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诺姆·乔姆斯基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语言学家，他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在心理学、哲学、逻辑学、计算语言学等领域也影响深远。他还拥有众多令人瞩目的其他头衔——哲学家、认知科学家、历史学家、逻辑学家、政治评论家，以及社会活动者。作为20世纪末期被引用最多的健在学者，乔姆斯基蜚声世界不仅因为他巨大的学术影响，更因为他作为一个“诚实说出真相”的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在《必要的幻觉》一书中，乔姆斯基以当时的美国主流媒体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等为例，对民主制度下的媒体本质和知识分子的整体角色提出了质询。与作者其他的政论著作相同，此书对美国政府持鲜明的批判立场，深刻剖析了美国民主的双标和虚伪，反思了知识分子在民主社会中应当承担的责任。需要指出的是，此书并不是乔姆斯基的近作，而是他1988年在加拿大电台主办的梅西讲座系列演讲中的发言集结而成。30余年后的今天阅读这本著作，我们更能体会作者对西方民主本质的洞察和对国际局势的前瞻，尤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2020年。此次全球新冠疫情期间，91岁高龄的乔姆斯基在访谈中数次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为“犯罪疯子”（criminally insane）和“反社会的自大狂”（sociopathic maniac），并深刻探讨了美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面临的困境。回顾书中所列举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际大事件以及它们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美国民主的本质，并思考乔姆斯基在书中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使公民更广泛、更有意义地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媒体应该担负怎样的社会责任？

这本著作由现场演讲编撰而成，却没有掺杂情感渲染和任何主观臆断，而是以数据、事实、史料、文献为据，条分缕析地论述了美国政府和媒体如何制造了“必要的幻觉”。书中所有事件、评论都有出处，并详加注释，这也是为什么此书的附录几乎占据了与正文同样的篇幅，平均每页的脚注多达十数行。在这些客观的数据、事实背后，不仅是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更是一名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作为译者，我谨记职责所在，尽量保留原文的“乔氏”长句和反讽，力求最大限度再现作者犀利、冷静的文风，使读者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感受乔姆斯基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对美国民主制度和媒体角色的犀利分析与批判。

最后，我要诚挚感谢三辉图书将这一重任委托给我；感谢我的先生在西雅图清冷的夜晚将热茶悄悄放在我手边，感谢他在我于词句间焦灼时耐心作我的第一读者和校对。翻译此书时，我正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撰写博士论文，身心疲惫，是乔姆斯基的这本书和我先生的鼓励，以及对未来读者的想象，伴我度过了无数的不眠之夜。

感谢你们。

王燕
2020年秋于西雅图

前言

本书正文五章，是我1988年11月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电台做的梅西演讲的修订版。这些演讲就现代最先进的民主制度的运作提出一些论断，并特别指出思想与见解如何为维护国内特权这个目的而形成。五章之后的附录是为了详细说明文中某些观点而做拓展的注释，为不影响正文的流畅，与正文分列。书中各章均有一篇分节的附录，其中每一节作为注释对应正文某一部分。这些附录只是作为范例，仅供参考。如参考文献所示，正文和附录涉及的一些问题在其他地方有更深入的具体探讨，其中许多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这些日渐突出的问题源于西方工业社会的本质，自出现起就一直备受争议。在资本主义民主中，关于权力所属一直存有某种矛盾。从理论上讲，民主制度中人民是统治者。但事实上，生活核心领域的决策权掌握在对整个社会秩序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私人手中。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办法是把民主制度延伸到投资领域、工作管理体系，等等。这将形成一场重大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至少在我看来，会使以前的政治革命趋于完善，并实现它们部分赖以生存的自由论信条。或者，还有一种解决矛盾的可行办法，有时候它确实奏效，即强行遏制公众对政府和私人权力的干涉。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这个问题通常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动用各种手段剥夺民主政治机构的实际权力，但同时保持其形式上不受破坏。这个任务很大程度上由在权力允许的范围内传播思想与主张的意识形态机构来承担，确保任何针对现有特权和权力的挑战在形成和壮大之前就已转向。这项复杂的任务涉及很多层面和手段。我主要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思想控制，主要通过国家媒体的力量和相关的精英知识分子文化部门来实现。

我认为，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还远远不够。我个人的感觉是，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应该承担文化的自我防卫，保护自己不被操纵和控制，为更深入的民主打下基础。正是这种考虑促成了以下的演讲以及大多数在讨论中引用的材料。

第一章

民主和媒体

在一篇题为“巴西主教团支持媒体民主化计划”的报道中，南美教会主办的一本杂志详细介绍了一项在制宪会议上饱受争议的提案，该提案“旨在开放巴西高度集中的强权媒体，使公民能够充分参与其中”。报道说，“巴西的天主教主教团是（这项）媒体民主化立法提案的主要倡导者”，并指出，“巴西的电视台被五大电视网控制，（同时）……八个大型多国集团和各种政府企业构成了全部传媒广告的主体”。这个提案“设想创立一个由公民和政府代表组成的国家传媒委员会……由其制定民主的传媒政策，发放电台和电视台经营许可证”。“巴西主教联席会议（Brazilian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一直反复强调传播媒介的重要性，并力主推动草根民众的参与。其1989年大斋节（Lenten）活动已选定‘传媒’为主题”，这是一项由主教联席会议发起的一年一度“反思某些社会话题的教区级活动”。

事实上，世界各地都在认真讨论巴西主教团提出的这些问题，对其深入的研究正在几个拉丁美洲国家和其他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之前已有众多关于“新世界信息秩序”的讨论，这个新秩序将使媒体准入多元化，并鼓励用其他方式取代西方工业权力支配的全球媒体系统。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关于其可行性的调查在美国引发了充满敌意的反应。美国声称担心新闻界的自由度。在继续这个话题的同时，我想问的是：这种担心有多大的必要性？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其背后的进一步问题与一项民主传媒政策有关：这个政策可能是什么？它真的是我们必需的吗？如果是，它能实现吗？更广泛地说，我们到底渴望怎样的民主秩序？

“媒体民主化”这个概念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没有实际意义。事实上，这个词本身自相矛盾甚或有些自我颠覆的意味。公民参与被认为是对新闻自由的侵犯、对媒体独立的打击，它将扭曲媒体所承担的无所畏惧、不偏不倚为大众传播信息的使命。这个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它背后的理念是，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下媒体实际如何运作和应该如何运作的问题，以及某些隐含的关于民主本质的概念。我们将依次探讨这些话题。

在一个决议中，格法因（Gurfein）大法官否决了政府对公开《五角大楼文件》（ Pentagon Papers ）的禁令，他指出，正常的媒体表现形式是：我们拥有“一个不断找碴儿的新闻界、一个顽固倔强的新闻界、一个无处不在的新闻界”，而且，“当权者必须容忍”这些人民的论坛，“从而保护言论自由的更大价值和人民的知情权”。《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的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在评论这份裁决时说，当时的新闻媒体并不总是像现在一样独立、警觉、敢于对抗政府，但在越战和水门事件时代，媒体无视外来压力、政府命令或私人权力，学会了如何行使“权力来深挖我们的国民生活，披露那些他们认为应该曝光的东西”。这也是人们普遍持有的一个信念。

当前已有众多关于媒体的争论，但其焦点并不是如何“使媒体民主化”或将它们从政府和私人权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是质问媒体在摆脱这些束缚时是否已经越界，尤其是其好斗、任性的反抗权威的行为甚至威胁到民主机构的存在时。在1975年一份关于“民主可控性”的研究中，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评论说，媒体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国家权力的新来源”、一种“泛滥的民主”，导致国内“政府职权减弱”，并因此造成“国外民主影响力衰退”。委员会认为，这种普遍的“民主危机”源于之前被边缘化的大众阶层为整合、强调其诉求而采取的行动，其结果是过度的民主，反而阻碍了民主进程恰当地发挥作用。美国报告员，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评论说，早些时候，“通过与为数不多的华尔街律师和银行家合作，杜鲁门已经能够掌控这个国家”。那时还没有出现民主危机，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民主危机已日趋严重。因此，这份研究敦促实行更多的“民主改良”来减轻民主泛滥，摆脱危机。

简而言之，如果民主要得以生存，普通大众就必须受到压制，回到传统的麻木、顺从状态，被排挤在政治论辩和政治行动之外。

三边委员会的研究反映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自由精英以及卡特政府领导层的看法和价值观。右倾立场的看法是，民主受到了来自所谓“特殊利益者”有组织的行为的威胁。“特殊利益者”是一个当代政治话语概念，指工人、农民、妇女、年轻人、老年人、残疾人、少数族裔，等等——简而言之，就是普通大众。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总统竞选中，民主党被指控为这些特殊利益者的傀儡，从而危害了“国家利益”。而被默认能代表国家利益的，则是那些明显不属于特殊利益者的阶层：公司、财团和其他商业精英。

对民主党代表特殊利益者的指控难以成立。其实，民主党代表了“国家利益”的其他人群，在越战后的右倾走向中，他们心安理得地加入精英集团，扼杀了旨在保护穷人和受剥削者的为数不多的政府计划；将资源转移给富人；变本加厉地将政府变成服务于特权阶层的福利政府；通过军事系统扩大政府权力和受保障的政府经济部门——在国内，这成为一种强制民众扶持高科技产业的手段，并为其废弃产品提供了一个由政府保障的市场。右倾趋势的一个相关特点是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通过颠覆活动、国际恐怖主义和侵略来扩大美国权力：也就是被媒体定性为世界民主的强硬捍卫者的里根主义，尽管这种右倾观点有时也批判里根分子在这项崇高事业中的过激行为。总之，民主党的反对为里根政府的计划提供了可靠的支持，这些计划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卡特时期主张的延伸，正如民意调查明确指出的那样，其中几乎没有哪一项不遭到普通民众的强烈反对。

1988年7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记者们不断提到迈克·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认为他“过于自由”无法获胜。媒体监督组织——公平与准确报道（FAIR）对此表示质疑。他们引用的1987年《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民众支持政府关于全面就业、医疗保险、日托服务的承诺，在50%赞成变革的民众中，支持削减军费开支的人数与反对者的人数比例达到3比1。但是，民主党推选里根式人物作副总统的选择，仅仅赢来媒体对其实用主义的赞许，这种实用主义体现为抵制左翼极端人物，正是后者呼吁执行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政策。整个80年代，公众的态度渐渐发展为一种罗斯福新政（New Deal）风格的自由主义，而“自由”在政治话语中成为一个不能被提及的词。民意调查显示，将近一半的民众相信，美国宪法——一个神圣的文件，正是马克思那句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来源，这句名言看起来显然无比正确。

我们不应该被里根“压倒性”的大选胜利所误导。里根仅赢得了不到三分之一的选票；在投票的选民中，大多数人希望他的立法计划不会得以实施，而一半的民众仍然相信政府“被少数只关注自己利益的大集团”所掌控。如果有这样一个选择，一边是伴随着沙文主义的狂热爱国情绪、管它什么见鬼后果的凯恩斯增长的里根式计划，一边是民主党的财政保守主义和“我们赞同你的目标，但担心成本太高”的观点，那些费心纠结投票的人一定会倾向于前者——这丝毫不令人惊讶。精英集团肩负的任务就是厚起脸皮，吹捧我们制度的显赫成功：“一个模范的民主制度，一个为公民提供所需不遗余力的社会”，就如后里根时代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在概述“两党外交政策目标”时声称的那样。但是除了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多数民众似乎认为政府只是超越公众影响和控制的权力机构；如果民众的感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看一看某些统计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的社会“为它的公民所需”提供的保证多么堂皇又无力。

事实上，里根现象可能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试行方向，即逐步取缔工会、独立媒体、政治组织，以及更常见的，取缔那些阻止个人集权统治国家的公共组织。在许多外人看来，里根是一个沉溺于“疯狂”行为的“古怪的牛仔领导”，其业绩包括纠集“一帮恶徒”攻打尼加拉瓜［引自多伦多《环球邮报》（ Globe and Mail ）社论］。但是在美国民众眼里，他不过是一个国家统一的象征，就像国旗或英国女王。女王在英国议会开议大典上宣读施政纲领，但没人在乎她是否相信甚至理解这些东西。同样，美国民众似乎并不在意那些无法隐瞒的证据，即里根总统对于用他的名义制定的政策仅有一知半解；他们也不在乎这样的事实：当其幕僚不能妥善地执行这些政策时，里根就会时不时站出来发表一些词不达意甚至窘态百出的声明——如果真有人把这当回事的话。当选举甚至不能赋予民众在不同来源的方案之间做出选择的权利，而仅仅成为一个选择傀儡的行为时，阻碍公众参与重大事务的进程又前行了一步。因此，滑稽的是，美国政府基本上在没有首脑的情况下运作了八年。

回到媒体的话题上来，媒体被指控为“民主泛滥”煽风点火，而三边委员会评论说，“社会和政府更广泛的利益”要求，如果新闻记者不能遵从“职业规范”，“政府完全可以制定新的规章”，直至最终“恢复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平衡”。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执行总裁莱昂纳德·苏斯曼（Leonard Sussman）提出的问题反映了类似的顾虑，他问道：“难道自由机构因为支持某种自由而必须被推翻吗？”约翰逊政府时期的驻白宫知识分子约翰·罗切（John Roche）也做出回应，他呼吁国会调查在“反约翰逊行动”中大肆歪曲篡改记录的“这些私人政府的工作方式”。不过他担心国会因为过于“惧怕媒体”而不敢承担这项紧迫的任务。

以上是苏斯曼和罗切对彼得·布雷斯特拉普（Peter Braestrup）所做的两卷研究的评论。此项研究由自由之家资助，对媒体关于1968年越南春节攻势（Tet Offensive）的报道进行了调查。这项研究被盛誉为划时代的成就，为这个“不容忽视的国家权力的新来源”的任性提供了确凿的证据。罗切将其描述为“25年来最重要的调查报告之一，一流的学术成就”，一个“明察秋毫的专题研究，揭示了媒体即便没有恶意，也严重失职”。这项现代学术研究的典范宣称，它证明了在反映20世纪60年代“敌对文化”的偏颇、失职的报道中，媒体事实上输掉了越南战争，从而危害了民主和自由的进程，而美国正是为此而战却一无所获。自由之家的研究断言，这些失败说明，“由于管理者的鼓励或姑息，自60年代以来新闻界放任自由的特点已蔚然成风”。新式的新闻界带着“盲目的冲动，时刻准备着寻找冲突，总是从最坏的角度看待政府或当局。在此基础上，他们把任何事件的主角都分为‘好人’和‘坏人’”。“坏人”包括美国在越南的军队、“军工集团”、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整个美国政府；而“好人”，在媒体眼中，则是共产主义者。自由之家的研究称，共产主义者总是被过度赞美和保护。这项研究推断，“当前放任的作风会一直延续，必将导致这样一种不容乐观的可能性：如果管理者自身不采取行动，那么业界外的力量——法庭、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或国会——将试图采取他们的对策了”。

迄今，这是一个获得公认的事实，即“作为美国人，我们往往会因为各种我们不认可的政策和行为鞭挞自己”。而且，正如越战事件所显示的，“如此大规模的报道将不可避免地削弱对于推进战争的支持”，尤其是“电视上那些血淋淋的图像报道”。［兰德勒姆·博林（Landrum Bolling）在他主持的一个会议上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真的“没有办法在这两者之间实现某种平衡：一方是能够控制或封锁战争中不利新闻的极权政府享有的优势，一方是自由社会允许公开报道所有战事造成的弊端”。］因调查报道而“导致总统下台”（安东尼·刘易斯）的水门事件强化了这样一种悲观景象——自由、独立、唱反调的媒体致使民主岌岌可危，就如伊朗军售丑闻的结果。如今不断出现的对新闻界自由的辩护，如格法因大法官和安东尼·刘易斯所做的，正是对政府企图控制媒体、强加给他们责任规范的一种回应。

有关媒体和民主的激辩产生了两类问题：关于事实的和关于价值观的。关于事实的基本问题是，媒体是否确实采取了一种敌对的姿态，可能还有点狂热过头；尤其是，通过“鞭挞我们自己”和当权者，他们是否破坏了战争对自由的保卫，威胁了自由组织机构的存在。如果是这样，我们也许接着要问，通过强加给媒体外来的限制以保证他们不越过责任的界限是否合适，或者我们是否应该采取霍尔姆斯（Holmes）大法官表达的原则，在一个典型的争议中，“对真相最好的检验就是通过观点之间的自由交流，让思想的力量在市场的竞争中得以接受”。

关于事实的问题鲜有讨论；人们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得以证实。然而，一些人坚持认为事实的前提其实是虚假的。让我们从最普遍的主张入手，研究一下思想自由市场的运行。本杰明·金斯伯格（Benjamin Ginsberg）在其关于利用大众观点推动政府权力的研究中强调：

西方政府一直使用市场机制来规范大众的观点和见解。建立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思想市场”有效地传播了上层阶级的信仰和观点，同时颠覆了下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独立性。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市场，西方政府打造了社会经济地位和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持久有力的联系，从而使上层阶级能够利用其中一个强化另一个……尤其在美国，上层和中上层阶级控制思想市场的能力使得这些阶层可以塑造整个社会对政治现实的看法，以及现实的政治、社会可能性的范围。西方人通常把市场等同于观念的自由，而事实上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几乎与政府的铁腕一样，都是有力的控制工具。

对于一个没有特别争议、有导向的自由市场的运作，金斯伯格的论断有一定的说服力。那些能够触及大量受众的媒体机构都是重要的大公司，而且它们与更大的集团融为一体。像其他商业一样，它们把产品卖给消费者。它们的市场是广告商，“产品”则是受众，尤其是那些够提高广告费率的有钱受众。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自由党也评论说，市场会推广那些“被广告大众所青睐”的杂志；如今，在提到一个左翼新杂志的停刊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温和地评论说它理应落得这样的下场：“市场从开始拒绝认购其所有发行资本的那一刻起，就宣布了对它的准确判决。”显然，没有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会对市场代表了大众的意愿这一点持有怀疑。

简而言之，主要媒体——尤其是制定其他媒体遵循的言论议程的精英媒体——把特权受众“贩卖”给其他商业的大集团。毫不意外，他们代表的世界观反映了卖家、买家和产品的观点和利益。媒体的所有权被高度集中并不断强化。而且，那些在媒体管理层身居要职或作为评论家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的人，都属于同样的特权精英团体，他们应当与其同盟持有共同的观点、愿望和态度，同时也反映他们自己阶层的利益。进入这种体制的记者，除非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些价值观进而屈服于这些意识形态的压力，否则不可能成功；心口不一并不容易做到，因此那些不顺从的人往往被大家心知肚明的机制清除出局。

广告商的影响有时则直接得多。伦敦《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评论称，“不利于商业集团资助商的项目往往会中途夭折”，并指出，“电视台早已学会支持那些大集团公司最用心支持的利益”。这份杂志引用了美国公共电视台13频道（WNET）的例子，该电视台“因为一部名为‘利润之渴’的纪录片失去了来自海湾西方公司（Gulf & Western）的资金承诺，该片记录了跨国集团在第三世界购买大片土地的事实”。海湾西方公司的总裁给电视台写信说，这些行为“不应该是朋友所为”，并补充说这个纪录片“如果不是反美，也是恶毒反企业的”。《经济学人》断言，“大多数人相信13频道如今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别人也不会了。这种警告无须明示。

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导致了媒体对这些国家-集团组合体需求的服从。与权力对抗无比艰辛、代价沉重，还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和有力的辩论。而批判性的分析，显然不会被那些处于竭力反击的位置、有权决定奖惩名单的权力集团所接受。相反，遵从一个“爱国议程”则无需这样的代价。指控官方的敌人几乎不需要证据；而且，这些指控还免受指摘——那些指摘会被当作对敌人的辩护或见木不见林的短浅见识而遭到驳回。我们的制度用义愤保护自己，从而在服务于权势时不受到对其欺诈权利的挑战。让意识形态体系受到理性的质询这个想法本身就引发了不解和愤怒，尽管这个想法经常改头换面以其他名目出现。一个认为美国政府拥有至善意图，可能同时又痛惜其失败和无能的人，对这个立场会全盘接受，就像我们质疑为什么在中东和中美洲“成功总是与我们擦身而过”，为什么“一个拥有如此大量财富、权力和善意的国家（不能）更迅速、更有效地实现它的目标”（兰德勒姆·博林）。而“善意”并不是政府的特性，并且，像任何一个过去或现在的国家一样，美国推行的政策反映了通过国内权力掌控国家的统治者的利益，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标准就截然不同了。这些人人皆知的真理在主流社会几乎不被公开提起，就像这个事实本身一样让人惊诧。

在谴责苏联进攻阿富汗、支持波兰的武装镇压时，人们不需要任何证据；转而谈论美国入侵印度支那，或这么多年一直极力阻挠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政治和解时，就另当别论了。这些事件虽然轻而易举就能用文件证明，但不受欢迎，也就不是事实。对伊朗或利比亚政府支持恐怖主义的谴责无须争议；对于美国及其附庸国在制造及传播现代社会瘟疫中扮演的重要——甚至可以说是统治性的——角色的讨论，却只会引发对这个观点的恐慌或不屑，那些支持性证据，不管多么有力，都被认为是不相关的而遭到驳回。理所当然的，媒体和知识分子杂志要么会赞誉美国政府投身于尼加拉瓜的民主建设，要么批评政府在实现这个崇高的目标时采取的手段不当，但绝口不提其实这就是政策的目的。在主流媒体中，对于爱国主义假设的潜在质疑基本不可能存在。即使被允许公开表述，且有充足的证据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这并非难事——这种质疑也会被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狂热和荒谬遭到驳回。

在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中，我们发现，顺从是最容易的方法，是通往特权和声誉的途径；持有异议会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甚至在一个没有诸如暗杀小组、精神病监狱或灭绝营这些控制手段的社会当中也是如此。媒体结构本身的设计就是为了诱导对既定观念的顺从。在广告之间三分钟的间隙，或在700字的文章中，你很难举出让人信服的观点和证据来表达新鲜的思想或惊人的结论，而顺从地重复那些受欢迎的老生常谈则容易得多。

基于毫无争议的前提，不出所料的前景是，整体而言，主要媒体和其他意识形态机构将反映既定权威的观点和利益。至于这种预期是否已实现，众多分析家观点不一。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man）和我分别以及联合出版了大量文献，来证明一个与主流观点迥异的、关于媒体如何运作的设想。基于前面回顾的理由，这个模型具有先验说服力——此模型认为媒体服务于国家和集团权力的利益，两者相互勾结，通过一种支持既定特权、限制争议讨论的手段来约束报道和评论。我们研究了大量的案例，包括那些对这个模型提出最严峻挑战的案例，即批评者拿来作为强硬证据、声称是媒体反社会的过激行为的例子：关于印度支那战争的报道、水门事件，和其他来自某个时期人们认为媒体已摆脱过去的顺从状态、承担了先驱角色的例子。为公允地考察这个模型，我们系统地挑选了一些历史尽可能允许的彼此对应的例证：归咎于官方敌人的罪行与美国及其附庸国应承担责任的罪行；官方敌人所做的好事，特别是他们进行的选举与美国及其附庸国的同样行为。我们还使用了其他一些方法，得出了进一步的证明。

迄今，已有几千页的文献支持这个宣传模型的结论。按照社会科学的标准，这个模型已经得到完全证实，而且事实经常超越了其预测。就我所知，对这个结论还没有任何值得认真对待的质疑。甚至当这个话题偶尔被主流讨论时，那些反对它的论据的本质，也表明了这个模型确实非常健全有力。人们高度肯定自由之家所做的研究，认为它有力地证明了媒体的敌对特性及其对民主构成的威胁，但分析表明这个研究完全站不住脚。当其中无数的谬见和失实的陈述被纠正，这个研究便看起来一文不名，充其量不过是对于媒体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过于悲观的抱怨；我还不知道有哪个研究在这方面能与之相媲美。

当然，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了像媒体这般复杂的社会机构的运行，人们也能发现不符合这个宣传模型所预测的普遍规律的特例。然而，各种证据表明，这个模型首次提出了近乎完整的预测，它更概括地抓住了媒体和知识分子文化最核心的特点。

这个模型的一个预测是事实上它不会被广泛讨论，因为它质疑了一个最符合既定权力利益的事实性观点：即媒体是敌对的、爱找碴儿的，或许还有些过头。因此，无论这个模型可能多么证据确凿，它都不会被认可。而且，该模型预测，它最好不涉足有关媒体的争论。这个结论也完全被事实证明了。我们要看到这个模型的一个尴尬的特点。简单来说，它要么正确要么不正确。如果不正确，人们可能会对其置之不理；如果正确，它将一定被置之不理。就如18世纪关于诽谤政府罪的认定原则的例子显示的那样，事实无法成为辩护证据，相反，它彰显了被告败坏当局名誉的滔天罪行。

如果从这个宣传模型中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对于媒体对抗性立场的批评只能被理解为一种要求，就是媒体甚至不应该报道精英统治者之间有关策略问题的争论，而应该仅服务于那些刚好在某个时期管理国家的部门，并且对那些——所谓崇高的——事业怀有得体的热情和乐观。即便是乔治·奥威尔都不会对此感到惊讶，这就是一个自称为“自由之家”的组织批评媒体时所表达的含义。

记者们在工作中通常能达到一个很高的职业标准，展现出勇气、正直和冒险精神，包括许多为符合这个宣传模型预测的媒体工作的记者也是如此。此处并无矛盾。我们讨论的不是媒体发表的观点的诚实性或那些寻求真相的人的正义感，而是媒体选择什么话题和突出报道什么事件，以及允许表达的观点的范畴、指导报道和评论的不容置疑的前提，和反映某一种世界观的准则。顺便说一下，我们不需要浏览类似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赫然出现在《新共和》（ New Republic ）封面上的如下叙述：“你在报纸和新闻杂志上读到的关于黎巴嫩战争的报道——甚至你在电视上看到或听到的新闻——完全不是真的。”这样的行为可以被存入为其他友邦的罪行进行辩护的不光彩的档案中。

我将举例来描述宣传模型的运行方式，但在此之前，我先假定基本的事实已经得到众多出版资料的有力证实。这个模型已经激起了许多愤怒并遭到篡改（赫尔曼和我在《制造共识》一书中和其他地方对其中的一些做出了评论），也带来了困惑和误解。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就我们的评论或其他类似的批评做出正式的回应。事实上，它们就是被完全忽视了，正如宣传模型预测的那样。尤其是，关于媒体在主流社会的表现的争论中，有许多针对媒体对抗性立场的批评和媒体辩护者对此做出的回应，但是没有批评指出媒体符合这个宣传模型的预测，或承认这其实是一个能想象得到的立场。以印度支那战争为例，美国公共电视台在1985年播出了一个回顾系列节目，随之而来的是右翼媒体监督机构——精确媒体组织（Accuracy in Media）的指责，和对这个系列节目及它的支持者所谓过激敌对行为的一边倒的批评声音。没有人评论说这个系列节目与宣传模型的预期一致——它的确如此。我们之前提到的关于第三世界冲突的媒体报道的研究也遵循类似的模式，这些研究一贯如此，尽管大众认为媒体过于顺从。

媒体总是欣然发表对自己的谴责，如“让人吃惊地不够冷静甚至缺乏公正的表现”，和“时下固执己见的新闻界的不幸和危险”。但就如这个例子显示的，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当批评者谴责“媒体精英”被“政治上的自由观点和人性所奴役”时，或指出“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显然不愿使用‘独裁’这个词来描述左翼最明目张胆的独裁主义”时；当然，人们永远不会看到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被主流媒体描述成一个独裁者，主流媒体对共产主义总是过于温和，并喜欢自我批判。这些恶评甚至连最基本的证据都算不上；上述指责就是暗指那个被认为可能是事实的事件，即《纽约时报》涉嫌篡改统计数据“来掩盖罗纳德·里根第一个任期中利率的下降”，好像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充分报道似的。类似这般的指责往往并非不受欢迎，因为，首先，对它们的反应要么轻描淡写要么无足轻重；其次，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有助于树立这样一种信念：媒体要么是独立客观的，有很高的职业诚信标准，接受任何合理的观点，要么偏向于当下流行的嘲讽当局的左倾态度。无论是哪种结论，现有的权力和特权集团都乐于接受——甚至媒体精英自己亦如此，他们并不反对这样的指责：在固执地、不断找碴儿地挑战正统和权力的路上，他们走得太远了。这些讨论范畴反映了宣传模型所做的预测，即谴责“不加约束的偏见”和为此进行辩护，但不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不加约束的偏见”可能只是狭隘的国家-集团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形式的体现——就如被证明的那样——一个特别有用的形式，其中隐含了这样的信息：到此为止，不要得寸进尺。

让我们回到巴西主教团的提议上，这些议案如果出现在我们的政治环境中，会显得多余或愚蠢，一个原因是我们认为媒体即便不是竭力地独立于当权者，也是尽心为大众利益服务的。媒体扮演着恰当的社会角色，就如最高法院鲍威尔（Powell）法官的解释——安东尼·刘易斯在他为新闻界自由的辩护中引用了这些话——“没有任何个体能够自己获得理智地履行政治责任所需的信息……通过为公众提供途径，使其能够对政治进程施加有意义的控制，新闻界在实现第一修正法案（First Amendment）的社会目标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另一种我相信更为有力的观点，则认为媒体确实为一种“社会目标”服务，但是与上述目标截然不同。这个目标与国家教育所服务的社会目标相同，就如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在这个制度建立初期陈述的那样：是为了“培训人民的思想，使他们对政府有一种道德的依附感”，更广泛地讲，是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安排有依附感。媒体绝对不会造成自由体制所担心的那种“民主危机”，他们是警觉的保卫者，保护特权阶层免受大众知情和参与所带来的威胁。如果这些论断成立，对于媒体民主化的第一个反对意见其实建立在事实性和分析性的错误之上。

反对媒体民主化的第二个依据更加具体，而且不无道理：呼吁媒体民主化会掩盖这样一种很不受欢迎的企图，即通过大众压力限制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这是在政治理论中常见的顾虑之一。我们很难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但它并不是媒体民主化的固有特征。

在我看来，我们需要讨论的根本性问题是另一个。我们的政治文化中的民主概念与巴西主教团的迥异。对他们而言，民主意味着公民应享有机会了解信息，参与调查、讨论及政策的制定，并通过政治活动推进他们的计划。我们理解的民主更为狭义：公民是消费者、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公众有权批准来自政府以外的政策，但是一旦越界，我们就没有民主，只有“民主危机”了，不管采用什么方式，我们必须解决这个危机。

这个概念建立在由开国元勋们确立的原则上。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写道，联邦党人期望“新兴的美国政治机构能够继续在这样一种假定中运作，即精英们政治活跃，选民们俯首帖耳”，并且，“乔治·华盛顿也一直希望他的巨大威望能够带来这样的后果，即伟大、清醒、理智的平民政治家总是能够看到那些自创团体的危险性”。虽然那些团体在选举中失败，但它们的观念伴随着工业资本的形成以另外的形式普及蔓延。大陆会议主席、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John Jay）这样说：“拥有国家的人应当统治这个国家。”这句话被他的传记作家称为最钟爱的箴言之一。而且，他们在统治模式上不需要太温和。谈到可能会引发的不满，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在1783年写给约翰·杰伊的一封快电中说，尽管“许多动乱可能会随之发生”，但不必担心：“人民已经完全被培训好”，接受政府的断定——“没有权力的政府只是一个虚名……人民已经疲于战争，我们可以放心地依赖他们的默许。而且我的朋友，你和我凭经验都知道，当一小部分有胆有识的人聚集在一起，宣布他们就是权威时，其他极少数持有异见的人很容易被那个有力的论据——绞刑——说服，意识到他们的错误。”宪法学历史学家理查德·莫里斯（Richard Morris）评论说，古弗尼尔说的“人民”指的是“一小撮他很谨慎地没有指名的民族主义精英分子”——即有产阶级白人男性，宪法的秩序就是为他们而定。“大量的保皇派和黑人”出逃到加拿大和其他各地，部分反映了这些人对当时的现实的看法。

莫里斯在其他文章中评论说，在这个后革命时期社会，“人们真正拥有的是一种被精英操纵的政治民主”。事实上，在“平等、民主”似乎已经盛行的一些州（例如弗吉尼亚州），“背后的真相是贵族在进行统治”。人们认为后来崛起的商业阶层的统治反映了公众民主的胜利，但其实结果和以前是一样的。

约翰·杰伊的名言其实是共和国建立和发展的原则。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资本民主无法从根本上脱离这个模式。

在国内，这个原则实际要求政治的范围缩小至那些角逐国家控制权的投资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符合托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所说的“政治投资理论”，他振振有词地辩论说，这解释了美国大部分的政治历史。对我们的附庸国来说，根据同样的基本原则可以推断，只有当社会受控于当地的寡头集团、与美国投资者有瓜葛的商业机构、美国控制下的军队，以及那些忠心听命、为美国的权力和特权利益服务的业内人士时，民主才可能实现。如果发生任何大范围的针对他们统治的挑战，美国就有权诉诸武力来“恢复民主”——我们借用一下这个通常用来指在尼加拉瓜的里根主义的术语。媒体往往将“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进行对比，前者指为美国权力服务的人，而后者则是那些身患秘密文件所称的“极端民族主义”之疾的人，这鲜明地解释了威胁我们利益的是那些“民族主义政权”，他们对敦促提高生活水平、深化社会改革的国内压力积极做出反应，但对美国投资者的需求不予重视。

当媒体对比中美洲被军队和商业控制的“新兴的民主”和“共产主义的尼加拉瓜”时，他们只是在遵循这个游戏规则。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他们隐瞒萨尔瓦多1987年的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仅有10%的人民“相信当前这个国家存在民主和自由”。蒙昧的萨尔瓦多人民显然不能领会我们的民主概念，洪都拉斯的旗舰杂志《时代报》（ El Tiempo ）的编辑们显然也是如此。他们在本国看到的，是在邯郸学步的民主进程中引发“失业和镇压”的民主，他们写道，在一个“被北美部队和反政府军占领的”国家不可能有民主，在这里，“为了服务于外国人的目标，国家的重大利益被抛弃”。与此同时，镇压和秘密逮捕不断发生，军队中的暗杀小组到处暗中作祟。

根据美国的普遍观念，如果一些大集团控制信息体制，就不会出现对民主的侵犯：事实上，这正是民主的核心。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纪事》（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中，公共关系领域的领军人物，爱德华·伯内斯（Edward Bernays）解释了“民主发展的核心”是“劝说和建议的自由”，他称其为“制造共识”。他接着说，“一个领导人通常不能等着人们达成哪怕大概一致的认识……民主政府的领导人必须发挥他们的作用，制造……关于社会建设性的目标和价值的共识”，运用“科学的理论和可靠的实践，促使人们支持某些观点和计划”。尽管没有明说，但不言而喻，那些控制资源的人将有权判断什么是“社会建设性的”，并通过媒体制造共识，通过国家的机制来实施政策。如果劝说的自由恰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必须承认这就是自由社会的本质。公共关系产业花费巨大资源来“教育美国人民，告诉他们生活的经济事实”，从而确保形成一个对商业有利的环境。它的任务就是控制“大众思想”——80年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一个主管评论说，大众思想是“公司面临的唯一重要危险”。

类似的观点在整个政治领域屡见不鲜。美国新闻界元老，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描述，一场“民主实践”的革命例如“制造共识”已经成为“普选政府的一门自发艺术和惯用机制”。当“共同利益无法完全被大众观念所理解，只能被自身利益超越其地域的特定阶层所掌控”时，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他的这些话写于“一战”后不久，那时自由知识分子团体正得意于他们成功地充当了“有史以来美国总统实施的最伟大的方案之一的忠实、有力的诠释者”（《新共和》）。这个方案指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将他“没有胜利的和平”的竞选主张诠释为我们要借助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利用炮制关于德国暴行的宣传和其他类似手段，追求没有和平的胜利。那些知识分子后来自诩，他们把自己的主张灌输给了消极漠然的民众。

15年后，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中解释说，我们不应该服从“人类是其自身利益最佳评判者的民主教条主义”。最佳评判者不是人们自己，而是精英分子。因此，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他们应该有权推行他们的意愿。当社会的安排拒绝赋予他们必要的力量来迫使大众屈服时，我们就有必要求助于“全新的控制手段——主要是宣传”来实现民主，因为“大众是无知而盲目的”。与此同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宣称，“理性属于冷静的旁观者”，“无产阶级”追随的不是理性，而是建立在“必要的幻觉”之上的信仰。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幻觉，普通人只能坠入“惯性”。因此在其马克思主义阶段，尼布尔敦促他呼吁的那些对象——也就是冷静的旁观者——认识到“普通人的愚昧”，提出“具有情感说服力的极简化概念”，从而确保无产阶级在创造一个新社会时不越轨；当尼布尔转变成“政府机构的神学家”［理查德·罗维尔（Richard Rovere）］，为那些“承担权力之责”的人物出谋划策之后，这些基本观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二战”结束后，当无知的大众恢复了他们怠惰的消极主义，而精英分子意识到有必要行动起来应对新的全球冲突时，历史学家托马斯·贝利（Thomas Bailey）评论说：“众所周知，因为普通大众目光短浅，不到生死关头通常看不到危险，我们的政治家不得不诱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长远利益。事实上，欺骗民众的必要性可能日益紧迫，除非我们愿意让华盛顿的领导人手伸得更长。”在1981年一项中断的任务始重新实施时，塞缪尔·亨廷顿就同样的问题发表了评论，强调“你不得不制造这样一种错觉，即我们对抗的是苏联，以此让公众对（武装干涉或其他军事行动）买账。这就是美国从杜鲁门时期一直采取的做法”——这是一个准确的评论，解释了冷战的一大重要功能。在这个时期的另一阶段，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爵士简明概括了保守派对于民主的不屑：“大众没有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意志，他们的意志充其量就像行星的旋转、鸟类的迁徙和成群的旅鼠跃入大海”，如果允许大众真正地登上制定决策的舞台，随之而来的只会是灾难。

还有一些人非常直接地表达了他们对这种主张的支持。例如，荷兰国防部长写道：“所有反对制造共识的人都会抵抗以任何形式存在的当权政府。”任何一个高层官员都会对此点头赞许和理解。

从根本上，这个逻辑与宗教大法官（Grand Inquisitor）对于耶稣给予人民自由反而使他们陷入苦难的尖刻指责如出一辙。教会必须惩治耶稣的邪恶行径，并赐予苦难的人民大众他们最渴望和最需要的礼物：完全的顺从。而且教会应该“压制自由”从而“使人民幸福”，为人民提供他们孜孜以求的统一的“膜拜核心”。在现代世俗时期，这意味着对国家宗教的膜拜；而在西方民主中，这种膜拜与对公共福利体制和私人利益的掌管者——我们称之为自由私营企业——的服从信条相融合。为其自身利益着想，人民必须被保持在无知的状态，就像宗教大法官动用奇迹、神迹和权威的力量，“为使其幸福，征服并永远俘获那些软弱的反抗者的意识”，拿走令他们恐惧和唾弃的选择的自由。因此，“冷静的旁观者”必须制造“必要的幻觉”和“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极简道理”，来保证无知盲目的大众的顺从和满足。

尽管我们坦白承认欺骗大众的必要性，但不要错误地以为这门艺术的实践者总是实施有意识的欺骗。几乎没有人能达到宗教大法官那样老练的水平，或始终持有那样的信念。相反，当知识分子从事他们严苛艰辛的职业时，他们很容易相信自己在为公共事业的需要而服务；没有这样信念的人将不得不另谋出路。董事会主席可能真诚地相信他生命的每一秒钟都奉献给了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但如果他真的为此幻觉工作，而不是追求利润和市场份额，他不可能再担任董事会主席。很可能那些人性泯灭的恶魔，甚至如希姆莱和门格勒之流，也确信他们在从事崇高、英勇的事业。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制约他们的行为和信念的制度因素。

综合以上言辞确凿的观点，人民在民主社会中能够发表声音的事实被认为是一个问题，有待通过保证大众发表的是正确的声音这样的手段来解决。普遍的观念是领导人控制我们，而不是我们控制领导人。如果人民不受控制，宣传不起作用，那么国家就被迫陷入地下活动和秘密战争的境地；隐秘活动的范围常常能够用来准确地衡量大众的异议，就如在里根时期那样。在这个自称“保守主义者”的群体中，对任意行使权力的赞同和对民主的不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相应的，以媒体和普通大众为目标的宣传攻势手段也水涨船高：例如，国务院拉丁美洲公共外交办公室（State Department Office of Latin 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的成立就是为致力于诸如“运动真相”（Operation Truth）这样的计划，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将其描述为“一种类似军队对禁区或敌占区人民实行的那一类大规模心理战术”。这些名词鲜明地表达了对迷茫的大众的态度：他们就是必须被征服和镇压的敌占区。

在其附属地，美国必须常常借助武力来“恢复民主”。在国内，则需要更巧妙的手段：制造共识，用“必要的幻觉”欺骗无知大众，实施秘密活动，而媒体和国会对这些活动视而不见，直到其昭然败露无法再隐瞒。然后我们就转入危机控制时期，确保大众注意力被转移至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或那些偏离了我们伟大使命的领导人的性格缺陷上，而不是关注决定这些责任的长期、具体内容的制度因素。在这种情形下，自由的新闻界的任务就是重视这些行为，将其描述为一项有助于进一步健全我们那具备自我调整能力的制度的贡献，并且要特别保护这些行为不受公众审核。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媒体和知识分子阶层必须履行他们的“社会功能”，按照符合主流的民主观念来执行其必要的任务。

第二章

遏制敌人

在第一章我提到媒体组织的三种模式：（1）集团垄断；（2）国家控制；（3）巴西主教团所倡议的民主的传媒政策。第一种模式完全排除民主的参与，就像其他商业集团原则上不受劳方或社团的公共制约一样。在国家控制的媒体模式中，民主的参与程度可能不尽相同，取决于政治制度如何运作；事实上，国家媒体基本被有权掌控国家的权力所制约，由无法脱离这些权力管辖的文化管理机构来执行。第三种模式实际上几乎没有实行过，正如一种允许民众大量参与的社会政治制度一样，仍然是人们对未来的关注：是憧憬还是忧虑，取决于人们如何评估公众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利。

集团垄断的媒体模式是资本主义民主下的天生制度。自然，这种模式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已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在美国，媒体高度集权化，公共电台和电视台的范围被严格控制，激进民主模式的机构只能在边缘地带以听众资助的社区电台、非正式的或地区性媒体等形式存在，这些机构往往对其所惠及的社区中的社会文化、政治文化及赋权意识有明显的影响。在这方面，美国代表了资本主义民主所倾向的模式。相关的趋势包括：逐步取缔干涉私人权力的工会和其他公众组织，发展一种日趋于幕后操纵形态的选举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关系手段，废除诸如全民医疗保险等与特权利益冲突的福利措施，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塞勒斯·万斯和亨利·基辛格把美国描述为“一种模范民主”是合理的，这里民主可以理解为一种由商业集团控制政治和其他重要机构的制度。

其他西方民主总的来说在这方面要落后一些。他们大多数还没有形成像美国这样由交替的商业集团部门控制的两个派系构成的一党制度。他们仍保留着以劳动人民和穷人为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其利益的政党。但是这种制度正在衰落，一同衰落的还有支持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的文化机构，以及为独立的个体提供渠道、使其能够脱离私人权力强行规定的框架来思考和活动的组织形式。

这是资本主义民主下事物的自然进程，其根源就是约书亚·科恩（Joshua Cohen）和乔尔·罗杰斯（Joel Rogers）所说的“资源控制”和“需求控制”。前者直截了当：资源的管理被严格集权化，这对社会和政治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可想而知。需求控制是一种更微妙的控制手段，在一个正常运转的资本主义民主中，如在美国，人们很难直接观察到其影响。但在某些地区，如拉丁美洲，其影响显而易见，这些地区的政治制度可能允许出现更大范围的政策选择，包括一些社会改革的活动。但结果众所周知：资本外逃、商业和投资者丧失信心，以及整个社会的衰退，因为那些“国家的掌权者”失去了执掌政权的能力——或者就是因为一场由拉美地区秩序和形式的保卫者支持的军事政变。对改革活动比较温和的反应则这样描述需求控制——满足那些实权掌握者的利益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简而言之，我们必须保证那些国家的掌权者开心，否则所有的人都要遭殃，因为他们控制投资，决定生产什么、如何分配、把怎样的小恩小惠施与那些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出卖给当权者的人。相对于街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们要优先保证住在豪宅里的人心满意足。考虑到制度许可的选择范围和它所强化的文化价值观，个人利益的短期最大化看来是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同时伴随着服从、恭顺和对公共领域的放弃。政治活动的范围也将相应地受到限制。一旦资本主义民主的形式确立，无论随之发生什么灾难，它们都坚不可摧——这是美国的决策者们早已了解的事实。

这种社会资源和决策权分配的一个普遍后果是政治阶层和文化管理者与控制私人经济的部门沆瀣一气：他们要么直接来自那些部门，要么渴望加入那些部门。17世纪英国革命中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坚信：“当骑士和绅士为我们制定着法律，这永远不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那些法律的选择是为了制造恐惧、压迫我们，完全不考虑人民的疾苦。除非我们成立由像我们一样的乡下人组成的、了解我们需求的议会，否则世界永远不会是我们的。”但是议会和布道者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宣称：“当我们提到人民时，我们并不是指那些头脑不清的乌合之众。”随着民主主义者的彻底失败，剩下的问题，用平等派（Leveller）一份小册子上的话来说，就是“穷人是谁的奴隶”，是国王的还是议会的。

同样的冲突在美国革命初期也发生过。爱德华·康特利曼（Edward Countryman）评论称，“国家宪法的制定者一直坚称国民代表大会应该代表国家自己的人民”；他们反对由政治领导人构成的、与人民隔绝的一个“独立阶层”。但是联邦宪法又保证“国民代表、参议员和总统都知道他们这样的人群是例外”。在十三州联邦统治下，手工匠人、农民和其他普通百姓要求“他们同类的人”来代表他们。从以往的革命经验中，他们已明白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有能力来判断生活中哪里出现了问题，并自行组织来解决这些问题”。但现实并未如此发展。“美国独立革命固有精神的一丝残存气息，以及它对团体与合作的信任”，来自1786年谢司起义（Shay’s rebellion）中“马萨诸塞州的农民”。“他们的郡县委员会在起义前一两年各种决案和讲话中所说的话，与1776年所有人讲的话如出一辙。”农民起义的失败揭示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原来的方法行不通了”，而且，“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卑躬屈膝，哀求那些声称自己是人民公仆的统治者的原谅”。这种情况从此延续了下来。因此，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人民的代表不是来自劳动领域，也不会返回劳动领域，而是来自负责照管商业利益的律师事务所、权力部门和其他特权阶层。

谈到媒体，英国一份面向劳动阶层、拥有广泛受众的刊物一直活跃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市场运作最终被淘汰了。在1964年停刊之时，《每日先驱报》（ Daily Herald ）的读者数量是《泰晤士报》（ The Times ）的五倍，“是《泰晤士报》、《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和《卫报》（ Guardian ）的读者总量的两倍”。詹姆斯·库伦（James Curran）评论说，调查研究显示这份刊物的读者“只钟情于他们的这份报纸”，但是这份部分隶属于工会、主要面向劳动阶层读者的刊物“找错了对象”。同期倒闭的其他社会民主刊物也是如此，大部分原因是它们失去了“优质刊物”所获得的来自广告和私人资本的资本补贴。那些优质刊物“不仅反映其中产阶级读者的利益和价值观”，而且“给他们提供有力、清晰和一致的报道”，“在扩大和重建权威性政治共识中扮演重要的意识形态角色”。

这种趋势影响深远。对媒体而言，库伦断言说，“与广告相关的社论明显增多”，而且“社论和广告内容日趋交融”，反映了“国家报刊管理机构对广告商”和整个商业集团的“特定需求的迁就”；新闻报道和相关解读可能也是如此。库伦继续评论说，对社会整体而言，“失去仅有的几份拥有大量关注时事的读者群的社会民主报纸”，包括“对于各种经济、政治事件还抱有明显激进态度的劳动阶层战线”，“日益侵蚀了战后英国的大众激进传统”，造成了“在工党运动中支持大众积极参与的文化基础”的崩溃，这种工党运动“作为一种民众运动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已不复存在”。由此带来的影响已经显而易见。随着对“选择和处理新闻”的限制，以及“有助于在劳动阶层中倡导一种社会民主亚文化、相对具体的政治评论和分析”的消失，人们除了面对这样一种世界局面别无他选——在这个世界，“劳动人民的从属地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也不会再有持续的呼声表示，劳动人民“确实应该享有更多的他们自己创造的财富，在财富分配中更多的发言权”。同样的趋势在其他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也非常明显。

因此，在国内自然会出现有利于控制“敌对领域”的一系列活动。同样，由美国精英在“二战”中和“二战”后所承担的全球规划假定，自由的国际主义政策将主要致力于满足人们说的“在一个美国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力的世界中美国的需求”。全球政策以“遏制”的名义推行。在国内，其相应的名称是制造共识。事实上，这两个政策相互盘根错节，因为国内的民众必须被发动起来为“遏制”付出可能很沉重的代价——无论在物质上还是道义上。

设计“遏制”这一说辞是为了给操纵全球的计划披上一层防护衣，从而也成为国内思想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考虑到它所回避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惊诧这个术语如此轻易地得到接纳。通过更密切的观察，我们发现这个概念掩盖了大量的问题。

这个概念潜在的假设是，有一个必须由美国来保卫的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个国际秩序的整体轮廓是美国的决策者在“二战”中和“二战”后设计的。认识到美国权力的巨大规模，他们倡导建立一个由美国统治的全球体系，在其中美国的商业利益能够繁荣发展。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地区要组成一个服从美国经济需求的所谓“大区”（Grand Area）。在这个大区中，其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也被鼓励发展，但不能出现影响到美国特权的保护机制。尤其是，只有美国被允许主宰区域制度。美国提议对世界能源生产采取有效控制，并创立起一个世界体系，其中各个组成部分作为工业中心、原材料的市场或来源行使它们的功能，或作为附庸国，在由美国制定的“整体秩序框架”中追求它们的“地区利益”（就如后来亨利·基辛格所解释的那样）。

美国有充分的理由将苏联视为这种既定国际秩序的重大威胁。一方面因为苏联本身是一个控制着帝国体系的庞大权力，而这个体系不可能被纳入大区；另一方面因为苏联不时试图扩张其权力统治范围，如入侵阿富汗，以及所谓的威胁侵略西欧——如果不是统治世界的话，这是一些更严肃的分析家在对外和对内的文件中常常预计的形势。但是如果我们希望评估苏联的罪行，就有必要先了解我们在多大范围内构建了“防卫”这个概念。苏联如果支持与美国意图相左的人，便构成对世界秩序的威胁，例如，支持致力于“内部侵略”、抵抗无私的美国保卫者的南越人民（肯尼迪自由派如此解释），或不正当地抗击美国主导的“民主抵抗运动”侵略行为的尼加拉瓜人民。美国政客和评论家严肃地评论说，这些行为证明苏联领导人无意缓和国际政策，难以取信。《华盛顿邮报》的编辑解释说，因此，“尼加拉瓜将成为首选之地，来证明那个乐观的预测，即（戈尔巴乔夫）对第三世界的热情在降温”。同时，他们把美国入侵尼加拉瓜的责任推给了苏联人，并且警告要小心这个苏联的前哨先锋“压迫和恐吓”它的邻国。从这个角度看，当美国能够在世界各地自由行使其意志、不受苏联干涉时，美国就“赢得了冷战”。

尽管当美国在“二战”后真正成为一个世界霸权时，“遏制苏联”才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题，但自从布尔什维克革命起，苏联就被视为一个不能容忍的对秩序的威胁。因此，它一直是独立媒体的敌人。

1920年，沃尔特·李普曼和查尔斯·默兹（Charles Merz）批判性地研究了《纽约时报》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报道，他们这样描述：“从专业新闻出版物的角度看，这无异于一场灾难。”怀有深刻敌意的社论政策“严重而粗暴地影响了它们的新闻专栏”。时报的记者编辑们“出于主观的原因，完全接受和相信”他们从美国政府以及“旧体制的代理人和追随者”那里听来的那套东西。他们无视苏联的和平提议，仅仅将其视为一个使布尔什维克人能够“集中精力复兴世界范围的革命”的手段，和即将进行的“对欧洲的红色侵略”。李普曼和默兹写道，布尔什维克人被描绘成“同时……既是历史僵尸又是世界性的威胁”，这个红色恐怖总是“在关键时刻阻碍东欧和亚洲重建和平，扰乱经济生活的恢复”。当威尔逊总统呼吁武力介入时，《纽约时报》积极响应，主张我们应当把“布尔什维克党人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驱逐出去。

改换几个名字和日期，我们就可以相当公正地评价国家媒体当年对印度支那和如今对中美洲的报道。当代的民主历史学家也在重申关于苏联的类似假定，他们把另一种社会模式的自身发展视为对他国事务不可容忍的一种干预形式，为保卫自己不受其威胁，西方国家完全有权利采取强硬手段进行反击，包括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对苏联进行军事干涉。在这些人们广泛坚信和重视的假定下，侵略轻而易举地变成了自我防卫。

回到“二战”后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上，我们自然不需要为自己编造理由，来反对苏联领导人对国内及其附属国的残酷统治，同时又欣然支持如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执政团或阿根廷的新纳粹将领这样的当代恶魔。但是，坦率的回顾会让我们看到：美国的头号敌人其实一直是大区内部被错误思想所蛊惑的本土人民。由是我们就有必要通过经济、意识形态、军事等方面的手段，或通过恐吓和颠覆等方式来制服这些异端。本土人民必须被召集到伟大事业中来，共同抵御“共产主义”。

这些是在国外对敌人实行遏制的基本因素，也是对国内进行遏制的相应要素。针对苏联，这些年来，这个概念已有两个形式。鸽派认可这样一种遏制，即可以由苏联控制在反希特勒战争中红军占领的大部分区域。鹰派的野心则大得多，就如1950年4月在朝鲜战争前夕NSC68号文件描述的“推回战略”（“rollback strategy”）所表达的那样。这份于1975年公开的重要文件，把遏制解释为试图“在苏联体制内部培养破坏的种子”，使美国有可能“就如何解决争端与苏联（或一个乃至几个继任国家）进行谈判”。在战后的最初几年，美国通过莱因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这类人物的协助，支持由希特勒在乌克兰和东欧建立的武装部队。盖伦曾在东线领导军事情报部门，后来在中情局的直接领导下负责联邦德国的间谍工作。他的指定任务是发展由党卫军构成的上千人的“秘密部队”，来配合在苏联内部的武装力量。这些事实与人们平常的认识相去甚远，以至于自由派的《波士顿环球报》（ Boston Globe ）上一位见识深远的外交事务专家在谴责美国暗中支持红色高棉时，用以下类比来描述事情的荒诞绝伦：“这就好比美国在1945年纵容纳粹游击活动窜扰苏联”——而美国在20世纪50代初确实是这样做的，而且不仅仅是纵容。

同样，我们认为再自然不过的是，苏联就应该被敌对势力包围，若无其事地面对那些导弹蓄势待发的北约（NATO）的主要基地，比如土耳其基地。而如果尼加拉瓜装备了飞机来保卫领空、阻止美军深入飞行，鸽派和鹰派都会认为，为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不受重大威胁，美国有充分的理由根据“遏制”政策采取军事行动。

在国外发展大区策略和在国内制造必要的幻觉不能仅仅靠市场的隐形手段。自由的国际主义必须借助定期的武力干涉手段来完善。在国内，政府经常动用武力压制不同的声音，当隐性的控制手段力量不足时，商业集团便频繁发起运动来控制“公共思想”，镇压对私人权力的挑战。从“一战”以来，除了偶尔的例外，“反共”这个意识形态始终服务于这样的目的。更早的时候，美国一直在抵御其他邪恶势力：德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加拿大的罗马天主教教徒，以及《独立宣言》宣称的“凶残的印第安蛮族”。但是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尤其是两级化权力格局在“二战”的废墟中出现以来，一个更加确凿无疑的敌人就是伺机颠覆我们伟大事业的“无情的、铁板一块的阴谋”——约翰·F·肯尼迪如此定义，罗纳德·里根则称之为“邪恶帝国”。

在冷战初期，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和保罗·尼采（Paul Nitze）谋划“棒打‘政府高层’的大众思想”，就如艾奇逊在提到NSC68号文件时所说的那样。威廉·波顿（William Borden）在一份战后决策的研究中评论说，他们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威胁的骇人画面”，目的是“压制公众、商业和国会对和平、低税收和‘健全’的财政政策的渴望”，并发动大众支持全面重整军备。他们认为只有重整军备才能保障“战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扭转西方经济的脆弱状态”。朝鲜战争完美地适用于这个目的。导致战争发生的模糊复杂的相互作用完全被忽视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更有利的克里姆林宫征服世界的画面。与此同时，迪安·艾奇逊评论说，朝鲜战争“为扰乱苏联的和平攻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这个和平攻势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观点”。这些操纵手段决定了其后多年的政策结构，也为后来的行为提供了标准。

在此之前，伍德罗·威尔逊的“红色恐慌”推翻了工会和其他持有异议的机构。当时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压制独立政治运动和自由言论，依据就是国家有权防止错误思想的出现和传播。威尔逊时期的克里尔委员会（Creel Commission）致力于在普遍持和平主义的大众中制造战争狂热，其活动充分说明由忠心的媒体和知识分子支持的有组织的宣传活动非常有效——这些机构和个人前赴后继投身于“历史工程”这一重任。“历史工程”这个概念由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帕克森（Frederic Paxson）提出。他和其他历史学家一起创立了国家历史事务总局（National Board for Historical Service）这一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其职能是“解释那些与我们最好打赢的战争相关的问题”。动用这一部门开展工作的当权者从中学到了很多经验。这种体制的两个持续后果之一是公共关系行业的兴起，这个领域的先驱之一，爱德华·伯内斯曾服务于战时宣传委员会；另一个后果则是联邦调查局（FBI）的成立，其实质就是国家政治警察，这也是他们始终承担的一个基本功能，如同20世纪60年代他们在阻挠日益上升的“民主危机”中的斑斑劣迹，以及20年后在中美洲监视、破坏大众反对美国侵略的活动中显示的那样。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命运生动体现了这种国家-集团宣传体制的功效。这个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起源于1886年5月的干草市场事件（Haymarket affair）——一场国际共同声援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罢工活动，之后几名无政府主义者被司法处决。在美国，这一切已被遗忘。“劳动节”变成了“法律日”，一个沙文主义者对我们“法律和自由200周年”的庆祝——罗纳德·里根在1984年指定“法律日”时如此宣称，并补充说，如果没有法律，只会出现“混乱和无序”。前一天，他宣布美国不会理会联合国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正在提起的对美国政府的诉讼，这些诉讼后来谴责美国政府“非法使用武力”以及违反国际条约进攻尼加拉瓜。里根还利用1985年5月1日的“法律日”这个时机，宣布对尼加拉瓜实行“禁运”，“作为对其政府在中美洲的侵略行为造成的紧张局势的回应”。这实际是宣称一种“国家紧急状态”，并从此每年升级，因为“尼加拉瓜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与之相伴的是来自国会、媒体和大多数知识分子团体的认可；或者，在某些场合，就是尴尬的沉默。

威尔逊的“红色恐慌”促成的社会对商业统治的服从在大萧条时期开始渐渐减弱。1938年，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的董事会，借用在商业集团内部记录和政府文件中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描述了在“大众最近实现的政治权力”中“工业家们面临的危险”。他们警告说：“除非大众的思想被管制，否则我们一定会陷入困境。”威胁不亚于此的是劳工组织的兴起，将其视为一种劳工市场管理手段的工业家也为此提供了一定支持。但是太多了就是太多了，商业集团很快就联合起来抵御其威胁，利用“雇主动员大众”的手段镇压罢工，就如一份关于1937年约翰斯顿（Johnstown）钢铁工人罢工的学术研究的评论所言。这种令商业集团狂喜的“模式”，是“商业部门所期望、梦想和祈祷的”。与高压手段相结合的宣传活动在之后的几年被成功地用来镇压工人运动。这些宣传活动花费上百万美元“告知公众天下太平”，同时告知他们工会“提倡的改良措施中其实暗藏着重大危险”，参议院的公民自由委员会（La Follette Committee）在其关于商业宣传的研究中如是评论。

战后，这种公共关系运动力度加强，开始运用媒体和其他手段，证明所谓的自由企业——即由政府补贴、绝不冒犯管理者特权的私人利益集团——这种“美国方式”正受到颠覆分子的威胁。1954年，时任《财富》（ Fortune ）杂志编辑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这样写道：

在战后时期，工业界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改变大萧条带来的舆论气氛。这个“自由企业”的运动有两个主要目标：重新赢得已走向工会的工人的忠诚，以及制止悄然发展的社会主义。

这便是新政中温和改革者的资本主义。贝尔继续说，商业公共关系运动正通过报纸、杂志、电台的广告和其他方式“蹒跚前行”。从立法限制工会活动、打击被扣上“麦卡锡主义”帽子的独立思想，以及削弱任何针对对商业统治的有力挑战的行动中，这个运动的效果已可见一斑。媒体和知识分子团体也热情地配合这项运动。大学尤其受到整顿，并持续如此，直到“民主危机”渐露端倪，学生和年轻的教职员开始提出不正确的问题。这引发了新一轮的虽然不那么有效的整顿。而在进一步利用“必要的幻觉”作为手段时，人们则认为，且也始终认为，大学完全被左翼的极权主义者掌控——这意味着正统的控制多少有些松懈了。

早在1947年，一位国务院的公共关系官员评论说：“精明的公共关系（已经）像它从前一样获得了成功，并且将再次成功。”大众观点“不是正在向右倾前进，而是已经——聪明地——走入了右倾路线”。“当世界其他国家正向左倾发展，吸纳劳工进入政府，通过自由主义的立法时，美国已进入反社会主义、反经济变革和反劳工阶段。”

那段时期，“世界其他国家”被置于同样的压力下。反映商业集团利益的杜鲁门政府采取激烈手段抑制欧洲、日本和其他地区的左倾趋势，方式从极端暴力到对急需食品的控制、外交压力和其他种种，不一而足。

所有这些在今天很少得到理解，但是我在这儿不能深入讨论。在整个现代社会阶段，控制“大众思想”的这种手段一直被用来加强“自由市场”的固有压力，成为与美国干涉全球体系相应的国内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一直在谈论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但在世界贸易中保持竞争优势的美国两大经济部门——高科技工业和资本密集的农业——都严重依赖政府的补贴和政府保障的市场。像其他工业社会一样，美国的经济在早期也是通过保护手段得以发展的。在战后阶段，基于美国的投资者在任何竞争中都将所向披靡这一假设，美国大力宣扬自由主义政策。鉴于当时的经济状况，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预期，并在很多年里得到了实现。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在其霸权时期也曾是自由贸易的热情鼓吹者，但当无法抵抗来自日本的竞争时，他们放弃了这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伴随他们的学说和高尚说辞。在类似的竞争面前，美国正在重蹈覆辙。这些竞争在40年前完全不可想象，直到越战出现。越战超出预期的花费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同时加强了工业对手的力量，那些国家通过参与打击印度支那的战争纷纷壮大。韩国的经济腾飞要归功于这些机会。它们也刺激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就如朝鲜战争推动了日本的经济复苏，对欧洲的经济也做了极大贡献。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它在越战时期成为世界上人均战争物资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同时又对美国参战的不道德表示惋惜，而它自己正为这场战争积极出力。

国内思想控制的操纵通常都紧随着战争或其他危机进行。这种混乱状态容易激发特权精英们始终惧怕的“民主危机”，需要一些措施来调转对现有权力造成威胁的大众民主的矛头。“一战”后，威尔逊的“红色恐慌”就是效力于这个目的，当“二战”结束时这种模式被再次启用。不仅要压制发生在大萧条时期的民众躁动，而且要“使人民意识到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就像1947年杜鲁门主义发表时，总统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评论的那样：“（这场）战役打响了。”

20世纪60年代的越战和民众运动引发了同样的关注。在国内“敌占区”的居民已经被控制和镇压，目的是通过降低实际工资和福利待遇削弱工人阶级的组织，恢复美国集团公司在复杂的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尤其要让年轻人信服，在一个“自恋主义文化”中，他们就应该只关注自己的事。在内心，也许每个人都知道，对他们来说事实并非如此，但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个体身份和社会位置都不确定的年龄段，很容易接纳宣传制度所宣扬的那些准则。其他“特殊利益”群体新近动员起来的组织也必须受到限制或瓦解。这是一项有时需要一定程度的武力来达成的任务，就像联邦调查局利用煽动暴乱或直接武力参与，以及恐吓和骚扰等手段，对民族运动及不断出现的持有异见的文化分子所做的那些破坏工作。另一项任务是克服令人心悸的“越南综合征”，其阻碍了采用武力手段来控制附庸国。就像《评论》（ Commentary ）杂志主编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解释的那样，这项任务是压制“那些让人生厌的对动用武力的阻挠”，那些阻挠已发展成为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突起力量，成为一个他希望在格林纳达的光荣征服中获得解决的问题，当时6000人的精英部队战胜了数十人的古巴和格林纳达民兵，并因其英勇行为荣获了8000枚荣誉奖章。

为了克服越南综合征，我们有必要把美国展现为受害方，而越南是侵略者——对那些不熟悉控制公共思想，或至少控制其相关的关键因素的有效手段的人来讲，这看上去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到战争后期，就如民意调查所显示，普通大众已不受控制，其中大多数人认为战争是“完全错误和不道德的”，不仅仅是“一个失误”。相反，知识分子精英们却没有提出什么重大质疑。与那些现在强调自己是“最初的战争反对者”们塑造的必要的幻觉截然不同，事实上，在这些圈子里，除了对于成功的前景和日益增长的费用的关注，只有一些非常零散的反对战争的声音。即便是主流中最严厉的对战争的批评，也只是痛惜良好的意图出了点岔子。甚至在美国集团企业认定应该终止这项耗资巨大的事业后，这些批评依然没有上升到反对的高度，这是一个我在其他地方已经用文件证明了的事实。

这些手法创建了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历史版本，其他地方对它们已有论述，但是这里我再赘言几句，让我们看看其卓越的成功。到1977年，卡特得以在一次新闻会议上解释，美国人没有必要“道歉或严厉自我批评或采取赔罪的立场”，也并不“欠债”，因为我们的意图是“保卫南越人民的自由”（通过摧毁他们的国家和屠杀他们的人民），也因为“破坏是双向的”——就我所知，这是一个未受到任何指摘、明显被认为相当合理的声明。顺便说一下，这样的和谐观点并不局限于对人权充满激情的呼吁。它们经常出现，且没有引起任何指责。举一个最近的例子，美国军舰文森尼斯号（ Vincennes ）在伊朗水域击落一艘伊朗客机后，《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杜克大学和布鲁金斯研究院政治社会学家杰瑞·霍夫（Jerry Hough）的一个专栏，在其中霍夫解释说：

如果伊朗客机坠落这一灾难能够使这个国家摆脱对于象征性的核武器控制的执念，让它关注战争、军队的指挥和控制，以及对常规武器（当然包括舰队）的限制等问题，那么这290条生命就没有枉死。

——这个评论与KAL007客机被击落后媒体的炮轰似乎不大相同。几个月后，文森尼斯号返回母港，受到“锣鼓喧天彩旗飞扬的欢迎……伴有气球和演奏着欢快乐曲的海军乐队”，同时，军舰的“喇叭震耳欲聋地播放着电影《火战车》（ Chariots of Fire ）的主题曲”，“附近的海军舰艇则鸣炮致敬”。一名公共事务官员说，海军官员们不想让这艘战舰“悄悄溜回港口”。290条伊朗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闪烁其词地表达了对卡特总统有趣的道德观的反对。以“挥之不去的印度支那债务”为题，编辑们评论说，“我们不能任由谁亏欠谁多少的争论掩盖……我们所卷入的东南亚最恶劣的恐惧”，他们在这里指的是“那些众多”从共产主义猛兽的统治下“逃亡的人们所经历的恐惧”——而在当时，几十万人中的一小部分逃离了他们在亚洲的家园，其中包括1977年十多万逃出菲律宾的船民、成千上万逃离美国支持的帝汶岛恐怖活动的人，这还不算从美国支持的拉丁美洲恐怖国家逃亡的数万人，这些人当中没有谁受到媒体如此的关注，哪怕是在新闻专栏中被轻描淡写地提及。其他在印度支那的废墟中的恐惧压根不被提起，当然也不构成任何挥之不去的债务。

几年之后，用《时报》一个新闻标题的话说，担忧上升到了“印度支那之债正掏空我们的国库”，这里指的是因我们“在印度支那站在了失败的一方”而带来的“道德债务”。基于同样的逻辑，如果俄国人打赢了阿富汗战争，他们就没有任何道德债务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债务已完全“偿清了”，一位国务院官员如是解释。通过接收那些逃离了被我们蹂躏的土地的越南难民，我们已经解决了道德债务的问题。用美国难民委员会（U.S. Committee for Refugees）主席罗杰·温特（Roger Winter）的话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最壮观的人道主义行为之一”。但是“尽管我们很自豪”，《时报》外交记者伯纳德·格沃茨曼（Bernard Gwertzman）继续说，“里根政府和国会的一些声音还在问战争的债务是否已偿还完毕”。

难以想象当权者会承认我们可能对大屠杀和破坏负有责任，或愧对上百万的伤残者、孤儿，和那些死于美军遗留下来的爆炸武器的农民。而在被问到是否有办法清除老挝石缸平原上仍在不断炸死儿童的几十万破片杀伤小型炸弹时，五角大楼极具建设性地回答：“人们不应该居住在那些地方，他们了解这个问题。”美国政府甚至拒绝将它的埋雷地图交给印度支那半岛的民间排雷组织。1989年前往越南帮助排除他们当年所布下的地雷的前海军陆战队报告说，许多地雷位于当地人打算耕种和植树的区域。他们了解到，直到1989年1月仍然有人因此受伤和死亡。这些事件没有一个得到过评论或关注。

当我们转向谈论阿富汗时，情形自然大不相同——顺便提一下，在那里，苏联建立的政权已经公开了它的排雷地图。在报道阿富汗时，新闻头条说，“苏联人留给阿富汗致命馈赠”，“地雷置返回的阿富汗人于险地”，“美国就阿富汗排雷问题谴责苏联”，“美国协助培训难民清除阿富汗地雷”，“苏联遗留地雷重残阿富汗人民”，等等。与上文中的情况不同的是，这些是苏联的地雷，因此美国理所应当呼吁“国际努力为难民提供培训和装备来排除或销毁”它们，并谴责苏联在这项高尚的事业中不予合作。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威廉姆森（Richard Williamson）不无遗憾地评论：“苏联人不会承认他们制造的问题或积极解决问题，我们对此非常失望。”新闻界则对此回应以一贯的选择性的人道主义热情。

媒体对于将重大的战争罪责一笔抹杀的“相互破坏”的说法并不满意。相反，罪责的重担必须被转嫁给受害者。以“力图友善的越南，任重道远”为题，《时报》亚洲记者芭芭拉·克劳塞特（Barbara Crossette）引用国际人权拥护组织（Human Rights Advocates International）查尔斯·普林茨（Charles Printz）的话说，“现在是越南表示善意的时候了”。普林茨指的是关于美亚混血儿童的谈判，他们只是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侵略中的受害群体的一小部分。克劳塞特补充说，在处理美国士兵遗骸的问题上，越南至今仍未给予积极协助，尽管他们的态度有所改善：“寻找失踪的美国人一事，纵然缓慢，但有所进步。”但是，越南人仍未偿清他们欠我们的债，因此战争遗留的人道主义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回到同样的问题上，克劳塞特解释说，除了这些仍未解决的道德问题——尤其是越南人“自战争结束以来在失踪的美国军人一事上”的消极态度，越南人不明白对美国人来说，他们“无足轻重”。克劳塞特无视越南人对于美国无意改善关系的“哀叹”，并引用一名“亚洲官员”的话说：“如果河内领导人重视国家建设的话，越南人就不得不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她还引述五角大楼一位官员的发言，表示希望河内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人道主义问题”，即在北越被邪恶的共产党射杀的美国士兵的遗体问题——显然，当我们谈到致使印度支那几百万人死亡、三个国家沦为废墟的这场战争的遗产时，这是我们唯一在意的人道主义问题。另一份报告则痛惜越南人“在关键的人道主义领域”拒绝合作，并引用了自由主义的国会议员们的话，谴责河内“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指出河内对于人道主义问题——即“在越南战争中失踪，至今仍无音讯”的美国军人的问题——仍然没有进展负有责任。河内的固执给痛苦的美国人民“带来了越南人仍旧能够唤起的伤心的回忆”。

历史学家（同时也是越战老兵）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引用了一些数据来说明我们对“解决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战争失踪（MIAs）的美国军人的人道主义问题”的关注的性质：

法国在印度支那仍然有两万战争失踪人员，越南人的失踪人数则有二十多万。而且，美国在“二战”中有八万战争失踪人员，在朝鲜战争有八千人，分别占这些战争中已证实的死亡人数的20%和15%；而在越战中，这个比例是4%。

安德森评论说，法国已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就像美国与德国和日本那样。他补充说：“当然，我们在1945年打赢了，所以战争失踪人员的问题只有在美国打输的时候才显得重要。对于（里根）政府来说真正‘崇高的事业’不是这场战争，而是为了找回‘一切能找到的遗骸’而进行的煽情、艰巨的讨伐。”更确切地说，“崇高的事业”就是利用个人悲剧来达到政治目的：治愈国内的越南综合征，以及“敲诈越南”。

富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众议员李·汉密尔顿（Lee Hamilton）写道：“在越战结束近15年后，对美国而言，东南亚依然是一个需要在人道主义、战略和经济等方面加以关注的重要地区。”人道主义的关注来自两方面：（1）“在印度支那有将近2400名士兵下落不明”；（2）“一百多万柬埔寨人死于波尔布特（Pol Pot）领导下的红色高棉的残酷统治”。而更多的死于华盛顿残酷入侵的印度支那人和仍然在为此送命的人，则不被提起了。汉密尔顿继续说，尽管我们不打算放弃我们的人道主义关注，但“应该重新评估与越南的来往”以及寻求一种“新的关系”：“这可能是一个恰当的推行我们政策的时机，在寻找失踪士兵进展方面将持续施压和奖励相结合，并在柬埔寨实行外交让步。”在国际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一个和平基金会项目——的杂志上，这个运动中的左倾自由派，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位资深会员呼吁与越南和解，他极力主张我们放下“越战的痛苦”和“过去的创伤”，克服越南人带给我们的“憎恨、愤怒和沮丧”，尽管我们不应该忘记“战争遗留下来的人道主义问题”：战争失踪人员、那些有资格移民到美国的人，和那些仍在劳教营的犯人们。主导这个道德社会的人道主义冲动如此强烈，甚至连右翼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都在呼吁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他说他对于越南“没有憎恨”，尽管他是一个“在河内希尔顿酒店很不情愿地客居了五年半的前海军飞行员”。《波士顿环球报》编辑戴维·格林韦（David Greenway）补充说：“如果麦凯恩能够放下他的痛苦，那么我们也能够。”格林韦非常了解越南，作为随军记者他在那里汇编了大量的记录。但在这个道德感盛行的大气候中，对于敦促我们克服越南的所作所为带来的悲愤的这个呼吁，他的知识分子听众不会引以为奇。

弗朗西斯·詹宁斯（Francis Jennings）评论说：“在历史上，穿着荷叶边衬衫、金色蕾丝马甲的人指挥双手污浊的下等人去杀人，而他们自己总能设法远远躲开被谋害者的鲜血。”

这些例子形象地描绘了制度权力如何制造必要的幻觉，至少在那些成为主要宣传对象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宣传的散布者中是这样。人们很难想象谁能成功地脱离这种教化机制的影响，该手段把美国描述为越南的无辜受害者，同时就这个国家过度的自我鞭挞进行深思。

但是，免受这种影响和不听命于此的记者们看到的是另一幅画面。在以色列一份发行甚广的日报中，阿姆农·卡佩柳克（Amnon Kapeliouk）发表了一系列关于1988年访越的文章，充满忧虑和同情。其中一篇题为“成千上万越南人仍在因美国遗留的化学武器身亡”。他的报道估计在南越有25万受害者，再加上死于未爆武器的数千人——自1975年以来，仅在岘港一地就有3700人。卡佩柳克描述了在南部医院的“恐怖”场景，那里有身患癌症和有着可怕的先天缺陷的濒死儿童。报道同时表示，当然，化学武器的目标是南越而不是北越；在北越，则看不到这样的后果。越南的医生说，他们担心在未来的很多年里都不会有改善的希望，因为这种影响会一直萦绕在这片“丧亲国家”南部的绝望区域，那里有上百万的死者以及更多的遗孀、鳏夫和孤儿；在那里人们经常听到受害者“毛骨悚然的故事，让我想起在审判艾希曼和德米扬纽克时听说的事情”。不同寻常的是，那些受害者却“没有表现出对美国人民的憎恶”。当然，在这个例子中，行凶者并没有受到审判，而是因为其罪行在文明的西方世界受到尊崇。

同样，也有一些人开始关注在南越，以及更多的在老挝、缅甸等地的一块如马萨诸塞州那么大的区域上，那些几百万加仑甚至更多的橙色战剂和其他有毒化学武器的影响。格雷斯·齐耶姆（Grace Ziem）博士，一位在马里兰大学医学院任教、研究化学暴露和化学性疾病的专家，在两周的访越后就这个话题发表了言论，她曾于20世纪60年代在那里作为医生工作过。她还描述了在南部医院的访问经历。在那里，她看到密封在透明容器中的有可怕先天缺陷的婴儿遗体，以及来自严重喷洒地区的患者：患有极其罕见的恶性肿瘤的妇女、极度不正常的先天畸形的儿童。但是她的讲述显然不被主流接受，当报道最终得以呈现，故事已完全改换了角色和立场。因此，在一篇关于日本人如何试图掩藏他们“二战”罪行的文章中，我们读到一名日本辩护者指责美国军队用直升机散布有毒物质，记者解释说：“大概，他指的是橙色战剂——一种被怀疑导致越南人和美国士兵的孩子出生缺陷的脱叶剂。”这篇报道没有体现更多的反思。并且，我们会读到“化学公司18亿美元赔偿橙色战剂受害者”这样的文章——当然，受害者是美国士兵，而不是遭受更大苦难的越南人民。而且不管如何，这些事件很少上升为像1988年针对所谓的利比亚发展化学武器的计划那样激昂的义愤。

在卡特政府后期和里根时期，提议的政策往往在两党的共识下被执行和发展，这期间精英中的右倾走向在政治上也初见端倪。但是，就如里根政府的决策者意识到的那样，“越南综合征”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政府随之被国内的敌人逼到地下，秘密活动不断上升。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不得不正视里根的军事凯恩斯政策的开销，包括庞大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及外债。不难推断，权威也确实如此预测的是，“邪恶帝国”的威胁将减弱，国际恐怖主义的瘟疫也会消退。这并非因为世界变化迅速，而是因为政府管理层面临的新问题。几年之后，结果显现。那些刚刚还在激昂指责苏联蛮族及其走狗，将其斥为难以铲除的恶魔的思想家认为，政客般的手段是目前必需的，还需要高层会议和武器协商。但是根本的长期问题在当前和未来仍然需要重视。

在美国称霸全球的整个时期，如果美国精英的利益受到秘密文件所称的“民族主义政权”的威胁，我们会撇开高尚的言辞，毫不手软地动用武力。这个“民族主义政权”积极回应公众“提高大众生活水平”、改善内需供应的要求，并一直设法掌握他们自己的资源。为抵御这些威胁，高层起草的文件解释道，美国必须鼓励“一个有助于国外和国内资本私人投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并且创造“机会盈利，如果是国外资本的话，要能够赚回合理的回报”。文件开诚布公地解释说，这个手段最终一定是武力，因为这些政策无法获得广泛的大众支持，并且一直受到所谓的“共产主义”颠覆分子的威胁。

在第三世界，我们必须保证“对我们原材料的保护”［如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言］，鼓励面向出口的生产，维持一个自由的国际主义框架——至少要尽力去做，因为这些都服务于美国投资者的需求。在国际上，像在国内一样，自由市场是一个要被大力颂扬的社会理想，只要其结果符合国内权力和特权阶层能感受到的需要。如果不符合，则必须有效地动用国家权力对市场加以引导。

如果媒体和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团体要服务于他们的“社会目标”，刚才这些话题必须被控制在一定范围，远离大众的视线，有文字记录的大量证据和相关历史必须被束之高阁，成为尘封的档案或边缘出版物。我们可以在回顾历史时使用这些说辞：疏忽、误解、夸大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对国家安全的错误评估、个人失职，甚至是误入歧途的领导人的腐败和欺诈；但是对社会机构的研究以及它们的运作方式必须被谨慎地忽略，除非它们只是一些肤浅研究或语焉不详的学术文献。这些结果已经令人满意地实现了。

在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民主中，情形大抵也是如此。例如，哥斯达黎加被正确地看作拉丁美洲的民主模范。在那里，新闻界被牢牢控制在极右势力手中，因此无须担心新闻界的自由，没有什么能被报道出来。在这个例子中，成功不是通过武力获取的，而是通过以立法手段来控制“共产主义者”，从而确保自由的市场；此外，20世纪60年代北美的资本流入似乎也起了作用。

在一些区域，用这些手段不足以推行既定形式的民主和新闻界自由，我们则使用其他显然正确适宜的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在过去10年中，萨尔瓦多是一个形象的例子。在20世纪70年代，“公共组织”快速扩大，其中许多是由教会资助的，包括农民协会、自助团体、工会，等等。随之而来的反应是由美国组织、两党撑腰和大部分媒体支持的国家恐怖行为的猛烈爆发。在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示范性选举”结束后，残余的疑惧才彻底消失。与此同时，里根政府下令，在确认了民众已被充分震慑的情况下，要减少显著的暴行，他们担心，关于酷刑、谋杀、肢解和失踪的报道可能会影响资金流入，危及对仍然有必要的较低程度的国家恐怖的支持。

萨尔瓦多以前有一个独立的新闻界——两份小的报纸，《人民纪事报》（ La Crónica del Pueblo ）和《独立报》（ El Independiente ）。两家报社都在1980年至1981年间遭到安全部队的破坏。在一系列的爆炸事件后，《纪事报》的一位编辑和摄影师被人从圣萨尔瓦多的一家咖啡馆劫持，用砍刀剁成了碎块；他们的办公室被暗杀小组抄查、炸毁，在大火中夷为平地；发行人则逃到了美国。《独立报》的发行人豪尔赫·平托（Jorge Pinto）在他的报社被部队袭击、设备被捣毁后逃到了墨西哥。在美国，这些事件引发了如此的担忧，以至于《纽约时报》栏目对此只字未提，没有任何社论评论报社被毁的事件，之后数年都始终没有片言只语，尽管平托被允许在“观点”一版发表声明，在其中他谴责“杜阿尔特（Duarte）执政团”已经“成功地消灭了持不同政见的声音”，并宣称他相信所谓的暗杀小组“确确实实就是军队自己”——这是一个得到了教会和国际人权监督机构支持的结论。

在《独立报》被最后摧毁的前几年，其办公室被炸弹袭击过两次，在印刷车间和平托的汽车被机关枪扫射时，一个办公室职员因此丧命。平托还遭到两次其他袭击，在报社被彻底摧毁的两天前，一支乘坐坦克和装甲车的部队到办公室搜寻他。这些事件我们从未听闻。在《纪事报》被最后摧毁之前，报社在六个月中经历了四次炸弹袭击；其中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在《纽约时报》得到了40个词的报道。

这不是因为美国媒体对中美洲新闻界的自由漠不关心。与对萨尔瓦多两家报纸事件集体噤声截然相反的是对尼加拉瓜反对派报刊《新闻报》（ La Prensa ）的反应。媒体批评家弗朗西斯科·戈德曼（Francisco Goldman）统计发现，《纽约时报》上四年里有263处提及这份报纸的艰辛发展。这其中区别性的标准并不难理解：萨尔瓦多的报纸是被美国附庸国的谋杀性暴力所制止的独立声音；而《新闻报》是美国阵营打算推翻尼加拉瓜政府的媒介，因此是一个“有价值的受害者”，它受到的迫害会激起痛苦和愤怒。我们再回头看看更多的证据，它们证明这确实是实际的操作标准。

在《纪事报》被摧毁的几个月前，其发行人拿破仑·冈萨雷斯（Napoleón Gonzales）访问纽约，恳请国际压力“阻止恐怖分子对报纸的破坏”。他指出了右翼的威胁，以及，《时报》在它贤明的评论中所说的“他的报纸指称的政府的镇压”。拿破仑还报告说，他受到来自“显然由军队支持的”暗杀小组的威胁，他在家中发现两枚炸弹，报社办公室被机枪扫射、纵火焚烧，他的住处也被士兵包围。他说，这些问题都始于当他的报纸“开始要求土地所有权改革”，此举激怒了“统治阶级”。没有任何国际压力关注此事，安全部队从而最终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在这前后几年中，萨尔瓦多的教会电台不断被炸，部队占领了大主教管区的建筑，摧毁了电台，洗劫了报社办公室。同样地，这些事件都没有引发任何媒体反应。

在媒体热情报道萨尔瓦多1982年和1984年的“自由选举”时，这些事件仍未浮出水面。之后，我们不断听到《时报》美洲记者詹姆斯·勒莫因（James LeMoyne）的报道，称这个国家拥有比敌人尼加拉瓜更大的自由。而在尼加拉瓜，没有任何能与萨尔瓦多暴行匹敌的事件发生，由美国政府资助、公然支持其袭击尼加拉瓜的反对派领导人和媒体经常诉苦被当局骚扰，但没有恐怖行为和暗杀。《时报》中美洲的记者们不会报道从萨尔瓦多逃离的教会领袖们［包括被暗杀的大主教罗梅罗（Romero）的一位亲密同事］、知名的萨尔瓦多作家们，和其他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政治活动家，但被《时报》记者熟知的人们，因恐惧于暗杀，不能返回这个受到媒体赞誉和保护的暗杀小组民主国家。《时报》的编辑们呼吁里根政府“以和平与多元化的名义，对尼加拉瓜施压”。在这个国家，政府因“骚扰敢于发表……自由言论的人们”而闻名，而且这里从未有过“自由的竞选”。这样的谴责从未见于萨尔瓦多。

用这种方式，自由的新闻界一直不遗余力地为遏制民主的敌人培植必要的幻觉。

第三章

言论的界限

虽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在某些时候传统的思想被重塑，一种新的意识渐渐明确，即将来临的机会以新的面貌出现。为管理社会而制造必要的幻觉自古有之，但1917年也许是一个现代阶段的转折点。作为社会进步先驱力量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列宁主义观，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得到了具体反映，这场革命利用公众斗争来赢得国家权力，并强制实行巴枯宁预言的“红色官僚主义”统治。革命后他们马上着手启动这个工作，摧毁了工厂议事委员会、苏维埃代表会议和其他形式的公共机构，这样大众就会被有效地调动起来，加入有远见卓识的领袖统治下的“劳动军”，这些领袖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当然，带着良好的意图。宣传鼓动机制是实现此目的的根本基础；即便是极权主义国家也需要依赖大众动员和自愿服从。

在“新语”（Newspeak）中，这样做是为了利用已经被成功推翻的空想主义的道德诉求。西方的宣传则抓住同样的机会，把社会主义形式的解散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而将左翼自由主义思想与冷酷的红色官僚主义行径联系起来，暗中诋毁其思想。时至今日，两种宣传制度为了他们各自的目的，采用了同样的术语。当这两大世界性宣传制度和谐共处时，个体则难逃脱他们的掌控。全球范围内对自由和民主的鼓吹已愈演愈烈。

在同一年，1917年，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自由派实用主义者圈子大受好评，“这个群体中更富有思想的成员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道德评判影响了绥靖主义的民众，并将其引入战争……这个阶层应该被全面但松散地描述为‘知识分子’”，他们已经“以战争的名义完成了……这项有效且具决定性的任务”。这项成就，或至少他们自诩的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威——这位知识分子的导师——解释说，这一“心理学和教育学上的教训”已经证明“人们能够控制自身的事务并管理它们”。已经学过这一课的“人们”是“一个团体中的睿智人群”，也就是李普曼所称的“特别阶层”，尼布尔口中的“冷静的旁观者”。他们现在应该通过筹划、说服或必要的时候动用武力，把智慧和见识用于“重建一个更有条理的社会秩序”。不过，杜威坚持只使用“高雅、微妙和间接的武力”，而不是在“知识的进攻”之前使用“粗暴、露骨和直接的手段”。如果在使用中能够满足“相对有效、经济”的需求，这种不动声色的诉诸武力便是合理的。最近宣扬的“制造共识”的思想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衍生物。之后的几年，我们就会听说许多关于“技术专家和以政策为导向的知识分子”的传闻，他们超越了意识形态，能够理性地运用科学原则解决所有现存社会问题。

从那时起，这些能言善辩的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人就倾向于这些两极思想的这一端或另外一端，极力规避有助于人们了解他们自己利益的“民主教条主义”，努力让人们意识到“普通人的愚昧”，以及他们需要被领入一个上层阶级为他们设计的更好的世界。从这一端到另外一端的转移可能非常迅速、不费力气，因为这并不涉及根本思想或价值观的改变，只是一个对于获取权力和特权的机会的评估：是参与到大众斗争的浪潮中，还是服务于作为社会或意识形态管理者的既定权威。“失败的上帝”（God that Failed） [1] 中从笃信列宁主义到为国家资本主义服务的转变，我相信，可以在这些术语中得到充分解释。尽管最初的确有一些真正的精神存在，但它们早已退化成了仪式性的闹剧。编造一个邪恶的过去，是尤其受欢迎的做法，也是通往成功的入场券。这样，忏悔的罪人便可以描述他如何在布拉格的街头欢迎坦克、支持金日成作为一个叛徒揭发马丁·路德·金，等等，而那些尚未看到光明的人也被暗指为一丘之貉。在完成这种转变后，通往声誉和特权的道路就此敞开，因为我们的制度高度器重这样的人——他们基于从迷途的青年时代获得的超群见识，看到了自己成长中的错误，现在已能够挺身而出谴责独立的思想者，将其斥为斯大林式的辩护人。其中一些人也许会选择成为亨利·基辛格直称的那类“专家”——基辛格把“专家”解释为一个善于“详尽阐述、定义……他的选区（的）共同意见”的人，那些“在普遍共持观点上有既得利益”的人：毕竟，在一个高层次阐述、定义共同意见，已经将他塑造成了专家。

约30年后，美国和苏联已成为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格局中的超级力量，实现了亚历山大·赫尔岑和其他人一个世纪之前的愿望，尽管两国的权力范围无法相提并论，且影响力和威胁在数年之后都大大减弱。这两种本质相同的知识分子的角色模式都存留了下来，与两种盛行的等级制度和统治制度相吻合。相应的，他们的教化制度也各不相同，取决于国家压制的能力和有效控制的模式。更耐人寻味的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它依赖自由市场——在必要的地方这种市场会受制于直接干涉——来建立对制度的服从及边缘化“特殊利益”者。

制造共识首先针对的是那些自认为是“团体中富有思想的人”、“知识分子”，及“意见领袖”。杜鲁门政府的一位官员评论说：“对普通大众而言，一项纲领的细节是什么无足轻重，真正重要的是团体的领袖如何看待这项计划。”一份关于大众舆论的学术研究这样总结：“能动员精英的人才能动员大众。”外交历史学家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Paterson）评论说，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重视并悉心设法培育的“大众舆论”是“意见领袖”精英的观点；是“公共外交政策”的观点。这一点亘古正确，除了在某些时候必须解决“民主危机”，不得不动用更激烈的手段来使大众回归合适的位置。他们希望，在其他时候，大众能够满足于消遣娱乐和定期的爱国灌输，除非他们的领导人坚定地抵御来自各色敌人的危及生命和家园的威胁，否则，他们应满足于对此只是严厉谴责。

在民主制度下，必要的幻觉不能通过武力强加给人民。相反，应该用更隐蔽的手段把它们悄无声息地灌输到大众思想中。一个极权国家可能会满足于对所需真相更低的忠诚度。人民服从就足够了；他们想什么是次要的。但是在一个民主政治秩序中，始终存在这样的危险，即独立的思想可能会发展为政治行动，因此把威胁扼杀在萌芽期至关重要。

