

饮食方面更简单，按战士大锅饭待遇。每天三餐，早餐多半是玉米面粥，加馒头和咸菜，中午米饭，晚饭面食。据我看，比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1959年，我作为“将军下连当兵”时的伙食，似乎差不多。那时我在舟山群岛的一个炮连当兵，副食少，粮食不够吃，甚至是半干半稀状态，战士只能吃半饱。现在虽然可以吃饱，但伙食的质量极差。

对我来说还有三个小困难：第一，菜饭是凉的。我驻地在营房南端，团司令部食堂在营房北端，所以把饭菜打回来就没有热气了。特别是在雪花飘飞、朔风肆虐的寒冬，这个困难就由小变大了。第二，年轻力壮的人都爱吃硬饭、硬面、硬菜，这对年近花甲、牙齿不好的我，确是一个小困难。到11月以后，室内安了火炉，才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我自己在火炉上加工后再吃。第三，这个团的战士多是湖南、湖北人，既喜欢辣又喜欢咸，不论什么菜不是太咸，就是太辣。我是江南人，本来也喜欢辣椒，但得了痔疮后就不敢多吃了。现在只吃了不长的时间，已旧病复发，脱肛便血。这些虽然是生活小困难，但三天五天可以忍受，时间长久了，就无法压抑对这种慢性折磨的愤怒，因此就绝食不吃或把饭菜碗筷推翻落地，借此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情绪。饮食是维持生命的重要条件，这是迫不得已的表现。

看守人员由该团抽调的排连干部担任，一共八人，由团保卫股长负责，此人调走后由其副股长代理。他们的工作是轮班看管，负责到伙房帮我打饭。开始时他们谁也不敢同我说话，问什么他们都答：“不知道”。轮流坐在我的门口，无事看毛主席语录，其实是“装模作样”。有时我要求到走廊散步，回答说：“为了你的安全不要出来”。夜间天凉，开门睡觉有风，要求把门关上，回答是：“为了你的安全不能全关”。为什么不能全关呢？因为关起门来坐在门外看不见室内动静，怕我自杀。

整整半年之久，看守人员未让我离开这间又潮又冷又阴暗的小房间半步。以后他们在门板中间挖了一个大洞，由外向内可以监视，才允许把门关起来睡觉。

总的来说，被关押起来以后，物质生活条件是很差很差的，行动限制是很严很严的，完全与外界隔绝了。长期享受高级干部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猝然下降到囚人的生活待遇，确实是相当不习惯的，没有一点艰苦奋斗精神，是不易忍受的。不过也并非苦得活不下去，活不好，至少也死不了。

每当觉得艰苦困难时，我就回忆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回忆抗日时，敌人频繁扫荡围攻，封锁蚕食和惨酷实行“三光”政策下的游击战争情景。那时连黑豆地瓜都吃不上，在山沟荒岭露宿是常有的事情。这样就会觉得目前的困难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有骨气的人，应是在一切逆境中微笑的人。

三、究竟为什么

我们究竟犯了什么样天大的罪行而被隔离审查？老实说，对我们如此处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据说当时毛泽东讲过，“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等了十天，仍不见黄、吴、李、邱有谁出来向中央交待问题，因此采取了“九二四”措施。我相信周恩来是参加了“三巨头”会议（当时中央常委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人）决策的。但又期待我们交待什么问题呢？“九二四”特殊会议上，周总理讲话中，除了对黄永胜应交待什么没有指出外，对吴法宪指出：“空军下面被别人挖空了”，其意当然要吴法宪交待这个问题。对我指出：“要很好检查海军层层站队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过去有海军党委会议文件，向中央作了交待，毛泽东还表扬过写得好。同时这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般性的问题，与林彪逃跑，没有直接关系。对邱会作指出：“交待‘两华问题’”，此事底细我不了解，听说是与陈伯达有关的问题，而与林彪逃跑问题也无直接联系。把我们关起来，难道是上述问题没有检讨？没有交待？

公审之后我才大悟，当时毛泽东经过十天考虑后，确定黄、吴、李、邱的隔离审查，是在毫无根据和“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猜疑心理的共同作用下决定的。理由其一，完全失去了对军委办事组的信任（以林立果伪造的林彪“手令”为据），其二，武断认为黄、吴、李、邱就是林彪“死党”，必定知道林彪逃跑和林立果暴乱的阴谋，但他们不主动交代（江腾蛟就主动交代了），其三，根据以上判断，防止发生“军事政变”。而“九二四”特殊会议上总理的讲话只不过是扣押我们的借口。

我又联想起毛泽东自“九•一三”事件后处理的三件事上，或许可以就我们为什么被关押的问题猜到一点眉目：

第一，要军委办事组成员离开西山办公，各回自己的家去住，名曰以防苏修突然袭击，实际上就是把军委办事组解散，防止发生“军事政变”。当时周恩来令黄永胜陪同他住人民大会堂，吴、邱各回空军、总后自己驻地，我经总理批准住京西宾馆。对这个决定，开始我隐隐有些感觉，但回头再想，反正我与林彪没有阴谋，根据历次运动的经验，大不了中央可能要改组办事组。可是过了几天，看没有什么动静，又通知让军委办事组成员全部回到西山集体办公，这就使我麻痹起来，以为安然无事了。

第二，停止国庆游行活动。原来规定，当年的国庆仍然同往年一样，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群众游行和晚上观看焰火庆祝活动。由于“九•一三”事件发生，毛主席决定取消国庆游行活动，为什么取消呢？当然是为了防止意外和为了中央的安全。

第三，决定海军各舰队就近归大军区领导。过去各地空军是归就近大军区领导，而各舰队是归军委海军总部直接领导，舰队与就近大军区是工作指导关系。当时这个突然变化，我已感到是对我政治上的不信任和指挥权的限制，但我对决定仍表示同意和坚决执行。

总而言之，毛泽东采取“九二四”措施，我认为根本没有任何根据，既没有发现黄、吴、李、邱有什么发动“军事政变”的征兆，同时林彪摔死了，所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企图也烟消云散。首都北京跟平常一样平静，全国特别是部队没有任何异常现象。军委办事组已回到西山照常办公，处理全军重大问题。但是毛泽东心里仍不踏实，似乎还潜伏着重大问题未被发现。因此等了十天，仍不见黄、吴、李、邱有谁出来交待报告问题，故采取“关押反省”措施，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当时军队领导的高度不信任。

为什么不在政治局提出责令黄、吴、李、邱“交待问题”呢？为什么那样轻率独断地不见“交待问题”就决定四个政治局委员的命运呢？

后来我才知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971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突然召见当时正忙于接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助理基辛格的总参二部熊向晖副部长。熊以为是要汇报基辛格访华问题，而毛泽东却说“那个不忙”。毛泽东关心的是总参批陈整风小结会上，黄永胜讲了什么,他们讲没讲庐山的问题？熊向晖回答：讲了。并简要汇报了会议情况。毛泽东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的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毛泽东又问看没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大半年来，熊除了批陈，一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对毛的问题，回答依然是“没有”。毛泽东问周恩来：“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周回答，发了，军委和总参发了60多份。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毛泽东用手拍了一下茶几，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毛泽东接着说：“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1【注1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420—424页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年3月第二版。】

这时正是毛泽东秘密策划批判并决心打倒林彪的舆论准备时期，这也可能是“九二四”把黄、吴、李、邱“隔离审查”的重要根据之一。

四、生活条件略有改善

为了使中央了解我被隔离后的一般情况，一个半月之后，我向周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全文大意如下：

周总理：

被隔离审查已经快两个月了，我的问题审查是否有了初步结果？这仍然是我日夜悬心、坐卧不安的大事。我认为尽快地弄清问题，得出适当的结论，不论对我对党都是有利的。毛主席历来主张除了不可救药分子外，允许改正错误，允许革命，这对像我这样犯了错误的人是深受感动的政策。

国庆节进行很顺利，北京没有发现不正常现象，解放军是稳定的，海军部队也是稳定的，证明我们并没有搞什么不轨行为，因此我提出如下要求：

第一、请求党中央尽快把问题查清，做出适当的结论。我虽然这样想过：“不能急躁、安静等待！”但在这种处境中，想不着急、安静等待，是不可能的。况且我的身体不好，性情急躁，也许不知哪一天就离开了人间。现在压力多么沉重，度日如度年，常常是通夜不眠。因此多么希望越快越好，弄清自己问题，解除痛苦。

第二、如果目前一时不可能把问题弄清，做出适当结论，那么我请求中央放宽政策，给我读书学习方便，给我身体锻炼和治疗方便，给我生活调济方便。请党中央放心，我绝对保证：不自杀，不逃跑，不行凶，不搞对党不利的任何活动。我有决心和勇气，改正错误，继续革命。

完全没有想到我的问题那么严重复杂，审查这样久的时间，仍无结果。但我并不悲观，自己的问题自己明白，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决心忍受。现在我把我所处情况，向您报告：

1、身体情况不好，心脏病经常发作，幸亏不是大发作，服点药、吸点氧，安静休息，就过去了。如果大发作，可能麻烦。这里有一位军医，是由化验员提拔起来的，医术不高，工作不认真，药物又缺少，对心血管病临时翻书应付，我对他信心不高。

2、我住的一间小平房，不足十平方米，是过去的马厩改成的，很潮湿，有积水，青蛙在水里跳来跳去，蚊子很多，睡的草垫子有草虫。又因房子很低很小，窗户又堵死，总觉得空气不够，心闷气短，不能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没有见过太阳，现在大地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了。

3、这里伙食是战士灶大食堂，此部队多南方青年军人，米饭太硬，菜太辣太咸，吃不习惯。特别是我住在营房南，食堂在营房北，现在天气冷了，打回来的饭菜是冷的。再是菜饭的花样变化不多，也不易适应。因为伙食不好，我也发过脾气，倒了不吃。我的体重下降不少，大腹便便不存在了，这对我来说也许是好现象。我有爬雪山过草地的思想准备。

4、每晚有八个小时睡觉时间，至少有三分之二时间不能入睡，有时通宵不眠。因此夜晚比白天更难过。军医怕我服安眠药自杀，所以给的安眠药很少，也可能不是安眠药，吃了同没有吃差不多。

5、这里有由排连干部组成的看守班，他们把我当成敌人管制，一切行动均受限制，隔离室同监狱牢房一样，具体问题我不想说了，人倒霉了活该！当官和囚徒自有天堂和地狱之别！

以上种种情况，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我盼望尽快结束这种状况。我请求改善现在的生活条件，放宽人身限制。能多活几天，看到自己问题的解决，那就谢天谢地！

李作鹏

1971年11月11日

1972年春开始，我的境况有了若干变化。

第一、整修房子。首先扩大了房间的面积，把我住的这间和旁边的一间房子中间的隔墙拆掉，两间变成一间较大的房间，面积扩大一倍，约有16平方米。同时用砖加高地基，再铺上一层水泥，使地面干燥、整洁了不少。并沿墙壁一周增修暖炕，保证冬天不冷。室内两个窗户，由我自己掌握打开或关闭。

第二、改善伙食。在我住的那栋平房内，拨出一间作小伙房，里面垒灶及购置炊事用具，在看守人中指定团军需股副股长管伙食（事务长出身）。小灶伙食标准，除在食堂一份战士口粮及油盐粗菜外，每天增加六角钱由临时炊事员掌握，购买稍好的细菜。那时通县猪肉八角一斤，活鱼五角一斤，由大灶改小灶，想吃点什么就作点什么，这样我的伙食就稍有改善。

后来我听说，毛主席曾有指示：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条件吃好。尊敬的毛主席，你在政治上毁灭我，你在生活上没有忘记“有资格吃好”。我虽然没有参加南昌暴动，也没有参加秋收暴动，但我参加了赣中农暴，打土豪分田地，参加了红军粉碎敌人各次围剿，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参加了消灭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有资格吃好”，我问心无愧。

第三、可以自由在庭院内散步。什么时候到庭院散步都可以，愿意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不加限制。以后还允许我在庭院内栽花种菜，养鸡养兔。他们给我种子、工具、肥料和水源的方便。这样我可以劳动，可以消愁解闷，觉得日子过得愉快一些。

第四、照顾特殊嗜好。我长期有吸烟、饮茶的习惯，每月可以供给高级烟、茶。我本来喜欢烈性白酒，但进入囚室后，不能经常供给酒喝，过年过节或星期天，喝二两也是可以的。水果也大体上经常保持，质量差一点，勉强对付。

第五、可以自由看书写字。经周总理批准，看守人员到我家取来各种书籍百余部，文房四宝俱全，想看书就看书，想写字就写字，不加任何限制。如果书不够，他们可到通县图书馆借。由于这个条件保障，我看了一些书，多少有点收获。消磨时光的消遣作用更大。

第六、治疗有了保证。经周总理批准，保持原来在北京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的医疗关系。由两个医院组织联合治疗小组，曾到我驻地对我进行身体全面检查。并规定心脏病发作，只要他们接到报告，即可前来抢救。凡所需的药品，到北京医院或解放军总医院领取。

1973年初秋，可能是因为中央处理我们党籍问题的文件传达到了基层，（1973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审查报告》，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等八人的党籍。）我的处境突然发生了变化。小厨房停伙了，仍然到食堂打饭吃。原来给我的蚊帐、凉席、电扇等一律撤销。庭院的围墙加高加厚，看守人员增加冲锋枪，如同面临大敌。两个多月之后，也不知为什么又变了，小厨房重新开伙，看守人员态度也转好，又为我从市场购买新的蚊帐、凉席，总之又恢复了原来的待遇。由于我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所以这反反复复的做法搞的我莫名其妙，也不便打听，只好一切任人摆布。

由于上述情况的改善，比较开始时，我的心情要好一些。虽然过着特殊的囚犯生活，但是政治问题迟迟未作结论（其实已作结论，只是未向我传达），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并未减轻。“九二四”（被关时间）后，我始终认为，不管中央如何隔离审查，我的问题毫无理由构成敌我矛盾。

五、学习与锻炼

在被关押不久，我就写信给周总理，表示要认真读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学习一点历史知识，并且想看一点文学方面的东西。因此要求将我家中的存书给我一些，总理批准了我的要求，凡我所要的书籍都给我送来了。这不仅给我提高理论知识水平提供了方便条件，同时给我消愁解闷也提供了方便条件，读书已成了我囚中生活的主要内容。

我在1972年到1976年共五年的时间内，毛著五卷（第五卷送审本也送来了）及中央规定高级干部必读的马列主义30本书，每本至少通读了一遍，例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马列著作。甚至连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化历史观之发展》及《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等书也通读了。

若问读懂了没有？收获如何？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开卷有益”，读比不读好，多读一遍比少读一遍好。毛主席说共产党宣言他看了有一百遍以上，还没有完全读懂。按照我的政治水平、知识程度、理解能力，对任何一部马列著作，通读一遍就说读懂了，那是吹牛。读一读，想一想，品品其中滋味。觉得有味，就可能稍微懂一点，滋味愈浓，可能懂得更深一点。不觉得有味，甚至越看越昏昏欲睡，则等于白读，白浪费时光。我读书的习惯是不求快，而求品味。看不懂，品不出滋味的书或段落，干脆掩卷不看。待看了其他的书或段落，也许能触类旁通，顿开茅塞，再看就可能看懂了。年已花甲，过时又忘，不知说的是什么，是常有之事。

在以学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为主的情况下，我还读了若干历史书籍。例如：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联共（布）党史、史记、汉书等等。还读了一点古典文学：《红楼梦》、《三国演义》、唐诗、宋词及近代小说，也涉猎了一些外国文艺小说。大体上每天读书约四个小时。其他时间是休息，看报纸和参考消息。有时写写毛笔字来消磨时光、调剂生活。“幸有书本来相伴，我在书中寻欢乐”这句话，可成为当时我读书心情的概括。

由于我的心脏病已有多年病史，不时发作。除此之外我身体并不坏。一方面随时准备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离开人间。另一方面加强身体锻炼，争取延长寿命，争取看到自己问题有公正结论，则死也瞑目。为了随时准备因心脏病突然死亡，我不但写有遗书交代子女，并写了一首自言自语的《凭吊子虚诗》。现抄录于后：

呜乎子虚！久病殒亡。生死永诀，旧谊怀伤。

思今抚昔，源远流长。悲痛哀歌，泪雨横淌。

吊君赣江，青少好强。耕读渔樵，玩刀弄棒。

农暴蜂起，挥戈离乡。北上迎敌，兵临南昌。

吊君壮力，鹏飞万里。东征西讨，枪林弹雨。

五次“围剿”，四次胜利。雪山草地，从未垂翼。

吊君抗战，波澜壮观。纵横华北，驱寇反顽。

游击齐鲁，还我河山。八载硝烟，两创半残。

吊君东北，卧冰爬雪。三下江南，辗转连捷。

反攻会战，更未逊色。鸡鸣天晓，入关华北。

吊君南下，鞭加快马。鄂赣曙光，粤桂彩霞。

大江横渡，琼海直跨。扫平中南，直捣天涯。

吊君兴学，利刀重磨。英雄云集，拜师苏俄。

日夜辛苦，白发增多。五载春秋，桃李远播。

吊君北京，背负千斤。埋葬教条，惊雷梦醒。

东南海防，飞舟腾鹰。歼敌窜犯，美台心惊。

吊君文革，披星戴月。三支两军，岭南塞北。

匡山妖风，天昏地黑。路线错误，身败名裂。

吊君禁锢，愁云惨雾。是非黑白，心中有数。

任凭千钧，等闲万苦。鲜血可流，人格拒辱。

哭君永逝，往事重思。飞祸横灾，池鱼失制。

哀君情切，愁肠百结。神州安定，堪慰误解。

历史教训，牢记深刻。呜呼痛哉，泣歌长绝。

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这是我的人生观。几十年的斗争历史，成千成万、成万成千的人，为革命牺牲了。我也是从战场上，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一将功成万骨枯”，一点也不夸大。1947年在东北战场夏季功势中的四平之战，我1纵部队在战场上伤亡一万三千多人，其中牺牲五千多人。1948年辽沈之战，为堵击廖耀湘兵团向沈阳撤退，我6纵16师有九个连队几乎完全打光了，每连只剩下几个未上战场的炊事员。类似苦战、血战我还可以举例若干。我已经看到了新中国，我已经看到了社会主义，我已经活60多岁了，我可以死了，我可以瞑目了。为革命而死，为党为人民利益而死，在所不惜，视死如归。

随时准备死亡是次要的，绝望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更重要的是争取多活几年，看个究竟，看个明白，然后再死亦甘心。因此我特别注意加强锻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又小又低的囚室里活动不开，就原地跑步，原地做体操，原地打太极拳。后来限制放宽，可以到室外活动时，那就更方便了。加上栽花种菜劳动，这样我的身体状况才没有更快恶化。否则我的身体早垮了，早完蛋了。生活就是战斗，有人想摧残我的身体，我就锻炼自己的身体。有人希望我的生命极早毁灭，我就偏偏争取多活几年。有人不准我见阳光和呼吸新鲜空气，我就千方百计打破这个限制。

既不怕死，又随时随地争取多活几年，这是我当时的人生哲学。病魔就像蛀虫一样无情地把身体蛀空，使身体愈来愈虚弱。对病魔要同战场上的敌人一样，你软弱它就强硬，你强硬它就软弱，你退却它就进攻，你进攻它就退却。但要实事求是，蛮干也是不行的。

第四十章天塌地陷（之二）

一、多次上书

被关押起来，蹲在又小又低的囚室内，眼前一片天昏地暗。思想像海潮一样，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的翻腾，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有生以来，从未遭此痛苦，从未这样烦恼，从未这样坐卧不安。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问水水流泪，问山山伤心。怎么办？究竟怎么办？

“自古英雄多磨难，能伸能屈大丈夫”。对！越是艰难越要以英雄为榜样，在磨难中作个大丈夫。既不能坐而待毙，也不能卧而待死，更不能跪下求饶。要站立起来奋斗，要活得光明磊落，要死的清楚明白。因此决心首先清理自己的思想，其次是与林彪“划清界线”，再次是看书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为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向毛主席、党中央写的报告不少。现在根据我保存的不完全材料和回忆记录如下：

第一次上书。

于1971年9月26日，向毛主席、中共中央呈送。

主要内容是，拥护中共中央为查清问题,对我进行隔离审查。我相信经过审查之后，党会做出正确的结论。我相信自己是经得起审查的。

由于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时，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党对我怀疑和审查是应该的。为了党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我应该接受党的审查，并协助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

关于林彪潜逃事件，我完全可以向党中央、毛主席保证，我与之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任何察觉，如果党审查后，发现我参与了这个反革命阴谋活动，或任何知情不报，我愿意接受党纪国法最严厉的制裁。

1、1971年8月上半月我在青岛，下半月接待朝鲜军事代表团，并两次陪同其外出访问。在武汉访问时，刘丰告诉我一些毛主席接见河南、湖北、湖南负责同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9月7日在北京，我把所知道的毛主席讲话精神告诉了黄永胜，并特别指出我讲的不一定完整准确，请不要告诉叶群，也不要告诉吴法宪。当时吴法宪看到我同黄永胜谈什么，他也想了解其内容，我一句也没有告诉他。在出发去朝鲜使馆赴宴时，邱会作坐到我的车上打听消息，我把毛主席讲话精神告诉了他。以后我在海军党委常委会议上也传达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2、庐山会议以后，我对林彪在思想上保持一定距离，在今年除了4月初遵照毛主席指示，同周总理和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一起，到北戴河见到林彪之外，我个人没有去见过他，他也没有找过我。至于同叶群有过几次电话接触，但没有谈什么重要政治问题。

3、林彪叛国事件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其坚持错误路线的结果，特别是强调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究竟是善意或其他原因，我不敢断定。自毛主席提出不担任国家主席后，我从未强调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因为我估计刚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了，自己担任国家主席，似乎名誉上要受到损失。这一点难道林彪不知道？我心想可能是由于九大政治报告初稿中强调恢复生产和加强备战，被毛主席否定了，引起陈伯达、林彪不满而采取了为难、烧烤毛主席的做法。无奈多次建议毛主席不接受，并批评林彪是抢班夺权，突然袭击。最后林彪只能叛国潜逃，自取灭亡！

第二次上书。

于1971年9月29日，向毛主席、中共中央呈送。

主要内容是根据周总理指示，检查海军部队层层站队问题，摘要如下：

在1966年夏天，海军召开三届三次党委扩大会议，议题是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但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把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内容变成批斗李、王、张。此时海军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起来了，由于受党委扩大会议的影响，群众造反的矛头，是对着李、王、张。林彪知道后，有针对性的给予李、王、张以高度评价，李、王、张成为海军左派的代表。

1967年1月，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把苏振华交群众批斗，苏振华成为海军右派的代表。由于开展文革以来，各级领导班子和群众组织中，都有拥护李、王、张的，也有支持苏振华的，因此出现凡支持李、王、张的就是正确的，就是革命左派。凡是保苏振华的，就是错误的，就是保皇派的现象。按照这个公式往下套，各级都有革命左派和保皇派，各级都有两条路线斗争，这就是层层站队的问题。以人划线，互相对立，互相争吵，影响部队团结。我作为海军主要领导，负有重大责任。

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批评，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在71年6月的海军四届四次会议上，着重检讨和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会议上做了检查，海军党委做了决议，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彻底解决海军层层站队问题，搞好海军部队团结。

第三次上书。

于1971年10月19日，呈送毛主席、中共中央。

主要是对林彪叛国叛党的初步看法，摘要如下：

1、林彪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

林彪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叛徒，是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公敌，是修正主义分子。

2、林彪是怎样堕落到反党、反毛主席，野心抢班夺权的反革命罪恶道路？

林彪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民主革命运动中，其主流是进步的、革命的，为党为国是做了有益的工作，是有重大的贡献的。特别是打仗有战功，军事工作有军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的斗争中，就逐渐动摇了，不再继续革命了，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逐渐膨胀起来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确定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样他就开始有了野心，不是兢兢业业为革命事业接班，而是为了个人主义抢班夺权。

3、林彪为什么叛国外逃投奔苏修？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修正主义分子一定要跑到修正主义那里去同流合污。林彪对苏联有好感，是列宁故乡并且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

4、不能低估林彪在军内外、党内外、国内外的影响和欺骗作用，但也不能过高估计。

他的影响和欺骗作用，不仅超过高、饶，超过彭、黄，甚至可能超过刘、邓。他不仅在四野部队中有较大影响，自他主持军委工作后，在全军中的影响也是不小的。但是林彪的叛党叛国行动，自己替自己作了政治崩溃、政治死亡的结论，自我爆炸，自我毁灭，自己埋葬了自己，一切欺骗的影响不攻自破。……

第四次上书。

于1972年1月26日，呈送毛主席、中共中央。

主要内容是：我所犯错误现在已经认识到有三条：１、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政治方向路线错误，及组织上宗派主义错误。２、对林彪有迷信崇拜，错误地进行过歌功颂德的吹捧，起了自欺欺人的作用。３、在文化大革命实际工作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例如海军层层站队问题，及推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但对下列几个重大问题，向毛主席党中央表明我的看法：

１，九届二中全会上，我支持了林彪的错误路线，但我不知道、也没有参加其叛国的罪恶活动。因此他堕落分裂，应同张国焘一样，由他自己负责及参与其阴谋活动的人负责。

２，关于空军“小舰队”阴谋暴乱的反革命分子，口供中涉及对我的诬陷问题（如参加南逃，另立中央之类的诬陷），他们的阴谋是徒劳的，我根本不知道。

３，1971年4月，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上所做的“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的结论问题，我对那个结论已表示拥护。但是可能因林彪叛国事件发生而有所改变，我看可能升级，但不能无限上纲，强加罪名。

４，关于我的缺点错误，我认为构不成敌我矛盾，有的是思想认识错误，有的是执行中央政策的错误。

第五次上书。

1973年9月6日，呈送毛主席、党中央。

主要内容是拥护党的“十大”精神，并请求保留我的党籍，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十大”文件中指出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及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等问题，我表示同意。

第六次上书。

1975年1月25日，呈送毛主席、党中央。

主要内容是庆祝四届人大胜利闭幕。完全拥护宪法，拥护政府工作报告。我特别强调了两点：

第一、关于不设国家主席问题，这是全党、全国同林彪斗争中的重大原则问题，不知为什么在修改宪法报告中，没有详加阐述。不设国家主席究竟有什么优越性？设国家主席究竟有什么坏处？我至今认识仍是模糊的。

第二、关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重点问题，我同意争夺重点是在欧洲的看法。但我们要有随时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是英明的。

第七次上书。

于1976年10月25日，呈送华主席、党中央。

主要内容是拥护华主席，拥护粉碎“四人帮”。党中央对“四人帮”反党集团，采取英明果断、高屋建瓴的措施，粉碎了他们阴谋篡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消除了党内一个大隐患，拔除了党内一颗定时炸弹，确实是振奋人心的。

“四人帮”反党集团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利用他们的权力，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不知干了多少坏事。他们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进行武斗的罪魁祸首，是乱党乱政乱军的罪魁祸首，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罪魁祸首。

……

我先后多次向毛泽东、党中央呈送报告。但毛泽东、党中央是否看到了？究竟有什么表示，我半点也不知道，好像泥牛入海，连响声也未听到，浪花也未看到。当前我最苦闷的是不知为什么审查这样久，仍无结果。

第四次上书之后，我开始作最坏的准备，抛弃一切幻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迎接天翻地覆，迎接折磨到死，迎接杀头枪毙，不死在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的刀枪下，死在共产党的刀枪之下，是非功过让后人评说吧。

今天看来，当时的想法太简单、太天真了！处于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任和对自己无敌我问题过错的自信，最初抱有幻想，幻想与林彪“划清界线”，给林彪扣上几顶“帽子”（这几顶“帽子”是从报纸上批判林彪的文章中抄下来的），给自己也扣上几顶“帽子”，就可以尽快解决我的问题。

在七次上书中，前四次是在我被隔离审查开始的半年内写的，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与条件下，我写的内容观点，不能没有错误，违心的话不少，不敢说的话也不少，特别对林彪的“批判”，违心的话更不少。在那种高压形势下，不能不这样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但我在今天所写的回忆录中，没有删改，基本上保持历史真实。

二、与中央专案组的交锋

隔离后半年多的时间内，很少见到中央专案组的活动，也没有与中央任何负责人有什么直接的接触。因此这段时间内，我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唯一办法只有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写报告，可是得不到任何回音，听不到任何指示，因此心情苦闷。

从1972年3月到1973年2月，整整一年中，中央专案组七次与我谈话，逼迫我交代问题，与中央专案组的交锋从此开始。

1972年3月12日，春光明媚，大地复苏。看守负责人通知我，下午有中央首长找我谈话。我闻此消息非常高兴，暗自猜测，也许我的问题经过半年审查，已有初步结论。特地换了一套干干净净的衣服，擦亮军帽上的五角星红帽徽，摆正军装衣领上的两面红旗，穿戴整整齐齐。

下午1点钟，我与几个看守人员、军医等，分乘两辆北京牌吉普车，半年来第一次出了营门，沿津京公路向北京驶去。看到沿途景色，样样新鲜，心里甚为欢喜。

汽车进到北京德胜门突然向北，沿着北京昌平公路开去。这立即引起我的怀疑。不对！不能高兴的太早，凶多吉少！思想上又翻腾起来，进行种种猜测。

到了清河镇，汽车向西北走了一段，进入空军一个学院的营房，开到该院招待所附近停车，把我带进一个设备相当高级的套间内休息。看守人员告诉我，这是林立果在这个学校安设的一个黑据点，过去他常来这套房间休息和进行阴谋活动。

稍事休息之后，把我带到二楼一个高级会议室内，里面坐有公安部长李震，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另外还有几个不知名的工作人员。他们指定一个沙发位置要我坐在那里。我的对面就是李震。

先由李震讲话，宣布他们是“中央专案组”。

李震说：“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半年了，今天第一次对你审讯。”

我一听“审讯”，就大失所望，心里有气，回答他们说：“你们时间过得快，我是度日如年。”

有人插话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意思不是明明白白，还用解释吗？”

这一下子就把审讯空气弄得紧张起来了。

之后，李震及郭玉峰、吴忠、于桑等人提了一系列问题：有关于毛主席在武汉谈话泄密问题；有关于林彪写的《重上井冈山》的诗词问题；有关于“九大”时你们搞了什么阴谋，为什么不投江青票的问题；有关于庐山会议后，在九江飞机场送行林彪去苏州时，你们搞了什么阴谋的问题；有关于华北会议你们搞了什么阴谋，等等。

我很冷静地将我所知的情况，一一作了回答。

关于毛主席在武汉接见各省负责人谈话失密问题，我将前前后后的情况回答后，李震说：“问题的实质是，刘丰通过你、你通过黄永胜向林彪秘密通报情报。”

我说：“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毛主席在南巡时与那么多地方和军队的同志谈话，他在各地的讲话内容，不只是刘丰一人告诉我，其他人也与我谈过，在京的政治局同志提前一点知道毛主席的讲话，是失密问题吗？至于通过黄永胜向林彪‘秘密通报情报’问题更是谈不上，如果我要向林彪通报情报，我办公室设有各种保密电话机，完全可以直接向北戴河林彪通电话。”

中央专案组的人无言相对。

关于为林彪《重上井冈山》诗谱曲的问题。我答：事情经过很简单，1970年初，林彪从井冈山回北京不久，叶群就把这首词装裱好了，送给我留念。我当时只觉得诗意不错，没有看出其他问题。以后不知怎样扩散到海政文工团，并谱成歌。他们拿此歌录音带放给我听。我听了之后，讲了两点：第一，歌调不那么好听；第二，此词没有对外发表，不能扩散。

李震说：“此词是林彪对毛主席1930年批评他的翻案。”中央专案组其他人指责我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把这首词谱成歌曲，进行广泛宣传，帮助林彪翻案。

我当然不能承认，说：“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林彪写此词是要翻案？有什么根据说谱成歌曲是帮助翻案？纯粹是主观猜想，强加人罪。”

关于“九大”选举，为什么不投江青票的问题。我回答的很干脆：“是有此事，我没有投她的票。”

中央专案组的人又开始指责我：“不投江青票是原则错误！”对此，我坚决反驳说：“党章上并未规定必须投什么人的票，不准不投什么人的票。我承认我没有投江青的票，我想请问，这是什么原则错误？你们又在无限上纲。”对我的反驳，中央专案组的人再次无言相对。

关于在九江飞机场给林彪送行问题。中央专案组的人问：“庐山二中全会后，林彪下山，准备飞往苏州。黄、吴、李、邱到飞机场送行，登上林彪飞机，你们搞了什么阴谋？”

我回答：“在飞机上，既没有谈什么政治问题，也没有谈什么工作问题，坐了一会儿，照了一张像片，就离开了。什么‘阴谋’、‘阳谋’也没有。”

关于华北会议问题。中央专案组的人问：“你们在华北会议搞了什么阴谋？”

我答：“我认为在华北会议搞的都是‘阳谋’，没有搞什么阴谋。”

我又说：“华北会议是毛主席、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纪登奎、李德生、黄永胜和我是在毛主席、党中央指示下做具体工作的。会议期间曾两次向毛主席当面汇报，听取指示。我认为华北会议开的是正常的。我不知道你们所指的是什么阴谋问题。”

1980年公审后我认识到，华北会议确实有问题，确实是很不正常。问题就在华北会议是在极左路线指导下进行的乱批乱斗，无情打击，无限上纲。不正常就是表现在又将批斗矛头指向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批斗重点是李雪峰、郑维山、解学恭、刘子厚等人，并在行动上限制他们的自由，最后把他们撤职，隔离审查。会议如果没有“阴谋”，为什么以后又给李雪峰等人平反呢？但阴谋的制造者不是我们。

这次中央专案组对我审讯，是隔离审查后的第一次接触，审讯过程中我与他们多次发生针锋相对的争吵。

李震、郭玉峰等人指着我说：“你李作鹏至今仍在死保林彪，仍在抱着林彪僵尸不放！仍在顽固对抗，不交代问题！”又说：“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不要以为你们的阴谋做的天衣无缝”等等。

我说：“今天，你们除了无限上纲，乱戴又大又臭的帽子之外，有什么具体材料？有什么真凭实据？你们一件证据也拿不出来，这也阴谋，那也阴谋，又是反党，又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天衣无缝，你们为什么不把缝揭开一点给我看看。我倒想知道我搞了什么阴谋！”

我大声地对李震、郭玉峰说：“我怀疑你们无中生有，搞逼、供、信！”

审讯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把我带回到原来休息室吃晚饭。学院为他们准备了宴席，我也沾了一点光，给了我一小盘清炖鸡，一小盘红烧肉。可惜我一肚子火气未消，吃得很少，食不觉味，也就算了。

然后乘车返回通县。晚上睡不着觉，大失所望。但并不悲观，我下定决心，丢掉幻想，准备持久战，准备应付更残酷的折磨。

3月18日，中央专案组来了几个一般工作人员，在我驻地临时设立的审讯室内找我谈话。

首先他们询问了一下我的生活情况和身体情况，并表示生活上需要什么提出来可以解决，医疗问题、药品问题也可以解决，过去给你看病的大夫，可以随时来给你治病。之后，他们又说12日你对中央专案组负责同志的谈话，态度是很不好的，以后应很好注意。

我明确回答他们：“我的态度只能是那样，你们所说的，这也是‘阴谋活动’，那也是‘阴谋活动’，这也是‘反对文化大革命’，那也是‘反党反革命’，还有什么‘死保林彪不愿交代’，什么‘不要以为你们所作所为是天衣无缝’等等。难道这是实事求是吗？你们有本事就拿出证据来，否则就是逼、供、信。”

这几个工作人员不承认这是“逼、供、信”，但又说不出什么理由，谈的时间不长就走了。

我知道，这次谈话，他们是硬的一手不行，想来软的一手。但他们又打错了算盘，我只承认真理，我只相信实事求是，其他我是软硬不吃！

经过两次交锋，彼此双方都有了一些了解。我心里也有了底。

1972年3月21日，中央专案组三个一般工作人员，来到我的驻地同我谈话。他们这次态度比较好，我的态度也比较冷静。主要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问题，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

问：“宪法小组争论的真实情况是怎样？”

答：“我参加宪法修改小组多次会议，没有发现重大原则争论。70年8月15日中午，我在徐州接到黄永胜的电话，意思是，宪法修改小组发生很大争论，要我立即回北京。我回北京后，是黄永胜把宪法修改小组的争论情况告诉我。”

问：“你对庐山会议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怎么认识？”

答：“开始我们是准备在庐山开神仙会议，一边开会一边度暑。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使我们感到鼓舞。开幕式结束之后，叶群对我们说：‘林彪讲话内容报告了毛主席，得到毛主席同意才讲的’。这样我们心里就更加高兴。”

问：“林彪的讲话是政变的动员令，你是怎样看法？”

答：“林彪讲话完毕，全场热烈鼓掌。我没有听出，也没有察觉林彪讲话是什么政变动员令。”

问：“林彪讲话之后，你们搞了什么阴谋活动？”

答：“我认为作为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和交流个人看法是正常的，合法的，我不认为这是阴谋活动。”

问：“你8月24、25日在中南小组发言的内容是什么？”

答：“24日下午的发言是表态性的，我拥护林彪开幕式上的讲话，并说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主席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我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认为完全正确。”“25日我发言的时间很短，不超过十分钟。是按照‘降温’的精神讲的。主要还是拥护林彪的讲话，我说了在我们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呢？是反毛主席的风，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在别人发言时，我还插了一句话说，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也反对，说不符合历史。这个问题政治局在北京开会时就发生过争论，周总理请示毛主席，毛主席的批示是‘仍按原来提法不变’。我是以此为根据的，我认为我的两次发言没有原则性错误。”

问：“二中全会休会期间，你们还搞了哪些阴谋活动？”

答：“8月26日，陈伯达找吴、李、邱到他的驻地谈话。大意是，毛主席批评他参加了“军事俱乐部”，康生批评他‘把林彪绑在自己战车上’。8月28日，林彪根据毛主席指示，召集了陈、吴、李、邱及汪东兴，在他驻地谈话。林彪自己检查了几句，说毛主席批评他，对张春桥为什么不可以再看二年，批评是对的。林彪批评陈伯达旧文人、旧知识分子习气太重，然后着重讲解放军要同地方搞好关系，要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老干部要团结新干部等等。”

“之后，政治局决定，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三人要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检讨。吴法宪的检讨是邱会作起草的，我作了修改。我现在还没有认识到林彪、陈伯达找我们谈话是什么阴谋活动，可能我参与修改吴法宪的检讨有些不妥。”

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要谈吗？”

答：“我想一想，以后再说吧。”

半年后的1972年9月7日，又用汽车把我拉到空军学院第一次审讯的地方。中央专案组的李震、郭玉峰、吴忠、于桑等大官全体出马。看着他们耀武扬威的样子，我知道来者不善，暗暗做好了坚决斗争的准备。

这次仍是谈九届二中全会问题。

一上来，李震板着脸，眼皮都不抬的问我：“庐山会议你搞了哪些阴谋活动？”

我面对李震说：“庐山会议，我们两人是在一个组的，你的发言我听到了，我的发言你也听到了。”我反问李震：“咱们两人的发言有什么不同吗？你的发言不是很精彩吗？”此问一出，李震顿时脸色大变，白一阵，红一阵，欲怒又止。其实李震在庐山会议的发言比我的发言还要激烈尖锐。25日的小组会上，他与别人抢话筒，争着先发言，在发言中，他不仅坚决拥护林彪的讲话，而且坚决拥护第六号简报，坚决支持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坚决要把“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揪出来示众”。他是中南组积极参加起哄者之一。

李震原想给我来通“杀威棒”，结果，我先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他们出示了8月24日晚，我看了中南组简报草稿后，给叶群写的那张便条。追问我：“写这个便条的动机是什么？”

我向他们说了三条：“第一‘比较抽象’，其意思是同意简报这样一般性的写法。‘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当然是指小组发言中没有提到具体人和具体事的问题，这符合毛主席‘可以讲，但不要点名’的精神。第二‘拟可以发，请她再过目’，其意思就是我同意发，看她还有什么意见。第三‘我们两人的发言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其意思是，原在简报的最后有一句：‘叶群、李作鹏的发言另行整理’，我不同意这样写，把它删掉了。所谓‘不挂号为机动’，很明显我是不同意突出叶群、李作鹏。同时整理后发表不发表，先不要确定。”

可是李震一伙人不愿意听我的解释，硬说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向党进攻的一个铁证”。硬说“不挂号为机动，就是因为你们搞阴谋诡计，心里有鬼，要躲在幕后看一看形势”。

我当然坚决不能同意他们这种胡说八道，因此我也动起火来。

我说：“小小的便条，竟有如此之大、如此之多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是什么铁证？我看是纸老虎。在这张便条上能证明是‘密商向党进攻的反革命策略’吗？能证明是‘搞阴谋诡计’吗？能证明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党进攻吗？’完全是放屁！”我拍着沙发大声重复说：“简直是放她妈狗臭屁！”

我当时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接着说；“你们既然已有了‘铁证’，我又不肯交代，那你们就可以按照抗拒从严处理，你李震不是公安部长吗？你公安部长难道这点常识也没有？你们有本事现在就做结论吧。该杀就杀，该斩就斩，何必多费口舌。”

我用手指着李震的鼻子大声说：“几百万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老子都不怕，我还怕杀头？还怕你们的诬陷？”我抱定一死的决心，也要和他们的污蔑陷害斗争到底。

此话一出，李震等一行十几人，目瞪口呆，沉默了几分钟，都没有回过神来。

当时我真是太气恼了！心里想，“九大”通过的党章，明明白白的写着“党员有权向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这一条还算不算数，还有效没效？正式的党的会议，不指名对某个领导人提了批评意见就犯了滔天大罪，就是反党、反革命，党内民主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还存在不存在？

同时，我必须向他们表明我的态度（李震、郭玉峰、吴忠、于桑等人是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我必须让他们把我的态度带给中央）：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是半步也不会退让的，就是千刀万剐我也要坚持真理。

这次，连饭都没有“招待”我，就让我回通县了。

审讯后，我冷静地想了想，中央专案组为什么特别重视这张便条呢？我明白了，因为他们对我在庐山二中全会期间，找不到更重要的“犯罪”证据，想在这张便条上打开我“搞反党阴谋”的缺口，结果仍然是徒劳的。

几天后的9月12日，中央专案组来了七个一般工作人员，与我又谈了两个多小时。可能上次刚谈话不久，我就发了大脾气，中断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谈话内容。

他们首先批判我9月7日同中央专案组负责同志谈话的态度很不好，说他们是“重证据，不重口供的”。

李震、郭玉峰等主要负责人不敢再出面了，我也就不发脾气了。我反驳说：“无限上纲，事先定下罪名，然后往我头上压，这完全不是重证据的表现。”

他们再次追问我那张便条的思想动机。

我说：“动机很简单，就是同意那份简报可以发，但不同意突出叶群和我。”同时我也“检讨”说：“中央没有指定我审查简报，我根本不该看，而应退回小组召集人。再有就是我看了不应转送叶群，应将我意见提出后，退回小组召集人去处理。”

我又强调说：“就那张便条而言，也是公开的，是光明正大的，二中全会上，我没有撤回便条，二中全会后，我也没有撤回便条。这是我在党的全会上的个人意见。当时我不认为有任何问题，现在我也不认为有任何问题，更不承认是什么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向党进攻。”

