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自序　寻访陌生的中国人

1　经济动物

八仙过海

金奴

淘宝村的冬天

2　摇摆的信仰

赞美诗

隐士

合唱团

3　田园将芜

发现莫言

荒野淘金

回家

最后的眷村

4　幽暗心灵

命若垃圾

双头女婴存世录

同桌的你

5　国家囚徒

国家敌人

陌生的中国人

换偶者

6　帝国的边缘

夺宝奇兵

澳门大佬

开往平壤的火车

作者

杨猛——记者，非虚构作家。曾两次入围“开发亚洲新闻奖”，2010年以中朝边境的地下贸易报道荣获日本举办的“开发亚洲新闻奖”一等奖。2013年获得“中外对话”和英国《卫报》主办的“最佳环境报道奖”。从1995年起开始记者工作，专注非虚构写作，曾深入新闻现场，报道中朝边境走私、中国在缅甸大型投资、四川大地震等。

打开天窗说亮话

洞见

INSIGHT

陌生的中国人

杨猛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陌生的中国人／杨猛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4

ISBN 978-7-300-18753-2

Ⅰ．①陌…　Ⅱ．①杨…　Ⅲ．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0673号

陌生的中国人

Mosheng de Zhongguoren

杨猛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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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32开本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张　10.75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40000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自序
寻访陌生的中国人

这本非虚构作品完成于2008年至2013年，跨度5年，都是我在中国各地以及西班牙、缅甸、朝鲜这些中国影响力触及之地的游历、见闻，记录了中国崛起的辉煌背后，一些小人物的故事。

1998年，我写了第一篇长故事。山东泰安的一个县城，女孩被继母打死了。我学习做一名侦探，还原事发当天的全貌。在看守所，我获准采访了继母，她缓缓道来，脸上带着从容不迫的笑，就像讲述别人的故事。这一幕当时让我困惑，我曾想当然地认为她更应该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辩护。这些经历教会我，要仔细观察，写作不可脸谱化。从那时我喜欢上了写“故事”，这比单一的报道更能传递人性的复杂微妙。

1998年，中国新闻业的操作和传播还很传统。这一年互联网介入工作。我开始用电子邮件联系采访，用QQ和MSN交流信息，但是网络只是辅助工具。

到2008年，情况发生巨变。这一年社交媒体开始井喷，影响了新闻业的生产方式。2009年我去湖北石首报道一起群体事件，现场被警察封锁，很难进入核心区域。我得到的有效信息，都来自社交网站饭否上一名当地匿名网友的帮助。报道见报后引起了较大影响，神秘网友却消失了，我从未能见过他。后来我据此经历写了一篇短评“石首有网吧”，阐述网络已经开始介入中国公共事件，并将发挥更大作用。这篇文章被当年中国社科院舆情报告引用。情况发展正如我的判断。2008年之后的中国故事更加复杂和多义，原因就是网络让信息自由流动，信息不再属于政府和记者的垄断品。同时，捕捉到更准确的中国故事也变得愈加困难。因为噪声太多，往往无所适从。这个时候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判断哪个故事更值得去记录。

我对喧嚣年代里那些沉默的边缘人物情有独钟。2008年发生了在我看来十分重要的三件大事，促成我开始有意识去搜寻和记录他们的故事。

5月。汶川地震造成7万同胞丧生，对全体国民造成强大的心理冲击。我在震后次日出发到灾区采访，我记录灾难来临、灾区重建、人的情感怎样碰撞和迸发。那些迷失已久的坚韧、柔情、凝聚力，纷纷唤醒。中国人展现的团结、中央政府应对灾难的表现，感动世人。

8月。汶川悲剧结束仅3个月，北京奥运会如期举行。中国用实际行动展示了不可动摇的发展决心和国家意志。欢呼取代灾难，一场集体狂欢终结了那些具体的悲痛。强烈的反差让我无比震撼。我发现中国故事具有了达到极致的戏剧性冲突所需要的一切要素。

岁末。金融风暴把世界带入寒冬。而中国拯救了世界，四万亿投资不但带来国内经济增长，也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后，曾积弱不堪的中国经济奇迹般跃居世界前茅。中国不光能生产雨衣和圣诞饰品，也有能力建造高铁和卫星。出手阔绰的中国人挤满了巴黎奢侈品商场和澳门赌场的名表店。

一个强大的中国，陌生的中国，突然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热情拥抱了市场经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经济体系和执行系统。当古老社区推倒消失，崭新楼宇拔地而起，改变的不只是旧有格局，还带来人对新的空间方向的迷茫感。每个个体的诉求，势必和坚硬如铁的国家意志发生碰撞。过去中国只有一个故事，现在演变成为13亿个故事。一切都必须重新了解、重新认识。

记者职业让我有机会接触鸟巢烟火照耀不到的地方。和奥运夜那个光辉灿烂的让GDP和金牌概念化了的中国相比，非常不同。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还是那场地震，把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问题，短时间内全面引爆呈现。人们热切讨论地质突变是否缘自三峡大坝的建设；问责大规模城市化中，粗制滥造的豆腐渣校舍让孩子丧生；继而关注社会保障，失去孩子的父母沦为“失独者”后怎样面对老无所依；灾区重建还引向社会力量培育的议题。最终，国家力量雷厉风行主导了救灾过程，社会力量有希望承担更大的责任，最后大部分走向了无声无息。

我的经历则体现出中国故事荒诞的一面。北京奥运会开幕时，我在中俄边境的抚远宾馆，通过电视看到了直播。我生活和工作在北京，却无法在北京观赏这难以一见的场景。以保证盛会安全举办的名义，官方在奥运会前全面清理非北京户籍人口，很多普通打工者也不例外，离开了北京，北京真成了北京人的北京。此时房东要求我提供完整的暂住证明和单位证明，其用意是要借机涨房租敲我一笔。面对这样的黑色幽默，我不胜其烦，于是选择来东北“避运”。

看着张艺谋营造的大脚印在北京上空凌云踏步，我心情也不平静。中国正在急于向世界展示速度和力量，经济的腾飞、国家的崛起能证明一切吗？中国成为一个一流国家还缺少什么？如果人民无法享受到参与其中的快乐，这种崛起就是残缺不全的。

2008年之后的5年，中国沿着既定路线继续努力奔跑。2011年7月，一列从北京南站驶往温州的动车倾覆，40人丧生。这是一个警告，中国的步伐太快，让人民感到幸福，也感到焦虑。动车事故后，评论员童大焕用诗样的文字写道：中国哟，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慢点走，让每一位公民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位公民都不被“时代”抛下。

中国处在伟大的转型时期。中国完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消灭贫穷、最大范围的工业化，以及最快速的持续性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和改革最重要的发展，不是发生在国家中心内部，而是源于体制边缘的普通人为了实现美好生活付出的努力。我意识到：关于中国的叙事，不应该只有一面。变革的时代，参与变革的也不会只是光鲜的人。所有人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只有完成对中国基层的踏访，才能呈现真实的中国，并提供一个未来的中国。

怀着打探陌生人的秘密心灵的好奇心，我拿起笔记本，背上相机，走出家门，有时候我还要再穿上件雨衣，打亮手电，去发现他们卑微的梦境和盛世下的真实生活。

2008年至今的5年，我陆续走遍了中国。

我记录汶川地震一对小学同桌的故事，他们的命运被一场国难改变。一个被宣扬为国家英雄，另一个则因伤残为生计而愁。我走进河南一群弃婴的生活，他们被亲生父母抛弃，又无法享有国家收养政策的庇护，最终在收留者那里死于一场大火，让人感叹“命若垃圾”。

在澳门，一位堪称中国通的赌场大佬展示商业背后的政治逻辑。广西乡下，被遣返的淘金者讲述中国势力在非洲的挫败。在武汉，我走进一位老者的书房，听他私语历史的教训。在南京，我访问了一个希望获得性爱快乐的孤独的大学教授。

我记录转型期的农村，作为一个传统的集权社会，互联网如何启发了苏北乡村的民主冲动。我去了西班牙，寻找偷渡到西欧的8万青田人建立的商业王国。然后来到中朝边境，记录走私者的冒险生涯，血腥的贸易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换来市场的固定和信息的流动。

收入本书的十九个故事，部分内容曾在《彭博商业周刊》、LENS、《南都周刊》发表，现在重新进行了补充完善。分为六个部分，反映了转型期国人的某些共性特质及现实困境。“经济动物”不只是渲染中国人攫取财富的野心，也探讨商业道德和民间力量的发育。“摇摆的信仰”描写普通人在外部压力前如何遵照内心的召唤。“田园将芜”聚焦家乡和乡愁，前所未有的经济开发，冲击着所有中国人的心灵原乡。“幽暗心灵”讲述三个孩子的故事，弃婴、双头婴、地震灾童，怎样沦为成人世界的工具。“国家囚徒”有关三个囚禁者的命运，关注公权力和个人权利的碰撞。最后，“帝国的边缘”是在偏远地区的游历，展示国家力量对边缘区域商业生活的深刻影响。

我希望借助笔下的人和故事，能带来一些思考：国家发展的时候，如何提升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感？我担心中国除了经济数据增长、人们更加物质化之外，几乎没什么变化。希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不要陷入一切推倒重来的历史迷途。借用我喜欢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话：“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就是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上水面，沐浴光照。”

眼下，人们正在讨论传统媒体何时被新媒体取代。我并不担心记录者这个行当的前途。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事。我们还没有做到最好，何谈消亡的恐惧？正如我们没有轰轰烈烈地爱过，就没有资格怀疑爱情这码子事。如果我们只满足于记录下花花世界，而没有认真倾听来自内心的召唤，对记录者而言就会失去真正的价值。正如我们生活在从上古神话到《聊斋志异》的伟大叙事传承中，如果没有为今日中国留下值得尊敬的肖像，又何谈使命终结？

是为序。

西班牙马德里。Fuenlabrada工业区的一家批发公司里，中国女老板和她的西班牙员工下属。中国新移民摆脱了旧有的弱小形象。勤奋的中国人能够领导整个世界吗？

碧罗雪山上的老姆登村。怒族女孩在垂钓，对面就是山里人的社交中心兼精神寄托之所老姆登教堂。我很少见到中国的乡下人有如此惬意的生活。

台北。绍兴社区的抗议一角，居民模仿辛德勒名单做了一个台大校长名单，列出了被拆迁的居民姓名。同样的方块字，不同的语境。

山西农村。一个弃婴被一根绳子绑缚在床头。这样可以减少看护家庭的麻烦。收养弃婴的家庭会得到地方政府的一笔金钱奖励。中国人对于生命的态度有时很低，低到似乎只有一个：活着。

北京真大，中国真大，而个人如此渺小。生活在这座伟大城市的人们经常产生一种微妙的陌生感。

平壤。两名朝鲜导游在主体思想塔前为中国游客拍照，手里拿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苹果和三星手机。中国人是朝鲜游的主要群体，很多人去朝鲜只是为了回望中国的往昔岁月。

1　经济动物

中国人具有灵敏的金钱意识。在世界各地，不管多偏僻的地方，不管是什么肤色的人种居住区，即使不太懂当地语言，照样有华侨经营的各种各样的商店。

松本一男　（作家）

八仙过海

1995年10月初，一个清冷之夜，19岁的郑建茂离开家乡青田，踏上偷渡之路。

郑建茂先乘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换乘国际列车穿过西伯利亚，经莫斯科进入乌克兰，在基辅潜伏了两个星期后，进入匈牙利。随后，蛇头带他趟过第聂伯河、德涅斯河，翻过冷杉覆盖的克喀尔巴阡山，横穿斯洛文尼亚，12月13日进入意大利边境城市乌迪内，这是青田人通往富裕西欧的第一站。

过去300年出现了一连串重大的移民事件，郑建茂的冒险之旅只是沧海一粟。18到19世纪，1200万西非黑人被迫迁移到新大陆做奴隶。奴隶制瓦解之后，150万之巨的印度劳工涌入欧洲。从19世纪50年代直到20世纪3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欧洲工人逃离经济萧条的国家进入美国。联合国将在常住国以外滞留至少一年的人定义为国际移民。根据这一定义，2005年，联合国估计全球共有2亿国际移民——每35人就有一个是国际移民。

郑建茂的家乡青田，毗邻温州，50万人口，有25万人侨居海外，其中约60％采用郑建茂这样的非法途径出国。郑建茂在意大利“黑”了6年，2001年他来到西班牙并取得永久居留权。随后，郑建茂相继带出了家乡的6个哥姐，如今这个家族近百人散居西班牙、意大利、法国。

在家乡神秘消失17年后，2012年8月初，经人介绍，我在马德里结识了郑建茂。36岁的郑建茂身材健壮，肤色黝黑，短发，头略前倾，言辞恳切，岁月完全洗净了亡命天涯的痕迹。

看起来，郑建茂混得还不错。他在马德里北部一座小城拥有一家1400平方米的超市，在马德里老市区有一家手机店，买了2栋房子。他2000年娶了老婆（也是偷渡来的青田人），老婆为他生了5个孩子，前4个都是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

我随郑穿过GranVia大街，向北深入一处迷宫般的街区，他告诉我，“这里曾经是中国人的地盘”。我眼前所见，就像科恩兄弟电影中某个超现实主义的场景：GranVia大街上那些拥有木质转门、充满透视感走廊的典型西班牙店铺顷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宏达手机店”、“青田美食”、“吃吃看小吃店”、“美美理发店”，诸如此类的繁体字招牌，曲曲折折延续了好几个街区。

这是中国势力在欧洲扩张的有力证据，最近20年变得尤其显著。该街区位于马德里老城与北部富人区的交界地带，中国人喜欢选择这种交通方便的边缘地带聚居。那些耳熟能详的“中国制造”：裹着金色锡纸的圣诞节小饰品、山寨版的任天堂游戏机、比竞争对手总要便宜几分的移动电话卡，源源不断从这里运输出来。西边街角曾经有一家专营盗版影碟的店铺，那是郑建茂在西班牙开的第一家店。东行500米有一家“青田肉铺”，继续往东是“海外情缘俱乐部”和玻璃上贴着“好消息：新到特白面粉”广告的万通商场。街区北面，Noviciado地铁站附近一栋古旧建筑物的半地下室，还隐藏着一家中国人开的地下服装厂。晚上我经过那里，发现几乎找不到入口，窗玻璃上蒙着白色的高丽纸，里面传出机器马达沉重的轰鸣声，伴有热浪从窗口喷涌。

我造访的时间，正逢西班牙深陷经济危机泥潭。然而，这里的中国人却在展示韧力：倒闭了一家店他们就再开家新的，拉低物价，跟其他族群争地盘，直至全面接管这个地方。西班牙劳工部2012年3月31日发布数据称，西班牙取得合法居留的华人有17.3万人，比起2011年6月30日的统计反而上升了5000人。此间普遍认为西班牙的华人数量在25万到27万之间，差额部分将近10万——是仍然没有取得合法身份的“黑人”。

“警察会经常突击此地检查身份。”郑建茂和我行至一个青石板铺就的丁字路口时说。

西班牙的失业率已经攀至25％，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2％。西班牙政府加大了对非法劳工的检查，华人社区的失业率也在攀升。在一家中国超市门前，一个肌肉结实的消瘦男子正蹲在地上读一份华文报纸。从他的五官看，是典型的中国南方人。他的目光盯着报纸，用余光打量着来人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这是我熟悉的中国人的交流方式，充满间接和迂回。

“他们经常来这里转一下，看看中文报纸上有没有招聘信息。”郑建茂说。我们在商店门前站住脚，那人听到陌生人的交谈，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走了，原地留下了一股中国烟草的味道。

沿着ALAMO街走到尽头，白色的西班牙人大厦曾经是青田人聚集的地方，现在这里卷帘门紧闭，白灰墙上的涂鸦是一名愤怒的黑人青年端着一把手枪，指着对面一间中国超市。“这里的中国商人已经少多了。大多数都搬去了乌塞拉区，乌塞拉现在是西班牙最大的华人区，因为那里房价更便宜。”

西班牙人大厦折回东边的Manznna街，还有郑建茂早年开的一家手机店，现在交由他的侄子代为管理。既销售山寨手机，也销售手机卡、电话卡，客户主要是当地华人。因为租用了西班牙本地网络，手机通话费变得十分实惠。门脸上一面印有五星红旗的中文广告写着“便宜才是硬道理”、“直接打中国手机座机1分钱，拨打西班牙其他任何手机3分钱，拨打本公司0分钱”。

郑的妻子和第四、第五个孩子也在店里。他的妻子是一位和善、漂亮的女士。他们的三个女儿都在本地最好的学校读书。郑建茂最近正在和中国的经销商谈判，准备帮他们引进一种西班牙产的橄榄油，或许下周就要去中国。他来到西班牙之后，曾经连续11年没有回过中国。但是，2012年，他已经回中国3次，在中国待的时间超过了西班牙。

一旁的四女儿抱住他的腿不希望爸爸离开。他轻轻拨开女儿的胳膊，说：“爸爸要回中国给你们挣学费。”

郑建茂送我离开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大街上出现了一队抗议的人群，举着“独裁”的标语，高呼口号，从马约尔大街经过太阳门广场朝市中心行进，最后差点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新政府人民党为减少国家债务大幅削减开支，引发了持久抗议，许多人指责这些措施加深了家庭的财务困境。中国新移民群体选择静默旁观。郑建茂说中国人不会参与他们的抗议，“我们很清楚西班牙的弊病是高福利享受惯了，政府已经没钱了，越闹死得越快”。

即便坚韧如中国人也很难在风暴中独善其身。网络的兴起，击垮了传统电话卡市场，郑建茂的生意在这场风暴中每况愈下。他急于把赌注压到中国的橄榄油生意上，寄希望中国市场的购买力帮助他走出低谷。他并且头一回感觉和西班牙人民惺惺相惜：“过去的苦是能熬过去的，现在的苦是一种说不出的苦，有力气不知道往哪里使。”

郑建茂的经历就是青田移民的缩影。他们风餐露宿偷渡国境，在欧洲充当廉价劳工，进而借助“中国制造”势头开始中欧贸易，形成了一股独立的经济力量。近30年间，勤劳的青田人就这样在欧洲建立起了一个隐秘王国。这些移民并非单向移动，特别在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很多人又在向中国回流。

故乡与他乡

来西班牙之前，2012年6月我造访了青田，想探寻25万青田移民向海外大规模流动的秘密。郑建茂的老家青田，隶属丽水。从青田客运站搭车，东行30分钟，约40公里，就到达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温州。1963年之前青田一度划归温州，早期在海外的青田人都以温州人自居。

青田地势狭长，细窄黄浊的瓯江从两座翠绿色的山中穿过。青田90％是山，5％是水，只有5％是耕地。很多乡镇以山为名：阜山、方山、山口。特产是青田石，可以加工成石雕卖钱，这是本地为数不多的资源。

青田地处边缘，较少正统礼仪的束缚，青田人一直有向外闯荡的传统。1935年英文《中国年鉴》记载：在17、18世纪之交，青田人经过西伯利亚深入欧洲贩卖青田石。《华侨史概要》说：“18世纪末期，在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岛上，已经有中国人开设的澡堂。”表明包括青田人在内的早期欧洲华人，已经建立了成熟的社区概念。1949年前后，一批青田籍国民党军人撤离中国大陆之后侨居欧洲。当时欧洲华侨约5万，青田人有1.7万之多。对于后来的青田移民来说，这些前辈乡人早在四五十年前就在欧洲建立了一张可以依赖的关系网。

青田人第三次大规模移民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至今未有间断。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逐年增长，同时也涉及移民问题。随着农业与非农业活动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农民及其家庭成员涌向城市，中西部移向发达的东部，这种内部移民只是走出国门成为国际移民的第一步。

《国际移民》一书的作者Khalid Koser说，导致移民的并不一定就是发展不足、人口过多或者统治不善本身，而更应该是世界各地的差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使用最广的、表示国民收入的经济指标，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发展中国家的高66倍。出生于布基纳法索的儿童比出生在日本的儿童少活35年，出生于印度的人比出生在美国的人要少活14年。

郑建茂的正式教育结束于方山镇初中。郑建茂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母亲是家庭主妇。郑建茂兄妹8人，7个没有文化，全都在温州周边方兴未艾的制造业作坊中做工。偷渡欧洲前，郑建茂在温州的私营皮鞋厂和眼镜店打工，月收入只有300元人民币。他偷渡欧洲后的第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8000元左右，相当他在老家3年的工资。在郑建茂的老家方山，村里最好的房子都是欧洲华侨盖的。很多人跟郑建茂抱有同样的想法：去欧洲可以更好更快的积累资本，等于延长了自己的生命。

郑建茂说：“所有人都梦想到国外，随便哪个国家都行。特别是当你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时，你不会太担忧未来，因为未来只能越来越好。”

很难考证，究竟是谁开启了青田人的偷渡潮。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夏凤珍认为：浙江南部至少有60％的人是通过非法途径出国，有的乡镇中90％的人是偷渡出去的。一如彼时从封闭混沌的梦魇中醒来的中国，开始展现野蛮的生长力量。

青田人走的是先合法探亲，再逾期不归的离乡路。欧洲的签证官发现一些中国的入境者——以浙江和福建居多——一旦进入目的地，就随手扔掉护照消失，于是收紧了对于这两个地方的签证发放，拒签率极高。

正常的移民路径不通，刺激了偷渡业的兴旺。郑建茂上路那年，青田人的偷渡网络至少已经熟练运转了10年，开辟了多条进入欧洲的秘密路线。南线：经云南、泰国、尼泊尔、中东到南欧。东线：经南美转道西班牙进入南欧。北线：由俄罗斯经乌克兰到意大利，进入南欧。

郑建茂走的是风险较小的北线。偷渡前，蛇头就风险细节、付款方式与家属进行协商，早于郑建茂先到欧洲的大嫂，已经在米兰守候，见到郑建茂就会把13万元人民币偷渡费用支付给蛇头。蛇头也是青田人，作为偷渡产业链条上最活跃的部分，蛇头这个行当在青田相当受人尊重——特别是不用担惊受怕把蛇客安全送抵境外的蛇头，更是被视为能人。

西班牙过去在中国人眼中是个边远的国家。苏联解体，欧盟扩张，西班牙1999年加入欧盟，2002年欧元发行后，西班牙在这个强大的集团中能获得低息贷款——这就引发了地产业的繁荣，房地产开发商和普通家庭大量借贷，推动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班牙的经济扎实稳健，排名欧元区第四。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大批北非、南美及中国移民。

在位于马德里闹市区的一间办公室，蓄着短须的西班牙青田同乡会会长王凌宙告诉我，青田人大规模偷渡西班牙始于1985年前后。他说：“1985年大概两三万青田人利用假签证到了西班牙。”另一名经营超市的叫朱晓海的青田人告诉我，1985年他来西班牙的那趟航班上，“有67个青田人”。

“1987年又通过在巴西做假签证涌进来一批。1991年西班牙大赦，欧洲所有没有合法身份的人都往西班牙跑，中国人的人数一下子增加了。”王凌宙说。

王凌宙1983年利用学生签证到了西班牙，当年他28岁，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来到西班牙没做过一天学生，而是到青田人开的餐馆打工。所有青田人的梦想都是打工还清到欧洲的费用，然后自己有摊生意。如今王在西班牙南部海边拥有一家中餐馆“泽云楼”。他给我看自己手机里存的照片，蓝天白云，餐馆背依青山，大门面朝碧蓝的直布罗陀海峡。如果留在青田，他猜想自己多半会在原单位县农机厂终老。

季奕鸿是西班牙第一个拥有正式执照的华人律师，1987年跟随母亲来到西班牙。他的父亲是青田人，他两次去过父亲的老家，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说：“青田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什么资源。很多年轻人不想创业，一天到晚梦想哪一天能到国外去。”

1985年，也就是王凌宙到西班牙的第3个年头，西班牙通过了《外国人法》。从1986年到2005年，西班牙有过6次大赦。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的大赦，赦免了境内300万名非法移民，其中约有10万名中国人。2005年年底，又有约100万名非法移民申请大赦，其中中国人有5.6万，通过率为60％。大赦是西班牙非法移民合法化的过程，每次都引起欧洲其他国家滞留的非法入境者大量涌入。

2001年的时候，季奕鸿刚开始做律师，他以为自己的业务刚起步时会比较困难，结果当年遇到西班牙大赦。开业第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他一天内就接到了250份青田人的居留申请。

“很恐怖。”他开玩笑说，“人太多了，我只好每10个人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如何准备材料。只那一天，我就把投资收回来了。”

郑建茂“黑”在意大利的时候，赶上1998年意大利大赦，他想办意大利居留，结果让一个意大利人骗了3500欧元，居留也泡汤了。2001年西班牙大赦，他投靠在马德里开店的大舅子，取得了西班牙的永久居留权。

获得了合法身份，然后开店取得老板居留（西班牙工作居留分为打工居留和老板居留，老板居留只能做老板），就可以申请更多的青田工人，青田人利用家庭团聚签证再把各自家人带出，于是青田人的数量如同滚雪球般迅速增加。郑建茂作为家族中第一个偷渡成功的人，取得居留后又带出了6个姐姐哥哥，如今他们各自的家庭分别生活在法国和意大利。

1983年王凌宙来西班牙时，全西班牙华人只有1万人左右，2000年为28693人，2004年为66486人，现在达到25万。王凌宙说，根据大使馆的统计，华人的比例，青田人占55％，福建人18％，温州人15％。大部分的增长来自大赦和家庭团聚。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学者爱玲（Irene）从事跨国移民研究，我在西班牙上海领事馆的一次活动中认识了她。爱玲对青田移民同样充满兴趣。她认为，青田人是典型的经济移民。“西班牙的青田人并不是从中国直接过来的，他们把欧洲看成一个整体，在欧盟范围内寻找机会，逗留时间长短取决于那里是否有发财的机会。他们不是单向的移动，哪里有机会就去哪里，他们是网状的，有不同的结点，很多青田人在南欧有生意，在法国的马赛、意大利的米兰，他们保持着游动的状态。”

中国社区

8月12日午后，我乘地铁来到马德里市区南部的乌塞拉区，这里是西班牙最大的华人聚集区。华人商铺超过500家，“官方语言”是青田话。

这一地区的规模超过了伦敦和纽约的唐人街，其中大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出来的新移民。生活在这个街区的青田人程建平告诉我，乌塞拉的华人商会曾经向马德里区政府申请成立唐人街，政府考虑到这个区域还有为数不少的北非和南美移民，就搁置了这个建议。

乌塞拉区以治安混乱闻名。我造访前几天，8月8日，街巷中发生一起警匪枪战，一名52岁的女性警员中枪身亡。我去的这天，一位青田老人上午去教堂祈祷，行走在一条僻静的街巷上，被歹徒击倒抢走了随身财物。有针对性的犯罪在一段时间里很普遍，因为歹徒知道华人喜欢随身携带现金。程建平说来自北非或者南美的移民，在偏僻的巷子中“箍住你的颈部8秒钟”，人就会窒息，歹徒搜刮完财物之后便逃之夭夭。

49岁的程建平个子不高，清瘦，讲一口柔软的南方普通话。在西班牙，程建平开过两家餐馆，后来转而寻求上帝的庇护。1990年他信了基督，在伦敦学了三年神学，参与创建了西班牙华人基督教会。现在程建平是乌塞拉华人社区的精神长老。这个社区里教会也分两个，程建平所在的教会以青田人居多，另外一个以温州人为主。“西班牙华人基督教会1995年正式向西班牙司法部注册成立，当年只有三个地方100多人。现在，已经买下14处房产作为宗教场所。礼拜天最多有4000人参与活动。其中18岁以下的小孩子2500人。”

为什么孩子这么多？他笑着回答说，因为“中国人在这边蛮会生的，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三个孩子”。

在这个名声不佳的边缘地带，仍然呈现一种蓬勃的商业景观。有出售冷冻猪蹄的大型中国超市，有冠以孔子之名的中文学校、有出售过期《知音》杂志的中文书店、修改手机程序的小店、有推销“男女搭铺房”——家人不在身边的单身男女会临时搭伙同居解决寂寞问题——的小旅馆，以及大量专卖中国廉价商品的百元店、中式餐馆。

近年来，更多的山东人、东北人涌进了这里。新移民也不用担心住处，街心花园的小广告上写着“祥和之家：新房新床新被套，服务享受很周到，干净卫生找不到，没有一点假广告”，下面还标注详细路线“温青商场隔壁，18号3层C，请先按1，最后按红色门铃”。乌塞拉区甚至集中了十几家律师所，专为语言不好的华人打官司、做账。这里完全形成了生老病死一条龙服务，自给自足、封闭且高效。

傍晚，在教会附近的一条街巷，我走进青田人出资修建的长青俱乐部。三个中年男人正在打兵乓球，两个在附近的餐馆做工，一个开百元店。其中一人很客气地邀请我加入进来打两拍。另外一边，7名漂亮的穿着花裙的女士，30岁上下，对着一面巨大的镜子练习摇摆舞，动作整齐划一。听她们的口音分别来自浙江和东北，音响里传出的是中国流行歌曲《月亮之上》。这个场景跟在国内某个中老年人聚集的免费活动中心没什么两样。

程牧师估算，华人在西班牙的职业构成中：30％做餐饮，30％开食品店和糖果店，20％开服装店和百元店，20％从事进出口贸易。牧师相信，还有部分灰色行业在运转，比如色情业和黑帮。他说，“从教会往下走，有一间中国人开的理发店，假如你走进去理发，老板娘会特意关照你是不是需要性服务。这种打着理发店名义开的色情小店在巴塞罗那更多。但是基本没有青田人，因为青田人互相熟知。”

坐在教会光线昏暗的角落里，程牧师语气沉重地回忆起3年前自己曾经主持过的一个华人黑帮分子的葬礼。尽管那人不是基督徒，但祖母是基督徒，要求为孙子举办一个体面的宗教告别仪式。“此人也是青田人，靠走私香烟挣了几百万欧元，黑社会派人搞他，他开枪干掉了2个西班牙人，然后在警察围捕的时候吞枪自杀了。值得欣慰的是，他的骨灰最后送回了青田，也算是叶落归根。”

程牧师若有所思地说：“很奇怪，我遇到有些新移民死掉了，一定也要回青田埋葬。即便是获得了居留的那些人也是如此。”

我问他：“要是你会怎么选择？”他毫不犹豫地答我：“那当然还是要回去。但是我的孩子恐怕回不去了，对在西班牙成长的这一代青田人来说，中国只是个概念了。”

事实上，我眼前的程建平是青田“偷渡界”的传奇人物。1987年，在青田一家银行工作的程建平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偷渡到南美，在厄瓜多尔和巴西滞留了9个月。他来到西班牙驻巴西大使馆面见签证官，声称“我要回北京，能不能申请办理一个西班牙的过境签证，归国途中带妻子去逛逛”。

签证官没看穿程的想法，很干脆地盖上了通行章。那个红戳就像南美夜空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程建平后半段的人生。过境签证只有一个星期，但是程建平进入西班牙后在接应的亲戚家“黑”了下来。

取道巴西前往西班牙的偷渡路线启动了新的青田人口转移系统。1987年后，从北线和南线偷渡欧洲受挫的青田人纷纷效仿程建平，开始利用假签证转道南美前往西班牙。

想到无数同乡根据自己走出的路到达了彼岸，实现了欧洲梦，现在牧师的内心无比宁静。

转型之路

在GranVia大街一间西班牙人开的酒吧，我再次见到郑建茂，他讲述了更多自己的故事。他说“家乡人只看到华侨的风光，但是不知道背后经过了多少血和泪。”

1995年郑建茂初到欧洲，在意大利米兰一家青田人开的制衣厂做了3年工。很多初来乍到的青田人都像郑一样在同乡经营的地下作坊做工，青田人网络帮助新来者找到工作，后来者则成为先来者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心存感激，为刚到异国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庆幸不已。

郑建茂的嫂子后来也开了一家地下工厂，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工人也都是偷渡来的青田人，5台机器彻夜轰鸣，为意大利人加工皮包。这种辅助性的作坊生产，只涉及简单地拼制箱包成衣等中间环节，华人依靠的就是低廉的加工价格赚钱。这种价格优势，建立在工人较低的报酬、工作时间严重超过行业标准的限度，以及偷漏税费的基础上。

郑建茂当年服务的地下工厂有15个工人，一天需要做工18个小时，有时候坐着就能睡着。“中国人的勤快程度是欧洲人想象不到的。什么合同、保险干嘛用？全部不懂。给钱就好了。”

2012年2月，位于西班牙东南沿海的瓦伦西亚，国家警察在马尼塞斯仓库区打掉一个加工校服的华人地下衣工厂，抓获了两名分别为35岁和46岁的华人男子，还发现了4名没有居留的非法华人劳工在工作。警方指控两人涉嫌犯有侵犯劳工权益罪。警方称：“我们监视时发现华人进进出出，同时还能听到缝纫机工作时的声音从里面传出，甚至在夜间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住着拥挤的双层铺，居住环境非常脏乱，根本不适合住人。”

季奕鸿律师代理过多起华人黑衣工厂案，他说，其实很多中国工人不认为自己的人权受到了侵犯。“假如上班时间只有8小时，这些工人还不愿意在这里做工，他们宁愿做10个小时、14个小时，这样才能早早赚够钱还清偷渡费用，然后自己开店。”

作为地下经济的一环，华人之间存在广泛的竞争，这个群体具有强烈的与外界隔绝的倾向，也不懂通过合作争取更大利益，因此也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体系。开始几年，郑建茂的嫂子靠为意大利人加工皮包赚了些钱，撑不了几年，中国人的地下工厂之间互相压低价格，生意被抢没了。嫂子又去法国开餐馆，因为税费问题被重罚，从略有积蓄再度沦为一无所有。

在意大利的6年，郑建茂就住在嫂子开的工厂里。新婚之夜有老鼠爬过妻子的脚。这个集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狭小空间令他感到窒息，最后他觉得自己简直要麻木了，不想干了。但是哥哥不同意，因为郑偷渡的费用很大一部分是向嫂子借的，当时还没有还完，“要走就留下一条胳膊。”哥哥说。

但是不久郑建茂受到了一个华人黑帮的威胁和敲诈，他不得不离开工厂，开始批发一些瑞士小刀和中国伞沿街叫卖。郑建茂也曾经被移民局抓过多次，但是每次都涉险过关。最早的偷渡客，如郑建茂及其嫂子一般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很难从欧洲经济体系中获取利益，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

季奕鸿回忆说，一些青田偷渡者游走街头叫卖，很多人是警察局移民局的常客。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德里警察局一天抓40个左右的非法移民，最多的时候，中国人一天能被抓10个左右，很多是卖盗版DVD的。马德里的移民遣返中心为此聘请了一个台湾人做翻译。但是中国人不会涉及偷抢和暴力犯罪，而是喜欢工作赚钱。“现在你在街头基本看不到卖盗版碟的了，网络太发达，这个行业已经走下坡路了。卖碟的这批人逐渐有了立足之地，然后转型开店了。”

“田字不出头，工字不出头。”郑建茂的梦想就是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经营者，因此他顽强地要在加工作坊之外寻求新的立足点。1999年，当郑建茂行走在欧洲街头销售山寨版中国货，躲避检查、遭遇羞辱和欺骗，这个时候正逢“中国制造”异军突起，廉价的中国商品开始大量涌入欧洲。

在距离马德里市区18千米的Fuenlabrada工业区，西班牙华人企业联合会负责人陈晓莲对我说，就在1999年前后，西班牙华人的经营模式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型：“开始的中国移民在餐馆打黑工、经营地下衣厂，这批人在取得合法身份和经济积累之后，发现直接进口和销售便宜的来自中国的货物，比自己加工更赚钱，于是从事进口和批发的华商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开始做中西贸易。”

陈晓莲是我此行遇到的唯一一个非青田籍华商，她来自与青田毗邻的温州。她驾车领我参观Fuenlabrada工业区，这里延绵数千米，分布着300多家华人批发仓储式工厂。最大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此时正值中午，西班牙人喜欢享受一个悠长的午休时间，但是中国人却像筑巢的蚂蚁般进进出出。

像陈晓莲这样的华人移民都有初来西班牙在餐馆打工，继而开餐馆的经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仅巴塞罗那一个城市就有约400家中餐馆，生意越发难做。1994年，陈来工业区寻找商机，Fuenlabrada当时大部分是西班牙的批发企业。陈从义乌批发货物贩到西班牙。此后，大批“中国制造”，从礼品扩展至服装、皮鞋、玩具、小家电。到了2006年，工业区中最大的西班牙礼品批发商“欧米够”被中国人击败撤离此地，工业区现在只剩下了两家葡萄牙人和印度人的店铺，其余300多家都换成了中国人开的仓储式工厂。

“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这股力量能够改变市场。”陈晓莲说。

新移民频繁往返西班牙和中国，与之前旅居西班牙的勤逸沉默的华人移民截然不同，他们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意大利普拉托移民研究与服务中心的研究员安东内拉·切卡尼奥认为：这些新移民代表了事业有成的华人新形象，体现了中国人的新观念，即华人有能力短时间内在经济上站稳脚跟，并为他们的祖国做出物质和思想上的贡献。

陈晓莲并不讳言，华商基本靠销售廉价的中国商品起家，其中也含有部分山寨产品。“我们这一拨华人，基本是借助中国制造和祖国崛起这个大势。”我注意到她使用了“祖国”这个词。这批新移民，千辛万苦逃离家乡，想方设法办理西班牙居留，但是仍然相信自己是“海外赤子”，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为中国增强实力做贡献。我在西班牙遇到的很多青田商人都隐含着类似民族主义的特质和责任感。

1999年，海外青田人向世界各地销售了近31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从事外贸的海外青田人有3万多人。到了2001年，从业人员增加到5万人，创汇50多亿美元。发展到今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排名世界第二，外贸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0％。

当青田人从贩夫走卒纷纷转型为经营业主，开始形成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西班牙人惊奇地发现，近20年的资本与经济的全球化，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国移民原本弱小的特性。无论从地理还是语言上看，中国移民在西班牙都不比北非和拉丁美洲移民更具优势。但在这20年里，中国移民已经浮出水面，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

很难找到准确数据估算青田人的这个商业王国究竟有多大规模。仅在2009年，海外青田人寄往家乡的侨汇就达到了2亿多美元。万里之外的寄居之所和家乡建立了复杂的联系。华商在西班牙成立了大概120多个社团，很多冠以“青田”和“中国”之名，其负责人也多来自青田。有成就的华人被中国政府赋予很高的政治礼遇，被当做中国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看待。有西班牙的青田华人受邀参加北京的国庆花车游行，这被视为政治上的肯定和期许。

郑建茂略带俏皮地评价说：“其实他们只是希望和来访的领导人握握手。因为青田人注重自己在华人圈子的名声，而对于西班牙人怎么看自己倒不怎么在意。”

郑建茂直到2001年来到西班牙，开始和西班牙人合作销售面向华人的电话卡，才积累了第一桶金。2002年到2007年，是郑建茂生意最好的黄金5年，他销售的电话卡占到了马德里华人市场80％的份额，帮助他圆了自己的欧洲梦。

这天我和郑建茂在咖啡馆里聊了一下午，往事一点点在记忆中复活了。

郑建茂回想起当年地下工厂睡觉的地方只有45平方米，外面就是厕所，中间用木板隔开，大家睡觉就在机器上支张木板。嫂子和大哥，3个小孩，加上他，还有工人，10多个人挤在一起吃住。警察来检查必须经过外面一道大门，工人可以提前观察到外面，警察按门铃的时候，大家全都从后门飞速奔逃。

“在那种嘈杂的环境里，我还练就一项本领，不管多大的噪音都能入睡，即便一天喝4杯咖啡也没有影响。”

偶尔的沉默之后，他快速地蹦出一句：“那年听说一个二十几岁的青田女孩靠在机器上一下睡过去，死掉了。是累死的。”但他已经忘记了那个女孩的名字。

天色渐暗，掩盖了窗外那些粗陋的中国字招牌。随后地中海的夜晚来临，暗影飘逝。

中国人长生不死

我站在Fuenlabrada工业区的边缘，看到倪林光驾驶的黑色奔驰跑车一个急停出现在面前。

倪林光身着一件南欧风格的粉红色衬衣，身材魁梧，烟不离口。倪算得上事业有成，他开了4家餐馆，11家服装店，在Fuenlabrada工业区还经营着一间9800平方米的大超市，在富人区有一栋别墅。他最近刚买了一块地，因为经济危机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理。西班牙人在失业边缘挣扎，只有华人仍然在一家又一家开店，特别是建材和装修行业逆势而动。马达轰鸣，他摇开车窗，迎面吹来地中海的清风。

经历了20年的积累，倪林光就是西班牙人眼中富裕起来的青田人的形象代表。

根据西班牙劳工部数据，30％华人拿到了老板居留，这个比例是西班牙移民中比例最高的。1万家华人企业囊括了从酒吧到公司所有的行业。

倪林光已经在西班牙生活了28年，育有6个子女，除了长子在老家出生，其余都生长在西班牙。他的一个女儿在哈佛读书，毕业后在西班牙最大的银行工作，是做父亲的骄傲。另外一个儿子帮他在超市打点生意。除了喜好豪车豪宅，经历过苦日子的倪也尝试像一个西班牙人那样享受生活，但是他最大的爱好也许只有抽烟。

倪林光的超市里回荡着嘈杂的音乐，这里出售的商品90％都是中国制造，大部分都比西班牙货便宜1/3。青田人采用了一种大胆的融资模式，他们很少（也很难）从当地银行贷款，而是与供货商约定一个延迟的时间结算，所有的商品都不需要他立刻付进货款。倪林光用低价迅速销售商品，然后利用还款的时间差将资金投向其他生意，加速资本周转。

我到访的时候，超市的气氛略显狼狈：财务室的墙上被砸了一个大洞。两名严肃的西班牙便衣警察正在检查超市的监控设备。倪林光的弟弟把摄像的监控日期调到7月21日，元凶出现了：两个蒙面人凌晨3点用气锤砸开了墙壁，爬进财务室，继而拖走了沉重的保险箱。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半个小时。警察认为，盗贼十分专业，显然有备而来。

我问倪林光“损失了多少？”他不太愿说，只是笼统说“3万欧元”，然后转移话题说“我们出去喝杯咖啡吧”。

在对华商历来颇具微词的西班牙人看来，或许这会成为一条“罪状”。不少西班牙人认为：华人喜欢把钱放在家里而不是存进银行，是因为他们很少缴税，习惯隐匿自己的收入——瞧，就连混迹马德里的窃贼也掌握了中国人的作弊手段。

程建平牧师忧心忡忡地说：“1992年之后，西班牙人对华人的负面看法逐渐多起来，他们认为华人把赚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给员工上5个小时的保险却让他们上十几个钟头的班，说白了，这就是偷税。我经常在聚会的时候呼吁华商应该要上税，但是这一趋势没有办法改变。”

2012年5月19日，西班牙报纸El delta Noticias刊登的一篇文章说，中国人“不知疲倦，他们是要钱不要命的群体，自从入侵我们的土地开始，就借我们的资源积累财富，现在遍地都是他们开的餐馆、服装店，他们把赚来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往中国，肥了中国，瘦了西班牙”。另外一个华商聚集的毕尔巴鄂市的市长Lnak.Azkuna对媒体说：“华人在西班牙长生不死。”这句玩笑话在西班牙社会由来已久。一个关于神秘中国人的段子说：西班牙人只看到中国人放下窗帘生产孩子，日夜拼命挣钱，但是很少看到中国人死掉。他们怀疑中国人自己把自己吃掉了。

真实情况是，西班牙的华人平均年龄只有31岁——这个笑话传递的是中国移民和寄居国的文化隔阂。

2004年，马德里东南的埃尔切（Elche）发生了西班牙人烧毁中国华商鞋柜事件，被视为新移民与西班牙社会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

埃尔切市有18万人口，公元前5世纪已负盛名，是西班牙及欧洲的制鞋业中心。随着经济全球化，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也加入全球鞋业制造的竞争行列，根据西班牙鞋业协会的统计，在2000年到2009年期间，西班牙从国外进口鞋子的总量从8009万双增至近3.26亿双。2009年，西班牙73.2％的进口鞋来自中国。

2004年9月16日大批Elche当地商家走上街头，他们高喊“赶走亚洲人”（没有明确喊“赶走中国人”）。路上巧遇青田商人陈九松。陈刚刚向老乡借了12万欧元，从波兰进口了16个货柜的鞋子运来埃尔切。抗议者点燃了一场大火，烧掉了陈11个货柜。

事发6天后，律师季奕鸿接受委托前去取证，看到沿途布满了防暴警察。当地人很不满。原因在于，中国国际贸易扩张太快，全中国各地鞋子都出口到欧洲，存在很多不正当竞争，华人的店铺周一到周日都开业，价格比别人都低。埃尔切人担心，华人正在发起一场不对称的战争，进而怀疑青田人要控制当地的文化和商业传统，乃至整个生产体系。

西班牙纺织业、鞋业等行业协会的领导人公开表示，“在那些摧毁西班牙本地企业的国家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2011年，西班牙法院裁定埃尔切纵火案中的7名被告有罪。季奕鸿说：“我们放弃控告更多的被告，因为没有确实的录像证据，同时也不想与所有的埃尔切人为敌，毕竟那里还有300多家中国人的鞋店。”陈九松则离开了西班牙。

2005年7月，欧盟对中国皮鞋发起涉案金额高达7亿美元的反倾销调查。2006年10月7日，欧盟贸易委员会终裁中国鞋倾销幅度为16.5％，并征收为期两年的反倾销税。之后数年，针对中国制造的反倾销调查从未间断。

中国一家媒体评论说：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中国制造”带来了无人能及的价格优势，也令“中国制造”陷入了反倾销的泥潭。单打独斗的企业将中国货带到了全世界，但他们的利益如何保障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在北京，西班牙大使馆的新闻参赞Maria Llinares对我说，经历过佛朗哥统治经历的西班牙，已经对右翼势力具有了免疫力，她不太相信排斥外来移民的事情会在西班牙发生，认为所谓“排华事件”事件只是极端个例。但Maria也表达了西班牙社会对中国人的不解。她说：“华人在西班牙多是个人或者家庭经营企业，由资本组成的公司和自然人组成的公司很少。你知道，西班牙人从来不在工作的场所居住，但是中国人往往拖家带口把孩子也带到商店，这在西班牙人看来不可思议。”

西班牙社会普遍的看法是，华人企业的违法现象比西班牙企业更加严重，比如非法雇用非法劳工、不上保险、一些中国企业存在涉嫌生产假冒服装的行为。此外，华人融入西班牙社会的程度比其他种族差很多，是一个封闭的族群。

Maria说：“在西班牙，一万人以上的城市都有中餐馆，而且都是青田人开的。但是第一代青田移民很难融入西班牙社会。我想，第二代中国移民也许会有所改变。”

归程

我最近一次得到郑建茂的消息是在2012年9月，他在中国郑州做一次商务旅行，几天后又回到了青田。

郑建茂的身份成了一家西班牙橄榄油在中国的总代理，正在洽谈合作。1995年郑建茂从青田偷渡到欧洲，路上花费了2个多月。现在上海浦东机场开通了青田的班车，每天接送200多人往返。青田移民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往返。经济危机促进了回流。有些人回家是作休整，有些则一事无成。

离开西班牙前，陈晓莲对我说，因为消费紧缩，服装批发大量减少，加上欧元下跌，主要来自中国的原材料上涨，经济危机对Fuenlabrada工业区的华商形成了双重打击。加泰罗尼亚的华商林峰介绍，巴塞罗那很多华商的店关门了，据估算达到了10％，很多人处于观望中。王凌宙的餐馆生意不比从前，正计划和朋友投资安徽的一个铜矿。甚至季奕鸿的律师生意也受到了直接影响。他打开电脑看看开庭记录说，“2008年6月最好，在西班牙法院的大厅有24场开庭，2012年6月都没有超过4场”。

“西班牙加大了对于华商的检查，很多前几年没有按章纳税的商人，都被课以重罚。”程建平牧师说，“现在，一部分人把财产正在往南美转移，一部分则回到了中国。”

“中国制造”正在试图提升自身的价值链。在仍然保持价格竞争力的同时，中国缓慢而坚决地从出口便宜鞋子和儿童玩具，转向出口经济轿车、卫星通信和高铁列车。或许，那些扩张到海外的中国公司有朝一日会借鉴郑建茂这些“贩夫走卒”在海外长达20年的生存和转型经验。

郑建茂还记得17年前那个离家的夜晚，最小的姐姐送他从老家方山镇到上海火车站，用省下的钱买了件女式毛衣送给他，因为听说“北边很冷”。郑给自己买了一个19元的牛仔包。父母照例没有出现在送别的人群中。偷渡失败是件遭同乡耻笑的事情，家人把改变家族命运的荣誉寄托在年纪最小的郑建茂身上，既担心又充满希望。

郑建茂还记得母亲只是在头天晚上对他说了一句：“出去了就不要回头。”

行走在青田的街头，郑建茂这样的归来客已经多少感到有些陌生了。随着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青田的农田被废弃，城镇没有了新空间，这里的生活习惯变得有些欧化，在行进的车中，可以看到路边一闪而过的“巴塞罗那咖啡馆”。

青田永远在大兴土木，房地产价格已经和温州持平。但是海外的青田人并不担心。华侨气派的祖坟上，“侨坟”两个红漆大字就像是护身符，意味着将不会被列入强拆之列。

中秋、清明、春节这些传统节日，是欧洲的青田人回流的日子。他们的探亲活动能够直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原因之一就是，返乡移民往往会炫耀性的购买礼物以及吃吃喝喝。青田政府建立了负责与海外青田人关系的部门，也经常通过派遣干部和不同国家的青田人保持联络。2011年，青田实现生产总值135.62亿元。青田的富裕，很大程度是依靠海外青田人的经济支援。青田大部分路桥及地标建筑都是华侨捐建，在青田的侨资企业超过100家，每年为青田贡献产值60多亿元。

这次回到家乡，郑建茂特地到阜山的清真禅寺烧了一炷香，希望“白衣丞相”保佑自己渡过眼前的经济危机。建于元朝的清真禅寺有一个白衣丞相殿，是为纪念辅佐过唐朝四位皇帝的李泌而建。民间流传的传说里，“白衣丞相”是青田海外子民的保护神。

郑虔诚地叩首。寺庙香火很旺，25万海外青田人，仍旧希望得到来自家乡的庇护。蜡烛永远为远行者点燃，每炷香都写明了那些寄居欧洲的青田人的名字，仔细辨认，发现这些国家包括：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这些青田人的名字，表示和来源地的关系从来没有中断过。

金奴

7年前，苏震宇先生踏足非洲大陆，开拓了中国人非洲掘金的路线，他是具有冒险精神的黄金猎头，充满对财富的渴望。他44岁，是加纳-中国矿业协会秘书长。2013年6月末的一个炎热的下午，他快步走进广西南宁的一家四星级酒店，脑门挂着一层细密的汗珠，脖子上系着一条毛巾，用它不断拭去沁出的汗水。

4天前，他撤离加纳，挤上了一架从多哥经停巴黎转至中国的航班。跟他一样，在麻烦不断的6月，成百上千的中国人从加纳首府阿克拉转道迪拜、开罗返回中国。飞机上挤满了被驱逐的中国金矿老板和工人，脸上写满落魄。

坏运气从非洲一路追随到广西。回南宁两天后，苏震宇发现自己染上了疟疾，被非洲蚊虫叮咬引发的疟原虫病毒在体内发作，加纳人俗称“马拉利”的这种疾病在中国几乎绝迹。苏震宇浑身酸痛难忍，靠服药和打针勉强支撑。他的步履有时蹒跚，神情低落。

在这个惊心动魄的6月里，苏震宇差点被加纳报纸描述成一个靠贩卖他的广西老乡到落后的非洲丛林充当金矿奴隶的中国蛇头与冷血商人。苏震宇从文件夹里掏出一份6月1日加纳当地报纸Daily Graphic的复印件，摔在我面前的桌上，头版照片是加纳总统出访时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合影。“原本这天的报纸头版要刊登我的照片，把我报道成一个从事人口贩运的蛇头。幸亏被我提前知道，我赶到报社阻止了他们，于是头版换成了安倍的照片。”苏震宇的眼神喷着愤怒。

加纳报纸把苏震宇定性为蛇头的依据是，几乎所有中国淘金者都叫得出苏震宇的名字，在加纳的每个中国人手里都有苏震宇的电话。这反映了苏震宇在加纳的影响力。

身材不高的苏震宇外表强悍精明，穿着一件方格衬衣和一双蓝色的休闲皮鞋。他说：“很多同胞在这次加纳政府清理金矿的行动中血本无归、倾家荡产，我们正在等待加纳合伙人的消息，也在和加纳政府进行接触，最终才能决定是否继续待在加纳，或者，转战其他非洲国家。”

加纳的采金者多数来自距离南宁110千米的上林县。上林人口44万，保守估计，有1.2万人在加纳淘金。很多地方整村的青壮劳力都去了加纳。上林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2012年财政收入3亿元。当加纳淘金的暴富神话横空出世，吸引了大批渴望财富的上林人踏上非洲路。看起来，这像是中国势力在非洲强力扩张的又一个版本，只不过这次的故事并不美好。

被驱逐的中国人

2013年5月，加纳政府成立了打击非法采金专项工作组，6月3日，加纳政府打击非法金矿的驱逐行动全面展开。军警们突袭了库马西、打夸、敦夸等地的小金矿聚集地。没收工具设备、捣毁工棚。语言不通的工人们四散而逃，有的躲到可可林中。没有来得及跑掉的工人因为无法提供合法证件被拘捕。躲藏在敦夸市区金富豪宾馆中的160余名上林投资者正在碰头研究如何转移设备，被闻讯赶到的加纳警方一并擒获。中国人被关押至移民局监狱，等候遣返。多名中国矿主投资者称，随身携带的大量黄金和加纳货币赛地不翼而飞。

苏震宇说这是加纳迄今最为严厉的一次行动。中国矿主的生产线按照一条合200万元人民币计算，超过1000条。平均一台机器每天可挖掘100克的黄金。机器都被遗弃在矿场之上。受到波及的还有上林的金融体系。据称上林以及明亮镇的三家专为淘金客提供贷款业务的银行，将至少有数十亿元贷款无法按时收回。这意味着，这个以简陋的掘金技术包装、主要依靠人海战术融资的上林人淘金模式，到了不得不悬崖勒马的时候。

苏震宇是最早一批闯荡加纳的中国淘金客，也是加纳的中国淘金商人里的名人。他希望和加纳人创造一种双赢的商业模式。他掌控着金矿，却选择了一名叫Bernard Antwi-Boasiako的加纳合伙人作为名义上的老板，照片中的Bernard Antwi-Boasiako先生粗壮严肃，脖子上悬着一条粗大的设计繁琐的黄金项链。作为反对党的一名成员，他公开批评加纳政府这次对于中国工人的驱逐行为，“不能把非法矿工和合法矿工一起打击，中国工人有充分的文件证明自己拥有合法的劳工手续。”Boasiako接受加纳电视台采访时说。

上林淘金客正陷入集体的恐慌之中。苏震宇说，上林人在加纳各自为战，甚至内讧，没有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早晚要出事情，而这一次就是危机的全面爆发。他在去年已经发现了加纳政府决意改变土地被中国小金矿割据的苗头，为此成立了民间机构加纳—中国矿业协会，邀请加纳人出面作为公司的CEO，用途很明显，就是利用Bernard Antwi-Boasiako先生那张本地非洲人的脸。

事实上，这不是加纳针对中国淘金者的第一次行动。2012年10月加纳清查非法采金者，一名16岁的中国黑龙江少年在军警突袭中被打死，近百人被捕。前年也有20人因相同原因被捕。但以广西上林居民为主的中国采金者仍源源不断涌入。2013年3月，加纳采取部门联合执法行动，查封77处矿区，抓捕125名中国涉嫌非法采金人员，查扣并没收大批机械设备。

最近五年里非洲至少已经发生20起中国公民遇袭事件。苏丹、尼日利亚等本来就存在比较严重的内部冲突，现在加纳也在加入这一行列。这些袭击和冲突有的带有政治色彩，有的只是商业纠纷，但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不断有身在加纳的滞留者打电话给苏震宇。他安慰对方，如果驱赶走全部中国人，加纳的经济将会遭受重创。

加纳在西非属于政局比较稳定的国家，从1993年起实行相对平稳的宪政民主制，基本没有其他南部非洲国家的内战或地方割据问题，经济上虽然尚有欠发达，但也吸引了许多海外投资，增长势头良好，与中国外交关系也稳定。“这场冲突应该不涉及多少政治因素，而主要是中国人在那里长期的非法采金，激化了与当地居民及加纳中央政府的矛盾。”《金融时报》评论说。

苏震宇则声称，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其背后是西方大国的加纳代言人在操纵。他说：“在加纳的五大欧美矿产公司，聘请了12名加纳记者作为调查员，专门搜集关于中国人在加纳的负面消息，以此最终赶走中国人。”

居住在库马西的中国商人刘文民在写给中国驻加纳使馆的一封信中称：“美国用NGO的名义，在2012年年初和加纳的12名记者签订合同，专门收集我们中国人开采沙金的负面消息，在加纳知名报纸上连续刊登一个多月，但是中国同胞帮助老百姓修桥修路修建学校还有捐款等善事从没有正面报道过。导致不明真相的加纳人认为我们在破坏他们的环境。”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认为，加纳事件中所谓欧美大国阴谋论并没有找到证据，“欧美是大矿，而上林人是中小矿，各有各的码头，利益并不冲突。过去加纳有法不依，现在开始执行更严格的法律”。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苏震宇展示了一份用英文出具的报告，称这是一份内部人提供的资料。他没有提供消息的来源。这份报告上写着：调查对象重点是苏震宇和Bernard Antwi-Boasiako合开的Hansol Mining公司，以及其他所有在加纳的中国企业。

苏震宇擦了额头上冒出的汗，“这才是整个事件背后的主要原因，我们陷入了大国博弈的夹缝中。中国对于非洲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欧美人想要赶走中国人。欧美矿业公司和加纳官方合作，加纳政府有利可图。而我们上林人的金矿主要和单个加纳人合作，钱进了单个加纳人而不是加纳政府的口袋。说白了，打击中国人就是想要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现在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面临欧美大公司和加纳政府的合力打压。一方面上林人需要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过去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局面不可以再继续了。”苏震宇有点忧心忡忡地说。

上林人的金字塔

上林位于广西的中南部，从南宁驱车一路走来，先是看到南宁火热的地产项目正在四处开工，然后是宽阔的高速公路。因为高速路需绕远才能到上林，车子改道开上一条二级公路，继续开过去，感觉到明显的萧条，进入大明山东麓之后，沿途的景色变得单调起来。

寒来暑往，那些因为男人远去淘金而日渐荒芜的村庄，如今再次人声喧哗。自从6月3日加纳政府开始集中清理国内金矿以来，消失多年的上林男人重新回到了作别已久的家乡。苏震宇和每一个从非洲归来的淘金客都明白，财富的力量已经做出了远比岁月更替更大的改变。他们已经无法回到从前。

上林是广西闻名的四个贫困地区之一。这里的壮族人曾经有很长的淘金历史。明亮镇水台村32岁的邓碧宁引导我来到夹在一片广袤稻田间的乡村公路上，说：“过去这里就停靠着一条国家级的采金船，我们小时候经常到这里来玩。我7岁的时候，就跟着家长在地里淘金。”邓碧宁的叔叔，60岁的邓生荣正蹲在家门口剥狗肉，这天是夏至，当地人习惯在这一天食狗肉。邓生荣用拖鞋里的大脚趾踩了下脚下的土地，“现在这地下面就有金子。我们从小就淘金，后来国家不让采了。我们上林人曾经转到东北淘金，现在又跑去了非洲”。

苏震宇形容加纳躺在横亘西非的一条原生金矿带上。欧美、南非的金矿公司在加纳用大型设备采集的是岩金。当地非洲人没有机械和设备，采用人口手淘的低效技术淘金。上林人采的是沙金。潜藏在河道边的沙金，不适宜大型采金设备，人力又无法采掘。2006年4月，当苏震宇和3个上林人最初到达加纳的时候，他们采用了上林人惯用的沙泵，用挖掘机挖出河道的泥沙，用沙泵抽到溜槽上，经过黑人工人8个小时的冲洗，泥沙俱下，而金沙则被吸附到溜槽下面铺的地毯上。很快，上林人挖掘的沙坑像蚂蚁窝一样密密麻麻布满了河道两岸。

如今苏震宇已经和其他三名合伙人分道扬镳。他抱怨彼此互相拆台，各自为战。2006年10月，在掘得第一桶金的时候，为了获取资金不断扩张，第一批掘金者宣称他们发了大财。“他们回到上林说在加纳发现了金山，一台挖掘机一天可以‘挖’一栋楼。”一名上林人说，后来大多数人明白都被骗了。苏震宇的合伙人黄先生在上林车站旁的街上大摆酒宴大造声势，酒宴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深夜，很多老人还领到了红包。于是上林人相信来了来自加纳的金山神话。合伙人黄先生声称一台挖掘机器210万元，包括办理在加纳淘金的相关手续，于是每8个上林人一组作为股东排队认购，平均一人缴纳了20余万元。这样，黄先生还没有采到金子人在上林的时候已经融得大笔资金，并且未来还占有干股。

这种融资模式不断复制放大。这一年是上林人奔赴加纳的高峰的开始。上林农民加入了一套类似传销的充满风险的融资体系。每个股东又不断吸收新的股东入伙，以平抑风险购进设备。

