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中国 （上册）

萧冬连 谢春涛 朱地 乔继宁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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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中国 （上册）

萧冬连 谢春涛 朱地 乔继宁 著

©萧冬连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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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10

ISBN：9787509814192

目 录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新路初探

- 1 批判右倾 城乡发动改造高潮 敲锣打鼓 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2 大略宏图 毛泽东倡导多快好省 进军科学 周恩来广纳知识人才

3 批斯大林 赫氏揭了盖子捅了篓子 一喜一惧 毛公以苏为鉴探寻新路

4 鼓励争鸣 毛泽东推动双百方针 反对冒进 周恩来主张稳步前进

5 集思广益 八大确立建设方略 广会宾朋 中共领袖直抒胸臆

6 波匈动荡 苏共集团初乱章法 克乱劝和 中共首脑两赴苏东

第二章 沉重一页

- 1 纵观天下 毛泽东阐发正处宏论 应时而动 各阶层讨论内部矛盾

2 未雨绸缪 共产党号召开门整风 千呼万唤 各党派坦陈逆耳忠言

3 言路一开 大鸣大放舆论越轨 风声渐紧 主席判定黑云压城

4 主题突变 整风转向反击右派 深入挖掘 反击扩大后果惨重

第三章 “春潮”涌动

- 1 反右过后 主席迁怒反冒进 三中全会 酝酿发动大跃进

2 莫城盛会 毛泽东出语惊世界 东风劲吹 中苏间攀比赶英美

3 南宁会议 批反冒进空气凝重 成都会议 破除迷信信马由缰

4 辩论开路 农村跃进紧锣密鼓 指标竞赛 改变面貌指日可待

5 五月大会 “大跃进”运动强行发动 违心检讨 周恩来陈云处境艰难

第四章 跃进狂澜

- 1 竞放卫星 浮夸风吹遍神州 大办公社 乌托邦走近中国

2 北戴河会 钢铁翻番全党动员 公社决议 共产主义指日期成

3 大炼钢铁 九千万人上阵奋战 砍树砸锅 伤财劳民后果严重

4 一轰而起 人民公社一月建成 两县争先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5 中苏裂痕 毛公怒拒联合舰队 中美对抗 赫氏狐疑炮击金门

第五章 郑州纠左

- 1 郑州会议 两个界限必须划清 武昌会议 高指标要压缩空气

2 再会武昌 纠超阶段革命空想 二上郑州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3 旧账要算 不算难以教育干部 学习海瑞 要有坚持真理勇气

4 压低指标 指标高了反而泄气 纠左有成 可惜局面不能彻底

第六章 庐山风云

- 1 同登庐山 毛彭二人心境各异 “神仙”开会 估量形势意见分歧

2 元帅上书 建议纠“左”更进一步 闻天发言 痛陈得失犯难直言

3 风云突变 毛泽东发愤激之情 急转直下 揭发批判对事对人

4 召开全会 猛追逼军事俱乐部 通过决议 彭黄张周蒙受冤屈

5 齐下庐山 彭黄张周又遭批判 大反右倾 “左”倾灾祸雪上加霜

6 热衷缓和 尼基塔暗责毛公“好斗” 坚持斗争 毛泽东明指赫氏“右倾”

序言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一书，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6年这十年的历史。它是由孙启泰创议并组织出版，萧冬连为主写作的近100万字的专著。

本书原定由我和萧冬连共同撰写。但开始不久，我突然身体不佳，遵从医嘱，只得停笔，由萧冬连独自进行。后来为确保本书能在建国50周年之前面世，请中共中央党校的谢春涛教授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朱地教授写作了部分章节。他们两位都是颇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

萧冬连，是我开始任教时起，就同在一个教学科研集体工作的长期合作伙伴。这个集体，就是先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属解放军国防大学的中共党史教研室社会主义时期教研组。

这个教学科研集体成立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不久的1979年夏天。这时解放军政治学院正在恢复重建之中，郝梦笔主任、段浩然副主任以很高的政治敏感，果断定下决心，抽调“精兵强将”，着手对1956—1976年20年党的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以王年一为组长，丛进、张天荣、萧冬连等为组员的教学科研集体成立了，后来把头7年和新时期组与20年组合并，成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组，林蕴晖为组长。据我所知，这在全国党史现代史学界，大概是成立较早的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集体之一。这个课题的研究，得到了政治学院林浩院长、唐亮政委、李改教育长、李方副教育长、徐遂志副教育长的大力肯定和支持。后又得到刘志坚院长兼政委、姜思毅副院长的有力支持；国防大学时期，得到了张震校长、李德生政委的关注和李曼村副政委、钱抵千副校长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他们对中共党史的教学科研的意义有很深的理解。各位领导人的关心，时至今日，仍难以忘怀。

形势发展之快出乎人们意料。原来准备坐三年“冷板凳”的我们，工作不仅没冷，反而甚热。得风气之先，较早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遂使这个研究集体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丛进、王年一、林蕴晖撰写的专著，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可和国外同行的重视。而萧冬连，作为其中最年轻的成员也取得了喜人的研究成果。

星移斗转，时不待人。现在，我们这个团结进取的学术集体，个别成员令人欣喜地站到了更重要的领导岗位，多数人则已经先后离退休。我们中的一些人仍然不会离开学术阵地，但毕竟这个当年相互砥砺的活跃的小组不复存在。每当想起，不胜感慨！

近年来，萧冬连著述颇丰。这部书，是他对广大读者奉献的一部宏篇力作，是作者向我们捧出的一颗火热的心。心是热的，书的内容则是极冷静的历史反思。我通读过后，感到写得很好。萧冬连做学问的特点和优点是历史视野开阔，知识面较宽，思想活跃敏锐。这部书体现了这些特点，宏观把握得当，历史线索清晰，选材精当新颖，点评常有新意。文风也鲜活流畅，妙语叠出。我认为，此书在史学类书籍中，可属文、史皆优的上品，读它能体悟出历史智慧和体味出韵味来。

我首先向广大中青年读者推荐这部书。“文革”前十年的历史曲折复杂，经验极其丰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溯其源，盖出于此。若能读一读这段你们没有亲身经历，不太了解的历史，能使你清晰地了解“文化大革命”前10年曲折复杂的历史及其经验，真正弄懂“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生的及它的教训；还可以使你从更高层次上，加深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一个时代党和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的思想结晶的邓小平理论，它的产生，在它指导下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我还十分乐意向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推荐，在百忙中读一读这部书。不系统懂得历史的领导，就不可能成为有大思维的高层次的领导，就难以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人民的重托。

我更乐意看到，从事当代历史和政治研究的工作者，能注意到这部书。它不但在史料和思想性方面具有参考价值，而且它对宏观与微观关系的把握，对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糅合，以及文史结合的研究与写作方法，也是值得称道的。

以上这些，是我读这部书所联想到的和想介绍给大家的。并以此代序。

丛 进

前言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幻想的年代。

这是一个艰苦创业，艰难探索的年代。

这是一个成功与失败交织的年代。

这是一个波澜跌宕、惊心动魄的年代。

对于上了些年纪的中国人，那是一段如火如荼、如痴如狂、如梦如幻，希望与失望、喜悦与艰辛相伴随的人生经历。

对于年轻的中国人，那是一段既陌生又亲近，既难以理解又充满魅力，心存许多难解之谜的历史。

本书将给你展示一幅全景式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把你带回那段永远难以忘怀的历史，去探寻那许许多多令你百思不解的答案。

50年代，中国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从战火中走来的干部们意气风发，人民对未来充满憧憬，知识分子努力适应社会主义。人们理想远大，信仰崇高，富有使命，为建设新生活，乐于奉献，甘于吃苦，到了60年代初，发生的严重困难和灾荒，依然默默承受，为国分忧，稀有抱怨。陈云感慨地说：中国的农民真好！毛泽东自豪地说：两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是共产党哪个能办到。

那是一个高扬道德的年代，人们生活在理想之中，视物欲为邪恶，以奉献为崇高，说50年代路不拾遗，决非杜撰。虽然难免官僚主义，但决无时下的腐败之风。然而，人们陷于个人崇拜，缺乏独立思考，社会热衷于政治批判，处于偏激与亢奋状态。这种高扬的道德和高涨的热情，没有带来经济的繁荣，没有避免政治的动荡，更没能阻挡“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1956年，中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但革命没有停止，历史的惯性继续向前。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一切问题的解决直接诉诸于群众运动，一切运动都赋予了政治意义。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整风整社运动、农村四清运动、城市五反运动、文化批判运动、国际反修运动……运动串联着10年历史。社会高度政治化，政治完全运动化。不能说一切运动都毫无意义，但它造成了经济的大起大落，政治的风云莫测，社会的伤痕累积，元气渐损。

中共八大产生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群星灿烂，目标一致。渐渐地分歧显现，既而风诡云谲，最后毛泽东与中央集体分道扬镳，一段历史，包含着多少人的荣辱沉浮。周恩来险些失去总理职位，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刘少奇被指定为接班人又被怀疑为中国的赫鲁晓夫，陈云三次受命又三次受贬，还有张闻天、黄克诚、谭政、周小舟、邓子恢、王稼祥、习仲勋、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还有那些右派，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

然而，这不只是一个个人的命运史，这是一个民族的命运史，是一段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向的探索史。30年后，邓小平把历史凝聚成一句话：“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第一代领袖们隐隐形成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更加强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因而放慢所有制变革的步伐，放宽社会主义的条件，对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采取更加宽容的政策。一种思路更加强调社会主义的纯洁性，不惜冒生产的停止和社会的动荡的风险，推进激进的政策。

毛泽东并非不希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强国之梦比谁都强烈。1956年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曾闪烁出智慧的火花。但是，如果把发展生产和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比作天平上的两端，他的砝码总是更多地加在后一方面。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以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左右着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历史进程，发动一次又一次运动，推行自己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的理想。

理想远离现实就变成空想，主观脱离实际就误入歧途。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毛泽东日益不满于现实，感到一种莫名的危险。此后，他依靠个人的巨大权威和强烈的个人崇拜，一次又一次改变集体的决定，引导中国走入反修防修的迷途。全党或自觉或被动跟上了毛泽东的思路。及至“文化大革命”发动，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此无能为力。其中的历史意蕴，非三言两语所能言明。

历史没有空白。从八大的正确起点出发，走过20年的曲折历程，中国重新回到发展的正轨。70年代末以来，中国选择的道路，包含着对20年历史的深刻理解，接续了八大前后萌发又被抛弃的现实主义的发展思路。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并非要勾起人们或美好或苦涩的回忆，更不是满足人们对奇闻逸事的好奇心，而是希望人们能从中吸收历史的智慧，以更坚定的步伐走向未来。

萧冬连

第一章 新路初探

1 批判右倾 城乡发动改造高潮

敲锣打鼓 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盛大的节日

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

1956年1月，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像是一次历史性的盛大节日，它给人们带来的喜悦和憧憬，不亚于1949年10月的开国大典。那次，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震撼了亿万中国人的心。1956年初，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节日狂欢，从北京开始，迅速扩散到上海、天津、西安……一直蔓延到全国。

首都北京是第一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城市。北京郊区农民首先掀起了社会主义高潮，人们争先恐后，要求入社，所有的初级社都要求转为高级社，一个多月时间里，北京郊区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

资本家坐不住了，纷纷要求公私合营。仅1956年1月8、9、10日三天内，就全部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一大批资本家中的积极分子，不仅拱手交出了自己的企业，还纷纷把自己的房产、现金、贵重药材、工业原料、牲畜、大车以及过去埋在地下的金银等账外财产一齐拿出来，投入企业。资本家们“家家挂红庆合营，锣鼓喧天鞭炮鸣，游行献旗感恩惠，彻夜狂欢天安门”。

紧接着，1月11日和12日两天，社会主义的潮流就把所有手工业工匠们裹了进来。

连日来，首都北京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之中。

庆祝活动到1月15日达到最高潮。这天，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当天《人民日报》记者记载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

为了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连日来，处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的北京市人民，今天，以更高的热忱投入到节日的狂欢里。许多人穿起新年的盛装，许多人举起参加国庆节的红旗，他们打起锣鼓，向着天安门广场来了。石景山、东郊的国营工厂的工人来了，南苑、海淀的农民来了，崇文区、宣武区的手工业者来了，前门区、西单区的工商业者来了，一切为社会主义胜利而祝贺的人都来了。一队一队的人群，好像一条一条的河流，通过田野、村庄，通过大街小巷，汇集到天安门前人群的海洋里来了。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大批新中国的领导人走上了天安门广场，走进了这沸腾的人群之中。

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店员、郊区农民、手工业合作社的社员以及工商业者的代表，纷纷向毛泽东主席报喜。毛泽东满心喜悦，用他那宽厚的双手，亲自接过了一封封用硕大的红色信封装着的报喜信。

郊区农民的报喜信说：

自从您发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以后，我们郊区就掀起了一个空前的社会主义高潮，没有入社的农民争先恐后地入社，所有的低级社都积极要求变为高级社。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北京郊区就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从此，我们郊区全体农民永远脱离了小农经济的苦海，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这条幸福、康庄的大道。

手工业合作社社员的报喜信说：

我们听到政府按行业批准所有申请入社的手工业者入社的消息，喜欢得跳了起来，互相道喜。在11、12日两天里，共有53882人被批准入社，现在我们新、老社员已经有89000多人了。

工商业者的报喜信说：

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已于本月10日胜利地全部走上了公私合营，向着社会主义大大迈进了一步。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社会主义前途，紧密地结合起来，贡献自己一切力量，积极地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逐步地放弃剥削，改造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最后参加到光荣的工人阶级行列中去。

最后，北京市长彭真发表讲话。他说：

我们庆祝郊区农业的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胜利。庆祝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的胜利。庆祝手工业全部合作化的胜利。庆祝我们已经挖掉了穷根，打下了依靠大家共同劳动、使国家富强、使大家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随着彭真市长的宣布，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人们欢呼，人们跳跃，欢呼声像海洋、像风暴，响彻了全场。人们用欢呼向自己的领袖毛主席表示深切的感谢。

北京是全国的缩影。继北京之后，天津、上海、西安、沈阳、南京、重庆、广州等118个大中城市，先后宣布，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全部完成了。

最具历史意义的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资本主义工商业最集中的上海市，也于1月20日，全市全部批准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从1955年9月起，上海就开始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势头，11月中华全国工商联会议后，迅速掀起高潮。到处可见“庆祝批准公私合营”的大红横幅和金黄色的大“囍”字。到处是工人和资本家们组织的报喜队，到处看到有工厂商店张灯结彩，举行庆祝仪式。全国著名的上海宝大祥绸布店，资方拿出现款3万元作为公私合营准备金；上海私营百达棉织厂的老板，把家中私藏的420两黄金卖给国家，投入企业生产。

1956年1月20日，这种热烈喜庆气氛达到高潮。记者报道：

1月20日，灯光辉煌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里举行着一个历史性的会议：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会场像办大喜事一样，悬挂着红色霓灯的大喜字，周围挂着红幔。参加大会的资本家代表和家属们，个个穿着华丽的节日礼服，胸前佩挂红花，脸上掩不住内心的激动和欢悦……

会议从一开始就淹没在连续不断的鼓掌声、欢呼声中，人们几十次地站起来，上百遍地重复地喊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到了宣布自由发言的时候，扩音机旁排成了长长的队伍，私营工厂的厂长，小商店的主人、资本家的妻子、私营工厂的工人、有的是满头白发，有的只有二十多岁。

1月21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大会宣告：“上海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今天已经公私合营了；上海全市的手工业，今天已经合作了；上海郊区农业，今天已经转为社会主义的高级社了；上海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

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这些人，但在人们心理上，似乎一夜之间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切丑恶的根源已抛给了过去，一切美好的希望就在眼前，劳动者们庆祝挖掉了私有制这个“穷根”，走出了小生产的“苦海”，相信已走上了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资本家们庆幸自己将摆脱那讨厌的剥削者的恶名，加入到神圣的工人阶级行列之中。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幻想的年代！

谁是第一推动力

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但他认为宇宙是在外来的“第一推动力”的作用下由静止开始运动的。谁给予了那神秘的“最初一推”呢？他归结为上帝。

上帝是没有的。毛泽东才是中国这场改造运动的“第一推动力”，而且总是运动加速度的动力源。

高潮首先从农业开始。而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出现，并不都是所谓广大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与1955年的“三个会议一部书”的影响有巨大关系。“三个会议”就是5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7月31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10月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一部书”就是毛泽东亲自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从1953年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5年上半年，农业改造都还是按照15年完成合作化的步骤进行的。然而，到了1955年夏季，毛泽东改变了部署，决定加快改造步伐。毛泽东所以要加快，自有他的考虑。一方面，他对农民中的“自发倾向”和可能的两极分化的后果极为担忧，一方面他相信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还相信加快农业合作化是解决农业落后于工业化的矛盾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加快改造的决策更深层的冲动来自于他对创造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渴望。“毛泽东一生都是未来世界的情人”，跟随毛泽东十几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7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10月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所谓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他批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小脚女人走路”，“被胜利吓昏了头脑”，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上，替少数人打主意。经过这两个会，尤其七届六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农村基层，都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形势急剧变化，合作化高潮出现了。各地各级反映农村确实出现了社会主义“高潮”，反映农民确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反映合作社比单干确实增产的“优越性”的典型材料，像雪片似地送进了中南海。总共有1000多份。

毛泽东面对这一大批材料，面对全国的高潮，兴奋不已，为了推动高潮的进一步发展，他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上、中、下三册，90多万字），并写了104条按语和两个序言。

在那段时间，毛泽东几乎把主要精力都倾注到这部书的编辑上了。他吩咐李银桥说：“这两个月有什么事，不要叫人再找我了。我要专心搞合作化呢，不会客。”

李银桥回忆说：

那段时间，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材料一摞一摞的，都是八开大的清样纸，别的什么文件也不放。他整天呆在屋里，夜里写，白天上午写。下午偶尔睡几小时，起来又干。一连十几天他没同我说话，给他送茶也不看你一眼。他身体的疲劳与精神上的兴奋同样明显。他在追求心中的目标时总是这样一种表现。

暑天到了，中央统一安排首长们去北戴河。我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说：“好吧，我们到海边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就要到了，我们到有潮水的地方去。”他在讲这些话时，两眼闪闪发光，带着一种孩子般天真烂漫又是扑朔迷离的神情。好像在他的面前施了魔法似的，忽然展现出一个辽阔灿烂、美妙无比的世界，他在向那种神秘诱人的未来倾诉着悄悄话。毛泽东一生都是未来世界的情人。我这样说你理解吗？

在北戴河，毛泽东仍心潮澎湃，挥笔如飞。一天，台风乍起，一时间狂风大作，大海咆哮，雷电交加。毛泽东突然把笔掼在桌上，奋然起身，说：“银桥，我们游泳去。”

“啊？！”这一举动吓坏了李银桥，赶快报告罗瑞卿。罗时任公安部长，负责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人的保安工作。罗下令：“一天24小时，你们一分一秒也不许离开主席。要看紧，要不惜一切代价拦住他，保护他，决不许他下海。”

台风终于过去，天开云散。毛泽东又要去游泳，再也拦不住了。然而，海面仍有七级大风。刚下海，一阵海浪卷来，把所有人都拍倒在海滩。毛泽东站起来，吐出嘴里的泥沙，睥睨着大海，说：“嘿嘿，还真是个对手呢。”毛泽东已把大海视为对立面，非要征服它不可。一次次冲进大海，又一次次被海浪抛起，扔向沙滩，但毛泽东终于“征服”了对手。

“那天游泳回来，毛泽东比当年打下沙家店还要显得高兴。”李银桥说。

毛泽东以挑战的姿态面对着大海，以亢奋的心情呼唤着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

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作结论时，不无得意地说：“我用十一天功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给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这意思是说，他说高潮已经到来，是有根据的，是经过调查的。然而这一次“调查”与以往不同，并不是亲历亲为，实地考察；而是镜中观花，纸上谈兵。

逄先知这样说：

毛泽东自己对这次合作化的“调查”是比较满意的，但我认为这次“调查”不能说是成功的。毛泽东一贯主张，要做亲身的调查，并为我们全党作出榜样，而他的这次“调查”只是看下面送来的书面材料，而其中一大部分是批判“小脚女人”以后的，他写的那些尖锐批评“右倾保守”的按语，主要就是加写在各地在7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以后送来的那部分材料上的。尽管这些按语单独看起来可能很有道理，但就全体而论，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但要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发展）的进程，加以人为的加速又加速，拔高又拔高，客观上是在命令主义的产物之上又加上新的命令主义。

当时的党政各级组织，行政效率很高，有一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热情很高的纪律性极强的干部队伍，有从土改中形成的大批农村积极分子，一声令下，雷厉风行，往往是争先恐后，超额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这样，在上面的号召和压力下，基层也获得了运动不断加快的动力。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和本地生长起来的积极分子们，走家串户，说服动员、典型示范、晓以利益，把农户引进合作社。强制和压力是存在的，但决没有如苏联30年代集体化时期那种普遍的暴力。

中共与苏共不同，在农民中有深厚的根基，新中国的各级干部绝大多数不过是经过战争洗礼的农民，土地改革运动中，又形成了农村积极分子队伍，农民对共产党有着强烈的向心力和感恩思想。中国农村地主被打倒后，富农的力量极其微弱，构不成反对力量，经过发动群众斗地主，在农民中深刻地植入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以富为耻、以贫为荣的观念。土改后得到土地的农民，既想个人发家致富，又怕冒尖，被划为新富农。生活和生产有困难的农民希望通过互助合作得到帮助，特别是得到政府的帮助，当然也不是“合伙平产”、想“揩油”的平均主义思想。党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在农民中也产生了一种憧憬。利用农民的这种心态组织实行“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分化、改造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造成“贫下中农的优势”，这个政策十分有效。邓子恢说：“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起来了，其他百分之二十的人就会跟着来，百分之十的人就分化了。”这被分化，跟着来的主要是顾虑重重的富裕中农。初级社时期，多数合作社确实增加了产量，这是在保护农民小私有制的前提下，集中使用有限生产资料和简单协作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国家在技术、投资、贷款等方面的优惠待遇。这在当时合作社占农户比例很小的情况下，并不难做到，这种示范，对农民确有相当的吸引力。这，或许就是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吧，更确切地说，这就是高潮所以掀起又没有遇到严重阻力的社会历史条件。

造成资本家非接受改造不可的形势

相对于对分散的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农民走向合作化心中无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完全在毛泽东的掌握之中。毛泽东说：“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事实上，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之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两只脚，已经有一只半踩进了社会主义。1953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导致国内市场的重大改组，私营商业基本被挤出批发环节，掐断了私营工商业与农业在流通环节上的联系，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国家的政策。1954年底由于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导致把所有私营工商业（包括未公私合营的）纳入计划轨道。就使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似乎成了必要途径。

当然，工商业改造高潮的到来，是受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巨大影响。毛泽东采取了“两面夹击、网开一面”的政策。“两面夹击”，一是用农业合作化来促工商业改造，一是用私人企业的工人来促资本家。“网开一面”，就是实行和平赎买，安排资本家及其子女的工作，给予政治上的待遇。毛泽东在推动合作化高潮之时，就充分地估计到它对工商业改造的重大促进作用。1955年10月9日，他在审阅彭真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篇发言稿时，加了一段话：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

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讲话中说，一切措施，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最后消灭资本主义，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资本家坐不住了，他们受到的压力不只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这种压力不仅来自工人和农民的“两面夹击”，甚至来自于自己要求进步急切想摆脱剥削家庭的子女。资本家惶惶然，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毛泽东洞悉资本家们的心态，他决定再推一把。10月27日、29日，他两次邀约大资本家及其头面人物到中南海颐年堂和怀仁堂，举行座谈。被邀的有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等人以及出席全国工商联会议的全体执行委员。毛泽东作了两次谈话，给他们“指点迷津”。他说：“处在大变革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私有制要变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了解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

毛泽东说：“现在我知道，你们思想上有顾虑，现在大家都搞社会主义，你们不搞，你们心中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你们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听了毛泽东的话，工商巨子李烛尘跃跃欲试，他说：“工商界也要掀起一个改造高潮”。

毛泽东说：“不要搞一阵风，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从中南海出来，工商界巨子们认清了大势，也看到了自己的归宿。11月2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通过决议，并发表《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把自己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公民。

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集中讨论对资改造问题。陈云传达了上述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人物的两次重要讲话，提出了全面改造的六点规划，核心是全国统筹规划，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周恩来、刘少奇、李维汉、毛泽东等先后在会上发表讲话。会上通过了一个对资改造的决议（草案）。

会上关注的中心不是要不要全面改造，而是改造后如何对待这批交出资产的资本家。

陈云说：“对资产阶级应当网开一面，他们过去没有吃艾森豪威尔的饭，是吃的中国饭，而且就是吃他那个铺子里面的，所以还是让他们吃下去”。他说“必须让资方实职人员担任实际业务，不坐冷板凳……有许多资本家懂得技术、有经营管理能力，如果不用他们，不合理，也不近人情。”

周恩来说：“消灭阶级，个人改造，最后都要变成工人，得到一个愉快的前途”。

刘少奇说：“在资产阶级中培养核心分子很重要，需要资产阶级方面有一些人起来赞成共产。”

毛泽东、周恩来都借上海一工人来信为由，严厉批评了反对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的“左”的倾向，周恩来说，“这封信反映了托派观点”，毛泽东说：“这是一个挑战，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工人阶级的。”他说：“现在资本家已是一只半脚䠀进社会主义，快要变工人阶级了。”

中央的这些精神传达下去，既给资本家们指出必由之路，又给他们吃了定心丸，抑制了党内和社会上过激思潮。各地全行业公私合营很快掀起了高潮。结果出现了本书开始描述的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

中国的资本家们敲锣打鼓，交出自己的企业，甚至交出自己的私人财产。一场对资改造的“阶级斗争”，竟以这种大团圆的喜剧结局而告终。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景观，不仅局外人疑惑不解，中国人也有些难以相信。

1月21日，新华社记者在上海访问了申新棉纺织印染厂总管理处总经理荣毅仁。荣毅仁讲述了自己从害怕共产到盼望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心理历程。

“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记者问。

荣毅仁答道：“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想应该先从作为一个中国人说起。”

荣毅仁把自己深深地埋在柔软的沙发里，开始了过去的回忆。

荣氏父辈们怀着办工业，救国图强的梦想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史。但同其他民族资本一样，在外国资本和国内官僚资本的榨压下，在夹缝中求生存，甚至遭到过国民党特务的绑票勒索。实业救国的理想破灭。他们都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强盛的祖国。谁来建设独立强盛的国家呢？国民党不行了，但开始也没有想到共产党。解放前夕，荣氏一家对共产党的到来是感到惶恐的，几个兄弟，有的跑到泰国，有的躲进香港，荣毅仁和父亲恨透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坚决不愿离开祖国当“白华”（十月革命后一批俄国旧政权分子逃到上海，被称为“白俄”，“白华”一词由此得来）结果留下的，摆脱了窘境，逃到泰国的破产了。惶感解除了。

荣毅仁说：“重要的还在于解放以后六年来，国家强盛了。这是每一个从旧中国过来的中国人最感到骄傲的。五年计划开始了，全国兴建了许多大工厂，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一切实现得比梦想还要快，多么令人鼓舞！没有共产党，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能有今天？”

荣毅仁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非消灭不可。”

记者进一步直率地问：“消灭剥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你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荣毅仁思索了一会，很快就答道：“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而这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荣毅仁的这一番谈话，真实可信。反映了一部分资本家的心态。然而，从实业救国的爱国主义者自觉地转变为社会主义者，这只是少数。他们大多是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靠近政府，不少受到毛泽东的亲自召见，政治上有地位。

绝大多数资本家只是出于无可奈何，随着潮流走。资本家们把主动申请合营，视为识时务的“俊杰”。有人说，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这反映了资本家们的矛盾心态。自己亲手创立的家业，甚至祖辈们几代人苦心经营的企业，一朝易主，拱手交出，情感上的痛苦不难理解。周恩来说，荣毅仁是全国第一号资本家，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一个人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很自然的，合乎情理。

也有极少数思想非常抵触，幻想“变天”。但谁也没有反抗，也无力反抗。无论如何，和平地实现赎买，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和破坏，这在政治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联想到十月革命后，列宁想用赎买的方法争取有经验的资本家的合作而不可得，反而引发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反抗的历史，更使中国人引为自豪。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雄才大略。

孟子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势，有客观之势，有主观营造之势。兵家要诀，重在造势。建国后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虽难免使用强力，但与斯大林滥施暴力不同，毛泽东的高人之处就是“造势”，发动群众运动，造成有利形势。运动兴起，大势所趋。或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或如钱塘潮涌，所向披靡，使落伍者争先恐后，使怀疑者反躬自省，使反抗者偃旗息鼓。这种方法，以后屡试不爽。于国于民是利是害，全在目标和路线正确与否，目标正确，则事半功倍；一旦目标发生错误，大势造成，想转向就难了。

话说得远了。回头再看小商贩，小业主，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私人工商业公私合营的加快，使小业主们有被遗忘的感觉，他们甚至抱怨共产党“嫌贫爱富”。这些人本来本小利薄，加上国家计划范围日益扩大，经营日益困难。都强烈要求公私合营。

1956年1月25日，陈云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谈到这种情况。他说：

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以北京为例，私营商业共二万户，雇店员的不到一万户，50%以上是不用店员的。政府对于不雇店员的商店本来是要采取经销、代销方式，但高潮一来，他们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公私合营，没有办法，只好批准。

合营是合营了，他们统统被归入资方一类，尽管有的一个月只拿几元甚至几角钱定息。当时，考虑过把他们与资方人员加以区别，但考虑到资本家热情很高，公开加以区别，等于把他们拒之于劳动者门外，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因此没有搞。这一来，那些小商小贩小业主们都成了资产阶级分子。直到1979年以后，重新加以区分，结果，当年全国参加公私合营的工商业者86万人中，本来应当是劳动者成分的达70万人，占80%，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只有16万人，不到20%。人事沧桑，实难逆料。

狂欢下的隐忧

三大改造高潮一到，其发展速度，甚至超出了毛泽东本人的预料。原来设想15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仅仅用了4年，事实上主要是一年的高潮就告结束。

面对汹涌而来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是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和喜悦。

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编并写了大量按语和序言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原先毛泽东决定发一条出版消息，田家英将拟好的稿子送给他，他咯咯地笑起来，说：“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那时全国合作化运动已经全面展开。）他对田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跟田家英一起协助毛泽东编辑《高潮》一书的逄先知写道：

这个话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对毛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早有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五亿人口的个体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谁知道，这么困难的问题，经过一、二次会议，作一篇报告，就如此顺利地解决了，那么，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困难的问题不能解决呢？

从政治上看，三大改造的提前平稳实现，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当年苏联从1929年开始集体化，到1936年完成用了7年时间，而且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和暴力镇压，1930年仅2个月内，农民屠宰大牲畜1400万头，1929～1933年5年农业总产值下降18.5%，几百万富农及家庭被驱逐，甚至被枪毙，死人上千万。集体化造成的农业下降一直延续到战后。1953年谷物产量还低于十月革命前的1913年。南斯拉夫40年代末执行集体化也导致全面的反抗，不得不解散合作社。中国的合作化不仅比苏联快，而且农业生产连年增长，社会秩序稳定。这难道不值得骄傲吗？

然而，从经济上看，这个胜利多少带有表面性。即使在当时，领导者也已经看出由于改变过快，工作过粗带来了某些混乱和问题。

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讨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时说：“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

当高潮到来之时，陈云却没有因此而感到轻松。作为财经工作的主帅，他面对着许多现实问题：小商店合并太多，合营后“干不干二斤半”，吃国家的大锅饭，积极性下降了，城市里是街巷中的小商贩、服务业修理业盲目合并，群众很不方便；合营工业企业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管理马虎，没有竞争，没有利润刺激了，大家只愿生产大路货；国营企业出现了“大少爷办企业”；“东来顺”的涮羊肉，“全聚德”烤鸭不如以前好吃了；资方人员没有适当安排，……这种种问题引起了他的思考。他主张部分手工业小商小贩要长期保留单独经营方式，“并错了怎么办呢？要分开来，退回去。”他呼吁合理使用资本家。

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说：“这就糟糕！”“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听说“东来顺”的羊肉已失去特色。毛说：“‘社会主义’的羊肉应该比‘资本主义’的羊肉更好吃。”

毛泽东的这些话很对。但这些问题在他看来，不过是一场大胜利之后打扫战场时的那种混乱。

然而，问题恰恰在那个“大胜利”。刚刚建立起来的那种社会主义体制模式，是否真的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有人强调中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上的独创性，这不无道理，但是从目标模式看，我们是毫不怀疑地照搬了苏联模式。50年代初，学苏联，不是屈于外部的压力和强制，而是真心诚意以苏联为模本的，在当时是很自然的。全党上下对苏联的现实钦慕不已。当时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毛泽东发誓，“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就是从苏联接受过来的社会主义的观念。

到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计划体制的建立，苏联模式就不只存在于观念中，而是存在于现实中，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趣的是，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这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它的母国苏联及东欧各国已经显露出严重的缺陷，而寻求改革了。这种历史性的势差，影响极其深远。

轻易到来的表面化的胜利，加强了毛泽东的自信。“曾经沧海难为水”，合作化这等困难的事情轻易解决了，其他不在话下。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

合作化运动加强了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创造性的信念，以及对创造社会现实的人的意志与意识的力量的信念。

这话说得深刻。而逄先知说得更直接。他说：

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对个人意志的信心，深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而且是能够立即生效，“立竿见影”的。这不但促使过渡时期提前结束，而且成为尔后出现“三面红旗”及其一系列后果的不详的先兆。

2 大略宏图 毛泽东倡导多快好省

进军科学 周恩来广纳知识人才

毛泽东初展建设宏图大略

1956年1月，毛泽东突然问田家英：“你看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

田家英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问住了，一时语塞，只感到自己的思想跟不上。

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即将完成尚未完成之际，就想到下一步，这绝非心血来潮，也不是说说而已。他正在郑重地思考下一步的问题。毛泽东总是走在时间的前面。这正是他趁热打铁、不断革命的思维惯性，在一个任务完成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不使人们松懈。这使其他人总有一种跟不上的感觉。

毛泽东在问田家英下一步干什么的时候，其实他早已有了目标，那就是组织工业化建设的高潮。

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开始转向建设，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一化三改造”任务，所有制改造的任务不到4年就告完成，而工业化任务远未实现。无论毛泽东对迅猛而来的社会主义高潮多么欣喜，有一点是清醒的，中国仍是一穷二白，经济落后，文化落后。

新年开初，毛泽东指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话只有一句，新华社的人参不透毛泽东的心思，但大家深信，毛泽东又要有一番新的宏图大略了。

中国应在世界上有所作为，然而，中国目前这种人口大国、经济小国、被人瞧不起的现状，确实使人寝食不安。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个中国人压抑了一个世纪的民族愿望，今天可以实现了。

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上讲话。他说：

地球虽然我们没有到处去过，可是有地图一本，看一看，就是那么一些国家，不是故意吹牛皮，考察起来，还是我们这个国家有条件，地方大，人口多，就是这两个条件。位置也不坏，中国这个国家应该搞成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一个国家。你这个位置、气候也好，这么长的海岸线，又听说你们这个人吹的牛皮很大呀，什么勤劳、勇敢呀！几十年，百把年以后不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那你就不行呀。现在有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加上努力，为什么不可以呀？中国是应该搞几万万吨钢，应该是可能的。我看中国现在有两条最好的事：一是穷，二是白。我们是红色，但是我们一无知识，这一点是一张白纸。我们的知识很少，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这两个东西。它有个两面性，不是讲二重性吗？它有二重性质，不要只看到坏，它是个好东西。穷就要革命。

类似的话，以后说过多次，既是对全党的鞭策，也是个人心迹的显露。强国之梦，溢于言表。只是对“地球”的认识有些褊狭，话说得也大了。当他说要争当“世界第一个国家”时，他心中肯定没有“苏联老大哥”，美国更不在话下。在这次会上和25日最高国务会上，毛泽东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毛泽东早就开始规划未来的发展蓝图了。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14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们座谈，共同商定了一个12年农业发展纲要（17条）。想以农村发展战略目标来推动全局，加快发展。

毛泽东对农村有着特殊的兴趣，他创立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亲手推动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现在他又要从农村开始规划未来。

这时，毛泽东已经不满于按常规走路了。认为存在着“右倾保守”思想。从杭州回到北京，他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加快发展的思想。

12月5日，刘少奇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座谈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传达说：

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

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

这时，已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又提出在各条建设战线反对右倾保守，这使大家的压力陡然增加。在会上，周恩来发言说：“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保守的倾向。”

12月21日，周恩来和陈云共同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落实毛泽东反右倾的指示。周说：“毛主席从外地视察回来，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十七条办法，这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变化很大。”

在这之前，周恩来等人提出了“多”、“快”、“好”三字，毛泽东完全同意，便接过去提出了“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后来补了一个“省”字。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说：“毛主席提出‘多、快、好’的原则中，还要加上一个‘省’，要节约。一句话，要‘多、快、好、省’。”

“多快好省”的方针就这样宣传起来。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公开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和“多快好省”的方针。这篇社论从标题到内容，充满了形势逼人的气息。

接着，毛泽东又亲自召集省市委书记会议，把农业发展纲要从17条扩充到40条，中央邀集在京各方面的科学家、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文化教育界人士讨论，集思广益，参加者达1375人。再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1月26日，向全国公布。

这份新中国第一份长期发展蓝图，规划出了一个美好的农村未来：实现合作化，对鳏寡孤独者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五保），增加农作物产量，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逐步实现机械化，推广良种、改良土壤、开垦荒地、绿化荒山、改善民居、消灭流行病、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扫除文盲、普及农村广播网和电话网、建成全国地方道路网、保护妇女儿童等等。

这份纲要从经济到社会描绘了一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使人一新耳目，令人神驰。这当中，肯定融入了许多人，包括热衷于中国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的理想，谁会不为之心动的。

只是在这当中，已经显露出日后“大跃进”的先兆。别的不说，单就“农业发展纲要40条”中规定粮食棉花每年以8%和10%的速度增长，12年内年总产量分别增加1.5倍和2倍，到1967年，粮食年产1万亿斤，棉花年产1亿担。这已经大大超出了实现可能。我们知道，过了40多年，直到现在，全国粮食产量还没有达到1万亿斤呢！

伴随着反右倾保守和宣传农业发展纲要，一场小的跃进从此发轫了。

周恩来广纳知识人才

要加快全面建设，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

这时，“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在苏联的帮助下展开了。工业化对知识分子的需要与各种建设人才匮乏的矛盾日益突出。各级党政干部和企业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从军队下去的，文化水平不高，科技知识更缺。显然，这样一种干部结构，很难适应新的任务。1955年底，我国科研、工程技术、教育、卫生、文艺界的知识分子仅仅384万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工程师、大学讲师以上）只有10万人。高校的在校生全国只有几万名。每一万人口中只有5个，而苏联有86个，波兰50个，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更多了。在“一五”期间，许多方面我们只能倚仗苏联专家，这种状况与毛泽东的强国愿望和民族自尊心格格不入。

没有谁比周恩来更关心人才问题。

1951年8月11日，他会见将要启程出国的第一批375名赴苏留学生，对他们说：“国家目前很困难，但下决心送你们出去学习，是为了将来回国参加建设。”

从建国前夕开始，周恩来就千方百计延揽滞留国外的高级知识分子回国。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他又号召在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回国参加建设。从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041人，他们中间包括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作家，如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老舍、吴阶平、汪德昭、邓稼先、吴仲华等。

著名导弹专家钱学森的回国更具戏剧性。钱本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决心归国，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美国政府强行阻挠。1955年6月，钱学森通过外国朋友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周恩来立刻指示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通知美方说中国将提前释放11名美国战俘（飞行员），要求美国政府取消对钱学森等归国的无理限制。同年10月，钱学森归国。周恩来十分欣喜。后来说：“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来说，会谈也是有价值的。”

1954年和1955年周恩来多次出国，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和进行访问，在国外亲眼目睹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正在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给人类的物质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这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更深切地意识到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在国内，知识分子这种“稀缺资源”，并没有很好地加以使用，有的还受到伤害。党内工农出身的许多干部，每个人都有一部光荣的历史，哪看得起对革命了无寸功的知识分子，他们当然不会知道马背上得天下不能马背上治之的古训。一些人中流行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说法。对知识分子或敬而远之，或盲目排斥，甚至视为“异己分子”，加以压制和打击，这种状况使周恩来揪心。

1955年年初，周恩来就有要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想法，11月22日，他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这方面的情况，并且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受到伤害的忧虑。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周恩来说。他提出打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进行商讨，决定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日期定在1956年1月。同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责，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下设办公室，着手筹备。

“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规模相当宏大，参加会议的有所有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中共中央上海局（这是大区撤销后唯一保留的一个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26个省辖市市委的书记或副书记，以及这些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工青妇党员负责人，还有重要高校、科研机构、工厂、矿山、设计院、医院、文艺团体、军事机关的党内负责人，总共有1279人。

这是一次党内会议，其重点是要解决各级党的领导人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和态度问题，消除“左”倾“关门主义”。

1月14日下午3时，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他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及其地位的那段话。他说：

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他们（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周恩来在报告中，尖锐地提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怎样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

周恩来以他对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大势的敏锐认识，向与会者大声疾呼：

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

周恩来以异常紧迫的心情呼吁：

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大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一起，无论在和平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这就是说，谁想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剧烈竞争中取得主动或胜利，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如此明确、尖锐和深刻地提出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重温周恩来当年这些话，使我们联想到80年代邓小平对世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讲过的那些话，甚至连语言都一样。认识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地。可惜中国关起门来搞运动，曾经中断追踪世界大势30余年。好在80年代这一次的心灵震撼，引发出一场深刻的改革。

要发展科技，必须培养和使用自己的知识分子。周恩来说：“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而来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党一定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在科学文化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那种认为党不能够领导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建设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周恩来特别地批评了“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思想。认为这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其结果是一辈子不能脱离依赖和模仿的状态”。针对当前面临的问题，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

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

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

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

周恩来还提出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周恩来的报告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尤其是他传达的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使大家振奋。会上发言踊跃，先后大会发言者61人，还有29人因故未能到会发言，印发了书面发言稿。

1月20日，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周恩来关于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紧迫感，毛泽东感同身受。周恩来关于打破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的话，更是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

毛泽东说：哪怕是知识分子中间的落后分子，也是可以改变的。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并且要看到他们的改变。

毛泽东说：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

1月25日，毛泽东在他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毛泽东的话，给大家以很大鼓舞。

不过，当时可能没有人注意到，毛泽东没有重复周恩来报告中的一句关键词：“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后观之，这并非不经意的遗漏。

会后，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会议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于2月24日举行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会议精神和文件传达下去，在全国，尤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中国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早年投奔延安或在白区参加地下党，成为党内知识分子，这是一小部分。且后来大都脱离了知识界，走上了领导岗位。另一部分是自由知识分子，占多数。据统计，1956年初10万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外知识分子占93%。

这些知识分子，不管他们出身的阶级、所受的教育、政治信仰多么复杂，多么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是爱国。有为祖国效力的理想和强烈愿望。虽然不见得认同共产主义，甚至存有疑惧，但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因此，对于人民解放军的进城和新中国的成立，表现出高度的热情。

许多滞留海外抱有科学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心往神驰，感到祖国独立，报国有门了。他们冲破西方国家政府的重重阻力，放弃在海外优裕的生活和学术条件，毅然归国。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各类科学研究的奠基人，或学术界的泰斗。

建国之初，对旧社会过来的200万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办法。然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身上不免带有旧社会的东西，还有自由散漫，自视清高，文人相轻种种弱点。大多接受自由主义的教育，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熟悉，对新环境不适应。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六字方针。这在当时是必要的。知识分子的多数，真心诚意接受改造，努力适应社会主义，靠近共产党。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季羡林教授回忆说：

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岂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

我处处自惭形秽。我当时最羡慕、最崇拜的是三种人：老干部、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对我来说，他们的形象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是我终生学习也无法赶上的人。

1951年秋，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是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在北大师生中发起的。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12位教授自发组成“教师学习会”，并通过马寅初请周恩来来校讲演。周欣然应允，并决定推而广之。9月29日，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北京、天津各高校1700多位教师听取报告。周足足讲了五个小时，但他谦虚谨慎、谆谆善诱，“时间虽长，听者不觉得疲倦”。尤其他坦言自己的家庭身世自我改造的心路历程，使“听者莫不感动”。

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中说：“前一时期的领导同志当中，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

周恩来的坦诚相待，严于自剖，以身示范的人格力量，推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他们第一次接受灵魂的严格自省，展开“新我”对“旧我”的斗争。接受批评，洗热水澡。虽感激烈，有如利箭穿心，浑身流汗。却觉洗心革面，身轻体健。

渐渐地运动激烈起来，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红学家”俞平伯，形成了政治围攻，知识界感到了压力。接着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这已是属于敌我矛盾的事件。除了胡风本人以外，被牵涉到的人数不少，文艺界和学术界都有。随之进行了一次清查历史反革命的运动。知识界陡然紧张起来，他们从旧社会来，总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一些人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没有勇气讲出来，总觉怀里揣着个兔子，心里有鬼，惶惶然。

然而，这时，没有人怀疑党的正确。对新社会有抵触或敌对情绪者是极少数。自建国以来，一路凯歌行进，国家一天天强大起来，建设全面铺开，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国威大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中国第一次步入世界强国之列，知识分子感觉扬眉吐气。希望一展身手，报效国家。只是因为自己在新社会地位不明，处处有做客和被冷落的感觉。知识分子会议，明确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号召向科学进军，这使知识分子大为感动和兴奋。自己不仅也成了主人，而且成了即将到来的科学文化建设高潮的主力军。英雄有用武之地了。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和。不少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表达心迹。

北大东语系主任季羡林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简直是愈来愈高兴，愈来愈年轻，愈来愈容光焕发，愈来愈精神抖擞。我们都仿佛吃了返老还童的仙丹，身体里时时产生着新的力量。”

北大哲学教授冯友兰说：眼看祖国几年之间，一跃而为世界强国，“真是如旭日方升，光芒万丈”，我们都是欢欣鼓舞，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添上一份力量。”

北师大校长、历史学家陈垣为他的老友，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光荣入党而振奋不已，奔走相告。他说：“共产党是不拒绝任何人的”。他希望党“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不能使任何一个爱国的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向隅”。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激情四溢地写道：“青年们，我们幸福，无比幸福地生长在毛泽东时代里！……我们将亲眼看到黄河清，蜀道通，扬子江上架大桥，不，远不止这些。数说不清的奇迹都将在祖国出现。”他号召“青年们，为了祖国，我们一起向科学进军”。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说：他所接触的老知识分子们，“毫无例外地信任党，拥护党”，“很奇怪，（他们）身体也比以前好多了”。“都想成为劳动知识分子，在伟大的社会建设中，贡献出一切力量。”

……

这虽然是公开发言，但仍感受得到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对新社会的热爱，对科学昌明的憧憬，对世界强国的渴望。人人跃跃欲试，愿倾其所学，报效祖国。

向科学进军的第一份远景规划

知识分子会后，周恩来倾注了很多心血来抓落实。2月22日审阅批准了争取留学学生回国工作组的报告。后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报告提出年内至少争取1000人回国，重点放在美国。4～5月，中共中央转发中组部报告，决定在知识分子中大批发展党员，尤其是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5月，国务院成立专家局，专门管理知识分子干部。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分别成立了有关办事机构，着手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所有措施中，影响最大的是制定（1956～1967年）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此项工作工程浩大，涉及广泛，非集思广益不能完成。

中共中央确定由周恩来亲自挂帅，设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陈毅任主任（后陈毅改抓外交，由聂荣臻接替），李富春、薄一波、郭沫若、李四光为副主任，张劲夫任秘书长。下设科学规划10人小组，由科学院及各部委办负责人组成。

张劲夫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上任前，周恩来找他谈话：“你一到，就要马上抓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中央调集了600多名各门类和学科的科学家，并请了近100名苏联专家参加编制工作。同时接受中科院的苏联顾问拉扎连科的建议，邀请16名苏联著名科学家来华短期讲学，以了解当代世界科技的发展趋向。

此时中苏关系处于最密切的时期，为了共同事业，苏联“老大哥”慷慨相助，拉扎连科说：“我来中国前，得到科学院领导及其他方面的指示，中国可以从苏方得到任何援助，包括可以派出比已议定的名额多几倍的人员到苏联学习，可以从苏联得到所有的科学情报，只要中国方面提出要求来。”中国人讲究恩怨分明，五十年代苏联的援助，不能相忘。大可书此一笔。

5月26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参加规划编制工作的300多名科学家，6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伯渠等接见科学家，这是建国以来的一件科学盛事。

后来，参加编制工作的科学家增加到787名，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终于在12月编成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其中包括57项国家重点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从中挑选出12个重点优先保证。对一些空白学科采取紧急措施。这些空白学科当时公布的有4项：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程操纵技术。还有两项没有公开的绝密任务：原子弹和导弹。这6项紧张措施，构成了当时中国发展尖端科技的关键性措施。

这个科学远景规划，的确推动了“向科学进军”的进程。张劲夫回忆这段历史，感慨地说：“有了科学规划，就有了奋斗目标。”这份规划远不如农业规划那样好高骛远，原定12年完成的科学发展规划的主要任务，大都提前5年，到1962年就完成了，全国科研机构（国防系统除外）由1956年的381个增加到1962年的1296个，专门从事研究的科技人员，从6.2万人，增加到近20万人。科研领域填补了不少重要空白。例如，李四光领导的地质科学队伍，揭示了中国广阔的含油前景，并相继发现了大庆、大港、胜利等大油田。使中国在1963年甩掉了一顶“贫油国”的帽子，实现石油自给。又如中国的“两导”研究，实行苏联援助和自力更生的两条脚走路的方针，在以后中苏交恶，苏联拒绝援助的情况下，中国依然研制并爆炸成功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50年代中期，中国的科学事业的确有一个良好的有希望的开端。

3 批斯大林 赫氏揭了盖子捅了篓子

一喜一惧 毛公以苏为鉴探寻新路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1956年2月，晴空万里的中国上空，飘来一片来自西伯利亚的阴云。苏联共产党召开第20次代表大会，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突然向全体代表作了一个“秘密报告”，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肃反扩大化错误。这份“秘密报告”很快泄露出来，成为轰动全球的爆炸性新闻，震动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给中国日后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大会是在2月14日至25日召开的。有55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应邀来莫斯科列席会议。一个国家共产党代表大会邀请其他党派代表团列席，这已成了一个惯例，它显示国际共运的团结和一致。在战后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里，这种团结符合各国党的共同利益。不过，这一次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此前，苏共内部经历了一场权力斗争，1953年搞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贝利亚，1955年又撤掉了斯大林指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但赫鲁晓夫的地位还不确定。或许他想利用苏共二十大的机会来树立自己的形象。的确，大会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斯大林时期的新路线。尤其是它的国际政策。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确定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提出“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的新论断；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和平竞赛战胜资本主义；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多样化，某些国家有可能不经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民主选举在议会上取得多数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条路线后来被概括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在冷战对峙中吹出了一股暖风。

赫鲁晓夫还想利用国内党内要求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果的压力来抬高自己的威望。因此，在主席团成员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坚持，最后以个人名义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秘密报告”。这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一次政治冒险，是祸是福还在未定之数。

报告揭露出来党内大清洗的问题，的确骇人听闻。赫鲁晓夫说：

已经查明，第17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逮捕和枪决（大部分于1937至1938年）。

遭到同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有第17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即1108人。这一事实本身表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对第17次党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犯有反革命罪的指控是多么荒唐、野蛮和违反常识。

也许批判和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是苏联国内事态发展的合理要求。然而，赫鲁晓夫太过鲁莽行事，尤其犯了两条忌讳：一是没有经过党内充分酝酿，并以组织名义作出客观全面的分析，草率地以个人名义提出报告，纰漏百出；二是批判斯大林这样的国际性人物，事先不与各国共产党通气，引起巨大震荡和思想混乱，势所难免。

上个世纪20～30年代有一个共产国际，那是世界革命的指导中心。谁都知道，它的核心是苏联共产党，它的真正领袖是斯大林。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依然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斯大林仍然是公认的领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被奉为唯一的楷模。现在却揭露出如此骇人听闻的内幕，使许多党不知所措。

更有甚者，这份“秘密报告”并没有保住密，有人说，在如此大规模的会上作报告，赫鲁晓夫并没有真想保密。苏共二十大结束不久，西方通讯社就陆续透露了这个报告的内容。《纽约时报》3月10日发表了报告的全文，距苏共二十大结束不到半个月。这时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尖锐对立，双方都以战胜对方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最终目标。“秘密报告”使西方如获至宝，掀起了一阵反苏反共的高潮。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陷入困境，内部发生了混乱和危机，很多人脱离了党，自问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在东欧各国，都引起了波动，这些国家的党大都是由斯大林扶植起来的，不仅照搬了苏联模式，而且各国党的领导人都是在斯大林实行预防性大清洗之后上台的。斯大林神话崩塌之后，其震动之大可以想见。波兰党的总书记贝鲁特在听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震惊万分，猝死在莫斯科。当然，各国的波动程度不同，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仅仅引起了较小而短暂的混乱，但在波兰和匈牙利则不同，本来局势就已不稳，现在更是炸了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像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也许他自己也始料不及。不过，用历史眼光看，这个盖子迟早是要揭开的。赫鲁晓夫完全可以做得从容一些。

中共从容应对苏共二十大的冲击波

中共派出了以朱德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

这是建国以后，朱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以来，第二次正式的外出访问。1955年12月11日代表团启程，经苏联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五国，随访的有聂荣臻元帅和刘澜涛等。2月4日，到达莫斯科访问苏联。

访问即将结束时，接到国内通知，中共中央组成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团，由朱德任团长，团员有邓小平、谭震林（国务院副总理）、王稼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刘晓（驻苏大使）。这样，聂荣臻、刘澜涛等先行回国，朱德继续留下。

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给予了热烈的关注和支持。2月9日，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致苏共二十大的贺词。15日，朱德在大会上发言，表示祝贺。对于苏共二十大的新路线给予了相当高评价，尤其对“和平共处”外交政策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的论断给予了相当的肯定，显然不完全是出于外交需要。1月2日，《人民日报》就曾发表社论《和平共处思想的伟大胜利》。2月19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其中说：“‘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一坚定的信念，将鼓舞千千万万的和平保卫者为争取国际局势的普遍缓和而进行坚持不渝的斗争。”社论肯定赫鲁晓夫的报告，“以现实生活本身的逻辑，论证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中共是把苏共和平共处政策与自己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联系的，这时，自万隆会议后，中国也步入谋求缓和的轨道，中国需要一个“休战”时期来加快发展。只是对赫鲁晓夫关于“和平过渡”的观点始终没有表态。这个问题太大，它正是列宁反对过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观点。

一切似乎很和谐。然而，24日晚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打破了表面的宁静。

陪同朱德出访的资深翻译家师哲回忆说：

赫鲁晓夫作报告时，没有请中共代表团参加。他们事先对中共代表团解释说：我们对中共代表团没有什么秘密可保，但对其他代表团就不一样了；因为其他代表团不列席这次会议，你们也就不便参加了。

赫鲁晓夫作完“秘密报告”后，立即把这个报告的速记稿送来了。大家看了以后，议论纷纷，意见很多。

朱德说：这讲的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到这里是来做客的。

邓小平坚定地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

谭震林认为：我们不应该随便同意他们的意见，应有自己的态度。但这是他们的内政，我们不一定能影响他们。

28日，赫鲁晓夫接见了中共代表团，同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等会见，气氛热烈而亲切，其用意是要中共大力支持他。

苏共二十大闭幕以后，谭震林留在莫斯科治病。朱德到苏联南方、高加索等地区游览访问，回国途中又访问了蒙古。4月2日才回到北京，此行先后达4个月之久。

邓小平、王稼祥等先行回国。师哲多次随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访问苏联，尤其1949年底1950年初随毛泽东访苏，在毛泽东与斯大林这两位东方阵营的巨人之间搭起沟通之桥。他可以就近观察斯大林。在他心目中，斯大林对东欧各国领导人是严厉的。但对中国领导人却非常客气。斯大林是通情达理的，怎么可以说斯大林是阎王，是刽子手呢？

在回国的飞机上，师哲几次想同邓小平谈谈对苏共二十大的想法和看法，但邓一直表情严肃，默不作声，脑子里显然是在思考问题。气氛很沉闷，回到北京后，邓小平立即将苏共二十大的有关情况向毛主席汇报。

师哲说：“事后我才明白，小平同志为慎重起见，闭口不谈自己对‘秘密报告’的态度，是要先听听中央的意见，看看毛主席的态度。”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出的问题及其在全世界引起的强烈反响，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吴冷西主持的新华社从《纽约时报》上全文译出“秘密报告”，立即分送中央领导，同时密切关注并广泛搜集各国通讯社的电讯和报刊文章，随时报送中央，充当中央的耳目。当时，新华社每日汇集两大本《参考资料》，称为“大参考”，毛泽东每期必读，借以了解世界。

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胡乔木、张闻天、王稼祥、吴冷西等人到会，商讨对策。

与会者议论纷纷，愤愤然。一是对苏共事先不向兄弟党通报不满，认为这是突然袭击。二是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显然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没有思想准备。

毛泽东却显得特别冷静，并不大惊小怪。他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

接着，毛泽东谈了他的最初看法。他说：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篓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篓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毛泽东的两点意见，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定了一个基调。

3月19日和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参加的人更多些。全体政治局委员出席，还有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陆定一、陈伯达、邓拓、胡绳等人列席。

两次会议讨论十分活跃，一个重要话题是讨论了斯大林的错误，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刘少奇系统地讲了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周恩来说，斯大林同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有关；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问题。

毛泽东说：斯大林抗战时支持王明；抗战结束后又要中国党不要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在他1949年底访苏期间开始不愿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到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后才相信中国党是国际主义的共产党。

这是毛泽东首次在这种场合谈到对斯大林的不满。尽管这些意见在他心中压了许多年。

然而，说到对斯大林总的评价时，毛泽东则十分冷静。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不长，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义。他说，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德，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没有一概否定。再次重申了他的两点意见。尤其强调了对破除迷信，反对教条主义的作用。他说：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会后，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经过毛泽东审查修改并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于4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这种方式是毛泽东确定的，既表明了文章的背景和分量，又没有发表声明和决议那样过于正式。因为苏联还没有正式公布秘密报告，事态还在发展之中。

毛泽东的用意不是批判赫鲁晓夫而是为他补台的。文章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出现。但对斯大林的错误作了客观分析，对斯大林一生的评价，基调是：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话，本来应由苏共自己来说。毛泽东两次当面向苏联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一次是3月31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一次是4月6日接见来访的苏共领导人米高扬。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要有全面分析。”

这时的中国，正蒸蒸日上，充满自信。与其他党惊慌失措不同，面对来自苏共二十大的冲击，表现出独有的从容和冷峻。文章一发表，在国际共运中反响热烈。包括在苏联，也发生了影响。

《真理报》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这时，苏联本身也收敛了对斯大林的批判，4～5月间，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在列宁格勒大学发表了一篇关于斯大林崇拜的讲话，几天后被开除出党。6月30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这个决议较之赫氏“秘密报告”，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退了一大步。不久，赫氏本人也被迫在很多讲话中宣布，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革命家”。党“不准许斯大林的名字受到共产主义的敌人的攻击。”

毛泽东“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作调查

“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坦率地表白了他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喜惧参半的心态。

最初，这种喜惧参半心态，或许“喜”的成分占着上风。那是因为“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

1956年4月4日，在讨论“一论”的中央书记处会上，毛泽东说了一番话。他说：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说，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和“一五”时期，中国提出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这种学习出于需要，也得到了一些好处。因为自己没有经验，“懵懵懂懂”。“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是，毛泽东历来不拘成规，热衷创造。老是拄着苏联的拐杖走路，这种状况使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国内开始吹出一股“解冻”之风。贝利亚的被清除，一批重要的历史冤假错案开始平反，苏共内部发生了农业政策的争论，马林科夫下台，苏联与南斯拉夫两党恢复关系。所有这些使毛泽东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并非一切正确，一切都成功。那时，中国自己在建设上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发现完全照搬苏联不行。据薄一波回忆，早在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

恰在苏共二十大开幕的同一天，2月14日，毛泽东开始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他自己称之为建国后第二次“调查”。第一次是为农业合作化，看一百几十篇材料，出了一本书。仅隔了一个多月，又进行这次大规模的“汇报工程”。目的都是一个：希望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

这次听取汇报首先是刘少奇开始的。1955年12月7日，刘少奇为了起草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开始找各部门负责人个别谈话。这个谈话从12月7日至次年5月28日，先后6个月。

这时，毛泽东又到外地巡视。1956年1月从杭州回京后。一次，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去向毛泽东汇报，谈到刘少奇正在听取各部委汇报之事。毛泽东极感兴趣。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薄一波欣然应命。

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前后两个多月，每天一个部或几个部，连续作战。使他神情疲惫。毛泽东风趣地说：“我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

大量材料一股脑堆来，许多汇报尽是条条和数字，听起来十分枯燥和吃力，难以消化。毛泽东紧皱眉头，说：“听这种汇报，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有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

有些汇报比较鲜活，不时引发毛泽东的议论。

轻、纺两部负责人汇报了近几年轻纺工业为国家积累所作的贡献。“一五”时期，轻纺工作投资少，但产出高，回报快。纺织工业部建一毛纺厂，投资2070万元，投产一年后即可为国家积累4600万元，是投资的2.2倍。然而，“一五”时期，轻重工业投资比例是1∶7，已经是不成比例了，“二五计划”草案中这一比例再次降为1∶11。经纺部门负责人心有苦衷，又不敢言，担心冲击重工业这个中心。

“你们野心不大，斗争性不强，王道太多，霸道太少，像小媳妇不敢斗争。”毛泽东指着轻、纺二部负责人说，“重工业部门都积极抓，你们也要积极搞。你们有理由，要有些霸道。”他说：“凡是重工业部门不干的，你们自己干。”

“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在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毛泽东说。

沿海与内地、经济与国防怎么摆，这是当时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重工业和轻纺工业生产能力的80%和90%在沿海，它是中国现代工业的主要基地，一方面朝鲜战争后，国防形势紧张，出于国防安全考虑，严格控制了沿海地区的投资，包括扩建改建现有企业。这势必限制发展。毛泽东强调说：“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

这里关键在对战争的估计，显然自1955年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等重要领导人对推迟战争抱有谨慎乐观态度。4月25日，朱德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出访报告中，赞同苏共二十大关于国际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看法。他说：“我相信我们能够争取到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条件。”“在这种局势下，我认为需要考虑怎样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方面，同时把国防建设同和平建设结合起来的问题。”他说：“现在是时候了”。显然，这种估计代表了多数人的看法。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是毛泽东特别关心的领域。毛泽东经常巡视各地，经常以地方促中央。比较了解和倾向于地方负责人的想法。当时，各省市自治区普遍有多办工厂的愿望，不但想办轻工业，也想办重工业，但一怕中央不准搞，二怕搞成了被中央收去。

2月14日，第一天汇报还没有开始，毛泽东就讲了一番开场白。他说：“我去年出去了几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他们。地方同中央有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他们的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由此，毛泽东开始产生他独特的一种发展思路：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两条腿走路，以打破按部就班的计划模式，加快速度。

尽管疲惫不堪，毛泽东余兴未尽，他还要听取各省市自治区的汇报。3月30日，他亲自代中央写通知，要求各省市作好汇报准备。又接受李富春的建议，让200～300个重点企业和工地写出书面汇报。于是，来自几百个企业和工地的汇报，也雪片似地飞向中南海。后来，听取各省市汇报的计划没有实现。或许由于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的精力转到了应付“秘密报告”。

斯大林问题披露后，使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他关于中国发展的新思路也更加清晰起来。

“苏联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吗？”

4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根据34个部委谈到的情况，对照苏联的经验教训，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作了全面阐述。一共讲了10个问题。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九、是非关系；

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这个讲话叫《论十大关系》。前5节是说的经济问题。后5节是说的政治问题。毛泽东讲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续讨论了三天。毛泽东还邀集湖北、广东两省委和武汉、广州两市委负责人开了4天汇报会。5月2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再次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吸取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

这个讲话当时没有全部公开，这是为了维护国际共运的大局，尤其不便公开批评斯大林和苏联的内容。1965年12月，《论十大关系》经过整理，曾作为党内文件印发到县团级。当时反修气氛日烈，全部删去了对斯大林错误，对照搬苏联的批评。1975年由邓小平建议、胡乔木再次整理的一稿，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恢复了“以苏为鉴”的基本精神。但仍有许多内容没有收入。幸有薄一波的回忆录可以对照。其中许多闪光的思想，有不少在反右以后绝对听不到的话。限于篇幅，举不胜举，只列举数条。

毛泽东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你对发展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

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减少军事经费，发展和平经济问题，英国、法国谈得最多，美国有时候也被迫地谈一下，现在是和平时期，军政费用的比重太大不好。

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把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电子工业加强，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可以少搞。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都没有。

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

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是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

斯大林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抓到一个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其实，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也夫也可以不杀的。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个政协委员吧！

特别重要的是，不割脑袋的办法可以避免犯错误，人的脑袋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

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

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

总之，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

讲起斯大林，我们有三肚子火。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上面的引述，可见此时毛泽东对斯大林的错误头脑是清醒的。他思想的活跃、视野的开阔、政治上的宽容，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一位美国学者评论说：《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描绘了一种（与苏联模式）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这个话说得有些过，要跳出苏联模式，还要走很长的路。但是，毛泽东想避免斯大林的错误，走出一条新路来，其用心是真诚的。

据李慎之回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出不久，就听胡乔木讲述毛泽东的心情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这话，我们听了都很感动。”

4 鼓励争鸣 毛泽东推动双百方针

反对冒进 周恩来主张稳步前进

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后5节，集中讲到政治问题，其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据考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不是1956年才提出来的。

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请毛泽东题词，毛写下“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大字。

1953年，中宣部组织了中国历史研究会，陈伯达任主任。陈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方针，毛泽东说：“百家争鸣”。

不过这都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发的议论，把二者合二为一，成为指导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只有在1956年才有可能。

一是来自1956年1月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对知识分子的“定位”和“定性”。既然要“向科学进军”，那么就必须遵循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百家争鸣；既然“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百家争鸣”就无大碍；既然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必须营造一种学术和创作自由的空气。

二是来自避免苏联的教训和突破苏联迷信的需要。要避免斯大林时期的错误，考虑到要扩大民主；要突破苏联模式，必须倡导一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勇于独立思考的风气。

毛泽东本人就是在历史文化诸多领域信马驰骋的巨子，他从不囿于成说，独尊一派，总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就他的秉赋，决不满意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气氛。

1956年2月颐年堂讨论科学工作的会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批评了苏联领导科学、文化上的教条主义。陆定一说：在遗传学界，苏联贬摩尔根学派是资产阶级的，尊米丘林学派为社会主义的。不容摩尔根学派的存在和发展。此风吹到了中国；我们应该让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陆还说，在医学界，有人认为“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他认为，应该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学术和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

毛泽东赞同陆定一的意见。

2月中旬，一位苏联学者不同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毛得知此事，批语道：“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

3月5日，刘少奇与周扬、刘白羽谈文艺工作。他批评政治上干涉太多，粗暴。说：“以后遇到这种干涉的时候，没有正式文件，就可以当作个别人的意见，可以不听”。

3月8日，刘少奇听取文化部党组汇报时说：“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但‘出新’不能勉强。”“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自己好的要保存、发扬，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吸收。”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论”文章，批评“我们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少仍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

由此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并非一时兴致所致，也非一个人的想法，而是经过了长时间酝酿出于许多人营造一种宽松环境和活泼氛围的真诚愿望。

4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讨论《论十大关系》的扩大会上，陆定一发言，提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28日，陈伯达发言说，在文化科学问题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两个口号去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同一天，毛泽东作总结发言，采纳了这种意见。他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正式向党外宣布了这“双百”方针。他说：

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鸣，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也是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双百”方针的宣布，反映热烈。一时成为知识界谈论的热点。但如何实行“双百”方针，依然心中无底。

刘少奇指定陆定一代表中央作报告。

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来自首都学术界文艺界的1000多人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他首先说明了为什么提出双百方针。他说：

我们要富强，除了必须巩固人民的政权，必须发展经济，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国防以外，还必须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和发展，缺少这一条是不行的。

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和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所以又是一个加强团结的政策。

陆定一举出中国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百家争鸣”局面，成了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证明“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才能迅速发展。”他提出：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当然，陆定一也讲到，这种自由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对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实行专政”。但他的主题是强调“自由”的必要和可能。

陆定一的报告，在知识界反映热烈。会后，他收到郭沫若、茅盾等72封来信，陆定一吸收各方意见，对讲稿再作修改，连同郭沫若、茅盾、何其芳、袁水拍、胡稼胎等5封来信，一并送毛泽东审阅。6月8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发表。”6月8日，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倡导的“百花运动”由此开始。

“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

与双百方针相对应的，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著名的口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关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一条基本方针。

中国的民主党派有8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源远流长。建国之时，中国共产党把众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纳入新政权，曾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大特征。第一届中央政府，6个副主席，民主党派有其三，56个委员中也有23个民主党派人士，占40%。

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处于被消灭过程中，但民主党派仍在国家政权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1954年全国人大选出13位副委员长，民主人士有8位，占70%，新成立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5人中有4人是民主人士。36位国务院部委部长主任，有14位民主人士。他们是：

李四光（地质部） 傅作义（水利部）

李德全（卫生部） 章乃器（粮食部）

梁希（林业部） 何香凝（华侨事务委员会）

朱学范（邮电部） 沙千里（地方工业部）

许德珩（水产部） 史良（司法部）

张奚若（教育部） 沈雁冰（文化部）

蒋光鼐（纺织部） 章伯钧（交通部）

新中国成立之初，民主党派人士的任职和参政，绝非装点门面，而是有实质内容的。1990年3月18日，徐铸成著文，仍流露出美好的回味：

我是1949年参加过一届政协的。回想起那时，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人士平等相待，赤诚相见。各路英豪济济一堂，各抒己见。共商建国大计，每人都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感……与刚刚结束的那个旧时代相比，我真切地感到了民主的滋味。

恢复时期的“五大运动”，“一五”建设时期的“三大改造”，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合作默契。民主党派自身也得到发展。到1955年各民主党的成员从建国之初的1.1万人，发展到3.9万人。增加两倍多。

然而，“三大改造”完成，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多党合作还有必要吗？民主党派还有存在的理由吗？这个问题不仅共产党内存在，民主党派自身也心存疑问。

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思想是明确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这种考虑，首先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中国的民主党派，以文教界知识分子为主体，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包括一大批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

1955年统计，全国教授、副教授7499人中，其中民主党派成员共2110人，占总数的28%。在全国高等学校正副校长、系主任以上的领导人员中，民主党派成员更占到三分之一左右。1955年底，我国科研、工程技术、教育、卫生、文艺五个方面知识分子共384万人，高级知识分子只10万人，其中共产党员占7%，非党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

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民主党派的中介作用不可替代。1955年底，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前夕，章伯钧向周恩来提出，农工民主党拟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民盟通过个别串连、谈心、交朋友等方式，深入了解高级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归纳为“六不”，即：“估计不足、信任不够、使用不当、安排不妥、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的问题。1956年1月，农工民主党中央提出了《关于知识分子团结改造问题的几点建议》。为中央筹备召开知识分子会议作了准备。

民主党派尤其是民主建国会与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对资改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毛泽东、刘少奇在考虑民主党派的前途问题时，不只是着眼于经济科学文化建设，还着眼于政治民主建设。这个思想，在提出“以苏为鉴”以后更加明确。

1956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说：少奇同志讲过，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发议论。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

4月25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专门讲到党和非党的关系。再次说：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资产阶级不要万岁，再有两、三岁就行了。他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

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就是那些骂我们的，我们也要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很有利。

在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三次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作《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言。将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思想，概括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首先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的方针”。强调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是共产党的一条“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原则。

这篇发言，事先经毛泽东、邓小平审阅同意。

周恩来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民主性质讲得更多。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缺点，就是单一政党体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听到不同意见，这本身就包含着它的不足的一面。“一个党，就是一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

5月3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报告时讲了上面这些话。他还说，民主党派联系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能听到共产党听不到的意见，求大同，存小异，保持这个作用，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都有利。

如何扩大民主，成为这时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在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开了一个先例，就是把所有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误的都发表出来。

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他希望把这种办法作为扩大民主的制度性措施之一坚持下去。7月21日，他在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明确地提出扩大民主“就要在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

周恩来认为，我国目前虽不能普遍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但可以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加强人民代表的视察制度、检查制度，公开发表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增加人民代表大会透明度。他还特别强调了学习西方民主的某种形式的问题。他说：

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

学习西方、甚至可以学习西方民主的某些有用的形式，这不是一个人的想法，先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又有周恩来的讲话。同年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又谈到：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他说，美国的开国领袖华盛顿也算劳苦功高吧！但是他做了8年总统之后，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吧。”

读到这些讲话，使我们很难理解此后20年怎么会走上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左”倾道路上去。或许胡乔木说的一段话能解开这个结。他1989年3～4月访问美国时，作过一篇《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的讲演。列举5个方面的原因。其中谈到：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四个原因是1950～1970年年代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

假如不是东西方冷战对峙，假如中国不是处于长期被封闭状态，中国领导人或许会以更现实主义的态度看待世界，有更多机会了解西方，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吸取于我有用的东西。

在制度上想些办法，当时还考虑到适当扩大地方行政管理权力，中央与地方互相影响，互相监督；着手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法制；在党内生活中，强调贯彻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等。这时，的确出现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良好开端。

文化界吹进了一股新风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扩大民主”口号的影响下，1956年夏季，出现了一种活跃的空气和踊跃探索的新风，尤其在文化界。

起初，知识分子对中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方面感到兴奋，一方面没有思想准备，有些不会放，不敢放。为了促成一种“放”和“鸣”的气氛，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4月，浙江昆剧团到北京演出《十五贯》，周恩来看后给予肯定，称它“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之后，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也亲自观看。给予支持。

6月，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会上提出“破除清规戒律，扩大和丰富传统戏曲上演剧目”。“对戏剧剧目，不能片面地和机械地要求直接的‘教育作用’和‘配合作用’。”会后，各地“开放剧目”，不到一年，发掘戏曲剧目5万个，整理上演剧目上万个，救活不少老剧种。

6月份，报刊全部公开刊登人大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这是促进“鸣放”的重要举措。尤其是郭沫若、沈雁冰的发言的见报，对知识界推动很大。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说：“每逢社会发展达到了一个划时期的阶段，在文化活动中总要或早或迟地呈现出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他说，我国战国时代，有先秦诸子的蜂起，“百家争鸣”。欧洲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百家争鸣。我们主张“百家争鸣”，既不同于诸子蜂起，也不同于“文艺复兴”，而是各种学术研究的社会主义竞赛。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的发言，“略脱常规”，开门见山地指出：“文学艺术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质量问题”。剧场上座率不高，因为缺乏新排的好戏。“干巴巴，千篇一律。干巴巴的病源在于概念化；千篇一律的病根在于公式化，在于题材的狭窄”，在音乐、美术工作上，整理和发扬民族遗产“十分不能令人满意”。他提出，应当容许文艺上有不同的派别。自由讨论，互相竞争，不应强求一致，“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人大会议前后，文艺界和学术界组织了多次讨论“双百方针”的座谈会。6月11日到13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了600多位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中国作家协会在两个月内，连续举行多次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著名作家茅盾（沈雁冰）、周扬、老舍、冯雪峰、邵荃麟、吴组缃、藏克家、严文井、康濯、秦兆阳等纷纷发言。7月2日，高教部召集出席一届三次全国人大会议的来自部分高等学校的代表座谈。

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由4版增至8版。单辟副刊版面，作为贯彻“双百”方针的园地。这天，《人民日报》的《致读者》社论中表示：改版后的《人民日报》要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8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委转发《人民日报》报告的批语中强调：党报“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使思想界更加活跃，真理愈辩愈明。

建国初期，受苏联的影响，在学术界任意宣布什么学说是无产阶级的，什么学说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现象不在少数。关于遗传学的争论就是突出的一例。

在苏联，由斯大林亲自插手定论，把创立“基因”学说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称之为“伪科学”，是“唯心的”，“反动的”，唯有否定“基因”存在的米丘林——李森科学派才是真正的生物科学。这个结论被一些留苏学者教条主义地带到中国，影响很大。

当时，北京农业大学发生了一件“小麦事件”。农大原有教师都学自欧、美、日，都是摩尔根学派。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农大第一任校长乐天宁把“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帽子加在这些教师头上。于是，矛盾激化了。小麦育种栽培学家蔡旭教授，培育出来的小麦新品种既可防止小麦锈苗，又可增产，却被认定为唯心主义的产品，不准陈列展览，不让农民参观，更不准推广，甚至还要批判。蔡旭出于无奈，只得宣布：拥护米——李学派，然而，这不但未得减缓，反而加了一顶更危险的帽子：“披着米丘林外衣反米丘林”。蔡旭被压得痛哭流涕，多数教师十分反感，形成党委与教师的对立。

这一类科学问题能作出阶级分析吗？能由党委来作结论吗？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反映出学苏联中的教条主义态度。毛泽东、周恩来等指示中宣部和中科院要进行调查研究，采取措施。在这种背景下，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布置，召开一次遗传学座谈会。

座谈会于8月10日至25日，在青岛召开。参加者有130人，包括了当时遗传学界两派的主要学者。会上发言者56人，打破了几年来两派对立，“一家独鸣”的僵硬局面。

这个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反响非凡。这种由中宣部亲自出面组织两派学者就科学问题争鸣，还未曾有过。这也是一种党“干预”科学，但它是一种好的干预，因为它不是当法官，裁定谁是谁非；而是当红娘，鼓励交流，促成争鸣。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又是促成争鸣的一例。8月，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全国音乐周，这是一个贯彻“双百”方针，荟萃各种风格、题材和形式的音乐会。然而，在关于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上，一开始就争论很大。有人批评“中西混杂”，“不中不西”“非驴非马”是一种不好的现象。有人反驳说：“不中不西”就是“又中又西”，是创作民族音乐难以避免的情形。