这一次，他们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入冬之后的几个月，中央专案组的人没有再来过，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1973年初春的一天，突然三四辆卧车浩浩荡荡来到我住地的营房里，把团部会议室当成审讯室。然后把我叫去，坐在指定的沙发位置上。

在我对面坐着一个穿着呢料便衣、架子很大的“大官”，究竟是谁，我不认识，估计可能是公安部副部长之类的干部。

此人首先把一包高级云烟往茶几上一放，然后看看茶杯内的茶叶，大概嫌茶叶不高级，把它倒在痰盂里，再从皮包内拿出一个精致的小茶叶盒，倒出高级茶叶，重新泡了一杯茶。他又是掏烟，又是品茶，足足沉默了几分钟。我端坐在那里，看着他可笑的表演。我心里想：“别看你强装镇静，也掩盖不住你的内心发虚。”

他点上一支烟，翘着二郎腿，拉着长音向我发问：“你是李作鹏吗？”

我说：“是的。”

他问：“你现在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我不懂你的意思。”

他问：“你对你的罪行交待得怎么样？”

我说：“我有什么罪行？我所认识到的错误都交待了，都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了。”

他突然拍着沙发大声说：“你胡说！你打倒苏振华就没有很好交待。”

我压着火回答：“你说话要有证据！是谁决定打倒苏振华？是中央军委决定揪出苏振华，并同意把他交造反派揪斗，我违背中央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的决定，把苏振华从群众手中要出来，并把他秘密隐藏起来，是我救了他一条老命！”

“大官”叫起来：“你还狡辩！你无情打击、残酷陷害苏振华。”

我反问他：“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无情打击、残酷陷害？”

我指着他的鼻子大声说：“搞逼供的就是你们，无情打击正是你们！”

“啊！你还想抓我的小辫子？”

我说：“不！抓小辫子算什么水平。我要抓的是大辫子，是原则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

那个“大官”瞪着大眼、张着大嘴，呆若木鸡，狼狈不堪。

据我看，这帮人来此，根本不是来搞审讯的，而是借审讯之名，来试探我李某人，看看身为阶下囚的李某人如今是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风采。没想到我李某人现在是铁了一条心，在事实面前针锋相对，在真理面前寸土不让。

1973年2月12日，中央专案组工作人员三人来到通县我的住地，主要审讯1971年9月12日晚，我处理山海关机场的过程。

他们将当时山海关机场原始电话记录影印件带来给我看，一口咬定我两次篡改周总理指示，一口咬定我涂改与山海关机场联系的电话记录，一口咬定我放走林彪叛逃，并掩盖罪责。

我冷静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详细描述了自9月12日23时起，我与周总理保持电话联系，接到总理多次电话指示的情况和与山海关机场通话及电话记录情况。

不管中央专案组人员如何咬定我篡改周总理指示也好，还是放走林彪也罢，当时我始终坚持两点：

1、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机场，我是海军主要负责人，我又是根据周总理指示，处理林彪乘飞机转场问题，因此不论发生什么问题，不论有多大的责任，我都应该承担。我既不能把责任推给下面，也不能把责任推给上面。

中央专案组工作人员抓住我这种态度，进行高压，逼我承认他们指出的罪责。

2、我特别强调，9月13日下午，刘继祥秘书送我审阅的，处理九•一三事件自始至终的全部来往电话的记录稿，我阅读之后，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就在这个文件上写上：呈送总理批示。总理看完后，划了圈，一字未改的退回给我。我交刘秘书入档保存。总理对此文件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以上我只是写与中央专案组交锋的几个典型例子。

此后，从1973年3月到1976年4月，三年时间中，共审讯了30多次。主要内容是庐山会议和山海关机场问题。其次是武汉谈话“失密”问题、“九大”不投江青票的问题、华北会议问题等等。

每次交锋的结果始终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他按他的主观主义、事先制定好的无限上纲的罪名做结论，我依照事实以理据争。

事后我才知道，他们从1972年开始的近40多次对我的审讯，都是先定性，先做结论，后找证据。早在1972年，中央专案组就先后向全党公布了林彪罪行的《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吓死人的罪名满天飞。仅庐山九届二中全会问题，就有什么“反革命政变”，什么“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向党进攻”，什么“天才论是反党理论纲领”，“设国家主席是反党组织纲领”，什么“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什么“反党地下活动，大搞阴谋诡计”，什么“背叛‘九大’路线，背叛新党章，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举不胜举。堪称诬陷有术，无限上纲有术，置人死地有术。

第四十一章天塌地陷（之三）

一、悲喜交加

19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1月，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哀乐幽咽分外悲。

三十年代初,当总理来到江西苏区时，他带来一本电台通信密码，名为“豪密”（红军时期，周恩来的化名叫“伍豪”，可能是这种密码名称的来由）。当时我们红军刚建立电台，不久开始与上海中央通报，就把我调到红军总司令部机要科当机要员，掌握这本“豪密”，专门负责翻译与上海中央通报的来往电报。以后我不作机要员工作，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央军委二局作参谋工作，做侦听破译敌人电报工作，经常向总理直接报告情报，接受总理指示。因此我早就认识总理，总理也早就认识我。“文革”中,我目睹总理夜以继日的繁忙工作，苦口婆心的与“造反派”讲道理，没完没了的应付江青与“中央文革”的纠缠。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当时林彪曾交待军委办事组：“对待总理的指示要像对待我的指示一样去完成。”当我听到总理去世的广播，不禁老泪纵横，异常悲痛，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总理火化那天，我填了一首词：

敬悼周恩来总理

哽咽文化宫，抽泣英雄碑。痛悼伟人无限悲，八亿倾盆泪。一生为人民，鞠躬尽瘁殒。怅望长空送英灵，断肠复羞愧。

7月初，广播里又传来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的噩耗。旧悲未消，新悲又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人痛苦不堪。

早在中央苏区，1931年红军时期，我曾担任过朱总司令的卫士。朱总司令留学德国时，购买了四支德式自卫手提机关枪（类似现在的冲锋枪）和一支二十响的卜壳枪。那支卜壳枪和皮制子弹转带，总司令经常背在自己身上。我们四个卫士则背上德式冲锋枪，随着总司令形影不离。我们负责总司令的保卫工作，不论平时和战时，总司令走到那里，我们就跟到那里。康克清大姐是我们的支部书记，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因此我与朱德总司令的接触是由来已久的，感情也是深厚的。不过后来我调做其他工作后，和总司令的接触就不多了，闻悉他逝世，我心里也是很悲痛的。

1976年7月7日，我也填写了一首词，以表达我的哀思。

敬悼朱德委员长

悲歌传噩耗，四海起哀潮。痛悼豫章风暴首，哭失国英豪。一代老元帅，九州光辉照。南征北战寰球震，功比泰山高。

紧接着，9月初，毛主席又突然逝世了。这就更加悲痛欲绝了。

当时大家对毛主席的崇拜迷信，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天天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长寿健康。听到讣告广播，好像晴天霹雳，心碎胆寒，哭泣之声，处处可闻。不仅在国内震动，世界也震动。我同大家心情一样，“赣江追随四十年，幽禁更思引路人”。一方面悲伤，一方面关心中央领导层的变化。当时我填写的一首词：

敬悼毛主席

秋风烈，晴空霹雳天似黑。天似黑，统帅永眠，领袖长绝。解放中华倾心血，功高伟绩冠群杰。冠群杰，五卷宝书，遗志不灭。

正在非常悲痛哀悼的日子里，从《参考消息》的外电报道中，模模糊糊看出来一点异常情况，报道说：有的地方在批判“白骨精”。我立即想到中央领导集团内，果然出了问题。

“白骨精”是谁？我是能够猜到的，但绝对不可能是“白骨精”一个人。毛主席死后，这些家伙要闹事，要夺权，早在意料之中。可是在《人民日报》上，看不出任何暗示。心里彷徨了好几天。

1976年10月中旬，到底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中央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了打倒“四人帮”，宣布了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到处锣鼓震天，鞭炮动地，山欢水跃，普天同庆。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兴高采烈。这是我被隔离审查五年以来，第一次觉得心情愉快，第一次觉得秋色宜人。

庐山会议之后，这帮王八蛋已经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九•一三”事件和“九二四”事件之后，更加忘乎所以，尾巴翘上了天。到了“十大”之前，当领袖的愿望似乎已经胜利在握，迫不及待了。

我虽然“愚蠢”，但对他们的祸国殃民，争权夺利，野心勃勃，早看在眼里，恨在心上。

打倒“四人帮”后，在我身边的看守人员知道我了解“四人帮”的情况，每天总是好奇地问东问西，希望我满足他们的要求。由于他们都是连排干部，政治水平有限，所问多属生活方面问题，至于政治路线问题、争权夺利问题，谈的比较少。从他们谈话中，我也略知道一点“四人帮”新的阴谋活动情况。

没有料到，正在高兴之中，乐极生悲，发生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灾难，被“四人帮”迫害的我们反而受到更为严厉的惩处。

二、打入十八层地狱

当时看守我的负责人，是团司令部军务股副股长，姓徐，我称他“老徐”。老徐是山东胶南人，解放战争时期入伍，曾参加渡江战役、解放福建战役及抗美援朝战争。他文化程度不高，为人尚老实。

1976年11月初，大概他是奉命来了解我对打倒“四人帮”的认识。我把打倒“四人帮”的认识谈了以后，接着谈到康生问题。我说，康生是“四人帮”一伙的，是“四人帮”的后台，尤其是康生与江青是同乡，是江青的靠山。从延安一直谈到“文化大革命”中我所知道的康生所作作为。谈了之后，这位看守负责人，当然要向中央专案组汇报。但我并不知道，更没有意识到揭露康生问题是犯了滔天大罪。我仍蒙在鼓里。可是看守人员很快对我态度冷淡,不再问东问西了。

有一天，一位看守人员悄悄告诉我说，公安部于桑来了。我估计可能又要找我谈什么问题，结果没有见面。到了12月份，看守人员中有两三人数次坐汽车早出晚归。问他们干什么去了，均含含糊糊搪塞不做正面回答。我当时喂养了四只大母鸡，吃鸡蛋既新鲜又省钱。一天，老徐告诉我，现团部规定在营房不准养鸡，让我赶快把鸡杀吃了。三天吃一只，十二天吃完。万没想到，这就是打入地狱的前兆。

1976年12月29日晚饭前，该团一位负责人通知我说：“今晚上级首长找你谈话，你做好准备。”

晚饭后，开来两辆北京吉普车。黄昏时上车，向北京方向开去。进到德胜门向北拐，我猜测还是到沙河那个空军学校老地方。可是到了沙河仍沿北京昌平公路北去，一直开到昌平、南口之间，向西到靠近燕山脚下的秦城监狱附近。因为距这个监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炮兵射击场，过去我在总参管军事训练时，曾多次到过这个地方，知道那里有一座监狱。因此汽车开到秦城附近时，我心里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进入监狱大门内，在一栋楼房旁边停车，把我带入一间审讯室内，室内正面墙上有八个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下面有一张长形桌子，在桌子前面有一个木墩。

当时由监狱长和两个监管员进行搜身检查，其实什么东西也没有检查出来，只把我穿的棉鞋鞋带抽走，把手表摘下来。而后就由随车押送我的看守人员，把我日常用的衣物和其他用品拿进来，由监狱监管员一件一件的登记。

最后监狱长向我宣布三条：“第一，以后不准叫自己原来的名字，只叫监狱编号，你的监狱编号为7103；第二，不准在狱室的墙壁上乱写乱画；第三，不准在狱室内大喊大叫。”

宣布完后把我带到二楼西走廊，塞进一间狱室内。狱医量了一下血压后，立即把门关闭，外面一个军人站岗看管。

现在我是名符其实的政治囚徒了。

这间狱室是像棺材一样的长条形，不到八平方米。里面全部设备有：一张离地三十公分高的单人床板，一张约六十公分高的小条桌，一个抽水马桶，一个汤碗那样大小的洗脸池。

进入狱室时，大约是深夜12时左右，虽夜阑人静，但怎么也不能入睡。

人躺在床上,思想则像海潮一样翻滚。这里可能就是我葬身之地！这究竟是为什么？毛主席在世时，没有把我关入监狱，毛主席死后把我关入监狱。“四人帮”猖獗时期，没有把我投入监狱，“四人帮”打倒了，反而把我投入监狱。我反复思考，估计有三个可能：

第一、我揭露康生是“四人帮”一伙，是“四人帮”的后台，犯了滔天大罪，尤其1977年1月初，我入狱三天后，《人民日报》还大登特登康生相片，甚至连康生老婆曹轶欧的相片也同时登出。报纸上还公开辩护说，康生在党的“九大”时期，并没有向毛主席提议要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这就更加证实了我的估计。其实康生确确实实向毛主席提议过，毛主席不同意，康生才低头不语。

第二、我对华国锋为人没有认识清楚。公布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后，我曾表示拥护，认为他断然打倒“四人帮”，这是一件非常英明的决策。可是立即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肯定也是经他批准的“英明决策”。难道他比毛主席、朱德、周恩来更高明？更革命？

第三、在目前位居高位的中央领导人中，最希望置我们于死地的人应该是汪东兴。他在毛泽东、江青、林彪三角关系中的周旋与投机，我们知道情况不少，他当然不愿意让更多人知道他的龌龊勾当。

到了1978年《人民日报》开始不点名地批判康生，说明我以前的揭露是正确的。更觉得华国锋执行的是缺乏实事求是的极左思潮路线，因此后来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批判，我在思想上没有抵触。撤消华国锋两主席的职务我也拥护。

三、共产党监狱的滋味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监狱，中国和外国的监狱，可能都差不多，都是专政机器。我没有蹲过国民党的监狱，我也没有研究过外国的监狱，我只从中外小说描述中了解一点情况。究竟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也说不清楚，按道理应该说，共产党监狱是思想改造重于镇压，给出路重于整死，人道主义重于残酷折磨。

秦城监狱是五十年代新建的，据说是学习苏联某个监狱模式修建的，管理方法也是学习苏联的经验。而苏联又是参考沙皇时代办法而形成制度的。这个监狱分两个区域，西区一片楼房是关押普通犯人，东区有四座楼房是关押特殊犯人。东区这四座楼房虽然互相紧靠在一起，但又互相隔绝，用高墙厚壁加上电网，把每座楼房圈起来，只留人员进出小门，由军人站岗看守。每座楼房均是∏字形，共三层。每一层三个武装狱警，日夜站岗看守，警戒非常森严。任何时候，犯人不准互相见面，外人不能接触。每座楼房有一个监狱长，七八个监管员。他们的责任是分水、分饭、送报、送书、看管犯人放风，禁止犯人违犯狱规等。

我是被管押在东区一座楼房内。

这座楼房大约有一百多个单间狱室，在二楼我被关押的那个小单间里，我大约住了一年多的时间。以后进行了狱室修改，把两个单间中间的隔墙拆掉，合成一个单间，这样每个单间的面积扩大了一倍。

我于1978年搬进了大间狱室。但室内设备没有任何增加，铁门铁窗，依然如故。

开始时的牢饭还说的过去，中餐、晚餐都是两菜一汤，午餐米饭，晚上面食。每星期有一次菜多肉少的饺子，半月一次的小油饼，就算改善生活了。

可是这种待遇也好景不长，1977年春节之后，不知为什么，伙食质量明显下降了。有时一个煮鸡蛋加一个炒青菜，一个开水煮菠菜，这就是两菜一汤。或一个稍有点肉片炒的蔬菜，加一块四川榨菜，开水添几片黄瓜，这也是两菜一汤。我因是病人，隔天早餐有一碗牛奶，每星期发给一点水果，这可能是一种“优待”。

实事求是地说，保证吃饱不成问题。可能我们过的是“有资格吃好”的特殊牢犯的生活。

生活中困难之一是禁止吸烟喝酒。我平日酷爱烟酒，过去行军打仗时，烟酒不离身，久之成瘾，成为生活习惯。吸烟喝酒既能提神，又能解除疲劳，同时醒脑，我视之为乐趣。高兴时烟酒可添加高兴，不高兴时烟酒可减少烦恼。尽管知道烟酒多了也伤人，还曾几次和黄永胜、邱会作等打赌戒烟，终因意志不坚，半途而废。现在突然断绝，颇为难受。因为是被他人强制停止，心中就将此作为入狱后的第一个考验。——不吸烟，不喝酒，有什么了不起，死不了人。咬咬牙，跺跺足，不能为此低头，不能为此丢人。自此之后，烟酒不沾边，戒了一个彻彻底底。直至后来“出狱”，条件好了，也没有“复辟”，倒对我的身体有利，坏事变好事。

开始时学习条件非常不好，除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外，就是毛著五卷，其他什么书也不让看。我携带的所有书籍物品全部被监狱封存。借读马列书籍不给，借读鲁迅的著作更不给。监狱的意思是刚发下毛著五卷，应集中精力把这本书学好。

到了1978年情况变了，监狱图书馆开放，由监管人员用一个平板车，装满各种书籍（其中主要是马恩列斯理论书和中外文艺小说），到各狱室门口，打开室门，由犯人出来选择一本或数本。半月之后，平板车又挨门送来，交旧换新，自由选择。这样看书学习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每天上午、下午各放风一次，每次放风半小时。这里放风也特殊，为了绝对防止犯人互相见面，楼房院内修筑有成排成排的放风房，每间放风小房有墙有门，但没有顶盖，以便通风望苍天。将犯人单独关在各放风小房内活动。在每排放风小房顶上设有吊桥，看守人员在吊桥上来往走动，由上向下监视每个犯人的活动情况。对我因是病人则稍微特殊，在楼道指定一段没有犯人的走廊画地为牢，来往散步，或在院内规定某一地段道路，无人来往，为我散步活动地点。时间也不加限制，愿意活动多久就活动多久。

虽然规定犯人在狱室内不准大叫大闹，但办不到，经常有人喊天呼地，叫爹叫娘，大哭大闹。有的脚踢手砸狱门，大叫大骂。还有人不停地高声唱歌。看样子监管员除了对唱歌的不制止外，对其他的行为都予以制止，但很难制止得了。结果都要大吵一顿，大训大骂一顿才了结。有时我问监管员：“他们闹什么？”回答说：“那是疯子神经病。”

1978年的一天，听到楼下东面的一间牢房传来“咚咚、咚咚”拼命的手击脚踢牢门的声音，并且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凶。看守人员怒吼起来：“他妈的，你打门干什么？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监狱，只准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等看守刚刚离开，“咚咚、咚咚”的敲门声又响起来了。看守又跑过去怒吼起来：“你他妈的老实点，想找死吗？你不老老实实是要吃苦头的！”等看守刚刚离开之后，“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又响起来，听声音不像是手击门，而是脚踢门的声音，踢的特别震耳。看守又跑过去了，大声怒吼：“我警告你，你再闹，再不老老实实，那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你这样闹得大家不安宁，是违反监狱规定的，你是罪上加罪，你知道吗？再闹我们就把你手脚铐起来！”警告一顿之后走了，可是仍然没有完全安静下来。

有的犯人不论白天晚上高声唱歌，唱一会儿停一会儿，不但唱“国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也唱抗日时期的歌，唱解放战争时期的歌。看样子是想用歌声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在我的牢房下面一层还关押了一名女犯，她的特点是经常放声大哭，白天哭，晚上哭，哭得非常凄惨，非常伤心，哭的声音很大。从哭的声音判断，此人不过二十多岁的女青年，看守也劝说制止，但效果不大，时断时续。数天以后安静下来了，可能转到别的牢房去了。总而言之，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天天有。

监狱内有一个医疗单位，设有内外科、Ｘ光室、心电图室、牙科、配镜室等，有狱医值班。如果犯人有病，由监管员找值班狱医治疗。但狱医对犯人的工作态度很成问题，基本上不相信犯人口述的病情，只凭器械检查。例如对心脏病人，首先测试血压，再诊听心率情况，最后用手指按一按脚背，是否有浮肿现象，必要时作个心电图，很少过问自觉病情，你说他也不相信。

有一次我发高烧，狱医按一般感冒用药，我告诉他自己曾经有过数次急性肺炎的病史，他根本不听。以后发烧到40度，又发现只要咳嗽就大口吐血，这才确诊是急性肺炎，注射青霉素，拖延了几天时间。

又一次，我的一颗牙痛，不能吃东西，经牙医检查要拔掉。我同意拔掉，并告诉他我有心脏病，请拔牙时注意一下。牙医认为拔牙简单容易，不会影响心脏。可是当她拔牙的时侯，漫不经心，把牙折断了。为了把牙根取出来，不但把牙床挖得稀烂，用了一个半小时也没有取出来，结果引起我的心脏病发作，才停止拔牙手术，转为抢救心脏病。幸亏我这个人命大，又避免了一次生命危险。

按照狱规，犯人是不应受到人身侮辱的，犯人有权向监狱工作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提出控诉。这个问题实际执行最差，因为属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问题，我不想多去触动。有了一两次实际经验，我就更加采取约束自己言行，少说为佳。对于那些小人行为，采取横眉冷对的态度。如果欺人太甚，我的脾气也不会客气的。小人们是欺软怕硬的，你臭骂他一顿，虽然他可能借机报复，但可稍稍消除心头怒火。镇压与反镇压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古今中外一切监狱概不例外。

在狱中，最使我苦恼的是不能自由写东西，甚至平常写日记也不行，因为不给笔，不给纸。我多次提出要求，根本不睬不理。有时中央公布了一个什么重要会议，或公布一个什么重要文件，要我们表态时，临时给支笔给几张纸，写出后立即全部收回。如果发给你五张纸，只用了四张，还剩下一张白纸，或有一张写坏了作废，那么收回时这张白纸和写坏了的废纸也得收回，半点也不能少。

没有纸和笔我就自己想办法。我把从通县带来的一件白汗衫叠起来偷偷的放在床底下。每当监狱管理员发纸笔让我写材料时，我就尽量背对牢门，用手遮住白汗衫，不让狱警发现。把早已打好腹稿的草诗写在白汗衫上，有时也把中央专案组和公、检预审我的主要问题，我准备回答他们的提纲，简要的写在白汗衫上，写好后再将白汗衫藏在床底下。

在秦城监狱关押的四年中（1981年公审后，基本在复兴医院住），我的这一行动一直未被狱警和监管人员发现。几年来，白汗衫上密密麻麻，里里外外写满了小诗和提纲。

幸运的是，1981年我保外就医时，在通县隔离审查时写在笔记本上的小诗和在狱中写有小诗的白汗衫都退还给我了。

我原想一直保留这些物件，传给后代做纪念。一来让他们知道我在狱中的生活，二来自古以来“诗言志”，让他们知道我在狱中的感受和思想。可是在太原，我老伴每看到白汗衫就伤心万分，泪流不止。我只好把小诗抄下来，把白汗衫烧掉了。这部分小诗就发表在我的回忆录《悲怆诗篇》一节中。

四、平静中的波澜

时间就像长江、黄河的水，永远不知疲倦，永远不可阻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历史的长河中向前奔流。

自1977年到1979年，我被打入秦城监狱已整整三年的时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唯独我的状况和处境依然如故，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似乎很平静。中央专案组也很少来，每年有时来两三次，多是外调性质，谈别人的问题多，谈我自己的问题主要是海军的问题。中央也无人过问，似乎我这块料已经不在人间，已经彻底埋葬了。其实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平静中有不平静，平静中有波澜，平静中有起伏。

打倒“四人帮”后，我从报纸上获知，中央再三提出“有错必纠”，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必须彻底清查，彻底纠正。这当然是具有重大深远意义的工作。同时再三提出，要实事求是，既不扩大也不缩小，本来面目是怎样就是怎样，该谁负责就由谁负责。从理论上又勾起我一线希望的幻想。如果能这样，我一百个拥护，一千个拥护。

但实践中证明并非如此。

入狱前中央专案组审讯的重点是庐山会议的有关问题，及山海关机场问题。现阶段中央专案组审讯的重点是海军的问题。问题不同，但态度、方法我看不出有多大的变化，甚至比以前更加恶劣。

我对海军的冤、假、错案负有领导责任，但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即不能颠倒是非，也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强加罪名，否则就是主观主义、“实事求非”。

举几个在狱中审讯我的例子来说明。

第一，专案组硬说苏振华是被我打倒的，并受到我的残酷迫害。我回答他们：“你们完全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关于中央军委决定，打倒苏振华的情况,我已经说了多次，而且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第二，专案组硬说陶勇（东海舰队司令员）是我迫害致死的。我回答：“这是胡说八道！”我反问专案组：“你们有陶勇是我迫害致死的证据吗？我可以肯定的说，你们没有！”我接着说：“事实是：1967年初，在谁也没有决定打倒他，谁也没有揪斗他的情况下，此人就跳井自杀了。当时我尚在被群众围攻批斗的焦头烂额之中。”

我说：“事后，许世友曾对我说：‘陶勇是被文化大革命吓死了’不信，你们去问许世友。”

第三，专案组硬说张学思（海司参谋长）是我迫害致死的，我的回答是：“完全无稽之谈”。我说：“我承认，按叶群的意见，我交代海司办公室写了一份张学思的材料送给她。这份材料是整理群众大字报批判张单纯军事观点的，就此而已。”我又说：“张学思问题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中央决定将张学思作为‘东北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而逮捕的。张被捕以后，我根本没有过问，一切由中央专案组处理。张学思是在被逮捕后病死的。”

我向专案组的人说：“写了一份批判张学思单纯军事观点的材料，与中央决定将张学思作为‘东北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并逮捕，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是因为我们写了一份批判张学思单纯军事观点的材料，张学思就成为‘东北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吗？你们不觉得这个逻辑可笑吗？”我说：“批判‘单纯军事观点’（人民内部问题）与‘叛党投敌反革命’（敌我问题）的性质能一样吗？”

最后我说：“张学思病死于逮捕之后，是谁‘迫害’，如何‘致死’不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吗？硬说是我把张学思迫害致死，这不是无中生有的强加罪名又是什么？你们哪里有半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呢？”

第四，专案组硬说齐勇（国家海洋局局长）是我迫害致死的，我的回答同样是：“完全胡说八道”。我说：“我承认，我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没有把齐勇从造反派手中抢救出来，齐勇是海军干部，我有责任。但是我没有将齐勇抢救出来，就是我将齐勇‘迫害致死’，你们造假诬陷的水平也太拙劣了吧？你们对我的诬陷，是不攻自破！”我对专案组说：“要证明齐勇是我迫害致死的，必须拿出证据。海军文革办公室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当时的秘书就是最好的证明，李长如就是最好的证明，呈周总理有关海洋局的情况报告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们在给我扣大帽子之前，难道没有做调查研究吗？”

第五，专案组硬说雷永通（南京海军军事学院政委）是我迫害致死的。我反驳他们：“红军时期，我就和雷永通在军委二局一起工作，我们是爬雪山过草地的生死老战友，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解放后，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文革中，特别是“七二〇”武汉事件后，海军学院的造反派与张春桥支持的“红纵”搅在一起反对南京军区许世友。我知道后，立即告诉海军政治学院，不准反对许世友，不准把矛头对准南京军区。海军学院造反派按照我的表态，逐渐转向支持许世友和军区，许很感谢。后来，按照军委指示要求，南京军区把海军军事学院的“斗、批、改”工作交由江苏省军区具体负责。省军区派工作组进驻学院。工作组给雷永通扣上“叛徒”的罪名，刑讯逼供，最后迫害致死。”我又说：“事情发生后，南京军区两次派人到海军说明情况并道歉，许世友也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对雷永通之死负有责任。’对江苏省军区这种做法，我是坚决反对的。这件事许世友清楚，萧劲光也清楚。现在你们把雷永通之死的罪名加到我头上，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仅举上面五例，已经可以说明，在“杀人偿命”这样天大的问题上，他们也敢毫无根据的捏造事实，无罪被诬陷，结论纯胡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所谓“实事求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1978年7月29日，中央专案组和总政代表在秦城向我宣布，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我当时依然相信党中央，依然相信毛主席（1973年毛主席还健在）迟早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同时又不了解整个案情，因此我表示：“只要对党、对人民、对国家有利，自己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话虽如此说，但内心的痛苦如同刀割，难以忍受。

1973年党的“十大”时，我曾向党中央写过报告，请求保留我的党籍。现在看来，打倒“四人帮”后的1978年，宣布1973年“四人帮”猖獗时的决定，我自然觉得非常荒唐，当时我没有拒绝签字，现在很后悔。但签完字后，我把签字的笔狠狠摔起一尺多高落在桌上，心里又气又悲。

我现在一无所有了，革命资历、党籍、职务、待遇全部一笔勾销了。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我没有掉眼泪，长期坐牢受折磨，我没有掉眼泪，妻离子散，我也没有掉眼泪，可签完字回到监室，心如刀绞，两行热泪早已湿满了前襟。现在每当想起被开除党籍，总是伤心落泪。党籍比我生命还宝贵十倍百倍！四十多年为党、为国、为民拼死奋斗，用生命和鲜血得来的无尚光荣，就这样胡里胡涂的丢掉了，哪能不痛苦！哪能不悲伤！落到这个下场，谁碰到也寒心！天下公理何在啊？

1979年国庆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叶剑英在讲话中对我们的罪名的提法又“更上一层楼”，不是“反党集团”而是“反革命阴谋集团”。这样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升级为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了，我就更加想不通了，更加难以承认了。

1979年12月22日上午，监狱长突然来到我的监室通知说：“你的孩子来探视你，你准备一下。”

我说：“没有什么要准备的。”

他说：“第一刮刮胡子，把穿的衣服也弄整齐一点，第二只谈生活问题，不要谈政治问题。”

下午起床后，把我带到监狱大门外一间接待室内，见到了我的两个儿子李冰天、李炎天和小女儿李小征及女婿苏天祥。相隔八年多了，竟然在监狱中相见。

我的小女儿一见到我，就忍不住悲痛，抽泣不止，一头倒在我的怀里说了一句：“爸爸，你受苦了”。到底还是两个儿子坚强一点，生怕引起我更加伤心，强忍住了眼泪，其实心也在流泪。我也生怕引起孩子们难受，有泪强往肚里咽。天地无情人有情，骨肉之情人皆有之，此种场合，谁没有悲伤与激动？

孩子们告诉我他们这几年的情况，最使我高兴的是，第一次知道我的老伴还坚强的活着，知道了她的下落，知道了她的情况，这是我八年来日思夜想，牵肠挂肚的事。我的判断没有错，她正直、坚强、善良，是我的生死战友，是我的好老伴，孩子们的好母亲，虽然老伴已年近花甲，体弱多病，但不管千难万苦，我相信她一定会顽强地活下来。听到老伴的情况我高兴极了，也放心了许多。

孩子们还告诉我，他们都从部队转业了，在地方安置了工作，结婚成家了，两个女儿还生了孩子，李家已是三代同堂了。但是他们因我而受到的株连痛苦一句也没有说。孩子们经受了大风大浪的锻炼，长大了，成熟了。当时，我也是报喜不报忧，告诉一点我的身体和生活情况来安慰孩子们。我们谈话时，旁边坐着监狱的工作人员在监听。

我们一边谈话，一边吃孩子们送来的各种各样的食品，时间过的真快，大约两个小时左右结束了见面。经过这次久别重逢的相见，我的心情稍微舒畅一点，但遗憾的是不允许谈心里的真实话。

后来规定，每三个月亲属可来探监一次。经过几次探监，才把全家老小都见到了。八年多时间，全家还人人活着，应该谢天谢地，应该热烈庆祝。

现将对我家属子女的“照顾”（“照顾”的话出自周恩来1971年9月24日）略述如下：

我的妻子董其采，上校军衔，11级干部，1939年在党的“抗日救亡”的召感下离家出走，从天津跑到冀鲁边游击区参加了八路军（我的老丈人在天津的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寻找）。在八路军115师中担任医生，救治伤员。是游击区隐蔽休养所的所长。解放战争时是四野机关卫生所的所长。解放后曾担任武汉高级步校医院院长，161陆军医院院长和武汉军区总医院副院长等职。“文革”开始时任海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九二四”事件后，她被专案关押多年，污蔑“参与在海军夺权”，1978年做了“敌我矛盾”的结论，海军召开几千人的大会批斗后，送河北汉沽农场看押劳动改造。快六十岁的人，身体被摧残的浑身是病，还要下农田劳动，干不动了，还要受到看管人员的申斥。在此期间，她多次向中央、中央军委申诉自己的冤案，后改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没有恢复党籍军籍。

大女儿李大征，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原在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当大夫。受株连后被调出解放军总医院，安排到晋西北五寨山区的一个部队医院工作了几年后转业地方，随丈夫落户沈阳。其丈夫刘伟钦，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参军后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工作，受牵连先专案关押几年，又发往山西忻县部队农场喂猪，后转业回原籍沈阳。

二女儿李幼征，已在总参三部工作多年，被株连后也是先被专案关押，又调湖北钟祥部队农场工作，后转业到地方农场工作至今。

大儿子李冰天，原在北海舰队驱逐舰大队的某导弹驱逐舰上担任航海长，“九•一三”事件后，被中央的某位大人物污蔑为“海军的林立果”，隔离审查多年，结论为“犯有严重政治立场错误”，然后被赶出军队，转业到内蒙古，他多次向中央申诉不白之冤，1978年底，胡耀帮对他的申诉书亲自做了批示，并将批示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组织部的简报中，之后回到北京，在交通部门工作。

小女儿李小征，北京大学毕业，原在海政宣传部新闻处工作。被株连关押几年后赶出海军，转业到地方工厂做搬运工。

小儿子李炎天，1971年刚刚16岁，尚无独立生活能力，也被以“办学习班”的名义关押在海军农场几年，要求与我“划清界限”，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放出来后无依无靠，到处流浪，后被安排在农场劳动，幼小心灵遭到严重的伤害。

“九二四”事件之后,无论是年幼的小儿子，还是年过半百的老伴，全家都无一例外的被以“专案组”、“学习班”的名义分别进行隔离审查和关押，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短者二三年，长者五六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这就是对我家属子女“照顾”的实际情况。

重复说一句，所幸的是全家人的生命力极强，既无上吊、跳楼，也没有被整死。现在都成家立业，依靠自己的本事养家糊口，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

第四十二章预审抗争

一、预审的折磨

乌云滚滚，寒风暴雪。在大半年突击预审的日子里，是天昏地暗、残酷折磨的历程。

1979年12月下旬，公安预审人员在秦城监狱审讯室开始提审我，并令我用写材料的办法，交代问题。我当时表示用写材料办法交代问题没有意见，但我这里既无笔，又无稿纸，应如何解决？他们答曰：由监狱供给你笔和稿纸。

回忆了两天后，我就向监管人员要笔要稿纸，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我即开始动笔。

当时我已感冒多日，低烧不退。我带病坚持写到第二天下午，心脏病突然发作，而且极为严重，胸区疼痛、四肢抽搐、痉挛，血压逐步下降，心率由快变慢，心力微弱，人处于昏迷状态。医生护士抢救了两个小时，经过含药、打针、输氧、输液等措施，才逐渐恢复过来。这一次犯病惊动了监狱主要负责人。大概由于刚刚开始预审这个特定的时间，我这个重要的犯人要是死了，他也不好交代，于是第一次到狱室来看我。不久他们通知我，待稍稳定后，送我到北京复兴医院治疗。于夜11时，用担架把我抬到汽车上，仍不断输氧，不断含硝酸甘油片，坚持到北京复兴医院，也就是公安部的监狱医院。

到医院后，经医生检查，规定卧床两周，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卧床到第十天，我觉得身体已恢复正常，要求起床写材料，医生勉强同意，并规定每天写材料的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这样我的材料拖拖拉拉一直写到1980年1月27日才结束，共写了四十八页，约一万三、四千字。

在材料中我重点回答了公安预审人员提出的“现在哪些问题想得通，哪些问题想不通”的问题。我在材料中这样写道：

人的思想总是不断地在想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决定意识”，由于长期与世隔绝，坐井观天，不了解情况，因此有的问题想得通，有的问题想不通，也是很自然的。现在就有关自己的问题谈一点想法：

第一、1973年，中共中央的决定中，说我是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之一，决定永远开除我的党籍。我曾表示服从中央决定，但内心痛苦万分。为党为国，流血流汗，拼死奋斗一生，得到的结果是如此下场，我很难想得通。

第二、国庆三十周年，叶剑英讲话中对林彪集团的提法又升级了，不再提反党集团，而是反革命阴谋集团，这样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升级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了，我就更想不通了。我是“反革命”？杀头也不承认！

第三、关于庐山会议是“未遂政变”，反党理论纲领是“天才论”，反党组织纲领是“设国家主席”及“专了我们两天半的政”等等，我始终没有想通。“天才论”怎么是反党的理论纲领呢？“设国家主席”怎么就成了反党组织纲领？在党的全会上，中委们讨论同意“天才论”也好，不同意也罢，讨论设国家主席也好，不设也罢，难道不是党内民主的正常生活吗？全会上，有人（我暗指汪东兴）始终坚持设国家主席，至今无事，而我根本没有提设国家主席一个字，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呢？我实在想不通。

第四、毛主席在武汉谈话失密问题。刘丰把谈话内容告诉了我，我回北京后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并向海军党委常委作了传达。有人说这是“超级间谍”，是“向林彪告密”，我很难想通。为什么中央主席的重要指示，不能告诉中央副主席？不能告诉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能告诉军委办事组组长？不能告诉北京的任何人呢？

第五、关于被长期关押的问题，内心是矛盾的，有时想得通，有时想不通。既然我是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又是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如果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罪名真能成立，不但坐牢，就是长了十个脑袋也是不够杀的。可是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反党”？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反革命”？有什么证据证明我进行了“反革命阴谋活动”？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的错误是敌我问题？难道林彪叛逃了，我们就应该坐牢吗？我想不通。

总而言之，我参加文革五年，既拥护毛主席，也拥护林彪，结果被打倒了。别人参加文革十年，既拥护毛主席和林彪，也拥护和支持“四人帮”，可是安然无恙，甚至得到提拔（这里我话锋仍指向汪东兴，此时他已经当上了中央副主席）。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能想得通吗？！

1980年1月底，我将写的材料送走了。

1980年2月初，开始公安预审。有海军的、总政的、公安部的干部参加。其负责人可能是海军保卫部或检察院的什么人，自称是“中央代表”，实际是个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和搞“逼、供、信”的能手。他架子很大，张牙舞爪，来势汹汹，其实是一个“大草包”，是只不堪一击的“纸老虎”。

他们在复兴医院布置了预审室。

第一次提审我，那个“中央代表”就声嘶力竭，胡说八道，横加指责。

他趾高气扬地说是“代表中央”来审查我，并全部否定我写的48页材料，指责那个材料不是老实交代，而是“以假乱真”，逼我承认这个材料就是“以假乱真”，逼我承认张学思等人是我迫害致死的。

“中央代表”狐假虎威的这一套，我早有准备。他们根本不是实事求是、心平气和地来谈问题，而是想用高压政策来压服我。我不能对他们客气！

我抓住这个“中央代表”的胡说八道的结论，进行猛烈的反驳，我大声地说：“你凭什么说我的材料以假乱真？凭什么说我不老实交代？你的证据在那里？你以为你用代表中央的大棒子，用胡说八道的大帽子，就能压服我，就能吓住我，做梦！妄想！你根本没有资格代表中央来审问我……”就在这时，我的心脏病再次复发了，只感到胸区阵阵刺痛，呼吸越来越急促，豆大的冷汗从额头流下，我双手紧紧压住胸口，再也不能说话了。他们只好趁机停止审讯。

在复兴医院，每当我身体稍好一些，他们便开始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的审讯，但我始终抓住“中央代表”全部否定四十八页材料，并定性为“以假乱真”的结论，逐个问题进行驳斥，系统地阐明我的观点，批驳得他们不能招架，狼狈不堪。

我要他们回答：“我的材料中，写了四大问题，哪个问题是‘以假乱真’？每个问题又写了若干条，哪一条是‘以假乱真’？全文写了一万多字，哪一个字是‘以假乱真’？”他们当然是无法回答。

他们又企图诡辩说：“并没有全部否定那个材料。”

既然没有全部否定，我又追问：“那你们肯定了哪一条？肯定了哪一页？肯定了哪个字？”

他们仍然无法回答。

以后，他们想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再说其他问题，我的态度非常坚决，我说：“这是重大原则问题，你是代表‘中央’对我的材料做的结论，若不谈清这个问题，其他问题无法谈”。

这些人此计不行再生一计，企图采取换人的办法，让别人主持审问，“中央代表”在幕后操纵。我识破了他们的把戏，仍抓住“中央代表”说的“以假乱真”的结论不放，并痛斥所谓“中央代表”。

我说：“你究竟代表哪个中央？是共产党中央，还是国民党中央？谁委托你代表中央宣布我的材料是‘以假乱真’？你究竟是中央代表，还是政治骗子？两者必居其一，请明确答复这个问题。”

他们知道这是重大政治原则失误，企图抵赖。但是白纸黑字，两个记录员在案记录，又有十几个人共同旁听，怎么抵赖得了呢？同时我又痛斥其搞“逼、供、信”。

我说：“你以‘中央代表’名义否定我写的四十八页材料，逼迫我承认材料是‘以假乱真’，逼我承认张学思等人是我迫害致死的，逼得我当场心脏病发作，差点把我逼死了。此情此景，你们大家都看到。‘四人帮’时的专案组搞逼供，我饱尝其苦。你们搞逼供，比‘四人帮’时的专案组更为严重，更为恶劣。这是我亲身比较得出来的。”

这样从2月相持到6月份，毫无结果。于是，他们采用更恶劣的办法，想逼我就范。

第一、赶我立即出院，回到秦城监狱。五个多月，十几次的公安预审，一方是高压逼供，一方是针锋相对，依理据争。当时我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而且相当严重，基本上离不开氧气，离不开急救药品，离不开医护人员的监护。而他们根本不管我的死活。这样更激怒了我。当时我就有一个信念：“斗死也不折腰”。对付邪恶的“特效药”，除了跟邪恶坚决斗争之外，别无他途。

第二、由总政保卫部某副部长来秦城监狱宣布将我逮捕，要我在逮捕证上签字。

我说：“已经坐牢八年多来，为什么现在宣布逮捕？以前八年多算什么？”

答曰：“过去法律被‘文革’破坏了，现在补此手续，以前八年多也算逮捕。”

我签字后，把笔摔得一尺多高，表示我的态度。

第三、我被赶回秦城监狱后，拖着重病的身体，立即向监管人员、监狱长要求供给笔和纸，有重要问题要向中央报告。开始几天，他们根本置之不理。以后我发了脾气说：“你们这样做，究竟为什么？请把你们这样做的明文规定给我看一看。”他们以后推辞说，已请示上级，尚未答复。简直急得我快要发疯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到了6月下旬，才给了一支笔和几张纸。我于6月26日向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标题是《请求澄清我的三个冤案》。报告中谈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年初我所写的四十八页交代检讨材料，受到自称“中央代表”的人，主观唯心主义的乱下结论、被诬“以假乱真”的问题；二是关于1976年秋，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而遭到迫害打入监狱的问题；三是关于1967年初我违背军委决定、违背海军党委决定，先公开后秘密保护苏振华而遭到诬陷的问题。这个报告的重点是讲了揭发康生而遭到迫害的问题。

后来，总政保卫部那个副部长对我写的四十八页材料给予了重新结论，认为有正确部分，也有错误部分。由于不敢再坚持“以假乱真”的结论，不敢再以“中央代表”资格审讯，同时换了人马，改由范维纲（原海军老保卫部长）主持公安预审，原来那个“大草包”不敢再露面了。

范维纲对我说：“希望改变顽固对抗态度，老实交代问题。”