邓碧宁的叔叔邓生荣在2006年受到鼓动去加纳做淘金工人，领的是每月3000元工资。2007年，第三批上林人加入到这个融资体系。邓碧宁曾经在深圳的工厂打工6年，每月工资5000元，但是并不满足。听说600人的村子有100人都跑去加纳，2009年他开始筹钱参股组装挖掘机运到加纳。邓碧宁联合7个股东每人缴纳12万购买了挖掘设备来到加纳。他记得第一笔钱总计“借了40多人的钱”。

2010年，一套设备已经涨到250万元的时候，叔叔邓生荣回到上林拿出积蓄然后贷款20万元，又找了7个上林股东，每人拿30万元，共计投资160万元，购买了挖掘机和沙泵以及全套的生活用具，来到加纳。在上林的三家银行乐意为淘金者提供贷款，高利贷者也应运而生。为此，邓生荣抵押房屋借了10万元，担保人是上林的两名公务员。在上林的银行门口还打出了“副科级以上干部可一次性贷款5万～50万元”的横幅。这是财富对权力的明码标价。当地人相信：差不多每个地方官员都有股份在加纳。这个类似传销的金字塔在利益驱动下越发膨胀庞大。

加纳的矿产属于国家，而土地却属于地主或者酋长。一般，中国人会找到持有采矿许可证的地主，付1.2万美元的“入门费”用于合作之初的关系疏通，此外，买的地上如有农作物，则按农作物价格的10到15倍付一笔赔偿费。最终以加纳合伙人的名义取得合法资格。地主凭借当地人的身份，每年可以获得毛利的15％到20％作为回报。

设于阿克拉的游说团体——社会综合发展中心主任史蒂夫·曼蒂乌（Steve Manteaw）对《金融时报》表示，“他们会找到有钱人，给他们看自己的执照，说道：‘来吧，一起做生意’。许多中国人到加纳来的时候，还以为他们直接采矿是合法的”。因为未能明确区分购得的矿权是否可以开采，很容易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进行开采经营活动。

与此同时，国际金价在四年间最高翻了一番，加纳金市的交易价最高曾达到每盎司1700多美元，这股涨势吸引大批中国工人及重型设备涌入这个产业，极大地改变了这个行业的作业规模和方式。2011年，广西人、安徽人、福建人，都涌到了加纳。苏震宇说，开始还办理正规用工签证和手续。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只持有旅游签证，大家都是家族式的，沾亲带故。最终失控了。“我现在只能影响五六个老板，顶多三四百人。”苏说。

破灭的非洲梦

数千名上林人尚在归国途中。在淘金者最多的明亮镇和水台村，人们聚集在村子中心的榕树下谈论着还没有见到的熟人和金子。很多人家大门紧闭。院落仍然显得破败。财富降临的速度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快。

邓碧宁说，如果没有这次意外，再过三个月，自己的机器可以还清贷款，日子才好过些。他说：“也就是第一批去的人有的挣到了钱，后来的人几乎没有挣到钱，都被套牢了。”

邓的家里正在整修土地，本来准备新盖一座楼房，但是目前不得不暂缓。他开着一辆去年花20多万元购买的斯巴鲁车，来到城中一处火锅店吃饭。他取出ipad，照相簿里存着和妻子在外旅游的照片。每个股东有三个月回国休假的时间，这是去年回国时拍的。

在他的相片中，刚刚提炼的黄金在简陋的工棚中发着幽暗的光，就像是神启，指引着上林人。另一张照片，40张100美元排列成旋转的图案，好像通往财富的钱梯。邓笑着说，这是用金子换来的。邓碧宁的网名：非洲金奴，毫不掩饰地透露了上林人对于财富的渴望。

苏震宇听闻，作为惩罚，上林将会禁止归国的淘金客三年内再出国，作为弥补，政府会给这些人以低保待遇。他嘲笑说：“你很难让这些挣着一万多块的钱的人再回到从前，毕竟他们开阔了眼界。”

回到南宁后，苏震宇被携款潜逃的传闻困扰。他否认这种指控，表示自己月底就要回到加纳。“加纳政府和移民局刚给我电话，希望我们正规的矿业继续运营。这是一种缓和的迹象。”

他也承认，这种缓和可能十分有限。在非洲的中国人深受无序和缺乏道德底线的商业文化的毒害，很难主动去遵守商业游戏的规则。“上林人不懂英语，有的连普通话也讲不好。最早加纳警察对中国车辆例行检查。中国人语言不通，又害怕惹事，于是直接给警察手里塞进50赛地，要知道，一个警察或许一个月才挣500赛地。警察都不敢相信，就在发怔的时候，中国人又塞给他50赛地。警察终于明白了，原来检查中国人可以得到意外之财。于是，所有的中国人在任何场合都会被随意拦截下来。”

一些发财的中国人喜欢炫富。在当地有专门为中国人服务的中餐馆、赌场、夜总会、妓院、地下钱庄，形成高效封闭的华人圈子——就像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看到的情景一样。中国人把黄金出售给印度人，按照当天伦敦市场交易价换回赛地，再通过浙江人和河南人的地下钱庄，三天后汇回中国。苏震宇曾经看到，有人用麻袋扛着交易黄金换来的钞票雇了持枪非洲警察当保镖在街上游荡。对金钱无节制的追求开始冲击着原本平静的非洲小国。

担心财产受到冲击，几乎每个中国金矿都会购买枪支自卫，中国人甚至抬高了枪支的价格，一只7连发猎枪被炒到了3800赛地一条，“中国人就像买豆腐一样，一买就是10条”。

随着对立尖锐治安恶化，冲突不可避免。很多中国金矿遭受持枪打劫。2012年4月16日，一群武装劫匪袭击了一处上林人的金矿，一名温姓上林人被击中头部死亡。死者来自水台村，温是村中大姓。6月21日，温联进拄着拐杖在水台村行走。3月，他曾和两名当地黑人雇工发生了肢体冲突，温联进称两名黑人工人试图杀死他抢劫工棚里的黄金。他在跳墙逃跑时摔断了脚踝，提前回国治疗。他展示诺基亚手机里保存的在加纳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赤脚的黑人孩子帮助中国工人打水，一桶1个赛地；电子秤上一块金条显示719克；两名黑人妇女在笑，向中国工人出卖肉体只需要20赛地。和非洲世界的所有联系几乎都和金钱有关。

上林一度是一个吸毒高发区，在大批上林人奔赴加纳后，人走城空的上林本地却清净了很多，一度实现了“零犯罪”。而在淘金人聚集的加纳敦夸等地、摇头丸、赌场、妓女也开始在唐人街慢慢滋生昌盛。各种帮派、枪杀屡见不鲜。

在上林遥想非洲，会让人联想起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描述：农业社会无可避免败落、农民背井离乡涌向东部和沿海大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恶果开始显露，道德被打上金钱的烙印，黑帮猖獗、物欲横流、享乐至上。

非洲人抱怨中国人挖走了黄金，破坏了河流和土地，掠夺了属于他们的资源，却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苏震宇极力否认这种指责，他称中国人和非洲人的合作是真正的双赢模式，而这一次，欧美公司对中国的妖魔化成功达到了目的。

温联进说，自己不打算再回加纳了。他翻看手机里的照片，那上面有中国人开掘的金矿，巨大的土坑深度3米至10多米不等，河道边坑坑洼洼，一片泥泞，当许多淘金客失望地发现花大钱进入的土地并没有找到期望的金子，就去开辟新的坑道。他们忘记了最初填埋还原土地的承诺，有的则付给地主一些钱就消失了。如果地主拿了钱也不回填，所有破坏环境的账最后就都记到中国人的头上。

温联进的黄金梦已经搁浅在这些萧条的坑洞中。他说：“我想不明白，中国援助了非洲这么多道路桥梁、议会大楼和体育馆，为什么非洲人仍然讨厌我们？”

迷失的乡愁

苏震宇的形象在这场乱局中变得十分复杂。1993年苏震宇结业于广西民族学院，先是做了两年导游。因为英语口语流利，他受聘到加纳给一个美籍华人开的赌场做类似公关经理的工作。1998年最早是来自黑龙江的敖姓人士在加纳采矿，但是没有做起来。苏震宇后来给湖南株洲人帮忙找金矿，依然没见成色。直到2006年苏震宇和三个合伙人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引导大批上林人奔赴加纳，才迎来了加纳的掘金岁月。

他和合伙人开启了上林人赴加纳的淘金潮。他尝试和加纳人的交易中维护自己的利益，前提是让加纳人得到好处。

苏震宇实际掌控的HANSOL MINING公司，购买了一块800平方千米的土地。他和中国淘金股东签署挂靠协议，淘金客们在他的土地上采金，每月缴纳7000赛地管理服务费。公司协助办理工作签证以及协调与加纳政府部门的关系，以保证股东正常经营活动。

这次变局让苏震宇意识到，只有参与到更复杂的政治游戏中，中国商人才能保护自身利益。公司CEO加纳人Bernard Antwi-Boasiako先生是很好的人选，不仅和中国人合伙做生意挣了大钱，未来甚至可以被培养成为总统，或者成为中国商人的利益代言人。

苏震宇坚定地否认了针对中国商人的指责，激烈抨击心怀叵测之人成功实现了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他相信中国人和非洲人的合作是真正的双赢模式，“中国人的智慧绝对是无穷的，未来比拼的就是实力，是金钱，我们可以用钱搞定一切”。

苏震宇的形象如同中国对于非洲施加的巨大影响一样复杂多义。中国曾经实施了不附带政治条件但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长期对非援助，结束了冷战时期在国际社会上的孤立境遇。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中国是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如今，中国对非投资超越了美国，但是商业投资也开始要求回报。一方面中非合作促进了非洲的基础建设和经济繁荣，一方面中国也开始被视作资源掠夺者和新的经济殖民者。

偶然，我在淘金客的微博里看到一张今年4月拍摄于加纳的中国人金矿的照片，当时的中日钓鱼岛冲突，也把身在非洲的上林人裹挟其中，并且轻易在这群异乡客中催生了某种民族主义的幻觉。照片中，在一间简陋的棚子前，墙上用粉笔写着“日本人去死，钓鱼岛是中国的”。旁边是6个举着长枪的加纳黑人在欢呼，居中的一个中国上林人，估计是名金矿主，身着白衫，戴着墨镜，面露着主人般的微笑，冲着镜头展开双手。

或许应该问一问：崛起的中国人，已经准备好拥抱非洲和整个世界了吗？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认为，中非贸易泥沙俱下，规范难度很大。中国援助非洲的模式总体取得了成功，不能因为个别现象而否定。

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说，西方发达国家对非援助的资金量虽然不少，但是它们的钱主要没花在非洲国家身上，其中的70％至80％是“人头费”，自己又拿回去了。他们自己的人员经费是很高的，所以真正花在项目上的钱就很少。另一方面，西方的援助主要不是在搞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而是在做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培训，搞一些促进民主良政，没有实质性成果。中国的援助完全是为了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需要基础设施，公路、桥梁、电站、医院、学校等，中国在非洲就是做这个。因此，中国在非洲建的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立在那里。

同样实实在在的还有淘金者们的命运去留。邓生荣的女婿在取缔非法金矿的行动中失踪，身在加纳至今无法联络本人。邓生荣说，女婿身背20万元借款，现在每月要向银行还贷2800元，没挣到钱一定不愿意回来。很多人仍然潜伏在加纳拒绝遣返，希望时机转变捞回巨额投资。我得到消息，很多上林人已经跑到加纳周边的其他非洲国家寻找金矿去了。6月刚刚从加纳回到南宁的上林投资者覃朝武说：“这个时候还是生命最为重要。”

当他们决然离开贫瘠的农村家乡，来到富裕的东部沿海城市打工，又辗转来到遥远的非洲淘金，离财富越近，离家乡就越远。就像盖茨比无法把握住长滩的诱人灯光。他们努力向着财富划行，逆流而上的小舟又不停地被浪潮推回到过去。

离开上林前，邓碧宁邀请我加入非洲淘金客的微信群。群里一片沉默无人发声。半夜，有在加纳未归的上林人贴出歌词“故乡的云。归来吧，归来吧，我已厌倦漂泊”。但是无人响应。

淘宝村的冬天

32岁的沙集镇网商协会会长孙寒快步走进他位于东风村的略显寒意的办公室兼卧房。办公区域一角摆着2台组装电脑，2个年轻的女孩——淘宝客服——坐在显示屏前，面前是暖宝和冒着热气的珍珠奶茶。淘宝旺旺的“叮咚”之声不绝于耳。

办公室的另一边，就是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的卧房。孙寒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脸堆满了愁容。他把手上的一沓订单交给客服，用睢宁本地土语对女孩低声叮嘱了几句，然后扭过头冲着我感叹道：“内忧外患啊。”

身材高挑的孙寒生就一副奶油小生的面庞，穿着干净利落。他说：“我们正在做年底结算，这个统计很重要，很多人会根据2011年的业绩决定2012年是否继续在淘宝商城做下去。”

孙寒所在的东风村，位于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东风村人口5000，有近3000家淘宝商城和淘宝集市，家家开淘宝店，这个村又被称为“淘宝村”。

商业力量让基因贫瘠的传统农业村庄生长出网商云集的相貌，它成为电子商务改变中国草根社会的标本。

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从淘宝村的农家院落里飘荡出的“叮咚叮咚”的淘宝旺旺声，也能透出春天才有的忙碌气息。然而，另外一些力量已经对这个苏北小村做出了远比季节更替更大的改变。

内忧外患

2011年9月，淘宝商城宣布调整2012年的招商规划，将原本每年6000元的技术年费提高到3万至6万元，同时大幅提高了保证金，这就提高了商城的入驻门槛。大幅提价引发了巨大争议，淘宝称是为了打击网上商店的假冒伪劣，此举对依靠贩卖廉价“中国制造”乃至假冒伪劣产品的淘宝中小商家产生了直接影响。我在这个风口浪尖造访了孙寒领导下的淘宝村，在商业版图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个依靠复制取得成功的淘宝村，会收获怎样的生存前景？

淘宝变局背景下，根据东风村网商的初步估算，2011年将是近三年来利润最薄的一年。孙寒说：“在2009年和2010年，利润最高曾经达到100％，甚至200％，300％；到了2011年，板式家具能达到20％已经不错了，有些几乎没有利润，只能赚好评了。”这意味着，这个靠仿制廉价的中低档家具闻名的淘宝村，度过了最初的风光岁月之后，随着淘宝政策的变化，挣钱更难了。

孙寒是东风村最早的一名淘宝户，也是现在沙集网商的领袖。他希望将淘宝村的财富发挥到最大限度，但是力有不逮。在办公室隔壁的另一间房里，墙上挂着2009年成立的沙集网商协会的章程，落满了灰尘。协会的组织者都是当地淘宝网商的元老，各人的彩色照片被一根黑色的细线标明了组织关系：包括一个会长，以及若干个理事。其中一个理事因为教师的身份不允许兼职，已经关掉了淘宝店。而最近，孙寒也将自己的一个淘宝商城转给了别人。

沙集镇网商协会因为在应对淘宝商城提高门槛的过程中表现平平，正受到农民网商的质疑。孙寒说，淘宝商城政策宣布过于突然，东风村网商一直没有突破较低水平重复生产，尚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一些没有经济实力和生产能力的网商，担心更高的投入意味着更高的经营风险，正处于观望之中。

现实中曾经有中小卖家为了表达对淘宝商城调整规划的不满，发起了反淘宝联盟，在网上攻击一些大卖家，并且在香港发起了针对淘宝的游行示威。

虽然对前途充满忧虑，但是孙寒对这些行动并不赞赏，说：“我们农民比较淳朴，没有参与这些活动。我认为情况并不是淘宝光为了赚钱这么简单，2006年，当我第一个在淘宝开店的时候，淘宝是免费的，我们的产品是便宜和仿制的代名词。但现在我们不能继续这么做了。现在淘宝为了发展，抬高门槛这是对的。我们必须和淘宝一起往上走，否则只能被淘汰出局。”

孙寒认为，2012年是一个关键年。淘宝商城已经将2012年定为质量年，这促使东风村的家具更新换代。之前，东风村做家具的板材多来自山东临沂，这种板材曾有被检出甲醛超标的不良记录。2012年淘宝商城将募集志愿者对家具抽检，如果甲醛一次不达标，罚款2万元、扣2分，扣分达到12分屏蔽店铺1个月，扣24分则终止服务协议。游戏规则既然已经改变，新年，孙寒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在协会网商间推广使用E1级的环保板材。E1级板材每百克甲醛含量小于9毫克，比之前使用的E2级板材甲醛含量少3倍。

下午，孙寒要去临近的沭阳县挑选合适的板材供应商，约好的时间到了，他急忙走了出去，同村的张廷则已经把黑色的长城越野车开到了院子里。汽车驶过东风村村中央一条河沟边，孙寒示意我看一个巨大的写着“赢天下网络平台”的店面。这条500米长的街道上云集着众多的前家后厂的淘宝店，但是只有这一家透着与众不同的霸气，招牌字体个头也比别家大数倍。

孙寒说：“这才是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赢天下的老板在北京一口气注册了500多个家具外观专利，几乎囊括了我们东风村目前销售的所有家具。要求我们的卖家必须向他支付专利费用才能继续在淘宝做生意。他已经开出了价码，一户收专利费3万，2000多户那得收多少？他已经不是在帮助东风村，而是在搞垮东风村。”

孙寒提到的这个人叫徐松，他以前也是自己开淘宝卖家具，现在开了这家提供培训、注册淘宝一条龙服务的具有中介性质的赢天下公司。

“内忧外患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淘宝商城抬高门槛是祸是福我们还没有完全看清楚，现在，有些人又试图通过垄断专利击垮其他淘宝户，我们面临双重压力。”孙寒有点闷闷不乐地说。

高利润下的模仿热情

东风村位于中国版图最具经商传统的江浙，但又地处相对贫穷的苏北。从北京乘火车一路走来，先是看到整齐的城市带，接着是一望无际的山川河流，中间夹着广阔的农田大棚。等到了位于山东和江苏的夹缝地带，景色突然显得寂寥单调起来，沿途几乎什么都消失了。

这个文革时成立的村落，取意“东风压倒西风”，并没有值得夸耀的先天资源。或因如此，贫瘠的地方，人自然会成为可供调动的优质资源。东风村人最可炫耀的是他们的宗族意识和经商头脑。这里曾有过村民两次自发的经商热潮，第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养猪，第二次是10年前搞废旧塑料回收加工。如今养猪业已经没落，而至今活跃在江浙一带的塑料回收业者，据说多来自东风村。但因为废旧塑料加工以焚烧医疗垃圾为主，制造毒气，屡次被政府定点清除。

因为资源不多，过去，这个村2000名青壮劳力都在外打工。“老天爷基本上没给东风村留下什么好东西，直到网络和淘宝出现，才改变了东风村的生计。”39岁的刘兴利从电脑后面抬起头说。此后几次见他都是这副姿势。刘兴利在徐州念过大学，系前东风村网销协会会长。沙集镇网商协会成立后该协会又并入其中。他面前摆着两台显示屏，说道：“左边这台电脑，是我的淘宝集市；右边这台，是我的淘宝商城。”他不停左右巡视，像一个国王巡视自己的领土。

刘兴利以前在徐州一家国企上班，中层干部，月收入6000元，也在徐州买了房子。但是每次逛徐州最贵的金鹰商场，他说自己“从不敢下手”，因为东西太贵底气不足。回东风村干上淘宝后，“有这种自主权了，不光可以给自己生产的家具定价，还可以买过去不敢买的东西”。2010年，这两个网店至少给他带来了百万收入。2011年利润滑坡，也有几十万收入。

刘兴利的父辈靠卖粉皮和出卖体力劳动打工，挣钱很难。2003年淘宝网成立，推出商家评价体系，通过买家评价衡量卖家的信用等级，2004年推出支付宝第三方担保支付方式，解决了网购的商家诚信问题。2010年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1.25亿，占整体网民的27.3％，并保持高速增长。电子商务也成为中国农民可以选择的一种就业方式。最早孙寒在上海的宜家家具店得到了启发。这种简约的北欧组装家具受到中国消费者的追捧。此前，孙寒在移动公司做销售，放到淘宝的300张手机卡一夜之间就卖光了。认识到淘宝平台威力的孙寒和同村的张雷，仿制宜家风格的组装家具在淘宝销售。他的第一款家具是一个实木装饰隔断，三层木条，十字插口，做了一个多月。这个成本只有50元的隔断当时卖了108元，同样的东西现在他一天可以做5000个。

百分之百的高利润吸引了村民的模仿热情。刘兴利因此和孙寒发生过冲突。孙寒最初开淘宝时，与张雷等人签署保密协议，因为这些模仿自宜家和韩国家居网站的图片非常容易再次被复制。刘兴利偷偷拷贝了孙寒淘宝店的图片去开店，结果遭到了孙寒的投诉。刘兴利连夜找人拍摄了一组图片次日重新注册开张，还手把手帮助4个兄弟注册淘宝开店。他说：“东风村的人际关系是乡村家族式的，大家都沾亲带故，熟人社会让孙寒的保密协议无法顺利实施，发现控制不住村人的模仿，孙寒最后索性放开。”

刘兴利的网店经营95种家具，雇用了10个工人。“我们体会非常清楚，淘宝改变了东风村。”地方政府提供的数据说，东风村外出打工的2000名青壮劳力全部回家开淘宝。从最初生产简单的木条插接装饰，到板式家具，再到如今生产实木儿童床。2006年年底，东风村只有6家淘宝店，2007年有10家，2008年扩展到上千家。现在东风村有物流快递22家，6家板材厂，6家贴面配件厂，68家板材家具厂，2011年又增加20多家实木家具厂。东风村在沙集镇、睢宁的经济实力数一数二。当地政府介绍，2009年沙集镇家具网销1.7亿元，2010年超过3.1亿元，预计2011年沙集镇电商营收将达5亿元。

喜欢挣钱，不喜欢花钱

没有哪个地方的变化有东风村那么大。东风村隶属于睢宁，但是村民更喜欢到53公里之外的宿迁消费。因为睢宁是县城，而宿迁是地级市，那里有睢宁没有的豪华电影院。村民喜欢到宿迁吃喝、唱歌和跳舞。他们不喜欢抽廉价的本地烟，而是抽更上档次的江苏本地产的高档苏烟。

睢宁县已经在村子西北方向规划了一个2100亩的电商产业园。虽然传说中要修建的30米宽的道路还没有看到雏形，但是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两旁，40％的家庭已经迫不及待开上了汽车，并且很多人喜欢买视野更高的越野车。

东风村二区的“天天快递”门前，老板王兵倚在2010年买的一辆白色越野车前抽烟。每天下午3点，王兵至少安排4名员工，驾马自达面包车到沙集各处卖家取货。“天天如此，一年只休息一天，我刚开始干的时候，头2个月瘦了30斤。”

4名员工每天在沙集取700到1000件家具，以每件平均50公斤计算，发货在5万公斤。因为竞争激烈，这里不光有号称全中国最便宜的家具，快递价格也号称全中国最低。其他地方快递每公斤1点5元，这里只有5毛。但是王兵说：“只要够量，快递依然可以赚钱，目前还没有看出东风村的经济出现滑坡的苗头，大家都好得很。”

张廷则驾车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颠簸，开往宿迁。越野车GPS语音提示“前方500米有测速”，一直高速行驶的越野车才降下车速。张廷则说，“我喜欢这种越野车，它的视野很开阔”。坐在副驾上的孙寒显得有点心不在焉。两人看完沭阳的板材厂，相约到当地人人皆知的“海宁皮革城”为各自的女人选购皮衣。

39岁的张廷则跟其他人一样，经营着一个淘宝商城和一个淘宝集市。他还是孙寒妻子的幺叔，两年前结束了在东北10年的打工生涯，他为家乡上网赚钱的经济发展潜力所震撼。于是，他买了电脑让亲戚帮着做客服，在后院又开了家具厂。他不愿意透露确切的收入，“一年几十万吧”。他说：“淘宝给我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自由。现在可以陪着老婆孩子不出门，自己给自己打工，就是每次买家催发货的时候忙。我总是说‘快了快了，已经发了’，实际上货物还没装。”他望着后视镜露出狡黠的笑容。

张廷则的妻子坐在后座，她穿着一件紧身豹纹皮衣和黑色皮靴，这在色彩暗淡的冬季乡村算是个醒目的打扮。她回应丈夫的笑话说：“我看你自从干上淘宝，学会骗人了，每次问你在哪里啥时候回家，你也骗我说‘快了快了’。”

飘荡着皮革味的海宁皮草大商城里灯火辉煌，出售各种仿冒的名牌皮草箱包，爱马仕、保罗、金伯利、香奈儿、古驰，几乎所有能够想到的世界名牌在这里都能找到。孙寒、张廷则把手插在裤兜里，步态悠闲地走在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店面上，经过一家家商铺时，里面的店员对这些富裕的主顾充满了好感。能说善道的女店员承认，这里出售的名牌都是高仿品。高仿品不过是仿冒品的另一个好听的叫法。这里一个“LV牛皮包”要价380元，张廷则戏称“我就是杀牛的”，女店员跟他斗嘴说“说不定这就是你杀的那头牛”。双方心照不宣，在一番讨价还价中，这个包以140元成交。孙寒买了一条40元的“金利来腰带”，原价280元。

张廷则的妻子在销售皮衣的店铺间左挑右拣，阿玛尼、凯伦、皮尔卡丹、意大利啄木鸟，这些真真假假的皮衣品牌，产地极有可能来自江浙某个乡镇的家庭作坊。最终，她和店员在一件标价2800元的装饰着狐狸尾巴衣领和水貂开襟的羊皮皮衣前展开了新一轮讨价还价。孙寒低声说：“怎么可能是狐狸毛，一件得杀死多少狐狸？”架不住张廷则游说，两人以3000元2件的价格，为各自的妻子一人买了一件。

这种消费尚属节制，孙寒说“我们不愿意花钱，只喜欢挣钱”。东风村一个靠淘宝开店发家的村民，挥霍无度染上毒瘾负债累累，成为村里人的笑谈。

专利风波

孙寒本人更像个有头脑的专业技术人员，现在他发现必须在网商协会层面做些什么事情，才能继续得到东风村网商的认可。2005年当他从南京林业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时，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度干过临时的群众演员和保安。2006年年底开始做淘宝时，才彻底摆脱迷惘期。他最初也曾设想给经营的家具专利加设一个保密锁，这跟现在徐松做的事情某种意义上并无二致。

不同的是，孙寒最后选择将资源共享，而徐松已经开始实施行动。沙集镇的邱雨成为第一个遭到投诉的网商。2011年12月20日这天下午4点，邱雨接到淘宝客服的电话，自己的一款畅销“宝贝”遭不明权利人投诉外观设计侵权，被屏蔽下架。这款板式转角电脑桌占邱雨网店日销售额90％以上。

刘兴利的电脑桌面上，沙集网商QQ群里，人们正为此事展开激烈讨论。稍早，很多沙集网商都接到了不明身份者电话，一名操本地口音的男子警告，只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是等着向淘宝投诉下架，一是主动付钱购买专利继续经营。QQ群里有人发出哀叹“淘宝村即将完蛋”。

从各种渠道传出，徐松——沙集网商认定的专利抢注人，已经开出价码：一个外观专利使用费每户交3万元，双方处于对峙阶段。孙寒表示他并没有和徐松谈判的意思，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坐在一起，我们协会以为网商服务为主，赢天下算是一个中介机构，以赚钱为主。我们帮农民注册一个淘宝商城只要2000元，赢天下收三四万元。我们帮农民注册一个商标1200元，他们是15000元，我们挡了他们的财路。我甚至怀疑他们试图靠这种出售专利的方式赚钱跑路。”孙寒轻蔑地说，“他们的想法很幼稚。”

晚上，QQ群里东风网商们仍然纠缠不清。一番商议之后，刘兴利起草了一份以沙集全体网商名义致睢宁县委县府的公开信，历数不明权利人恶意抢注给东风村造成的恐慌和损失，并且忧心忡忡地说“东风村将面临灭顶之灾”，呼吁“尽快解决问题”。孙寒也通过县专利局向国家专利局提出撤销专利的申请，同时咨询律师，准备到宿迁或者徐州中院起诉恶意抢注给网商造成损失。

这场风波也许迟早会来，闻名遐迩的淘宝村其实很脆弱：数千网商依靠复制廉价的组合家具维持着运转生存，外力轻轻一袭，就可能把气球扎漏。

阿里巴巴集团研究中心高级专家张瑞东认为，这反映了“东风村的产品缺乏升级，人们逐渐对沙集产品订上了价廉质劣的标签，再有沙集网货商品的可复制性较高”。2011年东风网商普遍抱怨效益缩水。一个主要因素是，东风村生产的家具主要集中在大约500个产品，大家都在热卖电脑桌、书柜等十几款家具，它们出自同一图纸，数年未变。在2008年，东风村卖一个电脑桌能赚700多元，2011年利润已经降到了200多元。

长期为东风村家具厂供应刀具的英格玛磨具厂老板李子坚说，以旁观者的角度，他认为，淘宝村真正的危机还是出在低水平的管理上。“这里的生产还处于初级阶段，孙寒已经不错了，但还是家庭作坊，以孙寒的规模，至少需要10个销售人员、3个研发人员、2个生产管理人员。实际是孙寒自己身兼研发和销售，父亲帮忙照看厂房。这里还是没有系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给个尺寸就干，研发能力非常弱。”

2010年东风村获得了阿里巴巴“最佳网商沃土奖”，孙寒代表东风村到杭州领奖，曾经和马云有过一面之缘，“握了下手，坐在马云的后排”。当时马云正处于内外交困。后来马先生对美国记者抱怨说：“完全改变淘宝是很难的，但可以从淘宝商城开始。淘宝商城里的每件商品都是正品。如果想加入淘宝商城，必须达到这些标准。我们宣布政策那天，我不在杭州，而在美国，所有的媒体头条都说淘宝的收费比以前贵了五六倍、我们要挤垮所有小店家——他们把意思和目的全改了。有些人联合起来，花钱雇人闹事。我说，应该与媒体沟通，但面对这些家伙不应该后退半步。那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斗争，我非常孤独，没人愿意相信马云，只有我的团队在支持我。我在内部网上给团队发了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我会关闭淘宝，但不会后退半步。不幸的是，我没有赢得政府的支持，我没有得到外部公众的支持，没有依据301条款得到来自美国的支持。你确实是在战斗，却没有援军。”

孙寒说，“很多人攻击马云，他也比较伤心。淘宝曾经被外界称为假货天堂，现在淘宝要提升服务和质量，长远看这是正确的，否则淘宝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东风村也不能老这样低水平。前期消费者选择我们是价格因素，往后价格不是最主要的。我们要和淘宝一起走下去，否则大家就一起覆灭了。”

搅局者，还是领导者

28岁的徐松生就一对充满机智的眼睛。他是东风村那个制造了混乱的专利发起人。中午，赢天下公司门前，几个女客服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晒太阳。因为没有生意可做。2个月前，赢天下办公室的32个座位都坐满了客服，现在只剩4个。赢天下最多时开了50多家商城（这种方法在淘宝涉嫌违规，淘宝规定一个身份证只能注册一个商城）。随着淘宝商城提高保证金，徐松准备出手转让。目前，手里还剩10几个商城，且都交过了保证金。徐松的合作伙伴王乐说：“每个商城就像一块地，只有天天浇水才能种菜，没有人打理，很快就荒了。”

徐松坐在自己“赢天下”阴冷的办公室里，掸了掸桌面上的灰尘说，“我不介意做一个搅局者，东风村生意越来越难做，大家都在低水平重复抄袭，再这么搞下去，东风村迟早玩完。我们必须远离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只有做大做强才能抵御风险。”

徐松2010年4月创办的赢天下电子商务园，从事淘宝商城注册、交易培训一条龙培训服务。至今，徐松称他们培养了600人，最远黑龙江和河南的农民举家搬到东风村学习如何在淘宝开店。徐松说，“过去东风村民只知道在淘宝集市做生意，是我把他们带到淘宝商城，带到了更高一层。”农民网商展现的劣势是：操作能力差、互相砸价成风，让他对东风村的前途产生了怀疑。

2011年2月，徐松来到北京的国家专利局，申请注册了500多个家具专利，这几乎囊括了东风村乃至沙集镇正在制作和销售的所有家具产品。他称，每注册一个专利花费10万到20万元，到2011年年底，已经通过了37个专利，很快还将通过180个专利。

东风村另一个淘宝大户兼村会计王万军说，徐松胆子很大，他前期对淘宝商城投入很大，希望出售商城牟利，但是随着中小卖家对淘宝商城观望，现在全砸在了手里，王估计徐至少赔了100多万元。加上徐松开的赢天下超市没有取得效益，他认为，徐松抢注专利的真实目的，是靠出售专利的方法弥补经营损失。

徐松声称没有威胁东风村人的利益，相反，他说：“农民的思想真的很近视，今天有钱赚不管明天，注册是为了规范市场，只有控制市场才能避免砸价带来的混乱。你们不是砸价吗？谁砸价我让谁下架，直接关掉。注册专利这个事情，不是看眼前一两年，而是将来怎么控制市场。我说了，没有我，我们东风村的家具都不要卖了。”

随着淘宝商城宣布提高门槛的日期一天天逼近，加上专利风波造成的恐慌，一些东风村网商担心可能会受到双重影响，更盼望一个强有力的网商组织支持度过难关。以前曾经发生过类似事情。2011年10月，沙集十几家快递联合涨价，一夜之间，每一单增加了1元。这引起了网商的不满。2011年10月26日，刘兴利组织沙集网商建立了一个QQ群，这个沙集网商QQ群的介绍是，“质低加砸价，网销做不大。卖商不团结，早晚被搞憋。用心做服务，网商俱乐部”。总计300家网商加入。很快，大家商议了一种农民式的抗议方式，“一周内不发中通发圆通”。

中通快递是发起快递涨价的当事公司，圆通快递则是临时组织者，被网商视为主要策划者。抗议产生的效果在第一天就显现：中通快递一天内收不到货，但是已然产生维持运转的各种费用，圆通快递则出现了爆仓，货物积压太多无法发出，网商纷纷发起投诉。最终网商的团结让快递涨价图谋半途夭折。

刘兴利一边继续在两台电脑前左右开弓跟买家寒暄，一边慢条斯理地分析着东风村的前途，“东风村下一步面临更残酷的洗牌，市场不会因此减少，有可能会更大，应该有一部分企业冒出来。如果集中20个比较大的企业，规模化肯定比家庭作坊好。而让其他小卖家做淘宝集市小店，相当于在全国设了很多代销点”。

刘兴利认为，利用淘宝搭建的平台做生意互惠互赢，但是游戏规则由淘宝制定，现在只能适应。东风村需要打造自己的沙集品牌平台，往高端发展。但是目前还没有企业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而且网商协会也并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

阿里巴巴研究院高级专家张瑞东说：“东风村目前发展的阶段，网商商品的质量、知识产权、品牌建设，是其面临的主要矛盾。网商协会应该在这方面发挥其作用，同时对整个沙集电子商务服务商的发展，要进行规范和规划。”

在那间筹划着不为人理解的财富计划的办公室里，徐松说：“现在的网商协会根本不具备管理能力，简直扯淡，会长也不是网商选举产生的。孙寒做淘宝时间长就该是会长？我开始也想加入，但是他们不要我。因为我要加入的话，可能下届协会会长大家选出的人是我。”充满自信的徐松刚刚向县政府汇报了一个新的工作计划，新年和县政府一起搞沙集镇赢天下杯网商大奖赛，评选文明网商和五好网店。他说，“我更看重沙集这个品牌，沙集还没有红得发紫，就是缺少一个领导者。在这样一个低迷的气氛中，我会把沙集的人气重新集中，把所有网商纳入，把所有卖的东西纳入，还会产生一个沙集独立的网站，自己再买个系统做个网站，也许就叫沙集网。彻底摆脱淘宝的束缚，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然后，徐松模仿起了播音员，他用一种谐虐的广告腔说，“你想买便宜的宜家风格家具吗？那就请到沙集家居网来吧。”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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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摇摆的信仰

中国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皇帝没有了，个人权威在毛泽东走了以后，也没有了。敬畏没有了，但是没有新的信仰来代替，怎么办？问题就出在这里。

葛剑雄　（历史学家）

赞美诗

5月是怒江的雨季。持续一天的降雨导致前方山体发生了小规模滑坡，福贡通往六库的巴士，开出客运站不过1公里开外，就被堵在公路上。

车上只我一个乘客。我身心疲倦，希望在天黑前赶到六库投宿。时值傍晚，穿透雨雾传来一阵庄严的歌声，一下一下敲击着耳膜。向车窗外寻觅，恍惚看见，公路对面一处陈旧民居的阳台上，似乎是一家几口人围坐在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前，颔首合拳，一起唱一首好听的赞美诗。

我被这歌声吸引，是谁在怒江深处娴熟地赞美上帝？

我下车循声而去，歌声就在不远处的前方时隐时现，而我却迷失于兴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杂乱街巷中，始终没有找到歌者是何人。

地质第四纪的强烈地壳活动，造就了316公里的怒江峡谷。西边是高黎贡山，东边是碧罗雪山。福贡位于峡谷的中心，古名上帕，是怒族、傈僳族、独龙族的聚居地。这块封闭的天险之地，具有近乎与世隔绝的部族血脉，然而作为异域文明的基督教，为何能长驱直入，扎根传承至今？

中巴滞停了1个小时之后重新启动，夜色初上时分终于抵达六库。六库是怒江州政府的所在地。休整一夜，次日清晨，我独自走到六库郊区的一座小山，这是六库的制高点，山头矗立着一座基督教堂。小山不高，在山顶俯瞰整个县城：灰蒙蒙的天空、浑浊的江水、忙碌的人民。曾几何时，这座教堂是六库的中心，人们环山而居，围绕在基督周围。1973年，州政府从知子罗迁来六库，随后大兴建设，革命的痕迹至今随处可见：穿城而过的怒江上，“朝阳桥”和“向阳桥”光看名字就知道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刻在桥体上的毛泽东语录鲜红依旧。随着城市数次开发扩容，六库成为一个革命印记和经济欲望混杂的新兴小城，教堂也逐渐退到了城市的边缘。

能留下来的，自有其缘由。首先是政治和宗教。其中，政治以其暴雨式的强力扫荡，调整着秩序。而宗教以其抚慰人心的召唤，让人顶礼膜拜。但是两者都不及财富的魔力让中国人死心塌地去追寻。

教堂二楼探出一个脑袋，一名肤色黝黑的怒族男子，盛情邀请我：“礼拜天，去教堂听唱歌吧。”

怒族男子叫郁伍林，生长在老姆登村的一个基督家庭。大姐在六库的教堂做老师，妈妈从前也是，舅舅是礼拜长。“我外公临死的时候，还在唱赞美歌。”

唱歌，是当地人对唱赞美诗的俗称。每周三、周六晚上，周日白天，上帝的仆人们，都要来到教堂歌颂信仰。

基督村

福贡县匹河乡的老姆登村，白族语意为“金竹”，位于4000米的碧罗雪山的半山腰。全村1100人，差不多都为怒族，70％以上笃信基督。34岁的郁伍林长相英俊，人很谦和。“我们和别的村子最大的区别，就是脸上常带着微笑，”他说，“这要感谢神。”

郁伍林开着嘉陵农用摩托车载着我盘山而上，浑浊的怒江渐渐在视野中化为一条细线。他的家庭成员包括：患忧郁症的70岁的母亲，教名“玛利亚”；33岁的独龙族妻子；三个孩子，分别是12岁的长子郁吉，8岁的次子郁乐，3岁的幼女郁欣；一条叫“海豹”的1岁小狗，一只尾巴先天畸形的本地猫，2头猪，5只鸡，以及数目不详的家鼠。

富有传统的怒家姓名，在郁伍林这一代就被简单的汉字取代了。他行五，叫伍林，最小的妹妹就叫七妹。

郁伍林是典型的农家。家里有4亩旱地，2亩水田，6亩茶园，靠着开农家客栈接待天南海北的驴友，全家年收入能在3万元左右，在村里收入属中上水平。郁家隶属于一个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在村里很有影响力。

郁家劳力只夫妻2人。这一天下地插秧，又来了5个人帮忙，包括他的舅妈、一个表姐、一个堂姐，一个表妹，一个表哥，7人分别来自6个家庭。没有机械化，完全人力牛耕。水稻要在6月中旬前插秧完毕。连续下雨，玉米地里的杂草长得很快，他认为除草剂会破坏土壤，坚持用人力拔干净。帮忙是义务的，郁伍林只负责管饭。中午2时结束上午的工作，大家坐在怒江边的桃树下吃完简单的午饭，又继续工作到天黑，日落而息。几天之后，郁伍林又去帮助舅妈家插秧。年轻人大多离开了村庄到东部的大城市打工。劳力匮乏的乡村，形成了这种互助的帮扶方式。

1996年，怒江州在每个少数民族中选6人到上海的民族村表演，郁伍林是怒族代表，认识了作为独龙族代表的妻子。工作就是为游客表演改良了的民族歌舞，工资都是1300元。他们都不习惯上海的生活，觉得城里人不好相处。两人在上海呆了一年后回家结婚在老姆度村历史上，两人是第一对异族通婚。

“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早上，郁伍林开着农用摩托车到匹河乡小学，看望寄宿的长子郁吉。郁吉读五年级，每两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要步行两个小时山路。郁吉从教室懒洋洋地走出来，他是一个安静友善的男孩，脸上永远挂着微笑。郁伍林掏出5元钱，说“今天儿童节，给你的过节钱”。

老姆登村小学只有三年级，三年级读完，孩子们都要到乡里继续上学。二年级的郁乐明年也将重复哥哥的寄宿生活。

郁乐看起来有点少年老成，经常流露出困惑和不解的神情，他个头和哥哥相近，力气很大，可以轻易把同学倒提起来。晚上的饭桌上，妻子拿出从福贡买来的猪头肉，配上简单的青菜，郁乐就吃得很满足。他问爸爸：“为什么今天的饭菜特别好吃？”郁伍林重复着同样的话：“今天是儿童节，给你改善生活。”

7点半，钟声敲响，提醒村民该去教堂了。

郁伍林和妻子在地里已经忙了一天。浑身沾满泥巴的郁伍林，到教堂出资建设的太阳能洗澡房，花一元钱洗了一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带着郁乐去教堂。

教堂位于老姆度村的开阔中心，旁边就是悬崖，可以看到山下怒江奔流。教堂正上方，十字架刻着“神深爱世人”，出自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一个孩子哼唱着“耶稣为我们，来世界”，从教堂门前穿过。教堂内没有太多装饰，设施简单，白墙红窗，灯光昏黄，红色胶带粘贴成的十字架，贴在一张破损的布道台上。

老姆登基督教堂1930年建成，最早在上村和下村有两个，在1958年的政治运动中被拆毁。直到1979年，两处的教堂合并成一间重建。此后教堂又先后修建三次，先是草木房，继而石棉瓦房，1984年圣诞节前，修建了现在的砖木教堂，朝向由东西改为南北。这是整个福贡地区最大的一间基督教堂。300平方米，能容纳1000人。5万元建筑经费全部来自村民奉献。

这天晚上的布道员是李继才和阿米娜，村民习惯称他们的教名尤纳和玛塔。“感谢主，让我们平平安安又到了星期三的晚上。”阿米娜说。她看到我这个外人混杂其中，很谦虚地说：“我讲的也许不好，但是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

周三晚上的圣经课只有十几个村民参加，几乎见不到郁伍林这样的年轻人，很多人劳作了一天也许睡下了。郁伍林在祈祷时也打起了瞌睡。郁乐双手合拳闭眼祈祷，问他想了些什么，他的眼里还是流露出困惑。

礼拜天

礼拜天。这一天要祈祷4次。从辛苦的农活中解脱出来，大家把去教堂“唱歌”，当成一周一次的例行聚会。

临近中午一点，村民陆续集中。他们多是一副休闲的装扮，穿着拖鞋，背着黑红条纹的民族背包，女人用绑带背着孩子，老年妇女喜欢戴着改良的“红军帽”，灰色或者蓝色——这是当年红军长征穿越此地留下的印记。还有2个中年男子穿着警服。我发现很多村人喜欢穿这种仿造的老款警服，不知道是否为了给礼拜日增添一丝威严感。

布道台前的闭路电视，放着制作成MTV的赞美诗，加入了新潮的电子音乐伴奏。老姆登村的村长老兰宝，打着拍子、很内行地对我说，“这是小三和弦”。

小黑板上，用傈僳语写着今天赞美诗的指挥者和《圣经》讲解员的名字，讲解员由礼拜长或者精通《圣经》的村民担任，有资格担任的村民，至少初中毕业，或者在教会学校高中毕业。

教堂一共26排，一排可以坐20个人，女人坐左边，男人坐右边。大家有说有笑，打着招呼。各家的狗也在长椅下穿梭。此刻，教堂俨然成了村里人的社交中心。

一点钟，一个穿白色衬衣、领子发黑的消瘦男子，走上讲台。“102页”，白衬衣用短促的汉语说了两遍，教堂安静下来。

第一首赞美诗，穿透了一片悉悉索索翻书的声音，就在这间空荡的房间骤然响起，毫无征兆地击中了听者。男人的沙哑低声部，年轻女子高亢的的高声部，还有老年人含混不清的呓语，起初从各个角落蔓延、寻找、汇合，这些显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奇特的音质。我彷佛置身一个真空世界。

纪录片《废城》中，我第一次被这天籁之音震撼：《哈利路亚》的混声大合唱，从这些没有受过正式音乐训练的怒族妇女口中唱出，冲破雨雾，在怒江上空激荡。《废城》导演赵大勇告诉我：“我把镜头长时间聚焦在她们的脸上，试图读懂歌声背后隐藏着什么。是苦难，还是虔诚？宗教对于她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1点10分，女人已经坐到了第10排，而男人只有5排。郁伍林在家睡觉。郁伍林的妻子抱着小女儿坐在后面，每次听到赞美诗，女儿就会睡着。

“尤纳”李继才走上讲台。他脱掉了昨晚的红夹克，穿着一件蓝衬衣，怒族人特有的油亮卷曲的黑发梳得很整齐。他一只胳膊撑在桌子上，手托着腮，目光炯炯地看着台下的听众，气质不像农民倒像“百家讲坛”的教授。

54岁的他对《圣经》的解释和现实结合得很好，“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谁会没有错误呢？即使是刚出生的婴儿，饿了也会咬痛妈妈的乳头。所以，谁能说自己纯洁如水呢”。说的是怒语，听众会心地点头。

后来，李继才告诉我，除了在神学院的短暂学习经历，主要靠自学，他经常看书报杂志，留意身边的事情，希望在生活中找到更多的“心灵鸡汤”。他习惯性地带着谦卑的笑容说：“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一切都是神的眷顾。”

又轮到了白衬衣指挥领唱，他的节奏感差一些，手势很生硬，好像拿着一把菜刀在空中乱劈。“122页”，他说。这时教堂后面传来小孩的哭声。

白衬衣叫齐李，本来上午和晚上的指挥是约翰娜和玛塔，下午轮到“小牛爸”，60岁的“小牛爸”突然头疼，临时换成了齐李。他很兴奋，也有点紧张。人选都由村长老提前安排，村民轮流担任。李继才说，这样大家可以共同提高。

一个年轻女村民的歌声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的歌声是整个教堂里最响亮的。她梳着马尾，穿着一件蓝色的套头衫，怀里还抱着一个顶多两岁的已经熟睡的孩子。女子撸起袖管的结实右臂上，刺着两个模糊的汉字。她的嗓音非常像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清澈，富有穿透力，而且毫无保留，高音要唱到脖子青筋凸起。一遍一遍，怀里的孩子随着节奏在摇晃。

礼拜结束，“才旦卓玛”就很快消失在人群中。我回到客栈，重看视频回放，惊讶于这个女子的漂亮嗓音，决定找到她。村里人告诉我，她叫杨花妹，和郁伍林的妻子同一年从外村嫁过来，已经是两个女儿的妈妈。

杨花妹人很腼腆，和唱歌时的挥洒自如反差强烈。她正在玉米地里拔草，被这堆干不完的农活弄得心烦意乱。右臂上刺的是她的汉语名字“小花”。他的丈夫在一旁无所事事，却笑着说，她并不真的懂那些歌曲的意义，只是瞎唱，杨花妹也不着急反驳，只是不好意思地说，1000多首赞美歌，她会唱800多首。“我喜欢唱。歌唱的时候，一切烦恼都消失了。”

她的家庭一年收入只有2000多元，时间都要消耗在无休止的农活中，丈夫想当拖拉机驾驶，考了证但是没钱买车，又想学家电维修，也是没有本钱。“唱歌”成了杨花妹单调的乡村生活中的一种调剂，教义倒不是关心的首要。杨花妹小的时候，父母就这样唱，她从没有想到这是什么宗教。对于一些村民来说，“唱歌”成了生活里的一部分。

四声部

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教授魏德东认为，农民生活单调，在乡村里开设基督教堂，不仅可以为他们寻找一个聚会的场所和机会，而且还能弥补他们心灵上的空虚。

或许这只是一部分原因。

傈僳族、怒族天性乐观，是随性不爱计划的民族，喜欢喝酒，即便在刀耕火种生产力低下的年代，打下的粮食不少都酿酒喝了。针对这些习惯，最初基督教在怒江传播时，反对喝酒抽烟，教导人们注意卫生。怒族人喜欢杀牲祭鬼，每年都要杀掉大量的牲畜，对于需要牲畜劳作的农家是很大的负担。基督教反对杀牲祭鬼，可以帮助村民提高生产力。

基督教的教义，以一种本土化的传播方式和现实意义，逐渐俘获了怒江人心。

86岁的拉吉过去是老姆登村的祭师“于古苏”。怒族称鬼神精灵为“于”，相信万物有灵。傈僳族、怒族、独龙族都有不同的图腾，各自为政。基督教来了之后，“不能信两个神了”，怒江的各民族第一次有了统一的信仰。“于古苏”拉吉失业了，后来只能跟着马帮到缅甸做生意。

现在，老姆登最高的“精神长老”是60岁的兰宝，他教名“伊利亚”，在现场客串手风琴伴奏，他有怒族人特有的黝黑肤色，眼神浑浊，说话深思熟虑，很有威信。

兰宝听老人讲，只有怒江才有这种口耳相传的四声部赞美诗唱法。他拿出一本傈僳文赞美诗，上面标注了男声高低音和女声高低音共四个声部。“这是阿依达和妻子阿子达来到怒江传教的时候，结合傈僳族和怒族的对歌曲调，专门创造的歌唱法。”

阿依达是“尊敬的牧师”的意思，阿子达则是“尊敬的大姐”。这两个美国牧师的名字，至今在老姆登人中流传。

拉吉老汉声称曾见过阿依达。在昏暗的千脚楼里，坐在火塘前的拉吉抽着旱烟说，“他个子很大，眼球是灰色的，人很善良”。阿依达在20世纪20年代深入怒江，和妻子住在对岸的架科底村传播基督，村民对他的妻子阿子达印象更好，记忆中这是一个开朗的白人，会弹琴纺织，还为村民免费治病、接生。

当年拉吉还是小青年，要去英国军队控制的缅甸做生意，阿依达亲手交给他一个路条，在缅甸畅行无阻。拉吉说，到了缅甸英军控制区，看见自己是阿依达引荐来的，“那些人拍手欢迎我们，让我们上飞机参观”。

拉吉的妻子亚加80多岁，说自己小的时候，阿子达还抱过她。1944年前后，阿依达从缅甸回来，全村人翻越茶马古道到兰坪迎接他。不到12岁的亚加也加入其中，村民只是为了告诉阿依达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妻子阿子达因为伤口感染早些时候去世，就埋在村里。阿依达后来又娶了另一个加拿大传教士作妻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两人取道缅甸回国，再也没有回来。

村民口中的阿依达和阿子达，就是历史上对基督教在云南扎根起到了重要影响的美国牧师杨思慧夫妇。

基督教最早传入怒江的时间是1913年。英国传教士麦元西主持的缅甸八莫基督教内地会曾派遣一位缅籍克伦族青年教士巴托前来怒江地区传教，虽然他当时在这片区域起到的影响微乎其微，却由此拉开了怒江州基督教史的序曲。

20世纪20年代，大批外国传教士从缅甸进入西南，遭到当地民众的抵御，原因主要是语言隔阂。1920年，内地会英国牧师傅能仁来到傈僳族地区之后，并没有急于传教，而是先学习了半年傈僳语，培养了傈僳族传教士。傈僳族在怒江属于强势民族，傈僳语也在部分怒族和独龙族通用，用傈僳语传教淡化了当地人的排斥心理。

傅能仁还用拉丁字母拼音创造了傈僳文字。这些注音文字，以音对字，笔画简单，适应了当地民众的认知方式，一般学习两三个月就能读能写。

杨思慧夫妇则继承了傅能仁的衣钵，最终用傈僳文翻译完成了《圣经》。现在，傈僳族、怒族、独龙族在教堂诵经、唱诗一直使用傈僳语言文字，即便是怒族的老年人，也能读懂傈僳文《圣经》，就是拜传教普及所赐。

杨思慧夫妇显然具有高超的音乐素养。他们发现，当地土著民族的对偶句式与《旧约全书》中“箴言录”和“大卫诗”句式相似，于是修改整理了赞美诗歌集，形成了具有怒江特色的四声部赞美诗，传唱至今。

每年圣诞节，老姆登教堂成为周边各乡数千名教徒集中的地方。祈祷、唱赞美诗、吃饭、聊天，活动持续三天三夜，不知疲倦，犹如一个盛大的晚会。

阿依达属于第一批进入怒江的牧师。经过30年的传播，到20世纪50年代，云南、贵州、四川的基督教徒约有30万，占当时中国基督教信徒总人数的30％。

村长老兰宝

村长老兰宝出生于基督家庭。父亲1918年生人，13岁开始信教。到了大跃进，没有礼拜天，休息日没有了。信教的被批斗，圣经被收缴，教堂财产没收了。父亲被送到碧江劳改了9个月，还有些人在监狱中关了20年。

兰宝说，1958年大锅饭，全村饿肚子。很多人翻越高黎贡山逃到了缅甸，“江对岸一带基本跑光了。后来把六库封了，不让江东的再跑掉”。

1962年到1965年，是村民眼中“最好过的三年”。“边疆特殊论”的出台，允许地处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搞“单干户”。自己家的地自己种，每家都有余粮。并且“信仰自由，但是不盖教堂，是家庭聚会”。1966年“文革”一来又行不通了。即便在“文革”时期，村里也有人偷偷保留圣经，在家里祈祷。兰宝保存着一本1949年前上海印刷的傈僳文圣经。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基督教在怒江恢复发展，并在20世纪末一度出现基督教的发展热潮。

怒江州宗教局统计，到1999年怒江州基督教信徒达86412人，以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为主，占全州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总人口的30％。

这是一个缩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10年发布《宗教蓝皮书》，2008年至2009年间的调查显示，中国现有基督教徒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总数估计为2305万人。也有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尚算保守。

在北京，我向国家宗教局一位退休官员当面请教：“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教徒越来越多？”“我来告诉你部分答案，”这位退休官员说，“从前，人们的生老病死全部由国家和单位负责。现在，买房、上学、看病，都是自己的事情，人们要寻找新的寄托。”

兰宝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他没学过音乐，却无师自通会拉手风琴。本来他是更高一级的乡长老。3年任职期间，尽职尽责，到辖区的教堂探访，过溜索到对岸的上棉谷和下棉谷村，来回要走三天，深受爱戴。

兰宝有9个孩子，是村里有名的超生专业户。连他自己也奇怪，老婆生产从来不费劲。而且都是在自己家里就生了，从不劳烦医生接生。最离奇的一次，老婆去地里劳动，背篓里还背着老三，在路上就把老六生了。

1994年第9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惊动了乡里的领导，来了7个乡干部，商量要对兰宝做出处罚。兰宝的家就在村委会旁边，老婆肚子大的时候照样进出哪儿也没躲，居然没有人发现。他自嘲“这是神的安排”。

最终乡里决定撤掉了兰宝的乡长老职务，罚了1万元。采用分期付款，这笔钱至今还没有交完。

又一个周三的晚上，兰宝独自来到教堂，为不能前来祈祷和有病无法来到教堂的村民代祷，洪亮的声音在教堂回荡。他说，“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这是我们和世界的一种精神关系，人都是需要寄托的，都要找到自己的主。”

并行不悖

老姆登村1100人，正式受洗过的村民有340人，礼拜长由340名村民选举产生，每三年选一次。村长老则在村民选举的5个礼拜长中推举产生，任期都是三年。

教堂的事务人员，负责日常教堂管理、组织礼拜、还要调解村民间的矛盾纠纷。村民最普遍的纠纷是林地界限不清，首先想到的调解人往往不是村委会，而是教堂礼拜长。对于生活在大山深处的村民来说，道德的约束比法律的作用大，教堂比村委会作用大。

2011年8月是教堂管理人员换届的日子。选举实行一人一票。标准是为人的道德水平和修养，能否带领教堂发展，还有对于圣经的娴熟理解。礼拜长和村长老都是义务工作。“这是上帝的事情，不开工资也要做。”李继才说。

老姆登教堂已经连续多年成为福贡地区圣诞节教徒聚会的组织方，兰宝很自豪。前几天，乡长找到兰宝，知道他懂音乐，让他创作几首歌颂大好形势的赞美歌，兰宝婉拒，他告诉乡长，“信徒只赞美上帝”。

教堂的水电维修杂费，则依靠村民的奉献。老姆登村每年都有三四万元的奉献，其中30％要上交乡两会。

教堂门口有个奉献口，背后有两把锁。两把钥匙，分别在礼拜长和执事手中，两人必须同时在场才能开锁。这种具有乡村特色的制度设计，避免了贪污的可能。

在老姆登有两套管理机制在运转：一套是村委会，一套是教会。“我更相信教会。”住在教堂对面的村民五肖说。38岁的五肖1999年曾当选过礼拜长，但是他说自己和其他人观点不同，一年后选择了退出。村里有人抱怨说，五肖其实是受不了教堂的事物占用了他经商的时间。

五肖人很能干，经商很快致富，被村里人称为五老板。他搞过承包队，建过石棉瓦工厂，拥有的房产甚至超过教堂的产业。他承包了教堂旁边的鱼塘，养了鲢鱼和鲤鱼，经常邀请县城的朋友到家里来垂钓烧烤。“很多人羡慕我神仙般的生活。”

“很多村民说我自私，我知道。”他喝了一口茶继续说，“信教就不能做坏事，不能喝酒，但是做生意却避免不了酒局，也避免不了尔虞我诈，现在社会都为了金钱，人很迷茫，迟早有一天，我要证明我不是那样的人。”

虽然离开了教堂的管理职务，但是五肖一直关注着村里事务。以他的观察，教会的操作更透明，比如发动村民修路，都是自愿。周日礼拜间隙，兰宝对前来祈祷的村民说，基督进修班的学员需要学费，希望大家能够奉献，很快就有人往奉献口里投钱。

而对村委会五肖却略有微词。前不久乡里为村里修建公路，允诺给沿路的村民安装塑化窗户，却被村干部据为己有。五肖的结论是“村委会有利益。他们让村民做事情都是强制的，不行就罚款。而教会的事情，大家自愿的更多”。

村委会也有选举，公开唱票。但是五肖认为，在农村，谁的家族势力大，仍然影响着选举结果。“应该让他们演讲，就像美国总统选举一样竞选。”

朋友和酒

在郁伍林的农用摩托车上，我认识了搭车的李成保，28岁的李成保10年前第一次离家，和6个同乡一起到深圳打工，在一家台湾老板的工厂做衣服，说好一个月给1600元工资，最后只给了800元。干了不到半年，就回家了。“现在的人很会骗，说得跟真的一样，人要讲良心。”他说。

对于外面世界的失望，让李成保这样的年轻人重返山村，娶妻生子。虽然现在一年收入只有2000多元，但是看起来他一点不着急。“有信仰，就有一切。”李成保说。

他说过去自己是个二流子，喝了酒经常和人打架。“我打伤人两次：一次把人胳膊打坏了，赔了500元；一次把人内脏打出问题了，赔了800元。幸亏我进了教堂不再喝酒也不再打架了，否则按现在的行情，就赔不起了。”

告别的时候，李成保充满期待地说：“晚上唱歌的时候，希望能在教堂见到你。”

晚上，我冲破了一群山村恶狗的围攻，赶到了教堂，而李成保却一直没有出现。

没事的时候，郁伍林很喜欢到一公里之外的知子罗村去玩。因为知子罗有酒、有朋友。

知子罗，怒语意为“有漆树的地方”。原为碧江县城，曾是怒江州政府所在地。因为潜在的泥石流灾害，经过国务院批准，1986年撤掉碧江县，人口并入福贡、泸水。

传说中的地质灾害并没有发生。当地村民倾向认为，这是个借口，因为碧江过去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随着瓦碧公路的修通，海拔约2000米的知子罗不可避免被边缘化。

一个例证是，知子罗村的村民后来被允许搬到废弃的碧江县城，而且是统一分配住房。到现在，地震灾害并没有发生，已经住了800多人。

碧江搬迁的时候，县城里还保留的大量“文革”时期的印记都没有来得及清除。时间就像停滞在那一年，语录墙、标语，钉大字报的大头针密密麻麻留在墙上。县商业局、县公安局、县委办公楼，都被农民“占领”了。800村民散居在过去州府所在地的偌大县城，就像水面上掀起的小涟漪，几乎看不到人，所以外界称知子罗为“废城”，纪录片《废城》即因此得名。

郁伍林的几个表姐和亲戚就搬到了这里。老姆登的人喜欢到知子罗来，部分原因是因为这里充斥着一丝放纵的末世气息。老姆登比知子罗规矩多。怒族人喜欢喝酒，而800人的知子罗村，酿酒作坊至少有10家。