争论无法被平息，而且，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宣传机制中，争论确实不应该被平息，因为如果被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的话，争论具有强化机制的特点。因此最重要的是严格设定争论的界限。只要坚持以精英共识为前提，争论就可以澎湃地发展，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得到进一步鼓励，从而有助于把这些信条确立为唯一标准，成为检验一种思想是否被允许的前提，而同时又强化了自由在掌握权力这样一种信念。

简而言之，至关重要的是设定传播议程的权力。如果针对冷战的争论能够集中在遏制苏联上——恰当地集合军事、外交及其他手段——那么不管得出什么结论，这个宣传机制已经获取了胜利。我们早已确定了根本的假设：冷战是两大超级权力之间的对抗，一方咄咄逼人、四处扩张，另一方在为现状和文明的社会准则进行防御。而不属于议程范围的问题包括是否要遏制美国、这个事件是否真的被正确表述，以及冷战是否确实不是源于这样的目的：两个超级大国在竭力保护自己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这些体系在规模上迥异，反映了财富和权力的巨大差异。苏联违反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已成为众多文献的主题，牢牢树立在公共意识中；我们接着进一步来讨论其影响和重要性。但是，需要仔细搜索才能找到关于美国违反战争公约及相应后果的讨论，尽管在这么多年后，当前最好的学术文件的评判是：“事实上，苏联对于［雅尔塔、波茨坦和其他战争公约］的遵守方式与美国没有质的区别。”如果这个讨论议程能够被缩小到这样的范围：阿拉法特的暧昧立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解阵）的专权和失败、伊朗和利比亚的恐怖活动及其他刻意陷害事件，这场游戏已基本结束了；我们不予讨论的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明确拒绝主义，及美国与附庸国的恐怖行为和其他罪行，这些行为不仅在规模上要大得多，而且对于有资格弥补或终止这些罪行的美国公民而言，在任何道德层面都无与伦比地更加重要。同样的考虑适用于我们讨论的任何问题。

一个贯穿历史、成为标杆的重要思想是，这个国家处于防御立场，一直在抵抗对其秩序和高尚原则的挑战。因此，美国总是在抵御侵略，有时是“内部侵略”。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攻打南越、保卫它的附庸国独裁政权不被南越的侵略者推翻时，那些知名学者安慰我们说，“发起”在越南的战争是“为了保卫自由的人民，抵御共产主义的侵略”。我们不需要提供证据来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辩护，事实上也没有出现这样的证据。一些人甚至引用这样苍白的证据，说1954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威胁”在印度支那“动用核武器来制止侵略”，因为在奠边府，“法国部队发现他们即将败给共产党的越盟（Viet Minh）”——即那些攻打我们法国盟友的侵略者，而法国军队正在保卫印度支那（抵御自己的人民）。知识分子精英舆论基本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个立场。因此，从逻辑上绝对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人们会反对美国的侵略——这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无论批评者采取什么托词，他们都一定是“河内的游击队”或“共产主义的辩护者”，为“侵略者”狡辩，也许还试图隐藏他们的“秘密议程”。

另一个相关的思想是，“渴望看到美国式的民主在全球复制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懈主题”——在美国支持的军政府武力镇压海地的选举后，《纽约时报》的一位外交记者如是宣称，而上述行为则是美国支持的军政府上台后人们普遍预测的可能结果。这位记者评论说，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是“最新的警告，提醒美国决策者在别的国家推行他们的意愿时——无论是多么仁慈的意愿——将面临的困难”。这些信条不需论据，也无视如山的反证。偶尔的，谎言会露出明显的荒谬，站不住脚，这时就可以承认我们在过去也不总是这么仁慈，或像现在一样全心全意投身民主。多年来我们不时地利用“路线的改变”这个合宜的技巧，这不会引发嘲讽，只会带来对我们无穷善心的歌颂，因为我们马上会开始新的运动来“捍卫民主”。

我们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将苏联入侵阿富汗视为野蛮的侵略行径，尽管许多人不肯把阿富汗游击队描述成“民主的抵抗力量”［《新共和》编辑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受控于美国军队的拉美式恐怖国家无法再用武力控制国内人民时，美国对南越的入侵却不会被如实看待。千真万确，美国部队直接参与了大规模的轰炸，并使用了“脱叶剂”化学武器，目的是将大量人口赶入集中营，从而“保护”他们不受敌人迫害——而这些敌人，美国不得不勉强承认，是人民乐于支持的。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大量的美国远征军随后入侵并蹂躏这个国家及其邻国，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摧毁这个显然是唯一的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政治力量，消除各方都孜孜以求的政治和解这种危险。但是自始至终，美国都在为追求民主而抵御侵略。美国培植凶残的吴庭艳（Diem）独裁政权，其目的是暗中破坏日内瓦协议，阻挠允诺的选举——因为不亲美的一方有望胜出，这些行为都是为了保卫民主。《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个国家分裂成了共产党统治的北方和拥有民主政府的南方”，并指责“共产党的越盟正从红色中国‘耀武扬威地’进口枪炮和士兵”……威胁到了“自由的越南”。其后的几年，因为“对民主的保卫”出了些岔子，鹰派和鸽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鹰派认为，只要有足够的付出，敌人就会被消灭；鸽派则担心诉诸武力来达到我们崇高的目的可能会耗资巨大；还有一些人选择做猫头鹰派，与两个极端都保持距离。

在整个战争期间，主流声音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是在保卫南越；鸽派也不明智地如此相信。在随后的几年，这个思想一直未被撼动。对那些在暴行升级时拙劣地模仿最卑劣的共产党领导层的人而言确实如此，人口密集的区域发生的饱和轰炸在他们看来，无非是“在美国军队帮助南越人民击退北越及其游击队时发生的不幸的人员死亡”——例如，在湄公河三角洲，即便在美国将侵略拓展到北越后很久，那里都没有北越部队，当地抵抗美国及其附庸国入侵者的人民都不能算作“南越人民”。从这些我们如今仍在阅读的资料和所有已披露的信息来看，这些结论并不令人惊讶：“南越的人民渴望摆脱共产主义国家在他们北部边境的统治，获得自由”，“美国通过干涉越南……来确立这样的原则：亚洲的改变不会因外力突然降临”。更滑稽的是这样的事实：尽管许多人反感为大规模暴行狡辩的丑陋行为，但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这样的历史评价毫不称奇。这是民主制度有效控制思想的一个最好例证。

类似的，在当今的中美洲，美国正在“新兴的民主”国家中全力保卫自由，为尼加拉瓜“恢复民主”——如果词汇还能表达意义，这里指的索摩查（Somoza）时期。在异议能够被表达的极限，一篇严厉谴责美国攻打尼加拉瓜的报道甚至援引了纽伦堡审判，报道中，《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Monthly ）的编辑杰克·贝蒂（Jack Beatty）写道：“民主一直是我们在尼加拉瓜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支持对成千上万尼加拉瓜人民的杀戮。但为民主而杀戮——即便为了民主找代理来杀戮——不是发起战争的合适理由。”人们几乎找不到比《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威克（Tom Wicker）关于美国战争更前后一致的评论了，他谴责将里根主义用于尼加拉瓜，因为“美国没有历史使命或上帝赐予的权利向其他国家传播民主”。评论家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假设，即我们一贯的“对民主的渴望”实际上指导了自1979年7月19日以来，美国的附庸索摩查被推翻后，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政策——尽管公认，不是在这个通过某种神秘手段、时机恰当得让人匪夷所思的非凡革命发生之前。仔细搜索所有的媒体，会发掘出个别不符合这个模型的例外，但这些例外极为罕见，是对教化效果的锦上添花。

就在自豪地标榜自己是“一份独立的报纸”的刊头下，《华盛顿邮报》的编辑这样提醒读者：“中美洲为其明显的自身利益，督促”桑解阵“遵守他们做出的民主化承诺”，而且，“那些反复敦促他人‘给和平一个机会’的美国人现在也有义务将他们的注意力和热情转向确保给民主一个机会”。在美国支持的恐怖国家中，脆弱的民主表象之下军队牢牢掌权，在这些国家“保卫民主”不成问题。

同样还是这些编辑警告说：“从（1988年3月）尼加拉瓜入侵洪都拉斯来看，尼加拉瓜对洪都拉斯的威胁是什么显而易见。”这段话指的是在尼加拉瓜北部一段没有标识的边境发生的军事行动，在那里，全力追捕敌对入侵者的尼加拉瓜部队进入了洪都拉斯某些地区几公里处，而那些地区已割让给了美国的“代理部队”——正如反政府军说客在白宫内部发行的文件中所说以及白宫自己的官方发言人描述的那样。在美国，这些行为激起了新一轮对桑解阵带来的威胁的义愤，人们斥责它蹂躏邻国，为它的苏联主人效力。

这种对边境神圣不可侵犯的衷心忧虑让人异常感动——即便它有点被这个“边境是一面单向镜子”的奇妙概念玷污。因此，美国中情局为从洪都拉斯基地入侵尼加拉瓜的代理部队运送军需的飞行便不算对这种神圣性的侵犯；在尼加拉瓜境内指挥代理部队的监视飞行和其他种种罪行，都不算是侵犯。撇开这些话题不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历史殷勤构建的对照实验的结果来评判这种担忧的严肃性。在我们消费着“新闻自由”，并且为残酷的暴行的最新证据而愤怒、对此大篇幅地报道和激昂地评论之时，美国的附庸国以色列正在展开新一轮对黎巴嫩的阶段性军事行动。这些行动发生在黎巴嫩南部的北方区域，以色列“事实上已吞并”了那里，使其作为一个“安全区域”，与以色列的经济一体化，并用恩威并施的手段“迫使”那里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为南黎巴嫩军”——一个以色列的雇佣部队——“提供兵源”。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包括轰炸巴勒斯坦难民营和黎巴嫩的城镇乡村，造成大规模的破坏、数十人死亡和众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大量平民。这些行动几乎从未见诸报端，也没有得到任何明显的反应。

唯一合理的结论是，对于远没有这么严重、比这合理得多的尼加拉瓜入侵的愤慨完全是蛮横无理，是纯粹的欺骗。

美国政府很乐于解释它为什么支持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暴行：依据就是神圣的与生俱来的自我防御的权利，在相当宽泛的解释下，美国及其附庸国可以合法地行使这种权利——当然，尽管其他人不可以，尤其是美国恐怖行为的受害者。1988年12月，正当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每个举动都被严密审视，以确定他是否符合美国关于恐怖主义的严格标准时——我们又回到了这点——以色列发起了当年第26次对黎巴嫩的袭击，横扫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在贝鲁特附近的一个基地。司空见惯地，以色列没有试图提供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伦敦《卫报》评论说，“以色列不是在猛追恐怖分子，也不是在实行他们惯称的立即报复行为：他们就是得寸进尺，上演一出样板戏”来证明“铁拳已严阵待发”。“他们如此演示，无非是想炫耀武力。”这场辅之以伞兵部队、直升机和炮舰的“壮观表演”是“一场军事上无理无据（也就是政治推动的）联合行动”。行动的时机解释了它的政治动机：这次袭击发生在被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民起义爆发一周年的日子，在那里以色列“大规模部署军队，强制实行宵禁和严格审查”来阻止“纪念性的大罢工”。除了这个明显的政治动机，“人们也许还能觉察出一个精心筹划的企图——中伤阿拉法特先生，破坏他通过加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中斗争人士的力量来实现政治和解的不受欢迎的举动”。

以色列的这次袭击被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在投票表决14比1、没有弃权的情况下，安理会通过一项“深切痛惜”此次行为的决议。帕特里夏·伯恩（Patricia Byrne）大使据理力争为美国投否决票辩护说，这项“决议否定了以色列应有的保卫自己”不受来自边境“那一端的袭击和报复行为的权利”。何况，尼加拉瓜有权在洪都拉斯腹地实施经常性的大规模袭击，并真的向华盛顿发射炸弹。我们要看到这些行为比美国为它的附庸国辩护的那些行径要合理得多，比较一下它们的挑衅程度就一目了然。当然，事实是不能表达的，甚至是不允许想象的。从而我们可以断言，媒体关于尼加拉瓜的评论就像国家当局的故作姿态一样虚伪，我们不用期望从中能得到任何东西。

我们也许能理解为什么没有任何关于以色列行为的评论，甚至没有像样的报道。毕竟，按照以色列的标准，这些行为都已经非常低调了。因而，他们没有比较1985年发生在黎巴嫩的凶残的“铁拳”行动；或是1984年1月对贝卡谷地的轰炸，仅在那一次袭击中就有100人死亡、400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包括150名在炸毁的校舍中伤亡的儿童；或是1979年5月以色列F-16战机在达穆尔（Damour）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的学校投放集束炸弹，导致41名儿童死伤。这些事件都得到了报道，但是丝毫没有影响“这个弱小国家、人类正义象征”的崇高地位——这是《纽约时报》的编辑对以色列的描述，在恐怖巅峰时期它用殴打、屠杀、毒气和综合手段镇压巴勒斯坦起义。而《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在铁拳暴行实施之后则使用了这样的溢美之词——“这是一个关注人类生命的国家”。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常年维持一个由以色列支持的恐怖雇佣军统治的“安全区”，这个事实也许毫不引人注目，就像以色列经常在国际水域劫持船只和其他未见报道的行为一样，也许只在“有价值的受害者”出现时激起一点私下的抗议。如果苏联的犹太人遭受了阿拉伯人经常忍受的这些待遇，或者某些官方敌人如尼加拉瓜实施了类似在这个“人类正义象征”的国家被视为正常的镇压手段，那么激烈的怒号会震耳欲聋。

我会之后再谈到这个问题，进一步地讨论为什么媒体为以色列提供如此超乎寻常的保护，同时把它的敌人，尤其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刻画成献身恐怖和破坏的邪恶化身；我还会讨论这个年复一年始终在实施的“历史工程”的非凡壮举如何维持这个必要的形象。

在以色列1988年3月的行动中，不存在追捕敌人的问题，以色列也不是一个竭力在超级大国的恐怖袭击和致命的经济战中求生的贫困国家。但是，以色列是美国的一个附庸国，因此继承了侵略的权利。而尼加拉瓜，与此相反，则被剥夺了哪怕是将袭击部队驱赶出境的权利，大家心照不宣的假设是，没有一个国家拥有抵抗美国袭击的权利，这是为严肃的讨论提供基础的又一重要思想。

我们不无惊诧地看到这个思想有多么根深蒂固。因此，当报道称尼加拉瓜在筹划购买米格战斗机时，举国哗然，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让人们歇斯底里了。作为其宣传攻略的一部分，里根分子四处散布这个报道，目的是消除关于不受美国欢迎的尼加拉瓜1984年11月选举的诚实报道所带来的任何威胁，甚至连直率的鸽派都警告说，美国可能不得不轰炸尼加拉瓜，摧毁臆造出来的米格战机，因为“他们也能做出反对美国的事”，是一个对我们的安全的可怕威胁［马萨诸塞参议员保罗·聪格斯（Paul Tsongas）］。在1987年12月另一次成功的宣传中，媒体大张旗鼓地炮制了一个桑解阵的逃兵，报道他“披露”了桑解阵的种种企图，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尼加拉瓜计划购买喷气式飞机来防御自己的领地不受美国侵犯——这是一件令人不能容忍、感到愤慨的事。当然，众所周知，尼加拉瓜没有其他任何方法来阻止美国中情局为尼加拉瓜境内它指挥的部队提供给养，也无法干涉美国的监视飞行，这些飞行为代理部队提供实时的尼加拉瓜军队部署的情报，从而使他们能够依照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的指令，安全地攻击“软目标”（即几乎没有防御能力的平民目标）。但是，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反省，它们也不会妨碍我们展示对于最新的侵略证据的愤慨。

这个逻辑显而易见：尼加拉瓜没有自我防御的权利。如果尼加拉瓜意图保卫其领空，或保护人民免受美国代理部队的攻击——也就是公开言论中所说的“民主抵抗”——而干涉美国的暴力和恐怖行动，其行为就是不可容忍的，等同于侵略。出于同样的原因，来自桑解阵逃兵的一则消息引发了更大的义愤，该消息称尼加拉瓜打算裁减兵力，但给平民提供轻武器来防御可能的美国入侵，而自由媒体偷梁换柱地将其描述成了尼加拉瓜要征服半球的威胁。

精英共识的这个思想更加有启迪意义，一如人们难以领会其意义的事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苏联用同样的方式应对丹麦或卢森堡对它的安全造成的比这严重得多的威胁，我们会做何反应。

滑稽的是，美国一方面对桑解阵打算设法防御自己狂怒不已，同时于1987年12月5日开始向洪都拉斯运送先进的F-5喷气式飞机，而《纽约时报》对此未做任何报道。因为只有美国和它的盟友有安全忧患，而尼加拉瓜显然无权反对这一事态发展。洪都拉斯媒体上对这些抗议的报道也无疑显得多余，抗议称“来自美国的压力将债务不公平地强加于我们”，迫使我们“为这些丝毫无益于饥饿的人民的F-5战斗机付账”。尽管军方统治者对其欣喜不已。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尼加拉瓜如此坚决地希望购买苏联飞机。为什么不购买法国的幻影喷气机呢？事实上，桑解阵非常乐意从法国购买拦截战斗机，他们也这样公开表达过。但是他们不能，因为美国的压力已经切断了任何来自非共产主义国家的供应物资。所有这些都不能报道，因为这等于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了。因此，《纽约时报》的斯蒂芬·金策（Stephen Kinzer）和詹姆斯·勒莫因绝对不会报道这些事实，它们会影响煽动针对桑解阵威胁的歇斯底里的努力；他们也不会过多讨论桑解阵试图购买拦截战斗机的原因。这些质询脱离了合适的界限，因为它会影响把美国的侵略和恐怖活动塑造成合法防御这一运动。

这一做法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对指定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攻击通常会迫使它们依赖苏联来保卫自己，尤其当美国指使其盟国和国际贷款机构停止提供援助时，就如当前尼加拉瓜的例子。在1981年初看来，很明显“尼加拉瓜迟早会成为苏联的又一个附庸国，因为美国扼制其重建和发展，拒绝其维持正常关系的任何努力，并且支持对它的骚扰和干涉——与20世纪40年代和1975年后中国、古巴、危地马拉的阿本斯、阿连德的智利，等等的模式如出一辙”。这个可预见的政策后果就可以被用来作为日后追溯的证据，证明我们确实致力于反击克里姆林宫统治世界的企图，乖巧的记者可能会用适度悲观的口吻提到“苏联支持的桑解阵”，就像他们一贯所做的那样，谨慎地避免提及任何原因。另一项益处是，我们在验证苏联对于缓和国际关系的声明的诚意，试探如果我们减少对反政府军的援助，他们是否会停止援助尼加拉瓜。那么美国的诚意是否可以通过停止援助土耳其或萨尔瓦多来证明？这个想法太过离奇，不值得任何讨论。

“官方敌人没有权利进行自我防卫”这个原则的必然推论是，如果谈判破裂，尼加拉瓜在其境内打击反政府军势力，美国就有权为它的代理部队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1988年8月在参议院核心的鸽派热情洋溢的支持下通过的关于“对尼加拉瓜抵抗战争援助”的《伯德修正案》（Byrd Amendment），允许在尼加拉瓜境内对代理部队进行军事援助，如果“桑解阵无缘无故发起针对尼加拉瓜反政府组织的攻击和其他任何形式的敌对行为”，或者有“来自苏联集团国家包括古巴的持续的、不可接受的程度的军事援助”的话（所有其他的援助来源已被切断，而美国当局有权决定什么是“不可接受的”）。媒体自始至终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尼加拉瓜军队在他们自己国家境内打击恐怖势力，其行为是不可容忍的，是共产主义拒不和解的又一证明。几个月前，众议院民主党在致奥尔特加（Ortega）总统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们对于军事进攻反政府军的前景的“严重关切”，担心这会制造借口，带来“新一轮的对反政府军的军事援助”。在美国的附庸国暗中破坏协定后，我们对自我防卫的禁止仍继续生效，那些附庸国在最后一刻挖空心思提出以此为目的的要求，我们也照做了。

媒体的反应不难理解，按照正常的假定，在尼加拉瓜，“抵抗力量”和支持它的反对政党是“尼加拉瓜两个派别”——《时报》这样描述反政府军和政府——中最合法的一方。两党在这些问题上的共识，包括直率的国会鸽派们的看法，反映了这样一种认同：尼加拉瓜没有权利抵抗植根于它境内或从境外攻击它的美国恐怖势力；美国的附庸国则可以免受这些约束，甚至能够以“合法自我防卫”的名义劫持船只、在其他国家轰炸平民目标，等等。

8月5日关于《伯德修正案》的参议院辩论因其时机显得格外意义重大。三天前，“抵抗力量”在放行了一艘军队巡逻艇后，攻击了载满乘客的“和平使命”号船只，造成两人死亡27人受伤，包括一名来自新泽西的浸礼会牧师卢修斯·沃克教士（Rev. Lucius Walker），他当时正带领一个美国宗教代表团前往尼加拉瓜。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平民。参议员伯德（Byrd）和多得（Dodd）以及其他鸽派参议员对此事只字未提，之前他们还在猛烈谴责桑解阵，大力歌颂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民主总统”的“英勇领导”。也许他们没有注意到前一天《纽约时报》对此事一笔带过的短评，该短评附加在一篇报道此代表团的专栏文章中，之后也没有后续的评论。我们的逻辑在此又一次显而易见。如果桑解阵试图根除受美国主使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就证明他们是极权国家，美国就有权为“抵抗力量”派送军队和“人道主义”援助，从而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完成任务。考虑到参议院的主导自由声音——哈尔金（Harkin）、肯尼迪（Kennedy）、克里（Kerry）、米切尔（Mitchell）、佩尔（Pell）和其他人——对参议院行为的热情支持，我们可以断定他们认可了这些原则。

我们坦承，支持美国暴行的主要论据是“长时间的战争消耗会极大削弱政权，激起彻底强化的镇压，赢得尼加拉瓜不满的民众对抵抗力量的充分支持，从而导致政权迟早被人民的起义推翻，或通过内部的政变或领导层的分裂自我瓦解，或最终向一切它能求助的力量投降”。卡特政府时期主管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维龙·瓦基（Viron Vaky）的这个提法，只是重申了中情局分析家戴维·麦克迈克尔（David MacMichael）在国际法院国际法院声明中对1981年中情局计划的军事突击行动的概述。作为一个鸽派，瓦基认为这个方案“有瑕疵”，策略不可行——尽管有资助者提供的各种卓越优势，反政府军仍然无法获得军事胜利，或“在尼加拉瓜内部获得显著的政治支持”。他继续说，无论美国对桑解阵“把权力转交给”缺乏政治支持的美国宠信方的要求“多么合理或理想主义”，这个目标都不可能实现。他继而敦促用“积极的遏制”而不是“打击”来防止“尼加拉瓜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此说服其遵守人道主义权利，向“不那么敌对的……国内制度”迈进。既然武力行不通，美国应该寻求“其他策略”来实现其一直全力追求的“促进尼加拉瓜自决的目标”。美国应该寻求一种通过“边境视察、中立的观察员”和其他尼加拉瓜已经要求了七年（从未被提及的一个事实）的手段来实现的外交解决方案，尽管“美国显然不得不承担执行行动的主要责任”。如果发现违规行为，美国必须时刻准备动用武力，同时援助受到尼加拉瓜颠覆和入侵威胁的“中美洲民主”。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都是一个权威鸽派的想法，在自由的美国舆论中毫不起眼，这就是政治文化中的重要事实。迄今，或者在更长的时间里，这些观点不偏不倚地符合卡特政府另一名拉丁美洲专家罗伯特·帕斯托（Robert Pastor）——他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站在鸽派一端——所描述的美国政策概念。帕斯托为美国的政策辩护多年，他写道：“美国不想控制尼加拉瓜或这个区域的其他国家，但是也不想纵容某些事态发展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它希望尼加拉瓜能够独立发展，除非这些行为给美国带来不利影响。”简而言之，尼加拉瓜和其他国家应该获得自由——自由地去做我们希望他们做的事，并且应该独立选择他们的发展路线，只要他们的选择符合我们的利益。如果他们不明智地运用我们赋予他们的自由，我们当然就有权以自卫来回应。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控制大众的一种方式，这些思想就是国内的民主概念的直接对应物。

当前言论的基本前提包括那些我们刚刚回顾的观点：美国外交政策由一种“对民主的渴求”和整体上善意的目标所主导；历史和密谋的纪录可能与此相左，但它们不在媒体的讨论议程中。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使用武力只是一种自我防卫的手段，那些试图抵抗的国家一定是侵略者，即便是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而且，没有一个国家有抵抗美国进攻的自卫权利，而美国有天赋的权利推行自己的意愿，如果必要和可行的话，可以付诸武力。除了定期地讴歌一下我们目标的伟大崇高，这些思想不必公开表达，它们被设立为基本前提，确定了言论的界限，并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中确立了被允许的思想范畴。

在第一章，我提到一些探讨媒体研究的方法和一些针对媒体表现的评估模式。一个恰当的方法是考虑允许表达的观点的范畴。根据宣传模型的预测，人们会看到这个范畴由掌权的精英集团设定，在范畴内围绕策略的讨论是得到鼓励的。再一次，这个模型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让我们考虑一下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政策，在过去几年这个话题可能引起了比其他任何话题都多的争议和激烈言辞。鹰派和鸽派为此争论不休。鹰派的立场在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得以表达：“在美洲大陆，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比桑解阵更野蛮和血腥，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更顽固不化地侵犯人权。”类似的情感在媒体和政治制度中经常出现，结论是我们必须支持反对共产主义恐怖的“民主抵抗”。争论的另一方鸽派则通常同意我们应该解散国际法院、联合国，及其他迎合共产主义者和病态的第三世界反美主义的“敌对论坛”。他们乐于为里根政府的“崇高目标”提供支持——“来设法将尼加拉瓜‘民主化’”——但是认为反政府军“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议员迈克尔·巴恩斯（Michael Barnes），对反政府军最直率的批评家之一］。一名有影响力的鸽派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承认，“反政府军的力量小得可怜……无法在尼加拉瓜实现民主”，因此我们应该寻求其他手段来“孤立”马那瓜“应受谴责”的政府，“任其在自己的罪行中溃烂”，同时阻挠桑解阵为“输出暴力革命”所做的努力。

媒体的鸽派评论说，“里根先生支持（反政府军）的政策显然是个败笔”，因此我们应该“默许由尼加拉瓜的邻国实施的一些地区性谈判协议”（汤姆·韦科尔）。《华盛顿邮报》的编辑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反政府军是“一个不完美的工具”，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其他方式来“使尼加拉瓜回归中美洲模式”，并“按照地区标准”强制实行“合理的管理”。我们还必须承认“桑解阵是古巴或苏联一派的共产党”，“一个——对尼加拉瓜国内的和平、民主及地区稳定和安全的——严重威胁”。我们必须“遏制……桑解阵侵略性的攻击行为”，要求得到“关于桑解阵停止支持萨尔瓦多游击队的可信证据”。编辑声称，所有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它们“是已知事物；正确无误”。因此，下列事实无足轻重，例如，里根政府为他们指控尼加拉瓜支持萨尔瓦多游击队提供的证据被国际法院以没有根据而驳回。在异议被允许表达的极限程度上，《国家》（ Nation ）专栏作家杰弗逊·莫利（Jefferson Morley）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我们应该承认尼加拉瓜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良好意愿”。

其他鸽派认为我们不应该那么迅速地否定国务院关于反政府军把农业合作社作为合法攻打目标的论据，因为“在一个全力备战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官方、士兵和平民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我们需要的是仔细的“成本-效益分析”，决定“投入多少生命和痛苦”，评判相应的“民主在对方实现的可能性”［《新共和》编辑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无论是金斯利还是国务院，都没有解释为什么类似的论据不能证明阿布·尼达尔（Abu Nidal）对以色列集体农场的攻击是合理的，这个相比较而言极其微不足道的威胁得到的是以色列严阵以待的抵御。而且，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作为世界的统治者，如果我们认定实现“民主”的可能性足够高，就有权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投入生命和痛苦。

要注意的是，对鸽派而言，很显然我们无须对我们的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朋友强制实行“地区性协议”，尽管这两个国家在这段时间屠杀了将近15万人；对我们的附庸国洪都拉斯也一样，它没有直接杀害这么多人，但它为了农业企业的利润出口粮食，任凭成千上万人民死于饥荒。我们不需要“孤立”这些可敬可佩的角色，或“任其在自己的罪行中溃烂”。他们的国家已经符合“中美洲模式”：镇压，剥削，由顺从美国权力要求（“民主”）的特权集团统治，因此，即使是骇人听闻的暴行也无关紧要；他们值得援助和热情的支持，如果我们组织和支持的恐怖活动、酷刑和残害太引人注目、无法掩饰，或袭击了错误的目标（例如，天主教的民主党政治人物而不是工会和农民组织者）时，这些在落后的社会发生的暴力倾向还会为他们赢来一些遗憾的惋惜声。

到1986年，民意调查显示，利用反政府军这个选择已遭到80%的“领导人”的反对。宣传模型因此预测会有关于是否援助反政府军的争论，但在反对桑解阵这个观点上，几乎是全体一致同意。要验证这个假设，让我们考虑一下在1986年第一季度，关于尼加拉瓜的政策争论最为白热化的阶段，当时焦点集中在援助反政府军的问题上。那三个月中《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不下85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专栏文章（包括普通的专栏作家）。正如期待的那样，它们在援助反政府军上产生分歧。但是在85篇专栏文章中，85篇对桑解阵持批判态度，其中压倒性地大多数文章语气严厉；在这个主要问题上达成了接近100%的一致意见。

主流中并不缺乏同情的声音。如果只说正确的事，许多人可能会获得发言资格，包括那些观点通常不被认可的拉丁美洲学者，或慈善发展机构乐施会（Oxfam），这个组织在该地活动多年，致力于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承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鼓励人民积极参与发展进程”，他们发现尼加拉瓜的经历在其工作过的76个国家中是“极为特殊”的。

或者让我们看看哥斯达黎加民主的缔造者，何塞·菲格雷斯（José Figueres）。就在那段时间，他在一次采访中将自己描述为“亲桑解阵的”，“对桑解阵颇为友好”，尽管哥斯达黎加普遍不是这样，因为大众观点受到“垄断报纸和电台”的“哥斯达黎加寡头政治的严重影响”。他补充说，在1984年的选举中，作为旁观者，他见证了2比1比例的对桑解阵的支持，这“似乎反映了你在街上看到的景象”。菲格雷斯谴责“华盛顿令人难以置信的对桑解阵的迫害政策”，以及它试图“解散哥斯达黎加的社会公共机构”，“把我们的整个经济转手给商人、……地方寡头或是美国或欧洲的公司”，尽管作为一个忠心的美国支持者他认为这些企图“无疑是善意的”。他接着说，美国“正在把大部分中美洲变成它的雇佣军”，来攻打尼加拉瓜。“我一直对尼加拉瓜非常了解”，“但平生从未像现在这样看到一个尼加拉瓜政府如此体恤它的人民”。在评论最近的一次访问时，他说在这个“被入侵的国家”，他发现“巨大得惊人的对政府的支持”。他补充说美国应该允许桑解阵“安静地完成他们发起的事业”，“他们应当得到这样的待遇”。

这些评论缺乏意识形态的实用性，就如菲格雷斯的声明一样，他说他“理解为什么”《新闻报》被关闭，在哥斯达黎加被索摩查攻击时他自己也曾审查过新闻界。因而，中美洲的民主领导人物必须被严格审查，不能出现在媒体中，尽管他的名字可能仍会被提及，用于反桑解阵的运动。因此，《纽约时报》中美洲记者詹姆斯·勒莫因在一篇反桑解阵的诋毁性文字中，把菲格雷斯称作“被公认为是哥斯达黎加民主之父的人”，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同事们也永远不愿意告诉我们，菲格雷斯关于桑解阵其实说了什么。

《纽约时报》的头版展现了一幅詹姆斯·勒莫因经历的、从他的视角所看到的景象：一个“一党专政”下悲惨的、被镇压的国家，“街上满是肚子臌胀的儿童”，国家安全间谍“无处不在”，军队“遍地都是”，对反抗桑解阵压迫的“农民军”的支持日益增长，人民陷入“苦难和麻木”，尽管如此，他们还在设法抵抗外来攻击。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大多数别处的国家如果处在这样的攻击下早已溃散了。他们没有展示菲格雷斯看到的场景，或是中情局为反政府军指派的新闻发言人埃德加·查莫罗（Edgar Chamorro）在勒莫因之前进行的一次为期三周的访问中看到的场景。在一次桑解阵示威运动后在街上对“数十人”的讲话中，查莫罗发现他们“非常清醒，非常有政治教养，非常忠心；他们能够独立思考，他们出现在那里因为他们想那样做”。“一个独裁者站出来向人民高谈阔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非常非常积极向上，人民在用自己的双脚走路”，重新获得了他们在索摩查统治下失去的“尊严和爱国心”。反政府军就像“印度的廓尔喀人”，具有那些“为帝国而战的”人民的“殖民意识”。他在尼加拉瓜的电台和电视台讲话，讲“我的心里话”，并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几乎没有看到“军国主义化”的现象，而“平等主义深入人心”，“这是革命的一大成就”。“我没有看到人民挨饿”；“大部分人民看上去健康、强壮、生机勃勃”。他也几乎没有看到乞丐，不像洪都拉斯“或者甚至在美国的城市街头”那样。国内的反对声音来自旧的、“依赖美国的”寡头政治。战争为那些被招募的年轻人带来了一种“民族感和爱国心”。桑解阵一直是“人民的政党”，其承诺和目标“激励了无数人”。他们是尼加拉瓜的“爱国主义者、革命派”，“期盼更加平等的模式，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选举是“好的”，政府是“合法的”，我们应该“从内部做出努力和改变”。离开反政府军后，查莫罗在别处补充说，他失去了往日在媒体随便发言的资格。

《纽约时报》的读者不会得知诸如此类的一系列言论，他们只能读到一种观点：符合国家需要的观点。

在这些访问的一年后，严重的营养不良开始出现在马那瓜和部分农村地区，而美国的恐怖活动和经济战仍在残酷地打击这个贫穷至极的国家，因为显而易见的历史和地理原因，这个国家极其依赖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和他们的同僚们也许没有推翻其政府，但是他们可以引以为豪的是，他们成功地废止了那些第一次给贫穷的大多数人民带来希望的发展项目、预防性的医疗服务和福利。他们的成就可以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婴儿死亡率、流行病的显著上升，及美国的仁慈为尼加拉瓜所恢复的“中美洲模式”的其他正常特点。今天我们的宣传系统可能会掩盖这些痕迹，但历史会提供一个不同的裁决。

让我们回到《时报》和《邮报》的85篇观点文章上，比对桑解阵的一致敌意甚至更为有趣的是话题的选择。对桑解阵和对遵守“地区标准”的亲美派的描述有两处惊人的差异。首先，桑解阵，不管他们犯过什么罪行，他们从来没有实施过大屠杀、酷刑、残害和大规模恐怖活动来重创人民。在这85篇专栏文章中，没有一个词提及这一点，由此可见这对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性。第二处不同是，桑解阵把资源转移给贫困百姓、尝试各种有意义的社会改革手段——事实上，相当成功，直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战成功地推翻了健康医疗、福利标准、教育和发展等方面不受欢迎的进步。这些事实在85篇文章中得到寥寥两个短语的描述，其中一个出现在一篇对这个“高压社会”中“骇人听闻的领导”猛烈抨击的文章中。没有一个词提到这样一个事实：与美国的附庸国不同，桑解阵保护穷人免受饥饿，而这引发了许多对于他们经济管理失误的嘲笑——嘲笑来自洪都拉斯，它听任农民全体陷入饥荒，而把特级粮食和牛肉出口给美国；嘲笑还来自美国的决策者，他们在中美洲强制推行带来统计数字增长（这引发了大量的自我陶醉）和饥荒（关于这点我们很少听说）的发展政策。也没有一篇文章提到桑解阵为维持一个中立立场所做的努力——例如，在美国的封锁基本消除了私有商业、将经济限制到无法存活的时期，尼加拉瓜的贸易数字：这段时期尼加拉瓜和苏联集团之间的贸易与美国和这些国家的贸易水平相当，远远低于欧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水平。

这些事实无助于我们的必要思想，因此最好被忽视。

整体而言，所有这85篇文章都规矩地安于被允许的范畴内。即便在别处持独立态度的少数撰稿人，在这儿也不会这样做。

一位读者提醒《时报》鸽派汤姆·威克关注一篇关于言论范畴的已出版的研究，威克特意在一篇专栏中对此进行驳斥。关于对这个研究的不屑一顾，他提出两个理由。第一，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我要颂扬桑地诺解放阵线”，这确实是事实，但完全不相干。清晰明了的是，值得争议的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观点，而是被允许表达的观点范畴。问题不是威克是否应被授以机会表达他的观点——我们应该把一个“地区协议”强加给尼加拉瓜一个国家，而且应该由美国支持的那些恐怖国家来实施这个协议——而是在一个自由的新闻界，观点的范畴是否应该被这个立场——作为政府政策允许的异议极限——所限制。威克的第二个理由是，“那些用尺子和计算器得出的批评常常就如它们打算衡量的报道一样过于简单”。出于好奇我想了解威克是否有一些方法论的或其他的鉴定法来支持这个判断，于是写了一系列请教的信件，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由此我只能下结论说，他反对的是对媒体功能进行合理质询的这个思想。请注意他的反应，以及对大量支持宣传模型的文件的普遍漠视，正好符合宣传模型的预测。

然而，也许这些主要刊物在争论高峰期的表现有误导性。那让我们看看一年之后的另一个例子。在1987年上半年，还是这两份刊物，刊登了61篇与美国对尼加拉瓜政策有关的专栏文章和社论。其中13篇支持对反政府军援助的外交手段，对桑解阵只字未提；在48篇表达了观点的文章中，46篇是反桑解阵的，与之前相同，大多数言辞犀利。在61篇文章中，有18篇支持反政府军，28篇反对反政府军，反对的主要理由是反政府军太无能，无法取胜，或者美国“把桑解阵革命强行纳入美国的民主模式”的目标也许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纽约时报》约翰·奥克斯（John Oakes），这属于异议能表达的极限］。两篇对桑解阵表示同情的专栏文章中，一篇是尼加拉瓜大使卡洛斯·滕纳曼（Carlos Tunnerman）所写，另一篇出自凯文·卡希尔（Kevin Cahill）博士，纽约伦诺克斯山医院热带疾病中心的主任，唯一能够引述在尼加拉瓜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亲身经历的非尼加拉瓜评论者；他的文章也是唯一的提到了尼加拉瓜成功的医疗和教育手段，及在美国恐怖活动和经济战统治下的人民进行的“对压迫和腐败的反抗”的一篇专栏文章。61篇文章中有两篇提到国际法院的决议和国际法，卡希尔的是其中一篇；还有两篇，其中包括滕纳曼所写的一篇，也含糊地提到了此事。这些事实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文化对待法律规则的态度。我们读到的是美国“正致力于通过反政府军来恢复尼加拉瓜的民主，切断桑解阵与古巴和苏联的纽带”，华盛顿的角色是“帮助遏制桑解阵革命在尼加拉瓜之外泛滥”（语出《华盛顿邮报》编辑，他们建议美国测试拉丁美洲的共识，即“通过政治包围比通过军事打击更有可能有效地钳制桑解阵”）。我们被灌输的是对米斯基托印第安人“种族灭绝”的指控［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他勉强承认桑解阵还未达到波尔布特的水平，尽管他们显然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除了卡希尔的文章，我们读不到关于那些被成功贯彻的建设性政策的片言只语，而那些政策，在现实中，带来的是“钳制桑解阵”的美国恐怖主义行为——这是又一个不允许表达的思想。

再一次地，没有一个词提到这样的事实，与“新兴民主”的美国附庸国不同，桑解阵从未发起过恐怖战争和屠杀来残害他们的人民。相反，就如大量被忽视的文件所证明的，这个任务被交给了美国的代理部队；《时报》前执行编辑A. M. 罗森塔尔（A. M. Rosenthal）恰当地处理了这个麻烦的事实，他写道：“詹姆斯·勒莫因在《时报》上对于尼加拉瓜内部抵抗部队的仔细、敏锐的报道显示了其不断增长的自信和技巧。”残暴的桑解阵被拿来与“中美洲奋力挣扎的民主”做对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不完美但一直在努力的”民主，尽管“处在共产主义游击队的围攻下”，但它是“一个拥有选举政府的正待完善的民主”［《邮报》专栏作家斯蒂芬·罗森菲尔德（Stephen Rosenfield）］，不像尼加拉瓜的情形，在那里没有选举，因此华盛顿只能颁令任命领导。

这些允许表达的观点范例展示的论调就是当前的话语基础，不容任何挑战。

这种“与美国所支持的那些恐怖国家截然不同，尼加拉瓜没有选举”的国家思想的杰出效果为今后的领导层提供了有益的教训。它符合伍德罗·威尔逊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克里尔委员会）的判断：“控制新闻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用‘事实’或相当于官方信息的报道淹没新闻渠道。”凭借不断的重复，再加上符合华盛顿旨意的媒体挑选的报道，我们需要的思想就变成了既定的真相。不能有任何实质的越轨行为出现。即便是真正努力想在公允路线上行动的人权组织也被这些国家-媒体宣传的惊人成就所俘获。因而，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副主席对里根主义的批评也只是称其立场不一：他们不愿谈论（关于）在选举政府下的权力滥用（他指的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但是他们谴责“这个半球的左翼政权——古巴和尼加拉瓜对人权的侵犯”。一方面，我们有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选举政府”，另一方面，是尼加拉瓜、左翼和“选举政府”的缺失。在媒体中异议可以表达的最大限度内，自由的《波士顿环球报》将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不稳定的民主国家）与古巴、尼加拉瓜、圭亚那和苏里南（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对比。“民主的”政府拥有“被选举”的“平民总统”，尽管他们“为了政治统治要与军队斗争”；但是在尼加拉瓜，其“自从1979年革命以来只有社会主义执政团”——与美国的附庸国们不同，没有选举，没有“民主”。

这个有效运作的宣传机制排斥一切异议和不受欢迎的事实，同时在允许的范围内培养活跃的争论，要想逃脱其影响异常困难。

在承认阻止思想自由流动的重要性的同时，美国政府一直在力图让它的附庸国牢记监管、控制旅游和出版材料的必要性。因而，1963年3月，肯尼迪总统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会见了中美洲七国总统，七位总统都同意参加4月在索摩查统治下的尼加拉瓜的一个会议，“以发展常规手段并马上付诸行动来限制来自和去往古巴的有颠覆企图的国民，并限制来自那个国家的物质、宣传和资金的流入”。在秘密的内部文件中，肯尼迪自由派担心拉丁美洲政权的过度自由化，尤其担忧“那些政府不愿建立双边或多边的协议来控制旅游者”——当前美国正广泛存在、应用那些协议。出于同样的原因，这里并没有人担忧在美国的依附国中独立的媒体被美国暴力摧毁，或掌握在可信的右翼分子手中，或政府恐怖行为强行实施的对记者的审查、暗杀和拘禁。在国内，这些手段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更加微妙的手段、更加成熟的制造共识的行动。

阻止思想自由流动这一任务反映了更深层次的考虑。对全球规划者而言，第三世界已被指派好了为工业资本主义中心服务的角色。其各个区域必须“实现它们”作为原材料供应者和市场的“功能”，必须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复兴和发展承受“剥削”，就如秘密文件直言不讳地解释的那样。当然，不言而喻的是，这些政策致使美国虽然“军事上强大”，但“政治上疲弱”，这一直是政府专家和其他评论者所痛惜的，也是拉丁美洲、东南亚和其他地区受害者公认的一个事实。尽管阻止不合宜的思想、自由旅行，以及限制“有颠覆企图”的国民，也许能够部分弥补美国和它的附庸国政治上的疲弱，但决策者们已经清楚明了地意识到美国最终还是要依赖武力，如果可能的话再辅以当地的安全部队，来遏制异议和民众运动。这个根本任务解释了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突出特点——不仅习惯性地依赖军事和国家恐怖主义，而且反对民主（在大众参与公共事务这一意义上）。这一切有时成了一种真正的热情，就如在里根政府时期那样。

出于同样的理由，肯尼迪政府把拉丁美洲的军事任务从“半球防御”转向了“内部安全”，其后多年美国一直在那里推行遍布整个区域的“国家安全”概念。拉丁美洲事务研究者拉尔斯·舒尔茨（Lars Schoultz）评论说，这些新形式的“军事独裁主义”是为了响应“不断上涨的公众政治参与”而生，目的是“通过限制大众——主要是工人或者（用一个更广泛、更准确的名词）公众阶层——参与政治，彻底肃清对现行社会经济特权结构的威胁”。只有当公众参与的威胁被消灭，我们才能仔细考虑民主的形式。

同样的顾虑解释了为什么必须阻止危险的思想和“反美颠覆”，事实上任何有益于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的“公众阶层”的思想都要被阻止。这种政治疲弱和军事强大的结合作为背景，令国务院担忧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危地马拉政府过于民主，将共产党“当作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而不是世界范围的苏联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来对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战后初期美国展开了全球范围的暗中破坏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战役，镇压工会和其他公共组织，阻止日本、欧洲和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民主政治，直到取得令我们满意的显著成效；与此同时，它的全球治理下的小跟班在自己的一方领地建立了严苛的统治。

在拉丁美洲各色附庸国中维持稳定的基础之一，是国内自由主义和在附属地为军事统治提供幌子的政治人物之间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的条件是中美洲的“民主主义者”不遗余力地保卫特权和美国利益，而美国的自由派则高赞民主嫩芽的喜人生长，同时通过国家安全机构和与此密切相关的暗杀小组为针对民众的持续恐怖袭击提供手段。

就在自由媒体欢呼的萨尔瓦多1984年开创“民主”的选举之后，在圣萨尔瓦多大主教管区保护下的人权组织红色救济会（Socorro Juridico）评论说，持续的恐怖活动一直在由这些人实施，即：

得到政府批准并接受过专门训练、能够执行这些集中残害行为的武装部队……对基本的人权进行长期践踏的结果是，在恐怖和恐慌影响下的萨尔瓦多社会，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一方面是群体胁迫和无处不在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因为日常频繁使用暴力手段而对恐怖行为的主观默认。总的来说，社会接受了被折磨致死的尸体频繁出现的现象，因为基本的权利——生存权，对社会来说完全没有突出的价值。

最后的评论也适用于这些行为的监督者，就如乔治·舒尔茨在他的一篇关于恐怖主义的哀歌中强调的那样——他讲这番话时美国正在对利比亚实施恐怖轰炸。他声称，在萨尔瓦多，“这样的结果是全体美国人都可以引以为豪的”——至少，对于那些欣赏被折磨的尸体、挨饿的儿童、恐怖、痛苦和遍地恐惧的所有美国人来说。詹姆斯·勒莫因在他的一篇“仔细、敏锐的报道”中断言说：“美国对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选举政府的支持已经获得相对的成功。”按某些标准来看，这无疑是真的。

红色救济会关于萨尔瓦多“民主”社会的评论发表于第一届拉丁美洲国际酷刑研讨会（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orture in Latin America）上，这次会议于1985年12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专门讨论“镇压制度”，这种制度拥有自由支配的知识和跨国恐怖技术，已经发展出专门的中心，其目的是通过利用“受国家安全思想激发的国家恐怖主义”来完善剥削、压迫的手段，培育个人和全体人民对它的依赖。这种思想可以追溯至肯尼迪政府的历史性决策——将拉丁美洲的军事任务转向“内部安全”，其结果众所周知，或至少应该是众所周知的。

这次会议的举办没有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这些都不属于文明世界所理解的关于恐怖主义的准则，也丝毫没有影响到美国捍卫不完美但仍在进步的民主，以及在尼加拉瓜“恢复民主”的光荣任务。有据可查的一些文件中提到美国的援助与世界范围的酷刑折磨之间令人瞠目的关系，尤其在拉丁美洲，那里的知名人权学术专家断定，美国的援助“往往不成比例地流入了酷刑折磨它们自己公民的拉丁美洲政府，……流入了这个半球在践踏基本人权上相对更为厉害的狠角色手中”。同样，这些言论丝毫不会损毁对美国热情洋溢的人权承诺的赞誉。这些都发生在致力于恐怖和酷刑活动的里根政府之前。

在我们已回顾过的这段时间的一篇评论中，《时报》编辑宣称“桑解阵应该理解他们的邻国和华盛顿正确地看到了内部行为和外部行为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就是，“他们的邻国和华盛顿”的行为生动说明了其对人权的深厚承诺。编辑还问道，里根政府是否能够“让自己承担（这个政治和解带来的故意冒险），容忍一个马克思主义邻居，如果它能够被条约和对起码的人权的承诺所规范”——而那些“新兴民主”国家或它们的资助者则无需这样的承诺。他们敦促美国试探这种可能性，即“确保桑解阵同意将苏联和古巴的基地、顾问和导弹清出尼加拉瓜”，同意不“向尼加拉瓜境外输出革命”。导弹和苏联、古巴基地估计是为引人注目的效果而加的，关于尼加拉瓜一再提议削减外国顾问和军事设施的事实，却鲜见提及，也从未得到报道，就像古巴的外交部长在1988年初“一再重申，他的国家提出，只要美国支持的反政府军对抗桑解阵的战役结束，他们就从尼加拉瓜撤回军事顾问”，但这个事件从未得到任何关注。自始至终，我们看到的问题就是找到某种方法“钳制桑解阵”、“遏制他们的军事突击”（《华盛顿邮报》），就如民主党参议员特里·桑福德（Terry Sanford）要求的那样，迫使尼加拉瓜“控制它的革命军队”，一支无法无天地猖獗于尼加拉瓜的军队——当它试图保卫它的国家不受美国攻击时。而尼加拉瓜可能会面临安全问题从来就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内。

除了毫无根据的对尼加拉瓜支持萨尔瓦多游击队的指责——我又回到了这个话题，我们制造的这些关于尼加拉瓜对整个半球构成威胁的恐惧的根据，是国务院“作战真相”部门的又一个妙招。这些根据建立在托马斯·博尔赫（Tomás Borge）指挥官的一篇演讲上。在这篇演讲中，博尔赫说，他希望尼加拉瓜成为一个其他国家仿效的例子。他解释道，尼加拉瓜不能“输出我们的革命”，只能“输出我们的实例”，而“这些国家的人民……必须制造他们自己的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加拉瓜的革命“跨越了国家的边境”。在一个刻意捏造的骗局中，国务院心理战术部门把这些话变成了寻求“没有边境的革命”中的军事征服的威胁。这个词语被用作1985年9月国务院关于所谓的尼加拉瓜颠覆的危言耸听的白皮书标题，而且从此以后，这个词不断地伴着这样的声明出现——这就是桑解阵的《我的奋斗》（ Mein Kampf ），就如乔治·舒尔茨对国会的警告。同样的谎言在里根时期达到了顶峰，使其成功地从国会为代理部队争取了一亿美元，而那时国际法院刚刚要求美国停止它的侵略；就如我之前回顾的，这个谎言现在仍是新闻专栏和评论的主题。这个骗术很快就被半球事务理事会（Council on Hemispheric Affairs）曝光，甚至在《华盛顿邮报》上有关国务院“公共外交”的一篇评论中被轻描淡写地提到。但是这些都阻止不了媒体的宣传鼓动效力于这个有价值的事业——“妖魔化桑解阵政府”，“使其成为美国人民心目中真正的敌人和威胁”，里根政府的一位官员这样来描述其目标。这个明显荒谬绝伦的想法——即尼加拉瓜能够造成侵略威胁而美国只能无助地旁观，也同样不能阻止这些“思想管理”的实施。这是又一个鲜活的证明，让我们看到被动员起来的独立媒体能够取得的成就。

当然，尼加拉瓜能构成威胁这个观念有一个基础。我们真正恐惧的是博尔赫的希望可能实现。就如乐施会的点评，尼加拉瓜构成了“一个好的威胁例证”，就像危地马拉的阿雷瓦洛（Arévalo）和阿尔本兹，智利的阿连德和很多其他地区一样，尼加拉瓜被视为一个可能会“影响整筐的烂苹果”，一个可能会感染他人的“病毒”，一个会传播的“癌症”——这些都是美国决策者设想到那些因自身需求而生的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可怕前景时惯常使用的术语。真正的恐惧在1986年3月国务卿舒尔茨的表述中可见一斑，他警告说，如果桑解阵“成功地巩固了政权”，那么“面临严重内部经济问题的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会出现猖獗的激进暴力来利用这些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消灭这个病毒，在周围区域遍植恐怖思想，这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顽固特点，梅特涅（Metternich）和俄国沙皇对美国民主威胁到文明秩序感到担忧时，其想法与此如出一辙。但是这些真相同样远远超出了被允许的言论或想象的范围。

回到观点自由的范围，第二类观点专栏的例证与第一类一样，证明了宣传模型的预期。就如许多调查所记录的那样，新闻报道满足了同样的条件，保证大众观点不会偏离合适的范围，至少在那些重要的群体中是如此。

[1] The God that Failed 是出版于1949年的散文集，记录了六位前共产主义作家和记者对共产主义的幻灭和放弃。

第四章

政府的帮手

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在1966年参议院对政府和媒体的听证会上评论道：“有趣的是，我们如此多的重要报纸几乎已成为政府的代言人或帮手，它们从不争议甚至质疑政府的政策。”这些评论不尽准确：媒体确实对政府政策提出争议或质疑，但是这些争议或质疑几乎完全处于享有共同利益的国家-集团制定的框架里。媒体上的辩论反映了精英们的分歧，但极少能偏离他们的狭隘共识。毫无疑问，现任的国家管理者通常会设定媒体议程。但是如果政策失败，或者被认为有损权利集团的利益，媒体则会纷纷“质疑政府的政策”，敦促采取其他手段来实现不容挑战，甚至往往不受注意的目标。

我总结了一些例证来说明媒体如何为“妖魔化桑解阵”的政府事业效力，并同时赞誉美国在当地支持或直接栽培的暴力恐怖国家。我在多年研究媒体行为的过程中产生的怀疑，也未使我料到它们会上升为这样的挑战。在1985年写到关于里根的中美洲假情报项目时，我没有将尼加拉瓜与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进行对比来证明这些指控的虚伪（它们也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那有点像是对读者智商的侮辱。我对比的是对尼加拉瓜的指控和同时期以色列的“模范民主”以及美国在战争时期的行为，它们表明了即便按照这些不很鲜明的标准来看，桑解阵的记录也是无可指摘的。但是我对媒体的评估太天真了。在一年内，它们已经成功地将残暴的美国附庸国描绘成了瑕不掩瑜的进步民主势力，而桑解阵，虽然没有犯任何能与华盛顿的宠儿们所犯的罪行相提并论的错误，却成了邪恶的切实化身。

上一章关于美国对尼加拉瓜政策的两个激烈争论阶段的总结，主要集中在被允许表达的观点的范畴上。新闻报道也遵循着同样的默认前提。对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选举截然不同的态度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这点在别处有详细研究。上一章的回顾则提供了另一个例证。政治科学家杰克·斯彭斯（Jack Spence）研究了1986年上半年《纽约时报》中181篇关于尼加拉瓜的文章，其结论与从社论和观点专栏中得出的总结极其类似。

斯彭斯评论说，中美洲基本上不受任何关注，直到1978年美国的统治面临挑战。从1969年到1977年，电视广播网一共有一个小时关于尼加拉瓜的新闻，全部与1972年的地震有关。他们完全无视萨尔瓦多1972年的选举，那时杜阿尔特-温戈（Duarte-Ungo）的改革政见的明显胜利被露骨的舞弊和美国在尼加拉瓜与危地马拉的附庸的干涉所颠覆，从而保证了持续至今的美国的军事统治。那时没有任何对美国统治的挑战，建立“民主”的问题也未出现，就如1984年的巴拿马，当时仍是美国宠信的臭名昭著的毒枭诺列加（Noriega）司令在当年举行了一场舞弊的选举，乔治·舒尔茨出席了总统就职典礼以示其合法性，他“把这次投票盛赞为民主的胜利，嘲讽尼加拉瓜也应这样做”，而在这之前，中情局和美国大使刚刚通报了他关于“诺列加为了确保候选成功偷了五万张选票”的情况。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媒体完全无视构成当前混乱的根源——不断升级的中美洲土地使用危机。斯彭斯评论说，在1986年上半年，181篇文章中只有一篇报道了尼加拉瓜“土地使用和所有权模式的重要事件”，有关萨尔瓦多的报道也完全不提土地政策，只有一篇无意间提及萨尔瓦多“进步的”改革，但并未做任何深入分析。同样，“尼加拉瓜的事件中，类似战争给尼加拉瓜带来的影响、桑解阵的项目计划、政府得到支持和爱戴这类话题也未进入新闻议程”。大部分新闻资源“来自华盛顿”，体现了里根政府的思想，没有任何质疑或分析，其中包括喋喋不休地对自由战士的痛惜，他们被迫只凭借“靴子与绷带”与先进的苏联武装力量和古巴导航的直升机作战，对抗这个“就在我们土地上的毒瘤”的残酷镇压（乔治·舒尔茨）、哥伦比亚恐怖分子的枪炮、从智利到危地马拉的叛乱、在这个离得克萨斯两天路程的恐怖主义庇护所“以二十人为单位蜂拥在马那瓜街道上”的古巴军队、第二个利比亚，等等。斯彭斯评论说，在其新闻专栏中，“《时报》默认了（里根主义的）观点，不报道其他意见，从而保证对大众争论的严格限制”。“至于那些针对桑解阵的指控，在《时报》上几乎看不到任何对立的观点，（并且）……也从不提供关于指控的支持证据。”“有四次，不起眼的一两行文字中提到了尼加拉瓜大使”，在一些新闻中“记者加了一个背景天平”：“就像是《时报》有一个软件系统，在文章过半后会时不时自动插入一段用于‘平衡’的样板文字。”报纸也会引用一些对里根策略的批评，但基本上不会越过这些界限。

众所周知，对新闻来源的选择会掩盖客观性表象背后的极端偏见。华盛顿大学的媒体专家兰斯·本内特（Lance Bennett）组织的一项学术研究调查了《纽约时报》和西雅图新闻界1985年9月的新闻来源分布。在《时报》关于萨尔瓦多的报道中，80%以上的新闻来源是支持萨尔瓦多政府的；10%选自反对的声音。在《时报》的尼加拉瓜报道中，这个模式是颠倒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新闻来源对尼加拉瓜政府持有敌意，只有不到20%的新闻材料来自其政府。当地的媒体模式也与此类似。事实上，除了这个明显的差异，这两个模式反映了同样的来源选择标准：在两个例子中，主要的新闻来源都是美国政府及它的同盟和附庸国（萨尔瓦多政府、尼加拉瓜政治反对派和反政府军）。这项研究评论说，在这两个国家，“中美洲的大多数民众——普通农民、城市居民、工人和商人，在美国关于他们生活的新闻报道中，都是缄默无言的”。它们占了分类的新闻来源的9%，这其中有三分之一来自“美国的个人”。

研究表明，这些差异可能源于这样一种趋势——依赖“容易获得的‘官方’资料”和其他一些“体制因素”。这个理由似乎讲得通，但是我们不应该被其误导。在尼加拉瓜，反对派的观点当然很容易获得，尽管政府一再骚扰，他们在国内还是自由、公开地运作，而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大多数反对声音都被美国支持的安全部队谋杀或自行逃亡了。这是媒体一直尽力隐瞒，甚至想颠倒的一个区别。在对阿富汗的报道中，克拉姆林宫是一个比山上的游击队“更易获得”的新闻来源，但是报道却极端地偏向后者（它必须这样做）。同样，我们也不遗余力地从反政府军的立场来报道尼加拉瓜战争。从萨尔瓦多或危地马拉游击队，或越南共产党的立场出发的报道几乎完全绝迹，现有的重要新闻来源常常被直接禁止。关于难民研究的出版物的命运也一样，那些出版物通常反映了政治上的优先次序，想获得它们并不容易。“体制因素”毫无疑问是真的，但是自始至终，我们都在有意选择符合国家思想需要的新闻来源。

斯彭斯在他关于1986年初的新闻报道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美国政府总是受到最优先的报道，排名其次的是美国的代理部队。反政府军得到727栏英寸的报道，而尼加拉瓜政府只有417，由于美国在尼加拉瓜内部对反对派的支持，这个差别被提升了109栏英寸。因为美国政府的要求，那些反对派绝大多数拒绝参加1984年的选举。当时有大量关于尼加拉瓜商人组织——私营企业高级理事会（COSEP）的担忧的报道，以及关于美国资助的《新闻报》受到骚扰的报道，报纸的所有人之一发表了几乎不加遮掩的呼吁，请求华盛顿支持反对派，并采取其他苛待尼加拉瓜政府的手段。关于美国附庸国的报道基本都是表示赞颂的；在33篇关于反政府军的报道中只有一篇关注了人权遭践踏的问题，还有其他几篇提到了当时几乎达到惊人规模的暴行。像国务院和国会一样，媒体选择了人权调查者所描述的“故意忽视”的态度。

再看看萨尔瓦多，我们会发现模式完全颠倒过来。在那里，游击队被斥为马克思主义恐怖分子，官方报道如《纽约时报》社论阐明的那样，宣扬一切都在“可敬的杜阿尔特先生”的民主政府领导下欣欣向荣地发展，这个“诚实、热心改革的基督徒民主党人”，“被仇视的极端分子围攻”，仍在拼命试图领导他的人民走向更美好的生活，尽管他“在将暗杀小组人员纳入司法记录这件事上不够严厉”（应这样解读：他对安全部队毫不限制，并将其誉为“与人民一起抵御颠覆的英勇军队”，但当他扮演反大众战争的代言人这个角色时，他不得不承认“大众是和游击队站在一起的”）。新闻报道在体裁上都是类似的。杜尔阿特被主要媒体刻画成一个受害者，而不是为其所保护的国家恐怖分子争取足够国会资助的自愿代理人。记者马克·库珀（Marc Cooper）在分析1984年3月到1985年10月间主要日报上的800多篇文章时，发现一个一贯的趋势，即隐瞒大规模暴行，“为政府的政策高唱赞歌”。有几百栏英寸的专栏高赞杜尔阿特的许诺 ——结束在他庇护下的猖獗的国家恐怖行为，但基本没有一篇文章谈到他其实一直为国家恐怖辩护和效力，也没有一篇文章“分析杜阿尔特与军事机关的同盟的性质”，而后者其实是真正的统治者。

在我们回顾的六年半的社论中，《时报》从未提到这样一些事情，如大主教罗梅罗被暗杀，或安全部队查抄大主教区的法律援助办公室以破坏显示他们与暗杀有牵连的证据；军队捣毁和关闭大学，并杀害多人；独立媒体办公室被毁，编辑和发行人被谋杀或驱逐；或者1980年3月杜阿尔特加入执政团后萨尔瓦多的戒严状态，在他的支持和不断辩护下，国内暴力横行。相反地，当尼加拉瓜在1985年10月15日宣布戒严状态时，《时报》猛烈抨击尼加拉瓜这个缺乏“对民主和人权的尊重”的举动，对“奥尔特加总统的声明——制裁之罪责要归于‘北美和它内部同盟的凶残侵略’”——嗤之以鼻；而萨尔瓦多在两天后远远比这严酷的戒严状态的恢复却压根不被报道。这些社论忽视的事件大部分被隐瞒，或在新闻栏目中被篡改。

美洲观察（Americas Watch）一篇关于新闻界自由的评论评述说，在社论中，没有任何暗示或关注，也鲜有报道涉及这样一个事实：“自1981年以来，萨尔瓦多的新闻界要么支持政府，要么从右翼的角度批评政府”，并且一直避免“从人权的立场批评政府军的新闻特写”。政治反对派已经被杜阿尔特的安全部队杀害或逃离了这个国家，因此没有必要报道或评论这些问题。同样地，这样的事实也不会引起更多的关注，领头的杀手之一在完成其国民警卫队首领的任务后，被任命为杜阿尔特的国防部长。早些时候，他冷酷地解释说：“武装部队准备杀害20万至30万人，如果阻止共产党的吞并要付出这样的代价的话。”当警卫队在他的命令下实施“恐怖教育法”时，他确实是如此操作的。当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时，这个刽子手和施刑者被《纽约时报》描述为“一个言辞温和、和蔼可亲的人，作为一个优秀的执政者而声名远扬”。当不得不承认他管理下的警卫队犯下骇人暴行，包括强奸杀害四名美国女性教会人员、暗杀两名美国工人顾问时，《时报》补充说，“旁人为他辩护，认为在他的领导下，国民警卫队的名声已大大改善，不再被认为是萨尔瓦多三大安全部队中最野蛮的一个”——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

至于尼加拉瓜，相反，对国家宣传机构来说，典型的模式是捏造一些媒体马上会重点报道和不加批判地进行传播的指控。当人们偶尔发现这些指控过于离奇时，报刊内页会出现一个温和的免责声明。即便被认为是毫无根据的甚至是纯粹的编造，这些指控往往也会继续存在，这是一个在其他的关于政府敌人的案例中同样被证明的模式。

为了完全理解这种两分式的处理模式，我们必须牢记这些年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所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事实人尽皆知，这里不再赘述。自由新闻的耻辱不可能比这个更引人注目了。

值得强调的是，这里我们讨论的绝不只是玩忽职守、不称职，或效力于权力。对“新兴的民主”中的国家恐怖分子的保护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屏障，在其掩护下他们得以凭借重要的美国支持实施暴行，而对远未构成这般滥权的尼加拉瓜国内情形的义愤关注促进了里根的恐怖计划和经济战，彻底逆转了尼加拉瓜的社会和经济进步，使其经济完全崩溃，从而让普通媒体幸灾乐祸地坐观“桑解阵的无能”和狠毒。在暴力和镇压的惊人爆发中，媒体的角色是自愿的帮凶。

它们还有更广泛的意义。因为媒体拒绝调查事实或报道他们所掌握的情况，美国政府得以（在其他西方势力的帮助下）为它在帝汶岛的附庸印度尼西亚展开的大规模屠杀提供关键的支持。对北部老挝、柬埔寨和南越农民协会的破坏及其他许多例子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只列举最近的一个例子：在同样的纵容下，以色列在它的占领区被鼓励恣意妄为。他们明白，这一切都会被它的美国辩护者以“令人遗憾的例外”为借口开脱，这些辩护者包括：《纽约时报》的总编辑们、美国劳工办公室，或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在你热爱的国家的暴行面前，你有沉默的义务”这一言论的鼓吹者，以及其他许多人。

为了提高公众对关键的1986年初中美洲事件的理解，《时报》在其星期日杂志上把整个封面报道都专用于詹姆斯·勒莫因对“游击队网络”兴起背后的更深层事件的分析。勒莫因评论道：“事实上，这个地区的每个研究……都得出结论，中美洲革命主要由世代的贫穷、血腥的镇压和寻求政治改革之努力的受挫而引起。”而且，每个严肃的研究都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为这些情况负主要责任，从而也应为“游击队网络”的兴起负责，但在勒莫因的分析中我们没有发现丝毫这样的暗示。他反思了古巴、苏联、朝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等等的角色，唯独缺少了事件中的另一个参与者，除了这样一个声明：在萨尔瓦多，“美国援助了萨尔瓦多军队，坚持选举，呼吁改革”。同样缺失的还有这样的事实，我们“援助”的军队开展了屠杀和酷刑活动来摧毁“为保卫最基本的人权而战的人民组织”，这里借用一下大主教罗梅罗在被暗杀前不久所说的话，当时他徒劳地请求卡特总统不要“援助”那些力量，他们“只知道如何镇压人民、保卫萨尔瓦多独裁者的利益”。

这种轻易忽略历史与赞颂我们善心的结合体是媒体和其他评论的典型特点。我们再引用一个例证，在更早的一期《时报杂志》（ Times Magazine ）的封面报道中，塔德·肖尔茨（Tad Szulc）讨论了“加勒比海的激进风向”，他点评说，“加勒比海问题的根源并不全部在于古巴”，“苏联的进攻”及欧洲势力的“殖民贪欲和错误管理”造成的结果也应受到责备。美国仅仅应为其“不关注”这些正在发酵的问题而受责。似乎没有人愿意理解前哥斯达黎加总统丹尼尔·奥杜维尔（Daniel Oduber）的评论，他说威胁到“中美洲人民生命和他们家庭的凶手……不是列宁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人，而是被美国培训的武装军士”。

斯彭斯评论说，1986年6月27日“171篇早于国际法院判决的新闻报道中，没有一篇提到这个明显意义重大、正在审理中的国际法院判决”。在判决中，法庭谴责美国对反政府军的支持及非法的经济战，命令它停止违背国际法，终止生效的协议，并且支付赔偿。媒体报道了这个判决，但是仅将其当作一个无关痛痒的麻烦漠然处之。判决的内容被隐瞒或篡改，国际法院——而不是美国——被刻画成罪犯，法律规定被认为不适用于美国。

在其7月1日的社论回应中，《时报》把法庭斥为一个“敌对的论坛”；还是这个“敌对的论坛”，在伊朗人质危机事件中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判决时，编辑们没有发表任何批评。他们宣称，“甚至（法庭）的大部分人都承认尼加拉瓜之前对萨尔瓦多的攻击使得美国为打击报复而形成的‘联合防御’成为一个可能的合法理由”。编辑们不加评论地假定，美国是在“报复”尼加拉瓜的侵略行为，压根不提法庭已非常明确地驳斥了把“联合自我防御”作为合法理由的声明，即便美国能够证实对尼加拉瓜的指控——而法庭在检验了美国官方政府文件中的证据后以没有根据驳回了这个指控；相当讽刺的是，法庭还注意到萨尔瓦多从未被指控“武装袭击”，直到1984年8月，也就是尼加拉瓜向法庭提交诉讼的四个月之后。在7月17日一篇对页版社论中，纽约大学法学院的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ck），一位知名的世界秩序倡导者，主张美国应该忽视国际法院的判决，因为“美国——无论是独自行动还是与同盟协作——仍然需要自由来保卫自由”；比如说，在尼加拉瓜。

美国政府和媒体在诉求庄重的法律和呼吁外交而不是暴力这些事情上，无人能望其项背——当争议的是官方敌人的渎职时。因而，1986年夏天的事件需要一些谨慎的“观念管理”。直到6月，尼加拉瓜不接受孔塔多拉（Contadora）协议草案这一事件一直是重要的新闻主题。在5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斯蒂芬·金策题为“尼加拉瓜在拉丁和平协定中举步不前”的长篇报道，批评奥尔特加因美国不做承诺而不愿签订协议。金策写道：“尼加拉瓜显然是唯一不愿签署草案协议的中美洲国家。”几周之后，孔塔多拉协议从议程中消失了。在6月中旬，美国的附庸国在美国的压力下纷纷反对协议草案。这个事实没有得到国内新闻界的关注，尽管在国外屡见报端。尼加拉瓜在6月21日宣布愿意签订协议。《华盛顿邮报》忽略了这个不受欢迎的事实，但是这件事在《纽约时报》的两个小栏目中被含糊其词地提到，文章题为“尼加拉瓜提议削减武器”和“美国谴责尼加拉瓜关于协议的提议”（6月22日、23日），主要关注的是里根政府将这个举动驳斥为“宣传性的”。两篇文章都出现在“环球纵览”栏目中一些边缘新闻的综述中。

对政府的帮手而言，新闻价值取决于其对意识形态战争的有用性。

在尼加拉瓜对协议草案的接受被美国及其附庸国阻挠后几天，国际法院谴责美国“非法使用武力”，呼吁美国停止支持反政府军。国会的反应是，通过表决投入一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来落实这个非法的武力使用，同时政府官员欢欣地评论说：“这次是动真格的。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尼加拉瓜仍在追求在国际（和美国）法律下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的和平手段，将这个事件上诉到了联合国安理会，而美国在安理会否决了一项呼吁所有国家遵守国际法律的决议（11比1，3票弃权）。尼加拉瓜又向联合国大会求助，大会以94比3的投票通过一项遵守国际法院判决的决议。美国的两个附庸国，以色列和萨尔瓦多，与美国一起投了反对票。安理会的投票得到了一份档案记录报的简短评论，但联合国大会的认可被忽略不提；《时报》的联合国记者在那天更乐于报道一则关于联合国工资过高的新闻。在同一届大会上，尼加拉瓜呼吁联合国在边境冲突发生后派遣一个独立的事实调查使团前往该地；这个提议遭到由美国支持的洪都拉斯的否决，也未得到任何报道——这是尼加拉瓜为确保国际社会对边境的监督所做的努力的普遍下场，而这些监督，当然能够限制桑解阵让美国领导人和意识形态管理者惊恐不已的侵略。一年之后，在1987年11月12日，联合国大会再次呼吁“完全、立即遵守”国际法院的判决。这一次只有以色列加入了美国，反对遵守国际法律，这是对中美洲协议的又一打击，这个协议已于8月份签署，让华盛顿极不自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三家电视联播公司都没有报道联合国大会的这次投票。紧接着的国际法院对美国应为其罪行向尼加拉瓜做出赔偿的诉讼也未进入他们的法眼。于是，1988年8月国际法院关于美国未能在决定战争赔偿的最后期限前做出回应的宣告也被完全忽略，未引起任何关注。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联合国决议都会被忽略。1987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再次呼吁美国遵守国际法律，这项决议没有得到任何报道，但决议发表的前一天，《时报》刊登了一篇翔实的报道，题为“联合国敦促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报道了联合国大会“今天压倒性地投票要求苏联军队立即从阿富汗撤军，无视莫斯科在这个年度决议中试图扭转来自联合国的批评的首次协同努力”。《时报》在当年的12月26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标题是“美国和苏联在联合国大会受挫”，副标题是“华盛顿输了预算，莫斯科输了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这篇报道只字未提以94比2通过的国际法院判决，投赞成票的大多数国家中包括美国的盟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冰岛、荷兰、新西兰、挪威和西班牙，还有大多数拉美国家（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以及瑞典、芬兰和其他国家。

美国政府和媒体在国际机构表现出的对国际舆论的反应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同一届联合国大会提供了许多有趣的例子。当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华盛顿高层、《中程导弹条约》（INF Treaty）和里根作为和平缔造者的成就时，联合国投票通过了一系列裁军决议。联合国大会以154比1、没有弃权的表决结果，反对在外太空发展武器，这项决议明显是针对里根的战略防御倡议［星球大战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大会还以135比1的结果投票反对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在这两个例子中，美国都是唯一的反对者。在一项143比2的决议中，美国获得法国的支持，反对这个呼吁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决议。另一项以137比3通过的呼吁停止所有核爆炸试验的决议中，美国、法国和英国共同投了反对票。一周之后，《纽约时报杂志》（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刊登了记者威廉·布罗德（William Broad）的一篇关于星球大战计划的评论，评论说，“自从太空时代的黎明时期，许多人都感到人类最终的边域、宇宙的边缘，应该是一片只用于和平目的的保护区”，并提出太空是否“应装备武器”这个问题。但是国际社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表述没得到任何报道。关于“美国和苏联”在联合国“受挫”的评论中也没有报告或提及所有这些投票决议。

《纽约时报》中关于这届联合国大会的其他新闻使我们对有关国际舆论的报道方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联合国压倒性的赞成裁军决议的投票两天后——这个美国投了唯一反对票的决议在美国没有见诸报端，《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了一个投票决议，该决议“重申了联合国之前对于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的强烈谴责”，呼吁“各国联合起来，根除恐怖主义”，并“邀请联合国秘书长调研各成员国关于恐怖主义的观点，寻求‘一切方式和手段’打击恐怖主义”。这项决议以128比1投票通过，以色列是唯一的反对者，美国则投了弃权票，“其他128名成员投了赞成票”。而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在联合国孤立无缘的叙利亚放弃了恐怖主义计划”。

五天之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任何国家在任何地点制造的恐怖主义”。这项决议的投票结果是153比2，以色列和美国反对，洪都拉斯投了唯一的弃权票。不寻常的是，所有的北约成员国都投了赞成票。这次投票在12月26日的大会总结中未被报道和提及。美国-以色列的反对大概基于这样的声明：“没有任何决议能歧视人民为自治、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权利，或为此而寻求、接受援助的权利，尤其是那些处在殖民统治或种族主义者的政权下，或处在外国占领或其他方式控制下的人民。”

媒体对这些事件中美国和以色列的孤立状态的拒不报道有其深远意义，就如一年后我们看到的。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在阿尔及尔召开，11月15日通过了一项重要的政治决议，中心议题是宣布巴勒斯坦独立。决议这样开头：“这次（国民议会）大会的最高荣耀是在我们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宣布成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而这显然不对美国决策者的胃口，因此这个事件很快淡出了媒体的讨论。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决议接着提出实现政治和解的一些建议，包括为巴勒斯坦人民成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为当地所有国家的安全与和平进行和解”。在这里，我们涉及了美国政府愿意考虑的范围，因此这些事件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呼吁成立一个国家大会，“在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的基础上，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重中之重的，是他们自治的权利”。在这份声明中，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再次表达了它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的反对，包括国家恐怖主义”，并重申了“它对联合国决议的承诺，决议确认了人民反抗外国占领、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权利，及他们为独立而战的权利”。后面这部分话语重申了未见诸报道的联合国大会关于恐怖主义的决议内容和措辞。对恐怖主义的反对和控诉不是什么新事物。接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杂志《巴勒斯坦事务》（ Shu’un Filastiniyya ）在1986年5——6月刊中月刊登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篇倡议，呼吁召开一个包括“以色列政府”在内的国际大会，旨在达成“建立在包括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及其他相关联合国决议基础上的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文章继续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坚持对恐怖主义的反对和谴责，这在1985年11月的开罗宣言中已做出郑重宣告。”

美国政府宣布不接受巴勒斯坦国民议会的决议。其“荣耀”的成就自然也被置之不理。接下来我们看看华盛顿愿意认真考虑的问题：首先，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对联合国242号决议的接受太“含糊”，因为国民议会呼吁承认以色列人民权利的同时也要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因而未能满足美国-以色列拒绝主义的要求，在这点上这两个国家基本上是被孤立的；其次，巴勒斯坦国民议会未能满足美国关于谴责恐怖主义的条件，即，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应采取国际社会的立场，而美国和以色列例外。

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事件可能以两种方式出现在媒体上。一种是报道巴勒斯坦最高当局已宣布独立，并正式接受分割方案。而且，巴勒斯坦国民议会甚至比以前更明确地表达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大范围国际共识的支持，赞成承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自治和安全权利的政治和解，并正式重申了它支持国际社会包括北约大国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立场。而与此同时，美国和以色列在第一个问题上基本是孤立的，它们始终坚持拒绝主义立场，一再阻挠和平进程，一意孤行，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为自由和自治而战，有权反抗种族主义、殖民政权和外国占领。而以色列自己则一直拒绝接受联合国242号决议；情况详见下文。

另一种报道方式则是视巴勒斯坦的独立宣言为无物，完全忽视美国和以色列在其他问题上的孤立状态，全盘接受美国的立场，并将其视为“温和姿态”和进一步讨论的基础。接下来，我们会展开一场辩论，探讨既然在我们的监护下巴勒斯坦已经迈开了蹒跚步伐，我们是否应该鼓励他们继续朝缓和的方向前进，或者，他们刻板的指导人是否应该无视这些进展，要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强硬起来，或者干脆隐匿。

第一种版本，具有真相的价值，不会出现在美国媒体上。第二种版本则不仅非常盛行，而且几乎没有与之相左的观点出现。在《纽约时报》上，编辑引用了巴勒斯坦关于恐怖主义的声明，将其描述为“阿拉法特模棱两可的陈词滥调”，压根不提这份声明重申了仅有美国和以色列反对的联合国决议。在主流媒体中孤身努力试图逃脱有关这些问题的独断论限制的安东尼·刘易斯，扼腕痛惜我们从不褒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倾向美国立场的进步，他补充说，它仍需要在政治发言中更加“明确”，“美国的声明是正确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加入谈判之前，应该毫不含糊地谴责所有的恐怖主义”。而他对于美国的“明确”拒绝态度不置一词，坚持认为美国不被“阿拉法特模棱两可的陈词滥调”愚弄是明智的，而那个声明是除了美国和以色列（当然，还有南非）以外的整个国际社会认可的立场。如果阿拉法特不与我们一起无视国际舆论，显然无法被当回事。在其他地方，同样的限制处处可见，甚至范围更为狭窄。

简而言之，如果世界与我们意见不合，按照简单的逻辑，毫无疑问，世界是错的。这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的全部方式。我们不会讨论甚至不设想任何其他可能性。更惊人的是，我们都不承认世界与我们意见不合这个事实。因为它们看不到光明，我们领土以外的世界是不存在的（除了以色列）。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让中世纪的教会或库姆（Qum）的毛拉都会深受震撼的思想控制。

再一次，事实证明我们不应该轻视这些后果。多年来，媒体的自我审查使得美国和以色列能够阻挠本来早已可能实现的世界上最严重、威胁最大的事件之一的政治和解。当美国以虚伪的托词不断改变关于与巴解谈判的越来越站不住脚的立场，同时坚持阻挠和平进程时，情况也是如此。参议员富布赖特的评论非常恰当，也意义重大。

再回到关于联合国的报道上，1988年3月一则题为“联合国即将调查古巴人权：美国见证民主胜利”的新闻报道了古巴邀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进行一次现场调查，破坏了美国为谴责古巴的一项决议进行的宣传活动。文章的前13段表达了华盛顿的观点，把美国民主的失败转而描绘成伟大胜利；最后一段引用了一位古巴官员的话，称“这个结果显示了”在反对美国干涉的努力上“我们大陆增强的政治团结”。另一篇《时报》的文章报道了美国人权专家前往古巴监狱的一次访问，在最后一段用一行字未加任何评论地注明，国务院拒绝为前来美国监狱参观的古巴官员发放签证，因为里根在莫斯科发起了人权运动。

未见报道的是人权委员会通过的一项关于中东的决议，在同一天，委员会否定了美国关于古巴的提议。这项以26比1通过、美国投了唯一反对票的中东决议表达了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的侵略行为和霸道做法”的深重忧虑，“这些行为公然违背”国际法，决议呼吁以色列的盟国对其施加压力，迫使它结束“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扩张主义政策”。

国际舆论必须通过一个与国内相同的划定可接受范围的过滤器。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标准，那些观点要么被忽视，要么会成为令人困惑的质疑对象——为什么世界与我们不合拍。与之前所述种种情形一样，这个模式现在甚嚣尘上。

中美洲的总统们在1987年8月达成一项和平协定，这时，政府-媒体“妖魔化桑解阵”的运动开始面临一个新挑战。在这之前，里根政府一直伺机破坏外交倡议。他们强烈谴责桑解阵拒绝签订1984年的孔塔多拉草案，但在桑解阵令人意外地宣布它打算签订草案时，里根政府马上转变了调子。此时，草案就变成了一场骗局、一个欺诈，随着进一步谴责阴险的桑解阵，美国开始动手秘密破坏草案。哥斯达黎加副外长杰拉尔多·特雷霍斯·萨拉斯（Gerardo Trejos Salas）在一次未获报道的采访中评论说：“华盛顿尝试了各种各样可能的手段来阻止《孔塔多拉和平决议》的签订。”他还回顾了美国在1985—1986年间如何向哥斯达黎加和美国的附庸国“强烈施压”，那时他是“一位最直接的证人”。接下来的1986年6月的事件遵循着同样的走向，就像我们已看到的那样。

1987年的阿里亚斯倡议也同样极其不受里根政府的欢迎。6月，美国的“和平使者”菲利普·哈比卜（Philip Habib）通知“高层参议员”说，“如果政府认为其观点和利益在地区协议中没有得到反映，那么即便（中美洲的）领导们达成了协议，美国仍将继续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叛军”。这个事先写好的通知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同月，美国政府给杜阿尔特总统施压，迫使他阻挠危地马拉一次列入计划的中美洲总统会议。危地马拉一位官员报道说，杜阿尔特“亲自告知危地马拉总统，他要求推迟会议是因为”哈比卜施加的“美国压力”。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新闻界刊登了哈比卜和杜阿尔特之间的对话，就如萨尔瓦多官员给危地马拉政府（之后给危地马拉国会）报告的那样。在谈话中，哈比卜严厉敦促杜阿尔特抵制阿里亚斯和平计划，教导他说，要求萨尔瓦多与手无寸铁的反对派谈判会破坏“萨尔瓦多的和平”。杜阿尔特依从了教导，坚持要求推迟6月份的会议。

美国媒体对此毫无兴趣。哈比卜通常被描述成一个坦率的外交与和平的倡议者。

在秘密破坏和平协定的最后一搏中，华盛顿在8月5日推出了里根-莱特计划，呼吁摧毁尼加拉瓜的政治制度，结束对尼加拉瓜的武器援助，解散桑解阵的武装。作为交换，美国将保证停止向反政府军运送武器。这个提议得到了广大媒体“公平、公正”的赞誉；而两天前结束的伊朗反政府军听证会已湮没在了久远的历史中，一同被埋葬的还有听证会提出的这种说法：美国的保证可能没有黄金值钱。然而，让政府惊讶和不快的是，中美洲总统在8月7日达成了协议。

不出所料，政府的宣传随后转向破坏一切美国不能接受的协定。媒体自然忠实地紧随其后。我已经在别处回顾了这些细节，因此在这我只总结一下这个不同寻常的运动。

我们要应对的这个问题其实世所周知：一个巨大的权力已无法强推自己的意愿，它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不愿接受的处境和形势。一个拥有非凡权力的国家，比如美国，有各种方法来应对这个问题。一个方法就是假装敌方已投降，接受了美国的立场。这个选择只有在下列情形中才能被实施：信息传播系统能够毫无保留地和政府保持一致，不管谎言多么荒谬，它们都能按照政府的版本煞有其事地进行报道。如果媒体用这种方式来履行他们的责任，那么敌方必须真的接受美国开出的条件，否则便要为违反这些所谓的庄严承诺而遭到惩罚。

这种手法的一个惊人例证是对1973年1月巴黎和平条约的处理方式。美国在B-52轰炸机圣诞轰炸居民区以迫使北越投降的企图失败后，被迫签署了这个条约。政府马上制造出一个版本，其中每一个关键点都与原条款完全相反。这个版本被普遍接受，媒体也大肆传播，和平条约的真实条款基本在几天之内就被赶入了记忆的谷底。美国和它的南越傀儡开始大肆践踏实际的条约，竭力通过暴力达到自己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当越南的对手终于反击时，就因破坏条约受到一致谴责，被迫为其罪行受罚。中美洲和平协定的例子如出一辙。我们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改造来符合美国的意旨，这是一项有赖媒体合作来完成的任务，尽管与巴黎和平协定时期一夜之间获取的胜利相比这个任务耗时略长——也许这说明媒体真的比过去变得更加“对抗”了。

破坏活动的第一个要素是树立这样一种假象：是美国对反政府军的支持迫使桑解阵谈判。这永远是一个重要思想，因为它可以用来使其后对武装部队和恐怖主义的支援合法化。这个假设基本经不起历史证据的检验：尼加拉瓜一直在努力通过国际法院、联合国和孔塔多拉进程追求国际法要求的和平手段，而华盛顿成功“胜出于”这些提议。这些问题可以轻易地通过把事实丢弃至记忆的深谷来解决。必要的思想真相就成了纯粹的陈词滥调。《纽约时报》编辑于是能够在1988年选举活动中批评迈克·杜卡基斯，因为他“轻视了在把桑解阵带到谈判桌的过程中武力的作用”。因此，指望讨厌的事实会阻拦一个依赖暴力作为实现和平的必要手段的政策是不切实际的。更普遍地说，有用的就是真实的。句号。

第一个任务已经火速完成。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摧毁协议本身。协议签署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987年8月至1988年1月，那时中美洲总统们即将收到国际核查委员会（CIVS）的报告，该组织负责监视协议的进展。里根政府的目标是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桑解阵上，从而保证美国能够维持由代理部队展开的攻击，并保证美国的附庸国不受条款制约。媒体马上投身于这些更重要的任务中，截至1月，原始协议的最后一丝迹象已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最初美国的提议。这样一来，只有档案学家才会关注那些无关的事实。到处弥漫的是必要的幻觉。

和平计划明确指出一个和平的“必要因素”，即终止任何形式的公开或隐秘的对不合常规的军队（反政府军）或“叛乱分子运动”（本地游击队）的资助（“军事的、后勤的、经济的、宣传攻势的”）。作为回应，美国立即增加了非法的中情局补给飞行。此前，补给飞行已达到令人瞠目的每天一次的水平，目的是保证代理部队持续作战。这些飞行在9月数量翻倍，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基本增至三倍。监视飞行的次数也在上升。立竿见影的成效是反政府军对平民的攻击强度翻倍，包括伏击、谋杀、袭击合作农场，以及绑架。中情局还贿赂米斯基托人首领，防止他们加入和平进程。

因此，这一和平协定实际上从一开始便已夭折。迄今，上述这些是该协议在8月至次年1月期间最引人注目的进展。

媒体的反应是，隐瞒这些我们不能接受的事实。美国当然不是签署国之一，因此谈论它并不“违背”这个协议。然而，一个诚实的叙述应该注意到——事实上，应该是强调——美国马上采取了行动，声称这个协议无效。这类报道无处可觅。除了一些能获得其他媒体来源的边缘团体，免于受制于这些纪律的准则，其他人，甚至是最勤勉关注媒体的那些人，都不可能察觉到这些重要的事实。《纽约时报》的行为尤其可圈可点，它大胆地编造谎言并小心翼翼地隐瞒事实。

隐瞒有关美国补给飞行的证据这一行为在协议于1988年1月最终被破坏后仍在持续。媒体之前一直忽略尼加拉瓜自己的准确报道，这之后也继续对之不予理睬，因为这与他们试图传达的形象不符。1988年12月，尼加拉瓜国防部部长温贝托·奥尔特加（Humberto Ortega）宣称，里根政府持续支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补给飞行违反了国会禁令（更不用说被遗忘的和平协定和更加不相干的国际法条款）。奥尔特加称尼加拉瓜的雷达在11月监测到了十架次隐形补给运输机从圣萨尔瓦多附近的伊洛潘戈空军基地进入尼加拉瓜——即“汉森夫斯路线”，并补充说：“我们是在谈论中情局的飞机；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否得到了萨尔瓦多政府的批准。”除了对于不可思议的“路线转变”这个思想的信仰，人们几乎没有理由怀疑这个报道的真实性。然而，这个报道像以往一样被忽视了，也没有进一步的调查、评论或结论。英语报纸《街垒国际》（ Barricada International ）（马那瓜）的读者能看到这些来自尼加拉瓜的重要的报道，但《纽约时报》的读者不会接触到这些信息，就我所知，其他报纸的读者也是如此。沿着多年来的这个普遍模式，美国指使的恐怖军队袭击平民的事实继续进行，并继续被隐瞒。

协议呼吁“公平、自由和民主”、对“生命和自由不受到任何形式的侵犯”及“人民安全”的保证，呼吁“一个权威、多元和开放的民主进程来推动社会平等”及“对人权的尊重”。这些条款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们在美国的附庸国中无法实现，甚至不可能尝试实行，除非推翻由武装军队和安全部门掌控的政府机构。在去除掉适用于美国的条款后，媒体接下来面临第二个任务便是：把附庸国的行动从新闻议程中去掉。这个问题很容易就用同样的方法解决了：拒绝报道事实，或者当事实过于醒目无法被完全忽视时，将其边缘化或扭曲。美国附庸国中的国家恐怖主义不断升级，但是没有关系。媒体激光般的聚焦点都落在尼加拉瓜上，这个国家得到的报道比其他国家加起来还多——基本上所有的报道都在关注一件事：它违背了按华盛顿的意愿解释的和平协定。

和平协定另一个不能被接受的特点是，它凸显了国际监督者——国际核查委员会的重要地位。美国不能容忍对其统治的干涉，因而，美国长期反对拉丁美洲民主国家的和平努力，如今也开始将这种反对加诸国际核查委员会。而且，国际核查委员会的出现会阻碍美国对协议的破坏，从而干涉到美国的意图。协议第一阶段在1月终止，国际核查委员会出具了一份报告，非常不识趣地谴责了美国及其附庸国，并赞誉尼加拉瓜采取的措施。显然，这个组织必须消失。《时报》非常合作，隐瞒了国际核查委员会的报告；在美国的施压下，这个监督委员会被撤销了。