8月24日，毛泽东接见与会代表后，让音协及有关负责人留下，发表了长篇谈话。他说：“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但“民族的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非驴非马也可以”。在学外国问题上“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是不利的。”再次表露出毛泽东此时开放宽容的心境和鼓励探索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如此的标新立异，以至西方舆论误认为中国开始了“自由化运动”，赫鲁晓夫也十分不理解又有些惊慌，害怕引起思想动荡。其实1956年的“百花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执政党的有组织的行为。知识界还没有放开言路。他们把形势比喻为早春天气，乍暖还寒。“草色遥看近却无”还心有余悸，与1957年的大鸣大放完全不同。但“双百”方针的提出，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确吹进了一种宽松、自由的新风。

周恩来说：“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决定”

1956年，在政治上一片探索、争鸣之声，经济工作中却出现了隐忧。自1955年底开始，一路反右倾，反保守，使一种急于求成的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

高指标是从年初“农业40条”开始的。“农业40条”业远景规划中的高指标，立即在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引起连锁反应。催逼它们纷纷修改上年确定的切实的指标。这样1955年9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1956年计划一下子被突破。各项指标不断加码。

开始，刘少奇、周恩来等都是赞同毛泽东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的。然而，面对不断升温的冒进情绪，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首先感到潜伏的危险。他们利用各种重要会议，呼吁保持冷静。

1月20日，周恩来在知识分子会议上强调：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告诫大家：“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在周的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对经济指标进行了尽可能的压缩，后来周恩来说这是“2月促退会议”。

这时国家计委提出的15年远景规划的各项指标仍然居高不下。3月25日，国务院下达的压缩后的当年计划，指标仍然很高。而各地的空气更难压缩，到了4月份，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后果就严重地显露出来：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材等建材严重不足，过多动用国家物质储备，国民经济吃紧。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部门和地方仍旧在盲目地要求追加基建投资，普遍要求多生产、多建设。

中旬以后，周恩来、陈云的思想十分明确了：要坚决清除领导干部中的急躁冒进情绪。

但是，党内认识十分不一致。

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者多数人不赞成。周恩来更是竭力劝阻，胡乔木1982年11月4日回忆说：

（1956年）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苏共二十大，揭了斯大林的盖子，思想获得解放。一方面使毛泽东冷静，看到了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矛盾，促使他“以苏为鉴”探索新路；一方面又增强了他的自信，感觉什么都可以比苏联干得好些干得快些。总希望加快发展。因而对众人不同意追加投资甚是不悦。

作完《论十大关系》讲话，毛泽东离京南下，去了广州，住在珠江边的小岛。一天，毛泽东突发奇想，要到长江里去游泳。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及所有随行人员都反对，以为长江不比北戴河，江比海险，水情复杂，还可能有血吸虫，有危险。

罗瑞卿来劝毛泽东：“主席，长江不能游。”

“为什么？”毛泽东不悦。

“因为太危险，万一出点事我们负不起责任”。

毛泽东烦躁地说：“出什么事？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

罗吓了一跳。谁也没能劝阻住毛泽东。他先从广州到长沙，游了湘江，然后上武汉，在长江中流击水，一游就是十六七里。

这时，武汉长江大桥正在修建之中，进展神速。毛泽东为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为自己心中的发展远景宏图而激动，诗情大发。写下一首词：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闭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

词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困难的藐视，对建设高潮的赞美，对未来远景的憧憬，跃然纸上。

从防止急躁冒进到反对急躁冒进

然而，在北京，从5月起，周恩来等人从防止冒进转到了反对和纠正冒进。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既不要右，又敢于抗大流”，“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敢于抗大流。”

“抗大流”也就是反潮流了。有人形容周恩来这是“特立独行”。当然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行为。

这时，正在为6月召开的一届三次人大准备年度预算报告。周恩来与李富春、李先念商量，在报告稿中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同时建议把2月份已经压缩的基建指标（年增长68%）进一步压下来。6月1日，周在国务院会上说：“超过客观经济条件的可能去搞，结果不是窝工，就是粗制滥造。”

6月4日，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预算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参加。会议上确定了一个建设新方针：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决定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应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陈云、彭德怀、彭真、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康生、邓小平等参加会议，确认了6月4日会议作出的决定，通过预算报告稿。

6月15日，一届三次全国人大会议开幕。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报告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第二天，各报全文刊载了这个报告，《人民日报》还配发《读一读1956年国家预算》的社论。社论提醒读者说：预算报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口号遂公之于众。

为了配合反冒进，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指出，工作中出现了两方面的缺点，一方面仍然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社论列举了急躁冒进的种种表现。农村工作中，有些同志心急图快，企图两三年内把12年的事情全部做好；中央要求5～7年扫除文盲，到了省里成了4～5年，到县里成了3年。愈到下面时间定得愈短；生产双轮双铧犁，南方水田不能用，造成大量积压；厂矿企业和基建工地片面强调一切打破常规，结果事故增加……接着社论指出：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要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40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

社论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虽然两面都讲了，但其针对性是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中提到，急躁冒进，来自于对反保守主义，“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方针和“农业40条”的片面执行。这3件东西都是毛泽东亲自提倡的。社论中指出的扫盲运动和双轮双铧犁两个例子，也是毛泽东最热心提倡的事业。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社论发表前，刘少奇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3个字：“不看了”。当时谁也没有从中看出毛泽东的态度来。

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稳步前进的方针，直接影响到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准备。事实上否定了1955年12月提出的把反对“右倾保守”作为八大的指导思想，而在实践中，则遏制了汹涌而来的盲目冒进势头。

回忆到1956年的反冒进，薄一波作过如下评价：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

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止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到来。

5 集思广益 八大确立建设方略 广会宾朋 中共领袖直抒胸臆

精心筹备的大会

1956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1945年党的七大到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间隔了11年之久，这11年形势的变化之大，可谓天翻地覆。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可以说一路凯歌行进。连续取得了三大胜利，一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二是解放战争的胜利，三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是中共历史最辉煌的一页。党自身的地位和组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从一个非法的、地下的、战争环境的党变成了一个有6亿多人口的大国的执政党，党的组织分布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内几乎每一个城镇和乡村，党员数量也从七大时的120万，增加到八大时的近1100万，增加了8倍。

然而，八大的使命，并不是庆祝胜利而是规划未来。作为执政党，正面临从一个革命的党向一个建设的党转变。它面临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还要复杂。能否成功实现这次历史性转变，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

也许八大的使命重大，因而也特别郑重，筹备时间之久，在中共历届代表大会中，只有七大可与之相比。

七大后的前5年，急风暴雨，兵荒马乱，不可能开。建国头三年，集全力于经济恢复和政权巩固，又投入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不可能开。在1952年底，中央政治局曾考虑过在召开一届全国人大的同时，召开八大。但考虑的结果，是先开人大，再开八大。然而，正在这时，党的核心层出了高饶问题。在处理了高饶事件之后，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才作出在明年下半年召开八大的决定。此后，进入了八大的正式筹备过程。具体的组织工作，由刚刚在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负责。

在这一年半时间内，国内外形势发展太快了。1955年3月最初确定召开八大时，赋予它的任务自然是继续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心。到了下半年，农业合作化掀起高潮。1956年初，三大改造出现高潮，中国一举进入了社会主义。八大的任务也就相应变了。毛泽东提出，要以反对右倾保守作为准备八大的中心思想，也就是趁热打铁，把高潮从改造方面推进到建设方面。

然而，此后又发生了两个未曾料到的情况：一个是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推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开始探索中国式的道路。这对八大路线的确立起了重大影响。

另一个是年初以后，在反保守的空气下，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引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等的重视。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事实上改变了1955年底提出的以反“右倾保守”为中心准备八大的指导思想。

八大筹备指导思想的几经变化，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这具体体现在为八大准备的5个重要文件上，即政治报告、党章、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

1955年5月9日，中共中央就成立了3个文件写作班子。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邓小平等7人组成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胡乔木、马明方、杨尚昆、邓小平、谭震林等9人组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及其报告，由周恩来负责，组织国家计委人员起草。起草工作历时一年多。期间，中央政治局召集研究八大会议事宜的各种会议、约谈、会见等130余次，其中，商谈政治报告40次，修改党章33次，二五计划18次。与此同时，组织各省、市、自治区及军队大单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组，进行讨论。而党章修改稿发动讨论的范围更广。到1956年8月中旬，各项文件基本成形。各地选出八大代表1026名。7月30日，中央成立了由陈云、邓小平等2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到此，八大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

预备会透着民主气氛

八大正式开幕之前，交叉召开了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两个会议都是为八大作最后准备，只是与会者的范围不同。8月22日至9月13日召开七届七中，8月30日至9月12日召开八大预备会议。

毛泽东主持了所有6次全体会议（七届七中全会3次：8月22日、9月8日、13日；预备会议3次：8月30日、9月10日、9月12日）发表了6次讲话。

八大的开法本身就显示出民主的风气。

预备会议如果从8月22日算起，开了22天，从8月30日算也有14天。用这么长时间来作准备，目的就在于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

一是广泛讨论修改五份主要文件。尽管历时1年半，提交给八大的文件仍然不够理想，毛泽东不满意。8月22日，七届七中全会一开始，毛泽东就提议：政治报告有些地方要重写，文字压缩1/3。刘少奇也要求：大家出力，集体创作。8月30日，邓小平在预备会上提出，划分三个小组平行作业，修改文件。在此前后，中央委员们，各代表团代表们对5个文件进行了广泛讨论和修改。毛泽东本人从8月上旬至9月14日，亲自作了57条批语和修改。其中对政治报告的修改批语达51条之多。八大文件真正是集体创作的成果。

毛泽东对这种办法十分满意，他在9月13日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上讲：

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讲道理，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由此，我们就澄清了“文革”中所谓刘少奇“背着毛主席”搞的政治报告的不实之词和国外学者的种种猜测。

其二，八大的民主新风，尤其表现在选举程序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主要工作是在预备会上完成的一开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中央不预提名单，由代表自己提，想提什么人就提什么人。然后由各代表团提出一个名单，中央集合起来，由政治局同各代表团团长制定预选名单，发下去，各代表团进行预选，再由政治局集合，制定一个向大会提出的正式候选人名单。大会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经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几次酝酿，选出了170人的候选人名单，其中七届中委67人，新提名103人。这是民主集中制的一次成功的运用。

八届中央委员会名额确定为170名，比七大（70名）增加了一倍多。即便如此，抗日时期培养起来的重要干部都没有安排。对此，毛泽东专门作了一次说明。

然而，在候选人名单中，有两个特殊的人物：一个李立三，一个王明，他们都曾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但细究起来，二者有重大区别，李立三真心诚意地改正了错误，而且一直在党内国内工作，时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王明延安整风以后一直耿耿于怀，长期住在莫斯科，庇荫于斯大林。1956年8月7日，中共中央电告其回国参加八大。9月8日，他回电刘少奇，称病请假。对毛泽东始终心存戒备。要让代表选他，当然会有阻力。

为了体现党团结犯错误同志的政策，毛泽东提议仍选李立三、王明是为中央委员。为此，毛泽东多次做出说明。8月22日全会上，毛泽东说，选举李立三、王明比较有利。因为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党内许多人，“还有党外的观感。觉得我们不轻易抛弃人”。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筹备会上直接做代表们的工作。并对李立三、王明作了一个阶级分析。说他们代表党内100万知识分子党员。接着，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党员的属性作了一番特别的议论：

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这部分知识分子党员，前怕龙后怕虎，经常动摇，主观主义最多，宗派主义不少。

毛泽东的这一番议论，直接目的是为了说服代表们选李立三、王明，但也流露出他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把党内100万知识分子归于小资产阶级范畴，那从旧社会过来的党外知识分子呢？这与年初周恩来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识上有明显不同。

另一方面，毛泽东表现出造就大批知识分子的迫切愿望。他在9月12日的全会上说：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18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

八大还有一个显明的特点是安排大会发言多。8月22日邓小平说：准备安排8天36小时作大会发言，最少要有80～90人发言，争取到100人发言更好。为了让更多的发言，发言一般不超过20分钟，要有三五分钟发言的，要多样化，活泼一点。

毛泽东插话说，还可以有一部分书面发言。他特别要求，要有批评，要有丰富的批评，如果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是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要有分析。

邓小平说：譬如像工业方面，除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外，还要组织那么20多篇稿子，这样才表现出会议是在讨论建设这个重点。

毛泽东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

预备会议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准备大会发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以及一些中央负责人，认真准备了发言稿，报送大会秘书处审阅，或分送中央领导人审阅，彭德怀、李立三的发言还经过毛泽东阅改。后来，在大会上发言的有68人。45人作了书面发言。还有70人准备了发言稿，未作口头发言，也未作为书面发言刊出。

八大大会发言之多，代表面之广，发言形式之活泼，在历届党代会中，绝无仅有。它充分体现了当时民主和探索风气之盛。大会发言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科教、外交、国防、法制、民族、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它们成为大会主要报告的重要补充和发展，成为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果的一部分。

毛泽东的多次讲话，异常鲜明地突出了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从年初以来一再强调的主题。尤其是他那段关于“球籍”的议论，使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他的强国的愿望是多么强烈！

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

你有那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藉！如果不是那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主报告

9月15日，中共八大在北京政协礼堂正式开幕。下午2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五大书记及全体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走上主席台。全场起立，爆发出雷鸣般掌声。

出席会议的有1021名代表，代表1073万党员。在京的党、政、军、群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列席了会议。

列席会议的还有一大批应邀而来的客人。他们是来自苏联、东欧和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50多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一个党召开代表大会，邀请世界各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出席，已成惯例。然而，在中共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当各国党代表团团长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代表们兴奋地感到，中国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党，初次感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亲和。然而，物换星移，此后不久由于中苏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破裂，中共历次代表大会再无此景观。遂使八大成了空其前，绝其后的一例。

毛泽东致开幕词。他以其洪亮的湖南口音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全场再次起立，热烈鼓掌，《国际歌》声在礼堂回荡。

毛泽东说：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开宗明义，点出了八大的主题。

全场掌声此起彼伏。不到3000字的简短的开幕词，30余次被掌声所打断。

致完开幕词，毛泽东来到休息室，众人争相称赞开幕词好。毛泽东对大家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田家英从延安开始就是毛泽东的三大政治秘书之一（另二位是陈伯达、胡乔木）。时年才34岁。开幕词中有“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两句，后来脍炙人口，就出自这位年轻秀才之手。毛泽东不掩人之美。

又一阵热烈掌声，刘少奇作政治报告。这是八大最主要的文件。

它的起草历经一年有余，数易其稿。直到刘少奇上台报告的前一天，报告稿还在修改之中。可见政治报告的准备既充分又显仓促。预备会上压缩了近一半文字，仍洋洋近5万言。这年，刘少奇已是望甲之年，但精力旺盛，站在讲台上连续作了4个小时报告，大会持续到傍晚七点多。

政治报告各节标题开列如下：

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二、社会主义改造；

三、社会主义建设；

四、国家的政治生活；

五、国际关系；

六、党的领导。

这里不可能也没必要详细复述政治报告的内容，只想说到3点。

一是关于国内形势和党的总任务。刘少奇指出，经过1949年和1956年两次胜利，中国的内外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帝国主义势力被赶走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消灭了，封建地主也已消灭，富农阶级正在消灭中，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在转变，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变成社会主义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知识界已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国内各民族团结友好，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国际地位提高了。党现时的任务是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尽可能地迅速地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

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

党的总任务的提出，标志着中共从革命转向建设的明确意识。报告内容的主要篇幅也是对建设的论述。为了更加突出这个主题。9月27日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有一段更加集中和明确的论述。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这段话中有一句“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后来，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诟病。从义理上讲，凡“先进”的制度只能是适应现实生产力的制度。生产关系无论超越还是落后于生产力，都无“先进”可言。然而，这句话是含着一个合理用意：其一，它暗含着生产关系有跑到了生产力前面之嫌；其二，它强调再不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而应专注于发展生产力。后来恰恰在这两点上走偏了方向。

二是关于扩大民主。报告提出要加强监督，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要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职权；要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反对大汉族主义；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实行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强调国家工作中迫切任务之一是健全国家法制。

扩大民主体现了年初以来毛泽东一再强调的一个主题。它基于这样一种判断：阶级基本消灭以后，国家专政的职能在减少，民主的职能在扩大。八大期间，毛泽东在向外宾介绍中国情况时说：

我们胜利只有七年，基本上解决了肃反问题。我们的专政机关如公安部门、监察部门、法院、公安部队的作用，在国内范围内（不是国际范围），至少已经丧失了十分之九以上，……我们的政权，专政的职能只剩下十分之一了。即对反革命分子专政。……专政的范围缩小了。

刘少奇在报告中，关于健全法制的论述，今天读来尤其感到亲切。刘少奇说：过去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完备的法制就完全必要了。

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护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

关于扩大民主健全法制问题，也是八大大会发言中的一个重要话题。然而，从直接诉诸于群众行动，转到依靠法制，这种历史必要性很难说已被多数人充分理解了。

董必武在发言中就提到，少数党员干部对法制不尊重的种种现象。他说，过去一切革命都是在突破旧法制中进行，“这种仇视旧法制的心理可能引起对一切法制的轻视心理。”建国后发动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仇视一切法制的心理。”

不幸而言中。这种历史的惰性使八大期望的法制建设很快就被群众运动所打断。这又不能不令人对八大常怀历史的抱憾。

三是关于对外政策。这涉及到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估计。刘少奇报告中认为，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对我有利。世界局势趋向于缓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世界的总的趋势是光明的。”只要共同努力，和平事业终将取得胜利。报告还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怕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我们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包括美国。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共八大的基本精神与苏共二十大和平共处路线是一致的。这并不只是一种维护苏联的外交需要，同时反映了中共这段时期对争取世界和平的信心及谋求缓和的外交策略。这还可以从大会的许多发言中得到印证。

陈毅说：国际局势肯定地趋向缓和。

张闻天说：各国之间一定要实行和平共处，这是当前国际上的主要趋势。

朱德说：只要加强团结，进行坚定的斗争，目前出现的和缓，就有可能转变为持久的和平。

陈毅又说：中国相信，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应该和平共处。我们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美国也不除外。

张闻天又说：我们争取同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

不过，细细分析，中共八大与苏共二十大的对外政策仍有不可忽视的差异。其一，中国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一，和平共处决不以损害主权为代价。其二，中共对苏共“三和”政策只肯定了“两和”，而对“和平过渡”政策，始终不表态，事实上有保留。和平共处并不是否认革命，放弃对他国革命的支持。相反，毛泽东在开幕词中，郑重地作出了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承诺。在这一点上，中苏之间潜伏着分歧。

一个群星灿烂的领袖集团

9月16日下午，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听取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周恩来作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

由邓小平来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多少有些越出常规，本身反映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革。

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同样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起草过程和更加广泛的讨论。其最重要的历史特点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对共产党执政以后所面临的特点和问题，有清醒的认识。邓小平指出：执政党的地位最容易使党员干部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产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甚至可能变成一个“脱离群众阶层”。因而，党章及报告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反对“三个主义”和“两个脱离”，坚持群众路线。其中的精彩论述在今天也可作警钟长鸣。

二是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为此，在制度上作了不少规定。这个问题的强调，不仅因为它任何时候都是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也不仅是因为执政地位使这个问题显得尤其重要，而且直接地是为了吸取斯大林的教训。

邓小平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他谈到了十分敏感的领袖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说，我们从不否认领袖的作用，但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他说：

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了对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

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持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及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虽然主要是“以苏为鉴”，没有着重论及中国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但在八大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命题，的确意义重大。只可惜，正如邓小平所说：个人崇拜有长远的历史。八大的预警并没能阻止中国重蹈苏联的覆辙。

其三，八大党章最耀眼之处，在于它对中央领导机构设置的改革，以及由此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可谓群星灿烂的领袖集团。

中共第一代成熟领袖集团的形成，始于遵义会议，成于延安整风。他的核心是“毛刘周朱”，后来加上任弼时。1950年任去世后，增加了陈云，称“五大书记”，相当于中央常委。只有主席，没有副主席。1956年4月，最初提出的《党章》草稿，仍延续旧制。只增设副主席1名。谁为副主席，显然是刘少奇。刘提出增设几名副主席，毛泽东同意。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讲话，特别讲到此事。他说：究竟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中央设几个副主席。随后，中央政治局达成共识。同时确定增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设立中央书记处（与原书记处不同），置于政治局及常委会领导之下。毛泽东又提议中央书记处设总书记一名，由邓小平任总书记。并且提议党章中增加“必要时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职”的一款。

8月22日和9月13日，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专门就设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问题作了两次讲话。这已是他第二次谈及此事。他说：

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

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起，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

显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国家安全，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同时，毛泽东也明确流露出他将退居二线的考虑。他说：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作“跑龙套”的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派一个名誉主席。

毛泽东特别地推举了邓小平。他说：“至于秘书长改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

邓小平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泽东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

邓小平说“不顺”，显然不只是名称上的不顺。

毛泽东特别地赞扬道：

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和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上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紧接着，毛泽东向大家推举陈云。他说：

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和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

陈云建国初期，在遏制通货膨胀的野马，打胜经济战线上“三大战役”中，在组织统购统销和对资改造中，在组织实施“一五”计划建设中，显露出卓越的经济管理才能。深得毛泽东的赞誉。毛送他一个字：“能”。至于邓小平，早在淮海战役中已显露出统帅之才。

八大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名列如下：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以上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陈伯达、康生、薄一波。

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毛泽东在评价邓小平和陈云时，都用了“公道”、“能干”二语。这就是德与才。八大的第一代领导机构，确是群星灿烂。八大形成的毛、刘、周、朱、陈、邓六大领袖，或德高望重，或才华横溢，众望所归。谁也不会怀疑，他们能把中国带上社会主义美好的未来。

一条积极稳妥均衡发展方针的形成

相比较而言，八大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和周恩来作的关于“建议”的报告，在它形成过程中，经历了较大反复；在它提出以后，也没有真正统一过认识。

前面已讲到，1956年初开展反对右倾保守的斗争，不仅影响到当年的计划，而且直接影响到“二五”计划的编制。1955年8月最初设想“二五”计划时，曾经有过一个比较冷静的指标轮廓。到1956年初，国家计委提出的“二五”计划初案，指标直线上升。要求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997亿元，粮食产量6400亿斤，棉花产量7000万担，这就要求每年以19.1%、10.3%、16.4%的速度增长。这个方案在4月份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主张1962年“把钢搞到1500万吨”，比1955年增长几倍。

这样的速度是无法实现的。使计划编制中的财政收支、物质供应无法平衡。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急躁情绪，指标居高难下。从5月开始，周恩来、陈云等为遏制急躁冒进情绪作了不懈努力。反冒进，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制定一个稳妥的实事求是的“二五”计划。这时，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已去莫斯科。从7月开始，周恩来亲自主持“二五”计划的编制，在起草两个文件时不断地降温，压缩指标。

鉴于“多、快、好、省”口号提出后，人们只知求多求快，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周恩来在他的报告稿中先是在这个口号之后，加上“又安全”三个字限制词。随后，他在一份书面意见中，率直地提出：“这个口号需要斟酌”。最后，他在两个文件的稿子中全删去了“多、快、好、省”的口号。

李富春去莫斯科，是去征询苏联对“二五”计划的意见的，这不仅是尊重苏联的经验，更主要的是“二五”计划的建设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苏联提供的援助规模。8月17日，苏方约见李富春，对中国的“二五”计划积累率从22%跳到26%，“感到惊奇”；认为“二五”投资比“一五”增长两倍“太大了”；苏联供应设备很难保证，“希望中国同志了解苏联的困难”。也就是说，苏联援助不可能大幅度增长，而且有可能收缩对华援助。9月1日，苏共中央正式复信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中国要求为109个新建企业提供技术援助将予以满足，但所需设备，要从1961年起才能开始供应。

薄一波回忆说：“苏联的答复，对周总理主持修改的‘二五’计划草案被中央采纳起了有利的作用。”9月13日，毛泽东两次给周恩来写信，同意了“建议”和“建议”报告两个文件。表示：“看了一遍，很好”，“你的报告全文很好”。

于是，提交八大的“二五”计划建议，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计划。规定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2205亿元，粮产量5000亿斤，棉花4800万担，分别比年初计划降低27%、21%、46%。

更重要的还不在具体指标，而在于周恩来在八大提出了一条积极稳妥的建设方针。他提出：

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

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

第四，应该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

这条积极稳妥的建设方针，在八大得到了积极的反响。成为大会发言的主题之一。大家坦率地说到了近几年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李富春说：国民经济各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一方面过分突出和过分落后，都会引起比例失调。

薄一波说：正确地解决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

李先念说：投资比例应作适当调整，既要照顾国家建设，又要照顾个人消费。

邓子恢说：没有重工业的发展，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但是如果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发展的要求，结果只有使工业化速度被迫降低，或者使工农联盟关系紧张起来。

贾拓夫（国务院四办主任）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轻工业也必须积极地相应地发展。

……

这条现实主义的建设方针在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得到明确的肯定。决议中说：

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然而，这只是暂时的或者表面的意见一致。后来，“大跃进”发动之时，这条方针受到了严厉批评，八大确定的“二五”计划方案也被丢弃。在经历了“大跃进”严重挫折之后，毛泽东回过来想起了周恩来搞的那个计划。1960年6月18日，他在《十年总结》中，深有感慨地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3年的余地，多么好啊！”

一种“大计划小自由”经济体制的构想

9月20日，陈云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大会发言。陈云的发言虽然也是个人发言，其意义非其他大会发言相比。这不只因为他是八大即将选出的六大领袖之一，更因为他发言的内容，不是讲政策，而是讲体制。这就触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问题。

陈云的发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陈云是最早觉察到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缺陷的一个。他的认识不是借助于某种理论，完全是对实践的观察。

从社会主义高潮，尤其是城镇对资改造和手工业改造高潮出现之时，陈云就遇到了许多新问题：改造过程中，为限制私人工商业的许多措施不能用了；由于改造过急，手工业和服务业合并过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服务不周，造成居民生活不便；农业合作化过急，家庭经营减少，导致部分农副产品生产下降。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只顾生产大路货，不愿增加品种，产品货不对路；……

有人说：资本主义生产“大范围不合理，但小范围合理；我们现在是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陈云觉得有道理。

如何解决“小范围不合理”问题呢？他主张改变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实行选购办法；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应有很大一部分实行分散生产、分散经营；在坚持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前提下，对部分农副产品的实行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供销合作社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禁止互相封锁；价格政策必须有利于生产；国家计划管理办法，应有适当变更，做到“管而不死”。既要管好市场，又不把市场搞死。

在八大发言中，陈云归纳他的上述思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总体构想：

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陈云自己把这种设想称之为：“大计划小自由”。

在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刚刚在中国落户之时，陈云就觉察到它的缺陷，并试图作些改革，的确言人所之未言。正如毛泽东评价说：“他看问题有眼光”，“很尖锐”。

当然，陈云也不是独步幽谷。

在八大发言中，仍有不少人涉及到所有制和经济体制问题。最值得一说的是耿介之士邓子恢。

1955年为了合作化的速度问题，邓子恢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的争论，后被批判为“右倾”，“小脚女人”。邓子恢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曾与毛泽东一起创建中央根据地，双方的了解非同一般，因此有此一争。毛泽东当时也还只当是认识问题，邓子恢也没有因此而三缄其口，他对农业合作化高潮后出现的问题十分关注。

在八大发言中，邓子恢放言：不要“以为合作化以后万事大吉”，他主张农业合作社经营应采取“大的集中，小的分散”，“主要公有，次要私有”。八大以后，各地农村出现农民闹退社的风潮，引起邓子恢的高度关注，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来整顿合作社和实行责任制。此是后话。

一些省市区委书记如周小舟、李井泉、林铁、乌兰夫、王恩茂等都谈到农业合作化中过分集中统一、过分强调一切公有化，社越大越好等倾向。

还有一些部委和省市委领导对于手工业、商业过分集中，中央集权过多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这一时期，毛泽东本人也在思考体制问题。《论十大关系》中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等内容，都触及到体制。他对中央计划管得太死也十分不满意。他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种思路：下放权力，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这就是近年所说的“行政性分权”），同时直接诉诸于群众运动来弥补计划的缺陷和资本的缺口，打破计划的框框以促进高速发展。

但毛泽东也有过“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惊人之论。

那是在1956年12月5日和7日，毛泽东两次约见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谈话，与约者有陈叔通、黄炎培、盛丕华、胡欣文、荣毅仁、李烛尘等。

资本家怕定息取消太快。毛泽东说：取消定息不要来个高潮，资本家要拿多久就拿多久。

资本家担心再有两年是否会被一脚踢开。毛泽东说：现在看起来苏联消灭阶级，消灭太早了，不能使用资本家的能力。我们把资本家当成真正的财富。

毛泽东说：现在自由市场还有资本主义，虽然没有资本家。上海地下工厂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

他说：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太早，只搞两年退却就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

他的话转到中国，说：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这是一个多么新奇的思想！这与他1955年讲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怎么相衔接呢？

或许，1955年讲的是战略目标，这次讲的是策略上的退却。不过这一“退却”，毛泽东设想的是20年甚至100年啊！只可惜，这个思想就像流星飞过，没有贯彻到底。两年之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浪潮中，所有大小私有经济，真的几乎“绝种”了。

但毛泽东“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话，给我们留下了思想的光芒。

毛泽东广会宾朋畅抒胸臆

八大期间，毛泽东的日程中，很大一部分是会见前来列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宾朋如此之多，常委们不得不一齐出动，有时集体会见，有时分头会见。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如此多的世界共产党首脑会晤。各国代表团中，许多都是由总书记率领。如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民主德国的乌布利希、波兰的杜克洛、西班牙的伊巴露丽、法国的雷曼等等。当然，地位最显著，人数最多的是苏共代表团，以米高扬为首。

这是一次世界共产党首脑的大聚会。

在众多代表团中，有一个代表团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南共1948年被斯大林革出共产党情报局的以后，与苏共、与所有共产党都失去关系。斯大林逝世后，苏南关系的重归于好，1955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讨好铁托，成为轰动东西方的重大事件。

当初中共对苏南冲突情况并不清楚，只是要与苏共和斯大林保持一致，1948年批判了南共。但1949年情报局骂南共和铁托是刽子手、希特勒分子时，中共没有表态。新中国成立，南斯拉夫立即宣布承认中国。碍于苏联的关系，中国未予响应，与南建交。但也没有断然拒绝，留有余地。苏南关系松动后，赫鲁晓夫致函并派人来华通报情况，希望中国采取一致行动。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议后，答应了赫氏的要求，1955年1月与南建交。

9月24日下午，毛泽东单独会见了南共联盟代表团。与他们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谈话。毛泽东首先对中共曾写文章批判过南共表示歉意。他说：“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同时坦诚解释说：“苏联朋友不愿意我们和你们建交……我们不同意也难办。”

毛泽东的这种坦诚态度，想必会得到维塞林诺夫带领的南共客人们的理解。其实，这时，毛泽东对南共和铁托曾受到的压力，在感情上是怀有同情的，因为有同感。他自己也是多次受共产国际压的。中国党曾经4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一次是王明“左”倾路线；第二次是王明右倾路线；第三次是战后斯大林支持蒋介石，不让中国革命；第四次是怀疑他是半个铁托。

毛泽东说：

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当然没有作决议说毛泽东就是铁托。我对苏联同志讲过，你们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现在他们不承认。从何时起才摘下半个铁托的帽子呢？从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以后，才摘下了这个帽子。

毛泽东说：“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同列宁不同，“斯大林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说：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

毛泽东讲现在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是批评苏共的，或许包含着批评米高扬的意思。米高扬这次在八大会上，仍然显示出一种大国大党心态。他9月17日的贺词有点文不对题。其他兄弟党代表的发言，以歌颂友谊，赞扬中国革命成就为主。而米高扬的发言，大量篇幅是在颂扬苏联共产党的成绩、十月革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作用，认为西欧革命的原动力来自俄国，革命中心在俄国等等。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进步，每一项成就都是“根据苏联的经验”而来的。这使毛泽东甚为不快，借故不出席大会，以示抗议。后来多次谈到这件事。

如果对中国党还只表现一点大党心态，那么对其他小党的代表，就有些倨傲无礼了。就在八大期间，同为中国的客人，米高扬对待英共总书记波立特竟粗暴地训斥，这使波立特满腹委屈，在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时，谈到这件事，竟悲伤地掉下了眼泪。

针对这件事，周恩来专程拜访了一次苏共代表团。这时，米高扬不在场。朝鲜国内发生了某种紧张情况，米高扬与彭德怀分别受各自中央的委派，赶赴朝鲜协助处理。周恩来同苏共代表团成员波诺马廖夫、卡波托诺夫等举行了座谈。周恩来说：兄弟党之间必须要有兄弟间的平等关系，而不应是父子关系。长期以来，在大党与小党之间，或在执政的与在野的共产党之间没有建立起正当的、平等的、互帮互学的、相互信赖的关系。这是很不正常的。这对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发展是极其有害的，是不应有的，也是不能容许的。对我们的兄弟党，不管它大小，也不管它执政与否，都应该一律平等对待。坚持以老子对儿子的态度，是不能容许的。

接着，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谈到英共总书记受到委屈的事。他说：英共代表波立特是应我党的邀请前来我国，参加我党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是来庆祝我党代表大会的客人，在我们这里他同其他各党的代表都是平等的。难道他到了我国，还要受别人欺侮么？！可是有一次，即几天前，我们同英共代表波立特交谈时，他表示在同你们（苏共代表团）来往和会谈时受到了委屈。他遇到了怎样的困难，我们不知道，但当他转述他们同你们党之间的关系时，悲伤地掉下了眼泪。使外国的同志受到这样的压力和难堪，这是极不正常、极罕见的。我们觉得这是使我们感到极其不光彩的事。所以特地转告你们，请予以注意。

波诺马廖夫和卡皮托诺夫一边听着，一边发傻似地望着周恩来，一言不发，也没有明确表态，只是支支吾吾地解释说，他们对这件事不甚了解，但是注意到了我们提的意见。

毛泽东最不满的就是这种老子党的作风。岂止不满，而且有“三肚子的火”。

1949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一见到斯大林，便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他想将多年积郁向斯大林诉说。这是信任斯大林，捐弃前嫌的表示。然而，斯大林没有给他机会。把话题岔开了。他高姿态地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说明的机会。中苏友好的大局为重。苏共二十大以后，时机终于成熟。

9月18日，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两次会见苏共代表团。并举行会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参加会见。这种会谈并非只是礼节性的。话题之一，就是斯大林和苏共对中国革命犯的错误以及父子党的不正常关系。

除上面两次集体会见外，据师哲回忆，毛泽东还有一次与米高扬的单独谈话。地点在政协礼堂小会议厅（临时餐厅），时间是晚餐后的桌旁，人员只有毛泽东、米高扬，加上师哲、马列两个翻译。

也许是这种非正式的不拘礼节地点和方式，毛泽东更能表露自己的心迹，他一吐积郁多年的胸中块垒，话语也就十分尖锐了。

毛泽东从中共历史上各个时期“左”右倾机会主义谈起，不时涉及到国际方面，包括苏联。

毛主席带着不满的口气说：

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做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就要开始讲了，甚至还要骂人了。我们的嘴巴，你们是封不住的……

中国党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由于最初时期的幼稚和缺少经验，老是左右摇摆，时而犯右倾错误，时而犯“左”倾错误，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较长，因而它给党带来的危害和损失也最大……

这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盲听盲从盲动的结果。也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好似老子党与儿子党之分的不正常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结果。不管口头上怎么称作兄弟党，事实上一个党竟可以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正常关系。我发号施令，你得听话、服从，不管我说得对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另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面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

“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最严重、最根本的错误是打击、排齐正确领导，否定、抛弃从实际出发制定出来的正确路线，使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受损失……

我们党的幼稚、缺乏经验，主要表现为一些人的无知、愚顽和刚愎自用。他们不相信自己而只一味听从别人的、远处的、外来的、奇异的、不切实际而耸人听闻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他们都一概当作圣物接受下来，照搬、照套、照用、照行，却不管其后果如何。这种盲从行为的责任当然不能由别人来负，而应由我们自己负责。但对这种盲从、盲目听信别人所造成的后果，却不能不说清楚，讲明白。

披虎皮，拉大旗，借以吓人，是另一种幼稚无知的表现。

毛泽东越说越有些动气。接下来的话就更加尖锐了。

关于这一切，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还要写文章，或许还要骂人。我是说，假如没有地方讲话，就写文章；假如憋不住气了，就会骂人的。我们有这个民主权利，就要使用它，谁也封不住我们的嘴。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不平则鸣”。我们要说话，要写文章，也就是本着这个意思而来的。总之，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

米高扬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只是认真地倾听。师哲回忆说：“他究竟听懂了多少，明白了多少，无从知晓。不过我想，米高扬从毛泽东的一些用语和措辞上，如‘老子党’、‘儿子党’、‘一方发号施令，另一方得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往往危言耸听，借以吓人’，以及‘过去我们憋了满肚子气，有气无处出；现在就要出气了’等等，总可以体会到什么的。”

毛泽东不只是对着米高扬说，他的话很可能包括了他原来想对斯大林、莫洛托夫讲的若干内容。

毛泽东讲这些话是注意场合的，对于其他众多的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主要是为苏共补台的，把维护苏共视为大局。

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几乎所有来访的代表团。其中有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等。多数场合亲切友好。这时，苏共二十大成了各国党关注的热点问题。不少国家，尤其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在会议中坦言，苏共二十大以后，国内、党内发生波动、混乱和危机，处境维艰。有代表直言：“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报告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对兄弟党的困难，毛泽东表示同情和理解。他说：“有些问题我们可以写冠冕堂皇的文章，我们也已经写了。”至于谈到苏共二十大揭发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肯定的多，批评的少。他说：

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

毛泽东说，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家长制。以前思想控制很严，深过封建统治，甚至有些君主也比他开明些。不是今天杀人，就是明天杀人。捉人、杀人、刑讯逼供均是封建主义，同志之间的猜疑也是旧社会的。

毛泽东十分不同意借口说因为受到敌人包围就得大批捉人杀人。他说：那么列宁受到的包围不比列宁去世以后更厉害吗？列宁在世时杀人就少。我们在江西、在延安时，敌人的包围也很厉害，我们那时就已经纠正了错误。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错误，原因主要不在这里，而在于他在认识上离开了马列主义原则，离开了唯物主义，犯了主观主义错误。有人说斯大林性格粗暴。性格粗暴，就是任性。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避免这种现象。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但缺点是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机会。

对于苏共新领导，毛泽东只是提出一点批评，认为他们在批斯大林时没有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说：“这是道德问题，打死人的问题。”

关于如何对待苏共二十大以后的苏联。毛泽东态度很明确：维护苏联。他对英共总书记波立特说：

苏联一般来说，总是好的。他们有四好：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主力军、工业化。当然也有阴暗面，有些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次要的，尤其是我们要支持赫鲁晓夫等同志，敌人正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攻势。我们应该支持苏联。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在莫斯科。帝国主义怕苏联而不怕中国。列宁主义从十月革命以来已经40年了。二次大战时苏联是主要的反法西斯力量。苏联已经大大地工业化了，今天是唯一能对付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我们以苏联为中心，一个头。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头，那能有两个头！一个阵营一个头，只有它有资格。在军队里也只有一个总司令，别的就是副司令，苏联就是总司令。我们支持苏联为中心，这对社会主义运动有利。

毛泽东说这些话是从大局出发的，也是真诚的。

毛泽东还向正在革命的政党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经验。

八大是一个历史起点，毛泽东从此走上世界共运的舞台。他目光远大，不仅规划着中国的未来，也关注着世界革命的前途。他希望中国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他也代表中国党为各国的革命斗争作出了更大的承诺。

6 波匈动荡 苏共集团初乱章法

克乱劝和 中共首脑两赴苏东

波苏关系恶化，毛泽东反对苏联出兵干涉波兰

1956年10月19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紧急晋见刘少奇，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一个通知交给刘少奇。

通知说：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苏军撤出波兰。苏联根据华沙条约有权驻兵波兰，有义务保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继续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电报中表示，想知道中共的意见。

从10月17日起，外国通讯社盛传：波兰境内苏军调动频繁，华沙空气非常紧张。

情况异常紧急。10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苏共的答复。毛泽东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会场议论纷纷，与会者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说：事不宜迟，我们应马上警告苏方。

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就紧急约见苏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劈头对尤金说：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意然不顾我们的劝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

尤金满头大汗，连声“是”！“是”！迅速退走。

此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代表团正在华沙与波兰工人党中央紧张谈判。

波苏关系的恶化，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大体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波兰领导人被迫照搬苏联全盘集体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导致物资匮乏，人民生产困难，激起民愤；二是长期以来苏联大国主义和苏东“父子党”的格局，使波兰国内形成了强烈的反苏民族主义情绪。两股力量汇合，在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的影响下，终于爆发。6月就发生了波兹南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军警镇压，造成流血事件。不满的浪潮迅速蔓延，演变成政治斗争。

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迅速召开七中全会，决定实行经济合理化和政治民主化，并改善人民生活。会后，政治改革的呼声高涨。许多人公开要求彻底改组党的领导机构，让前总书记哥穆尔卡重新上台。

哥穆尔卡是被斯大林赶下台的。1949年，开除铁托后，斯大林在东欧各党中进行了预防性大清洗，把有某种独立思考的领导人或砍了头，或下了狱。哥穆尔卡当时提出“走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被指责为右倾民族主义者，关进了监狱。直至1954年才被放出来。

苏共感到，哥穆尔卡重新上台是个威胁。怀疑波兰有摆脱苏联，投奔西方的危险。更有甚者，波党中央许多人要把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开除出政治局。

罗科索夫斯基何许人也，他生在波兰，长在苏联。本是斯大林属下的一名苏联元帅。为了控制波兰，1947年，斯大林把他派回到波兰，担任国际部长。

10月18日，苏共中央派出由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四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达波兰。此时，苏联已出动了军队，对华沙形成包围之势，逼迫波党作出让步。

然而，波党态度强硬，19日召开八中全会，决定由哥穆尔卡率领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谈判。波兰人向苏联人解释说，民主化并不是破坏华沙条约。波苏友好仍是波兰外交的基础。在获得哥穆尔卡“真诚地忠实于人民民主制度和波苏联盟”的承诺后，赫鲁晓夫作出让步，命令部队退回原地，随后飞回莫斯科。然而，21日的波党选举，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终于没有被选进政治局。赫鲁晓夫甚感意外。

当天，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电，告知苏波谈判情况。并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事关重大，希望中共派一代表团到莫斯科商谈，并指名刘少奇或周恩来去。

尤金退出后，约凌晨3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继续开会，决定派团赴苏，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4人组成，师哲任翻译。

会后，毛泽东再次同尤金谈话，次日再谈。

毛泽东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波兰不像马上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但要改组政治局是坚决的。对这件事，有软的和硬的两手：硬的就是派军队去，把它压下去，软的就是劝他们，不听，则向他们让一步，承认哥穆尔卡的中央，经济上援助他，平等合作，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

由于苏东事态的发展，这时与八大期间相比，毛泽东对于批判斯大林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八大时强调的是批判的必要性，现在强调了批评的方式及其消极后果。毛泽东说：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我们认为，应在保护斯大林的前提下，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这样不至于丢掉斯大林这个武器。毛泽东当着苏联人的面提出：责任不应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其他人也应承担责任。

尤金把毛泽东的两次谈话内容，用电话报告了赫鲁晓夫。

刘少奇、邓小平赴苏劝和，毛泽东敦促苏联出兵匈牙利

10月23日清晨，刘少奇、邓小平一行紧急出发，飞往莫斯科。行前确定：此行任务是调解，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只分别同苏共或波党会谈，不参加波苏两党会谈。

当天下午，飞机抵达莫斯科。有些蹊跷，赫鲁晓夫亲自出马到机场迎接，已属例外，更奇怪的是机场上只有他一人。明显地，赫鲁晓夫想与中国同志谈些私房话。

这时，赫鲁晓夫遇到了不小的麻烦。波兰的动荡，如脱离苏联，不仅危机到苏联的利益，而且危及到赫鲁晓夫本人的地位。主席团已有不少人抱怨，波兰的动乱是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的。赫鲁晓夫有些乱了章法，希望得到中国党的支持，给他出主意。一上轿车，立即拉上隔音玻璃，与刘少奇咬起耳朵来，到达下榻别墅，仍未停口，话说得杂乱无章，有些慌乱。他希望中国同志劝劝波兰领导人。

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我们支持你们。

赫鲁晓夫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第二天（24日），刘少奇一行到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刘说：波兰和匈牙利民族情绪高涨，同斯大林时期的大国主义有密切关系，而这种大国主义至今没有彻底克服。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承认独立原则和平等原则。

刘少奇向赫鲁晓夫转达了毛泽东关于解决苏东关系的设想：苏联可否采取一种根本性的政策，这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放手，让他们自己搞，不加干涉，以巩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接着，刘少奇建议苏联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各国的问题如何解决由他们自己决定。

谈话中，刘少奇已对苏共有很多批评。提出苏联人总爱强加于人，随意公开批评外国党。他建议兄弟党之间应多磋商，不要自以为是，超人一等。

刘少奇的话富有感染力，赫鲁晓夫低下头只是听，所有人都在听，似乎有所触动。只有福尔采娃听不下去了，想走，被赫氏严厉的目光制止。

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前来拜会中共代表团，诉其苦衷：如果苏军退出波兰、匈牙利，其他国家必会效仿，华沙条约就垮了。刘少奇表示赞同。但在说话间，毛泽东来电话：希望苏联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能够自主。刘少奇向苏联领导转达了毛的意见。谈话持续到深夜两点，苏方终于同意发一个声明。

毛泽东的这个设想多么具有远见！战后出现两个国家集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几十年后，东方集团土崩瓦解，西方集团虽也冲突频繁，终究保持了盟国关系。其原因固然复杂，集团内部关系模式不同，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盟主与盟员的关系，越是强控制，越是缺乏弹性，就越易于走向破裂。斯大林不明白一个道理：捆绑不能成夫妻。他的后任也不明白这一点。他们总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总是把国内的控制手段运用到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结果包袱越背越重，国力越耗越大，积怨却越积越深。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强求一致，使东欧各国政策脱离国情，经济停滞，养成动乱的根源。

不过，在这个关键时刻，赫鲁晓夫口头表示同意毛、刘的建议。

经过中共的耐心劝和和苏波之间激烈的辩论，苏波两党终于在莫斯科达成协议：苏军可暂驻波兰，但不得干涉驻在国主权与内政；苏军调动须征得波政府同意。双方在相互平等，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10月30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发表了改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宣言。宣言基本上是按刘少奇发言的内容起草的。宣言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犯了错误，表示今后将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同有关国家改善关系。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予以支持。声明指出：“苏联政府的宣言是正确的”，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表示支持波兰等东欧国家独立自主的要求。中国政府的这个声明，形式上是支持苏联的声明，事实上是支持波兰等国家争取国家独立主权的要求。声明发表，在东欧各国受到普遍欢迎。然而，苏联领导人这个时候讲这个话，也是不得已而吞下的苦果。他们没有也根本不会放弃对东欧各国的控制的。

无独有偶，正当中共劝和，苏波达成和解协议之时，匈牙利局势异常紧张起来。从10月下旬起，军警同示威群众不断发生冲突。

匈牙利事件虽同波兰事件有相同的背景，但情况更加复杂。新任总理纳吉10月15日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呼吁停止冲突，宣布释放罪犯，要求匈牙利“中立”，建立多党制政府，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请求联合国和苏、美、英、法四国保护匈牙利“中立”。纳吉还误以为中国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误以为中国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是“自由化”运动。国外敌对势力也大肆鼓噪。匈党第一书记卡达尔束手无策，请求驻匈苏军协助恢复秩序。这时国内敌对势力进一步策动匈牙利军队叛变。

赫鲁晓夫此时迟疑起来，举棋不定。10月30日决定从匈牙利撤出苏军。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等人均感意外，讨论了一天，分析了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让反革命分子在那里统治，结果多少万人头落地；二是苏军不撤，采取进攻政策，把反革命镇压下去。议来议去没有结果。当晚，刘少奇打电话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这里出现两种说法：一种是师哲的回忆：“主席表示，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来，跟他们商量。他倾向于进攻，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为好”。

另一种是当时任新华社社长，列席中常委会议的吴冷西回忆：10月30日晚，中常委开会，毛泽东决定：电告代表团，立即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声明受中共中央委托，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

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都肯定毛泽东主张“进攻”，但口吻大不一样，一种是协商的口吻，一种表示强硬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毛泽东已产生一个策略思想：让反革命分子多暴露一些再行动。

刘少奇如何与苏共领导人交涉的呢？又有两种说法。吴冷西说：第二天（10月31日）刘少奇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严厉地指出：苏共这个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

但根据师哲回忆，刘少奇、邓小平都是采取商量的口气，分析利害。但主张“进攻”，态度是鲜明的。赫鲁晓夫面有难色，说主席团一致主张退让。刘少奇只好作罢，开玩笑说：昨天我们劝说你们撤军，你们不同意；今天你们又来劝说我们非撤不可。会场上的人都笑了起来。

师哲的回忆似乎更为可信。一则他是当事人，二则符合情理。当时情况紧急，又未曾遇到。进攻与退让都会留下隐患。中、苏两国领导人都难下定断。《赫鲁晓夫》传记作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写道：“几乎天天都召开主席团会议。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其他主席团成员都无法作出任何坚定的决定：有一天，他们倾向于进行干涉，但第二天又改变了想法。”

最后，赫鲁晓夫决定进行武装干涉。11月1日，刘少奇、邓小平启程回国，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到机场欢送。纷纷感谢中国党的帮助，赫鲁晓夫告诉刘少奇：昨晚苏共主席团已决定采取进攻方针。刘少奇笑道：你们今天的讲话又跟我们昨天的讲话一样了。

在得到中共的支持后，赫鲁晓夫在马林科夫陪同下，飞抵华沙和布加勒斯特，会晤波、罗、捷、保领导人，取得一致。接着又飞抵布里俄尼岛，与铁托会晤。苏南关系刚重归与好，赫氏极想把南拉回阵营。出人意料，铁托竟同意了苏共的决定。11月4日，苏军开进布达佩斯，镇压了匈牙利叛乱，帮助卡达尔建立了新政府。纳吉躲进南斯拉夫大使馆，后寻机逃出国境，却被苏军截获，随后被枪毙。南斯拉夫提出抗议，苏联不予理睬。刚刚修好的苏南关系由此重新恶化。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

波匈事件使中国领导人警惕起来。

11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刘少奇邓小平汇报。刘、邓认为，苏联人大国沙文主义由来已久，引起兄弟党的强烈不满，苏共领导人虽感到过去的一套不灵，但并未觉悟必须改辕更辙；东欧国家民族主义情绪也由来已久，于今尤烈。各自夸大民族特性，否定国际共性，出现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

11月4日，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说，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东欧各国党内出现动摇分子和变节分子，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作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毛泽东说，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不仅要顶住，而且要反击。

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说。他从匈牙利事件讲起，批判“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分子”，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根源不仅仅是个人崇拜，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他批评阿尔巴尼亚的霍查、谢胡，匈牙利的科拉西和格罗及其他东方国家领导人是“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批评匈牙利领导人“请外国军队来教训自己的人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认为，“匈牙利的事件可能是最后的一次悲剧”，因为在一切党内，一定有比斯大林分子看得更远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他号召把各国党内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

铁托从制度上来寻找斯大林错误和波匈危机的根源，不能说不深刻，但他关于‘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分子”的讲法，似乎与西方国家反苏反共相呼应，使已陷入危机的东欧各国领导人惶惶然。当时，人们还不能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区别开来，不能把社会主义制度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模式区别开来。因而，铁托的演讲引起了东西方共同的关注。

此时，正是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开会期间（11月10日至15日）。铁托的演说引起毛泽东的警惕。联系到波匈事件及国际局势，毛泽东的忧虑心情凝重起来，不无担忧地说：“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感到在批评斯大林及苏联领导人错误的同时，有必要起来保卫斯大林的总体形象和地位，保卫十月革命。相应的，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也越来越持批评态度。不仅是否定斯大林问题，还有和平过渡问题。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

关于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

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是不是？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八届二中全会议程，当然不只是讨论波匈事件，还有“二五”计划等问题。但所有议题都贯穿着一种思考：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在政治上，有两点比较一致：一是要镇压反革命，二是要发扬民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然而，在经济建设方针上，看法则大不相同。

刘少奇在《目前时局问题》报告中，总结波匈事件教训后说：

我们应该注意把工业建设速度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还高兴，还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

慢一点，右一点，还有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快一点，慢一点不是失掉立场问题。

周恩来总结苏东教训，说：

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

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那么，人民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

应该承认，（“一五”计划）错误也不少……1953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

周恩来提出1957年应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方针。周的建议，得到多数人赞同。但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要“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波浪式地前进”，“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的这些话，委婉地批评了“反冒进”。

毛泽东更多的还是关注政治问题。八届二中全会后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召开常委会，关注东欧事态的发展。大家都认为，铁托反“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分子”，完全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污蔑。这种污蔑，是帝国主义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

毛泽东说：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它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

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与“一论”一样，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毛泽东修改定稿。文章两面作战：既讲斯大林的错误，又维护斯大林主义；既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强调各国独立自主，又反对“小国沙文主义”，提倡国际主义；既反对教条主义，又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维护十月革命。文章旨在克服思想混乱，呼吁“要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这时，毛泽东在八大讲的，以后要写文章、要骂人，批评斯大林和苏联的错误的想法，不再提起。转而保护斯大林，维护“斯大林主义”。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使然。然而，这一转，尤其：“反对修正主义”口号的提出，也使从年初以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探索，受到很大的限制。到后来，在“反修”的旗帜下，完全走上了反面：从“左”面突破苏联模式。

周恩来出访波匈，为赫鲁晓夫补台

此时，赫鲁晓夫可谓陷入内外交困。国际上对东欧有些失控，在党内也遇到了激烈批评。他很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发表的“两论”对斯大林的评价，显然同赫鲁晓夫有所不同，且含有对苏联的批评之意。但赫鲁晓夫为了应付困境，对“两论”评价甚高。尤其《再论》，得到特别重视，苏联广播电台连续播放。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也趋于温和。

12月31日，克里姆林宫举行例行新年宴会，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出席。赫鲁晓夫从主席台跑下来，走到刘晓身边主动与刘拥抱，并说：“我读了中国发表的文章，它写得好极了，我同意里面的每句话和每个字。”赫鲁晓夫亲自邀请刘晓上主席台，坐在自己与莫洛托夫之间。这一举动非同寻常。

赫鲁晓夫在祝酒词中说：“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在谈到匈牙利事件时，他说：“现在有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

赫鲁晓夫把刘大使请上主席台，然后发表强硬讲话，有着重要象征意义。他显然想向外界表明：苏联内部是团结的，中苏关系是亲密无间的，西方不要指望苏联内部和中苏之间发生分裂。

1957年1月，周恩来中断他亚洲8国之行，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三国，是对赫鲁晓夫的一个支持。

亚洲8国的访问计划是1956年7月间就定下的。当时计划来年春天访问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11月29日，苏驻华大使尤金提出邀请周恩来访苏。12月初，波兰大使提出同样的要求。周恩来此时已访问过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正在巴基斯坦访问。在取得阿富汗、尼泊尔的谅解后，决定先访苏联、波兰，再访阿、尼。

消息一公布，南斯拉夫、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的邀请接踵而至。匈牙利尤为殷切。12月30日，匈驻华代办约见外交部代部长张闻天，恳切地说：“（周恩来）即使在匈牙利只逗留一天，对匈牙利也是很大的支持。”

1月7日，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赫鲁晓夫很希望周恩来能对匈牙利作一次短暂访问。这将表明中国是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叛乱和支持卡达尔新政权的。

周恩来报告中央同意后，决定答应赫鲁晓夫的要求，在访问波兰后访匈一天。赫鲁晓夫甚感欣慰。1月8日，苏共中央电告匈党中央，邀其全体政治局委员赴苏，举行匈、苏、中三方会谈。后因气候异常，匈党决定由卡达尔、马罗山二人赴苏，其他人折回。

10日，卡达尔等抵达莫斯科，周恩来首先同其单独会谈，继而举行中苏匈三方会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三方会议确定了中匈联合公报的主旨：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谴责西方在匈的颠覆活动，强调镇压反革命等。这时赫鲁晓夫又提出了一个动议：邀请铁托同时访匈，由中国调解匈南关系。周恩来与毛泽东电话商议后，认为不妥。显然毛、周对铁托已有不同看法，不愿此时此地讨论。

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的讲话，强调中苏团结以及各共产党国家的团结。1月18日发表的中苏联合声明，强调了“中国和苏联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友谊和相互协助的义务”，强调共同回击帝国主义的挑衅的决心。周恩来还同也在苏访问的东德代表团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强调，“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合作。

1月11日，周恩来抵达华沙，他的第一次讲话，又强调了苏联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但哥穆尔卡在致答词时却只字未提到苏联。显然哥穆尔卡及波兰党摆脱苏联控制的意愿十分强烈。在双方最后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宣布两国支持卡达尔政府，但未提到苏联的领导。周恩来支持波兰独立自主的立场，他重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之上。”

1月16日，周恩来率团从华沙飞抵布达佩斯，在匈牙利的访问不足24小时，却具有传奇色彩。其时匈牙利大乱虽过，余波未息，国内尚不安定。为了安全起见，双方商议，周的访问不发消息，也无欢迎场面，联合公报在周离匈后发表。周恩来乘坐一辆避弹车前往市区住地，后来盛传周是乘坐苏军坦克进入布达佩斯的，这是误传。但在周下榻的小别墅门口，确实停着苏军坦克，戒备森严。周在一天时间内在不同场合先后讲话5次，与卡达尔会谈近7小时。参加了有1500人与会的匈积极分子大会，这是应赫鲁晓夫的要求召开的。周还带去了中国政府对匈牙利政府两亿卢布贷款的意向。周的来访，是匈动乱之后第一位外国政府首脑的来访，对卡达尔政权是一个巨大支持。正如卡达尔、马罗山在莫斯科对周所说：重要的不是访问时间长短，而在访问这一事实本身。

周恩来对苏联、波兰、匈牙利的访问，是对正处于困境的赫鲁晓夫的支持。在欢送周恩来的宴会上赫鲁晓夫说：我们有权利把这次聚会“叫做春天的节日，叫作我们兄弟人民之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加强和繁荣的节日。”

这可视作赫鲁晓夫的真情流露。然而，赫鲁晓夫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对周恩来的补台心存感激。一方面又对周恩来的直言相劝心中不快。

此时的中苏关系，表面趋于热烈，内里却渐近冷淡。双方的分歧渐显。周恩来访苏不仅是去表示中苏团结的，还包含着对苏联的批评。中苏会谈必定不都是轻松话题。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各省、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到中苏关系时说：“我看总是要扯皮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他透露，他曾给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打电话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他说：“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手里还留了一把”。中苏关系“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可见，中苏关系徒有“亲密无间”的表象，实际上是一个“大体过得去”的状况。

第二章 沉重一页

1 纵观天下 毛泽东阐发正处宏论

应时而动 各阶层讨论内部矛盾

新中国的“多事之秋”

1957年初，毛泽东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

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多事之秋”，是毛泽东对于新中国进入社会大变动的历史转折时期之后国内外形势的基本判断。

所谓赫鲁晓夫闹的风潮，是指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反对个人迷信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这一突发事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同年6月和10月，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严重的动乱。从此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进入了大动荡的时期。这在上一章已经详述。

1956年的资本主义世界也是一个多事之秋。在诸多事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的爆发。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特别提到了这个事件。

在国内，1956年同样是多事之秋，屡屡发生群众闹事。

工人罢工请愿事件明显增多。

1956年全国总工会收到的报告和直接处理的罢工、请愿事件计86件，其中第一季度6起，第二季度19起，第三季度20起，第四季度41起。

总工会党组向中央报告说，在这些事件中，有共产党和青年团员带头参加，有工会基层主席参加，也有私方人员从中挑拨，在某些事件中还有反革命分子从中煽动。这些罢工请愿事件，往往都是从一些经济方面的因素挑起，一般都是由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作风引起的。

河北省定县某厂领导不同工人群众商量就变更劳动组织，工人提出意见，行政干部不仅不加以考虑，反而粗暴地威胁工人：“谁不上工，就扣谁的工资！”遂引起该厂34名工人罢工。

太原石膏厂从雁北调来的工人，在9月份即向领导提出盘热炕和挂门帘的要求，领导答应了这些要求，但一直拖到11月份天已冷了，还未解决。再加上食堂管理不善，工人常吃冷饭，引起工人不满，最后酿成罢工。罢工后，该厂领导才急忙解决上述问题，工人说：“火小时他们不救，火大了他们就急了。”

山西雁北马口煤矿录用临时工60人，1956年1月签订合同时，矿长对工人说：“给你们订长期合同。”后来行政干部才说是临时合同，要同工人解约。工人认为解约就是集体开除，形成争议。工人们联名向国务院和全国总工会写信控告。

河北怀来县五星制砖厂总厂两个月不发给工人工资，并随意降低工资发放标准，引起工人不满，导致罢工。厂长振振有辞：“发了工资，工人都走了怎么办？不发工资就可以把工人巩固住。”

农村不少地区出现闹社风潮。

1957年1月，陈伯达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福建省莲塘乡农业合作社一些问题的调查报告，其中写道：农村干部不但握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而且握有很大的经济权力，诸如产品分配权、财政、贷款、预购款的管理、支配权等等。一些干部不能正确地运用这些权力，严重脱离群众，为了自私自利的企图而滥用权力。违反党的政策，生活、思想蜕化，引起群众的反感。一些农民向调查组反映，一些干部的工分同他们差不多，或者还要少，为什么能够经常上饭馆？为什么能戴手表、用派克笔、听留声机？有的社员还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夏收余谷卖后有多少存款、用途如何。群众还反映，乡社干部是“官官相卫”，有的干部明说：“我们几个干部屁股相向，就不怕群众”，“什么人浮上来，就把他打下去”，与群众公开对立。

河北省委向中央反映：农村干部强迫命令成风，致使干群矛盾尖锐。如雄县北河口乡有的社员因对社的工作不满，要求退社，该乡党总支书记威胁说：“退社就是和国家分家，分了家，粮食局、供销社、农业社一律跟你们绝交。”昌黎县刘台庄乡农业社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动员”社员投资打井，一夜不叫社员回家睡觉，干部明言：“不缴不行，没钱卖人也得缴”。有的社员就把家中吃的粮食、烧的柴禾等卖掉来投资。有的社在搞生产竞赛时，严令社员不准赶集、不准经营副业。否则以“违反集体利益论处”。有的社员说，农业社限制副业，又不给预支借款，连买灯油的钱都没有，“农业社这种优越性实在受不了”。有的社员不愿受“制”，情愿缴纳罚款，也要享受“自由”，有的则干脆不辞而别，另谋生路了。

还有学生闹事。

据团中央办公厅统计，仅1956年下半年就发生学生罢课请愿事件30多起，参加学生达一万余名。这些事件的起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都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有关。

例如，南京航空学院招收的学生，本来就是高中毕业生，但在大学里学的却是中专课程，所以毕业后只能担任中专毕业生的工作。学生们对此极为不满，多次提意见都没有得到答复。到1956年9月，学生们自动集会，酝酿罢课，向学校提抗议。全校陷入混乱状态。

再如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们对课程安排不满，多次反应未获解决，再加上校刊对他们在生产实习中的表现有些措辞不当的批评，遂引起学生闹事。年尾年初，学生们张贴大字报和漫画共50余张，并举行两次记者招待会，要“把官僚主义者赶出学校’。共有500余名学生参加了记者招待会。

有的领导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强制平息事件，使矛盾发展到了对抗的程度。例如当时影响较大的兰州林业学校罢课事件，省委派去的工作组就断定：“这些学生的行为已属‘反革命’性质，因此要以专政的手段来对付。”于是带了几十名民警威慑学生，先后逮捕了23人，隔离35人（占全校学生的1/6）。

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许多部门的领导者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伤害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和积极性，致使一些非党知识分子对于执政党的党员、干部有一种潜在的抵触情绪。如北京大学教授傅鹰后来所说的：

思想改造的时候，潘光旦的思想检查十二次不被通过，也算得是个重点人物。为了整他的思想“暗流”，最后甚至动员到他的家属，想用儿女情长逼一个学者承认自己不甘心承认的错误。方法用到这一步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了。前几年，大学里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是让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的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的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过气来。

“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充满矛盾的”

偌大一个中国，发生少数群众闹事，本不足为奇。只是建国以来未曾有过，又有波匈事件的前车之鉴，格外引起领导重视。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囿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照搬习惯的阶级斗争的做法来处理这类闹事事件，从而使矛盾趋于激化。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举了林业学校罢课风潮的例子。兰州林业学校罢课风潮平息了，但是，用那种激烈的压制手段来处理罢课事件，其政治影响却很不好。毛泽东对这种做法很不满，他说：兰州林校三百人闹得天翻地覆，无可奈何；捉了几十人，处理得简单了。他特别告诫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说，必须避免使用武力，不要学习国民党的办法，除非真正是反革命暴乱，才可使用武力对付。

显然，如果不对这种群众闹事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找出解决矛盾的新办法，就很有可能重蹈斯大林的覆辙。苏共二十大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注意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问题。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波匈事件，引起了毛泽东深入的思考。1956年11月15日，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

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为此，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毛泽东还提出，“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命题。在信中，毛泽东对中国民主建国会能够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内部矛盾表示由衷的兴奋，他说：

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从世界范围的角度公开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概念。认为，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文章写道：

到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力量已经基本肃清以后，——当然应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撤除损害这种联系的障碍，进一步克服官僚主义的倾向，而不应该象斯大林那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因而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的发展。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再次论及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应了这种状况。”

毛泽东阐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一共讲了12个问题：

1.两类矛盾的性质；

2.肃反问题；

3.农业合作化；

4.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5.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6.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7.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8.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9.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问题；

10.人民闹事出乱子是坏事这是好事；

11.少数民族与大汉民族的关系问题；

12.中国有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改变面貌。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同旧社会相比，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于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就表现出这样一种运动规律，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得到解决，社会也就在不断地前进。

毛泽东提出应该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说：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该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毛泽东从各地对闹事事件的处理中，总结出一条教训：“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毛泽东认为，“这些人闹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毛泽东提出，“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但是，毛泽东特别强调：“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他认为，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只要领导者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问题。

毛泽东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种民主的方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方针：

在人民内部的经济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方针；

在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在科学文化工作中，毛泽东仍然强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又强调说，“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既要克服大汉族主义，也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

在肃反问题上，采取“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

在大规模建设事业中，“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在工业化道路问题上，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在实践中解决客观规律和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等等。

出席和列席会议的1800多人听取和讨论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在3、4、5月间向全党作了广泛的传达，引起重大反响。毛泽东本人在3、4月份经天津，过济南，到南京，去上海，又多次发挥这个主题。大致在相同的时间，刘少奇沿京广线南下，经石家庄、郑州、长沙、上海，阐发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周恩来在陪同外宾到外地访问，也向各地负责人阐发这个主题。一时形成全党竞说人民内部矛盾的热潮。

一次别开生面的政协会议

3月5日，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这次会议打破先例，在开幕之前，没有提出重要的文件或重要的议题，其用意正是为了打破限制，畅所欲言地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大会执行主席宋庆龄在开幕词中所说的：“在大会的前几天，我们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我们将在这次全体会议中，依照他的教导，就各项重要问题加以充分讨论，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把我们的会议开好。”

7日下午，政协会议开始大会发言，到19日上午发言结束，共进行了11天。在此期间，先后在大会讨论中发言（包括书面发言）的委员和列席人员共有406人，发言稿308篇，计80余万字。从这些发言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政协委员们对毛泽东的讲话是衷心拥护的。

政协常委邵力子在发言中说：“这次大会，比上两次大会更充满欢欣鼓舞的气氛。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指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真理；周总理关于访问亚欧11国的报告，加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信心。这是使大家非常兴奋的主要因素。”

原国民党十二绥靖区司令官兼行政长官陈书农列席了会议，他说：毛主席的讲话，“语重心长，使人感动。当以明辨是非，认清敌我，作为我今后做事做人的指路牌。

许多政协委员在表示拥护的同时，也对如何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也表示了某种顾虑。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王造时在发言中说：听到毛主席的讲话，“特别感到欣幸，”但又说：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还嫌其少。

不了解事实，很难提出批评和建议……如果不明白问题的真相，而随便提意见，等于无的放矢……我觉得在可能范围内，应该提供一些事实和资料，与群众协商讨论。如果在这些地方，不搞些小民主或者小小民主，那么等到闹成大民主就麻烦了。

全国人大常委张治中说：

据我们的接触，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党员与非党人士亲同一体，水乳交融，互相推重，互相帮助的很多，但是相反的情形也不在少数。有些党员同志有时态度生硬些，言语简单些，和非党人士谈不拢，因此不能了解别人。据各方反映，有些党员与非党人士生活都不在一块，甚至连游览娱乐都分开进行。几位党员同志在一起谈话，一位非党人士进来了，谈话就马上停止，反之，几位党外人士在一起谈话，一位党员进来了，谈话也同样马上停止。有人形容这是“一鸟投林，众鸟压声”。有人反映，有些有关会议不能参加，有关文件看不到，政策纲领传达不及时，使非党负责人员掌握无分寸，容易出漏洞，还有人说，“现在党群关系有皮骨而无肉，许多知识分子想接近党而不得其门”，“党群关系如隔一堵高墙。”

耐人寻味的是，在几个月后的反右派斗争中被打成“章罗同盟”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十分凑巧地在同一天（18日）下午发言，而且第二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并列作了详细报道。但人没有结成“同盟”的任何迹象。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一直有很深的矛盾（例如1952年初罗隆基曾借章伯钧挪用交通部公款之事想迫使他在盟内公开检讨），还因为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有着明显的反差。

章伯钧发言的中心是“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他主要对民主党派自身提出了批评和建议。章说，肃反工作对人民对于国家建设是一件极有益的不可少的事情，但一些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和一些高级干部尚没有参加肃反运动，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件大事。民主党派应当自己负责选择适当时间，选择适当方式，准备工作条件来把肃反工作做完做好。

在谈到领导关系问题时，章说，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地位平等，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矛盾。

章说，自从“互相监督”问题以后，共产党特别是各级统战部进行了自我检查，但我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却未曾向共产党朋友要求给以批评，我们自己也好像没有进行自我检查。要做到双方互相信赖，做到有职有权，实行双方互相监督是必要的。因此我希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采取主动，要求共产党朋友，选择各种适当方式，进行批评。

可以看出，章伯钧对中国共产党更多的是拥护和赞扬，似乎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意见。

相比之下，罗隆基的发言就显得有些尖锐了。罗发言的主题是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今天的关键问题，仍然是怎样消除党与非党的隔膜。他说：

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指出，“隔膜常常是从双方面来的”，同时又指示党员干部“必须主动努力消除这种隔膜”。我认为这种见解是绝对正确的。

少数教授埋怨评级不公平重政治不重学术，党团员等级高，党外人等级低。扩大知识分子进修培养的机会，少数教授埋怨选拔不公开，选青年不选老年，党团员机会多，党外人机会少。

罗隆基认为，尽管这种反映是少数，但也值得领导干部主观努力，进行检查，看在行政工作中是否有协商不足，民主不够的缺点，看是否在无意中犯了宗派主义的毛病。

罗隆基接着谈到“双百”方针，他说，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鸣。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党员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对这两个口号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体会，他们热心于尊统卫道的工作，过急过早地倡导“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议论，对思想学术的“放”者“鸣”者，不惜口诛笔伐，“包抄”“围剿”，以求正人心，息邪说，传道统。罗隆基说，“这种现象是值得领导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认真检查，‘主动努力’来切实纠正自己的教条主义的。”

罗隆基以知识分子代言人的身份发了上述一番议论，并不是偶然的。早在1956年1月，民盟中央就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个设立“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的建议。3月，全国政协设立临时性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小组，罗隆基为召集人之一。此后，他一直力争成立“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而取代原来限于研究社会知识分子失业问题的“社会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提出“知识分子的来信应一律交由委员会处理，而不能经过人民来信机构转请政府有关部门处理”。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说罗隆基与党争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根据就在于此。

也许正是因为两个人的发言有着明显区别，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章伯钧的发言，而罗隆基的发言则拖到了会议闭幕后的23日才发表。尽管如此，全文发表这篇充满尖锐意见的发言，反映了这次会议宽松、活跃气氛。

会上对某些问题的争辩，对某些禁区的触及，也体现了这种气氛。如邵力子在发言中主张取消对人工流产的限制，而一些女委员则坚决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一直认为是反动透顶，但医学家钟惠澜在书面发言中说：“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繁殖（若不加以控制的话）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加的观察是正确的。在经济和科学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工业农业生产增加的速度是算术级数的，而不是几何级数的那样快，也似乎不无理由。”如果没有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鼓舞，没有宽松活跃的气氛，这种言论无论如何也不敢公开讲出来。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最高国务会议上、全国政协会议，以及3月6日至13日举行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都着重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会议结束后，返回各地的代表们通过各种途径，将毛泽东讲话的基本精神传遍了全国每一个角落，立刻在各阶层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很快地，一个全民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热潮形成了。

说到热潮，不能不提到发表在3月24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引起极大争议的文章，即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据费孝通后来讲，这篇文章从写成到发表，颇费了一番周折，待到发表，“早春确是已经过了时了”，就是说，在毛泽东2月27日讲话后，又经过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推动，乍暖乍寒的政治气候已经成为过去。尽管如此，它提出的问题仍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此后许多重要问题的争论都是由它而引发的。

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可以用下面几句话来概括：

一曰“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说的是1956年以前一些老知识分子的心态。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全面展开之前，许多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是比较陌生的，当他们搞清了社会主义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是倾心向往的，“但是未免发觉迟了一步，似乎前进的队伍里已没有他们的地位”，于是，就有了一种寂寞之感，即“当一个碰到一桩心爱的事而自己却又觉得没有份的时候，心里油然而生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意味”。

二曰“再度解放”。“去年1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于是，就有人用“再度解放”来形容这种转变了的心情。不难看出，费孝通对1956年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衷心拥护的。

三曰“乍寒乍暖，原是最难将息的季节”。这就是所谓的“早春天气”了。费孝通认为，1956年以来，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当然，问题总是有的，但当前的问题毕竟和过去的不同了。”

那么，还有些什么问题呢？费孝通也有两句话：第一，“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意思是说，在党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后，一些单位的领导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个口号，浮在表面，只要成果，而不作具体的指导，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因此，教师和科学人员感到力量不足，也看不到用力的方向。在这里，费孝通引用成都工学院一位教授的话表达了一般知识分子的要求，这就是有名的“一间房，二本书”。后来，这句话被歪曲为不问政治、埋头业务的“一间房，二本书”主义，而实际上，费孝通引用这句话，无非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保证知识分子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

第二是“草色遥看近却无”，说的是百家争鸣方针贯彻的情况。

“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得怎样了呢？和“向科学进军”来比较似乎又差一些。先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这一年来，情况是有些好转，在一定场合之下，有些人是肯吐露些知心话了，但是还是相当腼腆的。向科学进军可以关起门来进，而百家争鸣就得抛头露面来鸣，腼腆了就鸣不成。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些的怕出丑。不说话，抱了书本上堂念，肚子里究竟有多少货，别人莫测高深。抛头露面，那就会现原形。说穿了这里还有个“面子问题”。……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的是一上来就担心。“中央定的方针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里具体情况还没有条件。”接着有些人想把这个方针圈个范围：先圈在学术里，再圈在教学之外，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出乱子了，等到鸣了起来，闻到了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费孝通的这篇文章，后来被当作典型的右派言论而受到严厉批判，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即使仅仅以它揭示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从而为执政党制定政策提供了一份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资料，这篇文章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抹杀的。况且，从这篇文章发表后所起到的社会效果来看，它对于全国范围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热潮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促成作用。

在这场讨论中，毛泽东2月27日的讲话受到了党外人士特别是党外知识分子的一致拥护。4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记者文冰（即潘文彬）写的《春天的感应》一文，其中写道：

在这些日子里，在知识分子中间，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包括诗人在内，关心自然的季序的迟早的，恐怕是很少吧。因为大家都在为另一个季节——思想的季节，为一篇报告所激动。这篇报告，成了知识分子的共同的思想和生活的主题。大家在谈论，在为它而思索。有许多打算，有许多积蓄需要抒发，真是山泉滚滚，你无论走到哪里，团体集会，老友相逢，你都会听到这个话题。……无论抒发怎样的意见，大家都是一致拥护毛主席的讲话，热情向往这个方针的贯彻实行。

对毛泽东讲话的一致拥护，并不说明人们的认识完全统一了。

费孝通的文章发表后，在知识分子中赢得了相当多的喝彩声，如他自己所说：“朋友们看了这篇文章，很多是同意我的，还有些人觉得没有说畅，有点遗憾。”许多人借用了“早春”这个说法，一时间，“早春”这个词就流行开来。

也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委员倪鹤笙撰文说：

尽管已是“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时节了，但读了费孝通先生“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仍不禁有丝丝凉意……文中某些弦外之音，好像漠野上吹来一股冷风，乍听之下，颇使人有‘倒春寒’的感觉。……就我所接触到的很多大学教授，解放以来，业务情况已有很大的提高。有力无处使的，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有位搞动力的朋友告诉我：‘这几年我学的东西，比过去几十年学的要多的多’……如果把书架子和大社会结合在一起，是否更有现实意义呢？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李毅也不同意费孝通的看法，他在《由“放”想起》一文中写道：

当然，几年来在几次狂风暴雨的社会改革运动中，的确也使不少知识分子头昏眼花、气衰力弱，感到北风可畏、寒气逼人。但是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这几次运动与其比作凛冽的严冬，不如说初春里几阵风雪。北风虽劲，但究竟已是初春天气，非但不应阻杀生机，而且反有很大的消毒杀毒作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春暖花开时节，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在讨论中好几位教授说：“今后和风细雨的思想改造，很好，但是过去的几个大运动震动一下也是必要的。没有过去的震动，也很难有今天的和风细雨和百家争鸣。”作为一个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仔细想想，我欢迎和煦的南风，也感激过去的几阵北风。

关于“早春天气”的争论，已经触及到了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这一重要问题。费孝通的文章，无疑反映了一部分老知识分子对于前几年思想改造工作的不满情绪。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要在4月6日发表一篇题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细读这篇社论，可以看出，这完全是按照近一个月前毛泽东在中共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写成的。其用意可能有两个：一是面对即将涌起的“鸣”“放”大潮，提醒知识分子冷静、全面地分析问题；二是告诉读者，虽然它发表了费孝通的文章，但并不赞成文章的观点。

对于“鸣”和“放”，无一例外是拥护的，但对于如何“鸣”“放”，是有限制有条件的鸣放，还是无限制无条件的鸣放，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部分党外知识分子主张突破限制，全面放开，大鸣大放，如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一篇题为《为“放”而争》的报道，介绍几个民主党派的会议讨论鸣放方针的情况，其中写道：