即便在废城，也有一个基督教堂，规模比老姆登简陋，信徒也不如老姆登多。周日下午5点，村民们做完礼拜出来，废城才有了点生气。

村长老苏向荣是一个瘦小的壮年男子，一头浓密的卷发，普通话很好，他说，外界感觉知子罗很阴森，时光好像停留在文革时期，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是什么让人们聚集在教堂周围？这是信仰的力量。”说完，匆忙去帮邻居们垒猪圈去了。

人群从教堂消失后，知子罗的街道又陷入了安静。一个汽车修理部门前坐着四个人，东张西望无所事事的样子。其中一个身旁放着一个小瓷缸，装着淡黄色的苞谷酒，他已经喝醉了，热情地招呼：“来喝一杯，今天是礼拜天！”

人们总是能找到各种理由喝酒。知子罗一中旁的小卖部，50度的苞谷酒卖2.2元一杯。这里是乡村酒吧兼社交中心，一个歪戴帽子的怒族青年喝大了，说领到了500元的工资很高兴要喝点。他不愿意说自己的名字，只说叫自己“朋友”就可以了。“朋友”穿着一件运动衣，问他喜欢什么运动？他两眼迷离地说“喝酒”。

郁伍林的表姐亚文经营着一个苞谷酒作坊。大灶台的墙壁都熏黑了，污水肆流，随便一伸手就能捉到飞舞的苍蝇。这是当年碧江驻军的伙房。玉米粒用水泡一夜，然后盖上塑料布捂到沤烂酸臭，发酵20天左右，再用蒸馏法制成酒。成群的苍蝇就是被玉米的馊味吸引而来，亚文酿的苞谷酒很畅销，卖到六库和福贡要5元一斤。

亚文35岁，最好的朋友是37岁的碧波。今天两人的丈夫都不在，所以两人决定喝一杯。她们不是基督徒，没有清规戒律约束。她为自己解脱说：“我们只要爱生活，就是有信仰的人。”

买彩票是另一项普及性很高的地方运动。老姆登一个叫浦云海的怒族村民，自己动手画了十几张超过一人高的彩票趋势走势图，贴在家里墙上。他很不服气地说：“运气不好，去昆明做工3个月天天买彩票，中途一个星期回家没买就错过了大奖。”他花了1万多元钱买彩票，从没有中过。碧波也喜欢买彩票。她买了“138”，结果开出来是“038”，不然就能中500万元。她开玩笑说，等中了500万元，就给亚文买一套房子，然后给自己换一个听话的丈夫。

怒族人管喝酒叫“咻”，碧波可以“咻”一斤白酒，亚文可以“咻”两斤白酒，我忘记自己“咻”了多少了，这个下午沉浸在酒精中。我快醉了，说“再喝要出人命”。亚文说：“如果喝酒能死人，我们都死过好几回了。”

郁伍林说话也含糊了，他伸出手掌，正面反面各伸了一下，诡异地笑道：“我们都是这样和那样的人。”

我为郁伍林充满寓意的话感到惊讶，我们都是“两面”的人。在物质化的时代，寻找着精神的价值，求之不得时，我们也享受短暂的快乐，并不以为罪过。只是有多少人愿意接受郁伍林这样的生活呢？

他的生活节奏，跟外面的世界，保持着距离感，似乎并不急于投身山外。郁伍林家里有一台破旧的小彩电，那是获取信息的唯一工具，但是几乎不看。下地一天吃完饭早早睡觉，孩子基本处于放养状态，饿了自己找东西吃。一头无人看管的驴就能让孩子兴奋半天，如果能买1元一包的方便面生吃，就会更高兴，没有更多的物质诱惑，他们很容易满足。郁伍林告诉我，他对孩子要求不高，初中毕业就可以了，原因是“读不完九年义务制会被罚款”。

一天晚上，我和郁伍林坐在竹楼的露台上，喝着茶水聊天。群山融入了墨色中，对面山上的棉谷村，亮起了点点灯光，龙塘边的老姆登教堂剩下一个模糊的剪影，怒江涛声激荡奔流不息。

在夜色中，我看不清郁伍林的表情，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十分满足地说：“也许，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却有好空气。”

此情此景让人动容。我同意郁伍林的话，如果没有跳蚤的话，这里就更完美了。

隐士

张培刚先生2011年11月27日辞世，身后极尽哀荣。

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共同为张培刚送别，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周其仁回忆30年前，作为旁听生在北大听张培刚授课的往事。他印象中的张培刚一口古雅的湖北乡音，神情生动，语言幽默，讲解清晰，对于刚从黑龙江农村考到最高学府的周其仁有很大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乡村建设派”和“以农立国”论在中国流行，1949年的哈佛大学，张培刚的得奖论文早就认定，中国农村——也是所有发展中经济的农村——无可避免要沿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路线发生巨变。追随者们称赞张培刚具有远见的理论奠定了发展经济学的基石，是缺乏独立学术思想的中国的少有明烛。这专门为张培刚打造的学术殿堂，更像是寻路中国的一声叹息。

一头爆炸式银发的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用江湖式的口吻，称张培刚为大哥，称赞大哥的论文“写进了历史”。张培刚生前称张五常为大兄弟。如今，“哥哥弟弟坐上了一条船，那是中国船，”张五常的悼词富有寓意地说，“此船沉没，哥哥弟弟会一起葬身大海，但如果遇到阳光普照、清风徐来，哥哥弟弟会一起走进历史去。”

中国传统“士”的价值是提供独立的见解。知识分子的命运，大抵只有跟中国这条大船的命运发生交集，才显得具有价值、意趣盎然。然而近代以降却总是难逃权力阴影，或者逃亡或者只有选择沉默。与权力和政治的距离历来最难以把握，所以有了知识分子的“出世”与“入世”。出则伤心，入则伤人，张培刚98年的戏剧人生，参透了古老的宿命。

张培刚去世前一年，我来到武汉一处光线昏暗的寓所拜访这位世纪老人，没有感到期待中的思想珠玑在荷叶上跃动的喜悦，只看到了时光长久的停滞。

冬日的残阳照在身上，深陷在沙发里的这个瘦小的老者，伸出苍白的右手和我轻握一下，以示“接见”，便不再多话。多数时间，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张培刚如老僧入定般坐在我面前，像一面旗帜供人膜拜。他的妻子，比他小17岁的谭慧则负责做起了他的“传声筒”。

他的膝盖上披着一条印花毛毯，毛毯一角露出挂在腰间的尿袋，诸多老年病困扰着他。腊月的武汉，正是阴冷难捱，华中科技大学招待所一号楼，23摄氏度的恒温，可以帮助老人抵御南方没有供暖的冬季。作为校方的一项特殊照顾，20年前，从住所搬到招待所后，直到驾鹤西去，张培刚就一直住在这里。

阳光穿过窗棂的投影，落在老人略显不耐烦的脸上，原因是来访者打断了午后清梦。他浓重的红安口音一字一板，几乎是在向我抱怨了：“还有3年我就满100岁了！”似乎在暗示我：他不光没有精力，也不甚有兴趣应对来访。

的确，这已是破例了。张培刚的学生，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建华说，自从两年前取消了最后一个外出习惯：每周六去麦当劳吃一个麦香鱼汉堡，近两年张先生已很少出门。

张培刚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06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首届张培刚奖颁奖论坛，何炼成、林毅夫、史晋川等名家获奖。张培刚这个长期不为公众所知的隐士，暮年以一种众星捧月的姿态高调亮相，奇迹般赢得了人生最高亦是最后的声名。

1945年，哈佛博士生张培刚完成了毕业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他完全没有想到，时隔4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这篇尘封的论文被他在中国的追随者发掘出来，称之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篇开山之作。他也戴上了“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发展经济学之父”的桂冠。

一个经常挂在追随者口中的说法是，同样从事此项研究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潜台词在于：比刘易斯涉足这一领域更早的张培刚，假如继续做研究的话，那么诺奖似不该旁落他人。

历史无法靠假设演进，现实是，张培刚走红学术庙堂是在生命中最后的短短20年时间，此前他的大部分人生沉潜于被人遗忘的江湖。从江湖到庙堂的一落一起，尽显光怪陆离时代的戏剧性变迁。

走红哈佛

生命的最后时光，红安子弟的生活单调而刻板：上午醒来，夫人谭慧为他记录心跳、大小便数值。午饭时他看一下自己喜欢的大字版《参考消息》，中午小睡片刻。大多数时间里，精力不济的“发展经济学之父”长久坐在沙发里，沉浸在回忆中。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张培刚的记忆很容易又回到青年时代。准确说，是哈佛求学的时光，那是他得到日后全部名声的起点。

“我在哈佛的时候，住在Cambridge。因为英国也有一个Cambridge，翻译成剑桥，所以我就把哈佛的Cambridge叫做康桥。”说到这些值得玩味的细节，整个身子几乎不动的他，才显得兴奋起来，从毯子底下伸出手，迅速整理下头上戴的鸭舌帽，眼神中流露出这个年纪的老人惯有的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得意神情。

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谭崇台对哈佛时期的张培刚有过一段颇为传奇的描述：谭崇台1944年冬天到了哈佛，遇到一位风度翩翩的胡博士。得知谭崇台来自武汉大学，胡博士立马问：“那你们可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事后谭崇台得知，胡博士就是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

张培刚1945年完成论文，1947年博士论文才获奖。而谭崇台遇到胡适是1944年冬，彼时张培刚来到哈佛不过3年。在谭崇台眼里，“土气、质朴”的张培刚当时不知道凭什么赢得了大名鼎鼎的胡适的青睐。出自张培刚对于这段经历的回忆几乎没有，只简略提及，在美国曾经和赵元任、胡适等交往。谭崇台比张培刚小7岁，后来他的妹妹谭慧成为张培刚的妻子。

今天人们对张培刚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给予了不吝笔墨的赞美，却忽略了此前张培刚已经具备了6年的实践功底。张培刚是清华庚款哈佛留学生的一员，赴美前，1934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即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了6年，先后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的粮食问题》、《浙江省粮食之运销》等著作。

在1940年出版的《浙江食粮之运销》中，张培刚面对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经济现象：当时从江西、湖南等内地农村运往宁波的粮食，成本居然比从泰国运来的还要高。在仔细地隔离了“运输成本”之后，张培刚的发现是，那是中国内地的“纯商业费用”偏高的结果。

对于张培刚的这本早期著作，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仍然记得自己当年初读后的惊喜：张培刚专门把粮食的“运输成本”与“交易费”——也就是单纯的市场费用分开考察，并且极见功夫地总结出，市场交易费的减少可视为交易机构有了改进的标志。

“交易费”概念的清晰提出，让后来者惊异于张培刚的学养。1937年，罗纳德·科斯首先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张培刚并不知道。

张培刚的学术思想的更大意义——以节约纯商业费用协助经济发展、推进农业国工业化——在今天还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但农业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其中，国内市场的制度组织成本高于外销市场，依然还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关键。离开了降低制度和组织成本这条主线，其他的课题都不容易有根本的解决之道。张培刚在研究浙江米市的时候，不但独立使用了“交易费”概念，还斩钉截铁地指出了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的关系。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制度分析，这一点在张培刚的早年研究及哈佛论文中已初见端倪。

张培刚写《农业与工业化》花费了半年多时间，最终通过博士答辩，获得了1946—1947年度威尔士奖。威尔士奖是哈佛经济学系奖励当年度本系最佳博士论文的，是给学生的奖励。一份当年的报道显示，和张培刚同时获奖的还有一个学生George Jaszi，每人得到了500美金。

北京工商大学梁小民教授说：“张先生提出的观点远远超过当时与他同时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教授总结的张培刚的三个命题是：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何者是必要条件？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是否平衡发展？农业国与工业国的经济关系如何？

在经济建设初期，中国的工业化照搬了前苏联模式，过分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不重视农业及其与工业的协调发展。现在回过头来看“张培刚模式”，完全符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农业效率提高了，国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就会得到保证；随着底层产业的边际效用递减，新生的发展动力必将促进上层的产业发展，而上层的产业又会对底层剩余劳动力构成拉力，从而使工业化或现代化得以实现。这种农业与工业兼顾的经济学理论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自成一派，称作发展经济学。

张培刚在美国待了5年，哈佛岁月给这个湖北红安农家子弟的精神世界投下的影响细致入微。至今他仍然喜欢交响乐，而不喜欢京戏。“我喜欢听贝多芬，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中午，学生半票。在夏天，乐团还在广场加演。你知道，哈佛一年的学费要400美金，我的生活费是90美金，但是我每周都会省出5毛钱去听古典音乐会。”望着窗外日渐暗淡的天际，张培刚喃喃自语。

遁世30年

1946年，哈佛岁月戛然而止。张培刚和吴于廑、韩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约回到武汉大学任教，三人后来有珞珈“哈佛三剑客”之称。张培刚的学生、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礽曾说：“1946年秋，张培刚先生从哈佛回到武大，凝聚了一批人才，有哈佛的吴纪先、刘涤源、谭崇台，耶鲁的李崇淮、周新民，威斯康星的朱景尧。可说是群星灿烂，光华四溢。”但是他又说：“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

1949年，张培刚担任经济学系主任，同时担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这是中国新旧时代交替的前夜。无数张培刚们期盼学以致用施展经世之才，时代却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归国的张培刚，以及他所集聚的这批人材，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的30年里，并没有发出期待中的灿烂星光。

在财经作家苏小和看，张培刚的成绩都是在美国时候的事情，“以后他就没研究，活着而已”。

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农业与工业化》之后，张培刚宛如一颗一闪而过的流星，再也没能写出比博士论文更值得称道的文章。

我问：“后来发生了什么让你远离经济学研究？”

张培刚努力回忆，但是记忆似乎在1952年后出现了惊人的空白，长达30余年。夫人谭慧在一旁挡驾：“请不要问那些让他伤心的事情。”

张培刚有着两次回国创业的经历。1948年元月，他曾应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邀请，前往担任顾问和研究员。当中国硝烟淡去，1949年，他辞去了联合国的职位，也辞谢了布莱克、厄谢尔两位导师约他回哈佛任教的邀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决定在武汉建立一所工学院。“他们认为我是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1952年，张培刚被任命担任华中工学院第三校建设规划办公室主任。1953年，40岁的张培刚和23岁的谭慧组建了家庭。

曾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夏振坤教授回忆，1953年，受命组建华中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夏振坤找到张培刚，希望他出任农经系主任，希望恢复学术研究的张培刚欣然答应。没等他赴任，肃反运动开始，农业经济学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学科，组建农经系的计划破灭。

张培刚从写论文到搞基建，经济学研究自此画上了休止符。基建工作让他没有机会评论时弊，因此他不是右派，幸运地躲过了运动，在这个岗位干了10年。“当时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你是一颗螺丝钉，让你去哪就得去哪。”谭慧说。

1957年修长江大桥投资是6000万元，华中工学院第一期工程就有1400多万元，这么多钱都由张培刚统筹，张先生很是引以为豪，“在这方面他们是信任我的，觉得我不会贪污”。

因为和西方的隔绝，很长时间张培刚并不知道发展经济学在国外悄然兴起。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来到北京，要求见Pei kang Chang。接待者误听为“背钢枪”，辗转找到武汉，才知道是工地上灰头土脸的基建张主任。领导把张培刚一家安置在一个临时的招待所接受访问，并搬来一些经济学书装点门面。害怕被安上间谍的罪名，张培刚只应酬了几句就把智利粉丝打发走了。此时他才知道，《农业与工业化》刚出了西班牙文版本。

日后张五常大发感慨：被委任校园建筑管理，说来好听，其实下等。大才何止小用，浪费了一个顶级人材。

此后见诸资料的介绍一概都简明扼要：1957年，张培刚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0年。“文革”期间在咸宁劳动，被批斗。此外无话。

张培刚用隐忍熬过了人生的冬天。刘易斯1954年发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剩余劳动”论文时，张培刚正在工地上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后来张返回教室，但讲授的是政治课，即必须当作真理膜拜的马克思理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他虔诚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学术观，10年“文革”，张培刚被发配至农场，围湖造田，放牛种植。他曾用独轮车一次运送数百斤肥料到田里。谭慧说：“生于湖北农村，他的农活比城里出身的教授干得好，牛也养得比别人好。”张培刚炫耀说：养牛无巧、栏干草饱；推车无巧，只要屁股扭得好。这些农村谚语，都是农民在劳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张培刚显然具有随遇而安的生存能力。当时，他曾经写过一副对联展示了微妙的处世哲学。上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下联：看透，岂可全看透，要有所作为。

在一本《学海扁舟》的论文集中，张培刚的一段自白多少剖析了当时的心迹：“我自己也有缺点，也有错误。就拿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来说，由于受到左的影响，我也曾不够公正地写过批判文章，不够客观地评介过西方经济理论。”

胡景北教授认为：张培刚先生没能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或最重要的创始人，这里的主要原因，“我想是先生1945年的论文虽然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尚未提出一个分析概念来撑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例如1954年刘易斯（Lewis）提出的剩余劳动或1955年纳克斯（Nurkse）提出的大推进等。”

胡进而说，张先生之所以没有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中国政治在其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剥夺了从事研究的所有可能。“一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深深感受着这一变化给中国学术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那是一个知识分子集体迷失的时代。”苏小和说，除了读书人希望立志报效国家这个情怀外，也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风头无量，而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经济危机后的萧条，连罗素、胡适都曾经犹豫过，何况张培刚？

谭慧说：“那是个悲剧的年代，每个人的遭遇都和张培刚差不多。怎么可能没有苦恼？可是有什么办法？面对那些死去的人，张培刚能活下来已经够幸运了。”

迟暮的光环

1978年，张培刚被借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加中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纂，主编近30万字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站了30多年之后，张培刚终于找到凳子可以坐下歇歇。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大门打开，经济学沉寂多年之后成为显学。恰在3年前的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刘易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82年，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钱纳里来华讲学。他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

聚焦张培刚的目光越来越多。张建华回忆，他在1985年前后看到上海社科院杨建文的一篇报道，称张培刚是经济发展学创始人之一，由此萌生了报考张培刚研究生的想法。成为师生之后，张建华发现张培刚个性严谨，“对于学生每一篇论文的细节、文法都要求和讲究之极”。

张培刚试图用苛刻的要求找回曾经的灵气，又不免困扰于日渐衰退的身体和智识。张建华记得老师为了写一篇回忆录花费了3个月，熬得十分辛苦。

张培刚属牛，就像是一头劳累的老牛，智慧和锐气消失殆尽，仅仅留下了牛的韧性。熬到85岁获得博士学位点，经济学院总算在华工大生存下来。“蹉跎岁月，壮志不酬”，张培刚常为此深感遗憾。

同时戏剧性一幕就此展开，经济学人发现中国还有这么一个隐士般的大师，纷纷攀附亲戚，学校也开始重视了。门庭冷落多年，人生又忽变得热闹。

更多的人也借着反思张培刚的命运，去反思中国经济发展走过的弯路。

在一篇文章中，周其仁写道：张培刚如果有科斯一样的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条件，张氏发展经济学会不会早就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因为他在张的书中发现，产权、市场、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几乎所有的制度变量，都已经全面登堂入室。

胡鞍钢讲，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张培刚的三个学生巴曙松、张燕生、张军扩，都曾到中南海讲课。过去老师没有机会做到的，学生已经实现。

2006年，张培刚基金会顺势而生。门生和追随者们为张培刚营造了一个学术殿堂，他频频出现在各类学术活动中。

20多年前，当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发展经济学陷入衰落，张培刚曾在各种场合为发展经济学振臂一呼，倡导建立“新发展经济学”。不过并没有得到更多认可。

张培刚的人生浓缩着许多“士”的境遇。中国历史悠久，一度很强盛，到1368年明朝开始的时候，中国发展还在世界前列。100多年后，中国在世界上就落后了。为什么是在最近一两百年大大落后了？为什么农业大国中国难以实现工业化，真正做到国强民富，人人获得平等自由？这些问题，困扰着张培刚，到晚年他似乎豁然开朗。

张培刚说，问题十分复杂，中国有近3000年的封建史，100年受列强欺凌、任人宰割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取得成绩的同时，又始终受左倾路线干扰近30年。这种历史发展特点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1949年后的前30年经济有发展，但是很慢，牺牲也很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更大。

此外，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有一个重大原因，那就是土地制度问题。西方在封建社会以后，通过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再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步步发展。中国却一直徘徊在封建状态，后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封建制度与西方的封建制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厦门大学王亚南教授认为，中国领土型的土地制度时间比较长，比西方要长1800多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很有生命力，适应性很强，这一方面是它的优点；另一方面则阻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这又成为它的弱点。漫长的封建制度最有害的影响是中产阶级难以在中国形成，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又出现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环境破坏、污染严重。这些都还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从教育领域看，被称为神圣殿堂的高等学府，不仅是一所大学，而是普遍地受到浮躁、功利，追逐钱和权的严重影响。

我问他：“你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还能出大师吗？”

“很难。”曾经游历中西的老者摇摇头。

他认真盯着我，“学术风气很不好，当官的如果不带头克服掉浮躁和功利之风，很难！没个三五十年不行”。在夫人的暗示下，他又更正说：“那就再等个二十年吧。”

太阳彻底下山了。家人暗示采访结束的时间到了，他很听话地打住，就像有一个开关在控制着他的思维。隐士先生的表情恢复了初始的和气，双目微闭，似乎元气大耗，从盖着的毯子里伸出右手和我握别。

生命的最后，张培刚已经无力和时间抗衡。他被疾病折磨得十分痛苦，医院尽其所能，却无力回天，无法助其减轻疼痛。夫人谭慧每天有半个小时时间进入重症病房探视，看见一个大如水管的呼吸器插进张培刚的喉管，嘴只能张开。张培刚锁眉、闭眼。当夫人握着他的手，俯身告知已在身旁，张培刚紧握谭慧的手，眼角渗出两行清泪。张培刚痛苦不堪，谭慧心痛不已。这种状况持续几乎达一个半月之久。

张培刚曾公开承认：我一共写了10多本书和多篇文章，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一本书《农业与工业化》和一篇论文《发展经济学该往何处去》。两本书之间，是漫长的时间空白，既是人生的空白也是中国的空白。中国画地为牢把自己孤立于现代文明进程之外，知识分子则完成了对权力的依附与自我湮灭。

那次拜会结束出门前，我下决心问出希望张培刚能够直面回答的问题，时间已经揭示了部分答案，但是我想听阅尽人事者亲口道来。或许这刺痛了老人。

“那么，张先生，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您自己再也没能写出比《农业与工业化》更好的作品呢？”

房间里的气氛凝固了片刻，张培刚显然完全听清了这个问题，但是他并不打算回答。那一幕像老电影永远印刻在我的记忆中：门开门合，我回首见他一动不动陷在沙发里，保持了一种老僧入定般的平和笑容。

合唱团

2012年岁末，人民大会堂发生了一场少见的活报剧。戴诚和他领导的常州红歌团，身着20世纪30年代的红军服，高唱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歌曲，以一种占领的方式大唱红歌。戴诚的家乡常州，夹杂在苏州、无锡和南京、上海之间的城市带上。他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出现在北京，令人颇感意外。

风波过后的2012岁末，我跟随戴诚来到常州停留了三个星期。过去戴诚生活在我有限的生活经验之外。常州之行使我惊讶地发现：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0余年之后，即便在得开放风气之先的长三角地区，毛主席的忠诚战士依然在执著地歌唱过去。这就像个象征，在高速奔驰的中国列车上，他们固执地注视着窗外快速远去的风景。

2012年11月，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大，产生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走过了眼花缭乱的60年。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路线和邓小平务实的改革开放路线分别主导了前后30年。未来中国走向，中国人和全世界都在观望并且充满期待。

2012年12月1日，一场名为“盛世欢歌”的全国中老年文艺汇演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号称“向十八大献礼”。从前，人民大会堂是庄严的政治象征，而现在，这里已经可以承办各类商业活动。我在这里就参加过IT业的发布会，以及一个巴西亚马逊河漂流活动的记者会。“盛世欢歌”虽冠以中国文化部之名，实际由5家公司操办，是一场打着政治献礼旗号的商业活动。

组委会吹嘘国家领导人要莅临演出颁奖，这成为宣传噱头。以退休人士为主的老人们以饱满的热情报名参加，并且充满憧憬以到大会堂为领导人演出为荣。尽管组委会要求每名参赛老人缴纳2000元报名费，活动仍然吸引了中国各地300个业余表演团体超过5000名中老年业余演员。湖北宣恩县老年艺术团演员唐香萍说“不光可以进人民大会堂，而且能为新一届领导人唱歌，花钱也值了”。唐阿姨的话代表了各地老年参赛者的心声。

很快，老人们的美好期待被击碎了。这是一场组织混乱的赛事，人们抱着不同的目的而来。参赛者指责比赛“暗箱操作”，有人则抱怨组织方承诺的旅游项目没有兑现，当人们发现颁奖地点并非人民大会堂的大礼堂而是宴会厅，领导人亦没有出现。现场愤怒的老人们发起了抗议，高呼“骗子”、“退钱”，占领了舞台，致使演出被迫取消。12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现场的北京网友“我思泽东（意为思念毛泽东）”对我说：“他们组织方利用了人们对人民大会堂的向往，这是赤裸裸的欺骗。”从当天下午2点开始，5000多名老年演员与组委会对峙，直至2日凌晨5点向组委会追回所有报名费用才全部撤离，滞留人民大会堂长达14小时，其间有老人因激动和饥饿晕倒。

很难说最终的结果对老人们是一次胜利，毕竟他们怀着朝圣般的心情而来，却遭受了戏弄。一位参赛的青岛阿姨颇为无奈地说：“他们以为老年人的钱好骗！”恐怕在人民大会堂历史上，这也是一次少有的群体事件。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它就发生在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边上。这场闹剧12月1日晚上在网络上引爆喧嚣，又迅速归于寂静。

事后，“盛世欢歌”组委会指责一些参赛团体制造了混乱。组委会的杜女士特别提到了“常州合唱团”及重庆、河北的两个表演团体的名字，杜的话似乎指向一种蓄谋。当天在现场，常州合唱团131名业余老年演员在戴诚指挥下高唱红歌，意外成为焦点，这些照片被迅速发布到网络世界。

第二天，我联系上这场风波中的主角常州合唱团团长戴诚，电话里传来一个愤怒的声音。针对组委会的指责，戴诚反击说：“我们没有抗议闹事，是在协助组织方维持现场秩序。”

戴诚和红歌团的出现，让这场群体事件包含了更加复杂的况味。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衍生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红歌背后蕴含的朦胧理想色彩，传递出的简单理念：平等、均富，对于市场经济下疲惫的无力者而言，具有巨大吸引力。自从重庆发起“唱红歌”运动以来的四年多时间，以唱红歌为显著标志的红色文化发生了过山车般的潮涌潮退，各式各样的红歌团体在其中滋养壮大又起伏跌宕。唱着从前的歌谣寄托着过往的愁思，这是时下中国的社会思潮诡谲多变的缩影。

“要改变这一切，只有再来一次革命”

追寻着红歌团的足迹，我从冬日的北京来到了常州。愤世嫉俗的戴诚59岁，身着一件白色短袖衬衣，左胸口别着一枚红灿灿的毛主席像章。戴诚一年四季只穿这么一件短衬衣，12月初北京零下10摄氏度的户外，他也是这身装束。当时戴诚住在靠近天安门的一家军队招待所，不合时宜的衣着被当成了“上访者”，以至于很难打到出租车——北京的哥的政治敏感历来有口皆碑。戴诚付给超市的伙计五元钱，才帮他拦到了出租车。他称自己的这身装扮受到了青年毛泽东洗冷水澡的影响，随即他解释说：“其实当皮肤温度降到跟室外温度接近，你就感觉不到寒冷了。”

从北京铩羽回到常州，戴诚对我抱怨说：“原本冲着拿奖和为领导人唱红歌去北京，没想到被当成了骚乱制造者。”他被视为一个怪人和格格不入者，他驾驶着一辆贴着“捍卫毛主席思想、走毛主席创立的社会主义道路”标语的黑色尼桑轿车，穿行在常州的街巷。

戴诚认为，能在人民大会堂唱红歌具有特别意义：让政治心脏永远保持纯洁。他准备了《红军战士思念毛泽东》和《沁园春·雪》两首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领袖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年代，中国的音乐家们创作了超过1万首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戴诚可以熟练演唱其中的1000首。文革结束后，多数意识形态浓重的歌曲淡出了视野，有些经过改编削弱了原有的政治色彩。这些歌曲今天都被宽泛地称为“红歌”，而在激进的戴诚看来，只有原汁原味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才是正统，作为深受那个时代影响的人，他声称绝不容许任何对毛主席和过去年代的不敬。戴诚的红歌团颇有江湖名声，他本人因此得名“中国红歌总司令”。

让戴诚恼火的是，有人称“盛世欢歌”夭折表明，红歌正在遭到主流社会抛弃。戴认为这正是人民大会堂闹剧背后隐藏着的阴谋。他决意展开反击。他摇下车窗，掸了下烟灰，说：“看看30年的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食品危机、环境污染，上学就医住房三座大山、妓女、艾滋病，这都是改革开放的恶果。要改变这一切，只有再来一次革命，回到毛主席创立的社会主义大道上。”

车停在位于广仁路的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园空荡。早些年学院整体迁至大学城，只留下了一座空壳教学楼，戴诚租用了三楼作为合唱团的排练场。手机大响，铃声是“东方红太阳升”。他一边接听电话一边走上三楼，映入眼帘的是占据一整面墙的毛泽东画像，以及无处不在的“毛主席语录”：“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这是一个孑然独立的世界。窗外就是现代化常州的繁华街巷，窗内彷佛时光流转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红色中国。

“一天不来合唱团，第二天他们就会病倒”

周三下午是排练时间，40多名老人陆续赶来。2000年戴诚注册了常州合唱团，加入者多为老弱退休人员。加入条件只有两条：“忠于毛主席、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人群中，身材瘦小的黄生荣忙前忙后。他既是合唱队员，也管理音响和看门。49岁的黄生荣原在四川宜宾卷烟厂工作，高级钳工，是那个时代的劳动模范。2004年企业破产，他拿了5万元“买断”下岗。这是命运转折点。老婆很快背叛了他，2005年和他离婚，跟着一个经商者跑了。跟他同一个院子住的5家人，集体下岗一年后全都离婚，他说“命运惊人相似”。因为常年检修机器，2006年他发现自己的耳朵失聪了。

下岗后黄生荣到内江当保安，受了不少欺负。领导的摩托车丢了，也要他赔钱。转到商场干起保安后，主任妻子又以请客吃饭的名目，敲诈他200元钱。

“下岗后我从没开心笑过一次。”黄生荣说，他的眼神泛着忧愁，“以前工作好了啥都不操心，老婆也由组织介绍。现在这个社会道德低下、没有安全感。”

黄生荣怀念从前，并且认定命运的转变是源自社会的变革和动荡不安。2004年他开始上网，用“拍子加棒棒”为网名建了“百度毛泽东吧”，并和戴诚结识，黄认为中国加入WTO，厂子才破产，“中国不该加入有钱人的游戏。现在我们的命运完全由外国人说了算”。母亲有病，戴诚给他寄来药。去年他来常州投靠戴，戴诚每月付他1000元工资。他说：“戴诚是大好人。我们有共同语言。”

黄生荣是高速发展的社会里众多失意者的一个，为寻找寄托，他们汇集到戴诚的红色事业周围。毛泽东时代“贫穷的公平”令他们心向往之。在寒冷的冬日，参加这样的集体活动至少可以减少孤独。

戴诚正为如何训练好这些没有音乐常识的老人绞尽脑汁。他写了一个斗大的“喔”字贴在墙上，说：“老人不会唱高音，我总结出只要练好‘喔’这个音，就能打通嗓子把高音唱上去。”他称这是运用毛泽东思想抓主要矛盾的成果。凭着土办法，戴诚指挥业余合唱队南征北战，斩获了各种奖项。

排练房里没有暖气。老人蜷缩着唱歌，跟随着戴诚铿锵的指挥手势。一个穿红衣的老太太没有唱对音，戴诚跑上前掰扯着老人嘴巴愤怒大骂，不时爆出粗口：“你们这些猪狗，活了六七十年，连个歌也唱不好，还不如我家一岁半的外孙！”他冲着老人们呵斥。

2012年9月戴诚率合唱队来北京参加“歌声与微笑”演出，36名演员因食物中毒上吐下泻。但是节目录制在即时不可待，他怒吼：“谁倒下谁对不起毛主席，哪个倒下就开除谁！”平均年龄67岁的老人只好垫着尿不湿登台，有的拉在了舞台上。

面对戴诚的简单粗暴，老人们没有不适与反抗。相反，他们习惯了依附这个集体，他们年轻时就习惯了这种集体主义生活。戴诚说，“只要让老人一天不来合唱团，第二天他们就会病倒”。

戴诚承认自己很情绪化，听到红色事业就兴奋。每年戴诚都会到北京拜谒毛主席纪念堂，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有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因为太忙，没有时间去毛主席纪念堂，当晚突然感到身体像发烧一样难受，由此他相信自己跟“老人家”建立了一种神奇的心理感应。

诉说着对于领袖的忠诚，戴诚哽咽了：“为唱红歌和纪念毛主席，8年前母亲病故都无暇照顾。”

“路线决定一切”

200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60周年大庆。新华网发自天安门广场大阅兵现场的报道说：由3200多名青年男女组成的“毛泽东思想”标语方阵走来，队伍中“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标语引人注目。

这是9月24日才组建的一支新方阵，原名“奋斗创业”方阵，27日改名为“毛泽东思想”标语方阵。该方阵位于第四方阵“开天辟地”和第五方阵“艰苦创业”之间，由2279名清华大学大一新生及1000名北京武警总队的战士组成。

新华社的这则报道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奋斗创业，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纪元。

就在一年多前，2008年6月，重庆开始广泛开展“唱读讲传”，以具有诱惑力的“共同富裕”为理念，用一种运动式的强力推广，将在民间不温不火的红歌包装推至巅峰。当地电视台一度取消商业广告，专门播放革命电影和红歌。

就在这一年前后，戴诚和中国的红色网站乌有之乡结识。乌有之乡2003年开设于北京，被公认是政论网站中的左派，主要继承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思想，主张用苏联模式反观当今社会缺弊。根据Alexa数据，乌有之乡流量排在中国前2000名以内。

“张宏良两次来常州，看我们演唱怀念毛主席歌曲，感动到泣不成声。”戴诚说。他所说的张宏良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乌有之乡的主力学者。张宏良的微博上，他身着白色T恤站在天安门前，面容安静。张本人却因为具有跟毛泽东极为神似的具有煽动性的演讲和文字，享有声誉。2011年12月31日，乌有之乡举行毛主席诞辰118年大会，1200名红色网友参加。网上传播的一份张宏良在会上的发言警告说：

“社会主义红色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赶出社会意识形态，中国文化精英整体上的汉奸化；作为社会神经系统的中国网络媒体、作为社会血液系统的中国金融资源、作为国民生命产业的自来水系统，以及作为社会基础的农业，先后被外资控制。美国生物垄断资本通过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有可能将具有种族灭绝性的基因武器，已经不知不觉地在中国布局完成。”

这种论调在价值观摇摆不定的中国很有市场，戴诚“中国红歌总司令”的绰号亦由张宏良叫起。戴诚的红歌团及其革命本色受到红色人士的器重，他两度率团赴乌有之乡慰问。一些退休的老干部，及张宏良、韩德强、孔庆东等活跃的红色名人均有出席，司马南主持。韩德强称戴“一生名实相符，对毛泽东思想感恩戴德”。司马南评价戴诚“痴迷于释放生命的正能量、时代的正能量”。

戴诚说：“合唱团是毛泽东思想的战斗队和播种机。”这支原本自娱自乐的业余合唱团，自此投身红色事业，戴诚结识了诸多热心红色事业好友，比如毛泽东生前警卫和秘书戚本禹。合唱团的老人有些炫耀地告诉我，“我们的车子可以直接开进纪念堂大院的，一般游客不允许带相机进主席纪念堂，但是我们可以的”。

因为红歌团南征北战摊子过大，债务困扰着戴诚。为筹资金，他卖掉了一套房子，窘困时在面包车睡了一年。常州一家连锁酒店赞助他们20万元，但是酒店因经营不善不久倒掉，乌有之乡总经理范先生赞助戴诚2万元。去北京前，戴诚给北大教授孔庆东打电话，希望孔庆东联络以作秀闻名的江苏企业家陈光标赞助，“后来孔庆东转告我，陈光标说今年没安排，等明年吧”。对于生存的不易，戴诚颇有抱怨。戴诚曾试图联系重庆公安局去慰问打黑，因故未果。

戴诚在常州成立了30人的毛泽东思想活动小组，每月开会一次，地点选在朋友开的一家贴满毛主席画像的餐厅。周四这天的讨论主题是中国的路线，参加者多为老人。80后黄易在其中显得很扎眼。31岁的他戴近视镜，眉头总是拧成“川”字，颇显忧心忡忡。

黄毕业于江苏一所师范大学数学专业，他经历了教育产业化带来的无序阶段。他报考的专业当年扩招了300名学生，毕业时只有80个教师就业名额。苦于找不到理想工作，做过一年中学教师，跑过业务，现在街道工作。他心意沉沉地说：“房子买不起，工作不好找，这都是改革开放造成的，越来越多被压迫的80后、90后现在都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他被毛泽东时代吸引。“毛主席时代有精气神、那个时代无比辉煌，现在的社会没思想、没灵魂、没信仰。”黄易为中国现状担忧，“美国向中国输出转基因意图消灭中国，为什么现在中国不孕不育患者这么多？就是因为吃转基因，非典就是美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生化战争。”

讨论中，身材瘦小的承养德抨击了市场经济，“富士康这种资本家就是烂狗屎，拿人不当人。私有制工厂一天的工作量，在毛主席时代，工人阶级可以做上六天”。

抄着双手的恽辉说：“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每时都要讲。”

戴皮帽的蒋金和插话：毛泽东思想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现在社会非常缺乏这种思想。他前列腺病住院10天，花掉4884元。医生为赚钱非要动手术，他不同意，病情也没有变得更糟。

38岁的数学老师韦跃丰说，大鸣大放是很好的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运动本质是巩固政权。“事实证明，中国这30年的路走错了，我们只有依靠群众路线，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黄易最后做了总结，“路线决定一切，可是汉奸卖国贼和带路党太多了。”

这个奇妙的下午，激昂年代的语言在常州一间阴冷的房间神奇复活。我聆听着人们的发言，感到穿越了时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警告说：中国要防止右，但是更要防止左。而在戴诚和他的红色战友们看来，现实中国正是一切麻烦的源头。

爱国网络运动

一个叫suntan1650的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上宣称：一场由人民大众自发兴起、没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新式网络革命正在进行中。中国蓬勃的网络不仅成为抒发民意的平台，也成为红色事业主战场。

戴诚打开电脑说，“最早我们上旗帜网，但是因为旗帜网鼓动青年人暴力革命被查封了。北京还有一个景山合唱队，也因此被查封。”对于左和右的言论，有关部门都保持了高度警惕。

乌有之乡之外，人气最旺的“前进频道”语音聊天室，多时上千名红色事业支持者同时在线。11月26日“前进频道”邀请落马的主政者薄熙来的表姐与网友交流，吸引了众多网友参与。戴诚的网名叫做“顶毒”，取意“顶修正主义的毒”，最近他开始有些厌烦上网，因为“很多人讲大话，比如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如何营救薄熙来同志。”

晚上，在另一个人气颇旺的网易CC语音聊天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受邀与红色网友交流，话题包含重庆模式、中国政策走向。应者热烈，具有常见的网络语言的简单化特征。韩德强亦是乌有之乡的元老和主要学者，2012年9月北京的一次抗日示威中，韩不满一位老人“辱骂毛主席”动手打人。韩教授因此被视为具有革命情怀的正义者。黄易辩护说，“对付汉奸，只能打。”

“前方左转，左转。”

人民大会堂风波后，“盛世欢歌”组委会隐蔽了自己的网站，其位于建国门的办公室不允许访问。物业人员称这是家“小破公司”，主办单位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称正对此事展开调查，事件似乎无声无息了。

红色事业色延展至线下，乌有之乡组织红色旅游聚合各地网友。一场由退休干部做的形势报告，可以吸引300名网友到南街村，现在南街村成为红色事业的基地，每年旅游收入数百万。

2012年12月15日，戴诚驱车700公里载我去南街村参观，他称赞号称实行公有制经济的南街村是当今中国的唯一净土。据称，中国还有7000个这样的实行公有制经济和分配的村庄。

车停南街村东方红广场，戴诚下车走到毛主席塑像前，“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三鞠躬”。广场上空，大喇叭字正腔圆地播放《论十大关系》，恍若时光倒转。事实上，据观察，南街村很难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存活，它更像一个主题公园。

这里汇集了忠诚的红色战士。饭桌上，戴诚与来自河南漯河的网友交流了红色事业的斗争策略。大家认为提倡西化的汉奸是下一步斗争的最大敌人。大家特别提到了茅于轼。茅于轼先生是一名受到尊重的经济学家，在前不久的一篇文章中称，只有彻底清算历史，中国社会才有可能进步，这惹怒了不惜一战以捍卫历史尊严的左派人士。

戴宣称：“对付汉奸，要学皇帝灭九族，学希特勒优化民族，最后用毛泽东思想哺育人，中华民族才会永立不败之地。”

漯河女网友提议：“对付茅于轼这种辱骂毛主席的汉奸学者，应成立锄奸队，直接干掉。”

戴诚将印刷好的一摞毛主席画像分发给网友。网友“钢镚儿”说，她要拿去深圳，在纪念毛主席逝世119周年时分发。

红色战士们创造了一套生动的交际语言。他们合影不喊“茄子”：拍照者问“毛主席亲不亲？”戴诚与粉丝们拖长音答“亲——”。“啪”，按下快门。

戴诚计划2013年到维也纳金色大厅搞一场毛泽东之歌演唱会。将红歌唱到世界。然后再回到人民大会堂搞一场汇报演出，以雪人民大会堂铩羽之耻。

1953年出生的戴诚自称其人生经历了三个辉煌阶段：1968年当上了中学红卫兵团团长；70年代进工厂做毛泽东文艺宣传后进入机械局；再就是2000年后搞合唱团和红色事业。他崛起于火热年代，成长为忠诚的毛泽东战士。

不得志的阶段始自1984年进入常州市城管队，随着涉及金钱的指控，1999年戴诚被下放至街道的联合执法办。也有人讲，戴诚是因为官场失利，才于1年后搞起了合唱团。现在，戴诚上班的地方，就在常州火车站对面一处执法岗亭。每日看到繁华的常州城，他不为所动。20多年的城管生涯，戴诚熟悉这个城市各个角落的变化，但是他仍然选择回到记忆中的毛主席时代。

从南街村驱车离开时，戴诚短暂迷失了方向，于是借助GPS导航，他抱怨“高科技使人的记忆力正在退步”。

车子重新开回南街村，戴诚才找到了来时的路。他笑了，对我开玩笑说：“看来还是要回到毛主席倡导的老路上来。”

GPS语音不断提示：“前方左转，左转。”

3　田园将芜

我们知道实际上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心灵污染和精神荒漠造成的。所以要想改善环境我们还是要在自己的心灵深处着力。

廖晓义（环保学者）

发现莫言

乡间客车灰头土脸、田地里飘荡着化肥的臭味儿、黑脸少年吹着泡泡糖骑着二八自行车穿行在公路上、穿中山装眼角堆着眼屎的老汉在河边赶羊、装潢俗气的农村供销社的大门前，劣质音箱里播放震天响的《江南style》。

欢迎来到高密东北乡。这里就像大多数中国北方乡村一样，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隐藏着失序躁动的人心。这个中国庞大行政体系下的单调乏味的偏僻一角，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所有主要作品的叙事背板。莫言获奖之后，东北乡成为一个充满神秘力量的地理符码，如同威廉·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又像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

2012年岁末的北方大地一片萧瑟，开往平安庄的出租车上，司机孟先生对我这个外来客炫耀说，东北乡已经扬名世界，表明这个地方风水很好。他说，“这也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毕竟，莫言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我提醒他，两年前，诺贝尔和平奖曾经授予另一个中国人。孟司机陷入了困惑，这里的出租车允许拼车，坐在我身边一个脸蛋红扑扑的高密四中的女学生，恍然大悟的样子，用可爱的高密话说，“好像听说过这么个人，是不是姓个刘？”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在东北监狱服刑的刘晓波，这激怒了中国政府，指责敌对势力干涉内政。莫言则受到了官方的高度称赞。国家领导人专门向中国作协发去贺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莫言先生是最近一届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文学造诣有目共睹。两年前，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决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我们理所当然坚决反对。”

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副部级）的身份，使得莫言被视为体制内可以信赖的分子。他的得奖被当作党领导的大国复兴蓝图的组成部分，如同北京奥运会成为展示执政能力的舞台一样。

变迁与退化

我们进入高密大栏乡50米，沿着新安装在电线杆子上的“莫言旧居”蓝色指示牌，南拐经胶河新桥，进入平安庄，进入被政治和资本合力改变的中国一角。

这是一个只有200户不足1000人的村落，一条前街和一条后街，把村子整齐地平行切割成三部分。最北边紧邻着全长106公里的胶河，最南边是村集体2000亩土地，人均合2亩2分，种着玉米、小麦、棉花。村子南头有两个废旧塑料回收厂，准备用来制作PVC材料的塑料颗粒粉碎后铺在池塘边，白花花一片，在冬日阳光下反射着炫目的光。厂子的主人依靠这背叛了土地的新式营生已经先富一步。

村子主路旁是大门紧闭的村委会，门旁贴着红色的“计划生育有奖举报公开信”，落款是“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路边竖着2009年平安庄街道硬化捐款者的“功德碑”，第一个名字就是莫言。后街中间是村卫生所，墙上刷着“检测艾滋病完全免费”，这也是去年260票当选的村团委书记的家。

莫言父亲管贻范住在前街一处院落，和莫言二哥管漠欣一家一起生活。这是典型的北方农家，宽敞的大院晒着刚收获的玉米。62岁的管二哥在乡镇上班，二嫂则是地道的农民，见人露出厚道的笑，也露出了这个岁数的东北乡人共有的特点：一口被含氟水腐蚀的黄斑牙。

莫言旧居在村子最北边靠近胶河的角落。传统的北方农村土坯院落，村里仅剩这一家，已经废弃不用。我去的这天，遇到了来自大连、江苏的参观者，以及一个孟加拉游客。莫言的一个村人，论辈分是莫言的叔，骑着摩托车停在我面前，说“你是作家，有没有门路搞来点投资到我们村，我们这里可以出产红高粱酒，一定可以赚大钱”。莫言得奖引发了蝴蝶效应，村民期望安静的乡村发生某种划时代的变化。

实际上，变化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有时暴烈，有时又不易察觉。高粱是非常适合本地低洼地势的高杆作物，1936年高粱的种植面积曾经排高密播种面积第三位，占17.33％。1971年全县推广种植了18.98万亩14号杂交高粱，占播种面积11％。此种高粱含单宁酸高，人畜都不喜欢食用，1974年停止种植。之后，高粱播种面积大幅度压缩，70年代末开始，占粮食播种面积已经不足2％。

原本，莫言旧居的东面有大栏乡小学、一个高粱酒作坊，还有一个中国化了的乡村天主教堂，在历次运动中统统拆除了。带着点酒意的管漠欣说：“这里跟从前比，他妈的基本上都变了。”

蒋玉君是高密《三贤文学》杂志主编，这是一本主要刊登业余作者的诗歌散文为主的杂志。蒋主编的老家夏庄和平安村相隔3公里。他说，东北乡一带村民是明朝洪武年间从西部迁徙而来，“夏庄地势比平安庄更平坦，平安庄位于胶河由西南到东北的拐弯处，经常遭水淹，可见当时好地方被占的差不多了。”

平安庄处于胶州、平度、高密三地交界处，1949年前得名“三份子”。在中国传统认知里，这种政治边缘地带的农民具有天然的造反精神。另一名中国作家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描写了地处山东、安徽、江苏三省交界的“刁民”不停上访、民告官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秋菊打官司》，并被当成司法进步的象征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莫言也把家乡描写成为叛逆者和土匪草莽的乐土，这种三不管地带很容易躲避官府的打击。他的代表作品《红高粱》中“我爷爷”余占鳌的原型，就取材本地一个亦匪亦侠式的人物曹克明。曹克明跟过共产党，也跟过国民党，但是最喜欢做土匪。1938年4月16日，曹克明率领队伍在胶莱河古渡孙家口打了一场伏击战，烧毁汽车8辆，歼灭日军30人，轰动了胶东，这就是《红高粱》中所描述的“我爷爷”在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汽车队的故事。曹也被誉为“抗日英雄”。莫言的三爷爷年轻时和当地土匪有过交往。土匪的形象在中国文学中具有两面性，和平时期是农民，一旦官逼民反，又成为底层民众的利益代言人。官与民的对抗贯穿了中国近代乡村的历史。

1949年后三份子易名平安庄，中央政府建立了庞大的行政系统，通过对下级官员的任命和考核，保证对基层的绝对控制。平安庄最早属于大栏乡，后来划归河崖，再被归为夏庄，几年前又被划为新成立的疏港物流园区。村民抱怨“折腾了4次，却不知道为什么”。

莫言出生的1955年，高密有了第一台拖拉机，这一年全县农村全部加入了合作社。莫言的《生死疲劳》中拒绝加入合作社的农民“蓝脸”，取自真人真事，村民管这人叫“蓝瘸子”。莫言的爷爷也曾经想单干，但是架不住政治进步的莫言父亲的哀求，加入了合作社。莫言写父亲甚至哭跪在爷爷面前乞求他回心转意。但是莫言的父亲对我表示，对这个细节是否发生过已经记不清楚了。蓝瘸子因拒绝加入合作社，被当作异类，文革中上吊自杀。上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分田到户，农民实际上又恢复了单干。莫言说：“蓝脸是一个了不起的，敢于坚持己见，不惜与整个社会对抗，最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的人。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出现过。”

平安庄一直是个以农业为主的乡村，莫言曾祖父一辈迁到平安庄，靠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还算富裕。莫言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农村的苦难贫穷。实际上，他家成分被划为上中农，莫言的大爷爷是老中医，莫言的爷爷有木匠手艺，莫言的父亲做了33年的大队会计，1982年退休，莫言的大哥是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莫言的叔叔在供销社可以搞到粮食避免家人挨饿。用莫言做妇产医生的堂姑管贻兰的话说，“管家各人有各人的路数”。无论哪个时期，相比村里大多数贫下中农的生活水平都要好。平安庄真正受到政治冲击的，是一个成分被划分为地主的单姓人家，土地没收后搬去了青岛。另有一个当兵去了台湾的军火商单亦诚，也成了村史中的反面代表。单先生1993年捐资100万港币，在大栏乡建了一所“至诚小学”，又变回了“爱国人士”。

政治高压改变了传统乡村农民与土地的密切关系，也重塑了农民的精神生活。莫言说：他的爷爷是一个有情趣的农民，会结网、捕鱼、打猎，后来的人民公社大锅饭，把人像牲口一样拢在一起，农民的所有时间都不能自己支配，有情趣的农民也没有了。那些曾经自由疯长的生命，逐渐臣服、消失，莫言不无悲凉地说：东北乡的人种也“退化”了。

隐喻与表达

在高密一中，我拜访了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他也是莫言研究会秘书长。莫言文学馆位于一中校园东侧，2009年建立。莫言大哥管漠贤退休前是一中副校长。展馆陈列着莫言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以及莫言用左手写的书法。这是一个小聪明，成为名人免不了在公开场合题词赠字，书法亦是官场附庸风雅的工具，“左书”可以规避人们对其书法水平的质疑：瞧，这可是用左手写的，所以不能用正常的书写标准来衡量。

毛维杰曾是一名乡村文学青年，1984年师范毕业后，在平安村大栏乡小学和中学教书，学校距离莫言家老房只有50步。1985年，莫言的小说受到赏识，从服役的保定部队破例招入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同年发表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这是以少年莫言在饥饿年代的一段真实经历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已经走上作家路的莫言每次回家，毛维杰都要登门请教。“他血气方刚，慷慨陈词，给我讲了大量国外刚翻译的小说，比如福克纳、马尔克斯。”当年莫言给毛维杰的感觉是“惊异”和“震撼”。

经历了“文革”的长期压抑和对外封闭，中国急切希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经济发展经验。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大量借鉴模仿。就连最严肃的官方旗帜《人民文学》杂志，也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先锋意义的现代小说，韩少功、刘索拉、莫言、苏童、余华、格非，这一批几乎前后脚出现的作家，整体实力至今在中国文坛无法超越。

1988年，莫言发表《天堂蒜薹之歌》。跟后期众多隐晦的作品比，这是一部是少有的具有现实批判意义的刚猛之作。小说背景取自1987年5月27日发生在山东苍山县的“蒜薹事件”。苍山地处鲁西南，盛产蒜薹，当年总产量约5000万公斤。上市后市场管理乱收费，政府滥罚款，造成销售渠道不畅，每公斤由0.8元跌至0.1元。5月27日苍山大集，多处收购点停止收购。众多蒜农将蒜薹拉进县政府内抛撒，围攻县政府。小说极为罕见地涉及了官民冲突和群体事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空气已经相对宽松，这种尺度的作品放在今天估计已很难顺利面世。现在，即便是蒋玉君编辑的以业余作者散文为主的《三贤文学》，也需要经过县委宣传部审稿通过才能印刷。

借助小说人物在法庭上的陈述，莫言道出了当时社会底层人民对于官僚政府的尖锐批评：“天堂蒜薹事件为我们党敲响了警钟，一个党，一个政府如果不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就可以推翻它！而且必须推翻它！”我不知道还有哪个作家敢于在作品中发出这样直白有力的警告。

整个令人怀念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处于一个激烈碰撞的时期，人心惊蛰。博弈的代价也颇大，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名，《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就倒了霉，因为刊登富有争议的实验小说《伸出你的舌苔或者空荡荡》，刘心武遭免职。这是向牢骚满腹的自由分子发出的强烈信号。两年之后的春夏之交，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波永远印刻在中国艰难发展的历程中。对于探索发展之路的中国来说，20世纪80年代末是一个绕不过的分水岭。2004年，法国解放报记者哈斯基访问莫言，莫言告诉他，1989年之后，自己一度失去了信心。在和大江健三郎的对话中，莫言说，“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许多人理想破灭，许多作家弃笔从商，我在经过了短期的痛苦和徘徊之后，认识到，只有拿起笔来写作，才可能把自己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而且，我也认为，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是要写作，用小说发言，这是我的责任。”

莫言1989年写的《酒国》写基层官员如何烧烤吞食婴儿，其批判意识如此强烈。无论如何，1989年并不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终点。风波过后，人们期待着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视察为中国重燃市场经济之火。

敏锐的作家参透了现实中国岁月激荡的戏剧性一幕。其间，莫言贡献了他写作生涯最为重要的作品《丰乳肥臀》。毛唯杰说：“莫言亲口说过，如果你要读懂他，一定要看《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用蓝脸转世脱胎的寓言，描绘了被扼杀的人性和屡屡被政治运动折腾的乡村。《丰乳肥臀》的跨度则更久远，揭示了东北乡百年的离乱，创造了一个母亲的形象，看到这个形象，就想到了那些被飞速发展的政治机器碾压下的普通中国人的命运。“直白地说，就是一个母亲的形象，她和这么多男人，甚至还有外国传教士，发生了关系，跟每一个男人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就像东北乡这块土地的命运，被不同的政治历史裹挟。”毛维杰说。

《丰乳肥臀》受到了批判，有意思的是，批判不是来自政治，而是指责小说有太多性描写。另一名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废都》因为相似原因遭到了惩罚。这顶帽子扣得恰如其分，意识形态对于人民作家提出的要求是，为读者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而不能满足作家一己猎奇之私。事实上，据说这缘起私人恩怨，莫言一度不被允许再写小说，甚至被监督写了很多检查。1997年心灰意冷的莫言不得不告别人生起步于斯的军队，转业到《检察日报》做记者。除了写过一些长篇通讯，他并没有写过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报道，仍然醉心于小说创作。

毛维杰说，“现在把莫言的文学说成魔幻现实主义，其实他本人不太同意。莫言的文学根植于齐文化，如果说继承，他跟蒲松龄一脉相承，而蒲松龄是典型的东方本土文学。”

清代伟大的山东小说家蒲松龄通过赞美狐狸鬼怪，影射现实的黑暗肮脏。鬼怪的本质是抵抗宏大现实的精神力量。莫言的小说提供了夸张的叙述和难以言传的超现实想象，用来表达作者对现实的反抗。这种隐藏作家真实想法的隐晦修辞，显然帮助他摆脱了审查的麻烦和意识形态的非议。

乡绅和锯齿

“莫言的小说，开始是为自己写，为了有一个好饭碗，中期就是为读者写，为了成为一个好作家。后期他的写作完全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家，他是带着宗教般的忏悔来写，这是更高层次的写作。”王玉清说。

王玉清，莫言当兵离开农村前在高密大栏乡棉花粮油厂的工友。他65岁，一头凌乱白发，遮着一顶仿冒耐克棒球帽。衣领发黑，指甲缝嵌着黑泥。他说话快时有口吃的习惯，而底气很足。在莫言的小说《白棉花》中，曾经把他描写成一个精明的农村知识青年。王玉清对莫言小说的熟悉程度令人印象深刻，让我想起了莫言作品中那些具有丰富生存经验的农民形象。

王玉清给我讲起了他和莫言共同的朋友，1973年到1975年一起在棉花厂工作的张世家。张世家当年在棉花厂做抬篓工，莫言做司磅员。这份工作摆脱了辛苦的农业劳作，在当时的高密是让人羡慕的职业。两人都是喜欢舞文弄墨的乡村才子。莫言在多篇文章中绘声绘色描述了这个精瘦如猴的农民好友。王玉清说，“那时候张世家可比莫言才气大”。1975年，莫言离开贫穷和压抑的家乡去部队服役，王玉清和张世家后来则被选拔为乡镇通讯员，并且有望进入县委宣传部，但是都放弃了。

王玉清说：“我们都是带着理想的乡镇文人。不想给宣传部门当喇叭匠。”同一时期，莫言依靠写作天赋考取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从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张世家先是到工厂，后来追随一乡镇企业家做副总，性质类似出谋划策的“师爷”。张世家的抱负很大，一直怀有济世思想，但是一直不如意，直到在“北京朋友”（据推测包括莫言）帮助下，在高密办了一个天达药业。作为一个具有传统乡绅气质的人，张世家试图运用一种糅合了儒家哲学和“共同富裕”理想的方式来运作企业改造家乡，但是并没有取得真正商业意义上的成功。

王玉清的讲述中，张世家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乡镇企业家，并且最早预言了莫言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他鼓励莫言把东北乡的历史当成中国的历史去讲述给世人。张世家早些年病故，莫言痛失知音。也许莫言痛悼的还有消逝的乡村传统，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中国乡村，张世家这种乡绅式的人物曾经是中坚力量。士绅阶层在维持地方秩序和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居功至伟，他们尊重传统，理解文人的独特作用并且乐意提供无私的帮助。在革命和经济的双重涤荡中，乡绅已经退隐于无形。

如今，高密真正的商业大鳄是两三家依靠资本运作的上市公司。高密街头随处可见一家上市纺织企业的代言人林志玲的娇嗲身影，在北方粗犷的原野前晃动。商人和政府建立了稳固的联盟，取得贷款和土地优惠，风生水起。政商联盟取代了乡绅与知识分子的约定，而这些大鳄的主要生产模式，依然是依靠廉价的人力加工。高密的特色产业是玩具加工，远销海外，同样是典型的“中国制造”。东北乡人命运流转，只不过从田地的奴隶又转变为流水线的奴隶。

王玉清用手挠挠布满头皮屑的脑袋，他有一顶硕大的脑袋，戴着一顶小一号的棒球帽。王玉清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莫言没有离开高密，很可能也会在乡镇终其一生。”

在这个被执政党强力治理和资本主义浪潮相向冲击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锯齿。星期天上午，我走进1915年由瑞典传教士建立的基督教堂，发现高密教堂里的信徒之众，跟我在中国其他城市看到的景象一模一样。上午10点的礼拜，有超过1000人参加，这样的祈祷星期天要举行4场。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写瑞典传教士和“母亲”生了一个混血儿，富有预见性地讲述了中国人将迎来信仰的迷茫期。写作期间为了找到灵感，莫言去过两次教堂。莫言的父亲告诉我，他的弟弟就是一个教徒。学术界保守估算，中国有4000万到7000万教徒。根据官方数据，仅在2008年到2013年的5年间，中国就新增基督教受洗教徒约240万人。一位退休的宗教界官员曾经这样告诉我，为什么现在中国的信徒越来越多？因为，“计划经济年代，人们一切由组织操办，而市场经济时代，一切都要靠自己，组织不管了，人们需要寻找新的寄托”。

争议与悬念

千百年来，中国文人一直在政治高压下保持着谨小慎微的形象，用低调和谦恭守护着自由创作来之不易的微小烛火。莫言显然具有同一特质。批评者看来，莫言的小说只是关注到了政治影响到的人的命运，而不是质疑和反思影响人命运的政治本身。只是不清楚这种特质是作家的自我选择，还是来自于外部压力。

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莫言所在的中国代表团因抗议德国颁奖给中国异议人士退出书展，这是半官化的中国作协理所当然紧跟政府的步伐。201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100名中国作家集体手抄《讲话》。铁凝、王蒙、莫言等作家均有参与。但是也有中国作家王安忆、阿来等拒绝参与。这引发了不同声音，富有争议的艺术家艾未未在莫言获奖后批评说，莫言在一些事情上没有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尊重。

