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

序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三卷本《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一卷记述了赫鲁晓夫自20世纪20 年代开始至40年代卫国战争胜利结束这段时期的政治生活经历。对基洛夫被刺事件、“大清洗”和中央全会代表选举内幕、二战前夕的苏德政治军事交易、二战背景下的军人将领和高层政要的表现以及斯大林台前幕后的作为做了评价和描述。同时回顾了苏联军民在二战初期失利直到卫国战争转败为胜这一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三卷本《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二卷讲述的是赫鲁晓夫一生中处于权力颠峰、即担任苏共和政府领导人的最重要时期的工作。详细叙述了开垦东部荒地和大规模工厂式住宅建设的历程，对于确保国家安全合理平衡开支的重要性也多有论及。同时详细讲述了斯大林去世后新领导班子的组成，赫鲁晓夫与贝利亚之间的冲突，以及在苏共二十大就斯大林在本国人民面前所犯罪行所做报告的出发点。 三卷本《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三卷主要涉及苏联国际事务，或详或简地叙述了苏联与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以及赫鲁晓夫对各国领导人的态度。尤其集中回顾和评价了中苏关系，对后来出现的关系冷却、恶化，最终决裂，做出了个人的解释，描述了从他的角度所看到的一切，对于重现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图景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由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亲自编辑整理、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完整的中文版全译本！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涵盖了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他于1964年失去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后开始以口授形式完成回忆录。该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画面，披露了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苏联最高层的重要活动，介绍了某些政治事件始末，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本书是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回忆录的选译本,记述了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前后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其政治生涯的重要经历。全书35万字左右,由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亲自编辑整理,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完整的中文版全译本《赫鲁晓夫回忆录》。

序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1971)，原苏联领导人。1953年9月至1964年10月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8年至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序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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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亲自编辑整理、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完整的中文版全译本！

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涵盖了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他于1964年失去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后开始以口授形式完成回忆录。该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画面，披露了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苏联最高层的重要活动，介绍了某些政治事件始末，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本书是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回忆录的选译本,记述了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前后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其政治生涯的重要经历。全书35万字左右,由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亲自编辑整理,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完整的中文版全译本《赫鲁晓夫回忆录》。

序 总目录

总目录

译者序1

序8

致中国读者13

头顶最秃和胆子最大的人（安德烈·比托夫）16

第一卷政 治 委 员

前言1

引子1

1简单谈谈我自己5

2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10

3谈谈新经济政策14

4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22

5迁往哈尔科夫27

6迁往基辅33

7在工业学院36

8和斯大林相识50

9莫斯科的日常生活69

10基洛夫遇刺97

11基洛夫遇刺的某些后果120

12重返乌克兰164

13从乌克兰到莫斯科（30～40年代之交）202

14第二次世界大战日益临近242

15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266

16战前局势306

17艰苦的1941年夏天345

18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374

191942年：从冬天到夏天411

20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旁463

21斯大林格勒转折506

22通向罗斯托夫之路534

23库尔斯克会战前夕及会战初期563

24向第聂伯河挺进！609

25基辅收复了！639

26解放乌克兰667

27向胜利挺进！700

28战后的思考725

29伟大卫国战争之后的远东766

30关于战争回忆录786附录一

尼·谢·赫鲁晓夫年表（1953~1964）794

第二卷改革家

前言927

31战后初期929

32重返莫斯科947

33关于几个人物966

34斯大林的一个缺点976

35贝利亚及其他人988

36斯大林一家·斯韦特兰卡997

37斯大林的最后岁月1015

38朝鲜战争1024

39医生案件1032

40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1040

41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后1049

42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052

43斯大林谈自己1066

44斯大林之死1082

45关于斯大林的思考1091

46再谈贝利亚1108

47斯大林去世之后1121

48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141

49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1161

50建设得更多更好1177

51农业1233

52垦荒1255

53我们尚未做到所期望的丰衣足食……1291

54土地与我国科学1305

55谈谈威廉斯的草田轮作制1314

56大田如棋盘1318

57谈谈机器拖拉机站和专业化1321

58我们因组织不健全而蒙受损失1325

59我对玉米情有独钟1336

60我们的商店空空如也……1352

61斯大林的遗产1367

62海军1376

63飞机与导弹1397

64反导弹防御系统1417

65坦克和大炮1419

66运输工具问题：车轮还是履带？1422

67萨哈罗夫与核武器1424

68太空中的合作1428

69关于库尔恰托夫、克尔德什、萨哈罗夫、图波列夫、

拉夫连季耶夫、卡皮察等人1436

70政权、朱可夫、马利诺夫斯基及其他人1456

71关于以色列、埃及、六日战争和我国的军人1461

72裁军1463

73和平与战争1466

74核战争和非核战争1470

75军备竞赛还是和平共处？1472

76国家开支1485

77我不是评判人……1494

附录二

一尼·谢·赫鲁晓夫关于军事改革的报告1514

二妈妈的笔记1523

三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弗·安德罗

波夫呈送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649

四1970年赫鲁晓夫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受审的速记

记录1651

五关于尼·谢·赫鲁晓夫逝世的讣告1670

六送别1671

七“今日打扫卫生”1675

八回忆录写作出版经过1686

第三卷国务活动家

前言1819

78与奥地利签订和约前后1821

79日内瓦四大国领导人会晤1849

80与阿登纳会晤1875

81访问英国1885

82初到美国1913

83从纽约到艾奥瓦1953

84华盛顿和戴维营1983

85访问法国2014

86巴黎四方会谈2062

87访问联合国2085

88约翰·肯尼迪与柏林墙2120

89加勒比海危机2143

90斯堪的纳维亚国家2191

91沿着社会主义道路2217

92毛泽东2232

93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2246

94对华关系风云突变2271

95对华关系进一步恶化2302

96胡志明2332

97关于阿尔巴尼亚2343

98南斯拉夫问题2365

99德国问题2396

100波兰邻居2421

101匈牙利邻居2489

102捷克斯洛伐克邻居2520

103罗马尼亚邻居2545

104印度2568

105在缅甸2595

106从印度到阿富汗、伊朗，再到印度2608

107关于印度尼西亚2630

108关于埃及2654

109中东的六日战争2704

110从叙利亚到也门2714

111和非洲各国的关系2724

序 引子（1）

引子

许久以来，我的同志们纷纷问起（岂止是问起，他们还建议）我是否打算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因为我和我这代人曾经生活在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革命，内战，以及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巩固有关的一切。这是整整的一个时代啊。从入党之日起，我就有幸积极参加政治斗争。我始终担任一些选任的职位。关于卫国战争和国内战争、国内的事件，人们已经写得很多了。然而也有许多人都不明白的“空白点”。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明白。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可以接触到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档案材料，许多事情有了不同的解释。从前我们只是对斯大林盲目信任，因此在他领导下所做的一切，都说成是必需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当我们自己开始稍微以批判的态度来思考时，就开始尽量根据档案材料来对事实进行检验。

许多人遇到我都问，我是否在写关于我所经历的时代的回忆录。大家都向我论证，我自己也明白，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所以人们很想通过我这个亲自经历了这个时代并曾身居高位的人，来了解它。我希望下一代对于我曾经历的那个时代所发生的现象，能够亲自进行评估。这个时期十分重要，也很伟大，其伟大之处就是党在改造工业、农业、文化以及管理国家方面所成就的事业。同时，也干了许多有碍我们的发展的事情，假如没有这些事情，那就更是成绩斐然。

对于力劝我拿起笔来的同志们的忧虑，我很理解。再过一段时间，今天活着的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说是一字值千金。何况是那些曾经掌舵的人，舵轮曾使整个巨轮驶向我国政治社会生活的改革，并从而对世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过我只得在实际上无法利用档案材料的情况下写作。这实在太困难了，而且以我目前的处境，大概是办不到的。

我想做到十分诚实，在援引事实时，要让下一代（我就是为他们写的）便于核对。我将指出应当查阅的文献资料，以便更加详细地了解、核对和理解事实。凡是我认为下一代会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所有的事实都已经过核对并且如实地记录下来。可以详加查阅。眼下这些档案材料无法看到，不过它们必将成为大家的财富。甚至现在我就认为大多数材料并不是内部材料。

我想讲讲自己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我凭经验知道，我们的下一代将会苦苦寻觅关于这个十分重要的时期的片语只言，当时我们曾经生活、创造和建立强大国家。这是靠我们的努力，靠人民、党和当时作为群众组织者的领导人的的努力。我很走运，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阶段，从我党最小的基层单位—基层党组织直到高级领导机关—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主席团、部长会议主席和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位。我曾经参与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曾参与将决策付诸实施，我曾经是这个重要时期的事件的参与者。因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讲出自己的看法。

序 引子（2）

我事先就知道，没有一种看法会使人人都满意，再说我也不追求这个目标。然而，我希望在以某种方式记录下来并作为给子孙后代的遗产留下去的诸多看法中，我的看法也为人所知晓。这些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中，有些彼此相同，有些则各不相同。这是很自然的，这里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其实今后也是如此。真理是在争论中产生的。即使在一个党内，即使都站在一个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上，人们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在解决某个问题时也会有不同的细微差别。我生活在一个需要对某些问题的解决采取灵活态度的时代，我知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这不会使我感到困惑。

我寄希望于那些将成为类似评判者的人。人民将会做出评判，他们将阅读这些材料，并做出自己的结论。我并不认为我所说的一定是真理。不是，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对于某个问题上各种观点的比较中，去发现真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有人想对什么都搞一刀切，凡是不符合标准的，就统统宣布为异端邪说、胡说八道，也许甚至宣布为罪行，这是很荒唐的。让历史自己来评判，让人民来评判吧。

因此，对于读者可能在我的笔记中发现的不正确之处，我事先请求谅解。这是我的观点，我现在是这么看，这么理解，我也就这么写。我不想虚与委蛇，因此也不想隐瞒、不想掩饰、不想润色、不想美化我国的现实。它不需要这样的美化，因为它本身就雄伟壮观。因为我有幸生活在这样的转折时代，当时我们打破了建立在资本家地主基础上的旧生活，将它推翻，并且在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建设新的生活。

没有实践的理论是僵死的理论。我们曾经根据最先进的马列主义理论为实践开路。这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那个时期不可能不出现有意或无意的疏漏和错误。常言说得好，子孙后代定会原谅我们的，他们考虑到这是第一次试验。因此它是唯一的，至于第二次，那就是它的某种重复了。让人们在评判我们时，考虑到我们曾经生活和创造的条件吧。我们是先干，然后才开始写回忆录的，为的是不致遗漏我们党、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我国历史上所创造的好东西，也不致重犯那些据说是代表党和为了党犯下的错误，我甚至要说是罪行。现已清楚，这是滥用权力。出现这种滥用的原因，二十大报告已经做了说明，二十二大报告中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做了说明。我认为这方面所说的话都是正确的。我至今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正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来讲述伟大卫国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的重要时代，然后在我精力允许的情况下依次讲述事件的过程，讲我当时的观感和理解以及今天的评价。

从何入手呢？我想应当从斯大林这个人物入手。为什么？这个问题到往后就会清楚的（如果我能够把事情做到底的话）。如果要马上多少做出解释的话，那么可以说，在斯大林去世前，我们以为在他生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也是为了革命能够成活、巩固和发展唯一可以做到的。诚然，在斯大林晚年，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前，特别是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之后，我们这些他身边的人（指我自己、布尔加宁、马林科夫，某种程度上也包括贝利亚）已经产生了一些疑虑。当时我们无法去验证。只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并非刚刚去世时），我们才有足够的党性和公民的勇气掀开帷幕，看看历史的后台。这时我才了解到某些事实，我想一一道来。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简单谈谈我自己（1）

简单谈谈我自己

小时候我起初住在乡下，并且爱上了农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但我的童年时代基本上是在矿山上跟爸爸一块儿度过的，他当时在一个煤矿干活。他在尤佐夫卡尤佐夫卡是这个城市1924年以前的名称。1924～1961年名叫斯大林诺，后来则叫顿涅茨。以下提到的各县基本上涵盖了顿巴斯西部。俄共（布）地区组织的成员大多数是矿业工人，虽然也有不少金属工业工人。彼得罗沃-马林卡的矿井主要分布在沃尔奇亚河流域。以南四俄里1俄里合1 06公里。—译者注的乌斯片斯基矿井干活时的情形，在我的记忆中尤其清晰。我自己的青春时代，先是在机器制造厂、然后在矿山上劳动，再后又在红军中服役。

在库尔斯克省那个名叫卡利诺夫卡的我们的村子里，农户都不大，说得准确点，都是些小农户。农民没有机器，只有木犁和小铧犁。不过，木犁已经很少见了。一匹马拉的小铧犁适用于瘦弱的农家马匹。能够深耕的铁犁，农家的马是拉不动的。一般情况下，农民耕地都用只套一匹马的小铧犁，也就是使用一马力。化学肥料根本没有，甚至没有这方面的概念。

我的家乡主要出产小麦和燕麦，小麦上市出售，燕麦供应附近的一个养马场。那儿有一个十分出色的养马场。虽说那时候地主没有拖拉机，但经营管理的水平却很高。地翻得很深，厩肥上得很多。看来，他们都有精心选育的良种，所以才能获得当时对农民说来完全不可思议的收成：每俄亩1俄亩合1 09公顷或16 35市亩。—译者注产小麦30～35公担1公担合100公斤。—译者注。

1908年，父亲和母亲在地主瓦西里琴科富饶的庄园里当雇工。我已经是个半大孩子，满14岁了，也在那儿干着耕地时赶犍牛的活儿。就我的年龄而言，这是个重活儿，需要提起牛轭，给几条犍牛套上犁。这是赶牛人的职责，并不是扶犁人的事情。

后来就开始在矿井和工厂干活，闹罢工，搞革命，参加国内战争。有关这一切我都不准备多谈，或许只是在叙述过程中的某些地方顺便提提。1922年初我离开红军回到顿巴斯，在党的动员下奔赴乡村开展播种运动。我到马林斯克的一些村庄，那里从前生活很富裕，1921年后的饥荒期间人们却纷纷饿死，甚至有人食人的情形。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把农民召集起来，号召他们认真及时地播种，最好是早期播种。我们所说的话，连自己也莫名其妙。我讲的话也像其他同志一样，相当浅薄。我可从来没有真正搞过农业，我的全部认识都基于自己小时候在库尔斯克省爷爷家的见闻。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简单谈谈我自己（2）

同样是在1922年，我去工人预科1919～1940年苏联为培训未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上大学而设在大学里的普通教育机构。—译者注学习，共学了三年。当时我们县的党委书记是扎韦尼亚金　 　 扎韦尼亚金（1901～1956）苏共党员。1919年起，任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厂长。1933年起，任重工业第一副人民委员，同年起，任诺尔里斯克采矿冶金联合工厂工程局长、厂长。1941～1950年任内务副人民委员（副部长）。1953年起，任中型机器制造部副部长，1955年起，任部长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我在工人预科临近毕业的时候，已经是莫伊谢延科　 　 莫伊谢延科1917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是在乌克兰担任要职的党的工作人员之一。担任区委书记了（当时县已改为区）。

1925年工人预科毕业后，并没有给我升入高等学校的机会。我想上学，掌握一门专业。由于一向热中于工程技术问题，我渴望能进入机械制造系。作为钳工，我热爱自己的技术职业，热爱机器，然而在尤佐夫卡我得到的答复却是：

“不行！必须去做党务工作，因为现在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样，我就当上了彼得罗沃-马林斯克县的党委书记。这个县的生产重点兼有不同的方面，这表现在：马林斯克本身是个农业县，而煤矿叫做彼得罗夫斯基采矿场（从前的卡尔波夫采矿场），这是为了纪念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格?伊?彼得罗夫斯基（1878～1958）手工业工人，1897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8年起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起任苏维埃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代表，1918～1938年任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1921～1939年为党中央委员。1937～1946年起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0年起任苏联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后退休。，他早在担任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时就曾去过那里。我说不上他是否讲话了，但是他是做了讲话准备的。我应邀参加这次非法召开的工人大会。后来大会被取消了。详细情况我不了解，因为我并不属于组织者之列。据说是警察探听到了开会的地点，彼得罗夫斯基说，既然这样，会议就不举行了。我已经到集会地点去了，那儿一些专门安排的人都提醒我说会不开了。彼得罗夫斯基前往该处，因为他是从叶卡捷琳娜省选进杜马的，这些矿山也属于该省。

我接手县党委第一书记工作时，事无巨细样样都管，包括农业在内。县委位于特鲁多夫斯克五号矿井的居住区。这个矿井至今仍在开采。当时这是一个带居住区的小矿井，居住区分布在草原上，邻近富裕的大镇子是马林卡。不远处就是格里戈里耶夫卡镇，距离矿山更近的则是一个名叫克列缅纳亚的大村镇。说干就干！既然被选为县委书记，我就应该发出包罗万象的各种原则性指示。这样，我一下成了个身负重任的人。既要对县里的农业状况负责，也要对矿山的煤产量和克拉斯诺戈罗夫卡陶瓷制品厂（当时在顿巴斯，这是唯一一个生产用于铺砌高炉和平炉的耐火砖的工厂）的工作负责。在农业方面，我的职责并不在于保证生产出各种农产品，而是把这些产品从农户手中强行征收上来。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简单谈谈我自己（3）

1926年，我在区党代会上被选为区党委组织部长。按照当时的组织结构，组织部长就是第一书记的副手。那时区委唯一的书记是莫伊谢延科。后来我同他产生了分歧，干不到一块儿。由于30年代个人专横的结果，他被枪决，他的一生就此悲惨地结束。我坚信他是一个好人。在区委我们也抓农业。当时农业像用酵母发面一样地蒸蒸日上。刺激手段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苏联于1921年开始实行、30年代后期结束的过渡时期的一种政策，其基本原则为列宁所制订。措施有：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准许私人贸易和开办小型企业，允许租赁小型工业企业和土地，国营工业改为经济核算制，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确定货币工资以取代实物工资，建立与市场有联系的国营专业公司等。—译者注，它成了个人主动精神的发动机。结果农业迅速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某些方面还有所超越。1925年的农产品要多少有多少，而且价格低廉。经过1922年的饥荒和人食人之后，现在出现了产品丰富的局面。农业是眼看着欣欣向荣。这简直是个奇迹。1922年春播战役开始时，我在马林卡村里主持会议，曾亲眼看见过当时的农民是一种什么情形。他们简直是弱不禁风，不是走着而是爬着来开会的。等到我当了县委书记再到那里时，已经很难认出他们来了。老百姓能站起来，简直是个奇迹。

富裕的人们被赋予了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机会。富农们利用了这一点，他们租到了农业企业和磨坊。

总而言之，为经济方面提供了相当广泛的自主权，于是农业非常迅速地得到恢复，完全能保障市场的各种需求。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与私商竞赛。必须保证马林卡合作社有充足的食品，使之做到更好地为居民服务，销售得更多。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1）

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

1925年4月，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开幕。我由尤佐夫卡党组织选出参加大会。尤佐夫卡党组织的领导人是莫伊谢延科（我们都叫他“科斯强”），此人我已经提到过了。这是一个医学院肄业的大学生、出色的演说家和优秀的组织者。他的特点是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他所交往的人和亲信几乎都有着耐普曼派头耐普曼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私营企业主、投机商人，其派头即暴发户派头。—译者注。为此我们后来取消了他的书记资格。这场争吵一直闹到了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结果一个委员会来到我们那里，深入研究了我们的争执，承认我们的理由有着充分的根据，于是莫伊谢延科被解除了书记职务。

而在代表大会开会的当时，莫伊谢延科却真是大得尤佐夫卡区共产党员们的欢心。在学识上，他比我们积极分子中的其他人高出一头。我不记得当时我们尤佐夫卡党组织选出了多少名代表。有表决权的人大约八九个的样子，再加上四个有发言权的人，其中就有我。当时选举代表是很民主的。我所领导的彼得罗沃-马林卡区党组织，按党员人数只占第六或者第七位。居第一位的是尤佐夫卡区，其次是马克耶夫卡区，然后好像就是布琼诺夫卡区，鲁琴科沃矿区，等等，最后才是彼得罗沃-马林斯克区。所以我被选为只有发言权的代表。

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喜事。最主要的是可以去莫斯科，看看首都，参加全国代表会议，见到各位领袖，听到他们讲话。给乌克兰组织分配的是会场的中心位置。现在那里是苏联最高苏维埃开会的地方。当时好像是弗拉基米尔大厅，尚未改建，有许多圆柱，开这样的大型会议很不方便。但是克里姆林宫里别的更加合适的大厅再也没有了，历次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我们的左边是莫斯科代表团，右边是列宁格勒代表团。我们占据会场的中央，而其中尤佐夫卡组织的座位是前几排。乌克兰党组织里的富有战斗力的地位一向属于无产阶级的顿巴斯组织。当时乌克兰共产党（布）书记是卡冈诺维奇拉?莫?卡冈诺维奇（1893～1991）皮革工人，1911～1962年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以前担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基辅、梅利托波尔、尤佐夫卡党委成员，皮革工人非法工会主席，参加地下活动。1918～1921年在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沃罗涅什、塔什干从事党和苏维埃工作。1924年起任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5～192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随后又在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工作。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2）

1930年当选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兼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年主管党中央农业部，1934年主管运输部。1935～1937年任道路交通人民委员，随后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8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9～1949年任石油和燃料工业人民委员。1942年起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伟大卫国战争之后在乌克兰、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各部担任一系列党和国家领导职务。1924～1957年为党中央委员。1957年被列入所谓的苏共中央内的反党集团。后退休。，人民委员会主席是丘巴尔弗?雅?丘巴尔（1891～1930）农民，1907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1年起为工人，是三次俄国革命的参与者。1918～1922年任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1923年起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起任苏联劳动与卫国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起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1922年起为党中央委员，193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大清洗中无端遇害，身后恢复名誉。，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则是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克雷普尼克尼?阿?斯克雷普尼克（1872～1933）职员，1897年参加革命运动，1897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1933年间担任一系列乌克兰国家领导职务，去世前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7年起为联共（布 ）中央委员。自杀身亡。是政治局委员，施利希特尔亚?格?施利希特尔（1868～1940）工人，1891年参加革命运动。1898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三次俄国革命的参加者。1917年起历任国家许多重要职务。1921年起担任高级外交职务。1927～1929年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1933～1938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副院长。1926～1937年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也在乌克兰组织中身居要职。

代表会议的工作给我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我见到了国家和党的各位领导人。他们就近在咫尺。当时我们住在马车市场的苏维埃大厦（好像就叫这个名字）。住得很简单，那里都是板铺，我们像常言所说的那样横七竖八躺在上面就睡。我记得，当时波斯特舍夫帕?彼?波斯特舍夫（1887～1939）工人，1904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三次俄国革命参加者。1917～1922年间在远东担任一系列军事、党和国家的职务。1923年起在乌克兰任职。1926～1930年为乌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1933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随后又任乌共（布）中央第二书记。1937年起任联共（布）古比雪夫州委书记。1934～1938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大清洗中无端遇害，身后恢复名誉。好像是哈尔科夫党组织的书记，是带着妻子来的，也和我们睡在一个地方，他的妻子就睡在他旁边。这惹得大家都跟波斯特舍夫开玩笑。我们那时候都很年轻。波斯特舍夫在党组织里很受尊敬，我同样也很尊敬他。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3）

我早早地起床，步行去克里姆林宫，以便赶在别的代表之前，占一个好座位。每个代表团都有指定的座位，但在代表团内部，代表们可各自找空位子坐。这样，我们就都希望自己老是能坐到最靠近讲台的前排座位，所以必须提前起床，不吃早饭就往那儿跑。有一天我出门就上了电车，却不知那是几路车，这电车并不到我要去的地方，不知道把我拉到了什么地方。后来，只得早早起床跑步前进，不过我倒因此发现了准确无误抵达克里姆林宫的路线，以便占一个距离近一些的座位。

后来各代表团开始照相。那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已经崭露头角。他不单是我们这些普通党组织负责人公认的第一号人物。我们州党组织的领导人莫伊谢延科以尤佐夫卡代表团的名义，去请求斯大林和我们合影。听说斯大林同意了，随后他会通知什么时候能来。我们就等着。终于在一次会间休息时，让我们到叶卡捷琳娜大厅集合，整个代表团将在那儿合影。我们当然全体齐集。斯大林来了。大家纷纷落座。斯大林应我们的请求，坐在正中间。

我为什么会想起这次照相的事情呢？当时摄影师一直在照相机旁边忙乎。这人就是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当年最广为人知的政府摄影师之一，卒于1962年。，干这一行的大专家，他在克里姆林宫工作了许多年。凡是参加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党务工作者，全都认识他。彼得罗夫作为摄影师开始指点，谁应当偏一偏脑袋，谁应当往哪儿瞧。斯大林突然插话说：“彼得罗夫同志喜欢发号施令，可是在我们这儿发号施令是不行的，不许发号施令！”这件事给我和我的朋友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后来交换过意见）。我们觉得，斯大林的确是一个作风民主的人，他发表这种意见不是偶然的，这句玩笑话本质上符合斯大林的天性。随后在代表会议期间，斯大林的讲话，他的一些即兴插话，也都使人对他产生好感。我越来越对这个人物怀有深深的敬意。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谈谈新经济政策（1）

谈谈新经济政策

现在说一说新经济政策。我还记得那段时间，在经济崩溃和大饥荒之后，城市忽然恢复了生机，涌现了各种产品，价格开始回落。这当然是一种退却，但它却帮助我们从国内战争的后遗症中恢复过来，积蓄了力量。这件事情上表现了列宁的英明，他在1921年迈出了这充满危险却无可避免、必不可少的，勇敢坚定且富有远见的一步，即转而实行新的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可以说是一种概括的表达方式，就其实质而言，它为私有制的起死回生和富农的恢复活力开辟了可能性，更不必说中农了。商品因素增强了，甚至牢牢地站住了脚跟。

1925年我遇见过几个耐普曼。当时他们都是经营磨坊的承租人。出现了这样一种难以置信的情况：磨坊承租者竟然是国内战争时期表现杰出的人，曾经荣获红旗勋章……

我记得，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话题，当年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常常争论不断，无论乡里、县里都是如此。我们常常被叫到县上，每次都必定（照当时的说法）挨训，说我们卖给合作社的粮食太少，卖的肉和其他食品太少。我作为区委书记，几乎每天都要到集市上察看。当时的口号是：“学会做买卖！”和“谁战胜谁？”我们必须通过合作社战胜商人，把商业掌握在自己也就是国家的手中，但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而是通过搞好合作社商业的途径。我们尽量卖得便宜一些，服务得周到一些，拥有更高质量的商品。这就是我们应当掌握的一些杠杆。

我在集市上转悠的时候，往往瞧见我们合作社的货摊在那儿做买卖，私商就坐在旁边。我看着总是很难受，因为私营商店门前聚集的人更多，可那都是工人和职员，别的人矿上没有。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呢？我们卖的肉并不比人家差。私商靠的是更方便的定量分装，更殷勤周到的态度。而且家庭主妇都想挑挑拣拣，磨磨蹭蹭，东翻翻西看看，用手摸一摸，商人便竭力迎合。除此之外，私商已经拥有自己固定的顾客，可以对他们赊账销售，而这也有很大的作用。合作社可就不肯这样做了。

有时我巡查市场，便直奔合作社，走进主要的一家商店，遇到自己的朋友万尼亚?科斯温斯基。他是工人合作社主任，很好的一个同志，共产党员，国内战争期间表现出色，在后方与白匪军作战，指挥一列装甲列车。这列装甲列车很简陋，是工人们亲自动手在自己的车间里制造的。我记得，这天我刚推开门，他马上就来了一句：“喂，怎么，你又骂人来了？”“不错，我是来骂人的。”“我自己已经来过了，亲眼瞧见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该做的我们好像全都做了，可仍然是个体商户对顾客更有吸引力呀。”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谈谈新经济政策（2）

秋天，各种商品和农副产品—蔬菜呀，西瓜、甜瓜呀，鸡呀，简直已经堆积如山。问题在于，彼得罗沃-马林卡区那时是以工业为主的尤佐夫卡的西南边远地带，像常言所说，已经是煤矿的天涯海角了，再往前当时就没有矿井了（如今矿井已向前推进，朝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扩展），因此当地居住的全是农民。村庄一个个都很富裕，地处草原，土地肥沃。那儿也有一些希腊居民的村庄，都挺大。希腊人都是些畜牧行家，他们喜欢大量养羊，因此就有羊肉和羊奶干酪。农民们还把鹅、鸭和火鸡运来卖。这些东西都很便宜。当时我们那儿的物价还保持着战前的水准。战前一磅肉在尤佐夫卡和郊区值15戈比，1925年、1926年还是值15戈比。到1928年肉已过剩。

这里我多少有点儿离题了，不过这种偏离和题目还是有些关系。彼得罗沃-马林斯克区当时有两个公社。位于风景如画的大村庄马克西米连诺夫卡的那个公社干得尤其出色。那儿也有党组织，当时叫支部。公社管理处主席是科洛斯　 　 科洛斯1917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乌克兰农民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块头很大，简直是一位巨人，他的身量倒是和他的姓很相称“科洛斯”系　　　　　（麦穗）的音译。—译者注。他早已过世，就在当时也已是上了年纪的人了。那是个很正派的优秀共产党员，职业是裁缝。他的副手是一位杰出的农民叶梅利扬?戈姆利亚，按照当时乌克兰人的叫法就是叶梅利卡?戈姆利亚。这个聪明人具有罕见的幽默感。他讲话批评起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端来，往往让人笑破肚皮。他常常出席党代表会议和区代表大会。我记得，有一次他讲话批评区领导人，说他们很少下乡：“你们是怎么啦？这不，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请区上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可是他们看不见村子，因为这儿的烟太大了（有冶金厂和矿井），隔着这层烟雾他们就瞧不见我们了。”他还举出了类似的其他许多例子。

他们公社的日子过得很好，而这在当时的公社社员中并不多见。大多数公社都具有消费性质，全靠国家的施舍过日子，自己养不活自己。可是这个公社偏偏是靠自己的资金生活。那里配备了一批很好的人员和很好的组织者。他们认真地种地，诚实地干活。他们没有拖拉机，就连我那时候也只是听说过拖拉机，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东西，可是并没有亲眼见过。当时干活主要靠牛和马。那时的政治形势很好。工人们都能理解党的口号，将它融会贯通，这点可要紧了—需要推行新经济政策，而他们对此有个正确的认识。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谈谈新经济政策（3）

用平头百姓的话来说，公众了解斯大林是在党内开展残酷斗争的时候，也就是1923～1924年同托洛茨基反对派进行斗争的那段时间此处和以下作者使用的术语是当时以及他口授回忆录时惯用的说法。。当时他作为组织者，作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崭露头角。不过，当时斯大林的特殊作用在党内并没有怎么被普遍接受，更不消说党外了。在当时的那场斗争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格?叶?季诺维也夫（拉多梅斯利斯基）（1883～1936）1901年起为共产党员，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17年12月起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19～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1907～1927年为党中央委员，1921～1926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清洗中无端遇害。。共产国际当时享有巨大威望：这是掌握世界革命方针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季诺维也夫身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自然就是这场运动的首要人物了。布哈林尼?伊?布哈林（1888～1938）教师之子，1906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列宁的战友之一。1917年起（直至1934年）为党中央委员。1918～1929年任《真理报》主编。莫斯科十月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1919年起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9年为政治局委员，1917～1934年为党中央委员。1926年起为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1929年起为科学院院士。其后不断遵循党和国家的路线。自1929年起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2年起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1934年起任《消息报》责任编辑。1935年起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宪法委员会委会。有多种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研究、科学理论等方面的著作。大清洗中无端遇害，身后恢复名誉。当时也广为人知，十分受人尊敬。我记得，当时他已写出一本名叫《共产主义ABC》的书。年轻的共产党员首先就是根据这本《共产主义ABC》来学习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布哈林从此声名鹊起。

早在1919年还在红军中服役的时候，我就亲眼见过布哈林，听过他讲话。当时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库尔斯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时候布哈林带着一大批共产党员来到库尔斯克。他在全省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我作为自己战斗部队的党支部书记也应邀出席。就在那次大会上我见到了布哈林并听他讲话。布哈林以他的个性、他的民主作风让大家非常喜欢，而在当时这有着很大的意义（虽然这在现在也同样有意义）。的确，大家都非常喜欢他，我简直对他入迷。后来我还遇见过和他一起的同志，都是来自莫斯科的普通共产党员，级别和政治素养同我差不多。他们也提到布哈林的民主精神，而这在当时特别使人产生好感。他们说，他同他们一块儿住集体宿舍，在食堂里和他们一锅吃饭，等等。这当然具有很大的意义。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谈谈新经济政策（4）

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情。我有个朋友叫列夫?阿布拉莫维奇?里姆斯基。我和他在顿巴斯共事多年，后来在莫斯科相逢。他是捷沃相伊?费?捷沃相（1902～1958）裁缝之子，工程师。1918年起为俄国共产党（布）党员，曾在苏维埃俄罗斯和阿塞拜疆参加国内战争。后曾担任许多工程和行政方面的重要职务。1936年起任国防工业第一副人民委员，1939～1940年任船舶制造人民委员，1940～1953任苏联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长），1949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6年起任驻日本大使。1939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的朋友：他们一起在矿业学院上学，两人在毕业后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他在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干部处工作，开始从事共青团活动是在敖德萨。后来又在基辅省委和斯大林诺（尤佐夫卡更名为斯大林诺）工作。

我曾经同里姆斯基一起共事，好像是在1926年我离开彼得罗沃-马林斯克区被选为区党委组织部长之后。当时的组织部长实际上就是区委第二书记。书记是莫伊谢延科，当时只有一个书记。其次是组织部长，被看成区委副书记。再其次是宣传鼓动部长。当时在宣传鼓动部的是谢尔盖耶夫　 　 谢尔盖耶夫1917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来担任过一系列党内职务。。我不记得他的真正姓名了，他是个犹太人。这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党的事业，是一个好干部。可惜的是，他也像成千上万和他类似的许多人一样，于斯大林在党内大搞恐怖活动期间遇害。里姆斯基则是区党校校长。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是1926年吧，也许是1927年，党校党校是党的教育体系的一个环节，目的在于在规定的政治学习的范围内提高联共（布）党员的教育水平、理论素质、工作技能。1920年代，这个体系包括从政治学习的初等学校到共产主义大学的一系列阶段。区党校是该体系的中等环节。学员们在寒假期间去莫斯科，增长智慧，参观首都，参观它的名胜古迹。去一趟莫斯科，这是所有苏联人（而且不仅仅是苏联人）的很自然的一种愿望。

据里姆斯基后来讲，他当时决定给斯大林打电话，请求接见代表团。我估计，并不是党校的全体人员都去了，而是一批人，但人数较多，大约有60个左右吧。不过，这对现在要谈的问题并不那么重要。里姆斯基说：“我一打通电话，就同斯大林接通了（这给我留下一个印象—斯大林平易近人），我请求他接见我和党校的学员们。”斯大林同意了，说他一有机会，就让人通知里姆斯基（他记下了地址）。不久来了电话，他们就去克里姆林宫（当时，1937年以前，克里姆林宫还对普通人开放），他们是由尼科利斯基大门进宫的。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斯大林所关心的是些什么问题了。我提起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记得斯大林的讲话很有特色，令我敬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谈谈新经济政策（5）

接着里姆斯基又讲，他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们刚从原来的尤佐夫卡来。现在尤佐夫卡改了名，用您的名字命名。所以我们希望您给尤佐夫卡也就是斯大林诺的工人们写一封信。这一定会给斯大林诺区的居民留下良好的印象。”斯大林这样回答他：“我不是地主，工厂的工人们也不是我的农奴。我不会给他们写信，也不喜欢别的人这样做。”列夫?阿布拉莫维奇?里姆斯基是个极有党性的人，十分纯洁、正直。共产主义的清规戒律细致入微地渗透了他的意识、全部行为、活动和整个一生。正因为如此，他才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惊喜。回校之后，他在区党委内细说了一切，结果全区人人皆知，斯大林这句话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件事表明了斯大林的民主作风、平易近人和对自己地位的正确理解。

我还记得这样一段插曲，同样和那个时代有关。当时爆发了与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其后与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斗争。我一直搞党的工作，在区委当组织部长，参加过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和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和党代表大会。由于年事已高，我现在不能援引原话，但这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情，而是说斯大林这个人。当时政治局开会都要搞速记记录，全部如实地速记下来，然后把这些记录发给各级党组织。我记得也发给区一级，把党的积极分子召集起来，宣读记录。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宣读一份速记记录的情形。我们谈得很起劲，一心想要弄清争论的实质，从而确定自己对争论的态度。

那次斯大林好像是同托洛茨基列?达?托洛茨基（勃朗施坦）（1879～1940）1897年起参加社会民主运动，1903年起站在孟什维克一边。1905年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1917～1927年间为共产党员，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是十月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后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1918～1925年任军事和海洋事务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0年起任道路交通人民委员。1917～1927年为党中央委员，1917年10月和1919～1926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1926年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反对派组织者之一。1929年被驱逐出国，193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1938年建立第四国际。在墨西哥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杀害。或者季诺维也夫争论。我记得他的说法很使我喜欢：斯大林当时证明一个什么问题，他们不同意他的意见，不肯让步，辩论十分激烈，斯大林在人家不同意他的意见时是这样说的：“咳，你们这是怎么啦？我一定会想方设法保持党的统一，维护党坚如磐石的团结。这是取得胜利的需要。不过既然你们这样行事，那就让上帝保佑你们吧。”我很注意他的这种说法。当然，我当时并不是个信教的人，甚至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不信了，而且这种说法当然也不能说明斯大林是个信教的人，虽然他读过宗教学校。他只是表示：我拿你们有什么办法呢，我对你们毫无恶意，愿上帝保佑你们，你们会回心转意，自己认识自己立场的错误的。我很喜欢这种耐心的态度，我认为这说明斯大林有理。

后来我了解了斯大林，回想起此事我才明白，这是他的狡猾，他的伪善。他玩弄人们的感情，希望表明自己有耐心，有争取党的团结的意愿，表明他对与自己共事的集体中其他成员的意见即便不是尊重，至少也有耐心。这是欺骗，这是算计。说得简单一点，他是想抛出诱饵，引得那些真诚希望正确理解他的人们上钩。这其中，我也是斯大林这种诡计的牺牲品。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1）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展开了一场针对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尖锐斗争。列宁格勒代表团发言时宣读了一封致大会主席团的信，要求根据联共（布）党章的规定，由该代表团产生一名做副报告的人。他们推出季诺维也夫，想让他做一场针对斯大林报告的副报告。我现在已无法准确地回忆了，但我的印象中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做报告的还是季诺维也夫，而斯大林做的是关于组织问题的副报告。可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是由斯大林做报告了。在我们这些大会的代表看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政策，党中央初步形成了多数派和少数派。因此，做报告的不应该再像原先列宁去世后那样老是季诺维也夫，而应该是斯大林了。我记得，我们前来参加代表大会时，已经像俗话所说，唧唧喳喳吵翻了天，人们之间早就纷纷传说，甚至普通百姓都知道，党内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我们在十五大期间也是住在马车市场苏维埃大厦三号楼。我们得到通知：雅科夫列夫雅?阿?雅科夫列夫（1896～1938）教师之子，1913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乌克兰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的参加者。自1921年起在莫斯科担任党的重要工作，1926年起任工农检查院人民(接下页注)要到我们这儿来通报党内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将在大会上提出来，加以揭露。上页注①）委员，1929～1934年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和“集体农庄中心”副主席，后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1930年起为党中央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来了。他那时候在工人检查院工作。我记得奥尔忠尼启则当时是工人检查院主席，而他是副主席之一。这次会议除乌克兰代表团成员外，谁也不让参加。当时乌克兰代表团团长为卡冈诺维奇，副团长为彼得罗夫斯基、丘巴尔、施利希特尔和斯克雷普尼克，他们都是乌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雅科夫列夫讲述了在哪些问题上与季诺维也夫存在分歧，说问题相当尖锐。因此我们似乎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就这个意义而言，那个会是带有派性的，然而得到斯大林的许可，我想是斯大林授意召开的。我不清楚联共（布）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中，还有谁知道此事。

(接代表大会宣布开幕，大会的领导机构刚刚成立，季诺维也夫分子即提出针对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自己的副报告人。我们仍然坐在中心位置，我们右首是列宁格勒代表团，左首是莫斯科代表团。我们就所有的问题同莫斯科代表团进行了接触，奋起反对当时所说的列宁格勒反对派。当时，与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好同志相遇，我不是把他当朋友，而是把他当敌人看待。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2）

1922年我从部队回来的时候，尤佐夫卡《劳动专政报》这张报纸从1918年开始出版，1922年成为俄罗斯共产党（布）尤佐夫卡县委会和县执委会的机关报。主编是阿布拉姆松。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当时他在列宁格勒一个区党委担任书记。非常好的一位共产党员。可是现在他却和所有列宁格勒来的人一样成了季诺维也夫分子。党内一些著名人物，比如说巴达耶夫阿?叶?巴达耶夫（1883～1951）农民，1904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曾在列宁格勒做过钳工。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3年起任《真理报》正式出版人。1917年起历任粮食供应和合作社机关重要职务。1930年起任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主任，1931年起任消费协会莫斯科总会主任，莫斯科苏维埃副主席，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1935年起任苏联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副部长。1933～1938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8～194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任苏联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2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也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站到了一起。他当时在列宁格勒工作，列宁格勒的人就把他搬出来作为盾牌。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了增加自己代表团的分量，把尼古拉耶娃　 　 尼古拉耶娃（1893～1944）女工，1909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起即为苏联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1924～1926年任联共（布）中央女工部部长。随后在高加索、莫斯科、西伯利亚和伊万诺沃担任党的负责工作。1936年起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和委员，1937年起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也拉了来。她也是一个积极的好党员，发言时充满激情，像个雄辩的演说家。这场辩论后来会间休息时在格奥尔吉耶夫大厅和走廊里继续进行，或三五成群，或两两相对，成了个人交锋。总之，在各个地方，只要两个人碰到一起，如果他们分属不同阵营，那就在进行辩论。

斯大林、布哈林和李可夫阿?伊?李可夫（1881～1938）1898年起为共产党员，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17年11月起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18～1921年和1923～1924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自1921年起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4～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26～1930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1931～1936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通讯人民委员）。多年均为党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全俄中央执委会和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都发言拥护中央委员会的路线，也就是斯大林的路线。这样说太简略，但当时就是这样说的，说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路线，那是反对派的路线。我不记得是来自哪个地方组织的一个代表团，还献给代表大会主席团一把钢扫帚那是代表斯大林格勒6000名钢铁工人的代表团。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3）

主持会议的是李可夫，他接过这把扫帚说：“我把这把扫帚交给斯大林同志，让他拿来扫掉我们的敌人。”这句话当时博得一阵友好的掌声和笑声，连李可夫自己这时也笑了。后来李可夫本人已经成为这把扫帚的受害者的时候，我想起了这句话和当时说这句话的情景。当时李可夫显然很信任斯大林，并且认为这把扫帚不会用来危害党，只会用来对付党的离经叛道分子和背离总路线的反对派。

当时我们也毫不怀疑，斯大林和身边支持他的那些人是正确的。我至今仍然认为，当时我们的思想斗争是基本正确的。如果斯大林是另一种性格的话，那么这些已经搞得十分紧张激烈的分歧也许不会变得如此充满悲剧性和毁灭性。但这是我现在的说法，当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当时大家都是按照所谓砍柴人的方式考虑问题：办大事不必拘小节。我得说，那是对反对派进行的一场无情的斗争。

如果回忆一番我们的党和人民所走过的道路，并从这个角度评价斯大林的作用的话，那么，在那些事件和党内力量对比的背景下，这种作用其实基本上是正面的。我指的是像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瑟尔佐夫-洛米纳泽谢?伊?瑟尔佐夫（1893～1937）职员，1913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苏维埃俄罗斯国内战争的参加者，顿巴斯党的著名活动家。1921年起在俄共（布）中央机关工作，1924年起任《共产主义革命》杂志主编，1926年起任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书记。自1929年起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13年后历任各种行政和党的领导职务。1929～1930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

洛米纳泽（1897～1935）教师之子，1917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24年前历任党内许多重要职务，1925～1929年为共产国际著名工作人员，随后又担任过各种党内职务，大清洗前为联共（布）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市委书记，1930年起为党中央委员。左右倾集团之类的反对派。如果要评价斯大林的个人作用，那么他是很突出的：在团结全党方面，在动员党的力量克服困难、恢复工农业、实现工业化和加强红军建设方面，他的作用和活动都是具有决定性的。因此，斯大林居于党的主导地位、党也支持他，这绝非偶然。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初期他的名字在广大群众中甚至在党内并不怎么广为人知。更为知名的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尤其是布哈林。列宁说得很好：“布哈林是党的宠儿。”我们的干部当年都是根据布哈林所写的《共产主义ABC》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在广大群众中的知名度非常高。但是作为组织者，斯大林还是更胜一筹；布哈林是作为宣传者、鼓动者在党内居于显要地位的。他曾任《真理报》主编，也确确实实是《真理报》所需要的主编。虽然像列宁所说的那样，他本人也犯了一些错误。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迁往哈尔科夫（1）

迁往哈尔科夫

1928年我调到哈尔科夫工作。当时乌克兰政府和乌共（布）中央都设在那里。我被任命为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而部的主管领导则是尼古拉?涅斯托罗维奇?杰姆琴科　 　 杰姆琴科（1896～1937）小市民出身，1916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曾担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政府一系列职务。1929～1932年任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自1932年起先后任乌共（布）基辅州委和哈尔科夫州委书记，1936年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第一副部长，1937年任苏联粮食和畜牧国营农场人民委员。1931年起为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我非常尊敬他，他受之无愧。他同样过早地牺牲了，牺牲在斯大林手里。其实他十分忠于党的总路线，忠于党中央和斯大林本人。

为什么我被调到哈尔科夫呢？莫伊谢延科在我们的要求下被解职后，斯特罗加诺夫　 　 斯特罗加诺夫（1888～1938）农民，自1905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起担任苏维埃和党的重要工作，1927～1930年先后任斯大林诺和哈尔科夫区委书记，1932年前任乌共（布）中央第二书记，乌共（布）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书记。1930～1933年间为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就到我们那里担任区委书记。他来自下诺夫哥罗德的党组织，1905年入党，为人不错，但目光短浅。他不符合当时向斯大林诺党组织所提出的各种要求，这里的党组织规模大，战斗力强，地处工业区，牵涉面广。这里既有煤炭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建筑工业，也有农业。总之，斯大林诺是个很大的中心，首先是工业中心，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农业中心。而这个人却显得很浅薄。我们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可说是从各方面掂量他，把他当作老布尔什维克仔细加以考察。后来有人说他的坏话，说他虽然是老布尔什维克，可也是个老废物，尽管他年纪并不算大。他好酒贪杯，喝得很厉害。后来他就开始耍阴谋了。总之，他与环境很不协调，造成了一种很糟糕的局面，积极分子们都不理睬他了。这一来使得我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我不过是他的副手，可是但凡遇到最重要的问题，人们都来找我，不去找他。

这种情况我倒也能理解，但对他来说就太尴尬了，贬低了他的作用。人们来找我，是因为我出生在这个地区，我的父亲一直在尤佐夫卡以南四俄里的乌斯片斯基矿井干活。我的童年和青春时代都是在当地度过的，在当地一家名叫博谢的工厂最初由法国人投资的一家金属工厂。里学的钳工手艺。我结交的朋友圈子很广，我和他们同在矿井干活，一起度过了童年和青春时代。当时我通晓生产问题—煤炭工业的，化学工业的，冶金工业的，还有建筑业务。当时这一点十分重要。在那个时代，一个不懂采煤或冶金、化学和建筑的领导人，简而言之，那就会算是傻瓜。斯特罗加诺夫正好陷入了这种境地，尽管他这个人并不笨。后来他也遇害了，这个不幸的人，当时我非常可怜他，至今也可怜他：他既不应该被捕，也不应该被处决，却被处决了。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迁往哈尔科夫（2）

乌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将我召到中央委员会，提出把我调到哈尔科夫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工作。他的理由是中央委员会机关中工人很少。此话不假，那里的许多人就工龄来说五花八门，而当时非常看重担任党和苏维埃职务的工作人员的社会出身。“我们应当让工人在机关中占大多数，”他说。我说：“我认为这非常正确，可是却不希望靠我来使工人占大多数。我很不愿意离开斯大林诺，我已经习惯了那儿的环境和人。我不熟悉新的环境，到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大概没法习惯，那样我会感到很困难的。”

不过我对那儿的环境其实是熟悉的。我当过区委组织部的部长，所以经常去乌共（布）中央组织部开会。指导员搞调查或者办其他事情，也经常到我们这儿。他们中的许多人我都认识，因而同意卡冈诺维奇的看法：那里的人不值得信任，其中许多人也不值得尊敬，即便没有理由不信任他们。因此我认为，我到那里肯定会受到不好的对待。在乌共（布）中央委员会，有些人对斯大林诺心怀忌妒，而且斯大林诺党组织也知道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因此也为此提供了某种口实，他们老是说：我们是无产者，我们是矿工、冶金工人、化学工人，是世界的精华，党的精华。

我当时要求：如果确实需要我离开斯大林诺（以便让斯特罗加诺夫施展本领，不致妨碍他成为核心人物，以便人们承认他，把他看作区党组织的第一把手），那就请把我派到卢甘斯克去好了。我现在记不清卢甘斯克区委书记的姓名，但我很喜欢他。我和他的关系很好，满心欢喜地希望去他那儿，所以要求派我去卢甘斯克。我想再到那里当区党委书记，看来那里会有这样的工作。卡冈诺维奇对我说：“既然您这样提出问题，那我们中央委员会就完全没有必要让您离开尤佐夫卡了。所以还是留在原地吧。”我告别后就走了，我经过一番思索得出结论：既然中央委员会提出让我担任乌共（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这可是一个高级职务，显然有什么重要考虑才促使卡冈诺维奇这样做。

卡冈诺维奇对我很好。我和他早在二月革命初期就认识了。他也在尤佐夫卡工作过，在当时尤佐夫卡召开的第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过话，我也到会了。我是作为出席巴赫穆特（这是我们的县城）第一次会议的鲁琴科沃煤矿的代表参加这次群众集会的。两星期之后，我们在尤佐夫卡再次集会，卡冈诺维奇也参加了。他是代表尤佐夫卡党组织出席的，在这几次会议上表现相当积极。当时他姓科舍罗维奇。他曾用鲍里斯?科舍罗维奇的化名在新俄罗斯社会制鞋厂工作，参加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活动。我不知道他就是卡冈诺维奇，我只知道他是科舍罗维奇。我不但信任和尊敬卡冈诺维奇，而且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尽力替他遮风挡雨。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迁往哈尔科夫（3）

当时卡冈诺维奇还不是公认的党领导人（就更不必说党的领袖了）。在乌共（布）中央，他跟那个集体的关系十分复杂。和他斗的都是些“老头子”—彼得罗夫斯基、丘巴尔等人，受到彼得罗夫斯基重大影响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帮也不买他的账。卡冈诺维奇依靠的实际上是顿巴斯 ，主要是斯大林诺、卢甘斯克和阿尔乔莫斯克（原名巴赫穆特）。在巴赫穆特，人们对卡冈诺维奇的信任主要是通过拉琴科，　 　 拉琴科（1887～1938）农民，1912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以后从事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1924～1925年任乌共（布）斯大林诺省委书记，1925～1928年任全乌克兰工会理事会主席和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起历任党的各种职务。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而不是直接表现出来。那儿的书记是尼基坚科，此人又是拉琴科的心腹，拉琴科则是乌克兰工会理事会主席。他是工人，威信很高，大概从1912年起就是党员，也过早地牺牲了。拉琴科虽然是个爱耍手腕的领导人，但也是个正直的人，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不应当受到任何怀疑。他的耍手腕主要表现在对待某些人的关系上，并不是针对党，针对党的总路线。

总之，和卡冈诺维奇谈话之后，我经过仔细斟酌，自己也已经不想留在斯大林诺了，因为我发现我跟斯特罗加诺夫的关系很可能会恶化，而我并不想跟他争来斗去。他刚刚调来，暂时还不了解生产，但他会了解的，这并不是不尊重他的理由。我认为，最好还是离开，让他扎下根来。于是我就对卡冈诺维奇说，我同意到乌共（布）中央组织部去，但条件是一有机会就再派我到一个区去工作，去哪个区都无所谓，不过最好是去一个工业区。我认为，农业我毕竟不熟悉，从来没有在农业地区工作过，一直同工业密不可分，觉得在这里很自在。

我便走马上任，果然不出所料，待在哈尔科夫我并不喜欢。全是办公室的活儿，文件来往，看不见活生生的事情。这是一种特殊的工作，而我是个脚踏实地搞具体工作的人，一向跟煤炭、化学，某种程度上也跟农业打交道。在斯大林诺，农业不是主业，我们的主业是煤炭。煤是工业的食粮，所以我们给予最大的关注。我和煤炭工业的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当时领导煤业的是鲁希莫维奇　 　 鲁希莫维奇（1889～1938）工人，1913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国内战争和争取在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21～1922年任尤佐夫卡省执委会主席，1923～1925年任“顿巴斯煤业”托拉斯经理，后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兹巴斯煤业托拉斯经理。遇害前为苏联国防工业人民委员。身后恢复名誉。。我非常尊敬他。他也过早牺牲，被枪毙了。我和“南方钢铁”南方钢铁联合企业建立于1921年，是我国南方各冶金工厂和煤矿主要的国营经济组织。（其实这就是南方黑色冶金工业部）领导人的关系很好，当时它就设在哈尔科夫，主持工作的好像是伊万诺夫　 　 伊万诺夫自1920年起为俄罗斯共产党（布）党员，工程管理和党务工作人员。。我对他不如对鲁希莫维奇那么了解，因为鲁希莫维奇每次召开煤炭工作者和经济管理领导人会议都少不了我。他每次都邀请我，我代表区党委出席。突然间我的这一切全都中断了，我开始成天和公文打交道，我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我很快就厌倦了。我就这个问题去找过卡冈诺维奇一两次，提醒他说，他可是答应过帮助我离开的。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迁往基辅

迁往基辅

有一天卡冈诺维奇给我打电话说：“您不是让我把您调到区上做党务工作吗。要是您不反对的话，我建议您去基辅。已经决定杰姆琴科同志去基辅担任区委书记，杰姆琴科要求把您一起调去当基辅区委组织部长。您要是同意呢，现在（那是个星期天）马上就可以拿上车票去基辅。那边全都清楚，杰姆琴科也知道，他会很高兴地迎接你的。”

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当时基辅党组织并不是我们公认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名声在外，都说基辅那边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倾向严重。情况也的确如此，当地的无产阶级力量很弱，而知识分子们都聚集在乌克兰科学院周围。当时领导知识界的是格鲁舍夫斯基　 　 格鲁舍夫斯基（1866～1934）乌克兰有声望的历史学家和文艺学家，乌克兰民族运动参加者。1917～1918年任中央劳动者代表会议主席。1924年起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1929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著有多种科学著作。。当地的托洛茨组织也很强大。都认为当地的工作很难搞，对俄罗斯人来说尤其如此：对他们的态度不太好。所以我认为，由于民族主义分子把我看作无可救药的地道俄罗斯人，我在那里的处境会很困难。

不过我还是马上取了车票，当晚动身前往基辅，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我是平生第一次来到基辅这个大城市。说实在的，此前除了莫斯科，我只到过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马里乌波尔。巴赫穆特不值一提，至于尤佐夫卡，甚至还算不上城市。基辅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刚一到，提着手提箱就径直跑到第聂伯河边。我急于看看第聂伯河，因为我听过许多关于它的传说，也读过一些有关的书籍。我很想瞧一瞧这条汹涌澎湃的大河。

我和杰姆琴科一道开始了我在基辅的党务和劳动活动。区执委会主席是沃伊采霍夫斯基。他也过早地牺牲了，被枪毙了。这人多少有一点儿乌克兰民族主义。过去他曾是地下的乌克兰社会民主组织成员，为人正直，备受尊敬，是个性情温和、仪表堂堂的知识分子，招人喜欢，工作勤奋。他在基辅可说是“适得其所”。杰姆琴科读过大学医疗系，但没有毕业。他1916年入党，并不特别倾向于工人，更多地是倾向知识分子，所以由他主管科学院的工作。后来他奉乌共（布）中央之命，主管西部乌克兰共产党的工作，就是管利沃夫希纳、塔尔诺波尔1944年改称捷尔诺波尔。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我认为他干得很好。

我就是这样来到基辅的。给我分配的是地方日常内部事务—工人和农民的事。我得承认，如今我回忆起那段时光仍然感到十分愉快。我在那里工作起来心情舒畅而轻松。基辅的人们对我极为信任，甚至可以说很尊敬。也有一些困难，比如失业的人很多，这在顿巴斯我们还没有遇到过。已经是1928年了，可是在基辅还有失业的人打着红旗在大街上游行。我们后来把他们集中到基辅市杜马后来是基辅市教师之家的所在地。的旧址，那儿有一个可容纳400～500人的大厅，他们就在里面举行集会。基辅还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不少，托洛茨基派的影响很大，托洛茨基分子利用了基辅所存在的困难。

这些失业人员也相当典型，因为当时乌克兰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现象，甚至工人还短缺。可是眼下偏偏又有许多没有工作的人，甚至还有共产党员。他们成年累月闲待着不干活。我提议说：“请吧，我马上就能给你们找到工作。”他们似乎很高兴，就问：“去哪儿？”我说：“去顿巴斯。”他们却说：“不去，我们还是再待一阵子吧。”就这样，他们整年闲待着，而且看样子还准备再待上一两年。可就是不愿意去顿巴斯，说那是外省。那儿有许多矿工，而他们却干不来这种活儿。这让我很生气，因为我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对我来说，顿巴斯、尤佐夫卡都是我感到亲切的地方，我想念那些矿工，我同他们相处得很好……

1928年我在基辅干了整整一年。1929年我已满35岁。这是我还能考虑上大学的最后一年了，而我只是工人预科毕业，一直渴望获得高等教育。因此我就开始争取让人家派我去学习。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和斯大林相识（1）

和斯大林相识

当阿利卢耶娃还健在的时候，到斯大林家参加家宴是一件特别令人愉快的事情。她既是个原则性强、党性强的人，又是个体贴入微和慷慨好客的家庭主妇。我对她的去世感到十分惋惜。她去世前一天，举行了十月革命庆祝仪式……游行队伍过来了，我站在列宁墓旁积极分子的队伍里。阿利卢耶娃和我站在一起，我们彼此交谈。天气很凉，斯大林站在陵墓主席台上，身穿军大衣（当时他总是穿着军大衣）。衣钩没有系上，大衣的下摆敞开着。寒风阵阵，阿利卢耶娃瞥了一眼，说道：“我的那位没有戴围巾，一着凉又该生病了。”这一切都显得很随便，同我们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的关于斯大林、关于领袖的概念毫无共同之处。

后来游行结束了，大家纷纷散去。第二天卡冈诺维奇召集莫斯科的区委书记开会，他说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指阿利卢耶娃。—译者注猝然去世。我当时想：“怎么会这样呢？我昨天还跟她说话来着。这么一位风华正茂、绰约多姿的女人。”我打心眼里感到惋惜：“也罢，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人总是要死的……”过了一两天，卡冈诺维奇又召集原班人马开会，他说：“我这里转达一下斯大林的话。斯大林让我对大家说，阿利卢耶娃不是自然死亡，是开枪自杀的。”就说了这些。至于死因，当然没有对我们讲。开枪自杀了，无须多说。将她安葬了。斯大林去墓地为她送葬。从他的面部表情看，他十分伤心，为她感到悲痛。

直至斯大林去世之后，我才了解到阿利卢耶娃的死因。有这方面的文献。我们曾经问弗拉西克　 　 弗拉西克（1896～1957）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国家安全总局任政府卫队处处长，直至1952年，中将，负责斯大林的私人警卫。，斯大林的卫队长：“是什么原因促使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自杀的呢？”他是这样讲的：“检阅之后，按照惯例，大家都到伏罗希洛夫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1891～1969)1903年入党。1925年起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年起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1940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46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21～1961年及1966～1969年为党中央委员，1926～1960年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家里去用餐（他在克里姆林宫有一处很大的住房。我也在那里用过几次餐。去的都是小范围里的人：阅兵司令员，那一次我记得是科尔克奥?伊?科尔克（1887～1937）农民，曾在沙皇军队中服役，联共（布）党员（1927年起），1918年起在红军中担任指挥官职务，曾任几个军区的司令员，大清洗前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身后恢复名誉。，主持阅兵的是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还有几位同斯大林最亲近的政治局委员。是直接从红场过去的。当年的游行都持续很长时间）。大家在一起用餐，喝酒，按照这种情况下的规矩。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没有去。后来人们都各自回家，斯大林也走了。他走了，却没有回家。时间已经很晚了。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开始坐立不安：斯大林到哪儿去了呢？她开始打电话四处寻找。最先是把电话打到别墅。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和斯大林相识（2）

他们当时住在祖巴洛沃，但不是米高扬阿?伊?米高扬(1895～1978)1915年入党。1920～1926年历任下诺夫哥罗德省委书记、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1926～1946年历任对外留易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及其他人员委员。1937年起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46年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1942～1945年为国家国防委员会委员。1946～1964年历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第一副主席。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1974年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23～1976年为党中央委员。1926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1966年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后来住的地方，是在深沟对面。接电话的是值班军官。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问道：‘斯大林同志在哪儿？’‘斯大林同志在这儿。’‘谁同他在一起？’那人说：‘古谢夫的妻子同他在一起。’早上斯大林回到家里时，妻子已经身亡。”古谢夫是个军人，他也在伏罗希洛夫家里用过餐。斯大林走的时候，带上了古谢夫的妻子。我从来没有见过古谢夫的妻子，不过据米高扬说，她是个十分漂亮的女人。弗拉西克在讲这段经过的时候，加了这样的评论：“真是活见鬼了。这个值班军官是个没有经验的蠢货：经她一问，就什么都对她直说了。”

当时还有私下的传言，说是斯大林亲手杀害了她。有这样的流言，我也亲耳听到过。看来，斯大林也知道。既然有流言，那肃反人员当然要记下来，并向上报告。后来人们说，斯大林来到卧室，发现阿利卢耶娃已经身亡；他不是一个人来的，是同伏罗希洛夫一起。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很难说。为什么突然需要同伏罗希洛夫一起进卧室呢？既然想带个证人来，那就说明他知道她已经不在了？总之，事情的这个方面至今仍是个谜。

总之，我对斯大林的家庭生活知之甚少。因此我只能凭我们参加的家宴以及片言只语来判断。斯大林在略有醉意时，有时会回忆说：“我有时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她就敲门，大声叫道：‘你这个人真没办法。没法跟你一起过。’”他还讲到，小斯维特兰娜生气的时候，也学着说母亲的话：“你这个人真没办法。”说完又补了一句：“我要去告你的状。”“找谁告状呢？”“找厨师。”在女儿的心目中，厨师就是最大的权威了。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和斯大林相识（3）

阿利卢耶娃去世后，有一段时间我在斯大林家中常常碰到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典型的高加索女人。她尽量不同我们迎面碰上。只要瞪上一眼，她就立刻不见了。后来有人对我说，这个女人是斯维特兰娜的保育员。但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长时间，她就消失了。根据贝利亚的某些说法，我明白了这是受到他庇护的人。好个贝利亚拉?帕?贝利亚（1899～1953）农民出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起），1918～1920年任海关技术员和职员，1921～1931年在外高加索肃反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1931年起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第二书记和格鲁吉亚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1932年起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1938年起任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后任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至1953年，偶有中断）1941年起任苏联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安全总专员，国家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苏联元帅（1945年起），1953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苏联内务部部长；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年起），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9年起）和政治局委员（1946年起），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2年起）。1953年12月被处决。，他倒真会挑“保育员”。

我对阿利卢耶娃感到惋惜，也纯粹是把她当作一个人。她招人喜欢。她在工业学院纺织系人造纤维化学专业学习时，当选为党小组长，经常为各种各样的措词来找我商量。这时我总是小心提防：她回到家里，该不会把我讲的话告诉斯大林吧……温尼琴科弗?基?温尼琴科（1880～1951）乌克兰作家。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思想家，1918～1919年任乌克兰执政内阁首脑，1920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后侨居国外。有一个短篇小说《比尼亚》。这个比尼亚在监狱囚室里被选为组长，因此他为所有的人做决定。我在工业学院当选党组书记，就觉得自己是比尼亚了。却从来没有因为对阿利卢耶娃说了什么而感到后悔。再说她在生活中是个朴实谦虚的人。她去工业学院只坐电车，同大家一起离开学校，从来没有显示自己是“大人物的妻子”。有这么一句老话：命运往往使我们失去最好的人。

我已经讲过，斯大林经常回忆起我在学院里工作的一些事情，我望着他，感到困惑不解：他是怎么知道的？后来我明白了他是如何知道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的。看来，我在工业学院上学以及后来担任党组书记那段时间工业学院党组织生活的情况，阿利卢耶娃都向他报告了。看来她在介绍我这个政治活动家时，讲了一些好话。因此斯大林就通过她对我有所了解。起初我认为我被提拔到莫斯科做党的工作，是卡冈诺维奇的功劳，因为卡冈诺维奇在乌克兰时对我十分了解，我同他可说是从二月革命的最初数日就认识。后来我便得出结论：我的提拔不是卡冈诺维奇的功劳，很可能是斯大林的主意。这当然给卡冈诺维奇留下深刻的印象。大概阿利卢耶娃在斯大林面前对我（说得简略点是）赞不绝口吧。

我也喜欢日常生活中的斯大林。有时在家庭环境中相见，我听见他是如何开玩笑的。他的玩笑对我说来可是非同寻常。我对他敬若神明，所以就没有料到他会开玩笑，这样他的每个玩笑我都觉得非同寻常：是“并非来自这个世界的人”开的玩笑。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和斯大林相识（4）

我喜欢他们的家人。我在斯大林家里遇到了阿利卢耶夫老人和他的妻子，那也是个上岁数的人指阿利卢耶娃的父母。—译者注。应邀前往的还有列坚斯　 　 列坚斯(1892～1940)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3年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著名干部，1935年起任一级国家安全警官。受到清洗。和妻子，阿利卢耶娃的姐姐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还有她的弟弟。我很喜欢她的弟弟：年轻帅气，有指挥员的军衔，不知是炮兵还是坦克兵……这都是无拘无束的家庭宴会，大家有说有笑。斯大林在这些家宴上显得很有人情味儿，令我印象深刻。我更加对斯大林充满敬意，既把他当做其身边的人无出其右的政治活动家，又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然而我当时的看法错了。现在我发现，当时并没有全都明白。斯大林确实伟大，我现在也重申这个看法，他比他周围的每个人都高明许多。然而他又是个演员，一个伪善的人。他能够玩游戏，以便展现自己的某种品质。

我想再讲讲同斯大林的另一次会见，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我在工业学院学习期间的事情。1930年，学院的第一期学员毕业。当时我们的院长是卡明斯基格?纳?卡明斯基(1895～1838)1913年入党。1920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后担任经济工作和苏维埃工作。1930年起任联共(布)莫斯科州委书记。1932年起任莫斯科州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年起任卫生人民委员。1925～1927年和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老布尔什维克，一个好同志。我很尊敬他。我们请他要求斯大林在第一批学生毕业时接见工业学院党组织的代表，我们希望听听斯大林的告别辞。我们打算在工会圆柱大厅举行庆祝第一批学员毕业的晚会，我们请求斯大林出席此次庆祝会。我们接到通知：让我们派出自己的代表，斯大林将接见六七个人。其中也有我这个党组织书记。其他参与这次会见的人已经毕业，我正是以党组织的代表跻身其中的。

我们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他当即接见我们，谈话开始了。斯大林阐明了这样的想法：要学习，要掌握知识，但是不要心思不专，要深入而过细地通晓自己的具体业务。你们要成为训练有素的领导人，不是泛泛地领导业务的一般的专家，而是精通自己业务的专家。这里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要是雇用我们的专家，俄国的工程师，那么这位专家颇有教养，全面发展。他可以在女士的圈子和自己的圈子里谈任何话题，他在文学、艺术等问题上很在行。然而当需要他的具体知识时，比方说汽车停下不走了，他可以马上派其他人去把汽车修好。可德国工程师在社交圈子里就比较无聊。但是如果说汽车停下不走了，他会脱下西装，挽起袖子，拿上扳手，亲自拆开，把汽车修好，将汽车开动。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人：并不是具有泛泛的广泛知识，有广泛的知识很好，但主要是他们必须通晓自己的专业，而且是精通，可以去教人。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和斯大林相识（5）

我们喜欢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观点我先前就听说过，那还是在工人预科学习的时候。当时在落实这样的主张：大学我们当然也需要，但主要是需要更多的职业技术学校，这样我们与其说拥有通晓某个领域的受过教育的人，倒不如说拥有毕业于职业技校的专家，说得简单点就是工匠，他们比同一专业的工程师知识面窄，但业务更精。我们当时没有争论，我们全都坚持这样的观点。而且我至今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因此斯大林的讲话当时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这个人能抓住实质，正确地引导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精力去完成国家工业化、发展工业和在此基础上使我国边疆不受资本主义世界侵扰的根本任务。人民福利的提高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谈话结束了。斯大林说：“你们的活动我不能参加，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米?伊?加里宁（1875～1946）农民，后为工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898年起）。曾积极参加无产阶级运动和三次俄国革命。1917年任彼得格勒市长，1918年任彼得格勒市政事业政治委员，1919年起任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1922年起任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1938年起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为党中央委员（1919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年起）。会去的。他要向你们表示祝贺。”同斯大林的谈话结束后，我们发现圆柱大厅里的会已经开始了，我们得赶快过去。我们离开克里姆林宫，前往圆柱大厅，当时报告已经结束了。据我所知，报告是卡明斯基作的。然后是学生发言，最后是加里宁讲话。我们大家都很尊敬他，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然而他的讲话与斯大林的讲话正好相反。诚然，他也强调要学习，掌握知识，做我国工业精通业务的的领导者，他说：“你们是基干指挥员，不仅应当通晓自己的专业，而且应当读文学作品，应当做到全面发展。不仅要成为自己专业、自己的机器和零件的行家，你们应当成为我国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的行家。”所有听过斯大林讲话的人，无不面面相觑。我们可是刚刚从斯大林那里过来啊，加里宁就这个问题的讲话与从斯大林那里听到的讲话恰恰相反。我站在斯大林一边，认为他提出的任务更加具体，因为我们首先应当是自己业务的专家、行家，不要心思不专，否则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价值。谁对自己的业务更精通，他就可为自己的祖国和事业带来更大的好处。

我在莫斯科开始从事党的工作时，1931年1月召开了区党代表会议。当时的区党代表会议是半年或者一年开一次。1月，我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当选为鲍曼区党委会的书记，科罗琴科杰?谢?科罗琴科（1894～1969）农民，后为士兵。俄共（布）党员（1898年起），1918年起在乌克兰担任各种党内职务，1936年起任莫斯科州委书记，1937～1938年任西部州委、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7～194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47～1954年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9年起），主席团委员（1952～1953年），后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则当选为区苏维埃主席。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和斯大林相识（6）

区委的组织部长为特列伊瓦斯　 　 特列伊瓦斯俄共（布）党员（1918年起），党的政治工作人员。，一个很好的同志。据我所知，群众宣传部长是罗佐夫同志，也是个很好的、工作积极的人。然后还有舒罗夫　 　 舒罗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起），党的政治工作人员。。他的仕途是这样结束的：他不知是被捕了，还是1937年在西伯利亚自杀身亡，我记不清。

特列伊瓦斯在20年代是闻名遐迩的共青团活动家。他是萨沙?别济缅斯基　 　 别济缅斯基（1898～197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6年起），诗人，曾积极参加共产主义青年运动，著有诗集、长诗集和戏剧集。的朋友。他们都是莫斯科共青团组织的积极活动家。特列伊瓦斯是个十分干练和聪明的好人。然而当时卡冈诺维奇就曾经警告过我，说此人政治上有缺陷：在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激烈斗争的当年，他曾经在所谓的91名共青团员支持托洛茨基宣言上签名。别济缅斯基也签名了。卡冈诺维奇说：“所以要有所戒备，尽管如今特列伊瓦斯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没有引起任何怀疑，而且由中央委员会推荐他任组织部长。”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应当说，特列伊瓦斯当时工作得很好，很忠诚，很积极。这个人很聪明，我对他很满意。不过我同他一起共事只有半年的时间，后来我就当选为红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书记。这被认为是党内的升迁，因为红普列斯尼亚比鲍曼区的政治地位要高，因为它那光荣的历史往事—1905年的十二月起义。红普列斯尼亚党组织是莫斯科起主导作用的党组织。特列伊瓦斯则留在鲍曼区。但我记得马尔戈宁　 　 马尔戈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4年起），1917年后为著名党的干部，大清洗中遇害前最后一个职务为联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区委书记。身后恢复名誉。已当选为鲍曼区委书记。

特列伊瓦斯的结局很悲惨。他当选为卡卢加市党委书记，干得挺好。这个卡卢加市委名声远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然而，当1937年的屠杀开始时，他也未能幸免。我再次见到特列伊瓦斯，已是他关进监狱之后的事情了。当年斯大林提出一个主张，就是州委书记都得去监狱，检查肃反机关的工作有无问题。因此我也去了。我记得列坚斯当时是莫斯科州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这也是个有趣的人物。可怜的列坚斯结局也很悲惨。他被捕后被处决，尽管他娶了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之妹为妻，就是说，他是斯大林的连襟。我曾多次在斯大林的住宅、家宴上见到列坚斯，我作为莫斯科市党委书记也应邀赴宴，身为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的布尔加宁也接到邀请。

我就是同这位列坚斯一起去检查监狱。那是骇人听闻的情景。记得我走进一所监狱的女囚室。天气很热，正值炎夏，人满为患……列坚斯事先提醒我，这里可能遇到某某人某某人，会碰到熟人。的确，这里关押着十分积极和聪明的女人贝蒂?格兰　 　 格兰（1905年生）职员出身，俄共（布）党员（1924年起），20年代为共产国际和共产青年国际工作人员，1929～1937年任莫斯科高尔基中央文化休息公园园长，1955年恢复名誉后为苏联作曲家协会、全俄戏剧家协会和俄罗斯联邦戏剧家协会工作人员。。她好像至今仍然健在。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和斯大林相识（7）

她是莫斯科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的第二任园长。然而，她不仅是个园长，而且是实际上的创始人之一。我当初从未参加过外交招待会，而她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懂得上层社会的礼节，李特维诺夫马?马?李特维诺夫（1876～1951）1898年入党。1918年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1年任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1930～1939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34～1941年当选党中央委员、中央执委会委员。1937～1950年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总是邀请她出席，因此她仿佛在这些招待会上代表我们的国家。眼下我在监狱里遇到她。她和其他人一样半裸着身子，因为天气很热。她说：“赫鲁晓夫同志，我算什么人民公敌啊？我是好人，我是个忠于党的人。”我们从那里出来，又进了男囚室。这里我遇到特列伊瓦斯。特列伊瓦斯也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难道我是这号人吗？”我当即对列坚斯说了，他却回答说：“赫鲁晓夫同志，他们全都这样。他们什么都矢口否认。他们那是在撒谎。”

这时我才明白，我们这些州委书记的处境很糟糕：侦查的事实材料都在肃反工作者手里，是他们在形成意见，他们审问，写出调查记录，而我们其实像是这些肃反机关的“牺牲品”，并且自己开始以他们的眼光来看问题。这样一来，这就不是监督，而是假象，是用以掩盖他们活动的障眼物。后来我想到：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今清楚了，斯大林这是有意而为，这事他仔细想过，一旦有了需要，他可以说：“那里有党组织嘛。他们不是在监视吗，他们有义务监视。”这叫什么‘监视’呢？如何监视？肃反机关并不隶属于我们的党组织。也就是说，是谁监督谁呢？实际上，不是党组织监视肃反机关，而是肃反机关监视党组织，监视所有的党领导人。

当时我经常同斯大林见面，听他讲话：在各种会议上，在他家中与他见面时，在领导集体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工作环境中，听到和看见他的活动。在这个背景下，斯大林显得特别突出，尤其是他那确切的措词。这很博得我的好感。我全身心地忠于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首先是忠于斯大林本人。

有一次我参加小范围的经济管理机关领导人会议。当时斯大林提出了经济顺利运行“六条件”见斯大林1931年6月23日在联共（布）中央举行的经济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新的形势—新的经济建设任务》。。其时我担任鲍曼区委书记。我接到电话，让我去政治局，斯大林要发表讲话。我马上来到中央委员会，那里已经挤满了人。我们开会的会场不大，最多可容纳三百来人，已经是水泄不通。我在听斯大林讲话时，尽量不漏掉一句话，尽量把讲话内容记下来。后来讲话发表了。我再说一遍，语言简洁，对于所提出任务的确切表述，都博得我的好感。我愈来愈对斯大林充满敬意，承认他具有领导者的特殊素质。

我还在毫不拘束的交谈中遇到和观察过斯大林。有时是在剧院里。斯大林去看戏时，他有时托人给我打电话，我就去了，或者一个人去，或者是同布尔加宁一起去。通常是当他有了什么问题，就邀请我们去，他想在剧院里就地交换意见，多半是同莫斯科市有关的问题。我们总是特别用心地听取他的意见，并且尽量按照他的建议去做。当时他提建议，通常都是用一种很好的、同志式的表示愿望的方式。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和斯大林相识（8）

有一次（我记得那是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前夕的事情）有人给我来电话，让我按照一个电话号码打电话过去。我知道这是斯大林家中的电话。我拨通电话。他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听到一种传闻，说你们莫斯科厕所的情况不大妙。人们甚至为‘小方便问题’满处跑，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解脱的地方。造成一种不好的、尴尬的局面。您和布尔加宁考虑一下如何在市内创造适当的条件吧。”好像是琐碎小事。然而，却更加博得我的好感：瞧，斯大林甚至连这样的问题也关心，给我们提建议。我和布尔加宁以及其他负责人当然是雷厉风行地干了起来，责成对所有的楼房和院落进行调查，尽管这主要是涉及院落，把民警也惊动了。后来斯大林明确了任务：要建文明的收费厕所。这个任务也完成了。修起了专用厕所。所有这些也是斯大林想出来的。

记得当时来自外省的同志们不知是来参加会议还是代表会议。埃赫罗?英?埃赫(1890～1940)1905年入党。曾参加为在拉脱维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和斗争。1925年起历任西西伯利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联共(布)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30年起为中央委员，193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最高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当时好像是在新西伯利亚任党组织书记）以拉脱维亚式的直率问我：“赫鲁晓夫同志，有人说您在莫斯科市管厕所，而且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确有此事吗？”“没有错，”我回答说，“我是在管厕所，我认为这里体现出对人的关怀，因为厕所在这么大的城市里是人们离不开的设施，甚至在莫斯科这样的城市里也是如此。”这件看起来是琐碎的小事证明，斯大林连小事也很注意。按当时的说法是世界工人阶级的领袖，党的领袖，却不放过诸如城市厕所之类人所迫切需要的小事。这也博得我们的好感。

还有一些同斯大林的活动有关、可以说明他的为人的事情。记得有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有些不同寻常的问题，涉及到外贸部派到某个拉丁美洲国家出差的一个人。该讨论这个问题了。把这个人叫进来。他显得十分慌乱，约莫有35岁。开始讨论。斯大林问他：“把事情经过都给我们讲讲，什么也不要隐瞒。”那人说，他是到这个国家去订货的。现在我已记不清他属于哪个单位，去的哪个国家。但这不是主要的。这里有意思的是斯大林的反应。那人接着说：“我到餐厅里吃东西。我坐到桌旁，点了菜。一个年轻人凑了过来，问道：‘您是俄国来的吧？’‘对，我是俄国来的。’‘您对音乐怎么样？’‘要是小提琴拉得好，我喜欢听。’‘你来采购什么货呢？’‘我来采购设备。’‘您在俄国当过兵吗？’‘当过兵。’‘什么部队？’‘骑兵部队，我是骑手，至今还喜欢马，尽管已经不当兵了。’‘你的枪法如何？你不是军人吗。’‘枪法不错。’第二天有人将报纸上有关我的消息翻译给我听。我惊呆了。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和斯大林相识（9）

原来，这是个记者，是某家报纸的，但他并未向我亮明身份，我因为没有经验，就同他聊开了，回答了他的问题。他写道，来了这么一个人，他要定这个数字的货（这些全是瞎编的），他喜欢骑马，一个真正的好骑手，好射手和运动员，射击时可以在一个什么距离击中什么，此外还是个小提琴演奏家，如此等等。总之，胡扯了一大堆，吓我一大跳，可是已经无能为力了。过了一段时间，大使馆建议我回国。于是我就回来，向各位报告事情的经过。请务必考虑到这里决无任何恶意。”

他讲述时，大家都嘻嘻哈哈，拿他开玩笑，尤其是那些特邀人士。然而经常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却有所克制，都在观望，看看下文如何。我看了看这个人，有些可怜他：他不过是自己头脑简单、天真幼稚的牺牲品罢了，政治局会议上的批判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呢？这个人讲问题时很坦白，却显得难为情。斯大林还给他打气：“讲啊，讲啊，”而且是平静的、友好的语气。斯大林突然说道：“好吧，他是轻信了别人，成了这些耍笔杆的坏蛋和强盗的牺牲品……别的再没有了？”“再没有了。”“那我们就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注意，以后得小心啦。”我很喜欢讨论的这个结局。

然后就宣布休息。当时政治局开会的时间很长，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甚至更长，中间要休息一下，休息时大家都来到另外一个大厅，这里有桌子椅子，摆着茶和夹心面包。即使对我这样身居高位的人来说，当时也是饥饿时期，我们生活得很简单，甚至并非每天都可以在家里吃顿饱饭。因此，到了克里姆林宫，就要在那里饱餐一顿面包夹香肠或者夹火腿，喝甜茶和享用一切福利，就像从未品尝过丰盛可口的美味佳肴的人一样。于是，当宣布休息、大家都去我们私下里戏称的“小食铺”时，他这个可怜虫依然坐在那里，看来是因为事情出乎他意外的结局而感到震惊，在没有人对他说会议已经结束之前，竟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很喜欢斯大林的这种仁爱态度和朴实作风，他对人的内心的理解。既然这个问题已经提交讨论，似乎这个人注定要倒霉。我想，大概斯大林得到了密报，此后斯大林亲自在政治局提出这个问题，以便表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处理此类事情的。

还有一件事。那大概是发生在1932年或者1933年，当时社会上兴起了所谓的优胜者运动。滑雪运动员，当时在首都居领先地位的莫斯科电器厂的工人，决定举行一次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或者到远东的滑雪远征。他们顺利完成此项活动，回到莫斯科，为他们呈请奖励。他们都得到徽章甚至勋章。当然，这次活动搞得沸沸扬扬。后来，土库曼人决定骑马从阿什哈巴德到莫斯科，他们也完成了这次远征。他们也受到尊敬，获赠礼品，又受到奖励。后来，其他城市和其他州也开展了“优胜者运动”。

斯大林突然说，这个活动要停下来，否则就没完没了：我们要是开始鼓励，实际上我们已经这样做了，那么大家都要行军，骑马，设法“出风头”，脱离生产。“我们就会成为好四处漫游的人，”他说道，“就会公开鼓励这种漫游活动，甚至对此加以奖励。必须停下来！”于是当即终止了“优胜者运动”。这也很对我的心思：首先，这是毫无必要的沸沸扬扬；其次，鼓励漫游，鼓励某些没完没了的远征、行军的确是错误的导向。斯大林像当家人似地看待这个问题：必须让大家竭尽全力提高生产，促进人民的团结，满足他们的需求等等。完成一次体育滑雪远征，这很好，但这根本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因为真正的体育运动毕竟要通过另外的方式去开展。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和斯大林相识（10）

然而，下面这件事情却使我感到很不高兴。那好像是1932年的事情。莫斯科闹饥荒，我作为党委第二书记，花了很大力气去探讨让工人吃饱的办法。我们张罗起养兔的事情来了。这个主意是斯大林亲自提出来的，我对这事很着迷：以极大的热情贯彻斯大林发展养兔业的指示。每个工厂都在可以养的地方、甚至在不能养的地方养起了兔。然后又种蘑菇：修起了地窖，挖出了地沟。有些工厂靠这些食品把食堂办得很好，然而任何群众运动，即使是很好的群众运动，也经常会出偏差。因此就出现了许多不愉快的意外事。这样的养殖并非全都能够收回成本，也有亏本的，而且并非所有的厂长都支持。当时有人将这些培育蘑菇的温室戏称为陵墓在俄语中，　　　　　　　　（培育蘑菇的温室）与　　　　　　　　（陵墓）词形相近。—译者注。

在分发购买食物和商品的票证中，有许多欺诈行为。因为总是这样：既然搞票证，就说明短缺，短缺就促使人，尤其是不坚定的人不按规矩办事。在这种情况下浑水摸鱼的人很多。卡冈诺维奇对我说：“您准备一下，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个报告，讲莫斯科整顿票证制度的斗争。凡是以不合法手段、以浑水摸鱼的办法搞到票证的人，他们手中的票证统统没收。”票证五花八门，一种发给上班的人，一种发给不上班的人。发给上班的人的票证也各不一样，这也是促使人们去玩弄花招甚至滥用权力的动力之一。当时我们会同所有的机关，包括工会、民警和肃反工作者在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节省了或者没收了数十万张票证，没收无权享受者手中的票证。因为当时正在进行为了粮食、为了食品、为了完成五年计划的激烈斗争。要首先向那些亲自促进五年计划完成的人提供食物。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听取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卡冈诺维奇让我来做报告。这使我感到十分紧张，甚至把我吓坏了：在如此权威的会议上作报告，斯大林要对我的报告进行评估。当年主持会议的是莫洛托夫，斯大林从来不主持会议。直至战后，斯大林亲自主持会议的时候才比以前多。40年代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通常都比较克制。然而在30年代，某些问题的讨论相当激烈，尤其是当有人敢于宣泄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当时这还是允许的。例如有一次，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这个总的说来脾气十分暴躁的人，突然严厉斥责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罗森霍尔茨　 　 罗森霍尔茨（1889～1938）商人出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5年起），1917年莫斯科十月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1918～1927年担任一系列军队和国家重要职务，1928年起任工农检查副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大清洗中遇害前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储备管理局局长；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年起）。身后恢复名誉。，差点动了拳头……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和斯大林相识（110）

总之，我作了报告，讲我们取得了多大的成绩。而斯大林插话说：“别夸口，别夸口，赫鲁晓夫同志。浑水摸鱼的人还多着呢，多得很，您还以为全都抓光了。”这话对我很起作用：的确我认为我们已经把所有混水摸鱼的人全都揭露出来了，斯大林尽管在克里姆林宫里足不出户，却知道浑水摸鱼的人还很多。实际上就是如此。不过我很喜欢他插话的方式：是以一种父辈的口气。这也提高了斯大林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现在来说说我提到的觉得不高兴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说列宁格勒也要作这样的报告。我对于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很感兴趣。我们同列宁格勒在所有问题上都进行社会主义竞赛，有公开的，也有不公开的。终于到了这个问题提上政治局议事日程的那一天。我来到会场，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座位并未编号，不过经常开会的人似乎都有固定的座位）。作报告的是一位市委书记。第一书记是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作报告的不是他，是另外一位书记，是拉脱维亚的姓氏。我对他不大了解。可他毕竟是列宁格勒市委的书记；仅凭这一点我就尊重他。照我看来，他的报告作得很好：列宁格勒人也干了不少事儿，他们也做到了节约，减少了许多票证的发放。

宣布休息，人们纷纷涌向“小食铺”，我不知为何留了下来。斯大林看来是在等后排的人退场。这时我无意中见证了斯大林与基洛夫关于这位书记的谈话。他问基洛夫，这个人怎么样。基洛夫大概对此作了正面的回答。斯大林则说了一通贬损和侮辱这位书记的话。对我说来，这简直是精神上的沉重打击。我甚至都想不到，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工人阶级的领袖，竟然可以对一名党员如此出言不逊。

记得当年我们进攻并且占领了小阿尔汉格尔斯克；当地的一名教员不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走过来问我，他要是入党可以给个什么职位。听了这话我很生气，不过我克制住了，说道：“最重要的职位。”“那是个什么职位呢？”“给你发一支步枪，派你去打白匪。眼下这是最重要的职位。苏维埃政权正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重要呢？”“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不入党了。”我说：“那样最好。您别入！”

我扯远了。斯大林身为领袖，我本当向他学习如何善待人、理解人的，却说出了这样的话。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这番话依然留在我的脑海里。而且留下了对于斯大林的不好印象。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对人的侮辱。这里提到的那位拉脱维亚人，是个普通人，看来是工人出身。当时拉脱维亚人在我们积极分子中人数不多。比方说我就曾遇到一位拉脱维亚人，他是第9摩托化步兵师第72团团长。在党内岗位上，在经济部门，在红军中，都有许多拉脱维亚人，我总是对他们十分尊重。再说当时我们不把人按民族划分。是按对事业是否忠诚来划分：看他是拥护革命还是反对革命？这是主要的。到后来，那种按民族划分的小资产阶级对人态度开始侵蚀我们。从前只有社会地位重要：看他是出身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当时受到怀疑。因为在革命初期，共产党队伍中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比较少。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基洛夫遇刺（1）

基洛夫遇刺

1934年召开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按照当时的说法，叫做胜利者的大会。无论是在党内还是这次代表大会上，都已经没有任何反对派了。这是列宁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没有反对派参加的代表大会。是的，列宁在世时总是有反对派参加！30年代实行五年计划，情况很不错，大家都埋头搞经济活动。当时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正确的，因为它体现了为意识形态服务。意识形态如果不从物质上予以加强，就不可能巩固，不会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总之，一切都很顺利。

现在我已经很难回忆起所有的细节了。12月初的一天傍晚，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是卡冈诺维奇打来的，他说：“我在政治局打的电话，请您火速赶到这儿来。”我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走进大厅。卡冈诺维奇迎住了我。他的神情有点可怕，充满警觉，激动不安，眼里噙着泪水。我听他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基洛夫在列宁格勒遇刺。一会儿我再细说。此刻政治局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打算派个代表团去。其中有斯大林，大概还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加上来自莫斯科党组织以及莫斯科工人中的人，大约60个人。莫斯科代表团要由您任团长。您要守灵，然后把遗体从列宁格勒护送回莫斯科。”

我当即前往莫斯科市委。我们组成了自己的代表团，当天连夜乘车前往列宁格勒。上火车和我们抵达时，我都没有见到也去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因为他们是单另乘坐几个专用车厢。列宁格勒沉浸在深切的悲伤之中（尽管这也许是我个人的感受，我却把它当成所有其他人的了）。我们见到了悲痛欲绝的市党委和州党委的书记们以及其他许多人。我在那里还遇见了一些老相识。和我关系特别好的是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二书记丘多夫　 　 丘多夫（1893～1937）农民出身，工人，1913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8年起担任一系列苏维埃和党的重要职务，1928～193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25年起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这是个美男子，一个很讨人喜欢、备受大家尊敬的同志。我们大家都手足无措，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一个叫尼古拉耶夫　 　 尼古拉耶夫（1904～1934）1924年起为俄共（布）党员，列宁格勒州党委和俄共（布）列宁格勒历史研究所指导员。1934年被单位解职，成为无业人员。12月被枪决。的人刺杀了基洛夫。我们听说，尼古拉耶夫不知是被开除党籍，还是因为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受到处分，所以这是托洛茨基派干的。看样子，是他们策划了这次暗杀，这引起我们极大的愤慨。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基洛夫遇刺（2）

现在已经记不清我们在列宁格勒待了多少天。列宁格勒人向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遗体告别时，我们也去守灵，我的印象中甚至还守了好几次。然后就将遗体转运至莫斯科，举行了葬礼。斯大林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对基洛夫之死的感受如何，我说不上来。卡冈诺维奇我是见了的，他深受震撼，据我看，甚至十分惊恐。至于斯大林，我只是当他在列宁格勒守灵时看见过。然而他善于控制自己，脸上丝毫不显露神色。况且我当时也根本不可能想到他除了为基洛夫之死而感到悲痛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想法。

我跟基洛夫并不很熟识。有一次我和他曾经在莫斯科红场某人的葬礼上讲过话。我们那次是为谁送葬，已经想不起来了。卡冈诺维奇当时告诉我：“您一定得讲话，但是要注意，基洛夫也准备在葬礼上讲话。基洛夫可是个非常出色的演说家，所以您要好好考虑考虑，否则您可能留下个不良印象。”我回答说，我尽力而为，别无办法，而且我根本不能与基洛夫相比，所以，也许让别的什么人去讲话是不是更好？“不行，上面已经吩咐让您讲话。”于是我就讲了。我刚刚讲罢，卡冈诺维奇马上来到我身边说：“好极了，讲得非常精彩。斯大林也注意到了。他说：‘和基洛夫同台讲话是件难事。可赫鲁晓夫讲得很好。’”

要说到自己，我自认为是个不错的演说家。我讲话经常不用讲稿，甚至往往连个提纲也没有。我为报告做准备的时候，只写个数字的摘要，因为把数字记在脑子里很吃力，有了数字我做起报告来就会好得多。直到已经当了高官之后，我才开始宣读报告：每一句话的责任都十分重大，一旦说出口就很难纠正。所以我被迫用这种方式讲话。况且我发现大家都是这样干的，人人都照本宣科……例如，在我准备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时，马林科夫1952年秋天召开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马林科夫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就对我说过：“谁谁谁和谁谁谁在给你起草报告，你不必见怪。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吗？就连斯大林本人，战争期间在1941年十月革命庆祝典礼上讲话的时候，他连报告里的逗号都没改动一个。人家把报告交给了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过一遍，反正他绝对没有做任何改动，就原文照读。所以你不必难为情，这对领袖们已是家常便饭。”总之我们来到列宁格勒，下榻于一家最好的饭店。我们的代表有60个人，都是工人和职员。我们在灵柩旁边守灵，然后坐在饭店里交谈。我们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大家都为基洛夫落泪。

随后官方机器开始运转。它是如何运转的我并不清楚，与我无关。这个问题是斯大林亲自抓的。我处在那架机器之外，我的工作仅限于：在将灵柩抬到车站时，我们加入集体的行列，到达莫斯科后大家再一起从车站出来。事后报纸上登的是：“莫斯科党组织向基洛夫同志表示敬意”。我在葬礼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妻子，现在我根本不认得了。

日常生活里基洛夫是个很不爱说话的人，可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却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我自己没有和他直接接触过，后来就向米高扬打听基洛夫的情况。米高扬对他非常了解，便告诉我说：“噢，怎么回答你好呢？开会的时候，他对什么问题也不表态。一言不发。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基洛夫遇刺（3）

我还听说，基洛夫甚至能把饿着肚子的人也“镇住”了。1919年他在阿斯特拉罕演说时就是这样。当时吃不上饭，他就向人们发表演讲，人们听着听着竟然忘掉了饥饿这里所说的是1919年的事情，基洛夫时任阿斯特拉罕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当时那里的军事、政治形势很紧张，而基洛夫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部主任的第11独立集团军却未能在阿斯特拉罕战线上有效地抗御邓尼金的部队。。他当然是个聪明人，懂得应该说些什么。是呀，他的确是个真正的演说家！我在党代表大会上听过他讲话。他发言不用书面的讲稿，熟练地打着手势。真是个出色的雄辩家。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曾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仔细稽查被无辜判刑者的案件。什维尔尼克尼?米?什维尔尼克（1888～1970）工人，1905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三次俄国革命参加者。1917年后在国内战争各条战线担任政治委员和特派全权代表，后在工会工作。1923年起任苏俄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5年起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书记，1926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7年起任联共（布）乌拉尔州委书记，1929年起任冶金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30～194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56～1962年任主席。1925年起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39～1925年为联共（布）政治局候补委员，1957～1966年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我提出让沙图诺夫斯卡娅　 　 沙图诺夫斯卡娅（1901～1991）1916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20年代积极从事共青团和党的活动，30年代被捕之前一直在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工作，曾任联合党委书记。参加该委员会，她本人曾无端坐牢16年，在我看来，她是一个刚正不阿、极其忠诚的党员。吸收到委员会里的还有一个坐了近20年牢的同志。这样就组成了一个责任重大的委员会，它负责清理各种案件，做出自己的结论：为何在斯大林时期会有如此之多正直的人戴着“人民公敌”的帽子死于非命？

自然，首先着手清查尼古拉耶夫究竟是什么人，他是如何杀害基洛夫的，促使他这样做的动机何在。研究这个案件时发现，尼古拉耶夫在刺杀基洛夫之前不久，曾在斯莫尔尼宫大楼也就是基洛夫任职的那个机关附近被肃反机关扣留。当时尼古拉耶夫引起了警卫队的某种怀疑，便遭到拘捕和搜查。发现他身上有一支手枪。尽管有这个罪证（当时对待这种事是非常严厉的），而且他又是在一个受到特殊警卫的地区（因为一位政治局委员和列宁格勒区党委、市党委的全体领导人常在那里来往）被拘捕的，据委员会报告，尼古拉耶夫却被释放了。过了一段时间，尼古拉耶夫就杀害了基洛夫。所有这种种情况，引起了委员会和我们的警觉。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基洛夫遇刺（4）

尼古拉耶夫可不是在广场上向基洛夫开的枪。不是的！他潜入斯莫尔尼宫，走进只供基洛夫使用的那道门，正当基洛夫上楼梯之际将其打死在楼梯间里。这立即引起怀疑：尼古拉耶夫是被某些人秘密派遣去实施这一恐怖行动的。此前尼古拉耶夫的行为就很可疑，也被拘捕了，可是又按照上面的指示给释放了。不但如此，尼古拉耶夫随后还获准进入斯莫尔尼宫，待在基洛夫上班的州党委的楼梯间里，在那儿迎面杀害了他。没有手握大权者的帮助，这样做绝无可能，因为所有通向斯莫尔尼宫的入口都有人警卫，基洛夫使用的那道门尤其警卫森严。只有那些可以进入这道门的人方可策划此事。

我们全都感到震惊。于是开始进一步分析。也许，在场者中间就有人事先知道此事的详情，但此刻却默不作声。当然，随同斯大林一道前往列宁格勒的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肯定了解一些情况。委员会报告说，他们得到斯大林亲自审问尼古拉耶夫的材料。此事出自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之口，不过当然不可能有这方面的任何文献资料。事情好像是这样：尼古拉耶夫被带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他跪倒在地，说他这样干是代表党“执行任务”。应当指出，尼古拉耶夫和斯大林谈话前一直拒绝回答侦查员的问题，要求将他移交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央机关的代表。他一再坚持说自己毫无过错，至于他为什么这样行事，他说莫斯科那边知道。究竟是否有人给他布置了“任务”，我很难判断。如果确有其事，那么他已经完成了使命。然而这会是谁交付的任务呢？

当然，并不是斯大林亲自向尼古拉耶夫布置的任务。尼古拉耶夫还远不够格。但我毫不怀疑，有人按照斯大林的嘱托操办了此事。这次暗杀是自上而下策划好的。我认为，它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负责人亚戈达亨?格?亚戈达1907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后曾任军工监察员并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年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任职，1924年起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1934～1936年任内务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1935年起任国家安全一级总政委。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经过公开诉讼程序后被枪决。一手包办的，而亚戈达只能按照斯大林的秘密嘱托行事。并且托付时只能像常言所说：面授机宜。如果这种推断成立，那么，尼古拉耶夫很可能是希望得到某种宽大处理。可是一门心思地对此寄予希望却未免过于天真。尼古拉耶夫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完成了任务还以为会给他一条生路。愚蠢之极。恰恰是在完成这样的使命之后，必须除掉执行的人，以免泄密。尼古拉耶夫被除掉了。

委员会开会时，伏罗希洛夫还健在，莫洛托夫则至今健在讲这番话时，莫洛托夫尚未去世。。但是我们还没有天真到向他们问起此事的地步。两人定会大发雷霆拒绝回答有关问题，因为一旦承认，就等于承认一道参与了密谋杀害基洛夫。他们不会那么蠢。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基洛夫遇刺（5）

委员会接着还查明，在基洛夫遇刺案的调查过程中，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在列宁格勒逗留期间，斯大林曾要求把当天负责基洛夫警卫任务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政委带去见他。当时还向党的积极分子宣布，用汽车将政委押去接受审问时，由于方向盘操纵失灵，汽车（系一辆卡车）撞到了楼房的拐角上，政委当场毙命。我们责成委员会讯问押送这位政委的人，让他们说明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车祸，政委即基洛夫的卫队长又是如何在车祸中丧生的。开始寻找这几个人，他们总共三个人，当时还向我报告了他们的姓名。其中两人和政委一起坐在货车的车厢里，看着他，另一个人和司机在驾驶室中。这三个人无一生还：均被处决。这更深了我们的怀疑，觉得一切都是上面安排好的，汽车肇事也绝非偶然。

于是我就提出来：“那么你们找一找，看司机是不是还活着？”我并不抱任何希望，因为我发现此事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便认为司机作为见证人多半也被干掉了。然而所幸司机还活了下来。于是对他进行了审讯。他证实自己就是那辆汽车的司机，讲述说：“我们坐着车一路行进。我旁边坐的是一名肃反人员，他一直催着我开快点，好把被捕者及早送到。在一条街上转弯的时候，他突然夺过方向盘，朝一座楼房的拐角冲去。可是我这个人身体强壮，又很年轻，就夺回了方向盘。汽车拐了过来，仅仅把挡泥板碰坏了一点儿。根本没有发生车祸。不过我听见正在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汽车上面砰地一声巨响。后来就宣布说，这位政委‘在车祸中’丧生。”可见，司机的供述进一步地揭露了旨在杀害基洛夫的那场阴谋的一些详情。

当然，基洛夫本人已不在人世，这里，本来可望水落石出、揭示此乃一场阴谋的有关线索也中断了。所有的见证人均被杀掉。不错，司机还活了下来。我对此感到很惊奇。杀人凶手都是些训练有素的人，却未能预见一切。犯罪几乎都会留下蛛丝马迹，到头来总会被揭穿。司机的情形也是如此：似乎一切都预先考虑好了，三个肃反人员除掉了，政委也杀害了（政委当然能说明很多事情：看来，他接到了什么指示，因为他俩走进大门，基洛夫开始爬楼时，他落到基洛夫后面），却把司机忘掉了。