我说：“顽固如此，不顽固也如此，老实如此，不老实也如此。我的态度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没有其他态度。我的思想、我的性格、我的脾气、不管你怎么压，怎么逼，怎么欺、怎么骗、怎么折磨，依然如故，很难改变。”

为了观察这帮公安预审人员下一步的情况，我同意回答其他问题。

有一次提审，在谈山海关机场问题时，他们把山海关机场几个当事人用汽车拉到秦城监狱作证。我当时只观察他们的言行，并没有插话。

当他们做完证明，退出审讯室后，我向预审人员说：“你们看到了吧。第一、证人李万香讲话时头冒虚汗，全身发抖，说话结结巴巴，证明他是心虚有鬼的；第二、最后讲话的那个证人（机场场站政委）也说，0点06分的电话中，我曾说过要四个人联合指示才放飞，证明我当时的指示没有错。”

这一下把几个预审人员又搞得狼狈不堪，无言以对。为什么后来在公审时李万香作证讲话，气壮如牛，那是经过半年训练的“丰功伟绩”。

不知为什么，到了8月上旬，在我并未发病、并未抢救，也并未要求住院的情况下，忽然又把我由秦城监狱送回复兴医院。我心中暗想：这绝对不是为了给我治病方便，可能“十二级台风”还在后面。我估计我不再抓住“中央代表”的“以假乱真”不放，而开始谈其他问题了，或许才放宽一点，诱你钻进他们早已定好调子的框框之内。

公安预审一直到9月初才结束，但如同进入万山丛中，一山放过一山拦，紧接着是检察预审。

检察预审的负责人是海政检察院副检察长张肇圻，此人我也认识，是海司原航保处长，现在竟成了风流人物。检察预审就是公安预审的翻版，逼供、诈供、诱供、骗供，内容如出一辙，手法如出一辙，如同出自一名导演的两幕戏，没有丝毫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可言。

在公安和检察预审的全过程中，凡是他们提出的虚假的、无中生有的、无限上纲的、诬陷的问题，均被我用事实、用道理，针锋相对的加以驳斥。这些都是有录音、有记录可查的。每份记录均经过我签字存档的。

一直到9月底预审全部结束。八个月之内，共提审七十多次，心脏病发作六次之多，体重下降二十六斤。医生们甚至以为我患了癌症。老实说，如果不是多数时间住在医院，治疗条件稍好，不然的话，恐怕折磨得早已命归黄泉了。大难不死，绝处逢生，真是有福之人。“满目青山俱是乐，一时屈辱无须惊”。

二、请求澄清我的三个冤案

1980年6月26日，在公安预审的高压下，我在监狱中向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揭露公安预审大搞“逼、供、信”的恶劣行经，再次向党中央表明我的态度。

这份给党中央的报告，实际上也是我的“遗书”。因为当时我决心以死抗争到底，绝不低头。我就是被折磨死了也要喊冤！

《请求澄清我的三个冤案》

党中央：

关于我1980年初所写四十八页交代检讨报告，受到自称中央代表主观唯心主义，颠倒是非，强加于人，以假乱真的结论问题；关于我1976年秋，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而被打入秦城监狱问题；关于我1967年违背军委文革决定和海军党委决定，先公开后秘密保护苏振华而遭到诬陷的问题。以上三个问题，我已多次向提审人员请求澄清，但至今未见一个字的答复。

对于四十八页材料问题和苏振华问题，我向提审人员讲的比较清楚，有记录在案，应该随时可查。对于康生问题，虽然基本情况提到了，但我的思想观点没有全部讲出来，因此有必要补充如下两个问题：

一、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是揭发对了，还是揭发错了？是揭发有功，还是揭发有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三年多的实践，尤其经过中央对康生的揭发批判，举国上下人人都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结论是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是没有罪的。改变毛泽东的“隔离审查”决定，把我投入监狱是不正确的。

二、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之后，为什么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党的政策是立功赎罪，为什么对我是立功加罪？

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算不算立了功？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至少不是犯了过。为什么？我的理由有两条；

一是有“先见之明”。我是1976年秋打倒“四人帮”之后，大约是10月底就向当时看管我的负责人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的。《人民日报》批判“顾问”，批判“理论权威”，大约是在1978年冬。我的揭发比《人民日报》提早两年以上。当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时，《人民日报》还大登特登康生的照片，拼命宣传康生。大约是1977年2月某日《人民日报》还刊载一篇短文，为康生在“九大”时要在中央常委名单中增加江青进行诡辩。

实际情况是“九大”时，康生向毛主席提出：中央常委中增加江青。毛主席听了这个意见很生气，手拍沙发说；“我不能同她在一起工作，我受了她半辈子的气。”把康生顶了回去。所以《人民日报》的那种诡辩，只能欺骗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古人曰：千智可能有一失，千愚可能有一得。我是千愚之人，但在某一件事情上，也可能是对的。对康生的揭发即是“千愚一得”。

二是有胆量，有勇气。康生生前是党中央副主席，死后中央对他的悼词又评价非常高。据我看，某些地方超过对周总理悼词的评价。什么“坚定的反修战士”等等，在周总理的悼词中都没有这样的提法。因此康生在当时也是一个庞然大物。他虽然死了，但他在党内的影响还存在，他还有一伙忠实的追随者。没有胆量，没有勇气，是不敢惹这个庞然大物的。

陈毅在文革初期讲了一句“延安抢救运动扩大化”，康生恨之入骨，骂陈毅是反对延安整风运动。直到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时，康生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还骂陈毅是一个老反革命。其原话是：“陈毅这个老反革命嗅觉真灵，这次又跳出来了”。当时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在场。

所以我揭发康生并不是没有考虑后果的。但我有胆量，有勇气揭发，主要是相信两条；

1、我相信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既然把“四人帮”打倒了，就一定要把“四人帮”的后台、靠山、谋士推倒。盖棺不能定论，因为他的丑恶影响流毒存在。不推倒就很难肃清流毒，就很难平民愤。

2、我相信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观点。我认为我手里有真理，我掌握了一部分康生与“四人帮”，特别是与江青的确实材料。

康生介绍江青与毛主席结婚时，我正在延安，当时我听到的流言蜚语不少。抢救运动时，我虽不在延安，但我也听到许多不满情绪的谈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看到、听到的就更多了。特别是在“九大”中的两次恶劣表演，遭到毛主席的痛斥，给我的印象尤深。一次是大会选举中委时，江青少了六票，康生主张追查，看谁不投江青的票，遭到毛主席的痛斥：“那还追查得，违反党章！要犯政治原则错误。”一次是要提江青为中央常委，又遭到毛主席的痛斥。

文革初期，我误认为江青的所作所为，可能代表毛主席。直到十二中全会时，我才真相大白，她的靠山是康生。

是不是对我立功加了罪？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

主要表现是两个：第一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后不久，就把我从原隔离审查所在的卫戍区部队，投入秦城监狱，打入十八层地狱。第二把我所有的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等书籍、手稿以及治病的药品、器具全部抄走没收。有人会说，关押在卫戍区部队和关押在秦城监狱性质是相同的。对，性质是相同的，但程度是不同的。我关押在卫戍区部队时，我可以自由阅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我可以自由看历史书籍，包括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古代历史；我可以自由看近代和古典文学作品，包括红楼、三国、唐诗、宋词；我可以看报和参考消息；我可以自由写字，“文房四宝”俱全，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写多少就写多少；我可以在院内种菜栽花，既可劳动消遣解闷，又可获得劳动果实，改善生活。至于我的饮食情况和治疗情况，那比秦城监狱更是好得多了。

提到秦城监狱，除了重门铁窗，六面碰壁外，其他就微不足道了。据说对我的生活还有点特殊照顾（我不觉得有什么特殊照顾，体重降了二十多斤）。

总之，三年多时间，我的身体垮得特别快，最后住了半年医院，目前情况稍有好转。

除了上述三个冤案请求澄清之外，我还有其他不少问题请求澄清。第二批需要澄清的问题也是三个。这是人命关天的问题，并且在《人民日报》见了报的。虽然没有对我指名道姓，但一提林彪死党，林彪在海军的死党，人人都知道是我的代号。

这三个问题是；（1）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跳井自杀是不是我迫害致死的？有什么真凭实据？（2）海军参谋长张学思被关押，死于医院中，是不是我迫害致死的？有什么真凭实据？（3）国家海洋局局长齐勇跳楼而死，是不是我迫害致死的？有什么真凭实据？如果都有确切证据证明是我迫害致死的，我愿意赔命谢罪。否则我保留以后提出不同意见。我要申冤！

除了上述六个问题待澄清之外，我还有其他问题，将继续提出，目前可以暂时搁下。

李作鹏

1980年6月26日。

第四十三章公审实录

一、起诉书中的五大“罪行”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决定，“鉴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是特别重大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特作如下决定：一、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检察起诉。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明眼人不难看出，在未开庭审判前，全国人大的这个决定，就已经从标题到内容，把审判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案”了。按照这个定性，被押上审判台的被告人，就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了。实际上不再用开庭审判，这些被告人已经被判决了。

对我来说，则是被人所迫，以牺牲自己一生的追求、理想、奋斗、成就、名誉为代价，而成为替他人承担罪名、对历史承担责任的“替罪羊”。

这样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电视转播的大审判，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80年11月2日，特别检察厅提出了起诉书。副本于11月13日送到了我的手里。全文四个大问题共四十八条，两万多字。其中直接与我有关的问题共有五处，抄录如下：

１、“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李作鹏伙同海军第二政治委员王宏坤、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写材料，诬陷‘贺、叶配合刘、邓、陶企图篡军反党’”。

２、“林彪、叶群、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诬陷罗瑞卿‘里通外国’，是‘内奸’，‘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对海军‘怀有巨大阴谋’”。

３、“李作鹏伙同王宏坤、张秀川诬陷、迫害海军大批干部、群众。一九六八年一月李作鹏提出专案工作‘是共产党打国民党’。同年十月又说要‘猛打、猛冲、猛追’。李作鹏直接诬陷、迫害的有一百二十人，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

４、“……六日，李作鹏在武汉得到武汉部队政治委员刘丰关于毛泽东主席在武汉同一些负责人谈话内容的密报，当天返回北京，分别告诉黄永胜、邱会作”。

５、“林彪叛逃前，周恩来总理决定，256号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但李作鹏给海军山海关机场场站下达的命令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并说‘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九月十三日零时二十分，256号专机准备起飞、尚未发动时，场站领导人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不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竟推托说：‘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以拖延时间，使林彪得以趁机外逃。事后，李作鹏又涂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反复看完了起诉书，对于强加给我的这些“罪名”，心里有了底。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国家的专政机构对我从身体上到精神上，从心理上到生理上，从我个人到整个家庭，施以高压与摧残，真是“乌云滚滚寒流急”，大有将我碾成齑粉之势。但真正揭开泰山压顶般的问题盖子，那里边到底有哪些问题能够构成“罪行”？有哪些真凭实据能够证明“罪行”？

所有从那个时期经历过的人心里都明白，在毛泽东、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那场全民投入的、狂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这一切问题的发生与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背景、有根源的，只要是客观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看待这些问题，答案自在人心中。

11月18日，我在起诉书的空白处用一首白话诗表达我看完起诉书的感受：

评起诉书

1980年11月18日

妄图欺世难欺我，落井投石心肠恶。

略举一例雷永通，造谣诬陷千万确。

我在第26页“李作鹏直接诬陷一百二人，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后，重重地写上“完全伪造”四个字。（见图1）

1980年11月17日，我接到特别法庭的传票及法庭规则（见图2）。传票上是这样写的：“1980年特法字第1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并定于11月20日下午3时到特别法庭接受审问。

那天，他们用汽车把我拉到公安部礼堂。一进门，只见得法庭布置森严，审判区军警林立。

审判台上，一边坐着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一边坐着特别法庭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审判台的一侧坐着记录员，另一侧坐着辩护律师。在被告席的后面，是一片各种各样的旁听人员，及文化大革命受害的家属。另外还有不少记者，忙着摄影、照相、录音。

这一天，所有活着的十名被告均到场，听取特别检察长黄火青照本宣读起诉书。因为人多，礼堂小，室内温度特别高，空气特别坏，听到一半，我就感到有心脏病发作的症候，心慌胸闷，呼吸越来越困难。医护人员将我扶到一旁，进行吸氧、打针等措施抢救。稍有缓解，我仍坐到自己的被告位置一直坚持到整个过程的结束。

二、四次庭审和一次辩护陈述

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由伍修权主持，对我个人单独进行了五次公开庭审。

第一次庭审。

1980年11月25日下午，对我进行第一次公开庭审。庭审调查的内容是关于毛主席巡查武汉谈话失密问题。法庭上宣读了刘丰和黄永胜、邱会作的证言。

我如实回答了审判员提出的“刘丰告诉你毛主席谈话内容是什么？”“你回北京后又告诉了什么人？”等问题。

当审判员问我为什么要把毛主席的讲话内容告诉黄永胜时，我当时感到这个问题问的十分可笑，我心想，告诉黄永胜有什么错？告诉黄永胜、邱会作我就犯了“大罪”吗？我回答说：“黄永胜是我的直接上级，他是总长，我是副总长，毛主席这么重要的指示，我应该向他报告。”

当时在场的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突然插话说：“你明知黄永胜与林彪、叶群的关系，是有意告密。你不要利用工作关系来掩盖阴谋活动！”我心中立刻火冒三丈，我反驳说：“我不知道你说林、叶与黄是什么关系？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有意告密，更没有阴谋活动……”。我正准备反击黄火青的话，可未等我的话讲完,二庭庭长伍修权立刻打断我的讲话说：“不要多罗嗦”。当时我真想要再回击伍修权，法律明文规定允许被告辩护，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讲完？什么是罗嗦？哪一句是罗嗦？我想问问黄火青：“有什么证据说‘我有意告密’？又有什么证据说我‘阴谋活动’？”我向我的直接上级，原原本本地报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与“有意告密”、“阴谋活动”之间能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吗？堂堂的特别检察厅厅长，就是这样将一件非常普通，非常正常的上下级谈话硬说成是“告密”，是“阴谋活动”，是我的一条“罪行”。是无知？还是有意？

退庭后，我将伍修权阻止我发言的事告诉了我的辩护律师，并正式通知他，如果以后再发生此种现象，不按照法律保护被告人应享受的权利，我就要当场回击。

第二次庭审。

1980年11月28日下午进行第二次庭审。庭审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处理山海关机场林彪叛逃问题。江华、黄火青、伍修权等大人物均到庭坐镇。法庭以明显地定好调子的态度出示了两三份证据，并由他们指定的山海关机场场站的当事人出庭作了证言。

审判员首先提问，1971年9月12日23点10分左右，周总理向我说的四点电话指示执行情况。

审判员说：“周总理给你的电话指示是‘四个人一起下命令飞机才能起飞’，你篡改为‘其中任何一位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

我回答：“我不记得周总理的电话指示中有‘一起下命令’这句话，总理讲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

我坚决否认篡改了总理的电话指示。我说：“我如实传达了总理的电话指示。”

在山海关机场场站李万香出庭作证时说，我在23点35分和0点06分两次在电话中说“其中任何一位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并说两次他都向我复述了电话内容。

我回答：“我没有必要在半个小时内，重复两次内容完全一样的话。实际情况是：23点35分传达总理指示后，我补充了‘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的话。0点06分我说的是‘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的话。后一次的电话是对前一次电话的修正，这是我打两次电话的目的。”

我又说：“23点35分的电话，值班员向我复述了电话内容。但0点06分的电话对方没有复述，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听清楚我的电话内容。这也是我的失误。”

审判员又说：“事后李作鹏又涂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我回答：“机场的电话记录我看了以后，认为记录我0点06分的讲话不对、不准确。”我说：“我在报告中修改了机场场站值班员0点06分对我电话指示内容的记录。修改之后，我要刘继祥秘书同山海关机场再校对一下。经双方再次校对后，刘继祥秘书报告我说：‘校对结果同你修改的完全一致’。这样我才在报告上签字，并报总理。”

同时我要求法庭出示我呈送给周总理，并经总理亲自圈阅后，退我存档的那份报告的全文内容。我说：“这份报告是最及时、最全面、最准确的向中央和总理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当时处理山海关机场林彪叛逃的全过程中，总理、我和机场场站之间的全部通话的如实记录。”

这份报告（特别是报告的前半部分，总理和我与山海关机场数次通话情况记录）本应该是处理山海关机场问题的最原始、最直接的证据，它不仅能说明事实真相，而且能说明总理看后的态度。这样一份极其重要且特别能说明问题的证据，特别法庭始终未拿出全文（我记得法庭当时只拿出了那份报告的后半部分的某一页，即有关飞机强行起飞内容的影印件给我看）。

我在法庭上又要求我的秘书刘继祥到庭作证，因为刘秘书一直协助我处理机场问题，这样重要的证人他们也不答应出庭。

在对我最关键的“罪状”进行审问时，最关键的证据、最关键的证人全都不能见天日，这到底说明什么？

第三次庭审。

1980年12月3日，第三次庭审的内容是关于我同王宏坤、张秀川于1965年11月给林彪写材料诬陷罗瑞卿问题、1968年4月向林彪写材料诬陷贺龙、叶剑英问题和1967年7月向林彪写材料诬陷张学思问题。当庭出示了三份材料的复印件和王宏坤、张秀川等人的证言。

我承认是有此事，但事出有因。不能把这些“诬陷材料”置于其大背景之外，也不能在众多人写的“诬陷材料”中因人而异的搞双重标准。没有了“大背景”和“众多人”，就谈不成这些“诬陷材料”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就无法搞清楚，到底谁是诬陷的最大制造者，谁是诬陷的幕后总指挥者。

第四次庭审。

1980年12月4日，这一次庭审围绕关于我同王宏坤、张秀川诬陷迫害海军干部问题进行。法庭出示了十一份证据，有一些材料有我的圈阅和批注，但没有一份证据能够证明是我直接诬陷迫害的。至于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更无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证明。

但是我还是承认“要负领导责任”。

雷永通之死的真正原因，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最清楚，他曾两次派人到海军就此事表示道歉。在法庭上，我要求许世友到庭作证，他们不敢答应我的正当要求。

从特别法庭开庭到四次对我单独庭审，前后经过了整整半个月。这半个月把我的身体彻底搞垮了。虽然医生每天给我吃药、吸氧，但胸闷心慌、心区疼痛、血压升高、头疼头晕、四肢无力的症状不仅不见好转，而且有加重的趋势。医生令我卧床休息，要求我少说话、少看材料、少写东西。

但是，我知道不久就要开庭，进行最后的辩护陈述了，因此我每天在病床上带病坚持写自我辩护提纲。辩护提纲主要是根据起诉书的指控和四次庭审情况，逐条进行反驳。辩护提纲大致内容为：

1、关于“失密”问题。我强调，第一,不是我主动向刘丰了解主席讲话情况，而是刘丰主动告诉我的；第二,我与黄永胜是上下级关系；第三,我曾告诉黄永胜不要告诉叶群和吴法宪。我从动机到目的都不存在“有意告密”，更没有证据证明是“掩盖阴谋活动”。

2、关于山海关机场问题。我强调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原因是涉及到总理的四条指示。我可以承担全部责任，但保留意见。希望将所有材料保存起来，让历史学家去做结论。

3、关于所谓诬陷贺龙、叶剑英、罗瑞卿、张学思等人的问题，我强调，要考虑大环境是在文革期间的“四大”中发生的，当时有当时的特殊情况，是事出有因的。我强调，我是违背军委文革小组的决定，冒着风险保护了苏振华的。我特别强调，张学思被逮捕并病死，说成是我“迫害”的，毫无根据。

4、关于“诬陷、迫害一百二十人”的问题，要看背景，要有区别。这些问题同样是发生在文革期间，有些人是中央决定，并与中央专案组审查的案件有牵连而揪出来打倒的；有些人是中央军委和军委文革小组决定揪出来打倒的；有些人是苏振华主持常委时，经常委决定揪出来打倒的；有些人是我主持常委时，经常委集体决定（至少包括萧劲光在内的四个以上常委同意），并报中央军委和军委文革小组批准后打倒、半打倒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我在某些材料上的批语，只讲了某些现象，根本没有点任何人的名，但下面批斗了一些干部。

我认为，对“诬陷、迫害”的人和事，要每个人、每件事的严格甄别，区分对待。起诉书中笼统说我“直接诬陷、迫害的有一百二十人，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完全不符合事实。我要求对“直接”两字做出准确的解释，我要求提供受诬陷、迫害的一百二十人的名单和旁证材料，我要求指出除雷永通之外，另两个“迫害致死”的人是谁，法庭不仅不出示证据，连另两个“死者”的姓名我至今都不知道。

断断续续地写了一周左右，完成了自我辩护发言的提纲。之后，我一边继续治疗，一边等待开庭。此时的病情没有好转的迹象。

第五次庭审。

1980年12月22日下午，第五次开庭，进行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

首先，公诉人讲了一篇又长又臭的“公诉词”。在那份公诉词中，什么“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篡党篡国的反革命罪恶活动”，什么“参加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什么“篡改总理的命令，故意拖延时间，使林彪得以乘机外逃”，什么“诬陷、迫害海军干部的大量铁证在案”等等，简直是一派胡言！

我坐在被告席上，越听越生气，越听心中的火越大。我极力的克制自己，但胸区已开始阵阵的刺痛。

公诉人讲完后，是我辩护发言了。我预感到，今天我可能要在法庭上犯心脏病。我要抓紧时间，表明我的主要态度和观点。

我辩护发言内容的主导思想有三条：

第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事求是，有错认错，有“罪”认“罪”。起诉书中所指控的有关我的问题，凡是有事实根据的，应当承认；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与事实有出入的，应当申辩。我绝对不为“过关”而下跪，不为“宽大”而撒谎。同样也不在确切的事实面前进行狡辩。

第二、从大局出发，不以个人得失为标准，而以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标准。个人的生死荣辱微不足道，国家大局是第一位的。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咬紧牙关，决心牺牲自己，承担起山海关机场林彪逃跑的责任，以此掩盖周恩来总理处理不当的事实，以免总理的负面影响公布于世。我在法庭上就山海关机场这个问题只讲了一句：“保留意见！保存资料！”

第三、起诉书中将我的问题无限上纲为“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等等罪名，这是最大的政治原则问题！我绝对不能承认！

在辩护发言中，我对涉及到我的问题，基本上按辩护提纲都做了说明，并表示了态度。在特别法庭的特殊环境下，我的想法和做法只能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定你的案，我保留我的意见。

在辩护中，迫于环境与自身思想上沉重的压力，我违心承认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犯有“罪行”如下：

第一、参与诬陷罗瑞卿，我承认有“罪”。

第二、参与诬陷贺龙，我承认有“罪”。

第三、海军“文革”前期，我执行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路线，不但有领导责任，也有直接责任，我承认有“罪”。

第四、处理山海关机场林彪强行起飞问题，开始我承认有错，然后承认有“罪”。

之后，律师张思之、苏惠渔发表了辩护意见，我记得有这样几条：

１、没有参与制定《五七一工程纪要》之类的武装政变的策划，没有证据证明直接参与和策动武装政变的反革命活动；

２、没有证据证明，向黄永胜密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林彪采取行动杀害毛泽东主席。没有证据证明参与了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种种阴谋策划；

３、没有证据证明，参与南逃广州、分裂中央的犯罪活动；

４、诬陷罗瑞卿、迫害海军大批干部群众的罪行，有些是在林彪的直接指使或授意下进行的。

在开庭之前，特别法庭曾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委托辩护律师。开始我是坚决拒绝。以后经过劝说，列举了一些可能发生的情况，比如我的身体不好，有时因病不能讲话，律师可以代我念稿子，遇到法律程序不明白的问题，他可以给我解答，这样我才同意委托辩护律师。但是我内心真正要申辩的问题，关于我是不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我是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我是不是“要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对这些重大政治原则问题，律师根本不敢涉及。我知道，这些问题谁也不敢说三道四的，因为这是中共中央定的调子。

虽然律师不敢涉及我真正要申辩的核心问题，但律师的发言还是负责的、实事求是的。应该说在那种场合下，律师面对着全国观众，也是需要有讲真话的勇气。听了律师的发言，我的心情稍稍好了一些。

律师发言后，是我最后陈述。我拿出准备好的辩护提纲，开始发言。也许是开庭时间太长了，我的体力已经不支，发言中途，心脏病又一次发作，紧急退场抢救，在治疗中，法庭建议我不要继续讲了，我没有同意，稍微恢复后，我坚持当庭把原准备陈述的主要内容讲完：第一、刘丰的证言完全是伪造的，是百分之百的谎言；第二、1971年9月12日夜至9月13日凌晨，我处理山海关机场的问题，起诉书所指控的内容与呈周总理的原始电话记录存在矛盾，还没有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第三、说张学思是我迫害致死的，我坚决不承认；第四、在海军迫害干部的问题上，需具体分析、区分对待。

最后，法庭宣布“等待宣判”。

几天后，律师找我征求对他们辩护的意见。我说：“你们的发言对我有一定帮助，但帮助不大。你们起了敲边鼓的作用，但没有敲到鼓的中心点上。”我又说：“你们不可能对我帮助很大，我心里明白，不能怪你们。我还要谢谢你们。”

最后我告诉他俩，我写了一首五言诗，评论他们的发言。张思之律师急不可待地要求给他看看，我说：“二十年后，你们可以看到。”张思之律师说：“我等二十年。”

三、判决

1981年1月25日上午，在公安部礼堂召开了宣判大会。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读《判决书》，全文将近一万五千字。

判决书总纲是：本庭确认，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和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都是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有共同的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国家机构、军事机关，在本案中也包括上述机构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犯罪动机和目的，有共谋的犯罪行为，形成一个反革命联盟。

在“犯罪事实和应负的刑事责任”条文中的第（八）条，是对我的判决，全文如下：

被告李作鹏，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李作鹏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一九六八年四月，李作鹏诬陷贺龙等人“篡军反党”。李作鹏在海军点名诬陷迫害一百二十名干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一时三十五分和十三日零时六分，在林彪、叶群叛逃前，李作鹏两次篡改了周恩来总理的命令。十三日零时二十分，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打电话紧急请示：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事后，李作鹏修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被告李作鹏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判处被告人李作鹏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我对上述没有任何事实证据的判决坚决不能同意！

判决书第29页第（八）条（见图1），是对我判决的原文。文旁，我写了两句话，第一句“放屁！”是针对判决条文的，第二句“触犯了刑法那一条？”是针对山海关机场问题的。

判决之后，我继续关押在复兴医院。经过两个月的公审，我已经身心极度疲惫，心脏病一次接一次地发作，天天离不开氧气。

我躺在病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这份终审判决的《判决书》。

从判决书第6页开始，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犯罪事实”。我连续在文旁标注我的看法：在第6页（见图2）“林彪确定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文旁注：“毛泽东号召全面夺权”；在第7页（见下页图1）“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文旁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在第9页（见图2）关于彭德怀、贺龙、叶剑英、罗瑞卿问题的文旁注：“毛泽东第一个主张打倒彭贺”。

因为所发生这一切的祸根，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我始终认为“冤是有头的，债是有主的”，我坚持“既不欠别人的债，别人的债我也不扛”的态度。

反复看完之后，我在判决书上写到（见下页图）：

我反对判决中的几个原则问题

1、有什么事实证明“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

2、有什么事实证明“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3、有什么事实证明“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4、关于强行起飞问题，我在申辩中的理由是充分的，站得住脚的。同时在当时情况只能请示总理，不可能有其他措施。如果总理事先告诉我林彪可能逃跑，那我可以保证林彪跑不掉。退一步说，按现在说法又触犯了刑法哪一条？

5、“掩盖罪行”问题，在9.13我向总理报告中，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同时存在。我究竟向谁掩盖了罪行？修改电话报告记录，为什么我没有把相互矛盾（的）说法修改？

6、在一个文件上，几个人同时签字，为什么有的人是反革命，有的人则仍是解放军高级干部，应如何解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欲加人罪，何患无词。因为可以造假扯谎，欺骗不明真相的人。天呼！历史呼！冤情几时澄清，相信总有一天会澄清。

7、评判决

“九二九八”1【注1“九二九八”指刑法92、98两条。“事未触法”指处理“九•一三”事件问题究竟触犯了刑法哪一条？我没有查到。】强压头,毫无证据穷理由。

事未触法何罪有，轻罪重判泄私仇。

同时，我在判决书的封面上写下了防止万一的遗嘱：“如果我突然死亡，此件务请交给我的子女，由他们将我对判决书的看法抄送党中央。

李作鹏嘱1981.1.27。

我写遗嘱的目的，一是防止突然犯病死亡；二是无论五十年，还是五百年，让我的子子孙孙知道我的冤情，替我申冤。

应该讲，与特别检察厅对我提出的起诉条文相比，特别法庭对我的终审判决条文确有了一些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有两处：一是没有写“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这样一条大罪；二是在“九•一三”事件中不再提“……竟推托说：‘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以拖延时间”。

此外，判决书上没有再写“诬陷罗瑞卿对海军‘怀有巨大阴谋’”和“……六日，李作鹏在武汉得到武汉部队政治委员刘丰关于毛泽东主席在武汉同一些负责人谈话内容的密报，当天返回北京，分别告诉黄永胜、邱会作”这两条起诉书中列出的“罪行”。

其次，将《起诉书》中写的“直接诬陷迫害的有一百二十人”，在《判决书》中改写成“点名诬陷迫害一百二十名干部”；将起诉书中写的“诬陷‘贺、叶配合刘、邓、陶企图篡军反党’”在判决书中改写成“诬陷贺龙等人‘篡军反党’”。

十年来，在中央专案、公检预审中，那些不再写进《判决书》中的所谓“罪行”，却把我折磨的死去活来，为什么《判决书》与《起诉书》只相隔两个多月，就不再提了呢？《起诉书》所列那些毫无证据的，致死人命的“滔天大罪”，是不是对我的诬蔑和诽谤？

《判决书》中的某些变化，并没有改变公审判决的实质。我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

第一、《判决书》中的某些变化，是我十年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始终坚持讲真话，坚持真理的结果，是我同那些诬蔑诽谤的恶劣行为坚决斗争的结果。

第二、“九•一三”事件仍然成为我最关键的“罪行”。

第三、判决书中“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李作鹏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的钢铁大帽子仍然死死地压在我的头上，并按照钢铁大帽子的框框又判了我“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和“诬告陷害罪”这样三条重罪，并判“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这样的重刑。

“罪行”内容可以删减，但无限上纲的钢铁大帽子不能摘，无限上纲的重罪重刑不能减。我认为这份判决书不是“应负刑事责任”的刑事判决书，而是让我永远做“替罪羊”，在政治上永远不能翻身的政治判决书。

第四十四章自辩和沉默后的话

公审就这样结束了。我被特别法庭判了刑！要坐十几年大牢！我被剥夺了一切！我被流放他乡！

转眼已然过去了二十多年。尽管把我打入了地狱，但我的内心是坦然的。我自信，我的所作所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问心无愧。

在隔离审查和狱中的十年中，我经过长期的苦思与分析，对“九•一三”事件的前前后后，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和判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陆陆续续的看了不少相关的书籍和有关的文章，更证实了我当初的看法和判断是正确。

一、对“最关键罪行”的自辩

在隔离审查期间、公检预审期间和法庭上，在提供给我的一切机会中，我都尽最大努力说明情况，提供证据，实事求是地给予答辩。但对于审判庭庭长伍修权声称“九•一三”事件“是李作鹏最关键的罪行！”我采取了沉默。在法庭上，我只讲了一句话：“承担责任，保存资料，保留意见！”

现在我要说出深藏心中的话。1971年9月12日晚上和13日凌晨,我到底做了什么？我为什么沉默？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天晚上的情景对我来说仍然历历在目。但是对于读者来说，可能就是混沌一片了。过程我在前文(第三十八章)中有所叙述，现在我举出事件中最关键的几点问题来做分析，以表明事实的真相。

特别法庭的《判决书》共33页，约一万五千字左右。从第20页开始，就是当庭十名被告的“犯罪事实和应负的刑事责任”一章。其中第17页中的“第（八）条”就是对我的判决（上一章已全文抄录并附有影印件）。

对“九•一三”事件的描述，在《判决书》中共出现过两处。

第一处在第15页至16页间，全文如下：“当晚十一时三十五分和十三日零时六分，李作鹏两次向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下达命令，将周恩来总理关于256号专机必须有周恩来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的命令，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九月十三日零时二十分，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已经发现当时情况异常，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这时李作鹏仍然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致使林彪、叶群、林立果得以乘256号专机叛逃”。我在此处文旁注：“林彪潜逃并非‘一起’或未‘一起’引起的结果”。

第二处在第17页的“第（八）条”中，全文如下：“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一时三十五分和十三日零时六分，在林彪、叶群叛逃前，李作鹏两次篡改了周恩来总理的命令。十三日零时二十分，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打电话紧急请示：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事后，李作鹏修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我在此处文旁注：“触犯了刑法那一条？”

在《判决书》中，保留了三处最关键的问题：一是“两次篡改”总理电话指示；二是“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三是“涂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下面我分别阐述。

1，我在“九•一三”事件中的“罪行”之一，就是“两次篡改”总理电话指示。我如何“篡改”的呢？就是将总理“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的指示，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这是李万香的证词原文）。

这里，核心的问题是:总理在电话里所做的四点指示中，到底有没有“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的明确表述？

真相很简单：总理的电话指示中根本没有这句话！总理电话指示的原话是：“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

当时总理在电话中的口气平和，没有强调“四个人一起”，更没有提到“命令”两个字。

我是军人，是从战火硝烟中拼杀出来的军人。在你死我活、枪林弹雨的无数次战斗中，锤炼我处处严谨的军人素质。紧急状态、危机时刻，训练我时刻保持军人的职业敏感。我是作战参谋出身，在千钧一发的战场上，在炮火连天的轰鸣下，我准确无误地接听和传达过无数次上级的电话命令，准确无误地执行过无数次上级的作战命令，我绝对相信我的耳朵，也绝对相信我的记忆。当年刚进入东北，我在林彪身边做参谋处长时，他要求我们“传达上级命令，报告下级情况，你们一个字都不能错！”，几十年来，这一直是我作为军事指挥员的工作准则之一！假如当时总理的电话指示中有“命令”二字，有“四个人一起”的明确要求，我会有极深刻的记忆，绝对不会有丝毫误差或模糊。

在前文中（第三十八章）我已经提到，我纪录下总理的四条指示后，曾向总理两次复述（逐条复述和全文复述），不仅得到总理的首肯。而且加深了我对总理指示的记忆。第二天（9月14日），我亲自阅改了包括总理电话指示在内的呈总理的报告。更加深了我对总理电话指示的记忆。

公检预审和法庭上，多次审问我这个问题，我几十遍地重复总理电话指示，并依据事实坚决不承认总理在电话指示中说过“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这句话（在巨大的压力下，我只能用“不记得”来回应，这样的回应就是不承认的态度）。

2,我在“九•一三”事件中的“罪行”之二，就是“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

从始至终，包括场站站长潘浩在内的所有山海关机场给我的电话报告中，根本没有人提到机场有任何异常情况。潘浩“强行起飞怎么办？”的报告有什么根据？到底是真实情况？还是场站的推测？我一点情况也不了解，更无法判断与确定。《判决书》中说：“……潘浩已经发现当时情况异常……”，他“已经发现”了什么“情况异常”？他根据什么“情况异常”就能断定林彪专机要强行起飞？他为什么不立即向我报告？当晚，在周总理与我多次通电话时，并没有指示飞机强行起飞该怎么办。是阻止？还是不阻止？采用怎样的办法阻止？周总理不作指示，谁敢擅动！我不敢决定，也无权决定。

这里，我还要提一提《起诉书》中所说：“李作鹏不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竟推脱说：‘可以直接报告请示总理’，以拖延时间，使林彪得以乘机外逃”。《起诉书》所说此段话的用意，是指责我有意“拖延时间”，“趁机”放跑林彪（事后，我看到的一些公开出版的作品中也是这样描述）。飞机强行起飞是意外的紧急情况，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我能果断地指示机场场站‘直接报告请示周总理’，这不正是分秒必争地向最高指挥员请示处理紧急情况的最快速、最有效的措施吗？战争年代的四野部队中，越级指挥和越级报告是兵贵神速克敌制胜的法宝，和平年代越级指挥和越级报告也是处置紧急情况的最佳办法。“直接报告请示周总理”怎么是“推脱”？是“拖延时间”呢？请问：还有比“直接报告请示周总理”更好、更快的措施吗？

据我所知，专机强行起飞的当时，山海关机场场站对256号专机没有提供必要的塔台指挥系统、通讯系统，也没有打开必须的跑道照明系统。事发九个月后的中发[1972]24号文件中，这样说：“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点三十二分,强行起飞,仓皇逃命。”1【注1中发[1972]24号《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第83页，标题为《林彪、叶群等仓皇逃命目击记》一节。】没有塔台指挥,没有通讯保障、没有跑道照明,这么专业的禁飞状态,这么明确地要求专机飞行员停止起飞，就是采取的阻止起飞措施！怎么能说“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呢？

3，我在“九•一三”事件中的“罪行”之三，就是“事后，李作鹏又涂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关键是12日23点35分和13日0点06分两次通话的电话记录。

第一次通话，向山海关机场场站值班员传达周总理指示时，我补充说“四位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第二次通话时，我修改了第一次通话中我的补充讲话，我说：“空军那架三叉戟飞机要经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你们要切实负责”。

前文中(第三十八章)我已说到我前后两次在电话中补充的内容不一致，是有自己的思想活动的。我意识到我的两次指示有不一致之处，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里有什么大的失误。我是在一次比一次加深对周总理电话指示的理解和传达指示的准确性。何错之有！

问题的关键是,山海关机场场站值班员李万香根本没有听清楚我0时06分的电话指示，而只是将23点35分的电话指示重新追记一遍，这样就完全不符合我在通话时讲话的原意了。对不准确地记录我的话，我不仅必须要修改，而且有权力修改。何错之有！将不正确的电话记录改为正确的，仅此而已，我不知道在掩盖什么“罪行”？

《判决书》中所谓“两次篡改”、“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涂改电话报告记录”的用意，无非是让不明真相的人们相信：其一，周恩来曾“下命令”阻止林彪专机起飞；其二，林彪是我李作鹏有意放跑的。

下面谈谈我的认识和想法：

第一、劝阻林彪夜航是周总理电话告诉我的。但“九•一三”当晚，北戴河、山海关发生的所有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第二、我希望所有关注“九•一三”事件的人们注意：林彪的三叉戟飞机是强行起飞的！不是“放飞”的！当时不要说“四人一起命令”，就是四十人一起命令也挡不住！有周总理的电话指示，飞机就能停下来了吗？林彪就能走下飞机吗？有场站要求停止起飞的措施，飞机就能停下来了吗？林彪就能走下飞机吗？

机场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是突发的、不正常的和出乎意料的！是我无法控制的！周总理的电话指示不起作用，场站禁止起飞的专业措施也不起作用，难道专机强行起飞的责任就应该由我来负吗？

第三、在我毫不知情的前提下，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如实传达总理的指示。我两次所补充的话，是我对周总理指示的理解和对机场执行周总理指示的再强调。实际上，在“九•一三”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我只起了“传话筒”的作用！

第四、我为什么要放林彪逃跑呢？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林彪要去向何方,更没有任何情由放林彪外逃苏联。我也可以断定，黄永胜、吴法宪也决不会放跑林彪的。在我们的心目中，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是至高无上的原则，林彪如果有反毛主席的举动，我们不会跟着跑。事后，毛主席怀疑我们，是因为他自己丧失了自信。

第五、我请事后“诸葛亮们”给我出个主意：当时我应该怎样采取“阻止起飞的措施”，你们认为才是对呢？我估计答案是：怎么做都不对。阻止成功，林彪说不对，阻止不成功，毛泽东说不对。结果是阻止起飞是我的“罪”，不阻止起飞也是我的“罪”，强行起飞还是我的“罪”。实际上我接受的是一件死路一条、死罪难逃，且无法完成的任务。为什么周总理要交给我无法完成的任务呢？

当我将飞机强行起飞的情况立即报告总理后，总理直至毛主席、党中央都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拦截措施，谁又追究他们的责任？

第六、法庭应该是公正的，公正的基础是最讲究证据。《判决书》中“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是采用场站值班员李万香错误记录0点06分我的电话指示的原文，是唯一在法庭上出示的孤证。法庭可以采用李万香的孤证作为定罪证据，而我多次提出的人证、物证为什么不能作为证据呢？为什么我向总理呈送的、最原始的、有总理圈阅的报告全文不能在法庭上拿出来公布于众？为什么要隐匿最为重要的证据？为什么帮助我处理机场问题的秘书，这个最直接的证人不能出庭？这不正大光明的行为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第七、请不要忘记，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在政治局常委、在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面前，我只是执行和落实各项指示的工作人员。在国家大事、国家最高级别的领导人面前，我没有权力自作主张，除非领导授权！

二、谁是真正的责任人？

周恩来是处理“九•一三”山海关机场问题的总指挥，到底应该如何认识他采取的处置措施呢？

在公检预审时，在特别法庭上，为了维护周总理的领导威信，我没有一句涉及到总理的指挥措施，我咬紧牙关保持了沉默。现在，我想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众：

第一、周总理有没有处置紧急情况的经验和能力？我的回答是：周总理可以算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内，处理紧急情况的第一高人！

第二、周总理事先是否知道内情？众所周知，林立衡在飞机起飞前几个小时就向中央做了报告，总理是完全知道内情的。

1998年，我看了《汪东兴回忆录》，他这样记述：“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又说：“他（指总理）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1【注1见《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203、20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2007年，我看了《吴法宪回忆录》，他是这样记述的：（1）“9月13日零时左右”，吴到达西郊机场。这与总理当晚给我的电话指示第四条是一致的。（2）书中说：“我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3）书中又说：“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点钟”。2【注2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汪东兴、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的这几段话，我认为起码表述了这样二层意思：一是周总理不仅在给我打电话前一个半小时，就掌握了北戴河的情况，而且让汪东兴“不离开电话机”的随时掌握北戴河情况；二是周恩来在当天晚上，通过吴法宪控制专机驾驶员。

第三、所谓四条电话指示是阻止飞机起飞的最佳措施吗？这个指示是很模糊、很难执行的，甚至是根本无法执行的。

“四人联合指示”到底应如何执行呢？发生紧急情况后，究竟是由山海关机场负责人先报告周总理，由总理分别征求黄、吴、李意见呢？还是由山海关机场负责人先报告我，由我再报告总理，并分别请示黄、吴的意见？这怎么能够称为阻止飞机起飞，不“拖延时间”，不“使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最佳办法呢？这完全不是总理处理紧急重要问题的作风和风格，是一种推诿和搪塞的托词！

第四、周总理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力劝林、叶不要夜航呢？当得知林立衡的报告后，为什么不采取拦截的措施呢？