事后莫言解释“手抄”事件说，“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讲话》，会感觉到它有巨大的局限，这种局限就在于这个《讲话》过分地强调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过分地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

他说，“我至今认为，我抄了，我不后悔，我觉得我抄这个《讲话》，跟我的创作没有什么矛盾，我抄他的，是因为他里面有合理的成分，我突破他，是因为他已经不能满足我创作的心灵需要”。

活跃的网络作家老虎庙看过莫言的大多数作品，并且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莫言。老虎庙认为很多人在没有读懂莫言的情况下就急于作出判断，忽略了环境因素。他说，“莫言是属于勇于肩担道义的那种人，但不是我们习惯认为的江姐式的甘于牺牲自我的人。我们应该包容，而真正计较的该是看他的作品。他的《生死疲劳》就是很了不起的作品，被镇压的地主重新托生于牲口来到人间，生活在了当年的雇农家里，从此阅尽人间辛苦，政事变迁。莫言的方式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方式。是在特殊体制下的写作和生存模式”。

四川的独立作家冉云飞则说：“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声音过于多元，而是依旧过于一律。如果我们是善于思考的人，为何不想想关于莫言得奖与否基本可以公开谈，而曾经得过诺奖的中国人，为何不让公开谈呢？这里面蕴藏着什么？好好想一想，我们就可以由此真正读懂中国。”

围绕莫言得奖引发的争论，显示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分割和对立，也代表了人们对于作家的责任感的期待：除了逃避或者保持沉默，作家还能做些什么？

1975年，21岁的平安庄农民莫言靠叔叔的帮忙，靠给乡镇武装部长的儿子勾兑关系，当兵离开了家乡。在部队写给大哥的信中，他讲到了提干、入党的压力，流露出担心被政治抛弃的惶恐。

2012年10月29日，第三届高密红高粱节在高密开幕。莫言现身引发了狂热。按照古老的说法，莫言这次可算是荣归故里。他已经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和中国文化的新领袖。稀疏的头发梳向一边，掩盖秃顶的脑门。作为开幕式贵宾的莫言和地方领导谈笑风生，随后又和官员在开发商陪同下一起视察了一块即将开发的土地。高密借助莫言获奖的东风，要在当地大兴土木，计划修建包括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红高粱影视作品展示区、胶河沿岸景观带及乡村度假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起初莫言不同意修缮旧居，但是高密政府执意宣布将出资50万元进行修缮。外乡人站在旧居小院里对管漠贤开玩笑说：“你在这里摆个小桌，得收多少门票钱啊！”二哥笑而不语。

离开家乡的30年间，政治对传统的农村空间不断进行重构，现在资本主义继续着这一进程。两种合力，彻底改变了乡村的面貌。不过在王玉清记忆里，莫言还是那个喜欢捏着兰花指抽烟，一个略带酸腐的乡村秀才形象。

时光荏苒，家园几多变迁。现实赋予了东北乡魔幻色彩，超出了作家的想象力。我偶然看到地方政府的一份宣传材料说，2010年“高密编织防控网实现到省进京零上访”。维护稳定是执政者的心中大事，这被当成了地方的政绩。东北乡的草莽年代决不允许再次出现。恰在红高粱节大红灯笼高挂的这一天，我偶然结识了一名高密当地的“钉子户”，73岁的醴泉街永安村村民宫先生因为拆迁补偿款问题二审败诉后屡次申诉，2010年在北京被遣返回高密，又被地方派人24小时看管了103天，2011年再次申诉被拘留取保候审。挤在人群中，仰视着风光的莫言，宫先生说，他的心愿是：“想找莫言帮忙。能不能让莫言帮小民向领导呼吁解决一下切实问题？”

显然，这是一个作家的杰出想象力也无法完成的黑色幽默。我不确定莫言能否作出答复。

荒野淘金

零下25摄氏度。罗布泊镇通往若羌县的315国道上，米兰大桥西侧约800米的路段，被阿尔金山上倾泻而下的一股湍急雪水冲断。开始雪水还能冲下公路，随着水凝成冰，受阻的水流开始向道路东西两侧蔓延。而冰墙越筑越高。

这是2010年12月15日下午3点，距离若羌县城还有110公里。冰墙阻断的公路两端，挂着疆、冀、豫牌照的大货车排起了长龙。这就像个暗示：深入中国最富争议的民族自治区腹地，并非坦途。3点40分，穿着脏兮兮嵌有银色荧光条的制服马甲的若羌县路政人员，驾着一辆铲车赶到，他们试图在道路中央掘开数个豁口，将洪水引入戈壁以恢复交通，但进展缓慢。

这是由中国内地经青海通往南疆的唯一通道。汉族、维族司机们在严寒中等待。一个小时过去，一辆青海向库尔勒运输牛羊的东风货车上，一头公牛被严重冻伤，好一阵踉跄，倒在护栏边，奄奄一息。押车的维吾尔司机一番商讨，一人拼力拉着垂死挣扎的牛头，一人持一把英吉沙快刀，果断结果了伤牛的性命。它的同类们避在角落，坐观冰冷的命运到来。穆斯林不吃自然死亡的牲畜，赶在死亡前屠宰是为了避免经济损失。喷涌出的牛血流淌了2米远，很快凝固在灰褐的冻土上。他们取出热气腾腾的牛内脏，将牛胃里还没消化的深绿色草料倾倒在路边。周围的司机们跑下车，站在刺骨的寒风中，蜷缩着，围观这难得一见的风景。

道路抢修持续了3个半钟头。期间，一个维吾尔司机跑下公路，脱去鞋袜，光脚站在雪水中，顺次清洗脸、双臂、双脚，又掬一捧雪水漱口，“噗”，口中喷出的水雾在夕阳下四溅。清洗仪式完毕，又哆哆嗦嗦再次穿戴好衣袜，跑到一辆大卡车的背风处，铺好地毯，顶着风沙跪下膜拜——穆斯林的祈祷时间到了。

315国道以北的茫茫戈壁，就是2000年前丝绸之路经过的楼兰王国。古代楼兰王国于公元前176年前建国、公元630年消亡，有800余年历史。它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身边曾经环绕烟波浩淼的罗布泊，人口众多。如今楼兰已逝，惟余茫茫。两千年来，这些能吃苦的赶路人一直重复着同一件事：穿越险途，将帝国与中亚腹地紧密连接在一起。

艾买提的车，罗布泊的路

我是在前一天：12月14日上午，坐上维吾尔司机艾买提的依维柯客车。从若羌县城开往罗布泊，行程300公里，耗时4个半小时。

若羌通往罗布泊的客运班车11月24日刚开通，计划每月4日、14日和24日发三班，次日返回若羌。我在14日乘坐的是开通后的第三趟班车。艾买提的依维柯车也是目前南疆乃至新疆纵穿罗布泊荒漠的唯一班车。

艾买提皮肤黝黑，是个大个子，含混不清的汉话带有浓重的维族口音。买下这辆18座依维柯，42岁的艾买提花了29万元人民币。如今，曾经荒无人烟的罗布泊深处，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钾盐王国“国投罗钾”，有近3000名员工，都将会是艾买提的潜在客源。“他们每个人每个月来若羌县城逛一次，我就有钱赚了。”艾买提说。

罗布泊有丰富的钾盐储藏，“国投罗钾”是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硫酸钾厂，投资48.5亿元，2008年投产，年产120万吨。2006年若羌县财政收入仅3000万元，2010年即首次突破1.49亿元，其中，80％的贡献来自罗钾，是若羌经济的绝对支柱。资源型经济，在很长时间里，都会是新疆乃至中国的支柱命脉。

不过艾买提运气不好，这一趟包括我只2个乘客。另一人是在若羌瓦石峡乡居住的河南移民，去看在罗钾厂子做化验员的女儿。4日那趟，艾买提也只载了2个人，回来捎了7个罗钾员工，勉强没亏本。生性乐观的维族司机并没沮丧，他说现在知道这条新线路的人还不多，“多跑几次就好了”。

历史上，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嘉峪关至兰州，过敦煌进入新疆，然后分作三条支线：北线经哈密、吐鲁番和库尔勒，中线经罗布泊，南线经若羌、且末、和田。三条支线再在喀什汇合，最终经中亚直达欧洲。艾买提的行车路线，实际上是从若羌向北，纵贯罗布泊，将丝绸之路的南线和中线打通。艾买提在做一件祖先绝对难以想象的事情。成就他的，是因钾盐矿而兴起的这条荒野之路。

进入罗布泊先后要经历三种路况：先是100公里的柏油路，这属于315国道的一部分，走这段国道尚能遇见对面有冀、鲁、豫牌照的大货车呼啸而过；然后经米兰大桥、女儿国大桥，2个小时后抵达罗布泊2号桥，就此告别315国道北拐进入罗布泊，这是235省道，但是路况很差，由80公里的石子路和120公里的盐壳路组成。

老司机艾买提走石子路也很紧张。他说，“这段路滑得很，不好走。”他提议仅有的2名乘客集体下车小便，我们三人各自避开角度，对着一望无际的戈壁默默撒尿。次日回来的时候又重复了一遍，似乎是为了驱走坏运气的某种仪式。

对于一辆29万元的新车，跑这样的路确实是种自残行为。一路上石子撞击着底盘“砰砰”作响，尘土和烟雾在车厢内弥漫，几乎窒息。维族司机全神贯注盯着前方，一根接一根抽烟提神。或许从高处看，这辆车就像是在一口巨大的铁锅中奋力掘进的甲壳虫。此后路上再没遇见一个人一辆车，也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周围是望不到边的戈壁。因为常年受到烈日的照射膨胀爆裂，白花花的盐碱地犬牙交错，如同密密麻麻排列着上亿个微型金字塔。相同的情景在后来2个半小时的行程中几乎没发生变化。

最后120公里的盐壳路，事实上已经进入罗布泊的核心区域。右侧是俗称的“大耳朵”。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在遥感图像上发现干涸的罗布泊呈现耳朵形状。研究发现，最早罗布泊是一个呈圈闭状态的庞大水系，后来分割成东湖和西湖，大耳朵是东湖的西半部分为西湖覆盖形成的。道路正北是湖心，往西通往楼兰古城遗址。楼兰古城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900年3月发现的。110多年过去了，这里依然保持着斯文·赫定发现时的面目。如今当地政府能做的，是在遗址东北角设立了一个楼兰文物保护站。依然是路的因素阻碍对于文物的开发保护，楼兰古城至今没开放。若羌县文物局长焦迎新告诉我，因为交通不便，只能安排人每月轮换值守。

下午3点半，一片庞大的白色人造景观出现在视野里。“国投罗钾”高大的蓝白色烟囱冒着青烟，占地10350平方公里的厂房连绵不绝，犹如沙海深处突然钻出的一头巨兽。

楼兰夫人

依维柯客车最终停靠在一间用毛笔写着“罗布泊客运站”的平房跟前，这里距离“国投罗钾”矿还有2公里，是此行的终点罗布泊镇。客运站所在的开阔地既是进出该镇的要道，也是罗布泊镇的中心地带，但是空无一人。河南移民跟我道别的时候，感慨地说，“这是中国最大的镇，也是中国最小的一个镇。”

所谓罗布泊镇，实际上并没有街道，总共只有一排长200米的平房矗立在戈壁中。在中国内地，只有在城乡结合部才能看到这种杂乱无章的布局。全部20几家商铺，多数是从哈密过来的商贩，汉人居多。在罗布泊进入冬季前，很多商铺已经关门回家了，这里显得很是荒凉。

仅有的小旅馆都是在地下挖出的地窝子，暖和肮脏，门口写着“按摩泡脚”，如今多数人去屋空，屋后的空地堆放着上千个空啤酒瓶，十分壮观，显示喝酒曾经是夏季此地一项盛行的活动，也可能是唯一的消遣。不远处有一间镇医院，空荡的大厅只有2个护士在值班。

镇政府的建筑体面一些，是唯一的两层彩钢白色建筑，头顶国旗，居然没挂任何牌子，也没见到有人出入。敲开挂着罗布泊镇派出所牌子的房门，所长正向一个小协警训话。一脸诧异的所长指了指隔壁镇长的房间，又是好一会儿，门才开，刘文春睡眼惺忪地看着我。这个时候已经下午3点半，但是新疆时间1点半，还不到上班时间，镇长正在午睡。

被吵醒的镇长刘文春向我介绍了这个镇的情况。罗布泊镇2002年4月成立，第一任镇长郭高潮现为若羌县政协副主席，刘文春是第二任镇长，在这里呆了将近4年。罗布泊是中国行政面积最大的镇，达到5.2万平方公里。罗布泊还是中国最小的镇，镇上没有任何常住人口，包括钾盐矿职工在内的数千号人全是流动人口，因此这里也没有户籍警。镇中心区域范围只有镇政府周边20几家商户，绕一圈用不了10分钟。

刘文春说，罗布泊过去属于军事禁区，现在也属于半管制。1964年，中国在这里进行了第一次核爆试验，试图抗衡危险的北方大国邻居。罗布泊核试验场面积达10万平方千米，有传言说，军队对在罗布泊设立行政单位持有不同意见。刘文春对此说法不置可否，但是事实是，罗布泊镇成立8年了，镇政府的牌子至今还没有挂出来，而是放在办公室里，蒙了一层灰土。这无疑成为中国少见的一景。

罗布泊镇在荒原顽强地成立，主要原因是“国投罗钾”和周围的矿产资源。若羌的矿产主要集中在罗布泊，在镇长办公室的墙上，一张地图上标着七八家家矿的名字，“我们要对这些大矿进行有效的管理。”刘文春说。

此前，中科院新疆所的夏训诚告诉我，当年以彭加木为队长夏为副队长的科考队，去罗布泊考察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勘探钾盐。

真正第一个开始到戈壁淘金的企业家是民营企业德隆。德隆的创始人唐万新是个新疆支边家庭的幼子，个子矮小的唐万新在乌鲁木齐经营彩扩部起家，他长于资本运作，在股市呼风唤雨，建立起庞大的德隆系。2004年，唐万新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操纵股市交易价格”被捕，判刑8年。唐万新的戏剧性命运，给这片荒原增添了诡异色彩。钾矿股权后几经转手，国家投资公司进入，罗钾开发速度明显加快。在这荒凉富饶的地域，国家的大手依然所向披靡。

不过罗布泊镇和“国投罗钾”的关系很让刘文春头疼，“国投罗钾”国字号的名头，让罗布泊镇高不可攀。“他们的通讯录上，一个业务经理的名字后面，写着正县级。”国投罗钾不光是个企业也算半个官场，中国官场讲究等级观念，若羌县无力抗衡这头央企巨兽。罗钾似乎也不特别给若羌面子，罗钾从若羌米兰河铺设管道引水，花了3亿元，现在罗布泊镇上用水也要向钾盐矿买。若羌买水2元一方，罗布泊镇向钾盐矿买水则需要每方80元。

另一方面，虽然行政区域隶属若羌，从地理位置上，国投罗钾距离若羌300公里，距离哈密400公里，但是到哈密的公路先于若羌开通，因此罗钾的总部和员工基地均设在哈密。员工基本都来自哈密，员工每20天轮换休息10天，每天都有6辆通勤车在罗钾和哈密间往返，并因此推动了哈密的物价和房价高企。罗钾和哈密的关系反倒更密切，对若羌仅仅是税收利益关系。若羌官员抱怨，哈密在和若羌争夺对钾盐矿的影响力。而开通若羌到罗布泊的班车，也被视为若羌力图加强和这个财大气粗的金主的联系，阻止其离心力继续向哈密转移。

刘文春承认，若羌县对罗布泊镇的发展不满意。除了钾盐矿，罗布泊还有大小10余家矿，自治区已经批复了面积60平方公里的罗布泊新镇规划，“设想是在这里依托罗钾建立一个工业园区”。但是目前若羌的财力还无暇顾及如此偏远的地域，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几乎没有。尽管这里有电信和移动发射塔，但是网络是从哈密单线引入，若羌没有信号，因此经常断网。

在这个中国最荒凉的地方，不乏冒险者和淘金者的影子。傍晚，我在一个亮灯的所在，发现了一间名叫“罗布泊好地方”的网吧。女主人刘风一脸风霜，快言快语。她告诉我说，她跟随丈夫8月才来到罗布泊，开了这个网吧小卖部和地窝子旅馆集为一体的店面，月租500元。网吧有6台电脑，无线上网，网速很慢，打开一个网页需要泡一碗面的工夫。来上网的主要是过往的司机，“他们上网主要是视频聊天，经常听到他们对着视频喊‘老婆我想你’”。

一会儿，刘风的丈夫丁海洋顶着寒气推门而入。他们夫妻二人是大学同学，46岁的丁海洋曾经在乌鲁木齐的工厂做团支书记，后来去海南当过记者，然后回乌鲁木齐经商。他称，自己和罗钾前身的拥有者唐万新是同学。

作为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新疆领土面积占到了中国陆地面积的1/6。单纯从领土面积来说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新疆也是中国边境线最长、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军事意义也显而易见；资源量特别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棉花等资源极其丰富，号称中国未来的资源储备库。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文化、地理位置等原因，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洼地，目前南疆地区还有绝对贫困的人群存在。而“7·5”骚乱事件的参与者很多来自南疆。“7·5”事件之后，中央政府意识到需要依靠发展经济解决民族问题，破天荒连续召开2次关于新疆经济工作的会议。

在投资方面，中央投资额继续向新疆自治区和兵团倾斜，“十二五”期间新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十一五”期间翻一番多。按“十一五”1万亿元的投资规模计算，未来五年，对新疆地区的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一系列措施将确保到2015年新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达到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自我发展能力明显提高，民族团结明显加强，社会稳定明显巩固；到2020年促进新疆区域协调发展、人民富裕、生态良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巩固、文明进步，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从这些会议透露的信息，丁海洋认为，新疆的经济发展速度将前所未有，他本人据此才来闯荡罗布泊。丁海洋的判断不无道理，一名水泥行业的经理此前告诉我，在中国对水泥行业总量控制的情形下，山东和陕西两家大型上市水泥企业，最近仍然得以进驻新疆建立生产线，显示经济政策的支持力度之大。而北京一位维吾族尔学者则表达了一丝担忧：虽然热钱大量涌入，但如果利润仍旧被大型企业赚走，那就不会给本地人真正留下什么。

对楼兰历史小有研究的丁海洋致力于楼兰文化的商业开发，他策划了一种楼兰酒，还写了一个楼兰新娘的剧本，夫人在网上也以“楼兰公主”自称。在中国，资源的稀缺意味着商机，全民都为之着迷。为了赌上一把，两人抛家舍子从乌鲁木齐来到罗布泊，以苦为乐，过起了“神雕侠女”的塞外生活。

但是妻子抱怨说：“我们很久没有洗澡了。”

再造罗布泊

14日晚，气温骤降，罗布泊没有气象记录，距离最近的若羌当天零下20摄氏度，刘镇长估计，罗布泊至少比若羌冷5摄氏度。15日早晨，依维柯车发动机被冻住了，艾买提烧了一壶开水，浇了1个钟头才化开。

环境恶劣的罗布泊在很多人看来仍是片“死亡之海”。罗布泊有两处著名的墓地。西面是上海探险者余纯顺的墓地。东南方向是中科院新疆所科学家彭加木的墓地。两人都是死于恶劣的环境。这两起著名的悲剧事件，给罗布泊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余纯顺死于1996年的一次罗布泊徒步穿越。渴死的余纯顺被发现时，水源距离尸体只有10米。

彭加木为广州人，生于广州白云区槎龙村，失踪前为上海科学院援疆工作者，并担任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于1959年、1969年、1979年和1980年四次进入罗布泊考察，失踪时55岁。彭加木失踪地被称为遇难地，但更多的人沿用失踪称，因至今未有彭加木遇难的痕迹。彭加木最后离开考察队营地时间为1980年6月18日上午10点30分，此后音讯杳无。1981年5月，新疆科学院在其失踪地修筑地碑，以作悼念。彭加木至今尸骨全无，当地人倾向认为，彭加木应该是陷入了沙窝被掩埋。

在乌鲁木齐，我拜访了彭加木当年的队友、中科院新疆所的夏训诚，他提醒我注意历史上人类活动对于罗布泊施加的不可逆的影响。现在罗布泊一年的降雨量仅在10毫米，而蒸发量却在4800毫米，是严重缺水的地方。但是历史上，楼兰古国和罗布泊曾经是泽国和绿洲。

古罗布泊诞生于第三纪末、第四纪初，距今已有1800万年，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以上，在新构造运动影响下，湖盆地自南向北倾斜抬升，分割成几块洼地。先秦时的地理名著《山海经》称之为“幼泽”，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上书“楼兰，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它成为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当时，罗布泊“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它的丰盈，使人猜测它“潜行地下，南也积水为中国河也”。这种误认罗布泊为黄河上源的观点，由先秦至清末，流传了2000多年。

罗布泊曾有过许多名称，有的因它的特点而命名，如坳泽、盐泽、涸海，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如蒲昌海、牢兰海、孔雀海、洛普池。元代以后，称罗布淖尔。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意为多水汇集之湖。

到公元4世纪，曾经是“水大波深必汛”的罗布泊西之楼兰，到了要用法令限制用水的拮据境地。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东汉以后，由于当时塔里木河中游的注滨河改道，导致楼兰严重缺水。敦煌的索勒率兵1000人来到楼兰，又召集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士3000人，不分昼夜横断注滨河，引水进入楼兰，缓解了楼兰缺水困境。楼兰人为疏浚河道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和尝试，但在此之后楼兰古城最终还是因断水而废弃了。曾几何时繁华兴盛的楼兰，无声无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盛极一时的丝路南道由此荒废。

清代，阿弥达深入湖区考察，撰写《河源纪略》载：“罗布淖尔为西域巨泽，在西域近东偏北，合受偏西众山水，共六七支，绵地五千，经流四千五百里，其余沙啧限隔，潜伏不见者不算。以山势撰之，回环纡折无不趋归淖尔，淖尔东西二面百余里，南北百余里，冬夏不盈不缩。”清代末叶，罗布泊水涨时，仅有“东西长八九十里，南北宽二三里或一二里不等”，成了区区一小湖。

民国20年（1931年），陈宗器等人测得罗布泊面积为1900平方公里。民国31年（1941年），在苏制1/50万地形图上，量得面积为3006平方公里。1958年，中国分省地图标定面积为2570平方公里。夏训诚的同事胡文康介绍，罗布泊1958年最后一次充盈扩大，面积大概3006平方公里。这是罗布泊最后一次充盈，此后上游无水，1962年，罗布泊干涸，只用了4年时间。

胡文康认为，是人类的活动，自然人为强度大于自然强度，导致了生态快速退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起多次开垦浪潮，大批内地人迁移西部组成建设兵团，开展土地平整运动，塔里木河两岸人口激增，水的需求也跟着增加。扩大后的耕地要用水，开采矿藏需要水，人们拼命向塔里木河要水。几十年间塔里木河流域修建水库130多座，任意掘堤修引水口138处，建抽水泵站400多处，有的泵站一天就要抽水1万多立方米。盲目的用水像个吸水鬼，终于将塔里木河抽干了，致使塔里木河由20世纪60年代的1321公里萎缩到1000公里，320公里的河道干涸，以致沿岸5万多亩耕地受到威胁。断了水的罗布泊马上变成一个死湖、干湖，到20世纪70年代完全消失。罗布泊干涸后，周围生态环境发生巨变，草本植物全部枯死，就连“生而不死1000年，死而不倒1000年，倒而不枯1000年”的胡杨树现在也成片的死去、倒下、枯萎。沙漠以每年3～5米的速度向罗布泊推进，很快和广阔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融为一体。罗布泊从此成了寸草不生的地方，被称作“死亡之海”。

2002年，夏训诚在一份报告中曾经提出了“新楼兰工程”和重现罗布泊的设想。其中关于水的描述中，建议以塔里木河的尾闾湖台特玛湖为中心引水，形成一个新的罗布泊。2010年11月，夏训诚受邀去成都讲课时旧话重提。“再造罗布泊”的消息在网络迅速传播并引发批评，被认为是天方夜谭。

夏训诚称自己的本意遭到了曲解，他解释说，实际上2002年提出的这个工程，仅仅是个设想，是作为南疆恢复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说，这样做，需要“塔河向下游泄水，台特玛湖有水，车尔臣河下泄1.5亿方水，阿尔金山下泄，以及部分地表水”。

若羌县常委、宣传部长艾山江·阿不都拉是维吾尔人，但是从小在汉人堆里长大，汉语跟维语一样熟练。他说，这个设想有些不切实际，若羌的农业用水主要来自南面阿尔金山的若羌河、米兰河，台特玛湖是罗布泊的必经之路，显然无法胜任输水的重任。

“罗布泊复原的可能已经不存在。”刘文春说。如今这里出现了一个180平方公里的卤水蒸发池，是罗钾矿形成的卤水湖，但是无法饮用。即便是过路的飞鸟，翅膀沾上卤水后盐分很快蒸发板结，就再也飞不动了。

2010年11月，塔里木河向下游生态输水，这是8年来向下游的第11次输水，也是第7次抵达塔里木河的尾闾台特玛湖。台特玛湖1975年完全干涸。这样做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向218国道两侧耐旱的当地特有植物胡杨林输水。这条80公里的绿色走廊意义特殊，一旦这仅有的胡杨林消失，塔里木沙漠和库姆塔格沙漠将并拢。但是这种生态输水，仅仅改变小气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为了经济发展，作为一个严重缺水的地方，若羌县却不得不选择高耗能的矿业。原本紧张的水要供应钾盐矿，以及众多的矿产企业。12月14日下午，当我走下艾买提的依维柯车，看见地平线远处一辆车从哈密驶入罗布泊镇，车子停下后，下来10几位操着山东口音的精壮汉子，聚在镇政府楼旁的小卖部抽烟、泡方便面，等待下一辆去往山上金矿的班车。镇上人说，山东老板刚花了2个亿买下了附近一个金矿。镇长刘文春介绍，阿尔金山已经成为中国第六大矿区，有50余家矿产企业在此扎堆淘金。

阿尔金山有1986年经自治区批准建立的野骆驼保护区，占地面积1512500公顷。野骆驼是中国一级保护动物，现存500～600峰。刘文春镇长说，4年来他从来没有发现野骆驼的踪迹。夏训诚曾经断言，“随着罗布泊地区开发，铁路、公路和工矿建设，人类活动的增加，对野骆驼生存造成威胁。”。在刘镇长办公室的地图上，我看到，国家划出3片野骆驼的保护区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多家开矿企业的名字，区域和不少采矿企业重叠。

新楼兰冲动

12月15日，在315国道结束了4个小时的等待之后，依维柯客车在晚上8点才回到若羌。若羌是中国行政面积最大的县，20.2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2个浙江或者7个台湾。

艾买提新安装的车载DVD，放映着猛男丹尼尔·克雷格主演的《007》。剧中黑道人物有段有趣的对话：

“你信上帝吗？”

“我只信高额的投资回报率。”

这段对话几乎可以作为罗布泊掘金者的写照了。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开发，即便在这蛮荒之地，人心也动荡失序。在农民收入位列西部12省区第一位、大型国有钾盐矿为县财政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之后，若羌的胃口变得很大。每个淘金者的胃口也变得饥渴。

权力和商业的合力如此之大，就连科学也向愿意它献媚。虽然“新楼兰工程”在2003年搁浅，重建罗布泊的计划遥不可及，但是规划专家们和若羌尚有共识，那就是建立一个“楼兰市”。将影响力辐射到最偏远的罗布泊，仅仅是若羌这个拥有5万人口的小县城恢复楼兰梦想的第一步。

若羌曾准备以楼兰更名，但是民政部并没有批复，北边的鄯善县也在争楼兰的名字。这一切，都是为了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若羌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但却苦于“无水无路”。进出新疆的物资多取道哈密。2012年，若羌有多项大型交通项目开工。在县城西部吾塔木乡建设机场、已经定名楼兰机场，在县城东部的铁干里克建设火车站，修建连接库尔勒和且末的铁路，一条新的接通库尔勒和若羌的高速公路也在开工，最终围绕塔里木沙漠形成一个圆圈，使得若羌成为“第二个出疆口”。

若羌县提出了“扩城聚人”的目标，若羌人口5.7万，目标是发展到8万人到10万人，城区面积达到20平方公里以上，形成小城市的规模。大干快上的气氛弥漫在若羌县城。现在，号称历史上第一个房地产项目的七星佳园已经在若羌卖掉了差不多一半的房子，均价两千元。但是三条河流只能维持30万亩的耕地，人多了水从哪里来？是这个新兴城市必须面对的问题。

事实上，土地的快速城市化已经显露了缺陷。我走访了位于铁干里克的安居小区。这里的农民都是从若羌农村集中迁移而来。新区虽然崭新漂亮。但是配套设施和服务设施几乎为零。从瓦石峡乡搬迁而来的一户农民甚至认为，在这个荒郊野外居住如同坐牢。我去的时候，这里竟然一个星期没有水了。而家里居然还没有安装下水管道。房间里安装了抽水马桶却无法使用。一家人只好在崭新的院子里挖了一个露天厕所方便。说起这些无奈，搬到这里的居民哭泣了起来。

离开时，我注视夕阳下整齐排列的、酷似斯大林集体农庄的砖瓦房，它们漂亮干净，犹如俄罗斯画家笔下的风景一样静谧。唯独缺少生气。

离开罗布泊后，我回到北京。北京正遭遇历史最为严重的雾霾天气，500万辆汽车排出的废气在首都上空挥之不去，空气质量比机场吸烟室都糟糕，PM2.5值超出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安全标准40倍。据说，中国政府又要拿出超过千万亿的美金用来治理空气污染，就像当年斥巨资投资在水泥厂、火力发电厂、大型煤矿时的大手笔一样豪迈。

我经常试图在网络QQ上联络丁海洋和他的楼兰夫人，但是从来没有得到回应。最近一次得到他们的消息是2013年6月的一天。电话里丁海洋的声音依然明亮，带我回到寒冷的围炉述说梦想的罗布泊之夜。我意外得知，两人在2011年7月就离开了罗布泊，因为罗布泊至今属于半军事管制，“政策不行，没法开发，生意很少”。他们曾经打算开展罗布泊探险游，但是楼兰王国遗址的管理方若羌文物保护站收取每人三千元的门票，外宾则收取高达三万元，高额的费用让游人望而却步，于是两人把这摊生意转给了他人。如今夫妻两人在哈密开了一个物流公司，他告诉我，自己还是想念罗布泊，“舍不得，将来一定会杀回去”。

我希望再次回到罗布泊，也时常陷入迷思：楼兰时期，那里曾经是牛马成群、绿林环绕、河流清澈的生命绿洲。现在已成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没有一棵草、一条溪，天空不见一只鸟，没有任何飞禽敢穿越。而今，人们为追逐财富重新聚集在这荒野腹地，究竟又能改变什么，又将如何改变？我想起从卫星相片上看到的罗布泊，是一圈一圈的盐壳组成的荒漠，就像时间深刻在大地上的一个个惊人的问号。

回家

北河沿大街51号，只是百度地图上的一个标记，在现实中的北京已经找不到。很多年之前，这里属于北京皇城根东北角一片庞大的四合院区域。灰色的高墙绵延不绝，屋脊在绿树掩映下起伏，东侧流淌着宽阔的御河，这是皇家运输粮食的专用河道，从什刹海经平安大道一直流经此地。虽然铺的是土路，但是碾压得非常结实。身着灰色长衫的老人，牵着短衣儿童，在有风的下午漫步河边，跟左邻右舍们礼貌地打招呼，构成昔日京城一幅温馨的画面。春日柳枝拂面，夏日蝉鸣蛙叫，秋日鸽哨悠悠，冬日一片皑皑，这里一年四季总能透出京城的雍容和沉静。

现在，北河沿大街51号已经找不到，这里成了被一道描绘着和谐社会宣传画的围墙包围起来的空地，里面堆着建筑工具和垃圾。御河被一条笔直宽阔的柏油马路覆盖，中间的绿地开辟为皇城根公园，一堵残缺的红色城墙象征性地矗立在公园北头，真正的城墙已完全消失。道路东侧有一位高级领导人的住宅，继续往南走，则是一个个用作商铺的小门脸：卖香烟、回收高档酒，及油腻的餐馆，帮厨们在午后出来休息，坐在马路牙子上，或者叼着烟卷发呆，或者盯着手机打发时间。那一整片兴建于明清、民国时期的四合院建筑群落，消失在最近30年来北京堪比革命的大规模城市改造中。与此一同消失的，还有老北京人引以自豪的生活方式。

马秀明对于北河沿大街51号最初的记忆是它的安静，只有270平方米的院落，院子周正，14间房错落有致地环绕四周，大门朝东，推门可见御河，以及那些彬彬有礼的老北京人。院子里种植着一架葡萄、两棵石榴树，夏天开满红花，待果实成熟，露出饱满的石榴粒。等到了秋天，迎来了北京最惬意的季节。转眼北方的冬天将至，在安静的早上，听着阴沉的北风在城市上空盘旋，树上的叶子基本落光了，落叶静静旋转，寂静席卷了小院。

而今，北京成为一个人口超过2300万的都市，犹如一只脾气焦躁的巨兽。最炫目的世界级建筑分布在主干道两旁，汽车在拥堵的街道上爬行，司机频频按着喇叭表达不满。春天来自西部的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而到了夏秋季节，北京又笼罩在化不开的雾霾中。人们蜷缩在高层建筑中，凝望着窗外，污染有时让北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每个人的空间只是栖身的这个具有吃住功能的小鸽子间，昂贵、局促，甚至有点儿丑陋。中国式的精致和优雅，只能在描述古老北京的画册中寻觅了。

什么都改变了。

一

我第一次见到马秀明是在位于西城区佟麟阁路的中华圣公会教堂。这是北京城里不多的保留着原始格局的道路，路面规整，大树枝叶延伸到道路中央，即便在夏天也很荫凉。两旁是灰色的砖瓦平房，但是仔细看都经过了改造。屋檐下安了空调，门窗也多是铝合金制。中华圣公会教堂在胡同南端，是建于1907年的北京第一个中国宫殿式教堂，“文革”中也曾被冲击，后来经过了翻新，旁边是一家新开业的快捷宾馆。

那是星期天的下午，教堂里陆续来了些上岁数的男女，他们的目光都透着焦灼，有的人手里拎着袋子，装满了厚厚的申诉资料。很快我知道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曾经居住在北京古老的四合院里，在社会主义运动和拆迁改造中失去了自己的老宅子。他们曾经是京城的主人。现在他们居住在偏远的北郊或东郊，到城里看病至少要倒3次公交车。摧枯拉朽的城市改造中，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不可逆的改变。据统计，1948年北京内城胡同有3068条；到了2000年，只有1200条；2005年，还有758条。随之消失的是那些漂亮的四合院。现在他们期待夺回曾经属于自己的宅子，或者至少从巨大的土地开发利润中多分一杯羹。相似的经历，把散居在京城各地的老北京人集合在一起。

这个聚会是一个NGO组织主办，马秀明是请来的演讲嘉宾。她是一位衣着得体的老人，整齐的短发，干净的素色衣裤，走上讲台开始讲话前，她环顾教堂，说：“很荣幸能够在这种场所讲话，教堂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爱心和善心，引导我们用爱心拯救自己、也拯救国家。现在的中国跟1949年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中国法制不健全，往往伟大领袖的一句话就是法。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也吸取了‘文革’教训，正在逐步走向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这使得我们的生活跟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台下鸦雀无声，我意识到这段饶有意味的开场白背后，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她娓娓道来，嗓音清亮，北京话纯正，肢体轻松，看不出已经76岁了。她保留着谦恭有礼的老北京人的特点，后来我第二次见到马秀明，是在她位于北京大学西门附近的家里。也见到了她的老伴——清瘦的张先生，两人都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是相差三级的同学。

马秀明生于1937年，父母是从山东到北京谋生的生意人。1952年母亲花了2500元购买了位于北河沿大街的这栋四合院，当时的地名还叫做东安门河沿大街。

北京城是一座精英汇集的城市，有中国最叱咤风云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北京又是一座等级森严的城市，北京的皇城，是过去皇亲贵族居住的地方。北城多深宅大院，是高级政府职员和名流的居住地。南城三教九流混杂，既有声震四海的京剧名家，也有为数众多的劳工家庭。

妈妈买的这间小院虽然不大但是温馨，父亲已经过世，马秀明及两个妹妹和妈妈住在这里。西面是京剧大师程砚秋开办的戏剧学校，南面是著名的嵩祝寺，北面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总理潘复的宅子，东面可达红楼和美术馆。这一带有400多个这样的四合院，透露着旧北京古朴庄严的格局。20世纪50年代初期，百废待兴，人心思定，是一段少有的社会平静期，北京城又听到了久违的鸽哨和咿咿呀呀的京胡从胡同上空传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定都北京。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部队在刚刚结束的内战中一举击溃了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旧政权。中央政府决意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那些骑在人民脖子上作威作福的旧政权公职人员和所有“敌伪人员”被赶出了各自的家，房产收归国有，等待分配给战争英雄和劳动人民。1956年，马秀明的妈妈购买北河沿大街51号院子4年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公私合营运动兴起，红色中国要彻底消灭私有业主，实行公有制，代表资本家没落生活方式的四合院被全面没收。1958年，北京普及了经租房制度，经租房就是国家替房主经营管理个人房屋，租给另外的个人，每月向房东返还20％或更多一些的房租。经租房从产权上并没有没收，但是经营权收归国有。土地维权人士华新民曾称，1958年大约6000多位私房主因此受到了冲击。

马秀明家的四合院因为只有14间房子，不够15间房的经租房收缴下限，因此保留。但是家人知道，寒冷的日子为时不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红卫兵破四旧，在南边胡同的嵩祝寺里，赶走了尼姑，不时有人被红卫兵批斗打死，尸体装在平板车上运出胡同。8月的一天，马秀明看到家门口的墙上被红卫兵贴上了最后通牒“三天内必须交房给政府，否则砸烂狗头”。

8月24日办好交房，8月27日封门。马秀明记得，被赶出家门这天，她还穿着裙子，没有顾得上收拾自己的东西，也没拿过冬的衣物。

二

这是马秀明最后一次见到自己完整的家，此后生活陷入困窘，她居无定所，住集体宿舍和办公室，妹妹住学校。第一个孩子1967年出生，她每月只有55元工资，甚至没钱为孩子准备尿布。每次回到北河沿大街的居委会去领粮票，马秀明都快速绕过家门，不敢经过自己的家。家让“红五类”合法占领了，那里代表着一个阶级的没落和另一个阶级的不战而胜。

文革结束，中国从梦魇醒来。一切都被归罪为“四人帮”和林彪两个集团惹的祸，与其他无关。1984年开始落实政策，景山房管所通知马秀明去领回自己的房子。母亲早些年去世，在马秀明的衣兜里，依然保留着交房时政府打的收条。结果房管所向她宣布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18年来，房管所代房主收取的房租是1000余元，修缮房屋花了2000余元，因此还需要马秀明倒交768元。

马秀明不干了：“我自己的房子被你们拿走，现在还给我，为什么还要我交钱？”房管所理直气壮告诉她“我们一直对房屋做维修和翻建”。马秀明愤怒地说：“我自己的房子用得着你们维修吗？”

但是没辙，房管所说了，如果不交上这768元，就会付给马秀明1000多元，正式宣布接收马秀明的房子，马秀明将失去产权。

是卖掉老房还是花当时很大的一笔钱买下院子，家人经过了激烈讨论，马秀明说：“过去不是把我们家打成反动房产主了吗？现在还给我们，不等于证明国家已经给我们摘掉这顶帽子了吗？”18年来无家可归的屈辱让她铭记，她答应了房管所的要求，重新花钱买下了自己被剥夺的财产。同时马秀明被告知，不得涨房租，不得撵走租客，还要保证租户安全。

马秀明的老伴张先生说：“我们经历了1949年以来的历次运动，已经摸透了规律，开始往往都是极左的运动式的，但是后来一定会有一个反复。‘文革’这么厉害，后来还是要落实政策，所以无论多难，都要顺势而为，这多少有点撞大运的意思。”他们看到的是灾难后的希望。或许这是个正确的决定。与此同时，很多房产主因为不愿意交纳费用给房管所，而放弃了自己的房产，使得日后在城市改造的博弈中早早失去了话语权，处于绝对下风。

风水已经改变，马秀明看到了一个和过去大相径庭的杂乱家园。大门开在了南侧，葡萄架和石榴树不见了，270平方米的院落涌进了7户人家，都是当年的红五类。为了增加居住面积，院子经过了大改造，厕所拆了，树木砍掉，私搭的建筑改变了周正的格局。马秀明的心凉了。

中国最后一个极力呼吁保留旧北京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曾经强烈呼吁保留明清古都的全貌，而另外建立一个新北京。但是理性的声音被淹没，北京城涌入了大量的无产阶级和赤贫者。充公的私产满足了新北京人的居住需求，新主人不齿于那个被他们所打倒的北京，北京正在成为一个简单乃至粗放的城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北京规划受到了前苏联学派的影响，北京城充斥着斯大林式建筑。人们希望有朝一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可以看见北京到处都是烟囱林立。四九城在运动中悉数拆除，只留下残缺城楼，滋养了灵感的古老庙宇被夷为平地，革命意志彻底击败了信仰。

马秀明从抽屉里的包袱里拿出一个红色的本本，这是1984年发放的房产本。最早，1952年妈妈购买北河沿大街51号院的时候，还写的是“房地产契”，现在则成为“房产证”，地权已经被隐形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称，一切土地都属于国有。

马秀明想要彻底拿回属于自己的房子，她要回家。她开始研究私房管理条例，想驱赶走那些占领者。从1984年到1991年，她陆续找到入侵租户的单位，证明他们在各自单位已有房，赶走了其中3户。一直到1992年年初，马秀明收集到了剩余的全部租户资料，交给了房管局，要求完全收回房产。但是房管局不调解。她怀疑房管所和租户达成了默契，利用这4户钳制自己，最终逼自己把房子卖给房管所。

三

不久，马秀明得知，北河沿大街正待展开一项新规划，曾经的住家北邻，东风电视机厂希望建立一个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的厂房，51号院被划入其中。家的西边，早年作为程砚秋戏剧学校的四合院，以及总参宿舍楼，都已拆掉，马上会轮到51号院。

马秀明发现，按照1985年规划、1987年规划，均对皇城内的建设高度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建筑限高6米。如果按此规划，拆迁和建楼是一种明显违法行为。后来2006年颁布的二环中心城区控制规划更为严格，大量的平房都必须原貌保护。

而开发公司的逻辑是，既然传统的景观已经被破坏，再破坏它周围的一些景观也没关系。他们要盖6层搂的规划，已经获得区级和市级规划委员会的批准，只等当时市长同意。

马秀明不想再失去自己的房子，她开始寻求规划专家的帮助。她找到了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著名的规划专家张开济，又找到人大代表、熊猫专家潘文石，潘文石联合12名人大代表呼吁“制止在皇城东北角建超高建筑”，北京正陷入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何统一的发展迷思，专家对此也无能为力。

马秀明总是一个人在跑，开始她并没有得到很多支持，她当时在公众眼中是一个麻烦，每当她出现在北河沿大街51号附近，周围就会出现紧张的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的身影，马秀明被指责破坏开发，搞破坏，邻居们受到了警告不要听信马秀明的蛊惑。

有一天，马秀明接到电话说，首都规划委的领导要到她家里恳谈。一会儿，主任敲响了马秀明家门，从9点谈到11点，和她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恳谈。马秀明说，政府要带头遵守古都保护规划，主任则说规划已经得到了专家的同意，双方各不相让。因为马秀明的坚持，房子成功地保留到了1991年。

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讲话启动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北京投入雄心勃勃的城市建设。中国成功举办了1990年亚运会，并且还要举办2008年奥运会，甚至奥运会的口号也是“新奥运、新北京”，一场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在北京疾风骤雨展开。根据2004年北京市测绘院统计，1990年至2003年，北京共拆除胡同639条，是前40年的3.1倍。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这一年发布的数据是：北京旧城62.5平方公里之内，传统风貌区只剩下12.39平方公里，占10.82％。

1992年，北京市把部分审批权力下放到区级政府，形势一下子对马秀明不利了。曾经长期和马秀明打交道的市级官员不再负责拆迁事宜，一心主导拆迁的基层官员具有了更大的权力，手段更直接，对付她绰绰有余。不久，区政府以进行旧城和危房改造的名义，在全区公布了37片区域，北河沿沿街被划为第一片。

成片的胡同四合院将被拆平，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高档公寓楼项目“御京花园公寓”。当时的《北京日报》头版曾经这样介绍这个项目：东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与香港华英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双方投资3867万美元建设御京花园公寓及部分回迁居民普通标准住宅，以改造危房，造福人民。御京花园公寓总占地1.72公顷，总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为单元式二三层庭院住宅，每户住宅有自用的活动空间花园庭院、汽车库。公共配套服务设施中，建有自选商店、俱乐部、健身房、游泳池和集体车库。

从获知御京花园公寓项目那一刻起，马秀明就开始发动一些专家和“两会”代表们抵制它。1992年夏天，为御京花园公寓项目腾地的拆迁告示贴出来了。7月28日，一场拆迁大会开始在东城区召开，17个政府部门参加。

当时的拆迁政策是，私房定价，交房契签合同；租户则凭租赁契约签合同。每户分得1万元外迁费加400元搬家费，北河沿大街51号的私房定价是，270平方米的院子、其中房子170平方米，定价21800元，但是马秀明作为房主并没有得到通知。

8月31日截止签约，在8月13日开始拆房，第一个拆的就是马秀明的51号院。占住马家的租户拿到拆迁补偿款走了，马秀明没有被告知，更没有拿到补偿款。马秀明至今认为，这是对于她此前坚持维权的报复。“开发商一定认为，这是政府主导的拆迁，房主不可能翻过来。”

等她得到消息赶到北河沿大街，家已被夷为平地。张先生说，“这还是沿用了历次搞运动的方式，开始时来势汹汹，百姓不知所以只能乖乖就范。”

马秀明没交产权本，也没有和开发公司签协议，她开始申诉这起非法拆迁的侵权行为。但是采取的方式，依旧要取得专家声援和高级别官员的关注。马秀明是九三学社成员，恰逢学社的领导范子昌是北京市成立的300个廉政小组的领导成员。经过范子昌调查，这片危改区有41个院子，其中26个属于私产，开发公司没有和房主联系，而是向租户和住户动员，并且以高额安置费和奖金，促使住户腾房，凡是不再回迁的，每户给一万元安置费，这些住户中有许多和私房主有纠纷，有的多年不交房租，有的本来就有房。

范先生于是通过纪检渠道，找到房管局和开发商，开发公司理屈，承认没有通知房主拆迁是侵权行为。但是强调，“全北京都是这么干的，到2000年，所有的四合院都要盖楼。”

开发公司不敢对有分量的警告熟视无睹，他们被迫和马秀明谈判，开发公司愿意提供一个三居室和一个二居室，外加100万元作为补偿，这在1994年是大数字。但是马秀明不接受经济补偿，只要求要回产权房。她说：“我只是想证明谁对谁错，只想要回自己的家。”

她联系到了5户邻居一起抗争，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更多的邻居们不敢参与其中，因为觉得这是政府拆迁行为，跟政府对抗能行吗？很多房主交了房本，接受了安置。马秀明始终抱有执着的信念，那就是不能再一次失去自己的房子。

当和开发商的谈判调解失败，马秀明立刻去法院起诉，但是法院不立案。法院裁定，不符合民诉法起诉条件，驳回马的诉求。她去上一级法院，维持一审裁决。2003年3月，马秀明去北京高院申诉，从城西北的家到城东南的法院，她和邻居们去了7趟，但是没有一次如愿。一直到2009年，过去了6年半，才接到法院通知，仍旧是维持原裁决。

四

马秀明的转机出现在2008年，这一年政府实施了信息公开。中国已经意识到没有体制的改善仅有经济上的成功，很难走得更稳健。

2008年2月，按照土地登记办法，马秀明拿着房产证到国土局查询土地登记资料，电脑资料显示，北河沿大街51号院子资料还在她的名下，她随后取得了土地登记收件单，证明自己的房产和地产权益还在，并且进入了国家的土地登记程序。

在找到了属于自己房产的所有文件档案后，马秀明高兴地发现，北河沿大街51号院的地，还在自己的名下，尽管上面的房子已经拆除了，开发公司并没有取得土地的使用权，正是这个疏漏让她重见曙光。尽管后来市土地局查到，这块地已经以危房改造之名，无偿批给开发公司了。但是开发公司没有和作为户主的马秀明建立出让合同。当年开发商的急于求成，没有和房主签订协议，少做了一步，给她留下了一线转机。如果当初通知了马秀明而她拒绝拆迁，通过法院公告强拆，那么就绝对不会是今天的局面了。而且，马秀明查询到开发公司当初对政府的一份报告承诺说：北河沿危房拆迁完毕，没有遗留问题，否则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形势开始倒向了马秀明这边。

在去现场勘测土地时，管理部门才发现她的土地上的房子已被拆除。土地管理部门表示不方便给房主发放土地证，要不来土地证的马秀明，用房产证向规划局报批申请工程建设许可证。她要翻建老宅，以此证明自己有合法的处置权力。

从2009年开始，她决定采取实际行动。她找到并且测量出了自己家的地基，马秀明找工人清理宅基地的垃圾破烂，准备开挖地基，开发公司的保安前来阻止，马秀明报警。她拿出了房产本和盖房手续，警察让开发公司拿，对方却拿不出来。

次年春天，她用斧子象征性地敲掉了开发商工地围墙上的小瓦片，国外媒体也前来报道。留下的影像记录了夫妻两人和邻居们抗争时的身影，她自嘲说，那时“可热闹了”。

2011年，马秀明仍旧下决心盖房。4月，她找人设计图纸，买了电机凿开开发公司的围墙，安了一扇铁门，写上“北河沿大街51号”和“马宅”，宣誓地主产权。次日大门没了，墙也堵上了，再凿开，再堵上。

坚定马秀明盖房信念的是，她要回家。每做一件事，她都有充足的证据材料和法律法规。他们花4000元买了一个移动板房，吃住在里面，在工地废墟旁边坚守了21天，后来这里成为了一个私房维权小站。5月20日城管来贴条，“占道经营限期拆除”。马秀明和三户邻居一起拆掉围墙，想把移动板房推到原来宅基地的位置，刚推进去一半，就被开发商开来的一辆车挡住了。她意识到要出麻烦。5月21日夜里12点，来了200多名穿黑衣和白衣的壮汉，把马秀明从移动板房里抬出去，扔到了马路上。他们嘴里喊着“配合一下，配合一下”。有一个老太太摔伤骨折。救护车也开来了。

马秀明在马路边坐了一夜，伤心难过，好多不认识的陌生人赶来安慰。最让她不能忘记的，是一个流浪汉走过来对她说：“大姐，别着急，想开点，保重身体，将来会有希望的。”

五

维权过程中，邻居们查出一个秘密。开发公司宣称和港资合作，出让土地入股，由此取得优惠政策。但是所谓香港投资者只是三名广东退休职工利用香港暂住证成立的公司，注册金额只20万港币，后来被说成投资3800万美元。

2004年2月5日《北京晚报》报道：本市审判第一起私分国有资产窝案。涉案者正是北京这家开发公司的头头，涉及3名领导和1名财务科长，私分国有资产2400多万元。她明白之所以开发公司早年不接受调解，原因是在出让土地的过程中中饱了私囊。

御京花园当初宣传为危改为主，实质准备建成后卖14万元一平方米，每平方米折合3500美元。因为马秀明的牵制，这一片地成了烂尾楼，项目也泡汤了。开发公司从过去的区级国有公司，换成了一家商业地产公司。老开发公司只是在北面盖成了5栋小楼，只有其中一栋卖给了一家报社的驻京机构。新开发商也退却了，因为他们自始至终没有拿到全部的开发资质。

开发商和马秀明重新坐到了谈判桌前，他们很少见到如马秀明这样身份的抗争者。现在规划局已经要求新的开发商按照过去的格局重新恢复，最新的商定是，开发商同意在原址为马秀明建一座四合院。开发商处心积虑拆除了一片真正的四合院，取而代之重建的却是新式的仿古建筑。开发商拥有这一大片地，但是其中的一块地是属于马秀明的。

多年的努力下，马秀明的房子基本算是保留了下来。这在推土机摧枯拉朽的“拆呢”中国，算是个奇迹。她说：“当时没有想到可以打成这个结局，不成，就认命了。”

现在，北河沿大街51号周边仍然是一片空地，被围墙圈起来，铁皮门半敞着，里面堆放着建筑垃圾。旁边是一间小学校址，这条街多半都被拆了。南面残存的胡同格局也发生了改变，嵩祝寺有一部分被开发成了私人会所和高级酒店，曾经承办过一名著名影星的中式婚礼。上次盖房抗议之后，在马秀明家的原址旁边的电线杆上，派出所新安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用于监控可能发生的抗议。

北京正日益形成一种强调实用性的建筑风格，一面是现代化的摩天大楼，一面是实用性极强的密集住宅。你几乎找不到祖先生活的痕迹，以及曾经滋养了中国人的品性的优雅空间。

看起来马秀明的维权路径也是不可复制的。她采用了理性的维权手段，保留了几乎所有的证据，来证明51号院和自己的生命密不可分。之前面对城市规划，后来再面对开发公司，前半辈子丈夫不支持她，现在也参与其中，陪伴左右。马秀明说，“我是一个做事认真负责的人，从来不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这是老北京人的传统。

马秀明总结自己的经验说，“光主张权利是不够的。还要去做多方面的努力，包围和反包围，永远不要放弃。我对中国的现实做好了足够的精神准备，最不济，败了，还可以有安置”。特别是不到特殊情况，马秀明不选择走司法这条路，因为她意识到拆迁往往有政府背景，通过法院，主动权就不会掌握在自己手里。而通过其他各种途径，掌握了各类证据，局面形成僵持后，主动权就回到了自己的手上。听起来有些荒诞，但这是中国的现实，道出了一个阅尽世事者的生存经验。

现在他们住在北京海淀区一处陈旧居民楼，子女不在身边。我恭维他们看起来依然年轻，张先生客气摆手，指着桌上的药说：“不行了，天天吃药。”这是一场消耗战。马秀明的故事跨度很长，从1966年一直持续到今天，达半个世纪。今天，她的故事看到了曙光，但是还没有最终的结果。

北京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北京了，变化之快，让马秀明感到了时间无情。她有点忧虑地说，“如今的北京更浮躁更喧哗”。1949年北京二环内只有100万人口，等于现在的1/5。现在的胡同很多走样了，四合院很多改造成了类似南锣鼓巷的那种小店，用做商业活动。

她还是怀念过去的北京，真正的四合院体现了北京人的生活观念：周正、从容、注重和合。中国正在经历一次巨变，也给人心带来长久涤荡。北京人恐难重新回归属于各自的院落，只能在梦中回家，院中坐听席卷京城的北风再次深沉响起，尘事激荡之后，万物归于宁静。

最后的眷村

我在绍兴南街遇见张忠良，86岁的国民党老兵正栖身街边一张破旧的摇椅上，沉默面对雨中的台北。

他的身后，夹杂在信义路与仁爱路之间，一片密集低矮的平房社区，就是绍兴社区，它跟不足百米远的中正纪念堂形成强烈对比。

同行的台湾大学社会所研究生余宜家说：绍兴社区从前是一处眷村，蒋介石从大陆败退后，总计约60万大陆军人来到台湾，在湿热的亚热带岛屿开始新生活。1949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军眷管理处”开始大量修建眷村，安置60万国民党军民及家眷。

张忠良老家四川嘉定，对外一概称自己是乐山人，因为极少有人知道嘉定。齐邦媛的《巨流河》中，描述过抗战时流亡至嘉定的生活。张忠良则从家乡开始流亡，他16岁在田里干活被抓了壮丁，辗转来到南京做炮兵。张忠良耳力不济，是做炮兵时震聋的，接着他给我展示左大腿外侧一处陈年刀痕，说：“这是徐蚌会战的时候，让共军刺刀刺的。”

两处身体上的伤痕，远不及心理上的创伤来得更大。1949年淮海战役失守，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步行到广州，找到部队撤退台湾，退伍后栖身在这个叫绍兴南街的小巷，以一种飘零的心态度日至今。

张忠良这样的外省移民，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条巨流河。他们修建了一个封闭的空间（眷村），并蜗居于此。时空斗转，眷村消失在台湾族群融合的进程中，在台湾的都市更新计划之下，老兵最后的栖身之所又面临着新的迁移。

一

外省台湾人协会理事长李广均先生著文认为，眷村的兴建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竹篱笆眷村（1945—1956年）、新眷村运动（1957—1980年）、旧制眷村改建（1980年迄今）、新制眷村改建（1997年迄今）。

1948年，台北出现了第一个眷村——四四南村，是为联勤总部第四十四兵工厂所盖的眷村。全台共有886处眷村，主要分布在北区，北区眷村共有464处，占全台眷村总数53％。眷村数目最多的县是台北市（175处）、台北县（91处）、桃园县（86处）。依照名字就可以分辨出军种，陆军的“陆光三村”，海军的“海光一村”，空军的“大鹏新村”、“凌云五村”。

李广均先生著文介绍，起初，许多眷村住民并没有长久居住的打算，反倒有着“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集体认知。因此除了少数接受日军遗留的房子之外，多数都是军民自建，有明显的过渡特征，因为建材简单，有“竹篱笆”这一对眷村的称谓。后来，宋美龄出面募款兴建的第二期眷村脱离了竹篱笆的方式，改以砖造平房为主。

眷村的过渡性与营建方式，已经注定早晚必须面临拆除改建的宿命。

编著有《台湾眷村小说选》的苏伟贞自幼成长于台南眷村，她如此形容原地重建的眷村：“一边是保留未拆的遗址废墟，一边是钢骨结构新家，横亘中间的是‘复国路’，这真是最最反讽的人生图式了。记忆如叠床架屋如幻影人生，这里曾是建构安居存活的家空间，又是离散族群返乡的中介地，然久待之后，我满当然明白当初建村宗旨的‘复国’神话早已破碎。”

眷村，日渐成为一种怀乡的符号。1949年后，外省人在台湾100多万，占台湾人口1/5，相当一部分外省人住在眷村这样的封闭环境中。山东人、湖南人、四川人、东北人，济济一堂，眷村成为异乡游子对各自大陆家乡的情感投射。在我看来，眷村有点类似王朔笔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部队大院，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既有五湖四海战友式的人情味，又有浓重的意识形态、军事化意味。

眷村更大的影响几乎都来自文化标本意义：有许多优秀的眷村人活跃在台湾主流社会。话剧导演赖声川说，台湾太多优秀的人都从眷村出来，“我觉得这些人代表了台湾精神，所有不同省份的人们聚在一起，外省和外省混，外省和本省混，混出我们台湾精彩的所在，也让台湾比其他华人世界更精彩”。

这些年我在北京一些场合见过眷村二代、三代，其中不乏成功的艺人、作家、商人，他们在大陆工作、居住、淘金，再次回到将父母冲走的那条巨流河。很多人喜欢以眷村人自居，他们也的确很优秀，特别是身上有大陆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味道，谦恭有礼，展示了未中断的教化，这种味道在中国大陆消磨殆尽，甚为遗憾。

如果从负面意义上讲，眷村构筑了一个外省人和台湾本省人完全隔离的社会空间，成为台湾威权年代社会分化的意识形态符号。

二

眷村不可避免凋零。“台湾国防单位”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推动老旧眷村的改建。第一次是在1980年，主要依据《国军老旧眷村重建试办期间作业要点》，这是所谓的改建旧制。第二次改建始于1997年，两次改建的重点在于强调私有化、市场化，住户可以取得产权、可以自由买卖。高楼层化则是为了增加土地使用效率，新制做法更加强调整体规划、先建后拆、合并迁入、降低眷户负担比例、具有强制性：只要原住户3/4同意即可进行重建，希望藉此加快拆迁速度与营建效率。

竹篱笆拆除之后，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加速了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融合。国民党军队来台之初，外省人占到台湾人口1/5，随着外省人聚集地的标志眷村一一拆除，外省人的身份也在台湾的族群融合中日益淡出。

根据“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全台886座眷村在2009年前拆除完毕，代之以新式集合国宅或另作他用，如转作公园、标售土地。根据2009年9月9日公布的《国军老旧眷村文化保存选择及审核办法》，眷村保存分北、中、南、东、离岛等五区进行，每区选择一至两处眷村现址进行保存。最早的四四南村已经改建成为信义公民公馆，与著名的101大楼比邻而居。

眷村目前已所剩不多，然而绍兴南街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这个落雨的早上，我走进绍兴南街社区，这个地区约2000坪，居住了136户人家，多数人家在此已超过半世纪。街巷出人意料的闭塞，角落电线杆上的监控摄像头、私搭的窝棚厨房，镶着简易马赛克的公厕、锈迹斑斑的液化罐、晾晒的衣物、逼仄的街巷，甚至下水道的味道都很熟悉，感觉闯入了一条北京的老胡同。

余宜家引我进入淹没在荒芜围墙内的一栋日式院落，她告诉我，绍兴南街的尴尬在于，日治时期这里曾经是东京帝国大学（台大前身）的教职员工宿舍区，战后日产交接，日本政府交还给国民政府。1986年国有财产局拨用给台大，但是当时绍兴社区已经形成规模。

余宜家介绍，绍兴南街主要住了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军人，一部分是你们大陆说的民工。”

实际上，早年只有约1/5的外省军人有机会住进眷村。1952年为了杜绝后顾之忧，台湾颁布陆海空军人婚姻条例，限制单身军人，特别是低阶官兵结婚，这就是后来统称的“禁婚令”。张忠良1970年退伍，早先受禁婚令限制无法成家，自然也得不到分配的眷村。