后来我们又开始寻找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列宁格勒州分局局长梅德韦季　 　 梅德韦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7年起），1917年后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担任一系列职务，白海-波罗的海建设工地营的组织者之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列宁格勒州分局局长。。据说，他是基洛夫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常常一起去打猎，两家也十分友好。也许，梅德韦季能说出点什么？结果发现，梅德韦季起初被流放到北方，后被处决。这就弄得无迹可寻了。他作为与基洛夫亲近的人，对谋杀可能有着自己的看法。委员会还报告说，找到了一个人，这人说，有一个女人是一家医院的医生，梅德韦季曾在她们医院住院治疗，并且对她讲过某些事情，希望她以后能把他的话转告党中央。梅德韦季说：“我活不到那天了，要把我杀掉的。”可是我们没能找到梅德韦季与之谈话的那个女人，只找到了一点线索，而且这点线索也中断了。这一切都是什维尔尼克通过委员会查明的。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基洛夫遇刺（6）

现在来说说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恰恰“选中”了基洛夫？斯大林为何要让基洛夫死掉呢？基洛夫是个与斯大林关系亲密的人。他在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被粉碎之后派往列宁格勒，做了大量的工作，而列宁格勒党组织此前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季诺维也夫的拥护者。基洛夫扭转了这种状况，使该组织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依靠力量，中央决定的传播者。斯大林将这一切都归功于基洛夫。此外，基洛夫还是一个杰出的群众工作者。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他在党内受到高度评价的那些品质了。我只想提一提，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一贯尽力为党的思想、列宁思想而斗争，在党内和民众中声誉卓著。因此党和人民都为基洛夫遭袭倍感痛心。牺牲基洛夫，为的是利用他的死震撼全国，迫害那些不合斯大林心意的人，迫害老布尔什维克，指控他们谋害了基洛夫。关于尼古拉耶夫，当时纷纷传说他曾经是托洛茨基分子。这也可能是实情，但在斯大林生前死后，都没有任何文献能加以证实。何况什维尔尼克的委员会能够接触一切材料，却没有发现尼古拉耶夫与托洛茨基派有什么瓜葛。

人们不禁要问：斯大林有什么必要迫害老布尔什维克呢？委员会在调查杀害基洛夫的情况时翻阅了堆积如山的各种材料，与许多人进行了谈话。在此过程中查明了一些新的事实。当时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舍博尔达耶夫　 　 舍博尔达耶夫（1895～1937）医生之子，1914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后从事军事工作，1920年起担任党的工作，1923年起任土库曼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部长，俄共（布）察里津省委书记，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1928～1937年任伏尔加下游边疆区、北高加索边疆区和亚速海-黑海边疆党委书记，联共（布）库尔斯克州党委书记。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在党内地位显赫。此人我是认识的，尽管和他并不十分熟识。1917年他在沙俄军队土耳其前线的士兵中积极进行宣传活动。现在已经知道，这个舍博尔达耶夫是个革命前即已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在为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去找过基洛夫同志，对他说：“米罗内奇（关系亲密的人都这样称呼基洛夫），老同志们都在说要回到列宁的遗嘱上来，并将其付诸实施，也就是按照列宁的建议让斯大林改任另一个职务，把一位能更耐心地对待周围同志的人放到他的位置上去。人们说最好让你担任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基洛夫遇刺（7）

什维尔尼克的委员会了解到这次谈话的内容后，报告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基洛夫是如何回答的，我并不了解。但已经知道的是，基洛夫去见斯大林，把这次和舍博尔达耶夫谈话的内容和盘托出。据称斯大林回答基洛夫说：“谢谢，为这件事我不会忘记你的！”这样的话很符合斯大林的性格：在这一声“谢谢”之中根本弄不清楚，他是感谢基洛夫给他通了消息呢还是在威胁他。这段插曲揭开了帷幕的一角，让人略略窥见了何以后来要策划血腥屠杀的原因。

委员会很关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投票情况，他们四处寻找当年计票小组的成员。其中有的人还活着。我们找到了安德烈亚相同志即　 　 安德烈亚相。和其他几个人。安德烈亚相我很熟悉，我在莫斯科红普列斯纳区当书记的时候，他担任十月区的党委书记。安德烈亚相和米高扬关系亲密，他俩早年曾经一块儿在宗教学校上学。安德烈亚相同样“蹲过班房”，坐牢时间不是15年，就是16年。据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计票小组的这些成员讲，当时表示不赞成斯大林当选的选票并不是大会上宣布的6票，而是260票或者160票。无论哪个数字都非常可观，尤其是在考虑到斯大林在党内的处境、他的过分自尊和他的脾气的时候，更是如此。而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却是，投票反对候选人斯大林的有6个人。

是谁指示计票小组虚报选举结果呢？我绝对相信，除了斯大林，谁也不会干这种事情。如果把表决结果和斯大林已得知的舍博尔达耶夫与基洛夫的谈话联系起来看，并且考虑到列宁关于斯大林容易滥用权力的警告，那么，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尼古拉耶夫刺杀基洛夫，警卫基洛夫的政委遇害，押送政委的三名肃反人员被杀，全都有了合乎逻辑的解释，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顿时一目了然。斯大林是个聪明人，他明白，既然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给他投反对票的多达260或160人，那这就意味着党内正孕育着不满情绪。什么人会投票反对斯大林呢？这只能是列宁格勒的那些干部。根本不能设想，赫鲁晓夫或者像他一样在斯大林执政期间提拔起来，对他盲目崇拜、看他脸色行事的年轻人，居然会投票反对他。这绝无可能。

可是那些老党员呢，他们曾经与列宁交往，在他领导下工作，十分了解列宁，他的遗嘱永远铭刻在他们的记忆之中，他们自然不能容忍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至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前已经羽翼丰满，不再看重他们，开始将列宁曾指出过的那些性格特征表露无遗。于是他们才决定同基洛夫谈话并投票反对斯大林。斯大林明白，身居领导层的老干部对他不满，如果能办到，还想把他撤掉。这些人可能影响下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达到改变领导层的目的。于是便有了基洛夫遇害，随即又开始了一场大屠杀。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基洛夫遇刺（8）

许多军人都被处死。关于军人，我不能说其中一定就与舍博尔达耶夫和基洛夫的谈话有关系。很可能军人成了希特勒挑拨离间的牺牲品。希特勒曾经向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抛出一份有关这些人与法西斯分子“有染”的“文件”。贝奈斯将这份文件寄给了斯大林。图哈切夫斯基米?尼?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贵族出身，1918年起为俄共（布）党员，1917年前为沙俄军官，1918年起加入红军，至1921年前任第一、第八、第五、第七集团军和东部、高加索、西部方面军司令员，后任军事科学院院长，西部军区部队司令员，工农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列宁格勒军区部队司令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工农红军作战培训部部长，1935年起即为苏联元帅。大清洗中遇害前指挥伏尔加河沿岸军区部队。身后恢复名誉。成了头一个牺牲品。图哈切夫斯基是一位极有才华的统帅。他年仅27岁时便已在国内战争中任西方面军司令员。他事事崭露头角，这一方面令人高兴，另一方面又使人警觉：图哈切夫斯基会不会效法拿破仑的榜样，也想成为一个独裁者呢？

图哈切夫斯基当时受到斯大林的极大的信任。实际上，从事红军建设的是图哈切夫斯基，而不是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因为图哈切夫斯基素养更高，更有组织才能。伏罗希洛夫只是在阅兵式上和各种演习中显示气派，主要是自吹自擂。因此伏罗希洛夫也热中于除掉图哈切夫斯基。

如果现在要提当时被捕的那些人的姓名，这首先便牵涉到老布尔什维克、列宁时期的干部，他们在党内居于主导地位，分布在各个关键部门。斯大林准确地判定了投票反对他的人是谁。于是老布尔什维克便纷纷人头落地。他们被宣布为人民公敌，我国全体公民，不分党内党外，对此齐声附和。目前即1960年代末。在中国，毛泽东也是如法炮制，只是不把这些人称为“人民公敌”，而是叫做文化革命的敌人。

我重温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列宁的回忆录。那些人仿佛一一从我眼前走过，他们来到国外，住在列宁家中，接受他的指示。这是一些与列宁最为亲近的人。而今安在呢？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是如何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的呢？他们上了“人民公敌”的名单。克鲁普斯卡娅写到了瓦累基斯，约?米?瓦累基斯（1894～1939）工人，1913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后担任苏维埃和党的许多重要职务，1923年起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基辅省委和联共（布）中亚中央委员会书记，党中央出版部部长，联共（布）萨拉托夫省委、中部黑土地和沃龙涅什州委、斯大林格勒和远东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30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全俄执委会和苏联执委会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写到了皮亚特尼茨基约?阿?皮亚特尼茨基（1882～1938）细木工之子，1888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最积极的党务工作者和列宁主义者之一。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基洛夫遇刺（9）

参与1917年莫斯科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随后从事工会和苏维埃工作，1920年任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21年起在共产国际、1935年起在联共（布）中央机关担任各种高级职务。1924～1927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这是使列宁和俄罗斯保持联系的人），还提到了彼得斯维?克?彼得斯（1886～1938）农民出身，工人，1904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9年起为英国社会党党员。1917年后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图拉、突厥斯坦）担任各种重要职务。1923年起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负责人之一，1923～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任联共（布）中央党的监察机关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主持莫斯科州党的监察委员会。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我非常了解彼得斯，因为我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时，他是莫斯科州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

克鲁普斯卡娅还写到了一个保加利亚人。不久前《消息报》上曾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短文。文中没有说他是如何遇害的；如今就是这样写的：一个人曾经活着，现已不在人世，升了天，我现已不记得他的姓名。列宁需要搞到非俄国的证件时，他总是给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弄来保加利亚护照。革命之后，列宁邀请他到俄国来，他就在这里工作。他临终前好像是面包厂联营组织的经理。此人同样丢了性命。为什么？因为当时展开了一场对亲近列宁者的大清洗，不仅是在中央委员会和十七大的代表中间进行清洗，那些可能与他们有联系或者可能同情他们的人也都遭到了清除。

有多少曾与列宁交往过的人成了“人民公敌”啊！科秀尔，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鲁祖塔克扬?埃?鲁祖塔克（1887～1938）农民出身，工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5年起），三次俄国革命参加者。1917年起任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纺织工业局、运输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俄中央执委会突厥斯坦委员会和俄共（布）突厥斯坦局、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主席。1923年起任党中央书记，1924年起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1926～193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1年起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0年起为党中央委员，1926～1932年为政治局委员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4年起为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政治局后补委员，老布尔什维克，一个极有威信的人，列宁对他十分尊重。梅日劳克瓦?伊?梅日劳克（1893～1938）教师之子，1907年起参加革命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起），后任苏维埃、党和军事方面的各种职务，1924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1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执委会委员。大清洗中遇害前任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身后恢复名誉。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基洛夫遇刺（10）

赫鲁晓夫与他的哥哥伊?伊? 梅日劳克（1891～1938）十分熟悉，此人在20年代初任“南方钢铁”经理，后来也无辜遇害。，极有声望的经济学家和组织家。他一直主持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我认为，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他是继古比雪夫之后最为优秀的一位。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丘巴尔，同样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老布尔什维克，与列宁关系亲密。彼得罗夫斯基，他属于自然死亡，但被解除原有的职务，派去做无足轻重的工作。彼得罗夫斯基在革命后不算是党内积极的组织家。可以说，他扮演了一个党的圣像的角色。因此，彼得罗夫斯基对斯大林并不构成威胁，只须把他打发到党的博物馆里去就行了。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特舍夫，一个很活跃的人物。埃赫，新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书记，后来担任农业人民委员。逮捕他之后，斯大林说：“原来都认为埃赫是共产党人，可是开始审讯他的时候，他却说：‘你们干吗对我纠缠不休呀，我可不是共产党人，从来就不是共产党人。’”这是斯大林编造的，目的在于通过我们散播他自已的说法……至于瓦累基斯，也说他是“奸细”。总之，所有被捕的人都受到诋毁中伤，宣布他们不是什么共产党人，而是奸细。

实际上，斯大林所发动的这场大屠杀的起因，本身就证实了列宁的担心：如果斯大林继续留在他的职位上，他会滥用权力。党没有听从列宁的话，结果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被杀害的不只是党的干部，而且殃及了所有的人。谁若是“心血来潮”信口开河，那就足以被列入相应的名单，随即便遭到流放或处死。

我还想谈谈一个想法。有些人和我聊天时说：“赫鲁晓夫同志，您认为该不该谈论斯大林的恐怖行为？该不该指出处死这些人毫无根据？该不该说明他们都是些正直的人？也许，还可以理解和原谅斯大林，把所发生的事情看作历史的需要？”我坚决反对这种看法。我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些问题，我受党的领导层的委托就这些问题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各种集会和会议上做了报告，揭露和抨击斯大林镇压党的创建者和我们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我为此而感到骄傲，自认为这是为党和我们国家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

斯大林所犯下的恶行，给我们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而任何恶行都应当受到谴责。不应当推托说那已经是陈年往事。不！历史常常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演。我国并未因揭露滥用权力而衰弱，我党的影响力也不会因此而变小。相反，党的力量还增强了，因为我们清算了斯大林所犯下的各种罪行，并且表明：为了确立苏维埃政权、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并不需要这样的大屠杀。当发生革命和面临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时，那是另一回事。当时牺牲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在国内战争的四年期间，俄国人打俄国人，哥哥打弟弟，儿子打父亲。当时这倒还情有可原：历史发生突变，资本主义制度被破除和推翻，新的法律、新的意识正在确立，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开始掌权。那是正当的牺牲，革命的合理要求。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基洛夫遇刺（11）

然而在斯大林时期已经根本没有这种必要。内战早已结束，破坏活动亦已停止。新的干部成长起来，工业蓬勃发展。不错，农业尚未壮大，但那并不是因为有人破坏，而是由于我们太落后：当时我们在农业问题上很差。我很担心的是，目前与个人崇拜做斗争的势头减弱了，出现一些文章，竭力对此避而不谈，想方设法忘掉这些事实。历史上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勾销！所能抛开的只是那些坚持不懈揭露斯大林滥用权力的人，但事实本身却不会消失。不能闭口不提党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我经常会见很多人，许多人都向我表示谢意，给我寄来信件和明信片，感谢我提出了这些问题。他们写道：“我家什么什么人丢掉了性命，而我本人一直坐牢，现在回家来了，恢复了自己的清白名声；从前我是‘人民公敌’的弟弟（或者是‘人民公敌’的妻子），如今我获得了公民权。”还能有什么比这种赞许更令人高兴的事情呢？我对这一切都乐于接受，因为我的确是这一进程的开创者，正是我在揭露斯大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当时我也并非孤家寡人，事情是中央委员会做的，是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做的。不能说：“赫鲁晓夫心血来潮，他这样干了。”当然也可以那样去想。但得不到支持，那就什么结果也不会有。这些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因而就需要提出来。即便我不提，别的人也会去提。党的领导要是不顺应时代的要求，那必然就会招致失败。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这方面一个鲜明的例证。我曾经多次劝告诺沃提尼安?诺沃提尼（1904～1975）1927年起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1946起为该党中央委员，1953～1968年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1957～1968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总统（他是一位正直的共产党人和忠诚的无产者）：“请您揭开帷幕，既然你们也有滥用权力的现象，那就加以揭露吧。”这种现象是有的，我知道的确有。我亲自目睹了斯大林向派往捷克斯洛伐克充当“顾问”的肃反工作人员下达某些任务。这种办法早在1937年就搞出来了，后来运用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处都有我们的“顾问”……诺沃提尼生气地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们这里根本没有这类事情。”我回答他说：“这件事要是您不肯做，其他人就会做，到时候您的处境会很不妙。”诺沃提尼没有听从我的话，这给他本人和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带来了什么后果，已是尽人皆知。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基洛夫遇刺（12）

如若我们没有揭露斯大林，那么我国也可能发生比捷克斯洛伐克更加尖锐激烈的事件。我们是躲不过去的。必须将真相告诉人民和全党。怎么，不是当时的确有敌人吗？敌人当时有，现在也有。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没有斗争，没有流血，就不可能实现历史的剧变。总是要在某些方面采取尖锐激烈的措施，直至采取恐怖手段等。但是斯大林打击的矛头并不是指向敌人，当时苏联国内与敌人的斗争已经结束，他们保存下来的只是一些残渣余孽，零星地在某些机关有所显露，同他们做斗争根本用不着大规模的恐怖手段。当时遭到毁灭的是党员，首当其冲的则是党的高层，是那些奠定了列宁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基础的人。打击的矛头指向他们，首先牺牲的正是他们。这种种罪恶行径无论如何也不能宽恕。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是工农群众的社会主义组织者。

究竟为什么斯大林当年要将他们置之死地呢？他杀害他们，是因为撤换斯大林的条件日臻成熟。在一个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生活中，只应当运用符合党章规定的工作方法。就是说，随时都可以在党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上提出以另一个人取代某一个人的问题。要是不承认党员有更换领导人的权利，那我就根本不知道党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的党不可能对群众有吸引力，因为这已经不是阶级专政，而是个人专政了。事实上，斯大林时期的情况就是如此：党已经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中央委员会实际上不起作用，多年都不召开中央全会和党代表大会。在偏远地区，党还在按照先前的方式活动，而领导人已经不是由全党、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了。斯大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要谁的命就要谁的命，想赦免谁就赦免谁。

我还记得一个小插曲，足以证实列宁在遗嘱中对斯大林所做的描述。我曾经多次陪同斯大林看过各式各样的电影。有一次看的是取材于英国殖民者生活的影片。我记住了影片的内容：当时需要从印度将一批珍宝运到英国，可是从印度开出的轮船所经的海路控制在海盗手里。于是就去找一个在英国坐牢的著名海盗，提出由他去操办这件冒险的事情，同时向他做了某些许诺作为交换。这名海盗同意了，却提出了一个条件，要由他按照自己的决断从和他一道坐牢的人当中挑选全体船员。英国政府表示同意，他挑选了船员，得到一艘轮船，就来到印度，装上珍宝，启程返回英国。一路上他陆续干掉自己的同伙，方法是这样的：他每选定一个受害者，就把那人的相片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就这样，他逐步干掉了这些强盗中的一批人……看罢电影后，斯大林像往日一样提出驱车去他“近郊别墅”小酌。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与斯大林同坐一辆汽车，而我和布尔加宁坐我的汽车紧随他们。大家来到“近郊别墅”后，便立即去洗手间，像平日一样交谈几句。贝利亚说：“我说，你知道我们坐车的时候斯大林说什么来着：这个船长是个相当聪明的小伙子，他很清楚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事情。”贝利亚还怂恿我在进餐时提起这个话题，说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坏蛋。我犹豫了一阵便同意了，在就餐时说：“斯大林同志，这个船长是个坏蛋，把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全都给杀害了。”斯大林望了我一眼，什么也没有回答。我也就此打住这番危险的谈话。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基洛夫遇刺（13）

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斯大林就像那个海盗，只管自己列出一份份名单（他并不需要照片），然后向自己的手下人发号施令，看看该轮到谁了。比起他来，那个匪徒是小巫见大巫！那个“小子”只干掉了十来个或者十四五个人，而斯大林干掉的人是成千上万。我无法确切地说究竟是多少。但是，斯大林去世后，关在各个集中营里的人就有上千万。其中当然也有刑事犯罪分子，也有我们的军人—当年的战俘。人数如此之多，这可是那个英国海盗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

斯大林自诩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却干下了残害自己志同道合者的种种兽行，残害与自己同属一个党派、同在革命前搞地下工作、共同在社会主义原则下为改造社会而斗争的朋友。当年斯大林不断地揭露出“敌人”的时候，我认为他洞察一切，他能识破一个个敌人……而我呢？自己身边有那么多的敌人，逮捕了那么多的人，我和他们成天打着交道，却没能发现他们是敌人……因此，斯大林的所有这些滥施淫威的行为现在激起了我更大的愤怒。那可是一些极其正直、无比忠诚的人啊。有多少我的朋友、我所尊敬的人也都丢掉了性命，比如像布勃诺夫安?谢?布勃诺夫（1884～1938）小官吏之子，1903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三次俄国革命的参加者，1917年彼得堡十月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后来曾在顿河乌兰、莫斯科、北高加索担任苏维埃、党和军队的重要职务，1922～1923年主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工作，1924～1929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9～1937年任联邦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1917年和自1924年起为党中央委员，全俄执委会和苏联执委会委员。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弗?亚?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1883～1939）军官之子，1903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10月彼得堡武装起义最积极的参加者。后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成员，乌克兰战役和平定“安东诺夫叛乱”的领导者。1922年起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局主任，1924～1934年从事外交工作，1934年起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检察长，1936年起任苏联驻西班牙共和国总领事。大清洗中遇害，身后恢复名誉。。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曾奉列宁之命查封冬宫里的临时政府。老布尔什维克布勃诺夫曾任教育人民委员，是个极好的人，平易、质朴，我非常喜欢。可突然间他就成了“人民公敌”。我感到苦恼：我对他满怀敬意，并没有发现他是敌人。当年我错误地痛责自己看不清敌人，而斯大林则远远地便能看见和觉察到敌人。难道现在我还要犯这种错误吗？不！绝不能吹捧杀人犯。死者当然是无所谓了，可是未来的一代需要了解真相，他们同样可能落入我们当年的处境。如果我们一味宽恕（所谓“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那么，对类似斯大林那样的人便会形成很大的诱惑，还会在崇高思想的掩饰下对人民进行镇压。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一） 基洛夫遇刺（14）

我们的国家经历了漫长的道路，硕果累累。长期以来把全部功劳都归于一个人—斯大林。其实斯大林自己曾经多次斥责过这种观点，说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口号，把英雄人物放到了首位，而人民群众似乎只是乌合之众。人民才是永恒的英雄。在俄罗斯人民为反对拿破仑入侵而战的时候，谁是领袖呢？难道是亚历山大指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译者注吗？绝对不是！也许是库图佐夫？也绝不是！库图佐夫是总司令，但是如果人民不群起反对法国入侵，任何库图佐夫或者其他什么人都不可能拯救俄罗斯。正是人民挺身奋战，牺牲了成千上万条生命，才捍卫了自己的祖国。法西斯匪徒入侵苏联的时候同样如此。人民奋起抵抗。尽管斯大林杀害了许多最优秀的干部，使红军失去了首领，杀害了党和经济部门的高层领导人，尽管苏联经历了重重困难，尽管军队在备战方面出现重大疏漏，依然是人民而非斯大林击溃了敌人。

是的，当时最优秀的指挥干部被杀害了，别的人又根本没有成长起来，时间上还来不及。另外一些指挥员被推上了高级职位，却不具备指挥大兵团的经验和能力。此外，军队的武器供应也不充分，从战争刚刚打响时开始，就一直缺少步枪，没有机枪。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如今完全有理由指责尼古拉二世俄国末代沙皇。1915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译者注，说他的军队1915年连步枪也没有。然而我们开战时同样没有足够数量的步枪。当时我正在乌克兰，当我向马林科夫要步枪的时候，他说：“打些刺刀，打些长矛吧。”我们要反坦克手榴弹和反坦克炮，他却回答说：“搞些可燃混合物去浇敌人的坦克好啦。”可是后来我们的战士往往不是用汽油去浇敌人的坦克，而是用自己的鲜血浇湿了大地，用自己的尸体铺满了大地。这是谁的过错呢？又是谁的疏忽呢？

据说，斯大林战无不胜。那么失败归于谁呢？归于人民吗？的确，有一句古老的俗话说：士兵弃城，将军攻城。然而绝非如此！正是斯大林在战争前夕犯了许多错误：削弱了军队，削弱了我国工业的领导，这就迫使红军节节败退，伤亡惨重，将大片国土让给了敌人。法西斯分子侵占了苏联人口稠密的粮仓地带。但是尽管如此，人民毅然奋起，群情振奋，转入反攻并打败了侵略者。率领我军的新干部们在退却的战斗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可是假如能保存那些经过国内战争磨炼的干部、那些建立了新工业的干部、那些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设经济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这是一支难以击败的力量啊！），假如能以适当的方式运用全国的人力物力，那么，敌人当然休想兵临莫科斯城下、占领北高加索、逼近斯大林格勒。眼下又有人高呼：“斯大林乌拉！”这一切全都过去了，但我们为喊这样的“乌拉”已经付出了太大的血的代价。

如果现在不谴责那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如果不分析我们的错误，那么历史就可能重演。人民应当了解自己的一切情况，既了解有关胜利的情况，也了解有关失败的情况。他们应当了解自己的英雄，也应当了解失败的原因。而原因就是斯大林的专横霸道、滥用权力，就是那个斯大林，他容不下人，容不下党的领导干部，容不下当年曾经在列宁领导下与他一道工作的自己的同志。当这些人希望实行集体领导并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他先是将他们当作政敌，随后干脆将他们一个个处死。

我认为，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是绝对正确的，无论谁想要贬低或者抹杀，都不会有任何结果。谁都无法偷偷塞进这种想法：斯大林毫无过失，如果有过失，也并非罪行，而是错误，是在完成从一种社会结构形态向另一种社会结构形态转变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绝对不是如此！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不会站在屠杀本国人民的凶手一边。要那样做，就意味着鼓励那些可能再次干出这种事情的人，这种可能性总的说来无法排除。如果不提高警惕，还会出现这种可能性。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1）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

今天是1968年2月23日。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是我们苏军，我国所有武装力量的光荣纪念日。这支军队在列宁领导下创建并在革命初期战胜白卫分子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后来，又顶住法西斯的进犯，顶住了他们对苏维埃国家和人民的攻击。这支军队高举红旗，高举工人阶级在与敌人斗争中以鲜血染红的旗帜光荣地经受了一切考验，粉碎了侵犯我国的一切敌人。苏联武装力量走过漫长的道路，我因此感到自豪。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曾经是我国光荣的武装力量—红军中的一员。

我是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最艰难的时期，1919年1月参加红军的。我有幸在这支队伍里经受严峻的考验，走过漫长的道路，我曾在第9步兵师服役。起初，为保卫奥廖尔原苏联俄罗斯联邦一个州，也是该州的行政中心城市，位于莫斯科以南。地形为丘陵起伏的平原，主要河流有奥卡河。奥廖尔市位于奥卡河畔，铁路枢纽。—译者注，在姆岑斯克奥廖尔州一城市，位于祖沙河畔，铁路车站。1147年已有记载，1320年属立陶宛，16世纪初并入俄罗斯国家。—译者注附近，部队边战边撤，后来，跟随这个师实施进攻。我们列队一路开进，追击敌人。1920年圣诞节来临时，我们已经到了塔甘罗格罗斯托夫州一城市（1775年设市）。亚速海港口，铁路车站。1698年彼得一世建为要塞。俄罗斯伟大的作家、剧作家契诃夫的诞生地，市内有契诃夫博物馆、契诃夫剧院。—译者注。我说我们到了塔甘罗格，是因为这时我们的步兵师已经归属第1骑兵集团军，就是众所周知的布琼尼指挥的那支队伍。第1骑兵集团军正在进攻罗斯托夫，我们则到了塔甘罗格。从奥廖尔来到这里路途遥远。白卫军跑得飞快，我们一路紧追不舍。

1920年，我有幸在这个师里参加另一次行军：3月1日，我们开始进攻科斯基诺村（这村子还有另一个叫法：科斯基诺-克里米亚）。我记得最牢的就是科斯基诺-克里米亚。4月初，我们抵近黑海边，占领了阿纳帕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黑海沿岸一城市，为儿童气候疗养区和泥疗疗养地。—译者注，并在那里欢庆全歼白卫分子的胜利。我们把他们撵到黑海里去了。冬天，组建了骑兵集群以追击白匪。我们从库班哥萨克那里征集马匹，我们的战士全都有了战马，然后便去参加解放新罗西斯克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城市，黑海港口，铁路车站。建于1838年。苏德战争期间该地区曾与德军进行过激战，1973年命名为英雄城。—译者注的战斗。但并不是全师都去了，有些部队占领安纳帕之后留了下来。在安纳帕休整五天之后，我们向塔曼半岛开进，并在同年4月攻占半岛；5月1日，我们在塔曼庆祝胜利。这算是我回忆录中一段抒情的插叙。的确，回忆录毕竟是回忆录，即便有时很遗憾地前言不搭后语。不过这也无伤大雅。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2）

回过头来再说布琼尼从基辅附近离开我们的经过。1941年7月我应召去莫斯科。当时，我正好对去莫斯科很感兴趣，想去获取信息，了解真情实况。我们国家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关于制止敌人的进攻以及我方转入进攻，斯大林有些什么设想？我们甚至无法坚持巩固的防御，现正处于撤退的阶段，处于前线连连败北的阶段。斯大林很快被任命为最高统帅斯大林被任命为最高统帅是1941年的8月1日。，但那时候作为最高统帅，他“不显山、不露水”，所有号令都用大本营的名义下发。任何地方都不提司令员（或者总司令）斯大林。这也说明斯大林的某种情绪，看来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和我军的失败联系在一起。

总之，我应召去莫斯科，但不谈是因为什么问题。我想，斯大林召我去，无非是想了解我对我们前线这块地段上的形势怎么评估。当时我所管辖的范围仅仅是基辅特别军区1941年9月10日以前，基辅特别军区战役上隶属于西南方面军，其职责是保障方面军所需之各种资源。的地域，也就是乌克兰的北部。乌克兰南部属南方面军，系在敖德萨军区的基础上组建而成。对这些部队我是鞭长莫及。

我抵达莫斯科时，有人告诉我，斯大林在指挥部里。那时候，莫斯科频频遭轰炸，所以司令部已转移到位于基洛夫门的苏联轻工业人民委员部所在地。司令部设在这里，为斯大林和党的领导人组建的大本营指挥部也在同一地点的“基洛夫”地铁站。我见到斯大林时，他的样子令人沮丧：他坐在那里，呆若木鸡，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甚至不能跟我说上几句鼓励的话，而那时我确实很希望听到这样的话，因为我来到莫斯科、来到斯大林身边、来到中央、来到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身旁。可我见到的领袖却是一个精神上完全被击垮的人。他坐在沙发床上。我走近他身旁，向他问候。他已判若两人。显得无精打采、垂头丧气。脸上毫无表情。一看便知，他已是听天由命，该怎么办，全然不知。而他那双眼睛，依我说，是有点可怜，仿佛在祈求着什么。

斯大林问道：“我们的情况如何？”我坦率地把我们的情势向他做了描述。人民是怎样经受着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有些什么缺陷。武器不够，连步枪也没有，而德国人却在打我们。说实在的，我还真不想给他讲这些事儿，因为他自己从总参谋部给他的报告中都已经知道：军队匆匆退却，德军无论在地面上还是在天空中都比我们强，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够，最近，就连有生力量也已感到不敷。我把我们所处的境遇向他和盘托出。

我记得，当时斯大林的行为举止给我留下了不愉快的深刻印象。我站在那儿，他看着我说道：“俄罗斯人的机灵劲儿上哪儿去了？大家都在谈论俄罗斯人的机灵劲儿。可这次战争中如今它到底在哪儿啊？”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也说不清我回答他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问题能怎么回答呢？因为战争爆发后，“列宁锻造工场”和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来找我们，请求给他们发武器。他们想开赴前线，去支援红军。我们什么也给不了他们。我给莫斯科打电话。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3）

我唯一能讲上话的便是马林科夫。我拨通他的电话，对他说：“告诉我们，哪儿可以领到步枪？工人要步枪，他们想加入红军，跟德军拼杀。”他答道：“对你是无可奉告。这儿一片混乱，什么事情也闹不清楚。我只能告诉你一点：莫斯科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的步枪（枪膛都钻了孔，已经损坏），我们下令将其改成作战枪支，吩咐他们把孔补上，这些步枪全都发往列宁格勒。你们什么也领不到。”

结果是：步枪没有，机枪没有，飞机一架不剩。我们连火炮也没有。马林科夫说：“发指示让大家自己打造武器、做长矛、做刺刀。用瓶子、燃烧瓶去跟坦克搏斗：把瓶子扔出去，引燃坦克。”才几个星期就成了这付样子！我们没有武器。如果当时把这种状况告诉人民，我真不知道，人民会对此做出怎样的反应。但人民当然无法从我们这里了解到这个情况，尽管他们根据实际状况可以猜到，红军没有应有的机枪掩护和火炮掩护，甚至没有步枪。我们曾一度在基辅城下堵截敌军的推进，却没有把握坚持下去，因为我们没有武器，甚至连部队都没有。我们可说是七拼八凑地把人和枪搜罗起来，进行很有限的防御。其实，德军抵近基辅时兵力也不强，这样我们就有救了。德国人仿佛为我们提供了时间，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日复一日地加强城市的防御。德军已经无法立即拿下基辅，尽管他们曾相当起劲地试图占领基辅。于是我对斯大林说，基辅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建立起牢固的防御阵地，正在牢牢地守住它。这是在建立防御阵地中初战告捷。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向我军发起攻击，但每次我们都把他们打退了。我对他说：“现在我们有信心了，敌人对基辅实施正面进攻未必能得逞。”这会儿我说的是“未必能”。我想，在那些对当时形势多少有点了解的人看来，这“未必能得逞”已是太过乐观的说法了。

很遗憾，当时在红军里，谈论得更多的是我们匆忙退却，而不是如何给敌人以回击。尽管在逃跑过程中，我军有时也会停下来，给敌人以相当的打击。现在，当我读完《绝密！仅供指挥员参阅！》一书之后，就看得很清楚了。书中我尤其感兴趣的是来自敌人营垒的那些原件。对于书中的评述，我并不完全赞同，因为它们不够深刻、不够客观。看样子，下面我还得讲出我的看法，也就是其中不够深刻、不够客观之处。不过，我倒要说一句，敌方的文件使我感到满足。尽管时间上晚了些，但毕竟是一种满足。

我读过这本书（科学出版社，1967年版），看到这个歇斯底里的希特勒在我们英勇的苏军以及我担任军委会委员的那些战线的打击下，浑身抽搐，扭动身体。（我绝没有把这个事实归因到我个人的品德上去。我提及此事，以免受到怀疑或者甚至被指责为不谦虚。）如今，在敌人所做的结语的基础上再来客观地推论，我看到正是我们在南方给予德军最大的抗击，并使之遭遇最大的损失。战争初期我在基辅特别军区，后来任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南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军委会委员。读到这本书，我感到愉快。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4）

我们消灭希特勒的军队之后，至今已20多年。凡是愿意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可以看到原本属于绝密的文件。从中可以看到各国人民怎样组织并实施这场伟大斗争，它是针对法西斯恶魔、针对希特勒那些乖谬妄诞的纳粹统治全世界的思想，以及希特勒所发出的并对之深信不疑的其他狂言谵语。应当坦率地说，希特勒使德国人民入迷。要说谁都不支持他，那是愚蠢的。如果说希特勒在德国人民中没有支柱，那他就不可能达得他所达到的目的。他欺骗了德国人民，此话不假。毕竟就连工人也支持他。这一点我是从审讯战俘时获知的。在德国也感觉不到工人和农民内部反对希特勒的广泛斗争。如果存在这样的斗争，看来，德军在二战中就不会表现得那么坚定了。倘若由工人和农民组成德军，倘若这些人是反纳粹、反对希特勒，那么德军也不会表现得那么坚定了。所以我们只好用战斗去夺取每一寸土地，所以我们才会流那么多鲜血。

我们的军人都知道，当我们准备发起进攻时，都是选择从战略角度讲最为有利的突击点位，这个点位应符合我们的战略企图：不同德国士兵对阵，而是同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士兵对阵。这些部队不堪一击。初次打击就能摧毁他们的防御。马扎尔人匈牙利人的自称。—译者注防守的地段，情况就不一样了。马扎尔人的抵抗十分顽强。看来，我有点走题了：我现在讲的东西多半应该放到回忆录的结尾部分去讲。所以，我还是回过头来讲同斯大林的谈话吧。斯大林问了我许多情况，我把我们方面军所辖的地段的态势向他做了汇报。他的嗓音和脸部表情已不是斯大林的嗓音和表情。我已经习惯于看到他那副信心十足的神态，那种坚毅的脸部表情和眼神。而现在我所面对的只是斯大林的躯壳，只是他的外形，而内容已经有所改变。

我已经讲过，我对他老是指责俄罗斯人民感到腻烦。他说：“大家都说：俄国人机灵！如今这俄国人的机灵劲儿上哪儿去了呢？它在哪儿呢？为什么没有表现出来呢？”记不得我是怎么回答他的了。很可能我什么也没有回答。因为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俄国人的机灵劲儿是没法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我心里感到愤怒。当我离开莫斯科时，内心很不平静，难以自制。怎么会这样呢？他现在把责任推到整个俄罗斯民族身上。说什么俄罗斯人没有表现出机灵劲儿……你怎么能这么想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或者我们伟大祖国的其他民族呢？指责他们没有表现出机灵劲儿，而首要的机灵劲儿应该是武器装备、武器装备和武器装备，这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在正确有效地使用这些武器装备方面表现出机灵劲儿。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5）

我军在你斯大林的摆布下处于连步枪数量都不够的境地，更不必说反坦克炮；更不必说我们起初对反坦克武器一无所知。我们也没有自动武器。后来才有了沙波什尼科夫式冲锋枪，我们的武器设计师在芬兰战争后不久很快就发明了这些冲锋枪，但并没有制造。实际上我们在芬兰时已经接触过这种武器。芬兰人曾广泛使用这种武器来对付我们，使我们蒙受重大伤亡。尽管如此，伟大卫国战争初期，我们却没有这种武器。当时有人认为，这种武器不易瞄准，而且太费弹药。这个问题是斯大林“最神圣的地方”，在这里一切由他说了算。所以说，红军也就只剩下步枪了。

但现实生活却与此相反。我们不得不回到这种武器上来。我们开始迅速而大量地生产冲锋枪，并供应部队。假设早点这么做呢？假设对此做出正确的评估呢？这是谁的错呢？是斯大林的错。是斯大林！也许有人会说，斯大林又不管武器装备问题。斯大林管了！我上面已经讲过，我曾几次力图让斯大林明白，让他对库利克元帅做出清醒的评价。可他就是不肯听我的意见，相反还指责我，说我不了解这个人，而他了解。在对人的评价以至对情况把握方面过分自信，如今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多少苏联人因此付出了生命，流尽了鲜血……斯大林的过错造成了多大的失误。

今天清晨，许多同志给我打来电话，祝贺苏维埃武装力量诞生50周年。我的老熟人、老朋友谢尔久克也打来电话。我与他相识多年，当初我们都是党的干部。他同我一起从莫斯科去乌克兰，后来出任基辅市委第二书记，我当第一书记。我们工作、生活在一起。战争爆发，我推荐他担任第6集团军军委会委员。他获准担任此职，以后就一直留任集团军军事委员，直至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全歼德国人为止。那时他担任由舒米洛夫米?斯?舒米洛夫（1895～1975）少将（后晋升中将），自1942年8月起任第64集团军司令员直到1943年4月集团军改编为近卫第7集团军，后继续指挥该集团军至1945年5月（1943年晋升为上将）。（一个出色的将军、出色的人）指挥的第64集团军的军委会委员。现已退休。

我已经讲过，第6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在德国人深入到他们的侧翼之后，往后撤退，后来又被包围，并在乌曼地区的某个地方被歼。这两个集团军的人员被俘虏。他们的司令部连同穆济琴科和波涅杰利内这两名司令员一起被俘。当时又使我想起穆济琴科战前的那件事来，但已经没有任何后果。当时只是认为看来我们是疏忽了，也许他的确是个不诚实的人，尽管他的行为和他对部队的管理最终是无可指责的。第12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被围之后坚持斗争，如今从德国文献中可知，他们一直斗争到最后，给德军以重创。穆济琴科是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被俘的；他好像失去了左腿。穆济琴科遇上了麻烦事，这仿佛使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为人不诚实，他成了德国人的马前卒。这是未经证实的推断。不过，间接的证据倒好像还是有的。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6）

这些将军被俘之后，在我们这里都算作叛徒。当时，凡是被俘者，均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以叛徒论处，其家属均流放西伯利亚。对穆济琴科和波涅杰利内的家属当然也照此办理。后来这些人都回家了。我甚至记得，穆济琴科重返苏军从事某项工作，波涅杰利内也一样。波塔波夫也曾被俘过，也回来了。他后来也重返苏军担任了穆济琴科被俘回来后在苏军服役直到1947年；波塔波夫一直工作到1965年（1961年还被授予上将军衔）。某部的指挥职务。我们的指挥员有时就会遇上如此复杂的麻烦事。

我还想讲讲这样一件事。我觉得，这件坏事是谢尔吉延科谢尔吉延科1943～1945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策划的。谢尔吉延科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一个身材修长、工于心计的人；一个善于钻营的人。后来知道这是属于极不老实的那一类人，所谓的口蜜腹剑之徒。基辅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只得把西南方面军的司令部迁到布罗瓦雷。我和司令员一起做出这一决定。我忽然收到斯大林发来的电报，不公正地指责我们胆小怕死，并威胁说要“采取措施”。还指责我们打算把基辅拱手让给敌人。斯大林相信他的肃反工作人员，认为他们都是无可指责的完人。电报里当然不会提到他们。但我相信除了谢尔吉延科，别的人是不会干这种事的。真卑鄙！

当德军迂回过基辅之后，他就留在他们的后方，他换上农民的衣服，走出包围圈。这事之后我就不再尊重他，也不再相信他了。我把他看成一个专事诬告的无耻小人。为了把自己打扮成英雄，不惜将别人往死里整。而现在真相已经大白，我们不仅不打算让出基辅，而且使德军蒙受到重大的伤亡，打消了他们正面攻取城市的念头。基辅之陷落并非由于保卫基辅的我军的撤离，而是德军从戈梅利和克列缅丘格地区实施南北两面迂回机动的结果。我只是顺便想起了这件曾让我伤透脑筋的不愉快的事。

有一次，约在1941年的7月底或8月初，斯大林从莫斯科往基辅给我打电话，说要组建西南的司令部。该战线的司令员由布琼尼布琼尼领导这一战线的军队是从1941年的7~9月。出任。布琼尼将和他那不大的战役司令部坐镇波尔塔瓦，负责指挥并协调基尔波诺斯任司令员的西南方面军（我是该部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当时的好像是秋列涅夫任司令员的南方面军伊?弗?秋列涅夫大将任南方面军司令员一直到1941年8月。这两个方面军的作战行动。南方面军司令员不断地调换。起先是秋列涅夫，接着是里亚贝舍夫，后来又是切列维琴科，最后，由马利诺夫斯基担任德?伊?里亚贝舍夫中将自1941年8~10月任南方面军司令员；此后至1941年12月为雅?季?切列维琴科上将；然后到1942年8月为罗?雅?马林诺夫斯基中将（1943年2~3月马林诺夫斯基再次出任南方面军司令员时已是上将）。。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7）

他是最稳定的一位司令员了，在南方面军司令员的任上待的时间相当长。在他而言，既可说是祸不单行，但也称得上福星高照。所谓的祸，来源于1942年他再次把罗斯托夫丢给了敌人。他的部队也像西南方面军的部队一样遭到歼灭。马利诺夫斯基失宠被黜，从方面军领导岗位上撤了下来。然后，时隔半年，他又官复原职，重新担任南方面军司令员。再后来，他好像还出任过西南方面军、乌克兰第3方面军、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司令员，并在此任上结束了西线的战争，直抵维也纳和布拉格，和其他部队一起欢庆全歼希特勒军队的胜利……

斯大林告诉我说：“布琼尼独自一人在波尔塔瓦，我们认为您应当去他那里。我们批准您出任西南战线总司令部军事委员会委员，由您和布琼尼指挥两个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我说：“如果我必须去西南战线，去布琼尼的司令部的话，那可以让布尔米斯坚科同志这位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米?阿?布尔米斯坚科担任这一职务是在1941年的8~9月。接替我。这可是个好同志，一个聪明人，他完全能胜任这一职务。他了解人，人们也了解他；大家待他很好。基尔波诺斯可留任司令员。”斯大林说：“好，那您就把布尔米斯坚科请来，告诉他，他已批准为西南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您就尽快卸任，去布琼尼那里。到那里和布琼尼一起指挥作战。”

我把布尔米斯坚科请来，司令部设在布罗瓦雷，第聂伯河以东，离基辅27公里处。布尔米斯坚科当时正在基辅党的中央委员会里。他正根据中央的决议储存弹药、粮食、挑选地下党的领导干部。总之，他正忙于未来在森林中进行地下斗争所需要的技术和物质设备，当时认为森林里较为可靠。还举办了学习给铁路、公路、建筑物布雷的爆破手培训班。布尔米斯坚科来了。我告诉他：“斯大林来电话了。您将出任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让您现在立即就任，命令随后就到。他命令我即刻到波尔塔瓦布琼尼那里去，我将担任西南战线总司令部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既然斯大林说了此事紧急，我当天就转告司令员，斯大林已指示由布尔米斯坚科接替我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从现在起，所有问题基尔波诺斯要同他一起解决了。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8）

基尔波诺斯为人十分随和，所以很容易和他共事。他平时的表现不像有些将军那样。很遗憾，当有些军事委员力求不是走走过场，而是实实在在参与解决问题时，那些将军对于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意见往往过于敏感。要真是公事公办，没有军事委员的配合，司令员将一事无成，因为已有成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要和司令员一样对所做的决定负同样的责任。没有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签字，司令员的任何命令均属无效，接到此项命令的下属部队不应执行。这已成了办事的程式，是无法回避的。如果军事委员真有主动性，希望参与解决问题，而不光是满足于签字画押，那就会招致有些司令员的强烈反对。

科涅夫对此尤其敏感。他的一位军事委员指军级政治委员德?谢?列昂诺夫。1918年加入俄共（布）。列宁军事政治学院毕业。抱怨说：“没法共事，他瞧不起人。”这位精明能干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是职业军人，因此通晓业务，是个好人。现在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健在。遗憾的是，许多其他将军（我现在就不点他们的名了）是“很难相处”的。朱可夫也不大好处。但我觉得跟朱可夫一起共事比较自在。这是一个好用权势的人，但当我和他一起研定某些问题的时候（这是常有的事），我往往很欣赏他的观点、他的决定，乃至他的同志式的态度。我尊重他，且至今未变，尽管我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看法有分歧。

我给布尔米斯坚科交代完工作，便立即前往波尔塔瓦。到了波尔塔瓦，找到了战线司令部。它设在波尔塔瓦以西（15公里或者20公里处的某个国营农场或城郊生产单位里）。那地方倒是挺方便的。可以不经过波尔塔瓦直接去部队，但要经过哈尔科夫。哈尔科夫当时已属后方，我们对它不怎么关心。那时候我们关心的是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西南面的其他一些城市。

当我靠近布琼尼的司令部时，停放在门廊台阶前的一辆坦克让我大吃一惊。布琼尼看出了我的困惑，随即解释道：“现在不比国内战争那时候了。德国人有技术兵器、有飞机，我就藏到坦克里躲它们，我还开着它当汽车使呢。”

我走马上任，开始履行西南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责。可这战线司令部算个什么司令部？算个什么组织？它的具体使命是什么？我至今也说不清楚。什么保障问题、弹药、物资供应、战斗保障，战线司令部全都不管，这些问题都由各方面军自己处理，他们各自都有直接沟通大本营的渠道，一切事情都是他们跟大本营解决，并不通过我们。战线司令部同方面军之间的协同只是在战役性问题方面。他们向我们报告形势，司令员向我们汇报，但这种汇报似乎是在同级之间进行的：我们可以向他们提出某些建议。司令员听取我们的建议和指示。如果他们乐意，那就照办。要是不合他们的心意，那他们就通过自己的渠道（这样的渠道他们有的是），直接往上捅到总参谋部去。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9）

我同布琼尼之间的关系很好。他的性格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有好惹事的一面。有一天晚上，我同他一起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返回。形势严峻：我军撤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撤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时间是1941年8月25日。。守卫我们司令部大门的卫兵拦住了我们。布琼尼开始跟他解释，话里带有侮辱的意思。士兵按条令回答他。这时，布琼尼更加固执地向他做“解释”，最后是抬手抽了这名士兵一记耳光。我简直惊呆了。怎么能这样？苏联元帅打了一名根本没有犯错、按条令办事的人，这记耳光违背了所有的条令规范。我们开车过来，他把我们拦住，这是他的责任，他就是干这个的。纯属横行霸道！我认为这是因为元帅的脾气暴躁。因为原则上说，布琼尼并不是这样的人，但看来他身上还留有在沙皇军队里当上士时沾染的旧习气。这充分表现出他缺乏自我克制的能力。事后我就这件事同布琼尼交谈过，我觉得他自已也为所发生的事感到难过。遗憾的是，布琼尼曾不止一次地纵容自己的这种行为。

我们的参谋长是波克罗夫斯基亚?彼?波克罗夫斯基（1898～1979）1919年参军，1940年入党。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1926年），参加过国内战争。苏德战争期间任集团军、方面军及某个战线总指挥部的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1944年起领苏军上将军衔。—译者注。据我记忆所及，他是少将。后来（诚然，我不知道战后他担任什么职务）他研究这次战争的史料。我认为他的这项工作很有益，因为他是一位职业军人，精通业务。他为人耐心细致，办事认真的精神难能可贵。我甚至要说，这是个好吹毛求疵，甚至到了令人恶心程度的人。起先，我以为这说明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后来我发现这在当时条件下于事业有害。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经过司令部工作的历练，为了司令部的工作，为了对命令的执行状况组织检查，他简直使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司令部的工作陷于停滞。他让参谋长甚至司令员无法工作，老把他们拽在电话机旁，要求他们不断报告部队的状况、战线某个地段上的形势、某个兵团的情况。这实在叫人受不了，可大家也无可奈何。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可以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战线的形势十严峻，德国人已经抵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正在炮轰城市。这座城市由奇比索夫将军指挥的集团军这是一支预备集团军，由尼?叶?奇比索夫中将指挥。（或军队集群）负责保卫。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已略显发福，原先是沙皇军队的军官。他是在红军的队伍里经历国内战争的历练的。斯大林认识他，早在察里津时就认识，对他很信任。我告诉布琼尼，我要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去，听听奇比索夫和州委书记的意见。那时候，州委书记是扎季翁琴科。我很尊敬他，一个能干而精力充沛的人，值得敬重。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10）

我去了。到达时天色已晚：黄昏时分或者甚至已是漆黑一片了。有人把我领到司令部的驻地，我顺着楼梯往上爬。司令部在二楼或者三楼。当我进去时，司令员正在忙碌，在屋子里踱步。参谋长则弯着腰几乎是跪在桌子边，脖子上夹着电话听筒，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东西，又在电话里回答问题。我向奇比索夫询问他们那里的情况。“情况？你自己看见了的。”这时传来德军炮弹的爆炸声。德军炮兵正向司令部所在的地区炮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偶然，但炮火特别猛烈。也许德国人知道司令部就在这里？他们也俘虏了我们那些知道司令部位置的军官嘛。也许，有人顶不住就讲了出来？奇比索夫回答我时相当克制，但我感觉得到他很恼火。他说正在组织防御，但这不过是一般性的官样文章而已。

我已经多次听不同的指挥员说过：你到他们那里，他们说我们在组织防御，然后等你一走，看吧，指挥员随后就不见踪影，把这一地段的防御也撂下了。可惜常有这样的事儿。我并无责备这些人故意做假报告的意思。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环境，就是指挥员不能说某个防守点将会失守。这不可能，因为他将为此付出代价。而表示某种希望，或者也许甚至满怀信心地说德国人过不来，过后再说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我军撤离了这一地区，则是标准的说法。当时我对这种说法也已司空见惯。我问奇比索夫：“形势如何？”形势是：德军已经到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大门口。他答道：“情况您不是看到了吗？”我不明白：“什么情况？”“上校参谋长往那儿一坐。他已经坐了有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他在就您的参谋长波克罗夫斯基将军询问的有关我们这边前线的情况作答。他无所作为，因为他没有工作。他只要停止接电话，那么过上15～20分钟又会把他喊过来，又会讲上一两个钟头。他甚至不是坐着，而是跪着，因为他的那个部位已经坐疼了。”话说得真够恶毒的！

很遗憾，这全都符合实际情况。但应当讲，那时候我在军事方面的经验很欠缺。所以我不明白奇比索夫所说的话有多么正确。看来他说得对，但另一方面，我又很尊重波克罗夫斯基，因为他也是出于良好、真诚的动机，他是想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后来，我在部队里呆了好几个月，我已经习惯了部队生活，这时我才明白，虽然波克罗夫斯基动机是好的，客观上却害了部队。的确，那些没完没了的问题把整个工作都给弄瘫痪了。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11）

军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十分独特，文职人员往往无法理解。在这方面后来我同马利诺夫斯基的一次谈话深深印在心中。那时我们好像已经解放了罗斯托夫，方面军司令部设在苏维埃茨科耶村。早在1941年我就知道这个村子。罗斯托夫解放之后，进行这一次旨在把敌人赶出塔甘罗格的战役。集团军司令部也设在苏维埃茨科耶村。我想到罗斯托夫去一趟，了解一下城里的情况，经济恢复工作、生活安排、党的工作的组织等情况。当时，党的州委书记是德温斯基德温斯基1920年加入俄共（布）党，他担任联共（布）党罗斯托夫州委书记的时间是1938～1944年。。我也想听听德温斯基关于罗斯托夫人的情绪的看法。我去了，召集了罗斯托夫党的干部会议，检查了生活恢复、党委和苏维埃机构开展工作等情况。返回时已是深夜。我有个问题要问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我决定给他去电话。我在电话里说：“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现在上床睡了没有？”他踌躇起来：“你知道吗，现在我已经上床。要是有急事，我马上穿好衣服过来。”我说：“不，你说什么呢，既然已经躺下了，那就休息吧。我的问题不急，等明天再交换意见吧。”

要跟他谈什么问题，现在已经记不清了。看来无非是例行公事。也许德温斯基有什么要求：从战利品中拨些东西支援一下市里。当时地方党和苏维埃的机构都有过这种需求。马利诺夫斯基的答复我很满意。我曾与之一起共事、当过他们的军委会委员的其他一些军人，总是假装从不睡觉、整天忙碌、无时不在考虑怎样消灭敌人的军事问题。往往有时突然造访一个司令员。他睡眼惺忪地坐着。他已上床睡觉，副官看到我之后马上把他叫醒了。于是他显得“精神抖擞”，其实睡着了。我很不喜欢这样的事，但是把它讲出来，使身居高位的人受委屈，我做不到。所以，我知道司令员有这个毛病。不睡觉的人是没有的，因为人的机体需要休息。如果他不睡觉，那就是病人。如果因病失眠，那就会失去劳动能力。而对于指挥千军万马、要与敌人决战于疆场的司令员来说，劳动能力是万万不能失去的。

马利诺夫斯基不是这样的人，这点我很喜欢。他甚至能直截了当地说，仿佛是在说自己未能正确对待工作，居然在战争期间睡大觉。我曾多次和他谈各种问题，有一天，在和我谈话时，他就下达命令一事谈了他的看法。我对他的这番话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是出自马利诺夫斯基之口，出自一位经验十分丰富的军人、一位方面军司令员之口。他一生穿戴戎装，身经百战，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民族革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工作程序是这样的。当我们做出决定，向整个方面军下达命令时，事先必须计算好时间。这些命令下达到集团军需要多少时间；集团军接到命令再传达到各个军又需要多少时间；军长将这些命令传达到各师还需要多少时间，等等。总的说来，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如果我们刚刚把命令发下去，马上要检查命令的执行情况，那就丝毫无助于使命令迅速传达到部队，就会打断人们的工作。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12）

他们向我们报告时，不会说命令没有执行，而是另讲一套。这样，有时候我们就是逼着人们凭空捏造，使他们的工作陷于瘫痪。所以，如果下达命令，要等上一段时间，让命令到达作战单位。这时，军官们就可以按照各自的渠道开始检查命令的正确解释，以及每个军官是否遵守他们受教育时所学到的规定程序。”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认为奇比索夫表示不满是正当的，因为波克罗夫斯基没完没了地监督指挥部所发布命令的执行情况，使得人们无法根据所接到的命令去开展组织部队的工作。

那时候，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事件发展得很迅猛，但对我们不利。我曾多次到第聂伯河一带，去了解防止敌人强渡过河的防御工作的组织状况。我去了一趟并看过之后，才明白我们的防线很不牢靠。那并不是什么沿河的严密防线，而只不过是第聂伯河分舰队的江河武装快艇在河上来回巡逻而已。在某些地方部署着一些分队，监视着沿河两岸的动静，一旦发现敌人企图渡河，立即给予反击。这样的防线没什么希望。假如敌人在某个方向上集中兵力，不必费什么大力气就能渡过第聂伯河。

在那些日子里，德军并未特别试图攻入基辅。我们放心了，我们认为敌人失去了正面突进基辅的兴趣。因此，在基辅以北、戈梅利方向展开了相当积极的行动。不久前我还听到准备庆祝苏联武装力量建军50周年有关的广播。叶廖缅科元帅发表了广播演说。他讲述了戈梅利方向的战斗状况。由此我得出结论，当时叶廖缅科在那里当司令员。那是个什么方面军呢？西方面军？还是当时已经组建的布良斯克方面军？这事我不了解。我只知道，戈梅利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对西南方面军来说，是敌人向我们突破并使我面临在基辅城下被围困威胁的一个通道。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附近方面军的地段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渡过了第聂伯河。我们架设了供我军撤退用的舟桥，但看来工兵们后来没有好好地将其全部炸毁，于是敌人也用上了这些舟桥。很难弄清怎么会出这种事，因为指挥部有报告说舟桥已经炸毁，但敌人在河左岸出现的速度又说明舟桥完好。据从左岸过来的难民说，桥是炸了，但仍能浮在水面上。运重物不行，但步兵可以通过。看来敌人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先让步兵过来，修复舟桥，然后再运武器技术装备。极其艰苦的战斗再度展开。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13）

我和布琼尼前往马利诺夫斯基的司令部。组建了新的集团军以代替在围困中遭溃败的原第6集团军，新建的集团军仍然沿用原第6集团军的番号。马利诺夫斯基被任命为该集团军的司令员。过去我对马利诺夫斯基不熟悉，他原先是个军长第48军。。就我记忆所及，集团军司令部设在新莫斯科斯克市原苏联有两个新莫斯科斯克：一个在俄罗斯联邦的图拉州境内；另一个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境内，是萨马拉河的码头城市。这里指后者。—译者注的一座学校里。我们来到这里。形势很严峻，敌人一直在对道路实施轰炸，以阻止我军前来增援。然而我们已无援军可派。我和布琼尼走进学校，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周围的一切都在轰隆隆响着，都在鸣叫着：第6集团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在做形势汇报，这时担架抬来了南方面军司令员秋列涅夫。他的伤势不重，但不能走路，因为伤在脚上（肌肉受伤）。为了鼓舞士气，秋列涅夫亲自和战士一起上阵，带领他们冲向敌人，地雷爆炸中负伤。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州委书记扎季翁琴科。

秋列涅夫负伤之后，南方面军司令员一职由一位哥萨克担任，他是原坦克军军长，叫里亚贝舍夫。为了击退敌人，阻止他们在第聂伯河左岸建立登陆场，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可我们的努力并未奏效。我们没有实际的兵力和实际的可能性。这时候我们发现，敌人正集中兵力企图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北、克列缅丘格乌克兰波尔塔瓦州一城市，第聂伯尔河港口，铁路枢纽。—译者注地区强渡第聂伯河。我们又一次竭尽全力：派出飞机，轰炸正在通向河边道路上开进的敌坦克部队和步兵，以阻止他们强渡第聂伯河。但敌人还是过来了，除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之外，还在克列缅丘格地区建立了登陆场，并占领了这座城市的左岸。

我们开始猜测敌人下一步会有些什么打算，眼前出现一幅相当清晰的图象。我们设想他们的意图是：从南面，从克列缅丘格的登陆场和从北面，从敌人已前出到几乎接近库尔斯克的地方实施两面夹击突破我军后方（那里我们没有部队），将部署在第聂伯河沿岸、切尔卡瑟一带和第聂伯河一侧基辅城内的我军团团包围起来。我们讨论了形势。我们手里掌握的补充兵力已经告罄。即使已经猜透了敌人的意图，我们也无法削弱他们的兵力。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调集一定数量的部队和火炮，让它们在从基辅到克列缅丘格方向上的一侧隐蔽下来，以求在这里，在乌克兰的草原上设法阻止敌人通往北边的道路，不给他们合拢包围圈的机会。那么我们能调集一些怎样的部队呢？看来，基辅城里的军队暂时不会用上。那里局势平静，敌人没有采取针对基辅的任何行动。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14）

我和布琼尼一起签署了相应的命令，把文本发往莫斯科，以便得到核准。我们自己没有资格进行这样的重新部署。莫斯科很快做出反应，但别出心裁。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答复，铁木辛哥却突然从天而降，带来一纸将布琼尼调离西南战线总司令部的命令。接替西南方向总司令职务的是铁木辛哥。我和布琼尼告别。布琼尼对我说：“这就是我们发挥主动性的结果。”说完他就走了。总司令换了人，可形势没有变，因为新任总司令是两手空空来的。

应该对铁木辛哥有个公正评价。他对形势洞若观火，一切了然于心；他明白我军将有灾难降临，却又无法阻止。我和铁木辛哥曾几次下部队，同原先与布琼尼下部队一样。比如我记得，我们去了波尔塔瓦以西一带。那里有一个我们的机械化集群，司令员是费克连科将军。当费克连科见到我们时，不知是因为吃惊还是恐惧，眼睛瞪得老大。我们让他汇报情势。他简要地做了汇报，当即要求我们：“请赶快离开这里！”情势十分危急，他已经对我们的安全没有把握。的确，那里除了费克连科部队的残部之外，什么都没有了。类似于　-2飞机的意大利侦察机在他们头顶上横冲直撞。敌军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大白天也放心大胆地在空中缓缓飞行。

8月底是1945年8月25日。或者9月初，敌人的兵团从南北两面实施突击，会师于基辅以东。我军队集群落入包围圈。这事发生在1941年9月1~8日。同时被围困陷于此境的还有以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为首的西方面军司令部和军事委员会第一委员布尔米斯坚科。除布尔米斯坚科之外还有两名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也在被围之列。其中之一是年轻的政治委员雷科夫，一个优秀的同志和积极肯干的人。他总是深入到各部队，尽其所能地使局面有所改观。方面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巴格拉米扬上校当时正在克列缅丘格地区，逃过了这一劫难。我们让他到西南战线司令部来，一起分析形势，建议他立即飞回基尔波诺斯的西南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并带去口头指示（因为他也有可能落入敌人之手）。他没有携带任何书面文件。我们的指示是：突出重围！

巴格拉米扬正确理解了我们的命令，也明白他必须返回司令部。他说：“司令部在那里，我这个作战部部长应当和司令部在一起。”但这时，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奉总参谋部之命返回基辅，就地组织防御。换句话说，命令他不要突围，恰恰相反，到敌人的后方去。当时司令部的驻地在基辅东边至少150公里处。在缺乏燃料和弹药，且又无法从空中得到补充的情况下，这对于司令部及其家当来说，算得是一段很长的路程了。上面对这样的情况视而不见。基尔波诺斯下了命令，司令部便朝西运动当时的前线从格卢霍夫延伸到沃罗日巴。。

我不知道，接到莫斯科关于向东突围的新命令时，他们已经走出去多远了。巴格拉米扬早在突围之后就向我们报告说，司令部决定向后转。但司令部本身已因这一切而陷入混乱状态。决定司令部工作人员化整为零，分批通过不同的途径在波尔塔瓦以北向东突围。成立了一个小分队，他们走在司令部工作人员的前面，粉碎敌人的抵抗。那里的敌人兵力较少，他们也不准备在自己的后方跟我们的部队周旋，因此司令员就产生了突围的希望。行动开始了。但是整个司令部突围未成，巴格拉米扬带着一批战士突围成功。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15）

出现了脱节。方面军司令部掉在巴格拉米扬指挥的先遣队后面。而我们当时已失去和方面军司令部的联系。此前，布尔米斯坚科曾派他的助手乘　-2型飞机给我们送党的机密文件，其中提到为游击队运动储藏武器、服装、食物和弹药的秘密地点。舒伊斯基　 　 舒伊斯基。就是他派来的。舒伊斯基后来成了我的助手，一直干到我的党务、政务和国务活动终结之日。人很诚实，勤勤恳恳，行为端正。舒伊斯基对我们说，他是黎明前冒着机枪火力和飞行员梁赞诺夫上校一起起飞的（梁赞诺夫后来任空军军长）。德国人已从四面八方收缩对司令部的包围圈。这就是少得可怜的全部信息。

后来，将军、军官和战士开始单枪匹马或成群结队地撤出包围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后来提供了关于亲自经历的情况的信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获悉基尔波诺斯已经阵亡。方面军司令部特科的一名工作人员向我报告，他见到了基尔波诺斯的遗体，甚至还带来了他的个人用品：梳子、小镜子之类。我相信他的话。他还说，可以再一次深入到那些地方去。我对他说，要是可能的话，请他再回去一趟，把基尔波诺斯军上衣上那枚苏联英雄的金星奖章摘下来。这枚奖章他始终戴着。这个特科的人又去了！那里是一片沼泽地，车辆难以通行。但他进了沼泽地，把金星奖章带回来了。当他把奖章交给我时，我问道：“怎么会这样？那地方是不是有掠夺死伤人员财物的人在活动啊？”他答道，司令员的军上衣流满鲜血，胸前口袋的兜盖卷了起来，挡住了金星章。他说：“我照您说的办，从军上衣上把金星章摘了下来。”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兼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米斯坚科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寻找他的踪迹。从布尔米斯坚科的警卫人员那里只听说：最后一夜他们睡在干草堆中。傍晚时分，他们发现，布尔米斯坚科在销毁他随身携带的所有文件：一一撕成碎片埋在土里。那一夜，大家都钻进干草堆，躺下睡觉了。早上，他们走近布尔米斯坚科睡觉的那个干草堆，他不在里面。后来他们找到了他埋起来的文件，包括他的身份证。机密文件他已交给他的助手舒伊斯基，后来到了我们手中。我得出的结论是：布尔米斯坚科销毁了足以证明他个人身份的证件。他认为一旦他落入敌手，即可确定他的身份和地位。他销毁了所有这些痕迹。我们以为他总归会突围出来。许多将军都突围出来了嘛，但布尔米斯坚科却没有出现。我想，他要么是开枪自尽，以免落入敌手，要么是他试图突围时，中弹牺牲。他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因此，他牺牲得默默无闻。我们一直盼着他归来，可惜没有盼到。

许多人当时都突围出来了。科斯坚科将军费?雅?科斯坚科中将是第26集团军司令员。带着一些部队突围出来。方面军通信主任即多贝钦少将。是单枪匹马地突围出来。波佩尔也回来了。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16）

波佩尔是两三周以后才回来的。他途经波列西耶森林，森林里还没有德国人。他们都是走大道。波佩尔甚至带了个受伤的上校回来，还率领了一小部分队伍突出重围。突围成功的还有莫斯卡连科将军（我得知此前他曾任反坦克旅旅长）第15军军长基?谢?莫斯卡连科少将早先曾任第1机械化反坦克炮兵旅旅长。。我和司令部一起驻扎在哈尔科夫市中心北边的波梅尔基现已划入哈尔科夫范围。。这里曾经是哈尔科夫人所钟爱的别墅区。这里发生了一件与莫斯卡连科将军有关的不愉快的事情。他对自己的乌克兰人态度凶狠，骂他们全都是卖国贼，应当统统流放西伯利亚。他由于个人受到震动而针对人民、整个民族大放厥词，我听着当然不舒服。人民不可能是叛徒。其中个别人是有可能的，但决不是全体人民！于是我问他：“那么应当怎么处置您呢？据我所知，您不也是乌克兰人吗？您不是姓莫斯卡连科乌克兰人的姓一般以“-　　（科）”结尾。—译者注吧？”“对，我是乌克兰人，老家在格里希诺。”“我知道格里希诺，是在顿巴斯格里希诺村早先属于新切尔卡斯克省。。”“我根本不是那样的人。”“那您是怎样的人呢？您叫莫斯卡连科，也是个乌克兰人。您的想法不对，您的说法也不对。”

这时候，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铁木辛哥大发雷霆。看来他俩相知很深。铁木辛哥突然向莫斯卡连科猛烈开火，（从我的观点看）对待他的态度相当粗暴：“你凭什么骂乌克兰人？怎么啦，他们是卖国贼？他们怎么反对红军？他们怎么对你不好啦？”而莫斯卡连科骂他们的理由是：他藏在牛棚里，来了一个女庄员，发现了他，把他撵出来，不让他藏里面。铁木辛哥的反应很尖锐：“她做得对。你要是身穿将军裤、将军服躲进牛棚呢。可你钻进去的时候穿得破破烂烂。她难道会想到她牛棚里躲着一位红军的将军吗？她还以为钻进来一个小偷呢。要是你穿的是将军服，她对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这话我爱听。我对莫斯卡连科说：“现在科斯坚科将军带着他的一些部队仍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我相信他会突围出来。我们再来听听他是怎么讲的吧，看看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庄员如何对待不幸被敌人包围的我方部队。”

当时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乌克兰人对撤退中的红军态度不友好。我的解释是：“你们要明白，乌克兰的农民为什么要欢迎我们撤退呢？他们很伤心。付出了多少劳动啊。为了加强军队，为了加强我们的国家，他们从不吝惜。可突然之间灾难降临了：军队撤离了，抛下百姓，抛下国土。自然他们要对置他们于苦难而不顾的那些人表现出不满了。这不是背叛，而是伤心至极。”

几天之后，我病了，躺在哈尔科夫的一幢房子里。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首府时，乌克兰政府的成员住在哈尔科夫。当时，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柯秀尔也曾在这所房子这是位于市中心的一幢平房。里居住。一幢很漂亮的别墅，服务设施齐全，有车库，还有钢筋混凝土砌就的围墙。我在这里得知，科斯坚科已突出重围。我请人转告科斯坚科，请他速来我处，报告事情经过。我了解科斯坚科，也很尊重他。他来了，我就问他：“情况怎么样？”他说话总带点幽默。他答道：“没什么，我们撤退的时候，大家都哭了。”我又问道：“需要犒劳你的骑兵队的时候，人们是不是乐意给您帮忙啊？”“看您说的！只要你发话，立马就杀鸡宰牛又宰猪、还拿来大麦喂马。什么都拿出来了，人就是这样！人们痛哭流涕，为眼前的形势，为红军被迫撤退而惋惜不已。”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17）

有些人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对乌克兰人形成了不正确的看法，科斯坚科对此进行了批驳，我听了很高兴。其实，那些人也都是些老实人，我丝毫不怀疑莫斯卡连科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忠诚。我只是将乌克兰人莫斯卡连科和乌克兰人科斯坚科当时的不同反应做了个比较。两人都是以事实为依据。只是一位的依据是乌克兰农妇把他赶出了牛棚；另一位的依据则是他身着苏军服装带领小股部队突出重围的经过。乌克兰人为帮助科斯坚科将军所率领的队伍突出重围竭尽了全力啊！

我们驻扎在波尔塔瓦附近时（在基辅集群被最终包围之前），曾在哈尔科夫和苏梅之间的阿赫特尔卡地区建立指挥所。所以后来我们被迫撤离波尔塔瓦时，就把司令部迁到了阿赫特尔卡。这地方正好处在从苏拉河向普肖尔河及沃尔斯克拉河突围出来的战士、军官以及将军尔后进入阿赫特尔卡地区的地理点位上。后来在波梅尔基建立了指挥所。现在突围出来前往哈尔科夫的一部分人便到波梅尔基来。莫斯卡连科来了，科斯坚科也来了。

现在我已记不清，这场灾难结束、我军遭俘虏或被击溃之后又过了多少天，我接到报告说，军事委员会委员雷科夫负伤住进了留在敌占区的医院。不过有办法混进去，因为苏联的医生和护士在那里工作。我想把雷科夫一位师政治委员。救出来，但我知道，只要有人说漏嘴提到他，敌人就会把他杀掉。于是我派人去把雷科夫偷出来，再送到苏军占领的地区。他们去了，但很快就返回，说是雷科夫已在医院里去世，且已下葬。

现在我想回到一个主要的话题上来—总结一下基辅方向上的斗争。我和布琼尼当初曾建议重新部署：将炮兵从基辅战线调出，用以防止左翼克列缅丘格方向上的主要危险。敌人是从北面前来合围我军的，这是我们西南战线鞭长莫及的地区。那边的部队归叶廖缅科将军指挥指布良斯克方面军。安?伊?叶廖缅科中将任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的时间是1941年的8~10月。。敌人从戈梅利向东南突进。我们没有获准重新部署。铁木辛哥前来固守我军所部署的阵地。不出一周所谓一周是指1941年的9月13~20日。，敌人便将我军截断了。历史证明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

现在，我不能说假如我们进行了重新部署，那么灾难就能避免。不，看来灾难还是会发生的。但也许至少不致这么严重，因为我们已经从基辅抽出一些炮兵，去加强克列缅丘格方向的左翼了。那里，也许就会发生对敌人来说相当艰苦的战斗，也很可能会使他们感到兵力不足，无法结束战役。甚至当敌人已经将我军包围起来，我们的部队仍然可以相当自由地往返穿越敌军的战线。这说明，敌人的进攻线是并不十分牢固的。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18）

由于错误地理解“寸步不让！”的口号，我军往往留守不利的阵地，最终全军覆没，却没有带来明显的好处。假如回到利沃夫战役，那么当时我们也是主张将第6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调出来，用到我们所需要的地区。但不准我们这样做。结果，这些部队后来被围困，当了俘虏。

我们向基辅撤退，司令部驻在布罗瓦雷。图皮科夫将军（此前我不认识他）突然来了，并带来一纸命令；由他担任基辅特别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移交工作，去总参谋部听候调遣。我们一一照办。我同图皮科夫将军见面才相识。他是从土耳其过来的。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之后，他这位我国驻柏林武官瓦?伊?图皮科夫少将任驻德武官始于1940年，他到西南方面军则是1941年的7月。到了那里。希特勒向苏联发动进攻时，全体苏联外交官乘坐密闭的火车从德国前往土耳其。图皮科夫给我的印象甚好。不过，我对普尔卡耶夫也持极佳的看法。新任参谋长更年轻的确，图皮科夫生于1901年，而普尔卡耶夫是1894年出生的。，也更充满热情。我说不清，他们两个谁更称职。至今我不想谈这个问题，因为我对他们两人评价都很高，也都很尊重。

图皮科夫着手工作了。我喜欢他有条不紊，效率高。发生了一件同他有关的事，是他的副手、作战处长巴格拉米扬给我讲的。有一次，德军轰炸机袭击我们司令部的驻地（这种事每天都在重复着），巴格拉米扬显得很疲劳，他躺在沙发床上，闭着双眼，但并未入睡。无法入睡，因为大地在震动，轰鸣声此起彼伏。图皮科夫此时却在屋内踱来踱去，哼着小曲儿：“是我中箭倒下，还是箭未射中？”他从桌子下面取出一个不知盛着什么的瓶子，给自己斟了一杯，细细啜饮，接着又踱起了方步，看来是在思考什么问题。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图皮科夫可不是胆小鬼。唉，当方面军司令部陷入包围后，图皮科夫没有回来。据我记忆所及，甚至连他的遗体也没有找到。对于我们说来，他已经失踪。再给你举一个同类性质的例子—有关基辅集群。负责守卫基辅的第37集团军的司令部也陷入包围，其中有许多将军、军官和战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俘了，另一部分突围出来。

第37集团军的司令员为弗拉索夫，他后来成了卖国贼，希特勒覆灭后他罪有应得地被处以绞刑。当时，他突围出来（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和铁木辛哥见到他自然很高兴。他来的时候穿着一身农民的衣服，他报告说，他是拄着一根木棍，乔装打扮成农民突围出来的。那时候我们还给他预备好了新的职务。他赢得了善于指挥部队、建设防线和打击敌人的优秀将军的荣誉。但是不让我们使用他。当斯大林刚刚获悉弗拉索夫将军突出重围，就立即亲自来电话，吩咐将他送往莫斯科。我们不知道当时正准备在莫斯科附近向德国人发起反攻亚?亚?弗拉索夫在莫斯科附近任第20集团军司令员的时间是从1941年的11月到1942年的3月。。后来我们才知道，在这次战役中弗拉索夫指挥着一个集团军。斯大林对他大加称赞。这位将军受到嘉奖，公认为莫斯科附近反击德军战线上表现突出的特别能战斗的将军之一。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19）

不过还是来说说敌人在基辅方向上的突破、包围这一集群和第37集团军第37集团军于9月19日撤离基辅，9月底解散。的覆灭吧。随后由波塔波夫将军指挥的第5集团军第5集团军于9月20日解散。也覆灭了。他被俘了。遭到覆灭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部队，包括方面军司令部和整个后勤。后勤部队被敌人截断，因为敌人相当深入地突破，在基辅以东200公里处包围夹击已被包围的集群。不难想象，我们在那里丧失了多少战斗技术装备！这一切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很不理智和无知的。我很难找到合适的措辞。对于“寸步不让！”的口号存在着不正确的、错误的理解。这就是寸步不让的下场。我们没能抢救这些部队，没有把他们撤走，结果就这么丧失了。丧失了战斗技术装备，还在方面军战线上留下了一个无法堵住的大窟窿。我们既无有生力量，又无技术装备，包括战斗方面的、管理方面的、运输方面的技术装备。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啊！

禁不住要和法西斯分子做某些类比。请看《绝密！仅供高级领导参阅！》一书所公布的文件。防御的方法颇为相似。当德国人在战争末期陷于这种境地时，也干了同样的蠢事。当初是我们的指挥能力低下帮助了我们的敌人，后来的希特勒仿佛也助了我们一臂之力，使我们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他的部队。当时，西南方面军司令部的工作人员竭尽全力保卫哈尔科夫。人们坚毅而顽强地工作，尽最大努力制止敌人继续向东推进，哈尔科夫第75工厂战前制造T-34坦克，现在则承担着修理坦克的任务。事情进展得不错，坦克迅速得到修复。各种备件充足，高素质的专家在努力工作。

命令我们把我们修理好的坦克发往莫斯科。这当然使我们感到委屈，甚至愤怒：我们没有武器去阻止德国人，却要把我们的坦克拿走。从我们这里调走了相当数量的坦克……我们开始把拖拉机改造成作战的武器：外面包上一层装甲，再配备上机枪，就以这副样子去和敌人周旋。尽管拖拉机并不适于作战，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强吧：毕竟是装甲钢板。我们想利用手头所有的一切，尽量利用起来。后来，莫斯科通知我们，已在使用一种叫做“喀秋莎”的火箭炮。斯大林甚至指责我们说：“有这样的武器，就应当更多地使用。”我提出要求：“给我们图纸吧，我们可以在哈尔科夫很快组织生产。”图纸给了我们，我们立即在坐落于洛巴尼河畔的舍甫琴柯工厂组织生产。

我很熟悉这家工厂。革命前，它归别尔利佐夫所有；1912年，我曾在该厂当过钳工，为时不长。工厂的工人和工程师很快就掌握了生产“喀秋莎”的技术。我们到野外用这种武器进行试射，检验其结构。我们没有制造火箭炮的炮弹。炮弹在哪里制造，我不知道。给我们运来的炮弹数量十分有限。

我们并不知道敌人当时的意图，他们强渡第聂伯河并歼灭基辅和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附近的我军集群之后，目标是集中兵力攻击莫斯科。所以，他们在哈尔科夫方向上看来部署的兵力不足。为了击退敌人对莫斯科的攻击，大本营从各处调集了可能调集的所有兵力，甚至我们哈尔科夫方向也不例外，可我们自己每一个战斗单位都很需要。我们是有个后备的骑兵兵团，司令员叫别洛夫。帕?阿?别洛夫（1897~1962）少将，时任骑兵第2军军长。骑兵兵团也调去了。这个兵团从未动过，我们对它寄予厚望。兵团划归我们建制，但我们奉命将其立即转归负责指挥莫斯科保卫战的指挥部时，兵团尚未同敌军交过火呢。这个兵团尔后在图拉战役中表现相当出色。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20）

敌人在哈尔科夫方向上继续推进，但不像战争初期那样神速。尽管我们兵力不多，我们还是给以反击。在哈尔科夫方向上指挥第38集团军的是齐加诺夫维?维?齐加诺夫（1896~1944）少将。担任第38集团军司令员的时间是1941年的9~12月。，他人很胖，性格怪癖。我跟斯大林讲起过他。斯大林有一次在餐桌上提到这位将军的一件事。当敌人威胁到哈尔科夫时，齐加诺夫上了马路，我军正沿着那条马路后撤，他在马路上放一张桌子，桌上放了一把茶炊，坐在那儿喝起茶来了。有人跑到他跟前说，法西斯说话就到这地方了。可他却寸步不退。后来他说，他是以这样的方式鼓起战士的信心。就是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危险。要我说，这可是相当独特的表明防线固若金汤的方式。尽管如此，敌人仍然在继续东进。

我记得那几个月阴雨绵绵、道路泥泞；在这种条件下敌人使用起他们的技术装备来困难重重。当时我们的战斗技术装备不多。我们修理了坦克，却给拿走了。于是我们就用拖拉机。后来给了我们一些T-50轻型坦克。这种坦克太轻型了，装甲厚度不超过20毫米，甚至还可能低于20毫米。总之，德国人用他们的火炮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消灭我们这些坦克。我们奉命做好哈尔科夫的疏散准备，并集中一切力量运走拖拉机工厂的机床设备。我们做到了，虽然我不敢说所有的机床绝对地全部运走了。这点我们很难做到，然而我们确实将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彻彻底底地清了一个遍，并把它的机床运往东部。在东部，我国的工业利用这些机床组织战斗技术装备的生产。

后来我们接到的命令，已经明确规定了撤离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城市（1779年设市），位于奥斯科尔河畔，铁路枢纽。有机械制造厂、铸造厂。生产建筑材料。1685年已有记载。—译者注和撤向顿河一带的具体期限。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是限到哪一天，但我们是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行事的。当我们撤离哈尔科夫时，所有的军用列车都聚集在库皮扬斯克。我和铁木辛哥也安顿在车厢里。我不知道敌人为什么不乘机来一次狂轰滥炸。假如轰炸机来击，真不知道还会留下什么东西。也许，德国人已经十分疲惫，要么最主要的是他们定好了占领莫斯科的任务，便把所掌握的全部兵力都调过去了。希特勒认为，只要拿下莫斯科，他就能结束战争，迫使苏联投降了。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21）

我军撤离哈尔科夫，撤向哈尔科夫以东的北顿涅茨河沿岸的时候，已不再感到敌人的压力了。敌军在占领哈尔科夫之后，令其先遣支队也前出到顿涅茨一带，并开始占据防御阵地，无意向前推进了。我们考虑，既然敌人不再追击我们了，那我们干吗还要根据命令继续后撤呢？于是我们向莫斯科建议：就在顿涅茨一线组织防御，不再继续后撤了。当然，我们的建议得到了莫斯科的批准。我们把司令部搬到瓦卢伊基原苏联别尔哥罗德州-城市。位于奥斯科尔河畔，铁路枢纽。建于1593年。，离开车厢，搬进了农舍。1941年秋，乌克兰多雨，到处泥泞不堪，简直难以通行。对进攻方来说，条件尤其艰难（军队撤退时，道路难行在某种程度上使敌军难以推进，因此依我说，减轻了防御方的压力）。后来，又过早地下起了雪，严寒降临。我们便开始准备顿涅茨一带的防御。当时觉得敌人要在这里过冬，自己也要搞冬季防御。这些情况是我军的情报部门和越境者（居住在敌占区的我们的人）向我们提供的。图皮科夫牺牲后，给我们派来了一位参谋长—年轻、招人喜欢、有学问、聪明的博金将军帕?伊?博金少将担任西南战线和西南方面军参谋长的时间是1941年的10~12月。。我喜欢这个年轻人：他聪明，对形势有明确的认识。无论作为普通人，还是作为军人，他都挺招人喜欢。他跟巴格拉米扬成了朋友，这一点使我感到高兴。我从第一次同巴格拉米扬见面，就对他很有好感。现在他们两人同心协力地工作。他们都是清醒的人，既不喝酒，头脑又冷静，还对战争形势有个理智的认识。记得有一次，博金和巴格拉米扬到我这里来陈述对于我军丢失罗斯托夫的看法。当时，西南方面军在铁木辛哥元帅指挥下作战，他同时还是整个西南战线的司令员，因而南方面军也归他指挥。我也同时兼任西南战线和西南方面军两个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说明为什么博金和巴格拉米扬要向我报告罗斯托夫问题。罗斯托夫始终属于早在战争初期即已组建的南方面军的管辖范围。博金和巴格拉米扬开始引用他们掌握的数字，说明敌军攻陷罗斯托夫，是南方面军极不懂行的瞎指挥带来的后果。南方面军拥有的兵力足可阻止敌人占领罗斯托夫并击退其进攻。当时攻克罗斯托夫的是德国将军克莱斯特爱?克莱斯特，时任德军第1坦克集团军司令员。所率领的坦克集团军。此人在德国将军中地位很高，素以善于率领坦克部队著称，名噪一时。博金和巴格拉米扬说：“我们认为，尽管我们现在兵力很弱，但还是可以攥成具有突击力量的拳头，并把这个拳头集中打到罗斯托夫的方向上去，去打击克莱斯特的部队。罗斯托夫是可以获得解放的。我们完全相信这是可以实现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这次战役不应由南方面军的司令员，而应当由铁木辛哥元帅来实施。我们没有将自己的设想向元帅禀报。我们想先向您陈述自己的想法，您就可以在军事委员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我不记得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去找铁木辛哥。要么，当时铁木辛哥正在饮酒？他喝得相当厉害（天知道这该做何解释）。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22）

凭我对他们的论据和他们本人的理解，我深信他们做出的判断是现实的，这样的可能性看来是存在的。应当利用这一可能性，尤其是在如此艰难的时期。我们让一座大城市落入敌手，然后又把它夺回来，至今没有这样的先例。这对于我军和平民来说，不仅具有军事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重要的是表明红军同样能够实施打击。我们有了一个可以具体展示这种可能性、将敌人撵出罗斯托夫的好机会。我向铁木辛哥说起此事。铁木辛哥对建议做出了下面回应，他答道：“好，那我们就把问题提出来，听听博金和巴格拉米扬的意见。让他们向我们报告吧。”他们在报告中建议，从哪里抽调，抽调哪些兵团，往哪里派这些兵团。主要还是从南方面军抽调兵力，以集中兵力对罗斯托夫实施打击。同时要对某些地段搞坚壁清野，也就是我们认为敌人将继续固守的地段。我们向莫斯科做了报告。莫斯科批准了这次战役。

我们展开了准备工作，竭尽全力地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弹药、火炮、坦克集中起来，运往适当的地方。终于到了我们规定发起进攻的一天。我和铁木辛哥飞往南方，并在罗斯托夫附近的某个居民点安顿下来。战役开始了。然而，我们所确定的任务不能马上完成。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我们又没有足够的兵力把他们逐出罗斯托夫。为了不使我军遭受无谓的损失，我方被迫停止进攻。但不是取消这次战役，只是暂停一段时间而已，以便从南方面军各个地段上调集新的兵力。我们始终相信一定能够解放罗斯托夫。又过了一段时间，战役继续进行。我很欣赏铁木辛哥的指挥能力。在实施这次战役时，他有条不紊地使用兵力，善于迫使人们去执行命令，真可谓才华横溢。我们攻克了罗斯托夫这一天是1941年的11月29日。！敌人被迫向塔甘罗格撤退，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走一段相当长的路程塔甘罗格在罗斯托夫西边约60公里处。。我当即前往罗斯托夫。我很想看一看城里遭到的破坏以及敌人给城市造成的损失。我们的居民经受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甚至很难用语言来表述他们的高兴心情：自己心爱的城市从德军的铁蹄下获得解放！大街上横卧着许多尸体，其中有士兵和遭德军枪杀的人。敌人也丢弃了一些战斗技术装备。当时，我看到了前面曾提到的德军的机枪和由半履带车牵引的轻型火炮。但我们没有缴获任何可资利用的特别东西。德军丢弃的一切，并非正在使用的而是战斗中报废的东西。

于是，敌人被赶向塔甘罗格。可正如俗话所说，吃着好东西，越吃越有味：我们决定趁势攻下塔甘罗格。但我们的兵力不足。后来，我们又在那里发动过几次攻击，但都未成功，便中止了进攻。不过，攻陷罗斯托夫对全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理报》向我们表示祝贺，宣传我们的胜利。通过这个例子，苏联军民精神上受到极大鼓舞。说明敌人是可以打败的。

我飞抵莫斯科，发现斯大林也十分满意。他夸奖了铁木辛哥和我。《真理报》提到了我们的名字。总之，这一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次，我认为是当之无愧。这里我说的不是我个人。但解放罗斯托夫一事表明，红军不仅有能力进行抵抗，而且有能力进攻。罗斯托夫解放便是这种能力的具体显示。在这次战役中，我还要指出博金将军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巴格拉米扬所起的特殊作用（博金将军后来在敌人轰炸高加索时阵亡）。他们是战役的倡议人和灵魂人物，他们在战役中展示自己分析形势、部署兵力去歼灭敌人的能力。我也想给铁木辛哥元帅说句公道话：他出色地实施了这次战役。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斯大林格勒转折（1）

斯大林格勒转折

我军开始反攻之前，我们的情绪大为高涨。我们相互告别，彼此预祝成功，然后各自上路。我同波波夫同坐一辆汽车，华西列夫斯基前往托尔布欣的部队。我们在黎明前到达。路况不错，很平坦。一片大草原。我们是轻车熟路，高速行驶。我们来到特鲁法诺夫　 　 特鲁法诺夫少将当时任第51集团军司令员（至1943年2月）。的部队。一切都准备停当，安排好了日程，大家已经各就各位，每支部队都受领了自己的任务。只需等到预定开战的时间，即可开始。我们决定只作炮火准备。飞机无法使用，因为早上大雾弥漫，无法飞行。我们担心飞机会轰炸到我们自己部队的头上。

无法对敌人的前沿阵地实施空中打击，这对我们说来当然是一大损失。如能进行空中打击，将进一步瓦解敌军，在罗马尼亚军队当时驻守该地的是第4罗马尼亚集团军。中引起慌乱，减轻突破敌军防线的任务。然而这样的机会没有出现。不过我们认为，炮兵也可有助于突破防线，然后立即调集坦克部队至突破口，当坦克展开之后，再用骑兵，将骑兵投向敌后，以瓦解敌人的后方。

11月20日到了。我同集团军司令员坐在他的指挥所里。一切准备停当。炮兵如箭在弦；步兵、机械化军和骑兵军均已进入阵地。只见信号弹发出信号，炮兵开火。我感觉到大地都在轰鸣。我军的火力十分密集。不过我现在已记不清我们平均每公里战线有多少火炮。后来我们在基辅郊区作战时，我们在主要方向配备的火力为每公里三百多门炮。再后来，连这个数字也超过了。这里却连一半也不到。可当时认为已经很多了，认为这就是强大的炮火火力。确实，敌人被瓦解了。炮火准备结束后，我们命令步兵占领敌人的堑壕。步兵立即开始推进，并未遇到罗马尼亚军队特别的抵抗。罗马尼亚人在那里占领了相当有利的阵地。首先，他们及时地挖好了堑壕。其次，他们位于一个高地之上。高地虽不大，但毕竟是个高地，因为他们可以比我们更好地观察前沿前面的那片地方，我们的部队需要通过一段上坡路，才能占领他们的阵地。地形方面敌人可说是占尽优势，他们在修筑防御阵地时就可以有所选择。

我们的部队冲入战壕，开始了白刃战。敌人节节败退。我们命令沃尔斯基指第4机械化军军长　 　 沃尔斯基少将。将机械化军领进突破口。我们等待着，坦克却迟迟不来。我们已经开始着急了。怎么会呢？这是在浪费时间啊。敌人可能组织起来，放弃前沿，在后方较远的某处构筑新的防御阵地。我们推测他们那里已有现成的阵地。坦克却迟迟不来。怎么回事儿呢？已经天亮。太阳出来了。太阳看不见，因为大雾弥漫，然而一切都预示着大雾很快就会散去。而机械化军却怎么也无法进入突破口！我和波波夫　 　 波波夫中将自1942年10月起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副司令员。决定：坐上汽车去找沃尔斯基。我们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挨个儿去每个旅，督促他们，让他们尽快出发。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斯大林格勒转折（2）

当我和波波夫来到坦克部队的驻地时，部队的组织情况给我留下了令人扫兴的印象，那简直就是个集市。一切都历历在目，旷野里没有一株灌木，坦克、汽车和人员无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很走运，因为天气不宜飞行，敌人的飞机没有升空。设若敌人的飞机上天，那我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们的坦克军带来什么后果，更不用说骑兵了。当然，敌人不会打乱我们的进攻，任务反正也会完成，然而他们会给我们造成不小的损失。那里简直就是索罗钦斯克的集市，一个市场。因为马匹和大车队无法埋到土里去，一切都在光溜溜的旷野里。我要说那是个骇人听闻的情景。沃尔斯基一直在忙着给旅长们布置任务。我们开始催他：该结束了，任务本该事先布置的。

我们分别来到各部队，开始催促机械化军投入进攻。我当时以为这是沃尔斯基的失察，他没有使旅长们做好准备。后来我明白了，看来问题不在这里，旅长们都已得到指示，每个旅长也及时受领了自己的任务。

后来发现，不仅沃尔斯基如此，坦克部队的其他指挥员也莫不如此。他们有意拖延时间，等待步兵扫清道路，这样就可以不让坦克遭到炮火袭击，也不会在突围时失去坦克。他们都在等待突破口打开，这样坦克部队可以轻松地进入突破口。遗憾的是我后来经常听到这样的想法，岂止是听说，而且发现许多坦克部队军官都有这个想法。这里就不一一点名了。如今这些人身居高位。他们打仗打得很漂亮，直至战争结束。然而我发现许多人都有这个毛病。沃尔斯基终于行动起来了。我们却一直在旷野里、一直在他的集市上转悠。阳光开始透过灰蒙蒙的一片洒落下来，雾气逐渐消散，向上升腾。我看到有两架飞机在敌人前沿上空飞行，进行轰炸。我说：“你看，波波夫同志，这是什么？这是谁家的飞机？好像是我们的。可那里现在没有敌人啊，已经把他们赶出来了，怎么会这样？也许，这是敌人在轰炸我们的部队吧？”我感到莫名其妙，波波夫也一样。当然，总的说来我们感到高兴。我们胜利了，心情就好！我们突破了前沿阵地，步兵参与进来。然而这两架飞机让我们感到不安。后来，我们看见这两架飞机掉头往我们这边飞过来了，以超低空飞行掠过我们这个集市，掠过坦克和马匹。可一切都毫无遮拦，一清二楚。飞机发现我们的吉普车，直冲我们而来。我问：“好像是您的飞机？”波波夫说：“赶快跳车，跑步卧倒。鬼知道会出什么事。”我们跳下汽车，两人分别奔往不同的方向。飞机用机枪对我们射击。波波夫后来说，一梭子子弹就打到离他很近的地方。我旁边也有，但不是很近，因为我没有听见子弹打在地面上的扑哧声。飞机飞走了。我说：“还是我们的飞机。他们为什么要向我们射击呢？他们怎么会弄混？在我军飞行员能够使用的所有地图上，这个地区都是标明了的，这是突围的坦克部队和骑兵集结的地方。”

我们完成了将机械化军往前推的任务，就返回特鲁法诺夫的指挥所。这里，他已经抓到第一批俘虏，这让我们感到高兴了。起初抓了二十来个，后来多起来了。我记得其中有个人姓柴可夫斯基，俄罗斯人，他对我说，是来自基什尼奥夫。还有一个俘虏，是很有意思的罗马尼亚人。我审问了他。根本无需逼他说什么。他自己明白，罗马尼亚军队的处境有何等的尴尬，明白战争并不是为了罗马尼亚的利益，而是为了德国的利益，是安东尼斯库安东尼斯库（1882～1946）1940～1944年的罗马尼亚军事法西斯独裁者，安东尼斯库政府于1941年将罗马尼亚拖入反苏战争。1946年被人民法庭处死。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德国人的牺牲品。我无须向他做宣传。他说，他是神甫的儿子，他的心情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他所接触到的许多指挥员共同的心情。我对他说：“让您来编写致这些指挥员的传单或者信件，您也许会同意的，让他们不要再抵抗苏联军队，举手投降，这样来帮助罗马尼亚同共同的敌人希特勒做斗争。”“是的，我很乐意这么做。给我一张纸吧，我来写传单。”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斯大林格勒转折（3）

在传单的事情上我可对柴可夫斯基不感兴趣。他是个俄罗斯人，因此即使他呼吁罗马尼亚人投降,柴可夫斯基这个姓对他们也不起作用。而这个地地道道的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军队的军官，好像还当过连长，是神甫的儿子。这一切对于罗马尼亚人、特别是对于信教的人会起作用的。我对柴可夫斯基说：“您怎么能够玷污这个名门望族呢？”他答道：“我明白，我知道我这个姓的分量。不过您也要理解：不光是我，其他俄罗斯人也应征入伍了。我们不想打仗。战斗刚刚打响才几个小时，就成了你们的俘虏，这就是证明。这本身说明，我不想打仗，而且一有机会就尽量投降。其他人也是这么做的。”

后来俘虏都交给侦察部队调遣，我们则下部队去了。

不仅要向前推进，而且要尽量加速推进。我们首先关心的是沃尔斯基的机动部队，于是我们又去了。现在要逐日逐时地、按照编年史的顺序叙述当时发生的事情（我想人人都理解我的处境）是做不到的。我现在只记得概况或者个别突出的事件。

沃尔斯基出动了坦克。敌人的抵抗软弱无力。

可以说，有组织的反抗根本就不曾有过。在我们的主力活动的地段，沃尔斯基抓了许多俘虏，敌人被击毙的也不少，是很多。我们警告沃尔斯基，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俘虏使用暴力。首先，这是违反道德的。其次，这样做很危险，因为敌人会在他们的宣传当中用以攻击我们：不可向苏联军队投降，他们枪毙俘虏！然而当我们开始推进时，我发现一大批一大批被枪毙的人的尸体。旁边站着我们的人。于是我对沃尔斯基说：“奇怪啦。我看到这样的情景，被枪毙的人都在地上躺着。”他说:“不是，那全都是在战斗中击毙的。”

我不排除个别地方可能有违反我们命令的事情发生，那是受了仇视和愤恨心情的影响。那样做的原因多的是，而且我们每个战士都有。我们在撤退时看到我们给敌人留下的是什么。而且，我们还掌握了敌人在其占领的地方如何穷凶极恶的材料。在苏维埃乌克兰、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和北高加索，凡是敌人所到之处，他们都无情地消灭一切“不需要的人”，无视任何道德因素。希特勒对这些因素加以嘲弄，胜利者可以为所欲为！要消灭俄国人，搞得他们士气低落，吓倒他们。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斯大林格勒转折（4）

我们的士兵对此了如指掌。如果说什么地方出现了滥用权力和违反命令的现象的话，那就饶恕这些人吧。这里并未表现出我们的人某种固有的特性。这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战争带来的结果，战争使人的情感变得更加敏锐了。所有这一切，那些曾经打过仗的人当然是能够理解的，他们希望人们对于当时偶尔采取的行动能够有个准确的理解。

我的脑海里也浮现出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如同任何一出悲剧一样，战争进程中也有极其滑稽的事情。记得有一次进攻之后，我们深夜驱车前进。四野茫茫，没有道路。危机四伏，因为随时可能碰到埋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的地雷。我们在往前走时，对于方向是否对头毫无把握。既无任何方位物、小灌木，也无任何居民点。光秃秃的草原。需要靠星星来辨别方向。然而靠天上的星星来打仗，即使在草原上也行不通。我们看见前面有亮光。当即开着自己的吉普车朝亮光驶去。波波夫跳下车来。此人生性乐观，他开怀大笑道：“赫鲁晓夫同志，您到这边来，您瞧瞧，可以看见活鬼。”

我从吉普车上下来，走了过去。只见我军的几个士兵点起了一堆不大的篝火。这里点不起大篝火，没有柴火。他们把草原上能点着的东西全都搜罗来了。不知在哪儿弄来的水，正弯着身子在篝火上烧茶水呢。

个个烟熏火燎，满脸乌黑，看着怪吓人的。他们跟黑人一样，只有牙齿和眼睛闪闪发亮。

的确是一群鬼，何况是在夜里！年轻小伙个个面带笑容，他们看见是将军来了。我当时还没有任何军衔，不过身着军装。他们当下就看出眼前的这位是个军界大人物。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盘问。他们坐的汽车上坏了个什么零件，要不就是汽油烧光了。“我们这不在这儿等着人来帮助我们嘛。”他们是反坦克炮炮兵，同属于一门炮或者两门炮的。我们同他们稍微开了开玩笑。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对于战局并不了解，仅仅回答了他们是哪个部分的。

第二天，我们又到前线各处查看，又碰到一个有趣的场面。此事我对斯大林讲了多次。一辆大车颠簸摇晃。上面坐着五六名罗马尼亚士兵，一个人在赶车。他们是往东去。波波夫问道：“你们上哪儿去？你们都是什么人？”有个士兵塞给我们一张字条，波波夫拿过来就念开了：“兹有罗马尼亚士兵若干名，马若干匹，大车一辆。系向东、向伏尔加河行驶，前去投诚。”下面为签名：某某中尉。我们不禁哑然失笑。罗马尼亚士兵见我们并无恶意，便也受到鼓舞。波波夫把字条还给他们，说道：“你们就照这个方向往前走吧。”他们当然一点也没明白。于是波波夫往伏尔加河的方向挥了挥手，他们就投诚去了，我们往前线驶去。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斯大林格勒转折（5）

我们来到普洛多维托耶。这是一个村镇，当地的居民点全都起了这么有趣的、充满乐观精神的名字在俄语里“普罗多维托耶”（音译）意为“肥沃之地”。。看来，当这些草原上半沙漠的土地住满人时，迁到这里来的人给新地方都起了美丽的名字。有个中尉走过来对我说：“我想问问，我拿俘虏怎么办呢？”“您有多少俘虏？”“三百来人吧。”“他们都在什么地方？”“离这儿不远。”我和波波夫去了。我们见站了一大群俘虏。我们就通过翻译详细询问。这时又有一名中尉骑马前来，他说：“可以问问题吗？我该怎么办，把俘虏往哪儿送？”“你们有多少俘虏？”“大概有三千来人吧。”“俘虏都在什么地方？”“就在那边，教堂后面。”