“要放就应该大放。做到无所不‘放’，才能真正放得开”。这是一种论调。什么叫大放？指的是一切问题都可以在报刊上公开讨论。具体的意见是：“学术的讨论，当然是无所不能谈。政策问题，除了军事、外交之外，其他有关文教、财经、政法等政策，都是可以在报刊上争论的。事实上不是已经有很多的政策问题，在报刊上争论吗？”持有这种主张的人，还补充说：“不过，政策的讨论和学术的讨论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在辩论的过程中，政策还必须执行，不能因有不同的意见而中止。”

在《争鸣》月刊主办的“如何展开学术界的百家争鸣问题”座谈会上，经济学家沈志远教授发言说，他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对于这个报告的基本精神的体会是一个‘放’字。就是大胆放手和全面放开。”他认为，“放”有两个重大的意义：第一，把一切好的、丑的；新的、旧的；光明的、阴暗的，都摆了出来，揭露其间的矛盾，以便大家正视这些矛盾，进行分析、研究，通过争论，来辩明是非，解决矛盾，从而使人们学会选择，锻炼人们的思想意识，培养正确而敏锐的识别能力；第二，科学的真理是在各种不同意见的长期斗争中逐渐形成、壮大和发展起来的，只有通过百家争鸣，而不是一家独鸣，不是自说自语，让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理论自由地鸣起来，真正的科学真理才会从实际斗争的考验中获得阐明而被人们所掌握。

也有不少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争鸣》月刊的座谈会上，邓初民教授就认为“放中有收”，后来他解释说，“放”与“收”是两个对立面，它是对立的，它同时又是统一的。毛主席说有鲜花，也有毒草，农民每年都要锄草，下一道命令禁止毒草不准长，事实上是不行的，你锄就是了。毛主席经常指示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方面，我们必须全面地看问题。所以我说，有人认为毛主席只主张“放”，单说到放的一面，而根本抛弃了“收”的一面，这种体会还是值得商榷的。

由于当时正处在“放”的浪头上，邓初民的一家之言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即使邓初民本人，当看到《光明日报》以“邓初民认为‘放’中有‘收’”的小标题报道他的发言之后，也不得不站出来解释几句：他并不是反对“放”。

后来邓初民又解释说，我划的四个圈圈，实质上只有一个圈圈——这就是不能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与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在思想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对立起来。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百家争鸣”的方向，就决不会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百家争鸣”的范围就决不会让敌人乱说乱动，而是我们自己同志式的批评、互助。

还有一种看法，似乎介于上述两种认识之间。4月27日的《光明日报》发表的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张申府的文章《发扬五四的精神：“放”》就有如下的说法：

由于以上所说对于真理的信心等等，我便觉着对于人民内部的百家争鸣，最好不提什么限制。

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辩证唯物主义的领导，不但在我们的国家，就在今日整个的世界，也是当然的，而且是必然的。但在争鸣之初，我却觉着也不必把这领导问题总挂在嘴头上。

你一开头……就一定要限定接受这些主义的领导，那就不是一棍子打回去，也必然徒徒流于形式，对事情全无好处。

这当然是主张无限制的放了。但文尾，张申府又写道：“最后，我特别愿意重复说的也就是：我们争鸣，一定要根据宪法。”

这当然是对的。只是不知道，张申府如何将这一段议论与“不提什么限制”统一起来？根据宪法，就起码有了“人民民主专政”与“社会主义”这两条限制。

4月份的讨论围绕着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认识展开，这同5月份的“鸣、放”有很大的不同。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对执政党的错误的批评也逐渐多了起来。

4月中旬，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在讨论和检查政府工作时，代表和委员们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全国人大常委黄绍闳在讨论中谈到有些地方有虚报农业产量的情况，他请农业部注意这个问题。他还提到，为了肃清刑事犯罪现象，对一少部分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青年团员的犯罪，应该严肃及早处理，不要拖拖拉拉。许多人对于教育部门的官僚主义也提出了批评。

4月27日，中共上海市委召集部分上海作家举行座谈会，在会上，作家巴金说，领导上对文艺工作不研究，不关心，发生问题光批评。靳以说，甚至直接负责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和大家见面的机会也很少。翻译家傅雷说，解放前在地下时期，党和非党同志不但没有隔阂，而且非常亲切知心。可是解放以后，党群关系反不及以前了。有些党员同志不大容易亲近，在党和非党同志之间有一条有形无形的鸿沟。

到4月下旬，各界人士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热潮，实际上已经初步造成了共产党开门整风的局面。在毛泽东讲话精神鼓舞下，全国各界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大为高涨，这为共产党的开门整风提供了条件；然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新型的民主生活方面，还有待锻炼和适应。

千百年来，除了春秋时代有过一段短暂的“百家争鸣”局面，中国封建社会从来都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局面，中国知识界没有形成争鸣的传统和习惯。当共产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如何争鸣，很多人一时找不到头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 未雨绸缪 共产党号召开门整风

千呼万唤 各党派坦陈逆耳忠言

中央改变整风部署

4月上旬之前，关于何时开展整风，中共中央曾有过两种考虑。

一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1957年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正式整风。几个月后，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重申了这个意见，说中央已作出决定，在今年（1957年）内开展整风。

二是在4月上旬，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中提出的，1957年进行准备工作，同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1958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至三年时间内完成。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这个文件，并起草了一个党内通知，说：“现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发给你们，请即试行，取得经验，报告我们，以便修改，在中央全会通过，然行（后）正式施行。”

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整风运动的发动是抱慎重态度的。这固然与缺乏经验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基于毛泽东的这样一个想法：经过从容的准备工作，“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

毛泽东并不怕公开暴露共产党的错误，也不怕帝国主义者利用我们的失误。但是，他显然从苏联公开揭露斯大林错误这件事中汲取了教训：公开暴露出过多过于严重的错误，毕竟在自己阵营内造成了太大的震动。既然不能掩盖错误，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公开揭露之前就尽可能多地克服这些错误。毛泽东一直主张，整风要有一个准备阶段，要给犯错误的同志一个自觉改正错误的机会，不搞“不教而诛”。

但是，这个想法并未付诸实践。这个文件及毛泽东起草的通知迟迟没有发下去。到了4月27日，中央发出了重新拟定的整风指示，宣布立即在全党展开整风运动。

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央调整了原定的部署？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没有作出解释，但从一些文件和报道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4月25日，即整风指示发出的前两天，周恩来在杭州笕桥机场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一行。

苏联客人问：“听说中国现在正在大力反对官僚主义。”

周恩来说：“是的，昨天我还在这里向二千多个党内外干部作过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的整风报告。我们现在整风是反对三个主义，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作风上的官僚主义。”

4月27日的整风指示说得也很明白：“这两个报告（指毛泽东2月27日讲话和3月12日讲话）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

全国范围的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热潮，开门整风的局势已经客观地形成了，这种局势把原来的整风计划抛到了后面，形势的迅速发展使中央不得不提前发起整风运动。然而，缺少准备阶段所造成的后果，不久就显示出来了。

“4·27”指示“打破领导与群众的局限性”

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4月上旬草拟的《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和毛泽东起草的党内通知没有下发，中央重新起草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初稿）》。4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一文件。

同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即将发出整风、党政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请各地分析研究党与人民群众各项具体矛盾的通知》，他写道：

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这是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思想。这个思想贯穿着他晚年思想的始终。

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全文。文件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但是近几年来，在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运动思想的指导是毛泽东2月27日讲话和3月12日讲话，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要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各级领导干部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要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

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

这份文件有两点具有特别的意义：一是非党群众可以自由、自愿地参加执政党的整风；二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同人民群众一起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

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形成一种观点：大量存在着的领导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双方在根本利益上的冲突，而是因为双方都存在着认识上的局限性。

中央于3月25日发出的《关于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就指出：“人民群众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的，他们容易着重于从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容易重视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建设中的困难；人民群众的领导者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他们一般地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各部分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

4月24日，在中共浙江省委的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也讲到，领导者，他的长处是容易看到全面，容易看到远的事情，但是容易忽视的就是最具体的事情，常常脱离眼前的事情、鼻子底下的事情，忽视了局部的事情。人民，因为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从事最基本的劳动，是带有局部性的，比如教书，只教这门课；从事科学研究，只研究这一门自然科学，因此，他的长处就是对实际的、局部的、眼前的事情看得清楚，它的缺点是不大容易想到全面的、远大的事情。所以，各有一方面的长处和短处。

要从根本上解决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冲突，就必须使双方都打破自己的局限性。

要突破群众的局限性，就必须使群众“上升”。这种“上升”，既包括文化、觉悟等方面的素质，也包括了实际的政治地位。在开展大规模的文化建设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把他们吸收到国家各项事业的管理活动中来，让他们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领导者官僚主义的根，往往都是扎在人民群众的愚昧落后这块土壤之中，因此，要铲除官僚主义，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清除这块土壤。共产党整风的大门向群众敞开，其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

要打破自己的局限性，领导者就必须“下降”。当然，这种“下降”不是素质的下降，而是领导者走出机关，深入到群众中去，与工人农民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使自己了解群众，也使群众了解自己。

这种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的双向交流，不仅是整风的最深刻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此后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一个根本思想。

毛泽东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毛泽东主张，这次整风要把门打开，欢迎各界人士对共产党展开批评。

但是，在中共中央发布“4·27”指示时，许多党外人士仍心存顾虑。

社会学家李景汉说过一番话，反映了这种心境，他说：

共产党今天是个执政党……同时，他们一向又是整人的、改造别人的人，这无论从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看，都是这样。但是现在，忽然要来一个运动，要从前的改造者、执政者来接受被整人的意见，接受批评，这实在是反常的事，从古今中外看，哪一个执政者会这样做呢？”

说共产党一向是整人的、改造别人的，当然不失偏颇，但从这番话中仍可以看出这样一层意思：以往的执政者没有主动接受批评，而共产党这样做了，这固然说明了共产党的伟大；但是，面对这种“反常的事”，一些人心中也不免要嘀咕：共产党果真是诚心的吗？或者如某些人所断言的，是诱人陷入罗网的“圈套”？

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在“4·27”指示公开发表之前，毛泽东召集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

这是一次很特别的会议。时间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一天，地点是在充满节日喜庆气氛的天安门城楼上，形式是融洽轻松的座谈会，到会的除了毛泽东约集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名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可以说中共主要领导人物全部到场了。这说明，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并进行了精心设计和安排。中共主要领导人物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欢聚一堂，畅谈中共的整风问题，必然会给与会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中国共产党与党外民主人士的合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毛泽东在谈话中真诚以待，希望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毛泽东肯定了两个月来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尤其是对高教部和教育部的批评意见，

毛泽东思想说：“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要找出办法，党内外一起来。以往开小会不灵，要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和宣传会议一样的大会，党内外一道开会，两种元素合在一起起了化学作用，成了另一种东西，就灵了。各省、市都要开这样的会，在报上登一下，就可以打破沉闷的空气。”

座谈会上，毛泽东还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妥：几个月内不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中共缺点错误的批评，以使中共整风切实收到成效。气氛十分融洽。

最后，毛泽东突然通告说：他不准备继续担任下一届人民共和国主席，他还嘱咐与会人士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告诉民主人士，更能表明了中共的诚意。

不过，这使一些党外人士感到突然和不安。第二天，陈叔通、黄炎培即给刘少奇、周恩来写信说：毛泽东的这个打算，“我们期期以为未可”。

这年的五一节，整风成为宣传报道和庆祝活动的主题。

4月30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招待来自40多个国家的1000多位来宾。周恩来在祝酒词中说：“我们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还是很落后的，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着不少缺点。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注意解决在我们前进道路上所不断出现的各种矛盾。”他希望在座的各国同志和朋友对中国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周恩来在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又对他们说：“我们正在整风，请你们多提意见，帮助我们。”

让各国来宾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在建国以来的历次庆祝活动中可能还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实际上是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共实行开门整风的消息。

5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发表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同时报道了中央国家机关开始整风的消息。该报第7版刊登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题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亲自为这篇文章加写了一段编者按，表示赞成这篇文章。并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

这一天，首都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游行，彭真在游行大会上讲话宣布：“中共中央已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整风最初一段时期内，邀请党外各阶层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是诚心诚意的，为了真正地把各阶层人士发动起来，作了很大的努力。

年近80的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叶恭绰，为共产党的真诚所感动，即兴写了一首《1957年劳动节同庆歌》，最后的四句曰：

庆祝同时即整风，春温秋肃本同功，

可知惕励忧勤意，即寓衢歌巷舞中。

各种鸣放座谈会

进入5月以后，毛泽东曾经设想的自由批判的环境初步实现了。

其主要表现是各种鸣放座谈会的召开。

当时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座谈会。

1.光明日报编辑部在九大城市召集的座谈会。

《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中央报刊，整风指示发布之后，便积极行动起来，拟定了在武汉、西安、上海、沈阳、南京、广州、兰州、长春、青岛、重庆、成都等十一大城市邀请各地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的计划，总编辑储安平还拟定了一个实施方案，中心议题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改善党群关系。希望参加座谈的同志，彻底敞开，畅所欲言。从5月4日到23日，座谈会分别在九大城市举行。重庆、成都未开。

2.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研究清华大学中共产党组织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座谈会。

从4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中共清华大学党委、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等组成10人调查组，在清华大学进行了约两周的调查，主题是共产党组织与各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调查结束后，5月6日和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召集各有关方面人士举行座谈。参加座谈会的有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民盟中央常委、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闵刚候，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李毅，民主同盟清华支部负责人、清华大学副校长陈士骅，九三学社清华支社负责人张守仪，以及中宣部、北京市委、高教部等单位的代表。与会人员就高等学校的共产党党委负责制度的问题、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高等学校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要求参与学校领导工作的问题、教授在高等学校里如何参与领导工作的问题，广泛发表了意见。

3.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

5月8日下午召开，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说：中共正在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要求各界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对统战部提意见，对党的一切方面提出批评，帮助我们党整风。李维汉说，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来推动我们的整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诚恳地希望各位批评。座谈会在5月8日开始，一直开到6月3日，共举行了13次，70余人次发言。这时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李维汉在总结中虽然说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但又指出，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4.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5月15日上午，与会者是出席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会议的各地工商联正副秘书长，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工商联的负责人。李维汉在座谈会开始时说，邀请大家举行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现在共产党在整风，诚恳地希望听取对我们的批评。

座谈会于6月8日结束。从5月15日起到今天举行了25次座谈，讲了话的有108位。6月8日，李维汉作总结发言。当时中央已决定发动反右派运动，李维汉着重指出：座谈会提出的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但尽管此时已在一场急风暴雨的前夜，李维汉仍然承认，工商界座谈会应当说是开得好的，对共产党整风有很大帮助。

统战部的两个座谈会（民主人士座谈会与工商界座谈会），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其效果从总体上说是积极的。后来李维汉回忆说：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对党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是切中时弊。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5.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

5月16、17、18日，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举办了新闻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首都和其他地区的新闻工作者以及人大、复旦、北大新闻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共200余人。与会人员围绕着新闻界如何鸣放的问题广泛发表了意见。

有人说：在新闻工作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这三大主义是阻碍新闻事业发展、限制新闻自由的“三座大山”；

有人说：现在的情况是上下都不满意，问题很多，例如报纸是反映下边情况，起个“耳朵”的作用？还是贯彻领导意图起个“嘴巴”的作用？

有些人对某些单位阻止记者采访表示不满，说有些单位真是“侯门深似海”，记者连传达室这一关也难过去。

最后一天，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作了总结发言，他说：今天的报纸很沉闷，很枯燥，人民日报同样如此。他说，过去阶级斗争时期，报纸为阶级斗争服务，今天形势有了根本变化，今天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报纸必须为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而工作。

6.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

5月27日至6月6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在国务院法制局、参事室、秘书厅工作的党外人士举行了6次座谈会，在会议开始时，习仲勋要求参加座谈的人士消除顾虑，有什么意见提什么意见。

在这几次座谈会上，党外人士既有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又有相互之间的思想交锋。在5月27日的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发言中表示不赞成罗隆基在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的关于错案平反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对错案平反这件事，应该非常慎重地来对待。针对罗隆基提出的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直接处理平反案件的意见，李仲公指出，这两个机关起监督作用，如果司法机关办得不好，它可以监督，如果照罗隆基的办法，只要你办得不好或者不相信你能办好，就都由国家权力机关直接办理，这是否行呢？在发言中，李仲公还批评了王昆仑、龙云的一些看法。

5月29日的《人民日报》，以“李仲公批评了罗隆基、王昆仑、龙云等人的意见”为标题报道了座谈会的消息。

在5月30日的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范朴斋对人民日报的这种做法表示不满，认为不应该把李仲公对三人的批评用标题标出来。同时，他也不同意人民日报的另一则标题。即5月23日头版头条的《讨论逐步转向深刻化》，他认为实际上是表面化。范朴斋还认为，国务院是官僚主义的根源，因为如果上面没有官僚主义，下面也不会有官僚主义。

国务院参事李一平在发言中提出，要解除人们在鸣放中的顾虑，单靠号召是不行的，还必须有法律，使人们相信有法律保障言者无罪。可以看出，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各种意见都比较充分地发表出来了。6月6日以后，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还举行了几次，但主题已经变了。

除上述的几种座谈会外，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等，也都相继举行了鸣放座谈会。在整个的5月及6月上旬，鸣放座谈会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也是最常见的政治生活形式。

起初，毛泽东对这种鸣放形式给予了肯定，5月1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写道：“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

5月25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统战部工商界座谈会上作了两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再次提到了他与毛泽东在1945年的那次谈话。黄炎培将这次整风运动与毛泽东在延安时提出的“民主新路”联系在一起，说道：这次党内整风运动，这样做法，我到几处地方接触一下，感觉真是必要。他说，帮助共产党整风，等于是帮助共产党“种牛痘”。我们的目的是积极的，是为了要能够更好地让党领导我们大家早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报刊杂志鸣放的又一渠道

报刊杂志是传达各界人士意见的又一个主要渠道。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尤其是报纸，在这一时期都将争鸣文章的组稿和知名人物的采访当作重要工作来抓。在报刊上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党外人士的许多重要意见都是通过争鸣文章和专访报道传达出来的。

5月～6月上旬，《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人大教授李景汉、北大教授周辅成、清华教授钱伟长、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家陈梦家、北大教授傅鹰等许多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

北京大学教授周辅成对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出后，跟着又来了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和创造性的见解，二者之间的区别好像又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同意你的看法的人说，这是创造性的见解，但反对你的人又可说这是修正主义。其时，当时并没有出现什么修正主义，中国没有这种传统，过虑修正主义只是限制了思想解放。有了修正主义之后，再提反对修正主义也还不迟。

周辅成的这段话，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在执政党内也是很不容易听到的。

考古学家陈梦家谈到了党的领导和党员个人的领导的区别。他说，党应该领导科学，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恐怕和行政负责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没有关系。非党员担任行政领导，贯彻党的政策，也可以说是体现了党的领导。如果一个党员领导同志工作得不好，我们反对他，有人认为这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这样就把个别党员当成了党的代表。

陈梦家说的这种现象，当时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将党员个人的领导等同于党的领导这种观念，成为阻塞言路的一大障碍，陈梦家尖锐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很能发人警觉的，在当时难能可贵。

当时其他的一些大报如由各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上海的《文汇报》等，也都十分重视知名人物的采访工作。如《文汇报》从5月25日开始，连续发表下列人物采访报道：《筱翠花这几年》（访问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连泉）、《流沙河谈“草木篇”》（访问青年诗人流沙河）、《“一下给抻了出来，就不好再钻回去了！”》（访问人民大学教授李景汉）、《乍暖还寒晴复雨》（访问浙江专业作家陈学昭）、《说实话要比歌功颂德好》（访问北京大学教授傅鹰）等。通过这些采访报道，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各界人士的一些真实想法。

当然，各报发表的人物专访报道毕竟很有限，相比之下，报刊上各类争鸣文章，信息量更大。许多党外人士意见，经过加工整理，写成文章，观点更加系统，更有分量。

5月8日，在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谈到：“党员应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之后，他就此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于5月12日发表了。他写道：

目前，时代演进急剧，大足惊人，负有解放全人类责任的共产党员，今后仍任重道远，必须开拓胸襟，高翥视域，岂能自封山头，囿于宗派，主观臆断，徙倚官僚？以周恩来总理之才之美，在国际舞台上，樽俎折衷，虚已下人，即敌人亦不能抹煞其美德。他在访问十一个大小国家中，同样抱着嘤鸣求友、求知识的诚挚。全国人民均应学习这种美德。一般党员怎能说不应在祖国大家庭中求师求友呢？

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的文章，论述党与非党之间“墙”和“沟”的思想基础，他认为斯大林所说的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党与非党之间“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

几天后，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同样论述党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关系，显然与章乃器的观点是对立的。他认为，既然有墙，原因怕是两方面的，责任也应该由两方面来负，想要解决问题，也应当从两方面着手，即一方面解决党组织方面的问题，对知识分子作出正确的估计，另一方面要加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教育人的人先要受教育”。在陈垣看来，党与非党之间不应有“墙”，但有时存在着“线”，即共产党要求它的党员应当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如果这条线只包括这些内容，那么知识分子群众就应该在实际工作中主动地争取擦掉这条线。

两种对立的观点都能刊登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足以说明自由批判的气氛。

《光明日报》在组稿工作上也下了很大功夫。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许多重要争鸣稿件都是由他出面约稿和动笔修改。如山西师范学院教授梁园东寄来《出版机关和“百家争鸣”的关系》一文，就是由储安平代为修改后于5月20日发表的。再如国务院参事室参事范朴斋寄来一篇《会外之音》的文章，经储安平删改后，于6月5日发表。

5月下旬，储安平起草了一封约稿信，信中写道：

我们努力的目标之一是使光明日报能够成为民主党派成员和高级知识分子的一个论坛。为了更好地响应并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两大方针，我们诚恳地欢迎您更多地利用光明日报来陈述您对于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预出题目。由各位先生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写的问题。假如能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更好。

6月3日前后，储安平将约稿信印发给88位自己熟悉的人士。

《光明日报》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倾向性，它主张多发一些问题提得比较尖锐的批评文章。储安平到光明日报社后，他想把光明日报办成有中国民主党派特点的报纸，但并非想办成反对党的报纸。这在他是很清醒的。5月7日，他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

个别同志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的报纸，那么就应该办成“反对党”的报纸，这可能是不了解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其性质是有根本的不同，他们是有在朝在野之分，他们的反对党的主要政治目的是要把对方搞掉，取而代之。而我们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型的民主制度，我们的政党没有反对党，民主党派都是参加政权的，有事大家协商，所以，我们民主党派的报纸当然也不是反对党的报纸，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

储安平提出，《光明日报》应该完成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经常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要经常反映民主党派成员及其联系群众的要求。这一办报思想，与中共中央“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一致的。

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对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过：“以后有人要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

储安平所以能够放得开手，李维汉等中共负责干部的支持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此，《光明日报》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是在贯彻中共中央方针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偏差，决不是后来批判的是“资产阶级方向。”《光明日报》表现出来的主动性，是此时宽松的政治环境的产物。后来受到更为严厉批判的上海《文汇报》，情况也大致如此。

带刺的玫瑰：以整风为主题的文学作品

自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以揭露和批判现实生活中一些不良倾向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逐渐多了起来。最早产生较大影响的，就是王蒙的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毛泽东看过这篇小说，曾说过：“王蒙的小说写得相当好。”在2月16日颐年堂的一次小范围的座谈上，毛泽东指出，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正面的积极力量写得不够，要批评。但他同时肯定说：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得不深刻，但很好。后来毛泽东还说过，王蒙虽有缺点，但是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

毛泽东希望文艺工作者能够拿起文艺作品这个武器，攻一攻党内的官僚主义。王蒙的小说起了带头作用。

当然，王蒙的小说绝不是第一篇。此前，刘宾雁就发表过两篇涉及到官僚主义问题的小说，一篇是《在桥梁工地上》（《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另一篇是《本报内部消息》（《人民文学》1956年第6期）。但毛泽东认为，刘宾雁的小说并没有批评整个的官僚主义，站得高度不够，不能引起震动。而王蒙的小说直接以批判党内的官僚主义为题材，它一发表，就立即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文艺作品能否以反对党内官僚主义为题材的争论。这种效果，当然是毛泽东所期望的。所以，尽管王蒙的小说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不成熟，毛泽东仍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但是，以小说作为反对“三风”的武器，毕竟有局限性。杂文形式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三风”问题能不能运用杂文予以揭露和批判，文艺界存在争论。鲁迅说杂文是“匕首”和“投枪”，那是对敌人而言，对人民内部的问题，也能够用“匕首”和“投枪”吗？

毛泽东不这样认为。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

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4月中下旬，《人民日报》连续发了好几篇论述杂文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

最先提出问题的是署名“回春”的《小品文的新危机》一文。这位作者列举了批评性小品文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认为这类小品文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所以，它是不民主的时代的产物。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了，这类小品文是否还有存在的理由呢？作者认为：这样的许多矛盾，就造成了小品文的新危机：消亡的危机。

《人民日报》特意为这篇文章加了一段编者按语说：“我们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讨论。”《人民日报》的编辑部提出这个问题并发起一场讨论，显然不是为了促进批评性小品文的消亡，而是为发挥这类杂文的作用扫清认识上的障碍。

回春的文章发表之后，从17日开始到5月3日，《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11篇讨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只有一篇完全赞同杂文“危机”说（范舟：《我说小品文要消亡》）。还有一篇似乎持折中态度，说小品文要是要的，但是应该有些分寸，可作批评的工具，少作或不作讽刺的工具。其余的9篇则完全否定了“危机”说。这足以说明《人民日报》对杂文的态度。

但是，唯一赞成“危机”说的那篇文章所提出的观点，却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文章说道：

主张小品文非要不可的人还忘记了我们所处的是什么时代：敌人还存在，并且千方百计的要破坏我们，对于他们，我们才不仅要刺，而且要刺得准，刺得狠。小品文不把这方面当成是自己的战场，反而矛头指向人民内部，不要扣上失掉立场的帽子，至少也是敌情观念不强，……我们现在的小品文很少对敌作战，多是对人民自己的讽刺，恐非一时之误，而是根本方向的错误。

这段文字，倒是当时不容易见到的“妙文”。很明显，这些人仍然用大规模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当时的政治生活，仍然认为处理敌我矛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因此，当有人主张把注意力放到人民内部矛盾上来的时候，他们就以为是“失掉立场”，或“敌情观念不强”。尽管这种观点仅仅是围绕着小品文的命运而提出的，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反映出了一种“左”的倾向，说明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特别是在共产党内，仍然有一部分人从思想感情上与中共中央的鸣放方针格格不入。而关于小品文的议论，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

几天后，《人民日报》刊出这次讨论的最后一篇文章《“讽刺”的危机》（5月3日），这篇文章对于“危机”说或“消亡”说的实质，作了尖锐的批评：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认讽刺是批评的一种，且有非一般批评所能代替的特殊作用。只要你站得稳，只要不滥用讽刺，可以用以对敌，也可以用以对自己人。“人民内部需要批评，但不需要讽刺”的说法，就某些说话者的思想情绪说，后半句是真实的，但前半句大都是谎话，至少是不自觉的谎话。尤其在他自己碰到批评的时候，真相便显露得更清楚了：他不但不喜欢他所说的“讽”，也不喜欢他所说的“批评”。

这位作者实际上是在说：只有那些身上沾染了许多毛病，而又惧怕别人讽刺或批评的人，才会主张批评性小品文走向消亡。

肯定小品文或杂文作用的意见，明显地占据了上风，这样，在5月和6月上旬的开门整风运动中，小品文或杂文这种批评形式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亲自动手，以卜无忌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杂文《废弃“庸人政治”》，批评某些领导干部整天忙忙碌碌，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得死死的现象，认为这种领导就如同“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陆游诗句）一般，会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因此，要把这一套“庸人政治”彻底地反对掉。邓拓接着写道：

然而，有人会很不高兴地责问：这不是放弃领导和放任自流吗？回答：似乎是，其实不是。说它似乎是，因为我们的领导是要大胆地放手、放手、再放手；既然如此放手，原来的一套领导方法恐怕就得改，也就是说，在某意义上应该允许某种程度的放任。说它其实不是，因为在原则和方针上毕竟还有领导，决不能变成无政府状态。而我们的人民群众这些年受了革命的教育，也可以相信他们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既然如此，就什么也不可怕了。那些天天怕出乱子，天天喊叫“放不得”的人，真是庸人自扰，瞎操心了。

这段话很明显是对中央鸣放方针的解释，而这种解释也是很准确的。顺便说一句，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认为，邓拓的文章是对毛泽东的“尖锐讽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他没有读懂这篇文章的含意。

5月2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凡兵的杂文《有知与无知》，文章针对当时一些领导干部长期满足于当“外行”的思想，写道：一些领导干部在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斗争方面久经锻炼，知识是极丰富的。但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却变得“无知”了。

为什么？因为现在形势变了。革命暴风雨已经过去了，现在主要是搞经济和文化建设了。这些同志不了解社会大变动的新形势，既不好好吸取新的知识，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又没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特别是还有“强不知以为知”、“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恶劣态度，这真是无知之至了。以这样的无知来领导有知，肯定地说是不可能领导下去的。

这篇杂文十分深刻，又很辛辣。

除了杂文之外，当时的政治讽刺诗与漫画也十分活跃。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文艺副刊部主任袁水拍的题为《摇头》的讽刺诗，讽刺了那些看不惯社会大变动时期新鲜事物的教条主义者。诗中的教条主义者说道：

满台家务事，

满纸儿女情。

不行，不行！

还有什么杂文，杂感，杂种，

讽刺，诽谤和小品文……

嘿，查查看，

是哪个“俱乐部”发来的兵！

短短几行，一个死抱着革命的暴风雨时期过时观念不放的教条主义者，就活现在纸上。

4月20日，毛泽东给袁水拍写了一封信，称赞这首诗，他写道：“水拍同志：你的《摇头》写得好，你应该多写。”

著名诗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臧克家写了《我们需要讽刺诗》一文，文章对讽刺诗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写道：

同样一个喉咙，唱颂歌，同时也可以吐出火焰般的讽刺诗句，一正一反，目的只是一个。讽刺了坏的，是为了不使它损伤好的。……真正站稳了立场，爱社会主义祖国像爱自己的母亲，对于她不利的一切东西，即使很细微，也会激起从热爱出发的愤恨之情，敏感地、真实而大胆地挺身而出。一个诗人如果能够如此，那么，他会写出动人的讽刺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分寸问题应该不成问题。真是为了治病，即使药味苦些那有什么关系？

1957年开门整风中的文学作品，是开展自由批判的一种重要形式。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用这句话来说明1957年的文艺作品与中国共产党整风任务的关系，再恰当不过的了。

切中时弊的逆耳之言

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虽然历时仅有5个多星期的时间，但在此期间兴起的自由批判的浪潮，对执政的共产党却是一次极其严格的锻炼和考验。当时在各种座谈会上，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党内外各阶层人士发表出来的种种意见，虽然如毛泽东所套用的王勃诗句那样：毒草与香花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但是，认真分析当时的种种言论，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一时期的鸣放言论，大部分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许多意见切中时弊。

举其荦荦大者，有以下五方面：

（一）关于党与政府关系的中肯建议

5月10日，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说，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运用，使能贯彻执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特别是县以下的领导机关，党政关系问题就较大，这主要是以党代政。县长，一般是不被看重的，而县委权力极大。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民革中央常委刘斐在5月30日说：“党和政府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是领导国家事业的核心，但是，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就像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

民盟中央常委杨明轩在6月1日说：党政不分在某些地方已经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一些州、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不能按期召开，人民不能通过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和政府委员行使自己管理国家的权力。

民革中央委员、监察部部长助理甘祠森认为，出现以党代政的原因，应该从党领导国家机关的方式方法和国家机关工作制度上去寻找。共产党领导国家机关的方式方法必须改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机关的职能，调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一些党外人士向中国共产党直言这种现象的危害性，这对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无疑是有益无害的。

（二）关于党群关系的尖锐批评

当时，党内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不喜欢“五湖四海”，而热衷于“清一色”；只相信共产党员，而不信任党外群众。无形中在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筑起了一道“墙”，挖了一条“沟”。这种“墙”“沟”现象，是开门整风运动中各界人士所批评的一个重点。

早在一年多以前，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指出，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组织之间，还存在着某些“隔膜”。此后，有人用“高墙”来形容一些单位中党组与党外群众之间的关系。

1956年12月7日的《南方日报》发表了一首署名冼玉清的“潮梅视察”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党群谁使隔高墙，

民主原来未发扬。

深坐公厅听汇报，

偏听偏信事堪伤！

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张治中引用了这首诗来说明当时的“墙”“沟”现象。

这种“墙”、“沟”有种种表现：

部分非党干部有职无权，是其一。

卫生部妇幼司司长杨崇瑞是党外人士，一次干部司分配一个干部到妇幼司来，杨崇瑞司长要看档案，干部司的一个干部却说：“他是党员，你不能看。”党外人士反映，杨司长是有职无权。邮电部的党员负责干部对朱学范部长尊重不够，非党部长说了不算，党员处长说了算。成立教育科，朱学范批准了，劳动工资处的党员副处长不同意。结果就没有成立。“三反”时，邮电部决定开除一个干部，朱学范不同意，而监察室的党员副主任坚持要开除，结果还是开除了。有人提出：“部长领导处长，还是处长领导部长？”

民革中央委员、海关总署副署长丁贵堂说：

“四位署长和副署长中，只有我不是共产党员。在解放初期（1949—1953），我是有职有权的，很多事情由我管，甚至不该我管的也管了。从海关总署成为外贸部的一部分以后，我的权与职就不相称，甚至削弱了。1953年开全国联合查私会议，是由我领导的。可是这个会议的总结，事先并没有同我商量，草稿也不给我看。直到半年以后，全文都打印好了才给我一份。1953年，开海关关务会，我是主席团之一，天天领导开会。会议的总结报告，是由雷副部长领导作的，根本不准我参加总结工作。……我领导三个处，也常批改一些公文。可是，我改的公文，处长马福元（共产党员）常常跑来责问我为什么要这么改。我在海关呆了4年，多少也懂一些业务。可是，总署副处长陈铁保（共产党员）甚至有时对我说话声色俱厉。党员处长常常不请示报告，甚至有时候他们出差去了我也不知道。”

丁贵堂感叹说：“总署的墙高而厚，沟深而宽。”

非党干部有职无权的现象，在基层也相当严重。据民促中央常委严景耀反映：有一个学校，身为共产党员的副校长因事出差，学校就出了这样的布告：“副校长因公出差，校内一切事务均由校长代理。”由此可以看出非党员校长玉时在校内的地位了。

一些党员干部在政治与生活上特殊化，是其二。

当时确有一部分党员干部认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的，共产党员理所当然享有一种特殊的权利。中国人民银行的党外人士普遍反映，银行的干部政策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有些党员干部既无德，又无才，却身居要职。1956年工业信贷局提拔的都是党员，而有个当了很长时间科长、又是先进工作者的非党人士，却没有得到提拔。

许多党外人士反映，一些党员干部在物质生活上，也是“特殊的”。民革外贸部支部主任委员姚日成说，部里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司局长干部住的是高级宿舍，吃饭上小灶食堂，回家坐小汽车。粮油出口公司的食堂，单有一间小屋给处长吃饭。后为小屋被移作他用。又在群众吃饭的地方辟出一桌为“处长专席”。群众对此很不满。

民建外贸部支部副主任委员毛宗尧说：他家10口人，住33平方米的房子，而与他同级的党员干部，则住在院子里最好的房子里。一样的科员，党员干部坐转椅，非党员干部坐硬板凳，他尖锐地指出，常言说：“菩萨庙里的菩萨怎么坏的，就是被捧坏的。”这很值得警惕。

该部行情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泰华说：我们是打倒封建社会的，但我们还残存着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看病、小孩子上学也有不同，什么样的干部，他的子女就可入什么样的学校，子女靠爸爸之福，这真像封建社会中爵位的世袭权。

一些党员干部居高临下，不信任或看不起非党人士。电力部财务司会计师罗孝胥说：党群间隔膜表现很多，根本问题是党员对非党员不够信任，不放心，他在东北时，收音机的短波被卡断了，虽然正值抗美援朝，但还是不聪明的做法，对此他很不满意。

水电总局技术处处长萧季和说：党内领导同志对知识分子的进步认识不足，还认为旧知识分子思想很落后，没有考虑到几年来国家进步对他们的影响。他认为，要是哪个人亲眼看到这几年来的事实，而还对共产党不拥护，还不爱国，那这个人太没有良心了。

技术改进局的工程师郑肇基说，有一次一个党员去他家玩，他泡了一杯咖啡给这位党员喝，可一个星期后，在一次小组会上，这位党员却批评他太资产阶级化了。由一杯咖啡而想到资产阶级化，显然是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党外人士的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候大乾说：有些党员领导同志不尊重老教师，甚至有的党员在下面公开对老教师讲：我们革命打游击时，你们还不过是个资产阶级有学者罢了。言下颇有轻视之意。还有些党员经常随便给人扣帽子，就连群众把“爱人”叫做“太太”也要扣上一顶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学校党的组织在解决教师入党问题上更是关起门来，党员多是站在群众头上看群众，宗派主义情绪很大，居功自傲。当时还有些党外人士反映说，党员往往都摆出一副“政治面孔”，党龄越长，就越发严肃，使人难以亲近，只好敬而远之。

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叔通说：有些党员总以为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非党人士在革命胜利以后，吃现成饭，享现成福，而且高高在上，当然气不过。党员还认为非党人士不懂政治，即使有其他长处，不懂政治，也没有用处，并且在这些长处之中，都含有毒素。因之看不起非党人士。怎么叫惹不得呢？有些党员认为工人阶级同工商界、小资产阶级是阶级问题，搞在一起，就会受侵蚀，他们怕受传染，因此惹不得，还是同他们生疏些好。这样，不知不觉地就在党群之间有了墙和沟。陈叔通的分析，确实反映了客观存在的一部分党员干部进城后的思想状态。

（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方面的批评和建议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应该如何去走，这也是党外民主人士所关注的问题。在这一年所展开有整风运动中，一些党外人士针对过去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发表了许多宝贵的见解。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茅以升在书面发言中，谈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他说：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全盘计划和全国统一化，同时也需要高度纪律性，以求方针政策的贯彻。但是，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情况非常复杂，经济和教育的基础都很薄弱，而科学又十分落后。因此，在制定一个计划时，由于因素太多，而且资料收集不易，就很难做得尽善尽美。纵然制定的时候是对的，等到各地实行的时候，情况又变了。这是一个高度科学性的工作，在我国现在科学水平上是很难做得完美的。茅以升主张，在做计划时，要分别轻重，预留伸缩，规定出哪些是必须由中央集中的，哪些是可以容许有“自由市场”的，哪些是必须要完成的，哪些是可以有伸缩的，尽量把事权下放，并且把集中和分散的比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加以调节。

经济学家沈志远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对于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社会主义是需要计划管理的，但过多的计划管理，就会损害自由，妨碍积极因素的发挥；社会主义是要求集中化的，但是过多过死过紧的集中，就会损害灵活主动，同样会妨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由于管得过多过死，一切都要国营，一切都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管光了，包完了。……希望通过这次整风，不但要消除寄生在党和政府肌体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三种歪风，而且还要把滋长这三种歪风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大刀阔斧地改革一下。

5月11日、12日的《人民日报》连载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论文《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马寅初在论文中论述了我国经济建设中八方面的平衡关系，他指出：

过去，由于中央对计划指标的掌握有过多过繁的地方，这就多少束缚了地方的主动性。……中央还不可能对各个地区的情况掌握得很准确，因此，国家也不可能对各项计划指标不分主次地都采取严格控制的办法，而必须允许地方在国家统一的计划的指导下，保持必要的灵活性。

马寅初对1956年冒进提出了批评。他说：在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下，1956年国民经济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成绩很大。但是基本建设规模偏大，人员招收多了一些，学生也招多了，工资基金和事业费用也就必须多增加，结果，国家财政多支了一些，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应都紧张。根据1956年冒进的情况，马寅初提出，1957年的计划，在去年大发展的基础上，必须根据财力、物力的可能放慢一步，这不是冒退，而是转向正常的发展。

马寅初关于“放慢一步”的观点，陈叔通也是赞同的。他在发言中提出，希望中央检查一下8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一方面大。

如果说马寅初、陈叔通对冒进的批评还比较平和和含蓄，那么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的话就有些刺耳了。他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四种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说：

好大喜功的大，一种是形体之大，许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而实际上有些外表看来很堂皇的东西并不太合用；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艺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所谓急功近利，它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在某种情况下速成是需要的，但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所谓鄙视既往，是说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实际上，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所谓迷信将来，是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机械地等速发展的。实际上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的有后退，有的消灭。张奚若最后说，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

张奚若的这四句话，或者因为既简约又尖刻，引起了特别的注意，后来毛泽东多次批评张奚若。并且反其意而用之，说：我们就是要“好大喜功”。

（四）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的批评与建议

5月16日，民革中央常委黄绍竑说：我国立法工作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应该注意那些过去因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致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负责人，如果不及时处理，并向人民作交代，就无异给整风运动来一个极大的讽刺。

法律出版社编辑清漪批评说：刑法典的起草工作早就听说在做了，可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至今仍未公布。据说，这是为了使立法者少犯错误，但结果呢？使得广大司法者“无法可依”，量刑幅度很难掌握，错判也在所难免。再如诉讼法典的拟订，是否还没有条件呢？不是这样的，据说也已有人在做，可是连下楼梯的响声还未听见。

在首都法学界人士座谈会上，正在人民大学进修的兰州大学副教授吴文翰指出：宪法虽已公布，可是至今仍有一部分领导人员对法律持虚无主义的观点。认为以党代政是当然的，党的命令高于法令，党员个人的言语自认是“金科玉律”。这都是违反法制的。

民革中央常委谭惕吾在发言中谈到了共产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的问题。她说：

宪法是党制定的，可是有些事情就没有遵守宪法办事。例如，宪法规定，作为生活资料的私人住宅受宪法的保护，可是上海实行“房改”，办法由党内制定，而且作为个人生活资料的住宅也纳入了“房改”的范围。她问道：宪法是大家包括共产党在内举手通过的，堂堂宪法为什么不遵守呢？她希望中共中央作一次检查，凡有违反宪法的政策要赶快修改。她尖锐地指出，民无信不立，立法者须首先守法。在解放前不遵守法律是为了推翻反动政府，今天共产党希望国家长治久安，领导国家，对国家的法律就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把司法、检察、律师分开，这是好的，可以起杠杆作用；可是现在三者是属于一个党委领导，这就发生了问题，失去了分开的意义。为什么不可以分开来领导呢？

一些党外人士还对纠正法制建设中“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现象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依法治国，这是中共走过了几十年的弯路以后才认识到的一条治国方略。回过头来看，当时党外人士的这些话，或许尖锐一些，但确是逆耳忠言。可惜后来被当作反话听了。

（五）对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偏差的批评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一些政治运动，有些运动成绩斐然，但民确实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其中比较严重的是对胡风事件的处理和几乎同时发动的肃反运动。

某学校的副院长，在肃反时被误作为对象，他对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说：“我当时确是难过得很，身体健康也差了。但是，今天平心细想，经过这次运动，全国反革命基本肃清，可以安心地建设了，这就是最大的成绩，我当时虽然吃些苦头，但从结果来看，问题还是弄清楚了，也并没有冤枉我。”

陈垣听了这些话，很受感动，他在座谈会上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很多人在大运动里受了伤，如果仅仅说是“在所难免”，未免也是说便宜话，不过能从全国着想，总可稍稍解开这些症结。他相信，今天吸取过去的教训，学会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会再有误友为敌的错误做法了。

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说，肃反运动是有成绩的，过去通过群众路线来肃反，也是正确的，要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那是更无可疑义的。问题是在执行工作方面部分地方发生偏差，把肃反面扩大化了。他认为，所谓肃反遗留问题，不外四种情况：（1）根本搞错了的，应彻底平反，并赔礼道歉。（2）没有搞错，但处理不适当，就根据肃反政策纠正。（3）仅有嫌疑而无确凿证据，或仅因历史不清而发生怀疑者，均应早作结论不拖尾巴。（4）没有搞错而予以宽大处理的，应该向他说明白不能跟着嚷“平反”，不许翻案。朱蕴山建议，在1957年人大代表会议后，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应即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指示，迅即组织一个临时检查机构，会同有关方面分往各地检查，根据上述四种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财政部参事室参事陈盛兰说：财政部的三反和肃反有些扩大化。如三反时预定“老虎”为25%，肃反时则定为5%。事先订百分比的做法是否科学？事实证明确有主观主义。

在当年自由批判环境中，相当多的党外人士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批评意见。今天，当我们重新翻阅这些材料时，不能不发出感叹。如果当年中国共产党人采纳这些意见，共和国将会少走多少弯路啊！

3 言路一开 大鸣大放舆论越轨

风声渐紧 主席判定黑云压城

“左叶事件”真相

5月和6月初的开门整风，也潜伏着一些隐忧。诸如：中共中央在发动开门整风运动时，将原定的比较充足的准备阶段省略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对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存在着消极抵触情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生活还不太适应，5月中旬后形成了一股潜在的怀疑、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非议社会主义制度的暗流。

问题在于：卷入这股暗流的有多少人，是否都抱有取共产党而代之的动机？这股暗流，是否已具备了酿成一场狂风恶浪的条件？如果分析一下当时一些不寻常的事件及部分典型错误言论，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左叶事件”就是一例。

所谓“左叶事件”，指的是5月上旬和中旬发生在新闻界的一场记者风波。事件起因于4月17日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和新闻记者的一次冲突。5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记者洪克写的《部长助理和摄影师》一文，第一次披露了这次冲突。这篇报道说：

在刘少奇同志陪同伏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洛希罗夫）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的时候，跟着采访的中外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都随时准备着拍摄一些精彩的镜头，并且都想从伏老的前面拍去。当时随同采访的记者很多，还有一些参观人员，秩序比较紊乱。一位矮胖的同志总是站到刘少奇同志和伏老的前面，紧紧挡着摄影机的镜头。

一次两次三次……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韩德福实在没法了，便走过去轻轻地拉了那位同志一下说：“同志，请你让开一点！”……那位同志扭过头来，理直气壮地说：“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他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十分吓人，韩德福一时摸不着是怎么回事，只得走开了。显然，那位同志是在骂人了，骂了我们所有在场的记者，因为他的口气是“你们”。

接着，粗暴态度而成为命令，传达下来：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同志来了，他朝着我和北京日报的摄影记者说：“你们别挤了，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盛气凌人，实在难忍，我对他说：“同志，你说什么都好，可是骂人不好啊！”

“这不是我骂的！”他说。“是我传达别人的！”

他不肯告诉我们他是传达谁的骂人的命令。后来，我打听清楚了，原来那位骂人的同志就是那位挡着摄影师镜头的人，他是中央某部的部长助理。

5月8日的《文汇报》发表了记者刘光华于7日由北京发来的专电：《新闻记者的苦闷》。也报道了这一事件，并补充了这样一个细节：在听了外交部新闻司那位同志传达的“命令”后，当场有好几个记者扯下了记者证抗议说：“像这样可以不要我们采访了！”

对这一事件的过程，后来还有另一种说法。在反右派斗争发起之后，7月25日的《新闻与出版》发表了署名郑远的《“左叶事件”被右派利用说明了什么？》一文说：当时在场记者有60余人，大家忙于采访、摄影，不时往贵宾参观的地方拥挤，秩序混乱，负责维持秩序的左叶感到责任重大，精神有些紧张。正想整顿一下秩序，突然，一位摄影记者抓住他的肩膀向后一拉，要他闪开，左叶心情有些急躁，转身问这位记者：“你怎么这样态度？你这个态度对吗？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工作的”。“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

两种说法，哪一种更符合客观事实，现已无从考证。但是，即使没有什么“左叶事件”，其他事情也会酿成一场记者风波。例如：5月4日《文汇报》报道：在5月3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集的座谈会上，许多人指出，记者进行采访工作时，经常遭到很多业务部门的限制和歧视。新民报记者采访苏联马戏团消息时，被负责招待的同志以横蛮的态度逐出后台，发言人要求有关部门对这种无理行为加以制止，以保障今后记者的工作权利。

5月12日《光明日报》报道：在5月11日首都新闻界的座谈会上，大公报记者萧离说：去年采访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游览颐和园新闻的时候，我不断听到有人喊：卡住记者。使我到今天记忆犹新的是一个穿西装、系红领带的胖胖的同志在大戏台旁边说的一句话，他说：“记者真讨厌，简直像苍蝇！”后来我听人家说，他就是总理办公厅一位副主任。

5月10日《文汇报》报道：劳动报记者在最近采访外宾活动时，被外事处代处长梁于藩一把拉下来。新闻日报记者去旁听第一商业局经理会议，会议开了一半，办公室主任发现记者在场，就把他赶了出来，并说：“你是新闻日报的吗？你们怎么知道的？去去去！”

这些都说明，当时不尊重记者工作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已经引起许多新闻工作者的不满。加上开门整风的政治气候，“左叶事件”一经披露报端，就立即酿成了一场所谓“左叶事件”的风波。5月8日，《文汇报》在发表北京专电的同时，还发表了特邀《旅行家》主编彭子冈写的题为《尊重新闻记者》的社论。彭子冈写道：“我们人民政权是尊重新闻记者的。但是把新闻记者看作讨厌人，防范而不是合作，卑视而不是尊重，种种旧作风还是存在的，这证明了人的思想意识的改变确是落后于经济制度的改变，即上层建筑的改变落后于基础的改变。……这倒也是新闻工作者应该不平则鸣的时候了。”此后，新闻界就普遍开始鸣“不平”了：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洪克的文章后，第二天又发表了中国新闻社记者衣羊写的《“部长助理和摄影师”读后》，衣羊写道：摄影记者、摄影师在采访过程中，特别是在拍摄宴会、接见、参观游览等较紧张的场面时，常常被一些人认为是“多余的人”，“碍事的人”，总之是“不受欢迎的人”。对我们，好的是平和的劝导：“不要挤”，“不要抢”；不好的则是声色俱厉的喊叫：“你们都走开，走开！”

5月9日的《工人日报》发表了署名车工的《“辛苦了”和“滚出去”》一文，文章以周恩来总理关怀和具体帮助新闻记者的事例与左叶辱骂新闻记者一事作了对比。

5月1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和梁汝怀的文章《要学会尊重人》，并配了方成的一幅漫画。袁水拍的诗中写道：

滚开！对！应该滚开！

让这些官僚架子，官僚腔，

腐朽作风，老爷气派，

势利眼，对下压，对上拍……

一古脑儿都滚开，

不许它们再把我们的同志害！

著名漫画家方成为这首诗配了一副漫画，漫画中的部长助理面对下级时挺胸凸肚，叼着烟卷，嘴里说着：“我重要，哼！”而一转过身面对上级，马上弯下腰来：“您更重要，嘻嘻……”诗与画都表现出一种辛辣的风格。

梁汝怀在“谁更重要”上做文章，指出：在那样的场合，摄影记者的工作，硬是比部长助理重要得多。没有他们，亿万人所渴望的照片就无从见到。这不是很浅显的道理吗？

5月10日的《文汇报》在“群言堂”栏目中发表了两篇讽刺短文：《谁重要？》和《谨呈部长助理》。

5月15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蒋荫恩的文章《新闻记者的职务应该得到重视》。

此外，在当时一些有关新闻、宣传工作的座谈会上，“左叶辱骂记者的事件”也成为人们议论的一个话题，许多新闻工作者从这一事件出发，对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这就是所谓“左叶事件”的风波。

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呢？

应该肯定，“左叶事件”反映了当时党内某些负责干部看不起记者工作，甚至一些人对记者抱有一种警戒和反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记者的活动范围和工作性质，使他们能够对执政党和政府工作实施有效的舆论监督，并有意识地影响整个的社会舆论，从而造成一种实际的监督环境。记者的监督职能，显然给一些单位和一些领导干部造成了不便，如果他们不想让公众了解到他们失职、渎职等行为，就必然会给记者工作设置重重障碍。

另一方面，“左叶事件”显然被新闻界小题大做，借题发挥了，一些人借以发泄平时的不满。许多批评与嘲讽，已经不能说是与人为善和和风细雨了，甚至有些批评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脱离事实极尽地发挥。如《文汇报》发表的讽刺短文《谁重要？》这样写道：“且不说在这样的欢迎场合里，究竟谁比谁重要；但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有人把这一事编成一出描写官僚老爷怎样仗势凌人的短剧，那么‘重要’角色总是这位部长助理同志，而决不会是那摄影记者。”由在特定场合发生的一场冲突，引申为官僚老爷仗势凌人，就未免有些随意和牵强了。

当时一部分人用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主张新闻工作的绝对自由，有摆脱党的领导的倾向。

在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就有人说：“记者不讨厌，不是好记者，报馆不闯祸，不是好报馆”；“在教学中（指新闻教学——笔者），有五性一统，把党性、群众性、思想性、战斗性和指导性统到党性底下，这样一来，把什么生动、活泼的东西都统光了”；“应该把同仁报纸变成报纸的民主党派，这样可以和党报竞赛，可以减少报道中的主观片面性”，等等。

至于彭子冈所写的《尊重新闻记者》，却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入上述的错误倾向之中。正如她本人后来在检讨中所说：“我是不是在要求什么新闻绝对自由呢？我实事求是地检查，确实不是，我要求的是：今天的领导干部和机关，不要歧视记者。记者这一行确是为某些人所不了解，《为什么要整风》中也说，‘有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群众看作自己人……我是有同感的。”彭子冈的这段话是可信的。

“左叶事件”的结论是在反右派斗争发起后作出的。7月13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召集专门座谈会，调查和分析了这一事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诗、画、文的袁水拍、方成、梁汝怀，以及中国青年报吴一铿、洪克，工人日报王源，北京日报周游等就对这一事件的批评、报道作了检查。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邓拓在会上指出：这件事情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加以夸大渲染，借以发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它的严重性就在这里。他还说，文汇报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和社论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的；此外的大多数报纸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也都违背了新闻必须真实这个根本的原则，并且在客观上替右派分子张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邓拓的这个总结性发言难免受全国反右派大气候的影响，将整个事件与所谓右派进攻挂上钩，甚至估计为形成了一股在新闻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暗流，未免夸大了。

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

5月中旬以后，形势变得复杂起来。不仅表现为“毒草与香花齐放”现象，而且也表现在各阶层人士越来越多地卷入到这场运动中来。

为了使全党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始终把握住运动的方向，中共中央于5月20日发出了《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除规定以后在报刊上的“鸣放”方针外，还特别指出：

为了避免因力量分散、照顾不周而出乱子，目前运动的方面千万不要太多。在最近期间，应该集中力量先在机关、文教系统内解决我们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此外不要到处点火，特别不要同时在工厂和学校中发动工人和学生的批评运动，因为工人、学生一经发动起来，就会提出许多具体要求，没有很大精力是处理不了的。因此，在报纸上，目前不应挑起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要登载工人、学生、农民闹事的消息，不要登载对经济政策、工资政策的争论。如果发生了工人、学生闹事的事件，应该采取说服教育、合理解决的办法，迅速处理下去。

在情况开始复杂起来的时候，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采取措施，避免让工人及学生整个地卷入进来，这当然是必要的。但然而，这个文件下发得慢了一步，因为前一天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学生已卷入到运动中来了。

据后来被称为罗隆基、浦熙修的“点火名将”、《文汇报》记者刘光华所说，起初，北大党委“一直慢条斯理地按着既定的步骤进行，即首先只在党内的负责干部中进行整风，学生和一般教员中的党员的整风则拟推迟到暑假中再进行，以免耽误了同学们的学业。但是，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却自动地积极起来参加北大的整风运动了。”

5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部分署名为“一些团员和青年”的学生，在大饭厅前的墙壁上张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向北大团委询问北大是不是有出席青年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果有，又是如何产生的，希望团委回答。接着哲学系的学生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题为“一个大胆的建议”，建议开辟“民主墙”，要求党团领导支持，以帮助党整风。这两张大字报，揭开了所谓的“五一九运动”的序幕。

当晚在全校团员大会上，有人问起民主墙问题，党委副书记崔雄昆答复说，大字报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这个回答引起一部分人的不满。第二天清晨（20日），大饭厅附近的墙壁上就被五颜六色的大字报糊满了。

刘光华写道：“这里有尖锐的杂文、短评，有马雅可夫斯基式的短诗，也有开门见山的口号和极尽讽刺之能事的对联与漫画，不少人针对着崔副书记的话进行批评，批评他实际上是在压制出大字报，阻止同学们放鸣。”

到下午5时20分，贴出的大字报即有162张。晚饭后，北大又出现了辩论会的形式，一些人把饭桌当作讲台，发表自己的见解。晚上，北大党委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代表党委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崔雄昆的态度表示遗憾，并认为北大的民主气氛空前高涨，思想异常活跃，而大字报则是提意见的有效方式，党委完全加以支持。他希望大家能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协助党向三害作斗争。江隆基讲话后，北大的鸣放形势越发复杂起来。5月22日，大字报由饭厅附近扩展到宿舍和教室区，到晚上，已达500余张。同时多处设置了讲演台，辩论会也多了起来。刘光华写道：“不等规模的，自发或是有组织的辩论会纷纷展开了。在大膳厅前的广场上，就像是海德公园一样，成千的同学，在倾听一场接一场的激烈辩论。学生会宣布从下午5时到10时是辩论时间，专辟了两个教室并在广场上搭起讲台，装上播音器供辩论之用。”还有些学生提出，要停课参加民主运动。

5月23日，法律系学生召开了一次大型辩论会。据当时北大非法刊物《广场》编辑部所写的《北京大学民主运动纪事》记载：“法律系同学邀请刘奇弟（物理系学生）等三人开辩论会，学生会特地搭了一座辩论台，并安上了麦克风。这是个大型辩论会，参加的人很多。在辩论开始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林希翎（程海果）同学上台发言。……她的某些观点是不够全面的，当即遭到某些人恶意的攻击，会场秩序大乱。”

5月25日，西语系举行“三害”控诉会。晚上放完电影后，江隆基对同学们说：控诉会是对敌人的，不能对党，要求不再举行。第二天即有许多大字报向江隆基提出了质问。

当所谓的“五一九运动”在北京大学形成了高潮的时候，一小部分学生已经不满足于在校内活动了，他们力图将这件事的影响扩展到社会上去。5月26日，北京市高等学校运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北大一些学生到清华大学串联，要求各校互相支援，把所谓的民主运动开展起来。在这次运动中产生的非法组织“黑格尔——恩格斯学派”也派人到北京各大学进行宣传鼓动活动。

在开始几天里，各报刊对这件事却未作出任何反映，这显然是中共中央5月20日指示所起的作用。《广场》编辑部写道：“运动已经开展几天了，北京各报记者天天来北大，而迟迟不敢报道，使同学们极为不满，纷纷提出质问，有人直接到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谈北大情况并要求支持同学们的正义行动。”

最先打破这种沉默的是《光明日报》。5月25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听说北大学生出大字报，即打电话给该报一记者，叫他去采访，写成报道后，在储安平的坚持下于26日发表。27日，《文汇报》也发表了该报记者刘光华所写的报道。这样，北大的“五一九运动”就捅向了全国，各高等院校的学生纷纷起来仿效北大学生的行动。

一时间，“大字报”成了最为时髦的事物，铺天盖地，糊满了各个高校。例如，5月27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集全校学生大会，动员学生帮助党整风。28日各班学生分别集会，向党提意见，并贴出500余张大字报。有些大字报公开提出游行、罢课口号，如：“投入整风，赶上时代！反对以校为界，到社会上去！”等。

客观地说，北京大学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抱着一种良好的愿望而投入到“五一九运动”中去的，学生们在这场运动中发表出来的意见，不乏独到深刻之处，它们对于改善党在高等院校的领导工作，具有参考价值。但是，从总体来说，这场运动所造成的影响和带来的后果，都是消极的。这主要是因为它采取了所谓的“大民主”的方式帮助党整风，而其效果适得其反。

前面提到的几种鸣放形式，如座谈会、报刊争鸣文章等，实际上对于鸣放言论都有一定的限制，即在一定的前提、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气氛等因素的制约下的鸣放。这些“小民主”的鸣放活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基本上是按照既定的轨道运行的。而“五一九运动”的“大字报”、“辩论会”等形式，即所谓“大民主”，极易突破任何限制。既然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名义去张贴任何内容的大字报，人们也就不必担心或者难以去追究这些言论的任何道义或法律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大字报”“辩论会”成为一种合法的鸣放形式，其他的任何制度和法律都将失去效力。加上青年人激荡的旺盛热情和易流于偏激、极端的思维方式，更增加了鸣放的冲击力和不确定性。北京大学的鸣放活动，正是由此而走向混乱的。显然，如果这种现象扩展到全国，整风运动就难以有领导有步骤地达成预定目标。

“匿名信事件”

6月6日，国务院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宣读了他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吓信。这封信说：

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这封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以此事为由，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成为公开号召开展反右派斗争的第一篇有分量的言论。也提高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

那么，卢郁文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原来，在开门整风运动中，一些党外人士对如何帮助共产党整风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似乎只谈缺点不提成绩才符合整风精神。如5月16日的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就说道：“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这种看法后来被一些人推向极端，以至于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只准谈缺点错误，不准提成绩优点的不正常现象。

在5月25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卢郁文针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卢郁文说：党外人士自己不整风，光帮助领导党整风，提意见很容易只看到别人的缺点，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很容易片面。他提醒说，在提批评和建议时，不要忘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才刚刚形成，还是在摸索中前进，而资产阶级民主却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一不小心，很容易用旧民主观点来看新事物，这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举例说，最近民主人士对党的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如机关中党组如何工作，学校改变党委制，合营工厂中的公方代表撤出，基层以党代政，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以及定息二十年等问题。这些意见看来虽然承认党的领导，但恍恍忽忽又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提醒说，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卢郁文说：党与非党之间的在墙和沟的问题上，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接触人物不同，就有不同的感觉。就他本人而言，他没有感觉到他与党员之间有墙和沟。但他仍然承认，从一般情况看来，党与非党之间是有墙和沟的。他说，在拆墙填沟问题上，共产党员应负主要责任，但必须从两面去拆、去填。有理由要求共产党员不骄傲，不见外，民主人士也要要求自己不自卑，不自馁。要求党员先伸出手来，但不能以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方不伸手自己也不伸手。

他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意见可以辩驳。最近一个时期，许多民主人士大放大鸣，向共产党提出意见，并且要求保证不报复。卢郁文认为，在大放大鸣中，所提出的意见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越是言论自由，越应该让对方辩解。只允许自己提意见而不允许别人辩驳。这是自己堵塞进步之路。

卢郁文对于党外人士有职有权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批判了章伯钧的一个观点，即认为国务院开会不应拿出成品来让大家讨论，说这是形式主义的会议。卢郁文认为，事先把文件经过各方充分协商，准备成熟，拿出来讨论通过，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它的优越性。

卢郁文的发言引起了民革中央常委谭惕吾的极大不满。她在发言中说：帮助共产党整风，民革成员应该是老老实实，诚诚恳恳，不能有任何虚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志间，旧作风还是少来一点！她指出，必须坚持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前提，决不能动摇，否则就不是今天中国的民主党派了。为了社会主义少些波折，对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事情，一定要反映出来。提意见，不一定就是不接受领导。说一切都是因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产生的，那是离经叛道。从这些话中，看不出有任何不妥之处的。

谭惕吾接着说的话，明显地走向了极端。她说：卢郁文的意见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卢郁文说他与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我们要说真话。领导党选择人也要注意，要选对党进忠言的人。她认为，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常常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士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向上爬。

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卢郁文而言。

本来，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在座谈会上，只要不违背宪法，任何言论都应该允许发表出来。但是，谭惕吾在听了卢郁文的发言之后，却武断地认为他言不由衷，并暗指他为“借机会向上爬”的“无耻的民主人士”，这显然违背了开门整风的精神。民革中央委员甘祠森当场就对谭惕吾的说法提出批评，他说，不能认为卢郁文的意见是话不由衷，谭惕吾是太主观了。

在5月29日的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卢郁文与谭惕吾继续展开争论。

卢郁文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给领导党提意见是应当的，对这些意见表示不同的看法，也是应当的。为什么只许批评共产党，而不许批评批评者呢？不公平。他还指出，在拆墙问题上，共产党应该拆的是三个主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要拆的是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要放弃过去的立场，要坚定地树立人民立场。不这样，单是共产党拆墙，是拆不了的。

谭惕吾在发言中承认，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问题上，现在出了岔道。她说，在割治三害毒瘤的时候，确实出了些毒草，如关于定息二十年，不要公方代表，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制等意见，她是反对的。但是，她也反对从另一方面损害党。她认为，帮助共产党整风，就是要揭露矛盾，就是要敲警钟，把一些党员敲醒。她说，卢郁文是在代表抗拒整风的共产党员说话，他没有一句话是对党有帮助的，这是对党不实、对国不忠的表现。

上述的卢郁文和谭惕吾的争论情况，就是所谓匿名信事件的背景。

尽管谭惕吾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极不妥当，但她毕竟是在公开会议上发了一通议论的，而且仅就内容而言，她的一部分意见也不无道理。但是，这封匿名信给人的印象就完全不同了。在初步形成的自由批评的环境之中，信的作者却躲在暗处攻击、谩骂和恐吓替共产党辩驳的人士，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震惊和愤怒。这一事件成为发起反右派运动的导火线，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正因为这封匿名信起到了这样大的作用，当时就有人对它的真伪提出了疑问。

对外贸易部法律室顾问董士濂就发表过这样的看法：“给卢郁文的恐吓信是共产党写的，还是卢郁文写的，还是别人写的，值得怀疑。”他还举希特勒火烧国会大厦以及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秘密报告中所谈的基洛夫被暗杀事件为例，意思是说，这封信是共产党制造的，他认为，“这封信即使是别人写的，也不应该小题大做，大惊小怪，应该像肥皂泡那样，随其消失，否则，就会制造紧张局面，使人感到肃反又来了。”

30年后，纪实文学作家、记者戴晴也持有这样的疑问。她在所谓的纪实文学作品《储安平与“党天下”》中的一个注解中写道：“卢郁文，民主人士，在鸣放阶段几次提醒向党提意见要实事求是，不应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后来据称为此接到谩骂威胁的匿名信，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笔者至今倾向于这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

不论是当时董士濂的“怀疑”也罢，还是30年后戴晴的“倾向于”也罢，他们对匿名信的判断都是从一种想象出发，而缺乏客观依据。即使执政的共产党需要找一个借口来实行反击，也没有必要去制造那种“小把戏”。只要了解一下当时的鸣放情况，就会知道，匿名信事件绝不是孤立的，它仅仅是一种不良倾向的典型代表。

例如，在5月27日的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李仲公批评了罗隆基、王昆仑、龙云等人的意见，为此，有人写匿名信骂他是“逢党之恶”。甚至还有人写匿名信威胁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要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

除了写匿名信这种手段之外，在一些场合还出现了无理阻挠别人发言的情况，

6月7日，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全校教师座谈会上，政治经济系教授笪移今在发言中说：现在党在整风，邀请党外同志提意见帮助党来整风，这正说明了党的大公无私，说明了党很重视群众的意见。他认为，我们发现党委、党员有缺点，就应该不扩大、不缩小地实事求是地提出来帮助党进行整风，应该采用和风细雨的办法。为了帮助党进行整风，还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党的整风指示，特别是指示的第三段。他还说，一切言论意见，不利于团结和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都是错误的。

这时，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突然站起来大声说：“我们不要听你的教训！”“不要给我们上课！”“不要浪费时间！”有几个人也同时拍手叫喊，要阻止笪移今继续发言。这时，会场秩序陷于混乱状态。笪移今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然后走过去和舒仲侨握手，说：“你的意见提得很好。”舒仲侨离开会场时说：“太不识相，无耻！无耻！”

由此可见，共产党没有必要再去制造一封给卢郁文的匿名信，上述的不正常现象，也完全可以作一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了。我们说，当时董士濂的怀疑，是站不住脚的；30年后，戴睛将这一事件比作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那就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玩弄历史了。

从“匿名信事件”，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匿名信事件”首先说明，当时确实有极少数人，他们不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想通过片面的过火的批评一笔抹杀共产党的成绩，以达到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目的。对于这种纯粹破坏性的批评，执政的共产党当然不能任其扩展，而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制止、反击。

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当时主张只提缺点、不讲优点的人士，并不都是站在反对共产党的立场上的。恰恰相反，其中大多数民主人士，是从维护党的领导的善良愿望出发的。许多民主人士，特别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非常崇尚中国历史上像魏征这一类敢于直谏的忠臣。早在3月份的政协会议上，王造时就发出过“党外像魏征的倒还嫌其少”的感叹；在整风运动中，又有许多人表示，要做共产党的“诤友”。何谓“诤友”？即能直言规劝的朋友。从这种观念出发，他们自然以为，帮助共产党整风，就是要直言共产党的缺点；如果在整风时还尽讲好话，就如谭惕吾所言，是对党不实、对国不忠的表现。这些人士提意见的出发点是应该肯定的。只是他们存在主观性与片面性，以及容不得不同意见的极不妥当的态度。还应该指出，中共中央的整风部署，对于这些人士提出只讲缺点的主张，也是有着重要影响的。在4月30日天安门城楼的座谈中，毛泽东就与民主党派负责人商量好，暂时不在各民主党派内号召整风，而集中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在5月10日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盟副主席史良提出，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参加这次整风。李维汉再次申明，现在共产党内的整风运动刚开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评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了，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李维汉所说的“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当然可以理解为“只讲缺点，不提优点”了。陈铭枢正是在此之后提出只谈缺点才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

事情就这样复杂：同一种倾向之中，包含着几种不同的情况。

对于这种复杂性，当时有的党外人士也看出来了。“匿名信事件”发生后，国务院参事万枚子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说：葛佩琦、王德周的发言有严重的反社会主义情绪，是极端反动的；但是储安平提出“党天下”、杨玉清提出“下轿”、“下台”只是严重的思想问题。他认为，他们只是“立异为高”，语不惊人死不休，主观上不一定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只是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影响。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万枚子还谈到了第三种情况，他说，谭惕吾、陈铭枢对党“忠心耿耿”，是“拥护党”的，只是给党提的有些意见内容不对。这要与脱离党的领导分开来。万枚子提出要区分不同情况，这在当时是很必要的。

但是，《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对“匿名信事件”却做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显然，这个结论将匿名信事件的性质和意义估计得过分严重了。

“六六六会议”

6月6日上午10时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章伯钧召集六位大学教授和其他几个人，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6月6日六教授，故称为“六六六会议”。这六位大学教授是：

曾昭抡，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钱伟长，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

费孝通，原清华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

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教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

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黄药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参加会议的还有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此外，还邀请民盟副主席史良、民盟秘书长胡愈之、民盟中央常委闵刚候、金若年出席了会议。胡愈之在会议开始前即离开会场。

反右派斗争发起之后，闵刚候写了一篇题为《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的揭发文章，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追述。尽管闵刚候在文章的开头写道“这的确是一次紧张的集会，许多人激昂慷慨地发了言，这些发言不像是人民内部的共同语言，因之给我的感受极其深刻，不易磨灭。”但事隔近一个月，个人的追述与实际的发言内容难免要有所出入，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如火如荼的气氛，对闵刚候的措辞不能不有所影响。因此，我们还必须参考一下其他人的有关回忆材料，才能比较准确地了解这次会议的真实情况。

章伯钧等人举行这次会议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闵刚候断言，“章伯钧这个右派野心分子就是想通过和罗隆基的联盟（参加这次会的曾昭抡、费孝通和吴景超等都是罗隆基的小组织人物），点上火在学校里烧起来企图威胁党，以达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狂妄目的。”

闵刚候的这个论断——实际上也就是中共中央对此所作的结论——是很值得我们重新研究一番的。

果真是章罗结盟的会议吗？闵刚候下这个断语时，显然忽略了民盟副主席史良一贯的政治态度。众所周知，史良一贯是站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立场上说话的，在整风运动刚刚发动的时候，史良就坚决反对罗隆基的观点，表示要和他争鸣一番。那么，如果“六六六会议”有任何结盟反党的迹象，史良不会觉察不到，也不会不表示反对的。事实是，史良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并建议，他们几个人一同去向共产党的负责同志反映情况，这说明，“六六六”会议根本不可能是章罗结盟的会议。

果真是一次“点火”的会议吗？这个结论也错了。恰恰相反，这是一次“灭火”会议。章伯钧后来交代说：

6月5日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胡愈之四个人在民盟的‘科学规划’工作组开会后到家里来找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钱伟长讲了清华大学学生的情况，他说：“现在是放，还是收？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我们就来收”。费孝通也谈了一下民族学院的情况。曾昭抡也说了，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各地都搞起来了，上海的学生闹很厉害，今天上午，杨秀峰（时任高教部部长——笔者）到上海去处理问题，我告诉他，你到上海可以找民盟的负责人谈谈，可以帮助你”。意思是说，民盟对学校的整风起作用。曾昭抡又说：“你讲的政治设计院，外边有人反对，我倒是很欣赏。今天北京的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满意，学生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当时，我同意他们的见解，对形势的估计是这样严重。当天我们决定：第二天再多找几个人谈谈，并由我告诉周总理。当天晚间，我曾给习仲勋、李维汉打电话，但是没有接上头。

章伯钧等人一再指出局势的严重性，无非是强调“收”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如果继续“放”，民盟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但如果要“收”，共产党就不能离开民盟的帮助。在他们看来，局势已经严重到一触即发的程度，而这正是民盟发挥作用的时候。

第二天会议的发言，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们主张“灭火”的动机。费孝通回忆说：中午章约史良、胡愈之、叶笃义、黄药眠……和我十二人在文化俱乐部吃午饭座谈，除胡、闵、金没有发言外，大家都谈了。在情况估计上，除吴景超觉得人大正常之外，都认为是紧张和严重的，有人说这是匈牙利事件前夕，所不同的就是学生还没有找到头儿，教师们和学生一联起来，上了街，就会闹大了。

民盟应当怎么办，做工作是应当的，但是这里关键是在动向问题，我在会上提出，盟的领导在帮助党整风运动中曾否和党联系过。盟的方针只是解除顾虑，有啥说啥，是不够了。章回答是没有联系过。……当时，大家都要几位副主席赶紧找党的负责同志谈一谈，其中也包含了错误的看法，就是对党中央是否已掌握了各校实际情况有怀疑。章说可以找周总理、李部长（李维汉）、康生、彭市长（彭真）。史良副主席主张在座的人一起见党的负责同志，问我们是不是愿意像会上一样都说出来，我们都说愿意。她说晚上要遇见总理，如果总理同意，当晚就可以召集大家谈，各人留下电话，由叶笃义联系。

费孝通所谈的情况和章伯钧的交代是一致的。章伯钧回忆说：

6日上午，我们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见面了。……大家又把头一天的情况说了一下，吴景超估计的形势没有那样严重。会后，史良的意见是请示领导，找周总理谈，并且说下午和周总理见面时说一下。

7日，国务院开会。史良对我说，前一天晚上已和周总理谈了，总理未置可否，她叫我们再和总理谈一谈。在会上，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情况很严重，谈话的人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表示可否。

想必中央已经决定了大规模反击右派的方针，周恩来不便于表态，只能“未置可否”了。

将“六六六”会议定为“点火”会议，显然难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章伯钧等人为什么急于同周恩来等中共负责人谈谈？特别是史良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积极性。如果是为了“点火”，如果是为了把事情闹大以迫使共产党下台，章伯钧等人就会在这“匈牙利事件前夕”下到基层，去“呼风唤雨，推涛作浪”，而不是急于同中共的负责人取得联系。答案只能是：章伯钧等人急于向中共负责人反映局势的严重性，以促使中共下定“收”的决心，并赋予民盟更多的政治责任。所以我们说，“六六六”会议不是“点火”会议，而是“灭火”会议；把这个会议定为“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顶点”，也属不实之词。

应该说，这次会议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

第一，一部分人过分夸大了局势的严重性。如章伯钧在会上说，“交通部在汉口的学校，学生要请愿，其他地方也有学生罢课，形势十分严重。”“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都是党员，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又说“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还有的人认为，当时的情况很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后来章伯钧承认，他所说的计委门口贴大字报的事，是道听途说，不符合事实的。

第二，一部分人过分夸大了共产党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如章伯钧在会上分析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的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标准了。他说，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也不好，放也不好。还有的人认为，从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十分严重，主要是制度造成的，而不是个人作风问题。

第三，由于对形势以及党所犯错误的不切实际估计，使一些人过分夸大了民盟的政治作用。有的人说：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

章伯钧说：在共产党进退失措、没有办法收的时候，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他认为，民盟现在大有搞头，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大发展，同时还要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监督作用。他建议费孝通去掉专家局、民族学院和民委会的职务，多花时间搞民盟的工作。在他们看来，局势的发展超出了共产党的估计，共产党已经陷入困境，现在只有民盟站出来说话，才能控制住局势。这也是他们急于同中共负责人取得联系的根本原因。这种过分夸大民盟政治作用的观点，不仅容易在实践中产生忽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章伯钧等人利用“危机”迫使中共给民主党派更大权利的政治野心。至于这种野心膨胀到何种程度，是否已严重到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要取共产党而代之的程度，当然是应该分析的。

典型越轨言论

在开门整风运动中，还出现了不少言辞颇为激烈、尖锐的言论，在随后的反右派斗争中均受到集中的严厉批判。比较典型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这是民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国家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在5月21日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来的。他说：

过去，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2.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

在开门整风运动中，一些党外人士担心现在向共产党提意见，将来会遭到打击报复，因此提出要共产党作出保证。民盟副主席、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在5月22日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就是由人大和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

3.储安平的“党天下”。

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民盟盟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认为，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上。这是他在6月1日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发表的看法。他说：

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4.陈新桂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大主义的根”。

民盟中央候补委员陈新桂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说法大加赞赏，但认为还未说透。在此后几天的民盟座谈会上，他多次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他认为，储安平提出“党天下”、“一党治国”，话没有说完。在苏联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专政。把党外人士看成异党分子，这样不出宗派主义就很奇怪了。他还说，在延安整过主观主义，越整越厉害，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

5.杨玉清的“下轿下台”。

在5月31日政治法律学会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政法研究》副总编辑杨玉清在发言中把整风运动叫作“下轿”运动。他说，有些共产党员坐轿子，脱离群众，至今还有人不愿下轿子，那些抬轿子的人也不愿放下轿杆。他认为，首先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还有一种人特别应该下台，《人民日报》总编辑非下台不可，因为人民日报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这次运动想“收”不想“放”。他还说，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好文章都是反现状的。歌功颂德的人不为人所称道的。他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要广开言路，还要“广开贤路”，今天的事应该谁有本事谁来干。