退伍后他在嵩山新村当工友，1978年用积攒的8万元钱从同乡手里买下绍兴南街的这栋小屋。直到1981年，他又攒够了十几万元“娶”了媳妇，媳妇生了一个儿子，才算是在异乡找到完整的家。因为产权混乱，至今说不清原房产有无登记。

我在绍兴社区的街巷中行走，还碰到一名居住在此的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朝鲜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国民党部队俘虏，在朝鲜战场，大约1.4万名这样的志愿军战俘选择来到台湾，开始另一段人生。

20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以出口工业导向，大批产业工人来到台北这样的大都市，战后，不得不在法外地带创造庞大非正式部门住宅市场。当年台北1/3都是这样的房子，住在社区的早先大多为文盲，也不知道登记。此处距离“总统府”前的三轮车集散地很近，因此成为车夫落脚的聚集地，后来政府淘汰人力车，辅导车夫转业，成为城市清洁人员，现在绍兴社区大概超过5成的住户，家里有人在台北市清洁队任职。在绍兴南街，我遇到从南投来台北20多年的黄女士。黄女士的丈夫是开计程车的，前些年去世了，自己带着三个儿子生活在这里，大儿子没有工作，到越南娶了一个老婆，现在老婆在餐厅上班。黄女士则靠给人做饭挣点家用，一个月收入1.5万新台币，低于台湾最低收入1.8万新台币的水准。

加上此前居住在这里的大量低军阶军人，多元背景混住，让绍兴南街成为一处“非列管眷村”，因此，不适用《眷村改建条例》。加上台大多年未有对此土地积极处理，因此成为烫手山芋。与绍兴社区毗邻的土地为原空军总部眷村，改建后，政府给予住户补偿并回迁。而相邻的绍兴南街这片区域，虽然已经延展成型为一个独立成熟的社区，却被认为是“违建”。

三

2010年8月，台大一纸律师函，将500名绍兴社区居民列为被告，要求社区60天内腾空或清除地上物，并归还校地。2011年5月开始，居民陆续收到台大求偿不当得利的民事诉状，索赔金额在70万到百余万新台币不等。

按照台湾大学出具的告示：居民是占用学校土地，没有商谈余地，不光不会给与居民补偿安置，此外房主还要付占用土地的钱。以临近土地一坪约500万元算，这块土地寸土寸金，市值至少150亿新台币。

过去绍兴南街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竹篱笆拆除后，资本成为他们新的博弈对手。在大陆，同样的博弈往往以更激烈的方式呈现。

张忠良回四川老家，也关切大陆对于三峡移民的拆迁和安置经验。太太是福建人的唐先生，也提到大陆的岳父家因为开发征地获得补偿的经验，相隔一条海峡，“房”事共同炎热。居民说“我们不要连大陆都不如。”

张忠良说：“你说是大学的地，但是政府都给每家每户安了门牌，通了水电，怎么可能说我们在这里非法居住呢？这样赶走我们可以吗？”做家佣的黄女士担心，身无所长，搬离此地后，就永远失去了家。

台湾大学学生的偶然介入，改变了这场力量不对称的博弈，成为这个台湾式维权的亮点。起初宜家和同学为拍摄一部有关古迹保护的纪录片找到绍兴南街，得知居民维权的事情，8到10名热心公益的大学生，组织了“绍兴社区台大学生联盟”。联盟属于自发组织，没有具体分工，成员共同讨论，负责社区与学校沟通谈判，帮助社区居民争取合理的利益。

2012年12月台湾大学校庆。“绍兴社区台大学生联盟”发起了支持绍兴社区就穿黑衣行动。这场抗议，有三四百名大学生穿黑衣参加，校庆当天，会场30多名学生突然冲出大喊：“台大推土机，居民住哪里。”更有绍兴社区居民到台湾大学要求进场情愿，据到了现场的张忠良说，“当场校长脑出血送医院急救。”会后校长很生气，认为学生虽然意图良好，但是不应该选择校庆的日子，同时表示不会惩罚学生。

在绍兴南街，抗议的痕迹犹存。街心中心地带，有一个公共活动区域，周围张贴着维权日志和宣传资料。社区每周都会固定两晚开会讨论，由居民代表和台湾大学学生开会商议。所有遇到宜家的绍兴居民都很亲切打招呼。绍兴社区也组织了自救会，负责人是绍兴南街的主委，类似于大陆的街道主任，家就住在一旁。

自救会在一年多的陈情中居然发现，有两家系出同源的建设公司，暗中收购了社区30多间房屋的“实际处分权”，并在三年前向台北市政府提出都市更新计划，但是因为未与居民沟通，被政府打了回票。

作为地主的台湾大学察觉到建商的算盘，也开始动作，先是以盖医学院病历档案室为由，向国有财产局申请拨用。但是为了拆迁安置，得先查清居住情况。

自救会怀疑，一方面担心住户与建商勾结，另一方面台湾大学也为避免麻烦，才决定提告，以诉讼程序由司法系统代为查清，让实际居住在此的居民浮出水面。

为了生存权，自救会先是向一名国民党立委陈情，但是碰了一鼻子灰，又转向民进党籍的立委参选人求助，于是该参选人的旗帜插满整个社区。

我问余宜家，大学生代表社区维权，和自己学校对着干，是否感到尴尬，或者至少不自在？余宜家毫不犹豫地说，没有问题。事实上她们的老师也有参与讨论，但是并不干涉她们的行动，她们在学校里也并没有因为和学校“对着干”受到打压。她说：“台湾大学总务处早期出于好奇，找我们了解情况，现在也把学生视为学校与居民之间沟通的角色，找我们去谈和沟通。”

至今，作为绍兴社区权益的知情方和参与方，联盟已经参与和校方正式对话六次。非正式对话，每一至两周就会有一次。我很感兴趣：当出面和学校对话时，学生们是坐在绍兴社区居民一侧，还是台湾大学校方一侧？她想了想说，两边都有坐。

在我看来，这场由学生主导参与的社区维权，十分体现台湾社会的特色。从前，居住在眷村的人们无疑是政治的牺牲品，他们无力决定自己的命运。现在，他们开始为自己的权利抗争，并且有权力决定自己住在哪里。

四

张忠良老人在老婆离他而去之后，曾经回过几次嘉定老家，他有心回老家度过残年，但是台北长大的儿子已经无法适应大陆乡间的生活。他只有固守绍兴南街这块最后的堡垒。

老兵老去，眷村人的历史已经写在风中。真正决定台湾未来命运的，是余宜家这类朝气蓬勃的台湾青年。

在绍兴南街对面的中正纪念堂，整点，来自大陆和日本、欧美的游客，欣赏着准时上演的卫兵换岗仪式，对于威权人物的纪念仪式已经变得有点娱乐化。大家手里的相机咔嚓作响，丝毫没有了政治高压下的恐惧，这一幕让人感慨。

15分钟后，换岗仪式准时结束，观众说笑着穿越中正纪念堂的广场——现在这里叫自由广场，散去。这个时候，张忠良老人抽完了口袋里的最后一根烟，微笑着向我挥手告别，折身向小巷里的家走去。他的身后飘扬着的抗议标语是大陆人熟悉的请命句式：“冷血台大，别拆我家”、“马英九先生，救命”。

4　幽暗心灵

一个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无论个体对孩子怎样呕心沥血可歌可泣，都无法从整体上保护所有孩子，都不能不对孩子永远负有良心上的无尽的愧疚，甚至是，罪责。

笑蜀（时评家）

命若垃圾

厉害女士

早上7点。体型硕大的袁厉害走进一条胡同，脚步急促，巨大的胸部和臀部起伏摇荡。

这里是中原小城河南兰考，40年前，共产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死在兰考简陋的办公室。40年后，“兰考好人”袁厉害继承了焦裕禄的衣钵，拯救中国频临溃败的社会道德。

袁厉害推开雕龙画凤的家门，穿过小院走进客厅，沿着旋转的楼梯爬上2楼，然后她停下脚步开始喊：“园园，明辉。”屋门打开，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空气浑浊，一台电风扇费力地转动，狭小的空间摆放着一张上下铺，挤着4个光着上身的男孩和两个穿着睡衣的女孩。他们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从脏兮兮的被子里坐直身体。另一间干净宽大有空调的房间，袁厉害的儿媳妇抱着自己的孩子，探出头看了一眼，又缩了回去。

袁厉害捉住孩子的胳膊，像清点货物一样拽到我跟前。“这是‘豁妮’，这是‘白头’。”“豁妮”是一个兔唇女孩，“白头”是一个白化病男孩。她以各自的生理缺陷呼唤他们，“他们都是捡来的，大多数来我这里的时候，脐带还没断”。

睡意未消的孩子，年纪在5到10岁，都带有残疾。他们围拢在袁厉害身旁，用带有表演性质的语调称她“妈妈”。45岁的袁厉害在这个弃婴之家具有绝对权威，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厉害”。

1986年，袁厉害在兰考县人民医院门前摆摊。她是一个典型的底层妇女，泼辣、不畏脏臭，跟医院的医生护士们混得极熟。一个兔唇男婴，刚出生就被遗弃在医院的厕所，快要死了，医院的大夫付给袁厉害20元钱，让她“处理”掉。袁厉害用米汤喂给孩子，结果这个孩子居然活下来了，这成为她收养的第一个弃婴，最有可能沦为弃婴的是：女孩、非婚私生子、残疾儿。这是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和社会保障能力不完善造成的后果，父母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因照料残疾孩子荒废后半生，缺乏国家收养制度保障，他们宁肯选择放弃亲生骨肉。摄影师卢广则认为，残疾儿的增多跟中国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息息相关。卢广跟踪拍摄残疾弃婴群体多年，最初我也是听了他的介绍，到河南寻访兰考好人袁厉害。

袁厉害是这个冷酷世界少有的温暖色调，“25年来，”袁厉害算了好一阵说，“收养了差不多超过100个了。”她甚至难以完整复数所有弃婴的名字，只能说个大概。长大的孩子已经离家独立，有的结婚成家，有的当兵、有的打工，小的还在身边的有39个。

她的眼睛湿润了，“有人生没人养，是我把他们养大了”。丈夫因为反对袁收养弃婴跟她分居，她反而自豪地宣布，“我不需要他”。而是依靠摆摊的收入独自维持，袁厉害因此具有了圣洁的好名声。

她用自己的方式养活弃婴，孩子们的性格像她一样泼辣好斗。袁厉害滔滔不绝讲述时，让兴奋点燃的孩子们开始打斗。8岁的“白头”明辉用肘部狠击5岁的“豁妮”明艳的头部，砰砰作响，后者几乎没反应。10岁女孩“白头”园园骂了一句成人也难堪的脏话，袁厉害哈哈大笑。

随后，袁厉害带我去巡视她的弃婴王国。后来我注意到，袁厉害对于媒体的到访极为重视，这可以使得她的弃婴王国持续被外界关注、接受捐赠。她天然具有吸引注意力的天赋，因为收养的弃婴太多，分散在不同的几个地方。面包车司机撤掉车厢的一排座椅，放了一个藤椅，才能装下袁厉害的庞大身躯。首先去的地方，离袁家只有两条街道，她称之为“花园”。此地从前是郊区花圃，现在已经撂荒，夹杂在一群小别墅和县人民医院家属楼的中间地带。这实在是个讽刺：这片夹在三角地带的“花园”，寸草未长，袒露着一大堆散发着臭气的垃圾，旁边是两间土砖垒制的已经被烟火熏黑的窝棚，一条长着疥疮的流浪狗守在“花园”里。

一个白化病女孩和一个肢体扭曲严重的女孩，以及一个岁数稍大些的小儿麻痹男孩，听到袁厉害的呼喊，浑身污垢，从垃圾堆旁边这两间摇摇欲坠的窝棚里缓慢走出来。

白化病女孩叫芳芳，6岁。小脑发育不全的女孩晶晶，8岁。小儿麻痹伴有小脑发育迟缓的男孩袁申，17岁——距离我第一次见到他一年半之后，2013年春节前，袁申和另外6名袁厉害收养的孩子一起，葬身引发中国民间震动的一场火灾事故，并且引发了人们对于弃婴国家看护制度的呼唤。

一方面眼前所见令我吃惊，另一方面很多不利于袁女士的传言也在小城传播，有人称袁厉害利用这些残疾孩子占领小城具有开发传闻的闲置土地，以此要挟政府和开发商来博取利益。这样的传言对于一位品格高尚的女士显然是一种诋毁，在兰考这样的小城，却周而复始被复制和传播。不可否认，故事存在一种曲折的现实逻辑。自然，袁厉害对此传言一笑置之，她说，“花园”是她为孩子们租的地方，因为她的儿子不习惯让这些无法自理的残疾孩子进入家庭。

我们站在空地聊天的工夫，还有一个眼睛斜视腿部无法直立的9岁男孩，听到说话，从垃圾堆里探出脑袋，他平时就睡在一堆烂苹果、旧衣物、卫生棉、砖块的包围中，袁厉害叫他“小丑”——他在两年后的那场大火中受伤——他露出灿烂的笑容，称呼袁厉害“妈妈”。后来袁申告诉我，袁厉害有三个月没有来过这里了。

平时，这些孩子由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太照顾，袁厉害每月支付她400元的工资。不久，这个衣着邋遢的老太太推着一辆三轮车回来了，车上驮着另外2个女孩，一个兔唇、一个先天心脏病。后者平躺在三轮车上昏睡，光着的下身暴晒在阳光下，似乎命在旦夕。这个两岁零八个月的女孩发烧好几天了，得到的待遇，是在这天到街头诊所打了一针退烧药。看到我诧异的眼神，老太太只是扯过一条脏如铁桶的被子，盖住了女孩光着的下体。

说实话，我感到难受和震惊。“花园”垃圾里的生活充满了可耻和麻木，这跟外界对袁厉害的爱心的赞誉，构成了强烈的反差，显示出广为传颂的袁厉害故事中被忽略的一面。袁厉害的支持者认为，袁厉害的伟大在于，她给了这些弃婴第二次生命，代替失效的政府行使善业。而让我无法接受的是，被袁厉害收养的弃婴只是没有死去而已，但在这里并没有展示生的价值。

收养弃婴令袁厉害成名之后，她逐渐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关系网络。袁厉害在小城交际圈中以大胆和重义闻名，借助小城欣欣向荣的圈地开发，她跟人合伙从农民手里买地，盖小产权楼然后出售，她低调地承认，自己手里有过几栋楼盘，自家也盖起了气派的2层小楼。如果不是投身当今中国最有利可图的土地房产生意，靠在医院门前摆摊卖水果，当然不可能积累此等规模的财富。

她的商业圈子是对我封闭的地带，外人亦无从知悉。可以确认，忙于生意的袁厉害已经无暇把全部精力全放在弃婴身上，开始雇人照看弃婴。离开“花园”后，她领我到她的姐姐家、以及邻近的一个村庄，我又看到了另外5个孩子，岁数更小，分别是心脏病、兔唇、白化病患儿。每月，袁厉害支付数百元到千元不等，给姐姐和寄养家庭作为报酬。

一天下来，我大概摸清了袁厉害名下弃婴的情况：他们待遇不一。患有心脏病和兔唇的弃婴，多数已经做了手术，因为此类手术在中国属于免费。而类似“小丑”这样的多重残疾，从来没有得到过治疗，因为这要个人承担一大笔医疗费用。在兰考医院旁边的垃圾箱，我还见到一个男孩子正在捡拾人们废弃的食物来吃。汽车擦身而过时，袁厉害透过车窗看见了孩子，并且叫出了孩子的名字，这也是她收养的一名弃婴。

袁厉害并没有在我面前刻意隐瞒她的收养策略，也没有义务解释。也许她能够做的，是把钱投入维系弃婴的最低生活需求。即便当她具备了足够的财力之后，似乎也没人有资格指责她。收留弃婴行为本身，使其处于平凡人无法企及的道德高地，周围人赞美她的善心。捡垃圾的老太太笑着说，“如果没有袁厉害，孩子早死了。就是给钱，也没人愿意养这些残疾孩子。”

老太太经过“小丑”身边，后者正在垃圾堆里，用双手支撑着身体，像虫子一样蠕动。

遮羞布

是时候该去了解下当地政府和民政机构都做了些什么了。这么多弃婴悲惨地生活在这个小城，兰考政府不可能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毫不知情。

兰考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干部接待了我，按照“宣传纪律”，我向干部汇报了我的采访思路，我说“希望采访民政局，了解政府对于这些弃婴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干部听完我的陈述，开始查找适合的电话并且挨个打电话联系，他在电话里要求一个民政局官员来宣传部。我起身说：“我可以自己去民政局的办公室。”他很坚决地说：“没事，一会就到。”

在这间略显简陋的办公室等候了差不多2个小时之后，快下班的时候，兰考民政局社救股冯股长驾着一辆黑色轿车来到宣传部。这是一个精干的30岁出头的年轻人，头发油亮。我注意到他两眼通红，近身时嘴里喷出浓重的酒味。显然，他刚从一场始于中午的漫长酒宴脱身。如果有机会接触冯股长这样的基层官员，你会对中国基层官员精彩的公务生活感佩不已。

冯股长载我来到县城另一边的民政局，他开始一根接一根抽烟，告诉我：造成袁厉害收养弃婴越来越多直至无法控制的真正原因是，兰考没有福利院，只有临近的开封有福利院，但因条件限制，过去不接收开封以外的弃婴。

“为什么兰考不修建属于自己的孤儿院？”

冯股长的回答是：“很有必要，但尚不在县城发展的优先考虑计划之列。”

闻着他嘴里依旧浓烈的酒气，我陷入深深的疑问。

不知从何时开始，袁厉害取代了缺失的民政机器的运转职责。知道袁厉害收养弃婴，人们开始把所有捡来的弃婴送到袁厉害家中，有人把残疾孩子丢在袁家门口就跑了。医院发现弃婴也送到袁厉害家，最后甚至发展到110警方捡到孩子，也送到袁厉害家。这里几乎成了一个私人孤儿院，袁厉害自己也说不清经手了多少条小生命。

袁厉害分身乏术。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她把弃婴进行了大概的分类管理：那些矫正康复身体已无大碍的孩子，比如圆圆、白头，留在家中袁厉害的身边。那些身患疑难病症缺少康复希望的孩子，集体出现在“花园”，比如袁申和小丑。还有岁数更小的婴孩，则被袁厉害花钱雇人或者让姐姐、母亲等家人代养。

冯股长说，袁厉害不愿意放弃这些孩子，因为她把那些康复的孩子“送给”需要孩子的人家。他强调了“送”的含义，暗示我：其中存有金钱交易。

这天上午，在距离兰考半小时车程的开封市福利院，院长王永喜以缺少派出所和民政局的书面证明为由，拒绝了袁厉害将一个脑瘫孩子送来福利院的请求。王院长说，袁厉害只同意把脑瘫这种无法治愈的孩子送到福利院。“好点的孩子她不愿意送到福利院，因为心脏病和兔唇都由国家免费手术，康复之后，袁厉害再转手‘送’给需要孩子的人家，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2010年，来自郑州的志愿者组织阳光义工举报了袁厉害的行为。这个组织的负责人王秦朗称，袁厉害把一些心脏和兔唇修补手术成功的弃婴，卖给别人牟利。

河南省民政厅经过调查，认为袁厉害系“非法收养”。此时，兰考民政局才调查清楚，当时袁厉害名下至少还有30名弃婴，但这也是个不完全的数字。兰考所做的事情，只是督促袁厉害把孩子送到开封的福利院。并没有采取其他实质性行动去改善孩子们的生存环境。

袁厉害含糊其辞地承认，“有些孩子送人了，保证今后不再送了”。靠摆摊养活不了这么多孩子。有段时间，她通过这种“交易”得到的钱，维系其他弃婴的基本生活。说着她掉了下眼泪，“我穷得没法，需要钱养这些孩子的时候，你们又在哪里？”

算下来，她每个月从国家那里得到大概每个孤儿60元的低保补助，偶尔在儿童节或者媒体造访的时候，地方政府会另外送给她数百元钱，或者给孩子一些面粉和文具——他们有时表彰她的爱心，有时批评她的不合法。

在被义工举报之后，为了避免孩子被福利院抱走，袁厉害给20个弃婴突击上了户口，让这些孩子身份合法化。过去被称为“豁妮”和“白头”的孩子，第一次有了名字，仓促之间，有些孩子的名字就取为“袁瞎子”、“袁哑巴”。

而按法规，只有民政出具弃婴证明，派出所才能上户口。兰考民政局却称从没出具过任何证明。落了户口的孩子，也仍在享受孤儿的低保政策。

关于弃婴，国家制定了各项看起来完备的收养政策。但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是，不负责任的公务人员、无效的监管体制，最终让这些制度流于形式。

当天被福利院拒收的脑瘫孩子，实际并非孤儿。孩子的父亲想要放弃自己的脑瘫孩子，却自称是孩子的表舅。他的算盘是让袁厉害以捡拾到弃婴的名义，送到开封福利院。在王院长以文件不全无法证明孩子为弃婴而拒绝之后，次日下午，袁厉害先是到兰考民政局，索要了两张空白弃婴捡拾证明，然后到110执勤警区找到警察“老黄”，黄警官正在办公室的一张单人床午睡，委托同事在空白信上写下了自己的警号，然后袁厉害来到城关镇派出所，穿过预审室和信息采集办公室，负责民警什么都没调查，就在空白证明信上盖了公章。两封本该属于派出所、民政调查取证的弃婴捡拾证明信就到了袁厉害个人的手中。她可以填上任何孩子的名字，将其指认为弃婴。当天晚上，在“手续齐全”的情况下，开封福利院顺利接受了那名3岁的脑瘫孩子。我没有问袁厉害，不知道那个抛弃孩子的父亲会否为此支付给袁厉害一些好处？

袁厉害成了失效的救助体系的替代品，她就像一块遮羞布，随时被用来擦拭堂皇的吊灯上的灰尘。因为保障制度缺失和监护人的失职，残疾儿沦为孤儿。福利院只接收具有合法手续的孤儿，却给了暗箱操作和腐败交易可操作的空间。真正最需要救助的孤儿却没人关注也没人负责。那些生活在垃圾“花园”中的孩子，事实上只属于袁厉害的私人财产，无人过问其命运。

弃婴部落

现实让我与摄影师卢广产生截然不同的两种认知。卢广颇具沧桑感地认为，是袁厉害给了孤儿第二次生命，现有条件下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而我认为，袁厉害不应是孤儿的最终归宿，孤儿也不能成为缺少监管的交易品。我们应该追问的是，谁应该为失效的救助体系负起责任？一切看上去并不美好。

我心情复杂地短暂离开兰考。从兰考往北，我来到600公里外的山西省原平市，这儿同样有一个庞大的私人弃婴收养部落。63岁的陈天文是这个部落的头儿，他戴着酒瓶底一样厚的近视眼镜。率领着一支由兔唇患儿、腿部畸形、脊柱弯曲患儿组成的16人的弃婴部队，列队欢迎来访者。他们居住在原平乡下一处有着宽敞大院子的院落，跟兰考不同，这些弃婴由政府出资委托个人代养。

仅仅因为一点毛病，他们就被父母遗弃了。4岁的陈爱善和陈爱民，因为兔唇被父母遗弃，现在做过修补手术，基本看不出来。6岁的小姑娘陈爱华，后脑勺上长着毛茸茸的肉囊，刚出生的时候被遗弃在医院的厕所，2010年靠慈善基金会赞助在上海手术切除，现在完好无损。9岁的陈小旦，腿长了瘤子，脚背向下弯曲，刚出生就被遗弃在原平街头。陈天文说，小旦的矫正手术没有成功，今后离不了代步工具，小旦难过地低下了头。

在陈家靠窗边一张大炕上，常年躺着22岁的大虎和20岁的小虎，大虎来到陈家已经20年了，但是看起来只有10岁。俩人都是小脑瘫痪，伴随语言障碍和手脚痉挛。女孩偶偶长相甜美，梳着小辫子，她像小旦一样，脚内翻，只能用脚背走路。因为神经压迫尿道，偶偶随时都要撒尿，房间里弥漫着尿骚气味。她熟练地用脚背支撑着躯体走路，熟练地拖过尿盆自行方便，周而复始。偶偶的命运需要在几个月后上海的一次手术决定。

在嬉闹追逐的孩子中间，陈天文夹着根烟吞云吐雾。他说：“他们的父母不想养活一个残疾孩子，也支付不起长期的治疗费用。”

4岁的陈帅帅和陈肉肉则是在警方的一次打击贩婴行动中解救出来的。因为人贩子转了几道，警察无法找到他们的亲生父母，都被送到了因代养弃婴闻名的陈天文家。

最早，陈天文的弟弟在民政局做司机，一次民政局捡到一个弃婴，他说二哥陈天文可以代养，于是民政局每月付200元，陈天文开始了代养弃婴的生活，至今一共代养过36个孩子。

陈天文称妻子郭改然为“老板”，郭改然随和亲切。因为代养弃婴的善举，郭改然获得了忻州和原平的先进妇女称号，墙上挂着和领导的大幅合影，小孩子可以准确指出她在照片上的位置。

陈天文的长子，是一个沉默墩实的汉子，曾经抱怨陈天文领养别人家的孩子太多了，当知道其实他自己也是陈天文抱养的孩子之后，他变得更加沉默了。现在，他开始协助父亲抚养这些孩子。

每一个孩子都需要足够的爱护，缺乏专业护理知识的人不可能同时照料好这么多身有残疾的孩子。跟袁厉害一样，孩子们也被分散到陈天文的长子和姐姐家寄养，居住环境比兰考略好，但陈天文夫妇无法给孩子提供更多的东西。比如，9岁的陈小旦至今没上过学。村里唯一的小学拒绝接收，他能做的，是每天躺在炕上，或者望着窗外的世界发呆。

陈天文的代养经验正在推广。原平民政局副局长周靖芳说，当地的做法是，通过和个人签订代养协议，让陈天文这样的爱心家庭代养弃婴。跟兰考一样，原平也没有自己的福利院。开始应者寥寥，前年，当原平民政局把代养的待遇提高到每人每月700元，每半年打一次款。因为有利可图，开始有人家抢着报名。

周靖芳用计算机算了一下：加上各种政策补助，陈天文凭借代养孩子得到的报酬，每个月总收入差不多有1万元，在贫困山村这是相当高的数字。

仅在陈天文所在的村子，有七八户人家和民政局签订了代养协议。这成了一门可以挣钱的生意。先后代养过3个弃婴的村民王金梅说，看到陈天文代养能挣钱才报名，她说：“没办法，穷啊，才去养这些孩子。”

代养需要考察家庭的抚养能力，而有些代养家庭，尚缺乏严格的遴选。陈天文的村里，有两户收养了弃婴的家庭。一家女主人病了正在打吊针，男主人吕正福手指断了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另一家的男主人王槐槐腿摔伤了，没有正常收入。为了防止孩子乱跑摔伤，同时也是为了减轻看护压力，用一根绳子把代养的孩子绑在床头，限制行动。

村民王金梅收养的3个孩子，之前的两个都死掉了。她说，“孩子快不行的时候，打电话告诉民政局，民政局说，知道了。等孩子死掉了，民政局说，自己处理掉就算了”。

靠近陈天文家玉米地的斜坡上，插着一些枯木棍。郭改然说，他们用木棍来标记埋过孩子的地方。这样就不会再挖这些地方了。

多少个这样的婴儿？

“12个。”陈天文说。小病小灾可以到村里买点药打个针，大病只能“耗”。

民政局与村民的代养协议是临时性的，可能会根据条件的变化调整代养家庭。规定每家最多领养3个，实际陈天文远超这个数字。民政局正在考虑找更合适的人家分散代养，但是面临陈天文的反对。陈天文表示他和孩子们感情深厚，不会放弃这些孩子，直到他们成人。他说，民政局曾经没打招呼就从家里抱走两个孩子，为此耿耿于怀。

陈天文和弃婴们都以父子相称，随他的姓。而按照惯例，凡是国家福利院抚养落户的弃婴都姓“党”。因此陈天文的弃婴们都有两个姓。陈天文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和“党”争夺孩子，他不知道自己的胜算有多大。

死去的孩子

我回到兰考，在一个没有袁厉害出现的早上，没有了提前安排的欢迎，“花园”变得冷酷、恶心。老鼠在废墟和垃圾堆里爬，一堆黑色的馒头放在发霉的案板上，这是孩子们的口粮，领取每月400元工资的老太太根本很少出现，而是由17岁的小儿麻痹和小脑发育不全的袁申负责照顾其他的孩子。这个17岁的小伙子就光着身子和两个小女孩挤在一张肮脏的床上，因为只有这一张用废砖头和破木板拼凑的床。

袁申用发音困难的语调说，“亲妈扔掉了我们，没人管，在袁厉害这里我们还能吃上饭。”

夏季是疾病的高发期。我去的前一个月，7月，袁厉害收养的孩子死掉了两个。一个3岁，一个只有1岁多。这很常见，她不想再重复死亡的过程。

“大的销了户口，小的还没报户口。”

“怎么处理的？”

“扔了。”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以前她把这些死去的孩子埋在医院仓库后面的堤岸上，现在那里要建一个新住宅区。所以她用塑料袋包裹住这些幼小的身体，然后把他们放到垃圾箱里。这些孩子会随着家庭垃圾一起被清理。

有多少个这样的孩子？

30个，她想了下说，也许有40个。因为，很多孩子得不到治疗，在一年内就死去了，有些死去的孩子，很多没来得及取名字，自然也无人过问。在一个户籍管理严格的国家，真实的情况却是，死亡可以做到无声无息。

中国民政部在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孤儿人数达71.2万。2010年，由中央财政安排25亿多元专项资金补助各地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2010年，这个领域的最大变化是，家庭寄养成为国家监护下的儿童的主导照料方式。但是，对于这些寄养在福利机构之外的儿童的命运，人们几乎一无所知。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等机构推出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称，目前已开展家庭寄养的社会福利机构占有儿童收养任务的福利机构的50％以上，这些机构中有超过一半的孤残儿童委托寄养家庭照顾。

该报告也指出，“中国的儿童福利制度，2010年有了重大突破，社会散居孤儿和失去父母、主要照料者缺失的儿童，得到了国家的儿童福利津贴。但是，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制度缺口，导致儿童权利不能完全实现，儿童发展受到阻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项目官员马思婷认为，“中央政府确实地保障残疾儿童的权益。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项法律的全面实施，是一个挑战。”不仅仅是资金问题，还在于能不能找到训练有素的护理人员。“即使他们善良并热心，但是没有受过培训，没有人能够应付严重残疾的孩子，何况还是十几个。”

在我离开袁厉害的家回到北京16个月之后，2013年1月4日，一则消息震惊了中国：

新华社：2013年1月4日早上8时许，河南兰考县一收养孤儿和弃婴的私人场所发生火灾。据民警介绍，起火地点为兰考人袁厉害家。据了解，袁厉害多年来一直在兰考县人民医院门口摆摊，以收养弃婴和孤儿出名。目前，火灾已造成7名孩童死亡，具体伤亡人数和事发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我看到事故照片上被烧焦的床板和墙壁，辨认出那就是我第一次在袁厉害带领下，见到“白头”和“园园”的房间。

事后调查，大火从一楼厨房燃起，然后迅速燃烧到两楼。消防事故报告称，残疾孩子使用打火机的过程中不慎引燃家具，此前邻居称多次目睹孩子们玩火戏耍。大火吞噬了袁厉害的家，当时袁厉害不在家中，几名身体残疾的孩子仓皇逃命，但是因行动不便，有7名孩子不幸葬身火海。其中，就有我在“花园”见到的袁申以及另外几个更小的婴幼儿。

兰考大火引发了中国社会对弃婴收养制度的激烈讨论，新华社报道说，事后，兰考县民政局局长杨佩民，民政局党组副书记李美姣，民政局副主任科员、社救股股长冯杰，兰考县城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金卫东，城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建议，城关镇民政所所长耿彩虹等6名相关责任人被停职检查。袁厉害则免于追究其监护失职责任，慈善与爱心光环成为兰考好人最后的护身符。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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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头女婴存世录

“这是一个世界纪录！”儿科大夫赵聪敏斜靠在椅背上，手指弹击着桌面，脸上流露出兴奋之情。他补充说，“每一天都在创造着新纪录。”

他是一个聪明的大夫，这是一个聪明的纪录。这天是2011年6月15日，重庆新桥医院，一对双头连体女婴在这里存活了41天。此前，双头连体婴儿的存活极限是11天，1996年由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儿童医院创造。

双头女婴的母亲包桥英是一个25岁的健壮农妇，她没怎么见过世面，走出大山深处的贵州家乡，到沿海一带打工、又匆匆成家、直至诞下“怪胎”方觉出人生无常。6月16日，刚坐完月子，包桥英从四川遂宁农村的婆家来到重庆，代替在医院值班的丈夫。她发现并不容易见到自己生下的怪胎。为避免感染，孩子被隔离在一个单独的空间，甚至见孩子也需要经过医院方批准。

包桥英推开重症监护室的磨砂玻璃门，护士告诉她，“孩子一直没有脱离危险。”

监护室中央的保温箱里，两个头靠在一起，身上盖着一层薄被，看不见身子。说实话，她们每一个都长得很俊俏，只是脸上贴满胶布，密布管线，连接着各种叫不出名堂的仪器，另一端连着暗蓝色的粗大氧气瓶，彷佛置身一个兵工厂。病房安静，双头婴儿熟睡，只有仪表上的数字在跳动，呼吸机冒着气泡“咕咕”作响。没有亲人在身边，两个婴儿只能并“肩”作战。

这是包桥英在产后第一次看到孩子，她茫然地站了不到半分钟，无话可说也无事可做，就又被带离了病房。

医生告诉包桥英，为了减少体力消耗避免肺部感染，进而降低死亡，医院给双头婴儿控制了摄食、注射了镇静剂。所以她看到孩子一直在昏睡，比出生时也瘦了。她顿时明白，孩子的生命现在被一堆莫名其妙的医学数据支撑着，父母已经无能为力。护士转身离去时，包桥英无声地哭了。

“离了呼吸机，孩子早就死了，一天也维持不了。”赵聪敏大夫说。他是负责双头婴护理的主治大夫。这个护理方案的重点是：维持。不计一切代价的维持。

医生在办公室里紧张地讨论，改善婴儿的心肺功能被列为治疗关键，下一步将控制呼吸衰竭和肺部感染。婴儿体内插着胃管，还要防止消化道感染。

进入7月。情况似乎有些好转。“第一次我只被允许看孩子四五秒，现在可以看四五分钟。最近一次看孩子，我说话的时候，其中一个睁开了眼睛，看了我一眼。我摸她的小手，她抓得紧紧的，好像不想让我走。我很难受。”包桥英说。平时她合衣睡在儿科走廊外的单人床上，没带换洗衣服，在重庆高温下，身上散发出了异味。

包桥英不懂孩子的存活在医学上意味着什么。她担心将来怎么办。“即便活下来，我们也没能力养这个怪胎。”

漏检的怪胎

这对连体婴儿，是5月5日的晚上10点，在四川遂宁人民医院出生。包桥英的丈夫、28岁的廖国军说：“这是不该有的失误，应该早发现，打掉。”

2010年8月，在广东汕头打工的包桥英发现怀孕，夫妻一起辞工回到廖国军的老家遂宁待产。

2月21日，包桥英怀孕6个多月的时候，遂宁第三医院的孕前检查结论是“单体活胎”。而到了5月3日，两人到遂宁妇幼保健院确立产期，医生告诉他们，彩超“显示两个头”。医生怀疑可能是双胞胎重叠在一起，要求包桥英出去走半小时再重拍彩超，结果仍然显示有两个头。下午两人来到遂宁中心医院，结果还是两个头一个躯体。两家医院都建议她到上一级医院鉴定。

4日，夫妻包车来到成都华西附二院，确诊为“连体婴儿”。当时包桥英的腿都软了。下午6点，两人返回遂宁，找到遂宁第三医院交涉。医院重做B超仍说正常，包桥英说：“你们再好好看看。”于是医生惊呼道：“怎么两个头？”

胎儿在4至6个月时通过B超完全能检查清楚形体是否健康。尤其是多肢残缺、心脏等脏器畸形等形态类的严重畸形，在24周至26周就能通过B超检查出来。医院有责任告知孕妇并建议终止妊娠。

但是，基层医生并不具备足够的临床经验，不少小医院仍然在使用大医院淘汰的机器。包桥英第一次作B超的时候，并没有选择质量更高的200元的彩超，而是选择了普通的40元的彩超，主要就是为了省钱。

医院办公室主任问他们怎么办，让廖国军提条件。不善言辞的廖国军说：保住大人安全。他后来说，保住大人的意思，是“做掉孩子”。

但是来不及了。经过2天的颠簸，加上紧张，原定11日预产的包桥英突然出现了临产症状。当晚8点，遂宁第三医院把产妇转到遂宁人民医院。医生说引产不可能了，已经足月，对产妇有危险。而且胎儿头朝上，只能剖腹产。

麻药注入体内，不知是否想起辛酸的经历和对未来未知的恐惧，痛苦的包桥英对主刀大夫说，“你一刀顺便把我捅死吧，活着太辛苦了。”

2小时后，晚上10点，护士抱着刚出生的双头婴儿从2楼跑下，大喊：“家属接人。体重4050克。”

廖国军看了一眼护士手里的孩子，崩溃了。的确是两个头，两个脖子靠在一起，一个身子，2条胳膊，2条腿。后来他说，“左边的像爸爸，右边的像妈妈。其实长得很可爱。”但是当时他完全崩溃了。

他拒绝接过孩子，并且大声指责医院没把怪胎做掉。护士说，“你的孩子，当然就是你抱。”廖国军说，“这种孩子，让我们怎么养？”双方陷入僵持。

夜里12点，医院拨打了110电话报警，2个警察出现在医院，他们警告廖国军，自己的孩子不养，就叫弃婴罪。廖国军坚持说这是个医疗事故，“我们农民回去怎么养大？他们本来不该来到世上。”调解未果，警察走了。

凌晨2点，医院临时把孩子放在新生儿室。后来有人对廖国军说，活产连体婴儿的概率大概二十万分之一。他沮丧地说，如果买彩票有这么好的运气就好了。

让她们自己死掉

廖国军家所在的船山区上宁乡联升村，是一个闭塞的村庄。距离遂宁市区直线距离不远，但是至今村里没通公路，雨后成了烂泥路，出租车也不愿进出。

廖国军的姐姐廖晓兰说，三年前说要修路，每家每人被村里扣了400元钱，但是至今没有修。“大概2000年，村里人家才开始有电视。”

在村口，一个老人患了晚期肺癌，舍不得花钱去医院，一家人在门外守了三天，就等着老人咽气入土。廖晓兰低头从门前经过。

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在沿海打工。廖国军初中毕业后，在遂宁一家电子技校学了2年，第一份工作是在遂宁做了三年的火锅厨师，熟知吸引食客的后厨技巧。后来随姐夫到广东打工，在汕头一家包装厂，为塑料袋印刷文字。妻子包桥英小学没毕业就离开贵州铜仁大山的老家到广东打工，在汕头的服装厂做络筒工。

中国东南沿海的工厂，聚集了数十万来自内地的农民工。两人在汕头相识，3个月后奉子成婚。他们从没听说过连体婴儿。

得知孙女出生，从安徽安庆建筑工地打工的爷爷廖家富赶回遂宁，因为害怕不敢接受孩子。奶奶没读过书，村里迷信的人告诉她，上辈子作孽，才会生出这种孩子。他们觉得这是不祥的征兆。

其实这只是医学上的小概率事件。受精卵在母体内如果正常分裂，产妇就会生下正常的分体双胞胎，一旦发生不完全分裂，连体双胞胎就会诞生。两个胎儿具有相同的染色体核型、性别，血型、毛发颜色、指纹。连体双胞胎各不相同，医学界大致分为头颅连胎、胸腹连胎、侧连胎、脊柱连胎等多种。

但是廖国军的孩子更为罕见。从外观上看，婴儿从肩部往上生出了两个脑袋，但是只有一个身躯，一对左右手，一双左右脚。

“她们算一个？还是两个？”廖国军问。大夫答复，根据两根脊柱、两根食管、两个胃、两个肺的检查结果，可以肯定，双头婴是两个孩子，只是连体畸形的程度太重，以至于两个躯干融为一体，如同一个人。

遂宁市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任何佳说，刺激这对婴儿左边身体，左边的脑袋会动；刺激右边身体时，右边的脑袋会动，婴儿有一颗半心脏，共用右心房、右心室，分别有左心房、左心室。

新桥医院院长王卫东，从已有的连体婴儿病例中，发现了一个现象：这些家庭都来自农村，家庭贫穷，父母都是农民工。他分析，可能这些农民工在制造业工厂打工的过程中，缺乏劳动保护设施，暴露在受到污染的工作场所中，导致染色体变异。

但是这没有充分的医学证据。目前国际上倾向于认为，在胚胎形成后的15～17天，一个单个的受精卵因某种原因不完全分离。

廖国军在汕头一家乡镇塑料厂做印刷3年，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但是他不认为环境是主要因素，因为“姐夫的弟弟干了7年，现在还好好的”。他强调医院疏于责任才导致了双头婴降生。廖国军找遂宁第三医院交涉。医院拒绝解释，选择沉默。

孩子出生当天夜里，自称是当地医院大夫的一个先生走进包桥英的病房，劝廖国军不要给孩子喂奶，“让她们自己死掉”。

头三天，他们没有喂奶。包桥英辩解说，担心即便孩子活了，将来也会在农村受歧视。她指责医院故意不喂漠视生命。医院的解释则是担心窒息。孩子的求生欲望如此强烈，只靠输液，双头婴居然活下来。包桥英说，“这是天意”。她依然强调“活着太辛苦了”。

分离意味着死亡

双头女婴的消息在网络世界快速传播，事情很快发生了转折。

遂宁当地新闻网报道，“双头女婴的家庭与生活状况受到市委市政府高度关注”。当地领导“深入医院看望慰问产后不久的包桥英和家属，给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帮助”。

重庆和上海的几家医院主动联系廖国军夫妇，愿意无偿接受双头婴儿治疗。有过多次分离连体婴儿经验的医院负责人承认，看中了双头婴儿的医学价值，还有广告效应。

几经选择，廖国军选择了离家更近的重庆。5月9日孩子出生第四天的时候，遂宁人民医院一辆急救车把廖国军和孩子送到了重庆新桥医院。免费。

5月10日上午，新桥医院对双头婴做了全面检查。结果显示，双头女婴有两个头颅、两套脊柱系统、两个食道、两个胃、两根气管、两个肺、一个半心脏，但共用1个躯干、1个胆囊、1个脾脏、1个骨盆、1个膀胱、1套生殖系统、两个肾脏。两个头完整，颅骨发育基本正常，智力基本正常，左侧更好一些。由于两个头紧挨着，只要有一个头发出声音，另一个就会受到影响。

从生下来到5月10日，孩子都是靠静脉营养维持，10日医生试探性地喂几滴糖水。11日开始，每隔两小时喂一次牛奶，一次每个喂5毫升，一天大概100毫升，还有一部分静脉营养。

这家医院曾经做过四例连体婴儿的分离手术，但并不都是成功的。第一对和第二对各存活了一个。第三对都活了，但是腿和胸畸形严重。第四对在去年死掉了。

赵聪敏大夫说，因为高昂的治疗费用，连体婴儿很难在农民家庭存活。他相信，因为技术限制，媒体之前报道的连体婴儿多数都因手术失败死亡。他说，“现在缺乏一个救助基金，针对这种医学上的小概率事件，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救治计划。”

而且此前的4个病例，都是胸腹连体，两个身子、具有两套器官。双头婴儿的存活难题在于：心脏只有一个半。正常的心脏有4个心室4个心房。但是她们有3个心室3个心房，却支撑2个大脑、2套神经系统、一个完整身子，负担很重。而且有先天心脏病，房间隔、室间隔缺损。如果体内二氧化碳排不出来，会影响供氧，导致死亡；虽然有2个肺，但是相邻的半个发育不好，肺不张。右边脑袋只有右边肺管用，左边脑袋只有左边肺有用，中间的起到坏的作用，随时会因为炎症感染丧命；神经支配系统协调很困难。左肺在吸的时候右肺在呼，一个在工作一个在休息，2个脑袋总是休息不了。脑子和心脏都累，很可能累死。协调性要经过很长时间磨合才达到，但也许根本活不到协调一致的时间。

即便双头婴能够存活下来，随着身高、体重的增加，心脏等脏器功能将无法承受越来越大的负担。同时，为保证她们存活下去，将要面对的费用无法估量。一个医生甚至已经宣布，“长期存活的希望很渺茫。迟早要解剖的。”

跟以往四例接收的连体婴儿一样，孩子被冠名“新新”“桥桥”，这是新桥医院的建议。廖国军说，“这是感恩，同时给医院做宣传。”

在医生给孩子插胃管的时候，廖国军被允许进入监护室，成人手指粗的胃管从婴儿的鼻腔插入，孩子哭得很厉害，那一刻父女间的亲情瞬间涌动，“我看了心疼，用手摸着她们的小手，她们好像明白了似的，马上就不哭了。”廖国军说。

但是现实让父母退出了女儿生命的最后时光。没有人能帮助她们，她们只有并肩作战。

有人给廖国军建议，切掉一个头，保证另一个存活。但是，两个头共用一个躯体，只有两只胳膊和两条腿。绝不可能像切开一张扑克牌那样简单。儿科医生张雨平说，“根本不可能进行分离术。分离意味着死亡。”

成为一个政治任务

报道双头女婴的同时，重庆一家媒体报道，出生于1990年3月7日的美国明尼苏达州双头同体姐妹艾比盖尔和布莱塔妮，至今已存活了21年。她们不仅奇迹般活了下来，甚至过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正常人生活。姐妹俩还许下心愿：上大学，谈恋爱，结婚。

艾比盖尔说：“比如穿衣，如果我们意见不一致时，就轮流拿主意，轮流决定今天我们该穿什么，我们会商量和谈判。”

当她们参加考试时，老师通常会发两份试卷给她们，艾比盖尔用右手答卷，布莱塔妮则用左手答卷。由于姐妹俩的想法不一样，所以经常会获得不同的分数。

这对连体姐妹去电影院看电影时，尽管她们只坐一个位置，但绝对会买两张票。考驾照时，尽管她们只有一个身体，但主考官却要求她们考两次。开车时，姐妹俩各用自己的一只手控制着方向盘，艾比盖尔通常负责控制着刹车和油门踏板，而布莱塔妮则负责监督汽车仪表盘。

当布莱塔妮患肺炎不愿吃药时，艾比盖尔就会将药吞下去，希望能让自己的另一半快点好起来。

不过，美国“双头姐妹”有两套独立的心肺系统，和中国的双头婴儿完全不具有可比性。世界上，跟中国相同的病例最长只存活了11天。

外界很难知道，双头婴儿如何吸引了权力的眷顾，并且进而改变了命运轨迹。

在主政者的授意下，精英专家们决定和医学常识展开一场决斗。不久，由重庆卫生局局长挂帅，来自全市多家医院的儿科、超声科、放射科、神经外科等学科的22名权威专家，对双头女婴进行大会诊。接着重庆又组织了一次全国专家的会诊。

双头婴儿呼吸困难。吸氧不行，用无创呼吸机，不起作用又用有创呼吸机。从开始的主动呼吸和机器维持兼有，后来完全靠呼吸机帮助呼吸。进入7月开始通过食管喂食。双头婴的生命，依靠精确的仪器运转。此刻起，她们就不再只是生命，而是一堆严格的医学数据。

医院倾全力动员。院方专门为双头女婴配备了3个医生，4个护士。所有配备都是2套。现代化的保温箱价值50万元，2台呼吸机，2台监护仪，一台专门从国外空运的血气分析仪，当时中国仅此一台。光购置这些设备就花掉了174万元。平均一天见账的护理医药费用超过5000元，至今超过30万元。“这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大爱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新桥医院院长王卫东说。

双头婴还活着。这样的成果，是在不考虑任何费用，不计一切成本的前提下，用最现代化的设备，完全靠强大的高级生命支持系统维持着。

“现在，这就是一个政治任务。”一名匿名医生说。

专业医生对这种治疗方式表示异议。这种罕见的双头连体女婴，存活的关键是脏器功能正常运转，取决于内因，即便存活长大也无力负担2个头颅。虽然可对缺损的脏器进行修补分离，但是肢体又无法分离。北京朝阳医院妇产科主任张震宇说：“从医学角度，留着没有意义。或者，保证其生命质量更人性，顺其自然更明智。”不过，包括安乐死等可以人道结束病人痛苦生命的手段是不合法的。

廖国军继续在医院陪床，也依旧不能随便见到他的怪胎孩子，睡醒了他到各个病房串门，和儿科住院的家属都熟了。一个四川的水暖工人捡到了一个被遗弃的患有先天心脏病的婴儿，住在隔壁病房，已经得到了5万元捐助，但是逢人便说，手术费没有着落，希望得到更多的捐助。基督教团体来到医院，向廖国军赠送《圣经》，希望他解除心灵困惑。廖国军闲时翻看，但是被艰涩的文字困扰，他从书本上抬起头，“开始挺担心自己的孩子很特殊，到了医院才知道，这里什么人都有”。

这一年，重庆被一股席卷全城的狂热氛围涤荡。红歌回荡山城，黑社会被纷纷端掉。双头婴儿的生存纪录一天天继续创造。后来，人们关注的不再是她们什么时候死，而是，她们居然还活着。

生命无常，生活继续

新新和桥桥存活了150天19个小时，2011年10月3日下午5点一起离世，成为世界上存活时间最长的双头两臂女婴，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

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世界纪录，显示了意志力可以左右和改变生命的进程。无论这意志力来自社会责任感，还是政治和权力。

她们因为心脏负荷过大无力承受而夭折。10月3日上午10点半，姐妹俩在呼吸机支持下，心率突然从126次／分降至99次／分左右，其后自主心律迅速消失，血氧饱和度下降至30％。一直守护在病床边的医护人员组织麻醉科、放射科、心内科等科室现场会诊，经过1个小时抢救，中午12时左右恢复窦性心律120～140次／分，血氧饱和度维持在40～60％。医护人员继续给予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下午3点半，姐妹俩的心率、血氧饱和度再次突然下降，医护人员立即实施抢救，但最终抢救无效。

这天上午11点，廖国军接到了新桥医院儿科的电话，说孩子不行了。他赶紧带着老婆包桥英出门买票，下午2点多再次接到医院电话，说抢救过来了，但还是得去一趟。下午5点，刚坐上最后一班大巴车的廖国军再次接到医院电话：没有抢救过来。晚9点，廖国军夫妇才从遂宁赶抵重庆，在新桥医院的儿科重症监护室见到了已经夭折的女儿。

夫妇俩没有把孩子带走，而是把她们留在了医院。廖国军夫妇达成了一致，把双头女儿的遗体捐给医院供解剖研究。

廖国军夫妇谢绝医院捐助，回到遂宁老家。之前，在9月14日，夫妇俩将遂宁三医院告到船山区法院。廖国军诉称：包桥英怀孕6个多月后，于2011年2月21日，到三医院B超进行胎检，检查结论为“宫内单活胎”。因医院工作人员的严重失职，未检查出所怀胎儿为双头连体胎，致使产下双头女婴廖桥桥、廖新新。双头女婴的出生，给廖国军、包桥英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和严重的精神损害，因此要求医院赔偿5万元。

遂宁市船山区法院不公开审理此案。12月3日做出判决，认定廖国军夫妇胜诉，判三医院支付夫妇两人1.1万余元。同时法院又要求：廖国军支付在三医院拖欠的费用5000余元。夫妇俩没有继续上诉。

女儿夭折后，包桥英回到遂宁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之前给孩子准备好的婴儿用品，堆在房门背后的空地上，一把火烧了。女儿们生下来就生活在一堆精心设计的高级仪器里，被精确地控制着生命，从来没有机会走进这个寒酸的四川农家。

她说：送人担心别人嫌弃，留着又很伤心。存活了150天的女儿们，像是他们夫妻生的，又不像是他们的。包桥英还是喜欢廖国军给孩子取的名字：大鸭和小鸭。那曾经是他们的梦想，有一天结束在南方辛苦的打工生活，回到家乡，与孩子们在村子的河边嬉水养鸭，其乐融融。但是不久，一条崭新的公路将穿越乡村填埋这条小河。

她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个决定延长双头女儿生命的神秘命令，其实是延长了双头女儿在人间的痛苦，也延长了他们作为父母的痛苦。现在，他们都解脱了。

生活在继续。廖国军来到遂宁相邻的县城继续做起他的厨师本行，包桥英则在遂宁一家小酒店做服务生，卖老干妈兔头，每月工资1300元，住集体宿舍。夫妻两人一个月只能见一次。他们宁愿在家乡赚微薄的薪水，也不想继续辛苦的南方打工生涯。经历过这次刻骨铭心的风波，深感人生无常，也更加珍惜家的温暖。他们已经计划在合适的时候要第二胎。往事像风吹过，他们不希望留下任何痕迹。双头女婴短暂的生命今后并不能让人额外记起，但是在年轻父母闲暇时候的记忆中，她们就像生命中偶然缔结的一双奇异果，散发着奇幻的光芒。

同桌的你

周玉烨

成都泡桐树街。清早7点，天有点阴。9岁的周玉烨轻盈地穿过一条光线昏暗的巷子。她长相甜美、灵活，白色的T恤袖管下，左小臂的位置空空荡荡。伴随着身体的行进，袖摆轻轻摇晃。当迎面走来一个陌生人，她下意识地把两只胳膊一起别到背后，这样从前面看起来，她似乎一切都完好无损。

经过了两个月的筹备，这个失去左小臂的女孩，将作为作者，参加这天开幕的一个民间基金会支持的残疾儿童画展。她和另外14名画作者一样，在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中幸存、伤残。

“我很期待这个展览。我画了好多漂亮的画，老师都赞美它。”周玉烨说，她发现失去一只手后，反倒激发了另一只手的潜能。周玉烨的母亲，33岁的余琴说：“她以前可调皮了，喜欢滑旱冰，喜欢跑步，但是地震后她安静多了，开始喜欢看书和画画。”

画展在成都郊外的三圣村举行，这个画展的策划人周春芽，一个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四川画家，对周玉烨的作品大加赞赏：“孩子的画是最自然天成的，就像是那些大师的作品一样，是从内心流出的。”

周玉烨的作品摆放在正对展厅大门的位置。这是一幅简笔画。一个哭泣的小女孩被几块大石头压在下面，每一块石头下面都有四个车轱辘。“这是我被埋在废墟下的情景。我希望那些石头下面都长着轮子，这样我就能出来了。”周玉烨说。

那天，周玉烨和其他14名地震伤残儿童一起，庆祝这个特殊画展的成功。他们排成一列，有的坐在轮椅上，有的跟她一样缺失了臂膀。相机快门咔嚓作响。她环视四周，除了记者，就是慈善家和画廊负责人，她并没有发现最想与之分享心情的人。这个人曾经是她最亲密的同学和朋友，她的同桌林浩。地震中，31个人的班级，只有寥寥几个人被救了出来。她失去了一只左小臂，而她的同桌则变成一个巨大的光环。

林浩

成都梨花街。傍晚6点。10岁的小个子男孩林浩，脚穿一双火红的足球靴，满头大汗走来。跟小巷里玩耍的同龄孩子比，他显得瘦小，绣着加菲猫的白色外衣套在身上，有点肥大。

“看！那是林浩！”一个领着孩子放学回家的女人发现了他，惊奇地喊出声来。

一段为公众熟知的关于林浩在汶川地震中英勇救人的报道是这么写的：“此时，废墟下的小林浩表现出了与其年龄所不相称的成熟，身为班长的他在废墟下组织同学们唱歌来鼓舞士气，并安慰因惊吓过度而哭泣的女同学。经过两个小时的艰难挣扎，身材矮小而灵活的小林浩终于爬出了废墟。但此时，小林浩班上还有数十名同学被埋在废墟之下。9岁半的小林浩没有惊慌地逃离，而是再次钻到废墟里展开了救援，经过艰难的救援，小林浩将两名同学背出了废墟，在救援过程中，小林浩的头部和上身有多处受伤。”

2008年汶川地震，造成逾7万人死亡。“抗震救灾小英雄”的光环，则让农家男孩林浩，成为国家英雄。命运也随之逆转。

林浩的妈妈陈丽，35岁，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拎着儿子的书包跟在后面。她的任务，是照顾好万众瞩目的儿子。林浩喜欢踢足球，这天在学校完成了作业，又和同学踢了一场，才用短信通知妈妈来学校接他。

他柔若无骨的小手，飞速输送着短信。在这个年龄，他已经拥有了一部时髦的苹果手机，这是上海一个“好心姐姐”送的。地震之后，特别是成为英雄少年之后，爱心和关注包围着男孩。林浩和他的家庭发生了巨变，让他们来不及习惯。

新家刚搬进来不到两个星期，月租2000元。宽阔的大三居收拾得很干净，和映秀已经被掩埋的那个家有天壤之别。客厅摆着一套能坐五个人的真皮沙发，一台37英寸的TCL液晶电视。

这已经是地震之后林浩一家第三次搬迁。第一次，2008年6月，林浩举家搬到了上海；半年之后，2009年2月，他们又回到了成都，租住在督院街。因为租住地扩建修路，半个月前又搬到了这里。

对于上海的那段生活，林浩很怀念。他在床头贴着和上海老师同学的合影，现在还能说上几句上海话。

在林浩成为万众瞩目的救灾小英雄之后，有人介绍林浩一家到上海生活，并许诺给林浩姐弟俩解决户口，给一家人解决房子。但是陈丽说，“什么都没有。我们去上海就是个错误，是被人忽悠了。”她小心翼翼避开了“上当受骗”这个字眼。

她指着墙上一面林浩参加东方卫视“加油2008”的锦旗，语气里略带抱怨：“去了半年，就得了这么一面锦旗。我们是稀里糊涂跟着他爸爸去的。”

林浩的爸爸，40岁的林大坤，常年在外打工，为生活四处奔波。林浩和姐姐由外婆带大。因为地震，一家人才得以在上海团聚。他们也有意在上海安家。

2008年6月，在解放军第455医院整形外科成功完成了头发移植手术后，林浩被安排进闸北区的童园实验小学读书，林大坤去了一家拆迁公司打工，妈妈陈丽做餐馆服务员。

很多人认为林浩一家到上海发了大财，陈丽否认这种说法。她说，“我工资一个月1000元，但是坐地铁就要花200多元，每天在外面吃两顿饭，一个月最后只能剩200多元，划不来，所以只做了一个月就不去了。林大坤的工资也只有1000元，而我们在闸北租的房子要2000元。”

上海的媒体记者称，林浩的父母对于工作有过高的设想，认为应该找一个和英雄儿子相匹配的体面工作。

户口最终没有解决。为了孩子的将来，一家人决定重回四川。但是他们没有回映秀，而是来到成都。“已经没脸回家了，别人以为我们在上海买了洋楼。”林大坤说。

现在，林大坤经人介绍在成都郊区的工地，做一份相对轻松的安全检查工作，平时基本不回家。地震前，林浩只是汶川县映秀镇大山里自由自在疯跑惯了的农家孩童，人生也许还要重演父母辛勤劳作的命运。因为地震，林浩再也回不到无忧无虑的时光，他的生活有了另一种可能。

林浩现在就读的盐道路小学，属于成都人挤破头要上的名校。当然，林浩属于免费就读，直到小学毕业。

林浩的独立卧室是家中最大的一间，全木地板，但是林浩习惯了席地而坐。他掏出了自己的手机放在桌上，开始摆弄着华硕笔记本电脑里的电子游戏。

15岁的姐姐林红的房间里，贴着偶像歌星林俊杰的海报，同时还贴着弟弟的照片。跟很多人一样，姐姐也是林浩的“粉丝”。在上海，有一个自发的林浩后援团，有专门的QQ群，还建了一个浩粉网。网站的负责人是20岁的鲁尼，这个IT从业者用充满喜悦的声音说：“林浩多可爱啊，我们‘浩粉’都喜欢他。”

“你问我的偶像是谁？”林浩说，“我不想告诉你。”

他嚼着一块口香糖，对于陌生人的提问，几乎不做回应，一概以摇头和点头作答。如果提议给他拍照片，他就大声发出抗议“不照不照”，然后把脸藏起来。陈丽说：“记者老是问地震的事情，林浩对采访已经十分反感。”

桌上的手机频频鸣叫。妈妈在喊：“林浩，你的短信。”林浩则专注于玩一款格斗游戏，他的技巧尚不熟练，几个回合下来，就被击败了。陈丽说：“他只玩一个小时的游戏，9点准时睡觉，我感觉现在他更懂事了。”姐姐林红也说：“以前弟弟很幼稚。现在比以前知道学习了。”

林浩从书包里掏出一张奖状，这是学校颁发的“乐美之星”，奖励本周表现最好的学生。刚插班的时候，他的成绩排在倒数第二名，现在已经到了中游，其中，数学还考了前三名，评上了中队长。

几天之后，林浩出现在香港中环的一个大型商场，出席歌星阿sa的新唱片发布会。这是他作为抗震小英雄在地震周年之际参加的众多活动之一。

地震之后，林浩校园之外的大部分时间，被大量公益和商业活动占用了。他成为被大力宣扬的英雄主义的代表，他的家庭也顺便享用商业效应。在所有因为地震成名的人中，林浩依然能够称得上最为著名的一个。持久的宣传中，林浩的小英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他以弱小的身躯，在废墟下带领同学唱歌鼓舞士气，并且背出了2名同学。这个周玉烨曾经最熟悉的同桌，已经演化成为那场灾难的一个符号。