我们驱车过去。那是很大的一群人，全都规规矩矩，服服帖帖的。中尉报告说，这是罗马尼亚一个大口径炮兵整编团。团长带领全团投诚。我想：真要命，整整一个炮兵团放在我们的后方，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我说：“命令全体军官都站到前面来。应当把军官同士兵区分开来，把他们分别带到我国的纵深地带，交给收容站。野地里撂着许许多多武器，从步兵武器到大炮都有。他们可是有全组炮手，会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我们的后方，那儿可是什么也没有啊。他们的军官站出来了。中尉请团长来见我们。

一位已过中年的人走过来，心平气和地报告：“我是团长。我连炮衣都没有下令褪掉，也没有开过火，我决定全团全副武装投诚。现在我把一切，把军官、士兵和大炮都交给你们。”我对他说：“上校先生，您同意呼吁罗马尼亚官兵停止抵抗、前来投诚吗？您要是这样做了，那就说明对于希特勒把对付我们的战争强加在你们头上这一点有了正确的理解。您不愿意打仗，您自己已经不再打仗。请您也帮一帮那些还在敌人那边的人，让他们也向您学习吧。”他回答说：“我很乐意！您给我提供条件吧，我来写信。”后来我仔细询问了他，对他讲起先前曾经谈过话的那位军官已经写过类似的传单。看来他认识这位军官。我后来得知，那位军官正好是向这名上校发出的呼吁。的确，我看过先前曾与之谈话的那位军官—神甫儿子的传单，他恰恰是对这位上校发出的呼吁：“您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去作战！我知道您的心情。应当停止作战！”当我回到司令部，有人把那份传单给了我，让我下令印刷。但是已经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传单所针对的那支部队已经投降，做了我们的俘虏。我们指示将罗马尼亚的军官和士兵分开带走。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斯大林格勒转折（6）

战役继续顺利进行。我们的部队向前推进，我们初尝巨大胜利的战果，完全陶醉其中。很难用言语来表达当时的喜悦心情和我们欣喜若狂的情形。战争期间，我们第一次在我们的地段顺利突破敌人的防线，扩大进攻的战果，横扫了我们面前的一切，而且几乎未受到任何抵抗。诚然，我们明白我们面对的是罗马尼亚军队，不是德军。他们兵无斗志，因为知道这场战争并不符合罗马尼亚的利益。但这毕竟是敌人。常言说得好，罗马尼亚人各有不同。完全不一样。我们可是知道他们是如何进攻、如何戏弄和平的居民，如何杀害我们的人的。他们与希特勒军队一起来侵略我们，同样对苏联军人极尽凶狠残暴之能事。因此应当对于我们的欣喜若狂、我军官兵的喜悦心情有个正确的理解，他们是个个喜笑颜开。

我记不清那是进攻的第几天，是第三天或者第四天，我们结束了战斗行动，完成了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我们的坦克部队来到苏维埃茨科耶，到了顿河边上，瓦图京的部队则沿顿河前往卡拉奇。我们要在当地会晤，我和波波夫驱车前往。我这里说得不准确。其他参加过这次战役的将军在他们的回忆录中说得更准确些，因为他们在写作时利用了总参谋部的材料、正式文件，根据这些材料和文件可以在时间上再现这一切，再现战事的具体发展过程。我没有这个条件。总之，我和波波夫来到西南方面军坦克军军长的驻地。军长是我所熟悉的克拉夫琴科将军指第四坦克军军长安?格?克拉夫琴科少将。。后来我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曾不止一次地同他会面。如今他已不在人世。当年可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啊。他仿佛是拖不垮的，可他去世了。当年他可是怎么摔打都没事儿的。

我们来到他所在的房间，他说身体不太好，生病了。好像是患了流感吧，他却始终硬挺着。我们相互祝贺，大家为我们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而感到高兴。这是第一次会师！克拉夫琴科提议：“为了庆贺我们会师，来干上一瓶香槟吧。我有战利品，法国香槟。”“行，来吧。”我们开了一瓶香槟，每人喝了一杯，此外再没喝什么，不是因为不想喝，而是因为除了这唯一的一瓶香槟而外，再无其他可以用来庆祝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胜利会师的东西。克拉夫琴科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请接受我的礼品，作为会师留念，这是一支德国佩剑。不错，原来是带 字德国法西斯的标志。的，可是现在这个 字打掉了。这个纪念品可以让人想起我们这次会师。”我说：“好吧，我收下。我有个小儿子叫谢廖沙，我给他寄回去。这是您的部队打击德国人的物证，也是好礼物。”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斯大林格勒转折（7）

我们在克拉夫琴科那里小坐片刻，彼此通报情况。形势不错。我们丝毫没有感到敌人的威胁，我们歼灭了自己的每一个对手，当时不知道敌人还会重整旗鼓，不知道我们还会遇到什么。不过这都是后话了。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克拉夫琴科说，他在顿河右岸可说是畅行无阻，没有遇到较大的抵抗。敌人的后方相当空虚，没有部署军队。我们为成功感到高兴。在筹划战役时，我们在致斯大林的信中小心翼翼地阐明计划，我们预计，只是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战役，然而我们既不了解我们的后备力量（如果大本营拥有后备力量的话），又不了解敌人在这个地区后方空虚。即使我们的建议并未为战役打下基础，那么它至少不会同已经实现的意图和其他司令员可能提出的建议相抵触。主要不在于谁第一个提出建议，而在于我们所面临的任务顺利完成。敌人已被歼灭，德军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眼下要拖住德军，也来个就地歼灭。

后来我们遇到了困难。这些困难我对朱可夫讲了，当时他到我们部队来，通报大本营对于战役计划的想法。我对他说，我们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务，因为觉得这里是敌人的软肋。至于说到把被围德军拖住，如果您不给我们增援，我们仅凭自己的兵力是无法做到的：敌人会把我们击溃，并逃出斯大林格勒。我已经说过朱可夫是怎样回答我的，他说就让敌人从斯大林格勒滚到什么地方去吧，将德军逐出伏尔加河地区，这已经是一大胜利。我同意朱可夫的意见，却希望能再进一步。我想，其实我们不会有什么分歧：朱可夫也是同样的愿望。然而眼下却提出了一项拖住敌军并歼灭敌军的任务。我和波波夫决定不回第51集团军司令部，前往托尔布欣的司令部。该司令部离苏维埃茨科耶更近一些。何况第51集团军的任务已经完成，敌军已被歼灭，许多人被俘，前面并未出现任何直接的威胁。而斯大林格勒集中了敌人的主力部队。如今主要的地段是托尔布欣这个地段，即第57集团军，而不是第51集团军。这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中最薄弱的的一个集团军，人数最少。因此我们决定前往托尔布欣的司令部，详细了解情况。尚在途中即已得知，托尔布欣将司令部迁至离顿河不远处的纳里曼旁边的小河谷。我们驱车前往。

那是南国的一个秋夜。伸手不见五指，没有任何方位标。我们开始寻找这个小河谷，奔波了一段时间。我对波波夫表示了自己的疑虑：“马尔基安?米哈伊洛维奇，我认为我们现在找不到小河谷了，道路难行，我们没有去过那里，不知道方位标，很难到达目的地。”他却精神百倍地回答说：“瞧您说的，赫鲁晓夫同志，对于将军来说主要是有地图、指南针和速度表，就可以算出汽车走过的路程。一定能找到！”我们就开始寻找。后来这件事传为笑柄。我事后同波波夫见面时，曾多次回忆起来。他也是微微一笑……我们刚刚上路，就碰到两具裸露的德国士兵尸体。晚间看得很清楚。往前走了一段，又是一匹灰马的尸体。这还不是方位标。眼前是德文的指路牌。我们看路牌。波波夫有两个副官，其中一位懂德文。可有什么用呢？我们无论往哪个方向去，每次都回到那些尸体所在的地方。简直是个凶地！我们是反反复复地碰到两个裸露士兵和一匹灰马的尸体。简直是无法理解的事！仿佛是果戈理作品里的情景！魔鬼领着我们在这个地方周围来回转圈儿。我们终于听到了说话声。有人开车路过。我们也发出声音。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斯大林格勒转折（8）

汽车驶近了。一个人走下车来，说道：“我是个上校，是某某坦克部队的首长。”他认出我来，问道：“你们去哪儿？”“我们去纳里曼河谷。”“赫鲁晓夫同志，你们是找不到纳里曼河谷的。一片大草原。你们去干吗呢？那是前沿，可以看见德寇的信号弹腾空而起（德寇把自己的前沿照得通亮）。那里还可能碰到地雷。我建议你们和我一起走。我到第57集团军的驻地，我认识路，可以带你们去。我是去军医院，一只手受伤了，起初还挺着，可现在感到伤口疼起来了。我担心可别再感染。我想那里可以好好地给包扎一下，再把伤口处理处理。”我同意了，可波波夫说道：“不，我们还是自己找找吧。”我们相互告别后就继续前行。又听到说话声。一辆汽车开过来，我们把车停下，走下车来。

原来这是大本营的代表，一个管通讯的将军。他说：“我到伏尔加河托尔布欣的司令部去。我也需要去纳里曼河谷，不过我现在不去，因为我找不到，你们也找不到。我们一起走吧？”我们又拒绝了。以为可以找到这个河谷。我们又开始寻找，却老是围着这些尸体来回转。看来，已经往某个方向走出去很远了，后来却突然发现还在某处“转圈儿”，又回到老地方：两具尸体和一匹灰马。

我穿着毡斗篷，冻得发抖。波波夫也一样。我们的忍耐到了极限。我们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发现几个德文的指路牌。军官跑过去，开始从德文译出这几个指路牌所指的方向。波波夫冻得上牙不住地打下牙。他冲着副官喊道：“把它拿过来。”那人把路牌摘下，拿了过来。我说：“读上面写的字吧，他给您读过了。至于指路牌指的是什么方向，不得而知。他就把路牌从杆子上摘了下来。”“是啊，”波波夫表示同意，“看来，我们今天夜里是找不到纳尔曼河谷了。我们到伏尔加河上的司令部去吧。”

司令部在哪儿，我们很清楚。士兵们常说，往前线走时马是一步一挪，至于离开前线，那就是一溜小跑了。我们倒不完全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是找司令部，然而是野战司令部。而修得较好的集团军司令部是在伏尔加河上托尔布欣那里。此时此刻，我们已经预感到抵达后已经冻僵的我们享受澡堂的情景。托尔布欣喜欢澡堂，他的澡堂都不错。来到伏尔加河上，波波夫将军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我想您绝对忘不了我同您迷路的经过，一辈子都记得住这两具德国兵的尸体、灰马的尸体和我们的奇遇，我们怎样利用地图、里程表和手表来辨别方向。”“是啊，”我说，“这样的事情记得牢靠。”我们在克拉夫琴科将军处欢庆胜利后返回途中的这段奇遇就此宣告结束。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斯大林格勒转折（9）

击溃敌军，我们这两个方面军会合，完成对于斯大林格勒德寇集群的包围：确有值得高兴的的理由。我们是历经了整个战争进程、可怕的撤退、过去的失败和其他的伤心事才赢来这样的乐趣。罗科索夫斯基所指挥的顿河方面军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里我对他只字未提，是因为我记不清他当时总的任务是什么。这样一来，如今是由顿河方面军从北边为对德军作战的阵地提供保障。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应当将其主要兵力用于南部，以加强那里的防御阵地，防止敌人突围。

我们已经明白，既然被围军队没有试图突出重围，那就是说柏林方面有指示，不得放弃斯大林格勒，要等待援军到来并恢复原先的态势。从敌人的动向我们明白，他们正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可见，要提防他们来自南边和西边的攻击。然而可能来自西边的攻击是在第聂伯河的对岸。遏止这股兵力的任务落在瓦图京指挥的西南方面军身上。我们的职责是从南面掩护，不让前来增援保卢斯的部队突破。罗科索夫斯基的方面军则在我们的参与下对敌军形成合围之势。

在科捷利尼科夫方向的地段，是第51集团军、沙普金的骑兵军、沃尔斯基的机械化军和其他兵团。我曾几次前往这个军队集群，因为那里的形势吃紧。我们根据侦察部队的情报知道，德国陆军元帅曼施泰因任军队集群司令员，该集群前来解救被我围困的部队埃里奇?冯?莱温斯基?曼施泰因陆军元帅时任顿河集团军群司令员（霍利特战役集群，第3罗马尼亚集团军，戈特集团军群，共有44个师的第6集团军），自1942年11月至1943年2月企图解除对斯大林格勒的围困。在其部队右翼作战的戈特集团军群，由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对峙的第4坦克集团军和第4罗马尼亚集团军组成。。敌军开始迫使我们退却。他的部队已位于距保卢斯部队前沿约50公里的地方。我去得最多的托尔布欣集团军司令部（当时我在方面军司令部呆的时间很少）位于上察里津斯科耶，正好是在抵达梅什科夫区的曼施泰因部队与保卢斯部队的中间。在保卢斯被包围后的最初几天，托尔布欣的兵力很少，以至出现了一段长达六七公里完全没有设防的战线。那里一无所有。然而，由于希特勒所发布的注定要使被围困部队无所作为、等待援军的命令，敌人失去了突围的机会。设若保卢斯按照他自己的意图向南部攻击，那么他肯定有可能突围。我们就无法遏止保卢斯。这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希特勒的愚蠢帮了大忙。他使装备精良、兵强马壮的保卢斯集群无所作为。他们在那儿坐等援兵，而这时我们采取措施，加固了包围圈。

完成包围任务之后不久，就决定试图突破被围敌军的防线并将其一举歼灭。我们的兵力不够，胃口却不小。因此我们就试图加强一下托尔布欣的兵力，让他的几个师去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想在切尔夫连纳亚区这个岗峦起伏的地方突破保卢斯的防线。我和波波夫前往托尔布欣的指挥所。它的位置很好：从那里望出去，一切都尽收眼底。高地，下面是河谷，过去又是上坡。敌人看我们一清二楚，我们看敌人也是一清二楚。我甚至看见一个德国兵在野地里走着走着又突然消失，看来是进了哪个掩体。我们在这个地段部署了坦克。现在我不记得这支坦克部队的首长是谁。第13机械化军军长塔纳斯奇辛当时正在休整和补充兵员，沃尔斯基的机械化军位于南面，在科捷利尼科夫斯科耶附近。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斯大林格勒转折（10）

我们利用了我们的一切资源，然而战斗却并未奏效。到天色向晚时，我们发现第二天已经无法继续进行如此紧张的战斗并击败敌人的抵抗了。他们在这里既有坦克，又有强大的炮兵。诚然，他们的飞机没有出动。我方出动了歼击机，然而数量不多。他们无法向地面部队提供实际的帮助。随着夜幕降临，我们停止进攻，而且还损失了装备，特别是坦克。我们的坦克很少。如果将损失同坦克的数量作个对比，那么损失就很明显了。尽管如此，我们却并没有失去突破敌人防线、冲进保卢斯军队驻地的希望。我们认为，每过一天，敌人的兵力都会受到消耗，他们的体力都会受到削弱，因为在被围困中食物匮乏，尽管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具体情报。这不过是我们的估计，如今从已公布的关于保卢斯的材料得知，当时确系如此。我们做了第二次突破的尝试。同样未获成功。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插曲。我们正在指挥所里，这是一个仅仅用盖木遮盖和以土堆作伪装的大坑。其中坐着集团军司令员托尔布欣以及我和波波夫这两位方面军的代表。我们猛然发现一架飞机正在朝我们这边降落。我们已经做好了它将落在指挥所上、把这里的一切全都毁掉的准备。这是谁家的飞机呢？很难弄清。最终，飞机降落在（如今甚至都有点无法相信）距离指挥所约十米开外的地方，甚至连十米都不到。这并不是因为飞行员技艺高超，仅仅是个巧合。战争和打猎中往往就有此类不可思议的情形。我从掩体里出来。原来是苏联的飞机。飞行员坐在机舱内，却已处于休克状态。人们开始把飞行员往外拖，他当即恢复知觉。将他送往医院，飞机就留在这里了。

我回到土窑。过了一段时间我出来时，飞机已被抢劫一空。这是“我们的人”干的。把凡是对士兵有价值的东西全都摘走了，其中有钟表、玻璃等等。然后再用以造出各种手工制品和小饰物。当兵的什么东西都能派上用场。我当时感到吃惊和气愤。飞机还可以复原啊！如此对待军用财物，我感到十分伤心，然而再无别人对此事特别关注。

随着夜幕降临，我们看到德国运输机为保卢斯的军队运送东西。运输机像阅兵式上那样一批接一批地飞过来。我们的高射炮开火了，然而命中率很低。头一天我们地段只击落两架敌机，第二天打下的也很少。

我们在审问俘虏时，我感兴趣的是，都往那边运送些什么货物？是士兵的食物吗？武器？燃料？弹药？原来是样样都有一点。后来当我们的部队往前推进至包围圈的纵深部分时，敌机已无法降落，便用降落伞往下扔东西。不过那已经是很靠后的事情了。总之，我们消灭被围集群的努力未获成功。

舒米洛夫将军系第64集团军司令员1942年8月至1943年4月（这时第64集团军成为第7近卫集团军）以及后来，直至战争结束，米?斯?舒米洛夫中将始终担任该集团军司令员。，他在自己的战线负有从南面进攻的任务。那里一切均已破坏殆尽。舒米洛夫向我们报告说，他的部队占领了某某地方。我们向他表示祝贺。后来略一思忖，又同叶廖缅科交换了意见，给舒米洛夫去电话说：“你还是核对一下，这个报告该不会有错啊？”“没错！”他保证说。应当对舒米洛夫有个了解。这人很正直，认真负责。尽管如此，第二天一早他核对情况，才发现自己受了误导。他向我们解释说，报告送出后敌人已进行反攻，收复了失地。后来我不止一次地拿这事儿同他开玩笑说，那些欺骗者都是这样来自我辩解的，他们编造出敌人反攻的说法，这是个典型的解释：他们错误地报告说占领了某地，然后说敌人进行反攻又夺了回去。但是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反攻。只是人们事先报告，以为很快就可占领村庄，后来却没有占领。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斯大林格勒转折（11）

随着时间的推移，敌人开始加大从科捷利尼科夫斯科耶往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压力。我们的部队又在进行顽强的战斗，我们伤亡惨重。我曾几次前往该地。我们将扎哈罗夫作为领头人派往这个地段，让他就地协调各方力量。这个地段开始让我们十分担心，因为我们一直在后退，在往斯大林格勒的方向后退。出现了曼施泰因突围的危险。这时我们得到消息说，要把马利诺夫斯基罗?亚?马利诺夫斯基（1898～1967）苏联元帅（1944），两次苏联英雄（1945～1958）。伟大卫国战争期间，1942年11月～1943年2月，任第2近卫集团军司令员，后来先后担任南方面军、西南方面军、乌克兰第3和第2方面军司令员。1956～1957年任陆军总司令。1957～1967年任苏联国防部长。率领的第2近卫集团军交给我们。我认识马利诺夫斯基，对他评价很高。我和叶廖缅科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我们开始等待近卫集团军的到来。该集团军不久就划归我们调遣，我们当即派去对付曼施泰因的军队。

这是一支救命之师，都是一批精力充沛、意志坚强、训练有素和武器精良的青年。第2近卫集团军拥有3个步兵军，每个步兵军都有3个师，一个坦克团，每个坦克团有22辆或者24辆坦克，在当时说来这就是一支很大的兵力了。总之是个完整的集团军。副司令员为苏联英雄克列伊泽尔将军雅?格?克列伊泽尔少将比赫鲁晓夫小11岁。他在马利诺夫斯基之前（1942年10～11月）和之后（1943年2～7月）担任第2近卫集团军司令员。。这是个年轻的军人，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集团军参谋长为比留佐夫谢?谢?比留佐夫少将于1942年12月成为第2近卫集团军参谋长。。同样是个年轻人，也是个好将军。总之，指挥人员和部队都是百里挑一的。

这个集团军12月份与敌军在梅什科瓦河交火。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敌军被迫止步。我们又开始挤压敌军。这时华西列夫斯基又乘飞机来了。我同他一起到前沿去，目睹战斗进行得十分顽强。我军伤亡惨重。有时我同他站到一个地点，看视野之内有多少人阵亡。唉，我们查点出许多我军士兵的遗体，大多为青年人。我从一位阵亡者身上掏出被子弹打穿的团证：他系胸部中弹。

不久，我们又得到了一个坦克军的援兵，军长为罗特米斯特罗夫帕?阿?罗特米斯特罗夫当时（1942年4月起）任第7坦克军军长。。一个很好的坦克军，补充了全新的人员，他们驾驶起坦克来都十分娴熟。这已经算是对于方面军的一大加强了。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斯大林格勒转折（12）

当时我呆在上察里津斯基的托尔布欣部队的时间最多。马利诺夫斯基也将自己的司令部部署在上察里津斯基。这样一来，该处就有两个集团军司令部：一个是托尔布欣司令部，他从南面保持对保卢斯军队的包围；一个是马利诺夫斯基司令部，他在西南面行动，遏制住曼施泰因的军队。我曾几次前往沙普金的骑兵军。有一次我去时遇上了令人心情沉重的情景：在沙普金及其司令部所在的居民点旁边，横卧着许多我方阵亡的骑兵和击毙的马匹。我在路过一座小桥时，旁边就横卧着阵亡的军官，皮靴已被掠夺死人财物者脱走。我对沙普金讲起此事，他询问情况，说道：“是啊，这是个骑兵连长。”“怎么能这样呢？”我问道，“你们也不把阵亡者搬走！自己人挨抢！不错，是死人，可看着还是觉得可怜，不舒服。”战争中就常有这样的事情……沙普金当时千方百计地遏制住敌人的进攻。马利诺夫斯基的集团军到来以后，我们击退敌人，转入反攻。

马利诺夫斯基的部队到来之前，出了这么一件事。专管使用骑兵的大本营代表戈罗多维科夫来到我们这里指工农红军骑兵总监奥?伊?戈罗多维科夫上将，他自1943年起任红军骑兵副司令员。。让他上哪儿去呢？他当时是骑兵总监，我们当然让他到这个地段唯一的一支骑兵军去。戈罗多维科夫去了。我在托尔布欣的部队，后来又去了波波夫的部队。当时组建了一个新的集团军，这支突击集团军指第5突击集团军。在顿河右岸，以托尔莫辛为目标。由波波夫任司令员。戈罗多维科夫突然来到波波夫的部队，十分激动，愤愤不平。他讲的俄语不是太地道，他说：“这叫细么军刀？这个军刀可以切羊肉串，不能砍不能劈！军刀不好，不是军刀，不是。”的确，骑兵的武器、包括军刀在内，都不是第一流的。戈罗多维科夫对我讲道：“我坐在战壕里，看敌人在哪儿，我看见敌人了。于是我说：波波夫，你怎么，你想让我在这里当俘虏啊？”曼施泰因在进攻（那是马利诺夫斯基第2近卫集团军来到之前的事情），看来，这给骁勇的骑兵戈罗多维科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问我：“赫鲁晓夫同志，您什么时候去方面军司令部？方面军司令部在哪儿？”我对他说，方面军司令部就在您从莫斯科来时到达的地方，也就是伏尔加河岸边的赖哥罗多克村。不知为何起了这么个名字“赖哥罗多克”系　　　-　　　　　　　的音译，意为“天堂小城”。。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斯大林格勒转折（13）

实际上这是个大乡村，其中所有建筑物均为清一色的木结构。上将继续说道：“您打算去吗？”“打算去。”“那咱们一起走吧。”“行啊。只是您想什么时候去呢？”“我想现在就走。”“我建议现在别走，夜里上路很糟糕，不能开前灯，德国飞机照着汽车的前灯射击，可不开前灯呢就会摔死，比吃敌人的机枪枪子儿还来得快。最好是明天一大早走，那个时候天还不亮，日班飞机还没出来，他们的夜班飞机飞起来也觉得危险，因为夜间行动迟缓的轰炸机飞得很低，很容易被机枪甚至步枪打下来。所以我们专挑这个时间。”“好吧，我们电话联系。”可早上我打电话过去，值班军官说戈罗多维科夫已经走了。“他是什么时候走的？”“傍晚就走了。”看来，他十分焦急不安，惊恐万状，已经等不到早上了。此后我再未见到戈罗多维科夫。他担任第2骑兵军军长时，是国内战争的英雄。然而这场战争中既出现了不同的战斗手段，又出现了不同的条件。他当然感觉到自己已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的帮助，他的到来给方面军没有带来什么，他所能展示的，仅仅是良好的愿望、忠诚老实和对于苏维埃国家的一片赤诚。他是个好军人，但是已经才智枯竭。无论是就其军事知识还是体力状况而言，他已经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

我已经说过，我在上察里津斯基呆的时间比在方面军司令部呆的时间要长：我在那里有个固定的住所。于是我又一次去了那里，在得到关于战局的信息后，我们便分头回去休息了。马利诺夫斯基突然闯了进来，身着旧式男大衣，没有脱外衣，十分激动。我见他眼泪长流。“怎么回事？出什么事情了，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出了不幸事件，拉林自杀了。”指师政委　 　 拉林。拉林系第2近卫集团军军委会委员，一个机灵勇敢的人。他同马利诺夫斯基是好朋友，战前就在一起共事。马利诺夫斯基任军长时，拉林给他当政治委员。马利诺夫斯基总是要求让拉林给他当个政治部主任或者政治委员。作为一名政治工作人员，拉林受到人们的尊敬。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受了伤。我到他的住所去过。他躺在床上，但伤势不重，伤在腿部肌肉，骨头没事儿，子弹只是触及膝盖。他谈吐自如，完全清醒。有一位女人在看护，她是军医。后来我听说他在自杀前同这个女人相谈甚欢。马利诺夫斯基因这件事极其激动，为拉林落泪。我不知该如何去安慰他。怎么会有如此举动？拉林为何要自杀？后来他的副官讲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情况相当不明朗。拉林到前沿去，以干草堆作掩护观察战斗过程。他来回走动，仿佛是在敌人面前晃来晃去，明显是在找死。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他简直是在引火烧身。当然，他很快就受伤了。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斯大林格勒转折（14）

尽管伤得不重，他却突然自杀。怎么回事呢？战争初期，当我们撤退时，出现过自杀现象。如今我们已转入攻势，包围了保卢斯的军队，正同曼施泰因厮杀，可以说，正处在一个转折点。早就停止逃跑了，开始了一个我军对敌军事行动的新阶段。第2近卫集团军是一支强大而坚强的部队，顺利地击退了曼施泰因的进攻。他却突然自杀！拉林留下一张字条，措词也很奇怪。我现在无法准确地再现其内容，不过大意是他要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接下来是“列宁万岁！”这样的字样。最后是签名。我们当下就把这张字条寄到莫斯科去。当时的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谢尔巴科夫亚?谢?谢尔巴科夫1918年入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将，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1942年6月起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人既已故去，就不该说他的坏话。可有什么法子呢？谢尔巴科夫是个多年担任州委书记级别职务的干部。后来我曾领教过他那令人不快的性格。他收到这张字条后，就借此大做文章。我甚至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出于什么目的。拉林不是已经自杀了吗。不知他是为了让马利诺夫斯基难堪、激怒斯大林，还是存心跟我这个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作对（事情出在我们这个方面军）。我当即奉召回到莫斯科。在斯大林的住所举行了例行的长达数小时、带有一切附带节目的午宴：既有饮酒作乐，又有对前一天的事情的分析。

斯大林问我：“马利诺夫斯基究竟是什么人？”我答道：“我多次向您报告过马利诺夫斯基的情况。这是一位著名的将军，他在战争初期任军长，后来任集团军司令员，再后来又任南方面军司令员。他在南方面军曾经遭到败绩，您是知道的。”斯大林当然知道，该方面军受到敌人的包抄，落得个一败涂地。敌人轻而易举地占领罗斯托夫，马利诺夫斯基因此被撤销职务，调到后方。后来他当过第66集团军司令员，沃罗涅日方面军副司令员，再后来又组建第2近卫集团军。有人提醒我说，拉林在什么地方任职，马利诺夫斯基如何要求将拉林调到自己身边，如何争取到为拉林让路。

应当说，谢尔巴科夫是利用这些东西做文章的大行家，其目的不是为了设法让斯大林冷静下来，而是为了火上浇油，让他暴跳如雷。谢尔巴科夫明白，对马利诺夫斯基的怒气直接或间接地也是冲着我来的。谢尔巴科夫说：“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为什么他不写‘斯大林万岁！’却写了个‘列宁万岁！’呢？”我回答说：“我说不清。看来，他开枪自杀是受到某种不正常心理状态的影响。他若是处于正常状态，就不会自杀了。他没有自杀的理由。”好像一切都清楚了吧。可是不。谢尔巴科夫反复说自己的那一套，往伤口上撒盐。当时我曾经历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斯大林格勒转折（15）

当然，对我最有利的，就是说拉林是个混帐东西，马利诺夫斯基也是一丘之貉。然而我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也不能这样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又问道：“这个马利诺夫斯基究竟是什么人？”我回答说：“马利诺夫斯基我了解。而且我只了解他的优点。不能说我了解他好多年了，但是从战争初期我就了解他。这段时间他都表现得不错，稳稳当当，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将军都是如此。”马利诺夫斯基显然面临危险。罗斯托夫陷落，拉林自杀，两件事情交织在一起，全都打成一个结子。斯大林说：“等您回到前线的时候，要对马利诺夫斯基进行监视。您必须始终呆在第2近卫集团军司令部。监视他的一切行动、命令和指示。”总之，我个人要为马利诺夫斯基和他的集团军负责，我应当成为党和大本营的耳目，好好监视马利诺夫斯基。我说：“好吧，斯大林同志，等我一回去，就寸步不离马利诺夫斯基。”

我乘飞机返回上察里津斯基。当时我仿佛忘记了到方面军司令部的路，同第2近卫集团军一起转移，总是与马利诺夫斯基比邻而居。马利诺夫斯基是个聪明人。他明白，这是斯大林对他不信任的结果。他把我看成对他的行动进行监视的人。我们迁移司令部时，连我的住所也安排在马利诺夫斯基旁边。结果，我与其说是整个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倒莫如说是第2近卫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其实，该集团军就是我们方面军战线的主力，因此实际上并未出现任何矛盾。而马利诺夫斯基所起草的一切指示和命令，在签署之前必定要征得我的同意。我并不签名，因为这不是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然而他的所有命令和指示我都了解，马利诺夫斯基事无巨细都向我汇报。

我们的事情进展得不错。我既对前线的情况觉得满意，又对马利诺夫斯基，对他的才能、办事能力和分寸感到满意。总之，在我看来，他是众多司令员中的佼佼者，我尊敬他。同他一起工作是件好事。

当时乌布利希瓦?乌布利希（1893～1973）当时系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他是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德国统一社会工人党奠基人之一。1950～1953年任该党总书记，1953～1971年任第一书记。德意志民族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1960年起）。同志乘飞机来到我们这里，同行的还有两位德国共产党员。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从前沿用扩音器进行反法西斯宣传，号召德军向我投降。这项工作主要是在晚间和夜里进行。乌布利希在前沿爬来爬去，手持扩音器向保卢斯军队的官兵喊话。我总是同乌布利希一起吃午饭，我便开玩笑说：“好吧，乌布利希同志，今天您没有把午饭挣出来，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不声不响地继续自己的工作。有一天我接到报告说，被包围部队中有个士兵向我们投诚了。我说：“那好，把他带来吧，我来问问他是什么人，了解他的情绪，他是如何评价自己同志的精神状态的。”把人领来了。我说：“您是哪个民族的？”“我是波兰人。”“您是怎么到德国军队里来的呢？”“我是来自波兰归到德意志国家版图的那个部分，我是应征入伍的。”“我们大概要成立新的波兰军。得解放波兰啊。您对这件事持什么态度？”“对啊，是应当解放。”“您参加波兰军吗？去吗？”“不，我不去。”“那怎么解放波兰呢？”“波兰就让俄国人去解放吧。”他回答得相当厚颜无耻。我不喜欢。我后来对乌布利希说：“这就是您的兵，不是德国人，是个波兰人，从德国人那里跑掉的，可是他不拥护我们，他甚至不打算去解放自己的波兰。”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斯大林格勒转折（16）

后来俘虏了几个真正的德国人，那正好是圣诞节前夕。我吩咐把他们送到马利诺夫斯基司令部的驻地，我们便开始审问他们。然而这已经不是审问，倒不如说是宣传性的谈话。我是同乌布利希一起进行谈话的。我先下令把他们带到澡堂去，让他们洗澡，更衣，去掉身上的虱子，每人发100克伏特加（毕竟是圣诞节嘛！），好好吃上一顿饭。然后我们同他们谈话。照我看来，其中一名俘虏的好心情特别突出。当然是按照我们的理解。他反对纳粹，反对希特勒，反对战争。乌布利希问他：“我们想把您派回去。您同意去吗？”他回答说：“同意。我甚至请求把我们派回去。我们回去后，把一切都对自己的同志讲。”可是这批人马上就出现了分裂。一名俘虏说：“干吗把我们派回去呢？要是现在把我们派回去，那就会把我们枪毙。没有人会相信我们是从你们这里逃出去的，你们想出的其他说法也没有人会相信。”俘虏们相互之间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争吵。“我们的德国人”说：“你是个胆小鬼！我要回去。就算是把我枪毙了，但这也会起作用的。”

我和乌布利希已经同意把这批人派到敌人那边去。托尔布欣忽然听说了，便来找我：“赫鲁晓夫同志，我听说您和乌布利希想出什么主意了。请你们别这样做。俘虏现在知道我们司令部的驻地，只要他们跟自己人一说，我们就得挨炸。至少在我把司令部搬到别处之前别派回去。我不想让大家受到威胁。”我说：“怎么会这样呢？我们是蒙着眼睛把他们送来，蒙着眼睛把他们送走，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不，我不能冒险。”看来，如果他对斯大林说，斯大林也不会支持我的。我没有对乌布利希讲托尔布欣的心情，只是说：“乌布利希同志，看来我们只得把这个行动往后推推了，因为有风险，俘虏可能把我们司令部的驻地说出去。”“不行就不行吧！”他仍然继续自己的活动。托尔布欣的担心有多少道理呢？我至今也不同意他的意见。太过小心了。我认为即使我们把这些人派过去，派到合围圈里去，司令部也不会有任何危险。

战斗仍在继续。我们开始把敌人往科捷利尼科夫斯科耶那边挤压。当时的情况是，让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去指挥直接将落入包围圈的保卢斯集群团团围住的部队，去指挥向马内奇和罗斯托夫进攻的部队，已是力不从心。向我们提出将方面军分开的建议。建议来自大本营。不知是斯大林还是总参谋部其他人提出的倡议。不过他们知道我们方面军如今面临的复杂局面。建议把那些面对保卢斯的集团军交给顿河方面军，把派往南面、坐东向西的部队交给南方面军。对于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兵团，我们真是恋恋不舍，诸如以自己的胸膛保卫了斯大林格勒的第62集团军，舒米洛夫指挥的第64集团军，第57集团军和其他兵团。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呈半圆形，首先打退了扑向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第57集团军起初在斯大林格勒作战，后来他们全都沿着前线互相靠拢。我们同这些人处熟了，大家亲密无间。不过当斯大林来电话时，我对他说：“我们一定照办。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是为了事业。这样更好。”斯大林也给叶廖缅科去了电话。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同叶廖缅科讲的，也不知道得到了怎样的答复。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斯大林格勒转折（17）

我见到叶廖缅科时，他几乎哭成了个泪人儿。我开始可怜他。“您这是怎么啦，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这是为了事业嘛。您也看见的，我们的军队现在都转向南边了。我们的任务是进攻，打击敌军位于北高加索的侧翼，把他们往罗斯托夫那边顶。斯大林格勒这边是守，这里一切都已注定，这里只需把敌人团团围住，他们自己就会饿死的，他们没有炮弹，没有食物，没有被服。”“赫鲁晓夫同志，您不明白，您不是个军人，看来，您感觉不到我们军人经历了多少痛苦才有今天。我们差点注定完蛋了。您还记得，斯大林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再坚持三天吗？您记得吧，这些来自大本营的人像赶婚礼一样全都往我们这儿赶，后来又跑得精光，一个不剩。他们以为德军肯定会占领斯大林格勒，我们就留在那里当替罪羊。现在又来这个！您是不知道，可我知道，我预见到，整个斯大林格勒的荣耀都会归到顿河方面军身上！”我安慰他说：“最主要的荣耀是我国人民的胜利。它比某个军人和部队司令员个人精神上的满足重要得多，这才是主要的！”

但是我无法说服他。他的确是吃了不少苦头，为我们的胜利殚精竭虑，展示了军事才能、本事和刚毅。我不知道俄语中还有多少词儿可以用来评价叶廖缅科作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所付出努力的意义。我希望我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我丝毫无意力图贬低罗科索夫斯基的优点。他是一位特别有才华的将领，一位非常好的同志。我同罗科索夫斯基交往不多，但我同他每次会见、每次接触后都对他的印象极佳。然而在历史的层面上，我认为，主要的事情没有在他那里发生：享誉世界的是斯大林格勒，而不是顿河方面军。有什么法子呢，此乃命中注定……

大体说来，顿河方面军的作用是在其他方面。设若敌人占领了斯大林格勒，他们当然要挥师北上。就是说，大本营在该处又部署了一个方面军，并任命当之无愧的罗科索夫斯基将军为司令员，这一步走对了。如今情况变了。决定主要打击方向的已经不是德军，而是我们。是我们挥师南下，以便将盘踞在北高加索的德军轰出来并予以歼灭。这当然是唯一正确的决定。对于歼灭保卢斯的人必将充满敬意。然而，从前经受了防卫的种种艰辛的指挥员，他希望亲自结束这一战役，亲自获得胜利的桂冠。如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事实上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向北高加索和西边进攻的叶廖缅科的南方面军和对保卢斯乘胜追击的顿河方面军。这无法使叶廖缅科感到宽慰，无法！对我们来说，斯大林格勒近郊战斗的光辉历史就在这样的冲突中结束了。开始了战争的另一个阶段。也就是我们向西挺进和光复的阶段。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通向罗斯托夫之路（1）

通向罗斯托夫之路

我们开始迫使敌人往西南方向退却。随后，南方面军的右翼渡过顿河，沿西岸向前推进。现在当然我已记不起我们是在何时、何地渡过顿河的。(这已无必要，我也不会给自己找这种麻烦。)好像是在齐姆良斯克地区的一个什么地方。在那里，我们将曼施泰因的部队击退到了顿河右岸。这说明，德国人已经不再想尽力救助保卢斯了。保卢斯注定灭亡。曼施泰因的军队现在的任务是挡住南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向西推进的道路(也许当时还只有沃罗涅日方面军，而西南方面军尚不在那里？)在红军退却时期，这些方面军的编制曾多次变动，所辖的兵团不同，名称也常有更易。在本文此处所述时间内，沃罗涅日方面军各部正沿奥斯科尔河从卡斯托尔诺耶到库皮扬斯克，西南方面军各部沿北顿涅茨河从斯瓦托沃到卡缅斯克-沙赫京斯基，南方面军各部在下顿河上(从顿巴斯至斯大林格勒的铁路沿线到亚速城这一地段)实施攻击。。在西边，其实这一带一度曾空无一人；德国人在那里并没有部队。

我应召飞往莫斯科时，顺路去看望斯大林格勒的同志—舒米洛夫和谢尔久克。他们给我讲述了这么一件事。我曾经很想知道，那些被俘的德国将军跟保卢斯谈了些什么。为此，曾派我们的一些懂德语的军官穿上士兵服到他们那里去做服务工作。可到头来什么重要消息也没有听到。但有一次，一位将军向保卢斯提出一个问题：“元帅阁下，您认为，德国军队什么时候才能阻止我军在斯大林格勒覆灭之后正向西推进的苏联军队呢？”保卢斯略加思索，答道：“现在，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弥合因我军的溃败而形成的窟窿。也许，在第聂伯河附近的某个地方能够做到这一点，但要在很大的战役纵深之内。想要在德国境内集结新锐兵力，再将他们输送到前线来，以阻挡俄国人前进，这很困难。为了征集所需数量的部队，需要时间、需要费尽心力。”这话说得很对。当时我军已经推进到被占领土纵深内相当远的地方，几乎已经到达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了。我们解放了哈尔科夫、巴甫洛格勒，直抵新莫斯科夫斯克。所以，保卢斯或多或少正确地断定，德国人及其盟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被歼之后所留下的突破口的纵深何等巨大。

我们在向南推进时，遇到了比向西突击时更顽强的抵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军向南，即沿顿河左岸向科捷利尼科沃和马内奇的推进，威胁着德军在北高加索的整个集群。虽然敌人已经将曼施泰因的兵力从这里转移到别的地段去了，但是看来他们正将这支部队调离北高加索，去对付南方面军。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我军伤亡很大。当然，我们给敌人造成的伤亡更大。那么，在实施这些战斗时可以发现哪些特点呢？德军航空兵在战争初期，甚至在战争的第二年，原有的积极性我们已经感觉不到了。敌机大多是进行空中侦察，当然也对我们实施轰炸，但其猛烈程度已大不如前。我们成功地击落了他们的侦察机。我就亲自审讯过被俘的飞行员：我对德国人的油料状况很感兴趣。当时德国人在燃料方面困难重重，但俘虏们竭力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回答这个问题，声称他们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能够得到所需数量和质量的燃料；无论是航空燃料、坦克燃料，还是汽车燃料，一概不缺。可是，现在根据德国人自己公布的资料，显而易见，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燃料方面遇到了明显的困难，尽管他们的燃料当然还是有的。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通向罗斯托夫之路（2）

我被召回莫斯科。飞抵那里的时间是1943年的2月，也可能是在1月底。斯大林亲切地接待我。他的情绪完全不一样了。他器宇轩昂，腰板笔挺，同我战争初期所见到的他已判若两人。他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喏，我们终于做出了解除叶廖缅科南方面军司令员职务的决定。”我回答道：“哦，好吧，既然做了决定，那就做了吧。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我认为，不应该这么做。”“不，那是他自己提出的要求。”他给我念了一份电报，其中叶廖缅科请求斯大林解除他方面军司令员职务，为他提供治病的机会。斯大林接着说：“是他自己要求的，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我说：“对于他的要求，我能理解。他迫切需要休息和治疗。事实上，他的脚真的一直在痛。他已经瘸了，他作为一个司令员，行动不便，力不从心，他又是一个好动的人。不过这其中还隐含着他的屈辱，他无法忍受，因为屈辱是针对他个人的：欢庆斯大林格勒歼灭敌军的胜利居然没有他的份儿。这原是我们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坚守的结果，可荣誉却归于别的司令员，即罗科索夫斯基的头上。”“罗科索夫斯基已经接任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了，而我们也解除了叶廖缅科的职务。”斯大林甚至带着些许恶狠狠的口气这样说。

他为什么会大发雷霆、一味偏执，我不知道。我很难对此做出判断，而指望斯大林坦诚相告，那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再次问我：“让谁来当司令员呢？”“我不知道您认为必须让谁来当司令员。”“不，你应该提名。”“我很难提这个司令员的名。方面军司令员，这可是个大人物；提名这样的人选，属于大本营的职权范围。”“不，你说说看。”他又一次逼着我表态，始终紧逼不舍。

在我这个方面军的所有集团军司令员中，素质最高、能够胜任这一职务的，那就是马利诺夫斯基。但我却不敢为他提名。当时马利诺夫斯基遭到各种各样的诬蔑、诋毁，说他放弃了罗斯托夫，说马利诺夫斯基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他的朋友和亲信拉林写过一张字条，内容涉及政治问题，令人生疑，字条最后一句话是：“列宁万岁！”拉林开枪自杀了。我已经讲过谢尔巴科夫如何到处搜寻这张字条的事。而谢尔巴科夫见风就是雨。他像泥鳅一样在斯大林身边来回转悠，投其所好地给他“诠释”各种问题。实际上，他是在斯大林面前煽风点火，激怒他。这种做法让我感到无比气愤。

日后要读到我这本札记的人，我请你们注意这件事情。也许这就是我的弱点。但这种情况激起我的愤恨之情。可能我对待谢尔巴科夫的做法太过敏感了，但他这种做法有失公正。虽然矛头针对的是马利诺夫斯基，但对我的威信打击更大。因为我在斯大林面前曾推举过马利诺夫斯基，可突然之间，马利诺夫斯基竟差一点成了敌人。有什么办法呢？斯大林周围的人更多地关心的是自己，而不是国家大事。而斯大林呢，把自己所起的作用看成是红军缔造者的作用。可他算什么缔造者？要说他是红军的缔造者，那就好比说我是个化学家。想当年，斯大林可谓手握生杀予夺大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有时候，连他周围的人也都心怀怨怒，愤愤不平，为之侧目，毫无办法。当时情况就是如此！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通向罗斯托夫之路（3）

最后，斯大林逼迫我从南方面军领导人中提名司令员的人选。我说：“那自然就是马利诺夫斯基。您了解他，我也了解他。”“马利诺夫斯基？您提名马利诺夫斯基？”“对，我提名马利诺夫斯基。”“好！我就批准马利诺夫斯基了！”他对莫洛托夫说：“快写！”莫洛托夫立即拿来拍纸簿和铅笔，斯大林口授了任命马利诺夫斯基为南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罗?雅?马利诺夫斯基再次担任南方面军司令员是在1943年的2月。。

然后，话题便转到我身上来了。当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时候，敌人始终紧逼我们，一心想把我们挤出斯大林格勒。斯大林在那几个月里感觉到，斯大林格勒可能从我们手里丢失。鉴于我方面军甚至整个前线的态势，他对我的态度严重摇摆不定。当时，敌人在北高加索也采取了积极行动。如果分析一下敌我双方在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的兵力对比状况，那简直无法相提并论：在北高加索，我们的优势相当可观。我记得，博金1943年2月以前，帕?伊?博金中将任外高加索方面军参谋长。当时说过：“真奇怪，为什么我军在北高加索的表现会这么差劲呢？兵力对比是明摆着的嘛。侦察结果表明，敌人只有多少多少兵力，我们又有多少多少兵力。可敌人却一直在向前推进。”

我对博金的意见评价很高。这是一位很有才能、颇富教养的军事首长，我在上文已经提到过了。但在高加索有个贝利亚。斯大林绝对相信贝利亚，贝利亚也能影响斯大林。因此那里的一切都不难解释，因为像整个前线这个或那个地段上具体的兵力对比这样的事，据我看斯大林从来都不知其详。他是依靠总参谋部向他所做的报告行事。这自然是对的。但作为最高统帅，他也应当深入了解兵力对比问题，亲自加以研究和斟酌。这样的事即便没有受过军事教育的人也都力所能及。权衡兵力对比是一个算术问题，这是每一个有悟性的人都能干的事，而斯大林是个极有悟性的人。

就在这时，斯大林对我说：“我们认为，有必要免除您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任命您为沃罗涅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沃罗涅日方面军现在正在乌克兰领土上推进，所以您应该去那里。您还应当去抓一抓乌克兰的重建问题。”我感到吃惊，但还是说：“这是您的事，斯大林同志。既然需要，派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这件事之所以使我感到惊讶还因为，当我在斯大林格勒时，有一天，我也是来到莫斯科，斯大林曾对我说过：“从今往后您再也不要去管乌克兰的事情了。”而当时，我正在管游击队的事。乌克兰游击运动的参谋长是斯特罗卡奇将军季?安?斯特罗卡奇少将192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2～1945年任乌克兰游击运动参谋长。(译者注：据《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斯特罗卡奇条目载，“卫国战争时期，1941年6月起领导组建乌克兰歼击营和游击队，并参加了基辅和莫斯科保卫战。1942～1945年任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积极参与计划和协调乌克兰游击队的战斗行动”；另：条目还提到1944年斯特罗卡奇晋升中将。)。他仔细审查各种作战方案，并向我报告。我们一起做出必要的决定，给游击队下达指示。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通向罗斯托夫之路（4）

斯大林当时说：“现在，这些问题将由科尔尼耶茨去处理。您是俄罗斯人，不是乌克兰人。”我说：“不错，我是俄罗斯人，不是乌克兰人。”可我心里感到气愤。他早先派我去乌克兰，明明知道我是俄罗斯人，当时，因为考虑到我是俄罗斯人，我曾请求他不要把我派到乌克兰去。当时他对我说：“现在是一个波兰人柯秀尔在领导乌克兰，俄罗斯人哪一点比波兰人差？”我答道：“柯秀尔是波兰人，但这只不过是一个籍贯问题。他的成长、受教育和做地下工作都是在乌克兰境内。这是一个乌克兰的波兰人，一个波兰裔的乌克兰人。”我再补充一点：柯秀尔精通乌克兰文化，是一位众望所归的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

这时，斯大林开始以一种我认为带有侮辱性的口气讲述他是如何将科尔尼耶茨列?罗?科尔尼耶茨中将192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39～1944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43年，从北高加索方面军调到沃罗涅日方面军任第二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军事委员会委员赫鲁晓夫一起工作。召来，赋予他这项使命的。他告诉科尔尼耶茨说：“开始解放乌克兰了。您去弄清需要些什么，搞个清单，看你们打乌克兰需要些什么。”科尔尼耶茨提出了他的要求，但尽是些乱七八糟的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此刻斯大林奚落他：“居然不知道接手领导职务都需要什么东西。所以，您还是去当这个方向的军事委员会委员，然后再把成立政府和乌克兰境内红军已解放地区的领导工作都担当起来。还有，既然我们解除了叶廖缅科的职务，又根据您的建议任命了马利诺夫斯基，那您暂时得回到马利诺夫斯基的部队。您去了之后，应当和他寸步不离，监视他，考察他的行动。”拉林自杀之后，他就这么关照我，还要求我时时刻刻都待在马利诺夫斯基身边。

为了加强我方面军并补充部队，坦克军军长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被派到我们这里来。当时他用坦克支援了我们对科捷利尼科沃的进攻。科捷利尼科沃获得了解放。我同华西列夫斯基一起到罗特米斯特罗夫那里去了解情况（华西列夫斯基也乘飞机来到我们这里）。那时，我们的情况已经很稳定，大家情绪高涨、斗志旺盛：曼斯泰因已被击败，而我们则满怀信心地正向前推进。南方面军的部队其时已推进到马丁诺夫斯克车站。

现在，我想要替这位装甲坦克兵主帅，后来担任装甲兵学院院长罗特米斯特罗夫作为装甲坦克兵主帅，曾于1958～1964年间担任这个学院的院长，此后他还出任过苏联国防部部长助理的职务。的罗特米斯特罗夫说几句好话。我还是从1943年的冬天讲起吧。我们开始反攻时，哥萨克小镇上奇尔成了我们的一颗“病牙”。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通向罗斯托夫之路（5）

也可能是下奇尔镇，现在我记不清了。那里有一座奇尔桥很可能是下奇尔小镇，因为在上奇尔小镇有一座属于当地的小桥。，我曾经在这座桥上经过，并和在那里做修复工作的我国桥梁工人谈过话。那可真是一项英勇的工作，因为敌人经常来“造访”，投掷炸弹，不仅想给修复工作制造麻烦，还想进一步破坏这座桥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桥梁修复部门的工程师和红军工兵必须十分顽强地工作。为了保障我军在顿河西岸挺进，我们必须拿下这个小镇。一直试图将德国人从那里撵走，但长期以来屡屡失利。于是，我们决定在这里集中一个集团军，再加上坦克军。坦克军刚归属到我们建制，是一支新锐力量，很有战斗力。

我和华西列夫斯基在顿河岸边的村子里召集了一次作战会议。来到这里出席会议的有罗特米斯特罗夫和他手下的人，以及翌日清晨应当投入进攻的那个集团军的司令员这是维?德?茨韦塔耶夫中将任司令员的第5突击集团军。。集团军司令员表态说，他已经做好进攻准备，并坚信一定能够拿下小镇。我对他不熟悉，心里总存有一些疑惑：不知他对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我觉得，他对完成任务所抱的态度过于轻率。我们开始考虑预定参加进攻的部队现在所处的位置；估计这些部队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到清晨破晓之前才能赶到。势必让他们在行进中投入战斗，这会搞得精疲力尽。这一切显然代价太高，进攻有可能受挫，事情恐怕不会有好结果。

这时，罗特米斯特罗夫发言了，他说：“同志们，我请大家相信我，明天早晨不要组织进攻。部队将会很劳累，精疲力尽，无法进攻。我们只会毁了他们。请给我一两天时间，我保证用我的坦克军攻下这个小镇。”接着，他描述了一幅鲜明的景象：在预定的一天，清晨日出之前、曙光初露时刻开始进攻。此时可以看清周围的一切，坦克不致误入险境。我们的坦克从三个方向摆好阵势。天刚放亮，坦克便立即开火，并向小镇推进。他说：“我坚信，敌人会吓得灵魂出窍，抱头鼠窜。镇上的敌人不多。他们挖了掩体，修了工事，但兵力甚少。”

我和华西列夫斯基同意罗特米斯特罗夫的意见，决定次日不发起进攻。先让集团军司令员把部队带过来，将他们安顿好。至于罗特米斯特罗夫，他的人马已经在这里，而且也已经在坦克手们，主要是在将要参战的各坦克旅的指挥员中开展了相应的工作。确定了作战的日子和时刻。我告诉罗特米斯特罗夫，我和华西列夫斯基将在坦克军发起进攻的时间到达。

一切按计划进行。那是个寒冷的清晨，我们来到罗特米斯特罗夫的指挥所。黎明时刻，他一声令下，坦克便向小镇冲去。这时候我们觉得火力很强。当然，若是和我们的实力飞速发展、武器装备数量迅猛增长的时期相比，下奇尔河这点火力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敌人不也很弱吗？果然不出罗特米斯特罗夫之所料，我们取得了胜利。不久，敌人的飞机袭来。天气对轰炸非常合适。不过飞机的数量不多。他们盘旋几圈，丢下几枚炸弹，仅此而已；而我们的坦克则突进了小镇。于是，敌人便放弃小镇，逃之夭夭了。我们大家都向罗特米斯特罗夫表示祝贺：由于理智地、勇敢地、深思熟虑地使用坦克，保住了我们的步兵。其实，我先前也很敬重罗特米斯特罗夫统率坦克部队的本领，此事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他的敬意。后来我与他相见已是1943年的事了。当时罗特米斯特罗夫也率领他的坦克军来到库尔斯克的弧形地带。这点，我将在回忆录的其他地方叙述。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通向罗斯托夫之路（6）

南方面军的进攻顺利地继续进行。敌人且战且退；而我们则一步步逼近马内奇河和巴加耶夫斯克镇。这是个大镇，离新切尔卡斯克不远。新切尔卡斯克在顿河右岸，而这个镇在左岸。我们既攻占了巴加耶夫斯克，也攻克了马内奇斯克，这也是一个大镇。我们计划从这里发动一次坦克猛攻。我们设想，要是猛攻得以成功，我们就能突破至巴泰斯克和罗斯托夫。这次作战，我们主要使用的是罗特米斯特罗夫和他的坦克军，还有波格丹诺夫谢?伊?波格丹诺夫坦克兵中将，时任机械化军军长。（译者注：1945年被授予装甲坦克兵元帅军衔。），他当时已是坦克集团军司令员。为了赢得胜利，我们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但这次作战未获成功。敌人赶在我们前头，向马内奇斯克发动进攻。正好在这艰难的时刻，我和马利诺夫斯基来到这里，以便让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坦克军尽快投入进攻。可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战斗已经在镇内进行了。我们抵达之前，敌人发起反攻，并且已占领了半个镇子，因此我们的进攻未及实施。

当我们进抵马内奇河一线时，决定将方面军司令部迁移至马内奇河畔的韦肖雷村。这儿离部队要近一些，无论是保持通信联络还是下部队都会更方便些。当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很能说明当时的形势和相互间的关系。纪律要求大家要严格遵守准确性这条原则，但有时候准确性会被美好的虚构所替代，而这种虚构绝非出于恶意，而是“职业习惯”所致。我军攻克了萨利斯克。我对马利诺夫斯基说，我想立即去一趟萨利斯克。这座城市刚获解放，我想去跟居民们谈谈心，了解一下人们在敌人占领下的生存状况，以及眼下他们都需要什么。我还想同第28集团军司令员格拉西缅科瓦?季?格拉西缅科中将任第28集团军司令员的时间是在1942年9月至1943年11月。见见面。正是他指挥该集团军从阿斯特拉罕经过埃利斯塔一路打过来，解放了萨利斯克。途中我路过无产者镇。

有人告诉我说，布琼尼是本镇某村的人，戈罗多维科夫也是该镇一个村子的人谢?米?布琼尼是科久林村的人，奥?伊?戈罗多维科夫则是莫克拉亚耶里穆塔村人。。我还听说，白军将领科尔尼洛夫也是这个镇的人拉?格?科尔尼洛夫是哈萨克斯坦卡尔卡拉林斯克人。。但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布琼尼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镇上一个女教师上课时对学生说：“孩子们，我们镇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这里出了那么多在国内身居要职的卡尔梅克大人物。比如，有一位将军，他就是我们镇上的人。奥卡?伊万诺维奇?戈罗多维科夫也出生在我们这里。他们都是我们的老乡。”学校里挂着他们的相片。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如何。但这种既为戈罗多维科夫、也为白俄将军感到骄傲的现象倒是很有些特色。一位是国内战争的英雄，红军的骄傲；另一位则是身为专制制度的顶梁柱，参与反对苏维埃政权叛乱的将军，这里全都混为一谈了：这位是知名人士，另一位也是知名人士嘛。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通向罗斯托夫之路（7）

总之，都是和准确性和虚构有关。我曾去萨利斯克，那是一座草原小城。城里有一个铁路机车库，于是便成了萨利斯克草原的无产者中心。和我一起前往的还有格拉西缅科和他的司令部的成员。他说：“我们一起去司令部吧。不错，我的司令部至今尚未准备就绪，我自己还没有去过。”我们走进一处为司令部预备的房子。天色已近黄昏。我向格拉西缅科询问有关萨利斯克的情况：“你们是如何解放这座小城的？经过一场激战吧？”“是的，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我们穷追猛打敌人，迅即攻入萨利斯克城。”“好，那你们就把司令部安排好吧。我不影响你们了。我想尽快赶回方面军司令部去，要走的路还很远。瞧，那边广场上站着一堆人，我要去跟他们聊聊，听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了解人们的情绪。”我走了过去。他们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事情怎么会这样呢？我们整整坐等了三天，等啊等，等我们的人来。可就是见不到我们的人来，德国人走了，留下一座空城，而我们的人却没有来。”我回头一看，格拉西缅克就站在后面。我望了他一眼，什么也没有说。他同样什么也没有对我说。我们彼此立即就心照不宣了。可他刚刚还对我说，他们是跟踪追击敌人冲进城的，作战部队无不如此；而这里的工人却说，整整三天三夜他们望眼欲穿，等着我们的人来到。战争中居然有这样的事情！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我看，工人们说的是真话，而格拉西缅科则大有美化自己胜利之嫌。

我军向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的推进仍在顺利地继续进行。攻克了新切尔卡斯克新切尔卡斯克于1943年2月12日由近卫第二集团军解放（司令员是雅?格?克列伊泽尔）。。我和马利诺夫斯基决定到那里去，在部队里了解情况。现在我已记不清在这个方向作战的司令员的名字，也没有记住他的集团军的番号。但我记得这是一位优秀的司令员，他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而且据我看，他完全能够胜任自己所肩负的任务。从新切尔卡斯克我们去了沙赫特1943年2月13日，沙赫特获解放。。这也是属于我们方面军的一个地段。这样，我们就可以一举从南面和东面对罗斯托夫发动攻击，同时还能从北面进行迂回。不过，眼下我们离罗斯托夫还远着呢。可我们已经得到从南边进攻罗斯托夫的命令了。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我是根据国内战争时期的经验了解这次任务之艰巨的。当时我们的步兵师隶属于骑兵第1集团军，在库舍夫斯克镇方向的扎顿尼耶作战；从那里有一条路通到亚速去。这里是一马平川的顿河河滩地，罗斯托夫则高踞于山岗之上。所以是易守难攻的地形。所有的接近地都是暴露的，都在机枪和火炮的射程范围之内。如今，我们的步兵又将冒着敌人的火力穿越很长一段距离。这对我们说来不利，但命令就是命令。诚然，我们也曾设想过，也许能设计出另一种方案，以较小的代价、较少的牺牲去攻克罗斯托夫城。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通向罗斯托夫之路（8）

我再重复一遍：战争中什么样的荒唐事都可能发生。当时，给我们方面军的建制内增拨来坦克兵团和骑兵兵团，好像是一个坦克军和两个骑兵军。这些兵团归基里琴科基里琴科中将所指挥的快速机械化集群辖近卫库班第4骑兵军和近卫顿河第5骑兵军和一个坦克兵团。这个集群原先隶属北高加索方面军建制。指挥。此人我完全不认识。我和马利诺夫斯基决定到他那里去一趟，彼此增进了解。马利诺夫斯基说：“我认识他，我希望您也能够同他结识。从他那里回来时，我们就去巴泰斯克，在格拉西缅科那里过夜。”现在我已记不清基里琴科司令部所在的那个镇子叫什么名字了，就在罗斯托夫州的南部。当时已是傍晚时分，甚至可以说夜幕已降临。寒气逼人。我们“闯进了”司令部的屋子，搞得司令员的副官和几名勤务员措手不及。来的可是大首长，而他们却未能提前报告司令员。我们问司令员在哪里。他们回答说，休息了，并给我们指了指他的房间。马利诺夫斯基径直一步跨了过去，我跟在他后面。我们连大衣也没有脱，因为讲好很快就走的。我们身上穿的是旧式的冬季男大衣。我们走进房间里。基里琴科听到响声，已经把蜡烛点着了。他当着我们的面，穿好衣服，接着便开始汇报形势、部队的状况，以及他认为应当向方面军司令员报告的其他事情。

蜡烛的光线很暗。我甚至感到很奇怪，难道他就没有其他更好一点的照明物，而非得在烛光下给我们做汇报。后来我朝他的床铺望了一眼，他刚刚从床铺上起来。我发现，被子里怎么还在喘气呢？我琢磨，这是怎么回事？我又看了一眼，恍然大悟：这条被子底下还躺着一个人呢。我们听完他的汇报，向他告辞，走出屋子。上了汽车之后（我们两人合坐一辆车），我问马利诺夫斯基：“您早就认识这位将军了吗？”“是呀，早就认识了。”“您有没有发现，要么只是我的感觉，因为房间里的光线实在太暗，好像被子底下还有一个人在喘气。”“我当然发现了。”我们一路上拿这件事逗乐，开玩笑。还真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军队集群的司令员有时候也会发生这一类趣闻。后来我们遇见他时，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在交战中基里琴科表现不凡。诚然，他的部队不满员，因为他过去在高加索跟德军的“A”集团军群军事术语：西方某些外国陆军的战役战略军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苏德战场作战的有数个法西斯德军的集团军群，“A”集团军群即其中之一。每一集团军群编有2～4个野战集团军、1～2个坦克集团军和若干其他兵团和部队。美、英军队也有集团军群。北约联合武装力量的集团军群拥有若干个步兵军和一些其他的兵团和部队。—译者注作过战。当时敌人已撤离该地，所以总参谋部就将基里琴科的部队划归到我们建制，而我们现在就把他们用在了我们的战线上。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通向罗斯托夫之路（9）

在此之前，敌人已经从北高加索撤向新罗西斯克和塔曼了。我们离开基里琴科，前往格拉西缅科处，随后又去了一趟亚速城。我军已经占领了亚速城这是1943年2月7日的事。，第44集团军的司令部便设在那里。集团军司令员是霍缅科将军瓦?阿?霍缅科中将自1942年11月起任第44集团军司令员。1943年11月9日在尼科波尔牺牲。战前，曾任摩尔达维亚和乌克兰毗邻地区的边防军司令员。。我认识霍缅科，他给我的印象不错。据我所知，战前他曾担任过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的边防军司令员，无论作为军人还是党员，他给人的印象都非常好。他请我们在他那里留宿，因为天色已晚，我们谢绝了，还是回到格拉西缅科的部队。

总的来说，我们到格拉西缅科那里去的机会较多，因为他那里正在准备攻打罗斯托夫的战役。但我们却一再推迟实施这次战役的时间，认为条件尚未成熟。往往一到格拉西缅科那里，我就问他：“怎么样啊，瓦西里?皮利波维奇？罗斯托夫怎么样？”我总是用乌克兰语称呼他，尽管他的俄语说得很好。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人；战前，他担任基辅特别军区副司令员的时候，我就与他很熟悉了。“罗斯托夫怎么样？”“该死的罗斯托夫还是那样。”他就这么回答。

有一次，我和马利诺夫斯基约定开个玩笑，给他送一瓶香槟酒，但提出一个条件：他只能在攻克罗斯托夫之后才能喝这瓶酒。就让这瓶香槟酒摆放在他的眼皮底下吧。茨冈人又称吉卜赛人。由共同的族源和语言联系起来的民族集团，散居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其祖先是公元1000年末来自印度的移民。—译者注就是这样在马嘴巴下方拴上一撮干草，诱使马匹跑起来更有精神。我们也采用“茨冈手法”，决定给他“拴”一瓶香槟，让酒的香味促使集团军司令员加速攻下罗斯托夫。

我已经讲过，在那段时日里，敌人白天在空中不够积极，一到夜间，他们便劲头干足。他们出动类似于我们　-2型教练机的小飞机，对各条道路狂轰滥炸，朝汽车车灯扫射，使我军的人员和技术装备蒙受相当严重的损失。而最主要的是影响我军夜间的调动和转移。有一次，我们准备离开格拉西缅科的部队，回到韦肖雷村的司令部。他提醒我们，切勿夜间行车：不开车灯无法行驶；你若开灯，德国人就会朝你的汽车扫射。但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走的，便对他说，这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夜间行车了。一上路，还真遇上麻烦了。我和马利诺夫斯基大概都打瞌睡了。忽然，一阵机枪点射。我睁开眼，只见车前直冒五颜六色的火花，还有曳光弹的痕迹。接着，炸弹爆炸了。炸弹在我们前方爆炸，离汽车较远。机枪的点射倒可以说大体准确，所幸提前量小了些。我跟马利诺夫斯基后来多次回忆起这次历险，当成笑谈。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通向罗斯托夫之路（10）

就在这个地方，还有一支辎重队在行进：农民们用大车运送炮弹。汽车遭到扫射时，我们下了车，只见大车也都停在那里。一个拉炮弹的驭手被扫射吓坏了，钻进了大车的车身底下。这就叫做本能的反应！这时候必须有点什么东西掩护你，可他拿装着炮弹的大车当掩护。这也算掩体！人的本能就是下意识的嘛。

进攻仍在准备之中。诚然，我们并不需要从南面进攻罗斯托夫，因为我军已经在罗斯托夫以北开始顺利实施攻击，而我们也已推进到了该城以西。德军从南面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逼迫，但他们还是无奈地逃离了这座城市。于是，敌人逃之夭夭，而格拉西缅科率领他的部队，几乎未费一枪一弹便进入罗斯托夫，解放了它这是1943年2月14日的事。。当然，第28集团军及其司令员因为夺取罗斯托夫而赢得了荣誉和赞赏。但是，如果从实质上来分析，究竟是谁攻下了这座城市呢？结论是格拉西缅科，因为正是他的部队首先进入罗斯托夫，尽管他们为此还什么也没有来得及去做。那位在北边实施攻击、迫使德国人撤出这座城市的将军，反倒不为人所知，退居次要地位从北面迂回罗斯托夫实施进攻的是近卫军第2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往往就有这样的事！

我和马利诺夫斯基一起来到罗斯托夫。格拉西缅科迎接我们，当即拿出了那瓶香槟酒。我们开玩笑说，也许这酒不应当跟你喝，而是要跟在罗斯托夫以北指挥部队作战的那位将军一起喝吧？格拉西缅科自然明白这话的意思，但他是个反应灵敏的人，当即说了句笑话搪塞过去了……对于我们来说，这可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我们是第二次占领罗斯托夫。第一次是在1941年，我和铁木辛哥一起攻占了它，而现在是和马利诺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为此感到特别高兴，因为1942年德国人在此突破我防线，击败我军，越过罗斯托夫向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推进的时候，正是他丢失了这座城市。诚然，敌人并不是从罗斯托夫穿城而过，而是在该城以东强渡顿河实施突破的。如今我们却在这里举行阅兵式：我们的部队列队通过。这不仅给罗斯托夫人，而且给全苏联公民都留下强烈的印象。那可是我们赢得新胜利的实实在在的反映：继我们从敌人手中解放了斯大林格勒之后，他们又不得不放弃罗斯托夫。在我看来，这一事实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虽然当时我已经不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但我非常向往再去看一看斯大林格勒，看看现在那里发生了哪些变化，城市的面貌如何。所以我决定乘飞机过去。正好那里要组织一次群众盛会。我要了一架飞机，便去找舒米洛夫，而且就在他那里落脚。后来，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时而驱车，时而徒步，遍访从我们当年前来策划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那一刻起便铭记于心的那些地方。我眼前所展现的是一幅令人亦喜亦忧的景象，因为整个城市已成一片废墟，唯余断墙残壁。我说不清，那里是否还有完整的房子。我去了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火炮工厂、滨河街。满目都是被击毁的技术装备，以德军的为主。德军从这里发起进攻时，损失了许多飞机和坦克。没有清除掉的尸体也不少，但很难见到活的人。市民们一个个食不果腹，羸弱不堪，形如幽灵。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通向罗斯托夫之路（11）

我在一个地方停下来，细看一处经历过多次战斗的地点。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个十二三岁模样的男孩。他看到几个军人站在那里交谈，便来插嘴，参与谈话。他说：“我还打死了一个德国鬼子呢。”“你打死了谁？怎么打死的？”“是这么回事。那时候德国人乱成一团，我就拾了一支步枪。当时地上乱扔着好多步枪。开枪我会：一瞄准就打死了。”“哈，真开枪啦，那你知道打中他没有？”“打中的。他倒下了。后来我还检查过，我把他打死了。”“那你在这里是怎么过的？”（他满身污垢、衣衫褴褛，整个儿一个黑孩子。）“就这么过呗。吃死畜肉啊。还有，皮革厂剩了好些原料皮子什么的。我拿一张皮，剪碎一煮，就吃了；再把煮皮的清汤也喝了。就这么活下来的。”

总之，城市的景象惨不忍睹。舒米洛夫、谢尔久克和其他几位将军给我讲了许多有趣的事情。当时我听到一则笑话，后来我讲给斯大林听，可他并不喜欢。如果把这则笑话讲给军人听，那他们马上就会猜到，笑话肯定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建制下的部队里编出来的。笑话是这么说的：“猎人们去打猎。打呀打呀，他们还真走运，居然捕获到一只活兔，活蹦乱跳的一只兔子。他们把它拴在一棵树上。兔子蹲在那里。猎人们决定不再在它身上花费子弹了，就动手用棍子敲它。敲呀、敲呀，把人都给敲累了。可那兔子仍然活着。猎人们大怒，歇息一会儿之后，议论道：怎么搞的，难道我们连一只拴住了的兔子都打不死吗？几个人又操起棍棒，再次狠敲猛打起来。打呀、打呀，还是没有打死。猎人们把棍棒扔了，心里琢磨：干吗要这么劳累自己，搞得连喘气的功夫都顾不上呢？那兔子是拴住了的，还能跑到哪里去？时间于我们有利……又过了一会儿，猎人们鼓起劲头，重又开始打它，打呀、打呀，终于把那只兔子给打死了。”

当我给斯大林讲述在斯大林格勒的见闻时，也把那则趣闻讲给他听了。他以锐利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说道：“这么说，那只兔子就是被包围住的保卢斯啰？打了他好几次，可他依旧是活蹦乱跳的。只有当我们往那里调集了军队，又是大炮、又是坦克的，而且我军向西推进了250～300公里的时候，才最终把那只兔子给打死了，是这个意思吧？显然，这则笑话讲的是斯大林格勒。”可我们都是人呀，身上都有人的弱点。这则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叶廖缅科的心情也感染了我。给我讲述这则故事的第64集团军司令员舒米洛夫，是叶廖缅科的好朋友。叶廖缅科是对的：是他和他率领的部队经受住了德国人的猛攻，拴住了“兔子”。而后来，别的人不过是敲打敲打而已。诚然，这丝毫没有抹杀顿河方面军的功绩，他们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在斯大林格勒我还目睹了这样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当然，战争时期一切都是可怕的。我们的人在市内收集德国士兵的尸体。我们很担心即将来临的温暖的春天和炎热的夏季。如果尸体在某个地方堆积成山并开始腐烂，那就很可能爆发瘟疫。所以，我们就尽快将尸体收集起来烧掉。大地冰封，开挖困难，而且危险。尸体实在太多，成千上万。将尸体一层一层地堆成垛，一层尸体、两层铁道枕木，如此交替着往上摞，再点火焚烧。大堆大堆的敌尸在燃烧。后来有人给我看照片，我看了一眼，就再也不想看了。这些照片给我留下非常不快的印象。据说，拿破仑还是什么人说过，敌人尸体的气味极佳。我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如何，但对我说来，何止气味难闻，即使看到这幅景象也是恶心至极！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通向罗斯托夫之路（12）

我还想讲一则足可令人发笑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同样也反映着那个时代的特征和那个时代的人的特征。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英雄的、悲剧性的、独具激情的时代。我们经受过撤退时的悲痛，后来在我军进攻和因为敌人无耻地入侵苏联领土而对他们实施惩罚时，我们也曾欢天喜地。有一次，应斯大林之召，我从罗斯托夫附近飞往莫斯科。当时飞机常常必须中途加油，因此在斯大林格勒降落。我就到第64集团军暂作停留。刚好遇上那里在举行军中庆祝活动，好像是荣获了什么勋章。集团军司令部在一个相当宽敞的大厅里为指挥官大摆庆功宴。我应邀出席宴会，并与司令员同席。宴会的桌子都很小，坐不了几个人。和我们同桌的有一名将军、一名上校，另外还有两个人。他们几个人在谈话，几杯酒下肚，嗓音不免越来越高，谈话变成将军和上校之间的争吵。上校是将军领导的那个兵团的参谋长。我认识这位将军，那还是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以前的事；我跟他在哈尔科夫见过面，当时他还是个师长，给人的印象不错。他那个师成了近卫师。他的姓名我现在就不说了，尽管我还记得。问题是过去我对他挺好，认为他是称职的，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当两人之间发生争吵时，看来上校所持的理由更充足，而将军并没有什么道理加以反驳，便想仰仗自己的地位。上校最终使将军下不来台，将军突然使出将军的腔调用乌克兰语吆喝道：“上校同志，可别昏了头！”他说这话时的口气很威严。那一位答道：“是！”随即便默不作声了。我当然没有参与谈话，只是袖手旁观而已。可这件事却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到达莫斯科之后，在斯大林的餐桌旁给他讲许多事情，其中也讲到了这则故事。斯大林对此很感兴趣。甚至多年之后，还常常会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面带微笑地说：“上校同志，可别昏了头！”只要手中有权、有地位，何必挖空心思去找什么理由说服论敌呢。我是将军，你是上校，地位低的就得服从地位高的。上校就不可能比将军更聪明，没有这个理儿，应该多干活、少说话。我一生中遇见过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军衔级别不同、人品性格各异，但很遗憾，也常常会碰上这样的事例：人们在缺少合情合理的论据时，往往就会仗势压人，压服下级。

我还记得另一则也是源于生活的流传很广的笑话。“下级向上级某一位军事首长报告，而且有根有据地论证其对作战进程的观点之正确性：应该这么办，或者最好是这么办。可答复却是一阵怒吼：‘你别给我论证了，你只管听着，照着去执行。你的任务就是执行，思考轮不上你。命令由我给你下：我怎么命令，你就怎么做。’”很遗憾，我不知道，这种状况何时会改变，如何改变。军人们指出，这就是军队的纪律。解决问题是上级的事，下级只管执行。有这么一个公式：“别做聪明人，做个执行者！”这个公式给我们造成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我希望大家都来关注这种状况。如今时代不同了，人不同了，文化也不同了。我觉得这倒并不取决于文化。这是战争环境留下的特殊印记。我弄不清楚，这究竟是纪律呢，还是宗派主义。就我而言，要比较准确地做出界定还真不容易……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通向罗斯托夫之路（13）

南方面军的部队在攻克罗斯托夫之后，向西推进，已前出到塔甘罗格以北米乌斯河沿岸。我早在1941年就很熟悉这一带。那一年，当我们把德国人逐出罗斯托夫时，我军的主力第56集团军就在这一带作战。精疲力竭的塔纳希申将军的坦克军残部也在这里战斗过。1941年底，第56集团军的司令员是齐加诺夫维?维?齐加诺夫少将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任第56集团军司令员。，一个大胖子。据我看，他本身不像是个战斗指挥员；他毕业于军事学院的物质和战斗保障教研室。这是一个有独到见解的、十分聪明的人。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1941年，在解放罗斯托夫之后，我们想立即攻下塔甘罗格，所以一次再次地往那里调集部队，但毫无结果。有一次抓到两名俘虏，我决定审问他们。其中一个是捷克人。把他带来之后我就开始细加盘问，他告诉我他是怎么当上俘虏的：“我给你们带来了一挺手提机枪。我决定越过战线，投诚过来。来到你们军队的驻地，我找了很久，想找到接受投诚的人。”这使我们的将军感到气愤，他给我做了另一种解释。我对他说：“你又不在现场。这名士兵干吗要胡诌呢？看样子，在他越过战线的这一地段是个真空地带。他一直在找人，后来终于找到了可以接受投降的人。”原先我可是得到报告，说他是俘虏的。原来他并不是被俘，是自己过来的。就让军人去进行驳斥吧，但战争中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们的侦察兵常常越过战线，敌人却发现不了他们。敌人也同样会找到我们的薄弱环节，渗入我们的后方。看来那个捷克人的遭遇与此类似。

第二名俘虏是罗马尼亚人，个头挺高的年轻小伙子，戴着黑色的罗马尼亚羊皮帽。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立即回答说：“我们罗马尼亚人不搞革命，我们要打仗！”就政治观点来看，是一个还很不成熟的人。我对他说：“革命你已经搞过了，仗也打过了。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当俘虏。就在俘虏营里等待战争结束吧。”就在1941年，当塔甘罗格城外、米乌斯河畔初期的战斗打响的时候，集团军的司令部设在苏维埃茨科耶村里。这是一座小村庄，农民的房舍相当简陋。当地的居民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1943年，我们攻克罗斯托夫之后，也将方面军司令部设在苏维埃茨科耶村里。这个村子很适宜于设置司令部，因为它正好处在我们各部队的中心，从这里很容易与各部队建立通信联络。因此，1941年和1943年曾两度选中苏维埃茨科耶村。

不久以前，这个村子的一名教师给我来信，要我讲一讲这座村子在我们攻下时的状况。很遗憾，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现在什么也说不上来。当时我与居民很少接触。为司令员准备的房子原来就空无一人，住户早已强制迁走了。这所房子戒备相当森严。而且说实在的，这个村子与我们先是放弃、后来又收复的其他许多农庄、村子相比，并无任何不同。所以并未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无非就是一个不太大的村子，从外表看来显得寒酸。何况当时无论1941年还是1943年，一切都为白雪所覆盖。此外，1943年我很少到这座村子来。我们刚刚搬去，斯大林的电话就马上追了过来，命令我马上去莫斯科。我立即飞往莫斯科，有人给我打招呼：这一去就回不了南方面军了，因为我另有任用。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通向罗斯托夫之路（14）

我飞抵莫斯科，向斯大林报告了有关南方面军以及马利诺夫斯基的情况。那时候，马利诺夫斯基似乎已获平反。把我从南方面军召回，并批准我为沃罗涅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基里琴科被任命为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第二委员，而第一委员是谁，我已经记不清了军事委员会第一委员是库?阿?古罗夫中将。。我觉得，是某一个军人出身的人。我同马利诺夫斯基告别时有些恋恋不舍。与他共事非常愉快，我同他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没有出现过任何冲突和分歧。我们所有问题都是一起处理，司令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就应当这样来处理问题。我们也和军事委员会的其他同志一起商量，但一些基本问题主要还是由司令员和军事委员会第一委员两人解决。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会拿到会议上去讨论的。什么主持会议、讨论、争辩之类的事情都少有遇到，那都是为了研究某次战役或者采取新的行动。就日常问题做出决定都是捎带着干的，并且马上发出命令和号令。

与马利诺夫斯基好共事，还因为他是一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他从不假意自谦，装出一副不睡觉、不休息的样子。很多将军战争时期都装出一副从不睡觉、整天忙碌、思考问题，因此无暇睡觉的样子。这当然纯属谎言和杜撰。要是没有最起码的睡眠时间，从体力上讲人就无法好好地工作。可以连续几个昼夜不睡觉，但这样一来工作效率就会大打折扣，这在军事上甚至是很危险的。应当时刻做好准备：可以理智地思考关乎千万人生命的问题。马利诺夫斯基的行为举止与凡人无异。他的确做了很多工作。这是一个头脑灵敏、工作能力强的人。我很欣赏他关于军事问题的见解，其实也不仅仅限于军事问题。但是他也休息。他总是在每天固定的时间休息，当然，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如果形势严竣，那又另当别论。到那时候是睡不着的。而且，不到事先规定的时间，他绝不上床。

有些人却装出一副从不睡觉的样子，似乎他们有一双不知瞌睡的眼睛，始终是耳聪目明的。这太荒唐！

马利诺夫斯基给我讲过他生平的许多往事。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母亲好像没有结婚，也没有带过儿子。他是由姨妈带大的，童年在敖德萨度过。他在评价自己的母亲时用语尖刻，甚至带侮辱性。他不仅不爱她，而且形成了某种自童年起就郁积下来的屈辱感。在谈到姨妈时，他总是满腔柔情；相反，一提起母亲，就会充满怨愤。他也给我讲过小时候在敖德萨当小伙计的情形。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跑了出来，跟随一支开往前线的队伍走。士兵们收留了他。这样，就算参了军。后来归属到俄军的建制开赴法国，在那里成为一名机枪手，参加了战斗。在那里他赶上革命爆发。

多年之后，已经是苏联国防部长的马利诺夫斯基随我一起去参加美、苏、英、法四大国首脑巴黎会晤这次会晤于1960年的5月举行。。会晤流产了，因为恰好在会晤之前，美方派遣侦察飞机到我国领空进行侦察。这是一起我国反对挑起“冷战”的美帝国主义的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会议开幕式迟迟未能举行，于是当时我们有了“空隙”。马利诺夫斯基建议：“我们去我们部队当年驻扎过的那个村子走一趟吧，离巴黎不远。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通向罗斯托夫之路（15）

我能找到那个村子和我们住过他家的农民。也许农民已经去世了：当年他老了，但他的妻子很年轻，说不定还活着呢。”我们说去就去：驱车沿着法国的马路进发。马路修得非常漂亮。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那个村子。马利诺夫斯基记得它的方位。女房东的房子也找到了。女房东确实还活着。她有一个已经40来岁的儿子，还有儿媳妇、孙子。她说：“我那老头儿已经走了很久啦。”她儿子热情地接待我们：马上就开始大办招待，拿出了酒来。

大家都喝了不少酒。马利诺夫斯基开始回忆往昔的岁月，自问自答地说着：“这儿还有个小酒馆呢，农民们常常聚集在那里。”“您还记得？”马利诺夫斯基说：“对，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么说，您一定还记得某某姑娘吧？”他们说出了那个姑娘的名字。马利诺夫斯基说：“对，我记得。”“哈哈哈！真还记着呢。这可是我们本地的美人啊。可惜她早已经不在了，她去世了。”又来了不少法国人。他们认出了苏联国防部长就是50年前驻扎在这里的那支俄军中的一名士兵。“当然啦，当然啦！我们大家也都记得呢。那时候，你们不是还养着一只熊吗？”“是呀，当时我们是有一只熊。”马利诺夫斯基告诉大家，当他们开赴法国时，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只熊崽子。小熊崽子依恋士兵们，随即跟着他们到了前线。所以，农民们也就记住了这个标志。

马利诺夫斯基还给我讲了他生平的其他事情。他说：“我曾参加过远征军，这件事一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现在我已无法准确地说出他向我讲了些什么，但我从历史中知道，这个远征军是历经千辛万苦才返回俄罗斯的。好像把他们派往那边，是为了让这个军的士兵们到白军占领的地区去。马利诺夫斯基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得以加入红军的队伍。这段情节对于理解斯大林时期的观念十分重要。马利诺夫斯基加入红军后，他曾参加那支前往法国和白军占领领土的远征军的罪名，就像达摩克利之剑一样高悬在他的头顶上方。

一次，我同他谈话时告诉他，我和波波夫将军曾经在卡拉奇附近迷路，围着两具德国士兵尸体和一匹灰马的尸体来回转圈儿。我还告诉他，当天夜间我们还遇见一位通信兵的将军，并说出马利诺夫斯基的大名。他马上做出反应。我说：“你认识他？”“当然啦，熟悉得很，我跟他一起服过役。”接着，他就给我做了详细介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来到莫斯科，要去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干部部。干部部接待我的那位军官不知是出于不经意呢，还是因为工作马虎，竟然把我的个人档案交给了我。我翻了一遍，马上周身起了鸡皮疙瘩：我何以还能活在世上呢？那里面收集着多少中伤我的伤天害理的不实之词啊。为什么我还没有像其他许多人那样遭逮捕、被枪决呢？这倒是怪事了，而在这些伤天害理的不实之词中就有那位将军提供的材料。看来，他是一名秘密特工。他在那里面写了有关我的令人震惊的黑材料。从此以后我不仅连同他握手都反感，就是听到他的名字也觉得恶心。他是一个卑鄙的小人。他竟敢处心积虑地诬陷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我感到莫名究竟的是，斯大林为什么不像他对许多地位更加显赫、在红军中所建立的功勋更加卓著的好人那样，逮捕我、枪毙我呢？看来，我在人生的抽奖中抓到的是一张幸运的彩票。我何以还能活在世上这一事实，也只能做如是的解释了。”

第一卷 政治委员（二） 通向罗斯托夫之路（16）

那已经是斯大林去世之后的事了，有一次，我在狩猎时遇上马利诺夫斯基。我在无拘无束的情况下对他讲起斯大林对拉林自杀的反应，我又是怎样受命不能离开他马利诺夫斯基一步，当他躺下睡觉的时候，要注意观察他是不是闭上眼睛，他是真的睡着了还是假装睡着。总之，要紧随不舍地盯着他。这样的监视使我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知道，他对这一切都能觉察到，也明白为什么会有一名军事委员会委员、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老在盯他的梢，而且在他每次调动时都要待在他的身边。如果说我并没有要求他将所有他下发的指示和命令都必须向我报告的话，那只是因为他的举止有分寸、知轻重，并且他主动向我通报，他的所作所为让我无需再向他提出类似的要求，从而也就使他自己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马利诺夫斯基回答我说：“这一点我看在眼里；说心里话，你一直与我待在一起，我很满意。我是个老实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认为应当做的事。所以，你将会看到这一切，而且能够正确地理解，我是很满意的。”我同意他的意见，因为这意味着要向斯大林做相应的报告。实际上，我就是这么向斯大林报告的，看来，战争时期，生活本身使斯大林也不得不抑制自己那种动辄逮捕人、处决人的易怒心态了。

不过，我也说不清楚。要么我应当把我在政治局的影响（看样子这影响还真不小）、早在我遇见马利诺夫斯基的1941年我和铁木辛哥任命他为第6集团军司令员时给他所做的鉴定都记在我的功劳簿上。当时，他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方向与敌人作战。总之，这就是我与马利诺夫斯基共事的情况。现在，他去世了，关于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除去我已经说过的那些好事之外，没有什么了。原则上说，所有的人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体。当你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得看你侧重哪个方面。每个人身上都可以发现许多不同的品质。这取决于对他做出评价的那个人的性格。应当摒弃次要的枝节、一切表面现象，看一个人主要方面的情况如何。要看他的行动、看他的智慧和能力的基本倾向、看他如何使用自身的这种能力。马利诺夫斯基在这些方面是可以肯定的，是有益于苏维埃国家的。他的能力的运用是以建设我们的红军为宗旨，而在战争时期则以消灭敌人为目的。我们之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和马利诺夫斯基在战争的头两年尝尽了酸甜苦辣。后来，我又和他一起享受到胜利的硕果、红军的辉煌战绩给我们所带来的欢乐，我们一起为把敌军从希特勒侵占的领土上驱逐出去而兴高采烈。

那么，关于马利诺夫斯基还有没有什么好事可以说说呢？我在下文还会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我会讲一讲，我和马利诺夫斯基如何在五六十年代为更新苏军的装备而殚精竭虑地工作。我认为，这是我们一生中为我们带来极大满足的很有意义的一个阶段。至今我还常常会回忆起这一极富创造性的时期—改换苏军装备的时期，并以我曾有幸在这一时期肩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中央第一书记的重任而深感自豪。

总之，有些离题了，扯到对马利诺夫斯基个人的描述，我本来说到了应召去莫斯科。当我从苏维埃茨科耶小村起飞抵达莫斯科时，我在首都的自我感觉已大不一样，而斯大林对我的态度与不久以前相比也有了不同。如今我们已经不是把乌克兰拱手让给敌人的“那些人”了。想当初，斯大林是准备把什么都往我身上推的。他准备把过错推诿给任何一个人，唯独不推到自己身上。在红军节节败退之时，他从未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用他的名义签发过任何一份文件和命令。“大本营”或者“总参谋部”，这都是签名，却不是“斯大林”这三个字！但后来，当我军开始进攻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每一份文件上都有斯大林引人注目的签名。对于撤退，正如人们所说，他是不承担责任的，至于胜利、消灭敌人，这可是他的功劳。如今，斯大林已经不在人世，某些可悲的史学家仍在踩着他的足迹，亦步亦趋地描述这段历史。对此，我还要说说我的看法。我听到过这样一则颇有意思、也很尖刻的笑话。有人这么说：丢掉城市的是士兵，收复城市的是将军。斯大林正是按这样的惯例行事的。士兵撤退时，见不到斯大林，开始收复我国的城市时，似乎就见不到士兵了，是斯大林去收复的，因为这里有他的命令，主动权属于他，如此等等。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向胜利挺进!（1）

向胜利挺进!