据汪东兴回忆录说：“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1【注1见《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20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汪东兴在另一篇文章《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再一次说：“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2【注2见《回首“文革”》下册106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北京第一版】吴法宪回忆录中也透露，12日夜，周总理与叶群通了电话，叶说林彪要到大连“转一转”，“要吴胖子调飞机来”。叶又给吴打电话，要调飞机，吴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3【注3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2—86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周总理大约是12日23点15分左右，在电话中对我做的四条指示（23点35分，是我第一次向山海关机场场站值班员传达周总理指示。那么，周总理与我通话的时间，肯定在此时刻的前十五分钟至二十分钟。这个时刻判决书是认定的）。而23点30分周总理才给叶群打电话，此时的林彪、叶群并没有离开北戴河驻地。为什么周总理不直接与林彪通话力劝不要夜航，反而先于叶群，在电话中对我说：“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不在北戴河驻地与林、叶直接通话，而舍近求远地要到机场让别人传话后与林彪通话，如果汪东兴反复说的周总理与叶群通话时间是正确的(他在当时的地位、权力，完全可以掌握周与叶准确的通话时间)，总理这样的做法也太不合情理了，我真的无法理解！

暂且把汪东兴的话放在一边。事后，我一直在想：第一，周总理曾打电话给北戴河的叶群，力劝不要夜航，但是劝住了吗？第二，如果没劝住，有没有第二方案？第三，到机场后林彪能听场站的传话，给总理回电话吗？他不给总理回电话又该怎么办？

林彪驶离北戴河驻地前，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这是9月13日上午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才知道的。当夜周总理并没有把这一情况向我透露半个字，而他却告诉了吴法宪。吴法宪的回忆录中透露，周总理告诉他：“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1【注1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林立衡向中央的报告和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不仅足以证明林彪要离开北戴河的决心，而且完全说明事态的严重并不象叶群所说林彪要到大连“转一转”这么简单了，此时的周恩来，不但不向汪东兴下死命令在北戴河拦截住林的专车，而且仍没有立即采取拦截林彪的第二方案，即向我下死命令关闭机场。如果当时周总理下死命令关闭机场，不准专机起飞，我会拼着老命，指挥机场场站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拦截飞机，因为时间还来的及。但周恩来却语气平和地做了“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的指示，再次失去了拦截的机会。

总理为什么要那样做？总理一生独自处理许多国内外、党内外的紧急重大问题，他完全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有经验独自专行处理这个问题，根据当时他所掌握的情况，他只要向我下达：“立即关闭机场，不许任何飞机起飞！”这一条死命令就足够了，根本无须什么四条电话指示，完全是多此一举。

第五、事后我一直在反复思索，周总理用电话遥控我来传达他的指示，但又不把当时他所掌握地全面情况告诉我（总理告诉我的情况还不如告诉吴法宪的多），是为什么呢？周恩来是真想在山海关机场拦截林彪的专机吗？是对我的不信任吗？是退身之策吗？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呢？

第六、“九•一三”凌晨，总理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问题，内情深处太复杂了！把林彪放跑了，不管林彪跑到哪里，都不亚于爆炸一颗原子弹，对国家、对党中央都是极大的损害，特别是对毛主席的权威是极大的损害。但是如果硬拦下来，林彪是还没有倒台的党中央副主席，是还没有否定的接班人，如果林彪怪罪下来：你周恩来有什么权力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总理又怎么解释？真是左右为难！周恩来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件怎么做都不对的事。

但林彪跑不了比跑了好的多，这是大局！我认为周总理在当晚有充足的时间权衡利弊。但他两次贻误了拦截时机，最终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2003年底，我看了一本高文谦写的《晚年周恩来》（书中记载，高文谦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书中这样写：“如果周恩来当机立断的话，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下令把山海关机场控制起来，林彪是根本走不成的。”文中又说：“这种明显的举措失当，对为人行事一向精细周密的周恩来来说，实在是有些反常，不免让人感到其中可能另有玄机。”1【注1见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第348页香港明镜出版社。】我在文旁注：“对！”

第七、汪东兴是否与我同罪？《判决书》说我“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我因此犯了“大罪”。那么汪东兴在明确得知林立衡的紧急报告、得知叶群等人整理行装，调动专车和开枪打伤警卫人员的情况后，并没有指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8341警卫部队果断地拦截林彪专车。拦截汽车比拦截飞机容易的多，办法也多，如设路障、关大门、慌称专车故障等。同时时间也很充裕。既有办法，又有时间，却没有挡住林彪，为什么汪东兴没有承担丝毫责任？汪东兴在“九•一三”事件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周恩来是领导处理此事件的总指挥，他的指示是否得当？他的措施是否有效？对于最后发生的不可挽回的后果，他应负什么责任？退一步说，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不能力劝林彪不夜航，都不能阻止专车，都不能阻止专机强行起飞的话，怎么把“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呢？

综上所述，我认为：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256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当然，他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林彪趁的什么“机”？到底是想“真拦”还是想“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最终会解开这重重谜团。

周总理的人品我历来是敬佩的，但是，对这样一件惊天大事的处理，是失误的。他在掌握了大量情报的前提下，不是同林彪“叛逃”做坚决斗争，而是出于自保的需要，在犹豫和权衡个人利弊之间，错过了最佳拦截时间和最佳方案，同时还找了一个垫背的，把我当作替罪羊。我毁于一旦是小事，让林彪跑了、毁了国家的声誉、毁了共产党的威信是大事。

谁应该在“九•一三”事件上，负第一位的、最主要的责任呢？事实面前，史学者和读者们自有评判吧。

三、我的沉默和其他“罪行”

在法庭上我为什么沉默？公审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处理“九•一三”问题的认识，采取了全部承担的态度，在法庭上我选择了沉默。我选择沉默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过去我认为林彪是在山海关机场“叛逃”的，山海关机场是海军的机场，我是当时海军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并且又是遵照总理指示处理山海关机场“九•一三”事件的，因此山海关机场发生的问题，不管性质多么严重，我不但有领导责任，同时也有直接责任，我不能把责任推给山海关机场场站，更不能把责任推给周总理身上。总理在处理“九•一三”问题上，不管我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妥，宁愿我自己承担，多吃亏，多受委屈，也不要涉及到总理。况且总理已不在人间，更不能把错误推在死人身上。我的骨头虽已老朽，但应当担负的责任，即使压得粉碎也不推脱。

第二，我是工农出身，是军人，受党的培养和教育几十年。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我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敬重周总理，也同样信任与尊重老首长、老上级林彪。“九•一三”事件，我虽早已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但种种不合道理的迹象表明，在“九•一三”事件的背后，还有常人、常理无法解释的谜团。面对这宗悬案，我宁可相信这是责任问题，由我来承担，也不愿意、更不敢相信在谜团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将我的看法在法庭上公布于众，还是不公布于众？处于这样非常矛盾、非常痛苦的复杂心理中，我在法庭上选择了沉默。

结果是林彪跑了，总理、汪东兴免责了，我被判刑了。

现在我认为这种沉默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是违背事实真相的，是说明不了问题的，更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

有一本书叫《重审林彪罪案》，书中有王年一写的《对林彪集团的再认识》一文，说：“伍修权在一篇文章中说‘李作鹏的要害问题，我们抓的是913事件中，由他放跑了林彪的座机问题。”1【注1见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上册第11页香港明镜出版。】那么请问伍修权：专机明明是强行起飞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放跑了林彪的座机”？又请问：我处理山海关机场问题的做法，触犯了《刑法》哪一条哪一款？

我终于明白了，有人想隐瞒真相，让我来承担“九•一三”事件的历史责任是早已安排好的。特别法庭的任务就是不顾一切历史事实，把“最关键罪行”强加到我的头上，把我打成“最关键罪人”，使我成为真正责任人的替罪羊。然后“宜粗不宜细”的一了百了，盖棺定论。

以上所述，就是我的“最关键罪行”的全部真相与我的认识分析。对于《判决书》中我的其他两条“罪行”，我又应该怎样认识呢？

一条罪状是：“一九六八年四月，李作鹏诬陷贺龙等人‘篡军反党’”。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说了，凡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两次庐山会议的中高级干部和中央委员都应该知道，只要毛主席一点名，党中央一决定，再召开个中央（或军委）会议，与其划清界线的人是争先恐后，所谓“诬陷材料”就会成百上千、铺天盖地。贺龙问题，早在1967年1月，经毛主席批准，周恩来就代表中央向贺龙宣布中央对他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从此贺龙就被打倒了。高喊贺龙“篡军反党”并“揭发”的人还用等到1968年吗？

只认定我写的就是诬陷材料，而其他人写的就不是诬陷材料，这不是在法律面前的双重标准吗？仅举三例：其一，1966年3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上，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分别做的长篇批判罗瑞卿的讲话，是不是“诬陷”？其二，1966年秋，众多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高级领导被有组织的到叶剑英家，看几十份有关贺龙问题的材料，是不是“诬陷”？其三，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不是“诬陷”？文革中犯有《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罪”的人，何其多？

另一条罪状是：“李作鹏在海军点名诬陷迫害一百二十名干部”。“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不再提了，“直接”和“点名”的含义法庭都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但可以肯定“点名”不同与《起诉书》中所说的“直接诬陷迫害”。我曾要求法庭提供被“诬陷迫害”一百二十人的名单和证据材料，法庭没有做出任何答复。“直接”也好，“点名”也罢，法庭既不提供被“诬陷迫害”的人证，又不出示“诬陷迫害”的物证，以至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我坚持认为，不看特殊历史背景，不加客观分析区别，不讲实事求是，甚至这一百二十人是谁我至今都不知道，就统统都归罪于我“诬陷、迫害”，我认为是极不公正的。

四、什么叫“审罪不审错”?

我认为，定罪判刑的依据是两条：第一条是犯罪事实、情节；第二条是法律依据。没有犯罪依据，没有犯罪情节，无限上纲，强加罪名，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验的。

我反复地看了中央[1972]24号文件和十年后的《起诉书》、《判决书》，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反党集团”变成了“反革命集团”。

但是，无论是24号文件，还是《起诉书》、《判决书》，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给我定的所谓“罪行”之上再大大的扣上几顶钢铁帽子，因为没有这几顶钢铁帽子，仅凭所谓“罪行”是无法“审罪”而量以重刑。这一共同点十年（1972年-1981年）没有变。请看：

在中央[1972]24号文件中，是这样的提法：“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行”，“林彪反党集团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失败后叛国投敌的罪行”等等。

《起诉书》是这样的提法：“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等等。

《判决书》是这样的提法：“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策划颠覆政府，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等等。

在特别法庭最终判决我的三条“罪行”中，哪一条与这些钢铁帽子有丝毫联系？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所谓“罪行”多几条少几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扣上钢铁帽子。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个情况。那就是中央24号文件和《起诉书》、《判决书》中全部提到了“九•一三”事件山海关机场问题，但对周总理电话指示却有不同提法，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中发[1972]24号文件中，这样记载：“当晚十点半左右，中央根据林立衡向八三四一部队的报告，立即追查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并由中央下达命令，必须有周总理以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名指示，256号飞机才许起飞。但是，李作鹏在向驻山海关机场某部下达命令时，竟两次篡改中央命令，将四人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篡改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1【注1中发[1972]24号《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第77页，标题为《十八、李作鹏篡改中央命令的阴谋和山海关机场值班记录、值班员的说明》一节】

请特别注意，该文中的“中央”就是指周恩来。该文中两次出现“联名指示”。如果中央文件是准确的，那么与我所说的“联合指示”基本是一致的。

但是，在1980年后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上，在同样的事件描述过程中，再也找不到“联名指示”的字迹，却改为总理说：“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到底是中央文件说的对，还是《起诉书》、《判决书》上说的对？

2007年春，我看了一本书，叫《特别辩护》，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周恩来的讲话出处在这里。书中是这样写的：周恩来总理1971年10月9日看了这段电话记录内容，在旁边批示：“我说要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周注。”2【注2马克昌主编《特别辩护》第183页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4月版】

1972年7月发的24号文件为什么不引用1971年10月9日周恩来亲批的“一起下命令”的“标准讲话”呢？周恩来看了此文件后，为什么不修改或统一他的讲话呢？为什么周恩来的讲话又突然在十年后出现在《起诉书》、《判决书》上呢？

但现在可以肯定，“我说要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的话，是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近一个月，我已被隔离审查两周后才说的。这就说明，我反反复复强调的总理电话中只说了“四人联合指示”，而从来没有说过“四人一起命令”，是正确的！

为什么会出来“一起下命令”和“联名指示”两个不同版本的“中央说法”？可能解释只有一个：“联名指示”的说法是“错”，而“一起下命令”才能称得上“罪”吧。

还有，为什么会出来“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强行起飞,仓皇逃命”和“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两个不同版本的“中央说法”？可能解释也是前者说法是“错”，而后者说法是“罪”吧。

“无罪推定”的原则，是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可以推定，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不能推定。有罪无罪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只能推定被告人无罪，罪轻罪重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只能推定被告人罪轻。我承认我是法盲，但根据我所叙述的事实和真相，请史学家、法学家和读者们分析：我是有罪还是无罪？

什么叫“审罪不审错”！罪与错的标准是什么？标准是谁定的？根据什么定的？这样的问号可以罗列一大堆。说到底，那就是一块遮羞布！想用没有事实根据的、无限上纲的所谓“罪”，把我们钉死在法律的耻辱柱上，以此掩盖其政治斗争的虚伪与残酷！不要以为号称“法庭”，就代表公正；手握“法律”，就代表正义。

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难道当时党中央不是号称“证据确凿”吗？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时，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等一大批老革命家不都举手同意吗？邓小平被诬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走资派还在走”，难道没有相当“证据”吗？结果又怎样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终只有“事实和证据”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据，只有依据事实和证据做出客观分析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当然这个结论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做出来的。有的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实践和思考时间，才能做得出来。

很多在文革中负有相当责任的领导人，很多在文革中推波助澜想浑水摸鱼的领导人，需要一个卸下自己责任的机会。他们迫不及待地利用这个掩盖历史真相的机会，将一切自己的错误甚至罪行的脏水统统泼在我们身上。利用把控的权力，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掩盖真相，撒弥天大谎，遮挡其不光彩的一幕，欺骗不明真相的老百姓。

不能否认，在长期封闭的社会里，对我们进行公开审判，是有“进步”意义的。公审唯一的“进步”表现在，将某些人的态度公布于众，将某些人的表演公布于众，将我们的所谓“罪行”公布于众，将法庭的“公正”和法律的“应用”公布于众，这样就可以直接接受亿万群众的审视与分析。今天，我将真相和自辩词也毫无保留地公布于众，同样是接受亿万群众和千百年历史的考验。

这篇《狱中人的心声》，写的是十七年囹圄时期，前十年的实际情况。一般地说，关押起来坐大牢，完全失去了自由，除了吃饭、睡觉、拉屎拉尿三件大事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什么活动。其实不然，监狱就是学校，监狱就是考场，监狱就是战场。

我的态度、我的原则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第二条是“不怕死、不怕苦”。我始终坚持这两条原则，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没有做错的事情，不是我犯的罪行，坚决不承认。我运用这两条原则，同那些诬蔑诽谤、无限上纲、强加罪名、嫁祸于人的恶劣行为，进行我认为是正义的原则斗争。

但最使我羞愧不安的，是由于我遭受毁灭性打击后，有许多干部、家属、群众被牵连，遭受苦难；我的家人，我的亲属，也无端地被隔离审查，失去自由，遭到迫害。我有难言的痛苦和惭愧，无地自容。我宁愿自己一人坐牢，不愿他们为我受折磨，我宁愿自己一人走上刑场，不愿他们为我陪斩。但这不是主观愿望能办到的，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指导下，更只能对天仰叹，终生遗憾！

我还要大声疾呼，我李作鹏一辈子跟着共产党，一辈子信仰不要封建主义，不要资本主义，不要修正主义，不要帝国主义，不要霸权主义，不要剥削、压迫制度，而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民主、平等、文明、富裕的共产主义，不管天翻地覆、天塌地陷、山穷水尽，海枯石烂，我的世界观是永远如一的，我的信念是永远不动摇的，不管向我身上泼多少脏水，强加多少罪名，我还是我！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我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中，没有倒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以身殉职，而是最终成为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这真是天大的冤枉，这真是千古的悲剧！我想给世人留下的，正是这悲剧人的心声！

第四十五章判决之后流放并州

一、与家人见面、通信，是最欣慰的事

1981年1月25日，判决我十七年徒刑，从未决犯变成已决犯了。此时，我已经隔离审查和坐牢九年零四个月，屈指计算还要苦熬七年零八个月。没有什么了不起，“千磨万击还坚劲，任你东南西北风”。九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自信剩余的七年多时间也可以熬过去。

长征中，吃草根树皮都能克服，战场上，枪林弹雨都能顶过去，坐牢的折磨又算得了什么！早已横下一条心，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经过一年多的突击预审和公开审判的巨大折磨之后，我已变成身心交瘁，天天不离药物的维持。堂堂七尺男儿，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判决之后，让我继续住院治疗。已决犯的待遇有三个新的变化：

第一、伙食标准和质量明显下降。过去午餐、晚餐均可要一个甲菜，一个乙菜。现在降为每餐只能要一个菜，并且午餐点了甲菜，晚餐必须是乙菜，午餐是乙菜，晚餐才可点甲菜。不过主食仍保持原来状况。所谓“甲菜”就是多少有点油星肉丁，而“乙菜”则是白水煮青菜、豆腐。对于我这样虚弱的病体，营养显然是不够的。

第二、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已决犯中可以有限制地互相来往。陈伯达、黄永胜均住在我的隔壁病房，虽可来往，但陈伯达仍是整天啃《资本论》，黄永胜整天卧床不起（后来知道，他已经病的不轻，出狱不久就去逝了）。还有一个空军什么干部也住在我的隔壁病房，是属于未决犯，但精神已折磨得像傻子一样，呆头呆脑，不愿说话。虽然稍微开放，但活动范围仍是画地为牢，不能随便走动。

第三、停止了近两年的探视又恢复了，子女们可以按规定时间来探监。同时，经监狱管理人员的检查，也可以与子女书信来往。

2月下旬的一天，孩子们到复兴医院来探视我。这是判决后的第一次。医院把狱区的治疗室临时改为接待室，我与孩子们又重逢了。孩子们带来了老伴这两年的消息，知道老伴的身体、生活都还好，我放心了。他们还带来了水果、点心、肉罐头和营养补品，满满的放了一桌子。

可能对已决犯的探视放宽了规定，监管人员只在接待室门口监视我们的见面了。因此，孩子们带来的录音机和照相机没有被发现。他们偷偷的照了十年来我第一次与家人的照片。照片中，坐在我身旁的是大女儿李大征，后面站立的是大儿子李冰天。

那时，能见到孩子们并与他们通信，是我最欣慰的事。至今，我不仅保留孩子们当年的全体照片，我还保留与孩子们通信的草稿。下面就是给我大女儿李大征一家人的信，他们已安家沈阳。

亲爱的钦、征、焱、灴：1【注1钦、征、焱、灴指的是大女婿刘伟钦，大女儿李大征，大外孙子刘炎，二外孙子刘灴】你们好！

六月五日的来信、寄来的近照，及《芒种》两期中伟钦的三幅作品，我都收到了。第一我高兴地知道你们一家一切都好。第二我高兴地知道两个小外孙成长得很快。小焱识字进步快，小灴学话进步快。小焱性格文雅，小灴性格活泼，我都喜欢。第三我高兴地看到伟钦的三幅作品。三种不同的风格，我都欣赏。特别是“成长”最佳。无论主题思想、取材布局、人物神态，都妙笔生花，恰到好处。我把它摆在我的床头小桌上，每天看他两眼。

你们来信说：明年春天来看我。我总觉得心里不安，因为，（1）到北京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如果我回到秦城去了，麻烦更多。没有住宿的地方，孩子大人都受苦。（2）路程远，来回乘车，住宿，要花很多钱。可是互相能实际见面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多么不值得。（3）耽误工作，来回至少要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因此我主张两年或三年来一次，估计那时旅游事业进一步发展，找个小旅社住几天，既可看我，又可让我两个小外孙子看看北京名胜。

我的身体仍然还好。过去伙食标准，每天一元，另外一磅牛奶，我吃六两粮的饭。现在伙食标准，每天八角，另外一碗牛奶，我吃六两、有时七两粮的饭。体重维持140斤左右。最近军博常来人，要我谈战史，已经谈了多次。由此引起我一个想法：拟趁我现在身体还好，脑子也还可用，准备系统地写战争回忆录。既可保留历史资料，又可以消愁解闷。困难是手边没有参考材料，因此能否办到，现在还很难说。再见！

作翁手笔（1981年6月25日）

二、宁愿把勋章丢到大海中

5月底的一天，一位解放军军事法庭的干部到医院来见我，给了我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刑事裁定书。裁定书写到：根据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依法剥夺李作鹏被授予的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全国人大常委会1980年的“八月决定”，既没有在特别法庭上公布，也没有在报纸上、电台和电视台上向世人公布。特别法庭最终判决我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判决书中，也根本没有剥夺我的三个国家勋章。为什么人大常委会将“八月决定”提交由军事法院公布？为什么1980年8月26日的决定，军事法院拖延了九个月，才冒出个“刑事裁定书”？

我要质问：“依法剥夺”，依的是什么法？

我的三个国家勋章既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更不是骗的。是我戎马二十年，南征北战，浴血奋斗，为党、为人民、为新中国，杀敌立功的荣誉，是1955年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家授予我的。试问，何罪之有？！

我下定了决心，不管谁来剥夺我的三个国家勋章，我都坚决反对，我活着反对，我死了也反对。我相信，我的子孙后代将世世代代的反对。

反复看了刑事裁定书后，前思后想久久不能平静。愤然提笔，在裁定书上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总政主任、军委主席、中央主席：“公检预审时，曾多次向我传达中央负责人指示说：你们同“四人帮”不同，你们打过仗，你们吃过苦，你们有一段光荣的历史。按照此件裁定书，不但完全否定了过去中央负责人的指示，也是彻底的违反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历史唯心主义。因此我坚决的反对。我虽然人已快入土了，我至死决不接受此项裁定书。李作鹏1981年7月20日”。

当时，我已做好最坏的准备，如果再有人来要我的勋章，我宁愿把勋章丢到大海中，也誓死不交。

战争年代，我们这些革命军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反动派，为新中国的建立，爬雪山、过草地，抛头颅，洒热血。文革期间，我们这些革命军人，始终反对江青、康生一伙的反军乱军阴谋，以自己的微薄之力，维护着人民解放军的神圣形象。“十年动乱”的前五年中，我们从未停止过与江青、康生一伙的斗争。

这是一个为共和国创建浴血奋战，为保卫人民军队不被涂炭的革命军人应该履行的历史使命。我们的历史功绩是任何人也不能抹杀的！

三、保释出狱，流放并州

1981年7月底的一天，不知天上刮的什么风，也不知太阳从哪边出来的，秦城监狱负责人、公安部代表来到复兴医院，向我宣布“保释出狱”的决定。

我问他们：“以谁的名义保释我？”

他们回答：“是中央的保释。”

这对我来说真是太突然了，完全没有想到。

他们接着说，中央决定要我离开北京，安置到太原居住和治病，并要求我到太原后不能用真名，而改名叫“李明”。当时我无论如何不想改名，他们说这是中央统一规定，是为了保密和安全的需要，都得执行。又说中央的方针是“从宽从快”处理。

此后，住在医院的陈伯达很快就出狱了，不久黄永胜也走了。

我没有匆匆地办理保释出狱的手续，因为当时秦城监狱在退还我的东西中，缺少了我的全部手稿（大部分是在通县专案审查时的手稿），他们为什么扣留这批手稿呢？我追问他们多次，他们都不说明理由，采取装聋作哑拖着不办的态度。

我只能给秦城监狱写信说：“8月25日的信，谅已收到了。但又过去10天，仍无回音，不知何故？我希望你们采取光明磊落态度，或者将我的手稿全部退回，或者拿出不能退回的理由，给我令人折服的说明。两者必居其一。不要采取装聋作哑、腐朽官僚主义的做法，那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现在一方面表明我的态度，另方面继续等待你们的回信，在没有获得你们明确的答复之前，我是不愿轻易离开北京的。”

在给秦城监狱写信的同时，我连续给军委办公厅、海军党委和公安部党组写了三封信，草稿如下（见图）：

军委办公厅主任：

特别法庭并未判决没收我私人的东西。因此凡是我私人东西应归还给我。文革时军委办事组在西山办公，我驻的那座房子内，有我的一部分私人东西，和我的讲话文件等。我被关押后可能为军委办公厅查封了。现在中央对我有新的处置，将很快离开北京。因此我请求你们将查封在西山我的私人东西，全部归还给我。由李冰天接受。

李作鹏

海军党委：

最近中央对我有新的处置谅你们已知道。

特别法庭并未判决没收我的私人东西。因此根据法律有关原则，我的私人东西仍不应受到侵占。请将我所有私人东西（衣被物，用具物，书籍文物，手稿文件）全部交给我的子女接管保存。凡不是我的东西一件不要，凡是我的东西一件不应少。据说有人趁机发家难财，将我的东西拿走不少，我要求全部追回。现由李冰天、李炎天前往接洽，希予指教。

我由通县转至秦城，公安部把我的全部书籍、用物、手稿抄走，如果已转到海政保卫部，亦要求退还。

李作鹏

公安部党组：

1971年（应为1976年注）秋冬间，打倒四人帮后，由于我犯了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的“罪行”，因此你们将我从通县军营押转秦城监狱。并将我经周总理批准的，马列书籍和其他书籍、用品和我的手稿（其中有我写给中央报告的底稿，和我写的两本诗词草稿等）全部抄走。除了卫戍区已将我的医疗器材、药品退回给我，其余至今未归还。1981年特别法庭并未判决没收我的私人东西，应全部退还，交由李冰天接受（他是我的长子）。同时我对你们这种做法，仍保留意见。

李作鹏

可是你写你的信，他们仍然装聋作哑，既不答复，也不退物。我估计目前退物退稿是不可能。

9月中旬，我又给秦城监狱写了一封信，表明我的态度是：退还私人物品和手稿的问题没有完，我决定9月25日前后离开北京去太原。到年底，他们把我的部分私人物品和手稿送到了太原，是否全部退回不敢说。反正若没有我的强硬态度和要求，同时，大概也没有审查出任何政治问题，否则是不会退回的。

9月28日晨，由监狱和公安部工作人员及我的小儿子李炎天护送，乘火车离开北京。

第四十六章悲怆诗篇

一、逆境白话

鄙人只有初小文化基础，根本不懂诗词。什么平仄、对仗、典故、比兴等，均不会运用。知识浅陋，何敢言诗。

但是看到别人又写又填，诗文并茂，自己心里甚是羡慕，于是买了几本古诗词及诗律词韵的书，看书自学。同时采取照葫芦画瓢的办法，一边学一边试写。这样没有功底的文字，一定是词浅意拙，不合诗律，自己只能美其名曰“打油诗”。

什么是“打油诗”？是一种语言通俗、格律随便的顺口溜。内容通俗大众化，使粗通文墨的人能读能懂，音律琅琅上口，易记易背，这就是“打油诗”的优越性。冯玉祥先生创作的白话诗（自称“丘八诗”），既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又与百姓心声共鸣，我很欣赏。同为军人，我也努力向他的写作方法学习。

“九•一三”事件的影响，决定了我的诗作内容不可能有更多豪放、高远的思想意境。相反，却渗透出不少凄凉、低沉的格调，因此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但我不愿仿照《红楼梦》中林姑娘的办法把它烧掉，除自我欣赏外，只想留给我的子孙后代、亲朋好友，作为了解我在逆境中思想情绪的参考。我选择部分当时写的打油诗，收录在我的回忆录中，只为读者提供我的一个思想侧面。

二、通县隔离

一幽禁1

1971年10月于通县

百战何愁幽禁苦，坐牢权作息肩处。

马厩牛棚堪一笑，青蛙相伴观蚊舞。

若问此时我心情，死都不怕岂怕苦。

一身光辉满腹愁，口含黄连难吐露。

注1：隔离室八平方米，原是马厩改成囚室。屋内很潮湿，一角汪着水，青蛙在内戏闹。室内蚊虫飞舞，床垫潮虫蠕动）。

二祸从天降

1971年冬于通县

莫道天无绝人路，不应绝人还绝族。

狂风暴雨无止境，人有失误天亦误。

三声名裂

1971年冬于通县

终生奋斗红变黑，将军百战声名裂。

别鸟怀愤忽惊起，不啼清泪长啼血。

四夜思（四首）

1972年于通县

（一）

食物难咽，辗转无眠。

通宵苦思，泪枕一片。

（二）

国家为大，成竹在胸。

牺牲一己，报酬万众。

（三）

诬陷攻击，大放狗屁。

忍气吞声，眼望千里。

（四）

众口毁誉，石浮木沉。

积非成是，孤掌难鸣。

五指鹿为马

1972年于通县

诽谤从来不可听，是非日久自分明。

指鹿欺骗为骏马，胡说八道无人信。

六武人不怕死（三首）

1972年于通县

（一）

家贫读书愁，从军征战久。

沙场多死战，政坛少智谋。

兵书半瓶醋，诗文一缸油。

内乱毁长城，高唱灭资修。

（二）

倾一腔热血，抛七尺躯体。

与先烈相依，同仇敌殊死。

不为名和利，只求江山新。

国强民富裕，战死染赤旗。

（三）

捐躯赴国难，视死最俊雄。

见死脸变色，不能称英勇。

挥师扫群寇，势如风雨疾。

献身在沙场，鲲鹏万里腾。

七视死如归

1973年于通县

将军应裹马革还，为国损躯分内事。

南征北战二十年，枪林弹雨不怕死。

艰难险阻具备尝，流血牺牲天地知

一代英雄千秋业，胸怀梦想常深思。

八铁石心

1973年于通县

往昔乌纱千斤重，而今罢官谁高兴？

逆境不堕青云志，愈挫愈奋铁石心。

九谗言可畏（四首）

1973年于通县

（一）

武人不畏虎，独怕谗言夫。

造谣诬蔑语，真相难清楚。

（二）

某受诬陷久，颇似园中韭。

日日被刀割，无中还生有。

（三）

谗言乱黑白，恶臭三寸舌。

舌上有毒物，杀人不见血。

（四）

蜡烛未烧尽，忽被谗风息。

水清看底石，心洁见天理。

十破谣言

1973年于通县

一人造谣，万人起哄。

人云亦云，买空卖空。

共产党员，盲目服从。

民主人士，侧旁观风。

实事求是，人民大众。

敢说敢辨，破谣先锋。

十一冷对小人（二首）

1973年于通县

（一）

艰难险阻皆备尝，枪林弹雨人未亡。

战将落马仇敌乐，横眉冷对小人狂。

（二）

身怀冰雪再三思，冷清头脑是非明。

突然平地起风波，或毁或誉任人评。

十二真金不怕火炼——1973年秋于通县

京都不见久，时作梦中游。

独仰高天苍穹，小院今又秋。

门外日新月异，世上白云苍狗，唯我独依旧。

乌云未见散，寒风冷飕飕。

文革事，多思忖，少烦忧。

福祸倚伏，塞翁失马知因由。

收集极左废铁，铸成人间悲剧，领导却无罪。

我辈何功错，评说后人留。

十三梦秋江1

1973年于通县

魂消已多年，今见君颜。

风度潇洒犹如前。

久别重逢语今昔，悲惨难言。

非命归西天，遗憾万千。

未能奉劝心不安。

狂风急浪盼平静，堪慰长眠。

注1：秋江，即孟秋江。著名记者。原香港《文汇报》社长。

十四咏蟹1

1974年于通县

常将冷眼看螃蟹，看汝踉跄到何方。

人云霸道背甲硬，我说横行脚爪长。

细眼珠，短目光，腹内空虚竟无肠。

渔人湖海网具设，丰收酌酒鲜味尝。

注：以“蟹”比喻当时横行霸道的“四人帮”。

十五寄语友人

1974年9月24日

海岳隔三年，常思梦中见。

覆巢无完卵，灾难定株连。

寄书欲问事，天变断飞雁。

真理当坚持，时穷节操现。

十六幽禁四周年

1975年9月

吾人立志无他求，鞠躬尽瘁为革命。

少年农暴赣江边，壮岁参军万里征。

华南华北风与露，东北东南烟与尘。

战争流血渐消逝，和平尘埃逐扬胜。

四十春秋犹闪电，柒拾年代黑渊沉。

马列知识恨知少，历史经验愧浮浅。

拜领批判听高论，奉读华章说借鉴。

真金不怕烈火烧，地久天长多慧眼。

十七白骨精灭亡

1976年10月于通县

齐鲁无名江，浊流久不清。

无风黑浪三尺，有风帆舟沉。

祸水直冲横撞，胜似牛鬼蛇神，疑是白骨精。

夜居钓鱼台，日革文化命。

造反风，夺权雨，武斗频。

四妖横行乱国，鸡犬不安宁。

天怒人恨除害，妖魔一网打尽，举国歌舞庆。

吕武笑江妖，黄袍成泡影。

十八咏冬

1976年冬

漫天雪，房顶树梢遍地白。

遍地白，消虫灭害，苗壮树叠。

严寒苍翠古松柏，更喜梅花香飘烈。

香飘烈，送冬迎春，更季换节。

三、秦城囚禁

十九咏怀（二首）

1977年1月在秦城狱中

（一）

千层地狱万丈坑，任凭阎王恶鬼行。

生死存亡两不顾，有胆有识头脑清。

（二）

为党为国扫强敌，流血流汗堪豪举。

身在囹圄心在党，痛心煮豆燃豆箕。

二十南冠徒

1977年于秦城狱中

壮岁旌旗拥万夫，暮年竟成南冠徒。

龙困沙滩翻身难，来生为国举兵符。

二十一囚禁六周年

1977年9月24日

幽禁戍营五周年，怒谴康祸投秦城。

四围荆棘全不顾，六面铁壁添坚定。

白发苍苍胆量壮，丹心耿耿志不移。

生死荣辱何足论，真理永存终必胜。

二十二感愤（二首）

1978年于秦城狱中

（一）

渴饮蒋匪血，饥食倭寇肉。

恨不战场死，留作小人辱。

（二）

宁愿为民死，痛恨株连亡。

不清不白冤，实乃替罪羊。

二十三怀念海军

1978年春于秦城狱中

十载微薄奉献，万里海防踏遍。

击落入侵贼机，消灭窜扰敌舰。

码头机场倍增，核艇导舰新添。

建设强大海军，宜争早日实现。

二十四丹心

1978年于秦城狱中

革命热情未稍减，老兵豪气岂能残。

雪山草地皆横闯，南征北战凯歌还。

汗马失蹄遭侮辱，乌鸦得势狂翩跹。

粉身碎骨浑不怕，一片丹心可对天。

二十五囚禁八周年

1979年9月

十八子，生犹死。波澜静，风云止。

铁笼鸟，陷阱狮。“灵魂”失，1情难逝。

血汗年，俱往史。晚节败，终身耻。

冤刻骨，愤难平。山压顶，几时已？

注1：开除我的共产党员党籍，堪比夺取我的灵魂。

二十六亲人相会2

1979年12月于秦城狱中

屈指离散八春秋，灾难满腹愁。

粱毁屋倾，鸡飞狗跳，生死共忧。

意外相见喜泪流，甚慰阶下囚。

吾儿皆健，风雨霜雪，自强苦谋。

注2：关押八年，第一次允许子女探视，百感交集。

二十七劝君宜心宽3

西山离别不相逢。天空云，地面风。

近在咫尺，互未知行踪。

鸟笼牛棚各西东，常见乐，邯郸梦。

闭锁九年鱼雁通，人残存，事相同。

视山唱歌，苦难是亲朋。

试观神州江山色，心身事，宜从容。

注3：与子女见面后，得知老伴情况，心声互勉。

四、审判风云

二十八不求瓦全

1980年于北京复兴医院

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含冤九泉，古今相传。

诬陷顽抗，残暴枉然。是非黑白，历史公断。

重见天日，国泰民安。沙场锻炼，气节未寒。

二十九不幸碰鬼

1980年于北京复兴医院

出生入死打天下，不幸碰鬼千罪加。

革命诬成反革命，宿将被斥“南霸天”。1

兔死狗烹自古传，文臣武将遭横祸。

断头台上刃具锋，赤胆何惧千刀剐。

注1：“南霸天”：诬陷林彪和我们难逃广州，另立中央。

三十酷吏

1980年于北京复兴医院

封建御史首，走狗是心腹。

祸首罪如山，不敢稍惩处。

沙场丰功将，诬陷灭三族。

冤案何其多，作恶胜猛虎。

三十一窦娥冤

1980年于北京复兴医院

窦娥绝无杀人罪，屈打冤杀弱女人。

六月大雪三年旱，天地有情人无情。

三十二梦见老伴

1980年于北京复兴医院

茫茫生死十年间，一枕黄粱一场空。

断肠人思断肠人，犹疑梦中喜相逢。

三十三公审冤情（二首）

1980年于北京复兴医院

（一）

强加罪三条，两条是伪造。

无罪判重型，执法何残暴。

服法不服罪，历史评公道。

钢铁帽子厂，诬陷不折腰。

（二）

文革大动乱，是非皆颠倒。

造反毁栋梁，祸首皆安然。

诬陷强加罪，判刑无公平。

权势压山岳，难屈老夫心

三十四评律师

1980年12月于北京复兴医院

尊敬公正人，天知无偏心。

官方辩护词，和尚照念经。1

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

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

注1：律师的辩护词要经官方修改改批准，然后照本宣读。

三十五寄语难友2

我锁阴屋君关牢，患难相共，风雨雾雪煞。

不惜断头血污草，何愁铁窗和镣铐。

谁将鹿马强颠倒，五洲四海，鹦鹉学舌少。

正气歌声风节高，粉身碎骨羞跪饶。

注2：公审期间，托子女抄送爱妻。

三十六险渡一九八零年

1981年元旦信笔

去岁垂危年，呜呼哀哉险。

病魔狠毒心，瘟神狰狞脸。

幸喜妙手医，堪慰苦舌战。

除旧依稀梦，迎新鞭炮烟。

三十七展望

1981年春节

万物经常变，世事不断新。

庚申后年捧桃，辛酉鸡啼明。

十亿发奋图强，工农生产自立，民心盼安定。

灾难化烟云，春风杨柳青。

奔四化，拔左根，铲右倾。

实事求是成风，马列重国情。

不怕山拦水阻，何愁风吹雨淋，开始新长征。

倏忽年华度，满目琳琅景。

三十八自寿

1981年4月

人生征途谈何易，九死一生六十七1。

沙场铁窗送葬频，白发病魔催命急。

天限七十古来少，只因流水尚能西。

老夫困境争八十，身世沉沦寿奇迹。

注1：自我纪念67岁的生日。

三十九怀念家乡亲人

苍茫赣水向北流，挥戈离乡半百秋。

大江南北风霜烈，长城内外烟尘稠。

勘定寇贼平四海，唤起工农与九州。

风云突变江山乱，身陷囹圄心负疚。

四十孤灯夜思乡

1981年夏

夜阑望孤灯，恶境思故乡。

魂游山水田园，幼年苦生长。

适逢星火燎原，村村红旗飘扬，挥戈鲲鹏飞。

辗转满头雾，折翅燕山旁。

风凄凄，雨潇潇，夜茫茫。

武夫不问生死，谁管臭与芳。

草木一秋荣枯，人生一世兴亡，监牢亿沧桑。

寒风催叶落，难忘华鄂堂。

四十一黑夜将黎明

1981年7月31日

疾风知劲草，烈火识真金。

诬陷恨山高，诽谤仇海深。

痛骂投机客，努谴虎狼心。

历史路曲折，事实树常青。

求实上轨道，冤错比澄清。

乌云难持久，黑夜将黎明。

四十二八一抒怀

1981年8月1日

追随旌旗五十年，驽马汗血未偷闲。

先是沙场弓箭手，后为帷幄运筹员。

大陆除恶才能疏，疆海天冠智谋浅。

名为禄荣空俱高，古稀横加悲剧篇。

四十三心有明灯

伤心往事记最深，豪气犹存创痕新。

莫道前程天色晚，心有明灯江山青。

第九篇到太原之后

第四十七章在太原的酸甜苦辣

一、治病送瘟神

我在太原的定居之所由山西省政府提供，是新建金刚里小区的省政府宿舍。到太原后，给我准备的房子暂时不能居住，主要原因，一是房子新建不久还比较潮湿；二是锅炉房尚未完工，无法提供暖气；三是四壁空空，什么家具也没有。

这样下了火车,就用汽车把我拉到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在那里的干部病房楼,给我预备一个单间病房，由我的小儿子李炎天陪床，住院治病。

我们是半夜到达的，医院的心血管专家、内科主任王珈玑尚在医院等待我们的来到。很快进行了身体初步检查,初步了解我的病史情况，吃完药就休息了。

从第二天起，开始对我的身体进行全面检查，大约一周后，做出的结论是：心血管动脉硬化，供血不足，高血压，脑血管动脉硬化，心律不齐，忽慢忽快并有早搏，初步诊断为窦房结综合症等等。随即输液服药进行治疗。

住院治疗约一个月后，身体稍有好转，我就在医院附近的小照相馆，照了到太原后的第一张照片，并在照片的背面题写：“大难十年身犹健，冰冻百丈胆未寒”。

那时的体重不到一百四十斤。

这里的医院和北京复兴医院不同，那里是监狱医院，活动范围很小，不能随便与其他病人接触（判决以后可以同陈伯达、黄永胜接触），一切行动受监管人员的监视。那里的伙食条件差，治疗条件也一般。太原山医二院治疗条件很好，伙食条件不太好，以面食为主，连米饭都吃不上，菜也简单（我是南方人，喜吃米饭）。但陪床的孩子们，可以到街上的饭馆买些米饭、炒菜和熟肉制品等，调剂一下伙食。

这里干部病房只要遵守院规、遵守病房规则之外，行动是自由的。可以在楼上平台散步，可以到楼下大院内散步，只要不耽误自己治疗，可以同一般病人接触，也可以到附近商场购买物品等等。

干部病房住有各种各样的病人，有抗日时期的干部，有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也有建国后的干部。大部是在山西工作的干部，也有曾在山东工作过的干部，曾在东北工作过的干部，及在115师和四野工作过的，以后转业到山西的干部。

开始时，我按照公安部的要求，一直自称叫李明，但病友很快就知道我是谁了。

因此，有战争年代和我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队工作过的老战友们，慢慢的，既谨慎又友好地向我接近，从互打招呼，到问候病情，到串门交谈，问长问短，热情相处。开始多谈身体、生活、社会新闻、战争年代的往事。以后就慢慢地谈政治问题，谈我的问题，谈不久前的公审问题。这些老干部们，无话不谈，我也只好有限度的与他们交谈。

有人问：“公审对你的判刑你服不服？”

我回答：“不服也得服，法庭宣布是最后判决，有意见也不能上诉，因此只好‘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能说，有什么办法。”

有人问：“林彪为什么要谋害毛主席？”

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九•一三”事件之后，我看到林彪儿子林立果为首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心内容是：第一对‘四人帮’，搞文革打倒大批老干部不满；第二对所谓‘国穷民也穷’的政策、老百姓生活很苦，没有改善表示不满；第三特别对庐山会议对林彪的批判不满。至于组织什么‘教导队’，密谋用火箭筒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阴谋杀害毛主席等等之类行动，据我看，不像是一个久经沙场，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林彪的作为，更像是没有打过仗、没有听过枪响，连屁也不懂的林立果等人，像小孩过家家似的搞的胡作非为。”

有人问：“林彪为什么往苏联逃跑？”

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但我想可能是避难，是害怕毛主席整他，害怕变成刘少奇、彭德怀第二。像朝鲜、越南个别领导人往中国跑一样。这是我的估计，不一定正确。有的说是绑架走的，我看也有可能。”