5天的香港之行，林浩的姐姐林红也作为灾区代表一同出现在舞台上，和明星弟弟合唱一曲《大中国》。荣誉面前，即便是一个成人，也未免飘飘然，但是10岁林浩面对公众的回答老练成熟：“金钱并不重要。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来自灾区的小孩，和以前一样。”

但是他已经回不去从前了。不光他的家庭知道，那些把这个10岁的孩子推到聚光灯下的人们，也知道这一切。

周玉烨

周玉烨和林浩，汶川县映秀镇中心小学2年级的一对同桌，已经很久没联系了。当林浩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湾出席公益活动。他的同桌，失去一条胳膊的周玉烨，则被妈妈领着，在美术馆和一个个画廊经纪人拉着合影。

对于周玉烨的妈妈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今后漫长的生活中，如何让残疾的女儿被人关注，而不仅只是眼前这一场应景的画展。被忽视，就意味着遗忘。她必须为孩子的未来着想，让女儿的生活走上正轨。她告诉女儿，今天参加画展的嘉宾画家，光一幅作品就卖了30万元。周玉烨夸张地张大了嘴：“哇，那我长大了一定要当画家啊，可以卖好多钱啊。”一个应邀前来的香港画廊老板对周玉烨的作品表示兴趣，余琴抓紧机会和他攀谈。“孩子的将来是什么？我不知道。现在画画是她的希望，我只希望孩子能找到事情做。我不知道孩子的未来在哪里？也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这一年我们就是熬过来的。我尽量不去想那些有难度的问题。”她说。

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灾难是具体的。周玉烨不光失去了左小臂，还失去了父亲。余琴的丈夫，同样在映秀小学任教，是一个开朗喜欢打篮球的计算机老师。作为映秀小学2年级的学习委员，周玉烨失去了几乎全部同学。她更想念幸存者。“我和林浩做了2年的同桌。”周玉烨说，“我们好久没有联系了。”

他俩的友谊，因为地震暂时休止了。一年后的今天，她和同桌代表了两个不同的群体。同桌正在享受光环。她作为无数幸存者中的一员，依然沉浸在不确定的生活中。

两人的友谊，开始于2006年9月。从一年级新入学那会儿，周玉烨和林浩就分到了一张课桌上。

他们的家乡映秀，风景优美，空气宜人。大山是孩子最好的校外课堂。跟很多人一样，林浩喜欢叫周玉烨的小名：小烨子。周玉烨像个男孩子，身上经常有摔伤的伤口。周玉烨笑着回忆说，“林浩打不赢我。吵架的时候，都是我打他。”

周玉烨的妈妈余琴是映秀小学的数学老师。她的功课在班级里最好。林浩的家庭更困难一些，父母一直在外打工，林浩和姐姐由外婆带大。比起周玉烨，早熟的林浩更懂得待人处事的哲学。

映秀小学的教学楼共有4层，读2年级的周玉烨班在2层。教室看起来有点寒酸。曾经有个毕业的学生给校长谭国强写信说：校长，赶紧修修这些破旧的教室吧。

灾难来临的时候，这所教学楼在8秒钟之内全部坍塌。映秀作为四川大地震的震中，面目全非，伤亡惨重。映秀小学有473名学生，近300人遇难。2年级的大部分同学都没能活下来。幸运的是，这对同桌不在其列。

周玉烨在地下被埋了27个小时。她和另外几个同学快速奔跑到了讲台下，任课老师张米亚张开了双臂，像一只保护小鸡的母鸡，保护了他们。张老师死了。

起初，周玉烨还能鼓励周围的同学，一起唱《大中国》。后来她告诉妈妈一些恐怖的东西。在被埋的一天一夜里，一个死去的同学一直待在她身边。她第一次模糊知道了什么是生命的终结。

被挖出后，军方直升机把她们带离了成为孤岛的映秀镇，她被压缺血坏死的左手缠上了绷带，周玉烨最痛苦的时候，不是因为伤口，而是和所有的家人都失去了联系。身旁只有手足无措的志愿者。她烦躁不安，为了抵御痛苦，冲着缺乏护理经验的志愿者拼命嚎叫“你们都是疯子”。

5月16日，余琴在成都混乱的医疗现场找到了孩子。安慰她：“再哭的话，眼泪哭干了，眼睛就不再水汪汪了。”爱美的周玉烨才停止了哭闹。

保守治疗没有效果，左手的淤黑蔓延到了整个左小臂，最终只好完全切掉了事。为了避免药物依赖，妈妈没有让医生给她打杜冷丁。坚强的周玉烨后来甚至可以开自己的玩笑了。“地震前我是33公斤，现在是32公斤，你说，一只胳膊能有一公斤重吗？”

她的另一个同学吴璟宜也住在隔壁病房。直到7月的一天，曾经的同桌林浩突然来医院探望她们。她才知道，昔日的同桌正在被广为宣传成为国家名人。

此时，林浩告诉她，再开学的时候，自己要到上海读书去了，父母和姐姐也一同去上海。她很羡慕。到了8月，周玉烨被转移到了北京的医院安装假肢。8月8日的晚上，她在病房的电视上看奥运会开幕式转播，发现了同桌的身影，林浩挥舞着国旗走在NBA明星姚明的身旁。这个夜晚如此特别，周玉烨看着窗外的礼花照亮了北京的夜空。她不知道，昔日同桌正在成为一个冉冉升起的偶像，被一种强大的力量，寄予了超越自身的庞杂意义。

而周玉烨则作为嘉宾，参加了残奥会的开幕式。她是教育部第三批被表彰的抗震救灾优秀学生。在映秀小学的时候，周玉烨就是年级的短跑冠军。她的偶像是跨栏选手刘翔。刘翔因伤退出赛场，成为北京奥运会上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画面，她和小伙伴还制作了一罐千纸鹤托主办方送给刘翔以示慰问。在北京，她和同桌没能见面。

林浩

林浩救人的故事，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最早对于林浩的新闻报道，来自四川电视台的“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特别节目。面对镜头，林浩说：“有两个同学压在我身上，我使劲爬出来，又把我的同学拉出来，两个都昏迷的，我把他背出去，把他交给校长，校长又把他交给他妈妈。”

电视台记者问：“你总共背出几名同学？”林浩：“是背出两名同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记者问：“你这么小，能背得动吗？”林浩：“能背得动。”

很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转播了四川台的这则报道，播音员强调说：“林浩背出了两名同学。”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经历了灾难恐慌的人们，需要一个英雄站出来，安慰他们的动荡心绪。9岁男孩废墟中背出两名同学的事迹，随即传遍大江南北。不久，2008年6月27日，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妇联表彰抗震救灾少年，林浩成为了20名“抗震救灾英雄少年”中的一个。中央电视台“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中，主持人问林浩“最想说的话是什么？”林浩回答：“我要多吃饭，背出更多的同学。”

然而在事发地映秀，故事却有另外的版本。就在林浩逐渐聚光在公众视野以后，关于林浩是否救人的“造假风波”开始喧嚣尘上。《林浩不怕聚光灯，只怕有良知的记者》、《“小英雄”林浩事迹被爆是骗局》的帖子在网上流传。

张春东，50岁，映秀镇中心小学副校长。他自称在地震中亲手把林浩从废墟中抱出来。“当时整个教学楼塌下来，总共只有8秒钟。”他说。

“林浩肯定是我救出来的。但是当时我不认识他。”张春东说，林浩所在的二年级在二楼，被压在废墟中。张校长第一时间爬到操场，总共参与救出了十几个孩子。第一个救出的是一只脚被砸断的女孩，然后就是林浩。

“我当时看到林浩躺在预制板边上，一个劲儿在呻吟，于是我把他抱到草坪上，还问他，‘你没事吧？’后来天下雨，我还给他盖了一层棉被，让他不要动，等父母来接，结果晚上就不见了。听说是被他在璇口中学的表姐和姐姐接走了。”张春东说。

张春东肯定地说：“林浩没有把学生交到我手上，我之前并不认识他。”

关于所有报道和事迹宣传上所说的“林浩逃生后又返回废墟救人被掩埋”的细节，张春东强调说：“我没有看见林浩救同学。当时很乱，我不知道林浩之前做了什么。”

到了后来，林浩应邀到北京电视台，录制2008年7月1日的《光荣绽放》节目时，亲口否定了自己之前的说法。现场有小同学提问：“怎么都说你是背出同学来的呢？”林浩回答说：“这些都是报纸虚言，你们不要乱相信。我是用手推、用脚踹把同学推出来的，然后爬出来的。”

而此时，“林浩废墟中背出同学”的新闻，随着中央电视台等大小媒体的报道已经深入人心。

最初的报道还称，林浩在废墟下带领同学一起高唱《大中国》鼓舞士气，这件事也有不同的说法。在映秀，有人称，带领同学唱歌的恰是另一位女同学、林浩的同桌周玉烨。

周玉烨的妈妈、映秀镇中心小学的老师余琴说，周玉烨是学习委员，林浩是班长。地震来临时，周玉烨和其他几个同学跑到了老师讲桌下，但是同桌的林浩不知到哪里去了。“被掩埋后，周玉烨带领同学一起唱起《大中国》。”余琴肯定地说。

这个细节被记录在《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22日的一篇地震报道中。

这篇发自映秀小学救援现场的报道说，被压在下面后，同学们的哭喊声和呼救声响成一片。过了一会儿，他们班上的周玉烨同学大声对大家说道：“你们不要闹了，我们一起唱一首歌”。于是，在废墟下，就飘出了一阵歌唱声。正是根据这歌声，搜救人员发现了埋在下面的柴正东等人。六七个小时后，柴正东和身边被埋的两个同学一起被救了出来。

报道中出现的柴正东，正是此前报道中被林浩救出的那位男同学。这篇报道的记者林劲松回忆说，柴正东是被埋六七个小时后，被救援部队救出来的。而张春东回忆，林浩是被埋2个小时之后就救出的。

对“救人造假说”的公开讨论，在映秀成为一个忌讳。谭国强，地震中失去妻子的映秀小学校长，拒绝评论此事。一名不愿意具名的映秀小学老师说，有些人似乎对林浩救人的事情具有敌意，除了事迹宣传不严谨之外，还因为“大多数人都遭了难，只有他一家因为地震改变了命运，获得了利益。”林浩的父亲林大坤曾在某个场合中表示，“质疑林浩者是因为嫉妒。”

在映秀板房区，香霸鱼火锅店的老板娘说：“这就是为了树立一个典型。我们这里都知道，事实并不是那样。”一个吃饭的村民大声吼道：“谁没有救人？我自己就救出了好几个。一个小孩子，能救什么？”

另一起夸大报道正成为当地人的笑谈：映秀镇中心小学的一个女孩，在地震后接受采访时称，自己是从5楼跳下机智逃生的。媒体曾经大量报道，并称赞她的冷静勇敢。实际上，映秀小学教学楼只有4层。说起这些，映秀镇中心小学的老师只有摇头苦笑。

一个村民认为，林浩的事迹只有一个人的讲述，自始至终缺乏被救一方的求证。因为“当时都很混乱，没有人去甄别”。

在副校长张春东看来，林浩“救人的基本事实还是有的”，不过不像媒体报道的那么夸张。“主要是有些媒体的夸大报道和误导。”张春东说，其实地震时有很多无名英雄，很多家长彻夜守候在学校废墟前营救。映秀小学有400多名学生，在这次地震中遇难近300人。林浩一个班32名学生，活着出来的只有十来个。

现在，这些幸存下来的老师依然生活在窘迫的环境中。映秀镇中心小学校长谭国强正在为老师没有到位的300元生活补贴而烦恼。

争议声中，林浩和其他19名少年荣获“抗震救灾英雄少年”称号，获得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就连林大坤也记不清儿子究竟拿了多少奖了。有趣的是，林浩还获得了一个电视台颁发的“三农人物奖”。奖杯搁在家里的柜子里，陈丽看了都觉着好笑。

然后是万众瞩目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林浩出现在旗手姚明身旁，胜似闲庭信步。这个出人意料的亮相，契合了民众的热情，为他迎来了经久不息的喝彩。在2008年这个特殊年份，数万人在地震中失去了生命，奥运圣火则表明中国已经走出伤痛再度崛起，这个夏天痛苦与荣耀交织。显然，林浩被赋予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个孩子所能承载的全部。

记者王小峰在博客中评论说，“我没兴趣去查林浩当时究竟做了什么的细节和真相，对于一个几岁的小孩，我觉得还是放过他吧，我非常讨厌的是成年人的做法，不管林浩救没救人，到底救了几个人，他面对摄像机是否在撒谎，他撒谎的原因是什么，是自愿的还是大人教的，这一切都不重要，我想说的还是那个老话题，该如何保护未成年人。”

周玉烨

一个小时的车程，从画展所在的三圣村就回到了位于阴暗巷子里的家，又回到了现实。

泡桐树街。周玉烨和妈妈在成都的暂住地。这是一条被繁茂梧桐叶遮蔽的巷子。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导演，用写实的手法描摹过这条巷子附近一所中学的学生们迷惘的青春和过剩的肾上腺素。这条街的门面有不少麻将馆和洗脚按摩店，黄昏的时候，穿着清凉的女郎在暗红色的灯光下向路人摆手。周玉烨的家是一栋旧楼的底层。以前租住的地方房租1200元，差不多是余琴在映秀小学做老师的一个月的工资，她承受不了，住了不到半年就搬到了朋友提供的这处住宅。去年9月从北京回到成都后，周玉烨插班到成都实验小学就读，因为地震缺了半年的课，现在2年级复读。

春节后林浩曾经来看过周玉烨，他们相谈甚欢。在上海待了半年之后，林浩一家终于回到了成都。林浩的妈妈声称遭到了戏弄。“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于是就回来了。”

周玉烨发现，昔日的同桌，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林浩的新家装修考究，林浩灌制唱片、出演电视剧，代言了一个引起争议的童装广告。他已经成为保护的重点，下课甚至一度要有成都警车接送。

梨花街和泡桐树街，只隔着两条最主要的干道，但是对于昔日的同桌，却像两个世界。

周玉烨现在又发展了新的友谊。同班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在日记里记载了和周玉烨一起吃“串串香”的愉快经历。她还和一起学画的比她大10岁的东汽中学高三女生李丹结下了友谊。李丹在地震中失去了右臂。在画展嘉宾讲话结束的时候，她俩用各自剩下的手一起鼓掌。李丹说，“我们俩珠联璧合。”

周玉烨的班主任李老师说，开始的时候，周玉烨不会在人前哭，很敏感，如果有人盯着她的胳膊多看几眼，她就会躲藏。经过一年的学校生活，现在终于可以像一个正常的女孩子那样坦然地哭泣了。

“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有。”余琴说，她晚上玩开心网，和新认识的朋友去玩网络偷菜游戏，暂时可以忘却眼前的痛苦。周玉烨则在一旁画画。她的画流露出对地震的悲伤追忆。在一幅水彩画上，一个失去胳膊的女孩，另一侧生出了翅膀，在空中飞翔。但是她和妈妈并不清楚如何飞到正确的轨道上。偶尔，她喜欢看那些和过去同学的合影，这上面大部分人都在地震中死去。她指着合影上一张可爱的笑脸，轻描淡写地说，“这是林浩啊！难道你不认识他吗？他就是我的同桌啊。”

林浩

林浩现在的生活是幸福的。他的成绩进步很快，他不喜欢再被问起地震的事情。他也获得了新的友谊，新班级的同学喜欢他的好人缘。这里放学后没有映秀邻居家的红薯可挖，但是可以踢足球。踢球是为了长个子，他为自己偏矮的个头发愁。上海的一个医疗单位免费资助林浩打一种增高针，他熟练地拿出类似针头的东西，自己揪起肚皮把药打进去。而玩游戏，则是受到了周围城里孩子的熏陶。他很着迷，他很想继续战斗下去，但是战士最终死掉了。他说：“我需要掌握更多的技巧，才不至于被击败和淘汰。”

他的敏感和专注，超过了许多同龄人，就连林浩的老师也说，林浩在学校几乎没有任何缺点，老是绷着一根弦，老师希望他能放松些。但是放松也许意味着退步，也许意味着失去别人的尊重，也许失去更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得到是如此不易。他和他的家庭，都不愿意再回到过去。

陈丽说，从前自己和丈夫在外打工，无暇照顾子女，林浩从小自由自在，生活很独立。“自家地里种着菜，他和姐姐回家都是随便摘几棵菜，自己做饭吃。”

现在，林浩走到哪儿总得有人跟着。早上7点半，由在盐道路中学就读的姐姐送到学校，晚上妈妈接回家。《华西都市报》报道，林浩出名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价值、商业价值，为避免他人无端滋扰，在最初的租住地——督院街，街道派出所民警特意制定了安保措施：林浩上下学时，民警或治保队员会在校门处等候；如其父母没空，民警可护送其回家；在租住房小区门口，对外来陌生人严格登记，如要求见林浩，必须征得其父母同意。现在就读的盐道路小学的教导主任罗女士已经推掉了无数媒体对林浩的采访，她说，现在采访林浩要经过成都市主管教育部门的同意。还是经常有记者到学校门口堵，令学校不胜其烦。

福建一家童装公司找到林大坤，请林浩代言，并支付一定的代言费用，作为林浩今后的学习基金，另外还许诺在上海和汶川开设6家专卖店，说一年下来最少盈利20万元。看到对方很诚恳，想到夫妻俩找工作也难，林大坤心动了。这是林浩签的第一个商业广告。

这个童装老板还认了林浩做干儿子，给了林浩2万元见面费，前后加起来总共5万元。陈丽说，“后来才知道，这2万元是代言费。店面也要自己租，但是上海房租太贵，一个店面要接近2万元，而且进货折扣要3.5折。”这个价格对于林大坤一家显然太高了，他们无力接受。

服装厂也不满意。这个公司在网上发布声明说，“好不容易物色到你们满意的店面，你们却在我公司全额支付开店投资的情况下，还要求公司连今后经营中的店租也全额支付了。我们想帮助你们开设专卖店的好意，却被你们当作进一步要价的筹码。作为小英雄林浩父母的你们，莫在大家献爱心的时候，伤了大家的心。”最终双方不欢而散。

有了这次教训，林大坤说，自己再安排商业活动就更加谨慎了。“我拒绝了好几个广告。”前一个周末，他带着林浩飞赴郑州，拍摄电视剧《护士站的故事》。他强调，这是客串。但是对于出场费，他闭口不谈。

现在，林浩身边出现了一个类似经纪人的角色。据说是林大坤的一个远房亲戚。地震前很久没有联系，地震后找到了林浩一家。

林浩妈妈说，打算在林浩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接一些广告，由这个叫田万良的叔叔帮忙联系，但目前仍以孩子学业为重。

田万良自称在香港一家杂志干过。他说：“你要是采访，给我传一个提纲。我看了之后安排浩子会很方便。上月，中央电视台就是把提纲传给我，我很快就把节目做好了。”

春节的时候，林浩一家曾经到映秀给张春东副校长拜年。现在张春东仍然担心：环境的骤然变化，有可能影响孩子的前途。“树立一个典型容易，但是林浩付出的和得到的，是否能成正比？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人考虑过。我想他到了一定年龄可能会想这些问题。”张春东说。

在陈丽看来，林浩还是孩子。“他经常说，他既是妈妈的小宝贝，又像是妈妈的小情人。我还是怀念以前单纯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已经离他们远去。以前在映秀，林浩还可以放学后偷吃邻居地里的红薯，现在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是英雄。陈丽说：“老师说，林浩拥有同年龄孩子不具备的成熟，而这些以失去快乐和自由为代价的成熟，也许正在困扰着他。”

一切来得都太突然，有点应接不暇，焦点中的人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林浩的妈妈陈丽说：“我只希望林浩快乐成长，我们一家平平安安。我想回映秀。我还是希望回到以前单纯的生活中。”

新旧之间

清明这天，余琴带着孩子去映秀祭奠丈夫。

地震过后，映秀每天都在改变，金钱、建筑材料、志愿者，源源不断来到。整齐划一的板房社区、泥泞的建筑工地，这里正在大兴土木。这是整个灾区重建的缩影，让人热血沸腾，也让人怅然若失。一所崭新的映秀小学，不久拔地而起。那个已经成为废墟的校园，包括那段简单的友谊，都在被时间遗忘。

周玉烨和妈妈来到映秀小学附近的一个小山包上，这里是映秀遇难者公墓。但是她们没有找到爸爸埋葬的地点。只好在一个映秀小学老师集中掩埋的地点，献了一束鲜花。余琴一边烧纸一边哭泣，周玉烨没有说任何话。我问她，是否给爸爸说了些什么？周玉烨认真地说：“我不告诉你。这是秘密。这就像银行取钱的密码一样，这个秘密，只有我才知道。”

她看了看已经倒掉的学校。这里曾有她最美好的记忆，爸爸在4楼，自己在2楼，他们每天一起放学回家。如今，那里成了废墟，已经埋葬了她的同学和曾经的友谊。

5　国家囚徒

问题不在于大家所处的现实不一样，问题是为什么一种现实的人不接受、不承认另一种现实生活的人，甚至不承认他们在活着，这实在太残酷了。

贾樟柯（电影导演）

国家敌人

2012年3月的一天傍晚，我独自行走在东阳街头，按照周红波在短信里的提示，去汉宁东路的一家茶馆见面。他忘记了茶馆名字，只记得大概的方位。周洪波是一名低调的酒行商人，也是引发关注的东阳集资诈骗案当事人吴英的丈夫。

2007年26岁的吴英被逮捕，2009年被判死刑。此案引发巨大争议，民间呼吁“免死”的声音不绝。周红波对是否接受我的访问犹豫不决。当时，吴英仍在狱中等待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

与周红波见面的那天，东阳飘下细雨。从霓虹闪烁的通江路往西一拐，汉宁东路顿觉冷清。唯一灯光大亮的地方是一家规模庞大的洗脚店。旁边就是装饰着仿古大门的茶楼，木字招牌笼罩在一束暖色追光下。我先到了，给周红波发短信，“是阿里山茶馆？”他很快回复：“正是！”

9点，周红波驾着黑色奔驰车出现。35岁的周面色凝重，长像帅气但是衣着保守。深色西装、里面套件老式的毛衣抵御初春的寒意。十分符合人们对于浙商的集体印象：以敢于冒险和务实的双重特点著称。

穿过充溢着印度香味道的走廊，走进一间回荡着流行乐的包房。周洪波嘱咐服务生把门掩好离开，方开口和我讲话。5年来，出现在媒体面前的是吴英的父亲吴永正，一个直率到粗暴的矮个子男人。周洪波说，这是一种刻意安排，“东阳是个是非之地。年轻人还要在东阳混，吴父冲在前面，让我们说话行事要谨慎一些”。

很快，我明白了在这间茶馆约见的象征意义。茶馆前身是吴英本色集团的广告公司。出门东行，是本色建材城，以及吴英购置了大批房产的两个楼盘：博大城市和通江花园。这条街道曾经是吴英本色集团的起步福地，一度被称为“本色一条街”。

回忆短暂的风光，周红波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现在想，这是一种机缘巧合。如果在大上海，几个亿砸进去别人也不知道本色和吴英。只有在东阳这样的小城市，才会收到惊人的广告效应”。

吴英2005年年底成立本色集团，随后一年急速扩张，资金链出现了断裂。2007年2月5日吴英被捕。法院认为：吴英利用高额利息为诱饵集资7.7亿元，制造了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中国庞氏骗局。

在吴英被刑拘的第三天，东阳人民政府发布公告，宣布责成相关部门清查本色集团的财务债权债务。在当事人家属没有获准参加的情况下，当地政府（而不是法院）主导了对本色集团的财产拍卖。在这场有争议的资产处置后，本色集团的动产被拍卖折合1000多万元，房产被查封。本色商业王国就此灰飞烟灭。

吴英的家人指责资产遭到了政府的掠夺和贱卖。东阳政府则辩解此举是为了避免资产贬值。其真正用意或许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吴英的金融之手打破了国家银行体系的包围，暗流涌动的民间金融充满了种种不确定因素，查封之初，数百名本色员工曾涌上东阳街头，要求支付拖欠和未结算的工资。尽管周红波告诉我，本色有能力支付这笔钱，政府仍然决定出手结束这一切。

周红波喝了一口茶，敲敲茶馆凸起的水泥装饰墙说：“这些装饰还是吴英设计的，当初这些房子租了10年，投入了大笔钱，现在等于白送给人家了。”

现在，通江路上的本色精品酒店更名“苹果”，本色概念酒店更名“百特”，但是英文名仍旧是“BEST”，酒店入住需知至今还保留着“本色”字样。这是吴英主持设计的一家风格诡异的酒店，其中一层房间被装饰成原始山洞的模样。在东阳的时候，我选择住在这家酒店前后差不多一周。我坐在有些阴冷的山洞房间里，不解吴英为何在一个三线小县城营造出超现实主义的装饰风格。这就像试图突破现实的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

这家更换了主人的酒店依然受到喜欢猎奇的年轻人追捧。晚上，本地一些富裕人家子弟，驾驶着宝马车到这里开房打牌和女友约会。他们穿着瘦腿裤和红色耐克鞋，叼着香烟在大堂进进出出。就像我认识的很多长三角地区的富二代一样。在这个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资本的换手量十分高效，常给人“江山代有人才出”的惊艳感。而酒店对面，那条曾经给东阳小城带来冲击波的本色一条街以及吴英，正在快速淡出人们的视野，就彷佛暗淡的夜空突然迸射出的一朵璀璨烟花，瞬间爆亮又瞬间熄灭。

他乡

某种意义上，对于吴英来说，东阳是他乡。吴英生于1981年，在距离浙江2000公里的青海随做建筑工程的父亲吴永正长到五岁，才回东阳老家。

近二三十年，浙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一直位居中国首位，成为民间资金最充裕的地区。东阳跟义乌、永康同属于金华地区，但是跟其他两个邻居城市比，却是个特例。历史上东阳就是一个贫瘠的地方，人多地少的现实，只提供给本地人两条出路，一是读书，二是学手艺。都要离开故土。很多东阳人像吴永正一样去承包中国偏远版图上的建筑。

义乌以“鸡毛换糖”著称，永康则盛产“打铁匠”，两地总是出现在东阳“泥瓦匠”的身后。1980年代，东阳企业家徐文荣领导的横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让东阳财政收入一度在金华占头把交椅，但是这些企业最终没能做大。1988年，东阳撤县建市。20世纪90年代东阳被小商品市场发达的义乌赶超，90年代中期又被五金市场发达的永康超越。东阳经济陷入明显的弱势。去东阳之前，我造访了义乌，体量巨大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是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有470万平方米，相当70个足球场大。我从入口走到出口耗费了大约2个小时。我惊讶义乌民营经济的发达，也对当地蓬勃的资本需求有了切身体会。

东阳和义乌相距18公里，实现了同城化，房价却比义乌低一半。能说明东阳低效率的还有，连接义乌和东阳的义东路，进入东阳段就泾渭分明变得坑洼不平，经常惹来司机的咒骂。至少有三名东阳人登过福布斯富豪榜：郭广昌、徐文荣、楼忠福，东阳人控制着20多家上市公司。东阳人在外创造的财富超过了本地GDP，东阳启动了经济回归计划，希望吸引东阳人把资本带回家。不过在本地人看来，财富青睐东阳的速度，不如想象中那么明显。

在吴英的父亲吴永正眼中，东阳是风水宝地，又是是非之地，富豪和低迷的家乡建立了某种隐秘的联系，也疏远了东阳普通人和这块土地的情感联系。他说，“当初要是知道吴英在东阳创业，我一定会阻止她，因为没有背景在东阳根本做不大”。

周红波和吴英相识于镇上一家网吧。周洪波在这间网吧调试程序。吴英在姑姑开的美容院做学徒，除了看书没多少爱好。她不喜欢上网，陪杭州请的技师在网吧上网认识了周红波。一开始两人在聊天室里聊，后来一起聊到了现实中。两人当时都很窘迫，吴英没钱，周洪波的口袋里每天也只有几十块钱。

窘迫也是东阳的写照。2002年两人订婚时，正是东阳经济的低谷。2003年落成的东阳市政府大楼是靠向义乌出售2亿元的永久水权才勉强盖起。2004年两人结婚。利用美容院结识的富裕顾客，吴英编织了第一个熟人圈子，并靠销售羊胎盘素挣了第一桶金。2005年东阳政府决意发展工业突围但是遭遇空前挫折。民间积蓄的不满，在这一年的一次群体骚乱中全面爆发，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称之为“4.10画水事件”。因为抗议一个大型化工项目的建设，近万愤怒的东阳人聚集到画水镇，与维稳警方发生激烈冲突，烧毁车辆，据传挑断了一名警察的脚筋。最终事态平息，但是在东阳官民之间埋下了长久的互不信任的阴影，影响至今。

周红波和吴英选择了更加自由的从商之路，试图摆脱困顿的现实。周红波说，“吴英为什么最后做到这么大？因为她充满财富的渴望。她天天想着怎么把一块钱变成两块。”

吴英急于扩张商业版图，但是遇到了“麦克米伦缺口”。英国人麦克米伦是现代金融史上第一个正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人。他在1931年预言，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资金缺口，即资金供给方不愿意以中小企业提出的条件供给资金。而这个缺口在中国正急速放大。

国家统计局曾抽样调查中国3.8万家小微企业显示，仅15.5％的小微企业能获得银行贷款。如果浙江所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加总，共273万户，能够得到银行贷款的企业总数仅为50万户。全省企业贷款覆盖只有20％。银监会规定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和企业年销售额3000万元以下为小企业。遍布浙江的大多数是销售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基本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吴英即属于其中。

创业阶段的吴英，进入不了正规的金融信贷体系，所能做的，只能是与地下放贷者结成同盟。

放贷者

作为一个职业放贷者，徐玉兰的生活十分低调。她的店面位于东阳一条热闹的主干道旁。门面毫不起眼，过去经营打字复印，现在灯箱上写着“寄售黄金白银、抵押房产”。在东阳，“寄售”和“投资公司”，都暗示着蓬勃的民间借贷业务。

徐玉兰和吴英曾经“亲如姐妹”，徐玉兰的女儿把吴英认作干妈。在吴英的判决书中，徐玉兰被指控借给吴英两千余万。徐的资金来源多为亲戚朋友。因为具有信用风险，民间信贷产生于熟人社会。

穿过前厅，徐玉兰的长女在这个窄小空间开了一家礼品店，经过楼道，徐玉兰的丈夫、蓄着短须的吴先生正在喂鱼。最里屋是一间客厅。墙上挂着身着西装的吴先生和数名北京金融界高官的合影。

徐玉兰性格直爽，她说吴英跟她很像，人讲义气，胆子大，并且有经营头脑，因此广受欢迎。她大约记得吴英从她这里借走的第一笔钱是投资一家洗脚店，这是东阳第一间洗脚店。此后生意越做越大，频繁的资金拆借已是常态。

中国法律不允许民间借贷的利率超过银行4倍。银行是6厘，也就是民间借贷上限是2.4分。事实上，民间借贷的利率一直超过这个争议的官方利率。

“一般借期一两个月，短的甚至两三天。一般情况下，民间借贷利息少的三分，市场上有抵押物的月利率为5～7分，借100万，月利息就要5～7万，无抵押物还要高。短期的就是为倒贷，一天两天的借贷，三毛利息也常见。”徐玉兰说。

中小企业急需资金短期周转的现象十分普遍，对此银行怠于接手，复杂的手续和抵押担保也让企业望而却步。

2011年全国工商联调查称，在过去3年中，有近62.3％民企是通过民间借贷进行融资。中金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到2011年，中国民间借贷余额同比增长38％达3.8万亿元，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

浙江证监局计算49万家企业2007—2009年连续三年的资产负债率，得出浙企融资结构从小到大依次是，利润留存占1.79％，上市与债券占1.58％，发起人投入占10.46％，银行贷款占39％，民间融资占47％。

但是，富裕民间信用和地下金融的生长空间，暴露出的道德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也增加了当局对放开金融管制的忧虑，进而是对民间金融的一次次整肃。

陈国平的《浙江金融发生了什么》记载，1984年，温州苍南县钱库镇方培林率先注册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第二天，国有银行上门抗议，方兴钱庄只见过一天阳光就不得不摘牌转入地下。1986年短短3个月，因为借贷风波，温州全市有200多人潜逃甚至自杀，不少人倾家荡产。20世纪90年代发展农村金融基金会和城市信用社造成的风险，使得政府也进一步加大了民间金融的管制力度，民间借贷被一刀切。

但是民间借贷的生意照样兴隆。遍布义乌、东阳报纸上的“投资公司”分类广告，显示这至少是一个供需两旺的市场。

2006年吴英向银行贷款无门转而大举民间借贷的时候，引起了地方银监会的注意，东阳政府的“11·20专案指挥组”显示，早在2006年11月，也就是吴英被捕前2个多月，东阳政府就开始组织对吴英本色集团调查。其中一个迹象是，吴英原本2007年1月到期的唯一一笔工行贷款，在2006年11月就被要求提前还贷。随后义乌一个放贷者得到风声绑架了吴英，试图抢先收回贷款，事态最终全面爆发。

义乌放贷人林卫平是吴英最大债主，借给吴3.2亿元。林卫平的资金来源十分复杂，涉及66个单位和个人。既有朋友亲戚，还有来源至今没有完全公开的神秘资金。吴英和林卫平有过约定。不可以同一项目的名义四处融资，这是为了防止借贷者以一个项目为名，从多个放贷者借款，因为信息不对称很容易出现卷款跑路事件。林卫平说：“我一直以为吴英只向我一个借钱，不知道这么多人借她钱。”

尽管缺少11名放贷人的指控，吴英仍然被定罪。放贷人也不能幸免。徐玉兰2007年2月9日被抓，服刑22个月之后获得自由。林卫平被判入狱6年。现在被取保候审。这天下午，林卫平刚从义乌党校的“矫正人员课”归来，他拒绝了访问要求，对我说：“我现在的身份是犯人，已经不可能继续做资金生意了。”

金融家说

“民间借贷触动了金融垄断的利益。民间借贷的动力，正是因为金融抑制导致。”3月初在北京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标准普尔的金融机构评级董事廖强说。廖强曾经为银监会和人民银行服务。

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是常有现象。通过限制金融机构准入，人为压低存款利率，吸纳了大量居民存款，并且为优先部门提供低利率信贷，换取经济发展。

中国的银行贷款在3年里增加了几乎一倍。中国通过向经济注入低息贷款避免了2008年的大衰退，这些贷款主要都流向了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尽管房地产需求仍然疲软，但该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低息贷款的优先对象，是效率饱受诟病的国企和垄断企业。著名的中国法学家江平批评说：“有人说社会主义市场就是国家更多干预的市场，我不赞成。四大银行经营再差，一年利润也有1万多亿，平均一天30多亿，这是个可怕的数字。”

国家控制的企业与民争富。中国利率没有市场化，银行储蓄利率通常低于通货膨胀率，民间金融市场必然成为民间资金寻求的出路之一。

实际上根据研究，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利率正常年份并不是特别高，否则就不能解释，这些主要依靠出口的中小企业，在劳动力成本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如果负债过高，为什么依然可以获利。

廖强说，“中国有一种很不专业的现象，借款人和贷款人的风险混为一谈，有的经营者也从事借贷专业。并且影子银行逃避监管套利的现象也很突出。”吴英案件的数名涉案放贷人，都曾因发生频繁的拆借纠纷，在义乌和金华的法院留下开庭记录。而廖强相信，现实中从银行低息贷款，然后到市场高息放贷的“影子银行”也大量存在。

中国曾发生过多起集资引发的群体事件，比如万里大造林、蚁力神事件。对于这种民间集资事件，缺乏有效的过程监管和制度安排，但是处罚结果往往很严厉，当事人往往被处以极刑。

河北企业家孙大午集资案，就是本世纪一个著名的案例。孙大午付给借贷人的利息，仅介于存款和贷款利率之间。2003年5月29日，他被指向三千多户农民借款达1.8亿多万元，并以非法集资的罪名判刑三年缓期四年。

为了说明对于吴英案的观点，孙大午传给我一篇文章，在文章中孙先生说，至今关于非法集资的界限仍很模糊。比如说吴英借了7.7亿元，这7.7亿元里边又有多少应该是法律保护的本金和合法的利息收入？

金华和浙江两级法院裁定，吴英向11名债权人借款7.73亿元，还本付息3.89亿元，案发时有3.85亿元欠款。但吴英的行为是否犯罪仍充满争议。徐玉兰表示，吴英的借贷既有高息，也有低息，而不能一概以高息揽储论。此外这个案子充满了案中案。绑架吴英的义乌债权人伪造合同，法院根据假合同立案后意识到错误又撤销了起诉，而那些构陷吴英的当事人至今没有找到。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说，有许多疑点还没有彻底查清，就匆忙判处一个人死刑，显然不合适。

同时，浙江另一起借贷案也引起关注。义乌职业放贷人吴坚以月息6％到12％向浙江广厦集团放贷。根据2007年广厦公司外部单位借款情况变化表统计，广厦向43个单位和个人合计借款达96552万元，其中有明确身份的民间借贷人50余人。在追讨欠款中，吴坚向杭州上城区法院起诉广厦。而广厦则起诉吴坚侵犯企业名誉。但吴坚被西湖区公安局以诈骗罪立案调查。最终，法院判处吴坚行贿、抽逃资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入狱9年半。

北京康达律师所律师高子程认为，吴坚案和吴英案的共同之处在于，民间借贷都受到了有争议的处置，并且都从民事借贷案件，不可思议地转变为刑事案件。

法学者江平呼吁放开金融管制，实现民间银行的审批和利率市场化。但是相关法律并不完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伟一分析，“出于维稳的角度，对于吴英案的严肃处理，可以视为当局对愈演愈烈的民间借贷可能引发动荡的担忧，以及对后来者的一种警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讲，根据公开报道，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万亿元，土地出让约2万亿元，维稳成本7000亿元，三公消费1万亿元。上市国有控股银行，去年前三季度光利贷差1万亿元，金融垄断利用利差获取的利益，正成为政府的重要利益来源，进而用于维持对社会治理的成本。

尽管对于吴英案是民间借贷还是庞氏骗局，学界尚存争论。但一个女子的命运轨迹，如何滑到了国家意志的对立面，进而被推至国家敌人的位置，更大的因素，或许来自政权维稳需要。由于担心削弱财权的控制，会导致政治权力的削弱，因此改革至今还没迈出关键一步。当吴英代表的民间金融犹如一匹难以驾驭的野马的时候，她已经站在了垄断利益的对立面，成为了国家的敌人。

隐形富豪

数天后，吴永正和我一起去金华看守所。律师已经两个月没能见到吴英，吴要去问个明白。这注定是一次无望的探视。

中国两会期间，吴永正到北京寻求帮助，作家铁流表示愿意组建一个吴英案件民间真相调查团，邀请了茅于轼等知名人士参加，但是还没有亮相即被闻讯赶至的警方阻止。

天下着雨，汽车穿过金华繁华的街道，逐渐开往城市开阔的边缘地带，在偏僻的郊区，金华看守所和“闲人免进”的牌子竖立在一条小路的入口。还不到下午上班时间，两个狱警在传达室下一盘残局。透过传达室窗口，可以看到看守所内的部分面貌。左侧是用高高的铁丝网围住的运动场，大门右侧可以看到2栋灰白色的监舍，窗口同样被牢固的铁丝围住。可以看到铁窗里晾晒的衣物。墙上刷着巨大的宋体字“积极改造”。

吴永正和看守所所长在电话里发生了激烈争吵，脾气暴躁的吴说，“为什么不让律师见吴英？我怀疑吴英已经遭到了你们的暗杀。”所长的解释是，会见必须经政法委同意，对方说了句“吴英很好”就挂断了电话。

来往的警察都被吴永正的大嗓门吸引。一个穿警服的女人，和吴永正对视一眼，擦肩经过，吴永正说，此人是吴英以前的管教。他忧心忡忡地说，5年来他只在法庭上见过吴英一面，吴英在狱中写了数十万字的申诉信，因为抗议申诉信被检查喝过工业胶水自杀。

去看守所的前一天，3月14日，在全国人大记者会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吴英案要实事求是，并透露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正在积极考虑把温州的民间金融作为改革试点，并对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深入研究。这似乎暗示吴英命运会带来转机。

吴永正随即在微博上转发了这条消息，他写道：“刚刚看了温总理的话，我非常感动，但是对最终结果我并不是很乐观。”这条微博得到了上千条转发和评论。

吴永正的焦虑在于：浙江的民间信贷如此频繁，唯独吴英遭受了看起来最为严厉的整肃，他怀疑背后另有强大的力量左右着吴英的命运。吴永正将猜疑指向本地一位受人尊重的企业家楼忠福。楼领导着上市公司浙江广厦集团，有很的深影响力，东阳一条叫广福路的街道就是以他命名。吴永正指控楼忠福的弟弟楼忠华参与了对本色集团资产（本色概念酒店）的侵占，并且得到兄长庇护。但是现在的百特酒店老板沈继红肯定地告诉我，“是我用450万元拍得了本色概念酒店，外界传闻买主是楼忠华并且控股百特，是无稽之谈”。

在周红波的记忆中，吴英仅仅和楼忠华在东阳大厦的电梯里有过一面之交。人称“楼伯”的楼忠华行踪神秘曾因涉黑传闻充满争议。据称吴英的喜来登KTV也屈服于一位东阳“大哥”的保护，而这位“大哥”又和楼忠华过往甚密。东阳警方拒绝对此评论，强调吴永正的说法牵强。广厦也已对相关言论予以正式辟谣。

吴永正看来，这都是东阳被隐秘寡头把持的证据。特别是吴英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在东阳大举借贷崛起时，她一定会被当成丛林中的竞争者，陷入权贵利益和本地豪强的联合围剿。“我不怕他们，东阳只有我一个人敢和他们斗！”在吴永正花700元钱租来的出租屋里，此话得到了聚集在这里的数名广厦上访者的认同——因为吴永正的敢言，许多东阳上访者找到他这里一吐为快。

这些担心人身安全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广厦退休员工称，广厦前身是东阳一家集体建筑企业，但是随着1992年政府主导的一次充满争议的改制，楼忠福入主，最终成立了上市公司。财富急速扩张，楼忠福登上福布斯富豪榜，而当初集体企业的130位退休员工一直为争取养老保障到杭州和北京不断上访申诉，他们指控财富被少数人掠夺，负责处理事宜的东阳市政府部门出具的公函却回应：无能为力。

东阳市政府的宣传部官员，将此归结为民间对于富豪普遍存在的一种仇富心态。但是，如果这位官员看到那些退休职工每天生活费用只有10元，或许就可以找到仇富心态的部分根源。

东阳宣传部的官员陈一点承认，如果说聚集了大量财富的义乌是一只“橄榄形”，那么，东阳的经济更像一只“哑铃形”，他解释说，“两头差别大。大的很大，小企业很少，中间没有”。

这也是整个中国转型期的写照。哑铃一端，是财大气粗神龙不见尾但是影子无处不在的地方权贵和豪强，哑铃另一端，是为争取养老保障苦苦上访但是没有得到满足的底层东阳人。而吴英，这个梳着齐耳短发的东阳女子，在从底层爬往高端的途中，失足摔下。

命运的哑铃

与周红波茶室见面的那天晚上，交谈持续到凌晨，中间周接了几个生意上的电话，神情变得疲倦。关于吴英，周记忆最深的是“气度很大”，其他“共同生活很平淡，没有特别的事情”。他反复强调最多的一句话是“这（吴英案）是政府行为”。

周红波说，“给我们的最大体会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根基还不够大，就像一棵小树苗，边上是大树。何况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大树。小树要长大就要抽走大树的养分，这个地方就这么大，这些钱可以借给大树也可以借给小树苗。我们还在摇篮里，只有喝奶的力气，就被大树掐死了”。

我想到了那间超现实主义的山洞造型的酒店房间，好像突然理解了吴英的设计创意。那是权力和欲望的山洞，深渊里滚滚红尘，充满了触之不得的烦恼。

周缓缓地透露，本色成立伊始，也曾设想和执掌政策的机构官员建立稳固的联盟，事实上也做出了一些“努力”。当吴英身陷囹圄，她为保命举报了3名政府官员，其中包括湖北荆门的一名人大副主任和农行荆门分行副主任，以及一名农行丽水分行的支行长。他们对于收受本色贿赂的指控供认不讳。

“哑铃两头的人是谁并不重要，”周红波认同“哑铃说”这个对东阳现实的形象比喻，他伸展下四肢，两头抱头，吐了一口长长的烟雾，两眼盯着天花板，轻声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得知道，是谁在掌握着这只哑铃。”

看来无望的等待，出现了戏剧性转折。与周红波告别几天后，2012年3月28日，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颁布的十二项措施中，第一项就是“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这一切关乎民间金融的所谓破冰举动，皆与东阳奇女子吴英的案件有关。经过法庭内外长达5年暗波涌动的博弈，吴英免死成功。2012年5月21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但是留给民营企业的问号并没有找到标准答案。

据说吴英在狱中正撰写一部自传小说《黑天鹅》，或许小说的结尾应留下这样一个问号：是围绕此案的争论拯救了吴英，还是吴英以生命为祭拯救了坎坷的民间金融？

陌生的中国人

一

2009年的夏天平淡无奇。伟大首都北京一如往日噪杂忙碌。21岁的安徽女子李田田在首都度过了惊心动魄的7天旅程。从家乡抵达国家中心的路并非坦途。她在距离北京火车南站不足千米远的一间小旅馆被一名保安强奸。这起意外事件足以打击首善之区的骄傲。

北京是一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巨型城市。2009年这一年全市共发生各类死亡事故1049起，死亡1157人。虽然每天发生在首都的刑事案件并没有确切的数字公布，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李田田的遭遇只是一个不幸的小概率事件。她的命运急转直下，源于一个意外举动。它揭示了命运无法言说的荒谬一面。

李田田来自安徽阜阳、界首大黄镇，中国中部的一个节奏缓慢的小镇，距离北京900公里，却如同两个世界。2009年7月30日，李田田莫名离家出走，她径直买了一张开往北京的火车票。这是李田田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她的消失毫无征兆，以至于她的父母在大黄镇的家中茫然无措。母亲王相莲有点担心，女儿智力有点慢，口齿也不清楚，出门甚至连手机也没拿。

次日上午10点，李田田出现在北京火车站前。她外表瘦弱，面色黑黄，颧骨有些塌陷，眼睛细小，眼神游移。她的脸上带着一丝漠然和见怪不怪，这是我熟悉的中国底层人民特有的气质：即使遭受致命的打击，也保持着隐忍和沉默。她穿了一件上岁数的农村妇女才穿的碎花无袖汗衫，七分裤、凉鞋，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岁数大上几岁。川流的人群和夏日的阳光让她感到茫然。特别是她一开口你就会知道，她不光有时口齿含混，说话也有点前言不搭后语，而且稍显幼稚。

李田田8岁读书，中间留了几级，初二的时候仍和弟弟一个班，一直到2006年还在家乡镇上的初中读书。已经18岁的李田田无法忍受比她小的同学的嘲弄，初中没读完就辍学回家。这成了她的心病。造访北京前，她能做的事情就是在镇上卖点水果。她的生活轨迹已经画好。家人为她订了一门亲事，男方在上海打工。她对这门撮合的婚事并不热情。

对过去的生活和即将到来的生活均不满意，后来她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自己上学时遭到了同学的欺侮还有老师的怠慢，她认为这是阻碍个人命运发展的关键。终于，她决定出发到北京，为逝去的过去讨个公道。

“我是来北京告状的。”后来，李田田这样解释自己突发奇想的北京之旅。北京在她心目中是公平的化身，也是无数中国人心中最后的道德寄寓之所。她希望北京之行可以给她力量，赐给她挑战一把沉闷生活的勇气。

显然，这是一次不成熟的旅行。她缺乏出门的经验，最远只到过离家80公里的阜阳，对北京也几乎一无所知。31日上午，经过10个小时的火车颠簸，李田田到了北京。北京的复杂很快令她不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北京以拥堵的街道、让人头晕目眩的立交桥、迷宫般的庞大街区及对外地人的爱搭不理著称。

而且李田田发现一个不妙的事情：钱丢了。到北京的最初3天，她只好四处游荡，睡在马路边，3天里只吃了一顿饭。8月3日，李田田逛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是所有中国百姓一生中必须瞻仰的圣地，集中了全国最为虔诚的游人、背包客、以及无数倾诉者。大多数人兴奋而来，不过是走马观花，将来留在记忆中的，或许只有一张以悬挂毛主席像的城楼为背景的快冲照片，而终究无法抵达古老帝国的核心。

始建于1417年明朝的天安门广场，最早是T形。1954年扩建，并在广场中央建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除了天安门和前门，广场周边被纪念碑风格的斯大林式建筑包围。广场西侧是人民大会堂。广场东侧是国家博物馆，设计精良，展示着古老文明的片段。广场占地面积44公顷，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80米，地面全部由经过特殊工艺技术处理的浅色花岗岩条石铺成，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

广场上的习习凉风吹动着李田田的短发和衣衫，长途旅行让她疲惫不堪，但是兴奋异常，流露出每个初到政治中心的造访者的雀跃。雄伟的天安门广场此刻就是这个强大国家的化身。李田田造访首都的前一年，2008年奥运会成功地在北京举行。这里还回荡着成为世界焦点的自豪之情。不久之后，世界又开始欢呼中国经济实力跃居全球第二。一个强盛的大国正在崛起，每一个如李田田这样的普通人，都希望个人的命运如国家的命运一样，同进共荣，不再飘零。

当李田田站在广场中央，身处操着各种语言的如织游人中间，自己的目光与其他焦渴、热切的目光撞击、然后又被金水桥前领袖画像那深沉的目光盯牢，她理所当然会感慨广场真大、北京真大，而人却如此模糊和渺小。时间其实没有走远。并不遥远的历史和不可阻止的现代化，在这里紧密交汇。21岁的李田田身处世界上最具后现代风格的一座超级城市，她一时感到了茫然。

或者李田田并没有注意到广场上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以及留着平头、双手习惯性贴着裤线有规律摆动的武警士兵。这是北京乃至全中国最安全的地方。所有人的行动都置于严格的安保措施下。看起来波澜不惊的广场实则静水深流。安徽女子李田田的命运由广场肇始，进而急转直下，着实出人意外。

二

这天下午，李田田收获了一次讯问。她做出了一个至今自己也无法解释的事情：翻过栅栏进入了广场西侧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大会堂院里。李田田的解释听起来有点荒诞。她称在问路时遭到了大会堂门前一名武警的欺骗，于是准备找对方理论。遍布角落的监控探头，在最短的时间发现了这个瘦小的身影。武警飞扑过去，将她制服。随后警车赶来把她带走了。

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一幕。人潮如织的广场，每天都有数名粗心的家长和自己的孩子在这里走丢。一场大型的庆祝集会过后，清洁工人总会捡拾到几十双踩丢的鞋子。有一年国庆节升旗仪式，十万人涌入广场观旗，结果留下了成吨垃圾。每天都有奇奇怪怪的事情在中国的心脏发生，这一带的警察对此多少已经见怪不怪。

警察询问了李田田的籍贯和姓名，问她为何采取了这么一种鲁莽的行动。要知道，冲击国家机关的罪名可不是开玩笑的。他们的询问耐心而有章法。李田田的说辞缺乏可靠的逻辑支撑。因为饥饿和惊慌，她显得语无伦次。几个回合下来，富有经验的警察似乎明白了什么。

8月3日晚，李田田被带至派出所四五个钟头后，三个衣着笔挺的男性公务员出现在她面前。这些男人操着和李田田相近的口音，声称来自安徽阜阳驻京办事处。警察没有对李田田做出处罚，也没有通知她的家人，而是把李田田直接交给了来自家乡的陌生人。

三人是家乡派遣来的驻京干部，众所周知，计划经济年代，驻京办的职责是跑项目，接待进京地方官员。现在，驻京办的另外一项工作职责，就是劝阻那些来自家乡的告状者尽快离开北京，回老家解决问题。如果这类事情发生过多，显然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脸面，也影响地方官员的仕途。有时，他们也会花钱雇用线人，阻止此类事件在首都发生。

家乡来人的脸上写着不悦。显然，他们把李田田当成了一个例行的麻烦制造者。李田田不断抱怨读书时遭受的不公，更加深了公务员的判断。此时，李田田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是一个初访北京的游客，而是一个需要警惕的人。他们要做的事情，是让她赶紧消失。

他们没怎么搭理李田田，只是叫她跟着走，说已经替她安排好了住处，或许明天就会买好返乡的车票。李田田记得，从派出所出来已经是晚上10点多，她被这三个来自家乡的男人带领，到了火车南站不远处的一个叫“聚源”的小旅馆。聚源宾馆位于丰台区马家堡23号院。西边紧邻着北京南站，从外表看没什么特殊之处，周边这种不起眼的小旅馆还有很多。

聚源宾馆老板是一名刘姓河南人，他在此事件中自始至终没有公开出现。刘老板把大多数房间出租给了河南桐柏县的驻京联络办，这里也为其他兄弟省份的驻京办提供一些便利。

李田田被送进聚源宾馆，带她来的男人把李田田交给女老板，交代了几句就走掉了。他们有过合作，因此已经熟识。女老板把李田田带到客房走廊尽头，右转进入一个木门，推开木门，里面有一层铁门。一个年轻男子打开铁门，里面摆了四张床，再往里又有三个套间，全是上下铺。然后锁上门离开了。她发现，里面已经来了好多人，主要来自河南和安徽。这里名义上是宾馆，但是自由出入并不容易，需要经过保安的特别批准。保安也是雇用的，用来制止可能的麻烦。

身后的铁门关上了。一个高个年轻男子来到李田田的面前。男子被聚源宾馆的人叫做“小强”，小强的大名叫做吴建。安徽人彭光发说，小强是驻京办雇来专门看守他们的。他说：“他们总共七八个人，都是河南南阳人，经常动手打我们。”

他们没有执法权，但是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当他们的雇主，让有些人有恃无恐，自以为拥有合法控制他人的权力。特别当铁门关闭，外界无从知道里面发生的事情。

小强把李田田安排在靠近大门的上铺，他自己睡在下铺。小强看李田田还没有吃饭，提出请她出去吃宵夜，被拒绝了。“我又不认识他。”李田田事后说。

李田田很快入睡。这个敞开式的大房间，没什么隐私可言。因此，睡在李田田床铺对面的彭光发目击了后来发生的一切。“将近夜里2点，小强站在铺前抚摸那个姑娘，然后爬上上铺，用一张被单盖上了两人。”

李田田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下铺那个高个子青年躺在自己身边，“他先是亲我的脸，又把手插进我的裤子。然后脱下了他的裤子，趴在我身上，插了进去。”

李田田的反抗引起了屋内其他人的注意。后来小强下去的时候，李田田喊：“你别走，你强奸我。”人们闻声扭开电灯开关，发现李田田的床单上有一些血迹，而李田田衣冠不整。彭光发说：“当时她的裤腿就褪在脚踝处，下身光着。”

“谁强奸你？都睡觉。”小强呵斥说。

河南南阳人王叙良也目击了这一幕。他说：“当时这个女孩子光说下面疼，下身不断往外出血。强奸她的这个人是看管我们的，他拿着大门钥匙，这是他的职业，就是一个打手。”

大家忿忿不平。李田田说，其间她被宾馆的一个女人接到了别的房间睡觉，“她说会保护我”。8月4日凌晨6点多，陆续醒来的其他人对夜里刚发生的事议论纷纷，不久愤怒全面爆发。大家纷纷指责小强。“他低着头，不再吭声。”彭光发说。

河南人刘莎开始砸门，因为心虚，看守们只是象征性地拦了拦。大家冲了出去，一哄而散。很快，“安徽女青年遭宾馆打手强奸”的消息，通过手机短信和网络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善良之人惊讶于光天化日之下宾馆成为非法拘禁之所。上午10点多，不少义愤填膺的网友得知消息后，从各个地方往聚源宾馆方向赶来。

其中包括三鹿奶粉事件中“结石宝宝”的家长赵连海，他因为三鹿奶粉维权具有相当的号召力。李田田先是被簇拥着去了聚源宾馆附近的派出所报案。据说小强跑掉了，警察把小强的弟弟和另外2人带回问话。李田田抱着沾有血迹的被子，又跟着众人一起去市局报案。赵连海亲自开车把李田田送到了公安局。得到消息的境外媒体记者也赶到现场。一名记者拍下了李田田站在作为证据的被子前的照片，后来这张照片未经处理就发布到网络。一场发生在小旅馆的性侵案，几乎要催生一场大事件。

三

8月5日，阜阳大黄镇的李自付接到了镇派出所所长打来的电话。李自付是李田田的大伯。镇里让他到北京接人，说李田田把宾馆门砸了。李自付和李田田的舅舅王忠诚一起连夜往北京赶。

李田田此时一直身处派出所配合调查。这期间，警察让她指认犯罪嫌疑人，8月4日晚，警察带她到北京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给她“洗精”。次日，李田田被送至法医医院做鉴定。因为下体一直在出血，8月5日晚，又被带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急救科，富有同情心的女警察为李田田带来了新内裤。李田田说伤口是被强暴时留下的。她虽然有男朋友，但是并没有过性行为。8月6日晚，警察又带李田田到精神病院做了精神检查。

关于其他，李田田记不清了。她对北京不熟悉，由警察带着走完了各种程序。甚至去检查的医院在哪里，检查和鉴定结果是什么，作为当事人，她也不知道。警察只是履行办案公务，没有破案之前，似乎也没有义务向她提供。因此她不知道任何结果，也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懵懵懂懂中，李田田只记得，自己是在派出所的一间小屋度过了3天。

此时，大伯和舅舅已经来到北京，被界首信访办安排住进了盐湖宾馆。同行的还有大黄镇的党委书记。之前，大黄派出所的所长也到了北京。李田田事件引发的群体效应，或许会影响基层政府的政绩。这让他们担忧。

“政府向我保证，一定要严惩凶手。”王忠诚是一个头脑单纯的农民，他相信书记的承诺。

界首信访办的人贴身跟随，阻止王忠诚跟闻讯赶来的北京记者交流。两人行动受到了限制。8月7日上午，他们在派出所见到了李田田，不容得多说什么，一点时间都不允许耽搁，随即搭乘一辆镇上来的轿车赶回安徽。

李田田噩梦般的北京之行就这么快结束了。在北京的一周，她分别住在街头三晚、派出所三晚、聚源宾馆一晚。那些和她萍水相逢的警察、驻京办干部、河南人、安徽人、网友、小强，她一个也不认得，也渐渐模糊了。

马家堡23号院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被住宅楼、汽车行和烟酒铺包围。聚源宾馆在院子尽头，是一栋4层的陈旧小楼，楼道里堆放着换洗的床单，房间里充斥着异味，墙上贴着按摩的价格表。这里又恢复了平静。如果不去追究，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事发一周后，李田田曾经住的地方已经人去屋空。“现在没有关人了。”前台的服务员一脸木然地说。

这里永远找不到负责人。河南籍老板据说回家了。曾被锁在这里的河南人刘莎说，他们关在宾馆封闭的屋里，住着20多人，有些是老弱伤残，吃得很差，空气不流通，喘不过气来，头痛，有好多人得了流感，雇用的保安害怕他们的行为被曝光，拿走了他们的手机，断绝了与外界联系。

刘莎得知，聚源宾馆是一个姓刘的原信访官员开的，这里经常关着几十个失去行动自由的进京者。这是个不错的生意，“宾馆从地方政府手中每一个人收取200元，一年收的钱可能上百万”。他们的命运是，被强送到宾馆，然后由各自家乡的信访人员接回家乡解决问题，这样做是为了维护稳定。

如果考察一下地形，就不难理解聚源宾馆为什么生意兴隆了。从宾馆出来往北不远，陶然桥东北角，这里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同时也是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方圆几公里每天都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如李田田一样的倾诉者。北京是他们心中的道德寄寓之所。周日傍晚，在陶然桥立交桥下，许多人准备在地下通道过夜。他们在等待周一人民来访接待室上班，然后递上各种复杂的材料。李田田也曾经像他们一样露宿街头。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落魄者，寄希望于北京之旅扭转命运，却被强制栖身这间陌生的旅馆。

这里的生意还衍生了副产品。一个东北女人在街头兜售印刷简陋的“首都机构名录电话”，为初来者提供指南。几个上岁数的女人，在招徕游说疲惫的外地人到旅馆投宿。

关注此案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说：“被关在里面的人完全是无辜的，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续。”由于缺乏保护，伤害事件也时有发生。在李田田被性侵害的这一年4月，来自山东的姚晶被家乡驻京办和宾馆的几个男人打伤，脾内部挫裂，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有生命危险。随后，4月30日到5月2日，地方官员迫于舆论压力一共为受害者支付了两次医疗费。

案发辖区派出所的一名女警官透露，李田田案已由刑警办案，由区公安分局直接负责。李田田的舅舅王忠诚说，北京警方已经去河南抓捕嫌疑人小强。几天后消息传来，8月11日，施暴者聚源宾馆的看守吴建（小强）到河南桐柏县公安局投案。

家人准备聘请律师“起诉李田田被非法拘禁造成的伤害问题”。但是却不知道究竟谁最应该被追究责任。家乡的驻京办承认发生过李田田事件，但是宣称“这事外界没必要了解清楚”。河南南阳驻京办说，桐柏隶属南阳，但是桐柏县是否有驻京办，这事不归他们管。聚源宾馆的老板说：“我们是做生意的。8月4日那天宾馆很正常。”

至今也没人为这事做一个完整和合理的说明。发生在李田田身上的伤害，似乎见怪不怪。李田田可能的命运，以及这趟令人不安的北京之行，注定会悄没声息在生活中快速抹去。

四

2009年8月4日，安徽姑娘李田田在被带进聚源宾馆6个小时后遭到强暴。案发之时，已有70多名各地来京的特殊住户被带进宾馆，拥挤于这家毗邻北京南站的灰色院落内的简易房里。