1994年夏，我军已进抵1939年划归我国的那条西部边界，此地原为波兰东部疆域，居住着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已分别划归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共和国。起初在这一带作战的是白俄罗斯第一（如果从北往南看的话）方面军。1944年司令员是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参谋长则为马利宁。我驱车去见他们苏联元帅康?康?罗科索夫斯基1944年2~11月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以后直至1945年6月，方面军司令员为苏联元帅格?康?朱可夫。方面军参谋长则仍为米?谢?马利宁上将。。为什么呢？

这个方面军的编制中有波兰部队第一集团军仟辈 种薪 1896~1980）早在中校军衔时即已担任弗?安德斯将军的波兰军集团的基地长官。1942年春该部退入伊朗后，他留在苏联。1943~1944年伯林上校任科斯丘什科旅旅长。升为少将后任波兰第一军军长，随后在苏联任波兰第1集团军司令。1944年7月任波兰部队第1集团军司令。1944年10~12月该集团军由 .科尔奇茨中将任司令。其后由斯?吉?波普拉夫斯基中将接任。，其司令员为伯林将军。他给斯大林上书，抱怨乌克兰人对他不好，并在电话交谈中相当尖锐地对我说，乌克兰人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事件，对波兰军队表现出不友好的态度。我决定去见这位将军，与他本人谈谈。我原先即与他相识，彼此关系不错。我对伯林说我已与斯大林通过电话。伯林表示歉意：“我无意给您添麻烦。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我回答说：“我这一方也会采取措施。”

我与他做了交谈，事后对斯大林说（但并非告状），曾经发生过波兰士兵随意乱拿干草或者将牲口放进庄稼地里的事情，也因此出现冲突。总之，任何战争都得由农民付出代价。看来有些波兰军人本身对乌克兰居民的态度不好，居民们反过来也以牙还牙。总之，我和伯林相当客气地结束了会谈，此后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直至这位将军在集团军司令员任上的最后时日。

在我看来，战后他所受到的对待是不妥当的：他被排挤一边，甚至遭到蔑视。他多次给我来信，诉说自己的感觉和苦恼。他在信中说，尽管他曾是波兰部队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如今却不公道地被视作了不支持波兰新生事物的人 .伯林自1944年秋起在苏联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1948~1953年任波兰部队总参谋长，其后则担任非军事职务。。诚然，他是个老派的人，1939年波兰武装力量瓦解后仿佛作为遗留人员归附我们。当时他被我军俘获，关在某地的战俘营里。被任命为司令员后，他也并不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波兰表示认同，依旧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坚持旧制度的立场。然而时代在前进，我认为，后来他已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向胜利挺进!（2）

一般而言，我经常会见来基辅的波兰同志。其中有些人越过战线，径直到基辅投奔我们。后来我们组建了波兰部队第二集团军，我认识该集团军的许多人。司令员为斯维尔切夫斯基卡?斯维尔切夫斯基以中将军衔于1944年7~9月任波兰部队第2集团军司令员，随后该集团军由斯?吉?波普拉夫斯基中将任司令员，而自1944年12月起则再次由斯维尔切夫斯基接任。。其他的人中，我会见过贝鲁特博?贝鲁特（1892~1956）于1944~1947年担任临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会议的主席。，完全像会见别的波兰人一样。波兰爱国者联盟主席万达?利沃夫娜?华西列夫斯卡娅女作家万?华西列夫斯卡娅（1905~1964）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曾任团政委，随后为红军上校，在总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并担任《人民乌克兰》报主编。1943~1945年任《自由波兰》报总编辑。曾任旅苏波兰爱国者联盟主席。就住在基辅。波兰部队在意识形态方面服从于该联盟。这样一来，基辅俨然成了政府的抑或波兰各集团军的领导中心，当然只是名义上的，因为他们在军事上要听命于所属方面军的司令员。

与伯林谈话后，我顺便去司令部见罗科索夫斯基，朱可夫也在那里。部队当时驻扎在科韦利城外，准备发起进攻。正值初夏时节，天气和煦宜人。我在那里并无公务，与这个方面军毫不相涉，因为我是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军委会委员。所以我一到，便向司令员开起了玩笑：“我是来进行检查的。有农庄庄员告状，说部队糟踏庄稼。是否实有其事呢？这可得查一查。”他们当然明白是在玩笑，都说：“那你就查吧。”我们开起玩笑来颇为轻松愉快，因为已是“今非昔比”：我军正在像常言所说的那样，快马加鞭，跨出国门，向西挺进。当时西方报刊上曾大肆报道：“苏军将跨越国界还是止步不前？他们将追击敌军还是就此停战？”西方世界正是这样议论的。我国则不曾出现此类问题。我们全都持一个态度：彻底消灭德军，无论是在何国领土上，也无论他们投降与否。

夜幕降临。我问：“你们这儿什么地方可以过夜呀？”当时随便在哪一个树丛下就可以睡觉。他们说：“朱可夫走了，您使用他的地方好了，他安顿得很不错。”我来到朱可夫睡觉的地点。他把自己的床罩上了纱布，防止蚊虫叮咬。农村妇女为了防范苍蝇，通常都是这样罩住摇篮里的孩子。我对他们说：“真不错，这就叫进攻，这就叫狠揍敌人。如今已经不是战争初期了，当时我和朱可夫在捷尔诺波尔城外的方面军，我们当时根本顾不上安顿得舒服一点，好好睡上一觉，不让蚊虫叮咬。”即便在这样细小的事情上，也反映了目前战局的变化。

我从罗科索夫斯基的司令部给我们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瓦?丹?索科洛夫斯基大将自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担任乌克兰第1方面军参谋长，后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副司令员（直至1945年5月）。打电话。现在已记不清打电话所为何事。索科洛夫斯基给我留下的印象极好。我与他首次相遇是在1944年，当时我们正在准备一场战役，索科洛夫斯基做了有关该战役的报告。他当即给予我留下良好的印象：报告所提出的作战计划论据充足，水平很高，专业知识精深。自此之后，至今我对此人一直很敬重。斯大林去世后他担任总参谋长，我也总是怀着敬意倾听他的意见。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向胜利挺进!（3）

我军又一次转入进攻，进入波兰国境，7月，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解放了海乌姆市，后来，又解放卢布林。波兰新政府—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迁至卢布林，留驻该城。斯大林对我说：“希望您与波兰人保持接触。华西列夫斯卡娅在你们那里，应当给她以全力支持。”我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所以为此竭尽全力。波兰新领导人一旦有何需求，只要直接找到我们，我们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当时我们恰巧碰上一个问题，即建立怎样的波兰居民和乌克兰居民交换机制，使居住在乌克兰的波兰人只要愿意就可迁往波兰，而居住在波兰的乌克兰人也可以迁往乌克兰。这自然会牵涉到利沃夫，我当时曾数次前往该市。其时我担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我以这样的身份数度乘飞机前往卢布林与波方进行谈判，然后又签署相应的协定。我代表苏方签字，而波方代表是贝鲁特。白俄罗斯也进行了谈判，前往卢布林的是波诺马连科。他在白俄罗斯担任与我在乌克兰相同的职务—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主席和白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潘?康?波诺马连科于1944~1948年间担任上述职务。

我前往签署协定时，正值8月天气，我们当地西瓜已经成熟。波兰各界领袖及其政党的代表齐集卢布林。我去时带着礼物，其中有西瓜，就用西瓜和甜瓜招待他们。对他们众人而言，这在当时堪称美味，他们一般不种瓜类作物。这给他们留下了良好印象。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可笑的事情。当时农民党左翼代表维托斯也在场，他的哥哥从前是这个党的领袖波兰民众党领袖温岑特?维托斯自1931年起领导该党。人民自由党（该党左翼）加入红色人民代表会议和波兰人民解放委员会。。他本人系富农出身，拥有一座磨坊，为人堪称深有城府。看来该党的人只是希望利用他的门第。他与我们合作，但三心二意，不够真诚。这天我们进餐时，我给他让甜瓜：“维托斯先生，请用甜瓜。这个品种叫做‘女集体农庄庄员’。”他眯缝起眼睛瞧了瞧我，一边切瓜一边念叨：“女集体农庄庄员？”“是啊。”他问道：“那为什么它不是红色的呢？”好家伙，甜瓜一旦叫做“女集体农庄庄员”为何一定得是红色的？他似乎想借着说笑奚落我一番。当然，他反对集体农庄，反对社会主义，之所以跟我们走，是因为我们帮助解放波兰并赶走德国人。

不过，这已经是同我们的波兰同志、波兰工人党有关的内部问题了。该党领导人为哥穆尔卡，后来是贝鲁特。当时哥穆尔卡弗?哥穆尔卡自1934年11月至1948年8月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随即由博?贝鲁特继任该职务至1954年12月。其后波兰工人党改称波兰统一工人党。并不在卢布林，他在华沙，处于地下状态。我所提到的所有问题，均由身为新政府主席的贝鲁特处理，罗利亚-日梅尔斯基将军装甲兵将军罗利亚-日梅尔斯基自1944年7月起任波兰部队总司令。则被任命为波兰部队总司令。他对我们的态度很好，思想是亲共的，尽管并非共产党员。我们之间不存在分歧。他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诚然，后来这个可怜的人失宠，在波兰遭到逮捕，甚至进了大牢。我不知道他的罪名是什么。我听到的传闻是：他的罪名好像是充当外国间谍。不过此事我转述得不太准确。这个日梅尔斯基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直到战后还同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那时他已经是波兰元帅。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向胜利挺进!（4）

我前面已经说过，苏联政府与波方之间已经商定，哪几个州划归波兰，哪几个州并入苏联版图。划归波兰的地区中，部分居住着乌克兰人。生活在那些地方特别是海乌姆辛纳的乌克兰人，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海乌姆辛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属俄国管辖，那里俄罗斯人的影响很强大。当地的居民却是乌克兰人。当时派驻波兰新政府的类似大使的全权代表是布尔加宁。所以我来到卢布林时，总是在布尔加宁那里落脚。我和他本来就是朋友。我向他提出：“咱们去海乌姆吧。”

说去就去。我们来到大教堂，一个忧心忡忡的高级神职人员接待了我们。我们都身着将军制服，他便向我们诉说：“海乌姆马上就要交给波兰了。这里所有的大教堂都是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修建的。现在我们要统统失去了。”他并非向我们求告，只是热泪盈眶地一再证明这样做不对，不公平。他希望并入苏联，并入俄罗斯，从而保住东正教教会，这个大教堂不被波兰天主教徒改做天主教堂。我们仅仅参观了一番便离开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不想同他进行争论。

我在卢布林第一次目睹了法西斯匪徒用来焚烧囚徒尸体的焚尸炉。那里不是奥斯威辛，而是另一个集中营这是卢布林城郊希特勒的迈达涅克集中营。，但其中也耸立着几座焚尸炉。我和布尔加宁来到时，那里正在挖开一个个埋有尸体的土坑。令人毛骨悚然！那里也有一些板房，其中鞋子堆积如山。我看见一间堆满妇女辫子的大板房。总而言之，德国人将一切都分门别类，真是惨不忍睹。你眼瞧着，甚至都有些难以置信：莫非会犯下如此罪行吗？当时正好有一个委员会在进行调查，仔细察看这一切，并将其记录在案。我则是第一次亲眼目睹如此可怕的景象。此后我再也没有参观过其他的此类杀人场所，但读到过这方面的文章。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已逼近维斯瓦河。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给我来电话说，某月某日我军将在桑多梅日方向发起进攻，向维斯瓦河进击。“您快来吧！”我当即乘机前往。我很想了解战局，看看进攻的情况。主要很想看一看，因为我认为无需我参与研究和批准这次战役。一切都已谋划停当。科涅夫当时受到充分信任，他是一员优秀的战将，善于组织和指挥部队冲锋陷阵。我是凌晨抵达的，天尚未明便驱车直奔科涅夫指挥所。在预定时刻开始了炮火准备。如此强大的火力我前所未见。炮火准备结束阶段的火箭集中齐射，给我的印象尤为强烈。火箭实施打击时，整个田野都被映照得一片通明。我军飞机纵横驰骋，畅行无阻。如今我们已经完全拥有制空权。炮火准备结束，我军部队向前推进，我们走出指挥所，此时只能听见一些零星的炮火射击声。

我问：“集团军司令员的位置离我们远吗？”科涅夫说：“离这儿不远就是扎多夫将军指阿?谢?扎多夫任司令员的第五近卫集团军。的指挥所。”“我要到扎多夫那儿去。请派个向导，以免碰上地雷。”我驱车去见扎多夫。他正在自己的指挥所。我问他：“您的前面是什么，扎多夫同志？”他回答说：“我的前面吗？您瞧，我们的士兵都奋起向前冲，挺直身子不用变腰。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向胜利挺进!（5）

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只有左侧翼有一门敌军大炮在开火。敌军残余的有生力量全都四散溃逃了。”那里所呈现的，我得说是一副令人赏心悦目的情景：我们把敌人撵走了，打得他们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现在谈点儿别的。那是1944年，正值暮春或者初夏时节。一个基辅常见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突然听见一阵轰鸣之声，看见一大批排成纵队的飞机，不同寻常地闪耀着银光。这种飞机我从来没见过。我们在战前一度拥有白色的前线作战用高速轰炸机，但战争期间已为数极少。而且眼下这些飞机要大得多。我明白了，这是美国飞机。我在报上读到过，美国建造了一批“空中堡垒”。它们都朝着基辅方向飞行，我当然希望是美国飞机。但也不无担心：鬼才知道，也许是德国人的飞机呢？这些飞机从基辅偏北的地方飞过，直奔波尔塔瓦方向而去。后来我才得知，根据与罗斯福总统达成的协议，波尔塔瓦郊外建立了一个美国空军基地，美国飞机可以在那里着陆。它们可以在三个机场着陆：一个在波尔塔瓦郊外，一个在米尔戈罗德附近，一个靠近皮里亚京。它们从非洲起飞，轰炸敌军部队或者德国境内的军事目标，在我国降落，加油，装上炸弹，又重新起飞执行战斗任务。这叫做美国轰炸航空兵的“穿梭作业”。

有一次，德军对美机轰炸后的飞行去向进行了侦察。看来，他们设法尾随这些轰炸机，准确地查明了波尔塔瓦附近的机场。也许德军在那里有密探。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总之他们弄清了美国飞机的基地位于基辅附近，便空袭了这个机场这是1944年6月22日发生在波尔塔瓦附近的事情。47架美国飞机被击毁，21名美国人和24名苏联人受伤。6月23日米尔哥罗德附近的机场遭袭，3架美国飞机被击毁，13架被击伤。苏联军事人员30人牺牲，80人受伤；美国人牺牲2人，伤14人。。我接到报告，说德国人炸毁了那里的大批飞机，许多人伤亡。那主要是我们的人，因为负责地勤服务的都是我们苏方的人员。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此后我们就经常观察这些飞机在基辅上空飞行的情况。它们是夜间出动，轰炸后大白天返航。

我们通过乌克兰游击司令部了解到，班杰拉分子也建立了自己的游击队。我们得到准确情报，他们以罗夫诺地区为根据地。那里是荒无人烟的大森林，荒无人烟的波列西耶沼泽地带。波列西耶有我们乌克兰的几支大游击队，司令员是别格马。他已于两年前去世。战前他一度担任罗夫诺州党委第一书记瓦?安?别格马（1905~1965）于1939~1941年任乌共（布）地方州委第一书记，1942~1944年以少将军衔任罗夫诺地下州党委书记。，因而战争中他被派往该地组建游击队。他干得很出色。正是他报告说，离他不远的森林里有一支很大的班杰拉分子游击队，队长是塔拉斯?布尔巴。这就是说，这位头头给自己取了个果戈理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别格马甚至还与他有过交往：他们那里曾来人邀请我们的人去做客。我们吩咐别格马详细打探班杰拉分子的计划，他们准备如何行动，等等。这边说，也可以向布尔巴本人发出邀请，当然，如果他愿意到你们的游击队去的话。邀请发出了，布尔巴却并没有来。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向胜利挺进!（6）

我们对各种情况进行了更加详尽的了解，查明班杰拉分子游击队原地按兵不动，自始至终无所作为，并未与德国人作对。我们明白了，他们是在收罗对德国占领时可能投奔我们苏联游击队的人。他们以此为这些人提供一个出路，将他们接纳下来，但无所事事。我们断定，他们是在积蓄力量，准备与红军作战，不过并非在红军即将发起反攻将敌人逐出我国领土之际，而是要在其业已向前推进之后。到那时他们就会在我后方展开战斗行动。

我军解放罗夫诺后，我曾去该市与别格马和解放罗夫诺的部队司令员进行交谈。现在已记不清是谁解放的罗夫诺罗夫诺是由第六近卫骑兵军解放的（军长为 . .索科洛夫中将）。。我是1944年冬末去的。遍野积雪，天气寒冷。我抵达后，与军人进行交谈（那里没有集团军司令部，只有一个师司令部），他们对我说，敌军暂时仍在附近，正对罗夫诺进行炮击。傍晚我决定返回基辅。大家劝我留下，但我没有同意。我驱车向北，沿着我国与波兰的老边界行驶。

某地有我们的后勤供应基地。我到达时已是夜间。房里人满为患。我扫视了众人一番，心想：“这里有多少乔装打扮的班杰拉分子呢？他们在这儿吃饱喝足，暖暖和和，却干着奸细的勾当。”我事前就得到警告说，虽然没有令人悬心吊胆的事情，但也发现这里有班杰拉势力在活动，因此路上并不很安全。但我还是决定连夜往前赶，不在那里留宿。一直赶到老边界上一个小镇，才在镇上过夜。看来这样做是正确的。

1944年夏天和秋天，我军胜利向西挺进。这时我已很少去方面军司令部：共和国的事务缠身。虽然我也很想去，却无法分身。有时我真希望去看一看我们所解放的地方。这已经不是苏联本土，而是波兰了。1945年元月到了。斯大林给我打电话：“您能来一趟吗？”我说：“可以。”“那就来吧。这儿很需要您。”我当即乘飞机赶赴莫斯科。

斯大林兴高采烈地接见了我。他说：“波兰的同志请求帮助他们安排城市机关的生活和工作，尤其是建设自来水供水设施和下水道系统，离开这一切城市就无法生存。我们解放了华沙，可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整个华沙成了一片废墟，他们束手无策。而您已经积累起在新解放城市迅速恢复急需设施的经验了。”我回答说：“好吧，我很乐意去华沙。让我带上一名公用事业工程师和几名发电工程师。首先必须供电供水，恢复排水系统：缺少这三者，一个城市就无法生存。”

我邀请斯特拉缅托夫指一系列有关城市建设和城市交通发展的专著的作者 . .斯特拉缅托夫。与我同行。我知道他是一位能源工程师，而且具有组织能力。然后又邀请了几位电站工程师和供排水工程师。这些人我们好像都是从莫斯科物色的，有的人也可能来自基辅，我与他们一道飞往华沙。当时波兰临时政府按先前的称呼叫做民族解放委员会，位于华沙郊区维斯瓦河右岸的普拉格。总理是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是哥穆尔卡，而华沙的市长则是拥有将军军衔的斯佩哈利斯基莳卑滤詹伎 -莫拉尔斯基于1954年1月1日至6月28日任波兰临时政府主席。 .斯佩哈利斯基将军于1944年~1945年任华沙市长，后任人民国防部副部长。此前他曾任人民近卫军参谋长和人民军副参谋长。。他给我的印象良好，是一个年纪轻轻、精力充沛、积极肯干的人。按所受教育，他应是建筑工程师。这个搭配很好：建筑师充任重建中的城市华沙的首脑。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向胜利挺进!（7）

此前斯佩哈利斯基在波兰共产党人创建的人民近卫军和人民军内担任过举足轻重的职务，是武装部队的组织者之一。甚至担任文职的首都市长，斯佩哈利斯基也身着军装。红色人民会议主席贝鲁特我先前不止一次会晤过，与斯佩哈利斯基则是初次会面。

我们商定，我国工程师与波兰工程师一起，按地段分成若干小组。有些人着手调查发电站目前状况、何时可以恢复并获得电力供应，有些人负责供水管道建设，还有一些人，则负责排水系统。都是民众头等大事。城市清扫工作则由波兰人自己进行，这方面不需要我们效劳。我指派城市建设理论家和实践家斯特拉缅托夫为整个工作的领导人。他既同波兰专家、也同我国专家打交道。对所产生的具体问题，苏联工程师们首先与斯特拉缅托夫讨论，然后由斯特拉缅托夫向我报告，我国专家再与波兰同志讨论工作的进程。不久我就接到喜讯：照波兰人的说法已遭彻底破坏的发电站，实际上只是厂房被毁，设备却尚能开动，我们即将获得电力供应。外观检查表明，机器运转正常。供水机械也处于同样状况，可以迅即供水。排水系统似乎也未遭到破坏。听到这个消息令人欣慰。

经过几天对情况的详细了解和对涡轮发电机的试运转后，我向贝鲁特开玩笑说：“你们肯不肯把我们在华沙恢复的电力分一半给基辅，作为我们提供咨询帮助的费用呀？”当时基辅的电力供应状况很糟，发电站遭到破坏。虽说城内也有照明，但并非处处皆有。波兰人的情况倒还好些，电站受损程度较轻。华沙通了电，也通了水。贝鲁特喜笑颜开，一再向我们道谢，还让向斯大林转致谢意。他说得非常真诚。我认为他是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但他也有弱点，是个心肠太软、过分善良、容易轻信的人。因此也便横生出种种枝节：与他共事的人趁机大肆钻他的这些性格特征的空子。

贝鲁特向我介绍：“我们党是由德高望重的共产主义活动家韦斯拉夫，也就是哥穆尔卡来领导的。我很想请您去他的住所看看他，因为他重病在身，无法外出。”我回答说：“好极了，我很高兴去与他认识认识。”他们给我派了一名向导，我就动身去看望哥穆尔卡。现在当然已记不清他住在哪条街了。只记得房间很大，光线昏暗，已经被烟熏得乌黑。房里有个小壁炉，可以用来取暖，用炉取暖装置没有运行。我进门的时候，他的妻子正在洗衣服。哥穆尔卡坐在圈椅里，一边脸颊用黑手绢包着。我们进行了交谈。哥穆尔卡当时俄语说得不是很好，但也仍然可以交流，何况还有译员从旁协助。

哥穆尔卡同志谈了对国内形势的看法和工人党组织工作的状况。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具有清醒头脑的人，了解应从何处着手和如何安排党政机关的活动。总之，他给我留下了一位大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印象。他说：“眼下我有病在身。但我会站起来的，很快就能站起来，那时就可以开足马力地干了。”我向斯大林谈及我的波兰之行，也提到了哥穆尔卡的情况。我们原先不了解他。我不清楚斯大林是否听说过他，大约也不曾听说过。我对他评价很高，在斯大林面前为他美言了一番。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向胜利挺进!（8）

我很想去罗兹看看。罗兹已经从法西斯匪徒手中获得解放。罗兹的纺织企业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已驰誉全俄罗斯（华沙和罗兹当时归入俄罗斯帝国版图）。罗兹是产业无产者的一大中心。这就是我想去看看的原因。我将这个想法告诉哥穆尔卡。他说：“好哇，您就去吧。”想必波兰领导人之间亦已商定，因为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主动提出：“我陪您去。”我对他说：“那太好了。”我们便乘车向罗兹进发。那里距华沙相当远，但路况很好。途中自然也看见了战争给予波兰所造成的破坏，不过却未曾发现特别严重的破坏。

我们抵达罗兹后，来到一所医院。这家医院设备良好，一度很有钱，但是太冷了：没有烧暖气。可是我们需要在这儿过夜。室内我们并不觉得暖和，只能避避风而已。这是一座真正的冰窖，我们为了暖和一点，穿上了手边所有的衣服。傍晚，罗利亚-日梅尔斯基过来，大家一块儿吃晚饭。次日参观了整个城市。罗兹的工厂均未开工。总的说来，城市里所有部门均尚未上班，一切都处于混乱状态，尽管在罗兹我也并未发现破坏迹象。反正我脑子里未留下这种印象。如果将基辅、哈尔科夫、顿巴斯的城市和矿井以及波尔塔瓦所遭到的破坏与在此处所见到的情形做个比较的话，那么我的结论是：除去华沙之外，波兰的损失“微乎其微”。

华沙遍布瓦砾，只有个别房屋得以保全。人们住在废墟之中和地下室里。一切都被掩埋在坍塌楼房的残砖碎瓦之中；人们在废墟中打洞，在其中聊以栖身度日。我想登上飞机，从空中看看华沙。因为乘车经过一条条街道时，你简直难以想象破坏的规模。左右两侧全是成堆的瓦砾，有如行驶在乱山中或者断岩残壁之间。我乘坐飞机，在华沙上空兜了几个圈子，放眼望去，惨不忍睹：全城业已破坏殆尽，尤其是犹太人区，法西斯匪待将犹太人集中到这里斩尽杀绝，凡是能毁坏的一切均难逃浩劫。其他城区所遭受的损失也许稍小，但也是遍地废墟。

有个星期日，华沙人组织了一次街道大清理，希望能让这些街道发挥作用，可以用于走路和行车。贝鲁特向我提出：“我们也去干干活吧，象征性地干干也好。”我们来到事先划定的区域，那里早已聚集了许多工人、职员。当时他们并没有区分得那么清楚，只是笼统地把所有的人都叫华沙人，不过也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基辅人”即基辅的居民那层意思：不是，给这个词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含义。人们打着号召全面重建华沙的标语牌。开始劳动了，大家齐心协力。但人们营养不良，很难指望干出特别的成效来。我们也多少干了点活儿，纯属象征性的。

与贝鲁特一起去的还有斯佩哈利斯基和其他领导同志，现在我无法一一记起了。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我还记得。别人告诉我，他是学建筑的。当时他还是共产党人中的积极分子，后来，不知怎的很快就消失了，以后我再去华沙，已经见不着他。他出了什么事呢？他显然比其他人年长。也许是年岁不饶人？根据他的谈吐，他给我的印象是个颇有头脑的人……总之，德军刚刚被赶出华沙，斯大林便让我去参与重建工作。我圆满完成任务之后，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华沙。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向胜利挺进!（9）

我认为，当初波兰专家完全可以自己动手，看来，他们也能自力更生，斯大林却把我派去。就是说，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不过，我们确有一些必不可少的经验：我们从事过哈尔科夫、顿巴斯、基辅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重建工作，懂得应当从何着手。满目疮痍的城市已经不会让我们感到万念俱灰，不会使我们打不起精神。眼前的确是千疮百孔，废墟遍地，城市机器全然无法运转。然而我们加以清理、收拾，铲除碎砖，扫净尘土，努力修理好机器和其他城市设施，开展重建工作……瞧吧，城市恢复了正常面貌。波兰的发电站也迅速修复，开始供电，完全能满足华沙的需要，而且不仅满足城市和工业的需求，甚至还有富余。

我返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了工作成果。斯大林对我的汇报颇为满意。我们向波兰提供了援助，这肯定给波兰人民尤其是华沙居民留下良好的印象，他也喜不自胜。当然，斯大林并没有向我提到另外一个方面，但我自己心知肚明，1939年苏德条约签订后给波兰人留下的创伤犹新，尚未愈合，斯大林希望设法加以缓解，尽量让波兰昔日所受到的伤害更快地得以消弭。

据波兰共产党人对我讲，奥苏布卡-莫拉尔斯基是波兰社会党人，他们对他缺乏充分的政治信任。但他始终同其他社会党人一道，与波兰工人党进行合作，被推上国家总理这一高位。他本人是合作社工作人员出身，深入研究过合作社问题。尽管战后我和他会晤过，但我对他个人很难做出评判。当时他是我的客人。有一次斯大林向我提出建议：“邀请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率领波兰代表团访问你们乌克兰，好好接待他们。”那次除了奥苏布卡之外，有贝尔曼，好像还有明茨擢北炊 胶笫遣　脊と说持醒胛 焙驼 闹匾 疃 遥徽 明茨是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工业与贸易部长。。他们访问了基辅、扎波罗热，然后我陪他们乘飞机前往敖德萨。我们着实尽了一切努力博取他们的好感，为苏波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良好关系创造条件，给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尊重铺平道路。

不过，与贝鲁特尤其是哥穆尔卡和斯佩哈利斯基相比，奥苏布卡并未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至于西伦凯维兹约?西伦凯维兹（1911~1989）1941~1945年被押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后来担任波兰社会党总书记，1948年进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1947~1970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52~1954年为副主席）。，当时我就听说这是波兰社会党一位年轻而引人注目的活动家，不过我并未亲自见过。1945年他还不在华沙，因为当时被押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我与他是后来相识的。向我详细介绍西伦凯维兹的是华西列夫斯卡娅—这是一位招人喜欢的杰出的波兰女人，意志坚强的优秀作家，具有深刻思想的政治活动家。我很敬重她，但在那次谈话中她却令我感到难过。我对她说：“万达?利沃夫娜，很可惜，我和您难得见一面的时刻就快到了。”“为什么您会这样想？”她谈话时带有明显的波兰口音。她尚未熟练掌握俄语。“怎么叫为什么呢？波兰正获得解放，华沙眼看就要解放，显而易见，您得去那里负责领导工作。”她当时是波兰爱国者联盟的领袖，波兰部队在思想政治上也遵循她的路线。她回答说：“不，我决不离开基辅。除非波兰成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我才离开基辅。”（当时苏联有16个加盟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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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她多次向我讲过这话。她也确实不曾离开过基辅。她没有离开，我甚至感到些许遗憾，因为我觉得她在波兰会起更大的作用。不过看来她离去的一大障碍是考涅楚克剧作家阿?叶?考涅楚克于1946~1953年任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她与考涅楚克关系亲密，好像已嫁给了他，不过并未去国家有关部门正式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华西列夫斯卡娅对考涅楚克发挥了积极的影响，遏制了他的许多不良行为，尤其是酗酒的习惯。在这个问题上，考涅楚克总是没有节制。诚然，战争爆发初期她本人也曾一度滥饮，看来是由于心情沉重：祖国沦亡，苏军溃退，丧失了乌克兰。后来她便恢复了先前的意志力，约束住了自己，并对考涅楚克产生了良好影响。用餐时往往他伸手想再来一杯白兰地，华西列夫斯卡娅只需望上他一眼，他便连忙缩手。我对此感到高兴。这对他们两人都好。

我想提一提1944年的华沙起义。描写此事的文章连篇累牍，都将起义失败归咎于我们苏联人。西方国家政治家常常对此事旧话重提，意在鼓动波兰人反对苏联：他们说，瞧，布尔-科莫罗夫斯基 .布尔-科莫罗夫斯基（1895~1966）于1934~1944年担任波兰国家军领导人，领导1944年8月1日至10月2日的华沙起义。近在苏军眼前与德国人激战，俄国人却不肯施以援手。科莫罗夫斯基终成德国人的阶下之囚。然而，尽管他趁德国占领军在波兰处于最危急的时刻发动起义，自己也受了一场虚惊，但后来他却在西方积极从事反对苏联和人民波兰的活动。

我现在对此只能发表一些纯属个人的看法。至于我们有关援助起义的问题是如何决定的，西方在此事上对斯大林所提出的指责究竟有多大根据，我不掌握任何具体事实甚至无法断定其人确有其事，尽管持反面意见一方完全可以提出各种论据。当时总的形势究竟如何呢？

苏联军队已逼近华沙，后方卢布林还有个波兰新政府。米科瓦伊奇克斯?米科瓦伊奇克（1901~1966）于1940~1943年间任波兰流亡政府副总理，1945~1947年在波兰国内任副总理和波兰人民建设党主席，再次流亡。领导的波兰流亡政府设在伦敦。自然，西方，主要是伦敦，准备在波兰建立自己的政府。他们希望利用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鲜血打败德国人，解放波兰，却希望波兰仍然是个亲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企图剥夺该国人民建设一个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工农新波兰的机会。这是丘吉尔的意图。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自然一心希望波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即便形式上不是一个苏维埃国家，在实质上也应当如此；让与农民结成联盟的工人阶级占有优势；让列宁主义的政策取得胜利。

我军抵近维斯瓦河、华沙爆发起义之际，所谓我们应当援助华沙人的鼓噪一度甚嚣尘上。然而战争尚在进行，援助是什么意思？那里驻扎着德国人，他们在进行防卫，而我们面前又横亘着一条水深浪阔的维斯瓦河。这可绝非轻而易举，想冲就可以冲过去的事！我得提醒一句，我们逼近基辅时，也曾在第聂伯河面前望而却步。首先得试图渡过第聂伯河，然后才谈得到击溃德军，将其逐出基辅。为此我们花费了不少时间。我已经讲过，我们曾从布克林屯兵场两次发起进攻战役，随后却仍然被迫在偏北的方向重新部署，从另一个屯兵场实施打击。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向胜利挺进!（11）

显然，现在面对华沙，我们也遇到同样的困难。我们夺取华沙并非正面进攻，并非就近从华沙郊外的普拉格渡河直扑城内，而是绕过华沙，在靠北的地方强渡维斯瓦河，迫使德军弃城而走。至于敌人尚在华沙城内，敌我双方分别处于两岸，彼此几乎可以隔河相望的那些日子，我并不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但我也能理解对方的理由。他们完全可以使人相信，我们苏联人是蓄意不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巩固布尔-科莫罗夫斯基的地位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如果我们不承认他的政权，日后他在华沙就可能与我们作战。而我们当然不会承认他的政权。

丘吉尔通过米科瓦伊奇克煽动了这次起义。他企图让我们面对既成事实：我们流血牺牲进抵华沙，而波兰首都却已经有了以米科瓦伊奇克为首的该国政府。如若排除现存的政府，就意味着在盟友之间制造麻烦，引发尖锐的磨擦，这自然不得人心。根据我的判断，当时的局势就是如此。不过我要再说一遍，我对任何一种说法的事实根据都全然不知。

德国人被赶出华沙之后，米科瓦伊奇克来到华沙，当上了副总理。我是在莫斯科与他相识的，当时波兰领导人来访，与斯大林进行会谈。后来斯大林设宴款待他。这里需要说句实话，由民众组建、米科瓦伊奇克领导的国家军的下属机构很多，力量强大。后来我们与这支部队相遇，它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早在利沃夫时我们就领教了国家军的厉害。

1944~1945年冬天，我军继续胜利反攻，长驱直入德国本土。我经常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司令员科涅夫通电话。他向我介绍战况，不过我当然不必亲临方面军司令部。其时我正为乌克兰非军事事务忙得不可开交，尽管我也想，甚至很想不时与部队的同志待在一起，听听他们的意见，瞧瞧德国的国土。此前我从未到过德国，很想亲眼见见德国人，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观察他们对我军攻入他们国土的感受，看看他们对于希特勒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的体验。如今战争已转移至德国本土，德国人民也遭受着他们给我们所造成的痛苦。

有人会说，罪在希特勒，而非德国人民，此话不错。我明白这个道理，始终明白，而且对两者区别对待。德国人民受到沙文主义的愚弄或者麻醉（我不知道其中何种说法更为合适；看来二者皆可），从而支持了希特勒。如若德国人民不支持希特勒，希特勒就待不长。德军不单与我们作战，并且在战斗中表现得很顽强，这支军队可是由德国人组成的。希特勒所提出的夺取生存空间、德意志民族优越的思想、纳粹主义的麻醉剂，使民众不辨是非。因此之故，我才想看看德国人觉醒的过程，或者说是否已经觉醒。

有一天，我与科涅夫通完电话，便乘飞机前往他那里。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德国的一个小镇，面对奥得河。我军正在布雷斯劳地区作战。布雷斯劳已被包围，但德国人负隅顽抗，久攻不下争夺布雷斯劳的战斗自1945年2月中旬持续至5月6日。。我决定抵达方面军司令部后与司令员和先前的同志们谈谈。我很想去西里西亚看看，因为莫斯卡连科的第38集团军在那里作战。然后我还想去库罗奇金第38集团军自西里西亚向莫拉夫斯卡?奥斯特里瓦市推进。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向胜利挺进!（12）

帕?阿?库罗奇金上将自1944年4月至1945年5月任第60集团军司令员。担任司令员的第60集团军。该集团军先前的司令员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后被任命为方面军司令员，在东普鲁士阵亡。他是一位让人寄予厚望的年轻将军伊?达?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自1942年7月起任这个集团军司令员，然后自1944年4月起任西方面军司令员和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员。1945年2月18日牺牲于梅利扎克（现属波兰）附近。。

总之，我飞往德国。空军司令员克拉索夫斯基斯?阿?克拉索夫斯基空军中将自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任空军第2方面军司令员。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部当时位于勋瓦利杰（在波兹南至卡托维兹的铁路线上）。告诉我可在什么地方着陆。有人来迎接我们，将我们送到司令部。司令部位于一个德国小镇上。我们沿途看见条条大路上都撒满了鸭绒和羽毛。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解释说：“这是德国人逃走时乱扔自己的财物，里面有羽绒褥子和枕头。看来是士兵们抖掉羽绒，拿来做包脚布了。”

我在司令部所在的地区未见到一个德国人。他们不是早已逃离，就是被迁走了。我对德国的建筑很熟悉：一座房子，旁边紧挨着马厩、牛圈和其他设施，院子正中则是厩肥坑。我在乌克兰的移民那里见到过这种结构，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有规模不小的德国侨民居民点。

我从司令部出发，前往库罗奇金和莫斯卡连科所在的部队。不记得是在哪边过的夜了。但是还记得其中有个集团军的司令部设在一个矿山的居民点，靠近煤矿。我将它与顿巴斯的煤矿进行一番比较，在矿工的眼里这儿真可谓人间天堂。煤矿位于森林之中，美不胜收，职员和工人们的住房都很好，生活条件比我父亲干活和我度过童年、青年时代的矿井要优越得多。

两位集团司令员介绍了战局。形势都一片大好：部队节节向前推进，士气空前高涨，已经胜利在望。其实我此行主要是想看看德国的生活条件，想见见居民，与战争无关。可是我在这儿也没有见到居民。他们不是已逃离，就是被迁走了。通常在本国也要把居民迁出司令部所在的地区。在这方面斯大林有硬性规定。至于这些规定是否必要，则很难说。这样做是为了不容密探在附近藏身。

这时仅在森林中尚有积雪，其余的地面已经冰化雪消，我看见田野里有大量的菜堆。我问：“这是土豆吗？”因为德国人喜欢吃土豆，而且善于种植土豆。他们就在地里搞大菜堆，其中的土豆可以贮存很久。我是从我们在乌克兰进行的实验中知道的。不过那与我们在此处见到的情形并不一样。如今我已经退休，一天外出滑雪游玩，地里正在装运做饲料用的甜菜，那还是秋天堆放在菜堆里的。如此无知，不知节俭，我看看真憋气。大量的甜菜已经腐烂，因为贮存不善。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向胜利挺进!（13）

我对当地的工作人员说：“堆放的时候难道没有想到通风？”他们只是用麦秸稍稍盖了一下甜菜，然后撒上一层土，未留下任何通风的地方。里面的菜自然全都发霉腐烂了。德国人则是按照德国的方式。对德国人的耕作水平、总体较高的文化水平应当说句公道话。我瞧着他们的田野心生羡慕，人家样样事情都做得那么出色。土豆很多，那可是1945年，德国战败的年头啊。

科涅夫向我介绍了方面军今后的计划。此时他已经毫无怨言。他认为自己的部队仗打得好，军需品供应也有保障，他们足可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从前线返回时途经波兹南和其他几个现已划归波兰的城市。这些城市均遭到严重破坏。随后驱车去克拉科夫，再折回乌日哥罗德，从乌日哥罗德乘飞机回到基辅。

行经波兰国土时我决定乘坐汽车。途中对形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才明白我正冒着很大的风险：该地没有我们的部队，道路交通糟糕，而波兰国家军已开始行动。在靠近苏维埃乌克兰边境的地方，班杰拉分子正大肆活动。这还仅仅是开始，但已发生了袭击我们的人并将其杀害、谋杀党政人员尤其是肃反积极分子的事件。肃反工作人员本身也在追捕班杰拉分子，在与苏联敌人的斗争中自己以身殉职。

关于克拉科夫，现在我只能说是毫发未损。波兰活动家认为克拉科夫得以保全是苏军的功劳。这方面的文章写了很多。自克拉科夫至乌日哥罗德途中，我也未发现严重的破坏，我的感觉是，由于我军迅速推进，也由于1939年德国人进攻该市时，波兰军队无力抵抗，当地并未发生旷日持久的战斗，所以就没有受到严重破坏。那是我最后一次飞赴方面军司令部。我与方面军司令员、莫斯卡连科和库罗奇金等集团军司令员一起，为事情的发展感到高兴。他们全都如登天堂。不单是“我们占了上风！”而且结束战争，全面粉碎希特勒军队已指日可待；我军即将攻入柏林，大获全胜！这是我们因国家此前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得到的一种报偿。

我回到了基辅。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苏联元帅格?康?朱可夫1944年11月至1945年6月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当时常常给我打电话。我一直与他保持着友好关系。他在电话中乐不可支：“瞧瞧希特勒这个家伙，马上我就要把他关进笼子给你送去了。将他押送莫斯科的时候，我一定吩咐路过基辅，好让你也瞧瞧他那副嘴脸。”我则祝愿朱可夫马到成功，并与他一起欢欣鼓舞。我确信，只要部队由朱可夫指挥，其进攻就有坚实的保证。德国投降时，朱可夫又给我来电话：“我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这个坏蛋完蛋了，连尸体也烧掉了。”

其时我与科涅夫也常在电话中交谈，他同样讲自己的情况。但这段时间与朱可夫的联系比与科涅夫之间更为频繁，因为我与朱可夫的私交更深。我与科涅夫直到战争期间才相识，战前我与他只有一面之交。朱可夫则是基辅特别军区的司令员，我同他既因公会面，他也常到我的别墅，我们还一起打猎，因而我同他关系很好。我很敬重他，高度评价他的司令员工作。他也当之无愧。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向胜利挺进!（14）

在苏联各族人民抵御希特勒入侵的战争光辉历程行将终结之际，因消灭敌人而产生的喜悦之情与我国胜利所获得的精神上的满足和崇高感情交织在一起。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曾经用过《圣经》中的一句话：“那仗剑朝我们袭来之人，也必将死于剑下。”这句话一度挂在大家的嘴边，我们战胜之后，它终于变为现实。当我得悉德国投降时，我的欢乐之情真是难以言表。我国举国上下也都欣喜若狂。对此有人屡加描绘，我不可能比作家和艺术家们对莫斯科红场上所出现的情景描述得更为精彩。那里的军人简直被欢乐的拥抱弄得喘不过气来。胜利了！举国欢腾！接吻，拥抱，普天同庆。我也亲身体验了这一切。

虽然我十分了解斯大林，并且知道他会如何作答，却仍然急于给他打电话，向他祝贺胜利。我拨了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斯大林拿起听筒，我向他表示祝贺：“斯大林同志，为我国武装力量的胜利、为我国人民的胜利、为全面粉碎德军，谨向您表示祝贺，”如此等等。我已记不住当时所说的原话了。结果怎么样？斯大林对我说了一句粗鲁话。仿佛是说我向他谈这种问题，占用了他的时间。唉，我简直目瞪口呆。怎么可以这样呢？为什么呀？我当时感到很难过，直骂自己：干吗要给他打电话呢？本来就知道他的脾气，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明白，他是想向我表示，所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既往的阶段，眼下他已在筹划新的大事。因此他才说，何必去谈论昨天？如今他正为明天殚精竭虑呢。

我认为，这是装模作样的表演。斯大林能极其巧妙出色地扮演这样的角色。既然他是一个粗鲁无礼的人（并非我第一个说他粗鲁无礼：极为了解他的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就提到过斯大林的粗鲁无礼、偏执顽固），这个结果也就顺理成章。

我事后为此事难过了很久。怎么会是这样呢？难道他真的失去了欢乐感？要么是假装的？他可并未失去恐惧感啊！我亲自目睹斯大林在战争初期的状态。当时他已完全垂头丧气，活像一团烂泥。他险些撒手不管，不肯采取积极行动。他居然对政治局委员说出这样的话：“列宁创建了我们国家，而我却把它败光了……一切都完了。我不想干了。”说罢坐上汽车，离开克里姆林宫，直奔自家的别墅。据贝利亚后来对我讲，大家随即紧跟他来到别墅，一再劝说他，希望他务必鼓起往日的劲头，着手采取行动，因为胜算还是有的，并非一切都已丧失殆尽，我们还余下辽阔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

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胜利！然而此时此刻他却似乎并不高兴。他给人的印象是：“你干吗向我祝贺？这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却明明见过处于另一种情况下的他，深知他当初并不是这样的想法，他的想法甚至还不如他身边的人。如今他却干出如此荒唐的事情：不肯接受祝贺……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关于几个人物（1）

关于几个人物

谢尔巴科夫亚?谢?谢尔巴科夫（1901~1945）政治活动家。上将。1938~1945年任莫斯科市委和州委第一书记，1941年起兼任联共（布）中央书记，苏联新闻局局长。1942年起任苏军政治部主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也参与了这些坏事。说到这里，我想回忆一件事情，当时谢尔巴科夫以“能干的红军建设者”闻名遐迩，不知他因为什么跻身于这些建设者的行列。我军在各条战线上撤退的期间，尤其是1942年年初，登载了许多批评性文章，文章揭露红军的缺点，并对撤退的具体事实进行批评。当时，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多夫任科亚?彼?多夫任科（1894~1956）俄罗斯和乌克兰电影导演，编剧，俄罗斯人民艺术家。苏联电影事业创始人之一。创作了富有诗意的史诗性影片：《兵工厂》（1929）、《土地》（1930）、《肖尔斯》（1939）。获列宁奖（1959年追授），苏联国家奖（1941，1949）。发表了十分尖锐的批评性文章，他是个杰出的电影导演，优秀政论家。他思维清晰，文笔犀利。因此他的文章能击中要害，而且得到斯大林的赞许和夸奖。1943年他写了电影文学剧本《烈火中的乌克兰》。这是一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剧本。剧本中的许多事情都取自他自己的文章。《烈火中的乌克兰》，书名本身就很吸引人。的确，当时整个乌克兰都处在烈火之中。作者不惜笔墨，对红军进行尖锐的批评，特别是批评了那些负责战斗准备的人，并且说明，备战不合乎现代的条件。

多夫任科将剧本交到中央。我看了剧本，马林科夫和其他人也都看了，具体是谁看了现在已记不清。多夫任科是想发表，以便在此基础上拍一部电影。有一次斯大林召我去莫斯科，他问道：“您看过多夫任科的剧本吗？”我说：“看过。”诚然，我并未看过，我是听过，是多夫任科亲自给我念的。当时我时间紧张，正在进行紧张的战斗，我不可能集中精力去看剧本。那是1943年7月德寇开始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区发动进攻的时候。我的一多半心思都放在战事的进行上面，多夫任科并没有全部念完，他有时候说，这个地方我是完全照搬自己的哪篇文章。我觉得作品很尖锐，符合时代需要，揭示了我们的缺点。

总之，斯大林把我召去，他问：“您看过剧本吗？”我说：“看过。”我对斯大林讲了我是在什么情况下看的。斯大林认为这不过是我的托词，便开始批评起剧本来。他大骂多夫任科，这令我一时目瞪口呆：斯大林原来可是对这个作者很好的，器重他，支持他，尽管过去有些人怀疑多夫任科，甚至公开指责他犯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及其他毛病。当时时兴几乎在每一个乌克兰族的文化人身上寻找这样的毛病，无论存在还是不存在。卡冈诺维奇在乌克兰工作期间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说每个乌克兰人都是潜在的民族主义分子。一派胡言！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关于几个人物（2）

一天晚上，斯大林邀请我去，谢尔巴科夫也去了。开始批判这个剧本。这时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马林科夫一言不发，尽管他知道这个剧本并且表示过赞许。我记得他甚至亲自接见了多夫任科。谢尔巴科夫来了一通检察官式的发言，对斯大林起了挑唆作用，他将多夫任科的剧本贬为“极端民族主义的作品”，还说作品中所有的苏联基本理论都受到了批评。斯大林顿时火冒三丈。我不打算说自己，不过考虑到斯大林的性格，我当时所受到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斯大林不光是批判，他还提出让我把许多乌克兰领导人、政府成员和主管宣传的中央书记，还有考涅楚克、巴让、特奇纳以及雷利斯基全都叫来。多夫任科也在场。斯大林当面把多夫任科痛斥了一顿。结果是多夫任科作为艺术活动家的未来简直给挂了起来，甚至还有更大的危险。斯大林向我提出，让我们在这次“交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一项关于乌克兰思想战线情况不妙的决议。

我们这些乌克兰领导人起草了决议，一两天之后，又来到斯大林这里。我们全都是自己干的。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一个联共（布）中央委员参与此事。我们把决议交给斯大林，他当着在场许多人的面审看了这个草案。让我大为满意的是，他说：“行，好的，完全可以接受，通过！”不错，我们在起草这项决议时对自己完全采取自我批评的态度。然而它好就好在是我们自己起草的，就是常言所说的，自己打自己，不过打得不是很疼。这样的决议获得通过。谢尔巴科夫得意之至，如登天堂。后来我为多夫任科的这部作品遭了很长时间的罪。谢尔巴科夫一有机会，就恶毒地挑唆斯大林，向他提醒剧本的事。

有人对我讲，在高尔基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期间，谢尔巴科夫作为书记被安插到他的身边，谢尔巴科夫主管意识形态问题，为的是让高尔基按照规定的套路来开展苏联作家协会的整个工作。然而高尔基并不是一个需要由谢尔巴科夫来领导的人。最后是高尔基要求把他调走。谢尔巴科夫生性阴险毒辣，由此可见一斑。我是在他1942年当上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之后，才初次领教了这个人的。他的工作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千方百计地收集有关每日战斗行动进程的情报（为此他成立了特别处），并利用他骗取的斯大林的信任这一点，抢在总参作战部之前将情报送上去。这纯粹是作战部的职能嘛！这样就使得作战部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处于受谢尔巴科夫支配的地位。事隔不久，开始了我们在前线节节胜利的时期。苏联城市纷纷获得解放，我军顺利向前挺进，所有这一切，都是谢尔巴科夫头一个向斯大林报告，全都由他来“提供”。这在今天听起来显得很可笑，然而当时情况就是如此。我对谢尔巴科夫给予应有的评价，而且是从最坏的方面。当然，罪魁祸首还是斯大林。他一手制造了可能发生此等事情的环境。

多夫任科仿佛一下子被打入冷宫。他情绪低落，原来对他的态度也改变了。总之，他受到冷遇。这也影响到他的活动。我看着他的样子觉得挺可怜，却又爱莫能助，因为我受到的批评比他还厉害。这种状况几乎一直维持到斯大林去世。后来我们又恢复了多夫任科应有的地位，并尽量让他重返有益的活动。他又开始创作影片了，他去世后，他的妻子索恩采娃根据上面提到的剧本拍出了一部很好的电影索恩采娃执导的影片《火热年代的故事》拍摄于1961年。。我观看这部电影时，由衷地感到满意。影片确实有多夫任科的遗风。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关于几个人物（3）

我认为他是一个正直、忠诚和直率的人。有时他会说出领导听了不舒服的话。然而这倒是件好事，因为听到正直人的话比听敌人的话强。如果朋友错了，可以向他解释，也可以考虑他的正确意见。多夫任科去世后，我向乌克兰人提出建议：“基辅电影制片厂就以多夫任科的名字来命名吧，因为他为电影在苏维埃乌克兰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他在这方面建树颇多，让他的名字闪耀在基辅电影制片厂的旗帜上，他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他们确实也这样做了。

还有一个对多夫任科说来很典型的细节。贝利亚被捕后，他要求我接见他，并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我是想让您知道一件使我很感兴趣的事情。有一天，电影导演齐阿乌列里齐阿乌列里（1894~1974）苏联人民演员。执导的影片有：《萨巴》（1929）、《最后的化装舞会》（1934）、《宣誓》（1946）、《攻克柏林》（1950）等。，影片《攻克柏林》的作者，邀请我到他家去。”这个导演靠的是斯大林和贝利亚的个人支持。他拍的影片中，斯大林作为大本营首脑的主要工作是在一个摆着空椅子的大厅里进行的，这绝非偶然。画面上只有斯大林，同他在一起的是波斯克列贝舍夫，党中央机要局局长。阿谀奉承的艺术作品！这里我补充一点，斯大林去世、贝利亚被捕后，我们建议齐阿乌列里离开莫斯科。他去了外地的什么地方，继续工作。不知道他今天在艺术中占据着什么地位，也不知道从给他指出的问题中得出了多少有益的教训。

多夫任科继续讲道：“齐阿乌列里对我说：‘多夫任科同志，我倒建议您到贝利亚同志那儿去一趟。贝利亚对您很感兴趣。您去一趟，听听他的意见，对您会有好处的。’他为什么要给我提这个建议呢？我没有去贝利亚那儿，因为我没有任何问题要找内务部。我去那儿干吗？”我对多夫任科说：“他让您去，是为了把您变成贝利亚的密探。他恰如其分地认为，多夫任科无论在乌克兰和在艺术上都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贝利亚在计划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可以把您变成其中的一个同盟者，这样在采取血腥行动时也好依靠您。这些行动只能够是血腥的，因为贝利亚不承认其他的方法。”

谢尔巴科夫则继续自己的卑鄙活动。我不知道，他在器质上有多么易于染上酗酒的恶习。我不认为他自己喜欢酗酒。不过因为斯大林喜欢这个，他除了自己狂饮烈性酒之外，还拉其他人酗酒，以取悦斯大林。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同上酒的女仆讲好了给他们上的酒瓶，但是要往里灌水，稍微掺上一点酒或者果汁。这样一来，酒杯里就可看见所需颜色的液体：如果是白色的酒，那就是白色液体，如果是红酒，那就是红色的液体。其实这不过是水而已，他们就喝水。可是谢尔巴科夫揭穿了他们：他从一个这样的瓶子里给自己斟上“酒”，尝了尝，高声喊道：“他们喝的这不是酒！”斯大林大发脾气：居然骗到他头上来了。他跟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大闹了一场。我们全都对谢尔巴科夫感到气愤。因为我们并不想喝酒，即使要喝，那也尽量少喝一点，以便应付斯大林，但不把自己灌醉，不拼命喝。谢尔巴科夫也受到这种折磨。然而这个恶毒的马屁精不仅自己拍马屁，还让别人也这么干。他的结局很悲惨。贝利亚当时说得对：谢尔巴科夫是死于喝酒太多，喝伤了身体，便一命呜呼了。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关于几个人物（4）

诚然，斯大林的说法不一样：说那是个傻瓜，都已经开始康复了，后来不听医生的警告，有一天夜里同妻子饮酒无度，送掉了性命。然而我们知道，他是死于为讨好斯大林而过量饮酒，并非死于自己的贪杯。这个不正派的、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至今给我留下了最不愉快的印象。他没有一点良心。为了抬高自己，无论什么都可以干，无论对谁都可以事事找岔为难。斯大林就喜欢这个。他很喜欢挑唆我们，是他培植和加强了谢尔巴科夫内心卑鄙的品质。

当我再次调回莫斯科工作时，我当然多半是在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同他直接打交道。我要说这对工作也有好处。因为我们从斯大林那里也得益颇多，因为他是个有威望的政治活动家。当他精神正常、头脑清醒的时候特别好。这时他向周围的人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指示。说实话，我对他评价很高，十分敬重他。然而，我在莫斯科比只身待在乌克兰更痛苦。几乎每天晚上他都打电话来找我：“来吧，一块吃顿饭。”那是可怕的家宴。我们快天亮的时候才回家，可我还得去上班。我尽量赶在10点之前去，午休时间设法小睡片刻，因为总是感到面临威胁：如果不睡一会儿，要是被他叫去，过会儿就会在他那里打盹儿。谁要是在斯大林的餐桌旁打盹儿，都不会有好下场。

斯大林有时胡闹起来，简直叫人不可思议。他往人身上扔西红柿，例如战争期间我们在防空洞里的时候。我是亲眼所见。我们为军事问题去找他，我们汇报完后，他肯定会邀请我们到他的防空洞去。开始用餐了，最后总是以扔水果蔬菜收场，有时往天花板和墙上扔，时而用手，时而用勺子和叉子。我感到很生气：“堂堂国家领袖，一个聪明人，怎么能喝成这副模样，干出这等事情呢？”那些方面军司令员，如今的苏联元帅，也是几乎人人都经过这样的考验，都亲眼目睹这样丢人的场面。这样的场面始于1943年，一直持续到后来斯大林恢复了原来的外表、相信我们必定取胜的时候。此前他始终是一副可怜相。我不记得当时曾办过酒宴。他心中十分郁闷，叫人目不忍睹。

还有一件事足以说明斯大林的为人。这已经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了。战后，乌克兰的各项事业都蒸蒸日上。共和国恢复了农业、工业，斯大林对乌克兰领导人的态度也随之改善，对我这个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兼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也是如此。有一天，就拖拉机厂一事发生了争论。米高扬汇报了白俄罗斯研制的誓-35柴油拖拉机。拖拉机不错，但价格昂贵。米高扬对这台拖拉机推崇备至。斯大林问我有何看法，我也把拖拉机夸了一通。诚然，我发现拖拉机有待完善，功率也低，不过那是柴油发动的。拖拉机是柴油发动的,这也博得了斯大林的好感，因为燃料要便宜一些。突然他冒出一个念头（或者是谁给他做了提示）：最好是让其他的工厂也转产柴油拖拉机。他建议先由哈尔科夫工厂转产这样的拖拉机。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关于几个人物（5）

我试图论证这样做不行。拖拉机工业人民委员阿科波夫廓毖 阿科波夫（1899~1958）苏联国务活动家，共产党员（1917年起），1937年起任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厂长，1939年起任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1940年起任副中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1941~1946年任中型机械人民委员，1946年起任汽车与拖拉机工业部部长，1950年起任农业机械制造部副部长和部长，1946~1950年和自1954年起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也持反对意见，并给我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斯大林却不容商量，将自己的主张写进了政治局的决定。

然而，这个主张实在太不得人心，甚至其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也都站在我和阿科波夫的立场上，其中也包括贝利亚（这是很少有的）。争论激烈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想起来了，又问道：“哈尔科夫工厂转产誓-35了吗？”“没有。”他气得够呛，大闹了一场。阿科波夫因未执行决定受到警告处分。这时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都不抱希望了：他们认为既然斯大林要这么做，那就毫无办法。

我继续斗争。有一次斯大林在索契休养，他把我从乌克兰叫去。我去了。马林科夫已经在座，后来贝利亚和莫洛托夫也到了。他又提出这种拖拉机的问题，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我向他证明说：“斯大林同志，别这么做，这样做不好。您看，誓-35有35匹马力，可我们哈尔科夫工厂现在就生产着54马力的拖拉机。每天产100台。要是转产新的型号，那就得从零开始，浪费许多时间，我们的拖拉机可是紧缺啊。农业会遭到破坏，劳动生产率会降低。如今一个拖拉机手开着54马力的拖拉机，将来他就得开35马力的拖拉机。54马力的拖拉机可以带动五铧犁，35马力拖拉机顶多可以带动三铧犁，甚至是二铧犁。耕地时劳动生产率就会下降一半多。”然而斯大林依然固执己见。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小声对我说：“别坚持了。你干吗以卵击石啊?你很清楚，没有用的。”我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是很有意思的（这对斯大林说来也很典型）：此人在发怒时就会带来很大的祸害。然而当你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如果给他提供合理的事实，他会最终明白你是在维护有益的事业，他就会予以支持。斯大林秋天回到莫斯科,我也从基辅来到莫斯科。这时所发生的事情，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在一起开会。我发现斯大林的心情不错。他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我们都在通常的位子上分别就座。他突然说：“行吧，伙计们（他很少用这个字眼）！要么，就向他这个鬼东西让让步？”他边说边用手指着我。

第一卷 政治委员（三） 关于几个人物（6）

亲昵的称呼说明他对你有好感。他接着说：“拖拉机的事情就向他让步吧。”后来我对他说：“斯大林同志，您做了一件大好事。要不我们现在就会失去几千台拖拉机，因为事实上哈尔科夫工厂就会停止他们的生产。”

不错，是有这样的情况，当你执着地反驳他，如果他确信你说得对，他就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接受对方的观点。这当然是良好的品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屈指可数。往往是这样：聪明也罢,愚蠢也罢，有益也罢,有害也罢，只要斯大林说了,反正得强迫你去做。大家也就去做了！

某些斯大林主义分子认为，这是领袖的优秀品质。我则认为这是坏品质。如今，当我写自己的回忆录并尽力回忆过去最灿烂的方面时，也回忆起那些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有害影响的方面。我现在不去说苏联生活中的积极方面，因为事情的这个方面已经在我们的报刊上做了充分的描述，也许还带有渲染和美化的成分。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发展历史本身，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就是积极方面的明证。只要回顾一下我们5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看看我们今昔的变化，即可一目了然。

对于所走过的道路的评价不同之处就在于，有些人真的是认为一切胜利都是斯大林的功劳。不错，其中有斯大林的功劳，而且是很大的功劳。然而这是人民的成就，其基础是列宁，列宁的思想。因为运用了列宁的思想，便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尽管斯大林对于列宁的观点和列宁的指示进行了歪曲。马列主义理论作为最先进的理论充实了我国人民，加强和武装了我国人民。我们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之上获得了自己的成果。

照我看，作为回忆录的撰写者，我的任务就是讲述事件的消极方面。这里不是错误，这里是滥用权力。若是没有斯大林的滥用权力，我们的成就便会大出许多倍。正因如此，我的回忆录才着重讲这个方面，以便有助于杜绝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苏联知识分子、全体苏联劳动人民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害的事情重演，因为苏联仿佛将自己的错误和斯大林的滥用权力推广到了所有的兄弟国家。34斯大林的一个缺点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的一个缺点（1）

斯大林的一个缺点

斯大林的一大缺点是对犹太民族的态度很不友善。他作为领袖和理论家，在自己的著作和讲话中从未表露出过这方面的迹象。绝对没有人提到过他曾有充满反犹太气息的主张。表面上看去，一切冠冕堂皇。可是一旦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谈起某个犹太人的时候，却总是用过分夸张的语气说话。日常生活中那些没有觉悟的落后之人才有这样的谈吐，他们蔑视犹太人，故意扭曲俄语，突出犹太人的发音或者某些负面特点。斯大林偏偏喜欢这样做，这也成了他的一个典型特点。

我记得，50年代初在第30飞机制造厂的青年中曾发生过类似磨洋工的不愉快事件。此事经由党的系统报告了斯大林。国家安全部门也提出了报告。认为领头闹事的定是几个犹太人。

我们坐在斯大林那儿交换意见的时候，他对我这个莫斯科市委书记说：“应当把一些身强力壮的工人组织起来，让他们手拿木棒，在干完一天的活下班的时候，把这些犹太人好好揍一顿。”当时在场的并不是我一个人，还有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不在。当着卡冈诺维奇的面，他从来不会发表排犹主张。我听着他的话，心想：“他这是在说些什么呀？怎么能这样呢？”

我小时候住在顿巴斯，亲眼见过虐待犹太人的暴行。当时我正放学回家（我从父亲干活的矿场去上学，有四五俄里远）。那是秋季里一个阳光灿烂的大晴天。顿巴斯常常有这样的小阳春天气：阳光四射，空中飞舞着雪白的蛛丝，正是美好的时光。途中我和同学们遇见一个马车夫，他停住车放声大哭：“孩子们，看看在尤佐夫卡都干出了些什么坏事啊！”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为什么忽然向我们开口讲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加快了脚步。我刚一到家，就扔掉装笔记本的书包，拔腿便往尤佐夫卡跑去。从我们家到尤佐夫卡有好几俄里远。我跑到那里后，看见铁路线上有许多人。那边有高高的几大堆铁矿石。那是从克里沃罗格运来作为储备的，堆在那儿准备冬天使用，以免高炉的活儿发生中断。于是道路上就耸立起了一道天然的障碍物。矿石堆上面已经踏出了几条小路。矿工们到尤佐夫卡市场去，就得越过这座红色矿石的小山，爬上爬下。山上当时站着一群人。

我一瞧，开过来一队哥萨克士兵，吹着号角。以前我从未见过军队，这使我感到十分新鲜。号角一吹响，当过兵的矿工都说，这是发出准备射击的信号，马上就要齐射了。人们涌向了斜坡的另一面。士兵们不让工人往城里去。

齐射的枪声响了。有人喊是朝天鸣枪，也有人喊是放的空枪，只不过是为了警告，可有些士兵的确是实弹射击。人们都在扯着喉咙大喊大叫。随后是一片寂静，人们重新朝士兵那边涌去。一直到晚上很迟的时候，大家才终于散去。我事后听见我们矿上当时去尤佐夫卡的工人闲聊。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的一个缺点（2）

他们讲那里如何抢劫犹太人，他们自己也带回来一些战利品：有的人得到的是靴子，整整十双，有的得到的是衣裳。另一些人则讲犹太人如何成群结队出发，打着什么样的旗子，抬着他们自己的沙皇！他们迎头遇上的是手持大棒的俄罗斯人。这时，犹太沙皇就躲进了制革厂。有人纵火焚烧厂子。厂子真的烧掉了。据说躲在里面的犹太沙皇也被烧死了。落后工人对事件的理解极其粗浅，结果被黑帮分子和警方利用，被怂恿去反对犹太人。

第二天，我直接从学校跑到尤佐夫卡，想看一看：那里都在干了些什么？任何人没有受到阻拦，镇子里的大街小巷，人群蜂涌，纷纷进行抢劫。我看见几家被砸坏了的钟表店，许多细绒和羽毛满街飞舞。人们在抢劫犹太人住宅时，把羽绒褥子都撕破了，羽毛随手乱抛。一个老太婆拖着一张铁床。有些士兵正从这条街上经过。一个士兵跑过去说：“老奶奶，我来帮你一把。”说着就帮她搬走了别人家的床。都传说上面有令：三天内可以对犹太人为所欲为。于是整整三天这样的抢劫活动畅行无阻。我听说一家工厂医院里有许多被打死的犹太人，便决定和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到那里去一趟。我同他到了厂里，看见了一幅可怕的景象：许多尸体排成几行放在那里。一直过了三天，当局才开始整顿秩序，大肆洗劫始告结束。抢劫者没有受到任何追究。一点不假，给暴徒黑帮分子们提供了三天时间，无论抢劫还是杀人，都不承担任何后果。这是1905年10月18～20日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当时黑帮分子在俄国690个城镇和乡村对犹太人进行大洗劫。受害者中总计多达3500～4000人被打死，将近1万人被打伤。

后来许多工人醒悟了，明白了这是在挑拨离间。他们懂得了，犹太人根本不是工人的敌人，犹太人中也有人参加罢工，也有工人领袖。当时主要的政治演说家都来自犹太人阶层，工人在集会上很乐意听他们讲话。深秋之际，我跟着叔父马丁回乡下去，他在矿山干活，母亲和父亲打发我和他一道走（他们向往着土地，心里怀着返回农村的理想，希望拥有自己的一间屋、一匹马、一块地，当家做“主人”），于是我第二次从父亲所在的矿山回到库尔斯克省爷爷的身边。来乡下的时候正值顿巴斯开始罢工，到处红旗飘扬，群众集会不断。我从乡下回来，人家向我讲述了当地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甚至指出了积极分子的姓名，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群众对这些演说家的反应很好，态度亲切。就是说，在工人受到愚弄，其中部分人参与了洗劫犹太人之后，他们已经对所发生的事件感到愧疚：他们竟然容许抢劫发生而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没有抵制黑帮分子和策划大洗劫的便衣警察。这是一种耻辱。

可是现在呢，斯大林却说应当用大棒武装工人，去痛打犹太人。随后我们出门的时候，贝利亚讽刺地对我说：“怎么样，接到指示了吧？”我回答说：“是呀，接到了。我的父亲一字不识，但他从未参加排犹活动，人们都认为这是耻辱。可是如今我作为党委书记，却接到了这样的指示。”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的一个缺点（3）

但我也心知肚明，尽管斯大林下达了指示，可是如果一旦干出了这等事情并且搞得家喻户晓，那时候也必然会任命一个委员会，对肇事者严加惩处。斯大林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凡是其行为可能有损于他的名誉者，均必死无疑，特别是在诸如排犹运动这样敏感而可耻的事情上。战后斯大林常常提起这类话头，我们已经习惯了，听听而已，并不放在心上，也不在这方面干任何事情。

有一次，在我走后当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梅利尼科夫溪泵 梅利尼科夫1947年7月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47年12月起任第二书记，1949年12月至1953年6月任第一书记。来见斯大林。科罗琴科也同他一道。斯大林邀请他们去他的住处，即“近郊别墅”。他再三给他们灌酒，结果达到了目的。这两个人都是初次到斯大林那儿。我们可了解他了，他总是爱给初来乍到的人们灌酒。他们也乐意喝，因为都以斯大林亲自招待他们为荣。然而这里最主要的并不是要表现主人热情好客，斯大林感兴趣的是将他们灌醉到这种程度：让他们打开话匣子，信口说出在清醒状态下经过思考绝不肯说的各种事情。这两个人也的确打开了话匣子，口无遮拦地唠叨起来。

我坐在那里直着急：一是我要为梅利尼科夫负责；他可是我举荐的。至于科罗琴科，倒也无话可说。据我所知，他是个正直人，但目光相当短浅。斯大林也了解他，不过在斯大林那儿吃饭，科罗琴科还是初次有此机会。那时候斯大林已经离不开反犹太主义话题，便照例发表了他的高论。他恰好遇上了梅利尼科夫这个心甘情愿的合适对象。这人和科罗琴科张大嘴巴，聆听着领袖的话。饭毕，我们各奔东西，那两个人也回了乌克兰。

我调到莫斯科工作的时候，中央政治局曾做出一个决议，要我监督乌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活动。乌克兰所有的各种报纸都给我寄来。我浏览中央机关报刊，而我的助手则向我报告其他报纸上值得注意的各种事情。在上述那次进餐之后不久，我的助手舒伊斯基锚币 舒伊斯基（1907年出生）1950～196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副书记和第一书记的助手，后任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和宣传局顾问。1976年起退休。给我送来一张乌克兰报纸，让我看那篇社论。其中批评了某些缺点，并点出了具体的人，总共16名，全都是犹太人的姓名。我很气愤：怎么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呢。我马上就明白了这股风是从哪儿吹来的。梅利尼科夫和科罗琴科把斯大林当着他们的面批判犹太民族的话当成了指示，于是着手采取具体行动。他们开始寻找各种缺点的具体体现者，并且动用了这家报纸。因为既然要开展斗争，就必须全面出击，动员全党和群众。

我立即给梅利尼科夫去电话：“我看过你们的社论了。您真不害臊！您怎么竟然敢纵容出版这种内容的报纸？这可是在号召排犹。您干吗要这样做呢？别忘了，要是斯大林看到这篇社论，我可不知道这对您这位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该有多么不利。乌共（布）中央委员会竟然宣传排犹！您怎么不明白，这是在给我们的敌人提供材料呀。敌人准会利用这个可耻的现象：乌克兰高举起了与犹太人斗争的旗帜，排犹运动的旗帜。”他开始替自己辩解，接着又痛哭了起来。我说：“要是今后还继续这么干，我可要亲自报告斯大林了。您在他那儿吃饭的时候，错误理解了斯大林的话。”我当然也是在冒险，因为我无法保证我们的电话交谈未被窃听。我也不敢确信梅利尼科夫不会给斯大林写信，说赫鲁晓夫所做的指示与他在斯大林别墅接受的指示背道而驰。对此斯大林肯定不会轻饶我的。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的一个缺点（4）

不久我的夫人尼娜?彼得罗夫娜收到一封基辅来信，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基辅有家儿童骨结核病诊所。这家诊所的主任是费鲁明娜教授，即结核性外伤学家廓迸 费鲁明娜。在我们儿子谢尔盖患骨结核病时，她常常来我们家，为治我儿子的病下了很大的工夫。现在谢尔盖一点症状也没有，完全康复了。这主要应归功于费鲁明娜。当时列宁格勒还有一位著名的骨结核专家，我们也向他征求过治疗意见。他当时对尼娜?彼得罗夫娜说：“您干吗来找我呀？你们基辅就有一个费鲁明娜。没有谁比她更懂这一行的了。”如今费鲁明娜在来信中说，她已经被人家以不称职为由免职了。

我感到气愤，又给梅利尼科夫打电话：“你们怎么能这样干呢？竟然把一个有功劳的人解职，而且还是找的这样的借口，说她业务上不称职。一位医学院士对我说，没有人比她更懂得骨结核的了。是谁居然会做出另一种评价，说她不配担任现有职位呢？”他开始再次辩白，以某个人的话作为托词。在这种情况下总会有一些人，竭力想证明他们全都做得对。我对他说：“您有辱共产党员的称号。”我不记得最后是如何收场的。似乎恢复了这位医生的职务。但这的确是一件可耻的事例。

后来我们稍稍遏制了排犹活动。但就是遏制了一下，所以很遗憾，它的一些因素仍然遗留了下来。眼下我住在城外，俨然一个隐士。我几乎不同人交往。我日常打交道的人，不知是在保卫我，还是在防止我与人接触。我很难确定，多半是在防止我与人接触。他们都是些不错的小伙子。我和他们闲聊，他们往往会在交谈中流露出一些可耻的说法。显然，并没有向人们进行过充分的解释，更没有对这些可耻的现象给予回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一是旧时代排犹活动在我国十分猖狂，曾经发生了多少次大规模的暴行啊！老一代人都还记得普里什克维奇其人，他是国家杜马中坚持这一路线的首要黑帮分子。而在苏维埃政权时代，斯大林也一直维护着反犹病菌的生命，不肯下令将其根除。在内心深处他自己就经常受到这个名叫反犹太主义的可耻缺点的影响。

一些功勋卓著之人提出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自治的问题，遭到残酷镇压。如何看待这件事呢？不错，这是一个错误的建议。但是像斯大林这样残酷地镇压他们就对吗？他本可以径直加以拒绝，向人家解释清楚，这样也就足够了。可是不，他偏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积极支持他们那个文件的人，唯独热姆丘任娜奇迹般地活下来，只遭到多年流放。毫无疑问，这种行动之所以成为可能，只能是生存于斯大林头脑中的反犹太主义病菌内部发作的结果。犹太戏剧最伟大的演员米霍埃尔斯血碧 米霍埃尔斯（沃夫西）（1890～1948）苏联人民演员（1939年起），自1929年起即领导莫斯科犹太剧院。1946年度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是个极富文化教养的人，也遭到了迫害。他被野蛮地杀害了，杀害是秘密进行的，然后嘉奖杀害他的刽子手，并隆重地为他们的牺牲品举行葬礼。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们胡诌说，他跌到了一辆载重汽车下面，而实际上他是被扔到车底下的。这纯粹是一场戏剧表演。而这又是谁干下的勾当呢？是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手下的人秉承斯大林的旨意一手操办的。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的一个缺点（5）

他们打算照此策划对李特维诺夫马?马?李特维诺夫（瓦拉赫）（1876～1951）共产党员（1898年起），革命运动参加者，1918年起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负责工作人员，1921年任驻爱沙尼沙全权代表，后任副人民委员，1930～1939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41～1943年任驻美国大使。1934～1941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37～1950年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的谋杀。斯大林去世后，翻阅一系列文件并讯问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才得以查明，对李特维诺夫本来也要在莫斯科至别墅的途中加以杀害。在快到他别墅入口的地方有个弯道，他们正是打算在这儿实施谋杀。我很熟悉那个地方，因为后来我曾一度住在那座别墅。对于谋杀李特维诺夫，斯大林有着双重的动机。斯大林认为他是敌人安插进来的美国间谍，他一向都是把自己屠刀下的所有牺牲者都叫做间谍、祖国的叛徒、变节分子和人民公敌。李特维诺夫身为犹太族也起了作用。如果以官方的立场谈到反犹太主义，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党和人民的领袖，表面上自然是与其作斗争的，然而在内心深处，在小圈子里，他却煽动反犹太主义。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战争年代设立了一个苏联新闻局，为的是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我们国家、红军的行动和同希特勒德国的斗争方面的材料，在我国和西方的报刊上加以传播。由于那边犹太人阶层颇具影响力，所以我国也有许多在国内身居高位的犹太人进入了苏联新闻局。那儿的副局长、后来又升为局长的，正是红色国际工会原总书记、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阿?洛佐夫斯基（素?阿?德里佐）（1878～195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1年起），1921年起任红色国际工会总书记，1939～1946年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1941～1948年任苏联新闻局副局长。曾受迫害。，还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其中有由上面推荐的苏联英雄克列伊泽尔将军擢泵 克列伊泽尔（1905～1969）苏联将军，共产党员（1925年起），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各集团军司令员，苏联英雄（1941年起），大将（1962年起），高级步兵学校校长（1963～1969年），苏共中央监委委员（1961～1966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2～1966年）。。米霍埃尔斯也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他是科学院院士、哲学家米京酞绷 米京（1901～1987）共产党员（1818年起），苏联科学院院士（1939年起），许多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著作的作者，斯大林传记的作者之一，1943年度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0～1962年）。的亲戚。莫洛托夫的妻子热姆丘任娜当然也是委员会成员。洛佐夫斯基不止一次趁我前往莫斯科的时候找过我，有时打电话来请求给宣传人员提供关于希特勒匪徒在乌克兰所犯暴行的材料。我责成有关人员去办，于是这些材料被不断寄往美国，在那边也被用来广泛宣传红军的战果和揭露侵略者在乌克兰所犯下的种种暴行。洛佐夫斯基的活动显然是值得肯定的。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总是再三再四地请求：“请给点材料吧，请给点材料吧！”1944～1945年期间我们一心忙于恢复经济，有时对此无暇顾及。可他紧追不舍：“您要明白，揭穿我们共同敌人的面目、暴露他们的种种兽行，介绍我国城市和乡村重建的艰辛，这对于我们该有多么重要。”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的一个缺点（6）

我估计，这个研究希特勒匪徒暴行的组织是根据莫洛托夫的提议建立的。不过，也可能是斯大林本人提出建立的。它积极地进行宣传，它的活动也像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一样，显然有利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策和共产党，理当被视作有益的和必不可少的。乌克兰解放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曾制定了一份文件（我不知道谁是发起者），其中提出让克里米亚（将鞑靼人迁出之后）成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属下的一个犹太人自治区域。这个建议提交给了斯大林。这就惹起了轩然大波。斯大林对此事的看法是：这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所采取的行动；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企图在克里米亚建立自己的国家，使之脱离苏联，在那里建立起美帝国主义的代理机构。真是极尽想象之能事。

我还记得，莫洛托夫就这个问题给我打过电话，交换过看法。显然，莫洛托夫通过热姆丘任娜介入了此事。委员会中是洛佐夫斯基和米霍埃尔斯起了最积极的作用。斯大林简直怒不可遏。过了不久逮捕就开始了。先抓了洛佐夫斯基，随后是热姆丘任娜。莫洛托夫受到诋毁。有关的材料一一散发给了中央委员，其中使用各种手段诋毁热姆丘任娜的声誉，刺激莫洛托夫的男子汉自尊心。我还记得有一份卑鄙的文件，里面声称她对丈夫不忠，甚至指名道姓地说她的情夫是谁谁谁。还写了许多卑鄙龌龊的话。

于是开始对这个委员会进行种种迫害，而这又助长了排犹活动升温。其间还编造了一则谎言，说犹太人打算建立自己的特殊国家，从苏联分离出去。这一来就提出了一个关于整个犹太民族及其在我国的地位问题。开始实行镇压。我不知道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因此案被捕。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手段。斯大林再次开始实行暗杀。我要再说一遍，米霍埃尔斯是被暗杀的。我不知道他去斯摩棱斯克或者明斯克干什么，很可能是特意把他押送出去的。总之，在那里找到了他的尸体。对他的谋杀经过了伪装。实际上是他的尸体被扔到了大街上，再在那里制造了汽车撞倒他的现场。在为他下葬时，我国舆论界对他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人是如何身亡的。而杀人凶手（据马林科夫对我说）却受到了嘉奖。

该委员会一案的侦查程序拖延了很长时间，到头来一切都以悲剧性的结果而告终。洛佐夫斯基被枪决，许多人被流放。我当时以为热姆丘任娜也被枪毙了，因为没有人接到关于这个案子的任何通报，没有人报告工作。全都是向斯大林汇报，由斯大林本人亲自决定处死谁、宽恕谁。我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才得知热姆丘任娜仍然活着，其时莫洛托夫说，热姆丘任娜还在流放地。大家一致同意应当将她开释。贝利亚释放了她，郑重其事地把人交给莫洛托夫。他向我讲过莫洛托夫到部里去与热姆丘任娜见面的情形。当时她已是气息奄奄，莫洛托夫一把将她搂在怀里。贝利亚说话的时候不无讥诮，但对莫洛托夫和热姆丘任娜表示同情，有意显示，仿佛是他首先提出释放她似的。

现在谈谈问题的实质。有无必要在克里米亚成立一个犹太人自治共和国呢？我认为，既然已经有了一个犹太人自治州，那就未必需要在克里米亚再成立什么了。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的一个缺点（7）

而当时我们大家都唯斯大林的看法是从，事事受到他的影响。斯大林产生了关于间谍活动的想法，因为克里米亚是外国船只可以通行的海疆。他认为，从国防的观点出发，绝不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可是一直都持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必须巩固国防，而不能削弱它。诚然，上述问题实际上从来没有讨论过，只是表示要多加小心、提高警惕的观点。这里也表现出斯大林的“警惕性”，他制止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的图谋及其在我国建立美帝国主义针对我们的据点的尝试。如果站在这个立场上，那就不应当允许建立这个共和国。事情也是这样解决的。然而并无正式的讨论和决定，逮捕便开始了。把那些在战争期间为收集反法西斯材料起过很大作用的人一一抓了起来。一切都化为泡影，正直的人们反倒被消灭了。这又是一种可耻的现象！

此后就在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发生了上述的进程。那里也在寻找美帝国主义通过在工厂里工作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实施的阴谋。当然这纯属一派胡言。都是斯大林专横独断和完全不受监督的结果。没有一个可以监督他活动的机关。党的中央委员会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它根本无法约束斯大林，只要得不到斯大林的首肯，就无法做出任何决议。他这种不受监督的状况导致了列宁曾经警告过的情形：列宁说斯大林喜欢滥用权力，因此不能让他身居总书记的高位。我们所尝到的苦果，印证了列宁晚年所做结论的正确性。

刚才我说到了洛佐夫斯基之死。1968年3月28日，《消息报》发表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文内引述了洛佐夫斯基的传记资料，至于他是如何死去的，则羞羞答答，语焉不详。只是提到了1952年。那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他是遁入地下还是直上云天了呢？这是一种可耻的羞怯。我估计，那篇短文的作者是想如实地讲述事情经过的。但愿直面事实能防止我们将来不再重演党内和苏联人民所经历的悲剧。悲剧的结果是千千万万苏联人丧失了生命，其中包括洛佐夫斯基同志。我想，这一切终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将对此事经过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杜绝此类事件在今后重演。

第二卷 改革家（一） 贝利亚及其他人（1）

贝利亚及其他人

战后我开始与斯大林经常见面，这时我越来越感觉到，斯大林已经不信任贝利亚了。岂止是不信任：他惧怕贝利亚。这种惧怕的因由我当时觉得不可理解。后来，斯大林的杀人机器以及为达此目的而使用的各种手段暴露无遣。恰恰是贝利亚在掌控着这些手段，并根据斯大林的指令采取必要的行动。这时我明白了，看来斯大林已得出结论：既然贝利亚根据他的指令对他点名的人如此办理，那么，贝利亚也可以自作主张自行选择对象，如此办理。斯大林惧怕的是，到时候可别把他作为选择对象。所以他惧怕贝利亚。当然，他未对任何人表露过。可是这已经变得日渐明显了。

一天我们照例在斯大林那里聚会，惹我注目的是什么事情呢？服侍他的格鲁吉亚人全都不见了，留下的只有俄罗斯人。前一天用餐时，斯大林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他身边哪来的这么多格鲁吉亚人？贝利亚警觉了起来，回答说：“斯大林同志，这都是对您很忠诚的人。”斯大林火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格鲁吉亚人是忠诚的，俄罗斯人就不忠诚了？”“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儿所挑选的全部都是些很忠诚的人。”斯大林大声呵斥道：“我不需要这些忠诚的人！”于是所有的格鲁吉亚人，无论男女，全都从他身边消失了。也就是说：斯大林又回到了战前他周围的那种状况。当时在斯大林的各个别墅和家里的服务人员之中，见不到一个格鲁吉亚人，都是清一色的俄罗斯人。

而此前那里什么人没有哇！当时有个烤羊肉串的厨师，专门做烤羊肉，大家都用一个俄罗斯名字叫他，可他的外貌却是一副典型的格鲁吉亚人模样……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有一次我从前线来到莫斯科，一瞧，他已经穿上将军制服，成了少将了。战争结束时他是中将。随后又自称是斯大林的老朋友，说早年在中学里斯大林同他一起上过学。这位“将军”主管供应工作，运送酒、羊肉和其他食品。贝利亚谈到他时说：“一个小酒馆老板，可他是斯大林的老朋友。”后来他连连获得勋章。等你从前线回来一瞧，他又增加了一两枚勋章，从外表上就一目了然。真是令人气愤的现象！斯大林宣布身边不许有格鲁吉亚人之后，这个人也不见了。凡是了解此事的人，估计都会和我一样感到愤怒。但我们全都默不作声，因为批评现存秩序是徒劳无益的。

我还记得斯大林当着那位小酒馆老板兼中将的面严厉申斥我的情形，那人总是和我们大家一起酗酒。他为你端上佳肴美酒是一回事，而与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人喝酒，并且在他面前进行有关国家大事的机密性交谈，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有一次我从前线乘飞机回来，必须在第二天就坐飞机离开。我同斯大林已经讲好，我明天一早就走。因此我极不情愿在斯大林那里喝醉酒，然后在狼狈的情况下出门坐飞机回去。在机场上和别人见面那多丢脸，因为肯定会遇见人的，你同人家一说话，人家就会发现你处于什么状况。这是很丢脸的。于是我决心设法推掉酒宴，不做久留。而且时间已经很晚（诚然，按照斯大林不分昼夜的时间算法还早），都深夜两点了。我就说：“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告辞。我明天打算早点儿走。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明天？”“明天。”一阵沉默。

第二卷 改革家（一） 贝利亚及其他人（2）

他突然胡扯开了：“您要为1942年牺牲的科斯坚科将军之死负责。”我回答说：“是的，我要负责，因为我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对每一位将军和士兵的牺牲都负有责任。不过，这是战争，随时都会有牺牲。”其实那人的死讯，他还是从我这儿知道的。我先前向他夸奖过科斯坚科，他却从来没有亲自见过其人。可是现在他却没完没了。我已不记得他就这个问题刁难了我多长时间。简直就是有意挖苦我。我感到很难堪。其他政治局委员洞察一切，他们对这种事的态度是：今天训我，明天又会训他……斯大林就是这么干：轮番找茬儿。

可是旁边还有一个小酒馆老板呀，我跟他很像俗话所说的，根本搭不上界，毫不相干。然而现在我却当着这个局外人的面受到惩罚，背上无端的罪名，处在如此被侮弄的境地。只有斯大林才会这样放肆。真是完完全全的不受监督！我们有时候说，他不定多会儿还会走到这一步：当着我们的面脱掉裤子，在桌前方便，然后宣称这也是为了祖国的利益。他无疑已经有点精神不正常了。我觉得，他的心理不知怎么变得不健全了，因为从前他可是对待自己相当严格，并保持着身居此类高位之人所应有的行为举止。

就这样，在他对贝利亚的信任动摇之后，所有的格鲁吉亚人一夜之间统统消失不见了。斯大林已经信不过贝利亚的人了。然而在这种病态的状况之下，到头来他连俄罗斯服务人员也不肯信任了，因为那也是贝利亚所选定的。贝利亚长期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所有的干部他都很熟悉，所有的人在他面前都阿谀奉承，他很容易利用这些人达到自己的目的。

此刻斯大林坐在桌旁，不吃不喝，一直要等到另外有谁尝尝这道菜和这瓶酒之后。他总能找到借口。比如，现在正在品尝酒：这是格鲁吉亚人送来的陈酒，应当品尝品尝。当然他深知我们的“品尝”水平，根本不予重视，得由他自己宣布是好酒或者坏酒。但是他需要由我们先尝，而他则要等一等：如果没有人倒下，这时候他才喝上一小口，品品味道，然后再开怀畅饮。他要想吃什么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的每个人就都有一道“爱吃的菜”，各人都得首先尝一尝。“这是鹅杂碎。尼基塔指赫鲁晓夫。—译者注，你还没尝过吧？“没有。”我回答说，已经看出：他想动手取食，可又很害怕。于是我就尝了尝，他也马上开始吃了起来。“这是没放盐的鲱鱼。”他爱吃没放盐的。然后每个人再按各自的口味给自己放盐。我取了一条之后，他才肯动手取食。就这样，每道菜都必定有一个品尝的人，由这人弄清楚放毒了还是没放毒，斯大林则等着瞧。

大家都得品尝，只有贝利亚除外，因为贝利亚即便是在斯大林那里用餐，他也都只取用自己的饭菜，那是给他用车送来的。端饭的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老爱说：“贝利亚同志，这是您的草料。”大家都笑了起来，而他吃起这“草料”来就像中亚人吃东西那样，伸手抓了往嘴里放。我不知道格鲁吉亚人吃朴劳即抓饭，中亚、西亚等地区许多民族用羊肉或鸡肉、蔬菜、水果加调料做成的米饭。—译者注是不是用手，贝利亚可是用手抓着吃的。

第二卷 改革家（一） 贝利亚及其他人（3）

我们又是怎样外出休养的呢？有几次我也充当了牺牲品。贝利亚给人鼓劲：“听我说，总得有人受罪嘛。”受罪的意思是，你得当斯大林正在高加索休养的时候去休养。这被视为对我们的惩罚，因为这已经不是什么休养了。要随时和斯大林待在一起，陪他度过没完没了的午宴和晚宴的时光。斯大林对我很好，每当他去休假，常常会邀上我：“咱们一块儿走吧。您也需要休假了。”“走吧，我很乐意。”我这样回答，其实巴不得不去。但又绝对不能对他实话实说。我还记得那次在博尔若米格鲁吉亚城市，矿泉和气候疗养地。—译者注休养的情形。据我所知，那是他唯一的一次去博尔若米疗养。他从博尔若米给我打电话。当时我在索契黑海沿岸港口，苏联最大的海滨温泉疗养地和气候疗养地。—译者注，米高扬在苏呼米黑海沿岸港口，气候和温泉疗养地。—译者注。所有在高加索疗养的人，加上正在上班的贝利亚，全都被他叫到了自己身边，于是我们在博尔若米齐集一堂。疗养院很大，但设备很差。那儿从前是一个博物馆，因此没有卧室，我们住得很拥挤。我当时和米高扬在一个房间睡觉，两个人都感到很不舒服。事事都由斯大林做主。我们和他的作息时间各不相同：我们已经溜达累了，游玩够了，可他还在睡觉。什么时候他起床了，什么时候白天才开始。

有一次，斯大林把我们叫到一起，说：“拉科西马?拉科西（1892~1971）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45~1948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1948~1956年）。到高加索疗养来了。”拉科西是头一次到那里。“他打电话，要求到我这儿来。”我们都默不作声。“应当让他来。”于是给拉科西去了电话，斯大林则对我们说：“拉科西怎么会知道我在高加索休养呢？每次我来高加索，他也来。显然有个情报机关在给他通消息。”拉科西也已经成了怀疑对象了。他接着又说：“必须让他改掉这个习惯。”拉科西来了。他也参加了一场场狂饮的酒宴。有一次他喝得有点醉了，说道：“请听我说，你们怎么干这种事情？这可是酗酒呀。”他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我们本身也都心知肚明，但又总是为自己开脱：我们是“牺牲品”。然而他的话终究冒犯了我们，贝利亚便告诉斯大林说：拉科西说，我们是在酗酒。斯大林回答道：“好吧，咱们就瞧瞧。”大家入席后，他就开始给拉科西灌酒，硬让他喝了两瓶还是三瓶香槟酒和另一种酒。我担心拉科西受不了，会马上送命的。不，结果他缓过来了。翌晨他好不容易醒来（他已经与斯大林讲好要走的），给自己单独要了一份早餐。斯大林已经一个人用罢早餐了。拉科西没有到斯大林那儿吃早饭，斯大林就开玩笑说：“瞧我把他弄成什么样了！”

可是后来拉科西在斯大林眼中成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他怎么会知道斯大林在高加索休养呢？为什么不愿和他一道吃喝？其实，对拉科西而言，往中央书记处打个电话只是举手之劳，人家准会告诉他说，斯大林眼下正在高加索。那一次，斯大林在博尔若米还休养了一段时间，我和米高扬费了老大的劲才摆脱了他。斯大林在那里接见了一些格鲁吉亚老人，他童年时代与他们相识。他对一个铁路员工记忆尤其深刻。我没有见过此人，不过后来斯大林对我讲过：“我接见了他，他谈到了格鲁吉亚的情况。简直令人气愤。”那个铁路员工说，许多年轻人念了点书，就哪儿也不去工作：在格鲁吉亚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离开格鲁吉亚又不愿意，于是就一直闲待着。他还谈到了投机倒把。显然这是个正直的好老头儿，共产党员。

第二卷 改革家（一） 贝利亚及其他人（4）

斯大林火了。指导格鲁吉亚工作的是贝利亚，他先前曾多年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一直对其进行庇护，不许任何人插手格鲁吉亚的事。向斯大林提供格鲁吉亚消息的，也只有贝利亚一人。可是现在突然吹出一阵穿堂风，化作斯大林的一腔怒火。格鲁吉亚那些应当与之进行斗争的种种缺点，我认为绝不可归咎于民族特点。这里起作用的是格鲁吉亚所处的环境。那是苏联的天府之国，盛产柑桔。让投机分子们垂涎欲滴：气候温和，葡萄之乡，种种人间的乐趣。自然叫人恋恋不舍，如果一个人教养很差，就更是如此了。若是别的民族的人在此居住，也会生就同样的毛病。比如，现在我有时会一再听到卫队的人说：“到处都是格鲁吉亚人。他们四处在投机倒把。”我总是对他们讲，要是俄罗斯人在那里居住，也会是这样。

我担任领导工作期间，国内曾经大肆倒贩月桂树叶。当时我对姆扎瓦纳泽瓦?帕?姆扎瓦纳泽（1902年出生）联共（布）党员（1927年起），中将（1944年起），1953~1972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7~1972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说：“凡是能种月桂树的地方，您都扩大种植月桂树好了。”我也向克里米亚的领导人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这样倒贩月桂树叶的现象很快就消失了。这就是与投机倒把作斗争的最好方式：不让产品出现脱销。不过也有这样的产品，只有在格鲁吉亚产，特别是在房前屋后的地方，才能少量地生长。自然而然也就会产生多赚些钱的诱惑。所以这并非民族问题，而是生活的问题。要是什么地方有人倒贩蔬菜，那你就大量种植这些蔬菜好了。这是国家力所能及的事，你可以利用温室、暖房嘛。到时候再远距离运输这些产品在经济上就不合算了，因为在本地买起来更加便宜。这样，一个民族就会变得高尚起来，不再让人见了就讨厌，也就摘掉了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

斯大林却听不进这样的话，认为必须使用行政手段与这种天性的流露进行斗争，直至采取逮捕和驱逐等手段。大约是在与那位铁路老员工会晤之后（我不知道两者之间有多大的联系），斯大林开始对贝利亚产生不信任。斯大林当时做出了反对梅格列尔人的决定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951年11月9日和1952年3月27日关于揭露以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M?巴拉米亚为首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组织的决定。苏共中央委员会1953年4月10日《关于苏联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前国家安全部违犯苏联法律的决定》撤销了这两个决定。。其中宣称，梅格列尔人，亦即西部格鲁吉亚人，有一个阴谋组织，奉行亲近土耳其、脱离格鲁吉亚的政策。这明明是一派胡言，是近乎病态的臆测的结果！这一决定是针对贝利亚而来的，因为贝利亚就是梅格列尔人。斯大林不止一次强调这件事，硬将格鲁吉亚人划分为西部人和东部人，即卡尔特利人，说梅格列尔人“不是真正的格鲁吉亚人”。

当时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是《东方朝霞报》的前总编辑。他是继贝利亚之后担任这个职位的。当然是贝利亚推荐的他。我认为他是个不错的人，尽管我对他不太了解。当时展开了一场大追捕。事情甚至闹到斯大林提出将反社会主义分子从格鲁吉亚驱逐到西伯利亚的问题。那位中央委员会书记对此“很不理解”，因为他觉得师出无名，便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心。斯大林大发脾气，把这一切统统归罪到贝利亚头上，因为他就在身边。如此问责基本有理，因为这位书记完全听命于贝利亚，贝利亚的话他句句照办。

第二卷 改革家（一） 贝利亚及其他人（5）

结果是贝利亚去格鲁吉亚“整顿秩序”。事后他对我们讲，有好几万格鲁吉亚人遭到了流放。贝利亚露了一手，但斯大林仍然不满意。肇始者是斯大林，贝利亚则以格鲁吉亚人民的鲜血为代价，恢复了自己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威望。本当向斯大林论证，他受到了误导；当地和其他各地一样也有寄生分子，但必须采取别的方式和他们作斗争。假如此事由贝利亚亲自去抓，是可以向斯大林论证的。但贝利亚却采用了他惯用的血腥手法。对他而言，成千上万百姓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这些人丢掉了自己的脑袋，要么就是被流放异域，在那里背负着祖国叛徒的恶名，过着可怜的日子。人民的痛苦对于他一钱不值。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功名利禄，自身的地位。为了达到目的，他便发挥自己的残忍本性和个人道德败坏的本质，巧妙地利用斯大林的弱点。贝利亚从格鲁吉亚回来，报告自己所采取行动的结果，重又受到斯大林的青睐。

难道这是可以思议的事情吗？我赞成逮捕、审判、流放和囚禁刑事犯罪分子。但是侦查和审判必须依据法律的各种标准，让审判公开，让每个人都能够确信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样谁都不会去为被惩处的人辩护，舆论便会衷心地支持惩罚机关的行动。我们也有人随声“附和”，支持判罪。然而又是怎么做的呢？有的人递交报告，自己并未弄清便拍着胸脯赌咒发誓，说那里确有人民公敌。通过决议，举手赞成。其实并不是判罪。投票赞成处死一些人，却并不知道这些人构成了什么罪行，甚至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我们没有任何真正的审判程序，秘密审讯在30年代都是由三人小组进行。什么叫三人小组？就是由其成员动手抓人；由他们进行侦查；由他们做出判决。所有在斯大林时代死于非命的人，都是由此类或者与此类似的家伙来审判的。

就说梅格列尔人一案吧。我绝对坚信不疑，它是斯大林在与贝利亚争斗中自己臆造出来的。不过由于他已身患疾病，未能将预定的计划贯彻始终，这样贝利亚才得以摆脱困境，以亲赴格鲁吉亚的那趟血腥之行将功赎罪。当时他是自己死乞白赖要求到那里去的。我们这几个人谁都无法插手格鲁吉亚共和国的事务，这是严加禁止的。这一切给我们的生活又打上了一个恶劣的印记。领导人越是处在社会监督之下，就会工作得越好，并能避免做出与社会主义世界观、与社会主义规范毫不相容的事情。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一家?斯韦特兰卡（1）

斯大林一家?斯韦特兰卡

今天是1968年3月30日，为尤里?加加林举行葬礼的日子。我们失掉了一个创造奇迹的人。同一位正当盛年、尚可长期为人民服务的人诀别，真是从内心深处感到惋惜。不过死神是无法抗拒的，今天全世界人民将与加加林诀别。他遇难的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根据1992年的文献资料，尤?阿?加加林驾驶的飞机于1968年3月27日发生了空难。他遇上了前方飞过的另一架飞机激起的涡流，在高度不足，云层很低的情况下失去控制，栽到地面。。为什么他突然要去驾驶飞机呢？消息三言两语，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缺乏让人能够弄清何以会发生此事的详情细节。也许，他是在练习使用某种需要在空中检验的仪器设备？目前我很难判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将大白于天下。即便这次飞行对准备未来征服宇宙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看来对飞机的技术装备检查得也十分糟糕。如果他的遇难是由于机械出现故障，未能正常运转的话，那么许多事情就是由技术人员的专业技能所决定的。这都取决于那些为飞行做准备却未能保障安全的人。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导致世界各国人民珍爱之人夭亡的惨祸。读来令人痛心。

斯大林个性专横，脾气粗暴。但他的粗暴绝非仅仅表现在某种情况下凶狠恶毒或者针对某个具体的人的态度上。这是一种总体上的凶残，是与生俱来的粗暴。不过，看来这多半是教育和环境影响使然。他的粗暴我就亲身领教过多次。然而斯大林待我还是不错。要是他待我不好，感到不信任，那他完全能够像收拾所有不合他心意的人那样，轻而易举地收拾掉我。即便他在战后为粮食收购之事给我发过措词极为粗暴的电报，如上所述（他在电报中宣称我是个靠不住的人），但是他并没有惩处我！

我甚至要说，他对我还多少有些敬重。曾经不止一次，他在自己粗暴无礼之后，又向我显示他的好感。不过千万别以为这是表示什么歉意。不，这种感情表达方式与他的性格格格不入。因为即便他对那些关系最亲密的人，也都常常进行侮辱。我想讲这么一件事为证。这大概是他临终前最后一年的事了。我们在斯大林那儿聚会，那是他邀请我们在他的近郊别墅里迎接新年。与我们在他那儿度过的其他夜晚相比，这次新年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参加聚会的还是那些人，不过兴致当然要高一些。新年嘛！进餐，小吃，饮酒。斯大林的情绪很好，因而自己喝得很多，还强要其他的人也喝。大家都喝了相当多的酒。随后他走到收音电唱两用机旁，动手放唱片。大家听管弦乐曲、俄罗斯歌曲、格鲁吉亚歌曲。接着他又放上一张舞曲唱片，于是大家开始跳舞。

我们有一个“公认的”跳舞高手—米高扬，但他无论跳什么舞都彼此雷同，俄罗斯舞也好，高加索舞也好，全都以列兹金舞高加索山地民族的一种民间舞蹈，多为6/8拍子。—译者注开头。然后伏罗希洛夫跟着跳，其他人也加入进来。我这个人像常言所说的，从来就挪不动腿，要是跳舞呀，就跟奶牛在冰上走路一样。可是我也“跳”了。卡冈诺维奇跳起来也比我强不到哪里去，马林科夫也一样。布尔加宁大概年轻时曾经跳得不错。他能踏出俄罗斯舞那样的节拍。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一家?斯韦特兰卡（2）

斯大林同样是脚步沉重，胳膊乱挥。我要说，大家的心情都很愉快。只是莫洛托夫当时没有和我们在一起。莫洛托夫是个城市舞蹈家。他接受的是知识分子家庭教育，然后又上大学，常在大学生的舞会上跳舞，加之爱好古典音乐，自己会拉小提琴，简直就是个音乐天才。在我这个门外汉的心目中，他堪称一流的舞蹈高手。我们唱歌，也跟着斯大林放的唱片一块儿唱。

后来斯韦特兰卡斯韦特兰娜的昵称。—译者注露面了。斯大林这样叫她，我们也随着他叫。我不知道是打电话把她叫来的，还是她自己来的。说得客气点，她置身于一群年纪不轻的人们当中。这个不喝酒的年轻女子一来，她的父亲马上就硬要她跳舞，尽管她已经精疲力尽了。我发现她是勉为其难地在跳。父亲提出要求，她却难以满足。她站起身来，一只肩膀靠在收音电唱机旁的墙上。斯大林朝她走上前去，我也走了过去。大家一块儿站着。斯大林身子摇摇晃晃地说：“喂，斯韦特兰卡，跳个舞吧。女主人，跳跳吧。”“我已经跳过了，爸爸。我累了。”他一把揪住她的头发就拽。我见她的脸都红了，两眼里泪光盈盈。瞧着她真是可怜。而父亲却一直在拉她，接着又揪头发。这就算是当父亲的亲热的表现了。毫无疑问是这样，因为他爱斯韦特兰卡。他同样爱瓦夏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的小名。—译者注，但也批评他酗酒和不守纪律。而斯韦特兰卡学习很好，作为女孩子，她的举止也很端庄。我从未听说她有什么不好，斯大林也以她自豪。他就用这种方式表达他身为父亲的感情。他的表现如此粗暴，并不是因为有意弄疼她。但他又不会采取别的方式。

我谈起斯韦特兰娜，是因为她现在很不幸。我无法理解，她怎么会下定决心迈出对一个苏联人来说不可原谅的这么一步：抛弃祖国，丢下孩子，给社会主义的敌人造谣生事提供口实，让他们可以利用她的名字，即斯大林女儿的名字，来贬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她在自己所写的书中对此做了解释。我在广播里听过一些片断，也读过我们记者的转述。这当然是一本愚蠢的书，写得很不明智。看来，那是在心灵和肉体上都遭受了创伤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我并不认为斯韦特兰娜向来就是信仰上帝的。可是她在书中写她如何画十字。这很奇怪。我对此无法容忍。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

我对她的母亲十分尊敬，而且很了解她。曾经和她一起在工业学院学习，我是学院党组织书记、她则被大学生选为党小组长。因此她常来找我澄清某些政治问题。当时工业学院的生活动荡不安。那是1929和1930年，适值与“右派”进行斗争，而工业学院正是这种人充斥的地方，院方曾一度非正式地支持他们。后来，这所学院成为党中央的坚强堡垒，其中我的作用可说是并非无足轻重。不谦虚地说，我的作用是首要的。正因为如此，我才当选为党组织的书记：我领导了一个坚持党的总路线立场的群体，而这条路线恰恰是斯大林在20年代一直执行的。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一家?斯韦特兰卡（3）

看来，这使我和娜佳即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译者注的关系密切起来。后来，我们都称呼她为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我们一道学习和交谈党内问题，她从未提及她与斯大林的亲密关系，言谈举止非常得体。我担任莫斯科市党委书记之后，与斯大林见面和在他家吃饭的时候更多了，这时我才明白，阿利卢耶娃准是向斯大林谈起过工业学院的生活和我所起的作用，斯大林同我谈话时不时提到一些我从来不去想甚至忘记了的事情。这时我才明白，这都是娜佳向她的丈夫说的。

我认为，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斯大林对我的态度，不仅在当时，而且以后也是如此。我把这叫做彩票。我抽到了一张幸运的彩票，因此，当那些与我在党组织里共事的同龄人、同学和朋友大多被当作“人民公敌”纷纷死于非命时，我却幸存下来。我常常对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饶了我？”我的确忠诚于党的事业，这个事实无可置疑。我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可是那些与我一道工作的同志也忠诚于党的事业，一直共同参与了实现党的总路线的斗争，也都拥护斯大林。然而他们还是无辜地遇害了。大概斯大林是以与我平起平坐的阿利卢耶娃的眼光在观察我的活动。她几乎每天都能见到我，对我的政治活动怀着敬意，将一切都告诉斯大林，这就成了斯大林对我信任的基础。

有时候他也斥责我，侮辱我，粗暴地抨击我。但我仍然要说，直到他临终的最后一天，他对我一直都很好。要说这个人对我有什么爱心，那是不可能的。这过于温情，不符合他的个性。他对我的尊重表现在他所给予我的支持上。

在斯大林家中用餐的人，除了他自己和阿利卢耶娃作为主人之外，常常还有阿利卢耶娃的父母亲，她的哥哥、嫂嫂，她的妹妹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和丈夫列坚斯（莫斯科州内务管理局局长），他是个很好的同志，波兰人。斯大林尽管很了解他，也信任他，却把他也给枪毙了。他们的饮食和所有人家的家常饭一样。我很高兴他们能常常邀请我去吃饭。受到邀请的还有布尔加宁。斯大林让我们坐在他自己旁边，对我们殷勤照料。

阿利卢耶娃与他不同，就性格而言完全是另一种人。她的谦和态度让我非常喜欢，这是一种美好人性的表现。她在工业学院上学时，很少有人知道她是斯大林的妻子。只知她叫阿利卢耶娃。还有一个阿利卢耶夫，也在我们学院学习，是个矿工，与她非亲非故。阿利卢耶娃从来不享受任何特权，她上学不坐汽车，放学后回克里姆林宫也不坐汽车，总是搭乘有轨电车。在广大学生中不显山不露水。这是她的聪明之处—不炫耀她与那位政治领域公认的头号人物有着亲密关系。

瓦夏?斯大林是个聪明的孩子，但很任性。年纪轻轻的时候，他就开始酗酒。他学习马马虎虎，行为举止目无纪律，让斯大林伤透了心。据我所知，斯大林为此常常抽他，还派了几名肃反工作人员照看他，跟踪监视他。斯韦特兰卡则截然不同。我们一来，她总是满屋奔忙。斯大林把她叫做“女主人”，我们也这么叫她。她打扮得很漂亮。我还记得她穿着乌克兰小套装搭配绣花小衬衫或无袖女长衫的样子。她看上去像个盛装打扮的洋娃娃。斯韦特兰卡长得很像她的母亲：深褐色的头发，脸上有些小雀斑。诚然，母亲的头发比女儿的颜色要略深一些。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一家?斯韦特兰卡（4）

我们眼看着“女主人”一天天长大。我们一到，斯大林总是说：“喂，女主人，快招待呀。客人来啦。”于是她就往厨房跑。斯大林对我们讲：“她对我生气的时候，总是指责我：‘我这就到厨房去，向厨师告你。’我回答她说：‘你可怜可怜我吧，别去告了，那样，我可就简直没办法啦！’这时候她却更加坚定不移地说，要是对她不好，她非去告诉厨师不可。”

斯大林与第一任格鲁吉亚妻子所生的长子叫雅科夫，那时候已经长大成人了。他是一名工程师。我并不了解雅科夫。我开始常见斯大林并上他家去的时候，雅科夫很少在那里露面。他单另住着，拖家带口，所以在全家用餐时我只见过他为数不多的几次，而且他总是一个人。我在场时，他从来没有带妻子和女儿到父亲这里来过。

阿利卢耶娃自杀之后，我们每次到斯大林的住处去，瓦西里?斯韦特兰娜都在我们眼前露面。我对斯韦特兰娜逐渐习惯起来，深深地喜欢她，对她怀着父亲般的感情。我出于同情心，很可怜她这个孤儿。斯大林为人粗暴，不关心人，从他身上体会不到父辈的温情。在待人接物方面，他是个生硬而冷漠的人。不管在哪里，他和人们打交道时处处都留下不愉快的印记。生就一副喜欢寻衅的好斗性格。

如今，有人告诉我斯韦特兰娜到了印度，而且不打算再回苏联，我根本就不相信：怎么可能呢？这显然是资产阶级记者例行的造谣中伤。过了几天，她不再回来之事已是毫无疑问了。我至今为她感到惋惜。这正如涅克拉索夫指俄罗斯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1821~1877）。—译者注所说：“她至今依然对它（森林）痛惜落泪，那儿曾有过多少枝繁叶茂的白桦。”当然，她并不是白桦树，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更为令人惋惜的则是，她竟然落得个如此遭遇。真是命运多舛。因为她小小年纪便失去了母亲，是自己跟着保姆长大的。父亲对她的关注非常之少。他休养时经常是独自一人，从来不带上孩子。她成长过程中感受不到父亲的抚爱。即便是小猫，被猫妈妈在温暖的阳光下舔着之时，心中也会充满喜悦。任何野兽都需要爱抚。何况人呢？姑娘得不到这种爱抚，结果在内心世界便形成了某些心理特点。

她出嫁了。我不认识她的丈夫。我记得叫莫罗佐夫。他有个俄罗斯人的姓，本身却是个犹太人。斯大林一度对他还是容忍的，尽管我从未见过莫罗佐夫被岳父邀请来做客。他们夫妇生了个儿子，我估计斯大林根本没见过。这也在斯韦特兰娜的心灵上留下了创痕。后来斯大林反犹太主义情绪大发作，她也被迫与莫罗佐夫离婚。那是一个很聪慧的人，一位优秀的专家，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个真正的苏维埃人。

当斯大林要求斯韦特兰娜与丈夫离婚时，想必他也向马林科夫说过类似的话。马林科夫的女儿沃利娅即沃?格?马林科娃。她当时的丈夫是溪碧 尚别尔格，苏共中央副局长酞崩 尚别尔格的儿子。是个十分招人喜欢的姑娘，和马林科夫一位朋友的儿子尚别尔格结了婚。他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党的干部，极为正派的人，在马林科夫身边做了多年机关工作。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一家?斯韦特兰卡（5）

所有委托马林科夫起草的决议，都是由尚别尔格捉笔，他很有学问，人也聪明。我曾经多次在马林科夫那里遇见过小尚别尔格，他也让我十分喜欢：又年轻又能干，文化修养很高。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可是我一向敬重的马林科夫夫人瓦列里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却突然对我说，沃利娅与第一个丈夫离婚了，又嫁给了一位建筑师。我不打算去比较他俩谁好谁坏，这是人家的私事。当妻子的自己能判定哪位丈夫更好—是第一位，还是第二位。我则认为，第二位也是一个好小伙子。他比妻子还小上几岁。这可能让沃利娅更加喜欢。但为此就可以抛开父亲朋友的儿子吗？我对此无法理解，也感到很不高兴。

马林科夫并不是反犹太主义者。他也从来没有向我提起斯大林在这方面对他说过些什么。可是我确信，即便斯大林根本没有直接向他说过这种事情，但他耳闻斯大林因为斯韦特兰娜的丈夫是犹太人而要求她同丈夫离婚，便知道情况不妙，于是也强迫自己的儿女也照此办理。这显示了最卑劣可耻的反犹太主义。我并不想将此归咎于马林科夫本人；这是奴颜婢膝的曲意逢迎：既然斯大林这样做了，那么他也得紧跟。我一向认为，马林科夫是个观点正常的人，并没有上面提到的那种可耻的毛病。

斯韦特兰娜也再婚了。这完全是斯大林的意思，他要她嫁给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现任罗斯托夫大学校长即尤?安?日丹诺夫（1919年出生）化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0年起），1952~1956年为苏共中央委员，1983年度国家奖金获得者。。我喜欢他：他是个聪明、有教养、明白事理的人。斯大林也喜欢他，然而他却未能讨得斯韦特兰娜的欢心，斯大林去世后他俩终于离了婚。我再次为此感到难过。我极不愿意听到人们说她的坏话，硬说她是水性杨花。随后她孀居了多年。她有一双儿女：儿子出自第一位丈夫，女儿则是第二个男人的。