6.王德周的“党员有两多两少”。

据6月6日《北京日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王德周的发言，也颇为偏激。他说：党已经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了！老百姓开始对中央不信赖了。有些事比国民党时候更坏。共产党胜利了为什么今天垮的这样？与其说党脱离群众，不如说群众脱离党，……现在党快垮了。现在党内有90%几的党员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他认为什么时候都是武力战胜武力。他说，现在党员有两多两少，多了特权思想和优越感，少了法律感和道德感。他建议，由民盟把所有群众组织起来，帮助党整风，监视党整风，以取消特权达到整风的最高效果。

7.章乃器的“定息不是剥削”。

据6月9日《大公报》报道，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发表了他对于定息的见解。他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其理由是：被剥削是痛苦的。如果今天的工人仍然被剥削，那就不能不对私方有对抗。那样，阶级关系就不可能是非对抗性矛盾了。既然已经肯定阶级关系是非对抗性矛盾，就没有理由说定息是剥削。他说，剩余价值、剥削和不劳而获的收入这三个名词，本来一般是可以通用的。现在既然已经明确定息不是剩余价值，那就可以进一步明确定息也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获的收入。他认为也可以这样地理解：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说，这种说法不是咬文嚼字的末节，而是实事求是的正名。

8.李康年的“实行赎买二十年”。

据5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公私合营华众织造厂总经理、民建会员李康年提出“实行赎买二十年”的建议。他认为目前国家采取的定息办法，每年按股金5%发付利息，“资本家的股金应该是二十年可以得到全部代价”，如果仅仅算到1962年为止，“似觉赎买还未完成”。他要求取消定息的办法，发行一种“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把定息改名为“赎金”。存单像公债券一样，采取无记名方式，按全国私营工商企业清产核资总值22亿元的数字发行。存单一次发给资本家、资方代理人和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存单从1958年开始每季兑现一次，到1975年为止，分20年兑清，以“赎买到底”。其主要理由是：定息有许多害处。因为定息的存在，就会被认为私方人员在合营企业中还占有股份，“尚留着剥削的残余”。因而就造成了公私之间、工人与私方之间，私方与私方之间的种种矛盾。因此，把全部资本归还资本家以“赎买到底”，则“剥削的尾巴”就完全断了，各种矛盾也不存在了。将22亿赎买存单在1958年全部发给资本家后，实际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完成。公私合营企业就可以改为国营；而“此时，资产阶级手中只多了一些赎买存单，其性质与国家公债大同小异”，因而，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也“基本完成”了。

9.关于“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

共产党的组织在高等院校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整风运动中一个尖锐的话题。在反右派斗争中，凡是否定党组织在高校中的领导地位、主张“共产党退出高等学校”的言论，都被定性为右派言论而遭到严厉批判，

典型的言论是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关于“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的建议。在5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研究清华大学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关系问题座谈会上，叶笃义谈了两点意见，一是他认为，共产党对知识分了的问题，应该更加重视起来。应把五百万知识分子的问题，摆在一个重要地位，并建议政协全国委员会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二是他认为，在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的组织活动。他十分赞成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他说，过去党委会管得太多，如果说党与非党之间有一堵墙，墙的来源，主观上有些关系未处好是一个原因，但是不是因为有了党的组织，无形中就形成了一堵墙呢？他认为一个人多一种关系、多一种身份就多一个矛盾，如校长就是校长，教授就是教授，两人之间关系就简单些，如加上一种党派关系，关系就复杂了。他还主张共产党员在学校中也不以党员身份进行活动。他说，党派要常开会，起码对六分之五的时间的保证就有影响。问题是在高等学校中搞这些组织，是起了推动教学的作用呢，还是抵消了教学的作用？

10.关于反苏的言论。

在鸣放中，凡发表了对苏联不满的言论的人，在反右派斗争中均受到严厉批判。在当时，对苏联的任何行为发表意见，均被视为“反苏谬论”。如民革副主席龙云曾对苏联提出四点意见：（一）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二）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三）苏联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四）我们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由于发表了以上所谓的“反苏”言论，在反右派运动中龙云受到集中的批判。

11.关于否定肃反和胡风案的言论

在鸣放中，一些人士对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肃反运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如陈新桂说：“三反”、“思想改造”和“肃反”等，这几阵暴风雨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之一。他说，今天，有人不敢“鸣”、“放”，是怕再有一阵暴风雨来临。过去几次运动，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成绩的取得，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所以，仅以“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难免的”这个公式来作结论，未必一定正确。过去几次运动产生的副作用太大，最严重的是助长了唯心主义。譬如，不从调查研究出发，事先拟定打击的对象的数字，对运动采取宁左勿右、否定一切、大胆怀疑的办法，等等，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不相符合，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历次运动还是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如人为地制造了“墙”和“沟”；把人分为“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有的是以片面地反映和密报别人的问题而获得这个称号的，所以，有的老教授说，他们是“靠运动吃饭”。另外，在运动中也使有的人养成看行情办事。有人这样说过，在运动中“要避免挨打，就得打人”，这些人简直是败坏社会道德。

胡风案在当时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但仍有不少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触及了这一禁区。北京大学学生刘奇弟说：“反胡风运动已过三年了，胡风及其‘集团’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今天旧案重翻，我要为胡风说话，更精确地说，我要为真理说话。”他称胡风为“进步作家”、“民主战士”，为青年所爱戴、尊敬。当然，这类翻案言论在当时无一例外地被划入右派言论。

毛泽东改变整风主题

5月中旬，毛泽东从“左叶事件”和一些越轨言论中，觉察到事情正在起变化，因此有了反击的思想准备，但还未作出改变整风主题的决策。毛泽东这一段的思虑，表现在他于5月中旬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

这篇文章的原题为《走向反面》，其含义在文章的一开头即已指明：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那么，有哪些事物在走向反面呢？毛泽东在文章中至少在三处提到了“走向反面”的情况，一是党内党外的右派。毛泽东说他们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如果不改邪归正，就会自取灭亡。二是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提出，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三是民主党派整风。毛泽东提出：“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

尽管毛泽东说到右派“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联系到当时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对开门整风方针的消极抵触情绪，以及“从此天下多事”的担忧，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指明形势的严峻性，不如说是他想向党内的那一部分人证明：即使在开门整风中出现了右派猖狂进攻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

毛泽东在5月中旬留下的其他文字材料，也能说明这个问题。5月14日，毛泽东在5月10日的《解放日报》第二版（该版刊出了上海市中小学教师座谈会的发言摘要）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5月1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又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前一阶段开门整风的基本方向和总体效果，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说明，毛泽东仍然希望整个运动能够继续下去。至于右派的挑拨性言论，毛泽东主张，“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

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是放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上，还没有作出大规模反击的决策。他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但他又认为，在几个星期之内，主动权掌握在右派手里，他们或者继续胡闹，或者改邪归正。而共产党究竟会采取什么措施，则还需要根据事情的发展变化而定。

毛泽东下决心改变整风主题，是在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之后。5月19日以后，高等院校的学生们以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投入到整风运动之中，这就使开门整风的局势变得复杂起来。在“大民主”的冲击下，一些学校的党组织已经不能正常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了。这种结果，完全违背了整风的初衷。而且，这种“大民主”之风如果不及时地加以控制，很有可能进一步蔓延开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出了警告。

“五一九”运动兴起之时，正值青年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种巧合，赋予了这次团代会一项特殊的使命，即向广大青年学生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声音。

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接见团代会的全体代表时，向开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错误言论和错误行动发出了警告。他向青年代表们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的这个公开警告，表明他对开门整风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

这一变化，也体现在毛泽东对他2月27日讲话稿的修改上。

5月24日，他在修改讲话稿时，加写道：

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所谓‘教条主义’，但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即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这种思想在实质上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梦想恢复资本主主义制度的反映。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充分注意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毛泽东此时关注的不再是整顿三风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问题，是在党内肃清修正主义思潮的问题了。

5月25日，即接见团代会全体代表的那一天，他在讲话稿中又加写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

（一）有利于团结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同一天，毛泽东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时，又指出：百花齐放就是有利于团结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还有一条——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和国际和平力量的团结。这算是标准，符合的就是香花，不符合的就是王八蛋。

毛泽东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在某种程度或意义上成为“引蛇出洞”的手段。到了6月8日，毛泽东抓住“匿名信事件”这一契机，发动了全民的反右派运动。

整风的主题变了，鸣放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党内那些对开门整风方针持抵触情绪的干部，他们一旦了解到毛泽东和中央的反击意图，理所当然地要推波助澜，积极地将各种鸣放形式转化为“引蛇出洞”的手段。由此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二是为即将发起的反右派斗争制造了更多的目标。原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施平回忆说：

“反右”正式开始前，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多次召开大学党委书记会议，听取各校关于民主党派、教师、学生帮助党整风“鸣放”的情况，布置各校抓紧时间，动员“鸣放”。有一天下午，市委负责同志找了清华、北大、师大和北农大四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去谈话，听取了学校“鸣放”情况后说：你们几所大学老教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翘尾巴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成员多，有影响的人物多，要用各种办法、制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你们几所大学“鸣放”得还不够，因为党委力量强，党委书记要示弱……，让他们敢于尽情“鸣放”，无所顾忌。最后着重交代说，时间不多了，很快就要发动全面反击，反击开始后就没有人“鸣放”了。

当时党内一些高级负责干部就这样地运用“引蛇出洞”的战术，人为地制造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局势，从而为大规模的反击提供了最主要的“客观”依据。由于毛泽东此时的注意力已经返回到阶级斗争问题上，所以他对这种战术也给予了肯定和支持。6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其中将“引蛇出洞”列为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战术。他写道：

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做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

实际上，所谓“引蛇出洞”，就是各单位党的负责干部想方设法让自己主观认定的右派把“毒素”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

“引蛇出洞”战术所造成的假象，使毛泽东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判断。他在为《人民日报》所写的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中断言“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时，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从此后，党的八大所判定的国内主要矛盾就被逐步扭曲，客观上已不是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又被逐步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以致产生了一连串的逆向发展，终于把我国推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4 主题突变 整风转向反击右派

深入挖掘 反击扩大后果惨重

依靠两种社会力量打开反击局面

从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转向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反右派运动，这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重大转折。为了顺利地实现这种转折，毛泽东和中央在6月8日前后对这场斗争作了比较周密的部署。

6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今后的整风，要用大鸣大放的方法加紧进行。他写道：

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

在这里，毛泽东将一些党外民主人士竭力主张的“大鸣大放”和“大字报”接了过来，把它们作为反击右派的主要方法。毛泽东还把反击右派看作一场战争，他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第一次说明了即将发起的反击运动的性质和规模。为了使各级党组织作好思想准备，毛泽东要求各级领导将本单位人数按照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他还说：“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

6月8日，即《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所写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对反右斗争的过程和方式作了具体的说明，他提出，“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毛泽东再次强调，“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6月10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党内指示，向各地党组织通报了北京反右派斗争情况。他指出，“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毛泽东要求各地党组织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

6月12日，毛泽东在5月中旬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印发党内。

上述情况说明，这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是中共中央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起来的。

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相比，这次的反右派运动又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打开反击右派局面的公开力量，不是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而是工农基本群众以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左、中派。也就是说，反右派运动的发动，是以群众自发反击的面目出现的。这个特点，在最初几天的《人民日报》上充分体现出来了。

6月8日，是公开反击的第一天，《人民日报》第一版以“反对离开社会主义的谬论痛斥匿名恐吓的卑鄙手段”的大字标题，报道了石景山钢铁厂职工批驳储安平、葛佩琦错误言论的消息。报道说：“报纸上登载了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消息激起了石景山钢铁厂广大职工的愤怒。7日下午7时，石景山钢铁厂工会召开包括工程师、职员、工人共17人的座谈会，会上对这种写匿名恐吓信的卑鄙行径，表示强烈的抗议。同时，对于连日报上发表的种种离开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进行了驳斥。”

6月9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不许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抬头”的大字标题报道了北京国棉二厂职工反驳错误言论的座谈会。还发表了北京广播器材厂169位职工的抗议信。信中写道：“我们国营北京广播器材厂的职工，在看到报上登的葛佩琦、储安平等人的发言后，大伙都火起来了，这哪叫提意见！这是诬蔑党，我们决不允许他们诬蔑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我们抗议储安平把现在人民的天下叫做党天下。他把毛主席叫做老和尚，太不像话了。我们工厂一些老工人听了他的发言都说，他还是个知识分子呢，怎么说话还没我们老粗文雅。”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工人说话了》的社论。社论驳斥了两种论调：其一是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再不需要改造了，工人阶级应向资本家学习优良品质；其二是认为既然让资产阶级思想“鸣”，就不能同时也让工人阶级“鸣”。社论指出，事实的考验，对于目前种种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能够采取最坚决明确态度的是工人阶级；而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还要等待别人给予言论自由，这种论调是无法成立的。这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在第一版刊出了通栏标题：“对反社会主义谬论无法沉默，觉悟的工人群众起而应战”，几乎整版刊载了各地工人群众对于各种错误言论的反驳，以此表明“工人说话了”。

6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又以《请听听农民的话》的标题，报道了武汉市郊区群力农业社农民举行座谈会驳斥右派言论的情况。

6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北京郊区四季青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对于右派言论的驳斥，标题是《农民和工人将团结得更紧密》。

除了工农群众这一重要的社会力量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左、中派人士，也成为打开反右派斗争局面的重要力量。如公开反击的第一天即6月8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集中批判章伯钧、储安平、王德周、葛佩琦的发言，九三学社、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也都召开座谈会。对右派言论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人民日报》也用了近两版的篇幅刊登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关于批判右派言论的发言。于是，在公开反击的第一天，传媒界就造成了两种社会力量夹击右派、右派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的舆论导向。

可以看出，反击右派的最初声势，从表面看，是由工农基本群众和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自发批判造成的。由两种社会力量的自发批判来造成反击声势，显然是中央意图的体现。因为从策略上讲，各种偏离社会主义原则的言论，是以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发表出来的，如果中共中央直接组织反击，就不易被中间派人士理解，他们会想到：既然是帮助共产党整风，怎么又整到提意见的人了？因此，以“工人说话了”这类方式出击，就使得反击更加有理、有力，更容易被广大中间派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确定“章罗同盟”为主攻目标

6月8日毛泽东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7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将反右派运动称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人民日报》社论解释说，所谓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是对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坚决彻底的政治斗争，直到他们投降为止”；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对中间派而言，即“是要使他们在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自己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是要在思想上进行自我改造，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有一部分从中间派归入左派，壮大左派的队伍”。

既然反右派运动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如此的复杂和艰巨，它也就不会停留在基本群众的“自发批判”这种水平上。在反击声势造成之后，中共中央必然要将这场批判运动引向深入。

批判运动的深入展开，是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之后开始的。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稿，经过多次修改之后，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原来作为整风指导文献的这篇讲话，在增加了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论述和六条政治标准，并删去了一些可能会磨损反右派斗争锋芒的词语之后，一变成为“同右派斗争的强大武器”。随后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就是根据毛泽东这篇公开发表的讲话的精神，对右派进行深刻批判的一次大会。

由此使人联想到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毛泽东2月27日讲话之后，举行了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这篇讲话于6月29日公开发表之后，又举行了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这两次会议都与毛泽东2月27日的讲话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气氛恰成对照：前一次为了发动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而后一次则是动员反击批判右派。

6月26日，人代会召开的第一天，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即指出了右派言论的根本错误所在。周恩来指出，“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各党派轮流执政”等等言论，“目的都是要使人民政权脱离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以便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面貌来改变我们国家的性质，”右派们“实质上是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在这里，周恩来实际上为这场批判指明了主攻的方向。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要求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使他们以后在国家安定的形势下，再难于组织像现在这样大规模的反共运动。指示还要求各级组织切记不要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姑息养奸，养痈遗患。

6月29日，中央又发出《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其中对于右派骨干分子情况作了这样的估计：“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中央在人代会期间所发出的这两个指示，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这场斗争作出了规定，前者指明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后者则规定了斗争对象的数量界限。

反右派斗争的主要目标在哪里？月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起草了那篇著名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社论中第一次用了“章罗同盟”这一名词，他说：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根据这一具有权威性的判断，在人代会的会场内外，人们自然将批判的主要锋芒，指向了章伯钧和罗隆基。例如，7月4日《人民日报》的第一版，整版刊载了两篇报道：一篇题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大会和分组讨论，各地代表追击章罗联盟”；一篇题为“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群情激愤严词质问，章伯钧承认章罗联盟”。

在农工党的座谈会上，章伯钧承认说，“章罗联盟是有事实的，是从去年开始的。过去同罗在盟内争权夺利，从去年开始合作。先从思想联盟开始。我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罗有英美民主思想，我们思想一致。从思想联盟到工作一致，即工作联盟，再变为政治上的联盟。”

7月5日，“人民代表继续追击右派集团”，在这种追击下，“罗隆基吞吞吐吐承认章罗联盟”，即说他同章伯钧“只有思想联盟，没有政治联盟”。

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同盟，是指“由缔结盟约而形成的整体”；所谓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共同行动而订立盟约所结成的集团，也指个人、集体或阶级的联合”。按这个解释，不论是“章罗同盟”，还是“章罗联盟”，都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一是订立盟约，二是具有根据盟约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如果以这两个条件来衡量，所谓的“章罗联盟”并不存在。当时的所有揭发材料，没有一份可以拿出章罗二人订立任何形式的盟约的证据；而在组织联系上，二人的不合作和互相攻讦由来已久，众所周知。当时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在批判罗隆基座谈会上曾发言说：“罗当时与章伯钧是死敌，常说章排挤他。在52年初三反时，他还抓住章伯钧交通部贪污的事，想通过小集团的活动造成舆论，迫使章伯钧在盟内公开检讨。”后来还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帮助下，罗隆基才勉强在盟内工作上与章伯钧采取合作态度。由于章罗二人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尖锐对立的个人关系，如果没有确凿证据，仅仅根据他们在鸣放中放出一些具有相同政治倾向的言论，就给他们扣上“章罗联盟”的帽子，并断然认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正因为如此，即使处于被集中批判的高压之下，罗隆基也不承认有什么“章罗联盟”。8月12日下午，民盟中央举行第七次扩大整风座谈会，集中批判罗隆基。罗隆基在交代中承认，他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共的政治活动，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坚持中间路线的。但是，在谈到他与章伯钧的关系时，他却断然否认了“章罗联盟”的说法。下面是他关于“章罗联盟”的一段交代：

今天我可以肯定地说，从旧年北戴河起直到今天，我同章伯钧两个人绝对没有在任何地方单独地谈过盟务或国家的政治。两个人除了在开会、宴会、晚会场中几乎是碰不到头，见不到面的。当然，在民盟政策上，我支持了章伯钧某些主张因而使民盟迷失了方向，走错了道路，亦绝对不是我同章伯钧事先有了什么阴谋诡计而进行的。就那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1957年的中心工作来说，亦是经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的长时间辩论而决定的。支持这个主张的还有许多位中常委，不止我一个人。我不是在这里辩解，因为两个月来，在一切交代的场合中，大家总要我交代一些章罗联盟的内幕，我思前想后，实在想不出什么具体的事件来，绝对不是我隐瞒不交代。

“挖”出这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章罗联盟”，在当时被看作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成果，它对于整个反右派斗争的战略部署，“意义”太重大了：不仅确定了反右派的主攻方向，而且向全国人民证明了中断整风而转向反击右派的必要性。

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的社论即认为：“右派在全国范围内最重要的指挥机关章罗联盟，在各方面的围攻之下，内幕已经开始暴露”，这是运动开始深入的一个标志。社论说，“由于斗争开始深入，由于右派的真面目进一步暴露，许多原来不相信有什么右派、或者不认为反对右派有什么必要的人们，现在在大吃一惊之后，也逐渐改变态度了。他们开始认识到，右派确实存在，确实在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确实是人民事业的心腹之患。……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警惕，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单单依靠正面的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反面的教育。右派分子的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对于广大群众就是最好的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根据反右派斗争所取得的这一成果，中央于7月9日又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毛泽东在通知中对右派骨干情况作出了新的估计：“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

也就是说，相差仅仅10天，右派骨干人数即翻了一番。这种情况表明，反右派斗争此时已经无可挽回地走进了一个“怪圈”：“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理论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而这种扩大化的成果反过来又成为这个理论正确性的证明。

七月中旬后的“深入挖掘”

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部署反右派斗争。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印发与会同志讨论。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对此后的运动发生重要影响的观点。

第一，以更为严重的措辞表述了反右派斗争的性质。文章一开头即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第二，明确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文章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强调了同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长期性以及此次反右派斗争的重要性。文章认为，资产阶级右派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怎样才能缩短这个时间呢？毛泽东显然认为当时的反右派斗争具有重要的作用。他提出：“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不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

第四，提出了反右派斗争的策略。文章写道，“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在斗争方法上，“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即一打一拉、先打后拉的策略。

第五，明确提出了清除党内右派的任务。文章说，“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

第六，提出了全民整风的任务。文章提出，“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

第七，规定了整风的目标。文章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第八，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的重要作用。文章认为，“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此，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观点，其中不乏正确见解，比如对于政治目标的规定，关于物质基础的论述。但是，从总体上看，这篇文章表现出的是一种“左”的倾向，即它过分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把一些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夸大为敌对阶级间的阶级斗争。由于目标、任务与手段的冲突，毛泽东所向往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只能是一种“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再用几个月时间“深入挖掘”右派分子的精神，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

8月29日，针对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撤销一名右派分子的人民代表资格的请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右派分子不宜过早地作组织处理的指示》，认为“目前反右派斗争正在继续开展和深入，对于右派分子的斗争，应是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彻底揭露把他们搞臭，但还不宜于过早地作组织处理，因为这样做会使斗争简单化，不利运动的深入和开展。”

9月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批评一些单位和党员对待党内右派分子“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他们划为右派，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现象已经影响了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和开展。中央要求，“对于那些同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决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党员而有所宽容，决不应该漏掉真正的党内右派分子。”

在青岛会议精神和中央上述指示的引导下，几个月的“深入挖掘”造成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局面。

首先，对右派性质作出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判断，在质的方面绝对地夸大了同右派斗争的严重性。本来，右派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在人民民主阵线的范围内使用了这一概念。他认为，那些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毛泽东认为，对于这部分人，主要是帮助、批评、教育的问题，“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在整风运动前夕，李维汉也明确提出了右派问题，他指出，1956年下半年有一股反社会主义制度的风，又有一股反思想改造的风，逐渐刮了起来了。“这股风是从哪里来的呢？主要是从右派那里吹出来的，右派是这股风的主帅、军师。”李维汉同时指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对待这股风，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也只能这样对待。”

然而，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发动和逐渐深入，毛泽东和中央就逐渐背离了以往正确的判断。

6月8日，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毛泽东将右派称为“反动派”；

6月26日，中央在《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中又指出：“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

7月1日，毛泽东使用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一提法；到了青岛会议期间，毛泽东断定，“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对右派性质的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判断，既是发动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根据，也是扩大化的重要表现。

其次，这场运动采用具有极大主观随意性的策略方针对待批判对象，以至于打击面过宽。毛泽东在5月中旬曾比喻说，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在反击的最初一个月中，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些“自己浮到水面上”的“鱼”。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一些单位又发现还有隐藏得很深的右派，即“鲨鱼”。

7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吉林省委《关于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报告》。吉林省委在《报告》中认为，先前在第一线公开向我们进攻的右派分子，主要是一些虾兵蟹将，更凶恶的“鲨鱼”多在暗地活动。中央同意这个看法，在批示中说，吉林省委报告中发现“鲨鱼”一点很重要，请各地都注意。

7月中旬后的“深入挖掘”，主要就是“挖鲨鱼”。既然“鲨鱼”没有“自己浮到水面上来”，那就需要去“钓”。所以，7月中旬后，“钓鱼”战术，或曰“引蛇出洞”战术，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铁道部机关整风领导小组在一份报告介绍经验说：

研究与利用怀疑分子的弱点，采取多样的方法，有意识地诱导他们把反动思想暴露出来。如计划局党员陈××过去曾流露过一些反党言论，在鸣放期间暴露的很少，计划局领导小组掌握了他又想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又怕在群众中暴露后受到批判和处分的思想矛盾，用个别谈话和党的小组会上进行思想检查的形式，让他比较自然地把错误观点吐露了出来。材料局李××过去一贯怪话连篇，对党不满，鸣放时未放。别人要他发言，他说：“现在百家争鸣，我再发言是一百另一家了”。材料局领导小组研究了他又臭又硬不肯认输，对党仇恨又不敢自己出头想利用别人向党进攻的特点，就用“激将法”促使他暴露。在“回忆会”上，群众提到肃反中对他进行审查没有错，结论也是正确的，他就沉不住气，马上起来辩论，发了很多谬论。对这类右派分子，在引导他们暴露时，都未立即进行批驳，不使他们感到压力，从而使他们把反动思想逐渐地放了出来。

运用“钓鱼”或“引蛇出洞”“战术”来“深入挖掘”“右派分子”，战果自然十分显著。在经过了7月上旬的翻一番后，被揭露的“右派”人数继续直线上升。一个月后，仅北京市已发现右派分子7511人，其中高等学校有4230人。9月2日，中央在《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中统计，已发现党内右派分子3000余人。据后来复查统计，全国共定了右派分子552877人。时间仅仅过了半年，而被定性为右派分子的人数较最早预定的点名批判4000人超过了一百多倍，这不能不说是大搞群众运动普遍探挖的典型性后果。

最后，对被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处理的分量过严过重。在青岛会议期间，根据毛泽东对右派性质的判断，中央统战部在《关于帮助各民主党派整风的意见》中提出：“资产阶级右派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派，是人民的敌人，所以必须向右派进行坚决的彻底的斗争。另一方面，在策略上仍然要把目前反击右派的斗争当作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来进行，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自绝于人民的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又当别论）。”这个策略，后来明确地称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政策。从表面看，这个策略似乎有利于防止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实际上恰恰相反。不仅丝毫无助于防止斗争的扩大化，反而在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上，给了具体执行者以更大的主观随意性。李维汉后来写道：“1957年12月，第九次全国统战会议提出对一百多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绝大部分人是撤职或降低职务，只有个别人免予处分。1958年1月，中央统战部会同中宣部、中组部等有关部门选择了比较知名的96名右派分子作为标兵，提出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报中央转发各地参考。96人中，绝大多数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只有2人，免予处分。”“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既然肯定了敌我矛盾这个性质，统战部提出的“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策略，也就难以切实实施了。

历史结论

以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来反击右派，并不是毛泽东的初衷。确切地说，由整风转向反右派，是毛泽东在形势的压力下所作出的一种看来主动实质被动的抉择。所以也才有了反右派高潮过后的重返整风主题的努力。这说明，在这一段历史时期，毛泽东虽然重视阶级斗争，但在什么范围内斗，以及斗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所限制的，这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提出的“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思想还是有着质的区别的。毛泽东这种有限制的阶级斗争思想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即有所反映。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指出：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像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

毛泽东此时的提法，与5年之后即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所提出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显然有着重大差别。在1962年，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是阶级斗争；而在1957年，毛泽东念念不忘的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事业，至于阶级斗争，攻一下是必要的，但天天攻是不行的，更不能攻50年。在1957年下半年，不论是在毛泽东个人的头脑中，还是在全党的指导思想里，关于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的倾向，虽然有所发展，但远没有占据支配地位。

在反右派斗争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即提出了右派摘帽问题。1959年8月，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信，提出要给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掉帽子，予以宽大处理。9月15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和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会议，就总路线和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以及对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等问题进行了座谈。毛泽东还就上述问题发表了讲话。

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认为已经有20%到30%的右派分子低头认罪，确实悔改，并且在工作、学习和劳动中表现较好、愿意向党和人民靠近。鉴于这种情况，“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还准备分批分期摘掉他们的帽子。”文件提出摘掉帽子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2）在言论、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3）在工作和劳动中表现好，或者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

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指出：两年以来，“大部分右派分子在目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其中一部分人，确实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言论和行动上都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现在决定：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他们所在的单位，应当根据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中的表现，作出结论，在群众中予以宣布。”

这个决定刊登在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的第一版。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社论提出了右派改造好了的标准：“这就是真正认识错误、确实悔改；在言论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工作和劳动中表现好，或者对人民事业有一定的贡献。”

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公布了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的名单，他们是：黄琪翔、费孝通、叶恭绰、林汉达、潘光旦、浦熙修、向达、薛愚、袁翰青、陶大镛、陈铭德、谢家荣、费振东、谭志青、金芝轩、吴文藻、刘瑶章、曾彦修、王曼硕、范澄川、雷天觉、彦涵、董守文、陈明绍、裘祖源等142人。在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日子里，一个大赦，一个摘帽，这两件事使节日祥和喜庆的气氛更为浓厚。显然，中央的意图是，尽量缓和阶级斗争的紧张形势，进一步增强共和国内部的凝聚力；也通过“人的改造”的成功范例向全世界显示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和信心。

到1964年，又有四批约30万右派分子先后被摘掉帽子。

按照1959年中央指示的设想，绝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将分期分批被摘掉。如果真的沿着这个趋势发展下去，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历史遗憾，将多少会得到些弥补。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进程。

重新提出右派摘帽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1975年，在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曾指示摘掉章乃器的右派分子帽子。并且，还考虑到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问题。由于当时全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之中，极“左”思潮还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所以这一设想未能实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右派摘帽问题成为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内容。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公安部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4月5日，中央发出通知，批准了这个报告。是为11号文件。

但是，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许多有识之士已深刻认识到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仅仅摘帽不能解决1957年的问题。原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给胡耀邦写信表示了这种看法。他后来回忆：“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央统战部协同公安部、中组部等有关部门召开了烟台会议，产生了中央55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我看到文件后感到不解决问题。因此写信给胡耀邦同志，主张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要复查平反，并提到一九六二年中央统战部当时的意见。中央采纳了我的建议。当年九月十七日，中央又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指出：对过去错划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关于1962年中央统战部的意见，李维汉写道：“一九六二年，我们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错划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由于‘左’的影响，这一案当时未能解决，以后又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一拖就是十六年。”由此可见，平反、改正右派错案的想法，李维汉是由来已久的。不过李维汉不满意的那个文件应是11号文件。

1978年6月14日至22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共同组织召开烟台会议，研究落实方案。8月25日向中央呈报《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9月17日中央就此方案发出通知，是为55号文件。55号文件中，未用“平反”的提法，而用“改正”一词。此后一直沿用“改正”的提法。不论是11号文件，还是55号文件，都提到对右派问题一般不搞甄别平反。55号文件只是明确提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

根据55号文件精神，中央组织部成立了审查改正右派工作办公室，领导全国的右派改正工作。到11月，全国右派摘帽工作全部完成。到1980年，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也基本结束。据复查时统计，1957、1958两年里共划右派552877人，复查核实错划为右派的共533222人，占总数的97%。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7年事件作了历史结论。决议指出：

这一年（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第三章“春潮”涌动

1 反右过后 主席迁怒反冒进

三中全会 酝酿发动大跃进

一个老话题——冒进与反冒进

1957年下半年，对共和国来说似乎是一个好兆头。在国际上，波兰由于波兹南事件引起的动乱已经平息，匈牙利事件也在军队的镇压中恢复了平静。在国内，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各级干部经过整风改善了工作作风；“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人心振奋；农业丰收已成定局，农村出现了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

这对于延续“八大”以来，由于反右斗争而被中断的工作，的确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然而此时，中央高层在经济建设方针上，再次出现重大分歧。产生分歧的问题还是那个老问题：冒进与反冒进。

如果说，1956年在“八大”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反冒进方针持保留态度、即便是批评也是比较含蓄、委婉的话，那么到1957年初，毛泽东对反冒进就有些无法容忍了。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对反冒进进行了明确的指责。他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指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

这里，毛泽东把由于改造过急过快引起的人们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非议和农民闹退社风潮，以及由于官僚主义等错误引起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等问题，统统归咎于1956年经济建设方面的反冒进，表明他对反冒进的不满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随后展开了整风运动。毛泽东最初是有这样一个考虑：就是1956年发生的党内对经济工作的争论并没有结束。他想“借整风统一思想。”但是事态的发展却大出人们的意料。毛泽东不得不拿出主要精力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发动了反右斗争。

1957年秋，反右斗争基本结束。虽然反右斗争的余波犹在，但国际国内形势基本上可以说是风平浪静。毛泽东以及全党的注意力再次回到经济建设上来。

事实证明，反右斗争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不但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发生了重大改变，而且在经济建设方针上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整风运动中，极少数右派分子盯住1956年党的工作的某些失误（当然包括经济建设方面的“冒进”），借题发挥，向党发难；一些民主人士也就冒进问题向党发出了逆耳忠言；1957年经济建设速度明显慢于1956年。这一切都使毛泽东坚信，反冒进不但助长了右派分子的气焰，引出了这么一堆的麻烦事，而且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上也是根本错误的。必须对1956年以来的反冒进方针进行彻底的纠正，即反反冒进。

整风运动中，对党在1956年急躁冒进失误提出最直接、最具有代表性、也最为人们熟悉的批评，就是张奚若所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还有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陈叔通提出：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

到6月份，反右斗争已经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作为反冒进的主要领导者的周恩来，以他的睿智，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些关于反冒进的所谓“右派言论”，会在政治上造成多大的被动。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首次公开指责反冒进之后，已经无人再提反对冒进。这一切都使周恩来不得不转变态度，从反冒进转而对批评冒进的“言论”进行反批评。

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进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国一九五六年的计划是在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拟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大大鼓舞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纷纷要求增加生产，提高工作定额。一九五五年农业的大丰收，又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基本建设发展到了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度，也确实有扩大规模的必要。这些情况，都说明我们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设的速度。一九五六年的计划就是适应这种情况，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即使以基本建设投资多了15亿元到20亿元来说，也只占去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仍然是局部性质的缺点。因此，决不能说1956年的建设是全面冒进。1957年，由于去年农业收成的情况不好，同时国家的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也有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放慢建设的步骤，积蓄力量，准备今后更好的前进，是完全必要的，这决不是全面冒退。

周恩来后来回想起这次讲话时说：“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不过，那时他没有认为这是“方针性”的错误。他说：“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

周恩来的说法应当说是比较客观的。虽然他的这段讲话主要是针对右派分子的，对作为经济建设方针的“反冒进”应当如何评价还有所保留，但这毕竟是周恩来抛弃反冒进的开始。

以周恩来态度的转变为标志，党内高层在1956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存在的关于经济建设方针问题的意见分歧已经基本结束。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反冒进反了近一年时间，坚决进行反冒进的，除了周恩来，还有陈云、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一批主抓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要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就必须彻底肃清党内这股“右倾保守主义”。这是反右斗争之后，毛泽东批反冒进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新论断

“大跃进”开始酝酿，始于1957年秋天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

1957年9、10月间，整风和反右运动刚刚告一段落，中共中央即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主要议题是总结前一阶段整风反右的经验，部署下一段的整风反右工作，以及研究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等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以及地县的领导干部，实际上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

在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书面报告和会议的总结发言，陈云作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上述报告，并基本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改（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

然而，八届三中全会在党史、国史中所以占有重要地位，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引起后人学者极大兴趣，并不是这些会议原定的议题，而恰恰是这些议题之外的“议题”。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国内主要矛盾论断的改变，另一个是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指责。

9月19日，即全会正式召开的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同志讨论有关三中全会的问题时，就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这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他在谈话中指出：

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去年所有制（指资本主义私有制——作者注）是革掉了，但人并没有革掉，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许多人感到难以理解。

党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956年“八大”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然而，就在开始反右时，毛泽东的观点开始变化。1957年7月在青岛会议上，在毛泽东所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提出，城市和农村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到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则进一步提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距八大仅仅一年的时间。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难怪许多与会者思想跟不上。

9月24日，华北组首先反映说：“过渡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许多人觉得毛主席讲的7个问题，又把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提出来了，这是和八大决议和一些整风文件的提法不一样，希望中央负责同志再解释一下。会议随即对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展开了热烈讨论。

基本上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应该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例如，薄一波、杨士杰说：“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革命胜利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但这一点有时被忽视了。1956年三大改造胜利，使我们产生了错觉，以致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多，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基本矛盾强调不足。这一点在八大也讲得不够。只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没有更明确地指出所有制虽已解决，但人的改造，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却没有解决。因此在今后15年20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仍将是国内的基本矛盾。”

但仍有不少与会者坚持八大结论的基本观点。河南、湖北、江西分组有人认为：“1956年三大改造以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主要矛盾，三大改造以后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矛盾。”杨放之认为：“反右派斗争是很重要的敌我矛盾，但这只是少数的，而大量的经常的则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敌我矛盾不是主要的，八大决议对当前国内矛盾的分析仍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次反右派斗争而改变这种估计。”中南组的多数人认为：“虽然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反右派，但不应把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个时期的主要问题，作为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从思想战线上可以说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但从经济基础看，则不能说阶级矛盾是主要的，过渡时期矛盾的性质是按后者而不是按前者决定的。”会议讨论的前期，这一种意见的人数比较多一些。

10月7日，毛泽东表明了自己的见解，对改变八大论断的原因作了说明，对在策略上如何处理这种改变，提出了意见。他说：

三年半以来，给资产阶级以严重打击，对个体经济给了打击，因此反映到八大会议上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基本解决不等于完全解决。政治问题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经济上和政治上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的右派、一部分富裕中农，站在人民中反对人民，不是完全看得那么清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那时还提了改造）。当时他们服服帖帖，所以说基本解决了。今天强调这个矛盾，是因为他们要造反，到今年青岛会议时就看清楚了，提出了城市和农村还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这次右派分子疯狂进攻，就应该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但策略上还是按青岛文件上那样讲好（即暂时只讲在城市和农村仍然有两条道路斗争，不马上公开重提两个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到会的人晓得主要次要就行了。很长时间不讲了，如果现在加上去，闹得天翻地覆，这不好。现在应再按青岛的讲法说它3个月。两条道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暂不在报上讲，讲了有可能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冲淡了。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目前正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中解决，一提起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将影响整改。总之，第一条：在过渡时期肯定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第二条：在一定时期内报纸上不讲，继续宣传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加（阶级）这两个字，免得引起许多麻烦。

10月9日，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作出进一步结论。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他还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来是非常正确的。全会的看法统一到了毛泽东的论点上，从而先在内部改变了对主要矛盾的看法。

作革命的促进派

如果说关于主要矛盾的改变，还引起了认识上的争论，那么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就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了。

10月9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闭幕会上作了一个题为《作革命的促进派》的长篇发言，他说：

第五点，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毛泽东批评的语气越来越尖锐。他继续说：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毛泽东为什么讲这番话，他究竟是在批评谁，他自己当然是十分清楚的；被批评者当然也是十分清楚的。1956年提出反冒进何许人也？周恩来、陈云是也。但当时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清楚，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会上没有人对这个问题发表多少意见。大家更没料到的是这样尖锐、直接地批评反冒进，还只是个开始，更严厉的批评和指责还在后头。

毛泽东讲，“40条”又“复辟”了，就是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说起这个《纲要》，也是一波三折。

1955年11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同15个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农业十七条”，最重要的一条是：到1967年，粮食亩产，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400年增加到800斤。这就是著名的“四、五、八”。

1956年1月初，经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补充修改，将“农业十七条”扩展为40条。

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如：7年到12年内，基本消灭普通水灾、旱灾和水土冲刷灾害；5年、7年或12年内，基本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5年或7年内基本扫除文盲，等等。

周恩来起初对“农业十七条”也是赞同的，但是1956年初一股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使周恩来等不得不进行反冒进。

1956年7月周恩来在主持讨论“二五”计划的两个方案时指出，确定粮食产量在1962年达到5500亿斤是很不可靠的，有虚假的、危险的，就是确定为5300亿斤也值得考虑的。他说，有的同志认为如果不写上5300亿斤，四、五、八就没有保证了，似乎有道理。我可以答复，我们说四、五、八，不是说灾荒地方也要达到。真正算起来，不可能全国到处都是四、五、八……即使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也不可能。

在八大会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只有一处提到“农业40条”纲要，那还是批评冒进偏向时提到它。这就是“吹掉了农业40条”的由来。

八届三中全会对这个《纲要（草案）》只是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在序言中增写了农业发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和我国的正确选择；在条文中增加了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和农业增产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将原草案中要求5年或7年内实现的指标（例如基本扫除文盲等），改为12年实现。但是，关键的粮食单产指标，即“四、五、八”没有修改。

由于批评反冒进的压力，会上再没人说这个《纲要（修正草案》是个冒进的东西了。

10月25日，修改后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开发表。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的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

这是党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修改后的“农业40条”实际上成为发动农业“大跃进”的纲领。

“大跃进”的帷幕已经徐徐拉开了。

2 莫城盛会 毛泽东出语惊世界

东风劲吹 中苏间攀比赶英美

“你是党魁么，还得去”

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飞赴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各国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莫斯科会议），以及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活动。代表团主要成员有宋庆龄、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杨尚昆、胡乔木、陆定一等。同机前往的，还有彭德怀、叶剑英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这是毛泽东一生是第二次出访苏联。

但起初，毛泽东对参加这两个会议有些犹豫。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是在1949年12月。当时，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作为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一为庆贺斯大林70大寿，二为中苏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是心存猜忌和误解的，几次三番地对不住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但中国革命毕竟胜利了，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斯大林、毛泽东的两双大手握在一起的时候，过去岁月中的不愉快往事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了。毕竟，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才符合两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高利益。

因此，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物换星移，到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整整八年过去了。

在这八年中，国际国内风云变换，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有所不一，两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在1956年这个多事之秋的一年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将斯大林批得一无是处引起轩然大波；又在苏共二十大的正式报告里大讲“和平过渡”理论；随后在波兰问题上，动则以武力相威胁，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严重。对此，中国党是有很大意见的。中国党的主要观点，除了“和平过渡”问题外，都通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向苏方公开、向世界公开了。而在刘少奇、周恩来访苏时，在内部对苏共的批评就更加严厉了。赫鲁晓夫忍而不发，这时他需要中共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去苏联做些什么？毛泽东是有些疑虑的。对这种情形，李银桥回忆道：

开始，毛泽东不想去参加这次会议。那天在汽车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来电报了，约请主席去莫斯科。”

毛泽东听了，没有作声。

周恩来劝道：“你是党魁么，还得去。”接着，周恩来又告诉毛泽东：“铁托也要到莫斯科参加会议。”

“嗯，那就去吧。”毛泽东说。

“那就定下吧？”

“好。”

上午8时，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乘坐苏联政府派出的一架图—104大型客机起飞了。苏联专机的机组人员都是第一流的，飞行很平稳；空姐也是精选的，个个都很漂亮、热情、庄重，服务周到。毛泽东先去看望了宋庆龄，回到自己的机舱，请人把同机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找来。尤金进来落座，毛泽东开玩笑似地问道：“你是哲学家，又是我的老朋友，对不对？”

尤金点头：“是的，我是研究哲学的，跟您也够得上是老相识了。”

毛泽东说：“那么，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尤金下意识地用手指理了理头发，说：“那好吧，争取及格。”毛泽东问道：“你说说，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

这下可把尤金难住了，他想了好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研究过。”毛泽东笑着说：“那好，我来答答试试看，请你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

尤金抚掌称妙：“完全可以这样说明。”

说话间，翻译李越然给毛泽东送上一份文件，这是中央办公厅为毛泽东准备的下飞机时在机场的讲话稿。毛泽东翻了一下，把中办主任杨尚昆叫到跟前说：“尚昆同志，在机场还必须讲话吗？”杨说：“做个准备吧。如果赫鲁晓夫同志致欢迎词，主席总得讲几句，礼仪上才对等。”“要讲不念稿子行不行临时说几句。”“那当然是可以的”。

苏方对中国代表团访苏十分重视，提前两天，苏共中央派了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专程到苏联国境的第一站伊尔库茨克准备接待工作。毛泽东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在到达伊尔库茨克稍事休息，苏方招待午餐后，专机即行起飞去莫斯科。

莫斯科时间下午3时多一点，图一104专机在伏努克夫机场的候机楼前停稳。

来苏联前，毛泽东请尤金转告苏方，请他们把外交惯例上的机场迎宾仪式统统去掉，来接的人不要多，不要仪仗队，最好是下飞机就走。可现在毛泽东一出舱门，机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亲率苏联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来到机场迎接，先期到达的北越领导人胡志明也来了。飞机舷梯下铺上长长的红地毯，三军仪仗队肃立欢迎。

毛泽东沉稳地戴上礼帽，出现在机舱门口，面对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然而，从容地走下舷梯。

赫鲁晓夫热情地迎上前去，胡志明跟在他后面。当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热情拥抱之后，第一句话说：“感谢你能够来参加莫斯科会议。”他太需要毛泽东前来为他撑撑场面。在他看来，毛泽东亲自前来赴会，是对他的国际共运盟主地位的认可，内心十分满意。

“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各国共产党应该互通声气，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毛泽东的这个回答，决不是一般应酬，是话里有话的。他说要“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就是要“重新肯定”武装斗争的道路，批评赫鲁晓夫“和平过渡”。

赫鲁晓夫没有细心去琢磨，只是附和了一句：“你说得很对。”

然后是胡志明与毛泽东拥抱、寒暄，不用翻译，亲若兄弟。赫鲁晓夫逐一介绍苏共高官给毛泽东。毛泽东用一句浓重的湖南话说：“同志们好！”“乌拉！乌拉！乌拉！”仪仗队用俄语向毛泽东喊“万岁”。

在从机场去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毛泽东问赫鲁晓夫：“我不是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少来人接了吗？怎么还这么隆重？”

赫鲁晓夫解释：“是的，我们收到了尤金的报告，说您有这样的请求。我们讨论了，大家认为不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都是按照惯例办的。您这样尊贵的客人，礼遇是不能简化的。”

毛泽东微笑着说：“谢谢你们的盛情。我看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也就没用了。”

这时毛泽东思想特点是：思考辩证法，力图打破常规。

毛泽东这次访苏，与前一次遭受冷遇的情景大不一样，中国党介入解决波匈事件之后，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达到历史高峰。毛泽东及中国代表团受到隆重欢迎和特殊款待。各国代表团都被安排在宾馆下榻，只有中国代表团住进了克里姆林宫。

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

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心目中，十月革命不只是苏联人的节日，也是自己的节日，因此，每逢此节，各国党都派出自己的代表团赴苏参加庆典。

这次，由毛泽东和宋庆龄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由彭德怀、叶剑英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和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都参加了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

10月6日，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召开。东道主赫鲁晓夫第一个发表讲话，第二个讲话的便是毛泽东。他的讲话，不仅在内容上折服了听众，博得了阵阵掌声；而且他那放眼世界，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他那领袖的风度和魅力，也赢得了与会者的由衷敬仰。

毛泽东的讲话，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他说：

苏联人民在四十年前举行的这个伟大的革命，正如革命导师列宁多次指出的，开始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历史上发生过各种的革命。但是，过去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够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拟。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个革命证明：没有了地主和资产阶级，人民完全能够有计划地建设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同时又证明：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世界各民族完全能够和睦共处。

接着，毛泽东满怀激情地歌颂了苏联十月革命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苏联的面貌在四十年间完全改变了。在革命以前，俄国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曾经是比较落后的。现在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大的工业国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苏联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喷气式客机，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洲际弹道火箭，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和第二个人造卫星。全世界公认：苏联两次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就，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所有这些，不但是苏联人民的骄傲，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骄傲，而且是全人类的骄傲。对此感到不高兴的，只是一些反动派。

毛泽东的讲话开始触及苏共的领导工作、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敏感问题。这是毛泽东讲话的核心内容。他说：

苏联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实践中的任务，保证了苏联人民的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所提出的奋斗纲领，就是一个范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克服个人崇拜，在发展农业，在改组工业和建设的管理，在扩大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机构的权限，在反对反党集团、巩固党的团结，在改善苏联陆海军中党和政治的工作等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明智措施，将毫无疑问地促成苏联各种事业的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显然，这些话赫鲁晓夫是爱听的。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对所讲的一些问题不是没有看法的。对苏共二十大有不同意见自不必说，对苏共六月中央全会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也是有看法的。据当时的驻苏大使刘晓回忆，毛泽东在访苏时就曾私下表示，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等人这样处理是不公正的。

然而，毛泽东这次赴会，主旨显然不是为了澄清分歧，而是求同存异，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很显然，毛泽东的讲话，是从大局出发的。他在公开场合支持了赫鲁晓夫，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也委婉地点出了各国党如何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他说：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么，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么，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

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

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既是说给赫鲁晓夫听的，也是说给中国党自己听的，同时也对哥穆尔卡、卡德尔表示了某种程度的理解。

毛泽东的发言，赢得了与会各国代表的高度认可，会场的气氛异常热烈。尤其是赫鲁晓夫，当毛泽东讲完话从讲台回到座位的时候，赫鲁晓夫便迫不及待地要与毛泽东握手、拥抱，以表示感谢。

11月7日，中国党政军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盛大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活动。在主席台上，毛泽东站在极为显眼的位置上，左边站的是赫鲁晓夫，右边就是主持阅兵典礼的苏联新任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中国代表团的宋庆龄、邓小平也在检阅台上，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只有团长一人在台上，可见苏共是承认中共的特殊地位的。当苏军方队通过检阅台的时候，当高亢的“乌拉”声不绝于耳的时候，赫鲁晓夫和毛泽东显然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和团结所感染。同兴旺发达的社会主义阵营相比，没落的资本主义世界又算得了什么呢？

起草《莫斯科宣言》

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利用聚会莫斯科的机会，召开了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国党代表团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中国。

由于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大多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的首脑会议。而毛泽东，无论就中国的大国地位而言，还是就其个人魅力而言，仍然是此次会议中引人注目的人物。

这次会议主要通过一个著名的《莫斯科宣言》。

但是，围绕着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和平共处与和平过渡问题，中国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苏共原来提出来的宣言草案中，只提和平过渡，根本不提非和平过渡，而且把和平过渡解释为“在议会中争取多数，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人民政权的工具。”

这不是明摆着用“议会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吗？这不是公然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吗？因此，中国代表团坚决不同意将这些观点写进《莫斯科宣言》中。

中国代表团的邓小平和苏联代表团的苏斯洛夫、波斯别洛夫在起草宣言的过程中，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不同意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提法，没有先例。资产阶级当权者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而苏斯洛夫一再强调坚持这一观点。于是两人在起草宣言时进行着艰难的讨价还价工作，邓小平负责写一段，苏斯洛夫也写一段，然后再讨论、推敲。

经过艰苦的努力，会议最后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作了两点重大修改：1.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指出非和平过渡道路。因为历史经验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2.谈到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时，同时强调展开议会外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条件。

这个结果，显然是中国代表团作出重大让步的结果，中国代表团对这样的表述并不满意，所以在会议结束前，中方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的意见提纲，明确地阐明了中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提纲》指出：

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样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地位。

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

取得议会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确立。

社会主义和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为通过议会多数。

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党。

《提纲》阐述的这些观点，与苏共二十大的观点分歧明显，只是为了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便在起草《宣言》中坚持，只作为备忘录，立此存照，备以查考。

中共是从来不拿原则作交易的。而在这次会议上，在原则问题上作出的重大妥协，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是为了照顾苏共领导提出的希望能够同苏共二十大的提法衔接的问题，是和苏斯洛夫交换意义后达成妥协的；第二，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莫斯科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会见了欧洲三大党的领袖：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会谈中，毛泽东都无一例外地表明了自己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希望对方能接受自己的观点。但是，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当场就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法共总书记多列士说：

和平过渡是好的，但是这由不得我们，使不使用暴力不决定于我们。不协资产阶级会竭尽全力来对付我国，帝国主义也会给我们施加多种压力。我们用多种道路的字眼来代替和平过渡。但是，我们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暴力。

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说：

我们不得忘记自己的总目标，但是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选择哪条路由一定的形势和条件决定。我们应该团结工人阶级，但要让全社会知道，我们是给社会各阶层的人谋利益的。意大利是多元政治，政党很多，我们是一个大党，在政府也有一定的发言权的。

毛泽东认为陶里亚蒂的思想是典型的修正主义。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时，陶里亚蒂成为一个主要靶子。

像法国、意大利这样的共产党大党，居然也赞同走议会道路，的确使毛泽东非常吃惊和愤怒。看来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股思潮，一股修正主义思潮。但是在大会上不便开展争论，为了求团结，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决定接受这个妥协、让步的结果。

毛泽东纵论天下大势：“东风压倒西风”

11月14日至16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13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奥尔基大厅举行。毛泽东在14日和16日，两次发表讲话。

论资历和威望，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不可同日而语，不具备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但他是苏联的党政首脑，苏联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运必须“以苏联为首”，这就需要资历和威望都在赫鲁晓夫之上的第二大党的领袖毛泽东出面扶持。

毛泽东第一次讲话就提出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

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国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个为首？……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毛泽东这一番话是做其他党的工作的。他说“现在没有害处了”，是指过去“父子党”的关系大为改观了。然而，东欧一些党，尤其波兰的哥穆尔卡却心有余悸。当年斯大林在世时，以“老子党”自命，随意干涉他党事务，撤换他党领导人，东欧各党深受其害。刚刚从牢里放出来的哥穆尔卡，说什么也不愿接受“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应哥穆尔卡的邀请，到他的别墅做客。二人坦率地交换意见。毛泽东说：“要不要有人为首，这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人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有多少力量？”哥穆尔卡被说服了。他说：“这个道理是讲得通的。”

11月18日，64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主持，毛泽东即席作了非常生动的发言。在发言的开始，毛泽东就断言，世界的形势是东风压倒西方，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他说：

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今年，一九五七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皇皇不安。两个卫星上天，使他们睡不着觉。六十几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但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在各国共产党中，特别是在各国人民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总是相信美国了不起。你看，它还有那么多钢，有那么多飞机大炮。我们的比他们的少。西方国家无数的报纸、广播电台天天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吹得神乎其神，于是乎造成了一种假象，欺骗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我们就要揭穿这种欺骗。我有七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

在毛泽东列举的七件证据中，毛泽东对苏联前不久两颗卫星上升，特别地感到兴奋。他把它看作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增强的大事，他以诙谐的口吻说：

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5100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你有一万万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做出先锋计划，先锋计划要改名了，得改成落后计划。

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抛得很近还是抛得很远？照我讲——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冒险主义，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优势。

紧接着，毛泽东对现代战争的结局作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估计。他说：

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弹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多。

作为一个战略思想，毛泽东的话是无懈可击的。毛泽东历来对待战争的方针，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与其在核恐惧下生活，不如从最坏处考虑。然而，这时多数党对核战争心有恐惧，毛泽东此话一出，举座惊骇。西方人抓住这段话大做文章。中苏分歧后，赫鲁晓夫也抓住只言片语，攻击毛泽东“好战”。这就不是误解，而是有意曲解了。

“东风压倒西风”显然是一种战略视角，这和毛泽东一贯强调的“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是完全吻合的。

苏联15年超美，中国15年超英

毛泽东向大会宣布了中国在赶超浪潮中的目标和任务：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毛泽东提出这个口号，直接受到赫鲁晓夫的鼓舞。

11月6日，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的讲话，在谈到苏联的前景和任务时，声调高亢而激昂：

根据有待明确规定的初步草案，约在15年内苏联的工业品产量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铁矿——2亿5000万到3亿吨，生铁7500万——8500万吨，钢——1亿到1亿2000万吨，煤——6亿5000万到7亿5000万吨，石油——3亿5000千万到4亿吨……

苏维埃国家现在处在自己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这里已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的更高阶段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创造了一切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

现在，当苏联经过40年的发展在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提高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共产主义的光辉宏伟的大厦正日益清晰地在各族人民的眼前显现出来……

赫鲁晓夫所讲的“不是遥远的未来”这个不确定的时间，在苏共内部是确定的，即从1959年算起，苏联要在12年内进入共产主义。受此启发，毛泽东则在11月18日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钢产量要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

中苏赶超英美，并非毛泽东、赫鲁晓夫两位领袖的一时冲动，它是建立在赶超经济理论和发展战略上的。

早在1917年，列宁就提出：“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

列宁的后继者斯大林也接受了赶超理论，他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

斯大林也开始实践这一理论。二战爆发前，在他主持的苏联两个五年计划，就以高指标来追求大大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速度。

50年代，国际环境的变化又赋予了赶超理论新的含义。

二次大战后，东欧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英美很快由战时的盟国转入敌对状态。东西方之间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根本不同以及各国利益的不同，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冲突、矛盾不断，彼此展开较量。但是这种较量同过去的方式有了很大不同，即以经济、科技实力的竞争为主，而武力方式居于次要地位。

进入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先后进入“起飞”阶段。朝鲜战争以后，美国为维护其霸主地位，强化了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冷战。特别是波、匈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更是掀起了全世界范围的反苏、反共浪潮。在此情况下，能否迅速地发展经济，在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世界，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很早就感受到这一点。

1955年11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曾设想：“大约50年70年左右即10到15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设想50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他所写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再次提出“准备以8个至15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

不只是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几乎所有参加莫斯科会议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都感受到了咄咄逼人的形势。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明确指出：“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结果。”

64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和平宣言》再次重申：“让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今后在发展和平科学、和平技术方面彼此展开竞赛吧。让它他们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争取进步、争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竞赛中来证实自己的优越吧。”

如此自信的表述表明，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下决心与资本主义阵营打一场经济仗、技术仗。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各国都制订了各自的赶超计划，依据地位和实力，苏联赶超美国，中国赶超英国。

后人当如何品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这股赶超浪潮呢？

意识形态之争最终要归结为生产力之争。作为一项战略，社会主义阵营下决心在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阵营，是无可指斥的；联系到5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环境，甚至这项战略也是必需的。况且，在经济和技术上赶超英美，社会主义阵营也是有一定的基础的。苏联的重工业在这40年间发展很快，不少主要产品的产量居世界前列，科学技术尤其是空间技术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不相上下，两颗人造卫星的发射还领先于美国。

但是当时人们为一股激情所裹挟，只看到了有利条件，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普遍底子薄，赶超英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强国将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奋斗过程；也没有看到，苏联重工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牺牲农业、轻工业为代价换来的，它的成就是要打折扣的。

从中国自身情况看，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底子上建立起来的，“底子薄”的特点尤为明显。从1956年、1957年我国和英国几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比较看，英国平均高于我国4—5倍左右。

面对巨大的差距，如果我们励精图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努力，赶上和超过英国也并非不可能。但是我们却指望通过“大跃进”这样的群众运动一蹴而就。将赶超英国看得如此轻而易举。

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出这个口号，事先征得了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同意。他的这一番话，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勇于奋进的精神，同时也反映出他开始产生了以钢为纲来搞经济建设的思想。

“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在国内首次公开于1957年底。

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时宣布：

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此，就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经济战线上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都取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同时，必须继续有计划地全面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

一份题为《关于我国在十五年后赶上和超过英国工业水平的资料》，对15年赶超英国作了“充分”的论证，论证结果如下：

英国工业发展情况和我国工业发展情况作下列几方面的比较：

1.在工业化的速度方面：英国花了130年的时间，我国除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外，只要花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

2.在工业生产的速度方面：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的总产量预计将增长1.32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8.3%；而英国从1937年到1956年的19年中工业的总产量只增长了50%，每年平均的增长速度只有2%。从主要产品产量来看，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钢增加了近三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31.8%，煤增加近一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14.1%；而英国从1939年到1956的43年中，钢只增加169%，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3%，煤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22.8%。再看，英国在1880年就生产130万吨钢，到1904才生产511万吨钢，我国1952年生产135万吨钢，到1957年生产524万吨钢。这就是说他们用了1880——1904年24年时间所达到的水平，我们在1952年——1957年5年时间就达到了。再从我国和英国同样时间的速度来比较：1949年我国钢的产量是15.8吨，英国在1948年钢的产量为1488万吨，比我国多将近一百倍；1952年英国钢的产量还比我国多12倍以上；1957年英国只比我国多3倍。

3.在资源方面：我国地大物博，有很多资源还未开发。据有关部门初步提供的材料，煤的远景储量有一万亿吨以上，铁矿有120亿吨以上，我国的水力资源也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估算的资料，就有五亿瓦以上的蕴藏量。英国资源贫乏，据第五届世界动力会议公布的资料，英国煤田可能总埋藏量只有1739亿吨，只及我国煤田储量的17%，英国铁矿已经探明的工业储量只有24亿吨，远景储量也只有38亿吨，只及我国已经掌握的铁矿储量31.6%。英国的水力蕴藏量也很小，枯水季节只能发电90万匹马力。英国本土资料这样贫乏，因此许多重要原料完全依靠进口，国内生产的原只有百分之十，铁矿在本国开采的只能满足60%的需要，每年要从外国输入大量的铁砂，现在殖民地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使英国丧失了许多重要原料市场。

4.英国的市场一向依赖于海外。战后英国工业产品中有20%以上是出口的。目前，民族独立运动迅速高涨，使英国失去了很多重要商品市场。特别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竞争日益尖锐，而西德已成为英国工业可怕的劲敌，这就不得不影响英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英国的资本投资大多投向国外，对本国工业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资本积累也受到很大影响。我国有最广大的国内市场，市场需要的不断增加和大量增加就提供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条件，同时也使我们有可能较大量地增加社会主义的积累。

随后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再次向全国人民宣传了用15年左右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

如何评价这一口号？在这里，我想引用丛进在《曲折发展的岁月》中的一段评述：

实现15年赶超的目标，意味着中国将只用23年时间就走完英国102年走过的路。这对于渴望中国早日富强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确是个巨大的推动力。但恰是对这个目标的追求，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着眼点，发生了由从中国实际出发转向从快速赶超出发的不正确变化。

3 南宁会议 批反冒进空气凝重

成都会议 破除迷信信马由缰

“得想个办法……”

这次莫斯科会议名义上是苏共召集的，实际上由中苏两党共同主事。毛泽东在世界共运的群英会上，独领风骚，他不但在会上一再否定和拒绝了苏共的意见，而且在会下各国党的领袖也纷纷找毛泽东交换意见。这使赫鲁晓夫相形见状。毛泽东深感到中国应对国际共运肩负起更大的责任。只是中国还很落后，力不从心。他决心加快国内建设步伐。

越是要加快，毛泽东就越对反冒进十分不满。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他就给国内打电话，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说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时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

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还亲自审定了《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2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论指出：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点出的“有的人”显然是有所指的。这个“有的人”。就是陈云。

陈云的确说过类似的话。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到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一点。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

11月21日，毛泽东乘着莫斯科会议的东风返回国内，见到的却是与赶超英美的目标相去甚远的现实。据李银桥回忆：大约是1957年12月左右，警卫队一位战士探家回来，不但写了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交给毛泽东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种窝头，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接过窝头，眼圈立刻就红了，手也有些抖。他一边掰一块放在嘴里，一边分给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的人吃的粮食呵！……”

那天，毛泽东失眠了。嘴里不断地喃喃着：“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做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

以后很长时间，毛泽东一直记着这件事，多次自言自语：“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

毛泽东杭州动肝火

12月8日，毛泽东刚刚回国就离开北京到华东地区，他认为那时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

12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会议，讨论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等。参加会议的除部分中央领导外，还有华东5省1市的第一书记。

自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已下决心对反冒进进行反击，因此，杭州会议理所当然地也成为批评反冒进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12月17日，毛泽东写给秘书叶子龙一封信，信中说：

叶子龙同志：

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信中说讲的这个报告，就是12月9日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向浙江省二届二次党代会所作的题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的报告。《报告》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思想。12月28日，《人民日报》予以登载，为之配发的编者按指出：

“究竟什么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怎样认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为什么党在一个时期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另一个时期强调阶级斗争？这些重大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江华同志在他的报告里，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正确的解答。”

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让7位同志看这个报告，显然是有意而为。

在会上，毛泽东发了脾气，对反冒进的批评十分情绪化。

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毛泽东还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一百多万人？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批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

南宁会议，以批反冒进为中心的会议

1958年初，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在即。考虑到1958年的预算和年度计划等需要研究确定，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在人大召开前先开一次党内会议讨论一下。毛泽东表示同意，并亲自写了准备到南宁去开会的通告：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号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吴冷西当时看了名单感到十分吃惊，因为他当时只是《人民日报》总编兼新华社社长，论职务无如何也排不到最前面；他又猜测是不是报纸和通讯方面出了什么问题？左思右想不知所以然。

这个谜直到南京会议召开后才解开。

1958年1月6日，毛泽东到达南宁，11日至22日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毛泽东所点的人中，陈云、邓小平、张德生、潘复生没有到会。会议的重点本来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及长远规划等问题，但毛泽东在会上的多次讲话和听取汇报时的插话，都是集中批评反冒进的，并且指名道姓地批评反冒进的主要责任人，上纲上线的高度、语气之尖锐前所未有，会上气氛十分紧张。这使得南宁会议成了以批评反冒进为中心的会议。在“大跃进”发动过程中据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58年1月11日，南宁会议召开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发言，一上来就说：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

毛泽东的这些话，明显是针对周恩来的，接下去，毛泽东严厉地抨击反冒进。他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好快多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毛泽东还说，“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就是这样的。

具吴冷西回忆：

为了告诉大家，什么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还给大家举了一篇古文《登徒子好色赋》来说明。

这篇古文说的是战国时代楚国文人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故事。登徒子向楚襄王告状，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意思是玉长得花里胡哨，惯会甜言蜜语，生性好色，建议不让他出入后宫。不料有一天楚襄公竟然把登徒子告状的事给宋玉本人说了。宋玉就争辩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也就是一口否定了自己好色。楚襄王就问他，你说你不好色，有什么根据？宋玉回答说，天下的美人都比不上楚国的美人，楚国的美人都比不上我们家那里的美人，我们家那里的美人都比不上我东边邻居家的美人。这个美人美到什么样子呢，“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这么倾国倾城一个美人，勾引了他三年，他“莫之许也”，没有答应她，可见不是好色之徒。接着宋玉倒打一耙，说你看登徒子，他才好色，他老婆头发蓬乱，耳朵也有毛病，豁嘴尖牙，驼背弯腰，身上又是疥疮又长痔疮，难看得要命，登徒子还那么喜欢她，跟她生了5个孩子，大王比较比较，看哪个好色。毛泽东说，结果宋玉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办法赢了官司。他还得意地写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赋》流传世间，搞得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第二天，毛泽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

毛泽东还把宋玉的这篇赋印发给开会的人看，以便大家了解反冒进的人用的“错误”方法，却是只讲冒时的缺点，不讲冒进的“成绩。”

从批反冒进开始，毛泽东逐渐形成了“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思维定势，认为无论如何正确的方面总是“9个指头”，错误的方面总是“1个指头”，超出这个范围便是“右倾”，实际上是过于自信，且听不得别人批评。据李锐讲：1958年，田家英和他谈起，他离开中南海时是想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指江青之流）；二、听不得批评；三、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田在主席身边十多年，这种听不得批评的感触极深。

如果说，八届三中全会对反冒时的批评还只是从经济工作的角度提出的，那么到了南宁会议，则把反冒进一下子提高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使会议的气氛一开始就十分紧张。

南宁会议还印发22个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1956年6月5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时的一段话。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节录，是作为反面材料印发的。

针对反冒时的人所持的经济发展要保持“综合平衡”的观点，毛泽东批评道：

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平衡，没有一个暂时的平衡和统一也不行，但它是相对的，就是要不断地用先进的经验，在前进中把原来的平衡打破。只有把平衡打破，事业才能前进。平衡打破了就前进了，前进又达到平衡，平衡又是暂时的，然后又有好多工作前进了，又把原来的平衡打破，又前进。

平衡是革命的平衡，是积极的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不是保守的平衡。

“破消极平衡，立积极平衡”成为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思想指导。

毛泽东是个哲学家，他在讲辩证法。但是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平衡与不平衡的转化，是需要条件的。条件有主观条件，有客观条件。毛泽东只强调主观条件，忽略客观条件，一味要求不断打破原有定额、指标和计划，使所谓的“积极平衡”始终无法建立起来，相反却演变成了遗笑后人的数字游戏。

毛泽东尤其对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提出尖锐的批评。在这篇社论上批注：

“庸俗辩证法”

“尖锐地针对我”

“既然使干部走到了另一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

“批了右没有？”

“庸俗马克思主义”

不但如此，毛泽东还对这篇社论所持的观点逐段进行了批驳。对这个情况，参加南宁会议的吴冷西在他的《忆毛主席》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毛主席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毛主席在念完这段话后说：“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

毛主席再念了社论的一段话：“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了，各部门、各地方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没有纠正，或者纠正的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今后经常注意。”接着，毛主席评论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

毛主席说，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主席说，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毛主席说，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但是”后面。

毛主席还说，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的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至此，吴冷西才明白毛泽东在会议通知中把他放在第一位的因由。

当初这篇社论在中央审阅的时候，毛泽东就只批了“不看了”三个字，现在又在会议上专门对这篇社论大加挞伐，表明毛泽东对社论中所持的反冒进的观点是完全不能接受的。1月13日，周恩来送走也门王国的巴德尔王太子，晚两天到达南宁，同一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也飞抵南宁。当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

在会议上，柯庆施是唯一不断被毛泽东点名表扬的明星人物，也是大跃进中的风云人物，有外国学者称柯庆施为“中国土法炼钢的干将之一”。

柯庆施，原名柯尚惠，安徽歙县人，1922年入党。建国后历任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府副主席，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65年4月病逝于成都。

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一再提到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

同江华的报告一样，柯庆施的报告也确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同时柯文浓墨重彩地对反冒进和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曾经有些人同党的看法相反，他们把这种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看作是冒进，看作是“好大喜功”。他们总是说这也办多了，那也办快了，这也冒进了，那也冒进了。他们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会主义前进了，还是资本主义前进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多了、快了，还是资本主义多了、快；到底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还是相反。试问，经过一番努力能够使社会主义前进得快一些、多一些，这难道是错误吗？难道我们能够说，经过一番努力就能够做到的也不去做，以便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得慢一些、少一些，才是正确的、才是正常的吗？难道我们坚决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就叫做“好大喜功”，就要受到责备，而执行相反的方针才应当受到赞扬吗？当然，赞扬的人有的，但决不会来自渴望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广大人民。

1月15日，毛泽东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大家都要学习柯老”。

1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

毛泽东接着对台下说：

“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和到会一副总理们“坐卧不安。”大家都搞不清楚，这到底是在批评谁？刘少奇解释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当时负责领导全国经济工作是由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组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

1月17日晚，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针对陈云的。

1月17日，毛泽东的发言仍然没有离开反反冒进的主题，他说，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积极性没有料到。

1月19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

19日晚，周恩来为顾全大局，作了检讨发言，对反冒进问题承担责任，他说：反冒进这个问题，是一段时间（1956年夏季到冬季）带矛盾性的动摇和错误。

‘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他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会、农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而最重要的是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得不到支持，反而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

周恩来接着检讨说：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

他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1月20日，毛泽东说，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了。

第二天，毛泽东在大会总结发言中说，“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

1月23日，使人喘不过气来的南宁会议结束。

南宁会议余波不息

1月31日，毛泽东印发了他撰写的《工作方法60条》，这是他多年积累的经验总结和几次会议发言者精华的荟萃。他希望用这60条教会干部们如何工作。《工作方法60条》没有以往的严谨缜密，但通篇透着“大跃进”的气息。其中第21条，论“不断革命”可谓他的思想精华。他写道：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5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10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15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

这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思想动因最集中最明确的表述。毛泽东确信事物发展“不平衡性”的绝对规律，“不断革命”就是要不断地打破平衡，打破平衡就是发展；他相信经济发展也与其他事物一样是波浪式前进的，有量变有质变，有渐进有跃进；他相信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和“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相信主观能动性的巨大作用。他认为要保持这种旺盛的“热情”，就必须不断革命，不断提出新任务，使人们没有松懈的时间，必须鼓劲、打气，而不能泼冷水；他认为要把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发掘出来，就必须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

毛泽东“不断革命”思想不仅是他“大跃进”的思想来源，而且成为发动大跃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很快地为全党所掌握。2月份，吴芝圃领导的河南省委就向中央写报告说：

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给我们以敢于理想，敢于向前看的无限勇气，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的观点。

从南宁回到北京，2月13日至2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因此这次会议的主题，还是批反冒进。

毛泽东在会上说，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

他说，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变了样子，把搞得少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们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

毛泽东还说，“冒是有一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那一年冒还要厉害。”

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陈云因病都没有参加，此次政治局会议，陈云参加了。

2月18日，陈云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表示要负主要责任。还检讨说，在财经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毛主席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是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的分散主义错误。

这时，毛泽东插话说：

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的批评表明，由于对反冒进极为不满，毛泽东决心要亲自抓经济工作了。

会上，李先念和薄一波也进行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犯“错误”的责任。

2月政治局会议虽然也是以批反冒进为主题，但是气氛显然比南宁会议缓和许多。毛泽东说，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

18日，毛泽东给反冒进定性时认为：

“1956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总路线，大家都在正确的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

毛泽东虽然对冒进十分不满，但是从他的这句定性的话看，毛泽东仍然把冒进与反冒进之争，看成是党内在经济建设方面正常的不同意见之争，政治方面并无太大的问题。至于把反冒进和反马克思主义、和右派联系在一起。语气重一些，无非是要使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放弃其观点。但是这样的大帽子一扣，使得这些人无话可说，极不利于党内正常的不同意见的提出。

南宁会议是发动大跃进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断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在南宁会议前后，毛泽东将本是中央集体决定的反冒进当作几位领导人的“错误”，在党的高级会议上随便指名道姓地批评，表明毛泽东已经把自己凌驾于中央领导集体之上。

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发展，除了某些客观原因外，如制度不健全等等，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原因并不可回避。这个主观原因就是过于自信，不再谦虚谨慎。李锐对这一点感触颇深，他认为：“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同美帝国主义交了手，认为美帝没有什么了不起。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上台，揭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认为苏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国内三大改造的胜利，比预料的迅速，认为中国自己有了一套经验。于是，在这种形势面前，胜利冲昏了头脑，逐渐地把中国也把自己摆在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忘乎所以，失去自知之明。

成都会议破除迷信信马由缰

为了巩固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议再到成都开一次会。

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郊外金牛坝的金牛宾馆，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外，还有中央有关各部部长和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

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他在为期18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6次长篇讲话（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那气势真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对反冒进进行了批评。

3月9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了反冒进的问题。他发言说：

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官气、暮气、骄气，一些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批评反冒进，并非由于个人之争，而认为是社会主义两种方针、方法之争。批评反冒进，目的在于统一思想，统一到“跃进”的思想上来。

25日，周恩来、陈云再次就反冒进问题进行了检讨。周恩来检讨时说：

“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就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我也认为问题本质还不是什么战时赤字和和平赤字的问题，这两种赤字虽然有条件的不同，但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解决这两种赤字的方针是一个，就是只能依靠人民的力量。”

“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对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说：

“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不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

这说明，反冒进的问题还没有完。

可以想像得出来，那一段时间一定是周恩来、陈云等人非常痛苦的时间。作为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者，周恩来、陈云不断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为了顾全大局，周、陈不断地在大会上作检讨，又无法令毛泽东满意。但是，错误究竟在哪里呢？真是难啊！

为了给大家进行“大跃进”鼓励，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一口气举出十几个例子，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真是才思敏捷，大气磅礴，确非寻常人可比。他说：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二十三岁开始。耶苏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主义）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写共产主义宣布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在开始著书时只有二十岁。那时马克思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亦是如此。刘师培成名时还不过二十几岁，死时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因用脑过度早死，死时才二十几岁。颜渊（二等圣人）死时方三十二岁。李世民起义时只有十几岁，当了总司令，二十四岁时登基当了皇帝。年岁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是看你方向对不对。秦叔宝也是年轻的。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有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罗成、王伯当都不过二十几岁。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能说不正确。毛泽东的讲话也的确十分的精彩，十分具有鼓动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一切从教条出发，从本本出发，必然对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害。

问题是，无论毛泽东本人怎么想，客观上，在反右倾保守的强大压力下，在人们渴望高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急切心情的支配下，人们就是把科学、把客观规律统统当作教条，当作迷信，“泼脏水连同婴儿一同倒掉”。脱离科学、脱离客观规律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其结果必然是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大行其道。

这一点，在成都会议上就得到了证明。

其一，“第二本账”的各项批标已经严重脱离实际可能。

本来，1958年2月3日薄一波向首届人大五次会议作的《1958关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已经对1958年国民经济各项指标作出了安排，这个计划应当说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后来成为成都会议上的“第一本账”）。

成都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度计划第二本账的报告》则对2月份报告的指标进行了重大修改，这种修改，完全是从主观出发，“解放思想”，而不考试实际的可能。《报告》没有认为它是多么的脱离实际，反而认为“这确是一个多快好省的账”。

农业方面：

1958年全国将扩大灌溉面积近2亿6000万亩，“超过解放以前我们的祖先几千年来开拓的灌溉面积”；

排水灌溉机械增加211万马力；

粮食总产4316亿斤，比1957年增加616亿斤，“大体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产的总和”；

棉花总产总产4093万担，比1957年增加813万担。

就这样，人为地将1958年粮食增产的速度提高到16.6%，棉花增产的速度提高到24.8%，并满心欢喜地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

工业方面：

工业总产值比“第一本账”增加157亿元，比1957年实际完成的产值增加224亿元，增长速度是33%，“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

其二，提出了5—7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者超过农业总产值，并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任务。在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这两项目标无疑是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即。

在成都会议讲话中，毛泽东突然对个人崇拜问题，讲了一段话，他说：

对苏联的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是很感兴趣的。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这是毛泽东首次公开赞扬个人崇拜。

毛泽东关于“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这段表述，分析起来很复杂。

毛泽东不是笼统地称赞个人崇拜，认为盲目崇拜别人，自己站不起来。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的盖子未尝不是好事；但同时又把个人崇拜与真理崇拜混同起来，主张如果真理掌握在个人手中，就应当崇拜，其含义就是他自己就代表真理，这就明显地表现出毛泽东的过于自信。尤其当他的意见和中央集体不一致时，他更需要借助党内民主之外的东西来贯彻自己的主张。所以可以说，毛泽东关于“正确的”个人崇拜的主张，是天理与人欲并存。

在以往的长期革命生涯中，毛泽东的确一贯正确，在党内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党内党外干部群众也很容易将真理崇拜等同于个人崇拜。两个方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在成都会议上，对毛泽东关于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与会者不但接受，而且有人加以发挥。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成都会议上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更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从中不难想见当时的氛围。

无论如何，一旦个人崇拜造就出来，并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宣扬，党内民主生活便更加不正常，“左”的东西也更加畅行无阻了。