这个胜利非常彻底：最初的协议没有一丝存留。尼加拉瓜回应说它将继续单边遵守最初的协议，请求国际监督机构只监督它的行为。忠实的媒体对此的反应是，宣布尼加拉瓜最终同意遵守和平协定，但显然共产主义分子不能被信任。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附庸国中国家恐怖主义开始升级，然而，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断定尼加拉瓜要为违反协议承担主要责任。考虑到美国及其附庸国已得到华盛顿-媒体的法令赦免，这就是正确的媒体反应。詹姆斯·勒莫因遗憾地评论说，在《时报》中，除了政府偶尔会对萨尔瓦多的游击队恐怖行为做出一些“反应”，恐怖主义几乎不被提及。1988年10月，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公布了一份关于敢死队杀戮、绑架、酷刑和断肢行为急剧增多的报告，这些恐怖行为都指向政府安全部队。《时报》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同时，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警告尼加拉瓜，如果桑解阵继续违反和平协定的话，新的军事援助会马上被增派给反政府军。

让我们回到1988年1月，鉴于协议已被限制在关于尼加拉瓜是否听从华盛顿摆布的问题上，桑解阵是否愿意与中情局为华盛顿代理部队成立的平民阵线进行谈判就变成了关键的议题。和平协定本身不需要这些谈判，就如一些小型媒体偶尔指出的那样，但是协议长期以来已完全被世人遗忘。在1988年初，尼加拉瓜确实同意了美国的条件，与反政府军达成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停火协议。与此同时，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本地游击队期望谈判的努力却一再遭到拒绝，但是这些事实都被认为不相干而受到隐瞒，从而与华盛顿版本的协议保持一致。在消息没有被隐瞒的地方，事实就干脆被否认，就如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在6月写的那样：“杜阿尔特已经看到他慷慨的赦免和谈判的提议都一个接一个被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游击队）拒绝了。”在这个声明发表之前，杜阿尔特拒绝了反对派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教会的一系列试图谈判的努力；他关于特赦的慷慨提议，如柯克帕特里克充分理解的那样，会成为一个被敢死队消灭掉的提议，而这个事实却被撇去不谈：杜阿尔特政府——与桑解阵不同——拒绝赦免游击队首领。

尼加拉瓜的停火协议签订于3月23日。协议声明“只商谈和接受”符合1987年8月协议中“第五项条款的人道主义援助”，并“由中立的组织来沟通”。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OAS）］秘书长若昂·克莱门特·巴埃纳·苏亚雷斯（João Clemente Baena Soares）受委托监督对协议的遵守。美国国会的反应是，以压倒性的投票决定违反停火协议，批准向反政府军援助4900万美元，由国务院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AID）来执行。詹姆斯·勒莫因引用反政府军首领阿尔弗雷多·塞萨尔（Alfredo César）的话报道说，这些援助将由一个“私人公司”分发到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私人公司”这个词是对中情局的委婉说法，而此前美国国际开发署就公开地作为它的前沿组织。反政府军首领阿道夫·卡莱罗（Adolfo Calero）承认停火协议使得中情局能够将援助运送到尼加拉瓜边境，民主党国会议员戴维·伯尼奥尔（David Bonior）补充说抵抗部队愿意选择“私人承运者”。无论以怎样丰富的想象力，我们都难以把美国国际开发署看作一个“中立的组织”。

国会立法规定所有的援助必须遵照3月23日的停火协议来管理，并符合核查委员会依据此协议做出的决定，秘书长苏亚雷斯是相关的负责权威。在4月25日一封致乔治·舒尔茨的信中，苏亚雷斯请他关注国会立法中的这段说明，表示把任务委托给美国国际开发署明显违背停火协议，并表达了他“对于整个事件的深切关注”。他进一步强调，和平协定的第五项条款确定了援助物资的运送应遵照停火协议，明确禁止以除了遣送和重新安置之外的任何形式给予反政府军的帮助。给予反政府军的援助物资可以双方都同意的方式运送到尼加拉瓜境内，但此举是作为一种使他们“重返正常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用于其他目的。负责监督协议的苏亚雷斯的这些反对完全被置之不理——事实上，据我所知也没有得到报道——非法的行动仍在持续。

我很想了解一下，美国媒体是否有任何报道提到国际法院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第243段）的决议。法庭宣布，如果这些援助是“为了逃避”作为非法干预的“谴责”，“它们不仅必须被限于红十字会惯例奉行的目的，即‘防止和减轻人类痛苦’、‘保护生命和健康、确保对人类的尊敬’，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援助必须不偏不倚地给予尼加拉瓜所有需要援助的人，而不仅仅是反政府军和他们的下属”。“真正的人道主义援助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不带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即便是最有想象力的评论家也很难以符合国会立法的方式描述这个判决。那么，最好的做法就是隐瞒这个事件，对于将法律规定蔑视为幼稚的荒谬之物（当其适用于我们时）、像镜像一般顺应权力机构要求的知识分子文化而言，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时报》关于国会违反停火协议、和平协定和国际法决定资助反政府军的报道引用了从鹰派人士到参议员布洛克·亚当斯（Brock Adams）的评论，前者谴责出卖反政府军“是美国历史的一个低谷”（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后者投票反对援助提议，因为“美国通过反政府军建立一个政府的企图是一个历史性错误，类似于我们试图在东南亚建立一个政府。我们又一次处在了支持无望成功的军队的立场”。这两段引言也出现在了“每日语录”中。这些被强调的观点都非常合宜地落在仅仅提出策略性异议的可接受的言论范围内。

美国国际开发署主席艾伦·伍兹（Alan Woods）说，援助不得不使用“美国私人飞机”来运送，而且不能保证桑解阵会允许在尼加拉瓜境内向反政府军空投这些物资——秘书长苏亚雷斯认为这违反停火协议。报道此事的《时报》文章标题为“当局看到援助反政府军的问题：障碍来自桑解阵的不信任”。美国国际开发署接着开始在洪都拉斯向反政府军运送物资，这违反了国会对于援助必须在“停火区内”运送的立法规定，而所有的停火区都在尼加拉瓜；这也违反了停火协议，理由我们之前已阐述：其一，因为“美国国际开发署，一个美国的机构，显然不是……（一个）中立的组织”，半球委员会理事指出了这一点，特别提到苏亚雷斯的反对和尼加拉瓜的抗议，“来自天鹅岛和洪都拉斯中情局基地的武器隐藏在被禁的船中”。电讯社报道说，尼加拉瓜已提出通过红十字会或其他中立机构将物资运送给反政府军，反叛的印第安部落代表也“与政府达成协议，同意由国际红十字会处理发放给他们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分配”，美国政府和它的代理人拒绝或干脆忽视了这个提议。

国会的民主研究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谴责政府无数次违反停火协议和国会立法。它特别提到桑解阵已提议红十字会、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UNICEF）和其他国际认可的救助机构作为物资运送代表，但是这些提议几乎都被美国国际开发署拒绝，后者提议了几个在拉美没有工作经验、与右翼政治关系密切的机构。研究组织报告说，桑解阵也“邀请反政府军提出另一代表”，然而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对方的回应——这毫不令人惊讶，因为他们正接受着违反停火协议的供应。报告还指出，在向反政府军非法运送援助的同时，美国政府拒绝向印第安叛军的家庭提供帮助，而仅仅利用一个以前给反政府军运送物资的公司，向驻扎在洪都拉斯的士兵提供支持。

《时报》基本无视这些事实，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故事。詹姆斯·勒莫因报告说：“桑解阵一直拒绝遵照停火协议的呼吁，竭力阻挠提供给叛军的供给，这样在停火协议结束后，他们就可以在反政府军最虚弱的时候攻击他们。”罗伯特·皮尔（Robert Pear）宣称，奥尔特加总统“已经阻断了”国会批准的援助的“运送”，因为“这些运送违反停火协议”。没有被报道的事实是，这也是负责监督协议的官员的决定；他的名字在文章中确实出现了，但是仅仅出现在谈到里根政府的决定的一段文字中，该决定认为他没有满足他们的财政“问责标准”，因此政府没有支付国会提供给委员会用来核查停火协议执行情况的一千万美元——当美国政府在媒体的保护下打定主意要违反协议和国际法时，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针对核查机制的反应。

在更进一步违反停火协议和国会立法的过程中，里根政府继续向反政府军提供资助，由其随心所欲地支配。国会议员托尼·科埃略（Tony Coelho）讽刺地评论说，“美国国际开发署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可以记账”的方式。《华盛顿时报》报道说，国际开发署官员宣布，除了食品援助，还有“超过一百万美元的物资援助——军事装备和供给——被运送给反政府军”，尽管不是武器和弹药。国会已经立法向尼加拉瓜儿童提供援助，然而，规定“不允许向尼加拉瓜政府提供援助，或通过政府提供援助”，而政府掌管着大部分的医疗设施和医院。国际开发署很有先见之明地赋予了这个条件最狭义的解释，从而替那些资助“非法动用武力”反尼加拉瓜的人有效地限制了这个相当刻薄的举动。国际开发署还拒绝了无党派人道主义组织向尼加拉瓜儿童提供援助的提议，甚至不承认收到一封来自布朗大学医学院的信件，该信件提交了详细的分配这些援助的提案。后来只要美国仍在支持反政府军，尼加拉瓜政府就拒绝接受所有这些援助，因为“这样做毫无道理，这些提供给儿童的援助正来自应为他们的痛苦负责的同一帮人”，大使馆新闻官员如是说。“这就像某个人痛打了你一顿，然后为了缓解良心不安，又递给你一个创可贴。然后，他再痛打你一顿。”

我们的国家媒体自始至终镇定自若，完全遵从于这样一种思想：美国凌驾于任何法律或国际协议之上——当然，也凌驾于任何道德准则之上。

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了一项新规定，禁止进口在第三国加工的尼加拉瓜咖啡，这些咖啡“被认为还没有脱胎换骨、失去其尼加拉瓜的身份”。只要用“犹太人的”替换“尼加拉瓜的”，就足以了解这个命令属于哪个历史阶段。《波士顿环球报》评论说：“这个语言完全对应第三帝国对种族纯化的定义。”

在同一个月，随着反政府军显然是按照国务院的策划提出的不断升级的要求，关于政治和解的谈判破裂了。每一个新的政府协议，已远远超出早被抛掷脑后的和平协定条款，只会带来新的要求。在其最后阻止达成协议的努力中，反政府军于1988年1月9日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清单，包括：立即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或相关的普通罪犯；被征召的士兵有权随时离开军队；强迫最高法院法官辞职（取而代之以反政府军、反对派和政府的共同决议，从而保证华盛顿的附庸们占二比一的多数）；归还或补偿已没收并分发给小自耕农和农业合作社的反政府军土地（主要惠及索摩查的支持者）；暂停政府招兵；开放反政府军在马那瓜的办公室，给“独立”电视台颁发执照（事实上就是由美国运营的电视台，出于显而易见的控制信息渠道的要求，这些电视台可以迅速掌控广播权）。他们要求政府马上实施这些行动——其中一些甚至违背宪法，而反政府军继续保持武装和作战状态。在回顾这些记录时，国际政策中心评论说，这样做的目的只能是“破坏和谈，把这个问题再次抛回给一个分裂的美国国会”。朱莉娅·普雷斯顿（Julia Preston）评论道，反政府军“包揽无遗的新要求”及他们之后在谈判尚未有眉目时就匆忙离开马那瓜的行为，使得“他们长达六页的提议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决裂的姿态，而不是一份谈判的文件”。

尼加拉瓜政府敦促恢复谈话，但是除了更多的新要求，华盛顿或反政府军没有任何回应。即使是很少掩饰对反政府军同情的红衣主教奥万多（Obando），也敦促他们重返谈话，但此举徒劳无效。接下来发生的被半球事务理事会称为“中情局在尼加拉瓜境内策划的一次煽动、分裂的战役”，“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危机氛围”，从而使国会能够趁机为反政府军寻求援助。国会的鸽派落实了提供新一轮援助的立法，同时警告桑解阵，如果尼加拉瓜继续一意孤行阻挡和平与民主，或攻打反政府军队——这些反政府军拒绝和谈并在尼加拉瓜实施了一系列暴行——那么军事援助随后即来。媒体则欣然地对此高声附和。

在里根政府后期，这种行为——依赖反政府军恐怖主义来惩罚尼加拉瓜政府将资源分配给大多数穷苦百姓、提高医疗和福利标准、追求独立发展和中立路线的行动——变得愈来愈不现实和没有必要。尽管美国为实际的暴动提供的军事支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其宣传攻势控制了尼加拉瓜大面积的区域，但美国并没有能够创建一支有生命力的游击队伍，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后来的新政府则不再打算用纯粹的恐怖行动来惩罚对美国的违抗行为，而更倾向于加入之前的精英共识，他们意识到还有更经济实惠的方法来遏制和破坏那些在地域上极度依赖与美国的关系的小国。这些小国能够很好地领会1980年10月世界银行使团的评估，该评估断言，如果尼加拉瓜不接受广泛的外国援助来应对索摩查政权最后几年的破坏和抢劫造成的后果，经济的崩溃可能随之即来：“即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到20世纪90年代前，人均收入都无法达到1977年的水平。”随着美国的经济战带来的私人公司破产和经济崩溃到达无法恢复的程度，诉诸武力——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在世界舆论中付出沉重代价，在国内造成分裂——对那些自认为不以施加痛楚和苦难为目的的人而言，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一定有其他更加有效的方法来消除一个弱小的国家成功独立发展的危险。

因此，我们可以变身为一个“更仁慈、更宽厚的国家”，用更“务实”的政策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而且，尽管政府-媒体开展的运动成功破坏了1987年的和平协定及其约定，但其约束力已启动，非政府能够控制。在伊朗军售丑闻事件期间，美国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非法秘密支持被部分曝光，很难再持续下去；获得国会对反政府军的公开大力支持使其保持作战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了。1988年初，随着补给飞行规模的下降和新一轮政府援助的前景逐渐渺茫，代理部队逃往了洪都拉斯，要不是美国派遣精英部队前往援助，他们很可能被全部歼灭——这次行动被当地主流媒体描述为美国“入侵”洪都拉斯，而在美国的话语中，则变为保卫洪都拉斯免受桑解阵的侵略。

如果美国能够把反政府军的残余势力保留在尼加拉瓜境内，大概也会这样做，以此作为一股恐怖力量，确保尼加拉瓜无法裁军，无法将少得可怜的资源用于从索摩查和里根留下的废墟中重建家园。始终存在的美国入侵的威胁也保证了尼加拉瓜必须以极大的代价严阵以待，而评论家们则可以大肆讥讽桑解阵的妄想症——这正是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风格。但是，就如媒体钟爱的专家已清楚地解释的那样，我们不再需要把反政府军描述成团结起来反对施虐者的人民大众、与苏联“霸权主义”斗争的不屈不挠的农民。到1989年初，我们读到的新闻是：“桑解阵宣称反政府军不过是在尼加拉瓜人民中获得新的信任的美国雇佣军……反政府军被视为尼加拉瓜人民的一支军队，他们以为能够从美国获得高薪、稳定的工作，但是打错了算盘。”低级别的恐怖行为，“观念管理”和“遏制”将迫使尼加拉瓜政府维持高水平的军事准备和国内控制，再加上经济和意识形态战争，应该足够保卫里根式暴力的成果，即便我们必须痛心地放弃更长远的把尼加拉瓜恢复到“中美洲模式”的目标。这就是我们未来要坚持的，如果美国国内的人民允许的话。媒体的任务就是确保人民这样做。

1988年10月毁灭性的飓风，加上由其引发的大规模饥荒和巨大、长期的生态破坏的前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理解。美国自然拒绝提供任何援助。大西洋沿岸被毁的布鲁菲尔茨镇的居民，即便他们与美国有着长期联系、痛恨桑解阵在此区域拓展尼加拉瓜政权的做法，也必须被剥夺食物或建筑材料的供给；他们必须在没有寸瓦可遮风挡雨的困境中忍饥挨饿，以此来惩罚桑解阵。主流媒体对里根政府政策的批评能够触及的最远范围也就是《波士顿环球报》在一篇圣诞贺词中解释为什么美国在飓风后不提供任何援助。在一幅丹尼尔·奥尔特加的照片下，标题写道：“因丹尼尔·奥尔特加总统的政策，尼加拉瓜未得到美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处在全球执法者恐吓下的美国盟国，远比他们自认为的更怯懦，都受制于美国宣传攻势的支配，拒绝提供哪怕是有限的援助。一些国家声称厌恶桑解阵的镇压。这就是纯粹的伪善，我们从下列事实可以一眼看穿：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更加残酷的暴政丝毫没有伤害他们脆弱的情感。

在这样的情形下，媒体的任务一目了然。首先，他们必须运用历史健忘症的标准技巧和“路线的改变”，这些手段一笔消除了所有关于美国政策及其影响的记忆。作为一种基本的反射反应，这个手段能够马上得到实施。随着美国暴力的记录和影响从人们意识中消除，再加上一贯被低调处理的美国经济战的本质和后果，我们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所有的苦难、不满和分裂现在都可以归咎于邪恶的桑解阵。同样有效的方法还有暗示桑解阵也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例如，通过谨慎地挑选民意调查的来源或曲解民调结果。自由主义的《波士顿环球报》上爱德华·希恩（Edward Sheehan）撰写的一个关于尼加拉瓜的三部系列报道展现了一个完美的样板。报道题为“一个仍处在苦痛中的国家”。这组从头到尾猛烈抨击桑解阵的长篇报道，仅仅有一句话轻描淡写地提到“美国要为尼加拉瓜的苦难和崩溃的经济负部分责任”。对于尼加拉瓜的痛苦，桑解阵要负全责。这个记录无论重放多少回，撇开其他所有的不谈，单是道义上的懦弱都让人瞠目结舌。

对于高明的美国战略制定者而言，明智的做法是避免完全摧毁尼加拉瓜，甚至要避免像自由观点倾向的那样，将其重新纳入“中美洲模式”。这样它就可以作为一个“现实教训”，用于惩戒那些可能会“因狂热的民族主义（变得）暴躁”的贫困国家——当中情局成功地颠覆了伊朗的议会政权时，《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这样严厉警告。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冲突中，一个没有什么内在约束的狂暴的超级权力不可能达不到摧毁任何期冀这一目标。

美国过去十年在中美洲的成就是一个重大悲剧，不仅因为骇人的人员伤亡，更重要的是，十年之前，这个区域遍布着初露头角、生机勃勃的以大众化管理和满足基本人权为方向的发展措施，它们获得了一些初期的成功，有可能给那些受同样问题困扰的国家一些有用的启示——这正是美国战略制定者惧怕的。这些发展措施被成功地终止了，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这样的尝试。

里根政府在尼加拉瓜的成就体现在冰冷的统计数字中——尸体、营养不良、儿童传染病，等等。偶尔，通过关注一下受害者的生活，这些成就呈现出一种更人道的外表。朱莉娅·普雷斯顿在主流媒体中提供了一个不多见的例子，她的文章题为“在哈拉帕，战争引发的困难促进桑解阵事业”。她写道，哈拉帕是一个位于“嵌入敌对的洪都拉斯境内的一块脆弱的弹丸之地上”的小镇，一个随时准备对洪都拉斯基地的“里根之子”开放的区域，而且基本受控于洪都拉斯境内强大的美国运营的电台的敌意宣传。如果有一个地方，在那反政府军能够运用他们的中情局教练传授给他们的经验，展现“不断增长的自信和技能”，那就是这里。A. M. 罗森塔尔在读到“詹姆斯·勒莫因的审慎、敏锐的报道和说明”时深为触动。

普雷斯顿写道，在哈拉帕，反政府军是一个受嘲弄的对象，是期望从美国得到“高薪、稳定的工作”但“打错了算盘”的雇佣军（见上文）。但是“反政府军战争使哈拉帕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贫困”，严重的饥荒四处蔓延。建于1982年、作为“桑解阵承诺改善社会状况的一个象征”的医院门可罗雀，因为人们不相信“这医院能有办法照顾他们”，这都要归功于资源被挪用于战争和其他“远离这类社会项目”的地方——一个美国人民以此为豪的重大成就。然而，“巨大的困难并没有使哈拉帕反对桑解阵革命”。甚至反对桑解阵的城镇居民也“把这场战争看作美国恐吓尼加拉瓜人民的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索摩查家族王朝就是其中无法消除的一个例证”。被美国暴行大力打击的扫盲运动和“教育井喷”，在哈拉帕“吸引了持久的忠诚”，如果说在美国没有造成这样的影响的话——在美国，这些运动被讥笑为霸权主义的一个工具。许多城镇居民看到了“一个更不拘礼节的平等社会”。农民不再是“屈从的奴隶”，地主也不再“高高在上”——就像在索摩查政权和美国模式统治下的那样。“桑解阵第一次向小农场主开放银行贷款”，现在，“每个人都共享同样的贫穷”，尽管里根成功地“拖延了革命”让人们有“挫败的忧伤”，一个“憔悴的农民这样说”。

里根政府从一开始就有清晰的针对中美洲的长期目标。尽管舒尔茨、艾布拉姆斯、柯克帕特里克之流一直怀着对恐怖和暴力的热情，站在政治领域的一个极端位置，整体的政治目标还是因袭常规的，并深深植根于美国的传统、政治规划和机构中，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在主流媒体中几乎没引起什么关注或批评。因为同样的理由，可以预料到它们将继续存在下去。对美国而言，很有必要消灭那些“为保卫最基本的人权而战的人民组织”（罗梅罗大主教），消除一切“新兴民主”中的“极端民族主义”。至于尼加拉瓜，如果暴力无法使其回归镇压和剥削的“中美洲模式”，那么至少美国必须实施据报道是1981年国务院一个内部人士夸下的海口：“‘把尼加拉瓜变为中美洲的阿尔巴尼亚’，即贫穷、孤立和极端。”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尼加拉瓜成为“某种拉丁美洲的阿尔巴尼亚”，这样“桑解阵为拉丁美洲创建一个新的、典范式的政治样板的梦想就完全泡汤了”［英国记者约翰·卡林（John Carlin）］。

这些目标大部分都已实现。作为政府的帮手，独立媒体功不可没。

第五章

解释的功效

弥尔顿写道，“除了上帝本身”，虚伪，是“唯一的四处行走却无影无形的邪恶”。然而，确保“既没有人也没有天使能够辨认出”邪恶，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帕斯卡在若干年前叙述“诡辩家如何调和他们的观点与教皇的决定、宗教会议及圣经之间的矛盾”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诡辩家谈话者这样解释：“我们调解这些冲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阐释某些词语。”这样一来，如果福音说，“把你多余的施舍出去”，而我们的任务是“免除那些最富有的人施舍的义务”，那么“轻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给‘ 多余的 ’这个词一个新的解释，让任何人都永远或几乎不会受这个词困扰”。博学多才的学者们证明，“这个世界上人们积蓄起来用于改善他们自己或亲属的生活状况的东西，都不能被定义为多余的；相应的，世上也几乎找不到这样一种多余的东西，即便是在国王那儿也不例外”——现在，我们称之为税收改革。因此，我们可以虔诚地遵从福音的训诫“富人应该施舍他们多余的东西……（尽管）事实上这永远不会成为义务”。他总结说：“这就是解释的功效。”

在我们当下，这种手段，多亏了奥威尔的设想，被称为“新语”；诡辩家依旧是学识渊博的，尽管在实践中不像帕斯卡的僧侣那样乐于伸手相助。

在第三和第四章中，我提到自由知识分子建议，随着“知识的增长”，我们应该采用“微妙”、“优雅”的社会控制手段，避免“粗暴、露骨和直接的方法”；同时，我讨论了民主社会中发展出的一些思想控制的形态。最有效的策略是限定思考的界限，这个策略可以通过容忍，甚至鼓励争论来实现，尽管这些争论只能在合适的范围内进行。但是民主制度也求助于更粗暴的手段，“阐释某些词语”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种。如此一来，在第三世界的侵略和国家恐怖主义就变成了“捍卫民主和人权”；当政府安全地掌握在“安详地居于他们的住所”的富人手中时，“民主”就成功实现了，就如温斯顿·丘吉尔对世界秩序的规定中描述的那样。在国内，必须保证特权阶层的统治，迫使大众成为消极的旁观者，同时在附庸国，要动用严厉手段消除一切对现有统治者的挑战。在合适的阐释下，千真万确地，“渴望看到美国式的民主在全世界复制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永恒主题”，就如《时报》记者丹尼尔·刘易斯宣称的那样。

于是，当我们因渴望使南越实现民主和独立而摧毁了这个国家以根除民族解放阵线（NLF），然后在幕后操纵的“选举”进行之前剿灭由政治组织起来的佛教徒时，“反对”已不复存在。诡辩术甚至使得我们能够保持这一思路，即使意识到若不是迫于美国恐怖主义的威胁不得不“使用反击力量以求生存”，这些本土的敌人其实坚持认为他们与美国及其附庸国的冲突“应该在政治层面解决，动用大规模军事武力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我们反对政治解决而倾向于武力是很自然的选择，因为我们也意识到民族解放阵线是唯一“真正在南越有大众基础的政党”，“可能除了佛教徒”，没有任何组织会“认为它们自己有同样的规模或权力来冒险与之联盟，它们会担心这样做的后果就像大鲸鱼一口吞下小鱼”。出于同样的推论，颠覆老挝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自由选举是唯一正确的做法，因为不利于我们的人获胜了。同样正确的做法还有：在危地马拉、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菲律宾、智利和尼加拉瓜组织和支持颠覆被选举的政府的行动；20世纪80年代在中美洲支持或直接组织大规模恐怖活动来防止民主、社会改革和独立带来的威胁；采取强硬手段来保证战后的世界被重新掌控在合适的手中；还有很多其他例子——都是出于我们“对民主的渴望”。

从同样的观点出发，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1965年12月《纽约时报》的编辑要盛赞华盛顿在最近的印度尼西亚“最近的骚乱中明智地站在了幕后”。在这些“最近的骚乱”中，印度尼西亚军队“拆除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定时炸弹：权力强大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其手段是通过某些方式“基本全部”消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最高和第二级领导”——偶尔地，屠杀几十万人民，大部分是没有土地的农民；而华盛顿“明智地”在沉默中观望——《时报》的编辑们选择相信事实如此。他们没有提到与此相伴的自由的喜人成功，尽管他们确实警告说促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能够组织起1400万人的社会条件依然存在。他们劝告华盛顿在为屠杀的实施者提供援助时要谨慎，因为这样恐怕会让民族主义领导人苏加诺（Sukarno）和共产党残余分子从中受益，尽管美国的朋友和同盟在实施仅次于犹太人大屠杀的最大屠杀中已获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功。

同样自然的，《纽约时报》还要盛赞伊朗国王的政府。因其“在反对颠覆分子的战役中的伟大成功”，和“长期以来在挫败颠覆但没有打击民主方面的成功纪录”，中情局已帮他们恢复了权力。这些颠覆分子——谢天谢地，在没有打击民主的情况下已被完全镇压——包括“支持苏联的伊朗人民党”，以前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但“现在看来已完全分崩离析”，以及几乎像共产党人一样具有破坏性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几乎没有人在读到题为“阿基诺（Aquino）下令取缔共产党”的令人鼓舞的报道时会觉得不和谐，文章报道了菲律宾的“高度民主的回归”，新闻导言解释说，总统颁发政令囚禁共产党员；而该政党在马科斯（Marcos）的独裁时期已被合法认可。不久前，马科斯自己还是一个民主的典范，一个“宣誓效忠民主”的人，就如罗纳德·里根解释的那样；他的副总统，乔治·布什在马尼拉宣称，“我们热爱你对民主制度和民主发展的坚持”，以及你“对自由的献身”。然而，这些都是在马科斯丢掉控制权以及失去作为一名热爱自由的民主主义者的资格之前。

按照同样的原则，我们可以怀旧地回忆南越在吴庭艳和阮文绍（Thieu-Ky）的统治下的“民主”（见第三章）。没有什么比骄傲地关注“民主在意识形态上的发展”更天经地义的，因为过去十几年的经验显示这带来了繁荣和发展——詹姆斯·马卡姆（James Markham）在《时报一周回顾》（ Times Week in Review ）的头条文章中这样写道：“就像一种经济体制，民主显而易见发挥了作用。”经济的发展确确实实在“新兴工业体”中发生了，例如有目共睹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我们也因此要明白“民主”是一种拒绝民主形式的制度，用来服务于缩减消费和超级剥削，同时伴随着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与国内大公司和跨国集团保持一致——这是一种更接近于传统的法西斯而不是民主的模式。然而，当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解释“民主”这个名词时，一切就都说得通了，即民主意味着由密切关注大集团和美国政府需求的国内机构来控制经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这些是媒体和政治制度的永恒主题，反映了更广泛的标准模式。只要我们理解关于“民主”这个名词的准确解释，就不会有任何矛盾存在。

所有这些都相当符合这个思想：其他国家应该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除非“发展……有些失控”，而且“对美国的利益有负面影响”［见（原书）59页］。1955年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讨论美国在危地马拉成功推翻民主资本主义政权后面临的左右为难的窘境时，使用的也是类似的逻辑。研究不无悲叹地评论说，“许多危地马拉人民对于1944年革命的民主-国家理念怀抱热情”，尤其是对“被中情局策划的政变推翻的政权所实施的生活和经济方案”，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危地马拉人民“理解民主的进程和责任”，因此“他们很难实现一个负责任的民主政府”。当我们给予“民主”合适的解释时，显而易见的矛盾就烟消云散了。这就是媒体和专门的阶层的整体任务，保证虚伪是“除了上帝之外，唯一可以无影无形四处行走的”。

就如我们在这些和许多其他例子中看到的，对于民主和人权的热切关注可能与对大规模屠杀的容忍相伴而行，甚至会直接参与其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赞许地——并且准确地——评论说，在苏哈托（Suharto）将军通过大屠杀消灭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威胁的惊人成就后，“西方的许多人开始积极培养雅加达新的稳健领导人：苏哈托”；这里“稳健”一词的使用伴随着合适的诡辩式解释。苏哈托接下来的成就包括在美国的热情资助及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其他道德守卫者的有效支持下在国内极端践踏人权，在侵略东帝汶的过程中实施大屠杀，堪比同时代的波尔布特。媒体极其配合地对此一言不发。例如，随着暴行在美国的参与下日益增长，《纽约时报》对此的报道逐渐减少，到1978年暴行达到顶峰时报道完全消失；其著名的东南亚记者亨利·卡姆（Henry Kamm）的寥寥几篇评论向我们保证，在印度尼西亚将军的领导下，军队正保护人民从游击队的控制下撤离。报道处心积虑地排除了难民、教会人员和其他可能与公认默许这一行为——自犹太人大屠杀以来针对人民的最大规模的屠杀——相冲突的证词。在回顾这些事件时，伦敦的《经济学人》在一篇歌颂苏哈托将军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的文章中，将苏哈托描述为“心地宽厚”，这可能指的是他对国家集团的仁慈。

依据同样的原则，天经地义地，波尔布特的恐怖政权就应激起强烈义愤，而1973年美国对柬埔寨乡村平民聚居区的轰炸达到高峰时，金边的记者就应对他们眼皮底下几十万难民这一证据视而不见。这种选择性的看法保证了几乎无人知晓美国这些暴行的规模和特点，尽管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些行径足以与红色高棉所犯的暴行相媲美。当时——1977年，有关红色高棉的愤慨的呼声正横扫西方世界。而还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美国的这些暴行极大程度地导致了红色高棉的兴起，甚至促成了它的暴政。

这些“历史工程”的成就使得《纽约时报》的编辑能够评论说，“当1975年美国的视线离开印度支那时，柬埔寨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先是“红色高棉臭名昭著的暴虐，然后是越南的惨淡统治”（顺便驱逐了红色高棉）。他们接着说，“在长期的漠视之后，华盛顿（现在）终于可以扮演一个诚实经纪人的重要角色”，并且“治愈柬埔寨长期被忽视的创伤”。“在美国看来”，柬埔寨的苦难始于1975年，而不是在此之前；而且编辑并未提醒我们，在“漠视”阶段，华盛顿为红色高棉提供了间接的资助，同时支持政党联盟，华盛顿因其与波尔布特政权的“联合”，是联盟中的主要力量。

处理美国与红色高棉的关系需要更谨慎的伎俩。无论在当时还是如今，红色高棉一直是让人联想到共产党人威胁的极端邪恶，也许是因为他们起源于让-保罗·萨特的巴黎左翼圈子。显然，更加邪恶的是越南人，他们通过入侵柬埔寨、赶走红色高棉和终止大屠杀来回应暴虐凶残的边境事件。所有这些都要求评论者谨慎前行。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以局势“微妙”为由，拒绝了国会呼吁削减对波尔布特的支助的请求。新闻界进一步解释说，尽管美国当然是“最担心红色高棉死灰复燃的国家之一”，然而，“美国和它的盟友们一致决定，如果没有迹象表明越南会（按照美国提出的条款）做出政治和解的妥协，红色高棉势力就应该作为向越南施压的军事力量被保留着，尽管他们的历史有污点”——并且尽管民众可能会认为“红色高棉复活了”。

对于民主这一概念巧妙的诡辩式解释只能解决一半问题；我们还需要在一些我们渴望在其中建立或维护民主的国家，创造一个意为“民主的敌人”的词汇。相对应的手段就是给原有的敌人贴上“共产党人”的标签，不管他们的社会承诺和政治归属可能是什么。为了照顾没有“越界”的“民主党人”，我们必须消灭这些“共产党人”。因此，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和他的国防部部长比德斯·卡萨诺瓦（Vides Casanova）是“民主党人”，任务是保卫文明不受“共产党人”侵犯，例如在1980年5月动用安全部队杀害几百名试图越过孙普尔河逃往洪都拉斯的人民。杜阿尔特解释说，这些人都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员”；美国媒体采用了最简便的手法——隐瞒这次杀戮，为恐怖主义活动拉开了帷幕，杜阿尔特则在一片欢呼中为这个活动提供了合法性。

美国对待“美国式”民主的态度以更微妙的方式描绘了这个广为流传的概念。欧洲和日本就是值得玩味的例子，尤其在“二战”后初期，当我们需要使权力回归于传统精英，并暗中破坏反法西斯的抵抗力量及其支持者，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感染了我们不能接受的激进民主的思想。

第三世界也提供了一些类似的实证，还有很多其他例证，在“不打击民主”的前提下，那些怀有错误思想的人或被暴力制服或被消灭。让我们看看哥斯达黎加——战后中美洲地区的一个正常运行的议会民主国家。即便是那些应该见多识广的历史学家有时也争论说，美国对哥斯达黎加的支持破坏了文献和历史记录都有力支持的一个论点，即美国的一个基本政治目标是除掉不能完全保障商业权利的“民族主义政权”。这个争论反映了一个严重的误解。只要商业运作的大气候得到保护，美国对于民主的形式没有原则性的反对。正如戈登·康奈尔-史密斯（Gordon Connell-Smith）在他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所做的关于美国国内制度的研究中准确评论的那样，美国的“民主概念”与“私人资本主义公司紧密相连”，只有当这个利益受到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时，美国才会采取行动来“恢复民主”；“美国对于拉丁美洲（或其他任何地区）典范民主的关注是其反共产党人政策的一个方面”，或更确切地说，这个政策反对任何威胁美国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的因素。只要这些利益得到保障，美国容忍甚至鼓励任何形式的民主——如果只是出于公共关系需要。哥斯达黎加非常符合这个模式，也提供了一个值得玩味的例子，让我们见识了美国“对民主的渴求”——据称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南。

在哥斯达黎加，在何塞（唐·柏比）·菲格雷斯［José （ Don Pepe） Figueres］领导下于1948年政变后建立的制度一直在运作。唐·柏比的传记作家评论说，该制度始终热烈欢迎外国投资，促成了一个常常“牺牲劳工权利”的联合阶层，但同时多亏美国的补贴，建立了一个持续运行的福利制度，结果是该国成为全世界人均债务最高的国家之一。唐·柏比1949年制定的宪法取缔了共产主义。随着大多数富有战斗性的工会被镇压，劳工的权利日益下降。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提到，“有关最低工资的法律没有得到实施”；“除了只涵盖香蕉工人这一团体的一份合同”，工人“失去了所有的集体谈判的合同”。一个学术研究总结说，到20世纪60年代，“基本上所有的劳工运动都不复存在”。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蓬勃发展，利润增长了三倍，而且不会面临被征收的风险。与此同时，菲格雷斯在1953年宣布：“我们认为美国是我们事业的旗手。”当美国在有计划地颠覆危地马拉政府后试图逐个整顿拉美国家时，哥斯达黎加和玻利维亚是仅有的两个加入拉丁美洲独裁专政的选举政府，他们全力支持美国国务院的决议草案，允许美国无视国际法扣留、检查“进出危地马拉共和国的舰船、飞机和其他运输工具”，从而阻止危地马拉运送武器来抵御迫在眉睫的美国进攻，并阻止“国际共产主义代表的往来”。

通过毫不含糊地与美国沆瀣一气、扶植外国投资、保证国内商业利益的支配地位，以及维护镇压工人和政治异议的社会基础，这样的民主政府完全符合了美国所要求的基本条件。相应的，它们得到了美国一定程度的支持。因此，在1955年，当哥斯达黎加的一小股部队从尼加拉瓜袭击边境地区时，菲格雷斯将个体权利和宪法保障都搁置一边，在美国的帮助下击退了入侵——通过实施镇压的手段，菲格雷斯保住了他的民主证书，获准成为美国的附庸。

然而，关于哥斯达黎加的担心并未消除。国务院情报部在1953年警告说，菲格雷斯已经将他的国家变为“一个来自独裁政权的流亡人士的庇护所”，而且并未认真对待“发展经济、更严格地控制外国投资这一宏伟计划”。他希望“最好通过国内资本”来供给发展，而且“不青睐来自个人或家庭以外的资本。他本人深恶痛绝大型私人集团，比如美国的那些公司”。他还试图“加强不发达小国与制造业大国对等谈判的权力”。拉夫伯评论说，这是个危险人物，“因为他希望运用政府的力量尽可能地将哥斯达黎加的国内发展从外国控制中解放出来”，从而“破坏了睦邻政策的前提，即我们只靠经济压力就可以使拉丁美洲循规蹈矩”。

美国政府尤其担心哥斯达黎加的宪法，尽管该宪法已取缔共产主义，但它仍然提供公民自由的保障，这妨碍了我们对一个正常运行的民主社会中必然存在的不同政见者进行某种迫害。尽管唐·柏比与美国大集团及中情局合作，支持美国的地区干涉，多年来基本对美国忠心耿耿，但他始终表现出美国无法接受的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以至于这个中美洲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先锋代表必须被排除在媒体报道之外，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

如果民主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者”，那么就是“恐怖分子”；更好的说法是，“共产主义恐怖分子”，或国际共产主义支持的恐怖分子。20世纪80年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让我们更好地见识了“解释的功效”。

罗纳德·里根和乔治·舒尔茨所称的“恐怖主义的邪恶瘟疫”——一种“从现代走向野蛮的回归”中由“文明的卑鄙敌人”传播的瘟疫——被里根政府提到了关切议程上。从组建初期，里根政府就宣称“国际恐怖主义”将取代卡特的人权讨伐，成为“我们外交政策的灵魂”。里根主义者将献身于保卫文明世界不受国际恐怖主义侵害的这项事业，克莱尔·斯特林（Claire Sterling）在其影响力巨大的《恐怖网络》（ The Terror Network ）一书中专门概述了恐怖主义的方案规划。在书中苏联被确认为瘟疫的起源，并得到了一门新的学术学科的证实，这门学科的从业者对斯特林的卓识尤为叹服，因其提供了关于苏联罪行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沃尔特·拉克尔（Walter Laqueur）在其对斯特林著作的书评中解释说，一项有力的根据，就是恐怖主义“几乎只发生在民主或相对民主的国家”。在1985年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对编辑和广播员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中，中东／地中海地区的恐怖主义被评为年度重要新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此项关注达到了狂热程度。1986年4月美国对利比亚的轰炸基本驯服了这头猛兽，其后几年，随着苏联及其附庸国在美国的勇气和决心的震慑之下开始后撤，这股瘟疫也渐渐消退——这是我们更喜欢听到的解释。

瘟疫的兴起和衰落与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几乎都没有关联，除了一点：它的兴起正巧符合这个需要——动员美国大众支持里根主义者对于国家权力和暴力的信奉，而它的衰落则符合对这一需求不断上升的担心——如何面对里根军事凯恩斯主义通过开出“一年2000亿美元空头支票”的手段来制造繁荣假象背后的超额开支，正如副总统候选人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在1988年民主党大会上对保守商业要素的思想所做的描述。

公共关系机构——这无疑是里根政府最精密的组成部分——在1981年面临一个双重问题：让境内敌人（国内的普通大众）足够恐慌，从而愿意承担他们所反对的那些计划造成的开支，同时又要避免与邪恶帝国本身正面交锋，因为此举对于我们过于危险。解决这个两难境地的方法是捏造一批小的恶魔，它们就像大恶魔伸出的触角，意欲破坏我们，但是过于羸弱，不堪一击，因此我们可以无所忌惮地攻打它们：简而言之，它们就是克里姆林宫指挥的国际恐怖主义。这场滑稽剧在诡辩家的协作下进展非常顺利，诡辩家的任务就是为“恐怖主义”这个词提供巧妙的解释，从而维护这样一种思想，即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基本都是西方的民主国家。

为了成功开展这一意识形态的战争，我们很有必要隐蔽美国在组织和领导国家恐怖活动中的重要角色，掩盖它以前与国际恐怖主义千丝万缕的瓜葛，例如对古巴的袭击，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恐怖主义的邪恶瘟疫”的最佳例子。中东／地中海地区的恐怖主义是宣传攻势中的重中之重，针对它我们还需要某些“历史工程”。在这里，我们需要隐瞒美国和它的以色列附庸扮演的角色。

媒体和恐怖主义研究学者完全胜任这些工作。美国扮演的角色很容易开脱，毕竟，“美国恐怖主义”是一个矛盾修辞法，等同于“雷鸣般的沉默”或“美国的侵略”。作为一个附庸国，以色列的国家恐怖主义也可以借用同样的字面规定得以解脱，尽管大家公认在遥不可及的过去曾经有过犹太恐怖主义者。按照一个学术论文集编辑的建议，我们可以从一个适当的角度看待这个事实。这位编辑提出言之凿凿的辨别法，来区分针对平民的“道德上无法接受的恐怖袭击”和针对政府代理人及迫害组织的目标更大的袭击。“这样，我们就能够严格区分伊尔根军事组织对英国士兵的袭击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针对飞往以色列的乘客的暴力事件。”

人们可以想象另一种不同的阐述方式，例如，被称为“恐怖分子”的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和美国士兵的袭击，和伊尔根军事组织及后来的以色列军队针对阿拉伯平民的残酷袭击之间的明确区别。但是这很难为合理、严肃地分析“政治暴力的后果”创建一个适宜的形象。

当有人要打破秩序，用文件证明美国及其附庸国在组织、实施和支持国际恐怖主义中扮演的角色时，我们对此的反应生动说明了把国际恐怖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工具的重大意义。如果这些行为无法简单地被忽略，它就会掀起一阵虚拟狂热——“发疯的”、“荒谬的”和“胡思乱想”，这些是引自1988年的评论的一些用词，甚至没有哪怕是伪装的论据为此证明。这些反应不无深意，值得思考。

对于恐怖主义，人们可以采取的立场有三种：（1）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官方敌人，不管事实如何。（2）我们可以将关于恐怖主义的讨论完全斥为意识形态推动的一派胡言，置之不理。（3）我们可以认真对待这个现象，同意恐怖主义值得关注，并予以谴责，对此进行研究，然后静观其变，看看事态如何发展。站在理性的立场，我们会排除第一种做法，接受第三种做法。第二种立场至少存有疑义，尽管在我看来完全是错的。我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真对待恐怖主义，这个概念和其他任何进入政治话语的词汇一样清楚无误。

但是理性的考虑并不合时宜。第一个完全荒谬的立场就是现在媒体和恐怖主义研究文献的标准态度，完全占据统治地位。第二个立场被认为或多或少还能接受，因为这个立场开脱了美国及其附庸国的罪责，它们无非是在试图控制意识形态。相反，第三个立场完全出格，因为如果我们追求这个目标，我们很快就会得出不能接受的结论，例如，发现从肯尼迪时代至今，迈阿密和华盛顿一直是世界的国际恐怖主义中心，无论我们如何定义恐怖主义——不管是按照美国的法规、国际惯例、军事守则，还是按照其他任何标准。

第一个立场的一个变体——尽管逊于原来的形式，也还可以接受——认为，脱离导致罪行的因素而谴责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绑架者是不公平的。这个立场的价值在于，它默认——从而也强化了——我们认定的关于瘟疫起源的前提。我们可以使第二个立场变得更加对我们的胃口，就是把它限制在心理文化分析层面，剖析西方对恐怖主义的执意关注，避而不谈导致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选择这个极为成功的公共关系手段的制度因素（对于那些一眼就能看出是在分析制度因素的讨论，我们可以给其贴上“阴谋论”的标签，置之不理，这是又一个我们熟悉的应对方式，当有必要预防思想发展和保护国家机构免受审查时，它就派上了用场）。万一美国在恐怖主义中的角色遭到暴露，这一思想——即谈论恐怖主义只会越谈越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后备立场。简而言之，人们可以采用这一手段把那些追求我们不能容忍的第三种立场的人斥为无望的狂热分子和阴谋论者，然后回到我们青睐的第一种立场来解释当前的事件。

第一种立场，简单而粗暴，完全控制了大众讨论、媒体及那些所谓的学术文献。这种立场的统治地位和功效在各个转折时期都非常明显。让我们从1988年年末挑选一个例子，看看国务院在11月如何拒绝亚西尔·阿拉法特在联合国发言。官方的理由是他的到访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但其实没有人哪怕是假装把这当作一回事，甚至乔治·舒尔茨也不相信阿拉法特的保镖会在纽约劫持一辆出租车或接管五角大楼（也许比较有意思的是，没有人在意官方的理由甚至都不值得反驳，但我们先不谈这个）。我们重视的其实是与伪造的理由相伴的故事：我们不允许阿拉法特踏足美国的土地，是因为作为以下这些行为的组织者和支持者，我们对恐怖主义深恶痛绝。这些行为包括：尼加拉瓜反政府战争、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政府主使的暗杀小组的行动、的黎波里的轰炸以及其他引人关注的暴力行径——如果我们愿意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第三种立场，即诚实、理性，从而完全不能被接受的立场，那么这些行为都称得上是国际恐怖主义，甚至更加恶劣。

在讨论是否邀请阿尔法特时，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 Dodd）警告说，如果我们允许阿尔法特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国会将停止对联合国的资金支持。多德这样告知新闻界：“我认为你们不能低估这个国家对于恐怖主义的强烈反感。”作为一名重要的鸽派参议员，多德对中美洲和那里的恐怖行为了如指掌。《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用这样的标题解释“舒尔茨对阿拉法特说‘不’”：“对恐怖主义的个人厌弃是国务卿决定拒绝巴解组织的根本原因。”文章接着描述了舒尔茨“对恐怖主义发自内心的鄙视”。《时报》的华盛顿记者R. W. 阿普尔（R. W. Apple）补充说，舒尔茨先生“已经展开了一场针对恐怖主义的个人征战”，这“对舒尔茨先生而言一直意义重大”。报纸、电视台和电台或纷纷表达他们对舒尔茨的敬意，称赞其在反恐怖主义瘟疫上采取的直率立场，或批评他不该让自己的愤怒压倒了他政治家的谨慎——尽管这种愤怒是可以理解、值得赞赏的。

新闻报道和评论没有采访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安哥拉、黎巴嫩南部、加沙和其他地区的证人，让他们谈谈他们如何看待舒尔茨“对恐怖主义发自内心的鄙视”和国会对于诉诸武力的“强烈反感”。相反的，媒体清醒地警告说：“亚西尔·阿拉法特不是你们通常意义上的政治上存有争议的签证申请者：他的集团杀害人民。”阿拉法特不同于其他许多我们欢迎来访的领导人，如阿道夫·卡莱罗、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和他的同僚，或是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因为我们必须这样认为，他们不“杀害人民”。

有些人可能期待媒体会借此机会重温乔治·舒尔茨鼓吹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历史纪录，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个人陈述”或媒体对此的解读是否有点虚伪？这些人一定会深深地失望。然而，就如在极权主义国家那样，卡通画家有更大的思想自由，他们能够刻画出当舒尔茨哀叹“人们渐渐遗忘了国际恐怖主义是一个怎样的威胁”时，他心目中的领导人形象：如法国的密特朗（Mitterand），他“忘记了我们当时如何炸沉绿色和平组织的船只”；英国的萨切尔，她“忘记了那时我们如何在直布罗陀射杀那些爱尔兰共和军（IRA）的家伙”；苏联（USSR）的戈尔巴乔夫，他“忘记了我们如何布置地雷，炸死那些阿富汗儿童”；还有美国的舒尔茨，他“忘记了所有那些在尼加拉瓜被谋杀的平民及我们的反政府军朋友”。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参与恐怖分子活动一事毫无疑义，同样没有疑义的是他们在国际恐怖主义的舞台上只是配角。

巴解组织最让国务卿及其在国会的仰慕者还有媒体愤怒的恐怖行为之一就是劫持阿基莱·劳伦号（ Achille Lauro ）和谋杀利昂·克林霍弗（Leon Klinghoffer），这毫无疑问是极其恶劣的恐怖行径。然而，以色列在一周前对突尼斯的轰炸却没有伤害他们的脆弱情感，那次轰炸使用精确制导炸弹导致20名突尼斯人和2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死者被炸成碎片，无法辨认，以色列记者阿姆农·卡佩柳克在现场报道了包括这次轰炸在内的其他令人发指的行为。美国杂志对此毫无兴趣，因为受害者是阿拉伯人，而凶手是美国的附庸。然而，国务卿舒尔茨对此事显然很感兴趣。美国其实配合了此次屠杀，它不肯警告它的同盟国突尼斯，通知他们轰炸机已在飞行途中；而且舒尔茨致电以色列外交部部长伊扎克·沙米尔——他本人从40年代初就是著名的恐怖分子——称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行为“深表同情”，新闻界如此报道。当联合国安理会全体一致谴责这次轰炸是一次“武装侵略行为”时（美国投了弃权票），舒尔茨撤回了他对以色列的公开褒奖。以色列外交部部长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在几天后作为和平使者被邀请至华盛顿，而新闻界则郑重地探讨他与里根总统关于“恐怖主义的邪恶瘟疫”及关于如何制服这股瘟疫的协商。

对于劫持的声讨并未延伸到以色列在国际海域实施多年的劫持行为，例如劫持从塞浦路斯开往黎巴嫩的客轮，绑架大量平民，其中有100多人未经审批被囚禁，许多人惨遭杀害，据幸存者在狱中接受采访时回顾，其中一些人是在船只沉没后在水面挣扎时被以色列枪手射杀。1987年7月从约旦河西岸被遣送的那伊尔·阿敏·法塔依尔（Na'il Amin Fatayir）一案也未激起国会和媒体的强烈情感。法塔依尔被指控参与违禁组织，在监狱服刑18个月后获释，回到纳布卢斯家中。之后不久，政府下令将其驱逐出境。当他向法庭上诉时，检察官声明驱逐是合法的，因为他非法进入这个国家——在1985年7月乘坐从黎巴嫩驶往塞浦路斯的客轮哈姆代拉号（ Hamdallah ）时被以色列海军绑架。最高法院认定这个别致的推论是有效的。

这种对恐怖主义的发自内心的愤怒只限于针对有价值的受害者，要满足一个不言而喻的标准。

劫持阿基莱·劳伦号是对轰炸突尼斯的报复，但是西方国家把这个情有可原的事情完全斥为恐怖分子行为。轰炸突尼斯，反过来，则是为了报复三个以色列人在塞浦路斯被恐怖分子杀害。以色列勉强承认，三人是被一个与大马士革有些许关联但与突尼斯完全无关的组织杀害的，但是突尼斯而不是大马士革被拿来作为袭击目标，因为它毫无自卫能力；里根政府几个月后挑选利比亚的城市作为轰炸目标，也部分出于同样的理由。导致众多平民伤亡的突尼斯轰炸被国务卿舒尔茨评述为对“恐怖袭击的一次合法反击”。发生在塞浦路斯的恐怖谋杀的实施者进而提供证据，为自己辩护说这是对以色列在过去十年中的劫持行为的报复。即便这个辩解的声音被听到，也会被不屑一顾地置之不理。任何一个诡辩家都能理解，“报复”这个措辞必须得到合适的解读。

其他措辞同样如此。以“预防”或“减少”暴力这个说法为例。一篇题为“巴勒斯坦死伤人数几乎翻倍”的报道开篇引用了以色列陆军参谋长的话，他说：“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的伤亡人数在最近几周几乎翻倍，但是军队不能在此区域减少暴力行为。”这个声明毫无意义，但是考虑到其背景，这句话就很容易解读了。不久前，国防部部长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刚刚授权使用防暴塑料子弹，他声称“更多的伤亡……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是提高那些参与暴力活动的人群的（伤亡）数字。”他还解释了“暴力活动”这个说法，“我们就是要消除那些已经自我解放的偏远乡村的一些人的幻觉”，指出军队的袭击“让他们看清自己居住在哪儿，处于怎样的规范中”。巴勒斯坦人必须“明白只能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自治的这种幻觉。报道继续说，军队因此正在加强对那些宣称自己是“解放区”的偏远乡村的进攻，从而导致了伤亡人数的上升。以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昨天，以色列军队袭击了十几个西岸的乡村，使22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一名军队发言人解释说，集中攻击的命令已下达，军队的目的是通过“更多的出场及制造更多的逮捕”来“预防暴力”。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最初的“新语”：“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的伤亡人数在最近几周几乎翻倍，但是……军队不能减少在此区域的暴力。”翻译成明白易懂的语言，即军队在占领区域的暴力行为翻倍，其手段就是以增加伤亡为明确目的的侵略行径，及把暴力袭击的目标扩大至只是想管理自己的事务的偏远安宁的乡村。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手段并不能消除人们对自治政府的幻觉。对以色列当局和美国媒体而言，村民试图管理自己的事务是“暴力”，而用粗暴的袭击让他们领教谁是统治者则是“预防暴力”。奥威尔也要为此叹服。

几天后有一篇题为“以色列在西岸、加沙冲突中杀死三人”的报道，描述了在一个“士兵几乎从不涉足”、“军队也从不在意的偏远城镇”，以色列士兵如何射击、致伤三名巴勒斯坦人。“国防部部长伊扎克·拉宾两周前说，军队将在这些村镇加强行动，以此提醒那里的居民他们身处何地，谁在掌权。”报道接着说，这是“在一场意为预防暴力的进攻中”被袭击的三十个村庄之一。我们可以就此领会其中的深意。以色列士兵在他们“意在预防暴力的进攻”中射伤三名巴勒斯坦村民之后，“愤怒的村民用石头围住了那里的车辆”。引用拉宾的工党官员和其他持怀疑态度者的评论，一个与此相关的讨论聚焦在这个问题上：巴解组织是否真的会“放弃恐怖主义”。

因此，随着合适的解读，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美国及其附庸国捍卫民主和社会改革，保护反对共产主义、恐怖分子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民族自决。媒体的责任则是为“民主主义者”高唱颂歌，妖魔化政府的敌人：桑解阵、巴解组织，或其他任何妨碍我们的人。偶尔这需要一些别出心裁的步法，但这种需求基本都能得到满足。

与我们“对民主的渴求”相伴的是丝毫不亚于此的对和平的渴求，媒体也面临着建立这样一种必要真相的“历史工程”的重任。因而，我们有这样一些被称为“和平使命”和“和平进程”的现象——这些名词适用于某些时期美国正在实施或倡导的任何事情。因此，在媒体或负责的学术著作中，人们不会发现诸如“美国反对和平进程”或“华盛顿不得不接受敦促，加入和平进程”这样的叙述。因为这样的叙述是逻辑矛盾。多年以来，当美国“挫败”孔塔多拉进程、暗中破坏中美洲和平协定、使中东的和平威胁转向时，在能被我们接受的评论中，美国从未反对过和平进程，而是一直在支持并力图推进和平进程。人们可以想象即便是一个崇高到无法想象的伟大权力有时也会阻挡某些和平进程，也许是出于误解或误判，然而美国绝不会这样——从定义上来说。

1988年1月底《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上的一篇头条新闻标题这样写道：“舒尔茨计划的拉美和平之旅”。副标题将“和平之旅”的内容描述为“这个最后一搏的使命将消除那些不赞成资助反政府军的意见”。这篇文章引用了政府官员的话，他们将“和平使命”描述为在“国会不断增长的反对声”中“唯一的”途径，该方法能够“保全”对反政府军的资助。既然华盛顿和它的忠实媒体已经成功地彻底摧毁了我们不需要的中美洲和平计划，奥尔特加也已同意他的生活物资只用于尼加拉瓜，那么坦率地讲，“和平使命”其实是阻挡和平、动员国会认可“非法动用武力”的最后一搏，以消灭尼加拉瓜可能拒绝这些美国条款的希望，以便把他们被描述成破坏者。

这篇文章接着说，“和平使命”的一个更深远的目标是将“尼加拉瓜的四个民主邻国从和平会谈中赶出去”，由美国来发号施令；这些“民主”国家，尽管非常温顺，仍然表现出了令人不快的独立迹象。几个月后，《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政府通过支持反政府军对桑解阵“持续施压”的进一步努力，包括“更多的军事援助”，美国政府同时敦促其盟国“同美国一起努力在外交上孤立尼加拉瓜，以实现和平进程……”；报纸还引用了乔治·舒尔茨的反思，他说他也许应该更早地“参与这个和平进程”。《洛杉矶时报》在描述这些不断推新的“支持恢复美国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军事支助”的政府努力时，使用了这样的标题：“舒尔茨将力图恢复拉美和平进程”。

简而言之，战争就是和平。

“历史工程”这项任务在阿以冲突的例子中也同样有效地得到完成。关键就在于如何把美国和以色列描述成渴望和平、追求和平进程的形象，尽管事实上，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它们一直在领导反对阵营，阻挠广受国际社会和地区支持的和平提议。其技巧一如往常：从定义来看，“和平进程”就是美国做出的任何提议。于是，无论事实如何，都能由之得出我们期望的结论。美国的政策被定义为“温和的”，因此反对这个政策的人就是“极端的”和“不妥协的”。历史以一种无比曲折的方式被曲解，就如我在其他地方证明的那样。

事实上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促成了有关“和平”、“恐怖主义”和中东相关问题的历史的惊人扭曲。一个因素是媒体在为美国精英利益服务时的社会功能；另一个则是对以色列的特殊保护，因为它已凭借1967年粉碎性的军事胜利成为“人类正义的象征”，而那次胜利奠定了它作为一个有价值的战略性资产的地位。

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报道偏离了寻常的媒体模式。通常的，正如我们一直讨论的那样，媒体鼓励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只要这些争论不超越精英共识在目标和策略上的整体框架。然而，在阿以冲突的例子中，这个范围更为狭窄。相当大的一部分精英舆论，包括涉及在中东地区的利益的主要集团，已经和大多数国际社会一起支持中东的政治和解，而美国和以色列多年来一直成功地阻挠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但是这些观点基本被媒体排除在外，这些媒体一直追随以色列两大政党的共识，基本拿工党拒绝派作为“和平选择”的代表。

当美国和以色列的观点发生分歧时，问题出现了。其中一个始于1977年10月，当时苏联-美国发表了一个声明，呼吁以色列和邻国“终止战争状态，建立正常和平关系”，同时呼吁建立国际保障的边境和非军事区域。这个声明得到了巴解组织的赞同，但受到以色列及其在美国国内的院外游说集团的猛烈抨击。媒体的反应很有指导意义。通常来说，媒体会接受白宫领导人在与其他国家的冲突事件中的立场。政府可以拟定讨论话题，并得到媒体最突出的报道，媒体有时会允许一些反对者发表片言只语的反驳，但都是为了造成客观和公平的假象。然而，在这个例子中，这一模式颠倒过来了。就如蒙塔古·克恩（Montague Kern）对电视报道的详细分析描述的那样，媒体强调了以色列的立场，把卡特政府视为国家的敌人。以色列的立场为讨论设定了框架，以色列的消息来源则基本控制了媒体报道和解读。阿拉伯的消息来源，尤其是巴解组织的，大部分都被忽略或被嗤之以鼻。克恩断言说，“以色列能够在电视上制造它的论据”，而“对（美国）政府来说不是这样”，这使得政府在媒体使用和影响的“所有指标上都落后于以色列人”。卡特很快就让步了。随着和平决议这个威胁得到转向，“和平进程”就能够回到拒绝派的轨道上了。

然而，媒体被辛辣地谴责为“亲巴解组织”，并对以色列施加了不公平的“双重标准”。我们接着来讨论一下这股奇怪的歪风的来源。和其他例子中的情形一样，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尤其当对媒体的控制和对反对观点的排斥达到最高水平时，这种情况下，无论多么匪夷所思的批评都会被认真对待。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曾经评论说：“也许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道德特点就是它的虚伪性。”这个观点得到了完全的认可。有一种非常简单的虚伪手段，我们将其用于自己的敌人。当苏联方面的和平团体、政府人物、媒体及忠实的知识分子谴责美国及其附庸国的残忍镇压行为时，我们会质问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责任，以此来检验他们的诚意。当弄清楚答案后，我们会把他们的谴责视为纯粹的虚伪，无论这个谴责多么准确。最基本的诚实要求我们也应用同样的标准衡量自己。

例如，新闻界的自由是媒体和知识分子团体最关注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有关新闻界自由的一个主要问题自然就是对尼加拉瓜《新闻报》的迫害。关于这份报纸所经历的苦难的报道比全世界其他全部关于新闻界自由的报道和评论加起来都多，而且这些报道在言辞上充满了非同一般的热情。桑解阵对这份报纸严格审查，使其于1986年停刊，这项罪行激起了前所未有的义愤。当时国会刚刚投票决定资助反政府军一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在事实上的宣战，就如里根分子欣然声明的那样，同时也意味着对国际法院的断然拒绝。《新闻报》的出版人比奥莱塔·查莫罗（Violeta Chamorro）因其为言论自由进行的勇敢战斗，立即被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基金会授予了一份奖章。在《纽约时报书评》中，默里·肯普顿（Murray Kempton）呼吁所有致力于自由言论的人为这份报纸的发行人和编辑的勇敢斗争提供财政援助，来维持他们的员工和设备运转；这些馈赠可以增补由美国政府在桑解阵胜利后不久为反政府军提供的资金，当时，卡特总统授权中情局支持《新闻报》和反桑解阵的敌对派。以“一份勇者之报”为题，《华盛顿邮报》高歌赞颂比奥莱塔·查莫罗，评论说，她和她的报纸“值得10个奖章”。其他的媒体评论也大量涌现，热情不亚于此，而桑解阵则因其迫害并试图使这份人民论坛报噤声而受到无情鞭挞。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用测试诚意的标准来看，这些喧嚣的情感反映了自由派的价值观还是对权威的服从。例如，当我们支持的杜阿尔特政府的安全部队清除了美国的附庸国萨尔瓦多的独立媒体时——不是通过断续的审查和停刊，而是通过谋杀、肢解和肉体上的毁灭——同样的一群人和机构做何反应？我们已经看到了答案。一片沉默。《纽约时报》在它的新闻专栏或社论中对这些暴行一言不发，然后，其他对《新闻报》所受的不公待遇明确表示愤慨的媒体也如出一辙。当我们为把“民主”带进萨尔瓦多这一成就欢呼时，这种对新闻界自由的极端蔑视一再出现。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在能言善辩的知识分子中，那些相信新闻界自由的人能够轻松地跻身某人的客厅，这其中也包括那些为数不多的在攻击政府的敌人时宣言自由派价值观的人。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结论，我们可以看看危地马拉的例子。当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支持达到高峰时，在危地马拉没有任何对新闻审查的要求，谋杀几十个记者就足够了。在美国国内这没有引起任何注意。随着我们自豪欢庆的“民主恢复”，出现了一些磕磕绊绊的对可能已开放的“政治空间”的探索行为。1988年2月，两名流亡归来的记者开办了中左派周报《时代报》（ La Epoca ），尝试危地马拉的“民主”。秘密反共军队（ESA）的一份公报警告流亡归来的记者说：“我们会确保他们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死在这个国家。”在美国国内，此事无人问津。

同年4月，当《新闻报》因为新闻用纸短缺无法印刷时，出现了强烈的愤慨。对《华盛顿邮报》而言，这是又一个“专横权力下的严厉惩戒……手段就是拒绝为《新闻报》提供用纸”。7月，政府宣称关于示威中爆发的暴力行为的报道纯属捏造事实和煽动情绪，之后《新闻报》被停刊两周，这些愤怒的呼声又一次高涨起来。

与此同时，6月10日，15个全副武装的人闯进《时代报》的办公室，偷走了贵重的设备，用燃烧弹摧毁了办公室。他们还绑架了值夜人，在一番不许他说出袭击事件的死亡威胁之后释放了他。目击者的证词和其他遗留的线索毫无疑问地表明这是安全部队所为。编辑在6月14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报纸将关停，“因为在这个国家没有安全的局势保证自由独立的新闻界运行”。此时出现一份通告，威胁那些“叛变的记者”，包括“共产党人和流亡归来的人”，警告他们最好逃离这个国家，否则会“死在这里”。之后，那位编辑在一位西方外交官的陪同下到达机场，重新开始了逃亡。另一位记者也离开了。《时代报》的毁灭“不仅标志着危地马拉独立媒体的声音的终止，也是一份警告，在未来，政府或安全部队不会容忍新闻界的独立”，美国观察组织如是评论。

这些事件没有引起自由言论保卫者的任何公开反应。这些事实甚至没有得到《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当然，不是出于它们不知情。这只是因为对独立媒体的暴力摧毁发生在美国支持的“新兴民主”国家，因而无足轻重。不过，国会对此有所反应。拉丁美洲北美会议（NACLA）报道说，“在华盛顿，自由的民主党参议员对此事的反应是在政府要求的军事援助上追加400万美元。在井上（Inouye）参议员的带领下，这些昔日追求新闻界自由的狂热分子为高层提供900万美元及1.37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包括8000万美元的现金，其中多数都充实了军队的金库”；而与此同时，《时代报》编辑布赖恩·巴雷拉（Bryan Barrera）“返回了墨西哥”，“危地马拉的新闻界重回右派手中，只限于报道名人丑闻和为军队造势”。那些警惕的新闻界自由的保卫者们则沉默不语地观望着。

几周之后，以色列安全部队袭击了耶路撒冷一家主要日报《黎明报》（ Al-Fajr ）的办公室，逮捕了执行编辑哈特姆·阿卜杜勒-卡迪尔（Hatem Abdel-Qader），以含糊其词的安全理由为据，未经审判将其拘禁了6个月。没有任何强烈谴责的社论或呼吁惩戒的报道出现在我们这里；事实上，这些琐事甚至没有登上《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与什么都没发生的比奥莱塔·查莫罗不同，阿卜杜勒-卡迪尔不“值得十个奖章”，甚至一个都配不上，也配不上一行字的报道。

再次，事实昭然若揭：所谓的对尼加拉瓜新闻界自由的关注纯属欺骗。

也许有人会坚持认为，与美国支持的安全部队谋杀一名编辑及军队或恐怖分子暗杀小组摧毁办公室相比，对《新闻报》的审查是更重要的新闻，因为《新闻报》是一家举足轻重的报刊，一直在佩德罗·华金·查莫罗（Pedro Joaquín Chamorro）的领导下勇敢地反对我们的盟友索摩查，前者在1978年死于独裁者的暗杀。这充其量是一个蹩脚的观点；新闻界的自由如果只服务于权势机构，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还有更多的纰漏。一个是在1980年之后，《新闻报》与反索摩查的报刊几乎毫无关系。在佩德罗·华金·查莫罗被谋杀后，他的兄弟泽维尔（Xavier）成为编辑，直到1980年报纸发行人将其撤职。80%的员工和他一起离开了这家报社，创立了《新报》（ El Nuevo Diario ）。如果我们认为一份报刊是由它的编辑和职员而非发行人和设备所构成，这份报纸才是老《新闻报》的后继。《新闻报》的新编辑，即被暗杀的编辑的儿子，以前是卖广告的，后来加入了中情局管理的反政府军理事会，仍然保持着报刊合编者的身份，这个身份为他的立场提供了公开的支持。

在媒体对《新闻报》的勇敢传统的颂词中，这些事实无迹可寻。人们或者在对这份“勇者之报”的命运的惋惜中对其三缄其口，或者采用斯蒂芬·金策的方式——他写道，《新报》“是对桑解阵主义怀有同情的一群《新闻报》的叛离员工……创立的”。而这群“叛离队伍”包括80%的职员和编辑，他们一致反对中情局支持的报刊的新路线。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端详一下这份“勇者之报”，会更明显地看到这种虚伪的程度。这份报纸非常公开地支持对尼加拉瓜的攻打。在1986年4月，当为反政府军提供军事援助的战役白热化的时候，报纸发行人之一，海梅·查莫罗（Jaime Chamorro）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呼吁援助“那些为民主而战的尼加拉瓜人”（这是标准的对美国代理部队的称呼）。约翰·斯派塞·尼科尔斯（John Spicer Nichols）评论说，在夏天国会投票的前几周，“五名《新闻报》员工各自在全美各主流报纸上撰写了大量诋毁桑解阵的文章”，包括《华盛顿邮报》上一系列由《新闻报》编辑署名的社论，当时他们在北部反政府军资助的前沿组织的赞助下前往美国。在其新的管理体系下，《新闻报》都不屑假扮成一份报纸；它就是一份致力于瓦解政府、支持外国势力攻打尼加拉瓜的宣传材料。自从1987年10月重新开张以来，它的行为非常坦率露骨。据我所知，在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的危机时刻，这样一份报纸的存在和持续发行都是史无前例的，在美国绝对没有。

那么，自由价值观的鼓吹者应该坚定要求尼加拉瓜在这个领域打破纪录，尽管有重重艰难险阻，他们还应痛惜尼加拉瓜未能这样坚持。然而，就如我们之前谈到的，这样的倡议很难看到，就如对诚意进行的最基本测试所表明的那样。

可能有人主张说考虑到美国的不光彩记录，只与美国进行比较还不够。这大概可以被视作对最高法院法官威廉·布伦南（William Brennan）的评论的说明。1987年12月，布伦南在希伯来大学法律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美国“历史一向如此：在其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就不能保护公民自由”——就如在“一战”中，当时甚至连远距离的威胁都没有。布伦南说，“应该是以色列而不是美国，最有希望建立一个保卫公民自由不受国家安全质询的法律体系”。他还补充道：“世界上所有面临突如其来的安全威胁的国家，都应参照以色列处理其不断出现的危机的经验，他们完全可以在这些经验中学到专门的技能，从而摒弃那些已被以色列证实为毫无根据的安全诉求；可以学到那种捍卫公民自由的勇气，以色列在没有损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成功地保卫了这种公民自由。”如果我们能从以色列的璀璨记录中学习经验，“那些敌对者也许早成为自由的仆人了”。

按照这种对“人类正直的象征”的特有褒奖的理解——并非巧合，这些象征都是美国忠实的盟友和附庸国——我们得出了对那些反桑解阵人群的诚意的测试，他们抨击桑解阵暴力对待《新闻报》和政治反对派。我们接下来就看看这个测试的结果如何。

1986年美国在实际上对尼加拉瓜宣战之后，《新闻报》被停刊，就在那时，以色列永久性查封了两家耶路撒冷报纸，《爱国者宪章报》（ Al-Mithaq ）和《新时代报》（ Al-Ahd ），理由是“尽管我们赋予其言论的自由……但我们绝对禁止它们利用这种自由来危害以色列国”。内政部部长宣布说，此举完全是迫于形势，“是为了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部长坚称，我们信任新闻界的自由，但是“人们必须在言论自由和国家利益之间保持适宜的平衡”。报社被关得到了高级法院的批准，理由是“无法想象以色列国会容忍在其境内开展工作、伺机破坏的恐怖组织，尽管它们可能是合法的”；政府指责这两份阿拉伯报纸受到来自敌对组织的支持。据我所知，美国报纸上唯一提到这些事实的是我写给《波士顿环球报》的一封信。

就在1987年《新闻报》重新开张时，以色列新闻界报道，一份拿撒勒的政治刊物因其“极端的民族主义社论言词”被查封；那不勒斯一个阿拉伯所有的新闻办公室被关闭两年，在此之前，其所有者已因“非法组织成员”这一指控，未经审批被囚禁了6个月，一份军事公告则说他的妻子与巴解组织办公室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这些镇压行为都是“合法的”，而从1948年建国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处于紧急状态。高级法院批准关闭拿撒勒的报纸，宣称安全机构已提供证据证明这份刊物和“恐怖分子组织”有关联，报纸发行人申诉说报纸上的每个字都已通过以色列的审查，但申诉被斥为与此案无关。所有这些事实在我们这里都没有得到任何报道；《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特意选在那不勒斯办公室被关闭的那天发表了他一贯的对以色列言论自由的歌颂。在尼加拉瓜，美国资助的公然支持颠覆政府活动的报纸只是受到干涉、被暂时关闭，而严重程度远胜于此的以色列的行为却没有招来美国公民自由论者的任何强烈抗议、谴责，甚至评论，也没有媒体呼吁组织一支恐怖军队来践行被如此严重践踏的我们的高标准。当拿撒勒的周报《拉亚报》（ Al-Raia ）被内政部部长下令关闭，编辑未经审判被囚禁三个月后，沉默继续笼罩着我们整个新闻界。

再一次，历史设计了一个对照性实验来证明那些自诩的公民自由论者对言论自由的极端藐视。在谴责尼加拉瓜政府苛待新闻界自由的批判者中，能够通过最基本的诚意测试的人大概一间客厅就能装下，甚至一间电话亭就够用。

说到深深打动法官布伦南的法律体系，希伯来新闻界评论说，“以色列的报刊没有得到任何——哪怕是最基本的——对于自由的保障。这个国家装备有世界上任何民主社会都无法比拟的武器”，这来源于以色列一建国就重新建立的英国殖民时期的规章。这些严酷的规章包括一系列禁止、惩处任何可能会鼓励“国内居民的不忠或不满”或“对当局有异议”的出版物的措施。法律授权于内政部部长，他“可以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时限关停任何刊物，如果这本刊物发表了任何在他看来可能会引起恐慌或绝望的谎言、谣言”。这些措施有时被启用，有时被留作备用，引发了新闻界的恐惧及一种“麦卡锡主义的气氛”，强化了编辑们常常实行的自我审查。以色列法律分析家摩西·那格拜（Moshe Negbi）写道，这种自发的审查极大地加强了政府掌控的“一系列击垮新闻界自由的类型丰富、非常规的手段”的效果。审查官有法定权力查禁任何“在他看来对国家防御、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有害的”信息。军事审查官“不受公众监督”，而且“法律禁止新闻界发表任何消息，暗示这些审查改变、增加或删除了新闻报道”，尽管事实经常昭然若揭，就如以色列最有威信的报纸《国土报》（ Ha’aretz ）的头版社论留白时显示的那样。审查官还有权不经审批惩处任何他认为违反他命令的报纸。那格拜继续说，1948年的独立宣言阐明了以色列对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承诺，却“没有提及言论自由”，这不是一个偶尔的疏漏，而是反映了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的态度，他“强烈反对提及这些权利”，并与他的同僚坚持“列宁思想”，即国家不应承受任何对其自认为正确的行为的批评。国家甚至应被授权拒绝某份刊物的注册申请（这样它就无法发行）或随时终止它，“无须提供任何拒绝的动因说明”。

例如，这些授权被用于在1982年查禁希伯来大学一位以色列阿拉伯裔讲师主编的一份阿拉伯语的社会和政治刊物，高级法院以未加声明的“安全理由”批准了这个决定；还有，几个月后来自拿撒勒的一名阿拉伯人因“未经允许出版一份报纸”被捕，这份报纸其实就是四页传单。当政府创造出“安全”这个神奇的词汇时，法院没有提供任何保护机制。

尽管这些法律政策的攻击目标通常是阿拉伯公民，但犹太人也未能幸免。鸽派倾向的进步人士——其领导人之一是马蒂·佩莱德（Matti Peled）（已离任）——曾试图播放一则采访阿拉法特的广告宣传，在访谈中阿拉法特宣布接受联合国242号与338号决议，但高级法院法官戈尔德贝格（Goldberg）判定这个活动非法，声称“从政府宣布巴解组织为恐怖组织那一刻起，电视台只能播放符合这一公告的节目，节目只能对巴解组织进行负面报道，将其描述成一个恐怖组织。与这一公告抵触的任何广播和将巴解组织描述成一个政治组织的节目都是被禁止的”。辩护律师阿维格多·费尔德曼（Avigdor Feldman）评论此事时写道：“这个逻辑不容辩驳。国家电视台（没有其他电视台存在）不可以播放与政府决议相抵触的现实，如果事实与政府立场不符，那么，对不起，它们不属于我们的派别。”

在美国，人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关于以色列多年来对言论自由的严厉限制的评论，直到从1987年12月以来对巴勒斯坦起义的暴力反击开始，才有一些关于这些行为的粗略消息。《纽约时报》基本只字未报；其前主编A.M. 罗森塔尔着实需要一些勇气才能够在1988年5月坚称以色列的审查“应该受到西方的批评”。而且，这些罕见的例外并没有导致对背离我们崇高理想的行为的谴责，或呼吁以色列的头号庇护者采取一些行动。

美国媒体和美国知识分子团体对以色列的法律及其行为的态度提供了更鲜活的证据，说明我们对尼加拉瓜的公民自由和人权的关注就是一场虚伪的表演，是为其他目的服务的。

无论我们将目光投向哪些例子，针对诚意的标准测试都得出相似的结果。这些结论迄今已被文献中大范围的例证充分证实，从而在愿意考虑这些事实和原因的人群中引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令人愉悦，因此我们可以很自信地断言没有人会去问这些问题。

约翰·杜威在半个世纪前讨论“我们的非自由的新闻界”时评论说，批评“具体的权力滥用”只有非常有限的价值：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根本手段是质询现行经济制度对整个宣传制度的必然影响；质询它对判定新闻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报道对象的选择和删减的影响，对社论和专栏中新闻的处理的影响。在这种模式下，问题不是有多少具体的权力滥用、它们应如何被改善，而是在现有的经济制度下真正的知识分子自由和社会责任能走多远。

杜威接着说，受到“公共和社会秩序”的约束，同时又是其受益人的发行人和编辑，结果常常成为真正的“新闻自由”的“主要敌人”。这样的期望本身就不合情理：即“新闻行业的管理者，作为大商业集团的领导人和追随者，会做出与这一角色相左的事”，或“站在这一立场之外选择、处理他们的特殊货品”。如果意识形态管理者真的“给予了公众他们所‘渴求的’东西”，那是因为“现行经济制度有效地导致了知识分子的冷淡和漠然，创造了一种对转移注意力的消遣的需求”，甚至在堕落的大众中创造了“一种对犯罪的热爱——只要合算”，“引诱他们堕落的是这样一种理想：他们可以侥幸从任何坏事中逃脱”。

我们还可以为这些恰当的反思再做几点补充：私人权力和政府权力之间的亲密关系；由制度决定的需求——这些需求符合掌控重大社会决策的集团的利益；既定权力的成功——它成功地瓦解了任何独立文化，这些独立文化培育了超越贪婪、个人财富和对当局的顺从之外的价值观，既定权力还瓦解了所有支持独立思想和行为的公共机构。甚至正式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也只能通过挑战现有社会格局的不懈斗争才能获取，这一事实进一步彰显了上述这些因素的重要性。

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中，普通大众必须成为被操纵的对象，而不是思想、辩论和决策的参与者。就如特权阶层早已了解的那样，我们有必要避开周期性的“民主危机”。在前几章中，我已经讨论了这些原则在现代时期的一些表达方式，但是很自然会出现对此的忧虑，这种忧虑从现代民主的萌芽时期就出现了。历史学家克莱门特·沃克（Clement Walker）在1661年谴责那些在17世纪英国革命中威胁要“把世界颠倒过来”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时抱怨说：

他们把政府所有的神秘和秘密抛掷在粗俗的老百姓面前（就像把珍珠丢在猪面前），并教导士兵和人民如何深入窥视这些东西，从而搅乱所有的政府，使其退回到自然的基本法则……他们用这样的方法让民众变得充满好奇和狂妄自大，以至于失去了足够的谦恭来顺从公民准则。

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评论道，沃克的忧虑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已经恢复，民主主义者的“政治失败是彻底的、不可扭转的”。到1695年，审查已完全被放弃了，“不是出于激进分子的自由主义原则，而是因为审查已没有必要”，因为“观点的创造者”现在已能够“自我审查”，“威胁到当权人士的任何东西都不会被发表出来”。在同一年，约翰·洛克写道，“打零工的工人和小商人、纺纱妇女和奶场女工”必须被教导应该相信什么。“但是至少”，希尔评论说，“洛克的意思并不是神父应该做这个教导工作——这事归上帝自己管”。随着现代宗教权威的衰落，这项任务已堕入“世俗的僧侣”手中，他们很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职责，就如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

尽管对此已有所洞察，一些人仍然被“民主教条主义”所诱惑，而那些致力于操纵艺术的人对此不屑一顾。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写道：“不同真相之间的暴力冲突并不是令人生畏的邪恶，对其中一方的悄无声息的镇压才是。如果人们被迫听取双方意见，就总会有希望存在。”回到当今，英国全国记者联盟（British 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颁布的职业行为准则告诫记者应“杜绝对事实的扭曲”，“努力保证他／她传播的信息是公平、准确的，避免将评论或推测作为既定事实来报道，避免歪曲、有意的选择或不实的表达造成的虚假消息”。20世纪60年代对大众的操纵引发了许多担忧，我们在前文引用了参议员富布赖特在1966年表达的忧虑。一年之后，杰罗姆·巴伦（Jerome Barron）提出了“一项对第一修正案的解读，其中心思想是：如果私人集团，即新兴媒体，能够有效地保证对媒体信息的限制，那么约束政府的权力来保障言论自由没什么用”：只有“这些媒体能够将情感呈现给大众；是他们而不是政府，能够通过减少某一观点被大众接受的机会来最有效地剥夺言论自由”。当媒体被私人权力严格控制时，“采取放任政策作为一条思想传播的法制理论，显然是行不通的”。

许多人满怀惊恐地看待这些思想。《圣路易斯邮报》（ St. Louis Post-Dispatch ）多年来一直是当地优质媒体中较为独立的出版物之一，它的编辑认为，报纸“对其读者群体有一种公平报道的义务，即在报道某个问题时既介绍其受欢迎的一面，也介绍其不受欢迎的一面”，但是“这一声明”不应该由法律来强制实施。他们坚信：“实际问题是，一份始终拒绝发表不同观点的报纸不可能成功，也不配成功。”

事实上，这些编辑对事实的评估是错的，尽管他们对于法律义务的疑虑很难被轻易驳斥。在现实中，只有那些始终将“问题的两面”限制在权力阶层的狭隘共识中的报纸才能在有导向的自由市场中获得成功。

尤其重要的是要了解什么新闻不能追究，什么样的证据来源必须避免。来自帝汶岛的难民或是美国在老挝和柬埔寨的轰炸，其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故事可讲。同样重要的还有，避免报道洪都拉斯边境的难民营，那里的难民“毫无例外”地报告说他们都是“从我们支持的军队统治下逃亡的”，并且“每人都有一个受到政府军队暴力迫害的故事”，这支军队“为了制造饥荒假象，运用谋杀、酷刑、强奸、焚烧尸体等各种方法”实行“系统的恐怖活动”和“恶劣的暴行”时，我们一直在为其提供武器装备。国会代表在1981年初通过现场调查得出这些结论，但是其报告被媒体排斥在外，媒体还一直躲避关于萨尔瓦多郊区的第一手证据资料。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1983年报告说，让大众意识到尼加拉瓜已获得“为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打下基础的引人瞩目的社会领域的进步”，将是非常让人不快的行为。该银行迫于美国的压力，无法为这些发展提供支持。相应的，公布里根政府成功地逆转了尼加拉瓜这些早期的成就也是不妥的，同样不适合报道的还有当地疾病和营养不良、文盲和婴儿死亡等情况的卷土重来以及与此同时，这个国家被逼迫到完全失去了生命力，这就是它为独立发展这一罪过付出的代价。相反，对于詹姆斯·勒莫因而言，报刊文章为其在马那瓜所见的“苦难和冷漠”而谴责桑解阵是负责任的行为。那些希望进入这个体系的人必须明白，源于巴解组织、卡扎菲，或是霍梅尼的恐怖活动制造了有价值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值得同情和关心，而那些被美国及其盟国当作攻击目标的人不在此列。有责任感的记者必须了解，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的对以色列新兵及其家庭的手榴弹袭击值得登上头版，还要配上受害者的照片和详细的报道，而之前一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袭击一辆客运巴士，造成两人死亡、两人被绑架和多人受伤的事件却不值一个字的报道。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中，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

事实上，对那些希冀获得尊敬和特权的人而言，有一个简便的规则：只需牢记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诚意测试，确保每次都不符合这个测试。同样的简单逻辑也解释了独立媒体和受过教育的阶层的特有行为，原因不言自明。

我已经讨论了思想控制的方法，以及在一个无法用武力将大众驱逐出政治舞台的民主社会中，思想控制获得显著地位的原因。那些讨论可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即这种制度威力无边，实际上并非如此。人民有能力抵抗这种控制，而且有时确实在这样做，并颇有成效。

以西方支持的帝汶岛大屠杀为例。媒体隐瞒了那些恐怖的事件以及他们自己的政府在其中的共犯角色，但事情最终还是泄露出来，传入一些公共部门和国会。这要归功于一小部分有奉献精神的年轻人，他们的名字不会被历史知晓，就如那些用自己的行动改善世界的人一样。他们的努力不能终结印度尼西亚的恐怖主义或美国对它的支持，但他们确实缓解了暴力行为。最终，在他们的努力下，红十字会获准有限度地进入该地区。通过不同的途径，数万人的性命得到拯救。世界上能够声称获得如此意义重大的成就的人没有多少。在许多其他例子中也有这样的故事。在一个势力强大的国家的内部制约下，仍然存在着使受害者得以存活的边缘地带，这是一个我们应谨记的事实。

与25年前相比，美国现在是一个文明得多的地方。令精英阶层无比恐慌的民主危机与知识分子的独立已真实存在，其对社会的影响也很深刻，总体上取得了一种健康的平衡。这种影响在很多领域中都有迹可循，包括种族、环境、女权主义、强有力的干预和其他许多方面；在媒体中也是如此，它们近年来对异议和批判性的报道已有所开放，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骚乱的高峰时期，这也是无法想象的，更别说之前了。道德和文化水平进步的一个写照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严肃地正视我们在征服这片大陆时对印第安人的所作所为。随着对正统和权威的挑战得到激发，许多其他的必要幻觉也受到质疑，并在审视之下土崩瓦解。难怪在那些特权评论家的反思里，60年代看起来是一个恐怖、混乱和破坏性的放任阶段，这些评论家为知识分子的独立和年轻人体现出的道德正义感感到甚为焦虑，甚至惊骇。

同样的进步也影响到了政府政策。约翰·F·肯尼迪派空军袭击南越农村地区时，没有出现任何抗议。20年后，里根政府的行动则被迫转入地下，不得不求助于中美洲的秘密恐怖活动。在精英圈子以外，舆论和关心的气候已经改变，政府实施暴力的能力也相应地被削弱。里根政府的恐怖活动代价巨大：数万被酷刑折磨和残害的尸体、大规模的饥荒、疾病和毁灭，以及数十万的悲惨难民。如果不是因为那些想方设法逃脱了这种教化制度的人们施加的影响，以及他们的正直和敢于行动的勇气，情况会比这还糟得多。这些成就绝非微小——同样，它们要归功于那些名字终将散落在历史中的人物。

如果我们选择像他们一样行事，会有丰富的机会创造一个更加人性和高尚的世界。

我对这些话题的探讨始于巴西主教提出的关于民主和媒体的问题。也许我要用我自己关于这些问题的结论来结束这些讨论。鉴于美国附庸国对言论自由的极端践踏都被轻易放过，以及媒体作为一种操纵、教化和控制的媒介，服务于权势和特权阶层的实际表现，西方国家公开声称的对于媒体自由的关注很难令人信服。相反，一项“民主的传媒政策”应该力图发展反映普通大众的利益及关注的言论和互动方式，鼓励大众的自我教育，支持他们的个体和集体行动。我们现在急需一项基于这些原则的政策，尽管这其中仍有不容忽视的陷阱和危险存在。但是，如果脱离了整体的社会场景，这个问题就只是学术层面的。不可避免的，民主的传媒政策的前景将受到有效权力的分配方式的制约，后者决定了主要社会机构的路线和运作。因此，这个目标只能作为社会秩序持续民主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得以实现。反过来，这个进程也需要一个民主的传媒政策作为核心部分，为其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朝向更有意义的民主的重大发展举措将致力于分散高度集中的决策权，在我们的社会，这种决策权主要掌控在国家-集团的联合体中。这样的一个民主概念，尽管已是老生常谈，甚至可以用那个被用滥的词“保守的”来描述——对那些控制公共话语的人来说却是陌生、遥远的，考虑到这个概念对现有特权阶层的威胁，这不足为奇。

人类是唯一拥有历史的物种，他们是否也拥有未来现在仍不明了。答案就在公众运动的前景中，这些运动深深地植根于所有的人群，致力于那些在现有社会和政治秩序中被压迫和边缘化的价值观：集体、团结、必须足以维持后代生存的脆弱环境、在自愿的控制下的创造性工作、独立的思想，以及在生活各个方面真正的民主参与。

附录一

1. 宣传模型：关于方法论的思考

在第一章我们提到了测试媒体宣传模型的一些方法，例如研究相互对照的关于罪行和功绩的案例，以及最严厉的测试：调查那些持反对立场的人特意选来作为最确凿证据的案例，那些人坚称媒体是持对抗立场的。宣传模型经得住这些及其他观点的挑战。

关于那些相互对照的案例的研究，揭示了一种完全二分式的处理问题的恒定模式，并准确预测了其走向。在有关敌人罪行的事件中，我们会看到愤怒；证据轻飘，甚至纯系编造的指控，即便不得不勉强承认捏造谎言，依然拒不弥补；对证词的谨慎过滤，以排除相反的证据，只留下有利的东西；对美国官方信息的完全依赖，除非他们刊登了不应该出现的照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信息就会被完全忽略（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就是一个例子）；生动的细节；坚称罪行来源于最高层的策划，即便没有证据和可信的论证的支持，等等。当责任发生在国内时，我们会看到完全相反的场景：沉默或辩解；绝口不提个人证词和具体的细节；罗列关于历史和我们不了解的外国文化的复杂性的让人生厌的格言；把人们关注的焦点缩小至与政府计划最不相关的程度，或称其为在混乱的环境中可理解的错误，以及其他形式的遁词。

1984年波兰警察杀害一名牧师，随后马上被逮捕、审判、关入监狱，这个事件显然值得媒体大肆报道。相比之下，100多名拉美的重要宗教人士被谋杀一事却无人问津，这些人当中还包括圣萨尔瓦多的大主教和四名被强奸的美国女教徒，他们都是美国支持下的安全部队的受害者。并且，媒体报道这些事件的风格也大相径庭——关于前者的报道充满血淋淋的细节，关于后者的则一笔带过——因为责任归属不同：在前一个案例中，责任要归于波兰甚至苏联的最高领导层，而在后一例中，报道仅温和地暗示中间派的政府未能约束左派和右派的暴力，完全无视那些被大量隐瞒的事实记录。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例子。被释放的古巴囚犯阿曼多·巴利亚达雷斯（Armando Valladares）的监狱回忆录在1986年5月出版后，迅速成为轰动媒体的现象。众多的书评、采访和其他评论都盛赞其“真实记述了卡斯特罗用来惩罚、消灭政治反对派的庞大的囚禁和酷刑系统”，是一个关于“残暴监狱”、“非人酷刑”的“令人震惊和难忘的”叙述，是“本世纪又个一刽子手”统治下的“国家暴力的证据”（《华盛顿邮报》）。这个刽子手，至少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得知，在“这个地狱中，即（巴利亚达雷斯）生活的古巴，创造了一个新的专制主义，把酷刑制度化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纽约时报》）。还有许多其他针对这个“独裁暴徒”菲德尔·卡斯特罗［《时代》（ Time ）］及其暴政的生动、义愤的谴责，都异常明确地表示“只有最轻率、冷血的西方知识分子才会为这个暴君辩护”（《华盛顿邮报》）。巴利亚达雷斯因其忍受嗜血的古巴暴君的“恐怖和虐待”的勇气，被罗纳德·里根在12月的纪念人权日的白宫庆典上单独挑选出来加以褒奖。其后的各种报道也上升到了同样的高度。