在我的政治活动结束之前大约一年左右，有一次，米高扬告诉我说，斯韦特兰娜去找他征求意见：她打算与一个印度记者结婚。米高扬说，她很爱他；印度人比她大，但二人早已相识，那是个正派人，而且还是共产党员。米高扬说：“她还求我也打听一下您对此事的态度如何。”我回答说：“如果她认为他是个值得爱的人，那就让她出嫁好了。选择权在她手里，我们与此事无关，不去加以干涉。至于他是不是苏联公民，这并不构成障碍。就让她自己拿主意吧。”她与印度人成婚。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已经退休，感到很满意，因为我一直希望她有一天能安排好自己的个人生活。

据我听到的消息，这个印度人已经去世。斯韦特兰娜去他的故乡安葬他，就再也没有回国。我着实大为震惊，好几天都不肯相信，后来得到了不容置辩的证实。她的那本书我没有全部看过。西方电台播送了其中有利于自己的一些摘要。也许，这些地方并不是全书最本质的东西，但所播发的内容至少令我觉得奇怪。作为一个在我国环境里长大的苏联人，而且还是斯大林的儿女，居然会写出这样的东西？她可是在苏联人中间获得教养的，我并不认为那仅仅是斯大林周围的人。诚然，抚养教育她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我并不是很清楚。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一家?斯韦特兰卡（6）

我还记得那儿曾经出现过一个漂亮的格鲁吉亚女人，但她似乎只是昙花一现便消失了。有人告诉我说，她就是斯韦特兰娜的教导员。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导员，她从何而来。有消息说，这是贝利亚安插的人，派她来不知是针对斯韦特兰娜，还是针对斯大林。在学校里，斯韦特兰娜学习很好，从未引起过非难。

我认为，这个年轻女人已经心灰意冷。这还用说吗……很早母亲便死了，而且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死去的呀！她明白，母亲之死是母亲与父亲之间的相互关系导致的结果。那并不是普通的死法，而是自杀身亡。甚至有人散播流言，说她是被斯大林杀死的。我至今也无法肯定究竟真相如何，因为我知道有这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斯大林开枪打死了她；另一种说法较为可信，说她是由于斯大林侮辱了她女人的名誉而开枪自杀的。自然斯韦特兰娜知道某一个说法，心里感到极为苦恼，这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后她结婚又离婚，一个人守着儿子。再婚后却自己抛弃了第二任丈夫，留下了他的女儿。对一个年轻女人而言，这并不那么正常。

而且她与自己父亲的关系也很复杂。父亲爱她，却用野兽般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有如猫对老鼠的温情。这同样会损害一个小孩子、然后是大姑娘、最后是当了母亲的女人的心灵。后来是父亲猝死，他滥用权力的行为被揭露，这对她也是可怕的震憾。方方面面所发生的事情折磨着她的心灵，影响着她的精神状态。而现在又是新的一杯难以下咽的苦酒：第三任丈夫的死亡和葬礼。

以后发生的事情，是那些自己也只是得自传闻的人转告我的。她为什么不回国呢？我这里讲的只是一种说法，因为可靠的消息我一无所闻。她在安葬丈夫后，来到我国大使馆。当年驻印度的大使是别内迪克托夫伊?亚?别内迪克托夫（1902~1983）共产党员（1930年起），1938~1943年和1946~1953年分别担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和农业部长，随后又任国营农场部长。1959年起任驻印度大使，1969~1970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39~1941及1952~1971年为党中央委员。。我很了解此人：这是个“原则性强”的人。她希望能在印度再逗留几个月，而别内迪克托夫却劝她马上返回苏联。当大使建议一位公民立即回国的时候，这足以让任何人当即警觉起来。何况斯韦特兰娜也熟知我们在这方面一向所采取的手段。那就是对她表示不信任了。对一个希望其尽快回国的人来说，这种不信任可能导致可悲的结局。这并不是在关心人，而是政治上的不信任，是足以使再怎么沉着的人也都会失去自制的、有损尊严的侮辱性态度。

而斯韦特兰娜并不是沉着冷静的人，这从她那本书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来。她颓丧已极，转而向外国寻求帮助，去找美国大使，先到瑞士，再前往美国。这是一种无可辩解的愚蠢行为。不过她受到的对待也很愚蠢。太粗暴了。那些人使用的是警察手段，他们本来应该表现出分寸感和对一位女性和公民个人的尊重。照我看，应当怎么做才对呢？我坚信，如果以另一种态度对待她，后来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在她到大使馆去说她需要在印度逗留两三个月的时候，应该这样回答她：“斯韦特兰娜?约瑟福夫娜，干吗才三个月呢？您办个为期两三年的签证好啦。你也可以领取长期有效的签证，一直住在这里。到您想回的时候，再回苏联好了。”应当给她以选择的自由，从而让她精神上坚强起来，表明她是受到信任的。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一家?斯韦特兰卡（7）

我坚信，如果这样对待她，即便她有一本已经完稿的自己的书，那么，她或许就不去发表，或许会加以改写。但却偏偏向她做出暗示：她正受到怀疑。这个聪明的女人当即明白了这点。对她这个斯大林的女儿政治上不予信任，令她忍无可忍。于是她纵身跃入了侨居生活的漩涡，失去了祖国，诀别了自己的子女和友人。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我为斯韦特兰娜感到惋惜。我现在仍然像过去那样叫她，虽然她早就已经是斯韦特兰娜?约瑟福夫娜了。她作为我们的苏维埃人，就这样可怕地不复存在了。这太令人惋惜了！

有许多例子都能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早在我担任政府领导人的时候，年轻钢琴家阿什克纳济路姆阿什克纳济（1937年出生）钢琴家，1962年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获奖者，1963年起旅居国外，1987年起以指挥的身份在伦敦主持皇家爱乐交响乐团。获得了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一等奖，而且与一个在我国音乐学院学习的英国姑娘结婚，两人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他们前往他岳父岳母所在的英国。我听人说，她原籍爱尔兰，但却是英国臣民。阿什克纳济是个出色的钢琴家，我听过他的演奏，后来向他颁奖时，我还向他表示了祝贺。至今我仍然在广播里听他演奏。于是，他来到伦敦的苏联大使馆，说他的妻子现在不肯去苏联，而他又非常爱她，他们还有孩子，他问该怎么办。大使当即将此事向莫斯科做了汇报，后来葛罗米柯对我说，收到了我们大使发来的这样一封电报。

我与同志们商议之后提出：“我们给他发放一个国外护照吧，期限他想要多久就多久。他有了这个护照，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来苏联。这是唯一明智的做法。如果我们强行要他回国，他大概就不回来了。他并不反苏，可是我们却硬要人为地把他变成一个反苏的人，因为如果他不听从我们的意愿，那就会将自己与苏联政府对立起来。马上就会有评论家和解释者煽动他的反苏情绪，干吗我们要逼出这样的人呢？如果他住在伦敦，常常回来开音乐会，那又能出什么事呢？他是一位音乐家，自由职业者，他仍将在自己祖国的音乐会上演出，始终是苏联的公民。”大家都表示同意，我们也就这么办了。现在我打开收音机，如果一听说钢琴家阿什克纳济在莫斯科演出，我就很愉快地欣赏起来，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为我们大家、为苏联保护了一位钢琴大师的清白名声，同时又没有破坏其家庭生活。

也许，他和其他类似的人希望来我国定居的时代终将到来。也可能他们仍然要在国外定居，这我也不能排除。咳，那又有什么呢？我认为应当向苏联公民提供按照自己意愿选择居住地的机会，这样的时机已经到了。谁要是想去哪个国家，那就请便好啦！苏维埃政权已经存在了50年，还将人们禁锢起来，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可诅咒的，那里的劳动人民注定遭受资本的奴役。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一家?斯韦特兰卡（8）

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在建设的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功，今后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我们的制度无疑是最进步的。也就是说，如果“按圣经的说法”打个比方，那这就是天堂了。但天堂的意思并不是说，大家都从聚宝角希腊神话中指曾用自己的奶喂养过宙斯的那只母山羊的犄角。该角具有神奇的特性，可以倾倒出主人所希望得到的任何东西。—译者注里往外倒，你只需张着嘴巴就行了。不，这样的天堂现在没有，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但是对任何事物的评价都是相对而言。既然如此，我们自己又何必自寻烦恼呢？我们正在建设美好的生活，而为了让人们留下来过这种美好生活，就要在出国问题上层层设防吗？

“干吗用棍棒把人往天堂里赶呀？”有时候说这种话的甚至并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苏联爱开玩笑的人。我们在以强迫方式推行农业集体化时和其他场合，都听到过这种话。我认为，不能再让社会主义的敌人抓住把柄了。为什么我们不相信老百姓—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呢？应当表明，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独立自主的公民，都是自由的新生活建设者，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是出于自己的信念，而不是因为受到强迫或者由于走投无路的生活条件。这使我们蒙羞受辱。已经到了一雪此类耻辱的时候了。

看看南斯拉夫吧。他们生活并不比我们富裕。我最后一次访问南斯拉夫时，曾经与铁托进行交谈，现在我回忆起这些谈话感到很开心。我向他打听：“你们的国境线情况如何？”他说：“我们国境线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人开车到了边境，只需说明他要去哪儿就全齐了，无须做任何检查。出国人办完简单的手续，道口栏木缓缓升起，汽车就可驶入或者驶离南斯拉夫。从别的国家进入南斯拉夫的人也是如此。每个南斯拉夫人都可以自由地出国。”他还谈到，南斯拉夫许多矿工去西德干活。他们说：“我要去挣一辆小汽车回来。”南斯拉夫出什么事了吗？它因此亡国了吗？没有。

顺便说说，当我提出恢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时，苏斯洛夫根本无法理解此举势在必行。他竭力论证说，南斯拉夫没有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就对他说：“我们还是做做分析吧。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委员会，让它按照基本特点去进行研究，看看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我们叫作社会主义的国家各自都有些什么社会特征。”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成立起来了，提供了相应的这些文件。我事先就对委员会的最终结论坚信不疑，不过是想希望让这个权威的委员会对一切都做一番直观的分析。这些文件就放在党中央委员会。文件证明南斯拉夫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南斯拉夫国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效法南斯拉夫，不肯开放自己的国境线呢？

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我们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可能有人会说，我们这里还存在着各种社会阶级成分。可那已是我国立国之初期的事情。如今50年过去，敌对阶级早已消灭，这种论据只有拿来糊弄傻瓜了。对有头脑的人们而言，这简直是丢人现眼的论据。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一家?斯韦特兰卡（9）

那么，要是我们允许斯韦特兰娜自己决定，她还是不回来呢？那就算了吧，会令人感到惋惜，但也毫无办法。在现行的签证发放制度下她不是也没有回来么。还有一件事，同样属于已成为苏联领导人思想桎梏的那种遗产的范畴。我国首屈一指的芭蕾舞女演员迈娅?普利谢茨卡娅迈?普利谢茨卡娅(1925年出生)苏联人民演员(1959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85年起)，1943~1988年曾在大剧院演出。，她不仅是苏联国内的，而且也是世界芭蕾艺术界最优秀的芭蕾舞演员，她的命运又如何呢？大剧院出国演出，她总是被排除在外。我接到报告说，她不可信任，很可能不回来。我并不认识她，我也从未与她交谈过，对她的思想倾向毫无了解。当然，如果像普利谢茨卡娅这样的芭蕾舞演员离开苏联，那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事。那无异于一种抗议行动，而对我们来说，则是一件痛心的事情。

后来有一次，芭蕾舞团照例又准备出国演出，我这位党中央书记收到普利谢茨卡娅的一封信，信相当长，也很诚恳。她写道，她是个爱国者，对她的不信任令她感到委曲、受到侮辱，希望相信她的人品。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怎么办呢？我复印了她的信，党中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都看到了。我建议让她也出去，有人表示怀疑，说她有可能不回来。“是的，可能不回来。但是她说了，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我相信她的话。缺少信任就无法生活。即使她写的不是实话，只不过是为了脱身，好吧，那也没什么，我们能担当。”她出去了。她在国外演出后载誉归来，为苏联芭蕾舞艺术、为我国的文化增了光添了彩，我觉得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报偿。要是我们当初仍然扣住她不放呢？我们就会毁掉一个人，或者把她变成一个反苏分子。因为最脆弱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心理，所以应当加以呵护，不能让它受到伤害。漫不经心的一步就可能使一个人失去自制力，结果成为一生中决定命运的一步。我为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骄傲，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位女芭蕾舞演员正确地对待了信任。

还有一件事，与著名的钢琴家里希特斯?捷?里希特(1915~1997)苏联人民演员(1961年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75年起)，1961年度列宁奖金获得者。有关。同样也是出国的问题。我接到报告说，存在着反对意见。据我所知，福尔采娃叶?阿?福尔采娃(1910~1974)俄共(布)党员，1930年起从事共青团工作。自1950年起先后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1956年起任苏共中央书记、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7~1961年为主席团委员，1960年起任苏联文化部长。曾向我报告，是我们的国家安全机关提出异议。根据何在呢？他的母亲住在西德，不知道他还回不回来。当然，失去像里希特这样一位大音乐家对国家是一种损失。这可是音乐界的头号人物。怎么办呢？我说：“让他去吧。”有一种意见是要求他别去西德。我说：“要是在他被迫做出保证不去西德与母亲会面之后，才让他跨出我们的国门，那真是再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做法了。恰恰相反，应当劝劝他：‘您这么多年没见过母亲了，去和她见见面吧。’不要让他感到我们反对这种事情。”里希特去了西德，和母亲会了面。我听说德国人占领乌克兰时，他母亲好像是把他丢下就跑了。她当时似乎住在奥德萨，儿子却在这边长大成人。结果他如期回国。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一家?斯韦特兰卡（10）

后来他在美国巡回演出，有人赠送了他一架极好的钢琴。福尔采娃来，对我说：“这可怎么办呢？根据我国法律，钢琴入境时需支付巨额关税。看来里希特出不起这笔钱。”我说：“以我的名义转告海关的人，让他顺利通关，不收一戈比关税。既然他在美国获奖得到一架钢琴，我们就不应当设置障碍让他无法拥有这件礼品。如果我们剥夺了他的礼品，他的心中就会留下酸楚的记忆，感到伤心。对音乐家而言，拥有一件好乐器是一大乐事。不要去剥夺他的这种乐趣，他应当享有快乐，而且应当享有更多的东西！”这样解决问题，福尔采娃也很满意。如今里希特频频巡回演出，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不知是否还存在关系到他公民诚信的问题。

是否会出现辜负我们信任的情形呢？完全可能。两亿多人口，其中当然既有纯洁的人，也有不纯洁的人。正如一切轻的东西总是飘浮在水上，不纯洁的人一旦浮出表面，他们必将被浪涛冲离我们的海岸。让他们随波逐流去好了。有些不能说他们不好的人也可能做出类似的抉择。有的人可能表现出某种暂时的动摇，有的人不过是想尝试过一过在某些方面显得颇具吸引力的异国生活。随他们的便吧！总不能一旦掌权就筑起樊篱，不许靠近一步，更不必说越篱而过。不能这样！请想想列宁吧。我们自己在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就曾将敌人纷纷驱逐出境，为那些想要出国的人大开方便之门：请吧，你们带上提箱，走就是了！于是人家就走了。

我记得，1919年我当红军，在库尔斯克服役，许多人从那里迁居乌克兰。红军的“口头公报”中流传着一些趣闻，讲述人们如何穿越这道边界，如何隐藏私人贵重物品，以及寻找什么样的隐秘地点，藏匿那些体积不大然而很贵重的东西。也许，这方面的真相被年轻士兵们用想像力添油加醋了，但这样的事情的确是存在的。人们是公开出走的。而现在呢，50年过去了，我们就更应当确立这样的社会关系，不要再把每个人都当成叛国投敌分子。采取另一种立场，就等于是在羞辱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学说、我们的制度。我强烈反对这样做。

对斯韦特兰娜就采取了类似做法，这令我十分难过。我认为，至今也并非一切都无可挽回，她仍然有可能回来，回到自己子女身边的念头可能会愈加强烈。但愿她终于能有这样的机会：知道她想回来就能回来，而且她的软弱不致受到责备。我既谴责斯韦特兰娜做出不明智的决定，也谴责那些不肯向她伸出援手，帮她寻求正确决定的人，他们以自己愚蠢的举动将她推上了错误的道路。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的最后岁月（1）

斯大林的最后岁月

伟大卫国战争之后，斯大林的身体显然一年比一年衰弱。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他记忆力的模糊之上。有时候我们一起进餐，他眼望着一个交往了一二十年甚至更久的人，却突然愣住了，怎么也记不起人家的姓名。这时候他便非常气恼，不愿让别人察觉。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体力上的衰退。我记得，有一次他面对布尔加宁，却怎么也想不起对方姓甚名谁。反复打量着对方，问道：“你叫什么来着？”“布尔加宁。”“对，布尔加宁！”直到此时，他才说出了本来打算向布尔加宁说的话。类似现象相当频繁地一再发生，常常惹得他大发雷霆。事后他便将自己的恶气发泄到与他共事的人身上，这些人与他一起经历了漫长的道路，而且很遗憾，他们也是许多清白之人被无辜滥杀的见证人。诸如布尔加宁和马林科夫这样的人，大概许多情况都不了解。他们一味采取行动，为这个致命的进程推波助澜，其所作所为似乎是盲目的。祸根全是斯大林一手造成的，有关必须扩充“绞肉机”的全部材料，既是他亲自援引的，也是他亲自使其具有法律效果并进行解释的。此类解释全都归结于一点，即为了革命，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和继续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采取这些措施。总而言之，纯然出于美好的意图。我不知道斯大林是否多多少少受到了误导。我对此感到怀疑，因为回想起他的片言只语和各种各样的论述，我感觉到而且心知肚明，他这样做是有意识的，目的在于使党内不会出现企图让党回到列宁式的党内民主，让国家转入社会制度民主化轨道的个人或者集团。那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他对待人们的态度，俨然以创造人类的上帝自居，对他们抱着既庇佑又蔑视的态度。根据我们幼时所受到的来自《圣经》的教导，是上帝用泥土创造了第一个人。对泥土又能有什么尊重可言呢？斯大林常说，人民是粪土般的废物，是只能跟着强者亦步亦趋的乌合之众。于是他便不断显示强者的力量，消灭一切足以提供某种精神食粮的东西，而正是这些东西能够让人们对各种事件进行符合真理的理解，让人们进行可能与他的观点相抵触的清醒思考。这就是苏联的悲剧之所在。这也正应验了列宁的警告：斯大林是个性格偏执的人，有可能滥用权力。这点我已经反复提到过多少遍了！这番话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列宁的这一预见是何等的英明！而我们党做得又是何等的愚蠢，竟然没有听他的话，在列宁去世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未能做出应有的结论，即便在党代表大会上也未能这样做。结果听任历史的摆布，让党和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惨遭斯大林时代的悲剧。

我还记得斯大林最后一次在新阿丰休养的情形。这是1951年的事(我了解此事，因为1952年他没有去休假，既然斯大林不去，领导人中也就谁都没有去休假，而他是1953年去世的；可见那是1951年的事)。他邀约我到他那里去，从前也常有这种情况。我当时好像在索契休养，就从索契乘车到新阿丰去见他，随即我们在一起休养。后来他又给正在苏呼米休养的米高扬打电话，米高扬也来了。就这样，我们两人一块儿住在斯大林那里。我不记得我们在那儿住了多少天，反正很久。有一天，还不到吃午饭的时候，斯大林起床，穿好衣服，来到房子外面。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的最后岁月（2）

我们也跟着他出门，三个人一起站在房前。突然间，斯大林无缘无故地盯着我瞧了瞧，说：“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人。我对谁都不相信。自己也信不过自己。”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简直目瞪口呆。无论我还是米高扬都无言以对。斯大林也再没有对我们说什么。我们站了一会儿，随后便像平日一样闲聊了起来。

事后我一直无法忘却这几句话。他为何要讲这一席话呢？不错，我们所有的人长期以来都亲眼看见了他对人们的不信任。然而当他如此斩钉截铁地声称他谁也信不过，甚至连他自己也信不过的时候，这就显得十分可怕了。您能想象吗？一个身居如此高位、决定着举国命运、影响着世界未来的人，居然会说这样的话？如若细加思量，如若从这个视角对斯大林所干的种种坏事进行分析，那么就会明白，他的确从未相信过任何人。不过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一方面，不相信人可说是他的权利。当然，这会对一个具有此类性格的人造成严重的心理负担。但是，当一个对谁也不相信的人具有促使他统统除掉他不信任的人的性格，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正是他身边的人全都长不了的原因。当他对他们还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之时，他们还能活命，工作。而等到他不再信任了，便会开始对他们“看不惯”。与他一道工作的人之中，一旦他对某个人不信任到无法容忍的程度，他们的悲惨时刻也就降临了，只能步那些已经丢掉性命者的后尘。实际上，那些与他一道工作、在党的队伍中为党内团结而共同奋斗的人，总是渐次遭到这样的命运。后来这些人几乎悉数被除掉。这可以拿加米涅夫作为例子……我不知道早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关系如何。列宁在遗书中曾经提到，党内有两个最杰出的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列宁在遗书中也写到了斯大林的一些缺点。

斯大林承认他谁都信不过，连自己也信不过，这就揭开了帷幕的一角，稍稍显出了他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所爆发的那场悲剧的原因。而斯大林时期是十分漫长的。许多完全清白无辜的人就这样落得身首异处。现在之所以提到他们的名字，是为了让人民还能记起他们。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他们重新被载入史册。然而时至今日，有些人仍然在羞羞答答地可耻地隐瞒这些人死于非命的原因，替那个罪魁祸首进行掩饰。这当然很不明智，但是事实俱在。

回首往事，我还要再说一遍：事情竟然发展到了斯大林开始将伏罗希洛夫视作间谍的地步！大约有五年时间，他一直不让伏罗希洛夫参加所召开的任何高级会议，首先是政治局的会议。不过，真正的会议早已不开了，只是偶尔进行聚会，其实就是在临吃午饭或晚饭之前顺带聊一聊，尽管这时解决的是当前最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伏罗希洛夫已经进不了那样的地方。偶尔他也擅自闯入，亦即不请自来，有时则是打电话。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的最后岁月（3）

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这真是愚蠢透顶。我不知道，对人的不信任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产生这种精神状态。斯大林居然信不过那个多年与之携手并肩、共同战斗和工作的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对党、对工人阶级的忠诚，绝不应当受到一丝一毫的怀疑。至于如何评价他担任国防人民委员的工作，那是另一个问题。事实表明他不能胜任人民委员一职，红军之所以未能做好战争准备，这不单是由于毫无根据地杀害了许多干部；在武器装备方面也未能做好应有的准备。作战的技术装备、武器及其储备量都与苏联的物质技术能力和时代的使命不相称。按照我们的生产水平，完全能够建立必要的储备，进行一两年战争绝无困难。可是开战之初，我们连足够数量的步枪都没有！军队所需的许多最简单的东西也供应不足。直到1942年我们仍在闹武器荒，痛感高射炮不足，结果在敌人的空袭中遭受了巨大损失。

伏罗希洛夫不称职，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不知道这应当做何解释，但我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到他在人民委员的工作中表现出了应有的勤奋。可以将他与卡冈诺维奇加以对比。作为个人，我对卡冈诺维奇缺少好感，不过要是说到勤奋程度和工作能力，那么此人堪称雷厉风行。有时候，他这种暴风骤雨般的性格足以折断粗壮的大树。他竭尽全力地工作，完全不顾及自己的身体，不计时间，将一切都贡献给了党的工作，贡献给了党。当然，他是一个争名逐利之徒。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而我现在所说的是他的工作作风。伏罗希洛夫则是另一种人。在各种庆典上总能够见到他。他喜欢出头露面，显示自己的风采，而对真正的军事工作却很少花费心思。

在加马尔尼克、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一些实际负责军队的政治工作、经济问题和技术装备的人干着实事的时候，没有伏罗希洛夫，工作照样进行。而当他们一一被除掉，由诸如梅哈利克、夏坚科等不称职的人取而代之的时候，国防人民委员部就其领导人而言，简直变成了一所疯人院，或者一个有如狗舍般的地方。有一天(这事我已经讲过了)，铁木辛哥硬把我拽去参加工农红军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会议。当时他是基辅特别军区的司令员。于是我和他一起来到莫斯科。铁木辛哥是个有几分狡黠的人。他显然是希望我这个基辅特别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见识一番这个狗舍，看看那些家伙如何彼此咬住对方的喉咙，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相互撕扯，却不肯干正经事情。

这应该怪谁呢？既怪伏罗希洛夫，也怪斯大林。我认为，当时伏罗希洛夫已经得不到斯大林应有的信任了。干吗他要使用这样的一些人呢？他们就性格而言（我就不谈他们政治上的忠诚和爱国心了，这都是些绝对正直的人）彼此根本水火不容，因而他们之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协调一致的行动。最后是谁遭殃呢？遭殃的是军队、人民、国家。不过，也许恰恰是他们那种狗咬狗般的内讧正中斯大林的下怀吧？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的最后岁月（4）

现在谈谈莫洛托夫。一提到他，人们总是说：他是斯大林的一根大棒。1930年，莫洛托夫在李可夫卸任后被推举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我在工业学院学习，是莫斯科鲍曼区的积极分子。我们接到对莫洛托夫的任命消息时，莫斯科全城谣言四起。当时还有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的拥护者。也有与布哈林拥护者关系密切的瑟尔佐夫-诺米纳泽集团的拥护者。现在我已不记得他们之间具体的分歧是什么了。反正都是些同一政治倾向的人。莫洛托夫作为斯大林最忠实最坚定的朋友受到推举，没有推举他们。他自己在那次推举他为候选人的中央全会上，就是这样说的，在我担任莫斯科市党委和州委书记的时候，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召我去他家，我在那里就经常见到莫洛托夫。我当时认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是一对亲密无间、形影不离的朋友。休假时他们也总是一起出行。

至今我也完全说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斯大林与莫洛托夫情断义绝的。当然，如果想到他的妻子热姆丘任娜被斯大林投入监牢的事，那么莫洛托夫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会同意斯大林或中央全会的做法。全会上讨论撤销热姆丘任娜中央委员资格的问题时，大家都投了赞成票，而莫洛托夫则弃权。他并没有投反对票，但是弃了权。此举激怒了斯大林。诚然，即便在此之后莫洛托夫也依然和斯大林在一起，但全会上所发生的事，却使斯大林日后对莫洛托夫的态度产生了影响。考虑到斯大林的性格就会明白，这种不愉快的事件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可能毫无窒碍。尽管如此，他们还保持着亲密的交往，工作上也一如既往地相互配合。

然而后来斯大林便开始怀着愤恨之情欺侮莫洛托夫了。卡冈诺维奇就是莫洛托夫地位不稳的晴雨表。卡冈诺维奇任由斯大林唆使，俨然扮演一条拴着链子的狗的角色，放他出来就是要他去撕咬他觉得已多少受到斯大林冷落的某位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对莫洛托夫始终没有好感。我听他说过，他很不喜欢甚而憎恨莫洛托夫。但他也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莫洛托夫毕竟是莫洛托夫。战后时期卡冈诺维奇开始攻击莫洛托夫，而且言语非常尖刻。伏罗希洛夫与会的时候，他也攻击伏罗希洛夫。这让我们其余的人感到气愤。我指的是我自己、布尔加宁，甚至还有贝利亚。我们都对卡冈诺维奇感到不满，有时便进行反驳，顶一顶他。这时候卡冈诺维奇便马上夹起了尾巴，他其实是个胆怯之人。

眼见得莫洛托夫的处境已经不妙，但他却镇定自若，仍然对所有的原则性问题勇敢地发表意见。我得说，他是政治局里唯一一个敢于在某些问题上不时对斯大林提出异议的人。这种异议并非以政治性争执的方式表现出来。那种地方是不存在争执的，可是他的意见和他在某些问题上所表现出的顽强精神，使我对莫洛托夫颇有好感。因此，我对他怀着极大的敬意，尽管就其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的观点而言，我对他则持批评意见。发现他缺乏工作效率的不单是我，而且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不过莫洛托夫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倾向是无可指责的，这就弥补了一切。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的最后岁月（5）

斯大林在世的最后数年间，莫洛托夫已经失去了他的信任。有一次斯大林在苏呼米休养，突然提出一个问题：莫洛托夫是个美国间谍，他与美国人同流合污。现在简直无法想象，居然会有人说出这样的话来。莫洛托夫立即开始向其他人寻求支持。当时我和米高扬在场，于是大家都说这是不可思议的。斯大林却说：“可是你们还记得吧，莫洛托夫有一次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报告说，他乘火车从纽约去华盛顿。既然是乘火车去，那就表明他有自己的沙龙车厢带有客厅的车厢。—译者注，可他怎么会拥有这种车厢呢？这就意味着他是美国的间谍。”我们回答说，美国的国务活动家根本就没有个人专用的铁路车厢。斯大林是根据他在苏联搞的那一套规矩来考虑问题的，因为他在国内不仅拥有沙龙车厢，而且有整列供其专用的列车。他以为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这样的规矩。

他对大家不相信他所说的话反应强烈，当场就口授了一封给其时正在纽约的维辛斯基的电报安?雅?维辛斯基1949~1953年3月担任苏联外交部长，常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会议。，要求维辛斯基查明莫洛托夫是否拥有个人专用车厢。电报立马用密码发出。维辛斯基迅即回电说，根据查证的情况，目前尚未发现莫洛托夫在纽约拥有个人专用车厢。这个回答并不能让斯大林满意。其实他也不需要什么回答。最主要是不信任在他脑子里已经生根，他一心要寻求为自己的这种不信任辩护的理由，加强其说服力，以便向其他人表明，他们全都瞎了眼，什么也看不见。他喜欢反复向我们说：“你们都是些盲人、瞎猫，要是没有我，你们准得被帝国主义者一个个掐死。”他就希望这样，他就需要这样。他一心要证实莫洛托夫是个不忠诚的人。

过了一段时间，米高扬也遭到同样的冷遇。我至今说不出斯大林给他安的是什么罪名。莫洛托夫么，似乎是个美国间谍，因为说他在美国拥有专用车厢，自然那里也就有他真正的主子。那么，米高扬呢？他是哪国的间谍？斯大林去世后我曾不止一次与米高扬开玩笑，问他说：“喂，你说说，你是哪国的间谍呀？你即便是个间谍，大概也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间谍吧？”米高扬也喜欢开玩笑，便以玩笑对玩笑。我们就这样常常闹着玩。然而，此事成为笑柄只是斯大林去世后的事。在斯大林生前，要是他再多活上半年，恐怕他早就收拾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打发他们见老祖宗去了，他们必然会落得与所有“人民公敌”同样的下场。瞧吧，事情竟然搞到了如此地步！

如若将斯大林看作一棵坚不可摧的橡树，那么，这棵橡树自己砍光了自己的枝桠。而没有树枝，没有树叶，就破坏了树干的营养，树根也会跟着腐烂，整棵树自然注定了要枯死。斯大林后来开始不信任与他一道工作、一道改组了党并带领人民前进的那些人，凭空臆想出许多“人民公敌”，逐一砍掉他们的脑袋。有些他一度视作心腹并加以依靠的人，要么开枪自杀，比如奥尔忠尼启则，要么被他绞死，比如鲁祖塔克、李科夫、加米涅夫、丘巴尔、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在所有进入政治局的人中，似乎只有彼得罗夫斯基仅仅被撤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发生奇迹的原因应当从这方面去寻找：彼得罗夫斯基由于年事已高，已经不成其为政治领导人物，只是一个昔日的政治活动家，根本不会构成什么威胁。看来，这就决定了他的命运，他便幸存了下来。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朝鲜战争（1）

朝鲜战争

现在我想讲讲有关朝鲜事务方面我所亲历的一些事情。好像是在1950年我重新到莫斯科工作的时候，抑或稍早一些，在我重返莫斯科之前，金日成金日成(1912~1994)1932年起参加朝鲜抗日解放运动，1948年起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1949年起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66年起为总书记)。率代表团访向我国。他在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一个问题：他想用武力试探南朝鲜的虚实，并说只要北朝鲜一动手，那边就会发生内乱，建立起像北朝鲜那样的人民政权。斯大林对此并未加以抵制。因为这正好迎合了斯大林的观点和信念，何况这里还有一个朝鲜内部的问题：北朝鲜希望向南朝鲜处于李承晚李承晚(1875~1965)1948~1960年任南朝鲜总统，在人民起义的压力下退职。统治下的同胞伸出友爱之手。

斯大林与金日成商定，由金日成细加斟酌，考虑好一切，带上具体的计划再来一次。不知是事先已经约好他什么时候来，还是一俟他考虑停当之后立即便来。反正金日成又来了一回，向斯大林报告说，他完全相信此事必然成功。斯大林表示了某些疑虑；他担心美国究竟会加以干预呢，还是装聋作哑？两人都倾向于认为，如果速战速决（而金日成确信一切都会迅速发生），那么美国的干涉就可以排除，他们不会动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介入。

不过斯大林仍然决定就金日成的建议征求毛泽东毛泽东（1893~1976）1950年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意见。我应当明确地声明，这次军事行动并非斯大林、而是金日成提出的。金日成是首倡者而斯大林却未加阻止。而且我认为，任何一个共产党人都不会阻止这种一心想将南朝鲜从李承晚和美国反动派手中解放出来的满腔激情。那是与共产主义世界观相抵触的。我在此事上并不想谴责斯大林，相反，我完全站在他的一边。如果当时正好要我来拍板，我肯定也会采取同样的决策。毛泽东也做出了肯定的答复。现在已经无法一字不差地记起斯大林征求意见时使用的原话了。据我所知，他是询问对方如何看待这类行动的实质和美国是否会进行干预？毛泽东回答时赞同金日成的建议，并发表意见说，看来美国不会加以干涉，因为此事纯属内政问题，应当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我记得，在斯大林别墅的午宴上大家开了许多玩笑。金日成给我们讲朝鲜人的生活习惯、朝鲜的气候、种植水稻的环境和捕鱼的事。他谈到了南朝鲜的许多好处，论证说朝鲜两部分统一之后将会变得更有价值，将能保证自己整个工业的原料供应，也就能依靠捕鱼、种植水稻和其他农作物满足人民的食品需求。我们大家预祝金日成成功，期待他能真正取得胜利。我们此前即已在武装北朝鲜，但在那次宴会上并未谈及究竟给北朝鲜提供什么样的武器装备。我个人对此并不清楚。不过我认为，不用说金日成已经获得或者即将获得所需数量的坦克、火炮、枪支、其他军事物资和工程装备。我国的空军掩护着平壤并驻扎在那里。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朝鲜战争（2）

我一直完全无法理解的是，正当金日成准备进军之际，为何斯大林召回了我国的顾问；原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队的各个师都有我国的顾问，也许团里也有。斯大林悉数召回了替金日成出谋划策和协助他组建军队的顾问。我当时就曾向斯大林讲了自己的意见，而他对我的异议却抱着十分敌对的态度：“不行！他们有可能被俘。我们不希望出现指控我们参与此事的证据。这是金日成的事情。”如此一来，我们的顾问便不见了踪影。这一切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军队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到了预定时刻，战争开始了朝鲜战争自1950年6月25日持续到1953年7月26日。，进展顺利。北朝鲜迅速向南推进。然而遗憾的是，金日成预计的情况并未发生，他预计的是枪声一响，南方人便会从内部奋起，爆发起义，推翻李承晚。只是由于北朝鲜军队向前推进，才得以清除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的势力。所遭遇的抵抗软弱无力。这方面金日成估计得很正确：南方的部队不堪一击，无力自保。这证明了南朝鲜李承晚的那套制度不得人心。但内部的反抗力量还不足以举行起义。看来，准备起义的组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而金日成本来以为，南朝鲜遍布共产党的组织，它们只待一声号令，便会立即发动人民起义。不，起义并没有爆发。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占领了汉城，顺利向前推进。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希望金日成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因为就性质而言，这是一场解放战争，而且并不是一国人民对另一国人民的战争，而是阶级战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一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劳动党领导下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也就是说，这场战争是一种进步的现象。不过，当金日成的军队打到釜山的时候，却士气不振起来，而釜山是南方最后一个海港大城市。本来应当将其一举攻克，迅即结束战争。那样一来，就会诞生一个统一的朝鲜，国家不再分裂。毫无疑问，一个更加强大的社会主义朝鲜必将出现，工业兴盛，原料丰富，农业发达。然而这种事情却始终没有发生。

当南方发生激战的时候，我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我们得到情报，称金日成的心情十分悲痛。我深切地同情他，再次提出建议：“斯大林同志，干吗我们不给金日成提供一些专业水平更高的帮助呢？他本人虽然打过游击，但并不是军人。”我心想，他的确是个革命家，一心想为人民而战，解放整个朝鲜。他希望朝鲜独立。而现在所面临的却已经是与美国武装力量开战……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朝鲜战争（3）

我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什特科夫捷?福?什特科夫（1907~1964）中将（1944年起），1948~1951年任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1959~1960年任驻匈牙利大使。是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获得过中将军衔。他尽管是战时的将军，却也并非职业军人，没有受过军事教育，他的意见无论如何也不能代替受过作战训练的专业技术军人。而我们有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他在战时曾担任过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为什么现在不将马利诺夫斯基派往某个地方，让他匿名周密布置作战行动，做出必要的指示，从而给金日成提供帮助呢？时任远东军区司令员的克雷洛夫尼?伊?克雷洛夫（1903~1972）苏联元帅（1962年起），两次苏联英雄（1945），1963年起任战略火箭部队总司令。1947~1956年曾任远东军区部队司令员和第一副司令员。将军也能从事同样的工作。

斯大林再次对我的建议做出了强烈反应。我太吃惊了！因为正是他对金日成表示赞许，非但不曾加以阻止，还鼓励人家采取这场行动。我们也给金日成提供了相应的武器装备。总之，我们完完全全是站在他一边的。没有我们的援助，他肯定什么也干不起来。我认为，我们的武器装备是起决定作用的援助。但是，如果我们提供专业技术人员的援助，这些人能够清醒地估计战场的力量对比，会使北朝鲜必胜无疑。我想，要是金日成能从我们这里再得到一个、至多两个坦克军，那么他就会加速向南推进，一鼓作气占领釜山。连美国报刊事后都说，如果釜山被一举攻占，华盛顿就不会决定动用比已经参战部队更多的美国武装力量来干预这场冲突。然而这事始终没有发生。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队的作战行动严重受阻，正当此时，又遭到了美国登陆部队的袭击。美军夺回了汉城，接着继续向前推进，越过了当年划定的南北朝鲜分界线—三十八度纬线。对北朝鲜和金日成本人而言，形势岌岌可危。我国大使发回了关于金日成精神状态的悲情报告。金日成认为可以进山打游击，但决不向敌人投降。

当此种威胁降临之时，斯大林已经准备接受一切，容忍北朝鲜被打败、美国人直抵苏联陆上边界的既成事实。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就北朝鲜局势交换意见的时候，他说：“也罢，现在就让美国在远东成为我们的邻居好啦。他们就要到那儿来了，但我们眼下不想和他们打仗。我们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谁也没有再向他提出什么意见，这个问题也就不再讨论了，因为这件事整个都是由斯大林亲自处理，这个问题似乎已被视作斯大林个人的问题。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朝鲜战争（4）

即使我国部队当时在那里，那也只是对一些飞机场起保护的作用。这些机场是位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呢，还是分布在满州地面，现在我已记不清楚了。当时旅顺港和大连还归我们所有。战争爆发初期，我们的空军胜利完成保护城市和电站的任务，使之免遭轰炸，击落了美军飞机。那里的我国空军基本上都装备的是米格-15型歼击机，这是一种使用喷气发动机的新型战机，机动能力强，性能良好。美国人在战争过程中重新装备了自己的空军，启用了威力更大、速度更快的新型歼击机。同它们相比，我们的米格-15甘拜下风，我们在空中开始吃败仗。美军如今可以闯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空，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而我们已无力提供保护，丧失了原有的制空权。

这时候周恩来周恩来（1898~1976）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来到我国。我没有参与他和斯大林的会晤。斯大林当时正在南方，周恩来便直接飞到了那里。这次会谈的情形我是后来在周恩来回国后才听说的。斯大林回到莫斯科后对我们讲，周恩来是受毛泽东委托前来商量对策的，他问斯大林可否派中国军队进入北朝鲜：北朝鲜已经没有部队了；必须截断南朝鲜人和美国北进的道路；抑或不值得这样做？

起初周和斯大林得出结论：中国不值得进行干预。可是后来当周恩来准备启程回国时，不知是谁又补充提出倡议（要么是周奉毛之命，要么是斯大林），于是他们回头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其后便同意中国出面支援北朝鲜。中国部队早已对此做好准备，集结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壤的边境上。会谈双方认为，这些部队完全足以取得胜利，一定能打败美国和南朝鲜军队，恢复先前的局面。于是，周恩来返回中国，我未能见到他，也不曾听过他讲话。所以我这里所说，仅仅是事后从斯大林本人那里听来的情况。

我甚至记不清前来我国的人确乎是周恩来呢，还是别的什么人？想必就是他了。而且我认为，他是当时处理复杂事件最聪明的人，毛泽东的主要“通信员”，一个善于随机应变、十足现代的人，与这样的人可以无所不谈，完全可以做到相互理解。问题就这样决定了，中国参战，不过要用志愿军的方式。中国并没有宣战，只是往朝鲜派出了志愿军。这些志愿军由彭德怀彭德怀（1898~1974）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起），中国红军历次征战的参与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起)。1945~1949年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集团军与蒋介石分子作战。自1949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随后担任过一系列高级职务。中国“文化革命”期间遭到迫害。指挥。毛对彭德怀给予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国军界最出色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于是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新的战斗。中国人成功地阻止了南朝鲜军队和美国军队向前推进。现存有一些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形势的文件。彭草拟了许多内容详尽的电报，阐述了对美作战的计划。其中确定了战线，预定了期限，说明了所需的兵力。他斩钉截铁地宣称，敌军必将被包围和打败，它将遭到决定性的侧击。总之，在这些彭报告给毛、毛又转发给斯大林的计划中，美军数次被击溃，战争已近尾声。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朝鲜战争（5）

遗憾的是，战争并未结束。中国遭受了重大失败。我们得到消息，在一次指挥所遭遇空袭时，中国将军、毛泽东的儿子牺牲了。毛泽东就这样在北朝鲜失去了儿子。战斗仍在继续，十分激烈，也无比残酷。中国伤亡惨重，因为他们的作战技术装备和武器远逊于美国。中国的战术主要建立在利用有生力量的基础之上，防御如此，进攻也是如此。战争持久不决。后来战线固定下来。双方似乎都止步不前，都在顽强固守。北朝鲜同中国一起开始渐渐迫使南朝鲜和美国人节节后退，从而占领平壤，将敌人逐到了三八线附近。

斯大林去世时，战争仍在继续。我对这次战争过程的描述十分简略，因为我全都是凭记忆来谈，而解决对北朝鲜人给予军事技术援助问题的文件我从未见到。除去斯大林之外，我国恐怕谁也没有见过。不过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原则我还是了解的。我们所收到的我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发回的各种文件，我全都看过。

那时候我已经得到了斯大林的承认，开始阅读呈送给政治局的全部邮件。斯大林下令给我分发这类文件，而从前类似的邮件我从未收到过。例如，战后我在乌克兰工作期间，呈报给政治局的邮件中除了直接涉及乌克兰或我个人问题的文件之外，我一无所有。现在我则能收到彭德怀各种报告的文本，那是毛泽东转给斯大林，斯大林又分转给我们的。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更好地了解朝鲜的情况了。

关于朝鲜战争结束的情况，我以后再谈。

第二卷 改革家（一）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每当斯大林想要向我们提出什么问题的时候，就邀约我们去电影放映厅。傍晚他醒来，乘车去克里姆林宫（他经常是在“近郊别墅”睡觉），叫上我们。一般都是打电话：“赶几点几点到电影厅来吧。”于是我们如约而至。他亲自挑选放映的影片。片子主要是缴获的战利品。有许多美国牛仔片。他非常爱看这类影片，大骂它们粗浅拙劣，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但随即又订购新片。影片放映时没有字幕，由苏联电影部部长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博利沙科夫泉泵 博利沙特夫（1902~1980）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8年底）。1916~1922年为图拉兵工厂工人，后做了组织工作。1931年起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最后的职务为总务主任），1939年起任电影事务委员会主席，1946年起任苏联电影部部长，1953年起任苏联文化部副部长。现场翻译。各种语言都是他替我们翻译。我们，尤其是贝利亚，常常取笑他的翻译，因为他根本不懂外语。他的同事事先为他讲述影片的内容，他努力一一记住，然后就来“翻译”。一些场景有时他译得驴唇不对马嘴，要么干脆只说：“瞧，他来了”之类的话。这时候贝利亚便开口替他帮忙：“这不，你瞧，他跑了，跑了”，如此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是通知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我们在电影院聚会。”而大家都知道，斯大林只去克里姆林宫里的电影院。那儿的一间屋子里，安装有当时即已过时的放映设备。如今这个电影放映厅已不再使用了。我们就在那儿看电影：美国片、德国片、英国片、法国片。所储备的片子很多，基本上都是战利品。战争年代德国人在被占领国掠夺他们碰上的一切，然后有一定数量的影片落入我们手中。有时也能遇上好看的片子，但通常我们都不喜欢。

有一次我们在那儿看一部电影，片名我现在记不清了，属于历史题材，叙事沉闷，令人厌烦。事情似乎发生在英国。当时需要将一批珍宝从印度运往伦敦，可是航线上海盗猖獗，常常船毁人亡。在需要运送珍宝的时候，当局想起了一名正在英国坐牢的船长。这是个胆大包天的海盗，亡命之徒。于是决定去找他，问他愿不愿意承担运送珍宝的任务。那人回答说，如果允许他从与他一起坐牢的那些旧日的海盗中挑选船员，他便可以答应他这样做，拨给了一艘轮船，于是他便驶往印度。可是在得到珍宝返航的途中，他却动手收拾起自己的同伙来。他用的是什么办法呢？他预定要杀死某个人，便往自己办公室的桌子上放一张此人的相片用以“备忘”。一俟他将其干掉并扔进大海，桌上又出现另外一张相片。我不记得他到底杀了多少自己的心腹，不过后来他本人也死于非命。据说，历史上确有其事。

第二卷 改革家（一）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2）

我们在观看该片的时候，亲眼目睹了那个船长的背信弃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想起那些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人是如何消失的。内心的感觉提醒我们：“人民公敌们”不也是以这样的方式丢掉性命的吗？通常每到放映结束之时，斯大林都要提出：“喂，我们走吧，怎么样？”我们并不想吃东西，因为已经是午夜一两点，应该休息了，明天还要上班呢。可是斯大林根本不为我们着想。“我们走吧？”这时候众人便声称他们都“肚子饿了”。这是早已养成的条件反射，故意撒谎。到了斯大林那里，当即开始宴饮。由于我们事先给米高扬和莫洛托夫打过电话，然后他们便互通电话，并双双赶赴电影院，然后与我们一道去斯大林那里，直至斯大林向我们发火之前，情况一直都是如此。后来我们中止了此种做法，因为到头来这可能对他俩和我们都不利：既帮不了他们，又会破坏我们自己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声誉。谁都不希望落得这样的下场，绝对没有人愿意！我们全都不约而同地期待着现有的荒唐状况自然而然收场。直到斯大林去世之后才真正地收场。

我所说的事情，人们从旁看来可能认为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里还有一件事。斯大林讲过多少针对伏罗希洛夫的下流话啊！可是后来伏罗希洛夫不但进了中央主席团，而且还跻身于圈子更狭的常务局。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我们看完电影之后，照例在斯大林的近郊别墅用餐。斯大林已有几分醉意，如今他常常让自己进入这种状态，他忽然问道：“都有谁进入了主席团的常务局呢？”大家便为他一一列举。说到伏罗希洛夫时他连连发问：“谁呀，谁呀？伏罗希洛夫？他怎么混进去了？”我们都默默地面面相觑。后来有个人说：“斯大林同志，是您自己点了他的名，全会才把伏罗希洛夫选为常务局成员的呀。”他当时再也没有继续转这个念头。可是这一来我们都悟到了，他并没有谅解伏罗希洛夫，只不过是按照老习惯在全会上提了伏罗希洛夫的名。然而，尽管伏罗希洛夫被选上了，却并未享有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各种权利。这表现在斯大林不大叫他参加会议，也不让他去看电影或出席我们的那些代替了政府会议的聚餐，而这一切都被人们视作巨大的荣誉。伏罗希洛夫如今很少出现在这种场合。偶尔他自己打个电话，不请自来。

我们到斯大林那儿去的次数很多，几乎是每晚都去。只有在他身体不适时稍有间断。其他原因倒未曾有过，因为斯大林独自一人时不知干什么好。他很像塔尔哈诺夫米?米?塔尔哈诺夫（1877~1948）苏联人民演员（1937年起）。曾在此处提到的剧本中扮演格拉多博耶夫一角。在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扮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阿?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俄国剧作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63年），作品有《大雷雨》、《肥羊》、《森林》等。—译者注的剧本《炽热的心》中的那个商人。商人身边有个亲信，一直为主子如何打发时间处心积虑。商人老是说：“咳，今天我们又能干点儿什么呢？”于是他的亲信便琢磨究竟该干些什么。他们假扮过强盗，也干过其他五花八门的荒唐事情。斯大林正像这个商人，也对我们说：“咳，今天我们该干点儿什么呢？”他这个人已经不会干什么正经的事情了。然而我们必须在各自被选任的岗位上工作，此外还得以剧中人的身份参加斯大林的晚会，让他开心。那对我们说来真是一段痛苦难熬的时间。

第二卷 改革家（一）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3）

早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前，斯大林便加入了语言学方面的一场论争这场由于对尼?雅?马尔院士创作遗产中的语言学说持有不同观点而引发的辩论，是1950年6月在《真理报》上展开的。斯大林为此在该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6月20日；《语言学的若干问题》，7月4日；《对同志们的回答》，8月2日），后来结集为一本小册子（约?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莫斯科版）。。那是一场十分奇特的争论。斯大林有一次在家里接待了一位格鲁吉亚语言学家即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院士（1941年起）阿?斯?契科巴瓦教授（1898~1985），他是高加索诸语言和普通语言学理论方面的专家。，与他进行了交谈。此人不知以何种方式激发了斯大林参与这场科学论争的愿望，于是斯大林出面反对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马尔尼?雅?马尔（1864/65～1934）苏联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12年起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有高加索语言、高加索历史、考古学、民族学方面的著作。提出“雅弗语学理论”（又称“语言新学说”）。—译者注院士的旧有学说，批驳他的著作。最后斯大林也反对这一争论的肇始人—那位格鲁吉亚学者。原先这个人与斯大林十分亲近，曾不止一次地应邀前往斯大林家中进餐。于是，由于这场争论，便有了斯大林的语言学著作面世，那是他最后的理论著作之一。

后来斯大林又研究起了经济问题。他组织了一次有关的学术辩论1951年11月，联共（布）中央组织了一次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初稿的讨论。为此斯大林写了《对经济问题的几点意见》（1952年2月1日），《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金同志》（1952年4月24日），《论霜蹦 亚罗申科同志的错误》（1952年5月22日），《答廓甭 萨宁娜和陋泵 文热尔同志》（1952年9月28日），后来集结为小册子（约?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莫斯科，1952年版。）讨论是不公开的，斯大林亲自确定邀请什么人参加这一范围狭小的论坛。受到邀请的人员中有国家计委工作人员霜蹦 亚罗申科，这是一位老党员，参加过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他天真地以为，既然大家告诉他这次讨论具有科学的性质，那就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甚或可以在讨论过程中批评任何人。

讨论过程中，亚罗申科批评了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样本，对苏联的经济科学发表了不客气的看法。这一批评刺激了斯大林，他便回敬了亚罗申科一番，其后亚罗申科致信各政治局委员，竭力坚持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然而很快人家就让他明白了真理何在，以及谁是真理的唯一体现者：在寄到马林科夫名下的一封信中，亚罗申科后来就这样明确了自己的“错误”。“在致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我犯了一个不应有的严重错误—就我国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斯大林同志的观点相违背。这无疑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第二卷 改革家（一）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4）

对每一个党员而言，斯大林同志的意见都是而且也应该是不容破坏的法律……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组织领导者和我们一切胜利的鼓舞者，他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里就体现了对于我们生活的理论和实践中任何问题的唯一正确解决方法而言所必不可少的一切东西。从我这一方面来说，那是一种考虑不周的做法，不折不扣的错误。作为解释我可以说，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受了不久前进行的那场讨论的影响，但这显然不是辩解的理由。我请求原谅我的这一错误。”

中央委员会责成莫斯科市委讨论亚罗申科的行为。会上赫鲁晓夫尖锐地批评了亚罗申科。他愤怒地斥责亚罗申科，说他竟然胆敢发表与斯大林的观点不符的一己之见。不过，在总结讨论结果的时候赫鲁晓夫却宣称：“我们的党是强大的，团结一致的。我们准备宽大为怀，不会对亚罗申科同志进行任何处分，而是建议中央统计局……在东西伯利亚某个地方使用亚(接下页注)并发表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看法。此事的起因也很独特。似乎是由有着乌克兰姓氏的、上页注①)罗申科同志。”

这个建议被接受了，第二天亚罗申科去见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叶 阿 福尔采娃，谈到他该如何向新的工作地点的党组织说明时，福尔采娃对他说：“您的错误问题经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会议讨论，决定对您不作任何处分。”亚罗申科就带着这个结论去了伊尔库茨克。

然而，当他到达伊尔库茨克的时候，州党委却向他介绍了莫斯科市委正式通过的决议。决议中先对他作出措辞严厉的结论（在政治经济学问题方面偷偷塞进布哈林和波格丹诺夫的敌对观点；这些观点他是在致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陈述的；在莫斯科市委的会议上他隐瞒了自己的同伙，没有帮助揭发布哈林的余党），然后写明莫斯科市委宣布给予亚罗申科严重警告处分。由于莫斯科市委在亚罗申科已经离开莫斯科后才通过的决议中作了这样的结论，随即有可能对他严加镇压。亚罗申科被召到莫斯科，当着赫鲁晓夫的面，党的监督委员会主任酞痹 什基里亚托夫言词激愤地对他进行攻击，揭露他的反苏反党行为。在这样的一次“谈话”之后，亚罗申科一出什基里亚托夫的办公室当即遭到逮捕。镇压不单针对他个人，而且株连他的与经济科学丝毫无涉的哥哥，还有他的妻子。举家被逐出莫斯科。

事实上，领导集团对赫鲁晓夫此前所表现出的“自由主义”进行了纠正。单单就如何看待他在莫斯科市委会议上所提的建议和领导人干预后所得出的那些新结论，就足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的立场与政治局的立场之间区别是何等巨大。

第二卷 改革家（一）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5）

亚罗申科于1953年底获释出狱，恢复党籍，重新从事专业工作。可是在总结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发言时，他公开表达了自己对个人崇拜的意见，而且比党的各级机关的说法和赫鲁晓夫报告中的表述都更为尖锐。这次发言的事情被报告到党中央。有一份文件表明，中央委员会的所有书记，自然也包括赫鲁晓夫，全都知悉了这份报告，结果大家一致作出决定：将亚罗申科开除出苏共队伍，他被剥夺了工作。

应当如何理解赫鲁晓夫的立场呢？斯大林在世时，他对亚罗申科的批评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为此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被迫从根本上改变已经作出的决定，而在1956年，他却认可以那样一次发言为由开除亚罗申科出党。如果用1956年12月19日通过的那份文件的话来说，亚罗申科居然胆敢“批评党的政策的基础。”

不过，赫鲁晓夫和亚罗申科的命运沉浮并未到此完结。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之后，亚罗申科重又回到党的队伍。他已经不能工作了，一直领取养老金，但他重返党的队伍这件事本身，不经赫鲁晓夫同意是绝不可能的。(接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亚罗申科引起的：他写了一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著作，要求苏联科学院组织就该书的讨论。科学院讨论了他的著作，他认为科学院没有对这部著作做出应有的评价。但他是一个固执的人，好像从国内战争年代起就是党员，他向联共（布）中央上书，恐吓大家，要求中央委员会讨论他的著作并对其做出正确的评价。

夏天正值辩论最热烈之际，一天，我们在斯大林的别墅聚会。这次伏罗希洛夫也在场。一场通常的斯大林式午宴正在进行，漫长得令人难以忍受。忽然伏罗希洛夫（我们都确信他与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并未读过那位经济学家的著作）对斯大林说：“科巴（他常常按照旧日党内的外号这样称呼斯大林），你没有看过亚罗申科寄送的文稿吗？”说着便不知何故骂起了亚罗申科：这个人有多么不好，都写了些什么什么。斯大林回答说：“我没看过。”斯大林望着马林科夫等人。这时大家都说没有看过。不过马林科夫补充说，那部著作好像在中央委员会他1952年3月20日所写的信，于同年春天分别寄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原来作者本人向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寄送了这份材料。伏罗希洛夫破口大骂此人，一边骂一边说：“应当把他抓起来，这个坏蛋，逮捕他！”斯大林也表示支持：“哼，哪来的这么个恶棍！把他抓起来！”

第二卷 改革家（一）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6）

怎么可以这样呢？人家写了一部著作，即便不好，即使有害，可是人家认为问题重要，将其寄给中央委员会讨论。这是他的观点。他是多年的老党员，经历了漫长的道路，在高尔察克盘踞西伯利亚时打过游击，虽然有个乌克兰的姓，本人却是西伯利亚人。然而上面已经发出了信号，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向党组织发了指示。党组织讨论了此事，给此人打上了耻辱的烙印。因为什么呢？它们自己也并不清楚。只为他居然胆敢写信。要是伏罗希洛夫不提起这个问题，这人就会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把所有的人都叫做官僚主义者，不过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而现在他的结局却是，实实在在地逮捕起来，开除出党，无缘无故地身陷囹圄。斯大林去世后他才获释。他找到莫斯科市党委，对市委和我本人表示愤慨。他对于我在他一案中的作用自然一无所知，所以他才批评我未加干预，不曾向他施以援手。

还有一件事情也与这位经济学家有关，它也很能说明斯大林的为人。当斯大林着手撰写他临终前论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著作时，曾强迫大家加以阅读和学习。一时间弄得全党都坐在那里埋头研读这部著作。他还让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人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马林科夫在其所做的报告中，对这部著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其他的发言者也都这样做了，只有我除外。不过我没有提到它，并不是因为我“勇敢又聪明”，对这一著作持批评态度，而是因为我在大会上是关于党章的报告人，所以我没有必要硬去牵扯斯大林的这部著作。

有那么一天，斯大林把我们召集起来，开口大加训斥，说我们对秘书处的人员选择不严。他硬说经由我们的秘书处泄露了秘密材料，扩散到了主席团的范围之外，还说应当查一查这是什么人、怎样干的。我们目瞪口呆，莫名其妙，只好静待事情如何了结。突然间，斯大林朝着我说：“这是在您那儿，通过您的秘书处的人泄露出去的。”我忙说：“斯大林同志，不可能有这种事，我那儿都是些经过仔细挑选的人。我信得过他们，他们都是些忠诚的党员。他们当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人扩散我作为主席团委员交付的秘密文件。”“不，就是您那儿的事，消息就是通过某某人透露出去的。”他开始证明。原来，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述的某个论点，几乎与被他一直批判的那位亚罗申科作品中的说法一字不差。“怎么会是这样呢？他从哪儿知道的？他不可能偷听到。这就意味着，他获得了我口授并分发给你们大家的那些材料。材料落到了批判对象的手里，他就采用了我的说法。”说着说着，斯大林便大发雷霆起来。

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亚罗申科拥有乌克兰人的姓。而斯大林知道我有个助手叫舒伊斯基，乌克兰人。这事我自己曾经向他讲过，他开玩笑的时候就把这人叫作“舒伊斯基大贵族”舒伊斯基家族是15~17世纪俄国的公爵和大贵族世家，高官显贵迭出。—译者注。有时候我也套用斯大林的话：“瞧，我的秘书处有位舒伊斯基大贵族。”既怀疑到了他，也怀疑到了其他一些人。

第二卷 改革家（一）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7）

斯大林认为，我手下乌克兰人多的是，正是通过他们泄的密。待我明白过来，第二天就去莫斯科市委，叫来舒伊斯基。我心平气和地问他：“您熟悉亚罗申科吗？”他说：“不熟悉。”“也没有听说过他？”“听说过。”“认识他吗？”“不认识，从来没有碰过面。”“那好，您把他的履历表给我找来。”舒伊斯基很快给我送来了履历表。我想看看这是个什么人，是从哪儿来的，同他见面认识一下。根据履历表我可以确定，虽然他是乌克兰人的姓，但早在他父亲甚至祖父那一辈就从波尔塔瓦省迁居到了西伯利亚。他这个孙子已是西伯利亚人，在那儿出生，在那儿受的教育，在那儿入的党，在那儿参加了游击队，从事反对哥萨克白卫军的斗争，在那儿经历了自己的革命道路。这不是党内的等闲之辈，而是国内战争的积极参与者。当我了解到他的履历时，顿时明白了，斯大林是在按他惯用的“恫吓”手法行事：对你说话时盯着你的眼睛，看你发抖了没有。

第二天和斯大林见面的时候，我平心静气地说：“斯大林同志，您不是问过亚罗申科的情况么，我就调阅了他的履历表。您知道，他根本不是乌克兰人。”我说这话是想避开对我的攻击，表明我的秘书处与此毫无干系。在处里工作的就两个乌克兰人，舍甫琴科和舒伊斯基，都是无可指责的正直之士。我接着又说：“他连出生地都不在乌克兰，他的祖父早已经从那儿迁走了，他本人生下来就是西伯利亚人。”斯大林眼露凶光盯着我说：“真是活见鬼！”他不知怎么这样说了一句，但态度马上就缓和了。这是他以独特的方式为他非难我表示歉意。“这么说，他是西伯利亚人？”“对，是西伯利亚人。可哪儿没有乌克兰人呀？他们遍布全国各地。他们无论在远东还是西伯利亚，甚至在苏联境外的加拿大和其他国家都多的是。”

我倒是避开了对我的攻击，然而斯大林并不放心，仍在继续追根溯源，要查清那个人究竟从何处搞到材料。后来斯大林得出结论，认为是波斯克列贝舍夫酞碧 波斯克列贝舍夫（1888～1965）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员（1917年起），1922年起任指导员和总书记助手，1928～1953年任党中央书记处特别局和保密局局长，1952年起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主席团委员会秘书。1934年起为党中央候补委员，1939年起为中央委员。泄的密。这是一件极不愉快的事，因为波斯克列贝舍夫多年跟随斯大林工作，是他的一条忠实走狗。怎么能够设想是此人把材料捅出去呢？莫非他是那个经济学家的密探吗？而且他一向同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什么联系。应当了解一下波斯克列贝舍夫！这是个相当聪明的人，诚然，当时已经羽翼丰满，可以趾高气扬了。他平日对待中央主席团委员态度傲慢，而且不单是态度傲慢，还很粗暴无礼。他常常肆意斥责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有时对其他人也是如此……我们之中谁也不能对他还嘴。这令人感到屈辱，然而他老待在斯大林身边，总是第一个得知斯大林对谁表现出了恶感，因而他也就向被确定为又一个牺牲品的人发起攻击。

第二卷 改革家（一）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8）

突然间，波斯克列贝舍夫成了斯大林怀疑的对象。当然，一切材料都要经过波斯克列贝舍夫之手。不但如此，波斯克列贝舍夫还要记录斯大林口授的东西。通常斯大林口授时都是踱来踱去。他思考问题时从来坐不住。他边走边口授，但向来不用速记员，而是向波斯克列贝舍夫口授，由波斯克列贝舍夫记录下来。波斯克列贝舍夫对斯大林的口授早已适应，惯于一边听他讲，一边做笔记。然后马上朗读所记的内容。如若他未能准确领会某些话，或者斯大林想出了更加确切的说法，这时斯大林便重新口授，借波斯克列贝舍夫之手予以更正或补充。我这里要对斯大林给以应有的评价。他直至临终之前，每当他口授或表述什么的时候，总是讲得非常确切和清楚。斯大林的表达方式明白晓畅，简洁精练，通俗易懂。这是他的一大天赋，也构成了他无法剥夺、不容贬低的巨大力量。所有认识斯大林的人都对他的这种才能赞叹不已，因而我们也以能与斯大林一道工作而感到自豪。

这是斯大林优点的一面。我现在主要着重讲负面的东西。对他优点的一面已经讲得很多了，即便少说80%，也依然顶得上千百个人的优点。我所要说的，是给我们党带来巨大损失的方面，是他的个性特征，由他的这种个性特征便生发出让我们付出千百万祖国优秀儿女生命代价的行为。遗憾的是，这方面的许多东西仍然秘而不宣，民众一无所知。所有这一切如今再次遭到压制，还有待来日，然而终究必将公诸于世，得到正确的阐释。我认为，讲明真相对我们党绝非什么丢脸之事。当然，这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但当党自己提出此类问题，这就是个自我净化的过程。必将有更多的拥护者加入它的行列，大家都会明白，对我们党而言，这并非固有的现象，并非其基本特征。

列宁曾经警告过类似的事情。因为他是我党的奠基人和缔造者。他创立了作为我们苏维埃国家建立和发展基础的理论。这是基础的基础。就是说，如果按照列宁的教导去做，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斯大林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多年担任我党的领袖。可是列宁早在斯大林的活动初期便指出他的种种缺点，后来生活也证明了列宁说得很对。现在党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是为了永远不再重蹈覆辙。因此我并不怕谈论这些错误。这不是诽谤，不是贬低，相反，这是自我净化。

总之，斯大林将波斯克列贝舍夫撤职了，让另一个人顶替他的职位。波斯克列贝舍夫呢，正如常言所说的那样，给“挂”了起来。我确信，斯大林若是再多活上一段时间，波斯克列贝舍夫肯定会被当成叛徒除掉。斯大林对我们说：“波斯克列贝舍夫把材料交出去了，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通过波斯克列贝舍夫泄露了那些秘密文件。”对我而言，那也属于秘密！既然一切都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这里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只不过是斯大林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已。因为他的表述竟然与那个他视作初出茅庐的学者的表述完全雷同，一字不差。须知谁也没有资格像斯大林一样地思考，只有他才是绝无仅有的天才。因此，所有的新东西只能由他说出口，其他人只应当重复和传播他所发现的规律。可现在突然冒出一个他常常喜欢称之为丑八怪的家伙，无人知晓的西伯利亚人，居然也写出同样的东西？

第二卷 改革家（一）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9）

假若斯大林能客观公正一点，不是那样爱面子，肯做一个自我批评地进行分析的人，那么，并不需要花费多大的力气便能发现，亚罗申科这位被斯大林称作“新出炉”的理论家的著作，写成的时间要比斯大林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时早得多。他的作品曾提交给科学院，在那里进行过讨论，复印了许多份，并散发给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总之，作者曾四处求告，简直是大声疾呼，要求承认他的科学发现的优先权。斯大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该作者的材料已经到了斯大林手中。所以，倒是那位作者可以对斯大林说：“是你剽窃了我的表述。”

当然，也可能是斯大林读了此人的著作，随后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口授了同样的说法。我并不是说，那位作者事事都比斯大林高明。但即便他是无足轻重的人，也常常能有所发明发现。一个人无论等级高低、地位如何，都有可能做出各种发现，因为每一位伟大人物在迈出令他声名远扬的那一步之前，也都是个普普通通的人。然而斯大林却不能容许有这种看法：既然他还活着，既然他是领袖，那么理论问题上的第一发言权永远都应该属于他，其余的人只能随声附和。

如上所述，此事以那个不幸的人遭到逮捕而收场。他身陷囹圄。后来我们释放了他，但我已不记得他此后的遭遇了。看来他始终也未能得到应有的承认。我认为，他的著作也许值得重视。但这方面受到了下述事实的巨大影响：我国那些所谓的学者总是从斯大林提出的论点出发，竭力颂扬他，一味跟着他老调重弹。他们在斯大林生前已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就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观点，在读者的心目中贬低自己。可能那个不幸者未获承认是不公道的，但我不准备加以评判。这涉及专业领域，还是让经济学家们自己去重新审视他的著作吧，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让他们去进行总结、分析，从而做出不同的结论：谁理当得到承认，谁不应得到承认。

就伏罗希洛夫而言，经济学家一事同样相当说明问题。在分析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如果对那个时期的大肆逮捕做一番研究，便可以将他视为一个始作俑者。每当得出某位党的活动家或学者系“人民公敌”结论时，都必定要以相当的“深度”去描述其活动。结果全成了废话连篇的一纸空文。抓人的罪名和根据纯属无中生有。只须望着天空臆测一番，或者只看哪只耳朵发了痒。当时正是以这样的做法去惩治成千上万的人。这样的行为方式不仅是伏罗希洛夫所特有，也是莫洛托夫所特有的。

1937年大清洗的巅峰时期，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确定了这条政治路线，而卡冈诺维奇则踮着脚尖、摇着尾巴在他们面前颠来跑去，充当应声虫。卡冈诺维奇并不是莫洛托夫这样的人，但他想做一个甚至比莫洛托夫还要心狠手辣的人。莫洛托夫与斯大林的关系更为亲密。尽管卡冈诺维奇也是与斯大林十分亲近的人，斯大林把他描绘成阶级的嗅觉、对敌人毫不妥协的阶级象征、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的楷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坚定性”，我们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这可是个连对自己的亲弟弟米哈伊尔即米?莫?卡冈诺维奇（1888～194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5年起），自1921年起从事苏维埃工作，1931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起任苏联重工业副人民委员，1936年起任苏联国防工业副人民委员，1937年起又任人民委员，1939～1940年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候补委员。自杀身亡。都不肯说一句话为之辩护的人，结果米哈伊尔落得走投无路，只好自尽；给他所加的罪名是德国间谍，希特勒想让他混进俄罗斯政府。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希特勒居然打算将犹太人米哈伊尔?卡冈诺维奇安插进俄罗斯政府，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诞不经的呢？在法西斯分子看来，这本身就是犯罪。

后来我再没有听人说起过这件事，在已经查明这样搞是大错特错时，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也绝口不提他弟弟的悲剧。无论是斯大林抑或其他任何人，都不肯重提这段经历。只不过从前有一个米哈伊尔?卡冈诺维奇，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他已经故去了，所以就好像没有这个人一样。这是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典型特征。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在斯大林面前更是大肆溜须拍马，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谈自己（1）

斯大林谈自己

斯大林在讲话中总是高度评价列宁，并且自称是列宁主义者。在少数人的狭小圈子里，我常有机会听到他回忆与列宁会见、与列宁谈话的情形。他谈及列宁在某些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时，照他的说法总是这样：列宁了解到斯大林的观点，然后便发表同样的论点，以此作为自己的看法。就是说，斯大林暗示说，这些想法是他给列宁提供的，列宁则对其加以运用。情况常常是我们根本不喜欢听他的这一套。当他公然对列宁表现出大不敬的时候，我们都面面相觑。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据当时的人说，一贯采取反对专家，“敌视非党专家”的立场，不信任老专家。而列宁则相反，他号召这些专家投身创造性工作，首先是建设红军的工作，因为没有军官就不可能建成一支真正的军队。当时武装力量由托洛茨基领导。自然，托洛茨基执行列宁的这一指示，吸引军官们参与工作。斯大林列举一些具体的事例向我们表明，托洛茨基当年就曾推荐过某某军官，将他派到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在1925年前的旧称。斯大林时期一度更名为斯大林格勒。国内战争时期（1918~1919年2月）苏维埃军队和该城工人曾在此与哥萨克白卫军激战，斯大林参与了领导工作。—译者注，而斯大林却不肯接收。后来此人成了变节分子和叛徒指所谓的诺索维奇将军阴谋。30年代，安?叶?斯涅萨列夫（1865～1937）被控叛变并遭到镇压，他是苏联著名的军事专家，1918年夏察里津保卫战的真正组织者。曾为沙皇中将和军事教官。1918年5～7月任北高加索军区部队司令员。。

然而需要了解那个时期。当时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信任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且这种不信任多少还有些道理。遗憾的是，革命初期知识分子大多未能确定自己的立场，产生了分化：部分人侨居国外，部分人等待观望，部分人消极怠工，而有些人还积极参与了针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甚至组织武装反抗。起初，投身新事业的人并不多。因此在民间，尤其是在工人中，存在着严重的“敌视非党专家”，反对专家的情绪，党组织只得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制止这种情绪的蔓延。

此外，平均主义倾向也十分严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家百废待兴，工人的生活还不如资本主义时代，常常食不果腹。此外，工人们受到革命胜利的影响，他们以为百姓马上就会生活得比以前好，因为既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物质生活保障方面也应当人人平等。最后，我们的党自称共产党，而且我们已经着手建设社会主义，于是许多人认为，消费资料也应当在所有的劳动者之间分配。现在苏维埃政权却突然让专家出人头地，给他们发高薪这个想法是列宁在1918年4月首次加以详细阐述的。（小册子《苏维埃政权当前的首要任务》，见列宁全集第36卷。），而工人的薪金则原地踏步，或者比以往还低。这就更加激起了“敌视非党专家”的情绪。

从前专家拥有公用设施齐全的单独住宅，这一切工人连见也不曾见过。他们享受的公用事业服务表现在，比方说在顿巴斯的一些矿山和矿井，水都是用水桶挑来的，有些地方还建有配水塔。水往往都在很远的地方，工人要踏着泥泞去那里挑水回来。专家和他们的妻子、仆人，上市场都是骑马。工人对妻子和仆人尤其反感。他们没有一次集会不提出这个问题。革命胜利后，公共服务的这种状况并未改变。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谈自己（2）

这是怎么回事呢？布尔什维克懂得，应当吸收资产阶级专家参与工作，不只是威胁他们，而且要让他们感到有利可图。起初这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他们特权，虽然不是无所不包，但也类似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享有的一切待遇：说得过去的住宅，各种交通工具，等等。矿山总工程师拥有两匹马，而我们的车间主任格拉多夫工程师则拥有一匹马，还配有一名马夫。这当然算不上特别优厚的待遇。可工人连这个也没有嘛。何况那都是些敌对分子，资产阶级的代表，资本的奴仆。于是，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化了，党也就很难与反专家的情绪进行斗争。可是不这样就无法吸引专家们参与工作。而没有专家，没有工程知识，没有各方面的知识，没有科学，也就无法建设新社会。新社会恰恰需要依靠科学。共产主义正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它的建成要求具备广泛而高深的知识、在科学基础上组织新社会的技能、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否则，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

首先我们遇到的是军队里的反专家情绪。如上所述，当时斯大林就是一个很大的“敌视非党专家分子”。正因为如此，他才向我们讲了许多事情（我现在已无法全都记住），那仿佛是在同列宁唱对台戏，因为正是列宁提出的吸收专家参与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可这是绝对正确的，这里恰恰表现了列宁的天才。在如此紧张的时刻，他号召大家向资本家学习，吸收资产阶级专家，甚至征召他们入伍。他说，应当赋予他们必要的权力，可以给他们配备政治委员，但要保留军队中的一长制。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当年沙俄军队的军官，摇身一变，成了红军中一长制的首长。虽说他身边有个政治委员，但军事命令却恰恰要由他发布。我在红军服役的时候，对此也产生过许多误解。当时有不信任的理由，因为这些军官往往会发生叛变反水、投奔白卫军的事情。

这也是很自然的过程。这是在对受过旧式教育的人们进行选择，对受到地主资产阶级制度薰陶的知识分子进行选择。他们纷纷被吸引到了革命方面。有些人是出于恐惧心理；有些人是相信新社会，愿意帮助它；还有一些人是因为他们别无出路：总得挣钱过日子嘛；另有一些人是为了获得在经济部门或机关中工作的机会，以便有意识地充当旧日老板的奸细，危害社会主义制度。各种人都很多，而苏维埃政权别无选择，它不得不吸收专家以建设一个新社会，非如此则不能前进。因此列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我还记得这样一件具体的事情。当时斯大林公然对列宁表示不满。据他讲，他在察里津时下去收购粮食，并同时采取措施，组织察里津保卫战。伏罗希洛夫也带领第五集团军从乌克兰撤退到了那里，与斯大林会合。斯大林说，列宁召他到莫斯科报告情况。后来列宁对他说：“老兄，我得到消息说，您在那里酗酒；自己喝不算，还要灌别人。可不能这样干哪！”斯大林并没有否认他在那儿喝酒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你们看，是有人向他说坏话了。明明是旧专家在进行诬蔑中伤，可他却来训斥我。”斯大林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我们私下里相互议论：看来，我们在斯大林手下工作最感头疼的他这个缺点，竟然是早已有之的恶习。他早在那时就常常酗酒，列宁都知道此事，曾警告过他。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谈自己（3）

斯大林所讲述的他有一次被流放的情形，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现在我已说不准这是哪一年发生的事了。反正他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的某个地方1908年3月至1909年6月，他被流放于沃洛格达省的索利维切戈茨克市。。被放逐到那里的有许多政治犯，刑事犯也不少。此事他曾向我们讲过好几次。他说：“在沃洛格达省服流刑的刑事犯中的那些小伙子真好！我那时候结交了一些刑事犯，全都是很好的小伙子。我们常常进酒馆，就看谁身上有一个卢布，或者比方说有三个卢布。我们把这些钱贴到窗玻璃上，要了啤酒喝，直到把所有的钱喝光为止。今天我掏钱，明天他掏钱，大家轮流付账。这些刑事犯都是一些喜欢与人交往的小伙子。至于‘政治家’嘛，里面坏蛋不少。他们召开同志审判会审判我，就因为我跟刑事犯一块儿喝酒了。”我不知道那个同志审判会都做出了什么样的判决。当然谁也没有问过他。我们只是彼此递一递眼色罢了。后来我们交换意见：原来他年轻时就有酗酒的嗜好。看来，他这是遗传。

斯大林讲过他的父亲，说他父亲是个鞋匠，嗜酒如命。有时连腰带都换酒喝掉了。对一个格鲁吉亚男人而言，腰带换酒喝乃是最丢人现眼不过的事情。斯大林讲：“在我还是个躺在摇篮里的婴儿的时候，他就常常来到我面前，用一个指头从杯子里蘸点酒，让我吸吮。我还在睡摇篮的时候，他就让我养成喝酒的习惯了。”说到他父亲，我不知道如今斯大林的传记中是如何描写的。但是在我刚刚参加工作的那些年代有一种传闻，说他的父亲根本不是工人。那时候，对一个人是什么出身非常挑剔。如若发现谁是非工人出身，马上就低人一等。这是可以理解的。最革命、最坚定的是工人阶级嘛，他们肩负着斗争的全部重任。因此对其他阶级和社会阶层，对出身非无产阶级者的态度就很挑剔，倒不是提防，就是个挑剔。当时对这种人非常不信任。

总之，据说斯大林的父亲不是一般的鞋匠，他有一间制鞋的作坊，作坊里有十来个人干活，甚至还不止。当时认为这就算个企业了。如果换成别人，不是斯大林，那么在清党的时候，早就会被刁难得骨头都散架了。当时也做过一含糊其辞的解释，但人们依旧对此议论纷纷。这里我只不过是顺带想起了这件事情，它并不足以成为得出什么特别结论的依据，因为这没有什么意义。这里只是说一说，那时候是如何看待这类问题的。

我还记得，斯大林不止一次向我们讲过他的另一次流放经历。他被发配到图鲁汉边疆区在图鲁汉边疆区，他从1913年2月待到1917年2月。，与斯维尔德洛夫住在同一个村子里。他俩开始时倒也友好相处，但是根据他自己的讲述，后来大约是吵翻了，要么是分道扬镳了。至少已不肯在同一间农舍居住了。斯维尔德洛夫搬了出去，自己找了一处住房，离开了斯大林。斯大林总是对我们说，他俩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所在那个村子的西伯利亚土著认为主要的人物是雅什卡斯维尔德洛夫的名字雅科夫的昵称。—译者注，而非麻子。管斯大林叫麻子是因为他患天花脸上留下了许多疤痕。雅什卡搬走另住之后，这些人就说：“我们原以为医生是主要人物，结果不是医生，倒是麻子。”当地的农民都把斯维尔德洛夫叫做医生。他先前做过药剂师，看来他给生病的人帮过忙，他手里有一些药品。因而他这个医生的名声就传开了。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谈自己（4）

斯大林说：“我们自己做饭。其实在那儿根本无事可做，因为我们并不干活，靠公家发钱过日子：每月3个卢布。另外，党还资助我们。我们主要干捕大鲑的营生。这不需要多少专门知识。也打猎。我有一条狗，我就叫它雅什卡。”这当然惹得斯维尔德洛夫很不高兴：他叫雅什卡，狗也叫雅什卡。斯大林说：“吃过饭斯维尔德洛夫洗勺洗碟子，我可从来不干这种活儿。我吃完饭把碟子往泥土地面上一放，狗全都会舔掉，什么都舔干净了。斯维尔德洛夫可是个有洁癖的人。”我们再次互相交换眼色。我们自己有的有农民经历，有的有工人经历，都不曾受到过什么特别的娇生惯养。可是你连自己吃饭用的勺子、碟子和碗怎么都不洗？全都让狗舔干净？这着实令我们惊诧不已。

斯大林多次向我们讲过此事。所以他一开口，我们就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和最终结局了。他经常讲述有关他流放生活中的那些事情。孩子们听了会问：“爷爷，你大概是在说谎吧？”他临终前那段时间，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编造出许多东西，对此我们已习以为常。例如，他老爱讲这样的故事：“有一天我去打猎。拿上猎枪就直奔叶尼塞河对岸。我住的那个地方，叶尼塞河有12俄里宽俄国采用米制前的长度单位，1俄里等于1 06公里。—译者注。我滑着雪，跨过叶尼塞河。当时正值隆冬。我一瞧，树枝上歇着一群石鸡。（坦白地说，我可不知道石鸡是否会栖息在树枝上。我打猎时也曾遇到过石鸡，但我始终以为这是一种草原上的野禽，总是躲藏在草丛里。咳，我搞不懂。正如俗话所说：怎么听来的就怎么讲呗。）我走上前去，举枪射击。我有12发子弹，可那儿有24只石鸡。我打死了12只，余下的仍然待在树上。再也没有子弹了。我决定回去取子弹。回到住处，取了子弹，再次来到那个地方。那些鸟还在那里。”这时候我不禁提出疑问：“怎么，全部待在那儿？”他回答说：“是啊，全部待在那儿。”这时贝利亚插了句话，鼓励他讲。他接着说：“我打死了这些石鸡，折了一根树枝把它们绑起来，再把树枝拴在腰带上，拖了那些石鸡就走。”

我们是在用餐时听他讲的。准备离去的时候，大家走进厕所，在那儿纷纷嗤之以鼻：冬日里他走了12俄里，打死了12只石鸡；转身回来，又是12俄里；带上子弹，再走12俄里，重新打一番石鸡，然后往回走。这就需要滑雪行进48公里之遥。贝利亚对我说：“你听听，很少滑雪的高加索人哪能走这么远的路呀？咳，胡说八道！”我们谁都不怀疑这话。为何他要撒谎，很难说。他有这方面的某种需要。然而这都是可笑的信口开河，自然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不过，当然也有严肃认真的谈话。

后来我得知，其实斯大林不怎么会射击。有一次我们在他的近郊别墅聚餐，他拿起一支枪去赶麻雀，打伤了他卫队里一名工作人员。有一次由于他不会使枪，在他家用餐时枪走了火。那次纯粹是出于偶然，米高扬才没有被他打死。他俩坐得很近，子弹打坏了一块儿地板，碎片蹦到了桌子上和米高扬身上。我们瞧着，全都呆若木鸡，谁也没说一句话，一个个惊骇不已。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谈自己（5）

斯大林向我们讲过许多关于列宁的事情。他常为一件事感到恼火：列宁卧病在床，他与克鲁普斯卡娅发生了口角，列宁要斯大林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我现在已想不起发生争吵的由头了。好像是斯大林闯进门去见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守护着列宁，谨遵医嘱不让他过度操劳，不让他激动。要不就是为了其他什么事情。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讲了一句粗鲁的话，她转告了列宁。列宁要求斯大林道歉。我不记得斯大林是如何对待的，是否听从了列宁的要求。我想，他终归还是以某种形式道了歉，因为否则列宁是不会与他言归于好的。

斯大林去世之后，我们在机要处发现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列宁手书的便条。那是列宁写给斯大林的，称斯大林侮辱了他的朋友克鲁普斯卡娅，要求斯大林道歉。列宁写道，如若斯大林不肯道歉，列宁就不把他当成自己的同志。我感到奇怪的是，这样的便条竟然保存了下来。想必是斯大林把它忘记了。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极不尊重，而且也不尊重乌里扬诺娃指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苏联党的活动家。—译者注。总之，他对她们的评价很低，并不认为她们对党具有什么价值，不认为她们在为党的事业所作的斗争和布尔什维克党所取得的胜利中起了什么作用。我耳闻目睹斯大林在克鲁普斯卡娅生前对她那么不敬，总是感到很不舒服。

1930年反“右”倾—反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斗争开始时，有一次克鲁普斯卡娅在鲍曼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她为布哈林和李可夫辩护，于是许多代表发言反驳她。此后她受到“严厉批评”，报上不再发表她在党的基层组织的所有讲话。受批评的还有乌里扬诺娃。关于乌里扬诺娃，甚至无需特别说明，因为她是布哈林的挚友。布哈林是《真理报》总编辑，乌里扬诺娃则在编辑部任秘书。当时大家都亲昵地将布哈林叫作布哈尔奇克。他在党内广受爱戴，列宁对他的评价也很高，通常称他为“我们的布哈尔奇克”。他是著名的理论家，奉列宁之命写出了《共产主义ABC》一书，当时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通过这本入门书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每个入党的人都要学习这本书。

我是作为十月革命后入党的年轻共产党员在党内接受的教育，习惯将列宁作为领袖来尊重，而克鲁普斯卡娅是列宁本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瞧着她倍感伤心。她已经是个年老体衰的老太太，每当她来参加会议，大家都躲着她，因为她是一个不能体现党的路线的人，对她必须另眼看待，因为她错误地理解党的政策，反对党的一系列论点。如今我对当时所发生的一切进行分析，却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她恰恰是正确的。可是那时候则完全不辨黑白，大家都大肆诋毁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谈自己（6）

在我已经到莫斯科市党委工作的时候，克鲁普斯卡娅做的是分析处理意见书的工作。我不记得她当时是在什么机关工作了。但是受委屈和被压迫的党员都来找她申诉，纷纷写信给她。莫斯科苏维埃的工作中也有许多缺点。无论工人、职员或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都很恶劣。他们如果走投无路，就去找克鲁普斯卡娅，将她那里当成最后的避难所。克鲁普斯卡娅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力量有限，无法满足向她求助者的正当要求。因此她常常将这些人打发来见我这个市党委书记。遗憾的是，即便像我这样身居高位的人，在满足他们的需要方面也是能力有限。

糟糕的居住条件是个普遍的缺点。人们四处奔走，申请要房。这个住房问题简直像一场可怕的噩梦根据1926年全苏联的调查统计，莫斯科省及各城市38%的工人家庭没有单独使用的套房，只是占有其中部分房间。1932年莫斯科居民增至360万人。住房建设远远落后于这方面的增长。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于1932年3月25日通过决议，规定在两年之内建造一批住房，首先供给各大城市中的专家、学者、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而且总共也才11800套。30年代初莫斯科的56280座楼房之中，大部分处于年久失修状态。取得明显进展的是在1934年底，当时将近50万莫斯科人迁入新居或经过修缮的住房。。我们正在进行工业化，不断建设新工厂，但与此同时，通常根本没有考虑到莫斯科工人数量的增长。修建的住房极少。在建的那么一点房子，甚至连弥补折旧的损耗都不够。

于是克鲁斯普卡娅就让投诉的人来找我，我也尽力去办，然后答复她我办到哪些事情，要么就回答说我们无能为力。有时候我也亲自与她会面，因此她也认识我这个莫斯科市党委书记。她正确地将我理解为在首都体现党的总路线的人，也就恰如其分地对待我。看来她认为，我是斯大林一代的产物。这是我的看法。我是这样替克鲁普斯卡娅设想的。不过，情况也正是如此。我的确忠于党的总路线和中央委员会，忠于作为我们的领袖和国家领导人的斯大林，而且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斯大林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完美的，应当将其付诸实现。于是我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使之变作生活现实。

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种种感情也会显露出来。所以当克鲁普斯卡娅落入党内的火力圈时，我的心里一直很矛盾。我很可怜她。斯大林在小圈子里向我们解释说，她根本不是列宁的妻子。他有时谈起她来相当随便。克鲁普斯卡娅去世之后，他在回忆这个时期时曾说，当时她要是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质疑她是不是列宁的妻子了。他还说，我们完全可以宣布，另外一个女人才是列宁的妻子，并且说出了在党内相当受尊敬的一个人的名字。那位妇女至今仍健在，因此我不便提她的名字。我无法对这类问题做出判断，只是认为，这是一种对列宁不尊重的表现。这不算诽谤，而是对列宁的不尊重。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谈自己（7）

斯大林心目中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连列宁本人，列宁的名誉，他都不管不顾。斯大林并没有在什么地方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表过意见，但是在小圈子里却肆无忌惮地谈论这类事情。而且他并不是随便聊聊而已，他是想以此影响我们的心理，影响我们意识，动摇我们对列宁无限的热爱，从而更加巩固他自己作为我们党、我们时代的领导和头号思想家的地位。斯大林小心翼翼地向他周围的人灌输一种思想，那就是他斯大林对列宁的看法根本不像他公开所说的和在文章中所写的那样。

这里我还得回过头来再说说卡冈诺维奇。卡冈诺维奇的为人处世最使我感到气愤不过，而且不单是我，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有同感。他简直是个奴才。他随时都会竖起耳朵听命，当即开始逢迎献媚。往往他会一下站起身来，嗓音高亢刺耳，身子又肥又壮，声如洪钟地说：“同志们，是我们说实话的时候了。眼下在党内大家挂在嘴边的都是列宁、马列主义。可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说说目前存在的现实情况。1924年列宁就去世了。他工作了多少年？他在位时都做了些什么？而斯大林在位时又做了些什么？现在是时候了，应该让大家不再高呼列宁主义的口号，而是高呼斯大林主义的口号了。”在他喋喋不休地大谈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都默不作声。四周一片寂静。

斯大林第一个开始与卡冈诺维奇进行争辩：“您都说些什么呀？您怎么能这样说呢？”然而他说这话时的语调却仿佛是在鼓励别人反驳他斯大林。民间对这一套手法尽人皆知。当母亲去别的村子做客时，心里希望她的小女儿或者小儿子跟她一块儿去，好在那里美餐一顿，于是她就大声叫嚷：“别去，别去，鬼东西！”还要伸出一个指头作威吓状。可是在无人瞧见的时候，却又向孩子招手：“跟我来，快来呀。”于是孩子就跟着她跑了。我自己便在农村里观察到许多类似的场面。斯大林同样开始狠狠批评卡冈诺维奇，称这种话太过放肆。然而十分明显，此人所讲的那些话令他满心欢喜。斯大林通常都是用这样的说法反驳卡冈诺维奇的：“列宁是什么呢？是一座高高的瞭望塔。斯大林是什么呢？是一根小指头。”可有时他所做的比喻，却是任何笔记中都不会写进去的！

我多次听见过他反复所做的这种比喻以及卡冈诺维奇对斯大林说法的热烈反应。这使卡冈诺维奇更加来劲，于是坚持不懈地一再重复自己的那些话，因为他看得出来，斯大林生气明明是假装的。干这种事情，卡冈诺维奇可是一把好手。他能觉察出斯大林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直至斯大林去世为止，卡冈诺维奇与斯大林的这类“争论”日益频繁地发生。我们谁也不加入这种争论。我想，如果斯大林正式同意卡冈诺维奇的话，采取措施将列宁从先前的宝座上搬下来，再将斯大林放上去，同时用斯大林主义替代列宁主义，那么有谁会反对。尽管我深信，所有的人在心底里都会感到气愤。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谈自己（8）

然而，斯大林觉得，虽然大家都默不作声，却也没有对卡冈诺维奇表示支持。斯大林无疑更看重卡冈诺维奇，认为正是此人能够正确地评价他斯大林的作用和历史功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斯大林年老体弱、脑力活动衰退抑或控制中心减弱的结果。如果以前斯大林还能抑制自己的这类念头的话，那么如今它们已经开始大肆膨胀，而卡冈诺维奇也就企图巧妙地利用这一点。不过，此事并未发生。没有发生，这真是太好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是在何种氛围下聆听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不妨注意这种氛围本身的某些细节，因为我们对斯大林的话的领会在很大程度上正取决于此。

斯大林晚年出现了恐惧感。我是从许多迹象中发现的。例如，每当我们看完电影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前往“近郊别墅”，汽车驶过从克里姆林宫至莫斯科河西面拐弯处这段相当短的距离，尚未跨越莫斯科河，便突然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兜开圈子了。通常，斯大林的车上坐着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其余的人则根据自己的选择，分别就座。我大多是和布尔加宁共坐一辆车。

我后来问过与斯大林同车的人：“你们干吗在那些小巷子里绕来绕去呀？”他们回答说：“你别问我们了。不是我们选择的路线。是斯大林点名走那些街道的。”看来他胸中装着莫斯科的平面图，能够指点路线，一旦车开出来，他就会说：往那边拐，往这边拐，就这么开，往那里开。傻瓜也能猜到，他这是在采取措施，迷惑那些可能企图谋害他性命的敌人。他甚至事先对卫队都不透露他要走哪条路线，而且每次都变更路线。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是对所有的人的不信任，以及为自己的生命担忧的恐惧心理。

后来我们私下抱怨说，当来到“近郊别墅”时，那里的每道门和大门都加固了门闩，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各种各样的新闸门，后来几乎成了可以装卸的活动街垒。别墅有两道围墙，围墙之间有一些狗跑来跑去。安设了电动信号装置，另外还有一些防卫设施。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闯进斯大林的别墅呢？不过我们认为，这全都是对的，因为斯大林处于这样的地位，对于苏维埃制度的敌人来说，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人物。这里可不能掉以轻心，虽说仿效他的做法同样有害。当时任何普通公民都不得进入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就是禁地。剧院里的政府包厢也是如此。除了与斯大林一道进去的人，其他任何人都绝对不许入内。他常坐的地方，没有斯大林任何人不得进入。那里也采取了诸多防范措施。

有一次我亲眼见证了这样一件事。斯大林上厕所，而与他寸步不离的那个人却留在原地未动。斯大林从厕所出来，当着我们的面对那人严加斥责：“您为什么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您是干保卫的，就应当进行保卫，可是您居然四仰八叉地坐在这里。”那人辩解说：“斯大林同志，我知道那边没有门。这边才有一扇门，门后恰好就站着我的一个人在执行警卫。”然而斯大林却粗暴地对他说：“您就应当陪同我进去。”可是让那个人跟着他上厕所，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就是说，斯大林离开警卫人员，连上厕所都害怕了。这当然说明脑子有毛病了，自己吓唬自己。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想必贝利亚也插了一手。

第二卷 改革家（一） 斯大林谈自己（9）

斯大林会同贝利亚挖空心思杀人，为此处心积虑地想出了种种难以置信的办法。现在他将这一切搬到自己身上：那些想要将他从世上清除掉的人，为何不可以采用同样的办法呢？我认为，这是他苦恼的起因。他对他信不过的人的所作所为，现在正折磨着他。那些人都是“人民公敌”。究竟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解释起来也太随心所欲了。遗憾的是，当时就是这么干的。直到如今，这一切仍然没有受到充分的揭露和谴责，仍然未能制订出可以作为预防这种状况重演的手段的相应措施。

斯大林临终前数年的日子就是这样度过的。如上所述，进餐时只要没有在座的人当着他的面先尝一下，他连一道菜也不敢入口。我们都有一些最喜欢吃的菜，厨师也烹调得很可口。高加索羊肉汤十分鲜美。大家一个接一个舀了喝，这时候斯大林才不再疑神疑鬼。至于席上摆放的下酒菜，他还得等着别人先尝。等了一阵他自己才跟着取用。他已经走向极端，连服侍了他多年、无疑对他十分忠诚的人，他也不肯相信了。他对谁都信不过！

临近新年时，一切都像发动起来的汽车一样紧张进行着。只要斯大林有一两天不叫我们去，我们就认为他出了什么事。看来他是病了。他备受孤独的煎熬，为身边无人感到苦闷。他需要人。他一睡醒，马上就打电话叫我们，要么邀约去看电影，要么进行谈话，本来一两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他偏要故意拖延。他邀约我们去他那里的时候，也并不总是白白消磨时间。有时也处理国家和党的重大问题。可是这种事占用的时间比例不大，过后就需要设法让他有点事情可干，使他不难受，不受孤独的折磨，不怕孤独。

贝利亚在这些人的小圈子里，越来越不客气地表现出对斯大林的不敬。他与马林科夫进行较为坦率的谈话，往往我在场时也是如此。有一次他针对斯大林讲了一些极带侮辱性的话。老实说，这使我警觉了起来。贝利亚如此攻击斯大林，我认为是有意在挑拨，企图让我参与这类反斯大林的谈话，以便事后去斯大林面前出卖我，将我打成反苏分子和“人民公敌”。我先前早就见识过贝利亚的背信弃义，因此我虽然不拒绝听，但从不参与这样的谈话，从不去凑热闹。尽管如此，贝利亚仍然照说不误。他极其自信，认为没有什么能对他构成威胁。当然他很明白，我不会扮演告密者的角色。而且我也知道，斯大林与贝利亚之间的关系比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关系要亲密得多。亲爱的人吵嘴，不过是寻开心。两个高加索人之间，更容易谈到一起。所以我认为，他这是挑唆，想让我参与议论，事后好出卖我，干掉我。这是一种挑拨离间的做法。而贝利亚在这方面是一把好手，他对一切卑鄙勾当都很在行。布尔加宁也听到过这类闲话，我想他也正确地领会了其用意。

我不知道，贝利亚当着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的面，是否也这样口无遮拦。有卡冈诺维奇在场时，他肯定不会这样做，因为他痛恨卡冈诺维奇，而且害怕卡冈诺维奇把一切都转告斯大林。卡冈诺维奇本身就有着卑鄙的性格，但却是另外一种类型，属于阿谀奉承的那种。我们有时也制止卡冈诺维奇，那是当他觉得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已经失去斯大林的信任，可以落井下石，便向他们发起攻击的时候。这是安全的。既然安全，那就是说，可以这样做。别的什么道德，他是没有的。他只尊重那个他需要依靠和可以对他施加打击的人。

我们已经讲到了斯大林临终前的最后日子。也许，我应当从我们待在活着的斯大林身边的最后那天讲起。其后我们便一时星散，再也没有同健健康康的他聚会过了。我们是听说他病倒的消息后纷纷赶来的，陪同他度过了他卧病的最后时刻。最后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是在他那里度过的。他当时情绪很好，我们都觉得他很健康，外表上一点也不令人担心，根本意想不到凌晨会出现那样一种结局。这里我得马上说一说，在斯大林临终前最后几个星期，有一天我同贝利亚路过他餐厅的门口，他向我指了指一张桌子，桌上满是堆积如山的未拆封的红色公文袋。看得出来，已经好久没有人动过了。贝利亚说：“瞧，多半你的公文袋也扔在这儿呢。”斯大林去世之后，我问这些文件做何处理了。卫队长弗拉西克回答说：“我们后来有专人将它们打开，要不老这样扔着也不合适。我们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寄还了寄件人。

第二卷 改革家（二） 斯大林之死（1）

斯大林之死

1953年2月，斯大林突然生病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星期六那天，我们全都在他的家中聚会。那是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后的事情，斯大林已经把米高扬和莫洛托夫的命运“挂”了起来。代表大会后的第一次全会上，他就提出不设政治局，设立一个由25人组成的中央主席团，并念了许多新人的名字。我和其他原先的政治局委员都感到很吃惊：这个名单是怎么拟定的，又是由谁拟定的呢？斯大林并不了解这些人嘛，是谁给他帮的忙呢？我至今未知其详。我问过马林科夫，可他回答说他也不知道。论地位，马林科夫应当参与主席团的设立、人员的遴选和名单的拟定，但却没有让他参加。也许，此系斯大林自己所为？如今，我根据某些迹象推断，他在遴选干部时让卡冈诺维奇帮过忙。主席团内部有个范围更窄的常务委员会。主席团实际上并不开会，一切问题均由常委会决定。这是斯大林想出的一个完全不符合党章的形式：党章中并未规定成立任何的常务委员会。

斯大林为什么要成立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呢？看来，他不便马上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开除掉，于是便搞了一个扩大的主席团，然后再挑选出一个范围较窄的常务委员会。如他所说，是为了进行及时有效的领导。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均未进入常务委员会，也就是把他们“挂”了起来。我敢说，斯大林只要多活上一段时间，那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都会惨死。反正在十九大之后，斯大林就马上实行了孤立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政策，无论去别墅、去住宅、去电影院，从不邀请他们，先前我们都是一起到这些地方去的。

然而伏罗希洛夫却入选了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这是斯大林独特的做法：有一次，我们在他家用餐时坐了很久，他突然说道：“伏罗希洛夫怎么钻到常委会里去了？”我们都不看他，垂下眼睛。首先，“钻进去”是什么词儿？他怎么可能“钻进去”？后来我们说：“是您自己提的名，他就选上了。”此后斯大林再也不提这个话茬儿了。不过他的这番话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早在十九大之前他就不让伏罗希洛夫做政治局委员的工作了：伏罗希洛夫从来不参加政治局会议，文件也不发给他。斯大林在小圈子里对我们说，他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这当然荒唐透顶。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又“怀疑”起莫洛托夫来了。当时我在斯大林的别墅，好像是在新阿丰。他忽然心血来潮，认为莫洛托夫是美帝国主义的间谍，卖身投靠美国，因为他在美国办事坐的是沙龙车厢。就是说，有自己的车厢，准是卖身投靠了！我们解释说，莫洛托夫不可能有自己的车厢，那里一切都属于私人铁路公司所有。可见斯大林临终前几个月已经糊涂到了什么地步。