成都会议，就经济建设方面的“左”倾错误而言，无论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南宁会议。“大跃进”中的各项主要错误，成都会议都已基本存在，或者已初具雏形。因此，成都会议的文件、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传达、贯彻，就大大推进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武昌再批反冒进

在发动大跃进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始终被快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前景鼓舞着、陶醉着。他不辞辛劳，奔赴大江南北，一心想让他的理想、他的追求、他的信念，能为人们所理解，所接受。

刚刚开完成都会议，就在春寒料峭里，他又不停歇地奔赴武昌，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开会。一方面要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的情况，另一方面要听取他们汇报“苦战三年”的打算。

4月1日—9日，武昌会议召开。

在听汇报时，毛泽东再次提到反冒进。

4月5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

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上“高潮”之间一个低潮——反冒进。过去说1957年比1956年实在些，这个话是不合乎事实的。1957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上面骂冒进，下面也骂冒进，所以1957年劲头不大。去年揭开盖子，用整风反掉了右倾保守思想。盖子不解决，压在劳动者、干部身上，精神不振，生产力不解放。

4月8日，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汇报时，毛泽东插话，不但批了“稳妥可靠”，还提出两上新概念：“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说：

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毛主席还说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宋之问《灵隐寺》诗句）

毛泽东所说的“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无疑是指主张反冒进的这一部分人。

4 辩论开路 农村跃进紧锣密鼓

指标竞赛 改变面貌指日可待

辩论开路，农业率先发动“大跃进”

1958年的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

它的起点是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大跃进”何以从农村开始？1957年10月13日，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在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对这个文件作的说明中指出：

毛主席早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提供给最丰富的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我国这样大的市场。这个市场，直到现在，它的购买力还是很低的（虽然比解放前已经高了一些），但是它的潜在力量是非常巨大的。全国农业纲要一旦实现了，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拥有大得惊人的购买力的市场。我国工业的发展，除了依靠国内市场以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出路么？当然我们还可以争取工业品的出口，但是主要必须依靠国内市场。

1957年10月25日，《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公开发表。同日，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全民讨论，要求通过讨论，在全民中开展一次大辩论，目的在于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农村讨论应放在冬季，以便掀起一个生产高潮。

两天以后，即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

《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公开发表后，上至各省、市、区，下至各合作社，纷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生产积极分子大会，落实农业四十条，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修改生产指标，与此同时，舆论机器纷纷开动，不惜版面地大量报道各地区生产大辩论的情况，为农业大跃进大造声势。

大辩论是以落实农业四十条和冬季生产为主题进行的，辩论的内容自然是农业四十条提出的兴修水利、改良工具、开垦荒地、改良土壤、增加肥料、推广优良品种等增产措施。大辩论自始至终都鲜明地贯彻着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扫除思想障碍，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大辩论既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也有通过舆论传达出来的一定的政治压力。

笔者着意翻阅了一下1957年的《人民日报》，进入1957年底，灼热的气氛立即扑面而来。报纸的报道，大小标题几乎无一例外地冠以“坚决克服保守思想”、“关键在于打破保守思想”、“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扫除思想障碍”等标题。谁有右倾右保守思想、谁有思想障碍呢？含义很明确，主要是指干部。

在大辩论中，对立面就是那些对落实农业四十条没有信心的干部。

广东省召开的区党委、地委书记电话会议直截了当地点出了这个问题。11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会议。报道说：

会议认为，当前组织冬季生产高潮的最大“敌人”，仍然是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右倾保守思想。前一个时期，这个“敌人”更厉害些，经过一连串会议的批判教育，现在收敛些，但是并未彻底解决。佛山地委书记说，许多干部对待冬季生产仍然是“口硬心软”，嘴里喊说高潮高潮，心里想的仍然是低潮低潮；嘴里说，冬种能达一万亩，心里却在嘀咕完不成。毛主席曾经说过，如果不信任党，不信任群众，那么，我们便什么事也办不成了。会议指出，这部分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就是害了不信任病，一不信任党，二不信任农民群众的多数，特别不信任贫苦农民群众，所以总是劲头不足。这种不信任，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结果，是工作不深入的结果。一个地委书记举例挖苦一个工作不够深入的干部说，我们有个干部到社去看冬种小麦长得好不好，社的干部不给他看长得好的小麦，长得好的小麦一亩能收二百三十斤；偏偏领着他在长得最坏的麦田里兜圈，这里的小麦一亩只能收四十斤。这个干部被骗了，但他却到处说种冬小麦种坏了，再不能种了。会议指出，我们不少干部对冬季生产缺少信心，便是因为有类似这个被骗干部的缺点所造成的。他们往往因为工作不深入，对以往冬季生产成绩和缺点，不加调查，不加具体分析，得出不符合实际和违反群众利益的错误结论。

报道接着写道：

会议一致认为，开好有十几万人参加的积极分子冬季生产誓师大会，会在相当程度上进一步解决干部思想右倾保守的问题。而积极分子大会开得好坏，又完全决定于能否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群众路线和形式。中共广东省各地委各县委，正在召开和将要召开各有一两千积极分子参加的大会，贯彻三中全会决议，讨论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进行冬季生产大动员。全省估计有十几万干部参加。陶铸同志在做结论时，强调地说，这个会关系很大，只许开好，不许开坏。开好的唯一办法是组织群众性的大辩论，讨论三中全会决议和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然后根据它的精神，辩论冬季生产应该不应该搞？大搞还是小搞？怎样搞？在大辩论中，表现和表扬先进思想先进经验先进人物和单位，揭露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

干部落后于群众，就是这篇报道给人们的一个明确印象。这是和毛泽东反冒进以来一再强调的群众的干劲很高，不能给群众泼冷水的观点完全吻合的。

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更把大辩论和反冒进挂在一起：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一九五六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不了解所谓“冒进”是没有实际条件，因而是没有成功可能的盲目行动。而我们在一九五六年的跃进却完全不是这样，是有很多可以实现的条件，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否则，就无法说明，为什么一九五六年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粮食产量却超过了大丰收的一九五五年一百多亿斤。

这就说明，这场辨认也可以说是一场自下而上、群众性的反反冒进运动。

辩论中另一个没有直截了当地指出、但字里行间巧妙地隐含着的对立面，就是富裕中农。这样的例子也是俯拾皆是。

11月9日《人民日报》一则报道，记述了江苏省靖江县鼎新一分社的一场大辩论的情形：

会上，富裕中农王永山等说：“种田要靠天老爷做主，光靠保证不能达到八百斤。大家对靠天还是靠人的问题引起了兴趣，展开了一场辨认。

贫农陈明德说：“劳力胜于天，去年大水灾我们社里稻子全部被淹，但依靠人排水，结果每亩还收到五、六百斤。”

三队队长鞠明德说：“王永山是我的田邻，我的自留田和他的自留田是一块田分出来的，土质，肥瘦却差不多，今年种的也都是荞麦、萝卜。可是前些时天旱，他有功夫挑水抗旱，我忙于开会和队内生产，没有去浇水抗旱，结果我的庄稼发黄，他的庄稼碧绿。王永山，你说说看，这是靠人还是靠天。

参加这个问题辩论的有20多人，议论结果一致认为：争取大面积增产、一靠人，二靠本，三也要靠天时。经过辩论，大家初步树立了人定胜天，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争取亩产八百斤的信心。

接着，富裕中农刘子凤、王根保等人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增产到八百斤大家都有信心，就是怕国家还要我们吃四百斤三十斤口粮。增产的粮食都要交给政府，还不是替政府白忙。”有的人说：“今年是实行三定政策第三年，恐怕政府要改变粮食政策。”有的社员认为：“政府应该订一个死标准，照标准收购最好。增产的部分全部归自己，群众的积极性就更高。”共青团支部书记汤少桂首先解释了国家的粮食政策，他说：“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不会变的，今年又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以丰补歉的政策，超产部分征购40%，这也是不会变的。我们应该相信政府，增产是为了我们，不会叫我们吃亏”。贫农唐发鉴说：丰收年成我们多卖一些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和灾民同胞，这是应该的；碰到灾年，没有增产，国家就不要增购的粮食了。这是国家照顾我们农民，标准订死了不合理。况且，国家收购了余粮，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有有了钱，可造成更多的新式农具、化学肥料卖给我们。会上，大家又算了一笔账：按三定的超产部分增购40%计算，每亩若达到八百斤的产量，每人就可以分到五百八十九斤粮食，而国家只征购二十一斤。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提出，城市仍然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随后进行的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把富裕中农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对立面；农业四十条中也把在生产上“赶超”富裕中农作为一项目标，而这一点无疑具有政治意义。这场大辩论绝不是单纯意义上关于农业生产的讨论，也是农村两条道路大辩论的延续。

战鼓频催的冬修运动

进入1957年10月份以后，在进行大辩论的同时，落实农业四十条的各项措施也在加紧实施之中。以农田水利建设为例，10月份就投入两三千万人，11月份六七千万人，12月份八千万人，1958年1月达到1亿人。空前规模的农田水田建设运动的掀起，实际上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

透过1958年2月上旬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们的发言，我们感受到了当年在修农田水利和大搞积肥运动的空前热闹场面。

广西代表覃应机说：

自去冬开始，全省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

今年的水利建设规模空前的巨大，各族人民拿出了高度的革命干劲，千方百计设法把河水拦起来，把山水堵起来，把天水蓄起来，把地水挖出来，把低水抽上来。

经费自己筹，石灰自己烧，泥箕自己编，石料自己打，沙子自己找，木料自己砍。山藤代绳索，柴火代油灯，旧料代新料。

群众用山歌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和信心：“不靠老天靠自己，兴修水利战胜它，就是老天不下雨，也叫禾苗出嫩芽。”“千年苦旱泪涟涟，只知求神和拜天，如今有了共产党，修好水利庆半年。”

山西晋宁县代表李能说：

去年是“政府修水库，群众来帮助；政府修水塘，群众来帮忙”。……今年工程比去年大，不仅不要政府给钱，口粮全部自带，而且争先恐后，白日黑夜的干……“叫荒山低头”，“叫土地翻身”，“把高山劈成两半，叫河水穿过高山”，“不修好水利不过老年”。

每天鸡叫头遍，村子里就人喊马叫，田里、沟里尽是做活的人；天大黑还点着汽油灯马灯干。

湖南代表谭保余说：

全省各地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万千群众，冒风雨，破冰冻，开山凿石，修渠引水，入夜之后，打火把，点汽灯，人声沸腾，热火朝天……湘潭县白天有32万人出工，晚上有15万人抢修，县城、集镇的汽灯，几乎卖光借尽。

还有那冰封千里的北国农村。那里的冬修运动场景尤为壮观。

陕西代表苏资琛说：

大荔群众……提出了“苦干五载跨淮河，连战十年过长江”的英雄口号；榆林专区人民，目前已战胜零下20度的严寒兴修水利，真是“千里冰封，干劲沸腾”；靖边群众提出“天寒地冻工不停，增产信心比铁硬”的口号……

黑龙江肇源县去冬降了几十年来少有的三尺多深的大雪，冻地四尺多深，天气比往年冷得多，滴水成冰。然而，天寒地冻，挡不住热情四溢的干部们。县里召开了2500多人的四级干部大会。会上议定：

山河都可改，跃进也不难。要坚决的跳，狠狠的跳；今年跳到黄河北，三年跳到黄河南，十年之内过长江，粪肥不足可以多攒，种子不纯精挑细选，畜力不足开展“黄牛训练班”，时间不足起早贪黑干。

这里所说的“跳”，不是游戏，而是要使粮食产量“过黄河”、“跨长江”。一时间，“能不能跳，敢不敢跳”，成为了舆论鼓动的口号。这里讲的“黄牛训练班”就是人力耕田。

肇源县代表巴彦胡代表说：

农村更加沸腾了，人心振奋了，干劲越来越大了。群众说“生产跃进人心暖，不怕风雪刺骨寒”。虽然冒着几十年来少有的三尺多深的大风雪和零下30多度的严寒，顺势进行了男女老少齐发动。高潮迅速的形成了。

冻地层四尺多深，大镐刨断了，换一个再刨，农民说：“一镐没刨动，二镐硬如钢……五、六镐后刨裂缝，八、九镐后装满筐”；“别看地冻四尺深，冻手冻脚不冻心，镐比地硬，心比镐还硬”。昼夜一齐干，农民创造了多快好省的“冰灯”，从远方沿松花江看去，好像是蜿蜓如蛇的长城，实际就是上万农民干夜班的冰灯，白天红旗招展，夜晚灯火齐明。

农村冬季生产运动的另一个中心是积肥。为了多积肥，人们充分地发挥着想象力。

云南宜良县代表张惠英说：“水利要突击，肥料要革命”。

这个县肥料来源很少，大辩论以后，发动群众动脑筋，想办法。终于找出了18种肥源。提出了“牲畜要有厩，家家有厕所，厕所要加盖，人人勤积肥，路上无粪便”的口号。很快掀起养猪改厩积肥高潮。

社员们提出：“要想庄稼像个样，粪箕要挂在肩膀上”，“冬季比粪堆，秋季比谷堆”的竞赛口号。全社不分男女老少，个个积绿肥，铲火土、扫烟筒、挖老墙土、挖沟泥、搜集乱头发，猪毛和碎皮，积小便，打扫房屋和街道卫生，真正形成了家家有尿盆，人人带尿罐的习惯。

巴彦胡说：

为了坚决完成全县的积肥计划，在许多农业社自己提出：“挖出包泡底，推倒老墙根，所有粪源大翻身，坚决实现400斤”的口号下，有的社把三尺多深的冰层刨开，从泡底挖泥取粪……开展了“粪坑挖净，粪源找净，厕所起净；大街扫光，粪蛋拣光，畜圈起光，城粪下乡；锅台、炕洞、碾台、井台、老尿窝、破房框都来个大翻身”的积肥运动。

真是极尽想象，花样繁多。

这些发言多少带有艺术的夸张。但也大体反映了1957年底开始的冬修和冬积运动的热闹场面。

农村社会主义的大辩论，农业发展纲要的全民讨论，大大激发了农村干部们的热情和想象力。唤起了亿万农民的巨大热情。他们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在黄土地里播下的是年复一年的汗水和艰辛。现在，人们突然感到，从这块土地里能抱出金娃娃来，能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天地。农民和农村干部们怀着建设新生活的极大热情，投入到冬修农田水利的全民运动之中。

驱赶麻雀的人民战争

除了冬修水利和积肥运动外，最具声势的是除四害运动。

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赫然写在“农业40条”中，毛泽东对此倾注了很大热忱，他是把它当作移风易俗，建设文明的农村的重要目标提出来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除四害也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毛泽东说：

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却原来，毛泽东把发动除四害的全民动员，是为了振奋民族精神！

于是，全国城乡一齐发动。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一届五次人大会上发言，题为《首都布下天罗地网，鼠雀蚊蝇无处躲藏》。他介绍说：

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从去年12月开始以来，进入了新的高潮，声势浩大、雷厉风行。在第一次突击周中，两天里就出动了15万人上街宣传。在广大群众中人人传诵除四害，家家动手大扫除。几天功夫，全市绝大部分地方做到了蚊蝇绝迹，面貌一新。

今年一月中旬，全市召开了8千人的誓师竞赛大会，城郊各地区、各机关、学校、部队都争先恐后地投入了竞赛运动。在这以前，很多单位已经制定了加快地消灭四害的计划。一浪高过一浪，一批赶过一批，接二连三的挑战应战书和决心书，像雪片一样飞到各区和市里来。

广大群众说了就做，西四区福绥境的居民捉光了麻雀老鼠以后，在零下22度的严寒里，用双手捉了9只麻雀，还找着小学生在房檐上捉了十几只。崇文区85岁的老人常德，一冬来用丝网捕捉了3万多只麻雀，他的兄弟常明，也打了两万多只，常德嫁女儿的被褥都是用雀毛絮的。农民们背着火枪下地，歇晌的时候就打麻雀。有两个农民一冬打了1200只麻雀。东四区一个街道的办事处，两天就出动了1400多人和66辆大车，填垫70多个孽生蚊子的积水坑洼，没有用国家一个钱。

除四害，后来演变为爱国卫生运动，它对于移风易俗的作用，不能否定。然而细细想来，消灭苍蝇、蚊子，虽然有利，但形不成声势，显不出成效，也就起不到振奋民心的作用。就是老鼠，它钻到地下，挖起来也格外费力。只有消灭麻雀，造成声势。因此，除四害，落到实处，就是“驱雀”运动。

对于麻雀是不是害虫，要不要消灭，起初就有争议。毛泽东赞成把它当作害鸟。1957年10月13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说：

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有人说麻雀可以吃虫子，我看把它消灭，它与人争食。

一场驱赶麻雀的人民战争开始了。这场驱雀运动一直延续了一年多。

1958年12月13日，光这一天，仅上海一个地区，用最原始的武器就消灭近20万只麻雀，全国知多少？

且看当天的上海报纸，标题为《全市围攻麻雀》，这则新闻写得形象生动，至今还能感受到昔日火热的战斗气氛：

12月13日，凌晨，全市性的灭雀战役开始。全市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楼房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中和郊区的农田，布满了无数的岗哨、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呈现一片战斗气氛。新成区连夜赶制8万多个假人，10万多面彩旗。徐汇区斜土路居民和榆林区杨浦路居民还制作了大量活动假人。在市郊县几乎抽调了一半劳动力组织灭雀队伍，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全市工厂在保证生产的原则等地广人稀之处，共设有150个火枪区。南洋女中射击队，还接受了火枪技术训练。今天，全市人民大战麻雀，据今晚8时统计，全市共消灭麻雀194432只。

上海作家沙叶新1997年写过一篇杂文《1958年的中国麻雀》。他说：

查我当年的日记，1958年我随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嘉定县华亭乡建农四社进行教育革命，住在胡家村。12月13日这一天的日记写着：“市里决定今日打麻雀，郊区也不例外。上午三分队打，下午我们分队打。”如今看来我所亲历的这一伟大事件记录得实在是过简略了，真是愧对历史。经回忆，记得那天我和同学们分别爬在公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不停地敲着锣鼓、脸盆和一切能发出声音的东西，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然后纷纷坠地身亡；如果解剖当年千千万万铩羽就毙的麻雀，我敢说，十有九是急性心肌梗塞，累死的吓死的！那天打麻雀我凑了一首打油诗：

全民齐动员，

麻雀一扫空；

蚊子跑福建，

苍蝇躲广东。

于是，沙叶新大发感慨。他写道：“每种生灵都难免有灾有难，但不论是过街之鼠、碰壁之蝇、丧家之犬、毁窟之兔、热锅之蚁、涸辙之鱼、瓮中之鳖、虎口之羊，都不如1958年的中国之雀那样的遭罪；那是一场浩劫，那是灭顶之灾。”

这场驱雀运动是在1959年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反映了朱洗、郑作新等一些科学家的意见之后才终止的。科学家们解剖了麻雀的嗦囊，发现四分之三是害虫，只有四分之一是粮食，可见麻雀基本上还是益鸟。

毛泽东亲自为麻雀“平了反”，在一次会上说：麻雀不要再打了，改成臭虫。

面对1958年的中国麻雀，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节节攀升的指标运动

无论冬修水利和积肥，还是除四害，都要劳师动众，远不如带带攀升的指标来得迅速。嘴一张，指标就可青云直上。

1958年初的指标升级，首先是从“两本账”开始的。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薄一波在会上汇报1957年计划执行结果和1958年计划。由于批评反冒进的空气十分紧张，大家的头脑热起来了。为了避免被说成保守，也为了满足地方上的要求，薄一波在汇报中提出了实行“两本账”的办法，即国家一本账，为必成数；企业一本账，为期成数。

毛泽东对薄一波的发言并不满意，批评薄是“中间派”，“假使不是偏右的话”。但是对两本账的建议还是接受了，并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完整表述：“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两本账的工作方法毋庸置疑地是毛泽东“积极平衡论”的具体体现。第一本账是一个平衡，然后发动群众、挖掘潜力，突破第一本账的指标，形成第二本账，即第二个平衡。

事实上，“两本账”在实施中已经根本无隙顾及有多少潜力可挖了，在反保守的大气候下，全凭主观意志打破一个又一个的平衡，建立一个又一个新的所谓“平衡”。

中央如此，地方层层仿效，如法炮制，搞自己的“两本账”，对指标层层拔高，同一个指标，从中央到基层一路下来，已经远远不是两本账的问题了，而是六七本账的问题了。“大跃进”中的各种高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账的方法搞出来的。

在1957年冬季农业生产的高潮中，由于人民群众干劲空前高涨，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就在水田水利建设的高潮中，毛泽东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提出了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问题。会后正式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即：“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

即使是以8年的最低要求作比较，也比12年农业发展纲要提前了整整4年。

不但如此，毛泽东还对安徽省提出的三年改变面貌的目标很感兴趣，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规定：“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毛泽东还采纳了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的意见，提出了一种掌握时机的方法，叫做“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

毛泽东提出的这几点，的确是要人们一开始就要拉开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架势，掌握好时机，能提前尽量提前。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毛泽东以及中央的要求如此之急，下面当然就更加只争朝夕了。

南宁会议反冒进空气一紧张，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安徽、江西等省在会后纷纷提出，5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粮食生产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河南省的计划更加离奇：河南要在当年麦收前，全省实现水利化；消灭四害：老鼠、麻雀（后改为臭虫）、苍蝇、蚊子；当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亩产目标；年底全省城乡消灭文盲。历年吃外调粮的工业大省的辽宁提出，当年要实现粮食、猪肉、蔬菜“三自给”。

对河南和辽宁的计划，毛泽东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试，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

对于河南和辽宁这两个看起来有点儿不着边际的计划，毛泽东觉得有必要泼一点冷水，好让他们不要头脑过热，也让其他各省不要头脑过热。但是毛泽东此时泼点冷水，它的作用的局限性是很大的，因为首先他就认为河南和辽宁省的计划也是可以实现的，只是要求其他各省不要仿效，以免天下大乱，晚一点也就是一、两年的事，何必着急呢？

由于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时间提前，农业生产的两大主要指标——粮棉指标，不得不进行修改。这样一来，整个逻辑关系完全倒了过来。正常情况下，应当以农业的实际生产能力确定农业发展规划；现在的情况正相反，先确定了一个发展规划，即农业发展纲要，再反过来算每年必须生产多少粮食。而对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时间的确定，随意性又很大，原本是12年计划，忽而变成了8年，忽而又变成了5年。依据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1957年11—12月间，全国计划会议开始编制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农业方面，计划1958年粮食产量3920亿斤，棉花3500万担。这个计划已经贯彻了“反右倾保守”的方针，农业的两大指标已经不低，经过努力，尚有完成的可能。1958年2月，薄一波向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提交的1958年计划，就是这个计划，即后为的“第一本账”。

但是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按照新的要求，1958年的粮、棉产量又不够了。成都会议召开前夕，国家经委又拿出了一个1958年计划，其中，1958年粮食产量为4316亿斤；棉花产量为4093万担，此即“第二本账”。两本账相比，粮、棉指标分别上涨了396亿斤和593万担。

这两项指标，已经完全超过了我国农业的生产能力，“有点玄乎了”。

争取在15年的时间内，中国的钢产量要赶上并超过英国，这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宣布的目标。

1958年2月3日，当时的经委主任薄一波在向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1958年钢的计划指标为624.8万吨，比1957年实际产量535万吨多近90万吨。由于这个计划已经考虑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因此指标已经不低。这就是后来钢产量的“第一本账”。

南宁会议之后，根据“两本账”的计划方法，地方上报中央的第一本账，钢产量指标为711万吨，成都会议上经过初步平衡，提出1958年钢产量的“第二本账”为700万吨，比“第一本账”的624.8万吨增长了75万吨，比1957年的实际产量已经高出了165万吨。

此时钢产量指标尚属“缓慢攀升”。

就在成都会议前，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首先提出了可以缩短赶超英国时间的问题。

此前，毛泽东曾找王鹤寿、吕东等人谈话、大意说，中国历来统一的时候多，因此地方不大发展。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省有一、二个钢铁厂。各个部应该有百分之六十的力量支帮助各省搞钢铁厂。眼光要注意到六亿人民。

根据这次谈话的精神，3月初，王鹤寿组织冶金部党组同部分大企业负责人一道，连续“务”了8天的“虚”，由王鹤寿执笔，写出了两份报告，一个是《争取有色金属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另一个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得更快一些》。

后一个报告认为，只要把“红”与炼钢、炼铁结合起来，意即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国钢铁工业苦战三年，就可以超过八大确定的到1962年钢产量1050—1200万吨的指标，即用3年时间完成五年计划的任务。同时报告提出，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

依据是什么呢？

报告说，英国现在的钢产量为2200万吨，即使它今后每年增长速度是4%，10年以后，即到1967年也只能达到3300万吨；美国现在的钢产量为1.02亿吨，这一生产水平估计在今后许多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而我国实行大中小钢铁厂同时建设，建设时又实行投资包干，建设速度完全可以快一倍，投资可以省一半，只要有具体措施，1962年的钢产量超过1500万吨、争取2000万吨是可能的。如果1962年能达到1700—2000万吨，则证明我国钢铁工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再用5年时间，到1967年达到3500—4000万吨，就比较现实了，只要10年内能超过英国，再用10年超过美国也是比较现实的。

毛泽东对王鹤寿的这个报告非常重视，在成都会议上三次给予表扬，稍后，还称这个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一穷二白，好现最新最美的图画”

人民群众被领袖的号召动员了起来，领袖被人民群众的前所未有的建设热情的焕发而激动不已。为快速改变落后面貌而喜不自禁。

1958年3月20日，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给毛泽东的报告。介绍了这个县应举农业社依靠合作社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收到这个报告，毛泽东激动不已。4月15日，他在广州以饱蘸激情的笔触，写下一篇文采飞扬的文章，题为《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写道：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毛泽东对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极大热情十分欣喜，这正是他加速发展战略的动力所在，根据所在。他写道：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民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出最新最美的画图。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文章写好后，毛泽东意犹未尽。提笔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封信。

刘、邓、周、陈、乔木、吴冷西各同志：

此件请审阅。如同意，请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

在这封信的后面，毛泽东又补上了一段话：

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暖风熏得游人醉，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被自己鼓动起来的热浪而陶醉。这不只是对一个合作社的赞美，这是对亿万农民的赞美。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连同封丘县委的报告，在当年6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

毛泽东仍然不能忘怀那个应举社。1958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彦。

毛泽东首先问封丘县县长张剑南：

“应举社的那篇报告是谁写的？”

张剑南马上告诉毛泽东：“是中共封丘县委第一书记韩洪绪同志写的。”

“那篇报告写得很好。”毛问：“韩洪绪同志读了多少书？”

“战前在高小毕业。”

“不容易，不容易，高小程度就能写出这样好的报告，真不容易！”

“你们的合作社，为什么叫应举社？”毛泽东同崔希彦开始了有趣的谈话。

“我们村里过去出了一名文举，这个举人，同一般的举人不一样，他不剥削人，靠自力更生维持生活。我们的合作社也是依靠自力更生进行生产渡荒的，所以就叫应举社。”

毛泽东听得笑了起来，“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过去是一个穷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就改变了面貌，再过几年你们还会更好！”

“这些成绩都是由于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才取得的。我们合作社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崔希彦说。

毛摇摇手说：“不，不，这是由于你们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努力，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全国的事情要办好，就要依靠全国六亿人民的努力。”

毛又问：“应举社的小麦每亩收了多少斤？”

“估产是每亩一百五十斤。”

毛算了一下以后说：“你们计划每亩产八百斤，小麦每亩只能收一百五十斤，还有六百多斤，今年是不是有把握实现亩产八百斤？”

“完全有把握，而且争取超过。”崔希彦满怀信心地回答。

……

毛泽东亲切地对崔希彦说：“要戒骄戒躁，干部和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要把红旗永远插在你们社里，让红旗越插越高。”

从亩产150斤，增加到800斤，一年之内涨4倍，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应举社的社长，竟说得这样信心十足，面对国家领袖脸不红，心不跳。过去有“欺君之罪”的戒律，现在倒变成了“欺君有功”了。也许，真正相信确有把握；也许看在热情可嘉，气可鼓不可泄，毛泽东毫无愠色地接受了这种保证。

毛泽东接见应举社社长的情况，由新华社记者写成通讯《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登在7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和这篇通讯的发表，为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又添了一把火。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赶超英美的时间表一提再提，钢产量指标也坐上了直升飞机，迅速提高。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努力最终演绎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数字戏法。

人们的头脑已经急剧地热起来了。

5 五月大会 “大跃进”运动强行发动

违心检讨 周恩来陈云处境艰难

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

出席八大二次会议的有正式代表977人，列席代表389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区选派的部分县委书记，大城市的区委书记、省辖市市委书记、企业或基层的党委书记等。

大会听取和讨论了刘少奇所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人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邓小平所作的《关于在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邓小平所作的《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谭震林所作的《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说明》，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李先念等117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另有145人作了书面发言。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讲话。

自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连续几个月不间断地批反冒进、批右倾保守，毛泽东下决心要“复辟”的三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会，果真“复辟”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左”倾指导方针，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已经基本上确立起来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八大二次会议开成了一次在全党正式发动“大跃进的党代表大会”。

大会的一个主要内容是确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5月5日，在大会召开的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报告》对总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

根据几年来人民斗争的实际经验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发展，党中央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些词，出现的时间早晚不一。

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从而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发表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最早出现在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社论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周冬城谈话时，周冬城将其归纳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对周的这个归纳赞赏备至，认为提得好。后来在南宁会议、最高国务会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这件事。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并将它们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

毛泽东的上述提法，在成都会议上就写进了中央提交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之中，因此可以说，3月的成都会议已经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总路线虽然提出来了，但是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对这条总路线究竟怎样，还是有点信心不足。他说，许多东西自己就是将信将疑的，比如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些东西究竟对不对，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我看至少还要看5年。我们证明了的东西只有一条，就是革命。至于建设，还没有证明，只是有了初步的东西。

到了八届二中全会，中央的态度明显乐观了许多，认为“虽然这条总路线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考验，并且使它继续发展和完备起来，但是我们认为，它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可以确定下来了。”

以全国党代会形式通过的总路线，标志着中央已经彻底否定了两年前八大会议制定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的经济方针，“左”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已经最终确立起来了。

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力争高速度》。这篇专讲快、慢问题的社论道出了总路线的“精髓”：

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是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

经过了几年如诗如梦般的轰轰烈烈，又经历了整整十年“文革”，历史终于给这条总路线下了公正的结论。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条总路线“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规律。”

不难理解“赶超英美”对40年前的前人有着多么大的意义。但是，忽视客观规律，再强烈的愿望也只是愿望而已，于实际非但无益，甚至反而有害。因此，这条总路线，基本方面是不正确的。

敢想敢干，敢说敢做

同成都会议时的情形一样，在正式发动大跃进的党代会上，毛泽东就像一名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既紧张又兴奋。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先后作了5次长篇发言，其中一次（5月8日）专门讲破除迷信。

毛泽东最害怕六亿人民没有朝气，像《法门寺》这出戏里面的贾桂一样，让他坐他不敢坐，一副奴隶相。生产上要大跃进，思想上必先大解放，培养敢说敢做、敢想敢干的精神。所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大讲特讲破除迷信，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大量例证，证明年轻人要勇于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他指出，不要被名家权威所吓倒，不要被名人、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束手束脚的现象中解放出来。“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鼓励人们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不要怕工业，“可是我就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毛泽东宣传破除迷信，太过出格，讲什么“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等等。

毛泽东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强调和号召，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励人们创造发明的积极作用，但它的主要作用是消极的。在当时急于求成思想已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破除迷信”，实际上是破除了科学；“解放思想”，实际上是鼓励了浮夸；“外行领导内行”，实际上是支持了瞎指挥。因此，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等号召，就直接起到了助长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等错误发展的作用。就气氛而言，八大二次会议与成都会议相比，已经大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破除迷信，不知将要破除的究竟是什么。

果然，本次大会上117人的口头发言和140人的书面发言，敢说敢做、敢想敢干的呼声压倒了一切。

广西来宾县提出“苦战四个月，基本实现水利化”。

河南长葛县专门介绍土地深翻经验，提出当年要把全县112万亩土地全部深翻一遍，争取亩产800斤；

安徽桐城县提出当年亩产达到1000斤，争取1500斤；广东汕头地区提出争取当年亩产达到1000斤，3年左右达到1500斤。

机械工业部提出“二五期间产品产量年递增率要达到50%；

冶金部门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

煤炭部门提出“两年赶上英国，十年赶上美国”；

铁道部门提出全民大办铁路，“二五”期间修铁路3万公里，15年内全国铁路总长度要达到27万公里；

纺织部门提出5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

水电部门提出5年全国初步实现电气化。

柯庆施5月13日发言说：

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15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但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个个都人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化、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

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读到书上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

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化艺术。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将成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规范。

柯庆施说，那时“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渐消失，而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他说，这样设想到底合不合乎实际呢？“只怕我们的眼界还是小了些，想得还不够远大”，“现在已经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的问题了。

5月25日，在中央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被选入政治局。

柯庆施的发言将人们脱离实际的幻想发挥到了极点。其他人虽然没有柯庆施如此丰富的想像力，但是脱离实际地幻想的确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

薄一波说得好：“对于创业者们的幼稚，笨拙之外以至干出的明显蠢事，不应过多地去责怪或讥笑，重要的是把它当作历史的一部分进行严肃研究，吃一堑长一智，从中得到有益的东西，并作为殷鉴，永远记取。”

周恩来、陈云处境艰难

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代表党中央对反冒进作了结论。《工作报告》认为：

在一九五六年的跃进中也曾出现了一些个别的缺点，主要是由于多招收了一部分新职工，某些人负的工资增加不适当，一度造成了市场供应情况的某些紧张。这些缺点，比之当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来是很小的，经过全国人民在党的号召下进行了几个月的增产节约运动，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于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却估计不足，因而认为一九五六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在反对所谓“冒进”的这种空气下面，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

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

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

引文最后两段话，是毛泽东修改报告时特意加上去的。

从中央的这个结论认为，反冒进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成绩和缺点的关系，即毛泽东所说的“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关系，在建设实践中影响了群众积极性，造成了“马鞍形”，使建设受到损失。这个结论体现了毛泽东多次批反冒进的基本精神，即认为反冒进的“错误”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上，犯了“慢”的“错误”。

但是在大会讨论时，许多人仍嫌不够，认为中央的结论语气偏轻，上纲上线不够，还应当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地方代表也在会上报告同地方“右派集团”、“右倾集团”、“反党集团”斗争的经过。大有非将反冒进置于死地不可之势。

同以往党内历次过火斗争一样，人们的狂热一旦被唤起，便很难用理性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者，周恩来、陈云在大会上做检讨是难以避免的了。5月15日晚，毛泽东同周恩来、陈云分别做了长时间谈话。

就反冒进问题作检讨，周、陈的心态是很复杂的。1956年经济工作冒进是客观存在，作为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进行反冒进是必须采取的措施，从实际效果看，反冒进是正确的。但是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不断批反冒进的过程中，求多求快、急躁冒进的思想逐渐在党内上升。到八大二次会议时，上上下下已经形成了浓厚的大跃进气氛。对此，他们其实也难以提出异议。

另外，周恩来等人也不能不顾及毛泽东提出的“党要分裂”的警告。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两次讲到要准备大灾大难，一要准备世界大战，扔原子弹；二要准备党内分裂，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可能有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

什么样职位的人能够引起党内分裂？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周恩来、陈云等人只能就反冒进问题进行检讨。

这种心态，从当时周恩来写检讨的经过中可以隐约看出来。据当时周恩来的理论秘书范若愚回忆：

1958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回到北京后，我就到总理办公室宿舍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由于我没有随他去过南宁，也不了解那次会议的内容，只是在这次谈话中，我才知道。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由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他还说，虽然和毛主席常见面，但并不能因此在思想上就能完全一致。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他们使用的电话机有增音装置），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的办公桌旁，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辞。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

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阅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后来稿子退回，周恩来同志看过以后，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较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关于周恩来这段痛苦的经历，还可以引证童小鹏的一段回忆：

1958年4月，我从中央统战部调到国务院担任总理办公室主任时，看到中央党校教授兼总理办公室理论秘书范若愚正在为周恩来起草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检讨，其中谈到反冒进是十分错误的。他的思想确实“右倾保守”，“离右派差五十米远”等等。使我吓了一跳。我想，周恩来对毛泽东是紧跟的，重要的事都请示主席和中央，为什么犯这么大的错误。我很不理解。这个检讨稿送给邓小平征求意见，邓小平说，写这么多干什么，他把“离右派差五米远”划去了。后来事实证明周恩来等同志反冒进是正确的，他一再自我批评，写检讨。我觉得这不是他的本意，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而在强大压力下作出的违心的行动。

周、陈、薄、李公开检讨

5月中旬，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分别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大会上分开作检讨发言。周恩来在检讨发言中说：

毛主席曾经反复地教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一种是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前一种是多快好省的方法，也就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各级党委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是少慢差费的方法，也就是违反党的群众路线、不注意保护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同毛主席所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这里，应该特别讲一讲的，就是政府在指导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中，曾经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当时我和担任政府工作的某些同志却错误地认为，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速度太快，因而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并且出现了许多不平衡的现象。因为害怕不平衡，就采取了机械的静止的平衡方法，企图以缩小建设的规模、压缩消费的办法，只从分配方面去求平衡。这种平衡的结果，不但不能起促进生产的作用，反而妨碍了生产的发展。

除了上面所说的认识上和方法上的错误以外，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

陈云在发言中说：

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分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我在考虑和提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的从财贸系统的情况出发，而对于中央工业、交通多数部门的情况，对于全国各地党的各方面工作，则注意不够，这种从部分情况出发来解决问题，就不会正确地理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的错误，我负有主要的责任，首先在思想影响上负有主要的责任。

薄一波在发言中说：

现在看得很清楚，1956年的反‘冒进’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个带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个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1956年的跃进，是有重大意义的。在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对于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我对于这种形势没有很好地加以分析，没有抓住形势发展的主流，对于一度出现的材料紧张的困难，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动员和依靠群众，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反而强调了这种困难，认为既然原材料生产赶不上去，基本建设的速度也就不能太快。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我看到了我国人口多，消费也多，强调提高积累比例有困难，而没有首先强调人多可以生产得更多，积累便更多。因此，对于反‘冒进’的错误我是有份的。在反‘冒进’错误的影响下编制的1957年计划是保守的。而且在思想没有完全解放的情况下编制出来的1958年计划的第一本账，也对当前大跃进的形势估计不足。今天看来，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生产和建设的指标高一点或低一点，而在于反‘冒进’大大地挫伤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给开始出现的群众性的生产建设高潮，泼了冷水。这是必须引为教训的。

李先念在发言中说：

几年来，财政工作在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是有成绩的，是基本上执行了党的总方针、总路线的。但是，在工作当中确实发生了不少缺点，甚至在一个时候一个问题上也发生过带方针的错误……往往考虑平衡和稳定多，考虑建设速度少，往往一怕发生赤字，二怕市场波动。……建设事业前进当中是会发生某些供求失调现象的，看到这些一时的现象，我们就表现异常敏感，盲目叫喊紧张……当1956年建设跃进中出现了一些个别缺点的时候，我们只是抓住了事物的局部现象，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夸大缺点，低估成绩，把1956年的跃进说成是一种‘冒进’。反‘冒进’的错误给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这里我是有责任的。幸而中央及时地作了纠正，否则，损失不知道会有多大。

5月20日，毛泽东在讲话时说：经过整风和批评反冒进，中央也好，地方也好，都很团结。反冒进的问题，现在也搞清楚了，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至此，批评反冒进问题终于告一段落。

历时半年多的批评反冒进，在党的民主生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生产了许多消极影响。毛泽东把自己凌驾于中央领导集体之上，对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进行严厉批评，言辞激烈，痛快淋漓，而被批评者毫无申辩的余地，只能一个劲地做检讨，甚至发一些违心之论。这种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所一贯反对的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

毛泽东对反冒时的批评，造成了一股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的空气，导致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人调子越唱越高，制订计划时指标越搞越好。这些言论、做法反过来又对毛泽东本人产生影响，使他更坚信反冒进的正确性。

批评反冒进，首先使作为总理的周恩来感到巨大的压力。早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的为总理的设想。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到的。

周恩来是不在意个人的上下得失的。既然认为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可以不再担任总理。因此，在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提出，请大家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少了。

“一天等于20年”

八大二次会议的基本精神，就是“快”字当头。

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工作报告》指出：

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我国这样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尽快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必将大大增强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优势，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互助合作，有利于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的互助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保障。

马克思预言过，无产阶级革命将使我们进入‘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如果说我们过去在革命经历过这样的伟大时期，那么，我们现在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不又是在经历着这样的伟大时期吗！

不知马克思在世，对如此这般的“一天等于20年”会作何感想？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一天等于20年”的时刻是有的，不过它只是历史发展的非常态。历史的常态是渐进。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们可以通过革命一夜之间改变政权的性质，但无法在一夜之间出现生产力发展的“奇迹”。然而，在1958年，人们太希望这种“奇迹”出现了。

八大二次会议期间，讨论了“二五”计划第二本账，这第二本账是由国家计委汇总、经过中央财经小组讨论过的。第二本账的各项指标，都有两个方案。它提出的各项指标，同1957年实际完成数相比，简直是天文数字。例如：

到1962年，钢2500万吨和3000万吨，增长367.8%和461.4%；

原煤3.8亿吨和4.2亿吨，增长192.3%和223.1%；

发电量900亿度和1100亿度，增长365.8%和469.4%；

化肥1000万吨和1200万吨，增长1146.9%和1396.3%；

发电设备500万瓦和600～700万瓦，增长2438.1%和2904.5%～3453.3%；

金属切削机床12万台和15万台，增长328.6%和435.7%；

棉纱1000万件和1200万件，增长204.9%和247.9%；

棉布108亿公尺和127亿公尺，增长204.8%和242.6%；

棉食6000亿斤和7000亿斤，增长61.2%和89.2%；

棉花6500万担和7500万担，增长98.2%和128.7%。

第二本账提出的上述指标，比“八大”提出的“二五”计划建议数，少则提前了2年，多则提前了4年。

李富春在会上作《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的报告，对这个“二五”计划的解释是：“二五”计划第二本账，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

他说：“只要我们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上述初步设想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本账，我国就完全有可能在1962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巩固”，并“在1972年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美国。因此，第二个五年是赶上英国和赶上美国的关键。”

钢铁是赶超英美的主要产品。冶金部门自然要更上一层楼。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在大会发言时说：冶金部再次和各省、市、区研究了钢产量的发展速度后，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5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可以赶上美国。

5月7日，毛泽东在发言时，再次提出了速度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苏联是20年加半年（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到苏德战争爆发），把钢产量从400万吨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90万吨（1943年的产量），到1962年，13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万吨；或者从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

5月18日，毛泽东在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目标。

赶上英国的时间在人为地缩短，由15年到10年，又从10年跳到了7年，钢铁跳到了5年，“二五”计划期末的钢产量指标也在不断地提高，会后，在第48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将1958年的钢产量定为800～850万吨，成为1958年钢产量的第三本账。这本账又比1958年钢产量的第二本账700万吨整整多出了100～150万吨。三本账下来，至此，1958年钢产量指标已经比第一本账多出175～225万吨，比1957年钢的实际产量多265～315万吨。

1958年夏季尚未来临，但神州大地的热浪已灼面而来。

第四章 跃进狂澜

1 竞放卫星 浮夸风吹遍神州

大办公社 乌托邦走近中国

体制下放，大办工业掀高潮

“大跃进”从农业开始，并不意味工业落后了。事实上从年初以来，各地就掀起了大办工业的高潮。

地方上从来就有自己办工业的强烈愿望，他们不满中央统得过多过死，毛泽东很赞成地方领导人意见，从1956年《论十大关系》讲话以来，逐渐形成了依靠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办工业的思路。到1958年“大跃进”兴起，这个思路变成了方针。鼓励地方放手干。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和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各地工业总产值要在五到七年内超过农业总产值的要求，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共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6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南、华中、西北7个协作区，要求各协作区根据自己的资源等条件，尽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事实上，这时各地早已出现大办工业的热潮。

工业不发达的甘肃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办厂1000多个，3月到5月，建厂3500个，5月到6月，全省厂矿数目猛增到220000个。其中省办的2500多个，县办的15000多个，乡办的16000多个，社办的185000多个。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全省每个乡平均有110个厂矿，每个农业社平均有12个厂矿。

河北省定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建起1530个中、小型工厂，平均每天有35个工厂投入生产。

人口仅13万多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到5月底就建厂矿307座。根据各乡镇提出的建厂数字，全旗1958年新建厂矿可达167座。

以上数字，虽然存有不少浮夸成分，但也大体反映了全国范围内大上工业建设项目的基本状况。

为了加快各地建立地方工业体系的步伐，根据八大二次会议的规定，中共中央在会后的短时间内，还把原归中央管理的大部分企业和中央在许多方面的管理权限，迅速地下放给了地方。

6月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要求各工业部门除一些特殊的企事业单位外，其他在6月15日前全部下放。这样，中央各部门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880多个（占总数的80%以上），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办完了下放手续，交给了地方管理。

6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劳动部的报告，决定放松国家对招收新工人的审批管理，确定今后劳动力的招收、调剂等项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管理，1958年的招工计划，经各省、市、自治区确定之后就可执行，不必经过中央批准。

中央还先后作出了下放计划管理权限、下放基建项目审批权、下放财权和税收权以及下放商业、银行管理权等一系列决定，把相当一部分应由中央掌握的权力下放给了地方。

这一下放，所有计划就形同虚设了。结果，更加促使了各地工业基本建设项目的乱上，新建的小型企业遍地开花，造成效益很差、浪费资源，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膨胀了全国职工队伍，增强了社会购买力。

钢铁指标节节拔高，陈云心存疑虑，没有说话

陈云等人受到批评，作了检讨，然而，具体组织经济工作，没有别的人，还得由陈云等人负责。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五个中央小组。这是体制进一步由政府向党中央集中的一个标志。其中的中央财经小组由12人组成。陈云为组长，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为副组长，李先念、黄克诚、邓子恢、聂荣臻、李雪峰、贾拓夫、王鹤寿、赵尔陆为组员。

这时，一则毛泽东亲自走上前台领导经济工作，二则运动兴起，计划已难起作用。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变成了一个无实权的机构，它的任务只是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供经济信息和各种意见。

全国热浪翻滚，全党上下头脑发热，陈云面对节节拔高的计划指标，心存疑虑，却难讲话。

在各项指标中，上上下下情有独钟的是钢铁。

6月17日下午，陈云参加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常委们除了毛泽东，全都参加了。会议听取薄一波作关于1958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59年设想的汇报。谈到钢铁生产时，薄一波说，预计今年钢产量将达到900万吨，初步安排，明年计划为2000万吨或2000万吨以上。

这已是很高的指标。然而，政治局委员们仍意犹未尽。一些人同意，另一些人还认为当年钢产量不只900万吨，明年指标还可能更高一点。没有人认为指标高了。会议人下午3点一直开到晚上11点。仍未统一认识。

6月18日晚8点到11点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的谈话会。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全体常委和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廖鲁言、黄克诚、王鹤寿。谈话会上，毛泽东赞成提高钢铁指标。于是，敲定1958年钢产量预计完成数改为1000万吨，1959年钢产量指标改为2500万吨。

毛泽东对薄一波说：“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

薄一波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以纲，带动一切’吧！”

毛泽东说：“对，就按这么办”。

他认为，机械工业也很重要，接着就议论起工业交通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机械工业也是纲，电力和铁路是先行。

6月19日晚上，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中央一些同志，冶金部部长王鹤寿也参加了，毛问他：“去年是530，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当时内部决定1100万吨，后来公开宣布为1070万吨，即以1957年产量535万吨为基数翻一番。

从毛泽东处谈话回来，薄一波在修改《汇报提纲》时，就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基本建设投资首先保证两个‘纲’和两个‘先行’部门的需要，两个‘纲’就是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两个‘先行’部门，就是电力和铁路。纲举目张，其他一切东西都带动起来了。这是工业上部署上的战略问题，必须有统一的看法。”

7月1日，《人民日报》闻风发表一篇《以钢为纲》的文章。于是，“以钢为纲”、三个“无帅”（钢铁、机械、粮食）、两个“先行”之说，从此传遍全国。

修改过的《汇报提纲》提出：1959年我国国民经济将比今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经过3年苦战，我国可以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方面将实现水利化，达到农业四十条的要求。

毛泽东已沉醉于这种指标升级的文字游戏。6月21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听到这种消息，高级将领们无不为之振奋。

6月22日，毛泽东对薄一波起草的汇报提纲作了指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领袖与干部们相互激动，中央、地方、各部门相互较劲。三天两头变更计划，指标不断升温加热。陈云内心里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但是没有说话。他在私下谈话时说：现在热度太高，提不同意见没人听。

有一次，薛暮桥和宋劭文去见陈云，希望他找毛泽东谈谈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陈云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

薄一波回顾这时的想法时说：“那时，我的脑子也很热，而且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刚就反冒进问题作过检讨，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便坚持，因此，我也同意提高钢铁指标。”

1958年7月31日到8月3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华访问。阿尔希波夫作为他的总顾问随同来访。

赫鲁晓夫这次访问，是为了解决双方关系中所谓“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事情。

双方会谈闹得很不愉快。

毕竟还是共产主义同志，会谈中，毛泽东把中国当年的雄心壮志给赫鲁晓夫透露了。他告诉赫鲁晓夫，中国今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明年是2500到3000万吨。

赫鲁晓夫搞过技术，中国的工业基础有多大的家底，瞒不过他。现在中国一下子搞钢铁翻番，他当然不大相信，但也不想再为这次糟糕的会谈添什么新的分歧了。他来了一句外交辞令，说：“中国同志提出来的计划，我们相信大概可以完成”。

说完这句话，再无下文。明显表示冷淡和怀疑。

阿尔希波夫就不同了。他是中国人的老朋友，“一五”计划时期苏联驻华专家总顾问。

8月3日，中苏双方签署《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陈云和阿尔希波夫进行了交谈。陈云把深藏在心底的疑问，端出来问这位老朋友：“你看我们明年的钢产量计划，完成得了完成不了？”

阿尔希波夫不好正面回答陈云的问题，只是笑了一下，说：“很大的计划，伟大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八十、九十，也是很好的。”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走向宴会厅时，阿尔希波夫同薄一波走在一起，他坦率地对薄一波讲：“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薄一波机械地回答：“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铁炼钢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实现。”阿尔希波夫苦笑，说了一句：“土法炼钢再多也没有用。”

陈云同阿尔希波夫心照不宣。

竞放“卫星”，浮夸风席卷全国

在“大跃进”的热浪中，干部们的“创造力”旷古未有。他们总是把领袖的号召发挥到极致。

毛泽东重视的农业增产措施，除大兴水利建设之外，就是耕地深翻改土、合理密植、工具改革、养猪积肥等。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就是毛主席在1958年致力于抓农业增产措施基础上总结概括而成的。

“八字宪法”本来只是农业经验的总结。然而把它推向极致做出了许多劳民伤财的蠢事来。

山东有个大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深翻土地增产，“不多不少，增产百分之百”，毛泽东听说后就鼓励各省搞深翻。他对湖南的同志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又对陕西的同志说：“订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

河南省长葛县县委第一书记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专门介绍深翻地的经验，说他们县到1958年4月底，33万亩早秋地都深翻了一遍，深度在1.5尺左右，计划年内把全县112万亩土地“来一个大翻身”。使产量增加百分之几十以至一倍、几倍。

毛泽东甚是赞赏。号召在全国推广葛县的经验。他指出：深翻一尺五寸，是一大发明。长葛的经验向所有各县提出一个问题：如果长葛县今年一年就把全县的耕地112万亩深耕一遍，难道别的县就不能吗？农业部在长葛县召开了全国现场会议，决定大干一秋，加上明年一年，把全国所有耕地深翻一遍。于是，一场深翻土地的运动在全国展开。在一些地方变成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甚至翻到3尺深。良田变成了荒地。

毛泽东发现南方某些高产地区稻每亩植3万蔸，就号召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他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时肯定：“所谓合理密植，在湖北、湖南、广东，就是三万蔸。”“合理密植”的要求传达下去，无限放大。在一些地方也变成越密越好，每亩稻谷的蔸数也密植到了4万和5万之多。不但徒然浪费了种子，而且有的地方更走极端，秧苗密不透风造成严重减产。一亩地下种几百斤的给插红旗，按农民自己的经验下种的，插上白旗。结果，插红旗的土地只收一秕子，插白旗的土地倒真正增了产。

在农田水利建设和深翻改土运动中，出现了工具改革的苗头。毛主席对此高度重视。3月22日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改良农具运动应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这是伟大的革命，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它有伟大的意义，它带有伟大革命的性质。”

在毛主席讲话的鼓舞下，广大农村掀起了工具改革的热潮。一些地方搞所谓“车子化运动”、“滚珠轴承化运动”、“绳索牵引机化运动”等等，结果也事与愿违，造成很大的浪费。

在当时，只要那个地方有了“发明”。很快就会被广为宣传，普遍推广，形成一阵风。

山西有一个和尚同一个农民合伙，在山坡上挖鱼鳞坑蓄水，这个办法合乎当地实际，后来一普遍宣传，在平原地区也加以推广，搞所谓“葡萄串”、“满天星”，给平原地区农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凡此种种闹笑话的事，不一而足。

然而，这些运动都要兴师动众，劳民伤财。都不如指标竞赛和放产量卫星来得快。两片嘴一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

6月召开的华东区农业协作会议，提出3到5年内人均粮食产量要达到2000斤以上。就连一向低产的西北地区，也提出了人均粮食产量1958年达到1100斤，1959年达到2000斤、1962年突破3000斤的任务。

伴随指标竞赛的是报产竞赛。从夏收开始，各地就不断地放出“高产卫星”。

6月底7月初国家统计局在保定召开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提出统计工作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此后，浮夸风刮得更加凶猛了。为虚报产量开了绿灯。

在那以前，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生，轰动全球，这大大启发了人们的想象力，于是就把假造的高产典型叫“放卫星”，一时间“放卫星”成为全国的流行语。成为浮夸风的代名词，像遂平、襄阳、魏县、谷城、临漳、光化、商丘、辉县、安国、徐水、西平、汕头、贵溪、闽候、麻城、孝感、繁昌、郫县、寿张，诸如此类的落后小县，都在夸耀自己的高产。粮食亩产纪录每一天都在创新。

6月12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首放小麦亩产3530斤的“卫星”。

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社小麦亩产5103斤。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发射”“小麦高产卫星”的消息，宣称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

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发射”早稻和花生“高产卫星”，亩产量分别达到36900斤和10000多斤。

9月18日，《人民日报》又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发射”的“中稻高产卫星”，亩产量高达13万多斤……

不要以为这是天主夜谭，这些都赫然登在最高党报《人民日报》上。当年《人民日报》此类报道不胜枚举。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一幅照片：男孩坐在大田的稻穗上，稳若童床，可见稻穗有多厚！

什么叫舆论导向的作用？看看1958年的《人民日报》吧！当年还没有电视，报纸是主要的传媒工具，《人民日报》又占其魁。天天出“奇迹”，天天放“卫星”。自己把自己陶醉了。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其中说：农业发展已进入“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只要我们需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8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年底算账派输定了》。社论说：“地的产量由人的胆决定了的”，批判“唯条件论”。这种唯意志论的宣传达到极端，是8月27日，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头版通栏标题，发表了山东寿张县的丰产运动的调查报告。

各地区、各部门反映的情况、上报的数字也有很大的浮夸成分。安徽、河南等省争相宣布自己已是人均粮食千斤省。农业部发布的1958年油菜、春小麦和早稻等生产公报，也出现了1958年油菜、春小麦和早稻总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56.5%、63%和126%这样高的数字。7月份，农业部根据各省的报告汇总的全年粮食估计总产量，竟然高达10000亿斤（1957年是3900亿斤）。这样高的数字，太过离谱了，对外宣布估产时降到了6000～7000亿斤。

这种全国性的造假运动，使原本有些疑惑的领导人也信以为真了。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本来对此将信将疑，他到广东番禺县转了一圈回来，信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证明说，自己在广东省番禺县，亲眼看到了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

不过，看来还是有人在私下里流露出一丝怀疑。他们说，植物不可能无限制地生长。于是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驳“粮食增长有限论”。认为广东的粮食亩产是可以达到三四千斤以至1万斤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撰文论证，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

当然，并不是所有领导人都相信这些放卫星的产量，只是有人不敢说，有人不便说，有人不愿说，怕泼冷水。

7月份，周恩来参观一个农业展览会，看了几个亩产3000斤、亩产4000斤的小麦“卫星”，他当即问陪同的负责同志。“不是否确实？”那个负责同志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毛泽东本人也不见得相信，他只是为这种热情所激动。当农业部汇总全国粮食达到10000亿斤的情况报上来时，毛泽东感到有水份，一刀砍了三分之一，公布时把估产降到6000～7000亿斤（这个数字比后来核实的4000亿斤还多3000亿斤。）不过毛泽东和许多人都相信1958年大增产，是确定的了。

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也为之激动过。8月视察东北地区，三江平原。一路上波澜壮阔的全民“大跃进”的生动图画，使他自己的热血也在沸腾。他向部队干部们讲话，激动地说：“过去唱歌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饿肚子的问题，今年解决了！今年粮食产量是7000亿到8400亿斤，明年是1.5万亿斤。每人年平均有1吨粮，什么战争、灾害都不怕了。”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教育、文艺等各界也不甘落后，纷纷开展了自己的“大跃进”。

在教育界，“大跃进”的主要表现是：

一是“插红旗”、“拔白旗”，搞红专辩论，把那些对“大跃进”、浮夸风错误持批评、怀疑态度的专家、教授当作“白旗”拔掉，清除教育“大跃进”的障碍。

二是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师生过多地参加生产劳动，否定课堂教学的必要性，忽视书本知识和系统的基础理论的学习。

三是大办业余教育、工农大学，大抓扫盲工作。如河南省遂平县基层公社8月底就创办红专综合大学、半耕半读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等570多所，学员10万多名，基本上做到每个社员都进大学。河南省登封县两天之内建起了44所红专大学，入学干部群众11.7万余人，占全县30万人口的1/3以上。截止7月底，全国已有639个县市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8.1%，其中基本扫除文盲的省份已有黑龙江、吉林、浙江和甘肃。有4100万人摘掉了文盲帽子，还有11200万人坚持扫盲学习。

四是下放高校和教育管理权限。为了提高地方办学的积极性，7月和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作出决定，把原由中央领导的60所高等院校的审批权下放给省、市、自治区，要求各地大办教育事业。

如此教育“大跃进”，其后果不言自明：“插红旗”，“拔白旗”，打击了大批专家、教授；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浪费了师生的大量时间；下放高校和教育管理权限，过量地增加了高校和教职工数量，降低了教学质量；至于业余教育和扫盲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更多的却是虚假浮夸。

文艺界的“大跃进”，则是一场浮夸风。1958年8月和10月，文化部先后召开了省、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了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要求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据此要求，放多地方提出了每个县出一个鲁迅和郭沫若等荒唐的口号。文艺作家在“写中心”、“唱中心”、“出中心”的要求下，被迫制定自己的“跃进计划”，大放“创作卫星”，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大跃进”的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作品。特别是当时被推崇为“革命浪漫主义的典范”的新民歌，一味堆砌豪言壮语，严重脱离客观实际，如“稻粒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冬瓜，一幅丰收图，跃进农民画”，对“大跃进”的浮夸风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理论、科技、体育、卫生等各界，也都提出了各自的“跃进”目标，制定了自己的“跃进”计划，纷纷投身于“大跃进”的浪潮。

一种新社会模式的诞生

“奇迹”迭出，喜讯频传。作为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毛泽东处在高度的亢奋和喜悦之中。

6月30日，读《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毛泽东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一口气写下两首七律：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血吸虫病，千年遗害，一朝消灭，怎能不使一心造福人民的毛泽东兴奋不已。然而，使毛泽东夜不能寐的决不仅是这一件事。他由此及彼，浮想联翩，他想起这改天换地的“大跃进”，想起那“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的动人场景，更想起他改造社会改造人使“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伟大目标。怎能不激动！

这时，一种新的社会模式的曙光正在升起，那就是人民公社。

早在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就提出了办大社的思想。他指出：“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也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此后，各地办起了一起大社，但因效果不好，不久就大部分停办。1957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做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指出：“几年来各地实践的结果，证明大社大队一般不是不适合当前生产条件的。因此，除少数确实办好了的大社以外，现在规模仍然过大而又没有办好的社，均应根据社员要求，适当分小。”

1957年冬和1958年春，在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的过程中，因出现了一些社与社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又提出了办大社的问题。在他的提议下，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并为大社的意见》，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同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4月，文件发出后，各地开始了并社的工作，并出现了一些像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那样的由27个小社合并而成的大社。

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的掀起，地方工业遍地开花，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紧张。一些地方为着尽可能地腾出劳动力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去，于是出现了简易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为了让青年农民学习农业技术，吉林延边、河南登封、湖南浏阳等地的农村办起了“农业大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领导同志酝酿了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问题。

1958年2、3月间，毛泽东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

“公社”一词，显然是从巴黎公社引申过来的，它一开始就具有共产主义的色彩。最早议论“公社”的不只毛泽东一人。

按照刘少奇的回忆，“公社”一词是“吹”出来的。

这年11月7日，刘少奇回忆说：

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吴芝圃（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同志谈过。在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个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

刘少奇讲到广州开会，是去广州向毛泽东汇报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时间约在4月底。到了广州，毛泽东又向他们4人谈了自己对共产主义公社的设想。回到北京，陆定一加以整理发挥，在5月19日的八大二次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发言。在讲话结尾部队谈到：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教育事业，也将朝这个目标发展。

这时，“共产主义公社”还是一个几十年后的“远景”设想，也没有公开宣传。以至各地并社之初，大社只是规模大了。名称却五花八门，但没有用人民公社的。

这时，党的领导人的目光都向着未来，向着共产主义。由合作社而为公社，其主要的着眼点，是在试图营造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单位。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这时发现，恩格斯已经把未来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叫作“公社”，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和每一名话都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可以想象这一发现的价值。陆定一推荐给毛泽东，后者又向政治局里的全体同志一再推荐。这一来，大家都相信，“公社”不仅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纪觉，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导师的结论。

7月1日和16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第3期和第4期发表题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办公社的思想，指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之后，河南、山东、河北等开始办起了人民公社。

几天以后，国务院里负责农村事务的副总理谭震林，赴河南去找吴芝圃，看看他的实验是否取得了一些成绩。他到了遂平县，看到了一个名叫“卫星”的合作社，就兴高采烈地告诉农民，他们办的正是“共产主义公社”。当然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农民看不出“公社”究竟好在哪里，于是，谭震林便向他们作了一番描述：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这样一幅图画真是让农民着迷，其中诸如燕窝猴头呢绒空调，又如电话电视航班无线电，在他们是闻所未闻，难以想象。这时候，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编出一句好读又好记的诗来，让不通文字的农民只听一遍就会永世不忘：

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桥梁。

毛泽东视察华北，“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一个是放卫星，一个是办大社，这两件事使毛泽东再也不能安坐北京，他要亲赴乡间，去体察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巡时间选在8月4日。

毛泽东由北京出发，第一站来到河北徐水县，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陪同毛泽东视察。

八月骄阳似火，毛泽东头戴一顶大草帽，汗流浃背，步出车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大标语牌，上面画着徐水县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平面规划图。毛泽东驱车视察了粮食加工厂、供销部、医院、猪场、缝纫厂，又参观了幼儿园和敬老院，最后来到丰产田——这是张国忠创造的一幅杰作。

几天后追踪采访的记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视察徐水的报道：

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毛主席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9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都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笑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

“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看完河北三县，8月6日，毛泽东来到河南农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陪同，吴芝圃是1957年斗倒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之后，成为河南的党政两个一把手的。1958年“大跃进”，河南的发明创造居全国之首。后来，河南饿死人也居全国之首。

6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新乡县的七里营乡，这个乡在全国第一个挂起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这个公社的情况，参观了托儿所、“幸福院”、食堂、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毛泽东对这个最早建立的人民公社大加赞扬。在公社的棉田里，毛泽东一边看女社员喷杀虫剂的操作，一边高兴地对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

毛泽东点点头道：“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正是在七里营人民公社，当省委负责人汇报说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有许多好处时，毛泽东欣喜地随口说道：“好么，好么，人民公社好。”第二天，被跟随采访的记者登报发表了出去。毛泽东看了报纸，连说“糟糕”，因为毕竟此事还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过。不过，事已如此，毛泽东也只好听其自然，何况从内心深处讲，他对人民公社确实有由衷的喜爱呢！

毛泽东视察河南的新乡、长葛、高丘三县农村后，8月9日来到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裴孟飞陪同来到历城县北园乡。当省委负责人汇报说该洛厉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肯定地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还是办人以公社好”，这句话被记者们公布出去，惊天动地，一言“兴”邦，全国闻风而动，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兴起。这时，中央政治局还没有开会研究呢。

第四站到达天津。

农业问题过关了，吃饭问题解决了。这是毛泽东结束这次视察回京时获得的总印象。这时他心中已经激荡着“人民公社”的理想风帆。回到北京，余兴未消，专列临时停在丰台火车站，毛泽东又视察了丰台区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回到中南海，已是夜里11点了。一路风尘仆仆，毛泽东却毫无倦意，反而精神矍铄。对卫士长李银桥说：“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2 北戴河会 钢铁翻番全党动员

公社决议 共产主义指日期成

“粮食已接近和达到饱和”

毛泽东从河北、河南、山东、天津4省市巡视回京，稍事休整，8月16日到达北戴河。

北戴河海滨，风光宜人，丛林掩映之中，坐落着一群群别墅。建国以后，这里成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夏季避暑和工作的固定地点，人们戏称为“夏宫”。

然而，毛泽东来此，决不只是休憩。在这里他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作出了三个重大决策：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实现人民公社化，一是炮击金门。每一件事都震动了世界，都载入了史册。

北戴河会议，是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负责人等。会议从8月17日开到30日。开了半个月。与“大跃进”的形势相吻合，会议的议题有一长串，包括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以及加强民兵工作等问题。制定和通过的文件竟达40件。举其要者有：

《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

《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中共中央关于改进计划管理制度的规定》；

《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安排的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决定》……

半个月的会议通过40件文件，作如此众多而又重大的决定，真正是“大跃进”的速度了。充分反映出当日只争朝夕的气氛。然而，会议最主要的文件却是另外的两个：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这两个文件的诞生又都与一个基本估计有关。

“粮食已接近和达到饱和。”

这是参加北戴河会议的领导人作出的一个共同的判断。会场充满着盲目乐观的气氛。

会议认为，“在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1958年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有了成倍、几倍、几十倍的增长。”

会议估计：“1958年的农业生产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6000～7000亿斤，比1057年增长60～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1000斤左右。棉花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长1倍以上。”

会议指出，“如果说，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1500斤到2000斤是粮食需要量的饱和点，1958年就有一部分省（区）接近或达到这个饱和点，个别省区超过这个饱和点。”

基于这种估计，会议认为，我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各级领导今后的工作重心应该由农业转移到工业上去。会议发表的公报指出：

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因此，会议决定，全国的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但是同时不应当放松农业的领导。会议对工业的形势也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估计：到1959年，我国在钢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除发电量等外），就可以超过英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62年），全国将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各协作区将建成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工业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将建立一定程度的工业基础，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到那时，在钢铁和其他若干重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能够接近美国；农业劳动能够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凡有条件的农村基本上实现电气化，90%以上的耕地实现水利化；主要的科学技术方面，能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中等教育。总之，“在1958年到10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唯独一件事使毛泽东焦灼不安。这就是钢铁生产。

1958年钢铁要翻番，完成1100万吨，这是6月份毛泽东亲自敲定的，而且指标出了国”在7月底8月初赫鲁晓夫来华时，向赫鲁晓夫打过保票的。然而，直到7月底，累计生产钢只有380万吨稍多一点，同110万吨的年计划相比，相差700多万吨。时间过了三分之二，计划只完成三分之一。大国领袖，出言九鼎，有关国家声誉，岂能儿戏视之。毛泽东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

8月17日开始的北戴河会议的头几天，讨论了钢铁生产问题，分析了未见起色的诸多原因。陈云把讨论的情况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听完汇报，毛泽东打电话给陈云，作了8点指示：

一、国家经委主要抓生产；

二、原材料调配要服从国家计划，分配钢材既要照顾重点，又要照顾农民的需要；

三、抓紧冶炼设备的生产和安装；

四、机械厂收到钢材后，第一是用来制造炼钢炼铁轧钢的设备；

五、各省市自治区常委每星期抓一次钢铁生产；

六、加大保险系数，冶金部直属钢铁厂今年增加50万吨钢的新任务；

七、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查看、撤职、开除党籍处分；

八、立即把各省、市、自治区常委主管工业的书记找来北戴河，开一次工业书记会议。

毛泽东显然着急了，他强调，钢铁指标是政治任务，少一吨也不行，下了死命令，要用“铁的纪律”来保证。

政治任务！岂敢怠慢。8月21日，陈云向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

陈云讲了1958年钢铁指标的来历。他还讲述了他同阿尔希波夫谈话的情况。与会者听说这位苏联顾问竟然对我们完成指标的能力表示怀疑，无不义愤填膺。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炮击金门，这使群情更加振奋，为钢铁升温加了一把火。

毛泽东提出的工业书记会议8月25日在北戴河开幕，由薄一波主持。

如何完成年内这700万吨钢？大家提出：搞群众运动，上土炉子。

薄一波说：“主席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100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插上了红旗，其余99个都应当向它学习。”

陈云两次到会讲话。他也讲到：“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

“统一”思想后，30日下午，薄一波领着主要钢铁产区的工业书记，鞍钢、武钢、太钢等几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去毛泽东那里，一个一个向他当面担保。毛泽东挨个向与会者核实：1070，行不行？

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

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赵敏也说可以。

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

问太原市委书记行不行，他说可以。

又问主要钢铁基地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工业书记，大家都说行。

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毛泽东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做了计算了。”

袁宝华是冶金部办公厅主任，主要管建设和计划。毛泽东问：“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他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10个环节，我们树了10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10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然后问到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王鹤寿搞钢铁很积极。3月20日他给党中央、毛泽东的两个报告，特别是有关钢铁工业的报告，提出了可以缩短赶英国的时间。

这两个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成都会议上，3次给予表扬，5月29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中，更称赞王鹤寿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这时毛泽东问到他，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后来王鹤寿检讨说：“他所以敢于向毛泽东拍胸脯，是想借毛泽东的威望把钢铁搞上去。

最后问到薄一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吨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毛泽东听了以后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薄一波马上打电话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第二天见报。

9月1日，发表会议公报，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公报写道：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1倍而奋斗。

会议确定的1959年的各项指标，更高到了惊人的程度。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指出：

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钢40万吨，铝30万吨，机床产量达到30万吨，发电量达到550亿度，煤产量达到3.7亿吨，石油产量达到800万吨，水泥产量达到3000万吨，化肥产量达到530万吨，棉纱产量达到1000万件，新建铁路10500公里。为了实现这些指标，并且为1960年的建设作准备，在预计的1959年国家财政收支的722亿元中，用于基本建设投资将为500亿元；地方和企业的用于基本建设的自筹奖金在外。

这些指标，甚至达到和超过了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1962年的指标。

会议确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62年）的各项主要指标，更是天文数字了。

——钢8000万吨～10000万吨，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57年）的产量增长13.9～17.7倍；

——铁9000万吨～11000万吨，增长14.4～18倍；

——煤9亿吨～11亿吨，增长5.9～7.4倍；

——粮食13000亿斤～15000亿斤，增长2.5～3.1倍；

——棉花1.5担，增长3.6倍；

——工业总产值5700亿元～6500亿元，增长7.4～8.5倍；

——农业总产值2300亿元～2500亿元，增长2.5～2.8倍；

——基本建设总投资3850亿元～4300亿元，增长6.8～7.7倍。

这些数字，均在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1962年各项主要指标的基础上翻了一番以上，可见其高到了何种程度。

在教育方面，会议也确定了完全不顾实际可能的指标。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

全国应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放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应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

为了实现这些高指标，特别是为了保证钢铁翻番，会议要求：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工作，特别是工业建设工作，一定要书记动手，全党动员，全民发动，掀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轰轰烈烈，不能冷冷清清。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破除各种妨碍“跃进”的规章制度。

会议要求必须采用“拔白旗”、“插红旗”的工作方法。要对“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严厉批判，要使“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在思想上彻底破产；要把“白旗”、“灰旗”统统拔掉，要把“跃进红旗”普遍地插起。

对大炼钢铁不力者，会议还规定了6条严厉的处分措施：1.警告；2.记过；3.撤职留用；4.留党察看；5.撤职；6.开除党籍。

这些方法和措施的实行，就为强迫命令、压制不同意见大开了方便之门。必然会使搞浮夸者受到表彰、鼓励，使实事求是者遭到批判打击。逼迫各级领导使出浑身解数，或者督促群众大炼钢铁或者浮夸虚报产量，以“完成”上级下达的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钢铁产量指标。

北戴河会议把“大跃进”的狂潮推向了极端。

“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

北戴河会议的一项更具幻想色彩的议程，是正式作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而建立人民公社，又与摸索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途经相联系。

8月17日，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把他亲自修改过的名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印发给与会者。毛泽东指示：“此件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

8月17日至8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5次讲话，他讲得最多的是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8月19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

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为共产主义思想。

8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

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个大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现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在8月30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说：

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公社人多，几万户，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人民公社都有。大了，了不起，人多势众。公，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了。……看起来只要把章程搞好，全国可能很快。秋冬可能搞差不多了。当然实行工资制和吃饭不要钱，还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二、三、四、五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人民公社，一下出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二十四条，这是它的宪法。

这个被称之为“公社宪法”的章程，即《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是由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图组织人搞出来的。其中第4条规定：

各个农业合作社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原来的债务，除了用于当年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归为公社负责偿还。

这就是穷队与富队拉平。后来的“共产风”，其根源出于此。

第5条规定：

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少有的家畜和家禽，仍归个人所有。社员私有的牲畜、林木为全社公有，应该折价为本人投资。

第13条规定：“盈亏由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第15条规定：“实行粮食供给制”。

第17条规定：“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新建的住宅归公社所有，社员居住要出租金。”

这些规定事实上剥夺了农民的个人所有制，得到的是进居民点，吃公共食堂。

毛泽东对这个“章程”很热心。他说：“嵖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十来个人吹。……河北省刘子厚同志，找了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在9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虽然毛泽东讲各地不一定照此办，由于有他的亲自推荐，它就成了各地仿照的样板。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历史必然性，《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在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在我国农村，农产品产量的飞速增长，农田基本建设的空前规模，农村地方工业的相当发展，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需求的日益迫切，农民集体主席思想和共产主义觉悟的很大提高，“都说明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业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对于人民公社的规模，《决议》指出，某些乡界辽阔、人烟稀少的地方，每社可以少于两千户，可以一乡数社。有些地方，则可以数乡一社，达到六、七千户。至于达到万户或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反对，而且，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

在并社、转社的方法和步骤上，《决议》虽然提出并社、转社不要性急，不要影响生产，但同时又要求最好一气呵成，要先搭起架子，要用鸣放辩论的方法发动群众。在并社过程中，应该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承认各社在财产上的差别，不要采取算细账、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零星果树和股份基金等，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收入的增加和人们觉悟的提高，也会自然地变为公有。

《决议》影响更大的是它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性质的规定以及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预期。虽然，它一方面提出，人民公社建成后，不要忙于改集体制为全民所有制，在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在3、4或5、6年内逐渐代替集体所有制。

《决议》满怀信心地向世人宣布：

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动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决议》明显表现出来的急于过渡的思想，以及上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的泛滥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或者说，《决议》刮的就是一股强劲的“共产风”。

“资产阶级法权要破除”

北戴河会议上，马克思曾经不经意使用过的一个词，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那就是“资产阶级法权”。

8月19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不要不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的就不要分等级了。

8月21日，毛泽东说：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8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要把6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实际中的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

几十年以后，翻译纠正说，当年翻译有误，“资产阶级法权”应当翻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一字之差造成了多少误会。

然而，我们的误会并不来自于翻译之误。

马克思于1875年批判拉萨尔鼓吹的“公平的分配”、“平等的权利”的观点时，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的交换所体现的原则，称之为“资产阶级法权”或者“资产阶级权利”，指明它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对于共产主义来说，又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马克思的本意是，批评那种离开历史条件要求平等、平均思想。他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然而，不管怎样，马克思指出按劳分配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对要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5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是能对它安之若索的。更何况被冠之以“资产阶级的”呢。资产阶级权利被理解成是一种资产阶级性质的东西，并突破原来含义的特定范围，扩大到了政治、思想、人与人的一般关系方面。

毛泽东在批评“资产阶级法权”时，表现出他对建国后实行的工资等级制不满。尤其对由此引发的人们的等级观念的十分担忧，表现出对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留恋和向往。

毛泽东说，实行供给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不是靠发薪水得胜利的，而是靠政治挂帅，靠供给制取得胜利的。他认为，解放后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一个倒退。它助长了人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如争等级，争待遇等等。他指出，这是资产阶级法权，应该加批判和破除。要经过几年准备，逐步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

毛泽东认为按劳分配原则中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就应取消、破除，企图把革命战争年代起过积极作用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做法搬到和平建设的年代来实行。它不但导致了我国几十年来在分配制度方面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错误做法，而且，也成了毛泽东日后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根源。

基于对人们道德的强调，毛泽东还导出了对法制使用的否定。他认为：由于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党的决议和政策就基本可以维持社会秩序，而不需要民法和刑法一类法律。基本于这一认识，1959年召开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撤消了司法部，人大常委会也撤消了法制局。此后，一直强调人治，忽视法治，其思想根源就在于此。

毛泽东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讲话，由柯庆施转告给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张闻风而动，加以发挥，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登在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毛泽东很赞赏，指示由《人民日报》转载，并代写编者按说：“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

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于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就成为当年既生拗又流行的口号，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根源之一。发挥了重大影响。

北戴河会议是我党历史上具有严重“左”倾错误的一次会议。它不但不切实际地估计了国内的经济形势，制定了以钢铁翻番为中心的各项过高指标，作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错误决策，而且，还规定了完成上述任务的强制方法和措施，提出了一些有害的“左”倾观点。按照北戴河会议精神，会后迅速地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更加严重地泛滥开来。

北戴河会议，头脑发热达到巅峰。

3 大炼钢铁 九千万人上阵奋战

砍树砸锅 伤财劳民后果严重

停车让路首先为钢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北戴河会议上敲定1070万吨钢的指标后，毛泽东诵出两句古词，发出感叹，表露出对时间太短、任务难以完成的担心。