就在巴利亚达雷斯的回忆录在1986年5月出版，激起极大的惊恐时，圣萨尔瓦多的非政府人权委员会（CHDHES）的大多数成员被逮捕、以酷刑折磨，包括委员会主席赫伯特·安纳亚（Herbert Anaya）。就在“拉埃斯佩兰萨”（La Esperanza）（意为希望）监狱，他们汇集了一份160页的关于430个政治犯呈堂证词的报告，这些人提供了确切、丰富的关于他们被美国支持的安全部队以酷刑折磨的细节，包括一名北美少校对他们施以电击的情形，其中对少校的外貌有着清楚的描绘。就在人们都沉浸于巴利亚达雷斯激起的狂怒中的时期，这份极其清晰、全面的报告被和有关其他证词的录像带一起偷运出监狱，散发给了媒体。媒体对此毫无兴趣。这些材料被完完全全地隐瞒，在国家的媒体中，没有一个字被提起，而为数不少的“轻率、冷血的西方知识分子”正为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和罗纳德·里根大唱颂歌。安纳亚不是人权日歌颂的主题。他在一次囚犯互换中被释放，之后被暗杀，很有可能是美国支持的安全部队所为；许多关于他被暗杀的证据从未出现在国家的媒体上，也无人关心如果媒体略加报道，是否能在那个美国的恐怖附庸国为他提供一些保护。运用我们之前讨论的关于诚意的测试标准，我们就知道应如何评价巴利亚达雷斯的回忆录引起的义愤评论。

与这个令人瞠目的双重标准同样惊人的是，人们根本无法看到这些事实。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我们读到的是对“自由媒体”的强烈谴责，人们谴责他们甚至不愿把卡斯特罗描述成一个独裁者，谴责他们的“双重标准”——关注萨尔瓦多的人权践踏，却忽视巴利亚达雷斯揭露的在古巴的对人权的侵犯。

其他无数经调查的例子都显示了同样的模式。这在其他地方当然也司空见惯。苏联集团的国家控制的媒体和人权组织自然成为被讥嘲的对象，因为他们对敌人的罪行义愤填膺，而对自己家门口的事竭力回避。最基本的道德良知都足以说明这个模式应当是相反的：一个人自己的责任应该是他关注的首要的问题，一个人的行为应该主要被这些行为给受苦受难者带来的实际影响所支配——从而，总是导致人们关注自己的责任——而真正的人权组织则承担起汇集一份全面的事实记录的监管任务。当讨论官方敌人时，我们的知识分子文化完全有能力进行这个最基本的道德论证；而极端的道德懦弱则有效地阻止了这些讨论在国内发生。

比较一下发生在敌对国尼加拉瓜和附庸国萨尔瓦多及危地马拉的选举，我们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就如一些研究所显示的那样。一种方法是比较两个例子中美国的媒体报道；另一种方法是，比较在同样的事件中美国和欧洲的报道。研究结果清晰地显示出美国媒体对国家权威建立的目标的遵从。

按照任何合理的标准，尼加拉瓜的选举在环境、条件和程序上都胜于萨尔瓦多的。但媒体遵守美国政府在两个例子中截然不同的方针，无视这些事实。对于附庸国的选举，言论自由、社团、组织，甚至大规模的国家恐怖都不在讨论议程中，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耐心的选民排成的长队（在强制投票的选举中，不参加投票的处罚非常严厉），或所谓的游击队威胁（常常是编造的谎言），等等。选举发生在战争条件下这个事实被认为是民主的伟大胜利。在尼加拉瓜的例子中，这个原则正相反：美国主使的代理部队的恐怖活动侵扰选举不在讨论议程中，合法的程序、远低于其发生在附庸国的程度的镇压、非强制性的大范围参与投票也不在讨论议程中。同样不予考虑的还有这个事实：人民有广泛的选择，没有受到任何干涉制约，而唯一的干扰就是美国施压诱使其青睐的候选人罢选，以此来污蔑选举“缺乏真正的选择”。任何偏离和平时期先进的工业民主特性的行为都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和愤怒的声讨，唯一的重要问题就是对美国支持的总统候选人的预期——这被认为是实现民主的手段。除了美国政府，媒体主要的新闻来源是美国支持的反对派，他们与由中情局建立并慷慨支持的反政府军“民间理事会”一起，得到了大量的有利报道。但如下事实并不在讨论议程上：美国的候选人似乎不得民心，迄今为止在民主记录方面几乎是空白。在附庸国，我们不需要任何关于国内反对派的报道，因为他们无法在美国式的民主环境中生存。对新闻报道的深入分析鲜明地展示了这些观点和相关的模式。

尼加拉瓜1984年的选举被当作笑柄或完全忽略，而那些资深的观察家和分析家所做的研究也从未进入过讨论范畴，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得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例如，专业的拉美研究协会（LASA）的一名代表详细考察了这次选举，他所做的研究可能是所有关于第三世界选举的研究中最审慎的，还有一名来自中右派的爱尔兰议会代表也得出了支持性结论，这些和其他许多研究都从未被提及。

媒体甚至允许自己被一个显而易见的骗局愚弄——运往尼加拉瓜的米格战机被适时“发现”，这件事不出所料地被证明纯属想象，后来被认定是奥利弗·诺思（Oliver North）的恶作剧，但是此事完美地实现了其破坏不受欢迎的尼加拉瓜选举的目的。当事实表明并没有米格战机被运到尼加拉瓜时，一个新词“假情报”出现了，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至秘密信息的泄露上（这样看来，就是伪造情报的故意泄露），国务卿舒尔茨谴责其为“犯罪”。新闻界再次紧随其后，把这一事件看作所谓的“泄漏”而不是他们共同参与实施的宣传手段，甚至声称米格假情报一事损害了美国和反桑解阵的部队。事实上，这次行为成功地实现了所有能达到的目标，有助于将选举结果掩埋在“危言耸听的新闻报道的雪崩之下”，就如拉美研究协会的报道评论的那样。媒体的关注点再没有回到选举这一事件上，也没有提供有关选举的任何有意义的报道或分析。当然，米格骗局中的协作只是一种辅助性手段，用来把不受欢迎的选举从官方历史中抹去，但它确实扮演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角色。

相反，同时期在恐怖主义附庸国萨尔瓦多的选举被热情洋溢地赞誉为迈向民主的一个果敢、英勇的进步，这一切建立的基础是让人不齿的歧视性的报道、反映美国政府方针的肤浅观点，以及从官方观察家获取的信息，那些评论家最多装装样子，做出调查的姿态。完全没有人关注这样的事实：政治反对派被谋杀，独立的媒体实质上已被美国组织的安全部队摧毁，令人发指的恐怖行为也让广大民众彻底受创。当然也没有任何人提到来自英国议会人权组织（British Parliamentary Human Rights Group）的观察家得出的结论：选举是在“恐怖绝望的气氛、令人毛骨悚然的谣言和触目惊心的现实中”举行的。支持这个结论的那些证据也无人提及。在谈到危地马拉的选举时，情况亦是如此。在那里，因为美国的不断支持，国家恐怖活动甚至更为肆无忌惮。《纽约时报》记者斯蒂芬·金策甚至提出，危地马拉的选举为尼加拉瓜提供了一个榜样。

随后的主流媒体的评论，几乎毫无例外地拿附庸国的“新兴民主”及他们“选举出的总统”与独裁者奥尔特加统治的极权国家尼加拉瓜进行对比——奥尔特加在虚假的选举中当权，当然不能算是选举出的总统。这些表现完全可以与极权主义国家的官方媒体相媲美。

我们可以再拿关于1982年萨尔瓦多选举的报道做个比较。美国三大电视网专门用两个多小时做了一场欢快、热情的报道（相反，1984年尼加拉瓜的选举只得到15分钟的质疑和嘲笑）。英国电视网对萨尔瓦多的选举做了80分钟的报道，但风格迥异。美国电视网的报道充斥着美国政府观察家的吹捧论调，他们在草率的观察后，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了对这个令人激动的民主实践的赞叹。与此相反，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马丁·贝尔（Martin Bell）在他的总结报告中评论说，在一个国家恐怖主义的环境中，进行公平的选举是毫无可能的。商业电视台英国独立电视新闻社（ITN）则特别报道了英国议会人权组织的奇特尼斯勋爵（Lord Chitnis）的讲话，他没有住在豪华宾馆，而是出现在萨尔瓦多的贫民窟，他指出，在当时普遍的骇人听闻的镇压和实施重创的环境中，观察家们在军队的警戒下看到的东西几乎不值得报道。

总的来说，美国媒体关于萨尔瓦多选举的报道与欧洲媒体的报道大相径庭。珍妮弗·席尔默（Jennifer Schirmer）在分析对比性的报道时得出的结论称，热情洋溢的美国报道与欧洲新闻界的反应“截然不同”，欧洲媒体关注的是致使选举失去意义的恐怖主义的环境、强制性的投票和其他在欣快的美国评论中被隐瞒的重要因素。她评论说：“主要的差异是，欧洲的新闻界一直在强调选举发生时令人恐惧的政治环境和国家恐怖主义的大气候，美国的新闻界则重点关注选举的机制和效果，他们附和美国和萨尔瓦多的官方言论，给那些从法律上和实质上都被排除在竞争之外的人贴上马克思主义者、反民主者和暴力分子的标签。”《纽约时报》的巴黎办公室主任约翰·维诺克（John Vinocur）则为骗局推波助澜，篡改欧洲媒体的评论，使之与欢快的美国报道相符。席尔默的结论是，欧洲媒体提供的画面完全真实，在美国则全部被禁止报道。“在美国，由新闻界制造和假定的‘现实’是如此片面和偏颇，以至于美国政府都不需要对媒体未来的那些关于第三世界的报道进行审查。”

至于媒体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的表现，事实与通常声称的也大不相同。在整个战争期间，的确有一些记者在诚实、勇敢地进行报道，他们竭力地想摆脱对政府宣传和官方论述的依赖，有时也确实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媒体展示的整体局势还是与官方版本密切吻合。

在早期，几名年轻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和其他一些人］引用过一些参加过战争的军官的言论，他们的叙述并不支持华盛顿的说法。例如现在获得公认的约翰·保罗·范恩（John Paul Vann）上校这个典型的例子。因为这些言论，他们被认为破坏了美国的努力成果而遭到强烈谴责。这些事实有助于塑造一种形象，即新闻界是唱反调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寻求范恩对军事真相的评估的记者并未告知读者，范恩的结论是政府缺乏政治基础，乡村的人民支持民族解放阵线。他们的报道止于爱国方针的范围内：南越的游击队正“试图颠覆这个国家”，美国的做法再正确不过，它保卫这个国家的人民，使其免受“共产党人的侵略”，它“尽可能人道地”将农民赶入战略村，来帮助他们“抵御共产党人”［戴维·哈伯斯塔姆，E. W. 肯沃西（E. W. Kenworthy），霍默·比加特（Homer Bigart）］; 唯一的问题是腐败和欺骗是否损坏了一直以来正义、公正的美国军队的胜利前景。与人们的普遍信念相反，为了美国利益大量扭曲和隐瞒事实，一直是，也将始终是那些被允许出现的新闻报道的一个主要特点。记者不打算从当地人民的角度报道战争和相关的社会、政治冲突的背景，或有关游击队的事情；相反，阿富汗抵抗苏联入侵一事却始终得到了这一视角上的全面的报道。媒体满怀热情地支持美国的进攻，或最多在“保卫南越”这个被认可的前提下对其前景略表怀疑。这一直持续到精英圈子认定这个计划过于昂贵无法继续推行，人们才听到对这些“初衷正确的浮躁行为”（安东尼·刘易斯，这是被允许表达的异议的最大限度）的批评声音。并且，同样与普遍信念相反的是，兰德勒姆·博林和其他人提到的“电视台常常播出的画面血腥的新闻报道”基本上不存在。电视台淡化了这些画面，媒体，尤其是电视台的公共影响——如果有的话——就是提升大众对战争的支持。这点毫无疑问，尤其在越南春节攻势一事上。

我们看看自由之家关于越南春节攻势的研究。这个研究一直被公认为证明了媒体的不负责任和敌对态度，但仔细考察这个研究会发现，所有的证据都站不住脚。在众多的重大漏洞、错误表述和彻头彻尾的谎言被清理后，我们发现媒体完全是按照宣传模型预测的方式运行的。从狭义上说，他们拥有专业能力，但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质疑这种思想：摧毁南越的美国部队在“保卫”这个国家不受当地游击队的侵扰。

自由之家对媒体的批评可以被简单概括为媒体过分悲观——尽管事实上他们并不比美国情报部门的内部评估、政府官员和高层顾问更悲观。自由之家默认，一个自由的新闻界的任务就是为本国队呐喊助威。苏联军事指挥部和政党思想家对阿富汗一事的评论，说出了自由之家的一种牢骚。苏联国防部长“严厉批评苏联新闻界”用负面的报道“损害了大众对苏联军队的尊敬”。发行量巨大的周报《星火》（ Ogonyok ）尤其成为严厉批评的对象，因其展现了阿富汗战争的“黯淡场景”，描述了驻阿富汗部队的“不良风纪和逃兵现象”、苏联军队控制领土的不力，以及军队中滥用毒品的情形。该报还刊登了一名直升机飞行员的日记摘录，这段文字描述了“战友们”被烧焦的尸体的“景象和气味”，暗示“直升机损耗巨大”。1987年12月，《莫斯科新闻》（ Moscow News ）刊登了一封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呼吁立即撤军的信件；美国新闻界类似的关于越南的报道的数量则近乎为零，直到越南春节攻势让美国精英相信参与这场游戏确实得不偿失。在苏联甚至还有这样惊人的例子：《莫斯科新闻》的记者费拉基米尔·丹切夫（Vladimir Danchev）在1983年5月连续五天在电台广播中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呼吁反抗者进行抵制，后来被送入精神病院，然后又被关押在监狱，激起了西方对他的赞誉和人们的义愤。在美国，印度支那战争期间没有出现费拉基米尔·丹切夫——迄今也没有。

在回顾自1950年至今媒体对美国和印度支那的报道时，赫尔曼和我证明了这些结论自始至终都成立，有时准确得令人惊诧。就我所知而言，在测试媒体对抗性概念的其他例子中，情况也是如此。

如文中所示，宣传模型给出的已被充分证明的预测之一，就是它一定会被有效地排除在关于媒体的持续辩论之外，尽管这个模型具有最基本的说服力，符合宣传的需求，就如相当大一部分提倡“制造共识”的精英观点所明确表达的那样。当然，最基本的说服力和精英的呼吁不足以证明这个模型就是正确的，但它们也许暗示了这是个可以讨论的议题。但无论是这种想法，还是这个模型得到的具体实证支持，都不能使它获得这一资格。

总的来说，从宣传模型的角度来研究媒体运作的这种可能性完全被无视了。在主流社会，有关媒体的讨论局限在狭隘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范畴，其基本假设是，媒体或者在反抗当权者的路上已走得太远，或者确实是独立的、不惧于当权者，致力于代表了美国知识分子生活的“公开辩论的好斗精神”［沃尔特·古德曼（Walter Goodman）］，百无禁忌。极其偶尔的，当另一种立场的可能性被提及时，媒体表现出的理解失败及其推理水平再次表明，高深的概念离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框架太遥远，完全无法被理解。

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例子是《时报》专栏作家汤姆·韦科尔对一份研究做出的反应，该研究是关于在国家媒体上被允许报道的观点范围。就如这个例子显示的那样，这些反应通常表现出媒体甚至无法理解这些讨论都说了什么。因而，这样一个讨论——如何借助由听众支持的电台和其他地方性措施来使媒体准入多样化——会被《大西洋月刊》的国家通讯员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理解为就是呼吁国家控制媒体。莱曼还说，地方社区内的多样化公共准入这种想法带来了一种“政治化的新闻界”的“可怕”前景，就像在某些地区，新闻界被斯大林式的“左翼政治秩序控制”——而在当前的集团垄断制度下，谢天谢地，新闻界没有被“政治化”。或者，让我们看看另一个例子，《哈珀斯杂志》（ Harper’s Magazine ）的执行编辑批评迈克尔·帕伦蒂（Michael Parenti）关于媒体的分析，理由是他“忽视了美国报刊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新闻界通常按照政治家所说的来定义新闻”。帕伦蒂的观点是，同样一群人——“集团阶层”——控制了国家和媒体，因此这个批评相当于控诉说这个观点是合理的。

正如前文引用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愿意承认从宣传模型的角度分析媒体几乎不可能这一点的说法非常罕见，因此仅有的几个例子也许值得我们评论一下。莱曼对我们《制造共识》一书的批评事实上是仅有的例子之一。他的评论涉及几处书中的内容，其中甚至没有称得上是准确的——刚才引用的就是典型的一例。我们可以先搁置关于谎言的深入讨论、一连串的滥用，或是偶尔出现的与事实的明显出入，在这方面他的证据只限于“文献”或常识，这些所谓的证据无法证实他声称是我们所主张的观点。

但是，仔细想想莱曼对我们关于宣传模型的陈述的批评。他的主要观点是：“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无法证明”新闻界“故意刊登谎言和隐瞒不利的真相”。这一点他相当正确。在实证调查中，没有任何完全被证明的事。人们只是举出证据，并试图证明可以根据提出的假设来对它们进行阐释。然后，批评者可以理性地争辩说，这些证据是错误的、选择不当的，或不够充分的，或者说有更好的理论可以解释事实。莱曼并没有指出证据的不足（当我们排除不实的陈述时），但似乎暗示了另一种可采用的理论，即：“一流媒体确实是在一个狭隘的假设范围内运作”，并且“一次只用心关注一小部分主题”，无法预测的，媒体的关注焦点会“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这反映了“赫尔曼和乔姆斯基”所称的“爱国主义前提”——他们其实意图诋毁这个词。然而，他没有进一步说明媒体的这个概念如何解释我们讨论的事实或其他事实，如果他认为由于某些未声明的理由这些事实选择得不恰当的话。这样，用唯一一处准确的对此书的引用，他带着嘲弄评论说，关于波兰神父遇害和100名拉丁美洲宗教人士被杀这两件事引起的不同关注，我们提供了真实的数据（其实比这更糟，我们用的是“一堆表格术语”）。显然，这个例子证实了我们的假设（他更加嘲弄地写道：“这些，当然是准确的”）。这个例子支持莱曼的替代理论了吗？他所有与我们相左的提议与这些事实或其他可能相关的事实没有任何关系。

爱德华·赫尔曼在一封信件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莱曼在回复中阐释说：“谈到波比耶乌什科（Popieluszko）神父一事，他被害时正是美国新闻界最关注波兰的时候。罗梅罗大主教被杀害则发生在新闻界正式关注萨尔瓦多之前。波比耶乌什科的遇害并非比后者更重要，其间的差异可以这样来解释：新闻界通常一次只关注一小部分事件。”为什么媒体用大得多的篇幅报道波比耶乌什科神父的遇害，而不是拉丁美洲100名宗教人士被杀，包括罗梅罗大主教和四名宗教妇女被强奸和杀害，以及为什么报道在风格上如此大相径庭，就如我们前文详细展示的那样，这就是他的解释。让我们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当罗梅罗大主教和波比耶乌什科神父被害时，媒体关于萨尔瓦多和波兰的报道各自有多少？我们发现报道几乎同样多，这彻底反驳了所谓的解释，我们甚至都无须深入考虑它相当明显的漏洞。

这再一次说明，唯一说得通的结论就是，这个想法本身——让媒体接受理性的质询——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当这个想法得出人们不愿意相信的结论的时候。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莱曼谴责我们“……按照由来已久的左派传统，对自由派的记者进行了竭尽所能的细致嘲讽”，尤其是对斯蒂芬·金策、悉尼·尚贝格（Sydney Schanberg）和威廉·肖克罗斯（William Shawcross）。然而，他没有解释一个人如何能够研究《纽约时报》关于中美洲和柬埔寨的报道但不关注它在那儿的记者的文章；或者一个人如何能够探讨这个观点的非凡成功——即在波尔布特期间左派将“沉默”强加给了媒体和政府，而且还是通过在波尔布特被推翻后才出版的资料——而不提及这个观点的创始人。显然，出于一目了然的原因，让莱曼觉得无法接受的是我们谈及的这些话题。撇开这些言论不谈，莱曼似乎没有理解最基本的观点，即对媒体最富批判性和挑战性的要素进行的讨论，对于探寻被允许的思想的界限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自始至终，我们对事实的关注都让莱曼怒不可遏，就如他嘲讽的评论——“一堆表格术语”——显示的那样。他在文章中写道，（他们）“在评论那些国家时，完全无视权威的信息来源”，而是采用了一些荒谬的信息，比如讨论关于尼加拉瓜选举的报道时——我们采用了基本上属中右党派的爱尔兰议会代表的报道和专业的拉美研究协会的详细研究（他嘲讽地补充说，我们把这些人称为“独立的观察家”，显然他认为，如果这些拉丁美洲学者的研究不符合他的偏见的话，他们就不是“独立”的）。当赫尔曼请他解释为什么他认为我们对资料的使用在这个或别的例子中不充分时，他这样说：“在说权威资料时，我指的是美国新闻界，他们通常更重视政府发表的声明而不是其他的信息来源。”他的意思就是，在调查媒体如何报道尼加拉瓜选举时，我们必须依赖我们所调查的媒体的信息，不能采用独立的资料来评估他们的表现。按照这个别出心裁的方法，我们自然会得出结论说媒体的表现非常出色：他们所报道的内容完全符合他们自己的报道。除了这点，莱曼似乎还不明白，我们对于媒体如何在有关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报道中彻底转换立场的叙述，完全不是来自那些他认为不可接受的、怪异的信息来源。

在所有的例子中都是如此。很难相信这些表现是经过认真设计的。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实在不能被容忍，他们连假装的认真都无法维持。

有人争辩说，有些例子不受制度的影响，这个事实说明宣传模型有漏洞。沃尔特·拉夫伯宣称，这是一个宣传模型无法解释的“特例”。那么，这个模型的一个“弱点”就是“它无法解释迄今为止削弱了政府政策的反-反政府军运动”。拉夫伯进一步表示，这个模型的支持者想“使用双重标准：声称美国的主导性杂志‘发起偏见’，但是当我引用重要例子来削弱”他们的主张时，他们又表示异议；他引用的唯一例子，“重大特例”，就是压根不存在的米格战机一例。他还提出第三个反对这一模型的论点，内容就如在我们的《制造共识》一书中描述的：“如果新闻媒体如此不称职，这本书至少应该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出版物（包括我自己的）能够引用他们的报道来谴责里根总统的中美洲政策。”

这是寥寥无几的用真正的论据而不只是谩骂对宣传模型进行评价的作品之一，而且这个论证来自一位有独立思想的历史学家。因此，这三个论点值得我们对其逻辑做一个阐明。

先看看第一个论点：“发起偏见”有时并不奏效，这个事实说明模型经不起推敲。按照同样的逻辑，关于《真理报》（ Pravda ）如何“发起偏见”的叙述也经不起推敲，因为有异议存在。显然，在苏联有许多异议存在这个事实并不能推翻《真理报》就是一个国家宣传喉舌这样一个论断。同样，即便是全体苏联人民都毫无保留地接受《真理报》上印的每一个字，也不能证实这个论断。这个论断与宣传的成功与否没有任何关系。拉夫伯给出的第一个论点是不相干的，它并没有针对我们所描述的模型进行辩论。

再看看另一个问题，媒体对观点的实际影响力有多大？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寥寥无几，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影响力相当大，尤其在知识分子阶层中。迄今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分析。我们需要此类分析来更确切地判定，在制造那些关于重大事件的蛊惑人心的高明幻觉的过程中，有多少影响要归因于媒体扭曲事实和过滤信息，又有多少是经过严密构想的个人利益和其他因素所致。当然，有的人能够努力找到独立思考的途径，甚至能在政治舞台上有所表现，从而带来了“民主危机”，这也是实情。但这既不能证实也无法反驳关于媒体是如何运作的这个事实说明。

让我们暂且搁置“反-反政府军运动”这个话题，来看看建立在“重大特例”基础上的第二个论点。这个特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它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符合宣传模型的例子。这个事实削弱了第二个论点。如果假设真实的例子确实展现了媒体并没有遵从政府的规范，那么这个模型的支持者就不会如拉夫伯坚信的那样对此表示“反对”。这正是模型所预测的，就如一个顽固的误解被消除时我们看到的那样。

宣传模型并没有断言说，媒体像在极权主义政权中那样附和当今政府管理者的声音；而是说，媒体整体反映了政府-集团共同体内的权力精英的共识，包括主要因为策略原因反对某些政府政策的人。这个模型从根本上论证了，媒体会保护权力阶层的利益，这并不是指保护政府管理者免受他们的批评。坚持不承认这一点也许反映了对我们民主制度的更广泛的幻觉。在如今这个例子中，如果媒体提供一个平台，供有权力的国内精英反对用反政府武装来摧毁尼加拉瓜这一计划，这个宣传模型不会被驳倒，相反，它会受到这个事实的支持。如上文提到的，至1986年，80%的“领导人”（行政官，等等）反对反政府军政策——认为它有缺陷、开销太大，或认为没有必要达成共享目标或接受公开讨论的评判。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模型确实不适用反政府军一例，但是与拉夫伯坚信的完全相反：就如我们已看到的，媒体不仅不经思考或质疑地接受狭隘的（这种狭隘甚至是惊人的）精英共识在中美洲政策上制定的方针，而且大体上坚持遵循在位的政府管理者的极端立场，其表现出的对政府当局的服从程度远远超出了模型的预期。

在澄清这点后，让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反-反政府军运动……削弱了政府政策”。这里我们需要关注这些问题：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反政府军运动，就像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越战运动。一种是出于策略原因反对政府政策，另一种是出于在原则上的立场。在越南春节攻势后，许多大集团的精英起来反对战争，认为战争不明智或没有必要。如上文提到的，对反政府军的态度也是如此。大众对美国攻打越南和尼加拉瓜在原则上的反对确实“削弱了政府政策”，但不是通过媒体。这些运动给犯罪者增加了成本，也因此在很大程度导致了立场狭隘、利己主义的精英批评者最终的兴起。但是无论这些话题有多重要，我们都不需要在这里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关键是有两种类型截然不同的“反-反政府军运动”，而媒体遵从它们的社会功能，只反映了狭隘的基于策略的反对，但是从来不提供哪怕是边边角角的空隙来报道从原则出发的批评，就如我们之前回顾的例子表明的那样。再次，宣传模型的预测被证实了。

而且，宣传模型并没有被这样的发现所弱化，即通过审慎的、批判性的阅读，那些从原则上反对“里根总统的中美洲政策”的人能够从媒体报道中挖掘出可用的材料，不是用来反对这个政策的失败而是反对它的成功——尼加拉瓜几乎被摧毁、有希望给萨尔瓦多带来民主和社会改革的大众力量被削弱，及其他的很多成就。类似的，当我们在媒体中发现了——当然了，我们一定会发现——一些材料推翻了这样的宣言，即英勇的苏联军队在保卫阿富汗不受美国中情局派遣的匪徒骚扰的战争中节节胜利时，坚称苏联新闻界为政府宣传壮势、力图“发起偏见”的断言却绝没有被驳倒。在后者这个例子中我们的观点显而易见；在前者的例子中亦是如此。拉夫伯的第三个论点也不攻自破了。

最后我们关注一下拉夫伯深信不疑的一点：政府政策是不成功的。确实，用官方宣传的话来说，政策失败了：美国未能为尼加拉瓜“恢复民主”，也没有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完全地建立“民主”。如宣传模型预测的那样，媒体众口一词地将政策描述为失败的，不加怀疑或质询地完全采信了官方的托词。如果我们有可能给自己一个冷静客观的手段，授予民众权利，像其他社会那样来分析美国的意识形态体系，那么结论会大不相同。政府的政策在达成基本目标上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尽管最大的成功还没有实现，尽管对决策者代表的利益来说，局部失败的代价巨大——这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没有先例的事件，印度支那战争就是另一个例子。

也许在此值得强调一个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观点。如果媒体像宣传模型预测的那样运作，那么它们一定会呈现一幅差不多接近事实的世界景象，哪怕只是选择性的一面。投资者必须在真实世界的基础上做出判断，政府管理者也是如此。依赖媒体获取信息的政治上活跃的特权精英如果想有效地服务于自己的利益、扮演他们的社会角色，必须对基本的现实有所认知。通常，这些现实显示了政府管理者和他们的政策的无能、不称职、腐败和其他的弱点。这些现实在媒体报道中都有迹可循，甚至被特意强调，即便媒体的唯一功能就是为权力阶层提供服务，情况也将是如此。利用这些事实来说明媒体并没有试图“发起偏见”，暴露了一个对社会现实的严重误解。

在主流媒体上很难发现对宣传模型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分析，或对这种可能性的承认，更不用说试图在理性的基础上正视这件事的做法了。在仅有的这几个例子中，辩驳的失败再次证明这个模型确实非常有力。

测试这个宣传模型或其他任何关于媒体运作的概念的恰当手段之一，是细致地对比那些成对的例子。当然，历史不能提供完美的试验，但是有许多足够匹配的例子可以提供一个具有指示意义的测试。在正文和附录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大量例证，还有更多的在别处有过讨论。就我所知，它们都极其一致地证实了宣传模型，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确实令人震惊，其方式也往往极富戏剧性。

在选择这些例子时必须小心。比如，假设我们要论证《波士顿环球报》对波士顿这座城市采取了双重标准，对其进行了不公平的批评。为证明这一点，我们选取了成对的例子，比如说，波士顿和西雅图市政府的腐败现象，或归咎于波士顿和卡拉奇警察的谋杀案。无疑，我们会发现关于波士顿的事件的报道要远远多于关于另一座城市的同类事件的报道，从而证明了这个论点：编辑和记者们“对波士顿人有私仇”。

这个论证非常荒谬。显然，比较必须在一开始就把关于波士顿、西雅图和卡拉奇事件的常规报道强度设立为一个基准，并且说明这些选择的原因。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如对于这三座城市的有利报道的数量。把这些明显的错误纠正过来后，对波士顿人有私仇这个论点马上不攻自破了。

这些道理如此平常，因此，发现它们常常被忽视确实让人震惊。因而，一个司空见惯的对媒体的谴责——很有可能是最常见的，从致编辑的信件、言辞激烈的评论，等等可知——是它们对待以色列不公允、对其实行“双重标准”，也许是因为反犹太主义，也许是因为记者们个人憎恨犹太人，或是钟爱左翼法西斯分子或第三世界的恐怖分子。人们为这个论点提供的证据是，关于以色列的罪行的报道远远多于关于叙利亚、南也门和其他阿拉伯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同等甚至更恶劣的罪行的报道。

这个论点的荒谬一目了然：它正是我们刚刚讨论的一个谬论。关于以色列的媒体报道的数量远远超过被引用来证明“双重标准”的那些例子，而且这些报道在风格上完全不同。一个人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对于叙利亚、南也门等其他国家的好评，或者关于这些国家的任何字句。那些仅有的报道一律是负面的，措辞都非常严厉，没有任何略微和缓的词句。

关于以色列的报道在范围和风格上都截然不同。例如，1988年的以色列选举在国家媒体上得到了广泛的突出报道，其程度仅次于关于美国自己的报道。在人们可能会选择的其他例子中情况也是如此。而且，关于以色列的报道都是极度的好评，甚至是谄媚的，就如我们之前引用的例子和后文中的例子所示；毫无例外，所有的事件媒体都是从以色列的观点来报道和阐释的。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当以色列的暴行过于极端、无法被忽视时，相关的报道也会比那些对通常受到谴责或被忽视的国家的报道要更具体，就如波士顿和卡拉奇的例子。而且，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得到的报道规模和褒奖程度能与以色列所得相媲美。如果有这样的国家，如果它们犯下了以色列经常实施的那些罪行，或者如果苏联或其他地方的犹太人遭受了阿拉伯人常常承受的那些遭遇，不难想象媒体会做何反应。我回顾了一些例子，有大量文献证明了媒体对以色列的保护政策，对熟悉这些例证的任何人而言这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这里我的目的是澄清在方法论上的观点。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点，这些大量例证就可以被驳回，毫无例外。

我认为相当多经过合适筛选的例子已经在研究中、引用的文献中，以及在这里得到了充分讨论。例子也呈现了足够的复杂性，从而针对任何一个具体例子的质疑都在此列。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挑战。然而，如果希望用一种严肃的方式来分析意识形态体系的话，有一些方法论层面的问题值得认真思考。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些例子。

宣传模型做出了不同级别的预测。第一级预测是关于媒体的运作方式的。模型也做出了第二级预测，即媒体的表现会以何种方式被讨论和评估。第三级预测涉及有关媒体行为的研究引起的反应。在每一个级别上，总的预测是但凡进入了主流媒体的报道都会支持现有当权者的需求。第一级预测的内容是那些我们自始至终在关注的事情。第二级预测是关于媒体的辩论会被束缚在满足这些外在需求的范围内，从而停留在那些所谓的媒体采取对抗性立场的问题上——这个观点我们在第一章已有所讨论，在下一节我还会再谈到。但是假设关于媒体的某些研究超出了这个范畴，得出了不受欢迎的结论。关于这些例子，模型也生成了第三级预测。具体而言，模型预测这些质疑会被忽视或遭受严厉抨击，因为它们与当权者和特权阶层的需求相冲突。我们已提到一些例子，但是还需要更缜密的审视，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有关意识形态体系的质询有一定意义。我们有必要了解那些被用来阻止质询的手段。

因为这个问题可能会很复杂微妙，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人权政治经济》（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一书中对三种暴行的考察：我们在那本著作中将其称为“积极的”、“仁慈的”和“穷凶极恶的”屠杀。“积极的屠杀”指那些服务于美国当权者利益的暴行；“仁慈的屠杀”指与这些考虑基本无关的暴行；“穷凶极恶的屠杀”是那些可以用来指控官方敌人的暴行，因而有利于动员大众。

宣传模型的第一级预测是，积极的屠杀是受欢迎的（也许人们还带着啧啧赞叹，感慨那些落后的野蛮行为），仁慈的屠杀会被忽视，而穷凶极恶的屠杀会被义愤填膺地谴责，其根据是那些几乎没有可信度的某个版本的事实。如果这些事实被用于研究美国或其盟国的罪行，其采用的标准只会引起不屑。我们列举了一系列例子来证明事实正是如此。

模型的第二级预测是，在主流圈子中人们不会看到这一类的研究，这点也相当准确。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例子在这个范围之外。我们于是转向第三级预测：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

在这个级别上，模型预测事实的曝光将会非常不受欢迎。实际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为明确的结论：在积极的屠杀的例子中事实的曝光会被完全忽视；在仁慈的屠杀的例子中，它们可能会被不置可否地偶尔提及；而在穷凶极恶的屠杀例子中它们一定会引起极大的愤慨。理由很明显：除非揭露了针对穷凶极恶的屠杀和敌人罪行的虚伪的狂怒，否则受欢迎的积极的屠杀不会得到认可；揭露那些缺乏关注的仁慈屠杀没有什么杀伤力，至少当美国在这些暴行中的角色被隐瞒了时；而揭露对穷凶极恶的屠杀的处理和反应不仅再次揭示了特权知识分子这一“专门阶层”的伪善和社会角色，而且妨碍了使大众对危险的敌人心生恐惧和憎恶这样一种有效的动员手段的实施。

模型的第一级预测已得到系统的证实。积极的屠杀是受欢迎的、被赞许的，仁慈的屠杀往往被忽视，而穷凶极恶的屠杀则被愤怒地谴责，但如果这类证据和指控针对的是美国或其盟友，就会被讥嘲地置之不理。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级预测。根据宣传模型的预测，这类质询被认为是完全越界的，绝不会出现在主流媒体上。最后我们看看第三级预测，这些预测也已得到证实。我们关于积极屠杀的讨论完全被忽视了，关于仁慈屠杀的讨论在某些旨在为美国开脱的文字中会得到片言只语的报道，我们对于媒体对穷凶极恶的屠杀的处理方式的曝光引致了大量的声讨文献的出现。

这些反应值得探讨，它们对于研究意识形态机构有明确的指导意义。为了揭示这其中的原因，让我们看看我们调查得最详尽的两个例子：美国支持的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仁慈的）和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的恐怖主义（穷凶极恶的）。

这两个例子被特意挑选出来用以测试宣传模型。两个例子中都很明显地存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且，它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生在世界的同一地区——尽管印度尼西亚在帝汶岛的暴行和镇压在美国和其他工业民主国家的支持下还在继续。这两个例子中的证据在可及性、可靠性和风格方面都相仿。证据还表明在研究正在进行的那段时间内，暴行在纯粹的规模方面也是可比的，尽管在人口数量方面帝汶岛的规模更大。最关键的区别是在帝汶岛的屠杀是美国的一个附庸国实施的，随着暴行的升级，它不断得到来自美国的重要的外交和军事支持，而在柬埔寨的屠杀是官方的敌人实施的，而且，在那个时期它极其有利用价值，有助于治愈“越南综合征”，恢复大众对美国“为抵御波尔布特”而在第三世界实行干预和暴力的支持。事实上，在我们对这一形势做出评论的几个月后，美国政府在萨尔瓦多越来越深地卷入了波尔布特式的国家恐怖主义，而这被解释为必要的手段，其目的是将人民从“波尔布特左倾”中拯救出来。

在我们关于柬埔寨和帝汶岛大屠杀引起的反应的对比性研究中，我们没有就具体的事实得出确切的结论。我们一再重申这个已是老生常谈的观点：试图评估实际情况是另外一个话题，与我们的质询不相干。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我们讨论的问题是现有的证据在通过意识形态制度的过滤时是如何变质的。很明显，无论有什么关于具体事实的新发现，都不会影响这一对宣传制度的质询。我们确实探讨性地提出，在帝汶岛的例子中，我们引用的教会的信息和对难民的研究是有理有据的，并且在柬埔寨的例子中，国务院的专家提交了最可靠的叙述。现在回顾这两个提议，我们会发现它们都被有力地证实了，但是我们对事实准确性提出的怀疑与我们探讨的问题不相干，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

我们的目标是探讨现有的证据和媒体及舆论刊物所展现的景象之间的关系；而确定实际的真相是否如此是另一个不同的任务。我们强调过，后者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但它不是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反对《纽约时报书评》中让·拉库蒂尔（Jean Lacouture）有关事实不重要的断言；我们无法接受他这样的论点：死于波尔布特政权屠杀的人民是上千人还是上百万人无关紧要（他最初声称红色高棉在1976年夸口说屠杀了200万人，但是几周之后他纠正说，死亡的人数可能只有几千，并补充道，他这个大概减少了1000倍的低估并不重要）。我们指出，在这个例子中被广泛赞许和认同的这个立场，如果用于其他美国或其附庸国的事例中，一定会被不屑地反对。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些批评家指责以色列夸口说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时屠杀了几百万人民，然后又勉强承认这个数字可能是几千但指出这个差别并不重要——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会引发什么样的反应。

让我们回到宣传模型的第一级预测，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一例中，从最开始就有对种族灭绝的谴责、强烈的声讨、大规模的捏造证据，以及对最可靠的信息来源的隐瞒（包括国务院柬埔寨观察员——当时最丰富的情报来源），因为这些信息不支持我们希望看到的画面，而有些证据在被公开承认属于捏造之后仍然一再出现。在帝汶岛的例子中，有大量翔实的新闻报道出现在美国支持印度尼西亚入侵之前，而当暴行随着美国的支持达到顶峰时，新闻报道却烟消云散了。

隐瞒事实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这种隐瞒，几乎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或去关注那些极少量的渐渐渗出的信息。显然，这是一个极为严厉的批评。我必须遗憾地说，我自己也难免责。在帝汶岛和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的暴行几乎同时开始，但是在写了有关红色高棉暴行的文章的19个月后，我才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帝汶岛暴行的文字，尽管无论以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来看，帝汶岛的屠杀都远远更重要，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某些措施是可以阻止这些暴行的。多亏了媒体的自我审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努力来组织反对活动，这种反对本来有可能迫使美国停止积极参与屠杀，从而结束这些暴行。相反，在柬埔寨的例子中，没有人提出任何可能采取的措施来减少暴行。当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在1978年底建议以军事干涉来拯救受害者时，他受到了右翼和政府顾问的无情嘲笑。当越南入侵东帝汶并将这场屠杀彻底结束时，激起了新的对于“亚洲军国主义”的恐惧：越南推翻了波尔布特政权，他们必须因这项罪行受到惩治。

第一级预测看来已被完全证实。第二级预测也得到了证实，但不止于此，事实程度更甚。那些被编造出来并迅速成为准则的说法与有案可查的事实完全不符：它声称，西方对红色高棉的暴行没有任何表示。这种幻觉非常实用，不仅可以用来隐瞒知识分子精英对外来权力的顺从，而且暗示了在将来我们应该更加热切地、严密地关注敌人的罪行。第三级预测也同样被证实了。我们关于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的讨论激起了猛烈的抗议。据我所知，那些谴责完全没有根据——但这样一个事实在学术文献中完全被忽视——而且我很清楚在我们写的任何文章中都找不出谬误或误导性的叙述。很多批评都不合理，甚至荒谬可笑；也出现过惊人的铺天盖地的谎言，而且发布它们的人往往很清楚自己在撒谎。但是在这里我不追究这些问题。我更感兴趣的是另一种反应：整件事情是不合逻辑的。许多人似乎认为，我们敦促各方尽最大的可能坚持报道关于波尔布特暴行的真相，或去曝光使受害者的命运因宣传目的而被残酷剥夺的那些行径的做法，是不合适，甚至不人道的。

非常令人震惊地，我们拿来做对比的第二个概念——即我们关于媒体如何对待美国在帝汶岛支持暴行的讨论——基本被忽视了，出现的只有对暴行和媒体行为的辩解，或者不经意提到的几句。这再次以翔实的细节证实了第三级预测。

简而言之，这个模型在各个层次上都得到了证实。

现在让我们审视一下媒体这种反应的逻辑——他们声称在波尔布特暴行一例中曝光意识形态体系的捏造行为是不合适、不人道的。显然，研究美国的意识形态体系要么合法要么不合法。如果这样做是合法的，那么建立这种宣传模型作为一种假设就是合法的，我们可以通过调查成对的例子来测试它，比如媒体对于柬埔寨和帝汶岛的不同处理。但是这些批评声称，研究媒体如何处理柬埔寨是不合法的。那么，除非在这个例子中有一些还未指出的特殊情况，否则他们的立场就是：研究美国的意识形态体系是不合法的。媒体的反应表现出了惊人的虚假特点，就如一再被揭露的那样，这相当于强调了那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为政府服务的权力必须受到保护；意识形态体系不能成为质询的对象，其根据是这样的假设——它的社会功能就是服务于外来的权力。这个逻辑一目了然。

为了更有力地证实这个结论，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些事实：无论在回顾中还是在事件进行时，关于美国及其附庸国暴行的不实、误导性的报道的曝光没有激起任何反对。只有对关于官方敌人的捏造信息的曝光会招来铺天的谩骂。因此，那些因揭露有关柬埔寨的大量欺骗性新闻而受到诋毁的人，完全不会激起针对以色列的不实指控的曝光所招致的那些抗议；那些揭露行为被认为是完全合法和值得称颂的。或者让我们关注一下与柬埔寨本身有关的一个例子。前文提到，我们在1977年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其中包括对弗朗索瓦·庞绍（Francois Ponchaud）关于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的一部法语研究著作的评论，据我所知，这是第一篇专门研究该作品原文的评论。我们称赞这本“触目惊心地叙述”红色高棉“残酷暴行”的书“编写严肃、值得阅读”。就这本书我们也提出几个问题。我们注意到庞绍对红色高棉的一些引述有点令人怀疑，因为他以前在别处用完全不同的措辞引述过这些话，而且注明的出处各不相同、相互冲突。后来据证实，他的这些所谓的引述——这些在全世界不断被广泛引用的话——要么是严重的误译，要么干脆没有出处。我们还指出庞绍明显误读了很多数据，严重夸大了美国20世纪70年代初在柬埔寨的暴行规模。我们对他的引述的质疑激起了很多愤慨，但是我们对他指控美国暴行的质疑却没有引起哪怕片言只语的意见；在后面这个问题上，质疑失实的陈述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很显然，恰当的结论就是：这就是一个谁的利益受损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例子来进一步确认这个结论。尼尔·希恩（Neil Sheehan）在20世纪70年代分析了马克·莱恩（Mark Lane）的《对话美国人》（ Conversation with American ）一书，该书描述了美国士兵对他们参加过的战争中的战争罪行的指证。我怀疑《纽约时报书评》之前从未刊登过比这篇分析更长、更详细的研究文章。希恩谴责这本“卑劣的书”建立在未经核实的证据上，其叙述与五角大楼的资料相抵触，陈述前后矛盾，未能将“可理解的战争暴行，例如在战役的激奋中杀害俘虏”与更严重的暴行区分开来，还指出许多其他降低了此书可信度的缺陷。他继而谴责了新的“麦卡锡主义，这次是从‘左倾’的角度”，谴责其允许“任何指控、影射和谣言”被“当作真相，不断地重复和发表”，而“那些被指控的，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完全没有权利来回应，因为只要是他们说的话，就都是谎言”。他猛烈抨击莱恩，声称莱恩曾断言，细节并不重要，只有暴行的全局画面才是关键——在红色高棉一事上，这个立场完全与拉库蒂尔和其他一些人后来赞成的观点一致，饱受称许和喝彩。

希恩的详细披露出现在美国在越南的暴行达到高峰的时期，当时这些暴行被极力否认（时至今日仍然如此）。他的披露没有激起任何反对，他对那些声称在一项高尚的事业中事实并不重要的人的谴责也没有激起任何反应。

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当时80多岁的罗素在批评的声音不受欢迎的年代，勇敢、正直地谴责了越南战争及程度不断上升的暴行，并对其前景提出了警告。回想起来，他的评论显然有理有据，与当时的谎言、逃避和辩解形成鲜明对比，相比于当时获得了公认的、已被正式记录在案的对官方敌人的谴责，他的评论是一个诚实、严谨的典范。但是，罗素的一部分评论不够公正、夸大其词、与事实不符。如果对这些陈述提出批评，那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罗素遭到蔑视、辱骂；你很难找到一个词来为他辩护，来对抗高层的恶意诽谤。罗素积极参与和平抵抗运动，反对核军备竞赛，这些行为却招来更激烈的指控。他与许多在战争的威胁这一问题上持相同观点的人不同，那些人虽然同意他的观点，但仅满足于偶尔提出一些明智的评论，然后就退回自己的工作和个人生活中了。对罗素的批判当然不是针对他的错误和过度之处做出的反应，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他基本上是孤军奋战地对抗威胁，坦陈那些在当时不被接受的真相（现在仍然不被接受），并以他自己为例，曝光了一些人的行为，这些人选择了“正常的”顺从于政府的做法，并支持政府的暴力行为。

暂且不谈这些丑陋的虚伪，我们再一次注意到此时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出现，反对披露针对美国的虚假或夸大的指控，在那个时候，美国正在实施几乎不受任何评论或指摘的可鄙罪行。也不应该有任何反对的声音出现。真相值得人们付出努力去维护。

出于这样的一些原因，对媒体捏造敌人暴行这一行为的曝光所引发的义愤，很难被当回事。如果在这些披露中有某些错误，那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这里的讨论无关，因为尚无这样的错误被发现。但是让我们看长远一点。如果这样的披露确实被认为非法，那么对成对的例子所做的对比研究也是非法的，研究美国意识形态体系的一条有希望的路径也因此被封死了。我们再次看到潜伏在封锁辩论之后的真正问题是这样一种需要：保护意识形态机构和参与其中的人，使其不受到对其服务于权力的质疑式分析。知识分子应该采取这样一种立场，这一点对任何熟悉历史的教训和现代社会机构本质的人来说都不足为奇。

2. 论批评的平衡

就如我们刚刚讨论的，宣传模型对媒体的表现做出了预测，但是它也对关于媒体如何表现的争论做出了第二级预测：这些争论显然也会被限制在符合现有权力需要的范围内。那么，我们应该期盼对于媒体的争论会引发关于它们所谓的反权力机构的热情的问题：批评媒体对抗性过激行为的评论家会与持以下观点的人对垒，即媒体是公正的、不存偏见的。如果媒体与宣传模型的预测一致——基于没有争议的假设，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预期，公众也普遍这样相信，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那么按照模型来看，这种可能性应该被排除在争论之外，因为它与特权阶层的利益冲突。这正是我们所发现的。

一个复杂的社会秩序允许一定范围的差异，向来如此。事实上，在某些引人注目的场合，指责媒体顺从权力的批评家是受欢迎的。总的来说，为了显而易见的出于自身利益的原因，媒体容忍甚至欢迎这样的指责——他们对当局持敌对态度。但是有时这样的谴责会变成真正的威胁。为了自卫，媒体可能会——突然地——转向对他们的顺从态度提出指摘的批评家。如果他们被指控为不爱国，或对类似里根形式的公共关系产业过于苛刻，他们可能会请求——甚至挑选——对它们屈从政府和敬畏权力人物的批评。接着，媒体发言人就可以评论说，他们受到了来自两边的批评，那么他们一定是处于中间的正确地带，在尽职地履行工作。如果“来自两边的批评”确实得到评估，这种论点可能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为了这个就在眼前的目的，只要对媒体顺从态度的批评存在就足够了。

即便是这种对规范的略微偏离也有它的限度。对媒体顺从态度的批评必须只限于性格特质的问题和无关紧要的事务，不能触碰统治机构的本质和运作问题，或涉及那些永恒的真理，如美国的仁慈和对民主的渴望。

关于这些次要的影响，我有一些有趣的例证，但我打算先把它们搁置一旁，继续讨论宣传模型的主要预测，这些预测针对的是有关媒体表现的可被容忍的争议。

我们已经讨论了非常多的例子。乔治城大学外交研究学院的一份报告研究了媒体对第三世界冲突的报道，该报告对一系列研讨会做了总结。对于更仔细地测试第二级预测，这个报告是最顺理成章的选择之一。这份已出版的报告集中研究了关于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及中美洲冲突的报道。它并未提供什么证据来支持现有的批评，但就媒体从业人员或相关人士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观点。

自始至终，我们的议程都是由那些谴责媒体反美、反以色列的人设定的。议会的自由讨论和各种文件一直在争论这些指控的真实性，但压根不承认这些反对的批评至少在逻辑上是可能的。

编辑兰德勒姆·博林在他的引言中做了基本的假设。他说：

不管对他们还有其他什么说法，美国媒体对于国际事务的报道不能被视作官方发言人的声明，无论是我们的发言人的还是其他……事件的官方说法并没有在公共出版物中制造垄断……对于有争议的事件，媒体一直在热切寻求对立的观点，有时甚至过分地关注这些观点。媒体就是靠报道争议和形式更激烈的冲突来生存和发展壮大的。

博林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未能赢得东南亚战争……与美国大众传媒铺天盖地、毫不留情地详细报道战争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在电视上频繁出现的那些血淋淋的报道”，它们“适时地制造了公众对战争的嫌恶”。接着就出现了这个根本问题：“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一个拥有‘自由的新闻界’的民主社会能够保卫自己和朋友及盟国，抵御极权主义对手吗？而这个对手无须与自由的新闻界和不受控制的电视台做斗争。”

这个关于媒体的讨论的框架，其实正是宣传模型所预测的。同样得到准确预测的还有关于美国政府及其国际关系的假设，这些都是摆在眼前的显而易见的真相，无需任何证据、质疑或条件。博林坚持认为在第三世界，“胜利一直与我们擦身而过——直到格林纳达行动……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一个拥有如此巨大财富、权力和善心的国家不能更快捷、有效地实现其目标？……为什么我们不能更成功地推行支持自由的政策？”（强调部分是我加的）。博林列举了我们那些令人不安的失败例子，尤其是在古巴，那是一件“对美国人民和政府来说特别痛心的（事）。这些可怕的事情怎么能够发生在一个距离佛罗里达海岸仅80英里的热情的民族身上并遍及全国呢？”与在美国占领下的美好过去相比，古巴人民恐怕并不普遍赞同对当今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的这个评判，就像人们可能会质疑，那些受到“遍及全国”的政策影响的人是否真的同意这些结果是“可怕的”。如果人们对他们的政府在无穷的“善心”的指导下所扮演的角色略知一二的话，他们可能还会怀疑这个距离加勒比中美洲并不遥远的热情的民族身上是否真的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包括那些对美国人民来说可能很痛苦的事情。然而这些问题从来不会干扰到我们的行动。

由此而起的问题是，自由的新闻界是否应该为美国善行的受挫而受到责备。“幼稚的感情用事的媒体在报道中偏颇地同情失败者的革命”，并且“被恐怖分子的人道主义说辞所蛊惑”——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博林坚信“这些抱怨可能确有其事”，尽管作为政治光谱中的自由派，他对此有所怀疑。

我始终坚持认为，作为这些争议的基础的那些假设几乎毫无意义。媒体确实在“热切地寻求”对立的观点，但仅仅在这些观点符合整体宗旨的前提下才可以。没有任何媒体热切地搜寻这样的观点——如美国在攻打南越，并在过去十年中图谋暗中破坏中美洲的自由、独立、民主和社会改革；或者尼加拉瓜的选举至少和萨尔瓦多的同样有效；或者美国成功地（在自由的新闻界的帮助下）破坏了中美洲的和平协定，就像它暗中破坏涉及越南的1973年巴黎条约那样（同样是在爱找碴儿的媒体的协助下）；或者美国在近二十年中始终在阻挠中东的和平进程；或者其他有大量证据可以轻易证明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超出了根据现有特权阶层的需求而严格限定的范围。媒体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报道远非“无情”；电视的图像新闻也被有意淡化。大众舆论研究表明，电视对大众舆论的影响——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提升了鹰派情绪；媒体一直大力支持战争，直到集团精英转向，反对这项昂贵的计划，即使在那时，这些行为与宣传模型框架的偏差也极小，仅有的偏差可以被看作统计误差。与后来制造的许多“必要的幻觉”不同，媒体当时几乎完全不接受坚持原则的战争批评者和自发组织的大众公共运动的代表，事实上，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媒体那时要封闭得多。我从个人经验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猜想，其他身为这个异议文化一部分的人也会证实我的判断。

作为这个讨论的基础的其他学说，不管它们可能多么传统，也都站不住脚。但是我在这儿谈论的重点不是这些学说的真伪，而是它们毫无争议，都不应成为怀疑的对象。没有必要去证明它们，因为它们仅仅是为了给讨论搭建框架而给定的事实。

乔治城大学的报告完全符合这个框架。这份22页的关于媒体对中美洲报道的研究由丹尼尔·詹姆斯（Daniel James）指导。詹姆斯是一个极端的鹰派，谴责媒体“严重偏离了新闻界的传统原则——也就是公正和公平”，表示“知名媒体对中美洲的报道（对美国政府及盟国）充满偏见，让人感觉这些报道都受着一种极具倾向性或煽动性的新闻原则的指导”。詹姆斯坚称，关于萨尔瓦多“人权问题”的报道“显然太过火”。这不禁让人想起这场讨论发生在一场骇人听闻的暴行爆发后，而这些暴行是由美国政府支持和组织的，基本没有引起媒体的任何关注。詹姆斯接着说，在如何面对这个“突出的”问题一事上，我们并不成功：“无论自由还是独裁统治萨尔瓦多”，自由都是美国的目标，而独裁是美国的反对者的目标（根据定义来说，证据无关紧要）。但是局势并不完全是黯淡的。“让人欣慰的是，媒体已经表现出自我批评的能力。在萨尔瓦多一例中，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尼加拉瓜一例中，已出现相当数量的文章，尤其在《华盛顿邮报》上，对媒体自己关于萨尔瓦多的报道进行了批评”——也就是，批评了他们对人权的过度关注和对美国政府观点的忽视。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趋势”，显示媒体有望停止他们对华盛顿的对抗和对敌人的支持。

接下来是18页的自由讨论，包括为媒体有关中美洲的报道辩解，称其不是“带有偏见和倾向性的”［拉美学者威廉·莱奥格兰德（William LeoGrande）］，以及对詹姆斯的主张的支持。反政府军的说客罗伯特·莱肯（Robert Leiken）陈述说：“美国的政策是在中美洲捍卫和帮助维持民主。”对此没有人表示有任何不同的分析。没有一字一句提到媒体可能带有偏见，偏向美国政府的立场。没有任何文章讨论媒体拒绝报道这些年在美国附庸国中发生的大规模暴行这种不齿行为，或评论他们的谎言——称左派和极端右派，而不是美国支持的政府安全部队应为所有的杀戮受到指控；也没有人讨论他们对那些政治人物的辩护，那些人的任务就是否认政府暴行，向国会呈现一幅温和画面，使得杀戮可以继续进行——这些情况都被记录在案，却被排除在这些文献之外。

我要再一次说明，我在此的观点并不是说对于限制讨论的美国政策和媒体的假设是错的（尽管它们是），而是说，“它们是错的”这种可能性不会出现；它完全超出了被允许想象的范围。

在自由讨论之后有23页文件，以雪莉·克里斯蒂安（Shirley Christian）批判“第四产业的定论”作为引言。在这些聚焦于反索摩查战争的文字中，她声称《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在“透过一团浪漫主义的雾霭看待这个事件。这种对于桑解阵的浪漫观点，迄今已基本被每一名在两次重大的桑解阵进攻期间身处尼加拉瓜的美国记者或公开或私下地认可。也许并不是从西班牙开始，外国媒体和内战中交战的一方之间就已经发展了更公开的绯闻”。接下来是卡伦·德扬（Karen DeYoung）的回应，她在《华盛顿邮报》中报道了最多的关于尼加拉瓜的新闻；之后是《纽约时报》的艾伦·赖丁（Alan Riding），他的报道尤其遭到抨击。德扬说她“从未会见过克里斯蒂安夫人，也未曾与之交谈过”，然后一条接一条地反驳了克里斯蒂安的指控；莱丁也对她的指控提出了质疑。两人都不接受克里斯蒂安有关基本上每个从马那瓜发回报道的人都认可她所说的浪漫观点这样的断言。

除了一些关于“加勒比地区的民主在面临经济困难时的韧性”的简短评论和其他与此处的讨论无关的话题，唯一其他的节选来自艾伦·温斯坦（Allen Weinstein）。他谴责记者未能展示对于“媒体在尼加拉瓜的地位”的担忧，也没有表现那里“对自由的新闻界的完全镇压”，和“在那个国家，记者的人身安全面临的重重威胁”。他写道：“桑解阵的风格对西方国家有极坏的影响。”“尼加拉瓜的悲剧值得来自媒体及美国国会的关注——至少应该与美国介入萨尔瓦多的问题获得的关注同样多”，值得关注的还有“国家紧急状态令”（这当然指的是在尼加拉瓜；他没有提及在萨尔瓦多早些时候严重得多的紧急状态，和媒体一样，他完全无视这些状况），以及“独立的记者”——就如《新闻报》的记者们——面临的威胁，这份报纸是一份“独立的日报……中美洲言论自由的一座灯塔”。

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媒体完全无视萨尔瓦多的政府恐怖行为对独立的媒体的实体性消灭，在《时报》上没有一篇新闻报道或社论提及此事。在美国的附庸国中政府支持的暗杀小组实施的“审查”也没有引起关注。尼加拉瓜没有发生任何可以与之相媲美的行为，却因政府镇压的罪状，始终都是指控的焦点。《新闻报》经历的苦难一直是所谓的中美洲新闻自由的保卫者唯一关注的事情，也得到了大范围的报道。说温斯坦的论点不实太保守了。无论他的动机可能是什么，关注新闻界的自由都绝不会名列其中，真相永远与他无关。

但是，再一次地，谎言——甚至赤裸裸的谬论——都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关键问题是，我们收集的文件，比如这份自由讨论，完全在宣传模型所预测的范围内：谴责媒体的敌对立场和反美成见，为媒体的公允和平衡而辩护。考虑到大量证据表明媒体在中美洲问题上对里根政府宣传体系的顺从（最多有些关于策略的争论），以及他们在卡特政权渐近尾声时对不断上升的暴行的隐瞒，这个几乎100%符合宣传模型的例子尤其引人瞩目。

我们调查的第二个对象是《纽约时报》编辑所盛赞的黎巴嫩人民从叙利亚和巴解组织的奴役下获得的“解放”；或者，用接下来的讨论的开头原话说，“以色列部队入侵黎巴嫩南部”，紧接着轰炸和包围了贝鲁特。本·瓦滕伯格（Ben Wattenberg）开启了这次讨论——与丹尼尔·詹姆斯一样，他也是一名极端强硬的鹰派——他谴责媒体在毁谤以色列时采取的“双重标准”。他接着说，媒体在越战中对我们自己实施了同样的双重标准，在中美洲仍然这样做，他们扭转了“美国大众在国会援助等问题上的观点，使其反对我认为从美国这边来说是相对温和和正义的反应”。瓦滕伯格所说的“相对温和和正义的反应”，是连丹尼尔·詹姆斯都承认的“前所未闻的残暴”记录，这些暴行是美国在萨尔瓦多组织、培训和支援的部队所为。而且，与瓦滕伯格所坚信的相反，他声援的这些前所未闻的残暴行为一直在进行，并未丧失国会的援助，也只引起了有限的公众关注。尽管媒体一再辩解和逃避这些问题，对此的关注还是有所发展，借助于其他的信息渠道：人权组织、教会力量、非主流媒体，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为那些耸人听闻的暴行进行的辩护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认真的对待，这个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了占据主导地位的道德环境和知识分子文化。

米尔顿·维奥斯特（Milton Viorst），一名鸽派，在回应瓦滕伯格对黎巴嫩战争报道的辩护时，基本上持赞同态度。他指出，反以色列的双重标准的诞生原因之一是，“众所周知，以色列从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有效地或故意地控制新闻界”——这是一个让记者和其他熟知以色列如何老练使用“解释”手段的人惊诧不已的理解，轻易超越了其他所有的竞争者。维奥斯特没有指出哪一个“其他国家”在对新闻界的控制上更有成效。显然，他指的不是阿拉伯国家。他继续说，这个双重标准也源于我们对以色列的更高的期望。他没有说明这个标准如何解释我们对巴解组织恐怖主义的巨大愤慨，和面对这个一直是“人类正派象征”的国家所犯的严重得多恐怖行为时压低声音的反应，或是完全的沉默。

接下来23页的自由讨论有着类似的措辞：对媒体所谓双重标准的谴责，和对反以色列偏见的指控做出的回应。二者基本上各占一半篇幅，其中完全未提反对的指控远远比这中肯，甚至未提那样的指控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这场讨论的范围从瓦滕伯格和《新共和》编辑莫顿·康德拉克（Morton Kondracke）的极端沙文主义，拓展到了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维奥斯特和尼克·蒂梅施（Nick Thimmesch）代表的异议最外缘。康德拉克谴责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与自己政府之间的对抗关系——通过这种对抗我们竭力地将自己的社会撕成了碎片，还坚信这是我们的职责”，并称我们现在对待以色列也是同样的态度。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说明：一个是“保加利亚或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教皇被枪杀之间的牵连”，他声称，除了全国广播公司（NBC），“几乎没有美国新闻媒体关注”此事；另一个是新闻界一直试图暗中破坏的国务院的“黄雨”指控。这些例子的选择耐人寻味。“黄雨”指控在被国务院炮制之初曾被媒体广泛传播，现在则被普遍认为几乎没有价值。至于保加利亚或克格勃（KGB）与教皇遇害一事的关系，也被媒体铺天盖地、不加批判地报道过，远远不仅限于康德拉克记忆中的全国广播公司马尔温·卡尔布（Marvin Kalb）的纪录片。而且，克莱尔·斯特林、前中情局官员保罗·亨瑟（Paul Henze）和马尔温·卡尔布制定的方针，在最有效的政府-媒体运作中控制新闻报道后，已经被完全破坏了。康德拉克用这两个例子来说明媒体的反社会偏见，清楚地表明了他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立场的崩塌。

作为持相反意见的另一方，尼克·蒂梅施质疑康德拉克认为“美国的新闻界成功地分裂了这个国家”的断言。他坚信

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从片面报道到全面报道的漫长转变。现在，我们在关键问题上能够以文明的方式进行诚实、正当的辩论。我们要为此感谢越来越富有进取心、越来越睿智的新闻界。

在这场自由讨论中，异议只能有限地偏离这个范畴。甘尼特报业公司（Gannett Newspapers）的威廉·林格尔（William Ringle）认为，“一些人不加质疑地接受来自阿拉法特的任何消息”。如果人们知道他想到的其实是谁，一定很有趣。但是，他补充说，在过去有“相当多的记者不加质疑地、天真地接受以色列的任何说法，或在政府赞助的以色列之行中对方展示给他们看的任何场景”。除了最后这句话，在这场自由讨论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不同的观点可能得到考虑。

事实上，大量的证据显示媒体在整场黎巴嫩战争中仍然采纳了基本的美国-以色列立场，而且是不带任何批判的采纳。但是，与之前一样，这里的相关问题是媒体的亲以色列偏见的这种可能性（也就是亲美偏见，因为美国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强烈支持入侵）基本未被提起，甚至被刻意忽视，也明显是无法想象的。

博林的确注意到，“我们（在会谈中）基本没有代表阿拉伯人和亲阿拉伯的人的主张，他们认为，其实是长久以来一直认为，美国对中东的媒体报道从根本上是公然亲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利益及观点一再遭到诋毁——基于黎巴嫩战争的报道，他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改变他们的观点”。博林没有解释为什么只有“阿拉伯人和亲阿拉伯的人”能够从对媒体的调查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心照不宣的假设是，人们只有热情，没有思想。这个假设不仅值得注意，更是显而易见的谬误。美国媒体严重偏袒以色列这个观点在美国、欧洲和以色列的非阿拉伯或亲阿拉伯的评论家中人尽皆知，那些评论家在很多事件中对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持极端批判的态度。博林也没有指出人们做了哪些努力来获取那些不在这个研讨框架内的观点，但是通过这个例子，美国的知识分子的观点也许可见一斑。

接下来48页的文件严格遵循着同样的模式。罗杰·莫里斯（Roger Morris）的头篇文章为媒体辩护，说他们非常专业地报道了战争事件（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基本准确的评价），并“提供了中肯的评论”（这就另当别论了）。他引用了《纽约时报》8月初的一篇社论来证明这种恰当的中肯，社论题为“西贝鲁特的苦难应问责巴解组织，以色列也难辞其咎”。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论述发表的背景，当时以色列的炮兵和飞机致使数千人——主要是平民——丧生，在毫无抵御能力的城市摧毁医院、夷平住宅区，在严酷的袭击和恐怖下将平民作为人质，胁迫他们要求巴解组织解散。莫里斯还评论说，记者们“对遇难的城市表现出真诚的同情，对围攻的军队制造的破坏非常不满，不管这件事看起来如何情有可原 ”（强调部分是我加的）。再一次，我们看到了恰当的中肯。

自始至终，这些文件都在指责媒体反以色列，或为媒体被辩护说其在困难的条件下依然维持着高度客观的标准。48页的文件中大约有三分之二被用来谴责媒体对以色列的不公正，有12页在回应这些指控，剩下的是美国-阿拉伯反歧视委员会发表的中东学者埃里克·休格伦（Eric Hooglund）的一篇媒体分析，他指出关于以色列入侵的报道“显示了一贯的亲以色列偏见”。休格伦的分析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在某个时候，罗杰·莫里斯相当准确地评论说，媒体“依然相信以色列为入侵所做的辩护——就在贝鲁特的家门口”；事实远远不止如此。米尔顿·维奥斯特写道：“直到最近，以色列都没有受到批评的报道。”这使人们无法认为，关于媒体表现还有其他观点也许值得考虑。

自由讨论和文件中超过60%的部分指控媒体对以色列不公，大约三分之一是就这些指控为媒体辩护，5%是（未被回应的）对亲以色列偏见的指控。这个比例上的平衡要略好于用100%的内容指控媒体在中美洲区域的反美偏见，并为这些指控提出辩护，但是再一次，我们见证了宣传模型的有力证明。

这里讨论的具体问题不无启发意义。一些文件提到这样的指控——主题之一是抨击媒体做出的批评——报刊和电视台在报道黎巴嫩地区的死亡人数和难民数量时不负责任。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ADL）的一份研究提出指控：“没有一家电视网报道”红十字会的结论，说最初的60万难民的数字是夸大的，实际的数字是30万。两句话之后，这份反诽谤联盟的研究引用了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钱塞勒（John Chancellor）更正后的30万数字的报告。这个例子极好地说明了这一批评的本质，及反诽谤联盟对其读者的极度蔑视，甚至不顾最基本的合理性和事实。诺曼·波德霍雷茨转述了以色列哈斯巴拉（Hasbara ）运动宣传的主张，说那个地区的全部人口仅50多万，因此前述难民的数量纯属捏造。爱德华·亚历山大（Edward Alexander）写道，难民的数量“显然无比荒谬”，因为这个地区“全部人口的数量不到50万”。不到一年前，以色列军队已更正过在美国的以色列宣传人员公开宣传的人口数字，其估计接近一百万，但是这些事实无人提及。

亚历山大对引用国际红十字会信息的记者嗤之以鼻，因为这个协会“与巴勒斯坦的红新月协会共同工作（而红新月协会恰好由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兄弟领导）”。然而，他没有下结论说我们也应该拒绝来自任何与以色列有合作的组织的报道，更不必说来自以色列的消息。设想某个人带着同样的鄙夷做出这样一个提议，有关反犹太的指责声音将震耳欲聋。但是这些评论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又在这里被转述，没有引起任何重视——这反映出充满恶意的反阿拉伯种族主义很容易被接受。

至于由黎巴嫩警察和其他渠道提供的黎巴嫩南部的最初死亡数字，事后看来似乎讲得通，而且我们好像也没有理由怀疑最终的估计——近两万人被杀害，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这个数字由警察、救济机构及以色列资助的黎巴嫩马龙教派政府提供。并且，就如以色列军队和其他人评论的那样，这些数字可能被低估了，甚至是被严重地低估了，因为这些数字是基于医院、诊所和警戒中心所做的统计，没有计算那些被埋在乱葬坑或轰炸后的废墟内的人们。

在竭力证明媒体的反以色列偏见时，一些评论家几次提到媒体对黎巴嫩内战没有做充分报道，特别是对1976年巴解组织摧毁基督教城镇达穆尔的事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谴责媒体未能“详述巴解组织及其同盟屠杀被从家中逐出的基督教村民的历史”。瓦滕伯格回忆说：“巴勒斯坦人完全摧毁了达穆尔这座基督教城镇，在这里的这些事实发生之前，媒体对此未置一词。”他还补充说：“那些展现了巴解组织暴行的事件，诸如达穆尔，压根没有被当作大事进入媒体圈子。”《华盛顿邮报》的吉姆·霍格兰（Jim Hoagland）回应说，达穆尔曾经是“头版新闻”。无人提到穆斯林的卡兰蒂纳（Karantina）贫民窟，这个贫民窟在达穆尔遇袭之前不久布满基督教势力，后来被烧毁、用推土机夷为平地，其中大量难民遭到屠杀——这不是头版新闻，甚至不算一条新闻，很快就被人遗忘——也无人提到以色列的长枪党同盟针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穆斯林的暴行，这些事件将巴解组织卷入了内战冲突。同样无人提到以色列的喷气战斗机对达穆尔一所联合国的学校进行了榴霰弹袭击，导致41名儿童伤亡（见54页）。再次，美国的党羽及其以色列同盟设定议程；其他人做出回应，但都在批评家们制定好的框架内。

巴解组织在达穆尔的暴行是以方宣传的主题，相关内容定期发布，与时事背景无关。内战期间的暴行规模是未知的，必须做出谨慎的估计。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家内奥米·温伯格（Naomi Weinberger）在一份学术研究中引用规范的消息来源，给出的数字是在卡兰蒂纳大屠杀中有1000名穆斯林和巴勒斯坦人丧生，但没有提到达穆尔的数字。1982年6月，以色列中尉上校多夫·耶米亚（Dov Yermiya）从以色列部队和（基督教）长枪党军队占领下的达穆尔报告说，估计在达穆尔有250人被屠杀，并特别指出，这座城市“部分遭到叙利亚和恐怖分子（巴解组织）的破坏，部分被我们的空军和炮兵”分别在1976年和1982年破坏。其他人臆造出各种数字来迎合他们的想象。从而沃尔特·拉克尔陈述说在达穆尔有600名平民被杀，但没有引用任何资料来源，也没有提及事情的背景；记者埃里克·西尔弗（Eric Silver）引用“可靠的以色列消息来源”，声称在达穆尔“有数千黎巴嫩基督教教徒被杀害”。一份关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的研究中有一个诚实的提法，这份研究由以色列军事专家泽韦·席夫（Ze've Schiff）和阿拉伯研究专家埃胡德·亚阿里（Ehud Ya'ari）所做，他们把达穆尔城描述为1975—1976年间的“残酷冲突中众多的以牙还牙式屠杀之中的一例”。

康德拉克也抱怨说，“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前被屠杀的5万人”鲜见报道。瓦滕伯格坚称从1975年至1982年“在黎巴嫩被杀害的人数是1982年以色列行动中死亡人数的5～10倍”；考虑到在“以色列行动”期间保守估计有两万人被杀，那么1975年至1982年间的死亡人数就是10万至20万。以色列在这方面的权威专家伊塔马尔·拉比诺维奇（Itamar Rabinovich）写道，在1982年以前黎巴嫩内战的死亡人数“据某些估计远远超过一万”。也就是说，两万人中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人死于以色列入侵。

尽管对阿拉伯暴行的控告被不加分析或评论地四处传播，却没有任何文章提及自20世纪70年代初死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行的焦土政策行动的人数。这些信息鲜见报道，媒体对此漠不关心，而常见的对于数字的怀疑因此必须被高调地宣布。少得可怜的证据表明数千人被杀害，几十万人被从家园驱逐。同样不被提起的还有：在以色列“侵略”期间媒体从未引用来自黎巴嫩的观点——尤其是公开发表的观点。这是又一个只能被称为种族偏见的例证。毕竟，是他们的国家在被“解放”，尽管任何肯稍微费心去查询的人都会发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们对自己的美好未来并不感到乐观。《纽约时报》为“黎巴嫩的解放”而欢呼，却一直极力不谈联合国大使加桑·图韦尼（Ghassan Tueni）对自己国家被解放所提出的严厉谴责。作为保守派基督徒、黎巴嫩主导性报纸的所有人，加桑就在离《纽约时报》的总编办公室几个街区的地方做了这番表示。在那几个月，他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时报》的检索中。使用西方语言，或通过采访可以轻易了解到的黎巴嫩内部的观点，也完全从媒体报道中消失了，就如在接下来的关于战争的文献中一样。人们很难想象如果以色列被叙利亚入侵、特拉维夫被轰炸和围攻，媒体会不引用以色列的联合国大使的发言，或避免来自以色列的消息。

博林评论说，媒体“根本不愿花力气去比较由以色列士兵引起的灾难，与1975年至1976年黎巴嫩内战期间由阿拉伯人自己之间的战争引起的更大的破坏和死亡”，以及叙利亚人在哈马（Hamma）的屠杀。即便这个说法是真的，这与关于以色列入侵的报道也没什么相关性，理由我们在上一节已讨论过。总的来说，媒体关于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报道，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极端负面的，只有几个美国的亲信国家例外。叙利亚和黎巴嫩内部奋力抗争的力量从未被描述为“关爱人类生命”的，在崇高道德标准之下的“人性正直的象征”，但他们也从未在美国的物质、外交和意识形态的支持下执行过屠杀。没有人禁止那些报道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记者提及美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杀害的数百人或对穆斯林犯下的暴行，从而在叙述苏联军队引起的苦难时口吻略微缓和——唯一这样做的可能就是《真理报》。博林的评论逻辑似乎是，任何关于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所作所为的批评，必须以对阿拉伯国家的彼此之间的所作所为的谴责来达到平衡，尽管他是否会建议对阿拉伯国家做出的每项批评也应通过谴责以色列来达到平衡我很怀疑。在后面这个问题上，或其他任何问题上，没有人建议制定这样一条原则——当然，也不应当有这样的建议。这类观点有时发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就如《耶路撒冷邮报》（ Jerusalem Post ）的沃尔夫·布利策（Wolf Blitzer）赞成瓦滕伯格提出的“双重标准”指控，理由是《华盛顿邮报》并未指派任何人去报道北也门的地震消息。布利策关于“现行消极种族主义”的观点被广为接受，“我们正是以此为据试图忽视那些被杀害的第三世界的人民”，然而——尽管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这个观点正符合媒体对以色列数十年来的暴行做出的反应。（关于这个标准谬论的更多讨论，见附录一，第1节。）

另一项也被若干评论家引述的相关指控是，媒体未能详细描述“人们六年的生活于巴解组织统治下的恐怖”（语出爱德华·亚历山大，他坚信主要媒体“将以色列描述为魔鬼的试验站，但其中心不在耶路撒冷或特拉维夫，而在索多玛（Sodom）和蛾摩拉城（Gomorrah）”，这充分展示了以色列暴行的辩护者因他们惯常依赖的标准暂时崩塌而爆发的歇斯底里）。真相与此迥异。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压迫行为和暴行被一再强调。但是我在美国的媒体上找不到任何相关信息，体现那些在黎巴嫩巡回调查这些广为流传的指控的以色列记者得出的结论；他们发现了关于以色列和基督徒恐怖的许多证据，要归咎于巴解组织的却很少。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以色列主要报纸《国土报》的记者阿塔拉·曼苏尔（Attallah Mansour）所写的一篇报道，他是一名基督教马龙派教徒，一位受尊敬的以色列记者，因身处高层，他能够提供准确的批判性评论。他对以色列的基督教盟友所犯暴行的叙述与“左翼穆斯林巴勒斯坦阵营”没有什么侵犯性的行为构成了鲜明对比，然而他的叙述得出的结论却完全错误，也没有受到任何关注。同样如此的还有权威的以色列犹太记者的叙述，这些消息用英语刊发，随处可得，但是结论却大错特错。

亚历山大谴责《新闻周刊》报道说以色列针对巴解组织的战争“严重削弱了其内部较温和的力量”，称这是媒体在掀起一轮“反对以色列的宣传攻势”的又一证据。然而，他却没有提醒我们，受尊敬的以色列学者们从一开始就坚称侵略的主要动机就是要削弱巴解组织内部较温和的力量。“在以色列政府眼中”，巴解组织的温和派被认为是“一股真正的邪恶力量”，因为他们构成了政治和解的威胁；以色列的希望是巴解组织被逼向恐怖主义一方，从而完全断绝“未来的政治和解”的威胁［耶霍舒亚·波拉特（Yehoshua Porath），以色列关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权威学术专家，一名政治中间派］。以色列战略分析家阿夫纳·亚尼夫（Avner Yaniv）（赞同地）下结论说，“整个行动的存在目的就是给予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巴解组织一记重击”，有必要动用“最猛烈的军事力量（来）……瓦解（巴解组织）内部温和派的地位”，阻挡“巴解组织的‘和平进攻’”，防止阿拉法特获得巴解组织的支持，合理接受联合国242号决议，并“遏止（巴解组织）上升至有政治威严的地步”。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一个温和的——政治性的而不是恐怖分子的——巴解组织……可能会变得比早些年的暴力的巴解组织更危险”。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削弱巴解组织的温和派，强化他们的极端对抗”。约沙法·哈尔卡比（Yehoshafat Harkabi）［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前局长，贝京（Begin）前顾问，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和中东研究系教授，以色列在此领域最有名望的专家之一］写道，“贝京发动这场战争的首要动机是，他惧怕和平进程的动能”；1982年的战争应该被称为“保卫西岸占领之战”，此次占领受到巴勒斯坦温和派，而不是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的威胁，这一点所有人都了解。而且由于以色列未能在1982年以此次在黎巴嫩的挑衅引发对方的暴力反应，这个威胁显得尤其沉重。总参谋长拉斐尔（“拉富尔”）·埃坦［Rafael（“Raful”）Eitan］坦言这次行动非常成功：“我们摧毁了巴解组织作为一个候选人与我们就以色列土地谈判的可能。”按照亚历山大离奇的标准来看，反犹太人主义深入了以色列党派的主流思想。

现在看来，已无必要评论马丁·佩雷茨（Martin Peretz）和诺曼·伯德霍雷茨在这些问题上的贡献，他们的文章转载于他们编辑的刊物上（《新共和》《评论》）。

这些再一次表明，问题的关键是，言论议程是由美国和以色列暴行的提倡者来设定的，而他们谴责媒体怀有所谓的反社会偏见。针对媒体的最突出的指控往往被肆意高喊，有时会遭到驳斥。但几乎没有人试图认真地分析被讨论的事件或媒体的表现，除了休格伦的详细分析，而调查一下亲以色列或亲美国偏见的这种可能性的想法压根就不在议程之内。

最后一章“反思媒体对于第三世界的报道”由大使戴维·纽瑟姆（David Newsom）开篇，他说：“当前在新闻界有一种强烈的趋势，即怀疑美国的官方政策及国外的那些与此保持一致的外国官员。”他问道：“从中美洲电视台传来的那些对比性的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衣衫褴褛、衬衫敞开的革命者和穿着体面的寡头执政者构成鲜明对照，这对大众思想有什么影响？”他要我们相信，电视台呈现了一幅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游击队的令人同情的画面。右翼媒体监督机构“精确媒体”（AIM）的戴维·利希滕斯坦（David Lichtenstein），在回应中谴责媒体对美国在越南和萨尔瓦多的政策及“入侵黎巴嫩”期间的以色列总是“不加思索地进行道德谴责”。他认为，新闻界的许多批评“来自这种……亲阿拉伯或亲以色列的偏见——就像偏袒胡志明或偏袒共产党游击队的观点”。他没有提到任何偏袒胡志明或共产党游击队的媒体评论的例子，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些研讨会不列举这些例子——如果它们如此数量巨大且影响深远。他下结论说：“你们处在媒体意识形态的冲突中，这种冲突贯穿整个政治范畴。”这确实是一个经得起探讨的立场——如果我们认为政治范畴由权力精英的需求所决定的话。至于萨尔瓦多，他说，“例如，关于人权的喧嚣往往是那些缺乏历史眼光、不明就里的访问记者的过度鼓噪，他们不熟悉拉丁美洲的文化，也不明白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是如何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发展的”。除了关于媒体“喧嚣”的评论——媒体其实通常隐瞒美国在萨尔瓦多支持的暴行，而赞誉执行这些暴行的“温和的”杜阿尔特政权——戴维没有指出同样的顾虑是否也适用于政府的敌人实行的暴行。毫无例外的，我们看到余下的讨论都在预测的范围之内。

总之，在155页的文件中，只有不到4页超出了宣传模型所预测的范围：美国-阿拉伯反歧视委员会（ADC）关于亲以色列偏见的报道及零星的其他一些词句。当然，这其中有判断的问题，但是采用其他的标准会得出实质迥异的评估吗？我对此表示怀疑。结论是宣传模型再一次在其第二级预测中被充分证实。关于其中一些参与者令人震惊的言论，如这里提到的一些例证或他们所提到的事情，我不再过多评论了，只提醒一点：为大规模暴行所做的辩护被认为是相当正常和可敬的。

让我们回忆一下，研讨会提出的根本问题是“一个自由的新闻界”、允许“公共报道所有战事”的“民主社会”面临的困境（博林）。研讨会压根没有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允许“公开报道”相对来说无需任何代价，只要媒体忠实地遵从了政府宣传的基本原则（不然就是进行战略上的评价），在报道内容和解读方式上不跨出界限一步，而且只从我们批准的机构部门的立场进行报道——如南越的代理政府和萨尔瓦多，而不是当地的游击队；或是阿富汗的游击队，而不是苏联代理政权；或是尼加拉瓜的美国支持的反对派和中情局管理的支持反政府军的平民阵线，而不是选举的政府（华盛顿公告将其描述为非选举的），等等例子，不胜枚举。

博林讨论了这个允许“公开报道”的政策的一个重大例外，一个通常令媒体不快的例子：存在于格林纳达入侵初期的对通讯记者的封锁。在他看来，此次入侵是第一次在我们荣耀的努力下成功没有“与我们擦身而过”。博林显然认为“推翻铁石心肠、不得人心的马克思主义小独裁者，驱逐古巴的顾问、工人和士兵”是功勋卓越的，尽管这个审查制度激起一些严重问题。我们可以先把他对这些事件的定性搁置一边，看看另一个关系更密切的问题。确实，媒体被暂时排斥在外了，他们也谴责了这种对他们天赋特权的侵犯。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已非常严格地实施了自我审查，让这些事件不会以真面目出现，以保护美国政府的立场，但这个事实在相关讨论中未被提及，在其他地方也很罕见。

美国在早些年破坏莫里斯主教（Bishop Maurice）政府的行为很少得到报道。模拟入侵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琥珀与琥珀人”，很明显意在恐吓格林纳达政府和格林纳达人民，但《纽约时报》对此不着一字。唯一存在些许痕迹的是一篇短文，文章提到格林纳达指控说他们是美国“即将发起的一场攻击”的目标，但美国国务院将这一指控斥为“无稽之谈”，接下来再没有关于此事的详情或质询。没有报道提到1980年8月当格林纳达40%的香蕉作物被飓风摧毁时，卡特政府拒绝提供援助；卡特还进一步提出条件，要求西印度香蕉出口协会（West Indian Banana Exporting Association）将格林纳达排除在为受灾国家提供的恢复援助之外（该协会拒绝了这个条件，美国的援助便不再出现了）。也没有报道提到美国终止援助并在1981年年初向欧洲共同体施压，要求其终止援助。同样没有被报道的还有为遏制一个政府的进步和发展而实施的那些手段，这个政府在当前已被公认深得人心，其最初的建设颇见成效。通过这种方式，媒体确保了在1983年10月主教被暗杀、侵略进行时，几乎没有人知晓发生的事情及美国在其中的重要的背景角色。

转向入侵这件事本身，我们看到政府在新闻审查中的角色是这个事件中最无足轻重的。远比这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关于入侵的关键信息大部分都被媒体隐瞒了，即便媒体在谴责政府对他们的审查。

对格林纳达的入侵发生在10月25日清晨。对此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解释，在此无须赘述。政府最终确定的版本是，执行“拯救使命”的美国部队正在与负隅顽抗、坚持充当苏联帝国前哨的古巴军事力量进行一场殊死战斗。媒体长篇累牍地报道了这些事件，基本都遵循着这个版本，但同时又质疑入侵的动机，并为受到的审查痛惜不已。那些主要新闻都突出报道了与古巴军队进行的战斗、镇压古巴抵抗付出的努力、美国军队的功勋，等等。但是故事远远不止于此。

当美国入侵时，古巴向媒体发布了一系列官方文件。根据这些文件的描述，当莫里斯主教被害的新闻在10月20日被报道时，古巴政府称此事让他们“深感愤怒”，并对被暗杀的领导人表达了“深切的敬意”。同一份官方声明还指示说在格林纳达的古巴人民“应完全避免以任何形式卷入格林纳达和党派内部的事务”，同时力图保持“与可能会影响格林纳达人民的主要部门和经济援助的技术与经济合作”。10月22日，卡斯特罗给格林纳达的古巴代表发去信息，特别强调在美国入侵期间，除非他们受到“直接攻击”，否则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如果美国的军队“在大学附近的（古巴在英国的援助下修建的机场）的跑道区域，或在周围疏散其公民的区域着陆”，古巴人民被要求“坚决不予干涉”。格林纳达的军事首领被告知，因为在格林纳达发生的让古巴和格林纳达人民深为悲痛的这些行动，“派送援军绝无可能”，而且古巴敦促格林纳达“为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公民的安全和撤离提供完全的保障”。这些信息在10月23日被重申，重申的讲话称增派援军是政治错误的，而且在主教被暗杀后“对我们的人民和世界来说也是道德上不可行的”。10月24日，古巴再次通知格林纳达政府，表示如果遭到攻击，古巴仅会进行自卫，并且建议军事人员撤离机场跑道。

华盛顿对这些沟通当然了然于心，除非是彻底无能。但是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10月22日，古巴给华盛顿发送消息，解释它“不干涉”格林纳达“内政”的政策，并建议美国和古巴“在这个问题上保持联系，从而针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困难或就（在格林纳达的美国或其他外国公民的）安全而可能要采取的行为，在不动用武力或干涉的前提下策划最有利的解决方案”。直到10月25日，在美国已经入侵格林纳达，并袭击了古巴人员之后，华盛顿才对这个信息做出回应。当时，美国称“同意古巴10月22日的提议，在双方人员的安全问题上保持联系”。几个小时之后，美国向古巴发送消息，声称对武装冲突“深表遗憾”，并将其归咎为“误解和意外”。古巴立即做出回应，再次呼吁“避免暴力和干涉”，通过合作解决问题。

媒体第一时间就得知了这些事实，甚至有所报道，尽管他们被命令含糊其词，且未影响对爱国议程的遵守。奈特-里德（Knight-Ridder）报业报道了卡斯特罗10月26日的发言，发言称古巴已经拒绝了格林纳达请求支援的要求，并提供了“古巴方面的合作，来保证这个岛上1000多名美国人的安全”，而华盛顿直到“美国部队侵入格林纳达、开始攻击岛上的古巴公民的90分钟后”才做出回应。10月26日，阿尔玛·吉勒莫普列托（Alma Guillermoprieto）在《华盛顿邮报》上报道说，在有“近100名外国和当地记者到场的一次深夜新闻发布会”上，卡斯特罗“发表了他讲话的文本，它们是古巴、格林纳达和美国之间的外交对话”，提供了最关键的事实。她补充说，美国的消息来源“确认了这些信息交流”，但表示他们无法立即向古巴提供回应，因为哈瓦那的美国办事处的电话线在10月23日傍晚到10月24日深夜期间断掉了；美国政府太不幸了，又缺乏技术设备，完全没有办法回应10月22日的信息，或许得通过信鸽，才能使入侵得到避免（根据政府媒体对此的解释），并确保与古巴人不发生冲突。她报告说，白宫发言人拉里·斯皮克斯（Larry Speakes）说：“美国不理会古巴人和格林纳达人保证在格林纳达的美国人安全的承诺，因为‘这是一场不确定的掷双骰的赌博，我们不知道谁在操纵游戏。’”《纽约时报》的读者可以从11月20日一则古巴政府的广告中了解到事实，毫无疑问，这则广告又是在徒劳地期望打破媒体的自我审查。同一天，《波士顿环球报》的艾伦·伯杰（Alan Berger）实事求是地报道了这些事实。

简而言之，关于古巴抵抗美国的事件，“拯救任务”纯属骗局，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广为人知。然而，媒体遵循着官方的方针，几乎不承认确凿的事实，并迅速将其雪藏。有时他们引用古巴官员对美国“操纵新闻”的指控，但从来不提及这些关键的事实［乔·托马斯（Jo Thomas），《纽约时报》］。社论就里根政府提出的“奥威尔式观点”发出各种质询，却避而不谈披露的问题，这些问题揭露了整个行动就是一场公共关系欺诈这一事实。这个模式遍及各处。

我们很难找到恰当的理由来指控美国政府的审查，因为媒体本身在整个过程中，没有接收到指令或承受压力，却表现得如此娴熟——就如在其他例证中显示的那样。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只能称之为正常了。

附录二

1. 遏制主义

遏制苏联及其盟国这一工程始终是当代历史的突出主题，值得我们探讨。

“遏制”这一说辞带有某些重要的前提，这一点在学术文献中当然早已得到认可。在关于遏制的权威研究中，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评论说：“‘遏制’这个术语带来某些问题，它暗示了美国政策一贯的防御性定位。”然而他觉得这个术语非常合适，因为“美国领导人始终认为他们自己是在回应而不是发起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而且事实上他们很关注如何“在设想的莫斯科人对西欧局势的挑战中，维持一种权力的全球平衡”。其他大国的领导人也有类似的看法，但是我们不允许这个事实引导我们对历史的解读。