2009年11月4日，丰台法院不公开审理安徽籍女子李田田被强奸案。12月11日，一审落案，被告人吴建以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附带民事赔偿李田田经济损失2300.9元——经济损失被认定为交通费457.2元、医疗费1145.4元、就医住宿费504元、误工费194.3元。

“对于判决我很遗憾。”李田田的律师张荆表示。在判决中，占到10万元的“心理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均未获法院支持。

李田田和她的父母一开始没有借到路费无法来京听判，后有公益机构表示愿意资助路费，又因为安徽当地天气突变影响交通，李田田及其家人最终放弃来京。

李田田说，她被这件事吓坏了，每天做噩梦，靠吃安眠药入睡。李田田对8年刑期表示认可，但认为赔偿数额过低。判决书中未提到26岁河南省桐柏县男子吴建的职业。在李田田的附带民事起诉书中，其身份为聚源宾馆的“看守”。

法院审理查明：8月4日凌晨2时许，吴建在丰台区聚源宾馆、河南桐柏县驻京信访工作联络处所租用的房间内，在多名人员在屋内住宿的情况下，强行与被害人李田田发生性关系。后经鉴定，李田田被诊断为边缘智力及精神分裂症，被实施违法行为时性自我防卫能力减低。

庭审中，吴建对指控的强奸犯罪事实没有提出异议，并表示同意赔偿李田田合理经济损失，但提出其不是在公共场所强奸妇女。其辩护人还认为，吴建的行为应认定为犯罪中止，并有自首情节，建议从轻处罚。

法院判决认为，吴建在公共场所当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吴建辩护人提出的犯罪中止，与证据证明事实不符，法院未采纳，但同时鉴于吴建有自首情节，予以减轻处罚。就附带民事赔偿部分，法院认为吴建对其犯罪行为给李田田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李田田要求吴建赔偿经济损失中无法律依据部分，不予支持。

“判决时他一直低着头，庭审时他的头是仰着的。”律师张荆回忆，被告人吴建的精神状态还不错。法官宣判后，吴建很坚决地说了句“我要上诉”，便再没有说话。

李田田案的一审结果在网上引发了舆情质疑。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作为公诉机关的丰台检察院正式提起抗诉，理由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

数月后，安徽籍女子李田田于聚源宾馆被强奸一案，在北京市二中院终审宣判。二中院最终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吴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出的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一审判决时，丰台法院引用的是《刑法》236条第1款对吴建进行判罚，该条款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检方抗诉时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按《刑法》第236条第3款第3项之规定予以处罚，即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此次二中院的终审判决，纠正一审判决错误，依照的是《刑法》第236条第3款第3项。

针对检方抗诉意见，二中院指出一审判决确实在援引法条方面出现错误，但鉴于对实体判决不产生实质影响，直接纠正。据此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强奸犯吴建终审获刑8年。

张荆说，曾经考虑先行起诉聚源宾馆，尽可能地先为李田田提供一些实际的救助，“但这样做的话，没有政府介入进来，聚源宾馆从法律关系上与李田田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因对她实施侵害的人是政府部门雇佣的吴建”。

在李田田案中，“看守”吴建实是孤独的，那些雇主和主使者没有出现在被告席上。审判没有涉及“非法拘禁”。但是，假如不是非法剥夺了李田田的人身自由，强奸就不可能发生。特别是，强奸者吴建的身份是看守，这到底属于政府部门的职务行为，还是接受委托的雇佣行为？

因此，本案中谁雇用了吴建并没有涉及和追究。李田田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张网。新京报的评论说，就算是发生了强奸这样严重的刑事罪案，雇佣者单位也置身案外，毫发无损。对一个遭到当众强奸的被害人，判令侵权责任人赔偿2300.9元无异于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

五

坐火车，从北京到阜阳，需要10个小时。

跟中国无数急于开发的三线城市一样，这里嘈杂忙乱，空气污染严重。经过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即便城市郊区的农田也盖上了高楼，铺上了宽阔的马路。空气污染源来自附近两个生产电池和塑料的乡镇企业。李田田生活的大黄镇，在阜阳西北，距离阜阳80公里。乘坐农间客车去那里要三元钱。这里更加偏远，虽然人们的生活不可避免受到了城市化的影响，但是依然保留着缓慢的生活节奏。农人们已经将地里的玉米收割完毕，开阔的浅褐色的土壤里，已经种好了新麦。这里还保持着靠天浇灌的习惯，亩产不高，不过300到500公斤。三三两两的农民在侍弄着晾晒的玉米，有的在镇上骑车而过。没有人关注发生在900公里之外的北京的故事。一个同乡遭受了怎样的凌辱，远不如今年的收成如何更能成为村人关注的话题。李田田案件曾经掀起的波澜，在判决不久就已经烟消云散了。

8月6日，北京的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中心曾对李田田做过精神鉴定，诊断她为边缘智力及精神分裂症，被实施违法行为时自我防卫能力减低。8月7日，大黄镇政府和派出所把李田田接回，他们希望家人把她送到界首市精神病院。这引起了家人强烈不满。对于李田田来说，这种方案是屈辱的。李田田的舅舅王忠诚认为，李田田出事受了刺激，3天后就做鉴定，结论难以服人。张荆律师也在庭审中陈述：“对受害人进行精神鉴定，既无法律依据又无现实必要。”事件发生以后，李田田能及时呼救、指认并报警，其行为符合一个正常人的行为模式。整个过程足以证明李田田对自己的行为具有正常的认知、表达能力。

现在，李田田的家人更关注可以得到多少经济赔偿。这对这个农家是更为具体的现实问题。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家人看来，聚源宾馆也是该索赔的对象。王忠诚说，本地政府曾暗示给予李田田钱财，以换取李田田放弃对安徽阜阳驻京办、河南桐柏县驻京办、聚源宾馆三家提起任何诉讼。事发后，为了安抚李家，大黄镇给她家四口都上了低保，镇里还准备了两万元，为李田田治病：李田田被性侵后，泌尿系统受到了损伤。尽管领导们也对判决结果不满，替李田田叫屈：“这么严重的犯罪，才赔2300元，跟没赔一样。”但是镇领导又表示，李田田家至少有三家临街的门面，可以卖水果和日用品。这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因为大黄镇比她家穷的人还有很多。

家庭会议持续了一会儿就结束了。人们重新陷入了沉默。现实问题继续让他们苦恼。李田田担心将来无法走出被人嘲弄的阴影，她只是希望赶紧离开家乡。

但是又能到哪里去呢？

她似乎只属于大黄镇。北京对于她太不现实。她还记得行走在北京的街道上的雀跃，以及后来将一切吞噬后的无助。她只是一个陌生的过客。

2011年，一部由新锐导演执导的电影叫做《到阜阳六百里》在中国的文艺院线上映。李田田一定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影片讲述了一群阜阳人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的打工生活。主人公买了一部二手大巴，伪装成一辆合法运营的客车，将那些渴望春节准时回家但是买不到车票的阜阳老乡运回家乡。这是一个隐喻。现实中国的地域差异，决定了中国人这种候鸟般的生存方式。从家乡到国家中心的旅行并非坦途。李田田的命运再次证明了这点。（当事人使用了化名）

换偶者

性派对

2009年8月17日。古都南京。秦淮公安分局白鹭洲派出所的警员在下午发动了一次突袭，闯入了一个隐秘的性派对。在辖区一家著名连锁酒店的120房间，当场擒获5名参与者。

警方没有透露是如何获取这个隐秘信息的。被当场抓获的女网友“明月”事后说，同行的一名女网友，在QQ群里公布了联络电话和派对地点，可能被监控的警察掌握了行踪。2012年，中国互联网用户达到创纪录的5.64亿人，网络改变了过去中国人单一的交往方式。人们不光在网上购物、订购演唱会门票，还在网上结识异性，或者寻求刺激。

43岁的湖南女子“明月”在南京做销售。坐在一间嘈杂的中式快餐店里，她回忆说，当天中午，一名陌生男子走进120房间，坐了一会就离开了。明月说：“以前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人来了又走了。大家只在网上联系，互相只知道网名。谁和谁发生了性关系，我也记不清了。”

这名男子走后不久，时钟刚指向中午1点，警察突然踹开房门闯入。5名被捕网友随即被带至白鹭洲派出所，并交代了此前各自参加的性聚会。由此，这一性派对案竟然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明月”说，是网友“誓言”把她带入这个以性交换为乐趣的圈子。“誓言”被传唤到案后又供出了其他人，其中包括网友“海狼”。“海狼”则供出了后来阴差阳错成为这场“聚众淫乱”案主角的“阳火旺”——南京一所大学的副教授马晓海。

4天后的8月21日晚上11点多，两名便衣警察敲开了马教授的家门，称马卷入了“聚众淫乱”案件，将他从马台街的家中带至白鹭洲派出所。

这个闷热的夏季，抓捕行动还在继续。随着交叉人群的几何递增，被牵扯进去的名单越来越长。

性在中国是一个隐晦地带。它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形态。1949年执掌政权的共产党政府取缔娼妓，并宣称消灭了梅毒。革命激情全面战胜了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化，性的享乐功能受到抑制，它日益变成一个生产的工具。人们谈性色变。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意识形态依旧在个人生活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曾经，为了打击民间兴起的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许多中国年轻人仅仅因为在家中举办男女参加的舞会，就被以流氓罪判刑入狱。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开放继续深入，色情业也在中国悄然兴起，性工作者遍布从沿海小镇到拉萨的几乎每个中国城市。中国法律继续声称不容忍淫业，但是因为涉及巨大的利益，一些城市管理者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97年修订《刑法》，删除了过时的流氓罪，聚众淫乱罪被分解保留了下来。它的定义是：三人以上从事的违反道德规范的性交行为。对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现实是，十几年来，中国极少出现因“聚众淫乱”宣判的案例。北京华欢律师所的律师彭剑认为，“聚众淫乱”判例少的主要原因是：行为私密，法律确定上有一定难度。

尽管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二○○○——二○○六》显示，被调查者中近2/5的人并不认为“聚众淫乱”是犯罪，近3/5的人认为现行法律的处罚过重。但是，对于性的个人选择仍然充斥暧昧的道德批判。特别当涉及没有背景的个体时，将继续显示：中国仍然依靠严刑峻法对私人领域实施着精确的控制。

马教授

传唤次日，马晓海被转至辖区的红花派出所。他很快向警察承认自己参与过网友间的性派对。马晓海是一个建立于2007年，名为“夫妻旅游交友”的网络QQ群主。2009年五六月份，马晓海发公告宣布解散了QQ群。他说因为生理上的原因，自己不打算继续玩了。

审讯持续了一周。警方指控：嫌疑人主要通过“夫妻交换”、“走错房间”、“南京派对”等QQ群，“公开交流性体验，进而聚众淫乱”。涉案网民多数被执行逮捕，少数取保候审。马晓海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聚众淫乱’这个词。我一直认为，大家都是成人，没有谁强迫谁，都是自愿的”。

或许，相比“淫乱”，“聚众”更令人不安。警察监控了原本属于个人的QQ群及账号。警方未透露侦查中涉及到的具体人数。从时间上看，2009年8月17日第一批涉案网民被捕，至12月24日一名施姓网民被电话传唤，历时4个月。警方在2009年11月23日，12月9日，12月15日，2010年2月24日，先后4次向秦淮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2人，至少另有10人被“另案处理”。至全部结案时已近半年。

考虑到马晓海的教授身份，警方决定对马执行监视居住，准许他白天回去教课，还允许回家为患病的八旬母亲做饭。马晓海一度认为，此种迹象表明，警方认可这只是个违反常理的举动。他希望人生尽快翻过这令他蒙羞的一章。

监视居住期间，马晓海呈送给警方一篇长文《我好奇的沉思及其堕落经历与建议》，剖析了外人不知的隐秘精神世界。

他把自己参与性游戏的原因，归咎于两段失败婚姻造成的阴影。第一任妻子带着儿子去了美国。第二段婚姻10年前结束，只维持了2年，他称第二任妻子是个古怪的老姑娘，也是教授，但两人经常为琐事争吵。特别在性问题上，夫妻两人存在难以启齿的沟壑。根据一项来自中国民间的调查，很多家庭妇女毕生没有体会到性愉悦。而不少男人则依靠寻找婚外性活动填补空虚。这导致了非常多的家庭悲剧。

马教授的家庭悲剧不仅仅来自性文化上的压抑以及性教育的缺失，马晓海家中有4个精神病人。母亲年轻时得过精神病，如今患上老年痴呆。大哥因为精神病自杀，二姐患有精神病，外甥曾因精神问题卧轨被救。马晓海的第二任妻子又带着儿子离开了他，还给他带来了经济损失，对前妻的怨恨，经常让他陷入不能解脱的精神困境。

2003年一个网友把他带入了换偶圈子。他陆续遇到了若干个这样的网友：开放大胆，乐意一起尝试。“我感觉我们是相互愿意，也没有威胁，也没有利诱。我也从来不主动去发起。别人找我来了，我就愿意。大部分都是来看看就走了，真正一起玩的，很少。”马教授说。

他说这种没有任何负担的性，不带感情色彩的性，对于游走在精神疾患边缘的自己，是一种解脱。

他并以亲身体会断言，“进入这个圈子的都是性压抑和性扭曲。”他接触到的圈内“同好”，有的性亢奋，有的性无能，有几对夫妻是性生活不和谐，但是“纯粹追求刺激的没有”。而他自己，马晓海说，“同好”活动使负面情绪成功实现了转移。但是，这些“研究发现”遭到了办案警察的呵斥。警察讲，“没有时间听你这些胡说八道。”

北京林业大学的方刚是一名性学研究者，2003年开始接触换偶人群研究，马晓海涉案后，曾到南京对马做过一次访谈。方刚不认同马所说的换偶人群是性扭曲的说法。他说，换偶的动机和原因，主要是为了提高性生活愉悦，不应该被污名化。说到性压抑，方刚说，“如果说是在社会舆论和控制面前，不得不小心谨慎，那是肯定会存在的。”

跟陷入矛盾焦灼的马晓海一样，涉案者承受着沉重心理压力。和“明月”取保候审的共有5名网友，除了“明月”，均拒绝接受访问。“明月”被控参与了6起聚众淫乱，其中2次在自己家中。离婚后从湖南来到南京做推销多年，和一个当地男友同居，她称，参与性聚会是为了报复和男友争吵后遭受的心理伤害。她处于防卫和自责交替的状态，“在广东上学的孩子知道了。孩子告诉我，如果我再有一次，就和我断绝关系。”她痛哭不止。“明月”被拘留了35天，曾绝食6天，烧坏了胃和食管。

“不管怎么说，”马晓海说，“这个事情对于大多数人是很难接受的。作为一名老师，做出这样出格的事情，自己也觉得很另类。我也应该接受批评教育。”

案发后不久，此事传到了马教授所在的大学。很快，系主任告诉马：学校通知，把马晓海的课停了。没人告诉马为什么，马教授也没问，大家心照不宣。接着，学校停发了马晓海的工资。随后，马晓海办理了辞职。

2010年3月22日，正处于取保候审期的马晓海，拨通了居住在北京的社会学家、性学研究者李银河女士的电话，寻求舆论支援和帮助。

李银河是中国有影响的为性少数群体辩护的学者。是已故作家王小波的遗孀。2010年3月2日，李银河通过人大和政协委员向两会提交提案：建议取消“聚众淫乱”罪。引发舆论哗然。事实上，这个大胆的提案在两会提案处就夭折了。

李银河辩解说，我只是说出了一个明显不过的道理，“聚众淫乱罪已经多年不实施，已经证明是条死掉的法律。”

李银河告诉马晓海，成人间自愿的、没有受害人的换偶，不应该受到审判。但是只要聚众淫乱这条罪名存在，它就像是一把达摩克利斯剑，随时可以掉下来。

马晓海抱怨，如今自己成为了道德和法律双重审判的被告。得知马教授被开除公职、或许即将被起诉、面临生活无着的窘困处境，3月23日，李银河在博客上奋笔疾书：谁来保护马教授的性权利？

虽然在富有争议的性研究领域，李银河已经不是第一次成为焦点人物。但是如此冲冠一怒，在温婉的李银河身上的确很少看到。

李银河说，换偶活动是公民中极少数人的一种性活动方式，它的确违反习俗，绝大多数人不但不会去参与，也根本不赞成这种做法。但是，仅仅违反习俗并不是犯罪。违反习俗的人的行为只要没有伤害到别人，就是他的权利。这一权利不应当以违反道德或违反习俗的名义被剥夺。

“取消这个过时的法律有一个潜在的重大意义，就是防止‘文革’时期公民权利被肆意践踏的局面再度发生。”李银河说，“如果允许公共权力以道德的名义对个人私生活或私人空间的介入和侵犯，或者使这种介入和侵犯合理化和合法化，带给我们的可能将是一个道德更败坏的结果。”

“我呼吁理性尚存的人们发出自己的正义之声和慈悲之声，奋起保护马教授的权利。”

冰山一角

然而为时已晚。2010年3月24日中午，53岁的马晓海离开家，乘公交车到秦淮区法院，快到下午2点半的时候，刑庭法官将一纸通知推到他的面前。开庭时间：4月7日。罪名：聚众淫乱。

在这个有些凉意下着细雨的同一天，包括马晓海在内的22名被告，领到了相同内容的传票，罪名全是“聚众淫乱”。

秦淮区检察院起诉的人数之多，可能创造了“聚众淫乱”罪名在中国刑法保留13年来的一个最高纪录。

经办此案的秦淮检察院起诉科检察官汪东说，除了22人，可能还有几个人会陆续起诉。汪东说：“以前也有过这种案子，但是人数从没有这么多。”

检察机关指控：在从2007年夏天至2009年夏天总共2年的时间，22名被告在南京多个地方，组织参与了35起聚众淫乱活动。其中，指控马晓海组织、参与的达18起。

律师认为情况不妙：起诉书上，22个被告，马晓海的名字排在头一位，俨然成了“主犯”。

秦淮区检察院的检察官汪东说：这是按照组织和参与次数的多少来排列名字。马晓海参与次数最多，所以排在第一个，并没有不妥。

起诉书指控马晓海参与了18起聚众淫乱案，但是有16起涉案时间模糊。“2007年夏天的某日下午，被告人马晓海与荆某（另案处理）等多人，共同在马晓海家中进行淫乱活动”，“2007年7月的某日晚，被告人马晓海、邓某、张某及荆某等多人，共同在马晓海家中进行淫乱活动”。“某日”、“某日下午”这样的表示，在18项指控中出现了16次。

北京华欢律师所律师彭剑提出质疑：“某日这样的表述显然有问题，犯罪事实不明确！应该具体到哪一天。这怎么能说是事实清楚？”刑事审判的普遍要求是重证据不重口供，适用证据应该更充分、全面和确定。

北京旗鉴律师所刘晓原律师说，从起诉内容可知，马晓海的性活动，都是在家中这种私人场所进行的，没有社会危害性，不应该用“聚众淫乱罪”论处。聚众淫乱的量刑对象是，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者。多次参加者，指参加聚众淫乱活动至少达3次以上。其他偶尔参加的，应依《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追究责任，不以犯罪论处。

本案因此还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被指控参与超过3次的被告，取保候审后，未来有可能仅被判缓刑，免受牢狱之灾。与此对照，一个叫张明的男子，警方认定其只参与了2次，一次是用自己的身份证开房，只有一次和一女网友发生了性行为。却依照治安规定被劳教15个月。

“弹性太大了，可能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彭剑律师说。

关于是否经过了选择性执法，仍然存有争议。马晓海、“明月”称，“长达2年的时间，又是交叉联系，不可能只有22人。涉案人应该在300人左右。”现在他们怀疑，这次被起诉的22人经过了某种选择。

马晓海称，曾向警方供出一个圈中同好，据称是当地司法系统官员，但是此人没有出现在最后的起诉书中。“明月”说，她知道，不少QQ群每周至少有一次聚会。马晓海说：“北京上海都有很多夫妻交友群。苏州最多。我知道南京至少二三十个群，以一个群过去200人，现在500人算，总人数少说上万。”马说：“审讯中一个警官告诉我，涉及的人太多了。抓不完，干脆不抓了。”

坊间传闻：案发后当地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是淡化处理，一种要严肃处理。最终，后者占了上风。但是随着牵扯进来的人数越来越多，不得已又踩了刹车。

“其实我们都知道事实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案子目前呈现出的，只是冰山一角。”“明月”说，大学老师，公务员，甚至警察，都曾经是圈中“同好”。但是她提供不出更详实的证据。

“带到我们派出所的涉案人员只有30多个。”白鹭洲派出所刘教导员告诉我，此前这类案子的确不多，他用我熟悉的官样语言介绍说，“在市局的部署下，根据市局网监支队监控，我们派出所具体侦办了此案。2007年的时候，嫌疑人还是小范围的，到了2008年和2009年，规模逐步扩大，社会影响恶劣。公安机关依据法律关于聚众淫乱的明确规定，坚决予以打击。”

南京市检察院的肖水金说，三人以上在同一场所发生性行为，即满足聚众淫乱罪的构成要件。“聚众淫乱并没有规定有无受害人，只要是构成要件，就是犯法了。”

《检察日报》记者田骁说：“主流文化肯定不支持换偶这种行为，谁也不敢说，我支持婚外性，我支持多人性爱。另外，这跟社会的接受程度有关，就像以前，只要是婚外性，都是犯罪。但现在就没有通奸罪这个罪名了。”

这场争议巨大的案件再次显示：在中国，性仍然是一个价值观冲突激烈的领域。活跃的社会空气带动了性活动、性文化的活跃，也带来了公权力和私领域的碰撞。

深陷网中

马晓海南人北相，削瘦、沉默。闲下来时，马坐在卧室的沙发抽烟，沉思。从法院拿到传票回到家中，马晓海一直在收拾东西，他说：“准备去坐牢。”他患有老年痴呆的母亲在家里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

警方指控，这处马入住了10余年的不起眼的学校公寓，是14次聚众淫乱的事发地。在学生眼中，马晓海是业务娴熟的计算机教授、研究生导师。2009年率学生获得全国比赛一等奖。他还是一个关心两岸局势的博客写手，经常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现在他被打上了新的标签：“聚众淫乱者”。他意识到，辛苦积累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正在坍塌。

早在案发后不久，2009年9月18日，《金陵晚报》报道了“大学教授建换妻游戏群”一事；在检察院起诉阶段，2010年3月10日和25日，《现代快报》和《江苏法制报》，又分别以《南京一教授组织“换妻”活动》《被起诉教授为何成了换妻“教父”》为题报道此案。

在那些撩拨人心的情节上，媒体花费了大量笔墨：马被塑造成一个精神空虚、追求享乐的淫棍，一个喜欢夺人之美的变态者，他居然还厚颜无耻地说：婚姻是白开水，而换妻是一杯美酒。报道经过网络大量的转载、裁剪，变得面目模糊。特别是对“换妻教授”进行了渲染。比如，称换妻者在马家“经常一波接着一波”。实际上，起诉书上的其他21名人员，很多人马晓海并不认识。被起诉的22名被告，只有1名大学副教授，多数是普通打工者。职业包括保安、营业员、职员，出租司机，另有6人无业，并非外界盛传的“白领换妻部落”。准确地说，也非“换妻”，实为“换偶”。因为除了3对夫妻，其他人均为单身。

让马晓海不解的是：案涉众多网民，为什么单独把自己当成了主角？“我完全被妖魔化了，我不是这个样子。”一位参与报道的记者说，马晓海的身份有新闻卖点。“因为他是大学教授。”

李银河说

本案引发了中国舆论热烈回响。网络上的议论正在持续发酵。南京“换妻教授”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李银河加入进来。她在博客上呼吁取消“聚众淫乱罪”，保护马晓海的性权利力。让这场争论达到了高峰。尽管媒体使用了化名，网民还是通过人肉搜索找到了马晓海个人的信息。很少有一起案例让中国人有机会集体去关注一少部分人的床上之事。

在马晓海案件尚未完全尘埃落定前，我访问了同样处于风暴眼中的辩护者李银河。性学研究者对案件进入司法审判表示了强烈遗憾。

李银河说：“不能以一部分公民的生活方式为准，订立法律来惩罚另一部分公民的生活方式，不能用法律尤其是刑法来解决道德问题。我反对以聚众淫乱罪来起诉马教授。我自己不喜欢换偶，也不支持、不提倡大家都来换偶。但是换偶的人不应该抓起来被审判。这与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是相矛盾的。公民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他拥有按自己的意愿使用、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马教授的活动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没有金钱交易，而且他们是自愿的。不是说他把人强奸了，把人诱奸了，或者他偷别人东西、杀人了。在这个案子里，没这样的受害人。要是按马教授这样被抓被起诉的话，我觉得被抓的人也得数以万计了。”

我问她：“大多数人对换偶人群知之不多，媒体的报道也是倾向性很鲜明。有言论认为这些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变态和性扭曲？”

李银河说：“在人群里头，这种事情还是很少。这种方式只有少数人会尝试，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参加。在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性革命期间，《亨特报告》估计全美国约有2％的已婚夫妇至少参与过一次换偶活动。《红书》杂志的调查发现，有4％的人至少参与过一次换偶活动。一般从外国的情况来看，这些人群会有阶层的特征，多是中产阶级白人已婚夫妇，而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不会喜欢。它在国外并不违法，他们不会被判刑，不会被抓起来。这应该是与中国最大的区别。说这群人心理上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从社会学的调查看，还没有这方面的发现。”

我问：“对‘聚众淫乱’是不是属于私人的自由，争议很大。现实中，参加这种活动的人好像并不容易获得理解与同情。多人间的性活动，到底是什么性质？”

李银河：“其实这就是一种性聚会，是少数人的一种特殊的性活动。我的看法是，他既没有犯错，也没有犯罪。他的遭遇只能说是法律与现实的冲突。他是被滞后的法律和社会习俗的不宽容所害了。他最主要的冤屈是，他没有真正的伤害任何人，他们所伤害的只是社会习俗，但是不能因为一个人违反社会习俗就把他抓起来、开除公职，甚至起诉。”

我问：“性属于隐私，身体属于个人，不假。但是群交、换偶，显然突破了2个个体间单向的性模式，也突破了‘个人’和‘隐私’的范畴，在向公共空间延伸，难道不该用公法规范？人们或许担心，假如取消聚众淫乱罪，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李银河：“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我听到的咱们中国发生的这类事，一般都没有发生在公共场所，都是在家中、私人会所、小旅馆里头。如果要在大街上恐怕就很麻烦。比如在剧场或是公园里，旁边有很多不赞同的人围观，很多人是不愿意看到性行为的，就等于强加于人，这应该违反社会治安条例，跟在公共场所裸露的性质差不多了。我觉得马教授他们的空间目前还是在隐私的场所，公众看不到。而目前聚众淫乱罪的界定，不只是发生在公共场所。从过去的判例来看，这种在私人空间的换偶、性聚会全算。我认为，公权力不该干涉公民的私人空间。如果允许公共权利以道德的名义对私人空间介入，可能效果更糟。”

2010年4月7日，南京市秦淮区法院不公开审理此案。2010年5月20日，南京市秦淮区法院对南京某大学原副教授马晓海等22人“聚众淫乱案”做出一审判决，22名被告人均犯有聚众淫乱罪，其中，马晓海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其他21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到两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不等。

获悉判决结果的李银河说：“大家可能太乐观了，以为现在严刑峻法都不适用了。结果，说抓你，就把你抓了。可见，中国每前进一步有多么困难。”

没有人注意到李银河的预言。不久，我失去了和马教授的联系。他的手机关机，人去屋空，已经正式入狱服刑。此后三年，我继续寻找马教授的消息，马教授如同人间蒸发。我一无所获。（当事人使用了化名）

6　帝国的边缘

中国式市场经济将以一种当前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继续阔步向前，而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沉淀将为其提供牢固的基石。

科斯（经济学家）

夺宝奇兵

将军驾到

茶室里端坐的黝黑男子被围绕周围的景颇族商人们称作“赵将军”。赵将军来自缅甸的克钦邦反政府军。他外表粗粝，褐色夹克的袖肘已经磨损，行走在云南边陲城市瑞丽的街上毫不引人注意。这样的形象非常有助于他从事的副业——利用边民身份到中国境内捞点外快。

他叫赵山，年轻的时候他还是中国公民，在东北当过兵，“文革”时跑到了家乡一水之隔的缅甸一侧，后来加入了反政府武装克钦独立军。克钦人在中国就是景颇族人，两者同族同文。

赵山也许不是他的真名。这又能说明什么？活跃在中缅边境的商人很多都拥有三副面孔：一张中国身份证、一张缅甸身份证、一张往来两地的边民证。他们甚至有三个名字：一个汉族名字用于和中国人打交道，一个缅甸名字停留在身份证上，一个本民族景颇族或者傣族的名字烙在基因中。

“赵山是克钦独立军（KIA）的景颇少将。他带来了关于战争的最新情况。”消息在金星宾馆里的翡翠商人中间快速传播。陆陆续续，商人和一些身份不明的本地政府人员，驾驶着黑色轿车，驶进金星宾馆堆满玉石原料的后院，进入了赵将军的房间。房门紧闭，烟雾缭绕。从服务员清理出的满地瓜子皮和香烟蒂可知，讨论极其热烈。大家得知，这天早上，一支中国施工队伍在缅甸克钦邦铺设电线时，一名工人不幸踩中了地雷。

缅甸国内17年的停火协议，在2011年6月9日化为泡影。缅甸政府军和靠近中缅边境的少数民族武装克钦独立军（KIA）交火至今。缅甸是世界上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有135个民族。桀骜不逊的少数民族武装很难服从缅甸中央政府的统治。战事牵动着在边境线谋生的商人们的神经，也威胁着中国企业在缅甸的巨额投资。

2012年的春天，我在中缅边境经人引荐认识了大名鼎鼎的赵将军。此时边境线另一侧，缅甸政府军与KIA战事正酣。赵山坐在一块整木雕刻的茶座后面，不慌不忙品了口功夫茶，说：“战争打响后，克钦独立军宣布重新向帕敢的玉石商人征税，不予认可他们此前和缅政府签订的开采协议。根据这十几年的经营情况，最多的企业已经补交了数十亿缅币税款。战争很激烈，迄今已经发生了大小980次战争，互有伤亡。”

赵山伸出拳头用力擂在茶桌上，盖碗茶杯被震得一通乱跳。我注意到他的手掌粗壮有力。那一瞬间我毫不怀疑这是一只扛过枪沾过血的军人之手。这是我头一次近距离接触那些为了民族自由独立而浴血奋战的战士！我头脑中出现了儿时最为神往的画面：游击队员们在丛林中猫腰疾行，不时朝着敌人放冷枪，反动派应声倒地。我有点虚伪地恭维了他几句。赵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杨先生，你觉得中国人民应该给予苦难的克钦人民的解放斗争提供怎样的帮助？”

这腔调如此熟悉。但是直至目送赵先生和他的皮卡车（居然挂着云南车牌，有一名来自克钦邦密支那的专职司机）离开，我仍然没能琢磨出真经。赵先生的出现犹如打开了一幅中缅边境的隐秘画卷，此后，执著的民族主义者、暴富的玉石商人、自负的大型央企老板、环保主义者、缅甸流亡学生，各色人等陆续亮相。人人皆为利来。

敢莫

49岁的敢莫目光深邃，蓄着浓重的胡须，与这副威严的长相不相称的是，他永远跻着一双廉价拖鞋，外衣斜披在肩膀一侧，指甲缝黑黑的。敢莫是一个名为景颇大地文化交流委员会的民间机构的负责人。这个民间机构对跨境少数民族保持着特殊关注。敢莫说：“全球100万景颇人。在缅甸克钦邦有90万，称为克钦。在中国云南有9万人，称为景颇。这块庞大的跨境区域，我称之为景颇大地。”

敢莫就是景颇人。他梦想跨越中缅边境，建立一个完全由景颇（克钦）人自主的联邦体。这天，敢莫把中国工人在缅甸踩雷的消息发布到网站上，很快收获了数十个点击量。他对中国企业大举进入克钦邦投资表示了担忧，同时希望中国政府给予克钦势力以支持。他告诉我，这些信息可视为克钦KIA授权他发布。

敢莫的另一个身份是玉石商人，正在装修他位于瑞丽新区一栋600平方米的4层住宅，售价每平米1.5万元。水晶片装饰的金黄色巨大吊灯，从顶层一直悬垂到客厅中央上方。他赤脚走在柚木铺设的地板上，脚上还粘着泥。装修后1楼辟为玉石交易厅，2楼是景颇大地办公区，3楼与4楼自家居住。红绿各半、两把砍刀交叉的景颇大地旗帜摆在空荡的地板上，后面镜框里镶嵌一幅书法作品，据称是一名清朝皇室的遗老在深圳送给敢莫的。

敢莫的妻子和助手召也都是景颇人，同敢莫用景颇语交流。召两目有神，穿着与时令不符的军用马裤和一双长及小腿的战斗靴。他打开电脑，给我展示一周前他和敢莫去德宏州参加木脑纵歌节的视频。木脑节就是景颇族的“春节”。视频中，敢莫头裹民族头巾，手持景颇大刀在人群中摇曳起舞，如醉如痴。紧跟身后的召则是一身墨绿色二战美军制服打扮。酷似化妆舞会。召指着胳膊上的徽章说，“这是克钦101部队的标志。二战时期盟军为了在缅甸密支那击退日本人，美军招募克钦人组建了101特种部队。中国和英国军队对于密支那的恶劣天气一度束手无策，是克钦101部队攻下了日本人的阵地。”这成为景颇人骁勇善战的一个例证。

当敢莫和召的奇特装扮出现在木脑纵歌节，把出席活动的地方官员们吓坏了。英国人曾经许诺准许克钦人二战后独立，但是克钦人至今在与缅政府军作战，并把中方边境一侧作为后方基地。边境官员对此讳莫如深。说起当时这一幕敢莫哈哈大笑，随即又陷入沉思：“我小时候，只知道长江黄河，但这是汉族的历史。景颇族的历史在书本上几乎找不到，我很自然产生了探寻本民族的兴趣，并且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疑问，后来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多年前我在深圳做生意时迫切感到，开再大的公司挣再多的钱，需要的还是一种身份，我不想再迷失自己。”

在一个昏昏欲睡的午后，敢莫带我参观一场小型的“赌石”。一块运自克钦邦帕敢的石头，在瑞丽商人的手中接受检验。他们用强光手电照射，试图看清楚里面是否藏着翡翠。商人依据石头的纹路，判断来自哪些场口。他们试图赌一把，买下石头切开一睹真相。里面也许什么都没有，也许能换来豪宅与名车。敢莫用铅笔在小石头上画好线条，齿轮飞转，将灰白的石块一分为二，里面呈现出两条蚯蚓粗的淡淡绿色。还成。“这可以雕成两条龙，或者做一副耳坠。”

30年前，瑞丽只是蛮荒的边境小镇。边境讨生活的人，很早就用跨境民族的身份做生意。20世纪50年代，缅甸仍然是东南亚最富裕的国家。敢莫这个岁数的边境商人，也曾经干过在手臂上绑满手表走私回中国的买卖。50多年的军政府统治和动荡的民族冲突，改变了这一切。缅甸陷入封闭和贫穷。中国的故事完全相反。现在中国人更喜欢到巴黎和香港购买名包名表，到缅甸抢购翡翠和木材。

翡翠商人

在瑞丽的玉石一条街，我经过那些穿着笼基的缅甸男子，经过一滩滩啐在地上的令人恶心的红色槟榔口水，经过一堆堆拿着石头窃窃私语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新疆维吾尔族人，在僻静的铺面后面见到了彭觉。

彭觉个子不高，身材敦实，头发因为抹了椰油泛着黑亮，他有一张典型的印巴人的脸庞，是来自缅甸若开邦的穆斯林。瑞丽17万人口中，做玉石生意的缅甸人有4万之众。

坐在堆满石料的柜台后面，彭觉说：“我刚来瑞丽的时候，从缅甸运来石头卖会被抓。当时的黑市被称作难民街，都是没有合法身份的东南亚人。1992年瑞丽工商局设立玉石一条街，大家才开始光明正大做。”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经济开始全面进入快车道。

47岁的彭觉毕业于仰光大学历史系，参加了缅甸1988年的学生运动，被军政府通缉后走上了流亡之路。他一路北上跑到曼德勒，1990年以难民身份跑到瑞丽。22年来彭觉一直不敢回缅甸。他嚼着红色的槟榔说：“缅甸人一直生活在黑暗中。当年我们和昂山素季一起反对军政府的统治。很多朋友被抓。幸好我跑到了中国。”

现在，头脑精明的的彭觉依靠向中国贩卖缅甸玉石，在瑞丽已经拥有3家店铺和一辆卡迪拉克，彭觉还被选为瑞丽宝玉石协会副会长，他给我看自己用汉文写的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诗歌，说“我特别钦佩中国的发展”，现在他迫切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瑞丽被准许成为执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实验区。瑞丽江以南，只有一小片飞地属于中国，叫姐告，它的周围被缅甸包围。这里实施“境内关外”政策。姐告不设海关，而是把海关后退到姐告桥的瑞丽江北侧。尽管缅甸在内比都设置了公盘交易，只允许玉石从海上出口，仍然有一半的玉石从克钦运到瑞丽。

现在瑞丽成为世界最大的玉石原料交易地。所有原料来自世界唯一的翡翠产地缅甸克钦邦。彭觉的助手熊伟说：“据估算每年翡翠的产值在3000亿元，但是缅甸只赚走了300亿元。其余都产生在中国。”

中国人的步伐深入腾冲—密支那公路，沿线原始森林几乎被砍尽，柚木出售到瑞丽，铺设富人家的地板。在帕敢，中国玉石商人的推土机把山体夷为平地，黑色的山底土都翻出来了。进入玉石矿区的土路几乎没有一段平整，被拉玉石和木材的大型货车压得坑坑洼洼。

瑞丽新富们的生活是买车买地。福建商会的副会长柯文聪向来客展示左手中指一枚价值500万元的翡翠戒指，门口停着他牌号9999的宝马卡宴——用一块玉石换来的。柯刚买了一栋600万元的别墅，地点在瑞丽富人扎堆的地海温泉，几步之遥是高尔夫球场。现在他又买了一块地，正在盖一间三星酒店，几个月后开业。他告诉我福建人的生意经是“冒险加团结”。手无寸铁到边境掘金的进取精神自不必言，说起团结，他得意地说，福建人与人发生矛盾冲突时，所有人都会过来帮忙，“只需要打一个电话”。

柯说：“1992年我刚来瑞丽，这里只有一条‘难民街’。最早瑞丽动员深圳万科来开发地产，人家瞧不起还不愿来。现在已经有四五家上市房产商聚集在瑞丽。瑞丽的楼盘均价涨到了6000到1万，小菜比昆明还贵。”

敢莫的助手召记得，10年前，瑞丽主要的糖厂路两边还是田埂。现在到处开发，土地炒到700万元一亩。敢莫说：“瑞丽完全改变了，但是很多规划和建筑十分糟糕，把内地很多建筑糟粕引进到这里，失去了这里的民族特色。”

敢莫的白色越野车缓缓经过珠宝街的时候，他摇下车窗，指给我看琳琅满目的店铺，以及停靠在门前的奔驰、宝马，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我们克钦大地的资源养活了多少中国人啊。你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但我们并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当年我在深圳做玉石生意，就对周围人说，我们景颇大地的资源可以造好几个深圳。过去是石头、木材，现在是水电和天然气，都卖到了中国。中国的步伐太快了，我接触到的缅甸人很多都怕中国人。”汽车绝尘而去。瑞丽新修的道路很宽，但是有很多路口居然没来得及装红绿灯，交通混乱，如同一个隐喻。

领导

中国试图把云南打造成对外“桥头堡”，无数中国企业深入缅甸这个长期遭受制裁的军政府国家。给这个封闭小国带来效率、还有畏惧感。缅甸正处于重大改变的前夜。长达半个世纪的军政府统治逐渐隐退，以昂山素季为代表的民主力量重返政治舞台，加上传统军事反对派，各种势力胶着。作为缅甸最大的投资国，中国国有大型企业长驱直入的步伐，陷入了各种力量角逐形成的漩涡。类似一幕曾在非洲上演，而且更严重。随着非洲民主运动的兴起，大量中资企业对局势变化深感难以把握。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警告说：中国政府应做好企业海外投资的宏观环境信息提供者，但现有的办法和指南，已经无法对不断变幻的热点地域局势、国家或部落之间的纷争进行及时跟踪和整体评估。

站在灯火通明的中国云南瑞丽口岸，就能感受到中国国企对缅甸的热情。瑞丽是中国通往缅甸的主要大门，瑞丽口岸灯火通明，挂着缅甸牌照的货车首尾相连等候通关。车上装着粗大的石油管道。2010年6月，中缅石油管道动工，起点在彭觉老家的皎漂港，纵贯缅甸，经过771公里跋涉，经瑞丽直通中国，供应中国对能源饥渴的胃口。

边境线一侧诞生了一长串缅甸旅馆、餐馆、卡拉OK及地下妓院，排解缅甸司机的思乡情。酒足饭饱之后，有些人躲在国境线缅方一侧就着烛火注射海洛因、或者寻找一夜之欢。

瑞丽市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行政官员张琴不无担忧：“边境线大约有100名性工作者来自缅甸内陆，她们主要出于经济目的被拐卖到中国。”1989年，在瑞丽发现了中国首例吸毒感染艾滋病例。张琴说，现在性感染艾滋病比例正在大幅上升。

据缅投资与公司管理局透露，截至2011年7月底，有31个国家在12个领域共投资逾360亿美元，中国排名第一，达到近160亿美元。中缅贸易额也居缅甸对外贸易额首位，达36亿美元。中国对缅甸出口主要是投资带动的原材料和设备出口，达20多亿美元，而缅甸出口中国的主要是矿产品、农产品，达16亿美元。

到2010年1月，中国对缅投资的官方统计也不过18亿美元。统计数据在最近一年半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变化，主要原因是，中国对缅投资主体逐渐由云南的中小企业转变为中石油、中电投等超大型央企。根据中国企业与缅甸政府签署的协议，今后几年还将是中国对缅投资的高速增长期，其中水电和油气仍将是中国企业对缅投资最主要的领域。先行者必将最先撞到玻璃门。

在中电投云南公司位于昆明的写字楼，李光华指给我看缅甸地图，穿越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上布满了标记。他说：“包括中电投之内，有10几家中资企业在缅甸搞水电开发。我们公司在中国，商战在缅甸，对手几乎都是中资企业，竞争激烈。”

李光华是中电投云南公司总经理，风度翩翩，长期在电力部及电力公司任职，2008年到中电投云南公司时，缅甸项目已开展了2年。

2006年，缅甸电力部跑到昆明招商引资，找到中电投，希望为遭受制裁的军政府获取经济外援。中电投是第一家进入缅甸的中资水电企业。李光华的前任和内比都高官在昆明、北京、内比都频频会谈，坐着空调汽车从一场会议赶到另一场。

李光华说：“后来，其他中国发电企业一窝蜂过去，为了争夺项目各显其能，情况发生了变化，缅甸方面开出的条件一再变化，最终变成了招商选资。条件越来越苛刻，越来越恶化。”

中电投在缅甸的商业模式是BOT：水电站建成运转50年之后，所有设备移交给缅甸。这个在缅甸人眼中巨无霸式的项目，要在伊洛瓦底江上建包括密松在内的7级电站，总投资1600亿元人民币，2000万千瓦，这是中国迄今最大的对外投资项目。7级电站加起来，基本跟三峡发电装机发电量相当。

根据合同，缅甸获得10％免费电量，其余90％卖回中国。缅甸免费提供土地，无须征地，缅方占15％资源股。李光华测算，这个项目可以满足水电投资8％的回报率。而且离中缅边境很近，缅甸答应出关免税，从投资看，仅相当在云南开发水电站。

李光华说：“外界盛传我们侵占了缅甸的很多资源，实际不是。给缅甸10％的电量，就是200万千瓦装机。缅甸全国只有300万千瓦装机。如果200万不够，将来首先保证缅甸的需要。我作为一个公司，卖给谁不是卖？中国一年装机十几个亿，缅甸项目在中国是小零头，根本不是大资源，只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对于缅甸却只有好处。电站按百年设计，可以为缅甸提供1万亿元人民币收益。”

李光华位于22层的办公室里，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只有身后书架上的一尊毛泽东像金光闪闪。他说：“这是去江西参观带回的纪念品。我们企业现在强调井冈山精神，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走群众路线。做企业必须给老百姓做好事。”

或许矛盾的是，李光华打交道的对象是缅甸军政府，缅甸民间一直对此颇有抱怨，认为中国企业忽略了缅甸普通人的利益。

李拿出中电投制作的精美宣传册，公司高管和内比都军人官员签署协议的场景一一展现。画面中一个多次出现的中年男子显示出重要的身份。他和中国高官握手言欢，在缅甸总统登盛面前则尽显谦卑。李光华说，“这是缅甸亚洲世界公司的老板罗秉忠。缅甸不允许外国独资，必须和缅甸企业合资。缅甸政府规定亚洲世界公司和我们合作，有什么事情也是通过亚洲公司找我们。据我所知，差不多所有的大型中资开发项目，缅甸都要求中资企业和亚洲世界公司合作。”

罗秉忠是缅甸华人，他的父亲罗兴汉创办了亚洲世界公司。美国缉毒署认定罗兴汉参与贩毒和洗钱，曾是金三角著名的“鸦片将军”。罗兴汉归顺缅甸政府之后，继续享受着财富和慈善大佬的美名。亚洲世界公司和缅甸军政府高层保持着密切关联。每份合同中，亚洲世界公司和内比都的利益分配，至今属于商业秘密。

中电投一位匿名官员告诉我：“欧美制裁缅甸，我们根本不予考虑，因为中国没有制裁，我们没必要看西方脸色。虽然和军政府打交道，搞定一个官员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这种政策充满不稳定。从长远看，缅甸民主化是一个趋势。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做生意，企业更容易受到保护。”

中电投的伊江项目位于克钦邦地区，被认为是克钦独立军的势力范围。KIA不满中国企业与死对头缅甸中央政府签订协议合作，曾向中电投发来传真，欲和中电投“面谈利益分配”。中电投认为自己已经跟缅甸中央政府签好了合同，没必要跟叛军打交道，因此想了想之后，把这封信扔到了废纸篓里。

环保者

昆明。环保NGO绿色流域的负责人于晓刚批评说，中国境内的大江大河几乎已被6家国有大型电力公司开发殆尽，于是中资企业才把目光放到了缅甸。

昆明市区一个陈旧居民小区的办公室里，于晓刚说：“事实上，关于中电投的密松水电站项目，曾经有过2份环评报告。2009年上半年，中电投出资委托缅甸生物多样性和自然保护协会（BANCA）和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CISPDR）共同进行环评调查。BANCA认为没有必要在两江汇流处建设大坝。不久中电投公布了一个不同版本的报告后强行开工了。现在你在中电投官网上看到的是另一份环评报告。”

曾经参与环评的中方专家何兵说，“确有过两份环评报告，但是BANCA侧重社会和历史，中方专家侧重科学生态。我认为这个地方资源丰富，生物多样性和珍惜度很好，淹没非常可惜。按照规划，修水电站对动物植物会有影响，但是没有看到致命的后果。如果措施得当，不会造成根本伤害。我们提出了缓解措施，比如建立动物救助站，减少砍伐。十几位中方专家意见一致。调查是独立的，中电投并没有对我们施加影响。”

于晓刚身后，陈列着他在美国和马尼拉获得的环保奖杯，这带给他声誉，也给他带来警惕，“经常有政府人员找我们，了解我们的动态。因为有人说我们拿到了美国人的资助。我们并不一味反坝，而是反对投资不公平及不可持续”。

缅甸的资源如此丰富，很好地证实了经济学家提出的“资源诅咒”：依靠资源出口的国家，尤其是石油、钻石以及其他金属材料，最易遭受低增长、高腐败、缺少政治自由却往往饱受战事。

2011年9月，于晓刚和另外2个NGO组织一起去密松考察，回来写了一份报告，他说：“中国大型国企在转型期间拥有较大资源，资金庞大，限制了其他民间开发。他们既是政策的制定者或者至少可以影响政策，又是市场的掌握者，有权力开发而无须规避环境社会影响，其内部收益几乎不对外公开，全民资源往往变成其内部资源，再通过股市运作自我积累。纳税人却无权监督，这非常不可思议。”

对环保组织的宣战，李光华不屑一顾。“讲环保的都是吃穿不愁的，真正需要改善生活环境的不是他们。我不需要和他们谈，也没必要和他们谈。我说了，环保组织如果想和我来谈，先脱光衣服再来吧。”

瑞丽夜幕下，我看到了一无所有的抗议者。肤色黝黑的NAIRG和MAIPARN迎面走来，眼神充满警惕。他们是缅甸境内靠近云南边界的少数民族德昂青年，中国称布朗族，分布在伊洛瓦底江下游的平原，缅甸官方统计德昂族在缅甸有6万人。两人隶属于名为德昂学生与青年组织（TSYO）的NGO，成立于1998年，总部在泰国，在中缅泰边境一带活动，是缅甸众多参与反对密松水电站的NGO之一。

MAIPARN说：“中国企业应该听听我们缅甸人民的声音。当中国老板去内比都的时候，我周围的人都毫不怀疑，他们提着几箱子的现金去贿赂。”

NAIRG说：“伊洛瓦底江周围有很多人生活，下游是缅甸主要的粮仓，人们担心水电站建好之后影响收成。虽然缅甸还很缺电，中国人来了会带来生活的改变，但是大多数好处都被中资企业和缅甸政府拿走了。军队未征地就将老百姓驱赶，农田被没收，老百姓承受了变动的痛苦。我们不讨厌中国公司，而是希望做什么事情都要对缅甸人民有好处。”

MAIPARN说：“缅甸政府在展示一些变化，但是经历告诉我们，我们的权益还是要靠自己争取。我们也并不只指望昂山素季。昂山素季只是待在曼德勒和仰光，她从来没有来到我们德昂族的地方来，也没有关注我们。”

NAIRG和MAIPARN站在瑞丽繁华的街头，身边“25小时不夜城”的招牌闪烁。目前，他们只能在边境迷离的霓虹灯中观望祖国。

你好，密松

在边境等待了10天之后，中电投云南公司的龙先生打来电话通知我：经过高层批准，你获准成为第一个进入密松水电站采访的记者。“我会和你一起从昆明出发，到曼德勒转道密支那，转车去密松。请不要担心，我并不想限制你的自由，只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

龙先生曾在另一家国企的非洲项目部工作过一年。飞往曼德勒的飞机上，龙先生的邻座是一个国企项目经理，过缅甸海关的时候，排在龙先生身后的是一家山东水泥厂的负责人。

曼德勒机场效率低下，海关人员用汉语轻声向中国人索要钱财，路上警察又索要2000缅币。缅甸的人均收入只有越南的一半，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世界第二腐败的国家。

密松水电站营地位于距离密支那市区30公里的伊洛瓦底江边。中电投铺设了从密支那到营地的水泥路，覆盖了当地政府修建的一条破烂的石土路。白天水泥路吸收大量热量，夜晚散发出来，每天晚上吸引成群结队的耕牛到公路睡觉取暖。公路周围是分散的吊脚屋和广袤的红土，从高处看，中国人铺设的水泥路犹如红菜汤中一根雪白的鱼骨。疾驰的汽车里，我身旁的一名中国人望着窗外说，“要在中国，这么大片地早就被开发掉了”。中电投两千余名员工来到密支那初期，一度引发了密支那物价上涨和供应紧张，后来全部物资从腾冲运来，才平息了当地人的恐慌。勤奋的中国人在工地铺设了国内电话线和光缆，电话区号都是腾冲的。

对于中国人的长驱直入，有不明势力用恐怖行动做出了回应。2010年4月17日，凌晨4点，中国营地4个点、同时有38枚炸弹发生了爆炸，一中国员工因为恐慌从楼上摔下受伤。中电投缅甸项目的总负责人陈克锐指着会议室外不足5米的地方说，“当时屋顶被炸飞了一个角，看样子是装在类似白猫洗衣粉桶大小的土炸药”。

缅甸军方至今没查出真相，但是据此在营地周围部署了兵力。通往水电站的路上，我遇到一组肩扛榴弹火箭炮的缅北军区士兵正在换防。密松的源头属于克钦第二特区范围。根据停火协议，双方军队不能进入对方地盘。2011年5月，缅甸军队以保护中国大唐公司的太平江水电站项目为名，与克钦独立军KIA发生了武装冲突，延续至今。

上千名克钦邦的景颇族和傈僳族人，聚集在中方边境瑞丽弄岛镇，声称为躲避战乱而来。这样的营地边境线一带还有多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认为这些人不是难民，称之为边民。他们多从克钦独立军的势力范围南坎、八莫一带而来。

管理营地的负责人来自KIA总部拉咱，他打开存在手机里的一张照片，一个孩子因为缺乏治疗刚刚死去，成人们为孩子举行一个基督教的祈祷仪式。另外一个孩子则跑出营地被汽车撞死了。孩子们赤脚在粪便中行走，这里隐藏着传染病流行的风险。

56岁的负责人诺雷担任过KIA的排长。他解开腰带露出身上和缅军作战时留下的三处枪伤，说：“缅甸政府和克钦族的互不信任持续了60年。缅军队试图消灭克钦，战争是为了获得完全独立解放，因此仗还要打下去。”2012年1月，缅甸政府和克钦独立军在瑞丽一个景颇族商人开的酒店举行了第二次谈判，无果而终。

缅甸的三股政治力量已经成型。一是缅甸政府，现任总统登盛早先是军政府丹瑞大将的副手，被视为缅甸民主化的推手。二是昂山素季代表的民盟。三是错综复杂的少数民族武装。在缅甸，中资企业还没有做好和后两者长期打交道的心理准备。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在《密松之惑》一文中写道，从二战以来中国一直是缅甸的重大参与方和利益相关方。抗战时中国军队在缅北通道与日本军浴血奋战。1950年仰光政府假手“新中国”把“旧中国”赶出争议区，1960-1980年代中国向缅甸“输出革命”支持缅共割据，到1980年末中国才极力脱身。“那时中国、缅甸军政府和‘民地武’三角关系每一边既非剑拔弩张，又非亲密无间，假如缅甸官民能够相安而中资也不需要大举入缅，这种状态也许就持续下去了。”

但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秦晖认为关键因素之一是近年来中国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热。“这种关系既有经济互补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基础，也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缅甸军政府之所以极力对中资、特别是对垄断性国企大力开放，实际是向反对派打中国牌。”

无论在嘈杂闷热的仰光，还是在资源丰沛的密支那，我都感到一股民族主义情绪超越了缅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的利益争斗，在这个伤痕累累的国家复苏。

2011年9月30日。登盛总统宣布搁置密松项目，这让中电投措手不及。李光华说：“事发毫无征兆。9月10日和11日，我受邀参加了两次缅甸议会举行的记者情况说明会，在会上回答了议员们关于密松水电站的质询，但是缅甸与会的7名部长态度坚决，表示密松水电站一定会继续开工。结果引发了民意和媒体的反弹。9月17日，反坝人士聚集到中国使馆门前示威，缅甸政府监控到可能引发更大的示威活动，不得已叫停了密松项目。”

当我身处密松之时，庞大的钟表已经停摆。水电站驻守人员剩下200人。伐掉树木的大片红土散发着蒸汽，价值7亿元的机械设备无精打采暴露在东南亚的烈日下，快烤化了。“我们成了政治牺牲品。”站在一个小山包上俯视这一切，中电投员工说。

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贺圣达说，“缅甸正处于政策转折期，对外关系重大变化期。新政府更关心稳固新政权。对内对外增强其合法性。密松项目比较容易引起争议。但是任何一个单方面原因都不至于让缅方做出叫停决定，当然也不能把原因归结到中方。给中国的教训是，不要把过多项目都集中到资源开发。中国的几大电力集团都跑到了缅甸，中国去的职工总量都超过缅甸的国内生产总值。缅甸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国内局势短期不可能解决，即便是昂山素季的出现也不可能，这些问题都将在缅甸长期存在。”

中国关心在缅甸的巨额投资项目。希望跟军政府签订的协议能够继续履行。而缅甸的民主化却如这年春天的第一场雨，毫无征兆来临。

昂山素季

2011年8月11日，已经恢复自由的昂山素季夫人在一篇拯救伊洛瓦底江的请愿书里说，伊洛瓦底江“是我国最显著的地理风貌，是自然而成的高速公路，充沛食物的源泉，众多水产植物和花卉的家园，是传统生活方式的载体，以及引发无数散文诗歌灵感的缪斯。”

她写道：“水坝和水电站的建设带来了诸如河道的管制和可持续电能的有效利用等益处。然而，在建设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工业废物，造成对环境的掠夺和对河流的污染。伊洛瓦底河流量减少造成的特别严重问题是盐水对河口三角洲的入侵。这对于稻谷生产是致命的打击，并影响到以水稻为主粮的整个国家的人口。水稻也是我们四大出口作物之一，产量的任何减少都会直接影响到外贸收入。”

这是昂山素季在公开场合对于中国水电项目最为明确的担忧和批评。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协会副秘书长张博庭以为水电项目辩护著名。他认为昂山素季不是专业人员，还不能准确地评价水电大坝建设的利弊。他告诉我，“忽视民主才是密松电站被叫停的最大教训。遗憾的是我们密松电站的建设，一直没有能取得缅甸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我在缅甸的时候，昂山素季正为议员参选四处竞选。她众望所归。但当时的迹象显示，官方对昂山素季的影响力仍有防范。昂山素季出现在密支那的集会上，我看到身着便衣的可疑人员在手心记录着每一辆与会车辆的牌号。我聘请的向导拒绝进入昂山素季的演讲地，理由是她要考公务员，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另一方面，民众对夫人的敬仰毫无保留释放。仰光大金塔下的商铺，一件民盟标志以及昂山素季和父亲昂山将军头像的T恤，卖到2500缅币一件，上面印着“缅甸制造”。

2月23日，昂山素季飞抵密支那，我在机场亲历了这一刻。中午，喇叭、口号、印有凤凰和五星的红色民盟旗帜在街头晃动，兴奋的年轻人脸上画着民盟旗帜，穿着印有昂山父女头像的T恤汇集到机场。为了在4月1日的议会选举中竞争一个议席，昂山素季展开了最后的冲刺。民盟新闻官U Thein Oo对我说，“我们很抱歉夫人没有时间安排采访，她的时间完全被巡回竞选占用了”。

缅甸88学生运动的骨干对外宣称，昂山素季将从密支那前往密松参加一个祈祷活动，庆祝政府响应民意搁置密松水电站项目。88学生运动骨干参与了1988年针对军政府的抗议运动，很多人刚被释放。在迎接昂山素季的人群中，一名维持现场秩序的黄衫负责人自称是缅甸华人，他走过来充满狐疑地对我说：“你来自中国？是CCTV吗？我们不能对你透露夫人更多的安排，需要保密。”

2小时后，昂山素季乘坐的银灰色三菱越野车出现在机场门外，人们疯狂呼喊着她的名字，民盟青年志愿者们拉起警戒线奋力阻止人们靠拢。昂山素季从天窗钻出，微笑挥手。66岁的昂山素季依旧美丽，身着深蓝色带有白色碎花的民族服装，头上别着一串白色花朵。她喜欢花，手里攥着人群抛过来的一朵红玫瑰。昂山素季的车队穿越人群，一直开往40公里外的NAMYA，沿途LEDO ROAD两侧的居民：印度人、华人、缅族人倾巢出动夹道欢迎。

司机VOW先生驾车载着我一路追随，尘土飞扬，他声情并茂朗诵着自己献给昂山素季和伊洛瓦底江的诗歌，“伊洛瓦底江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是母亲的儿子／妈妈和孩子不能分离／只有昂山素季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次日在密支那木脑公园，昂山素季发表了一个小时的演讲，主题关于自由权利和民主，她柔弱的声音屡屡被山呼海啸打断。高音喇叭传到公园对面中电投在密支那的办公室，此时，办公室的中国老板和员工，正紧张地分辨着昂山素季的讲话，确认没有涉及到密松水电站的内容，才长长松了一口气。

不是尾声

距离第一次见到赵将军数天后，在云南另一个边境城市陇川，我们又不期而遇了。我想继续抒发崇拜之情，发现他已经被当地一群愤怒的傣族商人限制了人身自由，困在县城一处荒凉街道旁的金源宾馆的104房间。他见到我十分不自然。

傣族商人姜泽说，“赵山借助边民的身份来这边，告诉我们克钦独立军为建学校，准备砍伐一批木材卖到中国。我们交了9万元定金，但是他又把木材转卖别人，钱却没还。今天得到线索来了陇川就找过来。我们向KIA在拉咱的总部举报，拉咱的法院也正在查这事。我们也找了这边的外事办和派出所，警察让我们自行协商”。姜泽将这起事件定性为诈骗。三天后打电话给赵将军，他的中国号码电话关机。打给姜泽，得知赵先生依然被他们困在房间里。

那天晚上气氛僵持，几个愤怒的傣族人走来走去，其中一个肩上背着一把披着红布的民族大砍刀，嘴里不停发出咒骂。我因为有事要提前离开，特地走到104房间前想向赵将军道别，他被傣族人团团围住，坐在房间塌陷的席梦思床沿边上，脸色可不怎么好看，他看见我时脸上显出短暂的羞愧和错愕，但是很快恢复了镇定。他盯着我只说了一句话：“你怎么还没离开？”