的确，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8年的钢产量翻番的指标，完全超过了现实可能。

第一，时间不够。在今后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内必须产钢600—700万吨，余下的1/3的时间内完成将近2/3的任务，显然不可能。

第二，钢铁工业的生产能力不足。到1957年底，我国的钢和铁的生产能力分别为648万吨和696万吨。虽然，原先确定的1958年基本建设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钢铁工业，北戴河会议又在原有的基础上确定全国新建小高炉12507座，中型高炉142座，各种转炉设备205套，各种电炉44台，但是即使这些项目在当年全部建成投产，加上原有的生产能力，在4个月内也不可能完成600—700万吨钢和1150万吨铁的生产任务。

第三，电力、煤炭、采矿、运输等部门的生产满足不了钢产量翻番的要求。在电力方面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着供电紧张的状况；在煤炭方面，钢产量翻番所需要的高产指标难以完成；在采矿方面，勘探、开采等能力普遍不足；至于对完成钢产量翻番指标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交通运输，更是处于全面紧张的状态。8月底，仅铁路方面积压的亟待运输的物资，就高达650多万吨。这一切，就说明各有关部门的生产很难满足钢产量翻番的过高要求。

然而钢产量翻番这一赶超英国的最主要的指标，一经公布，就具有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非完成不可。

因此，在北戴河会议召开的同时，8月25日—31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分管工业的书记会议，决定采取强行完成1070万吨钢产量指标的一系列措施，为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作了准备。

一是第一书记挂帅。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必须亲自挂帅，大抓钢铁和大抓机械。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次生产的进度，采取最有效的办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各方面的协作，解决生产中的一切困难问题。”

二是一切为了保钢。确定机械制造、主要原材料、电力、交通运输的工业生产排队，首先满足冶金设备和冶金工业增产的需要，其次满足制造发电设备的需要，再次满足主要机床的需要，然后才可以顾及其他工业部门。规定除供机械铸铁所需的生铁外，其余全部拨给钢厂炼钢，把大炼钢铁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9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社论，进一步提出了“停车让路，首先为钢”的观点。要求“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的生产和建设放在首要的地位。当钢铁工业的发展与其他工业的发展，在设备、材料、动力、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其他工业应该主动放弃或降低自己的要求，让路给钢铁工业先行。”“不管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门，有材料、有设备、有交通运输工具，必须首先让给钢铁工业；有制造能力的，必须首先为钢铁工业而生产；电力必须首先输送给钢铁工业；煤炭及其他燃料必须首先满足钢铁工业的需要；实际上就是要求不顾其他，全力保钢，不惜一切代价，把钢铁生产搞上去。”

三是强令完成指标。北戴河工业书记会议列出了一份时间表：铁，9月200万吨，10月280万吨，11月320万吨，12月350万吨；钢，9月120万吨，10月100万吨，11月200万吨，12月220万吨。在地区上，钢铁工业基础薄弱的山西省要生产68万吨铁，55万吨钢。几乎没有什么钢铁工业、“一五”期间总共才生产出17000吨生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也必须生产20万吨生铁。其他省、市、自治区承担的任务之重，则可想而知。

四是大搞土法炼铁。单纯靠正常地发展钢铁工业，其生产能力的增加速度毕竟有限，必须再行寻求其他的途径。这样，党中央就对八大二八会议后的大办地方工业的形势下出现的土法炼钢、特别是土法炼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要求各地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以生产炼钢所大量需要的生铁。

北戴河会议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4次电话会议，催促各地大炼钢铁。

在9月4日的电话会议上，谭震林传达说：“主席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又提出今年1100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少了就是失败了。这个要求也不能不完成。这就势必要逼得我们又要拿出相当的劳动力去挖铁矿、去为小高炉。”彭真说：“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月是要命的一个月。”

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要求到30日，要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否则是不行的”。要求从省、地、县到乡，各级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挂帅，亲临钢铁生产现场，日夜不停要指挥钢铁大会战。计划10月份在全国建起30几万座小高炉。

中央书记处要求安徽、四川、河北、湖南、山西、山东六省市力争在9月底以前达到日产生铁万吨的目标。要求全国有30个到50个日产千吨生铁的县。

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使已经感到全面紧张的交通运输部门处于更加紧张的状况。9月17日和23日，交通部和中共中央分别发出了全民大办运输、保证钢产量翻番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成立强有力的运输指挥部，统一指挥当地的交通运输，调动机关、学校、部队等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调集大车、汽车、轮船、飞机、人力车、兽力车、甚至小汽车等一切交通运输工具，投入全民搞运输保证出钢铁的运动。另外，为了解决煤炭、电力、矿石等供应紧张问题，中央及有关部门还相继发出了全民大办煤炭、大办电力和大办地质的指示，要求采取各种紧张措施，以保证钢产量翻番指标的完成。

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的心情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也不知道钢铁翻番能不能兑现。他决定去南方数省看看。正当这时，他听到一个大好消息：建国后新建的第一个大型钢铁企业——武汉钢铁公司一号高炉将在国庆节出铁。兴奋不已。当即决定：第一站去武汉，看出铁去！

毛泽东请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到别墅吃饭。席间，毛泽东说：“文白先生，我想到外地去视察，你可愿同行？”张治中说：“能够有这样难得的机会，那太好了。”于是，一言为定，相约回京后一起南下。

张治中，字文白，原是蒋介石的高参，1949年国共谈判国民党方首席代表，谈判破裂，张治中有家难归，留下来成了共和国的公民，毛泽东的好朋友。毛泽东相邀同行，希望使这位前国民党高官分享“大跃进”的欢欣。

9月10日，毛泽东和张治中乘专机由北京直飞武汉。下榻东湖宾馆。住下后，毛泽东就对负责照顾他生活的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交代：“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是我党老同志，一大代表。他比我大六岁，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此人如来看我，随时可见，你们不要挡驾。”

果然，李达来见。不料，他与毛泽东大吵了一顿。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干部刘西端的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此后，这两句口号流行于全国。到处张贴着这两句口号。武大的学生把两句口号报给校长李达。李达认为这是唯心主义，为害不浅。闻毛泽东已到武汉，事不宜迟，决心立即去见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正在会见古巴领袖卡斯特罗，有陈毅陪同在座。李达由梅白引进东湖甲舍。稍候，毛泽东送别卡斯特罗，立即传见李达。

“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

故人相见，舍去一切客套，李达直达主题。

毛泽东悠然地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举长征的例子，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人想飞敢飞，于是有了飞机，人想日行千里，于是发明了火车。

李达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

“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毛泽东有些不悦。

李达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度，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有一定的地形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

梅白见李达慷慨激昂，就示意他适可而止。毛泽东见了，冲他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

“你脑子发热，达到39发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李达有些无所顾忌。这是‘大跃进’中毛泽东听到的唯一一次忠告。

“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摄氏百把度的。”

卫士李银桥安排吃晚饭，想缓和一下气氛，李达在火头上，表示告辞。

送走李达后，毛泽东在屋里踱步吸烟，又坐在沙发里喝茶默想。后来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3岁，但还不够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以后我要同他多谈谈。”

李达的一番话，使毛泽东清醒了许多。但很难让飞旋的思想停顿下来。而全国的大炼钢铁运动，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

毛泽东此次出巡主要是视察大炼钢铁的。

9月13日，毛泽东来到武钢，看了武钢一号高炉第一炉出铁，第二天看了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出铁，看了武汉大学师生们办的许多小化学工厂，看了武汉重型机床厂。

15日，毛泽东由武昌经鄂城、大冶到黄石，沿途看了农业、矿山、特殊钢厂。

16日，毛泽东到了安庆，看了一个中学的小高炉，看了机关的小高炉群。当天到了合肥。沿途察看桐城、舒城、肥西三县的农业，看了一个人民公社。在汽车道上，他遇到了到几十里、几百里外去找铁矿石的浩荡人流。

在合肥，毛泽东又看了两个中型钢铁厂。

20日，毛泽东来到芜湖。在张治中、罗瑞卿、曾希圣及地方官员陪同下，毛泽东视察了芜湖造船厂。他健步登上227号鱼雷快艇。这是芜湖造船厂制造的，即将交付海军服役。快雷劈波斩浪，顺江而下。毛泽东不时发出感叹“好！”快艇已达20节（1节为1海里），毛泽东嫌慢，“能不能开快点？”

“能！”驾驶员加码到30节，35节。227号艇像脱弦的利箭，直插前方。毛泽东站在驾驶室，不愿坐下。“这艇好！站在这里比坐在轿车里还要稳。”

毛泽东渴望这样的速度！

毛泽东又视察了江苏、上海。9月29日回到北京。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此次出行的观感。他说：

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

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2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经过此行，毛泽东似乎更有信心了。行前的忧虑消除了大半，他为被动员起来的人民的热情而高兴，更加确信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小高炉、小土炉的效力。

处处摆开大炼钢铁的战场

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由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为全国全民大炼钢铁的熊熊烈焰再加上了一把火。毛泽东批评“还有一些同志”不愿大搞群众运动，显然是指各级工业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冶金部长王鹤寿立即行动起来。10月7日至9日，在天津召开全国地方土法炼钢促进会。11日，又到河南商城召开同类会议。《人民日报》连发社论：《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开展炼钢的群众运动》、《让土法炼钢遍地开花》，极力宣传小（小高炉、小转炉、小平炉）、土（土法炼钢）、群（大搞群众运动）的意义。大破“保守思想”、“怀疑论”和“条件论”。10月4日至11月14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指出，两个月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成绩很大，表现为伟大的政治意义。

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从北戴河会议以后就已掀起。前几个月聚集在水利工地上的农民，现在都涌向山头，城里的工人、干部和学生也放下手头的工作，参与到这大炼钢铁的人流之中。7月底，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还只有几十万，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底，猛增到5000万人。10月底又增至6000多万人。年底，则达到9000多万人。加上其他战线直接和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运动的劳动力超过了1亿。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1/6。满山遍野，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炉火通明，浓烟冲天。

小高炉、土高炉的数量飞速增长。7月间，有3万多座。8月底，增至17万座。9月底，猛增到60多万座。10月底，达到了几百万座。这种速度并不奇怪。根据《北京周报》记者的描述，这样的炉子由兴建到投产，用一天时间已足够。又有消息说，湖北省一个名叫陈祖江的农民，创造了从建设到出铁的最小消耗，只要十个小时，八块青砖、九十块土坯和两块耐火砖。不但工厂、公社，而且部队、学校，甚至外交部和安徽省委这样的机关，也建起了土高炉，办起了炼铁厂。全国各地，处处摆开了大炼钢铁的战场。

当时建起的小高炉和土高炉，大的不过十几米高，小的容积仅一立方米多。不但砖瓦窑、瓷窑改成了小高炉、土高炉，就连侵华日军和国民党遗留下一的碉堡、炮楼，也都改成了土法炼铁的炉具。炼铁用的焦煤缺乏，就用普通煤炭。煤炭不够，就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矿石缺乏，就用低品位的矿石代替，没有矿石的地方，甚至把家庭做饭用的铁锅（农村办起了公共食堂，暂无用处）砸碎，当成了炼铁的原料。

当年人们的勇气、热情和干劲令现在的人们难以置信。据当时参观过河南修武县大炼钢铁场面的人回忆，晚上，在一个炼铁点，人山人海，火光映天，人们通宵不眠，大干特干。指挥者不断地作鼓足干劲工作，嗓子都喊哑了，说那天夜里要放“卫星”。场面蔚为壮观。

在乡下，农民是从报纸上学习怎样建造高炉和怎样炼钢。赶着牛车运送矿石，用筐抬来煤炭。用肩膀把它们扛上山去。不久，就连矿石和煤炭也难以供足。于是组成了“伐木队”和“收铁队”。“收铁队”走村串寨，号召老百姓献出家中铁器。铁门铁锅铁壶铁勺铁皮铁自来水龙头，纷纷扔进炉中。“伐木队”专司砍树，用作燃料，很快就把靠近村庄的树林全部砍光。不过，那时候，没有人为这些树感到可惜。

人们夜以继日，不计酬劳。官员们的口号是“需要干多久，就干多久”。突击队员们真的可以四五天不睡觉。后来《人民日报》觉得有必要发表一篇社论说明休息的必要性。要求农民们每日睡六个小时。孕妇还可以睡得更多一些。即使突击队员，连续工作也不得超过四十八个小时。

为了大炼钢铁，还开展了其他几项全民“大办”。在大办地质方面，全国上千万人进山找矿；在大办煤炭方面，到处设法挖煤，光小煤窑就开挖了10万多个；在大办运输方面，更是组成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幼，既用现代化运输车辆，也用原始的运输工具，昼夜不停地抢运大炼钢铁所需要的各种物资。

在采用机械设备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也强调要大搞群众运动。当时，一再号召广大职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破的规章制度，力争创造出奇迹般的增产速度。在这种群众运动中，片面追求产量，盲目硬拼设备，忽视质量安全，不计经济效益，结果使企业管理出现了一片混乱。

对于上述做法，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样蛮干，一是搞乱了生产秩序；二是破坏了比例和平衡；三是造成了紧张；四是得不偿失。总之，是造成了经济建设方面的“天下大乱”。但是，《红旗》杂志却发表了题为《驳工业战线上群众路线的怀疑派》的评论员文章，把持上述观点的人斥为“怀疑派”，对他们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文章指出，“这种‘天下大乱’，实则是天下大治。只有‘乱’才有治。这种‘乱’，是革命的人民万分欢迎的。只有那些对革命厌倦的人，才对‘乱’害怕和不满”。这里，实际上就是公开鼓励和支持造成“天下大乱”的大炼钢铁的各种蛮干。

像夏收期间农业战线上大放“高产卫星”一样，在大炼钢铁运动中，也广泛地开展了大放“高产卫星”活动。9月14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14000吨，提前超额完成了9月份的9000吨生铁生产计划。

吴芝圃领导的河南省，不甘示弱，马上宣布仅9月15日一天，全省就产铁1893.92吨，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出现了8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4396吨。9月29日，各种“卫星”一齐上天。全国钢的日产量近6万吨，铁的是产量近30万吨，出现了9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73个日产生铁超过千吨的县和两个日产5千吨钢、一个日产4千吨钢的省。

10月15日到21日，中央确定的“钢铁生产高产周”，钢铁等“卫星”放得更大，升得更高。《人民日报》宣称：“在这一周内钢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14天的平均日产量增加了85%，生铁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增加了303%；其中多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10万多吨，生铁的最高是产量曾达到37万多吨”。日采煤炭100多万吨，铁路装车日均35000多车。

毫无钢铁工业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反而“后来者居上”，连放了几颗特大的“卫星”。环江县日产生铁6300多吨，忻城县日采煤炭67万多吨，鹿寨县是立生铁竟然“高达”20万吨。

这些数字，如同农业放卫星，浮夸风在所难免。

没有头脑比较冷静的吗？有。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并不相信河南的“卫星”，他派工作秘书顾明去抽查一个点。顾明曾留学日本，在鞍钢干过，内行。他到了日产生铁102吨的卫星的新乡，看了现场，问了干部和群众。然后带回一块生铁样品，向周恩来汇报说：“完全是弄虚作假。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两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十多吨。日产102吨生铁，原料要1000多吨的运输量，新乡那里的运输能力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总理请看，最上乘的产品就是这种海锦铁。”

周恩来接过样品，良久无言，掂掂那块铁，说：“这哪里是铁嘛！”，这块“卫星铁”一直摆在总理办公室的书架上。

某省领导人给周恩来打来电话：“总理，邻省都放了卫星，我们压力太大了。让我们也放个卫星吧。”周恩来说：“你们别放了，不要再放了。”

损失惨重的1070！

经过几个月的突击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虚报浮夸，钢铁的“产量”有了迅速的增长。钢如以1—8月的每月平均产量为100，9月份则为178，10月份为341，11月份为440。生铁如以8月份产量为100，9月份则为198，10月份为1042。12月19日，全国已生产钢1073万吨，正式宣布提前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年底，则宣布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超额完成了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任务。

1958年下半年的全民大炼钢铁，从当时的统计数字来看，虽然完成了北戴河会议确定的钢产量翻番指标，但却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第一，极大的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

虽然由于几千万人的昼夜苦干以及各行各业的全力支援，1958年底完成了钢产量翻番的指标，但在炼出的这些钢和铁中，有相当一部分质量低劣，不能使用，因而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据统计，在1108万吨钢中，合格的好钢只有800万吨；在1396万吨生铁中，土铁占416万吨。这些土钢和土铁，质量很差，含硫量大大超过冶金部的规定，很难进行加工和使用。有些则完全是废钢、废铁。用不高炉和土高炉炼铁、炼钢，成本费用也高得惊人。一吨生铁的成本费，大高炉是100元，小高炉则为345元，而一吨铁的国家调拨价只有150元。据国家统计局估算，1958年土法炼钢、炼铁的亏损，至少高达50亿元（没有炼成的土铁和烧结铁740万吨，亏损31亿元，炼成能搭配使用的土铁300万吨，因成本高而亏损11亿元，炼土钢亏损8亿元）。为生产土铁和土钢，还过量开采了煤炭和矿石，滥砍滥伐了大量树木，砸碎毁坏了铁锅和其他铁器，这也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第二，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

为了实现钢产量翻番的指标，不但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需要扩大，而且，与钢铁工业有关的煤、电运输等部门的建设项目也要增加，因此，急剧拉长了1958年的基本建设战线。施工的大中型项目由原计划的1135个猛增到1587个，比上年增加595个。基建投资由1957年4的138亿元猛增到279.06亿元，增加了84.5%。积累率也相应地由1957年的24.9%猛增到33.9%。这样大的建设规模。，超过了我国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现实可能。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三，急剧地膨胀了职工队伍。

由于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全民大办工业和基本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1958年我国的职工队伍也急剧地膨胀起来，职工总人数由1957年底的2451万人猛增到4532万人。一年之内增加了2000万。这种状况，超过了国民经济午是农业的负担能力，过多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和商品粮销量，急剧地扩大了社会商品购买力，而社会商品生产特别是人民生活用品的生产因大炼钢铁不但没有得到较快增长反而有所下降，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导致了日后的通货膨胀。

第四，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由于1957年冬全国范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大规模的积肥造肥运动，以及1958年上半年和1958年夏广大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辛勤劳动，在基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的情况下，1958年秋的农业生产出现了一片大好形势，农作物普遍长势良好，丰收在望，本可以使当年的农作物收获量得到空前的增长。但是，由于9月后开始的全民大炼钢铁以及其他各种“大办”过多地抽调了农村的劳动力，使1958年秋季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秋收工作爱到了严重的影响，出现了农作物丰产不能丰收的局面。当时，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比上年减少了3818万人，而且所减少的大多是壮劳力。农业与工业劳动者的比例由上年的13.8∶1下降到3.5∶1。大量的运输工具和牲畜也被用于大炼钢铁。结果，在许多地区，大批的粮食和棉花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保守的看法，“1958年农产物估计有10%左右未收回”。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1959年春粮食供应紧张局面的出现，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五，挤占和妨碍了轻工业的生产。

由于强调工业生产“以钢为钢”，其他工业“停车让路”，因此，1958年下半年，轻工业生产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当时，调配给轻工业部门的原料和燃料大大减少，轻工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也得不到充足的供应，部分企业被转到了为钢铁生产服务的轨道，大量职工被抽调去参加大炼钢铁。例如，8、9月份，东北三省因电力不足，减去了轻工企业电力负荷的2/3，使纸张减产10万吨左右。北京王麻子刀剪厂有300多人被抽调去炼铁、炼钢，只留下20多人生产刀剪，刀剪产量从每月3.5万把降为0.3万把，剪子由200多种减为11种，刀子由360多种减为7种。轻工业产品产量的降低，品种的减少，直接引起了1959年春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紧张。

4 一轰而起 人民公社一月建成

两县争先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一轰而起

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中国大地掀起了另一场极其空想色彩的大试验：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在北戴河会议之后的短时间内，全国农村迅速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变成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其实在一些省份，高潮早已出现。1958年8月初，毛泽东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始了大办人民公社。行动最快的河南省，仅8月一个月时间，全省农村在原有38473个农业社、平均每社260户的基础上，就建成了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1378个，平均每社7200多户，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9.98%。

9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布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其来势之猛，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根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9月底的统计：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有12个省、市、自治区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10个省、区85%以上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4个省、区（浙江、贵州、宁夏、新疆）在国庆节前也可基本实现公社化。只云南一省计划在10月完成。截至9月29日，全国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农户112174651户，占总农户的90.4%。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八个字：“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人民公社的“大”，主要是在社的规模上。

在人民公社化前，全国有7400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每社平均约有170户，2000多亩土地和350个左右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化以后，则变成了26500个人民公社，每社平均约有5000户，60000多亩土地和10000个左右的劳动力。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上是一村一庄，一乡数社；人民公社，则变成了一乡一社，甚至数乡一社，规模扩大了10倍以至几十倍之多。例如，河南省遂平县杨店、土山等5个乡、2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立了9369户、43263人的卫星人民公社。商城县何店、丰集等10个乡，6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立了20457户、98273人的超英人民公社。根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统计，在11个省、市、区7589个人民公社中，5000户以下的5287个；5000—10000户的1718个；10000—20000户的533个；20000户以上的51个。河南、吉林等13个省，甚至还建立起了94个县人民公社或县联社。可以想见，几万乃至几十万人口，分布在几百万至几千平方公里，要在这样多的人口，这样大的地盘里，统一调度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其混乱、浪费和洋相百出，还用得着细说吗？

人民公社的“公”，首先表现在所有制方面。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其他公共财产全部转归人民公社所有，实行全社统一核算；

社员原来经营的自留地以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等财产，被收归人民公社经营和转为人民公社所有，消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

国家把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部门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经营，使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

这实际上也就是“共产风”在农村的主要表现。把经济条件不同的社拉到一起统一核算，就是穷社共了富社的产；消灭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就是集体共了个人的产；把全民所有制的部分企业下放给人民公社，就是公社共了国家的产。因此，大办农村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是就是大刮“共产风”的过程。后来，不断地反“共产风”，“共产风”的风源何在？就在人民公社化本身。

人民公社的“公”其次表现在在管理方面，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

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的基本是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制，而人民公社，除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外，却在相当程度上实行了以供给制为主要特点的所谓按需分配制度。当时，人民公社普遍实行的是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根据人民公社不同的经济条件，供给制主要有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生活基本需要供给制三种形式。其在社员的收入中分别占50%、60%、和80%；工资制则是在供给制之外，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支付给社员一定数额的货币，其在社员的收入中分别占50%、40%和20%。实行最为普遍的是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供给制和伙食供给制，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民公社实行“七包”、“十包”的生活基本需要供给制。所谓“七包”，是对人民公社全体人员的吃饭、穿衣、居住、生育、教育、看病、婚丧等生活需要部分，均由公社供给。所谓“十包”，就是除上述“七包”外，还包烤火、理发、看电影看戏等生活费用。

由此看来，人民公社的“公”，实质上就是一个“平”字，即绝对平均主义。它是党的领导人在新的形势下对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套用，反映了小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人民公社由“一大二公”派生出来的还有一个“统”字，即高度集中统一，不仅是生产，而且包括生活，实行军事化管理。

在管理方面，确立了政社合一，分级管理的体制。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乡社分立的管理体制，乡是基层政权，社是农业经济组织。而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广大农村普遍确立了政权合一、分级管理的体制。人民公社既是一种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它不但负责全社的农业生产，而且还对工、商、学、兵等统一管理。在人民公社内部，将公社划分为若干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划分为若干个生产小队，实行了三级管理。公社统管全社的生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和产品分配，生产大队负责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小队则只是一个具体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

人民公社实行的这样一种管理体制，有着很大的弊病。政社合一，统一领导，使公社领导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经济，违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侵犯生产单位应有的自主权利，在生产经营上强迫命令，瞎指挥；财产劳力上“一平二调”，种种流弊应运而生。

人民公社的“创造”还不止这些。还在于它的类似军营化的组织和生活。即实行了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

为了便于集中、调动劳动力投入各种“大办”，为了培养社员的所谓集体主义思想，在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各地普遍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就是把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力，全部编成各种军事制度，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在各种“大办”中像参加战斗那样进行部署、调动。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等公共事业，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当时，各地的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劳动大军，办起了以公共食堂为主要形式的公共事业。据统计，仅到9月底为止，山西省就建立起一支429万多人的劳动大军。甘肃、四川、广西、云南等小区也都按照冶炼钢铁、兴修水利、农业生产、筑路运输等方面组织了很多“野战兵团”。河南、湖南、河北、山东等11个省区办起了145万多外公共食堂，126万多个托儿组织。此外，各地公社还普遍建立了粮食加工、缝衣洗衣等组织。

人民公社化以后，人们思想惶惑了：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呢，还是全民所有制？既然《决议》讲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只需三五年时间，那何不现在就过渡呢？于是，各地普遍出现了集体所有制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倾向。怎样体现全民所有制？国家向农民无偿发放物资吗？不可能。最直接的办法是无偿抽调人民公社的人力、物力、财力。河南省一部分公社已“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河北省的一些县也像对待全民所有制一样，对各公社的资金和土地进行无偿的调拨的调整，在全县范围内统一安排使用。至于无偿地抽调人民公社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各种“大办”，更是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以大办交通运输为例，1958年全国新建公路15万公里，其中，由人民公社修建的就占2/3。京广、津浦铁路的复线建设工程，仅从铁路沿线的人民公社抽调劳力，就多达150万人。

徐水：一个共产主义明星的兴起和陨落

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呢还是共产主义？既然《决议》讲“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既然讲要运用人民公社“摸索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那何不从现在就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呢？

河北省徐水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说到徐水，我们想到8月4日毛泽东的视察。然而，徐水这颗名星，早就光耀全国了。最早发现徐水，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1958年3月明星日，他将“河北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的报告送到了中南海，21日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用他那独有的酣畅恣肆的草书写下一段批语：“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4月17日，《人民日报》隆重推出徐水经验。一个默默无闻的徐水，一夜之间成了耀眼的明星。县委书记张国忠飘然欲仙，先是农田水利战中吹牛皮，又在粮食产量上放“卫星”，接着又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革命上奏起了畅想曲。

7月1日，张国忠召开全县紧急电话会议，要求发动一场生产和生活方式大革命。实现“四化”：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四化”的核心是“行动军事化”。

张国忠一声令下，各级干部闻风而动，几天之间，全县建立了93个团，22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有的乡组成了“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上下班列队，按口令行进，战前有动员，收工有讲评。76.5%的人口进食堂。一时间，徐水县成了一个大兵营。

8月4日毛泽东的视察，追踪采访的《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康濯笔底生花的烘托，徐水县的名声大震。徐水活脱脱一个毛泽东心中美好篮图的模本。

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也引起刘少奇的注意，他派陈正人于8月6日到徐水，给张国忠带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央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二五”时期社会主义化，“三五”时期共产主义过渡。陈正人号召县委同志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还带来一本康有为的《大同书》。

有了中央的意图，有了理论指导徐水的干部们的思想长了翅膀。8月13日，经国家特准，给1100名民兵发枪。从来没有摸过枪的民兵，今天肩扛锄头手持枪、雄赳赳，气昂昂，走上生产战场，干部群众新奇兴奋，如入梦境，县委趁热打铁，把20个乡镇，合并为7个，实行大兵团作战。

8月22日，徐水县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帮助下，绘制了一个“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宏伟篮图。奋斗目标是：1960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1963年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张国忠向社员群众说：“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到那时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9月1日，《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宣布：

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的最高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此时，北戴河会议已开过，精神传达下来。徐水的试验得到高度赞扬。徐水的干部们就像穿上了“红舞鞋”，飞快地旋转着。9月15日，徐水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又改称徐水人民公社，就是全县一个公社。9月20日，向全县人民公布县委的决定：全县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干部、工人、职工、农民不发薪金，每月只给几元补贴，服装、日用品都由公社统一发，洗澡、理发、看戏、看电影统统包起来。

既然实行了供给制，县委一声令下，集体的所有生产资料，个人的大部分生活资料全部没收归了公，农民的房屋将被拆除，公社将建若干居民点，社员都住进“新村”。随后320多栋房子一夜之间夷为平地。……

徐水的名声在外，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据统计，从3月至10月，先后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前来参观。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看了后，也伸了大拇指，赫鲁晓夫知道后，坐不住，特派塔斯社记者前来察看。原来如此！赫鲁晓夫心里有底了。后来他讥讽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是土豆烧牛肉”。引起毛泽东的极大愤慨，反讥赫鲁晓夫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作词曰：“土豆烧熟了，还有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难道中国领导人就没有人发现其中有假吗？有，就是不愿拥破这张窗户纸。

罗荣桓元帅也抑制不住好奇心，拉上贺龙、聂荣臻两位元帅，拖着抱病之躯来徐水参观，想在有生之年看看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结果很失望：墙上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口号，画着硕大如牛的肥猪，几个人才抬得动的大白菜；而幼儿园里孩子呆板地回答着参观者的提问，敬老院空徒四壁，剩有目光痴呆的老人。罗荣桓对聂荣臻说：“这样的敬老院，我可不来住。”

据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回忆：刘少奇曾步毛泽东的后尘来到徐水，结果发现这里的所谓高产全都是胡扯。刘少奇凭常识就能得出的这个结论，埋在心里至少有三个月之久，直到后来毛泽东对粮食产量产生怀疑，才敢于说出。薄一波回忆：他到徐水，站在一片成熟的棉田当中的时候，看到棉桃之上挂满棉花，满眼一片洁白，他的同伴拉拉他的衣服，告诉他那些挂在棉桃上的棉花全是假的。他也只把这情况放在心底。30多年后，他才说：当时就“看出假来”。

然而，徐水的败象很快就显现了，梦幻毕竟是梦幻，现实却不给情面，两个月后，放开肚皮吃的徐水人，现在连基本生活品也难以兑现了。原来张国忠幻想，徐水进入共产主义，是全民所有制了，全国6亿人口还养不活一个徐水。然而，国家那有钱给徐水发工资。不用说15包，连每人每年两条毛巾也发不起了。搞了3个月的供给制，不得不草草收场。当时不顾财力，大办工业，建起30个工厂，小型企业1348个，大学11所，文工团、剧团、医院都一哄而起，现在不得不一哄而散。徐水人民公社也随之流产，不得不分而治之。

毛泽东对徐水也渐渐失去兴趣。10月中旬，他在天津视察时指出：徐水还是全县人民的所有制，还不是6亿人民的所有制。6亿人民的所有制，要国务院发工资。

回到北京，他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同志关于徐水劳动中所见所闻的情况报告，报告中虽有好话，但也反映强迫命令、弄虚作假、鸡鸭无人养，乱提口号无法兑现等问题。毛泽东看过报告，没有表态，把它带到郑州。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批评徐水：“急急忙忙往前闯”，批评徐水“浮夸”。随后，他又批示：“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11月10日，毛泽东把报告批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书记张承先：“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表达了对徐水的失望心情。

一颗共产主义的明星，从此陨落了。

范县的共产主义“是一首诗”

一颗明星陨落了，众多的明星又升起。向共产主义过渡，岂止徐水一家。

以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而闻名全国的山东省寿张县，计划在两年后实现共产主义。

11月17日，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人民公社召开全体社员大会，社党委书记当众宣布：今天是社会主义的尾，明天是共产主义的头，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除了老婆以外，什么也不私有了。这位书记没想到，一宣布散会。社员们一哄而散，纷纷上街去“共产”了：拿空了商店，就破门而入到别人家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也可以任意去挖；更有荒唐的，到了托儿所，幼儿园，认领个孩子作儿子。

这或许是闹剧。更有“郑重”的激进者。山东省范县（现属河南省）县委书记谢惠玉居然在1958年10月28日的万人大会上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而且，还具体描绘了其共产主义的美好图画。

谢惠玉作的范县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的摘要，郑重地登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1月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上。题目十分醒目：《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现搞其要者，以飨读者：

一，工业。一年实现地方工业网，二年实现工业化、电气化。钢铁工业，土洋结合，内外结合；集中力量大搞机械工业；电气化，1958年建立水电站8处，60年建成黄河水利工程大型发电站一处，除供给工业用电外，农村、城镇全部达到电气化、电灯化，并开始研究和利用原子能；大搞化学工业；大力发展生活用品工业；大力发展建筑工业。完成这些规划后，我社将是：各种工厂遍地起，处处烟囱如林立，工厂机器轰轰响，大小机器自己使，生产操作按电钮，难分劳动和休息，能产钢铁能产布，能造化肥发电机，拖拉机汽车也会造，生产用品样样齐，果品罐头范县酒，何时需要何时有，电灯电话收音机，使用起来真便利，这样的日子何时到，苦干二年拿到手里。

二，农业生产万斤化。……今年的水利要实现河网化。59年全部土地田园化，灌溉自流化、标准化，60年达到灌溉电气化、自流化。到那时，田间耕作用机器，灌溉自流用电力；粮食亩产好几万，堆大敢与泰山比；棉絮开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丰收一年顶百季，人人喜得了不得。

三，林业、渔业、畜牧业和多种经济。根据三分之一的土地种庄稼，三分之一的土地植树，三分之一的土地休闲的要求，59年在林旁、宅旁、公路旁、渠道旁、水库池塘旁、河旁、堤旁、培训基地、陵园实行绿化。

这些规划多么富有诗意，更使人陶醉还在后头。

第四项关于共产主义乐园建设的规划。

1.根据全县农业生产布局和有利于生产，美化环境的原则，把全县993个自然村在三年内合并为25个合乎共产主义的新乐园。每个新乐园内设有：妇产院、剧院、影院、幼儿园、养老院、疗养院、休假院、公园、托儿所、卫生所、图书馆、展览馆、文化馆、理发馆、青年食堂、养老院食堂、大礼堂、会议厅、餐厅、跳舞厅、浴池、养鱼池、供应站、广播站、体育场、发电厂、自来水供应站、畜牧场等，达到八院、二所、四馆、三厅、两池、三站、四场。

2.根据共产主义新乐园的规划，范县筑成“经三、纬五”八条宽达30公尺的大马路，贯串到全公社25个新乐园。田间也修成笔杆条直四通八达的十二公尺宽的管理区道，除当中铺成马路外，两条培植果树和花草。总之要实现：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工厂，公园街上百花香，柏油马路明又亮，汽车穿梭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劳动以后去听唱，冬天室内有暖气，夏天开开电扇乘乘凉，生活真是大变样，万年幸福乐无疆。

关于文教、科学、卫生、福利，这位书记说：

1.文教，59年普及小学教育，凡是适龄儿童全部入学。二年见成大学4至6处，师范学院一处，中学80至100处，普及中学教育。

2.科学，59年建公社气象总站1处，分站10处，正规红专大学11处，科学院1处，分院10处，农业大学1处，党校、团校、医校各1处。各院、部、站和学校，均购买一套比较完整的工农业科学研究仪器，并应有自己的工农业试验田。

3.卫生，今年除实行公费医疗外，59年扩建10个床位的医院、妇产院各25处，百个床位的公社医院、妇产院各1处，门诊部100个；60年除已建立的院、部进行扩建外，再兴建公社疗养院四处。

4.福利，在58年已建戏院、图书馆、澡堂20处的基础上，59年扩建戏院、澡堂、电影院、体育场、公园、图书馆、俱乐部各25处。

5.邮电，59年把生产队，食堂、工厂等单位均安上电话，户户有喇叭；60年生产大队建总机，托儿所、妇产院、医院、图书馆等单位均安上电话。真正达到：各种生产用机器，劳动学习娱乐“三八制”；出门坐上电汽车，到处花香真喷鼻；室内室外公路电灯化，有事摇摇电话机，定时广播有喇叭；饭前饭后开开收音机，北京上海好戏随便听听它。

这位书记最后总结说，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到那时：

人人进入新乐园，

吃喝穿用不要钱；

鸡鸭鱼肉味道鲜，

顿顿要吃四大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

各样衣服穿不完；

人人都说天堂好，

天堂不如新乐园。

这位书记那美好的蓝图，他那诗化的语言，多么富有感染力！毛泽东读到它，极感兴趣。11月6日，写下一段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足，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他指示印发郑州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字体大小，文章格式，完全照文老样，较为适宜。”同时指示“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乌托邦·新村·向共产主义过渡

11月7日，毛泽东的批示和范县雄心勃勃的计划，参加郑州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了。谁也不会感到突然和惊奇。因为近几个月以来，大家都在吹共产主义，都感到共产主义的脚步已越来越近了。

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对共产主义抱着炽热的憧憬。对各地出现的托儿所、公共食堂、供给制、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解放等新事物抱有极大热情。他认为这都是共产主义生活的雏形。这一时期，他的讲话，一个主题就是“吹共产主义”。6月14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谈话时转述了毛泽东的话，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现在实现了。7月5日，他在石景山电厂发表讲话说：“搞共产主义，大家好。”7月19日，他在天津讲到盖房子，他说：“我有一个想法：搞标准的，共产主义标准的。”

9月19日至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走遍江南江北许多城市和乡村，行程数千里。他走到哪里，都讲如何建设共产主义生活，如何培养共产主义的精神。他批评有人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会增加懒人。他说：“只有彻底地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的消灭懒汉。”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的报道，对全国发生了重要影响。

这并不奇怪，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是多少代共产党人的理想。当年马克思不愿为未来共产主义描绘完整的蓝图。然而，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他还是简约地谈到了共产主义的某些特征，诸如没有商品、没有货币、没有国家，消灭分工，消灭差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物质极大涌流……这些理想曾经倾倒过多少共产党人。

讨论何时进入共产主义，多少年来就是共产党领袖们最热心的话题。1920年，列宁说，大约是在1930年到1940年的这段时间里，他们这一代中十几岁的人们，将要亲手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过了18年，也即1938年，他的继任者斯大林保证，整个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日子将是在1943年以前。到了1957年，赫鲁晓夫又说，从1959年算起，到达共产主义还要12年。中苏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分歧，然而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其急切心情是相同的。

受欧文、武者小路实笃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新村主义”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等影响，毛泽东早年就与其他一些共产主义者（如蔡和森等）一道，进行过建设“新村”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他们计划在岳麓山建设“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崇尚建立一个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独立的制度。

然年，春夏之交的岳麓山，鸟语花香，万木葱茏。毛与他的朋友们在这里野餐露宿，登山游水，半耕半读，赤脚草鞋，云麓宫观晨曦，爱晚亭看晚霞。生活清苦淡泊，精神充实愉悦。

毛泽东渴望创造一种亲生活，他认为新生活须通过学校对学生的培养而渐渐创立。他深感旧学校的学生“多鹜都市而不乐田园”，不熟谙社会。必须创办新学校。在新学校里，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于是一种“新村”也即“新学校”的设计完成了。他为学校安排了每日的生活时间表：睡眠八小时，游息四小时，自习四小时，教授四小时，工作四小时。

他的“新村”计划的主要内容有：

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

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

在当年内忧外患，国破家败之时，毛泽东热心于“新村”计划，并不是想逃避尘世，退隐山林，过一种田园式生活。相反，他们计议建设“新村”，是要挽中华之颓势，创美好之未来。他们要以“新村”为模本，根本改造中国社会和改造中国人。

这种空想的“新村”计划，显然根本无法实现，不久便被毛泽东遗忘，投身于革命的洪流。然而，夺取全国政权后，似乎具备了实现“新村”计划的条件，重新唤起他早年的梦想。不过这时，已非几个人的“新村”，而是一个有6亿多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试验场。他有这个号召力。1958年下半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与毛泽东早年所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影响有着紧密的联系，吃饭不要钱，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做法，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设想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

当然，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并非早年“新村”计划的简单翻版。他还融入了几十年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曾经说过，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的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里，很明确，毛泽东想把革命战争年代起过积极作用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做法搬到和平建设的年代来实行，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实行的各种形式的供给制，也正是军事共产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典型再现。

1958年，向共产主义过渡似乎需要一张切近的时间表。自从1957年莫斯科世界共产主义大会开过以后，毛泽东似乎同赫鲁晓夫摽上了劲，苏联15年赶超美国，中国15年赶超英国，苏联12年内进入共产主义，中国可能比苏联早进入共产主义，只是为了国际共运的团结，让苏联先宣布。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反复表示，要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即使我们已经具备了进入共产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也应当由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可是一定要让他先过，否则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无光，对我们也不利。如果我们先进入怎么办？还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

“共产风”席卷全国，人民公社败象渐显

人民公社，对于几亿农民来说，那可不是一首美妙的诗。

首先是他们的家庭财产全部充公，有的房子被拆掉，搬进新建“居民点”，或者搬到别人的家。公社以建立生产基地的名义，征集所属合作社和农家的财产，以为公社基地的物质来源。比如河南嵖岈山公社就是用这种办法，制定了建设“牛场”、“万猪场”和“万鸡山”的计划。公社下属各村庄，均须抽出若干人员，携带树木砖瓦之类建筑材料，集合于指定地点，建起305间畜舍，然后又由农民家中牵去192头牛、85头猪和2700多只鸡。诸如此类的建设过程，被当时的报纸称为“白手起家”而广为宣传，农家中之房屋桌椅、刀碗锅筷、鸡鸭猪狗，均为“共产”的对象。按照薄一波的回忆，是“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

对于自己的财产被充公，农民们公开不敢抵抗，私下里怨言满腹。一个农民在给他海外亲戚的信中写道：“所有的房屋和家具都成了政府的财产，公社可以为所欲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另一个人则告诉他的远方亲人，他正在想办法变卖家中财产以躲避公社的征用：“你知道吗？缝纫机必须归人民公社公用，我已经同五叔爷、三妹和其他家人商量，最后我们决定尽快地把缝纫机卖掉，但缝纫机的价格太便宜了，因为卖缝纫机的人太多了。”个人存在银行里的钱财大都被征用去做“投资”，据一个乡下人的解释：“把钱交给政府就是‘投资’的含义。”甚至连亲友寄来的钱也常常不能如数拿到，一个农民告诉他的海外亲戚：“寄来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给了我们自己，其余全部拿去做公共基金。”这种情况引起海外华侨的愤怒，以至于政府高级领导人也不能不表示关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于是保证，所有银行存款和华侨的汇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全国至少有4亿人进了公共食堂。一开始，食堂还真“红火”了一阵子，虽无大鱼大肉，但大锅饭管饱。当时有两句口号：一是“放开肚皮吃饭”，一是“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的建议，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的，那是1958年8月。

9月中旬，毛泽东在看到安徽省一个公社的食堂之后，兴高采烈地表示：“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既然一个食堂可以这样，那么别的食堂也应当可以这样。”差不多同时，刘少奇在江苏省也表示他支持供给制度的重新出现。他幻想着“人们不管报酬多少，不管有没有定额，他们总是做得更多更好”的时代已经到来。报纸的社论以豪迈之情宣布说：“公共食堂前途无量”。财政部长李先念向以谨慎著称，这时认为实行供给制度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件”。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告诉我，有的干部执行这个口号很积极，看到过路的人走了多远，还强拉他回来，说天晚了还不吃饭？反正不要钱，非要他吃不行。”看这种情景，好像真的到了“君子国”。

然而，好景不长。食堂渐渐地捉襟见肘。食堂有什么？不过是农民的粮食汇在一起，农民有多少家底？一算就知道了，放开肚皮吃，一年的粮食能吃几天？农民们渐渐地抱怨吃不好吃不饱。

1958年还真是个好年景，农业丰收在望。可是几千万人正在山上、地头、村边大炼钢铁，乡下10人中有4人在铁炉子边，粮食无人收割，开始烂在地里。在家里的农民也不关心，集体的东西不心痛，“油瓶子倒了没人扶”。结果丰产不丰收。

然而，牛皮却越吹越大，“卫星”比夏收时放得更大。为的是宣传人民公社的伟大成就。当时宣传的农业生产“卫星”河南省信阳县鸡公山人民公社亩产水稻48925斤，商丘县宋集人民公社亩产谷子27733斤。河北省徐水县大寺各庄人民公社，还计划发射一棵白菜500斤、皮棉亩产5000斤、山药亩产120万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的特大高产“卫星”。按照虚报浮夸的数字，我国人均粮食拥有量已达到了1000斤以上，许多地方甚至超过了3000斤，以至于各地普遍发出了粮食怎么多了这么多的感叹。在感到粮食太多的情况下，河北省安国县、山西省长治地区、陕西省长安县和山东省单县还在秋种时实行了用总耕地的1/3种庄稼、1/3种树草、1/3休闲的“三三制”，搞起了所谓农业耕作制度上的革命。

高估产必然引起高征购。虽然1958年的粮食实际产量才达到4000多亿斤，比1957年增加2.5%，但1958年的粮食征购量却由上年的962亿斤猛增到1175亿斤，增长了22.23%，粮食征购量占总产量的比重，也由上年的24.6%提高到了29.4%。

秋收后，又是刮“共产风”的一次机会。安徽省城北公社古城大队，以为官员所谓“购粮”就真的是“购”，于是卖出12万公斤，竟然分文未能得到，全部粮款均为公社占有。山西省省委书记陶鲁笳后来惊讶地发现，他领导的这个省，农民在这个秋天里出卖产品所得，竟被公社官员拿走一半，用以“大办钢铁”和“大办水利”。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进一步调查的结果证明，那个冬天全国从老百姓手上收去的钱多至30亿元。“如何还清这笔账是一件大事”，他向毛泽东报告说。事实上，不仅没有还，而且无偿剥夺农民的行动还在继续。到1961年，各人民公社欠下农民的这笔账，就已经不是30亿，而是250亿，平均欠每一个农户250元。

此时，为了筹集大办工业、大炼钢铁的资金，银行还对以前发放给农村的各种贷款，不管是否到期，一律强行收回。

“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拔）、三收款（强行收回贷款）”和高征购引起了农民的极大恐慌和坚决反抗。“从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窑、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由于农产品收不上来，而商品粮等的销售量却随着职工队伍的扩大大量增加，因此，1958年冬天，市场上就出现了粮食、油料等供应不足的紧张状况。

真正的隐患还在农村。一个虚报产量，引来高征购，一个丰产不丰收，一个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使人民公社的败象在1958年底就逐渐暴露出来。一些农村开始出现饥荒。

5 中苏裂痕 毛公怒拒联合舰队

中美对抗 赫氏狐疑炮击金门

苏联提出建“联合舰队”，毛泽东气得睡不着觉

现在，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国内移到国际。

国内“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然而在国际上，中苏“密月”却遇到了麻烦。

1957年11月毛泽东二访莫斯科，是应赫鲁晓夫再三请求，到会支持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给予了超乎常规的热情接待，对毛泽东寄予希望。毛泽东的确从团结的大局出发，做各国代表的工作，坚持“以苏联为首”。但在会上，中苏之间在对帝国主义力量的估计、在对现代战争的看法、在和平过渡等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最后达成妥协，签署了《莫斯科宣言》。赫鲁晓夫和毛泽东都有所获。但二人心境迥异：毛泽东谈笑风生，挥洒自如；赫鲁晓夫虽是“红花”，却要“绿叶”扶持，肚里像打烂一瓶醋，不是滋味。

莫斯科会议达成的团结是脆弱的。会后，中苏之间的分歧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现实利害关系方面都在加深。

1957年中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1958年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使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产生了新的看法。

一方面更多地警惕“修正主义”倾向。1958年4月，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协调一致，决定不参加南共联盟七大。随后，中苏两党都对南共联盟七大提出的纲领进行了公开的指名批判。显然，各自的出发点不同，赫鲁晓夫更多的是对铁托抵制莫斯科会议恼火。他满心希望，苏联承认了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南就一定会回到社会主义阵营里来，然而，铁托不理会这一套，已经跳出了这个圈子再也不愿往里钻。他希望和东西方发展平行关系，这时，以铁托、尼赫鲁、苏加诺为首的不结盟运动正式成立，赫氏对难以驾驶的铁托恼羞成怒。而毛泽东则认为南共纲领在一系列问题上背离了马列主义，认定南共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批判的调子比苏联高。

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上，毛泽东也从以肯定为主转向以否定为主。批评中国党内有人“对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这种压力”“对反个人崇拜感兴趣”。还认为个人崇拜有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种，“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苏联经验转向更加审视的眼光，强调择善而从，要有独创精神。在党内开展了反对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提出“要打倒贾桂，不做奴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党内对苏联专家的非议多起来，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苏关系。

不过，真正引起中苏冲突的还不在意识形态方面，而在国家主权问题上。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1962年间，由中苏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信中还说：造成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

在中国领土上由中苏合资共建长波电台，且资金大部分来自苏联，这就涉及到电台归谁所有、由谁控制的问题，中国不能不慎重考虑。6月7日，毛泽东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并且应当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6月12日，彭德怀据此复信苏联国防部长。可是苏方对中方要拥有电台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立场不予重视，7月11日向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中，仍坚持由中苏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实际上要求中苏共有。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正在“共建长波电台”问题发生争执和交涉之时，苏联又向中国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问题。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6月28日，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在中国新型海军舰艇建设方面给予技术援助。苏联驻华顾问很热心，建议中方向苏方订购新的海军装备。

然而，在中国提出上述要求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于7月21日求见毛泽东，以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苏联没有出海口，中国海岸线很长，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毛泽东听后，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

毛泽东为此十分动气，一夜未睡。第二天，7月2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国领导人一起同尤金谈话。

一上来，毛泽东就说：“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

建共同舰队，涉及主权，讲政治条件，一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毛泽东严厉质问尤金，“你们是什么意见？”尤金解释不清，毛动怒地说：“你说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

尤金给赫鲁晓夫拍去急电。

赫鲁晓夫秘密来访，毛泽东动了真火

时隔一周，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来京。毛泽东等到南苑机场迎接，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拥抱。在赫鲁晓夫在京的四天中，没有为他安排文艺活动和参观，与1954年第一次访华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会谈在颐年堂举行。赫鲁晓夫知道毛泽东为“联合舰队”的事动了真火，专程前来当面解释，他埋怨尤金没有说清楚，不承认苏联曾经建议与中国搞共同海军，否认要将自己的方针强加于人，只是同中国商量，毛泽东坚持认为：苏方是在讲政治条件，不共同建设就不给帮助。

毛泽东单刀直入：“请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

“嗯，嗯，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赫鲁晓夫想避开要害，慢慢说。

“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抓住要害不放。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台电。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立起来……”

毛泽东拂袖而起，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说：“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涨红了脸，不敢正面交锋，委婉地说：“我们不过是来跟你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我们一万年不建设海军也没关系。你们去搞原子弹，我们去打游击战。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军舰，将来索性把全部海岸线都给你们，叫你们打好了。”

赫鲁晓夫说：“不同意就不同意吧，我们不提这个建议了。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呢？”赫鲁晓夫转守为攻，说：“苏联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援助”。

毛泽东说：“这是另一个问题，是另一个问题。”

赫鲁晓夫建议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即使如其所说是为了共同“对付美国”，没有想控制中国之意，他漠视他国主权的行事方式也是苏联固有的。

毛泽东有过同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打交道的不愉快经历，对主权问题十分敏感，他认为“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赫鲁晓夫是要控制中国，中国的独立主权受到了威胁。

此时的毛泽东对拥有核武器的北方盟国也产生了戒心。他不无所指地对赫鲁晓夫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还是站不住。”

赫鲁晓夫听这段话时面无表情。

赫鲁晓夫秘密来华，走时发表了会议公报，是公开离京的。中苏最高级会谈围绕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发生的争执，当然没有丝毫流露于报端，但它却给中苏关系投下了新的阴影。

分歧很快在另一方面加深了，那就是对外政策上。

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各自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同，中苏之间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做法。由于美国拒绝中国的和解努力，继续敌视中国，因而，反对美国威胁仍是中国外交的一项主要斗争。而苏联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但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和对话渠道，双方慑于日益增长的军备竞赛的威胁，都有控制风险、避免冲突的要求。自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开始谋求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

1958年10月，中国炮击金门，中美再度走上军事对峙，这使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立时显现。

美国态度僵硬，毛泽东不能容忍台湾问题永久化

自万隆会议后，中美之间的对抗似乎有些和缓，毕竟两国开辟了大使级会谈的接触通道。然而，谈是谈了，当时的美国看不起中国，它可以与主要对手苏联讲“缓和”，而对中国的政策却十分僵硬。

就在会谈期间，美国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存在。1955年3月3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1956年1月签订了美台军事协定。美国向台湾派驻了“协防台湾司令”，将美军驻台军事顾问团扩充到2600人。美空军第13特种舰队进驻台湾。1957年5月7日，美驻台司令殷格索尔宣布，美国在台湾部署了可携带原子弹头的‘斗牛士”导弹和电导导弹。

在外交上，美国的态度更趋强硬。杜勒斯不断地发表反华言论。1956年1月，他声称，如果中国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那么我们将进行战斗”。1957年4月20日，美国务院发表声明：“美国将单方面禁止对共产党中国的一切贸易”。5月13日，杜勒斯在马尼拉条约理事会上重申美国对华政策三原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承认“中华民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6月28日，杜勒斯在旧金山发表对华政策演说称，要尽一切可能使共产主义这种现象在中国消逝。随后，美国单方面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

美国虽然坚持“协防台澎”，但并不支持蒋介石固守金门马祖，这就使美蒋之间心存芥蒂。蒋介石担心中美会谈会做出不利于他的妥协。他的策略是不断地发出“反攻大陆”的叫嚣，加强对大陆的间谍活动和军事骚扰。派飞机深入云、贵、川、康、青海等内地省份空投特务，散发传单，轰炸福建。他利用中美会谈期间海峡相对平静之机，加强了金门马祖的驻军和战备，1956年6月27日，确定金门、马祖为战地政务区。

到1958年夏天，蒋介石在金门马祖的军队已达10万人，占他地面部队总数的1/3。这种类似赌博的军事部署，对蒋介石来说有多重用意：一则视固守金马为“反攻大陆”的精神支柱；二则把美国进一步与自己拴在一起，使其更难劝他撤退，一有机会便把美国拉下水。

中国政府倡导的通过国际谈判和国内谈判解决台湾问题都没有得到响应而有所进展。毛泽东决不能容忍台湾问题由此沉寂而使分割之势固定化和永久化。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使台湾问题再次引起国内外关注，将美国逼回谈判桌，迫使蒋介石接受和谈方针。

美军登陆黎巴嫩，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

1958年夏，发生了中东事件，伊拉克发生政变，推翻了亲英美的哈西姆王朝，建立共和国。美国以应黎巴嫩总统夏蒙的请求为借口，派兵在黎巴嫩登陆，企图镇压伊拉克新政权。毛泽东下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在国内外搞点东西。”

毛泽东选择黎巴嫩人民反对美军入侵之机，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其目光不仅仅局限于台湾海峡，而且注入了他的全球性战略考虑。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对国际形势进行了总的分析，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矛盾虽然很厉害，但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在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夺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重点又在中东。按毛泽东的构想，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主要不是直接对抗，而是应该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把台湾问题与支持中东人民反美斗争结合起来，正可以相互策应，互为后盾，使美国四处紧张，首尾失据，既可减轻中东人民的压力，又可试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牌。

1958年8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作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18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亲自部署打金门。

8月23日下午，台海上空天气晴朗，和风轻拂，海面一片宁静。17时，前线司令员发出命令：“开始突击！”顷刻间，炮声隆隆，地动山摇，成串的炮弹倾泄而出，金门岛顿时陷入一片烟雾火海……

炮击金门既是武仗，更是文仗，因而，每一步骤都在毛泽东的直接掌握之中，渗透了他妥善处理中美蒋微妙的三角关系的策略思想。其方针是八个字：“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尽量避免与美国人直接交锋。办法是只打金门，不打台湾。后来毛泽东说：“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当然整台湾也是整家法，不过，那个地方有你美国兵，那我还是暂时不去”。

中国并不想由炮击金门引发中美之战。至于炮击金门的直接军事目的，起初准备收复金门马祖。但毛泽东仍然是走一步，看一步，并未最后确定，也未公开。

把美国逼回谈判桌

金门炮响后，台湾惊恐万状。全世界也“满城风雨、烟雾冲天”。艾森豪威尔政府弄不清中国炮击金门的战略意图，迅即从地中海、美国西海岸以及菲律宾调来第六舰队的一半舰只。美军在台湾海峡集中了7艘航空母舰、3艘重巡洋舰、40艘驱逐舰。美国空军第4巡逻航空队、第一海军陆战队航空队进驻台湾、菲律宾。3800名海军陆战队登陆台湾南部。据称，这次调动是美国战后最大的一次军事集结。中国炮击金门第4天，艾森豪威尔重申美国将不放弃它武力阻止解放台湾的“责任”，9月4日，杜勒斯发表声明，公开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协防”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

实际上，美国政府在是否协防金门马祖问题上进退两难。退，则担心由金马失守而危及台澎，金马台澎丢失又将使西太平洋“反共壁垒”受到“严重的危害”；进，则要准备“冒更广泛地使用核武器的风险，甚至冒全面战争的风险。”使美国更难决策的是来自国内外的反战压力。在世界范围内，除了南朝鲜李承晚外，几乎所有国家，包括日本、英国等美国的主要盟友，都明确地反对美国干涉金门之战。美国国内反战空气甚浓。连赫尔利这种敌视中国的人都认为，美政府在执行一种“自杀政策”。

苏联虽不赞成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但在摸清了中国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的用意后，得到中国关于不托苏联“下水”的承诺后，公开表示：美国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苏联不会“无动于衷”、“袖手旁观”。苏联的态度对美国的行动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审慎行事。9月4日，杜勒斯在备忘录中透露美国的底牌，一、国民党可以自己与中共交战，美国将保护运输；二、希望中共不会认真打起来；三、美国不放弃和平谈判的希望。这表明美国不想同中国直接交战。

经过两周的炮击，毛泽东的目的基本达到。周恩来说：“打炮就是试验他，这回试验出来了，杜勒斯这张牌出来了”。

根据新的情况，毛泽东确定采取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方针，逼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旁。一方面继续炮击金门，一方面呼吁恢复中美会谈。9月6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说，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了，跟美国的事就大局说，还是谈判解决，和平解决。同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公开倡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和缓和消除。”

毛的谈话和周的声明，可以看做是对杜勒斯备忘录的答复，立即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艾森豪威尔决定，只为国民党提供护航，但避免驶入中国内海与中国发生冲突。

毛泽东同样为了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指示前方“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果美舰向我开火，不要还击。9月7日，我方向蒋舰发炮，美国军舰立即掉头，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向台湾方面遁去。这更增加了毛泽东以打促谈方针的信心。

9月15日，中断了9个月之久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复会，会址从日内瓦移席华沙。在此之前（9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台湾形势和对美关系问题。中国参加中美会谈的首席代表王炳南向政治局汇报了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签于头两年中美会谈中美方僵硬和敷衍态度，会议决定改变过去由易而难逐步取得谅解的方针，确定“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新方针，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

果然，复会之后，美方的态度毫无松动，仍然坚持先停火，再讨论各种具体措施。说什么美国不能容忍盟友的领土被武力侵犯。与此同时，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上遥相呼应，要求中国先停火，然后再进行中美会谈。

鉴于此，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中方代表：“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立即提出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向中国领海领空的一切军事挑衅和干涉中国内政行为，以和缓和消除目前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反建议。

9月19日，毛泽东十分兴奋地致信周恩来，指出：“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

中国的立场十分鲜明，坚决拒绝在中美会谈中讨论“停火”问题。9月30日周恩来再次重申。“中国人民恢复自己的内海岛屿金门、马祖和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澎湖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10月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名义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

毛泽东实施“联蒋抵美”策略

中美会谈复会之后，美国决策者开始调整对台湾的政策。

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同意人们所说的“不要只是为了金门和马祖而发生战争”，声明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美国“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如果有了停火，我们的判断就是，使这些部队继续驻扎在那里是不明智的，也是不谨慎的。”

杜勒斯的这个讲话，标志着美国对金、马的政策从“协防”转为“脱身”，目的是以放弃金、马换取长期占居台湾的合法地位。美国一方面劝说蒋介石以撤退金、马换取台、澎的苟安，一面想与中共做笔交易，以放弃金、马取得中共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承诺。

美国这种“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遭到海峡两岸的共同反对。

美国显然对蒋介石固守金、马而陷美国于进退维谷之地很不满意。进入9月份之后，美国对蒋介石固守金、马支援的有限性日益明显了：美国的护航舰只不肯进入金门周围三海里水域，拒绝台湾要求美空军参战。

这一切都使台湾当局感到不满。中美恢复大使级会谈，顿时引起台湾当局的严重担忧，唯恐双方在牺牲台湾当局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台湾发言人匆匆表态：反对中美大使级会谈，声称台湾“不准备做任何退让”。

9月28日，蒋介石亲自出面，向记者发表谈话称：台湾将不考虑盟邦态度如何而瞻顾徘徊，“必不至中途后退”。蒋介石最担心的是美国政府再次压其从金、马撤退。在蒋介石看来，如果放弃金、马，不仅会影响士气，而且会动摇其政权基础。9月30日杜勒斯的讲话，对台湾当局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次日，国民党中常委专门开会研究对策，未得出要领。同日，蒋介石在高雄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与杜勒斯针锋相对，反对削减驻沿海岛屿的部队。他指名道姓地说，他的政府没有任何义务遵守杜勒斯的声明。显然，蒋介石已忍无可忍，不惜将分歧公之于世。

美国准备从金马“脱身”的动向，并没有促使毛泽东遂行收复金马的最初想法。相反，毛泽东改变初衷，决定把金马留在蒋介石手中。这确实出乎外界意料。

杜勒斯9月30日的讲话及美蒋矛盾的公开化，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是先收复金、马，联美抵蒋？还是把金、马留在蒋介石手中，联蒋反美？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一致同意毛泽东关于联蒋抵美的想法。

毛泽东后来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谈到了这一新方针。他说：开始我们想打金、马，后来一看形势，金、马收回就执行了杜勒斯的政治路线，还是留在蒋介石手上好，要解决，台、澎、金、马一起解决，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

10月5日，周恩来会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时解释说：“我们的方针，简单来讲就是要使台、澎、金、马仍留在蒋手里，不使之完全落到美国人手里。”中国“不能因为只谈金、马，而换来美国占领台湾的合法化，换来所谓‘两个中国’的存在”。

毛泽东调整对金、马的方针，有多重战略的和策略的考虑：

挫败美国制造“两个中国”，进而把台湾变成美国永久殖民地的阴谋，台湾留在蒋介石手中，强于完全落入美国之手，如果逼蒋撤退金、马，他就很难保住在台湾的地位。周恩来讲，清朝统治阶级的方针是“宁予外人，不给家奴”，我们则是“宁予家奴，不给外人”。此其一。

把金、马留在蒋手里可以拖住美国。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著名的绞索政策。毛泽东认为，美国在台湾及世界各地的一切军事基地和军事干涉，都是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美国停留越久，绞索越紧。台湾是一根绞索，但离得太远，把美国拖在金、马，绞索可以随时抓在中国手里，有利于与美国的谈判和斗争。此其二。

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必然加深美蒋之间的矛盾。这将激发蒋介石的民族性，也保留了一个大陆同台湾对话和接触的形式。逼蒋撤退金、马，双方完全隔离，既打不着，又谈不拢，不利于统一进程。此其三。

于是，毛泽东决定暂时停止炮击，转入政治攻势，以“加深美蒋之间的矛盾”。最后，“美国不劝蒋军撤走，我们就达到了目的”。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明确地传递了联蒋抵美的信息。文告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端倪已见”。文告宣布从6日起，停止炮击一周，让台湾自由地输送供给品，条件是美国不得护航，如果护航，立即开炮。10月13日，彭德怀下令再停止炮击两周，条件依旧。

中国对金门的猛烈炮击和封锁戛然而止，外界摸不着头脑。美国人乐意把中国的举动与杜勒斯的声明联系起来。殊不知，毛泽东的方针与杜勒斯的想法正相对立。

正如毛泽东、周恩来所料，中国每次提出暂停炮击，都造成了美蒋关系的新波折。第一次停火的当天，美国务院就声明暗示停止护航，蒋介石急于发表谈话，意在拖住美国。10月8日，美不顾蒋的请求，宣布暂停护航。10月14日，中国决定再停火两周的第二天，杜勒斯召见台“外交部长”叶公超，要求叶公超“巧妙地向蒋介石提出撤出沿海岛屿的问题”。10月12日至14日，美国防部长麦克罗伊赴台劝说蒋介石撤退，未果。10月21日，杜勒斯亲自出马，飞赴台湾与蒋介石会谈，目的是要蒋介石同意放弃以武力进攻大陆，并“从沿海岛屿撤出几乎所有的守卫部队”，而美国则给蒋一些登击装备，一旦今后条件具备，蒋仍可以有反攻大陆的能力。这样可以避免使美国卷入与中国的直接军事冲突。

中国洞悉杜勒斯台湾之行的目的，正当杜勒斯赶赴台湾之时，下令恢复了对金门炮击和封锁，实际上是为蒋介石讨价还价、拒绝撤退增加砝码。在21日下午和22日双方的会谈中，蒋介石拒绝从金门、马祖撤退。杜勒斯没有达到把台湾与大陆完全分隔的目的，但他迫使蒋介石终于同意声明对大陆不使用武力，从而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力。10月23日，发表了《联合公报》。

毛泽东关于拖住美蒋于金、马的目的已经达到。此后，海峡斗争从军事斗争转入政治、军事、心理斗争相配合的阶段。10月25日，彭德怀再次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今后，逢单日打炮，双日不开炮。此后，福建前线出现了逢单日打，双日不打的戏剧性场面。中国的意图，与其说主要对蒋，不如说主要对美。打是为了给蒋介石一个拒绝撤退的理由；不打是为了使蒋军获得补给的时间，使其能坚持下去，而且炮击只打沙淮，不打民房与工事。西方人无法理解毛泽东这一渗透东方人智慧的政治策略。

赫鲁晓夫对炮击金门十分恼火

毛泽东炮击金门的重大举动，使赫鲁晓夫甚为恼火。这时，赫鲁晓夫正贯彻他的“和平共处”政策，谋求同西方的缓和，1958年1月，他发表讲话，表示愿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苏联各主要报刊发表联合声明：《人民需要缓和》。1～2月间，苏联与西方政府之间的信件往来频繁，苏联建议禁止核试验，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虽都被西方拒绝，赫鲁晓夫仍对缓和信心十足。

美军登陆黎巴嫩，赫鲁晓夫一开始就采取了与毛泽东不同的方针。苏美之间来往的外交照会十分激烈，但赫鲁晓夫始终谨慎地把逼美撤退限于外交手段，避免直接干预。赫鲁晓夫提出“立即召开苏、美、英、法和印度五国政府首脑会议”，以结束冲突，根本没提中国。

毛泽东采取的是“进攻”策略：炮击金门，以支援阿拉伯人民的斗争，使美国面临首尾失据，全面紧张的境地。毛泽东说：“这次炮击金门，就是要整美国人一下。美国欺负我们多年，有机会为什么不整它一下。”

毛泽东炮击金门的行动，事先通过苏联在中国的军事顾问通报了苏联，但赫鲁晓夫7月31日至8月3日来华，毛泽东与他进行了四次秘密会议，却未对他透露半点信息。8月3日发表的中苏公报对国际形势特别是中东形势表示了一致意见，但引人注目地只字未提台湾问题，赫鲁晓夫对此甚为不满。8月23日炮击金门后，台海形势骤然紧张。苏联得知美国甚至开始讨论使用原子弹问题。这时，赫鲁晓夫不只是恼火，还有些恐慌。担心中国的行动会坡坏他的缓和政策，甚至会被拖下水，导致苏美冲突。9月5日，他亲自打电话给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命他转告周恩来，他拟派外长葛罗米柯于当日晚乘飞机秘密访华。向中国领导人转达苏联对台湾海峡局势的估计，并商谈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尔信的问题。

9月5日晚，周恩来接见苏达利柯夫，表示欢迎葛罗米柯来华访问。同时说明：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请他转告苏共中央。

9月6日葛罗米柯秘密来京，周恩来、毛泽东先后会见了葛罗米柯，重申了中国对台湾局势的看法和炮击金门的方针。双方交换了中国政府的声明和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的副本。毛泽东告诉葛罗米柯：中国不怕原子讹诈，如果美国实行核打击，中国政府将退到延安，继续进行斗争。

在得到中国政府自己承担炮击金门的后果，不拖苏联下水的明确保证并且在台海局势最危机的时候过去之后，赫鲁晓夫才两次致函艾森豪威尔，表明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苏联将完全履行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承担的义务的立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等于空放一炮。

这时，赫鲁晓夫对插手解决台海危机热心起来。

9月27日和10月4日，赫鲁晓夫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苏联要承担条约义务，同时提出召开中、美、苏、印等国最高级会议，研究缓和台湾海峡国际紧张局势问题的建议。

毛泽东不希望苏联插手台海危机的处理，对赫鲁晓夫的两次来信，有意搁置了十余天。10月14日，才由周恩来将毛泽东答复赫鲁晓夫的复信交给苏驻华临时代办安东诺夫，拒绝了苏方的建议，申明中国要独自处理台湾海峡危机所引起的国际问题。

这与1955年第一次海峡危机之时情况大不相同。那时苏联倡议由苏、英、印召集会议，邀请中、美、法等六国参加讨论消除危机问题，中国公开表示支持和响应。

炮击金门之事使赫鲁晓夫虚惊一场，他虽然公开表示支持中国，但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加深了怀疑。赫鲁晓夫对炮击金门“马后炮”式的支持，也使毛泽东及中国领导人进一步看到，所谓中苏同盟并不可靠。

第五章 郑州纠“左”

1 郑州会议 两个界限必须划清

武昌会议 高指标要压缩空气

毛泽东的隐忧

说到1958年的头脑发热，邓小平在1980年4月说过一段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这话符合当时的实际。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家的认识完全一致，没有不同看法。

早在1958年3月份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抽空参观了附近的“友谊农业社”，看到这个社提出的计划指标很高，他后来说：“当时，我不敢相信”。7月份，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周恩来在参观一个农业展览馆时，看到了几个亩产3000斤、亩产4000斤的小麦“卫星”，他当即就问陪同的负责同志：“这是否确实？”那个负责同志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可以说，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对在“大跃进”以来的高指标、浮夸风深感忧虑。

邓小平说：“陈云同志没有讲话”。“没有讲话”实际上已经表明了陈云当时的态度。

周恩来、陈云自大跃进发动以来，连续不断地受到批评，党内民主生活十分不正常，限于当时的处境，虽然看到了一些问题，也不便直截了当地提出。只有当毛泽东本人头脑稍微冷静下来，觉察到一些问题以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热浪才有可能降温。

毛泽东的心态如何呢？

毛泽东为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欢心鼓舞，对“大跃进”欣赏备至，说发明“大跃进”一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然而，大炼钢铁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掀起以后，他的内心深处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心中没底。毕竟这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业。8月初和9月中下旬，他两次外巡，一则为了促督鼓劲，一则也是想发现些问题。

第一次出巡到了河南，专列停在郑州车站，毛泽东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下放干部工作团领导的汇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他反复问题：“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

问过七八遍，没有反映问题，还是说好。

于是，毛泽东决定和在河南参加土法炼钢的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直接谈。但是令毛泽东失望的是，大家仍然一片声地说好。

不得己，毛泽东开始“点将”了。

他问中南海摄影组的胡秀云：“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说：“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不急不慢地笑着问：“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么。”

大家一时都愣住了，谁也没料到毛泽东会说出这种在当时被视为“右倾”、“保守”的话。

听毛主席这样说，胡秀云的胆子也大了起来，斗胆直言：“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还是400斤，到早晨就成了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周围人的脸色都变了，只有毛泽东仍是一脸微笑，扭头望望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谭震林、廖鲁言：“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放大炮？”

第二次出巡回京后，发表了一篇鼓动性的讲话，说明他的脑子还很熟。但这次出巡他不会察觉到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武汉与李达的一次争吵，不会不对他有所触动。毛泽东后来对吴冷西和田家英说：“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10月2日，毛泽东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反映安徽灵壁县冯庙乡、杨町乡、尹集乡由于灾情严重，已饿死500余人。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请曾希圣派人调查”。安徽省委调查基本属实。这类情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要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泽东对“左”的最初认识，是从人民公社开始的，对人民公社化问题的认识，又是从调查徐水开始的。

正如上一章所说，徐水县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全国各地到徐水参观“取经”的人络绎不绝。

为了弄清真实情况，毛泽东派出了18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到徐水深入调查，结果发现了不少问题。

10月13日至17日，毛泽东再次外出视察。16日、17日，毛泽东在天津召见了保定地委和徐水、安国、定县、唐县四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听取他们的汇报。同时也把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召到天津，要他立即组织人，用三天时间到徐水进行调查，“想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刘子厚连夜组织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和正在参加地、市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代表70人，到徐水分别进往农户里调查了三天，随即将调查结果向已返回北京的毛泽东作了汇报。

对于刘子厚等人汇报的诸如浮夸问题、弄虚作假问题，毛泽东听了只是哈哈大笑。看来毛泽东对浮夸的危害性尚未引起足够的警觉。或者说，这不是他关注的重点。当刘子厚等人汇报到徐水所谓的实行全民所有制问题时，毛泽东态度严肃起来，发表了重要意见。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徐水县实际上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是徐水的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种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不同。

关于交换问题，他说，交换问题要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一个是调拨性质，一个是商品交换性质，还是货币交易。

关于分配问题，毛泽东不赞成把什么都包起来，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要劳动力多的人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毛泽东在自己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也把几大秀才派下去搞调查。10月19日，毛泽东两次致信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一道到大名鼎鼎的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进行调查。

26日，又约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派他们带人到河南修武县和七里营人民公社进行调查。

这次谈话，明显表露出毛泽东的隐忧。他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好了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

他说，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做冷静的促进派。

吴冷西回忆道：“这是大跃进中我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说要做‘冷静的促进派’。回想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起，毛主席的多次谈话，给我强烈的印象就是报纸要促进，不要促退。”

为了能够确实掌握真实情况，毛泽东特意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

如果说，“大跃进”是毛泽东探索中国超高速发展生产力的途径的话，那么人民公社则是毛泽东探索建立完美的社会组织形式，并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作准备的尝试。事关重大，毛泽东不能不慎重。

修武县书记问：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吗？

10月29日至11月4日，吴冷西、田家英各自带助手分别在修武县和七里营人民公社进行了调查。

毛泽东选中这两个地方搞调查，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田家英、吴冷西带领几个人到了修武县。

如果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那么这个修武县就体现了“大”的特点，整个修武县办成了一个13.5万人的大公社，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配，农副业和工业、手工业产品也全部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们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但是至少有一个人还保持了清醒一些的头脑，这个人就是修武县的县委书记。

逄先知是这次调查的成员之一，他回忆说：

当时，下去的同志包括田家英在内，对人民公社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怀疑它。但通过调查，却发现问题不少，有些问题使人非常焦急，例如，普遍实行“大兵团作战”，社员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连续一、二十天，搞得人困马乏，难以为继，劳动效率大大下降。大家都希望向毛泽东反映，越快越好。田家英还从下放干部那里了解到当地虚报产量的真实情况。当时，关于人民公社性质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议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田着重调查研究的一个问题。基层干部中不少人认为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田家英开始没有表示自己的看法，但从修武县委书记的一席话中得到一个启发。那位书记同志说：人民公社如果的全民所有制，那么，遇到丰年，修武县的农民是不会愿意把粮食无偿调出来的；遇到歉年，国家能够无偿地调粮食给修武县吗？田家英听了觉得有理，非常重视。

逄先知继续写道：

我们还参观了大炼钢铁的场面。那是一个晚上，在一个炼铁点上，只见人山人海，火光映天，人们通宵不眠，大干特干。指挥者不断地作运动工作，嗓子都喊哑了，说那天夜里要放“卫星”。当时我们这些参观者尽管对那种做法抱有怀疑，但对群众的干劲不能不表示赞叹！

大炼钢铁不仅造成大量资财的严重浪费，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农业收获季节。我们亲眼看到，就要到手的丰收粮食，因无劳力收获而烂在地里。

而七里营公社则是一个“公”的典型。

这个公社的供给制给吴冷西、田家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公社实行所谓的“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下来。“十六包”的费用每人一年共78元。

在新乡，他们甚至还调查了一个要取消家庭的公社——兴宁人民公社。全社实行军事化，2万多人编成15个营50个连，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居住在集体宿舍。对这种荒唐的做法，吴冷西已经顾不得下来调查前“不要随便表示意见”的守则，忍不住抬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做，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

这次调查，的确发现了不少问题。

11月6日，吴冷西和田家英在郑州毛泽东的专列上，向他汇报了调查结果。

此前，陈伯达、张春桥赴遂平调查的一组已先于他们到达郑州，他们搞了一个鼓吹取消商品交换、以劳动券代替人民币的《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吴冷西、田家英的调查则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实际帮助，使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毛泽东谈到修武一县一社时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

修武县书记提出的疑问，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毛泽东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

他说，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当听到有些公社搞集体宿舍时，毛泽东气愤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时，毛泽东说，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郑州读书——“拿死人压活人”

11月2日至10日，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领导人和若干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

会议前期，毛泽东主要是在专列上听取部分省委第一书记汇报，在汇报中一方面继续了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同时也开始做“降温”工作。

为了使大家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毛泽东给到会者每人发了两本书：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要求每个人联系实际用心读三遍。9日，毛泽东还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关于读书的建议》，建议：“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人澄清。”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纠“左”，一个是划不清两个界限，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另一个是否定商品生产。

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带领大家研读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他说，我提倡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想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个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界限，也必须分清，不能混淆。

他说，听说徐水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他们那里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还不能象鞍钢那样由国家来调拨。尽管他们宣布了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国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同国营工厂混同起来。如果混同起来，就没有一个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任务了，就没有奋斗目标了。现在不少干部，对这个界限分不清，认识模糊。如果有人说徐水还不是全民所有制，就被批评是“右倾”。

毛泽东还记着修武书记的问题，并以此为例说：“中国有个河南省，河南省有个修武县，修武县有个第一书记，据田家英同志跟我讲，他现在考虑了两个问题，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第一条，怕灾荒的时候不能发工资，国家不能给补贴。全国这么多公社，你有了灾荒，不能发工资，国家来给你发工资？第二条，是丰产。一宣布全民所有制，你是不是把我拿去了？全民所有制，产品所有是属于全民，就得拿。这个同志是想事的同志，不那么冒进。徐水，还有什么地方，就急急忙忙往前闯。”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根据恩格斯的观点，社会如果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这就直接涉及到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是否全民占有的问题。

所以毛泽东在划清两个界限的同时，对陈伯达提出的要消灭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语气中不无揶揄：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有的人虽然没有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是说废除商品，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就会使台湾高兴。