那是个星期六，他让人打电话，请我们到克里姆林宫去。他邀请了我、马林科夫、贝利亚和布尔加宁。我们去了。他说：“我们来看电影。”电影看完了。后来他又说：“走吧，我们到近郊别墅去吃点东西。”我们去用了晚餐。晚餐拖的时间很长。斯大林把这种晚上的、很晚的晚餐叫做午餐。我们大概是在早上五点或者六点钟时结束的。这是他的“午餐”通常结束的时间。斯大林略带醉意，心情很好。没有任何可能发生意外的兆头。

第二卷 改革家（二） 斯大林之死（2）

我们来到门厅，斯大林像往常一样出来送我们。他一个劲儿地开玩笑，好像是用指头在我肚子上戳了一下，管我叫米基塔。他心情好的时候，总是用乌克兰语管我叫米基塔赫鲁晓夫的本名为“尼基塔”。—译者注。我们道别之后便各自驱车回家了。

我们离去的时候心情都不错，因为用餐时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午餐并非总是在如此亲密友好的气氛中结束的。我们都驱车回家了。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我以为斯大林肯定要叫我们去，所以整天都没有吃午饭，我想，也许他会早早地叫我们过去吧？后来我还是吃了点东西。电话始终没有打来！我不相信他为了我们会把星期天牺牲掉，几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可是不然！已经晚了，我宽衣就寝。

突然，马林科夫给我来电话说：“刚才接到斯大林那里的小伙子、肃反工作者（他点了他们的名字）来的电话，他们提心吊胆地报告说，斯大林好像出了点什么事儿。得赶快过去。我给你打电话，也通知了贝利亚和布尔加宁。您就直接过去吧。”我马上叫车。汽车就在我的别墅里。我迅速穿好衣服，驱车赶到，这一切花了15分钟。我们商定先不到斯大林的房间，去值班室。我们来到值班室，问道：“怎么回事？”他们说：“斯大林同志通常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1点钟左右，肯定按铃，叫人送茶过去。有时候他也吃东西。现在这些都没有了。”我们派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去察看一下，这是个已不年轻的女服务员，在斯大林身边工作多年，一个目光短浅、然而为人正直且对他忠心耿耿的女人。

肃反工作者对我们说，他们已经派她去看过那里的情况。她说，斯大林躺在地板上睡着了，他的身下全都尿湿了。肃反工作者将他抬起来，放到小餐厅的小沙发床上。那里有大餐厅和小餐厅。斯大林是躺在大餐厅的地板上。可见，他是从床上起来，到了餐厅，在那里摔倒并且尿湿的。我们听到出了这样的事情，现在他似乎正在睡觉，于是认为，既然他处于如此不体面的状况，我们就不便到他的房间去、让自己在场。我们各自驱车回家了。

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电话铃声。还是马林科夫打来的，他说：“斯大林同志身边的小伙子又来电话了。他们说斯大林的情况还是不大对劲。尽管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说他睡得很安详，可这是非同寻常的睡眠。还得再去一趟。”我们商定由马林科夫给常委会其他同志打电话，包括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他们没有来用餐，第一次来别墅也没有他们。还商定把医生也叫上。我们又来到值班室。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医生们都来了。医生中我记得有著名心病学家卢科姆斯基教授溪迸 卢科姆斯基（1899~1976）著名内科医师，教授，若干医学院教研室主任，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1963年），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活动家（1967年），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69年），《心病学》杂志主编（1966年）。。还有一位医生同他一起来，具体是谁，我现在不记得了。我们进了房间。斯大林躺在沙发床上。我们让医生开始自己的工作，检查一下斯大林同志目前的身体状况。第一个走过去的是卢科姆斯基，他备加小心，我理解他的心情。他轻轻摸到斯大林的手，仿佛摸到了烧红的铁似的，甚至还抽搐了几下。贝利亚则粗暴地说道：“您是个医生，就好好地摸吧。”

第二卷 改革家（二） 斯大林之死（3）

卢科姆斯基说，斯大林的右手不听使唤了。左脚也已瘫痪，他不能说话。情况危重。这时马上把他的衣服剪开，又穿上衣服，抬到大餐厅，放在他平常睡觉的小沙发床上，这里空气流通一些。当时就决定让医生在他身边值班。我们政治局常委也安排了自己的固定值班。是这样分工的：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我和布尔加宁，都是俩人一组。主要的“决定性人物”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他们要值白班，我和布尔加宁排到了夜班。我很紧张，说老实话，我为可能失去斯大林而感到惋惜，他眼下病情依然极其严重。医生说患这种病的人几乎没有谁能恢复劳动能力的。人还可以活下去，但是要让他依然保持劳动能力，不大可信：这样的病往往病程不长，预后却很糟糕。

我们眼看斯大林已失去知觉，意识不到自己处于什么状态。开始给他喂东西：用小勺喂肉汤和甜茶。医生在那里发号施令。他们给他导尿，他则依然一动不动。我发现在导尿时他尽量想遮掩起来，感到很难为情。就是说，还有点知觉。白天（记不清是他患病后的第几天了）斯大林恢复了知觉。这可以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出来。然而他不能讲话，只是抬起左手，不知是指天花板还是指墙。他的嘴唇仿佛出现了类似微笑的动作。后来开始同我们握手。我把手伸过去，他用左手握着，右手已不听使唤。他是以握手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当时我说：“知道他为什么用手给我们指吗？墙上挂着从《星火》杂志上剪下来的某位画家的一幅画。小女孩正用奶瓶喂羊羔呢。我们用小勺给斯大林同志喂东西，他好像是笑着用手给我们指：瞧，我就和这只小羊羔一样。”

斯大林刚刚病倒，贝利亚就毫不掩饰地对他大发怨气，又是谩骂，又是取笑。简直叫人听不下去！不过有趣的是，斯大林刚刚恢复点儿知觉，有了能够康复的迹象，贝利亚就扑过去，跪在地上，抓住斯大林的手不住地亲吻。只要斯大林再次失去知觉、闭上眼睛，贝利亚就直起身子，往地上啐唾沫。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贝利亚！就连对于他似乎捧到天上、敬若神明的斯大林，同样是阴险狡诈。

轮到我和布尔加宁值班了。白天教授们来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去斯大林别墅，晚上再来值班。当时我对布尔加宁比对其他人更加开诚布公，我把最隐秘的想法都告诉他，我说：“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看来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斯大林很快就会过世。他显然是活不过来了。医生也说他活不了。你知道贝利亚给自己定了个什么职位吗？”“什么职位？”“他要当国家安全部部长（当时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是分开的）。这是我们决不能容许的。只要贝利亚主管国家安全部，那我们的末日就快到了。他担任这个职务，为的是把我们统统除掉。他干得出来！”

第二卷 改革家（二） 斯大林之死（4）

布尔加宁说，他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就开始讨论如何行动。我对他说：“我跟马林科夫说说。我想马林科夫也是这个意见，他肯定什么都明白。应当采取措施，否则党就会大难临头。”这个问题不仅涉及我们，而是涉及整个国家，虽然我们当然也不想受到贝利亚的打击。那就会是回到1937~1938年，也许甚至更糟糕。我感到怀疑：我认为贝利亚并不是共产党员，他不过是混进党内来的。我脑子里老是浮现出卡明斯基的话：内战期间英国人占领巴库时，他是英国反侦察机关的暗探；这只披着羊皮的狼骗取了斯大林的信任，身居要职。斯大林本人也认为他是个累赘。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斯大林很怕贝利亚。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产生类似的想法，我愿在这里说一说。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那里坐着。他突然看着贝利亚说：“为什么现在我的身边全都是格鲁吉亚人？他们是从哪儿来的？”贝利亚说：“这都是对您忠心耿耿的人。”“为什么格鲁吉亚人都忠心耿耿呢？俄罗斯人就不忠心耿耿了吗？全都给我撤走！”仿佛用手把这些人立即弄走了。贝利亚受斯大林之托对其他人干过诸如除掉、下毒等勾当，他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人对斯大林下手。因此，在斯大林看来（如果替他想的话）他认为贝利亚也可以对他来个如法炮制。就是说，必须撤走身边的人，因为贝利亚通过他们可以进入卧室和厨房。那些天贝利亚跟丢了魂儿似的。

然而斯大林年事已高，他不明白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阿巴库莫夫陋毖 阿巴库莫夫(1908~1954)1930年入党。1922年起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1946~1951年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1951年被开除出党。1954年12月被判处死刑。在向他报告一切之前，已经事先向贝利亚做了汇报，并且得到了关于如何向斯大林报告的指示。斯大林以为他提拔了一个新人，这个人就只干他所吩咐的事情。“梅格列尔案件”就是如此。斯大林当时口授了一个决定（该决定已公布），说梅格列尔人同土耳其人有瓜葛，他们当中有人向着土耳其。当然是无稽之谈！我认为这是斯大林针对贝利亚的行动，因为贝利亚就是梅格列尔人。就是说，他准备打击贝利亚。当时逮捕了许多人，然而贝利亚却巧妙地滑脱了：他作为“斯大林的刀子”介入这个案件，开始杀害梅格列尔人。那些人真不幸。他把他们像羔羊一样推上断头台。

还有足以证明贝利亚如何居心险恶、斯大林对他并不信任的其他事实。总之，我把一切都对布尔加宁讲了，我们值班一结束，我就回家了。想睡上一会儿，因为值班中很久没睡了。我服了安眠药就躺下了。刚刚躺下，还没睡着，就听到电话铃响。马林科夫说：“赶快来，斯大林病情恶化。赶快！”我马上要了车。的确，斯大林情况很不好。其他人也来了。大家都看见斯大林生命垂危。医生对我们说，斯大林已到了弥留之际。他已停止呼吸。开始给他做人工呼吸。进来一名彪形大汉，开始给他按压，进行操作，以便恢复呼吸。说老实话，我很可怜斯大林，大汉那么折磨他。于是我说：“听着，请您别做了。人都已经死了。您想什么？他不可能复生了。”他已死了，可是看着他受折腾心里难受啊。毫无必要的操作停止了。

第二卷 改革家（二） 斯大林之死（5）

斯大林刚刚去世，贝利亚立刻驱车从近郊别墅奔赴莫斯科。我们决定把全体常委都叫来，如果可能的话，把全体中央主席团委员都叫来。我记不太准了。他们将到未到时，马林科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心急火燎。我决定同他谈谈。“叶戈尔，”我说，“我要同您谈谈。”“谈什么？”他冷冷地问道。“斯大林去世了。我们往后怎么生活啊？”“现在说他干吗？等大家都来了再说。就是为了这个才开会的。”好像是满民主的回答。然而我却有另外的理解，我的理解是，他同贝利亚老早就把一切问题都说好了，一切早已讨论过。“那好吧，”我回答说，“回头再说。”

大家全都来了。也看到斯大林去世了。斯维特兰娜也来了。我去接的她。我见到她时十分激动，失声痛哭，无法抑制。我是真心地可怜斯大林，可怜他的孩子，从内心里为他的去世感到悲痛，为党和整个国家的未来感到不安。我感到贝利亚马上就要开始掌管一切，而这就是末日的开始。我不相信他，我已不认为他是共产党员。我认为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和杀手。

开始分配职位了。贝利亚建议任命马林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解除其党中央书记的职务。马林科夫建议批准贝利亚任他的第一副手，将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两个部合并为一个内务部，并任命贝利亚为该部部长。我一言未发，布尔加宁也是一言未发。这时我担心布尔加宁可别不到时候就抢着发表意见，因为事先暴露自己是错误的。因为我看出了其他人的情绪。假如我和布尔加宁说我们反对，那么大多数人就会指责我们在勾心斗角，是捣乱分子，指责我们斯大林尸骨未寒就开始在党内抢位子。是啊，一切的发展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莫洛托夫也被任命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卡冈诺维奇为副主席。建议选举伏罗希洛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免去什维尔尼克所担任的该职务。贝利亚对什维尔尼克说话很不尊重，说什么国内谁也不知道他。我看到贝利亚的计划已是纤毫毕露，他想把伏罗希洛夫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以命令的形式使得贝利亚将要开始屠杀时的所作所为具有法律效力。贝利亚建议免去我的莫斯科党委书记职务，以便集中精力做好党中央的工作。我们还通过了其他的任命事项。通过了葬礼的日程和向人民发布关于斯大林去世的消息的安排。我们，他的继承者们，就是这样开始领导党和国家的独立活动的。

第二卷 改革家（二） 飞机与导弹（1）

飞机与导弹

我们愈来愈注意空军，尤其是轰炸机。伊柳申设计了喷气式双引擎轰炸机。不是战略轰炸机，是前线轰炸机。阿尔捷姆?米高扬和米哈伊尔?古列维奇制造了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该机作为我国战后最好的歼击机使用，起初展示了其比美国产歼击机优越之处，但好景不长。美国很快将速度更快的飞机投入使用，开始击落我国的歼击机，大摇大摆地入侵北朝鲜的领空。后来出现了米格-17、米格-19和米格-21超音速歼击机。

与此同时，也在解决捍卫本国领空的问题。拉沃奇金的防空导弹部署在莫斯科的防空带。由贝利亚儿子谢尔盖所在的设计局那些才华横溢的设计师主持这项工作。为了以导弹圈保卫莫斯科，不让敌人侵犯首都，耗资甚巨。后来我们制造出可移动的成套装置，以代替需要许多时间准备发射的固定导弹，这种装置易于集结，所以敌方侦察机难以确定它们的具体位置。防空武器圈的建设当即成为人人皆知的事情。外国人乘坐客机，从空中可以一览无遗，尽管我们竭力加以伪装。我自己在乘坐飞机时，曾多次从空中看到发射装置和通往此类装置的道路。

后来决定在列宁格勒也建立这样的防卫圈。当出现了可移动的防空导弹装置后，我们就放弃了列宁格勒防空武器圈的建设。

最艰巨的任务是将核炸弹运送到远离我国领土的目标。为此图波列夫设计了，准确地说是模仿美国的B-52设计出图-16轰炸机，后来又造出了自己的图-95喷气式轰炸机。

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同图波列夫讨论过建造远程轰炸机的问题。我对他很信任，很敬重。他说他无法造出我们所需要的飞机，因为飞机制造学还做不到。这里再补充一点，当初斯大林曾要求图波列夫建造可以完成轰炸美国国土任务的轰炸机，图波列夫毫不掩饰地予以拒绝：“这样的飞机我造不出来，”他说。这给他带来了荣誉，尽管他从前，战争期间曾经坐过牢，却从来不干做不到的事情。

斯大林让米亚西谢夫弗?米?米亚西谢夫（1902~1978）工程技术上将（1944年），技术科学博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曾设计201-米型，103-米型等轰炸机和运输机。参加这项工作，他是图波列夫的学生，一个很有才华的工程师。

他建造了自己的轰炸机，叫做M-3，后来又出现了改型的M-4。然而这架轰炸机如图波列夫所言，无法完成自己的使命。轰炸机可以飞到美国，却无法返回。米亚西谢夫提出了主张：将炸弹撂到美国，到墨西哥降落。我们打趣地说道：“墨西哥又不是我们的丈母娘，在那里降落顶多意味着失去飞机。”这个主张并不光彩，无法使人树立必胜的信心。而且实施起来需耗费巨资。开始对其样机进行试验。试验不成功，牺牲了几个飞行员，机组人员对飞机产生了不信任感。需要寻求另外一种解决办法。然而那是怎样的呢？

第二卷 改革家（二） 飞机与导弹（2）

诚然，已经开始建造火箭。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科罗廖夫谢?帕?科罗廖夫（1906/07~1966）苏联火箭制造和宇宙航行方面的科学家和设计师，苏联科学院院士（1958），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56，1961）。在他领导下造出弹道火箭、地球物理火箭、第一批人造地球卫星和人造行星、各种用途的卫星，宇宙飞船“东方号”和“上升号”。人类利用这些飞船完成了历史上最初几次航天飞行，进入太空。获列宁奖金（1957）。在从事这项工作。我经常想起科罗廖夫，想起这个将我国带入太空的人。既然米亚西谢夫的轰炸机显然不能保证对于美国的反击，那就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火箭上了。

为了够到英国，我们已经有了科罗廖夫的P-5型火箭。可怎么能射到美国呢？我很敬重米亚西谢夫。可他无法实现做不到的事情。才华横溢的拉沃奇金谢?阿?拉沃奇金（1900~1960）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工程技术少将（1944），两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曾主持建造拉格-3型、拉-5型、拉7型歼击机和拉-15、拉-176型喷气式飞机。以其关于军用飞航式导弹的建议做出了回应。战争期间飞行员都爱上了拉沃奇金的歼击机。战争结束后不久，拉沃奇金即着手建造导弹。这种导弹较为复杂：无人驾驶的飞机靠火箭加速器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然后与火箭分离，靠喷气发动机继续前行。这个主张的代号为“暴风雪”。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斯大林生前我并不认识科罗廖夫。我是在他的洲际导弹即将出厂时才认识他的。乌斯季诺夫德?费?乌斯季诺夫时任（1953~1957年）苏联国防工业部部长。向我报告说，科罗廖夫请我们去参观他的洲际火箭。我们决定去，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几乎倾巢出动。我们在工厂里参观了这枚火箭。说老实话，国家领导人当时看火箭，好似山羊看崭新的大门。我们脑子里对于这个雪茄状的巨型管子可以飞到某个地方一举击中什么人这一点可说是毫无认识。科罗廖夫向我们解释说它是如何飞行的，可以射到什么地方。我们却围着它转，就像农民在集市上买印花布一样：摸一摸，拽一拽，看看它是否结实。有人会说，来了一些技术上一窍不通的人。当时一窍不通的岂止是我们，凡是初次接触火箭技术的人莫不如此。

领导层对科罗廖夫充满信任。科罗廖夫说，他的火箭的最大航程约为7000公里。这使我们感到满意，因为可以覆盖美国的大部分国土。当然，我们在有了这种火箭后，并不打算发动战争。我们只是希望一旦美国想要进攻我们，就用自己的火箭去威胁它。他们当时奉行极富侵略性的政策。科罗廖夫发射了自己的火箭。他给它命名为P-7型，“七型火箭”。火箭顺利升空，尽管第一枚尚未飞到目标就爆炸了。当时事故频仍，地面上和发射时都有发生，不过没有人员牺牲。新的设备很少有不出事故就投入使用的。有时甚至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科罗廖夫终于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火箭开始可靠地发射，我们在1957年向太空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全世界都精神为之一振。有人因此感到高兴，表示赞赏，有人则因我们达到这样的技术水平而惊恐万状。

第二卷 改革家（二） 飞机与导弹（3）

谢尔盖?科罗廖夫在设计师中脱颖而出，名列前茅。我曾多次会见这位有趣而热情的人。可不能将他归入不以暴力抗恶者的范畴！科罗廖夫善于推动需要做的事情，他狂热地捍卫自己的主张。这很好。我听他讲话时，感到十分钦佩。是谁率先铺设了通往太空之路、通往月球之路呢? 是科罗廖夫！应当看看他做报告的样子，感觉他的激情，体味他那清晰的头脑。一位杰出的设计师！

我还想提到他的同志格卢什科。格卢什科在火箭制造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为科罗廖夫的火箭造出了发动机。他对火箭制造事业的这一贡献，并不亚于科罗廖夫！形象地说，他的发动机撼动了整个世界。没有发动机，我们就无法发射火箭。贬低那些致力于发动机研究的人的作用，是不公平的。我记得战前一位飞行员，好像是大名鼎鼎的拉克耶夫，说过：“只要有好发动机，我开着棺材也可以上天。”当然，不能对此做简单化的理解，似乎只要有了这样的发动机，开着扫把也能上天。两个部分都要相互搭配。后来科罗廖夫与格卢什科分道扬镳，彻底吵翻了。很遗憾。

他们为什么不能永远和好呢？是分歧把两人分开了，他们很难在一起共事。

我设法让他们和解。有一天，我请二位偕夫人来别墅。我想让他们把自己的精力用来为祖国造福，不要在无谓的争吵上耗费精力。结果却无济于事。科罗廖夫后来完全中断了同格卢什科在生产上的联系，选择了库兹涅佐夫，这是个还较年轻、不过很有才华的飞机发动机设计师。无论如何，恰恰是科罗廖夫将作为敢于率先离开地面、率先把人送入太空的人，留在地球人的记忆里。

可惜未能将苏联人送上月球，然而送去了苏联制造的科学仪器。这一切都是科罗廖夫的杰作。他是个大学者，一个很有趣的人。在这个非凡的人和专家身上，对问题的深刻认识、杰出的组织能力、不受限制的意志和顽强劲头兼而有之。凭着这股顽强劲头，他将事业顺利地推向前进。莫名其妙的死亡中断了他的生命。我知道他住进医院，也知道正准备动手术。我听医生说手术并不复杂。外科医生已经洗完手，认为一切均已顺利结束，科罗廖夫却因休克猝然辞世。而他正当创造力旺盛的时候，还可以为人类做出多少贡献啊！

我们还是回到那个难忘的1957年。我们的火箭搞得美国人心惊胆战。如今苏联已经可以用火箭将核炸弹扔到大洋彼岸，当时火箭是无法攻击的。我认为至今也是几乎无法攻击的，尽管理论上火箭可以击落，这在科学上是可行的。当时我曾发表演讲，说我们造出了可以击中苍蝇的反导弹导弹。然而这更多地是漂亮话。我在辩论过程中使用了漂亮话，好让我们的敌人清醒清醒，并且显示我们已经用导弹武装起来：既作为进攻性手段，又作为防御性手段。理论上讲，拦截火箭是可以做到的。太空中不就发生了火箭相撞事件吗，可见火箭是可以击中火箭的，如果装上弹头的话。然而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可当时还没有远程火箭，歼灭它的手段也暂时尚未考虑。

第二卷 改革家（二） 飞机与导弹（4）

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的火箭的发射，使苏联政府松了一口气。诚然，我们的防御问题并未马上解决。我们的火箭太少，也太昂贵。我们是以实验室的方式、在车间里制造的。尚未安排批量生产。此外，在作战情况下让火箭做好发射的准备需要许多时间。因此“七型火箭”后来并未成为作战火箭。它的发射麻烦在于发射前需要安装将其发送至目标的装置。而为了保证命中的准确性，需要在距发射阵地500公里之外的地方设立两个无线电制导装置。

“七型火箭”是在加油和相应的准备之后从桌形地面发射台上发射的。我给科罗廖夫提出了一项任务：“如果到了我们需要使用火箭的关键时刻，敌人是不给我们留准备时间的。能不能设法让火箭事先处于待发的状态呢？”“不行，这个我们目前还做不到，”他回答说。秘密还在于火箭用什么燃料。我们用的是煤油和氧气，美国的作战火箭用固体燃料，宇航火箭用氢和氧气。专家们对于氢的态度各异，不过氢的发热值高，因此看来它占优。然而我们的技术尚未达到制造所需规格的氢的水平。

我也将关于必须让火箭随时处于待发状态的想法对其他人讲了。他们通过乌斯季诺夫让另一位设计师扬格利米?库?扬格利（1911~1971）苏联科学院院士（1966），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59，1961），各种不同用途的火箭的设计者。知道了这个想法。当时扬格利还不大知名。过了一段时间，乌斯季诺夫报告说，扬格利着手研制以硝酸作燃料的瞬时发射的火箭，火箭将处于待发状态。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恰好是我们为保障我国国防所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诚然，硝酸会腐蚀油箱，装满燃料的火箭不能长期闲置。加油需要时间，敌人可能就不给我们这个时间。我说道：“我们情愿支付更换油箱的费用。硝酸腐蚀金属之前，火箭可以闲置多长时间？我们可以扔掉油箱，再装新的油箱，这个办法依然是行之有效的。”扬格利报告说他认为使火箭处于待发状态的问题可以解决，不久科罗廖夫就听说了。他自认为是火箭制造方面的龙头老大。如今突然冒出一个尚未得到承认的设计师，要来解决他推辞不管的问题，这还了得。科罗廖夫同我见面时说：“请把这个火箭给我，”他说，“我要用硝酸给它作燃料，即使不在距离火箭500公里之外的地方设立无线电导航装置，火箭也可以处于待发状态。”“很好，您就去干吧，”我回答说，“只是您得造用氧气作燃料的，也就是您的改进型火箭。可要是把扬格利提出的用氢作燃料的火箭给您，他就会感到委屈了。您推辞不干，扬格利干起来了，可现在您想把什么都揽到自己手里。这样不行。因为这个想法诞生于他的设计局，就让他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吧。一场竞争即将开始：您来制造用氧气作燃料的瞬时发射火箭，让他制造用硝酸作燃料的火箭。”科罗廖夫是个武断的人，从他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很不喜欢我的这番话。不过他是个聪明人，他明白我说得对，便表示同意。远程军用火箭、洲际火箭的研制问题就这样开始解决了。然而眼下只是科罗廖夫手里有火箭，扬格利则只有想法。

第二卷 改革家（二） 飞机与导弹（5）

与此同时，拉沃奇金的研制工作也开始启动了。他报告说，他那复杂的“暴风雨”火箭准备进行试验。后来我们了解到，美国也在走同样的路。显而易见，从所有设计师和科学家使用的科学文献中得出了共同的想法。我不认为这是间谍活动的结果。我现在已记不清，第一枚火箭的试验是很顺利呢，还是像通常一样凡事开头难，火箭发生爆炸。主要是拉沃奇金也以他的报告来为我们打气。遗憾的是，拉沃奇金的火箭在战斗性能上不如科罗廖夫的火箭。然后米亚西谢夫也表示愿意在这方面效力。他的飞航式火箭命名为“暴风雪”。诚然，他提出自己的建议时，我们已经相信了科罗廖夫的火箭，并认为那是我们未来的洲际作战武器。这样我们就放弃建造M-3远程轰炸机，并建议停止研制，停留在原有的数量上。这几枚火箭参加了我们的航空检阅。西方把它们叫做“野牛”。“野牛”不能使我们感到满意。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不同设计方案的洲际火箭呢？我们决定同时让三个或者四个设计局来解决研制洲际火箭的问题：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就可以选择最成功的解决方案，以便日后安排洲际火箭的生产。

科罗廖夫解决了研制火箭的问题，诚然，暂时只是为了征服太空，让我们可以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我们原则上拥有运载核弹头的能力，如今美国领土已是易受我国导弹打击的地方。这样一来，心里感到轻松了。

设计局都是饕餮之徒，消耗着大量的人民钱财。有的试验动辄耗资数十亿。我们对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考虑，决定寻求在不给国防带来损失的情况下削减重复劳动的费用的办法。我们停止了拉沃奇金的火箭研制工作，决定停止、确切地说是不开始“暴风雪”的研制工作，还停止了其他处于起始阶段的工作，但同时对扬格利给予支持。

米亚西谢夫很不高兴。他的远程轰炸机已经受到挫折，现在又封杀了他的火箭。也许他可以把火箭造出来，然而我们已经有了科罗廖夫的火箭，不久即可盼到扬格利的火箭，就没有必要再花费时间和金钱。

我们有时失去的不仅是钱财，而是更为宝贵的财产：拉沃奇金猝然去世，这是个天才的设计师，他对祖国的功劳在书刊中尚未得到充分的阐述。

与此同时，科罗廖夫和扬格利的设计局仍在努力工作。科罗廖夫研究的是征服宇宙的问题，尽管顺便也造出了可以用加速方式使之进入战斗状态的火箭。防卫问题和以导弹武器武装我军的问题主要落在扬格利的肩上。这位天赋很高的人研制了出色的瞬时发射导弹和其他用途的导弹。其中第一枚导弹可飞行2000公里。我们称之为近程战略导弹。然后出现了飞行半径为4000公里的导弹，也是战略导弹，然而是中程导弹。最终设计出洲际导弹，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至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第二卷 改革家（二） 飞机与导弹（6）

这使我们立即成为核导弹大国。我们感到已经做好了反击任何侵略者的准备。我们开始在政治上玩弄一个事实，即我们最先研制出这样的火箭并将卫星送入太空，并且尽量给外国军国主义者施加压力。我们的这项工作搞得很成功。

我国杰出的元帅、聪明人、英年早逝的涅杰林米?伊?涅杰林（1902~1960）1959年起任炮兵主帅和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为火箭贡献了许多精力和知识。他是个经验丰富的炮学家，他从建造的想法本身开始研制导弹武器和核武器，是炮学家中最了解新武器的人。某些军人，好人和好党员对于火箭缺乏热情。当我们在做试验时，他们观看着火箭的发射，皱起眉头，说三道四：“噪音，不是音乐。大炮是交响乐。当带炮筒的火炮开火时，声音悦耳。可这里鬼才知道是什么：尘土，喧嚷，噪音，有什么意思？”当初并不是人人对新式武器都有个正确的认识。一些荒唐的琐事给有的人留下了消极的印象。火箭发射时，尘雾弥漫。这些人担心这样会暴露发射场的地点。而在从发射井发射时没有一点尘土，因为一切都在水泥和金属之中进行。其次，尘土是次要的。大炮在射击时可能标出自身在战场上的方位。而对于弹道导弹说来这并无特殊的意义，那是在数千公里之外发射。

当然，如今卫星在地球上空盘旋，个个都在摄影，将任何人的活动的方位一一标出。技术使我们可以对敌方的全部领土进行监视。那又怎么样呢？导弹已经发射升空。

有人让我看了我们从卫星轨道上拍摄的飞机照片：从照片上甚至可以辨认出型号，机场和飞机在机场上的排列顺序都清晰可见。美国人也在摄影。我见过他们的照片。比我们的清晰。

在扬格利的洲际火箭试验期间，发生了不幸事件，结果是数十人遇难。扬格利本人也险些丢命。我们还失去了涅杰林元帅。在试验一种新火箭时，由于元件连接的顺序有误，发动机提前开动，当时火箭周围还挤满了人。涅杰林坐在附近，等待他们结束工作。火箭上升到一定高度，然后坠地，硝酸溢出，将旁边的人全部活活烧死。扬格利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当时跑到旁边专门辟出的地方抽烟去了。

西方报纸开始说，我们对于火箭试验中发生的惨剧讳莫如深。然而我在位时没有发生过别的惨剧。当然，有些火箭坠地爆炸，不过都没有人员伤亡，我们只是遭受物质上的损失，浪费了时间。我国最初升上太空的航天员中也没有人员伤亡。

如今已经公认我国既是航天大国，又是核导弹国家。苏联在1961年加加林上天之后得到了特别的承认。他的太空飞行证明，我国发射的不仅仅是卫星。因为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有个不聪明的美国将军在回答对卫星有何评价的问题时说道：“这有什么特别的呢？不过是往太空扔了一个铁疙瘩而已。”将军让自己成了笑柄，表明他要么故意贬低我们的成就，要么确实不懂得这个成就对于后来的征服太空具有怎样的意义。1961年所开创的航天纪元，使得西方批评家从此再无兴致去贬低苏联人在这个领域的杰出成就。

第二卷 改革家（二） 飞机与导弹（7）

扬格利的设计局参与研制近程、中程和远程战略火箭时，我们开始将工业转到火箭的流水线生产上来。为了宣传的目的，我甚至向全世界给苏联的成就大做广告，说我们如今造火箭，几乎是像做香肠一样搞自动化生产。这不过是个大致的说法，因为我们毕竟搞不了装配线，搞的是流水装配。当然不是像装配拖拉机那样的流水线，那里是一条不间断的传送带把零件送来，装配工只是将零件安装起来，于是每过几分钟，整装待发的拖拉机就开出车间。

我为武装力量的改进花费了很多的心血、时间和精力。当然是以组织者的身份，而不是以专家的身份。领导者必须及时倾听、听到所需要的东西，支持合理的想法并给人们选定正确的目标。

可以举这么一个例子。导弹起初都像蜡烛一样摆在地面上，等待着发射的时刻。然而敌人可能抢先袭击。一颗弹头落到导弹部队驻地（导弹都是一组一组地分别部署的），爆炸的气浪就会把所有的人击倒，使之失去工作能力，使我们失去还击的机会。我可以具体地想像到发射时的情景。早在斯大林时代就曾不止一次地看过原子武器试验结果的照片，看到试验所带来的种种惨象。当然要击毙动物—狗，羊，把动物都放在距爆炸地远近不一的堑壕里。触目惊心！过后看着这些动物，心里不是滋味儿。且不说物质上的破坏了。那里部署了坦克、飞机、各种设施，检验爆炸的影响范围。

作为一名煤矿工人和地铁建设的参与者，我对于矿山工程有具体的了解。我萌生了将导弹安放到井下的想法。如果我们挖个竖井，然后用混凝土浇灌这些井筒，并安装设备，把导弹放进去，那导弹就会置身于带盖儿的封闭空间。这就改善了其在任何天气条件下保存的条件。如果敌人袭击这样的地区，要毁坏导弹，只能是直接命中，这样的可能性很小。

我请设计师考虑一下这个方案。后来他们向我报告说，这不可行。我感到吃惊。我觉得这个想法不但可以实现，而且应该使他们感兴趣。我没有最终相信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当扬格利表示可以造出不用氧气、而用酸作氧化剂的火箭时，我正在南方休养。在他和我休假期间，我们在黑海海滨见面。他在毫无拘束的气氛下详细地向我报告，对他建造火箭的想法加以发挥。这时我对他讲了自己的见解：“扬格利同志，专家们认为将导弹安装在竖井里无法做到。不过我请您这位设计师考虑考虑。请您的设计局的专家们来回答：能不能把固定直径的金属圆筒放到井里，留出缝隙，以便将导弹放进这个圆筒。圆筒和井壁之间留出缝隙，这样导弹发射后气体冲向井底，并且经过缝隙绕开圆筒溢出井外。”“您看，”我拿了两个直径不同的玻璃杯演示说：“我们把一个放到另一个里面，留出所需的设计缝隙，使气体不致损坏导弹，可以绕开圆筒溢出井外。”扬格利当即表示：“我不明白我的同行为什么不接受这个想法。我喜欢这个想法。”

第二卷 改革家（二） 飞机与导弹（8）

诚然，这不是他的技术领域。这个方向是由巴尔明弗?帕?巴尔明（1909年生）院士（1966年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火箭发射装置的建造者。主管的。他至今还在进行有益的活动。然而当时巴尔明拒不接受我的想法。我的儿子谢尔盖是个搞火箭的工程师，由于工作的类别参观过火箭发射，有一天他听说我有这个想法。我同他经常讨论这个问题。他一直跟踪美国的文献，他对我说，美国一本杂志描绘了发射弹道导弹的竖井的结构。我感到喜出望外：大家的想法居然不谋而合。同时又感到难过。我们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我提出了正确的建议，专家们却没有抓住这个建议。这时我把有关的人找来，说道：“瞧这事儿弄的。有人对我说，我的想法无法实现。可美国人已经捷足先登，就要修竖井了。”我要求立即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我建议矿业工程师造出合适的钻机，以便在泥土中钻出竖井。他们干得很在行。关于在穆什科托沃地区运用此类钻机的情况是由扎斯亚基科穆什科托沃山位于布里亚特的维季姆台原。 . . 扎斯亚基科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向我汇报的。这里援引他的报告：“把这样的机器拿来进行改装，使之适用于钻探所需直径和深度的竖井。”当我在顿巴斯第21号矿井工作时，当地的竖井深度曾达到250俄丈俄丈为俄国旧长度单位，等于2.134米。—译者注。因此我可以具体地想像到谈话的主题。工程师们终于承认了我的想法的正确性。可惜仅仅是根据美国的经验才承认的。我离职后竖井工地上就在进行钻探，钻出了竖井，然后又把支架放进去。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可以将处于待发状态、随时可以发射的核导弹武器部署在更加安全的地方。即便我们受到袭击，其中一部分也可保住，我们仍然可以进行反击。

后来在我国火箭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新人。一个我不认识的、名叫切洛梅的人要求接见，他当时年纪还轻。他让我看装在衣服口袋里带来的模型，并说他可以造出带煤油发动机的近程飞航式火箭，类似德国的岳 -1型火箭。只是结构不一样。火箭折叠双翼，进入管内，装上弹药，然后发动机启动，火箭飞出时，双翼展开。我们需要这样的火箭来同飞机周旋，用于海岸防御。它构思独特，可以移动，配置合理，可从集装箱内进行设计精巧的发射。火箭像炮弹一样地射出。许多人后来在阅兵式上看到，汽车拉着硕大无比的管子从红场上通过。这就是切洛梅的火箭。如今它们已不是什么秘密，又造出了新一代的火箭。

我认为必须讲讲此事，因为切洛梅过去和现在都在我国火箭武器问题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对切洛梅说，我喜欢他的想法，我们会在领导层里进行讨论，然后再把决定告诉他。我问他认识哪位政治领导人。他提到布尔加宁曾经接见过他（切洛梅找过时任国防部长的布尔加宁）。我对布尔加宁说，他所认识的工程师兼设计师切洛梅提出了关于火箭的有趣建议，这些建议同扬格利和科罗廖夫的主张相比毫不逊色，对于武装我军很有好处。

第二卷 改革家（二） 飞机与导弹（9）

然而布尔加宁做出了否定的反应，他说：“我认识他。”接下来就很粗鲁地骂了一句，说切洛梅这个人靠不住，只会吹牛，他对我的忠告是：“把他撵走！斯大林当初就把他撵走了。他过去也是喋喋不休地称道自己的想法。给了他施展才能的机会，可他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这使我感到厌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你说斯大林就把切洛梅赶走过，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反驳说，“斯大林在技术问题上的威信并不高。我们来听听切洛梅的意见吧，我们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让他向我们汇报。你是根据斯大林的话来决定对他的态度的，可他给我看了他的模型，也就是设计上已经成形的主张。模型起了作用，它已经接近于制造出火箭实物。”

我们说到做到。请切洛梅来列席例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他又展示了自己的模型。许多主席团委员对于武器问题不甚了了，因此既没有人表示很高兴，也没有人提出异议。我支持他，这很重要，因为按照中央主席团的职务分工，我主管国防技术装备。我建议向切洛梅提供车间、工人、工程师、技术员，将图书馆归还他，他在会上就图书馆提出要求说：“我在设计局里原来有个技术图书馆。把我遣散和取消我的物质基地时，就把图书馆给了阿尔乔姆?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图书馆归还了，起先给了个较为简陋的车间。然而他已经很知足了。后来切洛梅便开始加紧研制，渐渐地兵强马壮，人员和设备都增加了。造出了他所许诺的那种火箭。如愿以偿。我们又有了一个为军队武器设备工作的设计局。

火箭制造业突飞猛进。科罗廖夫，扬格利，切洛梅…… 他们全都在研制远程的、大载重量和大弹头的火箭。这样的火箭研制出了几个型号。其他才华横溢的设计师研制了用以对付坦克的火箭武器和近程火箭。切洛梅接二连三地向我们提出新的建议：环球导弹，洲际导弹，舰对地导弹和地对舰导弹。他研制出了细颈瓶式的有-100型瞬时发射的洲际导弹。我们将这种导弹拿来武装军队，替换某些扬格利的导弹。

在一次会议上，切洛梅仿佛货郎从货箱里取出印花布、珠串、其他商品一样，将自己的设计方案在我们的面前摊开。记得当时科罗廖夫嘟囔道：切洛梅这个也弄，那个也弄，什么都揽到自己手里。可他的建议的确是包罗万象，而且从经济和做好战斗准备的角度说来都最合算。后来他又提出搞“质子”有-500型重型火箭，可以比科罗廖夫的火箭装载更大的负荷。这种火箭至今仍在运行。于是科罗廖夫也提出研制新的H-1型超大功率火箭。如今是切洛梅坚持说他的设计中现实主义更多一些。创造性的竞争仍在继续。

这场竞争是如何结束的，不得而知。我现已退休在家，种植马铃薯和西葫芦，从报纸上看新闻。而这个来源是靠不住的。从报纸上无法弄清是用什么火箭发射的。我现在无法知道火箭研制领域是谁主沉浮，谁的主张，谁在干什么。不过我至今感到高兴，想到我当初支持切洛梅，让他有施展才能的机会，这事儿做得对。

第二卷 改革家（二） 飞机与导弹（10）

现在我来讲讲探索保障苏联国防的另一个例子。斯大林当初决定修建地下工厂来生产原子弹。后来又有人提出把这个工厂改造为火箭装配工厂，其实当时还没有火箭，如果不算P-5型火箭的话。工程是在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进行的。已经修起了半个厂房。我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要求准许我乘飞机去西伯利亚，一边就地察看工程的进度。战争期间我曾是地下工厂的一大拥护者，我在乌克兰工作时，就曾给斯大林打过这方面的报告，建议在新的煤矿矿井设计方案中，规定在岩层很厚的地方开采煤炭的同时，顺便解决建立地下工厂的问题。特别是在像斯维特利察这样修建在莫斯科近郊的矿井里面。我当时觉得该矿井具有修建地下工厂的理想条件。还有其他地方，在开采矿产的同时，可以用混凝土加固坑道，将这个地方变成军用车间。

希特勒当初也利用过地下工厂，而且利用得相当广泛。德国的经验我们也在借鉴。我来到西伯利亚之后，同当地的领导人查看了地下的设施，那都是在厚厚的花岗岩岩层中凿成的，又结实又好。然而就现代化生产而言还嫌小。不过也只能如此：在花岗岩中劈出整整一个工厂来！然而我所看到的主要是它无法解决问题。怎么考虑利用它呢？在战争期间生产导弹？“这个想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说。“万一发生热核战争，那它将是一场瞬时作用的战争。我们干吗要把希望寄托在生产导弹所需要的一段较长的时间呢？我国所有提供配套零件的工厂全都将毁于一旦。这里只是装配的地方。我们需要部件、仪表，它们是成千上万。交通中断，你就注定灭亡吧。现代战争几天之内就可以输掉。哪怕是以游击战的方式继续，工厂反正已经报废。”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制造的“空中堡垒”就从空中控制了德国，夜以继日地轰炸。他们尽管也有伤亡，然而这些伤亡是值得的。他们有选择地破坏了工业目标。那么导弹呢？导弹将提供更大的机会：它不用人，对准目标。美国很富有，他们需要多少导弹都可以造出来，以便在最初数天、也许甚至在最初数小时消灭自己的敌人。

地下工厂的想法站不住脚：它有利于把国家搞得山穷水尽，却解决不了问题。我们白白花掉钱财，却对于能否保障国防并无把握。“这样的工厂每年可以生产多少导弹呢？”给我报了个数字。于是我接着说：“我们需要的比这多得多。甚至数百枚导弹也解决不了问题。问题就无法解决了。只有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

这个工厂的建设由中型机械工业部的万尼科夫负责。当时把主管原子弹的部叫做中型机械工业部。

所拨出的经费已经花掉一半，大约是60个亿中的30个亿（按旧币值）。“这是拿钱打水漂嘛，”我说道，“您怎么看呢，万尼科夫同志？”万尼科夫是个聪明人。他略带狡黠地看了我一眼，我觉察到他眼睛里漾着笑意。他毫无异议地同意了。我甚至都发蒙了：“那干吗要……”他说：“我们不掺乎这事儿。那是斯大林的主意。”于是我建议道：“我们就利用几个制造歼击机的工厂（它们在工艺方面同导弹外壳的生产最接近），让它们转产导弹。我们也抽出几个现成的工厂生产导弹所需的仪器，并且加紧完成，国防的事情不容拖延，不能重犯我们在伟大卫国战争前夕的粗心大意错误。”

第二卷 改革家（二） 飞机与导弹（11）

党中央讨论了问题，没有人提出异议。责成有关人员制定具体的建议。确定生产歼击机和轰炸机的飞机厂、大型企业转产新的产品。如今导弹的制造和发射愈来愈完善了。关于导弹是通往苏联可靠国防的唯一正确道路的信念更加牢固，当然，再加上正在不断积存中的氢弹。

试验性的爆炸使我们能够每爆炸一次都把弹头的成本降下来，这样就可以用同样的材料制造更多的弹头。科学家们正在争取达到最大的爆炸力。我们可以制造各种功率的弹头：起初达到100万吨，然后更多，达到200万吨，250万吨。我们愈往前走，我国的工业和科学家就更能保证积存作战设备。

当时我们已经最终明白，主要武器为热核武器。60年代初就组织而言形成了新的力量配置；成立了新的兵种—火箭战略部队。当时还没有哪一个别的国家成立这样的部队。我们在这方面领先于美国。

今天是1971年6月14日：按旧历（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是用旧历来确定一年四季）是夏天的开始。按新历我们已经过了夏季的13天。可以说，我们已经把一部分夏日消耗掉了。我总是更喜欢春天和夏天。我不同意诗人的意见，他们歌颂秋天。秋天婀娜多姿，有滋有味，大自然的恩赐堆满了丰盛的餐桌，那是夏天劳动的成果。然而毕竟春天更令人惬意。

再回过头来说导弹。我们在成立火箭部队之后，开始让带核弹头的远程战略导弹进行战斗值班。这是我政治活动和国务活动最后阶段的事情。我们坚定地走上了以导弹核武器为主、轰炸机为辅的道路。轰炸机也生产，但把它放到次要的地位。也发展了其他种类的武器。我当政期间六年里制造了供防空导弹以及“空对舰”导弹、“空对地”导弹所用的核弹头。然而它们全都不如战略性武器，因为当时苏联用于核弹头和氢弹头的核材料不多。

当时美国把作为核导弹运载工具的远程轰炸机当成主要的武器。他们只担心苏联周围的基地，那里部署着他们的飞机。不过这是他们盟国的领土，看来他们对盟国不如对他们本国担心。美国的领土依然是不受攻击。我们制造了导弹核武器，就在能力上同他们平起平坐了。暂时还不是凭数量，而是凭同样的能力。我们注意加速设计导弹，并进行顺利的试验和在原来的飞机厂开展导弹生产，如今我们一点也不比美国逊色。而且，我们还削减了用于空军的经费。歼击机和轰炸机依然在制造，然而优先地位已经转到导弹方面。导弹如今起着轰炸机的作用。

第二卷 改革家（二） 飞机与导弹（12）

轰炸机如果没有空中掩护，一旦发生战争注定覆灭。有人会说：“那么超低空飞行的时候呢？”照样易受攻击。已经造出了专门打击低空目标的高射炮。况且超低空飞行也飞不远，因为很费燃料。所以装备有导弹的飞机的主要使命，是捍卫本国的边疆。

也许科学明天能够找到制造免受攻击的远程轰炸机的办法。我这样说，是从今天技术条件的角度出发。生活会进行修正。我们暂且决定今后不再发展轰炸机。我国出现了防空导弹后，歼击机也压缩了一些。高射炮也是同样的命运。不错，原来我们对防空导弹的估计有点过高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原来，歼击机和轰炸机组成的前线航空兵在低空飞行时可以突破导弹的屏障。越南战争和以色列同埃及的战争就是明证。目前防空导弹系统尚有待完善。在低空飞行和高速飞行的情况下测位器很晚才发现目标，给启动防空导弹系统留下的时间太少，导弹发射后来不及转弯。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我国和美国全都回到了速射高射炮。我在任时，都认为高射炮已经过时。现在看来，它目前是用来对付超低空飞行的敌机的唯一手段。

所以生活在进行修正。然后是对修正的再修正。然而自导引导弹武器在原则上毕竟比高射炮更加有效。未来将出现可以对超低空和低空飞行的飞机进行射击的导弹武器。然而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达成所有国家之间的裁军协议以及一切经过谈判解决。不要再打仗！这是人们自古以来的理想。这是人们头脑中的理想，然而我们至今没有找到通往理想的道路，我们缺乏相互之间的信任。

目前还存在着各种社会政治国家制度和阶级对抗，进行着疯狂的军备竞赛，各民族各国优秀的力量都浪费在制造相互毁灭的手段上面。

第二卷 改革家（二） 反导弹防御系统

反导弹防御系统

我们刚刚成立了以涅杰林为首的火箭部队，就开始对于反导弹防御系统十分入迷。涅杰林牺牲后，由莫斯卡连科苏联元帅基?谢?莫斯卡连科1960~1962年任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接任，后来又换成克雷洛夫。因为敌方装备了导弹，自然就提出了建造消灭导弹的手段——反导弹导弹的要求。这是一件奢侈而复杂的乐事。然而我们不得不着手这项工作，便成立了以基苏尼科格?瓦?基苏尼科（1918~1998）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58），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著有力学和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著作，设计师。为首的相应的设计局。

他是个很好的的设计师，才华横溢，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那个集体造出了专门对付敌方导弹武器的装备，而反导弹导弹本身则是由另外一位杰出的设计师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格鲁申研制的。他的导弹曾经击落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

为了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我当时公开说，我们拥有反导弹武器，太空中的一只苍蝇都可以击中。我当然是有点夸大其词，不过我们确实是具有了击中导弹核弹头的能力。基苏尼科在见面时向我做了详细的介绍。然而事情却十分复杂。击毁所有已发射的弹头，尤其是当许多弹头同时出现的时候，暂时还无法做到。也有其他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也拨款予以支持，甚至还决定建立特殊的反导弹力量。

切洛梅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喜欢这位设计师。我至今也不因为曾经支持过他而感到后悔。他果然不负众望。然而他也未能研制出可使我们安安稳稳睡大觉的反导弹武器。当初我们没有搞出这样的反导弹武器。

同核导弹大国达成关于停止反导弹设备的研制工作的协议，是出于使我国免受新的战争惨祸的威胁、同时也不致耗尽物质资源的愿望。我认为，无论花多少钱，也永远做不到绝对地不受侵犯。科学家们向我讲了关于宇宙射线和激光的有发展前途的工作。我不知道目前这项工作处于何种状态，不过我认为最理智的办法是各国就停止一切研制反导弹武器的工作一事达成协议。6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约翰逊不走极端，未向此类工作拨款。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他宣称将着手建立反导弹系统。这对苏联是个鞭策。开始了军备竞赛的又一个阶段，这种竞赛无谓地浪费人的心血、耗尽钱财并加重预算的负担。

第二卷 改革家（二） 坦克和大炮

坦克和大炮

彼·德·格鲁申设计的“75”装置。

我想讲一讲常规武器，就是所谓的经典武器。这首先是坦克和反坦克武器。在导弹、潜艇之后，我们这个陆军大国的主要兵力是我们的步兵、炮兵、装甲坦克部队。

关于坦克部队，可以说些什么呢？说说装甲钢板吗？说说武器吗？我要说，近年来我们并未增添任何特别的新东西，只是出现了新的炼钢工艺，可以制造具有更好的钢板和更好行走性能的坦克罢了。1964年9月临退休之前，我在库宾卡试验场观看了大炮打坦克和导弹打坦克的打靶训练。很难想像，坦克在现代战争中如何能存在下去。如此准确的火力，且不说反坦克导弹的穿甲性能。它可首发命中目标，摧毁装甲。

说到这里，我内心里进行着斗争：怎么办？当反坦克炮弹把坦克像核桃一样地敲碎时，还继续发展坦克部队？然而放弃坦克部队，就意味着把希望只寄托在自己母亲的铠甲—士兵的皮肤上面。现在我无法确定自己的立场，当初许多事情都要我拍板的时候，我是主张发展坦克部队的。我们用导弹几乎代替了全部炮兵，其中也包括近战炮、护送部队。至今仍然是这样的主张，击毁空中目标的方式除外。这方面又回到了快射高射炮。上面已经提到。也许这是对的。暂时没有找到别的解决办法，不必太固执，应当回到旧的对抗手段，尽管它们也很不可靠，不过毕竟让人对于击落超低空飞行的飞机抱有一定的希望。

还有一件同我国炮兵模仿美国人有关的事情。

当时美国人喋喋不休地称道以原子弹头射击的大炮，我国的军界人士设法让政府同意订购类似的迫击炮和大炮，他们证明说，那将是击溃敌人步兵的瞄准射击。

我产生了怀疑。这样的大炮很重，不便运输。带核弹头的炮弹在技术上出奇地复杂，需消耗大量的核燃料。科学家说，较小容量的较小核弹头反而需要大量的核燃料，方可得到爆炸的规定功率。大炮用的弹头原则上可以用来制造威力大几倍的弹头。尽管如此，我国却设计和制造了这样的大炮。我们在红场检阅时展示了原子炮。它们的尺寸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专家们并未对这种大炮赞叹不已，而是因此感到恼火：原子炮很难伪装，射程较近，很难完成自己的使命。打靶训练和使用实践都表明原子炮并不合用。导弹更容易达到它们那样的射程。瞄准性也较差，尽管对于原子弹头说来，不是特别需要瞄准。

我决定找万尼科夫商量商量，他具有火炮生产和步兵武器生产的丰富经验，近年来在原子能领域也积累了知识。归根结底，是炮学家们自己承认这种武器不值得花这么多钱。我们便停止了该武器的生产，尽管个别炮学家还在悲痛地叹息。不过他们不是为原子炮、而是为炮兵逐渐被导弹所取代感到悲痛。然而在导弹制造业中发生了骤变，原因是建造新型武器：洲际导弹和其他用途的导弹，既有战略性导弹，又有品种齐全的不同威力的前线用导弹。

这方面也并非平安无事。格列奇科元帅坚持要那种带小核弹头的队属导弹。我明白，如果攻击师里出现了这样的导弹，部队就信心更足，那当然好了。可是总不能为一个营去要核弹头吧。我国的核燃料不足，当时战术导弹和带小核弹头的火炮对我们说来都太奢侈。此外我们也不想分散精力，尽量不是在旷野里，而是在城市、工业、敌人的整个领土等等敌人存在的根基上对其构成威胁。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当然，军界人士总是主张更换装备。然而这方面也出现了问题。

我想起了一个好人，我很敬重他，对他评价很高，因为他在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人就是炮学家、炮兵主帅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瓦伦佐夫。他是不久前才去世的。瓦伦佐夫在粉碎希特勒军队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后来又在第一乌克兰方面军担任炮兵指挥员。他是个炮学家，精通业务，习惯了火炮，为向导弹武器的过渡而感到难受。下面这句名言就出自他之口：“大炮的声音是交响曲，导弹的声音是不和谐音。”这是过时的看法。并不是炮学家瓦伦佐夫一人持有这种看法，其他人也大体上是这个意见。当时曾经同这一切做斗争。新事物和旧事物不能共处，将来也是如此。一个要取代另一个。

第二卷 改革家（二） 政权、朱可夫、马利诺夫斯基及其他人（1）

政权、朱可夫、马利诺夫斯基及其他人

斯大林去世（我总是注意这个分界日）之后，国家安全、军队武装的问题都落到我们的身上，落到我们这些从治国的角度讲还较年轻的人身上，原先我们实际上都不搞国防。布尔加宁身为国防部长，应当略知一二。我对这个人十分了解，知道不可完全指靠他（这方面的例子是他对切洛梅弗?尼?切洛梅在中央航空发动机制造研究所工作期间，于1942年制造出苏联第一台脉动式空气喷气发动机。装有这种发动机的拉-11歼击机自1947年起服役。由于设计局改组，他暂时离开了设计工作岗位，1953年成为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教授。的不正确的评价）。后来愈演愈烈。

当需要撤换国家领导人中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及其一伙人（他们在党中央造反，反对以我为首的反斯大林政治派别）时，我们只好撤销布尔加宁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57年）以从事派别活动为由解除了维?米?莫洛托夫、格?马?马林科夫、拉?莫?卡冈诺维奇、德?特?谢皮洛夫等人的中央委员和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宣布给予尼?亚?布尔加宁严重警告处分，并于1958年解除了他的政府首脑职务。。大家劝我担任此职。说心里话，的确是劝我当的。我很不愿意一个人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党中央第一书记，还进行了抵制。我认为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可当政府首脑。在国际会议上，我甚至把他当作最有可能的人选向毛泽东做了介绍。当时的情况是：大家全都施加压力，说什么就是应当这样决定，说什么这样做更对头。我认为身兼二职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我甚至说：“体谅一下我的难处吧，我当初批评过斯大林一人身兼党和国家的两个重要职务，现在我自己却……”

我提出这个问题，让历史学家来评判。是我的软弱起了作用，也许我内心有一条虫子在蛀蚀我，削弱了我的反抗。早在我当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前，布尔加宁就曾建议任命我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武装力量总司令，加之中央主席团内军事问题、军队和武器问题都属于我的“教区”。此事未在报刊上公布，而且是以纯内部的方式决定的，以应战时之需。军内此事只传达到高级指挥人员。

1957年秋天，我们只得同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956年，格?康?朱可夫第四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他成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7年为正式委员。1955年2月至1957年10月任苏联国防部部长。1958年起退休。分手。对我说来，这是个十分痛苦的决定。我甚至要说，这对我来说是个令人心碎的决定。我的感情在同理智做斗争。我的感情在朱可夫一边，我同他一起共事许多许多年，我很敬重他。

第二卷 改革家（二） 政权、朱可夫、马利诺夫斯基及其他人（2）

在军人中间，我和朱可夫更亲近，我和铁木辛哥也是如此。当初朱可夫担任基辅军区司令员，我们经常或因工作、或在同志式气氛中见面，进行无拘无束的谈话。我对作为军人的朱可夫评价很高。在免去想要恢复斯大林那一套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职务之后，朱可夫跻身政治领导人的行列。他成为中央主席团委员。朱可夫和军界人士在遏制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造反集团的企图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当朱可夫进入中央主席团之后，开始得势，使国家领导人感到有些担忧。中央主席团委员曾屡屡发表意见，认为朱可夫正在走向军事政变，并以此攫取政权。我们还从许多军方人士那里得到这样的情报，他们谈到朱可夫的“波拿巴主义意向” “波拿巴主义”一词源自波拿巴?拿破仑，即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建立军事独裁的拿破仑一世。此处暗指军事政变。。事实逐渐愈攒愈多，已不能置若罔闻，不能不担心国家遭遇拉美型的政变。我们只好撤去朱可夫的职务。做出这个决定对我来说相当不易，然而又无法回避。

任命马利诺夫斯基罗?雅?马利诺夫斯基 苏联元帅，1957~1967年任苏联国防部长。接替他的职务。这次任命也是个痛苦的过程。党的领导层中，对马利诺夫斯基没有异议。当然，马利诺夫斯基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威望不及朱可夫。另一方面，马利诺夫斯基在战争中有上佳的表现，在军事领域并非等闲之辈。就个人而言，他在精力、刚毅方面不如朱可夫，性格沉稳，有点慢条斯理。然而在深思熟虑方面不输朱可夫。

当时我认为马利诺夫斯基比另一位久负盛名的元帅—科涅夫苏联元帅伊?斯?科涅夫（1897~1973）1955年起任华沙条约成员国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1961年起任苏联驻德军队集群总司令，1962年退休。强，尽管我高度评价科涅夫的军事才能。我认为科涅夫对党和政府领导人不够推心置腹。

在解决让谁来接替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问题时，朱可夫开门见山、以士兵的方式提出问题：“让谁来接替我呢？”尽管我不想同他讨论这个问题，却只得回答他说：

“我们任命的是马利诺夫斯基。”

“我倒是推荐科涅夫，”他斩钉截铁地说道。

科涅夫当时在场，我不想让他难过。科涅夫的优点并不比马利诺夫斯基少。马利诺夫斯基在自己的知识方面也不逊色，也许甚至还超过科涅夫。两个人性格迥异。

情况就是如此。我至今仍很敬重朱可夫，尽管他在回忆录中说了我的坏话。我并不抱怨他。我认为这些文字并非他本人所写，而是那些利用他的材料写书的人杜撰出来的。这本书不可能是朱可夫的作品。其中的内容朱可夫写不出来。他是个骄傲而正派的人，不会对斯大林大加颂扬。当斯大林的屠戮行为和他给我国人民带来的损失已是尽人皆知的时候，朱可夫这个正直的人不可能去为斯大林辩白。斯大林除掉了多少党内的人啊！他除掉了所有的经济干部和工程干部。

第二卷 改革家（二） 政权、朱可夫、马利诺夫斯基及其他人（3）

除掉的人成千上万。无法从历史上为他辩解，尽管有人试图这样做。为斯大林辩解，就意味着为将来可能重演此事的人张目。哪怕是出于“高尚的动机”、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斯大林当初就是这样为伊凡雷帝的屠戮行为开脱的，他自己也走上了同样的把人除掉的道路。像我一样与斯大林亲近的人，在读了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俄国作家、戏剧家和诗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73年）。他的历史小说《谢列勃良内公爵》发表于1863年，戏剧三部曲《伊凡雷帝之死》发表于1866年，《沙皇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发表于1868年，《沙皇鲍里斯》发表于1870年。他与热姆秋日尼科夫兄弟合作，创造了库兹马?普鲁特科夫的讽刺模拟形象。的《谢列勃良内公爵》之后，都会证实：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伊凡雷帝所作所为的翻版。

我们，特别是我，在同朱可夫分手时，都承受了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然而这是国家利益的要求，党的利益的要求。

我想起了朱可夫的一项很有道理的建议。朱可夫竭力不让高龄的人担任军队的领导职务。什么叫高龄呢？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然而这也不是悲剧。应当给高龄下个定义。我国没有给高龄下过定义。于是朱可夫建议军区司令员只能由55岁以下的人担任。他的理由是一旦发生战争，就需要健全的体魄。我同意他的意见，一个指挥员必须体魄健全，他的思维和脑力活动必须处于清醒和健康的状态。一旦发生战争，需要极度紧张：要调配干部，正确地保证他们的工作能力。当时我们以此为依据，对陆军和海军的高级指挥人员进行了大换班。

后来，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瓦?达?索科洛夫斯基（1897~1968）苏联元帅，1952~1960年任总参谋长。身患疾病。我对于他这位总参谋长的评价比对其他人高得多。这是一个脑子清醒、善于进行理论概括、积极进行军队建设的人。然而他已经有病在身，只得把他撤换。也轮到了科涅夫元帅，他也重病在身，而且是始于战争时期。诚然，他至今还在什么地方工作，确切地说不是工作，而是活着。就是常言所说的还在对付着过。

任命扎哈罗夫马?瓦?扎哈罗夫（1898~1972）苏联元帅，1960~1963年和1964~1971年任总参谋长。为总参谋长。无论就素养水平还是个人品质而言，他都胜任这个工作。然而遗憾的是，我看他正好可以归入朱可夫所说的那一类人：未老先衰，在军事会议上打盹儿，在苏联部长会议的会上也昏昏欲睡。于是我和马利诺夫斯基认定，不能让一个经常打盹儿的人当总参谋长，最好物色一个头脑清醒点的人。推荐了比留佐夫谢?谢?比留佐夫（1904~1964）苏联元帅，1963~1964年任总参谋长。。当比留佐夫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后，又让扎哈罗夫官复原职。我个人对于扎哈罗夫绝无半点成见，只是发现他衰老了，主要不是指他的年龄，而是指他的身体状况。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1）

初到美国

1959年初，苏联政府接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前去进行友好访问的邀请信。这一邀请信当然不是以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名义发出的集体邀请信。我不记得是哪个国家最先显示的这种政治主动性了。好像是瑞典。现在我说不准，我们最先收到的邀请究竟是来自瑞典还是挪威。不过瑞典、挪威和丹麦都邀请了我们。后来通过可靠的秘密渠道我们得到消息，一旦我国对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进行正式访问，那么芬兰也想与莫斯科商定发出他们的邀请信。芬兰我们原先去过，芬兰的一些代表团也访问过我国。当时苏联与芬兰业已建立了良好的、甚至是友好的关系。

而我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处于所谓不战不和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并未与我们交战，关系不冷不热。因此现在我们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至于访问时间，拟于随后另行通知。这些国家的反动集团在报刊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抨击本国政府邀请以部长会议主席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诋毁我国，威胁要组织抗议示威，等等。

我们保持缄默。不过这自然也激怒了我们。我方的愤怒同时也是由于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现实环境不够了解。我们在苏联已经习惯于我国报刊只登载奉命刊登的东西，它们不得有任何其他举动，因为我国一切都是高度集中和受到监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不同。那里有许多政党，每个政党对任何问题都采取一定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受束缚地对政府的某个决定、对它的每个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然而当时这种情况却让我们感觉受到了侮辱，我们便生起了“闷气”。不过一直保持沉默。这时我们突然收到美国总统发来的访问他们国家的邀请信。艾森豪威尔亲自向我致函，我应当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身份率领这个代表团。来自华盛顿的邀请出乎我们的意料，从未抱过这个期望，所以我们不仅没有打算近期访问美国，且没有打算将来访问美国，因为我们的关系相当冷淡。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有一个由美国工业家组成的代表团曾来过我国，都是些颇具影响力的人士。他们深得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信任，可能还受领了某种任务。据我观察，他们对造船业特别感兴趣。我们让他们参观了建造原子能破冰船的过程，他们看得十分仔细。那是当时我们唯一的一艘装有原子能发动机即核动力装置。该船于1959年开始航行。的“列宁号”破冰船。如今它已经在北冰洋顺利航行了多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也邀请苏联专家去参观美国的造船业。我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因为这是建立新的联系。我们认为，任何有助于缓和美国与苏联之间紧张关系的交往对双方都是有益的。我国代表团成员中有党中央书记、原苏共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科兹洛夫。他熟悉造船业（虽然他接受的是冶金工程师的教育），因为列宁格勒一向以这一产业著称。究竟是哪个公司发出的邀请，我现在已全然没有印象。看来并不是政府方面的邀请，而是意在交流经验，相互了解生产情况。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2）

科兹洛夫后来向我讲过他们在美国参观装有原子能发动机的货船的情况。那艘船还仅只建造了一半。科兹洛夫在船上到处爬楼梯，与他同去的几名工程师也仔细察看了允许参观的一切。公司老板让看的当然是他们愿意示人的东西。不过我想，我们的工程师反正是见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东西。当我国代表团的访问日程已告结束、准备启程回国之时，艾森豪威尔突然派来信使，交给科兹洛夫一封函件，请他转交赫鲁晓夫本人。科兹洛夫回国后，在一个休息日往别墅给我打电话，然后驱车前来告诉我说：“我有一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专门给您的信袋。”他把信袋交给我。袋中的函件内容简短：这是一封以美国总统的名义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对他们国家进行友好访问的邀请函。函件注明由我本人亲收。

说老实话，一开始我甚至都不相信。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们对此毫无准备。我们的关系当时那样紧张，邀请苏联政府首脑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进行友好访问，似乎简直不可思议！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艾森豪威尔的的确确对政府代表团发出了邀请，而且要由我率领。出乎意料，但令人高兴。而且也很有意思。很想去看看美国。当时，我已经多次出国。可是美国在我们关于国外的概念中和我们的想象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而且也只能是如此。这可是苏联最强有力的对手、资本主义各国的首领，是它在给国外世界的整个反苏宣传定调子。

在对苏联进行经济封锁方面是谁定的调？也是美国。如果说它的伙伴们此前毕竟还同意进行经济交往的话，那么美国却是始终与我们断绝往来。我们在国外购买了某些设备，也向国外出售一些东西，主要是原料，间或也有某些工业制品、机床设备。但是美国绝对与我们断绝往来。甚至对采购俄罗斯螃蟹也发布了专门的禁令，所举出的理由则是，该产品据说是由俄罗斯人以奴隶劳动的方式从海洋中捕捞的。真是荒唐透顶，然而他们正是这样论证自己的决定的。他们甚至拒绝向我们购买诸如黑鱼子酱和伏特加酒之类纯属传统的商品，尽管俄罗斯伏特加酒在美国拥有稳定的消费人群，一向都得到，而且我认为，现在也仍然得到行家们的高度评价。

而突然之间却发出了邀请信！这应当做何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是政策转向了吗？不，难以想象。没有任何准备，却突然是总统来函。党中央主席团开会研究了这封信件。决定接受邀请，并对此表示感谢。这时我们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我们最先接到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领导人的邀请信，然后才收到艾森豪威尔的来函。按照礼节，我们应当首先访问最早邀请我们的国家。然而我们更想去美国。美国是一个关键的资本主义大国，是它在其他国家对待苏联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呼风唤雨。因此对美国的访问可以决定今后的许多事情。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3）

资产阶级报纸（必须为它们说句公道话）是不肯放过任何人的，无论他身居何种高位。由于在斯堪的纳维亚报刊上对本国政府发出邀请一事的批评日益激烈，我们便决定分别回复各国政府，暂时推迟我们的访问，因为他们国内所形成的气氛不利于我国政府代表团在那里做正常的停留。而华盛顿方面则通过我国使馆开始与之具体协商。在那里长期担任苏联大使的是梅尼希科夫酞崩 梅尼希科夫（1902~1976）1930~1936年为全俄合作公司（伦敦英苏贸易公司）的经理之一，随后担任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负责工作（至1943年），联合国援助与重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至1945年），该管理机构驻华沙临时委员会领导人（至1946年），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至1949年）和部长（至1951年），驻印度大使（至1957年），驻美国大使（至1961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至1968年），后退休。。他熟悉美国的规矩，我们通过他弄清有关的问题。商定了访问日期和程序。

当时有些担心迎接的仪式将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发生歧视现象。政府首脑应当享有的礼遇，他们可能故意不履行，这就会给我们造成道义上的损害。后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干的。另一个问题是，究竟以什么级别邀请我们：是按政府首脑级还是按国家元首级？在我国，国家元首就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美国总统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国家元首。可是他们向我们的大使强调，他们是以政府首脑级发出的邀请。这符合我的职级。会谈还涉及，作为我访问华盛顿访美于1959年9月15~17日进行。的回访，随后艾森豪威尔也要接受我们的邀请前来莫斯科。我们提醒梅尼希科夫，要他在制订苏联代表团的行程和接待礼仪时，将会晤过程中的一切都预先考虑到并预先打招呼，日后对艾森豪威尔也将安排同样的礼仪。换而言之，我们希望能给予我们以总统的礼遇，如遭拒绝，则准备将来对艾森豪威尔也按政府首脑的规格予以接待。

诚然，如果稍微细加分析，我们的要求确乎有些过分。我们想强调这些要求是为了杜绝任何歧视，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确有这样的愿望，而诱惑比愿望更为强烈。华盛顿方面同意我们的意见。商定了访问时间，制定了计划安排，于是我们开始准备启程。此前我曾出访印度，到过英国、芬兰，出席过四国领导人日内瓦会谈。最后那次总的说来是职务之行，而非客访。当时我们都没有带夫人。第一，这是斯大林时代的遗产，斯大林哪里也不去，如若有谁带上夫人同行，他就非常嫉妒。据我所知，只有一次斯大林吩咐米高扬带上夫人去美国。第二，我们这里把这种做法不是当成耍排场，就是当成一种庸俗的而非职务所需的行为。

现在我出访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也考虑过单独出访，不带夫人随行。可是米高场说：“在国外，如果客人与夫人同来，一般人对他们的态度会更好一些。要是他由其他的家庭成员陪同，那就更能博得人们的好感。因此我建议，赫鲁晓夫最好带上尼娜?彼得罗夫娜，并且让其他一些家庭成员也加入代表团。这一定会得到美国普通民众的良好评价，对我们来说也更好一些。”我很怀疑是否需要这样做。但中央主席团委员们都支持米高扬，纷纷说服我，说这样确实很好。我也就同意了。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4）

代表团的正式成员中有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我们也建议他带上自己的夫人。先前我和布尔加宁出访英国，我们曾让科学院院士伊戈尔?瓦西里伊维奇?库尔恰托夫作为随行人员。他给英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那副引人注目的大胡子，而且最主要的是他的智慧。他对于英国科学家是个知名人物，而新的个人交往又为加强这种接触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可惜这次他不能与我同行。于是我提出让一位作家加入我们的代表团，以便与美国写作界也能建立起某种联系。我提名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

我们知道他有个“毛病”：有时候喝了酒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我先前已经和他谈过这个问题。有一次他到我这里来抱怨说：“不放我出国。可我需要去挪威一趟（大约是收到了那边的邀请）。不行，哪儿也不让去！”我对他说：“不让你去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不信任，而是因为怕你栽跟头，不仅会给你自己、而且会给我们国家造成损失。”于是他向我保证一定会控制住自己，我们也就将他放行了。他去了英国、瑞典、挪威、芬兰。大使没有指出他有任何闪失（这种情况下，大使总是要进行密报的）。肖洛霍夫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作品多年来已誉满全球，我们感到很满意。

出访的时刻日益临近。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怎么去，乘船吗？时间太长了。也考虑过乘飞机。唯一能不着陆飞越莫斯科至华盛顿这段距离的飞机就是图-114图-114是世界上首架涡轮螺旋桨洲际航行客机，1957年开始试飞。。那是科学院院士、伟大公民、杰出的设计师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设计的，但尚未充分地进行试飞。暂时还很少有人乘坐这种飞机。偶尔也发生某些故障，引起人们担心：乘坐它靠得住吗？可其他适合的交通工具我们又没有。如果乘坐伊尔-18多座涡轮螺旋桨飞机伊尔-18在1957年即已投入运行。，就得中途着陆。也可以利用外国的飞机。要不就用船作为中转：先乘伊尔-18到伦敦或者巴黎，再从那里换乘行驶于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轮船。可是我们想让苏联政府代表团乘坐本国飞机到美国，使之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图-114正是这样一种飞机，它在容量、航程和速度等方面都首屈一指。它在技术工程界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普通民众更不必说了。

在与图波列夫交谈的过程中，他对我说：“我绝对相信不会出任何事故。飞机完全可靠，承受得起负荷。请允许我派人去，他们可以在必要时就地采取某些措施。我对这架飞机很有把握，所以想请您让我的儿子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与机组人员一道飞行。”我回答说：“嗯，好吧，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我认为，阿廖沙阿列克谢的小名。—译者注（我一直这样称呼他）前去不单是一种担保（尽管我并不需要人质，要是飞机失事，那会有什么区别？），而是万一发生意外，他可能派上用场。”他向来与父亲一道工作，对这架飞机的系统了如指掌。他也很想坐一坐飞机。而且图波列夫也希望儿子去看看美国，哪怕是偷眼看看也行。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5）

我们当时对美国知之甚少。不仅仅终日埋头于各种国内问题的领导人是这样。至于外交问题，我们主要过问的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再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考虑有贸易关系的那些国家。我们感兴趣的是我们能买到什么东西，其他问题我们知之甚少。例如，在研究接待我们的具体安排时，我们读到了哪些天用多少时间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会晤。什么是戴维营？我们竟然没有人说得清楚，现在这会显得很可笑，当时对于我们确实是一个问题。戴维营是什么？我问苏联外交部。别人不去说它，他们总应当知道这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他们回答说。于是我下令去问我国大使馆，究竟何谓戴维营？也许是将那些信不过的人都请去的一个地方吧？就像一个检疫机关似的。所以总统只在那里和我会晤。这就成了歧视：为什么不在华盛顿，要去戴维营呢？如今我不仅觉得好笑，而且还有点难为情。

我们总算弄明白了，这是总统的一处郊外官邸。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建造起来，当他无法远离华盛顿之时，便到那里去。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又用自己孙子的名字给这座郊外宫邸命名。原来，总统邀请一位来宾到城外的个人府邸去小住，那是给予客人的一种殊荣，可以避免受到任何人和事的干扰。在那里可以无拘无束地进行双方感兴趣的交谈。

瞧，当时我们多么担心人家会贬低我们。记得当年最初与资本主义世界建立联系的时候，人家曾邀请苏联代表团去王子群岛1919年1月，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建议在王子岛（大理石海上）就恢复和平问题举行俄国交战各方参加的会议。但最初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却没有接到去那里的邀请。后来由于许多白卫军集团拒绝参加，会议未能举行。进行谈判。关于王子群岛，当时的报纸上是这样描写的：这是一个收集无家可归的野狗的地方。据说把那些狗都集中到岛上，它们就在那里终老。总之，挑选了一个特别表现出对受邀国表示歧视的地方。这是革命初年的事情，当时我们正在进行国内战争，苏维埃政权已牢固地建立了起来，资产阶级世界不得不正视这个新国家的存在。应当建立一些联系，但联系仍然相当不牢靠，而且谨小慎微。

资产阶级一直想方设法伤害我们，贬低我们。所以我就有所戒备：人家邀请我去待几天的戴维营，该不会就是那样一种地方吧？因而我很在意，要求好好研究此事。我收到了报告。原来，一切恰恰相反，我们受到的是特殊的礼遇。于是我们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不过，当然向谁也不曾谈起过我们的疑虑。我们当时的孤陋寡闻，由此可见一斑。我们不了解大约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我们驻华盛顿大使馆事先也不解释清楚，只得补充询问。

总之，我们准备乘坐图-114做不着陆飞行。我再说一遍，我们为乘坐这样的飞机感到自豪，它可以中途不着陆地从莫斯科直航华盛顿。这种飞机世界上还没有。美国很长时间也没有这种客机。后来我们进行苏美之间空中交通的谈判并达成协议时，在执行中根据美方的请求稍稍做了一些推延，因为他们缺乏相应的飞机。美国刚一造出他们这样的远程飞机，美苏之间的定期空中交通立即开始运营。是的，图-114堪称我国技术进步的骄傲！我们感到高兴：这种飞机是图波列夫同志在苏联建造的。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6）

当时对空中飞行的时间也做了计算。确定了从莫斯科起飞的时刻，以便到达美国时也能赶上某个预定的时刻。由于地球上的时区不同，这点颇为重要。华盛顿要为欢迎仪式做好准备，所以不能够迟到，但也不必紧赶。如果我们提前到达了，可以在空中多飞几圈，推延至约定的时刻。但是如果迟到了，那将会对我们的信誉造成损失：无法按时抵达，就会让总统和所有到场的人被迫等待！我们必须白天到达，好像是在上午。总之，我们升空了。飞机飞行得很好。我们平安无事地飞越了斯堪的纳维亚，然后飞临大西洋上空。夜里大家都睡觉。我也睡了，但由于不习惯，不是很舒服，加之飞机的轰鸣声在机舱里也相当明显。由于疲劳，也由于我自己警告自己：“必须入睡！”我终于睡着了。我知道，第二天到达美国后将会非常紧张，脑子应当休息休息。

清晨降临了。我们正在大洋上空飞行。这很有意思。我一直怀着自豪的感觉。并不是因为我们盲目崇拜美国或者有什么神秘的事情等待着我们。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美国有着正确的理解。我们都记得高尔基在一本书中关于“黄色魔鬼”之城的描写见他的随笔和小品集《在美国》（1906年）。。我早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不久就见识过美国人，当时我从红军中回来，在鲁琴科沃矿山担任副矿长。美国矿工前来帮助我们恢复矿井。于是我头一次接触美国工人。我们的人也去美国，在他们的叙述中有许多有趣的东西。然而现在不是美国本身怎样纷纷引发我们的想象力，不，我们感到骄傲的是，我们终于迫使它意识到必须与我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了。

既然是美国总统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去访问，这与十月革命后头15年我们在对美关系中面临的形势已完全不同。当时不仅仅在外交上不承认我们。现在不仅在外交上承认我们，这是早已经过了的阶段，也不仅是出于需要和我们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不，美国总统现在是邀请苏联政府首脑去进行友好访问。我们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党、为自己的人民、为我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我们已由一个满目疮痍、落后和文盲众多的俄国，变成了以其成就震惊世界的俄国。正是这种情况，迫使美国总统寻求与苏联的密切交往。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飞往美国的。

无须隐瞒，我对与美国总统的新一轮会晤有些担心。我与他多少有点熟悉，因为我们早在日内瓦就会过面，先前在打败希特勒德国后艾森豪威尔访问莫斯科时也见过面。斯大林当时曾介绍我们两人认识。但那是另一种性质的结识。而现在虽然葛罗米柯在场，我却必须同他单独进行交谈和谈判，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这时又不能边说边翻参考书，也不能同葛罗米柯就突然引起困难的问题悄悄地商量。我自己原来就对艾森豪威尔的这类做法感到纳闷儿，当时他在日内瓦出声地念着国务卿杜勒斯写好塞到他手边的字条。现在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落到类似的境地，这使我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担心。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7）

无论在印度、缅甸还是英国，我都已经经受住了与资本家打交道的考验。可这毕竟是美国！我们并不认为美国的文化比英国更高，可是国力在当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必须当之无愧地代表苏联，以理解的态度对待伙伴。我们之间是会发生争论的，肯定会发生，但是应当做到不提高嗓门。复杂性也正在于此。一定要很好地论证自己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加以捍卫，做到既不卑躬屈节，也不讲外交谈判中不能允许的多余的话。

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很复杂，何况斯大林直到临终前都对我们硬说似乎我们这些他在政治局的战友都是些不中用之人，我们无法抗御帝国主义势力，在初次个人接触中我们无法当之无愧地代表自己的祖国和捍卫祖国的利益，帝国主义者势必将我们压垮。这就意味着我们也不能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如今他的话又在我的脑海中响起，但并不会形成压力，相反，倒激发了我的力量。我在精神上和心理上都对会晤做着准备，估计到了一系列问题，就这些问题我们应当交换意见，以便寻求解决的可能性。最主要的是，要保障和平、和平共处。要尽力争取达成禁止核武器的协议，解决关于裁减军事力量、取消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和将军队从这些基地撤回本国等等问题。实际上，至今这些问题仍未解决。它们依然摆在每个国家的面前，仍然很严重。也许，甚至比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候我前往一个国家与他们的总统会晤，这个国家当时代表着令人生畏的军事威力，而且已经拥有了这种威力。我指的是热核武器。

我们对美国人民很感兴趣。我在1922年就见过美国矿工，后来也见过。将他们称为美国来的工人更确切，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欧洲人—南斯拉夫人或者其他一些欧洲民族的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美国人在我们矿上根本没有。在工人中矿工被看作从事苦役般繁重劳动的、因生计无着而陷于贫困的人。他们当年在资本主义国家处于这种状况，现在也依然如故。而在美国与一般居民会面则是另一回事。所担心的是：他们会如何对待我们？一方是苏联的领导人，另一方则是美国的公众。

我对计划安排中的与实业界接触也感兴趣。当初斯大林就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贷款嘛，曾请求美国人借给我们30亿美元。我们同意在这个条件下支付按照租借法应付的一定数额的款项。我们现在也要就这个问题进行会谈。我并不认为我们会取得重大的成果，但对这次会谈一直在进行准备，并且觉得此乃无可回避之事。美国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问题也令人不安。我在考虑，有否可能取消美国国会强加的对苏贸易的禁令。这一切都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8）

我还希望与美国共产党代表进行会晤。这方面我并未预感到有什么困难，但也很有意义。总的说来，我对一切都感兴趣。伊利夫和彼得罗夫伊利夫和彼得罗夫苏联俄罗斯作家，合著者。伊利夫原名伊利亚?阿尔诺里多维奇?法英济尔别尔格（1897~1937）；彼得罗夫原名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卡达耶夫（1913~1942）。合著的作品多具讽刺性。1936年著有《一层楼的美国》一书。—译者注、高尔基等作家笔下描绘和渲染的美国是一回事；而我们亲自去接近的美国却是现实。一切都使我心怀戒备，感到激动，神经紧张：现在那个活生生的美国，那些活生生的“美国佬”，终于再过若干分钟之后就要展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们看见他们了。这里我使用了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的剧本《铁甲列车14-69》中的“美国佬”这个字眼，该剧中韦尔希宁的游击队员审问一名美国人，其中有个队员声称：“我们俘虏了一个美国佬。”作家兼戏剧家弗?维?伊万诺夫的这个剧本于1927年问世。

据报告，我们已飞临美国；随后又称已飞临华盛顿。盘旋了一圈。我不知道盘旋是表示致敬还是为了准备着陆。我们开始降落。天气好极了，异国的大自然也亲切地迎接我们。天气暖和，阳光灿烂。我朝飞机窗外望去，看见了许多人。检阅台已经搭好，军队做好迎宾准备，铺上了长条地毯，满眼里都是身着鲜艳夏装的人群，一个个全是盛装打扮，五颜六色，像一片花的海洋。

飞机滑行至停靠地点。这时候才发现，我们的飞机要高些，起落架高于美国的标准，因而移动舷梯架的梯子够不着机舱门。据我所知，这样高的舷梯当时根本没有。只好将梯子加长。如此一来，我们从飞机里出来时就不能像礼仪规定的那般神气了。不过这样的困难并没有使我们受到侮辱和贬低。相反，我们都像美国人那样笑着摊摊双手。我心里想：“瞧瞧我们的本事吧！我们制造出了首次不着陆越洋飞行的飞机，这样的飞机你们可没有。”我估计，美国人为他们的梯子不合适比我们更加觉得难过。走下舷梯后，我看见了业已排列整齐等待检阅的部队。接着又看见了总统。他身着便服，不是军装，虽然他是个将军。我国大使馆的人也来迎接我们。我和其他团员与总统相互问好，他领着我们走向自己的政府成员一一做了介绍。我同每一个人问好，然后向我国大使和使馆人员问好。使馆人员的妻子和孩子向我们献花。

我的自我感觉很好，尽管也注意到了，检阅台和划分给观众的其他地方的人们，迎接我们时显得不太热情。我们国家的这种欢迎场面，通常都表现为欢呼致敬。他们那儿却没有这种情形。他们多半瞧着我们像是在看稀奇：布尔什维克是什么样的人呀？他们会干些什么呢？从在场的有些人脸上，还可以明显地发现一种表情：他们来干什么？干吗邀请他们？我们脱帽微微点头致意，但都表现出自豪的神情。艾森豪威尔请我们登上铺着红地毯、装有无线电设备的检阅台。也许，正在向国外进行无线电转播，这我可不清楚。台上的一切都熠熠生辉，闪闪发亮，搞得很精致，很高雅。我们国家不这样做，而是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式，简简单单，甚至马马虎虎。他们这儿一切都做得严肃认真，深思熟虑，一切都很到位。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9）

先由总统简短致词，接着由我讲话。据我所知，按照国际惯例，总是由东道主首先向来宾致欢迎词，然后来宾致答词，向欢迎的人们致意。随后奏所到国的国歌，接着再奏来宾国家的国歌。这一切都显得很庄严，使我们更加感到自豪：我们已促使美国为我们陈列三军仪仗队并奏响苏联国歌！这时传来了礼炮声。似乎是21响。礼仪要求的一切全都做到了，这使我们感到满意。对我们表示了应有的重视。受到礼遇让我们感到特别满意。这倒不是因为我受到这样的迎接，而是因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受到了这样的迎接。

艾森豪威尔请我检阅仪仗队。一位军官向我报告，说仪式已经结束，于是我们踏着红色长条地毯从队列面前走过。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是否规定要与仪仗队打招呼。在这点上，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以条例做出了规定，在某些国家，只需走上一遭，检阅仪仗队的仪式也就此结束。艾森豪威尔请我与他同乘他的那辆专车。我们同乘一车。尼娜?彼得罗夫娜乘坐另一辆车，与总统夫人一道。大家也都按照两国外交部门礼宾单位制订的礼仪分别乘车。汽车启动，我们出发了，但非常缓慢。总统卫队在我们的汽车左右奔跑着，鱼贯前进。他们在汽车的前后方向也做了护卫。整个是我们在日内瓦期间已经见到过的那种做法。

我们很不习惯这种规矩。不过后来我了解到在美国人们可能干出些什么事情，也就完全理解了。那里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刺杀了约翰?肯尼迪总统和他已被推荐为总统候选人的弟弟罗伯特。后来又刺杀了为争取美国黑人的平等权利而斗争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此事发生在1968年。。还发生了其他政治暗杀事件。因此，我所见到的那里所制定的一套保卫程序或许是有道理的。尽管这也并不保险。已经发生的那些暗杀事件便证明了这点。不过，这些保卫措施终归可以使恐怖活动的企图难于得逞。我们早已估计到那里会有许多敌人（不是我个人的，而是苏联的）。我当然知道这点，但是说心里话，对这种事情我绝对不曾想过，也丝毫没有感到过惊慌不安。我现在说的是发生危险的可能性问题。而当时我连想也没想会不会发生恐怖行为的事。

我们乘车驶离机场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人。城里也一样，但没有我们这里那么多。我们总是为所迎接的“贵宾”排好队列。欢迎时我们的群众不是自己排好队，而是有人让他们排成队。我们给市党委下达任务，要求派来若干人，如何分布，我们制定出明确的程序：我们知道从队列中的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距离，那里能容纳多少人，然后排成密密实实的一行，而且一定要手拿来宾那个国家的小国旗。这样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时候这会引起群众的不满，但我们仍然这样做。我们的行为就像醉汉，即便喝不上伏特加也要闻它一闻，否则就很难受。我们把欢迎仪式搞成了“酗酒”：无论冒着严寒或者春秋日的阴雨天气，可怜的老百姓都要一直站立在那里。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10）

我乘车经过时，瞧着他们觉得很可怜。我理解他们，如果我处在他们的地位，我准会顽强地公开表示抗议。然而我们大家都是形式的奴隶：既然已经这样迎接过一个人，那就应当同样迎接另一个人，否则就是歧视！我曾有一个想法，我们是不是应该改用另一种方式表示对来宾的态度，就像西方所做的那样。那里没有人去调动老百姓，那里没有人去调动也无法调动。谁要是愿意，他自己可以出来瞧瞧热闹，想张大嘴巴就张大嘴巴，要闭紧嘴唇就闭紧嘴唇，这完全是欢迎者的事情。可我们那里就谈不到欢迎者是自愿出动的了。第一，他们是被带领出来的，第二，干这种事儿可以工资照发，所以如果天气不错的话，有些人甚至很乐意出动。何不去逛上一趟呢？干吗不去瞅瞅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的来宾呢？终归有几分异国情调嘛。有时候这种异国情调我国的工人和职员可是从未见过的呀！我这里是在谴责过去的做法，也不赞成现在仍然继续搞从前习惯的那一套。

我当然知道，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场面：人们打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抗议某个来宾的尖刻话句甚或画着来人的漫画像。总之，抗议形式反映了公众对来宾的不满。现在我并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有人会说，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已经被警察赶走了。不，我认为根本没有这样的人。美国人对我们大约是持拭目以待的态度：咱们瞧瞧事情到底会有什么结果，看看领导他们政府的是什么样的滑头，瞧瞧他的模样或者听听他说话倒也有趣。既然在美国存在着敌视我们的势力，而且相当多，那么，说全体民众都衷心地欢迎我们，那当然是愚蠢的、天真的。美国是一个阶级界限表现得极为分明的国家，从一贫如洗到富得流油，什么人都有。所以不可能那里所有的人都同样欢迎我们这些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一般说来，我们对一切都有所准备，我将民众的克制解释为持观望态度，也许也是他们对自己的总统表示尊重，因为我是总统的客人。我可是和他同坐在总统专车里。也许正是这点使得民众都持谨慎态度。

我们从机场乘车直奔为我们提供的宫邸。总统并未让我们休息多久，过了不长时间我已首次亲临白宫。休息时我从梅尼希科夫大使口中获悉了报界对我抵达的反应。他还报告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理?米?尼克松（1913年出生）1969~1974年的美国第37任总统（两届，未到期），1953~1961年任副总统。在报上发表了答记者问。其中直接攻击我国和我这个苏维埃国家代表的地方倒是没有，但是充斥着尼克松通常特有的不怀好意的陈词滥调。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先前就读到过许多类似的东西了。他在自己的文章和谈话中还使用过更为尖锐的措词。不过总统的来宾莅临当天就受到如此对待，这种有失分寸的做法令我感到气愤。在谈话中，尼克松就“应当如何看待”赫鲁晓夫来访一事挑唆民众，正是这点使我感到气愤。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11）

我来到白宫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迎接我。我们进门落了座。他的一方，那个尼克松在场，而我方则有梅尼希科夫和葛罗米柯。我们和总统刚刚像在这种场合应有的那样彼此寒暄完毕，我当即便堪称怒气冲冲地说：“总统先生，我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惊讶和愤慨。”他顿时警觉了起来。“您的副手副总统尼克松先生，在我到来当天竟然不讲分寸，对记者发表谈话时使用了一些令人不能容忍的说法。”艾森豪威尔吃惊地瞧了尼克松一眼，于是我明白了，总统并不知悉此事。看来他尚未来得及浏览报纸。顺便说一句，我不知道他平日是否按时读报。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不过在位而已，并不进行管理。大约仅仅给他提供一些报刊文章剪辑。当他望着尼克松的时候，那人点了点头，证实了我的话。不记得艾森豪威尔当时具体对我说了些什么，反正是安慰性的话。然而我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出了他对所发生的事情的不满。

其实我心里完全明白，那个答记者问并非什么没有分寸，不过是阶级敌对分子的表演而已。不可能期望阶级敌人会有什么别的做法，不过我认为尼克松肩负国家的重任，本应该将自已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且理当考虑到我是总统的来宾。既然他是副总统，那么我也是他的来宾。报纸上的文章自是形形色色。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都有各式各样的报纸，代表着不同社会集团的立场。各个阶级及其各个阶层都在表示自己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代表的态度。这我们可以理解，并且对于敌人无端攻击我们、攻击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人具有阶级的免疫力。只不过尼克松是官方人士，这使我不得不对他的攻击特殊对待。

现在我已记不清我们访美行程的详细情形了。我只能零零星星地谈一些我们访问各个地区和城市的情况。我将提到最具代表性的几次旅行和与民众会见所留下的印象。总统热情地提出，让我乘坐他的专用座机“波音-707”浏览美国各地。这种客机当时认为是他们速度最快、载客量最大的飞机。我估计，它的速度并没有超过我们的图-104。差别在于，我们的“图”式飞机有两个发动机，而“波音”有四个发动机。不过因为那是总统的专机，所以它的设备也就很特殊。专门为总统分隔出一间宽敞的客厅，在距离较远的地方给陪同人员安置了几把圈椅。飞机内部的陈设布置考究，各种设备非常舒适方便。

我感激地接受了这个提议，谢过总统的关切。他说：“就由亨利?洛奇先生一路陪同您吧，”并将其介绍给了我。这是一位中年人，比中等个头要高，身体结实、健壮，精力充沛，是一位军官，战时在前线任职，拥有少将军衔（与我们的军阶相比）。我后来和他进一步熟识，一起相处了很久。作为总统的代表，他处处与我形影不离。我方一直与我随行的则是葛罗米柯、尼娜?彼得罗夫娜和葛罗米柯夫人。不记得肖洛霍夫是否随我们一道访问全国了。似乎他只是在个别几个城市和我们待在一起。他希望在华盛顿多待一些时间，大约是为了与作家们会晤。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12）

我准备从洛杉矶开始讲起，因为它在我们的环美国之行中成了一个特殊的地方。我游览了市容后本该前往迪斯尼乐园，人称童话公园，非常美丽。然而我们未能去成。洛奇亨?卡?小洛奇（1902~1985）1936~1944年和1946~1953年任参议员，美国民主党领导人之一。1953~1960年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其后任巴黎大西洋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和驻越南大使（1963~1967）、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1968~1969）、驻梵蒂冈特使（1970~1977）。和副市长维克多?卡特劝阻了我们。卡特会讲俄语，但明显带有近似苏联犹太人说话的口音。我问他：“您怎么会懂俄语呢？”“我本人就是在俄国出生的，所以我懂俄语。”“您原来住在哪里呢？”“顿河畔罗斯托夫。”这时我就想，他是犹太人，怎么能住在罗斯托夫呢？因为罗斯托夫属于顿河哥萨克区域，沙皇时代是禁止犹太人在那里居住的。我把这一点告诉他后，问道：“这怎么可能呢？根据革命前的法律规定，这是不允许的。您不是犹太人吗？”“是的，我是犹太人，但我的父亲是一等商人。依照当时的法律，一等商人有权居住在俄罗斯的任何城市。”这一来便吸引了我对他的注意，而且正是他在游览城市时为我做的讲解。

在洛杉矶所有的值得特别注意的事情之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鲜花之多，气候之温和湿润。后来人家向我解释，为什么预先已经计划好的游览迪斯尼乐园，却又劝阻我不要到那里去。原来，听说我来了，那里就组织了一次抗议活动，甚至还存在人身威胁。我得知这一情况后，便面临着一个问题：坚持呢还是放弃？开始时我一直坚持。东道主耐心地进行劝阻。他们解释说，那儿会有大批各色各样的人，可能出现混乱局面。当然，如若我继续坚持，那个陪伴我的、在俄国失去了父辈资产的前罗斯托夫人可能会对敌对的示威感到满意。我并不想从最坏处着想，但最坏的事情确有可能发生。于是我考虑了一番之后，就不再坚持了。我们在那里只是浏览了一番洛杉矶，而且是从汽车上，好像是一辆敞篷汽车。

随后电影工业家们邀请我们做客。好莱坞是个特殊的国中之国，专门“炮制”各种倾向、各类风格的电影。当时那里已经几乎不拍摄进步影片，早已不再是一度出产过卓别林和其他一些进步导演的影片的那个好莱坞了。人家带我们参观用于拍摄电影的一些大厅，恰巧当时正在摄制影片《康康舞》。我认为，拍摄活动并不是有意安排在我们到访的时刻，而是按原计划进行的。我们参观时刚好遇上一个场景，适逢一群浓妆艳抹、衣着华丽的漂亮姑娘轮到跳康康舞康康舞是19世纪30年代法国交际舞中的一种，2/4舞步。后来用于轻歌剧，通常由4名女子表演。其舞步是高高踢腿，露出衬裙和大腿。—译者注。这个舞蹈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被视作不太体面、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片断。接着我们被请进摄影棚，那些女孩子和其他参演人员也叫了进去。我们整个代表团都进去了，提议我们与电影演员合影。我和尼娜?彼得罗夫娜比肩而立，姑娘们围绕在我们身旁，众摄影记者纷纷举起了相机。我听见一个记者在对旁边的姑娘说话，但不知道说的是些什么。片刻之后，我们的翻译将那个摄影记者对女演员谢莉?麦克莱恩所讲的话告诉了我—他小声地对她说：“请把连衣裙提高点儿，再高一点儿！”我记得她照这样做了。她就站在我身边，看来是那个家伙想要搞到一张更为耸人听闻的照片：如此这般一个姑娘，居然和赫鲁晓夫站在一起！我却无动于衷：咳，那有什么？不就是一个康康舞演员嘛。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13）

此前我们访问丹麦的时候，那里同样在上演一出名叫《康康舞》的戏剧。其中有个场面是：姑娘们跳着舞，随后转身背对观众，掀起连衣裙的下摆，露出后背的下半部。她们穿着长裤，上面可以看到一些字母。丹麦首相夫人本人就是演员，她告诉我们，上面写的是：“新年好！”对于苏联观众而言，这样的场面自然太有伤大雅。我们不习惯这种格调，认为它很不体面。为什么我一定要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件事情上呢？不错，和我们交谈的美国电影演员本身以及其他参与拍摄的人，都给我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些姑娘在不拍电影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之处，举止都很稳重。也就是说，她们不过是在干自己的一份工作而已。照片我们好像倒是收到了。随后好莱坞负责人设宴款待我们。出席的人相当多，当地的演员精英和电影名星荟萃一堂。宴会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进行，全然没有什么反苏的表现。虽然所有这些人对苏联的态度肯定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言谈举止都十分友好。总的说来这是一次愉快的会见。

我们在洛杉矶逗留了一天时间。晚上举行欢迎我们代表团的第二次宴会。那是市长，一位共和党人即H 波尔松。宴请的。我听说，此人持极端反苏立场，因此可能会搞什么鬼。倒也未必会明目张胆，以粗暴的方式来搞，但可能以伪装的手法在他的讲话中发表反苏言论。我们非常关注他人一切反面感情的流露，决不容许有对我们不尊重的态度，哪怕暗示也不行。

可容纳500人的阿姆巴萨多尔饭店的长方形大厅挤满了应邀出席的人。有人向我讲述了这类招待会是如何组织安排的。我国都是由国家或者某个接待机关开支，他们则是私人掏钱。入场券非常昂贵。席间我的邻座看来是个十分富有的女人，想必拥有大量的资产，否则不可能跻身这样的地方。我和尼娜?彼得罗夫娜以及代表团全体成员，都被安排与市长夫妇同席。席间我恰好与那位妇女进行过交谈。主要是她自己找话攀谈。她对代表团和我都讲了一些亲切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尊重苏联。我觉得，她看待来客就像欣赏来自俄罗斯的富有异国情调的大狗熊，俄国的人们常常牵着熊满街走。现在她有幸坐在这头熊身边，而熊不知何故却不肯咆哮。她说：“您知道有多少人想参加这次宴会啊！我只身前来赴宴，丈夫却待在家里，他当然很羡慕我。为了出席这次宴会，每个人都得破费一笔巨资。我们当然很愿意掏两份钱，以便两人双双同来，可是热中的人太多了，结果便出台了一个特别的规定：只能一家一人，要么是丈夫，要么是妻子。我很走运，我认为我很幸福。我参加了对您的欢迎宴会，而丈夫却只能无聊地枯坐家中，羡慕我。”

除去洛奇，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氇碧榔丈 1904~1972）曾任驻锡兰、瑞士、苏联（1940~1944）、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外交代表。1957~1952和1967~1969年任驻苏大使。多年在国务院担任重要职务。先生和夫人也一直陪同我们代表团，他们当时也在场。场面颇为盛大，桌上美酒佳肴，大厅装饰一新，烛光闪耀。他们有在烛光下举行宴会的传统。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14）

若明若暗、柔和愉悦的光线毫不刺眼。市长讲话之前一切顺利。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五十来岁或者五十出头，根本不是如我国宣传画上所画的资本家那样肥胖，完全是个体态正常的人。他的讲话不长，但其中充斥着针对苏联的刻薄之词。现在我已不记得他是否牵涉到了我个人。我觉得没有，但针对的是苏联的制度，并将其与美国的国家制度相对比。他使用了令人很不愉快的措词，涉及苏联在国际政治中所持立场时尤其如此。虽然他的讲话中经过伪装的反苏倾向不那么露骨，不那么粗鲁，但我还是体味出了，并且感到愤怒。当时也可以对此不闻不问，因为讲话表面上并不很粗暴无礼。我甚至估计并非所有在场的人都能领会他讲话的实质。但我领会到了。既然他的讲话不是针对我的，我也就有理由装作不明白。然而我决定表示抗议，给予他公开的回击，当场面对面地而不是在宴会之后将话讲清楚。

我要求简短作答，他也就请我讲话。于是我以略带愤怒的语气不客气地发表了内容如下的抗议：“市长先生，我是总统的来宾，是应他的邀请来到此地的。到您这儿来同样是根据美国总统确认的访问计划安排的。可我并不是死乞白赖要来做客，也不允许蔑视、以任何形式贬低甚至污辱苏联的政策、我们伟大的国家苏联和我国人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我们不会低三下四、死乞白赖地要求做客。但是既然把我们请来，我们不能容忍足以污辱或者贬低我国抑或它的代表的任何事情。如果我作为苏联的代表不宜在此逗留，那么华盛顿机场上停着我们的飞机。我随时可以将它直接召到这里来，从此处飞回苏联。”