有些老同志也向我表露他们对公审的态度。有人说：“你的问题主要是山海关机场问题，我看山海关机场问题的关键，也不是经过一人批准，也不是四人联合命令，而是林彪飞机强行起飞。其他都是次要的。”也有人说：“你向黄永胜报告毛主席在武汉接见各地领导干部谈话内容，这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上下级通通情况，还有错啦？”

遇到这种议论，我一般不做正面回答，而说：“古人曰，旁观者清。”

还有些人，关心我目前的生活待遇问题。

有人问：“你现在的生活怎样？”

我回答：“每月给我一百元，同太原普通市民生活水平差不多，我是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什么困难也能克服。有吃、有穿、有住，饿不死，冻不着就行啦！与战争年代的条件相比好多啦！”

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到1981年12月下旬出院，搬到金刚里宿舍。

此时我的老伴，也由北京来到太原，我的二女儿和她的丈夫及外孙女儿一家三口，也来到太原定居，照顾我们两个老人。

我们住太原金刚里一栋宿舍楼的二层。包括相邻的两套单元房，共140多平米。一套三间半，约90平米，我们两个老人居住，其中向南的两间，一间是我们的卧室（床头放着公安厅配给的氧气瓶），一间是书房。向北的一间半，一间是饭堂（兼客房，孩子们来时临时住），半间是储藏室。另一套一间半，约50平米，住我的女儿一家。我们老少六口人（还请了一位小保姆），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饭。

当时，太原老百姓的住房非常紧张，条件也很差。我不能与过去的住房相比，但与太原老百姓的住房相比，我住两套房已经很不错了。

从1981年到太原住院开始，到1991年的十年左右时间内，我共住了七次医院。其中除一次眼睛犯了青光眼、白内障，一次是急性肺炎、缺铁性贫血之外，其他各次均是心脏不好而住院的。有两次心肌梗塞特别严重，差点见“阎王”去了，由于抢救及时，结果起死回生，把瘟神赶走了。

一次是1985年11月21日，早晨6时起床，然后上厕所、洗漱完毕，尚觉没有什么问题。在室内散步时，觉得心慌胸闷，即停止散步，在书房静坐，含了一片硝酸甘油仍觉不好，觉得又要大便，到厕所坐了一会儿没有便出，心慌胸闷更厉害，全身无力。

这时脑子还清醒，赶快出厕所，想到卧室躺下。刚出厕所歪歪扭扭走了几步，就毫无支撑地摔倒在地，此时已经完全昏迷，失去知觉，什么也不知道了，同死人一样，瞳孔放大，脉搏微弱。

我的老伴是长期做医务工作的，发现我摔倒在地，立即赶来急救。首先上了二颗“炮弹”（亚硝酸异戊脂），才慢慢苏醒过来，脉搏也有了，这时人才算活过来了。犯心脏病的人，最忌讳搬动。我的老伴深知这一点，整个抢救过程都没有搬动我，只是将我平躺在地板上，她跪在我身边实施抢救措施。

半个小时之后，基本平稳下来了，我的老伴、女儿和小保姆三人把我抬到床上，再吸上氧气，再含硝酸甘油。这时才知道头痛，是摔倒在地造成的脑震荡。多亏抢救及时，措施得当，阎王老子没有把我抓走。在北京的儿女们，听到此消息都吓了一跳，纷纷跑到太原探望。

又一次犯病是1986年7月29日，午餐炒了新鲜猪肝，我喜欢吃，又好久没有吃了，结果多吃了两口，饭后不久就觉得饱胀不舒服。

我即在室内进行消食散步，越走越觉得心慌胸闷，全身无力，赶快服用硝酸甘油，并在卧室躺下，仍然难受，呼吸越来越困难，同时发生呕吐，小便失禁，人处于昏迷状态。老伴当时又立即使用“炮弹”冲击，紧跟着用上氧气，这样才渐渐恢复知觉，听到身边有人说话的声音。我的老伴又一次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此时医院救护车已赶到，把我送进医院治疗。我的大儿子李冰天，次日从北京赶到太原，到医院陪床。几天后，我的小女儿李小征，也由北京来到太原，接替李冰天的陪床任务。半月后，我的大女儿李大征由沈阳来到太原接替小征的工作。那时大家都担心我可能一命归西，都要来为我尽孝。谁知我的命大，不是阎王把我忘记了，而是我的老伴凭借对病情的了解、运用医治技术得当、当机立断进行抢救，终于把“瘟神”驱逐走了，因此我仍然活着。说我的老伴是我的救命恩人，一点不过分。

这是我的生命危机的第二次红色信号，比去年11月那次危机还要严重。在医院输液、打针、吃药。住了半个多月，病情基本上稳定了，但身体没有完全恢复，心电图仍然不好。

我于8月下旬出院回家疗养。出院时心血管专家王主任警告我说：“李老，你的心肌梗塞已经再一再二的发作了，无论如何不能再三，这种发作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死活各占百分之五十。抢救及时得法可以救活，抢救不及时不得法就可能死亡。这不是我吓唬你，而是我的经验之谈。”又告诉我：“你今后要特别注意几点：一是要保持心情愉快乐观，不要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二是注意饮食，不要吃得太饱，少吃多餐，少吃不易消化的食品；三是适当运动，到室外运动时要有人陪伴，防止发生意外，锻炼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度疲劳；四是按时服用治疗药品，必须随身携带急救盒。”

由于病情复杂，虽然按照医嘱尽量注意，但小的发作、中等程度的发作仍然不断。有情绪性的心绞痛，有排便性的心绞痛，有睡觉姿势不当引起的心绞痛等等，防不胜防，稍不注意就出毛病。

开始是山医二院的大夫经常出诊到家里来看病开药方，由我们派人到医院取药。以后改为我是山医二院的“家庭病床”的病人，由负责“家庭病床”的大夫和护士每周或隔周到家里诊断开药方，由护士随即供给药品，这样就更方便了。

在太原期间，山西省卫生厅对我的治疗问题还是重视的，我对山医二院的治疗也是满意的，我很感谢他们。我曾将多年病情和各种心电图材料送沈阳我的大女儿（也是大夫）处，由她送沈阳有名的心血管专家研究，他们也对我的病情提出了宝贵的医疗建议。

总而言之，狂风不能把我催折，暴雨不能把我冲垮，雷电不能把我击倒，冰雪不能把我埋葬，瘟神病魔也无可奈何。

二、生活苦与乐

到太原的初期，给我的待遇标准是每月100元生活费。我的老伴给80元生活费，两人合计180元。这些钱用于生活，只能做到粗茶淡饭不宽裕，饿不死、撑不着，也算勉强过得去。但付出了伙食、房租、水电费之后，在添置其他生活用品，或者想增加一些营养，就很困难了。

从1985年开始，我的生活费提高为每月200元。老伴每月也可拿到270元左右。这样我们的生活才有了一些松动，才有可能逐步地购买了必需的沙发、书柜等家具，和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必备的家用电器，订阅报纸、杂志，并自费安装了电话。

我的生活规律是早晨6时起床，洗漱之后即到室外散步一个多小时。我住的小区就在汾河岸边，每天沿着绿树成行的岸边小道走走，心情很是舒畅。利用散步的时间，我还可以逛逛早市，买点新鲜蔬菜，买点油条（太原人称油条为“麻叶”）、豆腐脑都很方便。

散步回家后，7时半吃早餐，上午写作或看书。12点吃午餐，12时半到14时半午睡。醒后躺在床上看订阅的报纸、杂志。下午多躺一会儿，可以使两脚浮肿的现象缓解一些。起床后，稍微做一些活动，吃点水果，听听音乐。18时晚餐。而后看电视，22时半睡觉。如果是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就一直看完（我最喜欢看的是成本大套的京剧和各种球类比赛），不喜欢看的，根本不看，用这段时间看一些消遣的闲书。

每周还要带着小保姆，到二华里外的柳溪菜市场，集中采购肉、鱼、蛋、粮、油等食品，并在那里浏览各类商品，了解市场物价，观看来往人群，也是自成乐趣。

刚到太原时，仍保持过去家中的习惯，看书、看报、看喜爱的杂志，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自费订购了不少的报纸、刊物，如《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太原日报》、《红旗》杂志等。可是后来因报纸刊物价格上涨的太高、太快，实在承受不了，只得忍痛取消了大部分，只保留了三种报纸：《太原日报》，了解居家所在的见闻；《参考消息》，略知国际大事；《文摘报》，看些杂闻、奇闻，跟上潮流。

以前我很喜欢逛书店，见到喜欢的书就买。迅速提高的书价，将我逼出了书店。见到好书只是拿在手里反复翻看，而很难下决心购买。至于电影院、戏院则基本上与我无缘。

我们平常伙食很简单，早、晚面食为主，午餐米饭，两菜一汤，菜是一荤一素。星期天改善伙食，菜饭均好一些。儿女们来团聚，就要吃得好一些。过年过节也吃得好一些。所谓“好一些”，也不过是餐桌上增加些鸡、鱼、肉、蛋之类的菜肴。

和过去一样，老伴管家、管钱。我们的办法是精打细算，省吃俭用，购买最基本、最经济、最实用的物品，因此我们的生活仍然过得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者常乐。

来太原时，据说为了保密和安全，省公安厅劝我外出时戴墨镜、戴口罩，以防意外。其实这不过是掩耳盗铃，公审提高了我们的知名程度，想在百姓中隐姓埋名，不暴露庐山真面目，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第一次外出，就碰上太原海校认识我的一位干部，并很热情的与我握手。第二次外出又碰上抗日时期曾在山东军区司令部机要科工作的一位干部（已离休），互相谈往言今甚久。

第三次外出碰上第十三冶金建筑公司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她挡住我的去路，问我姓什么。

我答：“姓张。”

她说：“你不是姓张，你姓李。”她肯定的说：“你是李司令”。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李司令？认错人了吧。”

她说：“我在电影里看过你，我们十三冶东北人很多，有不少人知道你，经常谈论你们在东北打仗的事情……。”

类似的情况不少。一传十，十传百，很快金刚里、十三冶、旱西关、新建路一带的居民、商店、小摊，知道我的人越来越多，街谈巷议、说长道短的不少。

他们对我的态度大体有三种：一是友好关心，具有同情之心，敢于接近我，同我谈话，也敢到我家串门，诚恳地表示，没有你们打江山，就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我生活中的困难愿意协助解决；二是平平常常不好不坏，邻里相待，见面点头问安，一笑而过，敬而远之，但也没有什么恶意；三是心怀恶意，仇恨很深，你在前面走，他在后面骂娘。

是年（1982年）4月正是冰化雪融春暖花开之际，有一天在我所住的宿舍楼西端墙壁上，贴了一张大字报，我没有看到，是次日晨房管负责人发现的，立即将其撕下。据说其内容主要是“此楼内住的是林彪死党、大反革命李作鹏，他没有资格住在这里，限三天之内搬走，否则我们要采取革命行动”，云云。同时为了收到报纸，我自己安装在楼下大门内墙壁上的一个信箱也被人丢掉。为此事当地派出所还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何，我不知道。我认为小事一桩，心中泰然处之。自此公安厅派了一位派出所副所长住在我宿舍不远的地方，据说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

开始两年确实“门前车马稀”，鬼都不登门。后来逐渐和我们交往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逐渐溶入当地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与大家同喜同怨，地方新闻、小道消息、群众议论也都成为我们与大家交流的内容。

与此同时，有些人知道我在练字，向我要字的人也开始多起来，交流书法感情，也成了我以“字”交友的一种形式。

其实我的“书法”是鬼画桃符，不像样子。但有些人说：“一要你的字，二要你的名，有了你的名字，就有价值了”。我是一个“臭名远扬”的人，还有什么“价值”？但也可以看出有些人的猎奇心理，有些人的思想“解放”。我大体上是“有求必应”，你愿意要，我就答应写，不管你是干部也好，是工人也好，一视同仁。

有两幅字不论是住在太原，还是以后住北京，我始终挂在客厅内，供大家欣赏。一幅是“砥柱中流”，寓意我的前半生经历，一幅是“愈挫愈奋”寓意我的后半生经历。写的虽然不好，但我喜欢。

前来看我的人，北从东北，南自广东，全国各地都有。多数是我过去的部下、同事和战友，也有我的亲属。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和关心，对我这样倒霉的人是极大的安慰。

但我决心不见记者，不论什么记者，我都拒绝接见。文艺作家我也不见。为什么不见？因为我的要求是：公开发表的内容必须是我的原话，一个字也不能改动！在当时，我的要求是无法满足的，这样也就堵住了借我之名瞎说乱写的口子。1985年，香港某报社有位记者想见我，被我拒绝。想要我一张近照，我也不给。他想利用我外出散步时偷拍我的照片，我就闭门不出。结果他只好失望地走了。甚至某知名军史作家要求见我，我也没有答应。我到沈阳，他随后跟到沈阳，再次要求见我，我仍然没有答应。

三、拙笔写春秋

1981年12月下旬，由医院搬到金刚里宿舍时，我在北京被抄家和封存的衣物、书籍、日常用品等，除没收、散失和损坏外，其余均已退回并运到太原。而我所有在各种场合（包括战争年代）的讲话稿件，各种报告稿件、各种发言稿件、各种笔记日记、各种诗词底稿、各种信件和文章底稿等等均全部抄走，至今一字未退回。这是我最大的损失，是精神和心血的损失，是多少金钱也买不到、也补偿不了的。由此造成我今日写回忆文章的极大的困难。至于物质上的损失从数量上来讲，也是相当大的。

对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讲，对“抄家”的内涵是清楚的，更何况我的家被抄过多次。退还的箱子上，封条多达七、八层，不管什么衣物，一律涂上胶水，并多次贴上各种标签，标签也是种类繁多，有海军的，有中央专案组的，有公安部的，有秦城监狱的，很多照片看得出是经过多次展览，并在照片上进行了涂改。经过这样篦子梳头般的清理，所剩还能多少，就可想而知了。

1982年元旦我们过得很简单，但春节过得很热闹。冰天一家、小征一家，均来到太原，加上幼征一家，我们老老小小十一口人，每天在一起围桌而坐吃团圆饭，有说有笑，谈家常、忆往事、论今天，这是我们十年来第一次高兴的团聚，第一次开心痛饮，骨肉情深,其乐融融。过了元宵节他们才散去。

春节之后，我曾想在春暖花开时节到农村看看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情况，到工厂矿山参观开开眼界。我想关押的国民党战犯都可以四处参观，我为什么不可以去参观呢？十年没有接触社会，没有接触工农群众，农村变化了，工矿企业变化了，各条战线的情况都变化了，我的思想则长期闭塞落后，孤陋寡闻，深有隔世之感，跟不上形势。问今是何时，不知有汉，不知有魏晋。

这个想法尚未正式提出来，有一天山西公安厅来了一个干部，向我宣布了三条禁令：第一不准与外国通迅；第二不准接见外国记者；第三离开太原要请示批准。

我问：“这是哪里的规定？”

回答：“上级的规定。”

我问：“哪个上级？”

回答：“那你就不必问了。”

我对这种空口无凭，不见文字，不见文件的处理办法有疑问，因此立即给山西省公安厅及省委省府写了一封信，明确提出：“今后凡中央和山西省对我在太原的生活有什么要求和规定，一律以文字为证，以防鱼目混珠，不便执行”。

自此之后，山西方面再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了。为什么那么怕外国人？大概有点心虚。其实经过长时间大吹大擂的公开广播、报刊宣传，全世界哪有不知道的。问题是只讲一面之词，不准有异议，害怕泄露不同意见，害怕暴露真相、使欺骗蒙蔽破产。

既然参观农村、工厂不可能，那就实行考虑已久的一件事——坐下来写回忆文章。

虽然我的写作计划不算庞大，但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开始，我初步打算写三部曲（分三个小册子）：第一部是我的戎马生涯，写战争；第二部是文革经历，写文革前期五年；第三部是幽禁悲剧，写“九•一三”事件之后的经历。之后，我还想写一部战争年代有关林彪的文章。“到太原以后”的那一部分是后来增加的，是九十年代以后补写完成的。这样算起来就是五大部分了，分五个小册子。

根据手中的材料，我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由近至远，先写“九二四”之后，隔离审查、锒铛入狱和公审的实情，再写到海军工作后的经历，以及战争时期烽火年代的回顾，最后再写战争岁月中的林彪。写作同时，千方百计搜集历史材料。

我写回忆文章的目的，既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点我亲身经历，我所见所闻的真实资料。我也许看不到出版，但人亡物在。

我是工农出身，文化很低，初小四年级水平，主要是参加革命之后不断学习，及长期做参谋工作，在实践中锻炼提高的。高级机关的参谋工作要“会写、会画、会算”：会写通知、命令，会写作战计划，会写训练计划，会写报告、总结，会写各种电报；会画敌军态势图，会画我军态势图，会画敌我态势图，会画我军进攻战役部署图；会计算敌人兵力，会计算我军兵力，会计算敌我兵力对比，会计算敌我双方行进路程、行进速度、到达预定地点的时间，会计算我军伤亡、消耗、补充等等。由于上述原因，我的文化水平才有所提高，但永远是一个小学生。

写回忆文章与做参谋工作不尽相同，但也有相通之处。同打仗一样，写文章要有充分的准备，“不打无准备之战”。准备愈充分，则成功可能性愈大。仓促上阵，急于求胜，“打莽撞仗”，则成功可能性甚小。应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应有充分的材料，应有一定的写作技巧，这三条都重要，缺一不可。其中充分地占有史实材料尤其重要，在史实材料的基础上产生观点，产生思想。史实材料是文章的基础，材料越多越好，越具体越好，越真实越好。回忆文章是历史，是纪实，不是文艺小说，不能虚构空谈，要对历史负责。

从1982年起，我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进行思想准备和史实材料的准备。思想准备是对任何一篇文章要确定一个中心。大中心里面有小中心，突出什么问题，以什么为主，以什么为次，首先写什么，中间写什么，最后写什么。根据手中的材料要认真独立思考，提倡“三思而行”，没有想好就不要动笔。同时，千方百计到处收集有关史实材料，然后对材料进行分析选择，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按次序排列，以便使用方便。

1984年，我开始动笔写回忆文章。因为带病写作，速度极慢，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到年底，我被关押后的实录部分，基本写成初稿，共约十万字左右，书名为《狱中人的心声》。

1985年，我乘胜前进继续写作。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的第二部作品又基本写成初稿，约十五万字左右，书名为《兵荒马乱的文革前期》。

1986年起到1988年，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战争年代回顾的初稿，共三十万字左右，书名定为《沙场回忆》。

因为健康原因，在此期间内四次进医院，耽误时间不少。出院后医生规定，每天只能写两小时，我有时照办，有时也不照办。文思涌来，不写完一个章节是很难停笔的。但身体是第一位的，写作是第二位的，这是必须遵守的原则。所以拖拖拉拉，两天打鱼三天晒网，从准备写作开始，搞了七年才完成。

三部作品完成了初稿，共五十五万字左右，我才松了一口气，悬挂的心也放下来了。完成了心愿，只觉得格外的轻松，只感到其乐无穷。下一步的任务是写第四部《盖棺论英雄——战争岁月的林彪》。

1988年12月，我们到北京、沈阳探亲访友，半年后返回。1990年10月我们再次到北京，1991年7月返并。我在北京将前三部作品手稿进行整理打印。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考虑第二步写作计划，即动手着笔《战争岁月中的林彪》。这是攻坚战，困难更多，1993年此稿停笔，共二十万字左右。这样“十年磨一剑”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从1994年（我已满80岁了）开始，我着手写《到太原之后》，主要是根据我的日记，写到太原后十年的生活情况。接着我又将建国初期（1950年后）到调任海军工作前（1962年前）的工作经历，写了一篇《风雨十二年》。这篇小册子，主要写我在武汉高级步兵学校、在南京军事学院和在总参军训部工作期间的情况。这样，我的回忆录就比较连贯，比较完整了。同时，我又将能收集到的，曾公开发表过的文章进行整理。这样，用了三年时间，写了约五万字，整理发表过的文章约五万字。到1996年，前前后后十四年，我写了（包括整理文章）八十多万字的初稿。

从1997年开始，我一边修改初稿，一边整理我写的诗集、杂文等（约十万字左右）和保存下来的千余张历史照片。

在写回忆录的过程中，我一边写，一边重温自己一生的历程，一边写，一边反思自己对林彪事件的认识过程。2004年，在对回忆录多次修改，基本定稿之后，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此时我意识到，在自己已是耄耋之年，要用最后的机会，向党再一次说出自己的看法。我给中央写了两封近万字的长信，题目叫《不平则鸣》。现在我决定将这两封信，也收录到本书中（见附录）。

四、家中被盗

1988年3月25日凌晨3时，我的老伴起来上厕所，拉开卧室门出来，隐约看到走廊的地下一堆黑糊糊的东西。开灯辨认，是我们平时外出穿用的两件呢子大衣，被扔在地上，当时不知所措，便急忙将我唤醒。经查看，我的书房被翻得乱七八糟，饭厅摆放的酒柜、抽屉也被翻乱，储藏室的窗户被打开，进出的大门是虚掩着的，很显然，是盗贼破窗窜入室内进行偷盗，然后从室内打开大门扬长而去。我们马上向省公安厅及太原北城区公安局报了案。

当天上午，省公安厅及北城区公安分局均来了人，有七、八名侦缉专业人员，详细察看了现场，进行了拍照并取到鞋印、衣印、指纹等线索。

特别莫名其妙的是，盗贼还留下两张字条才离去，一张写的是“穷生盗，并两日记，不会外传”，另一张写的是“情深”两字。公安人员说他们破了几十年的案，从没有看到这种现象，偷了东西不但不消灭痕迹，还故意留下痕迹，真是欺人太甚。

盗贼没有进我们的卧室，如果进入卧室就可能发生意外。我为了防止坏人谋害，早在我的床头备有自卫的铁棍。几十年的老兵，防人暗害的常识是懂得的。

经过清查，被盗走的物品主要是我的日记手稿和一些抄家后归还的物品等等。

这次失盗给我最沉重的打击是，盗贼偷走了我的两本日记和部分文章、诗词手稿。

25日晚上，省司法厅梁厅长来到我的家里，研究今后如何防盗及保证人身安全，并亲自察看了被盗情况及宿舍门、窗情况，最后做了四点指示：第一，这个贼不是经济盗贼，是与政治有关的文化盗贼，此人可能到过你家，知道你们的情况，你们好好回忆一下，看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协同公安机关破案。第二，你们的门窗要全部加固，由我们负责将所有窗户安上防盗铁栏，同时加固门锁。第三，把重要的物品集中放在卧室，一旦有事固守卧室，不要轻易与盗贼相碰，否则可能要吃亏。第四，公安机关已组织专门破案小组，确定这是一个特重案件，要力争限期破案。我认为梁厅长这几点指示很好，但这个案一直到今天仍没有破。

五、刑满释放

1988年9月22日上午，北京公安部、秦城监狱、省司法厅、太原北城公安分局、三桥派出所等单位共七人，来到我的宿舍，宣布中央有关决定：第一刑期已满，恢复自由，恢复原来名字。访亲会友，旅游观光，愿到哪里均可；第二在太原安家落户，生活费每月250元，医疗费实报实销，机动补助费由单位掌握；第三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仍要继续执行。在此期间内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没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也不能担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可以发表战争回忆录，但发表关于文革的文章要经过政治审查。对外国记者要回避，不能举行记者招待会；第四对安置问题、生活问题有意见仍可向中央反映。

以上决定宣布之后，发给我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释放证明书”，三桥派出所给我发了户口本，以后又发了身份证。

从此我由一个久经大难的囚徒，变成了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贱民。这一场“持久战”，已经熬出来一点头绪，黑暗中已经看到了一点曙光，困难中已经看到了一点希望，乌云万里又露出了一点晴空。

恢复自由，心情当然轻松多了，但还有五年“尾巴”，压力并未完全解除。为了庆祝恢复自由，我的大儿子冰天、小女儿小征劝我到外面走走。

9月27日，我和老伴及冰天、小征乘车游览了太原名胜——晋祠。六十年代初，我到太原巡视国防生产情况时，曾去过晋祠，印象不错。这次流放太原七年，这是第一次到郊外游玩。由太原到晋祠有新修的公路，汽车半小时就到了。晋祠“难老泉”的水也“老”了，快枯竭了，几座庙殿也老化陈旧，没有修整，唯公园的花草林木整修的甚好。我们东走走，西看看，一直玩到下午四时才返回城内。

回家后兴致犹在，又赋小诗一首，以存余兴。

游晋祠诗1988年秋

晋国分封胜迹留，老夫兴到喜重游。

悬山晋水夺眼底，树色岚光翠若浮。

桐封功业陡波去，胸中块垒一时休。

大难不死夕阳短，无意再登百尺楼。

在宣布中央决定之前的9月3日，我就给山西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其内容是：饱尝十七年服刑的滋味很快就要到期了，恢复自由之后的去向问题，当然应遵照中央的安排执行，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最好是回北京。因为我的子女大多在北京工作，而在太原是举目无亲，四顾陌生。但中央如果决定我留在太原，我也一定服从。唯一希望是在医疗方面、生活方面、安全方面有所改善。如果这三方面的情况不如现在或同现在一样，那我何必离开司法厅。我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不敢有任何的奢求，但我有许多实际的困难，希望放宽政策，适当照顾……。

后来事实证明，我的要求无人置理。我和老伴都归了太原第一军队干部休养所，按一般退休干部待遇。

1993年9月24日，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期限已到，但不见任何人来向我宣布，因此我向有关领导提出“严重抗议”，现将信件抄录如下：

山西省委、省政府并请转中央：

1988年9月22日，北京公安部、山西省公安厅、太原公安局派人代表中央向我宣布刑满释放，发给释放证，恢复行动自由。并宣布，自1988年9月24日至1993年9月23日，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仍然有效。但现在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期限已满，仍不见任何人前来向我宣布恢复政治权利，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认为这是有关领导官僚主义、忽视法律、不关心人的政治权利的表现。这是执法机关严重的失职。这是极不严肃、不公正的对待公民的错误行为。

据悉山东公安厅已于十天前派人代表中央，向在济南的吴法宪宣布，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已期满，完全恢复公民政治自由权利，并每月增加生活费100元。

期满之后，我又等待了两天，仍不见任何动静。因此我特向有关领导提出严重的抗议，并保留追究其错误责任的权利。

自9月25日起，我决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条款，坚决执行。

李作鹏

1993年9月26日

至此，特别法庭判决我的超级刑罚彻底完成了。我所欠国家的政治债务彻底偿还清了。但是，我所遭受的冤屈，我所承担的错误结论，仍然像泰山压顶，将我深埋其中，我的心情随时随地处于痛楚之中。

六、在诞辰家宴上的讲话

1971年之前，我和老伴从来不过生日，一是工作忙，二是没有这个习惯。

1984年4月22日是我七十寿辰，也是出狱的第三个年头。在孩子们的强烈要求下，我同意过寿日。我们的五个儿女及家人，大小一共十三口，分别由北京、沈阳来到太原为我做寿，这是我们妻离子散十三年后的全家大团圆。为此，我们还照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

此时，我已有了两个孙子，两个外孙子和两个外孙女。大家济济一堂，热热闹闹，七手八脚的摆设了很丰盛的家宴，我做了简短的宴前讲话。

我说：

1930年，我十六岁参加红军，从那时开始，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打了二十年的仗，参加了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各次“围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八年抗日战争，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战争。从华南打到东北松花江，又从东北、华北、华中，打到华南海南岛。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由胜利走向胜利，我也因立战功、打胜仗，由一名普通战士不断晋升到初级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的工作岗位，水涨船高，青云直上，成为解放军的将军，成为解放军的领导成员之一，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成员之一，成为中外新闻名人。

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那场非常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我没有看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我拥护了文化大革命，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我执行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线和政策，因此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跟着毛主席犯错误，跟着党中央犯错误，跟着广大群众犯错误，所以我的错误也不是普普通通的错误，而是更加严重、更加广泛的错误，负有重大领导责任的错误。

林彪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军队日常工作主要领导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我四十年部队生涯锻炼出来的原则，而且战争实践也验证了这一点。因此我在他直接领导下，他的命令、他的指示，我是坚决执行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三支两军”是正确的，在庐山会议上，反对“四人帮”是正确的，我不相信他会谋害毛主席，我也不相信他会“叛国投修”。

我事先不知道他从山海关机场起飞要到什么地方去，周恩来总理也没有告诉我林彪的企图，把我蒙在鼓里，只说夜航不安全，要四人批准才能放飞。9月13日0点20分，林彪汽车到达机场，0点30分就飞走了，只有十分钟时间，要四人批准放飞，根本不可能。

别有用心的一群人，以捏造的“有意放跑林彪”的罪名，把我打入“林彪反革命集团”，纯是冤案，纯是替罪羊，纯是诽谤诬陷。我当然不能说瞎话，我当然不能承认，我当然不能求饶下跪！批判我是“顽固分子”，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肯定。

我不反对共产党领导，我不反对人民民主专政，我不反对社会主义，我不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强加在我头上的“反革命”罪名，不管如何高压，我始终没有承认，我始终不可能承认，我始终坚决抵抗。我的肩膀是硬的，是不怕压的；我的骨头是硬的，是不怕碎的；我的思想是清醒的，是不怕诬陷的；我的精神是顽强的，是不可能屈服的。我认为这是天大的冤案！我认为这是对我最残酷的迫害，我认为这是某些人假公济私的报复。历史是公正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错误的东西是不可能持久的。

我的一生，除了童年时代外，有三个时期：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战争年代二十年。反帝反修，建设社会主义二十年。倒霉垮台，遭受灾难二十二年。六十多年的经历，有胜利，有失败；有光明，有黑暗；有欢乐，有痛苦；有功劳，有冤枉！我这一生的经验教训，是十分丰富的，是非常深刻的。希望大家好好理解，好好体会，不要盲目相信那些胡说八道和流言蜚语的诽谤。

我的态度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我的理想是共产主义。

我的信仰是马列主义。

我的奋斗精神是不怕苦，不怕死。

我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及党内修正主义、和平演变投降主义。

我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终会胜利！

宴席上，孩子们都讲了话，互相鼓励向前看，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是打不烂、压不碎、隔不断、催不垮的。我们不靠天，不靠地，不靠鬼，不靠神，靠我们自己的本事吃饭，靠自己双手劳动养家糊口，我们要为父母争气。

过了十年，八十岁寿辰（1994年4月22日）是在北京过的，除了五家孩子们外，还有世贤老大姐（老伴的姐姐）一家和世铎老弟（老伴的弟弟）。人太多，家里坐不下，只好下饭馆了。

宴前我讲：人生道路不是鲜花，人生道路不是美酒，人生道路不是红色地毯，人生道路不是轻歌曼舞，人生道路不是平坦无阻，人生道路不是一帆风顺。人生道路是坎坎坷坷，人生道路是弯弯曲曲，人生道路是风风雨雨，人生道路是山山水水，人生道路是胜利与失败，人生道路是欢乐与痛苦。我一生的经历更是千难万苦，九死一生。我从没想到能活到今天八十岁，这确确实实是我生命顽强的奇迹。

我提议：为了八十岁的生命奇迹，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大家的健康，为了明天比今天更好，干杯！

我又说：“我现在八十岁，身体不算太坏，我的生命计划是：最低纲领再活五年，最高纲领再活十年。人早晚是要死的，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是唯心主义的幻想。因此我要宣布三件事情：

第一、如果我犯重病，无法挽救，就让我安乐死去。

第二、我死后穿一身平常服装，送火葬场火化，不留骨灰。

第三、死后，一切个人遗物由老伴董其采为主，长女李大征，长子李冰天共同商量处理。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是尊重科学的，我们不信天，不信地，不信鬼，不信神，红、白都是喜事，生死都是必然现象。我们都是革命乐观主义者，对于我宣布的三件事，不要有什么不愉快”。

最后我再次提议：我们欢欢喜喜再干一杯！

又过了十年，九十岁生日（2004年4月22日）也是在北京过的。那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我的心情也格外的好，因为我基本完成了回忆录修改的任务，完成了八十岁时定的最高目标“再活十年”的计划。而且目前的身体状况也不错。

遗憾的是老伴的健康情况愈来愈差，基本上是卧床了，很少到室外活动了。孩子们办的生日家宴她也参加不了了。没有老伴的参加，家宴也办的简单。吃完饭，带着生日蛋糕回家陪老伴，晚饭时与老伴一起吃蛋糕，她祝我生日快乐。我保留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我九十岁与老伴的合影，一张是2001年老伴八十大寿时的全家照。

第四十八章看到中央[1972]24号文件后

一、流传很广、影响极大的中央文件

到太原后，经过医院的治疗和在家中的安静修养，精神和身体都得到了很大的恢复。

1982年夏秋之际，我看到一份中央文件，是中发[1972]24号文件。文件的题目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毛主席批示：照发。

文件首页的中共中央通知说：“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立即组织传达、阅读和讨论”，要“开办学习班，重点培养骨干，然后向群众普遍展开传达宣讲的办法”。该文件同时翻译成蒙、藏、维、哈、朝等少数民族文字。

这份文件，经过数十年的反复宣传，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达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林彪与黄、吴、李、邱已成为“国家公敌”和万恶不赦的“魔鬼”。这份流传很广、影响极大的中央文件，也是对我们盖棺定论的重要依据。

二十多年过去了，如果说特别法庭对我们的《起诉书》、《判决书》人民早已记忆模糊的话，“九届二中全会”、“林彪要当国家主席”、“南逃另立中央”、“谋害毛泽东”、“‘九•一三’事件，林彪投敌叛国，折戟沉沙”、“林立果组织小舰队”等事件，老百姓依然记忆犹新。

虽然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间，与它发布的时间已相隔整整十年（“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我一直未看过），但看完这份文件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林彪与黄、吴、李、邱的问题早在“九•一三”事件后的十个月内就已经定性，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告之全党。

我万万没有想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开幕式的讲话被定性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我们在小组发言被定性为“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和“地下阴谋活动”，所谓林彪阴谋携带黄、吴、李、邱“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早已作为事实被定性；万万没有想到，我在十年后收到的《起诉书》、《判决书》中，所指山海关机场256号飞机强行起飞问题与这个文件如出一辄，早被定性。

同时，也万万没有想到，吴法宪在隔离审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竟写了两份“交代”材料。

前面，读者已看过了我在回忆录中，披露的我所知道、所亲身经历的事实。现在请读者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份文件中部分列举的“罪行”，并与我所说的加以对比。文件中所说的“罪行”我不想再多加解释了，但我相信，功过是非、黑白曲直，读者们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出自己的公正评价！

二、文件中说：“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发动反革命政变”

文件第一部分的标题是：林彪反党集团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全文如下（见图1）：

在一九七〇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地下活动，大搞阴谋诡计，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向党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他们的反党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他们的罪恶目的，是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标题和文中的重点号、重点线是作者看后亲笔画上的）。

在“林彪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反党讲话录音记录稿”一节中说(见上页图2)：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会议上，发表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讲话。他在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政治纲领的同时，又打出“天才”的反党理论纲领，疯狂叫嚣坚持“个人天赋”这种“天才”观点。林彪的这个讲话，是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

我在文旁注：应该发表全文，让群众见识。

在“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一节中说：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林彪指挥下，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请注意：没有汪东兴），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一起出动，分别在全会的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同时宣讲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请注意：我没有宣讲‘天才’语录，我也没有听说那些语录是经过林彪审定的），制造和散布大量谣言，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请注意：不指名地批评了张春桥，难道张春桥就是党，党就是张春桥吗？）

我在文旁注：造谣。我是即席发言。（见图）

又说：他们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顽固地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政治纲领，目的是林彪自己要当国家主席。

我在文旁注：我没有提此问题。

又说：他们造谣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经过他们长期斗争才写入宪法修改草案的。这是无耻的捏造。

我在文旁注：为什么不敢将会议秘书处整理的发言稿公布？造谣！捏造！

又说：背叛“九大”路线，背叛新党章，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我在文旁注：现在应是对的。可惜当时并无此远见。

在“李作鹏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散布的谣言”一节中说：林彪反党集团不准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只准说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驳斥了这种说法，指出：“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见图）

我在文旁注：不对，在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反对人民解放军是林彪直接指挥的提法，总理说此事我拟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照过去提法不变。

我又在文旁注：记得此口号是周总理首先提出的。亲密战友也是周总理首先提出的。政治局讨论此问题发生争论，以后毛主席批示，仍按原来提法不变。

在“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地下阴谋活动”一节中说（见图1）：李作鹏在中南组作了煽风点火，向党进攻的发言。当晚，李作鹏写了这封信给叶群，密商向党进攻的反革命策略。

我在文旁注：这算什么阴谋活动？唯心主义无限上纲，不是铁证,是纸老虎。

在“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林立果在庐山一次密谋后的合影”一节中说：叶、吴、李、邱等在庐山接触十分频繁，经常在一起秘密策划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这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在八月二十一日的一次密谋后，在庐山仙人洞合影留念。（图2）

一张照片能证明“在一起秘密策划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吗？，能证明就是“密谋”吗？我在文旁注：唯心主义,胡乱上纲。既然十分频繁经常一起策划,为什么只刊登此一张照片。难道照相就是策划？

在“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失败后，在九江机场飞机上的合影”一节中说（见图1）：一九七〇年九月七日，林彪，黄、吴、李、邱下山到九江机场，由叶群导演，在飞机上合影留念，表示他们要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反扑。

又是一张照片，能证明“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反扑”吗？我在文旁注：唯心主义。庐山会议中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把林彪拉在一起，那不更是反革命勾结？既然毛主席都没有发现林彪是反革命当时我更无此水平。

三、文件中说：“李作鹏篡改中央命令的阴谋”

文件第三部分的标题是：林彪反党集团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失败后叛国投敌的罪行。文中说（见图2）：

在林彪直接指挥下，他们妄图乘毛主席巡视南方的机会，谋害毛主席，并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当这一反革命计划破产后，林彪又阴谋携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我在文旁写道：不知道！

文中又说：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半，林彪等所乘外逃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黄、吴、李、邱等在林彪叛国投敌以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毁灭了大量罪证。

我在文旁注：造谣！我毁了什么罪证？

在文件“李作鹏篡改中央命令的阴谋和山海关机场值班记录、值班员的说明”一节中说（见图）：当晚十点半左右，中央根据林立衡向八三四一部队的报告，立即追查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并由中央下达命令，必须有周总理以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名指示，（重点线是作者亲笔画上的）256号飞机才许起飞。但是，李作鹏在向驻山海关机场某部下达命令时，竟两次篡改中央命令，将四人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篡改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林彪乘飞机逃跑后，李作鹏打电话要山海关机场值班员修改值班记录，值班员坚持不修改值班记录。我在文旁写道：根本无此事。李作鹏又将山海关机场电话报来的值班日记，亲笔加以篡改，另行誊抄后，报送中央，掩盖他篡改中央命令的罪行。我在文旁写道：我向周总理的报告原文为什么不敢发表？

我在文旁注：划掉“才放飞”没有错。不划掉也能看出其意。

我在文旁还注：刘继祥秘书同山海关机场进行了校对报告我说：与我修改处相同。我可以同刘继祥当面对证。

这就是那份李万香在1972年4月7日写的半页纸的孤证（见图1），它成为了中央文件中“两次篡改”的证据，也成为十年后特别法庭《判决书》中的“罪证”。谁能证明这份孤证的真实性？它能成为判我大罪的证据吗？而我有给总理的报告和刘继祥做旁证，但特别法庭却不出示给总理报告的全文，也不让刘继祥出庭作证。

我在文旁注：原始记录为准，这是半年后的说明，有假。

我要求场站将“飞机要强行起飞”的情况“直接报告周总理”。

李万香在文中说：关于飞机强行起飞的一切情况，我们没有向总理报告过。我在文旁注：为什么？

在“林彪、叶群等仓皇逃命目击记影印件原文”一节中（见上页图2）,当时在机场的目击人证实说：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日零点二十二分，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轿车，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伙就急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齐，连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急促起动，强行滑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点三十二分,强行起飞,仓皇逃命。

我在文旁注：由此可见，并不是由于一人指示可放飞造成的恶果。

四、吴法宪说：“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在这份文件中，有1971年10月21日和12月23日的“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影印件原件”。其中10月21日的交代材料内容，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作为林彪急于“抢班夺权”，要当“国家主席”的“罪证”，是唯一的孤证。

我看完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后认为，可能出于某种巨大的压力，在隔离审查后，吴没有说实话。

吴在交代中说：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我在文旁注：我不知道，我也从未提过。吴法宪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吴说：七〇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原文中吴加了记号，见下页图）

吴说：七〇年八月初叶群打电话对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我在文旁注：我未听到你在宪草小组提此问题。

吴又说：七〇八月二十一日在庐山，黄昏前叶群邀吴、李、邱去游仙人洞。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我在文旁注：我未听见。

我又在文旁注：在庐山会议小组讨论时，25（日）我听吴法宪告诉我和邱会作，说中午汪东兴来电话说要坚持提设国家主席问题。

2007年初，我看到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做了特别声明。他说：“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1【注1《吴法宪回忆录》下卷788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第四十九章老伴日记和我写的悼词

1971年10月上旬，在我被隔离审查半个月后，老伴也被中央专案组从家中带走，隔离审查了。从此我和老伴天各一方，杳无音信，生死难料。那一年，老伴五十岁整。等再见面，已是整整十年后的1981年底，在太原团聚。

在太原最初的几年中，我曾问过老伴，那十年是怎么度过的，她总是避而不答，或轻描淡写。

在狱中，我曾听孩子们说起老伴的情况，但那时是报喜不报忧，现在老伴仍然不愿谈起那几年，想必是不堪回首。

至今，对老伴那十年的生活，我也只知道个大概情况：一是从1971年10月至1978年7月，在北京亚非学生疗养院隔离区，专案审查。失去人身自由，二十四小时有专人监管；二是1978年7月11日，海军召开数千人的公审大会，批斗老伴两个多小时，会上宣布：董其采按敌我矛盾处理，开除党籍、军籍，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三是1978年7月以后，在河北汉沽农场劳改，直至1981年底到太原。

后来在太原，我含泪看完了老伴在那几年中写的部分日记（从1977年开始），百感交集。几十年来，我们相依为命，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将她的日记整理出来，收入我的书中，因为缺了谁，我的书都不完整。

2005年2月10日，老伴撇下我和孩子们，走了。

一、艰难岁月的记录

日记片段一：在亚疗最后一年的生活

“莫道梅花香傲骨，丹心一点到春时”。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

一念不泯，壮志弥坚，我要依靠自己坚韧不拔的意志，排除目前万难的熬煎！

“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下战斗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

——1977.6.9.