澳门大佬

逆势而上

身材高大脸蛋红润的“中国通”爱德华·卓思是美国佬，他大步走进威尼斯人酒店会议室，老远就张开双臂对我说“欢迎光临”。那股热情劲儿，就像是威尼斯人赌场的荷官捕捉到了出手阔绰的中国豪赌客。

卓思59岁，金沙中国CEO。金沙是第一家在澳门开业的美资赌场，也是迄今澳门最大的度假村。

我记不清这是第几次造访澳门，从香港港澳码头坐轮渡不到一个钟头就可以抵达澳门。如果把香港比喻成一间冷气十足的大型商场，那么澳门在我看来就像是开启豪华商场的消防通道后门看到的那条冷僻弄堂。灯火昏暗，人影绰绰。

这也是我头一回和赌业大亨面对面促膝而谈。在我的想象中，卓思应该文身，带着粗俗的黄金手链，至少要叼着一根雪茄。我错了，他是一个合格的上市公司的CEO！一个精通中国世故和商业规则的十足生意人！拜会赌业翘楚之前，我参观了金沙赌场，被赌场穷奢极欲的装潢和气氛压得喘不过气来。世界性的经济困局当前，似乎只有赌业在逆势而上。从卓思的会议室落地窗户向下望去，整个澳门都在大干快上搞建设。吊车在工地上横冲直撞，电钻声嗡嗡轰鸣，回荡在小岛上空。过去这里是沼泽和荒芜的海岸线，金沙用填沙把路环和氹仔两个岛屿连接在一起，形成了5公里长的路氹新区。作为金沙总部的威尼斯人酒店，就坐落在这条投资200亿美元的金光大道上。以金沙为首的赌场建筑群落，成为澳门新的地标。它比拉斯维加斯的那间威尼斯人要大2倍，相当于56个足球场，是世界第二大建筑物，仅次于美国华盛顿州的波音飞机厂房。

我面前的这位赌业大佬是澳门历史转折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我拜访他的时候，正值美资赌场进入澳门的第十个年头。时间倒退10年，在2002年，金沙和永利两个美国赌业大亨获得通行证，加入到澳门的封闭体系中。金沙看重的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澳门赌场最大的赌客群体来自中国内地。1999年中国从葡萄牙人手里收回澳门，实施一国两制政策。2004年为了振兴受到非典影响的香港和澳门经济，又推出了港澳自由性政策。中国法律对于赌博严令禁止，但是自由行的政策事实上使得内地人到澳门赌博被合法化。一名内地游客，办理好一张港澳通行证，就可以便捷出入偏于东南一隅的前殖民地。来到这个就连空气中都流动着骰子哗哗作响声音的小岛，四通八达的免费巴士可以把你带入世界最声色犬马的赌场。正是看中了这个庞大的消费者群体以及对于一国两制政策连续性的精准把握，金沙和永利这两位美资大亨开始勇敢地在澳门释放财力和竞争力。

回报自然相当可观。2008年，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4万亿投资中，相当一部分热钱涌入澳门赌场，这直接导致从2008年到2011年澳门赌场规模翻了一番多。2011年，1600万中国内地游客进入澳门，大多数都做了同样的事情：上赌桌赌一把。澳门赌收2011年达到创纪录的336亿美元，其中内地赌客的贡献超过80％。分析师预测，2012年博彩业收入增速将从2011年的42％降到11％，考虑到2011年的比较基数很高，这仍然会是一个高水准的增长。

卓思有一双蓝灰色的眼睛，此刻他的眼睛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兴奋，“中国总体人口21岁到55岁这个群体，想一想就知道数字有多么庞大。未来，他们将是金沙中国的开发主流。”金沙董事会主席萧登·艾德森解释他的扩张计划时，说得更直白，澳门离香港很近，上亿游客都能在5个小时以内到达澳门，“我的投资就好像给浮冰上的救生者一张毛毯，或者给沙漠里面的人一杯水一样容易理解。”

赌王之争

2002年前的澳门，赌博机器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全部由赌王何鸿燊独家经营。何依靠在二战期间做成一笔精明生意发了大财，从而挤入名流社会。这个混血儿身材修长，会跳舞，也喜欢沾花惹草，娶了四房太太，其中一个似乎是来自中国内地的舞蹈演员。他的多名妻女经常成为香港报纸的报道焦点，往往是因为争风吃醋或者分配家族财产的花边新闻。澳门政府和何鸿燊签订了一份长期承批合同，实际上，澳门政府才是所有赌场的真正拥有者，何鸿燊只是承运人，需要向澳门政府缴纳高额赌税，并对赌场行使部分监管职责。

1982年前澳门赌税是固定的。1983年开始征收25％的赌税，1991年涨至30％，1996年再次调整为33.4％，目前接近40％。何鸿燊积极配合税务政策以维持垄断经营。为了减轻新增的高额税负，何开始将赌厅承包出去，保证自己稳赚不输。承包者通过中介网络寻找有钱的贵宾到赌场开赌，这就是澳门独创的“贵宾厅业务”。第一个贵宾厅“钻石贵宾厅”1984在葡京娱乐场开设。

开始，承包者邀请认识的“富朋友”到贵宾厅消遣，但靠个人的网络不足以完成承包额度。承包者必须邀请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于是一个庞大的中介网络逐渐形成。中介人又被形象地称为“叠码仔”：只有找到更多的大赌客，筹码才会越叠越多。叠码仔可以借贷给赌客，让赌客空手进入赌场。黑社会组织很快渗透进中介体系，因为他们正好有承包者必备的两个要素：资金和网络。他们可以利用中介业务放贷，也可以追债，从事洗钱和提供其他“服务”。

澳门回归中国前夜，不确定感笼罩着澳门。赌场希望趁着回归前最后10年大捞一把。黑社会为抢夺贵宾厅业务在街头火并。暴力催债、枪杀爆炸、绑架案件频出，低效的葡澳政府对此似乎束手无策。澳门大学的经济学家萧志成说：“澳门很小，黑帮分子知道每一个稽查人员的家庭住址和小孩学校。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98年澳门政府逮捕了臭名昭著的14K头目“崩牙驹”，此举被视为北京政府为保证平稳回归的严正警告。时至今日，人们仍能看到另一个帮派“水房”的大佬，一个个子矮小的老人在赌场出没。人们更相信是他们达成了某种默契，黑帮分子不再挑战特区政府的权威，而是隐匿于赌桌下的滚滚金钱系统中。

说起这些错综复杂的澳门往事，卓思直摇头。他说：“太不幸了，澳门的过去充满了令人遗憾的评价。”

叠码仔及赌场信贷与澳门赌博业所建立的经济关系已经超过20年，这些商业活动从未被纳入法律监管体系，只是江湖规则在起平衡作用。未经管制的非法赌博导致金钱流向犯罪分子和黑帮团伙。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赌博业的控制和击败洗钱产业，希望澳门像拉斯维加斯一样成为法治威严的娱乐模范。20世纪70年代，拉斯维加斯同样是一个充斥犯罪活动的地区，联邦政府实施严格的法律监管才使那里成为了沙漠里的模范赌城。

2002年澳门放开赌权，终结了何鸿燊的垄断经营。一家独大变为后来的6家：澳博、永利、银河、威尼斯人（金沙）、美高梅、新濠博亚。澳博掌门人是何鸿燊，美高梅和新濠博亚分别是何的女儿何超琼和儿子何猷龙。银河持有者是香港建筑大亨吕志和家族。永利和金沙是来自拉斯维加斯的美资赌场。

我拜访了澳门博彩监察局，副局长梁文润先生告诉我：“澳门开放赌权的目的，是想要发展大众市场和非博彩项目，打造一个不过分依赖赌博的经济结构。把金沙和永利引入澳门的初衷，就是看到两者在非博彩业务的成功。永利成功把高端名牌带进赌场，金沙把赌博和商务会展及旅游度假结为一体。”澳门希望内华达的美资赌场带来更高的国际标准，用一个充满生机的竞争体系取代死气沉沉的赌博机器。

金沙的确引入了拉斯维加斯式的更奢华宽敞的赌场，也引入了休闲度假和购物并重的经营模式，征服了习惯于在空气污浊、铺着猩红色地毯的密室下注的中国赌客。令卓思难以忘怀的一幕是：2004年5月18日，澳门金沙赌场开幕，10个小时之内营业额突破了1000万澳元。卓思在赌业这个行当工作了30年，在9个不同的监管体系待过，澳门的赚钱效率最让他折服。他用自豪的语气宣称：“拉斯维加斯用了40年做到的事情，澳门只花了10年。”

美资赌场带来了比澳门更透明和积极的监管。美国赌业的海外业务同样受到注册地所在州的监管。按照美国博彩法，赌场经营者不能采用澳门传统的中介人叠码仔制度。尽管对个人提供信贷是国际上赌场普遍采用的营销策略，但是这种信贷提供限定在赌场与客人之间，而非如澳门赌场在叠码仔与客人之间私下发生。后者导致高利贷、洗钱及有组织犯罪泛滥。

萧志成说，“开始FBI派探员来澳门监管金沙的业务，金沙不敢启用澳门贵宾厅的中介制度，而是着力发展大众市场。24亿美金投资，开业仅仅9个月收回成本。不用中介，非常成功。这开创了澳门的一个奇迹。”

金沙和永利迅速崛起为澳门赌业的新领袖。澳门赌场数量从2003年的11间发展到34间。赌台从2003年的424张，发展到5500张。金沙开始没有启用中介人制度，而是直接给贵宾厅的赌客大约1.2％的回佣，根据拉斯维加斯的经验，给客人的回扣只要低于理论输钱值（约为2.5％）的一半，赌场仍有利可图。美资赌场将本应该给贵宾厅或者叠码仔的佣金直接回扣给赌客，这对赌客有更大吸引力，却对澳门传统的中介制度构成巨大冲击。

本地赌王何鸿燊奋力反击。何鸿燊拥有澳门七成以上的贵宾厅市场，他旗下的贵宾厅给中介的佣金是0.8％，不如美资赌场更有竞争力，他指责金沙用高佣金掀起恶性竞争，高呼“这会令1/3（50家）贵宾厅面临破产边缘。”澳门立法委员周锦辉也把澳门人力资源短缺、房价高企归于美资赌场进入。“这些事暴露了美国投资者存在利用庞大资本输入澳门左右本地经济，进而影响澳门政治及主权，达至垄断澳门资源的野心。”

金沙董事会主席萧登·艾德森，这个波士顿出租车司机的儿子寄希望澳门金沙帮助他成为美国最有钱的人。面对对手的指责，他毫不留情地高调反击说“澳门赌业在重新洗牌。老式赌场的辉煌已经不会重现”。作为回应，本地赌场把给中介人的回佣提高到1.35％，继而1.48％，将这场佣金战打到白热化。码佣率翻了一番，风险随之加大了一倍。根据测算，百家乐的回佣最高是1.25％，否则难以为继。最终澳门政府出面调停，才把中介回佣上限限定为1.25％。

实际上，因为不用支付中介人约40％的高额回佣，大众市场的利润率比贵宾厅更高。金沙统计，中场（散客）赌桌的收益毛利率较贵宾桌高约4倍。只是贵宾厅收入占澳门赌收3/4，高峰年份甚至占到77.2％。中介人长期建立的社交网络，短期内任何一家独立的博彩商难以取代和重新建立。

金沙虽然直接给贵宾厅赌客回佣，但是要求登记身份。传统澳门贵宾厅的保密性更高。2006年开业的美资赌场永利采纳了澳门的中介人制度，业务量取得了很大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年底金沙在直接给贵宾赌客回佣的同时，也开始使用中介人制度以增加自己在这方面的市场份额。

美资赌场被寄予厚望，但是他们并没有改变澳门赌业结构性的障碍，相反却“入乡随俗”，这引来了本土竞争者的嘲讽。澳门十六浦赌场的老板马浩文批评说：“毫无疑问，美资赌场在中介制度上采用了双重标准。因为他们看到，只有中介人才能带来大客人。”澳门一名博彩研究者回忆说：“在香港，我跟内华达州的官员见面，我问他，威尼斯人这样做在美国绝对不行的。难道内华达不再监管他们在澳门的业务了吗？美国人的回答令我失望。美国官员说，在不同地方企业可以依照不同的方式做生意。”该人士的看法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已经“无力”监管企业的海外业务。

澳门现有34家赌场、约100间贵宾厅。这场佣金战过后，澳门贵宾厅收入占博彩总收入的比重，从2006年的62.5％，一路上升到69％，2011年甚至升至73.5％。改变澳门博彩结构的努力再一次被拉回到固有的轨道。澳门理工学院博彩研究中心教授曾忠禄说，“从结构上，你可以说，澳门的博彩业仍然是畸形的。”

卓思是一个生意人。他认为，金沙的中介业务并没有占到应有的份额，他们仍然需要改进这一方面。金沙中国公共关系及社会事务副总裁梁小牧说，“分析师批评金沙在中介方面没有做好。因为分析师总是喜欢看不好的一面。分析师会问，贵宾厅业务这么赚钱，大家都在做，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你们为什么不做呢！”

神秘掮客

澳门政府2002年制定了《博彩中介业务行政法规6/2002》，让贵宾厅中介业务处于合法管理之下。并于2004年6月7日起发出首张博彩中介人牌照。传言中介业务合法化是为了配合外资赌场在澳门合法使用中介而制定。卓思对该评论一笑置之：“赌博在很多国家都是不合法的，直到它被合法化。好消息是，中介毕竟有执照了，说明它被纳入了监管。”

分析师认为，澳门面临着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等新兴赌博市场的竞争。而贵宾厅资源掌握在中介人手里，谁拥有这些资源就掌握了财富之源。何况博彩税达到了政府收入的90％，显然澳门政府缺乏砍掉中介人结构的动力。而把中介人纳入监管，使得中介人的力量在这场博弈中变得更为强大。

澳门的一个周四傍晚，一个奢华且低调的私人聚会在威尼斯人酒店御匾会贵宾厅38楼的总统套房举行。一个贷款公司的老板和一个贵宾厅业务的拥有者是晚会主角。笑容可掬的主办者唐仪很有魅力，他在香港拥有放债人牌照，在深圳的业务包含私人贷款和中小企业融资贷款。他的合作伙伴陈荣炼名下的德晋集团在澳门多个赌场拥有贵宾厅。既有独自拥有，也有与他人合作。

坐在总统套间一间安静的里屋窗台，我们就贵宾厅业务进行交谈。说一口流利粤话的陈荣炼其实来自福建。小时候随兄长到澳门赌场工作，经过艰苦打拼拥有了自己的贵宾厅。他说，做贵宾厅业务，“重要的是经验和实力”。2011年。因为资金流动性不够，中介业务受到了影响，许多人担心，如果富人生意破产或房地产投资贬值，或者中国经济放慢步伐，澳门的200家博彩中介公司会很难收回贷款，进而使赌厅亏损。但是2012年情况又出现好转的迹象，贵宾厅业务总体呈增长态势。陈说，“一个贵宾厅如果正常运转，一个月的洗码量，至少达到40亿到50亿元人民币”。

至少有三家拥有澳门贵宾厅业务的中介公司已经在香港上市，另有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基于上市公司的严格审查制度，可以相信上述公司的审查表内找不到不良记录。

但是仍有丑闻被曝光。中国家电零售巨头陈光裕在被控洗钱后承认，他被叠码仔带到一艘香港赌船贵宾厅豪赌，赌船的所有者是一家拥有贵宾厅业务的上市公司，赌船拥有者因涉嫌协助洗钱于2008年末被中国内地警方刑事拘留。美国内华达的工程师建立的赌博在线网站称，这艘赌船由具有三合会背景的香港影业大亨实际操持。

澳门迄今发放了200个中介人牌照。实际叠码仔有6000到1万人。过去叠码仔以港澳人士为主，如今，内地叠码仔已经占到了70％以上，成为澳门贵宾厅业务的绝对主力。因为大部分豪赌客都来自内地，内地叠码仔离他们更近，更了解客人的背景和经济实力，知道可以借多少钱给他们。澳门欠下的赌债在中国内地追讨得不到法律保障，内地叠码仔却可以去收钱。2012年6月14日，广东宣判一起案例，阳江公安局原副局长冯仕儒和黑帮联合在澳门承包了一间贵宾厅，这样当内地赌客欠下赌债，他甚至可以派两个警察直接上门追债。

资金进出和避免坏账是贵宾厅业务的核心问题。中国内地不允许宣传赌博，也只能利用中介的网络关系把客人带到澳门。唐仪拥有合法身份的贷款公司，根据客人的资产背景，给与一定的借钱额度和账期。赌客空手就可以被带到陈荣炼的贵宾厅下注。由于提前签署了借款合同，有的顾客会直接用房产或者股票作抵押。于是我们看到，赌场将风险转给贵宾厅承包者，自己完全没有风险。承包者给中介一定额度的账期，并根据营业额付佣金。中介同时是赌厅的出资人，借钱收不回来对赌厅没有影响。中介借钱给赌客有一定账期，并且提前以合法身份的公司与赌客签订借款协议，追索有了法律保障，避免了坏账的风险。风险最后全集中在赌客个人身上。

中介人另一角色是“赌博代理人”。通过电话或视频，他们为不方便出境到澳门的中国豪赌客下注赌博。由于担心对个人资产的法律保护力度不够。许多灰色收入者千方百计要为资产和家庭寻找庇护。美国美林银行近期警告称，中国高速外逃的热钱将影响金融稳定。没人清楚澳门洗钱的具体数额，但是洗钱的方法无奇不有。叠码仔和赌客商量好桌上按澳门币下注，桌下按照美元结算。或者桌面上1000元的筹码，私下按4倍面值结算。澳门赌场充斥着珠宝和名表店，中国赌客用银联卡以买表的名义刷卡消费，但是马上退回商品，扣除一部分手续费，就可以立刻得到一大笔赌钱。唐仪认为这些办法基本上很难禁止。他开玩笑说：“如果他们赌赢了，说不定就会真的买块名表，回内地还可以送给官员。”

赌城迷途

2011年，金沙总收入48亿美元，其中赌收占到90％。而赌厅面积只占总面积6％。金沙的贵宾厅修建在更安静的顶层，有专用通道和电梯，还有一条远离赌场的独立入口通向御匾会和四季酒店，专门为那些身份特殊的赌客提供，防止他们在赌场被抓拍。

2010年秋天，金沙出了点麻烦。卓思的前任翟国成在美国提起诉讼，称金沙中国在澳门的业务和有组织犯罪有染，并且拥有一张进出赌场的官员名单。更早，2009年香港高等法院宣判一起雇凶杀人案，金沙一间贵宾厅的拥有者张驰泰怀疑叠码仔和赌客联手出老千，派帮派成员追杀两者。法院查明张驰泰拥有澳门中介人牌照，同时也是黑社会组织三合会的骨干。这是近年来首起中介人涉及有组织犯罪被宣判的案件。

上述案件尚未完全尘嚣落定，金沙的澳门业务仍旧取得大幅发展。金光大道初见规模，威尼斯人酒店里建了一条室内大运河，船娘为乘客哼着小夜曲，驾着贡多拉船驶过284家世界最昂贵的奢侈品商店。迷宫式的建筑非常符合赌场的逻辑：希望赌客在输掉兜里所有的钱之前，不会轻易离开。2012年头半年，中国的经济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人们都在讨论中国经济的放缓会否对周边经济体产生影响。卓思不以为然地打着哈哈说：“增速降到7％就叫危机？你知道美国才有多少吗？！”

按照货币金额计算，澳门人均GDP已成为亚洲第一。但是按购买力算，澳门人均GDP排在日本、新加坡和香港之后。要知道，赌场是一个没有产生实质产品的地方，赌场瞬间就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大多数澳门人却永远只能做赌场的发牌员。谁也说不清这是否是澳门的宿命，就像澳门追求多元化发展，赌博却仍然是第一要务。任职公关的澳门钱女士若有所思的对我说，澳门人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比香港人更安静，如果没有太大的事情发生，会选择在一旁默不出声。澳门特区政府每年都要为澳门居民派发红利，希望市民继续保持沉默是金的美德。

清晨，当我在拱北海关排在长长的游客队伍后面返回中国内地的时候，我见到了一张张熬了一夜之后或者兴奋或者失落的面孔。赌桌上的好运气不是人人都有。澳门理工学院教授曾忠禄认为，澳门赌业兴旺的背后，是中国贫富差距持续加大的社会现实。“太多的钱需要追求刺激和消费。新兴的有钱阶级需要消费，而奢华的澳门赌场恰好提供了这个空间。”

现实是，北京控制着进入澳门的签证。中国内地公民到澳门需要特殊签证，而且出入频率和停留时间也屡次变动。

我问每一个见过的澳门人同样的问题：澳门的繁荣究竟是自身的商业奇迹，还是来自北京的政治因素？谁决定着澳门的未来？答案不一而足。葡澳时期立法委员安东尼奥表示，只要澳门“与中央政府保持非常好的关系，就能维持增长”。但他还说澳门“主要的问题”在于它认为只要与中央政府保持非常好的关系了，经济就会理所当然地增长。

总之，一切看起来很完美，也透着不真实。澳门所能做的只是一个门童的角色，它只需要像卓思一样面带微笑，张开双臂，说“欢迎光临”。我问卓思：“你会下赌场试试手气吗？”“从不。”

我问：“为什么？是根本不爱好？还是相信数学概率，其实赌客永远缺少胜算？”

卓思站起身，准备结束这次谈话，他冷冷地说：“我只喜欢拥有它，而不是玩儿它。”

开往平壤的火车

2010年6月，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发生枪击命案，三名丹东的中国籍走私者，死于朝鲜边防军人枪下。中国新兴的社交网络将枪击事件迅速传播和放大。枪声被解读为传统的中朝友谊不复存在。事实上，枪击事件发生在一个隐蔽的边境小岛，源于走私者和军人间的利益纠纷，在任何一条边境线都很常见，政治并不是主因。这起意外事件揭开了边境地区长期存在的地下贸易的一角。

枪击事件几天后，我从北京来到丹东。丹东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中朝之间有1400公里边境线。从丹东出发，沿鸭绿江而上，这里风光迷人。中国一侧的地平线是灯红酒绿的现代化建筑，对岸空旷陈旧笼罩在迷雾中。

我一直对朝鲜抱有浓厚兴趣。我的童年，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物质并不如现在丰富，中朝关系也处于传统蜜月期，经常在电视里看到中朝领导人互访时亲密拥抱的新闻画面，听到“兄弟般的中朝人民”及“鲜血凝成的友谊”，最喜欢的朝鲜电视剧是《无名英雄》，主人公流露出朝鲜民族的深沉和优雅让人难忘。有一年金日成访问了我的家乡济南，他站在著名的黑虎泉边，赞美说，济南真是一座水上乐园。这个画面和金日成脖梗上的肉质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我成年后，中国热情地拥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久，中朝亲密关系因为中韩建交陷入低谷。我曾经认识一个东北的朝鲜族女孩，她的父亲就是做韩国劳务输出中介服务，中国人对于地理更近的朝鲜反而变得陌生。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垮掉后，赖以维系朝鲜经济的援助体系也解体了，金正日继承了金日成的统治权，朝鲜选择了一条先军政治路线，强化了对外界的信息屏蔽，从此外界很难再看清这个国家的真相。

边境商人

那一次经人引介，我认识了47岁的丹东商人张先生。张是以对朝贸易著称的伟民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做过餐饮、房地产、保险，具有生意人的精明，口头语是“不差事”。丹东方言里，“不差事”蕴含着会办事、有门路的意思。

张的办公室位于丹东地段最好的滨江路，一座黄色小楼的三层，鸭绿江一览无遗。宽大的落地玻璃前，一架80倍望远镜正对朝鲜新义州。透过望远镜，对面衣着暗淡的百姓、土黄色军服的人民军战士、蓝色工服的船员、鲜红的朝文标语，在镜头里缓缓划过，恰似重温一幕老电影。

早上，张先生驾一辆黑色奥迪带我沿江而上。鸭绿江在身边流淌。两岸相距不过千米。对岸新义州静谧空旷，绿树掩映，和丹东这边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

奥迪车驶过中朝友谊大桥，他指给我看泊在江中的几条挖沙船。船头红旗上，中朝两种文字写着“伟民”。鸭绿江是两国界河，也是一条充满商机的运河。鸭绿江上至少聚集了6家挖沙企业，竞争激烈。张先生的公司则取得了从大桥往上游40公里的范围内，临近朝鲜一侧岛屿的沙石采挖权。

伟民公司董事长周伟，是当年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的女儿。周保中曾经和金日成并肩作战。周伟小时候曾和金正日一起学习。周伟退休后开办了这个主要开展对朝贸易的投资公司。总经理蔡先生说，伟民公司在朝鲜投资了几座钼矿山，朝鲜领导人曾亲临视察。

中国需要大量的矿产满足经济发展需要，而朝鲜需要从中国获取维持民生稳定的粮食和石油。“中方有资金技术，朝方有资源，几乎是目前中方企业和朝鲜合作的主要方式。”蔡先生说。

他们和朝鲜人挖沙生意的合作方式是，中方出船出人，每采1立方米沙子，对口单位朝鲜的新元商社，收取中方1美元资源费，另外，每月需支付汽油若干。

但是在上个月，这个在张先生看来千载难逢的挖沙生意被叫停。原因是在丹东最美丽的鸭绿江边，运沙车、挖沙船被认为污染严重、大煞江景。遂被新任丹东领导要求停工。张先生痛惜不已：每停工一天，意味着至少亏损6万元。而沙子卖不出去，就拿不到每天大约2000美金的资源费，合作的朝鲜商社也多次指责张办事不力。

另一位丹东商人吴先生和朝鲜做生意20多年。1996年，他和朝鲜一家商社合作，打算在平壤投资冷饮加工。他说：“我经过考察，发现当时平壤没有冷饮机，他们做冷饮都是用水瓢兑好水和糖，然后放到冰柜冻好了，一格格取出来卖。”对方选址，中方投设备，先后投了60万元，包括一部小货车。但是，吴先生把机器设备运过去了，对方把技术也学会了，眼看可以投产了，就没了下文。吴先生一开始去的时候，受到了顿顿四菜一汤高规格接待，但是“到后来见面装不认识。气得我拽住对方的衣领子要打，那也不认”。60万元投资最后打了水漂。

后来他只敢做服装加工。接到欧美或者日本韩国的订单，发到朝鲜加工。只有加工产品回来才结算美金，以此规避风险。他的办公室里，摆放着朝鲜国旗、上下集的《金正日传》，墙上是朝鲜挂历。他说：“从我的角度观察，和朝鲜做贸易，受国际局势影响太大。比如化工原料、能制造武器的材料，都不让过境。粮食要凭许可证。大的合作趋势，还是利用朝鲜的资源，比如矿业、水产品、药材。但是，朝鲜资源性的东西也是有限的，他们也开始控制，主要是金矿，高品位的很多不让过来，以前木材过来很多，现在几乎没有了。水产品也在限制。”

中国边境商人希望深入邻国开疆拓土，往往受到一些非商业因素牵制。辽宁社会科学院的朝鲜问题研究者吕超认为：目前中朝双方互利合作规模不大，中方企业效益普遍不佳。

在丹东，说起和伟大邻邦的生意经，中国商人们仍然顾左右而言他。位于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外贸公司里，商人王先生陷在黑色真皮沙发里，轻声说：“可以说，和朝鲜的生意一般人根本做不了。必须和政府或者军队的个人拥有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

王先生称，几乎所有的边境商人在最初都曾经有过走麦城的经历。现在他已经恢复了元气，秘诀是低调和不足为外人道的游戏规则。这天下午，有三拨朝鲜客人光顾了他位于丹东火车站附近的办公室。王先生的身后，是朝鲜工人用刺绣为他制作的“四虎图”，他有点炫耀地说：“某种意义上，他们公司现在就是朝鲜在中国的一个招商窗口。”

我和王先生交谈的工夫，他不断接到电话，他的女翻译把传真送到他的办公桌上。朝鲜的商社要求王先生引进包括水泥厂、锁具在内的中方投资。朝鲜落后的基础设施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王先生说，他正计划到新义州视察，“新领导人正展开前所未有的开放计划，朝鲜计划每个州都要设立一个经济开发区”。听起来这的确很惊人。

王先生和我坐在沙发上谈了一回朝鲜，急切显露出商人本色。“我是生意人，让我们来谈点实际的吧。我们能不能合作做点事情？”王先生正在涉足方兴未艾的朝鲜艺术品买卖。万寿台创作社精英画家的作品，标价5000到1万元人民币，通过边境源源不断流入到中国，等待富裕的买家。他从桌子后掏出一卷随随便便捆着的画纸，在地上铺好5张朝鲜油画，风格是典型的苏联学院派。王先生希望我能为这些朝鲜画家写点宣传文章，寻找潜在的买家。我对掮客角色不感兴趣，倒是对迫切进入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功勋画家更感兴趣，我希望和他代理的朝鲜画家面谈。王先生表示对功勋画家的活动具有决定影响的人物，一位朝鲜的商社代表，此刻就坐在隔壁。王从沙发起身到隔壁房间“请示”，很快，他回来告诉我。“完全可以，但不可以拍照。”他承诺会带着朝鲜画家和我见面。我离开时，看到王所说的那位代表，身着一件红白相间的T恤，坐在隔壁办公室的黑色长桌后面，独自抽烟。见到我，朝鲜人把头朝墙别了过去。

我在中朝边境见到了市场经济具有戏剧性的一面，一边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中国，一边是最封闭的邻国，外界越是孤立朝鲜，边境线的生意就越重要。这条漫长的边境线对维持朝鲜的运转发挥了堪称决定性的作用。

午后，在中国图们市和朝鲜南阳市相连的中朝大桥口岸，我和一个穿便服的边防战士聊天，看到一个消瘦的身着运动短裤的中年朝鲜男子，走过大桥，径直走到中国边防，通过入境大厅，消失在图们的街巷。每天都有大量朝鲜人从各个口岸进入中国，他们进来时两手空空，回去的时候，带去大量的中国物资，进入了朝鲜的农贸市场和所谓“黑市”。市场的信息不可避免由边境向朝鲜的内部传递。商业成果被用来养活军民，即便最困难的年景，国家也没有陷入混乱，同时倒逼了市场的松动。

走私者

跟商人们甜蜜的苦恼相比，48岁的于先生的生活单调且危险。

于先生的脸上挂着职业渔民的风霜。他是一名在中朝边境觅食的走私者。他家住鸭绿江下游的江海汇合口，丹东开发区浪头镇北安民村。四间大瓦房干净敞亮，看得出日子过得不错。6月13日晚，他接到老板电话：明天出海和高丽做趟生意。当地人一直习惯称呼对岸的朝鲜人为“高丽”。于泽铭早早睡下。次日一早，他赶到东港附近的码头时，还不到清早6点。750马力的摩托艇上，米、面、油，整整一吨货已经装载完毕。

于泽铭只是这条快艇的艇长，负责驾驶。他的收入取决于每单生意的盈利，还有老板给的奖金。实际上，艇老板也不是真正的老板，上面还有一个大老板，是个南方人。

艇长于泽铭在江上玩了几十年。他懂得看清潮水的方向，判断起锚时间。一小时之后，这条最快时速达到80公里的快艇，将进入朝鲜一侧海域。朝鲜客户在那里等着他们。

按照上一次朝鲜客户列出的清单，老板准备了满满一条艇的货，用这些对岸急需的物资，换回一二吨丹东市场抢手的时令海鲜：蟹子、海螺、黄蚬子。次日凌晨，这些海货就会出现在丹东渔市上。

这是一次危险的出海。丹东允许开展小额边境水上贸易，但是划定了严格的区域和管理办法。私人被禁止拥有大马力摩托艇。像于泽铭这样的越境贸易、捕捞，船只没有完备的手续证件，被定性为“走私”。而渔民习惯称之为“边贸”。

这样的“边贸”要在海上呆足一天，在下一个潮水到来的时候，回到中国海域。为了躲避中国边防巡逻，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回到浪头镇一侧。于泽铭乐观估计“这一趟能赚个六七万”。

走私者挣的钱有时是拿命换来的。2010年6月3日深夜三名涉嫌越境贸易的丹东走私者三死一伤。很快，朝方做出回应，表示这是一起偶发事件，将严惩肇事者。

走私者于先生说，“为什么死人？买卖发生争吵很正常。短斤少两都是常有的事，我们和高丽都互相被骗过。为此交易中发生争执，甚至打斗。当兵的有枪，就开枪了。我们出海的时候，被人用枪顶着头的时候太多了。”

出事船只的船主姓刘，家里兄弟八个，因排行第二，大家称之为刘老二。刘老二养了3条玻璃钢快艇，和朝鲜走私者换铜已有20年历史。

这次，刘老二的船有4个人，其中包括一个翻译。当晚和朝鲜走私者约定到对岸收铜。艇是从浪头港附近开过去的。后来我找到这里，发现港口附近有个沙场，岸边还泊着几条大船，一条边防巡逻道通往沿江公路。当地人称，“边贸”拉回的货，都是经这条土路上岸的。

知情人说，当晚，刘老二的快艇行至对岸朝鲜黄金坪附近小岛，渔民称之为“五道岔子”。双方不是第一次交易。交易的物品有铜，也可能包括几件朝鲜李朝的古董。中间发生激烈争执，几名中国人随后上船企图逃走。朝鲜军人向几名中国人乘坐的船只开枪射击，导致3死1伤的结果。

事后，刘老二向死者家庭每人支付了26万元。走私者说，“去年老刘家出了两次事。一次是这边人喝多了，和高丽做生意的时候吵起来了，拿东西打人，让高丽扫了一梭子，死了3个人。另一场是换铜的时候船被海里的冰撞漏了，三个人游泳到对岸被冻死了。去年他们一共死了6个。加上今年3个，一共9个”。

于先生说：“昨天（6月14日）也差点开枪。我看到高丽艇在红山岛抓了好几条中国艇。东港刘军的艇被抓住了，最后听说给了6万元钱的货，才把艇赎回来。”

为了平息边境商业活动引发的纠纷，双方在敏感海域建立起商业规则：朝鲜人默许某些中国商人建立一片特许海域，中国公司付给朝鲜军人钱，朝鲜人保护他们的捕捞特权，外来渔船需要缴纳“傍艇费”。如果没有“傍艇”，就会遭到武力驱逐。

2013年5月，一艘大连渔船被朝鲜军人劫持，向船主索要60万元人民币赎金，并且要求把账户打到一个丹东账户。这起事件在中国网络上迅速传播。据称，这家和朝鲜军人有合作的丹东公司，要求凡是到敏感海域捕鱼的中国船只都缴纳“傍艇费”。在大连船主通过社交网络QQ呼救引发中国外交部门介入后，朝鲜释放了22名船员。但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我认识了丹东当地渔民栾武。51岁的栾武左胳膊上有一个枪眼。栾武说，2003年6月，他随船到朝鲜海域易货，“我们开到了高丽的心脏海域，在嘎岛那边，里面货多，偷偷进去，被发现了，对方就想抢艇。我们跑了没被抓住，他们追不上，我们的艇快。当时我们6个人。对方扫了一梭子，是54步枪，艇就开走了。我们的朝鲜翻译还被扣在对方船上，跳水了，被对方救上来，后来放回来了”。

栾武的胳膊被打断，留下了一个窟窿。他自认倒霉。“到人家的地方去，就属于越境。也没有‘傍艇’，开枪很正常。”后来他一直告到省里，船主才赔了他1.8万元。

栾武的弟弟栾久也跑“边贸”，2003年和对岸在海上交易，等到两只船刚固定绑在一起，斜刺里又冲出一只朝鲜船，什么标志也没有，上来就打，用4棱的木棍打得栾久头破血流，嘴被打成了3瓣，胳膊、腿全部骨折。然后把货物抢劫一空，船上值钱的机器零件全部拆走，用衣服蒙住头塞进船舱，想杀人灭口。结果栾久在海上漂流了3天3夜，侥幸被其他渔船搭救。

栾武说，“什么情况最危险？一般情况下，我正常搞‘边贸’搞了一年，什么摩擦没有，最后几下买卖，对方使坏心眼子，他们不想干了，就让你下次带多少多少东西，最后抢你一下。这种情况最容易出事。”

46岁的栾久“使唤船”20年，从5次大事故中逃生，最终仍没能逃脱死神的召唤。

2009年8月22日晚，栾久帮本村一万姓艇主出海，到朝鲜做“边贸”。快艇刚出港，在鸭绿江与从朝鲜一侧回来的另一艘快艇相撞。4人遇难。事后艇主只承认是船只“空载漂走搁浅”，否认出海走私导致事故。

栾久的儿子、23岁的栾洋向我描述当时的惨状：“艇长眉毛之上都被螺旋桨削没了，朝鲜翻译肚子上豁开了一道口，我父亲坐在船尾直接飞入水中，溺水而亡。”

因为和船老板的赔偿谈不拢，栾久的尸体在殡仪馆里存放了数年，一直未能入殓。

2013年8月，我再次来到中朝边境，发现边境线上的地下贸易变得更大胆。

长白县的一个雨夜，当地一个著名的走私地段，鸭绿江上漂浮着橡皮圈，这是一场进行中的走私活动，货物从对岸拉到这边只要数十秒。最近的界河只有50米，趟河过去也花不了2分钟。一名走私者告诉我，前一天晚上，他刚刚协助买家拉了一车朝鲜的“锦绣江山”香烟和英国“黑猫”香烟。走私来的朝鲜香烟充斥着边境市场。走私者说，“有的也可能在橡皮圈里捆扎香烟的油布包里藏有冰毒”。

另外一个边境小镇，一名精通朝鲜语的汉族生意人说，“前几年，先是走私铜，后来又走私铁，现在铜已经很少了，我估计边境那边的铜基本都倒腾到中国来了。现在又有冰毒”。

第二天在江边，我看到对岸三个人民军战士脱了长裤，只穿了红色和蓝色的三角内裤在江中捕鱼，他们全神贯注捉鱼对我的存在熟视无睹。一个年轻的中国女性走近和我唠嗑，邀请我晚上到对岸的惠山走一趟，她告诉我过境只需要给朝鲜军人一包长白山香烟。她的丈夫常年和对岸的朝鲜商人做生意。她说：“去吗？还可以在那里的药店买到冰毒哦。”

在朝鲜陷入孤立之后，边境的灰色生意更加兴旺。朝鲜人用铜或者海产品，来换取急需的汽油和粮食，它至少部分缓解了物质匮乏，帮助度过内外交困的岁月。

延边的一名朝鲜研究者称，“中国制造”的商品目前在朝鲜人生活中的比例在80％以上。在延边的一所知名大学，身为朝鲜族的金教授说，朝鲜90年代发生的饥荒，配给制度失效，边境走私猖獗，黑市蜂起，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把市场固定下来。金教授从口袋里掏出韩国香烟点燃，说：“朝鲜必须依赖市场，人家现在是全民皆商，这股势头已经无法阻止了。”

进入朝鲜

我在丹东停留了两个多星期，等待进入朝鲜的签证。丹东是一座充满金钱欲望的新兴城市。致力于记录沿海渔村消失的大连环保工作者徐微微说，过去丹东只是一个渔村，因为沿海环境污染、过度捕捞，快速城市化，渔民只有远赴外海，才有了大连渔船闯入丹东商人和朝鲜人合作渔场的离奇遭遇。

几天后，我拿到了“朝鲜4日游”签证。丹东国旅旁边，就是朝鲜观光社驻中国的办事处。所有来自中国的旅游签证，都经由这里签发。紧闭的门里，走出一个穿着拖鞋的胖大男子，左胸口的金日成像章，明白地透露了朝鲜人的身份。丹东的出租司机声称可以在人群中快速辨认出朝鲜人：他们一般两人同行，戴着领导人的像章。第一次我去丹东见到的朝鲜人都别着一个头像的领袖像章，要么是金日成，要么是金正日。2013年第二次去的时候，发现朝鲜人别着一枚金日成父子两人一起的像章，面积扩大了一倍。在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们被允许摘去像章——边境灯红酒绿的资本主义生活的确对主体思想是个冒犯。

1966年英国世界杯上，在朝鲜男足放倒了意大利队之后，英国媒体用“红蚊子”称呼神秘的朝鲜人。“红蚊子”的绰号今天依然十分形象。你弄不清楚他们平时在做什么，忽略他们的代价就是，被蚊子狠叮一口。

问东问西的我，引起了丹东国旅的王小姐的怀疑，她严肃地看着我说：“记者是不允许进入朝鲜的。”我说：“要是记者去了怎么办？”王小姐说：“那就把他关起来。”“关到哪里？”“关到住的宾馆，专人看着，不让你出去，直到其他人结束旅行，再送回中国。”

王小姐的话让我有点担心。朝鲜真有这么可怕吗？于是我隐瞒了身份，在申请表上填上“自由职业”。我猜朝鲜人可能不清楚“自由职业”是什么。就像我小时，市场经济没有到来的时候，否认失业现象的存在，“自由职业者”被称为“待业青年”，往往跟不务正业和“二流子”联系起来。

火车开动。团里有几对老夫妻，还有丹东一家学院的公费旅行团，居然还有三个西方人：54岁的爱尔兰人Tim，32岁的奥地利人Thomas，23岁的澳大利亚人Dominic。每年大概有3万人进入朝鲜旅行，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朝鲜边境也许是世界最难跨越的。

火车穿过鸭绿江上的中朝友谊大桥，不到半小时就进入了对岸朝鲜新义州。朝鲜曾经打算把新义州建成特区，甚至宣布在新义州实行三权分立。荷兰籍中国人杨斌被任命为首任特首。随着杨斌被捕入狱，这个看起来有点疯狂的计划告吹了。

新义州火车站的整体设施显得老旧，只有领袖的语录墙没有瑕疵。我们要在车站等3小时，然后换乘朝鲜的火车去平壤。陆续进来6名身着灰色和土黄色制服的朝鲜边防士官，检查护照，用探测器检查包裹。他们神情严肃，让人望而生畏。特别是有一个胖子，戴着厚厚的大盖帽，很有派头。

来自朝鲜的导游姓金，功勋导游，身板瘦而结实，说一口带有苏北口音的汉语，“我一共有3个汉语老师，他们是志愿军，其中一个老师是江苏的。我在朝鲜学习了7年汉语，从没有去过中国。”

他虽然从没有离开朝鲜，但是对于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比许多中国人还熟悉。外界对朝鲜的看法，他也十分了解。

之前在网上看了不少朝鲜游记，很多以猎奇和道听途说为主。中国人到了朝鲜多少有点暴发户的感觉，有点五十步笑百步。但是不远的时间之前，中国同样一穷二白，思想禁锢程度更甚。现在也还没有彻底摆脱历史负资产。

在新义州，我见到有的朝鲜女性戴着项链和戒指，挎着男人的胳膊，打扮相当入时。整体上，平壤之外，朝鲜人的装扮有点单调。士兵多数都穿一种黄色帆布鞋面，黑色橡胶鞋帮的胶鞋。更多的百姓则穿一种蓝色白帮的平底布鞋，男女样式一致。

在新义州等待了3小时。中国人被要求待在候车厅，和朝鲜旅客隔开。候车室有一个旅游产品柜台是针对中国游客的。售货员是一个丰满的朝鲜女人，汉语是自学的。我在她这里买了一本中文版的《今日朝鲜》，语言风格类似20年前看过的《人民画报》。里面有篇文章把我吸引住了。《朝鲜足球队冲入世界杯是必然的》写道：伟大领导人金正日对足球非常重视，曾经多次视察足球场馆。和朝鲜人谈论足球是打开话题的一个好办法。我和金导游还有售货员聊起了世界杯上朝鲜0比7惨败给葡萄牙这场比赛，朝鲜也向国内直播了赛事。朝鲜人毫不掩饰懊恼，“踢得太差了！”

我和Thomas溜出候车室来到月台，围墙外面就是热闹的火车站广场。人很多。扎红领巾、白衣蓝裤的少年骑着自行车快速穿过，妇女和老人在走动，一个男人运送“鸭绿江啤酒”到一间小屋。很多朝鲜旅客都提着从中国采购的商品等火车到来。广场随处可见戴着直筒战斗帽的挎枪军人。天气很热，但是他们穿着看起来很厚的两件套军装。

广场左侧一个像是售货亭的地方，发生了一场争斗。一个青年男子，不断用手推搡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有个劝架的中年女人参与进来，男子嫌她多管闲事，狠狠地朝女人屁股踹了一脚，女人拍拍裤子上的尘土溜掉了。

我被这场争吵吸引。广场上的人们也发现了我们，特别是Thomas西方人的面孔，引来了朝鲜人的指点。一名车站女工作人员跑出来，把我们赶回候车室。

火车，慢开

火车将要出发的时候，大批朝鲜旅客涌入了站台。很多人手里拎着从中国采购的大包小包的商品。有些女人背着很沉很大的包裹。期间大量的军人也出现在站台上。

下午一点，火车启动。我们被安置在最后一节车厢，通往其他车厢的门锁住了，无法接触到朝鲜旅客。但是在这节车厢前面坐了几名朝鲜乘客，看起来他们衣着挺括，像是一些干部。他们对中国人不太喜欢，我中间有几次借着去上厕所，经过他们跟前。他们看见我很不高兴地把头扭向窗外。

新义州到平壤220公里，在中国，坐动车用不了2小时。而朝鲜，要走6小时。直到下午7点才到平壤。

沿途，车站、乡村、田间，都有大批身背武器的军人出现。在一些路口，扛枪士兵在检查路人身份。

火车上看，朝鲜的风光十分美丽。后来去的妙香山、板门店，同样很美。视野所及，没有很高的山丘。所到之处，几乎每块田地都种植了水稻和高粱，连田垄都栽满了秧苗。对粮食的渴求由此可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3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朝鲜的人道主义状况和往年相比略有改善，但国际社会需要持续为该国提供援助。朝鲜2462万人口中，有1600万人处于口粮无保障的状态，其中240万人需要定期获得粮食援助。朝鲜儿童慢性营养不良率高达27.9％，急性营养不良率为4％，大约三成的妇女和儿童都存在贫血的情况。

这里的机械化程度很低。因为是手工，秧苗明显不规整。在朝鲜的三天，我只在开城见过一台插秧机。田地劳作的基本全是人力，主要是妇女和孩子。导游讲，有些地区也搞类似联产承包，家庭或亲友组成一个组耕种，交给国家粮食后，剩余部分可自行处置。但据观察，尚不能完全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多次来过朝鲜的朱先生讲，别看田垄都种满了作物，但因缺少化肥，一亩只有一二百公斤的产量。在中国，一亩水稻产量多的可接近1000公斤。

每一次我都遇见缅怀昔日时光的中国人。坐在我对面的来自深圳的张先生，是很有幽默感的商人。他是带着欣赏的心情看待朝鲜的一切。看到农民在田间辛苦插秧，他赞美，“多么好的田园风光，这正是我向往的，完全没有工业化的喧嚣。”看到公路上几乎没有汽车，他赞美，“多好。完全没有尾气，多环保。在深圳每天都堵车，吸进的尾气相当于一口气抽了10根香烟。”他抽了一口烟说。

朱先生和张先生代表了目前中国人看待朝鲜的两个侧面。一种人喜欢挑毛病和嘲弄，更极端地喜欢妖魔化，把朝鲜发生的一切都解读成负面的。但是他们忘记中国不远的昨天也是这样。而另一些人如张先生，认为朝鲜才是理想社会，最好一成不变才好，但是忽略了朝鲜人民有改善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能力。

我们被安排入住平壤羊角岛饭店。47层的羊角岛饭店，是平壤不多的涉外宾馆之一。它建在大同江边的羊角岛上，只有一条路通往外界。除了统一行动，我们不允许自由出行。

晚饭后，来自丹东一所学院的一行6人，想进入平壤逛逛。刚离开饭店300米，在路口就被一个无法确定身份的朝鲜人拦住，对方用汉语说“回去回去”。

导游再三嘱咐：“不准到羊角岛饭店外面去。会出麻烦的。”我断定这有点危言耸听。他们也许只是不希望外国人看到朝鲜真实的一面罢了。这里有太多的“不可以”。接下来我们被不断告知：不可以从车里往外拍照，不可以拍摄军人，不可以拍摄老百姓，不可以拍摄领袖像的半身像而要拍全身，不可以拍脏乱差。

我问：“这也不能那也不能，你告诉我，还能拍什么？”

导游说：“除了不能拍的，其他的你尽可以随便拍。”

“如果我不小心拍摄了怎么办？”我问。“轻者删除并罚款，重者直接送回中国。”中方导游说。她告诉我，曾有一中国游客，偷拍了一张军人衣着脏兮兮的照片，罚款5000元，导游写悔过书。经济制裁对中国人最有威慑力，朝鲜人显然对此也有体会。于是，大家都不敢拍照了。

就连曾经不断赞美朝鲜的张先生，也开始抱怨受到了限制。我问：“你不是说这里是理想社会吗？”他愤怒地说“都一样！”开始他赞美火车外的风景充满了希望，后来他又说风景千篇一律又有点“绝望”。

一早，导游带我们去给金日成铜像献花。铜像23米高，用70吨黄铜打造。“本来还要建更高，但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不同意。”导游说。

朝鲜人对已故金日成主席的崇敬看起来是发自内心的。我看到经过的平壤市民，都会自觉多绕个弯，到铜像前鞠一躬再去上班。

平壤，就是平坦的土壤之意。除了汽车稀少，和任何一个国际大城市看上去都没有两样。大同江两侧，有密集的高层楼群。大部分建筑物没有外立面装修，也没用涂料，只是水泥砌墙。纪念堂和一些重要场所好一些。最显眼的还是大同江边170米的主体思想塔，在电力短缺的夜晚也总是亮着。

平壤人的打扮都很整齐，举止有礼。男人一般穿灰色和黑色的短袖制服、黑色皮鞋，喜欢背黑色皮包。女人多数穿西式套裙、高跟鞋，化淡妆。有天下午，在少年宫看演出的时候，我甚至看到一个初三女生也穿高跟皮鞋。我通过导游问她学校允许吗？她反问：“为什么不呢？你们难道不让穿吗？”我说，穿高跟鞋也许对发育不利。我上学的时候学校的女生是不允许穿的，但是现在啥样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无法随便到任何一个朝鲜人家中去。“去家中参观，要提前一天向外交部申请。”导游告诉我。他说，“我们有很好的风景和资源，其实可以让更多的人进来。但是我们不这么做，都进来把苍蝇、蚊子都带进来了。我们脑子就乱掉了，就不好了”。

羊角岛饭店是一个中国人扎堆的地方，还是平壤乃至朝鲜唯一的红灯区。地下一层有一个桑拿洗浴。当晚我去观察了一下。消费以欧元计算。最便宜的头部按摩，45分钟要25欧元，看场子的中国人说，现在小姐在丹东还没下来，只能洗浴。

在中国许多城市的酒店，没有色情业反倒是稀罕的。朝鲜把羊角岛辟为接待中国人的特区，准许色情业存在，在我看来有点讽刺的味道。

桑拿区旁还有一个赌场，赌场老板和经理都来自澳门。20名左右的员工，全来自丹东。赌场有3张21点赌台，门可罗雀。一个在赌场上班的丹东小伙子告诉我，赌场4年来一直没有实现盈利。因为生意清闲，每晚都能看到赌场的林经理，在院子里快走健身，不知是消磨时光还是发泄怨气。

无论桑拿还是赌场，朝鲜人均禁止入内。一名朝鲜保安坐在楼梯旁24小时看守。

朝鲜人显示出很强的服从性和纪律性。6月25日，平壤10万群众在金日成广场举行反美集会，纪念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当时我就在附近参观，也听到了不远处扩音喇叭传来的高亢宣言，但是直到晚上看凤凰卫视，才知道10万人聚会就在身边。后来到了金日成广场，发现10万人走后，地面干干净净，没有丝毫大型集会的印记。

夜探平壤

白天的朝鲜就像一个梦。在万景台少年宫，朝鲜儿童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才能。民族音乐伴奏下，一个不过10岁的女孩像着了魔一样旋转，转了大概40圈。当以为她要歇歇的时候，她居然又旋转了40多圈。全场观众的喝彩声和掌声几乎要把剧场屋顶掀掉。一个男孩深情地演唱《祖国》，歌声让人怦然心动感动不已。让我回忆起小时候那种久违的集体主义氛围。那段单纯的时光，曾经如此真实地在我身上发生过。我们相信明天，相信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能实现，相信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千秋万代。但当时间飞逝，过去的一切宛若梦境。

对显示集体力量的团体操，朝鲜人尤为钟情。每年8月的阿里郎演出汇集了10万演员参与，为世界之最。除了中国，也许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这方面比得过朝鲜。

这一天，我们在妙香山参观了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国宝馆。总计7万多平方米类似迷宫的两座庞大建筑里，收藏了178个国家赠送给金氏父子的22万件国宝和礼物。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大门口一动不动，仿佛蜡像。

导游说，一天看8小时的话，参观完所有的藏品需要一年半。仅看完中国赠送的礼品就要花一天的时间。

在众多的礼物中，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赠给金日成的鳄鱼木雕，十分有趣：鳄鱼手捧酒杯半跪着媚笑。朝鲜人是这么解说的：鳄鱼这么凶恶的动物，在我们伟大领袖面前，也跪下了，变得听话和老实了。

中间有个环节参观金日成蜡像。在一间单独的大厅，万花丛中，金日成身着西装，含笑挥手。这个蜡像完全按照真人尺寸制作，由中国赠送。解说员严肃地带领大家站成两排，所有人都要整理衣服，不准说话，然后一个一个进去。导游说：“向我们的伟大领袖金日成鞠躬。”大家一起朝蜡像致敬。金正日去世后，蜡像增加为两个。

在板门店分界线，见到了近在咫尺的的朝鲜和韩国士兵，处于对峙状态。韩国士兵很酷，戴着摩托车手一样的钢盔，穿着有型，战斗靴，半截吊裤，双拳紧握，只露出一半身躯朝朝鲜这边张望。

根据协议，非军事区，不准许出现重武器，所以只看到佩戴手枪的士兵。一个朝鲜士兵悄悄对我说“旦白（香烟）。”我给了他三根香烟，他似乎还不太满意，很不情愿和我合影。

有时候冒险很有必要。我很想见到一个不一样的朝鲜。我到了朝鲜，如果再来一段冒险，就更有炫耀的资本了。

虽然导游天天警告，但是在第2天、第3天，连续两天晚上，我还是顺利走出了羊角岛饭店，到了平壤市区。前后加起来逛了差不多4个小时。见到了和白天不一样的景象。

每一次我都约上深圳的张先生结伴，他不光幽默，也有冒险精神。第一天晚上8点半，我们从饭店门前花坪一侧绕到路口，然后从一个小土坡走上了大路。羊角桥横亘眼前。我们不明方向，先是往大桥左侧走。我俩比经过的任何一个朝鲜人都胖，而且没有像章。经过的朝鲜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审视我们。

天已经暗下来了。有2个士兵拿着手电在桥头检查路人的身份。我们故作镇静又折回来。张先生甚至开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他们不会一枪把我们干掉，然后扔进大同江吧？”

这次我们走大桥右侧，凭着白天印象一路走到了平壤火车站。路上很黑，因为没有一盏路灯是亮的。只有头上的星光，还有住宅楼的灯光在闪烁。我想起了那幅著名的卫星照片：从太空看灯火辉煌的东亚版图，只有朝鲜的上空漆黑一片。很多行人拿着手电照明。骑自行车的都在前端安了一个探照灯，靠车轮转动发光。更多的人踩着月光往家走。住家是有电的，但是从窗外看不见里面什么样。

离平壤火车站大概300米远的地方，人行道边有微弱的手电闪动，3个妇女蹲在树丛边，面前摆放着3个小布包，我凑上去，发现是待售的两摞煎鸡蛋，还有一袋小馒头。

另外一个妇女面前放着3个类似长江七号外星人的毛绒玩具，标价100。但是不清楚是朝币还是其他。

我凑过去试图看得更清楚一些，一个妇女发现了我，她们一起惊慌地拿起包跑掉了。

就在隔着3步远的地方，黑暗中站着三个持枪的士兵，用手电朝面前经过的行人身上照射，随机检查行人证件。我感觉手电光在我的腿上停留了一会儿。我和张先生尽可能镇定地走过去，尽量装得像一个朝鲜人那样走路，简单说，就是身体尽量不动，而只是大力甩动两只胳膊，一二一，一二一。

事后，我批评了张先生。大腹便便的他有时像一个南方人那样喜欢喋喋不休，他奇怪的语音往往引起路人的注意，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累，他总是说“咱们歇会儿吧”。

我们顺利到了平壤火车站，只有站前亮着6盏路灯。人比白天少许多。很多人蹲在马路边。不知是在等人还是等车。在车站对面，我看到一个明显是乡下来的年轻女人，紧张地站在墙根，手里拿着一捆大葱等待买主。还有2个妇女在无声地交换彼此手里的物品。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黑市。显然自由贸易仍然受到管制，但是人们偷偷在做。

回来的时候，我俩绕到一个住宅小区，这里的道路有些坑洼。我们坐在人行道边，一边抽烟，一边观察经过的人们。晚上9点半的时候，还有很多成人和孩子在这里经过。不远处有一间亮着灯光的售货亭，里面摆着啤酒和一些方便食品。中间，我们穿越了一条地下通道，在火车站前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有一个朝鲜军人紧跟在身后，弄得我们很紧张，后来我们在江边站了一会儿，让那个军人先走，确认不过是一个巧合才放心。离羊角岛宾馆不远的草丛里，有2个小女孩正打着手电聚精会神地捡草籽。我不知道捡草籽是作什么的？拿来吃吗？后来导游说是用来种草坪的。我想凑上去看仔细，2个女孩被我吓了一跳，飞快跑掉了。

回到宾馆的时候，我和张先生汗湿衣背，击掌相庆。张先生说：“这比白天的旅游更过瘾。”次日晚上9点，我俩又走到了火车站相反方向的大同江。出发前我给自己别了一枚朝鲜国旗像章，这样猛看上去更像一个本地人。这次来回花了2个小时，甚至有时间坐在江边抽了根烟。我看到一个平壤男子坐在江边打手机。手机在平壤仍然属于奢侈品，通话费是每月固定20元朝币。湖南朱先生拥有一部朝鲜手机，花了1000多元，卡也是1000多元，同样的手机，在中国只需300元。但是这个号设置了限制，无法和朝鲜人通电话。往中国打长途每分钟7美元。在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朝鲜已经有200万手机用户。

连续两晚，在火车站附近，我都遇到了奇怪的景象：一些朝鲜男子站在黑暗的拐角，推着自行车，向我打招呼。我不懂他们的意思，凭直觉认为是黑车交易市场。中国也有。临走时我问了一圈，有人同意我的看法，也有人说那是兑换货币的。还有一个羊角岛饭店的朝鲜人告诉我，也许他们只是想给你打个招呼。暗夜中那些黑瘦的朝鲜人究竟对我说些什么？至今都是个谜。

3年间两次去朝鲜，我发现这个“隐士之国”在发生着缓慢而积极的变化。第一次，手机、笔记本电脑、收音机、MP3、MP4，一切带有输出输入功能的电子产品，一概不允许带入朝鲜。当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手机可以带进朝鲜了，只是要在新义州火车站登记。联通和移动在新义州有微弱信号，进入朝鲜内部信号完全消失。

当我第二次出发去伟大的邻国，看到的景象实在让我惊讶。早上9点，丹东火车站面向朝鲜人的11个奢侈品柜台，挤满了胸口别着领袖像章的朝鲜人，柜台摆满兰蔻香水、瑞士军刀、新西兰蜂蜜、各式洋酒。干部们和商人在归国前开始最后的血拼。一男士买了4瓶黑方和1瓶皇家礼炮，一女士购买了400多元的皮包。这种场面最近一两年刚刚出现，让人想起富裕起来的中国游客在巴黎免税店里血拼。通过边境线上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业活动，已经培育出一个富裕阶层，包括商社干部、军人，还有实际上的私人。我意识到，这条边境线的商业活动发挥的巨大影响，不光实现了互通有无，还把市场的信息传递到对岸内部。

我更愿意相信，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正是来自这些边缘人群为获取幸福生活所付出的努力。中国如此，朝鲜也是这样。无论是黑市里沉默的朝鲜男女，还是浪头舔血的走私者于先生，他们都没有做错什么。那些悲剧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尽管代价惊人，但最终会换来幸福的。

回到丹东以后，我没有等来王先生和功勋画家的回复，谨慎的生意人总是瞻前顾后。我们相约下次再见。朝鲜着急销售一切可以销售的东西，以换取发展经济需要的钞票。从高丽人参到金日成邮票，从油画到海螺。只是不清楚，这是来自平壤的国家意志，还是自发的市场力量。

对于朝鲜这样一个神秘的国家，旅程总是显得有点短。返回新义州的火车上，在定州停靠的时候，对面一列开往平壤的拥挤列车上，一个漂亮的朝鲜女孩突然发现了站在车门透风的Thomas。威猛的Thomas一路上吸引了不少朝鲜女子的目光。女孩透过车窗用朝鲜话冲Thomas大喊。Thomas问我：“她在说什么？”我只能求助旁边的导游。导游说：“她问老外从哪里来？”我告诉了Thomas,Thomas大声回答：“奥地利！”

女孩又大声问。Thomas又问我：“她说什么？”我再次问导游。导游说：“她问老外要去哪里？”我告诉了Thomas,Thomas大声回答：“北京！”

后来我想，这真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一幕：一列国际列车，和一列朝鲜绿皮车，隔空喊话。他们试图让对方了解。但总是绕来绕去、阴差阳错。

我清楚地看到，那个漂亮，开朗的朝鲜姑娘，试图听明白Thomas最后在说些什么，但是太嘈杂，我想她根本没法听清楚。然后，两列火车交错而过，朝着相反的方向开走了。（部分当事人使用了化名）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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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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