这番话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后来别人告诉我，美国大使汤普森的夫人流下了眼泪，坐在她旁边的一些人对市长这种做法也表示了不满。她是个容易激动的女人，她觉得如果赫鲁晓夫走掉，几乎马上就会爆发战争。现在我已不记得市长本人的反应如何了。不管怎样，他并没有动手打架。我对自己的做法当时不后悔，现在也不后悔。必须进行反击，给这个身居高位的反苏分子狠狠一记耳光。宴会结束，我们相互告别。我自然对市长的招待表示了感谢，然后我们便回到了预定过夜的宾馆。已经计划好我们要一早启程前往旧金山。回到宾馆后，全体随行人员都聚在我住处的一间宽敞的客厅里。我仍然感到很气愤，并以强烈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愤慨，甚至使用了尖刻的一些措词。我在表达自己的愤怒时说，如果人家仍然这样接待我们，那我就拒绝继续在美国参观旅行，马上乘飞机回国。

这一席话我故意讲得很激昂，嗓门也挺高。我说了许多对那位市长不以为然的话：他怎么能攻击总统的来宾呢？葛罗米柯夫人是一位很可爱的女人，她非常激动，开始安慰我，甚至跑去找来缬草酊，当即给我滴了一些，想让我平静下来。我则向她打手势，希望她不必激动，暗示我完全能克制自己，大发雷霆只不过是讲给东道主听的。我确信室内安装有窃听器，住在同一个宾馆的洛奇在自己房里一定听得到我说话。因此我希望他能明白，我们无法容忍这种事情，这是不能允许的。最后，我让葛罗米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立即去见总统代表洛奇先生，向他表达我们的不满，宣布我们拒绝明天前往旧金山。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15）

葛罗米柯同志迅即前往，随后又与洛奇一道返回。洛奇就市长的讲话向我致歉，一再恳求我不要拒绝访问旧金山。他说，他保证不致再发生类似的事件：“相反，赫鲁晓夫先生一定会对旧金山的情况感到十分满意的。”我们终于谈妥。后来在出行的火车上他采取主动，自己提起了那件不愉快的事。我赞许地听完他所做的保证，但警告说，如若再遇到这种情形，我就中止访问，返回苏联。现在再说旅途中的事。美国火车下面的弹簧很柔软，坐在车厢里非常舒适，乘火车旅行是一件愉快的事。整个铁路的状况都处于很高的水平。洛奇怎么也无法住嘴，关于昨天的不愉快事件，他是这样讲的：“赫鲁晓夫先生，我看过市长的讲话。只有傻瓜才会写出这样的讲稿。要是您看到他交给我审查的初稿所写的东西，那才叫糟糕呢！我全都给他划掉了，说这是不能容许的。您指出的那几点我也都划掉了，可是他这个傻瓜又保留下来了。看来他看不清形势，笨蛋。”

当然，我不知道情况是否像洛奇所说的那样。也许，他也让那几点获得了通过，因为按照他的理解，那几点不会引起反感，因而是完全可以允许的。但也有可能他的确向市长指出来了，而那位老兄很笨，不把人家的忠告当一回事。在我看来，这次事件其实是符合规律的，因为我们的阶级敌人所采取的是他们认为顺理成章的态度。可这事并非发生在私下的会晤场合，而是发生在正式访问之中。否则都不值得生气，只需向那个人说明他讲错了就行。当他在接待苏联代表团时，他的讲话就具有另外一种性质了。我对洛奇是信任的。在我看来，他为人真诚，总的说来能勤勤恳恳地履行自己全权代表的职责。这是一个聪明人。他所执行的是一种糟糕的政策，但他是一名官员，执行的是本国政府的政策。他曾在越南两度担任大使，参加过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谈。政治上他站在共和党的立场，而在私下谈话中他的表现却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交谈者，任何时候对我的态度都很好。我常常和他开玩笑。他向我讲述他参加战争的经历，我也向他讲述自己打仗的情形。我曾经玩笑着对他说：“洛奇先生，您是一位军人，因此应当遵守等级服从制度。您是少将，可我是中将，我拥有更高的军衔，所以您应当以相应的态度对待我，您的表现要按规定像下级对待上级一样。”他哈哈大笑：“是，我明白，中将先生。”另一次他开玩笑说：“少将报告……”总之，他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我和他相处很愉快。在乘坐飞机和火车时，我们很少谈公事。他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也理解他的处境，因而不必与他就政治局势展开任何辩论，尽管辩论终归无可避免。政治家无法回避这类谈话，即便想回避也不可能。可是我们的交谈都局限于一定的范围，以免情绪激动，把私人关系弄僵。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16）

在前往旧金山途中，根据时刻表列车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那里聚集了许多大约是从附近一些村镇赶来的人。我不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人。火车停下后，所有的人都往车厢里瞅。明明是在用眼睛寻找苏联代表团。看来事先宣布了有关我们的消息。我向洛奇提出：“咱们到月台上去吧。”“您说什么呀，您说什么呀，我可不劝您这么做。”但我认为，既然人们来了，就应当出去，否则他们会做不正确的理解：这些人不理不睬，对想和他们会面或者哪怕想见见他们的人表现出不尊重；另一方面，他们会认为，把我吓住了，所以我害怕……于是我朝门口走去，接着又跳到站台上，来到将车站与草坪隔开的栅栏跟前。人们簇拥在我们周围，把我和洛奇挤到了栅栏边上。大家相互拥挤，全力推搡身边的人。不过停靠时间不长，响起了火车出发的信号。我们回到车厢，但我面对窗外，回答各种问题。不可能人人都听见我的声音，忽然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个便携式扩音器。洛奇将其举到我面前，我发表讲话。简短的讲话结束时我表示了感谢。在我上车时，洛奇在下面停留了片刻，后来回到车厢，将一枚刻有列宁浮雕像的纪念章交给我。纪念章本来别在我的西装上衣上，是争取和平共处斗争协会给我的。这时我问道：“您在哪儿找到的？”“有个人把它交给我，说：‘是赫鲁晓夫先生丢掉的，请交给他。’”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心中油然升起了对这位素不相识的人的敬意。换成别的人，拾到了可能留作纪念或者贪图它的价值，因为这是个金质纪念章。虽然不大，但对自私的人仍然足以构成诱惑。

在旧金山，我们代表团受到州长和市长克里斯托弗即逆 克里斯托弗。的欢迎。这位市长十分殷勤客气，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热闹的欢迎仪式上人山人海。给我们献上了十分精致的鲜花。市长向我们介绍了自己的夫人，她马上走到尼娜?彼得罗夫娜和莉季娅?季米特里耶夫娜?葛罗米柯的身边，随后一直和她们在一起，而市长则来照料我。在车站的人群里和去宾馆的一路上，我没有发现任何敌对的表现，尽管我对此早有所准备，因为当时我们同美国的关系非常糟糕。不过，即便是在有着良好关系的国家，也不能指望人们绝对理解加强友谊的必要性。因此，在见到你不尊敬的政府的首脑时，无需多大的能耐即可以某种方式表示自己的不满。但是没有任何类似的现象进入我的视野：既没有喊叫声，也没有各种手势，虽然美国人想要表达自己的敌意时很会干这一套。后来洛奇对我说：“您看见了吧，我向您保证过这里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气氛。”我向他表示谢意。看来他设法事先给这里的市长打了招呼，对其满怀信心。

这位市长和我交谈时也说：“哦，赫鲁晓夫先生，这里是旧金山。我正在准备参加连任的选举，我对贵国和您本人怀着敬意。我们非常高兴能接待你们各位，略表我们好客的情意。我是希腊人，我的妻子也是希腊人。”于是我便开玩笑说：“这么说，咱们都是兄弟啦。当年古俄罗斯在信奉基督教的时候，选择的就是希腊正教。我是个不信教的人，不知道您怎么样，不过我想您一定能理解我，要是我公开说我是个无神论者，您不会见怪的。不过俄罗斯的历史就是如此，它的人民和希腊人很亲近，总是对他们充满同情，准备支援他们反对土耳其、争取希腊解放的斗争。”市长一直微笑着连连点头。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17）

为我们举行了招待会和宴会。出席的人都相当富有，并不是工人，要想与会需支付很大一笔钱。开销也颇可观，因为你们得明白，那里招待的可不是酸白菜汤，而是别的美味佳肴。服务工作也耗费不少钱。我估计，这次宴会之所以吸引了公众的注意，更多的是由于好奇，而不是为了对我们表示友好情谊。我旁边又是一位妇女，她对我很有礼貌，但她所感到兴趣的，主要还是参加活动这个事实本身。美国报刊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提到我的名字，而她现在正有幸坐在我的身边。

这时我不禁想起了我的少年时代，当时我在一家工厂里当工人，离厂不远的地方年年9月14号都要举行交易会。各种不同年龄的人都去赶会。会上出售各式各样的商品，主要是农产品或日用必需品。茨冈人牵来了马。马戏团也带着流动动物园赶了来。人们往往花50戈比去看一头大象。工厂里的人们之间流传着一句玩笑话：“喂，怎么样，花了半卢布没有？”“那还消说，花了，还揪了揪大象尾巴呢。”我可以说，眼下也有类似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不是看大象，而是想瞧瞧一头俄国熊。他的外貌如何，那双手会不会使刀叉，上流社会的宴席上举止怎么样，吃东西时吧嗒嘴巴吗，如此等等。有些人则想听一听，赫鲁晓夫对和平与战争问题都会说些什么。这个问题人人关心，但评价的角度却各不相同。所有的阶级对此都不能无动于衷。美国人中的大多数都惧怕战争，认为唯有苏联会对他们构成战争威胁。

后来我邀请旧金山市长访问苏联：“您来吧，您将会受到同样的重视。”他是应莫斯科市苏维埃的邀请偕夫人来访的，并不是以旅游者的身份。我接见了他，与他进行了交谈，我感到高兴的是，他的表现仍然很得体。而我们在旧金山的时候，他正准备参与换届选举，已经成为候选人争取连任。这位市长为苏联代表团所举行的招待会，使天平在竞选中倾向了他的一方。如果说洛杉矶的市长靠反苏言论反而吸引了一些额外选票的话，那么这里在招待苏联代表团时着重表现的尊重，反倒因此而有望获得选民许多额外的选票。这位希腊人到莫斯科来时已经是连选连任之后的事了，我对他的获胜表示了祝贺。在旧金山的时候，他专门用优质的奶制品招待我们，并且说：“这是我的畜牧场生产的，它从事牛奶加工并销售奶制品。”所有这些产品无论包装还是口感，全都是高水平的。我当众赞扬了这些产品，同样对市长有好处，但已经是对作为畜牧场场长的市长有好处了：这样的广告有望使他增加产量和利润。

市长建议我也看看私人独幢小楼的建设情况。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提议，于是我们驱车前往城郊。一幢幢木结构的或预制板装配成的小楼拔地而起，一下连成了整条街道甚至一个居民区。先在工厂里造出构件，再运到已经打好地基、完成下水道工程的工地，剩下的只是进行水准测量，甚至所有的小路和入口都已建好。然后安装这些预制板，很快加以固定，楼房便最后成形。房子全都漆得五光十色，看起来很漂亮。楼里的房间数量各不相同，全看订购人的财力。可是当我在近处观察预制板的时候，不禁大失所望。“填料是什么做的：刨花还是锯末？”对方回答说：“就是这一类东西，这儿都是廉价房。”同时向我报出这些小楼一个低廉的售价，按照美国标准可以说很便宜。这些房子很像战后在我国颇为驰名的芬兰式建筑。当时我们从芬兰大量订购，将其视作临时住所。我国那些住在里面的人怨气冲天，说他们快让跳蚤给吃掉了。锯末是昆虫繁殖的良好环境。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18）

当然，一切都取决于房屋管理的水平。芬兰人就住这样的房子，但人家不受跳蚤的干扰。而我们需要尽快得到住房，哪怕有跳蚤也行。接着我又问：“这种小楼能管多少年？有20来年吗？”“我们正是这样事先提醒买主的，使用期为20年。”“以后怎么办呢？”“咳，干吗要盖那种能用100年的房子呀？过上20年我们再根据用户的需要给他盖上一座崭新的就是了。”从商业和公司利益的角度看，这倒是对的。然而我却了解我国农民的心理。这种心理是由于日常生活和物质能力形成的。盖一所只管20年的房子，那对农民而言无异于破产。我很熟悉库尔斯克省，那里是我的出生地。火神经常光顾我们的村子。森林是地主家的，木头需要拿钱买。农民盖房的时候，他一定得做木头墙架，为此就要买山杨木，因为栎木价钱太贵，买不起。我们的树林里不长山杨，可是山杨木很便宜。只有房子的下面一层横木墙才买栎树原木来做。一个人要是富裕，他就砌三四层横木，这样砌成的山杨木农舍可以管30年。美国人却提出：“没关系，过20年我们再盖新的。”对我们来说，这时间可太短了。

旧金山工人的团结让我感到高兴。那里的码头工人工会由一位进步人士领导，他并不是共产党员指C 布里奇斯。，但持左派观点，对苏联的态度非常友好。我接到码头工人在他们集会上讲话的邀请，欣然应允，并在预定的日期和钟点来到会场。到会的人并不很多。然而与码头工人的会晤以及他们接待我的方式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异常愉快的印象。工会活动家宣布会晤开始，发表了对我国人民、我国的政策和对我个人都很友好的讲话。听众的反应也颇为热情。码头工人纷纷发言。他们热烈地表达了对我们的好感。随后我发表了简短讲话，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译员同步进行翻译，几乎每讲一句，听众都报以掌声。

大会结束后，我走下讲台，一个年轻小伙子向我跑过来，摘掉我的礼帽，将他自己的帆布带舌软帽（看来是工作服的一部分）戴到我头上，我则将自己的礼帽给他戴上。这引起了一阵欢笑，受到了赞许，人们长时间地鼓掌。那是一次最热情的真正无产阶级的会晤，我很感激工会的领导人。我事先就知道他对我们怀有好感。但期待是一回事，亲眼目睹如此热情的会见和兄弟般的拥抱时的感受则是另一回事。在场的记者有好几百人，他们将这一切拍成了影片和照片。事后报刊对大会做了报道。它们不得不发布真实的消息，尽管某些记者一向有歪曲事实的倾向，这次倒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后来我从我国的记者那里得知，汽车和拖拉机工业工人的工会领导人赖特先生Y 赖特是美国劳联-产联副主席，他的兄弟（见后）名叫B 赖特。也在旧金山，这个人我是从报刊上知道的。他也一度持左派观点，与苏联代表一道参加一个国际工会组织。后来赖特退出这个组织，采取了反苏的政治立场。人家告诉我说，他希望同我会晤并请确定一个时间和地点，尽管我对这种会晤不抱任何希望，还是打算同他见见面，谈一谈。这时候他们又说，要是我同意，还有另外三个工会头头想来。赖特的兄弟也带着摄影机和照相机来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还带了磁带录音机。我没有任何反对意见：随便好啦！我们约定了地点和时间，会晤就在我下榻的宾馆举行。我是主人，自然由我招待：啤酒、清凉饮料、果汁、小吃，一应俱全。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19）

原来赖特是个中年人，比我年轻。我还记得陪同他的那个老头，是啤酒酿造工业工人的领导人。赖特的兄弟坐在旁边一张加长了的桌子边上，对谈话做记录，主要不是在笔记本上记，而是录到录音磁带上，但尽量不让我发觉。我方在场的还有葛罗米柯、新闻记者尤里?茹科夫蕺盇 茹科夫（1908~1991）自1946年起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1962年起为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主席，1982~1987年为主席。1956年起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76~1989年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0年度列宁奖金获得者。和其他几名记者。他们记录下了所有的问答，因为随后要在报刊上对这次会晤做公开报道。茹科夫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他对美国问题尤其是美国的工会运动很熟悉。这是我国最优秀的记者之一。我对他十分尊敬，很愿意邀请他参加各种会晤。当然不是所有的会晤，但我常常都是选择他。

与赖特会谈的话题涉及我们此前与美国国务活动家会谈时感到兴趣的一般话题。也提到了和平共处、统一工人阵线和联合革命力量、阶级斗争等专门问题。此后我在美国再也没有会见其他的工会活动家。虽然这次会见是赖特主动提出的，谈话却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通常情况下，相互理解总是很快就能表现出来。这次却没有做到，因为我们的观点截然相反。赖特支持美国政府的一切作为，主张阶级调和，拥护的不是国与国之间、而是阶级之间的和平共处，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相矛盾，对工人是有害的。赖特是个聪明人，自己也是工人出身。起初他替福特干活，福特派他到苏联高尔基城修建汽车厂。当时赖特是指导人员之一，教我们的人生产汽车。他告诉我，他在高尔基城工作了两三年，很熟悉苏联的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一直记得高尔基城。“你们的民众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一边说一边回忆起那些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这里我避免使用“友好”一词，尽管当时他也可能与这些人要好过。赖特也谈到了苏联的姑娘，多少带着嬉笑的语气，不过总的说来他是尽量让我相信，他很了解我国民众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参加过青年的晚会以及其他活动。

他毕竟是一个否认阶级斗争的人。在美国他也组织罢工和开展工会工作，但仅仅局限于被许可的范围之内，以免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削弱政治的体制，为5美元、半美元而进行斗争。这是经济斗争，而非政府斗争。在政治斗争中，他与两个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站在相同的立场上。他号召投哪个党的票呢？大概是投给民主党，但那也是一路货色。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本质上并没有阶级区别。无论哪个党都站在进一步巩固与发展资本主义、而且镇压工人运动的立场。

现在讲一讲陪同赖特的那几个人。一个身材中等偏高，给我的印象是个明智的人，他以理解的态度看待我们的政策大概是全国海员工会主席逆 卡伦或者电工工会主席逆 威弗。。我感到他似乎希望与苏联工会进行某种对话。他就所讨论的某些问题做了简短发言，对苏联政策表现出不错的态度，但很腼腆，赖特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也许，此人是对赖特持反对立场？也许他是想显示一下美国的民主：“你们瞧，我们的工会首领持一种意见，而我是这个工会的会员，尽管也奉行基本路线，但在个别问题上却可以有自己的意见。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20）

”啤酒酿造工人领导人不单是老迈，而且似乎有些昏聩。在整个交谈过程中，我没有听到他说过一句明白事理的话。他就知道喝啤酒，大口大口地灌，仿佛往酒桶里倒似的，还把桌上所有的东西吃了个精光。他的插话简直愚不可及。这使我很生气。赖特发现了这点，就说道：“哎，您干吗采取这种态度？他又不是政治家，只是个工会活动家。您知道他领导自己的工会运动多少年了吗？”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多少年不知道，但认真听取和回答他那些荒唐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第三位来客也和那位啤酒工人差不多。我记不清他是什么政治立场了，不过根据他的谈话可知，他与老头很相近。我所注意到的一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奇怪的印象。当那位啤酒工人捧起酒杯时，我发现他左手右手全都戴着金表。干吗要戴两块表呢？是装饰品？手镯？我不曾问他，但自己得出结论：他是个小市民般目光短浅的人，所以和他进行任何交往都徒劳无益。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工头，不知道他那个工会的会员为何要支持他、选举他。很难说他们那里的选举机器是如何运转的。但是显而易见，他所领导的那些人的政治水平很低。

不过，赖特也印证了汽车工人同样的政治水平。这都是技术熟练程度很高的工人啊。为什么他们选择了赖特？那儿有真正的左派力量，有共产党呀。唉，虽说共产党人在美国工会运动中受到一定的信任，可是并未能占据应有的地位。那里的工会运动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基础。有时我在报上看到，在广播上听到：某某地方罢工了。而在报道原因时，却不明确指出所进行的并不是政治斗争，而是经济斗争。列宁就谴责过工人阶级内部否定工会的政治斗争、将自己的行动仅仅局限于经济斗争的流派。现在美国工会运动就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这一流派的鲜明代表就是赖特。后来别人给我提供了他的工资资料。我感到吃惊的是，他挣的钱和大公司经理居然一样多。这就是说，资本家十分看重那些身为工人阶级组织者的人，支持他们，给他们开工资。这些开支正是发挥控制作用的因素，结果此辈便更多地听命于资本家，而不顾工人。这是一种变节的行为，然而遗憾的是，它在美国工会中大行其道。

实际上当时我们的谈话到此就结束了。整个会谈的过程中，双方的观点都无法调和。我认为赖特所表露的对苏联政策的态度有些放肆。我不仅针锋相对地回敬了他，而且像俗话所说，“叫他吃不了兜着走”，揭露了他叛变工人阶级的立场。赖特也并不否认这点，说他根本不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只不过是主张改善工人的生活而已。他的工会联合了一定比例的工人，但许多人都没有参加工会。我在美国的时候，恰逢冶金工业工人举行罢工，规模极其浩大。本来为我们安排了参观冶金工业中心匹兹堡。报纸上已经报道了我要访问这个城市。一些工会发出警告，要我别指望同他们的活动家会晤，因为那些人并不想进行这种会晤，而且表现得很不友好，对我在美国逗留和在罢工期间访问匹兹堡流露出敌对的态度。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决定计划不变，哪怕借此机会看看这个城市也好。我们是乘汽车去的。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21）

该市处于丘陵地带，满眼碧绿，许多人伫立路旁，举家一起游玩，草地上到处是推着童车的妇女。她们的服装给我以深刻印象，印花布的衫裙如花似锦，色彩绚烂，美不胜收，看上去赏心悦目。但穿着的随便却令我吃惊。我国的妇女着装都有严格的款式。可那里的女人们却身穿裤衩、印花布裤子和薄薄的连衣裙。我个人认为，这很实用，虽然我们很不习惯。我国妇女所穿的服装甚至还要贵重一些，但花色较暗，样式也不同。满地绿色映衬着大批衣着艳丽的人，格外醒目。他们是在休闲，顺便也欢迎我们。因为人们都知道我们要走这条路，他们便聚集在道路近旁。

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些人向我们致意，而且这种人还相当多。没有听见任何含有敌意的叫喊声。尽管表现得很克制，但在人群中终究还是能发现对我们的好感。不过在匹兹堡却始终没有举行与工会活动家和工人的会晤。那些向我们事先提出警告的工会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也说明了他们的工会运动的性质及其政治路线。这些工会不愿由于与苏联政府接触给自身惹上污点，他们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的犬马般的忠诚和对社会主义的敌意。我估计，目前不单是在美国，而且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也都执行的是这样的路线。

当时还安排我们参观了一家生产香肠的大工厂。参观的情形很有趣。香肠工厂的工人正在罢工，他们的工会头头也有言在先，称他们不会接待我们。资本家早已将他们调教好了。可是厂主却突然邀请我们去了解厂里的生产情况，虽然并不是让我们与工人交谈。我们同意了，就来到了厂里这个工厂，赫鲁晓夫是前一天在艾奥瓦州的底特律参观的。。厂主很懂得做广告。我们看见有预先准备好的摄影和电视转播设备。经理在事前即已安排好要进行产品的品尝活动。给我们端上来的是加了胡椒、味道很浓的香喷喷的肉制小灌肠，我们径直面对电视摄像机享用起来。洛奇先生也津津有味地吃着，面带微笑。他自然明白当众品尝的意义。随后我们参观了生产情况，但并未引起我个人的兴趣。要是米高扬在身边就好了，他对这种事情倒是很在行……邀请我来这个工厂，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蓄意挑衅的性质。各冶金工厂正在罢工，要求我不要靠近他们。香肠工人支持他们，同样不希望和我们接触。这位厂主看来是决心趁此机会额外捞上一把，便邀请我们，替他自己做一番广告。我们离厂的时候，我问洛奇：“刚才发生的这一幕也是广告吧？”他莞尔一笑：“是的，毫无疑问，厂主靠您大大捞了一笔。”于是我就打趣说（洛奇很懂得开玩笑）：“您作为陪同人员，应该从这个广告得到一份好处啊。”洛奇只是笑，并不加以否认，也以玩笑作答，说我也应当得到一些广告收入。

接着我们游览了匹兹堡。再也没有与任何人接触。就这样，我在非同寻常的罢工情况下看见了美国的工人阶级和工会，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事业的态度。如果说在其他某些国家，觉悟了的工人将自己的全部力量都奉献给了阶级斗争的话，那么美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接下来，按计划我们应当参观一家机器制造厂即梅斯塔锻压设备厂。。人家告诉我说，这是一家老厂，设备不是现代化的。无论规模还是产量，这都只能算是一家中等甚至中下的企业。我去该厂是有原因的。在艾森豪威尔举行的宴会上，他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位女友，那是一位早已过了中年的女人，但还显得精力充沛。他说这位女人想请我们参观她手下的一家工厂，她是拥有这家厂子的公司的股东。我对这种盛情表示感谢，并接受了邀请。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22）

在那家企业，管理当局迎接了我们。我没有见到那位女人。刚刚跨进厂门，我便感觉到一种亲切的气氛。我们静静地走着，观看生产情况和机床设备，工人并没有分散注意力。不像我们国家那样：你只要去我国的哪家工厂，厂子实际上就停产了。虽然机床的运转没有中断，但所有的人都会看你，走过来，和你交谈。在美国则必须严格保持生产节奏，谁也不得分心，哪怕不是流水作业生产。这家工厂也不是流水作业，活儿都是由一台台机床单独干的，各自制造零部件，所以工人转移注意力也不致造成特别大的损失。但他们珍惜劳动时间，严守纪律，而且管理人员就在旁边，因此大家全都很守规矩。

我走到一台钻床旁边，对操作者说：“这台机床和我同龄。我少年时代在机器制造厂干活的时候，我们用的也是这种机床。”大家来到一部切割金属毛坯的机械弓形锯前。我笑着问道：“这有多大的年纪了？”大家回答我：“是呀，赫鲁晓夫先生，我们的厂子很老，所以我们这儿从现代的到老式的设备都能见到。”可是我指出：“这些甚至比老式还老。”过时的机床那儿很多：既有插床，也有刨床。我简直不明白，这样的厂子怎么能与生产更有条理、设备更现代化的工厂竞争。只要生产能带来利润，资本家就会表现出熟练技巧和机动灵活。在他们的世界不存在不合理的事情。什么事情不能产生利润，它就注定要垮台。

我们经过一个个车间时，看见机床设备之间的过道上疤痕很多，尽是新鲜的柏油补丁。于是我向管理人员指出：“很像我们那儿的情形。领导要来了，事前就填补坑洼的地方。”他笑了：“是的，赫鲁晓夫先生，我们在您到来之前做过修理。客人来了，应当修补修补。”

我从一台刨床旁边经过，工人走上前来敬我一支雪茄烟，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其他的工人当即抬起头来。我也拍了拍他的肩膀，从手腕上取下苏联制造的手表，虽然不是金表，但质量很好，我给他戴到手上。那个工人对此感到很高兴。事后有个美国记者对我说：“赫鲁晓夫先生，您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了一个工人。这应当作何解释？当年尼克松先生在莫斯科市场上给一个工人一笔钱的时候，你们的报纸谴责他，说是收买。”我回答说：“您就如实看待好了。您也看见了，那位工人表现得很热情，送了我一支雪茄烟。虽然我不吸烟，但还是收下了。人之常情促使我给予回赠。我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就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了他。可见此事并不是收买，而是相互之间的一种情意。这和尼克松的所作所为毫无共同之处，且不说他所追求的目的了。我可没有追求那样的目的。”我注意到，记者们十分热中于追踪我的每一步行程和每一项活动，看我们会不会表现出什么不慎之处，他们随后就可以用来诋毁苏联，诋毁我这个代表团团长。他们一向如此。

访问美国的两年前，有一次提到美国时我表达得不够慎重，说我们要“埋葬”革命的敌人。怀着敌意的宣传机器夸大我的话，说赫鲁晓夫、苏联人想要埋葬美国人民。他们就这样利用我随口所说的一句话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抵达美国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解释说：我们不打算埋葬任何人，敌对的资产阶级将会由美国的工人阶级自己加以埋葬。这是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人们自己会决定他们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通过什么方式去取得胜利。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23）

接下来，按计划我们要访问“约翰?迪尔”这是一家1959年时拥有4 5万名工人、14个工厂的公司。的几个工厂，这是一家十分著名的农业公司，在苏联也广为人知，因为我们当时向它购买农业机器。我估计，这家公司邀请我们是在追求商业目的，想让我们看看他们的生产情况，吸引我们今后继续采购。我们参观了它的一个工厂的所有车间，但我的脑海中并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邀请我们的只是公司，我们与工会并无任何接触。我们参观时，工人都在劳动。在我的记忆中，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敌意或者特殊的好感。工人瞧我们，是希望看看外国人。仅此而已。随后我们被领到办公室，管理人员向我们介绍了该厂的生产情况。他们的农业机械很好，苏联的工程师、工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工作人员都很喜欢。

午餐时间到了，经理这家企业的总经理是A 兰丹。将我们请进公共食堂参观食堂的事是在访问加利福尼亚期间，在那里，赫鲁晓夫参观了生产计算机的IBM公司的一家工厂。IBM的总裁是亿万富翁沃特逊。，说他自己经常在这里用餐。工厂的负责人和职员也在这里用餐。我们和大家一样，拿着餐具走到取饭的窗口，人家给我们盘子里放上食物，我们返身随意找一张看准的小餐桌，吃完一道菜后再重复前面的程序，领取另一道菜。这种方法很民主。我估计，工厂负责人是有意向我们显示这种做法，我承认，我对此也非常喜欢。后来我在我们的一些工厂讲话时，还宣传过这种服务方式：什么地方都没有任何一点多余的东西，餐桌上只铺一张塑料桌布，用湿毛巾擦擦就可以了，桌上不留任何痕迹。

据我了解，经理平日也在这个食堂吃饭。很遗憾，在我国的许多工厂里，行政人员和工人是在不同的食堂里用餐的。还要养活一大批服务人员。这样做，服务并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差，老是排长队，工人都抱怨这种工间用餐的组织方式不好。所以我一再向我们的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人介绍并主张效法美国的这套做法。在印度我也看见过这样的情景，同样是在一个工厂里。到了午饭时间，尼赫鲁请我们来到食堂，他说：“赫鲁晓夫先生，这儿没有人替我们端饭菜。制度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得拿上餐具到打饭的窗口去。我们在那儿领上自己的一份饭菜，自己吃。”大家吃得又香又饱。根本没有出现排队的现象。

我在美国的逗留行将结束，我们准备启程回国，在预定的时刻抵达机场即安德鲁斯机场。。举行了同样的仪式：我由总统陪同检阅仪仗队，发表告别讲话。总之，一整套标准化的礼节性程序，各国一样。但这一切统统是高规格的，非常隆重。士兵身着盛装，机场装饰得很艺术，为讲话的人设置了讲台，到处是鲜花争奇斗艳，红色的长条地毯分外触目，仪式安排得富丽堂皇。我们按下飞机时的同样方式，借助于一种补充设备—可移动的梯子，登上了飞机。

如上所述，在访问美国各地期间为我们提供了波音飞机，这是一架总统专机，性能良好，功率强大，设施豪华，有一个与其他舱房隔绝的单独的客舱。不过我国的图-144的设备也不逊色，只不过装的是涡轮螺旋桨式发动机，而波音则装的是涡轮喷气式发动机。我所在的客舱中噪音略小些。我国的飞机适用于远程飞行，预备了“铺位”，这样夜间我们就可以睡一睡。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初到美国（24）

图—114在华盛顿供人参观过，我们得以在美国人面前炫耀一番：我们能制造这种符合远程飞行一切要求并提供了相当舒适条件的飞机。它给美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诚然，起飞前也曾发生一桩带有挑衅性质的不愉快事件。还差几分钟就要起飞，这时卫队长突然向我报告说：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打电话警告说，赫鲁晓夫的飞机上安放有一枚炸弹，电话至此中断。卫队长向我保证：应当起飞！他绝对相信这是蓄意寻衅。装机时一切都经过仔细检查。即便行李中也不可能夹带不相干的物品上飞机，更不必说炸弹了。外人绝不允许接近飞机，一直安排有人24小时值班。我说：“好吧，我们起飞。”众所周知，那次我们顺利地越洋跨海，在莫斯科着陆。美国的那个家伙就这样给我们来了一手。他们想考验一下我们的神经，看看我们是否会惊惶失措。然而这套把戏失败了，并没有给制造这次挑衅的那些人带来喜幸。

也是在1959年（10月），我从中国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视察了金角海湾，那里出现了一次自发的群众大会，请我讲讲访问美国的情形。在苏维埃俄罗斯国内战争期间，美国军队曾在金角湾登陆1917年11月（14日）美国巡洋舰布鲁克林号抵达该地。1918年8月16日美国远征军（9000人）在该地登陆。该军军长　 格雷夫斯的司令部驻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老人们至今对此记忆犹新，其中有些人还在游击队中与入侵者打过仗。我讲了自己的访问情况。听众的反应十分热烈，掌声雷动，高呼“乌拉”，而我对此也有着正确的理解，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我们每个人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自己的国家。苏联人民的劳动使贫困俄罗斯的地位大大提高，这迫使美国政府承认我们的伟大，不得不邀请我们的代表团。美国已开始寻求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的可能性。这就是人们鼓掌的原因。

有人会说：没有成功呀！不完全是这样。什么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但是我们已经打破冻结着我们关系的坚冰。现在需要的是下一步的工作，人民群众和外交部门的下一步工作，以便清理碎冰的残余，扫清道路，找到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途径。这个过程已经开始，至今仍在继续。对此应当精心细致地给予评估，避免使情况恶化，同时也不要让步。因为如果关系是建立在让步和让自己的政策屈从于他人的基础之上，那么对方就会迅速看透我们。这种屈辱的政策只会导致彻底失败。我们自豪地代表自己的人民，绝对坚信我国政策的正确性，当之无愧地捍卫了它。至今追忆往事，我仍然为那个时代和所执行的政策、为我们在外交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约翰?肯尼迪与柏林墙（1）

约翰?肯尼迪与柏林墙

1960年秋天美国总统大选时间来临。艾森豪威尔此前制定了一个最高纲领：连任两届。我访美时，他曾告诉我，他在白宫逗留的期限快满了。我问他是否认为有可能连任第三届，并对是否有什么组织提名他为候选人表示感兴趣。因为有这样的先例。“不，不，”他答道，“我足够了，不再想当总统了，况且也不应该这么做，我想结束我的政治生涯。”我以为他的回答是真诚的。他那时在美国的威望很高，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是可以第三次当选的，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不过，艾森豪威尔解释说，当年正在进行着战争，老百姓希望罗斯福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他这才同意第三次提名他做候选人。现在根据自那以后通过的法律，没有规定总统可以连任三届。

被提名为候选人的有：艾森豪威尔的保护人、副总统尼克松，民主党的肯尼迪和斯蒂文森。大选前的准备工作拉开序幕。艾森豪威尔发表了有利于尼克松的讲话，支持他当选，而这种支持是举足轻重的。对于苏联而言，所有候选人都一样，他们都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当中任何人都将执行与艾森豪威尔同样的政策。但差别是有的，而且很大。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同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但他们两个是不同的人。前者更能为我们所接受。约翰?肯尼迪在我们这里却鲜为人知。不过,报刊上指出他以聪颖著称。早在我访美期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曾为我举行一次招待会。当时富布赖特富布赖特(1905年生)于1945~1974年任参议员,20世纪60年代领导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任该委员会主席。他向我介绍了在场的人，轮到肯尼迪时，他介绍说：“这位是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我握了他的手说：“人们对您议论纷纷，预测您前程远大……”我当时对人们给我介绍的每一个人都尽量说上几句话。我们当时彼此认识过程仅此而已。不过我们知道，肯尼迪与其他国会议员不同，他反应敏捷，学识渊博，举止得体。

斯蒂文森来过苏联，我会见过他。但我和他在加斯特农场的几次会见格外亲切……加斯特和斯蒂文森在不同的时间都对我说过他们两人是朋友。我们曾在农场一起照相，三人彼此勾肩搭臂，面对着摄影记者们。斯蒂文森先生对苏联友好，认为必须改善我们两国关系。当然，提他为候选人最容易被我们接受，但民主党没有提他当候选人，理由是他已经两次在大选中失败，民主党不愿意再冒第三次风险。要我替美国选民做出评断是件很难的事，因为那里的选民都非常不坚定。劳动人民在投竞选者的标时，赋予他实际权力，然而他们选举的人却执行不符合劳动人民本身利益的政策。从我们的阶级观点来看，美国总统执行的是大垄断资本的政策。显然，斯蒂文森也将执行这种政策。尽管这样，民主党还是认定将赌注压在约翰?肯尼迪身上为好。他人年轻，又是个百万富翁。斯蒂文森好像并不富有。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约翰?肯尼迪与柏林墙（2）

各候选人之间展开了竞选。美国人很擅长这一套。共和党和民主党之争似乎关系到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但资本家各界在提出候选人时都知道，无论哪一位候选人当选，都不会动摇资本主义根基。当共和党提出尼克松、民主党提出肯尼迪时，我们把改善两国关系的希望更多地寄托于后者入主白宫。对尼克松我们不抱希望。他对苏联抱有挑衅态度，宣扬反共主义，和蒙昧主义者麦卡锡参议员曾串通一气—这一切都不是什么好兆头。他是从反动分子中提拔上来的。当我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客人时，洛奇曾陪同我，我和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竞选活动开始之前，洛奇来过莫斯科，据我看是以旅游者身分来的。他没有被苏联政府邀请，而是像一个自由哥萨克那样独来独往地访问。我应他的请求会见了他，我们像两个老相识一样见面了，我对他说了许多愉快的话，因为先前他为了使我在美国过得更舒适些而尽了一切努力，后来我们聊开了。他向我证明说，如果尼克松当选，我们两国关系不会改变：尼克松并不是像他在竞选大会演说中有时把自己渲染的那样。“赫鲁晓夫先生，您不必在意竞选演说的内容。当他进入白宫时，会出现另一番景象。我相信，他也将会主张维护以至改善苏美关系的。”

洛奇关切地希望我们不要在报刊攻击尼克松，因为洛奇宣布他自己竞选副总统了。所以这二人准备双双联手进入白宫。我想，洛奇之访苏也是因为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两人的建议才成行的。他们希望洛奇与我会谈，因为我和他关系很好，并希望我们的报刊不要赞扬他们的候选人：“我们不需要你们替任何人说好话，这有时反而有害无益。请你们严守中立。在总统大选期间不要干预我们的内部事务。”我们本来就打算这样做。这本来就是一个明智的方针。但我们在内心毕竟更倾向于约翰?肯尼迪当选。

在大选后期，快要投票的时候，美国当局正式向我们提出请求，要我们把鲍尔斯以及被我方在巴伦支海上空击落的那架飞机上的几名飞行员释放回国。鲍尔斯已经被判刑。他的亲属们曾出庭旁听。他的法律手续已经完备。其他两名或三名飞行员还有一项什么协议未能达成，华盛顿请求我们赦免鲍尔斯，而把那几名飞行员干脆移交给美国政府。我们自己也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的，认为没有必要把他们关在监狱中。但他们回国的时间却具有政治意义。我在收到华盛顿的请求之后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政治局全体委员的同意。我说：“现在我们不需要这么做，因为美国总统候选人会利用这件事做文章，报刊上会传出消息说，某某候选人能更好地保障美苏之间的良好关系（他们说“与赫鲁晓夫个人”搞好关系）。资产阶级报刊总是抬出具体的人物，而不是某一个人在其本国所处的社会地位。如果我们现在就放出那几名俘虏，只会对尼克松有利。他哪怕只占一点点优势，都于我们不利。我们还是不要走出这一步吧，因为我看不出如果尼克松当上总统，我们两国关系会得到改善”1962年2月10日，鲍尔斯被用于交换因从事间谍活动而在美国被判刑的苏联侦察员、克格勃上校阿贝尔。。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约翰?肯尼迪与柏林墙（3）

我们没有迈出这一步，故而做对了，因为获得多数票的是肯尼迪约翰?肯尼迪（1917~1963）于1941~1945年为海军军官，1947~1961年为国会议员，1960年当选美国第35届总统，1961年1月20日就职。。他的优势微小，所以任何一点点波动都会有利于尼克松，肯定会使后者获得他所希望得到的选票。所以我说：“新任总统人选一旦定局，我们就把人还给他们，而目前我们只是盼望肯尼迪取胜。”结果真的如此。我后来在日内瓦会见肯尼迪时同他谈过话，还不时地开开玩笑。他在交际中是一个令人愉快而又通情达理的人。于是我对他说：“肯尼迪先生，您知道我们投了您的票吗？”他疑惑不解地看了我一眼，说：“怎么个投法？这话怎么理解？”我就把华盛顿在竞选活动结束之前（我说了具体日期），向莫斯科提出请求一事告诉了他，并说如果我们交还了鲍尔斯和那几名极地飞行员，就会记在尼克松的功劳薄上。他哈哈大笑，平静下来之后回答道：“您的推断是正确的。当时哪怕很微小的优势都可能起决定性作用，这我同意。因此我承认你们也参加了选举并投了我一票。”这个笑话反映的是事实。我要说，我并不因为我们采取这个立场而后悔。肯尼迪出任总统后，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希望增加了。

美国主张改善两国关系的舆论越来越响亮。民主党人士当中，商界人士当中，都传出了这种呼声。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好地认识到这些举措的必要性和明智性，并且不仅仅是出于生意上的考虑，主要是因为当时正在进行着的冷战有可能导致热战。他不希望这样。当然，艾森豪威尔也不希望这样，他曾多次对我说他害怕世界大战。肯尼迪没有对我说过他害怕新的世界大战，但他认识到这种战争绝不是闲庭信步，而是一场浴血战争，必将殃及美国本土。美国曾参加过前两次世界大战，但他们的士兵只在欧洲和亚洲地区作战，故此他们国家的经济潜力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有所增长，国家实力从总体上增强了。垄断资本家在那两次战争中发了财，但在未来战争中他们可能失掉很多东西，因为那将是一场热核战争。肯尼迪对这一切都清清楚楚。他善于分析事件，并且不怕直言不讳。因此他从建立更紧密的对苏关系入手进行他的国际活动。他也愿意就裁军达成协议，以制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并能够确信任何偶然事件都会引起军事冲突。

肯尼迪向我们通报说，他希望与苏联政府首脑会晤。我们的立场也很相近。当他进入白宫时，我们希望与他建立接触，试图在合理的基础上就这一点达成协议。我们也害怕战争，因为只有傻瓜才不怕战争。我不讳言这一点。是的，我们是害怕战争，因为战争使国家遭到破坏，给人民带来灾难，造成人员伤亡。这并不意味着为了摆脱战争而不惜任何代价，损害自己的声誉。我想，聪明人会懂得其中差别的。在我主持政府工作期间，曾发生许多这样的事例：苏联非常热忱地维护自己的声望，反击侵略势力，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获得道义上的胜利。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约翰?肯尼迪与柏林墙（4）

肯尼迪为人灵活变通。他自己制定美国的对外政策。他任用了许多有头脑、有教养的年轻顾问。他们在国际政治问题方面也很灵活，因此在向他进言献策时遵循这个方针。肯尼迪在确定政治路线时，物色一些合他心意、了解他的目标的人担任各种职务。美国报刊也相应地表态支持肯尼迪亲自会晤赫鲁晓夫。终于我们收到了正式建议1961年6月2日。：希望在一个中立地带、即不在苏联也不在美国，举行会晤。在巴黎举行会晤是不可能了。因为不久前四大国首脑要在那里达成协议的尝试曾以失败告终。我们就举行新会见的地点进行了预备性谈判。会见可以在维也纳、日内瓦或者赫尔辛基举行。肯尼迪提出维也纳。我们认为，我本人也认为，最好是在赫尔辛基，因为我们料想，芬兰对我们的政策会更加理解。但奥地利对我们也合适。奥地利政府恪守它承担的执行中立政策的义务。而且维也纳本来也是一座和平城市。于是我们同意在维也纳会晤。我们收到对方的密函，他们通报了将有哪些官方人士和家族成员陪同总统。总统夫人和母亲与他同行。

既然总统偕同母亲和夫人前往，我也决定带上尼娜?彼得罗夫娜，这样在招待会上女眷们就可以彼此交谈了。我本人并不赞成这种做法。我坦言，我这种清教徒式观念显然是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在斯大林举行的官方招待会上，我从未见过有女眷在场。他那时只准莫洛托夫夫人破例。在剧场的政府包厢里，只有伏洛希罗夫夫人有几次偶尔露面，经常都是男人一统天下。在我们这里，米高扬以深谙交际、精通礼仪而著称，他说，在国外有夫人在身旁会受到好评，而我们也应当按照国际上的礼仪行事。我同意了他的意见。

我们在组建正式班子时，请来了外交部长以及为提供资料、出谋划策所需要的外交部其他工作人员。他们能够帮助分析在军事、经济和外交谈判中发生的种种问题。租借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因此我们不指望它能勉强得到解决，但我们仍然准备好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

维也纳安排了一次合乎这个级别的官方会晤。维也纳人用良好的姿态迎接了我们，没有看到口诛笔伐的现象，对我们殷勤周到、彬彬有礼。维也纳人说，对于他们的城市成为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地点，他们很满意。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很亲切，因为我们在1955年签订了和约，从奥地利撤出了军队。我们的军队在奥地利境内驻扎了10年，他们把撤军归功于我个人。当然这件事是我国政府做的，但我不否认是我提出的倡议。很少有人知道，在与奥地利签订和约问题上，我们曾发生了怎么样的内部斗争。我感到满意的是，一项正确的决议被通过了，我们签了这个条约。奥地利总理和副总理，我认识他们本人。我和外长克赖斯基也相识，同这人关系很好。他对于我们两国之间必须友好相处表示理解。当然，作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他对我们的社会制度并无好感，像所有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一样，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过他在反动派当中总算是一名自由派吧。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约翰?肯尼迪与柏林墙（5）

我由外交部长葛罗米柯陪同抵达维也纳，而肯尼迪总统由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腊斯克（1905年生）自1946年起任美国陆军部长助理，1947年起任国务院管理局局长，1949年起任副国务卿，1950年起任国务卿助理，1952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1961年起任国务卿，1970年在乔治亚州立大学任职。陪同。我们首先按规定拜会了奥地利总统和总理。我们代表团被妥善安置下来。随后双方约定了第一次会晤的时间。我现在不记得一共会晤了几次，两次或更多。双边会谈开始了。我们就一些未能与艾森豪威尔达成协议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德国、西柏林、裁军、互利经济交流、贸易—这些问题顺利解决就可使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德国命运是最尖锐的问题，虽然裁军也并非不那么重要。裁军永远是问题中的问题，但不就德国问题达成协议，裁军问题就无法解决。西柏林是健康机体上的一个毒瘤。因此我们首先抓紧解决柏林问题。柏林命运不解决，德国命运以及和约问题都无法解决。这一切都相互关联着。

交换意见开始了。肯尼迪采取的立场就是艾森豪威尔采取的立场。共和党代表艾森豪威尔执行的政策和民主党代表肯尼迪的政策如出一辙。只是在个人风格上略有不同，执行方式也有所差异，但政策所依据的实质内容是相同的：首先是维护大资本的利益，坚持美国的侵略野心。这是问题的关键：不买任何人的账，我山姆大叔为所欲为。我们的反击论据是什么呢？当然还是我们在与艾森豪威尔谈判时所援引的那些论据。但时间对我们有利。我们的经济实力在逐年增长，我们的武器装备也在逐年增强。我们在征服宇宙方面进展越来越大，不断扩充和改进导弹核武器。其品种，从战术导弹到战略导弹，更加拓宽。这一点使我们的呼声具有了另一种份量和强度，虽然我们在克制自己。我们的对手应当发现，我们也开始凭借实力同他们说话了。我们并不想滑到我们原先一直反对的杜勒斯立场上去。在美国通过施加压力方式同我们打交道的这段时间里，他们自己已经变得虚弱了，而我们就像童话中大力士的孩子在成长壮大：不是与日俱进，而是与时俱进。

我们主要是强调解决德国问题。这方面肯尼迪有什么新鲜货色提出来吗？他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只是这位对手善于变通地接近事件本质。肯尼迪承认了和平共处的表述，而这一点使局面有所改变。在和艾森豪威尔谈判关于清偿我们因租借法而欠下的债务问题时，在场的美国国务卿狄龙在我提到和平共处问题时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肯尼迪没有提这类愚蠢的问题。相反地，他自己承认必须保障和平共处，并在自己的讲话当中声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进步，为详尽商谈打下了基础：既然要和平共处，那就意味着必须解决保障和平共处所需的一切。一个现实问题是承认两个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承认现存的两个德意志国家，并且在西柏林处于特殊地位的状况下，就谈不到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关系正常化意味着将为和平共处和各个方面交往的正常化扫清道路。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约翰?肯尼迪与柏林墙（6）

肯尼迪对这一切都了解，但他内心对变革没有做好准备，如同美国的舆论对变革也没有做好准备一样，所以他不同意我们的结论。打个粗俗的比方，美国在欧洲那只脚长着一个“鸡眼”，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去践踏这个鸡眼，去挤压它。这个鸡眼就是西方几个强国—我们昔日的盟友—经民主德国与西柏林的交通。斯大林曾多次利用这个鸡眼。他曾宣布对西柏林实行封锁1948年苏联占领当局中断了西柏林同联邦德国的陆路交通。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前盟友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与西柏林保持联系。同年西柏林被解除封锁。，但他失败了，被迫解除了封锁。作为对波茨坦协定的补充，又签订了一个补充条约，这个条约使得我们在西柏林的处境恶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盟国西方警备司令部和统一的大柏林市政厅，于1948年初停止存在。。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坚持原来的立场，民主德国成了我们的盟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的利益。因为我们两国的利益本来就是一致的。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一致，我们的利益一致，这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加入华沙条约国家情况是相同的。但肯尼迪在西柏林问题上与我们不一致。我们正式提出同德国签订和约建议，并声明：如果西方不同意，我们将不得不单独和民主德国签订和约。那样一来波茨坦协定的规定就不再适用于民主德国境内。由苏联和其他愿意签署的国家所签订的和约条文将生效。

肯尼迪做出了非常痛苦的反应。他感觉到，我们一定会这样做。我看得出，肯尼迪对我们的阐述是从字面一字不差地加以理解的：他认为我们签了和约也就解决了西柏林问题，对它施行占领。我们当然没有这种意图，而只是希望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市，否则是会发生冲突的。当然，一旦发生了冲突，我们在一开始就会迅速按照有利于我们的方式把问题解决，因为西方国家在西柏林只有少量驻军。但无论军队多或少，一旦交火，就可能爆发战争。因此我们并不追求这个目的，并不希望发生军事冲突。具体地说，我们希望把西方国家为了保证他们通过民主德国领土与西柏林进行联系所使用的职权移交给民主德国。民主德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将自己处理这件事，并且当然会更强硬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每一个主权国家所固有的权利。西方国家将不得不买民主德国政府的账，而他们不承认民主德国政府，并且至今依然不承认。这样一来就会发生一场其后果难以逆料的军事冲突。

肯尼迪表示反对，并证明说西方不能同意这一做法；说波茨坦协定规定存在一个德国，和约只能在建立起统一德国的前提下才能签订。西方经常提出这个理由。现在情况显然变了。西德总理勃兰特勃兰特在1969~1974年期间任联邦总理。不得不在事实上承认存在着两个德国。关于德国问题的会谈进行得很激烈。我们坚决维护签订和约的权利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我们把西柏林看作是民主德国的领土，而认为西方在那里的驻军是非法的。肯尼迪则从相反的方面加以论证……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约翰?肯尼迪与柏林墙（7）

他对于和平共处都发表了哪些看法？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承认必须以保障和平共处为目标构建我们两国关系，必须消除战争和军事冲突，但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这一点。根据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们必须达成有关协议并形成文件，即签订一个关于我们双方都站在和平共处立场上的条约，但他把和平共处解释为将各国现存社会和政治制度固定下来，不得改变。这个主张对于我们而言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就是这样对他讲的。我们同意严格遵守和平共处的条件，在发生有争议的问题时不应诉诸武力，不要干涉别国内政。然而这些国家也不应当干涉我国内政。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应当由人民自己来解决，即使根据人民自己的决定改变社会制度，我们也不应当干涉。这是我们对问题的看法。“不，”肯尼迪答道，“应当干涉，因为可能有别国间谍被派进去。”也就是说，他把他对和平共处的理解强加于我们，认为和平共处不仅仅保障一个国家边境的安全，而且还要保障该国国内制度的安全，保障永久不变的现状。问题的前半部，即有关国家边境安全部分，我们接受。而干涉别国内政，对我们而言是不可思议和断无可能的。我建议他简要地回顾一下美国的历史：“美国原先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人民爆发起义，发动战争，夺取了胜利。美国这才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历史证实，有些内部问题要由人民自己去解决，必须确保不对内部事件进行干涉。”

俄罗斯各民族也完成了一次革命。这也是一个内部问题。“根据您的观点，”我说，“其他国家有权实行干涉，他们不就是干涉了吗：美、英、法三国对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实行了干涉，但其后果如何，您是很清楚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实际上执行的正是您现在所鼓吹的政策，他帮助奥地利君主镇压了匈牙利革命这里指的是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俄罗斯军队自1849年5~8月参与镇压这次革命。。这是一次可耻的干涉内政，但那是一个皇帝帮助另一个皇帝维护反动制度。这件事的结局如何，您也很清楚。历史证明了这种政策是站不住脚的，奥匈帝国后来土崩瓦解。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各个君主为巩固皇权而订立条约，只要人民表现出要改变本国国内现状的意愿，就联合起来镇压他们。您希望我们和你们一起回归那个时代吗？我们决不会这么干，我们将千方百计地反对这种政策。”

肯尼迪是一位聪明人，但他维护的是本阶级的利益。我则感到有些惊奇，因此在谈判时对他略加讽剌挖苦，嘲笑他的主张未免不合时宜，陈旧过时了。终于他承认，为了缓和紧张局势，苏美两国必须和睦相处。但这只是和平共处的一个阶段，而且是初级阶段。如果肯尼迪承认并设法揭示和平共处提法的全部内涵，他就会否定他曾经提出的那个议案。他曾建议不仅要使各国之间的边境固定下来一成不变，而且还要使其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也固定下来一成不变。可是那些还处于殖民地状态的国家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应当去帮助殖民主义者吗？这是一项反动的提案，因此我们极力揭露它的反动性，证明它是没有道理的，同情那些追求改变现存秩序的力量，但不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只是同情它们的人民。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约翰?肯尼迪与柏林墙（8）

关于租借法案，我们也交换了意见，但双方各自保留了原先的观点。我重申了当初对艾森豪威尔讲的话：“你们帮助了我们，我们为此感谢你们。但我们是与你们一道打了一场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我们用鲜血偿还了你们的物资。鲜血比我们从你们那里得到的任何物资都更珍贵。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你们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我们早已加倍偿还了。”肯尼迪则坚持他的观点。我们的会晤在白天举行，晚上奥地利政府则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我们听了歌剧。后来还请我们看了马戏表演，场面非常漂亮好看。维也纳引以为荣的是它在杂技中使用马匹的首创。各个马戏团都有经过特技训练的马匹表演，但他们的演出中有大量的骑士参加。我们还参观了名胜古迹，维也纳有大量的名胜古迹。

在招待会上，肯尼迪向我介绍了他的夫人和母亲。他母亲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位令人愉快的妇人！他的夫人杰奎琳很年轻，我在报纸上读到了许多关于她的情况。新闻记者总是把她描写成一位美丽女子，她的美色令男人倾倒，但她并没有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是的，她年轻，有活力，给人以好感，但并不是那么特别出色……我在这里说这番话，只是因为报刊上对她恰恰做了另外一种报道。她显然善于辞令，用乌克兰话说，叫作伶牙俐齿；她在谈话中机智灵活。可别跟她争吵，准吃亏！我和她在剧场见面，幕间休息去了小吃部。我们在那个地方能谈什么呢？也就闲聊了几句。然而就在这里她也展现自己的口才。我作为苏联代表团团长，对她为人如何感到无所谓。这是她丈夫该关心的事。如果丈夫喜欢她，那就任随他们去好了。对他的母亲也同样如此。我们都记得她是一位百万富婆，所以总该懂得在和谁打交道，不可唐突造次。我们可以面带微笑，热情握手，但我们是天差地别之人。

在会谈时，房间里只有译员以及腊斯克和葛罗米柯几个人同我们在一起。我们的谈话是以辩论方式进行的。我不记得肯尼迪曾向腊斯克提出什么问题或者腊斯克曾即席插言。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因此给我的印象是，肯尼迪本人熟谙国际问题，对谈判是有备而来的。所需要交换意见的一切问题，他都事先进行过研究，资料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和我会见艾森豪威尔时所见到的情况绝无相似之处。这当然是肯尼迪的长处，而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这是一位我十分敬重的伙伴，虽然我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并且仿佛是敌人。我很看重他的素养。既然总统本人了解政策细节，就说明是他本人在确定政策。由于总统声称他对和平共处抱着理解态度，因而使人产生一种信心，相信他不会贸然而采取导致军事冲突的决策。每见一次面，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都有所提升。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约翰?肯尼迪与柏林墙（9）

我们一直在探讨就保证相互安全的老问题达成某种协议的可能性。会谈即将接近尾声，但已经看得出我们无法达成具体协议了，因为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大相径庭。无论哪一方都无法为达成协议找到可以接受的条件。一方可以接受的，另一方却不能接受。其实冷战和紧张状态正是基于这一点。每一方都希望保障和平，但对保障和平却各有各的解释，各自的解释与对手的利益背道而驰。西方就曾经采取这样的立场。他们直到现在也还采取这样的立场，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现在无法否认苏联的军事实力增强了。因此对方已经在针对我们调整自己的政策。我们的会见早在那时也是以此为前提的：美国失去了信心，他们无法再像杜鲁门和杜勒斯时代那样通过执行实力政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力量对比改变了，因此肯尼迪被迫寻求在一个新的而又让美国满意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我们倒是希望在一个既可使我们满意、又可使美国满意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但他们并不考虑我们。因此达成某种协议的现实可能性并没有出现。

我感谢奥地利政府、总理和总统当时谢尔夫（社会党）任奥地利总统，戈尔巴赫（人民党）任联邦总理。，他们竭尽一切可能，使得我们的会晤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维也纳人对我们非常友好，我想不起有什么意外的事件给我们在维也纳的逗留带来不愉快。的确，奥地利政府履行了遵守中立的承诺。我对奥地利政府的政策保留了最亲切的感情。当时出任总统的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他也没有给我们的逗留造成不愉快。我不知道我们与之签订和约的拉布拉布（1891~1964）1953~1961年任联邦总理。—译者注是否健在，但他的接班人仍然执行同样的方针。

我和肯尼迪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次招待会上或者在剧场里，肯尼迪脸色非常忧郁。他不仅忧心忡忡，而且还脸色忧郁。当我看着他的脸时，他引起我同情和怜悯。我本来希望我们带着另一种心情分手，但我对他爱莫能助。政治是不讲情面的，而我们的阶级地位让我无法达成协议，虽则我做出了努力。作为一名政治家我对此能够理解，但作为一个常人我同情肯尼迪。他很失望，然而他在美国国内的敌人，特别是那些野心勃勃的活动家们，却都称心如意了：“瞧，你原本希望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达成某种协议，而现在你亲自认识到了我们执行实力政策是正确的。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共产党只承认实力，不懂别的语言。你希望用和解的语言谈话，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蒙羞而归。你对大家声称你怀抱着达成协议的希望而去，却空手而归，一无所得。可见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你是误入歧途了。”

这是我所想象的总统大致的感受，我同情他，但没有表现出来。我之所以同情他，是因为当时没有产生取得好成果所需要的前提，而我们又倒退了回去，或许退到了关系更加恶化的地步，退到了继续进行冷战的地步。我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因为军备竞赛又要重新开始。需要更大量的武器费用开支。首先是美国。这就迫使我们紧随其后。这种事我们都领教过，它增加预算的重担，削弱平民生活的经济潜力。主要是这个原因迫使我同情总统，我理解他懊丧的原因：他在对外政策方面受挫，将影响到我们两国的预算，因而影响到两国人民的生活。但我之所以要激化气氛，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是为了使总统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迫使他承认：必须响应我们，否则就有发生冲突的可能。肯尼迪却不愿意在压力下达成协议。我关于要认清我们论点是否现实的呼吁落了空。我们两人都停留在了原来的立场。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约翰?肯尼迪与柏林墙（10）

肯尼迪率先离去，他由奥地利的官方人士和总统陪同。只是在他离开以后，奥地利外长克赖斯基才表示愿意和我见面，于是我高兴地接见了他。我知道，克赖斯基在战争期间曾与勃兰特一道流亡瑞士。勃兰特现在任总理，当时任西柏林市长。人们向我通报说，他们两人是朋友，而且两人又都是社会民主党人。我同克赖斯基的谈话是很有裨益的。他谈了他为肯尼迪送行时的感想：“总统非常忧郁，非常压抑，脸色难看极了，显然是谈判结果让他感到很难过。”我回答说：“是的。同他交谈让人感到很轻松，甚至很愉快，但是到了该做决定时，他却不能表现出理解。他不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不理解新的力量对比。他留恋他的前任那些陈旧概念。他对于采取重大决定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同他的会晤是有益的，因为我们相互摸了底，如今我们都具体地代表各方的立场。但也不过仅此而已，而这当然还很不够。”

我承认我向克赖斯基转述了与肯尼迪的谈话内容，因为我希望肯尼迪已经了解我方立场，经过我以突出重点的方式阐述之后，如今将由克赖斯基转达给勃兰特。这或许会启发他产生某些想法，他们将明白我们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并且终将同意进行明智的谈判，而无须将温度升到沸点。不过，我知道克赖斯基更同情的是肯尼迪，而不是我们。对他而言，美国总统的政策比我们的政策更亲近，因此我把他视为资本主义世界所执行的对苏政策的无言代理人。所以毫无疑问他将把我的话详尽地转述给勃兰特，而有些事是要取决于后者的。作为西柏林在位的市长，他能够对达成协议施加某种影响，虽然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他也是站在对立面，并不接受我们的方针。而我们的方针对于西德、尤其是对于西柏林，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接下来，除了政府级的活动（招待会、午宴），为我们举行了合乎规格的欢送仪式，于是我们回到了莫斯科。这次会晤之后，我们通过谈话、招待会等途径，故意大事宣扬说我们马上就要实施我们的建议，与民主德国签订和约。我们大造声势，通过报刊和座谈向舆论施加压力。总之，我们动用了我们所能使用的一切手段，以便给我们的对手造成一种印象，如果他们不理智行事、如果他们不设法达成协议，我们就一定这样做。在会晤之后，肯尼迪采取了什么步骤呢？他任命了卢修斯?克利将军为自己的驻西德代表，此人在战争结束后曾经担任过这一职务。美国通过此举显示他们正在准备回击我们与民主德国签订和约的威胁。他们任命我们熟悉的这位将军担当此任，是希望以此表明美国对军事冲突也有准备。当时驻民主德国苏军司令是雅库鲍夫斯基雅库鲍夫斯基（1912~1976）自1967年起为苏联元帅，1957~1965年任驻德苏军集群副总司令和总司令。。我建议苏联政府走一步马棋俄语中国际象棋的“马”（觐睃）与姓氏“科涅夫”（觐礤猓　骋簟 —译者注，以回击美国人的行动，任命科涅夫为我们驻民主德国军队的司令。我们想通过这项任命告诉美国人说我们明白了他们的这一做法，并接受他们的挑战。未来的元帅雅库鲍夫斯基则被任命为科涅夫元帅的副手。这项决定公布了出来，但我们私下里商定，雅库鲍夫斯基原来是、现在仍然是驻在柏林的实际司令，虽然科涅夫也可以采取必要的决定。我们相信，不久一切将归于正常，科涅夫将返回莫斯科。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约翰?肯尼迪与柏林墙（11）

然而我们这两步棋—他们走卒子，我们走马指美国任命卢修斯?克利（“卒子”）为驻西德美军司令、而苏联任命科涅夫（“马”）为驻东德苏军司令而言。—译者注—并没有导致关系缓和，反而导致了新的紧张。肯尼迪总统发表声明，要调集一定数量兵力到西柏林，以加强卫戍部队。我方没有采取回应行动，因为我们在民主德国的军队本来就足够多了。西柏林很弱，所以一旦需要的话，我们会很快地解决掉他们，把他们的反抗镇压下去。开始倒是可以开始得很快，可就是不知道以后如何收场，而我们并不希望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只想切开脓肿，施行手术治疗，但不是用刀子进行粗暴的干预，首先要对这个部位施行麻醉，采取种种措施使身体免受剧烈的疼痛，防止发生不良的手术后遗症。我们本想通过纯外交途径实行这一切，而不诉诸武器。但肯尼迪对此没有准备。显然，华盛顿那些颇有权势的军人对他施加了压力。我想，他们现在正在对自己的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科涅夫去了柏林。他到达那里之后便宣布走马上任。我们建议科涅夫拜会美国驻军司令。更何况他本来就和克利本人相识。总之，必须直接建立接触。那时我们已经同乌布利希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商定，划定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穿过柏林，将它严格地划分为西柏林和东柏林。这样一来民主德国就有了监控自己边境的可能。经西柏林通往民主德国的自由通道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有情报机关的通道。他们可以潜入我军驻地，侦察我们的装备，收集其他情报。除此之外，通过通往西柏林的自由通道，给民主德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出现了不稳定的局面：许多知识分子和其他方面人士从民主德国前往西方，而联邦德国当时正掀起了工业大高潮。西德需要劳动力，在意大利、西班牙、南斯拉夫、土耳其及其他国家招募工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也前往那里，因为那时西德付给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劳动报酬比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高（大概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一种制度进步与否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信仰问题，但许多人却凭着是否能“填饱肚皮”来解答这个问题。他们不去看他们明天将会得到什么，而西德社会今天给予的，比一个人在民主德国所能得到的要多。否则民主德国不会有大量人员外逃，只有政治上的敌对分子才会出逃。情况危急，乌布利希请求我们为他们提供劳动力援助。

我们当然可以提供援助，但只能提供辅助工作，技术熟练工人我们自己还不够用。于是我对乌布利希同志乌布利希（1893~1973）当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说：“德国曾把战争强加于我们。苏联人民曾流血牺牲。我们是战胜者。我们的工人不会到你们那儿去打扫厕所的，这不仅仅是一种屈辱。这种建议会让我们的人气炸了肺。因此我们不能这样做，你们只能靠自力更生走出困境了。”乌布利希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的大门是洞开着的。如果他要求自己的人遵守纪律或者采取行政措施，则德国人纷纷出逃，特别是技术熟练的工人，因为他们在西德找到了高报酬的工作。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没有任何困难。我很早以前就产生了实行一定的管制、关闭所有通道的想法。我便向我国大使别尔乌辛同志别尔乌辛（1904~1978）于1958~1962年任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提出给我寄来一张标有管辖区界线的柏林详细地图。他寄来了一张，但这张地图不清楚。我想他自己很难找到所需要的地图，便以我的名义向乌布利希提出请求，并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我们还向雅库鲍夫斯基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寄来一张地图，一张军用地图。乌布利希从别尔乌辛那里听说了我的计划之后面露喜色，高兴地说：“我完全赞成！这才是真正的援助！”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约翰?肯尼迪与柏林墙（12）

我提醒别尔乌辛和乌布利希注意，对这个计划暂时要严格保密。我们拿到地图后，在领导班子里讨论了行动计划，通过了尽快将它付诸实施的决议。根据与乌布利希协商，召开了华沙条约国各国代表内部会议。出席会议的只有各国党中央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会上做了一个简短的报告，提出了行动策略：在特定的时刻装设道口拦木和其他边境标志，军队开到边境，德国士兵在前，由他们开始实行管制，我军散兵线在他们后面，拉开一定距离。目的是让西方看到我们的士兵站在德国士兵背后。我们选定了13日这一天。这个数字被认为不吉利，但我对心存疑虑的人们说，这个数字对于我们是吉利的。一切必须绝对保密。军队就这样确定了边境。一时间闹翻了天，就在这时美国加强了他们在西柏林的卫戍部队。

这条边境一出现，立刻变得秩序井然，民主德国的劳动纪律提高了，工厂和农业集体单位办得好了。同时“外人”的食品消费量大幅度下降。乌布利希告诉我们，节省下来的资金多达数百万。西德居民原本在民主德国采购许多种食品，并使用其公共设施，因为这里收费低廉。西德马克购买力比东德马克高得多。换句话说，西德人除了政治上的好处外，还捞到大量经济上的好处。而这一切都由民主德国的工人和农民来承担。到这时情况改变了。民主德国在没有签订和约的情况下获得了主权。它得到了在签订和约情况下应得的一切，只是这个问题的道义方面除外：正式交战状态仍然保留下来。我们大家对自己这个决定非常满意。我也得到了个人的满足：在不签和约的情况下从西方手中夺过了我们理应得到的东西。这个行动为民主德国提供了像每个正常国家那样自我发展的一切可能。

同年10月我们得到情报说，美国人正准备拆毁柏林墙，以便恢复8月13日以前的状态，重新开通城市两部分自由往来的通道。我们了解了他们的计划：由装载着手持射击武器的步兵吉普车开路；吉普车之后是用来拆墙的推土机；推土机后面是用来掩护的坦克。我和科涅夫确定了我们自己的策略，决定放行士兵乘坐的吉普车，让他们通过。我们设置检查站是针对平民的，对军人则仍保留波茨坦协定的规定：西方军人可以访问东柏林区，我们的军人也可以访问西柏林区。我有一次也曾行使过这个权利和苏方城市卫戍司令一起游览了西柏林，但没有下车。只是走了那么一趟，为的是给自己留下一点点印象。当然还是在修筑柏林墙之前去的，并且是秘密前往的。

我们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在进行。科涅夫以代表身份出席了大会，他向我报告说，美国人在某某时刻开始行动。我们决定把坦克隐蔽在小巷里。当他们的步兵通过边界线、而推土机将开到通道上时，为了防止拆毁城墙，我们的坦克将从小巷中驶出，迎着推土机开过去。我们就这样做了。后来科涅夫通报说，装载着步兵的吉普车刚一开过，我们的坦克便调过头来，朝着推土机和美国坦克开过去。后两者停了下来，步兵无可奈何，驾着吉普车调过头，返回西柏林去了。我们的坦克停了下来，美国的坦克也停了下来。我现在不记得推土机当时处在什么状态了，大概也停在了原地。大家就在这种状态下过了夜。次日上午当党代会会议重又开始时，科涅夫又来报告说：态势没有改变，我方坦克手呆在坦克内。他们有时跳下坦克，相互追逐着暖暖身子，因为夜里很凉。已经是秋天了。美国坦克手们呆在自己的坦克里，显然被冻得更厉害。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约翰?肯尼迪与柏林墙（13）

我明白该想个办法了，便对科涅夫说：“让我们的坦克调头返回原来停放的巷子里。但要使坦克停放得让美国人看不见。我确信，不超过20分钟（向上边报告和收到相关的指令需要时间）美国人将撤走他们的坦克，因为他们不好意思在我们的炮口下撤走坦克。他们自投罗网，这时又不知该如何脱身。既然他们按兵不动，说明他们正在寻找出路。于是我们就给他们提供出路，率先撤走我们的坦克，而他们将效仿我们的做法。”科涅夫这么办了。然后他通知我们说：“果然不错，我们的坦克刚一开走，20分钟之后美国坦克也调头而去，从视线中消失。”这是对柏林边境关闭和柏林划分两个部分在事实上的承认。柏林划分成西部（即资本主义部分）和东部（即社会主义部分）。当时报刊对这一切曾经大做文章。西方报纸大轰大嗡，发表各种抗议和谴责的文字，但事实毕竟是事实。

后来似乎又发生了民主德国公民偷越边界的事，一些人试图出逃，有人竟然得逞。人们向我报告说，一帮不知什么人乘一辆载重汽车撞落道口拦木，冲入西柏林境内。为了防止类似事件重演，为了使越境者无法强行通过（否则那些面临被逮捕危险的间谍也可以通过这种检查站出逃），必须加强边境。于是我说：“这哪里是管制。这种越境事件败坏了守卫边境人员的声誉，证明他们不会守卫边境。”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我们仍然怀疑东德人能否严格管制边境。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需要动用武器时，德国人很难忍心向德国人开枪。我们说出了自己的疑虑，民主德国这样回答了我们：“你们那里曾经打了那么多年的内战，还不是俄国人打俄国人吗。劳动人民也并不都是站在你们一方打仗。那些站在白军方面打仗的人是走错了路，他们是被将军和军官们带上战场的，而你们向他们开了枪。为什么你们以为德国人不懂得阶级斗争呢？在履行军人职责、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我们的手是不会发抖的。”事实果然如此。直到现在，这种事件还时有发生，但民主德国军队是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他们懂得这个问题的阶级实质，坚决捍卫自己社会主义祖国的边境。

过了一段时间，西方通过内部渠道，有时也通过谈话，开始透露他们的想法：不要改变已经形成的现状，要承认事实上的边境，今后不要再让两国关系紧张。美国人召回了克利。在这之后，我立即提议召回科涅夫。打个比方说，我们这着棋是回“马”，把“马”退到莫斯科的土地上。为加强卫戍部队而调来的美军也被从西柏林撤回。这样就恢复了原状。这就是我和肯尼迪那次不能令人满意的维也纳会晤所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可以说他吃了败仗。否则他就得与我们刀兵相见了。但那样做是很不明智的。他是个聪明人，明白那样做风险太大了。况且也没有多大必要冒这个风险。我们却迫使西方不得不面对既成事实。我们昔日反希特勒德国战争中的盟友被迫吞下了这颗苦果。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1）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

下面我谈谈对社会主义阵营所属各国的几点看法。我先就斯大林如何构建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讲述几个亲见的事实。他竭尽全力促使这些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他的理想所在，因而他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些国家向着建成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他还希望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人民友好相处。但他对友谊的理解是片面的，希望这些国家坚定不移地、亦步亦趋地追随苏联的政策，特别是在与西方打交道和在联合国内建立接触的时候。

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同样也追求这一目标。我们认为这个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它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总纲领联系在一起。这就必须把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全部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然而斯大林毕竟是斯大林。他正确地提出了目标，但他为实现这些目标却采取了他自己那种斯大林式的野蛮手段。战后年代人民民主国家就是从这个角度进行清洗的。在这些国家里，有告密者和出谋划策者为了指明该把哪些人送上祭坛而在那里工作着，他们收集一些初步资料。对任何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根据指令收集情报，把一个人描绘成某种特定形象，再给他涂上所需要的政治色彩。有了这些就足可以使斯大林把此人定为苏联敌人和“人民公敌”。结果是这些国家人头纷纷落地，如同苏联国内和我们党内当年一样。这一政策不仅仅涉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广大人群，而且还针对各国共产党领导人。

斯大林把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的交往建立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绝对服从的基础上，既容不得特殊看法，也容不得一般反对意见。在就任何问题进行交谈时，如果有人坚持自己的观点，都会使他发火，都会使他对此人的真诚产生怀疑，怀疑此人的共产主义信仰，怀疑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忠诚。而这距离他的毁灭也只有一步之遥了。与此同时斯大林十分关心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发展，竭尽苏联的可能予以援助。例如，波兰的一座大型钢铁厂指设在克拉科夫附近新胡塔的一家工厂，该厂后来生产的钢铁超过加入上西里西亚集团的15家工厂的全部产量。就是在斯大林时期敲定和开始兴建的。我还记得贝鲁特是如何提出这个问题的。当时大家一起在莫斯科为该厂选择厂址，并决定把工厂建在克拉科夫地区，克拉科夫是波兰的一座古都，但它几乎没有工业。人们考虑到克拉科夫对波兰人民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和吸引力。贝鲁特提出这样的理由：应当在克拉科夫附近建一座工厂，从而在那里形成一个新的无产阶级中心，作为党在波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支柱。这是由贝鲁特提出的一个明智的建议，斯大林对此表示理解，并帮助波兰人建起这所工厂。时至今日，这家工厂仍然富有成效地运营着。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2）

1946年苏联用来满足苏联人民对粮食需求的资金十分紧缺。乌克兰正在闹饥荒，甚至发现食人的个别事例。然而斯大林却很大方地用粮食支援波兰，尽管波兰并没有遭受苏联个别地区、特别是乌克兰所遭受的那种灾害。我记得，当时万达?华西列夫斯卡娅去了一趟华沙—她母亲住在那里，回来后愤愤不平地讲述了波兰人如何怪怨苏联不仅向他们供应小麦，也供应黑麦。波兰人吃不惯黑麦面包。万达?华西列夫斯卡娅可是亲眼看到过当时我们在乌克兰过什么日子，看到过人们活活饿死的。给人民民主国家提供援助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炫耀（斯大林在这方面可谓一丝不苟）：瞧，苏联拥有无穷无尽的能力。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笼络和牵制人民民主国家及其领导者。

谈到这里我的心情是复杂的。这项政策的大方向是好的：的确有必要竭尽全力增进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各国领导人之间的友谊。但用什么手段呢？这是问题的关键。凡事皆以适度为宜。过度是不允许的，哪怕所追求的目的是正确的也不行。此类行为可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情况果真如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都处决一些无辜的人士，而他们这些人之所以丢掉脑袋都是由于斯大林的政治路线和他的性格所致。我们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曾经是何等友好！斯大林曾经多么尊敬（而且是心悦诚服地尊敬）约瑟夫?铁托。然而只消南斯拉夫人在某些问题上与我们意见相左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就被看作是谋反。此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恶化，而且变得敌对了。苏联国内不再承认南斯拉夫人民在共产党及反抗希特勒的领袖铁托领导下所建立的历史功绩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变成了“刽子手”和“叛徒”。我们开始举证，说他们那里根本就不是在搞社会主义，虽然南苏友谊鼎盛时期奠定的那些社会主义原则非但没有受到破坏，反而在继续强化。不过既然这是在未征得斯大林同意的情况下搞的，并且还表现出抗命不从，那里就不再是共产党人了，不再是苏联的朋友了，而是敌人了。斯大林不容忍任何独立自主行为，这种态度对任何关系都极其有害。如果斯大林活得再久些，我不知道我们会走到什么地步，这一切在我国和邻国会形成一个什么局面。

当时对华关系的恶化已经日趋逼近。斯大林作为共产党人对新中国的态度是正确的,我们对中国在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后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当日本战败、关东军解除武装时,我们把缴获的武器全部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人了,为打败蒋介石军队创造了条件。我们还把自己的武器给了他们许多,反正战争结束了,而我们有许多富余的武器。但斯大林并不信任毛泽东。他那种不信任在作为他昔日同事的我们身上也有所表现,我们警觉地注视着中国,特别是在我们去过那里之后。然而斯大林本人也不止一次地为中国对苏态度不好提供口实。这么干是不行的!中国是一个独立、富饶而又古老的国家。她的共产党人与反动势力战斗了多年,如今取得了胜利。突然让他们听命于苏联,为讨好斯大林而百般献殷勤？要求他们这么做很不适宜,尽管我们即使拿了什么东西也都是按照正常汇率偿付的。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3）

决定拿出什么商品、什么原料、拿出多少来和兄弟国家互通有无,决定哪些东西可以留给自己以供内需或者甚至拿到资本主义市场上的销售,这是每个国家的内政。对兄弟国家的需要应该给予理解,而不应当只想为自己捞取好处,或者给其他国家及其领导带来屈辱。斯大林才不管这一套呢。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有一次我劝他收敛着点儿,他却把眼睛一瞪冲我大吼。在这个原则性政治问题上,我怎么竟敢挑他斯大林本人的错!他这位领袖、理论家犯错误,而由赫鲁晓夫来给他纠正？然而当他收到毛泽东就此类事务发来的回电(毛在回电中说,如果你们向我们提供资金,我们会自己安排好一切,然后向你们供货)并向我们宣读之后,他没有朝任何人看一眼,便中断了与政治局委员们的谈话。原来毛的做法正如我所预料。

用这种方式同人民民主国家构建关系是不行的。他冒犯别人的尊严,他这样行事不利于增进我们的团结,并且败坏我们在兄弟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形象,难道斯大林不明白这些吗？对于他来说,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但他不善于、也不愿意节制自己的欲望和任何嗜好。一切都得照办不误。否则朋友立刻变成敌人,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倒退。在经济方面,斯大林采用的是以强凌弱的方式，就像在资本主义阵营常见的那样。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根本行不通的。每一个国家都应当作为独立国家在精神和经济方面求取发展。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照搬我们的一切,照搬斯大林当政时的一切。然而在他斯大林的口中,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列宁主义的。这样一来,凡是持异议者就都是列宁主义的敌人了。这种个性特点无论如何都是不利于我们之间的团结的。

为了协调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经济发展,后来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是一个政府间经济组织,于1949年1月5～8日在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六国代表会议上组建而成。1949年2月阿尔巴尼亚加入,1950年9月民主德国加入，1962年6月蒙古加入,1972年7月古巴加入。经互会例会是最高机关,设在莫斯科的秘书处是主要日常机关。后来又按专业建立了常设委员会(自1956年起)和执行委员会。。作为协调各国在其民族和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共同点的司令部,经互会对社会主义各国是一个十分有益又必不可少的机构。社会主义国家应本着独立和尊重主权的原则进行互助。如果以这种方式通过经互会构建经济关系,那么就会产生一个不可或缺和有益的组织。我以为我们在斯大林逝去后始终都在恪守这些原则。从前可不是这样。当斯大林下令签订由波兰向苏联供应煤炭的合同时,他随心所欲地敲定了价格。米高扬代表我方签了字,西伦凯维兹代表波方签了字,事后发现苏联很丢面子:由于价格低于国际市场,结算时不得不补交差额。更不要说斯大林对兄弟国家之间经济往来的这种错误态度而在政治和道义上造成的恶劣后果了。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4）

我们同罗马尼亚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当我们两国关系开始变坏之后,罗马尼亚人无法心平气和地提到“苏罗公司”这个词。这是他们的一句骂人的话。斯大林去世后,早在我们的邻邦开始表示不满之前,我们就主动撤销了这种合资公司。我后来对罗马尼亚领导人说:既然我们主动提议解除了这种不平等关系,你们现在干吗还指责我们？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同摆脱殖民压迫的非洲和亚洲各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时,我们并没有再按照“苏罗公司”模式构建经济关系。此时我们已经是本着平等的、经济的原则行事了。记得在与印度人洽商在他们那里建设比莱钢铁厂时,我们费了好大气力才证明苏联根本不必承担全部建筑工程:我们提供贷款和技术指导,而由印度自己去建厂。换句话说,我们不打算充当承包商,因为那样我们就不得不雇佣劳动力,与他们进行结算,而这会使我们难免不与工人发生冲突,好像这些工人是在为我们工作。

我们在其他国家根椐他们的请求实施某项工程时,也是遵循这一方针的。根椐我们的设计,按照我们的图纸、利用我们的贷款修建的项目有很多。但从此我们极力维护年轻国家的主权,把建筑工程和施工指导都交给当地人员去做。当地人员向我们提出证据说,他们没有经验,没有工程师,他们干不了。我们答复说,技术责任由我们承担,你们抓管理,可任用你们自己人,如果你们采纳我们的建议,我们就为工程结果负责,并提供技术保障。我认为这是国家间关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护主权,尊重当地习俗、文化和所形成的惯例,对于建立良好关系而言具有很大意义,有时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可充当保护国。当然，建立社会主义联合体是一个新事物，当年我们也没有实践经验。但我十分确信,如果我们现在从零开始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那么在斯大林时期所做的许多事,我们现在就不会去做了。

因此,在我们之后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其他国家有理由对我们经验中正反两面的东西进行取舍。正面的东西要加以利用,但常常是远非照搬发生在我们这里的那种革命形态,而是加以提炼加工,使之适应现时代,适应当前某项事业正在开展的条件。一切反面的东西都应当扬弃和淘汰。我们非但不该对此心生嫌恶,耿耿于怀,恰恰相反,我们应主动劝戒我们的朋友,以免他们重犯我们的错误。一些有洁癖的人会说我们并没有犯过严重错误,可那是一派胡言。从总体上说,经互会证明它富有活力,并且证明经济发展计划不可通过与任意国家间存在的那种偶然的零星贸易往来进行协调,而必须通过一个常设协调机构予以协调。这个常设机构更加深入地研究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通过共同编制长期合作计划而把兄弟国家的利益连结起来。苏联拥有雄厚的资源,从总体上说这有利于共同事业,但有时也会造成这样一种状况,有些人利用这种状况获取更多的好处,超过苏联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好处。我们需要的东西可是很多,所以任何一个兄弟国家都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5）

常常有人向我们求援说:“以你们的雄厚资源而言,援助我们一下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的处境很困难……”于是苏联只得违心地解囊相助。当然这并不是慈善活动。这一切都是有偿的,但往往远非按照等价偿付,甚至用我们并不需要的商品来偿付。固然,这些商品以后在市场上也可以找到消费者。这并不是一些劣质商品。然而这些商品我们在国内也可以制造,无须花多大气力。任何一位够格的经济学者看过经互会系统向苏联供货的清单,都会发现那上面有许多种不需要的东西。例如,根据一些较大的订单,我们提供机器设备,而得到的偿付是日用消费品。这些东西也有价值,但我们没有这些东西也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也就是说苏联现在并未从经互会那里得到特殊好处。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机构指责我们在剥削加入经互会的其他国家。这真是胡说八道！他们那是以己度人。正相反,那些加入经互会、而实力不如苏联雄厚的国家却是从这种合作中得到了更多的好处。此外,通过经互会进行合作不仅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还可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友好关系得到了加强,兄弟国家发展趋于均衡了,防卫能力增强了,对和平共处有利的条件、对不断满足本国人民需求有利的条件,都增长了。后来经互会在军事领域又以华沙条约全称为“华沙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该条约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华沙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会议上签订。1955年6月5日生效。缔约国组建了联合武装部队司令部,总司令由苏方担任,下设联合武装部队参谋部，总参谋长也由苏方担任,司令部总部设在莫斯科。一般性问题由政治协商委员会协商和审议。后来又成立了国防部长委员会和联合武装部队军事委员会(自1969年起)。作为补充。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防御同盟在“冷战”中应运而生。而“冷战”是西方强加给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是丘吉尔点燃了这场“冷战”的火把的。

战后丘吉尔便干起破坏昔日盟友之间关系的勾当。这当然不只是他的愿望。丘吉尔是社会主义新制度最凶狠的敌人,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为了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为了把它组织起来以对抗社会主义,他可谓煞费苦心。他一心想控制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使它们不能发展和繁荣,并且希望尽其所能使社会主义倒退,改变社会主义的基础,离间苏联和它的盟友。在西方政治家当中,社会主义的敌人曾十分广泛地使用这类表述。丘吉尔和杜勒斯是最起劲反对我们的敌人,但其他一些人也没少在这方面下工夫。

西方国家,即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北约—一个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临时组织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英文缩写“NATO”)。1949年4月4日由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挪威、丹麦和冰岛等国在华盛顿成立。1952年希腊和土耳其加入,1955年联邦德国加入,1982年西班牙加入。最高机关是北约理事会会议。总部设在比利时。。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6）

这是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军事组织,它的存在给社会主义各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遭受封锁,西方世界几乎不与我们做生意。我们特别需要得到工业设备和仪器。人家偏偏不卖给我们这些产品,其中许多产品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至今仍未解除禁令。敌人迅速扩大北约的武装力量。西德起初没加入北约,但后来不仅加入了,而且还在那里面占有仅次于美国的主导地位,因为它拥有西欧实力最雄厚的工业和一支强大的军队。这很危险,因为迄今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情绪仍然是反社会主义宣传的基调,而这一切都仰仗着强大的军事力量。正是当时形成的局势,迫使我们采取了行动。

我认为,斯大林去世后工业蓬勃发展是我们在提高防御能力方面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此外,我们还比较正确地评估了军事发展趋势,比较合理地将资金投入武器生产。我们提出了建立一支大规模海军潜水舰队的任务。这支舰队的核心是装备着原子能发动机、火箭技术和核武器的潜水艇。我们研发了射程4000公里的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作为战略武器。我们研制了具有新性能的陆军战术武器。这些举措提高了我们的军事实力。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对新的力量对比做出了正确的估计,并采取了与苏联谈判的政策,并非出于偶然。这是一位精明的总统。他开始寻求缓和苏美关系的可能性。在他之前美国宣传的立足点是:美国在军事方面超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可以强迫它们接受自己的条件。但肯尼迪却发表声明说,美国固然能够将苏联毁灭两次,但苏联能够毁灭他们一次,而无须第二次。肯尼迪的声明迫使每一位头脑健全的美国人不得不掂量掂量他这句话的份量。现在美国必须转变他们对苏联实力的概念,必须认识到改变原先受他们的军事优势左右的方针政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必须改弦更张:即便不能转而和我们友好相处,那么至少也不要使两国关系达到白热化,以防两败俱伤。美国领导人能够这样较为清醒地认识现时力量对比,在我看来是我们的一大胜利,因为此后我们两国关系的基石只能是和平共处政策和缓和局势政策了。如果明智地执行和平共处路线,使军队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就可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

既然世界分裂成两个对抗的集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相互对峙着,又如何防止战争呢？在这种条件下,要想求得绝对的和平保障是不可能的,必须对潜在侵略者加以扼制,让他们确信,一旦试图发动战争,就必然被击败。这会使侵略者头脑清醒起来。我们亲历的加勒比海危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经典范例。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美国新任总统约翰逊约翰逊（1908~1973）于1961~1963年任美国副总统。1963~1969年任美国第36任总统。就通过肯尼迪生前建立起的渠道向莫斯科通报说，他了解我们双方达成的协议，他将遵守这个协议。应当对他给予肯定，美国领导层遵守了肯尼迪做出的承诺。

再回到建立华沙条约组织这个话题上来，我想说当时出任苏联外长的是莫洛托夫。当我们最终商定成立这么一个组织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他起草一份相应的建议。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份建议送交党和政府领导审阅。结果发现，非进行重大修改不行。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7）

莫洛托夫提出一份将加入华沙条约的国家名单。那上面没有阿尔巴尼亚，也没有民主德国。于是我问：“这两个国家怎么没有列入？”莫洛托夫还在遵循着斯大林时代的观念。而斯大林曾预期一场新的世界战争眼看着就要爆发。在他那个时期，莫斯科四周围驻扎着高炮部队，大炮旁边长期存放着炮弹。那叫作“即时战备”，即随时都可能下达开火命令。美国已经有了原子弹，而我们刚刚研制了第一台热核装置，只有少量原子弹。至于说远程运载工具，在斯大林时期根本就没有。当时没有能够飞到美国领土上空的远程轰炸机，更不要说远程导弹，只有一些近战用火箭。这种情势使斯大林感受到压力，他正确地认识到，绝不可让苏联卷入一场世界大战。而莫洛托夫同斯大林在国际政治观方面如影随形。

至1955年，虽然离斯大林去世没有多久，我军装备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形势发生了变化。对于我的提问莫洛托夫是这样回答的：“阿尔巴尼亚离我们太远，我们鞭长莫及，我们两国边界不相连接，它是南斯拉夫的邻国，我们只能通过南斯拉夫同阿尔巴尼亚人保持陆地联系。”那时候我们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已经破裂。莫洛托夫认为南斯拉夫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敌对国家。因此他向我解释说：“我们干吗要拉上阿尔巴尼亚？它可能遭到袭击，它就在强敌的身旁，而我们又爱莫能助。所以我以为不必把阿尔巴尼亚纳入条约。”“那么民主德国呢？”“怎么，为了民主德国而跟西方打仗吗？”这种回答令我震惊。于是我说：“我说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的本名和父名。—译者呀（我和他那时关系很好），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军事组织，所有兄弟国家都加入其中，唯独没有民主德国和阿尔巴尼亚，这就等于给我们的西方敌人发出了这样的信号：说白了，我们把民主德国和阿尔巴尼亚留给了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想把它们收走，由你们自己选择好了。对这一做法人家只能做出这样的评价。这种做法只能挑起西方复仇主义者的胃口。不能这么做。”这不是一场辩论，而是对局势的研究，对各种可能性的探讨，以便更好地建立一个防御联盟。于是莫洛托夫同意了：“是的，这话不错，我没有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把阿尔巴尼亚和民主德国纳入条约草案吧。”

华沙条约的组织结构已广为人知。每个缔约国都派出一定数量军队，由华沙条约总司令部指挥。总司令下属参谋部。当我们讨论任命谁担任总司令时，大家都主张由一位苏联方面的军事长官出任这个总司令。这里没有发生争论。每个人都明了，我们有最强大的军队和最强大的军事工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间，目前只有苏联掌握了核武器。我们的战争经验也最为丰富。我们读完了一所学校，所付的学费是两千万同胞的生命。大家议定，由华沙组织参加国的国防部长出任副总司令。我们搞这个条约就是想对西方施加压力，向他们证明不可以用武力语言对社会主义国家说话，那样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既然你们搞了个北大西洋军事公约，我们就搞了个华沙条约军事组织作为回应。这就是当今世界上两大相互对抗的力量。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一）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8）

然而我们并未终止争取缓和紧张局势与和平共处的斗争，同时强调指出，我们建立华约组织是为了防御目的，只是为了应对北约的建立。我们曾（通过与西方国务活动家会谈，通过正式文件）多次建议取缔华约，条件是西方取缔北约。我认为下面这种状况是十分合乎情理的：如果我们的敌人成为我们的伙伴，我们可以就取缔所有军事公约达成协议。我们早在那时就曾经建议就相互裁军达成协议，即使不能就绝对裁减军队达成协议，也可就均衡裁军达成协议嘛。我们还曾经建议撤除设在第三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顺便提一句，苏联已单方面撤除了它在芬兰和中国的军事基地。我们本想以此表达我们的善意，带动其他国家，给西方做出一个好榜样。但他们并未效仿我们，而是继续增强军事实力。这就依然迫使我们拥有相应水平的武装力量。

我记起这样一个小故事。我访问美国时，总统邀请我到戴维营住几天。用我们的话说，这叫作总统别墅。他用自己孙子的名字给这座别墅命名。我们在那里自由交谈，看电影，逛公园，交流看法。应当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私下交谈中，在个人交往中表现出他是一个心地十分善良的人，一个很好的谈话伙伴。

有一次散步时,他对我说：“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赫鲁晓夫先生。我有时遇到这种麻烦。一些军人来到我这里说：‘我们搞一个项目，需要多少个亿美元。’我看着他们并回答说：‘没有钱。’您遇到这种事怎样回答呢？我那些将军们便向我施加压力说：‘总统先生，如果您不给我们钱，而我们又没有这种武器，那么我们可要提醒您，苏联已经在研究这个课题，也许他们已经搞出了这种东西（他们的说法各不相同），所以我们的军队不如苏联军队了。’”我问他：“那您后来又是怎样回答的呢？”他说：“我给了他们，只好给吧。”我对他说：“总统先生，我也碰到过同样的麻烦。国防部长前来见我这个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说，需要多少个百万卢布。—译者。我也把两臂一摊说，这办不到，没有这笔钱，苏联的需求很大，发展经济和消费资料都需要巨额资金，我们拿不出这么多钱。可是他回答说：‘如果您不给，那我要提醒您，美国军方已经拿到了贷款，正在进行类似的研制工作，将会出现我们在装备方面要比美国大为逊色的局面。’这种情况下又能怎么样。我也只好同意吧。”这时艾森豪威尔提议说：“让我们达成一项协议吧，无论您还是我，今后不再给钱搞这种项目了。我们干吗总要作对呢？”我对他说：“这正是我们的宿愿。我们一直想这样做，如果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各国人民该松口气了。”

我同他谈过了话，看了一场电影，共进了晚餐。后来又多次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可就是没有进展。我相信艾森豪威尔说他想达成协议的话是真诚的。我的回答也是真诚的。但那时我们的立场是如此针锋相对，以致未能产生达成协议的条件。我们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而美国是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追求另一种目标，并且承担了世界宪兵的义务。末了我对艾森豪威尔说：“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基点上达成协议：我们将把相互裁军当作主要目标，把不干涉他国事务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主要原则。”那不是一次谈判，而是一次自由交谈，却又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我谈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遗憾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当时尚未成熟。不久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竟然紧张到了不可思议的白热化程度。

现在形成了另一种条件。其原因是苏美两国的军备对比、经济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变化。这使得我们有更多的能力在裁军问题与和平共处问题上推行进攻方针。而北约和华约产生的那个时期，力量对比却是另一种状态：西方在经济和军事上都超过我们许多倍，从而迫使我们不得不建立华沙条约组织。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毛泽东（1）

毛泽东

现在是1967年，毛的支持者正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可就在两三年前有人叫嚷说这是不可能的，说红卫兵不会取得胜利。如今“文化革命”在那里全面铺开了。我那时就说过：“无稽之谈!”毛派当然会取胜。他们有强大的军队，他们那里不讲任何道德，不承认任何法律。

对毛的个人崇拜，是一个复杂现象。崇拜现象我们见过，而且不仅见于中国。人们世世代代念叨着“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可这有灵验吗?对谁有过灵验?通常是没有的，然而神甫们说服了我们，于是人们就相信上帝。这里道理是一样的。顺便提一句，在我们这里也有人开始吹捧毛。例如，有这么一件事。我那时还在苏联领导班子里任职。我听说我们的军人出版了毛的军事著作。我召见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说：“马林诺夫斯基同志，您主管的部门出了毛的书。苏军打败了一流的德国军队，在我们的敌人那里没有比这更好的军队了。而毛在中国打了20年或者25年的仗，而在此期间他和他的敌人只是用刺刀和大刀相互乱杀乱砍。你们现在出版毛的‘军事著作’，为了什么目的?让我们照着这些著作去学习将来如何打仗吗?是用身体哪个部位做出这种决定的?”这件事发生在五年前。经办此事的倒都是一些聪明人，只是做出了愚蠢的决定，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办了一件蠢事。现在这些书大概放在仓库里，也许干脆付之一炬了。

我还想就个人再谈一点。一年前或半年前，有人对我说，苏联正流传着一种看法，说是我挑起了中国与苏联争吵。我不想争辩，因为历史本身对这些现象做出了评价。但令我惊讶、痛心和愤慨的是，尤金也在重复这种蠢话，而他这个人在苏中冲突的初期曾任苏联驻华大使。因此我谈点有关尤金的话。他的言论大意是说我激怒了毛，所以毛才变成了一个反苏分子。如果尤金亲自对我说这些话，我会有凭有据地向他证明，我们与毛发生冲突的外因正是源于尤金本人。如果就这一问题展开如此卑劣的辩论，那么我也可以有更加充分的根据说，尤金到了哪里，我们就会跟哪个国家发生冲突。尤金去了南斯拉夫，我们就同铁托吵翻了。尤金被派到了中国，我们就跟中国吵翻了。这绝不是简单的巧合。

我当初很尊重尤金。他是怎么去的中国?毛给斯大林发来一封信，请求斯大林给他推荐一位苏联的马列主义哲学家，说让他去中国，因为毛想把自己的讲话稿进行校阅，请一位有学问的人帮助他把这些文稿好好梳理一下，免得在马列主义哲学方面出点什么差错。尤金被选中。他被派往中国。尤金在那里与毛配合默契。毛去使馆找尤金的次数甚至比尤金去见毛的次数还多。这是尤金说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尤金对毛这种有点不大尊重的态度，甚至曾让斯大林感到有些不安。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突然收到了尤金的一封很长的密码电报，尤金在电文中描述了他从毛那里听到的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而且这些事都牵扯到苏联、我们党以及尤金本人。如果说以前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毛在巴结尤金，那么在这封电报之后可以看出毛根本就不尊重尤金。我们形成了一个意见，认为必须把他撤回来。尤金当大使很差劲。当毛和尤金的私人关系好到称兄道弟的时候，他还有用。至于单纯的使馆工作，干吗非要他尤金去做?让外交官们去做这个工作嘛。他与毛发生了这种冲突之后，他连大使也不像个大使了，而在哲学方面他已与毛彻底决裂。于是我们把他召回苏联。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毛泽东（2）

我们1954年去了中国，同毛举行几次会谈之后我对同志们说：“我们同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我是从毛的插话和我们置身其中的气氛中得出这个结论的。这种气氛是亚细亚式的：殷勤得令人肉麻，周到得无微不至，可就是没有真情。我同毛很有礼貌地拥抱亲吻，和他一起下游泳池游泳，天南地北地聊天，始终亲亲热热地共度时光。但这看上去令人肉麻生厌。在我们面前发生的、出现的一些个别问题却让我们产生戒心。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感觉到，并且就在当时把这告诉了全体同志，那就是毛绝不情愿让另外一个共产党，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哪怕只占一点点优势。他不能容忍这种状况。

如果斯大林再多活些时日，这种冲突会爆发得更早些，苏中两国会发生彻底决裂。政治说到底是一种游戏。毛推行自己的政治，玩他自己的游戏。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曾说过：“赫鲁晓夫同志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他说出了真实情况，我们也正在转变。”毛自己把他的这番话公布出来，而随后一场冲突降临了。毛宣称和平共处主张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观点。再之后，中国人开始说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所付出劳动的质与量分配福利，是资产阶级口号。传来了他们的指责，说我们跟在资产阶级屁股后头跑。这可是国家今后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不能跟着中国走。而如今尤金这位哲学家把一切都归咎于一些个人。他让我感到吃惊。我曾认为他是一位聪明人。

这就是我们的意见分歧。然而，我们谈论毛是一回事，如果我们谈论中国整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一旦我们开始谩骂中国人民，那我们就滑到民族主义立场去了。民族主义就是意味着我们开始认为某一个民族拥有特权和优越性。这就是纳粹主义。因此我们直到现在仍真诚地相信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如果说受骗的中国青年袭击我们的使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仇恨中国人民。青年并不是整个民族。我们可是马克思主义者呀!我们应当明白还有另外一种青年。并不是全中国都去了那个广场，也并不是所有去了那个广场而又在那里喊叫的人全都同意这种做法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现在有多少中国人为他们那里发生的事而痛哭流涕?中国掀起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中国人正在互相残杀。在我们这里斯大林曾枪决了数以十万计的公民。我们这些党员对此负有责任，但现在总不能认为这件事是全党干的吧。那是斯大林滥用了权力，毛现在正在他们那里重蹈覆辙。

我再举出我们对华关系史中的几个事实。斯大林对毛泽东抱有的颇为批判的态度。他说毛—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他说得很对—是一个所谓窑洞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正当毛得意洋洋地走遍全国，共产党人逼近了上海。但后来他们停了下来，没有占领这个城市。斯大林问毛：“你们为什么不攻占上海?”毛回答说：“那里有600万人口。如果我们占领了，就得养活他们。可拿什么养活他们呢?”这也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毛依靠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他漠视工人的上海，他不愿意接受它，不愿意依靠它。斯大林曾多次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他进行批评，而且做得对。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毛依靠农民在他们那里取得了胜利。这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他依靠农民掌握了政权!这就是说历史的真理属于他。不过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胜利也有暂时的，而且总是有着不同的结局。这一点从历史中也看得很清楚。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毛泽东（3）

又比如另外一个具体事例。斯大林时期，苏联同中国签订了共同开发新疆的协议。在中国共产党人与蒋介石打仗、而蒋介石无法控制这个省份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相当牢固地站稳了脚跟。我不记得我们在那里开采什么矿，好像是铅矿吧。当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获胜时，毛泽东开始表现出神经质和戒心：我们在新疆会有什么动作呢?