前途漫漫，风云变幻，我似应该无论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面对何等严峻的考验，都不应该消极、气馁。即使是冤案打击，也不应该苦闷、彷徨、动摇、屈膝！只有坚强的挺起胸膛，生活下去！

——1977.12.18

独自呆在斗室里，脸贴着冰冷的玻璃窗，望着天上闪烁的星斗，不由轻轻地唱起了“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了志士的鲜血”。想叫这微小的声音，在寒冷的夜空里传得远些，歌声中寄托着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念。亲人们，你们听到了吗？不由得两颊已淌下两行热泪：亲人们！你们看见了吗？

——1977.12.24

1978年1月4日晚8点钟，突然传讯，这是将近两年没有找我，1978年迎来了。是悲！是喜！到现在还在揭发，什么时候是个头？难道一生就囚在这里等揭发？七年还在揭什么综合材料，我现在完全陷在艰难痛苦里面，迷惑不解。七年了，孩子最大的已经34岁多，最小的也已经23岁了。这一切撕碎了我的心！想不下去了。

——1978.1.6

不到六点就把我从睡中弄醒，又是板凳响，又是关门声，最后我还“没醒”，索性开灯，强行叫你不到六点就得起来。这究竟是谁违反规定呢？如果是我，他们早就大吵大闹了。忍！最后还是忍下来了。现在我觉得，忍是个好办法，对待这些没水平的人，只有以无言这个最高的蔑视办法以对立。他们报复我，不给我把衣服拿出去，你们不只有这一招吗？这算什么！真叫人嗤之以鼻。可笑！当今的每天每时的生活中，都有各种严肃的现实斗争。

——1978.1.18

十八(日)早晨发生的事情，晚上9－12(点)就得到了报复，整整折磨我三个半小时，但是这一套玩艺，已经饱尝过了。这算什么，不叫我睡觉就不睡，这是家常便饭，对我来说并不新鲜。你以为这就整治了我，你们讲话“没门”！只能说明你的无知和没有水平。反映！20号已经第一次上书，不行就第二次、第三次，直到你三月半滚开为止。

我不需要你们的怜悯，但也不受你们欺压，捉弄！忍耐是有限度的，直起腰来，挺起胸！对抗！斗争！

——1978.1.21

好像是要过节？我也不自觉地把卫生大概搞了一下，理理发，换洗了衣服，这一切好像本能似的，不然我哪里有这个心思呢？别人在过节，我又该不知有多少天不能放风了？这就是我过节！

——1978.1.31

用“沉默”来抵制眼前的一切；用无言来表示对他们的蔑视，因为他们把我当作反革命来对待，逼得我不能不如此。

——1978.2.8

七年牢房坐，眼望咫尺远。说不尽的痛苦啊！周围都是一片冷漠。2月20日，突然血压升高到150/98，医生治了一阵子，算是坚持吧。

两周一次的洗澡，真比什么都宝贵，就是爬也得去洗，不然就是一个月。生活就是这样的无情。24日，血压又猛降到90/50，这一上一下，弄得我真难受。可是25日又是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医生说美尼尔氏综合症，叫我躺几天，据说只有这个办法，也不叫我放风活动了。

——1978.2.25

思想考虑了许久的问题，昨天终于下了决心，用了整整三个钟头，将这蛛网密集的牢房大大打扫了一场。虽是囚人，但总还是卫生点好，起码空气好像新鲜了一些。我不是迎节日，我没年没节，天天一个样。不，我天天在过节，能出去放风一小时，这就是节。真正的节日，我反倒不能出去了。例如，春节关四天，国庆关三天，在别人是节，在我就是囚日了！我天天夜里腿痛，通宵达旦，有谁来过问，什么医生，在他们嘴里统统算是“年纪大，血管硬化”，是理应该如此。

——1978.4.20

多么艰难的岁月啊！心情沉重地盼望着早日弄清问题，早日得解放，可是真难哪！等得头发都白了，还是没有迹象，七、八年了，我这个受牵连的无辜的人，每日同样被关着、监视着，真是想起眼前这一切，真如利剑刺心啊！落得个生不如死。

——1978.6.2

六月十二日，我正在放风，把我叫去审讯，题目是XX的问题，看起来XX已被审查，不然有老子撑腰，怎能搞到头上了呢？一定还牵连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我要有精神准备，实事求是，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错了就错了。如果是开除党籍军籍，我也在等着呢！可是，就是现阶段难熬啊！刚写完材料呀！

——1978.6.13

日记片段二：海军批斗

1978年7月11日晨5时，突然从梦中叫醒了我，说是“有事叫你到前面去”。我当时以为又有什么问题向我对质。结果谢科长通知我：“快洗洗脸，七点到前面去，会告诉你情况”。并说把东西整理好。我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但是，宣告判决时，虽是所料，也曾想着要做最坏的打算，可是万万没想到，是那样的结论！是那样的结果！当时的心情既平静又斗争，个人得失已经置之度外，最后我只讲了一句话：“有些问题不真实，我不知道”。就这样被海军接走了。

到了大院，接受了两个小时的批判。内容将来有机会和可能再将不实之处加以澄清吧！随后被押送到海司农场（良乡）住了不平凡的三天。

——1978.7.12

十一号批斗后，下午一点到达良乡。我一切卧具都没有，农场借了一床被褥、蚊帐，用报纸当枕头，可算是到抗战时期的情景了。但此时此刻的心情则与此相反。想起批斗的情况，心情是平静的，不管你们如何无限上纲，但自问与心无愧！

十三日下午，突然通知我，领导上叫我与孩子们见面。这个惊雷般的通知是我连梦中都不敢要求的。是梦吗？不是，是真的。我将怎样迎接我的孩子们？又怎样争取多谈一会儿？只有坦然处之。

这个时刻到来了，小征，我一直想念的孩，也是我担心的孩子，正是她走在最前面，叫了一声“妈妈”，分别六年来，终于又听到了有人叫我“妈妈”，真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握着小征的手，不能认出她是谁，她变了。

久久我才问：“你是谁呀？”

“我是小征呀！你不认识了吗？”

“这是谁呀？”

“是炎天呀！”

我自言自语地说：“一点也不像了。个子也没有长多高！变了！变了。”

我目不转睛的看着三个孩子，只有小桓（注：即幼征）没变，但是更瘦了。按别人安排的调门，拉了拉家常，问了问其他孩子的情况和姐姐的情况。看起来伟钦还是不错，不因此而丢了大征。我放心了，孩子们都成了家，没有我们，生活得也很好。只有小征，没有深谈，她是条件高吗？二十七岁了，千万找个理想的吧，妈妈就是惦念你了。这个短暂的会见，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兴奋的我一夜没有合眼。想呀！想！想那短暂的一倏那。

——1978.7.13

日记片断三：农场劳动改造

十四号早七点钟，走上了新的征途。

下午两点多钟，到了我劳动的地点，地址是“河北省国营汉沽农场三分场九队”。这里条件还不错，比我想像的要好，所以，凡事要往最坏方面想，就能觉得一切满意。否则，就会给思想带来很多不便。我很快就在生活上熟悉了。怎样提水，怎样买饭，怎样团结同屋的两个年轻人。领导向我谈话，政治上的要求很严，在群众的监督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明天就要劳动了。

——1978.7.16

十五号早七点上工了，第一天是在蔬菜地里拔草，两者我可以分清。劳动得很猛，和小王，我一步不拉的追赶她。可是，中午收工两腿打战，是小王把我牵回来的。下午两点继续干，临收工前，我活动了一下，效果很好，自己能走回来了，高兴极了。就是三天后能解决腿痛问题。不错，十七日以后，腿痛问题解决了。可是腰痛直不起来，到最后连自理都成了问题，开始思想负担很重，因为腰痛不能很好的劳动，效果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很着急！按逻辑应当是一天天加快进度，可是我却因为腰痛，一天天慢下来了。怎么办？坚持！出我意外的是蚊子多的惊人，第一天没防护，凡是露在外面的部分都咬肿了。但是不顾这一切，一心拔草赶进度。

——1978.7.18

黑夜是漫长的，结果是痛苦的，现在的处理并不比过去的七年好多少。因为过去总盼望能做个恰当的结论，但是，现在一切都表面化了，今后的道路和归宿是什么？自己还是不能掌握命运。生活费没有确定，是否比老头好些，结论为时尚早，苦日子还是今后的唯一道路。孩子们虽然联系上了，但都有困难，我也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

——1978.9.2

小征、炎儿可来了，26号从车站走来的，领导还可以，勉强叫住了三天四夜，知道些情况，今早走了。

——1978.9.29

日记片断四：老伴与我的“对话”

一九七七年的十一，二十八个年头的国庆。七年前的今天，你还可以登上那雄伟的天安门，毛主席检阅的地方。可是七年后的今天，却是这样的悲惨！沉思，凝想，何时能洗清这不白之冤！

但是有多少好同志随你一样的受到这屈辱的牵连！我每一想到这些，似钢刀刺心，痛苦难言！不由的泪流衣裳。

——1977.10.1

三哩（作者注：三哩是我的乳名）你如今在哪里？五孩儿你们如今又在何方？机械的生活又已开始，想啊，想啊！很难控制，一天只有不停的看书、看报，把脑子分散到那个上面，否则，就立即想过去、想现在、想将来。一天天好想过的很快，不然怎能已经快到八年？但是，这八年有如八十年，是漫长的时间呀！这样生活还能有几多天？不，是几多年！今天总算吃到点咸菜，多么不易呀！

——1978.4.12

三哩的生日，只有在心里想着你，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祝贺的。你现在想什么？囚犯！我知道你的心理，你冤枉啊！可是有谁知底？你最大的缺点是太老实，谁说什么你都信，谁干了什么，你为了表面的“团结”，你也不吭气。但是对支持你的人，老婆孩子，你可是使劲压、大声叫。想起这些，我心里真难过。你呀！三哩！

——1978.4.22

又过了一天，是那样漫长、思绪复杂的一天，简直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前后将来想的很长、很远，这都是生日引起的，三哩！怎么办？你闯下了这场大灾难，株连了自己的孩子还不算，有多少好干部也是有嘴说不清啊！难道真的听天由命了吗？

昨天吃了一餐红烧肉，还分了一块小烤饼，就算给你和伟钦过生日了吧！

——1978.4.23

你是锋芒毕露，还是老气横秋呢？如今都说你“抗上”，这是给那些大人物的印象，可能有一点！好好想想吧！

——1978.4.23夜

日记片段五:思念儿女

日想日盼，何时能够团圆？孩子们是我唯一想念，惦记的亲人啊！你们在那里？你们可安然？妈妈的情况你们不知道，自顾自吧，今后妈妈也管不了你们了。我唯一惦记的是小五，我出来时还是孩子，现在我算了算，已是二十好几了。谁人给你们安排生活？你又能等到那一年妈妈再能来管你。我后悔，经常想起我出来以前，没能给你安排一切，直至你能再见到我。苦、罪、难我都能受，唯独想起孩子们，泪如泉涌。

——1977.11.19

孩子呀！你们是我的心病，现在给你们增添了压力，你们从小就都是好孩子，多么要强！外人对你们只是说：“从你们身上看不出高干子弟来”。是啊！炎天穿着一身补了又补的裤子，很少做一件新衣服，都是穿哥哥不能再穿了的衣服，窝窝头大口大口的吃，真是泼辣。在小学时就能给邓叔叔(作者注：家中的炊事员)、哥哥姐姐们装半导体，一天到晚不出屋，画线路图。可是没有想到在十五岁时就给小小的心灵上增加了难以想像的刺激！现在是我最大的思想负担，没有你们，我就一无牵挂了！姐姐（作者注：老伴的亲姐姐董世贤）！我唯一的亲人，你现在哪里？又是怎样在生活呢？无依无靠的老人哪！我想念你！

——1978.3.12

炎天你还小吗？当我离开你的时候，还只十五岁，可是现在你已经是二十三岁了吧？但在我的心中你还是孩子，胖胖的孩子，你现在是什么样？每天都干些什么事？你怎样生活呢？我想起来真后悔，没有给你安排今后的生活，据说是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根据自己的表现，按党的政策办事，又谁知海军是如何呢？只愿如此！

——1978.4.14

小征，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想了几天了。该怎样给你过这个生日呢？孤独的妈妈，只有在心中想念着你呀！但是晚上我还是吃了一个鲜红的苹果（5.1买的），补偿了想念你的心意！你怎样？妈妈特别惦记你和炎天，因为我离开你们的时候都还很小，你又处在不利的单位，有谁能管你们？虽说有党的政策，但毕竟是“死党”的后代，你们都是要强的孩子，但偏偏遇上不幸的事件，什么时候能搞清白就好了。熬吧！总有一天！

——1978.5.9夜

二、悼词

2004年10月，老伴因肺部感染住进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体检时发现肝部有问题，经进一步检查，确诊为肝癌晚期。

转年1月下旬老伴病情恶化，再次住进中日医院。虽全力抢救，终因肝昏迷三天后，于2月10日18时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4岁。

按照她的遗愿，没有开追悼会。2月16日上午，我带全体子女到八宝山公墓向她的遗体告别。我强忍悲痛，一字一句的念完我亲笔写的悼词。如下：

亲爱的老伴——董其采老太太：

我和孩子们及干休所的干部来和你告别。来送你上极乐世界，祝你一路平安。

1939年你在党的鼓动之下，和三位女青年离开大城市，18岁到冀鲁边游击区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开始担任医生，救死扶伤，救治了许多八路军指战员。以后担任培养医务人员的教员；担任隐蔽休养所的所长（敌后游击战，伤病员都分散隐蔽农村老百姓家里，由医生去治疗）。

解放战争期间，担任四野机关卫生所所长。

解放后，任武汉高级步校医院院长，1955年授予中校军衔，团级干部，任武汉军区陆军161医院院长，后任武汉军区总医院副院长。1964年晋升上校军衔，师级干部。

调北京后，任海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你不论做任何工作均保持积极负责，艰苦奋斗，团结群众的优良作风。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作风正派，为八路军、为解放军、为党、为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是任何人不能否定的。国家授予你两枚勋章（一枚是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一枚是三级解放勋章），就是证明，你是问心无愧的。

但最大的遗憾是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至今仍未完全解决。开始被诬陷为敌我矛盾，被开除党籍、军籍，被隔离审查、农场劳改，先后达十年。以后虽改为人民内部矛盾，但待遇降级，没有恢复党籍和军籍。

你是被迫害含冤而死的。你的冤案，子子孙孙都会牢记。我们的子女和多数群众，对那些不实之词是坚决反对的，是要求主持公道还以清白的，你在九泉之下理应感到安慰。

亲爱的老伴，你好好的安息吧。我和孩子们会更加保重身体，过好日子。但我已是九十多岁的人，可能不久就会同你汇合一起，共同在极乐世界生活。

最后我们一起向你鞠躬致敬。

第五十章与律师再见面

2001年5月，是我与张思之律师诗约二十年后，在北京的首次见面。我把1981年特别法庭审判后，在复兴医院写的白话小诗《评律师》按约定送给了他。说实话，我没有想到，张大律师苦等二十年索要我李某人小诗的执着。

我和老伴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与他愉快地畅谈了两个多小时。谈话结束时，他把他的新作《我的辩词与梦想》作为回礼送给了我。

几年后，孩子们拿来一篇他写的《诗评律师，可堪入史》的文章，我看后，觉得写得不错。经作者同意，将此文收录我的回忆录中，供读者从另一侧面了解当时的那段历史。

2007年2月，孩子们将张思之律师接受香港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节目采访的录像拿给我看，我认真地看了两遍。我让冰天打电话，将我的观后感告诉张思之，我的评价是：“这次‘边鼓’敲的不错，比上次好”。据说思之先生在电话中哈哈大笑，连说谢谢。

凤凰卫视对张思之律师的采访节目影响不小，节目在全球和国内播出后，美国、加拿大等国及国内的不少朋友纷纷给我来电话，一是询问我看节目了没有，二是对张思之律师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实话的精神表示钦佩。

2007年4月，我在安贞医院住院期间，再次见到了老朋友。

诗评律师，可堪入史

——重访李作鹏前副总长索诗琐记——

张思之

1993年的夏天，为自编的集子写了个长篇《后记》，交待了一些诉讼的庭外资料，其中涉及李作鹏案，我讲的是——

“对于李作鹏一案，倒有两点可说：第一，人们都说，那时的辩词都是上面定的，律师念念而已。这话，出之于估计，有对的一面，但也绝非全对。关于李案，辩词中有两点是我顽强地坚持下来的。一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在我看来，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请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于审判活动应有的广泛性的监督作用。二是对于李案的判处应考虑他‘早年革命的历史’。辩词中的这点意思表达得极其委婉，反映着当时意见的不一。我至今认为，对林、江‘两案’中的五位武将的罪过，如能考虑到各人的历史因素，会判得更为公允。作为律师，似乎应把这层意思说到。

“第二，案结后，我与苏惠渔教授再次会见李作鹏，征询他的意见。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得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他不直说，倒使我联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乐手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却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滚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这是他对律师工作的刻画？难道我们在滚核桃?心里很不自在，一时却又无言以对。临到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二十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几年前就听人说，李已经被释放，在安度晚年。他那首写给律师的诗作却还没见到，我一定等到2001年!”

待到2001年春节刚过，是整整20年之后，探听到李作鹏安居太原。于是情托在山西有知交的一位作家代为打探。她很热心，很快传来消息：“据作协同志说，前两年还见过他，近年不见，听说回北京了。”几经辗转，解放军总后的一位同志通过我们事务所主任吴以钢律师告诉我：“李作鹏在北京，很少见人，愿不愿意同你联系，得问问他的意见。”两天后，传来李的电话号码，总后的那位同志说：李愿意见。我当天就与他通了话，表示想去看他。从声音里能听出他挺高兴。只是说：“五一前后，孩子们都回来，人多，家里乱。”于是相约五一节后见面。通话中没说起写给我的诗。

5月16日，恰是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的25周年，当时却没想到。那天，风沙狂袭京城，行路极难；早几天约定的时间，又不想再改，于是商请傅可心律师驾车作伴，准于上午10时到达他在京郊的新居。门启处，他和夫人已在门口。他左手握着一卷纸，挥动右臂，连声说：“欢迎！欢迎！”一边把我们让进客厅，一边说：“这些年，我不见人，你是例外！”我觉出了这话的份量，同时忙把傅律师介绍给他。他依然很爽快，应道：“好呵，你们一块的，欢迎！”沉钟似的声音，加深着入门时的第一眼印象：20年前的囚徒晦气尽扫，仍旧一派军人风采。不知他是怎样熬过或者闯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坐定，他说：“20年了，你还记得我，想到我，真的很感激！”不等我开口，董夫人跟着发挥了一句：“可得谢谢你为他作了辩护。那年头，谁还会替他说话？”我理解夫人的心意，但仍然有一点莫名的不自在，因为自觉有愧，可一时又不知该如何答对。李接过话头，使劲拍击着我的左腿，大声地说：“是得谢谢你哟！两条大罪，给我抹掉了。”我说：“讲谢，可不敢当！实在没做好。”他站了起来，竟又重复着20年前对我说的一句话：“不能怪你！”同时就把手握着的那个纸卷递给了我：“当年写给你的诗。”真的是心有灵犀！他还记得这首诗，并且不忘20年前的诗约，料到我为索诗而来。我顿时兴奋起来，几乎是语无伦次地说：“等了20年，太好了，真的想看看。”随即舒展开那薄薄的纸卷，是张打字纸，大号仿宋体，逐字看去，写的是——

评律师（1980年于复兴医院）

李作鹏1

尊敬公正人，天知无偏心。官方辩护词2，和尚照念经。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

注1：签名是手写体。

注2：（作者原）注：律师的辩护词，要经官方修改批准，然后照本宣读。

一首典型的即兴打油诗，明白如话。所谓“公正，无偏”，在那个年代，承办那样的政治性大案，对处于萌芽状态的弱小律师，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个中况味，天人共知！但这是20年前的被告人写给他的律师的诗作，更因其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又自有其不同寻常的价值，遂转手递给小傅，不知这位年轻律师是否能从中体察出一点东西。傅轻声念着，尚未终篇，作者可能是担心我不能承受，或者怕我面对诗作中关于律师并不公正的讥讽会不免尴尬，急切地打断她，冲我作着解释：“这是当时写的。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样。”我应道：“等了20年，想看的就是当年原作。要是现在写的，又是另一回事了。”

“你的意见呢？我想知道你的意见。”——他问我。

“遵命有之，风险却并没有，用不着‘保身’。讲‘明哲保身’，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小傅接着争了一句：“张老师他们不会明哲保身的。”

李毫不迟疑，立马表了态：“要允许明哲保身，那个整人的年代，能自保也不易！”

话一出口，从内容到情态，无不让我感到：还是那种“狗屎”脾气，依然那副刚硬性格，真是秉性难移，一样地“要改也难”呵。不过话说回来，考察一部党史，又不能不认为他讲得对。那些年月，阳谋阴谋，时时处处，交互为用，得心应手，人人自危，自保不易。因而不必也无意争辩。更何况，各抒己见有什么不好？一个“一致”，一个“一律”，把十几亿国人弄得好苦。意见相异，即使不能互补，难道就不能互相宽容？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朱厚泽同志主政中宣部，他按照耀邦的思路，提出“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方针，深得民心；实践证明，行之有效。此中经验，实宜铭记。

至于诗中“官方辩词，和尚念经”之论，前引《后记》已有说明，不必重复。只是他的“边鼓论”却如20年前一样，重重地敲打着我。一方面，觉得有点尖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它击中了我的要害，他倒是敲到中心点上了。把律师辩护喻之为敲边鼓，统观全篇诗意，无疑就是对律师作用的评价，正点诗题。不过，细一琢磨，此喻又反映着权利与权力的深刻矛盾及其解决渠道的未畅，是故边鼓之声是否真的会胜“无声’，怕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了。于是信口说了一句：“这最后两句，挺有意味！”话说得如此含浑，实由于有难言之隐。我心中想的是：否掉两条大罪的辩词犹被视为“边鼓敲两下”，如触及鼓心，不涉禁区才怪！当年我是“驯顺工具论”的忠实执行者，明知“两案”审判是政治任务，怎么可能将鼓槌移向禁区敲击？他说“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样。”容我套用一下：“要是现在辩，也不会是那样!”律师工作经过了20多年的砺磨，敲打边鼓的形象已经渐少渐淡，这是很值得欣慰的。但走过的弯路既有鉴戒作用，敢不铭记?

一次短暂交谈不易说清，决计拨开话茬，转而问他：“那场审判，你那时有没有意见?”他没加思索，冲口而出：“还是那句话，是我的，我决不推!不过，今天可以对你讲，当时我替两个人打了埋伏。”

“谁?”

“毛和周!”

如此这般点出最最敏感的两个人，我为之一震。他这话来得疾，止得也脆。我与人交谈，一向信守一条原则：对方不讲的要闻，决不探底。不过说实在，我很难猜中他是怎样地为他们打了哪些“埋伏”，事后揣测，可能事涉“9?13”林彪从山海关强行乘坐三叉戟出逃的那紧张一幕及其背景。因为这件事据《起诉书》的指控李作鹏负有他特定的责任，对此他当时就曾表示过让历史作结论的意见。然而，他们那代人，也包括我这一代，要做到对历史负责可真不容易。周临终无一言留下，尽管他亲历身受的种种终有解密大白之日，但他的所思所想，他的感悟和心态，也许有很多东西会成为“千古之谜”。我不知道对历史负责与对人民负责能不能分割分裂，但我敢说，一个人如果只会唯上是从，到头来恐怕既做不到对历史负责，也不见得就能完全做到对人民负责。

接不上他这话茬，只能沿着自己的思路说话：”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至今坚持在“两案”审判中，几位有战功的老将，同那五个文官的情况大有不同，对于这一层，下结论时应当有足够的考虑。”

他并不直接回应我的想法，提高了嗓音，像吼似地说：“什么战功!当个普通公民挺好!”顿了顿，又冒出一句：“老实说，当年过草地，不是我，也难!”

我一向自以为看过一点战史，却听不懂他这话的含义，于是急急问了一声：“怎么回事?”

他可能有点动情，击打着我的腿，说道：“那时，敌人兵分几路，围截，围攻，围剿，他们想怎么打，怎么搞死红军，不是我们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怎么走得出草地。”说完，把头扬起，似在回味当年情景。端详他此时神态，依稀能见他草地突围14年之后，在辽西战场围堵廖耀湘兵团，终致其全军覆灭的英姿。这位当年四野六纵的副司令员，年仅34岁。赫赫战功，何止密码破译!

“这些，为什么不写回忆录，留下来?”

“写了。100万字。”

“有些问题，比如四野和林，怎么下笔?”

“实事求是。我从来不信那一套：说一个人好，比香花更香；说一个人坏，比狗屎还臭!”

简简单单，三言两语，已把问题概括起来，点透了。我当然知道，在当代中国，实事求是，不是最难也属很难；但我相信，他的回忆录在主要之点上会做到。

“什么时候发表?”

“等我死后。”他答得没有商量余地。

“可得保存好。”

“输入电脑了。”他透出一副开心又有点诡密的模样说：“还有备份。谁也拿不走。”

言者无心。这句“谁也拿不走”钩起20年前审李期间的一段使我终生难忘的旧事——

李案开庭前不久，“两案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得到狱中发来的报告，说李作鹏天天都在写东西，自称是“最后陈述”。写时很诡秘，似在防着看管人员，因此无法知道内容。

审判庭庭长伍修权将军在军中曾是李的直接上级，对他深有了解，也猜不出他会写些什么东西，又担心他在法庭上不顾三七二十一的扯出不好收场的问题，于是要求律师“再去见见，摸清底数。”我和惠渔都没有抗不执行的能力，在我甚至连“抗”的愿望都没有。我们次日就到了复兴医院，他因病在那里治疗，其实无非是换了个关押环境，依然是囚徒待遇。我们去会见，“两案办”的一个电话通知，就完成了通常需要的手续。

会见的气氛是轻松的。先是言不及义地问了他的近况，而后再次交代了特别法庭的审理程序，扼要说明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最后陈述”权。他听完就来了一句：“我写了份最后陈述。”我们正专注地听着，他却拐了个弯，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缝到棉袄里了。”随着用手捂了捂厚厚的棉衣，又跟了一句：“谁也拿不走！”这句“谁也拿不走”仿佛是有的而发，我与惠渔交换了一下眼神，心想：要是他竟能料到我们此次来见的目的，他可太“鬼”了。此情此景，我们的嘴让他堵得严严实实，还能再说什么？看来只好草草收兵，无可奈何地告别了。

回来复命。法官们也只好静待他发出他的书面陈词再作理论。

这是我律师生涯中的最大败笔！

奉法庭之命，意图从被告人手上取得他视为隐密的自辩材料，上交法官，便利他们预筹对付之策，这么干，还有什么公正与道义，律师的良知又在哪里？还侈谈什么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更何况这是中国律师在制度复兴之初，在全世界面前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日后每一忆及这段史实，就会感到有愧于后来者。人们也许会以“中国特色”解嘲，然而我却不能。记得事过12年之后，我又接手一件政治性甚浓的诉讼，得知有位同行在我介入之前将被告人写给律师参阅的自辩材料，转手交给了控方，我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认为是对律师职业道德的背叛。假如他是仿效我在李案中的做法，试问其过在谁呢？谁是始作俑者！

能够用“组织服从”或者“顾全大局”自赎么？都不能！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人们的政治活动乃至日常生活中，这两条既是行为规范，又是高尚情操，然而究其效果，又有多少人没在这“高尚”的境况中逐渐地演化成了思想上的奴隶，有时还掩盖着莫大的谬误、无比的荒唐！什么是案中的“大局”？对于律师来说，依据法律去维护当事人的权益，维护人权，才是。即使当局把你的当事人视为仇寇，也应如是。什么叫“组织服从”？说到底无非是用奉命办事为自己的某些行为开脱。在诉讼中，作为律师，只应遵从法律之命，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即使有权威的、高层的组织发令于前，也该如是。遗憾的是，20年前我在不少环节上都没能做到，但愿我和我的同行而今都能做得稍好一些。

诚然，中国律师的先天不足，突出地表现为自始就没有法律上的独立地位。特别是在现行体制下还受着行政权力的种种束缚，更有各类“组织”发出的各式限制。其中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指令律师不得受理某件讼事，或者不管案情如何，都不允许作“无罪”之辩。但我在一个长时期里都无能摆脱这些束缚与限制，咎由自取，无可推诿。我们多年的经验证明：不能脱开集权统治的律师，根本不可能发挥出他应有的作用，不可能对公权力有所制约。初春3月从报上读到一位同行发表的壮语，颇有感触。她说：“作为律师，只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谁也不敢把我怎么样。”这句豪言中的内容决非当前实际状况的客观反映。言论有自由，不妨任她发挥，而我所不能忘怀的是：《律师法》完全没有解决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据知已有修改《律师法》之议，只是不知能否改得稍如人意，让律师们工作得更好些，发展得更健康些。

李作鹏本人在他作最后陈述中的表现，弥补了我这个辩护律师当年的不足。他自始至终念着他写的《最后陈述》。主持审判的伍修权庭长不止一次地提出建议：“你身体不好，是不是不念了，把写好的材料交上来，我们同样会加以考虑。”而李每次的回答都是：“我能念完，我要念！”其间他也确曾犯病，当庭输氧、服药，而在稍缓之后，就又逐字逐句地念了下去，直止终结。伍修权庭长不是科班审判长，但他耐心地让被告人把话说完说满的审判作风，让人钦佩。至于李，人们会视他为“法盲”，可是，他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寸步不让；这一层能够做到，也属不易。

这段史实发生、发展的全过程，那天没有说起。他一直没有明说他对那场审判的意见，却又换了个话题：“给你个材料看看，是一个专门机构交给我‘参考’的。他们正在研究林的问题。”说着转身回到内室取来厚厚一卷，用袋子装着。我没打开，在想：他哪里像是88岁老翁，看他迈出的健步，挺得笔直的腰杆！我情不自禁，说了一句：“真没想到，蹲了那么多年大狱，你身体还这么好！”他听得很得意，边笑边说：给你讲个故事——

“关了一阵子以后，有一天，饭送来了，我一下子把饭桌掀翻，冲他们吼了起来：‘没肉不吃！老子要吃肉！’后来听说，毛作了三点批示：‘我们现在有条件给他们吃好些。他们有资格吃好些。我们应该让他们吃得好些。’最高指示一出，伙食立刻改善。有了肉，我又提出要喝牛奶，接下来，又要水果。这么一弄，比我在家里吃得还好。身体自然结实了。”

讲时，一直流露着孩童能有的调皮情态。我和小傅听得津津有味，笑着送了他一句：“欺软怕硬，狱中居然也这样。”董夫人这时发话了：“他没受罪，我可吃苦了。现在身体比他差多了！让人气不过的是：就算他上了贼船，当上反革命，凭什么株连我？凭什么把我这个当年的红小鬼关起来？这笔账，到今天也没清。不清不行！只要不死，我就得讲！”

我对董夫人当年的入狱种种，一无所知，只好宽慰她说：“株连的人很多，问题又复杂，一时怕不易清。”她说：“只要有口气，我就要申诉！到时候，请你来为我辩护。”我虽知渺茫，却未犹豫，应道：“好！责无旁贷。”李作鹏对夫人似有歉意，轻声说道：“把她也弄起来，毫无道理，把身体也搞垮了。”跟着又指指一直立在旁边的女儿，“孩子也受牵连。早早就退休了，陪着我们，照顾我们的生活。”

我也不知道他女儿往昔的工作和目前的生活，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假如他那一度显赫的军阶官职不变，以其中共政治局委员、海军第一政委的权势，他的子女，或任高官，或充富豪，自在当今权贵们的情理之中。不过，我想，作一个普通公民，与人无争，与事不争，退离岗位，行行孝道，也没什么不好。我至今犹记两年前她为我们开门时的那种浅浅的、真诚的微笑。她在大家整整一个小时漫谈中始终一语不发地在案头立着，看去心态平和，显出很有教养。……

该怎样来评价这个富有传奇色彩，而又温馨情浓的一家呢？——我离题太远了。

拉拉杂杂的记下20年前这段经历中的琐琐碎碎，回顾走过的路，途中的坎坎坷坷，出自十分复杂的客观情势，任何个人恐怕对它都无能为力；但走得歪歪扭扭，那就只能怨一己的无能，这怪不上谁！诚然，时间证明：我们迈出了步子，在我，也做了；然而无情的历史终将记下，我因丢掉了独立的精神，放弃了自由的思想，也就必然缺乏求是的智能与勇气，是故不可能做得合于自己的使命，那歪歪扭扭的步子不会合乎时代的鼓点。我没有抱恨终天的怨尤。我也许还留有一点激情：愿余生能做得稍好一些，即使再当“吹鼓手”，也要尽力事事都把鼓槌击向鼓心！仅仅为了这个缘故，也该感激诗评律师的作者，感谢他那发人深省的诗！

二〇〇三年五一节写完，时SARS肆虐京城

附录

一、给中央写的两封信

作者说明：

2004年，我已是九十岁的人了，自我感觉仍然很健康。总结我长寿的原因，恐怕有四条：一是能吃。每日正餐无肉不行，无酒不行；二是能睡。保证每天睡眠六小时以上；三是能走。每天散步一小时以上，风雨无阻；四是坚持看书写字，活动手脚，充实思想。

经历文革并在中央工作过，现在还活着的人越来越少了。黄、吴、李、邱四人中，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都已走了，我是仅存的还能说话的见证人了。我做了一个决定：再次向中央写信，实事求是的反映三十多年前的情况，并表明我的一贯态度。

年过九旬，毫无顾虑，不吐不快。是对是错，让历史去检验吧！

思来想去，我把这封给中央的信定名为《不平则鸣》。这也许是我有生之年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了。

又过去了两年，送出去的信石沉大海。我做了必要的修改后，收录在此集中，供学者和读者看吧。

不平则鸣（之一）

九十岁李作鹏

一、林彪是反对“四人帮”的先锋

庐山会议林彪为什么反对“四人帮”？主要是林彪与江青的矛盾日益尖锐，江青要夺军权。

由于江青独尊自己是文革首领，企图控制军委办事组，架空林彪，由她直接调动解放军进行“三支两军”工作。黄永胜在林彪、总理的领导下对此不满，很少到她那个庙里烧香磕头，报告请示，因此江青就很生气，多次骂黄永胜：“国民党搞党国，你们搞军国，你们搞军队领导一切，不受党的领导。你们目无中央文革，对我封锁消息，你们戴红星军帽，穿红旗领章军装，不觉得耻辱吗？”康生也曾指责军委办事组是反江青的“俱乐部”。江青怒骂黄永胜，实际上是怒骂林彪。

林彪对军委办事组曾有三条决定：不许江青一伙进入军队；不许军队中有江青一伙的代理人；不许江青一伙插手军队工作。林彪也曾痛斥江青“无名小卒，野心不小”。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不点名的批判张春桥反对毛主席是“天才”，也就是批判江青一伙反军乱军、阴谋夺取军权的野心。所以林彪在庐山会议登高一呼，全场热烈鼓掌拥护（台上除毛泽东外，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均鼓掌）。第二天，再次听完林彪讲话录音，仍然全场热烈鼓掌拥护。

林彪蒙冤垮台后，江青更加忘乎所以，不但反军乱军“火烧荒山”，要夺军权，还要夺党权，夺政权，野心越来越大。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打倒了“四人帮”，功不可没。但糊里糊涂的，同时把黄、吴、李、邱打入十八层地狱，鱼龙混杂，玉石俱焚，是完全错误的。

据说胡耀邦主张“一风吹”，有人批判他右倾，他忍气吞声，不久就去世了。

江泽民上台后，对林彪问题未见有任何表示，令人失望。可能是顾虑违反《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无能为力。《决议》出世时，客观形势仍是极左思想余毒严重，《决议》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

其实庐山会议问题并不难解决，打倒“四人帮”就是给庐山会议重要平反。李雪峰、郑维山的解放，也就是为庐山会议第六号“反革命简报”的平反。

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彻头彻尾是错误的，各种大、小冤案都平反了，难道文革中唯独林彪一案是正确的、不能平反？只有华国锋的“凡是”思想，才是如此逻辑！如果说林彪“叛国外逃”，处理有困难，可是黄、吴、李、邱及其许多受牵连的高级干部并未叛国，为什么不能平反！

二、否定两个反党纲领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称“天才”问题。

反党的“理论纲领”——天才论，“组织纲领”——设国家主席。这是对林彪庐山会议讲话的结论。

天才论如何正确解释，我自认不懂，甘拜下风。我的粗浅感性理解，从“天才”两字的字意讲：天，是无限大，无限高；才，是能力、智慧。两字合起来说，“天才”就是伟大的才能和智慧。《现代汉语辞典》中对“天才”的解释是：卓绝的创造力、想象力，突出的聪明智慧。

庐山会议上，林彪讲了一句：“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就惹起来了毁灭自己的大祸。毛主席定性其是“唯心主义先验论”，是“反党理论纲领”。我认为这是文不对题，强加罪名的批判。林彪并没有说毛主席的天才是先天就有的。陈伯达搞的马列主义语录中，也没有讲天才是先天就有的内容。毛泽东根据什么得出“唯心论、先验论”的结论？这个定性难道不是无中生有、假的放矢、歪曲原意的吗？难道不是完全不应该的“失误”吗？

关于国家主席问题。文革以前设有国家主席，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不论接见外国友好人士及出国访问，争取团结第三世界各国，实行和平共处，功不可没。刘少奇蒙冤后，国家主席空缺。

1970年春，修改宪法时,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一开始就主张可设可不设。林彪不仅不愿担任国家主席，也不愿担任国家副主席。

由于政治局讨论同意毛主席意见，不设国家主席，所以庐山会议自始至终林彪根本没有再提国家主席问题。陈伯达搞的马列主义语录，也没有涉及国家主席内容，可见他们已同意政治局的决议，并没有再坚持设国家主席问题。

只有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华北组发言时，特别强调要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闭幕时的讲话，讲到国家主席问题就很生气地说：“你们有飞机大炮原子弹，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这不是生汪东兴的气，而是生“有飞机大炮原子弹”的林彪的气，不承认林彪已经“改正错误”。

事后，毛泽东更严厉地批评林彪是反党、是夺权，难道这不是强加罪名，而是马列主义？谁相信？我是不相信的！

毛泽东去世后，仍然恢复了国家主席制度，可见国家主席制度有优越性，不能取消。

现在江泽民、胡锦涛先后担任党、国家、军委主席，既不像曹操那样害怕放在“炉火上烤”，也没有像某人那样将拥护自己的人诬成是“反党、夺权”。结果是党、国家、军队统一领导，搞得不错。我拥护，我支持。

三、否定无限上纲、强加罪名的极左路线

“一个是无限上纲的钢铁厂，一个是乱戴帽子的帽子厂”。这是毛泽东说的，应该自作自受。其主要表现是：颠倒是非黑白，把是当非，把非当是，把黑当白，把白当黑；正确的认为是错误的，错误的认为是正确的；顺流认为是逆流，逆流认为是顺流。其次是以小化大，半两当作千斤，说错一句平常话，做错一件平常事，不是原则错误夸大为原则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夸大为路线错误。甚至把出生入死革命几十年的共产党人、高级干部，夸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三反分子。这是文革中的普遍现象，庐山会议并不例外，举几个无限上纲、强加罪名的例子，可以证明：

1，庐山会议是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2，林彪那个讲话，是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

3，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理论纲领是天才论，组织纲领是设国家主席？？？

4，解放军有骄傲情绪，背上背了两个包袱，一个是打仗有功的包袱，一个是支左有功的包袱？？？

5，华北小组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

6，表扬江青“参加两次路线斗争，就是同刘少奇，还有同陈伯达、林彪的斗争，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要向江青学习？？？

以上各条除了最后第六条外，有什么确切事实根据？是实事求是吗？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吗？是治病救人吗？是党内民主作风吗？我怀疑，我不相信。最好由参加庐山会议的中共九大二百余中央委员评论，由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评论。

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一个党员，竟惹起这样多、这样大、置人死地的滔天罪恶，结果毁掉一个丰功伟绩的元帅，毁掉一批丰功伟绩的将军，毁掉一个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还有一批其他高级领导干部，你不觉得痛心吗？我觉得异常痛心！难道这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的伟大胜利，值得高兴、值得庆贺吗？不！！这是自己毁灭自己的大悲剧、大灾祸、大错误！第一位全党拥护的接班人毁掉了，第二位全党拥护的接班人又毁掉了，谁高兴？第一是反共反华分子高兴，他们手舞足蹈的庆贺。第二是党内“四人帮”高兴，他们与反共反华分子互相呼应，也是手舞足蹈的庆贺。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领导人之一，是创建工农红军的领导人之一。在战争年代，他的丰功伟绩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我过去对他一直是拥护的，我现在对他既拥护又反对，正确的拥护，错误的反对。

林彪对毛泽东的拥护，比谁都早，比谁都坚决，比谁都积极。毛泽东顺境时他拥护，毛泽东逆境时他也拥护，林彪遭到毛泽东严格批评时，仍然拥护毛泽东。他是毫不动摇，几十年如一日拥护毛泽东的“顽固份子”，“死硬派”。可是最后拥护毛泽东是“天才”，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本来是“名正言顺”，为党为国的忠诚好心，开始毛泽东也说是“顺流”，不是“逆流”，“二月出现逆流，八月出现顺流”。以后却出乎意外的变了，“拥护”变成错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烈马扬脚一踢，把林彪踢翻了，落在臭水坑里，惨不忍睹，臭不可闻。

毛泽东对待几十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亲密战友，多么无情无义！

历史京剧《打金砖》，其主要内容是汉光皇帝刘秀喝醉了酒，糊里糊涂把同他一起同甘共苦的开国大臣杀得一干二净，在要杀某武将时遭到强烈反抗，就地拾起一块砖头，要砸昏君，皇帝迅速躲开，没有砸着，最后武将砸自己头脑而亡。皇帝酒醒后，知道皇后为了报杀父之仇，阴谋诡计故意把已戒酒的他灌醉了，结果将皇后也杀了。

这个故事虽然荒唐，但我感兴趣，有教育和启发作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像喝醉了酒一样，糊里糊涂的昨天打倒彭罗陆杨，今天打倒刘邓陶，明天打倒二月逆流。同时把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主要负责人差不多一扫而光。可是至死之前毛泽东也未酒醒过来，糊里糊涂地表扬作恶多端的江青“立了大功”。刘秀是真喝醉了，难道毛主席也是真的“糊涂”吗？

四、两次性质相近的庐山会议

庐山风景幽雅，是军事、政治、文化齐聚的奇山。

三十年代，蒋介石坐镇庐山，指挥赣湘鄂地区“剿共”，在庐山召开多次高级军事会议，并办庐山军官训练团。

解放军在广大人民支持下打败了蒋介石后，共产党也在庐山召开过各种重要会议。其中特别是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及一九七零年八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均是两次不成功的会议，给人印象非常深刻。

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会议是讨论以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三面红旗的经济建设形势，并总结经验教训。会议期间，彭德怀向毛主席呈送了一份书面意见，其中内容有一句：三面红旗、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句话刺痛了毛泽东的心，很快发起了所谓党内第八次路线斗争，毛主席无限上纲，诬蔑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又说：“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不谈军事，谈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还说：“我同彭德怀相处几十年，只有二八开，二分合作，八分不合作”。会议胡批乱斗，搞得彭帅撤销职务，臭不可闻。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指挥红卫兵把彭德怀拉出来胡批乱斗，甚至将他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蒙冤死去。毛泽东一句挽救的话也没有说。彭德怀是工农红军创始人之一，不论国内反蒋，还是抗日和抗美援朝，均是中外名将，竟遭如此下场。

一九七〇年八月，中央会议主要讨论宪法修改、发展经济计划和战备，林彪在开幕式大会上讲话，其中有一句不指名批评张春桥的话，林彪说：“毛主席是天才，我仍坚持这个观点”。陈伯达搞了几条马列主义关于天才的语录，以证实林彪讲话是正确的。

批评张春桥，刺痛了毛泽东的要害，“手脚都整凉了”。什么是要害？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对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人倒行逆施的群起而攻之。

毛泽东坐不住了，很快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明斗陈，暗批林。

会议结束下山后，在北京首先召开了批判“反革命简报”的华北会议，撤消了李雪峰、郑维山的职务，并隔离反省。然后召开批陈整风会议，批判“军事俱乐部”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会后，毛泽东召集上述几位谈话说：“你们的问题在我这里解决了，主要看今后实际行动”。