什么是我们不得不“保卫”的“现有国际秩序”？美国规划者力图创建一个他们称之为“大区”的制度，一种服从美国经济需要并受美国政治控制的全球秩序。其他区域体系，尤其是英国地区的，必须被消灭，而那些在美国控制下的体系要加以扩张；其遵循的原则，用阿贝·福塔斯（Abe Fortas）在内部讨论上的话说，就是这些手段是“我们确保世界安全的责任的一部分……对我们有利的对世界就有利”。这种利他主义的考虑并未受到英国外交部的赞赏。他们的观点是：“活跃在仁慈的、家长式的国际主义外衣下的，是美国商业利益的经济帝国主义”，正“试图将我们排挤出去”。英国外交大臣，理查德·劳（Richard Law），向他的内阁同僚评论说，美国人相信“美国代表这个世界的某些东西——这个世界需要的、这个世界会喜欢的，以及这个世界最终将采用的东西，无论它喜欢与否”。这并非不实之谈。

除了英国和其他商业对手，我们还有必要针对哪些敌人来保护大区制度？从表面说辞来看，敌人指的是苏联，而且我们几乎没有理由怀疑这种情感的真实性，尽管就如学术文献所公认的，这种说法有夸张之嫌。但是这种顾虑的真实性无关紧要。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有利的事情很容易，而且国家管理者也愿意将他们出于各种理由捏造的威胁接纳为现实。

苏联对大区制度确实是个威胁，因为它已经明确拒绝被其并入，而且正在援助其他同样不顺从这个制度的国家。但是苏联的威胁被认为比这深远得多，这样就使得严厉的防御手段合法化了。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赞同地评论说，当伍德罗·威尔逊“和他的盟友”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进攻苏联时，他们“是在一个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语境中看待他们自己的行为”。威尔逊“尤其坚定地要确保苏联的民族自决”，其方式是侵略这个国家、任命我们认定为合适的领导人。按照同样的逻辑，美国一直致力于越南、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其他我们关注的受益人的民族自决，而苏维埃共和国则在为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民族自决殚精竭虑。加迪斯接着说，但是从更深的层面：“对苏联的干涉是一种反击，反击新的苏联政府深谋远虑、影响深远的，不是仅仅针对西方国家，而是针对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政的干涉。”苏联这种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是“苏联革命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存在提出的挑战——这种挑战不可能更明确了”。因此，在1917年“美国的安全”处于“危险境地”时，防御性的行为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有史以来第一次空投毒气弹也是正当的——英国总司令部认为那正是他们在1919年取得初期军事胜利的主要原因，在同一年，国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建议使用“毒气”来对抗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蛮荒部落”。

加迪斯进一步解释说，苏联“自称的在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政府的意图”，使得苏维埃共和国为保卫其宣称的这个目的的侵略合法化，“二战”后“共产党在西欧、东地中海地区和中国的持续胜利”，合乎情理地激起了新一轮“对苏联行为的质疑”，即便“他们因为顽强抗击轴心国的胜利”而深得众望。

苏联历史学家将西方在苏联革命后的干涉视为“令人震惊、不合情理的，甚至是对本应存在于国家之间的法律规范的一种践踏”。加迪斯对此进行了批判。他回应说，“一个人不能同时持有这两种态度”，一方面抱怨西方的侵略，同时又通过改变俄国的社会秩序并以革命的意图为名，“不断升级本世纪以来针对西方的最重大的革命性挑战”。

在这里，一名德高望重的外交历史学家表达了这样一种广义的“防御”概念，按照这个理解，人们可以轻易地为希特勒在30年代末的行为正名，他是在“保卫”德国，使其免受纳粹主义者所称的来自捷克人和波兰人的恐怖行为和侵略，以及敌对势力对德国的绞杀。按照同样的逻辑，苏维埃共和国（或古巴，等等）入侵美国“来保障那里的民族自决”、抵御被明确宣告的美国对“苏联和古巴社会政治秩序”的挑战，也是完全合法的。

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多年来一直在“遏制”的两种概念之间摇摆不定：回滚和缓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摇摆反映了在控制由美国权力“保卫”的辽阔领域上的问题，以及对一种具有可信度的威胁的需求，这种威胁可以诱使大众通过军事体系为高科技产业提供补贴。后面这个问题已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号文件中得到承认。文件估计苏联集团的经济实力大约与西欧相当，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大概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军费开支大约是美国的一半。然而，文件呼吁大规模增加军事开支，警告说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的刺激，西方将面临“极大程度的经济活动的衰败”。军事预算在此之后不久以朝鲜战争为借口几乎翻了四倍。这份文件在谈到散落其中的数字的重要性时语焉不详，但是很显然人们预计某些官员会进行计算并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作者保罗·尼采避而不谈这背后隐藏的观点，评论说这些数字无足轻重，因为，作为贫穷、落后的社会，“苏维埃政府能够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它们的弱点就是它们的强项；当我们保卫自由世界不受“内部侵略”时，这是一种在其他很多例子中被反复使用的论调。人们可以看到这种威胁是多么重大，多么生死攸关，敌人是如此邪恶，以至于要利用它们的弱点来制服我们。

多年来，我们对苏联弱点的恐惧几乎与对苏联力量的敬畏一样强烈。不管从哪方面讲，相关战略分析家的任务就是树立这样一种论调：美国正面临生死攸关的威胁，我们必须全力防卫——顺便地，也要保证五角大楼系统继续行使其重要的国内和国际角色。当想象不出轰炸机、导弹的技术差距，易受攻击的窗口期，或来自超级权力如格林纳达的生死攸关的威胁等借口时，其他的手段必须派上用场，比如这样的想法——苏联政权能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

在1988年下半年，同样的问题又浮现了：分析家们在戈尔巴乔夫单方面裁军的提议中设法测探出了对我们的生存构成的威胁。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关于苏联问题的美国空军情报会议声称，他们可能发现了关键所在。战略分析家威廉·V·肯尼迪（William V. Kennedy）在会议上警告说，一个惊人的发现显示，过去35年的情报评估完全失准，严重低估了苏联的威胁。美国情报部门一直相信苏联拥有“地球上最强大、最严密、最精良的国内防御系统——强大到可以为苏联在核冲突中提供一流的、也许是决定性的优势”。但是发生在亚美尼亚的地震表明这个评估是错的。地震显示“其实这个国家极度低效无能，如果换作美国任何一位州长或联邦政府官员管理这种混乱场景，他们如今都该为逃脱了私刑感到庆幸”——这对美国情报部门来说显然是一个巨大打击，但是，但凡对苏联略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意外。肯尼迪继续说，这个发现“在今天仍然大有深意”。在地震发生的一个半月以前，情报会议发表的一篇文章已经警告说：“在过去40年中，我们始终在渲染苏联的蓄意侵略可能会造成的威胁；而与之相比，苏联内部的混乱管理和重新抬头的民族主义才是对世界和平的更大的威胁。”这种危险就是，“当苏联领导层眼睁睁地看着精心策划的计划出了岔子、民族主义的火苗遍布全国时，他们极有可能在国际上孤注一掷”——就像某些人说的“受伤的熊”理论。亚美尼亚地震证实了我们最担心的事情：苏联压根没有民防系统，因而也没有能力像鹰派这么多年来一直忧心忡忡地警告的那样，泰然自若地发起攻击。现在，我们处在了真正的危险境地：这只受伤的熊也许会发起攻击。显然，在当下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重要时刻，我们不应该屈服于这样的荒谬念头——削弱我们的“防御”能力。

当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面对凯恩斯主义的过度军费开支时，上述论调听起来不合时宜。而当有必要发动更多的海外军事冒险活动来保障美国的权力范围，或为高科技工业提供一剂兴奋剂时，提出这样的论调就显得时机正好了。然而，如果我们认为战略理论不足给出支持当下需要的结论的论据（不管客观事实如何），那我们就太天真了。

加迪斯评论说：“在极大的程度上，遏制的出现并不是因为苏联人的所作所为，也不是因为世界上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而是因为受到美国内部的力量的驱使。”他接着说：“让人惊诧的是，在形成遏制战略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放在首位的是与经济（即国家的经济管理）有关的考虑，完全不顾及其他任何因素。”事实上，在整个这段时期，被以苏联威胁为由而宣称合理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政策，已成为高科技工业发展的手段和服务于国家工业管理的机制。此项政策在里根政府初期再次出现，与之相伴的是“邪恶帝国”这一煽动性言论，这个帝国是我们当前时代的邪恶中心，是世界所有问题的源头。这些话题几乎从未见诸公众，但它们也不会轻易消失，尽管很多人轻率地认为冷战已经结束了。

2.“红色恐慌”

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红色恐慌”是20世纪美国最早、最极端的动用权力来镇压工人、政治异议和独立思想的手段。这一做法为后来的行为提供了榜样，也留下了一项重要的制度遗产——国家政治警察，为其后的年代罩上了一层阴影。

在1919年8月，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被任命为司法部总情报部门主管，在全国享有极高声望。此后不久的1920年1月发生了“帕尔默（Palmer）搜捕”，全国各地有成千上万的所谓激进分子被围捕（导致上千外国人被遣送）。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社论说，面对布尔什维克的威胁，“我们不能把时间浪费在吹毛求疵地批评对自由的侵犯上”；《纽约时报》社论则宣称，“司法部在穷追猛打我们的敌人时，非常敏锐、果敢，展现出富有成效和智慧的气魄；在我们这些急切盼望赤色分子仓皇败退的人当中，如果有人曾对此表示怀疑，那么，现在这些怀疑者有足够的理由对司法部表达赞许和欢呼……此次搜捕只是开端……（国务院的）进一步行动应该会是更加影响深远、大有益处的”。《时报》在同一日评论说，“这些共产主义分子是一帮乌合之众”，他们“用各种语言诋毁对苏联的封锁”，还呼吁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时报》关于搜捕的报道题为“赤色分子密谋全国罢工”。

《华盛顿邮报》对众议院驱逐身为社会主义者的议员维克托·伯杰（Victor Berger）的做法大为赞许，评论说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好、更打动人地证明美国主义”。在报道对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的遣送时，《邮报》盛赞了胡佛针对戈德曼的“极其严谨的”诉讼，其证据是在1901年麦金利（McKinley）总统遇刺事件中，她“协助制造关于此事的不正常的想法”。《时报》将对社会主义组织的驱逐描述为“一场美国的集体投票，一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会赞同和支持的爱国的、保守的投票”，也许这就是愚昧的选民所相信的。编辑们接着评论说这次驱逐“就像明确、直接地对德国宣战一样，是国家防御的一种手段”，这篇在“一战”早已结束的1920年1月7日发表的社论，再次援引了“防御”这一我们常用的概念。在此一个月前，《时报》赞誉了司法部部长帕尔默和他的助手胡佛提议的危害治安行为取缔法案，此项法案要求对那些协助或教唆他人“制造、展示、撰写、印刷或发行任何建议、呼吁、指导煽动暴乱的行动或为其辩护的标语、文字、言论、图片或文章”的行为，“或任何可能有相关暗示作用的行为”进行起诉。同样会被起诉的还有那些“正式或非正式的，以建议、呼吁、指导、维护煽动暴乱的行为为目标”的组织成员。后者的定义如此宽泛，完全可以满足许多极权主义国家的需要。

这些思想都有前例可循，其中一个前例便是1798年颁布的《外国人治安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联邦党人力图”通过此法案“镇压政治异见，扑灭对法国革命思想尚存的同情”；另一个例子是1886年对四名无政府主义者的死刑判决，当年5月一名罢工者被警察杀害后，芝加哥的干草市场广场发生爆炸，这四名无政府主义者被控其鼓吹的思想造成了这场爆炸。当局认为，尽管这几名干草市场无政府主义者并未参与此事，但他们的“煽动性言论”对这次爆炸负有“道德责任”，因而他们理应被绞死。

在威尔逊的“红色恐慌”时期，司法部部长帕尔默就像他自己解释的那样，“不借助任何司法力量”，开始着手“清理这个国家”。他为镇压行为辩护的理由是，国会未能“清除那些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公然挑衅法律的煽动暴乱的团体”。他解释说，“当下有两件确凿的事实：一、‘赤色分子’都是有罪的外国人；二、美国政府必须阻止犯罪。基于这些现状，我们认为不必区分激进分子的理论观念和他们实际触犯国家法律的行为”。帕尔默继续表示，他的“情报显示，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分子来自一个包含上万人的外国人组织，他们是（托洛茨基）的直接帮凶”。因此，“政府现在正致力于将这些外国的污秽清扫出我们的国家”。所有这些观点都得到了新闻界铺天盖地的支持，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的利益可能也会受此威胁。

镇压这些罪行当然是合法的，帕尔默已在由胡佛起草的国会证词中陈述了理由。他解释说，这些邪恶运动的头目中，包含了“思想扭曲的理想主义者，其中许多人甚至丧失了理智；还有许多纯粹追求私利的职业煽动家，和一大帮潜在的或真正的罪犯，他们卑劣的个性导致了他们信仰这些组织的肆无忌惮、粗俗低下的理论和策略”。“只要对这些人的照片略加审视”，任何对其罪行的怀疑都会立刻烟消：“他们狡猾、诡诈的眼神中流露出贪婪、残忍、疯狂和罪恶；从他们不对称的脸庞、下垂的眉毛和丑陋的外观之中，可以明确无误地识别出犯罪分子的特征。”而且他们危险至极。帕尔默写道，“就像草原大火，革命的火苗会蔓延至美国的每一个法律和秩序机构”，腐蚀工人、教会和学校，甚至“潜入美国家庭的神圣角落，试图用放纵的法则替代婚姻誓词，焚毁我们的社会基础”。

设想一下，在美国权力四处扩张的这样一个年代，在美国革命爆发140年之后，在上一次可信的安全威胁发生的一个世纪以后，如果桑解阵肯做出与美国司法部和新闻界的这些陈述哪怕有一丝相似的声明，我们的公共外交办公室、政府的众多忠诚分子、媒体及更庞大的知识分子团体会有多么开心。

帕尔默是一位自由人士、进步人士。他的本意是“根除那些把美国理想与毒害人心的理论混为一谈的激进思想”。他尤其引以为傲的是，“1920年1月2日的大搜捕使得美国的激进运动明显停止。在大搜捕后的几个月中，与共产主义倾向有关的激进出版物几乎完全消失”；整体而言，这些组织也“全部分崩离析”。这段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包括1919年3月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被判入狱10年，因其反对间谍法案，抗议对“私下批评”战争的言论的野蛮判决，以及“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公开讨论的镇压”——美国公民自由权联盟（ACLU）后来如是记载。

帕尔默坚信政府有权阻止这些思想的种子被四处散播，他的这种信仰植根于美国的普遍传统。大众媒体、中小学、大学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捍卫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而且通常都很有成效。当政府觉察到统治性的信条受到威胁时，他们就有权采取行动。

在“一战”以后，工人阶级内的斗争氛围越发浓厚。J·埃德加·胡佛将1919年的钢铁工人罢工称为一场“红色阴谋”。其后的一次矿业工人罢工则被威尔逊总统描述为“这个国家经历的最沉重的阶段之一”，“一次严重的道德和法律错误”。与此同时，新闻界警告说，“这些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红色感染”的矿业工人，“正在美国掀起一场大革命”。默里·莱文（Murray Levin）评论道，“红色恐慌”“在很大程度上被商业集团放大了，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劳工运动中的左倾潮流的威胁”；而且，他们“有理由欢呼”，因为他们成功地“削弱了劳工运动，使其保守化，摧毁了激进党派，并恐吓了那些自由主义者”。“这次行动——整体上非常成功——强化了资本主义权力精英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削弱了工人的阶级意识。”有关“红色恐慌”的思想得到了新闻界和精英们的大力支持，直到他们意识到当右翼狂热渐渐失控后，他们自的利益也会受损——尤其是歇斯底里的反移民浪潮会威胁到廉价劳工的储备。

“红色恐慌”还有助于干扰外交政策。外交历史学家福斯特·雷亚·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评论说：“政府各部门制造了大部分恐慌，1919年整整一年都在部署反布尔什维克宣传的防护网，这些行为至少部分是出于为在阿尔汉格尔和西伯利亚的干涉政策正名的需要。”约翰·路易斯·加迪斯提出了一个与其“自我防御”概念——我们之前已讨论过——一脉相承的观点，表达了不同的意见：“‘红色恐慌’说明，即便是美国也不可能对革命的细菌免疫”，这种恐慌是引起“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敌意”的因素之一。这个推理的确富有教育意义。

那时建立起来的这种模式对各方面的影响持续至今。在20世纪60年代，当“二战”后的镇压影响逐渐减弱、大范围的公共运动开始兴起时，联邦调查局发起的重大镇压行动之一——反谍计划（COINTELPRO），目的就是干扰民权运动，其手段包括在少数族裔聚集区煽动暴乱，直接参与警察对黑豹党（Black Panther）一位组织者的暗杀行动，多年来一直对社会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进行破坏和骚扰，以及其他毁谤和瓦解行为。

这些行动被曝光时，全国正处在尼克松水门丑闻的震惊中，新闻界因其对尼克松不端行为的穷追不舍，一方面受到欢呼致敬，一方面遭到强烈谴责。而水门闹剧，与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领导下的国家领导性颠覆组织的那些行动比起来，不过是一场茶话会。再一次，历史慷慨地设计了一次对照实验，使我们得以评估对水门事件的各种反应。结论不言而喻，人们的注意力只局限于程度相对较轻的对位高权重的个人及部门的权利的侵犯，针对弱势群体的犯罪行为则无人问津，也从未进入国会的诉讼程序。

水门事件的教训深刻而明确：有权势的人能够保卫自己，新闻界可能也会为他们助一臂之力，其行为可能受到一些人赞誉，被另一些人贬斥，这完全取决于这些权贵在多大程度上效忠政府的利益而控制大众。将注意力聚焦于水门事件的这个决定，被媒体誉为他们最骄傲的时刻，其实不过是其效忠政府的又一不齿行径罢了。

附录三

1. 边境神圣

尼加拉瓜军队试图将美国代理部队从本国领土驱逐出去时，有时会越过某处未标明的边界进入洪都拉斯领土，而这些区域早已在美国的命令下被割让给了反政府军，这时有关侵犯神圣边境的喧嚣之密集非常引人注目。我们可能会问这样一个常见的问题：这种普遍的谴责是基于对法律的坚定信仰和边境的神圣性，还是基于这样的信条——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权利抵御美国的攻击？很明显，后者才是行动的准则。这一点在尼加拉瓜所做努力得到的回应中得到了确认：尼加拉瓜自1981年起就努力追求以法律所要求的和平手段调解分歧、解决争端，并安排对边境进行国际监督。其他的测试引向了同样的结论。

在1988年3月一起类似的边境事件发生之后，多伦多《环球邮报》的编辑们注意到，当尼加拉瓜军队越过“边境穷追反政府军”时，“美国只是选择性地回应这种所谓的严重违法行为，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显然是关于反政府军的投票是否迫在眉睫。”比如在这个例子中，当时正值“里根总统大力推动国会恢复对叛军的援助”。他们补充道，洪都拉斯签署的和平协定“禁止洪都拉斯或任何其他国家援助国外叛军”，而尼加拉瓜是否因“越过边境穷追反政府军”，明显进入南部洪都拉斯数公里——反政府军在赶走了当地的农民之后在那里建立了基地——而违反国际法远未得到明确。编辑们继续说道，是美国的政策，而不是尼加拉瓜对自己领土的保卫，导致了，或可能导致“激起了种种愤怒和暴行”——“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政策在该地区造成的超乎寻常的苦难的话”。对加拿大边境以南的自由出版社而言，这是一个让他们备感陌生的观点，他们也不能允许自己意识到，明显违反国际法的是美国支持反政府军力量从国外基地攻打尼加拉瓜。盛行的教条的态度是，美国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可以随意使用暴力，而且这是公正和正当的。同样，媒体一直回避对尼加拉瓜要求国际机构监督边境的提议进行转述，这一提议总是被美国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否决；几乎没有报道关注国际法院提出的这一要求——美国应停止侵略并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也几乎没有报道关注国际法院支持尼加拉瓜向这个世界上最虔诚的法治倡导者提出索赔请求。

事实上，对尼加拉瓜入侵事件的反应远比《环球邮报》揭露的更具选择性，正如以色列同一时间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所展现的那样［参见（原书）52—53页］。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可以借助一篇针对《纽约时报》的报道所做的评论来加以评估。

3月12日，以色列飞机轰炸了赛达附近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此事未见媒体报道。3月18日，一篇关于另一个话题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提到：“以色列战机袭击了黎巴嫩贝鲁特东南部的几处目标……显然是为了报复针对以色列北部的一次小型导弹袭击。”几天以后，以色列军队加入南黎巴嫩军队的雇佣兵，在“安全区”以北发动攻击，此事也未被报道。3月24日，《时报》刊登了一则关于另一场袭击的简短报道，报道称，据黎巴嫩警察透露，有15人在这场袭击中死亡或受伤。另一些人“恐怕被埋在瓦砾之中”，一些人“在飞机返回并投下更多炸弹时被炸死……当时一些救援工人正在从第一波攻击造成的废墟中挖掘救人”，这是一种扩大伤亡的标准手法。3月24日的报道还首次顺便提到了3月12日的轰炸。以色列第二天在赛达附近进行的一次造成5人伤亡的袭击获得了12行的报道。3月31日，一则简短的新闻报道了以色列对安全区北部另一个村庄的攻击，此次攻击以密集的炮火作为掩护，共造成5人死亡，几栋房屋被焚毁，当时黎巴嫩穆斯林正在观看一场普通的支持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境内庆祝土地日的罢工行动。

通讯社对这一偶然的报道做了一些细节上的补充。报道称，3月23日袭击中的受害者包括4名7至10岁的儿童，他们因“伤势严重”而被送入医院就诊；报道还说，大多数的伤亡者是在救援行动开展期间进行的第三轮轰炸造成的。他们描述说，第二天，袭击过后的“浓烟和灰尘”吞没了4座村庄，并指出有9人被杀，使得全年在以色列空袭中被害的人数达到47人。在3月30日的袭击中，至少还有7人被杀，包括两名埃及人和三名黎巴嫩公民。数十枚迫击炮和火箭弹在纳巴泰（Nabatiyeh）市的商业中心及周围爆炸，还殃及了附近的4个村庄，至少严重毁坏了15所房屋，而“以色列军队撤退时，其直升机用机枪疯狂扫射了这一崎岖地区”。

在洪都拉斯没有发生任何可以与之相较的事件。以色列军队没有进行紧急追击，但是越过了实际被它吞并的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该地区由以色列军队和恐怖分子雇佣军控制。因其美国首要附庸国的身份，以色列在边境以外的占领权、摧毁权以及杀戮权是天经地义的。所谓边境神圣概念的意义也戏剧般地被揭示了出来。

随后的事态发展只是印证了这一点，如同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轰炸一样。警察称，1988年10月，以色列的轰炸造成15人死亡、35人受伤。根据警察提供的信息，贝卡谷地马什喀拉（Mashgara）镇的20名受伤者大多数是一家诊所里的平民，包括黎巴嫩的医生和护士。“工人们从真主党诊所的废墟中将遇难者拉走时，哀嚎的妇女们捶胸顿足。”“这次袭击显然是为了报复本周早些时候一名黎巴嫩什叶派制造的一次自杀式汽车爆炸事件，在爆炸中有7名以色列士兵死亡”——那次爆炸发生在黎巴嫩境内，当时占领军的士兵正在为被部署在那里用来控制所谓的安全区的雇佣军提供支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呼吁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暴力冲突”——这是一个均衡而明智的评价。

几天以后，根据警方的说法，以色列飞机没有任何借口地轰炸了赛达附近的梅耶·梅耶难民营，炸伤41人，“一个六口之家和另外三人失踪，恐怕已惨死在瓦砾之中”。空袭击中了“一个巴勒斯坦人的破旧棚户区”。在对梅耶·梅耶和其他两个村子的袭击中，共有17人被报告遇难。马什喀拉再次遭到“来自以色列境内炮兵阵地的猛烈攻击”。几天后，同样的这几个村庄和其他一些村庄再次遭到袭击，有4人死亡，22人受伤。此后不久，巴勒斯坦难民营和其他目标遭到以色列武装直升机的袭击，包括一名船只商人的店铺，他“被认为将两艘汽艇出租给了巴勒斯坦游击队，并可能向游击队出售零件”。后来，以色列于11月对艾因-赫勒韦（Einel-Hilweh）难民营进行轰炸，此事据我所知未被报道。6名巴勒斯坦人在轰炸中死亡，包括一名妇女和她4岁的女儿，她们被埋在废墟中。“警察说，当救护车从赛达驶来疏散轰炸中的伤亡人员时，密集的难民营里正浓烟滚滚，当时国家正在纪念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45周年。”赛达附近发生的其他几次袭击共造成5人死亡、15人受伤，包括9名平民。其中最后一次袭击发生在11月25日，是以色列在11月对黎巴嫩进行的第23次空袭，使得1988年在袭击中死亡的人数达到119人，另有333人受伤。

据警察局最终统计，1988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空袭中，共有128人被杀，356人受伤。这种活动在整个这段时期一直在持续，当时阿拉法特的每一次表态、每一句话语都被仔细审查，以确定他是否真的打算与恐怖主义断绝关系。

在同一时期，以色列也加强了在“安全区”内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讯社报道说，1989年1月，至少有76人被以色列的恐怖主义雇佣军驱逐出该地区。当巡逻该地区的一位联合国部队的挪威籍军官，将以色列的驱逐做法与纳粹占领挪威期间从挪威驱赶犹太人的做法相比较，这件事在以色列引起了“骚乱”；而驱逐却没有引发骚乱，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资助这些行动的国家。朱莉·弗林特（Julie Flint）在《卫报》（伦敦）报道了数十名老人、妇女和儿童被从舍巴（Shebaa）镇驱离的情况，受害者说，因为他们“拒绝支持以色列控制的南黎巴嫩军（SLA）”。挪威军队用一辆吉普车堵塞了主要街道，试图阻止这种驱逐行为，但吉普车被南黎巴嫩军的一辆装甲车碾碎。以色列军“在黎明前袭击了该镇，将48人从他们的床上抓走，把他们赶出了该地区并封锁了镇子”，村民被告知说“只有他们同意组成‘协调局’并加入南黎巴嫩军，封锁才会被解除”。一位联合国的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包围了该镇，“抢走了居民的食物，因为他们拒绝和以色列支持的当地政府部门合作”。舍巴地区15000人当中有10%被以这种方法“强制驱逐”。年轻人被告知他们“必须成为南黎巴嫩军的士兵，否则，我们将隔离你们的镇子”。被驱逐者报告说，一所学校的校长因其拒绝合作而被以色列军队扣押，期间被“殴打致伤”。另一位受害者报告了他的手指和睾丸受到电刑的折磨。一位妇女和她的8个孩子遭到驱逐，这位母亲报告说：“以色列军队在凌晨五点的时候突袭了我们的房子，他们把穿着睡衣的孩子们带出房子，尽管外面非常寒冷。他们把我们塞进一辆吉普车，用防水帆布把我们盖起来，然后就开走了。后来，我们又全部被装上一辆卡车。我丈夫的父母亲也在那里。我丈夫的父亲已经90岁了。”联合国发言人铁木儿·格克塞尔（Timur Goksel）报告说“大部分被驱逐的人是妇女和儿童”，挪威籍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UNIFIL）指挥官谴责这种驱逐为“非人道行径”。以色列对这种抗议的唯一反应就是继续他们的驱逐行为。黎巴嫩外交部政治事务局局长说，黎巴嫩人民“担心以色列在其南部占领区的政策可能旨在清空该区域内所有反对以色列对该地区实施霸权的人，这个地区将有可能变成对以色列俯首称臣的殖民地”。

这些事件有时得到报道，但除了偶尔的一些对“以黎之间的暴力冲突”表示遗憾的声音，未能引起任何反响。对巴解组织在以色列的爆炸袭击，或对尼加拉瓜人试图将美国代理部队驱赶出自己的领土的反应，就略有不同了。

附录四

1.“历史工程”的杰作

“历史工程”这一使命和历史一样古老，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认为是一项职业责任。本书在正文和附录中列举了很多例证，在参考文献部分也引用了更多的例子。对某些特定案例的近距离审视可以揭示这一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这里我们将仔细研究两个案例来说明这一点，这两个案例来自1980年代一个重要的政府媒体项目：“妖魔化桑解阵”，捍卫华盛顿支持的恐怖国家。

尼加拉瓜是一个在南半球引起颠覆活动的蔓延的致癌病毒，其中一个证据——像其他证据一样似乎合情合理——就是桑解阵为哥伦比亚M——19游击队1985年11月的一次针对司法大厦的恐怖袭击提供了武器。1986年1月5日和6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哥伦比亚指控尼加拉瓜，而尼加拉瓜对此予以否认的消息。第二天，1月7日，哥伦比亚正式接受了尼加拉瓜的否认。哥伦比亚外交部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声明：“哥伦比亚接受尼加拉瓜外交部部长米格尔·德埃斯科托（Miguel D'Escoto）的解释，并认为这一事件已经结束。”这条消息刊登在了《波士顿环球报》第81页的体育栏目中。《时报》根本没有报道这一事实，而是在其第二天的社论中坚称：“哥伦比亚的耐心早已被这些证据耗尽——桑解阵为策划了11月事件的恐怖分子提供枪支，但尼加拉瓜否认这些证据。”1月15日，《时报》报道称，“美国官员已将尼加拉瓜与波哥大的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尼加拉瓜政府否认这一指控”，并刊登了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撰写的一篇观点专栏，重申了艾布拉姆斯和编辑明知毫无可信之处的指控。这些指控在2月26日的新闻专栏中再次被报道，报道再次无视哥伦比亚已正式拒绝了这些指控并认为此次事件已结案的事实。《华盛顿邮报》也没有报道哥伦比亚接受了尼加拉瓜的无责声明。

3月18日，《时报》一篇题为“尼加拉瓜的恐怖表演”的社论讨论了里根“要求拨款1亿美元以帮助反政府军对抗尼加拉瓜的左派暴君”。社论批评说里根的讲话充满了错误和毫无根据的断言，令人感到不安。编辑们敦促称“里根先生应该抓住桑解阵无法抵赖的违法行为”；他应该问怎样才能“遏制他们；为促进尼加拉瓜的民主，美国能做些什么”，并将其升级至华盛顿的恐怖国家名单中。他们列出了一份“半球真实的不满情绪”清单，包括尼加拉瓜的“极权主义”国内政策，以及在苏联集团的援助下在中美洲修建最大的军用机场和在加勒比海修建深水港，导致“该地区安全问题”更加错综复杂，还有对“萨尔瓦多游击队同志”的支援，等等。这份“无法抵赖的违法行为”清单包括下面内容：“为什么内务部部长托马斯·博尔赫参加了为开枪袭击哥伦比亚波哥大司法大厦的M-19游击队举行的弥撒，这不是仅仅用虔诚可以解释的。”这是桑解阵作为此次恐怖袭击同谋的铁证。

桑解阵罪行的这一证据也令其他人印象深刻。《波士顿环球报》的外交事务记者威廉·比彻（William Beecher），突出强调了博尔赫参加了“为M-19游击队举行的纪念仪式”，据说游击队使用的是由“尼加拉瓜提供的武器”；他报道说，“严肃的分析家”希望这类“错误”是由于针对尼加拉瓜的“不断增加的军事压力”引起的，而他显然忘记了他的报纸9天前就报道了哥伦比亚对这一说法的否认。

亚利桑那的一位读者，詹姆斯·汉密尔顿博士（Dr. James Hamilton），很好奇地想知道《时报》的编辑们的这一翻新指控的根据，因为他知道这一指控已被哥伦比亚政府否定。他给《时报》的编辑马克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写了一系列的信件，而且在收到国际版编辑沃伦·霍格（Warren Hoge）一封具有蔑视意味的格式信函之后，也给他写了信。在多次尝试就这一简单问题得到回应之后，他终于在7月中旬收到了一封来自霍格的信。“为回答你有关托马斯·博尔赫的问题，”霍格写道，“博尔赫先生在马那瓜参加了一场由尤里尔·莫利纳牧师（Rev. Uriel Molina）主持，纪念通信部部长恩里克·施密特（Enrique Schmidt）逝世一周年的弥撒，恩里克在一场与反政府军的战斗中身亡。在这次弥撒中，一名参与者高喊为M-19祷告并且展开了一面他们的旗帜。”汉密尔顿写道：“因此，一场为桑解阵前内阁成员举行的纪念活动在一名社论作者的笔下就变成了‘一场为M-19游击队举行的弥撒’，他们放任《时报》诬陷博尔赫并暗示桑解阵与M-19游击队之间关系暧昧，利用某人该日在教堂的个人行为作为这种主张的论据。”有些传言实在太有用了，让人无法放弃。

《时报》清单上列举的其他“无法抵赖的违法行为”也经不起推敲，实际上，考虑到尼加拉瓜对命令的违拗和试图在美国攻击下幸存的鱼死网破的挣扎在当局圈子里引起的歇斯底里，这份清单颇具意味。

一个更重要的需求是在反政府军和萨尔瓦多游击队之间建立一种“均衡”，这种“均衡”对美国政府的宣传至关重要，因此是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媒体无视美国对反政府军的援助的规模和特点及对其恐怖活动的直接参与，不断声称尽管萨尔瓦多叛军否认接受了来自尼加拉瓜的援助——但“大量证据表明援助是存在的，如果没有这些援助，他们能存在多久就很难说了”，正如詹姆斯·勒莫因在中美洲和平协定于1987年8月签署之后报道的那样。通过这些手段，这种均衡轻而易举地就被建立起来了。勒莫因没有提供过任何证据支持自己的说法，从来没有。然而，他不得不评论美国政府自1981年初以来未能提供任何可信的证据——直到那时也很少——这一事实，正如国际法院指出的那样。国际法院为立案翻阅了美国政府提供的公开材料，但未采信，因为其缺少事实基础。这种说辞是宣传所需，因而它是真实的。

《时报》为保护我们需要的事实做出的努力很具启发性。在勒莫因的文章出现以后，媒体监督组织，“公平与准确报道”给《时报》写信，要求它和读者分享勒莫因的“大量证据”。他们的信件未被发表，但他们收到了国际版编辑约瑟夫·莱利维尔德（Joseph Lelyveld）的一封私函，承认勒莫因“不准确”。

在1987年9月承认勒莫因的指控“不准确”之后，《时报》有很多机会改正这种不准确，但他们利用了这些机会——来重复那些已私下承认为不当的指控。因此，在其12月组织的关于桑解阵的背叛者罗杰·米兰达（Roger Miranda）的一系列媒体评论中，勒莫因声称，在回应米兰达的指责时，国防部部长奥尔特加“似乎间接地确认了桑解阵对萨尔瓦多叛军的援助的存在”。这是勒莫因对奥尔特加声明的曲解，奥尔特加的声明说，里根政府无权做出这样的指责，因为他们自己将武器送给反政府军。奥尔特加接着说——但未被报道——“萨尔瓦多游击队有获取武器的来源和途径”，而且他们“基本上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武装自己”，而不是依靠“外部的来源”；“他们自给自足”。因此，奥尔特加对尼加拉瓜支援萨尔瓦多游击队的否认被勒莫因和《时报》巧妙地转换成了对这种支援的确认。

勒莫因的《时报》同事们也加入这种辩论之中。斯蒂芬·恩格尔伯格（Stephen Engelberg）写道，美国政府的指责“显然已得到米兰达的证实”，米兰达说“桑解阵经水路向萨尔瓦多运送武器”，也就是说，通过丰塞卡湾。丰塞卡湾宽30公里，有美国海军舰船和海豹突击队严密巡查，并且处在海湾虎岛上的雷达设施的监测范围之内，该雷达设施不仅能定位和追踪本区域内的船只，还能定位追踪很远处的船只，就像戴维·麦克迈克尔在国际法院所做证词中描述的那样。戴维·麦克迈克尔是美国中情局的专家，在恩格尔伯格所说的期间内，负责分析相关数据。尽管情报机构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没有任何的证据被发现。然而，奇怪的是，尼加拉瓜毫不费力地就给出了中情局在所谓的“均衡”情况下提供武器援助的证据。在此，真的需要些自我控制的手段才能忍住嘲讽的念头。

当和平协定最终于1988年1月被废除以后，乔治·沃尔斯基（George Volsky）写道，协议的条款呼吁“所有国家停止对邻国的起义者实施恐怖行动……主要适用于尼加拉瓜，据说它正在帮助萨尔瓦多的叛军，也适用于洪都拉斯，据报道，他们的领土是美国领导的反政府军供给力量的重要部分”。显然，一份提出有关非正规军和叛军部队援助的有效证据的公正总结，被协议视为非法。

沃尔斯基没有解释为什么同样的协议条款不适用于萨尔瓦多，“据报道”它也卷入了美国对反政府军的援助体系之中；为什么也不适用于哥斯达黎加，它很久以来就是尼加拉瓜叛军中较为自由一派的基地，而且，“以哥斯达黎加为基地的反政府军”正继续在那里活动，就像当新闻报道引用“哥斯达黎加境内反政府军的消息”时我们时常听到的那样，而且，就像我们将更加详细地了解的那样——如果我们对事实有些许兴趣的话。

勒莫因后来警告说，如果将来“桑解阵（被）发现仍在支援萨尔瓦多游击队”，那么，和平协定将崩溃。他说，其他地区没有类似问题。至于洪都拉斯，勒莫因于几个月后谨慎地评论说，其对反政府军的援助“ 看起来是对协议的直接违背”。他的同事，军事记者伯纳德·特雷纳（Bernard Trainor）评论说，“截至目前，桑解阵对萨尔瓦多游击队的援助数量从未得到准确统计”——这是《时报》的行话，用来表达这样一个事实：自7年前援助的涓流流淌了几个月以来，就在美国支持的安全部队发动了“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种族灭绝战争”［里维拉·伊·达马斯（Rivera y Damas）大主教，被暗杀的大主教罗梅罗的继承人］之后，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出现。

因而，所需的教义建立起来了。

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鹰派和鸽派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为手无寸铁的平民提供保卫自己抵抗种族灭绝战争的手段是极大的罪行——至少当战争是在美国的支持下由美国的附庸国发动的时候，或当战争到达顶峰、美国直接组织和参与的时候。为波尔布特的受害者提供武器自卫，如果可能的话，应该被看作真正高尚的标志。发人深省的是，如此简单的报道及其明显的含义，似乎都是令人费解的。

1988年底，在作为《纽约时报》驻萨尔瓦多记者的四年任期期满之际，勒莫因借此机会发表了一份对萨尔瓦多游击队援助问题的综合分析。和平协定签署不久后他曾写道，尼加拉瓜援助萨尔瓦多游击队的“大量证据”是如此的广泛，以至于“如果没有这些援助，他们能存在多久就很难说了”。自他写下这些东西，15个月过去了；自从《时报》的国际版编辑承认“大量证据”并不存在，已经过去了14个月；自从他要求勒莫因交出一份关于真实证据的全面的文章——就好像这有可能似的，已经过去了9个月。这9个月的调查结果值得仔细审视。

有关萨尔瓦多游击队赖以生存的来自尼加拉瓜的援助的“大量证据”彻底消失了。勒莫因没有提到他过去的说法，也没有提到要他制造“大量证据”的要求，也没有提到其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对“妖魔化桑解阵”计划所做的贡献，它保护了凶残的美国附庸国，破坏了和平协定。

现在的情况显示，这些证据“很大程度上是间接的，极易招致不同理解”。它们不是“大量的”，而是“有限的证据”，其中没有任何真正可信的信息。还有，根据1987年8月及此后的版本，这个“有限的证据”表明运输规模“是微小而零散的”，不是致使萨尔瓦多游击队得以生存的大规模援助——这样的结论不会令那些在过去几年一直在研究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所做宣传的人士感到惊讶。“有限的证据”涉及来自苏联集团，主要是古巴的转运，他如此断言——再一次没有给出证据。继续读下去，我们发现似乎有至少同样多的反政府军直接向萨尔瓦多游击队转送武器的证据，以及洪都拉斯军队卷入向他们转运武器的证据。这同样不会令那些不避烦苦地阅读政府宣传资料而不是简单地报告媒体发布的信息的人士感到惊讶。因此，1984年一家有国务院背景的报纸发表了一份桑解阵叛逃者的证词，这名叛逃者没有提供桑解阵武器援助的确凿证据，但确实指证说武器来自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这也有可能，但尚无相关调查。1988年2月，在一天三次的补给飞行规模缩减之后，美国的代理人跑向边境，他们开始把自己的武器出售给腐败的洪都拉斯军官，后者转而将武器卖给萨尔瓦多游击队，一个我们言归正传的问题）。桑解阵对萨尔瓦多游击队的主要贡献，勒莫因现在告诉读者们，是为其办公室、后勤和通信部门提供在尼加拉瓜的“安全天堂”，以及经由尼加拉瓜前往其他国家的机会。除了美国或其附庸国，很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而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哥斯达黎加，经常给攻打尼加拉瓜的美国代理部队提供这样的支持——其实远不止这些。

所以，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多年来的整套把戏露馅了。情况一直以来那样明显，这种“均衡”的故事甚至不值得奚落。骗局被成功地维持下来，只要对反政府军的援助是重要的和可行的政策选项；然后，把美国的代理部队描述成真正的游击队是必要的，这样就可以强调在攻打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军和萨尔瓦多的本土游击队之间的“均衡”，双方都依靠外界的援助得以生存。到1988年年底，反政府军这个选项已失去了残余的吸引力，部分原因是美国不再需要使用它们作为手段，以达到扩大尼加拉瓜平民的痛楚和不满、使该国沦为废墟的目的，另一部分原因是让代理部队继续停留在该地区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个故事可以渐渐淡化——事实上，先前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被承认。它们将从历史中被抹去，而且肯定会被抹去。

游戏的规则是，讨论的准则是由已确立地位的大国制定的。政府媒体系统制造了桑解阵援助萨尔瓦多游击队的声明并且坚持重申这些声明，尽管他们完全知晓这些都是子虚乌有，但只要事业需要，他们便坚持做出这种表示。偶尔，一名批评证据不足的怀疑论者会被允许介入。然而，萨尔瓦多援助美国操纵的反政府军的问题不在议程之内，也不会被调查，尽管整个1986年美国都在利用萨尔瓦多进攻尼加拉瓜这一事实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当时揭露真相的——但被无视的——相同消息来源称，此事仍在继续，但此声明同样被忽视（参见92页）。只要管用，荒谬的“均衡”命题就会被保留，而且，现在被搁置一旁的关于为萨尔瓦多游击队提供外部给养的定论，在任何可能需要的时候都可以被重新启用，这件事已植根于民众的普遍意识中，尽管可能在悄悄隐退。主流讨论已不再关注这样的想法，即尼加拉瓜和其他政府——以及个人，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援助那些努力在暴烈的军队和国外势力培植的军政权敢死队手下进行自卫的人们。仔细看看这个被禁的问题，可以得出一些关于当下流行的道德风气和思想潮流的有趣结论，但它和权力方的共识相距甚远，是不可接受的。

在政府媒体摧毁不想要的和平协定运动的最后阶段，我们终于注意到，不是所有的叛逃者都喜欢被给予像桑解阵叛逃者米兰达获得的那样的盛情款待。在利用米兰达的过程中，媒体的猛烈抨击始于《华盛顿邮报》（1987年12月13日）头版的两篇长文，并且伴随着转发国务院基于米兰达证词的宣传而延续了数周，宣传内容发出可怕的警告，说尼加拉瓜可能在中情局运送给美国代理部队的补给飞行中试图捍卫自己的领土；他们宣称尼加拉瓜轻松地经由丰塞卡海湾神不知鬼不觉地向萨尔瓦多运送武器，以此羞辱无能的美国海军；报道说桑解阵正计划减少常规军事力量并向平民提供轻武器以防御可能发生的美国的进攻，——一份被独立媒体转化成对邻国进行“征服和恐怖统治”威胁的报告。

作为对比，让我们比较一下媒体对1985年以来一直担任尼加拉瓜民主阵线（FDN）（主要的反政府军部队）情报局局长的奥拉西奥·阿尔塞（Horacio Arce）叛逃的反应。在驻特古西加尔巴（Tegucigalpa）的墨西哥使馆得到庇护之后，阿尔塞于1988年11月前往墨西哥城，之后，在政府的特赦程序下前往马那瓜。在墨西哥城的时候，他接受了采访并讲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反政府军的情报局局长提供了五角大楼在违反国会禁令的情况下援助反政府军的细节，包括在美国南方一个州的空军基地由美国军事教官进行指导的培训，该空军基地是一个有17条跑道的半秘密基地，参与培训的人员乘坐C-130大力神运输机抵达那里，当然不用通过移民局和海关。教官来自布拉格堡。在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Falklands）／马尔维纳斯群岛（Malvinas）战争之后，洪都拉斯的反政府军失去了他们的阿根廷教官和顾问，但在美国的基地里，他们（包括阿尔塞本人）接受非法的训练，教官包括一名来自智利的心理战专家。所以，美国势力与新法西斯国家之间的联系依然保持着。

阿尔塞还是伊洛潘戈（Ilopango）空军基地由萨尔瓦多和美国教官训练的受训者之一。在洪都拉斯，他们直接由洪都拉斯的军事人员训练，从1980年起，这些军事人员提供基础训练和后勤保障，还为飞往尼加拉瓜的补给飞行提供飞行员。洪都拉斯移民局还帮助反政府军进入难民营征兵，有时是武力征兵。米斯基托（Miskito）的新兵单独由一名日本军官训练。负责训练和援助的大部分监管人员是西班牙语国家出身——古巴人、多米尼加人、波多黎各人、南美洲人和一些西班牙人。武器主要来自以色列，正如“人人都知道的那样”，很多是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缴获来的。“这地方到处都是中情局的古巴人”，他们还深深地卷入广泛的腐败之中。反政府军的部分资金来源于非法的毒品交易。

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因此，它能够利用其附庸国和雇佣国以及与国际恐怖主义和黑社会的由来已久的关系，构建起恐怖和腐败的繁复体系。

阿尔塞继续说，美国驻特古西加尔巴的使馆官员为反政府军提供情报和其他援助。他在美国使馆的联系人包括“中情局的罗伯特·麦克霍恩（Robert McHorn）或亚历山大·泽纳曼（Alexander Zunnerman），他表面上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实际上也为中情局工作”。阿尔塞也可以和坐落在伊莱克劳普拉（Electropura）公司院内的特古西加尔巴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库房直接联系。美国国家开发署过去就已承认在中情局恐怖行动中发挥了前哨作用，尤其是在老挝的“秘密战”期间。

阿尔塞本人和他父亲，索摩查国民卫队的一名少校，在桑解阵胜利的那一天，也就是1979年7月19日，逃离了尼加拉瓜。1980年，他被招募到反政府军，使用化名（ nom de guerre ）“莫桑纳里奥（Mercenario）”（“雇佣兵”）。到1981年1月，这场行动已变得“严肃而庞大”。他进而晋升到了指挥官（ comandante ）的级别，在前局长里卡多·劳（Ricardo Lau）被解职（也许还被反政府军谋杀了，阿尔塞认为）之后，他成为情报局局长。1985年初，当萨尔瓦多前情报局局长罗伯托·桑蒂瓦涅斯（Roberto Santivañez）暗指劳谋划了对罗梅罗主教的暗杀，并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组织和训练敢死队活动中，以及在洪都拉斯的政治谋杀活动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的时候，劳已变得非常让人难堪。他是“盗贼中的盗贼”，阿尔塞报告说。

不是所有的反政府军都是“雇佣”来的，莫桑纳里奥继续道；有些人忠于他们的头领。不过，按当地的标准，他们的薪水都很不错。阿尔塞没有家室，他的薪水是大约每月500美元。

洪都拉斯的武装部队“参加了发生在边境附近的每一次行动”，还提供“尼加拉瓜境内的军事和非军事目标”的情报，这项服务尤为重要，阿尔塞继续说道，因为“我们攻击了许多诸如学校、医疗中心这样的机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使尼加拉瓜政府无法向农民提供社会服务，无法发展他们的项目……那就是我们的想法”。显然，他们所受的美国训练使他们成功地理解了这一基本想法。

阿尔塞还讨论了反政府军组织中从指挥官恩里克·贝穆德斯（Enrique Bermúdez）开始的自上而下的广泛的腐败，以及他们出售美国武器和补给的问题：“它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最终会落在萨尔瓦多游击队的手里。”通过与洪都拉斯的军官们合作——他们会拿走他们那份——反政府军把突击步枪和无线电通信设备出售给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他们可能因此相当于正在接受来自尼加拉瓜的援助，詹姆斯·勒莫因和《时报》会很高兴听到这些。

与米兰达的报告相比，阿尔塞的报告要有意义得多，而且，阿尔塞在反政府军组织中的角色比米兰达在尼加拉瓜的角色也重要得多。还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反政府军更受宣传青睐，通常比政府得到更多的报道。但这次，证词无法被曲解成“妖魔化桑解阵”运动的武器，并以此动员对恐怖国家的支持；与此相反，信息全是错的。编辑们于是相应地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2. 沉默的义务

如同我们先前讨论的那样，一条被普遍持有的信条是：“作为美国人，面对我们不赞同的我们自己在各个方面的政策和行为，我们往往鞭笞自己。”但事实却与此大相径庭。

盛行的模式则是：带着对崇高理想的洋洋自得的追求，对敌人罪行的义愤填膺，与之相伴的是一种非凡的对我们应承担责任的罪行视而不见的能力。在西方，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大部分是骗人的——轻蔑地谴责那些为苏联和美国干预下的第三世界受害者进行辩护的人，或据称为其辩护的人，但很少有资料讨论这种已成为日常规范的行为：对本国和附庸国的犯罪行为的沉默和辩解。而事实上，人们只要肯面对事实，就有可能在限制或终止这些媒体滥用行为方面做出实质性的改变。这也是其他地区的标准程序。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持不同政见者被谴责为替西方罪行辩护的狡辩者，这些罪行遭到了思想正确的政治委员们义愤填膺的谴责，而这一模式在我们这里被完全照搬了过来。

我们已提到很多例证，而且在别处也有很多例证得到讨论。为了评估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媒体表现，我们接下来要认真分析几个案例，这些案例除了涉及美国本身的罪行，还涉及其主要附属国——最近几年，就是萨尔瓦多和以色列——的罪行。而属于后者的案例尤为具有启发性。以色列自从在1967年展示其实力之后，便在美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吹捧和赞叹。为其辩解的文献资料通常几乎就是对斯大林时期的拙劣模仿。

针对那些不能满足忠诚要求的人而发起的经过精心设计的诽谤运动，也引起了人们熟悉的共鸣。其效果，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就是恐吓了那些批评家，助长了暴力行为，而且，在长期以来一直可行的政治解决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

以色列可以确信，只要它被认为有“战略价值”，它就仍然会是“人类诚实的象征”，就像《纽约时报》形容的那样——当时以色列在被占领区的暴行已达到一定程度，以至于媒体不得不简短地对其认真关注。以色列可以依靠美国劳工运动官僚机构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开脱，将其解释为尽管“在维持秩序的努力中，以色列国防军有时动用了不必要的武力……毫无疑问，这类事件可以归结为以色列军队在控制骚乱和行使其他警察职能方面缺乏经验，以及在面对投掷石块和燃烧瓶的巴勒斯坦青年时，以色列士兵的恼怒沮丧”。为了完全领会这一说法及其含义，我们必须记住，它出现在一个很罕见的时期，即媒体确实发布了几张暴行的照片之后。此类暴行在被占领区已上演多年，这次程度略轻但仍堪称可耻。约翰·基夫纳（John Kifner）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是专业新闻报道中尤为出色的范例，与他多年以来的杰出记录完全保持一致。

美国劳工联合会暨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各式各样的辩解已经持续了二十年，纵容粗暴的镇压和无尽的侮辱，最终达到了经常性的集体迫害的程度，士兵们可以闯入房屋、捣毁家具、暴打居民、将十几岁的孩子从他们的家里拖出来然后殴打致死。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实际上未受惩戒；此外还有国防部命令下的集体惩罚、驱逐出境等系统性的恐怖活动。随着潮流的改变，保护国家暴力免于监督的领导人物无疑将为他们自己编造一个不同的过去。但是，对于那些愿意了解的人来说，记录就在那里。

一直以来，有一位埃利·维瑟尔向读者保证，只有一些“令人遗憾的例外——而且立刻就被以色列当局纠正了”。与此同时，他强烈谴责真正的犯罪：公众舆论对以色列暴行的谴责。他向我们描述以色列士兵“梦幻的眼睛”，他们可能就是几周前从被占领区服役归来的预备役军人所描述的士兵。他们报告说，“针对巴勒斯坦居民的羞辱和暴力行为已经变得十分普遍，没有人试图去阻止这些行为”，包括他们亲眼看见的“可耻行为”，而军事当局却把视线转向别处。又或许，维瑟尔想到的是那些抓住那个十岁男孩的士兵，当男孩没有遵从士兵们的命令指认投掷石块的孩子们的时候，他们就“打烂他的脑袋”，他“看上去像牛排一样”被丢在一旁，就像士兵们描述的那样；他们还在男孩儿的妈妈试图保护自己的孩子时殴打了她，只是到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孩子是聋哑人，而且智力发育迟缓。这不会“使士兵们不安”，一名参与殴打的士兵说，排长命令他们接着干后面的活儿，“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玩笑”。或许，维瑟尔的观点是，“一名以色列士兵踢打一名阿拉伯老妇人的情景已不再是什么新闻”，就像希伯来报刊在谈论起那些像《反对沉默》（ Against Silence ）的作者一样愿意接受暴行的人时辛辣地评论的那样——而如果这位作者不把沉默当作恰当的应对方式的话，他的话实际上能够减缓创伤和虐待。这种多年来持续不断的行为得到人们的尊重，甚至被看作是圣洁的，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西方的文化。

鉴于这种豁免，在维瑟尔的“令人遗憾的意外”的想法出现的时候，以色列可以随意使用它的美国援助，派自己的军事力量去执行以色列报刊上（但这里很少）描述的那些常规任务：禁止给“食物奇缺”的难民营提供给养；残暴地殴打年轻囚犯，殴打如此严重，以至于安萨尔2号收容所的一名军医拒绝收治他们，其中一个人躺着，“一动不动，遭到持续殴打，长达一个半小时，被士兵们包围着，未受到任何的医疗诊治”，然后，在来医院的路上，被从吉普车上“扔下来”，并“在十几名士兵面前”再次被“毒打”（据称其中一名士兵受到批评）。他们闯入民宅，把一个藏在床下的七岁男孩拖出来，随后，“在孩子的父母和家人面前，残忍地对他进行殴打”，然后，也殴打了孩子的父亲和兄弟，因为他们没有说出孩子的藏身地点，其他的孩子则在竭力地大声喊叫，但“母亲不能安抚他们，因为她被要求不许动”；他们残忍地殴打五岁多的孩子，有时是三四个手持棍棒的士兵一起上阵，“直到他的手、腿被打断”，或者直接对着这些孩子的眼睛喷射瓦斯。这些都是士兵们讲述的来自悲惨的贾巴利亚（Jabaliya）难民营的可怕故事，军队已经在那里“成功地将他们制服”，因而“他们被彻底镇压，变得羸弱而疲惫”。当犯人们到达大哈利亚（Dahariya）监狱的时候，他们把一名12至15岁的男孩从铁丝网那边弄过来，“就为了把他打伤”，在一旁查看的军官没有任何反应；他们一路上用棍棒、硬塑料管和手铐对犯人们进行毒打，而他们的指挥官就在一旁袖手旁观［“以色列的大巴车已被用作刑讯室”，以色列议员德迪·楚克尔（Dedi Zucker）报告说，列举了这些和其他暴行］。他们随意地横冲直撞穿越耶利哥（Jericho），闯入民房，残忍地殴打和侮辱居民；在阿马里（Amari）难民营里他们“乱砍乱杀”，“踢毁房门，闯入民房，捣毁家具，并且殴打居民，包括孩子们”，然后，一名到达现场的救护车司机被揪着头发殴打——据目击者说，这次事件的作恶者是一支精锐的伞兵部队，部队无缘无故地肆意劫掠。一名“非常健康”的囚犯被关进监狱，后来变得“全身瘫痪且无法说话”，“这显然是在杰宁（Jenin）审讯中心被拘禁期间受到的毒打和刑讯折磨的结果”。一名阿拉伯年轻人因纵火焚烧了疑为警方线人者的汽车而被关进监狱，后被释放，因为警方发现作案者另有其人，而他之前的认罪是刑讯逼供的结果，但地区检察机关和法院压根不提虚假的“屈打成招的供词”，或者那些供词意味着什么。等等等等。

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事情。一支精锐部队的指挥官，维利·施莱普（Willy Shlap）讲述了他在贾巴利亚附近的布尔季（El Burj）难民营第一周的情况。一个11岁的男孩被发现投掷石块，并被带回他自己家中，其父被命令殴打孩子。那位父亲掌掴了孩子，但那位军官叫喊道：“这是打孩子吗？打他！打他！”气氛越来越紧张，那位父亲“变得歇斯底里”，开始残忍地殴打孩子，他把孩子踹倒在地，拼命地踢他的肋骨。士兵们显然是满意了。当暴行在1988年夏天变得愈加严重的时候，正如维瑟尔在他出版的随想录中写到的那样，《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据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的救援工人和诊所的医生们透露，在残暴的殴打中人数急剧上升的受害者大部分是“15至30岁的男性”（原文如此），但诊所在过去几周“也诊治了年龄在5岁及以下的24名男孩和5名女孩”，以及很多年龄大一些的孩子，比如送到一家诊所的一名7岁男孩，“肾出血且身上带有棍棒伤痕”。据医生和援救官员介绍，士兵们通常都会殴打、踢踹或棒打孩子们。

在一件真正受到司法审判，并因此受到相当大关注（在以色列境内）的案件中，精锐部队吉瓦提步兵旅（Givati Brigade）的四名士兵被逮捕，并被指控在8月22日将一名贾巴利亚的居民殴打致死。该案件首先由《国土报》在一个月后做了报道。在孩子们投掷过石块之后，20名士兵闯入一户人家并开始殴打家里的父亲和一名投掷石块的嫌疑人，哈尼·沙米（Hani al-Shami）。他被踢打和用棍棒和枪支殴打，士兵们从床上跳到他身上，而他正躺在地板上，头被棍棒打得鲜血直流。妻子也遭到士兵们的殴打。一位军官走了进来，发现伤者伤势严重，血流不止，便命人把他带到军事管理办公室，而不是医院；这是通常的做法。后来，家属得到通知说沙米死了。来自同一支部队的两名士兵说“我们是打了他，而且打得很重，但打断骨头总比朝人们开枪强”，这同国防部长的话如出一辙。他们说：“我们已经失去了人应该具备的形象。”

在士兵被逮捕事件得到公布之后，这个旅的其他暴行也被曝光。例如一名来自布里吉（El Bureij）难民营的记者的遭遇：士兵们闯入他家，强迫他手膝着地，跪在地上学驴子叫，而他们则用棍棒和电线殴打他的睾丸、肚子和后背长达半个小时，打碎了他的眼镜，喊道“现在你成了一头瞎驴”。士兵们把吉瓦提旅称作“无法无天旅”，指责指挥官及其“右翼取向”，该旅的许多下属单位来自海斯德·耶施沃特（Hesder Yeshivot）——一所以其极右狂热而闻名的军事-宗教训练学校。

法庭在案件审理期间就释放了被控谋杀的四名士兵，《耶路撒冷邮报》简短地做了报道，未加评论。希伯来语报刊所做的报道是从针对外国读者的版本删减而来。一名士兵在庭审中作证说“羞辱和殴打是因为要打发时间”。另一名士兵补充说，沙米凸出的肚子尤其令士兵们感到有趣，因而是“击打的目标”。一名军官作证说他曾威胁要杀死沙米因为“他的呻吟声让我厌烦”；“我冲他喊道他该闭嘴，否则我就杀了他。”他还作证说，在沙米被打后被带进的那个军营院子里，他让一名医生诊治一下沙米，但医生拒绝了，只是让人擦去他脸上的血。当日，证人继续说道，有很多阿拉伯人被捆着手蒙着眼带到了指挥部，并被军官和士兵们暴打。当被问道他为什么对沙米漠不关心时，证人答道：“我对那个受伤的阿拉伯人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而且想杀死我们。”士兵们作证说：“你一抓到骚乱者就要打他……尽管他没有抵抗。这是威慑他。”部队得到命令：“要打断他们的腿，这样他们就不会走动；要打断他们的手，这样他们就不会投掷石块”。一名连长报告说“命令明确要求殴打任何嫌疑人”，为了“使他在一两个月内失去行动能力”；这是“必要的”，他作证说，因为关押嫌犯“就像把他们送进了巴解组织的训练研讨会”。在房屋内殴打在加沙是“一件日常的事”。

军事法庭采纳了被告的辩护，判决说：“声称死者在军事据点内被士兵们殴打确有事实依据，但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调查不能确定是何人所为。”还有，那些士兵被拘押83天这一事实，“在军队的需求和士兵们纯真善良的天性之间以及和司法的公正之间”带来了恰当的平衡。我们审判的是“在执行军事任务的士兵，而不是罪犯”，法庭判决说。日瓦·亚里夫（Ziva Yariv）评论说，“没人否认他们在一名阿拉伯人的家里残暴地殴打了这名赤手空拳的阿拉伯人，没人否认他们在那名阿拉伯人的孩子们面前在他的头上打折了一两根棍棒或穿着靴子跳到他的身上”；但他们没有法律责任，因为这些殴打可能不是导致死亡的真正原因，“就好像没有法律禁止暴打平民，或者在一名无辜者的身上打折一根棍棒；就好像没有法律禁止猛烈的攻击和严重的人身伤害”。

《国土报》的军事记者报道说，被带上法庭的“例外”的数量已经下降，原因是“例外已变成常态”。吉瓦提步兵旅的士兵，就像因在卡兰迪亚（Kalandia）难民营犯下暴行而受到审判的一个精锐伞兵部队的士兵一样，“不明白这么大惊小怪是为什么”。他们的行为与其他部队士兵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他们是遵照命令，做了他们被要求做的。毒打犯人，或在阿拉伯平民的家里或街上对其进行毒打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受到审判是不公正的。最终，法庭对此表示同意。希伯来单词“harig”，字面意思是“例外”，它现在似乎被用来表示和“暴行”差不多的意思。

暴行被当局认为是例行常规。马库斯·莱文（Marcus Levin）医生，被召往安萨尔2号拘留所医疗中心服兵役，他报告说，他被派去给犯人做“审讯前后”的体检。当问到为什么犯人“在审讯后”要做体检时，其他的负责医生告诉他说“没什么特别的，有时候会有一些折断的肢体。比如说，昨天他们带来一个双腿骨折的12岁男孩”——在审讯之后。莱文，一个有着16年军龄的老兵，找到指挥官，告诉他说：“我的名字是马库斯·莱文，不是约瑟夫·门格勒，出于良心的原因，我拒绝在一个让我想起南美洲独裁统治的地方服役。”然而，大多数人觉得自己的良心未受打扰，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位医生告诉他说：“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像门格勒，但过几天之后你就习惯了。”

以色列作家达恩·阿尔马戈（Dan Almagor）回想起他在英国时在“二战”爆发三十周年纪念日观看的一部电视影片，其中，几名作为战犯在监狱服刑，后期满获释的德国军官被问到，为什么他们在拍摄自己曾经参与的暴行的影片时这么用心。一名军官说，“我们并没有为记录历史而拍摄很多这样的影片”，而是“为了在我们周末回家的时候有东西给孩子们播放。这对孩子们来说棒极了”，他们因为战争被剥夺了观看米老鼠电影的机会。当阿尔马戈读到吉瓦提步兵旅士兵们证词的时候，他想到了这部影片。那些士兵描述了他们感受到的愉悦，因为哈尼·沙米“引人注意的”凸起的肚子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殴打目标”。阿尔马戈接着讲述了一次他与步兵旅教育官，一名少校，一起对（约旦河）西岸的一次造访。军官自豪地讲述了他是如何用棍棒打人的，以及他和另外一群军官还有男兵女兵们一起笑得直不起腰来；他们听一个来自极右宗教团体、头戴针织帽的家伙讲述他如何用铲车推倒秘密警察标注的住宅，包括一座并未被标注但处在两座被标注的住宅中间的房子，他还捣毁了一家商店，因为当他想使铲车转弯的时候，那家商店挡了他的路。阿尔马戈令人痛心的话语也使我回想起了过去，其中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发生在四十年前。为了娱乐，波士顿市区的“作战区”放映了一部关于广岛轰炸的可怕的日本纪录片，当时，它被当作色情影片。还有1968年3月，就在越战春节攻势之后，《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颇为气恼地叙述了抗议者如何搅乱了芝加哥科学博物馆的一场展览，在那里，孩子们“可以进入直升机，模拟操控机关枪向越南中部高地的立体模型目标开火”，其中包括一座农舍，这尤其令那些招人讨厌的反战分子不安。

“讲述这些故事、要求一种解释、寻找责任人似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每一天都有新的事件。”这是兹维·吉拉特（Zvi Gilat）令人绝望的话。当军队采用更加残暴的手段镇压巴勒斯坦人的起义的时候，他一直在认真而尽心地记录着在被占领区发生的暴行。他正在报道拜塔（Beita）村，这个村子因为1988年4月有一名犹太女孩被杀而恶名远扬。她被一名护卫远足者的疯狂的以色列卫兵杀死，此前这名士兵已经杀死了两名村民。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姐姐怀有三个月的身孕，因向杀害她兄弟的凶手投掷石块而被投进监狱，直到孩子出生前几天才被释放。那名杀了三人的以色列卫兵没有受到指控，因为军队发言人拉阿南·吉森（Raanan Gissen）上校说：“我相信，这起悲惨事件及其结果已经是一种惩罚。”其他拜塔村的居民在监狱被关押了八个月，没有判决，只有一名家庭成员被允许出席军事法庭的庭审。四名村民被判监禁三年，因为据说他们在犹太女孩被她的卫兵杀死之前投掷了石块，这一切也只得到美联社一篇发表在《时报》上的报道的第11段的寥寥几笔。十天之前，《时报》报道了一名犹太定居者被判处两年半徒刑——法律允许的最低判罚，因为这名犹太定居者杀死了一名阿拉伯牧羊人，原因是他发现牧羊人紧盯着在他住所附近田野上的羊群。拜塔村的居民被驱离这一地区，房屋被拆毁，包括许多未被专门标明要拆毁的房屋，财产遭到破坏，村子不能向欧洲出口橄榄油——这是村子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以色列又拒绝收购。吉拉特再次来到这个村庄的两周之前，目击者说，一名12岁的男孩被以色列士兵近距离开枪击中后脑，在他想逃离那些他离开家时看见的士兵的时候被杀害了，然后被遗弃在地上淌着血至少五个小时。尽管吉拉特“没用更多的精力，没有更多的期盼”，但他坚持着，带来越来越多的恐怖、残忍和耻辱的故事，而人们的感觉却变得麻木了，甚至包括那些读到这些故事的人，还包括极少数要为此负责的人。

我只列举了一个“令人遗憾的例外”的微小例子，这“毫无疑问”要归咎于“缺乏经验”和“内心的沮丧”。到1988年年中，暴行进一步升级，而美国的媒体却在一连串的批评下减少了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因为他们不公平地对待了毫无防卫能力的以色列——如果不是他们潜意识里的反犹太主义在作怪的话。与此同时，一些帮助建立起现在令他们担心的基础的人，正在默默哀叹着散布以色列的苦难，有时甚至过度宣扬。暴行在继续，而媒体却转过脸去，那些可以帮助减轻暴行的人，则遵守着沉默的誓言，向我们保证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或警示以色列它将面临的问题，如果他们不采取一些措施承认巴勒斯坦人的人权的话，而在此之前这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恐怖事件在以色列（主要是希伯来语）的报刊上获得的报道仅仅是蜻蜓点水。一名从预备役服役归来的以色列外交部的官员报告说：“被占领区绝大多数的严重暴力事件的消息根本不会被传递到公众那里。”他估计在暴力升级并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期间”，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事件会被传递到公众那儿——而它们很大程度上也无法进入资助它的美国纳税人的视线，这是对国家恐怖主义的进一步贡献。

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不被须为其买单的人所知的是当前的一个提议，即解决方案可能终究要立足于简单地“转移”被占领区内进行强烈反抗的居民——一个再次站在了舞台中心的令人尊敬的想法，与之相伴的是主流评论和辩论中反对派经常性的抗议，理由是它难以实施。到1988年年中，大约40%的以色列犹太人倾向于驱逐阿拉伯居民，而45%的人认为以色列过于民主，还有55%的人反对给予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平等的权利（与大多数宣传相反，剥夺平等权利，例如对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的准入权，一直是非常严厉的）。很多犹太复国主义文献一直把巴勒斯坦人看作以色列国土上的临时过客，可能是被犹太人的复国努力吸引过来的近期移民——这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当中也是一种流行的说法。正在兴起的极端正统宗教团体在美国有着坚实的基础，几乎不会反对移走那些在本质上比犹太人低劣的种族。因此，按照可敬的雷夫·库克（Rav Kook），1921年至1935年间的阿什克纳族主教的话说：“以色列人的灵魂与所有非犹太人的灵魂的区别，在所有层面上，比一个人的灵魂和一只动物的灵魂的区别更大、更深，因为后者（两类）只是数量上的不同，而前两者是性质上的不同。”

那些认为哪怕是转移方案也无法在北美的某些团体中得到认可的人大错特错了。令人尊敬的美国社会民主党左翼人士很久以前就解释说，以前的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居民“对这个国家来说是边缘的”，因而他们的问题可以通过“帮助那些必须离开的人离开得到平息”。亚历山大·科伯恩（Alexander Cockburn）注意到，当共和党1988年的纲领“尽最大努力表示对转移方案”的郑重鼓励时，没有任何悄声抱怨。纲领写道：“邻近地区更多的工作和更多的机会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把他们的精力投入到为自己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去，而不是去毁坏别人的世界”——通过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与美国支持和资助的严厉军政权进行的斗争。

3. 峰会

在准备1987年12月里根-戈尔巴乔夫华盛顿峰会上的会面期间，新闻报道被精心设计，以确保传递给公众的是正确的信息。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投票反对由实际上被孤立的美国提倡的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这一消息被排除在媒体报道之外。当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里根政府带来世界和平这一成就的时刻，这肯定不是一条有用的消息。不仅国际舆论要接受来自独立媒体的严格审查，国内的和平运动同样不值得报道。在一篇有关媒体报道的概述中，公平与准确报道（FAIR）评论道：“只有右翼对《中程导弹条约》的批评被认为具有新闻价值。”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哈特菲尔德（Mark Hatfield）对里根政府轻率的核裁军的尖锐批评被“国家媒体禁止发表”。美国最大的和平组织，明智核政策/ 冻结核武器（SANE/Freeze）的遭遇也是如此，其新闻发布会，谈到和平运动为中程导弹（INF）条约奠定了基础，也被媒体忽略了，但在同一天由反绥靖主义联盟（Anti-Appeasement Alliance）召开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却“成了最大的新闻”，会上该联盟公开谴责里根为“克里姆林宫的白痴”。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对和平运动的谴责和要求“他们承认错误”的呼吁被发表了，但是，明智核政策/ 冻结核武器和平组织的秘书布里吉德·谢伊（Brigid Shea）评论说：“我们甚至未被给予一寸版面来表达我们的观点。”苏联对美国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企图破坏《反导条约》（ABM treaty）的指责在电视新闻报道中被驳斥为“教条主义”和“心怀敌意”；报道提供了一份“高层综合简报”，突出了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从极右视角批评《反导条约》，鹰派民主党人萨姆·纳恩（Sam Nunn）则无情嘲弄鸽派［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全国广播公司］。像往常一样，会有一场争论，但争论会被限制在恰当的范围之内。

官方的峰会日程安排包括展现里根和平制造者的角色和对人权问题的热心，媒体的任务则是突出总统成就的这两个高尚特征。适当的筛选使得第一项任务能够得到圆满完成，对第二项任务媒体也不乏信心。当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机场面对着摄像机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丹·拉瑟（Dan Rather）评论说，戈尔巴乔夫将关注裁军问题，而“里根将在更广泛的问题上对苏联施压，例如人权、阿富汗和尼加拉瓜问题”。很少有人会愚笨到提出有关里根辉煌的人权纪录（比如在中美洲）的问题，尽管不是每个人都会像丹·拉瑟那样过分，把在尼加拉瓜发生的一切都解读为“苏联的侵犯”，他也因为“极端自由主义”而经常受到公开指责。

在《纽约时报》头版的新闻报道中，菲利普·陶布曼（Philip Taubman）在莫斯科评论说，尽管有所承诺，戈尔巴乔夫仍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他接着“清晰地阐述了苏联对美国生活的普遍看法：一个由军事-工业集团支配的统治阶级控制的政府，剥削大多数美国人，建立了一个不公平也不公正的社会”。这种“存在意识形态偏见”的观点与“苏联分析人士和熟悉美国的高级同僚们较为复杂的见解”相互矛盾，因而可以理解这种观念与现实的距离是多么遥远。同一期的《时报》还刊登了一篇亚当·瓦林斯基（Adam Walinsky）的文章，标题是“身在地狱是怎样的体验”，描述了在这个脱离了经济不公平、不公正和剥削的社会里芝加哥贫民区的现实生活。

1988年6月的莫斯科峰会得到了相似的待遇。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评论的范围是从赞扬里根勇敢地捍卫人权（在苏联），到批评他软弱地屈服于苏联人的批评，以及他对列宁主义反常的立场转变。里根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会面得到了突出报道。他是一位“坚定地信仰几条简单原则的人，他的人权传教工作和美国方式融入了他最基本的价值观”，《纽约时报》报道如是说。在有关他“最精彩的演讲时刻”的内容中，编辑们补充道，他对莫斯科学生的讲话“展现了总统坚持不懈的、值得称道的对人权的关注”。这种关注，可能体现在他对危地马拉受命于军队的种族灭绝凶手的热情赞赏，以及他对萨尔瓦多的国家恐怖的组织上，当然还有他对国内穷人的温柔态度。

由人权联合会（Human Rights Coalition）在联合国总部附近的教会中心召集的新闻发布会却遭受了完全不同的待遇。美国公民自由权联盟法律部主任、宪法权利中心的代表、美洲印第安人运动、监狱权利团体，及其他组织介绍说，国家媒体无视美国及依赖美国援助的国家中请求关注践踏人权的行为的呼声。

一些外国媒体机构更加不愿接受华盛顿的议程安排。多伦多《环球邮报》评论说，就在里根在峰会上“感觉有必要就人权问题对苏联发表演讲”的时候，《纽约时报》披露了一些有关美国武装、指导洪都拉斯施暴者的“令人震惊的内幕”，以及中情局对不留任何明显痕迹的非人道手段的偏爱。尽管《时报》忍住了没有引用英国广播公司六个月前的报道，该报道讲述了在一次有美方人员出席的会议上，美国训练的敢死队316营命令把一名美国牧师，詹姆斯·卡尼（James Carney）神父，从直升机上抛下处死。美国在洪都拉斯的角色及其在阿富汗“悄悄进行的肮脏的战争”，“不是一个尊重人类尊严和自由的值得骄傲的记录”，《环球邮报》的编辑们评论说。他们选择了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请注意，当《纽约时报》意识到在苏联集团与里根的“令人敬仰的关心人权的态度”之间并无冲突时，它完全能够发表这一报道——不像它的加拿大同行。

伦敦的《新政治家》（ New Statesman ）补充说，“美国总统对道德优势所做的任何声明都该被看作最可怕的虚伪”，并指出这个“人权护卫官”对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国家恐怖分子的支持，及对镇压尼加拉瓜手无寸铁的平民的“血腥恐怖运动”的支持。编辑们还评论了里根向戈尔巴乔夫赠送电影《四海一家》（ Friendly Persuasion ）录像带这个“明显的讽刺”，这是好莱坞历史上发行的唯一一部没有演职员表的电影，因为编剧在里根担任美国演员工会主席期间上了好莱坞黑名单，这些“颠覆分子”在麦肯锡政治迫害期间被踢出工会，而后这位工会主席又保证说，“没有好莱坞黑名单那样的东西”。“西方媒体（在莫斯科）极力鼓吹里根思想，”编辑评论说，“西方媒体知道他们自己的位置。”关于美国，他们是对的，在那里，你得想方设法才能找到一个类似的不和谐的音符。

4. 媒体与国际舆论

联合国在1987年12月华盛顿峰会期间进行了投票表决，本文中提到的对这些投票的处理方法，展示了一种更普遍的模式。近几年来，美国在否决安理会决议这件事情上一直遥遥领先。从1967年到1981年，美国否决了七项相关决议，决议内容涉及谴责以色列在南黎巴嫩的行动、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强烈谴责以色列改变耶路撒冷地位及在被占领区建立居民点。每一次，美国都独自站在对立面。还有里根政府的另外七次对类似问题的否决，每一次美国都是孤身奋战。在反对或否决涉及南非、军备等其他问题的联合国决议上，美国同样是孤立的或属于极少数派。

这些否决通常不被报道，或只出现于报缝的简短消息。偶尔的报道通常是那种可以在国家控制的报刊上找到的新闻，就像我们引用的例子说明的那样。再说一件事。1988年11月，联合国大会以130票对2票（美国和以色列）投票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在镇压巴勒斯坦人起义的过程中“屠杀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并且“强烈反对”其无视安理会先前谴责其在被占领区行为的决议。这是《纽约时报》报道的。文章的前三段陈述了基本事实，其余部分（十段）全部在讲述美国和以色列的立场，讲述弃权票，讲述阿拉伯国家在先前决议中的“较为拙劣的表演”。从决议支持者那里，我们听到的都是那些认为决议“有失公允”的人的保留意见。

美国的孤立已经引起了一些关注。1984年，《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其驻联合国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主题报道。伯恩斯坦评论说，“有很多声音”“以怀疑和痛苦的声调”质问，“联合国是否还有什么价值”。“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联合国已经变得反复、浮夸、过激和反民主，变成了一个攻击美国而不需付出任何代价的地方，美国甚至被一些与之保持着双边友好关系的国家攻击。”“毫无疑问，在过去几年，联合国已经被一种第三世界意识形态所主导”——也就是，被大多数成员国的观点所主导——而且对美国的攻击是“过分的和不公道的”。

这种评价一直存在，尽管联合国每年都在阿富汗问题上谴责苏联，针对那里的践踏人权的情况发布定期报告，安理会也投票谴责苏联在其领空击落大韩航空007号班机。而美国海军在伊朗领海上空击落伊朗客机，造成290人丧生的事件却没有引起如此反应，而美国对南越的进攻以及后来对整个印度支那的进攻既没有受到谴责，也没有遭到质询。事实上，雪莉·哈泽德（Shirley Hazzard）评论说：“这些年来，越南战争从未在联合国被讨论过。”

伯恩斯坦继续评价了联合国的堕落，说道，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都谴责美国入侵格林纳达，这些做出谴责的国家包括大部分北约国家和美国的其他盟国。甚至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可能是这个世界组织最耀眼的英才”（一个在那里肯定会引起一些讥笑的评价），在对“有关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些现成的行话术语”潮流的阻挡中也徒劳无功，无法阻止对美国的“仪式性”攻击替代昔日美好时光里有“自动的大多数”支持美国立场的“理性辩论”。伯恩斯坦总结道：

问题不是为什么美国的政策与其他成员国的政策产生分歧，而是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不能赢得联合国辩论参与者对自己观点的支持。答案似乎就在两个潜在的因素中。第一个，也是决定性的一个，是在这个世界组织中演化出来的独特结构和政治文化，倾向于孤立美国，并把美国描绘成一种意识形态恶棍。另一个就是美国未能充分发挥多边外交的博弈作用。

简而言之，问题是为什么世界步调不一致，而答案显然不在美国的政策中——作为一种定义问题，美国的政策值得称道，要证实这一观点的做法则是多余的。

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在1972年表达了另一种观点，当时他对美国的政治已经相当不满。“多年来，我们轻松地牢牢控制着联合国，就像一个大城市的老板控制着自己的党派核心一样，”富布赖特说，“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想法，即联合国是一个我们可以实现自己意愿的地方。”伊万·卢亚德（Evan Luard）在他的《联合国历史》（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中写道：

毫无疑问，如果共产主义国家占多数，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行事。西方的所作所为是在滥用权力。当权力的平衡再次发生改变，另一方组成的多数掌控这个组织的时候，同样的这些（西方）成员将对权力的滥用深感后悔。

而正如雪莉·哈泽德在评论卢亚德的研究时说的，这导致了“愤怒，但没有后悔”。

哈泽德接着讲述了美国如何与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利（Trygve Lie）串通一气，在联合国建成时，暗中阻止将联合国建成一个“独立的国际非军事组织”，这个组织“将公正地揭示真相并提供改善建议，来维持各国政府在旧金山正式签署的方案”。她在这里指的是美国坚持允许联邦调查局进行“猎巫调查”，以控制联合国对其雇员的挑选，打开“政治任命的闸门”，并彻底毁掉这一组织。

在她自己的有关“联合国自我毁灭”的研究中，哈泽德详细描述了猎巫调查，揭示了“‘国际的’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中的大多数 ”，如何在美国国务院的秘密协议下成为联邦调查局筛查和批准的对象。在这件事上，唯一确定的不完全的先例是墨索里尼关于国家秘书处联合会的法令。这项秘密协议是“联合国事务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最初几年国际秘书处确凿无疑地将自己交付到国家利益手中的确切节点……这直接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她评论道，如果一个与苏联的类似条约被发现，“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将极有可能使联合国自身垮台”。而在这个例子中，按通常的惯例，揭示真相的职责被悄悄放弃。因为害怕失去美国的拨款，联合国屈服了。“美国的‘国际’概念，”哈泽德总结说，“至多是——还将继续是——一种良性的单边主义，通过这种单边主义，美国的政策在不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得以实现。”

这一判断解释了过去几年来美国舆论及媒体对联合国的清晰态度。当联合国成为美国的一个温顺工具时，媒体对苏联的消极主义充满了愤怒，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家们则从俄国的文化和育儿方法上追寻其根源。当这个国际组织处于“多数人的暴政”——也就是所谓的“民主”——控制之下时，舆论的态度则转变为目前的“怀疑论和苦恼论”，伴随着同样深刻的对无知的大多数人文化缺陷的沉思。

媒体对其他国际组织也表现出同样的态度。当拉丁美洲代表团在一次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拒绝屈从美国的意志，不赞成里根政府试图解除诺列加将军在巴拿马的职务的愚蠢行为时，《时报》记者伊莱恩·西奥利诺（Elaine Sciolino）悲伤地评论道，“在过去几年中，美洲国家组织（O.A.S.）作为拉丁美洲的良知，已经失去了很多权威”（1988年2月29日）——翻译过来就是，它不再服从美国的命令。

自始至终，无可争辩的预设是美国所做的和所支持的都是正确的和好的，如果其他人不承认这种道德上的正义，显然错误在他们自己。一些天真的人并不是没有发出某些幼稚的呼吁——然而，当我们意识到它如何转化为一种施加折磨和痛苦的工具时，它很快就消失了。

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继续挥舞着鞭子。《时报》报道说美洲国家组织“缘于史上最大的财政危机，可能要暂缓今年余下时间中的援助项目”。而1988年的2000万美元短缺中，有一半是美国减少拨款的结果。截至1988年11月，在4600万美元的未付会费中，美国欠下了三分之二。该组织秘书长说：“事态极其严重，以至于整个组织的根基都处在危险之中。”美洲国家组织官员警告说，财政危机将导致所有发展项目的缩水，并补充道：“有关该组织在半球所扮演角色的针锋相对的观点导致了争端”，对于那些其受益者支持的发展项目，美国站在了反对的立场上。药品计划也“将无法在年底前生效”。美洲国家组织的美洲药品滥用控制委员会（Inter-American Drug Abuse Control Commission）主任报告说，里根政府严厉斥责拉丁美洲国家未能控制毒品流入美国。美国资金削减的背景是，政府官员和一些议员对美洲国家组织提出批评，“因其拒绝对尼加拉瓜”和诺列加将军“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一名议员解释说：“他们的表现只能带给美国纳税人一美元的回报，我们对此很不满意。”里根政府的恶棍行径成功地为备受鄙视的诺列加创造了半球范围的支持，因为人民不满美国在突然转而反对他之后露骨的干涉主义。

联合国现在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它不再有智慧作为美国的一个机构发挥作用。截至目前，美国是联合国最大的债务国，至1987年9月，欠债达4.12亿美元；第二大债务国是巴西，欠债1600万美元。那时，苏联已宣布将偿还全部的所欠会费。几年前，当苏联是罪魁祸首的时候，美国对于递交给国际法院的有关判决偿还债务的申请表示支持，并赞成国际法院判决所有成员国都必须偿还其债务。但现在形势变了，偿还债务不再是一项严肃的义务。未经报道的事实是，根据美国在联合国的任务，联合国行动“每年向美国和纽约的经济输送4亿至7亿美元”。

在其他案例中情况也是如此，当维护世界秩序的机构提出不受欢迎的解决方案时，他们在媒体那里的日子就不会好过。解决边境紧张局势的努力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当主导者是敌对国家，尤其是美国攻击的受害者时，这些努力很少获得报道。尼加拉瓜提议边境监督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再举一个例子。1988年3月，尼加拉瓜部队在攻打反政府军期间，显然多行进了几公里进入了洪都拉斯境内反政府军控制的地区，此时，便出现了大量关于桑解阵入侵和威胁平静的洪都拉斯的愤怒评论。尼加拉瓜请求一支联合国观察员部队监督尼洪边境——这将平息这些担心，既然它们已是头等严重的大事。联合国发言人告诉记者，洪都拉斯拒绝了尼加拉瓜召唤联合国观察员的请求。尼加拉瓜还要求国际法院调查所谓的对洪都拉斯的武装入侵。《纽约时报》显然没有提到这些事实，它更愿意报道洪都拉斯外长卡洛斯·洛佩斯·孔特雷拉斯（Carlos López Contreras）三个月前对边境监督的提议。

5. 撕毁条约

鉴于美国在第三世界推行的政策，它经常发现自己尽管在军事上强大，在政治上却羸弱，就像在内部文件中各方都承认的那样。结果就是它经常反对外交和政治解决。既然事实与需要塑造的形象不符，就需要历史工程的超级天才。这个问题在近几年的中美洲冲突中一直存在。

美国系统地阻止了所有使用和平手段的努力，这些努力正意在解决《时报》记者雪莉·克里斯蒂安所说的“ 我们的尼加拉瓜之痛”，并描述了我们在“处理这一局面的基本上理想化的努力”过程中所遭受的苦难，在此期间，“总的来说，我们可能得到了所有各方参与者的最良好意图”。美国成功地阻止了孔塔多拉倡议，取消了国际法和其宪法所要求的对国际法院和联合国的任何诉求，对尼加拉瓜为满足中美洲国家合法利益——甚至为安抚所谓的美国安全顾虑——所做的不懈努力视而不见，一切是如此荒唐。美国在1987年试图阻止阿里亚斯提议，并在洪都拉斯总统杜阿尔特的合作下于7月成功（见第五章）。

8月5日的里根-赖特（Reagan-Wright）提案是最后一搏，目的是破坏第二天召开的中美洲国家总统会议可能产生的任何有意义的协议。但其结果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策略性错误”，一位危地马拉外交官评论说，它激发了“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代表团的民族主义本能”，让这些代表团感觉受到了这些暴力手段的“侮辱”。8月7日，令美国政府沮丧的是，中美洲国家的总统们“在孔塔多拉和（拉美）互助团体高瞻远瞩且永恒持久的愿望激励下”，通过了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Esquipulas II Accord）。

8月7日出人意料的协议迫使媒体迅速改变对里根-赖特方案的立场，他们之前一直将其鼓吹为一种主动的和平姿态。8月6日，詹姆斯·勒莫因错误地报道说，除了强硬而极有可能被孤立的尼加拉瓜，中美洲国家的总统们都对里根-赖特提案“感到满意”——只有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将其视为“侮辱”。一天以后，此时的华盛顿被签署了和平协定的中美洲国家总统们孤立了，勒莫因介绍了他们的协议，称“这和里根方案的中心内容是一致的，它要求尼加拉瓜做出内部政治变革”。其实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并没有提到尼加拉瓜，而是旨在同时、同等地适用于所有中美洲国家。媒体开始构建一份解释，为美国捞取功劳，称其通过武力和里根-赖特提案迫使尼加拉瓜进行谈判。其目的，除了隐瞒美国对和平解决方案的一贯敌对，还有使国家暴力合法化，从而在需要的时候，在此地，或任何其他地方，为它的复活奠定基础。

有些人无法掩饰他们对事态发展的沮丧。《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A. M. 罗森塔尔退休以后开办定期专栏，深刻分析了在其任职期间为《时报》注入活力的那些思想，他谴责“新闻界和政界中的亲桑解阵派”——一伙能够利用极其强大的显微镜刨根究底的人——未能在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签署之后支持里根-赖特计划。他向读者保证，中美洲国家的总统们为没能推行这一提案而感到“震惊”。这个提案在罗森塔尔的世界里是备受欢迎的，但在现实的世界中，中美洲总统们轻蔑地否决了它。他写道，里根-赖特计划的对手们正帮着扼杀“尼加拉瓜和平提案”——即里根-赖特计划，与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不同，它只适用于尼加拉瓜，因此，只有它有资格成为针对美洲沙文主义分子的和平协定。罗森塔尔为暴力大唱赞歌，他写道：“国务卿舒尔茨和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确信桑解阵已得到足够沉重的打击，使得谈判成为可能，并迫使他们的总统同意此事。”但是现在，“这个国家的亲桑解阵派”正在利用拥护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来削弱舒尔茨——贝克的成就，他们甚至“表现得好像这是多么该死的罪恶——即美国不打算立刻消灭反政府军，因为他们的存在为谈判提供了机会”。

然而，大多数人更倾向于使用不那么粗鲁的手段，将和平协定转变成里根-赖特计划的基本结构。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启动了美国政府的一项运动，该运动旨在摧毁这个协议，并保留进一步攻打尼加拉瓜这个选择，同时伴以维护“新兴的民主”可能需要的国家恐怖。媒体的热情配合确保了这次努力的成功。到1988年1月，在出色的政府-媒体运作之下，该运动取得了理想的结果。

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的那样，第一项任务就是删除针对美国的条款，也就是“和平的必需要素”：终止对本地区游击队和反政府军任何形式的援助。即使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美国对从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境内攻打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军的援助也是违法的，但是，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提出了一个新的限制。到1987年8月，除了反政府军要求的持续不断的侦察飞行，以确保其安全地袭击勉强能够自卫的目标，对反政府军的补给飞行已经达到了每天一个航次的水平。美国对终止这种援助的呼吁的反应是，加强这种援助。9月，补给飞行的航次增加了一倍。而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补给飞行的航次几乎翻了三倍。8月底，中情局试图贿赂米斯基托领导人，使其拒绝尼加拉瓜的和平和解尝试并继续进行战争。

对和平“必需要素”的公然违背侵蚀了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的根基。为了评估媒体的作用，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些至关重要的事实的。我将继续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纽约时报》——最重要的和为历史提供准官方记录的报纸。其他媒体的模式也大体如此。我在《时报》上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贿赂、美国迅速加强补给和侦察飞行，以及他们成功地加强对平民的恐怖袭击的字眼。

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确定从8月7日至11月上旬为期三个月的阶段为实施所有条款的初始阶段，从8月7日至1月中旬为第一期，此后，国际核查及监督委员会将就取得的成果提交报告。在第一个为期三个月的阶段，《时报》驻尼加拉瓜记者史蒂芬·金策共有41篇关于尼加拉瓜的文章。刚刚谈到的重要事件全部被忽略。事实上，只有两处提及了补给和侦察飞行的存在。9月23日，金策提到“尼加拉瓜境内成千上万的反政府军主要通过中情局的秘密空投得到补给”。10月15日，他写道：“夜间飞入尼加拉瓜为反政府军空投补给的飞机是从洪都拉斯起飞的。”在后来几个月的报道中，有零星几处提到了这些飞行。

简而言之，我们发现对有关协议命运的至关重要的事实被彻底隐瞒，更不要说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以及有关被扶植的代理部队人为特性的明显证据——在我看来，这些判断永远也不会有结果。这些记录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表明媒体如何致力于为国家做宣传和暴力做贡献。