斯大林当时派遣米高扬前往共产党军队的驻地，通过米高扬向毛泽东宣告我们将撤出新疆。这样做是正确的。然而，作为交换我们向中国建议成立一个开发新疆自然资源的合营公司。当然是用我们的资金，用我们的技术，而劳动力则是来自当地居民,全部产品都运往苏联。这样一来就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那是一个错误，甚至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从前在中国盘踞着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如今苏联人也硬往那里闯。这简直不可思议!斯大林在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都干过这类事。后来我们把这类合营公司都统统取缔了。

第三个事例。我国使馆工作人员通报说，中国开始采掘黄金和钻石，但隐瞒这个情况，把采出的全部矿产留给自己，而不供应我们。我还记得斯大林曾大吵大闹的情形。

斯大林把我们大家召集起来问道：谁知道中国的哪个地区采黄金或钻石?我们都不是什么内行，每个人都答说不知道。他半夜里把我们的商务人员、常去中国的人员，还有一些据我所知是学者都叫醒，要他们提供资料：中国哪些地区采矿，都采什么矿。

斯大林甚至为此拍电报给我国驻华使馆，要求查明详情，做出报告。斯大林想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把一切都交给我们。

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后来有一次去他的别墅，在午餐桌上，大家交换着目光，悄声地开着玩笑。

贝利亚说：“你知道谁了解这个情况吗?演员科兹洛夫斯基。他在歌中唱：‘岩洞里藏着无数的金刚石……’”其实贝利亚曾私下怂恿斯大林说，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毛打埋伏，既然我们贷款给他们，那就得逼他把自己的地下宝藏供应给我们。斯大林这才产生了兴趣。

在这同一时期，还发生了另一件类似的事例。产生了从中国获取天然橡胶的问题。中国海南岛生长着可生产天然橡胶的三叶胶树。我出了个主意，向毛问清楚，中国哪个地区可以开辟橡胶树种植园。要是把这项事业发展起来，给中国提供贷款、技术，我们大家就可以在橡胶方面摆脱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但斯大林把事情搞成了另一个样子。

给毛泽东拍去电报，请求为我们提供一块地盘，让我们能够在那里栽种橡胶树，加工原料，生产橡胶。

我当时想阻止斯大林采取这种做法，说：“斯大林同志，不应当用这种行文方式给毛泽东发电报，这好像我们打算要租界。中国从前有许多地区被外国人占用，作为租界和侨民区。我们的做法会招来恶言恶语。”

他朝我狠狠地瞪了一眼！我怎么竟敢纠正他斯大林呢。租界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他是领袖，他是理论家，他居然会搞错，而由赫鲁晓夫来纠正他？他容不得任何纠正，更何况在这一敏感而又棘手的领域。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毛泽东（4）

他把电报拍给了毛泽东，企望着毛泽东马上就会回电表示同意。我们很快收到了回电。我记得，当时斯大林把我们召集来，这不是开会，而是要研究几份电报，并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然后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再去吃饭。

朱可夫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去斯大林那里时，只吃荞麦粥和水煮肉，总之都是粗茶淡饭。我对此不敢苟同。有一个阶段斯大林那里是可以见到一些相当平民化的菜肴，我自己就曾经同他一起喝过俄式菜汤。但那是在战前时期或战争初期。战争期间和战后时期，像荞麦粥这种东西在他那里已经上不了席面。在革命前，荞麦粥在矿工中间被看作是大兵和囚犯的吃食。它价钱最便宜。我虽然说这话，可我本人却很喜欢荞麦粥，我直到现在还总是美滋滋地吃这种粥。这里要谈的不是这个。我只是顺便驳斥朱可夫书中那段胡诌，那段文字也不是朱可夫写的。我一向认为朱可夫是一位十分讲原则的人，不会写出这种东西。大概朱可夫现在已经变得不是战前和战争时期的那个朱可夫了吧。

总之，斯大林收到了回电，并向我们宣读了电文。毛泽东回电说：请提供资金给我们，我们将自己动手去做您想做的事并向您供应橡胶。

斯大林读完了中国回电之后，没有理睬任何人。我和他那次谈话时大家都在场，并且也都记得我曾经劝阻斯大林并提醒他说，这样做会得罪毛泽东的。斯大林这下子可碰了一鼻子灰。

然而事情总还有了些进展，我们便签了协议。但后来才发现，橡胶树能够生长的地区不大，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这件事也就告吹。

不知怎么斯大林喜欢上菠萝罐头。他立即口授一份给毛的电文。马林科夫那时担负着书记员的职责。“你就这样写，让他们租借给我们一块适于菠萝生长的地皮(菠萝长在中国南方广东或海南岛)，再提供一处建立菠萝罐头工厂的厂址。”

我再一次对他说：“他们刚掌权，他们那里有那么多外国的工厂。再出来一个我们的工厂，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这会得罪毛的。”他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勃然大怒，冲我吼叫……这已经是在一段短短时间内的第二次了。

电报发了出去。过了一两天之后收到了毛的答复：“我们同意。如果你们对菠萝罐头感兴趣，请提供贷款。我们建成工厂后便向你们提供全部产品，用来偿付贷款。”斯大林读电报时我保持沉默，但大家都听见过我是如何提醒他的。斯大林读完之后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当然，人家对此感到很难堪。这类电报无论是我本人还是我国政府成员，后来再没有签署过。我们没有对中国做任何使他们难堪的事，直到后来中国人自己开始对我们进行刁难。既然这样，那我也不是什么耶稣了。

我在任期间爆发了冲突，中国报纸开始登载文章，说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中国领土，还说是俄国人把它从中国手里夺了过来；历史上中国人曾经在那里施行统治，后来我们的沙皇闯了进去。后来他们开始议论我们两国的共同边界，他们还把自己的地图寄给我们。我们甚至无法平心静气地看这张地图，他们在上面都画了些什么!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毛泽东（5）

现在有些人流露出一种看法，说毛是个老胡涂了的傻瓜。不对!他是个聪明人。他是我们的对手，但他是个聪明人。他有一段时间使我们受蒙蔽。塔列兰说过，外交官的一张嘴就是用来掩盖自己思想的。外交就是政治。就拿戴高乐来说吧。他是个聪明人还是一个蠢人?有人不是曾经认为他是一个白痴吗？可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只不过是我们思想观点上的敌人，他的言行代表他那个阶级，但他不蠢，很聪明。而毛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位并不愚蠢的人，他有他自己的观点。我们不同意他的观点，而且我对他的观点真的无法忍受。如果看过我的二十一大报告，那里有许多议论都是针对中国问题的，不过我并没有提到中国的名字。我们批驳了他们的论点。

中国人提出他们自己的口号时，他们的宣传材料在我国西伯利亚畅行无阻。我知道后说：“不要再搞下去了！你们以为平均主义论在我们这里找不到土壤吗?你们错了。平均主义口号有很大的诱惑力。不过我们要抓住本质给予回答，不要只是下禁令。”

不过他们有一项举措我是赞同的。毛在军队里取缔了肩章。我认为这是一项明智的做法，而我们佩戴肩章、军裤加缝镶条的做法是不明智的。要这些玩艺儿有什么用?我们就是在没有肩章的情况下打赢国内战争的。我那时的军衔是政委，可我不戴肩章。红军战士承认自己的政委，承认自己的指挥官，我们不戴肩章也打垮了敌人。可是现在那身打扮，简直就像金丝鸟。

从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角度而言，几次饮茶“聊闲天”式的谈话是很有趣的。

毛有一次问道：“形形色色的掠夺者占领了中国多少回?”然后他自己回答说：“不止一次。但中国人把他们统统同化了。”他的目标是未来：你们那里不就是两亿五千万公民嘛，而我们有七亿。接下去他谈起中国的独特性。由头是中文里没有外来语。毛夸口说：“全世界都使用‘ 惧牝駏麇耱忸’这个词相当于英语中的“electricity”。—译者。这个词是借用英国人的，并被重复使用。而我们有自己的词。”这种夸夸其谈使我感到震惊。

我口授有关毛泽东的文字已经过了两年，我觉得需要重新回到中国这个话题上来。现在已进入1969年。

常言说，中国离我们很远。但中国又离我们很近。它与苏联接壤，我们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也就是说，这个中国是我们最近的邻国。但它又是相当遥远的邻国，如果还记得我们同中国很少有共同之处(我只是指我个人与之有来往的那个圈子而言)。革命前，我那个圈子里的人仅仅从画片上了解中国人，很少阅读有关中国的书。我们主要是在中国人兜售各种商品时见到过他们。例如，他们在顿巴斯卖过柞丝绸。我们就是根据这种接触得出对中国的看法的。不过，俄日战争迫使我们更近一层接触他们。然而俄国士兵对中国人的看法也是千差万别的。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与中国、与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建立了接触。20年代中国爆发国内战争时，孙中山实行进步政策，主张对苏联友好。苏联人民的同情在他这方面。我们的报纸向读者灌输对中国人民的好感，对中国人民为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羁绊而进行的斗争的同情。后来蒋介石掌握了中国的领导权。他同中国共产党断绝了关系，国民党人反对共产党的战争爆发了。我国人民的同情在中国苏区方面。我们和正在为反抗压迫者而进行斗争的中国人民同心同德，休戚与共。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毛泽东（6）

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大约是1926年或者1927年。我那时担任尤佐夫卡区党委宣传部长。我的一位姓阿赫特尔斯基的熟人来找我，他在国内战争期间表现得非常好。这可是一个名声显赫的姓氏，姓这姓的那人曾指挥一列装甲列车。他那列火车就叫作“阿赫特尔斯基装甲列车”。他这人很勇敢，但在政治上却是半个共产主义者和半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来到区委，像平常一样醉醺醺的，对我说：“火速给我开一张证明，我去中国，去打蒋介石，赶快给我开，别耽误了，我要参加攻打上海的战役!”我对他说，没有他，中国的共产党员也能拿下上海。这个小插曲可以证明当时我国人民是什么样的心情。

这里再谈几件国内战争期间所见所闻之事。我当时没有直接与那些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截至十月革命时期，在俄国侨居和劳动的中国人大约有25万。自1917年开始组建中国国际主义者革命武装队伍。他们的司令部自1918年起设在莫斯科。自1918年12月起由中国旅俄工人联合会向他们提供志愿者，而自1920年6月起则由苏维埃俄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组织局提供志愿者。见过面。我当兵的那部队里没有中国人。但在我们的前线还是有中国支队的。红军战士说，中国人在战斗中表现很好，并且开玩笑说，中国战士行事方式是：“给吃的，机枪就干活，不给面包，机枪就不干活”。总之，人家供我饭吃，我就射击。他们在战斗中的确表现得大无畏，并且还是出色的战友。在劳动人民当中，反对蒋介石斗争的组织者名气很大，尤其是指挥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朱德。高岗的名字也为人知晓。但人们也提到反革命分子张作霖，他在我们那里被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工人阶级的敌人。有时偶尔听到共产党人其他敌人的名字，如吴佩孚等等。许多名字我现在已经都忘记了。

在中共领导人物当中，我比较了解的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在莫斯科的工人当中很有名望，经常在群众集会上讲话。我们每次请他去某一个工厂，他都是有求必应。无论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他都一直与我国共产党和我国人民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个人就是王明同志，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不过，20～30年代我没有研究过中国问题，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机构以及其他一些领导者都不了解。我记得我们的报刊上经常提到他们，但他们的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然而我一次也没听到过有关毛泽东的事。

日本进犯中国之后，我们同蒋介石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虽然他对中国共产党抱敌对态度。斯大林支持蒋介石，把他视为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放斗争的进步力量。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立场。当时必须支持他，因为他被打垮就意味着日本的力量加强，也就是我们共同敌人的力量加强，而日本是我们在远东的头号敌人。后来当我会见毛泽东时，他因斯大林对蒋介石采取这种方针而责难斯大林。但斯大林并没有扶助蒋介石的对内政策，对他给予援助也仅仅是因为他抗击日本，而这样做有利于我们。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毛泽东（7）

例如，丘吉尔就实行过类似的政策，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援苏联，虽然他仍然是我们的政治敌人。他自苏维埃国家诞生之日起，直至他去世都始终如此。但丘吉尔是一位明智的政治家，他认为在与希特勒展开殊死搏斗时，把英苏两国力量联合起来是有益的。这并不意味着丘吉尔在某种程度接受了苏维埃政权并打算为苏联人民做点好事。根本不是的!促使他与我们结盟的是当时形成的世界局势和他对本国利益的考虑。苏联支持蒋介石也是以这一原则为出发点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与中国的边界上平安无事。我说的是由蒋介石控制着的那一段边境。而日本人已经到达的边境地段，紧张局势始终有增无减，频繁发生各种冲突。他们一直在“试探”我们。当他们在太平洋战场取得头几次胜利之后而开始吃败仗时，大陆形势开始逐步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中国军队则开始取得一些胜利，因为日本已无暇顾及中国了。在打垮希特勒德国及其仆从国的三个月之后，苏联就加入了对日战争。我们的军队在战败日本的最后收尾阶段顺利地担当了他们应起的作用。根据与盟国的协议，我们当时解放了满洲和朝鲜北半部，也就在那时我们有可能更富有成效地援助中国，包括提供大规模的物资和武器支援。

二战后，苏联开始较多地关注中国问题。我们决定直接援助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夺取国家政权。由于日本战败，其关东军放下武器，留给我们一大批战利品。大部分战利品，特别是作战装备，都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人了。关于这类武器，我们与盟国有协议在先，即我们无权把它们交给中国境内各个交战集团的任一方。因此在向毛移交这些武器时不要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在违背自己的承诺。于是我们就把武器运到了一个什么地方，而毛的人则把它“偷”走，用以武装自己的军队。那时他们已经建立了一支很大的用缴获的日本武器装备起来的队伍。

我最早亲自听到毛的行动，是战争期间米高扬作为我们的全权代表去延安会见毛的那一次。斯大林想搞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的需要，以便安排对他们的援助。记得，米高扬回来后，斯大林召集了一群比较亲近的人在午餐时讨论中国问题，他有些困惑不解地说：“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有着一种奇特的、农民的观点，他好像惧怕工人，把他的军队与城里人隔离开来。”毛的行为让我们感到格外费解的就是那一次，他的军队顺利南下而逼近上海，却一连几周没有攻打上海。我已经提到过，毛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怎样的回答，他把他这一行动方针同无法养活600万上海市民联系在一起。斯大林愤怒地说：“这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他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去帮助上海工人，不肯为他们的命运负责。”

那个时期我还在乌克兰工作，对于中国所发生的事，以及我们为中国所做的事，只有当我前往莫斯科时才能从斯大林那里听到一些详情细节。中国共产党1949年取得胜利时，我刚巧调到了莫斯科，担任莫斯科州党委和市党委的第一书记，同时兼任联共党(布)中央书记。这时我经常与斯大林打交道，因此我了解有关中国的问题。在我们这里，离开了斯大林，不仅是任何人都不能处理这种问题，而且任何人都根本不能研究这类问题。我不认为我对中国的一切都了解。主要问题都由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去处理。但我知道，苏联越来越广泛地向毛泽东提供援助，以巩固他取得的成果。那里的共产党人是通过公开的武装斗争取得的胜利。美国曾帮助组织反击，所以日本战败后中国内战持续了很长时期。共产党人需要我们的援助，他们得到的援助首先是武器。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1）

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

从这一章起，到《关于阿尔巴尼亚》一章为止，尼?谢?赫鲁晓夫把他的回忆录录在录音带上(1969年)。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适逢斯大林70寿辰。正巧在这一天我从乌克兰返回莫斯科，担任一项新的固定工作。斯大林对我说：“您把乌克兰那边的工作交代一下，务必在我70岁生日那天赶来。”我就照办了。我未能出席斯大林同毛的单独会谈或者有莫洛托夫在场的会谈。总共举行了多少次这种会谈，会谈进行得如何，要我现在来谈是困难的。不过，在这几次会晤之后斯大林一次也没有因为毛而高兴过，也从未对他大加赞扬。然而在欢迎毛的宴会上，斯大林却表现得非常好客。他喜欢这种宴会，并且很爱炫耀自己如何好客，对待客人如何殷勤周到。只要他愿意，他会把这种事做得很漂亮。那次宴会我参加了。宴会和席间谈话都是在轻松自如的气氛中进行的。

看到同新中国似乎正在逐渐形成良好关系，我感到很高兴。我们这里大家都希望这样。不过，在毛访问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在那次宴会和席间友好会谈之后，斯大林有好些天根本不与毛会面。既然他本人不露面又没有委托别人，我们当中也就没有人去毛那里。这时毛开始流露出不满，说他被关在为他安排的住所里，什么也不给他看，没有人跟他会面；因此他声称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回国。人们向斯大林报告说毛表现出不满。于是我们再一次与他会面了，是在斯大林的别墅举行的午宴上。斯大林这时竭尽全力来满足毛的请求，同他搞好关系，并显示自己完全站在他那一边。

毛走了。当时担任苏联政府驻华经济事务全权代表的是一位铁路专家即泉盉 科瓦廖夫(1901年生)，他于1944～1948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长)，后任中国东北人民政府顾问和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顾问，在北京人称“两位领袖身边的顾问”。。他从前在满洲工作过，日本人被驱逐后曾在那里修复铁路，后来当上了毛泽东的顾问。斯大林认为他是一位可信赖的人。不久此人便在他的密告信中报告说，发现对苏联的不良情绪，这种不满在刘少奇、周恩来及该国其他一些领导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高岗早在毛访问莫斯科之前也给我们发来了类似的情报。高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驻满洲全权代表兼北京政府驻满洲的全权代表，就好像是那里的总督。他与我国代表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高岗只字不提毛本人的立场如何，但他同样也不提毛对那些明显表示对我们不满的人都采取了什么措施。高列举了许多事实以证明这种不满的存在。

这里我举出其中的一件。那天正在庆祝中国的一个什么节日。举行了阅兵式。当装备着我们的坦克的部队从广场上通过时，中国的军人气呼呼地说俄国人给他们的是旧坦克。是，这话没错。那些坦克不是新的，那时我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多新坦克可以送给中国。苏联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工业，坦克产量削减了。不这样做不行嘛。所以我看不出有什么可抱怨我们的理由。坦克当然是旧的，但还完全具有战斗能力。但这种言论给不满意我们的情绪火上浇油，而且把一切都归罪于苏联。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2）

斯大林希望博得毛对我们的好感，在他访问期间显示自己对他友好相待，并且信任他。因此斯大林拿到我国驻满洲代表寄来的并附有他与高岗谈话记录的几份文件之后，干脆就把它们转送给毛了。我，还有我与之交换意见的几位其他政治局委员，都确信不疑地认为高岗向我们通报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出于何种目的，我不知道，但无论怎样他是站在对苏友好的立场上的。然而斯大林却把这些文件交了出去!如果要在历史上寻找类似的现象，那么这很像科丘别伊瓦?列?科丘别伊(1640～1708)自1687年起任总司书，1699年起任东岸乌克兰(即俄罗斯属乌克兰)首席法官。他曾多次提醒彼得一世说首领(黑特曼)溪毖 马泽帕正在与波兰国王斯塔尼斯拉夫?列辛斯基和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进行秘密谈判，然后他逃往俄罗斯，却被俄国沙皇交给马泽帕，后被处死。向沙皇彼得一世密告首领(黑特曼)马泽帕叛变。当时沙皇彼得把这封告密信退还给马泽帕，以博取其好感，并表示自己不相信他叛变。然而马泽帕处死了科丘别伊，并且开始帮助查理十二世讨伐俄国。普希金在叙事诗《波尔塔瓦》中对这个情景做了鲜明生动的描写。

然而我们一时失去了一位显示他与我们亲近并用具体行动加以证实的人，高岗向我们通报了中国领导层的情况及其对苏联的态度。这一点非常可贵。斯大林非但不支持他，反而将他出卖。我以为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斯大林是一个不相信任何人的人。他连自己都不相信。他认为，我们收到的那些秘密情报正是高岗所传递的这一事实，毛泽东迟早会知道。那样一来斯大林就会陷入微妙的处境：仿佛是他挑动人们反对北京政府。因此斯大林便借此机会表明他完全信赖毛泽东，并因而不愿意从一个反对中国领导的人那里获取情报。虽然高岗本人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他对毛泽东的看法，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的看法并不是什么秘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几位在中国的人报告了某一个城市举行青年联欢晚会的情况。参加晚会的人酒喝多了，青年人开始对我们说些含有敌意和挑衅的话：“把你们那个姓高的弄到你们那儿去吧，他是你们的人，不是我们的人。”这件事还是发生在他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可见高岗早在那时就已经处在某种被孤立状态了，他违反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苏政策的行动，那边都知道了。这一情况也应当加以考虑。或许斯大林在出卖高岗的时候认为他反正已经被揭露了。这是我得出的结论。我并没有亲自从斯大林那里听到这种议论。但任何其他理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斯大林居然把上面提到的文件移交给了毛。坦率地说，我们这些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斯大林的做法感到愤慨。

说到毛访问莫斯科，我看到斯大林表现出的客气态度并不是真心的。让人感觉得到他对待毛很傲慢。毛不是一个胡涂人，他当下就看出来了，但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一次之外，他表面上丝毫没有流露出不满。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3）

我们和中国的争论爆发后，毛在和我谈话时说，斯大林不但不支持他，反而对蒋介石采取一些与中国共产党利益相抵触的做法。有些行动，诸如建立合营企业，在新中国招致了反苏、反俄倾向。令人遗憾的是，还犯了一些其他过失，给加强我国与几个社会主义邻邦的友谊造成了巨大损害。例如，斯大林死乞白赖地要求原料统统送往苏联，我认为这是一种丧失理智和背信弃义的行动。当然，每个国家都应当拥有自己的外汇，以便进入资本主义的市场。苏联无法向他们提供一切。我们自己还得靠采掘黄金或向西方出口外汇产品的办法筹措外汇，以便换回外汇，用来购买我们所不生产的商品。

中国以及全体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对此要加以正视，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但斯大林却对此充耳不闻，他不明白也不想明白这个道理，特别是在战败希特勒之后。他认为，他现在也可以称王称霸了，像亚历山大一世在打败拿破仑后称霸欧洲一样。那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忽视了朋友的利益。这种政策让朋友们感到尴尬、屈辱，在对苏关系中播下了仇恨种子。我还记得对华关系中的种种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的一些欠缺考虑的行为使我们的友谊蒙上了阴影，尽管没有任何导致这种状况的客观原因。

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本人对斯大林有时也不仅仅表现尊重，而往往是妄自菲薄。例如，他向斯大林请求推荐一位能够帮助审订他在内战时期的演讲稿和讲话稿的人。毛打算这时出版这些文稿，请求给他派一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此人不仅能够帮助他审订文稿，而且不会让他在理论上出任何差错。令斯大林开心的是这封请求信中对他的权威表示了承认。我认为毛之所以这样做，有他自己的考虑，他是想给斯大林造成这样一种假象：他情愿用斯大林的眼睛观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标榜个人观点。但这与中国历史进程中所揭示出来的一切大相径庭。

中国人在武器援助、提供设备、兴建工厂方面也提出了很多要求。苏联在这些方面也给予了中国巨大援助。我现在说不出这些援助所花费资金的具体数目是多少。但这里所说的是钢铁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现代化武器制造厂。所有这些都由我们提供贷款，我们送去图纸，提供其他援助，而这些援助实际上都是无偿的。就连技术资料的转让也并非在商业基础上、而是在友好的基础上实施的。我们向中国派遣了各兵种教官：空军、炮兵、坦克兵教官。我认为这既对我们有好处，也对中国有好处。我们把中国的巩固看作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是我国东部边境的保障。在这方面我们的利益与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对待他们的请求就如同对待我们自己的需求，并凭借我们满足这一切请求的物质能力给予帮助。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4）

在东方，不仅苏中两国的利益，而且还有同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利益，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苏联对北朝鲜也很重视，在创建军队和搞好国民经济方面都千方百计地提供援助。总而言之，我们尽一切努力使得北朝鲜在经济上比南朝鲜发展得更快，从而使它成为对南朝鲜人民具有吸引力的一方。当北朝鲜与南朝鲜开战时，北朝鲜、中国和苏联在这场战争中更被牢牢地拴在一起，因为南朝鲜的胜利，就等于美国对北朝鲜的胜利，而这既威胁到中国，也威胁到苏联。我们的同情完完全全在北朝鲜方面，在金日成领导的政权方面。

我们共产党人同情朝鲜人民，愿意帮助他们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在全国建立人民政权。斯大林去世后，战争还继续了一段时间。我们早就酝酿成熟了一个想法：寻求停战的可能性。我们通过外交途径采取了一些步骤，开始对美国人进行试探，看他们对停火是什么态度。美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谈判开始了。后来成立了由朝、中、美三国人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由交战各方直接进行谈判。谈判拖了很久，最终总算达成了协议，双方军队停留在他们停止军事行动的地方，即大约在38度纬度上，而日本战败后苏美两国军队的军事分界线就是沿着这条纬线确定的。

那个时期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很好，至少在表面上。我之所以说在表面上，是因为我们后来得知，毛并不承认我们是平等盟友，他怀抱着大国野心。我们可是向中国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援助。中国的工人到我们这里来实习，在由我们援建的中国汽车厂、拖拉机厂接受培训。我们的工程师和工人在中国工作，直接参加那里的建设。中国公民起初对我们非常好，而我们尽一切努力，以求兄弟般关系得到巩固。我们认为苏中两国人民是兄弟，并认为这一点不仅有利于我们，而且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早在斯大林的建议下，我们就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许多武器：大炮、坦克、机枪、步枪、自动冲锋枪、飞机。中国所得到的武器，基本上都是当时苏军所装备的武器。不过，苏军在个别种类兵器方面正在向新式装备过渡。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在战后军队建设过程中，总是有一些型号武器被取消生产，另一些型号武器被投入生产。我们在对华关系中总的原则是什么呢?随着一种武器的改进，我们便用它来装备自己的军队，然后把它推荐给中国用以武装人民解放军。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兄弟般相互关系的基础，我们关心的是让中国强大，让它的军队达到现代发展水平。我们在竭尽全力提高本国军队战斗力的同时，也同样关心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我们听到有传闻说中国有一种敌视苏联的力量。我们得到了情报，说中国报纸报道中国人不满意中苏边境，觊觎符拉迪沃斯托克，等等。中国报刊对读者说，俄国沙皇用武力强行划定了现行国境线，把它强加给中国；它们还使用了别的一些对苏联不友好的言词。我当然并不袒护沙皇。但苏联现有的边境线是从先前的边界沿袭下来的，我们一向认为这是苏联的合法疆域。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新建立的革命政府也都成为前政府的继承者，都认为从被推翻的政权那里接受过来的疆界内全部国土是自己的国土。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5）

我想这种态度是明智和正确的。如果现在提出修改边界问题，追溯边界曾经是另一种状态时的历史往事，就会走得太远。这不会导致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加强，正相反，这会挑起我们不和。除此之外，对于一个真正的、看事物应超脱国境的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在革命运动夺取全世界最终胜利的事业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框架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在北京谈到了这一点。他们回答说：请你们不必介意，我们有许多党派，每个党派都有自己的报刊。那上面也可见到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敌对言论，但这些言论不是我们领导层的观点。我们对此表示满意，不过我们也希望能够公开发表中国领导层的观点。但这件事并没有做。我们并没有直接提出这种要求，而只是想当然地相信了中国领导人。

在事务上，我们主要是与周恩来保持接触。周曾频繁来我们这里，我们同他讨论一切问题。我们就是同他事先商谈了朝鲜停战，制定了总的行动策略。周恩来为了各种经济问题，其中包括为了签订向中国提供设备的协议以及满足中国其他需要的协议而频频访问苏联。周恩来同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对他十分尊重。他是一位务实的人，同他谈话很轻松，很容易找到双方互利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一般来说我们同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务实关系。周恩来当时任总理兼外长。因此苏联对华外交关系问题也是同他来解决的。

我已经说过我们向中国提供大量货物并在那里建设工厂。我想专门谈谈这个问题，因为在我已经处在退休者地位的时候，各类人士见到我都表示忧心忡忡，说我们给别的国家提供的援助太多了，从而把苏联的财富都散了出去。是的，我们是在援助我们的朋友，比如援助中国。但中国像我们所支援的其他国家一样，是付钱的。有人会说，既然人家付钱，那还算援助吗?这好像是贸易嘛。并非全然如此!既然是有偿的，当然是贸易。我们的援助则表现在我们用信贷方式提供设备，并在我们的协助下安装这些设备，工厂由我们来建，工人由我们来培训，再由我们提供安排生产所需要的一切。这个国家便一下子获得生产钢铁和设备的能力。

当然，如果考察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形成，那里任何一家公司所考虑的都是什么对它有利，而且仅此而已。是出售设备更有利呢?还是不出售设备、而出售用这种设备生产的产品为有利呢?出售产品者居多合营公司是股份制公司的组织形式，公司合伙人为私人资本和国家。这个国家或者这些国家在某一经济领域或在采掘自然资源方面共同经营企业。。而我们由于希望增强友好国家的经济，提高友好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既提供设备，又提供整个工厂。不但如此，我们还是以优惠价格提供设备的。例如，资本家提供贷款，年利率5%～7%，而我们贷款的年利率为2 5%或者2%。这是很大的优惠。因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确是在援助兄弟国家。

以签订旅顺旅顺是中国辽东半岛的一座城市和港口，与大连市一起构成旅大行政区的主体。1898年由俄国租赁，并修建铁路与哈尔滨连接。1904～1905年俄日战争后划归日本，1923年租赁期满，日本拒绝归还中国。1945年8月23日被苏联红军解放，根据1945年、1950年和1952年苏中协议，作为军事基地由苏中两国共同使用。1955年5月无偿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6）

和大连地位协定而告终的那一次苏中谈判也是在那个时期，即50年代中期进行的。在那次谈判中我们完全正确地确定了自己的立场。我们的出发点是：旅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们继续留下来的先决条件是符合中苏两国的利益。我们集中力量来对付潜在的、虽然早已战败的共同敌人—日本。况且那时又形成了新的局面，即来自美国的威胁正在增长，实际上美国正在中国南部组织反对人民政权的战争，因而可能从日本那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威胁。

我们花了大量人力和资金用来整顿旅顺要塞，重新为它进行了装备，并在那里配置了一支相当有实力的守卫部队。后来我们把这些全部移交给中国。此外，我们还放弃了我们在满洲享有的中东铁路权利。我认为这种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不愿意引起冲突，不愿意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上拥有财产。我们把这些财产交给了中国，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这一事实显然并没有完全满足他们。毛的期望更高。

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也取缔了合营的新疆开发公司，并就向中国移交旅顺和撤出我们驻在那里的军队达成了协议。关于最后一个问题的预备性谈判旷日持久。拖延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我们，而是中方，不过我们对此能够理解。中国担心美国，那时朝鲜正在打仗。美国人扭转了这场战争的进程，使之有利于南朝鲜，因而北京产生了忧虑：美国会不会也对中国实施侵略行动?美国在南朝鲜有足够的军队，因此在那个时期中国人不但不加快旅顺移交进程，而是放慢这个进程。

1954年决定派遣我们的党政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由我率领这个代表团。代表团阵容很大，而且很有代表性，团员有布尔加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谢列平、纳斯列季诺娃等人。代表团出访日期定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和劳动人民政权建立纪念日—10月1日。我们到达中国。人们兴高采烈地迎接了我们。我们也为了能够在中国土地上逗留、会见中国人民的领导人、同他们会谈而十分高兴。除了一般性防御问题，我们没有什么特别问题要向北京提出。为了巩固国防，中国今后必须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工业。我方对中国政府只有一个请求。我们认为，这件事双方都会感兴趣，而对中国来说还有一定帮助。中国失业人员很多，我们希望引进一定数量的中国工人开发西伯利亚的资源，首先是森林采伐。

究竟打算引进多少人员，我现在记不准确了。我们需要将近100万，也许更多。这是根据各行业部门的申报计算出来的总需求量。当时流行一种看法，认为我们缺少劳动力。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后来改正了。经过调查查明，我们的劳动力够用，甚至略有富余。只不过因为我们对劳动力利用得不好，才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假象。感到紧缺的地区主要是西伯利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要开发西伯利亚的资源，就必须从苏联欧洲部分引进工人，因为西伯利亚人口过于稀少。我谈及此事，是为了在下面介绍一下毛泽东对我们的请求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7）

我们按惯例聚在一起饮茶。我在中国没有发现滥用酒精饮料的现象。即使我们聚在一起共进午餐时，也只是喝适量的酒，并且从不勉强，不像在斯大林那里，每人饮酒多少不是随自己所愿，而是要看斯大林打算往你肚子里灌多少毒液。毛在这方面与斯大林大相径庭，而且我说不好他个人对杯中物有无偏好。一般说大家以饮茶为主。开会时都要用带盖的杯子送上一杯茶水(按中国习俗)。你喝光了这杯，便给你送来第二杯。如果你来不及喝光这杯，便撤走，换上一杯新的。过了一会儿，再换一杯。每隔一段时间送来蒸煮过的热毛巾。中国人用它揩拭头部和脸部，振作一下精神。我们对这种礼仪不习惯，但我们出于对主人的尊敬也照着去做。

上茶上到这么大的量!我不习惯饮这么多液体，便谢绝饮茶。更何况上的是绿茶，而我不喜欢绿茶。布尔加宁却喜欢喝茶，他老老实实地遵守礼仪，可是后来他失眠了。医生给他做了检查并问道：“您喝了绿茶吧?喝很多吗?”“是的，很多。”“如果您今后还这么大量饮茶，您会更加睡不好。您必须减少饮茶量。茶叶含有兴奋物质，使人失眠。”布尔加宁不喝茶了，他又恢复了正常，这是他告诉我的。

毛对我们请求支援劳动力一事做出了怎样反应呢?这个毛叫人琢磨不透!他若无其事地、慢慢悠悠地走着，一摇一摆。他看了看我，把眼睛垂下，重又抬起，平心静气地、细声细气开口说：“人们都把中国当成劳动力后备军。人们都认为我们有许多失业者，认为我们是欠发达国家，因此可以把中国人当作兼价劳动力引进，去干各种各样的粗活。但在中国，对中国人民的这种看法被认为是一种侮辱。您的要求(他居然用这个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在中国引发对苏联的误解。原来苏联也把中国看成是粗鄙劳动力的供应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这样看我们。”

我们听了这番话，特别是这种比喻，感到非常不愉快。我们以一片诚心、兄弟般情谊对待中国，可谓心怀坦白地来到这里。我们认为，这个建议对中国有利，以为中国乐意暂时摆脱吃闲饭的人。中国人可以自己挣钱糊口。这样一来，那些将在我们这里工作的人会受益，中国也会受益，因为中国也可以从西伯利亚的工程中获取报酬。我们商定由我代表苏联代表团进行谈判。因此我回答说：“毛泽东同志，我们不想给你们造成麻烦。我们认为这项建议也对你们有利。如果这个建议会给你们带来麻烦，我们也不坚持，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解决。”

谈话到此为止。在毛那里开过会之后，我们在自己的住处聚会，做出决定：既然我们的请求会给中国同志造成麻烦，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一味坚持下去了，我们靠自己国内的力量也能够胜任西伯利亚资源开发工程。这样我们就放弃了这个问题，并且再也没有重新提起。但当我们结束在中国各地观光后回到北京时，倒是中方来问我们：你们怎么不提劳动力问题呢?我们回答说，我们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得到这样的答复后，就放弃了这个建议。这时北京却正式向我们提出，说中方只不过表达了他们的想法，然而他们对苏联的需求表示理解，愿意帮助我们。既然中国人表现出主动，我们便同意恢复谈判，并订立了相应的合同，由双方签了字。这份合同上规定了从中国引进劳动力的数量，确定了工资待遇。我们之所以同意签订合同，是因为先前我们自己表现主动，而如今北京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好意思打退堂鼓，那样一来就得做出种种解释，而有可能损害我们的关系。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8）

我们商定初期接受20万名工人，于是中国人开始陆续到达。然而从我们在北京举行的会谈中，特别是从他们对西伯利亚引进中国劳动力问题的提法来看，我们认识到我们这样做是多此一举。我们聆听了毛泽东的一堂内容丰富的中国历史课，还听了他讲成吉思汗等进入中国的征服者；他讲到中华民族是一个顽强不屈的民族，把所有进入中国的征服都同化了。他大谈中华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性。毛泽东向我们讲的这些，听起来固然很有意思，但我们自己却得出了一个结论：毛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其他民族。我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中苏关系再发展下去就会遇到困难，毛满脑子民族主义思想，他认为中国人优越于其他一切民族。

我们观察到毛的这样一种个人品质：他不把任何人视为与己平等之人；这就是说，他与之友好相处的只能是那些承认他的高明的人，那些不是在法律上服从他、而是在对各国、各党所面临问题的认识上服从他的人。我觉得毛不能容忍健康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必不可少的前提，即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执政党的地位都是平等的。而他却谋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

回到苏联后，我们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就这一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我们的通报引起忧虑。报告是由我这个代表团团长做的。我的意见归纳起来是：在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中潜藏着危险前景，其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在评价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与他个人在中国人民历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作用时表现出妄自尊大。突出个人的做法有使我们之间发生摩擦甚至不只是摩擦的危险。因此(而大家也全都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必须搞好我们的关系，不仅不要引起任何怀疑，并且也绝不给民族主义毒菌提供营养。我们还决定竭尽全力不损害中国与苏联的兄弟般关系，并尽一切可能增进这种关系。

然而我个人却产生一种看法，认为这很难做到，甚至根本做不到，因为毛不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体领导中屈居与其他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他要求别人承认他的领导权。在这一类问题上，是无法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这里一切都取决于个人品质，取决于一个领导者如何对待自己，取决于他追求的是什么。如果不是去谋求人家对你人身归附，而是通过对历史进程、对各国共产党集体制定的政策发展进程表现出较为深刻的见地来确立领导地位，那就另当别论了!但他不是这样，我觉得毛泽东武断地把自己封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而这是危险的。

我们在北京进行的其他会谈直接牵涉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我们认为在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联系方面实行某种“分工”是合乎情理的。由于中共在中国取得了胜利，我们认为最好由它来与亚洲和非洲国家兄弟共产党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关系。此外，从工业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上看，中国也较为接近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些国家的人民。我们首先考虑到的正是这几个国家。我们希望把加强同西方共产党、首先是欧洲各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联系，留给自己。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9）

当我们把这些想法对中国同志讲了之后，毛反驳说：“不，这不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作用应当属于苏联共产党。它有丰富的经验，它曾经有过列宁，苏共造就具有高深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干部，没有苏联我们无论如何无法承担如此重大的事情。我们自己也在向苏联看齐，向它学习。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那就是莫斯科。”当我听着毛谈论承认苏联和苏共领导作用的种种理由时，我无法摆脱一个想法：他这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毛心里所想的则完全不同，他这是在为自己准备适当的土壤。这使人非常痛心，我觉得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总有一天将会发生摩擦，也许比摩擦更糟糕。我再次声明：这对我来说是极其痛心的事。但我们也不能像驼鸟那样把头埋进沙里，而是坦然地面对危险，另一方面，我们也暗下决心一定全力以赴，扼杀这种萌芽，根除它们，使我们两党和两国建立起最良好的兄弟般关系。

我们回到苏联之后，决定对本国的潜力做一次更深入的研究。斯大林去世后，我们感到对国家的命运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这种责任迫使我们更深入地钻研经济问题，特别是计划方面的问题。我们认识到，所谓我们缺少劳动力的看法是错误的：苏联的劳动力甚至还略有富余，只是没有正确地加以利用。因此，我们不再需要我们曾向中国提出的那么多工人了。第一批已经来到我们这里，此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再采取主动。看来这个变动总该受到北京欢迎，总该符合毛对我们讲过的他那些观点了吧。其实不然!中方主动提醒我们说：“你们怎么啦?合同签了，工人却不要了。你们是不是客气呀?我们是愿意向你们提供兄弟般援助的。”

我们便开始向他们说明情况，在与毛会晤时我向他道歉，说我们先前把劳动力需要量定得过高了，其实我们现在并不需要那么多。我不得不说，斯大林去世后，由于现在实行新政策，我们在节省劳动力方面发现新的潜力，我们能把腾出来的劳动力派上用场就谢天谢地了，何必再聘请。的确，我们莫斯科的隐性失业者就有数十万之多。他们全都有工作，但那都是什么样的工作呢?如果他没来上班，谁也不会察觉到他不在。任何一个机关马上裁掉30%的人员，工作都不会受到影响。

这出戏是这样收场的。与中国工人的签约期满后，他们便回国，我们不再通过从中国进新人的方式恢复先前的中国工人人数。我们逐渐形成了一致的看法，认为中国人想以这种方式扎根于我们的远东地区。我这里把毛的有趣手法再说一遍：他起初说我们的建议让中国人民感到难堪、屈辱，可后来他自己却坚持让我们多要些人，如果需要，他们还会再追加。

我们之间分歧的最初苗头，我们在对华关系方面的最初担心就这样产生了。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民族主义的苗头便发展成为伴有对毛的崇拜的、赤裸裸的民族主义。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现实生活印证了我们当初的忧虑。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10）

1954年在一次会晤中，我们提出了苏军撤出旅顺的问题。我们打算在撤军时将全部不动产，除了我们刚刚在那里安装的重型武器之外，统统移交给中国。毛反对说，现在搞这个有必要吗?他担心美国利用我军撤离旅顺这个时机，在这个地区向中国发动攻击。我阐述了我方的想法：“毛泽东同志，我们不相信美国会这么干。而且我确信他们不会这么干。当然，谁也不可能担保，因为美国奉行的是侵略政策：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不过，我们把军队撤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就在附近。一旦发生敌人进犯,我们当然会前来支援。”最终毛同意了：“既然您认为美国不会打过来，我们就不反对你们的军队撤走了。”

我们就这样达成了协议，并责成我们双方的代表去办理苏军撤出旅顺协定生效事宜。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经常会晤)，周恩来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们希望你们的炮兵装备能够留在旅顺。”我们同意了把装备留给他们，但要给予补偿。周坚持要求说，中国希望无偿地接受这批装备。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问题，让我回答它也绝不是件轻松的事，但我又不得不回答：“我很抱歉，我还是希望您能够正确理解我。这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武器，我们将以低价出售给你们。我们打算把这批武器以我们提出的条件移交给你们。经过那场破坏惨重的对德战争，我们还没有恢复元气。我们的经济受到破坏，人民生活得很不好。因此我们请求你们不要再坚持，同意我们的意见。请你们正确理解我们!”谈话到此结束。北京没有再坚持。

我是在没有查阅文件的情况下进行回忆的。因此个别细节有可能并不完全确切，但我担保所列举的事实在总体上是正确的。

中国人还提出了修筑铁路问题，并声称他们对经乌兰巴托通向他们那里的那条铁路没有多大兴趣。我直到现在也不大明白这是为什么。从前我们运输货物都走远东，经乌兰巴托到北京的线路大大缩短了路程。但中国人开门见山地提出他们希望有一条铁路通过矿产丰富的地区，大约在阿拉木图地区到达我们的边境。我们没有反对：如果这对你们有利，我们这方面将竭尽一切努力保证这条铁路建成。后来由一个相关的委员会经办。双方商定由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把他们境内的铁路修到我国边境，我们则把我国境内的铁路修到阿拉木图地区与中国交界的地方。

工程开始了。中国人从他们那边修起，我们从我们这边修起。我们这段路短一些，地形又不那么恶劣，人员和装备也更强一些。因此我们很快就修到了边境，而中国人还遥远得不见踪影。当他们的代表下一次来到我们这里时，他们已经开始具体运作，可谓尝到了果子的滋味—了解了铺路的过程，体会到这是一块硬骨头，非得有一副好牙齿才能啃动。于是他们通过周恩来重又提起这个问题。他们通常把令我们不快的问题都交由周恩来提出。一则他是总理，二则他更有外交家风度。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11）

周问：“如果把我们境内那段铁路也承担下来，您看怎么样?”这话我们听来太突然了。然而我们立即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这要花多少钱，我们暂时还不清楚。估计这将是一件代价非常昂贵的乐事。这条路必须经过高山、沟壑、峡谷。那里必然架设多少桥梁，修凿多少隧道，不计其数!这非常不划算。对朋友回答这个问题的苦差事又落在我头上。于是我说非常抱歉，这件事我们现在力不从心啊。我们就连自己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吃力，根本无法承担帮助在中国境内修铁路的义务。不言而喻，这项工程不仅仅要我们出力，还要我们出钱。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没有必要再谈了。这条铁路工程也就半途而废。

人家把诸如此类的问题抛向我们，而我们拒绝给予解决，看来这些问题就像石头一样纷纷落在我们的友谊天平上，落在其倾斜不利于友好关系增进的那一端。然而交情归交情，公事还是要公办嘛。每一个政府、每一位政府代表都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因此，这类事件从原则上讲是不应该使两国关系恶化的。何况发生争吵的主要原因并不在这里，但这一切毕竟对关系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在谈一谈中国人对苏共二十大决议和揭发斯大林滥用权力一事做出了怎样的反应。由刘少奇、好像还有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二十大。他们理解我们当时的动机，对我们表示支持。就在大会之后，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支持二十大决议，所以最初一段时间我们与中国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我们揭发了斯大林犯下的罪行。现在毛不同意，他谴责二十大决议。

我不记得在斯大林去世后我工作最初几年对华关系方面曾经有过什么摩擦。我们两党关系还算正常，如同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一样。我甚至想说，我们两党关系更密切一些，因为中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具有异域情调、曾经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我们对于中国，对于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历来就有着亲切感。关系恶化是逐渐加剧的。但却是令人感受得到的。

这时爆发了近东战争。英国、法国、以色列于1956年10月对埃及发动了战争。他们的侵略正巧碰上了悲惨的匈牙利事件和与波兰的摩擦。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我们感到必须与中国保持更加密切的接触。于是我们向北京提出请求，请哪一位中国领导者前来莫斯科。我们希望进行磋商，制定一个对波兰和匈牙利两国关系的共同方针。

匈牙利事态急转直下，那里已经开始屠杀共产党员，向他们开枪，把他们绞死，捣毁党委会。拉科西拉科西?马(1892～1971)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1956年7月被撤销一切职务，离开匈牙利。格雷接替他担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直至1956年10月爆发起义，卡达尔?亚(1912～1989)当选第一书记。请求我们帮助他逃离他的国家。我们派出一架飞机，他飞抵莫斯科。拉科西被解除领导职务之后，格雷成为匈牙利共产党人的领导者。我们信任他，他当然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和我们的朋友。但格雷在那边不听任何人的话，治理国家的权柄全部集中在纳吉?伊姆雷纳吉?伊(1896～1958)于1953～1955年和1956年10～11月为匈牙利政府首脑。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并被处以死刑，1989年身后恢复名誉。手上。纳吉不知为什么对苏联怀有敌意，尽管他曾经侨居我国，并在共产国际工作过。拉科西对我们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一直站在极右立场上，虽然被认为是一名共产党员，也属于匈牙利共产党1918～1948年称匈牙利共产党，1948～1956年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后又改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89年10月以前）。和后来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层。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12）

于是刘少奇同志来到我们这里。好像中国代表团里还有邓小平和康生。现在邓小平被打入冷宫，我对他的遭遇一无所知，而康生对我们非常不好，他是中国领导层当中一个最仇恨苏联和苏共的人。刘少奇是一个让人感到愉快的人，跟他可以像跟一个正常人那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党中央主席团授权我主持谈判。我方代表团成员还有波诺马廖夫鲍?尼?波诺马廖夫(1905～1990)时任苏共中央委员和苏共中央部长。。我们会谈了一个通宵，讨论了事态进程，研究了几个方案，考虑了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措施。

问题很尖锐地摆在面前：我们是否要在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如果不采取，那么这样做有什么根据，因为反革命已猖狂至极，来自维也纳的流亡者已经进入布达佩斯，他们正在夺取全国领导权。当时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正在布达佩斯阿?伊?米高扬(1895～1978)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1902～1982)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他们向我们通报说，那里在打枪，战斗打响了。国内其他地区没有这种情况，都比较平静，感觉不到对苏联和匈牙利共产党领导者怀有什么特殊的敌意。

在与刘少奇讨论匈牙利出现的复杂局势时，我们感觉得到代表团与代表团之间、党与党之间是绝对相互信任的。我们在会谈过程中忽而得出一个解决方案，忽而又得出另一个解决方案，一夜之间更改数次。刘总是立即与毛取得联系，向他转达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观点照例都得到同意。尽管我们的观点不断改变，毛对于我们在这里开会制定出来的相互抵触的解决方案也都表示同意。如果打个比方，我们这就好比是一个苏中匈牙利问题联合委员会在开会。我们开了一夜的会，最后决定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让事态得以自行发展。我们愿意相信，那里有足够的内部力量取得优势，恢复秩序，阻止反革命夺权。一夜之间意见变来变去：一会儿是苏联提议动用军队，一会儿是中国提议动用军队，有时又倒过来。然而无论我们怎样犹豫不决和争论不休，但双方代表团彼此对待对方的态度都是非常好的，是建立在充分信任和襟怀坦白的基础上的。

我们的会议是在利里普基的斯大林别墅，即中国代表团下榻处举行的。我们回到家里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决定不动用苏联军队。可是就在这天早晨我们收到来自布达佩斯的消息，说反革命开始了真正的暴行：他们把共产党人，尤其是肃反人员和党的领导者，头朝下吊起来，一场凶残、野蛮的大屠杀正在进行。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把全部情况又讨论了一遍，决定使用武力。但我们已经和中国商定不使用武力，刘也把这层意思转达给北京了。商定了一件事，却又反其道而行之，从我们这方面来讲，这样很不好。刘应该在当天晚上返回中国。我们同他谈定大家提前到达伏努科沃机场，再举行一次全体会谈。我们告诉他说，我们打算把开了一夜会讨论的那个问题再谈一谈。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13）

我记得，我们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到达，中国代表团也到达。我们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举行了会谈，解释了一下我们改变观点的原因。刘表示同意，他说看来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采取极端措施。他表示他相信各兄弟共产党和匈牙利人民会理解这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进步势力的利益。很难想象匈牙利反革命一旦得势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中国代表团回去了，我们对他们的来访十分满意，看不出我们两党关系中有任何分歧。匈牙利恢复秩序之后，周恩来飞抵莫斯科。他从这里又飞往华沙、布达佩斯，我记得他后来又飞往贝尔格莱德。在平定了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之后，我们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又恶化了，不过在使用武力问题上，南斯拉夫同志、首先是铁托同志同我们保持完全一致，赞同这一行动。因为我和马林科夫曾专程飞往他们那里，就是否动用武力一事进行了磋商。

我们对周恩来的到来非常满意。我们同波兰关系很紧张，但同中国却不然。所以我们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善意的调解人，他们能够使苏、波、匈三国共产党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虽然我们和南斯拉夫的关系也并非事事顺利，但我们认为不应当走关系恶化的道路，而要寻求实现关系正常化、在我们两国共产党之间建立兄弟般关系的途径。周带着一份好心情来到苏联。但我想说，已经刮起一阵穿堂风，仿佛墙上有了缝隙，风吹了进来。也许这只不过是我们感觉过于敏感的缘故吧。并没有任何具体表现，只不过我们感到说话声调里有点冷丝丝的。说得直白点，周这次比以往更加独立地发表见解了。

我们对此表示理解。因为同波、匈两国关系恶化，责任在斯大林身上，就是说也在我们身上。斯大林培育了这种关系，这种关系迟早要破裂，并且绝不会不留下痕迹。他先前对波匈两国领导层干下的杀人勾当，现在由我们为之付出代价。我们需要人们正确地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立场是谴责暴力手段、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我们愿意同我们的朋友恢复正常关系、兄弟般关系，并且愿意本着平等的原则，在尊重各国人民和各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构建我们的关系。

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因为以前斯大林认为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发号施令、言出法随的人物，而其他人只能像傻瓜一样点头称是，看着他的嘴巴，口中反复念叨着：“对，对，真英明。我们完全同意。”那时候不需要更多。而现在需要建立另一种关系。如果要树立平等，就必须学会倾听不愉快的批评，学会理解人们对斯大林使用过的手段所发出的怨言。这一切都落在我们的肩上。斯大林去世后，我们不得不去喝他炮制的这锅变酸了的菜汤。

中国在这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们感觉不大自在，发现中国人在讨论我们共同问题的会谈中表现得有些异样。然而同波兰的关系正常化却进行得很快。这里展现了哥穆尔卡、西伦凯维支约?西伦凯维支（1911～1989）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斯佩哈尔斯三位同志和进入波兰领导层的其他人的巨大功绩。匈牙利的反革命被镇压下去后，那里的局势也开始迅速走向正常。匈牙利同志对我们使用武力肃清反革命表示非常理解，因为那里发生的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然而在其他兄弟党内却遇到了一些麻烦。法国、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个别共产党员没有弄清问题的实质，公开谴责我们在匈牙利所采取的行动。文学家和知识界其他代表人物对所发生的事感到心情特别沉重。我们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进程也启动了。我们和南斯拉夫人都从各自方面全力以赴。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1）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

在1957年出现的局势下，召开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问题迫在眉睫。大家着手准备。经协商，会议定在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时举行。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起草预备文件。届时我们在莫斯科会晤了。

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一个阵容非常可观的代表团。代表团由毛泽东亲自率领，团员我记得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是代表团成员。坦白地说，我们对此颇感困惑，因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知道她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们以为她是一位党外人士。当然，她是一位非常进步的人士，在中国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中，她多年来一直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她是否正式共产党员，她有无党证，对此我们并不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就信仰而言，她是一位接近于共产党员的人士。在对待我们的态度方面，宋庆龄也表现很好，充满同志情谊和兄弟情谊。

代表会议的工作，从总体上讲具有很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各个代表之间没有发生多么了不起的分歧。这次兄弟党代表会议是自共产国际以来最广泛的一次代表会议。80多个党的使者前来莫斯科。我们讨论了国际局势，以及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导弹核战争一向是这种会议的主题。一旦爆发世界大战，我不知道交战各方能否坚持使用常规武器、经典武器，事态是否将演变为一场导弹核战争。因为对将要遭到失败而又储备有核导弹武器的一方，将很难阻止它使用这种武器：为了自救它甘愿按下“所有按钮”。不过目前这还是未来的问题。我现在不想预卜未来，我谈的是过去。

毛在这次会议上就战争问题发言。他的讲话内容大致是这样：不要怕战争。既不要怕原子弹，也不要怕武器。无论这场战争是什么战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一定会取胜。具体谈到中国时，他声称：“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而我们现在6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3亿又怎么样，战争嘛，若干年之后，我们培育出新人，就会使人口得到恢复。”他发言之后，会场上是一片坟墓般沉默。对于如此对待世界战争的态度，任何人都没有思想准备。正相反，大家都在思考寻求什么样的办法防止世界大战。反对世界战争、争取和平共处是首要主题。可是毛突然提出了不怕战争的口号，说战争会给我们带来胜利，即使有损失又何妨，战争嘛!

这次会后各代表团开始谈感想。我还记得诺沃提尼诺沃提尼(1904～1975)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们准备损失6亿人口中的3亿。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1200万。我们到那时将全部损失掉，就没有人来恢复我国人口了。”哥穆尔卡哥穆尔卡(1905～1982)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做出了更激烈的反应。然而，来自兄弟党代表方面的批评对毛没有产生一丝一毫影响。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2）

南斯拉夫也派来了代表团，由卡德尔率领，兰科维奇卡德尔(1910～1979)当时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委、书记处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兰科维奇（1909年生）为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也在代表团之中。他对我们态度很好，很友好，我们这方面对他也给予充分信任。但是，当我们开始协商会议最后文件时，南斯拉夫人提出了修改几处表述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不可以。其他共产党支持我们，他们说宣言必须按照原来的予以通过，那些表述是经过一个由兄弟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们拟定和修改而成的。这时南斯拉夫人说，他们不会签署这样的文件。我们别无办法，只得绕开南斯拉夫签署了这份文件。我们曾围着这个代表团周旋了好久，对他们好言相劝，论证为什么必须按照委员会起草的样式签署这份宣言，但南斯拉夫人就铁面无情。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印象，他们之所以存心挑剔，坚持修改表述方式，是因为他们对实现与兄弟党关系正常化、对签署共同的国际文件还没有充分准备。他们一旦签了，就似乎会失去他们在所谓的“第三种国家”中间的领导地位，而那些国家采取的是一种特殊的、介于帝国主义列强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立场。至少我曾产生这种印象，因为南斯拉夫人没有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不在这个文本上签字。

我们与中方讨论了这个问题，毛也说：“那好嘛。不愿意就算了，随他们去好了。我们自己签吧。”于是我们签署了宣言，并没有激化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关系。我们依然希望南斯拉夫人以后会赞同这份共同文件，并且从自己这方尽一切努力促使与南关系正常化，使这种关系建立在兄弟情谊和信任的基础上。而我们同中国代表团和毛本人的会谈是极其友好的，甚至可以说是亲密友好的。然而后来才弄清楚，这是中国人耍的手腕。当我们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之后，有一位南斯拉夫同志讲述了他们在会议期间与毛谈话时，毛对我们做出了相当轻蔑的反应。他同我们讨论如何劝说南斯拉夫人签署联合声明问题，而当着南斯拉夫人的面却说：“也好，这个声明你们不签也罢。随你们的意办就是了。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我们的东道主苏共代表们会发一点点神经。随后他们会平静下来的。”总之，北京在我们背后挑唆南斯拉夫代表团不签署共同文件，并向他们伸出鼓励之手，这一点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在讨论宣言文本时产生了分歧，不过是另一类分歧，而且还是同中方的分歧。当时我们觉得这个分歧微不足道。但后来事态表明，这个分歧是有其深层原由的。在起草宣言时，我们的代表团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提议从文本中删去所有提到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地位的地方。我认为，在揭发了斯大林的错误之后，类似的提法，况且又是写在一份国际宣言中，可能被理解为这是试图重新拾起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方式，试图使我们党重新回到老路上去，确立自己凌驾于其他兄弟党之上的领导权。这可能被理解为要改变各国共产党如今以平等合作原则为基础的相互关系。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3）

各兄弟党代表几乎全体都正确地理解了我们的建议，并对之表示赞同。偏偏是中国人突然提出反对。他们声称苏共实际上在领导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会议文件应对此有所反映；必须有一个协调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反帝斗争政策的领导者。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提法，更何况我们猜想(后来的事态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这样做并非没有原因。如果由所有其他党认定某一党为领导者，那么这个领导者也可以更换嘛。今天一个，明天又一个。我们认为中国人是在为自己将来谋取这一角色而做铺垫。因此我们对中国同志承认苏共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功绩表示感激，但我们又坚定不移地说，我们反对写进这样的文字。其他党再一次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文本讨论便以此告终。然而这事却证明中共当前的政策并非突然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老早就已经在悄悄地酝酿了。

在代表会议开会期间，我们与许多代表团、甚至与所有代表团举行过会晤。我同毛及其随行同志谈了很多。这些会谈看上去极其友好而又令人愉快。顺便提一下，在私下会晤中毛曾给出了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评语。毛指着邓小平说:“这个矮个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非常有前途。”

在那次会晤之前我几乎不认识邓。中国革命胜利以前，我国报纸上没有见过他的名字。然而朱德的名字早在中国内战爆发之初便如雷贯耳了。朱德上校投向共产党，领导反对蒋介石的武装斗争。他在资产阶级军队骨干军官当中是最早举起为人民事业而斗争大旗者之一。我也记得高岗的名字，他也是为共产党理想而战斗的老战士之一。当然那时高岗已经不在了，所以在我们开会期间不可能谈到他。而毛在后来把他描述成最坏的人。当他对自己身边的人给出这种评语时，我不由得把他与斯大林相比。

斯大林也是这样给所有亲近他的人坏评语的。我不知道他曾经表扬过什么人的优点。而且他不仅用恶言恶语对人评头品足，还从肉体上消灭那些他曾与之共事的人。列宁逝世后留在身边的人，大多数不在人世。这里让人隐约地感到毛与斯大林气味相投。我在这里看到了他们两人的心灵相似，尽管不尽相同。当时我还无法想象得到毛的性格后来会增添何种色彩，他将把自己的人民引向何种灾难。

毛问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告诉他我们的情况很好，我们齐心协力地工作。但我也告诉他，我们的同志当中在讨论说应当把布尔加宁同志撤换下来，调到别的岗位上去，任命一位新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因为同志们对布尔加宁的工作不满意。我之所以把这些告诉了他，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毛离开后我们开始做一些人事变动而又未向他通报，不大合适。他会以为我们对他有所隐瞒。我坦率而又真诚地同他谈了我们党内问题，谈了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关系。“你们打算提拔谁来接替呢?”“我们还没有决定。我现在虽然还不大肯定，但我打算提名柯西金柯西金(1904～1980)于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后任第一副主席并兼任苏联财政部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曾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柯西金是谁?”我对他讲了柯西金的情况。“请您把他介绍给我!”我介绍他们认识，然后他们走到一个角落里去谈话。毛希望认识一下将要领导苏联政府的人，我的心情很愉快。我把这件事看作是愿意今后加强我们两国之间和两党之间的良好关系。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4）

会议结束了。中国人离去。但自那时以来周恩来曾多次正式来访或秘密来访。他的到来总是令人感到愉快。我们和他很合得来，我们待他非常好，这些会晤给我们带来欢乐。他向我们通报中国的情况，他们那里一切都好，我们都很满意。那个时期中国农村集体化已告结束。集体化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为之感到兴奋。从前，每当我个人思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我会预先设想每一个承担这项工作的人都会遇到哪些不可思议的困难。我可是知道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有多么艰难。中国是一个比俄罗斯更贫穷、更破落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技术设备，到处都以使用木制犁和锄头的手工操作为主。耕犁并不是户户都有。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搞集体化呢?

列宁说过，只有在机械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农民联合起来组成合作社。他曾写道：如果我们有10万台拖拉机，农民就会说他赞成公社。中国不但没有拖拉机、煤油、干部，就连耕犁几乎都没有。但是，尽管困难很大，中国人还是拿下了集体化。这显然是因为他们的要求不高：稍有改善就满足，所以当他们把自己那点可怜巴巴的生产资料合在一起时，就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耕种土地，从所付出的劳动中获取更多的实惠，让农民得到更好的保障。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这项成就感到庆幸。

我已经谈过了有关中国的工业情况。在我们的援助下，他们正在建设拖拉机厂，汽车厂，生产大炮、装备、飞机的国防工厂。我们为此感到自豪，我们也乐于援助中国，而中国则对我们报以关注和友谊。所以从表面上看我们之间的关系良好之极。在领导成员会晤时，我们可谓无话不谈，对于我们这里所见到的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毫无隐瞒。大家常常打趣，开怀大笑。

我记得，当我们访问中国在全国旅行时，我们看到了全靠人力、没有机械化的土石方简陋施工方式。中国人排列成行站在那里，用手传递着盛满泥土的箩筐。这真像是别出心裁的传送机。有人用肩扛着箩筐，有人则用背背着。咱们的爱说俏皮话的人杜撰了(我不知道这句俏皮话的发明权属于我们中间哪一个人)这么一句话：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台中国步行式挖土机。要叫我说，这个比喻还相当贴切呢。有一次在饭桌上，我们开了许多玩笑。而中国人喜欢开玩笑，他们往往挑头儿开玩笑。这一次我谈了在我们看来这些步行挖土机在中国是怎么工作的。他们哈哈大笑。后来我又一想：这话可别惹恼他们呀，要知道中国人是非常爱生气的。不，他们正确地理解了这句玩笑，没有生气。也或许他们生气了，但没露声色。他们善于伪装，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他们善于带上一副假面具，既不表现出自己对事物的真实看法，也不表露出自己的感情。

1958年中国人向我们提出援助武器的请求，因为他们打算实施一次新的反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他们索要空中掩护用飞机、远程大炮、海岸大炮，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我们全都给了他们。我们以为他们正在策划一次消灭蒋介石的决定性战役。我们当时不仅没有阻止他们，而且正相反，我们认为这个行动是正确的，有助于统一中国。于是他们开始实施自己的行动。具体地说这次行动就是攻击两个与中国大陆毗邻的沿岸小岛即台湾海峡澎湖列岛64个小岛中几个最大的岛。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5）

这个战役并不轻松。双方交火许久，而且美国人还积极支援蒋介石。然而优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我们当然全心全意关注他们的胜利，我们把同情心全部寄托在毛这个方面。必须把这两个岛上蒋介石分子的窝点端掉，因为在向中国大陆派遣登陆部队时它们可以作为跳板。那个时候蒋介石还在抱有这个幻想，根据我们的情报，美国人则怂恿他进攻中国大陆。

当我们看到天平指针正在向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向倾斜、这些岛屿可以夺取而毛却停止进攻的时候，我们是何等惊愕可想而知。战斗偃旗息鼓了，而这次行动竟无果而终。后来，周恩来来访，见到他时我们问道：“你们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我们是有意识这么做的。”“怎么是有意识这么做?你们并没有拿下那几个海岛嘛，你们发起这次行动不就是为了占领它们吗?你们的‘有意识’是什么意思?你们这种行动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只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但又不想让蒋介石离开我们太远。我们希望他留在我们的军事能力所及范围之内。我们不仅可以用空军袭击这些岛屿，而且也可以用岸边大炮打到它们。如果我们占领了这些岛屿，蒋军就会离我们太远，我们就丧失了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用军事手段骚扰他们的可能性。”“在自己的岸边拥有敌占岛，等待敌人实施登陆，这哪里是什么好事?这么近的距离岂不是为敌人提供可乘之机吗?

但北京-再表白他们的理由。我们还是没能弄明白他们为什么拒绝把这个行动实施到底。既然如此，何必给这些岛屿造成巨大损失呢?他们狠狠地打击了这几个岛屿，蒋介石甚至撤走了其中一个岛上的驻军。这个空岛本来就可以占领了。我直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为什么不把这个耗资颇多的战役进行到底。早在准备这个战役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或许有必要更加积极地援助中国?我们曾建议把我们的歼击机调到他们那里，调一个飞行大队或者需要多少就调多少。他们对这个建议却突然做出了非常神经质的反应，并且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建议使他们感到尴尬，感到屈辱：他们不要这样的援助!我们没有再勉强。我们本来是想助他们一臂之力，因为他们先前曾主动向我们提出。我们给了他们飞机、大炮，派出了自己的空军教官，还派出一些将领充任顾问。但是，当我们要派兵团过去而被他们拒绝时，我们感觉到他们对此举做出了很坏的评价，虽然我们除了愿意帮助朋友和兄弟巩固其国家边境和统一国家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我们一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蒋介石政府、收复沿海岛屿和把台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

当这次行动正在进行时，那两个海岛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全世界的报刊上。也发生了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向我们揭示了北京在对我们友好关系上的真实面目。中国上空正在进行着空战。蒋介石的空军装备有携带“空对空”级导弹的飞机。蒋军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发射的导弹有一些发生故障，坠落在地面上。其中有的保存得相当完好。我们的顾问知道这个情况，就向我们汇报了。不言而喻，我们对美国军事上的新发明，特别是和导弹有关的一切，都很感兴趣。那是一种很小的叫作“响尾蛇”的导弹即AIM-IXL型的响尾蛇导弹，其起飞质量为84千克，射程为18公里。，但它的结构却极其复杂。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6）

我们又有了一次了解美国技术的机会。正所谓，美国人通过中国把样品亲自给我们送上门来了。于是我们致函中国人，说我们知道他们缴获了什么什么导弹，我们想对这些导弹进行研究，从而以后可以利用美国技术为我们的共同利益服务……没有回音。过了些时候我们催问。他们再一次不答复。我们很奇怪：怎么能这样?我们把什么都给了中国：我们的机密军事技术、图样、生产工艺流程图、样品，我们直接向中国人提供装备，而他们在和蒋介石军队作战时缴获了武器却不肯给我们?莫斯科对此感到不可理解。我们摆出了百折不挠的姿态。这时他们才答复说：他们自己现在正在研究这枚导弹，因为只有这一枚，所以他们不能给我们。待到他们研究好了，便主动与我们交换情报。

我们对此不能同意。导弹技术很复杂，而中国的技术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迅速地、内行地研究这枚新型导弹的水平。我们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素养更高些，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在建造这类导弹，并且这类导弹已经被用于装备了，所以我们需要美国的样品以便用来进行对比。我们当然预料到美国人可能有所创新，搞出点有趣的东西来，这些可供我军借鉴。除此之外，这种答复实际上大大刺伤了我们，使我们感受到委屈。我设想，任何人处在我们位置上都会做出与我们完全相同的反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对中国保密，我们把什么都给他们，援助设备、顾问、安装技师、工程师、设计师，像亲兄弟一样和他们分吃最后一块面包，而他们缴获了武器却不愿意交给我们!

但没有办法：武器在他们手上嘛。于是我们决定向中国人施加点压力。当时我们正在准备给他们发送中程弹道导弹生产资料，而他们也非常着急地催促我们赶快发出。我们向我们的军事顾问下达指示，让他们在谈判时表达自己的不满，并以自己的名义在私下对他们说，我们向中国提供我们的最新技术，而他们连作为战利品缴获的武器都不愿意给我们，这让我们感到委屈。顾问们应当暗示说，我们在移交导弹生产资料方面遇到了“技术性困难”，并说很可能我们无法如期交出。我们确信，这些话一定会传到那些应该听到的人们耳朵里。果然不久我们就获悉中国人同意把那枚导弹移交给我们。导弹交由我们的顾问发往莫斯科。北京方面在这里玩了一种很不明智的“保密把戏”。这个把戏当然在我们的关系上留下了某种印痕。我倒想说，这件事让我们头脑清醒了，正像那句俄罗斯谚语所说，兄弟归兄弟，钱财要分清相当于汉语中的“亲兄弟，明算账”。—译者注!

我们拿到了这枚导弹，它被送往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科研所。我们的设计师很快就报告说这枚导弹很令人感兴趣，说我该前去参观一下。我去了那个研究所。人们向我演示了导弹的组装和拆卸。从作战部队条件下使用角度来看，这枚导弹令人极感兴趣。它很容易拆卸和组装，只消用一把扳手就可以。我们的导弹并不比它差，但工艺性不够好，组装起来较为复杂，重量也较大。就战斗性能而言，我们的导弹不比美国的逊色。但我们衡量了一下，认为美国的导弹制作更精良。我们的设计工程师就这样完全客观地做出了报告。于是我们决定开始生产这种导弹，只是做一些小小的修改。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7）

关于这枚导弹的研究情况，设计师后来经常向我报告。我那时在军事技术方面下功夫颇多，因为军备问题很尖锐地摆在面前：我们认为我国落后于美国。必须把失去的东西补回来，主要是在导弹和导弹运载飞机方面。用军事基地把我们包围起来的敌人拥有强大的轰炸机，我们迫切需要装有空对空导弹的歼击机和地对空导弹，用以防卫。必须尽快地、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以便武装起来应对战事突发。后来人们告诉我，中国人没有把热感应自导头部的敏感元件交给我们。这种元件尺寸很小，形状像钮扣。没有它们，导弹就不成其为完整的导弹。我们再一次向中国人索求，但他们回答说全部都交了出来。我们没有再坚持。也许他们在拆装导弹时将这些零件丢失了，也许他们故意不给。后来我们的几家科研所自己解决了这个课题，不过花了许多时间才破解了技术秘密。最终人们向我报告说这个课题已经解决。

这枚导弹风波所带来的不快滞留在我们的脑海里，败坏了我们的心情。从前我们简直是用天真的目光看待我们与中国兄弟的关系。我们为能够与他们保持这种良好的交往而高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这一下子改变了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中国就是中国嘛!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幅员辽阔的陆地大国，并且紧邻我国的边境。此时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了边境连绵不断的统一阵营，而这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世界阵营形成。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逐步取得胜利，日益深入人心。可就在这时发生了这种迫使我们深思的事件。我们的关系仍在友好地发展着。然而冲突也开始临近。我们的道路开始出现分歧。那个时期中国很明显地形成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对我们先前的真挚关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毛提出了“大跃进”指1958～1960年“大跃进”，其目的是最迟在七年之内把中国建成“工业大国”，所依据的是“马鞍形发展理论”，即跃进—在下降中巩固成绩—大跃进。问题。人们会说，“大跃进”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错，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往来如此密切，如果以真正友好关系为重，那么彼此间相互交换意见、听取所有兄弟国家的观点就是有益的。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可能产生独特的看法。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至少应当互通信息嘛。我们认为这种方式可使我们各国之间和各党之间增进相互信任，建立起最良好的关系。可是“大跃进”的事我们却是从报刊上看到的。

当你从报刊上了解某件事时，并不总是能搞清楚作者的意图。对于“大跃进”这个口号，我们就没有搞明白它的含义。后来我们又从报刊上了解到“小冶金”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决定用手工业方式、即用家庭式炼铁炉和炼钢炉大大增加钢铁产量。1962年钢产量由原先确定的1000万～1200万吨提高到8000万~1亿吨。即中国决定建造家庭式小型高炉。这简直是一场瘟疫。个别单位或者物质条件有保证的个人都给自己建造了高炉。谁也不去考虑这种铁的质量如何，它的成本是多少。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能否产出可供工业使用的钢铁，就更不要去想了。我不大清楚，这种冶炼业属于哪个遥远的时代。我们觉得这一切，什么“小冶金”、什么“大跃进”，都未免不太严肃。我听人说，就连孙中山的夫人也在自家门口建了一座高炉。不知她是否从这种炉子里炼出了铁。告诉我这件事的人，曾经拜访过她，而她曾向这些人炫耀自己的炉子。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8）

中国出现了这样的口号：几年后在钢铁产量上赶上英国，然后再赶上并超过美国。我们读到这些口号时，都无法认真对待它们，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事是办不到的。在简陋的条件下完成如此复杂的任务是不可能的，虽然这很有诱惑力。中国当时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都处于较低水平。即使我们苏联提出这种任务时，也没有指明具体期限。我们这里通行的是一个相当笼统的口号：赶上并超过美国这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我们也还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还不敢提出何时实现的期限。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组建公社。中国人开始把全体农民都联合起来，甚至把消费资料和生活用品都实行公有化。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会招致惨重的后果。

一般地说，中国很善于编口号，并且能够很出色地把这些口号传达给群众。我们这里收得到中国报纸，我们的人读它们，并且我们得到消息说，在与中国毗邻的地区苏联报纸也提出学习兄弟中国人民建设公社的经验问题。甚至出现了要借鉴“大跃进”的建议。坦率地说，我们很惶恐。我们已经不能再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了，不得不就苏联条件下采用这个口号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个口号绝对不适合我们……

当时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维尔科?切尔文科夫访问了中国。他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从中国回来后便在保加利亚的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一大堆荒诞的文章。我们发现保加利亚也在搬用公社和“大跃进”口号。那里实际上已经开始贯彻这些主张。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保加利亚人开始把集体农庄规模扩大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开始向重工业投放不堪重负的资金。我们通过那些对此持批判态度的保加利亚人获取了令人忧虑的信息，这些信息证明将会产生非常悲惨的后果。

我们不得不邀请保加利亚朋友来访，在会谈过程中表明了我们的观点。我们说，我们认为在欧洲以及其他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下使用中国的方法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还说，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会带来很大的后患。具体谈到保加利亚时我们是这样说的。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我们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兄弟般关系。我们希望这种关系永远保持下去。我们同保加利亚的关系也的确没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提醒你们，如果你们继续摹仿中国搞‘大跃进’，无视资金情况而大搞建设，就会使你们的经济陷入危险境地。现在你们不得不到资本主义世界去大量订货。付款限期一到，你们将没有能力按期票付款。我们预料你们将向我们请求贷款，而我们却爱莫能助。这会使你们的经济陷入非常艰难的境地。

“再看农业问题。保加利亚的农业具有很高的经营水平。你们那里不仅仅只搞种植业或畜牧业，不，你们在发展专业化蔬菜栽培、果树栽培，你们用工业方法栽种玫瑰，你们是欧洲的蔬菜供应国。农业上贪大求全将导致破产，会使农场变得失控，经济上亏损。个人财产公有化干脆会把农民吓得远离集体，以后要在很多年之内为此付出代价。这个复杂问题必须逐步地、极为谨慎地去加以解决。”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9）

我本人很崇拜保加利亚人，对他们的种菜本领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顿巴斯度过的，而顿巴斯吃的是保加利亚人种的蔬菜。一些人从保加利亚来到我们那里，租赁了土地，从事种菜业。他们都是出色的菜农。当然在他们的菜地里劳作的不是保加利亚人，而是乌克兰人，然而菜园主人都是优秀的组织者，他们让集市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而且价格便宜、质地新鲜。经常是，大清早有一个保加利亚人赶着一辆由两匹马驾着的马车，拖着长音冲着矿工家的女人们喊道：“大嫂子，亲爱的大嫂子!快起床哟，买菜喽!”妇女们被叫醒，纷纷跑出家门。车夫停住自己的马车，交易便开始。他知道所有女主顾的名字，而她们也能叫出他名字。

当我长大成人并有了一辆自行车时，我常常是在下班后换上衣服，骑上自行车去保加利亚人的菜地。我在那儿欣赏他们的劳动果实：那漂亮的西红柿，那漂亮的茄子。更不要说那些白菜、黄瓜什么的了。我特别喜爱那充满诗情画意的茄子园。一到那儿就观赏一行行蓝莹莹的茄子：巨大的葫芦形果实，侧面放射出青紫色亮光。由此可见我早就了解保加利亚人，并且敬重他们，直到现在依然如此。不过，当他们如今向苏联供应西红柿时，我有时跟自己的亲属们开玩笑说：“保加利亚像兄弟一样给我们送来西红柿，但他们自己却不吃这种西红柿。”为什么?因为不好吃：它们过早地采摘下来，不是在植株上成熟的。这种西红柿也是红色，但不具有在菜园里成熟的果实那种口味。瞧，我有点离题了。

总之，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保加利亚人。他们做出了近乎病态的反应。这时我们说：“我们并不强求你们同意我们的意见，只不过想提醒你们，如果你们向我们借贷黄金，我们因为现在没有黄金储备，无法帮助你们。当偿付期到来时，你们将如何走出沉重的财政困境，请你们自己斟酌吧。”我们就此分手。当然，保加利亚人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把集体农场规模缩小，等等。但要想把他们所做的一切全部改正过来，当然是不可能了，他们无法恢复原先的农村组织形式，许多扩大的农业合作社还是保留了下来。

我上面提到“扩大的”这个词。这并非出于偶然，和我共过事的人都了解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在苏联，我是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始作俑者。在这件事上我真是喜忧参半。我曾经认为，我们的那些耕地少、劳力也少的集体农庄是没有前途的。它们无法使用高效率的技术。因此，应当在另一种基础上改组这样的农庄，让它们使用更加现代化的技术。我们当年就这么做了。不错，我们也不无贪大求全之狂热，这让我们吃了苦头。这是我的失察。许多人由于忘乎所以，竟然不能实事求是地估量何谓大型农场，何谓特大型农场，何谓小型农场。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10）

可是中国人几乎把整个的省都塞进一个集体农庄里。只是他们不叫集体农庄，而叫“公社”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还通过一项关于建立人民公社(2 6万个公社，每个公社平均2万人)的决议。公社中农民的财产、宅旁地、劳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化,收入实行平均分配，生活军事化。。这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区，甚至比一个区还大。一种失控的经济单位产生了，而它是不可能赢利的。我想就此结束关于借用中国经验对我们的保加利亚朋友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一问题的阐述。半年以后他们来向我们求援，那时他们用光了人家向他们提供的所有贷款，甚至包括短期贷款。而短期贷款最昂贵，年利率几乎达到15%(长期贷款年利率为5%～7%)。在这种情况下，搞得我们还是不得不动用了自己的一些储备，把它交到朋友手上，以防他们应支付的期票被拒付。这简直就是偷窃嘛。经济就这样给那些盲目效仿中国人的人们当头一棒。

中国人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倒是很简单。他们那里实行的是独断专行，无须依赖任何经济原理和科学原理，也无须事先研究和深思熟虑。尽管这个问题看上去一目了然，我们认为我们还是有必要把危险的公社口号为何站不住脚加以解释。更何况我已经说过，我们这里还产生了直接相关的理由，因为西伯利亚有一些州委会和边疆区委会开始搬用这个中国口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宣传，大谈特谈它可以适用于我们的条件。

那时我们正在起草党的二十一大关于国民经济发展七年计划的一些决议，决定在总结报告中阐述这个问题，报告中将直接提及中国，但要把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都分析透彻。正巧由我代表党中央在二十一大做关于未来七年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报告。我顺便也分析了一下“大跃进”。我们就这样给我们党的领导者注射了防止盲目模仿的预防针，论证了盲目模仿会大大挫伤苏联，给我们的经济、因而也给我们的政治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经济，因此对两者都要多加关注，防止发生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发展的事情。

中国人出席了苏共二十一大。他们听到了我的讲话，读了报告原文，也就没有必要再多向他们解释我们对“大跃进”是持否定态度的了。这个情况显然也不会鼓舞他们去加深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正相反，给这种关系泼了冷水。我们在如何发展的根本问题上从此分道扬镳。到这时我们当然已经开始对中国广泛开展的活动公开发表评论。早在“大跃进”之前，中国曾经广泛报道(大事鼓吹)“百花齐放”这个口号。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口号并研究了它可能产生的后果之后，我们对它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让百花齐放，这是什么意思?每个农民都懂得，有些花必须扶持和培育，而有些花则必须铲除，因为当杂草开花结实时，它们会变得苦涩或者危害人的健康和禾苗的成长。这种口号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们的宣传工作者向党中央提出问题：怎么办?我们必须表明我们的态度，苏联人都看报，而这个口号已经在苏联境内传播开来。于是向报刊和宣传工作者发出指示：故意不涉及这个问题，绕开它。这个口号是中国人提出供他们内部使用的，因此对他们也许具有某种意义，而对我国条件并不适用，因此我们不接受。当然，我们也很清楚，中国人会立即明白我们的对策：既然我们不宣传他们的口号，可见我们不支持它。虽然这个口号没被谴责、没被驳斥，但每个人都很清楚我们反对它。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11）

在我们的一次会晤时(或许在莫斯科，或许是在我访问中国期间)，毛主动提出这个问题：“你们对‘百花齐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方针于1956年5月提出。但到了1957年毛泽东便声称，只准许“香花”开放，而“毒草”必须锄掉。怎么看?”我回答说：我们对这个口号不理解，所以我们很难在我国采用它，它在我国可能被做出错误的解释，因而不会带来益处。他说：“是呀，我们理解你们的处境。但我们这个口号是建立在研究古代作者的基础上的。”接下去他从最早见到“百花齐放”口号的古代文献中举了几个例子讲给我听。毛明白了我们不赞同他的观点，这当然也无助于加强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在那次交谈过程中，我们略微触碰了毛的痛处，稍稍点了他一下，让他明白他可以在自家那儿编造任何口号并把它们搬到报刊上去，但远非所有的口号都能为我们所接受。毛认为自己出身神圣，而他的那个神明又是他自己臆造出来的。因此凡是他所奉献出来的一切都是造福人类的。当然，我们的反应使友好关系变冷，至少是助长了这种关系变冷。然而，他是个聪明人，装出一副并不见怪的样子说：每一个党都可以借鉴对它有益的东西，抛弃不适合它的东西。

“大跃进”、组织公社以及毛所倡导的其他举措逐渐带来了消极结果。中国的经济恶化了。在贯彻这些口号之前，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迅速崛起，其经济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改善，生活水平提高。但“大跃进”使整个工业解体。首当其冲的是技术定额，因为中国人认为这不过是资产阶级胡编乱造出来的。例如，他们从苏联购进的机床，其产品的最大产量定额是精确测定的，而他们竟把产量定额提高许多倍。设备发生了超负荷现象，机床磨损。工业进入解体周期，混乱出现了，原料短缺，设备损坏。中国出现了艰难的局面。工程师如果遵守以科学知识为依据的技术定额，就会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应声虫、破坏分子，如此等等，并被调去当普通工人。

我们通过使馆收到一份咨询函：周恩来有意来访，问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立即回答说，我们将十分高兴接待他。他来了，他向我们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谈到中国冶金业的困难局面。他说北京请求我们派几位经济顾问过去。那边已经有我们的顾问在工作。除了那边已有的，我们还能派什么样的顾问给他们呢?已经派过去的都是专业水平很高的人，其中包括黑色冶金专业。而周请求派遣专业水平更高的人员，以便和他们共同研究当前的状况，帮助他们做出应有的结论。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决定推荐扎夏季科A．觯 募究 (1910～1963)自1949年起任苏联煤炭工业部部长，曾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8～1962年)。同志去那里，他是分管冶金和采煤问题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他本人是采煤工程师，矿工出身。我因在乌克兰工作对他很了解，他在乌克兰的斯大林州领导过一个最大的矿务局。他是一位优秀的工作者，但有一个缺点：酒喝得太凶，而且一喝酒就管不住自己。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12）

我们把扎夏季科派往中国。他肯定给那边带来了好处，因为他为人爽直，甚至可以说，性情暴烈。他在那里逗留了数周。回国后汇报了此行的成果。我问：“扎夏季科同志，您在那边有些什么见闻呀?您给中国兄弟提出了什么建议呀?”“哪里谈得上建议(他的声音有些粗鲁)，赫鲁晓夫同志，全都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他们自己把钢铁工业工作搞得一团糟。我去了鞍山钢铁厂，那里是一片衰败景象。”接下去他列举了高炉车间、平炉车间和该企业其他车间的实例。“那里的厂长是谁?”“厂长是某某某。我同他认识了，原来他是学兽医的。”

当我会见周恩来，而他请我发表一下感想时，我问他：“周恩来同志，那些在我们这儿留学和大学毕业的冶金专业工程师都到哪里去了?据说，他们都在你们农村工作，在那里接受所谓战斗锻炼。而你们的钢铁厂却由一个根本不懂冶金专业的人在管理。假如你们没有专业人员，这样做还可以理解。我们在革命后头几年也曾出现过种种类似情况。但你们现在能够物色到专业对口、胜任其职的人员嘛。”周恩来没能做出任何言之成理的回答。我看得出，他自己也明白做了蠢事。但这种蠢事并不是他出的主意，也不是他的能力所能消除的。

中国工业中其他行业也是一片混乱。被派往那里对我们援建的开工企业进行安装调试的苏联专家、甚至普通工人，都纷纷向我们报告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们下班回到家里，东西全被翻乱，箱子被搜查；我们找人解释，人家却对我们说，这种事根本不会有，显然是我们自己没有锁门，人人都矢口否认。这已经不是误会，而是不信任了。他们在寻找什么?他们在工程师或工人的皮箱里能够找到什么?那里又能够有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

人们讲过这样一件事。我们的工程师正在帮助中国人掌握火箭的使用方法，把火箭组装起来以便移交给中国人，组装完毕之后便下班回家。第二天早晨他们发现火箭被拆卸。他们就问：“是谁拆卸的?没有我们在场你们不应该拆卸火箭。这是我们的火箭，我们正在把它们移交给你们。”谁也不能解释清楚。显然中国人决定在夜间检查什么，偷看机密(不过不清楚其目的是什么：我们正在把这些火箭全部移交给他们)和把火箭重新组装起来的知识。另外还发生多起事件，都是由于对我国专家不信任和不尊重而引起的。后来发生了粗暴的侮辱，尤以酒醉的中国人为甚。

他们指责我们的人，说他们是“极限论者”“极限论”又译“生产到顶论”，是指把落后的定额和指标视为不可逾越极限的行为或言论。—译者注。这类用语我们似曾相识!过去，在苏联发展的某个阶段，我们这里也曾流传过这种骂人话。我不知道这句话究竟有多少道理。显然，这个用语在我们这里也是站不住脚的，它反映了对工程技术人员不信任。当年对资产阶级专家猜疑心很重。我们打破他们的定额，但并不总是合理，尽管有时做得对。然而，我们并没有向中国人推荐这种方法。他们是仿效我们而主动采用了这个方法的。这是他们的事。但我们还是对他们说，这种办事方式不会有好结果。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13）

大约就在那时或者稍微早些时候，我们收到我国大使从北京拍来的一封令人担忧的电报。电报中说，中国领导层对苏联的行动表现出强烈不满。驻华大使是尤金。他本人是一位哲学家，他肩负着特殊使命被派往中国。尤金以学者身份前往那里，当时毛泽东请求斯大林帮助他整理自己的讲话、文章等等文稿，因为他打算出版这些著述。让一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审阅和校订这些文稿，以免出现理论错误。于是尤金被派了过去。毛一向认为自己是哲学家，非常喜欢哲学话题，对于所有他与之谈话的人，哪怕是凡夫俗子，他都缠着人家谈论哲学。因此斯大林决定派出尤金，让这位大使既能和毛谈论一般性哲学话题，同时又能帮助他审订他的著作以供出版。

斯大林在世时和斯大林去世之后，我们都收到尤金发回的电报，他兴高采烈地通报毛的情况：他们两人相处得很融洽，并且不是尤金去毛那里，而是毛亲自去见尤金，在他那里一呆就是通宵达旦，与其说是在审订文稿，不如说是在自由交谈。尤金描述这些交谈时兴奋得简直上气不接下气。我们为此而庆幸，因为常言说，只要宝宝不哭，怎么哄并不在乎。毛与我们的大使建立起良好的接触，这令我们高兴。我们认为这证明彼此相互信任，促使我们之间关系得到更大的改善。

在那个时期，我国军方曾向党中央建议给中国政府发一封请求函，请他们允许苏联在中国南方建一个无线电台，这个电台可与我们在太平洋巡弋的潜艇保持联系。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说这个建议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那时我们正在大力建造柴油发动机潜艇，并且已经着手建造原子发动机潜艇。不言而喻，我们需要一个与在太平洋活动的潜艇舰队保持联系的可靠通信装置。

军方无疑做得对，他们选定了一个适合安装这种通信设备的地点。但我现在认为，我们当时犯了急躁病，夸大了各国共产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利益。我们曾经认为，无论我们的舰队也好，中国的舰队也好，而且一般来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军事设施也好，都服务于一个目的：一旦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于我们头上，必须准备好还击。潜艇的活动不仅仅是为了苏联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国和所有兄弟国家的利益。因此我们曾设想，中国对建造无线电台的兴趣并不亚于我们。

为什么我们打算自己建造无线电台?那个时期，中国要建造复杂的设备并如期完成，是有困难的。军方催促我们，要求尽快开工。然而我们没有考虑到中国领导层的民族感情。毛因为这个建议而受到伤害，他的民族感情被刺伤，中国的主权蒙受触犯。很显然，他认为我们是在以这种方式向中国渗透，所以对我们的建议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尽管他本人先前曾请求我们帮助中国造导弹潜艇。苏联把全部技术资料都寄了过去。中国人选好了厂址，在我们的专家援助下造起了这种潜艇。我们把这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了共同利益必须建造防御设施，并通力协作完成这项工作。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14）

在我们突然收到尤金的一封令人忧虑的电报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些这类性质的问题。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由我飞往北京。我们通报了中国同志，他们答复说他们将接待我们。这是1958年7月的事。同我一起出发的好像有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因为要讨论军事问题，另外还有苏联副外长库兹涅佐夫。我们是秘密飞往那里的，没有在报刊上宣布这次旅行。

抵达北京后，毛泽东、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我们。我们被安置在一处贵宾下榻的宾馆。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游泳池旁度过的。那里搭建了个凉棚，毛在那里游泳，我们也同他一起游。我们当然不能同他比赛谁游得远。据中国报刊报道，他曾“刷新”一项什么纪录。但这件事我们是后来才听说的，不过就在当时，我们这些游泳者就立即“高举双手”，向毛服输了，承认他是冠军。我们通常像海豹一样躺在一小块暖乎乎的沙滩或者地毯上谈话。然后再下到水里。又从水里爬上来晒太阳。我们的谈话是用相当平静而友好的声调进行的，尽管尤金在电报中通报说毛的言词激烈。

关于无线电台，毛说：“我们不能接受你们的建议。中国多少年以来都被人看作是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这有损于我们的声望：有损于我们的主权。”我尽我所能地连连道歉：“我们一丝一毫都不想破坏你们的主权或者干涉你们的内政，不想打入中国经济，总之不想做任何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主权的事。”“那么就请你们提供贷款。由我们来为你们建电台。”我对他说：“这样最好。您瞧，我们的技术指导，我们的图纸，我们的钱，我们提供的设备。一句话，为了尽快建成电台一切都由我们提供。你们就建吧!”毛说：“好的，我们同意。”

看上去我们好像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而且双方皆大欢喜。我们的军人提出的这项任务将会完成。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工程怎么也开不了工，中国人一再提出新的条件，他们寻找种种理由拖延时间。我们两国关系恶化后，这个问题干脆被撤下了议事日程。

我们在游泳池里还谈起了另一个问题，也是有关潜艇舰队的问题。

根据先前签订的条约，我们的飞机可以使用中国的机场。而此时我们的海军提出了进入中国某些港口以便给我们的潜艇加油和安排船员休息的要求。中国的海岸线很长，而我们苏联仿佛就处在它的海岸线边缘，可见海军在这个问题上所追求的也是纯业务目的。然而中国人又提出有关威望的反对意见。毛激烈反对。我对他说：“毛泽东同志，我根本不理解你们，这件事可是对我们大家都有利啊。”“不，我们不能同意这么做，这有损于我们的主权，我们也正在组建自己的潜艇舰队。”“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既然谈主权，那就让我们按照有来有往的原则行事吧。比方说，如果你们想在北冰洋有一支自己的潜艇舰队，我们就在自己的领土上给你们提供一处基地，作为交换，我们将在太平洋沿岸中国领土上设一处我们的潜艇基地。”“不，我们对这种做法也不同意。各国武装力量都应该部署在本国领土上。你们的建议使我们蒙受耻辱，使我们的感情受到伤害，我们不能同意。”“既然你们这样看问题，那就算了吧，我们不想再坚持，就靠我们现有的条件想办法吧。我们将加强远东舰队。我们想对它进行重新装备，大大增强它的实力，使这支潜艇舰队成为太平洋上一支强大力量。”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15）

我们又触痛了一个曾长期遭受外国侵略者统治的国家那敏感的神经。从此以后我对毛在与我们谈话时所遵循的是什么有了更好的理解。看来我们根本不该向中国提出这个建议。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种反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绝不会贸然提出这个建议，不会自找麻烦，而向毛提这个请求。但事情已无法挽回。我明白，在这类问题上需要非常注重礼数。现在我对这个状况更加了解了。不可损伤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的民族尊严。存在着主权，背弃主权?这个话题只有在双方完全同意的前提下才能谈，但即便如此也最好尽量避开它，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例如谈判双方正面临战争的危险。总之，主权问题在这个世界上还将长期成为分歧的内容，主权问题突然浮上水面时会给个别国家之间的相互谅解造成相当严重的损害。

有一次也是在游泳池旁，毛又挑头谈起这个话题：“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来算算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吧。我搞了个计算，算出的结果是：中国拥有将近7亿人口，所以它可以组建多少多少个陆军师。苏联拥有2亿人口，它能够组建多少个师。”是的，军队有兵员定额，他的计算大致是正确的。他用常规的方法估算了一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让多少人去当兵。然后又开始计算美、英、法等北大西洋公约国家能够组建多少个师。他说：“瞧，力量对比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怕什么?”

这番议论很符合他1957年在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发表的那个观点，当时毛声称，损失3亿人，即人口的二分之一，对于中国来说算不上什么悲剧。如今他又把这个问题抖落出来，用计算数据来充实他那个关于我们不必害怕战争的论点。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根本不必为和平而进行斗争。但如果仔细琢磨一下，他的论据归纳起来恰恰是这个意思。毛不是把和平共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而是把准备战争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准备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在这场战争中打败我们的敌人，无论战争会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我对他说：“毛泽东同志，您计算出的数据，人们都知道。但是还必须考虑到，只有当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当人们用肉搏方式或者用诸如标枪和刺刀等冷兵器作战时，算术学统计结果才是合理的。从前就是这样，谁的棍棒多，谁就占上风。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不同了。机枪刚刚问世，立刻将各方力量拉平了一些：力量对比后来发生了有利于拥有更多机枪的军队的变化。后来又出现坦克和飞机，力量对比则全然改观，战胜者不再是拥有更多人口的一方，而是拥有良好军事工业和能够充分供给自己新式武器的一方。现在我们拥有导弹和核武器。世界大战将是导弹核战争，而导弹核战争将使机会均等。一枚导弹可歼灭几个师。可见师的数量多寡现在不再是实力的标志，说句粗话，那不过是一堆炮灰。因此我们对战争问题抱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以人口数量衡量力量对比。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16）

我们现在正加速发展我们的工业，特别是核工业和火箭工业，以防苏联遭遇不测。我们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敌人肯定会用来装备自己的各种新式武器。我们的敌人具有高度的组织性，拥有非常强大的工业，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不，我还是认为您错了。在力量对比上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口的数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用任何手段都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他发表了他的观点，我发表了我的观点。我们都没有再反复谈下去，因为那样做不会有什么结果。

毛还谈及另一个问题。我们曾经在报刊上发表了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的一份声明。当时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发表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明。我们准备了一份这样的声明，交由朱可夫同志宣布。声明的主旨是：警告帝国主义阵营，如果他们侵犯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会保持中立，而是将动用我国军队所拥有的一切可能手段，给侵略者以还击。毛此时指着朱可夫的声明说，他认为这个声明是错误的。我问他为什么。这可不是朱可夫的个人观点，而是我们党中央的意见呀。那时正逢中美关系紧张。“我们的坚定立场会遏制帝国主义者。他们将会知道，侵犯我们的任何一个盟友，无论是侵犯中国还是阿尔巴尼亚，都必将无法逃脱惩罚。其实朱可夫的声明当时牵涉到的首先是与资本主义世界毗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不对，”毛说，“这不对头。”于是他开始展开地谈他的观点，其观点可归纳如下：“如果有人侵犯中国，你们不要卷入战争。我们将自己打，打10年，打20年也行。我们人口众多，国土辽阔。如果敌人硬要跟我们打，他们绝没有好下场。我们自己应付得了，我们一定打败他们。没有一个国家能战胜我们。日本人跟中国打了好多年仗，他们的侵略下场如何呢?敌人会破坏我们的经济?让他们破坏好了。最重要的是要保住苏联。只要苏联还在，还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向前发展，以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中国打败了敌人，将在你们的援助下恢复自己的经济。因此根本不要让苏联去冒与资本主义阵营打仗的危险。”瞧他就是这样偷梁换柱的：倒好像中国为了确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生存而甘愿牺牲自己。

我说：“如果我们这样对待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只让每个国家自力更生，那么敌人就会把我们各个击败。这种立场是鼓励侵略，而不是遏制侵略。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这个声明应该发表，我们并且在自己的政策上恪守这个声明。这篇声明的措辞不是出自国防部长，而是出自我国政府，出自我们的党中央。”“措词是错误的。”毛回答说。问题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各自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下一次会晤，继续谈军事话题。那次谈话具有另一种特点，而且我想说，毛的言论变得自相矛盾了。尽管如此，这些言论与上一次仍然如出一辙：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二）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17）

“我考虑过我们上一次的谈话，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苏联遭到进犯，我建议你们不要抵抗。”我立刻警觉起来：“怎么?帝国主义列强侵犯苏联，而我们不对他们进行反击？那结果会怎么样呢?”“你们一步步后退，后退一年、两年、三年。拉长敌人的交通线，从而削弱他们。然后我们联合起来向他们进攻，打败他们。”我对他说：“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对于我们而言，这种看事物的方式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后退一年?下一次世界大战恐怕未必打得了一年。那将是一场速决战。”毛继续说：“你们不是曾经退到斯大林格勒吗?你们曾经后退了整整两年，为什么现在不能后退三年呢?如果说你们当年曾经退到斯大林格勒，那么现在你们可以退到乌拉尔，退到西伯利亚，再往前，你们的后方是中国。我们将利用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国土，一定打垮敌人。”我回答说：“不，我们遵循另一种立场，即立即反击的立场，一旦遭到侵略，我们将动用所掌握的全部手段进行反击。我们现在拥有强大的兵力，雄厚的技术能力，并且还在逐年增强这种能力。反击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迫使敌人在他们敢于对我们发动侵略之前不得不三思而行。或许侵略就根本不可能了。”“不，”他又说，“我认为这个论点是错误的。”

后来，我曾反复琢磨，他的那些观点有什么依据呢?我不知道该如何给这种观点和议论下评语。我很奇怪毛怎么可能这样思考，我无法给自己找出答案。如果设想一下他这是在进行挑衅勾当，我们可没那么天真。他怎么也不可能居然认为我们会同意。如果他自己认为他那些关于军事策略的论断是合理的，那么就很难想象一个聪明人竟然会如此思考。对我来说直到现在这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我一直不清楚：这到底是思维力缺欠还是挑衅?然而这样一场谈话的确是进行了，而且我完全保证我准确地转述了毛的讲话和我的回答，既不夸大其词也不断章取义。绝对没有！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呀?我们同中国的烦心事本来就够多的了，我可不想再夸大它们。正相反!

在这种情况下，头脑简单的人会说：“我们为中国做了许多，可是中国却走上了仇苏的道路。”就是嘛，但责任不在我们。目前苏中关系现状似乎直观地表明当初没有必要承担这种花费，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当时这样行事，是为了振兴中国的经济，使中国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更加壮大。我们真诚地提供援助，是为了让我们的朋友也像我们十月革命以后所做的那样向前发展，建设本国的经济和巩固国家的独立。但事与愿违。

总有一天我将死去，如果人死后仍然思考的话，那么我所思考的将是苏中两国人民兄弟情谊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兄弟情谊重新恢复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