可是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南巡时，态度突然大变，在外地秘密讲话，策划批林，其内容不准告诉北京任何人。毛泽东宣布庐山会议没有完，批判林彪庐山讲话是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毛泽东背着党中央，背着中央政治局，秘密策划批斗林彪，其行为就不是光明磊落的。他自己提出的“三要三不要”，自己做到了吗？我看“不要分裂”、“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就没有做到。

林彪为什么“逃”往苏联，众说纷纭。但我认为，“逃”往苏联不是叛变，而是躲难、躲批斗、逃祸。像朝鲜、越南有的高级干部跑来中国躲难、逃祸一样。

有的批判文章说，国民党有汪精卫叛逃，共产党有林彪叛逃，他们的罪恶，永远不能翻案。我认为这是胡说八道，是“四人帮”式的思想言论。汪精卫永远不能和林彪相提并论。汪精卫是彻头彻尾的叛国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当日寇在中国伪政权傀儡主席和伪军统帅，配合日军侵略中国，残杀中国人民。难道林彪是这样吗？你能拿出半点根据吗？

我过去说过：林彪出走是“逼上梁山”，是毛泽东秘密策划批斗林彪的结果，对不对，请大家评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出走是错误的。毛主席则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不久还高兴地同干部开玩笑说：“你们伤风感冒了，我的亲密战友、副统帅、参谋总长，哪里去了?”由此可见，和当年对彭德怀的态度一模一样。

彭德怀是杰出军事家，排名第二的国家元帅。林彪也是杰出军事家，排名第三的国家元帅。他们的一生对革命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为党为国为民立下丰功伟绩。对他们的功绩，任何无限上纲、强加罪名都是诬蔑不了的。彭德怀早已平反，林彪仍是悬案，早应平反，三十多年了尚未平反，什么时候平反，拭目以待！

五、否定林彪搞军事政变谋害毛主席

如果林彪要搞军事政变并不困难，利用他在全党、全军、全国的政治威信和黄、吴、李、邱掌握的陆、海、空军大权，搞军事政变可能易如反掌。但林彪根本没有“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动阴谋。黄、吴、李、邱也根本没有这种反党、反毛泽东的邪恶祸心。

共产党、毛泽东把我们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寄以很大希望，中共九大时又进入中央政治局，更加感到光荣又责任重大，应不辜负党的重托。因此庐山会议期间，根本不可能搞什么军事政变。有的人说是“未遂政变”，言之无凭，不能成立。毛泽东说是搞“军事俱乐部”，也没有根据。

后来，林立果认为黄、吴、李、邱“这些老总政治水平低……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行，今后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真正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因此出现“五七一工程纪要”。

我认为林立果那些不切实际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空想，与林彪无关。什么“小舰队”，什么“教导队”，什么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他们野心不小，要谋害毛主席，要袭击钓鱼台，要由他们这些无名小卒掌握国家大权。但其具体措施、具体办法则是很低能的，白日做梦、志大才疏，像小孩玩家家一样胡闹，根本不像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家、国家元帅、著名战将林彪的作为。

还有，我在中央24号文件中看到的林彪给黄永胜的所谓“亲笔信”，内容：“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我认为这封“亲笔信”一定是伪造的，是欺骗无知人的劣等作品，根据有三：

第一，林彪的铅笔字体，我稍有了解，我一看所谓“亲笔信”的字体同林彪的字体，就觉得似像非像，不是林彪亲笔写的。

第二，黄永胜与北戴河林彪处有保密电话畅通，林彪不论重要指示和一般指示，均用保密电话告诉，而黄永胜与北戴河天天有电话来往。我在军委办事组工作，还没有见过林彪有书面指令。

第三，林立果手中的林彪给黄永胜的所谓“亲笔信”，为什么不送给黄永胜，而是给他们死党传阅？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借林彪的权威，欺骗他们死党，拼命去干坏事。最后这份“亲笔信”还是从他们死党手里收回的。

“四人帮”利用所谓“手令”和这份“亲笔信”，诬陷林彪要谋害毛主席，搞军事政变，那是百分之百的冤枉。有些批判文章也把这份所谓“亲笔信”当成“珍奇宝贝”，胡批瞎批，是盲目无知的。

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不平则鸣，现在就鸣到此，还有其他问题，以后再鸣。其实庐山会议情况，在我的回忆录中已有所记录，但那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写的。现在写的是补充过去的不足。

九十高龄老人，能不能继续补充很难说，可能带到火葬场烧掉而了结。但物质不灭，历史是人民写成的，我很乐观。

不平则鸣（之二）

九十岁李作鹏

一、含冤负屈

特别法庭判决我三条大罪：第一是组织领导反革命罪；第二是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三是诬告陷害罪。这三条大罪，根本没有出示任何证据，完全是诬蔑陷害。

其实当时国外评论很多，有的说：“黄永胜等几位大将的罪行，没有明确的证据”，有的说：“证据不足有失公平”，有的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等等。

现在主要谈林彪在山海关机场”外逃”问题。在这个举足轻重、震动中外的问题上，特别法庭对我定罪三点：1，“两次篡改周恩来的命令”；2，“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3，“事后涂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参加公审领导人之一伍修权曾说：“李作鹏主要是山海关机场问题”。

公审及以前，我对山海关机场问题采取了全部承担责任的态度，因为林彪是在山海关机场“逃走”的，机场是海军机场，我是海军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又是遵照周总理指示处理机场问题。因此当时我认为，山海关机场发生的问题，不管性质多么严重，我不但有领导责任，而且有直接责任。我不能把责任推给周总理。我对周总理领导的高水平、工作才能、人格风度历来是敬佩的。他在处理“九•一三”事件的过程中，不管我觉得有什么不妥，有什么失误，宁愿自己承担，宁愿自己吃亏受委屈，也不把错误推给周总理。为了党、为了国家、为了大局，即使蒙冤负屈、粉身碎骨，也不说一句怨言。

在特别法庭公审高压下，我咬紧牙关忍耐着，丝毫不涉及周总理，只说了一句：“承担责任，保存资料，保留意见”。同时我还表示，“希望特别法庭把处理山海关机场事件的全部资料长期保存，以留给尔后的史学家、法学家研究参考”。

应该说，我这种做法不是实事求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给历史留下一片空白。

经过十七年的刑期折磨，苦也吃了，罪也受了，人也风烛残年了，才决心将含冤负屈、闭口不讲的情节，吐露出来，并将详细情况写在我的回忆录中。

二、简述过程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深夜二十三时，周总理电话查问：“山海关机场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到了那里？”我经查问后报告周总理：“有一架三叉戟飞机于晚二十时十五分到达，现仍停在机场”。周总理听后语气平和地对我做了四条指示：

一，北戴河那位，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

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就请他给我来个电话。

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

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的准备。

九月十二日23点35分，我将周总理指示精神向山海关机场进行传达。但是由于我并不了解北戴河发生的情况，对总理电话指示中的第三条，当时我确有思虑：“难道周总理个人指示，或黄总长个人指示也不能放飞吗？”因此在向山海关机场场站值班员传达总理第三条指示后加上了我的补充：“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

九月十三日零点06分，我再次打电话告诉山海关机场说：“空军那架三叉戟飞机要经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的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你们要切实负责。”

九月十三日零时20分左右，当场站领导电话请示：“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我不敢决定。我答：“可直接报告周总理。”

九月十三日下午，秘书刘继祥向我报告，海航五师整理的《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其中山海关机场记录零点06分的通话原文，完全不符合我的指示原意。因此我进行了修改，修改后全文是：“零点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这样才符合我指示的原意。同时我要刘秘书与山海关机场校对，刘秘书经过校对后，报告我说：“完全与首长改动的情况一样。”（刘秘书仍然活着，可以查证。）

之后，刘继祥秘书将报告誊抄后送我，我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就在这个文件头上写上：“呈总理批示”。

事实过程就是如此。

三、周恩来的失误

九月十三日晨，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由周总理报告林彪“外逃”的经过。我从周总理的报告中，才大致了解林彪乘飞机“外逃”的情况。当时我听后非常震惊！原来周总理早就知道林彪要坐飞机“外逃”，但却没有向我透露任何蛛丝马迹，显然是对我政治上不信任！

我认为周总理处理山海关机场“九•一三”事件的过程中，存在重大失误，他采用的既不是上策，也不是中策，而是下策！

什么是上策？当总理知道林彪要“外逃”的情报，应立即指示北戴河担任林彪警卫的8341部队加强警卫，加强监视，控制林彪的交通工具。同时总理完全可以直接与北戴河林彪或叶群通电话，明确告诉他们，中央不同意夜航，不同意现在离开北戴河。

什么是中策？周总理既然对我政治上不信任，不便告诉我林彪要“外逃”的情报，那就不应该让我处理这个问题，应该命令其他人或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来处理这个问题，明确告诉他林彪要“外逃”，立即关闭山海关机场，严格控制三叉戟飞机，软禁空军机组人员不准乱动。这样林彪即使到了山海关机场，也无法“外逃”。

什么是下策？上面两策皆失，采取了对我政治上不信任，而又要我处理这样重大问题，既不敢告诉我林彪“外逃”的情报，又不敢指示我采取强有力阻止林彪“外逃”的措施，把我蒙在鼓里，糊里糊涂不可能有什么好的高明办法，周总理违背了“用兵不疑，疑兵不用”的原则，犯了兵家大忌，结果导致林彪飞机“逃跑”。

周总理知道林彪要坐飞机“外逃”，为什么提出“四人一起”的办法？这完全不是他处理紧急重要问题的作风。周总理一生独自处理许多国内外、党内外的紧急重大问题，他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有经验，独自专行处理，根本无须什么“四人一起”，完全是多此一举。

但是当时一个是党的副主席、接班人，一个是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一个要夜航，一个不让夜航。摆在面前的确实是一个难题，怎么办？把林彪放跑了，不亚于爆炸一颗原子弹；把林彪扣住了，林彪不承认“外逃”，还会责问总理为什么限制我的行动自由，周总理就很为难了。找“四人”共同负责，似乎会好一些。

其实“四人一起”是无法处理紧急情况的，很容易贻误时机，不是好办法。夜间四人并不是集中在一起，而是分散在各自住宅。林彪飞机要起飞夜航，山海关机场先向我报告请示，我立即报告周总理，报告总长，报告吴法宪，征求意见后，才向山海关机场作回答。或山海关机场直接请示周总理，由总理征求黄、吴、李的意见，也要一定时间。这才是拖延时间，放跑林彪的办法。

在这里还要提一句，无论“四人一起命令”，还是“四人中任何一人指示均可放飞”，还是“联合指示才能放飞”，都无法改变林彪强行起飞的事实。只有周总理按上策或中策的原则果断处理，才有可能阻止林彪的行动。

总而言之，特别法庭回避周恩来的重大失误，把我打成替罪羊，似乎是顾全大局。其实我个人牺牲，关系不大，最重要的是不执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及没有明确证据，有失公平，自毁长城的政治影响甚大。

公道在人心，千古奇冤，历史迟早会还个清白。只要我们党的领导能够真正实事求是，做到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任何重大历史问题都可以公平、公道、正确解决。党的领导威信大为提高，人民心情舒畅，全心全意拥护。如果我们党的领导对于重大历史问题过分依靠“宜粗不宜细”，不敢触及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敢触及问题的关键，为了找替死鬼，甚至无限上纲，强加罪名，把好人诬成坏人，把小错说成大罪，用这样不公平，不公道的错误处理办法，来维持领导威信和权力，是困难的，不能持久的。人民不会心服口服，不会心情舒畅，不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民心似水，可以载舟，可以覆舟，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

二、步兵营进攻演习的几点经验

作者说明：

这篇文章发表于1953年10月《八一杂志》第40期。本文通过组织步兵营进攻演习，论述对诸兵种合同演习的组织工作要点，强调学员要在模拟实战演习中训练。

为了了解诸兵种合同战斗的战斗组织与协调方法，52年我校在汉口北横店附近，组织了一次联合兵种的步兵营进攻实兵演习。兹将此次演习的几点体会写出，以供参考。

一、演习前的准备工作

演习成效的好坏，决定于演习前准备工作的好坏。凡准备不细致，计划不周密，均经影响演习的成效。

1，选择演习地区——演习前先从地图上概略决定演习地区，然后详细现地侦察，务求能适合兵种合同战斗的演习。首先应适合坦克进攻（如只有小起伏地，农作物少），其次应有良好参观地点及交通方便的地形。横店附近，就具备上述条件——有公路，有铁路，有便于坦克运动的小起伏山岗，有便于诸兵种协同组织的地形，有足够的正面刊于纵深，也有高低便于参观。

2，构成想定——演习地区决定后，组织战术教育和各兵种的教员到现地详密的组织想定。想定组织，必须针对美帝防御特点，以及现代化作战的特点为着眼。要表现出合同战斗的功用。为此必须对现地详密侦察，反复研究。务使想定内容基本上是完备的，然后印刷出来，再组织预演。演习者有了想定做依据，即易于理解演习内容。如果想定制定的粗糙，必将引起预演中的许多修改和变动，而浪费了人力和时间。

3，组织演习指挥部——组织一次演习，无异于组织一次战斗。诸兵种合同战斗的演习组织工作和组织诸兵种合同战斗是一样复杂的。必须有统一的、健全的指挥机构，有各种专门人材，具体分工，各行其实，才能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演习。千万不要临时抽调指导人员，或一人见数职，这样则易于混乱指导步骤。指挥部干部，不要有临时应付公差或帮忙观点，必须正确认识这是完成诸兵种合同战斗训练的重大任务之一，要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4，演习分队的训练——演习分队是从各种不同建制的单位调集一起的，军事素养不一致，技术无联系。因此训练步骤须根据各分队具体情况，围绕演习内容，先予以分别的训练和指导，尔后再联合地预演，这种训练完全是突击式的，强调各兵种动作熟练和协同一致，特别哟啊遵守时间，严格执行计划。据我们的经验，先将演习分队在演习地区全部摆开，使各分队明了他们在各时期、在各地点的动作；然后分散，在其预定演习的地区，从单兵到班、排、连反复演习；最后总和预演，使各兵种动作一致，有步骤地逐次修正。这既能发现到各分队技术问题，又能符合联合演习要求。其次演习分队，必须确认演习就是训练自己的最好时机，应愉快地努力训练和学习。这次演习证明，有正确认识的演习分队，经过反复演习，无论干部战士，在战术上、技术上、体力上均有显著的进步：相反，有些分队存在帮忙应付公差的观点，则收获不大。

5，预演及器材消耗——组织一次正式演习，须有三至四次的正式预演，使用一部分器材，才能期望正式演习比较完善。据我们的经验，预演所需器材，最少须于正式演习时相等。否则预演时看不出缺点，而正式演习时，反而使用器材过多，发现缺点亦来不及纠正，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6，工事构筑——工事构筑包括敌防御工事及我方进攻工事，这些应和真实阵地完全一样的构筑，特别注意伪装，严格规定纪律，务使在攻势发起前，战场上形成空虚的状态。兵种虽多，但看不出目标来。这样才能显示出现代战斗特点。

7，组织参观——假设参观者能够深刻体会内容起见，在演习前一天，参观人员有组织地到演习场参观。由演习指挥部有组织、有计划地派专人到每一阵地上，现地结合图表、沙盘、实兵、事物每一阶段的各兵种动作，使参观者有一个全面演习内容的概念。这样既便利于他们次日的参观，同时也就等于上了一次步兵营进攻现地研究的课。正式演习时，须到指定的参观地点参观。由战术教员利用广播器，结合演习进程，按时逐段介绍，特别是容易使人模糊的地方，详加说明。否则演习进行很快，容易形成走马观花，看看热闹，印象不深。

二、从这次演习中解决的一些问题

1，接触敌人的进攻方式：过去进攻方式一般由行军队形开进、展开，经过接敌运动然后进攻阶段。对于近代战争通常采取的冲锋准备，冲锋实施，纵深战斗三个阶段，思想上是有抵触的，尤其是初级干部。经过这次步兵营的演习，大家才明白：因为现代战争，双方军队数量众多，战线漫长，自动火器和机械化部队的增加，以及筑城器材的进步，常使双方形成胶着状态。因此进攻部队常是在接触敌人阵地前沿200—400公尺的距离，进行绵密攻击准备，然后发起总攻。这样不但突入敌阵容易，而且减少突入敌阵地内不必要的混乱，缩短战斗过程。这种没有经过接敌与进攻阶段，而直接接触敌人的进攻，是近代诸兵种合同战斗通常采用的进攻方式。

2，从步、炮、坦、工及空军的互相关系，证明单一兵种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现代作战是各兵种协同动作为基础的全军战斗。经过这次演习，更显著地说明了这一点。如在演习时，炮火准备未开始前，空军开始轰炸破坏；炮兵开始延伸射击，坦克引导步兵冲锋。但在炮火已延伸射击，而坦克与步兵尚未冲到敌第一堑壕的空隙期间，敌人的火力恢复了，营的直接瞄准的步兵炮及营迫击炮，重机枪，俄猛烈地压制敌复活的火力点，使坦克、步兵顺利地实施冲锋。

坦克与步兵保持200—400米公尺距离，在炮兵护送射击掩护下，坦克、步兵一波一波地前进。在坦克受到敌反坦克火力或防坦克障碍物阻止不能前进时，工兵则协同步兵，处以火力消灭敌反坦克手及坦克武器外，很迅速地排除了一道一道的防坦克障碍物，使坦克顺利前进。同时坦克又以火力掩护工兵作业，引导步兵向敌阵地突进。这就是诸兵种合同战斗互相依靠、互相帮助的关联性。也必须这样，在诸兵种的合同作战中发挥美国兵种的特性，才能完成共同任务，彻底消灭敌人。

从这里有力地证明了无论强调哪一个兵种，都不能单独完成现代化的战斗任务。我们这次演习，有一辆坦克掉在敌人第一堑壕里，步兵、工兵只顾前进，没有及时帮助坦克克服困难，到演习结束后才把坦克救出来，这是合同作战演习中不应有的现象。

3，进攻正面、纵深及其速度：大家知道，按战术原则，通常主要突击方向上的团，进攻正面在1500工尺左右，纵深3—5公里，当前任务是夺取敌人第一阵地，后续任务是占领敌团预备队阵地及其炮兵阵地：主攻营进攻正面在700公尺以内，纵深1500公尺左右，当前任务是夺取敌第一、二道堑壕，后续任务是占领敌第三道堑壕，并歼灭敌营预备队及其炮兵。进攻速度平均每小时1.5至2.0公里。有些同志对这些原则始终有所怀疑，认为进攻正面太宽，纵深太长，尤其对于进攻的速度，认为太快。

这次营进攻的演习，正面是700公尺，成两个梯队，既不感觉兵力火力的拥挤与密集，亦不感觉兵力分散与薄弱。至于突破敌营防御阵地1200公尺的纵深，只经过45分钟（从发起冲锋计算起）就解决战斗。从这次演习，由于现代化装备的部队出现于战场，这个进攻正面和纵深及其速度的数字，证明是正确的。

4，炮兵保障：从这次演习，大家对于炮兵保障有了深刻的认识。如：在炮火准备时，营八二迫击炮归团炮兵群长指挥，参加炮火准备，团配属于营的步兵炮，担任直接瞄准射击。这就使压制和破坏射击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冲锋发起后，师、团炮兵群以逐次集中射击护送坦克与步兵冲锋，团、营部分炮兵则在炮火延伸后担任压制敌复活火力点，直接掩护坦克、步兵的冲锋。纵深战斗时，营的战斗地区虽然仍在师、团冲锋护送射击范围内，为取得步、炮更进一步的密切协同，及时对敌压制及粉碎敌之反冲锋，团炮以一部转属都营，营炮以一部转属到连。如此分割指挥不但火力仍然是集中的，而且机动灵活，足以应付一切变化，加速战斗的进程，解决了不会使用大量炮兵的模糊认识。

5，现代化进攻与防御阵地组织：这次演习，自进攻方面，据敌前沿200—300公尺处挖掘第一道堑壕，并有各种火器掩护的交通壕、掩壕、掩蔽壕、防弹坑、指挥所及防坦克障碍物和坦克出发阵地及炮兵阵地等工事设备。敌军方面阵地，按照美军防御特点，结合现代化防御原则而组成的。包括主阵地、预备队阵地及炮兵阵地。此次我一个营进攻敌人一个连的正面，该连以两个排展开在第一堑壕内，另一个排在第二堑壕内，其第三堑壕则为营预备队于营炮兵阵地。第一堑壕严酷第二堑壕距离为200—400工尺，第二堑壕距离第三堑壕约为600—800工尺，有两个主干交通壕贯连其整个防御地区纵深。另有补充堑壕在第一、第二堑壕间斜交，加强阵地组织，在阵地周围及其纵深围绕着防坦克地雷区及各种障碍物。

由于上述进攻与防御阵地编成，使学员对于现代化进攻与防御阵地组织，得到明确的认识，同时也解决了各兵种、各阶段、各时期的协同问题。

6，通信联络：这次通讯联络组织是经过团通信枢纽部、团、营指挥所、观察所等系统组成的。在演习过程中，通信联络得到有力的保证，大家对于各种通信手段亦有了深刻的认识。

在有线电方面：于进攻准备时期，必须沟通各梯队以及各兵种指挥员间的通信联络，并架设双线，防止指挥联络中断。但在我军现有电话技术装备下，一般赶不上步兵发展速度。所以在进攻发起后，应采取无线电联络为主，以有线电为辅助，这样才能保证通信及时。无线电方面：以我现有的通信装备及技术条件，报话机只能配属到营，步行机运动轻便，使用手续简单，可以配属到连。经过这次实际经验，无线电的使用应更进一步发展到排才能通信自如，对空联络则主要使用布板。

三、今后对诸兵种合同作战教育的改进意见

由于这次演习规模小，只有步兵一个营、坦克一个连（十辆）、工兵一个连、炮兵一个营（实际只有两个多连）、一个通讯连、飞机只出动了一架参加，未能呈现出诸兵种合同作战全般动作。营进攻过程很短。一闪而过，参观者所得的印象也不十分深刻。特别是兵器陈旧，显示不出新兵器的威力。如坦克太旧太慢，稍遇坡度就爬不上去，使步兵与坦克动作都不够紧张，飞机为按预定计划出动及行动，表现不出什么战斗动作，形成象征性的配合。这都是演习中的缺点，根据这次演习经验，对今后合同战斗教育，提出下列四点改进意见：

1，组织诸兵种合同战斗实兵示范演习，最好有现代化的装备，特别是坦克、飞机、炮兵，同时要有充足的物资器材保障，这样才能表现出现代化的战斗特点，对干部与部队教育才会深刻，否则虽耗费很多人力物力，收效仍难满意。

2，诸兵种合同作战，要使各兵种互相协同，充分发挥各兵种特性，汇成诸兵种集体力量，否则，哪怕是很小地违反计划的行动，必将影响全局的行动，这一原则无论演习或作战均不能违背。遵守时间，遵守计划成为合同作战的高度要求。这种思想与习惯必须在严格的养成教育及日常生活教育中，同时进行培养。

诸兵种合同战斗的战术精神，必须贯彻到最小分队。因为现代战斗已不是一连一排单独作战，哪怕最小的一个步兵班，它前面一样可能有坦克引导前进，有炮兵护送冲锋，有空军支援进行战斗，不能以孤立的单一步兵班、步兵排的战斗动作去教育部队。步兵指挥员通常就是诸兵种合同战斗的指挥员，应加强其全局观念及诸兵种协同动作的作战指挥能力的训练。

4，步兵是完成最后歼灭敌人的兵种。无论哪一兵种，都应以协助步兵完成任务去协同作战。“一切兵种的协同动作都为步兵的利益而组织”（摘自《苏联步兵战斗条令》第二部第一页）。所以各兵种如果只强调本兵种的特殊性及困难，各搞一套，否定步兵仍为主要兵种的地位，均将妨碍团结，无法做到完善的协同动作，而势必影响战斗进展及战果。

以上就是此次步兵营实兵进攻演习的经验初步归纳，是否正确尚请大家指正。

三、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

——论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

作者说明：

本文刊登于1964年12月，《红旗》杂志第23、24期。这是我调任海军后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是学习、领会和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性文章。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指针，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切工作唯一正确的指针。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为战胜国内外敌人，解放全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英勇的斗争。中国革命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通过不断地摧毁反革命军队，不断地在一块块地区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的。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经验，生动地证明了毛译东思想的英明、伟大和正确。

中国人民的革命武装在开始建立的时候，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相比校，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处于劣势地位。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国人民革命武装经常处在强大敌人的包围和进攻之下。因此，能不能在战略上以一当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能不能在战术上以十当一，善于斗争，善于胜利，就成了一个十分突出十分分严重的问题。正是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具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从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基本观点出发，规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方针和建军原则，解决了人民军队以弱胜强的一系列战略战术问题，引导中国人民革命的武装斗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核心，也是我军的传统战法。这种作战方法，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的斗争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对于战胜国内外敌人，夺取全国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1【注1《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19页。】又说：“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1【注1《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6页。】

认真学习和研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对于深刻地学习和领会毛译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全面地学习我军几十年来丰富的作战经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战略策略思想在军事斗争中的具体体现

正确地认识敌我形势，建立正确的战略策略思想，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耍关键之一。毛泽东同志根据长时期同国内外敌人作斗争的经验，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和世界历史以及当代国际形势，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机老虎”的著名论点，形成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和策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虽然貌似强大，但是，它们代表的是反动的、腐朽的、没落的阶级。历史发展的规律注定了它们必然灭亡的命运。因此，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革命人民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是纸老虎，在战略上藐视它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同时，毛泽东同志又反复指出和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其有两重性。在它们最后被消灭以前，它们暂时还有力量，在军事上暂时还占有优势，它们还要吃人。在这点上说，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因此，在战术上，在具体斗争中，革命人民必须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只有把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合起来，才能夺取每一次具体斗争的胜利，最后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曾说过：“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又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1【注1《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222页。】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也可以说是战略上“以一当十”、“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十当一”、“以多胜少，这一思想的进一步的高度概括。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是战术上重视敌人在军事斗争中的集中表现，是战术上“以十当一”、“以多胜少”的具体化。由于我们在军事斗争上充分重视敌人，足够地估计敌人的力量，因此每次作战都强调作好充分的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和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一切侥幸取胜的心理和轻敌冒进的作法，力事不战则已，战助必胜。毛泽东同志说：“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具理。”2【注2《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67页。】每战集中二倍、三倍、四倍甚至五、六倍于敌的兵力以对付敌人，就是以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这样，我军就有胜利的充分把握。同时，找军又十分讲究指导战争的艺术，注意利用敌人的弱点、错误和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及共他各种有利条件，实行各个击破。毛译东同志说：“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呀做各个击破。”3【注3《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页。】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同时又体现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因为只有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具有“以一当十”的革命气概和战斗精神，才能在强大敌人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敌人的来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复杂环境所迷惑，敢于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另一方面，实行这个作战方法，不断地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又进一步教育了人民和军队，使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清楚地看到敌人是可以打败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又必然会进一步增强人民和军队对敌斗争的信心，鼓舞他们为夺取更大的胜利而斗争。

有人认为，战术是服从于战略的，既然战略上“以一当十”，那么战术上就不能“以十当一”，否则战术和战略就相互矛盾。这些人看问题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他们不了解战略和战术的辩证关系。说战术服从于战略，是说一切战术必须有效地保证战略方针的实施和战略目的的实现。战略和战术既是一致的，又是有区别的。战术隶属于战略，服从战略目的，这是它们一致的方面；但战略学是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战术学是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这又是他们区别的方面。如在抗日战争中，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战役战斗上的作战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两者看来是相反的，然而，没有后者，前者就不能实现。同样，战略上“以一当十”和战术上“以十当一”两者看来是相反的，但后者恰恰是实现前者的必耍手段。如果抹杀战略和战术的区别，在具休作战中也强稠“以一当十”，就必然会犯轻敌冒险的错误。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如群众基础、地形、天候、打击对象等条件对我特别有利，或为了完成某些特定的作战任务，在战役战斗中也有以少胜多的场合。但是，作为作战指导思想来说，作为主要作战方法来说，安们必须坚持以多胜少，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由此可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既表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又表现了严格的科学态度和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它是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策略思想在军事斗争中的具体体现。

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转变敌强我弱形势，加速最后胜利的最有效战法

革命的人民武装，在开始的时候，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总是处在强大敌人不断的进攻和“围剿”之中。这是通常的敌我客观形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这种形势是可以转变的。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战争力量的优势和劣势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和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和被动的现实事物。在战争过程中如何推进、加速力量对此的变化，如何使弱小的革命力量，在敌人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夺取主动，摆脱被动，达到制敌而不受制于敌的地位，从而战胜强大的敌人，其决定因素是靠主观的努力，即运用正确的战法，多打胜仗，少犯错误，并经过持久的、艰苦复杂的斗争，不断地消灭敌人，不断地壮大自己，将我之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转变为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1【注1《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这一正确指导，最主要的就是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历史时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对于改变进退、攻守、内线和外线的形势，使我军由弱变强，由劣势转为优势，起了极其重耍的作用。它在长期的革命战事实践中，经受了一切考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译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深刻地分析了敌人强大红军弱小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既有顺利条件又有困难条件的两个方面，即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但又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根据这一规律，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等一整套的作战原则和方法，解决了以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敌人这一最困难的课题。

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运用上述的战略战术，在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二年间，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四次反革命“围剿”，发展了红军武装，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一九三零年底，蒋介石集中了七个师约十万人，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围剿”江西中央红军，妄图一举将红军歼灭。当时我军只有四万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采取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四万人的全部力量突然攻击敌张辉瓒师，全部歼灭敌人。继而又追歼谭道源师一半。第一次“围剿”就胜利地被打破了。一九三一年五月，敌人又以二十万人的兵力发动第二次“围剿”，当时中央苏区红军只有三万余人，此上次反“围剿”时还少。我军仍然实行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先打王金钰等部十一个团。初战胜利后，接着打其余各路敌人。十五天内，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仗，缴枪二万余，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又亲自出马，组织三十万人发动了第三次“围则”，分三路长驱直入，企图压迫我军于赣江而消灭之。我军在上次反“围剿”中，苦战之后，没有得到休整补充，兵力仍是三万左右。针对敌我情况，我军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共虚弱”的作战方针，千里转战，机动灵活地在敌人大包围圈内，利用敌人的空隙，穿插转移，调动敌人，疲惫敌人，寻找战机，终于在兴国、宁都地区三战三胜，缴枪逾万。在敌人退却时，又消灭其一个师和一个旅。经过三个月的奋战，第三次“围剿”又被打破了。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敌军分三路进攻中央苏区，我军集中兵力先打其西路，一举歼灭两个师，继而又消灭其中路的一个师，两役缴枪万余，这次“围剿”也基本上被打破了。只有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完全违背了毛译东同志的军事路线，才没有粉碎敌人的“围剿”，而目使红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特点和国内外的形势，说明了抗日战争必然是特久战，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科学地预见到了三个战略阶段的发展过程，从而规定了持久战这个总方针，并提出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战，内线中的外线”的具体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在新的情况和新的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和不同的运用。

毛泽东同志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提高到战略地位，正确地解决了如何在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一系列问题。首先，明确地提出了“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1【注1《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的方针，批判和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提出的所谓“运动游击战”的错误观点。共次，强调必须建立根据地。根据地是进行游击战事，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战略基地，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而“一切游击战事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2【注2《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5页。】第三，游击战争的兵力使用的“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转移兵力”3【注3《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3页。】，即所谓时而化零为整，时而化整为零，忽南忽北，又游又击。对于分散、集中和转移三者的关系，强调指出：“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以成其为普通的游击战，且在并多任务，例如扰乱、钳制、破坏和做群众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为原即；然而就一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当着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尤其是为着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仍需集中其主耍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4【注4《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0页。】在情况和任务需要时，游击队和游击兵团还必须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神秘地棘移其兵力。第四，在游击战争已经起来并有相当发展之后，敌人向游击战争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因此，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是打破这种围攻，采用反包围的形态。”1【注1《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9页。】如何打破这种围攻？毛泽东同志指出“应是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主要的是埋伏战），于敌行动中打击之。”“一路打破之后，又转移兵力去打破敌之另一路，这样各个地击破敌之围攻。”2【注2《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9-420页。】

我军在八年抗战中坚决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广泛地开展了敌后的游击战争，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击了百分之六十四的侵华日寇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伪军。粉碎了敌人残酷的“合围”、“扫荡”、“蚕食”和“封锁”。在最艰苦的时期，敌人曾集中了大部分兵力进攻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仅在华北就用了八十余万兵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主力部队和民兵、地方游击队严密结合，在内线和外线灵活作战，一方面以部分主力部队分散配合民兵、游击队牵制敌人，袭扰敌人，用地雷、土枪、土炮、手榴弹杀伤敌人，另一方面，大部分部队则转到敌人“合围”圈外，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一路或一部，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八年抗日战争，我军总计消灭了日寇五十二万七千多人和伪军一百一十八万多人，创造了十九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近一亿人口的广大土地。我军由几万人发展到九十多万人，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兵力有四百三十万人，在抗战结束时接收了日本侵略军一百万人的装备，美帝国主义又为它装备了一百零六个师，而且拥有三亿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了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和大部分铁路交通线，其实力不能不说是相当雄厚。我军当时的兵力只有一百二十多万人，不及国民党军队的三分之一，并且被分割在十几块根据地里，军队装备差，没有外援。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内战，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它的进攻是能够打败的，它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为了粉碎蒋介石集团的进攻，毛泽东同志规定了“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的作战方针，并且指出“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1【注1《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以后，又在阐述十大军事原则时，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作了具休说明。我军贯彻执行了这一战胜敌人的根本战法，在四年的战争中，共歼敌八百余万，解放了全国大陆。

在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反动派似一百六十万军队向我实行全面进攻。我军实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大踏步后退，大踏步前进，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诱敌深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选敌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经过八个月的战争，歼灭敌军七十一万多人，敌人被迫停止了全面进攻，并改变战略方针，对我山东和陕甘宁两个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我军在山东地区孟良崮等战役歼敌五万余人，在西北地区七次战斗中歼敌三万余人，又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这样，前后经过一年的战事，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迫使敌人转入了全而防御，我军则由战略防御传入战略进攻。一九四七年七月，首先由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接着各野战军相继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构成了全面性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并从此将战争的主耍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共歼敌二百六十四万人，并檄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我军不仅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而且在战争中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此和战略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此时，国民党五个战略集团，分别陷在东北、华东、华北、中原、西北五个战场上，只好被动挨打，作垂死挣扎。

毛泽东同志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洞察到战略决战的时机已握到来，就在蒋介石企图收缩兵力，向南总撤退之前，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战饥，组织和实施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了伟大的战略决战。在三大战役中，对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的运用，有了更高的发挥，达到了更加完善的阶段。在我军对敌人实施战略包围的同时，进行了战役战术的分割围歼，即在战略上将敌人的战略集团分隔在几个战场上，而在各个战场上，又把敌人强大的战略集团肢解为若干孤立部分，然后集中优势兵力，逐次予以歼灭。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的一百四十一天中，总共歼灭了敌人一百五十四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华北全境和其他广大地区。我军主力前进到长江北岸，使国民党反动派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地加速了解放全国的进程。

中国革命战事的实践证明，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作战方法，不仅在我处于劣势，敌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可以将我之劣势转为优势，而且在我处于优势，敌处于劣势的清况下，可以加速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基本思想是歼灭战思想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基本思想，就是歼灭战思想。毛泽东同志说：“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1【注1《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2页。】歼灭战，是我军历来作战的基本根本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同志伟大战略战术思想的精华。它贯彻在中国革命战争所有作战原则之中。打歼灭战，就是力求每战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使敌人被歼一个连少一个连，被歼一个营少一个营，被歼一个团少一个团，被歼一个师少一个师，这样不仅使敌人消耗了人力物力，而且在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即使得到补充，也是越战越弱。这种战法，毛泽东同志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2【注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1页。】这是对歼灭战思想的精辟论断。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打歼灭战的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作战一原则。集中兵力与各个歼敌，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只有集中了优势兵力，才有可能实现各个歼灭敌人；同时只有采取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才容易形成和保持兵力的优势。正确地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既解决了打歼灭战的物质基础，又解决了打歼灭战的具体方法。

集中兵力是打歼灭战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1【注1《印度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2卷，人民出版社，第326页。】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2【注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7页。】战略、战役和战斗上都应集中兵力，但集中的形式、程度则是不同的。战略上的集中兵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主要是通过战役、战斗来实现的，在我强敌弱的条利下，更容易采取直接的形式来实现。但是，不论是敌强我弱或我强敌弱，都应当集中兵力作战。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只有集中了优势兵力，才能有足够的力最实施歼灭战，井且能够速决。当实施进攻作战时，就能够迅速地突破敌人的防御，就能够有力地粉碎敌人的增援和反突击，就有足够的兵力进行迁迥包围和穿插分割，就能够进行连续作战，快速扩大战果。当进行防御作战时，就能够大量消耗、削弱进攻的敌人，就能够争取时间，并且可能由防御转入进攻。反之，如果没有集中优势的兵力，就达不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也不可能求得速战速决，而可能形成战役战斗相持不下的局面，可能打成击溃战或得不偿失的消耗战，甚至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各个歼敌是打歼灭战的重要作战原则，是我军在战略、战役、战斗中必须贯彻到底的一个作战原则。当兵力集中之后，是企图一口吞掉敌人，还是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逐次消灭敌人？很明显，只有采取各个歼敌的方法，才能顺利地歼灭敌人。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对优势之敌，只能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法，造成我局部的优势，将敌人逐个歼灭。就是对绝对劣势之敌，仍须采用各个歼敌的方法，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迅速彻底地歼灭敌人。如淮海战役，我军在总的兵力对比上虽然略少于敌军，但在局部战役中集中了优势兵力，采取了各个歼敌的方法，首先歼灭黄伯韬兵团，再歼灭黄维兵团，最后围歼丘清泉、李弥兵团，因而取得了整个战役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同志指出：“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1【注1《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6页。】这就是说，由于敌强我弱的特点，运用各个歼敌的方法，又必须是从小口小口吃做起，集小胜为大胜，逐步发展为大口大口吃。这种从小到大、逐次歼敌的方法，耍求在战役战斗上与敌进行多次决战。这是在敌强我弱条件下消灭敌人的一个客观发展过程。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尚未改变，所以只能从一次歼敌一个营、一个团、一个旅做起，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变化，逐步发展为一次歼敌一个师、一个军，最后则发展为一次歼灭敌人一个到数个强大战役兵团，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又辩证地解决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保守或夺取城市的关系，即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决定干有生力量的消长。毛泽东同志说：“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2【注2《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在强敌进攻面前，为了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或为了使我军主力避免被迫作战而遭受敌人的打击，不但完全允许暂时地放弃某些地方，而且必须以地方换取敌人兵力的分散，使敌人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越陷越深。这个暂时的不保守，正是为了永久的保守；暂时的放弃，正是为了永久的不放弃。毛泽东同志指出“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1【注1《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5-206页。】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第一年，我军为了集中兵力机动作战，诱敌深入，争取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主动地放弃了延安、张家口、承德、沈阳、安东等一百零五座主耍城市，给敌人背上了包袱，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我军则避开了敌人进攻的主力，将兵力转移至敌人侧翼和后方，寻找战机，在运动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不仅收复了失掉的城市，而且还解放了新的城市。

当然，不以保守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放弃城市和地方，可以轻易地兵不血刃地就把根据地大片土地和城市，让给敌人占领。毛泽东同志锐：“凡在敌我力量对比上能够保守或夺取的地方和在战役上战术上有意义的地方，则必须保守或夺取之”2【注2《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

我军坚决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在战略防御阶段，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坚决保守了必须保守的城市与地方，作为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的出发阵地。在战略进攻阶段，又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与夺取城市和地方紧密结合起来，既达到了歼灭敌人的目的，又完成了保守或夺取城市、地方的任务。

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是歼灭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消耗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主张战略上实行消耗战，在战役战斗上则必须是歼灭战，并通过战役战斗的歼灭战达到战略上的消耗战的目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3【注3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0页。】因此，在一切有利的场合，都必须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坚持打歼灭战。在特殊情况下，亦可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在战役战斗上，歼灭战是主要的，但也有消耗战。这种消耗战是辅助歼灭战的，不是在战斗上“拚消耗”。如当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实行歼灭战时，在共他方向上为了阻击和牵制敌人，就有必要进行消耗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东北我军为了全歼锦州之敌，在塔山和黑山进行的阻击战，就是属于阻止敌人、消耗敌人的性质。这种阻击战，正是为了实现歼灭战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四、如何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对实现歼灭战速决战，争取全部胜利，是极为重要的。那么，在实践中，怎样才能正确地运用这一战法，真正做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呢？

毛译东同志说：“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1【注1《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7页。】集中兵力的道理容易理解，但是耍做到不仅是主观上或计划上的集中，而是战爆上真正的集中，并且贯彻始终，确不是易事。要做到这样，战争指导者必须具有清醒的战略头脑，能够正确地分析敌我形势，不为复杂情况所迷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兵力，正确地处理如下的主要问题。

第一，正确选择作战方向。确定主耍作战方向和次耍作战方向，是集中兵力并在部署上形成举头所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主耍作战方向，在同一时间内只应有一个。毛译东同志说：“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固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2【注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9页。】为什么主要的作战方向只应有一个昵？这是因为，虽然战争的情况极其复杂，作战任务很多，但应权衡利弊得失，分清先后援急，考虑兵力的可能，集中力量于当前急需的而又与战局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战役打击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夺取主动和保持主动，形成并保持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如辽沈战役，先打锦州，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这就推迟了可以推迟的作战行动，把主耍兵力使用于急需的战场上，造成优势，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我们强调主要作战方向只有一个，不是说作战方向只许有一个。在确定了主要作战方向之后，还必须有机地组织次要作战方向的行动，两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如果只有主要方向，而无次耍方向的配合，就不可能分散、牵制敌人，也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主要方向的作用，保证主耍方向的作战胜利。但是，如果主次不分，就是军事上的平均主义。因此，在兵力部署上，既要突出主要，又要照顾次耍，并应尽量注意节约次耍方向上的兵力，以保证主要方向上的优势，使二者在歼灭敌人的目的下统一起来。处于主要方向的军队，必须集中兵力实施主要的突击，而处于次要方向的军队，同样要集中兵力于自己的主耍方向上，才能顺利执行牵制敌人的任务。这就是说主中有次，次中有主，不论主耍方向、次要方向，都必须确实贯彻集中兵力与节省兵力的原则。

第二，集中兵力，应集中到什么程度才算优势？这要权据具体情况来具体确定，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死公式和比例。毛译东同志说：“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耍的战场作战，应以艳对优势的兵力临战之；……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耍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1【注1《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1-222页。】又指出：“每战集中艳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2【注2（26）《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7页。】这就是说，集中兵力的程度，耍以确有把握地把敌人歼灭为标准，即每战中必须在兵力上造成对敌人的优势，有足够的分割围歼敌军的兵力，有发展胜利追歼逃敌的兵力，和一定数量阻击援敌的兵力，而不是盲目的无限制的无条件的集中。恩格斯说：“全部兵力集中在一起是不必要的。”3【注3《麦茨的陷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第164页。】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不是一切都要集中。”4【注4《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1页。】集中兵力的程度，根据全局性的战场与非全局性的战场，进攻与防御，主耍方向与次要方向，战役部署与战役突破口，初战与续战，强敌与弱敌，驻止之敌与运动之敌等等情况不同，根据具体对象、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对日寇作战我集中兵力的程度就高一些，对伪军就低一些。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锐气正盛，这时我集中兵力的程度就高一些，到国民党军队连遭歼灭，士气沮丧，我集中兵力的程度就低一些。在平津战役中，天津攻坚战我总兵力对敌是二点三倍，而在主耍突击方向的突破地段上，集中兵力就更高一些，达到五倍于敌。