陈伯达一向工于揣摸毛主席的心理，时常向田家英打听“毛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却没想到在郑州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痛苦至极。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倡导发动起来的，半年的时间就引发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而后马上开始纠正，也的确难能可贵。虽然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但是第一次郑州会议基本上划清了两个界限，批判了否定商品生产的错误观点，作为纠“左”的起点，还是值得记上一笔的。

“我现在的心情是‘国有流亡愧此生’”

郑州会议上初步议定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但毛泽东觉得还不够成熟。11月12日，给邓小平写信说：郑州会议不要发公报，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带到武昌会上再议。同日，又就相同内容致信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和各协作区负责人。13日，又致电刘少奇、邓小平，建议在北京开会为武昌会议做准备。

这几天，毛泽东在河南频繁地约集部分县委书记谈话。13日，离开河南，南下湖北。他在这一路开始描述乡下的“天下大乱”，说共产党正在“无偿地占有劳动人民的成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还从来没有这么的紧张”，农民正在联合起来坚决抵抗党的方针。

他给那些省委书记如火如荼的“跃进”大泼冷水，说他们是“务虚名而受实祸”，还嘲笑他们的经济建设只不过是小孩子的冒失行为。他鼓动下级把上级的命令束之高阁，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因为这些指标不过“吹牛而已”。甚至他对一向信任的吴芝圃也开始反感起来，此人仍然喋喋不休地大言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打断了他的狂妄：“你说十年过渡，我就不信。”

11月14日，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湖北孝感火车站。他先接见了15军的负责人。接着接见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副书记王延春、副秘书长梅白、还有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勤俭持家模范晏桃香、长风人民公社书记朱朝启等人。

梅白代表王任重汇报。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日子不好过，自己骗自己，这也许是下情不能上述。”梅白说：“彭真同志说主席对湖北年产600亿斤粮食要摸个底，允不允许讲真话？”毛泽东说：“就是要你讲真话。”

梅白开始如实汇报：“我刚从我的家乡黄梅回来。在黄梅我秘密调查了60个生产队。在端午节前的一个多月，平均每人每日只有4两2钱粮食。李家湾的支部书记说实话，平均每人每日4两4钱。黄冈地委还要从黄梅调出40万斤粮食，老百姓就要饿肚皮。我提议取消这个决定，经姜一和任重同时同意停止了调粮。从调粮情况看，我估计全省1958年能搞到200亿斤左右，至多220亿斤。”

毛泽东听后，既自责又伤感地说：“毛泽东啊毛泽东，脑子发热，决定一切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梅白讲完，孝感地委书记王家吉说：“梅白同志说的符合我们孝感的实际情况。

孝感县委书记王振民说：“高指标是中央压省委，省委压地委，地委压县委，一级一级压来的。”

这时，指定接见的妇女代表晏桃香来了。由于连日夜战，她感冒了。一到专列前就打了个喷嚏。卫士叶子龙怕传染给毛泽东，不让她上车。正交涉时，毛泽东见了，说：“快让她上来，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没有传染给我。来，小姑娘，请坐。”

晏桃香怯生生坐在对面。毛泽东问：“你怎么感冒了？”

“报告主席……”

“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说：“昨夜我开通宵夜车锄棉梗，天亮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之前我先吃了药的。”

“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300瓦电灯，还有20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女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

“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差十万八千里。”

“那么你想如何办呢？”

“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毛泽东转向劳模官木生。官木生说：“现在的生产指标，不造假不见报。省委书记都有责任，省压地委，地委压县，县压到我头上。我解放以来是劳模，都带头干，但是粮食产量我不敢带头，带这个头是无良心，老百姓就要饭。我们现在不实事求是，要求中央实事求是，事实上有的人已经开始饿饭了。老百姓担心：算盘一响，眼泪一淌。”

毛泽东动了感情，流着泪说：“你们要我实事求是，我就希望看到你们实事求是。我不该同意湖北600亿斤粮指标。600亿斤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好。这个问题不怪任重，不怪你们，怪我，怪我这个中央主席。”

基层干部和群众走后，毛泽东对省、地、县书记们说：“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唐代诗人韦应物有句诗：‘邑有流亡愧俸钱’，我现在的心情是‘国有流亡愧此生’。”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

11月15日，毛泽东到达武汉。毛泽东马不停蹄，连日约见中央和地方负责人。16、17日与谭震林、廖鲁言、王任重谈，19日，约见武汉、黄石市长，黄冈、襄阳、荆州、宜昌、恩施、孝感地委书记。20日，先约见周小舟、陶铸、李井泉、陶鲁笳，后约见陈云、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王任重。

11月21日，武昌会议开幕。这是一次有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且讲话。

毛泽东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做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人是睡觉的，这也是科学。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他就要把你整伤砸死。破除迷信以来，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大跃进发动过程中的成都会议，尤其是后来的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大讲特讲破除迷信，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迷信并没有加以限定，但是给人们的强烈印象就是一切常规都是迷信。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都与“破除迷信”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一片乱糟糟的情况下，毛泽东在武昌会议的这段讲话明显有着重新解释“破除迷信”的含义，虽然一方面仍然肯定破除迷信，但重点在后边，即要保护科学，要尊重客观规律。

在毛泽东谈到共产风的问题时，后悔和自责溢于言表。他说，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决议的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河南的影响，我们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进行五六年（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但办不到，要改一下。现在就是太快，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错误。照有人的意思是趁穷之热来过渡，认为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看来过渡还是时间长一点好，商品时期搞久一点好。

谈到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说：“谁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在我们这时发生了问题，赫鲁晓夫提出12年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讲得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说，2年、4年、5年、7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先进（他们2400万人中有800人在城市），而不是别的省。其次是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别人，不能单独进，那徐水、寿张、范县就要进，那不是太快了么？整个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10年？15年？20年？30年？苏联41年再加上12年，共53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人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9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

彭真插话：吃白薯，怎么进入共产主义。

毛接着说，吃红薯，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问题，要在党内讲清楚。

苏联在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很谨慎。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5亿多农民的年薪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

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对于降低人民头脑发热的热度，其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

对高指标要“压缩空气”

高指标也是大跃进的一个重要错误。毛泽东在纠正人民公社中共产风的同时，也开始考虑把高指标降下来。首先是把钢指标降下来。但是，相对于我国当时钢铁工业的实际生产能力而言，钢指标的下降还是比较缓慢的。

武昌会议，毛泽东一方面纠共产风，另一方面提出要对钢指标“压缩空气”。

1959年的钢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2700—3000万吨。

21日，会议第一天，毛泽东首次提出要降低1959年的钢指标。他说：“要总结经验，你搞这么一点铁，这么一点钢，要6000万人，我们中国究竟有几个6000万人？这个总不妙吧？是不是这样，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1070万吨，明年搞2141万吨，翻一番之外还有1万吨。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唱戏拉胡琴，转那个东西转得太紧，它就有断弦之危险。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

毛泽东提出了1959年钢1800—2200万吨的新指标。

对于“压缩空气”，参加会议的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薄一波等人是赞同的，甚至认为1800万吨的指标也根据不足。但是许多人并不赞成。

22日下午毛泽东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本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泽东维持3000万吨的高指标。

毛泽东提出的1800—2200万吨新指标，于实际仍然是空中楼阁，但是许多人仍然不能接受。由此可见，大跃进中，绝非毛泽东一人头脑发热，就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头脑十分发热，想冷下来也难。

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的第二次讲话中，再次做“压缩空气”的工作。他说：

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指标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是2700—3000（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一次是决定性的，问题是办得到办不到。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

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2700到3000万吨难得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个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今年搞到1100万吨，明年翻一番，是2200万吨。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与会的有少奇、陈云、小平、彭真、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陶铸、欧阳钦、张德生、林铁等同志），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

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将来又搞个马鞍形，那好，就开个全国大会。昨天晚上我们说，似乎1800万吨是有把握的，要经过努力。但是还有好几关没有过。

在做领导干部工作的同时，毛泽东也开始抓宣传舆论。11月22日，毛泽东找吴冷西、田家英谈话，要求他们赶快把他“压缩空气”的精神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要求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头脑发热。

2 再会武昌 纠超阶段革命空想

二上郑州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不能陷入超阶段革命空想”

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中央紧接着又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11月28日至12月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政治局扩大主要是为八届六中全会做准备，所以八届六中全会的主题当然也是纠“左”。八届六中全会的两个内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基本上是对已有纠“左”成果的总结和确认，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内容。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贯彻了纠正人民公社工共产风的主旨。

对于划清两个界限，《决议》指出：

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些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几种过程。

首先，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带上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但是这并不等于已经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现在全国农村已经公社化了，但是要在全国农村实现全民所有制，还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其次，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比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

对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决议》提醒人们不能陷入超阶段的空想：

但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以后才可能是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的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并将占在主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的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得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是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可能成功的空想。

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

为了解决急于过渡的问题，《决议》要求自1958年12月起，至1959年4月止，在农村进行一次整社，落实《决议》的精神。

12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从而将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新精神向全国公开。

12月9日，邓小平在作《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时，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建成社会主义的高标准”。内容如下：

1.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2.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电气化、机械化、钢的年产量至少在一亿吨以上；

3.彻底解决衣食住问题，达到郑州会议所设想的基本生活资料消费水平，建立成民点，解决住宅问题；

4.实现六小时工作制；

5.普及中等教育，使有条件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

6.基本上消灭了阶级；

7.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大大提高。

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这个“高标准”，其出发点是为了纠正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让人们不要把社会主义的建设想象得太容易。

贫富拉平“是掠夺，是抢劫”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制八届六中全会，经过紧张的工作，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1958年12月30日，毛泽东返回北京。

但是农村的形势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很快地好起来，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问题不断暴露出来。进入1959年，两个突出的问题越发显现出来，一个粮食、棉花、油料等作物收购任务完不成，销售量却大增，各地出现闹粮、油、菜不足的风潮；另一个是自秋收以来，普遍出现基层干部在农民群众支持下，搞瞒产私分。县、社一级干部在整社中对这种现象作为本位主义错误加以反对，但是却反不下去。

例如广东省雷南县，收获晚稻时，全县上报平均亩产千斤以上，但是征购任务派下去时，各生产队又纷纷改报低产，叫喊征购任务完不成，全县的平均亩产又跌至289斤，干部束手，群众埋怨，情绪低落，短短10天半月之内，形势急转直下，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县委下决心要把瞒产的粮食搞出来，集中全县的生产小队长以上干部4000余人开大会，迫使交出瞒产私分粮食共7000余万斤。群众则以暴力抗征。

对于农民瞒产私分，毛泽东早有耳闻。11月间，他对吴冷西谈到：“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仍然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他又说：“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

对于瞒产的原因，这时只是说农民为了多吃一点，很快他就发现问题比这深刻得多。

1959年2月23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河北、山东、河南、天津等地视察，对这类普遍现象深入考察后，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这是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毛病引起的。

23日，毛泽东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记报时指出：瞒产“是一条客观规律，是个什么样的规律，可以分析研究一下。”“现在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公社集体所有制一小部分，生产队集体所有大部分，也就是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

2月25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了解到山东省的劳动模范吕鸿宾的合作社的经验：用一张条子（开条子到生产队调东西），一把称（让人拿称去称粮食，群众普遍拭抵制，于是便翻箱倒柜），一顶帽子（“本位主义”）都不灵，于是，受了教育，改变主意，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一张布告（安民告示），一个楼梯（下决心解决所有制问题）从而解决了问题。

27日在与新乡、信阳、许昌、洛阳地委书记谈话时，毛泽东就将公社所有制的问题抽了出来。他说：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拉增是无理由的，“是掠夺，是抢劫”。

毛泽东在大量的现象中抽象出本质的东西，抓住人民公社内部所有制问题，并立刻着手纠正。

“三级所有 队（大队）为基础”

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

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多次讲话。他说：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认识，……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时面有几方面原因，但是我以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

郑州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规定了整社的方针，14句话，即：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

方级管理，权力下放；

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分配计划，由社决定；

适当积累，合理调剂；

物资劳动，等价交换；

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从人民公社内部来讲，“共产风”的主要问题就是所有制层次定得太高，定在了人民公社一级，抹煞了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贫富差别，这是“一平、二调”的根本原因所在，总而言之，就是公有制水平与农村实际生产力水平不相符。因此，第二次郑州会议规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质就是降低公有制水平，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所谓社有，只是公社的积累、社办工厂、社办工业的固定工人、公益金。

当然，当时还不可能认识到“家庭所有制”是最符合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的。对于“队为基础”的“队”，会议明确是指相当于人民公社化前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人民公社大小不一，这一级单位在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有些地方则是生产队。客观地说，基本核算单位定得还是高。

第二次郑州会议召开的同时，河南省也正在召开省的五级干部会议，中央郑州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反响十分强烈了。

许昌地区反映：“主席看透了农村情况，看透了农民的心。我们成天在农村，看不见问题的实质。在下边遇到很多群众怕上调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处理，老认为是群众落后，资本主义思想严重，这次听了主席指示，心里才开了窍。”

信阳地区反映：“公社化后出现的问题，到底也找不到什么原因，毛主席给找到了根啦！”

新乡地区反映：“咱想的和毛主席想的恰恰相反，咱们在批判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嫌农民不听话，主席天上是批判这个问题。”

郑州市反映：“瞒产私分——咱认为是本位主义，没了解事情的本质，这次毛主席指出是所有制问题，应该先批评平均主义。”

郑州会议后，有的地方领导干部出于种种考虑，不敢将郑州会议要点一竿子通到生产队和群众中。为此，毛泽东接连写了几篇《党内通信》，并且连续批发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安徽、河北、山东、四川、山西、福建，浙江等各省市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情况和经验。

3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写了第一封《党内通信》。要求“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议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大约需要开十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

毛泽东对于解决人民公社内部所有制问题，解决起来并不难，他大体判断“三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四月起，全党人民就可以一个意向地开展今年的大跃进了。”既然已经“情况明”，就应当“决心大”，没有必要拖拖拉拉。

3月9日，毛泽东批转《湖南省委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的简报》，他指示：“大会有公社三级干部，把方针一放，立即轰开，情况暴露，就是最好的调查。不必事先做调查，节省时间。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现在有了郑州会议的方针，只须将六级几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事有利。”

生产小队要不要有部分所有制？

按照郑州会议和毛泽东的亲身部署，3月份各省、市、区迅速行动起来召开了六级干部大会，随后各县也召开了五级干部大会。各地开会的情况纷纷以简报、报告的形式汇集到毛泽东那里。

广大干部群众对郑州会议的精神是忠心拥护的，但是一些问题在讨论辩论中各地仍有分歧。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应当放在哪一级。是应当放在生产大队（管理区），还是放在相当于原高级社的生产队？郑州会议虽然强调人民公社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但是在实际中，仍然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三包一奖”的居多，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的分配办法，或者只把生产权下放给生产队，分配权仍然掌握在生产大队手上。不但省和省之间意见不一，就是同省之内意见也不一。

3月10日，毛泽东来到武昌，在看各地材料时发现了这一问题，3月15日写了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第二封《党内通信》。信中说：

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到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是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

在这封信中，不难看出，毛泽东是倾向于维持郑州会议精神，将基本核算单位定在生产队，这符合基层干部的要求的。

两天后，即3月17日，毛泽东在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第三封《党内通信》中，又提出了要不要给生产小队所有制的新问题。这封信主要是部署“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大会“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

所有制问题，最初是公社所有制，继而退到生产队，现在又开始考虑生产小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连退两步。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确认了生产小队拥有部分所有制的方针，指出：

“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就是包产单位。为了提高这一级组织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作为包产单位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在少数地区，是以生产大队（或者管理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下面的生产队是包产单位。这种作为包产单位的生产队，同样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

“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是什么含义呢？文件的规定是：“生产小队向生产队包产、包工、包成本，超产部分，按照过去高级社实行的办法，上缴一定的比例给生产队，其余部分归本小队所有；节约下来的生产费用，全部归本小队支配。”“归生产小队所有的全部收入，生产小队除了可以把其中的一小部分留作本小队的公积金、公益金以外，应当把绝大部分，不少于总数的百分之九十的部分，分配给社员。”

恢复家庭副业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直至八届七中全会，在近2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志在纠正平均主义。但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农村中造成的后果并不会为几纸文件下来就立刻消退。

进入1959年4月份，正值南方插秧，北方春耕，农业的问题开始进一步暴露。问题之一，由于1958年严重的平均主义，人们对1959年分配是否能够“多劳多得”持怀疑态度，因而出勤率高，但干劲不大；问题之二，开始出现粮食紧缺问题。5月3日李先念在财贸书记会议上讲粮食库存问题时已经承认“我们现在是既无后手，又无余地，稍稍遇着一点风险，工作就很吃力。”而农村则出现了“每日只能供半斤粮，吃白薯秧的叶子的情况”。问题之三，由于粮食紧张，养猪数量大幅度下降。

为此，5月7日中央连发两条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6月11日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规定：

1.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2.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数量，可以按照人口计算，即人均不超过5%，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二分饲料地；

3.鼓励社员利用空闲时间和房前屋后、水边路旁的零星土地，种植庄稼和树木，收入归己。

《指示》指出：“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

一旦经济遇到困难，自留地就恢复；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就被视为“资本主义”。自留地的命运几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条普遍规律。此时恢复自留地，虽然应急色彩很浓，但也反映出在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3 旧账要算 不算难以教育干部

学习海瑞 要有坚持真理勇气

从“旧账一般不算”到“旧账一般要算”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乱刮共产风，原高级社大量财物被公社一级无偿占用。

第二次郑州会议时，由于刚刚认识到所有制问题是共产风的根源，但对共产风的破坏性的严重程度有些估计不足，当时认为“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

但是一个多月后，由于农村形势的日益严峻，毛泽东的看法变了。“共”各种“产”使农民对人民公社、对1959年的生产与分配心凉了许多。为了给广大农民一个交代，也为了教育干部，毛泽东决定要算旧账。

3月30日，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写了一个山西省县的五级干部大会贯彻“14句话”方针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后觉得是一份很重要的材料，当即加了一个《介绍山西经验》的标题，并在标题下写“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愈头昏”的按语。

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写了六处批语，作为会议的文件印发了。陶的报告中谈到，山西运城县五级干部大会宣布将过去一个时期公社一级扣用原高级社的现金收464万元全部退还给原高级社，许多社员听到了情不自禁的高兴得跳了起来。在这一段话后面，毛泽东写了一段重要批语：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会议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4月3日，毛泽东在湖北省的一个报告上批示道：“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干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同日，毛泽东在给谭震林的信中再次重申“郑州说的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点出了“算旧账”实质上要算两个方面的账：一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的矛盾，实质是纠正“共产风”、落实价值法则的问题；二是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要与社员群众算账，解决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实质是解决干部贪污、浪费问题。

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确认了“旧账要算”的原则，并具体提出了算账的八条原则。

退钱退物是个困难的过程，阻力主要来自公社一级，因为共产风主要是实行公社所有制“共”了各生产队的“产”。

许多公社党委书记虽然在口头上承认“一平二调三收款”是错误的，但是不承认有现钱。这其中，有的公社的确是把钱花光了，但大部分公社还是有不少现钱，就是舍不得拿出来。有的只想退一部分，有的根本就不想退，有的甚至倒算账，把收入都算公社的，开支都算生产队的，算来算去，结果反而是生产队欠公社的钱。

退物也同样如此。比如大车，有的党委书记说，我是拣坏的下放了四次，比如有1000辆大车，下放了几十辆，都是不好的，其余都留下。

毛泽东和中央对于退赔是下了决心的。在毛泽东和中央的三令五申下，许多地方采取了强制措施。例如河北省下令，三天之内大车一定退回生产队，否则撤职。

公社将钱物退还生产队，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湖北麻城县在万人退赔大会上，县、社当场开出支票，拿出现钱320万元，分别退还给生产队，以及大量的农用机械、牲畜、家畜、工具等。听到消息，60岁的老社员刘光启说：“毛主席的话，我都听，都说得对，可是有一个问题使我想不通，五七年我没有很好干活，还分得136元，去年大家都讲风格，我拼命做了5700多分，却只分得4块3毛钱，我三日三夜没有睡觉，去问队长，队长说：搞共产主义嘛！要讲风格，你还想个人发财不成？我想，毛主席真是这样整我吗？从此以后，我把每天不离身的粪筐扔了，这次听了政策，我明白了，毛主席永远是的，我骂了他，对不起党。”退赔后，老头又把粪筐找回来，每天起早摸黑地拣粪。

算账退赔过程中，暴露出大量的公社、生产队、甚至生产小队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的问题。

还以湖北麻城为例。这个县的宋埠公社116个生产队干部贪污挪用66116元，平均每人570元；

白杲城关公社116个生产队549个干部，共贪污87451元，人均159元；

三合公社一个生产队的会计就贪污816元。

尤其是生产队一级干部，普遍手脚不干净，甚至贪污十几块钱的已算是“清白干部”，贪污一两百块的相当普遍，多的在千元以上。宋埠公社歧亭六队共24名干部，有19个人共贪污2400元，五个没有贪污的都是不在家的，几乎人人有份。

河南也存在这些情况。河南省120万农村基层干部在算账退赔中，批评改正的是40多万人，开除、处罚了3600人，刑事处分的720人。

5月25日，中央的注意力转移到农业生产上来，因此对算账和退赔作出了重新安排，提出：“从现在起，集中全力搞好农业生产。还没有召开代表大会进行算账的公社，可以等到秋后或者其他农事间隙时间，再来清理1958年的账目，开代表大会改选干部。当然，要向农民解释清楚，账一定要算清，只是暂时停一下，以免影响当前生产。至于正在开会算账的，也不要突然停止，而要讲清道理，以后再算，并且组织专门小组，做好核对收尾工作。”

算账退赔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毛泽东号召学习海瑞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早已引起人民群众的痛恨，但各级干部们都极力维持“形势一片大好”的假象。造假成风，头脑发热的人乐此不疲，许多原本正直、诚实的干群也迫不得已违心说假话。

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山西省的县五级干部大会，由于宣布了言者无罪、不戴帽子、允许保留意见等宽松条件，基层干部的确是畅所欲言，牢骚怪话都放出来了。

但是就全国范围看，客观地说出实情、说出实话也十分困难。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四川的调查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1959年初春，田家英带领一个工作组来到四川省新都县崇义公社。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这个公社曾放出一个“亩产稻谷24000斤”的卫星。

“亩产稻谷24000斤”，这是个凭常识都可以判断出来的假“卫星”。但是要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这个重要情况，就不能凭常识作判断了。田家英决心把这个问题搞个水落石出。

他与崇义公社的干部社员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你们每亩田能产多少斤喃？”

“去年大春，我们的卫星田亩产24000斤！”

“真有那么多吗？”

“四川省广播电台都广播了的，那还假得了？”

“那么，一般的呢？”

“大概两三千斤吧，少说点，总也有一两千斤吧！”

田家英又问：“产量既然这么高，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饭涝清，还要吃连麸面呢？”

“丰收不忘节约嘛！”

田家英笑了。他问了许多人，回答都是差不多的。

产量究竟有多高，农民自然最清楚。可是在那头脑膨胀的年代里，谁要是透露出真情实话，谁就是给“三面旗”抹黑。谁不知道“左”比右好！因为说真话而摔跟头的人农村里也多的是，谁还愿意担风险呢？

要社员讲真话，谈何容易。

然而，田家英不是来走马观花的，他要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为党中央制订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他心中有数，需要的是进一步落实，查出真凭实据。要群众讲真话，先得解除群众的顾虑，还要有耐心。

这一天，田家英走出了崇义场，在街口遇到了相识不久的大队书记林功谦。他抚着林功谦，边走边谈。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终于被感动了，他沉重地说：

“田主任，说老实话，充其量只有650斤。”但当他抬头见到田家英身后还有本县的干部时，又转了弯说：“究竟是好多，我回去再查一下。”

“给三面红旗抹黑”、“现潮派”、“右倾保守”等一堆大帽子当空悬着呢！

干部们感受到这种政治压力，毛泽东是不会认识到的。他认为“三面红旗”本身并无问题，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一部好经被念歪了。

在1959年4月2日至5日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讲了工作方法问题，共16条：（1）多谋善断；（2）留有余地；（3）波浪式前进；（4）实事求是；（5）要善于观察形势；（6）当机立断；（7）与人通气；（8）解除封锁；（9）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10）要历史地观察问题；（11）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12）权要集中。权力集中在常委会和书记处。由他挂帅（13）要解放思想；（14）关于批评；（15）集体领导；（16）和各部的联系，特别是和工业部的联系要加强。

毛泽东有感于党内不敢讲话，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他特别地强调要提倡敢想敢说，不怕挨整的精神。

毛泽东善于借古论今。在他所倡导的工作方法十六条中，有两处引了两个古人论证敢讲真话、犯颜真谏的道理。一个是《红楼梦》中的“凤姐”王熙凤，另一个是明代名臣海瑞。

毛泽东说：列宁说过，要有反潮流的勇气，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要把心里话说出来。有些同志深怕对自己不利，这就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王熙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不要怕鬼，不要扭扭捏捏，要有骨有肉，有些同志中空气不健全，思想没解放，怕挨整，“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

毛泽东号召干部们“要有象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

关于海瑞批评嘉靖皇帝一事，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当时在军队干部中传达《工作方法16条》时，作过如下的说明：“我查了一下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故事，大概是这样：明朝嘉靖皇帝有个大臣叫海瑞，他看到嘉靖皇帝20多年不上朝，不关心政事，只顾打猎、游乐，大兴土木，建筑宫殿，荒淫无耻，劳民伤财，搞得民不聊生。海瑞就上表批评嘉靖皇帝这样做要不得。嘉靖皇帝看表很生气，看不好，不看不好，看着看着就叫他左右的大臣看住海瑞，不要让他逃跑了。左右的大臣就说：你不要怕海瑞逃跑，他上这表时，棺材都买好了，已经与他的妻子告别了，所有的家人也都打发了，他不会跑，他准备给你杀头的。以后把海瑞送到监狱。过了好几年，有一天，监狱官买来酒菜请海瑞喝，海瑞以为喝酒就是要杀头了，他就大一顿。吃喝完了，监狱官就说：‘恭喜你，嘉靖皇帝驾崩啦，你快释放了。’海瑞一听就哭起来，把吃下的饭菜都吐了出来。海瑞放出来以后，还升了官。”

肖华在传达中还说：“在封建社会，还有海瑞这样的人，不怕杀头、敢于批评嘉靖皇帝。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就是怕失掉选票，就是没有这种勇气。这个故事很深刻，后人写了海瑞传，叫做‘大红袍’，就是写海瑞的故事。主席把这本书介绍给周总理看。主席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只报好事不报坏事，去年的浮夸就是报喜不报忧。下面有严重问题不报上来，报上来的都是好的。如果根据报上来的情况制定方针政策，那就危险得很，就会犯大错误。”

毛泽东号召党员干部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怕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离婚、坐牢、杀头、勇于讲真话，这是对的。但问题是，为什么讲真话就会有撤职、降级的危险呢？正如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那篇长达8000字的发言中所指出的：“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言意见。”

毛泽东号召人们学习海瑞，他真的听得进逆耳忠言吗？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了“大跃进”，结果被打成“反党集团”，而这只是三个月之后的事情。对此，田家英、李锐都深有感触，认为毛泽东到了晚年，言行不一，出尔反尔，思想有时变幻莫测，令人心悸。

4 压低指标 指标高了反而泄气

纠“左”有成 可惜局面不能彻底

指标降低举步维艰

如果说毛泽东和中央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对“共产风”和两个平均主义的认识比较快的话，那么，在高指标的认识上却相当迟缓。

“大跃进”中的重要生产指标，主要是四大项，即钢、煤、粮、棉。由于“大跃进”的中心思想是要在钢产量方面赶超英美，以钢为纲，带动一切，钢产量指标的政治性很强。因此，钢产量指标的调整在各项指标调整中无疑是重中之重。

1958年底钢产量指标首次打破了只升不降的局面，1958年11月—12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决议》对1958年的国民经济发展作了不切实际的高预计，认为粮、棉、钢铁、煤炭、机械等主要产品都将比1957年增产1倍或1倍以上。在此基础上，修改了北戴河会议所拟议的1959年计划指标。规定：

钢指标1800万—2000万吨，比北戴河会议指标降低了900万—1000万吨。比1958年增长82%；

煤3.8亿吨，比北戴河会议上升了0.5亿吨，比1958年将增长56%；

粮食10500亿斤，比北戴河会议上升了500亿—2500亿斤，比1958年预计数7500亿斤增长40%；

棉花1亿担，比北戴河会议上升了1000万担或持平，比1958年预计数6100万担增长49%。

四大指标除钢明显下降外，其余指标有的继续大幅度上升，有的基本持平，平均比水分很大的1958年产量估计数量高出40—50%。

《决议》还要求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争取“实现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

八届六中全会对1959年钢产量指标的调整幅度是很大的，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已经开始注意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危害。但是由于北戴河会议初批的钢指标2700万—3000万吨实在太离谱，降低了900万—1000万吨仍然和实际情形相去甚远。

钢的指标虽然降下来了，陈云觉得还是难以完成，另外三大指标仍然很高，根本完不成。

为慎重起见，陈云建议四大指标以不公开为好，把这个意见向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说了，但胡乔木并没有把陈云的建议告诉毛泽东。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将四大指标向全国公布。

据胡乔木后来说，他这是保护陈云，否则到后来上海会议时，陈云也不能恢复名誉。

4个月后，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上，胡乔木把此事跟毛泽东说了，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

1959年1月，新年刚过，毛泽东请陈云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几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吃饭，彭德怀出席作陪。

席间自然要谈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陈云将自己的疑虑提了出来，表示武昌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提出：“1959年钢指标问题，我倾向降到1600万吨。”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

毛泽东明显地表示不悦。陈云再不多言，认为毛泽东又要他检讨。

1959年1月底至2月初，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2月1日，陈云在会上介绍了年初调铁计划的情况。他说：1月初，总理、小平叫摸一下计划，富春8号回来，10号开始讨论。在钢的问题上，一种认为可能，一种认为困难，我在计委、财经小组发言，都对困难看得多了一些，后跟主席反映过，说1800万吨好钢是不是能够完成？恐怕有点问题。

陈云讲了这些话后，就作了自我批评，检讨了一番。

在这种气氛下，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进一步的调整。

其实，毛泽东当时是有心改变高指标的，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对1800万吨的指标信心不足，认为“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对于陈云的建议，毛泽东从内心来说是赞同的，也希望他能出来说几句话。1964年9月毛泽东提起此事仍不免遗憾：“有时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1959年1月，我建议开会，这是陈云跟我谈了一次话的影响。开了一个星期的会，（指标）仍然不动。我的意思是降低指标。我希望陈云出来讲几句话，谁料他讲的是自我批评。”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降低指标是在急于求成的气氛十分浓厚的条件下进行的。

在这种气氛下，各部基本上都是站在高指标上要东西，互相将军，谁也不愿把完不成原订指标的责任算到自己账上，谁也不愿当“促退派”。冶金部门保证自己能完成钢指标，条件是要有煤炭和设备作保证；煤炭部门则说，煤炭产量保证上去，但得保证有足够的电力和机械设备；机械部门说，设备和采煤机械好说，可以生产得出来，不过得及时供应必需的钢材。

就这么鸡生蛋、蛋生鸡地绕圈子，谁也不说降低指标的话。

再退一步：内定指标1650

党内高级干部中的这种思想状况，到上海会议时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据参加会议的当时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回忆：

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召集六个大区的负责同志到他的住处座谈，通知的名单中也有我，但我接到通知晚了，去时正赶上吃午饭。在餐桌上，我正好坐在毛泽东同志的对面。由于我对分配给山西的高指标心里很不踏实，就情不自禁地说：“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四大指标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大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们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我的话刚说完，毛泽东同志就对着王任重说“你有同情者了。”我一时不得其解。接着，柯庆施就对着我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我当即回答说“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这时，李井泉也对着我说“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我说“现在的问题是，跳的再高也摘不到果子呀。”曾希圣说：“分配给我们安徽的指标，只要鼓足干劲，是能够实现的。因此，我们接受。指标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我用实例回答说“我们山西武乡县有一个党支部开党员大会，支书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亩产要搞800斤。党员们说‘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来好了’，说罢，党员们都走散了，只剩下支书孤家寡人。”

3月26日下午，薄一波在上海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在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泽东当即表示极为不满，他说：搞了10年工业，积累了10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98套（指大中型轧钢机），2月底还报可完成31套，结果只搞了16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搞那么多干什么？削它500项，如果不够，再削，削600项。

这时周恩来插话说：要有决心，头上要沾血。

毛泽东说：根本不要决心，干掉就完了。

周恩来说：这句话就是决心。

邓小平插话说：1000多个项目，一季度只有20多个投入生产。

毛泽东接着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1000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上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

3月28日，会议听取李先念作《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邓小平在发言中又提出了计划问题。

他说：“问题摆得很明白，即使1500万吨钢材，也不可能完成，所以存在危险。大家一致赞成这样一个办法，把计划定在确定可靠的基础上，宁肯超过，大家心情舒畅一点。想把我们的计划放在1100万吨钢材的基础上，包1800万吨（钢）。保重点，冶金部18个企业，是1200万吨，赵尔陆的企业是100万吨，吕正操的企业是40万吨。不下这样一个决心，计划有危险。

毛主席、周恩来都赞同邓小平的意见。毛泽东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

4月2日，八届七中全会的第一天，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讨论了钢、煤、粮、棉四大指标。

邓小平说：最后核定的钢的数字是1640万吨。即使搞不到1800万吨，搞1600万吨洋钢，那也比去年翻了一番，钢材1100万吨也比去年增加了80%，也并不丑。

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计划一定要有保险系数，统统打满不好，要留有余地，藏一点。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步步退却，就是因为不落实；逐步提高定额，超额完成；实事求是。

会上，王任重等人曾提出，应当公开修改八届六中全会的高指标，但是多数人都不同意。因此八届七中全会没有能对高指标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全会通过的1959年国民经济草案，四大指标中煤、粮、棉完全接受了八届六中全会的计划，即分别是3.8亿吨、10500亿斤和1亿担。钢指标也仍然维持1800万吨，只是对内提出“要好钢1650万吨”。

4月21日李富春向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提交讨论的1959年计划，四大指标和八届六中全会相比，纹丝未动。

毛泽东对农业高指标开始警觉

八届七中全会后，由于粮、棉指标已经公布，同时农村已经开始春耕、插秧，农业已经开始了1959年的“大跃进”。但是经过1958年一年的折腾，广大农民对高指标已经领教够了，因此生产积极性不高。

4月13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派往河北省昌黎县的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写了一份材料：《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及问题》。这份材料在谈到农业生产指标时反映：

包括基层干部和群众，他们对农业生产有科学的估计，人人心中有数。从果乡公社来看，1959年的农业生产用最大的努力可以比1958年增产百分之五十——七十（1958年比1957年增加百分之五十），每亩可产450——500斤（1958年308斤），再多没有可能，但上面分配产量指标是1200斤，距实际很远。公社按县的指标包产百分之七十，即亩产700多斤，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是空想和吹牛。这种脱离实际太远的指标，非但不起鼓励作用，相反起了挫伤群众生产情绪的作用。群众认为：“累死也达不到指标要求，生产多少要多少，不干也少不了360斤的定量供应”。他们对“没有千斤思想，不打千斤粮”的说法很有意见。他们说：“那你为什么不想一万斤呢？”干部则有这样一种说法，你敢吹我也敢吹，反正我不比你差，你说1500斤，我说2000斤，“法不责众”，省得被批判右倾保守。

公社书记们研究，为了鼓起群众的干劲，必须实事求是地解决产量问题，使群众心中有数，有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在讨论中，我想了个意见，对上吹，对群众实事求是。上面规定的产量指标给多少，认多少。但对生产队必须是既先进而又可以达到的目标，以鼓励生产积极性。讨论了两个小时，不敢这样做，怕被发觉后受批评。最后讨论了一种和农民达成协议的办法，这就是硬着头皮包产量，但在征购数字上和农民达成协议，即把征购任务固定下来，除交征购任务外，其余粮食归生产队。实际上就是将亩产指标变成一个不起作用的东西，使它不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现在看来，指标脱离实际太远，比没有指标要坏得多，因为它要伤害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王绍飞的这封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5月2日，他把这封信批给各省市区的党委第一书记们，要求“各地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

在这之前，4月29日，毛泽东写了第五个《党内通信》。这是就农业问题写给省、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们的一封公开信。他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的信确实是在唱低调。甚至在一些人看来是在泼冷水：

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在10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

1958年“大跃进”中的浮夸风、高指标，说到底，还是“上有所好，下必其焉”。现在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完全肯定了，对于浮夸风和高指标，毛泽东也越来越失去兴趣了。

陈云主持压缩钢铁指标，直言小高炉“劳民伤财”

钢1800万吨（内部1650万吨）的指标能否完成？许多人持怀疑态度。首先是国家计委自己就怀疑。

上海会议后，计委副主任贾拓夫组织人员，和国家统计局一道，核实了1958年四大指标的实际完成情况。结果发现，1958年好钢只有800万吨，煤3.7亿吨，包括一部分小煤窑的产量，粮食不到4000亿斤，棉花3938万担。

据此，1959年钢指标比1958年实际产量整整高出1000万吨，即使按1650万吨算，也整整翻了一番，要完成的可能性不大。

随后，根据这个结果，计委计划局局长廖季立受宋平和贾拓夫的委托，写出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严重的比例失调主要是钢的指标订得过高，产生了一系列矛盾；1959年钢产量计划是根本完不成的，大体可按1200万—1250万吨比较合乎实际。

1959年4月份后，工业问题更趋严重起来。主要是因为钢材生产上不去，使1959年第二季度分配钢材方案出现了450万吨的缺口，进而许多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被迫推迟。同时，由于计划一日三变，企业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分配到多少钢材，生产上无所适从。

本来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就对1959年钢指标能否落实心中没底，廖季立的报告自然很受重视。他们意识到，如果不作及时的进一步的调整，整个经济形势会更加混乱，因此决定由陈云负责，摸清实际情况，寻求摆脱被动局面的措施。

1959年4月29日至30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开会讨论经济形势，特别是钢指标问题。30日，周恩来在会上说：总想知道一点，摸不到底，心情有些苦闷不安。去年钢的指标是不可能完成的。上海会议和人大会议，又把指标提出，还是问题。要注意党在国内外的威信，向党提出的东西，自己没有把握。

在公开场合表露自己“心情有些苦闷不安”，这对周恩来说来，是很不平常的，说明情况的确不容乐观。

这次会议责成陈云拿了1959年钢产量的可靠指标和争取指标。

会后，陈云连续听取了冶金部的6次汇报。财经小组最后决定，按钢材900万吨、钢1300万吨的方案上报中央政治局决定。

5月1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厅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陈云钢铁指标的意见。

陈云报告说：“财经小组经常参加这次汇报会议的几个同志，富春、一波、赵尔陆同志和我，都同意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

同许多人只凭想象就敢拍胸脯的浮躁作风相比，陈云是冷静的。在这次会上，陈云详细地论证了完成指标各方面应当保持的关系。

他分析说，要生产900万吨钢材，就要求生产1300万吨钢，2000万吨铁，其中，炼钢用铁要1300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550万吨，另外还准备质量不好的次铁150万吨。然后，他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作了说明。

他说，生产1万吨铁需要3.5吨铁矿石，生产2000万吨铁就要7000万吨矿石。现有14个有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的大型采矿企业，今年可采铁矿石5300万吨，现有19个中型采矿企业，全年可采铁矿石800万吨，现有214个小型土法生产的采矿点，全年共可采铁矿石1000万吨，以上大、中、小三类企业合计，可以生产铁矿石7100万吨，能够运用的是7000万吨。

炼1吨铁平均需要1.5吨焦炭；炼1吨焦炭平均需要1.5吨洗煤；1吨洗煤平均需要2吨炼焦煤。因此，生产2000万吨生铁，就需要3000万吨焦炭，折合4500万吨洗煤，或者9000万至1亿吨炼焦煤。保证钢铁质量的关键是洗煤，当时洗煤能力的情况是，大型的机械化洗煤厂今年大约可生产1950万吨，新建的洗煤厂可生产550万吨，还要用土法生产洗煤2000万吨。炼焦能力的情况是，原有的大型洋法生产可以达到1000万吨，新建的机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如能如期建成，可以生产1000万吨，尚缺1000万吨，仍然需要用土法生产来解决。

关于耐火材料，全年需各种耐火材料420万吨，需原料600万吨。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20%，其余的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

关于运输，为了生产2000万吨生铁，除了要运输炼焦煤9000万吨到1亿吨以外，矿石、耐火材料等物资的运输量也是很大的。冶金部要求：铺设铁路支线和专用共500公里，铺设轻便铁路500公里，增加机车150台，增加车皮1500辆，还要增加一批小机车和矿车。

陈云在作了这样周密的分析之后，才得出结论：从钢铁工业内部关系来看，当年生产900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1300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陈云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他的报告有根有据，不由得人不信服。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都赞同钢指标定在1300万吨。

刘少奇在发言时反驳了“指标低了会泄气”的说法，这一说法正是许多死抱高指标不放的人的口头禅。刘少奇指出：

这个指标是不是泄气？指标高了气就足，指标低了气就不足？现在应当是泄够了，到了可靠的境地再鼓。这种气势必要泄，高了适得其反，鼓干劲要长期保持，要留有余地，不能每天12个小时，那样不能持久。群众的干劲要爱惜，不要浪费。指标定80%，有20%可能超过，群众干劲会越大。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如果说，把钢指标确定为1300万吨需要勇气，那么对小高炉的批评则更需要勇气。

小高炉（土高炉），是大炼钢铁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一直被作为人民群众的一项创举而充分肯定。实际上，土高炉不但工艺技术落后，生产出的高硫铁根本无法使用，还和大高炉争矿石、争燃料、争电力，并且成本极高，总之，“得不偿失”。但是大炼钢铁运动中，小高炉实际已经成为群众运动的代名词，对小高炉有看法就牵扯到对“大跃进”方针的态度，对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因此，许多人不是不明白，但是不敢提。

陈云在这次会上毫不客气地提出：高炉建设要贯彻大中小结合的方针，以大为主。小高炉要改进技术，有些要向大中型发展。煤铁资源缺乏和运输条件困难的地区，有一部分小高炉要停止生产，条件很困难的地方，不要再建小高炉。

5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1300万吨的钢指标后，陈云还专门就此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云再次对小高炉的问题提出了批评。

他说：小高炉炼了的900多万吨铁，含硫量超过冶金部规定的0.2%标准的，有40%在上，有的说至少有50%。这种情况不改变，将有400万—500万吨生铁含硫超过标准，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这是劳民伤财。

5月23日，陈云主持财经小组会议，宣告中央已经接受了1300万吨指标的建议。至此，钢指标的调整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徘徊之后，终于。敲定下来。

1300万吨钢并不是一个保守的目标。1959年又经过全民动员式的共同奋斗，庐山会议后“反右倾、鼓干劲”，才勉强完成了1387万吨钢。

纠“左”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经过几个月的纠“左”，随着问题的不断暴露，毛泽东开始试图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6月12～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他在会上说：去年的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发展，没有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现实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

他指出：去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是吃饭不要钱，敝开肚皮，吃多了。

他说，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

无情的事实使毛泽东的信心有所动摇。

他说：我过去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会议时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

自第一次会议纠“左”以来，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是像这样全面深刻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可以想见他此时的心情。他不由地慨叹：“事非经过不知难啊！”虽然毛泽东仍然执著于“三面红旗”，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对“三面红旗”中“左”倾错误的认识，也走到了八个月纠“左”以来的顶点。

然而，纠“左”并不彻底。高指标迟迟不能大幅度降下来，更不用说触动“三面红旗”本身了。

纠“左”是从纠正两个急于过渡开始的，中心问题是过渡时间问题。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首先是极高地评价和肯定了“三面红旗”，认为大跃进几个月的实践，找到了以钢为纲发展工业的道路，找到了人民公社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好组织形式，总之，“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在此前提下，提出纠正两个急于过渡。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地方性急得今天就实行全民所有制，明天就进入共产主义，造成严重的混乱，也打乱了毛泽东所设想的时间表。因此毛泽东纠“左”的实质，是纠正比毛泽东还性急的“左”。而他的两个过渡的时间表，也不过是15～2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而已。

对于“大跃进”，毛泽东是充分肯定的。毛泽东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无疑是为了更好地“跃进”，超英赶美的目标并没有放弃。

1959年6月22日，即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在河南视察时说过这样几段话：

明年钢恐怕要来一个‘马鞍形’。所谓马鞍形，也是还要增加，不是不增加。今年是3000不行到2000，2000不行到上海的1650，现在是1300。假如做到，或者超过一点，那么明年搞多少呢？明年可能只能搞1700万吨，连今年人民代表大会的指标还达不到，也可能今年1300万吨，明年增加500万吨，一年的指标2年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还有2年，后年还可以搞400万吨，就是2200万吨，再有1年，2600万吨，就超过英国了。

我看还是15年或者较少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超过英国，还提这个口号。主要产品不只是钢这一项，钢锭这一项大概第二个五年计划可以超过，还有品种，还有质量，比如优质的钢、机械。机械赶不上英国就不行，煤炭现在比它多了，钢铁赶上还要几年。

对于钢产量赶上英国，毛泽东只是增加了“品种、质量、含硫量”等纯粹技术性的要求，时间上，他仍然做着4-5年赶超英国的打算。

吴芝圃说：“去年“大跃进”不能否认，基本建设搞得很多”，毛泽东插话说：“那个东西否认不得，几亿人民群众搞的，你否认他们的成绩呀？”

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其实也是对“三面红旗”怎么看的问题。

其实当时形势已经很紧张，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继续加剧，各方紧张，农村已经出现了大面积浮肿、大量外出逃荒、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现象。

然而毛泽东虽然看到了问题，但并不认为形势有多严峻。他也承认有的省粮食的确紧张，例如湖北省，但“恐怕也是区域性的”，“就是这么几个省紧。其他省粮食都不紧，是副食品、日用品、工业用品比较紧张。……大家商量一下，究竟我们整个形势好不好？如果要亡国了，就当作亡国的局面来办。现在又没有亡国，这个国家还是兴旺的，有那么几个小泥鳅掀了一点浪，就以为了不起了，我就不信这个道理。”

庐山会议前这种在坚持“左”倾错误思想的前提下的纠“左”，当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且为后来党内矛盾的爆发，留下了深刻的根源。

朱德与毛泽东的口径不一致

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带领全党纠正“左”的错误。薄一波在三十多年以后说，“他头脑清醒得比我们早。他看问题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一旦了解了弄虚作假真实情况，就毫不犹豫地果断决策，工作效率之高，行动之快，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

这段评论是善意的，他讲毛泽东一旦了解真相，就果断决策，效率之高，行动之快，无与伦比，这符合事实。但是客观上说，除了毛泽东，谁有这种力量呢？假若毛泽东不觉悟，谁敢起来纠“左”呢？在有些问题上，毛泽东的确一针见血，抓住了本质。但并不是所有问题毛泽东的认识都比其他常委们看得深。关于公共食堂，供给制问题就是一例。

对于公共食堂，毛泽东的确把它看作共产主义的萌芽，而爱护有加。他对三国时的张鲁的原始共产主义政策很欣赏。1958年12月7日，他把《三国志·张鲁传》介绍给大家，他写下一段批语：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

12月10日，毛泽东对《张鲁传》重新写了一段批语，更加鲜明地把张鲁原始共产主义与人民公社相比附：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中下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张陵、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手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然而，这时，公共食堂已经陷入了困境。年高德劭的朱德元帅十分不赞同办公共食堂。

1959年2月17日，朱德视察广东，发现问题。他在同江门地委领导人谈话时说：“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

5月27日，朱德偕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林枫到了东三省。6月16日他在吉林视察时又对省委负责人说：“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加点菜和薯。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是多余的。”

6月20日，朱德、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大多数群众不愿意常年参加公共食堂。建议“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里做饭，愿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结伙”。

当天，朱德又向黑龙江省委负责人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还是让群众自己包，……全国六亿人口谁包得了？……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稳定巩固。”

回京后，朱德等3人又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应当鼓励群众自己修建房屋。

朱德的讲话，虽然没有文件下达，但其精神还是传开了。1959年夏天，发生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全部公共食堂的事件。他提出“三还原，两开放”，即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自由市场开放，集体所有制的渔塘开放。亲自帮助农民拆掉公共食堂的锅灶，这个县共解散了4000多个公共食堂。

对于无为县解散公共食堂事件，毛泽东勃然大怒。1959年8月10日，亲笔写下了《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的批语》。说张凯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这个批示发到全党，全党惊骇。分裂党指谁？明指张凯帆，实批朱德。8月12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常委会上讲，他担心“总司令可能闹乱子”，就是指朱德在公共食堂问题上，与毛泽东口径不一致。

1959年上半年纠“左”方向上表面一致的背后，潜伏着内在的分歧。

第六章 庐山风云

1 同登庐山 毛彭二人心境各异

“神仙”开会 估量形势意见分歧

上庐山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主持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决定，7月初在河南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内容有两个：一是总结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二是调整修改1959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不久，又将会址改为江西庐山，目的是使会议的参加者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远避酷暑尘嚣，过一段神仙般的舒适生活。因此，筹划中的此次会议，便被称为“神仙会”。

在北京安排好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关事宜后，毛泽东便启程南下。他先后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四省。6月23日，回到了湖南。24日，畅游了青少年时代经常“中流击水”的湘江。25日，回到了阔别32年之久的故乡。在韶山，毛泽东看望了众位乡亲，凭吊了早年逝去的父母的坟墓，在青年水库和韶山水库游了泳。是夜，毛泽东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写下了有名的《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在诗中，毛泽东表达了对故乡以及为革命牺牲的亲人们的怀念，歌颂了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革命和建设斗争及其取得伟大成就。这首诗，既表现了他的改天换地的豪迈气魄和浪漫主义精神，也反映了他在经过了8个多月的纠“左”，认为问题已基本解决、困难即将过去而产生的轻松愉快的心情。

6月28日，毛泽东到达武汉。随后，乘船到九江。29日晨，登上庐山。上山后，豪兴不减，又写成了一首《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在诗中，毛泽东一改1958年底前后纠正“左”的错误时的沉痛心情，对他发动和领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充满了自信，并以轻松风趣的向先贤发问的方式，将现实的他领导下的中国与陶渊明笔下虚构的桃花源联系了起来。据说，原来此诗之前还曾有一个小序：“1959年6月29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亦足见其轻松愉快之情。

与毛泽东不同，庐山会议上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彭德怀，却是带着焦虑和忧郁心情上山的。

1958年秋，在对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时，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些做法开始产生疑虑。在甘肃敦煌，县委书记向他汇报，全县8万人组成一个人民公社，所有生产资料无偿归公，有些富农不肯交出，将毛驴都杀掉了。彭德怀就对县委书记说，一县一社不一定是发展方向，公社并非越大越好，主要是看对发展生产是否有利。

1958年12月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彭德怀参加的是西北小组的讨论。在讨论公布1958年的粮食产量时，有人主张公布10000亿斤或9000亿斤。还有人甚至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彭德怀则直截了当地说“粮食没有那样多”。

武昌会议后，彭德怀即到湖南考察，在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了湘潭县和平江县。在家乡乌石公社，他亲自数计丰产田里的稻穗，估算每亩稻谷的产量。还看了学校、幼儿园和敬老院，了解了公共食堂低劣的伙食情况。在炼铁厂（小土高炉），他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为了炼那么一点铁，集中了社、队全部的壮劳力，丢开了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拆毁了社员的许多房子，砍伐了大片山林；为了收集原料，还砸碎了社员的铁锅等用具，实在是很不合算。在韶山，他了解到，尽管吃了偏饭，1958年也只增产14%。在参观平江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吃惊地发现了可怕的造假现象：竟然将1957年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生产数字，而将1958年的较低数字公布为1957年的生产数字。在平江，还有一位在红军时期伤残的老战士，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使彭德怀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在考察过程中，周小舟还向彭德怀介绍了湖南的一些情况。湖南全省共办起5万多个小土高炉，生了火的还不到一半，出了铁的就更少。农村的公共食堂，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方便，反而造成很多人力、物力的浪费。湖南的考察，对彭德怀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到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蒙古八国进行友好访问。在国外期间，他在会谈时很少谈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情况，表明他对此问题的态度已有所保留。在访问匈牙利时，了解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人民生活水平仍然比中国高得多的情况后，更增加了他对国内问题的忧虑。彭德怀专门从国外打电话给黄克诚，询问国内的经济情况。后来，他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赴庐山的火车上都说过：匈牙利每人每年平均吃到40斤肉，还出了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要请苏联红军镇压。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人好，农民好，党的威信高，不然出了匈牙利事件，红军可没有那样多。

彭德怀是和贺龙、李富春、习仲勋、陆定一、康生、张闻天、贾拓夫等一起，6月29日下午从北京出发，乘专列到武汉，换乘江轮到九江，然后坐汽车于7月1日晨登上庐山的。途中，他一直埋头阅读文件资料或凝神思考问题，一连几餐吃饭极少，工作人员不明原由，彭德怀批判车站护栏外衣衫破烂、满面菜色的许多灾民说：“这叫人怎么能吃得下去！”

彭德怀就是这样，怀着与毛泽东迥然不同的沉重心情上庐山开会的。

定基调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7月2日开始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人等，共69人。陈云和邓小平由于健康原因没有出席会议，彭真、陈毅、薄一波和黄克诚等人留在北京分别主持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关于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讨论的问题。6月29日，毛泽东在与几位协作区的负责人座谈时，提出了一些。30日，彭真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党，向将去庐山开会的各部委负责人作了传达。7月2日，在庐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再次讲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在两次讲话中，毛泽东共谈了18个问题。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又增加了国际形势问题。这样，就形成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讨论的19个问题。

7月3日上午，与会人员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小组，分别举行小组会议（西南组因人未到齐，未开会）。各小组组长（也是各协作区主任）欧阳钦、林铁、张德生、柯庆施、陶铸等传达了毛泽东要会议讨论的19个问题。其要点是：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不家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

二、形势。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

三、今年任务。

四、明年任务。

五、四年任务。

过去是重、轻、农、交、商，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6亿5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今年弄得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是否人大常委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增产量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要搞小转炉，铁不要搞土铁。

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八、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十、体制。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对下放要适当控制。

十一、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技术改造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保持20%也好。

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

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

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

十八、团结问题。

十九、国际形势问题。

毛泽东关于19个问题的讲话，实际上是一个基调讲话。他不仅提出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也给这些问题的讨论定下了调子。在这一讲话中，毛泽东虽然较前为多地指出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问题，较为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等的经验教训，正确地提出了调整指标、以农轻重为序安排计划、适当收回下放过多的权力和人民公社实行“三定”等主张，但是，他对“三面红旗”得失和纠“左”成绩的估价，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他仍然认为，1958年以来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需要继续坚持，问题只是出在工作方法上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绩是占主导地位的，应该充分肯定，缺点和错误只是一、二、三人指头的问题；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问题已基本解决，现在的任务是统一思想，加强团结，继续“跃进”。按照这一基调，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纠“左”方面的作为，只能达到总结八个多月的纠“左”工作和调整修改部分生产计划指标的程度。特别是毛泽东对“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和目前形势所作的“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估计，虽然在字面上与会者不会有多大的不同意见，但一经深入讨论，在对“问题不少”的理解上，就不可能没有分歧。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庐山会议上必然会出现一场争论。当然，这场争论后来演变成一次残酷的党内斗争，又有一些偶然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神仙会”的分歧

从7月3日下午开始，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各小组进行讨论。中央领导人分头（或派秘书）参加各小组的会议，听取意见。各组讨论的情况都及时整理成简报，印发给大家，以便于交流。

在7月16日以前，会议开得还是比较轻松的，确有“神仙会”的气氛。根据会议的安排，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晚上看戏或跳舞，星期天休息。开会之余，有人游览风景名胜，有人作诗填词。特别是毛泽东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由周小舟、胡乔木二人传出后，山上更是诗风大作。

各小组讨论的气氛，总的说来，也是比较轻松的。特别是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小组，与会者基本可以敞开思想，谈出自己的看法。在发言中，绝大多数人程度不同地指出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总结了出现问题的经验教训。还有些人检讨了自己的工作，承担了出问题的责任。

7月4日，刘少奇在中南组会上说，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的。凡事不要轻信，要有办法使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领导看好的多，估计偏高。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教训。

7月6日，朱德在中南组会上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我们对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够。办公共食堂，对生产有利，但在消费上吃了大亏。供给制是共产，工人还要发工资，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自负盈亏。食堂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要巩固起来。原则上回到家庭过日子。

董必武在发言中强调要在党内造成说老实话的空气，建议全党学习党章，每个党员应当对党忠诚老实。

根据会议简报反映，在讨论中，多数人认为，说“成绩伟大”没有问题，问题是大跃进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比如刮“共产风”，计划不周，忽视比例关系，不按计划办事，不注重质量，多快与好省分家，权力下放过多，百废俱兴，浪费人力财力物力，抓了重工业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等。

彭德怀参加的是西北组的讨论。在小组会上，他从7月3日到10日的8天时间内，一连作了7次发言或插话。这些发言或插话，后来在批判他时，被整理印发出来。其主要内容是：

7月3日上午：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把这些经验总结一下，不要丢掉了，但不要埋怨。

7月4日上午：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自我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及时发现问题，弯子转得快，如果没有郑州会议，经济会被破坏。

7月6日上午：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每个协作区、省要搞个工业体系，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的事情。

7月7日上午：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

7月8日上午：毛泽东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7月9日上午：农村4个月不供油，事实上办不到，这完全是主观主义。我一回国看到这个电报，就打电话提出意见，你们提了意见没有？你们抵制过没有？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7月10日上午：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在此期间，彭德怀还在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过两次插话。一次是在谈到全国粮食紧张的情况时，他说，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东欧各兄弟国家，除阿尔巴尼亚外，其他各国人民生活水平都比中国高，可是还出了匈牙利事件。另一次是在谈到全民炼土铁，地方已补贴20余亿元，国家还需要补贴20余亿元时，他说，这个数字很大，比一年的国防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购买消费物资，把它堆积起来，恐怕有像庐山这样高。毛泽东则说：不会有这样高。彭德怀接上说：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

虽然大多数发言者能够冷静地指出问题，总结犯错误的经验教训，但也有一些人，特别是1958年热度较高、错误比较严重的地方负责人，在发言中护短。他们强调的是“大跃进”的成绩，虽然也承认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但认为并不太大，出问题的责任也不在毛泽东和党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门，以至基层单位，而且，问题也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现在的问题是纠“左”泄了干部和群众的气，因此，应该强调鼓足干劲，继续跃进，不应老提过去的错误。

以上情况表明，在庐山会议初期的小组讨论中，与会人员在如何评价“三面红旗”的得失、怎样估计国民经济的困难和下一步的主要任务是纠“左”还是反右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

针对会上出现的意见分歧，7月10日晚，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会议，发表了讲话。次日，组长们向全体与会人员作了传达。

毛泽东首先谈到了如何估计形势问题。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龙云、陈铭枢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代，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的加重负担”。天津有些局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对这些党内外的议论，我们应该怎么看法？

他指出：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过去搞1900项基建，现在安排788个，这还是合乎多快好省的方针的，3000万吨不行，现在1300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但增加30%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关于成绩和缺点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总可以有70%的人在总路线下面。世界上将军没有一个不打败仗的，但是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好，有威信，两败一胜就差些。打了败仗，取得经验。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对这样形势的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他还说：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20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虽然也承认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但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是充分肯定的。他认为，从全局来说，缺点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而且，经过郑州会议以来的多次会议，“逐步认识了这些问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毛泽东还批驳了党内外对“三面红旗”的非议，强调把全党对形势的认识统一到“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三句话上面来，并指出“对这样的形势的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为了替自己的错误辩护，毛泽东还用了“付学费”、“世界上将军没有一个不打败仗的”说法。很明显，他是支持少数护短的人的意见的，与彭德怀等人对形势和任务等问题的看法有着很大的距离。

2 元帅上书 建议纠“左”更进一步

闻天发言 痛陈得失犯难直言

夭折的《议定记录》

根据毛泽东7月10日讲话的安排，会议成立了由胡乔木、杨尚昆、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五个人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会议纪要。13日，毛泽东又提出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曾希圣、周小舟六人。会议准备等纪要写出并经修改通过后，即行结束。因而，7月11日，中央办公厅的有关工作人员便开始了解与会者的会后去向，以便统一安排交通工具。

在起草小组中，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和李锐四人，无疑属于意见分歧的多数人一方，他们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有着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小组讨论中，周小舟、田家英和李锐分别发言，直率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田家英向毛泽东报送了他在四川蹲点写的关于浮夸风问题的调查材料。李锐在庐山会议前曾三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自己对工业高指标等问题的意见。周小舟则在1958年底陪同彭德怀考察时，就提出了对大炼钢铁和办公共食堂等的不同看法。胡乔木在会议初期的会外漫谈中，也与田家英、李锐等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和各小组讨论的情况，起草小组商定，纪要共写形势和任务、读书、宣传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体制问题、协作关系和协作区的问题、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过日子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等12个问题。胡乔木写总纲性的形势与任务部分，周小舟和田家英写有关农村的几个问题，李锐写综合平衡与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

7月11日晚，毛泽东与周小舟、周惠和李锐的轻松愉快的谈话，对写好会议纪要，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次聚谈，被毛泽东笑称为开“同乡会”，可见气氛之融洽。周小舟说，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书记挂帅”，权力太大。去年传主席的话，有些乱传，更增加了紊乱。会议还有压力，还是不愿多谈多听缺点。周惠也说，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为此，三人建议，最好将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个调子。这一意见，为毛泽东所欣然接受。李锐等人还建议，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挂帅为好，毛泽东也表示赞成，说陈云当总指挥好，有长处。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打袁绍，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

毛泽东在谈话中，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为得很。关于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的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许多事我都要负责，有些也真负不了。

也许是同自己信得过的人在私下谈话的原因，毛泽东在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方面，确实比以前大进了一步。这使周小舟等人很受鼓舞。李锐在后来曾说：“毛主席这夜同我们的谈话，对纠‘左’的许多看法，比头天在组长会的讲话还要明确，关于对粮食与钢铁的增产和高指标的看法，同我们是很接近的。因此，我们三人从主席处出来，都觉得心情舒畅，真正向老人家交了心，尤其小舟大胆讲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直接批评了主席，不仅丝毫没有引起反感，反而更加谈笑风生了。”

7月14日，胡乔木等人写的定名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的会议纪要草稿下发与会者讨论。

尽管《记录》草稿还是有不少缺点和不足，明显带有当时所不可能没有“左”的色彩和印记，但它毕竟反映了大多数与会者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认识，集中了他们的进一步纠“左”的意见。可以设想，如果庐山会议的结果仅仅是像原来所计划的那样形成一个会议纪要，那么，1959年之后几年的中国历史，就会不同于后来所实际发生的那种情况。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记录》草稿下发后两天，《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也印发下来讨论，会议的风向已开始发生逆转，就连纠“左”很不彻底的这一文件也遭到了非难而夭折。

彭德怀的“意见书”

对于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对“左”的错误的认识状况，彭德怀是不满意的。会议可能得到的最后结果，与他的期望更是有着较大的距离。因此，当听过毛泽东7月10日讲话的传达，得知会议就要结束后，彭德怀非常忧虑。他认为，“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鉴于小组讨论中出现的意见分歧，他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正如在1958年秋，人民公社刚成立不久，曾有一些人对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和按劳分配原则问题在认识上有些模糊，但是经过主席的开导，那个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由此，他产生了当面或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意见的念头。

后来被说成是“右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周小舟和张闻天，对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上山后，周小舟找彭德怀谈过两次。第一次是7月5日，周小舟谈了湖南的情况和他的看法，如人心思定，农民怕变；供给制只能占1/3，这属于社会保险性质；食堂决不能大办，劳民伤财，应以自愿为主；劳动生产率下降，同供给制过大有关；去年湖南粮产还是估计过高了，今年也只能争驻300亿斤；农业跃进推动了钢铁跃进；湖南“小土群”，搞了5万多个，有2万多没点火，等等。彭德怀则介绍了他在西北小组的发言，并表示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不能自由交换意见的忧虑。他说，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后不好说话了，周恩来、陈云犯了错误不好说话，朱德看问题不够清楚不便讲话，林彪长期没管事，情况不熟，邓小平也不便讲话。还说，他是政治局中还可以同毛泽东讲讲话的。说错了，如果主席生气，也无关大局，顶多撤销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也能当。不过，这是极而言之，他完全没有想到会导致后来那样严重的后果。第二次是7月12日上午，周小舟介绍了11日晚毛泽东同他和周惠、李锐谈话的情况，说他们讲话很随便，主席都听进去了，希望彭德怀有机会同主席谈谈，向主席反映一些情况。彭德怀则说他同别人谈话，总是谈不完全，言词生硬，容易顶撞人，怕引起主席的误会，因此想写信。周小舟说，那你就在西北小组的发言整理补充一下送给主席。彭德怀表示同意，并开玩笑说，你当了我的参谋了。

张闻天同彭德怀的交谈，次数则更多一些。1959年4月，他在去波兰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长会议时，搭乘的就是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专机，与彭德怀一起坐在前舱。在由北京来庐山的途中，又与彭德怀同在一节列车车厢。上山后，被安排在河东路177号别墅，恰与住176号的彭德怀相邻，两处相距仅几十米远。因看法相近，住处紧邻，二人常在一起散步漫谈，也相互拜访过几次。他们对“大跃进”以来的高指标、浮夸风等错误看法一致，对会议压力很大、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的情况深表忧虑，对几年来中央的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也有同感。彭德怀提出要给毛泽东写信，希望会议把问题摊开，搞得深一点，张闻天表示赞成。

7月12日上午，彭德怀前去毛泽东的住处——蒋介石、宋美龄住过的美庐，180号别墅，想当面向毛泽东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可是不巧，警卫人员告诉他，主席刚刚睡觉，彭德怀只好折返。一次面谈的机会就这样失掉了。

7月13日早饭后，彭德怀拿来几页提纲，向警卫参谋王承光口授信的内容，让其记录整理。彭德怀口述完后，即去参加小组会议，而王承光则根据记录下来的要点和彭德怀拟的几页提纲，开始整理起草信稿。当天夜里，王承光边起草，彭德怀边修改，忙了几乎一夜。7月14日上午，王承光把彭德怀修改的草稿，整理誊抄了一遍。之后，彭德怀利用午休时间，又对信稿作了一些修改。下午，王承光重新抄清后，彭德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傍晚时分，王承光先以电话联系后，当面将信交给了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后来在追问这封信的写作经过时，彭德怀为了保护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口咬定是自己用了13日夜1夜的工夫写成的，身边的参谋只是做了誊抄工作。王承光在抄信时，将信中的大炼钢铁“有得有失”，误抄成“有失有得”，后来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将“失”放在前面、“得”放在后面，是经过仔细斟酌的，他也没作任何说明和辩解。

彭德怀的信共有3000余字，分为两个部分：一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二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他指出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意见。考虑到毛泽东所可能接受的限度，彭德怀在写这封信时，还是有所保留的，并没有全部反映出他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在信中，他仍然肯定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高估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赞同了毛泽东提出的过高指标和“跃进”计划。在这些方面没有表现出与毛泽东有大的分歧。那么，在毛泽东看来，这封信究竟有什么问题？是什么方面的内容引起了他的极大不满？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除在7月23日的讲话的中指责过“有失有得”，“比例失调”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外，没有作过专门的回答。但对照毛泽东关于19个问题的谈话和7月10日的讲话以及他在“大跃进”以来的所作所为，似乎又可以从彭德怀的信中找到使毛泽东不满的原因：

第一，他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缺点错误及其后果的估价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允许的范围。对于大炼钢铁，毛泽东认为：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而彭德怀则说是“有失有得”，“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对于1958年错误的后果，毛泽东认为不过是使粮食紧张一些，买不到头发卡子，而彭德怀则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佧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彭德怀的估价，毛泽东自然是不会接受的。

第二，他对犯错误原因的分析给人以追究毛泽东的个人责任的嫌疑。对于1958年以来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和其他人都认为是由于缺乏经验，而彭德怀则说还有主观方面的原因，“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他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在谈到北戴河会议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办工业，以及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等一系列配套因素和相关问题，并说“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时，主语说的虽然是“大家”，但事实上主要是毛泽东所为。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和“15年赶上英国”的号召，彭德怀虽然说这些“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但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号召本身所致，并没有理解和执行方面的原因。信中指出的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问题，也程度不同地与毛泽东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信中说的对1958年的问题认识过迟，1959年继续跃进，“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等内容，更让人感觉似乎是直接对毛泽东进行批评。

第三，他用了最容易刺激人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提法。这一提法，列宁曾用来指责过犯“左”派幼稚病的人们，毛泽东也以此批判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领导人。而彭德怀在信中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其主要表现是“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和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这几乎等于是说1958年犯了同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性质相似的错误，而犯错误的原因同样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无论如何是不会为毛泽东所接受的。批判者们后来猛抓住这一提法不放，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除了上述几方面信的内容明显会使毛泽东不满外，历史上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关系以及毛泽东对此的认识，应该说也是对毛泽东的态度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说彭德怀是恨死了他的。接着，在八届七中全会讨论即将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人事安排问题时，不知彭德怀是因为受了毛泽东的批评而有意主动消除毛泽东对他的疑忌，还是他内心深处真的想改行从事其他工作，他向毛泽东提出，希望卸去军职去搞建设，结果，反被误解，毛泽东不悦地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给你个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不够吗？”彭德怀不好多说，接受了毛泽东的任命。还有，黄克诚回忆：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出于这样一些看法和认识，在看到彭德怀的有刺的信和有不恭之词的发言时，便很容易不从积极意义上去考虑和理解其基本精神，而是从其他的角度作出自己的解释。特别是在亲自树立的“三面红旗”已经受到党内外各方的非议和责难、已经被事实所证明不成功时，更容易如此。所以，彭德怀这样一个特殊人物，在这样一个时候，写这样内容的信，其命运如何，便可以想见的了。

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收到彭德怀的信后，毛泽东没有马上反击。而是在考虑两天之后，于7月16日给信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作了“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示，发给会议讨论。同时，他还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政治局常委开会，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常委会决定：将会议延长一周左右，让与会者把意见都讲出来。另外，通知林彪、彭真、薄一波、黄克诚、安子文等人上山。

7月1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重新分组，将原来按地区分的六个小组，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的六个小组。

第一组组长林铁，副组长宋任穷、江华；第二组组长柯庆施，副组长廖鲁言、甘泗淇；第三组组长陶铸，副组长谢富治、谭政；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萧华；第五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第六组组长欧阳钦，副组长江渭清、张国华。

在7月23日前的小组讨论中，赞同或者基本同意彭德怀信中意见的人还是不少的。7月19日，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说，我想，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所以在肯定成绩之后（这点是大家意见一致的），应该着重总结经验。得失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导总的来讲，成绩是伟大的，是“得大大多于失”的。这个思想，在这次会议上是一致的。但对于总结经验，揭发缺点，从而克服缺点或者对于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我看还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以为个人由于工作方面不同，接触的事物不同，因而看法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大家一块讨论，就可以达到一致。从具体问题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我看都是有的、要分别讲。

黄克诚是17日上山的，在19日第五组的会上，发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黄克诚表示同意毛主席讲的三句话和刘少奇说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认为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问题不少”这句话，两头是一致的。他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更足，更踏实。他同意《议定记录》草稿中讲的三条缺点，又补充了几条：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比例失调；第三，59年计划指标过大。对于人民公社，他说，公社制度是优越的，是进入共产主义的好形式，但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研究，去年搞公社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

7月20日，李锐在小组会上发言。他说，去年大跃进的成绩是极其伟大的。成绩是根本的。缺点虽然是一个指头，但有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对缺点和问题要讲透，不能讳言；目的是为了今后更好地跃进。去年6月到今年年初，确实有些反面意见很难提出来，很难展开讨论。这次庐山会议仍有不愿谈缺点不愿听缺点的情况；一谈缺点，就可能是否定成绩，这种压力还多少存在。彭总的信把一些意见提出来作为对立面，引起大家深入讨论，这种精神是好的。紧张形势是存在的，总的说来不是很快就能完全解决的。虚夸的问题也还没有完全解决。

一机部部长赵尔陆21日发言说，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但过去的一个短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略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以至造成这种后果，应该感到沉重。从这种心情出发，对彭总的信我深表同情，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建议书值得斟酌的是有个别问题的提法（如说缺点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分析不够，容易引起误会。

同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信中的某些语句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相当严重的。现在虽已大体纠正了，但完全解决还要做许多工作。缺点的性质，从理论上讲，只要有缺点错误，必然非“左”即右。“大跃进”中的主要倾向肯定不能说是右，当然就是“左”。彭总并未说党的路线就是“左”了。只说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这是对的。问题是处理的方法，目前可以不公开提反“左”，以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将来一定时间把执行总路线中右的和“左”的经验教训都总结出来，还是必要的。

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在发言中，表示同意彭德怀信的总的精神，认为会推动大会的讨论。他说：上山时，自己脑子装了很多问题，在西北组讨论时，感到缺点讲得不够，应该在肯定成绩下把一个指头的问题讲深讲透，从而得到教训。这些问题搞不清楚对今后的跃进是不利的。同时，既然已经分清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把缺点讲透了不会吃亏，否则还会吃亏的。

也有人不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直接提出了批评。7月21日，有人在小组会上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是头脑发热和虚报。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上有一点缺点、错误，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既是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有人在7月22日的会上说，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辞用字的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也是刀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看，对缺点的看法决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里把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否可靠。

此外，还有一些人，在发言中没有彭德怀的信直接进行评论。他们有的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问题，有的提出纠正错误的办法，也有人继续大谈去以来的伟大成绩，为一些缺点、错误进行辩解。他们各自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

彭德怀本人在7月19日的小组会上表示，请大家对他的信多提意见。同时，对于信的某些内容，他也作了说明。他说，这封信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个人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我对总路线的正确性一点也不怀疑，大家也不要误会我认为我们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我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

7月21日，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再次发言。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一些缺点也已经基本纠正，但有些思想作风上的毛病，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克服。因此，在肯定成绩之后，就必须正视缺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全党。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信是他听说15日要闭会，有些意见没讲完，心里放不下，仓促写成的，文字上、逻辑上有些缺点，没能够准确地表达本意。建议会后把信收回来，中央留下几份存入档案。

张闻天的长篇发言

在赞同彭德怀意见的发言中内容最多、分量最重、影响最大受批判也最厉害的，是后来被封为反党集团“副帅”的张闻天，7月21日在第二小组的会议上所作的长篇发言。

张闻天共分为13个部分：一、“大跃进”的成绩。二、缺点。三、缺点的后果。四、对缺点的估计。五、产生缺点的原因。六、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七、政治和经济。八、三种所有制的关系。九、民主和集中。十、缺点讲透很必要。十一、光明前途问题。十二、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十三、成绩和缺点的关系。

在发言中，关于缺点的后果，张闻天作了较多的分析，指出了《记录》草稿所讲的三个方面的缺点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生产和基建方面都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基建战线太长，新增工人太多，许多企业产品不配套，许多企业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在“共产风”方面，农村除受7000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产估计过高，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因而浪费粮食不少。“一平二调”，打击了农民积极性。生产无人负责，损失很大。以上这些问题，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张。不仅个人消费品的供应紧张，而且生产资料的供应，即生产部门内部的工业与农业之间、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供应关系也紧张。问题反映到财政金融上，是结余用完。一个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很危险；如果再发钞票，问题就更大。还有国家的物资后备减少了。钢铁如此，粮食也如此。还有，外贸也很紧张。经济生活中这些方面的问题，应该同整个比例失调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不能夸大，但是要重视。

关于产生缺点的原因，他说，同意《记录》稿所说，主要是缺乏经验。缺乏经验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但是，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研究哪些缺点难以避免，哪些又可以避免。这样，今后就可以避免重犯这些错误。否则，都讲客观原因，就总结不出经验，接受不了教训。

张闻天特别强调了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他指出，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听反面意见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他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张闻天的这一长篇发言，既指出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各种缺点、错误，又分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主、客观原因，而且，还从中总结出多方面的经验教训。虽是口头发言，但分析全面，论证有力，结构精当，言辞犀利。其对“大跃进”等问题的正确认识，可以说，达到了当时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特别是发言中对搞经济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要进行经济核算、要学点科学技术知识、社会主义要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不能让各省区都搞自己的经济体系、企业要保证厂长对生产的指挥权、群众运动要适应生产的要求、党内要造成使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空气等问题的论述，言人所未言，有着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但是，如同彭德怀的信一样，张闻天的发言中也有足以使毛泽东以至其他人恼火的内容：

第一，对“三面红旗”得失成败的估价，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所能接受的范围。在发言中，张闻天虽然原则上也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也说“大跃进”中缺点和成绩是一比九的关系。但这部分内容在发言中占极小的比例，其他绝大部分内容讲的缺点错误和经验教训。而且，在事实上，抽象肯定的成绩也被指出的大量的各方面的缺点错误及其后果所具体否定。张闻天还明确表示了他对跃进速度的怀疑，指出：“许多事情，要等待时间来证明。毛主席就讲，要证明总路线正确与否，需要10年时间。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到底怎样，还要做起来看，要等待事实来证明。现在不要吹”。这一切，不会不使人感到，张闻天对1958年以来工作的评价与毛泽东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说法有着很大的距离。

第二，明显地对毛泽东进行了直接和间接的批评。例如，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张闻天则说，在经济建设正是要找出相对平衡，利用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毛泽东针对张奚若的批评，在南宁会议等场合多次说我们就是要好大喜功，张闻天则说，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批判了“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提出要插红旗，拔白旗，张闻天则批评过去一个时期，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毛泽东在1958年8月视察天津时提出，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得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9月在视察武汉时提出的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张闻天则说，不能让各省、区都搞自己的经济体系，甚至一个工厂也要搞成既炼钢、又搞机械的托拉斯。这样做，据说是为了方便，简单，自己要什么就有什么，结果却是搞得质量降低，资金积压。这些批评，肯定会使毛泽东感到不快。在对他的个人崇拜的气氛已经很浓的情况下，其他一些与会者也不会接受。

第三、尖锐地提出了发扬党内民主的问题。张闻天关于党内民主作风问题的论述，是直接针对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关于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讲话的。毛泽东强调的是下级和被领导者要不怕杀头，敢于提意见，而张闻天则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在发言中，张闻天还大谈了听取不同意见的问题，指出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还说，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这些论述，恐怕很难不会使毛泽东和一些护短的人得出毛泽东只说不做、容不得不同意见的结论。