《时报》并不满足于回避补给和侦察飞行行动的信息，及为破坏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而彻底隐瞒美国加强对其部队的援助的行为，它还借助于彻底的伪造这一手段。在11月中旬，奥尔特加总统在华盛顿出席一次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会上，美国带来了由中情局资助的反政府军平民理事会，令拉美国家代表团极为恼火。奥尔特加谴责补给飞行在被协议禁止之后急剧升级，他报告说，自8月以来已有140次的补给飞行。反政府军领导人阿道夫·卡莱罗认为这个估计太低，声称“他（奥尔特加）的雷达不太好用”。《纽约时报》报道了奥尔特加和卡莱罗的声明，但做了编辑上的调整。在他们谈论补给飞行的地方，《时报》报道将其降格为“侦察飞行”，这仍旧违反国际法和协议，但不那么严重，因而也就显得不那么令人无法接受。

几天之后，尼加拉瓜驻联合国大使诺拉·阿斯托加（Nora Astorga）报告说，自8月7日至11月3日，共侦测到275次补给和侦察飞行。我发现媒体对这一完全不算轻微的指控未做任何报道。

通过这些手段，媒体成功地效力于华盛顿消除协议的两条中心条款——“停止援助非正规部队或叛乱运动”，以及“不使用恐怖活动袭击他国”——的目的。根据对协议的这一隐形修正，美国在阿里亚斯总统的支持下——至少《时报》如此报道——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

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呼吁“真正的多元化和参与性民主进程，以促进社会公正，尊重人权、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和各国自由地、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地决定其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的权利”，以及保障“公正、自由和民主”的措施、言论自由和政治行动自由，并且“对所有意识形态团体”开放传播媒体。他们还呼吁“国家内所有非武装政治反对派之间的对话”以及其他措施，以实现全国和解。此外，还呼吁“颁布特赦令，采取措施确保所有人的生命和自由不受侵犯，人民的财产和安全得到特赦令的保护”。

萨尔瓦多随即违反了特赦条件，颁令赦免了国家安全部门及相关机构，使其免于因罪行而受到的指控。人权监督官员谴责了这种做法，预测——结果与之丝毫不差——这将导致国家恐怖的升级。然而，《时报》称赞了这种特赦。至于尼加拉瓜，华盛顿-媒体的理解是，特赦应用的范围必须比协议规定的宽泛得多。我们回头来看看这些情况。

通向民主的所需步骤、社会公正、人权的安全保证等，在华盛顿的恐怖国家显然不能实现。因此，相关条款必须从协议的执行版本中删除。此处所采取的方法又是掩盖事实，称赞恐怖国家遵守他们日益严重违反的协议。

9月，美洲国家组织下的美洲人权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在危地马拉“人权遵守率有明显下降”，对“大规模杀伤性手段和系统的恢复，及可怕的暗杀小组的重新出现”表示担忧。驻扎在哥斯达黎加的中美洲人权保护委员会11月向联合国报告了危地马拉安全部门和暗杀小组的持续恐怖行为，记录了自1987年8月8日至11月17日间大约175起绑架、失踪和暗杀案件，外加手榴弹袭击和向教堂扔炸弹的情形，等等。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记载了1987年头9个月的334起法外处决案件和73起失踪案件。该委员会的一位主管在华盛顿报告说：“协议被当成一道烟幕，人权危机正变得更加严重……（协议）使得违法更不易受到追究。”他补充说，记录在案的案件只呈现了滥用协议情况的一小部分，因为大部分的案件发生在首都以外。该主管还提及了其他政府暴行。军队还在山区发动了新的攻势，试图将1980年代早期近乎种族灭绝的运动的幸存者驱赶到“发展极（Development Pole）村”，在那里，通过武力就可以控制他们。

美国的读者则幸免于被这些事实骚扰。拉美学者苏珊·乔纳斯（Susanne Jonas）评论说：“在协议签署后的前六个月，《纽约时报》没有刊登一篇关于危地马拉遵守协议的文章，实际上，美国的其他主要媒体也没有。”在查阅了1987年10月至1988年3月的《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迈阿密先驱报》（ Miami Herald ）和《华尔街日报》后，亚历山大·科伯恩根本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危地马拉的评论，报道也没有提到整个11月间愈演愈烈的政治暴力。随着12月和1月暴力活动的进一步升级，在所查阅的报刊中有两篇关于危地马拉的报道，都刊登在《箴言报》上，两篇都在讨论人权滥用问题。从10月到1月，共有500人死亡，160人失踪，还有两篇新闻报道。结合所查阅的全部报刊在这一时期的记载，科伯恩评论道：“每154天，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上有一篇关于危地马拉的重要报道。”

在萨尔瓦多，司法监护组织，圣萨尔瓦多大主教管区的人权监督办公室报告说，在协议签署后，记录在案的暗杀小组的杀戮行为数量随即翻了一番，达到每月10起，一直延续到1月；这一年，司法监护组织的统计数字是88人失踪，96人被暗杀小组、武装部队或民防部队杀害，另外还有280人遇害，据信，大部分是在部队军事行动中被杀害的平民。印第安人协会——萨尔瓦多全国土著协会（ANIS）的创建者之一，阿马德奥·拉莫斯（Amadeo Ramos）报告说，11月中旬，一个印第安人的定居点遭到军队的轰炸，还有“几具印第安人的尸体被发现抛弃在偏远地区的沟渠里”。除了尼加拉瓜的米斯基托人，没有人会对他们的命运感兴趣。还有很多其他惊人案例被人们忽视或鲜被提及。半球事务委员会估计，在协议的8月至1月阶段，有87名平民被暗杀小组杀害或“失踪”。为数不多的美国驻萨尔瓦多记者之一，克里斯·诺顿（Chris Norton）在国外报道说，真实的数字很难得知，因为在危地马拉，暗杀小组大部分的暗杀活动“发生在偏远地区，很少被报道”。

保护萨尔瓦多的附庸政府尤为重要，这种行动达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水平。萨尔瓦多非政府人权委员会（CDHES）的命运很能说明问题。委员会的主席赫伯特·安纳亚被谋杀，詹姆斯·勒莫因带着对官方消息的充分敬意报道说，游击队应对此负责。他的报道遗漏了赫伯特的遗孀米尔娜·安纳亚（Mirna Anaya）和其他人与之完全相反的证词。米尔娜1987年以前一直是萨尔瓦多的法官，在她的丈夫被谋杀后逃离了该国。加拿大的听众能够获得她有关安全部队应对此负责的声明，以及目击证人如果得到保护的话也会如此作证的声明。但《纽约时报》的读者再一次免于获知这样不愉快的事实，以及米尔娜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发表的讲话，指认“庄园警察和国家警察成员”的一个暗杀小组为杀人凶手。

人权委员会的一位前主席玛丽尼拉·加西亚（Marianela Garcia），被安全部队以她是游击队队员的罪名杀害，其他成员也被安全部队谋杀或“失踪”，这都无关紧要。赫伯特·安纳亚曾在1986年5月与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被财政部警察逮捕并受尽折磨。在监狱期间，他们继续他们的工作，搜集犯人们提供的被折磨的宣誓证词。他们成功地从监狱偷运出一份文件，包括430名犯人被折磨的详细证据和一盘证词录像带。但这是关于美国的代理人和附庸们实施折磨的证据（而且，在一个案例中有一名身穿制服的美国军官），而不是关于古巴或俄国的监狱。因此，这些真相的披露没有引起任何兴趣，在国家媒体上也未出现任何相关报道（见附录一，第1节）。赫伯特·安纳亚在一次交换犯人中获释后，他受到政府的谴责并被告知他位列将被杀死的委员会成员名单之首。由于缺少媒体关注可能给予的保护，他被暗杀了，可能是被安全部队或其附属机构暗杀的，就如大都会教堂大主教里维拉·伊·达马斯在一次布道中指出的那样。达马斯引用了“暗杀小组应负此责”的信息，此事《时报》未做报道。

系统性地回避了关于萨尔瓦多的不受欢迎的事实，詹姆斯·勒莫因在11月底让他的读者确信“杜阿尔特总统在协议条款的执行上（比桑解阵）要彻底得多”，尽管他也没有“特别坚持协议的和解精神”，因为他“正试图分裂极左翼反叛联盟”——仅此而已。勒莫因还称赞了杜阿尔特允许反叛者“自由进入新闻界”的做法。相反，半球事务委员会报道说：“记者要进行自我审查，确保报纸不刊登批评政府的反对派团体的声明。”

勒莫因还对杜阿尔特“允许叛军平民领袖回国并积极追求他们的政治愿景”印象深刻。他问道，是否“反政府军能像萨尔瓦多的反叛分子那样，可以最终……冒险派遣一些代表返回尼加拉瓜，以测试桑解阵在八年的一党统治后提供真正的政治自由的承诺”——尽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和“容忍一些政治反对派”的意愿。勒莫因非常清楚，与游击队运动毫无关联的受尊敬的教会领袖和知识分子被迫逃离萨尔瓦多，因害怕被暗杀而无法返回，而在尼加拉瓜，反对派从来没遇到过任何可以与杜阿尔特的安全部队及其同伙制造的恐怖相比较的事情。他们公然支持美国军队进攻该国，还经常在《新闻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对此加以确认，并且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暗中呼吁更多的军事援助。

正如勒莫因非常了解的那样，不仅亲反政府军的内部反对派，甚至是决定返回尼加拉瓜生活和工作的反政府军军事领导人也不会担心他们的生命。仅举几例中的一个：反政府军领导人费尔南多·查莫罗（Fernando Chamorro）从哥斯达黎加返回了尼加拉瓜，并被任命为保守党的地区主席，该党公开支持反政府军。相比之下，阿道夫·马亚诺（Adolfo Majano）上校并非游击队领袖，而是领导1979年10月改革派军事政变的军官，并因其努力推行民主与改革而被美国媒体描述为“美国政策在该国的象征”。随着传统镇压力量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接管政权，马亚诺被边缘化，并于1980年12月被移出军政府。此时，杜阿尔特成为总统，指挥大屠杀并使其不断加剧。马亚诺被迫逃离了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在流亡七年之后回国，测试“新民主主义”。回国后，他至少遭到两次疑为暗杀小组所为的暗杀，但幸免于难。第三次发生在1988年8月25日，当时他的汽车在圣萨尔瓦多购物中心遭到两名枪手的射击，两名保镖遇难。马亚诺说：“这次犯罪行为是针对我本人的，毫无疑问，这是暗杀小组干的。”大主教对此表示同意，他在三天后的主日弥撒上表示，杀人事件是“邪恶的暗杀小组实行的”。这些暗杀企图就发生在安全部队及据推测是暗杀小组执行的一系列谋杀之后。人们不禁怀疑，马那瓜的类似事件可能会让《纽约时报》做何反应。事实上，我们在报上读到的是在与桑解阵的残酷镇压对比下，对萨尔瓦多的自由和开放的哲学式思考。

勒莫因大力歌颂萨尔瓦多令人鼓舞的进展——这与专制的尼加拉瓜形成鲜明对比。他的这种热情，即便按照《时报》的标准来看，也有些过头。因此，他报告了“反叛文职官员”鲁文·萨莫拉（Rubén Zamora）和吉列尔莫·温戈（Guillermo Ungo）返回萨尔瓦多的计划，他们期望通过穿防弹背心、不断改变居住地，并小心限制他们的行动，在这个国家生存。勒莫因表示：“这两个人的计划回归，与邻国尼加拉瓜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执政的桑解阵已经表示他们将监禁任何试图返回进行政治活动的叛军领导人。”五天前，斯蒂芬·金策报道了奥尔特加总统的声明，声明称“任何停止战斗的对手，包括反政府军领导人阿道夫·卡莱罗和军事指挥官恩里克·贝穆德斯”，都将被允许完全参与尼加拉瓜的政治生活。他援引奥尔特加的话说：

停火是当前的目标，但如果反政府军接受停火，他们可以加入与尼加拉瓜其他政党的政治对话。如果卡莱罗和贝穆德斯接受这一点，他们将可以自由地在马那瓜的街道上行走、举行示威活动、加入保守党或他们选择的任何一方。没有人必须签署任何东西。通过解除武装，他们将自动获得特赦。

没有得到报道的是关于费尔南多·查莫罗、阿道夫·马亚诺、奥拉西奥·阿尔塞等人的事实，或当游击队指挥官马里奥·阿吉尼亚达·卡兰萨（Mario Aguiñada Carranza）宣布他打算返回该国参加政治生活时，萨尔瓦多政府的反应。政府宣布将阻止他进入，军方补充说，他将被捕并在法庭上接受对他的罪行的审判。这两个国家的情况恰恰与勒莫因传达的情况相反，这一点他不可能不知道。

将萨莫拉和温戈与贝穆德斯和卡莱罗进行比较从一开始就有点奇怪。萨莫拉（一位左派基督教民主党人）和温戈（与杜阿尔特分享1972年选票的社会民主党人）逃离萨尔瓦多，都是因为担心像他们遭到暗杀的同伙和亲属一样性命不保。受害者包括鲁文·萨莫拉的兄弟，基督教民主党总检察长马里奥·萨莫拉（Mario Zamora）。在萨莫拉的同伴被一个暗杀小组暗杀两周后，杜阿尔特进入军政府，开始使屠杀合法化。萨莫拉和温戈与萨尔瓦多的游击队保持着政治关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被国家恐怖分子驱赶到山上。相比之下，贝穆德斯是反政府军军事指挥官，以前是索摩查国民警卫队的军官；卡莱罗则是中情局管理的“文职局”中的右翼，一个公开的恐怖主义者，他也因此不被允许踏入哥斯达黎加。此外，萨尔瓦多的土著游击队与袭击尼加拉瓜的美国代理部队没有可比性。与萨莫拉和温戈的相近的比较应该是尼加拉瓜的内部反对派，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一直自由地参加政治生活，尽管会面对骚扰但绝不是华盛顿-杜阿尔特风格的国家恐怖。在《时报》上没有任何展现这些真相的迹象，据我所知，在其他主流渠道也没有，除了一些极为罕见的例外。

自始至终，官方的故事是，杜阿尔特代表着“温和的中心”，无法控制“极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游击队的暴力”（詹姆斯·勒莫因）；新闻照片显示了纽约市市长爱德华·科赫（Edward Koch）受到杜阿尔特的国防部部长比德斯·卡萨诺瓦将军的欢迎，后者主持了大部分的屠杀。《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指出安纳亚被暗杀——作为杜阿尔特“挑战”暗杀小组的“勇气”的证明。同一天，在一则新闻中被掩藏的事实是，凶手正在使用只有“右翼敢死队”——即杜阿尔特安全部队的暗杀小分队——才有的尖端武器。

洪都拉斯几乎没有假装遵守埃斯基普拉斯协议。随着美国在1980年代将其转变为军事基地，对人权的践踏在洪都拉斯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在协议签署后，这种行为进一步升级。中美洲人权保护委员会主席、洪都拉斯人权委员会主席拉蒙·库斯托迪奥（Ramón Custodio）在1987年10月底报道说，安全部队的杀戮正变得“更加嚣张”，并引用了很多例证。在协议实施的前三个月期间，他在国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协议签署后，洪都拉斯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也是如此。这些和其他关于协议签署后不断上升的人权践踏行为的报告，在加拿大和墨西哥得以发表，但在整个1月到8月期间都被《时报》忽略了。

洪都拉斯人权委员会报告了1987年在洪都拉斯的263起司法处决，这比1986年增加了144起，其中107起为安全部队所为；酷刑和非法逮捕行为也在增加。洪都拉斯记者曼努埃尔·托雷斯·卡尔德龙（Manuel Torres Calderón）报道称，这种在对美国的依赖下衰退的经济，“迫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甚至比其备受诟病的邻国尼加拉瓜的情况还要严重”。洪都拉斯一位银行家表示，资本外逃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资金离开这个国家的速度和它们进入这个国家的速度一样快”。尽管美国提供了大量援助，没有游击威胁或外国袭击，但仍有一半人口无法获得医疗服务，超过一百万的洪都拉斯人居住在人满为患的棚户区。不断增加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和受美国影响的经济管理带来的后果都没有被列入媒体讨论议程。

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不在议程之内的，是对洪都拉斯反对派的敌意，其对象不仅仅包括南部“对立区”被驱逐出家园的数千名农民。有线电视报道称，保守派报纸《新闻报》发布了反政府军授意的关于尼加拉瓜的数页信息，称在最近的（1988年3月）危机爆发之前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8.5％的洪都拉斯人希望将这些反对派驱逐出境。这些事实很少得到报道。同样，媒体也未能发现洪都拉斯国家农民联盟（National Union of Campesinos）的抗议活动，该活动旨在反对反政府军以500美元的贿赂招募贫困的洪都拉斯农民——按他们的标准，这是一大笔钱。这一新闻就发表在洪都拉斯主要的日报《时代报》上。这些事实虽然显然非常重要且具有新闻价值，但必须被压制，因为它们不利于树立尼加拉瓜坚强的农民组织抵抗桑解阵掠夺这一形象。

洪都拉斯在美国的影响下渐渐丧失国家独立和完整性，对此不断上升的担忧也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话题。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1988年3月尼加拉瓜反对反政府军的行动在美国媒体和国会引起了愤怒的谴责，他们抨击桑解阵对洪都拉斯的侵略和威胁。这次行动还引发了两党提议的480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武器，这些支援将送给那些遭受不公平的攻击而陷入困境的自由战士。当美国派遣飞机“保卫洪都拉斯”反抗桑解阵的侵略时，国内出现很多沙文主义者的喧嚣，洪都拉斯也有一些反应，但没有得到那么多关注。洪都拉斯记者谴责了美国的“入侵”。《时代报》批评说，政府要求——或默许——美国派遣军队“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可耻的。它等于告诉全世界洪都拉斯这个国家不存在”。该杂志称美国军队为“占领军”，而基督教民主党“表示美国士兵应立即飞回家”，其领导人鲁文·帕尔马（Rubén Palma）告诉记者，洪都拉斯总统何塞·阿斯科纳（José Azcona）在没有议会授权的情况下召集外国军队是非法的。

人们很难通过《纽约时报》中了解到这些问题，其他地方也没有多少这类新闻。如果媒体报道不那么遵从美国的政府议程，当几周后洪都拉斯人攻击美国大使馆，处于反美情绪的警察袖手旁观时，人们就不会那么震惊了。

除了对美国恐怖主义的妨碍——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在媒体的共谋下已被消除——埃斯基普拉斯协议的两个核心特征是华盛顿无法容忍的：国际监察员——国际核查及监督委员会的角色，以及协议所依据的“均衡性”条件，即要求所有中美洲国家共同采取措施。前一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干扰了美国违反协议的能力；后者不被接受则出于同样的原因，此外还因为华盛顿的恐怖国家不可能遵照有关民主化和人权的规定。那么，媒体的任务就是消除这两个我们不想要的原则。华盛顿修订的协议必须完全聚焦于尼加拉瓜，完全排除国际监督员。通过这些手段，不受我们欢迎的埃斯基普拉斯协议就能够与中美洲国家总统8月拒绝的里根-赖特计划保持一致。

1988年1月，当国际核查及监督委员会在调查这五个国家后准备向中美洲国家总统提交调查结果时，国际监督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显然，这是本月的中心外交事件；同样明显的是，这是我们不可接受的，特别是在委员会提交结论时。国际核查及监督委员会特别谴责了美国，因其继续向“反对尼加拉瓜政府的非正规部队”提供援助，从而违反了“和平努力和整个行动不可或缺的要求”。一名国际核查及监督委员会官员告诉新闻界，拉丁美洲的代表们对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工会会员和反对派人士的“明显恐惧态度感到震惊”。他补充说，由于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反对意见，国际核查及监督委员会无法提供有关协议遵守情况的详细信息——这清楚地表明如果没有被美国及其附庸国阻止，该报告会说些什么。该报告赞扬了尼加拉瓜在尽管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况下为迈向民主化所采取的“切实举措”。

一些报刊报道了这些事实，但《纽约时报》忽略了它们。詹姆斯·勒莫因在一则专门谴责尼加拉瓜的新闻快讯中，用一句话驳斥了国际核查及监督委员会的报告，只说它的会议“几乎没有达成协议”（事实上，报告获得一致通过）。九天后斯蒂芬·金策在一篇关于另一个话题的文章中简要地指出了报告对美国的谴责，并补充说，“当委员会报告说尼加拉瓜采取了‘切实举措向民主进程迈进’时，该委员会在一些圈子中失宠了”；就像美洲国家组织一样，国际核查及监督委员会因此“失去了作为拉丁美洲良知的大部分权力”。

委员会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解散，使美国能够不受阻碍地进行恐怖主义演习，并允许杜阿尔特继续担任镇压和谋杀的先锋。

通过把所有报道的话题都集中在尼加拉瓜上，“均衡”的问题得以解决。还有一个方法是，无论埃斯基普拉斯协定中出现什么内容，都坚持说，“毫无疑问，（条约的）主要条款是针对尼加拉瓜的，其对尼加拉瓜的影响将比对签署该协议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多”（詹姆斯·勒莫因）。在华盛顿支配一切、新闻界也严格遵守规则的条件下，情况确实如此，尽管这个结论没有什么基于协议的依据。正如勒莫因进一步解释的那样，桑解阵“多少处于一种暴露的地位”，因为他们，也只有他们，“被严格审查，看他们是否在努力执行中美洲和平协定”——这一点也同样正确，其默认的前提是自由媒体必须遵循华盛顿发布的行进命令。他的同事斯蒂芬·金策提供了相同的分析，媒体基本都是如此。

旧金山的媒体联盟在和平计划的两段报道高峰期内（1987年8月5日至9月15日；1988年1月5日至2月7日）研究了一些新闻样本。《纽约时报》在第一段时期对尼加拉瓜新闻的报道次数是对其他所有国家的10倍，在第二期则是11倍。其他抽样媒体的报道比例与此相似。这些报告期望获得主流媒体报道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报道的质量也完全不同。例如，1月23日在尼加拉瓜发生的投掷石块事件，在《华盛顿邮报》得到了头版位置的报道，在其他地方也得到重点关注，《时报》则警告说，这一事件将“加强里根政府的论点”，即尼加拉瓜不遵守和平计划。同样得到广泛报道的是，1月16日四名与反政府军会面的尼加拉瓜反对派成员被拘留，1月19日五名反对派成员被逮捕，在经过几个小时的审问后，他们全部毫发无损地被释放（《时报》上关于第一个事件的报道有19段和一个横跨整页的标题，第二个事件则出现于头版头条）；几个月后，罗伊·古特曼（Roy Gutman）在谈到这一事件时，在《华盛顿邮报》上评论道：“通常没有一个政府允许一个合法的政党与寻求推翻该政府的武装部队就联合计划进行谈判。”相比之下，1月15日洪都拉斯一名人权领袖和基督教民主党领袖被谋杀的事件，只在一篇没有标题的新闻中得到160个字的报道，而且报道没有得出有关协议遵守问题的结论。桑解阵的平民支持者驱散一个“政治犯之母”集会得到了《时报》1月23日的重点报道，还配上一张照片，而12月21日萨尔瓦多防暴警察对“政治囚犯和失踪者之母”游行的驱赶却被忽视了。这些例子很典型，并且很容易用宣传模型来解释。

多伦多《环球邮报》的读者和有线电视的观众可以了解到，在1月份的一周时间内，在协议遵守是头版新闻的同时，萨尔瓦多发现10人被以暗杀小组的风格处死，并曾遭受酷刑，其中包括两名头发被吊在一棵树上的女性。她们的乳房被剪掉，脸被涂成了红色。当月晚些时候还有更多的杀戮事件，受过酷刑折磨的尸体在传统的暗杀小组弃尸处被发现。外交官和教会领袖严厉指责了萨尔瓦多武装部队。辅理主教罗莎·查韦斯（Rosa Chávez）在2月7日的讲道中指出，“根据我们办公室［法定监护（Tutela Legal）］收集的信息，（两名受虐杀的工人的）绑架者是一群穿着便衣的男子和穿制服的第一炮兵旅反叛乱排的士兵”（后者是美国培训的一支精英分队）。《纽约时报》的读者则再次幸免于这些事实的烦扰，正如《时报》对1月3日一次电视播放的弥撒没有任何兴趣——节目中，大主教里维拉·伊·达马斯再次谴责了“暗杀小组对萨尔瓦多人使用酷刑的做法”，并指出好几个省的主教报告了数量不断上升的暗杀小组的谋杀，呼吁结束暗杀和酷刑。

几周后，杜阿尔特的安全部门和他们的同事扩展了他们的冷酷行为的范围，而《时报》则善解人意地将头转到另一边；同时，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赞扬萨尔瓦多在民主方面取得的进展。拟制的决议指出，萨尔瓦多已经实现了一个“尊重人类自由”的制度，但纽约的自由派代表特德·韦斯（Ted Weiss）成功地改变了决议的说法，只说该国“试图”建立这样一个制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丹特·法赛尔（Dante Fascell）说：“给他们一点点尝试，特德。”12月，随着埃斯基普拉斯协议签署后恐怖主义的抬头，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的投票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其中列出了一系列“应该采取的行动”，以满足国会的高尚理想——在尼加拉瓜。代表韦斯试图引入一些变化，将条件适用于“中美洲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尼加拉瓜。这个提议遭到绝大多数人的拒绝。国会和媒体也对此态度一致。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萨尔瓦多的国家恐怖活动升级，但很少得到报道。詹姆斯·勒莫因对游击恐怖行为颇为忧虑，并在“萨尔瓦多反叛分子在袭击城镇过程中杀死12人”、“萨尔瓦多游击队升级选举前恐怖活动”，以及“萨尔瓦多反叛分子瞄准平民，杀死3人”等标题下报道这个话题，反复提到同样的所谓暴行。美国附庸国的恐怖行为并未完全被忽视。因此，他用这样的话总结其中一个故事：“这种反叛暴力反映在政治杀戮的增加中。”报道未透露其消息来源。在“一周回顾”栏目中，他描述了游击队向“恐怖主义战术”转变，然后补充说“游击队及其同情者也越来越多地成为暴力的目标”。另一份报告的重点是游击队的恐怖活动，并指出“政府军队似乎正在转而杀害受怀疑的左翼分子，作为对急剧上升的游击队暗杀、爆炸和其他攻击的回应”。熟悉这种新闻操作的读者会尝试了解文章背后的内容，或许会推测，政府可能没有明智地遵守其在协议下对人权的承诺。但是通过这种新闻来源，他们不会了解到真正的问题。他们可能转向外国媒体，然后在主流媒体上读到，欧洲人“希望看到文明政治的进展，不仅在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也包括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这些国家令人悲叹地仍是野蛮的别名”。

我们应该再次注意到，这些隐瞒暴行的手段为国家恐怖分子继续他们的暴行提供了屏障。严于律己的记者对谋杀、折磨和普遍苦难的贡献可谓不小。

媒体活动——我们在这里仅少量取样——成功地在1月份之前摧毁了埃斯基普拉斯协议遗留下来的东西。随着国际核查及监督委员会在美国的压力下被废除，奥尔特加同意在被遗忘的协议的条款之外更进一步，并完全放弃了同时性条件。《时报》的编辑们解释说，“阿里亚斯计划的天才之处”是“它为尼加拉瓜提供了一种手段，使其可以与邻居和睦相处，但又不显得过于谄媚华盛顿”。这不是协议签署时被认为是“天才之处”的同时性要求。通过附注和引用来判断，关于阿里亚斯的想法，他们可能是正确的，但如果是那样，那只能表明他对埃斯基普拉斯协议的实施的兴趣，不会比对《纽约时报》的更多。

意识到规则是由强国制定的，奥尔特加同意尼加拉瓜自己执行协议条款，甚至要求包括美国两党成员在内的国际委员会监督尼加拉瓜对此的遵守。媒体称奥尔特加现在承诺“遵守”协议——即华盛顿重定的版本，与原协议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同时警告他的承诺显然不可信。既然协议已经被遗忘，其他所有人的承诺都无关了。引用未具名的“官员”的话，勒莫因将尼加拉瓜描绘成这样一个恶棍，“最遭唾弃的背信国家”，现在“被其他四位中美洲国家领导人逼到墙角”以执行和平条约。读者可以再次转向外国媒体，读到这样的新闻：“除了哥斯达黎加之外，尼加拉瓜在遵守中美洲和平计划条款方面做得比其他五个签署国中的任何一个都要多。”这显然是事实，但被美国媒体的封锁所掩盖，读者只能偶尔瞥见这些不受我们欢迎的事实。

甚至批评者都在宣传活动中被扫除。因此，一篇《国家》社论（1月30日）指出，奥尔特加“已经对中美洲和平计划做出了重大让步”，即同意依照美国的要求放弃它。恐怖主义国家及其资助者现在已获豁免。

在此期间，有一个简单的算法可以用来确定和平计划的哪些特点有用。美国和“新兴的民主国家”的违规行为已经不在议程之内，尼加拉瓜必须遵守的任何要求也是如此。例如，协议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建立了一个民族和解委员会。尼加拉瓜自己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进行了合作，挑选其最严厉的批评家，红衣主教奥巴多赖领导委员会。相比之下，杜阿尔特选择美国总统候选人阿尔瓦罗·马加尼亚（Alvaro Magaña）担任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美国的第二个附庸国洪都拉斯，几乎没有形成一个委员会的迹象，尽管它并非完全不活跃。我们从洪都拉斯媒体了解到，民族和解委员会正在监督美国对反政府军补给的分发，这种补给“帮助颠覆了”1988年3月的停火协议。

根据刚才提到的算法，协议中有关民族和解委员会的规定消失了。同样，联合国难民委员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未被报道的结论也没有用。该结论说，由于“桑地诺政府的出色表现”，尼加拉瓜的难民遣返比其他地方更为成功。因此，中美洲国家总统承诺在埃斯基普拉斯协议中承担难民遣返任务的“紧迫感”，也不在讨论议程中。这种模式几乎毫无例外。

在推行这一程序时，媒体早些时候将中美洲协议缩减为“两个关键点”（斯蒂芬·金策）：（1）尼加拉瓜是否会对美国政府和媒体称为“政治犯”的行为进行特赦？（2）尼加拉瓜是否会同意与反政府军民间理事会进行谈判？

关于第一个问题，很少有读者会意识到，在1987年11月初，国际核查与监督委员会确定大赦条款将在对尼加拉瓜的侵略停止时生效。甚至真正的媒体沉溺者也不会了解到，几周后的11月，尼加拉瓜国民议会颁布了一项完全的大赦条款并撤销了紧急状态，这两项法律“在（国际核查与监督委员会证明）遵守”协定承诺，终止对尼加拉瓜的袭击之日生效。这些法律是根据协议的同时性条件制定的，尼加拉瓜极其天真地认为其有效。因此，到了11月份，尼加拉瓜基本上按照实际要求遵守了协议。除哥斯达黎加外，在这方面仅此一例，情况一直如此。

然而，美国政府版本的协议与国际核查与监督委员会的以及实际版本的完全不同。我们可以在国务院的宣传中，或间接地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找到它，其中斯蒂芬·金策这样描述协议的内容：“根据协议规定，一旦桑解阵建立了充分的政治自由，该地区的任何国家都不会被允许协助反政府军。”根据这个有用的版本，只要尼加拉瓜在和平时期没有建立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民主，美国就有权维持其代理军队作战，攻打尼加拉瓜。由于协议没有单独挑出尼加拉瓜给予其特殊待遇，依此推理，按照《时报》-国务院版本的协议，他们使得苏联有权向萨尔瓦多的游击队员发送武器和物资，每天几班飞机从古巴出发，直到华盛顿恐怖国家的彻底改造工作完成。然而，这一推论未被提及。

如前所述，萨尔瓦多也宣布大赦，但其形式明显违反了埃斯基普拉斯协议的条款。《纽约时报》赞扬称，该法令是杜阿尔特政府“遵守地区和平协定的最切实措施”，与这个诚挚举动相反的是，桑解阵拒绝遵守协议，除了一些“暂时”和勉强的行动——满足协议条款的行动，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然而《时报》从未报道过事实。多伦多《环球邮报》选择了不同的用语，将萨尔瓦多法令描述为“对军队和暗杀小组的特赦”。这一崇高的姿态遭到人权团体的严厉谴责，不仅因为它使成千上万的暗杀实施者免于被起诉（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几乎不可能，只要政府处在有效的军事控制下），而且，正如法定监护办公室玛丽亚·朱莉娅·埃尔南德斯（María Julia Hernández）在几个月的暴行之后评论的那样，因为“它让军方放心，将来不会因践踏人权被起诉”。《环球邮报》准确地评论说，特赦“主要使与军队有联系的暗杀小组受益”。

关于第二个“关键点”，谈判，协议没有要求与中情局创建的经典共产主义风格的前线组织进行讨论。这个反政府军理事会人们早就熟知，并且在埃德加·查莫罗的一本重要（但未被提及）的专著中有详细记录，他们被中情局选为前线发言人，为在国内的“敌人领土”的利益而创建。在伊朗-反政府军听证会期间发布的备忘录中，奥利弗·诺思与反政府军联络的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将平民阵线描述为“只是一个名字而已”，“美国政府为获得国会支持而创造的一个组织”。权力掌握在索摩查分子经营的尼加拉瓜民主阵线手中，由阿道夫·卡莱罗领导，他“是‘美国政府’的创造者，所以他是我们选择乘坐的马”，尽管他被“骗子、贪婪的人、渴望权力的人”所包围，对这些人来说，战争是一个“事业”，因为他们希望海军陆战队队员能够恢复他们失去的力量。

然而，在采用该算法来解释协议时，媒体认定，协议的主要特征是桑解阵与华盛顿的公关产物之间的谈判。《纽约时报》甚至走得更远，将尼加拉瓜政府和反政府军描述为必须进行谈判并达成和解的“两派”，表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政府“这一派”坚持“终止所有外界对反政府军的支持”——正如埃斯基普拉斯协议规定的那样，一个未被提及的事实。另一名调查该地区问题的记者将尼加拉瓜的权力竞争者描述为“两个敌对团伙”。相比之下，在萨尔瓦多，内战则变成了“美国支持的政府”抵抗“马克思主义游击队”。适当使用语言有其重要作用，还须伴以谨慎选择、扭曲和彻底篡改。

坚称要求桑解阵与反政府军理事会进行广泛谈判，是为虚构下面这样一种故事而做的长期努力之一：代理军是一支与萨尔瓦多游击队类似的土著部队。而其实萨尔瓦多游击队是被美国支持的国家恐怖主义激发的，一直在自己的国家内战斗，极少从国外获得军事援助，没有像反政府军那样有超级大国资助者提供非凡的情报和支持体系，而且要面对一支至少在理论上比尼加拉瓜军队强大得多的军事力量。媒体必须隐瞒美国无力在尼加拉瓜建立一支游击队的事实，这种无能着实令人震惊，考虑到为其提供的支持大大超过了任何真正的游击队可能得到的。美国还通过强大的广播电台在该国大部分地区的媒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在洪都拉斯和其他地方招募雇佣军，该地区由于美国经济战和恐怖主义，经济已经崩溃，而且由于美国的意识形态战争，被剥夺了采取适当国内措施的权利，而西方民主国家在远没有那么危险的情况下经常采用这些措施。如果能得到美国在尼加拉瓜的代理部队得到的支持的一点零头，萨尔瓦多游击队早就推翻了美国培植的政府。人们不禁怀疑，如果某个无法想象的超级大国做了类似的努力，一场游击队运动早在美国边境地区成功地兴起了。美国未能在尼加拉瓜境内组织一支游击队，甚至未能建立一支即便没有史无前例的外界支持和指导，仍可以从国外维持的队伍，对于任何一个愿意考虑一下其中含义的人来说，这种失败都令人称奇、发人深思。因此，必须严格隐瞒这些事实及其含义，实际上情况也确实如此。

据《国会季刊》（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 CQ ）报道（1988年6月25日），美国1989年这一财政年度的外援预算中有200万美元用于支持尼加拉瓜的反对派政治团体和媒体，其中一些公开承认反政府军。这些“尼加拉瓜的民主团体”——《国会季刊》这样称呼他们——有大约3％的人民支持；加起来，他们得到了9％的支持，不到桑解阵支持者的三分之一。这些都是在墨西哥的美洲调查中心（Centro Interamericano de Investigaciones）和马那瓜的耶稣会大学（UCA）的主持下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的结果。至于奥尔特加总统本人，42％的人认为他“良好/ 优秀”，29％认为“中等”。相比之下，在耶稣会大学对萨尔瓦多进行的民意调查中，6％的受访者支持杜阿尔特的基督教民主党，10％的受访者支持民族主义共和联盟（ARENA），而75％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代表他们。

萨尔瓦多民意调查的其他有趣结果是，95％的人更倾向于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而非任何形式的军事援助，4％的人指责“游击队或共产主义颠覆”，只有13％的人认为杜阿尔特“良好”或“优秀”。值得注意的是，只有10％的人口在萨尔瓦多看到任何民主进程的迹象。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之间的另一个对比是，在前者，民意测验者发现：

某些政治问题必须以不与此相牵连的语言来暗示。相当多的萨尔瓦多人告诉我们，他们不讨论政治——句号——甚至不与他们最亲密的朋友或亲戚讨论。相比之下，在我们6月份在尼加拉瓜进行的调查中，调查人员判断，马那瓜约1129名受访者中有77％的人回答了民意调查问题而没有明显的恐惧或不信任……

而且采访者报告说，“他们在现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当受访者详述他们的答案时所引起的采访延长”——受访者详细解释了他们对桑地诺政权的支持或反对。在1987年11月的洪都拉斯民意调查中，6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洪都拉斯人害怕在公开场合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调查人员认为只有38％的受访者在没有恐惧或不信任的情况下回答问题”。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之间的气氛差异一直很明显，尽管媒体成功地传达了相反的印象。

萨尔瓦多有关公众舆论的其他未报道信息，让我们对美国政策和媒体真正关注的问题有了更深刻了解。1988年，圣萨尔瓦多大主教组织了一次全国辩论，来思考该国面临的问题。超过60个组织参加了辩论，他们“代表了私营部门、专业协会、教育和文化机构、劳工组织、人道主义团体、流离失所者、宗教机构和其他组织”。人们几乎一致同意（95～100％）“里根政府在萨尔瓦多的项目的失败”；支持谈判解决；关注人权侵犯以及大多数人陷入贫困而“少数人变得更加富裕”的情况；确定冲突的“根本原因”不是“国际共产主义侵略”，而是体现在土地、工业和商业的“不公平财富集中上的结构性不公正”，以及“资本主义的枯竭，和作为不公正的国际商业结构一部分的依赖性农业出口模式的枯竭”。

同样比例（95～100％）的人还谴责：

（1）“政治权力从属于经济权力”

（2）“军队在国家和社会运作中直接、永久的干涉支持了寡头统治和统治部门，进而支持了北美利益”，因为国家“已屈服于国际资本的利益”

（3）“抵押国家主权和自决权，以及美国对萨尔瓦多国家事务的巨大干涉”

（4）外国军事援助

（5）“美国”及其萨尔瓦多右翼和军事盟友对埃斯基普拉斯协议的“反对”，应对萨尔瓦多施压，使其遵守该协议

（6）大赦法赦免了“那些被控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人”

此外，88％的人认为“在民主进程中存在严重限制”，认为“基督教民主党是北美干涉更加激化时的一个掩护”；将武装冲突的主要责任归于“外国干涉，特别是美国的干涉”；将武装斗争描述为对“任何真正形式的民众参与不可能实现”的回应。大多数人呼吁承认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是为了应对暴力和不公正而出现的“代表性政治力量”（55～59％）。受到高度吹捧的选举被81％的人描述为“美国反暴动行动的基本工具，使战争合法化并压制民众运动”。

该文件谈及很多关于“美国反暴乱项目”以及这个备受折磨的国家的可能前景的信息。它在美国被忽视了，就像这个民意调查被完全忽视一样。

萨尔瓦多在对公众舆论的关注方面的缺乏，在美国政治文化和媒体的社会功能等方面提供了令人深思的教训。美国在萨尔瓦多启动了大型的军事和镇压活动，并向该国投入了大量资金。如果这些努力与萨尔瓦多人的需求和担忧哪怕存在一些细微关系，那么很明显，他们的意见将成为美国媒体的头版新闻和广泛评论的主题。然而，我们发现，他们的意见丝毫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说信息被隐瞒可能有一些误导性。其实，受我们意愿控制的人的无关性与算术规则一样简单，考虑他们在想什么就像试图了解母鸡或驴子的态度一样荒唐可笑。

结论很清楚：美国的规划者，以及对国际事务发表评论、表达立场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并不关心萨尔瓦多人民的需求和担忧。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保护自己的特权和权力。“仁慈”、失误的“善意”等言论仅仅是欺骗，也可能是安抚性的自欺欺人。萨尔瓦多人的态度和意见不仅被忽视——仿佛它们完全没有意义——而且恰好与他们在华盛顿、纽约、剑桥和其他地方的宣称的施惠者的观点截然相反。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甚至不会引起人们对事实的关注。对受我们支配的人民的蔑视只是一个背景事实，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

《纽约时报》的记者经常声称民意调查在尼加拉瓜是非法的，但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也没有报道受人尊敬的耶稣会牧师的声明，他是中美洲大学（UCA）的校长（通常负责投票），声明说民意调查是得到允许的，但缺少这方面的设施。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听起来有道理。《泛美》杂志的报告认为民意调查自1984年起已得到允许，1987年8月的协定进一步使民意调查合法化，并认为“当前的民意调查检验了这种普遍理解”。这次民意调查没有得到《纽约时报》的报道。我注意到其他媒体也几乎没有提及此事，出现的信息也都不可靠。

让我们回来看看1988年1月埃斯基普拉斯协议被有效废除后，中美洲和平谈判的命运。在随后的讨论中，协议的条款基本被按照华盛顿的版本来理解，尼加拉瓜在胁迫下不得不接受此版本——华盛顿设计的广义解释仅适用于尼加拉瓜。因此，新闻专栏就有可能断言，“其他国家”在遵守协议方面“比尼加拉瓜做得更好”，他们“为媒体和反对党派争取自由，要求终止对其他国家游击队的支持，并与尼加拉瓜的叛乱分子和谈”。正如1988年8月《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的那样。的确，按照政府-媒体的“新语”规则，其他国家不可能违反协议，无论事实如何。

撇开“新兴民主国家”对国家恐怖主义及洪都拉斯对反政府军支持的熟视无睹不说，这里提到谈判似乎相当胆大妄为。尼加拉瓜自己已就停火协议进行了谈判，这并不是一个秘密。但是人们必须理解我们描述过的算法。当尼加拉瓜进入停火谈判并与反政府军达成协议时，这个“关键问题”从媒体议程中消失了，因为它不再有用。

还必须消除这样一个不受欢迎的事实：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违背公众几乎一致表达的意愿，拒绝与本国游击队进行谈判。在1988年1月——废除协议的关键月份，《纽约时报》并没有中断对桑解阵的每日抨击，报道称：“据［革命民主阵线（FDR）领导人吉列尔莫］温戈说，尽管马解阵线一再要求，谈判仍未恢复，因为里根政府以及国家安全部队不断对杜阿尔特施压。”2月8日温戈的对话呼吁再次被政府拒绝，理由是它“只与合法注册的政党对话”；墨西哥媒体在显著位置报道了此事，但《纽约时报》对此只字未提。马解阵线/ 革命民主阵线表示，这是杜阿尔特自去年11月以来第三次拒绝重新谈判。无论是这一事件，还是大主教里维拉·伊·达马斯不厌其烦恳请杜阿尔特回应一事，似乎都没有得到报道。相反，《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在一栋华丽的建筑中，谴责游击队“拒绝（杜阿尔特的）提议”，并称杜阿尔特已“大大超出了中美洲和平计划对他的要求”。其后“反叛者”提议进行谈判，但遭到政府拒绝，这个消息无人报道。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甚至谴责游击队拒绝杜阿尔特所有进行谈判的“慷慨提议”。再一次，事实通过媒体的扭曲棱镜后，变成了它们的对立面。

在危地马拉，主教会议要求在1月29日重新开始谈判。游击队接受了提议，但军队在塞雷索（Cerezo）总统的支持下拒绝了要求。2月下旬，反叛者要求会谈，并由大主教调解；政府拒绝了。4月，反叛者又提出谈判要求，阿里亚斯总统支持该提议，并愿意以他的国家作为会谈地点，但是提议被塞雷索拒绝了，6月的停火提案也被他的政府驳回。根据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原则，所有这些都不值得关注。

乔治·舒尔茨在一封反对国会提议的信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一逻辑。该提议要求，在发放所有的资助之前，总统应提交一份关于萨尔瓦多政府在实现停火之前所做出的努力的报告。提案的倡议者称，这样国会就能“表达对以谈判来结束萨尔瓦多内战的明确支持”。舒尔茨回应说：“试图向民选政府施压，迫使其与游击队员进行谈判或做出让步是完全不合理的，任何民主政府都不会接受这种做法。”由于尼加拉瓜与萨尔瓦多不同，它没有实现民主，缺乏民选政府，因此将其置于恐怖主义和经济战之下迫使它与美国代理人谈判是非常恰当的。

1988年3月23日，尼加拉瓜达成停火协议。再次，尼加拉瓜独自执行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随即遭到国会立法的破坏，政府则更进一步，违反了法律和停火协议。正如我们在文中讨论的那样，媒体也同流合污。6月，进一步的谈判破裂了，因为反政府军在强硬派领导下，遵照美国的策略，在和解即将达成时不断提出更多需求，以此来破坏谈判。

半球事务委员会报告说：

尼加拉瓜会谈的失败也使得几周前助理国务卿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敦促的游戏计划得以实现：政府怂恿反政府军不要与桑解阵签署和平协定，但同时延长事实上的休战，希望出现一些偶发的桑解阵军事行动，如击落反政府军的供给飞机或向反政府军部队开火，从而使白宫能够试图恢复国会的军事援助。据艾布拉姆斯说，这至少是他所希望的。当被问及如果有这样一个借口时美国会怎么做，他回答说：“我们将夷平马那瓜。”

“游戏计划”进一步的要素是美国情报机构加强在尼加拉瓜境内的活动，“希望利用内部反对力量诋毁桑解阵并播下不满情绪”，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奠定基础。这在媒体之外通常被准确地称为“智利方法”，指用军事独裁取代智利民主的手段。半球事务委员会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在拒绝必须获得许可证这一要求后，15名反对派领导人在国民议会大楼外示威，遭到逮捕和短暂拘留。半球事务委员会继续说，“在华盛顿的人们普遍认为，反对派正在按照中情局联络人的要求行事，策划未经授权的示威活动”，其招致逮捕，可作为桑解阵背信的证据。

几周后回顾局势时，斯蒂芬·金策报道称：“当局官员将会谈的失败归咎于桑解阵的不妥协态度。”他没有提到任何其他可能的解释。《时报》编辑补充说：“如果没有战争，尼加拉瓜的经济没有遭受损害，马那瓜显然不会签署1987年8月的地区和平计划。”他们敦促政府“与中美洲人合作”，迫使桑解阵接受“具体的目标和时间表”，防止更多对美国不利的约束的威胁。关于这场中美洲事件的其他参与者，他们没有提供任何建议。几周前，詹姆斯·勒莫因评论道：“毫无疑问，（萨尔瓦多）游击队的压力一直是这里积极的政治变革的主要刺激因素。”根据编辑们的逻辑，我们应该支持萨尔瓦多的本地游击队。不知何故，这样的逻辑结果并未出现。

随着埃斯基普拉斯协议签署的一周年临近，各国不断出现的对协议的违反现在都得到条款豁免。在萨尔瓦多，教会人权办公室记录了1988年平民政治杀害事件数量“令人震惊的上升”。大主教在一个星期天的讲话中谴责了不断升级的暗杀小组暴行，称其为“回归丛林法则”；辅理主教罗莎·查韦斯在国家电视台谴责杀害与工会组织——萨尔瓦多工人全国联盟（UNTS）有关的农民，声明：“所有证据只指向一个方向——萨尔瓦多安全部队。”据报道，农民和萨尔瓦多全国土著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Salvadorans）（ANIS）成员遭到士兵施加的酷刑后被杀害，其中包括最近重新安置的村庄中一名99岁的男子和他的女儿。7月28日，据新成立的“面包、土地、工作和自由运动”（Movement for Bread, Land, Work and Liberty）组织的发言人说，其领导人里戈韦托·奥雷利亚纳（Rigoberto Orellana）被安全部队杀害。随着协议周年纪念日过去，杀戮仍在继续。8月21日，一名瑞士医生于尔格·韦斯（Jurg Weiss）被国家警察拘留后枪杀，其面部中枪，显然凶手是为了隐瞒受害者的身份。韦斯当时正在调查关于一个村庄遭到的轰炸的报道。军方声称他在战斗中丧生，但他的同事们称，由于他的人道主义活动，安全部队在其镇压人道主义和宗教志愿者的运动中，将其列为目标。欧洲议会在一份关于萨尔瓦多“国家恐怖主义日益升级”的决议中谴责了这起谋杀案。同一天，在圣萨尔瓦多有两名年轻男子被发现遭到枪杀，使这一周的被害人数上升到5。据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发言人称，迹象表明，五名受害者都曾遭受酷刑，他将这些杀戮描述为旨在强化“人们的心理恐怖”。两天后，马亚诺上校遭到一次企图的暗杀。

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暴力行为。军队禁止教会向重新安置的难民村提供物资。在农村地区，警察经常打断政治会议（鲁文·萨莫拉）。7月21日，呼吁释放一名被绑架的工会会员的示威游行遭到警察袭击，警察动用自动武器和催泪弹，造成多人受伤。7月12日，部队使用催泪瓦斯、步枪枪托和棍棒，袭击了一队试图向罢工的电工运送食品的农民和合作社社员；示威者被警方拘留（报告的拘留人数从1至100不等）。早些时候，在努力破坏五一节集会的过程中，军队轰炸了萨尔瓦多工人全国联盟办公室，财政部警察绑架、殴打操作音响系统的人，此前联盟办公室的正式音响技师因死亡威胁而离开。许多组织者和示威者被关押，在罢工集会上指挥喊口号的金属工人工会的领导人“失踪”。在洪都拉斯，军队阻止工人参加由洪都拉斯东部主要工会在丹利（Danlí）组织的五一节示威游行。4月中旬，特古西加尔巴的警察向空中开枪并使用催泪弹阻止走向美国大使馆的抗议游行。据人权工作者称，在4月7日美国大使馆遇袭而警察袖手旁观一事中，一名叫罗杰·冈萨雷斯（Roger Gonzáles）的学生“失踪”，其他学生被捕入狱。在哥斯达黎加，抗议的农民和合作社社员遭到农村警卫队的骚扰和拘留。在一起案件中，警卫队使用催泪弹和人身暴力阻止他们在市政厅张贴请愿书。

除了偶尔的敷衍报道，无论是持续的大规模暴行，还是程度较轻的暴力行为都没有得到关注。但是，对桑解阵罪行的谴责却仍保持着狂热的状态，特别是当尼加拉瓜在7月中旬有一些勉强接近美国附庸国的暴力行为时，这引发了整个政界的新一轮愤慨谴责，和国会自由派对反政府军援助的重新支持。

朱莉娅·普雷斯顿8月份在对协议第一年的回顾中指出，除了在尼加拉瓜，协议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在洪都拉斯，阿斯科纳是“又一位照管强大军队的总统”；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虽然普雷斯顿没有明确说明，但情况也是如此。她引用了8月4日美洲观察组织关于人权的评论，该评论报告说，“军事和准军事部队的政治谋杀仍大规模地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较小规模地在洪都拉斯进行”，还有几起“据报道在尼加拉瓜”。普雷斯顿补充说：“在尼加拉瓜，这种行为并不常见。”“尼加拉瓜初期远比其他任何中美洲国家都更遵守协议”，直到7月中旬——协议签署10个月之后。这段漫长的“初期”在停火谈判破裂后终止，当时尼加拉瓜“暴力破坏了7月10日的反对派集会［在楠代梅（Nandaime）］，并在长期审判期间将6名领导人关进监狱，无限期关闭天主教广播电台，驱逐美国驻华大使梅尔顿（Melton），并且没收了尼加拉瓜最大的私人种植园”。最后两项行动几乎不能算违反协议规定。天主教广播电台于8月18日重新开放，只有亲桑解阵的《医学周刊》（ La Semana Cómica ）因其刊登侮辱女性的内容，仍受政府制裁。

7月中旬发生在尼加拉瓜的事件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警察在驱散楠代梅集会时，首次使用了催泪弹，一位广播评论员在一次较温和的报道中意味深长地评论道：“桑解阵将还是桑解阵。”我们在史蒂芬·金策的报告第13段中了解到，警察使用催泪弹是在“被棍棒和石块击中”后，这一事实在大多数后来的评论中都消失了。头版新闻、常规报道和社论不断报道桑解阵用标准的萨尔瓦多风格驱散集会的野蛮暴行，报道其驱逐美国大使，指控他参与组织亲反政府军的反对派，并将据称无生产力的私人蔗糖种植园收归国有；几个月来，新闻界不断提到桑解阵使用催泪弹来驱散集会及警察的暴力行为。国会如此愤怒，以至于在重新呼吁为反政府军提供武器的同时，两院以压倒性的票数（参议院91比4，众议院358比18）通过慷慨激昂的谴责，称马那瓜“残酷镇压人权”。媒体对此进行了赞许的报道。

需要强调的是，桑解阵的“残酷镇压人权”只是偶尔一次接近较低程度的暴力行为，这些行为对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宠信者而言都是家常便饭，甚至赶不上他们“恐怖教学”的常规练习。还需要强调的是，杜阿尔特的安全部门和他们的暗杀小组在协议签署后升级了他们的恐怖活动，国会对此没有任何谴责，反而赞扬他们在“尊重人类自由”的制度方面取得的进展。

国内到处在谈论我们崇高的自由主义标准，及对这种标准的背弃——在尼加拉瓜——使我们敏感的心灵蒙受的伤害；即便不考虑这些群情激愤的说辞，国会关于如何最有力地惩罚桑解阵7月违规的辩论也很有趣。参议院通过了《伯德修正案》，旨在为反政府军重新提供军事援助。多数党领导人伯德代表他的同事，包括一些最知名的参议院自由派，警告桑解阵，他们“要么完全遵守他们在阿里亚斯和平计划中同意的民主化要求，进入主流，与邻居保持谐民主的关系”，要么他们可以继续“公然违反和平协定的条款”，镇压“尼加拉瓜人民合法的民主愿望”，并承担这样的后果：“回到军事压力之下”——即美国资助的国际恐怖主义。对于里根政府未能“迫使苏联领导人停止对尼加拉瓜政府的军事援助计划”，从而使该地区唯一受外国袭击的国家成为唯一完全解除武装的国家，伯德深表忧虑。参议员多德，也许是在中美洲问题上最主要的参议院鸽派，对这些言论和建议极为赞赏，并要求说，伯德参议员，“请代表我一道对我们的领导人予以称赞”。他赞扬“哥斯达黎加总统阿里亚斯、危地马拉总统塞雷索、洪都拉斯总统阿斯科纳，以及萨尔瓦多总统杜阿尔特的英勇领导，并表示总统杜阿尔特是本届国会的一位伟大朋友”——大概对于萨尔瓦多人民而言不是，正如被隐瞒也毫无用处的民意调查所显示的，他们以恐惧和蔑视的态度看待杜阿尔特，认为在该国看不到任何民主进程的迹象，参议员多德和其他《伯德修正案》的支持者非常了解美国恐怖主义国家军事政权的成就，以及作为对埃斯基普拉斯协议的回应的恐怖活动的升级，官方“温和派”为了国会和媒体的利益为这些活动提供民主名义下的掩护。这一切都无关紧要。

《纽约时报》评论说，国会“因桑解阵恢复独裁形式的做法而对其进行暴力横扫”，并“警告他们美国人在民主的正确和错误方面没有分歧”，是“恰当的”，同时也提醒民主党“要让桑解阵清楚地明白他们背信行为的危险性”。在萨尔瓦多，编辑们“在民主的正确和错误方面没有分歧”。他们完全蔑视萨尔瓦多的民主权利，就如他们的沉默表明的那样，更不用说他们对这个恐怖国家的“民主进程”的交口称赞。对危地马拉非常了解的斯蒂芬·金策甚至引用一位危地马拉高级官员的话说，他的政府对桑解阵的卑鄙行为“不加掩饰地唾弃”。他评论道：“解放的趋势现在遍布全球，尼加拉瓜实际上是唯一抵制它的国家。”而他的政府确实很解放——据一个人权组织报告，这个国家的谋杀和失踪率刚刚下降到一天几起，与几年前相比无疑是显著的进步。

《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呼吁“中美洲民主国家”和“反对资助反政府军的民主党批评者”，“全心全意”地一道谴责桑解阵违反“他们自己的庄严民主承诺”，“完全按照共产党警察国家的风格行事，暴打平民，把人们扔进监狱，审查媒体”；想象一下，按照这些标准，用什么词汇才能描述萨尔瓦多或以色列同时期的行为。编辑继续说，美国大使为“反对派”提供“他们要求的额外帮助”肯定是恰当的。正如半球事务委员会指出的那样，很少有国家会容忍这种行为；“华盛顿会将外国政府对美国持不同政见组织的资助视为一种不友好的行为，如果不是赤裸裸的非法行为的话”，而且绝不可能“纵容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参与一个呼吁推倒现任政府的当地左派集团的集会”，更不用说在1942年允许德国或日本大使参与——让我们采取一个更接近的类比说法。美国也不可能接纳一个来自敌对势力、参与敌对行为的大使，尤其不可能接受一个宣誓就职驻华盛顿大使，但像梅尔顿那样做事的人，他宣布：“我要清楚地表明美国代表的是什么、民主的价值观是什么，以及桑解阵如何连最低标准也达不到。”按照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的这个门徒、恐怖袭击尼加拉瓜的创始人的观点，与桑解阵将“不再有妥协”。但对于官方敌人，适用的标准是独特的。

几个月前，新加坡驱逐了一名美国外交官，欧文·哈里斯（Owen Harries）在他编辑的右翼期刊中写道，“理由是他不正当地干涉了该国的国内事务”。他继续说，“根据指导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这种干扰是被不允许的”，所以当新加坡指责外交官“在反政府活动中鼓励心怀不满的新加坡人”时，“美国别无选择，只能遵守”。当新加坡因不当行为和国家警察的镇压行为被指控时，哈里斯撰写报道为其辩护。新加坡是一个提供有利投资环境的半法西斯国家，因此适用维也纳公约。然而，就尼加拉瓜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这是一个被官方指定为敌人的国家。

在做进一步评论时，半球事务委员会注意到，虽然梅尔顿及其工作人员因“公然干涉尼加拉瓜内政”被开除，但“利用美国大使馆来资助、指导和协调尼加拉瓜民间反对派的破坏性活动，配合着反政府军……的行动仍在继续”，包括近70万美元专门用于反对派分子的政府资金。美国政府“正公开地努力在尼加拉瓜建立一个平行政府”，其可能会在升级的袭击下或社会崩溃中执掌权力。

1988年10月，国际特赦组织发布了一份题为“萨尔瓦多：‘死亡小组’——一个政府战略”的文件，报告称，右翼暗杀小组在过去的18个月内绑架、折磨和杀害了数百名萨尔瓦多人，经常将受害者斩首以传播恐惧。所谓的“暗杀小组”是美国政府安全部队的一个机构，为其恐吓任何潜在的反对派的战略服务。“据国际特赦组织报道，受害者通常被断肢、斩首、肢解、勒死，或显示酷刑……或强奸的痕迹。”“暗杀小组的风格是秘密行动，但要留下残缺的受害者身体，以此作为恐吓民众的手段。”受害者包括工会成员、人权工作者、负责侵犯人权案件的法官和陪审员、难民、教会成员、教师和学生。“当警察或军队自己进行暗杀时，求助他们便无济于事。”而这些杀人事件是由便衣枪手和穿制服的警察和军队进行的，显然有国家的默许：“萨尔瓦多的暗杀小组就是用来保护政府免担归咎于他们的酷刑、失踪和法外处决的责任。”一些躲藏在美国原暗杀小组成员告诉国际特赦组织，这些分队是从经过特殊训练的警察部队、财政部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中抽调出来的。教会和人权组织估计，在1987年，每个月都会在路边和弃尸场出现十几具带有暗杀小组酷刑和处决痕迹的尸体，在1988年初，死亡人数翻了四倍。国际特赦组织报告说，暗杀小组的复苏可以追溯到一年前的政府特赦，当时《时报》将其称赞为萨尔瓦多遵守和平协定的积极举措。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在《纽约时报》上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参议院以54票对12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警告尼加拉瓜，“桑解阵对地区和平协定的持续违反将‘极有可能’导致国会明年批准新的军事援助”。我们再次看到熟悉的模式：美国支持的附庸国暴行不断，尼加拉瓜则收到敦促改善其行为的严厉警告，如有违反则将面临加剧的美国恐怖活动。

同样在1988年10月，危地马拉城市刊物《中美洲报告》（ Central America Report ）首次公布了国际特赦组织1987年有关人权的年度审查报告。据报道，“其中一些最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出现在中美洲”，特别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绑架和暗杀是政府打击左翼反对派的系统手法”。需要注意的是，情况是在埃斯基普拉斯协议之后恶化的，并且在1988年之后变得更加严峻。而在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除了“美国支持的反政府军手下的平民死亡”，这两国的人权状况“不那么引人注目”。虽然在洪都拉斯、巴拿马和尼加拉瓜发生了“绑架、酷刑和法外杀戮案件，但这些行动尚未成为系统的政府手段”。

一个月后，《纽约时报》刊登了林赛·格鲁森（Lindsey Gruson）关于危地马拉暴行的头版报道。格鲁森观察到，在过去，危地马拉城一直是实施广泛的恐怖袭击的“政治极端分子的自由开火区”。未被提及的事实是，要为绝大多数暴行负责的“政治极端分子”过去是——现在也是——美国支持的政府的代理人。事实上，美国在危地马拉的角色在这个故事中没有被提及。格鲁森描述了绑架、酷刑和谋杀的增加，城市恶化的情况，以及农村的“事实上的军事独裁”［引用美洲观察观察员安妮·曼纽尔（Anne Manuel）］。城市里的主要目标是“劳工领袖、工会组织者和左派”。一个独立的人权组织的发言人说：“现在有一个民主的门面，仅此而已。这个门面掩盖了这样的事实：所有的权力都由军队把持，而且情况还在恶化。”两周后发布的一份美洲观察报告谴责说，政府应对急剧上升的践踏人权事件负首要责任，目前这些事件的发生频率已达到每天两起的水平——这也许还严重了低估了事实，美洲观察下结论说。

随着1988年即将结束，各附庸国的政府暴行不断升级。出现了几个新的暗杀小组。圣安娜法学院院长伊梅尔达·梅德拉诺（Imelda Medrano），在12月16日从圣萨尔瓦多的一次大学示威运动中返回后被杀害，她在示威运动中担任主要发言人；在此之前，她的房子被在一辆深色玻璃窗的吉普车中的人——死亡小组的标志——监视了两天。12月22日，三次强力爆炸摧毁了国立大学的生物学教学楼。攻击者杀死了一名守卫；第二起爆炸有一个约50人的全副武装的小分队参加。大学校长指责军方放置炸弹，他控诉说：“这是武装部队对不断升级的战争的反应，说明其无力遏制战争。”校长还补充说，袭击是在士兵包围校园时进行的，只有军方能够如此公开地自由行动。法定监护组织的总监对此表示赞同：“这些是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所为，他们全副武装，完全行动自由。”五天后，一枚炸弹炸毁了路德教教会的办公室，因其与难民的合作，路德教教会一直受到军方怀疑。教会职员曾遭受个人死亡威胁，这一切都指向军方。谴责对路德教教会的袭击的联邦德国大使受到了死亡威胁并离开了该国。一名西方外交官评论道，在爆炸事件背后“我看到了一只军方的手”。一位与军方密切接触的消息人士表示，军方认为只有“选择性恐怖”才能对抗游击队。除了对里根为萨尔瓦多带来“民主”的计划可能遭受的威胁的担忧，几乎没有人报道这些事件，也没有人对它们表示关切。

较低程度的暴力行为在各附庸国也在继续。9月13日，士兵和警察袭击了圣萨尔瓦多的一次学生示威活动，并在圣安娜驱散了另一场示威游行，安全部队则包围了萨尔瓦多工人全国联盟办公室。大约250名学生和大学工人被捕；大学校长称有600名学生被捕，400多名下落不明。“在示威期间，警察向3000名人群开枪射击、投掷催泪弹”，“数十名示威者受伤”，一名警用高压水枪操作员死亡（《中美洲报告》）。30名当地和外国记者“被安全人员命令趴在地上，并被警告不要走动或拍照”，至少有10名外国观察员被拘留。山姆·狄龙（Sam Dillon）在《迈阿密先驱报》上报道“愤怒的防暴警察”向学生和工人投掷催泪弹，“向天空射击”，“殴打抗议者并逮捕230人”。法定监护组织的负责人“表示警方的行动似乎是为了在一个关键的选举期开始时恐吓城市抗议者”。国防部长比德斯·卡萨诺瓦告诉记者：“安全部队的耐心有限，面对街头挑衅，我们不会容忍更多暴力事件。”据半球事务委员会报道，前一天，军队“袭击了乌苏卢坦（Usulutan）的500名示威者，那些示威者因政府在洪水泛滥后不予援助正在进行和平抗议”，有15人在袭击中受伤，8人被捕。

和以前一样，在政府动用纯粹的恐怖震慑策略之前，这些小规模的暴力活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与只是略微接近这些常规小规模暴力活动的楠代梅事件截然不同，这些事件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或关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楠代梅事件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以至于国会鸽派都被迫重新向他们的恐怖势力提供援助，以惩罚桑解阵。此外，在飓风“琼”于10月摧毁了尼加拉瓜的大部分地区之后，美国的欧洲盟国除了象征性的援助，没有更多表示，因为他们对楠代梅镇压深恶痛绝。朱莉娅·普雷斯顿报道称：“许多欧洲国家政府将此事看作……桑解阵对地区和平进程的公开蔑视。”她还指出，“目前欧洲人对桑解阵极为不满”——显然没有对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不满，它们仍然值得支持。我们再一次看到，虚伪是没有极限的，而且欧洲的殖民化远远超出了它所相信的范围。

如上所述，通常被忽略的那些附庸国的小规模暴力活动，得到了山姆·狄龙在《迈阿密先驱报》上的报道。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回顾了整个地区越来越多的镇压，特别将尼加拉瓜挑出来，列为最严重的罪犯，其最严重的罪行是在楠代梅的“和平集会上使用毒气，关押高级政治领导人”。他接着描述了萨尔瓦多军队如何袭击“规模庞大但和平进行的城市抗议活动”，在其中“愤怒的防暴警察……用催泪弹、棍棒……捣毁了抗议，逮捕了250多人”，并在夜间袭击了两个左派工会和农民团体的办公室，逮捕了更多人。他简要地提到了“军队和暗杀小组——以及游击队员——的政治杀戮”的“戏剧性”增长。狄龙对事实有清楚的认识，但是，随着事实通过意识形态的过滤，与遭受美国恐怖袭击和经济战争制裁的国家中程度轻得多的暴力活动相比，美国附庸国中作为一种政府恐吓手段的大规模屠杀、恐怖活动，以及镇压，变得无足轻重。请注意，我们谈论的是至少愿意报告一些事实的一名记者和一份刊物。

这些附庸国继续拒绝谈判，而美国政府和媒体抨击桑解阵，因为他们未能恢复因美国代理人的阻挠而陷入僵局的谈判。我们从墨西哥新闻界了解到，塞雷索总统“重申他拒绝与游击队进行可能的对话”，并补充说，只要“颠覆者……不放弃他们好战的立场，我们就不会与他们的领导人直接对话……没有任何对话可以在战斗中进行”。在萨尔瓦多，成千上万的农民、学生和工人在首都游行，队伍行进到举行美洲国家组织会议的酒店，要求政府与游击队进行谈判。美联社报道说，游击队员在会议期间宣布单方面停战，并“重申了与政府谈判的呼吁”。总统杜阿尔特在向美洲国家组织代表发表的讲话中“表示，游击队所称希望恢复谈判只是‘战术性的’，他指责叛乱分子采用‘通过民主的自由来摧毁民主这一战略手法’”。

美洲国家组织的会议由《纽约时报》的林赛·格鲁森报道。格鲁森只提到中美洲和平进程被“歪曲”。当然，只有一个例子被引用：楠代梅集会，以及因涉嫌协助反政府军而被捕的尼加拉瓜农民。格鲁森援引美国外交官的话说，这些镇压行为“破坏了恢复谈判的努力”。关于萨尔瓦多，他唯一的评论是，1987年10月的大赦为早先军队暗杀行为画上了句号。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暴力活动没有被提及，关于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谈判，或者为什么它们没有“被重启”，也没有任何报道。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为政府宣传需要而设计的选择性过滤器，如果不服务于这些目的，恐怖活动、折磨和镇压都无足轻重。

格鲁森还指出，由于不明原因，各方未能就计划中的中美洲峰会的日期达成协议。墨西哥媒体揭开了面纱，报道说，萨尔瓦多政府取消了计划在圣萨尔瓦多举行的中美洲峰会，给出的解释是“缺乏经济能力”。这个取消决定发生在“美国驻中美洲特别大使莫里斯·巴斯比（Morris Busby）访问该国”，并与总统杜阿尔特会晤的“几个小时之后”。分析人士称，峰会难以进行要归咎于“美国的抵制，其中莫里斯·巴斯比‘难辞其咎’，这种抵制可能是为了回应塞雷索拒绝支持针对尼加拉瓜的交战行动的做法”。评论家指出，“对于塞雷索总统来说，举行总统峰会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他的国家的暴力问题上转移开，提高他因活跃的中立政策而赢得的国际声誉”。

这种模式是我们反复看到的：美国阻挠政治解决的举措，杜阿尔特对此的严格遵守，以及媒体的一致沉默。

对报道话题的选择和评论的风格形象地说明，灌输正确的思维习惯应采取什么手段。一种特别有用的技术是对得到批准的领导人不加批判的引用。1988年夏天，政府和媒体试图重燃反桑解阵的激情，斯蒂芬·金策报道了美国及其四个中美洲盟国的会议。他说：“所有四个国家都反对桑解阵，并敦促他们放宽政权，但在如何最好地施加压力这一问题上，他们没有达成一致。”引用阿里亚斯总统的话说，“尼加拉瓜不幸让我们失望”。在与来自其他恐怖国家的同僚讨论尼加拉瓜暴力事件时，他表达了“我的失望、我的痛苦和我的悲伤”。关于这些国家的做法，他没有表达任何失望、痛苦或悲伤，至少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是如此。总统塞雷索补充说，他“非常痛心桑解阵不遵守民主规则”。乔治·舒尔茨谴责“尼加拉瓜共产党政府——以及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共产党游击队”是“该地区的破坏性和扰乱稳定的力量”，因为“桑解阵政权继续依赖苏联武器并积聚了远远超过其防御需求的军事机器”。“舒尔茨先生和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的外交部部长表达了他们对和平、民主、安全、社会正义和经济发展原则的尊重”，金策如此报告，没有做任何评论，也没有明显的诧异。

来自华盛顿的一篇附文描述了参议员对批准进一步援助反政府军的一致同意，以及民主党人对此的忧虑——他们担心如果桑解阵镇压内部反对派或“对反政府军展开军事攻势”，将损害“民主党的形象”。他们的“党派形象”并未因其对恐怖国家持续暴行的支持而受到损害。几天后，参议院鸽派通过立法批准了针对以下情况的新的军事援助：如果危险的桑解阵攻击尼加拉瓜境内的反政府军或获得高于国会认为合适程度的军事援助。美联社引用了支持“对叛乱分子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自由派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话，克里表示，如果“苏联武器继续流入尼加拉瓜、桑解阵违反去年的地区和平协定，或尼加拉瓜政府有任何企图‘清理’反叛军队的军事行为”，自己将就武器问题进行投票。

所有这些都符合一篇合格报道的标准。引述可能是准确的，描述性陈述大概也是准确的。隐藏在事实的选择和陈述方式背后的是某些无可置疑的假设，包括以下内容：仅尼加拉瓜未能“自由化”并遵守埃斯基普拉斯协议。事实截然相反，但不受欢迎，因此几乎没有获得报道。尼加拉瓜通过在其领土内进行军事行动，或接收美国允许的唯一供应商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免受驻扎在洪都拉斯的美国代理部队的恐怖袭击是非法的，但美国的盟国拒绝与本地游击队（通常不被报道）进行任何交易，并试图用美国武器和顾问将其摧毁是合法的。哥斯达黎加总统，其商业管理的民主在美国的救济中存活了下来，如果引用准确的话，他对于“新兴的民主国家”中持续的暴行不感兴趣，对严重违反民主最基本条件的行为，及严重违反在媒体报道中带有他的名字的和平条约的行为漠不关心，却被称为遵守条约规定和民主实践的仲裁者。军队执掌国家权力的危地马拉的总统则继续恐吓和谋杀其公民，虽然规模比前几年小，却能够谴责治理远没有他那么专制、比他的政府开放得多的社会，批评他们未能向“民主”迈进。同样，一位对袭击尼加拉瓜、重创萨尔瓦多、支持危地马拉近种族灭绝的屠杀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官员，有权确定谁在“破坏”中美洲的“稳定”，确定对于遭受美国武装袭击的政府，什么是适当的防御水平。对美国代理部队的援助是“人道主义的”，尽管国际公约将“人道主义援助”概念明确限定为对平民，而且是双方平民的援助，对任何一方不得歧视——美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些在国际法院裁决中一再被重申的概念，媒体也对此熟视无睹。只有像国务院这样的“中立机构”来管理这种“人道主义援助”，才是正确和公平的，并且，如果尼加拉瓜试图采取在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中都是正常的和不容置疑的自卫措施，那么美国中情局就可以在尼加拉瓜境内支助恐怖势力——除非结果证明他们是“不完美的工具”，导致了“我们在尼加拉瓜的痛苦”。

人们可以想象一种不同的报道方式，不采用美国宣传的这些预设，而引用其他来源（例如国际法院），并通过不同的标准选择相关事实（人权和需求、民主和自由、法律规定，及其他得到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但在媒体上很少能找到这些材料。那些经过恰当挑选的新闻材料，几乎没有一个批评性词语或一个分析性段落，坚定地为读者灌输理念背后的预设，比任何“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的产品都更有效地在可接受的学说框架内塑造了读者或听众的观念。与此同时，媒体可以辩解，他们只是在诚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确实是，尽管不是在他们想表达的这个意义上。

在这恐怖的十年中，中美洲最严重的人权侵犯者是美国直接创造出来的——萨尔瓦多政府和反政府军，以及美国支持的危地马拉政权。如果曾有主流报刊讨论过这些事实的明显意义，至少我还没有看到。这些政权的性质有时会被部分揭露出来；关于美国在中美洲的作用、美国的政治文化，以及构建和支持这些政策的特权阶级的道德标准，媒体则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已经得出的结论与此大不相同。《纽约时报》外交事务特派记者罗伯特·皮尔在布什政府的领导下写下了“中美洲新外交政策”的前景。布什总统及其务实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这一充满希望的新政策，将强调“与国会和拉丁美洲国家更紧密地合作，向桑解阵施加政治压力，迫使其允许选举（尼加拉瓜没有华盛顿法令之下的选举）、保障言论自由和地区和平协定所约定的其他权利”。为了确保读者理解党政路线，皮尔补充说：“尼加拉瓜在1987年和1988年签署了这些协议，但美国和其他国家都说桑解阵已经违反了许多条款。”没有报道暗示美国的附庸国可能走偏，或美国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

从头到尾的这些表现会给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者留下深刻印象。已经产生并将随之而来的苦难是无法估量的。

附录五

1. 美国与哥斯达黎加民主

如第五章所述，哥斯达黎加的制度建立于1948年何塞（唐·柏比）·菲格雷斯领导的军事政变之后，此次政变满足了美国全球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需求。菲格雷斯明确表示对美国言听计从。他的政府为外国投资提供了一个有利环境，并保证商业利益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如果形势需要，随时准备镇压工人阶级和政治异见，甚至在1949年的宪法中取缔了共产党。然而，美国仍然不满意。

正如常被引用的情报报告显示的那样，早已有人提出对哥斯达黎加的怀疑。1952年，中情局警告说，危地马拉“最近在大力加强对其他中美洲国家共产主义者和反美运动的支持”，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赠予菲格雷斯30万美元的所谓礼物，那时菲格雷斯只是一名选举候选人。当然，危地马拉的情况被认为“不利于美国的利益”，因为“1944年的危地马拉革命与共产主义倡导的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政策的战斗主张一致”，这场革命开启了长达十年的民主插曲，直至最终被中情局支持的政变剿杀。更糟糕的是，民主资本家政府“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包括“对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尤其是联合水果公司的迫害”，已经获得了“几乎全体危地马拉人民的支持或默许”。政府正着手“大力支持”由劳工组织和农业革新机构管理的“现任政权”，并“积极动员在政治上仍不太活跃的农民阶级”，同时削弱大的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并且，“危地马拉的官方宣传一直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不安定因素，因其始终在强调民主与独裁、国家独立与‘经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这个评价的背景是，华盛顿正大力支持独裁主义，因而自然对独立的民主浪潮心怀恐惧。还有一点让美国很不安的是危地马拉支持“其他加勒比海国家的‘民主’机构对抗‘独裁主义’”。1944年的革命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要求危地马拉摆脱军事独裁、社会落后和历史模式的‘经济殖民地’状态”，此次革命还“激发了爱国忠诚，与大多数有清醒政治意识的危地马拉人的自我利益吻合”。因而，“无论是土地所有者还是（联合）水果公司，都不能指望得到危地马拉民意的丝毫同情”。一次“盛大的五一节庆典”中，“共产党展现出极大的力量”，这尤其令人不安，因为在这些不祥的运动中，情报机构被认为扮演了主角。我们担心菲格雷斯也许会参与类似的共产主义阴谋。

美国大使罗伯特·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1955年向华盛顿汇报说，菲格雷斯政府“言行不一”，不能完全信赖。确实，菲格雷斯“表达了对联合水果公司活动的赞许”，也“把共产党从政变前的掌权位置上赶下了台”。但是，“在阿本斯政权被共产党控制后”，也就是在这个资本主义民主政权成为中情局要消灭的目标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仍然对其表示支持，这使他不得不受到怀疑”。

伍德沃德继续说，不过，在哥斯达黎加“共产党还没有构成严重问题”，他特别提到“宪法驱逐了共产党”。但是，共产党代表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因为他们仍未被从“工人阶级”中斩草除根，而且，受怀疑的政府也没有坚守对民主的不懈追求，“做出进一步的举动来完全消灭这些运动”。如果“共产主义分子”不被完全清除，我们就不可能控制香蕉工人和其他的危险分子。谁能预测何时这些颠覆者就会试图组织起来为权益而战？ 30年之后，20世纪基金组织警告要当心“共产党领导下的香蕉工人工会的激进主义带来的”问题，包括“1984年一场引发了暴力和几起死亡事件的长期罢工”。考虑到这些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联合水果公司“将一些土地转变为生产棕榈油的用途”，从而避免了这些困境。

大使伍德沃德继续说，另外，安全部队“在逮捕共产党人时遭遇麻烦，因为哥斯达黎加宪法赋予个人以保护”。但是，虽然有这些让人不快的背离民主的事件，“禁止共产党的出版物并不会十分困难”，即便这会招致“反对镇压自由言论的共产党人同盟的抗议和哭诉”。而且，如果我们能够给当地政府提供足够的情报并帮助他们说服大众，使其相信“共产主义是当今最大的邪恶”，那么，“适度地动用武力”也是有可能的。这种公共关系工作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宣传运动”，“让大众适应当局对武力的使用”。再次地，我们看到了制造必要的幻觉的重要性——它能够为有效地动用武力奠定基础。

因而，我们的政策建议，“应敦促当地政府保持更严密的对共产党人的监视，对其严惩不贷”，并“对当地政府施加影响，促使其修正宪法来限制共产党人的流动，加大对颠覆活动的惩处，进行相应立法，将共产党人从工会领导层中清除”，而同时应继续美国情报局“让大众适应共产主义邪恶这一概念”的那些行动。掌控这个国家经济的很大部分的联合水果公司应继续努力将菲格雷斯培养为“公司在南半球范围的公共关系代理人”。这应该不是难题，因为他现在已经是“联合水果公司在拉丁美洲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广告代理人了”。

为了进一步推进这些工作，大使还建议应劝导联合水果公司“为工人提出一些相对简单和肤浅的徒有虚名的人权条款，这会产生巨大的心理效用”。这些建议旨在让那些指责美国政府不关心工人阶级和穷人的诽谤者无话可说。

大使伍德沃德为联合水果公司提出的建议让我们想起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次私人对话。在谈到如何让拉丁美洲顺应美国对它们的未来做出的规划，即为美国的集团公司提供原料和利润时，国务卿说：“你应该先拍拍它们的头，让它们认为你喜爱它们。”

国务院认为哥斯达黎加在“发现、调查共产主义的活动”上有“缺陷”，并且“缺乏有力的法律机构来打击共产党人”。另一个问题则是安全部门资源不足，因而“在监视、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无所建树”。尽管当地媒体“大量使用”来自美国宣传部门的“消息和专稿”，我们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以鼓励当地对民主和自由企业的信心”——这两者具有同等的功能——并扭转当前“政府对于镇压共产主义分子的消极……态度”。国务院建议说服当地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共产主义的国际运动，加大对共产主义积极分子的惩罚力度，清除工会领导层的共产党人，限制共产党人的宣传”，同时开展美国的宣传活动，“增进大众对反共行为的支持”。

简而言之，美国应在当地培育民主。

我们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共和党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想法。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肯尼迪自由主义者将民主形式保持在合适的范围内的期望更为迫切。

其后几年，唐·柏比继续作为“自由世界”的模范化身，为美国的事业服务，同时在政府中倡导诚实的、阶级间的合作及满足外国投资者需要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肯尼迪时期他获得了来自中情局的秘密资助以推进“民主左派”计划，在中情局的资助被曝光后，他将那些指责斥为“愚蠢和无聊”，同时盛赞中情局“因自由主义者的奉献”而得以实施的“细致周详的政治和文化任务”。他尤其夸赞了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和其他美国劳工官员的贡献，这些人在中情局的支助下，在破坏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的工人运动中积累了显赫的记录。唐·柏比鼎力支持猪湾（Bay of Pigs）入侵，期盼“已进入古巴的民主势力旗开得胜”，对其后来令人惋惜的失败，他深表遗憾。他唯一的顾虑就是期望他的敌人特鲁希略（Trujillo）先被罢黜，这样多米尼加就可以成为一个反对卡斯特罗的基地。约翰逊政府为阻止民主资本家改革者胡安·博什（Juan Bosch）重新成立立宪政府，以一系列编造的借口，包括惯常使用的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一说为由，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当时，唐·柏比立场含糊，恳请对约翰逊行为的理解，坚称这些行为都是必要的，约翰逊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弹劾。

当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美洲大举攻击公共组织和社会改革时，哥斯达黎加一直予以配合，但在里根政府看来，热情依然不够，尤其在阿里亚斯统治期间。阿里亚斯接受美国制定的基本规范，将华盛顿的那些恐怖主义国家赞为“民主国家”，谴责桑解阵不遵守美国附庸国认同的地区准则，并向新闻界保证：“我对舒尔茨先生说过，桑解阵是一群坏蛋，你们是好人，如今在楠代梅的镇压活动中，他们已暴露出真实的嘴脸。”但是对美国资助的恐怖主义持这种程度的支持，远不能满足右派沙文主义者，对他们而言，阿里亚斯与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持同样的观点，反对美国在此地区的公然暴力，这令人恼怒。据半球事务理事会（COHA）称，1987年9月，阿里亚斯被召往白宫聆听由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起草、里根发表的“严厉讲话”，警告他不要向国会直接请求清除反政府军。之前几个月，对哥斯达黎加援助的延迟发放及其他压力就是一个警告，让他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半球事务理事会报道说，当时阿里亚斯的发言对美国政策略有微词，“人们听到盛怒的里根在阿里亚斯离开时大声呵斥，‘那个矮子是谁？’”从那以后，阿里亚斯“再没有胆子越过华盛顿为他划定的界限”，也不敢冒失去美国的经济援助的风险，这些援助维持了一种“繁荣的假象，对于保卫这个国家摇摇欲坠的民主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何塞·菲格雷斯因其对桑解阵革命和对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恐怖袭击做出的反应——这些反应让美国完全不能接受——成了一个几乎不存在的人，除了媒体在谴责尼加拉瓜时习惯性地引用他的名字。人们承认他“可能仍然是这个国家最受欢迎和权力最大的个人”，但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言论家，性格古怪”——这从他为桑解阵辩护和竭力反对“美国干涉马克思主义的马那瓜政权”中可见一斑。正因此，保护美国大众，使其不受这位中美洲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领导人的思想带来的困惑的影响，便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哥斯达黎加的外债在1977年到1981年间翻了三倍，到现在又翻了两倍，高达400万美元；1988年新增贷款5亿美元，一年的贸易逆差达两亿美元。如今哥斯达黎加在私人银行的负债仅利息就达两亿美元，尽管哥斯达黎加基本无力偿还这些欠款，大的国际贷款机构仍在不断注入资金。圣何塞的杂志《中美洲》（ Mesoamerica ）在1988年中期评论道：“哥斯达黎加已失去决定自己经济前景的能力。”据该杂志报道，在过去五年中，因为物价飞涨，人民的实际工资降低了42%，而食物和医疗补贴不断减少，甚至干脆终止了。据哥斯达黎加大学健康研究学院的报告，某些地区的婴儿死亡率急剧上升，主要原因是经济危机及不断加重的饥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要求当地政府进一步削减社会开支、降低最低工资、裁减政府雇员，按照《中美洲》杂志的报道，“拉丁美洲最进步的社会服务活动之一就这样被破坏了”。作为一个曾经在农业上自给自足的国家，哥斯达黎加如今需要进口主要粮食，因为这个国家已基本转型为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控制的出口国，包括农作物出口，第三世界国家的灾难都是被这样制造出来的。半球事务理事会评论说，“阿里亚斯的亲大商业集团的经济策略”，把大量曾经自给自足的农民转变成了农业综合种植园中的领工资的工人，但是大多数利润流向了国外，“这个曾经有坚定的国家领导、以人民福利为目标的国家，基本理念已完全改变了”。

同时，国内的动荡也不断加剧。没有土地的农业工人在牧师的领导下占领了荒芜的田地，导致许多人被逮捕和强行驱逐。哥斯达黎加人权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记录了过去两年中的数十起对非法驱逐和滥用权力的投诉，其中包括在针对农业工人的暴力冲突中发生的几起暗杀，都与安全部队尤其是农村警卫队有瓜葛。与100多名“擅入者”一同被关押的一位牧师，埃利亚斯·阿里亚斯（Elías Arias），陈述说：“哥斯达黎加迫切需要土地改革，但是立法者不愿实行这类损害他们自己利益的革新。他们不会帮助农业工人，只会维护约翰·赫尔（John Hull）的财产。”约翰是中情局主管、富有的土地拥有者，他一直在哥斯达黎加基地积极参与对尼加拉瓜的攻打。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的援助，哥斯达黎加能够暂时放下这些问题，它也明白这些援助都是有条件的，它必须大力支持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目标。桑德斯（Sanders）评论说，正因为这些大量涌入的资金，“哥斯达黎加的生活水平才不至于灾难性地滑落到底，社会才不至于崩溃”。他特别指出，从外国援助、人均外债这方面来说，哥斯达黎加是一个特例，其待遇仅次于以色列。“仅是来自美国的巨大援助……就为其阻挡了灾难。”经济问题的加剧是因为大量的资金外逃和私人部门的财富增长。桑德斯警告说，现今存在严峻的“民族主义反弹”危险，这股潮流受到在边境逡巡窥视的邪恶的桑解阵的鼓舞，“极有可能被捣乱者，尤其是极左分子利用”，尽管这种威胁不像从前那么可怕。尼加拉瓜不景气的经济和“桑解阵政权受到的政治镇压”，在当前反对向左倾转型的时期，“给哥斯达黎加打了一针预防针”——至少，那些哥斯达黎加人会看到，老大哥还有什么手段在等着他们。

半球事务理事会引用美国支持的军事和准军事培训计划及常规报告证明，为了不留任何漏洞，美国一直在支持“哥斯达黎加的双轨结构，尤其在安全部门”。引用的其中一份报告已在1988年1月得到理事会一名成员的个人证实，表明“美国资助的为私人准军事集团提供的秘密武器运送”与右翼组织和国民警卫队有关，背后则与华盛顿有各种关联。

何塞·菲格雷斯评论说，“对桑解阵的迫害”只是他所痛恨的里根班子成员领导下的“这个趋势中的一个分支”。“另一个分支则是解散哥斯达黎加的社会部门，把我们的整个经济移交给商人，废除我们的社会保险、我们的国有银行、我们的国有电力设备——这是我们拥有的寥寥无几的因规模太大无法私有化的公司。美国正试图强迫我们把这些公司出售给所谓的私人企业，也就是把他们交给地方的寡头公司，或是交给美国或欧洲的公司。我们在竭尽全力进行反击”，尽管前途未卜。

2.“恐怖主义的邪恶瘟疫”

有一个公认高明的手段，可以借以在任何一个国家把国内人民治理得服服帖帖，让他们接受他们所反对的政策，即：诱发对某些可怕的敌人的恐惧，让人们时刻准备去摧毁敌人。就如我们在第五章所讨论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恐怖主义的邪恶瘟疫”正是为这个角色应运而生，当时美国正试图捏造一个敌人，这个敌人要足够羸弱，我们可以毫发无伤地与之对抗，同时又要足够危险，让我们能够动员大众支持里根政府在国内的国家权力扩张和在国外的暴力行为。几年之后，当我们有必要面对这些政策带来的庞大开支时，这个威胁自然衰减了。媒体始终在为这项事业热情地摇旗助威。

关于“恐怖主义”这个名词的含义没有太多争议。正式的美国法典和众多的政府出版物对这个词有明确、清晰的定义。一本关于对抗瘟疫病毒的美军手册将“恐怖主义”定义为：“通过恐吓、胁迫或制造恐慌等手段，蓄意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以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方面的目标。”知名反恐专家罗伯特·库珀曼（Robert Kupperman）受五角大楼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更简明地描述了恐怖主义的特征，即：“无须全面动用资源”，扬言恐吓或使用暴力“来实现政治目标”。

然而，库珀曼定义的并不是“恐怖主义”，而是“低强度冲突”（LIC）——国家恐怖主义的一种形式，就像这个定义表明和实践所确认的那样。低强度冲突是美国奉行的官方原则，虽然在萨尔瓦多由于惨重的伤亡其实施显得磕磕绊绊，但就阻挠尼加拉瓜成功独立发展而言，它的作用已得到证实。但必须强调的是，低强度冲突——类似它的前身“反骚乱”——不过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代名词，也就是依仗武力行事，但还构不成侵略这“一战”争罪行，后者则属于纽伦堡大审的范围了。

世界上有许多恐怖国家，但美国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公开奉行国际恐怖主义，尺度大到让它的对手汗颜。以伊朗为例，正如政府和媒体的准确声明，它就是一个恐怖国家。它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杰出贡献在伊朗军售丑闻中暴露无疑——即卷入美国代理部队反尼加拉瓜的战争。媒体大肆报道这个话题，却故意忽略了下面这个令人不快但显而易见的事实——伊朗也许只是无意间卷入了这场战争。美国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奉行延伸到了每个细微之处。例如，指挥代理部队在攻打尼加拉瓜时攻击农业合作社——这正是阿布·尼达尔当年遭到我们强烈谴责的罪行。在这个事件中，这些命令得到了国务院的明确授权和媒体中鸽派的赞同。在萨尔瓦多，美国纠集的安全部队也在实行同样的政策。

乔治·舒尔茨猛烈抨击说：“恐怖主义是一场针对平民的战争”；“恐怖分子——包括其他支持和怂恿它们的国家——残忍地提醒我们民主非常脆弱，需要我们警觉地保卫。”当时，美国正在对利比亚进行恐怖袭击。他补充道：“如果权力的阴影不笼罩在谈判桌上，谈判就是投降的代名词。”他强烈谴责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呼吁“采用乌托邦式的立法手段如外界调停、联合国、国际法院，却忽视了平衡中的权力因素”。这种情感在现代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可循。