掌握集中兵力的时机，是极为重耍的。过早集中会暴露企图，过迟集中则可能失掉战机。这都对战局的发展不利，甚至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特别是在现代条件下作战，适时的、迅速而隐蔽的集中和完成任务之后迅速隐蔽的分散，具有特别重耍的意义。

正确地集中兵力，有赖于指挥员发挥高度自觉的能动作用。从战斗开始起，就要随着战况的进展，敌情、任务的变化，适时地转移兵力，调整部署，不断保持优势。在战役战斗过程中，又要随时注意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转化，适时地把兵力集中到已经转化了的新的主耍方向上去，以期取得战役战斗的全胜。

第三，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还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确运用各个歼敌的战法。如何造成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机？一方面耍及时利用敌人暴露出来的弱点，出敌不意，乘敌之隙，突然攻击，另一方面要以我之行动调动、分散敌人，创造战机。例如运用诱敌深人、声东击西、围城打援等办法。

为了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必须正确地选择歼击目标。当我面对着几路或几部敌人时，应当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打一路或一部，一战获胜，再及其他，不应当同时打敌人的几路或几部。而且应当先打敌人的弱小部分，后打敌人的强大部分，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同时，最好是打击敌人的弱点和要害。分散孤立之敌，即使是强敌，由于处在分散孤立的地位，也就变成了弱敌。我集中优势兵力打分散孤立之敌，容易形成以强击弱，歼灭敌人的把握最大，有利于达到逐次歼灭敌人的目的。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辽沈战役开始的主耍方向，为什么不选择长春、沈阳，而选在锦州？这是从我军力量情况和全歼东北敌军的战略要求着眼的。当时锦州之敌虽较长春之敌为强，但比沈阳之敌为弱，而且是东北敌军战略体系中的要害。我军攻占锦州，就可以斩断东北敌人退路，为全歼敌军创造有利条件。又如同时期的莱芜战役，为了粉碎敌人以三十万大军对我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我军以少数兵力牵制敌南线部队，而集中八个纵队（军）的优势兵力首先围歼较弱而突出孤立的敌北线部队，一举歼灭该敌七个整旅，因而大大地改善了山东战局。

第四，正确运用包围迁迥和穿插分割战术，是实行各个歼敌的重要手段，运用这一战术，能把敌军的有机整体分割成若干部分，使其失去战役的的或战术的联系，形成孤军作战，有利于我达成全歼速决的目的。包围迂回和穿插分割，应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对孤立驻守之敌，可先包围，后攻击，对运动之敌，既可先断其退路，再行攻击，也可边攻击边包围；对据有绵垣阵地、无暴露翼侧之敌，可先突破再分割包围等等。对已经被我包围之敌实行攻击时，应集中我攻击部队的大部分兵力和绝大部分火力，形成一把规利而有后劲的“尖刀”，实施主耍突击，而以其余兵力布置成两面、三面或四面的包围，与主要突击部队密切协同，实施向心攻击。只要采用上述的攻击部署，并实施强大的连续突击，那么，对于无论什么样的敌人阵地，总是可以突破的。一旦突破，被我打垮的敌人，在我多面包围之下，也是难以逃脱的。

五、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建立在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难于利用和对付我们的战略战术

“集中使用兵力”,“各个击破”，虽为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所熟知，也是许多军事典籍所反复论述与强调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并辩证地加以运用。只有毛泽东同志才完整地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原则，井将它辩证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故争的实践，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我们进行的是人民战争，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来指导战争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又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1【注1《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1页。】。这是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我们进行的是人民战争，实行了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在战争中，有地方武装、民兵和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积极支援前线，巩固后方，直接配合主力作战，在敌后破坏交通运输，牵制、分散敌人兵力，扰乱、威胁敌人后方，使军队的主力部队能够更高度地集中兵力，机动作战。同时，由于有民兵和人民群众参加站岗放哨，值察敌情，封锁消息，担任向导等活动，又为我军适时地隐蔽地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地包围和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抗日战争初平型关之战，我军在距敌人前进道路之侧三十里至六十里的地点，集结达一星期之久，由于群众积极配合，封锁消息，使敌特汉奸失其作用，因此，敌人完全没有发觉。我军则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及时掌握了敌情，正确地部署了战斗，以神速的行动，歼灭了敌人。

相反的，由于敌人进行的是反人民的战争，得不到人民的支援，没有人民配合，所以是孤军作战；侵占了我们的地方，又处处受到人民的反对，必须处处派兵防守。这些都必然会影响他们兵力的集中。即使在某一地区集中了兵力，因为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不了解情况，找不到目标，自己的行动又经常暴露，所以处处被动，难以完全实现其企图。如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以二十三万多人的兵力，进攻我陕甘宁解放区，由于人民反对，所以像瞎子一样，只能到处扑空。白天武装大游行，晚上集中大露营。

我军是工农的武装，是人民的军队。军队的性质，决定了我军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的威力。任何战略战术都是通过人去实施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在实践中能不能得到贯彻，能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军队的素质起着重耍的作用。找军有党的坚强领导，建立了坚强的革命政治工作，广大指战员有高度的阶极觉悟，明确认识到自己是为人民利益而战斗。因此，在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的时候，具有旺盛的战斗意志和勇敢的战斗精神。在集中时，行动迅速，不怕疲劳，不怕困难；在进攻时，勇往道前，前仆后继，敢于大胆迂回穿插，孤胆作战；在防御时，能够抗住强大敌军的连续攻击，坚守阵地，顽强战斗。部队之间能够主动协同，密切配合，为了整体利盆，不怕牺性自己。全体指战员能够发挥最大的智慧，创造出许多战胜敌人的方法。所有达一切，都充分地保证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得到最好的贯彻，发捧出克敌制胜的巨大威力。

敌人的军队是反人民的军队。士兵绝大多数是被强迫或被欺骗而来的。他们同反动统治阶极在根本利益上是对立的。军队官兵之间、上下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尽管反动统治阶极也想尽办法，对士兵进行欺骗宣传，实施反动教育，但是军队的士气仍然不高，缺乏旺盛的战斗意志。这种军队害怕近战、夜战，害怕包围、伤亡。军队各个集团之间，各个派系之间，互不信赖，互相倾轧，不能主动协同。由于敌人存在着这些弱点，因此，他们主观上虽然企图运用集中兵力的办法来对付我们，但是，在具体实施中，特别是遇到困难危机的时候，往往不能实现。

我们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和指导战争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正确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并取得最大的效果，是由于能够正确地估计主客观形势，全面分析敌我情况，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一切从实际出发。同时，我们能正确处理在运用这一战法中所遇到的各种关系，褚如，全局与局部，集中与分散，主要方向与次耍方向，歼灭敌人与保守城市、地方，以及进与退，攻与防等等关系。所有，我们在与强大敌人作战中，能够无往而不胜，达到既消灭敌人，有保存、壮大自己的目的。

敌人则是唯心主义者，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他仍往往不能正确全面地分析客观形势，不能从实际出发。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革命的力量，主观主义地判断情况，轻敌冒进。他们看问题往往是片面的，不能正确处理军事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关系。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对付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忽而提出携带重装，“用兵宜正不宜奇，驻军宜聚不宜散，行军宜援不宜急”的所谓“密集平推战术”，忽而又提出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只走山头，不走大路的所谓“钻隙战术”。有时这样，有时那样，莫衷一是。同时，由于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战争，因此，战略意图和具体行动总是要发生矛盾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事初期，蒋介石也曾给自己定了一条“集中机动使用兵力”的原则。可是他要想占的地方那么多，中原、苏北、承德、沈阳、安东他都耍，目标这样分散，而手中的赌本很有限，侵占了一个城市，就耍派兵防守，就背上了一个包袱，占的越多，背的越重，能机动的兵力就越来越少。所以他定的那条原则，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即或暂时在某一地区集中了相当优势的兵力，得到了某些便宜，但在其他地方就破绽百出。这些矛盾他们是无法克服的。

总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是建立在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的，只有人民军队才能有效地运用。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有效地利用这一战法，也不能有效地对付这一战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1【注1《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8页。】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毛译东同志的在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这一战略策略思想在军事上的具体化，是毛译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重大贡献。它是中国人民长期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结晶。它不仅是战役战斗的作战原则，而且也是战略的指导原则。它不仅适合于敌强我弱条件下的战争，也适合我强敌弱条件下的战争。它是进攻的原则，作为作战指导思想，也适用于防御。它不仅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起了光辉的作用，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当前加强国防建役，准备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作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不但适用于军事斗争，而且适用于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投中的各顶事业，都有指导意义。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虽然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一切革命战争和中国革命战事一样，具有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共同特点，只有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因此，这一战法对于一切革命战争，都具有普遥意义。当然，在运用这一作战方法时，和运用其他指导战争的方法一样，要按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按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按照不同的作战对象和地域，灵活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克敌制胜的作用。

四、“八?六”海战的基本经验

作者说明：

这篇文章是1965年8月，我主持起草并送呈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八?六”海战的战斗总结。毛泽东主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本文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1967年7月编《海军战例选第一册》

海军南海舰队所属护卫艇四十一大队及快艇十一大队，一九六五年八月六日在兄弟屿海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海战，一举击沉蒋匪“剑门”、“章江”两舰。这一仗既打得坚决、干脆，是一场漂亮的海上歼灭战，也是海军近年来海上战斗最大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的根本原因，是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的结果；是在军委、总参和广州军区首长正确的指挥、兄弟部队的积极支援和民兵的密切配合下取得的。参战部队充分发挥了人的因素，贯彻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思想，继承和发扬了我军夜战、近战的优良传统。这一仗使敌人有一次遭受了重大打击；使我参战部队又一次得到很好的实战锻炼：并为我们今后海上作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此次战斗经过

蒋帮海军大型猎潜舰“剑门”、小型猎潜舰“章江”，于八月五日六时许，由台湾左营隐蔽出航，企图输送匪特在我闽南沿海之苏尖角、古雷头地区突击袭扰，抓一把就走。十八时零五分，在福建东山岛东南四十浬处被我发现。当时广州军区，海军确定予以打击，并请示了总参。南海舰队十八时三十分给部队下达了预先号令，指定以汕头水警区护卫艇四十一大队、快艇十一大队组成突击编队，由汕头水警区统一指挥，于东山以南、南澳以东、南澎东北或南澳以南、南澎以西海域，予敌以打击。部队接到预先号令以后，护卫艇四十一大队在两个小时以内，快艇十一大队约六小时，均完成一切战斗准备。二十三时十分总参批准舰队打击方案，并指示：1.放进来打，越近越好；2.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3.不要打到自己的渔船和外国商船；4.不要上敌人的当；5.争取晚上打，拂晓前撤回原地。

遵总参上述指示，我海上编队的一部（高速护卫艇大队主力）于二十一时三十分、二十三时十四分由汕头启航，另一部（快艇大队第一梯队）二十二时四十三分由海门启航。当日海上气象：阴天，西南风三级。轻浪，能见度五链。我快艇、高速护卫艇队在金刚山、南澳雷达站引导下，于六日零时三十一分到达预定会合点。此时，敌我距离为三点八浬。岸指考虑到敌舰可能向东南逃窜，即引导艇队向外迂回接敌，以图由外往里打。六日零时五十八分敌我距离拉大至十四浬，敌舰又转向北驶，我又引导艇队向被高速接敌，向兄弟屿东南海域前进。快艇第一梯队（编成一、二、三冲击组）用雁形队航渡。约一时五十分接近接近距敌舰五链时，判清是敌舰“章江”号，此时，已处于小舷角不利阵位，就采取高速穿越敌舰航向，重新占领阵位。于二时三十分发射鱼雷，未命中。

一时四十二分，我高速护卫艇在左舷三十度、距离五十链发现敌舰“章江”号，一时五十分敌向我射击并打照明弹。一时五十三分，我护卫艇艇队随即向敌开火，但因距离过远无效果。至二时五十一分，我第三次发起冲击，艇队高速接敌，抵近至五百米与敌同航向射击，直打到一、二百米以內，敌舰“章江”号中弹起火。因我艇速过高，冲过敌舰，而被迫停止射击。三时零一分第四次冲击时，敌舰转向高速向我队形冲来，企图插乱我队形，我各艇继续抵近敌人猛烈射击。经过短兵相接的死打硬拼，敌舰随即失去抵抗能力，我又组织第五、第六次冲击，敌舰“章江”号中弹爆炸。经过一小时四十二分钟的激战，于六日四时十八分将敌舰“章江”号击沉在东山岛东南二十四点七浬处(北纬二十三度二十二分、东经一百十七度五十三分)。在我艇与敌舰“章江”号战斗时，敌舰“剑门”号开始以七六二炮对我射击，尔后见形势不妙，便企图向东逃窜。

我击沉敌舰“章江”号后，经总参批准，三时四十五分决定对敌舰“剑门”号实施攻击。高速护卫艇除一艘受伤退出战斗外，其余于四时四十分向东追击，我接近到敌舰四十链时，敌向我开火。五时距敌二十链时，敌小口径火炮向我猛烈射击，我未还击，实施反炮火曲折运动，高速接敌。五时十分我接近至距敌舰七链时，集中火力猛烈向敌舰射击，迅速压住了敌人火力，敌舰当即中弹起火。我快艇第二梯队(于三时三十五分由南澳出击)，在高速护卫艇掩护下，五时二十分接近敌舰二至三链施放鱼雷，命中三条，敌舰随即(五时三十六分)沉沒在东山岛东南三十八浬处(北纬二十三度三十点七分、东经一百十八度零九分)。此时，天巳拂晓，敌机十六架飞临我艇队上空，我空军起飞待战，我舰艇在我空军掩护下，于十时十分前全部安全返航。

此次海战的基本经验

一、这次战斗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突出政治的强大威力。只要突出了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广大指战员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有了高度的对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的仇恨心，就有敢于斗爭，敢于胜利，不怕牺牲的精神，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任何敌人。这次参战部队是刚进行了战备教育和四好初評的，部队情绪高昂，求战心切，接到战斗行动命令后，在较短时间內迅速完成了战斗准备。在战斗中不论老干部、新干部、老战士、新战士，机关干部还是艇队干部都表现很好，这主要是靠人的政治觉悟。有了政治觉悟就不怕牺牲，不怕困难，敢于在敌人密集炮火射击下，迅速勇猛接近敌舰，短兵相接，猛打猛冲，死打硬拼，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例如参战的护卫艇四十一大队二中队，部队成员较新，四名艇长只有一名参加过战斗，有一艇刚组成，但作战中均表现英勇顽强，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先锋号和601号两艇战斗了一小时四十二分击沉敌舰“章江”号以后，601艇中弹四发，艇长牺牲，战士伤亡十二人的情况下，仍继续执行突击敌舰“剑门”号的任务。611艇人员才临时配齐的，但他们在战斗中，敢于靠近敌舰打，表现英勇顽强，就是在艇中弹破损，三部主机打坏，舵机失灵，伤亡十四人，三个舱进水(锚链舱、前弹药库、前水兵舱，水深达一米多)的情况下，他们一面排除故障，抢修艇只，一面继续战斗，直至将敌舰击沉，并把艇安全开回基地。有许多战士负重伤不仅不叫苦，不让别人照顾，甚至晕过去一醒来就问机器运转好不好，弹药送上去沒有，敌舰是否打沉了等等；他们当时所想到的只是消灭敌人。如601艇艇长吳广维同志患病住医院听到有战斗任务自动回艇参战，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昏过去，一醒来，仍然指挥“打！打！打！”直至牺牲。枪炮兵朱永德同志，腹部负伤肠子流出来，沒有叫一声痛苦，坚持战斗，叫同志们赶快压弹。后因伤势过重而光荣牺牲。611艇轮机兵麦贤得同志，头部负重伤，脑桨溢出，一手捂住伤口，一手操纵机器，血流到眼里，眼睛看不清，在机舱內爬着用手摸、耳朵听，检查机器，坚持工作。机电兵黄汝省同志，头部、胸部负伤十七处(身上弹片有四十五个)鲜血滿脸滿身，一手捂住右眼继续坚持工作，保证了艇的航行动力。象这样的同志是很多的，这种革命的英雄气概，硬骨头作风，只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战士，才能够做到。这是突出政治的结果，是平时政治思想工作基础在战斗中的反映。实践证明，平时政治思想工作基础越好，战时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同时在战前的充分政治动员，在战斗中人人开口，互相鼓励的群众性政治思想工作，以及干部以身作则，英勇奋战都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也就是说在平时要強调突出政治，在战斗中也要强调突出政治。

二、这次战斗，由于贯彻了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导思想，取得了全歼两艘敌舰的重大胜利。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是歼灭战，对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每战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较弱的一点，猛烈地攻击之，得手后，迅速扩大战果各个歼灭敌人。这次海上战斗，我们首先使用了四艘高速护卫艇和六艘快艇打敌舰“章江”号，这样我在兵力、火力、速度方面均占优势。将敌舰“章江”号击沉后，又迅速组织高速护卫艇三艘配合五艘快艇追歼敌舰“剑门”号，同样在兵力、火力、速度方面是占绝对优势的。

根据这次和过去多次海上作战经验，我以三至四艘高速护卫艇和三至四艘快艇打敌“永”、“江”字号一艘是绝对优势，是有把握的。以五至六艘高速护卫艇和五至六艘快艇打敌“太”字号一艘，也是可能歼灭的，但打敌人“阳”字号，则须集中更大的兵力。对敌人两艘以上的编队攻击，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通常情况是先打小的、弱的，后打大的、强的，伹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先打大的，后打小的。

三、这次战斗的胜利，证明了在海上作战更应该发扬我军夜战、近战的优良作风。如这次攻击敌舰“剑门”号时，相距四至五浬，敌舰就向我开火，我艇以高速曲折航行奔向敌舰，在距敌一千米左右时，突然猛烈的对敌舰射击，大量杀伤了敌舰舱面人员，迅速地压制了敌火力，使敌失去抵抗能力。据俘供称：“你们火力真厉害，打的真准，靠近我们后，你们一打我们就躲下舱去了”。这充分说明了夜间海上战斗，小艇机动灵活，目标又小，易于隐蔽接敌，出敌不意。在远距离时，敌舰大口径火炮不易命中，而我们接近敌舰后，艇上小口径火炮最能有效的发挥其威力。敌舰存在目标大，机动时不灵活，大口径火炮射速慢等缺点，因此，只要靠近了敌人，我们就变咸了优势。夜战、近战可以避敌空中威胁，这不仅打蔣帮适用，打美帝国主义更是适用的。美帝国主义所依恃的一是空中优势，二是远程火力。所以他害怕夜战、近战。我们最主要是政治优势，近战火力强，命中率高，靠近了就能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我以高速护卫艇的火力掩护，快艇抵近发射鱼雷，依托岛岸突然出击，就可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因此，小编队夜战、近战是我今后主要的作战方法。夜战是越黑越好，还是月明之夜好呢？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別对待。单艇、双艇或一个兵种的小编队进行突然袭击，似以月睛之夜为好。在兵力稍多，尤其有协同兵力时，一般应选择在月明之夜或黄昏、拂晓，能看得清，对我有利。海上近战，应近到何种程度为有利呢？一般地说，应接近到我武器能发挥最大威力，而又有机动余地较为适宜。这样，可以避免敌人冲击我队形，引起碰撞，又能紧紧咬住敌人。根据这次海战经验，高速护卫艇和快艇的射击距离，一般接近到二至三链较为适当。

四、这次战斗的胜利也证明了，小艇不仅能够打大舰，而且也能够击沉敌舰。如打敌舰“章江”号时，我高速护卫艇一抓住敌舰后，就咬住不放，坚决攻击，尽管敌人狡猾，几次冲击我战斗队形，但我艇队猛打猛冲，在一个多小时內，连续组织多次冲击，终于把敌舰击沉。主要方法是，先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敌舰舱面，特别是敌舰驾驶台及炮位，使其遭到大量的死伤或站不住脚，往舱內躲藏，我再转移火力射击敌舰水线下附近，特别是机舱、弹药舱、油舱，使之引起爆炸或破坏敌舰之浮力，加快其沉沒。又如，这次战斗中，打敌在吨位上大于我十多倍的敌舰“剑门”号时，我先以高速护卫艇向敌舰冲击，当我艇队距敌舰四十多链时，敌向我开火，我只进行规避，不还击，高速接敌七至八链时以猛烈火力向敌舰射击，仅射击九分多钟，就使敌舰暂时失去战斗力，掩护了我快艇抵近发射鱼雷，一举击沉敌舰。这说明了以高速护卫艇协同快艇作战的方法，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能取得速战速决的效果。

五、海上作战指挥和协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題，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題。根据这次及以往经验证明，在指挥上应以岸上和海上的指挥相结合，以岸上指挥为主。因近海作战是在我岸上雷达有效观察范围內，岸上指挥员能较全面地掌握整个战区的情况，能准确指挥引导艇队接近敌人；海上指挥员因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对掌握整个战区的情况有一定困难。这次战斗主要是由岸上指挥员指挥的，海上指挥员有时只抓住了两艘高速护卫艇，甚至快艇要求其实施引导，由于不了解整个战区情况。而转由岸上指挥引导。海上指挥员虽对情况掌握有局限性，但对当面情况了解比较清楚，因此，在总的战斗意图下，可以机断行事，实施现場指挥。这次战斗原确定先歼灭敌舰“剑门”号，而艇队当时抓住的目标辯不清是“章江”还是“剑门”，此时海上指挥员决定先集中力量歼灭已抓住的敌舰，这样就爭取了击沉敌舰的时间，而取得了各个击破敌舰的胜利。高速护卫艇和快艇协同问題，从这次海战经验看，航渡协同方法可以是分別航渡，在预定海域会合协同攻击，也可以是合同航渡协同攻击。一般说，黄昏、拂晓或视距较好时，爭取前者为好，如在黑夜或视距很差情况，则以后者为好。协同攻击方法，应首先以高速护卫艇抵近敌舰，集中火力猛打，大量杀伤和压住舱面敌人，为快艇创造有利进攻条件，再使用快艇占领有利阵位，抵近发射鱼雷，以求一举将敌舰击沉。这次海战迅速击沉敌舰“剑门”号，是高速护卫艇和快艇采用这种协同攻击方法最成功的范例。

六、这次战斗的胜利，证明侦察、通信是两项最重要的战斗保障工作。情报是正确决心、正确部署的基础，通信是反映情况、传达决心部署的工具，这两项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战斗胜利。这次侦察、通信保障都比较好。敌舰从左营出航，一直保持隐蔽航行，实施无线电靜默，当敌人进入东山东南四十余浬海域，我侦察雷达和对海雷达即发现敌舰。在战斗过程中，及时、准确和连续不间断地掌握整个战区的敌我兵力活动情况。特別是金刚山观通站更为突出，自五日十五时十二分距离七十七点一浬发现目标上报起(十八时零五分判明为蔣舰两艘)，直至战斗结束，在战区有七类(敌舰、渔轮、渔船群、商船、快艇、护卫艇、炮舰)二十三批目标的情况下’自始至终掌握得比较清楚，先后上报敌舰位置一百四十多个，并及时正确地向指挥所提供指挥引导的数据，对这次战斗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今后敌人舰艇可能更多的采用隐蔽航渡的方法，对敌情掌握主要依靠我雷达侦察，观察。因此，必须加强观通和勤务部队的训练，提高雷达侦察、观察能力。这次战斗中，无线电通信组织也较严密，使用较好，充分发挥了无线电信号的作用；在有线电方面，广州军区及时调整了专用线路，保证了决心及时下达和情况的及时上报。所以这次战斗中的通信联络，基本上是顺畅的。

通过这次海战，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军委和林彪同志近几年一再强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创造四好连队，加强战备等一系列根本方针是十分正确的。这欢战斗的胜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的胜利，是发扬三八作风，创造四好连队的胜利，是加强战备，常备不懈的胜利，是训练中贯彻苦练二百米硬功夫及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合得成的胜利。因此，我们要争取新的更大胜利，就必须继续把军委和林彪同志提出的上述一系列原则坚决贯彻到底，对这些根本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抓紧不放，永不动摇。只要我们真正做到这样，我们就能够迅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能够所向无敌战无不胜。

后记

李冰天

一、最后的愿望

1999年3月，在我们与太原军干所商定之后，父母从太原回到北京居住，由我们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在京的就医问题，选择了两家医院，一家是北京安贞医院，专门诊治心脏病，其他综合性疾病则就诊于中日友好医院。

2004年，父亲已九十高龄，医院建议又过去的每年一次住院进行体检（十天时间），改为每年上、下半年各一次住院例行体检，父亲勉强同意。因为在此之前，他的身体非常好，能吃、能睡、能走，还能每日坚持看书、写作和练字。因此，他非常不愿意看病，更不愿意住院。

2005年2月母亲病逝了，永远地离开了相伴六十四年的父亲，巨大的痛苦给父亲精神上最致命的打击，从此艰苦状况一年不如一年。

2007年9月，父亲在家中不慎摔倒，折断了左侧的一根肋骨。不得不住进中日友好医院。

骨伤好转，我们建议把下半年例行的体检做了，父亲同意了。可万万没有想到，检查的结果是肝部发现了肿块。因为年事已高，不便做进一步的探查，医院初步诊断类肝癌。

虽然我们商定将此事瞒着父亲，但他似乎还是有了“预感”。出院回家后，父亲对我说“明年（之2008年）我有三个愿望：第一是过春节，第二个是过生日，第三是看奥运会。”我鼓励他说：“没有问题，您明年的三个愿望一定能实现”。

2008年的春节过得非常热闹。春节期间，最使父亲高兴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不少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打来拜年的电话，祝他“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特别是家住在广州九十二岁高龄的宋维栻叔叔的拜年电话和八十七高龄的胡敏阿姨（邱会作夫人（再一次来看望他（前一次是2007年春节），使他特别的高兴。老战友相聚格外亲切，父亲与胡敏阿姨畅叙了一个多小时。临别时，胡敏阿姨悄悄塞给父亲手中两百元钱，父亲看着“压岁钱”开怀大笑。谁曾想，这竟是与胡敏阿姨的最后一面。

第二件事是我们子女轮流在父亲身边值班，每日不重样地做他最喜欢吃的美味，什么“米粉蒸肉”、“红烧鱼”、“清炖鸡”、“红烧海参”、“梅菜扣肉”、“火爆猪肝”、“湖南腊肉”等等，中午饭还陪他喝一杯红葡萄酒。其实，每到逢年过假，我们都在父亲家轮流值班，并各显其能，拿出做菜绝招。只不过今年春节，当我们心中隐藏着父亲病情和满足他的最后愿望时，我们把饭菜做得更加精细，把节日气氛渲染的更加热烈。

第三件事是见到前来给爷爷拜年的长孙与他的女朋友，虽然孙子还没有结婚，当年爷爷已乐的合不上嘴。可能父亲心中非常遗憾，因为李家的第三代人（孙子辈）还没有一人结婚，还没有四世同堂。

父亲第一个愿望实现了。

初五过后，父亲突然提出要去八宝山看望母亲，父亲对我说“今年是老太太走后的第三个年头，按家乡习俗，我一定要亲自去看望她，这是最后一次，将来我不再去了。”我劝他：“现在天气很冷，您岁数大了，最好不要轻易出门，我们代表您去看望老太太吧。”但父亲仍然坚持要亲自去，无奈之下，我们确定了去八宝山的时间

前一天刚刚下了雪，我们知道他确定的时间是不可能更改的。

由于悲喜交加和“外寒内热”，从八宝山回来的当晚，父亲就开始发低烧。吃了两天药，没压住，2月24日住进了安贞医院。

住院后，父亲仍低烧不退，并引起心律异常、尿潴留等症状。住院第三天，主治大夫就向家属发了病重通知书。

经过医院积极抢救，一周后，体温控制住了，感冒也转好了，但心律异常却始终纠正不过来。3月中旬，主治大夫又向家属发了病危通知书，那段时间，父亲的心脏被24小时严密监控，一旦出现异常，病区护士台就发出报警信号，最多时能“抓”四十多次异常情况。父亲被严格控制卧床，几乎全天都在输液。

4月清明节后，奇迹出现了！父亲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改善。他可以坐在床上了，不久，又可以下地，在沙发上坐半个小时了。但对心脏的监控，始终没有撤掉。

4月22日，是父亲九十四岁的生日。我们都到医院祝贺，并在病房中摆放了鲜花。林豆豆来病房为他祝寿，黄春光、邱路光等很多老战友的子女都来为他祝寿，有的人带来鲜花，有的人带来生日蛋糕，大家纷纷在病床前与父亲合影留念。当时，父亲虽很高兴，但身体还很虚弱，也不能让他过于激动。我们只好把每批来人会见时间控制在15分钟之内。

病区护士长也带着值班的护士门来为他祝寿，并一起合影。护士长还专门安排食堂为父亲做了长寿面。他的第二个愿望也实现了。

5月份，天气渐渐转暖。父亲不仅可以下床做轻微地活动，还可以坐轮椅到室外晒晒太阳。

5月中旬的一天，父亲的两位主治大夫找我谈话，大意是，经会诊，多数医生建议，要使父亲的心脏异常情况得到有效控制，唯一的办法是在体内安装心脏起搏器，否则，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我说服父亲，告诉他安了起搏器，就可以回家了。父亲想回家，于是答应安起搏器。

6月上旬，父亲被推进了手术室，由心脏专家主导安装了起搏器。手术非常顺利。接着又做了膀胱造瘘手术。大夫们见到父亲的身体状况有一天天好起来，都说：“老爷子的生命力真顽强！”。

7月8日，我为父亲办了出院手续。

回到家中，父亲的精神状况岁比医院好一些，但家中的护理条件毕竟不如医院。例如家里就没有吸痰器，有一次，一口痰堵住气管，险遭不测。

7月下旬，护工发现父亲的下肢功能出现障碍，行动困难。不久，上肢功能也出现障碍，右手拿不住筷子，要靠护工一口口的喂饭。

我把情况报告了医院，大夫建议还是回医院观察治疗。

8月7日（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晚，父亲又住进安贞医院18病区。当时除肢体出现障碍外，神志还是清楚的。入院第二天晚上正是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父亲兴致勃勃看了一小时。之后后代几天中，他还看了篮球、排球、乒乓球等奥运会的比赛。

他的第三个愿望也实现了。

8月18日，护工发现父亲便血，经化验证实“便潜血阳性”。由于无法接受探察，不清楚是胃出血还是消化道出血，大夫对我说“无论何处有出血点，都不是好现象，可能癌细胞已转移。”经过几天的治疗仍无好转的情况下，主治大夫向家属发了病重通知书。

8月下旬，父亲出现吞咽功能障碍，不能自主进食，开始鼻饲营养液。9月中旬，意识开始模糊，不能说话，处于半昏迷状态。情况越来越糟糕，抢救设备全部退职床边。

11月底做的肺部对比检查发现，肺部比10月底检查时多了六处阴影，这是癌转移的信号，12月1日，再次报了病危。

12月20日，腹部B超发现已有积水，病情在继续恶化。

2009年1月3日晨6时许，护士例行巡查病房，发现父亲的呼吸急促，一量血压，血压也掉下来了，马上报告医生。值班医生赶来后，立即按照预定的抢救方案实施抢救。

7时30分，呼吸停止了，心脏监控器上显示成了一条直线，7时40分，院方宣布抢救无效死亡。父亲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走了，终年九十五岁。

二、为父亲举办“家祭”

2005年10月，父亲将最后的遗书交给我们。

遗书中写道：“九十二岁，风烛残年，危在旦夕。凡是必先有考虑，以免临时慌乱。因此留此遗言。李冰天、李炎天是李家的主要继承人，其责任重大。我死后的善后，由李冰天、李炎天负主要责任处理。进行家祭，不要公祭，越简单越好。”

2008年下半年，父亲的病情持续恶化。9月，我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正式研究父亲身后的有关事情。我们决定的原则是：按父亲生前的要求，完全由我们子女主办家祭。先在家中设置灵堂，后在八宝山殡仪馆进行小规模的告别，只请少数父亲生前岁接近的亲朋好友参加。

父亲离开我们而去的当天，在处理完医院各项事务后，我回到家中已近中午。下午14时，我向太原军干所报告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当天下午约16时，国内各大网站首先登出父亲逝世的有关消息。接着1月4日和5日，不少省、市的地方报纸也相继刊登了有关消息。各大网站和地方报纸不仅有父亲逝世的短新闻，还有长篇的文章报道。

消息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一时间成为“热帖”新闻。父亲的老战友、老同事、老下级，原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老战友的夫人们和子女们都从网上得到这一消息后，纷纷来电话、打手机和发短信表示哀悼和慰问。

1月5日下午，太原市民政局和军干所的领导一行四人赶到北京，我和李小征与他们见面。我向他们汇报了父亲自2008年12月初第二次报病危后的病情发展、治疗过程，汇报了我们对父亲后事安排的想法。我们双方对父亲后事安排达成了但思安一致意见，即“小规模、家庭化和力求简朴”。

1月8日，家中设置了父亲的灵堂。

灵堂布置的很简单，在客厅的窗前，将饭桌铺上一块黑布，摆上父亲的遗像，这张遗像是父亲1964年五十大寿时，着军礼服照的标准像，从未公开发表过。这张遗像与网上热传的那张1955年的标准像相比，显得更加庄重、慈祥。

遗像前摆着香炉和鲜花，桌前摆放着我们五家儿女子孙敬上的鲜花和挽联。

窗帘上挂着横幅条幅。横幅为：“李作鹏将军安息”，条幅是我选自父亲在1995年写的一首小诗中的两句：“生为军人，死为军魂”，“为国为民，无悔无恨”。我认为，这十六个字。体现了父亲一生的追求和无悔的心愿。

灵堂两侧摆满了亲朋好友陆陆续续送来的花篮和挽联。摆放着《李作鹏将军生平》。

1月11日下午，我到八宝山殡仪馆办理父亲告别仪式的相关事宜。租用场地（东礼堂）、花圈，定制横幅、鲜花等具体事项。不到两个小时就全部落实了。告别仪式确定在1月17日上午九点半钟。

第二天（12日），我即向干休所领导报告了我们的安排。

1月13日，我们向来往最亲近的亲朋好友（约五、六十人，其中二十多人是直系亲属）发出告别仪式的通知。

1月15日下午，我再次到八宝山殡仪馆业务室，最后落实告别仪式准备情况。接待我的业务员仍是非常热情，他引导我都工作间看正在制作的横幅、花篮和遗像等，并承诺第二天下午（16日），所有制作的横幅、花篮、遗像和花圈等均可摆放到告别室。

1月16日下午，我姐姐和妹妹等人按约到殡仪馆告别室，往已摆好的花圈上别挂挽联。他们回来后告诉我：“告别室的横幅、花篮、花圈等已摆放好，一切顺利。”

此时我想，一切都已提前准备妥当，明天的告别活动用不了一小时就可以结束。

当晚21时，在我家附近的宾馆内，中纪委干以胜副书记、交通部李盛霖部长等一行召见我。干副书记向我传达了胡锦涛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对我父亲丧事的三条重要指示。我“服从中央决定”，同意第二天的告别仪式和遗体火化不再进行。

17日当天，我们不断接到电话、短信。

有人这样发来短信：“救民革命本自心，作囚领过有别情，回首何人无憾事？放眼世事多不平。”

也有人这样发来短信：“将军浴血百命搏，赤胆忠心为党国，随他任何不平事，春秋九五驾鹤去。”

还有人这样用短信发来挽联：上联是“扫北征南作鹏铁骨铮铮魂魄饶昆仑百战勋业倾蒙误判”；下联是“护海巡洋将军刚肠烈烈肝胆昭日月一代恩怨顿成悲端”

1月18日，在中纪委有关部门的直接安排下，父亲的告别仪式开始进行。

清晨，我们子女亲属二十余人，按计划安排7点半前到达安贞医院太平间的告别室。

7时30分，父亲开始进行简单的整容。

父亲躺在灵床上，面色安详。身着一套藏蓝色西装，深蓝领带和浅蓝条纹衬衣。那套西装是我大姐李大征夫妇去太原看望父亲时，在太原最好的西服店为父亲定做的，父亲很喜欢，生前舍不得穿。

父亲身上盖了一块红丝绒布，代表“喜丧”的寓意。

告别的电子屏幕上写着《父亲李作鹏将军千古》，屏幕下放着父亲着军礼服的遗像。四周摆放着花圈。

我们兄弟姐妹及亲属们列队站在父亲的灵床前，最后向父亲深深的三鞠躬。

此时此刻，我心中默默地说：“永别了，亲爱的父亲。您和母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安息吧，一路走好。”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

三鞠躬完毕，我们走到父亲身旁。我轻轻地抚摩着父亲那苍苍白发，心中默默地对他说：“原来，您的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及他们的夫人、子女都哟啊来送您最后一程，现在来不了了。许多人家中的灵堂悼念您。我代表他们向您做最后的告别。”我又说：“还有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人民群众，在网路上祈愿您‘一路走好’，人民没有忘记您。如果您的在天之灵感悟都了这一切，您可以欣慰地瞑目了。”

所有的人都痛哭不止，我们轮流走过去，把脸贴到父亲脸上，最后一次吻别他来人家……。

小征的女儿、女婿向姥爷行最后的军礼。

炎天的爱人，替远在国外学习的儿子，向爷爷念最后的告别信。并把这封信放在爷爷的上衣口袋中。

从家乡专程赶来的亲戚代表们，俺家乡飞风俗，在“族长”脚下长跪不起。

8时30分，灵车到了。

我儿子李羽（长孙）手捧着爷爷的遗像，走在最前面，六个抬灵人抬着父亲的灵柩缓缓随行，离开了告别室。

按照规定的行车路线，车队一路绿灯前往八宝山殡仪馆。

9时20分左右，灵车到达八宝山。通往殡仪馆的道路旁停着警车，道路中央站着指挥车队的交通警察。我们车队被引导驶入殡仪馆最北面的大门，这里是殡仪馆的后院。

9时30分，我们再次与父亲最后告别。深深地向他老人家三鞠躬。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家，与母亲骨灰一起，摆放在灵堂中。

三、为父亲写生平

《李作鹏将军生平》是我们子女根据父亲的革命经历而写的，早在父亲病重时就已定稿。

《生平》内容如下：

我们敬爱的父亲李作鹏，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1月3日7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

父亲生于1914年4月24日，江西省吉安流家坊村人。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红军期间，历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传令兵、朱德总司令警卫排卫士，中革军委谍报科见习科员、机要科科员。1933年起，历任中革军委二局参谋。参加了反击国民党军队一至五次反围剿，保卫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等战役。

1935年，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任中革军委二局二科科长。在长征途中多次截获、侦破敌军电报，为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翻越雪山，走出草地，胜利到达陕北，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下半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并担任军事班参谋训练队队长。

1938年任八路军第115师侦察科长、1940年任第115师作战科长兼侦察科长，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部和八路军第115师司令部参谋处长。

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第115师在山西、山东广大地区，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父亲参加并指挥了打击日寇和敌伪顽固势力的多次战役，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军事力量。1945年8月，指挥滨海第4团、鲁中第11团及军区特务团攻打和收复山东临沂等城市，临沂解放后，兼任临沂警备司令。

1945年9月，奉党中央的命令，协助罗荣桓政委，负责组织第115师主力部队分批开赴东北战场。

1945年11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前方总部参谋处长，参加了著名的秀水河子歼灭战。

1946年6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和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势。

1948年6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6纵队副司令员兼第16师师长。

1948年10月在辽西，指挥两个师的部队，切断廖耀湘兵团向沈阳的退路，歼敌两万八千余人，对全歼廖耀湘兵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9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3军军长。

1949年5月参加了渡江战役，7月参加湘赣战役，8月参加赣南战役，9月底参加向广东进军的战役，并解放广州市。

1949年11月，在解放广西的粤桂边战役中，指挥43军，击溃白崇禧主力鲁道源兵团，全歼张淦兵团，俘敌兵团司令张淦，消灭敌军三万四千余人。

1950年春，指挥43军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从强渡琼州海峡，到解放海口、三亚，所向披靡，歼灭守敌一万七千余人。

1950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参谋长兼广东军区参谋长。

1950年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

1951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1953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党委书记。

1955年至1957年，在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7年10月，任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陆军战斗训练部部长。

1959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部长，兼任中央军委军事训练委员会秘书长。

1962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1967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委。

1968年3月，任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

1968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

1969年4月，在党的第九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任中央军委委员。

1969年6月，当选为海军党委第一书记。

父亲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国富强奋斗的一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信念奋斗的一生，父亲用其一生践行着忠诚、正直、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品德。他曾说：“生为军人，死为军魂，为国为民，无悔无恨”。

父亲是我们的人生楷模，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坚信：真理和事实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历史将证明一切！

父亲在晚年笔耕不止，将心声溶于文字，为我们留下宝贵的遗产。我们将整理出版，实现父亲的遗愿。

衷心祝愿我们的父亲、母亲在新的世界里生活的幸福安康！

李大征、李幼征、李冰天、李小征、李炎天

2009年1月3日

鉴于父亲去世后的社会反映，在《生平》的最后，我们又另加了一段百余字《致谢》。

《致谢》的原文是：

自父亲去世后，父亲生前老战友、原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曾与父亲接触、交往过的各界人士，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通过各种途径向我们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之情。

特别使我们感动的是，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素不相识的人民群众，在网络上发出了“老将军，一路走好”、“老将军，人民不会忘记你”的祈愿。

我们相信，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会有感知，一定会深感欣慰！

在此，我们全家向所有表示哀悼、关切之意的人们，致以深深的感谢！

父亲没有离开我们！父亲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父亲的一生结束了。九十五个春秋，浓缩在这本七十余万字的《回忆录》中。每当我翻开《回忆录》，那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场面就展现在我的眼前，“砥柱中流”，“愈挫愈奋”八个大字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回忆录》留给我们的是那一代革命军人崇高地精神、坚韧地信念和无尽地勇气。父亲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他‘无悔无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我受父之命，整理他的书稿，珍藏照片和收集、核实历史资料时，得到了父亲老战友宋维栻、周伦、迟泽厚，父亲老朋友张思之律师，学者余汝信、舒云及黄春光、邱路光等人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同时张思之、高文谦、丁凯文、舒云、徐海亮、刘统等人还将其著作赠送父亲，在此，我代表全家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中许多照片由于年代久远，已无从查找摄影者。在此，对留下珍贵历史照片的摄影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记于父亲逝世一周年前夕

李作鹏回忆录

李作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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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ISBN978-962-86438-6-8

定价定价HK$218.00

本出版品不代表本社立场

作者简介

李作鹏汉族，1914年4月生于江西省吉安县。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红军时期，历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传令兵、朱德警卫排卫士，军委谍报科科员、军委机要科科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任中革军委二局二科科长。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15师侦察科长、作战科长和参谋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前方总部参谋处长，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16师师长，第四野战军第43军军长。

建国之后，历任第15兵团参谋长，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部长，海军常务副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

1969年，在中共党的第九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当选中央军委委员，并被任命为军委办事组成员。

2009年1月因病去世，终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