第四、对彭德怀的信表示了全面的支持。在发言中，张闻天不但肯定了彭德怀信的基本内容，认为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而且，还对信中一些敏感的、有刺激性的，在讨论中受到非难的提法进行了辩解，认为这些提法并没有什么问题。对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样一个最容易惹祸的提法，甚至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赞同，这自然容易被人怀疑、指责为配合彭德怀的“进攻”。

另外，同彭德怀一样，毛泽东对张闻天也有不少成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一度受过包括张闻天在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排斥和打击。虽然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毛泽东多次说过张闻天是“开明君主”，但也不免会有意见不一致和顶撞的时候。1939年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的指示后，张闻天就主张让毛泽东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在延安整风开始不久，张闻天主动要求在晋西、陕北作调查工作。但毛泽东对张闻天仍然是很不满的。直至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还说：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批评过你。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现在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这些看法，也不会不影响毛泽东对张闻天发言的态度。

对于发言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张闻天大概是没有完全估计到的。会后，秘书向他表示了对发言可能遭人批评的担心，张闻天说，有可能，但也不一定。发言组织得相当严密，不好攻。当天晚饭后，他让秘书把发言提纲送给彭德怀看，彭德怀也认为“讲得很全面”。他们都没有想到，一场突然而猛烈的风暴，正要向他们袭来。

3 风云突变 毛泽东发愤激之情

急转直下 揭发批判对事对人

毛泽东的反击

7月23日早晨，临时通知召开全体会议。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一篇扭转会议方向的讲话。他开头就说：他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毛泽东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毛泽东的讲话，洋洋洒洒，历时近三个小时，讲完后即宣布散会。在这篇充满愤激之情的讲话中，毛泽东至少向他的听众们表达了以下几种意思：

第一，对彭德怀等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讲话中，毛泽东逐一批驳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在信中和发言中用过的“有失有得”、“比例失调”、“供应紧张”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想法，把他们的意见与右派言论等同起来，视为“会内外接合”和“党内的外夹攻”，并把他们的问题说成是“方向问题”，是右的性质”，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还说他们“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距右派还有30公里”，“在关键时刻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这就表明，毛泽东对他们的不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态度。不过，也应该注意到，毛泽东此时的说法与后来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正式定性，还是有着相当大的一段距离的。在讲话中，毛泽东说“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尽管也说“究竟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重复了56年下半年、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还说“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他们与右派间的距离，也比在南宁会议上说周恩来等人的30米要远得多。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对彭德怀等人问题的定性是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的，后来将批判的调子大大升级，并决定召开中央全会对进行处理，似乎是批判过程中揭发出的所谓非组织活动，起了很大的促成作用。

第二，对拥护他的意见的人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在讲话中，毛泽东虽然首先指出了会议讨论中存在的“触不得”，“不让人家讲坏话”的倾向，劝这些人“要听坏话”，不论什么话都让讲”，但很明显，他讲这些话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劝他们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只不过是出于回击张闻天等人关于不让人讲缺点的批评的需要，并解释他自己在此之前既不反击也不让别人反击的策略考虑。他在讲话中说得很明白，他同某些人讲过，要“硬头皮顶住”，“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还说用的是整风时发明的名词。他公开为地方大员们“触不得”的行为辩解，说“他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五级会都要检讨。北京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他还为这些人撑腰鼓气，说：“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他还重申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对敌斗争原则，指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这里，明确地向拥护他的意见的人们发出了反击的号召。

第三，对游移于两部分人之间，态度不明朗的人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在讲话中，对两部分人的界限，毛泽东划得是很清楚的。在他看来。在党的领导层，在全体与会者中，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加入他为首的“多数派”，一种是支持彭德怀等人，不允许有态度暖昧的第三种人。他尖锐地提出：“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而且，他还重提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反冒进，并再次提出了党、人民和民族的团结问题。这里，实际上向发言不多的解放军将领们和态度不很明朗的一些人提出了到底跟谁走的问题，迫使他们尽快表明态度，作出抉择。

第四，为自己工作指导上的错误进行了辩解。对于出问题的责任，他不推卸了一些给李富春、柯庆施、谭震林、王鹤寿等人。此外，还用孔子也有错误、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马克思对欧洲革命高潮的预见不准、巴黎公社要讲经济核算也划不来、不能说现在的经济工作像1927年和1934年那样的失败，刮“共产风”使全国人民受了教育等说法，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和开脱。虽然，他也说自己有两条罪状，58、59年主要责任在他身上，但在说这些话时，又一再用“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典故，说“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其无后乎”等，明显是负气之词。而且，这些话，必然会增加人们对他的同情和对彭德怀等人的不满，一直因为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抗美援朝时在自己身边牺牲而感到内疚的彭德怀，也一定会感受到极大的压力。

对于彭德怀等人来说，毛泽东的讲话简直是如雷轰顶。散会时，彭德怀匆匆离开了会场，但刚刚走出不远，就被周恩来派人叫去开会。他回过头，看到毛泽东正与其他人一起向这边走来，彭德怀迎上前去，对毛泽东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回答：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彭德怀无言以对，默默地走开了。

黄克诚对毛泽东的讲话也感到十分震惊。他回忆：“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会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张闻天从会场回到住处，情绪也很激动。他一半忧虑，一半激愤地对秘书说：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说话？

李锐、田家英、陈伯达和吴冷西四人，在散会后沿山漫步，半天也没有一个人讲一句话。走到半山腰的一个石亭中，远望长江天际流去，近听山中松涛阵阵，大家仍无言相对。亭中有一块大石，上刻王阳明一首七绝，亭柱却无联刻。有人提议：写一首对联吧。李锐拣起地下烧焦的松枝，欲书未能时，田家英抢着写下了一首名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写完了，四个人依旧默默无声，沿着来时的道路，各自归去。

听完毛泽东的讲话后，情绪最为冲动的，大概要算是周小舟。由于他的坚持，7月23日晚，他同李锐、周惠三人前往黄克诚（黄克诚曾任中共湖南省书记，是他们共同的上级领导）住处，与黄克诚和偶然遇到的彭德怀进行了一段短时间的交谈。这次谈话，日后竟成了被反复追逼查问的他们进行所谓“反党集团”活动的重要罪证。

表明态度和立场

在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后，会议气氛急转直下，讨论的主题也在事实上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原来对“左”的错误认识不足、甚至护短的人，在得到毛泽东的坚定支持后，更加理直气壮，批判彭德怀等人的言辞日趋激烈；原来对彭德怀的信持同情态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抱有同感的人，在毛泽东表明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态度后，不得不检讨以前的言论，在支持毛泽东还是支持彭德怀之间作出不容犹豫和彷徨的抉择；至于彭德怀和张闻天等人，身为毛泽东所激烈指责的对象，面临巨大的压力，不管觉得自己的意见有多少道理，也只能被迫低头认错。

从7月24日下午开始，六个小组即分别举行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讲话。与会者纷纷发言，表明了各自的态度和立场。

有人在发言中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批评。他说，彭总信本质上的错误，是没有站在1亿5至3亿5的贫苦农民和9000万办钢铁群众的感情与要求方面来看问题。在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群众性的两件大事（一是大办钢铁运动，一是公社化运动），是历史上空前没有过的，而彭总的信中批评的锋芒恰好针对着这方面。

另有人在发言中说，我认为主席所说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的两大“罪状”，是从反面来讲的，是从敌人、右派、党内反党分子的看法来讲的。从我们、从全党、从全国人民来讲，这不仅不是“罪状”，而是两次伟大的功绩。这不仅是对加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贡献，而且，历史将会证明，这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也是重大的贡献。

还有人在发言中说，主席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话听了确实使我们心里难过。工作中产生的缺点，这是我们的责任，账不能算在主席的身上。主席对形势的三点估计（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应该三位一体来看。有人衷心高兴“问题不少”一句，到处扩大缺点，有人说成绩伟大问题大家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我并没有这种感受，我认为成绩说得不够。对于彭德怀的信，他认为，这封信的整个内容，应当肯定是错误的。实质上否定了“大跃进”，否定了总路线的正确，他特别指出，从党的历史上看，只要路线错误，就非要改造党的领导机关不可，因为历史证明，凡是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

除上述比较有代表性的重要发言外，还有一些人的发言，也表明了坚决拥护毛泽东讲话的态度，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主要言论有：

主席讲话是给几百万干部几亿人民撑了腰，给党内少数不坚定分子敲了警钟。

当前资产阶级动摇性，其实质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右倾保守是主要倾向，要长期同右倾保守作斗争。

有人对炼钢补贴40亿很心痛，他们只看到40个亿，看到黑暗那么多，而看不到积极的后果。

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些偏差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态度，是肯定成绩、纠正错误、巩固胜利、继续跃进呢？还是泼冷水？

彭总的信，属于大是大非、路线之争的重大问题。彭总和张闻天都是一味批评责难，有意夸大缺点错误的程度和性质。彭总不只一次地说，主席也热过，不过他比我们都冷得早。就是说主席也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就必然得出结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是群众自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上而下依靠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人为地搞起来。

以上，就是7月26日毛泽东批彭的调子进一步升级以前，各小组的会上发表的比较激烈的批彭言辞。从这些言辞看，尽管也有人将信的问题提到了路线之争的高度，但总体上还是把它看作是党内的不同认识的（当然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谈彭德怀的问题，也仅仅是限于信的内容本身，基本没有提及其他一些因素。

在这几天的讨论中，多数人的发言，语气是比较和缓的，只能算是一种转弯子性质的表态。下面摘引的几段话，就很有代表性：

对于彭总的信，开始只觉得观点有些不对头，说过啦，讲歪啦。现在看清楚了，彭总的信是有代表性。

对彭总的意见书，开始只当作一般文件看待。并未引起重视，只看出一些错误提法。经大家讨论，特别是主席报告后，越看问题越多。

对彭总意见书的认识，有个变化过程。初读，觉得过火，但大胆指责缺点，精神是好的，听主席讲话以后，才明确认识这个意见书是方向问题。

还有人在发言中，虽然不同意彭德怀等人的意见，但对他们写信和发言的动机，还是给予积极肯定的。例如说：

上次发言，我已说过，彭总的信不是词句的问题，而是总的精神上有问题，不同意信中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当然彭总的信，对于此次会议有贡献，推动了讨论。提出意见还是为了搞好工作的。有些同志忧心忡忡，但是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的某些错误思想应该检讨。但他们还是好意，是为了积极解决问题。

彭德怀同志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些是谁都无法否定的。他的为人也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写这一封信，引起争论，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我不能因为他过去的功劳而原谅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和他斗争到底的。这种斗争产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也不妨碍我尊重他在将来再作出成绩。

对于毛泽东的激烈批评和指责，彭德怀是有抵触情绪的。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后，在周恩来处开会时，他针对毛泽东的讲话，解释了自己写信的动机和考虑，表达了对受到错误批评的不满。在23日黄昏散步遇到聂荣臻时，对于聂荣臻的“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没有”的问话，他也说了句：“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表达了一种不太在乎的态度。聂荣臻耐心劝他：“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高度原则，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这实际上是让他主动检讨，以取得毛泽东的谅解。彭德怀虽然在情感上一时难以转过这个大的弯子，但对老战友的一番好意，他还是理解的，在冷静下来后，他充分考虑并接受了这一建议。25日，他一面向会议请假，闭门考虑怎样作检讨的问题；一面打电话给北京，让他的办公室主任和秘书上山，来帮助自己完成这个痛苦的任务。

在经过几天的认真考虑和准备后，7月26日，彭德怀在小组上作了检讨。他说：

由于我在思想方法有片面性，表现在信中对于如何肯定“大跃进”中的成绩和正确研究经验教训的看法是有错误的。

这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席参考用的，信中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信中的“有失有得”、“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都是不妥的或错误的。

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对我教育很大。现在会议快要结束了，建议会后请中央办公厅收回我7月14日给毛主席的信，存入中央档案，作为我今后思想检查的资料。

7月26日，张闻天也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承认片面地强调了或夸大了缺点，使人得到印象是问题很多，成绩不大。事实上，许多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有的正要去解决。主席说到立场问题、动摇问题，我是有这个问题的。我认为主席在这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最后，张闻天表示，愿意撤回在上次小组会上带有错误偏向的发言。

黄克诚也在26日作了检讨。他说，自己19日发言的缺点，还不在于多讲了已经过去了的缺点，而在于对当前党内思想的主要危险完全没有涉及，根本原因是嗅觉不灵。

周小舟则直到27日才作检讨性发言。他在发言中说对彭总的信，原说总的精神是好的，同意的，某些提法、语句可以斟酌。听了主席讲话，才认识到是方向问题，立场问题，才感到这封信是不对的。周小舟承认，上次发言是错误的。

至此，毛泽东批评、指责的几位主要对象，均已作了检讨，程度不同地承认了各自的“错误”。按照常规，仅仅因为认识上与最高领导人存在分歧，在服输认错后，批评和斗争也就可以结束了。但遗憾的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等人问题的定性进一步严重升级，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对事也要对人

7月26日，在批示印发《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整整10天后，毛泽东又向会议批示印发了《李云仲同志的意见书》，并写了题为《对一封信的评论》的长达2000余字的批语。

给毛泽东写信的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写信时任东北协作区委员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毛泽东在批语的一开头就写道：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

毛泽东在批语中认定：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他还强调了所谓“中间派”的问题，说“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

毛的批语必然会迫使多数批彭言辞和缓者，尽快改变自己的“摇摆”状态，摆脱“中间派”的嫌疑。

7月26日，各小组的会议还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这条指示与《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一起，使7月26日成了庐山会议的又一个关节点，此后，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达到了新的高度，批判的内容也由此前基本只限于信和发言本身，转为包括算历史旧账在内的全面的揭发和批判。

有人在发言中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不仅是个立场问题上的错误，而且还有个组织问题，其锋芒是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是向主席和中央发出的一个挑战书，是想以他的思想观点来代替中央制定的总路线。还有人甚至说，对党的猖狂进攻已经到来，以彭总为主帅，张闻天同志为副帅，他们两个发言都是带有反党纲领性的。

有的人的批判工作做得很细，说让秘书作了一个统计：张闻天的发言分113个段落，9000余字。第一个问题表示赞成对成绩说够共270余字，其余10个问题共8300余字，都讲缺点错误。用了39个“但”字，只有一个“但”字是好“但”，其余38个都是坏“但”。“比例失调整”13个，“生产紧张”12个，“很大损失”（或损失）108个。

有人说，彭德怀的信通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只讲反面教训，不讲正面经验；只讲冷，不讲热，把局部暂时的东西说成是全面的长期性的东西，把几亿干部、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还有人说，彭德怀的信定性（从分析形势到提出完整的一套右倾观点），张闻天的发言定量（夸大缺点、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冷潮热讽）；彭德怀的信是纲，张闻天等人的发言是目，纲举目张，互相配合。

彭德怀在会议初期小组会上的发言和插话中有些比较敏感和刺激的说法，也被人揭发出来。如：党内批评就不可过分吗？前次华北会议骂了我40几天的娘，现在把问题提得过分点，为什么不可呢？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什么都是“全民”！你要挂帅，难道过去不是你挂帅？要下毛毛雨，但送了材料你又不看。搞1070万吨钢，没有好好讨论，等等。

根据“不仅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在批判中开始清算彭德的历史旧账。有人说凡紧要关头彭德怀都是动摇的，总是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这次反对总路线，有其历史根源。有人重提延安华北问题座谈会对彭德怀的批评，说他拥护和执行第二次王明路线；从洛川会议到百团大战，在战略方针上与主席对立；对群众运动泼冷水；宣传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闹独立王国，不听党的话等。并进而谈到彭德怀的入党动机，说他是带着入股思想入党的。

在此形势下，那些在发言中曾说过彭德怀的一些好话的“中间派”，只能检讨自己“摇摆”的错误，赶紧向“左派”转变。有人说在主席讲话和写《评论》之前，自己在政治上害了感冒病，没有觉察到目前我们正处于内外夹攻的紧急关头，没有看出彭的信有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若不是主席及时敲起警钟，就有迷失方向的危险。有人说自己头脑里想的是“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的具体问题，到庐山来很想作些研究，对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新事物”——右倾思想的发展和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没有看到和感到，这表明自己政治嗅觉不敏锐。还有人正式发表声明，表示要收回过去发言中“彭德怀同志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的说法，重新对彭德怀作出评价：我看他不像张飞，倒有一点像魏延。

7月29日，毛泽东召集大区负责人开会，宣布要召开八届作中全会。大区负责人会开完后，接着开大会，毛泽东又作了简短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正式中委已到者过半数，考虑召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问题。他提出八届八中全会的议程有两项：一是更改指标。向人大常委会建议通过；二是路线问题。究竟采取哪一条好？显然，毛泽东是打算由中央丛会来对彭德怀等人的问题作出正式结论。

常委会的批判

7月31日和8月1日，在毛泽东住处连续召开了两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参加会议的有在山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四人列席旁听。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并主要由他来讲话，彭德怀答话，其他参加者发言较少。这实际上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参加、并有有关人员旁听的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谈话会。

7月31日的会，从上午10时50分开始，一直开到下午5时。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就提出现在是保护群众革命性问题，要反右倾机会主义。并说，总的估计是：胜败兵家常事，尤其是打败仗之后，要鼓励，不能泼冷水，否则官兵都不满。对于毛泽东的指责，彭德怀解释说，出乱子时担忧，信中所反映的是局部问题。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上几次战线斗争的情况，批评了彭德怀在这些斗争中的表现。彭德怀插话说，1934年1、2月间，我就已经转过来了，认为仍旧由老毛领导好。这是过去事实证明了的。这话同黄克诚说过。毛泽东又说，在几次路线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对此，彭德怀只说了一句：我61岁了。

毛泽东问彭德怀：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彭德怀回答：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这种分歧多。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

毛泽东质问彭德怀：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彭德怀回答：过去在江西时，对中央也上过万言书。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有思想革命。我这次的事，同过去有联系，要搞通。群众起来之后，如何保护其积极性的问题，认识很不够。

在毛泽东谈到公社化问题时，彭德怀说，一定说我代表中农，难以接受。还是对3亿5农民，1亿5老贫农，9000万人上阵发生的问题，出了点乱子，不可避免的偏差、缺点等，看得过于严重。一定要站在保护的立场，采取保护的态度。这是教训。

8月1日的会议，从上午10时开始，下午5时结束。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他讲的只是彭德怀信中的问题。未及讲完，毛泽东就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了句“隔靴搔痒”，使朱德不得不停止了发言。接下来林彪发言，林彪是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7月17日被当作“救兵”召唤上山。他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林彪的话虽不多，但他定性很重。

毛泽东从哲学高度对彭德怀进行了评论。他说，你这个同志，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你如果承认是经验主义，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现在好像讲经验主义舒服点。

毛泽东又说，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首先是去年冬天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出去考察，到了湖南。上海会议重心批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接着，毛泽东说出了他的担心和忧虑：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

在毛泽东的长篇讲话后，彭德怀对以下两个问题作了解释：一是“从国际取了点经”问题。说他出国，实在不想去。国防部长也不想当。在访问期间，只与罗马尼亚国防部长谈过公社所有制和分配制度问题，与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谈过手施人畜肥问题，其他政策问题都没谈过，不存在从国外取经的问题。二是7月14日信的问题。说信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些问题“带有政治性”等提法，不成熟，没有把握，信的作用不好。但写信时，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信是交给主席的，觉得会议就要结束了，写个信，请审阅、批示。写信原意是，有无参考价值，请斟酌。

但毛泽东不满彭德怀的解释。他说，此话不真实。张飞是我封的。你认为不好说的，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

接下来，毛泽东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有右倾活动。拉拉扯扯，一打一拉，要组织队伍。要瓦解党，这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简报》是中字报。今天谈这些，并非几天就能了解的，有的也许不适合你的情况。我这不是个人意见，而是相当多同志的意见。甚至庐山会议后，你还可保留。批评不能接受，可以顶回。论点不能接受，就不接受。交头接耳，扎根串连，都可以。

经过将近两天的常委会批判，彭德怀不会不明白，他的问题已远不止是写了一封内容有“错误”的信，已大大复杂化了。仅靠检讨认错，看来也已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恐怕还会有组织上的措施。因而在8月1日的会议快要结束时，他主动地提出了辞职的问题。但毛泽东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却说了一句：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

最后，彭德怀保证，不管对他作出什么样的处理，不会自杀，不会当反革命，可以种地参加劳动。

两次常委会结束后，毛泽东把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留下，又谈了一阵。关于谈话的情况，黄克诚回忆：主席要我们别再受彭的影响。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这一连串的会议给我的感觉是，主席要教育和争取我们回头。虽然我被认为是彭的亲信，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似还没有要定为“反党集团”的迹象。

在开常委会的过程中，各地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已陆续上山，该做的准备也都已做完，全会可以开始了。

4 召开全会 猛追逼军事俱乐部

通过决议 彭黄张周蒙受冤屈

“机关枪”和“迫击炮”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院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75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74人，另有14人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在开幕时讲了话，他提出，会议的议程，是讨论两个问题：即修改指标和路线问题。

毛泽东说，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是否需要修改，或者另换过一条，请大家讨论。因有同志怀疑。一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就出在“问题不少”上，发生了问题。他们想改换一下题目是可以的，就是什么问题？现在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问题，而不是别的。如刮“共产风”，三级所有制，落实指标等问题，还有没有？基本上不是这方面问题了，不是指标越落越低，越少越好，因为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庐山会议，这个时候，不是反“左”的问题，而反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缺点错误确实多，已经改了，但那不算数。他们抓住那么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想把结论引导到路线错误方面去。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不但为全会规定了反右倾这一主题，而且，还将彭德怀等人的问题，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这就为全会开展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斗争，定好了调子，指出了方向。

八届八中全会的大部分时间，是举行分组会议，由各个小组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揭批。已开始指导有关人员起草会议决议等文件的毛泽东，照例不参加分组会议，他自有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可以随时了解、掌握会议的情况。而对于会议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他除了在必要时召集大会发表讲话加以规定和指导外，则主要靠不断批示印发文件、材料等进行影响。在准备和举行中央全会期间，毛泽东向会议指示印发了许多文件，写下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全会揭发批判彭德怀等人，提供了“机关机”和“迫击炮”，也对会外全党、全国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7月31日，毛指示印发中共鞍山市委关于鞍钢当前生产和群众运动等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8月7日，毛还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以中央名义正式下发的这一文件明确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在一小部分干部中，右倾思想又开始抬头和滋长起来。并且以各色各样的形式，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妨碍人民公社的巩固和顺利发展，妨碍建设事业的跃进，妨碍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文件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8、9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厉行增产节约。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

8月10日，毛泽东印发安徽省委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毛泽东在批语中对彭德怀等人的定性更加严厉，他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

8月12日，毛指示印发辽宁省委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指示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批语说：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快，步骤也好，成效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8月15日，毛指示印发了一份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材料。这是在北京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位领导与其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摘编的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毛泽东在批语中称摘编者们，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他严厉地责问：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子”，“一转弯就是180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

8月16日，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中，把与彭德怀等人的斗争进一步定性为阶级斗争。他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以上，就是八届八中全会准备和召开期间，毛泽东写给会议的主要指示。这一篇篇简短的文字，对于揭批彭德怀等人，不仅起了“机关枪”和“迫击炮”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确定了调子，指出了方向。历时半个月的八届八中全会，就是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开展对彭、黄、张、周的揭批斗争，并进而对他们作出结论和组织处理的。

揭发批判和追逼“军事俱乐部”

从8月3日至8月6日，全会连续举行分组会议，与会人员被分为六个小组，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等人进行揭发批判。为了让刚上山的人了解此前会议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具体情况，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8月4日晚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个通气会，由在山上的除毛泽东以外的其他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刚上山的人介绍7月初以来会议发展变化的情况，特别是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彭德怀等人“错误”的认定。

8月4日晚的这次通气会，开了三个多小时，应该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几位常委们把全会开始前批判彭德怀等人的主要情况，基本都介绍给了刚上山的人们。如果此前有人真的是因为不明了会议的形势而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的话，那么，在听完常委们的讲话后，恐怕就不会再不识时务了。

下面摘录的，就是批判发言中一些比较典型的言论：

彭德怀同志的信与张闻天同志的发言，是一个向总路线进攻的纲领，他们企图以这个纲领来代替党的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其目的是企图分裂党的团结，实现他们的恶毒阴谋。

彭德怀同志这次向党进攻，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是不是洋人的影响，对他有支持和促进的作用？在他出国期间，恰巧我们的外国朋友对公社有意见，对“大跃进”有怀疑，有的惋惜，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彭德怀同志否定总路线，就是否定中央领导。彭德怀的信上说一般不追究责任。意思就是特殊的还要追究责任。既然领导错了，路线错了，就得改组领导。不过这下半句他没有写出来罢了。如果他第一步成功，第二步他就会提出来的。

这次事件，彭德怀同志是主帅，黄克诚、张闻天两同志是两相，兴师动众，向着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猖狂进攻，这是一次非常恶毒的篡党阴谋。如看不到篡党阴谋的危害性，不坚决揭露和粉碎这种阴谋，对重病不下重药，不改造这些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分子，而照样地把他们留在党内，留在党中央，并且让他们继续掌握军权，后患如何，就很值得警惕。

在如此严厉的批判之下，被批判者只有检讨，别无他法。而且，还不得不在检讨中对自己的“错误”上纲上线，以尽可能接近批判的调子。

彭德怀在8月6日的检讨中承认，他7月14日的那封信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从右的立场出发。实质上向广大干部泼了冷水，向几亿人民泼了冷水，对毛泽东同志作了错误的批评。他还承认在过去的几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其原因主要是旧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很对树立起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盘据在头脑里，使自己在革命的重要关头，往往不能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而发生动摇。

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和周惠、李锐等，也以较前为高的调子，对自己在会议前期发言中的“错误”进行了检讨。张闻天还于全会开幕的当天，在秘书的帮助下，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检讨，承认自己犯了“政治性的严重错误”。8月3日，他在送出检讨的同时，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自己确是患了一场政治的急性寒热症，经7月23日当头一棒，才如梦初醒。

不过，在8月7日以前，彭德怀等人基本上还只是检讨自己在言论中及历史上的“错误”，承认其所造成的“危害”，分析思想认识上的根源，并没有承认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有组织的“军事俱乐部”。这样的检讨，与毛泽东所定的调子有着较大的距离，自然不会为毛泽东和一些积极的批判者所满意。因此，还必须进一步追查出彭德怀等人在组织上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召开中央全会的既定目的。

为了便于追查“军事俱乐部”成员在会议期间及会议以前的交往等活动，8月7日，会议对原来的分组进行了调整，分别以第二组、第四组和第五组为基础，将六个小组合并成为三个“临时小组”，每组扩大为50人左右。第二组组长柯庆施，曾希圣代，副组长廖鲁言。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萧华。第五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组员也根据揭发批判的需要进行了调整，彭德怀在第四组，组员有一半是军队的干部。张闻天、周小舟在第二组，黄克诚在第五组。三个组分别对彭、黄、张、周等人的交往与联系进行追查，发现重要情况，则在组与组之间随时通气，以至让当事人当面对证。

彭德怀被认为是“军事俱乐部”的“主帅”，自然是会议追逼的主要对象。在8月7日以后几天的小组会上，批判者们追问最多的是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彭德怀在东欧访问期间的活动言论；二是7月14日信的写作经过。对于前一个问题，彭德怀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他在国外访问的情况，说在国外没有谈过什么公社问题，在阿尔巴尼亚见过两次赫鲁晓夫，只谈了些阿尔巴尼亚的重要性和建立基地问题。在罗马尼亚见过崔庸健，谈过10分钟，系拜会性质，在罗、保都谈过一些农业问题，他们都说要向中国学习。这些问题回来向常委会汇报了。对于后一个问题，彭德怀为了保护他人，一口咬定信是他自己写的，写好后只让参谋誊抄过，没给他人看过，写信前也没同任何人商量过。

这样的回答，当然不会使批判者们满意。他们不断地追逼，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彭德怀承认，他在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前、以及高岗、饶漱石事件时的一系列言论和行动，都是为了赶毛泽东下台，以使自己取而代之。在这一点上，彭德怀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步。在8月7日下午的小组会上，他同批判者们发生了争吵。他质问批判者：现在如果把毛泽东赶走，我上台，你们能举手吗？还说，我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可不能那么讲。

由于黄克诚过去在红军时期就是彭德怀的部下，现在，一个总参谋长，一个国防部长，又共同领导、负责着人民解放军的工作，因此，在批判者看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黄克诚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员。既然在彭德怀身上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那么，要想找到认定彭德怀等人为“反党集团”的证据，就只能够在黄克诚那里打主意。

会上的追逼和会下的劝说，给黄克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在时过20多年以后说：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入睡。

8月10日上午第五组的会议，在追查“军事俱乐部”的活动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黄克诚对这一次会议的印象大概是十分深刻的，他在《自述》中作了比较具体的回忆。他说：

大约在8月10日，组里正在追问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我那里到底谈论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着李锐到我这组来参加会议，我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键问题是议论毛主席像“期大林晚年”那句话。我深知他们当时很冲动，又都是一贯忠于革命事业的正直诚实的人，所以并不认为这话有什么了不起。但后来会议情况变得紧张、严重，我也明白这话必被误解。早些时，我曾劝过周小舟：23日晚你们出门便碰见罗瑞卿，定会引起注意。你们说过的这句话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们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小舟说：不行了，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因此，我也只能保持缄默。但这件事在我心里是个疙瘩，说不得，说了会加害无辜；不说又是隐瞒，作为一个中央委员，也觉得良心上不安。而且，越拖越久，不是显得“心虚”，显得事情严重么？组里正在穷追此事，我想，人家指明问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对组织隐瞒，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并说明我认为说话人并无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

这就像爆发了一颗炸弹，全组立时哗然。我的解说毫无用处。他们又追问是谁说的？我当时并没对这话特别在意，实在记不清哪一个讲的。这时看到李锐，以为他说了此事，心想以他的为人，一定会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就说：可能是李锐说的，但也记不准了。后来周小舟自己承认是他说的。

在此前的小组会上，周小舟也受到了多次审讯式的追逼。他交代了在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前与彭德怀交往的一些情况，承认他向彭德怀讲过的一些话实际上起着给他提供材料的作用，与他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也有共同之处，但不承认自己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但是，既然承认与人议论过“斯大林晚年”问题，不承认自己是“反党集团”成员也就无济于事了。

作为“军事俱乐部”“副帅”的张闻天，在严厉的追逼之下步步后退，最后也不得不将他与彭德怀的一些议论和盘托出。在张闻天交代后，8月10日，彭德怀也只得证实，张闻天讲过主席是斯大晚年的问题。

追查出彭、黄、张、周等人议论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一事，对与会者的影响是很大的，不少人感到十分震惊和不能容忍。在毛泽东的威望非常崇高、党内外对他的个人迷信已日渐滋长的情况下，彭德怀等人居然将其与晚年的斯大林相提并论，自然会被许多人视为大逆不道，有政治野心。他们不能不表达自己对彭德怀等人的愤慨之情，对其进行严厉的谴责。即使是原来在批“右倾”时对彭德怀等人有一些同情之心的人，此时恐怕也改变了态度。因而，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议论，对本来已经很激烈的批判会，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彭德怀等人受到了空前的孤立。

彭德怀等人的“非组织活动”被基本查出后，“反党集团”案也就可以定了。

毛泽东的结论和彭德怀等人的检讨

8月11日下午，全会举行大会，毛泽东发表了一个他自己称之为“批判文章”的长篇讲话。在讲话中，他全面批判了彭德怀等人，提出了处理他们的问题的原则性意见。这篇结论性的讲话，直接指导了全会最后几天的定案工作。

他首先从世界观、人生观问题讲起。他说，彭德怀同志是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是经验主义人生观、世界观问题。中央常委和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我们说了我们的观点。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同马克思主义相违反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或唯我主义。他所以犯错误，是世界观有问题。我感觉他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改变过来。

接着，他分析了他认为的彭德怀等人的阶级属性。说他们不是马克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他们是参加的，他们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不“左”即右。是我们党内同盟者，挂共产主义者招牌，他们那个党员称号不合乎他们的实际。

毛泽东还把彭德怀等与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说历史上他们参加过多次的分裂组织。彭在历史上最严重的是参加高岗集团。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好在搞得快，因此抢救了一些同志，再迟半年、一年，我看不晓得怎样了，就是要按高彭饶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即中国这个世界。

毛泽东提出彭德怀等人的职务是否需要变动的问题。他说，德怀同志提出辞职，不干这个国防部、军委工作了。这个问题究竟怎么办？究竟彭德怀同志干不干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干不干总参谋长？请同志们考虑。工作是要给的。究竟是照样不动好，还是改换工作好？还说，我也不赞成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更不赞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有几个反对派，我看有好处，可惜太少了一点，只有一个半，一个政治局正式委员，一个候补委员。

关于全会要形成的文件，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搞三个决议、一个公报。三个决议，就是一个增产节约，公开发表的，鼓足干劲，增产节约，争取下半年完成任务。要反对右倾思想，不要松劲，要鼓干劲。第二个是党内的，叫“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这个不指名的，发到全党去讨论，分析现在党内的情况，也不具体指庐山有什么“俱乐部”。第三个就是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作个决议。这个决议，大体上我先讲下方针：就是他犯了错误，允许他革命，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个决议我们准备不要发广了，发到县一级、团一级干部，不在全党去讨论，只要有这样一个处置，就保障了我们的党没有危险。如果他们继续进行分裂活动，那一直发下去。再闹乱子，那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再一个公报，讲改变指标，以及形势、情况，无非是鼓足干劲，确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好。

根据毛泽东在8月11日讲话中宣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会议日程的安排，8月12日全会休会一天，以使彭德怀等人和其他有关人员为大会检讨和发言做准备。8月13、14、15日三天，全会连续召开大会，由彭德怀等人检讨，其他人继续对他们进行批判。

首先在大会上作检讨的是张闻天。他在检讨中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他承认，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有目的，有组织，有准备，有活动的，自己陷入了军事俱乐部。对于这次犯错误的原因，他分析：一是思想上右倾，过份看重“大跃进”中不可避免的缺点。二是教条主义的老原虫复活。三是有宗派主义情绪。张闻天表示，毛泽东的路线是已经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路线，不能有任何怀疑，庐山会议证明了谁不跟毛泽东走谁就会犯错误。今后要老老实实做毛泽东的学生，定要站到中央、毛泽东方面来。

第二个作检讨的是彭德怀。他在检讨中说，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论，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我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他表示：要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最后，彭德怀自请处分，请求撤销自己担任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职务，另行分配党认为适宜的工作，并表示愿意接受党的任何处分。

第三个作检讨的是黄克诚。他承认，自己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进攻。发言的主要错误在于，对“大跃进”的伟大成绩估计不足，对“大跃进”中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和缺点所引起的后果看得过重，把人民公社和“共产风”混淆起来，把整顿后的人民公社和原来的高级合作社的性质等同起来。而之所以犯这些错误，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一贯右倾的思想根源。

周小舟没有在大会上作检讨。这大概与他不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有关。8月11日，可能是因为在当天的大会上被毛泽东批评为“不给你交心”，周小舟找毛泽东谈了一次。谈话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毛泽东在8月12日晨写给周小舟的信中，说昨谈甚快，要周小舟将昨日所谈全部情况和意见书面写出，因此，8月13日周小舟遵嘱写出，8月14日被印发给大会的给毛泽东的信，应该说是反映了周小舟与毛泽东所谈的主要内容。在这封信中，周小舟汇报了他与彭德怀等人在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前的交往，交谈等情况，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感兴趣并要他写出来的主要东西。在信中，周小舟也检讨了自己的“右倾思想观点”和“发生严重动摇”等“错误”，但仍不承认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

从以上摘引的一些材料看，彭德怀等人虽然在高压之下不得不违心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在定性方面尽量接近批判者的调子，但还是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没有完全适应和满足批判者们的需要。特别是彭德怀，不承认自己是野心家、伪君子，不承认自己采取阴谋手段分裂党，对于所谓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也只承认是自己的言论“事实上”起了这样的使用。因而，这样的检讨招致了诸如“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空空洞洞”之类的谴责和批判。不过，彭德怀等人毕竟已经基本承认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向党进攻”这一重要结论。下一步，就可以由全会正式作出关于他们“错误”的决议，并让其签字画押了。

全会决议及公报

8月16日，全会举行闭幕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会全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

全会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这份按毛泽东的要求发至县、团级以上干部的文件，集中了庐山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等人的主要“成果”，对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作出了正式的结论。

关于彭德怀等人的“错误”及其性质，《决议》说：彭德怀同志把那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目前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他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很明显，他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决议》还分析了彭德怀犯“错误”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认为，彭德怀同志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他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他的反党活动，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

最后，《决议》宣布了对彭德怀等人的处理：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是准备发至全党学习讨论的，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没有点出彭德怀等人的名字，只是说在党内出现了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这份文件，列举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和“罪状”，指出了他们犯“错误”的阶级根源，向全党提出了击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攻”的任务。

《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是当时公开发表的一份文件，8月27日即刊登于《人民日报》。这份《决议》在一开始就说，在1958年我国空前“大跃进”的基础上，1959年上半年的国民经济又获得了新的巨大胜利。去年和今年的胜利充分证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说明1959年上半年的“新的巨大胜利”，《决议》还列举了工业、农业和商业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数字。但尽管如此，《决议》也不得不对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随后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进行调整。其中，钢产量指标由1800万吨降为1200万吨（为包括土钢），煤由3.8亿吨降为3.35亿吨，粮食由10500亿斤降为5500亿斤，棉花由1亿担降为4620万担。这是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对“大跃进”指标的降低幅度最大的一次调整。

与《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一样，《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当时也没有公布。直到196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才宣布：全会“决定撤销黄克诚、谭政两同志的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因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未加说明，以至有不少人以为，黄克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是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才撤销的。

作为公开发表的文件，《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主要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宣传了“大跃进”的“重大成就”，公布了调整后的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提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任务，对于全会批判和处理彭、黄、张、周的情况，公报只字未提，只是笼统地提出了批判和克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要求。

上述文件，在会上是顺利通过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不得不认可全会对自己“错误”的定性及处理，周小舟虽然一度不认账，但最终也只好表现赞成。不仅要口头表示同意，而且还得签字承认。黄克诚追忆：“这字好难签，但我们已经是不得不签了”。

在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又发表讲话，对庐山上的这一场斗争作了总结。

对于庐山会议，毛泽东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说，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大的成功。分两个侧面，第一个主要侧面，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相当多的同志忧虑的一个问题，这次解决了。并且把当前形势搞清楚了，当前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庐山180度大转弯，空气变了。第二个侧面，除了小舟，主要是彭、黄、张三位，对缺点错误有了认识。

对于彭德怀等人的定性和处理，毛泽东估计在党内传达后，会有不少人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他说，有两种情况：在党内一宣布，觉得不好了，感到惊奇；觉得突如其来。这可以理解。高饶彭黄这个问题，带有复杂性，曲折性；昨日功臣，今天祸首。人们觉得不好懂，因为不了解历史变化。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难过关，彭德怀历史上犯过五次路线错误（民主革命时期三次，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两次），过去没有宣布过，所以一般人感到突然。人们不明白历史曲折情况，自然感觉惊奇，这点要讲清楚，不足为怪。

最后，毛泽东引用林彪评价会议的两句话，结束了自己的讲话，说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是一次胜利的会，避免了两个东西：第一，避免大马鞍形，如果彭德怀挂帅，天下就要大乱，泄掉干劲；第二，避免了党的分裂，及时阻止了党的分裂。犯错误的同志自己还得到了挽救。

八届八中全会结束后，8月17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为时一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人事安排和会议精神的传达问题，会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部长；撤销黄克诚的解放军总参谋长和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任命罗瑞卿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另行分配工作；撤销周小舟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张平化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5 齐下庐山 彭黄张周又遭批判

大反右倾 “左”倾灾祸雪上加霜

军委扩大会和外事会

8月18日，庐山会议刚刚结束，不少与会者尚未回到北京，以批判彭德怀、黄克诚为主旨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便在北京开始举行。这次会议的通知是在8月11日毛泽东讲话后立即发出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彭、黄在军队的影响，会议扩大的范围空前广泛：大军区领导除留一人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和野战军的司令员、军长、政委全部参加，其他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领导参加。因此，会议的参加者多达1061人，另外还有508人列席。

军委扩大会议从8月18日开始，至9月12日结束，前后将近一个月时间。会议的大致经过是：8月18日至21日，分14个小组传达和讨论庐山会议精神，阅读会议主要文件；8月22日至27日，以小组为单位对彭德怀、黄克诚进行揭发批判；8月28日至9月4日，将14个小组编为两个综合组，彭、黄各在一组，接受批判和追逼；9月5日至7日，分4个小组对受彭、黄牵连的邓华、万毅、洪学智、钟伟等人进行批判；9月8日至12日，召开大会对彭、黄等人进行批判。

除了继续清算彭德怀、黄克诚的历史旧账外，会议追逼最厉害的，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问题和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

关于前一个问题的追逼情况，彭德怀后来回忆：在会议的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在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存逼迫现象，特别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气急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拉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嘛！”

军委扩大会议时间，有人又进一步“揭发”，说彭德怀在出访期间单独会见过赫鲁晓夫，不知密谈了些什么。为了辩驳这一最严重的诬陷，彭德怀不得不详述他在东欧访问期间与赫鲁晓夫会面的经过。在这次访问中，彭德怀与赫鲁晓夫共有过三次会面，都是在阿尔巴尼亚，在三次盛大的宴会和群众集会上，见面和谈话时，都有陪同人员和翻译在场，根本不可能密谈什么。彭德怀气愤地申辩：“我根本不懂外语，同外国人任何谈话都要经过别人的翻译，要里通外国，我怎么去密谈？”由于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陷，因此，会议期间，虽然经过向同时召开的以批判张闻天为主旨的第三次全国外事会议和驻外使馆多方查证，但这一罪名仍然无法正式地加在彭德怀身上。

开如此规模的会议，用这样的方式批判，彭德怀深知，一定是要在军队中把他彻底搞臭，在此情况下，他只有继续检讨认罪这一条路可走。因此，9月9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完全接受会议对他的批判。他还提出，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的思想改造。9月12日，彭德怀又送上了给会议的一份书面检讨。

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信的当天，即指示将其印发给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级党组织和军委、外事两个会议的全体参加者。他在批语中写道：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此之前，8月22日，黄克诚也在其夫人的催促下，送上了由夫人起草的给毛泽东的认罪悔过信。8月24日，毛泽东给黄克诚复信，表示：很高兴，并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

9月1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合并举行的大会上作了总结性的讲话，再一次论述了“同路人”的观点。他说：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入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们产立场没有改变，这样的同路人在各个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9月12日，会议在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后宣告结束。《决议》错误地认定彭德怀、黄克诚“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的”、“这次向党进攻完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是他们个人野心发展、利令智昏，不听党的劝告，无视党的纪律的必然结果”。要求全军“彻底肃清彭黄在军队中所散布的毒素和恶劣影响。”

会后不久，9月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部长，免去彭德怀所兼的国防部部长职务；任命罗瑞卿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免去黄克诚的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中央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庐山会议后，在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重点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同时，也召开了全国外事会议，重点批判张闻天。与军委扩大会议一样，外事会议追逼最凶的，也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问题和所谓“里通外国”问题。连续不断的批斗和追逼，使张闻天的身心难以承受。先是血压骤然升高，头晕心悸。接着，在庐山上已经开始发作的前列腺肥大症又突然加剧。严重的病情，使批判者不得不允许张闻天住进医院，接受治疗，使他避开了猛烈风暴的袭击。但外交部的批张活动和反右倾斗争并未松懈，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外交部制造了一个“张闻天反党集团”，划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周小舟庐山会议后，先到北京，写出了检讨认罪书。9月上旬，回湖南接受批斗。9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周小舟同志右倾反党活动的决议》。同月下旬，又决定让周小舟去浏阳县大瑶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接受改造。

此外，还有一些高层领导人受到了彭、黄等人的牵连。有的是因为发表了与他们的观点相近的看法，有的则仅仅因为曾是他们的部属，与他们有着较密切的工作或私人关系。如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锐、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国防科委副主任万毅、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等，就在庐山会议后不久被撤销了职务，遭遇了许多不幸。

全国范围的反右倾

由于认为“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在各地区、各部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和增长着，已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因而，在揭发批斗“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同时，1959年下半年，还开展了一场以党内为主的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

反右倾运动在初期，主要在党政军的中高级机关进行，重点是解决中高级干部的问题。10月下旬，根据部分地区的经验，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基层单位的一般党员干部中也有，基层单位也要开展反右倾的斗争，因而，运动的范围扩大。由于认为“这次挂帅、点火，反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主要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使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得以幸免了一场比1957年反右派斗争打击面还要大的政治运动的冲击。

党政机关的反右倾运动，主要方式是自我检查和群众性的揭发批判，斗争对象主要是党的领导干部。中共中央推荐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做法，反映了党政机关开展反右倾运动的一般情况。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反右倾运动分以下三个阶段进行：（一）学习文件、酝酿准备阶段，约半个月；（二）一般交心和重点批判阶段，约一个半月。广大党员干部普遍进行自我检查、向党交心，在此基础上确定重点批判对象，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斗争。（三）专题辩论、系统提高阶段，约半个月。辩论的专题主要是坚决保卫“三面红旗”、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和正确理解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等。

在农村，主要开展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斗争的主要对象是一部分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当时，把他们对“共产风”等错误的正确批评，看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是代表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认为如不打退这一进攻，人民公社就不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大跃进”也无法实现。整风整社的办法，一般是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社员大会，放手发动鸣放，让大家把“糊涂思想”讲出来，然后再选择典型人物，在不同的范围内进行批判。

在工矿企业，反右倾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是负责生产和技术工作的基层干部，同时，也对一些所谓“忘本变质”的工人进行批斗。原因是他们反对在工业企业大搞群众运动，主张恢复正常秩序，加强企业管理，实行厂长负责制，依靠工程技术人员管理生产。这些主张，被视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挂帅，提出和支持这些主张的基层干部，则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

在学校，“反右倾”运动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所谓“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内专家”。理由是他们“一方面以党员资格获取党内外的政治信任，另一方面又以专家资格同党分庭抗礼，他们坚持要走反党、反群众路线的道路”。“他们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因为具有党员的称号，所以比那些党外的旧资产阶级专家更能迷惑人，危害性也更大”。北京大学有128名党员教师参加整风，其中27人受到重点批判，占21%。清华大学174名党员骨干教师，有17人被认为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

在部队，也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军就重点批判了847名干部。到11月底，全军共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95人，占10.5%。还有许多人被划为“中右”和“二类”、“三类”。

在反右倾运动开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中共中央虽然多次强调要坚决清查和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并没有制定出一个判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因而，在运动中，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其是，普遍发生了打击面过宽的倾向。针对这一问题，中共中央于11月4日、11月27日和1950年1月20日，分别下发和转发《关于整社运动中掌握重点打击批判对象的问题的意见》、《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以及《关于在反右整风运动和农村整党运动中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的处分方面的通知》等文件，试图加以适当的约束和控制。文件规定：凡是党员干部，“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而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然执迷不悟，不主动作深刻检讨的”，情节又比较严重的，才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的人，应该限制在国家供给的、脱离生产的党员干部范围以内，不脱离生产的党员干部一律不戴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数，农村重点批判对象的人数，应限制在党员干部总人数和农村总人口的1%以下。这些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反右倾运动的打击面，但1%的比例仍然太高，仅按这一比例，受批判和打击的人数就会多得惊人。

在建国以后的历史上，反右倾运动错误打击干部和群众的规模是空前的。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加上被定为阶级异已分子等类名目的人数更大，据《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记载，到1962年8月的统计，全国得到平反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共有六百多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已分子”的干部，绝大多数受到了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等各种党纪、政纪处分，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群众也受到了围攻批判和其他形式的打击。

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对国家的民主和法制的一次严重破坏的话，那么，1959年庐山会议的转向及会后的反右倾运动，则主要是对党内民主的一次粗暴践踏。从党的高层领导直至普通党员，仅仅因为运用党章所赋予每一个党员的基本权利，发表了与党的最高领导人不尽相同的意见，就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从批判、撤职直到开除党籍的不公正对待，这不能不说是党的历史上的一场大悲剧。而这场悲剧的直接后果，只能是坚持原则、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本不健全的党内民主制度更加形同虚设，这就使党很难防止、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更大失误。

更大规模的“大跃进”

庐山会议转向和反右倾运动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直接后果，是打断了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进程，导致1959年下半年特别是1960年的更大规模的“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在庐山会议转向以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虽然在总体上仍然坚持“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但毕竟察觉了不少问题，并作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庐山会议的转向，纠“左”的进程还可以继续下去，“大跃进”运动也不一定会持续三年之久。但庐山会议转向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但停止了纠“左”的进程，而且，此前已经指出甚至已经纠正的一些错误又重新发展起来。为了回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诬蔑”，无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事实，硬说“国民经济中主要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正常的”；无视已经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和政治上的紧张状况，硬说“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极为良好”；1959年上半年因调低一些过高指标而导致的某些方面的生产下降，也被指责为“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兴风作浪”而制造的一个“小小马鞍形”。出于上述认识，为了表明“大跃进”的正确和反右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庐山会议后不久，即重新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大跃进”。

在基本建设方面，9月24日，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确定新上230个限额以上基建项目。11月22日，又确定追加13.6亿元基建投资。由于层层加码，到年底，全国基本建设的实际投资高达349.7%亿元，比1958年还多90.7亿元，增长30%以上。

在工业生产方面，10月16日到2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业生产会议制定了1959年第4季度的工业生产“跃进”计划。在第4季度内，工业总产值要完成486亿元，保证全年完成1600亿元，比上年增长37%；钢完成470万吨，保证全年产量超过原计划产量50万吨；生铁完成730万吨，保证全年产量超过原计划产量200万吨；原煤完成9700万吨。

经过第4季度的蛮干、硬拼，到年底，1959年的钢产量达到1335万吨，比上年增长67%；生铁达到2050万吨，增长115%；原煤达到3.47亿吨，增长29%；工业总产值达到1630亿元，增长39.3%。但是，在重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却急剧下降。1959年粮食实际产量只有3400亿斤，仅完成计划的62%，比上年减产600亿斤，下降15%；棉花实际产量只有3418万担，仅完成计划的74%，比上年减产520万担，下降13.2%；农业总产值下降13.6%。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进一步加重。

在继续“大跃进”的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又重新发展起来。1959年10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提出了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问题。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提出，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三到五年或者五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实现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由于认为实现这一过渡的基本条件是社有经济的充分发展、穷队赶上富队和社员人均年收入在200元以上，因此，相当一部分地区为了达到上述条件，又重新刮起了“共产风”。为了发展社有经济，普遍大办社有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水利，大办交通，不但这些“大办”所需的劳力从大队和生产队无偿抽调，就连所需资金、物资也多是从大队、生产队甚至社员个人征收。为了扶持穷队赶上富队，在资金、劳力、生产资料等方面大搞“共产主义大协作”，甚至干脆将穷富队合并到一起，严重损害了富队社员的利益，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个人崇拜的滋长

庐山会议的又一方面重要影响，是使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左”倾阶级斗争理论得到了恶性发展。

虽然早在1943年3月中共中央就作出过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的规定，但在其后的较长时间内，他基本上没有滥用这一权力，而是比较好地处理了个人与中央领导集体的关系，注意防止对他的个人迷信和崇拜。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后，中共中央吸取斯大林的经验教训，也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论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根据这一精神，对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作出了原则规定。

遗憾的是，中共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没有能够贯彻下去，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也没能防止党内滋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毛泽东在此基础上的个人专断。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在此问题上即开始走入误区。毛泽东对中央集体决定的反冒进的多次严厉批评，既是他破坏中央集体领导的重要表现，也对滋长、强化党内高层对他的个人意志必须服从的观念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毛泽东大概意识到，之所以有较多的高层领导人反对与他的“跃进”思想紧密相连的冒进，是由于国内外对于个人崇拜的反对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因此，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提出了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

如果说成都会议是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的开端，那么，庐山会议则使党内对他的个人崇拜得到了恶性发展。彭德怀这样一位功劳卓著的开国元勋，仅仅因为按照党内的正常程序向最高领导人反映自己的一些不同意见，便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受到批判和撤职的打击，这一严酷的事实，再一次强化了党内高层人士对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和权威只能顺从而不能提出异议的观念。更为严重的是，通过庐山会议的这一场斗争，党内形成了关于个人崇拜的错误理论，使制造和宣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得以公开化和合法化。在此形势下，庐山会议期间因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而获利颇丰的林彪，更加起劲地制造和宣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个人崇拜愈演愈烈，直到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的程度。

1959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批示印发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写的《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学习提纲》。这份在党内、军内被广泛学习和讨论的文件，共讲了八个方面的问题：一、保卫党的总路线，拥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二、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怎样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四、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领袖的作用和意义；五、人民解放军是党和人民进行政治斗争的驯服工具；六、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七、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八、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总政治部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是为了在军队干部中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精神，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而编写的。从上述八个部分的标题看，这份文件确实体现了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

系统地论述个人崇拜问题的是这份文件的第四部分：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领袖的作用和意义。在这部分内容中，文件虽然没有公开提出要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实际上却是在赤裸裸地提倡和制造这种个人崇拜。在一开始，文件就引用了列宁关于阶级、政党与领袖关系的一句名言，即“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负责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多少固定的集团来主持的”，用以论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自己的领袖。说“否认革命领袖的重大作用，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借口反对所谓个人崇拜，来否认革命领袖的作用，实质上是企图破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妄想由他们自己窃取领袖的地位，从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接着，文件偷换了列宁名言中领袖集团的概念，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由集体变成了毛泽东个人，从六个方面论证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是最好、最正确的领导”。这六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是：1.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最主要特色，就是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2.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3.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4.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最英明的统帅；5.毛泽东同志最善于发现群众运动中的新问题和最迅速最坚决地纠正运动中的偏差；6.毛泽东同志具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一切优点。最后，文件得出结论：“革命是最有权威的。在革命队伍中，革命领袖的威信，和党的、阶级的威信是不可分离的”。“维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就是维护党的、无产阶级的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同志的威信是党和人民最宝贵的财产”。文件强调：“热爱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与热爱党、热爱共产主义事业是一致的。反对党的领袖，破坏党的领袖的威信，就是反党的罪恶行为”。

这样，在这份文件中，毛泽东便被神化了。他被说成是具有一切优点的党的唯一领袖，他的领导是最好、最正确的领导，决定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维护他的威信，便是维护党、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利益；破坏他的威信，便是反党的罪恶行为。这样的理论一出，凡是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的人，便完全可以被打成各种反党分子，而毛泽东破坏集体领导的个人专断行为，倒很容易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全国人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日渐膨胀起来，而毛泽东本人也还是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为个人专断所需要的政治资源。

在制造和宣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林彪无疑是出力最多而获利也最大的一个。继庐山会议后期的“出色”表演之后，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又不失时机地鼓吹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在讲话中说：“毛泽东就是现在的马克思、现在的列宁。”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学习毛泽东著作，这是捷径。这并不是捧场，不是吹毛主席的。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的窍门。”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林彪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是刊登在《红旗》杂志1959年第19期上的《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

在庐山会议后几年的时间里，由于毛泽东需要和欣赏个人崇拜，林彪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制造和宣传个人崇拜，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小生产者占绝大多数的社会，这影响到中共党内也存在盛行个人崇拜的基础和条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毛泽东在此基础上的个人专断，便急剧地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并持续10年之久的一个重要条件。

庐山会议在发展“左”倾阶级斗争理论方面的主要表现，是首次错误地将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等同于阶级斗争，并提出了“党的同路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概念。以此为标志，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由阶级斗争扩大化发展到人为地在党内制造阶级斗争的阶段。

本来，1956年9月举行的中共八大，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要矛盾等问题，曾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而，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是，在仅仅一年以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就使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他在1957年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接着，他又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阶级状况的正确分析，提出了所谓中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错误观点。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毛泽东把整个知识分子同民族资产阶级并列，等同于其他剥削阶级。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肯定了毛泽东对国内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分析和判断。

毛泽东之所以认为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在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之外，又提出了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的方法，认为还有一种“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他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说：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苏联是1936年宣布的。我们16年也许可能，今年9年，还有7年，但不要说死。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它吊着，不忙宣布为好。对于毛泽东来说，既然可以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根据政治思想来断定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那么，对于社会各方面政治思想的表现，包括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当然应当用阶级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从而可以任意判定其属于或者代表哪一个阶级。因而就可以随意把不同意他的“左”倾思想的人戴上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而且可以人为地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将庐山会议的争论定性为阶级斗争，就是用这种观点和方法观察、考虑问题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人本质上是民主革命中参加共产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即“党的同路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还是积极的，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还是坚决的。但由于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在民主革命中也是经常犯错误的。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情形就不同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没有精神准备。当社会主义真的到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真的要结束的时候，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能不起而反抗。特别是总路线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胜利，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向党发起进攻。

从上述分析中，毛泽东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这样，就将党内斗争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把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置入于敌对阶级的阵营。从这一理论出发，就必然会在取得了反右派斗争这一所谓“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后，将阶级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党内，在党内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因此，庐山会议使“左”倾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严重升级，继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后，又迈出了走向“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一步。

6 热衷缓和 尼基塔暗责毛公“好斗”

坚持斗争 毛泽东明指赫氏“右倾”

赫氏热衷缓和，突然中止对中国核援助

庐山会议党内一场争论之后，中苏两党首脑之间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交锋。

进入1959年，中苏之间表面上的“团结一致”依然维持着。周恩来率团出席了1959年1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周恩来在贺词中对十月革命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是年4月的全国人大会上，周恩来再次讲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给我们提供了全面的援助。”中国领导人不愿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公开中苏之间的分歧。

此时，尼基塔·赫鲁晓夫越来越热心于苏美缓和，如饥似渴地寻找缓和的途经。1958年9月，他亲自会见美国著名实业家、财政家伊顿。12月，他又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举行会谈。1959年年初，又派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赴美，会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讨论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裁军问题、禁止原子弹试验问题，以及安排赫鲁晓夫访美和艾森豪威尔访苏。

6月份，在纽约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了苏联展览会和美国展览会。6月底，美国副总统尼克松飞抵莫斯科参加美国展览会开幕式。美国一户独居的标准住宅，吸引了赫鲁晓夫的目光。“我们应该建筑住宅，让我们子子孙孙都能够住居”，赫鲁晓夫说。

“但是我们的子子孙孙的爱好和需要可能和我们不同。”尼克松答道。

赫鲁晓夫说：“那就让他们改变家具，为什么要改变房子呢？”

美苏首脑著名的“厨房辩论”开始了。双方就美苏关系问题、两种制度谁优谁劣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

然而，这也可能就是赫鲁晓夫讲的“和平竞赛”吧。它并不妨碍赫氏谋求美苏缓和。这一年，他正为首次以苏联政府首脑身份访问美国而激动。他希望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遵循他的缓和政策，踏着他的节拍行事。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把毛泽东关于现代战争的看法和对美国的强硬政策视为对他的缓和政策的挑战。决定放慢和收缩对中国的军事技术援助，希望把中国的对外政策纳入苏联全球战略的轨道。

1957年10月签署的秘密中苏技术协定，包括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导弹和原子弹制造工厂，并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但就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苏联政府于1959年6月20日单方面撕毁了上述协定。在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三条理由：（1）国际上正在进行禁止使用核武器谈判，在中国制造核武器会破坏谈判；（2）生产原子弹费用很高，是中国经济无力承受的负担；（3）苏联拥有足够数量的核武器，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和保卫兄弟国家。

苏共中央提出的理由并非出自真诚。其真实的担心是两个：一则担心向中国提供核技术，影响6月举行的日内瓦禁止核试验谈判和即将进行的苏美首脑会谈。二则有“养虎遗患”的担忧，企图以苏联提供核保护伞为砝码来约束中国的行动。

说到中苏秘密核协定，还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讨价还价的过程。

赫鲁晓夫1954年访华时，毛泽东谈到对原子弹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给予援助。赫鲁晓夫说：搞核武器太费钱，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不过，他表示，愿帮助中国培训干部和建一个小型原子能反应堆。后经双方谈判，1955年4月签订了一个关于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中国帮助的协定。使中国建起了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

1957年，赫鲁晓夫日子不好过。外有波匈事件，虽然平息，影响重大，苏共权威大损。国内发生了一场未遂政变。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反对派在苏中央主席团会上，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赫氏最终在中央委员们的支持下挫败了这场宫廷政变。

在困难时期，赫鲁晓夫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尤其希望毛泽东能亲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会议，为他撑门面。于是松动了对华新技术援助。7月，聂荣臻元帅向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希望苏联在尖端武器研制方面给予援助。7月20日，就得到答复：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要求表示支持，同意中国派团赴苏面谈。9月，聂荣臻元帅、陈赓大将、宋任穷上将等率团赴苏。10月5日，在得到毛泽东即将赴会的承诺后，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终于签字。

1958年6～7月间，苏联派了三个搞核武器的专家来华考察和工作，先考察了青海核武器研制，然而由于“联合舰队”和炮击金门两件事，赫鲁晓夫的态度变了。原定1958年11月给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迟迟不予运来。中国一再催促，苏方支支吾吾。直到这次苏共中央正式复信，断然中止了核技术援助。

对于苏共中央的答复，中共中央的反应是沉默。但这促使中国领导人发愤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发展核武器。

中国很早就实行了依靠苏联援助和自力更生“两条腿”走路的方针。1955年10月，钱学森回国。周恩来立刻委托他起草《建立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开始了中国独立的导弹研制工作。1959年6月以后，完全地转到了自力更生的轨道。

当时负责原子弹研制的三机部部长宋任穷回忆说：“收到苏共中央复信后，请示总理要不要复信，总理说，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

1959年5月6日，毛泽东会见苏联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和驻华使节，发表了一番“不怕鬼”的谈话。毛泽东说：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有狂生夜坐的故事。有一天晚上，狂生坐在屋子里。有一个鬼站在窗外，把头伸进窗内来，很难看，把舌头伸出来，头这么大，舌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也伸出舌头，面向鬼望着，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望着鬼，后来鬼就跑了。

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

毛泽东这番话，事出有因。直接的目的是向各“兄弟”国家说明西藏问题和中印边境问题的实质。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突然发动武装叛乱，高呼“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等口号，包围西藏军区司令部，不顾中央代表再三劝告，19日向解放军部队发动攻击。22日，人民解放军奉命，彻底平息了叛乱。随后大大加快了西藏废除农奴制的民主改革。

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本是中国内政，然而，在印度却引起了激烈的反响。过去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势力曾侵入西藏。印度独立后，总希望继承它过去的宗主国在西藏获得的特权，尤其不愿意西藏成为社会主义的西藏，“最好成为一个缓冲地带”。因而，在西藏叛乱前后，印度出现了大量诽谤中国的言论，西藏局势稳基本定后，他们又把注意力转到中印边境上，总是要制造纠纷，企图干涉西藏的民主改革，终于在8月25日，酿成第一次中印边界武装冲突。

一时间，西藏平叛和中印边界冲突成了世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赫鲁晓夫对发生在他访美前夕的这次中印武装冲突，耿耿于怀，他想为访问制造一种缓和气氛，担心这一事件会给他访美之行带来不利影响，甚至认为毛泽东在有组织地掀起一场运动以破坏他的缓和事业。于是他不顾中国的多次解释和劝阻，拒绝接受中国关于苏联不发表声明的建议，迫不及待地发表了一个所谓“中立”的塔斯社声明。称“对于发生中印边界事件不能不表示遗憾”。“企图利用中印边界事件鼓吹冷战，破坏人民之间友谊，理应受到坚决的谴责。”

如果说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时，赫鲁晓夫只是在内部向中国发泄不满，表面上还对中国表示支持；那么，在中印边界冲突事件中，苏联已经决定把它同中国的分歧公诸于世。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这无疑是对中苏条约义务的公开背弃和对盟友的背叛，是赫鲁晓夫访美向艾森豪威尔送去的一份见面礼。从骨子里讲，就是赫鲁晓夫“怕鬼”，害怕战争，一味向美国乞求缓和。毛泽东的强硬姿态，有没有教训赫鲁晓夫的用意呢？没有说。但他希望使亚非拉人民得到一次教育，则是明确的。他说：

西藏问题是很大的事，要大闹一场，要闹久些，闹半年也好，闹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

访美归来，赫氏大肆兜售大维营精神

毛泽东并不一概拒绝苏联提出的缓和主张。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毛泽东曾写信祝他此行“在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但是对于赫鲁晓夫设计的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蓝图，中国是不同意的。在毛泽东看来，这又是1945年雅尔塔会议大国主宰世界的翻版。国际事务不能听凭两个大国来主宰，中国外交更不允许被置于苏联的全球战略之下。不允许牺牲中国的主权利益来适应苏联的政策。

赫鲁晓夫太看重这次美国之行了。从他上台以后，一心想同美国总统平起平坐讨论世界的问题，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他把它看成苏联乃至他个人经历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9月13日，苏联火箭“月球二号”登上月球，将苏联三角旗插到了月球表面。两天后，《真理报》登出一幅画，这幅画在登月火箭和核动力破冰船的衬托下，展示了图—114飞机，飞机侧面写着大字标语：“莫斯科——华盛顿”和“N·S·赫鲁晓夫今天起程访问美国”。

赫鲁晓夫在美国的两周，大出了风头。美国、苏联及全世界都聚焦在这位苏联首脑的身上。他游览华盛顿、访问国会、举行首脑会议、访问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到了好莱坞，他参观了工厂、商店、农场。显然，赫鲁晓夫被美国的现代技术和美国人的富裕生活深深地吸引。更使他难忘的是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大维营三天单独相处的日子。他似乎忘记了他相对的是最大的帝国主义头子，对艾森豪威尔印象很好，相信他是希望缓和的。

赫鲁晓夫为这次访问有些飘飘然。28日飞回莫斯科，稍事休息，就在体育馆举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会议，介绍他的美国之行。第二天，飞往东方，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

庐山会议上的一场斗争，中印边界上出现的阴云，都没有冲淡中国人民迎接国庆的喜悦心情。中国人的生日，重五和十。1959年的国庆，正值共和国10周年大庆。北京面貌焕然一新。刚刚竣工的十大建筑，尤其是矗立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光耀夺目，为国庆增添了色彩。应邀前来参加中国人的庆典的，有来自世界各地87个国家的友人。

苏联代表团阵营最为庞大。苏联党政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已于27日先期到达。他们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苏共候补中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塔谢涅夫，苏共中委、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尼古拉耶娃，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契尔沃年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苏联飞机制造设计师图波列夫院士，苏共中央部长安德罗波夫以及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只有外交部长葛罗米柯，陪同赫鲁晓夫于30日上午抵达北京。

毛泽东很重视赫鲁晓夫的来访，尽管双方已有很多分歧和不愉快。他破例到机场欢迎。而来参加庆典的其他国家的国家元首、党的首脑都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迎送的。

欢迎的规格是最高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以及政治局委员林伯渠、彭真、罗荣桓、陈毅、刘伯承、贺龙、李先念、谭震林，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谭政、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等众多高级领导人组成的强大阵营，陪同毛泽东去机场迎接赫鲁晓夫。

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回忆了当年毛泽东机场等待的场景：

我们到机场后，看见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已经站在跑道边了，可是许久也没有看见专机降落下来。毛泽东赶紧问周恩来的时间，他们两位领导人还极认真地对了手表的时间。我反正也没有什么可拍的，就拍了他们对表的照片，现在看看，真有意思。

10时45分，赫鲁晓夫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

赫鲁晓夫由毛泽东陪同，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少年儿童向贵宾献了花。赫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友好的讲话。11点40分，赫鲁晓夫由毛泽东等陪同前往宾馆。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周恩来在祝酒词中，祝贺赫鲁晓夫“作为和平使者访问美国所获得的成功”。

然而，赫鲁晓夫在答谢词中却不识时务地大讲缓和，大讲美国总统如何希望缓和。警告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实际上在教训中国领导人。

他说：“现在，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因此，有了排除以战争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可能性……现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始表现出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既成形势的倾向。”

接着，赫鲁晓夫大谈起他在美国的观感，他说：“我刚从美国回来，在我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的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因此，我们这一方面也应该尽力排除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的战争，而用谈判来解决争端。……维护和平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

赫鲁晓夫继续说：“社会主义国家拥有种种手段，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阴谋，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通过干涉我们这些国家的内政把我们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拉开，并使我们回到资本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的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也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甚至像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崇高而进步的制度，如果人民不要它，也不能用武力强迫他们接受。因此……执行和平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精力来进行和平建设……至于哪一个国家什么时候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是由人民自己决定，这件事对我们是最最神圣的……”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这一番讲话，心中十分不高兴。他的脸上已经失去五年前的热情，他时不时地沉下脸来。不过他尽量保持大国领袖的风度和东道主的礼貌，仍然把赫鲁晓夫安排在自己的身边。左手坐着越共主席胡志明——他总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调解人。

宴会席上，毛泽东往赫鲁晓夫的盘里夹菜，起身给赫鲁晓夫敬酒，却一脸严肃。有时也会哈哈大笑，在餐桌上戏剧性地变化着表情。赫鲁晓夫保持着矜持的笑容，宾主心中都有数，这丰盛的晚宴的背后，隐藏着日益增大的裂痕。胡志明不时起身敬酒，想缓和这种不快的气氛。

中苏首脑会成为一场激烈的交锋

10月2日下午，在颐年堂举行中苏两党、两国的高级会谈。

中方参加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苏方参加的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安东诺夫。会谈一直连续到晚上，长达七小时。

首先由赫鲁晓夫介绍苏美会谈情况。他把苏美会谈的成果概括为戴维营精神。戴维营是美国故总统罗斯福的别墅。赫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这里举行了缓和东西方关系的和平会谈。赫鲁晓夫要求毛泽东同苏联制定共同路线，步调一致，创造条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他说：美国总统“也像人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戴维营会谈“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没有战争的时代开始了”，1960年要成为“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的一年。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慢条斯理地回了一句：“你们跟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也不是这样。”

赫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放低嗓音笑嘻嘻地说：“你们没接触不会知道，美国人还是很想缓和国际关系的。他们确实很富，我这次可是亲眼看到了，真的，我亲眼看到了美国的工人，很富，很富。”

毛泽东眉头锁起：“怎么？你只带回这些东西？”

赫鲁晓夫找不到共同语言，有些着急，空气凝结了几十秒钟。

赫鲁晓夫想起艾森豪威尔的委托。他说：“艾森豪威尔总统让我带口信，希望中国释放被击落的美国间谍飞机飞行员唐奈和费克吐。”赫说。

“将来可以放，现在不能放”，毛泽东一口回绝了。

唐奈和费克吐是驾机侵犯中国领空被击落下来的。放与不放完全是中国主权，怎能在美苏之间作交易！毛泽东的回绝把赫鲁晓夫咽住了。

在美苏会谈中，艾森豪威尔几次提到中国，赫鲁晓夫坚持不讨论第三国的问题。这是因为他知道他当不了中国的家。但美国不依，国务卿赫脱说：“只要苏联自称是共产主义集团的领导者，它就应当对中国的举动负有一定的责任。”想到这里，赫鲁晓夫不得不把美国人提到的所谓中国“妨碍世界和平”的几件事提出来：一是台湾问题，一是中印边境问题。其实，赫鲁晓夫本人对中国炮击金门和处理中印边境冲突的政策十分不满。这时不加掩饰地发泄了出来。

赫鲁晓夫说：“你们金门打炮，正当中国军队能够跨过海峡去占领那些岛屿的时候，你们又停止了攻势。结果整个仗等于白打了，以后又搞双日不打单日打，在国际上制造紧张局势。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如果不想把金门拿下来，就声明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你们的做法我真不理解。”

毛泽东说：“我们只是想显示一下我们的力量。不是拿不下来，是不想拿下来。我们不想蒋介石退到离我们太远的地方，我们想让他们呆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打打停停，这是中国的内战，不让美国插手。美国要我们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就是不能听美国人的。”

“这真是奇怪的逻辑。”赫摇摇头。他甚至建议像两个德国、两个朝鲜、两个越南那样处理台湾问题。

这真是荒唐！毛泽东按捺着性子，严肃地指出：“中国问题与德国问题不同，不仅因为人口多少不同，而且因为中国在战时是个同盟国，战后是个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德国是用国际条约，即用波茨坦条约分开的。朝鲜三八线是在波茨坦会议上划定的后来经过朝鲜战争，由金日成同志和我们志愿军同美国人谈判又重新划定了这条线。南越和北越是日内瓦会议决定的。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分裂，并无任何国际协定来规定，因此英国对于美国侵台并不满意，甚至就连美国国内也有人不满。”

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按捺不住了，呛了一句：“炮打金门马祖，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赫鲁晓夫同志，你管这些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替国民党说话呀？”

赫鲁晓夫把话题转到中印边界冲突。“你们不该和印度打仗，为了那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和尼赫鲁冲突起来，很不值得。尼赫鲁这个人还是反帝的，你们应该团结他，不该发生冲突。”

毛泽东说：“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陈毅接过话题：“中印边界的事件，不是冲突，而是印度军队的侵略。”

周恩来说：“印度人先进入我国国境，打了12个小时，怎么能说我们错了呢？”

赫鲁晓夫说：“我打过仗，不管谁先开枪，反正印度死人了。尼赫鲁是印度在共产党之外最进步首领。他奉行积极的中立政策。印度与巴基斯坦不同，它同美国未签订任何条约。如果尼赫鲁离去，请相信，执政的会是反动势力。因此，为什么要排斥尼赫鲁的地位呢？”

赫鲁晓夫根本不愿考虑中国的立场，不听中国对中印边界冲突的解释。

陈毅提高了嗓门：“既然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在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印度发生冲突时，苏联就应该站在中国一边。”

陈接着毅说：“中国的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边界是英国在1914年用所谓麦克马洪线确定的，这块土地是中国的，是英国人从我们手里夺走的。印度是继续英帝国主义的遗产。你们为什么用塔斯社名义发表声明，站在印度一边？”

陈毅的质问似乎刺痛了赫鲁晓夫。他有些失态，脸涨得通红。“干什么？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中将。但是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是第一书记！”

“你是第一书记，没错，但你对的意见我们就会听，不对的，第一书记的意见也不行。”陈毅顶了回去。

赫鲁晓夫继续指责中国说：“中国和印度是在争夺高山上人烟稀少的领土，难道为了这些荒山可以去流血？”接着，他向中国领导人兜售苏联的经验，他说：“你们看到我们同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了吗？把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让给他们不就完了嘛。”他转过脸来对周恩来说：“你是一个大外交家，你难道一点也不清楚？你们非要得罪尼赫鲁。得罪尼赫鲁就得罪了一大片。”

周恩来不温不火，巧妙地反问赫鲁晓夫：“如果苏联与芬兰发生了边界事件，苏方将采取什么对策？”周恩来暗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芬发生边界冲突，苏军进入芬兰的卡雷里亚地区的历史。

赫鲁晓夫把话题岔开，转到西藏问题。“你们不应该让达赖逃走。达赖在西藏，印度就放心。西藏问题你们处理不慎重。”

毛泽东双臂摊开，说：“那么长的边界线我们怎么能看得住他呢？”

“你们就该看住么！”

“我们看不住，也不能像你想像的办法把达赖看住。”

周恩来接着说：“这不是看住看不住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爱国不爱国的问题。”

赫鲁晓夫说：“你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一条也不接受。”

他的火不打一处出，又扯到1957年1月周恩来在莫斯科批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他对毛泽东说：“1957年，你们派周恩来给我们上课来了。”

周恩来回答说：“不是我们给你们上课，而是实事求是，有意见都摆在桌面上来谈。”

周恩来针对赫鲁晓夫挨个说兄弟党坏话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赫鲁晓夫当面赖账，不承认讲过这些话。

毛泽东说：“你批评我们很多，没有看住达赖，金门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说我们是‘左倾’机会主义。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

赫压制着自己的怒火，脸部肌肉一阵抽搐，然后说：“我明白，你们要标榜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赫鲁晓夫很沮丧，看来说服中国配合苏联的外交路线，发展戴维营精神，是缘木求鱼。赫鲁晓夫暗想：我给你经济援助，给你派来技术专家，你毛泽东羽毛未丰就标榜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批评我右倾机会主义，你的“大跃进”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以为我不知道吗？赫鲁晓夫暗下了撤退苏联专家、中止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的决心。但这时没有和盘托出，只露了一点口风。

他平静地说：“现在国际形势缓和了。苏美正就禁止武器进行谈判。苏联有原子弹就等于中国也有。关于这个生产原子弹，我们是不是把它们撤回去。”

他是要把派到中国来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专家撤回。在这年6月他在去美国访问之前，下令停运已经装箱准备运往中国的原子弹样品。如今干脆提出撤回原子弹专家，他要用这个压中国屈服，压毛泽东屈服。

不料毛泽东冷冷地说：“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稍顿，又补充一句：“我们说的话都要记住。我们需要是需要，撤回去也没什么大关系。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是你们考虑的事了。”毛泽东话说得分寸适当，没有乞求，没有惊慌，也没有埋怨，还留有余地，不失大国领袖风度。

10月4日，毛泽东率领一大批高级官员为赫送行，让赫鲁晓夫风光地离开了中国。

回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把胸一挺，把头一侧，作顶天立地的姿势，对卫士说：“你越压我们越要顶。你们敢不敢顶？”

李银桥等依稀听到中苏首脑会谈不顺利，知道毛泽东说话的含义，就齐声回答：“敢顶。”

赫鲁晓夫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他无法说服毛泽东服从他的缓和战略。他甚至怀疑毛泽东“抱着某种病态的幻想”把苏联拉进中印边境冲突，破坏他的缓和政策。

赫鲁晓夫一回到苏联境内，10月6日就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第一次公开讲话。讲话没有提到中苏争论的事，关于中国之行，他说中国的情况很好，中苏友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谊正日益发展和巩固。但明眼人一听便知，他的讲话是回答中共对他的批评的。他强调说：今年9月的访美之行并没有改变他对美国的看法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但他又再度赞扬了艾森豪威尔，在谈到对战争的态度时他引证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关于害怕战争的话，然后又说：“当然，如果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使他们被迫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免受侵略者危害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害怕战争的。……但是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

赫鲁晓夫说“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

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此行是为美国做说客的，企图压服中国屈服于苏联战略。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最近十分关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讲话。杜勒斯讲希望苏联集团内部发生和平演变。赫鲁晓夫的一系列举动不是值得警惕吗？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离“修正主义”不远了，或者说是“半修正主义”。中苏之间的分歧从此转向了意识形态。

也许，赫鲁晓夫感到了这次争论太过激烈，甚至有些失态，他后来向中共建议，烧毁10月2日中苏会谈记录。然而，这次会谈造成的巨大裂痕，已非烧毁记录所能弥合。后来公布的苏联档案表明，赫鲁晓夫并没有烧毁这份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