就“专业阶层”而言，他们需要极大的自律保持刻意的愚昧，只在命令或暗示下谴责别国的恐怖主义。

从这些反恐怖瘟疫的重大事件中，我们看到了这项成就多么引人瞩目。为了不使这项揭露任务看起来太容易，让我们暂且不谈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整个中美洲的恐怖活动大爆发——绝大多数都是国家指挥的国际恐怖活动，美国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根据80年代的说辞，这是这一时期重大犯罪的一个例证，但事实上是最最极端的例证。

让我们看看1985年的事态，当时媒体对恐怖主义的关注达到了顶峰。当年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单次恐怖主义事件，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客机被炸，329人丧生。那些恐怖分子曾在亚拉巴马州弗兰克·坎珀（Frank Camper）创办的一所准军事集中营的飞机上接受过指导，在中美洲和其他地区开展恐怖活动的雇佣兵都曾受训于那所集中营。一名前雇佣兵透露，坎珀与美国情报机构关系密切，他个人也参与了印度航空公司爆炸案，据称那是一项失控的“圈套”行动。在一次印度访问中，美国司法部部长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言辞暧昧地承认，此次恐怖行动源于一所美国的恐怖分子培训营，这项声明几乎没有被媒体提及。而任何一名与利比亚有关的恐怖分子，不管这种联系多么微弱，都足以证明卡扎菲是一条必须被清除的“疯狗”。

让我们再看看中东，根据国家战略和媒体报道，那里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阵地。1985年的重大单次恐怖行动是3月发生在贝鲁特的一次汽车爆炸，80人丧生，200余人受伤。此次袭击的目标是被控与恐怖主义有牵连的什叶派领导人法德拉拉酋长（Sheikh Fadlallah），但他侥幸逃脱了这次袭击。据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他关于凯西和中情局的书中透露，此次行动由中情局及其沙特附庸者策划，得到了黎巴嫩情报局和一名英国专家的帮助，及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的特别授权。

由此可见，在官方恐怖活动的鼎盛之年，美国轻松赢得了单次国际恐怖活动的大奖。美国的附庸国以色列则紧随其后，它在黎巴嫩的铁拳行动，作为持续性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当年也无人能及；（得到美国暗中支持的）对突尼斯的轰炸为其赢得了单次恐怖活动的第二名奖项，如果我们不把这看作一项侵略行为的话——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这样裁定，但美国在其中投了弃权票。

1986年的重大单次恐怖主义行为是美国轰炸利比亚——再一次，我们不把这项袭击归入侵略的范畴。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媒体事件，历史上第一次按期为电视黄金时段安排的轰炸行为，准确地安排在电视网在全国播出新闻节目的时刻。这次媒体佯装不知情的便利安排，使得电视节目主持人能够立即将现场切换到的黎波里，让观众看到刺激的事件直播。这部构思精妙的电视剧的下一出则是一系列的新闻发布会和白宫陈述，解释说这是一场“预防未来被袭的自卫”，是对十天前发生在西柏林据称由利比亚所为的一次舞厅爆炸案的慎重反击。媒体非常清楚这个指控缺乏有力证据，但这些事实都被淹没在了对里根坚定的反恐立场的一片奉承中，整个政界也随声附和。

媒体对事实的隐瞒从事件发生第一刻就开始了，那时，记者们在电视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忠实地让目光远离了那些唾手可得的证据，因为这些证据为他们听到的各种声明画上了大大的问号，如来自柏林的报道称，在美国袭击利比亚城市的半小时前，美国和联邦德国的官员还没有获得任何显示利比亚与柏林的舞厅爆炸案有关的证据，仅仅只是“怀疑”，这与当局“10天前就取得确凿情报”的声明完全相左。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没有一名勇敢的驻白宫记者敢于提问，为什么华盛顿在10天前就得到确凿情报，而美国和联邦德国的情报部门却对此一无所知？连续数周，联邦德国在媒体显要位置不断报道说——我们这里的报道则含糊其词——联邦德国调查爆炸案的警察情报部门仍未也从未获得任何情报，显示“利比亚与此有关”。再次，这些事实被媒体隐瞒，甚至采访联邦德国高级官员的记者也对此只字未提，尽管联邦德国官员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言无不尽。更多关于美国政府撒谎的证据在国外被四处报道，但在国内，除了一些边缘出版物，没有任何与此有关的声音。由此可见，当局高层官员的戏剧性的故事纯属编造，这些故事宣称在发现利比亚“监听”后，西柏林曾发起警报，但仅仅晚了15分钟，未能拯救被炸舞厅中的受害者。但西柏林警察局对英国广播公司称，警察局从未发出任何警报。最后人们不得不默认，对于利比亚的指控几乎没有证据，尽管这个指控一直被当作事实来报道。因而，《商业周刊》（ Business Week ）的驻五角大楼记者写道：“通过策划、指挥有两名美国侍者在其中丧生的1986年西柏林舞厅爆炸案，卡扎菲激发了一场暴力回应——一次大规模空袭。”媒体的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但是，媒体除了偶尔在不起眼位置提到这些仍在广泛传播的故事并无实据，没有任何文章评判美国的轰炸行为本身，此次轰炸袭击了平民目标，为“报复”一场两人死亡的——其中一人为美国侍者——爆炸，致使100多人丧生。也没有任何文章评判媒体在这次大规模恐怖袭击中的有意共谋，此次共谋行为超出了我们在这里举的任何例子。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再次看到整个过程中专业阶层惊人的自律，尤其要提到的一点是，媒体从里根政府上台的头几个月起，在利比亚事件中就一直是假情报运动的受害者，每次都意识到自己被“愚弄”了，但下一次仍然心甘情愿地体味这种经历。

看来美国又赢得了1986年年度的国际恐怖主义大奖，这还不算它在中美洲资助的大规模恐怖活动，其中包括在尼加拉瓜被前中情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 Turner）称为“国家援助的恐怖主义”的活动。

整个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及其附庸国实施的恐怖活动范围之广令人瞠目。仅在中美洲地区就有数万谋杀、酷刑和断肢受害者的案子可以直接记到里根政府成员及其共犯的账上。因此，人们唯一能指望看到的结果就是，里根应为他的杰出“功绩”之一——对人权事业的贡献而受到赞美，这是我们在《新共和》杂志上读到的。考虑到“人权”一词在这本杂志中的含义，这样的报道再正常不过了——这家媒体敦促里根支持萨尔瓦多的国家恐怖主义，“只要不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游击队获胜，杀害多少人都没有关系”。极端自由派编辑亨德里克·赫茨伯格（Hendrik Hertzberg）列出了“与里根时期相关的一系列从未这样引人注目的现象，如流氓、流浪汉、黎巴嫩现象（当然，指的是牺牲的海军陆战队员，而不是死亡的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雅皮士渣滓”，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肮脏、没有品位的事情。而中美洲数万被谋杀的人、被肢解的尸体显然不够格被称为“从未这样引人注目”。

当然，国际恐怖主义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产物。在之前的20年中，它的主要受害者是古巴和黎巴嫩。

反古巴的恐怖活动由一个成立于1961年11月的专门秘密组织指挥，针对古巴进行公开恐怖袭击，这个代号“猫鼬”的组织包括400名美国人、2000多名古巴人、一支私人快艇舰队和每年五千万美元的预算，由迈阿密的一个中情局站点负责部分管理工作。这个中情局站点的做法违反了美国中立法，但是，当然了，这项法律只是禁止中情局在美国境内活动。中情局的行为包括轰炸宾馆和工业设备、捣毁渔船、在农田投毒、毒杀家畜、污染蔗糖出口产品、炸毁客机，等等。这些活动并非都由中情局直接授权，但是我们在谴责官方指定的恐怖主义国家时，不会让这些细枝末节干扰我们判断。

这些恐怖活动有几起发生在1962年10月至11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时期。据雷蒙德·加特霍夫（Raymond Garthoff）报道，数周前，一个由美国政府授权，在佛罗里达活动的古巴恐怖集团“对一家哈瓦那附近的古巴海滨宾馆实施了快艇扫射袭击，众所周知，那里是苏联军事技术人员的聚集地，袭击导致二十余名苏联人和古巴人丧生”；不久之后，在10月初出现了更多的围攻古巴的行动，包括袭击英国和古巴货轮。当时，国会刚通过一项决议，“批准必要时动用武力来限制古巴在西半球的侵略和颠覆行为”，并投票同意扣留来自与古巴有交易的国家的对古巴的援助。在11月8日，古巴导弹危机最紧张的时刻之一，一个由美国派遣的恐怖组织炸毁了古巴的一处工业设施，当时“猫鼬”行动已被正式终止。在一封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菲德尔·卡斯特罗称袭击造成400名工人死亡，此次行动由“间谍飞机拍摄的照片导航”（这是一名被抓获的“间谍小组头目提供的证词，该小组由中情局培训和领导”）。媒体认为这次差点引发一场全球核战争的恐怖行动不值得任何重视，据我所知，只有《国际安全》（ International Security ）杂志上一篇关于导弹危机的文章在脚注中轻描淡写地提及此事。导弹危机刚刚结束，对卡斯特罗的暗杀和其他恐怖行为就接连登场，这些行动在1969年更是被尼克松逐步升级。据我们所知，迄今没有任何一个事件能如此毫无争议地被称为恐怖行为，或在规模和暴力程度上望其项背。

让我们再看看前里根时期的第二个主要事件，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以色列就把黎巴嫩南部地区人民当作人质，“自信地预期这些受影响的人会对政府造成压力，使其主动停战”，并接受以色列对该地区的安排，“这个期望最终得以实现”［在评论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对工党政府在黎巴嫩的暴行的叙述时，阿巴·埃班（Abba Eban）承认这些叙述是准确的，并评论说，这些暴行“的实施与某些国家的管理风格类似，恕我和贝京先生都不敢对其指名道姓”］。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来自一名受人尊敬的工党鸽派的辩护，说明这些行为完完全全符合国际恐怖主义的标准，无论用什么样的定义来衡量，除非，我们认为这些行为属于另一个更严重的罪行范畴——侵略。当然了，如果这些罪行的实施者是一个敌对国家，我们就会这样认为。

在这些恐怖袭击中，数万人被杀，数十万人被迫逃离家园。他们的经历甚少被报道，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乎阿拉伯人被一个由美国资助和武装的西方国家杀害、其家园被毁这样的事情。当时驻黎巴嫩的美国广播公司（ABC）特派记者查尔斯·格拉斯（Charles Glass）发现，“美国编辑对黎巴嫩南部的局势没什么兴趣。以色列袭击当地、炸毁村庄，将当地人民从黎巴嫩南部赶进贝鲁特郊外不断扩大的难民营，这些事情与劫持飞机、绑架大使、威胁以色列的‘恐怖分子’的骇人新闻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他继续说，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以色列的暗杀小组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各种恐怖活动，美国国内对此的反应与以前没有两样。人们可能会在《伦敦时报》（ London Times ）上读到相关新闻，但美国编辑对此不感兴趣。“这些便衣秘密警察组成的暗杀小组在黎巴嫩南部的村庄和难民营暗杀嫌疑人，煽动什叶派穆斯林，致使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当地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即便媒体报道这些行动，可能也只是对部署在黎巴嫩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困境表示敬意。除了知道自己是一群“前途未卜的大兵”，这些海军陆战队队员似乎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待在这里：“几乎所有人都说——尽管很不幸，这些话从未出现在电视上——他们被派到当地是为了帮助富人抵御穷人。”“在黎巴嫩，他们之中唯一能确定身份的人就是居住在贝鲁特机场基地附近的那些不幸的什叶派难民。据说可能正是这些难民中的人……在1983年10月23日袭击了基地，致使241人丧生。”如果这些事件有任何一起得到报道，都有可能使我们得以避免，或至少让我们了解那场导致海军陆战队队员被害的爆炸案。那些士兵成了政策的牺牲品，“媒体无法向公众解释这个政策，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官员也无法向他们自己的士兵解释这个政策”——此事已被乔治·舒尔茨和评论家们谴责为阿拉伯恐怖分子的无端攻击，那些评论家对舒尔茨“对恐怖主义的切齿痛恨”深表崇敬。

以色列战略分析家阿夫纳·亚尼夫（Avner Yaniv）十年后评论说，在戴维营与埃及消除干戈的结果是，“以色列可以随心所欲地在黎巴嫩展开针对巴解组织的军事行动，并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这个论断在当时是明显的事实，但却令人不快地提醒人们，美国的“缔造和平”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令人欣慰。因此，可以预料的是，在戴维营协议签订之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恐怖活动仍在持续，可能还在不断升级，尽管这方面的报道极其少见，人们无法得知详情。但有足够的事实表明，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仍在遭受各种伤亡。有时，以色列的行动是为了报复或声称为了报复；更多的时候则完全没有借口。从1981年初开始，以色列展开了一系列无端攻击，最终在7月引起对方回应，在交火中，以色列对人口集中的平民目标进行了轰炸，导致6名以色列人死亡，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丧生。在这些事件中，唯一存留在媒体的集体回忆中的事情，是加利利北部居民的悲催命运，他们因喀秋莎火箭弹的袭击而无家可归。

在美国主持的停火协议签订后，以色列仍在继续它的攻击。据亚尼夫称，以色列担心的是巴解组织会一方面遵守协议，同时又继续外交努力，以达成一个“两国方案”（two-state settlement），这是美国和以色列竭力反对的。在接下来的一年，以色列越来越不顾一切地试图挑起巴解组织的反击，以便为蓄意入侵黎巴嫩制造借口，目的是彻底摧毁巴解组织这股政治力量，在占领区建立以色列的完全控制，并且——按以色列的最远大前景——在黎巴嫩甚至其以外的地区建立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的“新秩序”。当以色列轰炸黎巴嫩的目标，造成众多平民伤亡时，媒体的反应是，呼吁大家“理解以色列的痛苦”，而不要“训诫以色列”。以色列最终以阿布·尼达尔企图暗杀以色列大使阿尔戈夫（Argov）为借口，开始实施加利利和平运动——尼达尔已与巴解组织交战多年，甚至在黎巴嫩都没有办公室。《纽约时报》欢呼称这是“黎巴嫩的解放”，但刻意避而不谈黎巴嫩对此的看法。约沙法·哈尔卡比写道：“把黎巴嫩战争称为‘加利利和平战争’名不符实，称之为‘保卫西岸的战争’更准确。”“贝京对和平进程力量的恐惧，才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动机。”

至此，我们再清楚不过地看到，所谓的巴解组织威胁，来自其对政治和解的努力和对恐怖活动的摒弃。相反，巴解组织恐怖活动，却不是一个问题，事实上还是受欢迎的，因为以色列可以将其用作一种躲避政治和解的手段。

美国一直大力支持这些政策。于是，对媒体而言，这些政策背后的实际原因和背景都无关紧要。媒体让我们相信，美-以对和平的追求受到巴解组织恐怖活动的阻挠。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导致2000多名平民伤亡后，以色列的恐怖分子在当地的活动至今从未停止，而这些都不算是“恐怖主义的邪恶瘟疫”。我们可能偶尔会读到这样的新闻，“在艾因·科威（Ain Khilwe）附近的农田劳动的黎巴嫩农民死于以色列飞机投下的燃烧弹”，这句话出现在一篇关于以色列炮舰轰炸拉希迪耶难民营的短文末尾，但这句随意的评论没有表达任何态度。其他针对阿拉伯人的恐怖活动，甚至还有针对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设施和在国际水域的一艘舰船、造成人员伤亡的恐怖活动［美国国家安全局自由号（ U.S.S. Liberty ）事件］，也都被媒体主动偷偷掩盖了，因为这些行动都是我们的附庸国所为。

考虑到上述这些事实，学者和媒体如何才能突出这样一个我们需要的论点——现代社会的恐怖瘟疫都是以苏联为基地的“全球恐怖网络传播的”？克莱尔·斯特林宣称，这些活动旨在造成西方民主社会的不稳定。沃尔特·拉克尔确信，斯特林已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显示恐怖主义“几乎全部发生在民主或相对民主的国家”。另外，媒体如何才能继续将伊朗、利比亚、巴解组织、古巴和其他政府的敌人指认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领头实践者？再一次，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解释的功效”。只有政府敌人实施的恐怖活动才能被称为恐怖活动；当美国及其附庸实施恐怖活动时，他们是在捍卫民主和人权。

媒体并没有被要求维护这个信条，只要遵守就可以。而学术文献则面临要求更高的任务。让我们看看沃尔特·拉克尔这个例子。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如此描述他对国际事务的见识：“与苏联不同，美国并不想按照特定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制度改造任何国家。”

拉克尔恐怖主义学术研究的一个主要焦点是“国家资助的国际恐怖主义”。他的研究中包括很多对古巴资助恐怖主义的影射和指控，甚至连虚饰的证据都没有，但对美国针对古巴的恐怖活动不置一词。他写道：“最近几十年……那些更专制的国家不仅摆脱了恐怖活动的影响，还援助恐怖分子袭击民主、宽容的社会。”当然，他在这里力图暗示，美国，作为一个“宽容社会”，成为国家资助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而古巴，“一个专制政权”，正是这些活动的指使者之一。事实上，美国不可否认地发动了针对古巴的重大恐怖袭击，而自己相对不受恐怖活动影响。考虑到这样的事实，他的叙述其实表明美国是一个“更专制的政权”，而古巴是“更宽容的社会”。我们精心选择证据和主张，目的就是防止人们了解这样的简单事实。

运用同样的思想过滤器，拉克尔宣称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是对巴解组织“袭击以色列”的回应。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事实截然相反。他声称，更早些时候巴解组织没有任何明确理由地决定支持黎巴嫩的民族运动，抵抗马龙派教徒，他们“猛烈攻击达穆尔，杀死600名平民”。事实是，以色列支持的马龙派教徒发起的恐怖袭击将巴解组织卷入了内战，引发达穆尔的报复性行动，但拉克尔对此只字未提。相反，他写道：“即便（巴解组织）小心地保持中立——当然，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挑衅。”他没有解释在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遭到血腥袭击后，巴解组织如何才能“小心翼翼地保持中立”。但是，美国的宣传喉舌看不到美国针对古巴的恐怖活动，只看到古巴支持恐怖主义；同样，一个为以色列摇旗呐喊的人也明白，他的任务是妖魔化巴解组织，从而为以色列持续控制占领地区——拉克尔称之为“左岸”——提供绝对的辩护。

拉克尔评论说，恐怖主义“一直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指的不是美国策划和支持的昭然若揭的国家恐怖主义，而是游击队恐怖活动——诚然，这确实存在，但远远比不上“国家支持的国际恐怖主义”。他避而不谈后者，因为这些恐怖活动的主使者不符合他批判的目标。拉克尔提到6名美国人死于“萨尔瓦多的内战”。他没有进一步指明他们的身份，但他应该记得，其中4名美国教会女性遭到由美国支持、比德斯·卡萨诺瓦将军领导的萨尔瓦多国家警卫队强奸杀害，此人在“新兴”的杜阿尔特民主政府中被提升为国防部长；另两名致力于土地改革的美国人，在一家饭店遭到国家警卫队士兵暗杀，其指使军官和总参谋长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指控。所有这些事实都无人提及，也不曾引起任何思考，让我们能够反思这个饱受重创的国家中恐怖主义的来源。有人也许会问，“死于内战”这个短语是否真实地反映了这些暴行中的“国家支持的国际恐怖主义”的特点？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任务是为美国支持的暴行提供掩护，使其能不受惩处地继续发展，同时妖魔化政府的敌人，真相是什么，完全无关紧要。

拉克尔还提到法德拉拉酋长，但没有提到1985年3月中情局策划的汽车爆炸案，那次爆炸没有成功地暗杀法德拉拉，但炸死了80名平民。发生在黎巴嫩和其他地区的汽车爆炸属于他所说的恐怖主义范畴。因而，“在黎巴嫩针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汽车炸弹袭击”是恐怖活动，但中情局策划的汽车炸弹袭击则不属于恐怖活动，那是在恐怖瘟疫的巅峰年代，中东发生的最大的单次国际恐怖活动。同样，他还讨论了信件炸弹和“初级的图书炸弹”，却没有提到1956年以色列情报部门在加沙精心策划的暗杀埃及将军穆斯塔法·哈菲兹（Mustapha Hafez）的图书炸弹事件，当时，哈菲兹正负责阻止巴勒斯坦的游击队员渗入以色列，攻击以色列的目标。拉克尔对信件炸弹的评论中也没有提到雅各布·埃利亚夫（Ya'akov Eliav）的证词，他是以色列现任总理伊扎克·沙米尔领导下的恐怖集团（莱希，也就是“斯特恩帮”）的总司令。在其1983年的书中，埃利亚夫声称自己是第一个使用信件炸弹的人。1946年在巴黎工作时，他将70颗这样的炸弹用英国政府的官方信封寄给英国内阁的每一位成员、托利党反对派首领，及数名军事指挥官，信封上写有“私秘”的字样，这样受害者就会亲自打开这些信封。1947年6月，当他和同伙邮寄这些信件炸弹时，被比利时警察抓获，所有的炸弹都被截获。

拉克尔也谈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发生在南越的恐怖活动，称北越领导了这些活动，但压根不提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剿灭了反法抵抗运动的美国-吴庭艳领导的恐怖活动大肆迫害南越人民，在南越人民的一再恳求下，河内数年后批准了这些暴力抵抗活动。拉克尔也没有提到“南越政府实行的恐怖统治远远超出了解放运动的暴力活动”，河内批准发动这些运动是为了反击美国支持的恐怖活动，而且这些运动的授权发生在美国及其附庸暗中破坏日内瓦公约之后很久，该条约在北越和南越之间划定了一条临时边界线。

在谈到与苏联集团国家有关的毒品恐怖时，拉克尔提到著名的老挝，它甚至还在种植罂粟——读者应知晓，这是苏联之邪恶的极端证明。拉克尔承认，“关于东南亚‘金三角’地区的毒品生产和当地军阀及暴乱之间的联系，有一些谣传——可能不仅仅是谣传”。但是，他关于毒品-恐怖主义的讨论特意避而不谈中情局在毒品交易，尤其是在老挝和金三角地区的角色。这些事实对他预期的目标无用，因此被填入了记忆的黑洞，而老挝也成为苏联支持的毒品恐怖主义的例证。至少，我们应该崇拜这样的厚颜无耻。拉克尔不是唯一的关注苏联在毒品交易中的角色的学者。让我们看看另一位，牛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诺曼·斯通（Norman Stone），他警告西方国家不要被戈尔巴乔夫的诡计蒙骗，他指的是“苏联据称参与毒品交易，以此使西方国家丧失斗志”，但压根不提证据确凿的美国在“二战”结束不久与毒品交易的瓜葛。

拉克尔继续说，在20世纪60年代，当“……一些城市中的政治暴力渐渐受到学术崇拜”，恐怖分子集团，尤其是左翼集团发起的外国支持的“恐怖主义浪潮”时，西方民主国家中的恐怖主义上升为了一个问题。他也承认存在右翼恐怖主义，甚至特别提到“席卷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恐怖主义暴行”，一个在慕尼黑，一个在意大利，“都与左翼组织无关”——这是他用来表达“右翼恐怖活动”的方式。他强调，“慕尼黑的炸弹几乎是无意中被引爆的”，也就是说，右翼至少可以部分洗清嫌疑；而左翼的炸弹总是直接命中平民。欧洲最恶劣的恐怖行为都是右翼所为，但罔顾这样的事实，他继续评论，“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右翼的恐怖活动远远没有左翼的频繁和系统化”。他对右翼利用极端分子这一事实的忽视，也帮助强化了这个实用的论点。比如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渗入军队，在右翼负大部分责任的“恐怖暴行”时期，秘密部门几乎牢牢掌控了整个国家。

拉克尔解释说，在美国，左翼的恐怖活动，除了黑人运动，都是非政治性的。这些活动起源于“身份认同危机、郊区人的无聊、对刺激活动的渴望、某种浪漫的冲动——简而言之，恐怖活动是解决个人问题的对策”。拉克尔最后如是断定，言辞确凿，显然对这些参与者做了深度心理研究。这些论断对于美国地下气象员（Weathermen）而言尤其正确。确实，他们只是经历了一些被“纷繁的智力困扰”和“道德观的沦陷”放大了的“个人难题”，而并不关注这样一些琐事：如黑人待遇问题、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或拉克尔之流展示的那些道德问题——拉克尔这样的人支持侵略和大规模的暴行，直到有一天这些活动因开支巨大成为众矢之的。或者他们干脆对所有的问题就是保持缄默。

对付恐怖主义的一个难题是，媒体为他们所崇拜的恐怖分子描绘了一幅良好的形象。因此，“电视对恐怖主义的态度覆盖了从夸张的尊重到谄媚”的整个范围，但显然不包括一句批评之词。自始至终，我们都避而不谈证据，以支持对意识形态战争有利的“附论”。

“没有任何西方的恐怖活动能与阿布·尼达尔、卡洛斯”或其他的专业恐怖分子“实施的罪行相提并论”；显然，1985年3月发生在贝鲁特的汽车爆炸、在尼加拉瓜的对农业合作社的袭击，或古巴“猫鼬”行动这样的活动也不算。相反，“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一直在针对民主社会。美国及其盟国摒弃恐怖主义的原因是“西方国家以维持现状为目标”，并“希望阻止暴动和其他形式的不稳定因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一直一丝不苟地维护古巴、阿连德统治下的智利、尼加拉瓜，以及许多其他地区的现状，并一直尽力不干涉它们、避免任何形式的扰乱。而且，苏联能利用“诸如古巴或保加利亚”这样的代理国，而美国却“没有这样的代用品”，因此，与“专业的”苏联集团相比，美国只能屈居为“业余的”。美国不能利用阿根廷的新纳粹将领，或中国台湾、以色列及其他附庸来援助反政府军（也许，这是因为伊朗反政府军事件听证会的教训），也不能支持危地马拉的国家恐怖主义，因此，也就无法与它的苏联对手抗衡。

这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建议，如果国际恐怖主义抬头，“最直接的回应方式，当然就是用它们的手段来对付它们”，这种合法的回应在西方社会实施起来也许很困难，因为西方社会难以理解其他人并不赞同他们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标准”。然而，多亏了我们熟悉的“解释的功效”，合法的回应并不包括轰炸华盛顿或特拉维夫。

我们必须看到，所有这些论调在媒体和整个知识分子文化圈中备受推崇。事实上，拉克尔的学术研究——在这种体裁的研究中并非特例——是一项意识形态工程，只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会受到事实的干扰。无疑，这种学术研究会备受欢迎，因为它们为树立国家宣传所需要的形象做出了杰出贡献。媒体进而也可引用这些学术文献，并呼吁这项技艺的从事者提出严肃的评论和建议，因为这些都能服务于媒体的功能。

3. 英雄与魔鬼

童话故事的作者都明白，当生活中有我们崇拜和爱戴的英雄，及恐惧和厌恶的魔鬼时，一切就都简单了。宣传制度的一个煞费苦心的目标就是，钝化人们的心智，使其降到这样一个水平——对带有爱国色彩的口号怀有适度的热情。因此，国际事务的演员表上有代表自由、民主、改革和一切美好事物的英雄，也有暴力、专制、可恶的魔鬼。大部分演员与剧情无关，只是背景场景而已。能否被归入这两大主要类别取决于对精英利益做出的贡献，或对他们造成的损害。

伊朗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例子。在“二战”中和“二战”后，伊朗的民族主义潮流迅猛发展，当时，英国和苏联在当地谋求影响，美国也在扩大势力，以便在这个地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其中，对石油的控制是一个关键因素。1946年美国成功地将苏联从伊朗北部苏伊边境赶走了。这个国家的石油资源受控于一家英国垄断公司，当然，英国对美国的意图也满怀戒心。当时，以穆罕默德·摩萨台（Muhammad Mossadeq）为中心的民族运动已逐渐清晰化。詹姆斯·比尔（James Bill）将摩萨台描述成“一名老式自由主义者”，“一位拥有超凡魅力、受伊朗各阶层人民爱戴的人物”。摩萨台在1951年成为首相，领导民族主义团体致力于伊朗石油的国有化。到1953年，美国与英国一致认为，他该下台了。中情局策划的一次政变推翻了议会政权，恢复了沙阿（Shah）统治。此次政变的结果之一就是美国石油公司获得了伊朗40%的石油开采权，这也是美国大规模控制世界主要能源储备的行动的一部分。美国一直支持沙阿政府掌权，这种支持在尼克松-基辛格期间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直到1978年沙阿被一次大规模民众运动推下台。

我们之前的假设使我们预测到，美国决定推翻摩萨台政权时，会将其从“无关紧要”这个范畴移到“魔鬼”一列；而沙阿，由于一贯支持美国的目标，会成为一个英雄，直到这个孔雀王朝开始摇摇欲坠，到那时，又会有新的魔鬼出现。简而言之，这就是那段时间威廉·多尔曼（William Dorman）和曼苏尔·法尔杭（Mansour Farhang）对媒体有关伊朗的报道所做的评论。

多尔曼和法尔杭评论说，当摩萨台1951年当选为首相时，在石油政策方面，美国“总的来说支持伊朗的要求”，也许是因为“美国官员从中看到一个机会，通过牺牲英国的利益，可以让美国公司立稳脚跟”。因此，媒体“在描述伊朗的境况时，使用了相对客观的表达”。但在石油国有化之后，美国政府转变了立场，“一套新的措辞也开始在媒体中形成”。“于是，在大约两年的时间中，摩萨台的形象从一开始的老派的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几近疯狂的人，直至最后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盲从者。”事实上，他一直是一个力图维护伊朗独立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发生变化的是美国的计划，而不是摩萨台。而媒体就是见风使舵，对政府政策亦步亦趋。

《纽约时报》评论说，1953年沙阿政权的恢复和美国石油开采权的建立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最关键的是，“那些拥有丰富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得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训，他们中的一员，因狂热的民族主义而头脑发热”，试图控制自己的资源，“从而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指望伊朗的经历能阻止其他国家出现摩萨台似的人物也许预期太高，但至少，这个事件能加强那些更理智、更有远见的领导的统治手腕。”这是来自独立的媒体机构的高明建议。

在美国紧锣密鼓地开始推翻摩萨台政府时，摩萨台的媒体形象一落千丈，经常被描述成一个独裁家。而沙阿在掌权期间基本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从1953年8月沙阿被中情局政变恢复政权一直到1978年发生革命，《纽约时报》只使用过一次这个词汇，在1967年称沙阿为一名“仁慈的独裁者”，在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机构将沙阿定性为“世界上最恶劣的人权践踏者之一”时，《时报》也“没有刊登过一篇关于伊朗践踏人权的新闻”。在1978年革命期间，多尔曼和法尔杭只找到一篇称沙阿为独裁者的文章，而且是正面的评论——在《华盛顿邮报》上，一位编辑感慨，为什么沙阿不动用“独裁者”这个称号赋予他的权力，更暴力地镇压群众。

多尔曼和法尔杭评论说，尽管摩萨台的“统治风格已是伊朗历史上最民主的”，比沙阿的统治民主得多，但摩萨台被称为一个“彻底的独裁家”，而沙阿则是一名仁慈的进步改革者，“表现出对大众的无限关怀”（《纽约时报》语）。他们继续评论道：“毫不夸张地说，《时报》在1953年8月这一个月中（当时美国正用一场军事政变“拯救”伊朗），表现出的对伊朗立宪制度的关切超过了后来25年中对其的关切。”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摩萨台发起的一次公民投票被《纽约时报》斥为“比在希特勒或斯大林统治下举行过的投票更为古怪、滑稽”。10年后，沙阿“在更值得质疑的环境下”操作的一次公民投票，其中99%支持沙阿，则被《时报》赞誉为“民心所向的证据”，证明“伊朗人民无疑坚定地支持沙阿的大胆改革举措”。沙阿欺骗性的选举也得到了同样热情的褒奖。

多尔曼和法尔杭最后下结论说，尽管《时报》在一年内就知晓了中情局在1953年政变中的角色，但是事实得以披露已是17年之后。他们评论道，“很清楚，在霍梅尼出现以前，摩萨台是伊朗唯一受好评的领袖”，但对美国媒体而言，显然“绝大多数伊朗人民十分敬仰”沙阿（《华盛顿邮报》语）。尽管发生在波兰的罢工获得媒体的热情称赞，多尔曼和法尔杭却发现，“没有一篇社论或专栏正面评论同时期伊朗大规模兴起的反对沙阿的罢工”。

沙阿的垮台引发了25年来第一次的对伊朗民权的认真思考，国会和媒体开始了热烈评论，参议院第一次发表决议谴责伊朗的镇压行为。“长期以来一直为沙阿及其政府辩护的人”，例如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和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尤其义愤填膺地谴责伊朗对人权的践踏——这一切都是在残酷的暴君被罢黜后。媒体的反应也是如此。

从这些方面来看，伊朗的模式与尼加拉瓜的如出一辙。从1960年到1977年，《纽约时报》上只有三篇关于尼加拉瓜的社论（1963年，1967年），甚至最后1978年到1979年恐怖活动的爆发都没有得到任何评论。就如我们已看到的，其他媒体报道也是如此。整个20世纪80年代，这个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用1986年何塞·菲格雷斯未经报道的话说——“有史以来第一次”，尼加拉瓜拥有了“一个关注人民的政府”。与国务院拉丁美洲公共外交办公室的措辞相同，媒体报道说，在我们履行我们的使命，进行的“恢复民主”和捍卫人权的运动中，桑解阵是一个必须被清除或至少应被“遏制”的极权魔鬼——这项使命不可思议地于1979年7月19日开始启动。

这一模式特色鲜明。这些快速的转变及其显而易见的原因很少引人三思——再次鲜活地证明对知识分子阶层进行教化的重大意义。

1979年，美国的傀儡被取代后，我们突然意识到伊朗的人权问题，此事还产生许多其他后果。在回顾媒体对库尔德人的报道时，薇拉·博丁·萨伊德普尔（Vera Beaudin Saeedpour）评论道，“自1979年起，当伊朗的库尔德人”拿起武器反对霍梅尼政权时，他们“引起了《时报》的关注”。接下来的媒体报道将库尔德问题视为“权力斗争中的一个不定变量”。根本问题是，如果伊朗将被分割而治，美国会受益还是受损。关于库尔德人民的权利和苦难的报道，则根据这一标准或涌现或消匿。

然而，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能利用此事支持以色列的权力扩张，对库尔德人的镇压就会成为我们要正视的问题。因此，《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充满同情地报道了库尔德人对自决的渴望，对他们的文化深表敬意，然后尖锐地指出：“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不仅想统治约旦河西岸，还想声称对整个以色列拥有主权，他已经热情地拥抱了伊朗的阿亚图拉 ”，并且不打算支持库尔德人；“苏联支持的”伊拉克人同样心口不一，他们攻击“非阿拉伯的库尔德人”，却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呼吁其独立。萨菲尔下结论说：“在所有追捧巴解组织支持者的地区，库尔德人的权利都被完全忽视了。”这也是当时《新共和》和其他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出版物的共同基调。

萨伊德普尔发现，萨菲尔自1979年开始“拥护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四处报道“非阿拉伯的库尔德人”遭到的背叛以及阿拉伯人的虚伪，他们“鼓吹巴勒斯坦的合法权益”，但“在库尔德人的问题上却保持沉默”。1980年，萨菲尔呼吁武装库尔德人来反对伊朗政府。他不满地说，甚至以色列都没有为在伊朗和伊拉克受苦的库尔德人做任何事情。萨伊德普尔接着评论道，“然而，直至今日，萨菲尔先生都未曾为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写过一篇文章”，在那里，他们成为美国（及其以色列盟国）支持下的政权的极端镇压的受害者。只有在我们的敌人——伊朗和伊拉克阿拉伯地区内，他们的命运才会激起义愤和人道主义关注。

关于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的遭遇的报道在1975年得到了短暂的关注，当时，被泄露的一份众院派克委员会（House Pike Committee）的报告显示，尼克松和基辛格操控了库尔德人的斗争，在他们失去利用价值后，又将其冷酷地抛弃，令其成为伊拉克恐怖活动的牺牲品。从那以后，伊拉克人针对库尔德人的恐怖活动断断续续成为媒体的主题，主要因为他们的苦难可以被用作一件反阿拉伯的利器。同样，在美国战略利益的背景下，伊朗对库尔德人的镇压偶尔也会上升为一个话题。

在美国的盟国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悲惨遭遇则没有这样的价值或用途。因而，相关报道也截然不同，就如萨伊德普尔所指出的。在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不被提倡；我们的盟友土耳其声称，这里其实没有库尔德人，甚至使用库尔德语也是违法行为。媒体则严格地同土耳其政府的观点保持一致。尽管在1980年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发生后，出现了少量关于反库尔德人镇压的报道，但报道都将库尔德人斥为“马克思主义分子和恐怖分子”，将土耳其政府描述为一个被恐怖主义围攻的“世俗民主国家”。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更是强化了这种形象：一名受宣传蛊惑演变为共产党间谍的土耳其法西斯分子，被克格勃保加利亚人利用，试图刺杀教皇。萨伊德普尔写道，“关于土耳其越过边境袭击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的报道，充分表明美国媒体对土耳其阐述事件的方式的默认”，那次行动被称为是对“身份不明的入侵者”的报复。还有一些源于土耳其的新闻机构的类似报道，提及在土耳其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发生的暴力活动，报道都暗示库尔德人在杀害土耳其人。媒体称——一些学者也附和说——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没有战斗精神。萨伊德普尔评论说，这是一个“几近荒谬的”声明，因为对一个土耳其库尔德人来说，承认支持这样的精神“无异于自杀”。在一个连其种族身份都不合法的国家，库尔德人的观点甚至在抽样调查中都不会被取样。

简而言之，针对库尔德人的暴行，以及他们对自决的寻求，会成为媒体的主题——但只有当这些话题对另一方有用时。

4. 中东的“和平进程”

就阿以冲突而言，“历史工程学”这一任务已得到圆满实施，效果非凡。阿以冲突无疑是全球事务中最危险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引发毁灭性地区战争和强权冲突的威胁。在这项任务中，美国和以色列被描述为“渴求和平”、追求“和平进程”的一方，但事实上，他们领导了拒绝派，阻挠了拥有广泛国际和地区支持的和平提议。在1988年接近尾声的今天，情况依然如此。我们已在第四章讨论过当下的外交混乱，现在我们再看看这个话题。

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就国际承认的（1967年6月前）边界，除了一些较小的调整，已有了一个有利于政治和解的基本共识。在初期，这个广泛共识的条款只限于维护现有国家的利益，并且，实际上大体遵循着在1969年12月被提出的罗杰斯计划（Rogers plan）中的美国官方政策。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个共识条款发生了一些改变，提出在约旦河西案和加沙地带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以双方认可的边界、安全保证和其他协定来保障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权益。那时，巴解组织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认可或加入了这个国际共识。在此之前，这个共识是完全拒绝主义的，断然否定冲突双方中的一方，也就是原巴勒斯坦地区的原住民的自决权。

为避免误解，必须强调的是，我没有按照通常的标准来理解“拒绝派”，而是按照它实际的意义来使用这个词——即拒绝承认冲突双方中的一方的自决权。按照惯例，这个词只是指那些否认犹太人自决权的人，我没有采纳这个用法。这个彻底的种族主义的惯例用法，其目的就是通过默认的假设，强化这样一种学说需求——巴勒斯坦人没有这样的权利。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在某些场合，对于是否拥有这项权利的评估，则是另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不深入讨论了。

美国一直反对国际共识的所有约定，不管是早期与美国官方政策一致、对巴勒斯坦人毫无益处的方案，还是后期承认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双方权益的非拒绝主义的替代方案。美国更倾向于阻挠有可能实现的政治和解，并且（不管嘴上怎么说）乐于资助和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境内的扩张。任何不授权以色列有效控制资源及占领区大部分土地的政治和解方案，都遭到了以色列两大政党集团的强硬反对；在拒绝承认原住民自决权的拒绝派立场上，两党只是在表现形式上略有不同而已。以色列工党联盟一直呼吁采取一种能够满足这些基本需求的“领土妥协”形式，美国政府也一贯地支持这个立场。美-以执行极端的拒绝主义，以至于巴勒斯坦人无权选择自己的最终谈判代表。由此可见，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在采取一种类似1947年被阿拉伯人拒绝的分治方案的立场，该方案允许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代表犹太人参加当时的谈判，如果公开表达的话，这个立场定会被视为纳粹主义的翻版。在这方面，如果有人希望在媒体上发现任何质疑美-以立场的文章，一定会一无所获，对于那些被当代西方文化的自然本质吸引的人，这个事实可谓极有趣味。

媒体的一贯任务是将极端拒绝主义描述为一种调停方式和一种缓和局势的要素，并始终隐瞒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推进非拒绝主义和解的努力，尤其要把巴解组织刻画为暴力极端分子。应该说，凭着全心奉献和高超的技术，媒体已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使命。

美国对政治和解的扰乱可以追溯到1971年，当时政府赞成基辛格的“僵持”政策，并支持以色列拒绝埃及总统萨达特（Sadat）提出的全面和平提议，该提议是根据国际共识和美国的官方政策制定的。因此，这些事件都必须从历史中删去。结果，标准的官方说法是，直到六年之后，在1977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才打破了阿拉伯拒绝主义的壁垒，飞往耶路撒冷，在以色列议会上向以色列提出和平提议”——与六年前他拒绝的不许诺巴勒斯坦人任何权利的提议相比，这些条款让以色列更难以接受。我们很难发现有任何人愿意在这个宣传体系的重要信条上打破行规。

在这期间，1973年10月的战争让基辛格和以色列领导层意识到，埃及不可小觑，这与他们在1967年后必胜主义心态中预计的大相径庭。因此，他们采取了退而求其次的政策，也就是把主要的阿拉伯障碍物从冲突中清除，这样，以色列在美国大张旗鼓的支持下，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将大片占领区合并，并攻打它的北部邻居，同时作为一个“战略资源”为美国服务。这个政策在1978—1979年的戴维营得以圆满实施——不管各方参与者的目的何在。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1977年的和平提议才被采纳。

一个与此相关的信条是，萨达特在1977年“打破阿拉伯拒绝主义”是个独树一帜的事件。因此，诸如1976年1月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这类相关事件必须从记录里抹掉——当时，美国否决了一项约旦、叙利亚和埃及提出的决议，根据以色列的说法，该决议得到了巴解组织的支持，甚至就是巴解组织“起草”的。此项决议呼吁实行一个符合国际共识、保证边境和安全的两国分治的外交方案。关于以色列的权益，阿拉伯“对抗国家”和巴解组织重申了联合国242号决议的措辞，呼吁遵循“合适的约定，保障……地区内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及人民在安全的、双方认可的边界内安居的权利”。这是巴解组织在主要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第一次承诺遵守联合国242号决议，他们后来也有多次表示。

这些事实都不受欢迎。于是，它们迅速从官方历史中消失了，再无人提及。同样销声匿迹的还有这样的事实：巴勒斯坦国民议会一致承诺遵守1981年4月苏联提出的包含两项“基本原则”的和平提议。这两项基本原则是：（1）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在一个独立的国家内自决的权利；（2）“关键是保证这个地区内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的安全和主权”。必须被隐瞒的还包括巴解组织和其他机构多年来提出的一系列和平提议，这些提议承认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自决权，旨在打破外交僵局、达成两国分治和平解决方案，但是都遭到了美-以拒绝主义的阻挠。

华盛顿-媒体的一贯立场是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对工党拒绝主义感到满意，这个政策授权以色列控制被占领区及其资源，但把阿拉伯人口密集区排除在外，这样以色列就无须面对“人口统计问题”——这个术语的设计就是为了掩盖明显的种族歧视前提。此地区人民将保持无国籍或由约旦来管理。这些方案遭到被占领区人民的强烈反对，但这些事实均被视为无物，按照一贯的原则，不合我们意愿的人算不上人类，也没有人权。

这些年来，美国的拒绝主义态度在媒体和知识分子群体中一直被视为一个历史既定事实，不必拿来讨论。因此，《时报》特派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写道，阿拉法特“要么作为承认以色列以换取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区的巴勒斯坦领袖被载入史册；要么就为巴勒斯坦人持续的一无所获背负全部责任”。这些是仅有的选择，原因很简单也很充分：美国只认可这些选择。在1984年10月《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弗里德曼为“极端分子和中东那些拒绝妥协解决方案的人”深感痛惜，他把主要责任归于阿拉伯人，尤其是阿拉法特：“因为拒绝承认以色列，拒绝直接谈判，阿拉伯人激励了以色列的狂热分子，如卡亨教士（Rabbi Kahane）这样的人，使他们得以利用以色列公众的正当恐惧和安全忧虑”，而这些人当中有“相当大部分支持妥协和谈”。这篇文章发表的几个月前，阿拉法特非常明确地呼吁与以色列和谈，以求双方相互承认，但这个呼吁被以色列正式拒绝，这在美国没有引起任何评论，也未见诸《纽约时报》，《时报》甚至不愿刊登提及此事的一些信件。但无论怎样：阿拉法特请求谈判和相互承认的呼吁是一种“极端分子”的拒绝，拒绝“承认以色列及与之直接谈判”，而以色列工党拒绝考虑和谈的可能性则是妥协与寻求和解。按照我们熟悉的惯例，弗里德曼写道：“通过安瓦尔·萨达特，才在摩西·达扬（Moshe Dayan）和梅纳赫姆·贝京那里产生局势的和解。”这里指的不是他在1971年拒绝和平提议一事，此事在意识形态上不受欢迎，当然也就不存在，而是指1977年不那么真诚的提议，这些提议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下记录，是因为当时美国和以色列终于承认他们更具野心的目标难以达成。

对《时报》的编辑们而言，符合冲突双方平等权益的意愿被定义为“拒绝主义”。也就是说，非拒绝主义就是拒绝主义——又一个表明解释之功效的例证。他们说，批评以色列的“铁拳镇压”是公平的，但是有必要“完整地记录历史”，回顾其背景原因，尤其是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无益的拒绝主义”，这些都使得以色列别无选择。1988年6月，编辑们为“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拒绝和解”深感痛惜，他们写道：“尽管他们没有公开拒绝舒尔茨的和平方案或坚持巴勒斯坦建国，但他们要求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领区撤军的立场非常强硬。”这让人深感不幸：“拒绝主义是永远瘫痪的一种表述。”这里，“拒绝主义”不是指拒绝承认对抗的民族组织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的自决权，而是指拒绝舒尔茨的和平方案，这个方案否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但从定义来看，是温和、富有诚意的，因为这是美国提出的方案。在编辑们看来，“西岸人民一直被巴解组织流亡者以及他们呼吁巴勒斯坦人自决的虚假宣言恶意利用”，他们号召西岸人民应放弃“挑战占领军士兵”，并“迈出更艰难的一步”，即接受不包含巴勒斯坦人自决权的美-以和平概念。编辑们甚至强调，“以色列不应受到责备，因为巴勒斯坦人摒弃了安理会的和平方案”。例如，巴解组织1976年1月支持的（或“起草的”）、被美国否决的安理会两国分治的决议——这些事实都不存在，因为它们不符合意识形态需求。

这种态度让人联想到一个固执的三岁孩子：我不喜欢它，所以它不存在。不同的是，在这个事件中，这个三岁的孩子恰巧是占统治地位的超级权力的信息部门。

如今根本不存在赋予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同等人权的非拒绝主义解决方案，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反对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简单明了、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话题的基础。同样天经地义的还有，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不同，没有权利推举他们自己的代表——这正是拒绝主义的一种特别极端的形式。“和平进程”的设计必须维护这些原则，使其不受大众审视，远离大众意识。就像我在其他文章中证明的那样，这是一次辉煌的成功。

作为一份半官方的档案记录报，《纽约时报》必须比大多数报纸更用心地保卫我们选择的历史版本。如前所述，当亚西尔·阿拉法特在1984年4—5月发表寻求双方相互承认的和谈呼吁时，《时报》拒绝刊登相关事实，甚至连提及此事的信件都不予发表。几个月后，在《时报》驻耶路撒冷特派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题为“中东二十年和平谋求”的评论中，压根不提这二十年中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巴解组织）的和平提议，评论的焦点落在美国的各种拒绝主义提议上——也就是官方的“和平进程”。四天之后，《时报》编辑解释说，“最重要的事实是，阿拉伯人最终不得不与以色列和谈”，但是亚西尔·阿拉法特拦在路上，“仍然在谈不可能实现的独立国家”的方案，而不是采取“与以色列真诚接洽的态度”来“支持以色列总理佩雷斯的积极务实性方案”，如同意接受侯赛因（Hussein）国王作为“西岸巴勒斯坦人民”的发言人——全然不顾西岸人民对此选择的强烈反对，在这个事件中，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违背美国意图的人不配得到人权。佩雷斯的“积极务实性方案”赋予以色列控制大部分被占领区及其资源的权力，这些事实也不会得到报道。不久之后，在另一篇题为“巴勒斯坦人愿意谋求和平吗？”的关于“和平进程”的评论中，外交事务记者伯纳德·格沃茨曼坚称——依然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巴解组织一直拒绝“与以色列进行任何和平协商的谈话”。

我们要注意的是，格韦茨曼并不需要问以色列或美国是否“愿意谋求和平”。对美国而言，从定义上讲确实如此，因为华盛顿愿意接受什么，“和平”就被定义成什么。而以色列工党的“积极务实主义”基本符合美国的拒绝主义，因此它也自动“为和平做好了准备”。

媒体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篡改记录的做法已到了让人瞠目的地步。1986年12月10日，弗里德曼写道，因为“阿拉伯谈判对象的缺席”，以色列“立刻实现和平”组织“前所未有的沮丧”。几个月后，他引用希蒙·佩雷斯的话，哀叹“阿拉伯人不像我们犹太人，没有任何和平举动”，并评论说，“只要巴解组织仍然是一个骚乱组织，并拒绝和谈”，谈判就不能有巴解组织的参与。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切距离以色列政府拒绝阿拉法特旨在相互承认的和谈提议，已过去几乎三年。

在弗里德曼发表关于“阿拉伯人缺席谈判”的文章的六天前，发行量甚广的以色列报纸《马里夫日报》（ Ma’ariv ）刊登了一则头条新闻，题为“阿拉法特向以色列表示愿意参加和谈”。这个邀请是在“积极的务实派”希蒙·佩雷斯任职总理期间发出的。佩雷斯的新闻顾问证实了此项报道，并评论说：“对于任何形式的同巴解组织的接触，当前存在着原则性的反对，这源于这样的信条——巴解组织不能成为一个谈判对象。”工党官员约西·贝林（Yossi Beilin）评论道：“无人理会……这个提议，因为当下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与任何巴解组织代表进行任何谈判，此时试图建立与巴解组织的直接联系显然会非常棘手。”总理办公室主管，伊扎克·沙米尔的政治顾问，约西·本-阿哈龙（Yossi Ben-Aharon）这样解释：

以色列利库德和工党联盟这两个阵营之间没有分歧。事实上，只有合作和共同理解，尤其在这件事上——巴解组织不能参与会谈或其他任何事情……与巴解组织有关的任何人都不能代表巴勒斯坦事宜。如果有任何希望达成一个能够解决冲突的协议，那么前提条件必须是将巴解组织从这个地区彻底根除——从政治、实体、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各个方面，不能有一丝影响存留……以色列反对与巴解组织有任何交涉，必将导致这样的结果：巴解组织会渐渐衰弱，直至最终消亡……这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例如，没有记者会提出关于巴解组织或其影响的问题。巴解组织不会成为以色列媒体中的一个话题——这种想法已经不合时宜。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达成共识，无须争议，巴解组织不能成为一个以色列会与其有任何联系的代表。

所有这些在美国媒体上都没有得到任何报道，只有弗里德曼利用这个事件定期发表他的哀叹，感慨中东唯一的和平力量的坎坷命运，没有任何阿拉伯代表出席和谈。

弗里德曼的工作得到了大力赞赏。《时报》将其晋升为外交事务首席记者。1988年4月，弗里德曼因其对中东“客观、可靠的”报道获普利策奖，这里举的例子只是他的部分文章。这是他第二次获得此类奖项。他第一次获奖是因为在黎巴嫩的工作，但他评论说，那次获奖的喜悦有些打折，因为在此之前不久，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刚刚遭到轰炸，那是一个“非常欣慰又心酸的时刻”。但这一次，获奖的喜悦“是纯粹的，没有被任何不幸事件蒙上阴影”，对于一个报道耶路撒冷和被占领区的记者来说，这个评论真是有趣，显然，在前几个月中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被暴力镇压的那个地区，一切都安然无恙。

在弗里德曼获普利策奖时，他在以色列媒体上做过几次长篇访谈，在其中，他重复了一些他协力编造的谎言，例如，巴勒斯坦人“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更愿意把他们自己作为祭品”。其种族蔑视的口吻比弄虚作假的做法更引人侧目。他接着吹嘘自己的睿智，说自己已经“完全预见到了在被占领区的起义”——对他的忠实读者来说这真是意外——并凭借独到的细心和直觉写出了“没有任何人发表过的新闻故事”；他解释说，比他的洞见更有先见之明的是以色列，这是一个“在世界上被报道最多，但在媒体上被误解最深的国家”。弗里德曼还提出了他对占领区内冲突的解决方案。按照这个模式，被占领区应该是整个黎巴嫩南部，那里被由以色列势力支持的恐怖分子雇佣兵控制。基本原则必须是“安全，但没有和平”。然而，巴勒斯坦人民不应该被剥夺一切权利：“除非你给予巴勒斯坦人某些东西，否则不要希望他们会同意节制他们的要求”——也就是，不再“要求”两国方案中的相互承认，这是弗里德曼一直拒绝报道并始终否认的巴勒斯坦的传统立场。他继续说：“我相信只要阿罕默德在公共汽车上有一席之地，他就会克制自己的要求。”

后面这句评论很有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30年前一个密西西比南部警长的类似评论（“在公交车上给那个黑家伙一个座位，他就会安静下来”），尽管很难相信，今天一个美国的记者会对除了阿拉伯人以外的任何族群做出这样的评论。事实上，反阿拉伯的种族歧视在美国的上流圈子非常盛行，这个话题我们之后还会谈到。

在凭借其“客观、可靠的中东报道”被晋升为《时报》外交事务首席记者之后，弗里德曼开始履行这个职位带来的更大责任，例如，在中美洲，“在八年无效的里根政府策略之后，华盛顿有了一个更可行的选择：通过由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开启的外交提议来寻求改变”，只有集权主义的桑解阵自始至终反对这项提议——我们当然了解是为什么。看到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如此游刃有余地学会了使用这些台词真是令人钦佩。毫无疑问，下一个普利策奖近在咫尺。

在希蒙·佩雷斯拒绝“直接谈判”的一年后，以色列的希伯来媒体以阿拉法特的陈述作为头条新闻，“我很乐意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但必须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作为平等的一方”。媒体还刊登了希蒙·佩雷斯的说法，“巴解组织愿意与以色列直接谈判，无需国际会议”。再一次，以色列拒绝了这个这个邀请。几天之后，阿拉法特重申了巴解组织的呼吁，要求“在以色列撤出的或被我们解放的巴勒斯坦任何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补充说这个国家应当与“约旦人、埃及人、叙利亚人，当然，也包括以色列人成立一个联邦”。与以前一样，北美的读者压根不会得知些事实。

1988年1月4日，阿拉法特声明，“如果以色列和美国接受巴解组织参与”建立在联合国协议包括242号协议上的“国际中东和平会议”，巴勒斯坦愿意“承认以色列建国权”。《纽约时报》还是没有刊登阿拉法特的声明，甚至不愿发表提及此事的信件——尽管此事在九天之后就淹没在了其他话题中。阿拉法特多次表达了类似的立场，例如，几个月前在一次《纽约时报书评》的采访中，和9月一次联合国非政府会议上，他呼吁“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此次会议应符合国际法规和联合国批准的与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危机相关的国际决议及安理会决议，包括242号和338号决议”。这一切都没有得到这份档案记录报的报道。

1988年3月，《纽约时报》终于给读者透露了一点事实，方式却很古怪。报纸头版头条称：“沙米尔和阿拉法特都对美国在中东的和平举动嗤之以鼻”。接下来是两则关于藐视和平进程的反派的新闻故事。一则与伊扎克·沙米尔有关，他说：“在舒尔茨的方案中，我唯一认可的词就是他的签名”；另一则新闻与亚西尔·阿拉法特有关，他重申了对所有联合国决议包括242号和338号决议的赞成，再次表示接受以色列建国，以换取其从占领区撤军，并希望巴勒斯坦可以在谈判中自己选定代表。乔治·舒尔茨在理智、高尚地追求和平进程，而这两方的极端分子却在藐视他的努力。

按照同样的思路，媒体在1984年报道，以色列高级法院允许“两个极端主义政党”参与选举，一个是卡亨教士的卡奇党，他们“鼓动彻底驱逐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所有阿拉伯居民”，另一个是“争取和平进步党”（Progressive List），他们“希望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西岸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这就是两种极端的方式。

1988年4月，阿拉法特再次表示赞成分治，他明确表示自己指的是两国分治政治和解方案的原则，而不是1947年最初的联合国决议划定的边境。第二天，国防部部长拉宾（工党）宣布，所有的政治和解方案都必须将巴勒斯坦人排除在外，外交也只在“国家对国家的层面上”进行。在此几天之前，总理伊扎克·沙米尔（利库德党）已通知乔治·舒尔茨：“在约旦问题上，联合国242号决议不包括相关领土规定。”他指的是不包括西岸。以色列政府其实是公开反对联合国242号决议，这在世界上人尽皆知。在2月，利库德集团的执政核心——海鲁特政纲草拟委员会，重申了他们长期的立场，坚持犹太人对以色列领土，包括全部约旦在内的主权是“永恒不变的”，“不受任何更高权威的支配”，尽管他们不“提倡在安曼作战”，至少现在不提倡。代理总理罗尼·米洛（Roni Milo）早些时候宣布，“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要放弃（对约旦的）主权，尽管在与约旦谈判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同意在外约旦东部做出某些让步”，将当前占领区的某些地区让给约旦（这里当然指的是基本无人居住的沙漠地带）。后来在1988年4月，工党再次采纳了一项反对以色列从占领区撤军的竞选政纲，拉宾澄清说，这一方案允许西岸和加沙地带60%的区域归约旦-巴勒斯坦国所有，以安曼为首都。以色列的两大政党集团都表明了他们的极端拒绝主义，尽管有各自极具特点的不同借口。受人尊敬的以色列外交家阿布·埃班，一名提倡工党特色的拒绝主义的鼓吹者，对“以色列政府压根不支持（联合国242号决议）的尴尬事实”做出了这样的评论：“不管以色列各集团的共识是什么，其中根本没有242号和338号决议的影子，因为1984年利库德党谈判者反对工党把242号决议作为以色列执政策略思路之一的提议。”

所有这些在主流媒体上没有引起一丝波澜。然而，媒体确实报道了乔治·舒尔茨在约旦追求“和平进程”，号召必须将“实行恐怖活动”的巴解组织或其他人逐出和平会谈——这必然导致谈判桌旁空无一人，当然也没有了发言人。《时报》记者伊莱恩·西奥利诺写道，舒尔茨还“解释了他对巴勒斯坦人的渴求的理解”，他以美国为例解释说，他，舒尔茨，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乔治·布什来自得克萨斯州，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和平共事。依照他深刻的见解，巴勒斯坦的渴求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解决。

在1988年6月阿拉伯联盟的阿尔及尔会议上，巴解组织发表了一份由阿拉法特的私人发言人巴西姆·阿布·谢里夫（Bassim Abu Sharif）起草的声明，这份声明被提交给了美国主要媒体，并于6月8日在一份电报中发给了国务院。声明再次明确表示接受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并解释了为什么巴解组织不能孤立地接受这些协议。就像我们一直了解的那样，原因是“这两份决议都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事宜，包括他们自我表达的民主权利和自决的民族权利”。阿布·谢里夫接着说：“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一再重申我们解释242号和338号决议的前提条件是联合国决议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同样值得考虑的是，为什么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坚持要巴解组织孤立地接受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从而等于放弃他们的自决权。一份发行量很小的民主社会主义周刊《当代》（ In These Times ）发表了阿布·谢里夫的声明。《华盛顿邮报》不肯对此进行报道。《纽约时报》在观点专栏刊登了一些节选，但头版头条的标题是“阿拉法特的一名助手饱受攻击：强硬路线的巴勒斯坦组织对劝告者与以色列人会谈的呼吁提出非难”。这篇文章聚焦于乔治·哈巴什（George Habbash）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其他反对巴解组织的集团对阿布·谢里夫的谴责，几乎不提其提议的内容。看来《时报》一直压制着对事实的报道，直到他们能够用这种方式编造故事。

需要强调的是，《时报》编辑在我们上述引用的6月13号的社论中谴责“无益的拒绝主义”和“拒不妥协”，是在所有这些事发生之后。几周后，一位知名的西岸调停者，费萨尔·侯赛尼（Faisal Husseini），再次遭到行政拘留，这次是因为在一次“立刻实现和平”组织会议上公开宣扬阿布·谢里夫的提议。这件事太不起眼，不值得被《时报》报道（见下文）。“立刻实现和平”组织与侯赛尼在1988年中期的交往可以被理解成是对侯赛尼提倡的非拒绝派两国方案的间接支持，尽管“立刻实现和平”其后的声明让这个解读有些令人怀疑。侯赛尼之前强调说——事实的确如此——他采取的是巴解组织一直在推进的立场。如果“立刻实现和平”确实想模棱两可地表示对侯赛尼立场的支持，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色列有一个类似巴解组织的非拒绝主义和平运动，尽管它在政治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这些叙述，尽管准确，但在美国令人敬仰的政治语境中，恐怕实际上无人置信。

1988年年底的事件再次显示了这场广泛的政府-媒体运动的功效，其目的就是将阿拉伯和巴解组织的提议从历史记录中抹去，同时把美-以干扰政治和解的企图描述为“和平进程”，把他们的拒绝主义描述为和解。如上所述，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在阿尔吉尔会议上呼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会议应建立在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的基础上（这两份决议承认以色列的权利，但只字未提巴勒斯坦的权利），同时考虑巴勒斯坦的自决权。人们可以想象到，对美-以的拒绝主义而言，这个承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权利的再次声明，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事实上，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宣告确实引发了这样的担心。这在美国犹太人媒体上较为温和的一篇文章中可见一斑，这篇文章题为“以色列准备接受阿拉伯的和平邀请”。当令人担心的和平时刻接近时，以色列人早就放弃了假装欢迎巴勒斯坦和平举动的一切故作姿态。

但是当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和平提议被媒体一致过滤后，对和平的恐惧也被搁置一旁了。对《纽约时报》对编辑而言，这只是“亚西尔·阿拉法特多年来惯用的旧伎俩”，一次“被浪费的机会”，又一次的拒绝放弃“拒绝主义这套说辞”。再次，一个明确的非拒绝主义立场被描述为“拒绝主义”，因为它不符合美-以拒绝承认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立场。编辑们不屑一顾地评论说，至于巴解组织重申的对恐怖主义的立场——除了美国、以色列和南非，全世界都认同这个立场——也只是“阿拉法特惯用的障眼法”。

几周之后，一向令人讨厌的阿拉法特在斯德哥尔摩明确表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已宣布“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在与美国犹太人的一次联合声明中重申，巴解组织肯定“那些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方案的联合国决议包含的原则”，并希望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会议“应遵照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及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不受外来干涉”。与以色列两大政党集团和美国政府一致，《时报》再次对此嗤之以鼻。编辑们如是解释：“对242号和338号决议的赞成隐约包含了对其他联合国声明的接受，其中不排除那些责难以色列合法性的声明。”这个陈述完全没有根据：阿拉法特提到的联合国决议只有242号和338号，以及那些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决议。编辑们还重申了官方立场，即阿拉法特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未尽努力，意指他没有加入美国政府和《时报》在国际舆论中辉煌的孤立阵营——这是一个我们的档案记录报拒绝刊登的简单真相。

《时报》编辑接着说，巴解组织“似乎已在迟缓地挪步，向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这一目标靠近”，尽管“还很难说他们走了多远”。因此，美国必须坚持立场，向阿拉法特“施压，要求他们做出更明确的表示”。《时报》编辑和美国政府的意思再明了不过——只有当巴勒斯坦鲜明地、毫不含糊地放弃他们对人权和民族权利的主张，符合国务院-《时报》的方针，他们的立场才算足够明确，值得美国媒体和政府考虑。

《洛杉矶时报》这样描述阿尔及尔宣言：“这是巴解组织第一次正式暗示，他们可能会放弃对整个巴勒斯坦主权的主张”，尽管“使用任何比‘暗示’更强烈的词来描述巴解组织阿尔及尔会议的结果都显得有些牵强”。十多年以来，巴勒斯坦一直提议实行两国方案，强调此地区各个国家在安全、相互认可的边境内安居的权利，呼吁旨在相互承认的和谈，所有这一切都够不上“暗示”——因为它们已被从历史记录中删掉了。编辑们继续评论说，尤其棘手的是“巴解组织的声明没有清晰地定义一个巴勒斯坦国的边界”。而以色列自建国起也拒绝定义自己的边界，这就不是“棘手的问题”。对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充满期待的《华盛顿邮报》比较乐观，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理智的人们终于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巴勒斯坦是否至少在向和平靠近？”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合理，前提是如果历史事实迫使我们承认与我们自己有关的令人不快的真相，这样的历史事实就不存在。

专栏作家的立场涵盖了从鸽派到乔治·威尔（George Will）的广泛范畴，前者将阿尔及尔宣言描述为“一次笨拙但意义重大的举动”［布鲁金斯学院的朱迪思·基珀（Judith Kipper）］，后者则解释说，“两国方案”的德语词汇是“Endloesung，意为‘最终解决方案’ ”。在鸽派一端，安东尼·刘易斯拍手称赞这个“建设性的”举动，尽管结果“还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明显”，但巴解组织仍然必须被排除在和谈之外，因为它未能“旗帜鲜明地谴责所有的恐怖主义”——也就是，加入美国和以色列（当然，还有南非）阵营，共同藐视国际社会。波士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民主中心主席，艾伦·温斯坦问道，我们是否可以信任阿拉法特所谓的“和解”。他建议说，我们可以这样来检验一下：呼吁阿拉法特命令单方面停止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以此表达郑重的诚意姿态，使美国可以确定如何回应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要求”。温斯坦没有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来满足这些“合法要求”，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在大起义之前它们对这些要求置之不理。

最耐人寻味的反应之一来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份报纸偶尔愿意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同样拥有人权，包括合乎以色列犹太人心愿的民族自决权，这已属难得。《箴言报》刊登了两篇专栏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主席披露了阿拉法特申请美国签证被拒一事，认为这向巴解组织传递了一个信息：“它必须停止消灭以色列的企图”；另一篇专栏文章中，《箴言报》特派记者斯科特·潘德尔顿（Scott Pendelton）——他代表了被允许表达的观点中的对立方——敦促舒尔茨重新考虑禁止阿拉法特在联合国发言的决定。他主张说，毕竟，“在美国的鼓励下，巴解组织已经在蹒跚学步，向和解缓缓靠近。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这样声称——是帮助他们学会走路”。撇开事实不谈，这个表述中的种族傲慢都不能不引起我们关注。潘德尔顿继而描绘了一幅公平和解方案的蓝图。既然“我们首要关注的是以色列的安全”，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在应付巴勒斯坦人的怨言方面，我们能走多远？”于是，最基本的原则是，当地的原住民就是不能享有和犹太人一样的人权。和托马斯·弗里德曼立场相同，潘德尔顿建议：“施舍给巴勒斯坦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好好表现。”因此，我们应该准许他们建立某种形式的“国家”，但是“以色列必须能够保持在西岸和加沙的军事基地、飞行权和更多其他事宜上的权利”。他没有说明这些“事宜”具体是什么，但它们应保证以色列“拿走任何它需要的东西”，包括和平。对巴勒斯坦人而言，他们应该明白如果他们“胆敢对以色列虎视眈眈，我们会撒手不管，让以色列吞并你们的新国家，把你们的人民都赶到海里去”。温和的鸽派最后断言：“如果阿拉法特同意这样一个极其率直的条件，他就应该明白无误地向我们做出一个‘意图诚恳’的声明。”

简而言之，这就是彻头彻尾的赤裸裸的拒绝主义，装点着对弱小民族的种族蔑视。从鸽派到强硬派的一系列观点，都是阿拉伯人中的极端态度的翻版。

整个过程中，美国的犹太人领袖和犹太人组织的反响也引起很多关注。他们中的鸽派将阿拉法特表示在两国方案中接受以色列的明确声明描述为“和平路上向前迈进的一小步，尽管我们还有理由担心这种公开表达的态度可能不会持续到达成一项政治和解”［阿瑟·赫茨伯格（Arthur Hertzberg）］。反诽谤联盟主任批评阿拉法特的声明“附加了种种障碍和条件”，而我们需要的是“完全的明确表态”［亚伯拉罕·福克斯曼（Abraham Foxman）］。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大会主席将阿拉法特的声明描述为“一个不加伪装的旧宣传口号的新版本”，把他对以色列的接受斥为一个“无意义”的对既有事实的认可，称他对消灭以色列的渴望从未消退［莫里斯·艾布拉姆（Morris Abram）］。简而言之，唯一能让美国满意的办法就是巴勒斯坦民族带着“完全明确的态度”，集体自杀。这些立场的含义从未见诸讨论。

在以色列，媒体评论说，“立刻实现和平”组织采取了一种“让很多人惊讶”的“新立场”，来应对这些新发展。这一新立场是：“立刻实现和平”发表了一则呼吁与巴解组织和谈的公告，从而放弃了拒绝主义的极端形式，该模式甚至否认巴勒斯坦有选择自己谈判代表的权利。然而，“立刻实现和平”组织并没有向巴解组织1976年1月提出的政治立场靠拢，巴解组织自提出这个立场以来反复呼吁达成一个两国分治的政治和解方案。“立刻实现和平”的公告错误地断言，“在阿尔吉尔会议上，巴解组织摒弃了拒绝主义路线……采取了政治和解的路线”。在13年前，当巴解组织支持（或者，用以色列总统的话说，“起草”——如果他值得信任）后来被以色列和美国拒绝的提议时，就已经迈出了这一步，而“立刻实现和平”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公告敦促以色列“与巴解组织”谈话，以确定“巴解组织是否真的像在阿尔及尔宣布的那样，采取了和平路线”。这个建议非常合理，只是它忽略了主要问题：以色列，或“立刻实现和平”，最终采取和平路线了吗？“立刻实现和平”发言人察里·雷谢夫（Tsali Reshef）这样陈述：“转变立场的是并不是我们，而是巴解组织”，他们在阿尔及尔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同意承认联合国242号决议和两国方案。正如历史的清晰记录所显示的，发生在阿尔及尔的变化绝非革命性的。发生变化的是“立刻实现和平”，他们现在略微脱离了工党的拒绝主义，向主流观点靠近——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几个月后，在巴解组织的立场没有任何显著的改变之后，以色列主流观点以54%对44%的优势同意支持与巴基斯坦和谈。

人们确实能够指出巴解组织宣言中模棱两可的地方，以及他们的腐败、欺诈、愚昧和恐怖思想，但是与以色列工党和“立刻实现和平”的历史相比，这些不光彩的记录都值得赞扬——以色列工党和“立刻实现和平”甚至尚未走到承诺遵守一个和平协定的地步，而巴解组织和“对抗国家”十多年前已公开阐述了这样的立场。

格外值得注意的是，从未有过任何建议出现在美国媒体上，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应摒弃他们否认巴勒斯坦权利的坚定明确的立场，或呼吁他们谴责恐怖主义。从未有人表达过这样的想法，即否认巴勒斯坦的自决权是“最终解决方案”的一种形式。我们唯一考虑的问题是，巴勒斯坦人是否足够接近我们的立场——按照定义，这是唯一正确、无可非议的立场。鸽派成员说巴勒斯坦人正在学习，他们应为其缓慢而辛苦的进步得到我们的奖励；鹰派则警告说这一切都是欺骗和迷惑人心。更积极主动的人坚信，巴勒斯坦人第一次发出理智的人们也许应倾听的声音，他们已摒弃了“老一套的阿拉法特的虚言妄语”，即，承认建立在双方人民自决权基础上的两国方案，呼吁和谈和相互承认，以及其他甚至算不上“暗示”的提议。强硬派甚至拒绝勉强承认这些事实。一个被精心设计的历史确实是个有力的工具。

1988年12月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再次戏剧性地让人们看到媒体对国家宣传需要的快速反应能力。就如《纽约时报》编辑们表现的那样，媒体的共识是，巴解组织的“态度”在12月中旬“经历了地震般的变迁”，第一次“朝一个严肃认真的谈判立场努力”。意识到巴解组织已满足美国的所有要求，华盛顿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决定”，打算与他们谈话。托马斯·弗里德曼补充说，现在是中东的“现实时刻”；会谈是否有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巴解组织领导层在与美国外交家的会谈中能够得到多少剂量的现实”。

现在让我们看看实际发生的事情。

首先，我们不能忽视当时的大背景。自1987年12月以来发生的巴勒斯坦起义让人们推翻了以前的假设，发现巴勒斯坦人不能小觑。他们的斗争在很多层面都让以色列不得不付出代价，威胁到以色列对美国的贡献，甚至威胁到以色列的社会和经济的完整。以色列工党和利库德党拒绝派都意识到，巴勒斯坦人并不像他们预计的那样容易被镇压，在这点上，他们与其他几个已得出这个结论的组织达成了共识。美国分析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当巴勒斯坦大起义给以色列造成越来越大的损失后，美国知识分子团体中占压倒性优势的拒绝主义开始退缩。甚至一些强硬的战争派也发生了转变，他们多年来一直把政治和解的提倡者斥为左派法西斯分子、自我嫌弃的犹太人，等等，并始终坚持为以色列的镇压和暴行进行辩解，现在他们也开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长期呼吁政治和解、批判以色列缺乏同情的角色（尤其是谴责利库德政府，为工党开脱——后者的历史也光彩不到哪儿去，在某些方面甚至更恶劣）。与1973年10月的战争中阿拉伯的军事胜利引发的思考一样，以色列自1982年以来在黎巴嫩的惨重失败已经带来了各方对以色列的重新评估，很显然，阿拉伯国家不能被轻易小觑，以色列和美国最好计划一个西奈解决方案。在重新评估代价后，改变对巴勒斯坦的政策，至少是象征性地改变，也就成为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维持已服务我们多年的幻觉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从1988年初开始，无论被如何歪曲，阿拉伯的和平提议渐渐见诸报端，开始引起了一些有限的反应。

让我们回到1988年12月的事件上。在11月的阿尔及尔宣言后，美国公然违背国际法，拒绝允许阿拉法特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大会的会议转移至日内瓦，阿拉法特在那里特别重申了已表达多次的立场。华盛顿的回应是，阿拉法特没有满足它的条件——就是一再声明的：

（1）“接受242号和338号决议”

（2）“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3）“拒绝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国务院继续强调，巴解组织必须“明确地、完全地、不带一丝暧昧地”接受美国的这些态度。媒体也赞同这个立场。《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篇封面文章，题为“含糊其词的亚西尔·阿拉法特”，另外的一些媒体也谴责阿拉法特的暧昧。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约翰·钱塞勒这样解释“含糊其词”一词：“阿拉法特的问题在于他的母语似乎含糊其词，充满歧义。他从来不说你想让他说的东西。”——我们就是这么不讲理。

让我们看看这三个条件的重点。242号和338号决议呼吁尊重此地区所有国家 “在安全、相互承认的边境内安居”的权利。巴解组织在1976年1月同意了这个条件，用的是完全相同的字眼，后来也一再重申这一立场。但是巴解组织一直要求附加一个“条件”。他们坚持要求联合国的这些决议承认巴勒斯坦人在一个与以色列并列的国家中的民族自决的权利。国务院提出的第一点条件是，巴解组织放弃这个“条件”，也就是放弃自决权。

第二个条件有所不同。在国际制度中，没有一个国家同意一个抽象的“生存权”，尽管每个国家都同意和平、安全存在的权利。这两件事有天壤之别。因此，美国明确否认苏联在当前形式下的“生存权”［例如像“被奴役国家周”（Captive Nations Week）或高层策划的文件如NSC68表明的那样］，但同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有权不受外国侵略或恐怖主义袭击，也就是，有权和平、安全地生活。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同意以色列的抽象“生存权”意味着不仅要接受现实，还要承认他们被剥夺家园和土地的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和美国一直坚持这一具体的措辞。一名国务院中东事务专家称：“明确表达这些话语非常重要。”国家安全顾问科林·鲍威尔（Collin Powell）坚称，关键之处不在于以色列的“存在”，而在于存在的“权利”。“对以色列生存权的承认才是我们需要的最关键的认可。”以色列当然同意这些观点。美国媒体和知识分子团体亦是如此，因为只有这些对巴勒斯坦哪怕是抽象权利的羞辱和完全拒绝，才能让知识分子圈数十年来对巴勒斯坦人表现的态度看起来合理。

第三个条件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在恐怖主义方面，巴解组织持全世界基本公认的观点还不够，它必须加入美国、以色列和南非的阵营，背离全世界的立场，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否认抵抗种族主义和殖民统治或外国占领、争取自决权的人民的权利。再次，媒体几乎全体一致对此表示同意，而其实这正是争议所在，但媒体继续隐瞒了这一事实。

美-以声称这一立场的出发点是“安全”。按照政府-媒体的思想，只有阿拉法特说出那些魔力咒语，以色列才能安全。这其中的荒谬一目了然。想象一下阿拉法特戴着圆顶小帽、唱着以色列国歌，轻快地穿梭于以色列议会，将巴勒斯坦人斥为不值得平等对待的罪人、以色列国土的访客，声称如果整个这片土地的合法主人赐予他们礼物，在西岸和加沙建一个微型小国，他们就应为此感恩戴德。以色列的安全不会因此有丝毫增强。安全建立在事实，而不是话语之上。实际上，认为巴勒斯坦人威胁了以色列的安全纯属无稽之谈。如果巴解组织长期以来对两国分治外交方案的提议被采纳的话，巴勒斯坦国将处在地区强权——约旦和以色列传统的默契联盟包围中，面临安全问题的是巴勒斯坦国。以色列无疑也面临严重的安全问题，但部分是它自己造成的，因为自1971年以来以色列就一直反对采取外交解决方案。如果说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构成一个安全威胁，那是由于以色列的军事力量不是被训练来打仗的而是被用来对付儿童的，其对抗真正危险的敌人的能力无疑会渐渐退化。以色列军事专家当然明白这种威胁，这也是为什么巴勒斯坦大起义导致他们重新考虑占领整个地区是否明智。一位知名的军事历史学家，马丁·范克里维德（Martin van Creveld）评论说：“曾是世界最精干的战斗力量之一的军队现在已迅速堕落成了一个四流警察组织。无须远观，看看福克兰群岛的阿根廷人，我们就能意识到当面对一支真正的军队时我们这样的队伍能如何应战。”

阿拉法特拒绝宣读国务院为他起草的词句——也就是媒体所称的阿拉法特的“含糊其词”，这个问题并非“毫无意义”，《华盛顿邮报》编辑正确地如是断言，但没有给出正确的理由。如果巴解组织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接受国务院的观点，它将落入一个外交陷阱：它将必须放弃民族自决权（附加于242号决议的“条件”），接受过去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一切待遇的合法性，并放弃为自决权而战的任何权利——例如，在一个“被解放的村庄”批准成立公众委员会的权利，或是如果村民向入侵士兵扔石块以阻止其在自治政府的这些行为，并逮捕、折磨、鞭打或处死这些犯罪者，巴解组织有赦免的权利。如果巴解组织同意接受这些条款，将是美-以拒绝主义的一个巨大成就。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一旦有任何争取自决的举动，哪怕是有任何相关的口头表示，都会被指控为违反了他们的庄重承诺，从而证明就像美国和以色列一贯认为的那样，他们就是纯粹的野蛮人，并将失去所有的权利。于是，就如我们看到的，按照鸽派的要求，他们可能会被“赶入海中”或沙漠中。如今，在证明巴勒斯坦人不值得被平等对待之后，无论以色列和美国选择对巴勒斯坦人做什么，都是合法的。如果巴解组织接受美国政府和媒体的要求，武器永远握在我们手中，时刻待发。

到1988年12月中旬，美国政府在美国以外已成为一个讥嘲对象，因其强硬地坚持阿拉法特不仅要接受美国长期以来认为的在国际团体中的合理立场，还要照本宣读国务院为他拟定的词句。困于这样一个无法坚持下去的立场，华盛顿转向了强权的惯用伎俩：“特洛洛普手法”，即当对手拒绝接受你的观点时，就假装他已经接受了，并确信媒体也会步伐一致。那么，在这个充满必要的幻觉的世界里，对手确实已经接受了你的观点，你也可以装作这一切已然发生，如果他背离你为他创造的庄重承诺，你就可以按规定惩罚他。一个额外的益处是，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声明中获得心理满足——第三世界的那些烦人东西已出尽了丑，作为安抚，我们现在赐予他们极大的恩惠，准许他们进入主人的套房参与一些无聊的谈话。而且，这些虚张声势的做法还有实际的优点，它们强化了这一信条：对付劣等种族的唯一方法就是强硬的、不妥协的立场。让我们回顾一下美国1987年8月的外交失败，经过重新解读，这次事件证明我们诉诸武力最终迫使负隅顽抗的桑解阵接受了美国的条款。如果确信信息部门能够遵守默契，如果它有足够大的力量在有关国家（西方阵营）中编造舆论，事实究竟是怎样的无关紧要。这就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在1973年用来破坏巴黎和平协定的工具，里根政府也用此法暗中破坏了爱斯基普拉斯协议。事实上，这就是一种反射作用，其效果与护身符类似。

采用这种策略，国务院宣布说，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在此次会议上没有发表任何新东西——阿拉法特最终接受了美国基于三个条件的立场，因而，以我们的宽宏大量，我们现在同意与巴解组织会谈（并且，还要礼貌地通知他们，巴勒斯坦人无权提出任何主张）。就如更有眼力的分析家指出的那样，“美国政策这个戏剧性的突然转变……使里根政府从它自己画地为牢的窘境中解脱了出来”，它“抓住了阿拉法特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这根纤细的稻草，巧妙地走出了日渐无法坚持的立场”。然而，官方媒体对此的解读大不相同，就如《华盛顿邮报》所言：美国并没有改变立场，是我们的强硬取得了胜利，迫使言辞暧昧的阿拉法特先生答应华盛顿的合理要求，这证明了美国必须继续“强硬到底”。

《纽约时报》的新闻专栏报道说：“国务院官员不肯推测是什么说服了阿拉法特先生，让他在这么多年的拒绝后最终接受美国的方案。”一次又一次地，他们重申巴解组织满足了美国提出的条件，即“谴责恐怖主义，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接受联合国关于中东的重要决议”。《华盛顿邮报》极力夸赞里根政府，称其“实现了一次出其不意的外交大捷，让巴解组织正式接受以色列国”。媒体还有许多对“巴勒斯坦人的模糊语义”的嘲笑。根据这些故事，阿拉法特曾试图躲避美国的严厉要求，但最终屈服了，不再逃避现实。这样，在一番折腾后，阿拉法特终于做出了许诺，为巴解组织争得了与美国官员共进午餐的殊荣。《时报》编辑宣称，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突破”是美国外交的胜利，提醒国务卿舒尔茨“要让阿拉法特为以色列和被占领区内的任何暴力活动负责”。《波士顿环球报》编辑断言，“为满足美国提出的与巴解组织坦率会谈的条件，亚西尔·阿拉法特已做出了他不得不做的许诺”，包括“迟到的对以色列和平、安全的生存权的声明”。编辑们警告说：“从此以后，巴解组织就受制于他许下的诺言了。”专栏作家补充说，美国应该坚持执行这种“强硬手段”，正是“通过年复一年重申这三个条件”，这一手段“最终将阿拉法特先生带到这一步”；这种坚定也会迫使阿拉法特先生在接下来的路上更进一步，放弃起码的对自决权的主张，以符合以色列和约旦的“合法利益”［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托马斯·弗里德曼道出了“现实”：阿拉法特最终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现在必须向萨达特一样与以色列会谈，“在1973年战争后与以色列的首几轮谈判中”，他终于明白埃及“不得不用以色列认为真诚的语言与其直接谈判”（回想一下，埃及曾在1971年提出一个完整的和平协定，也得到了以色列的正式承认，但之后又遭到拒绝，因为工党政府认为如果他们坚持下去的话，会得到领土特许权，正如他们自己坦白解释的那样）。弗里德曼接着评论说，在美国继续对巴解组织施行“一剂现实”的做法时，它应建议巴勒斯坦人民“同意在起义中停火两个月，以换取以色列的协定，允许他们实行国内选举”。要注意的是，必须“同意在被占领区内停火”的是巴勒斯坦人，这个表述让读者认为，是巴勒斯坦人在向以色列军队“开火”。

随后接踵而至的评论都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基本上（甚至可能是完全）没有例外。布什总统在他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我们同意与巴解组织“沟通”（而不是“对付”——他更正了一个口误，马上这样强调），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我们为他们拟定的“三个条件”；“只要他们坚守这三条原则，不试图摆脱，我们就会与巴解组织进行合适的会谈”。发生改变的是，巴解组织“我得说是——戏剧性地同意了我们政策中包含的这些原则”，说出了那些魔力咒语。《时报》特派记者乔尔·布林克利（Joel Brinkley），和其他很多人一道，走得更远，他补充说：“巴解组织的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第一次公开表示他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是一个真正的突破，一个美国和世界“暂时接受”的表态。需要强调的是，在一个《时报》多年来精心打造的充满必要幻觉的世界里，布林克利的评论相当准确。阿拉法特一直重申的通过和谈解决阿以冲突的提议只存在于不想干的现实世界中，《时报》一直在小心翼翼地保护它的读者，远离这个世界。

让我们再看看事实，如我们所料，这些事实迅速淡出了历史舞台，通过“神奇的咒语”，阿拉法特承认了“建立在242号和338号协议基础上的中东冲突各方——包括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和其他邻国——和平、安全共处的权利，就如我之前提到的”。从而，他“接受了以色列国”——和他13年前的提议一字不差，包括他一直强调的同样“条件”，以及对抽象的以色列“生存权”的否认。他“谴责”了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国务院坚持只是与“拒绝”相关的恐怖主义），同时他和其他官员在相关声明中明确表示，巴解组织“不会放弃对以色列军事目标的袭击，或停止在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已持续一年的起义”。

简而言之，阿拉法特仍在坚持巴解组织以前的立场。唯一的改变是在1976年1月（和自那以后），巴解组织接受了联合国242号决议的措辞，承认各方“在安全、相互认可的边境内安居”的权利，而现在阿拉法特还强调他们自己“和平、安全地存在”的权利。其实没有一丝变化。与以前相同，他坚持附加这样的“条件”，巴勒斯坦人民拥有自决权，这里明确指的是和以色列对等的“巴勒斯坦国”。他拒绝接受美国一直当作关键点坚持的以色列的抽象“生存权”。不像以前那样“谴责”和“拒绝”恐怖主义，阿拉法特现在“放弃”了恐怖主义，但保留国际承认的抵抗种族和殖民统治及外国侵略、为自决权而战的权利。

国务院和媒体发布的版本基本在每一项具体条款上都是虚假的。然而，事实不会对此有任何影响。必要的幻觉已经建立起来了。于是，阿拉法特就能受制于他并没有做出的“承诺”，巴勒斯坦人民如果不遵守这些庄严的诺言，就会受到惩罚。请注意——再次——这个策略与破坏爱斯基普拉斯协议时所采取的伎俩，以及其他类似事件的相似性。

在试图从这些进展中总结好处时，威廉·萨菲尔详述了“谴责”和“放弃”两词之间的关键差别。他承认，阿拉法特以前确实“谴责”恐怖主义（他忘了加上这一点——也“拒绝”过恐怖主义），但是现在，阿拉法特已经遵照我们的命令“放弃”恐怖主义，默认了他以前曾赞同此做法。从以色列安全的角度来看——这是萨菲尔声称其最关注的事情——或从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人道意义的角度来看，这两个词的差别微乎其微。然而，打动萨菲尔的是，美国已经让美-以镇压和拒绝主义的受害者尝够了屈辱，义正词严地迫使他们退让，承认自己，也只有自己，是犯罪的一方。在被允许自由表达的观点范畴的另一端，保罗·伯曼（Paul Berman）奉劝以色列“相信你的敌人掺了水分的话，同时为他们挖一道护城河……力图把敌人封锁在他自己做出的承诺的峡沟之外。让他不断重复他说过的话，将高深的词和微小的可衡量的承诺挂钩，把小的承诺和大词联系起来”。伯曼继续评论说，“阿拉法特以前用‘一个世俗民主国家即将到来’这种消息来迷惑自己的人民，只要他当前的谎话比这个更合我们心意”，就算有进步。他还大肆赞扬了阿巴·埃班（“以色列工党的伟大政坛老将”——他也是工党拒绝主义的长期倡导者）和欧文·豪（Irving Howe）（“大方庄重，社会主义者的最真实的声音”——使其闻名的事情包括：否认以色列暴行或对此保持缄默，猛烈抨击丹尼尔·贝里根（Daniel Berrigan），从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到斯卡斯代尔（Scarsdale）的新左派，以及一系列其他“无赖”，其罪行是宣扬他不愿让人们听到的真相）。无论是萨菲尔还是伯曼，或是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派，都没有呼吁以色列和美国“放弃”他们的恐怖主义及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和解的拒绝；没有任何禁令规定这些政权应该被封锁在他们自己做出的承诺的峡沟之外，应该被迫不断重申他们自己说过的悔悟或自制的话，或把他们的谎言引导到更好的方向。关于这些外交历史的必要幻觉稳稳站住了脚跟。对那些挡在我们路上的民族或国家的帝国主义傲慢和种族蔑视，就像对那些让人不快的事实的置若罔闻一样，令人触目惊心。

当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巴勒斯坦的含糊暧昧上时，媒体报道，“袭击西岸代尔古孙（Dier al-Ghusun）村庄的士兵”枪杀了一名阿拉伯人。在新一轮的以色列暴行中，杀戮已是家常便饭，这是无数死伤的一例。为了进一步强调美-以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美国否决了安理会一项谴责以色列在贝鲁特附近的大规模武装袭击的决议。被誉为以色列鸽派代表的希蒙·佩雷斯解释说，他们没有巴勒斯坦这个谈判对象，巴勒斯坦人也没有民族自决权，因为以色列认定，巴勒斯坦和约旦的文化关系不允许任何“人为分离巴勒斯坦人民的意图”的出现——尽管以色列将允许西岸和加沙人民不受以色列干涉进行“自由、秘密的选举”，只要他们声明放弃在自由选举中几乎会一致支持的一个国家原则。以色列成立了一个基于两大政治集团的共同要求的联盟政府，这些人尽皆知的要求是：“坚决不与巴解组织会谈，在约旦和地中海之间不能出现巴勒斯坦国，绝不从1967年制定的边界撤退。”这个联盟协议还要求在美国的资助下，每年在占领区建立八个定居点。

这里没有任何歧义存在。与以前一样，只要华盛顿坚持它毫不含糊的拒绝主义，媒体就坚定地为此效劳，阻挠任何可能的和平进程。

这其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在美国外交取得辉煌成就后掩盖美国的立场。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华盛顿建议以色列停止要求美国终止与巴解组织的会谈，因为这些要求“只会增加会谈的重要性”。国防部长拉宾表达了他对2月底会谈的高度满意，因为那是一个拖延战术，旨在授权以色列至少在一年内能够通过“严酷的军事和经济压力”镇压巴勒斯坦起义。美国和巴解组织在突尼斯城的第一次会议上制定的协定书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解读。协定书的内容被泄漏给了与穆巴拉克总统关系紧密的埃及刊物——《图画周刊》（ Al-Mussawar ），并被《耶路撒冷邮报》翻译发表了，《邮报》几乎无法掩饰它对“美国代表采纳了以色列观点”这一事实的喜悦。美国大使对突尼斯的罗伯特·佩尔特罗（Robert Pelletreau）陈述了两点重要条件：巴解组织必须取消起义；必须放弃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想法，接受美国要求，与以色列直接会谈（顺便说一下，以色列拒绝了这个要求）。美国对于起义的立场是这样的：

毫无疑问，我们在被占领区目睹的内部战争旨在破坏以色列国的安全和稳定，因此我们要求停止这些骚乱，我们将其视为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行为。事实的确如此，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正从被占领区外部指挥这些时常非常暴力的骚乱。

因此，美国的立场就是巴勒斯坦人的起义是旨在摧毁以色列的恐怖行为，巴解组织必须命令其停止。一旦起义暂停，局势又会回归到以前那样：美国政府欣然、慷慨地资助以色列对当地人民的残酷镇压，并支持它将以色列境内的占领区合并的动议，同时媒体步调一致地回避报道发生的暴行，赞誉“仁慈”的占领，将占领区誉为“这样一种社会——道德感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项原则”（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后，《纽约时报》语）；左派的自由知识分子称赞，这种“热情洋溢的民主”正在大步迈向民主的社会主义（欧文·豪），同时诋毁那些呼吁政治和解的人，谴责他们居然厚颜无耻地评论说一切并不像我们描述的那样令人振奋。

说到直接谈判，情况则不能再微妙了。国际组织支持达成一项政治和解，但美国不同意。因此，国际组织必须被排除在谈判之外，因为它会成为一个干扰，不断要求达成美国多年来一直拒绝的某种政治和解。总的来说，就如我们在其他场合所见，国际组织必须被尽可能地排除在外，不涉足美国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包括中东的势力范围——尽管当更受欢迎的控制手段失灵时，美国也愿意求助于国际组织。在没有那些迫切要求和平的人干预的“直接谈判”中，以色列就能（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拒绝任何有意义的谈判或政治和解的提议，即便以色列可以参与到这个骗局中。

正如《耶路撒冷邮报》编辑欢呼的那样，开给巴解组织的“这剂现实”，非常契合于《时报》外交事务首席记者认为的必要的措施，与以色列的拒绝主义完全吻合。美国再次成功破坏了“和平进程”，阻挡了一个正积极发展的地区前景，这种前景让华盛顿和特拉维夫颇为恐慌。

所有这些话题都必须被排除在媒体讨论之外，即便在美国1988年12月令人瞩目的、辉煌的外交成就被告之天下时，这些事实也没有进入媒体的讨论。

尽管美国赢得了一场重大的外交和宣传胜利，但被发动起来的力量可能超出了华盛顿的控制，就像我们已讨论过的其他例子。世界不像媒体那么容易被驾驭。然而，这是另一个话题。

上述例证只是大量记录中的一个简短样本。《波士顿环球报》的中东特派记者柯蒂斯·威尔基（Curtis Wilkie）评论道，人们已经料想到《纽约时报》的职责所在，“从历史来看，就是充当以色列的主要新闻渠道，供美国人消费”。其实这一模式早已渗透各方面，基本没有例外。

我以前提到，人们不应忽视整个巴-以冲突讨论中暗流涌动的种族歧视，即这样一种默认的前提：当地原住民没有人权和民族权利。我们理所当然地把这些权利给予了将他们赶出家园的犹太移民。从未有人质疑过这个前提，显然，也无人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当对阿拉伯权利的否认成为预设，甚至当种族歧视态度如此公开、不加掩饰时，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已看到大量的例证，它们绝不仅是孤立的案例。

例如，让我们看一下《纽约时报杂志》中托马斯·弗里德曼题为“和平提议”的文章，文章描绘了他对巴-以冲突和平解决方案的构想。他先介绍了一个“名叫萨松（Sasson）的坏脾气老头”，这个角色代表了“以色列的沉默的大多数”。文章问道，什么能够说服这位沉默但理智的普通人——他的观点据称与弗里德曼的出奇一致——同意政治和解。弗里德曼坚信，“萨松是巴-以和平方案的关键”。有两项提议可能会满足萨松。有足够的先见之明、能倾听弗里德曼建议的一些以色列政治人物发表的演讲中提到了这些提议。一项是弗里德曼的黎巴嫩南部方案，我们之前已讨论过：让以色列支持的雇佣兵控制被占领区，并警告巴勒斯坦人，如果“他们把我们中的一个人送进医院，我们将把他们的两百人送进停尸房”，如果他们“以任何形式”威胁以色列，以色列将“清除”巴勒斯坦的一切建设。第二项提议是符合工党拒绝主义的“外交方案”，工党有足够可动用的权力说服以色列人对他们不欣赏的“巴勒斯坦人的言辞置之不理”。我们再次看到了屡见不鲜的种族傲慢。

引人注意的是，没有人提及任何巴勒斯坦的“萨松”，其实，根本没有人承认巴勒斯坦人怎么想或期望什么也很重要。对于和平提议的讨论全部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什么对犹太人有利——这才是最重要的。弗里德曼煞费苦心地向美国读者解释他自认为相当了解的犹太人的态度：萨松的态度，或泽耶夫·沙菲兹（Ze'ev Chafets）的态度。沙菲兹出生于美国，是以色列政府前媒体办公室主任，他平静地表示，如果他认为以色列的安全受到威胁，他的儿子会“不假思索地”在拉西迪耶（Rushdiye）难民营上空扔下一颗原子弹。弗里德曼压根不提他理解巴勒斯坦人的任何态度，或在乎他们的态度。他们就是以色列无法根除的绊脚石。为了自己的益处，以色列应该在公共汽车上给艾哈迈德（Ahmed）一个位置，好让他闭嘴。这就是讨论的结果。

这种种族歧视有时压根不加掩饰。我们看到，因桑解阵诚挚“表示愿与巴勒斯坦人民、4.19运动（M-19s）和其他第三世界小国休戚与共”，《时报》特派记者斯蒂芬·金策感到备受伤害［乔·克莱因（Joe Klein）］。如果用“犹太人”代替“巴勒斯坦人”一词，没有人会看不出这就是《先锋报》（ Der Stuermer ）的再版。如果有人抱怨纽约“人口稀少”，意为黑人、拉丁裔人和犹太人太多，而祖先是英国清教徒的白人（WASP）太少，一定会激起同样的反应。但是提到“人口稀少的加利利”，意为有太多的阿拉伯人、太少的犹太人，人们却没什么反应［引语来自《异见》（ Dissent ）编辑欧文·豪在《纽约时报》中所言］。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这样一本杂志没有提出质疑，这本杂志的编辑反思了“对于撒谎没有负罪感的阿拉伯文化”，及“狂热的阿拉伯人”，但“这种狂热方式是他们自己的文化特有的。他们陶醉于言语，分辨不出幻想和现实，憎恶妥协，总是因自己的苦境责备别人，最终只能把自己的怨恨怒火投入没有意义，尽管暂时令人满足的嗜血行为中”（《新共和》编辑马丁·佩雷茨）。如果有对“犹太文化”的类似描述，大概可以被看作纳粹主义的翻版。因为被控言行不当，加里·哈特（Gary Hart）被迫终止他的总统候选人资格，这并不包括他得知一家银行有阿拉伯投资人时从该银行撤股的行为。哈特竞选团队的特别顾问，肯尼思·吉多（Kenneth Guido）表示：“我们不知道那是一家阿拉伯银行。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们马上让他（哈特）撤出了股份。”当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退还了来自阿拉伯裔美国人的竞选捐款，或者，在另一场合，退还来自一名有阿拉伯姓氏的妇女的捐款时——《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因为担心会冒犯美国犹太人”，或是当他接受《新共和》杂志的赞助时，没有人指责他种族歧视。威廉·萨菲尔谴责了“各国的那些摄制人员”，他们只会报道“以色列西岸……一个新‘民族’专为上电视而进行的起义”；如果是犹太人在抵抗类似的欺侮，无法想象会出现这样的嘲讽，但是无人理会这一点。在这里讨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杂志——被视为保守观点最受尊敬的声音之一——没有任何意义，一篇导读文章带着讥讽激愤地评论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个酝酿苦难，造成流血，又到处展示他们苦难的民族。”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评语的作者继续说，这是“阿拉伯战略的成功之关键”，他们期望把犹太人赶入海里——这就是纳粹“ 生存空间 ”（Lebensraum）理论的复活。我们可以再次想象一下，如果一位知名大学受人爱戴的教授用同样的话来评论犹太人，会引起什么反应。

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评论出现在小说、电视、卡通片和电影院的各种恶毒的种族歧视描述，或美国犹太人团体对卡亨教士的大力支持，在以色列评论界，或其他对待阿拉伯人的态度和意图略微不那么极端的组织中，卡亨通常被斥为一名纳粹分子。

那些对黑人和其他人群公开声明反犹主义深表恐惧和担忧的人，如果肯略微多考虑一点点他们朋友和同事说的话，可能会被认真对待。但他们没有。

种族主义和阿-以冲突的问题远比这复杂。反阿拉伯种族歧视已屡见不鲜、不会引起注意，而与之相伴的，是对反犹主义的明显忧虑。反犹主义这个概念已经在发展中被不断修正，对这一变化的仔细审视可以证明这个描述是准确的。在一项利用反种族主义情绪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计划中，人们已做过大量努力，把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视为一类。对于这个从知识上和道义上都不够体面的立场，以色列外交家阿布·埃班在一次有代表性的描述中这样坚称：“与非犹太人社会进行的任何对话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证明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区别根本不是区别。”但是，这样的观点已不能满足需要。现在必须把对以色列的批评等同为反犹主义——或者，在犹太人中，视为“自我憎恶”，这样就包含了所有可能出现的状况。

反犹主义的知名官方监督者，圣约子之会（B'nai Brith）的反诽谤联盟，将反犹主义解释为不愿遵照以色列的要求支持以色列当局。反诽谤联盟国家主席内森·佩尔穆特（Nathan Perlmutter）进一步详述了这些概念，他写道，虽然旧式的反犹主义已衰落，但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更危险的变体，其形式有“越南遗留的和平制造者，铸剑为犁的炼金师，巴解组织恐怖分子的维护者”，以及那些谴责美国对越南和中美洲的政策并“对美国国防预算颇有微词”的人们。他担心，随着这股“真正的反犹主义”势力的上升，“当前，战争背上了一个坏名声，而和平成为一个特别讨人喜欢的用词”。这个逻辑直截了当：反犹主义与以色列的利益冲突（就如反诽谤联盟所见）；这些利益受到“自由派”、教会和其他不赞同反诽谤联盟的政治路线的组织或个人的威胁。

反诽谤联盟早已基本放弃它最初的公民权利组织这一身份，成了在美国国内为以色列宣传的“中流砥柱之一”，就如以色列媒体偶尔描述的那样。它参与了一系列活动，包括监视、罗列黑名单、搜集以毁谤为目的散播给支持者的联邦调查局体裁的文件及公众对批评以色列行为的言论的愤怒反应，等等。反诽谤联盟的这些努力——再辅之以对反犹主义隐晦的或直接的指控——意在扭转或瓦解对以色列政策的敌对，这些政策包括：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拒绝接受整体的政治和解。在反诽谤联盟的一份送给校园犹太领袖的、印有“保密”字样的黑名单被传阅后，该联盟受到了中东研究协会的谴责。以色列鸽派也猛烈抨击了这类性质的做法——部分原因是他们担心这种歇斯底里的以色列沙文主义会带来不良后果，还有部分缘于他们自己已处在规范化的程序中，再有就是某种程度的本能反感。

简而言之，反犹主义不仅仅是与反犹太复国主义混在了一起，甚至拓展到了批评以色列做法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于是，真正的反犹主义——如果他们的行为被认为对以色列权力有益——反而不被当作一回事了。

反诽谤联盟风格的“真正反犹主义”的这两个方面在198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显露无遗。民主党因反犹主义被谴责，依据是民主党大会居然辩论说，应采取一个两国分治的政治和解方案解决巴-以冲突。相反，当1988年8月布什总统竞选团队中的一批纳粹同情分子和反犹者被曝光时，主要的犹太组织及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令人不解地对事实的披露和对布什对此的反应无动于衷”，基本无视这个问题——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这样评论。《新共和》对共和党竞选组织高层中恶意的排犹者、纳粹和法西斯同情者的这些“过时、苍白的反犹主义”不予理会，将其视为细枝末节的问题。编辑强调说，相反，“为犹太仇视主义提供舒适港湾的左派，包括民主党左翼”——杰克逊竞选团队中的部分人，以及“越来越组织有序的阿拉伯活动家队伍”，所有这些在民主党大会上支持两国方案的人才算得上是“犹太仇视者”。

问题的关键是，按照强硬路线的标准，极右的共和党人被认为是以色列的绝对支持者，而民主党则展现了“犹太仇恨”，因其容忍这样的人物：他们相信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拥有同样的人权，包括与以色列对等的民族自决权。遵照主要犹太组织的指导，民主党人小心地避免了发现共和党竞选总部的反犹主义和纳粹主义，也没有发现在曝光后他们仍然保持的紧密关系。

与此同时，另一条消息也生动说明了这一点。据披露，里根的教育部再次拒绝联邦政府拨款，资助一项广受好评的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学校历史课程。这项拨款计划在1986年第一次被否决，因为之前“一名审查小组成员抱怨，纳粹党和3K 党的观点没有得到体现”。共和党的忠实追随者指控这门课程“进行心理控制，引发行为改变，激起侵犯隐私的讨论”［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他们还批评这门课程引用“左倾权威”，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洛拉·刘易斯（Flora Lewis），英国历史学家A.J.P. 泰勒（A.J.P.Taylor）及柯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言论；“对宗教激进主义者和福音主义者极为不敬”；甚至“反战、反捕猎”，也极有可能“引发一种负罪感”。教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把这些反对言论归结于“共和党的极端右翼”。在1986年和1987年，这门课程“专门被挑出来予以否决”。1988年，“在时任教育部长威廉·J·本内特（Willimam J. Bennett）创立的历史、地理和公民学类别的课程中，这门课程成为最受欢迎的科目”，于是，整个这一类别都被取消了。

但是，无论其对待纳粹分子和犹太人大屠杀的态度如何，“共和党的极端右翼”都是足够亲以色列的。没有出现任何抗议，在竞选活动的最后阶段中，这个话题也没有再被提起。

反犹主义概念的廉价化与对反阿拉伯种族歧视的容忍相伴而行，表达了同样的政治承诺。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过时的、苍白的反犹主义”。

媒体对以色列的服务已远远不止于赞誉“仁慈”的占领，把巴勒斯坦人作为折磨、羞辱和集体惩罚的对象；隐瞒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其他地区的恐怖行为及其对与巴解组织政治和解发展的阻挠；歌颂1982年“黎巴嫩的解放”；恰当地制造关于这些外交和恐怖事件的历史记录。除此之外，媒体还对以色列的核威胁“令人称奇地不闻不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核扩散问题的专家，伦纳德·斯佩克特（Leonard Spector）这样评论。甚至在众多证据出现后，媒体依然无动于衷，那些证明表明以色列拥有核力量，并试验了一颗射程足以“到达苏联”的可携带核武器的导弹。据《洛杉矶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报道，1984年，斯佩克特在卡内基基金会关于核扩散的研究指出，以色列是“八个‘新兴的’核大国中最先进的，核能力远远超越了早期的竞争对手如印度和南非”。

《环球报》的头版头条报道：“报告说以色列可能拥有20颗核弹头。”在同一天，《纽约时报》记者理查德·哈洛伦（Richard Halloran）报道了斯佩克特的研究，题为“第三世界的核武器竞赛令人担忧”。报道只提到以色列一次，称其在1981年轰炸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以降低核扩散的危险。斯佩克特1987年关于核扩散的研究被刊登在《波士顿环球报》第67页的娱乐版中，题为“报告说以色列能够‘夷平’城市”，新闻还引用斯佩克特的话说，以色列可能拥有足够的核武器“夷平中东地区每一个人口超过十万的中心城市”。《纽约时报》迈克尔·戈登（Michael Gordon）在同一天的报道对以色列只字未提。报纸头版是对利比亚试图获取核能力的警告，接着谈论了对巴基斯坦、伊朗和印度的怀疑。

《伦敦星期天时报》（ London Sunday Times ）在1986年10月5日用头版整版披露了莫迪凯·瓦努努（Mordechai Vanunu）关于以色列核武器库的证词，这件事在美国媒体上鲜有提及。《纽约时报》在它的国内版上撤回了一则通讯社短评，发表了一篇关于以色列第二天否认指控的简短新闻，其他主要报刊的做法也大同小异。在总结媒体报道时，纳比勒·亚伯拉罕（Nabeel Abraham）发现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没有任何社论或评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谈及以色列作为世界第六核大国的新地位”，媒体只提到几次新闻会议，基本都对这件事轻描淡写，或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引自《纽约时报》托马斯·弗里德曼，11月9日）。

同样未被提及的还有来自法国原子能研究所科学主管的一篇耐人寻味的评论，据《伦敦星期日时报》1986年10月12日报道，该评论发表于法国在迪莫纳帮助以色列建立核武器工厂期间。这位主管评论道：

我们认为以色列核弹瞄准的目标是美国人——不是用它攻击美国，而是说：“如果在关键时刻你不帮助我们，我们将要求你这样做，否则我们就动用我们的核弹。”

——美国公众来可能会对这个看法颇感兴趣，尤其是考虑到两国亲密交往这么多年。

瓦努努被以色列情报机构诱骗以及后来在以色列受秘密审判这些事也未引起任何关注。在《伦敦星期日时报》醒目地报道了他在欧洲受诱骗一事的三周后，瓦努努被公开审判时，《纽约时报》只做出这样的报道：“现在还不清楚瓦努努先生在去年九月于伦敦失踪后，是如何被带回以色列国内接受审判的。”

媒体中还有很多类似的维护以色列的例子，我们已讨论过一些。现在看看另一个例子。1987年9月，外交部部长约西·贝林（一位工党鸽派）称以色列对南非的制裁是“象征性的、心理上的”，不会影响两国之间每年2.4亿美元的贸易，这条消息并未见《纽约时报》报道。南非现在也受益于选择性的关注。因而，一支南非海军部队1986年6月在纳米贝的安哥拉港用以色列制造的“蝎子导弹”袭击了三艘俄国船只，击沉其中一艘，此事没有得到《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各种新闻周刊，或其他杂志索引中列出的任何刊物的关注。《华盛顿邮报》在第17页发表了一篇120字的来自莫斯科的短评，报道说苏联谴责此次袭击。如果是利比亚的海军部队使用东德制造的导弹袭击海法的美国商业船只，媒体的反应则会与此大相径庭。

5. 最佳防御

尽管媒体自1967年以来已为以色列提供了非凡的保护，并努力妖魔化它的敌人，但许多人并不满意，并强烈谴责媒体对以色列态度不公，普遍偏袒巴解组织和阿拉伯人（见附录一）。这些批判让我们不得不对色列必须承受的“双重标准”及其原因深思熟虑。这是一个虚拟的反射，当以色列的一些暴行，如在黎巴嫩的战争或从1987年12月以来对巴勒斯坦起义的暴力镇压，发展到让人无法忽视时，媒体会对他们通常不予理睬或否认的事件发表寥寥数语，但会继续忽略（或有时伪造）背景和原因。

“双重标准”之下的观点往往令人瞠目。在《耶路撒冷邮报》上，埃利亚胡·塔勒（Eliahu Tal）（“也许是以色列最知名的大众传媒人”）描述了他正在与反诽谤联盟合作完成的作品，文章展现了以色列如何一步步在宣传战争中失利，其原因是媒体的“反以色列偏见和双重标准”，及阿拉伯宣传人员设计的“巧妙把戏”：他们“故意使用妇女和儿童作为拍摄目标”——这一评论让人联想到《评论》中的见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个酝酿苦难造成流血，又到处展示苦难的民族”。另一个典型的被反复提起的说法是，那些不住在以色列并亲身经历它的问题的人，在对以色列的政策提出批评来干涉以色列事务时，都是不诚实、不公平的——尽管他们可以公开歌颂和欣赏以色列，而且，在谈到那些不住在难民营或列宁格勒、对巴解组织或苏联提出批评的人，就没有类似的限制。同样不受这个信条束缚的是来自美国犹太团体的对以色列的极端压力，这些压力甚至在1988年11月以色列选举的几周后阻止了一个运转正常的政府的组建，并显著影响了它的性质，因为这届政府可能会修改《回返法》（Law of Return）的措辞，这是散居他地的犹太人不能接受的。

以色列对媒体报道的反应说明了某些道理：批判就是最好的防御，尤其当一个人可以期望控制讨论的言语时。而批判的控词，无论多么离奇，都会被认为是可靠的。

我们已讨论过众多的例证。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主持的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观点”电视节目。按照常规模式，节目展现了两种立场：一方批评媒体过于敌对，对以色列不公平；一方辩护说媒体在困难的处境中已做了令人钦佩的工作。几乎没有人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媒体可能被另一种偏见所支配。在观众提问中，媒体分析家丹尼斯·佩林（Dannis Perrin）向美国广播公司以色列办公室主任比尔·西曼斯（Bill Seamans）提问：为什么媒体面对阿拉法特的一系列声明——如“呼吁相互的安全保证和相互承认”，仍然继续声称巴解组织拒绝承认以色列？西曼斯的回答是，阿拉法特“并没有就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做出明确的、直接的声明”，而是一直在附加各种条件。美国犹太人大会参加节目的座谈人霍华德·斯夸德伦（Harward Squadron）后来将佩林的评论斥为“一派胡言”，这个问题也到此为止。

西曼斯的评论相当准确：阿拉法特补充了一些条件，认为巴勒斯坦人应拥有同以色列犹太人相当的权利。美-以声明也毫无含糊之处，这一点也千真万确——他们就是一贯坚定的拒绝派。根据定义，这种立场符合和平、和解和正义的要求，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无须多言。

但是不能指望任何对上述事实的评论能够减弱对“亲巴解组织”媒体的批评鼓噪，在一次重大“丑闻”中，媒体据称热烈赞赏巴解组织的“道德和政治威望”［利昂·威斯泰尔（Leon Wieseltier）］，并“在媒体中的显要位置报道”这个组织（丹尼尔·派普斯）。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Chaim Herzog）这样反思：对巴解组织的奉承和强加于毫无防范能力的以色列的不公的双重标准，也许可以解释为源于“深深植根于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西方世界对待犹太人的不合理态度”。

这些见解有一种我们熟悉的腔调。伊朗国王的政权曾得到铺天盖地的正面报道，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指择西方媒体“对国际道德持有双重标准：任何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无论多么血腥、卑鄙，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一个社会主义的、中立的或右翼的政府政策则不被接受”。同样，在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政府前夕的内部政府会议上，国务卿约翰·福斯特“对悉尼·格鲁森（Sydney Gruson）发给《纽约时报》的电讯中对共产主义方针的追随深表担忧”，艾森豪威尔总统则将《纽约时报》描述为“美国最不可信的报纸”。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指出到目前为止，悉尼·格鲁森的职业中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高层政要们已决定“与《纽约时报》的管理层进行非正式谈话”——显然，谈话很成功。在艾伦·杜勒斯向《时报》高管传达了对格鲁森和他的妻子，《时报》专栏作家弗洛拉·刘易斯是共产党间谍或共产党同情者的怀疑后，格鲁森被派往墨西哥，杜勒斯并要求《时报》在军事政变期间将其调离中美洲。在这段时期，《时报》和其他媒体只接受来自联合水果公司公共关系专家填鸭式灌输的合宜信息，尽管其公共关系主管托马斯·麦卡恩（Thomas McCann）后来写道：“说我们操控媒体很难令人信服，因为所谓的被控制的媒体事实上非常企盼这种经历。”

人们不难在受人尊敬的政治人物、学者和记者中看到类似的见解。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写道：“那些通常持自由派观点、一贯对美国或以色列或任何其他欠发达的‘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表示同情的团体”，现在都对阿富汗的问题保持缄默，“这真是令人感到羞耻”。显然，人们可能期望国会或新闻界中的自由派中止他们为巴解组织和萨尔瓦多游击队宣传的不懈努力，如果中止的时间够长，他们会注意到苏联的一些罪行；也许，他们甚至可以追随布热津斯基到开伯尔山口，在摄影组面前摆出英勇的姿势。政治学家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写道：“众多的西方政治人物，甚至许多西方政府，（一直）在鼓励巴解组织‘赢者通吃’的最高纲领”，即，彻底消灭以色列。他也未能列出相关的姓名或出处，其原因不难想象。最厚颜无耻的例子之一是记者威廉·肖克罗斯实现的一项媒体成就，即树立了这样一种理论：在波尔布特施行暴行期间，西方保持相对沉默——考虑到这个理论的实用性，他的成功并不难——但事实上对此有大量共同声讨。这一理论还让人们相信这种沉默缘于左派对媒体和政府的强大影响——西方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与我合作著书的爱德华·赫尔曼和我在肖克罗斯的这一工程中甚至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他从我们1979年2月交付印刷、次年11月出版的书中引用了所谓的评论，称其是从1975年到1978年12月间这种影响的来源和力量。所有这些事实都丝毫没有影响这些有创见的见解被殷勤地接纳。

这些观点的一个变体是，指称大学已被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翼法西斯分子管控。哈佛俄罗斯研究中心成员，马萨诸塞大学的社会学家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在评论苏联研究领域的“新一代”时写道：“这一代的许多学者相信，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比他们自己的更糟糕。对他们而言，与美国相比，苏联显露了更易被察觉的政治多元主义。”历史学家约翰·迪金斯（John Diggins）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几乎成为学术界的统治意识形态”。纽约大学历史学家诺曼·康托尔（Norman Cantor）痛惜里根政府未能动摇“激进左派”在学术圈的统治地位，这些人给中产阶级子女“灌输欧洲社会主义理论”。他解释说，这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失败，即未能发展“广泛的右倾思想”。这一信条的“组成部分”存在于“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法西斯主义中”，但是“从未有人试图利用这一思想储备”，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维希（Vichy）、墨索里尼、纳粹主义和犹太人大屠杀”让知识分子法西斯主义已丧失信誉——但我们都明白，这些东西与知识分子法西斯遗产没有任何关系。里根政府错失了复兴这些宝贵概念的良机。

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出于大家都明白的原因，细节往往都被略去了。评论这些关于左翼控制学术界（或者也许是全世界）的论调与现实的联系纯属多余。然而，这也许正是这些理论被发展的目的：显然，它们被欣然接受了。问题核心是，对那些要求严格遵守权威的人来说，即使是最不起眼的独立思想的信号也足以引发“一切都完了”的恐慌。

6.《新闻报》及同行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尼加拉瓜在危机时期表现出了不寻常的社会开放度。那些几乎是攻击尼加拉瓜的大国代理人的敌对记者可以在全国各地自由旅行和进行报道。严厉批评桑解阵的美国官员和其他美国恐怖袭击的倡导者被允许自由出入、发表公开演讲和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呼吁推翻政府，并会见美国资助的政治反对派，其不同派别都持同样的目的，基本不掩饰对反政府军的支持。与攻打尼加拉瓜的势力打成一片并为其服务的国内媒体都受到国外敌对势力的资助，虽然这些媒体一直遭到骚扰、审查和定期停刊，但他们、他们的编辑和员工，以及具有相同承诺的反对派人物，都不会像美国支持的“新兴民主国家”中的媒体和持不同政见者那样遭遇到任何类似问题，而且这一纪录与其他美国盟国或美国自身相比也毫不逊色，对那些不曾试图确认事实的人来说，这个结论可能会令人惊讶。

此外，在一次异常醒目地展示傲慢和故意忽视的事件中，所有这些都未曾在美国得到关注。同样，对旅行自由设置障碍——这在一个受美国攻击的弱小国家都前所未闻——对美国而言，显然是恰当的，因此无须在全国媒体上发表评论甚至报道：比如禁止来自萨尔瓦多备受折磨的母亲入境，尽管她们被邀请到小镇发言；或禁止来自尼加拉瓜反对援助反政府军的反对派议员入境；或在越战结束多年后，仍禁止批评者来访。

自从1987年10月根据埃斯基普拉斯协议重新开放以来，反对派报纸《新闻报》几乎毫不掩饰其作为美国宣传机构的角色，并致力于用武力推翻尼加拉瓜政府的事业。该报发表关于桑解阵暴行的离奇故事（将桑解阵比作纳粹党），实际上是呼吁抵抗征兵，并充分赞扬反政府军，把他们描绘成里根风格的自由战士。

我回顾了《新闻报》自1987年10月开张到12月23日间发行的报纸。其中没有任何达到最低新闻标准的内容，甚至连假装的都没有。该报刊对美国心理战的标准程序的遵循到了滑稽的程度，按照下列标准大致呈现了以下场景。

整个背景主题是，目前的冲突与反对索摩查的斗争非常类似。在目前的冲突中，桑解阵扮演索摩查的角色，但他们更恶劣，因为至少他是一个尼加拉瓜人，而桑解阵是苏联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美国是善意的，有时只是一个困惑的局外人）。反政府军是与索摩查作战的游击队员，而内部的反对来自反索摩查的反对派，其《新闻报》只是罩着索摩查时期的同名刊物的外衣。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主题是暗含的，有时则会在这样的标题下直接表达——“桑解阵召回索摩查主义的威胁”（12月15日）。新的索摩查集团——桑解阵袭击、折磨、抢劫和剥削人民，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人民在他们的压迫统治下忍饥挨饿。这幅画面中完全没有美国的身影，尽管它确实提供了一些英雄。例如，狂热的反政府军热爱者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她在10月12日的头版新闻中宣称，“尼加拉瓜人民并不孤单”，她与他们并肩战斗；或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他呼吁“全面民主化或无限期斗争”（10月23日，11月11日）。其他英雄包括美国参议院，它为尼加拉瓜的“民主机构”包括《新闻报》提供了2.5亿美元的资助（10月7日），以及美国部分媒体，例如《巴尔的摩太阳报》（ Baltimore Sun ）的编辑，他们称反政府军是一个“明智而有节制”的手段，可用来维持“反桑解阵抵抗”（12月17日）。支持反政府军的美国国会议员的访问在公开会议上赢得一片掌声和欢呼，被誉为争取自由斗争的“历史性时刻”（12月16日，12月18日）。

这个中情局机构给出的补充场景是，人民“一致”反对桑解阵，（所有社会阶层，等等）“一致”谴责奥尔特加不遵守协议，所有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索摩查独裁统治下的类似场景（11月6日）。奥尔特加还因为侮辱里根（另一位英雄）和在外国战争中牺牲的美国士兵（包括那些帮助“从希特勒手中解放苏联”的人——这些编辑在一个有趣的历史版本中补充说）而受到谴责。到12月初，我们读到的都是农民抱怨桑解阵不公，市民抱怨暴虐的桑解阵官员，母亲抱怨在狱中和军队中的儿子，囚犯抱怨酷刑和恶劣条件，工人抱怨苦难和压迫。到处都是火灾、事故、灾害、通货膨胀、暴躁的士兵，反对服兵役的抗议。农业工人抗议政府机构不向他们出售面包，他们饥饿难耐，但因为太穷而无法在黑市上购买食物，等等，没有其他新闻。简而言之，报纸展现了这样一幅场景——对一致反对外国强加的独裁政权的普通民众毫不掩饰的压迫，这种政权除了自己的贪婪和服务于外国主人，不分理由地折磨受苦的人民，同时从毒品行业中获利（11月24日）。

美国大使馆就这样明确设定了规则。因此，对和平协定的遵守是严格按美国确立的条件来确定的。10月30日的头条新闻标题为“桑解阵拒绝和平”，法新社（AFP）的一则报道称，桑解阵拒绝与反政府军的平民领导层对话，并将维持紧急状态直至侵略停止——两个步骤都符合协定，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样。美国对这个问题的定义则不同，对于《新闻报》和美国媒体来说，这就是事情的定论。

对和平协定的总结性审查（12月4日）是完全负面的，审查结果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罪于桑解阵。自8月以来，事态发展只有一个好的方面：停火谈判“使尼加拉瓜的抵抗合法化”（反政府军），从而使得内部反对派能够“与尼加拉瓜抵抗组织进行公开谈判，并避免了使自己失去合法地位的危险”。反政府军的纲领“与全国对话中十四个民间反对派政治组织的立场完全吻合”。

自始至终，《新闻报》都相当公开地与反政府军站在一起。佩德罗·华金·查莫罗接受了一次采访，谈及“他作为尼加拉瓜抵抗运动成员的经历”（12月12日）。在采访中，他被看作“《新闻报》的联合主任，选择在国外与桑解阵独裁政权斗争”。他当时是中情局成立的“平民领导者”的一名成员。这次采访描述了他为支持民主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他因反对桑解阵独裁统治进行的英勇斗争而获得国际奖项。他决定“在不同的背景下、在不同的层面开展公民斗争”。总之，除了战术决定，《新闻报》和反政府军之间没有区别。

同样，11月13日的一篇文章宣称，桑解阵同意停火谈判，说明其“已承认反政府军”。同一天，保守党领导人马里奥·拉帕乔利（Mario Rappacioli）表示，同意通过奥万多红衣主教（Cardinal Obando）与反政府军谈判，相当于“承认他们的合法性”，并且使反对派成为“拥有所有权利的尼加拉瓜社区的一个合法组成部分”，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反政府军现在有权在尼加拉瓜境内采取政治行动，而反对派可以在不失去合法地位的情况下公开认同他们。总之，内部反对派一直都是亲反政府军的，但因为桑解阵对“反政府军的承认”，他们现在可以公开表达态度。

11月30日，反政府军领导人阿道夫·卡莱罗在一次采访中被要求评论拉帕乔利的这些言论。他表示强烈支持这些观点，并建议“尼加拉瓜现有的主要政治派别”（他认为是反对派各政党，桑解阵不是一个政治组成成分，而是一个外国强加的独裁政权）应该与反政府军为民主和自由选举而合作。这与佩德罗·华金·查莫罗表达的观点一致，即在反政府军胜利之后，桑解阵在即将建立的“民主统治的军政府中”应没有任何代表权。卡莱罗继续说，反政府军和内部反对派有相同的目标，《新闻报》显然赞同这一立场，再次表明认同反政府军——实际上是这个国家最极端的恐怖主义分子。12月3日，社会基督教党秘书长提出同样的观点，强调抵抗组织的提议与十四个内部反对派团体的相同。

斯蒂芬·金策随后报告说：“至少现在看来，在尼加拉瓜几乎任何批评都可以被容忍，只要它不支持仍然是官方禁忌的一个观点：支持反政府军。”这个观点不尽准确。事实上，《新闻报》和政治反对派的声明相当公开地支持反政府军。很难想象，任何西方民主国家会容忍一份报纸或一个内部反对派，公开地认同攻击该国的外国势力的代理军队，这些代理部队靠侵犯国家领空权的持续供给飞行来维持作战能力。

《新闻报》几乎没有报道这场战争，尽管这段时期，反政府军更加明目张胆地袭击平民，因为美国正拼命试图通过升级战争来破坏埃斯基普拉斯协议。有时候，关于战争的报道会牵强地暗示，该地区受到桑解阵用以恐吓百姓的袭击（11月18日的头条新闻，12月19日的新闻，“爆炸恐吓农民”，等等）。还有人指称桑解阵在洪都拉斯使用集束炸弹和磷弹来对付反政府军。除了11月奥尔特加的美洲国家组织的演讲报告中含糊提及此事，我没有发现任何新闻提到中情局增加了补给飞行。

所有这些与美国的报道没有不同。事实上，有时《新闻报》更诚实。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纽约时报》干脆篡改了奥尔特加和卡莱罗提到的补给飞行一事，而《新闻报》准确报道了此事。12月17日，有一篇社论谴责美国向洪都拉斯派遣先进的F-5战斗机；《纽约时报》并未谴责这一事实，甚至没有报道——与此同时，他们正用一篇接一篇的文章谴责桑解阵，据称其要求购买50年代的老式喷气拦截机，来捍卫他们的领土免受中情局和美国军方的非法飞行骚扰，这些飞行为反政府军提供武器和情报来攻击“软目标”。

内政部宣布“天主教广播电台可以播出新闻，但必须为节目申请法律许可，并注册导演姓名、播放时间和其他信息”，当时，《新闻报》或多或少地准确地报道了事实。相反，斯蒂芬·金策在一篇题为“桑解阵禁止电台新闻”的文章中进行不实报道：“内政部一位发言人对此不做评论。”该文章开篇写道：“政府今天禁止尼加拉瓜新开放的天主教广播电台播报新闻。”两天后，金策再次发表虚假报道，称“政府拒绝让新开放的天主教广播电台播放新闻。政府没有说明它是否打算向不同意见开放广播，尽管这是和平协定要求的”。在三天后的周日“一周回顾”专栏中，金策错误地断言“内政部禁止教堂广播电台播放新闻”，再次拒绝报道该部的声明。他的同事詹姆斯·勒莫因也重申了这个错误的观点。

大概，那些为《新闻报》准备材料的人明白，如果造假和破坏的计划要取得成功，报纸必须在尼加拉瓜境内保持某种程度的可信度。而在美国，这个限制要宽松得多。

虽然《新闻报》的苦难在美国和欧洲得到广泛和悲恸的报道，但中美洲其他地区的媒体却很少受到这样的关注：通过必要时由国家恐怖主义指导的市场作用，他们被右翼牢牢控制在手中，不会对新闻自由的捍卫者提出任何挑战。

《哈珀斯》的编辑弗朗西斯科·戈德曼在1988年8月发表了一篇关于中美洲新闻界的评论。正如其他人所看到的，他写道，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审查几乎是没有必要的：“你必须非常富有，才能拥有一份报纸，在政治上必须右倾，才能保证报纸存活下去。萨尔瓦多的报纸无须接受审查：贫困和致命的恐惧完成了这项工作。”相应的，安全部队免于任何批评，尽管不完全符合右翼商界和寡头政治纲领的政治人物往往会成为合理的攻击对象，出现在与尼加拉瓜《新闻报》类似的“幻觉性假情报”中。整个新闻标准完全没有底线。战争和恐怖几乎不存在于新闻中。除了“数页彩色印刷的运动副刊……外，这些报纸几乎完全是由社会版面组成的：整个国家人民穿着得体，业余时间就是从一场婴儿礼物会穿梭到另一场。”

在洪都拉斯，“军队高于任何批评或调查”。并且，为了维持洪都拉斯作为一个有效的军事统治下的附庸国地位，“洪都拉斯的记者长期被禁止在反政府军占领的国家南部亲自进行报道”。

我们从其他来源得知，美国记者被允许进入尼加拉瓜，但是不顾教会和救援人员的请求，他们选择不报道成千上万挨饿的人或者被逐出家园的人。相反，他们报道了“民主抵抗”的状况，那些人“为了他们的利益策划了众多场景”，并为媒体提供了“更激动人心的新闻片段”，为“反政府军”制造了“良好形象”，包括伪造的战斗场景、投放供应和采矿（在后来由中情局开发的实际矿井中）。尼加拉瓜民主阵线（反政府军的一支）还有一种“常见策略，就是让记者在乡间游览，告诉他们他们是在尼加拉瓜旅行，其实他们还在洪都拉斯”。另一种手段是将自己“与萨尔瓦多游击队反对派相提并论”，以便“迷惑公众，使尼加拉瓜民主阵线部队看起来大致等同于萨尔瓦多游击队”，同时隐瞒他们是中情局“为美国目标而工作的……代理军队”这一事实。美国中情局选定的反政府新闻发言人，埃德加·查莫罗在关于美国媒体是如何被操控的不能公开的研究中，详尽描述了媒体操纵的这些手段和其他机制。

戈德曼继续说道：“目前尼加拉瓜在中美洲拥有最自由的印刷媒体。”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它的媒体比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自由得多——如果仅仅是因为记者不必担心安全部队的报复。桑解阵杂志《街垒报》（ Barricada ）“令人窒息的诚实与现实有着某种关系：它经常真诚地试图去阐释令人费解的桑解阵政策（如果没有多余的版面来反驳它们的话）……偶尔也会顺便解释一下，提醒读者，即使是党内武装分子也是无可争议的尼加拉瓜人”。事实上，在《街垒报》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尽管在《新闻报》三个月的报纸中，我没有发现任何类似违背其使命的报道。《新闻报》“不懈地宣扬意识形态，片面、耸人听闻、消极甚至不忠于事实”。它也是独一无二的：《新闻报》，“所有中美洲报纸中唯一可以发表任何它想发表的、反对国家‘统治力量’的新闻的报纸”，虽然它“似乎不像危地马拉的《自由新闻报》或萨尔瓦多的任何一个政治流氓那样开化，或有教化作用”。在回顾一些关于桑解阵暴行的捏造事件时，戈德曼发现中美洲没有任何报纸能够在“对其国家军队进行这种指责后”仍长期生存。人们很难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新闻报》对我们（中情局、国家民主基金会、奥利·诺思）推翻尼加拉瓜政府的努力感到非常欣慰”。事实上，不仅仅在中美洲，这样一份报纸不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下去，翻遍西方民主国家的历史也不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据我所知，一个都没有。

因此，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新闻报》是美德的典范，尼加拉瓜是禁止言论自由的专制独裁政权，民主的萨尔瓦多的自由新闻则能够发表所有观点。

在哥斯达黎加，政府拥有一套在1985年受泛美人权法院（InterAmerican Human Rights Court）谴责的强制性新闻许可制度。阿里亚斯总统不同意国家颁发许可限制了言论自由，并拒绝遵守这一裁决。虽然媒体不受审查或国家恐怖主义骚扰，但“实际上，哥斯达黎加人往往只能听到故事的一面，因为富有的超级保守派控制着主要的日报和广播电台”。特别是主要杂志《民族报》（ La Nación ）和其他媒体，一直从事歪曲事实、造谣中伤的狂热的反桑解阵战役——据出处不明的何塞·菲格雷斯报道，这些活动影响巨大。

《新闻报》用粗陋的手法，将政府描绘为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民一致反对的新索摩查政权。在美国，遵照拉丁美洲公共外交办公室的指示“妖魔化桑解阵”的活动则更为微妙。一个手段是仔细选择新闻来源。斯蒂芬·金策在1987年10月关于《新闻报》和天主教广播电台开幕的文章中，展现了一些舆论样本：“一个城市贫困区”的一名商店老板娘说，“真相是我想要的，而《新闻报》就是事实”；一家香蕉供应商预测该杂志很快就会被关闭，“我们将处在比以前高一倍的压力下”；一名工人给朋友们大声朗读《新闻报》，说他为他的孙子们留着这份报纸；一名卡车司机自《新闻报》被停刊后没有阅读过一份报纸，但怀疑这一好运是否将持续下去。简而言之，我们看到的就是——人民，联合。

这种手段让人们回想起标准的共产党宣传鼓动。鉴于投票结果（金策没有报道此次投票）指出，对所有反对党的支持率总计达到9％，不到支持桑解阵的三分之一（并且远远低于对奥尔特加总统的个人支持），人们可能认为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反应，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们没有得到报道——正如下列这些事件没有引发任何评论一样：《时代报》在危地马拉开张，几周后它被恐怖分子破坏；独立的萨尔瓦多媒体被谋杀和暴力摧毁，指使人是美国政府、国会、媒体和知识界普遍支持的安全部队。在其他类似的活动中，“人民”的声音与一些政府官员的发言相抵触，更是建立了一种我们需要的“专制政府与受苦人民对立”的形象。

事实上，《泰晤士报》的读者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在政府本身之外，对桑解阵的支持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从1987年8月和平协定签署至12月中旬，在金策的49篇文章中，我发现有两篇文章提到这类人群可能存在。其中一篇文章的第18段在大赦问题上谴责桑解阵，一名在行动中遇难的桑解阵士兵的母亲被引述说，反对赦免“杀害儿子的人”。第二个例子是在对中美洲土地危机的调查中插入的一段引言，引用了赞赏土地改革措施的合作社成员的评论。这些文章主要致力于报道外交手段和内部反对派的磨难，这些反对派被视为尼加拉瓜真正的声音。人们对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这正是典型的媒体报道特征。

甚至对于某些努力摆脱政府宣传的记者来说，使用经过充分选择的新闻来源这一做法也是第二天性。因此，《新闻日报》的罗伊·古特曼在批评里根政府在尼加拉瓜政策上失策、无能的书中，改造了1984年在奇南德加举行的颇具争议的集会活动这一事件，当时中情局资助的候选人阿图罗·克鲁兹（Arturo Cruz）据称受到桑解阵暴徒骚扰。这件事被克鲁兹的顾问和反政府军院外游说者罗伯特·莱肯（Robert Leiken）——《纽约书评》和《新共和》尼加拉瓜事务的评论员——及里根派宣传者认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它证明了桑解阵即使不是坚持极权主义，也是拒不妥协的。在一个脚注中，古特曼表示，他的叙述基于对克鲁兹和美国支持的政治反对派的其他五名成员、美国大使和国家安全顾问以及中美洲的一位匿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访谈。毫不奇怪，他的叙述——无条件地被称为事实——对克鲁兹非常有利，对桑解阵持批判态度。如果新闻来源的选择倒过来，叙述对美国及其附庸不利，这样的做法无疑会引起一场抗议的风暴和嘲笑。在这个例子中，对赞同古特曼的批判和持独立立场的评论家而言，这件事完全无须关注——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允许表达的范畴之内。

在另一个例子中，《时报》刊登了一张1987年11月7日庆祝协定第一阶段完成的马那瓜集会照片，说明是：“尼加拉瓜人民为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欢呼，他宣布，他的桑解阵政府会同意与反政府军就停火进行间接谈判。”那么读者就要明白，尼加拉瓜人民对詹姆斯·勒莫因在图片新闻中所描述的反抗军和美国的重大胜利欣喜若狂。人们确实在欢呼，但是，通过标语和T 恤衫来判断，他们是热情的桑解阵支持者。对集会进行报道的彼得·福特（Peter Ford）说，“当总统宣布……与反政府军领导层进行谈判时，革命广场上成千上万的桑解阵支持者没有任何反应”，而其他被竭力称许的措施在这里“遭遇了令人困惑的沉默”，尽管他对“侵略尼加拉瓜人民”言行的大胆挑战获得了“热烈的掌声”。档案记录报选择了传达一个迥异的形象。

同样，在一篇关于如何“努力说服国会挫败里根总统向反政府军提供新援助的请求”的讽刺报告中，桑解阵政府发动了一场善行，金策写道，“政府反对资助反政府军的运动得到四分之一 ——估计是2000名居住在尼加拉瓜的美国人——强有力的支持”（强调为我所加）。他继续引用了一些在尼加拉瓜工作的美国人的评论——带着明显的暗示——虽然他知道对反政府军的反对势不可挡。一份他始终声称非法、不肯报道的民意调查显示，85％的人反对反政府军，9％的人对其表示支持——这可能是支持所有反对派的同一拨9％的人。

在萨尔瓦多，要传达的画面是相反的，取样方法也是相反的。因此，在讨论萨尔瓦多不断上升的焦虑不安时，詹姆斯·勒莫因引用了政府官员、军官、一位年轻商人、一位身份不明的游客、“上层商人和他们妻子的晚餐”上的客人、一位“在自己宽敞的工作室中”的画家，还有一位美国官员的话——没有采访一个贫民窟、难民营或村庄里的人，他们可能对“新兴的民主”有着不同的担忧。他们的真实顾虑可能会在自由的新闻界以外被发现，在民意调查中、在对教会组织的国家辩论的回应中，就如我们所见，它们从未得到报道。

在国内报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类似的“人民”概念。克莱德·法恩斯沃思（Clyde Farnsworth）从华盛顿报道美国对尼加拉瓜的禁运，标题让我们相信，该禁令“看来收效甚微”。实际上，它达到了摧毁私营企业和使经济衰退到无法生存的预期效果，但是我们的政党路线要求把所有问题都归罪于桑解阵的无能和恶意。法恩斯沃思报道称，“那些反对禁运的人”说它不会达到美国的目标。但所有人都认为制裁“将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大多数主要跨国公司没有受到影响”。“没有重要的国内（美国）客户受到贸易破裂的严重伤害，因此，无人强烈呼吁贸易破裂应得到修补。”（强调为我所加。）在这里，“无人”这个短语应该被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没有重要的人”。许多人强烈呼吁结束这些——实际就是杀戮的——行为，并非因为它们伤害了自己，而且在国际法院宣布禁运为非法之后，他们仍继续奔走呼吁，但是收效甚微，也没有引起任何关注。但是他们不顺从强权的支配，因此对于独立媒体而言属于“非人类”的范畴。

一个相关的技巧是对奥斯卡·阿里亚斯这类人物进行选择性的引用。他在谴责桑解阵时受到广泛报道。然而，有时他会和何塞·菲格雷斯站到一起，言行出格。在一场宣传运动中，政府和媒体努力把对和平协定的关注集中在《时报》所称的尼加拉瓜两个“派别”之间的谈判上，斯蒂芬·金策报告说，双方都没有表现出“妥协意愿”，并指出奥尔特加坚持认为“谈判只能涉及技术层面的问题，如当反政府军武装准备停止战斗时，他们如何放下武器并接受补给”——他忘了补充，这完全是和平协定的要求。他没有报告阿里亚斯的观点：“和平协定的议程应限于达成停火协议。这不是一个你可以在其中放置任何话题的政治对话。”金策当然很清楚，“在8月份签署的中美洲和平协定并不要求政府与武装团体就政治问题进行谈判”，正如他几周前评论的那样。但是在评论桑解阵的“拒不妥协”时，这些事实通常都被略去了。

建立我们所需版本的现实除了需要大量手段相对微妙的日常生活例子，也需要更直接的支援，如捏造尼加拉瓜对哥伦比亚恐怖分子的支持，或天主教电台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故事。如果再补充一个例子，让我们看看金策关于1984年5月30日在彭卡企图暗杀反政府军领导人埃登·帕斯托拉（Edén Pastora）的报道。在6月1日关于轰炸的报道中，金策中引用帕斯托拉的话来指责桑解阵。然而，帕斯托拉说，他指责的是中情局：“我从来没有说过是尼加拉瓜政府所为。如果我这样说过，我会感到无比羞愧。”

詹姆斯·勒莫因在《时报》上的报道提供了许多其他例子，其中一些我们已经讨论过。另一个例子是他1987年12月下旬关于反政府军袭击尼加拉瓜东北部三个采矿城镇的报道，这个地区靠近反政府军来自洪都拉斯的供应线。这个报道出现的同时，舆论正竭力将反政府军描绘成一支有政治诉求的重要军事力量。勒莫因是飞往该地的数名记者之一。他对这一事件的叙述版本，恰巧符合国务院宣传的要求，在记者马克·库克（Mark Cook）的一篇文章中受到质疑，马克·库克和他同在一个党派中。库克的叙述没有媒体销路，但部分出现在亚历山大·科伯恩的专栏中。勒莫因在一封长信中回应了“一个叫马克·库克的人”（他很熟悉这个人）的批评，他引用了目击者的说法，声称这些目击者证实了他的说法。然而，这些新闻来源方，明确否认了勒莫因声称的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所说的话。

勒莫因从萨尔瓦多发来的报道也同样令人怀疑，其中的报道重点完全颠倒了（我们支持“民主的”政府反对恐怖游击队）。我已经提到了很多例子，包括他对国务院在反政府军与萨尔瓦多马解阵线（FMLN）之间的“对称”宣传的忠实遵守，他声称，如果没有尼加拉瓜不断的（从未有人发现的）武器流入，马解阵线将难以生存；他还试图掩盖和淡化国家恐怖主义，或者对其拒绝报道，或者将其归咎于右翼极端主义分子，或者将其描述为对他所关注的游击队恐怖主义的回应。为了证明萨尔瓦多游击队的政治弱点，勒莫因报告说，萨尔瓦多工人全国联盟劳工联合会1988年五月节的游行人数，从1986年的四万人大幅下降到“只有3000名支持者”。他在1986年3月的报告中提到了参与游行的人数是2万，而不是4万。而来自美联社（AP）、合众国际社（UPI）、公共广播电视公司前线（PBS Frontline）（公共电视台）的记者和耶稣会大学的报纸估计，1988年的游行人群为2万人，而不是3千人，比1987年多50%。勒莫因的新闻还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军队封锁了主要道路以驱赶农民，以及在前几个月政府对劳工的暴力袭击，包括在游行前两天轰炸了联合国公约汇编办公室。亚历山大·科伯恩在评论这些事实时说，一个准确的标题应该是：“不顾军队恐吓战术，反抗联盟的支持者翻倍”。

勒莫因的萨尔瓦多报道最显著的特征是系统地规避政府镇压的事实，但他对游击队暴行的报道也值得怀疑。他很少提供直接的证据，至少可以说，如果仔细审查他的新闻，会引出很多问题。在证明游击队正在破坏萨尔瓦多1988年选举的媒体运动中，国务院发布了2月29日勒莫因的一篇报道，报道称“村民说游击队员公开处决了两名农民……因为他们申请了并收到新的选民登记卡……据村民说，游击队在将胡安·马丁·波蒂略（Juan Martin Portillo）和伊斯梅尔·波蒂略（Ismael Portillo）处决后，将投票卡放在他们嘴里，作为给其他人的不许参加选举的警告”。

在这个事件中，记者克里斯·诺顿（Chris Norton）进行了独立调查，发现此事从未发生，是“一名萨尔瓦多军队宣传专家编造的……他把这个故事交给了当地萨尔瓦多媒体中的一个联系人”，勒莫因从中剽窃了这个故事，没有注明出处。国务院然后将《时报》新闻汇编为一本选举前的宣传手册，突出强调游击队的“恐吓和恐怖主义活动”。这本手册被邮寄给国会、报纸编辑和其他舆论制造者。据当地消息人士透露，教会人权办公室派出一个小组调查这起事件。报道称，两名据称被处死的男子中只有一名死者确实存在，而另一名仍健康地活着。这样，我们把一项可能是捏造的军队指控，通过《纽约时报》转化成了关于游击恐怖主义的权威叙述，然后作为国务院的宣传材料四处传播。

另一个例子出现在《纽约时报杂志》的一封信中，洪都拉斯酷刑受害者伊内斯·穆里洛（Ines Murillo）对勒莫因与她的访谈的版本做出了回应，这次访谈是勒莫因一篇关于酷刑的文章的来源。穆里洛注意到文章中有一系列歪曲和谎言，“对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并且“可能会被用来为洪都拉斯数百人被绑架、失踪和暗杀进行辩护”，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勒莫因的回应没有涉及任何她的具体问题。

这些特殊的例子与勒莫因的系统性宣传活动同属一路，例如他对破坏埃斯基普拉斯协定做出的贡献，以及我们已讨论过的用“充足证据”证明桑解阵为萨尔瓦多游击队提供他们赖以存在的武器。

金策和勒莫因呈现的事实版本决定了什么可以到达普通大众，并且建立了解释和讨论的框架，其中重要的遗漏和对此的反驳只能被透过表相探索更深层信息的人发现，并非易事。

这些例子的启示是：“购者留心”（ caveat emptor ）。特别是当一本杂志如此热切地致力于某项事业时：在这个例子中，这个事业是“妖魔化桑解阵”和保护美国的恐怖国家萨尔瓦多。

7.“维护公民自由的勇气”

在第五章讨论政治评论家对言论自由的真正的和声称的担忧之间的鸿沟时，我比较了对两个国家的法律结构和做法的反应：一个是敌对国家尼加拉瓜，一个是在美国的援助和支持方面让他国相形见绌的国家，“人类尊严的象征”——就如《纽约时报》的编辑所言，而这个国家的士兵和定居者则在“武力、权力、殴打”的官方政策下，在村庄和难民营里进行大屠杀。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布伦南指出，正是以色列“为建立可以保护公民自由免受国家安全要求的法理提供了最好的希望”，并且可能为我们提供“专业知识来拒绝安全主张——以色列已将其斥为无依无据；还赋予我们勇气维护公民自由，以色列一直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为此努力”。

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些例子以及美国对此的反应已经被评论过。仔细的审视可以提供更深入的见解，帮助我们了解那些最直言不讳地谴责官方敌人的人群对自由言论的真实态度。

以色列的审查范围非常广泛。军事窃听和邮件审查是常规的、不加掩饰的。人们经常报告电话通话被审查员中断；我的一封信在到达收件人时，信封上印有“nivdak”（“已被检查”）的字样和日期。新闻审查范围远远超出安全事务，包括所谓的“敌对组织”、水源供应、道路状况、对以色列的贷款、核研究、边界定居点和航空照片的报道。审查对象还包括以前出版的材料。

在被占领区，审查制度尤其严苛，甚至到了极端的地步，例如禁止受尊敬的人权组织——“法律为人服务”正义组织（Al-Haq）发布通知和新闻稿，封锁描述其人权工作的文章，理由是这些东西“可能扰乱公共和平”；因其发行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有关工作权利的教育的小册子而逮捕工会领袖，以“保证公共安全”需要为由关闭印刷厂［1987年7月28日阿姆拉姆·米茨纳（Amram Mitzna）将军］；无理由拘留或驱逐记者；囚禁一名巴勒斯坦艺术家，因其使用巴勒斯坦国旗的颜色画了一幅画，等等。类似的措施也被用于东耶路撒冷，这个地区被以色列吞并，理论上也应遵守以色列法律。作为集体惩罚和控制信息的手段，电话连接常常被切断，期刊发行被禁止。当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于1988年11月在阿尔及尔发布独立声明时，政府切断了通往西岸和加沙的电话和电力线，以阻止广播或电视的接入，并禁止公众庆祝活动，而美国媒体嘲笑该声明是针对美国公众的。当时，政府还根据国防部长拉宾的要求，审查了以色列境内的新闻节目，以保护公众免受阿尔及尔宣言和阿拉法特的言论的影响，尽管以色列电视台确实播出了阿拉伯研究专家埃胡德·亚阿里对这些被屏蔽的材料的驳斥。

阿拉伯记者经常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逮捕和监禁数月，有时被关押在内盖夫的凯特锡特-安萨尔（Ketziot-Ansar）3号严酷的监狱里。逮捕经常看起来难以捉摸。纳伊达·那扎勒（Nahida Nazzal），一名卡奇亚村居民（那里经常受到恐怖和宵禁影响），是被监禁的众多阿拉伯记者之一。她在耶路撒冷的《消息》（ Al-Awdah ）办事处被捕，她在那里的工作是撰写有关社会和家庭事务的文章，没有涉及任何政治议题，也从未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在骇人的条件下被监禁五个月后，她仍然不知道针对她的指控可能是什么。也许根本没有指控，此举的意图可能是恐吓大众。记者、律师和其他与以色列鸽派接触并寻求政治和解的人尤其会成为攻击目标。另一方面，传播狂热反犹主义的宗教激进主义领导人则未受丝毫伤害，这正是这一政策——支持不妥协的宗教激进主义分子而不是寻求政治解决的世俗民族主义——的残余物。1988年，经营了二十年的艾尔-伯拉家庭福利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mily Welfare）被安全部队关闭，其65岁的主席萨米卡·哈利勒（Samikha Khalil）被捕，并被控“进行反国家煽动，企图用一种损害和平与公共秩序的方式影响舆论，持有和散发敌对材料”。提交给拉马拉军事法庭的具体指控是，在她的机构举行的庆典仪式上，她做出了“V”的手势，并且“在讲话中强调巴勒斯坦人民与其土地之间的联系，表示希望看到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她还被指控参与撰写一本题为“起义”（ Intifadah ）的书（此书并未出版），并拥有一本广为流传的塞浦路斯杂志。

平哈斯·因巴利（Pinhas Inbari）报道说，胁迫和控制措施被无情地使用，就如马哈茂德·阿尔-哈提卜（Mahmoud al-Hatab）事件：这名耶路撒冷杂志《民族报》（ Al-Shaab ）的编辑，一名“天才记者”，在1974年被驱逐。他的儿子们创办了耶路撒冷杂志《爱国者宪章报》，后来被当局关闭，这是一本批评以色列、约旦和巴解组织政策的期刊。哈提卜住在安曼，在那里他“避免任何政治活动，希望有人会怜悯他”，允许他再次见到家人。1987年11月，他的妻子去世时，他被允许回到他在耶路撒冷的家中一个星期。然后，他被驱逐到约旦，在那里“这位老父亲孤身一人，离群索居，没有家人”，无法去耶路撒冷看望他的孩子，他们也被禁止去拜访他。所有上诉都被驳回。

残酷的法律也被用于1967年以前的边境内，通常是针对阿拉伯人，就如前面提到的几种情况，有时也针对犹太人，包括近年来对戏剧作品的禁止。长久以来，人们一直预测，严酷军事占领的镇压行为也会蔓延到以色列犹太人身上，而随着巴勒斯坦抵抗力量的增强，这些迹象开始出现。1987年3月，美-以公民自由权联盟（American-Israeli Civil Liberties Coalition）致函总理伊扎克·沙米尔，抗议“（西耶路撒冷警方在2月16日）关闭替代性信息中心（Alternative Information Center），暂停（其发行的刊物）《内部新闻》（ News from Within ），逮捕工作人员，延期监禁（编辑）迈克尔·瓦沙维斯基（Michael Warshavsky）”，这位编辑最初“被单独囚禁，没有任何读物或可以用来书写的材料”。信件进一步指出：“这也许和迈克尔·瓦沙维斯基与莉·兹米尔（Lea Tsemel）结婚不无关系，莉是经常代表巴勒斯坦人的两名女性犹太律师之一，也与中心经常向以色列人和国外媒体传播关于政府在被占领区的行动的独家新闻有关。”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用信件回复了对这些问题的质询，称中心“恶意地使用‘新闻出版’这一伪装，纯粹是为了掩饰其为臭名昭著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乔治·哈巴什领导的巴解组织恐怖分子团伙——搜集情报的功能”。关闭“恐怖分子前线”、逮捕其领导人“不是对‘公民自由’的侵犯。没有人拥有协助针对以色列国的暴力破坏这样的公民自由”。实际的指控是瓦沙维斯基安排了一份人民阵线（PFLP）稿件的排版，这份稿件“为其成员提供如何承受拘留和安全部门讯问（即酷刑）的建议”，以及为有关“在被占领区内非法散发的人民阵线期刊”的文章排版；还有其他未详细说明的指控，以及他持有人民阵线的不明文件。在我编写此书时，起诉正在审理中。办公室被关这件事应该得到了《纽约时报》的简短报道。

1988年，希伯来文期刊《火花之路》（ Derech Hanitzotz ）被关闭，其编辑被捕。保释被驳回的理由是他们“越过了国家共识的边界”［巴拉克（Barak）法官］，这与吉瓦提步兵旅的士兵不同，他们在哈尼·阿尔-沙米（Hani al-Shami）的家中将其殴打至半死，但这些士兵被释放，因为他们没有越过这些边界。这本期刊的阿拉伯语的姊妹刊也被关闭。其编辑里卜希·阿尔-阿如利（Ribhi al-Aruri）控诉，他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遭到酷刑审问，被关押6个月后，被接纳为国际特赦组织的“良心犯”。被监禁的犹太人编辑也宣称曾遭酷刑和不人道待遇。

针对编辑的一项指控是“与外国代理人联系”，这是违反以色列法律的。1988年6月，根据这条法律，四名以色列犹太人被定罪，罪名是在罗马尼亚与巴勒斯坦人进行了政治讨论。法院同意这次会议完全是在“专门讨论和平问题”，但认为“一个处于紧急状态的国家有权”削弱公民的权利，禁止其与被指定为“恐怖分子”的组织进行以和平为目的的政治讨论。关于政治和解的讨论，事实上，被认为尤其危险。

按照同样的逻辑，以色列在1988年7月再次将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费萨尔·侯赛尼判处六个月的无期徒刑，当时，他刚刚在“立即实现和平”组织的一次探讨和平解决以-巴冲突的会议上作为发言人现身，正准备几个小时后与“立刻实现和平”的积极分子举行一次计划好的会议，来执行所讨论的提案。以色列新闻界认为，侯赛尼——巴解组织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区的首席（非官方）发言人、最受尊敬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之一——肯定是在巴解组织的授权之下出席会议的。在“立刻实现和平”的会议上，侯赛尼支持巴解组织发言人阿布·谢里夫提出的两国方案提案，并呼吁“双方相互承认”，提议巴勒斯坦人在目前被占领的领土上建立一个非军事化的国家。《纽约时报》认为这些事件不够重要，不值得报道，但他们的确发表了一张配有说明的照片，报道了侯赛尼遭到逮捕，他指导的阿拉伯研究中心也被关闭。

这是两年来侯赛尼第三次被行政拘留。第一次是在与苏联异议人士那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就民权问题会面一周之后。第二次是在与利库德活动家摩西·阿米拉夫（Moshe Amirav）会面后不久，侯赛尼与其一起制定了一个和平政治解决计划。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专家耶霍舒亚·波拉特教授评论说，侯赛尼和他的中心是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和机构中唯一的与以色列研究机构和学者寻求联系并呼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合作的。政府的反应是对妥协和政治和解威胁的典型官方回应。

在这里，人们几乎不会了解这些问题，它们也不会影响这一信条——以色列和美国找不到任何可以赞同他们的深刻和平承诺的巴勒斯坦人。

侯赛尼和夏兰斯基之间的交流值得进一步关注。侯赛尼与夏兰斯基接触，希望在阿克拉姆·哈尼耶（Akram Haniye）问题上得到他的协助。哈尼耶是耶路撒冷杂志《民族报》的编辑，被军事当局下令驱逐出境。国际红十字会和欧洲共同体的12个国家抗议驱逐，谴责以色列的行为违反国际法。然而，夏兰斯基没有这样做。在因哈尼耶问题与侯赛尼会面而受到以色列右翼攻击之后，夏兰斯基发表了声明，表示他对以色列政府和安全部队的行动，包括驱逐编辑的做法“充满信任”。他赞同这些行动“绝不是对人权的侵犯”，它们推动了“在维护以色列国家和打击威胁所有文明人类的瘟疫方面的最高人道目标”。这个措辞很有意思——考虑到它会在每个犹太读者的头脑中唤起的回忆。几个星期后，他将以色列描述为“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同一周，他在耶什瓦特·赫斯徳·亚米特接受了“加沙地带犹太人定居奖”，这是一所以亚米特（Yamit）镇命名的右翼军事宗教学校，在成千上万的贝都因人被驱逐，他们的家园、学校、土地、墓地和清真寺被毁坏后，由以色列在西奈东北部建立——这些机构对军事恐怖活动的贡献见第210页。在颁奖仪式上，夏兰斯基呼吁“在以色列任何地方定居的自由”，即在占领区的领土上。

经过在苏维埃监狱长达九年的勇敢抵抗后抵达以色列时，夏兰斯基向新闻界保证，“他对人权的广泛关注依然没有减弱”，“他对人权的敏感……不可避免地导致他在这里仔细研究对人权的遵守情况”。关于阿拉伯人，他说：“不管我们是否想要他们，以色列都有很多阿拉伯人，我认为我们必须不时地试图与他们交谈”——这很好地说明了即将到来的事情。《纽约时报》评论员赞扬他的“高昂的热情和慷慨的信念”，以及他“对包纳所有地区的人权事业的政治参与”，其中“所有地区”可能指的是他所居住的地方。任命他为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的提议广受赞誉。《新共和》的编辑认为，他会是一个“鼓舞人心的选择”，“他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道德警惕性的公众人物，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异常警觉”。

不管人们对以色列的法律和常规做法作何判断，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尼加拉瓜要在比这威胁少得多的情况下遵循以色列国的法律原则和常规做法，那么内部的政治反对派早已被囚禁或驱逐，所有的出版物也都被关闭了。如果在国外召开一场讨论和平政治解决的可能性的会议之后，四名反对反政府军的尼加拉瓜异见人士因“违反禁止与反政府军接触的法律”，被定罪、判决并罚款，《纽约时报》可能会认为这些事件值得专门讨论，一篇被藏在不起眼的地方的百字栏目文章远远不够，不过要用“以色列”和“巴解组织”替换“尼加拉瓜”和“反政府军”。我们这里引用的其他例子也是如此，还有更多类似的例子。

同样，如果尼加拉瓜要轰炸洪都拉斯境内一个难民营的广播电台，“两小时内共15架次发射30枚导弹”，造成3人死亡，到1988年8月中旬，这样的轰炸造成的死亡人数为60人，《时报》可能会用比描述这些事件所用的190个词更多的语句来报道这些新闻，不同的是这是以色列喷气机轰炸“在黎巴嫩的米耶·米耶（黎巴嫩难民营）的一个地点，这个地区被用作巴勒斯坦之声——一个人民阵线的广播电台——的一个发射点”，这个电台“广播旨在煽动被以色列（发言人）称为西岸和加沙地带‘恐怖主义活动’的报道”——也就是起义，这次起义的非凡之处在于，针对占领军的极端残酷行为，起义几乎没有采取暴力行为；而且，这次起义也无比鲜明地展现了勇气、正直和自由意志。这个比较远远不够确切。巴勒斯坦之声不像一个强大的苏联电台那样，可以控制被占领区和以色列大部分地区的电波，而起义的“恐怖主义活动”与那些骄傲地自称为“里根之子”的团伙的行为相比，也远不能及，那些人突袭平民定居点，实施谋杀、抢劫、酷刑折磨、强奸和绑架。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对此的报道或反应。

当然，很难想象以色列会允许巴解组织和阿拉伯国家的记者和政治人物自由进入，这与“极权桑解阵”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也不会容忍任何类似的事情，即便是在比这小得多的威胁下。在我看来，美国评论界中普遍的对尼加拉瓜的要求符合自由主义的特定标准，尽管实际上没有任何人持这种标准，尤其不会来自那些在面对官方敌人时在媒体上愤怒地援引这些标准的人，就如我们先前讨论的诚意测试最终表明的那样。西方精英将这些标准应用于尼加拉瓜，是对粗暴的虚伪的一种展示，也是对思想控制的有效性以及对知识分子文化的低俗态度的又一次赞扬。

这些考虑不在美国媒体评论的议程之内。因此，在一次背离华盛顿路线的言论中，斯蒂芬·金策评论道：

在马那瓜最近的谈判中，反政府军领导人控制了无线电波，出现在早晚新闻节目中，并在谈判进行时发表现场声明。他们在《新闻报》的办公室受到热情欢迎。直到几个月前，这是不可想象的，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权中是闻所未闻的。

那么，我们可以假设，这就是受到超级大国恐怖势力袭击，或者是更小的威胁时，西方民主国家的标准程序——这显然荒谬至极。

总体来说，尼加拉瓜在面临被摧毁的威胁时实施的那些引起巨大愤慨的镇压，如果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不会得到任何关注，或引起任何忧虑。1988年，当国会自由派和媒体鸽派指责桑解阵骚扰媒体和政治反对派，并呼吁，如果共产主义分子的这种极权主义活动不立即停止，军事袭击将升级；法国政府，在丝毫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禁止销售、流通和发行”一本巴斯克语（Basque）书籍，理由是它“威胁公共秩序”，并禁止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民主报》（ El-Badil Démocratique ）出版，理由是“这本刊物可能会损害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外交关系”。巴斯克杂志《阿比尔》（ Abil ）主管因发表“为恐怖主义辩护”的文章，被法国法院判处20个月监禁；西班牙法院因一个巴斯克广播电台在一档听众参与的节目中侮辱国王，对其处以罚款，政府起诉了三名政治团体的活动分子，指控其“出版、传播和复制可能扰乱公共秩序的虚假信息”，这是众多惩处公众言论、取缔和平示威的例子中的几起。这些事件不会激起西方精英的公民自由主义热情，或是要求民主原则的监护人对其进行严厉惩罚的呼吁。

8. 不懈的奋斗

正如布伦南早些时候引用的言论所暗示的那样，即便在相比较而言在这方面的标准相当先进的美国，言论自由也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其他权利也是如此。半个世纪前，无政府主义作家鲁道夫·罗克（Rudolf Rocker）评论道：

政治权利不是来自议会，它们其实是从外部被强加给他们的。而且，即使将政治权利的制定纳入法律，也很难保证其安全。它们并不因为已经被合法地放在一张纸上就存在，只有当它们成为人们的内在习惯，并且任何试图损害它们的企图都会遭到平民的暴力抵抗时，它们才存在。

历史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充分的证明。

众所周知，在美国，投票权的确立也经历了反复的斗争。妇女被剥夺了130年的权利，而那些被美国宪法指定为只有五分之三人权的人基本上被剥夺了这种权利，直到上一代的大众运动改变了文化和政治气候。虽然公民权在民众的斗争中逐渐扩大，但投票权的受益范围继续下降，成为特权的产物，这一现象反映了社会的去政治化和挑战商业统治地位的独立文化的解体，一同消失的还有支持它的大众团体。正式参与投票通常只余下一种认可姿态，只有有限的内容，特别是在较高层次的政治权力中。

言论自由也是如此。虽然第一修正案似乎确认了这些权利，但实际上这种授权是有限的。在自由主义的极端，法律学说依然是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式的，1931年首席大法官休斯（Hughes）在一项被视为言论自由的里程碑式胜利的决定中重申：“每个自由人都有权向公众展示他所喜欢的情感；禁止这一点，就是要摧毁新闻自由。但如果他发表不正当、恶意，或非法的内容，他必须为自己的鲁莽承担后果。”事前设限是被禁止的，但是对不可接受的想法的惩罚不会受限。

戴维·凯瑞斯（David Kairys）在回顾“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与现实”时指出：

在1919年至1940年期间，言论自由的权利无论在法律还是实践中都不存在，直到管制言论的法律发生一项重大变革。在此之前，一个人只能按照当地，或有时是联邦当局的任意裁决公开发言，当局经常严禁他们自己、当地商业机构或其他社区强权机构不想听到的言论的出现。

他指的不是我一直在讨论的更微妙的控制手段，而是言论自由的合法权利，这是一个不堪一击的构想，经受不住即使是远未达到危机水平的极其有限的威胁的考验。

一个充分说明对言论自由的担忧的重要性事实是，从1959年到1974年，最高法院处理的与第一修正案有关的案件，比这个法案出现以来的所有时期加起来的都多——在法律中确立这些权利的过程其实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正式开始。《1798年治安法》（The Sedition Act of 1798）直到1964年才经受法院的考验，当时它被宣布为“不符合第一修正案”。布伦南大法官在此案中的意见推翻了一项决定，在其中《纽约时报》因发布一则由民权组织发起的广告而遭到谴责，该广告被称诽谤了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警察专员。因此，在1964年，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确宣布这一原则：煽动性诽谤——即批评政府——在美国不算犯罪，并第一次在这方面谈到了‘第一修正案的中心含义’”。在评论这一决定时，哈里·卡尔文（Harry Kalven）认为，煽动性诽谤是“全世界封闭社会的标志”，其在法律中的地位“界定了这个社会”，如果“批评政府被视为诽谤并作为一种罪行被惩罚”，那么“它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不管其他特征如何”。通过这种合理的措施，在独立宣言的二百周年纪念即将到来时，美国通过了对一个“自由社会”的重要考验之一。

《1917年间谍法》（Espionage Act of 1917）在战争期间将以下行为视为联邦罪：“故意制造或传播虚假报道或虚假陈述，意图干扰美国军队或海军部队的行动或成功，或促成敌人的成功”，“在武装力量中故意引起或企图引起不服从、不忠、叛变或拒绝执勤”，或“故意阻挠美国的招募或征兵服务”。1918年该法律又增加了更多的罪行，包括“口头表达、印刷、书写或发表任何对美国政府、宪法、国旗、陆军或海军制服的不忠诚、亵渎、粗俗、辱骂的语言或旨在引起轻蔑、嘲讽、侮辱或毁谤的语言，或旨在煽动对美国的抵抗或促进其敌人事业的任何语言”。

负责净化信件的邮政局长阿尔伯特·伯利森（Albert Burleson）宣布，没有人可以写“这个政府在战争中陷入了错误的境地，它出于错误的目的参战”，或者发表任何指摘政府的参战动机的内容，他们不能说“这个政府是华尔街或军火制造者的工具”，或者“反对征兵运动和征兵法”。他的决定一直得到法院的批准，法院认为“我们必须以诚意和勇气接受当局认为足以为战争辩解的理由”［新罕布什尔州阿尔德里奇（Aldrich）法官］。伯利森禁止一份表现印度在英国统治下的苦难的小册子发行，并从一本天主教的杂志上删除了教皇的一份声明，在其中教皇说：“一个人必须首先忠于他的良心和他的上帝，否则他不可能忠于他的国家。”政府的宣传机构——华盛顿的公告信息委员会，被允许“传播列宁的官方肖像”，但纽约的兰德学派不被允许“自行传播列宁”，还有许多类似的例证。

与这种国家镇压相伴的，是受到沙文主义呼声煽动并受到国家当局鼓励的广泛的公众暴力。同一时期，工会和政治组织被严重削弱，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因和平主义言论被判（1919年）入狱十年，波士顿交响乐团指挥家因拒绝演奏国歌而被拘留，数十份报纸通过邮件发行，等等。与伍德罗·威尔逊的“红色恐慌”相比，这些都不算什么。

当时有大约2000起起诉，原因都是发表不能被接受的异议。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撒迦利亚·查菲（Zechariah Chafee）对此进行了回顾：

法院将观点作为事实陈述来处理，然后谴责这些观点是虚假的，因为它们与总统的讲话或国会的宣战决议不一致……我认为提倡更重的税收而非债券问题已成为犯罪，是违宪的……主张在我们宣布战争之前进行公民投票是违法的，说战争违背基督教教义是违法的。人们因批评红十字会和基督教青年会而受罚。

凯瑞斯说：“所有这些间谍案的判决没有一起被最高法院以第一修正案的理由推翻。”

应该注意的是，这一对言论自由的惊人攻击，发生在该国拥有无与伦比的财富和日益增长的权力，而且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的时刻。

在1943年的评论中，美国公民自由权联盟赞扬了“二战”期间的“公民自由状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当时政府和其他方面的压力“导致针对异见者的团伙暴力，数百起对言论的起诉；促成了一个通用的志愿者治安系统的创建，这个系统被官方认可，负责向联邦调查局报告异议；还导致对一切德国人的东西的歇斯底里的仇恨；对私下表达批评的野蛮判决；以及对关于战争和和平问题的公开辩论的压制”。但是，这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民自由状况的积极评估应该被重新审视，考虑到下列这些事实：（在法院批准下）11万名日裔美国人被遣送至集中营；1940年的间谍法案和史密斯法案开启了联邦调查局至少三十年的高水平镇压活动；政府打击和破坏社会主义工人党；夏威夷实行全面军事管制，禁止陪审团的审判、人身保护法和其他正当程序权利；因参与反对派的咨询草案等煽动行为数十人遭监禁；禁止在邮件中附带异议人士的新闻报刊，查封报纸和其他出版物；在战时审查期间监视所有国际消息；粗暴对待拒服兵役的人，等等。与此同时，左倾自由派舆论呼吁将“权利法案”限制为“民主之友”，并“消灭叛徒”，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则强调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需要采取“更大量的恐吓”，并批准限制“散布颠覆性宣传的组织的自由”，动用社区力量“来消除顽固的甚至叛变的分子”。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对战争的反对微乎其微的时候，美国是迄今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自1812年战争以来，它的国家领土并未受到袭击的威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霍尔姆斯和布兰代斯（Brandeis）的观点对国家控制言论的模式构成了第一次重要突破，但程度有限。1919年，福尔摩斯大法官制定了“明确和现存的危险”测试，被视为公民自由的重大胜利。这一理论并不能完全保护言论自由，特别是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依照这个观点，福尔摩斯确认了一名社会党领袖的罪名，其罪行是给批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被征召的士兵派发传单，并敦促他们以合法的理由、合法的手段挑战征兵，该领袖声称这种征兵是违宪的。到1969年，最高法院认为“明确和现存的危险”测试不够完善，转而采用了“直接煽动国家禁止的言论”这一标准。

凯瑞斯暗示赞同上述引言中罗克所提出的观点，指出很重要的一点：“严格保护和扩大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时期，总是与对现有秩序构成挑战的群众运动强烈要求这些权利的时期相吻合。”也就是说，要求言论自由的理论权利付诸实施的时期：主要来自左派、工人和其他民众运动，依然是在60年代。

对于这种分析，人们应该补充说，统治阶级有自己的理由反对可能侵犯其权利的国家权力，并且往往会保护他们是主要受益者的那些权利。其他人，特别是那些享有特权的人，也将从这些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中受益，包括持不同政见者。在一个运转良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都变成一种商品，包括自由；一个人可以拥有所有他买得起的东西，而那些有能力买很多的人有充足的理由希望保持充足的供应。

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主要在讨论这个范畴中偏向自由主义的一方：他们倾向于支持言论自由至少在抽象层面上的权利，以及不那么明显——尽管非常有效的——来自社会政治制度的正常运作中的控制思想和言论的措施。但是，就如美国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清晰地显示的那样，对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整个概念一直存在顽固的反对意见。我们清楚地从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镇压的经历中看到这一点：大学出现猛烈的政治浪潮，试图阻止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涌现的对精英权威的挑战；联邦调查局的反谍计划行动在60年代的自由派政府时期达到了巅峰，这一计划在水门事件以及其他许多事件中暴露时，引起的关注相当有限。我们能在很多方面看到这一点，如1988年布什总统竞选时粗鲁的沙文主义言论（例如，要求国家强迫儿童宣誓效忠国旗，受到许多主流群体中自由的反对者的强烈赞同），还有宗教激进主义的重大影响，以及其他值得注意的现象。

还有一些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发起的那种民众警惕主义感到不满，他们希望国家自己记录和确认那些不被允许思考的想法。重要的是，要记住，他们绝不会被视为准法西斯极端分子。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只需要回顾一个最近的有趣例子。

让我们看一下历史学家京特·莱维（Guenter Lewy），他被盛誉为“复杂而深刻的”道德历史小说的写作观念，就是歪曲文件、对政府主张不加批判的反刍、驳斥与它们相矛盾的令人讨厌的事实，他的道德观念是一旦国家发布命令，就可以合法化任何针对平民的暴行。在编写关于市场正常运作所需的“基本底线规则”时，他向读者保证他支持言论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交流，然后概述了应如何理解这些价值观。他的基本观念是，由于颠覆的威胁、私人警惕主义的不足，以及国家权力机关受到的限制，国家必须找到新的手段来保护公众免受颠覆分子的污染并“激励民主力量”。他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的干涉来维护市场公平和竞争平等，主流的“民主力量”会缺乏“抵制极端主义团体散布的谎言”和“欺诈行为”的手段。

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和民众的警惕性下降，让莱维苦恼的问题随之出现了。国会“完全失去了对共产主义颠覆问题的兴趣”。国会“呼吁放弃‘颠覆’这个词”，“检察长爱德华·H·列维（Edward H. Levi）将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职能局限在针对涉及违反联邦法的行为上”。他警告说，很有可能联邦调查局“与（在共产党以外的团体）保持着大量联系，这些团体直接或间接地在古巴、尼加拉瓜或其他敌对国家的指挥下行事”（引自“一名消息灵通的学生”）。

莱维继续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不得不应对新左派”。在他的叙述中，这是范围很广泛的一类人，显然不是美国的一部分——这里，“美国”暗指政府当局，他们必须“处理”不恰当的思想，并且必须有这样做的手段。

为了坚定地解决后麦卡锡（McCarthy）时代宽容和天真的自由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国家必须对构成新左派的“组织松散的团体的不断变化的场景”采取行动。莱维称，这些组织有一项“秘密纲领”，这项纲领“使他们具有颠覆性，因而无法被接受”。“新左派团体并不承认他们赞成古巴式共产主义或声援中美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假装捍卫和平与正义，并谈论渐进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有人说使用马克思主义范例，但事实上，他们完全致力于共产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当下流行的术语似乎听起来更加温和）。”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公开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是“颠覆性的”，那些隐瞒这项“秘密纲领”的人更加危险。他承认，有可能一些新左派分子的“行为是缘于深度的精神错乱，而不是对共产主义的效忠，但这与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无关”。如果说这些颠覆分子除了对共产主义的秘密效忠或精神障碍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动机，显然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当然，谴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行事比莱维宣言中提到的做法还要严格、彻底得多的新左派，必须努力隐藏他们的“秘密纲领”。

这种无论实际的文本可能说什么，都能辨别出秘密纲领的斯特劳斯式的解释技巧，对权威和规矩的守护者来说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手段。这些方法实际上为任何期望的结论提供了自动的“证明”。如果这个结论没有任何文字证据的支持，或者甚至被文字直接驳斥，那仅仅表明作者是更坏的罪犯，他们不仅仅使用邪恶的手段，而且试图通过伪装和诡诈的技巧来掩盖它们。我们绝不能被这些狡猾狐狸的伎俩所迷惑，而政治家的头脑则能轻易地解开这些迷惑。按照莱维的逻辑，要证明他和他的出版商是第三帝国的代理人，正努力扭转其不幸的失败也不是什么难事——事实上，就像小孩子的游戏一样简单。

莱维继续说，这些颠覆者中有人是真的外国特工。他引用社会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 Wilson）的话说，确定哪些“异议团体”属于这一范畴是个“棘手难题”。例如，它是否应该包括这样一些人——他们“前往外国接受培训，或者接受外国资金来支付其组织的费用，或者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秘密地与外国力量合作以追求他们的政策目标”。政治家的任务确实很艰巨。顺便说一句，人们不禁会怀疑，莱维和威尔逊可能已经想到明显属于他们列入偏执狂类型的病例，例如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在莱维看来，另一个问题是联邦调查局“现在忽视了既不违法也不与外国势力联系的全部颠覆活动”。因此，“美国”被剥夺了先前的那些手段，它们可以被用来“对付”那些在法律范围内实施欺骗的人，以及隐瞒一个人的真正政治目的，或故意培植谎言和虚假信息、在政治上不诚实的敌人。这一类人中尤为突出的是以教会为基础的团体和反对越南战争的其他组织，以及正在对中美洲的自由运动进行类似的“经过精心算计的政治欺骗”的人。这些服务于秘密纲领或外国主人的颠覆分子的“谎言和虚假信息”，“可能比公开呼吁武力推翻政府更严重地毒害思想市场，损害一个民主的社会”。对那些致力于“民主”对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莱维总结说，控制这些颠覆者和外国特工的“私人行动”并不足以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的确如此，尽管这些团体做了很大贡献，如“揭发左派赞助的操纵行为”，包括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成立于50年代中期、旨在协助企业调查潜在雇员政治背景的美国安理会”（显然这是一个自由社会中有价值的目标），以及“美国工党创始人林登·拉鲁什（Lyndon Larouche）”。因此，国家本身有必要承担起“让那些颠覆计划曝光”的“有效运作”。

国家必须直接以某种形式参与“消费者保护”，以确保公众“知道某个人或组织实际上是外国间谍”，并保护公众“免受思想市场的欺骗”。“思想应该公开和诚实地竞争”，但要“充分了解那些可能影响国家的人的动机”，而这些信息必须由国家权力机构提供。那么，国家必须记录什么是真实的，把那些否认官方真相的人视为颠覆性的，如果不是外国间谍的话；还要揭露他们的隐藏动机和欺骗性做法，让公众“知道者个人或组织实际上是外国国家的间谍”。这样就可以防止“对民主程序的颠覆”。

假设国家无所不知，明智清醒，我们则不必担心它在制定官方真相和揭露“欺骗”、“颠覆性计划”、“假情报”以及曝光追求恶意“秘密纲领”的人的其他手段，并公开宣称对和平、正义、国际法、人权和其他价值观的关注时会犯错误。那些致力于（某种概念的）民主的人因此必须赋予国家这项权利，甚至是责任来实施这项事业。

但是，仅仅确认那些敢于对国家认定的真相提出质疑的人、隐藏的外国代理人和颠覆分子还不够。莱维敦促国家也应保持监视状态，“收集潜在的颠覆组织的信息”，从而能够“保护公民免受贴了虚假标签的思想的影响，就像它在保护公民免受贴了虚假标签的商业产品的侵害之中已经做的那样”（可以肯定，这是“在不侵犯个人权利的情况下”，至少，在他的权利概念之下是这样）。他提议使用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的模式，该模式允许国家权力机构“把重点放在有关反民主政治力量的宣传上——联邦德国的‘军事民主’的一个创新的和成功的特征，经得起更仔细的审视”。联邦调查局“可能”不能自由地动用诸如抢劫、破门而入和电子监视等技术，但它仍然可以找到“公开极端分子活动”的手段，从而“在民主制度的敌人构成‘明确和现存的危险’之前就揭发他们的阴谋”。

为了保证自由市场的运作，“包装上”必须有“准确的标签”［引自莫里斯·恩斯特（Morris Ernst）］，国家有责任为这些标签提供指导意见。有必要揭露隐藏在“激进左派”中的秘密共产党议程，如关心越南的“忧世教士和俗人协会”（Clergy and Laity Concerned）暗中寻求“北越的胜利”，“致力于创造一种政治气候，在其中美国被视为越南邪恶的侵略者和肇事者”，而这是必须被国家当局贴上“ 虚假 ”标签的结论，因为莱维称他们是假的。与他的一贯程序不同，莱维实际上为他对忧世教士和俗人协会和位于华盛顿的印度支那资源中心（Indochina Resource Center）的指控提供了证据。这些证据是，“（托洛茨基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和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弗雷德·霍尔斯特德（Fred Halstead），在一切都结束后表明，‘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向美国施加最大压力，迫使其走出越南’”，从而“帮助越南革命”。霍尔斯特德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一切都结束”之前很久，就公开地表达了同样的事情，其实从来都是这样。忧世教士和俗人协会、印度支那资源中心和其他“新左派”犯罪分子会饶有兴趣地发现，霍尔斯特德其实是他们的领导人之一——或至少会在寻找他们秘密纲领的过程中假装惊讶。

同样，那些“声称桑解阵持民主的社会主义立场，并奉献给基督教的人……并没有站在另一个我们认为合法的政治立场上，而是在操纵一种虚假”，这些不当行为必须由国家权力机构揭露，以保护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思想；国家“消费者保护”机构必须采取行动，例如，在《大西洋月刊》的康纳尔·克鲁兹·奥布莱恩（Conor Cruise O'Brien）欺骗性地辨别出了桑解阵革命中的基督教分子时。那些“否认或按最小限度估计苏联对中美洲马克思列宁主义游击队的支持”的人（包括前中情局分析家戴维·麦克迈克尔和国际法院等其他颠覆分子）也是如此，他们还“谴责美国援助中美洲的民主政权”，就像声称在越南“寻求和平并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的他们的前任（整个新左派）一样。秘密追求这种颠覆性手段的人包括自由派院外游说组织，新外交与军事政策联盟（Coalition for a New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cy）、拉丁美洲北美议会研究组织、女性为和平罢工组织（Women's Strike for Peace）以及其他试图用他们的“阴谋诡计”掩盖其“秘密纲理”的人。所有这些极端分子都应被国家当局登记在“一份关于极端主义和颠覆行为的报告中”，“无论他们是否与苏联或其他共产主义政权有正式联系”。

对于极权主义者，莱维认为，“从定义上看，反对者是颠覆性的”［引自让·弗朗索瓦·雷韦尔（Jean François Revel）］。至少这一点是准确的，正如他在整个过程中所展现的那样，当然，是无意识地。

这样的想法既不会引来轻蔑的眼光也不会引发嘲笑。相反，它们出现在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知名期刊中，该期刊由丹尼尔·派普斯编辑，拥有一个杰出的编辑委员会。

我只提到过一个例子，不可否认它可能是极端的例子。但是，现在有大量的引发这样情绪的潮流，对自由言论的其他形式的攻击都很容易看到。言论自由的胜利还远未达到稳定状态。

尽管如此，胜利还是存在。在其他领域也一样，在基本人权保障方面也有可察觉的进展，在这个诞生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世纪里，说出这样的话可能是非常困难的，这个过程可能也会令人痛苦地缓慢。今后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如果没有时刻的警惕和公众的决心，已经取得的成果就没有“安全保障”。

作者简介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及社会活动家，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教授，在语言学、心理学、政治学、传媒学等诸多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著作如《句法理论要略》（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为其赢得了学术赞誉。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乔姆斯基被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方面最富影响力的左翼批评家，在《山姆大叔到底要干什么》（ What Uncle Sam Really Wants ）、《恐怖主义文化》（ The Culture of Terrorism ）、《制造共识》（ Manufacturing Consent ）［与E. S. 赫尔曼（E. S. Herman）合著］、《媒体控制》（ Media Control ）、《911》及《霸权还是生存》（ Hegemony or Survival ）等著作中，乔姆斯基广泛讨论了战争、恐怖主义、道德和政治意识形态等话题。

译者简介

王燕，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文学学士，美国华盛顿大学TESOL 硕士，现于美国华盛顿大学英语系攻读语言与修辞学博士，并担任英语系大学写作课讲师。曾在国内高校任英语系讲师、国际教育机构资深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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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债务和财富的阴暗面》

- 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_著

《叙事的胜利：在大众文化的时代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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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幻觉：民主社会中的思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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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关于DNA 的学说》

-R. C. 列万廷_著

《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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